谢选骏全集第343卷： 历史学观察 Historical Observation

 硅基时代第四十三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43

历史学观察

Historical Observation

2024年12月第一版

December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43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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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卷是《觀察十卷》的第三卷，包括90篇文章及其點評。

看看现在，网络时代的写作开始不过二十多年，但实际上已经结束了——AI登场，“人工智能的写作”已经取代了“网络时代的写作”。所以，我们是“网络时代写作”的第一代，也是最后一代了。

就這樣，《觀察十卷》可能是生物人類對於世界的最後思考了。

Executive summary

This volume is the third volume of "Ten Volumes of Observation", including 90 articles and their comments.

Looking at now, writing in the Internet age only started more than 20 years ago, but it has actually ended - AI has appeared,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riting" has replaced "writing in the Internet age." Therefore, we are the first and last generation of "writing in the Internet age".

In this way, "Ten Volumes of Observation" may be biological humans' last thoughts o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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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觀察十卷代序：妈妈教我写作

01、安息吧，你们的血瓦解了苏联集团！

02、“既濟——未濟”是《周易》的歷史哲學

03、“两千年帝制”其實分爲“大一統”（秦兩漢、元明清）與“多王國”（三國南北朝唐宋）兩大塊

04、帝國時代和王國時代屬於“兩個中國

05、印刷术起源于印章书

06、鼠疫灭明论

07、什么时候瑞士变成阿富汗的样子

08、杨修为什么该杀

09、世界第二的古城在耶路撒冷是人类文明的故乡

10、进退两难的小粉红里外不是人

11、朱元璋就是张献忠的先行者

12、南北朝争相“踢屁屁”——“中国”还在我的梦里

13、秦杀韩非预示着秦朝的灭亡

14、孔子反文化的罪恶远超秦始皇

15、朱镕基自称是豬頭元璋的孙子

16、明朝的猪皇帝追随猿獐路线自取灭亡

17、什么时候希特勒可以成为拿破仑

18、毛匪掘墓曾国藩、李鸿章

19、唐朝羁縻州制度类似西周的封建制度

20、范仲淹、朱熹、王阳明……都是癞和尚

21、满洲鞑子是贩卖妇女的急先锋

22、苏颂的事业为何不能持续发展

23、张巡死守睢阳却不知为何而死

24、元代山水画浸透了亡国的悲哀

25、张居正改革加速了明朝的回光返照

26、明武宗简直是个“中国唐璜”

27、张居正是明朝灭亡的总加速尸

28、上海封城比北京屠杀更加凶蛮残忍吗——“六四屠杀33周年”的真正默哀

29、长平之战百万雄师迄今为止缺乏考古证据支持

30、湖南毛匪的懦夫打虎

31、武则天是个马桶女皇——性变态的连环杀手

32、《史记》是司马迁编的，《四库全书》是清狗篡改的——《史记》的价值远在《四库全书》之上

33、唐山凶案是天安门屠杀后的时代缩影——雄安

34、戈尔巴乔夫就是希特勒

35、小亚细亚变成了土耳其

36、江西百年尚未摆脱苏区的幽灵

37、社会主义救不了英国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瘟床

38、嬴政和韩非到底谁战胜了谁

39、南明失败的根子在于朱元璋贪婪

40、江泽民和刘晓波殊途同归

41、拜占庭为什么会灭亡

42、胡亥得到了秦始皇的真传

43、江青同志的戏子同袍

44、曾国藩是满狗的龟奴

45、清朝明朝隋唐都在朝鲜翻车

46、挪威的峡湾，维京的匪巢

47、胡亥杀光兄弟是土耳其苏丹的先行者

48、火药摧毁了罗马帝国的残余

49、罗马帝国毁灭了希腊的创造力，就像秦汉帝国毁灭了华夏的创造力

50、社会主义就是奴隶社会

51、罗马共和国比罗马帝国更加好战

52、孔子是秦始皇的先行者——反孔就是反恐了

53、章士钊是个老乌龟

54、蒋介石是个妖怪——死的时候飞沙走石

55、逆贼朱棣的猪崽延恩侯

56、武松打虎+宋江杀妻

57、北京是元朝的文化遗产

58、东欧为何也没有中世纪

59、蒋孝章打的是“奉子成婚”的擦边球吗

60、文明的冲突就是更加野蛮的冲突

61、《袁腾飞语录》是大衆智慧的產物

62、拜登参与罪犯的电视辩论就陷入了历史魔咒

63、现代南北朝晚期的“反台独22条”与香港“23条”

64、西方文明正在走向反面

65、历史力学下的鸦片战争

66、蒋介石抛弃的琉球 北京想要努力争取

67、“垃圾时间”蘊含创造能量

68、加沙战争是中国百年命运的缩影——中國若不能夠征服英國，絕對算不上“崛起”了

69、康乾盛世豬狗不如

70、伏尔泰沒有理由“丑化”莱布尼茨

71、无赖创造历史

72、美国政治规范陷入三百年魔咒的倒計時

73、“2025计划”是第四美國的路綫圖

74、川普再次上台——证明三百年魔咒适用美国！

75、朱元璋到底是不是回民

76、镇压反革命就是嚇唬老百姓

77、《交友论》加速了晚明社會的瓦解

78、左右合力走向末日

79、马端临不知南宋亡国的机理

80、愚昧的英国刚刚知道现代南北朝的存在

81、一切歷史記載或多或少都是僞造的歷史

82、农业的起源否定了原始共产主义

83、柏拉图体现了青春期的骚动

84、秦始皇为什么愤怒

85、朱棣猪蒂为何能比忽必烈更凶残

86、多尔衮是个狗獾的野种

87、撲朔迷離的沈崇事件

88、斯諾夫婦是地下黨——海倫·福斯特還是埃德加·斯諾的上級領導

89、对朝鲜战争的反反思

90、竹书纪年古本堪稱中國最古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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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十卷代序：妈妈教我写作】

1966年我上小学五年级，离开毕业还有一年，就被中专毕业的毛主席下令停了学，从此在家里进行“文化革命”。如此残酷的命运本来使我注定成为一个文盲，但妈妈的一个决定却让我最后成为“作家”。这个事实仿佛告诉我：人如果相信必然的正义，就可以战胜偶然的厄运。这个信念支持我的一生，直到如今。

练习写字

我的母亲本名叫做刘家桂，后来离家到教会学校“湖北两江中学”去念书，就改名叫做刘锦霞。她是一个思想开明的人，还经常批评我们“封建”，不敢和女孩子们“社交自由”，因为在重庆和父亲自由恋爱结婚的她，对延安作风带来的“新文化”是无法适应的。

母亲虽然没有受到高深的教育，但还是认可知识的重要。当我们被停课在家后，她就让我练习书法写字，并要求我每天写日记。这样在无形中使我没有和文明断绝关系，可以与野蛮的环境保持一点起码的距离。

这样我就开始练字毛笔，我最喜欢的是汉代的隶书与北魏的碑帖，而不喜欢楷书，说来奇怪，这和后来我对唐朝以后的“楷书时代”的蔑视，是相当一致的。

同时我在母亲的督促下，也坚持写每天日记，前后长达三年，1969年母亲发生医疗事故病重，我们要陪住医院；同时“复课闹革命”也让我去到一个“初中”里面“斗私批修”。独自的时间几乎没有了，日记被迫停止。但写作的习惯已经建立了，于是我改成“周记”和“随时记录”，后来我把这些笔记收集归类，就成为一本一本的书籍了。

这样的写作对我来说是很难的一件事，因为超出我所受的教育。但在母亲的目光下，我一一攻克了。1973年1月，母亲去世了，但她的目光不仅没有从我心中消失，反而成为一种不会消失的存在：我一直努力，要超出她所期待的，要给她一个大大的惊喜。

教会学校

母亲去世前一年，身体已经很差，但她经常还会注视我的读书写作，有时她就叹息一句：“你这么用功，如果在以前，教会学校一定会保送你到外国去念书的。”虽然我终身无缘受到教会学校的栽培，但母亲的这句话却让我获得了信心，仿佛我真的可以通过教会学校走向世界知识的海洋。正在无形中让我对教会产生了好感和盼望，好像世界上真的有那么一个公正的理想国。这样的自信，让我根本不顾环境的险恶，一意孤行地吸取知识。甚至到了自不量力的地步，1978年恢复高考后，我自己拿起大学教材读了三个月，同时写作了十几万字学术论文作为“同等学历证明”，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院，并在一百五十多人报考仅仅录取五人的严酷竞争下，脱颖而出，以专业课成绩第二名的资格，得到录取。而和我同考的，许多是比我大十几岁的文革前大学毕业生。

在临上考场拼搏之前，我的大哥对我说，你要是能够考上，就证明你的自学得到了社会承认，你要是考不上，从此不要抱怨命运对你不公。

我考上以后，内心最感谢母亲：是她把毛泽东制造的一个文盲，送进了研究生院。同时我也隐隐感到：人如果相信必然的正义，就可以战胜偶然的厄运；而必然的正义，那就是理想的教会所传讲的耶稣基督的信息。

2010年4月16日

（01-20）漏催水咽玉蟾蜍，卫娘发薄不胜梳。 看见秋眉换新绿，二十男儿那刺促。

（21-40）青毛骢马参差钱，娇春杨柳含细烟。 筝人劝我金屈卮，神血未凝身问谁？

（41-60）不需浪饮丁都护，世上英雄本无主。 买丝绣作平原君，有酒惟浇赵州土。

（61-80）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

谢选骏 2015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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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安息吧，你们的血瓦解了苏联集团！】

《六四難屬：寂寞寄哀思無淚悼京兒——一樁險成"失蹤者"的歷史紀實》（祝枝弟 郝義傳 2009-03-29）报道：

郝致京，1959年生，我們的獨生子，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畢業，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89年6月3日晚11時50分左右在北京木樨地不幸遇難。

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時，我們身在馬鞍山的父母十分關注北京的形勢。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再次面對那慘痛的往事，摘錄一些當年的日記和實況，以安撫我們那近乎麻木的心靈。

6月6日：兒媳鄭茵從北京來電話"謊報"

鄭茵，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任職中聯部西歐局，87年與京兒結婚，婚後寄住在中聯部機關大院宿舍。

6月19日：給鄭茵電話，囑即來信詳告近況，適鄭茵外出，由同事轉告。

6月23日：再給鄭茵電話。鄭茵稱郝建已專程來馬面陳。

郝建，侄子，北京電影學院教師。下午3點鐘，郝建和京兒的同事孫玉麟到馬。

他們帶來了鄭茵的信，摘錄如下：

親愛的爸爸、媽媽：請原諒我獨自保守這個痛苦的秘密15天整。京京是6月3日晚攜相機出門的。當時我剛做了人工流產，所以未能出去。京京沒有想到，所有人都沒有想到，事情會發生這麼殘酷的變化。這不僅是個人，也是國家和民族的悲劇。到現在為止，京京所裡的同志已找遍幾乎所有的醫院，基本可以排除傷亡的可能，那麼唯一的可能就是被抓了。這次郝建和老孫去看你們，就是為了告訴你們具體情況。希望爸爸、媽媽一定要堅強，保重身體……抹乾眼淚，好好等著京京重新回到我們的身旁……

上述情況完全出乎我們的意料，最壞的事情終於發生了！驚詫之餘，冷靜分析之下，當務之急是盡快獲知人的下落，建議郝建、孫玉麟立即返京，繼續抓緊查找事宜。6月25日：郝建、孫玉麟二人返京。

他們走後，痛定思痛，心中實在放不下這塊沈重的石頭，預感將有不測。決定親自去北京參與此事，並邀約一位可以協助查找工作的朋友同行。6月27日：義傳等二人赴京。

6月28日：抵京。鄭茵到車站接，入住中聯部招待所。幾位局長旋即來所看望，表達關注之情。

6月29日-7月3日：處於各方慰問接待中，查找工作進展緩慢。

7月4日：應邀到京兒單位會見樊副所長等領導。所方介紹了查找經過，出動多少人，查了多少醫院……等等。會上該所黨辦郝主任無意中談到在復興醫院曾出現有郝致京名字的傷亡名單，當時做了一些核實工作，認為可能是同名同姓，未再引起重視。我聽到這一重要情節，極為震驚，當即表示不能輕率做此結論，一定要循此繼續追查下去。

會後返回住處，立即商定次日復興醫院查找事宜。

7月5日：兒媳鄭茵、侄兒郝建和京兒單位的同事等一早急不可待前往復興醫院。在一位熟悉醫生陪同下，通過仔細核查，上午10點左右在一個大冷凍櫃內找到京兒遺體。據病歷記錄醫生轉述護送來的群眾說，當晚11時30分左右京兒在木樨地現場拍照時遭到便衣人員黑槍，群眾急送醫院搶救20分鐘後不治身亡。遺體上的衣物、鑰匙、中聯部出入證等均可確認。

最殘酷的現實終於水落石出，一直承受折磨煎熬的我，幾乎崩潰！

稍後，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黨委喬書記、中聯部幾位局長獲知消息先後來訪，表示哀悼，協商善後事宜。

據瞭解，復興醫院為慎重起見，遲遲未將遺體轉移處理，等待認領。他們在危急關頭較好地保存了傷亡名單、搶救檔案和個人遺物等，為家屬認領創造了有利條件。否則，我們不僅見不到京兒遺體，還將釀成一樁"失蹤者"的歷史懸案。果如此，做父母的不僅將惶惶不可終日折磨一輩子，更不知將何以了此殘生！衷心感謝復興醫院這一善舉！

7月6日：中科院副秘書長兼該所所長張雲崗等來訪，對京兒的不幸中彈，深表惋惜。對京兒做了不少溢美之詞的評語，決定成立專門班子處理後事。待善後處理完畢，所方將向父母單位通報有關情況。

我提出兩點意見：1、舉行追悼會；2、派人接京兒母親來京作最後訣別。

7月7日：所黨辦郝主任來，介紹追悼會準備情況，定於下週三在八寶山殯儀館舉行遺體告別。具體事務所方負責，由家屬出面舉辦。我理解他們的處境。

下午，中聯部李淑諍副部長來訪。表示關切慰問，同時談及兩點：1、北京此行避免了一樁歷史懸案，年輕人辦事有點毛糙；2、當晚不出去就好了！

7月10日：枝弟到京。極其艱難地對痛不欲生的母親通報了近日有關經過，眾多的人進行勸慰和安撫。

7月12日：上午11時"郝致京同志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殯儀館舉行。主持人做生平簡介，靈堂肅穆、氣氛凝重、哀樂低沉，輓聯花圈，無聲哭訴。

京兒單位中科院系統、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中國科技大學在京校友、家屬暨親友等百餘人參加，京兒同事將追悼會全程做了錄像。

最困難的是向遺體告別，儘管事先做了許多工作，顧全大局、控制情感不可失態等等，但是做母親的一見到京兒遺體就迫不及待瘋狂般地扑過去了！……與會者無不唏噓動容，此情此景，沒齒不忘。

京兒喪事畢，我們情緒十分亢奮，一時無法接受這殘酷現實，在侄兒郝建處休整月餘後返回馬鞍山家中。

翌年5月去北京萬安公墓京兒墓前憑弔，允諾：待"六四"問題公正解決後再來告慰英靈。

二十年來，"六四"問題未能得到公正處理，我們的諾言也一直未能實現。

"六四"的一次愛國民主運動。學生們在沉痛悼念胡耀邦逝世以及對他的錯誤處理表示不滿的悲憤情緒下，喊出了反對貪污腐敗，要求改革、要求民主的呼聲，此舉得到廣大北京市民和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和參與。學生們的熱情本應得到肯定，通過對話得到解決。可是政府當局卻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運用武力，血腥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人民群眾，釀成近代史上罕見的學運大屠殺。

學生何罪？學生們的訴求迄今仍然是當今社會的痼疾所在。拍攝這具有歷史意義的鏡頭何罪？政府如此懼怕曝光，充分暴露其膽怯、理虧、色厲內荏的真面目。"六四"定性從反革命暴亂到動亂到政治風波，一再降格，力圖淡化濫用武力，屠殺無辜的罪責，妄想從人們心目中抹去"六四"陰影，這是痴心妄想！任何對公民權利的侵犯，對人的生命的踐踏，都必須受到譴責和法律追究，否則還奢談什麼建設現代法制國家！

"六四"被鎮壓下去了，國人心靈受到極大傷害，良知缺失了！如今人們深惡痛絕的貪污腐敗愈演愈烈，日益猖獗，大案要案層出不窮，直指中央高層，人們對此也見怪不怪了！

"六四"難屬已經經歷了二十年的慘痛折磨，不乏耄耋老人承受著老年喪子之痛，晚景淒涼，來日無多，我們迫切要求政府當局把"以人為本"、"民主政治"、"和諧社會"等口號切實付諸行動，重新調查並公布"六四"真相、公正解決"六四"問題。當局有無勇氣公開頒布"罪己詔"，承擔責任，啟動司法程序審理，以謝國人，我們拭目以待！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多麼美好的嚮往！我們也有一個夢，在有生之年親眼見到"六四"問題公正解決，還歷史以真實面貌，不再帶著遺憾走人！

此次撰文，打開記憶閘門，塵封雪藏多年的辛酸血淚往事，歷歷在目，傾瀉而下，一吐為快，替京兒申訴，為"六四"死難者討回公道，為"六四"難屬維護合法權益。唯此，中國的改革將邁入康莊大道，中華民族將坦然昂首面對世界！

谢选骏指出：安息吧，你们的血瓦解了苏联集团！——六四枪声一响，1989年6月到12月之间，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东德等六个东欧共产党国家，像多米诺骨牌轰然倒台，两年以后，苏联本身也解体为十六个国家！阿尔巴尼亚也改头换面，南斯拉夫也分崩离析！这都是六四屠杀的冲击波所致！世界上，还有比这样壮丽的景色，更加伟大的葬礼吗？安息吧，你们的血瓦解了苏联集团！

【02、“既濟——未濟”是《周易》的歷史哲學】

《再论“作者之死”六个观点》（赵子烨 宋玉锡 国益搏）報道：

摘要：本文首先梳理了十位哲学家的“死亡观”，认为它们虽有贡献，却具有争议性，在文学领域为解构主义的贡献却不如罗兰·巴特“作者之死”以读者为中心的主位构想。基于十位哲学家的“死亡观”，本文梳理了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五个观点，提出读者才是新意义的创造者。作者未死，而是存在于作品的阐释中；作者未消亡，而隐藏在文本的背后，写作结束即作者存在，文本出版即作者再生。

1. 十种死亡观念

死亡的话题人们谈之色变，却无可避免。生和死是人类发展史上永恒的哲学命题，西哲中对于死亡的阐释是生存者的个体视角对死亡加以审视（赵烨，李正栓，2019）[1] 。死亡在古今中外的各派学者中均有其解释。但是在语言转向的哲学研究中，死亡问题的争议较多，例如：“钱冠连的绳子”以其“语言观”串起语词与哲学问题，其“三活”语言状态：人活在语言中；人不得不活在语言中；人活在程式性言语行为中，背后既有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子，又存在着柏拉图二元辩证法体现在“三活”命题中引发出新的二元对立，语言在家园中是否存在着“程式性语言行为”死亡。

为了阐释死亡的问题，以期为作者之死加以阐释。笔者参考孙秀昌（2006）分类，继续梳理国内外十位学者对死亡或终结的研究 [2] 。但由于观点发展，部分内容延伸新概念，如“逻各斯主义消亡”应根据德里达后期伦理学思想改成“向死而在”，如表1所示。并发现此类研究均持有激进态度，抛弃固有研究论述局限，抱着独创想法提出晦涩观点却对原有观点扬弃。但是，巴特在论述“作者之死”观点中把读者作为主位，而不是被动接受的客位。这需要进一步讨论，当文本出版之后，作者是否可以对文本做出权威的解释，读者对文本意义理解是否需要考虑作者意见。

叔本华认为痛苦和死亡是激励人寻求智慧的动因，死亡观涉及的命题之间相互渗透。意志观是死亡观的基础。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认为世界由意志和表象构成，理念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中介。理念是意志的客体化，表象是意志的间接客体化。意志是“物自体”更是驱使人的力量，造成痛苦悲剧的诞生。然而面对意志带来的痛苦，解决路径则是艺术以及禁欲。艺术作为认识世界方法，人们通过欣赏和创造艺术摆脱了意志和欲望的关系，审美瞬间从欲求中脱壳出来。但艺术仅为人们提供短暂的解脱，欲求仍影响着人们。人生要获得解救，需要走上禁欲的自我拯救之路。该死亡观建立在其哲学体系中，包含他对世俗疾苦和欲望节制的感慨，否定生存意欲是对苦难的恐惧（吴阳林，2008；王荣详，2010；施宏惠，2014）[3] [4] [5] 。

克尔凯戈尔的个体生存哲学具有三个阶段、两个维度。他总结出人生的美学阶段、伦理阶段、宗教阶段，但三种阶段并非时序发生，而是重叠而混乱地出现在向死的过程中。美学阶段指出体验存在于感官刺激和享受中；伦理阶段指出意识的能动性对过去、现在、未来意向行为的伦理判断；宗教阶段指出唤醒内心深处的觉悟，体会到社会中疾苦，对非理想主义现象的悲痛，祈求得到神赐与恩典。在哲学轨道中，他认为“个体生存”反对“集体”思想，重点探究体验与需求，注重世俗生存的内心体验；生存过程是经历了反思和选择的过程，以选择而实现自我；人们若摒弃理性主义，在绝境中依靠信仰抵挡绝望。这种生存观实际是对宗教信仰的反叛、社会现实的背离、忽视了群众的积极作用。若人们抛弃现实生活，企图在反思中得救，说明个体生存哲学的软弱性和局限性。人们应该根据个体生存哲学的“动链”走向，回到现实生活中，在生活世界中寻找问题的答案。在神学轨道中，他聚焦个人生存论的神学观，找寻苦难根源，分析社会与个人矛盾，解释矛盾和焦虑，强调在唯心中找寻个体生存的途径。他认为神学家关心处于绝望中的人们，而并非建立视阈内的神学体系。他对苦难处境进行分析，认为任何选择都会造成人们难以预料的变化，归因为集体思维的智慧的局限，若懂得处境则会明白神邸的无限距离（陈灯杰，2012；张庆熊，2017；白伟，2020）[6] [7] [8] 。

张姚（2020）总结了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有相似之处，包括信念在理性的可证明性、理性的道德辩护、自我的统一性，理性本身的质疑，以及个人意志的颂扬，超人式人格的追求，因此难以论证 [9] 。宋政超（2019）：“福柯认为语言不再仅仅满足于对物的简单指认，还需要维持物质世界的秩序，须巧妙地隐藏起源，须以符号与物结合而统一，穿透语言与物之间的关系，把语言的待解释性、起源性、符号再现的形式、名物关系的复刻手段等概念展现给读者。” [10]

德里达后期思想强调绝境，绝境是对延异的补充。延异对语言传播展开讨论，绝境的“向死而在”强调解构，在绝境中的思考，解构思考中的不可能性，解构不能去“能去的地方”解构身处绝境来思考，它应该思考绝境。解构被误解的历史，就像解构的期待中的历史那样。解构长期身处误解的绝境，但解构无法解决诸般误解，当“他者的降临”的时候，人们才能理解解构的底线，理解面向未来的解构，理解它所具有的肯定性的意义（陈晓明，2008）[11] 。

王佳晴（2019）提到福山始终认为世界历史发展尽管多有曲折，但将沿着一个方向走向大同：人类历史不是走向终结，而是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人类的历史走向最终还是百川归一。尽管福山通篇都在言说历史，但是历史却恰恰在他的视野之外，而“历史终结论”应是一种外部反思 [12] 。

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是在科技革命当中、以及历史事件的背景下形成。由于贝尔将意识形态界定为在学者之间以及文化作用中形成的激进世俗态度，理解其历史性概念需在具体语境中。因此，当产生该意识形态的具体历史语境发生变化之时，也就是该意识形态的终结之日（沈玉梅，2011）[13] 。

拉吕埃勒提出哲学的诸终结时代，区分了作为制度性实体的哲学，关于世界、历史，以及“思想–世界”的可哲学化的哲学。“思想–世界”是普遍化了哲学以及“资本”组成的狭义概念。对于这种“时代”或“年代”的终结，而不是那些哲学实践的终结。拉吕埃勒通过创新的哲学思维，认为哲学受到“哲学决定”的固定结构的限制，固有结构支配着可哲学化的形式命题。他通过“实在”与哲学之间建立了情态意义关系的“单边二元性”，并具有描述性和叙述性。多数学者改写传统哲学脉络是为了激活被哲学封闭的本质，“非哲学”则悬置了传统哲学并产生对哲学结构的漠然态度，受制约的叙述通过规约的事实而先验，并产生了循环：制约材料与被制约材料需要以结合的方式产生了预设和定位，被制约材料标定在制约材料的位置，制约材料为其提供预设。该循环结构的镜像化特征，既保证命题是可哲学化，又保证哲学的镜像世界的完整。使得哲学家园中的离散观点扎根在土地中，镜像性为命题之间的关系提供映射，让命题组不受其它观点的制约而独立存在（吴敏，黄其洪，王鸿宇，2020，2021）[14] [15] 。

阿瑟·丹托秉承黑格尔对艺术和哲学关系的论述，艺术形式的哲学化意味着艺术的终结，他认为艺术存在着被哲学剥夺的现象，包括“直接剥脱”以及“哲学取代艺术”，通过贬低艺术形式而将其放置在无用地位，哲学视为绝对真理的显现方式进而取代艺术。艺术也视为显现真理的方式，通过将其形式的哲学化，从而走向哲学而失去其主体地位。他认为，艺术的潜能已经耗尽，未来出现的艺术现象都不再具有历史意义。例如，安迪·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表明，艺术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其哲学本质，艺术已经变成艺术哲学。从黑格尔的意义上说，这也就意味着艺术实际上已经完结。但是，艺术的终结不等于艺术的死亡，在转向哲学以后，艺术迎来了多元主义的新时代。新时代的特点是绝对自由，多数形式都可成为艺术（张晓东，2015；贾永平，2019）[16] [17] 。

威廉·V·斯潘诺斯的《教育的终结》书中提到人文教育三个观点，形而上的思想方式，异化的教育功能，僵化的教育体制，使得教育走向了终结。他认为教育背后存在抑制教育思想的机制，例如“存在–信仰–逻辑”，体现在三个方面：1）教育应该遵守自然主义，建立合理的教育目标，以期激发潜能；2）教育应该考虑多样性、结合生活开展教育活动；3）教育应该客观地在实践中完成教育任务，而理论思考带来的变革是假托教育而进行形而上的思辨。他提到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教育观，启蒙主义中的教育观均存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造成了人文教育在三个方面的异化，教育目标的功利化，教育的独立地位的丧失，教育的等级化。人文教育中的话语体现了社会发展的政治因素，以及其权力意志的进程，但教育与政治同轨地抑制了多元化发展。文化霸权影响了文化参数渗透进入教育当中，造成了政治因素的中心化和集权化。他提出了人文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理念，强调关注内心世界，塑造有品质的现代公民，人文教育是建设学校管理制度的指导思想，有助于建立适应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管理制度，以此规范教育管理行为，创建并提供优质教育（舒定志，2011）[18] 。

2. “作者之死”论述

传统认为文本自身的含义与作者无关，若读者解读文本把作者的意图和自然情况和时代背景相结合，但这种方式是禁锢的。法国现代思想家Roland Barthes罗兰·巴特在1968年提出“作者之死”观点，强调“读者中心论”。不再以“作者中心论”为起点去思考作者的书写过程，包括如何执笔、如何思考、体现何种社会矛盾，反对将文本描述中的元素与自然社会和人文情怀的元素对比，不以读出审美意义为目标，进而批评社会。

罗兰·巴特“作者之死”宣告了作者的时代结束、读者时代的来临，在学界掀起一场哥白尼式的变化，其观念比新批评的“意图谬误”更为经典，成为了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思想渊源之一。这包括“作者已死”的三个命题，包括了“作者不过是意识形态下的产物，是历史塑造出来的形象，不具任何权威性。作者是一位近现代人物，是由社会所产生的。作者是写作的人，是抄写者。”为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论断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

巴特在文章中追溯了作者的出现、发展，并引用索绪尔等先贤观点，将作者的现代性驱逐出文本，重视作者的死亡，将读者的诞生条件视为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短短2500字的随笔文章却激起学界长久的论证。拉马克（1990）以分析哲学的视角，步步分析巴特的观点，并证明其合理性。本内特（2005）把作者已死的问题结合文学理论的前沿对作品进行再阐释，激起文学界对巴特的讨论。但是，肖锦龙（2000）[19] 、刁克利（2010）[20] 、等学者从文学主体的观点认为巴特的“作者之死”所引起的各种争论在文史上留下的影响较小，包括从立论上的质疑并撼动了“作者之死”合理性、认为“作者之死”隐含对作者的恶意批判、作者不会消亡只要文学存在、呼吁作者的再现、呼吁重建作家作者的历史形象。

以上观点或是对“作者之死”动因的批评，亦是标志着“作者之死”的观点确实激起了学者对“作者/书写/文本”三者关系的主体性考虑，但是单独地否认“作者之死”却忽视了巴特在这一观点中的其它内容，这些研究与争议为相关读者对“作者之死”这个观点提供了一定的启发，但是也容易夸大巴特的“恶意”，疏忽了巴特在发展思想过程中的其他内容。

“作者之死”在人文学科中具有较大影响，厘清巴特对这个观点及支撑它的核心概念，并结合前人对死亡观的研究，论述文本意义是否由作者赋予、阐释的标准是否取决于作者等问题，在分析中把握“作者之死”想要说明什么、在何种意义上作者可能消亡、在何种意义上作者不能消亡，围绕着作者是否消亡的核心问题对把握作者、文本、读者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3. “作者之死”六个观点

“作者之死”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解释学，以及施莱尔马赫提出的作者的心理重建理论，后者启迪了狄尔泰的体验学说，前者是西方的后现代解构主义文论、解释学的重要议题。在德国学者Walter Benjamin的《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批评了文学领域中的文本的传播模式逐渐大众化，逐步挑战传统阅读中的崇尚经典以及细致学习作者的写作意图。在此背景下，文本从生产到阅读的全链条诸环节都成为解释学的研究对象，文本中心理论、接受者理论、互文本理论等多种理论主张各成一派，“作者之死”说法遂应运而生（桑明旭，2017）[21] 。

笔者根据巴特的叙述，梳理出作者在五种意义中可以消亡并总结出“作者之死”的五个观点，提出了“作者之死”的第六个观点：读者才是新意义的创造者，表示作者不必消亡，如表2所示：

第一、巴特认为古代社会有叙事者，但是他们不会被社会视为重要的人物和天才。现代社会发展经历了文艺复兴等一系列的人文主义的运动，叙事者逐渐发展成具有主体性的现代人物，地位逐渐升高，甚至超过哲学家。在文学领域出现了实证主义，并赋予了作者更多的书写自由和社会地位。巴特认为这种在现代社会出现的“暴君般的作者”不具备合理性，因为作者的主导权是被社会的读者所赋予的，因此不可能长期存在。本文认为，对于“作者之死”的理论研究来说，目标就是否认现代人物的作者，既忽视作者的绝对话语，更多地关注读者的评价，解释权的历史现实性逐步消亡。

第二、尽管作者的王国仍然十分强大，但是马拉美、瓦莱里、普鲁斯特三人都以文本结构的张力撬动了作者的统治地位。Stephane Mallarme在诗歌中试图令语言本身表意，以诗歌当中幽晦神秘的描写，将19世纪世态坎坷描写成了语言的艺术，将心灵的苦难幻化为语言间的趣味。其晚年的《骰子一掷不会改变偶然》通过奇特的排列方式将思维和宇宙的规律相互接壤，力图在诗歌中令读者体会到曼妙的诗句、奇特的韵脚以及富有节奏的韵律，寻求一种自由的诗歌形式，具有多种象征含义，能够唤起读者去发现含义，以及具有深奥的哲理。Paul Valery在诗歌中表现出其自身关于生与死、灵与肉、永恒与变换等思考，以含蓄的表现手法在诗歌中强调语言的本身的特性，沉迷于心理研究，但他怀疑和嘲笑作者，强调语言本性，不必要寻求作家内心写作态度。Marcel Proust则是完成了写作结构颠倒，“不把生活放入文本，而把生活经历变成了创作”。小说里叙述者准备写作，非正在写作。使得作者去中心化了，作者的无/潜意识在写作，非自我意识在写作。他作为意识流文学的先驱，并凭借弗洛伊德的意识理论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巴特认为“语言之指导主体，不知道认为为何物，而这个主体，是在确定它的说明之外是空洞的”脱离作者而又独立存在的语言符号成为了文本真正的主体。本文认为，作者写作之时，仅存在言语行为的本身。并不包含其他语境的内容，既字面语境所激发出来读者的百科知识进而对文本进行理解，作品作为一种结构完成的语言符号保持着结构不散，并不需要作者在场，作者只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推动者，即写手。而作者正是在这种语言符号的结构中，也是在读者的欣赏中失去了主体地位。

第三、巴特指出“作者之死”是更改了文本的主/述位置，标志着文本的解释权利从“相信作者的时代”转向“抛弃作者的时代”。在相信作者的时代中，读者会把作者既有的感情和态度纳入文本的阅读中。新作品出现，读者会为该作品划分时间维度，从前/今后。作者属于从前，文本属于今后。作者和文本属于家族的树状结构关系，并不可逆。但是巴特认为这种观点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因为作者和文本本身就是分离的，作者不先于写作而存在，“作者”并不是“文本”的主语。本文认为，摆脱了作者的束缚，文本的解释里具有更多的维度，文本不再受到时间或空间的限制，可以随时被后代而书写，因此文本的创造力得以增强，文本自身的符号性质得以固定，并具有永恒性。本文认为，若以拉康的对于语言和无意识的看法来评价巴特对作者消亡观点，还可以说成，作品先于作者，这是因为先存在着语言系统，才有作者的言语。在现实情况中，作者是接受了完备的语言教育，其思想也是吸收了先贤的精华，并不是孤立的思想。作者仅是一种媒介，传递他对世间百态看法或内心独白，一旦作品被读者再次阐释，作者就会变成消失的媒介，和字面意义一样消失在读者的脑海里。这一过程也是一种符号的传递过程，作品/作者已经割裂开来，作品已经不再是单一结构，而是符号的意义集合的系统观。符号的概念是把由一个声音形象与另一个概念结合而成的初级符号当作一个新的指称，再由这一指称功能与另一个所指、新的概念结合而构成的二级符号。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意义关系。巴特表示“正是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符号的三种关系。”第一种是内部关系，这种关系将能指与所指相结合在一起。第二种是潜在的外部关系，这是将符号与其他符号的一种特定的储备结合在一起的。第三种是现实关系，这是将符号与其共时或历时的符号意义相结合起来。这三种关系，在他作品中命名为“象征关系，聚合关系，组合关系”，具有层级的滑动性质，围绕着“意义的来源–传播的途径–意义的再次实现”。

第四、“生命只不过是对书的模仿，书只是符号的交织物”，巴特认为文本是由无数个文化元素构成的多维度空间，文本并不是单向的空间。把作为主体却是将这种多维度空间的文化元素进行搁置和无视。他认为否认作者的主体性，文本的多位空间才能真正的面向读者。本文认为，作品只是语言符号构成的百科全书。文本空间的多维性的实现前提是作者的死亡，但是文本本身具有多维性，具有张力，却是符号的支撑链滑动所决定的。这种观点与俄国学者的巴赫金的“多声道理论”相似，既允许作品存在着多种声道的声音，可以是作品本身的多重声部的人物表现手法，也可以是来自读者的续写。巴赫金“多声道理论”与巴特“作者之死”区别是前者包含多个“延异”并保留作者的文本意向，后者否认作者的意图却允许读者的阐释的交流。

第五、“读者没有历史、传记、心理，只不过是把在一个单一领域中书面的文本赖以构成的所有痕迹执在一起的那个人”。巴特认为应该消灭作者，将作者视为写手，其意义是赋予读者更多的权利，例如：评价、改编、续写，等形式给予文本更多的生命力。本文认为，作者在场会对文本进行限制，强迫读者进行改观，可能是回到作者执拗的创作观、价值观、世界观或是对读者的思想自由的压抑，令读者改变其态度、对文本的思考和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将精力围绕着作品中的人物情节进行讨论。他者是否再现，取决于读者是否超越了作者的话语权。作品一旦完成，作者的使命即将交给读者，读者的世界观具有多元性，存在着多种文化元素的交互、契合、融入，在语言沟通和交流中为文本提供延续的生命力。

第六、本文认为，读者才是新意义的创造者。文本把解释权交给读者，关注读者评价。作者的写作过程结束，其意识形态饱满但不具有连续性。尽管故事情节的发展曲折，但在结尾的反思则是对整体篇章的外部反思。若以现代观点去分析文本所处历史语境，需重点关注其意识形态的发展脉络，则是把读者的主体地位置于作者之上。

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首要信息处理是对字面语境进行理解，然后凭借语用原则把百科知识的元素融入在生成会话含义的过程中。读者凭借具身体验，针对意象，将镜像化的文本在原有思想中找寻被制约的位置，而该定位为意象提供了新预设，使读者理解文本具有创造性。作者提供了篇章中布局，但读者在欣赏文本中，则会凭借文本体验中的情感抒发个人态度，文本需在符号化的传播过程中成为被描述的客体，即阅读文本则有其存在的意义。然而，作为传播过程中的文本，读者多数为群体讨论。他者的观念对个人则是绝境，通过追寻延异，读者在解构他者的过程需溯因，若以他者的降临作为解构绝境的标志，则是把新元素纳入到会话空间，通过协商使得读者社群达成共识。

读者在对文本进行评价或续写过程，作者意见作为客体去鼓励读者产出相关概念组，则为文本内部的故事结构填充了新意义，读者的多元观念为文本提供更佳的张力。重视读者群的积极作用，并聚焦在文本内部，寻求发展脉络以及分析文本的矛盾，读者在现实生活的苦难如何在文本中寻求智慧的帮助，以及作者为读者群体的意见提供鼓励和支持，作者不再限制读者，而懂得读者所言的处境并拉近距离。

文本是由多种文本写作元素而成，这些写作元素源于多种文化，在文本中提供了对话空间、相似空间、以及矛盾空间。多维度空间需要读者在符号化的文本中提供更多的意见，并提供意向性。这种多重空间交汇在一起，为读者提供了无尽的想象空间。作者在书写过程之外的价值是由读者所赋予，文本只有在真实的读者的阅读行为中，才能体现出语言中既有的结构张力。学校教育中，更应容纳对文本的多声部的意见，降低政治因素以及文化霸权等高介入的影响，并关注读者的体验和文本所激发的意识形态，以期在沟通中为文本延伸出适用于教育的新观念。

当文本出版，意味着文本在接受市场考验中需要被读者再次阐释。读者在理解作为语言篇章中，填充其篇章的符号和形式之间的关系，文本主体仅作为语言符号存在符号系统的较低位置，为符号链条的滑动过程提供了基础。当语言形式在被读者批评时候，读者所利用的文论将超过文本，以个人视角的评价方式加以审视文本。读者在解释文本过程的多种维度使得文本具有更多的生成力。作为符号化产物，篇章作为固定的系统内部的底层符号。读者意见作为符号系统新产物往下滑动并具有新的生成力，新符号系统底层固定而整体开放。

作者只有消亡，或是保持缄默，保持读者意见，允许读者的意志加以阐释文本，才能为作品获得更多的生命力。作者创造了文本的故事元素，作者在书写的过程中决定着人物的命运，为读者提供了故事的方向和终结意义，仅当读者意识到主体的存在时，否认作者在文本空间的绝对权利，读者根据自己的百科知识和经验为文本的素义，并提供更多元阐释，读者可根据作品创造出日常会话，在沟通中交互世界观。

4. 结论

作者是否已死，是读者赋予作者的死亡，还是作者本身失去了对文本的解释力？这将会需要更多哲学、文学、语言学理论进行对“作者/书写/文本/读者”的综合探讨。为了回答文章开头的三个命题，本文认为作者不是真正的消亡，而是以两种形式隐藏在文本的背后，作者未死而是存在于作品的阐释中。第一，语言作为社会文化的载体传承文明与智慧，作者书写的历史存在着内部不一致性，如《资本论》的作者是马克思，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均是《资本论》的作者，但是不能将青年的马克思视为唯一作者，也不能将老年的马克思视为确定的作者。这说明了作者并不先于文本存在，而是在写作中的文本里面存在着作者的思想精粹，作者的存在过程体现在文本的写作过程中，在时间维度上具有单向性，写作结束即作者存在。第二，人类思维体现出开放性、多元性以及时序性。对于作者而言写作能力是随着其思想不断变化的，在时间维度上，文本的截稿标志着作者失去了对其再次修正的权力，作者不再具有垄断文本的解释权。《资本论》作为面向未来的马克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在具体的文本实践中又提供了参考。正如伽达默尔所言“作者是他作品完成后的读者”，施莱尔马赫指出“读者要比原作者更好地理解文本”。文本一旦出版，作者和读者一样，均需要在阐释文本中具备前理解、指称链的变化、权利意志的距离、解释中的循环，文本需要在理解实践中拓宽意义空间，文本出版即作者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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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人説——本文首先梳理了十位哲学家的“死亡观”，认为它们虽有贡献，却具有争议性，在文学领域为解构主义的贡献却不如罗兰·巴特“作者之死”以读者为中心的主位构想。基于十位哲学家的“死亡观”，本文梳理了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五个观点，提出读者才是新意义的创造者。作者未死，而是存在于作品的阐释中；作者未消亡，而隐藏在文本的背后，写作结束即作者存在，文本出版即作者再生。

我看“既濟——未濟”才是顛撲不破的道理；所以我才説出了“《周易》的歷史哲學”。

【03、“两千年帝制”其實分爲“大一統”（秦兩漢、元明清）與“多王國”（三國南北朝唐宋）兩大塊】

《两害相权：秦制时代的底层民生》（2021-08-23 “体验大地”）報道：

有诗曰：“百代犹行秦法政”。上周，我们介绍了谌旭彬老师的 《秦制两千年》 。今天，通过谌老师的一次小分享会上的发言，继续了解什么是秦制以及秦制下的底层民生。

文 丨谌旭彬

本文是之前做的一次小分享会的内容整理，略有增删。

一、什么是秦制

秦制不是我发明创造的词，而是久已有之的概念。

北宋人欧阳修就说过，秦帝国将“古制”，也就是以前的旧制度全部推翻，另搞一套。然后从汉代往后，“帝王称号，官府制度，皆袭秦故”，政治运作的名与实，继承的便全部是秦帝国的那一套。欧阳修还说，这套东西一路传承到他所处的宋代，虽然中间经历了许多改革，发生了许多变化，“然大抵皆秦制也”，基本上仍然没有出秦制的范畴。到了晚清，谭嗣同也说，“ 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政都是秦政，都是大盗之政。

谭嗣同这句话，是书名《秦制两千年》的由来。

那什么是秦制？古人没有做详细的总结。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本就生活在秦制当中，觉得这个东西是常识，容易理解，不需要做太多解释。现代人则不同，因为那是过去了的历史。我能力有限，只能按照自己阅读、体察历史的心得与感受，勉强给它做一点简要总结，主要是两条。

第一条。秦制政权一定是以官僚集团为统治基础、而不是以封建贵族为统治基础。秦制政权追求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生产资料都属于我，劳动力也都属于我。封建贵族的存在，会妨碍秦制政权的这种追求。封，意味着贵族拥有封地和百姓，建，意味着贵族对封地和百姓拥有治理权。也就是封地里的生产资料属于贵族，劳动力也属于贵族。封建贵族拥戴王权（皇权），但他名下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不等于王权（皇权）名下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官僚集团不同，他们是王权（皇权）的附属品，他们管理山川湖泊、管理编户齐民，是在替王权（皇权）打理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从秦汉到明清，我们一般将之称为“封建时代”，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 封而不建时代”，也就是所谓的“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贵族与高级官僚的名下有土地、有爵位，也有俸禄可领，但他们不能拥有这些土地的所有权，不能治理这片土地上的百姓，也不能去处理封地里的政务。 它是一种抽离了具体的所有权与治理权的“抽象化封建”，或者叫“空洞化封建”。

第二条。秦制政权的主要施政诉求，是保持人力与物力的稳定汲取，不断开发新技术来提升汲取强度，增加汲取总量。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会致力于消灭那些有影响的人与组织，这当中也包括不断来回打击官僚集团，防止他们朋党化。最后造就的，是一种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可以极大地降低汲取成本，提升汲取强度，增加汲取总量。当然，这种社会结构的问题也显而易见，那就是整个社会是没有活力的，人与人之间难以发生有效连接，知识与知识之间也难以发生有效碰撞，既难以形成经济共同体，也难以形成思想共同体，更难以形成政治共同体。所以，秦制政权的思想文化，一般是不发达的；在经济上，一般是重农抑商的——采用重农抑商政策，并不是因为重视维护农夫们的利益，而是因为商业天然追求信息的通畅传播、追求人与人的有效连结、追求人与货物的自由流通，这些会破坏秦制政权的稳定。 农民其实很难从重农抑商政策中获益，汉文帝推行重农抑商，结果农民们纷纷转行去做商人，“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最后只好“驱民而归之农”，用行政力量强行将这些百姓赶回农田。大约同时代的晁错也说过，“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其实，商业能让资源与劳动力得到更好的配置，擅长纺织丝绸者可以将精力放在纺织丝绸上，生产出更多的丝绸，擅长种植粮食者可以将精力放在种植粮食上，生产出更多的粮食。这是“做大蛋糕”的思路。但秦制不是这样，它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汲取蛋糕”上，而不是“做大蛋糕”。

二、秦制的兴亡

按欧阳修和谭嗣同们的看法，秦制从秦帝国一直延续到清王朝，两千年不变。但这中间，却有着频繁的朝代更替。这就引出一个问题：秦制模式下的朝代兴亡，究竟有没有规律可循？当然，讲规律可能有点过分了，历史的演变里有许多偶然性因素，未必全都能被某种规律框住。换个说法，那就是：秦制模式下的朝代兴亡，究竟有没有某种常态化的原因可以总结？

我把“兴”放在后面，先说“亡”。按我的粗浅理解，从秦代到清代，所有秦制王朝的灭亡，无外乎三种原因。第一条是外敌的压迫或者入侵。比如匈奴、突厥给中原王朝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比如女真、蒙古直接侵入了中原。

第二条是内部利益集团，也就是秦制政权的统治基础，发生了分裂。以往的说法，认为从秦汉到明清这些朝代的统治基础是地主阶级。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准确，按我的理解，秦制政权的统治基础有两项，一项是官僚集团，另一项是军队。主要靠这两项来维持政权的存在和运转。如果这两项基础发生了分裂，那王朝就岌岌可危。

第三条是底层民众脱离原子化状态，变成有组织的力量。在秦汉到明清时代，要达成这种效果，有且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天灾加人祸造就巨量的流民，然后这些流民在流动抢掠的过程当中，与宗教势力比如东汉的太平道结合，或者与地方上懂得组织运作的豪强结合，从流民蜕变为武装力量。

我认为从秦代到清代，所有王朝的灭亡都不出这三点原因，没有例外。不同的是，小部分王朝亡于其中一点，比如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了后周的政权，便是统治基础中的军队造反。大部分王朝的灭亡，则同时具备其中两条甚至三条原因。明朝的灭亡就是一个典型。首先，它在外部，有建州女真不断施加军事压力。这种压力改变了明帝国内部的政治生态。其次，它在内部，因为从万历皇帝开始，不断重用宦官集团来敛财，抢了官僚集团的蛋糕，导致内部统治基础发生了严重分裂。被抢了蛋糕的官僚集团，会很自然地消极怠工，消极怠工的结果，就是明帝国对钱粮的汲取和对兵员壮丁的汲取，效率普遍变低了，汲取总量也不断下降。到了崇祯时代，更是豢养了多达10万宦官，这些宦官缺乏汲取钱粮和人丁的技术能力，却被撒往全国，成了与官僚集团并存的另一套汲取体制。结果就是两个和尚没水喝，一加一小于一。资源的汲取能力变弱了，应付变故的能力也就变弱了。第三点，便是流民的出现。李自成、张献忠等势力，都是从流民中演变出来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三条亡国原因占齐了，明帝国当然只有灭亡一条路可以走。

再来说秦制政权的兴盛。

这又可以分为两个话题。第一话题，是秦制政权如何从群雄逐鹿当中胜出。

传统说法往往归结为胜利者行仁政，努力发展生产、个人的政治军事水平如何出类拔萃。我觉得这些总结没有抓到重点。一个政权在乱世里胜出，原因当然不可能是单一的，但我觉得，众多原因里最重要的一条，既不是行不行仁政，也不是领导者有没有雄才大略，而是这个政权有没有建立起一套足够有效率的汲取系统。 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最后以萧何为首功，将他排在功劳榜的第一位，就是因为萧何为刘邦建立起了一套非常稳定有效的汲取机制。《史记》里说得很明白：刘邦与项羽争战了五年之久，“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经常被项羽打得落花流水仓皇逃窜。是萧何源源不断地从关中汲取人力和物力，将之送往前线，让刘邦最终得以击败了项羽。

遗憾的是，这种稳定而有效率的汲取系统，往往是非常狠的。这里的狠，指的是对治下的老百姓狠。曹操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对百姓非常残酷，不但在征战中频繁屠城，还建立了远比同时代的袁绍、刘表、吕布等群雄更残暴的汲取体系。以往说曹操实施屯田政策，一般都视为仁政。其实曹魏的屯田政策是没有多少温情可言的。它的民屯近似于一种农奴制度。一旦成为曹魏的屯田民，就将终身被束缚在屯中，不能随意迁徙，也不能变成由郡县管辖的编户齐民，只能世代受军事化管制。不但没有人身自由可言，还须将50%（不使用官牛）或60%（使用官牛）的产出交给政府，同时无条件从事诸如垦荒、修路、造屋、输租等各种徭役，也包括给长官做家奴，非常时期还得参与战事。它的军屯比民屯更狠，内中建立了一套以人质胁迫为核心要义的“士家制度”。“士”就是屯田兵。只要做了“士”，就世世代代不能再做自由民。“士”在边境屯田，他的妻子儿女，会被当做人质集体控制在他处从事劳作生产。曹操还制定了严厉的《士亡法》。若有屯田兵或屯田民选择逃亡，官府会杀死他们的妻子儿女。总之，在曹操的治下做百姓，是非常悲惨的。但也正是这种缺乏温情的屯田制度，支撑起了曹操的成功，让他成了群雄争霸的胜利者。

第二个话题，是秦制政权夺得天下后，所谓的“治世”“盛世”到底是个什么状况。

我对此持比较悲观的看法。比如贞观之治。贞观时代的老百姓过得并不好，自耕农或者半自耕农家庭，耗尽全部力气，不考虑苛捐杂税，也只能勉强过上一种半年吃糠菜半年吃粮食的生活。贞观十六年，李世民下发诏书说，今后再有百姓胆敢弄断自己的手足，来逃避朝廷的劳役，不但要治罪，劳役也不能因为残疾而免除。李世民在诏书里把百姓们自残手足的做法，归咎于“隋末遗风”，吕思勉就批评他是胡说，理由是“是时役苟不重，民安肯自伤残？” 如果不是劳役太沉重，逼得百姓活不下去，谁会狠得下心来砍自己的手和脚呢？

再如宋仁宗时代。宋仁宗是中国历史上备受赞誉的皇帝，但在他的治下，北宋的百姓也过得很惨，同样处于一种普遍贫困的状态。司马光的亲身见闻，是自从实施了“乡户衙前”政策之后，“民益困乏，不敢营生。富者反不如贫，贫者不敢求富”，因为衙前这个差役是要让底层百姓免费为官府去承担种种运作成本，家庭资产满足条件者就会被选中，然后一年衙前两年衙前做下来，必定倾家荡产。为了逃避倾家荡产，百姓们普遍不敢追求财富，宁愿做不够资格承担衙前差役的穷人。这是个恶性循环，百姓们不敢求富，官府就只好降低资产标准，于是百姓们只好再次“主动”变得更贫穷。

三、秦制下的民众

最后要谈的，是秦制之下的底层民众究竟如何生存，也就是他们除了安于命运之外，还能采取哪些生存策略来改善自己的境况。

我的总结是三条。第一条，自然是努力去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分子。通俗一点讲，就是通过科举之类的手段，成为一个官僚，或者成为一个胥吏。北宋的江西人疯狂鸡娃，孩子才五六岁，便将孩子放在竹筐里挂在树上，让他背四书五经，不完成背诵任务不放他下来。目的就是想让孩子去参加神童考试，然后进入到体制当中。北宋对士大夫比较好，但对普通底层百姓非常坏，用朱熹的话说，是前代所有榨取底层百姓的方法，本朝全部都继承了下来。这些很苦的百姓，没有能力让孩子去走科举这条路，科举耗资巨大且收益难以预期，但神童考试只考能背诵多少四书五经，只考能倒背如流到何种程度。这是他们负担得起的鸡娃方式，于是整个江西自从出了第一位靠背书进入体制的神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鸡娃背书的风潮流行了半个世纪。

第二条是用脚投票，寻求有力量者的庇护。荀子当年去秦国，看到秦国百姓的精神面貌是“朴”，也就是很愚昧，而且“甚畏有司而顺”，也就是很害怕官府，非常驯服。所以东方六国的百姓，没人愿意被秦国统治。秦军进攻韩国的上党，上党百姓眼看城池要陷落了，他们宁愿转身去做赵国的百姓，也不愿变成秦民。秦国的君臣，其实也知道百姓们厌恶自己的统治，《商君书》的《徕民篇》里便提到，秦国幅员辽阔，人口不足；韩魏等国土地狭窄，人口拥挤。但韩魏等国的百姓不肯西迁成为秦人，原因便是“秦士戚而民苦”——在秦国做读书人很惨，做百姓也很苦。西汉人贾谊当年也说过，为什么汉帝国直辖郡县的百姓，都跑到诸侯王那里去了？就是因为汉帝国的汲取力度，要比诸侯王的汲取力度更厉害。所以百姓抛弃了家乡，抛弃了田园和住宅，跑了。这是“封建”尚未空洞化的时代，底层百姓可以选择的方式。待到“封建”空洞化了，或者说“封而不建”了，百姓们便只能连人带地荫庇到那些在纳税服役方面享有特权的士绅名下。

第三条，便是两害相权取其轻，通过自我伤害，来减轻暴政带来的伤害。这是非常悲惨的事情，往往发生在有大变故的时代——其实，寻常时代也会有，只是烈度不一定会引起时代记录者们的注意。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案例，是汉武帝时代的老百姓，选择消极生产，也就是不干活了，不去生产粮食，也不去打鱼捕猎。原因是汉武帝实施了一系列强化汲取的新政策。比如算缗与告缗，“缗”指的是民众财产中来自非农业收入的部分，“算缗”就是对这部分收入征收财产税。“告缗”就是鼓励民众举报一切认识之人的资产。当时的规定是：凡告发他人隐匿资产或呈报资产不实，查证确凿后，被告资产全部没收，没收资产的一半作为对告发人的奖励。暴政激发了人性当中的恶，引发了一场持续四年之久的全民大告密运动。其结果是商人与中产以上家庭全部遭到告发，然后破产。《史记》里说，百姓们不敢再努力从事生产，有点东西就吃掉，有点钱就花掉，战战兢兢不敢有积蓄。

关于汉武帝时代百姓们的这种消极反抗，汉宣帝时代的御史大夫萧望之，也提供过一段史实。他说，御史衙门以前有一位叫做徐宫的官员，他们家在东莱（今烟台、威海一带）沿海。据他讲，往年只要朝廷一增加海租，海里就不出鱼了。当地的老人们还说：本朝武帝时，出台政策将沿海捕鱼业全部变为国营，结果海里便不再出鱼了。直到武帝去世，捕鱼业国营政策被废弃，海里才再次出鱼。萧望之讲的，其实是一个古老而惨烈的关于消极反抗的故事。汉武帝以无远弗届的皇权垄断山海，将捕鱼业变成国营，由官府控制渔民在固定时间去固定区域劳作，捕获上来的鱼全部交给官府，由官府来出售和分配。其结果，便是渔民失去了生产和分配的主导权，成了官府无限制盘剥的对象。他们敌不过皇权，为了减轻伤害，只能选择消极怠工，骗那些管控者和汲取者，说海里不出鱼了。

第二个案例是关于生孩子的。传统说法认为，农耕时代的中国人在生育这件事情上，有着相当高的积极性。一是当时医疗水平低下，孩子的成活率低，所以要多生几个加大保障。另一个是多一个孩子便多一分劳动力，可以改善家境。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但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它只在某些时段成立，而不是在所有时段里成立。从秦汉到明清，关于生孩子这件事，还有另一条绵延不绝的脉络，那就是百姓们为了逃避伤害，不断选择杀死自己的孩子。

这个悲惨的故事非常漫长。同样至少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代。据《汉书》的记载，汉武帝因为频繁征伐钱不够用，便向民众征收各种重税，其中之一，便是老百姓生了孩子满三岁，即须缴纳人头税，老百姓活不下去，无可奈何，只好“生子辄杀”，也就是生了孩子便将其杀死。这项政策一直持续到汉元帝时代，才在御史大夫贡禹的建议下，略有放松，从三岁开征人头税，减轻为七岁开征人头税。这点小改动，当然完全无助于改变底层百姓的生存状况，而且很快又恢复了原状。到了东汉的汉桓帝时代，史书记载，底层的情况仍然是“小民困贫，多不养子”，老百姓太穷了，都不肯养孩子。

有两段史料可以帮助我们管窥这段故事的悲惨程度。一段是当时有一位官员，叫做贾彪，他去一个小地方做县令，发现那里正普遍发生“母子相残，违天逆道”的惨剧，也就是孩子生下来，便被母亲给弄死了。注意，这里指的不是女婴，而是男女婴皆杀。贾彪是一个孝廉，饱读圣贤之书，哪里受得了天天见这种人间惨剧。于是，他先制定了特殊的地方政策，说杀害子女者与杀人同罪，然后又拿出钱来资助那些生了孩子的人。

第二段史料出自晋代的《零陵先贤传》。里面提到，东汉的政策是孩子生下来满一岁，就要交人头税，所以“民多不举产”，百姓都不肯生孩子。只有零陵郡的某个地方例外，因为当地有一个基层官员叫做郑产，他到处劝说那些杀孩子的父母，请他们将孩子留下，然后人头税由自己代替他们出。当地的百姓很感激他，把地名给改了，叫做“更生乡”，也就是感谢郑产给了孩子们第二次生命。

贾彪和郑产这样的官员是很少见的。他们的救济措施，只救得了一时一地，救不了更多的人。个别有良心之人的修修补补，改变不了底层百姓普遍性的悲惨遭遇。所以，类似的生下孩子便杀掉的故事，在之后的史料中仍然层出不穷。我给大家分享一段史料。这是宋高宗绍兴七年，礼部尚书刘大中上奏时说的：

今浙东之民有不举子者。臣尝承乏外郡，每见百姓诉丁盐紬绢最为疾苦。盖为其子成丁则出绸绢，终其身不可免。愚民宁杀子，不欲输绸绢；又资财嫁遣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举。诚由赋役烦重，人不聊生所致也。

刘大中说，臣我以前做过地方官，知道百姓们最痛苦的负担是丁盐紬绢。养了儿子便要给朝廷缴纳紬绢，所以愚民宁愿杀子来逃避；养了女儿又没有资产将她嫁出去，所以生了女儿也不养。

我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谈南宋百姓为什么不肯养儿子。里面列举了许多史料，主要是南宋官员的奏章。可以说，南宋存在了150多年，这种生了孩子便杀掉的社会风气，也存在了150多年。当然， 不是说所有南宋底层百姓都在杀孩子。但南宋不同时期的官员们不断地在奏章里谈这件事，足以显示它是一种常见的、值得引起重视的社会现象。这种以自戕来减轻外部制度性伤害的史实，在传统的中国古代史叙述中很少被提及，但我觉得，它是很重要的一条历史脉络，不能把它当成支线，不能把它当成历史脉络里可有可无的枝节。我觉得，它是千万秦民真实的生存底色。

以上种种， 当然也并不是要将中国的古代史说成一团漆黑。先秦有讲求民本、提倡仁政的孔孟，汉代也有敢于公开责备桑弘羊苦苛百姓的贤良文学，明代也有人敢于反对删节《孟子》，敢于批判阉党。《诗经》《楚辞》与《史记》是光芒万丈的遗产，唐诗宋词元曲与明代的市井文学也是传诵千古的宝藏。一方面，秦制从秦汉到明清维系了两千多年，另一方面，那些伟大的心魂和伟大的作品也延续了两千多年。有一种说法，阅读历史应该怀有从“理解之同情”生发出来的温情。我想，这温情最该指向那些普通底层百姓，最该关心他们在历史上的命运起伏，而非相反。毕竟我自己也是底层百姓。这也是《秦制两千年》这本书最关心的问题。

谢谢诸位。我的分享就这么多。说的不好请多谅解。

《秦制两千年》前言

秦制两千年

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

谌旭彬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1年7月

莫炎@cnmatwiter：瘸毒瞎狠，独眼龙秦辉是个居心险恶的斯文败类。他丫在清华教历史害了不少人。我们必须庆幸狗屁欧洲没有大一统的能力。

yan wei@yanwei31285660：批判大一统是“简中自由派”的共识，最有名的人物是秦晖。他通过对比春秋时的“儒家小共同体”和秦以后的“大共同体”，认同老毛的“中国两千年皆行秦法政”的论断。他们认为“封建”使得西方皇权较弱而最终导致“民主”，而“大一统”是造成中国2000多年极权专制的罪魁祸首。

“自由派”已经习惯把中国现今的一切弊病都推给历史、文化和国民性，而从不反省自身和现代人的责任。他们对历史的分析依旧粗疏武断，他们故意忽视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中人民对封建制和贵族的痛恨；忽视封建制是以血统为基础的，即使他们的后代是白痴或疯子也永远是主子；忽视封建制是始于为国王募集更多兵源的“封臣”制—-其对王权的巩固远大于制衡；忽视封建制最盛行的时期恰恰是欧洲最黑暗的千年……。

“自由派”还故意混淆大一统和统一、集权等概念的区别。他们无视基佐在《欧洲文明史》中无数次对分裂导致无法发展的哀叹；无视一代代欧洲人为统一而做出的努力。他们赞美国破家亡的魏晋南北朝和军阀混战的民国，认为那人不如狗的时代才是自由的家园。他们的自由与民主必须以分裂国家、血流成河、民不聊生为代价，他们附和“美爹”的主张，支持台湾、新疆、西藏独立。

这是他们批判大一统的真实目的。

谢选骏指出：我看毛老畜那廝一個俄奴，只會人云亦云，胡説“中国两千年皆行秦法政”，過於不學無術了；就像李鴻章滿奴，胡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他們皆屬“政客談史”，拉大旗作虎皮也。在我看來，“两千年帝制”其實分爲“大一統”（秦兩漢、元明清）與“多王國”（三國南北朝唐宋）兩大塊……

《秦制：令人窒息的顽强生命力》（文史砍柴）報道：

"秦制"（或曰秦政）这个词，对今天中国人来说不陌生。稍具历史知识的人应听说过，并大致对其内涵有所了解。望文生义，这是在秦朝（也包括统一六国之前的秦国）就确立的统治国家、控制社会的制度，由不同时代的多人集体创制，但"专利证书"上，专利拥有人写着的大约是秦始皇嬴政的名字。

近世有两位出生时间相差一个世代的湖南人对秦制（秦政）有过评价。一位说："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另一位则说："百代犹行秦法政"。在对历史的事实判断上，两人是相同的，但对其价值判断，却相差甚大。前一人对其持否定与批判的态度，说秦制是强盗制度；后一人则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青年史学家谌旭彬（笔名"言九林"）也是湖南人，他最近出版了一本书《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惠赐于我。我读完已有一段时日，想说点什么，每每持笔，便感觉到心情沉重，笔端凝滞，胸口像被一块重物堵住似的。原因无他，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慨是：秦制在中国有那般顽强的生命力，真是令人窒息。

本书副标题"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应该是编辑商与作者遵从通行的历史话语体系，将秦始皇以后的帝制两千多年名之为"封建时期"。正是在这本书中，谌旭彬以相当多的笔墨，论述了秦制的一大特点是不再封土建邦，而是郡县天下。

这部书不是一部论述秦制的通论性专著，而是由十六章历史随笔汇集而成。时间跨度从商鞅、韩非对秦制做早期的设计，到清室逊位，帝制覆亡。这十六章选取了不同时期各个王朝的代表性人物和重要事件展开论述，犹如在秦制这条长龙身上，截取了十六个病理切片进行分析。

何谓秦制？作者在书中概括了其两大特征：1. 以官僚集团而非封建贵族作为政权的统治基础。追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和"莫非王臣"；官僚集团既是秦制政权的统治基础，又是秦制政权时时防范压制的对象。2. 施政的核心诉求是尽可能提升人力和物力的汲取强度和总量。

为此，必然致力于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与组织，消灭对象不但包括民间组织，也包括官僚集团的"朋党化"，简而言之就是追求一种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为此不惜牺牲社会活力。

我认同谌旭彬的对秦制的这段总结，如果再精简，可以浓缩为两个关键词：控制，汲取。不过在古代，世界各地的统治者大约都有这样的目标，即最大限度地控制社会，并进行高效汲取。

但对许多地区的统治者来说，想达到这样的目标非不为也，乃不能也——他们做不到。从秦朝开始，中国历代帝国的统治者做到了，而且能延续两千多年。何以至此？

中国政治制度早熟，世所公认。在先秦的时候，华夏就出现了成熟的国家组织制度，对社会的掌控力、对资源的动员能力惊人，到了战国后期，控制和汲取能力最强的秦国一统天下，秦制经过此前的试验、磨合，终于瓜熟蒂落，成为秦帝国及此后各朝代的标配。

我认为这并不是地处西北的秦国胜出的偶发事件。从春秋到战国，列国进行了长达数个世纪的统治术探索与竞赛，诸国都有过制度创新，而且相互影响，直至选择趋同。

譬如县制的出现，从县鄙之县到县邑之县，再到郡县之县的演进，晋、楚等国有过类似的路径。假设一下，如果是自称"南蛮"而不服周的楚国统一天下，所选择的大概仍然是秦制——别忘了对秦制建立作出巨大贡献的李斯就是楚人。

可以说，秦制在战国末期，成为了华夏大地上列国的必选项。这是什么原因呢？分析文章和专著汗牛充栋。如有人认为中国黄河、长江两条大河流域面积大，流域内居住的先民多，而又农耕业发达，水患频发，需要集体协同。以强大的权威来整合更多的人力与物力，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这类分析有没有道理且不做评价，但中国很早就产生了专制为核心要素的秦制却是不争的事实，其生命力顽强也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秦制"只是对两千多年的帝国时代统治术之共同点的概括，并不是说"秦制"在任何一个王朝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一模一样的，没什么变化。秦制在各个时代皆有所损益，谌旭彬的这本书在各个章节已详细地分析了不同时代秦制如何因时而变。

如在"'白马之盟'的玄机"中，作者分析了西汉建国的游侠底色，秦帝国的暴虐和六国遗民对秦帝国的反抗导致秦二世而亡，刘邦称帝后与下属即立下功勋的军头们并非秦制下尊卑分明的君臣关系，而更类似一种带头大哥和众兄弟的契约关系。

"封建"的回潮是不得已而为之，但秦制强化了皇帝对臣民的无上权力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这对最高统治者来说太有诱惑力了，一俟条件允许，秦制一定会乘风归来，并进一步得到加强，汉武帝完成了这项重建工程。

在唐宋时期，科举制又为秦制大厦增添了更坚固的支柱，本书第九章即以"控制与汲取的'进化'"为题，来说明科举对维系秦制的重要性。

如本章所言："科举取士与历次变法是秦制最成功，也最重要的'进化'。"具体而言，科举有两大作用，一是"科举制度给了普通读书人一种'我有机会进入体制，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分子'的幻象"；二是"科举还有一重功能，那就是重塑官僚集团"，"皇权自此有了稳定可控的选拔工具，用来更新官僚集团"。

如果把秦制看作一条复杂的操作系统，那么两千多年中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这套系统得到升级。

秦汉时期（也有人名之为中华的"第一帝国"）算是操作系统的第一个版本；唐宋时期（"第二帝国"）时期则升级为第二个版本；明清时期（"第三帝国"）又升级到了第三个版本。而在三个重要阶段里，各种变法、变革可视为"打补丁"。

无论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建立，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清末湘淮军的创建和厘金制度常态化，都是一次次在系统出现问题后打补丁来维持运行。所谓"救时宰相"，就是在系统出现重大BUG导致病毒侵入，庞大的帝国运行受到影响时，一个技术高明的工程师给系统打一个或几个补丁，度过危机。

在谌旭彬的笔下，这类"打补丁"是最高统治者吸取了"真的历史教训"的精髓，从而不断完备对社会的控制术，"光武帝们反思西汉及新莽亡国，成果是'三纲'的出炉。唐太宗反思隋亡的教训，得出的结论是'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

朱元璋亲眼见识了元末流民组织成起义军的摧枯拉朽之势，得出的结论是'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猛'的极致是利用'知丁法'将明帝国的社会活力全部抽干，将每一个人重新打回原子状态。""遗憾地说，统治者对'真的历史教训'的精髓的吸取往往意味着普通人的灾难。"

古老的系统不断迭代，不断修补，竟然运行了两千多年，确实算是一个奇迹。不过略加分析，会觉得原因并不复杂。一个系统从建立开始，就显示出稳定、高效的优势，那么"柄国者"即操作这系统的人，必然产生一种路径依赖——系统尚好使，谁愿意闲得没事去重起炉灶，换一套系统？

王莽之亡就是以复古为名企图换操作系统。操作者顶多"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吸取前朝的教训，升级或优化系统，使之控制力更强。

无论是大臣盗国，还是流民起义领袖建立新朝，抑或是胡人入主中原，只要外部和内部社会生态没有巨大的变化，新的统治者一定会拾取旧的制度，有所变革，然后奉为治国之圭臬。

传统社会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造反是洪、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这场运动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古老的帝国已被列强敲开，洪秀全用来组织、动员的理论体系是"拜上帝教"——其源头不在中土而是来自西方。

这个武装集团在壮大的过程中，越来越呈现中国化，特别是"天京事变"发生，天王洪秀全借北王韦昌辉之手除掉了最高军政权力实际的掌握者东王杨秀清，精神领袖和行政领袖"双首长"制随之消亡，代之为天王洪秀全乾纲独断——这是一个披着"洋外套"的政权对秦制的回归。如果太平天国成功了，打下北京城建立全国性政权，它依然只能是一个秦制帝国。

秦制和制度下的老百姓是相互塑造的。统治者用秦制来控制社会，教化百姓，营造更适合秦制运作的土壤，而一代代百姓中的大多数人成为这种制度的牺牲者和支撑者，他们的价值取舍有意无意是在拥护秦制，比如对官员的畏惧和艳羡，对大一统和朝廷、皇帝的迷思。

即便民不聊生，往往只怨恨贪官污吏，却相信皇帝是圣明的。只有到了清季，古老的帝国在洋人的坚船利炮的威力下，不堪一击，随着一场接着一场失败，清帝国脸面丢光，而国内有识者看到了西升东降，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的竞争结果。

借用前文的比喻，装了新系统的政权对一个还用古老操作系统的政权实施了降维打击。到了这时，古老的操作系统靠升级迭代、靠打补丁已经难以维持下去，遂有辛亥革命导致的清室逊位，民国诞生，两千多年的帝制就此结束。

我以为还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在中国，"帝制"和"秦制"之间可以划约等于号，但并不完全等同。"帝制"或许可以将之看作为一种商标，其最高统治者是皇帝，其道义合法性是"受命于天"，其最高权力交接是根据血统来代际继承（也有少数是兄弟之间继承）。

秦制是一套内部系统，是以控制、汲取之绩效为目标的制度。中国历史上帝制一定是秦制，但秦制未必是帝制。

宣统帝宣布逊位后，帝制在中国多数人心中，已是臭不可闻的一种标签，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失败了，原因就在此。秦制则不然，有合适的气候、土壤，其借尸还魂的可能性不小。——这便是使我觉得窒息的顽强生命力。

"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每个人从小都接受过"以史为鉴"的教育，历代治国者也并不愚蠢，他们不断汲取前朝覆灭的历史教训。但吊诡的是，为什么历朝历代充分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却仍然难以逃脱历史的惩罚？ 

即便今天，也很少有人能认真回答这一问题。但这些问题，恰恰是我们认知中国历史的关键所在。

中国历史说穿了，其实就是一头一尾两场转型、剧变，前者是从春秋战国走入秦制，而后面从1840年开始的剧变，其实关乎的就是怎么走出秦制的变化。所谓的秦制——立足于天下一家的大一统和等级森严的家长制，就是君子斗不过小人，文明人斗不过野蛮人，有底线的人斗不过那些不择手段的人。 

因此，哪怕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头绪纷纭，但要抓住这一大变局——秦制的兴衰，就能真正把握中国悠久历史的脉搏，从而看清未来的前进方向。

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本文作者谌旭彬的 《秦制两千年》，谈秦朝的书很多，但往往不是歌颂，就是停留在机械的重复"治乱循环"的历史教训，毫不涉及秦制背后的历史真问题。

而本书的出版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用国家能力、历史语境、儒法国家等等有别于传统著作的全新视野，重新审视这段两千年大家早已十分熟悉的历史，从根源反思如何走出几千年的帝制文化。

本书的作者谌旭彬，为"腾讯短史记"主编，他写出的东西往往既有学术底蕴与强烈的现实关怀，又能深入浅出。为了更好的阅读体验，特别为书友争取到了作者的亲笔签名，数量有限。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网友推荐張貼者： NCN 位於 8/10/2021 10:39:00 下午  

谢选骏指出：上文同樣沒有分析，現在人說多王國叫做“分裂時代”，謬矣！其實那才是“文明生長的時代”。就像春秋戰國、隋唐五代宋。

“大一統”（秦兩漢、元明清）其實是“僭主制度”，“多王國”才是“君主制度”。但是秦漢以後的第二期中國文明的王國時代，已經受到了帝國的扭曲，所以不像先秦王囯那麽純粹了。

【04、帝國時代和王國時代屬於“兩個中國”】

《世上的一切系列随笔之六十——开眼看中国（二）：蒙田与伏尔泰笔下的中华文明》（毛峰2016年06月14日）報道：

近现代的全球史、中国史，遭到启蒙主义独断自欺的片面史学、全盘西化史学的肢解、扭曲、污损与遮蔽，以至于全人类闭目塞听，拒不思考日益迫近的全球生态灭绝与人文系统紊乱，拒绝承认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和何塞·卢岑贝格《自然不可改良》所揭示的全球生态灾难背后的人文灾难：启蒙进步主义邪教，荒谬而狂妄地自诩为万年文明的“拯救者”，不惜为其乌托邦主义的空头支票，肆意扭曲全球自然生态、历史人文传统与人性基本的道德判断力。

譬如，中国自伏羲时代开始，就始终是吸纳各部落、各文明为兼容并蓄之生命整体的伟大文明共同体，汉唐宋明各伟大朝代，都通过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众多途径，与全球各国进行自由商贸、文化交流与文明互动，中国人从来就是“开眼看世界”的：举凡器物、制度、文化、宗教等，自由出入中国，不受限制，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异质文化，不仅能自由传教、设立教堂、吸纳信众，这些原本会激起巨大宗教——种族纷争的行为，在中国完全可以自行其是、彼此相安无事；不仅如此，佛教形而上学、基督教神学所依托的西方科学思想，还融入了中国固有文明，唐宰相房玄龄、大将郭子仪、明大臣徐光启等，都曾分别加入过“景教”等早期基督教派或天主教耶稣会，这些道德修为，并不影响其安定社稷、爱护百姓、倡导文教等儒家大臣的固有作为。

“开眼看世界”是中国人建立稳固繁荣的大一统文明的先决条件。清末，一些全盘西化分子，为了自我炫耀其留学经历，认为当时中国人都是闭目塞听、保守僵化的，伪造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这一概念，把郭嵩焘、魏源等人推尊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言下之意是：其余中国人都是“不开眼”的闭目自困之徒，除了向留学归国者跪求“开眼良药”外，别无出路；种种妄造，不过是为其“去中国化”、甘当“洋奴买办”自辩、自我鼓吹而已：从远古中国人的远航美洲，到近代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再到历代华侨勤奋经营各大洲侨居地的事业成功，都是这一胡说的反证。

倘若当时真有“不开眼”的中国人，则仅仅是一小撮窃据神州、把持朝政的满清权贵大臣及其没落附庸而已。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一大批洋务自强运动的中坚，民国七贤等一大批学术思想宗师，都是积极吸纳外国工商科技、人文知识，用以振奋民族固有精神（儒家仁义信念）的伟大贤哲；陈寅恪《王观堂挽词并序》开言所谓“汉家之厄今十世，不见中兴伤老至”，对洋务自强运动（中兴运动）由于倭寇战起、康梁挟裹光绪狂妄谋废大权在握的慈禧而一再遭遇重大挫折而惋惜不已，然自强运动的精神——中学（儒家宪政）为体、西学（工商科技）为用的基本文明理念，陈寅恪笃信坚守不移，直至文革爆发前夜，吴宓自四川冒险走访远在广州的陈寅恪，叹服其“坚守中体西用说而矢志不移”也！

孔子《易传》曰：“知几，其神乎！”几者，时机恰当而措置适宜之谓也；《论语》曰：“时哉！时哉！”能顾全大局、精准把握时机、稳妥推进“事几”而有所造就者，乃君子也，非康梁之徒狂躁冒进、挟裹刚刚亲政的光绪“数天之内百道诏书”，手无寸铁却阴结袁氏妄图兵围颐和园以废太后，如此荒谬之举，岂不葬送国家社稷？！康、梁窜逃东洋，倭寇容其鼓噪，以乱国内人心，康氏寿辰，有人赠挽联戏之：“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何为？”以“有为”两字嘲讽其为“妖孽、贼”，清末民初笔记多载之，其遭人痛恨有如此者。

无奈，近代中国在内忧外患下不能从容“中兴”、“自强”，各种“速变”、“全变”之说甚嚣尘上，钱穆《国史大纲》揭示剖析，颇为到位：待中国从容而稳步地展开其民族中兴、国家自强之伟大事业，这伙抱定“全盘西化”宗旨、实则“食洋不化”、“挟洋自重”的老贼、新鬼，又如何再招摇撞骗呢？历史教训告诫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前提，是“开眼看中国”，即梁漱溟所谓“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之知己知彼，闭目塞听却自困于“全盘西化”则必败矣！

近代早期，16-19世纪广泛传播3个世纪之久的“中国热”思潮，就是一个著名例证：文艺复兴时期的中晚期、启蒙主义初期，激进派（卢梭）史学尚未占据欧洲思想主流地位，这个“黄金时代”（从蒙田、维科、赫尔德、歌德到海顿、莫扎特的艺术鼎盛之年），乃中西文明“交互传播”的伟大时代。

1，蒙田、斯卡利哲，透彻论析中国

在1585年至16世纪末的短短20年间，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史》一版再版、共出版了30种版本时，法国现代学术思想巨匠、现代哲学与现代随笔的重要创始人、无与伦比的现代怀疑主义、生命主义、人文主义哲学大师米·埃·德·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1533-1592），就在该书的法文版译本上，加以批注，并评论说：

中华帝国的政体和艺术在许多杰出方面都超过了我们。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该是多么辽阔而变化无穷。无论是前人，还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彻底了解它。中国由国王派出的钦差大臣巡视各地，惩办地方上的腐败官员，褒奖清廉秉正者。

从蒙田对中国的评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呼吸到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将降临之际的清新气息：蒙田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对当时欧洲现状的批评、对欧洲以外的“辽阔而变化无穷”的文明历史（中华古典宪政体系、大一统文明为代表）的全新感受、试图全盘了解历史、改进文明制度的激情、那种文明正经历青春期时所特有的空间感与想象力……这种种自然流露于笔端的清新感触，实际上已呼唤着人文主义、生命主义时代的来临，而中华文明则历史性地担当着启迪理性、智慧与道德的“启蒙者”的传播角色。

杰出的人文主义科学家斯卡利哲（Joseph Justus Sacliger,1540-1609）在1587年写信给蒙田谈到该书时，一语道破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华文明的推崇、对基督教僵化统治下的欧洲社会现状的激烈批评：

和中国这一令人赞赏的王国比较起来，我们法国人太渺小了。我们法国人之间非但不能和睦共处，而且互相厮杀，中国人却安逸地生活，在法律上井井有条。单凭这一点，中国人就会指斥我们，就会使基督羞愧难容。”

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哲学家和科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Leibniz,1646-1716）不仅凭藉自身的研究，将儒家思想和中华文明传统，提升到全欧哲学和人类文明传播的高度加以思考、汲取，更积极推进在德国、奥国、俄国、波兰等国设立旨在促进科学研究尤其是汉学研究的“科学院”。据说他曾致函康熙皇帝，建议在北京也设立这样一所科学院。1700年，莱布尼茨出任柏林科学院首任院长，他明确主张，以柏林科学院为手段，“打开中国门户，使中国文化同欧洲文化相互交流”。

莱布尼茨以希腊神话“金苹果”故事作为隐喻，提出了在文明传播学上的极其著名但却少有中国人注意的评判：

假使推举一位智者来裁定哪个民族最杰出，而不是哪个女神更美貌，那么他会把金苹果交给中国人。

他高度赞赏中国社会以儒学为中心的仁政德治模式和以“礼”为调和剂的社会关系准则，中国社会正是由“理性”创造的和谐王国，而灾难深重、道德败坏的欧洲应当向中国学习摆脱现实苦难、建立和谐社会的正确道路：

我担心，如果长期这样下去，我们很快就将在所有值得称道的方面落后于中国人。……鉴于我们道德急剧衰败的现实，我认为，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就像我们派教士去教他们神启神学一样，是很有必要的。

莱布尼茨所言极其精辟透彻：儒道佛所遵奉的自然生机主义的哲学智慧（自然神学），与西方基督教神启（天启）神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彼此完全可以相互对话、交流甚至融会，就像唐代宰相房玄龄、大将军郭子仪是朝廷重臣、儒家名士，同时又是新传入的一个基督教派的信徒一样。

传统中国人在公共生活中担当儒家的传播角色，而在私人生活中尽可以是道家、佛家乃至任何一个教派以及生活方式的信徒。梁漱溟作为“最后一个儒家”亲口告诉来访的传记作者艾恺“我是一个佛教徒”惊得艾恺瞠目结舌的故事，鲜明揭示了一点：西方文明宗教信仰上独断偏执、近代启蒙主义厚今薄古、自设樊篱、割裂历史的思维偏执，与中华文明兼容并蓄一切人类普世价值的巨大优越性，悬如天壤也。

莱布尼茨主张中西文明之间“交流我们各自的才能，共同点燃我们的智慧之灯”，位于大陆两端的欧洲和中国，拥有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现在，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又相距最遥远的民族携起手来，逐步使位于二者之间的各个民族都过上更为合乎理性的生活，“东西方关系是具有统一世界的重要性的媒介。”伟大欧洲哲人的预言，如今正成为21世纪最显著的世界现实。

著名科学史家、自称道家传人的思想巨匠、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李约瑟，充分肯定了中国哲学借助莱布尼茨等人的思想，传入欧洲，促成了欧洲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和近代化历史进程的巨大进步：“随着莱布尼茨而传入欧洲的那股潮流，推进了今天对有机自然主义的广泛采用。”

继莱布尼茨之后，在充分肯定、积极评价以及创造性诠释中华文明传统方面，伏尔泰、魁奈等有别于启蒙-实证主义主流的杰出启蒙思想家发挥了巨大的传播作用。

2，伏尔泰尊孔子为“全人类唯一师表”

欧洲启蒙运动的伟大领袖、被尊为“18世纪的良知”、著名法国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伏尔泰（Francois-Marie de Voltaire,1694-1778），将中华文明的内在精神与启蒙思想中“开明的人文主义”（非卢梭等人狭隘的乌托邦主义）进行高层次融合，强有力地推动欧洲近代的伟大变革。

他称赞中国是世界上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尤擅长政治治理和社会风俗的培养：

中国人很早具备对社会有用的各种事情的知识和实践，虽然在科学方面没有取得像我们现在一样的进展……但他们使道德至善至美，而这正是科学首要的东西。

他尊孔子“实为天下唯一的师表”，孔子学说教人以德，使普遍的理性抑制人们利己的欲望，从而建立起和平与幸福的社会，使中国2000余年来得以国泰民安：“这两种东西（道德与治国）在中国已经臻于完善。”

伏尔泰判定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是专制政体，而是在法律限制下的君主政体。这一根本判定，也是本书所谓“中华古典宪政制度的遗产”的学理基础。

伏尔泰认为，中国这种开明君主制度或君主立宪制度，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人类智慧再也不能设计出比中国政治更优良的组织：“他们的帝国组织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道德与政治、法律的结合，即中国式的德治主义，是公正与仁爱的典范。

伏尔泰等杰出的思想家，把中国文化尊为最合乎理性和人道的文化，内蕴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的中华文明，成为有别于卢梭激进派的启蒙主义开明派、稳健派的智慧范型：“孔子成了18世纪启蒙时代的保护神……在欧洲人的心理上渐渐形成了一种多少被普遍承认的关于中国的概念，而且继续被人信守为一种模范……从中国，他们发现了一个完全新的道德世界。”

3，魁奈、米拉波、歌德：揭示中国人的灵魂

一种文明的物质基础、社会基础和道德基础，受该文明的经济制度的严格制约。在这方面，被尊为“欧洲的孔夫子”的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即从中国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中发现了“重农主义”经济理论的学理基础，他援引用来改革法国自路易十四时代以来实行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他在1767年发表的专论《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深刻地指出：“如果没有农业，各种社会团体只能组成不完善的民族。只有从事农业的民族，才能在一个综合的稳定的政府统治下，建立起稳固和持久的国家，直接服从于自然法则的不变秩序。因此，正是农业本身构成了这些国家的基础，并且规定和确立了它们的统治形式……农业的发展或衰落必然取决于统治的形式。”

魁奈敏锐地觉察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作为“第一产业”的举足轻重的基础地位，并且意识到农业生产方式与国家统治形式之间的紧密关系，这一点正揭示出中华文明的制度性基础：“在中国，租地农民的地位高于商人和手工业工人……这（单一、较低的农业税）就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由政府如此杰出地遵循的学说（及政策）的基本原则”。

换言之，以农为本、国家经济政策向农业倾斜的文明，就是符合“自然秩序”、“自然法则”的最合理的文明：

广大的中华帝国的政治制度和道德制度，是建立在对于自然法则的认识基础上的……因此，完全可以作为一切国家的范例。

他解释用“专制制度”一词称呼“中华帝国”的原因：“用专制一词来称呼中国政府，是因为中国的君主独掌国家大权”，但是，“中国的制度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执行并审慎地遵守这些法律。”所以，“在那个帝国的统治中，一切像它赖以建立的普遍和基本的法则不可改变一样，是永远稳定和永远开明的。”

魁奈所谓“中国的君主独掌国家大权”的看法，只适用于明清废宰相、建内阁以后，特别是满清时期的政治运行，明代政治的阁老（大学士）、六部以及一般官民，也通过廷议、封驳、督察、清议、上书言事等制度分享国家治理权，《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第六章“中国的政府机构”对此有第一手的记录与论述。魁奈所谓“专制制度”至多可称“开明专制”或“古典宪政”制度而已。

魁奈特别景仰中华文明的奠基人孔子：“中国人把孔子看作是所有学者中最伟大的人物，是他们国家从其光辉的古代所留传下来的各种法律、道德和宗教的最伟大的革新者”；孔子“坚贞不渝，忍受着各种非难和压制”，是一位具有崇高声望、立法明智、要求在全民中树立起公正、坦诚和一切文明风尚的“贤明大师”。

魁奈的学生米拉波，著名知识与政治领袖，在老师葬礼上发表的著名演说，更直探中华文明的内在灵魂：

孔子的整个教义，在于恢复人受之于天而被无知和私欲所遮蔽的本性的光辉和美丽……对这种宗教、道德的伟大箴言，似不可能再有增补……

魁奈本人，曾在综合考察中国的教育、科举、谏议、文官（学者）内阁、司法制度等各个方面后，总结性地得出了18世纪启蒙-人文学者对中华文明的总体评判：“一个繁荣和持久的政府，应当按照中华帝国的榜样”。

这样，经历3个多世纪的努力，一个完整的“中国形象”，凭藉传教士的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凭藉启蒙-人文主义伟大学者，在新的人文主义哲学思维的观照下，对中华文明的深刻洞察与创造性诠释，已经牢固地树立起来：莱布尼茨揭示了中华文明的哲学基础，伏尔泰揭示了中华文明的政治、社会治理的伟大完善机制，而魁奈则从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这一文明的最深的制度基础。

对照当时欧洲连绵不断的宗教战争、政治动荡和法国大革命恐怖专制主义政治的倒行逆施，“中国形象”更是大放异彩，成为启蒙-人文主义思想家呼吁进行理性化、人道化改革的最强大、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和舆论武器。

中华古典文明的各种制度，通过这些学者的诠释、传播，直接促成了欧洲及全球近代化的伟大变革，其巨大的文明传播学意义，至今仍令中国人深思、反省：我们作为中华10000年伟大文明传统的直接传人，我们是如何传承、诠释、弘扬、建构、激活自身文明的深广活力的？

“中国热”在18世纪的欧洲达致新的高潮，举凡饮食、家居、服饰、园林、建筑、绘画、工艺美术、文学艺术、人文社科等领域兴起一股模仿、吸收中国文化的观念、式样、趣味、风格、情调的热潮“中国风”。

影响所及，伟大的德国诗人、被尊为“魏玛的孔夫子”的思想文化巨匠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Goethe,1749-1832）在阅读中国文学作品时提出了“世界文学（文化）的时代即将来临”的著名预言，并且精辟地指出：“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数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他在《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中深情地表达了欧洲近代文明中最具理性深度和情感强度的、渴望吸收中国文化的普遍精神取向：“视线所窥，永是东方。”

4，“中国热”退潮的历史镜鉴意义

持续3世纪之久的“中国热”短暂退潮的深刻原因，在于满清政府的高压、僵化、拖沓的内外政策，促使中国国力跌落、形象受损，而那些原本落后的西方国家譬如英德等国，却在积极借鉴中国儒家人文思想与治国模式的基础上，积极推行内外开放的灵活政策，成功赶超中国而后来居上。

美国学者孟德卫（David E. Mungello，1943-）在《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一书结尾处，以富于启发意义和反讽意味的笔触，描述了1793年英王特使马戛尔尼在中国热河行宫觐见乾隆皇帝这一标志着1500-1800年中西文明富有成果的相遇历程的落幕：

尽管中国的荣耀仍是一目了然——庄严的陈设、精致的帷帐、成群的随从、掌控外国使节的能力——但衰落的征兆已经呈现……乾隆皇帝正在日益衰老，他的衰老引发了他对一个外表俊朗的年轻侍卫的迷恋，只因为他的英俊面庞，使他回忆起失去的宠妃。此人就是贪污腐化的和珅，正是他加剧了18世纪末中国的衰落。这些迹象在马戛尔尼看来如此明显，他把中国比作一艘硕大的漂浮着的轮船，正在危险地四处游弋。虽然马戛尔尼使团的出使是一次外交失败，但在东印度公司看来，其所获取的信息可以抵偿他们的赞助费用。这些信息在以后的两个世纪被很好地运用于英国赶超中国的伟大事业中，直到1997年英国人被逐出香港。

仔细观察中国自1979年以来重新开启的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伟大进程，我们发现了文明传播史的不变铁律，这一铁律，在中华文明的黎明时分，就已被《尚书》和《周礼》揭示无疑——任何公共权力的产生，不是为了当权者的荣耀和利益，而是为了普天下的公共利益。

《尚书》、《周礼》的古典宪政语汇是“敬天保民”，而实现公共福利的最大宪政保障，就是当权者与人民大众必须共同遵循一套合理的文明传播秩序——普遍信守的公共信仰体系（仁义礼智信）和教化体系（诗书礼易春秋等文献所揭示的道德准则——义在利上、义利均衡等），为此，政府必须实行内外改革与开放，以确保人口、资源、财物、讯息、物质精神利益等一切人间价值和品质的合理流动，政府只有在公平、开放的法制环境中，才能建构起促进公共福利的公共服务体系的运行，才能从根本上避免乾隆皇帝与和珅恋情触发的贪腐与停滞循环相生的文明悲剧的重演，也才能确保中华文明在复兴进程中进行伟大的价值创造。

当代中国的飞速发展，正面临一个巨大的战略挑战：如何建构、设计、传播一个与其历史、现状和未来相适应的、恰如其分的文明形象。美国高盛公司顾问、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因提出“北京共识”而引起国际瞩目的战略分析家乔·库·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目前最大的“战略威胁”在于“国家形象”的不确定、内外评价的巨大反差。

他援引一些国际知名的调查机构在最近数年对全球十几个国家的受访者进行调查分析的数据，发现：在人们对中国的评价中，“难以亲近”、“不可信赖”是几乎满分的评价，除“充满活力”一项外，其他诸如“有创新力”、“可靠可信”等许多方面都得分很低，并且在“其他国家如何看中国”和“中国如何看自己”之间存在巨大落差。

他认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危机、声誉资本的匮乏，不仅增加经济改革、开放、社会稳定诸方面的成本，更不利于营造缓和的国际环境。

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目前正遭受贫富悬殊、经济失衡、社会动荡以及资源、环境、生态灭绝等全球内外问题的巨大困扰。敏锐的西方学者譬如汤因比、郝大维、安乐哲等人，在《历史研究》、《先贤的民主: 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等一系列名著中，从历史哲学和“社群主义民主”理论出发，重新审视儒家民主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刷新了以往对儒家思想、宪政体制的认识，为中西文化克服成见、在人文价值的基础上创建全球共同体社会开辟了一个重要的对话与传播平台。

本人认为：以固有文明传播的强大资源（儒释道等普世价值、古典宪政机制、天地人大一统文明传播遗产）为基础，塑造一个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各自独立又交流互动、补充的社群主义民主机制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尝试平台，不仅有助于树立中华文明在参与并引导全球事务中，享有崇高的道德威信和巨大的“声誉资本”（软实力之一），更足以洗刷中西近现代交流中的一系列错位、误读、紧张与传播失败，进而有助于廓清近现代以来，全盘西化的中国人文学术思想，缺乏深邃鲜活的独创性、诠释力以及实践性等诸多积弊。

开眼看中国，将是长期的文明传播任务。

谢选骏指出：人説——譬如，中国自伏羲时代开始，就始终是吸纳各部落、各文明为兼容并蓄之生命整体的伟大文明共同体，汉唐宋明各伟大朝代，都通过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众多途径，与全球各国进行自由商贸、文化交流与文明互动，中国人从来就是“开眼看世界”的：举凡器物、制度、文化、宗教等，自由出入中国，不受限制，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异质文化，不仅能自由传教、设立教堂、吸纳信众，这些原本会激起巨大宗教——种族纷争的行为，在中国完全可以自行其是、彼此相安无事；不仅如此，佛教形而上学、基督教神学所依托的西方科学思想，还融入了中国固有文明，唐宰相房玄龄、大将郭子仪、明大臣徐光启等，都曾分别加入过“景教”等早期基督教派或天主教耶稣会，这些道德修为，并不影响其安定社稷、爱护百姓、倡导文教等儒家大臣的固有作为。

我看——上述説法，不知“帝國時代”和“王國時代”屬於“兩個中國”。

帝國時代的中國例如秦兩漢和元明清，殘暴專制保守封閉僵死；王國時代的中國例如先秦三代和唐宋，鬆弛多元開放活力……

…而《世上的一切系列随笔》卻不分彼此，甚至把古史傳説、偽古文尚書等等當作信史來“引經據典”，結論自然大謬矣，尤不可取。

【05、印刷术起源于印章书】

网文《闲话德国：古滕贝格和毕升》报道：

约翰内斯·古滕贝格在15世纪发明的铅活字印刷技术改变了世界。美国媒体曾将他评为“千年伟人”。同样发明了活字印刷的毕升却在中国和东亚之外无人知晓。这是为什么？

毕升大约出生于公元970年。作为印刷铺的工人，他对雕版印刷的艰辛深有体会，于是琢磨着如何用其他技术取而代之。有一次他看着两个儿子玩儿过家家，用泥做成小人儿和动物，随心所欲地摆来摆去，由此得到灵感。毕升用胶泥做成小方块，在上面刻字，用火烧硬。常用字备上几个甚至几十个，供同一版的重复使用。排版时用带框的铁板作底，敷上一层药剂，把活字放入框内，排满一框是一版，用火烧烤，药剂融化，按上平板，药剂凝固后版型制作完毕。印刷之后，活字放入木盒，以备下次使用。

雕版印刷是一件苦差事

活字的投入大大简化了印刷，但胶泥以及后来的木活字有明显不足：它们不够结实，不均匀，边缘不够清晰。也许制作几千个活字使毕升筋疲力尽，反正他在有生之年没有使自己的发明更加完美，达到足以投入市场的成熟度。

一系列小发明直到突破

约翰内斯·古滕贝格（Johannes Gutenberg）则完全不同。他不仅是发明家，还是企业家。1447年，距离实现技术突破还有三年，他贷款建立了作坊，雇了20名员工。古滕贝格的活字是铅合金材料。他还发明了一个小巧的铸字盒，将液体的合金压制成一般大小的字模。他按照榨葡萄器的原理研制出印刷机。铅合金的字模能够承受印刷机的压力，因此可重复使用。不过，与毕升的几千汉字相比，古藤贝格只需制作26个字母的字模。

古滕贝格亲手印刷的圣经

1452年开始用新技术印刷的圣经成为欧洲的抢手货，连教皇都对其赞不绝口。今天在美因茨古滕贝格博物馆展出的一部当时印刷的圣经仍然清晰如初。发明家的精神和商业头脑给古滕贝格带来了荣誉和财富。

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也因此而受益：当他对天主教会和教皇的地位提出大胆质疑时，古滕贝格的印刷术已经传遍全欧洲。路德的圣经德语译本很快成为畅销书。没有古滕贝格，宗教改革和后来的启蒙运动都难以想象。

印刷术从东方传入西方吗？

还剩下一个问题：古滕贝格是在毕升基础上进行再创造还是在对毕升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发明了类似的但是更完美的技术？中国人一般认为毕升的印刷术流传到了德国。百度百科在"毕升"词条下写着："从13到19世纪，毕升发明的的活字印刷术传遍全世界。全世界人民称毕升是印刷史上的伟大革命家。"这样的观点在德国至少有争议。美因茨古滕贝格博物馆的麦瓦尔德博士说，古滕贝格制作活字模的技术与毕升完全不同；而且，"我们没有证据说明印刷术像造纸技术一样由东方传到西方。"

位于美因茨的古滕贝格博物馆

充满创造力的中国人也发明了造纸术。该技术由阿拉伯人带到欧洲。欧洲人又通过自己的创新，实现了纸张的机械化、大批量生产。其他伟大的发明也大同小异：中国人最早使用指南针，但欧洲人用它征服了世界；中国的炼丹师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偶然发明了火药，英国人由此制作大炮，并在1346年的克雷西会战中首次投入使用，给德、法、西联军来了个措手不及。

大炮的使用为骑士阶层敲响了丧钟，因为挥刀舞剑的骑士只能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大显身手。卡尔·马克思曾经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 - 这是预告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这位中国人无比敬仰的大胡子德国人竟然没有把三大发明归功于中国人。

马克思不认为三大发明是中国人的功劳

由此可见，谁第一个发明了某项技术并不重要，关键是如何发展和运用该技术。毕升的印刷术没有得到孜孜不倦的改善，结果中国人自己在19世纪开始使用古滕贝格的技术。因此，古滕贝格是否曾经向毕升学习的问题变得无足轻重。不过，古滕贝格博物馆还算仗义，单为毕升及其活字印刷术开设了一个展厅。

作者简介：张丹红出生于北京，在德国生活二十多年。她把对德国社会的观察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

谢选骏指出：上文巴结德国，有点不择手段了，结果显得只懂技术，不懂观念。因为从观念的角度看，德国的活字印刷和中国的活字印刷，其实一脉相承，而且它们也都是来自于印章书。

《印章的起源、流传和中国古玺的崛起》（sohu 2017-01-25）报道：

（按：本文作者是我国第一位全面关注、搜集、梳理并著述域外古代印章的学者。本文为其新著《他山之玉·域外高古印特集》的序言，本刊转載时作者做了一些修改。鉴于篇幅原因，我们没有使用原文的大量插图和严谨详实的注释，有兴趣深入研究的读者敬请移步至纸书。谨向作者和读者致歉。）

概述

印章是今天中外人们对印记的通称，古代中国有称 “玺” 或 “章” ，意义与之相近。西方的古代文明也有类似的词汇：如萨珊波斯王朝使用的印章，在巴列维语中对应 “muhr” 一词；古埃及则曾使用这一象形文字符号来代表印章，是对滚动的滚筒印章的形象描绘。这些词汇的使用目的和方法基本和我国的 “玺” 、 “章” 一致。此处姑且用印章一词指本文要讨论的对象：既可以在特定的载体上留下戳记，用于表示签署、鉴定、见证等效用的实用物品。一件印章通常代表了个体或社会团体的特定身份。

印章起源于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西南，根据这些地区出土的印章和封泥的位置和分布状况，我们认为其最初是用于标识私人物品的所有权，尔后随着社会结构的发展，印章的应用领域才逐渐延伸到贸易和行政。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伴随着文明之间的文化和贸易交往，印章的使用也逐渐扩展到世界各地。本文根据已有的考古资料，首先确定印章起源的地点和年代，然后演绎出印章在地中海、欧洲、非洲、西亚和中亚（包括印度西北部）的传播脉络。最后，我们们将依据已知的考古资料对中国古玺的起源作出大胆推测，并通过和西方印章的比较，阐述中华印章崛起的必然和特定优势。

印章起源

从尼罗河谷、尼罗河三角洲到地中海东岸，再到两河流域的弯月形地带，通常称为 “富饶新月” 地区。这一地区在史前时期有着温暖潮湿的气候，适宜农业作物生长，因而成为了人类文明诞生的摇篮。

公元前7000年前后，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西南部（既 “富饶新月” 的弧形顶端）分布着以家族为单位的小型聚落以及少量的大型聚落，农业已经发展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但是采集也是必不可少的食物来源。我们在这些地方首先看到了印章雏形的出现——在叙利亚的萨比·阿布亚德（SabiAbyad）、艾恩·俄凯克（Ainel-Kerkh）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先后出土了如下器物：带有刻画纹的鹅卵石护身符，其纹饰主要为简单的几何刻画，其复杂度不足以作为印章使用。

陶质印模（pintadera），在这些印模上发现了染料的残留，所以判断其功能为纹身或染色。石质的类似印章的器物，其中一些体型远大于普通印章。

这一时期尚无带有戳记载体的出土记录，但是考虑到部分印章雏形在纹饰上已有较高的多样性，我们认为它们已经具有一定的标示个人身份的功能，甚至很可能已经在作为印章使用，只是考古发掘还没有找到对应的载体。

约在公元前6300-6000年之间，叙利亚的萨比·阿布亚德和艾恩·俄凯克出土了迄今年代最早的带有戳记的封泥，其纹饰具有较高多样性并且和同时期的印章器物具有相似性。我们认为这一时期，作为私有制和个人身份的具体体现，实用印章已经开始在叙利亚地区使用。

通过考察萨比·阿布亚德等遗址出土的封泥及其上下文，杜伊斯特玛特认为当时印章的主要用途并非贸易或社会行政管理，而是主要用于聚落中私人财产的集中封存，并可能用于抵押、借贷等经济活动。我们同意这观点，并且认为这种集中式仓储和抵押、借贷等经济活动恰恰体现了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型的标志。由于农业发达程度上的限制，当时叙利亚地区的聚落采取半游牧的生产方式，部分族群成员会定期参与放牧并离开定居地。在这一过程中，由专人管理他们的私有物品，并通过加有戳记的封泥封存，便可保证这些成员私有财产的安全，让他们能够专注于放牧劳作，这样便提高了社会整体的生产效率。

最晚到公元前6000年，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多个遗址都发现了使用印章的证据。显然，这一更为高效的经济手段为这一地区的族群效仿，并迅速普及。

从纹饰上看，带刻画纹的护身符和陶质印模上以几何纹饰为主，同时期的陶器上也可以找到类似的纹饰，有学者认为这些抽象的纹饰代表了使用者的信仰，并可能具有护身符的功用。相比之下，早期印章和封泥上的纹饰则包括几何纹饰和动物、植物等自然纹饰，这些自然纹饰可能和印章实际的用途相关，从而具有更现实的意义。

我们也注意到萨比·阿布亚德出土的一些最早的封泥上的戳记并不能对应到同一遗址层的出土印章，却和晚期遗址层或其他遗址的印章相似，例如：艾恩·俄凯克 出土的封泥可以和萨比·阿布亚德对应。另外，前文提及的出土年代较早的石质印章型器物功能也尚不明确。这些都表明我们对印章和用印体系的起源过程尚无明确的答案。

史前印章的传播和发展

公元前6000-5000年的哈拉夫时期，平面印章已然在两河流域北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和叙利亚地区的多个遗址中普遍使用，同时在伊朗西南部也有印章出土。近来的考古发掘揭示出最早过渡到哈拉夫文化的遗址在两河流域北部，而这一非入侵式的文化过渡此后广泛地发生在两河流域北部、叙利亚乃至安纳托利亚东南。在哈拉夫文化遗址中，我们注意到了经济手段和工具上的进步和趋同，这显然是落后向先进仿效的结果，而印章作为部落经济手段中非常重要的见证和标记工具得到了普及。

同时，哈拉夫时期开始出现以聚落为单位的手工业生产专门化组织，如杜姆兹特佩（Domuztepe）的黑曜石印章和珠子加工作坊。为了处理硬度和加工难度较高的黑曜石，平面印章、珠子、护身符分别经由不同分工来粗切、制作成型和打磨。由于打孔技术的限制，杜姆兹特佩生产的黑曜石印章往往采用一类近于扁平的外形，有时不制作印钮而直接在印背打V型孔以佩戴。我们认为，印章生产的专业化同样也证明了哈拉夫时期印章使用在两河流域北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和叙利亚地区的广泛普及。

公元前3700年后的后期乌鲁克时期，两河流域南部的乌鲁克城邦以富余的农牧资源在对外贸易上取得优势地位，以及社会财富的迅速积累。城市化进程中的乌鲁克社会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包括贫富分化加剧，社会层级体系的形成以及更为复杂的管理手段的出现。我们认为，正是这种变革导致的更复杂的行政管理需求促使乌鲁克人发明了原始苏美尔文字和滚筒印章。早期滚筒印章上非常具像的纹饰，如表现建筑、酿酒、农牧生产和祭祀等题材，也暗示着它们的使用者可能隶属于和这些职能相关的行政机构。另一方面，滚筒印章的戳记上更为复杂而生动的场景也可以补充原始文字表达能力上的缺陷。两河流域传统的平面印章依然作为个人标识用于一般的私有物品仓储和贸易，和滚筒印章共同使用一直到公元前3000纪早期。我们认为随着这一时期社会阶层的出现，行政管理机构的健全，印章也从个人标识进化到行政权力的象征。

由于乌鲁克在跨区域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滚筒印章的使用也迅速传播到两河流域北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安纳托利亚东南，前王朝时期的埃及，以及伊朗西南部的埃兰。

公元前3000年前后，以乌鲁克文明为中心的贸易圈逐渐崩溃，而新的远距离贸易路线串联起了两河流域到中亚的诸个重要文明，并形成了两个交互作用域：既从两河流域南部，迪亚拉（Diyala）河谷到波斯湾，伊朗东南，并一直延伸到 特佩亚黑亚（TepeYahya）的杰米迭特·那瑟尔（JemdetNasr）交互作用域；和从科佩特·达格（KopetDagh）山麓向南延伸到赫尔曼德（Helmand）地区中心和奎塔河谷（Quettavalley）的北方交互作用域。我们注意到三千纪以后一些重要的贸易商品在这些交互作用域所覆盖的庞大地理范围内的许多遗址都有出土，证明交互作用域内存在有组织的物质交流；同时，在特佩亚黑亚和其附近的夏赫达德（Shahdad），以及赫尔曼德地区的夏赫勒-伊·索科塔（Shahr-iSokhta）均发现了滚印，其纹饰风格体现出伊朗西南部原埃兰文化的影响。由此我们认为这些交互作用域内频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促进了印章的进一步东传，并且此时贸易网络的枢纽已经从两河流域南部转移到了伊朗地区。这为后来印章使用的进一步东传提供了条件。

印章的西传

埃及在最初引入滚筒印章后，在古王国时期（公元前2686-2181年）又开始同时使用平面印章。我们认为，以纸莎草作为主要书写载体的埃及对于滚筒印章的依赖性远少于两河流域，因此更为轻巧简单的平面印章得以发展流行。至十一王朝（公元前2061–1991年），圣甲虫形式的平面印章开始成为主流，并一直延续到第二十六王朝（公元前664-525年）。古埃及印章的纹饰题材除了纯装饰性题材外，主要为带有宗教和庇护性质的动物、神祗形象，以及埃及象形文字书写的人物、神祗名称和赞美、祈祷的语句等。中王国末期，由圣甲虫印章衍生出了龟背穿带印和方形牌印等类圣甲虫印章，至十八王朝末期雕刻印章戒指开始大量出现。

公元前2500年，随着地中海贸易的兴起，爱琴文明的早期米诺文明II期开始使用平面印章和多面立体印。同时期希腊的赫拉迪克（Helladic）早期大陆文明也出现了较为原始的平面印章。米诺文明晚期（公元前1600-1450年）则流行橄榄形和圆板穿带印章，并曾短暂引入过滚筒印章。

印章的东传

印度河谷文明位于之前所述两个文化相互作用域的东南边缘，是为贸易网络上重要的原料和加工技术提供方，在乌尔王墓出土的印度河谷风格红玉髓管子和金质叶形头饰既是最好的证明。公元前3300-2800年这里已有使用陶质或骨质的印模，其底面通常雕刻有交叉直线、十字、同心圆等具有特殊的社会或宗教含义的几何纹饰。至公元前2800年后印度河谷步入迅速城市化进程，带有类似纹饰和印度河谷文字的石质印章出现，并出土了带有对应戳记的封泥，是为印章在印度河谷开始使用的证据。

我们注意到，同一时期类似的几何纹饰平面印章在夏赫勒-伊·索科塔也有出土，这显示印度河谷地区和赫尔曼德文明乃至前文提到的两大交互作用域之间的在印章传播上的作用是双向的：既外来的影响引发了印度河谷对印章的使用，而印度河谷在印章形状和内容上维持了本地化特征，并反过来影响了伊朗东部和阿富汗地区；这种双向作用在此前已经提过的古埃及文明和米诺文明身上也有体现。这一方面说明了印章的传播是一个复杂的、互动的过程，也再次证明贸易和文化的交流对印章传播具有很强的推动力，特别是那些在贸易圈或交互作用域上较为强势的文明会对周边乃至远地文明产生更大的影响。

据地理学家的分析，最晚到公元前三千纪，两河流域南部和波斯湾的海岸之间仍存在着大量的沼泽和湖泊，使乌尔、埃里都（Eridu）等城市可以直接通过船舶和波斯湾沿岸的港口进行贸易。公元前四千纪，两河流域南部开始出现少量来自波斯湾的贸易品。至前三千纪早期，这一贸易线路逐渐扩展并囊括了埃兰、阿曼（阿拉伯半岛东南部，古称玛干（Magan））和印度河谷这三大主要文明。波斯湾地区占据主导的迪尔蒙（Dilmun）文明（公元前3000-800年）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始使用大量低钮圆形平面印章。迪尔蒙文明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达到鼎盛，并引入过少量滚筒印章。我们由迪尔蒙文明印章纹饰的变化可以很明确地观察到来自两河流域和印度河谷的双重影响，但是在外形上也维持了其特色。

公元前3000年后，受到来自印度河谷和伊朗的双重影响，位于土库曼斯坦南部和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娜考古综合（简称BMAC）也开始使用平面印章。BMAC文明有着成熟的农业灌溉系统，擅长制造铜器，是积极的贸易参与者。早期BMAC文明使用的主要为阳文铜质平面印章，至公元前2300年后则开始流行石质双面方形穿带印、石质带钮平面印章41以及镂空铜质平面印章。两类不同材质印章的纹饰存在相似性，而由同时期出土的封泥上的戳记推断，使用的多数为石质印章。两类印章显然是并存关系，但是使用的载体材质存在区别。BMAC印章的纹饰包括大量的放射型几何纹饰，以及各种动物和神话题材纹饰，其中后者明显地受到伊朗的杰罗夫特（Jiroft）、埃兰等文明的影响。同时，在BMAC的遗址中出土了不少印度河谷印章及其仿制品，体现出印度河谷的影响。BMAC印章的分布范围极广，甚至远及中国新疆。除了贸易网络的作用外，其近邻——欧亚草原的安德罗诺沃游牧文化——的传播能力也是重要的原因。

公元前2400年后，进入成熟期的印度河谷文明开始使用一类带钮方形滑石平面印章； 纹饰主要是动物、植物和人物，并带有印度河谷文字。而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时期在波斯湾地区和伊朗出现了一些带纽圆形平面印章，既类似前文所提到的波斯湾印章，但其纹饰结构却非常接近印度河谷平面印章，这类印章的雕刻手法较印度河谷印章拙劣，部分文字也不符合印度河谷的传统。我们认为这也是印章传播过程中文明间双向作用的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些印章是波斯湾印章对印度河谷印章的模仿，它的制作者可能是波斯湾或伊朗的工匠，而使用者很可能往来于印度河谷的商人。

公元前1800年后，可能由于河道改变、洪涝、海岸线移动或雅利安人入侵等原因，印度河谷文明逐渐崩溃，由此导致依赖于印度河谷贸易的一些文明如BMAC和迪尔蒙文明等的衰退。而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在这些失去活力的文明中，印章的使用陷入衰退甚至完全消失。印度河谷居民中的一部分向恒河流域迁徙，并将印章的使用传播到恒河文明。相比之下，在两河流域及其周边，包括伊朗、叙利亚、安纳托利亚等地区，由于陆上贸易线路的继续活跃使这些文明继续保持着活力，滚筒印章也继续得到延用。

希腊印章的兴起和东传

古希腊印章的起源和发展间接地受到古埃及文明的影响，直接的来源则是近东文明如腓尼基、叙利亚等。

虽然古埃及文明最终放弃了圣甲虫印章的使用，但却对地中海周边的许多其他文明造成了持续的影响，受其直接影响的包括青铜时代晚期的塞浦路斯（公元前1500-110年）、腓尼基、叙利亚和犹太文明等。

古希腊文明于公元前一千纪早期已出现了平面印章和圆板穿带印章。早期的古希腊人对于青铜时代的圆板穿带印必然有一定了解：麦锡尼和米诺文明的遗民可能依然将其作为护身符佩戴，而希腊人也可能在早期遗址地表捡到此类印章。而在受到东方文明影响开始使用印章后，他们即尝试仿刻圆板穿带印章并作为早期的一类主要印章形制。这种情况和上文提到的印度河谷存在相似性；同时，古希腊文明使用的印章形制更为多样，体现出印章受贸易和文化影响的复杂性。

此后，受腓尼基文明的影响，古希腊文明也引入了圣甲虫印章/护身符；至古典时期（公元前5-4世纪）镶嵌和雕刻的印章饰物在地中海地区流行，影响包括古希腊、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文明、意大利的伊特鲁里亚文明和早期罗马等。我们注意到古希腊和腓尼基文明都是地中海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两者在印章上的发展也都依赖于贸易和扩张所带来的活力，特别是更具开放性的古希腊文明大量吸收了腓尼基和东方艺术，最终形成了特有的极具艺术性的印章雕刻风格。

古罗马文明（公元前5-公元4世纪）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继承了古希腊的大量文化元素，至帝国时期，佩戴印记戒指成为常态。

在西亚，公元前九世纪后，由于羊皮纸作为书写载体的出现和流行，楔形文字和滚印的使用逐渐受到约束，而开始流行塔型平面印章，但题材依然以宗教性的祭祀场景、神祗徽记为主。公元前七世纪，希腊商人在黑海东岸和北岸建立的贸易殖民地，通过和斯基泰人的贸易最早将希腊文明的影响力传入西亚和中亚。至公元前五世纪，波斯文明崛起并入侵希腊，臣服于或流入波斯的希腊工匠将希腊和地中海东岸流行的龟背穿带印章以及镶嵌或雕刻印章饰物和波斯的题材纹饰结合起来。这两类印章和传统的楔形平面印章逐渐取代了滚筒印章，后者在公元前五世纪后即不再生产。

公元前4世纪末，随着亚历山大马其顿帝国的东征，希腊文化更深入地渗透到西亚和中亚文明的血脉中，这一过程史称 “希腊化” 。亚历山大帝国在这些地区留下的希腊殖民地都沿用了希腊式的龟背穿戴印章和镶嵌或雕刻的印章饰物，取代了西亚原有的滚筒印章和楔形平面印章。在这些地区此后兴起的王朝如中亚贵霜王朝（公元30-375年）、帕提亚波斯帝国（公元前247-公元224年）等，在印章的形式和纹饰上也都大量继承了希腊的传统。我们认为希腊印章的优势在于题材选择上具有很大的自由性：富有个性的神祗和英雄，自然界的动植物，以及普通人如士兵、商人的生活状态，乃至男欢女爱的描绘都可以成为印章的题材。我们也观察到西亚和中亚的文明在吸收希腊题材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存环境进行了有意识的筛选、改造和重新诠释，比如中亚就将酒神狂欢的表现手法引入了印度教中湿婆相关的题材。而正是这一融合过程大大丰富了西亚和中亚地区的印章纹饰题材。

我们比较希波战争时期受希腊影响的波斯印章和希腊化时期中亚和西亚的印章，可以发觉两者在形状上接近，在雕刻手法上也存在关联，特别是砣线和钻点的使用显示出亦加熟练和素描化的趋势，可见印章上的希腊化在希腊波斯战争时期就已经开始。部分地区由于斯基泰文明的影响，可能开始的时间更早。

萨珊波斯帝国（公元224-651年）兴起后，出现了半球型、半算珠型和戒圈型印章，和希腊式的印章饰物共同使用；高级官员则使用一类大型平面印章，根据戳记推断此类印章可能镶嵌在金属钮上。萨珊印章在希腊写实纹饰的基础上引入了波斯文明特有的族徽、火坛、人头翼牛等。根据出土印章和封泥的多样性，我们认为同罗马帝国一样，萨珊王朝时期印章的使用也大大普及，且存在较严格的官方用印规制，比如：萨珊王朝的军队统帅使用专门的纹饰题材为骑士的印章，其四周详细注明官员姓名、统辖范围和封号等，而用于官方事务的封泥往往带有指定了官职和适用地域但没有人名的官印戳记，官印戳记和私人戳记往往组合使用以保证封泥的有效性。

中亚地区至印度次大陆在孔雀王朝（公元前312-184年）和贵霜早期（公元1-2世纪）主要受到希腊文化影响，使用的印章以镶嵌或雕刻印章饰物为主。至贵霜中期沦为萨珊属国后开始出现大量萨珊风格的半球型平面印章；而印度河谷至次大陆则呈现出独立发展的态势，其印章形式依然以镶嵌或雕刻印章饰物为主。中亚的印章纹饰除了部分沿袭了希腊的古典题材，更多的则体现出中亚复杂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构成。比如，宗教题材的印章可以涉及拜火教、摩尼教、婆罗门教、早期佛教、粟特和希腊多神崇拜等，而印章上的铭文也涵盖了希腊文、粟特文、佉卢文、婆罗米文、帕提亚文、巴列维文等多种书写系统。

在公元二至七世纪里中亚丝绸之路上出现了大量的平面印章，其中部分的外形和中国战汉印章类似，且以铜为主，但是纹饰题材为中亚典型的题材，如人物、龙、狮子、鹿等，且雕刻通常较粗糙。此类印章被新关钦哉归入 “Silk Road印” 中，认为可能是丝绸之路贸易用印。我们认为此类印章可能和青铜时代中亚（既BMAC文明）铜印有着传承关系，但是由于BMAC文明崩溃后中亚地区出土印章资料的匮乏，这一猜测尚待证实。我们还注意到其中一些铜印的纹饰和先秦、汉代铜印存在相似性，这显示出当时中亚和中原地区的交流以及双向作用。

关于中国古玺的崛起

我国的印章文化，具有三千年历史且未有中断。并在周秦两汉时期和明清时期出现过两次艺术高峰。中国古玺起源，过去有人认为其大致在春秋战国之交。我们认为这种说法过于保守，从目前存世的大量战国时期古玺来看，其制作、使用已经相当成熟。随着近年国内外考古报告的不断发表和国外印章研究的不断深入， 我们发现在中亚、西亚、埃及以及地中海地区存在着比我国更早的印章。同时，近年来的一些考古发现和研究揭示出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娜考古综合（简称 BMAC）文化和商代文字、器物纹饰之间的相似性，如安诺遗址出土的公元前2300年的带文字方印。费兹吉拉德-胡伯尔则观察到巴克特利亚BMAC文化铜印上的十字纹饰和偃师二里头所出铜镜以及铜钺上的十字纹饰的相似性，并指出安德罗沃诺文化可能是联系BMAC和中原文化的桥梁。萨尔瓦多里提到了新疆出土的青铜印，并归在BMAC文化的一类青铜印中。因此，值得大胆猜想，作为中华古玺的滥觞，以BMAC为代表的来自中亚的文化和印章在此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甚至是其起源。若以1998年安阳殷墟出土的一方饕餮纹铜玺为现今所能证实的经考古发掘的年代最为久远的古玺的话，那么，我国古玺的历史应在商以前。

印章在产生后有西传和东渐的两条不同线路。因为西方文明在语言和文字上的巨大限制，每个单词都是由字母组成，一个简单的含义也需要较长的字母组成。所以西方印章最后还是停留在以图案、族徽和花体字母的表达形式，载体也是以封泥、铅封、火漆而保留下来，其使用的范围也逐渐缩小，逐渐式微。而汉字有良好的指意功能，具有高度简练的表达作用，一字乃至寥寥数字的印文就可以具体表达精准乃至复杂的鉴证等功能。所以在中华文明中以文字为主流的印章可以代代相传，延续了三千年。其使用之广度，以及艺术之精湛，流风所至，影响之广远，为海内外所公认。然而此已非本文所要表述之义。

世界古代印章在使用、象征、目的上，和我国古玺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对史前印章的研究对我国古玺文化溯源必有很大帮助。自公元前两千年始，西北已有类似中亚的青铜印章；至于战、汉，则中原肖形印与中亚、丝绸之路印章也有颇多相近之处；自六朝以降，虽然中西印章在内容和用法上分道扬镳，中原居民的墓葬中仍偶尔会发现源自西方（波斯、中亚）的印章，其中既有旅居汉地的胡人后裔（如：史耽诃），也有身份显赫的汉人将领（如：徐显秀）。这些遗物虽不足以完全揭开印章起源的谜团，却为我们研究印章的传播，乃至东西方文化和经济交流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对于国内考古界而言，研究和解读这些珍贵遗物的工作才刚刚起步，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古玺的崛起和发展是世界印章发展史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而需要在古代世界的广阔视野内去重新审视它的地位和价值。据2016年7月20日《今日美国报》报道，中国考古学家将在印度北部的印度河谷遗址进行科学发掘，在未来的七到五年中与印度考古学家合作研究。我们期待通过这些走出国门的考古合作可以从科学考古角度更好地辨析中国古玺的起源。

一、

据新华社报道，陕西渭南市境内出土一西周 “龙钮玉印” ，底面为凹面，以阴刻线条作十字格分割，格内有四个图案。据专家称，分别为 “龙” 或 “蜀” 、 “鹿” 、 “虎” 和 “鹰” ，认为其是中国最早的玉质古玺。

对此器物的古玺说，我们不敢苟同。首先，两周时期金文系统已较完善，族徽的使用已趋于衰退，同时代肖形印趋于具象化。其次，此件底端为凹面，且为较浅的线刻，不符合当时古玺和封泥的使用关系。另，在殷墟妇好墓有出土同类器物，其整体外形、钮式花纹皆如出一辙。此两器大小接近，当是相同器物。所以，我们认为渭南市所出似不应称作古玺。

二、

近十年肖形印是中国当代篆刻界非常热门的表现手法，上承三千年前的中国古代肖形印，得以发扬光大。中国古代肖形印大多以青铜为材料，或浇铸，或錾刻，入土几千年，出土大多图案弥漫古拙，而国外肖形印多以宝石或矿石为材料，出土后基本没有腐蚀，图案清晰细腻，与我国肖形印呈现巨大区别。中国有尚古、崇古、拟古之风，近代篆刻大家皆好此种古拙之美，并以此种审美创作肖形印。篆刻界所制作肖形印以具象图案为主流，开一片大好新气象，除传统图案生肖印之外，以佛教题材、人物照片为范本的比比皆是。其形象之逼真，用刀之精准，为古所未见。然而，这一切都是基于现代照相、扫描、西方素描技术的篆刻表现，与传统篆刻中古拙的审美情趣有异，而更接近于剪纸、皮影、版画。古代肖形印在封泥作为载体的情况下，是呈现出较为立体的高度概括的浮雕图案。即使使用印泥打在平面纸上，在红与白之间产生微妙的过渡层次，也就是相对于 “实” 来说的一种比较“虚”的效果，在视觉上产生一定的厚度，在二维空间呈现出一种貌似三维的立体效果。总之，它以简胜繁，简中见神韵，令人遐想神往。以拙之见，借古开今，当代肖形印似有更广袤的开拓空间和多元的表现手法。

要之，产生于西亚的图章印，在我国洋为中用、脱胎换骨、独具特性，获得了本土化的新生。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指出的是——印章其实就是“小型的雕版印刷”，换言之，雕版印刷就是“大型的印章”。难道不是吗？而所谓活字印刷，不过是诸多印章的拼凑罢了。

【06、鼠疫灭明论】

網文《明末大鼠疫》报道：

明末鼠疫，又称明末华北鼠疫、京师大瘟疫、明末大鼠疫、疙瘩瘟，是指明朝崇祯帝在位期间中国北方出现的大鼠疫。

明代中期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空前少雨的年代，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首先在山西爆发。

明末大鼠疫开始于崇祯六年（1633年），地点是山西。崇祯十四年传到河北，并随着李自成和清朝的军队传到更多的地区。崇祯十四年（1641年），鼠疫传到北京，造成北京人口的大批死亡。 [1] 

明末鼠疫这场大鼠疫使得“街坊间小儿为之绝影，有棺、无棺，九门计数已二十余万。” [2-3]  北京在1643年的8月到12月间，保守估计死亡人数已高达全城的五分之一。所以当次年的4月，李自成攻进大明帝国的都城北京时，他面对的是一座“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的死城。 [4]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树基根据华北地区明朝末年地方志以及一些明代人的记录，在其论文《鼠疫流行与华北地区社会的变迁》中，首次提出了明末席卷华北地区的瘟疫实际就是鼠疫。近十年之后，他与李玉尚合著《鼠疫：战争与和平》，对前期的研究做进一步的完善，提出了“老鼠亡明”的观点。 [5] 

异常寒冷的气候频繁引发水灾、旱灾、蝗灾、鼠疫等，成为波及全国范围的大瘟疫，形成“水旱灾——饥荒——瘟疫”的恶性循环,成为明王朝崩溃的根本原因。 [6] 

背景

生态破坏

历史记载，自明嘉靖始，明朝与蒙古边境之间常有变乱，致使许多汉人逃往蒙古草原，大面积的牧场被开垦为农田，改变了牧场的生态环境。其中，原本生活在草原上的老鼠生存空间被压缩，人与鼠接触的机会大大增加。 [5] 

气候异常

同时，明朝末年恰又是旱灾频发的年代，万历期间曾有过三次大旱且均引发瘟疫；崇祯十四年，再遭大旱且历时4年。旱灾肆虐，逃荒保命的不只是难民，老鼠也需到处寻找食物，较大数量的老鼠进入人类的居住地也就顺理成章了。鼠疫杆菌通过寄存在它们身上的跳蚤将病毒传染给了难民，而难民的迁徙流动又使病毒延伸到更大的地域。华北地区作为明末农民战争后期的主战场，天灾人祸并至，明末大瘟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酝酿。 [5] 

1618年，万历46年，广东下起了大雪，这标志着“小冰河时期”的开始，从这时开始中国遭到了持续干旱和低温的侵袭，到1638年，崇祯11年，漕河干枯，1640年，崇祯13年，黄河干枯了，而长江和淮河竟然已经全部封冻。明朝末年中国内地大部分地区进入小冰河时期，全国性的旱灾蝗灾和鼠疫长年反复上演。对于一个庞大的农业国家根本无力抗拒这种打击。伴随着自然灾害而来的是内部的暴动，东北和西南地区发生的叛乱。 [7] 

崇祯10年-14年，中国华北地区连续4年大旱。崇祯14年，在山西北部一个春季干旱荒野上的午后，一只因为体内鼠疫菌正在大量繁殖，而堵塞消化道无法吸血的跳蚤，跳上一只灰老鼠身上拼命的叮咬它，这时大量的鼠疫菌进入被叮咬的灰老鼠体内。于是鼠疫菌在这个身材比跳蚤大无数倍的新家更加快速的繁衍，十多个小时以后，灰老鼠开始出现高热症状，它的内脏开始溃烂出血。在灰老鼠死时，它体内的大量鼠疫菌开始转移到附件的其他老鼠身上，随后从一个老鼠家庭向另外的老鼠家庭传染。 [7] 

常年干旱食物减少，老鼠们身体虚弱，免疫力下降，很快整个地区，都布满了鼠疫菌。干旱缺水也导致了鼠疫菌以更快的速度繁殖。 [7] 

很快成群结队的带菌老鼠由于高热导致身体炎热难忍，它们到处寻找水源拼命的喝水。于是为了寻找水源，老鼠们集体出发，开始了向四面八方搬家的历程，在这个旅程中更多被感染的老鼠加入了搬家大军。 [7] 

崇祯14年夏天，中国内地突然出现大群大群的老鼠互相咬着对方的尾巴成群结队渡过江河险阻，进入安徽，河南，河北等诸省。 [7] 

50%的崇祯年份都是大旱，大旱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国民体质严重下降，卫生条件极度恶化。在这一年崇祯14年，中国内地还是普遍大旱，在河北春季几乎无雨，老鼠大军找不到水喝继续向更南的南方进军。 [7] 

同时饥荒中慌不择食的人们开始偷吃老鼠藏在洞里的食物，吃成片死在路边的老鼠，横扫全国的鼠疫大爆发终于开始了。于是在中国的史书上留下了，崇祯14年始，大名府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广平府大饥疫，人相食。京师大疫，天津大疫。河南全省大疫，开封府阳武县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荣阳，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 [7] 

山东青州，济南，德州，泰安相继发生大疫。安徽大疫，青蝇大如枣，凤阳府，安庆府，庐州府相继被鼠疫攻陷，死者最多的地方死亡人口达到90%，于是庐州府，就是现在的合肥一带，民有绝户，繁华大街如同静夜，无人行走。 [7] 

流民因素

气候变化还会导致瘟疫的流行。由于大规模的流民出现，瘟疫在明代后期也日益猖獗。据《明史》记载，从1408年到1643年，发生大瘟疫19次，其中1641年流行的一次瘟疫遍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当时著名医学家吴有性在《瘟疫论·原序》就着重指出：“崇祯辛已（1641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 [1] 

过程编辑

西北爆发

这场“古今方书所无”的怪异瘟疫在这一年遍传北京城内外，患者会忽然在身体肢节间突生一个“小瘰”，接着“饮食不进，目眩作热”，还会呕吐出“如西瓜败肉”的东西。一人感染，全家都会传染，甚至有的“阖门皆殁”，全家死绝。亲戚更是不敢上门慰问吊唁，因为只要一进病家门口，必会感染，等到他回去时，又把瘟疫带回了自己家中，瘟疫死亡如此之巨，以至于帝都的九座城门“日出万棺”。但这还不是这场瘟疫最恐怖之处。死亡在一瞬间发生，甚至来不及诊断和治疗，这才是这种瘟疫最可怕的地方。 [4] 

明万历年间，政府的赋役越来 越重。随之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 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最后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同年，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谷县、忻州、苛岚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记载。次年，疫情传至辽州（治今左权），再传至潞安府（治今长治），疫情进一步扩大。 [8]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七八年间兴县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有可能将鼠疫传播到相邻的地区。从兴县过黄河，就是陕西的延安府和榆林府，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9] 

迅速蔓延

崇祯十三年（1640年），顺德府、河间府和大名府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瘟疫传染，人死八九”。

崇祯十四年（1641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广平、顺德、真定等府，类似的记载相当多。左懋第督催漕运，道中驰疏言：“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 [10]  这时华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11]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疫疾从河北地区传染至北京，病名叫“疙瘩病”，“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并死。” [12]  “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

崇祯十五年，天津开始爆发大鼠疫，有朝染夕死者，日每不下数百人。排门逐户，无一保全。崇祯16年，疫情还在进一步加剧，北京及其附近地区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7] 

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秋间发生的腺鼠疫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天转化为肺鼠疫。崇祯十六年京师大瘟疫，疫情很严重，夏燮《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染病死亡之多，无法计数。《崇祯实录》又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尽管缺乏准确的统计数据，但上述官方记载说明：当时的大瘟疫，势态极其严重，北京城死亡人数之多，竟达无人收尸的境地——“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 [13]  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这场鼠疫，发生在北京城破前一年的二月到九月到崇祯十六年四月时，北京每天死人上万，以至于城门都被运出的棺材堵塞。沿街的小户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门口的最多，街头连玩耍的孩子都没有了。有一个统计数字，这场大疫夺走20万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估计在80 万到100 万，也就是说，每四到五个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堪称是一场超级大瘟疫”，不但是士兵、小贩、雇工大批倒毙，北京城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14]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15] 

波及江南

江南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遭大水，崇祯十四年（1641年）有旱蝗并灾，崇祯十五年持续发生旱灾和流行大疫。地方社会处在了十分脆弱的状态，盗匪与流民并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 [16] 

结果编辑

妥善治理

10月初的北京，一座恐怖的绝望之城，来了一个担任后补县佐虚职的福建人，他发现了鼠疫的治疗办法。他使用刺血法给病人治病，每天来看病排队的患者多达万人。到崇祯16年的冬季，大雪纷扬，北京的老鼠差不多死光了，人口也死的差不多了，导致人口密度大幅度下降，再加上这位福建人的治疗。北京的鼠疫病情逐步得到扭转。但彼时的北京城里，人鬼掺处，薄暮人屏不行。时人称因北京死人太多，鬼魂白天就在城中游荡，夜里更是群鬼夜号，处处鬼影。 [7] 

自毁长城

崇祯17年4月，北京这座被鼠疫折磨了超过1年的帝国京城早已元气大伤。京军三大营的军队因为鼠疫死亡过多，正所谓“大疫军死者众”，而京军的2.7万匹战马，也只有1千匹可以骑乘，京军已彻底失去野战能力。北京内外城墙15.4万个垛口，只能由5万名羸弱士兵据守，这些大疫之下，侥幸存活下来的士兵们“衣装狼狈，等于乞儿”。士兵们全都身体虚弱的坐在地上休息，以致鞭子的抽打都不能让他们站起来。 [7] 

4月16日，李自成的50万农民军开到北京城外，虽然在崇祯14年大疫以前，李自成曾经屡次被明军打的满中国的跑，但是现在已经今非昔比。双方经过了2天不算激烈的战斗，李自成的大军就攻陷了这座阴气森森的“鬼城”。冲入城里的李自成大军到处搜刮金银妇女。那位治疗鼠疫，拯救了北京全城市民生命的福建人也被李自成的士兵杀死。 [7] 

43天后，八旗军联合吴三桂的关宁军大破主要由饥民组成的没有多少战斗力的李自成部队。一般传说李自成大军是在北京感染了鼠疫才失败的，其实不然。因为在李自成进入北京的时候，鼠疫已经得到了控制。其原因很简单，李自成的部队根本就打不过明军的关宁军，在鼠疫大爆发以前，关宁军就经常在关内杀得高迎祥，李自成等各路反军到处抱头鼠窜。所以山海关之战李自成大败，随后1万已经投降清朝的关宁军，又在永平，卢沟桥，保定，庆都，真定等地连续大破李自成。 [7] 

明清易代

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的接踵而至，明王朝抵不住清兵南下，也就在情理之中。9月19日，清世祖福临，也就是顺治皇帝进入北京，清朝建立。令人惊奇的是，席卷肆虐全国的干旱和鼠疫鼠疫在清顺治元年后就消散得无影无踪。华北各地风调雨顺，社会经济开始复苏。 [17] 

明末大鼠疫的发生，直接造成了明朝华北和江南人口锐减，税银和粮食收入锐减，军队非战斗损失巨大，人民体质虚弱。让仅有10万披甲的满清就征服了中国关内地区。 [7] 

“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一只来自山西北部荒凉山野的染病老鼠，如同穿越心脏的致命一剑杀死了庞大的明帝国，也彻底杀死了中国历史的进程。1910年10月接替了明帝国位置的清王朝的最后一个冬季，异常寒冷。就在这个冬天，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鼠疫袭击了东北。第2年，清朝灭亡。所以，我们不要亵渎那些萌萌的老鼠，也许这次亲密接触将改变未来的历史。 [7] 

轶事

一个化名为“花村看行侍者”的明代遗民是这场1643年京师大瘟疫的亲历者，在他的回忆录《花村谈往》中，他一口气举出了几个耸人听闻的突然死亡的个案。

一名官员前一刻还和同僚喝茶打恭时，后一刻就“不起而殒”了；两个人一前一后骑马聊天，后面的人刚叙话几句问前面那个人，却发现这人已经“殒于马鞍，手犹扬鞭奋起”；最令人骨栗的恐怕是两个小偷的诡异之死：一家富人在瘟疫中全家死绝，于是这两名小偷打算发一笔横财，这二人约定一个在屋檐上接应，一个下到房中将偷来的东西递上来，结果下面的人递着包就突然猝死，而上面的人在接的时候也染上瘟疫毙命，死的时候，这两个小偷手里还攥着偷来的包袱。 [4] 

有的新婚之家，新婚夫妻一起死在婚礼上，有人骑马而行，正在说话，后面的人已经死去。 [7] 

有一个叫吴彦升的官员，刚准备去温州赴任，他的一个仆人死了。他命另一仆人去棺材店买棺材，久久不见回来，原来竟然死在棺材店里。有一对新婚夫妇，婚礼之后，夫妇坐于帐中很久没有出来，打开帐子一看，夫妇两人死于床的两头。只有鼠疫才能有如此烈性威力。

影响编辑

明末的大鼠疫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秩序、人口结构、政治格局和人文环境。 [18] 

人口锐减

据史学家不完全统计，明朝末年关内各省全部人口大约是1亿人口，万历和崇祯年间两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陕、晋、冀3省死亡人数至少在千万人以上。北京人有四分之一被鼠疫夺去生命，20万人命赴黄泉。 [19]  时人记载崇祯16年“疙瘩病”“羊毛瘟”盛行，呼病即亡，不留片刻，八九两月，死者数百万。 [7]  而据曹树基估计，明末的崇祯年间，死于鼠疫流行核心区即山西、直隶、河南三省北部的疫死人口，要占到这三个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根据外国学者估算，明末经过持续的干旱，蝗虫，鼠疫，天花和饥荒造成全国损失了40%的人口，整个国家元气大伤。就是到1651年，清朝顺治8年，全国也仅有1036万壮年男丁，全部人口在6000万左右。 [7] 

4-8月滴雨不下，飞蝗遮天，鼠疫大军攻入江苏，浙江，嘉兴府桐乡县居民90%被感染鼠疫，蛆虫从房子里一直爬到街道上。邻近的湖州府则损失了30%的人口，民众无病而口中吐血而死，民多投河自杀，哭声震天。 [7] 

灾荒、疫病、战争，1640年代的中国，这几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得神州大地生灵涂炭，山河破碎。据学者统计，明清易代之际，因非正常死亡，中国的人口减少了约四五千万。

明朝灭亡

对于大明王朝灭亡的原因，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一般认为是李自成推翻的，满清人在后面撬墙脚。也有的认为是大明朝廷内部出了问题。坏在宦官和政治腐败上。这些观点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如果跳出史学，从流行病学的角度分析，问题便很简单了——鼠疫，是鼠疫直接导致天下大乱。崇祯年间的大鼠疫，间接造成了北京的沦陷与明朝的灭亡。 [20] 

明末爆发的“疙瘩瘟”，就是所谓的“鼠疫”，因为从发病到死亡既烈且急，所以有时也被称为“电击性鼠疫”。鼠疫分为“腺鼠疫”和“肺鼠疫”两种，前者死亡率达50%-90%，而后者死亡率几乎高达100%。非常不幸的是，崇祯十六年的京师大瘟疫，很可能是这两种鼠疫同时肆虐的结果，所以死亡率才如此之高。较之关内闯献作乱，关外满清南下，这场鼠疫大爆发才是名副其实从内部断送帝国国祚罪魁祸首。 [4] 

据台湾著名明史专家邱仲麟的估算，自鼠疫始至李自成攻破北京，约20万北京人殒命，占当时北京总人口的1/5到1/4。在这样的情况下，驻守京师的明朝军队自然无法幸免。据历史记载，当时驻守京师的军队有10万人，大疫过后，仅余5万多人。加之，明末军队腐败严重，军心本就涣散，经此大疫，更是溃不成军。李自成率军攻打北京城时，当时的守城将官不得不低声下气求人守城，仍“逾五六日尚未集”，最后连三四千宫中的太监都上了城墙。1644年3月，大顺农民军兵临城下，此时，北京内城上平均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瘟疫中的守城明军“鸠形鹄面，充数而已”。这样军队，抵挡不住李自成的精锐之师。疫病肆虐的北京城，是大明朝最后的仰仗，崇祯帝可能从未料想京师会如此快速沦陷，自己连从容出逃的时间都没有，最后不得不自缢于煤山槐树之下。也许，连闯王李自成也没有想到可以如此轻易地拿下北京城。 [5] 

纵横帝国内部的鼠疫，也间接摧毁了帝国的边防系统，比如明军最精锐部队云集的九边重镇中的大同，山西，蓟州、宣府等镇在明末改朝换代的巨大社会变革中，根本就没有发挥出作用。大疫，南北数千里，北至塞外，南逾黄河，十室鲜美一脱者。纵横帝国内部的鼠疫，也间接摧毁了帝国的边防系统，比如明军最精锐部队云集的九边重镇中的大同，山西，蓟州、宣府等镇在明末改朝换代的巨大社会变革中，根本就没有发挥出作用。在跟着闯王有饭吃口号下，远近灾民纷纷加入李自成的队伍，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 [7] 

廷现在需要关外明军尽快击败包围锦州的八旗军，随后调入关内平乱。于是皇帝连续发布密令要前线明军尽快出战，速战速决。最后在崇祯14年的秋季，冒然出击的明军战败，多年累积的全部精华丧尽。最后皇帝催促陕西大帅孙传庭立刻出战剿灭李自成。这时的孙传庭处于苦于鼠疫横行，人死过半，根本无法征收税粮，军队缺乏口粮的困境。最后孙传庭带领饿七扭八歪的大军穿过潼关战败身亡。《明史》云“传庭死而明亡矣”。这北京大疫之下，侥幸存活下来的士兵们“衣装狼狈，等于乞儿”。士兵们全都身体虚弱的坐在地上休息，以致鞭子的抽打都不能让他们站起来。以至于李自成轻易的就夺取了北京城。 [7] 

瓦解军队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最后失败的真正原因一直是个历史之谜。百余年来，专家们对此有多种解释，有的说他败于不得人心，有的说他败于骄傲自满，有的说他败于腐败，也有人指出，李自成的百万大军亡于鼠疫。 [21-22] 

艺术作品编辑

电影，《大明劫》。 [23] 

解读词条背后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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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别惹老鼠？鼠疫间接性摧毁了立国三百年的明朝

这些老鼠身上携带着大量鼠疫杆菌，出现在河北、安徽、河南等省。这些省份发生大饥荒，灾民食不果腹，不免以老鼠为食，于是就引发了一场场席卷全国的鼠疫。

2020-02-0631阅读4022

参考资料

1.  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天太冷  ．腾讯网[引用日期2017-03-27]

2.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九《志异》：崇祯癸末，“八月至十月，京城内外号瘩病。兵科曹良直方与客对坐，举茶打恭，不起而殂。兵部朱希莱拜客急回，入室而殂。宜兴吴彦升授温州通判，一仆先卒，一仆买棺而卒于卖棺处。有一友姓鲍，劝移寓，随行李去，入门而殂。吴速看视，亦即殂。……沿街小户，收掩十之五六，街坊间的儿为之绝影。有棺无棺，九门计数，二十余万也。……发内帑四千，三千卖棺，一千治药，竟不给。”

3.  《四忆堂诗集校笺·卷之三》

4.  人类防疫七千年．凤凰网[引用日期2017-03-27]

5.  专家谈明朝灭亡：鼠疫或为重要原因．中新网[引用日期2017-03-27]

6.  杨奕望，吴鸿洲，陈丽云，《明代瘟疫产生、爆发与流行》，人类健康理念国际论坛、学术年会, 2009。

7.  万历46年广东大雪小冰河期来了．网易网[引用日期2017-03-30]

8.  周同，《被瘟疫灭亡的明朝》，《健康大视野》, 2005（1）:58-59。

9.  顺治十八年《潞安府志》卷15《纪事》

10.  《明史·卷二百九十五·左懋第传》

谢选骏指出：人説“明末大鼠疫”；我看明末大鼠疫對於明朝滅亡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就像武漢肺炎直接導致中共進入了“百年未有之變局”。

《明末的鼠疫有多恐怖？为何有人说明朝实亡于鼠疫？》（2021-01-07 阿木君）報道：

明朝的大鼠疫到底有多么厉害？我们先从鼠疫这种传染病来了解，鼠疫是一种主要通过鼠蚤来传播的急性传染病，这种病广泛流行于啮齿动物之间，是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得了这种病如果救助不及时的话会生发烧、淋巴肿胀、肺部发炎等症状，死亡率超过了百分之三十，不可谓不可怕。即使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存在患鼠疫死亡的情况，那么在明朝又会是一种怎样的场景呢？

明末大鼠疫又叫京师大瘟疫，是在中国北方出现的大规模流行病，发生的年代则正好是在崇祯年间。波及范围比较广泛，包括了山西和华北的数个大省。发病的时间点是从崇祯六年开始的，十四年的时候流传到了河北，随着战争和起义军流传的到了更多的地区。等到李自成杀进了北京城的时候，北京城的居民由于鼠疫的危害已经死了不少人了，这时的北京城更像一座死气沉沉的城市。

针对这次明朝末年发生的鼠疫，当今的学者曾经专门研究了这次瘟疫的影响，并发表了一些相关的论文。这其中上海交大的一位历史系教授曹树基根据明朝末年的一些相关史料就发表了一篇关注度比较高的论文，其中得出了惊人的结论，这次由老鼠造成的瘟疫是明朝灭亡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老鼠亡明的观点。

至于这种观点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这次鼠疫危害一定是极大的，不然也不可能导致老鼠亡明这种言论的产生。接下来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次鼠疫的具体过程以及受灾百姓的数量。

首先鼠疫的爆发一定和环境的恶化有关，并且形成了恶性的循环，导致灾情不断的爆发。从嘉靖年间，由于明朝总是在蒙古边境发生动乱，所以导致大量的明朝人跑向了蒙古草原。蒙古草原的汉人越来越多，我们比较熟悉的耕种方式导致了草原的环境被恶化，这就缩短了老鼠的生存空间，导致人和周围的老鼠接触越来越多，为之后的鼠疫爆发埋下了伏笔。

赶巧，自然灾害的频频爆发又在本就风雨飘摇的大明朝身上插了一刀。在万历朝期间就曾经爆发了三次的旱灾，并且每次旱灾的爆发都伴随着瘟疫的发生。在这次发生的大瘟疫之中，已经发生了历时四年之久的大旱之灾了。这次旱灾受到饥荒之苦的不仅仅是老百姓自己，还有所有的生灵，当然老鼠也由于饥饿也频频出入百姓聚居的地方。于是老鼠就将身上的鼠疫细菌通过跳蚤传递到了人的身上。

由于农民起义不断，加之最后的华北地区成为了主要的战场，流民随着战争不断的迁移，他们去了哪里，哪里就成为了鼠疫的传染重地。

可能是老天也想让大明朝早日结束，于是在万历的四十六年，广东也都下起了大雪，这一切也都源于小冰河期的开始。等到崇祯十一年的时候运粮的漕河全都结上了冰，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的旱灾、粮食的减产、蝗灾和鼠疫的轮番轰炸。最后饥饿的人群没有放过路边的草根和树皮，甚至连街边的老鼠也并不能幸免。于是第一个鼠疫患者就出现了，开始一传十十传百。

就拿当时的山东青州、济南、德州和泰安来说，鼠疫的患者只能以万来计数。安徽的鼠疫非常严重，有的地方的死亡人口甚至一度达到90%，不可谓不骇人听闻。

这场鼠疫先是在西北的山西爆发，据史料记载患病者的症状有相似之处，先是脖子处的淋巴发炎肿大，接着就是头昏发高烧，上吐下泻。只要是家中有一个人患病，在当时就是全家人都得病。村落中无一不是谈鼠色变，每一个人都害怕把别人家的病毒带到自己家中，所以造成了荒无人烟的景象。

接着到了崇祯的十三年，鼠疫传播到了河北的大名府、河间府，由于当时并没有十分见效的治疗手段，导致患病者十有八九都会死亡。等到了崇祯的十四年的时候，鼠疫来到了北京，由于淋巴发炎的症状被京城的人称之为疙瘩病，尤其是夏天和秋天的时候的病的人数更多。

等到了崇祯十五年的时候，天津也爆发了鼠疫，病人得了鼠疫有的最后吐血而死。等又过了一年的时候变成了肺鼠疫，得肺病而死得人更多，传染性更为强烈。京城有的老百姓的家中甚至都已经死绝户了。

来到京城的这场鼠疫，一共持续了整整一年半多，在这期间北京城每天死亡得人数已经上万了，甚至要掩埋尸体都买不到棺材，找不到地方。尤其是沿街住得老百姓染病得概率十之八九，有的甚至惨死街头。曾有数据显示这场瘟疫带走了至少二十万得老百姓，而当时得京城不过百十来万，也就是说每五个人里边可能会有一到两个人因病而死。不仅仅是士兵得病，最后连叫花子都看不到了。

这种现象直到一个福建人的出现才暂时得到了缓解，他偶然间发现了鼠疫的治疗手段，就是用刺血法来给病人治病，每天光是排队的人就有成千上万。等到崇祯16年的冬季时，京城的的老鼠和人死的也差不多了，鼠疫才得到了初步得控制。

根据史学家得统计，明朝末年全国的总人口大约在一亿人左右，而在崇祯和万历两次鼠疫过程中就造成了千万人得死亡，这在人类的抗疫史上也属于最严重的几次。虽然明朝的灭亡原因有很多，但不得不承认鼠疫所导致的灾祸进一步加快其灭亡。

《明朝灭亡因老鼠？消灭北京守军的非李自成是鼠疫》（沉默的左手 大明劫 2013-10-25）報道：

核心提示：当时在北京的明朝军队，名义上说有十来万，大疫过后，少了一半。按一位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当时李自成的队伍杀过来时，能上京城城墙上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

原题：《老鼠是压垮明朝“稻草”？ 明末北京鼠疫流行》

1644年的中国，正是明清交替。历史舞台上有三位主角：明朝皇帝朱由检、农民起义军闯王李自成、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或许还应加上一位，明朝的辽东总兵吴三桂。其实，还有一位主角一直为人们忽略：小老鼠。

1644年，农历3月15日，闯王李自成率大顺军抵达北京城北郊的居庸关。这里是北京城的最后一道天险，然而关隘却无人防守，明朝总兵唐通出降。接下来发生的事，人人皆知：李自成的队伍势如破竹，在3月18日攻破北京城，朱由检吊死在景山一棵老槐树上。

然而，1644年3月李自成所面对的北京，实际已是一座疫病蹂躏的鬼城。这场大疫，是从崇祯六年到崇祯十七年间流行，发源地大致在山西的兴县，然后到大同，再到潞安。接着，鼠疫传到陕西的榆林等地。崇祯十四年时，大疫传到河北大名府、顺天府等地，那里的地方志上，都有“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杀食”的记载。崇祯十六年，也就是北京城破的前一年，北京也发生大疫。

为何判定北京的这场大疫是鼠疫？明人当时的笔记称这场大疫为“疙瘩瘟”、“疙疽病”，这实际是对腺鼠疫患者淋巴结肿大的称呼，而当时的传染性之烈，“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只有鼠疫才能有如此烈性威力。

到崇祯十六年四月时，北京每天死人上万，以至于城门都被运出的棺材堵塞。沿街的小户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门口的最多，街头连玩耍的孩子都没有了。有一个统计数字，这场大疫夺走20万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估计在80万到100万，也就是说，每四到五个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堪称是一场超级大瘟疫”。当时的北京城里盛传种种白衣人勾魂的流言，一到晚上，民间整夜敲击铜铁器驱鬼，“声达九重”，官方也没法制止——这是怎样的一座鬼气森森的城市！

这时候，政府还能做点什么？当时的皇帝似乎已经顾不上这事。虽然在崇祯十六年二月疫情就爆发了，直到了七月，驸马巩永革上疏说，请皇帝“轸念孓遗，亟赐拯救”，这时朱由检才下了一道谕旨，拨银两万两，令五城巡城御史收埋死尸，再拨一千两银子给太医院，医治病民。然而病人、死人太多，这点银子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

即使贵为宫廷官宦，也不能幸免鼠疫的肆虐。开始宫中每死一人，还能得到四千钱的抚恤，后来，连这个钱也没了。

可以想象，这时驻在北京的明朝军队怎能幸免于瘟疫。当时在北京的明朝军队，名义上说有十来万，大疫过后，少了一半。按一位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当时李自成的队伍杀过来时，能上京城城墙上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不但是士兵、小贩、雇工大批倒毙，北京城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当时的守城将官低声下气求人来守城，“逾五六日尚未集”，朱由检下令让太监三四千人上了城墙。到了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北京内城上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而且都是老弱病残，“鸠形鹄面，充数而已”，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经到了西直门时，京城还没什么像样的防御，而士兵们每天只有百余文钱去买粥充饥，怎能抵挡李自成的精锐之师？

有史料说，当时的明朝军队打仗时，士兵躺在地上不肯动，军官“鞭一人则一人起”，可是这个起了那个又趴下，说他们是军心涣散也罢，全无斗志也罢，或许，这都是一群半死的病人。

但是，这里仍有疑问。首先就是，李自成的队伍攻进一个大疫之城，他们自己难道不会被传染？专家对此的解释是，李自成进城的时刻恰逢其时。正好到这个时候，北京的腺鼠疫已经基本平息，而肺鼠疫，因为天气转暖，还没能流行开来。

这里要解释一下腺鼠疫与肺鼠疫。一般人们都知道，鼠疫是一种由老鼠传染的烈性传染病。具体说，是由老鼠身上所带的跳蚤，将鼠疫杆菌传染给了人。这是腺鼠疫。腺鼠疫的显著特征，就是淋巴结肿大溃烂。而肺鼠疫，常常是由腺鼠疫转化而来，表现为剧烈胸痛、咳嗽、吐血。肺鼠疫的厉害，在于它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已经不需要老鼠作为中介。但是肺鼠疫的流行一般都是在冬天，需要在气温低的条件下。

每一种疾病，有每一种疾病的机理。腺鼠疫的流行，到了老鼠和人都死到一定程度时，它就会平息下来。这个时候李自成来了。如果李自成早几个月进来，他们也会被鼠疫消灭掉，不过，到最终清军还会进来，这个大趋势不会变。历史的演变真是非常有意思。

如果没有战事，或许明朝政府还可以集中精力去应付灾荒。但明朝末年的时候，明王朝面临着强大的外敌入侵。为了应付辽东防务的沉重负担，于是加紧对社会摊派苛捐杂税，这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激起一轮又一轮的民变。战争，又导致灾荒和疫病的后果成倍扩大，无法收拾。

灾荒、疫病、战争，1640年代的中国，这几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得神州大地生灵涂炭，山河破碎。据学者统计，明清易代之际，因非正常死亡，中国的人口减少了约四五千万。

谢选骏指出：鼠疫既然灭明，那么满清岂非鼠疫之子了？难怪满清时代遭受全球围剿，不但华人在美洲殖民地遭到排斥，而且人在本土也遭受八国联军的搶劫。悲哉悲哉。

【07、什么时候瑞士变成阿富汗的样子】

《“我心中理想的阿富汗就是瑞士的样子”》（2021年8月27日 法广RFI 小山）报道：

1996年，塔利班曾经闪电般占领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导致了一场人道主义危机和数百万人的逃离。今天，同样的场景再次出现，妇女和少数民族深陷被压制和迫害的恐惧中。为什么建立了20年的阿富汗军队面对塔利班时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阿富汗40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和平，这个国家经历了数次战争，共产党、苏联干预、圣战者组织、塔利班、美国干预，现在又是塔利班的回归。据瑞士资讯采访住在伯尔尼的阿富汗电影制片人Mortaza Shahed，对阿富汗局势分析解答。

据Mortaza Shahed说，“我父亲在90岁去世时，对国家和平还怀有理想。我在美国干预后也回到了阿富汗，同样怀着和平的希望。现在，我8岁的女儿目睹着这些权力斗争，依旧希望战争结束，获得和平。1996年塔利班在阿富汗掌权时，我还是个孩子，作为难民与父母一起生活在伊朗。当时我通过电视经历了一切，就像现在一样。但无论我是孩子还是成年人，我总是很害怕，总是有很多疑问。”

就许多通过媒体关注该国事态发展的人无法理解，一支军队怎么会如此迅速地解散，为什么士兵们不去战斗的以为，Mortaza Shahed说，这是一个政治决定。因为总统是普什图人，他不想与同样属于普什图族的塔利班作战。政府从未真正同恐怖主义展开过斗争，我们的总统都是叛徒。宗教和种族归属对忠诚与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国和北约完全没有理解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吗？据Mortaza Shahed说，美国想不惜一切代价离开阿富汗，他们做了了结，把我们留给了塔利班。撤军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我不相信他们没有意识到之后会发生什么。

一些人认为，随着塔利班的掌权，和平可能会回归，但代价是失去自由。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目前，和平和自由，阿富汗人都已经失去了。他们甚至不知道战争是否已经结束。北方联盟前领导人Ahmed Massud Shah的儿子最近向塔利班宣战。上一次塔利班占领喀布尔时，他们袭击了大学和医院，杀害了数千人，之后建立了一个粗暴的政权。和平不是这个样子的。

全世界将关切投向阿富汗。塔利班胜利后，大量民众试图逃离，喀布尔机场混乱恐慌的画面震惊了世界。您认为瑞士能够为那些逃出阿富汗的人们提供怎样的帮助？

是的，特别是在南部和东部，但我不认为塔利班在那里拥有过半居民的支持。大多数人- 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的人- 并不接受这个极端主义且执行伊斯兰教法的政府。他们想保持自身的自由。

在回答在阿富汗的亲友是否也很恐惧的提问，Mortaza Shahed说，那里的每个人都很害怕。塔利班正在玩弄着媒体。但在社交媒体的视频里，我们看到了他们的真实面孔。他们正在挨家挨户地逮捕政府工作人员。我一直在关注着事态发展，我很担心我的兄弟，我还没能把他带到瑞士来。人们被生存恐惧笼罩着。随着美国撤军，20年的建设被摧毁，在人权、儿童教育，特别是女童和妇女权利方面的所有成就都功亏一篑。现在，大多数阿富汗人都想逃离这个国家。

您希望的阿富汗，是什么样子的？Mortaza Shahed说，我理想中的阿富汗就是瑞士这样的，不同语言、种族和宗教共生于一个联邦国家。不幸的是，阿富汗从来没有过一个共有的身份，邻国对阿富汗内政影响很大，这也是我们在对抗塔利班20年后失败的原因。

谢选骏指出：上文做梦“阿富汗变成瑞士的样子”，但现实却是“瑞士变成阿富汗的样子”。这并不很难。只要穆斯林“难民”再多多进入欧洲一点，就差不了多少了。问题仅仅在于时间的进度——什么时候瑞士变成阿富汗的样子？那时，就是敌基督的西方文明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阿富汗“无休止的战争”休止，但问题才刚刚开始》（瑞士广播电视集团 2021年08月18日）报道：

塔利班在阿富汗令人出乎意料地迅速掌权，勾起了人们对1975年西贡政权垮台的记忆，这也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上的一次惨败。日内瓦国际社会试图应对阿富汗即将面临的人道与人权危机，但却发现他们面对的问题远多于他们能找到的答案。

美国军队与公民从阿富汗仓促撤离，标志着美国历史上最持久的战争已经结束。20年来，美国历任总统，无论出自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在北约以及盟友的帮助下，维持着自己在阿富汗的存在感。美国的任务也从报复与安全行动转变成了一种不公开的国家建设计划。数以千计的士兵在冲突中丧命，阿富汗军队的物资支出超过了830亿美元（约为5379亿人民币），超过1万亿美元（约为6.48万亿人民币）打了水漂。（阿富汗军队中有超过30万由美国配备装备以及训练的士兵；塔利班约有7.5万名战斗人员）。上周日（8月15日），一架直升机盘旋在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上空。

瑞士外交部工作人员飞离喀布尔

瑞士外交部长伊格纳西奥·卡西斯（Ignazio Cassis）确认，该部最后三名驻留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瑞士工作人员已被安全撤离，正在飞回欧洲途中。

但阿富汗政府从未赢得“民心”，塔利班能迅速成功占领城市与乡村就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军事与外交政策制定者低估了阿富汗政府腐败与无能的程度。虽然外国驻军撤退不可避免，也已是被公之于众的事实，但阿富汗政府军不愿也没有能力抵抗，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大多数观察员预计阿富汗政府军与塔利班之间的国内战争将持续1年或者18个月。但仅仅在10天的时间里，政府军就兵败如山倒。

为阿富汗募款

拜登总统用比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更国际化、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宣布“美国回来了”，这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国家政府与日内瓦的欢迎。不过，阿富汗政府倒台与塔利班卷土重来的新格局，是否会改变西方国家与国际社会对美国重拾的好感？这将如何影响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威望？我想，美国盟友中一定存在焦虑，比如台湾一定会担心美国是否能履行协防自己的承诺。

被忽视的和平协议

外交与人道主义援助在补救局势方面的潜力也成问题。2020年美国与塔利班在多哈签署的和平协议成了一纸空文；阿富汗政府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牵线搭桥下，与塔利班进行的后续谈判（英）外部链接也没有奏效。

阿富汗政府高级谈判代表Nader Nadery，7月对《华尔街邮报》（Wall Street Journal）谈论起塔利班的参与情况时说：“在谈判过程中，我们看到另一方所表现出的延迟与我们的紧迫感不符。”她还补充道：“暴力必须结束，战争必须结束，我们需要达成政治和解方案。”但和解从未出现过。

今天，喀布尔机场一片混乱。美国不仅要帮其公民撤离；它还要对在过去20年里，为它卖力、与它并肩作战、现在却面临威胁的人负道德责任。并不是每个想离开的人都能够离开。阿富汗总统跑了，却没在阿富汗留下合法且得到国际认可的政府。

虽然一些塔利班领导人声明，将不对那些曾为阿富汗政府工作过的人以及政府盟友进行报复，也表明愿意允许年轻女性继续接受学校教育，但曾在多哈许下的诺言未被履行这一事实，为阿富汗人权的未来蒙上了阴影。塔利班在其控制区域施行的政策，从未符合过国际认可的人权标准。

问题多，答案少

有人尝试应对即将到来的人道危机，但他们面对的问题比答案多。日内瓦各界无法确保塔利班会合作，因为他们从未合作过。土耳其与其他国家会开放边界、接纳难民吗？鉴于塔利班过去很少尊重人道主义与难民标准，如何才能有序地应对政权更迭带来的难民潮？

援助机构只有在所在地政府允许的情况下才能在该国境内运营。如果援助来自那些一直以来反对塔利班建立原教旨哈里发国的敌对方，塔利班会接受包括人道援助在内的外国干预吗？就算援助机构与政府无关，要想说服激进的塔利班相信合作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也绝非易事。

吃一堑会长一智吗？

人们很容易将1975年西贡政权垮台时的情况，与今天的喀布尔政权垮台进行对比。越南战争的目的是遏制共产主义的扩散，美国虽在军事上占据极大优势，却输掉了那场战争。如今，越南是一个和平繁荣的国家。

阿富汗军事干预源起遏制恐怖主义的初衷。但这场行动失败了。基地组织以及如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仍然存在。虽是不同背景，但占据极大军事优势的一方又一次战败。不过，很难想象阿富汗会像越南一样，成为一个和平繁荣的国家。阿富汗，可能还会是一个由打败了英国、苏联和现在的美国这3个帝国的当地军阀统治的宗派主义国家。

我们从阿富汗政府靠西方支持维持的20年政权垮台中能吸取怎样的教训？最明显的，应该是军事，或许并不意味着一方能在实力悬殊的战争中获胜。塔利班，就像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战线（俗称“越共”）一样，虽然军事实力不占优，但还是赢了。“民心”，并不由美国的军事力量决定。

还是像在越南一样，美国的军事情报没能准确描述当地的实际情况。

那么，吃一堑就会长一智吗？悬。这20年干预背后的骄傲自大，最初来源于对9/11事件的感情用事。作为对9/11恐袭的回应，时任总统乔治·W·布什将美国军队派往阿富汗进行反击。当时的任务是要惩罚那些对此负有责任的人，并保证阿富汗不会窝藏国际恐怖分子。

纽约、内罗毕、维也纳、日内瓦：在全球治理这一天下，各东道主城市为争取分得一杯羹在进行着激烈的竞争。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任务变得更复杂。就像在越南的稻田里一样，深陷陌生国土之中的美国以为自己能解决所有问题。喀布尔政权垮台是否能改变这种自大，我们还需拭目以待。但目前并没有证据支持这种可能性。

这个认为自己不可或缺、不同凡响的国家太执着于它的自我形象。而包括国际日内瓦在内的众多其他势力，则将争相收拾这一残局。（译自英文：王伯笛）

谢选骏指出：这个瑞士资讯SWI swissinfo.ch隶属于瑞士广播电视集团，属于瑞士国家项目——它如此关切阿富汗，说明它已经知道，极端自私的瑞士这次也无法置身事外了。

【08、杨修为什么该杀】

《曹操杀了杨修后，杨修之父一句回答成千古名句》（2021-09-04 历史春秋网）报道：

三国的历史之中，曹操手下的谋士是最多的，曹操阵营之中有一个叫作杨修的人，他就是因为擅自揣摩上意最后被曹操处死，这是自三国演义出版以后一贯的一个说法，但曹操阵营之中其实并不是只有杨修一个人能够猜透曹操的心思，像之前的郭嘉，荀彧，戏志才，司马懿这些人其实多多少少都有猜透过曹操的心思。

但杨修这个人问题就在于聪明反被聪明误，很多事情看透不能说透，曹老板这个人从董卓时代开始就是以多疑著称，你把他的心思一下子全给抖露出来了，甚至没有经过曹操的同意直接吩咐手下人去执行命令，这样既是有越权的行为，又是有不尊重主上的意思，最为主要的还是因为杨修这个人介入到了曹操家族的储君之争，所以才使得自己被杀而不知。但他父亲的聪慧可绝对不止于此。

杨修的家族世代显赫

从东汉的历史之后，一些清官拒绝贿赂的时候就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做：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句话成为了那个时代清廉官员的高尚之言，很多人读书的时候都学习过这句话，但今天要你说出这句话的出处和是那个人所说，肯定是有九成以上的人都是不知道的。

答案其实很简单，这句话是东汉时代的名臣杨震所说，而杨修其实就是这个叫做杨震的玄孙，祖上有这么牛逼的人，后人做事情的话其实也会方便很多，而杨修就是靠着祖先的积累获得了很多士人都得不到的经书，在少年的时候便因为精通儒家五经而出名。

精通五经在现代人看来没有什么感觉，因为这几本经书在今天这个文字过剩的年代是想看就看，而且因为枯燥没有味道，很多大师极力推荐大家去看都没有人去看，就是在今天显的如此鸡肋的五经在东汉的时候可是有千金都得不到的宝贝，那到底是为什么会让读书人如此重视呢？

从东汉时代的人才录取制度来看有两个主要方式，一个就是察举制，就是世家大族之间互相推荐对方家族的人才，然后让朝廷的官员登记上报给朝廷做官，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根据皇帝的喜好从地方选出这些精通儒家五经的人在朝廷大殿上面回答皇帝的问题当庭策对，回答好的人像汉代的董仲舒就是靠着这个在汉武帝一朝辉煌腾达的。

东汉的时候虽然经历了王莽和刘秀两次改朝换代，但这些规矩和人才选拔制度依旧是从西汉继承而来，杨修的祖先掌握着儒家五经的恐怖程度就相当于掌握着朝廷的考试大纲，朝廷考试基本上都是从这五本书里面出题。

也就是相当于你今天参加高考，而高考之中的内容和题目很有可能都是你做过试卷的原题，这里面的恐怖之处也是杨修家族世代出人才的根本原因。

这些东西传到杨修这里的时候已经被杨修完全继承了，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熟读儒家经典，能够写出让很多成年人都自叹不如的汉代辞赋文章，后来在东汉朝廷日渐没落的情况之下，杨修跟随文人大势追随曹操，靠着文学才华做了曹操身边的一名主簿，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极端的聪明才智惹来杀身之祸

曹操这个人是极度的重视人才的，要知道当年为袁绍写檄文辱骂曹操的陈琳都被曹操纳入到自己的麾下做事情，给他高官，给他厚待。按道理来说这个杨修从曹操微末的时候就开始追随，后面老老实实的做事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为何会被曹操愤怒的杀害呢？

事情其实是这样的，一开始的杨修因为敬畏曹操，做事情还是比较认真的，即使是有才华也不表露出来，而是做一个任劳任怨的老实人，但到了后面的时候，因为呆在曹操的身边时间一长，就觉得自己摸清楚了丞相的秉性，开始在曹操面前图谋表现起来。

杨修才华确实有，表现的次数也是很多，就连那个时候的曹操都经常当着群臣的面夸奖杨修的才华很牛逼，已经超过自己很多了，杨修因为得到曹操的夸奖经常引以为傲，很多人表面上都在羡慕杨修，但背地里却是说杨修已经是大祸临头了却不知道。

仗着自己的才华天天在领导面前炫耀，抢夺领导的面子这种事情即使是放到今天也是很严重的，轻度的话就是将你降职警告一次，严重的话你第二天就不用来上班了，很多没有才华且心胸狭隘的领导老板一般都是这样做的，那曹操和喜欢炫耀的杨修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从魏晋时代的文学地位来看，曹老板的位置也不是很低，甚至从知名度而言比杨修要高很多，因为魏晋时代的建安文学至今都是中国文学让人捉摸不透的一个高度，曹操留下的诗词文章也让今天的人朗诵不已，相对比较之下杨修则是要逊色很多，所以即使是曹操承认自己的才华不如杨修，那肯定也是相差不大的，所以历史之中的曹操杀杨修根本不是因为才华嫉妒而是另有其因。

三国历史之中的杨修到后期变得越来越嚣张，先是靠着揣摩曹操的心思得到曹操的喜爱，后面则是在很多事时候直接替曹操下令行事，这就已经让曹操很不爽了，虽然多次猜对，但到底是你做主公还是我做主公呢？最为可恶的是杨修自作聪明的参与到了曹操几个儿子之间的夺嫡之争，最后使得自己被杀！

曹操探查杨彪的心思

杨修是参与到曹操儿子的夺嫡之战之中被杀的，是因为杨修这个人选错了人，站错了队伍，跟着一个文学天赋高能，政治天赋低能的曹植，最后在曹操心中敲定让曹丕即位的时候就开始杀人来为曹丕铺路了，而杨修就是这个时候的垫脚石，在杨修死后，曹操开始找到杨修老爸杨彪，一方面是安慰安慰人家，毕竟把人家儿子给杀死了，一方面是看看他是不是有什么不满。

杨彪是一个低调且高深的人，他本人的话在东汉的时候也正儿八经的秀才出身，一郡之中数他文学才能最高，一个地方之中数他最为孝顺，靠着家里的关系和自己的才华一直做到了东汉时期三公之一的太尉，和同时期曹操父亲曹嵩是一个级别的人物，其实比在民间士子心中比曹嵩还要厉害一点。

因为人家是靠着真本事坐上去的，而曹嵩不仅是宦官之后，还是靠着五千万钱从汉灵帝手中买来的，因为这个原因对比之下，杨彪就显的更加突出了，但没有办法的是改朝换代，曹嵩的儿子曹操比自己的儿子杨修要牛太多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即使是身为前朝太尉的杨彪在曹操手下也只能是知无不答，在儿子死后也不敢表现出来过度的伤心。

曹操来见杨彪的时候首先说的是：几天不见面，您老人家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杨彪当年好歹也是在汉末的官场之中一直从汉灵帝到董卓时代屹立不倒的人，曹操的这句话他怎么可能听不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是不是因为我杀了你儿子，你这几天茶不思饭不想过度伤心而瘦啊？

一般做官十来年的人可能就是只能想到这层意思了，但杨彪是什么人，前朝官场金字塔上的人物。从这里面他已经知道曹操在问自己是不是在怀恨在心啊？恨意怎么可能没有呢？但谁让这个时候的曹操权大势大。这个时候那些六部尚书一级的官员能够猜出其中的含义，但杨彪已经知道曹操问他这个问题的含义。

对于曹操来说，他知道杨彪知道自己问这话的含义，所以故意这样去问，而杨彪则是比曹操还要高一个维度，他知道曹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而曹操哪方面则是不知道杨彪知道自己知道杨彪该如何回答这句话。那历史之中的杨彪到底是怎么回答的才避免了杀身之祸呢？

杨彪的回答名传千古

一个人因为一句话或者一件事情足以名传千古，那这个人一辈子时间所作所为就已经足够了，在曹操当时询问的时候，杨彪回答的是：

愧无金日磾先见之明，尤怀老牛舔犊之爱。

这句话从杨彪口中说出之后立马震惊了曹操。也震惊了当场的宫女宦官，传出去之后世人都感叹先前只是觉得杨修有才，但没有想到其父杨彪更是德才兼备，无敌于天下。

短短的十几个字说尽了人心之间的斗争，既完美的回答和解释了曹操对于自己的疑问，又将自己对于儿子宠爱的那种天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试问这种才华东汉以来谁人可敌？

句中金日磾的典故是因为他的儿子在后宫之中调戏宫女，金日磾看见之后手刃了自己儿子，杨彪前一句回答是赞同曹操对于自己儿子的处置，表示是自己管教不严，没有像西汉名臣金日磾那样以家法将自己儿子处死最后落到了国法不容的地步，作为父亲的自己实在是表示惭愧。

另外一方面，杨彪又以母牛舔刚出生小牛身上的胎液为比喻说虽然自己儿子犯法被杀，但血脉亲情终究是不能阻断的，自己即使再狠心又怎能不伤心？

这样的回答可谓是无懈可击，即使是曹操也挑不出毛病，不仅不能处置杨彪以绝后患，还要以朝廷的名义下诏来表扬杨彪的这种至真亲情，从这以后，中国人之间来形容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成语便又多了一个“舔犊情深”，直到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都还在大量的使用。

网民哀嚎：

popchengz 2021年09月04日 22:54

在汉朝所有当官的都是家族推薦出來的，如果你的家族不够大你还想当官。。笑话

思芦 2021年09月04日 19:07

成语用错了，舐犊情深 不是舔。

foxnews 2021年09月04日 17:10

愧无金日磾先见之明，尤怀老牛舔犊之爱。

句中金日磾的典故是因为他的儿子在后宫之中调戏宫女，金日磾看见之后手刃了自己儿子，杨彪前一句回答是赞同曹操对于自己儿子的处置，表示是自己管教不严，没有像西汉名臣金日磾那样以家法将自己儿子处死最后落到了国法不容的地步，作为父亲的自己实在是表示惭愧。

这样的回答可谓是无懈可击，即使是曹操也挑不出毛病，不仅不能处置杨彪以绝后患，还要以朝廷的名义下诏来表扬杨彪的这种至真亲情，从这以后，中国人之间来形容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成语便又多了一个“舔犊情深”，直到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都还在大量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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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看到的只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死乞白咧软骨头罢了。

谢选骏指出：杨修为什么该杀？因为有这样里外不是人的爹。杨修为什么该杀？因为“子不教父之过”——他爹没有正告曹操：“杨修死在你手也算是千古留名了，因为你‘挟天子以令诸侯’，做了流氓皇帝刘邦都没做过的缺德事情——所以杨修之死重于泰山；而你的子孙，将来只会因此死得更惨！”

第一期中国文明，到秦始皇屠城之后已成废垃；第二期中国文明，到忽必烈屠城之后已成废垃——其间曹操，不过一只“小咖”。而我们正在二十一世纪创造的，则是前途无量的第三期中国文明。

【09、世界第二的古城在耶路撒冷是人类文明的故乡】

《耶路撒冷发现9000年前城市遗址，或将改写人类历史》（2019-07-18 英国《独立报》）报道：

近日考古学家称在距离耶路撒冷仅三英里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新石器时代定居点，被称为古代“大都市”。

以色列文物管理局（IAA）的科学家们在现代小镇莫特扎的附近发现了一处有9000年历史的城市遗址，他们称这是史前研究领域的一个“大爆炸”时刻。

“这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遗址，它将彻底改变我们对新石器时代的了解，”该遗址发掘工作的联合主管雅各布瓦尔迪（Jacob Vardi）说。

这座石器时代的城市绵延超过半公里，当时曾居住着大约3000人。瓦尔迪将这个复杂的社会形式描述为古代版的耶路撒冷或特拉维夫—— “一个真正的大都市”。

在这一遗址被发现之前，人们普遍认为这一地区在这一时期是无人居住的，在此期间，人们仍在从狩猎为生转向更久坐的生活方式。

这些废墟是在该地区为修建新公路而展开的初步调查中发现的。文物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说，挖掘范围扩大后，还发现了大型建筑、小巷和墓地，这是该都市规划水平相对较高的证据。

考古小组的考古学家劳伦·戴维斯说：“这很可能是中东这一时期最大的一次发掘，通过我们从这个遗址中能够得到的珍贵材料和文物的数量来看，这将使研究工作在目前所处的位置上取得飞跃式的进展。”

研究小组还发现，储藏棚中有大量的豆科植物，尤其是扁豆，它们的种子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得到了很好的保存。还发现了燧石工具，包括数以千计的箭头、砍树用的斧头、镰刀和小刀。

根据以色列文物管理局的声明，“这一发现是农业集约化实践的证据。”“在遗址上发现的动物骨骼表明，该定居点的居民越来越擅长养羊，为了谋生的狩猎活动则逐渐减少。”

谢选骏指出：2017年我去过世界最早的“万年古城”耶利哥考察，但是那时还没有发现这个世界第二的古城在耶路撒冷。现在看来，这个耶路撒冷的古城规模，确实比耶利哥的古城规模大了许多——这一千年的时间没有白过。2017年我就提出——耶路撒冷是人类文明的故乡，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应该被任何人类集团所霸占，不论这个集团打着什么宗教的名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9000年前，世界上还沒有什麽犹太人或阿拉伯人的存在！

【10、进退两难的小粉红里外不是人】

《“我爱的国家不想让我回来”：被困海外的“小粉红”》（袁莉2020年6月24日）报道：

詹姆斯·刘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爱国者。

在中国的国庆日，他哽咽着观看了阅兵仪式，看到一个从落后走向强大的国家。他看《战狼2》看得起鸡皮疙瘩，这部类似《第一滴血》的中国大片讲述了一名超级英雄式的老兵，凭一己之力营救被困在国外的同胞。

当中国在网上受到攻击时，詹姆斯·刘和众多中国留学生一样，出言捍卫国家。他谴责香港的民主抗议，认为那是分裂中国的企图。在特朗普总统将冠状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后，他在Twitter上纠正使用这个词的人。

“我是真正的小粉红，”他说，这个带有贬义的词指的是共产主义红色中国的民族主义年轻人，他们把互联网当作爱国战场，与贬低中国的人战斗。

结果，21岁詹姆斯·刘发现，他一直以来捍卫的国家并不想让他回来。

这位在美国中西部一所大学就读的应届毕业生，已经成为因冠状病毒大流行被困在国外的无数中国人中的一个。航班在消失。回家的机票无比昂贵。中国政府担心像他这样的人会携带病毒，因此限制了国际航班，并告知侨民留在当地。

当留学生在网上质问为什么他们不能坐飞机回家时，国内的人告诉他们离中国远一点。他们说，这些被宠坏的学生可能危害中国控制疫情的成功。

和其他无数滞留海外的中国人一样，詹姆斯·刘第一次与自己国家的基本政治原则发生了冲突：国家利益高于个人需求。这乍听起来很有道理，甚至合乎逻辑，但它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观点截然不同，在这些地方，少数人的权利也应该受到保护。

这回，被困的学生和员工成了少数人，他们就得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做出牺牲。这样一来，他们就加入了政府批评人士和香港民主抗议者之列——这些人正好是他们长期以来在网上反对的群体。

一些小粉红正在重新思考他们与国家的关系——在中国语境下，国家、政府和共产党都是一体的。

詹姆斯·刘谴责香港的民主抗议，认为那是分裂中国的企图。

“我的心情越来越复杂，”5月中旬，詹姆斯·刘在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写道。“我爱的国家不想让我回来。”他在电话采访中告诉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许多针对像他这样的留学生的批评时，他觉得自己像是“被人狠狠揍了一顿”。

他们的观点有朝一日可能影响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塑。他们中的一些人长大后会成为商界、学术界或其他机构的领袖。他们可能仍是爱国者，但对自己的国家会有更微妙的看法。而且，他们可能不再那么快就相信从政府那里听到的一切。

“你能想象一直坚定的信念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你：其实事情并不是这样的？”詹姆斯·刘说。

阿拉巴马州特洛伊大学（Troy University）的大三交换生黛西·冷完成了学业，但很难买到回家的机票，她在微博上写道，她真心爱国，也反对过那些胆敢抹黑中国的人。但由于政府的限制，她的四次航班被取消，她很沮丧。

“心都凉了，”她写道，还加上了一个心碎的表情。

目前还不清楚还有多少人处于类似的困境。截止4月2日，共有140多万中国留学生生活在国外，其中近三分之一在美国，詹姆斯·刘和黛西·冷就属其列。

许多人在2月或3月没有着急回家，因为国内的冠状病毒疫情看起来更糟。还有些人想完成这学期的学习，而不是回家忍受痛苦的时差上网课。有些人则听从了中国政府的指示，保护好自己，但要留在原处。

后来，大流行袭击了全世界。中国航空监管机构开始限制外国航空公司飞往中国的频率。中国的航空公司有飞往海外的航班，但承载能力有限。与此同时，像印度这样不那么富裕的国家，都在组织受困公民的救援。

许多中国学生在中国航空监管部门的官方微博上发出请求，并抗议航班的取消和昂贵的票价。对他们而言，中国就像一个美丽但无法触及的梦。

“这盛世，如你所愿，”许多人引用官媒的口号说，它的意思是中国人要对生活在一个成功的国家心存感激。

这些学生中的很多人可能属于自40多年前中国对外开放以来，民族主义情绪最强烈的一代人。他们是在严格的审查制度和日益强势的宣传中长大的。在学校里，他们被不断教导称，中国被西方国家羞辱了一个世纪之久。

接触外国文化和语言并没有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更愿意接受外国思想。社交媒体——特别是微信——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他们中的大多数虽然身处国外，但也活在中国的泡泡里。

而共产党早已精通煽动他们爱国主义的艺术。《战狼2》就是他们的成功故事之一，这部2017年上映的动作片成为中国票房冠军，激励了像詹姆斯·刘一样的人。

在该片末尾，那位中国老兵在非洲国家挥舞国旗的长镜头结束后，一张红色中国护照的背面逐字打出了这样一段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对许多留学生来说，这些都是空话。“真实的世界里，没有战狼来救我，”一位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在微博上写道。

4月初，詹姆斯·刘花900美元买了一张达美航空（Delta Air Lines）6月份飞往上海的机票。后来，由于中国当局限制美国航空公司，达美航空的航班被取消。

票价上涨了。他的一个朋友花1万美元买到一个经济舱座位。詹姆斯·刘对自己第一份工作的月薪预期只有1000美元多一点。在美国读书已经花了他父母很多钱。

在那之后的几周里，詹姆斯·刘睡不好觉，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他加入了交流航班信息的聊天群。他发现4000美元一张的票价在当时是比较合理的价格，但要通过纽约、墨西哥城和东京转机。他的母亲否决了这一计划。太多转机会增加他接触病毒的机会。

最后，他订了一张从洛杉矶飞到韩国首尔的票，那里距离他的家乡中国厦门还有370英里的路程。价格：2500美元。

“拿到了机票才觉得心里好受一些，”他说。“否则我真的快要怀疑人生了。”

这些学生在社交媒体上匿名发言时都毫不掩饰，但在采访中却有所保留。举例来说，詹姆士·刘将不满集中在中国的航空监管机构上——最近，在美国官员挑战其对外国航空公司的限制后，中国航空监管机构做出了让步。特洛伊大学的黛西·冷说，她理解监管机构的动机。

但是有些人可能是屈服于一种新的感觉：恐惧。提到《战狼2》的那位在日留学生说，她担心接受我的采访会招致中国政府的报复。

然后，她邀请我加入了一个有将近500名中国学生的微信群，他们在里面交换有关航班、签证、学校的信息，表达着不满情绪。由于担心受到政府的惩罚，他们告诉彼此不要接受新闻采访，甚至中国媒体也不行。

中国政府如何让年轻人变得爱国

有时候，当他们忍不住骂政府或政策时，会有人迅速警告他们最好闭嘴，否则他们的微信账号有被关闭的风险，或者一旦回到国内会被请喝茶。

一名学生被警告之后发了一个表情，上面写着每位中国公民应该遵守的12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连发五次，仿佛在向这个监控国家表忠诚。

“我生长在红旗下，接受的是红色教育，”詹姆士·刘对我说。“现在，能怎么说呢？”

谢选骏指出：进退两难的小粉红既然不愿意像日本的神风特攻队那样“为国而死”，又无法像自由人那样“为自己而活”，就只能里外不是人了。

【11、朱元璋就是张献忠的先行者】

《遍地“张献忠”：社会中的戾气是如何培育出来的？》（寻迹晓讲 2021-09-17）报道：

“鲁迅”先生对这种现象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这段话的大意是，底层人民的残酷，并不是他们自己生发出来的。因为他们平时讨生活还来不及，没有时间琢磨酷刑。琢磨酷刑的一定是暴君和酷吏，他们利用酷刑来镇压人民，维护自己的幸福生活。底层人受了酷刑，也就知道对别人使用酷刑。正所谓“奴隶们受惯了猪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无异于猪狗”。

明末农民战争和明清易代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以残暴和嗜杀出名的时代，不唯是张献忠这样的农民军领袖，明军将领、清军及投清明军将领也都以大规模杀戮和酷刑为其突出特征。然而，“张献忠”们并不是凭空出现的。

在残酷的战争爆发前，明朝已经有了一个充满戾气和暴力的社会。

晚明大家刘宗周对明末社会的乱象有一段总结性描述，即“格斗出于妇女，官评出于市井，讹言横于道路。”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全社会都是一言不合即殴斗，即使妇女也不例外，人们根本不相信朝堂上的官吏评价，反而相信市井之间的官声，全社会到处都是小道谣言，一有异动，随即群情汹汹。

这是一个暴戾、紧张和不安的社会。

按照曾经流落中国的朝鲜人描述，即使是在社会还算平稳的明中期，平静的水面下也暗含着汹涌的恶流。到处都能遇到劫持人质、搜刮金银的强盗，尤其是海边的海盗更是多如牛毛。明朝的军兵除了言语粗暴之外，还动手抢劫朝鲜人仅存的一点财物。皇帝则是因为一点小过随意贬谪官员，有的官员头一天还在押解这些朝鲜人，第二天就接到了贬谪的诏书。

到了明末情况自然更加恶劣。社会上流行着一言不合即动手行凶的风气，就连素来以道德文章自诩的士大夫阶层也被此风气所感染。

以儒学新思想留名后世的明末三大思想家中，即有两人身负命案。其中顾炎武是由于家仆串通豪强阴谋诬告自己，一怒之下将仆人溺死。黄宗羲则因父亲反对魏忠贤死于诏狱，愤而刺杀了阉党成员。

二人犯案虽各有缘由，也可见即使是以涵养著称的儒家大族也已经被社会的戾气所感染。绝大多数的士人或官僚都被卷入了阉党和东林党人之间的生死对抗上，万历、崇祯两代可以说的上是戾气盈朝。

同样是三大儒之一的王夫之就此评论说，明代士人突出的缺点有三个，“躁竞”“气矜”和“气激”。士人一旦斗气起来，皇朝就不会稳固，汉以士人“躁竞”而亡国，宋以士人“气嚣”而亡国，而明末更甚，士大夫之间结党成团，对政敌生死相斗，不管他们之间谁胜谁负，最后都难免落到“死与辱及其身”的下场。

明末著名的士人钱谦益则说士子之间的斗争：“拈草木为刀兵，驱骨肉为仇敌，虫以二口自噬，鸟以二首相争”，彼此之间的撕裂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为什么连士大夫之间的撕杀都变得如此凶暴？

王夫之认为主要有两个外界原因：一是人君的昏庸暴虐激起了士大夫的反抗，二是市民社会上无赖的横行霸道对士大夫阶层的影响。

明朝历代君主的确有一种“暴虐”的情节。元末乱世里的大规模杀戮和朱元璋在天下安定后对功臣集团的大肆诛杀都是这种王朝暴力特质的表现。朱元璋滥用酷刑、大搞特务政治和文字狱的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官僚集团本身的抗争和暴戾。

到了朱棣时代，随着对建文帝旧臣的报复性杀戮，将这种暴戾风气推高到了一个新的地步。到英宗时期土木堡之变发生后，留守北京的朝廷因为战和一事发生冲突，进而发展到当庭群殴，将三个官员现场打死，就是政治风气变得极端和暴力化的证据之一。

而明朝市民社会的暴力化和流氓化则是朝堂暴力在社会上的投影。

明朝后期，各种各样的官府势力都在民间蓄养爪牙，这些打手多半都是街市上的地皮无赖，宋朝时将这种人称作“捣子”，明朝则叫做“光棍”。小说《金瓶梅》描写当时社会上光棍敲诈勒索的恶行，说清河县土豪西门庆手下有个流氓团伙，号称十兄弟。西门庆利用这帮流氓在地方上横行霸道，敲诈守法小商户，达到称霸清河的目的。

《金瓶梅》虽然说的是宋朝的故事，但描写的却是明朝的社会现实，它对于地方黑帮的描写并不是虚构。

明代著名的无赖恶棍有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十三太保等团伙，他们作奸犯科，横行于市井，公然聚赌，等赌局到热闹之处，哄然抢劫，官府不能制止。即使是在天子脚下的北京城，也是“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的局面，光是五城教坊司里有正式身份的就不止万人之多。乞丐们分帮结伙，在城中各自有各自的地盘。

在明代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的苏州，乞丐和流氓分班列队，在不同的时间里打砸不同商铺进行勒索，称之为“撞六市”。流氓们打砸的时候，往往手持棒槌、劈柴刀、镐子等凶器，一人勒索不成，立刻呼朋引伴，殴打对方，不到伤残绝不罢手。

全民的暴力化和极端化是怎么出现的？

首先应该承认，明朝死板而僵化的体制应该为此背上一份责任。早在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就有人哀叹洪武皇帝治理下的大明是民不得安生，兵不得安生，商不得安生，官不得安生的全民无所适从。但洪武时代毕竟还是生产和分配体系运行尚好，社会矛盾并不十分突出。

随着统治时间的延长，明朝的体制弊端陆续暴露出来。

以田赋征收为例，明朝政府对官田征收赋税，但赋税过重。导致一部分耕种官田的民户逃亡，明朝政府就将逃户的赋税加在还未逃亡的民户身上，导致他们应缴纳的田赋加倍，更加无力承受，也纷纷开始逃亡，形成了赋税越收越少，逃户越来越多的恶性循环。

这些流民一部分成为山贼海盗，一部分则流入城市变成市井流氓，成为明末治安败坏的重要因素。

各个卫所的军粮供应又是和明初的田赋收入严格对应的，由于朱元璋创立的财政体系缺乏弹性，每一分应收田赋的减少都会直接造成边地粮饷的短缺。

明代中期由于正项田赋欠账太多，边地军户的粮饷短缺已经十分严重。有的军户十多个月都拿不到一文钱军饷。为了糊口，守边军士不得不典当兵器、过冬衣物，甚至卖糜妻子。明朝边军的战斗力和士气因此土崩瓦解。

为了解决粮饷短缺的问题，明朝政府使用了开中卖盐法即商人向边地军队交付粮食，换取盐引到国营盐场提取官盐。但政府看到开中法有利可图后，改让商人直接交银子换盐引，又滥发盐引，导致盐场的盐不能足额供应商人的提取。很多交了钱的商人却长年无法兑付手里的盐引，纷纷破产。

明朝的积弊大多都如上述例子显示的那样，在立国初期设定好的一整套经济体系随着运行时间的延长暴露出问题，进而出现多米诺骨牌式的崩溃。经济体系崩溃的结果就是全社会都处在沉重的经济压力下，戾气急剧上升。

此外，明代的宦官专权和特务政治则是为这个烈火烹油的社会又添上了一把干柴。

宦官专权的问题并不在于掌权的宦官自己道德品质如何，而是在于皇帝通过宦官这个利益代言人，在传统的皇权-官僚体制外获得了不受约束的权力。当皇帝将这个权力用于政治斗争时，朝廷内部就会出现所谓阉党和传统官僚之间的尖锐对立。

当皇帝将权力作为敛财手段时，就会出现矿监、税使等暴力收税机关危害地方。阉党和传统官僚之间的斗争，或者是矿监等机构本身的横暴都还只是表象，问题的实质在于在这类冲突中受到损害的任何人都不可能从正常体制内获得申诉和解决矛盾的渠道。

这也就是无论官员还是老百姓在面对这种无正常约束的权力侵害时，表现的特别激进和极端的原因。

皇权难以被正常官僚体制约束的另一个表现就是特务统治。

明太祖朱元璋设立锦衣卫特务机构的目的就是在正规司法制度之外建立一套唯我独尊的私刑系统。但明朝皇帝始终解决不了特务权力过大的问题，不得不设立了一个又一个的特务机构让其互相牵制。这么做并没有让特务机构变得忠诚可靠，反而使得监管之外的特权组织不断增加。

锦衣卫下属的特务十余万人遍布明朝的城市和乡村，连普通老百姓的牢骚话也都能侦听到，而且拥有不必申报地方直接进行逮捕的特权。锦衣卫就利用这种特权，实行各种诬告和栽赃，制造莫须有的“谋反案”，所陷害的无辜者都无法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为自己辩解。

在宦官主导特务机构后，情况变得更加严重。宦官除了自身掌握的特务组织不受约束之外，还特别喜欢招纳各级官员和地痞流氓充当“义子”“义孙”，目的是在皇帝的监管视野之外搞出自己的权力执行体系。这些义子和义孙又会各自发展自己的义子和义孙，最终形成一张笼罩全国的黑势力网。

在明末的乱世里，不受约束的宦官特务组织和地方上的光棍团伙勾结起来，到处制造事端，劫掠民财，不断激化本已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

皇帝权力的无约束、官僚斗争的极端化、地方社会上流氓的普遍化、宦官和黑恶势力的勾结、特务机关的横行不法，加上明朝日益僵硬且趋于崩溃的体制，共同催生出了明末狂戾、偏激、凶残的社会风气。

鲁迅先生对这种现象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这段话的大意是，底层人民的残酷，并不是他们自己生发出来的。因为他们平时讨生活还来不及，没有时间琢磨酷刑。琢磨酷刑的一定是暴君和酷吏，他们利用酷刑来镇压人民，维护自己的幸福生活。底层人受了酷刑，也就知道对别人使用酷刑。

正所谓“奴隶们受惯了猪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无异于猪狗”。

在明末这样的社会里，除了高高在上的帝皇，所有人都成为了绝对权力下的奴隶，皇帝如何对待官僚，官僚就如何对待士兵，宦官如何拷打富户，富户就如何折磨比他更穷的贫民。

大明朝上下除了残酷和暴力之外已经不知道如何协作和和平沟通。到了这样的地步，“李自成”“张献忠”们的出现，就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了。

谢选骏指出：朱元璋就是张献忠的先行者——就像明朝自己推翻了自己！但是，上文似乎是在指桑骂槐、指朱说毛——毛泽东就是当今红区戾气的始作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自己推翻自己了。这就是历史的“一报还一报”。

【12、南北朝争相“踢屁屁”——“中国”还在我的梦里】

《CPTPP：台湾中国争相入群让成员国面临难题》（2021年9月23日）报道：

台湾周三 （9月22日）宣布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距离中国宣布申请加入该协定不到一周。

虽然台湾多年前便表达了对这个经济组织的兴趣，并已与该协定的现有成员国进行了非正式协商，但两岸前后申请加入，可能导致局势的进一步复杂化。北京将台湾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多次强烈反对其独立加入国际组织。

台湾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周三 （9月22日）表示，台湾当局已正式向CPTPP保存方新西兰递出加入申请，同时知会所有CPTPP成员国寻求支持。

行政院长苏贞昌要求相关部门开展法规与制度的协调准备工作，做好谈判前置作业。

中国外交部周四（9月23日）表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进行官方往来，坚决反对台湾地区加入任何官方性质的协议和组织”。

加入CPTPP以提振经济一直是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目标。民进党当局一直将台湾视为事实上的主权国家，并对中国大陆持更强硬的态度。北京近年在政治和经济上对台湾施加了更多压力。

此前，台湾未能加入由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该协定成员国涵盖东盟十国，以及韩国、中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被称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特朗普着手退出TPP 贸易战一触即发？

CPTPP的前身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奥巴马时代曾力推围绕美国构建的TPP，其中有部分为美国量身定制的条款。整个协定也被视为对抗中国经济崛起的产物。

CPTPP的前身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原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在任内为制衡中国影响力而力推的协定，对贸易自由化有着很高的门槛。但继任者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在2017年宣布退出该协定。

在美国宣布退出TPP后，日本领导了改组CPTPP的谈判。2018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日本、墨西哥和新西兰等11个国家在智利圣地亚哥签署了该协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首度表态，中国将积极考虑加入CPTPP。中国商务部在9月16日宣布，该国已向新西兰提交了申请加入CPTPP的书面信函。

CPTPP在劳工标准、环境保护和争端解决方面有众多条条框框。台湾经济相比中国大陆更加市场化，这也许会减少台湾与CPTPP框架磨合的难度，但由于加入CPTPP必须得到现有全部的11个成员国同意，中国和台湾的申请可能会遭到任何一个成员国的拖延和阻止。

在中国大陆上周宣布申请加入CPTPP后，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曾表达“担忧”。她表示希望这不会影响台湾申请入会。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总谈判代表、政务委员邓振中表示，经衡量各种情况后，台湾当局以“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的名称提出申请，因为该名称争议最小。

“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TPKM）是目前台湾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会籍名称，台湾与其他国家签订经贸协定也多以此名义。台湾加入亚太经合组织（APEC）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则使用“中华台北”作为名称。

各方反应

在台湾递交加入CPTPP的申请后，中国官方媒体“环球网”随即以“捣乱”为题发表文章。

报道引述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的话称，台湾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必须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前提，坚决反对我建交国与台湾地区商签具有主权意涵和官方性质的协议”。

中国外交部周四（9月23日）也表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进行官方往来，坚决反对台湾地区加入任何官方性质的协议和组织”。

据共同社报道，对台湾申请加入CPTPP一事，正在纽约访问的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欢迎”。日本是CPTPP的轮值主席国。

茂木敏充表示，台湾是日本极其重要的伙伴，双方拥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东京将“基于战略观点和公众的理解”处理此事。

这与日本此前对中国申请加入CPTPP的谨慎态度形成对比。此前，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村康稔表示，中国是否能加入要视其是否有决心能遵守高标准规定。财务相麻生太郎表示，“只是单纯觉得，如今的中国是能新加入的状态吗？”

尽管美国已退出相关协定，但总部在华盛顿的美台商业协会（U.S.-Taiwan Business Council）对台湾的决定表示欢迎。该协会称，台湾在科技、投资与供应链具优势，将会是重要价值伙伴。它呼吁CPTPP会员国在不受中国恫吓下考虑台湾申请案，美国政府也应给予支持。

除中国大陆和台湾外，今年6月，英国正式启动了加入CPTPP的谈判，而泰国也表示有兴趣加入该协定。

外交角力

随着北京和台北分别寻求影响CPTPP现有成员国，观察人士认为，两份申请可能会引发外交角力。

目前，台湾已经与CPTPP现有成员国新西兰和新加坡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在北京递交申请后，新加坡最先表示欢迎，随后马来西亚也表示乐见中国加入。

另一方面，墨西哥则持慎重态度。《日经新闻》（Nikkei）分析称，如果中国大陆加入，吸引此前退出TPP的美国重返将变得困难，而墨西哥的最大贸易伙伴是美国，因此墨西哥难以表示支持。

美国反对TPP的民众抗议。

澳大利亚也对中国加入CPTPP表达了保留意见。中澳关系由于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渗透指控以及呼吁独立调查新冠疫情源头而降至冰点。中国对澳大利亚采取了进口限制措施。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丹·特汉（Dan Tehan）表示，在中国停止针对澳大利亚出口品的贸易打击并恢复与莫里森（Scott Morrison）政府的高层接触前，不会支持启动谈判。

与此同时，台湾加入CPTPP也可能因日本食品禁令问题遭遇阻力。自2011年日本福岛发生核灾以来，台湾禁止从福岛及周边四地进口食品。台湾公众此前在公投中高票反对重启进口，引发日本不满。

台海两岸关系则处于持续紧张状态，中国上周刚宣布禁止进口台湾莲雾和释迦，理由是检验出有害生物。台湾行政院农委会主任委员陈吉仲称中国此举是出于政治目的。台湾当局表示可能上诉世界贸易组织（WTO）解决争端。

谢选骏指出：正如我曾说过的，这个申请CPTPP就是一个中共等待“踢屁屁”的过程——现在台海两个“分裂政权”都在申请等待踢屁屁，越来越像一对“分劣的难兄难弟”了。

《同样的中国历史 不同的两岸教科书》（周卫 & 王凡BBC中文记者2018年8月17日）报道：

一段历史，两种阐释——穿过一道绿植与鲜花拥簇的红砖小径，就到了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台北的故居——士林官邸。这座已经改造成生态公园的蒋故总统官邸入口处，不乏驻足围着展板讨论的大陆游客。“看，这跟我们历史课本上说的是完全相反的。”在主题为“关键年代的风云史诗”的特展前，一名大陆男游客对着他女朋友说。

多年来，两岸网络上对两地教科书不同叙事的讨论从未断过。日前，台湾教育部通过12年国民基本教育课纲，在高中历史课纲将中国史纳入东亚史，引发外界关于台湾当局借历史教育“去中国化”的质疑。此前，“中国史”都是作为独立部分呈现。

台湾教育部解释称，这份将于2019年开始实行的课纲分别以台湾、中国、世界为重点。在中国部分，国中（大陆称初中）课纲以中国主要时代分期为架构，而高中课纲则以中国与东亚的互动及发展作为重点。“中国还是重点”，“不会以东亚取代中国，”课纲历史课分组主持人、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金仕起向《联合报》表示。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则回应称，这是台湾当局在教育领域推行“去中国化”“台独”分裂行径的又一实证。

在政治对立的背景下，两岸教科书对于历史的表述、解释不尽相同。BBC中文记者对比大陆与台湾历史课本发现，从古代到现代，两地学生接触到的内容有许多不同之处。那么，不同史观指导下的教科书究竟有哪些迥异？哪些部分的争议最大？这些南辕北辙又如何透露了近年来两岸动荡又微妙的政治生态？

中央控制与民间开放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每个接受过基础教育的大陆学生从小就会背诵的句子。大陆强调台湾在中国古代就从属于中央政府，台湾史自然就划分在中国历史部分。

而台湾在1994年、2002年、2004年分别进行过所谓“去中国化”的历史教育大变动。2006年以后，台湾课本的“本国史”被分割为“中国史”与“台湾史”，“台湾史”单独成册，区别了汉人与台湾原住民两个概念，以台湾岛与本地居民为主体。

台湾高中历史老师林杉见证了从“本国史”到“台湾史”的过程，在她看来，这种变化是“无可厚非”的。“以前放在中国史的时候，台湾史的分量少很多，我们的小朋友都会背，黄河从哪一省流到哪一省，经过哪一省，但从来不知道台湾的浊水溪在哪里，”林杉说。

在牢抓意识形态教育的大陆，历史教科书完全由中央控制。在“马克思主义”纲领下，大陆历史教科书由人教、人民及学林三个官方出版社出版，各版本都强调阶级。

但台湾的教科书是在教育部门指导意见下，完全由民间出版社编撰（目前主要由翰林出版、康熙文化等8家出版社）。1988年1月1日，在蒋经国的指示下，台湾当局正式结束报禁，同时，教科书的编写也开始逐步开放给私营出版商。2002年，台湾教科书市场完全开放。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Onyi Lam与芝加哥大学的Eddie Lin合作的一项研究称，大陆历史教科书使用更强烈的形容词，形容词的比例、亲共产党、亲国民党的词汇频率、积极的形容词对消极的形容词的比例，相对于台湾历史教科书都更高。

研究还称，“由于台湾教科书市场开放，客观性在逐渐增强，而大陆的主观性在增强，逐渐增强学生‘热爱社会主义’以及增加爱国热情”。

两边的书中均承认，13世纪后期，元朝设立的澎湖巡检司是历史上台湾首次设立正式行政机构。但在之后郑成功与台湾的关系上，两者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在大陆，郑成功是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在台湾，郑成功则与其他汉人一样，是“外来者”。郑成功治理台湾期间被称为“郑氏时期”。翰林版历史书表述称，郑成功为反清复明决定“进攻”台湾，后战胜荷兰人并攻取台湾，建立了“台湾史上第一个汉人政权”。在被清廷击败前，郑氏政权共在台湾“经营”了21年。

“流寇”还是“英雄”？

作为明清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曾经攻克过中国600余座城市，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关于这场相对典型的古代农民起事，台湾将其定性为一场“动乱”，但大陆教科书对其极其推崇，不仅将其定性为“起义”，推至“反侵略、求民主”的高度，还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为“几千年来我国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思想结晶”。

跟太平天国运动一样，对历史上多起类似事件，两岸教科书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定性。在台湾，推翻明朝统治的李自成被描述为“流寇”，在大陆，李自成则是“得到了广大农民热烈拥护”的农民领袖。

“大陆教科书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评价高，起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法，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发展，但台湾没有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影响。其实大陆现在在很多具体问题上，也不是那么赞扬，大陆以前也用‘暴动’一词形容过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这个词不见得是否定，”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赵立彬告诉BBC中文。

而林杉认为，这些事件本就属动乱，“起义”一词体现的立场更强。“造反这种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事实上就是动乱，成功了就叫它革命。”

分歧最大的国共内战

1927年，中国境内爆发国共内战。第一次国共内战于1937年结束，此后1945至1950年间，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中国现代史发生重大转折，两岸就此形成政治分立与军事对峙。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将蒋介石软禁，要求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最终，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张后获释。

大陆称张学良与杨虎城为“伟大的爱国者”，称张杨两人“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最终扣押了蒋介石，实行了‘兵谏’”。台湾则称，“国民政府深知国力不足与日本对抗，于是采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但由于日本不断地侵略行动，民间反日情绪升高，中共借机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负责剿共的张学良部队士气因此受到影响。”

中共一直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八年抗战”的表述是以1937年7月7日日军入侵华北（史称“七七事变”）起点，也是两岸多年来共同沿用的说法。但2017年1月，中国教育部发函要求，全国中小学教材把以往的“八年抗战”描述改为“十四年抗战”，舆论哗然，国内外网友也对此进行了调侃。

“这只是说法上的改变，并不影响对抗日战争不同阶段认识的根本问题，说‘十四年抗战’只是更突出中国人民从事反法西斯斗争的时间更早而已。讲局部抗战，从1931年起，讲全面抗战，还是从1937年讲起，”赵立彬说。

大陆媒体曾经报道，台湾2004年康熹版教科书中认定“抗日并非是共军的主要目标”，“除了抗战初期略有表现之外，其后皆乏善可陈，而且经常在国军背后偷袭挚肘”。

“这样子的陈述是很正常的，”林杉表示。“确实那个时候整个抗战过程中共产党在崛起，真正实力悬殊下来应该是抗战后的事情。不过因为中国现代史的部分争议很大，课本里我们都是简单提到，大考也很少考这个地方。”

“台湾的教科书有时有点滞后，以前习惯了说中共不抗日，说共产党利用抗日趁机坐大。后来学术界对中共抗日还是有一定认识的，但相比大陆这边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仍不够客观。抗战一年后，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基本上是独立自主的，不像初期会在具体战役上配合国民党，所以国民党看不到，”赵立彬说。

大陆教科书将内战原因完全归结于国民党，称“1946年6月，蒋介石不顾人民的和平要求，发动了内战”。而台湾教科书认为，内战爆发的原因是“国共争夺日军受降地区”，并且是“中共利用抗日时机暗中发展实力”，最终“由劣势转为优势，使得中共在民国38年底几乎控制了整个中国大陆”。

对于这段历史，大陆重点强调了中共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毛泽东思想，是中共获胜的“理论武器”，并单独作为一个章节来讲述。台湾则从自身视角出发，反思了国民党溃败的原因，认为国民党在短短四年内被中共击败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政府腐败、经济崩溃、中共获苏联扶植，并在农村迅速壮大势力。两方均承认，中共军事指挥胜于国民党。

在大陆历史课本中，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又称“六四事件”）是一段不存在的历史。对此，台湾历史课本有一段简介：“虽然中共在经济上推动改革开放，但仍严格控管政治。1989年，北京的学生聚集于天安门广场示威请愿，要求政治改革，争取民主。同年6月4日，中共派军队镇压抗议的群众，造成许多人员伤亡，史称‘六四天安门事件’。”

“有学生去内地念书，回来问我，老师为什么六四天安门不见了？”林杉的学生曾经这样问她，让她感受到两岸对于历史描述的差异。“之前在我们教科书里不过就两三行，怎么跟那边的孩子讲他们是没有听过的？”

2018年1月，有中国网友发布新版与旧版历史教科书的对比图，截图显示，新版教科书删去了“文化大革命”独立的一课，并将其合并到其他章节。此后，官方辟谣称，“文化大革命”在新版教材中将作为一个专题出现，会“分六段全面系统讲述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背景、过程与危害等”。

然而，BBC中文记者对比最新版与旧版教材发现，旧版“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中的“错误地”三个字以及“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在新版中被删除，文革被定义为是“中共在探索中走了弯路”。有中国网友认为，新版教材有“粉饰文革之嫌”。

海峡另一侧的教科书则如此叙述：毛泽东因大跃进运动推行失败，被迫下台。他为了夺回权力，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传统社会伦理与文化进行无情的破坏，造成社会动荡，经济衰退，教育停顿，道德扭曲，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大灾难。

相比之下，台湾对自身历史上的政治敏感事件并没有遮掩。台湾教科书对历史上的“二二八事件”、“美丽岛事件”、“野百合学运”等都有比较详细的描述，认为这些运动有利地推动了台湾的民主进程。

“历史是所有科目里面最容易表达史观的东西，特别容易有立场，”林杉表示。“每一个政权都会这么表达自己的主权意识，从教学上最容易就是透过历史教科书，”但是，“现在整个政治氛围，政治的影响，应该超过历史教科书的影响了。”

谢选骏指出：篡改教科书容易，打破现状却很难——南北朝争相“踢屁屁”，就是一个可悲的例子。“南北朝”争相踢屁屁——“中国”僅存于我的梦里……我这样四面受敌、孤立无援的绝境，反而促使“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思想的诞生。

【13、秦杀韩非预示着秦朝的灭亡】

《秦王嬴政求賢若渴招來韓非子，為何又將他毒死？》（2021-10-02 歷史D學堂）报道：

韓非（約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戰國時期韓國都城新鄭人，《韓非子》是戰國時期著名思想家、法家韓非的著作總集。韓非子又稱韓非，是秦王朝統壹六國的理論建構者，戰國末期傑出的思想家和哲學家。如此重量級的壹個大V，其人生結局，卻是被他的理論知音秦王嬴政毒死在監獄裏。

這件事兩千多年來引發無數學者關註討論，爭執不休：秦王嬴政既然求賢若渴，才不惜動用國家武力將韓非招到自己麾下圖強變法，謀圖天下壹統，為什麼秦國的變法尚未完全成功，卻反手將韓非毒死在監獄裏？

第壹種解讀：不是秦王嬴政蓄意殺死韓非，而是李斯、姚賈合謀害死了韓非 

我們知道，韓非是韓國人，與李斯同窗，都是儒家大師荀子的學生。韓非是個不善言辭表達、卻很會寫文章的人。這壹點曾令李斯自嘆弗如。

韓非所生時代，韓國是戰國七雄中最弱小的國家，長期遭受鄰國欺淩，時刻都有被周邊強國兼並的危險。韓非曾多次上書韓王實行變法，走富民強國之路。但他的建議未被韓王采納，只得退而著書立說，以闡明其思想。

韓非所著《孤憤》《五蠹》等系列文章傳到秦國後，秦王嬴政讀了大為贊賞。說：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遂下令武力攻打韓國，欲奪韓非為己所用。

秦始皇（前259年—前210年）

秦王得到韓非後非常高興，下令李斯即刻組織屬下學習韓非的法家理論，在秦國圖強變法，加快天下統壹步伐。這使得當時身為秦國丞相的李斯非常嫉妒。於是夥同大臣姚賈，在秦王面前大說韓非壞話，伺機將他置於死地。

韓非被關進監獄後不久即服毒自盡，給他送上毒藥的就是其同窗李斯。也就是說，韓非是被李斯、姚賈合謀害死的，與秦王嬴政沒有半點關系。

史學家司馬遷即持這種觀點。他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明確說：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並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殺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

李斯（？～前208年） 

第二種解讀：李斯在邏輯上不具備害死韓非的動機，《史記》歪曲了歷史的本來面目，使李斯蒙受了不白之冤 

這種觀點認為，李斯在邏輯上不具備害死韓非的動機，因為秦王嬴政讀到韓非的文章，認為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時，向秦王推薦韓非的人，正是韓非的同窗李斯。如果李斯有嫉賢妒能之心，又何必在秦王面前推薦韓非？此外，韓非被囚，進而被殺，並不是在秦王重用韓非變法時，而是在韓非還未完全取得秦王信任的情況下發生的。

根據當時的形勢，韓非的存在，並未對李斯的權力和地位構成任何威脅，因而李斯也就不可能對韓非產生嫉妒之心。而且，李斯在秦二世繼位之後，甚至在自己都被趙高壹夥投進監獄的時候，還多次寫信勸說秦二世采納韓非的治國之術。此足以證明，李斯對韓非壹直是敬重的，謀害之說無從談起。

宋代學者曾鞏就持這種觀點。認為司馬遷的記載不僅歪曲了歷史的本來面目，還使李斯蒙受了不白之冤。

姚賈：戰國時期魏國人 

第三種解讀：韓非被殺，完全出自秦王嬴政對韓非的猜疑和不信任，與李斯、姚賈並無半點幹系 

這種觀點認為，韓非之死表面上固然與李斯、姚賈有正向關聯，但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是秦王嬴政對韓非的猜疑和不信任。秦王雖然求賢若渴，對韓非的學說也贊賞有加，但他對韓非歸順秦國的真實來意心存疑慮。認為韓非出使秦國，有可能是弱秦助韓計劃的壹部分，於是對韓非下了狠手。至於李斯給韓非送毒藥，如果不是秦王默許或縱容，李斯是斷不敢對韓非輕舉妄動的，因為這根本不符合君臣之道。

另外，司馬遷在《史記》中說，韓非被殺後，秦王曾壹度很懊悔。這也缺乏證據支撐。既然秦王懊悔殺韓非，那為什麼事後卻又遲遲不為韓非平反昭雪，也未見追究李斯壹分壹毫責任？由此可以斷定，殺韓非絕不是李斯嫉妒之心作祟，而是出自於秦王嬴政多疑善變的本能。

明代學者張居正即持這壹觀點，證據源自《戰國策》等先秦文獻。

張居正（1525年-1582年7月9日） 

第四種解讀：韓非是秦韓兩國政治與外交博弈的犧牲品，秦王嬴政毒殺韓非，自是有其正當理由 

這種觀點認為，韓非被殺，完全是秦韓兩國政治與外交博弈的犧牲品。

首先，韓非是韓國人，他熱愛韓國，有濃厚的家國情懷。韓非出使秦國，目的就是阻撓秦國吞並韓國，這壹點不僅秦王洞若觀火，李斯實際也心知肚明。因為在此之前，韓國就曾實施過壹個弱秦保韓的陰謀計劃：開始是派水工到秦國遊說，利用秦王好大喜功之弱點，以興修水利為名消耗秦國經濟實力。

但此事後被秦王識破，修建的鄭國渠不僅沒有弱秦，反而使秦更為強盛。不得已情況下，韓非這才親自出使秦國，抵秦後又立刻拋出《上秦王書》，迫不及待地提出攻打趙國之計劃，企圖把秦軍劍鋒引向趙國，從而達到存韓的目的。因此秦王嬴政毒殺韓非，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現代政治學者蕭功秦即持這個觀點。

第五種解讀：是雙重間諜姚賈暗中唆使秦王殺死了韓非 

這種觀點認為，韓非之死，姚賈是個不應該被忽略的狠角色。《戰國策》和《史記》在敘述韓非之死時，都提到了姚賈。其中，《戰國策》更是將韓非之死直接歸罪於姚賈的挑唆。理由是：姚賈是個職業外交官（戰國時期的遊說之士，多半具有雙重間諜身份），當時被稱為縱橫家。而韓非平生最恨的人，就是縱橫家。這是因為，韓非的祖國（韓國）就是毀之於縱橫家肆意攪和的。

從這個角度理解韓非與姚賈的關系，那就是國家意義上的形同水火。所以，姚賈暗裏唆使秦王殺死韓非，是完全合乎邏輯的。當代壹些非主流學者就持這個觀點。

綜上所述，韓非之死，爭議頗大，見仁見智，古來如斯。真相究竟何如，或許還隱藏在浩如煙海的過往文字之中，等待後輩學人繼續探究挖掘。當然，此事也有可能就此成為千古懸案，永遠不為後人所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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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史記》司馬遷 著 中華書局1979

〔2〕《韓非子》韓 非 著 中華書局1979

〔3〕《曾鞏文集》曾鞏 著 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0

〔4〕《淮南子》劉 安 著 延邊人民出版社1999

〔5〕《張居正大傳》朱東潤 著 陜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谢选骏指出：上文及其介绍的各位傻瓜都不懂历史之无法复原或猜测……因此他们的盲人摸象的想法，都很可笑。我建议他们换个角度，说说自己可能明白的东西——那就是，秦杀韩非预示着秦朝的灭亡。因为一个秦国连自己的客卿都容纳不下，又岂能容纳六国甚至天下呢？果不其然，秦不仅灭了六国，还灭了自己，一共七国，都死于秦始皇的狂躁。

【14、孔子反文化的罪恶远超秦始皇】

《孔子晚年竟然也做过“删诗书”的事情！》（2017-10-11 首页登录）报道：

说起对中国典籍藏书的毁坏，一般会想到的是秦始皇焚书坑儒、董卓火烧洛阳，甚至包括明朝朱棣编《永乐大典》，清朝乾隆编《四库全书》，其中都有删毁对自己统治不利的典籍的行为。但其实，“毁书删书”的不仅有这些统治者，我们的万世师表孔子也做过“删书”的事情。那么孔子为什么要“删书”，他的这种做法对中国文化的传承是功是过呢？

一、孔子删得是什么书？

孔子周游14国后，晚年回到鲁国，在教学之余，整理编辑了《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6本书。其中孔子对《诗经》、《尚书》两本书的改动最大。“删诗书”一说，就是指他对这两本书的删减编辑。

二、孔子删了多少篇幅？

关于“删诗”，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诗经》原本有3000多篇，孔子删完之后只剩下305篇，可见删减的篇幅之多。

三、孔子删掉了哪些内容？

孔子删掉的大多都是重复的和不符合礼仪、不符合儒家思想的部分。先秦时期，思想开放，《诗经》的“风”部分，属于民间文化，其中很多是爱情类诗篇，着重描写了男欢女爱，甚至不乏被孔子列为的“越礼”的内容。另一方面，此类诗歌也容易有主题雷同和重复。因此，孔子删掉的主要是这部分内容。

四、怎么评价孔子“删诗书”的功过是非？

首先从动机来看，孔子“删诗书”和统治者“毁书”不一样，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思想，把不好的那部分删掉，虽然这种“不好”只是他认为的不好，但是他的动机比较高尚，就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而且，孔子删去了重复和不合礼数的篇章之后，对其进行了分类和调整次序，重新编辑整理，并将之作为教材广泛传播。这些文献经过孔子的的筛选、编订次序、写序的工作，含义更加清晰、文章更加通顺、结构也更加合理，其中蕴含的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加积极而深远。

综上，虽然孔子的“删诗”使得大量前秦古人原汁原味的文化失传，这的确是一种遗憾。但是若没有孔子的努力，这些先秦的文献可能也很难传到今天。总统而言，孔子的“删诗书”还是功大于过的。

谢选骏指出：我认为孔子哪怕就是删掉一句，也说明他不是一个学者和思想家，而是一个政客和官僚。“总统而言，孔子的‘删诗书’还是功大于过的。”——这是什么混蛋“总统”说的话？

《“孔子作春秋”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读完恍然大悟》（问过蓝天 2021-06-16）报道：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可谓博大精深。

但是，它在博大精深的同时，也让人产生许多误解，先不说时过境迁，风俗与环境之改变所引起的误解，光是文字上的演变，就足以让后人产生无穷无尽的误解，甚至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如孟子在《孟子》一书中讲“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句话，就已经让人误解了上千年。

为什么如此说呢？

因为“孔子作春秋”这句话，很容易让人误解——许多人把这句话当成孔子编写《春秋》的依据，并由此而推断出孔子生前曾编写或删减过鲁国史书《春秋》。

这当然是一种误解。

何以见得？

我们知道，古之编写史书的官员，其实自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即家族传承——父传子，子传孙……经易不能改变，就算是国君，也一样无法去左右他们的记录与编写。

而孔子当时并不是史官，《春秋》更不可能是他本人所述，更何况《春秋》写到孔子时，就结束了——历史上的史官，并没有把自己也写入史书的传统。

那么，《春秋》既然不是孔子的所著，也不是孔子编写过的作品，孟子为什么讲“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俱”呢？

其实孟子讲“孔子作春秋”，指的并不是孔子编写《春秋》，而是强调孔子周游列国时，利用《春秋》的史实以及诠释出的道理提醒列国君臣，让他们对照自己，以便得以改正——“乱臣贼子”没有好下场的道理，而这正是孟子讲“乱臣贼子俱”的真正原因。

从另外方面讲，孔子自己也说过自己“述而不作”。

就算是记录孔子言行最多的《论语》，也不是孔子本人所作，而是孔子死后，弟子们汇编而成的作品，更何况《论语》全书也完全没提到“春秋”两字。

又如在《孟子·滕文公下》中讲，即：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大意是说，《春秋》一书，记录的是天子或国君的言行。

那么，孔子为什么又讲“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呢？

其实孔子讲“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他想表达的是自己所推行的“道”，其实《春秋》一书已经讲完了。

但是，如果后人读不懂《春秋》，却仍然把《春秋》一书当成自己（孔子所推行的“道”的话，到头来所惹出来的灾祸，当然会算到他头上了，这就是“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所在表达的意思。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孔子所传的“道”，《春秋》一书当中虽然都有，但是《春秋》却不是他的作品。

而这些其实正是孟子讲“孔子作春秋”这句话的真正意思。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断章取义，因为他只讲“孔子作春秋”，而不讲“乱臣贼子惧”——因为从“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全句来看，孔子显然不是史学家，甚至不懂历史哲学，而只是一个讲究“一切为政治服务”实用主义政客。

如果认为孔子是学者、思想家、文学评论家、史学家、历史哲学家，那么岂不等于说“孔子反文化的罪恶远超秦始皇”了吗？孔子反文化的罪恶确实远超秦始皇，因为大家知道秦始皇是暴君，卻不知道孔子首开《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刪改古書的恶例。

【15、朱镕基自称是豬頭元璋的孙子】

《原来朱镕基竟是当年八十万右派分子中的幸运儿》（RFA自由亚洲 2021-10-19）报道：

当年把“党内右派分子”的帽子戴到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办公室副处长朱镕基的头上，确实是中共政权给自己人制造的无数“冤假错案”之一。用当时的亲历者之一的话说：“他真的是被冤枉的。”

1957年春，中共中央提出开门整风，让党外人士对党提意见；也号召党内人士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

在此期间，当时国家计委党组也召开座谈会，高岗倒台后由毛泽东亲自任命的国家计委主任兼党组书记李富春亲自到会动员，请大家畅所欲言。朱镕基最初没有发言，但是为了避免冷场，有关领导再三让朱镕基发言，说：你是国家计委党组成员的秘书，你不给党组提意见谁提啊？一定要他提。于是，当时29岁的朱镕基站起来讲了3分钟。

在这个“给领导提意见”的三分钟发言里，朱镕基甚至连“官僚主义”四个字都没有使用，只是用“主观主义”形容国家计委和地方省市计委的一些领导在编制计划、预算时，往往不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其中“最不中听”的一句，也不过是“这种主观主义现象正在滋长蔓延，对国家计委的工作有害无利。”

但是，朱镕基的这个发言之后，“整风”变成“反右”。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人要求加强清查右派份子的压力下，国家计委对“帮党整风”中的发言作了排队……。按照官方媒体的说法：排来排去，发现朱镕基的发言可以被视为“右派”言论。加上朱镕基性格耿直，平时说话没有顾忌，有棱有角，甚至锋芒毕露，得罪了不少领导。到了1958年1月，朱镕基被划成“右派份子”。

朱镕基当年在国家计委的同事、后任中国某协会领导的一位老人回忆说：“他是被错划的，本来是不应该有他的，但那时划右派有任务，定指标，找不到那么多人，就把他拉上了。”

总部在北京的多维新闻网曾发表专题文章介绍说：1958年4月，国家计委正式宣布朱镕基被划为“右派分子”，并开除了他的中共党员党籍。朱镕基就这样在即将踏入而立之年的时候，从一个年轻有为的干部变为政治贱民。朱镕基百感交集，表示自己没有反党。

该文章中还说：当时的右派生涯漫长而痛苦，知名人士李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打成右派就意味着被打入另册，全党共诛之。很多右派被打，被拘禁，被押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被残害致死”。1998年3月，在朱镕基作为总理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起他的“右派”经历。他表示，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

而就是这段“被错划右派”的经历，恰恰是他本人就任上海市长时，在上海市人代会上借“就职演说”之机主动介绍出来的。

一九八八年三月，表面职务是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朱镕基即以上海市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中共第八届全国人大。如果说，八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三大上因为朱镕基仅仅当了个中央候补委员，所以其日后动向还很难被人猜中的话，那么到此时只要稍微知道一点中共政权组织运作常识的人即已经明白，朱镕基马上就会正式被“选举”为上海市长。

三月三十日，在大会秘书处安排的一次向全国作实况转播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第一次以上海市负责人的身份在荧屏上亮相。虽然此时人们都已经知道他已被内定为上海市市长，但当时的台湾《人权论坛》杂志社社长周幼非先生在提问时说了一句，“听说你将出任上海市副市长，这消息可靠吗？”，朱镕基立刻回答说：“我需要纠正你的是，国务院派我到上海去工作，是去当市长，而不是副市长。”

众所周知，在中共政权的政治词典里，所谓“党管干部”与“党指挥枪”是同等重要。在此前提下，中共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完全是“橡皮图章”，“人民代表”们的所谓“表决”权实际上只能行使一半，即只能行使“表示”权，而不能行使“决定”权。说的更准确一点，应该是上级党的组织行使了“决定”权之后，人民代表才能够行使拥护上级“决定”的“表示”权。

当然，从一九九二年以后，中国境内的个别地区陆续出现过几起地方省级人民代表的“表示”，同上级，也就是中央组织部门的“决定”不相吻合（中共政权称此种现象为“选择失控”）的情况。但在一九八八年的时候，这种“不与上级党组织保持一致”的作法，对于各级人民代表来说绝对是一种政治异端。

而当时，绝大多数循规蹈矩的中共官员虽然都和朱镕基一样，明知所谓的“人大选举”或者“人大任命”都是地地道道的“民主过场”，但在这个“民主过场”行使之前，都不会像当时的朱镕基那样，“落落大方”地在公开场合，甚至是在接受境外记者采访的场合，主动说出自己的新任政府负责人职务是党中央任命的。

自己对外宣布了中共中央对自己出任上海市长的任命之后，朱镕基又不忘追加一句“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上，我能当选上海市市长的话，我将非常高兴”。这正是朱镕基在共产党内为官的聪明过人之处。即没有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又获得了外部舆论的“开明形象”的好评。

事后，立刻有上海的记者分析说：全国人大只不过是一个表决机器，各地的代表每到开会时不过是应付差事而已。虽然朱镕基也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却能恰到好处地利用会议的机会，为自己还没有正式出任的职务主动曝光，然后借此为上海吸引外资大肆造势。他在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的这番表演，既不忘说明自己目前“钦差大臣”（由中央派往上海）的特殊身份之重要，又巧妙地为自己顺利“当选”上海市市长拉取了上海市人大代表们的好感。

当年笔者在撰写《朱镕基大传》一书时，有幸结识了这位当年多次当面采访过朱镕基的上海记者。他说，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中共正式宣布朱镕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八八年一月二日，朱镕基与江泽民一起陪同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视察上海。上海电视台播出了这则新闻，次日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又刊登了朱镕基站在赵紫阳身边的照片。自此，精明一点的上海普通百姓也都已经明白了，这位朱镕基是中央派来准备接替江泽民上海市长职务的。

在当时举行的上海市党政干部会议上，当江泽民第一次向与会全体介绍朱镕基时，台下掌声了了无几，凸显出江泽民的几巴掌拍得格外地剌耳。而本来就生了一副严肃面容的朱镕基此时就更无法展出笑容了，心里开始暗暗叫苦。

这位当年的上海大报记者评论说：当然，朱镕基骨子里还是共产党。但是，通过他主动利用全国人大会议的记者招待会这一难得的机会为自己造势的举动本身，第一，说明他智商足够，懂得见机行事和见缝插针；第二，说明他多少还有点民主意识，虽然知道共产党政权的各级政府领导人根本不是民选，但还是明白必须争取民意的道理；第三，说明他很有些开放意识，学会了西方政治家在公众场合做秀的本领。

在全国人大的“首秀”即获取境外媒体好评之后，回到上海的朱镕基即在次月召开的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再次展现自己的“与众不同”。

在此之前，朱镕基刚到上海时，他知道自己在上海没有背景，为了服众，不得不在一些场合强调自己是总书记赵紫阳同志派到上海帮助江泽民同志主抓经济工作的。但在上海市的人大会议的场合，他却又不失时机地做出一番尊重民意，接受上海市人民挑选的表现，先讲了一通对江泽民领导的上届市政府的丰功伟绩高度肯定的废话之后，即用“丑媳妇不怕见公婆”来形容自己好比是中央“嫁“到上海来的“媳妇”，口口声声“上海市人民的人大代表们就是专门对我这个‘媳妇’进行品头论足的。”

接下来，即应代表要求介绍自己的经历，从幼年时的穷苦出身，到清华大学的地下党学生会主席；从一九五八的“错划右派”，到文革中“下放”离京……。如此一番表演之后，收到的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中央派来的新市长是个老右派”的消息，迅速在全市老百姓和知识分子中传开。

众所周知，由于中共政权截止当时已经在中国大陆四十多年的统治时期内搞了一次又一次、一场比一场惨烈的政治运动，所以在整个大陆老百姓中早已造成强烈的逆反心理。这样一来，“老右派”的出身自然使朱镕基得分不少。但事实却是，在当年的那数十万“右派分子”中，相对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被直接关押或者长期下放劳改，甚至被注销城市户口下放农村由贫下中农监督改造的来说，朱镕基当时的境遇要好得多得多。

官版的介绍朱镕基的文章中说：“1958年至1969年，朱镕基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这是一所中专学校，他的任务是教老干部们学习数理化，到基层去培训徒工。

“1970年元旦，朱镕基被下放到国家计委设在襄樊的‘五七干校’当英语教师，一干就是5年，直到1975年才回到北京。”

而官宣的朱镕基简历中则说，他“1958年至1969年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也就是说，到计委下属的干部业余学校执教一段时间后，人就又回到了计委机关里，人都还是一直留在北京城里。

凡是对当年中共反右斗争有过亲历，或者仅仅是对那些“右派分子”们的生活经历有些许了解者，看罢朱镕基的如上这段经历后应该都会感慨，原来朱镕基却是当年的所有“错划右派”中，少之又少的幸运儿。李锐先生本人也有相同经历的那大部分当年的“右派分子”们的悲惨境遇，他朱镕基从未经历过半天。

众所周知，“文革”中被下放到中央和国家机关分设在全国各地的所谓 “五七干校“里从事农业劳动经历，是当时绝大部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机关的大小干部们的共同经历。而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的朱镕基却还能执教，不但老婆孩子一起都是居住在北京，自己也一直都是北京户口 -- 包括本人在襄樊干校任英语教师的五年时间。足见当年的朱镕基不过是虽然“蒙冤”，却并未“受苦”。

朱镕基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期间同他有过多次接触的那位上海某大报记者感慨地评价说：朱镕基是我接触过的中共高级干部中，最懂得琢磨民众心理的。他是共产党的高官，骨子里还是对共产党政权有着相当的感情。但是当年在还没有民意基础的他，却懂得如何用“卖惨”去表面迎合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逆反心理。

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介绍的那位曾经被朱镕基亲自提拔的国务院前副部长，评价曾经被“错划右派”的朱镕基与共产党政权的关系是”棍棒底下出孝子”。但当年落在在朱镕基身上的“棍棒”，应该是没有让他感觉到很疼才是！

谢选骏指出：上文护短没说的是，朱镕基为了向上爬，还自称是朱元璋的孙子——这样就诱惑了自觉时日不多的中共让他升官，好接猪倌的匪气来给自己延命。所以说这个朱镕基心机很深，大叫准备了一百口棺材，结果一口也没用上，真不愧为漏网之鱼也。

【16、明朝的猪皇帝追随猿獐路线自取灭亡】

《万历时期，明朝为何杀害3000多抗日有功的戚家军》（2021-11-13 历史D学堂）报道：

1593年十月，刚刚参加了抗日援朝战争的戚家军回到了国内驻地，蓟镇总兵王保就把戚家军官兵骗到了演武场。紧接着，蓟镇总兵王保命手下向戚家军官兵亮起了屠刀，现场血流成河。根据《明实录》和《朝鲜实录》的记载，蓟镇总兵王保杀害了3300多名戚家军官兵，幸存的戚家军官兵被遣送回原籍。

戚家军，中国军事历史上一支百战百胜的钢铁雄师。倭寇肆虐东南沿海，戚继光高举抗战大旗，率领以浙江兵为首的戚家军将士浴血奋战，保卫东南沿海的安全。日军入侵朝鲜，戚家军官兵又一次拿起武器，为了国家的安危奔赴前线抗战。这些在战场上幸存下来的戚家军官兵，是戚家军作战的“精华”，更是国家需重用的栋梁。

然而，参加抗战的戚家军官兵怎么也想不到，他们没有牺牲在抗击倭寇和日本正规军，抵御外侮的战场上，却倒在了明朝朝廷派来的蓟镇总兵王保的手里。

那么，明朝为何要杀害抗日有功的戚家军官兵3300多人？这可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第一，从直接原因看，平壤战役后，李如松没有给戚家军记功，明朝朝廷拖欠戚家军官兵的工资，戚家军官兵讨薪闹事，蓟镇总兵王保杀害戚家军官兵3300多人。

16世纪末期到17世纪初期，明军采用募兵制征召的基层士兵，其年薪为18两银子。东征朝鲜时期，为了鼓舞将士的士气，明军士兵的薪资有很大提高。

宋应昌就曾说过：“沈茂浙兵俱系招募义乌等处之人，与吴惟忠兵无二……以上各官兵俱系远戍，似宜一视同仁，俱照南兵事例，每名月支粮银一两五钱，行粮盐菜银一两五钱，衣鞋银三钱，犒赏银三钱，共三两六钱，将官、千、把总等官廪给，各于原支数目外，量加一倍，以寓优恤之意。”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戚家军发放薪资应一视同仁，按照明朝南兵的工资条例，每个月发放三两六钱银子，而千总、把总等军官的薪资，在原有的数目上提升一倍，以显示朝廷的优抚之意。按照宋应昌提供的史料线索，明军戚家军入朝作战的普通士兵，其年薪大约在43两银子。比国内军队高出1倍以上。军官也能得到“将官、千、把总等官廪给，各于原支数目外，量加一倍”的待遇。

这种优厚待遇在宋应昌在职时期能得到维持，宋应昌被朝廷撤职后，戚家军官兵的薪资就无法正常发放了。

平壤战役期间，戚家军官兵在吴惟忠的指挥下浴血奋战，但战后事先允诺的战功奖励却迟迟没有兑现。宋应昌就曾说过：“平壤首级大功未赏，各军志意似不如前，是人事不在我……幸相公留意焉。”

一句“平壤首级大功未赏”，道出了戚家军官兵心中的无奈。宋应昌本想找内阁首辅王锡爵解决此事，但王锡爵已经辞职，戚家军官兵奖励被拖欠的事情就不了了之。

朝鲜方面表示：“当初南兵先登有功，而李提督不为录功，是以南兵多怨对者，拿致提督之旗牌（官名）数罪枭首，故提督以为乱兵。”

这个南兵为戚家军，此话含义是：戚家军在平壤之战中有功劳，而李提督（李如松）没有给戚家军记录功劳，导致戚家军士兵对李提督不满的人很多。李提督认为戚家军对李提督不满意的人为“乱兵”。

李如松没有给戚家军记功劳，戚家军不满，李如松认为戚家军对李如松不满的官兵为“乱兵”。而李如松又是明军的高级指挥官，代表朝廷。戚家军和朝廷的矛盾，在平壤战役结束后就已经产生了，再加上戚家军的银两工资被朝廷拖欠，戚家军自然会找朝廷讨说法。而这个“讨说法”在明朝蓟镇总兵王保的眼中，就成了所谓的“兵变”，王保代表朝廷，将戚家军官兵残酷绞杀。

第二，更深层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政治博弈，明朝朝廷借杀害戚家军这事情进一步消除戚继光势力在朝廷内的政治影响，巩固万历皇帝至高无上的皇权。

万历初期，戚继光和张居正关系不错。由于万历皇帝在掌握实权后对张居正展开大清洗，戚继光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波及，从京畿重地调到了广东担任总兵。

然而，由于明朝后期像宋朝那样猜忌将领，万历皇帝对戚继光依然不放心。1585年，戚继光被弹劾，回乡后不幸去世。

戚继光走了，戚家军作为武装力量依然出现在明朝军事的舞台上。1592年抗日援朝战争爆发后，戚家军奔赴前线抗战，在平壤战役中浴血奋战。

戚家军的抗战重创了日军，也让明朝朝廷内对戚继光不满，警惕戚继光势力翻盘的政治势力大为紧张。李如松不给戚家军记功，其很有可能就有对警惕戚家军和戚继光政治势力在朝廷内翻盘的原因，明朝不给戚家军发工资，很可能也有对戚家军、戚继光不满的原因。

由于张居正去世后，否定张居正成为明朝万历皇帝的“政治正确”，戚家军抗战立功，明朝打压戚家军，以及打压和张居正有关的戚继光政治势力也就成为了明朝的“政治正确”。因此，明朝蓟镇总兵王保对戚家军的残酷绞杀，其背后是明朝朝廷对戚继光势力的进一步大清洗。

而万历皇帝很可能是这次残酷绞杀的最高策划者，或者是默许者。对于万历皇帝而言，万历绝不允许任何与张居正，戚继光有关的政治势力翻盘。而戚家军抗战立功，是戚继光势力很好的翻盘机会，万历很有可能借此机会，对戚家军展开绞杀，进而消除朝廷内的“戚继光影响力”。

其次，戚家军被屠戮反映了明军内部的党争问题。蓟镇总兵王保屠杀戚家军，是明朝戚家军和其他地方军队矛盾的缩影和真实体现。

嘉靖时期，明军戚家军迅速崛起，在抗倭和抗击蒙古的战斗中屡立战功，引发了北兵派系的不满。由于戚家军战功赫赫，北兵派系必然想尽一切办法消除戚家军南兵的影响。在平壤战役中，李如松是北方将领，而戚家军是南方的军队。由于南北军队的矛盾，李如松不愿意承认戚家军的功劳。宋应昌走后，明朝更是断绝了戚家军的工资，直至对戚家军展开疯狂绞杀。可以看出，明朝南北派系之间的争斗在戚家军被绞杀这件事上体现的非常明显。

而且，戚继光长期担任蓟辽总兵，在北方修建城防工事，从隆庆三年到万历九年，戚继光在蓟镇修建地台1194个。还培植自己的将领守卫北方城防要塞，发挥戚家军能攻善守的特长。尽管戚继光主观上没有结党营私的想法，但戚继光的做法很容易引发北方将领的猜忌。随着明朝对戚继光打压的展开，朝廷就借各种机会清洗戚家军和南兵在北方的势力。绞杀戚家军和明朝南北军之间的矛盾密切相关。

屠杀戚家军3300多人对明朝北方防御带来了极大地负面影响，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空虚的北方防御给了努尔哈赤发展以可乘之机。万历皇帝和明朝官员清洗戚家军的行动，给明朝的灭亡埋下了定时炸弹。  

网民嚎叫：

lary 2021年11月13日 19:44

抗战的国军没有死在抗日的战场上，却死于内战，在东北内战战场上再次死于日军手里。

糟糕的很 2021年11月13日 18:11

土匪党跟封建皇帝一样，也残害抗日英雄……

谢选骏指出：朱元璋大杀功臣，所以我称之为“猪猿獐”——毛太豬泽东很喜欢明太祖猿獐，也知道明朝的猪皇帝追随猿獐路线自取灭亡的下场，但他还是一意孤行，发动文革残害“忠良”，邓小平六四屠杀反手消灭党内“改革派”，都是“明朝的猪皇帝追随猿獐路线自取灭亡”的继续。

【17、什么时候希特勒可以成为拿破仑】

《拿破仑逝世200年：法国人依然为他的是非功过争论不休》（露西· 威廉姆森BBC驻巴黎记者2021年5月5日）报道：

法国南部城市蒙托邦（Montauban）在一条繁忙的街道上画出了一块地，准备为法国最后一位独裁者立碑。旁边的人行道在施工，轰隆大作。

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生前曾经是整个欧洲面临的最大难题。他最终死于被流放的大西洋岛屿圣赫勒拿（St Helena；又译圣海伦娜岛）。然而，他死于小岛200年后的今天，如何看待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法兰西帝国皇帝，依然是一件让法国人很挠头的事情。

拿破仑是一位军事奇才，挽救了法国大革命，并为现代法国奠定了基础。蒙托邦这个地方虽然距离图卢兹（Toulouse）车程不足一个小时，但拿破仑1808年仍然破例让它独立划分为一个“省”。

然而，这些是否足以抵销他的独裁统治与对外侵略，还有恢复法国奴隶制度的决定呢？

你得根據整個殖民主義歷史來看待拿破崙那些今天看起來令人髮指的決策。強人總會濫權。

蒙托邦副市长菲利普·贝卡德（Philippe Bécade）说：“正如许多历史人物一样，他总有一些阴暗面。你只挑一个元素来看，很容易就会谴责任何人。”

那么，在21世纪，我们应该如何纪念拿破仑？

在两小时车程外一座有点空荡的谷仓里，伊曼纽尔·米歇尔（Emmanuel Michel）展示了皇帝的头像连礼帽，它从一团红黏土中“拔地而起”。

它一脸沉思，垂头丧气。

我儘可能把他塑造成我所認為的形象：飽受折磨，時刻反躬自省，永不甘於現狀……我不想把他塑造成一位征服者，而是一位孤獨老人。

自从50年前拿破仑200岁诞辰开始，法国该如何纪念他的分歧就一直在扩大。近年的讨论聚焦于他在加勒比海与印度洋岛屿恢复奴隶制度的问题。

法国奴役记忆基金会（Fondation pour la mémoire de l'esclavage）的历史学家马里克·加赫姆教授（Prof Malick Ghachem）说：“拿破仑是一位军事实用主义者。”

“对于他来说，对于许多人来说亦然，在加勒比地区拥有庞大的奴隶储备有利于法国国威和经济。可是在讨论拿破仑本人的时候以此为焦点是否合理？你也许认为是他指点江山，主宰一切，但那不一定会改变你如何解读法国历史。”

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一生关键日子：

1769年 - 生于法国科西嘉岛阿雅克肖市（Ajaccio, Corsica）

1785年 - 从巴黎军校毕业

1795年 - 带领革命武装击溃巴黎保皇党

1796—1802年 - 率兵攻打奥地利、普鲁士（德国先祖，今波兰领土）等国，连番告捷

1804—05年 - 自立为帝，在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打败奥地利与俄罗斯部队

1812—14年 - 对俄罗斯的攻势造成灾难后果，节节败退；被迫逊位，流放至意大利厄尔巴岛（Isola d'Elba）

1815年 - 逃出厄尔巴岛，在滑铁卢（Waterloo）为英国与普鲁士所败；被流放至英属圣赫勒拿岛（St Helena）

1821年 - 于圣赫勒拿岛上逝世

2005年是拿破仑称帝200周年，法国总统与总理都在这个时候出国，时任内政部长萨尔科齐（Nicolas Sarkozy）等内阁官员纷纷决定不参加任何纪念仪式。

许多政治人物的判断是，跟拿破仑站得太近，有机会引火自焚。

现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倒不这样想，他预定在星期三（5月5日）公开演讲谈论拿破仑的无形遗产，然后向拿破仑墓献花。

爱丽舍宫（Elysée Palace；总统府）称，这不会是“满怀感恩的圣徒传（吹捧），或对其否定，或忏悔”，但会提出法国承继了这位帝皇最好的一面，摒弃了最差的一面。

怀旧的力量

然而，像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La France Insoumise）成员亚历克西斯·科比埃（Alexis Corbière）般的政治人物相信，国家——尤其是总统——绝不应该纪念这周年。

科比埃对BBC说：“他是拿历史作政治利用，我认为这样做有问题。在当前的法国气候下这是值得担忧的，民主正受到广泛怀疑，法国人民也许甚至希望看到一位独裁强人诞生。”

雷诺·布卢埃（Renaud Blanloeil）主持一个专门盛装重演拿破仑各场战役的团体。他认为，那位1800年代法国独裁强人的记忆仍然深深烙印在欧洲邻国人民的脑海里。

雷诺·布卢埃（Renaud Blanloeil）不时组织盛装重演拿破仑的历史战役。

他对我说：“我们在本地无敌可战，因此我们邀请其他欧洲国家的朋友到来。”

他续说：“我们去西班牙的话就成了敌军，我们会保持低调，因为这仍然是个脆弱的话题，就好像英国人跑来法国重演（历史战役）有时候会感到像在鸡蛋壳上走路（如履薄冰）一样。”

他说，在相距500公里外的意大利，民众的反应截然不同。

“我们受到英雄式欢迎，因为法国人当年把他们从奥地利手中解救出来。有次对战过后，我们走到米兰（Milan）的大街上，咖啡馆门前的顾客都起立欢呼，高喊‘Vive La France!’（法语‘法国万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景。”

拿破仑：引起共鸣的名字

无论在海内外，“拿破仑”这个名字可不容易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也许是为何很少法国人会给孩子起这名字。

拿破仑·阮（Napoléon Nguyen）是少数的例外。

他是法国空军预备役官兵，父母给他改名拿破仑，纪念这国家对这对越战难民的庇护之恩。

他跟我说：“在学校学习拿破仑的历史很让人不安。我小时候很害羞，可是认识这个名字的由来对我十分重要。我想他对法国功大于过，我庆幸自己没给改一个更具争议的名字，例如Attila（公元5世纪匈人帝国领袖阿提拉）。”

空军里一位同僚跟他说，能用“拿破仑”这名字是他的梦想。

拿破仑·阮说：“我可不想随处大声的说，但我其实更醉心于研究（二战的）不列颠战役（Battle of Britain）。”

法国画家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笔下的《拿破仑·波拿巴穿越大圣伯纳德山口》（Bonaparte crossing the St Bernard Pass）

拿破仑·波拿巴是一位深明公众形象力量的人。他最喜欢的其中一幅画作展现他身骑骏马，带领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的。

两个世纪过去了，他的形象显得更平衡，更富争议。然而，他与法国的关系一直都错综复杂：一个承受兵败耻辱之后，死于流放的人，却也是获厚葬黄金穹顶之下安息的人。

谢选骏指出：拿破仑就是法国的希特勒，希特勒就是法国的拿破仑——这俩人都是英国人的死敌，而且都被英国人搞的声名狼藉。

《拿破仑可能“死于毒害”》（BBC驻巴黎记者 斯科菲尔德2001年06月01日）报道：

十九世纪法国皇帝拿破仑死亡之谜有新证据呈交给巴黎当局。新证据说拿破仑被放逐到圣赫勒拿岛（St Helena）之后不是死于癌病，而是被毒死的。

两名法国法医专家证实了早些时候对拿破仑的头发进行的测试结果，显示头发内含有危险高水平的砷化物，也就是砒霜。

1821年5月5日拿破仑被毒死的理论首先由加拿大富豪魏德提出，五年前他得到美国实验所证实拿破仑的头发含有高水平的砷化物超过正常七倍！

（Ben Weider）魏德相信拿破仑被阴谋毒害

对法国当局来说，这还不足以入信。但是现在两个法国最有权威的法医专家也支持了这项理论。

他们在拿破仑身上取下来的五绺头发里发现砷化物含量超过正常7倍到38倍。

有理论认为这些砷化物来自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的房子里的油漆或墙纸，又或者当地的水受到污染。

但是这些专家排除了这个说法，他们认为这么高的含量必定是蓄意下毒的结果。

"保外就医"？

那么，谁下毒呢？

一些人说，事实上是拿破仑在岛上的助手给他服毒的，原意是让他发病，以游说英国让他"保外就医"，返回法国。

但是到目前，在法国最受支持的理论当然是：这纯粹是英国阴险的计谋，是圣赫勒拿岛的英国总督与法国贵族共谋暗杀拿破仑，以防他从这个南大西洋小岛返回法国。

魏德计划要求赴法国政府允许他打开拿破仑在巴黎荣军院（Hotel des Invalides） 的坟墓来比对拿破仑遗体和这些头发的基因。

自封为皇帝

拿破仑1769年生于科西嘉岛，行旅出身，迅速地挤身上层，1804年自封为皇帝。

1814年他首次被放逐到地中海的厄尔巴岛，1815年返回法国重新上台，统治"百日"后，在滑铁卢被英军打败，流放圣赫勒拿岛。死于圣赫勒拿岛，终年52岁。

谢选骏指出：过了两百年，英国杀害拿破仑的阴谋才被透露。什么时候希特勒的副手赫斯“自杀”于英国监狱的内幕才可以揭露？这需要希特勒成为拿破仑吗？

《客机首航英属圣赫勒拿岛　“世上最没用的机场”终于有点用》（2017年10月15日 BBC）报道：

从南非约翰内斯堡出发的这趟首航商业航班平稳降落圣赫勒拿。

南大西洋英国海外属地圣赫勒拿岛（St Helena；又译圣海伦娜岛）的首趟商业载客航班平稳降落该岛。

这趟出发自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南非空联航空（SA Airlink）为圣赫勒拿岛数百年来只能乘船进出的历史画上句号。

英属圣赫勒拿政府希望这能促进当地旅游业，并让小岛更能自给自足。但圣赫勒拿机场的建设过程一波三折，更被英国媒体嘲笑为“世界上最没用的机场”。

圣赫勒拿岛因法国十九世纪军事强人拿破仑战败后被流放当地而闻名，最新政府普查显示，全岛人口约4500，包括欧洲移民后裔和中国移民后裔。

圣赫勒拿机场因风切变问题而一直推迟开幕。

圣赫勒拿岛机场由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拨款2.85亿英镑（3.8亿美元；24.95亿元人民币）建设，原定于2016年通航。但测试期间发现机场易受强风影响，起降困难。

经过更多测试后，有关当局认同约翰内斯堡至圣赫勒拿航线可安全通航，继而批准推出服务，每周往返一班。

从首航客机上拍摄的圣赫勒拿机场停机坪情况（14/10/2017）

这趟航班结束圣赫勒拿数百年来依赖轮船与外界联系的历史。

圣赫勒拿岛过去除了每三周一趟往返南非的客轮外，几近与世隔绝。1815年滑铁卢战役后，战败的法皇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被流放至此，最终终老岛上，这个南大西洋小岛自此为人所认识。

执飞这趟航班的是一架巴西航空工业（Embraer）E190-100IGW型窄体中距离喷射客机。飞机星期六（10月14日）早上载着78名乘客从约翰内斯堡出发，中途经停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Windhoek），下午抵达圣赫勒拿。

圣赫勒拿总督总督丽莎·菲利普斯（Lisa Phillips）说，机场实现通航让她十分兴奋。

机场通航后，此前肩负该岛唯一对外交通联系责任的皇家邮政圣赫勒拿号（RMS St Helena）客货轮将于明年2月停航。

圣赫勒拿每年依赖英国政府拨款5200万英镑援助，伦敦与属地政府官员都希望机场能为该岛吸引更多游客，从而提升圣赫勒拿自给自足的程度。

据《卫报》报道，小岛地质特色与野生物种多彩多姿，且常有鲸鱼集结，有望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但前提是必须增加航班，以证明圣赫勒拿机场并非“大白象”工程。

谢选骏指出：这其实不是英国政府想要看到的一幕，所以它们把希特勒骨灰秘密扔到了河里、冲进了海里，免得希特勒的墓地将来成为德国人的朝圣之地。没有了墓地，什么时候希特勒可以成为拿破仑呢？我看起码要等到他200年冥诞的时候了吧。

【18、毛匪掘墓曾国藩、李鸿章】

网文《曾国藩及其同僚墓被毁》报道：

清中叶太平天国起义，清人旗兵不堪一击，望风披靡，形势芨芨可危，后幸得湖南人曾国藩等训练出一支湘军，苦战多年，终于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曾国藩及其亲生前得到清廷重赏，加官进爵，死后厚葬，坟墓规模宏大。

1986年11月16日深夜，长沙市望城乡坪圹镇的居民早已进入梦乡。突然，从龙山洞方向传来一声巨响，人们全被惊醒，那儿是曾国藩的墓地，镇上干部和公安人员马上赶到现场，发现墓室已被炸药炸毁，公安人员只抓住几名盗墓贼。

当年为曾国藩创办湘军水师的彭玉麟，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称“湘楚四杰”，以镇压太平军有功升至清廷兵部右侍郎、兵部尚书，死后葬在衡阳县樟木乡南圹村。不料百年后却被盗墓贼把他的墓炸开，凿开棺材，拖出尸体，把珍贵的随葬品盗走。

还有随曾国藩作战有功而步步高升的江忠源，最后也当上兵部侍郎。他在新宁县的墓地也被盗掘，陈尸于风雨烈日之下。

公安人员把这些毁墓大盗抓到之后询问： “你们知道不知道，盗掘古墓是犯法的？”

“不知道！”

“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是曾国藩等人的墓？”

“知道。”

“知道为什么要挖？”

一个盗贼理直气壮地回答：“退一万步说，我们算是为太平天国洪秀全报了仇。”

网文《李鸿章墓被挖，发现两块30斤重的金砖，专家鉴定后为何连连摇头？》（恩福沃2022-01-08）报道：

公元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病逝于北京，享年79岁。清政府特意下诏追赠他为太傅，晋封一等侯爵、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随后，李鸿章的灵柩被运回合肥，葬于东郊大兴集（小夏郢村）。

当时，李鸿章的老家和祖坟所在地都在安徽合肥县东乡磨店乡，但李鸿章却留下遗言，要求把自己安葬在旁边的东郊大兴集，李鸿章之所以这样做，据说是因为他平生崇仰包拯，而包拯的葬地就在大兴集。

据记载，在1882年时，李鸿章曾亲自解囊白银二千八百两建包拯祠，且自撰碑记，由此可见他对包拯的敬仰。所以，李鸿章去世后，就特意留下遗言，要求把自己葬在包拯墓地附近。而最后，李鸿章的墓，距离包拯的墓，只有区区300米远。

据说，当时修建李鸿章的墓时，足足花了一年零四个月，其墓道都是用英国进口的耐火砖砌成的，墓地总占地面积约1万余平方米，共建有大大小小房屋99间，取久久之意，碑额中间刻有“清故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太傅一等侯李文忠公神道碑”24个字。

此后，李鸿章的坟墓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却始终完好无损，但等到1958年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当地人们也开始兴办钢铁厂、大炼钢铁。

恰好当时李鸿章的坟墓所在地，被选中成为建钢铁厂的地方，于是在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后，当地人员开始对李鸿章的墓进行发掘。

但是，李鸿章的墓道建造得十分坚固，普通的铁锹和铁锤根本无法砸开，即便后来它们用炸药炸也无济于事，最后有人想出一个办法，那就是从几十米外的地方挖一条地道，从下面钻进墓道中去。最终经过数十天挖掘，终于将李鸿章的棺材给拖了出来。

随后，人们将李鸿章的棺材给打开，发现他的尸体因为用层层的棉絮包裹得很好，所以基本上保存还很完好，看上去“栩栩如生”，在他尸体旁边放着的是他生前的所用之物，一副眼镜、一块怀表、一个拐杖，身下垫着七枚金币，按照北斗七星的形状摆放着，还有一把宝剑，后来被省剧团借去充当道具。

此外，人们还在他的棺柩前发现一个小木盒，打开后发现里面竟然放着两块“金砖”，当时有人特意拿秤将这两块金砖称了一下，足足有30斤重，当时大家都认为这“金砖”是金子做的，所以特别高兴，因为这是要发大财的节奏啊！

随后，他们为了进一步确认“金砖”的材质，便将它交给专家鉴定。结果专家鉴定后，连连摇头，感叹道：“这个金砖只是表明镀了一层金，里面其实全部都是铜。”

这一结果让人们大跌眼镜。

后来大家为惩罚李鸿章这位传说中的卖国贼，就将他的尸体用绳子拴着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尸骨散尽。

至于李鸿章作为朝堂重臣，即便是用金子做的“金砖”陪葬，对他来说也只是九牛一毛，但为何他偏要特意用两个铜做的“金砖”来陪葬呢？

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有两种：一是李鸿章生前曾要求自己的丧事一切从简，不要搞什么金银珠宝类的陪葬品，问题是，以李鸿章的身份，终究还是要讲求一下场面，否则也太寒酸，所以他的家人就特意用了这两个铜做的“金砖”来做样子和撑场面。

第二种解释，是与李鸿章的名字有关。因为，李鸿章在家谱中的原名叫做李章铜，所以在他死后放两个铜块，也有寻根追本的意义。

《1958年，李鸿章墓被毁，尸骨游街散落一地，1件随葬品引发热议！》（2021-09-03 知书少年很达理）报道：

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后世之人对于他生前的历史作为，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晚清四大名臣之首，为保全清朝耗尽毕生精力；也有人说，他是晚清最大的卖国贼！这里边的是是非非，恐怕只有李鸿章一人清楚。但在1901年11月7日，随着李鸿章的去世，一切都已尘埃落定。赞他的，他已听不见；骂他的亦如此。

在去世前的两个月，9月7日，李鸿章作为清朝的代表与西方11列强签订中国近代史上丧权辱国巅峰之作的《辛丑条约》。或许是内心的悲痛吧，李鸿章在这份条约上的签名，三个字团缩在一起，显得格外的弱小与无力。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回到家中即开始大口吐血，经过诊断得知，乃是胃血管破裂所致。两个月后，李鸿章撒手离开人世。

慈禧太后对于李鸿章的离世非常惋惜，她感叹道：大局未定，再有大事，恐无人能担！惋惜之余，慈禧太后追封李鸿章为太傅，晋升一等侯爵，又赏赐李家治丧费用5000两白银，算是对李鸿章一生功劳苦劳的最终肯定与褒奖。丧事办毕，李鸿章的遗体被安葬在安徽合肥的大兴集。按照慈禧的旨意，李鸿章得以风光大葬，坟墓占地900平米。

因为李鸿章历史作为的缘故，57年后的1958年，李鸿章的坟墓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并且这一次破坏，在当时被普遍认为是正义的，破坏者将李鸿章当做一个纯粹的卖国贼对待。起初，破坏者决定用炸药将李鸿章的墓室炸开，然而却根本炸不动。之后，有人出主意，从距离墓室几十米外的地方挖一条地道，才如愿以偿地进入李鸿章的墓室。

破坏者本以为李鸿章生前身居高位，墓室内必定有许多价值连城的随葬品。但墓室打开后，眼前的景象却令所有人失望，除李鸿章和他的夫人赵小莲的两具棺椁外，墓室内再无明显的值钱的东西。气急败坏的破坏者们，匆忙打开李鸿章与其夫人的棺椁，将二人的遗体拖出来用绳子捆在拖拉机后游街示众。还没转上一圈，李鸿章和其夫人的尸骨就被拖得散落一地荡然无存！如此结局，恐怕李鸿章做梦都没想到。

消息传开后，考古专家立马赶到李鸿章墓地。当时墓室内已被破坏者们搞得一塌糊涂。但经过考古人员细致的清理，最终还是发现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东西——在赵小莲的棺椁内，考古人员发现两块黄澄澄金闪闪的“金砖”，经过称量足有15公斤重。一时间，考古专家都被这一重大的随葬品震惊了，但后来经过检测却发现这根本不是金砖，而是黄铜打造、外表镀金而已。这样的结果，不免让考古专家感到失望。

失望之余，考古专家也纷纷议论开来。按说，假设真的是两块15公斤重的金砖，虽然非常贵重，但以李鸿章的身份，他足以享受；但为何偏偏又是黄铜打造、外表镀金的假货呢？说来说去，考古专家一时也摸不着头脑，顿觉历史的迷雾真是千重万叠。李鸿章究竟是救国的英雄，还是卖国的国贼，天知、地知、他知外，似乎已永远说不清楚。

网民嚎叫：

1900年，77岁的李鸿章在广东“打黑”有多狠？光半年就杀了六万人

唐德看世界 2021-11-01 

李鸿章为什么会将自己22岁的女儿，嫁给40岁的张佩纶为妻？

清蒸一口气 2021-12-15 

镇压天平天国时，清军杀降无数，为什么放过了丁汝昌，还予以重用？

小晴天啊 2022-01-08 

有人问“李鸿章是伟人”，别逗了，他若是就没天理了。

获获星座观 2021-11-20 

谢选骏指出：曾国藩、李鸿章，可谓两大汉奸矣！生前杀人坑人无数，死后不保一抔黄土——由此可见，破坏容易建设难。而毛泽东破坏成性，生前下令掘墓曾国藩、李鸿章容易，死后给自己留口棺材也很难——他的下场可能还不如遭他掘墓的曾国藩、李鸿章。

【19、唐朝羁縻州制度类似西周的封建制度】

网文《羁縻制度的演变：萌芽于先秦，确立并完善于汉唐，衰微于元明清》（2022-01-01）报道：

在我国古代，如何去有效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一直都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为此在先秦时期，逐渐萌芽出了一种羁縻制度，来应对这些语言、文化不通的少数民族聚居地。

所谓的羁縻制度就是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一种与中原王朝完全不同的行政管理制度，羁縻制度的核心就在于因俗自治，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钳制和笼络，恩威并济。

各个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都不一样，直接进而达到边疆顺服，不生异心。

如果直接由中原的官员去管理的话，必将是会摩擦出很多碰撞，进而引发了很多不必要的争斗。

在夏商周时期，中原的大一统观念已经逐渐形成，这种观念对于中央处理与边地四夷的关系中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

比如《国语》就记载了：“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

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得出，当时中央对于各服的管控就已经开始按照亲疏远近而有所不同，荒服之地的少数民族只要尊周天子为王就可以了，这其实就是后世羁縻制度的萌芽状态，只不过这时候这种制度缺乏系统机构和制度的保障，所以也就不能称为是一种政策。

到了秦代，秦始皇扫灭六国，一统天下，废分封，行郡县，将全国范围内的行政区划体系进行了整齐划一的大改动，将天下划分为36郡，郡下设县，郡置守、尉、监等。

然而，郡县制的行政管理模式只适用于内地地方，对于政治、经济、文化都落后的边疆地区，郡县制明显是行不通的。

对此，秦代对于边地的治理模式，依旧是以传统的笼络加钳制的羁縻方式为主，实施了“道”这一特殊的地方行政制度。比如《后汉书》记载：“凡县主蛮夷曰道……皆秦制。”

还有其他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是采取扶持以原来的蛮夷之王为君长来进行统治的。

到了汉代，羁縻政策得到了正式的确立。正所谓汉承秦制，在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这些方面，汉代确实借鉴了很多秦代的经验。东西两汉加起来一共四百年的历史，帝国的疆域在随着军队的征伐而不断扩大，所需要应对的少数民族问题，也比秦代要更加复杂得多。

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西汉平帝时期，全国范围内设有32道，用以管控少数民族聚居区。汉代的“道”，虽然会对少数民族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但其具体行政职能已经同汉民族地区的“县”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除了“道”以外，汉武帝时期还设立了一个基本与“郡”同级别的属国都尉，也是主要负责对边地少数民族进行羁縻统治。

两汉是羁縻制度的正式确立期，虽然此时中央和边地的责任和义务还没有彻底划分清楚，但羁縻之名已经正式提出，后来唐代的羁縻州政策和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都是渊源于此。

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内乱不止，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崛起，并入主中原，民族关系变得空前复杂。

在这段时期里，一些在汉代具有监察作用的羁縻州，开始随着少数民族的崛起而逐渐演变为比郡还要高上一个级别的行政区划，原先的郡县两级行政，逐渐向州郡县三级行政演变。

由于中原内乱不止，各大势力都十分热衷于拉拢少数民族，给予他们各种名号和印信加以笼络，比如蜀国的诸葛亮在北伐之前，就先提前笼络好了南方的孟获；吴国也在极力招服南方的山越民族。

南朝时期，朝廷承袭了秦汉时期的“道”，在其境内设立了大量的左郡左县、僚郡俚郡，这些郡县都会保留好蛮族的固有统治方式，朝廷并不会去干预去具体的行政。后来这些东西，又逐渐演变成为唐宋时期的羁縻州县，进而演变成明清时期的土府、土州、土县。

唐宋时期，羁縻制度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和完善。他在地方行政制度上，改郡为州，主要实行州县二级制。但唐代的疆域又十分辽阔，州县二级制显然是不够用的，所以就在州的基础上，设置了“道”，将全国划分为数道，形成了道州县三级制。宋代时期，又改“道”为“路”，因此唐宋时期，也被人戏称作是“道路时代”。

在对待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问题上，隋朝的羁縻方法主要通过给这些少数民族，授予一些诸如“俚帅”和“渠帅”等头衔，有功的可以另行封赏。

唐朝的疆域得到了空前的扩张，因此他在南朝左郡、僚郡等基础上发展出了一项羁縻州制度，于贞观年间正式确立，根据《新唐书》的记载，羁縻州的数量一度达到了856个之多。

羁縻州县的长官由少数民族的首领担任，内部事务自治，但负有一定的进贡责任，其长官可以世袭，但需要得到中央王朝的认可和批准。

到了宋代，由于武功方面欠缺，边地少数民族势力迭起，中原和边地少数民族不断交战，彼此互为仇敌，民族关系变得更为复杂。

在对待少数民族聚居区时，宋代也是采取羁縻州的形式来进行管理，大者为州，中者为县，小者为洞，内容也基本与唐代相似，只是在一些承袭人的选取等规定上比较严格一点而已。

到了元明清时期，羁縻政策集中表现为土司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崩溃。明代在一些军事地理位置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了大量羁縻卫所，以当地首领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都指挥使、镇抚等官，负责掌管当地的军政民事，所属官可以世袭，因俗而治，有点类似于当代的自治县（区）。

明代在东北设立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在西北设立赤斤蒙古、罕东、安定、阿瑞、哈密等六卫，在西藏设乌斯藏、朵甘卫都指挥使司、陇答卫指挥使司及招讨司等，这些东西都是明代的羁縻卫所。

但明代除了羁縻卫所外，还有汉军卫所和土流参治卫所。其中羁縻卫所处于帝国的中央，朝廷对其统治力度较弱，而土流参治卫所则处于边疆和内地的缓冲带，其长官以朝廷任命的流官为主，而当地的土官为主。朝廷对其的管控力度，也正好介于羁縻卫所和汉军卫所之间。

无论是羁縻卫所，还是土流参治卫所，他们都需要定期向明代纳贡，遵从朝廷的调遣，一旦延误，还会因此而被治罪。也正因为如此，明代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力，已经远超前代了。

到了清代，羁縻制度已经变得十分衰微了，满清统治者通过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瓦解了原先的土官制度，再通过盟旗制度、伯克制度、满蒙联姻等方式，极大地加强了对于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管理和控制。后来随着清代的灭亡，羁縻制度也彻底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谢选骏指出：为何羁縻制度的演变是“萌芽于先秦，确立并完善于汉唐，衰微于元明清”呢？因为羁縻制类似封建制，唐朝的羁縻州制度尤其类似西周的分封制——盛行于文明的初始阶段，而到了文明晚期的帝国时代，在大一统治下，当然也就显得“衰微”了。但是上文说羁縻制度衰微于元明清，只是对现代中国的版图以内而言的。事实上，清朝把羁縻制度扩大到了蒙古、朝鲜、越南和东南亚例如缅甸。

【20、范仲淹、朱熹、王阳明……都是癞和尚】

《“寺”和“庙”的区别其实是非常大，到底有什么区别了？》（2017-10-30 搜狐）报道：

“寺”和“庙”的区别其实是非常大的，但是现在的人绝大多数已经搞不清楚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了。

佛教传入中国已经有近2000年的历史了，佛教在中华大地上能够深深扎下根，并且枝繁叶茂，绵绵不绝，与遍布九州的寺院有很大的关系。在清朝之前，寺院并不仅仅是礼佛的所在，也是教育的所在。这个传统今天在泰国还仍然保持着，泰国很多的男孩在成年之前，都要到寺院出家几年，其实这几年就是去接受教育的。

“寺”在古代是专指皇帝的行政机构的，我们经常在文学作品中看到“大理寺”，大理寺是干什么的呢？大理寺在中国古代是掌管审谳平反刑狱的官署。最早是从北齐开始设立，以后历代王朝都延用其制，直至清朝。称为“寺”的机构还有：鸿胪寺（掌宾客及凶仪之事。领典客、司仪二署）、太常寺（掌管礼乐的最高行政机关）、光禄寺（掌管朝廷祭享、筵席及宫中膳羞的机构）、太仆寺（掌管皇家车马仪仗的机构）。

“寺”在古代汉语里有“持续，相续”的意思。意思是说，皇帝设立的这个机构是个永久性的机构，不是临时性的机构，是要国祚绵绵、代代延续下去的，这就称“寺”。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倍受历代王朝重视，认为佛教的思想有利于国家统治，并且对民众有教化作用，因此中国的皇帝把教授佛法并且供僧团居住、学习、修行的场所称为“寺”，希望这个场所能够永久的存在下去。所以寺是办事的机关，教育的机构。

永平十年，汉明帝派特使把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法师迎请到了中国，开始就是鸿胪寺负责接待的。后来因为佛教受到朝野普遍的欢迎，就把两位法师留在了中国。

第二年，汉明帝下令在洛阳城雍门西面，按天竺僧伽蓝摩（该梵语的意思是“僧众所住的园林”）样式为这两位印度僧人建造了一些房屋，这些房屋依照当时的习惯，也被东汉王朝称为“寺”。因为寺内的经书是用白马驮来的，朝廷便将其命名为“白马寺”。这样，洛阳的白马寺就成为中国的第一座佛寺。

白马寺是当时朝廷直属的行政机构。它的目的就是翻译经典，再一个就是指导大众共同修行。隋唐以后，寺作为官署的称谓越来越少，而逐渐演变为中国佛教建筑的专用名词。

历史上的佛寺，相当于现在的大学，它的目的是普及教育。佛寺里面有藏经楼，起到了现在公共图书馆的作用。里面不单单佛教经典，儒家道家的经典都有收藏。很多读书人，象王阳明、朱熹、范仲淹这些大儒，都曾长时间在寺院里挂单读书。而且寺院定期有佛法的讲座，当地老百姓都可以去听，这是起到普及佛法的作用。也是大众共同修行的一个场所。

“庙”是中国古代祭祀天地鬼神的地方，“庙”在中国的历史可能比“寺”更长远，它是中国人供祭祖宗神位的屋舍，故又称为“宗庙”。《礼祀·祭法》中说：“天子至士，皆有宗庙”、“天子七庙，卿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在古代，“太庙”是帝王的祖庙，其他凡有官爵的人，也可按制建立“家庙”。

汉代以后，庙逐渐成为祭祀中国的一切圣贤、神灵的处所，象大家都知道的：孔庙、武侯庙、关帝庙、岳王庙、龙王庙、孟姜女庙、屈原庙、妈祖庙、山神庙、土地庙、城隍庙等等。我们没有听说供关帝的叫“关帝寺”的。因为功能不一样，所以称谓也就不一样。

另外，皇宫的前殿也称为庙，所以朝廷也称为“庙堂”、“庙廊”。如宋代著名文学家范仲淹就有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了解了“寺”和“庙”的不同，就应该明白我们去寺院其实是去学习的，不是祈求神明保佑的，也就应该明白，去寺院并不是去从事什么迷信活动，寺院是开启人的智慧的地方。 学佛之人，首先要自己明白这个道理。

谢选骏指出：范仲淹、朱熹、王阳明……这些人在佛教寺庙，名曰挂单读书，实为接受教育，其实都是和尚了；但他们还不老实，还要冒充儒家，所以我说他们都是癞和尚，就像朝秦暮楚、五毒俱全的毛泽东一样。

《寺、庙、祠、观、庵的区别与建筑特点》报道：

寺

寺，在古代是专指皇帝的行政机构的，我们经常在文学作品中看到“大理寺”，大理寺是干什么的呢？大理寺在中国古代掌管审谳平反刑狱的官署。最早是从北齐开始设立，以后历代王朝都延用其制，直至清朝。

双清大理寺三塔

且“寺”在古代汉语里有“持续，相续”的意思。意思是说，皇帝设立的这个机构是个永久性的机构，不是临时性的机构，是要国祚绵绵、代代延续下去的。

苏州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因此中国的皇帝把教授佛法并且供僧团居住、学习、修行的场所称为“寺”，希望这个场所能够永久的存在下去。所以寺是办事的机关，教育的机构。

因寺内的经书是用白马驮来的，朝廷便将其命名为“白马寺”。这样，洛阳的白马寺就成为中国的第一座佛寺。

杭州西湖灵隐寺

寺的建筑有意将内外空间模糊化，讲究室内室外空间的相互转化。殿堂、门窗、亭榭、游廊均开放侧面，形成一种亦虚亦实、亦动亦滞的灵活的通透效果。佛寺在佛殿之前还建佛塔，供奉佛舍利，汉语称为“浮屠”。汉族工匠用汉式楼阁建筑的构架技术修成佛塔式样，称为汉式塔，有木塔、石塔、砖塔、铁塔等。

庙

庙，是中国古代祭祀天地鬼神的地方。

孟姜女庙

那时，对庙的规模有严格的等级限制。汉代以后，庙逐渐与原始的神社（土地庙）混在一起，蜕变为阴曹地府控辖江山河渎、地望城池之神社。“人死曰鬼”，庙作为祭鬼神的场所，还常用来敕封、追谥文人武士。随着佛教的传入，后代的佛教寺院也有庙字的俗称。

兰州龙王庙

“庙”在中国的历史可能比“寺”更长远，如大家都知道的：武侯庙、关庙、岳王庙、龙王庙、孟姜女庙、屈原庙、妈祖庙、山神庙、土地庙、城隍庙等等。我们没有听说供关帝的叫“关帝寺”的。因为功能不一样，所以称谓也就不一样。

杭州岳王庙

坛庙建筑是汉族祭祀天地日月山川祖先社稷的建筑，充分体现了汉族作为农业民族文化的特点。坛庙建筑的布局与构建原构与宫殿建筑一致，只是建筑体制略有简化，色彩上也不能多用金黄色。

祠

香港黄大仙祠

祠，是为纪念伟人名士而修建的供舍。这点与庙有些相似，因此也常常把同族子孙祭祀祖先的处所叫“祠堂”。祠堂最早出现于汉代，东汉末，社会上兴起建祠抬高家族门第之风，甚至活人也为自己修建“生祠”。由此，祀堂日渐增多。

武侯祠

先蚕祠

包公祠

祠堂建筑的组织和布局是有规制的，只是规模大小各有不同，但总体布局有共同之处，大体上可分为门前广场、戏台、大门、围墙、天井、享堂、拜堂、寝堂、辅助用房等几个部分。

观

观，道教宫庙称“观”而不称“寺”或者“庙”，与道教夜观天象的传统或许有最为直接的关联。道教为什么重视天文学，主要原因是受先秦道家遗风之影响，对天体极为崇拜与敬畏。

道教从道家“天人合一”、“身国同治”的思维模式出发，认为了解天象有助于求道证道，得道成仙。所以称为“观”，取观星望月之意，所以常建于山顶。

圆玄道观

史载汉武帝在甘泉造“延寿观”，以后，建“观”迎仙蔚然成风。据传，最早住进皇家“观”中的道士是汉朝的汪仲都。他因治好汉元帝顽疾而被引进皇宫内的“昆明观”。从此，道教徒感激皇恩，把道教建筑称之为“观”。

罗通山道观

道观的建筑原则与平面布局也都同于宫殿建筑，只是规模较小，并且在装饰及室内摆设上带有各自的宗教色彩。观内建有对称的钟楼和鼓楼。

庵

平顺天台庵

庵，古时是一种小草屋，即所谓“结草为庵”。旧时文人的书斋亦称“庵”，如“老学庵”、“影梅庵”。汉以后建了一些专供佛徒尼姑居住的庵堂，于是“庵”也就成了佛教女子出家行佛事的专用建筑名称了。

高台庵

黄梅芦花庵

肇庆梅庵

八仙庵

湖北省武汉市的莲溪寺，是武汉的四大佛教丛林之一，也是武汉市唯一的一座佛教“女众丛林”－－尼姑庵。莲溪寺创建于元末明初，占地面积约为1.2万平方米，所存主要建筑大都为元明时所建。莲溪寺整个院落结构严谨，布局得当，具有中国木结构建筑的风格，古朴典雅、玲珑清秀，颇接近民居情调。

谢选骏指出：上文罗列一堆现象，却未分梳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发展线索——更未揭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基督教教堂及共产党建筑……可以说是一叶障目了。

【21、满洲鞑子是贩卖妇女的急先锋】

《铁链女事件：中华文化本来没问题 都是共产党搞坏了？》（一个律师的笔记本 2022-02-27）报道：

「前红朝中华社会」的乌托邦想像悖离历史且有害

《红楼梦》的读者很容易把注意力都放在那几个光彩夺目的女性角色身上，却忘了其他女性身陷巨大的黑暗。（图为《红楼梦》第八十回香菱挨打，清代孙温绘。）

倒不是要为红朝说话，但有一点还是要澄清：对女性的掳掠与买卖，在那个社会是源远流长的现象，并非始自红朝。像是《红楼梦》故事一开始，小女孩甄英莲就横遭拐卖，几经流转，再变成侍妾香菱。「甄英莲」（真应怜）这个名字，就暗喻著「平生遭际实堪伤」的命运。

这个情节，反映了人口拐卖普遍存在的恐怖现实。《红楼梦》的读者很容易把注意力都放在那几个光彩夺目的女性角色身上，却忘了其他女性身陷巨大的黑暗。当代政权的确有其问题，但若把一切社会现象都归因于政权，反而会掩盖更深层的问题。

当然，如果要质疑，可以说《红楼梦》只是「假语村言」的小说，不能作为实证。这也没错，虽然我认为《红楼梦》是对中华社会的精彩描写，但小说终归是小说，那麽，就来看看记实性的记录。

举例而言，晚清名士赵烈文（曾任曾国藩的幕僚）在光绪8年（1882年）10月，曾经前往上海旅游shopping，此行除了买书、买药、买洋货，还有一个採购标的，就是买人，他在日记中自述如下：

「余此行意欲买妾，闻沪上人材之众，必易遴择」（《赵烈文日记》页2681，光绪8年10月12日）

随后，赵烈文找到一个「负累数百金，故不得已鬻妹偿付」的俞姓人家（《赵烈文日记》页2690、2698、2699），买下小他三十三岁的俞氏女。三年后，大概是觉得满意，于是又加购她的妹妹（《赵烈文日记》页2834、2841）。

交易当时，俞妹的年龄只有十岁，而且这还很可能是虚岁算法。该说人性未泯吗？赵烈文把她养了几年，之后才正式纳妾。在他的日记中，对这次纳妾作了下列记载：

「张设黛楼西间为合欢所…拟作诗志喜，甫十馀联，女盛妆出见，为之情移…经行之处，合家数十人夹道聚观，莫不啧啧称艳…盘旋左右，目不暇给，不意老来有此备福。」（《赵烈文日记》页3001，光绪15年2月13-14日）

从这段日记可以看出，赵烈文对于买下俞氏姐妹相当得意，而且显然不觉得这种作法有任何问题。不过，他「盘旋左右，目不暇给」的日子并不长。几年之后（光绪20年，1894），赵烈文旋即过世，至于俞氏姊妹下落如何？不得而知。

赵烈文生活的时代是晚清，到了民国，状况也未必好到哪裡去。这个时代去今未远，老辈的回忆录可以提供若干线索。以出身山东的作家王鼎钧为例，他在二战期间跟著学校逃难，行经河南乡间时走得比较慢，同行的表姐就叫王鼎钧在后面自己走，她要跟大队继续前进，因为「我是女生，不能掉队」。

女生掉队会怎麽样？王鼎钧直接给出答案：

「女生不能掉队。这次河南打仗，河南大学的女生被日军衝散，有几个女生落入土豪劣绅手中，起初当然也反抗，后来，就像张爱玲写的『小艾』，生了孩子，不言不语做母亲。」（《怒目少年》，页195-196）

看起来，这些逃难的女学生对于自己的「同胞」，几乎就跟对日军一样恐惧。由此可见，掳掠女性在当时很可能是普遍的社会现象，至少绝非罕见。

对于女性的掳掠与买卖，反映的是女性地位极低，形同供人处分的物件。在这样的社会中，即使不是被掳掠贩卖的女性，处境也说不上乐观。对于山东家乡的社会实况，王鼎钧作了如下描述：

「对娶进门来的媳妇要千方百计的找理由折磨她，直到她没有个性，没有自己的人格，做驯服的奴隶，这是做公婆的哲学。乡下小媳妇挨打多半因为在厨房裡偷嘴，而偷嘴是因为她天天都吃不饱，规矩大，饭桌上不敢多吃。每年到罂粟收成，鸦片烟膏随手可得，你就听见这一家的小媳妇服毒死了，那一家的小媳妇也服毒死了。」（《昨天的云》，页295）

而且，即使自杀，也不要指望乡里会有什麽同情：

「母亲谈了些小媳妇投井自杀的事…母亲说，谁家媳妇投井自杀，全村的人都骂死者，怪她弄髒了饮水，不骂那逼死她的丈夫或公婆。」（《昨天的云》，页193）

至于性暴力的发生，恐怕也并不少见：

「女子不可单独进入高粱田…高粱田是现代的蛮荒，裡面可以发生任何事情。一个男子，如果在高粱田里猝然遇见一个陌生的女子，他会认为女人在那里等待男人的侵犯，他有侵犯她的权利。」（《昨天的云》，页194）

综观以上记述，对于女性的掳掠也好、贩卖也好、虐待也好，在这样的社会早就行之有年，绝对不是始自红朝。质疑者或许可以说，这些都是个案或一家之言，但这种现象本来就不可能有通盘的量化统计。倘若没有统计的事就当作不存在，那就等于是无视现实。

就算是个案好了，这些个案也指出一个残酷的事实：贬抑女性，本来就是社会常态的一部份，根植于文化实践当中，乃至于加害者很可能觉得自己的作法是理所当然的，符合当地的文化价值。

这是一个社会性的共犯结构。如果不正视这一点，那反而会落入另一种迷思：「中华文化本来没有问题，都是XX党搞坏了」。这样一来，甚或会助长对于「前红朝中华社会」的乌托邦想像，不但悖离历史事实，而且有害无益。

的确，政权有作恶，但如果「只是」政权作恶，就无法解释为什麽基层社会竟然有这样绵密广泛的共犯结构，让掳掠或贩卖女性的现象一再发生。再强调一遍，我绝对不是说那个政权没有问题。

我是说那个社会本身就有很严重的问题。

※本文原标题：「平生遭际实堪伤」　社会性的共犯结构

引用资料：

赵烈文，《赵烈文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20

王鼎钧，《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一：昨天的云》，尔雅2005

王鼎钧，《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二：怒目少年》，尔雅2005

谢选骏指出：上文丝毫不提——明末清初的满洲鞑子，才是是贩卖妇女的急先锋。这些牲口还企图废止汉人的缠足，以便于他们随意掳掠驱赶和奴役压榨……这些东北畜生，公然开辟人肉市场，标价吆喝售卖，就像北美殖民地贩卖黑奴一样……这些恐怖的事情，只要读一读那个时代的作品例如《扬州十日》等等，就一目了然了。

【22、苏颂的事业为何不能持续发展】

网文《苏颂独夺七项世界第一》报道：

苏颂在朝廷任职期间，奉命检验当时太史局等使用的各架浑仪，以制作水运仪象台闻名于世。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架有明确记载的假天仪，它的创造性也是前无古人的。苏颂在天文仪器、本草医药、机械图纸、星图绘制方面，都能站在时代的前列，尊重科学，实事求是，一时研究不通的问题，宁可存疑，决不附会。

他既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又是闪耀在北宋时期的一颗科技巨星，他在医药学、天文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其政绩。他所撰医药学、天文科学著作，均图文并茂，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献遗产。 

苏颂初授汉阳军判官。后历任宿州观察推官、江宁县知县、南京留守、国史馆集贤院校理、颖州知州、淮南转运使、知制法、知审刑院、委州知州、毫州知州、、开封府知府、涂州知州、河阳知州、沧州知州、吏部侍郎、礼部侍郎、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实录院修撰、尚书左丞等职务。为官50多年，政绩颇著。

颂器局闳远，不与人较短长，以礼法自持。虽贵，奉养如寒士。

敢"斗"皇帝的臣子

宋神宗熙宁年间，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王安石请求神宗破格提拔一名地方官李定，神宗答应了，然后指令时任中书舍人的苏颂起草破格提拔任命书。苏颂一看，这种提拔不符合“破格”的条件，退了回去。神宗把指令再次发到中书部门，叫宋敏求起草。结果，再次封退。经王安石的强烈要求，神宗第三次将指令发往中书部门，再被封退。三名中书舍人一致表示：宁可被撤职，也不做这种违反“组织程序的事”！ 

为官50年政绩斐然

从那时开始，苏颂步入仕途，从地方到中央，担任了一系列重要的官职，最后位及宰相，为官50多年，政绩颇丰。他先后五次与辽国深入接触。期间，他搜集整理了关于辽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军事设施、山川地理、风土民情、外交礼仪的信息，并根据宋辽两国的实际，提出了与辽朝和睦修好的政策，由此坚定了宋朝对辽推行友好政策的信心，换来了数十年的宋辽和平时期。

醉心科技博闻强识

苏颂的一生仕途漫长，官位显赫，但他给后世留下的最大财富不是政治方面的成就，而是在科技方面的建树。苏颂曾在宋朝的文史馆和集贤院任职九年。工作的便利，让他每天能接触到皇家收藏的许多重要典籍和资料，其中有不少是稀世珍本。苏颂对这些资料很感兴趣，每天背诵两千字文章，回家后再将它默写记录保存下来。经过长期的积累，苏颂的学识变得更加渊博。

苏颂小传

苏颂（1020年－1101年），字子容，福建泉州同安葫芦山（今属厦门市同安区）人。北宋天文学家、药物学家。其祖先在唐末随王潮入闽，世代为闽南望族，其父苏绅中过进士。苏颂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聪敏好学，经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

苏颂，字子容，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十一月廿三日（12月10日）诞生于芦山堂，卒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五月庚辰（1101年6月18日）。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进士。先任地方官，后改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等职九年，得以博览皇家藏书。宋哲宗登位后，先任刑部尚书，后任吏部尚书，晚年入阁拜相，以制作水运仪象台闻名于世。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二至后一日，苏颂病逝家中，享年82岁。次年葬于丹徒县王洲山，赠司空，后追封魏国公。南宋理宗时赐号正简。前述著作之外，苏颂尚有《苏魏公文集》72卷、《进仪象状》、《逐英要览》、《谭训》等著作传世。

苏颂，是我国宋代一位集政治、天文、药物、外交、藏书、文学、历史学家于一身的名人。他不但“博洽古今，通知典故”，又在天文、机械制造诸方面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国际天文学界对苏颂的创造发明非常重视，称苏颂把时钟机械和观测用浑仪结合起来，在原理上已经完全成功，比欧洲人罗伯特·胡克先行了6个世纪，比方和斐先行了7个世纪。

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

水运仪象台的研制——开启近代钟表擒纵器的先河

“水运仪象台”被誉称为“世界时钟鼻祖”，为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被尊为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中国古代的日晷、水钟、火钟、铜壶滴漏等只能算计时器，而北宋宰相苏颂在1090年制造的水运仪象台不但计时准确，而且有擒纵器，只有擒纵器工作时才会发出嘀嗒嘀嗒的声音，这也就是钟表与计时器的根本区别。

药物学成就：承前启后的《图经本草》

他曾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等职，官至宰相，曾受诏校定与编撰医书，与掌禹锡、林亿等一起编写了《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简称《嘉祐本草》）嘉祐六年（1061年），苏颂编撰完成了《图经本草》21卷。《图经本草》在药物学上有重大价值。它不仅对药性配方提供了依据，而且对历代本草的纠谬订讹作出了新贡献，特别是使过去无法辨认的药物可以确认无误。

世界上保存至今的最早最完整的机械图纸

《新仪象法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水力运转天文仪器专著。书首有苏颂《进仪象状》一篇，报告造水运仪象台的缘起、经过和它与前代类似仪器相比的特点等。全书总计共有图60种，这些结构图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机械图纸。它采用透视和示意的画法，并标注名称来描绘机件。通过复原研究，证明这些图的一点一线都有根据，与书中所记尺寸数字准确相符。

除中国的星图以外，再也举不出别的星图了

《苏颂写出《新仪象台法要）3卷，详细介绍了水运仪象台的设计及使用方法，绘制了我国现存最早最完备的机械设计图，附星图63种，记录恒星1434颗，比300年后西欧星图纪录的星数还多442颗。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把《新仪象法要》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并称赞“苏颂是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

独夺七项世界第1的科学家

一、水运仪象台的顶部是活动性屋板，观看时可以拆开，雨雪时可以合闭。学者认为，它是世界上天文台圆顶自由启闭室的鼻祖。

二、水运仪象台的浑仪窥管（望筒），通过“天运环”等机件与水力推动的枢轮相联。使窥管与被观测的天体能够同步运行，从而，发明了现代天文台跟踪机械 转仪钟。英国剑挢大学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说：“苏颂把时钟机械和观察用浑仪结合起来，在原理上已经完全成功。因此，可以说他比罗伯特 胡克先行了六个世纪，比方和斐先行了七个半世纪。”

三、水运仪象台的总动轮 枢轮，是由一组叫“天衡” “人权” “左右天锁”的杠杆系统控制的。由于“天衡”系统对枢轮的擒纵控制作用，使以水力推动的枢轮能等速地均匀地向前运转。它的作用与现代钟表的关键部件 锚状擒纵器（俗称卡子）的作用完全相同。李约瑟研究了水运仪象台后说，它比14世纪欧洲使用轴叶擒纵器重力传动机械时钟早了许多世纪。

四、苏颂在他的《新仪象法要》一书中，为后人留下了五幅星图。这是保存在国内最早的纸绘全天星图。苏颂在他的星图中，首创圆横结合的画法，解决了长期以来赤道与北天极周围绘制中失真的问题。

五、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还要为我们留下了世界上最早最完整最系统的机械图纸，共有整体图 部件图 零件图六十多幅，绘制机械零件一百五十多种

六、苏颂还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假天仪。苏颂发明的假天仪是一个大圆球，人居其中，凿孔为星，一昼夜转一周，与天象完全相符，以水力推动。

七、苏颂的《本草图经》是世界上第一部保存至今的有图的完整的本草着作。《本草图经》以前的《唐本草》等着作虽然也有图，但都已佚失。只有《本草图经》的药图被系统地流传下来。

一个被厦门人遗忘的历史名人

几乎每个厦门人都知道厦门有郑成功、陈嘉庚，却未必清楚厦门还有一位成就不亚于郑成功的历史名人。他就是出生于同安的北宋宰相科学家苏颂。

谢选骏指出：苏颂一人既然能够独夺七项世界第一，其事业为何不能持续发展，其本人为何沦为被人遗忘的历史名人？这都是因为，中国缺乏基督教的神约所保障的法治传统。

【23、张巡死守睢阳却不知为何而死】

《吃人的历史：为什么说张巡救了国家，却亡了天下？》（网易 2021-07-07）报道：

公元755年12月16日，安禄山召集诸将，诈称有密旨来召，要求自己立即率兵勤王。众将听后都一脸惊讶，不敢多说一句话。于是安禄山起兵十五万，自范阳进发，迅速攻克了河北二十四郡，占领东都洛阳。唐玄宗急命李随为河南节度使、许远为睢阳太守，令其阻击叛军的东南侧，切断通往江淮的要道，确保江南漕运畅通。此时平原太守颜真卿率先起兵平叛，河北诸郡在沦陷一个月后又争相呼应官军。唯有谯郡太守杨万石想要投靠安禄山，他逼迫下属张巡去向叛军献降。张巡不肯听命，在逃到真源之后，他便率领吏民恸哭于老子庙中，之后召集义兵二千余人，为朝廷坚守雍丘城。

安禄山于次年正月称帝后，叛军迟迟未见进展。五月份，郭子仪与李光弼击败史思明，收复了河北十余郡。安禄山大为惊恐，一度想要退回范阳。谁知一个月后，哥舒翰在唐玄宗的命令下，弃险不守，选择主动出击，结果导致全军覆没，潼关被叛军攻占，局势急转直下。败讯传来，唐玄宗急忙丢弃京城，往川蜀地区逃命。郭子仪、李光弼被迫分兵南下增援，导致袭击范阳的行动失败，战乱进一步扩大，而那个恐怖的日子也就要到来了……

安禄山起兵反唐

张巡转战睢阳城，悲剧即将上演

唐玄宗逃走之后，河南、河北与关中的大部分地区都被安禄山占领。叛军只要继续向东南推进，在攻克雍丘与睢阳之后，便可控制住富庶的江淮地区，并且切断漕运要道，那样唐朝就会被挤压在宁夏与四川这两个偏远的地方，太皇上唐玄宗与今上唐肃宗都再无还手之力了。

于是，叛军令狐潮奉命进攻雍丘，他与守城将领张巡是故交，在交战之前，二人于城下交涉。令狐潮大声说：“天下事去矣，足下坚守危城，欲谁为乎？”

张巡回答说：“足下平生以忠义自许，今日之举，忠义何在！”令狐潮面露愧色而退，他令军队团团围住雍丘，切断城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四十天后，令狐潮又对张巡说长安已经沦陷，皇上自己都逃亡去了，你何不趁早投降？当时有六名将领认为众寡不敌，玄宗存亡未可知，不如投降为好，张巡便假装同意。第二天，他在大堂上陈设玄宗的画像，然后引六名将领到跟前，当着众人的面将他们全部斩首。

眼见粮草即将耗尽，张巡便打开南门，假装向敌人叫战，暗地里却派勇士衔玫渡河，偷取了叛军的千斛盐米。他还让士兵们编出一千余个稻草人，趁着夜色沉下城去，诱使敌人争相射击，以此借得弓箭数十万枝。之后又趁敌人松懈的机会，放下五百名敢死之士，前往焚杀敌军的营帐，使令狐潮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在经过四个月的战斗之后，张巡以三千人的兵力前后斩杀叛军数万人。

然而，随着山东地区沦入敌手，雍丘的粮道被断绝了。张巡只得率众转战宁陵，他于唐肃宗至德二载收到睢阳太守许远发来的急报，说叛将尹子奇正引兵十三万来犯，如果睢阳失守，江淮就保不住了。张巡闻讯，急忙离开宁陵，率领三千兵马进入睢阳，与许远组成一支仅六千八百人的守城部队。

张巡坚守雍丘、转战睢阳

要想救更多人，就得先吃掉部分人？

张巡入城之后，许远自知才能不如，便将主帅的位置让他，自己则负责后勤保障的工作。

在张巡的指挥下，官军与叛军一天之内交锋二十回合，昼夜苦战不休。在十六天里，共生擒叛将六十余人，斩杀士卒两万有余，在付出巨大的伤亡之后，叛军只得连夜退去。

为了防止官军乘胜收复陈留，心有不甘的尹子奇在一个月后又领兵来犯。张巡便对士兵们说：“吾蒙上恩，贼若复来，正有死耳。诸君虽捐躯，而赏不直勋，以此痛耳！”于是宰杀黄牛来犒劳军士，众人皆为之感泣。将领南霁云等出城迎敌，径直进攻尹子奇的大营，斩拔将旗而还。在这次交战中，尹子奇被射瞎了左眼，叛军只得解围而去。

然而，到了七月份的时候，叛军第三次来攻。此时，睢阳城中的粮草已经耗尽了，士兵每天只能领到一小点米，要掺着茶纸和树皮才能下咽。在前两次交锋之后，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且都疾病缠身，不堪战斗。眼见城中日益危迫，张巡便令南霁云突围而出，向彭城的许叔冀求救，不料后者闭门不见。南霁云只得再往临淮去找贺兰进明，进明认为睢阳马上就要沦陷了，现在出兵已经没有意义。于是他大摆宴席来招待南霁云，想收其为己用。南霁云大哭说：“昨出睢阳时，将士不粒食已弥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广设声乐，义不忍独享，虽食，弗下咽”。说完拔剑砍掉自己的一根手指，然后回睢阳去赴死。

孤城绝粮

叛军知道援军不会来之后，对睢阳的包围更加严密。张巡与许远商议，认为睢阳是江淮之屏障，如果弃城而去，叛军必然乘胜追击，不仅会被其虏获，而且江淮地区还会沦陷入敌手，不如坚守以待之。在茶纸吃完之后，他们就开始吃马；没有马吃了，便掏鸟窝、掘地鼠；最后，当一切食物都耗尽之后，惊悚的一幕发生了——

《旧唐书》记载，唐肃宗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农历十月初八日，看着日渐饥困、衰弱的士兵，张巡唯恐人心危惧，虑将有变，于是他把自己的爱妾牵了出来，面对三军将士大声说：

诸公为国家勠力守城，一心无二，经年乏食，忠义不少衰。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坐视危迫？

于是便将身边的这个女人杀死、肢解并煮熟，以此来犒劳三军，将士们看到后都纷纷流泪，不忍心吃人肉，然而张巡还是强迫他们吃了下去。受此“启发”，许远也把自己的奴僮推出来杀掉，当做守城的口粮。然而悲剧不仅限于此，史书写道：

乃括城中妇人；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

张巡为了守住一座孤城，坚持自己忠君爱国的信念，居然带头去吃人，把城中最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全部吃光！难道为了救更多人，就得先吃掉一部分人吗？

为了守城而吃人的将领

张巡救了国家，却亡了天下

吃人之后，被保全的不是城池，而是气节。在睢阳沦陷的前夕，张巡面向长安俯首跪拜，痛哭道：“臣智勇俱竭，不能式遏强寇，保守孤城。臣虽为鬼，誓与贼为厉，以答明恩”。说完便与南霁云等三十六人一同被尹子奇杀害。

睢阳沦陷之后的第十天，唐军就收复了洛阳，故而张巡被认为牵制了叛军的兵力，为官军争取了时间。不过有人觉得吃人的做法还是难以原谅，对此，张巡的好友李翰等人积极帮他说话。他们认为张巡坚守睢阳，阻挡叛军入侵江淮，保全了大唐的社稷，实为大功一件。于是唐肃宗便追封张巡为扬州大都督，为他立了庙。《新唐书》也评论张巡说他“虽力尽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财用，以济中兴，引利偿害，以百易万可矣。”肯定他为了保国而吃人的做法，认为吃掉少部分老弱病残，保全大部分江淮百姓，是功大于过的壮举。后世的人多循着这种功利的观念，把人的生命化为数据对比，再无人去正视那些被吃掉的妇女、孩子和老人了。

直到晚明时期，才涌现出一批反思中华文化的启蒙思想家，他们用全新的观念来审视历史，发表许多不同的看法。王夫之就认为张巡的行为是难以用加减法来计算的，他的功绩固然很大，但罪过也并不小，李翰与《新唐书》“损数百人以全天下”的观点是可鄙的。在他们看来，那些被吃掉的无辜之人只是一种代价而已，根本就不值一提。对于这种冷漠的态度，王夫之异常愤慨，他说：“人之不忍食人也，不待求之理而始知其不可也，固闻言而心悸，遥想而神惊矣。于此而忍焉，则必非人而后可。”倘若李翰还有点人性，在听闻张巡吃人后，早应“心悸神惊”而不忍再重提了。结果他还要昧着良心，把无辜之人的死亡贬低为不可避免的损失，充作他人功绩的组成部分，真是全无心肝。

王夫之与顾炎武同为明末启蒙思想家的代表

倘若援军到达，张巡幸而不死，难道他还能带着吃人者的身份荣登功臣之宝座吗？他难道不会为此惭愧而自杀吗？王夫之说：“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张巡的本分在于坚守城池、完成使命，如果因粮草耗尽而不能生存的话，那就去战死沙场或者自尽以明志，不应擅自决定他人的生死，不应把别人当做牺牲品来分食。他与恶龙缠斗过久，乃至于使自身成为了恶龙，沦入罪恶的深渊。如果说安史之乱破坏了唐朝的法律制度，那么张巡则破坏了唐朝的道德人伦底线，后者比前者更难以修补。在宋明时期，每当城门快要被攻破时，总有一些“忠臣义士”出来决定妇女儿童的生死，就连那位崇祯皇帝也在砍杀子女之后才上吊自尽，这是对生命的漠视。

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张巡就处在保家卫国与亡天下的交汇处，他为了保存大唐江山、报效朝廷的恩养，不惜以“人将相食”为代价，破坏了人伦的基本底线，把国看得比天下还重要，这便是传统中国人的局限。顾炎武要对此进行清算，他说：“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天下要比国家更重要，因为天下是万古不移的人伦秩序，而国家只是百年一变的易姓改号。匹夫要以捍卫人伦秩序为己任，反对率兽食人或人人相食的罪恶。至于易姓改号之事，既然自己不在其位，那就只好交给肉食者们去谋划了。

张巡带头吃人，破坏了人伦秩序，所以亡了天下；他通过吃人，建立了功业，保全了国家，故而那些被肉食者们歌颂，然而，又有谁记得那些被吃了的人呢？

谢选骏指出：张巡死守睢阳虽是英雄行为，但却体现出了和人们記憶中的唐朝风格完全不同的野蛮残忍。这是为何？我觉得这是因为张巡死守睢阳却不知为何张巡孤掌难鸣，不得不铤而走险。那么张巡为何孤掌难鸣呢？

網文《睢阳之战》报道：

睢阳之战是安史之乱期间叛将安禄山的燕军和忠于唐朝的军队在睢阳的一场战役。尽管此战最终是燕军得胜，但蒙受了巨大的人力和时间的损失。此战以唐军奋战到最后一人的决心及围城期间的食人行为闻名。

背景

公元757年1月30日（唐至德二载正月初五），安禄山次子安庆绪因怀疑自己不是安禄山的继承人，唆使契丹籍宦官李猪儿持刀进入帐中朝安禄山的肚子砍上去，腹肠血流数斗于床，安禄山大呼“是我家贼！”言讫气绝。同月，安庆绪命自己任命的汴州刺史、河南节度使尹子奇率归州、檀州及同罗、突厥、奚族劲卒与将杨朝宗合兵，共计军十三万余人，攻睢阳。睢阳太守许远与城父令姚訚等守城，许远听闻真源令张巡在雍丘之战中的守城能力，向他求助。张巡知道一旦睢阳陷落，唐朝在长江以南剩下的领地将受到威胁。且雍丘是小城，不足以御敌，于是他同意立即相助。

过程开始

张巡趁夜率本部三百马、三千兵去睢阳合兵后，和许远的联军有六千八百人，准备以生命守卫睢阳。张巡先派将雷万春、南霁云等领兵与燕军战于宁陵西北，斩燕将二十人，杀万余人，将尸体投入汴水，水不流，杨朝宗趁夜离去。诏拜张巡主客郎中、副河南节度使。张巡向河南节度使嗣虢王李巨请功，李巨却只授予折冲、果毅告身三十份，不赐物。张巡以社稷尚危不可吝惜赏赐为由进谏，并写信责难，李巨不听也不回应。

张巡激励士卒固守，昼夜苦战，有时一日二十战，擒将六十余人，杀敌二万余人，士气不衰。许远自知才能不及张巡，对张巡自称懦弱不知兵，称张巡智勇双全，请求做张巡的部下，让张巡守城、作战，自己仅向他禀报军事。张巡不推辞。从此许远专治军粮和战具，张巡成为实际上的守将，战斗筹划都是他所作。

最初城内有数万人，张巡一见他们就问姓名，后来都互相认识。

此前许远部将李滔投敌，大将田秀荣又和他暗自勾结。一次田秀荣告诉许远：“早晨出战时，用绿帽子做标识。”结果戴绿帽子的部众都被消灭了。田秀荣回来就说：“我是在诱敌啊。”请求派精锐骑兵前往，换上锦帽。许远把情况告诉张巡，张巡召田秀荣上城，数其罪，斩下他的头给叛军看。于是出战，打败尹子奇，尹子奇夜间遁去。守军缴获的车马牛羊，张巡都分给将士，一丝一毫也没有拿进自己家。诏拜授张巡为兼御史中丞，许远为侍御史，姚訚为吏部郎中。张巡想乘胜进取陈留，尹子奇得知后，再率大军回来围城。

张巡对将士们说：“我受国恩，以死守城，但念诸军捐躯于野，赏赐却不及功勋，为此痛心啊！”闻者皆感慨。张巡杀牛给士卒，全军出战，燕军见守军少，笑他们。张巡与许远亲自擂鼓，张巡执军旗率诸将直冲燕军阵，燕军大溃，被斩将三十余人、杀士卒三千余人，被追逐数十里，军旗也被拔。次日燕军又到城下，张巡出战，昼夜数十回合屡屡挫其锋芒。虽然每天都被燕军围城，唐军斗志却不松懈。

五月，张巡军在夜间擂战鼓，作夜袭状（这是他的军队之前用过的战略）。燕军只得夜间值守，缺乏睡眠。后来燕军造飞楼看城中，什么也看不到，于是听到战鼓后也不穿上战甲，继续睡觉。燕军防御松懈后，张巡派南霁云和郎将雷万春等十余将各率五十骑开门突击敌营直至尹子奇麾下，燕营大乱，被斩将五十余人、杀五千余人。

燕军有个大首领披着甲，率领一千拓羯骑兵挥动旗帜登城招降张巡。张巡暗中缒下数十名勇士藏在城壕中，拿着钩、陌刀、强弩，约定说：“听到鼓声就奋起。”首领仗着人多，不加防备，城上鼓声响，伏兵出来捉住首领，强弩向外射箭，燕救兵不能上前。不久被缒下的勇士又起来登上城墙，燕军都惊愕地看着，于是按兵不敢出击。

张巡一直希望给燕军士气以巨大打击，最好的办法是杀伤燕将尹子奇。但在摄影术之前的年代，张巡并不知道尹子奇的相貌，更无法得知他在士兵中处于什么位置。张巡转而使用心理学。他命军队割蒿为箭射一些敌军士兵。这些士兵中“箭”后没有身亡，发现是被蒿所射后大喜，赶紧跑向尹子奇报告唐军的箭用完了。张巡注意到士兵们跑的方向，下令最好的弓箭手们向尹子奇射箭。南霁云射瞎尹子奇左眼，燕军乱，尹子奇几乎被俘。燕军士气大挫，围城终止。

在16天的围城和伏击后，燕军已损失二万人。尹子奇认为军队疲倦不能战，下令暂退重整。两月后，他增加新征兵二万，返回围城。

睢阳所在地商丘的位置

起初，许远为了备战，在睢阳城内准备了足以应付一年的粮食六万石。但李巨不顾许远反对，坚令分出一半给濮阳、济阴，导致睢阳的粮食比许远预计的少很多，且济阴太守高承义得到粮食后就叛变了。七月，唐军粮食奇缺，城内一斗米价格达八百。唐军士兵每天只得到一勺米，只能寻求茶、纸及附近的动物、昆虫、树皮、树根为食。而燕军粮道通畅，即使兵败也能重新征兵。

尹子奇注意到唐军为饥荒所苦，下令更多军队包围睢阳。他用云梯攻城，但张巡预先在城墙上秘密凿了三个洞，分别从中伸出大木头，一个用末端铁钩将云梯钩住让其不得后退，一个顶住云梯让其不得前进，一个末端用铁笼盛火从中间烧断云梯，云梯上的士兵都被烧死。尹子奇用钩车攻城，毁坏城墙使之塌陷，张巡用大树末端设置连锁，连锁末端设置大环，截断其钩头。尹子奇又造木驴攻城，张巡熔金汁灌下去将其熔化。尹子奇又在城西北角用土袋和堆积的木柴垫底想登城，张巡每夜秘密将松明、干蒿投入其中，共十多天，燕军不察觉。张巡出兵大战，派人顺风持火炬焚烧之，燕军不能救，火烧了二十多天才灭。张巡所为都是临机决断，燕军为其智所服，不敢再攻，在城外设三重壕沟立下木栅栏。张巡也在城内作壕沟拒敌。但尽管战场取胜，张巡也知道只剩下大约一千六百人了，且多病饿，战斗很快要失败了。

八月，城中粮食短缺，睢阳城只有六百守军，张巡守东北，许远守西南。守军最初吃茶叶和纸，张巡和许远也和他们一起吃，不下城。茶叶和纸都吃完了，就吃马，马也被吃完了，就吃老鼠和麻雀。等这些都被吃完了，已经开始吃人（睢阳城内食人之状下文详述）及煮食铠甲、弓弩。这时张巡还说降一些燕军将领，且他们都死命效力。如燕将李怀忠本是被燕军所掳的朝廷将领，效力燕军两年，路过城下，张巡问出他祖父和父亲都是朝廷官员，说一旦乱平，他作为叛将，父母妻儿都要伏诛，于是李怀忠哭着离开了，不久就率数十人投降了。张巡共说降燕军攻城士兵二百余人。

张巡令南霁云缒城而下，率三十精骑突围向附近求援。但附近守将如彭城的尚衡等都不愿提供军队和粮食。南霁云求助于守谯郡的河南都知兵马许叔冀，许叔冀不出兵，只答应给几千匹布。南霁云怒骂而去，又求助于守临淮的新任河南节度使兼御史大夫贺兰进明。贺兰进明平日嫉妒张巡之能，也想保有自己的军队，也怕握有精兵而不受节制的许叔冀袭击自己，以睢阳存亡不知为由拒绝帮助张巡，南霁云说：“睢阳如果失陷了，我南霁云请求以死向大夫谢罪。而且睢阳如果破了，下一个就是临淮，如皮毛相依，为何不救！”贺兰进明欣赏南霁云勇壮，强留，大宴，奏乐，意图招揽他到自己麾下。南霁云答：“我南霁云之所以冒贼锋刃，昼伏夜出，匍匐来到这里乞求援兵，是因为本地被强寇围困半年，刚围城时城里还有几万口人，现在妇女老幼都被互相吃完了，张中丞杀了自己的爱妾给军人吃，军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粮食可吃了，现在活人只有数千，城中的人引诱贼人是应该的。我知道他们面临的处境，如何还能享用这样的大餐？我即使想一个人吃，也咽不下去。我以为大夫您深念国家危亡，听到我的话就会响应，为何自己享受大餐，没有救恤之心？大夫坐拥强兵，却坐看睢阳陷落，无救患之意，忠臣义士之所为怎么该如此！我南霁云如今不能完成主将的任务，请求咬下一根手指，留给大夫，表示我已经来过了，回报本州。”他拔出佩刀切下（或作咬下）自己的一根手指，没有吃大餐，骑马离开。满座都大惊，为此哭泣。

南霁云最后得到真源李贲马百匹和宁陵城使廉坦步骑三千，闰八月，与廉坦一同冒围杀回睢阳。燕军势大，交战损失很大，只有一千人杀入城中。当时起大雾，张巡听闻交战声，就知道是南霁云等人的声音。南霁云用绳子入城。于是张巡开门，将士们相持而泣。

总计一千六百人的饥饿唐军得知外援不到，连日痛哭，陷入绝望。燕军知道守军无援，攻城更急。十月，众人劝张巡寻路南逃。张巡与许远商议，许远总结：“如睢阳陷落，燕军将轻易占领中国南方。首先，我们的士兵大多太疲倦且饥饿，是跑不到安全地带的。我们仅剩的唯一选择是尽可能长地守城，希望邻近守将来帮助我们。”张巡同意。

张巡行军不按古法列阵，令各将按各自的意思教阵法。有人问原因，张巡说：“现在与胡虏战，经常要变阵，几步之间就有变化。临机反应在于呼吸之间，不能总询问大将，来不及了，不是知兵法变化的作为。故我让兵认识将的意图，将认识士兵的情况，使用起来如同用手指挥手指一样。兵将互相学习，各自为战，不也可以吗！”张巡的器械、甲仗都是从敌军缴获的，从未自己修造。每次战斗将士有人退散时，张巡就站在战场对将士们说：“我不离开这里，你们给我回来决战。”将士们都不敢不回来死战，最终破敌。张巡又推诚待人，无所疑隐；临敌应变，出奇无穷；号令严明，赏罚有信，与士兵共度甘苦寒暑，所以部下都效以死力。前后大小战四百余场，燕军被杀十二万人。

食人

当时，被围的睢阳长期处于饥荒状态。《旧唐书》载：尹子奇围城很久，城中粮尽，人们易子而食（不忍心吃掉自己的子女，于是将子女互相交换后吃掉），拿死人骨头做饭。人心惶惶，担心生变。张巡带出自己的妾，当着三军的面杀了，给他们吃，说：“诸公为国家戮力守城，一心无二，长期缺乏实物，忠义之心却不衰。我张巡不能割自己的肌肤给你们将士吃，怎么能吝惜这个妇人，坐视局势危迫？”将士们都哭了，不想吃，张巡强令他们吃了。于是抓城中的妇女，把妇女吃完以后，再吃年老的和年幼的男子，共吃了人口二三万，而人心终于没有离散。

《新唐书》记载了许远也杀了自己的僮奴给士兵吃。

《新唐书》还记载了睢阳百姓仍然忠诚：城池被围很久，先杀了马吃，吃完后再吃妇人、老弱，吃了三万人。人们知道死期将至，却没有背叛的。城破后，剩下的百姓只有四百人。

睢阳陷落

唐军勇敢地战斗直至十月初。最终，只剩不足四百人活着，且他们已经没有力气拉弓射箭，睢阳为燕军所陷。城陷前，张巡向西下拜说：“臣力竭了，不能保全城池了，我们活着不能报答陛下，死了要做厉鬼杀贼！”

张巡、南霁云和许远都被俘。尹子奇问：“听闻君每次作战都睁裂眼角、咬碎牙齿，为什么？”张巡说：“我志在生吞你们逆贼，但力不能耳！”尹子奇用刀撬开张巡的嘴看，只剩三四颗牙了。张巡最后大骂：“我为君父之义而死，你依附逆贼，是猪狗，如何能久！”

尹子奇欣赏张巡的勇气和统军才能，但无论如何礼待、劝降，张巡、南霁云和许远都不肯加入燕军。尹子奇左右都说张巡守义不会被自己所用，又得士心，不可久留。最终，为防生变，尹子奇将张巡、南霁云、姚訚、雷万春及别将石承平、李辞、陆元锽、朱珪、宋若虚、杨振威、耿庆礼、马日升、张惟清、廉坦、张重、孙景趋、赵连城、王森、乔绍俊、张恭默、祝忠、李嘉隐、翟良辅、孙廷皎、冯颜等共计三十六人杀害，只将许远解送洛阳。后来安庆绪战败北逃之际，许远也因不屈而被害。

新任河南节度使张镐知道睢阳危急，倍道而行想相救，并发檄文要浙东节度使李希言、浙西节度使司空袭礼、淮南节度使高适、北海节度使邓景山成掎角之势同救，也发檄文给谯郡太守闾丘晓，闾丘晓傲慢不受命。张镐到的时候，城陷已经三天了。张镐杖杀闾丘晓。

当时有人污蔑张巡降燕，张巡友人李翰写下张巡守城事迹，撰写《张巡姚訚等传》两卷献上，唐肃宗才知道张巡如此忠义，李翰也得到士人和友人的称赞。

后果

张巡以每战不足万人击退数量远胜于己的燕围城军，因其决心，富有资源的华南地区大约2年没有受到叛军威胁。因如此大规模的燕军无法近身，唐朝得以利用资源组建更多的军队作战。这给了唐朝足够的时间重整和反击燕军。

对燕来说，尽管赢得了这一系列作战，却损失巨大。在雍丘和睢阳战役前，燕军曾意图占领全唐。他们在全国的总军力为三十万余人，比唐军当时能动用的军队多很多。但这两战后，局势逆转，唐军在人力和装备上都占了上风。若燕军仅在一年前占领睢阳，唐朝可能在757年就已灭亡了。睢阳战役标志着安史之乱的转折点。

争议

尽管张巡在作战中很成功，但很多史学家困惑于唐朝对张巡的缺乏支持。如果唐朝在城陷前一周支持睢阳，张巡可能不会在当时死去。可能很多地方守将认为若燕最终败唐，他们可以通过降燕继续保有权力。燕最成功的政策之一即对新降的唐朝守将极度友好。另一方面，燕对对抗他们的守将也极度残忍。这一政策也是燕能兴起这样一支大军且补给也多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一争议是关于张巡的拒降。一些人认为，757年七月前后，唐军粮尽，军队应该投降。这可以防止后来发生的食人。另一方面，一些人认为张巡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尽可能久地拖住了燕军。他们认为张巡唯一的错误是误信其他唐守将乃至朝廷军队会在十月前很久就给他支持。

后来唐代宗大历年间，张巡子张去疾上书称许远及其麾下在被尹子奇所俘后没有受伤，且张巡临死称许远误国事，死后不饶他；并以此为由称与许远不共戴天，请求削夺许远官爵。百官商议后认为，虽然许远比张巡后死，但就如有人先于张巡身亡不能说明张巡叛了一样，这不能说明许远叛了。且张巡、许远并称忠烈。百官认为张去疾可能年幼不了解情况，于是此事作罢，但仍有议论。

唐宪宗元和年间，对褒贬人事非常谨慎的韩愈读李翰《张巡传》，认为没有写许远的事迹是不对的，说：“张、许两人，以死殉国成名，只是死的时间有先后罢了。两家子弟才能低下，不能熟知父辈的志向，使世人怀疑许远怕死而降贼。许远如果真的怕死，何苦要守尺寸之地，吃其所爱者的肉，抵抗而不投降呢？而且见援兵不到，饥饿到了人吃人的地步还要坚守，即使再愚笨也知道必死无疑，由此看出，许远显然不怕死。”又说：“从两人所守之处划分破城的责任简直是儿童之见。要死的人必然有先染病的脏器，拉断一根绳子，也必有先断开的地方。现据此谬论而责难许远，也是太不通情理了。”

谢选骏指出：张巡死守睢阳却不知为何大家对他见死不救？因为大家都不想看到唐朝迅速获胜，而宁愿看到战事胶着、反复拉锯，可以延长藩镇割据的格局。我们知道，藩镇割据虽然有其不好的一面，但却是唐朝比较开明的关键所在。如果没有藩镇的独立性，地方自治将不复存在，社会开明也将荡然无存了，至于文化的多元性更是无从谈起了。张巡死守睢阳却不知这些，所以他也就不得不体现出了和人们想象的“唐朝风格”完全不同的野蛮残忍。

【24、元代山水画浸透了亡国的悲哀】

网文《元代山水画，中国文人绘画的最高成就》报道：

一个朝代的艺术，脱离不了一个朝代的社会环境，元代山水画与唐宋几代山水画有着很大的不同，是中国山水画历史中独特的存在，一方面，元代山水画家开始自我意识觉醒，不再把自然山水当作单纯客观存在去描绘，而是通过山水画抒发主观精神。另一方面，元代山水画反映了被“异族”统治的文人失去精神家园的特殊精神追求，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造成的。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朝代，第一次有汉族之外的民族全面统治华夏，而且蒙古统治者并不了解汉民族的文化和艺术，在当时统治者的观念认为“八娼九丐十儒”，文人的社会地位达到历史最低。在过去的朝代里，文人是官员士族的主体，在元朝，文人要么不愿意出仕，要么得不到出仕的机会，所以很多文人开始寄情山水，游戏笔墨，寄情遣兴。因此，元代绘画的主流是文人画。

元代山水画山水画分两个时期，元初时期的绘画强调古意，当时的画家们继承了唐宋山水画，并有创新和发展，他们学习古代董源、苏轼、米芾等人的文人画理论，托古改制，复古求新，绘画多表现主观思想意趣，形成鲜明的时代风貌，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山水画家有钱选、赵孟頫、高克恭等。

钱选的山水画习自董源并创新变化，擅长青绿山水，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有题诗，形成诗书画结合的审美特色，对后来文人画有着广泛的影响。

赵孟頫博学多才，诗书画皆工，楷书四大家之一，继承和改革了前代文人画，是是元代画坛的开创性人物，提倡以书法入画，增强了文人画的人格趣味和文化意境，元代乃至后代很多画家都深受赵孟頫的影响。

高克恭是元初成就最高的山水画家之一，他的画绘画先是学习米芾、米友仁，后来学习董源、巨然，李成等多位名家，继承融汇多家笔墨，集众家之长，形成泼墨写意，气韵闲逸的画风。

元代中后期山水画家以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为代表。他们多受董源、巨然、赵孟頫等画家绘画思想和创作风格的影响。

《富春山居图》是我国最出名的国画之一，作者黄公望是元四家里对后世绘画影响最大的一位，明清山水画和近现代很多山水画家都受他影响，学习临摹他的画作。

王蒙的山水画深受外祖赵孟頫的影响，又学习董源、巨然，王蒙的山水画写景稠密，林峦苍茫，重山复水，充分展示江南山峦植被葱茏茂密的景象。

吴镇的画个性独立，他的画作布局方面喜欢立于近景，喜欢用或挺拔或盘曲的松柏在画中寓意人格，吴镇的画作或水墨苍莽，淋漓雄厚，或宛转遒丽，有清旷野逸之趣。吴镇的画对后代画家影响很大，沈周、文徵明等人多以他为师。

倪瓒是元代南宗山水画家代表，画作多是太湖一带山水，画法疏简，格调幽远，气质淡泊，他简约、疏淡的山水画风和绘画实践理论观点被明清众多画家模仿学习。有人评价他是超越时代的画家。

元代山水画在中国古代山水画中占有重要地位，元代山水画革新了中国山水画，为后世山水开创出新的画风与潮流，对后世文人画和水墨画有着深远的影响。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元代山水画浸透了亡国的悲哀，这是黄俄无法理解的。郑思肖的兰花，最为著名——郑思肖（1241—1318年）原与宋宗室、著名画家赵孟頫交往较多。后赵降元并任官。郑思肖即与之绝交。郑思肖擅画兰，宋亡后，所画兰均无土和根，因土地已沦丧于异族。无从扎根。当时一些权贵向他索要画兰，尤靳不与。庸人孺子颇契其意者，则反与之。邑宰求之不得，知其有田，因胁以赋役取。先生怒曰：“头可断，兰不可画！”他每逢岁时伏腊，望南野哭而再拜。郑思肖喜佛老教，工画兰，疏花简叶，不求甚工，画成即毁之，绝不轻易随便给予他人，所以他能存世至今画的兰花极其少，现存《墨兰图卷》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墨兰图》藏于美国耶鲁大学艺术陈列馆藏。相形之下，降元的宋朝宗室，果然猪狗不如也。

【25、张居正改革加速了明朝的回光返照】

網文《张居正（明朝政治家、改革家）》播报：

张居正（1525年5月26日－1582年7月9日），男，汉族，字叔大，号太岳，幼名张白圭，湖广荆州卫（今湖北省荆州市）军籍。生于江陵县（今湖北省荆州市），故称之“张江陵”。明朝政治家、改革家、内阁首辅，辅佐明万历皇帝朱翊钧进行“万历新政”，史称“张居正改革”。

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隆庆元年（1567）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迁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1572）代高拱为内阁首辅，晋中极殿大学士，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任内阁首辅十年，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财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 至四百余万"；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

万历十年（1582）六月病逝，享年五十八岁，赠上柱国，谥文忠（后均被褫夺）。明代唯一生前被授予太傅、太师的文官。死后被明神宗抄家，至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恢复名誉。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帝鉴图说》等。

（概述内图片来源：民国初年张氏宗祠临摹明人绘《张文忠公遗像》。原藏于沙市市博物馆、现藏于荆州博物馆）

人物生平

嘉靖四年五月初五日（1525年5月26日，此据《登科录》《万历起居注》以及《明实录》等；另有《行实》称其生于五月初三日即1525年5月24日，并得到当代著述采用，该日期或是因文字刊刻致误），张居正在荆州府江陵县（今湖北省荆州市）一位秀才的家里出生。据说张居正出生之前其曾祖父做了个梦：梦中一轮圆月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一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慢慢浮起。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于是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张居正少年聪颖过人，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嘉靖十五年（1536年），十二岁的张居正参加童试，其机敏灵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李士翱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并替他改名为“居正”。同年，张居正做了补府学生。

嘉靖十六年（1537年），张居正参加乡试，受到湖广巡抚顾璘的阻挠而落榜。原因是他希望对张居正多加磨砺，以成大器。

嘉靖十九年（1540年），才高气傲的张居正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顾璘对他十分赏识，曾对别人说“此子将相才也”，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颜渊，不要只做一个少年成名的举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第九名进士，授庶吉士。

官场升迁

张居正入选庶吉士，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明初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二人争夺首辅职位，夏言夺得首辅之后被严嵩进谗而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

对于内阁斗争，张居正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张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张居正因病请假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开始游山玩水。在这三年中，张居正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使他发现了新的问题，他在《荆州府题名记》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侧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张居正回翰林院供职。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张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兼国子监司业，徐阶荐张居正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在裕邸期间，张居正任国子监司业从而掌握了很多将来可能进入官场的人，这为张居正打开了人脉。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世宗去世后，徐阶起草遗诏，引张居正与之共谋。不久张居正升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月余，与裕王潜邸故讲官陈以勤一起入阁，而张居正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位列次辅

隆庆元年（1567年），张居正以裕王府旧臣的身份，擢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直上尽头竿”了。入阁以后的张居正正值明王朝流民四散，草译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之际，并且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此外，内阁内部的政治斗争日益白热化。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认同。

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终因年迈致仕。次年（1569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

隆庆四年（1570年），鞑靼首领俺答汗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情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鉴于此事非同小可，张居正写信，要崇古立刻把详情“密示”于他。原来，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

张居正接到报告，再次写信给王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然后，张居正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时奏疏皇上纳降。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认为敌情叵测．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汉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把汉那吉穿着皇上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俺答见到非常感动，表示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友好相处。

隆庆五年（1571年），明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转向国内问题。

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崩，年仅十岁的神宗继位。高拱因自己口无遮拦触动万历生母李太后神经，加之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对高拱不满向李太后进谗，李太后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于是，张居正在这一年六月担任了首辅；八月，又加左柱国，进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四次推辞都不被允许。同月，他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首辅万历

万历元年（1573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万历四年（1576年），张居正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卷六七）。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1581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万历七年（1579年），明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上疏据理力争，言明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朱翊钧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免除了。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钱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甚至因为害怕浪费灯烛，将万历安排在晚上的课程改到了白天。纂修先皇实录，例得赐宴一次。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提出辞免赐宴。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他还请求将为明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次弟张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使用驿站的证明书），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应当以身作则。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是做到了。

初改财政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在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如浙江海盐“水涯草堑，尽出虚弓，古冢荒塍，悉从实税。至于田连阡陌者，力足行贿，智足营奸，移东就西，假此托彼。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皆营私窖。遂使数亩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

万历八年（1580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但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张居正很清楚，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

赋税改革

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姚仁中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姚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张居正的理财政策除了为朝廷公室谋利，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甚至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

万历十年（1582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1567年）至万历七年（1579年）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他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劳瘁而死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公历7月9日），太师（死前九日晋）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病逝，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张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言官也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而且张居正也险遭开棺鞭尸。家属或饿死或流放，后万历在舆论的压力下中止进一步的迫害。张居正在世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天启二年（1622年），天启皇帝为张居正复官复荫。 

为政举措

政治上，实行考成法。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中心是解决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腐败 之风。他认为当时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吏治不清”。他以“课吏职”即加强官吏考核为手段，“斥诸不职”，“省冗官”，淘汰并惩治了一批官员。

在执行上，他“信赏罚”，“持法严”，使赏罚有准，不姑息。在他执政期间，“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饰非”，朝廷号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行政效力大大提高。如：黔国公沐朝弼屡次犯法，应当逮捕，但朝廷舆论认为此事很难办，张居正就改立沐朝弼的儿子袭爵，派飞马前去捆绑沐朝弼，沐朝弼没有反抗，被解到京师，张居正免他一死，将他幽禁在南京。再如，张居正因御史在外常常欺凌巡抚，决定压一压他们的气焰。只要他们有一件事稍不妥，马上加以责骂，又饬令他们的上司加以考查。又如，当时天下不太平已经很久了，盗贼群起，甚至抢劫官府库房，地方政府常常隐瞒这类事情不上报，张居正下令如有隐匿不报者，即使循良的官吏也必撤职，地方官再不敢掩饰真情，抓到强盗，当即斩首处决，并追捕他们的家属，盗贼因此衰败。

军事

军事上，用戚继光镇蓟门（今河北迁西县西北），李成梁镇辽东（今辽宁辽阳），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加强北方的防备。并在边疆实行互市政策，互市使马匹大增，减少了太仆寺需的种马，就叫老百姓折价交银，使太仆寺积蓄金四百余万。

互市又使边疆在政治经济上保持稳定、正常，如封俺答（北方蒙古首领）为顺义王，在大同、宣府、甘肃等地立茶马互市，保持贸易往来，俺答长久没有来犯边关。

清查土地

他认为“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是“国匮民穷”的根源。在万历六年（1578年），下令在全国进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税的田产，到万历八年（1580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三百万顷。朝廷的赋税大大增加，所以说：“自正（正德）嘉（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

以州县为基础，将所有赋税包括正税、附加税、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和全部徭役统一编派，“并为一条”，总为一项收入。过去田赋有夏粮、秋粮之分，征收上又有种种名目，非常繁烦，如今统一征收，使国家容易掌握，百姓明白易知，防止官吏从中贪污。

关于徭役征派，过去有里甲、均徭、杂泛之分。里甲按户计征，不役者纳“门银”（户银）；均徭、杂泛按丁分派，应役方式又有力差（以身应服）、银差（纳银代役）之分。如今取消里甲之役，将应征的全部门银，同丁银合并一起。“丁银”的计算办法，是将力差的“工”（劳动）和“食”（服役期间全部生活费用）折算为银；如“银差”则按纳银数再加收少量“银耗”（碎银化铸银锭时的损耗），然后全部役银以“丁”和“地”或（田粮）两大类因素统一考虑编派征收，即所谓“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自此，户不再是役的一种根据，丁的负担也部分转到“地”或“粮”中。

赋、役之中，除国家必需的米麦丝绢仍交实物和丁银的一部分仍归人丁承担外，其余“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

官府用役，一律“官为佥募”，雇人从役。过去由户丁承担的催税、解送田粮之差、伐薪、修路、搬运、厨役等一概免除。这一改革措施赋役折银征收，既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必然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 

人物评价

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张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

从历史大局看，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张居正改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起衰振隳、力挽狂澜，奇迹般地在北疆化干戈为玉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延长了明王朝的国祚；还表现在一举扭转“神运鬼输，亦难为谋”的财政危机，弼成万历初年之治，为万历年间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体现在对近代前夜国家统一与社会转型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一条鞭法是介于“两税法” 与摊丁入亩之间的赋役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赋役制度的演变中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没办法改变明朝财税制度深层次的弊病。一方面，开国之初广泛的小自耕农经济在中叶以后便被不可遏止的地权集中浪潮所吞噬，土地集中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流民，产生大量佃农，地主凭借土地垄断对佃农进行过度盘剥。另一方面，明初按地权分散状态设计的赋役制度日益失效，官府不断膨胀的财政需求和无法遏制的非法征敛成为民间社会的不堪承受的重负，晚明的财税改革已经无力医治这一深入制度骨髓的恶疾，国家机器的败坏已无法挽回。

史书评价

《明神宗实录》：性沉深机警，多智数。及赞政，毅然有独任之志。受顾命于主少国疑之际，遂居首辅，手揽大政，劝上力守（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听纳。十年内海寓（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询经济之才也。惜其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

《明史》：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书》：“曰臣罔以宠利居成功，可弗戒哉！

《明史纪事本末》：以居正之为相也，进《四书经解》而圣学修明，进《皇陵碑》《帝鉴图》而治具克举，请词林入直而清燕无荒，请宫费裁省而国用以裕，任曾省吾、刘显而都蛮悉平，用李成梁、戚继光而边陲坐拓，厥罪虽彰，功亦不泯焉然。予以居正救时似姚崇，偏激则似赵普，专政似霍光，刚鸷则类王安石。假令天假之年，长辔获骋，则吏道杂而多端，治术疵而不醇。斯岂贞观之房、杜，而元佑之司马乎？更可异者，自居正以钱谷为考成，而神宗中叶大启矿税。居正以名法为科条，而神宗末造丛脞万几。呜呼！手实之祸，萌自催科，申、商之后，流为清静，则犹居正之贻患也。

《江陵救时之相论》：江陵官翰苑日，即已志在公辅，户口阨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一一条列，一旦 柄国，辅十龄天子，措意边防，绸谬牖户。故能奠安中夏，垂及十年，至江陵殁，盖犹享其馀威，以固吾幸 者，又十年也。

历代评价

王世贞：器满而骄，群小激之，虎负不可下，鱼烂不复顾。 

郭正域：嘉隆之际，相臣任天下之重，行谊刚方，事业光显者，无如新郑高公。而先后处两才相之间，先为云间，后为江陵。云间善藏其用，笼天下豪杰为之羽翼，故唯唯于履尾之时，而扬扬于攀髯之际，善因时耳。彼方墨墨，此则蹇蹇，宜不合也。江陵负豪杰之才，其整齐操纵，大略用高公之学，而莫利居先。

马之骏：隆万间所称最名相二：曰高新郑公文襄，张江陵公文忠。两公钟异姿，膺殊宠，履鼎贵之位，竖震世之勋，皆大略相埒。第不幸而以相倾之材，处相轧之势。以故袒文襄，则绌文忠；袒文忠，则绌文襄。然有识者恒致叹两贤之厄，何渠不涣枘凿，而埙篪之要，皆豪杰之致也。

李腾芳：新郑、江陵两公皆负不世出之才，绝人之识。本以忠诚不二之心，遭时遇主，欲尽破世人悠悠之习，而措天下于至治。其所就虽皆不克终，然其所设施，亦已不可泯矣。

潘博：汉唐以来，以功业炳史册者夥矣。至若意量广远，气充识定，志以天下为己任而才又能副其志者，则惟明张江陵一人而已。方明隆万之际，明之政已驰矣。自世宗西内静摄，君荒于上，臣纵於下，将嬉于边，士嚣于庠。纪纲万事，群堕于冥昧之中之中。而瓦解土崩之祸，将隐中于晏安无事之日。自非有雷霆之力不足以集上下涣散之孰，非有整齐严厉之法不足以其积久疲顽之习。江陵知其然也，慨然出其身以任之。奋乾刚，行独断，宫府内外，一听于己。赏罚予夺，悉决于心。不以逼上为嫌，不以死权为讳，推其意岂不以为大丈夫。亦即乘时遇主，得行其志矣。则天下之责当于我任之，任之而当，虽挟无上之威权而不疑，任之而不当，虽蒙莫大之戮辱而不悔。夫岂特无保爵位顾妻子之心即邀名誉之心而亦无之。所患者，吾志不行，事功不立，而至于众谤于生前，奇祸发于身后，则已于任事之初，逆睹而熟计之矣。呜呼，世之君子，欲立非常之功，则莫务为一切之计，莫徇众人之论，当机而立断，独立而不惧。

崇祯帝朱由检：思陵之季，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

瞿式耜：江陵相业故非常，身后凄凉行路伤。谁料有孙绳祖武，还能为国死封疆？当年朝局何须问？四代君恩不可忘。报答此时惟有命，精灵常在毅宗旁。

袁中道：张居正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几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

王思任：昔江陵为翰编时，逢盐吏、关使、屯马使，各按差使还朝，即携一壶一榼，强投夜教，密询利害厄塞，因革损益，贪廉通阻之故。归寓，篝灯细记。留心如此，容易造到江陵。

唐甄：张居正之为相也，拜命之日，百官凛凛，各率其职，纪纲就理，朝廷肃然，其效固旦夕立见者也。为政十年，海内安宁，国富兵强。尤长于用人，筹边料敌，如在目前。用曾省吾刘显平都蛮之乱，用凌云翼平罗旁（罗定）之乱，并拓地数百里；用李成梁戚继光委以北边，辽左屡捷，攘地千里；用潘季驯治水而河淮无患。居正之功如是，虽有威权震主之嫌，较之严嵩，判若黑白矣。主虽至愚，未有以乱政为良相，以安社稷为奸相者也。然则任相之道，岂难能哉？显帝之任居正也，畏之如严师，信之如筮龟，无言不从，无规不改，虽太甲成王有所不及。是以居正得以尽忠竭才，为所欲为，无不如意，可谓盛矣。

顺治帝福临：彼时主少国疑，使君不朝纲独握，则道旁筑室，谁秉其成？亦未可以揽权罪居正。

纪昀：神宗初年，居正独持国柄，后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

魏源：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驰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

梁启超：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

蒋介石：王安石以后最大的政治家，就是明朝的张居正。

黄仁宇：世间已无张居正。

熊十力：汉以后二千余年人物，真有公诚之心，刚大之气，而其前识识远见，灼然於国覆种奴之祸，已深伏於举世昏偷，苟安无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担当天下安危，任劳任怨，不疑不布，卒能扶危定倾，克成本原者，余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

黎东方：以施政的成绩而论，他不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也是汉朝以来所少有的。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强可以与他相比。诸葛亮的处境比他苦，不曾有机会施展其经纶于全中国。王安石富于理想，而拙于实行，有本事获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没有才干综核僚佐与地方官的名实。

当年明月：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陈泽敏：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即使是现在又有多少人能够懂他。

谢选骏指出：张居正是明朝的回光返照——他生当明朝三百年过半了，死后明朝三百年只剩四分之一了。由此可知，他的折腾并没有让明朝起死回生，甚至没有能让明朝挺过三百年大关——不如唐宋长命，仅比满清多活了九年。他的死后遭遇，说明他雖想力挽狂澜，却不懂历史命运。

人说——万历初年张居正的改革卓有成效，一度扭转了嘉靖、隆庆时期的财政危机，使得“海内殷阜”，“帑藏充盈”。然而这种好景没有持续多久，万历中后期，明皇朝一直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中，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我看——张居正改革无异于揠苗助长，就像中共末年的总加速尸，加速了回光返照的昙花一现。例如“各地宗室繁衍益盛，万历四十年宗室人口突逾六十万，单食禄米一项即给国家财政增加巨大负担”——这就是“改革的胜利成果”。试想，如果把这些猪都杀掉，可以训练出多少精兵良将啊。但是猪皇帝不此之图，反而变本加厉地挥霍浪费。终于走向财政破产。由此可知，改革往往导致断崖，就像中了乐透奖的蠢材反而因此走向了自我毁灭。

【26、明武宗简直是个“中国唐璜”】

《明武宗朱厚照：最荒唐的皇帝也是最真实的皇帝》（2020-10-28 网控）报道：

核心提示：他想当驯兽师，爱做不法商贩，愿驰骋战场，但就是不想当皇帝。他一生放荡不羁，所得评价褒贬不一，但却真正地活出了自己。于国家而言，他也许不是最称职的君主，但于自己的心，他这辈子活得无怨无悔。他也许是最奇葩的皇帝，但在他心里，他亦是最潇洒的自己。

明代有很多特别的皇帝，但说到最特别的一个，非这一位莫属。

他想当驯兽师，爱做不法商贩，愿驰骋战场，但就是不想当皇帝。

他一生放荡不羁，所得评价褒贬不一，但却真正地活出了自己。

他是明朝第十位皇帝，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很多史料误作“朱厚燳”）。

一身荣华却不喜，可叹生在帝王家

朱厚照的父亲明孝宗朱祐樘（chēng），可以说是明代绝无仅有的好丈夫。

他一辈子不纳妃子，不搞选秀，在明代贯彻皇帝一夫一妻制，独宠爱妻张皇后一人。他绝对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他一心为民。虽然他干的工作是皇帝这么令人心驰神往的工作，可他既没有周末双休的福利待遇，也没有后宫佳丽的夜夜笙歌。朱佑樘干工作特别拼命，日夜操劳国事，他也不钟爱男女之事，一生只有一个张皇后为伴。这样就导致一个结局，35岁就英年早逝，只和张皇后留下一个儿子——朱厚照。

不出意外，朱佑樘应该是历史上最痴情的皇帝了，能当他的皇后，也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呢！可是，痴情归痴情，不知道家里有皇位要继承，需要多生几个竞争上岗啊！

作为嫡子，又是长子，继位是必然中的必然。不存在什么九子夺嫡，也不存在什么嫔妃之间的各种宫斗。我妈独得恩宠，我爸爱我如命，皇权富贵近在咫尺。所以，也许从朱厚照出生的那一刻起，他的性情就已注定。越是唾手可得，越不会珍惜。越是生来就有的东西，越容易被嫌弃。可是啊，命该如此，朱厚照虽然是个混蛋，却还是当上了皇帝。

从血统上来看，朱厚照就是老朱家最纯正的独苗。他在成长过程中非常快乐，因为所有人都惯着他。朱厚照非常聪明，老师教他的东西，他总是很快就能学会，但是贪玩成性也是改不了的毛病。不过，在众人眼里，这个小皇子注定会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好皇帝。

但是，朱厚照让大家失望了。

十五岁那年，正值青春叛逆期的朱厚照被扶上龙椅，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九五至尊。小朱同学喜欢当皇帝，因为可以随便使唤别人跟自己玩儿，可是他又不喜欢当皇帝，因为当皇帝非常不自由，很多地方不能去，很多事情不能干。

皇位之于朱厚照，就是这样一种有点鸡肋的存在，权力就在手边，堕落就变得轻而易举。十六岁那年，朱厚照顺理成章地当了皇帝。但他却说：

其实我比很多人可怜，因为没得选。

在他刚刚继位的那段时间，他还是挺开心的，因为每天都有一帮人来送好玩的东西讨好自己。尤其是那个叫刘瑾的太监，最入小朱的眼。

刘瑾和马永成、高凤等七名太监每天带着皇帝玩儿，又是送鹦鹉，又是送老虎，还有人送豹子。这八个太监得到小皇帝的宠爱，地位也是一飞冲天，还得了个组合的名号：八虎！

可是玩归玩儿，刘瑾仗着皇帝的宠爱竟敢专权作乱，大肆敛财，侵占土地，扰民侵利，任人唯亲，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后来，朱厚照眼睛也不眨一下，就把玩伴刘瑾给杀了，而且是处以凌迟之刑。

在天下臣民眼中，刘瑾的死是罪有应得，是万民之福，是皇上英明。而在皇帝朱厚照眼中，只是少了一个玩伴而已，和谁玩儿不是玩儿呢？而且刘瑾这个老太监在玩儿上早就跟不上潮流了，不久后他就换了一个新的玩伴钱宁。朱厚照继续逍遥自在，任性妄为，不管有没有太监刘瑾，他都还是那个胡闹的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朱厚照干的荒唐事儿可真是不少。

其中，最有名的事儿，他就是建了个豹房，供自己玩乐。这豹房不是包房，也不是动物园，或者说不仅仅是动物园。这是朱厚照给自己修建的宫殿，就在西华门附近，他几乎每天都泡在里面寻开心。

豹房里面有美女，也有乐工，当然也有豹子老虎，这里的无穷乐趣让朱厚照深深的迷恋。为什么这明明是个宫殿，却要叫豹房呢？

原来啊，朱厚照经常把野兽圈养在地牢里面，然后把动物的生肉挂在竹竿上，让饥饿的野兽来咬，而他在外面拨弄竹竿让野兽追着竹竿跑。久而久之，许多野兽都让他玩废了，而其中只有豹子的扑食的积极性最高，撕咬动作也最凶狠，所以他最喜欢养豹子。于是，他也就把这个他最喜欢的宫殿，叫做“豹房”。

历史上，朱厚照的确有后宫佳丽无数，但他就不喜欢往后宫跑，因而最后也没有留下后代，那他真的不好女色吗？这倒也不是。

其实在女人问题上，朱厚照的名声是很臭的。许多资料记载，朱厚照曾经频繁出入民间妓院。当然他是穿便服进去的，而且从来没有赖过账。至于朱厚照为何如此行径，难道是后宫嫔妃颜值素质不行？我觉得倒也不是，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家花不如野花香！

在这个问题上，小朱同学有点向奸雄曹操看齐的意思。他不喜欢年方二八的年轻少女，反而特别中意结过婚的年长女子。

有一回，有个叫马昂的武官犯了事，官职被罢免。他为了达成官复原职的目的，无耻的他竟然把自己的亲生妹妹送进宫里给朱厚照当妃子。朱厚照得知他的这个妹妹是结过婚的，不但不生气，反而很满意，又得知她的丈夫还健在，朱厚照就更开心了。

这件事情过去没多久，朱厚照又找来马昂，问他：“听说你的小老婆很漂亮？”

马昂听完，马上大喜道：“皇上喜欢就好！”

次日，马昂就把自己的小老婆送进了宫。这事儿本来也没什么，只是有些荒唐而已。

很快，皇帝老师杨廷和听说了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有一个孕妇被送进宫了！

这件事着实把老杨吓到了，这孩子万一要是在宫里生下了，算怎么回事儿啊！

老杨觉得这一定不是真的，于是他马上进宫去找皇帝。朱厚照漫不经心地点头确认了这件事，让老杨气得想撞墙！

还好，这件事并没有继续荒唐下去，但是朱厚照的荒唐事可还远没有结束。

朱厚照听说在民间，有个打虎英雄武松的形象特别受人追捧。于是，朱厚照打算自己也真的去亲手跟老虎较量一下。

一天，他找人送了一只老虎到自己的豹房里面。他叫来自己的玩伴钱宁，让他先去跟老虎过招。钱宁溜须拍马可以，但是这种打老虎这种玩命的事儿却不敢碰。朱厚照见他不敢，于是嘲笑他，随即拍拍手自己就上了。

钱宁不配合他，但是老虎却很配合。看见朱厚照在向它挥手示意，老虎便马上扑过来作为回应。朱厚照这时候才发觉，自己根本应付不了这个庞然大物，于是撒腿就跑。他两条腿自然是跑不过四条腿的老虎的，眼看老虎就要扑过来，好在一个武官及时出手制服的老虎救下了皇帝。

刚刚死里逃生，朱厚照却马上拍拍屁股，站起来说了一句：”我自己就够了，不用你们管！“

这就是典型的不知天高地厚。

虎父无犬子，朱厚照从小就特别聪明，学啥会啥，“前天讲官所授之书，次日便能掩卷背诵”。

那时候，大家都以为他会是一个好皇帝。不但脑瓜好使，语言能力还特别强。

朱厚照精通梵文，还在短时间内就掌握了葡萄牙语。当年葡萄牙使者朝见，他不用翻译，自己就能无障碍交流。无论从出身还是从能力，朱厚照做皇帝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出在性情上。

美女野兽度生活，人生极致是快乐

何炅曾主演过一部电视剧叫《正德演义》，讲的就是朱厚照的故事。其中有一段特别有趣，朱厚照第一天当皇帝，就给大臣立下了6条规则，给大臣们弄得十分无语，比如：

大臣们听完都疯了，这种皇帝，简直就是荒诞至极，离经叛道，亘古未有。

这段也许有戏说的意味，但却把朱厚照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哪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想让我当皇上就得听我的。无拘无束，男女平等，能干好活儿就行，你管我怎么干？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为了让自己过得快活，朱厚照在北京西苑建了个豹房。

豹房立于今天北海公园太液池附近。元朝的时候，那里是皇家豢养奇珍异兽，用来玩乐的地方。

偌大的紫禁城不爱住，我要再建一个自己的秘密花园，就是这么有钱任性！

朱厚照花了24万两银子，建了好几年，彻底把豹房变成了自己的家。里面密室，校场、佛寺一应俱全。除了养了一只文豹，三只土豹之外，还有老虎，大象，狮子，鹁鸽，长颈鹿，鹰隼等等。

有人说，朱厚照简直就是给自己建了一座国立动物园，自己当了动物园园长兼驯兽师。

这个驯兽师有多猛呢？

有一次，他突发奇想，想要把老虎训练成听话的狗，结果不但没成功，自己还差点儿被老虎吃掉，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喜欢。

朱厚照一生最爱，除了野兽，便是美女。

不过他的口味却不挑剔，从高丽舞女，到西域美女，再到扬州少女，从妓女到寡妇，什么样儿的都有。

一边是野兽，一边是美女，吃喝拉撒全在这里，最后连看奏折都在这里。这位正德皇帝，就这样硬生生地抛弃了大皇宫，把豹房活成了自己的SOHO新天地。

当导演当将军，都好过当皇帝

历史上，也许没有比朱厚照更想当导演的皇帝了。

他喜欢导什么类型的戏呢？

富一代逛街寻欢作乐的戏。

偌大的皇宫，太闷了。自己又不能随便出宫，怎么办？

朱厚照想了个招，把外面的花花世界搬进来不就得了。

他在宫里摆市集，建商店，琳琅满目和外面无异。还让太监们假扮商人，老板，再找一堆人假装老百姓，玩起了皇宫版cosplay，自己当男一号，扮成富商，在集市里溜达，各种吃喝玩乐买买买。一个人玩还不过瘾，还要一群人一起玩。他让宫女打扮成粉头歌姬，然后自己进去听曲儿寻欢，好不快活。下什么江南啊，朕在宫里就能自嗨！

朱厚照贪玩成性不仅仅表现在豹房里面，在政治上他也是一如既往的任性。

不过，如果一辈子都只能在皇宫里自娱自乐，那还不够过瘾。朱厚照心想：世界这么大，我要去看看。

于是他就找各种理由出京巡游，没事儿就喜欢微服私访，他还喜欢骑射喜欢打仗，是“御驾亲征”的狂热爱好者。

蒙古骑兵侵犯中原气焰嚣张，朱厚照一看，不行啊，我得亲自灭他们去！

于是，他穿着便服，改名换姓，出了德胜门。给自己编了个“大将军朱寿”的假身份，亲自上场杀敌，智勇双全，发挥神武，打败了鞑靼军。而这，便是著名的“应州大捷”。

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造反，朱厚照心里想，既能南下游玩，又能顺便镇压反贼，我去。

结果他在路上接到喜报，王阳明已经击败宁王平定了叛乱。

他一听这消息，不高兴了，这不是抢我风头么！放了，宁王我要自己重新抓。

于是，他下令让王阳明在南京释放宁王，还他自由。

心里住着个将军，可惜偏偏是个皇帝。既然不能改变身份，那就“做戏“过过瘾吧。于是，他换上戎装，又自导自演了一幕“再擒宁王”的大戏。

然后派遣一个叫“朱寿”的将军再去抓宁王。结果朱宸濠再次被抓，被处死在通州。而抓住宁王朱宸濠的不是别人，正是贪玩皇帝朱厚照，朱寿正是他用来打仗的化名。明朝最后一位造反的藩王，起兵43天就被平定！

儿子一百人，却无一亲生

朱厚照这个人，荒诞淫逸戏多也就算了，关键还有个更奇葩的爱好，就是认干儿子。

甚至遇到喜欢的太监，他都会收做干儿子，短短十几年间，竟然认了一百多个干儿子。正德七年，朱厚照更是直接给127人改姓朱。

最霸气的帝王也许就是，爱你就让你跟我姓。

然而遗憾的是，朱厚照的一生认了各种干儿子，却没能得到一个亲生儿子，继任的皇帝，居然是他堂弟。天命如此，但他没有怨恨。

很多人说他骄奢淫逸，是昏君，可是朱厚照在位的15年里，他却做了很多所谓好皇帝没有做成的事儿。

比如改革江南赋税。把之前拖欠中央十年之久的赋税，不仅全部厘清，更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

再比如改革沿海“市舶司”。增加外贸收入，迈出了解除海禁的第一步，更扩大了政府税源。

临终前，他说：“朕疾不可为矣。其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事重，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误，非汝曹所能预也。”（请转告皇太后，要以国家大局为重，妥善处理我死后的事情。以前的很多事情，都是我的过错，我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不要难为他人。）

尽管一生肆意纵情，朱厚照却并未完全失守皇帝职责，帝王的职责和气度，他始终没忘。

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个人的评价是很难做到公正客观的。在一个维度里去看是一种样子，而换到另一个维度却变成了另一种样子。

在《明史》中，朱厚照骄奢淫逸，荒唐奇葩。“耽乐嬉游，暱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犹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钧诸臣补苴匡救，是以朝纲紊乱，而不底于危亡。”而在董玘编纂的《武宗实录》中，朱厚照却刚毅决断，弹指之间诛刘瑾，还平定了化王、宁王之乱，打败蒙古小王子，是一位居不世之功的帝王。

正如郭德纲说的：“很多时候，历史上的文字是任人摆布的，出发点不同，结论则不同。朱厚照绝对不是昏君，顶多就是玩心大点儿，小事儿不纠结，大事儿不糊涂。”

有人说，一个人如果完全遵照自己的内心而活，要么成为一个疯子，要么就是一个传奇。

人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正如朱厚照没有办法选择是否做皇帝。

于国家而言，他也许不是最称职的君主，但于自己的心，他这辈子活得无怨无悔。

在外人看来，他也许是最奇葩的皇帝，但在他心里，他亦是最潇洒的自己。

朱厚照建立了很多娱乐场所，其中豹房最为有名。关于其用途，存在两种见解：一种认为是治理朝政的政治中心与军事总部；一种认为是正德皇帝的享乐场所。明朝是历史上封建帝王豢养动物的最鼎盛的时期，京城内建有虎城、象房、豹房、鹁鸽房、鹿场、鹰房等多处饲养动物的场所。武宗单在西苑建造豹房。但是据最新考证，豹房还有其他用途，比如男色。

武宗的心海底的针

正德三年（1508），武宗的心思已是禁城的高墙所挡不住了。他不甘宫内枯燥的生活，索性离开了禁城，住进了皇城西北的豹房新宅。豹房并非是武宗的创建，是贵族豢养虎豹等猛兽以供玩乐的地方，元朝时期已有此风气。另有虎房、象房、鹰房等处，房又称为坊，如羊坊 、象坊、虎坊等，北京至今尚存此类地名。现在北京地名中仍有豹房的名称，但那并不是武宗所建的豹房。

也有人认为今天东华门外的报房胡同才是当年武宗日夜淫乐的场所，只是由于时间久远，豹房音变为报房。当然，更多的学者相信武宗兴建的豹房原址就在皇城的西苑太液池西南岸，临近西华门的地方，即今天的北海公园西面。今中海、南海、北海三海，明代统称为太液池，在西苑内。豹房新宅始修于正德二年，至正德七年共添造房屋200余间，耗银24万余两。其实豹房新宅并非养豹之所，又非一般意义上单纯游幸的离宫，实为武宗居住和处理朝政之地，有人就认为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总部。豹房新宅多构密室，有如迷宫，又建有校场、佛寺等。

《万历野获编》：“嘉靖十年兵部覆勇士张升奏，西苑豹房畜土豹一只，至役勇士二百四十名，岁廪二千八百石，占地十顷，岁租七百金。”这段话即说明武豹房养了一头豹。还有一则材料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这就是明朱国桢著的《涌幢小品》：“西华门狗五十三只，御马监狗二百一十二只，日共支猪肉并皮骨五十四斤。虎三只，日支羊肉十八斤。狐狸三只，日支羊肉六斤。文豹一只，支羊肉三斤。豹房土豹七只，日支羊肉十四斤。西华门等处鸽子房，日支绿豆粟谷等项料食十石。西苑豹房畜文豹一只，役勇士二百四十人，岁廪二千八百余石，又占地十顷，岁租七百金，此皆内臣侵牟影射之资。”

这一段材料中出现了“豹房”、“西苑豹房”两个名词，说明后者指的就是武宗豹房，武宗豹房是有豹的，但只有一头。既然肯定武宗豹房内是养着一头豹的，那么这个有240人的队伍就只能看作是饲养宫内这只豹的专职队伍了。这支队伍腰悬豹牌。著名历史学家邓之诚先生在《骨董琐记》中单有一节《豹字牌》讲述这支队伍的状况：“吴骞客藏豹字铜牌，上有穿，两面有文，正面隐起作豹像。横刻‘豹字陆佰拾号’，凡六字。背面文六行，云‘随驾养豹官军勇士，悬带此牌，无牌者依律论罪，借者及借与者罪同’。凡二十七字。盖正德间创立豹房，守卫军士所配也。此牌传世当移，与骞客同时藏者，当有数人，予友丁□公，亦得一枚”。

沉溺女色，还是沉溺男色？

豹房是武宗行乐的场所，过去人们总以为武宗在那里沉溺女色，其实，武宗在豹房的宠嬖中有为数不少的娈童，明清的正史野史都指出过这一点。这种状况曾经引起了正德年间朝臣们的极大不安，他们为皇帝之沉溺男色而不思嗣续大事深感忧虑，御史周广冒死上了一则奏疏：陛下承祖宗统绪，而群小荧惑，致三宫锁怨、兰殿无徵。虽陛下春秋鼎盛，独不思万世计乎？中人稍有资产，犹蓄妾媵以图嗣续，未有专养螟蛉，不顾祖宗继嗣者也。义子钱宁本宦竖苍头，滥宠已极，及复攘兑货贿，轻蔑王章，甚至投刺於人，自称皇庶子，僭逾之罪所不忍言。陛下何不慎选宗室之贤者置诸左右，以待皇嗣之生。诸义儿、养子俱夺其名爵，乃所以远佞人也。

长期以来，中外学者曾研究过明武宗建立的豹房，对此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涉及到对武宗的评价（如武宗不是庸君，很有才华），对豹房性质的探讨（如豹房不是淫乐场所，而是武宗治理朝政的政治中心与军事总部）。持“豹房是武宗治理朝政的政治中心与军事总部”等说法的学者，言下都认为豹房是没有豹的，而是个行政组织。一种认为是正德皇帝的享乐场所。但是从上文可见，据史料所知，“西苑豹房畜土豹一只”，是有豹子的。

荒废朝政强幸民女连寡妇都不放过

豹房建好后，厚照迫不及待地搬了进去，从此不再受宫廷内清规戒律的限制，整天与宦官、番僧、异域术士厮混在一起，玩得昏天黑地，只在傍晚的时候会见群臣。名曰“豹房”，应该是豢养生猛野兽、禽鸟虫鱼的处所，其中更应以豹为主。实际上，据《万历野获编》及明朱国桢著的《涌幢小品》等书记载，其中仅有文豹一只、土豹三只而已。蓄养得最多的是大群的各族女子，她们被训练成能歌善舞、充满邪气的妖艳私娼，供武宗狎玩。

正德四年（1509），厚照开始喜欢蒙古人，制作了大批毡帽皮裘，动员一宫的人穿上，互相扮演鞑子自娱。又与众蒙古人策马奔驰，往往终夜不还，投宿民家，行止与凡人不分。当时的朝鲜使臣回国报告说，皇帝所为之事，非如陈后主、隋炀帝，而如小儿之戏。史载，武宗“每夜行，见高屋大房即驰入，或索饮，或搜其妇女，民间苦之”。其侍臣知悉主子怪癖，竟助纣为虐，搜掠良家妇女以充“幸御”，有时竟达“十车”之多。到后来，武宗就连平民寡妇亦不放过，弄得“民间汹汹，有女家，掠寡男配偶，一夕殆尽”。

其实历史上的正德皇帝，绝不是荒淫无道的昏君。也许是高大压抑的紫禁城，束缚了皇帝的自由，正德皇帝才想到了用这样一个方式来逃避现实。

朱厚照短暂的一生一直在玩儿，他驾崩也是因为玩儿。

一次，朱厚照路过江南，看到这个美丽富饶的鱼米之乡，他非常开心。倒也不是因为看到百姓生活富足心里宽慰，主要是享受乘渔船在江上打鱼时的乐趣。可是，一不小心，他渔船上跌入江中，差点溺死，所幸得到渔民搭救。可是当时正值九月，江水冰冷，本来他身体就不好，这一落水又引发了肺炎。回京城后，许多御医都围着他转。

可是啊，生病之后，朱厚照还继续沉迷在豹房，于是身体情况更加糟糕，不久便驾崩了，年仅三十岁。

纵观朱厚照的一生：

说朱厚照荒淫无道，但他从不滥杀无辜，也会为民除害杀，去妓院还给钱；

说朱厚照不理朝政，但他不妄用皇权，放权给老师杨廷和，因而国家还算太平；

说朱厚照任性妄为，但是豹房里从没有惨无人道的刺激，有的只是简单的快乐。

尽管，朱厚照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皇帝，但他也并不是十恶不赦的混蛋。他只是一个投错了胎，找错了工作的可怜人！他穷尽一生去争取的，无非不过是四个遥不可及的字：自由自在！

我个人认为，从古至今，所有皇帝中，朱厚照是最快乐的一个！

你觉得，朱厚照他是混蛋皇帝，还是追风少年呢？

谢选骏指出：我认为明武宗简直是个“中国唐璜”——用他的生平来写一部小说肯定有趣，但他当了皇帝就是猪圈的悲哀了！所以在猪家末代皇帝走向煤山的道路上，明武宗实在功不可没。他可能预感到了这一点，所以下令禁止民间养猪——因为他生于辛亥年，属猪，恐怕民间养猪杀猪对他不利。他还找了个更堂而皇之的理由，朱为国姓，二字同音，当避讳。这道猪旨传出，“旬日之间，村市居民畏避重罪，随所养之豕，尽行杀卖，减价贱售，甚至将小豕掘地埋弃者有之。”（《明武宗实录》卷一八三，正德十五年二月戊戌。）——猪皇帝就是这样作践了自己的同类。

【27、张居正是明朝灭亡的总加速尸】

《明朝首辅兼帝王师的张居正，贪污腐败，为何还会被称为一代名相？》（2022-01-23 网易）报道：

现代人对古代官员的分类总是喜欢分成清官和贪官，清官就是好官，贪官就是蛀虫，其实这种评价方式对也不对，洁身自好是值得提倡的，贪墨总是不光彩的事情。可是评价为官之道，除了清廉与贪婪，更重要的一点是政绩，是否为朝廷与百姓做出贡献。

比如说被誉为包青天的开封府尹包拯，人们都歌颂他两袖清风、秉公执法，其实宋朝官员的俸禄很高，包拯的生活是很优渥的，他真正应该被歌颂的是不畏权贵、维护法纪。

再比如，明朝的大清官海瑞，明朝官员俸禄相当低，海瑞克以奉公从不贪墨，所以他才真是家徒四壁的那个，一家老小很少吃肉，困难时候都得挖野菜吃，可是海瑞恪守教条，总以圣人的标准标榜自己、要求别人，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成了披着圣贤外皮的怪人，空有清官之名，也不能为百姓做什么事情，嘉靖一再启用他，都是给他没有实权的高官，因为皇帝也知道这样的人不适合做官，启用他就是笼络民心罢了。

张居正确实贪墨，也生活奢侈，可他也确实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为百姓谋求了福祉，在明朝的那种政治环境下，贪墨是常态（明朝的俸禄真是太低，光靠俸禄真是无法成事），能做实事的人是会被历史铭记的。

张居正从小就聪颖过人，被多人赏识，饱读诗书的他，积累了一定的知识阅历，为后来当官，颁布相关政策改革奠定基础。据说，在张居正出生之前，他的曾祖父梦见一轮圆月落入水缸之中，将四周照得通明，在水缸里衬出一只白色的龟，张居正的祖父认为这梦中的白龟就是张居正，之后张居正出生后，便给他取个小名叫“白圭”。在这一故事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个人的非同凡响。

作为臣子，张居正心系百姓，一心为百姓农民谋福利，在他仕途生涯上，没少颁布关于土地改革与赋税的政策，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一条鞭法”改革，并且，经过实践，这一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落实，粮食的产量增多，百姓富足，赋税也按时按量上缴，国库充裕，国家上下国泰民安。经济上的富足，百姓享受安逸的生活，从而少了战乱与动荡，这也是改革所带来的好处。这些都离不开这些改革政策的幕后推手张居正，如果没有他主张这样的政策，也不会有这样的景象。

在那个重农抑商的时代背景下，张居正并没有像其他的大臣一样，劝说皇帝抑制商业的发展，他不同于其他人的眼光，一味的贬低商业和商人的地位，相反的，他考虑的是长远利益，所以对商业并没有妄下定论，在农业方面改革时，也没有提过要商人提高税费。

张居正最令后人诟病的就是，他劝万历皇帝要节俭用度，他的日常生活却是奢侈无比。据说，张居正坐的轿子要三十多个人一起才能抬起来，面积可达四五十平方米，这哪里是古代的轿子，可以说是一个古代版豪华房车了，里面配置也是相当高，茶桌，椅子，等等样样齐全，用的都是上好的材料，来衬托他的身份。

但是不得不说，在那个时代，建造个如此豪华的轿子，实在是劳民伤财，铺张浪费。除了轿子，张居正的家也是富丽堂皇，可以堪比皇宫。张居正除了是万历皇帝的内阁首辅，还是他的老师。在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抄了张居正的家，看见张居正如此豪华的家，从小被张居正教导要节俭的万历皇帝的心里肯定愤怒至极。

虽然说张居正生活奢侈，但是作为内阁首辅一辈子，也做到了一个臣子应尽的本分，没有想要僭越的念头。同时，实施的改革也得到很好的效果，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兴旺。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的评价也是公允的，比起他的缺点，人们更多记得的是他的丰功伟绩。

参考文献：《中国通史》，《大明会典》，《万历皇帝传》等

谢选骏指出：张居正左右逢源，擅长权变——“神宗朱翊钧即位时只有十岁，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生母李氏。李太后由宫女出身，封至贵妃。按照旧制，新天子立，尊前朝皇后为皇太后，生母称太后要加徽号。张居正和冯保商议，尊穆宗皇后陈氏为仁圣皇太后，尊李氏为慈圣皇太后，取消了称号上的差别。这赢得李氏的好感和信任，她把辅佐、教导神宗的重任一并委与张居正。”但其改革，却是破坏法纪，成为明朝灭亡的总加速尸。张居正如此獐头鼠目，可谓之“猪猿獐”的终结者——“獐举证”了。

在这个“獐举证”死后，可怜的皇帝才敢出手——万历十二年（1584），以谋陷亲王、霸夺产业罪抄张居正家，抄出金二千四百余两，银十六万两，在京房宅价值一万余两。神宗命尽削张居正官秩，追回所赐玺书、诏命。他的长子张敬修在被追逼家产时不胜酷刑而自杀。他的弟弟张居易、儿子张嗣修发戍烟瘴地。

张居正冤不冤？不怨。因为他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他说，“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又说，“盛衰荣瘁，理之常也；时异势殊，陵谷迁变，高台倾，曲池平，虽吾宅第且不能宁，何有于亭！数十年后，此不过十里铺前一接官亭耳，乌诸所谓三诏者乎”。因此他沦为明朝灭亡的总加速尸，就不足为奇了。老獐张居正死之后不过半个世纪，明朝就走向瓦解了。

【28、上海封城比北京屠杀更加凶蛮残忍吗——“六四屠杀33周年”的真正默哀】

“德国《经济周刊》：上海封城措施凶蛮残忍”（法广 2022-04-23）报道：

德国的新冠防疫措施已经大大松动了。人们享有的自由越来越多。而中国则继续实行清零政策，而且防疫措施越来越严历无情。对此持怀疑和批评态度的德国媒体越来越多。

德国《商报》认为，中国从一个封城走到又一个封城。人们的承受力达到了极限。企业生产断断续续。中国的新冠防疫战略正在拖垮自己。

德国《经济周刊》报道说，本来中国在疫情中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要恢复得快。但中国严格的清零政策正在成为问题。企业运作困难。消费大受打击。2022年的前景十分暗淡。在上海，一个老妇人哭着请求监管人员让她去买一点食品。但监管人员对她吼叫，叫她回屋里去。就因为老妇人不服从他的命令，他从她手里夺过购物车，把它砸在地上。中国的网络上充满了这一类视频。自封城以来，上海很多人不允许走出家门。上海的封城是如此地凶蛮残忍，而且谁也躲不开。

德国《经理杂志》报道说：来自上海的图片令人压抑和恐惧。自三周来，大上海变成了一个幽灵城市。人们要么得关在家里，要么得去隔离营。就因为一位翻译要让一位德国侨民离开自己的家，前往隔离营，这位侨民愤怒至极，抗议咒骂了九分钟，说，中国的防疫系统“荒谬可笑，是个耻辱”。这一视频上网后，受到人们争相传阅。由于市政府不能及时给被关在家里的人们提供食物和药品等，上海人开始忍受饥饿，等药品。在网络上流传的视频是陷入困境的人们和政府已经控制不了的局面。数百人从高楼大厦的阳台上朝下喊叫。老人被警察拖走。猫饿死在街上。这位德国侨民因检测阳性，和他家人在家隔离显然已经15天了。当翻译叫他要单独进入隔离营时，他坚决拒绝前往，说自己肯定已经不是核酸阳性了。他大骂防疫系统是个耻辱，滑稽可笑，说人们在上海怕的不是感染上新冠，而是害怕落到疾控中心的手中。该视频显示，上海的外国人也对中国的防疫管理非常气愤。它同时也显示，外国人在中国还是受到优待，还可以大声地抗议政府的措施。中国人可就不能这么做了。谁敢冒这个风险，大声抗议，马上就会被警察带走关起来。这是个令人悲伤的局面。外国侨民在随后数月里，肯定会加速逃离中国。不少外国专家放弃了他们在上海或北京收入丰厚的工作，离开了中国，而且不再想返回中国。这给很多在中国有强劲业务的公司带来了新问题。中国的封城措施过去后，这一问题还会继续存在。

网民嚎叫：

大侠独孤求败 发表评论于 2022-04-24 04:06:16

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你对抗议清零政策有异议，再爱国反美都是二五仔！

我要真普選 发表评论于 2022-04-24 04:32:00

所以德國人就有所不知，有中國特色的文化了！不把你餓到半死不活，你又怎可能會感恩戴德呢？

还是老李 发表评论于 2022-04-24 04:28:12

昨天上海浦东一小区五层居民楼失火，起码一个楼洞从一楼烧到顶楼，没有消防队来，没有人逃没有人救火，自始自终大火自生自灭，千真万确，亲戚就住旁边一栋楼里，亲眼所见。有人想下楼看看怎么回事，连楼洞都出不了。要不是亲戚亲口告诉，根本难以置信。问，那有没有人伤亡？说只胡等火灭了才知道！

谢选骏指出：上海封城故事——“病情杀伤力低，社会危害性高”。但是，上海封城的社会危害性再高，也比不上北京屠杀的凶蛮残忍。可是欧洲歹人竟在北京屠杀后与屠夫们大做生意三十多年，交易血汗产品，可谓助纣为虐甚矣！

《“四月之声”：封得越凶 转得越猛》报道：

一部收集了多个上海疫情期间录音对话的短视频在中文社交媒体上被广泛转载，很快便遭到全面封杀。然而，审查似乎并未止住这段视频传播的脚步。

（德国之声中文网）这是一段不到6分钟的短视频，以航拍上海城市的黑白画面为主，配以该市疫情下的多段录音片段。影片发布后于周五（4月22日）刷屏各大中文社交媒体，也随即遭到全网删除。

影片作者"永远的草莓园"发布视频时表示自己"选取了4月上旬20多个事件的部分音频"，"做了一个视频当做一种尽量客观真实的纪录，来记住4月的这些声音，希望所有人都能挺过去"。然儿，就是这样一个不加评论的视频也难逃被删厄运。

封杀下的现象级传播

聚合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的"中国数字时代"网站公布了一则据称是"北京网信"下达的相关通知："请各平台对照样本全面清理'四月之声'相关视频截图信息，并举一反三清理清理变种图片。"

不仅视频，"四月之声"四个字很快被封禁，原作者的公众号和视频号遭到删除。记录或评论疫情的文章或视频在中国遭遇审查不足为奇，但是这段视频却引发了"越封杀越转发"的现象级传播。

"中国数字时代"发布的一张截图显示，永远的草莓园"周六发表声明称，自己也很意外事情会发展到这个程度，并呼吁："希望大家不要再转发或者劝认识地朋友不用再转了"。

网民的不解与愤怒

许多网民对这段视频的评价是"温和"、"令人泪目"、甚至"正能量"，他们纷纷表示无法理解视频遭到删除的原因。一篇题为"到底为什么要全网删除那则视频？"的文章备受关注。

微信公众号"为你写一个故事"在文章中问道："那视频全部都是公开可以获取的素材，也是大部分上海人这些天都听过的录音、经历过的事情，把这些素材剪在一起，咋就不能发了？"该文作者还发现："从结果来看，删除反而让这样一则视频传播得更广，我自从注册微信以来，从来没见过朋友圈这样夸张的刷屏。"

"视频号发不出来，就转成二维码。二维码被屏蔽了，就上区块链。区块链被屏蔽了，就发网盘链接。原视频看不到了，就上镜像版、翻转版、诺基亚版、逐帧截屏版、万花筒版"，文章作者如此描述转发"盛况"。然而，这篇文章最终也遭到了屏蔽。

微博用户"小黑夜之睛"在没有提到"四月之声"的情况下评论说："昨天朋友圈号称上海人的春晚，发一个视频就被封一个，就好像打地鼠一般，老百姓把怨气发在朋友圈，因为实在是没地方发泄，越堵越是让人倔强。"

不少网民注意到审查带来的适得其反的效果--越封越出名。名为"解放狐妖"的用户则在推特上感慨道："但凡把删封'四月之声'的精力拿出来控制疫情都不至于闹成这样吧。"

推特用户"小黄"批评道："这连审查都不是，压根就没有审，没有查，说删就删，不带犹豫，甚至都没有一句像样的"违反规定'。这才是最令人愤怒的。"

名为"ExpiredButt"的推特用户则认为："四月之声的转发，充分说明了大家仍然想要体面的对抗政府，以及这个视频里没有辱骂，没有激烈的对抗，更像是广大普通人的委屈，想要把委屈给谁看？共产党么？对抗微信/微博/抖音，就是我们最愚蠢的表现，最愚蠢的抵抗。"

网民"绍伊古-封神榜上排名第三"也在推特上指责："朋友圈发四月之声，看起来好像很悲怆的样子。但是实际上这种事情不是应该很早就知道的吗？一个个装着外宾，表现的义愤填膺，又不是第一天知道国家是什么德行。"

封控下的上海： 民众怨声载道 政府面临重压

"四月之声"的"副产品"

"四月之声"被疯传和遭封杀的同时也衍生了一些被网民所称的"副产品"，其中包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去年3月在回应H&M舆情中的发言。她当时表示："中国有14亿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脑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每个人也都有在网上表达自己想法和感受的权利。"

另外，电影《悲惨世界》中演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你可听到人民在高歌） "的片段以及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为开头的《国际歌》也几乎在同一时间被大量点赞和转载。

针对"四月之声"被删一事，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微博上评论道："封控久了，上海人有一些怨气，需要有释放的渠道。"在他看来："网络管理者删帖，不意味着各地政府不重视意见。恰恰相反，在中国互联网上表达意见，比在西方国家抱怨管用得多。中国的实情经常是这样的：一边删帖，政府一边关注帖子的内容和传递的情绪，改进的努力会随之而来。"

胡锡进还表示："互联网是西方发明的，与他们的制度是量体裁衣关系，进入中国，它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化'，与我们这里的现实对接。中国的网络管理必须有，否则互联网就会在政治上'改造'中国。一些删帖也是必要的。"

终归会遗忘？

另有一些人已经开始担心：上海解封后，现在响彻天际的"四月之声"终究会被遗忘。推特用户ArimaTepe坦言："《四月之声》不停地转发不停地被删除。让我想起了大概99.999%上海人不记得的2020年也是反复被转发删除的《吹哨子的人》。可以预见的是6月份解封后上海人马上骄傲地从胜利走向胜利了，好像从未发生过灾难一样。可见这个民族一点反思和记忆都没有，可以被肆意修改的。"

名为"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网民也指出："所有的社交平台都在转发四月之声你觉得他们会听到吗？你觉得他们会接下来去改变吗？不会的。他们只会紧急安排一场阅兵，让大家重新回到感动当中。"

长期关注中国时事的德国作家雷克（Christoph Rehage）在其YouTube中文频道上也就中国网民目前的"抗议"行为预测：最终"会不了了之"，"到时候还是会向前看"，甚至"会有自豪感"，"没有人会记得各种大小悲剧"。学汉学出身的雷克在视频中还问观众是否曾为武汉的方方或张展以及新疆和西藏民众发过声。

前有《武汉日记》 后无《上海日记》？

武汉因为新冠疫情封城期间，中国作家方方记录的所见所闻引起极大反响。如今上海已被封控数周，有人不禁要问：为何还没有《上海日记》？  

“原来以为这样的事发生在乡下，不会在西化的上海”

上海封城后，在那里的德国人亲身感受到不自由的滋味。一名机械公司经理说，“我们都想走”，“认识人当中，没有人愿意再回来”。  

上海移民查询急增 用脚向封控说不？

上海的新增新冠病例，连续第二天维持于二万宗以下。持续多周的全城封控仍未见尽头，但有经济能力的一群，耐性渐渐被消磨殆尽，移民成为他们的下一步。  

谢选骏指出：《四月之声》的上海市区画面，就像一座公墓，《四月之声》的音频，就像来自地狱的声音——这都是因为人们忘记了三十三年前的北京屠杀……抹掉了前车之鉴，能不继续翻船吗？

当地时间4月23号，北京市卫健委发出警告，在未来几天可能会有更多的疫情病例出现，这增加了外界对北京采取更严峻封锁措施的担忧，再加上有上海的前车之鉴，封城的恐慌开始在北京漫延。

综合报道，在当天的简报会上，北京卫健委称，在过去20天里当地病例增加达到20个，初步流调结果显示，目前疫情已经藏匿传播了一周，为此，要进一步大范围检测，防止病毒传播。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朝阳等地区的民众已经感受到了疫情防控的压力，许多北京地区民众陆续接到疾控部门电话，要求进行核酸检查，有些小区的快递也不让进了。24号凌晨，许多北京微博网友发帖诉苦，有网友表示，现在急需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囤积物资。还有网友说，现在囤积了很多食物，但是仍然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担心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生活怎么熬。一名网友还转发了此前北京辟谣货源充足的推文，并暗示，首都群众现在需要看着办了。有网友直言，“现在皮球可能已经踢给了北京，接下来要看北京怎么样应对，经济中心现在已经完了，政治中心这回能挺过去吗？”有分析指出，如果北京也陷入类似上海的严格防控，制造出的民生混乱恐怕只会比上海有过之而无不及。

谢选骏指出：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对于“六四屠杀33周年”的真正默哀了！

【29、长平之战百万雄师迄今为止缺乏考古证据支持】

《长平之战赵军兵力被夸大十倍？这些战国军事背景知识先了解一下》（冷兵器研究所 2019年05月23日）报道：

冷兵器研究所发表《都说古代打仗几万几万的死人，那么多尸体都哪去了？》一文后，有读者表达了这样的疑问：赵国真能投入45万大军参战，最多只有数万战斗兵，其余的都是民夫吧？此说看似有理，却跟战国的社会背景不合。

长平之战是战国最惨烈的战争，没有之一。赵国因为这场惨败失去了争天下的资格。而关于此战赵军的阵亡人数，秦、赵、韩、齐、燕等国官史都有提及。具体记载如下——《史记·秦本纪》：“（秦昭王）四十七年，秦攻韩上党，上党降赵，秦因攻赵，赵发兵击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击，大破赵於长平，四十馀万尽杀之。”《史记·赵世家》：“廉颇免而赵括代将。秦人围赵括，赵括以军降，卒四十馀万皆阬之。”《史记·韩世家》：“（韩桓惠王）十年，秦击我於太行，我上党郡守以上党郡降赵。十四年，秦拔赵上党，杀马服子卒四十馀万於长平。”《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王建立六年，秦攻赵……秦破赵於长平四十馀万，遂围邯郸。”《史记·燕召公世家》：“（燕武成王）十三年，秦败赵於长平四十馀万。”《史记·六国年表》：“（秦昭王）四十六年，王之南郑。四十七年，白起破赵长平，杀卒四十五万。”“（赵孝成王）六年，使赵括代廉颇将。白起破括四十五万。”

这里隐藏着一个先秦诸侯的记事传统。《左传·隐公十一年》曰：“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先秦诸侯对国际大事的态度是，该国前来通报就记载，否则就不书。无论战争胜负，都是如此。灭亡者和战胜者不通告其他诸侯，列国就不将此事记入史册。各国记录的赵军阵亡人数完全一致，显然是秦赵通告诸侯的结果。既然连赵国都说自己丧师四十余万，跟秦军统计的数字并无出入，可见秦赵双方都认可这个战果。这个统计结果不应该被什么“逻辑推理”轻易推翻。因为推理者十有八九不熟悉战国军制和赵国国情。

战国后期的列强都建立了郡县普遍征兵制，国家制土分民，按户收税征兵，对户籍的控制力比后世王朝强很多。列国平时是以现役吏卒组成的常备军戍卫京师和边疆，战时征发各郡县的材士（预备役）扩充兵力，这叫“兴兵”。战国军队并不像其他朝代那样分为战卒和民夫。民夫只是服徭役者的俗称，而包括厮徒负养等后勤人员在内的所有参战者，按当时的习惯都称为“卒”。所以赵国宣布死了四十余万“卒”一点毛病都没有。在普遍征兵制背景下，只要是没有阵亡伤残的战国成年男子，一生至少服过两年兵役、参加过几场战争。这些沙场幸存者只要没到免老的年龄，都是“兴兵”的征发对象。他们即使作为后勤人员应征入伍，也是带着武器的，武力值足以在兵击格斗中完虐承平日久的现代宅男。

所以，无论赵军的后勤人员比例多高，秦军都不可能将其视为某些现代人想象中“手无寸铁的民夫”。那是兵农分离时代的特征，不该与兵农合一时代的情况混为一谈。另外，还有些人质疑赵军规模的理由是赵国人口没那么多。其依据是王育民教授的《中国人口史》认为战国盛时总人口为2000万。这个数据被引用得最广。但葛剑雄教授的《中国人口史》认为战国人口的峰值可能在4000万至4500万之间。退一万步讲，即使采信战国人口峰值为2000万的说法，也不足以否定赵国的动员能力。因为战国七雄均把六尺以上至六十岁的成年男子作为役龄人员，秦汉军语称之为“胜兵者”。史书称秦楚两强“持戟百万”，指的不是现役兵力，实为现役军队数量和可征发预备役数量的总合。在战争状态下，胜兵者会大量转化为征伐军的甲士。故而战国人习惯用“带甲多少万”来指代该国的动员能力。

胜兵者在总人口中占有一定的比例。《汉书·西域传》里记载了西域各国户数、口数和胜兵者数。比如，大月氏人口40万，胜兵者10万；康居国人口60万，胜兵者12万。西域游牧政权的胜兵者最高占总人口的30%左右，但以20%多更常见。农耕政权的胜兵者比例是10%-25%不等。参考这组数据，我们姑且取胜兵者占总人口20%的比例。2000万战国总人口可以产生400万胜兵者，七雄平均可分得57万多胜兵者。但长平之战时的赵国是仅次于秦的强国，比很多诸侯的规模大，即使不像秦楚有百万胜兵者，也不可能低于57万的平均线。特别是韩国上党郡吏民投降赵国后，赵国额外增加了十七个县的人力资源。

秦昭王说“赵卒之死于长平者已十七、八”（《战国策·中山策·昭王既息民缮兵》）。已知赵军死于长平者有45万，若以折损八成人马来倒推，赵国约有胜兵者56万余，数值偏低。若以折损七成人马倒推，则有64万余胜兵者。这个数值可能比较接近实际情况。其实，数十万人规模的大战在战国时代的次数不多，长平之战是几百年不遇的大决战。赵国征发七成胜兵者参战并不是常态，而是个极限爆发。赵国在战后仅存大约19万胜兵者，也跟后来邯郸保卫战兵力不足的情况对的上号。

在长平之战的九年后，燕国派两路大军攻打赵国。“其孤未壮”的赵国派廉颇率8万兵力在鄗地迎战燕将栗腹，乐乘以5万兵力在代地阻击燕将庆秦，居然以少胜多，反而包围了燕国首都。两路赵军合计13万，且士兵多为老弱之人。由此可知长平、邯郸血战确实伤亡巨大，绝不可能只死了数万战卒。否则赵国完全可以像赵武灵王灭中山时那样投入20万大军（赵奢和田单讨论兵法时说：“赵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赵国是靠着“民皆习于兵”的尚武之风撑过了最危险的时刻。

谢选骏指出：上文主要依据都是故纸记载与逻辑推理，缺乏考古证据的支持，似乎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的研究里。

《长平之战：秦赵投入百万兵力了吗？考古发现驳斥西方学者质疑》（网易 2021-12-23）报道：

长平之战，被史学界称为中国最早的、规模最大、最惨烈的包围歼灭战，秦赵两国一共出动百余万兵力，最终秦国白起击败赵军，坑杀四十万赵军，秦军亦伤亡近20万，即双方伤亡超过60万。长平之战，让人感受到战争血腥残忍之余，也让人了解到古代战争规模并不弱于今天。然而，对于长平之战百万参战人数的战争规模，诸多西方学者却认为不可能。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布莱斯·埃曼萨认为：“唯一的证据只是来自书面记录，而直到公元前210年，秦朝的总人口也不过2000万，所以这个数字（长平之战百万兵力）并不合理”。

换言之，埃曼萨认为长平之战存在虚构记载，当时中国国情不可能存在百万战争规模。那么，战国晚期七雄之间的战争规模，真的不可能达到百万吗？

公元前270年，秦国攻赵，被赵将赵奢（赵括之父）击败，于是秦昭襄王改变策略，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首先攻魏，然后转向韩国。

公元前262年，秦国攻打并占领了韩国野王（今河南沁阳），把韩国的上党郡与本土的联系完全截断。韩王愿意将上党郡献给秦国，但上党郡郡守冯亭不愿降秦，而想利用赵国力量抗秦，于是就将上党郡十七城献给了赵国，赵孝成王考虑之后接受了上党郡，秦国自然非常不满，由此引爆了长平之战。

公元前260年，秦昭襄王命令左庶长王龁率军攻打并占领了上党，上党百姓纷纷逃亡赵国，赵军在长平（今山西省晋城高平市）接应上党的百姓，双方在长平一带爆发战争。赵将廉颇因为初战失利，于是退至丹河东岸，修筑壁垒，赵军自此龟缩不战。

通过这些历史记载，可以明确两点内容：一是秦赵两国统帅，都出现过更换，秦国之前是王龁，后来更换为白起，赵国先是廉颇，后来更换为赵括；二是长平之战实际打了三年左右，赵国接收上党郡之后，又被秦国王龁打下，说明广义上的长平之战早已爆发，《史记》记载“上党降赵，秦因攻赵”，说明上党郡降赵之时，秦赵已经爆发了战争。

这一时间跨度非常重要，给了秦赵两国充分的召集兵力时间，双方慢慢征集部队，最终形成了一场大规模会战。

公元前260年农历七月，赵孝成王中了秦国反间计，赵括统率二十万援军来到长平，接替廉颇为主将。秦昭襄王获悉赵军更换主帅，也秘密将主帅更换为白起。白起到任之后，将赵军主力分割成两只孤立的部队，同时切断赵军的粮道。与此同时，秦昭襄王获悉秦军取得战略优势，于是就亲自到河内郡，征集部队准备一举歼灭赵军，《史记》记载秦昭王“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最终，长平之战中秦军聚集了六十万兵力！

公元前260年农历九月，赵军主力已经断粮四十六天，外界救援粮草又运不进来，于是赵军开始突围，赵括亲率精锐部队强行突围失败被杀。失去主帅的赵军陷入了绝境，迫不得已之下向秦将白起投降，最终白起坑杀了40万赵军，只留下年纪尚小的240名士兵放回赵国。

通过这一段记载，可以看到：一是为了灭掉赵国精锐，秦国后来又征调了很多兵力，甚至河内郡及其附近的“十五岁以上”的青壮年集中到长平战场，目的是拦阻救赵援军与粮草；二是四十万赵军被围，赵国肯定不会无动于衷，必然会派出兵力打破包围圈。因此，长平之战的实际参战规模，即便没有百万，估计也相差无几。

长平之战规模到底有多大，按照西方学者的认知，得用考古来证实。但目前关于长平之战规模的考古成就，最有名的是这三处：

1，1995年在高平市永录乡将军岭下发现“永录一号坑”，但仅发掘遗骸130多具。

2，2011年在高平市永录乡后沟村附近，发现200多平方米的尸骨坑遗址。

3，2020年，在高平市南王庄村，发现约0.6米、长度超过20米的带状尸骨层。

根据晋城市长平之战文化研究会李俊杰会长的经验：“长平之战的尸骨，第一个特点大部分的头颅是小头颅，第二个特点骨头是红色的。这也是我父亲传给我从民间技术角度进行的判断。”因此，这三处遗址，尽管还有专家质疑是不是长平之战的，但李俊杰认为就是。然而，不管是不是长平之战的尸骨，但这三处都离历史上记载的“四十余万”相差甚远，四十万的尸骨去哪了，难道真如西方学者质疑的那样——长平之战参战规模被严重夸大？

其实，考古发现的诸多踪迹，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史书记载，最典型的一个是：发现尸骨遗址之处，均处于“城北五十里，东西二十许里”的核心区古战场范围之内，而这一区域之内各地出土尸骨，说明此地的确爆发过一场大规模战争，之所以没有发现大规模尸骸，可能是被古人整理过了，可能是还未发现。而且，当地还有数个与战争有关的地名，如围城、弃甲、箭头、王何、王降、哭头等。

查阅高平相关历史文字记载可知，宋代运判马城曾“以前后左右沟壑数十里暴露之骸毕集而掩葬”，金代高平县令王庭直将“岸崖颓裂，露骨数车……尽载于坟围”，明代高平县令许安遇将高平城附近之骨骸掩埋后，刻“掩骼记”碑立于城南关。古人入土为安思想，已经重新安葬了很多尸骨，规模非常之大，而这些很可能就是长平之战的遗骨，或许因此如今才难以找到大规模的遗骨。

秦赵两国之所以能支撑如此大规模战争，与战国时代的征兵制度有关。

春秋时期，各国用兵，最多不过数万，其中一个原因是只有“国人”才有资格打仗，而“野人”连参军的资格都没有。战国时期，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对抗的加剧，开始出现了全民皆兵制，这时就打破了“国野”之别，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打破阶层固化。因此，春秋战国都普遍采用征兵制，但征兵的对象却有所不同，战国时代的征兵对象扩大到了全民，包括奴隶与农民，越到战国后期，国家生存压力越大，征兵力度也越大，此时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增强兵力。

根据《中国人口史》推算，公元前210年时，华夏人口大约2500万至3000万之间，西汉初年人口大约1300万。因此，战国后期的中国人口必然在3000万以上，经过秦始皇一统六国战争之后，人口下降到3000万以下。

如果以10%—15%的兵民比来看，3000万人口，就是300万—450万兵力，战国七雄平均每国可以征集41万—74万兵力。所以学者统计认为，在战国后期，秦楚皆带兵百万，而其他五国军队人数也在30-50万之间。史书上记载的战国战争规模，十几万到几十万人参战次数频繁且间隔短，都证实了长平之战的百万战争规模不足为奇。

以此来看，秦赵长平之战的百万参战规模，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了；反过来说，长平之战后，直到赵国灭亡，秦赵就没有再爆发过类似长平之战的超大规模的战争，根源在于长平一战，打掉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来建立的精锐根基，让原本能与秦国争霸的赵国变成了二流国家。

言而总之，当西方史书上将几千人的战争誉为史诗级战役的时候，中国早已爆发过了几十万、上百万规模的战争，只是由于偏见与傲慢，西方学者却不太愿意承认这一点。相信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挺身而出”，长平之战的战争规模，也将会真相大白。

参考资料：《史记》、《山西发现疑似2000年前长平之战尸骨坑 厚度约0.6米》

谢选骏指出：长平之战是否真有百万雄师，那要看看地下有无四十万赵国降卒的遗骨——但是迄今为止，确实没有发现类似的考古证据支持。至于将来有是没有，只有天晓得了。

【30、湖南毛匪的懦夫打虎】

《湖南人民打虎记，打虎队用机枪扫射后，百虎围村》（2022-6-16 震旦说）报道：

虎是百兽之王，在传统文化中也被认为是力量的象征。在古代，能够赤手空拳打死猛虎的人，都被认为是万中无一的英雄好汉。比如被誉为唐末第一猛将的李存孝，他年轻的时候就曾经在秦岭山下打死过一头猛虎，至今在宝鸡地区还流传着李存孝打虎的民间传说。

在古时候，因为人口数量比较少，人类和动物之间也没有太大冲突，不会因为争夺生存空间而爆发冲突。所以，无论是民间传说还是演义小说，其中关于打虎的故事都是为了彰显主人公的勇敢。到了近现代时期，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需要越来越多的土地满足生活需要，这样一来人与动物之间的冲突就无可避免了。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湖南人民响应号召对省内连绵不绝的荒山野岭进行大面积的垦荒，由此引发了人类与老虎之间的一场恶战。这场灭虎运动后来被称为湖南人民打虎记，也是造成野生华南虎灭绝的几个主要原因之一。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湖南各地爆发了严重的虎患，这些被逼走出山林的老虎四处袭击村庄和牲畜，被当地人称之为“四脚土匪”。在虎患最为严重的耒阳县，仅仅是在1952年这一年时间里，就有120多人被老虎咬死，家禽家畜损失无数。为了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湖南省各地成立了数百个狩猎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

古人想要狩猎老虎，是一件十分危险也十分艰难的事情，古人基本上不可能是老虎的对手。可是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到了近现代时期，火枪的出现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哪怕是一个人面对老虎，只要手上持有自动武器，也能轻而易举的打死百兽之王。而且人类还会使用陷阱，活捉老虎也不是问题。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场打虎运动中，出现了许多猎虎高手，例如1962年10月9日的《湖南日报》上，就刊登了炎陵县一个叫钟永泰的猎手的猎虎事迹，他先后活捉11只老虎，他的猎杀野兽数量占了当时炎陵县全部猎杀量的三分之二。在湖南的数百只打虎队中，每当有狩猎队猎杀老虎之后，当地都会召开规模庞大的庆祝大会。

因为猎虎是一种危险的工作，当地对猎手们的奖励也很可观，每个猎手每月都有300斤粮食的补助，打到老虎还另有奖励。这在当时来说，已经算是非常丰厚的薪水了，很多人为了得到奖励都拼命打虎。甚至有时候为了增加打虎数量，很多狩猎队还装备机枪，用机枪扫射。在这种现代武器的攻击之下，基本上没有老虎能够逃脱。

随着狩猎队对林区的日益深入，失去了生存空间的老虎纷纷下山，在躲避猎手的同时也到山下寻找食物。特别是当狩猎队用机枪扫射之后，老虎们基本上是已经不敢待在山林了，只能到山下寻找食物，甚至还发生了“百虎围村”的现象，多达上百只老虎将雪峰山下的一个村庄围了三天三夜。

现代人对于“百虎围村”这种事可能都不太相信，因为现代人们都知道老虎是单独行动的，不是狮子这样的群居动物，是不可能出现“百虎围村”的现象。但是这件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却真实发生过，当老虎们被逼上绝路时，自然而然就出现了这种反常的现象。比如当年草原上的打狼运动，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不同种群的狼群混合在一起（电视剧）攻击人类。只不过狼群本就是群居动物，所以人们就觉得是理所当然。

一直到1964年，在实在是无虎可打的情况下，湖南最后一只打虎狩猎队才解散。这个时候已经是看不到老虎的踪迹了，也没有再发生过猛虎伤人的事件。只有在深山老林里，可能还存在着少量的老虎，但是人类从此之后基本上就没怎么见过野生老虎了。

1986年11月6日，湖南安仁县意外捕获到一只华南虎幼崽，但是这只华南虎幼崽因伤势过重，在15天后死亡。这是目前能够查到的资料中，人类最后一次捕获到野生华南虎的报告。现在的华南虎已经濒临灭绝，野生华南虎已经数十年没有目击报告了，除了少数几个动物园和科研机构繁育有华南虎之外，华南虎的野外种群可能已经灭绝了。

按照生物学家的分析，一只野生华南虎的生存空间至少需要70平方公里的茂密森林，而且这座森林中还必须生存有200只以上的鹿、300只以上羚羊和150只以上的野猪，以及其他一些小型野生动物。当人类为了拓展生存空间而闯入这片森林后，人与老虎之间必然会爆发一场冲突。毫无疑问，老虎远远不是掌握了科技的人类的对手。

也许，在当时人的眼中，人类才是这场人虎大战的胜利者。可是从后来的结果来看，人类其实是并没有胜利，在山林中逍遥了数百万年到了老虎，人类是再也看不到了，野生华南虎灭绝了或者快要灭绝了。在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今天，更应该对这样的事情进行深思，只有这样才能在将来不留遗憾，避免这样的生态悲剧。

谢选骏指出：赤手空拳打死老虎的是英雄，例如武松；使用刀箭杀死老虎的是狗熊，例如乾隆；拿出机枪横扫老虎的则是懦夫，例如湖南的毛匪——它们像毛泽东一样“老太太吃柿子专挑软的下手”，“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所以我说这是“懦夫打虎”。湖南毛匪为何喜欢懦夫打虎？因为他们和老虎“同行是冤家”，都想害人吃人，都是毛畜。他们把中国弄得一穷二白、穷山恶水，终于满足了毛畜虐待狂的病态心思。

【31、武则天是个马桶女皇——性变态的连环杀手】

《为何武则天退位一年就死了？专家：羞于启齿，史书都没好意思记载》（搜狐 2022-06-19）报道：

导语：从古至今，历朝历代的皇帝不计其数，而提到女皇帝，相信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就是武则天，毕竟武则天作为历史上公认的也是唯一的女帝，堪称历史上的奇迹，毕竟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个女子敢如同她一般公然称帝，即便是汉朝时期的吕后，也仅仅是掌控朝政，不敢公然夺取刘家江山。

又或是清朝的慈禧太后，虽然对权力有着极高的欲望，并掌控朝政长达48年的时间，但却一直心有顾忌，最多也就是垂帘听政，想要废除一个皇帝都很是费劲，但武则天不但夺去了李家的大权，甚至篡改国号，想要立武家人为皇位的继承者，并差点把李家的后人一网打尽，能够拥有这么很多手段的女子，在我国历史当中少之又少。

众所周知，武则天称帝时，早已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婆，但却有着极其旺盛的精力，面对着国家无数的事务，非但没有手忙脚乱，反而将所有事情都打理的头头是道，光凭这一点，就不得不说武则天能力之强大。在男权至上的社会当中，武则天可以拥有这样的成就，她的身后肯定会拥有者众多男人的支持。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是说到武则天对于男宠的疯狂需求，却没有揭示她何以至此——不惜杀害自己的儿孙来满足自己到老不衰的兽欲。原来，武则天具有特殊的生理构造，具有母马一样的阴部，需要公马一样升职器的男人，所以号称“马阴女皇”。不仅如此，武则天还是一个“马桶女皇”——她故意迟到从而延长上朝时间，迫使朝臣都上厕所，而她自己则通过厕所里特制的偷窥管道，检查大臣们（当然都是男性）的生殖器官，然后选择特大号的公马型予以提拔……然后就可以让他们出入宫禁，为她所用了。由此可以理解，武则天对于权力的疯狂迷恋，类似于那些“连环杀手”。只不过这一次，性变态的连环杀手是个女的，而且偏巧碰上了双手沾满了亲人鲜血的李世民父子，自然就会“恶有恶报”了。关于“武则天是个马桶女皇”，来自耆老告诉我的民间传说。

【32、《史记》是司马迁编的，《四库全书》是滿清狗篡改的——《史记》的价值远在《四库全书》之上】

《一片险被埋没的甲骨文，却推翻了史记记载，证实山海经未必荒诞》（2022-06-15 搜狐）报道：

甲骨文，是商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存，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历史纪实，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是稀世之宝。在十五万计的甲骨文宝档中，有一件牛肩胛骨却命运多舛，一度被误认为伪刻，而被学者弃之如履，这就是“四方风”甲骨文。

上世纪40年代之前，由于这一片牛肩胛骨上面的刻辞并非卜辞，骨的背面没有施以钻凿的痕迹等，所以学者普遍认为它只是一片伪刻牛肩胛骨，从而不予重视，险些将之埋没废弃。

众所周知，甲骨文出现之后，引起学术界震动，也引起收藏家的注意，所以当时就不出现了不少假冒品，这片甲骨文属于近代收藏家刘体智，他收藏有甲骨共有28450片，是国内外私藏甲骨中最大宗者，其中真若出现个别伪刻也不足为奇。

幸运的是，著名甲骨学家、史学家胡厚宣先生对此进行了考证，最终得出结论：该骨字体遒整，文气古奥，文理通达，与杜撰不同，应属武丁（妇好丈夫）时期刻辞。1944年，胡厚宣发表了《甲骨文四方风名考》，从此“四方风”甲骨文走进人们的视野。

“四方风”是著名的中国历史文物，在一片牛肩胛骨上刻有24个甲骨文（残，全文应为28字），记载了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神与对应的四位风神。其中28个文字是：“东方曰析，凤曰劦；南方曰夹，凤曰微；西方曰夷，凤曰彝；口口口口，凤曰伇”，“口”的地方是空白，其中第四个口只留下一个“宀”，胡厚宣结合《山海经》，研究指出应该是“宛”字。

这句话的意思是：东方神叫析，风（通凤）神叫协（通劦）；南方神叫夹，风神叫微；西方神叫夷，风神叫彝；北方神叫宛，风神叫伇。

我们都知道，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又称四象，是中国神话中的四方之神灵，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这段文字中的“析、夹、夷、宛”就是商朝或之前的四方神灵，每个方位又各有一位风神，即协、微、彝、伇。

然而，根据《史记》记载，四方位神和四方风神却被司马迁误读了。

尧帝是中国最早制定出历法的帝王，他在位时，命令羲氏、和氏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制定历法，使农业生产有所依循，“敬叫授民时”。《史记·五帝本纪》中提到：中春，其民析，鸟兽字微；中夏，其民因，鸟兽希革；中秋，其民夷易，鸟兽毛毨；中冬。其民燠，鸟兽氄毛。

这段话的意思是，春分时，民众分散劳作，鸟兽生育交尾；夏至时，民众就居高处，鸟兽毛羽稀疏；秋分时，民众移居平地，鸟兽再生新毛；冬至时，民众进屋取暖，鸟兽长满细毛。

对比“四方风”甲骨文，可以清晰的看到，司马迁作五帝本纪时的确存在误读，比如“东方曰析，凤曰劦”，司马迁将“析”理解为民众“分”散劳作，将“凤”理解为一种“鸟”，将“劦（协）”理解为与为“兽”，所以文中出现“鸟兽”。

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作《五帝本纪》时，引用了不少《尚书·尧典》内容，上述内容几乎照搬尚书。而《尚书》作者撰写这一段内容时，估计也搞不懂商朝的这一段古文，或者缺乏靠谱的传承，所以将错就错，以至把司马迁也给骗了。直到四方风的出现，颠覆了我们传统认知，纠正了这一传承2000余年的错误。

不过，对于“四方风”甲骨文的记载，传世文献中却也有相似内容，只是这本书被认为荒诞不经。

上文提到了一个细节，即胡厚宣结合《山海经》，推导出北方神应该叫宛。难道荒诞不经的《山海经》真实记载了商朝四方神？

《山海经·大荒经》中的四方位神和四方风神记载：“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南方曰因乎，来风曰乎民，处南极以出入风；有人名曰石夷，来风曰韦，处西北隅以司日月长短；北方曰，来之风曰[犭炎]，是处东极隅以止日月”。与“四方风”甲骨文的记载大同小异。

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山海经》，司马迁老爷子判刑为荒诞不经，直言其内容“余不敢言也”。所以，司马迁自然不信《山海经》，而更愿意相信儒家经典《尚书》了。从司马迁作品而言，他第一身份是史家，第二身份应该就是儒家，是一个信儒的史家。

当然，司马迁的这个错误，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在写史过程中，尽量采纳更可信的素材。穷一人之力，写就50多万字的《史记》，出现一些失误在所难免，更何况又是记载不清、资料不全的周朝之前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又一次出现错误，并不能否定它的伟大；而《山海经》的又一次正确，却能说明这是一本被低估的书籍，其所记载的内容值得深入研究。

谢选骏指出：司马迁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因为史记是司马迁编的，不是司马迁写的——这不是“厚诬古人”，而是实事求是。司马迁自己说他的《史记》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謂“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就是司马迁编写《史记》，就像我编写《外星看地球》、《硅基时代》一百二十卷那样。但要命的是，司馬遷抹掉了原著的出處，不像我給出了出處，聲明了自己的點評。

《山海经中藏有一重大秘密，纪晓岚发现后想极力销毁，如今已被破解》（2022-06-19 搜狐）报道：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岁月中，古人用自己的智慧为后世的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文化宝藏，给后世的我们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而文化最为经典的表现形式便是书籍，比如《山海经》便是其中之一。

《山海经》是中国先秦重要古籍，也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奇书。《山海经》的主要内容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相关内容在内的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

《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

也正是因为如此，《山海经》受到了全世界人们的重视。现行本山海经共有十八篇，三万余字，是晋朝郭璞所注的本子，五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4篇、大荒经4篇、海内经1篇。吴任臣、毕沅、郝懿行和吴承志等人是本书重要的注解者。

《山海经》记载许多民间传说的妖怪，诡异的怪兽以及光怪陆离的传说，长期被认为是一部语怪之书，有人认定本书所记之事，荒诞不经不可轻信，但也有人肯定其价值，用来考证奇物异俗，山川形势。当代有些学者认为《山海经》不单是神话，而且是远古地理的探勘纪录，其中包括一些远古氏族谱系，祭祀神名，是一本具有历史价值的著作。

这样一本优秀的作品，自然是有其神奇之处的。而在《山海经》中，还隐藏着一些重大的秘密，使得纪晓岚都感到非常惶恐，因此极力想要将其销毁。幸运的是，纪晓岚没有成功，真相也为我们所知。

纪晓岚是清朝时期的著名的学者、诗人、目录学家和小说家，更是《四库全书》的编撰者之一。而在编写《四库全书》的时候，纪晓岚翻阅了大量的书籍，并毁掉了一部分古籍，其中便包括了《山海经》。那么，为何纪晓岚要毁掉《山海经》呢？

原来，在《山海经》中记录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在中国西南地区，曾经出现过一群黑人，与清朝之人的肤色完全不同。倘若按照纪晓岚那个年代的观念的话，非洲刚好位于北京的西南部，所以这个记载并没有错误。同时，在书中还记载了一个小国家，这里的人长得都比较矮小。而这，在非常刚果地区，也是真实存在的。

显然地，随着科学的发展，《山海经》中的很多记录都得到了印证。但是，对于清朝而言，国家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是愚民政策，他们最怕的便是变数，是百姓不受管束。倘若百姓知道了世界其实还很大，还有很多未知的事情，或许他们便有可能冒险去出海，给管理带来很大的不方便。于是乎，为了安抚民心，纪晓岚将《山海经》视为禁书，并烧毁了它。

参考资料：《史记·大宛传》、《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附录三》、《山海经新探》

谢选骏指出：纪晓岚是个下流的东西，他给满狗做爪牙，比狗还积极。他身为汉奸，编篡《四库全书》，根据清狗的指揮任意篡改，使得《四库全书》一文不值了。我的做法与这些牲口完全不同，因为我是独立写作，一人九鼎，《谢选骏全集》搜罗的引文都是照单全录，连“错误”都不“改正”。这就叫做“文责自负”、立此存照——让后来者自行取舍。《史记》是司马迁编的，《四库全书》是清狗篡改的——所以《史记》的价值远在《四库全书》之上了。

【33、唐山凶案是天安门屠杀后的时代缩影——雄安】

《河北唐山暴力事件为何在中国网络延烧 舆论关注哪些焦点》（2022年6月13日 BBC）报道：

此次袭击重新引发了关于中国性别暴力的争论。

中国河北省唐山一家烧烤店传出男性集体暴打女性的暴力事件，成为近日中国社会舆论最为关注的社会事件。

虽然目前涉事的9名疑犯已由河北省廊坊市公安局执行逮捕，伤者送医后并无生命危险，但残暴的影像以及受害女性遭受男性集体虐打，而且无人能出手援助的影像，仍在中国网路及舆论圈流传。

此案目前由河北省公安厅指定管辖的廊坊市公安局广阳分局侦查办理，而非唐山市主理侦办。有网路舆论称，异地办案可以避免各种地方势力干扰和和阻力。

唐山暴力事件发生后持续引发各种讨论，包含有当地民众随即实名举报遭受当地黑帮分子滋扰，甚至暴力拘禁等问题，却求助无门。事件还引发舆论对于中国社会安全感是否欠缺以及该案的法律裁量问题等辩论。此外，女权活动者则强调此事需延伸至女性在公开场合遭受的系统性性别暴力来解释，亦引发各种辩论，在中国互联网上继续发酵。

根据中国媒体报导，当地滦州市公安局在若干民众于网路实名举报后，已经成立专案组，将六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微博上有一名网友6月12日发帖说：“今天是第三天，唐山仍然霸屏，热度不减反升，说实在话，上微博快十年了，第一次见这么大的阵仗，这架势，就像天要塌下来似的……无论霸屏率，还是持续时间，还是媒体参与度，以及外延，都是前所未有。”

BBC中文整理了此事件的最新发展，以及引发的重要讨论。

涉黑问题引关注

河北唐山暴力打女人事件持续发酵。相关执法单位称，该烧烤店发生的寻衅滋事、暴力殴打案件，将严格依法办案，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唐山市长田国良向中国媒体强调，针对此事件“要从严从快依法严惩，还伤者公道、还市民安宁、还社会稳定。”唐山市委、市政府周日（6月12日）又宣布即日展开半个月的夏季社会治安整治行动。

此事引起中国社会高度关注，常驻北京的港星成龙亦对此事发言，称自己愤怒得一夜难眠，强调要“向暴力说‘不’，男人不可以打女人，一群人不可以欺负一个人”。中国明星张天爱及许多名人则在社交媒体称愿意为伤者支付全部医疗费用。

但是，此事发生除了在中国网路“炸锅”的原因之一，连日都有许多人在互联网上“实名举报”受当地唐山黑社会分子滋扰甚至暴力相向。

根据中国媒体报导，有一名在唐山市路北区开蛋糕店的男子，就在上周末举报当地有一帮“以刑满释放人员为首”的“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黑社会团伙，自去年7月起连续多月到其店铺和居所打砸闹事。该男子称自己多次报案，都只得到“他们这些行为并不触犯法律”的回覆。

亦有一名在该市路北区一家酒吧驻唱的张姓女子举报自己和5名同事5月23日被酒吧老板以出粮为借口，“骗到酒吧内非法拘禁长达16小时，期间被殴打、恐吓、锁入狗笼”等施暴行径。根据媒体报道，张女士提供一段录音称6月11日晚上，一名自称是唐山市路北区祥丰道派出所的工作人员电话联系她，并要求她删掉实名举报视频。

虽然相关案件仍在调查，但这起暴力事件，加上后面的实名举报，让网路舆论认为当地的黑社会问题是“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直指当地“黑社会暴力问题严重”。

BBC无法独立核实相关案件。

社会安全感欠缺？

根据中国媒体报导，由于此暴力事件是多名男性针对女性骚扰及严重暴力行为，引发各界针对社会治安安全问题的讨论。中国官媒据此回应，承认此事引发民众对于中国社会安全问题的疑虑。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对此事评价称：“唐山这起群殴女子事件，令人震惊，不仅挑战了法律，还挑战了社会秩序，挑战了大众的安全感。”

该报导称，“安全感来自于对一个个具体案件的及时处置，希望当地司法机构持续发力，让敢于以身试法者受到严惩，让包括女性在内的广大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对社会安全度有着更强的信赖感。”

中共妇联主管的《中国妇女报》亦连续评论称，此事件显示，对严重侵犯妇女权益的恶性案件须“零容忍”。该报的官方微博帐号评论称，“唐山烧烤店打人狂徒激起全网公愤，他们的恶行触碰法治社会底线，挑战保障妇女权益的国家意志，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对于此类严重侵犯妇女权益的恶性案件，只能而且必须零容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安全感是基础，是底线。”

法律裁量辩论

由于此暴力事件透过视频在网上迅速传播，公众得以直接看到残暴的暴力行为发生，许多评论认为应当严惩施暴者。但案件一开始被认为是治安案件，引发各种辩论。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教授彭新林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便说，唐山警方最初接到报警时，对此案判断是治安案件，亦即“一般性的殴打行为”，案件性质情节恶劣程度的“判断失准”。他分析称，从受害者遭受不法侵害的伤害程度，被害人人数及案件情节来说，此事明显是一起刑事案件。

彭新林初步判断此案涉及一个寻衅滋事罪，“打人男子无事生非，挑衅滋事，无端骚扰被害女性，进而伙同多人采取暴力手段，随意殴打多名女性，并致多人受伤，情节非常恶劣”，符合寻衅滋事犯罪构成条件。

他分析说，实施寻衅滋事行为，同时符合寻衅滋事罪和故意伤害罪的，在此情况下，要依照被害女性伤情的轻重，定罪处罚。至于有网友说这是“故意杀人罪”，彭新林认为肯定不会成立。他认为这是因为没有发生死亡的结果，虽然从影像中有看到犯罪嫌疑人用器具暴打受害者头部等要害部位，但应该不是“故意”杀人行为，“更多是一个寻衅滋事的故意”。

他补充说，“故意伤害罪也是一样，在中国殴打行为如果没有达到法定的伤害结果，一般是按照治安违法行为处理。”

除了对安全感及法律的关注之外，对于中国女权活动者来说，此事无疑再次令中国女性在公众场所乃至私人领域遭遇的暴力（包含肢体或言语）及性骚扰问题，再次浮上台面。

性别观点

根据视频，受害女子在当地烧烤店遭一名男子骚扰，双方发生口角后，该女性与友人遭受该男子伙同另外8名友人连番痛殴并拖行，还被酒瓶等器具痛击头部，导致头破血流，画面残暴。

在中国从事女性权益维护的社工郭晶向BBC中文说，此事因为大众透过影像得以亲眼看到“直接暴力”，冲击到了感官，受害者可被视为所谓“完美受害者”。但郭晶强调，根据多年社工实务经验，她看到许多女性在公众场合，甚或家庭中遭受的暴力并非少数，许多无法让大众透过影像看见的女性受暴经验长期被忽略，她因此呼吁各界正视女性遭受暴力侵害问题。

她告诉记者，“这些引起公众关注的性别暴力或骚扰事件，多半是以解决单一个案来处理，譬如惩罚了加害者，但都还没有将这些事件从结构的角度来看，也就是尚无长远及制度性的解决方法。也就是说，现在性别暴力要引起关注，越来越困难，公众对于性别暴力或性骚扰的受害者，多半都很苛责”。郭晶称，很残忍的是，如果不是“完美受害者”，便很难引起公众关注。

但是此次唐山事件亦继续引发诸多辩论。

有一些网友称，不该特别将此事与性别议题挂钩，而是将此事聚焦在黑社会或暴力，才不会偏移焦点。郭晶在回应这些辩论疑问时对记者说，每次有关女性遭遇暴力或霸凌的时候，就会有论述强调不应特别聚焦在男性暴力或性别身上。她说：“但他们的这种行为，都是转移焦点，纵容了这些系统性，对于女性施加暴力或骚扰的行为”。

郭晶称，从法律上来看，譬如反家暴法或近年来中国关于性骚扰法律也有一些改善，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法律如何能够执行，也是个问题。她说：“很多司法工作者还缺乏性别意识，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或对受害者的理解，还不够。”

谢选骏指出：BBC中文虽是全球最好的媒体之一，却依然无法看透这起唐山凶案，乃是中国大陆“天安门屠杀后”社会戾气冲天的后果——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充满了血腥与蛮横。

【34、戈尔巴乔夫就是希特勒】

《戈尔巴乔夫：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病逝，联合国秘书长称他“改变了历史进程” ，普京表达“最深切哀悼”》（2022年8月31日 BBC）报道：

和平结束冷战的前苏联领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 戈巴契夫）8月30日在莫斯科逝世，享年91岁。

1985年上台的戈尔巴乔夫在任时向世界打开了大门，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他在1990年3月至1991年12月期间担任苏联总统，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1990年，戈尔巴乔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戈尔巴乔夫病逝的医院说，他身患严重疾病多年，这几年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时常进出医院。

2022年6月，国际媒体便报道称戈尔巴乔夫因肾病入院。目前医院尚未公布死因。

1987年，戈尔巴乔夫和时任美国总统里根一起签署核军控协议。

但戈尔巴乔夫仍无法阻止苏联的缓慢解体，现代俄罗斯由此诞生。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Antonio Guterres ）称他“改变了历史进程”，全世界都在悼念他。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独一无二的政治家，”古特雷斯在推特发文致敬： “世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全球领袖、坚定的多边主义者和勤奋的和平倡议者。”

根据路透社，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 普丁）的发言人佩斯科夫（ Dmitry Peskov ）说，戈尔巴乔夫去世后，普京表达了最深切的哀悼。

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称戈尔巴乔夫为“罕见的领袖”，并称赞他是位独特的政治家，在冷战的紧张局势中“有想象力看到不同的未来是可能的”。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说他钦佩戈尔巴乔夫的勇气和正直，并补充说，“在普京侵略乌克兰之际，他对开放苏联社会的不懈承诺仍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

欧盟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赞誉戈尔巴乔夫“为自由欧洲开辟道路”，是一位“值得信赖和受人尊敬的领袖”。

“我们不会忘却这一遗产。”她补充说。

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称，全世界会怀念戈尔巴乔夫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曾在1990年和戈尔巴乔夫协商东西德合并的贝克表示，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保证了冷战的和平结束。他将戈尔巴乔夫称作“巨人”。

曾在尼克松总统任内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告诉 BBC，戈尔巴乔夫将“在历史上被铭记，他是一位开创了造福人类和俄罗斯人民的历史性变革的人”。

但许多俄罗斯人从未原谅他，认为他该为苏联解体负责。

俄罗斯在被占乌克兰任命的官员弗拉基米尔·罗戈夫（Vladimir Rogov）表示，戈尔巴乔夫先生“故意导致联盟走向灭亡”，并称他为叛徒。

戈尔巴乔夫与中国

北京同莫斯科的关系曾在1950年代决裂，在那之后中苏之间长期没有互访。戈尔巴乔夫是关系缓和后到访中国的首位苏联最高领导人。

1989年5月15日，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戈尔巴乔夫到访正值天安门学潮期间，示威者当时占领了北京中心的天安门，还试图拦截车队。

当时中国官方由于抗议人群占据天安门广场，被迫改在首都机场举行欢迎仪式。

在那次访问中， 提倡政治透明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苏共总书记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与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分别举行会晤，实现了当时苏共和中共的关系正常化。

不过，就在戈尔巴乔夫访问归国后不久，赵紫阳便因同情学潮被解职软禁。

2005年1月赵紫阳逝世后，戈尔巴乔夫曾发表声明表示悼念。戈尔巴乔夫在关于赵紫阳逝世的声明中说：“我记得我们的会面是在天安门抗议示威的背景下举行的。赵紫阳以非常关注和关切的心情对待这些抗议示威。我认为，在当时的中共领导层中，赵紫阳是最为同情示威者的，也是最为接受民主的。但是与此同时，赵紫阳反复重申，他同邓小平是同盟。”

戈尔巴乔夫后来在回忆录中透露，赵紫阳在他们的会谈中坦诚谈到社会主义国家能否放弃一党制、实行多党制的想法。

在北京发生"六四"事件后不久，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纷纷瓦解。作为苏联共产党掘墓人的戈尔巴乔夫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此后，他于1994年访问台湾，并会见时任台湾总统李登辉。中央社引述当年台湾总统府新闻稿档案称，李登辉与戈尔巴乔夫当时曾针对政治民主改革交换意见。戈尔巴乔夫向李登辉说：“我本人也和总统阁下一样，盼望能在不流血的状况下，完成改革理想。”

戈尔巴乔夫生平重要节点

戈尔巴乔夫1931年出生在俄罗斯南部的斯塔夫罗波尔（ Stavropol）农村地区。

1955年，当他从莫斯科国立大学毕业时，已是一名共产党员。

戈尔巴乔夫与新婚妻子赖莎回到斯塔夫罗波尔后，开始在地区的共产党组织中迅速崛起。

当时，他是新一代的党内活动家之一，他们对苏联高层的老同志越来越不耐烦。

1961年，戈尔巴乔夫成为俄共青年团的地区书记，并成为党代会代表。

1978年，戈尔巴乔夫作为中央委员会农业秘书处的成员搬到莫斯科。仅仅两年后，他被任命为政治局正式成员。

在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担任苏共总书记期间，戈尔巴乔夫多次出国访问，包括1984年访问伦敦。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 柴契尔）对他深刻印象。 “我喜欢戈尔巴乔夫先生……我们可以一起工作。”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对戈尔巴乔夫不吝赞美之词。

1984年苏共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去世后，众人期待他会接替总书记大位，但病中的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却成为总书记。一年之内， 契尔年科去世，戈尔巴乔夫作为政治局最年轻的成员担任苏共总书记，成为1917年俄国革命后出生的第一位总书记。

戈尔巴乔夫上任后的首要任务是振兴奄奄一息的苏联经济。当时苏联经济几乎处于崩溃边缘。

另一方面，他认为如果经济改革若要成功，就需要对共产党本身进行根本改革。

不过，戈尔巴乔夫也不打算用自由市场经济完全取代国家控制。他在1985年对党代表的一次演讲中明确表示：“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把市场看成是经济的救星。但是，同志们，你们不应该只想着救命稻草，而应该考虑船，这艘船就是社会主义。”

他处理政治制度停滞的另一个武器是民主。苏联第一次有了自由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但是，松绑政治制度，在庞大的苏联的不同民族中引发了骚动。1986年12月在哈萨克斯坦发生的骚乱便预告着一个动荡时期的到来。

此外，戈尔巴乔夫希望结束冷战。他于1987年和美国总统里根签署了“中程核导弹条约”。根据该协议，两国的数千枚导弹退役。

他也宣布单方面削减苏联常规部队，并最终结束了苏联对阿富汗的多年占领。

但他最艰难的考验还是来自那些不情愿被苏联吞并的国家。

开放和民主导致了独立的呼声。最初，戈尔巴乔夫用武力镇压了这些国家。

之后，苏联的解体始于北部波罗的海的三个共和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脱离了莫斯科中。

这种态势此后蔓延到俄罗斯的华约盟国。1989年11月9日，在大规模示威之后，东德这个最强硬的苏联卫星国的公民最中被允许自由进入西柏林。

戈尔巴乔夫的回应不是派出坦克，而是宣布德国的统一是其内部事务。

1990年，戈尔巴乔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在东西方关系的根本性变化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但到了1991年8月，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守旧派已经受够了。他们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戈尔巴乔夫在黑海度假时被逮捕。

俄罗斯的叶利钦（ Boris Yeltsin 叶尔钦）逮到机会，结束这场政变，逮捕了政变者，也剥夺了戈尔巴乔夫几乎所有的政治权力。

谢选骏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本意不是要瓦解苏联、解放人民，而是要强化共产党统治，因此他只能算是“一个失算的共产党书记”，就像希特勒是一个失算的殖民主义强盗，但他的努力却打击了殖民列强，促成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戈尔巴乔夫：那位丢失帝国的人》（BBC 2016年12月13日）报道：

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25周年之际接受BBC采访

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指责西方"向俄罗斯挑衅"，并说苏联在1991年崩溃是因为"背信弃义"。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史蒂夫·罗森伯格在莫斯科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在苏联灭亡后25年之际采访戈尔巴乔夫。

85岁高龄的戈尔巴乔夫一直身体不太好，但他的幽默感却丝毫不减，坚不可摧。

我们见面的时候，他指着自己的拐杖说："瞧，现在我要走走就需要三条腿了！"

戈尔巴乔夫同意和我聊聊世界巨变的时刻：超级大国苏联分崩离析的那一天。

他告诉我说："苏联发生的事对我来说如同一场大戏，也是对每个居住在苏联的人的一场大戏。"

"那是一场政变"

1991年12月21日，俄罗斯电视台在晚间新闻联播里做出了戏剧性的宣告："晚上好，现在播报新闻。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之前的几天里，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一些领导人们会晤，准备将苏联解体，成立一个独立国家的邦联。之后，另有8个苏联加盟共和国也决定加入他们的行列。

他们结成一团，联合起来违抗戈尔巴乔夫：后者作为苏联领袖一直在努力把各个加盟共和国维系在一个国家之中。

戈尔巴乔夫告诉我说："我们的身后还有背信弃义。我个人的身后也一样。他们说要点根香烟，但却在把整个大厦点着。目的就是为了争夺权力。他们无法通过民主的方式达到这个目的，于是他们就犯下大罪。那是一场政变。"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国家电视台上戏剧性地辞职，从此苏联成为历史——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在克里姆林宫，苏联国旗最后一次降旗。

戈尔巴乔夫回忆说："我们当时完全在走向一场内战，我辞职是为了避免那种结局。"

"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里发生一场社会分裂和一场斗争难以想象，我们各地都有各种武器，包括核武器，一旦开战会导致众多人们死亡和巨大的破坏。我不能就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就让那种情况发生。选择下台我就成功达到了（和平的）目标。"

普京怎么样？

戈尔巴乔夫当时在辞职讲话中宣称，作为他的改革重建（perestroika，又译新思维）计划，社会"已经获得了自由。" 25年后，我问他，他是否认为那种自由是否在当今的俄罗斯受到了威胁。

他回答说："这个过程尚未结束。我们需要坦率地讨论这个议题。对有些人来说，自由是一种烦恼，他们感受不到它的好处。"

我问："你的意思是指普京吗？"

他回答道："你得猜猜我在说谁。这个问题我要你来回答。"

在我们的谈话中，戈尔巴乔夫避免直接批评普京。但他做出了点滴暗示说明，他和普京总统有分歧。

我问他："普京是否向你征求过建议？"

戈尔巴乔夫回答说："他已经是无所不知。每个人都喜欢以自己的方式做事。就像法国人说的那样：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西方的"挑衅"

这位前苏联总统痛斥现代俄罗斯的问题。他告诉我："官僚，偷窃这个国家的财富，并开始创建各种公司。"

他批评普京总统的亲信之一、石油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负责人谢钦，指责他试图干预国政。

他也攻击了西方，指责西方"向俄罗斯挑衅"。

"我敢肯定，西方媒体，包括你本人，得到了特别的指示要诋毁普京，要把他干掉。当然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他，只是要确保把他赶到一边去。但是，正因为如此，他的民意支持率达到了86%。不久，这就会达到120%！"

1987年戈尔巴乔夫和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签署了一项关键的核裁军条约

正是戈尔巴乔夫与美国已故总统里根的良好关系为冷战结束铺平了道路。那么，戈尔巴乔夫怎么看待白宫即将迎来的新主人呢？他见过特朗普吗？

戈尔巴乔夫告诉我："我见过特朗普的高楼大厦，但我过去并没有见过他本人，所以我无法判断他的观点和政策。但这是个有趣的情形。在俄罗斯，大家都认为民主党会赢（得美国大选），包括我本人原来也这么想，只是我没有说出来。"

在西方，很多人把戈尔巴乔夫看作英雄：因为这个人给了东欧自由，允许德国统一。但在他的家乡，很多人把戈尔巴乔夫视为丧失他们的帝国的领导人。

唱起苏维埃的歌曲

我问他："对苏联垮台，你是否要承担什么责任吗？"

他说："让我心烦的是，在俄罗斯，人们没有充分理解我的初衷和我实际上做了什么。"

"对这个国家，对这个世界来说，改革重建（perestroika，又译新思维）开启了合作和和平之门。我的唯一遗憾只是我无法将之进行到底。"

斯塔夫罗波尔一个牌子上写着"我们的生活"。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里，仍有许多人怀念苏联时代。

在结束这次采访之际，戈尔巴乔夫和我来到了他的钢琴前面。我开始弹琴伴奏，戈尔巴乔夫唱起一些他最喜欢的苏联流行歌曲。

在结束一场对戈尔巴乔夫的采访之际的这些即兴哼唱已经成了一种令人好奇但感觉很可爱的传统。这个用改革重建改变了世界的人喜欢哼唱小曲。

他唱道："往昔未来，弹指一挥间；那一瞬刻，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活。"

苏联就是在弹指一挥间灰飞烟灭了。70年太久，但和罗马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相比呢？

但我认为，将摧毁苏联帝国归咎于戈尔巴乔夫是不公平的，或者归咎于那些分离的加盟共和国也一样也是不公的。

苏联可能天生就有各种缺陷：经济方面的、政治方面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也许，它作为超级大国的短命在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谢选骏指出：人说“戈尔巴乔夫回忆作为世界最大共产党总书记的最后一天：叶利钦瓦解苏联、我离开克里姆林宫，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哭，因为我生命目的达到了——消灭苏联和所有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之后他说：阻挠人类全世界实现自由理想的亚洲共产主义也应当被消灭。”——不过我回答说，“戈尔巴乔夫的晚年对此后悔了，他对苏联的毁灭痛心疾首，这就充分暴露了一个共产党人的终极丑恶”。如果希特勒还活着，一定也会对西方的没落痛心疾首，而不会对民族解放运动感到高兴。可惜希特勒和戈尔巴乔夫这两个蠢材弄巧成拙，事与愿违地成为了历史的工具。戈尔巴乔夫就是希特勒，虽然戈尔巴乔夫没有发动战争，但是他却为普京发动的战争准备了一个借口。因为他没有宣告——苏联应该灭亡，而且永远不可能僵尸起舞。

【35、小亚细亚变成了土耳其】

《土耳其地下城：拥有两千年历史的世界奇观》（吉娜·杜鲁门（Geena Truman）2022年9月26日）报道：

在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著名的"童话烟囱"下超过85米的地方，有一座巨大的地下城市，数千年来几乎一直在使用。

当我徒步穿过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的爱谷（Love Valley），猛烈的阵风把松软的泥土吹向空中。粉红色和黄色的山坡给连绵起伏的风景染上了深深的红色，烟囱般的岩层隐现在远处。天气干燥、炎热、多风，美得令人窒息。几千年前，这种不稳定的火山环境自然地将我周围的塔尖雕刻成蘑菇顶的锥形，现在吸引了数百万游客到土耳其中部地区徒步旅行或乘坐热气球。

但在卡帕多西亚破碎的表面下，一个同样巨大的奇迹隐藏了几个世纪；这是一座地下城市，可以一连几个月隐藏多达两万名居民的行踪。

埃伦古布古城（Elengubu），今天被称为代林库尤（Derinkuyu），深埋地表85米以上，包括18层隧道。它是世界上挖掘出来的最大的地下城市，几千年来几乎一直在使用，从弗里吉亚人到波斯人，再到拜占庭时代的基督徒。在20世纪20年代，当卡帕多西亚的希腊人在希腊-土耳其战争中面临失败，最终将它放弃，并突然集体逃往希腊。不仅洞穴般的房间绵延数百英里，该地区被认为发现了200多个小型、独立的地下城市，可能与这些隧道相连，形成了巨大的地下网络。

据我的导游苏尔曼（Suleman）说，代林库尤直到1963年才被一个不知名的当地人“重新发现”，因为他的鸡不断走失。在装修家居时，这些家禽消失在改造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小裂缝中，再也不会出现。经过进一步调查和挖掘，土耳其人发现了一条黑暗的通道。这是通往代林库尤地下城市的600多个私人住宅入口中的第一个。

挖掘工作立即开始，发现了错综复杂的地下住所、干粮仓库、牛舍、学校、酒厂，甚至还有一座教堂。整个文明都被安全地藏在地下。这个洞穴城市很快被成千上万的土耳其最不害怕幽闭的游客挖掘出来，1985年，该地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Unesco World Heritage）。

这座城市建造的确切日期仍然存在争议，但雅典的色诺芬（Xenophon of Athens）大约公元前370年所写的《阿纳巴希斯》（Anabasis）似乎是与代林库尤有关的最古老的文字作品。在书中，他提到了卡帕多西亚地区或附近的安纳托利亚人（Anatolians），他们住在地下挖掘出来的房子里，而不是该地区著名的更受欢迎的悬崖窑洞。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lorida State University）古典研究副教授安德烈·德乔吉（Andrea DeGiorgi）表示，卡帕多西亚独特地适合这种地下建筑，因为土壤中缺乏水分，其岩石具有延展性，易于模塑。“该地区的地貌有利于挖掘地下空间，”她说。她并解释到，当地的凝灰岩或石灰岩土壤，很容易用铲子和镐等简单的工具雕刻。同样的火山碎屑物质自然地形成了童话般的烟囱和突出地面的阴茎状尖顶。

但究竟是谁创造了代林库尤仍然是个谜。地中海窑洞研究专家贝尔蒂尼（A Bertini）在他的一篇关于区域洞穴建筑的文章中指出，赫梯人（Hittites）往往是这些庞大地下洞穴网络的奠基人，“他们可能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受到弗里吉亚人（Phrygians）的攻击时，挖掘出了岩石的最初几层”。在德林库尤发现的赫梯人的手工艺品，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假设。

然而，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可能是由弗里吉亚人建造，他们是铁器时代技术高超的建筑师，有能力建造复杂的地下设施。“弗里吉亚人是安纳托利亚最著名的早期帝国之一，”德乔吉解释。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年结束时，他们在安纳托利亚西部发展起来，喜欢将岩石形成纪念碑，并创造出引人注目的岩石切割外墙。虽然难以捉摸，但他们的王国扩展到安纳托利亚西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包括代林库尤地区。

在入侵时期，半吨重的巨石可以滚到适当的地方来关闭隧道——最初，代林库尤可能是用来储存货物的，但它的主要用途是临时避风港，以抵御外国侵略者，卡帕多西亚在整个世纪看到了不断变化的统治帝国。“帝国的继承及其对安纳托利亚景观的影响解释了代林库尤这样的地下避难所，”德乔吉解释。“然而，在（第七世纪）伊斯兰袭击（以基督教为主的拜占庭帝国）的时候，这些住宅被充分利用了。”当弗里吉亚人、波斯人和塞尔柱人（Seljuks）等人都居住在这一地区，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扩张到这座地下城市时，德林库尤的人口在拜占庭时代膨胀到顶峰，有近两万居民生活在地下。

如今，只要花60土耳其里拉（2.8英镑），你就可以体验地下生活的残酷现实。当我进入发霉的狭窄隧道时，几个世纪以来火把点燃的煤烟把墙壁熏黑了，一种不熟悉的幽闭恐惧症的感觉开始袭来。然而，在德乔吉扩张的各个帝国的聪明才智很快显现出来。故意狭窄、简短的走廊迫使游客在迷宫般的走廊和住所中弯着腰，排成一列——显然对闯入者来说不合适。在昏暗的灯光下，重达半吨的圆形巨石挡住了18层楼之间的门，只能从里面移动。在这些笨重的门中央的小而圆的洞可以让居民们在保护周边安全的同时刺穿入侵者。

“地下生活可能非常艰难，”我的导游苏尔曼补充说。“居民们在密封的陶罐里解手，靠手电筒照明，在（指定的）区域处理尸体。”

城市的每一层都是为特定用途精心设计的。牲畜被养在最靠近地表的马厩里，以减少牛产生的气味和有毒气体，并为寒冷的月份提供一层温暖的生活绝缘层。城市的内层包括住宅、地下室、学校和会议空间。二楼是一所传统的拜占庭教会学校，它有着独特的桶形穹顶天花板，并配有相邻的学习房间。根据德乔吉的说法，“酿酒的证据是建立在酒窖、用来压制的大桶和双耳罐（高的、有两个柄的、窄颈的罐子）的存在之上的。”这些特殊的房间表明代林库尤的居民准备在地下生活数月。

代林库尤有很多入口，包括600多个私人住宅的入口

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复杂的通风系统，而且保护得很好，可以为整个城市提供新鲜的空气和干净的水。事实上，人们认为代林库尤的早期建造围绕着这两个基本元素。50多个通风井分布在整个城市，以避免空气供应受到潜在的致命攻击。这些通风井使城市的许多住宅和走廊之间能够自然流动。通风井挖得超过55米深，而且在遭攻击时居民很容易就能从下面切断。

虽然代林库尤的建筑确实很巧妙，但它并不是卡帕多西亚唯一的地下城市。占地445平方公里的代林库尤只是安纳托利亚平原（Anatolian Plains）地下200座城市中最大的一座。在这些小城市中，有40多个位于地表以下3层或3层以上。许多城市通过精心挖掘的隧道与代林库尤相连，有些隧道长达9公里。所有这些地下城市都配备了紧急逃生路线，以防居民需要立即返回地面。但卡帕多西亚的地下秘密尚未全部挖掘出来。2014年，一个新发现的、可能更大的地下城市在内夫塞希尔（Nevsehir）地区被发掘出来。

当卡帕多西亚的希腊人撤离时，代林库尤的生活故事在1923年结束了。在这座城市可能诞生2000多年后，代林库尤最后一次被遗弃。它的存在几乎被现代世界遗忘了，直到一些误入歧途的鸡再度把这座地下城市带回了光明。

土耳其的神秘地下城，可容纳2万人居住，却近乎无人敢去

美丽的风景已经不能满足很多人的眼睛了，人们越来越喜欢去探险，去寻找传说中的奇迹。比如土耳其的地下城，一座古老而又饱含风霜的“避难所”。

土耳其地下城就是卡帕多西亚，它位于土耳其的中西部，是一个美丽却奇怪的地方。

数不清的石锥，蒙着一层淡淡的黄色，清晰可见的断面像是被利刃划过一般，留下了一道道刺目的白色，它们紧紧相挨着，就好像是坚骨之下仍然有着看不见的血脉相连。

在一次工程开发的过程中，工人们在无意之中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地下迷宫，最后研究发现，这是一个早存在于5000多年以前的奥斯曼帝国时期用于抵御外敌的建筑。

这座地下城至少由7公里长的蜿蜒隧道和无数个房间组成，根据用途可划分为卧室、作坊、厨房、武器库、储物室、水井和墓地。

每一层的出口都设有机关，洞口的上方有一个大圆石轮，若是有敌人来，里面的人便可以启动机关，石轮便会滚下来，挡住进口。

除了石轮还设置了各种梯子，并且还挖了十几条的竖洞和外逃的秘密出道，每走一段路，便可以发现一个又深又高的长筒形洞，黑漆漆的看不到尽头。

其实这是洞里的换气孔，这样就可以保证洞里时刻都有新鲜的空气能够进入到洞中，不由得感叹造物主神来之笔。

巧妙的设计以及鬼斧神工的建造都使得这座地下城充满了神秘气息，就连当时的好莱坞大片《星球大战》都曾在这里取景。

尤其是当你乘坐热气球俯瞰下面的场景之时，画面十分的震撼，就好像是进入了一个神奇的童话世界。

现今的地下城只开放了37座，还有至少100多个的地下城尚未挖掘，甚至地下城的大小都是人们无法估计的。

只是人们大概猜测这里可以容纳2万人在这里生活栖息，这里的建筑应有尽有，一点都不亚于外面的世界，并且经历了千年时间的变化与环境的变更，这座地下城依然屹立在那里，可见当时建筑的精妙与安全性了。

地下城作为一个逃难避灾的绝佳场所，里面的道路也是四通八达，更不用说一些机关奥秘了，所以这里也成了很多探险者的首选之地。

从幽闭狭窄的地下城走出，看着外面的蓝色天空，满地银白色的雪地，呼吸了几口新鲜的空气，才感觉真的是从里面出来了，恍如隔世的感觉让每个人都感觉到获得了重生。

很难想象当时那么多的人曾躲在里面看不到阳光的感觉，也是十分令人唏嘘了。

谢选骏指出：小亚细亚什么时候变成了土耳其？要知道，当这些地下城繁荣的时候，土耳其还没有出现呢！

网文《土耳其的神秘地下城，可容纳2万人居住，却近乎无人敢去》报道：

美丽的风景已经不能满足很多人的眼睛了，人们越来越喜欢去探险，去寻找传说中的奇迹。比如土耳其的地下城，一座古老而又饱含风霜的“避难所”。

土耳其地下城就是卡帕多西亚，它位于土耳其的中西部，是一个美丽却奇怪的地方。

数不清的石锥，蒙着一层淡淡的黄色，清晰可见的断面像是被利刃划过一般，留下了一道道刺目的白色，它们紧紧相挨着，就好像是坚骨之下仍然有着看不见的血脉相连。

在一次工程开发的过程中，工人们在无意之中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地下迷宫，最后研究发现，这是一个早存在于5000多年以前的奥斯曼帝国时期用于抵御外敌的建筑。

这座地下城至少由7公里长的蜿蜒隧道和无数个房间组成，根据用途可划分为卧室、作坊、厨房、武器库、储物室、水井和墓地。

每一层的出口都设有机关，洞口的上方有一个大圆石轮，若是有敌人来，里面的人便可以启动机关，石轮便会滚下来，挡住进口。

除了石轮还设置了各种梯子，并且还挖了十几条的竖洞和外逃的秘密出道，每走一段路，便可以发现一个又深又高的长筒形洞，黑漆漆的看不到尽头。其实这是洞里的换气孔，这样就可以保证洞里时刻都有新鲜的空气能够进入到洞中，不由得感叹造物主神来之笔。

巧妙的设计以及鬼斧神工的建造都使得这座地下城充满了神秘气息，就连当时的好莱坞大片《星球大战》都曾在这里取景。

尤其是当你乘坐热气球俯瞰下面的场景之时，画面十分的震撼，就好像是进入了一个神奇的童话世界。

现今的地下城只开放了37座，还有至少100多个的地下城尚未挖掘，甚至地下城的大小都是人们无法估计的。

只是人们大概猜测这里可以容纳2万人在这里生活栖息，这里的建筑应有尽有，一点都不亚于外面的世界，并且经历了千年时间的变化与环境的变更，这座地下城依然屹立在那里，可见当时建筑的精妙与安全性了。

地下城作为一个逃难避灾的绝佳场所，里面的道路也是四通八达，更不用说一些机关奥秘了，所以这里也成了很多探险者的首选之地。

从幽闭狭窄的地下城走出，看着外面的蓝色天空，满地银白色的雪地，呼吸了几口新鲜的空气，才感觉真的是从里面出来了，恍如隔世的感觉让每个人都感觉到获得了重生。

很难想象当时那么多的人曾躲在里面看不到阳光的感觉，也是十分令人唏嘘了。

谢选骏指出：这些地下城的出现，可能就是为了躲避土耳其那样的强盗部落——因为在所有入侵小亚细亚的野蛮部落里，土耳其人是最近的一批……在小亚细亚的万年历史中，土耳其人的到来还不足一千年。但我肯定，他们不是最后一批。所以可怜的小亚细亚，将来又不知道会改称其他什么名字了。

【36、江西百年尚未摆脱苏区的幽灵】

《我用两次惨痛的经历帮大家趟雷了：没事不要去江西》（笔尖下的吃货 2022-10-09）报道：

万万没想到，我又一次栽在江西手里了。

上一次是半年前，我从深圳去江西看朋友，结果因为深圳有疫情，在江西被拉走集中隔离。（点击这里查看之前的文章）

这次我学乖（ptsd）了，国庆自驾回家，回去的时候绕路走了长沙，回来的时候，因为长沙有了疫情，江西整个省内疫情为0，我们研究再三，觉得或许可以冒这个险，就在鹰潭停留了一晚，第二天早上七点就开走。

我们尽可能把风险降到了最低。在家的几天，每天都做核酸，到了鹰潭也做了落地核酸；在鹰潭的一晚上，选择了无接触的酒店式公寓，在网上订了房间，房主把钥匙放在大厦前台，我们自行去取，确保不接触任何人。

没想到，还是中招了。

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惨遭红码。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回深圳的路上了，所以也没有管赣通码的状态。谁曾想，回到深圳以后，粤康码收到外地推送，也红了。

在假期的最后一天，早晨起来发现哪儿都去不了了，甚至核酸也做不了了（小区只有黄码通道，按理说红码是集中隔离的），有点崩溃。但是为啥？我每天核酸，也没路过高风险。

我俩开始疯狂打电话。

我在国务院小程序上找到了鹰潭所有区和市里的防疫电话，打过去全部忙音。打12345，接不通，一拨通就是挂机的声音。我们在赣通码的转码申请页面，发了两次核酸证明，行程卡，一天多了都没有人处理。

我又给深圳社区打电话，问有没有解决方法。深圳社区说，这显示的是外地推送的红码，所以他们没有权限解，只能找江西。哪怕在深圳做多次核酸，这个红码也解不了。

但是因为跟深圳社区报备了，可以不用隔离，并且申请上门做核酸。

“那如果江西十年不给我解，我就十年出不了门吗？”我问。

我开始想象生活在一个一直红码的世界，感觉比逃犯也好不了多少。虽然跟社区报备了，在小区进出无碍，但是进不了任何公共场所，买不了东西，坐不了任何交通工具，在路上被查，发现是红码，很可能还会被拖走……

接下来的大半天时间，我俩啥事都没做，不断打电话。江西的各种电话一直是忙音。我们又在网上找了酒店附近的社区电话，加了一个社区工作人员，给他发了我们所有的证明。

社区人员说他已经在系统里跟指挥部上报了。

我说指挥部有人吗？我怎么一直打电话打不通。

“有人啊，”他说。“我已经都给你们报过了。”

但是之后依然是漫长的等待，也不知道等待的尽头是什么。只能搁浅了所有的计划，不吃饭了，不送狗洗澡了，不去医院拿药了，两个人在家里坐着干等。

你经历过类似的无助吗？一环扣着一环，所有的环都是死结。

每次电话响，我都急迫地去接，结果不是广告就是江西其他各市、县，赣州、定南等，不断问我是否停留过，说捕捉到了我的信号，并且看到我是红码。我只能不断重复，“我只是路过江西，我连高速都没下，我现在在广东。”

深圳社区也迅速安排了工作人员上门，让我们签署一个核酸同意书。我问他是不是最近只忙核酸了，啥都不做。

“那当然不是，”他说。“有的时候还要忙封楼。”

到了下午三点，我终于打通了鹰潭市的防控电话。我问怎么解除红码，她说，这是某个区给你的红码，你还得找区里。我说区里电话从来没打通过，于是她给了我另一个办公室的号码。

打了五六次以后，这个号码终于通了。我仿佛在这个鬼市里，终于见到了一个活人。

我们把来龙去脉又重新讲一遍。她说，你让社区开一个证明，说你在深圳不在江西，在网上上传，这边给你手动改。

我说你要保证立马就能改啊。

“保证？”电话那边的声音连珠炮一般。“我是没法儿给你保证什么，怎么人人都要我保证……每天两千条信息……”

所以鹰潭每天给两千个人红码，然后再审核，再一个个改？

社区人员很累，基层很累，医务也很累，但是这都是怎么搞出来的呢？是谁把他们搞得这么累的呢？

提交完成以后，不久，我的码变绿了。但是小吴的一直没有绿。无奈中，他又打了无数个电话过去问。另一个人接了电话，说，“哦，可能刚给你们改了一半，她就被叫去开会了。”

又等了两个小时，估摸着开会结束了，我们又打电话过去催。之前的女人接的电话，我们催她赶紧修改。她问了我们的名字，嘴里嘀咕着，“咦，我怎么觉得这个名字很熟呢？”

……

惊魂甫定，我回头望望，感觉自己折腾了一整天，啥也没做，就改了两个码。

现在回想起来，江西这种严苛的管理还是有迹可循的。在鹰潭的一夜，出去买个饭，见到所有人都戴着口罩。

第二天早上，刚六点多，在梦里就听见由远及近的喇叭声，“起来做核酸！起来做核酸！”配着清晨的薄雾，有种赛博朋克的不真实感。在市区里开，时不时就见到排着长队的核酸点，和被围栏拦住的居民区，里面是隔离定点酒店。

栏杆外有一张告示，告知居民绕路而行，一个红底的横幅大大地写着“最美逆行”几个字。

到了高速口，又有一个告示牌，写着为了防止疫情外溢，请大家非必要不出省。一个警察站在路口检查身份证，问你是外地人还是本地人。外地人畅通无阻，不知道本地人要费怎样的口舌。

哪怕这次回家，也明显管控升级了不少。我们在南京两天后，收到社区电话，问是不是从深圳来的，说管控升级了，哪怕是深圳低风险地区的，也需要在家里隔离七天。我说那我们还不如走呢，社区说，走可以，需要签一个声明。

于是被勒令一个小时内离开南京。

我们去镇江呆了几天。回深圳的时候，开车路过南京，过了一会儿社区又打电话了，说收到了你们的信号，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这是什么先进的逃犯追捕系统吗？

凭心而论，我俩的遭遇已经是很轻微的了。这个国庆，朋友圈充斥着各种逃亡和惊魂的经历。

微信上有个凉山的博主写，他只不过是出去吃碗面，经过一个人行道上的管控区，就被拉走隔离了。跟他一起的，有快临盆的孕妇，有出来给老婆买饭的男人，有老人和刚做完手术，需要拆线的人。

在隔离酒店，从七天，变成十四天；楼里有的人来月经了买不到卫生巾，有的床上有个洞，有的饿到三点没送餐。那个出来给老婆买饭的被拉走的，视频里看到老婆生了，听到小孩的哭声，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

我自己认识的人也有为数众多受到管制的。有在凤凰被静默的，有因为高速封锁了，在长沙出不来的。有一个人，弹窗了回不了北京，所以从西安飞到烟台，落地被告知要拉走，所以又飞回西安……还有有家难回的，在外地旅游时，被告知小区封锁了，回家就出不来了。

这些日子对北京弹窗的吐槽也愈发变多了。我朋友说，她认识的人中，国庆离开北京去旅游的，就没有一个回得来的，把12345和社区的电话都打爆了，也寻求不到解决方法，并且感觉解决方案很随机。

遭遇到这一切的时候，他们的话术永远都是，“希望你配合。”大家都配合，大家也理解，工作人员也是肉眼可见地累。

但是这个权利是我们让渡出去的。是我们本着体谅、本着善良的心情，放弃了原本属于我的亲情、时间、快乐。什么叫做非必要不离校，非必要不出省？奔丧是不是必要？结婚是不是必要？吃喝拉撒是不是必要？并且，这个系统，这个流程是你们设计出来的，那怎么可以连个纠错的渠道都没有？发现了误会，只能一层层打报告，然后无边地等待，甚至要被错误绑架？

在个人的层面，我只能以自身的经历发出一个看起来地域黑的呼吁：最近没事就不要去江西了。我相信去了凤凰，去了三亚，去了呼和浩特，去了新疆，去了西双版纳等等无数个地方的人也会和我感同身受的。

网民嚎叫：

iask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11:14:40

没事不要去中国， 地方政府财政紧张，正在雁过拔毛

湾区范儿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10:54:07

江西是革命老区，传统上的土匪集中地，有什么好去的。

wenzun8224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10:51:00

厉害了！我的国！

ArrowOne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10:40:50

呵呵呵，偷着乐

ArrowOne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10:40:38

楼下污蟊豿咋还在发牢骚呢？

糖醋里脊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08:28:42

还是美帝厉害，100多万直接去上帝报道了连发牢骚都省了。。

醉入花丛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08:12:00

真是瞎折腾劳民伤财，我想等习稳定登基，防疫会解除。

马年生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08:03:54

估计11月去江西旅游的人不会少，那里不仅有赣南客家文化，还有赣东北徽派文化。著名的海昏侯、八大山人古迹，景德镇是瓷都。

nuinuima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07:48:59

ellamoney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04:21:04

奴隶不是一天变成的，还有人变成奴隶还叫好的呢，比如五毛。

~~~~~~~~~~~~~

那是从奴隶到奴才

luren_1970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07:38:46

没办法，要开20大了，疫情早就失控但是又不能说，所以只要离开北京就别回来。等开完了20大就自然绿码了。这就是土共的策略。说阴谋也可以，说阳谋也可以。反正你们偷着乐就好了。

barryv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07:14:00

再坚持几天吧，习世凯马上就要登基了

Huilianghu5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07:03:06

封城是一级折腾，红码是二级。

不自由 毋宁死，那是烈士的诗。

被折腾，要忍耐，这是当代中国人的精神。

大河边的人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07:02:42

农业省份，工作机会少，当官的越怕丢了官职，所有历次政治运动都左得出奇。反而经济发达省份当官的往往有自己的生意，工作机会多，万一施政没有跟得太紧丢官，还能找个工作。但上海这次是例外，那地方本来就不如广东开放，而且干恶事的主要是外面调进去的家伙。

Cathy_Bay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06:29:24

1984，好书

雅典娜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06:25:00

所谓的“高科技”把社会变成大监狱，在宇宙无敌厉害国实现了。今天是防疫，明天还不定是什么幺蛾子，欲加之罪，何患无码，大家就偷着乐吧

蓝金黄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05:59:00

这红码比孙悟空画的圈还厉害！

蓝山秋色之红叶静美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05:21:51

BeckyLin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03:29:00

人家感情给一个码这些脑残就动不了啦。根本没有人强制他们监禁啊。其实监狱就在他们自己的脑袋里。共产党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国内不带手机没有钱可用，反正所有人都被拴住了。这大监狱用于控制人是挺好的，任何统治者都喜欢的。老美真的不听话，自由的副作用天天打脸，不过这也是美国300年来保持可爱的原因吧。

groogle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05:17:00

看着就好笑 不用偷着乐

BeThereDoIt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05:13:03

Since the author are living in the BIGGEST shithole country, shit happens, all the time, to all people（better described as SLAVEs）. No surprise at all …. Just learn to endure and enjoy it!

恰好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04:55:47

作者是：笔尖下的吃货，不知笔尖里去柬埔寨谋生的几千个猪仔都救回来木有

吃才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04:55:00

清零，清零，一百年不许变！

ali88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04:46:29

折腾死你们！

BTW，包子帝就要连任了！

fishingworld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04:46:00

这种追踪系统应该运用在追查失踪人口，管理食品安全上

ellamoney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04:21:04

奴隶不是一天变成的，还有人变成奴隶还叫好的呢，比如五毛。

ellamoney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04:20:07

偷着乐呢。

重鸟先飞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03:55:57

土工发现这个码比想象的还好用， 肯定要永远用下去了，借口的话还不是随便找一个就行，现在这新冠就是不怕你不信。 所有人都很配合，因为没选择，没有码你哪也去不了，厉害国手机普及率100% 了？ 没手机都根本不能活着的节奏。

wang620101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03:53:18

我想问一下：如果没有手机是不是必须死家里？这是啥社会？滚蛋

BeckyLin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03:29:00

人家感情给一个码这些脑残就动不了啦。根本没有人强制他们监禁啊。其实监狱就在他们自己的脑袋里。共产党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skyhorse913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03:28:03

谁叫你们手机不离身？

Parkbrooke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03:17:00

厉害国成了邪恶国了

ohlalabo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02:26:45

朕的登基大典就在月底迫在眉睫！牺牲一切，在所不惜。让尔等贱民吃饱穿暖已是朕恩赐的最大自由，你们还得陇望蜀蹬鼻子上脸了！

iamanton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02:06:23

大家再去读读悲惨世界吧

估计，那里的人物都在偷笑。

泰傻 发表评论于 2022-10-09 02:01:08

春莹：小赵，你在干啥子？

立坚：华姐，我在偷着乐！

谢选骏指出：1931年成立的共产党苏区，到现在即将百年过去了，江西依然没有彻底摆脱马裂的幽灵——由此可见蒋经国的“模范省”工程，完全是个豆腐渣工程。难怪联共反共的蒋家只能逃往台湾，一失足成千古恨。

【37、社会主义救不了英国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瘟床】

《英国央行拒绝延长“救市”疯狂抛售再度席卷全球》（财联社2022-10-11）报道：

周二10月11日，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恐慌情绪，再度从近期债市的"风暴眼"英国弥漫向了全球——受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宣布将在周五前结束对英国债券市场紧急干预的影响，英镑兑美元汇率隔夜遭遇重挫，同时华尔街股市也在震荡交易中尾盘急跌。

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当天警告英国养老基金经理，在央行停止市场支持之前，他们必须在本周末之前结清无法维持的头寸，这引发了英镑和美国股市的抛售。

"我对相关基金和所有公司传达的信息是，你们现在还有三天时间（完成仓位再平衡），"贝利周二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金融协会（IIF）年会上表示，"你必须把这件事做完。"

上述言论迅速引发了广泛的市场动荡，美国股市在尾盘大幅走低。截至收盘，标普500指数下跌23.55点，跌幅0.7%，至3588.84点，盘中触及2020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15.91点，跌幅1.1%，至10426.19点，今年以来第二次遁入熊市。

较长期美国国债也在第一时间遭到抛售，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尾盘上涨6.4个基点报3.952%，盘中触及4%大关，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也上涨8个基点报3.926%。而身处风暴中心的英镑更是直线跳水，一路跌破了1.10大关，最低下探1.0950一线，为近10日来最低。

由于贝利讲话期间正值英债昨收盘后，因此英国债市在今天很可能掀起更大的波澜。本月迄今，英国长期债券收益率已持续大幅走高，目前已不排除30年期英债收益率可能升破上月底英债危机之初5%以上高位的可能性。

英国央行拒绝延长救市

对于贝利讲话所意外引发的市场动荡行情，知名财经博客网站zerohedge不无讽刺意味地点评称，"他的提词器是被黑了吗？这是你所能说的最愚蠢的话了。"

事实上，经历了过去数周英国市场动荡的投资者，显然不难理解缘何贝利的讲话会对市场带来如此大的杀伤力。

自从财政大臣克沃滕（KwasiKwarteng）宣布了450亿英镑无资金支持的减税计划以来，贝利和其英国央行同僚就一直在与市场动荡作斗争。而英国央行也几乎成为了英国养老基金等债市参与者唯一能指望的依靠。

然而，从贝利最新的表态看，英国央行显然也不愿无限期地支持市场。贝利周二表示，为了设计市场干预方案，他已连续几个晚上没日没夜地工作。英国央行不想购买金边债券，因为这样做模糊了与货币政策的区别。在过去数年的QE政策中，英国央行通过量化宽松购买了8750亿英镑的资产。

贝利称，"我们如今处于两个相反的方向——英国央行正在加息，并表示希望开始出售此前QE计划中购买的金边债券，但现在却发现自己不得不在购买金边债券，以遏制市场的不稳定。贝利表示，该行官员曾试图制定一项政策，直接针对所谓的负债驱动投资（LDI）策略中出现的压力进行干预，但由于"结构性问题"，他们未能实施。这促使他们推出了当前购买长期英国国债的最初承诺。但他也强调，这一干预计划只是英国央行金融稳定行动的一部分，而不是货币政策工具，因此必须是暂时性的。

在贝利当天发表上述讲话之前，英国央行当天稍早曾被迫扩大了针对债券市场混乱局面的应急措施，把通胀挂钩国债纳入可购买范围，以阻止市场的"大甩卖行为"。英国央行在声明中称，本周伊始，英国政府债券发生了进一步的大幅度重新定价，这个市场运作失灵，以及大甩卖态势自我强化的前景，对英国金融稳定构成重大风险。

对英国央行而言，决定买入与指数挂钩的证券是不寻常的，在前几轮量化宽松期间，该行只买入了传统英国国债。英国央行表示，将向常规英国国债分配至多50亿英镑，向与指数挂钩国债分配50亿英镑。

不过，ING集团高级利率策略师AntoineBouvet仍带有批评意味地表示，"英国央行显然在玩英国国债抛售的打地鼠游戏，总是在最后一刻采取行动，而不制定更可靠的长期计划，这让市场感到不安。鉴于债券购买计划仍将在10月14日结束，我们可能会在当天或之后再次见到一波市场波动。"

养老基金的窟窿可能填不平？

鉴于英国央行央行贝利已经表态称，留给养老基金完成仓位再平衡的时间只剩下了三天，因而当前留给英国市场的悬念就在于，养老基金是否能在这三天的倒计时期限内填平"窟窿"。但目前来看，情况显然并不乐观。

英国央行此前曾对潜在的市场波动进行压力测试，但过去几周的走势超出了英国央行最糟糕的设想。

据消息人士称，英国养老基金在过去两周里一直试图通过出售英国政府债券、指数挂钩债券和企业债来筹集现金，但筹集资金的任务难度目前正在加剧。更加痛苦的是，所谓的负债驱动投资策略（LDI）的提供者正在要求更多的现金来支持新的和旧的对冲头寸。

英国央行周二的最新干预措施针对的是购买指数挂钩债券，这个市场比金边债券小得多，由养老基金主导，本周再次遭遇大幅抛售。

一些为养老金计划提供咨询的顾问表示，随着市场参与者寻求更大的缓冲，以应对债券价格更大的波动，目前要求的现金缓冲规模约为此前要求的三倍左右。

尽管对养老基金需要出售多少资产的估计各不相同，但都在数千亿英镑之间，目前尚不知道这些基金已经筹集了多少现金。顾问们表示，如果无法满足抵押品需求，一些计划还将削减整体LDI敞口。

Kempen Capital Management客户解决方案主管NikeshPatel估计，养老金计划的收益率每出现100个基点的潜在波动，总共需要提供1600亿英镑现金作为抵押品。据其估算，在过去两天收益率进一步波动后，且考虑到银行业更高的抵押品要求，目前需要的现金资产总额可能达到3200亿英镑乃至更高。他表示，"我们肯定还没有达到目标。"他指的是养老基金是否已接近通过出售资产筹集到所需现金。他称上周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卖出订单之一"，这周人们会看到更多的抛售。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各养老基金周二已呼吁英国央行将其对政府债券市场的支持延长至本月底。英国退休金与终身储蓄协会（PensionsandLifetimeSavingsAssociation）周二表示，自英国央行开始干预以来，各养老基金的一个主要关切是，"购买期不应过早结束"。

该行业团体表示，许多人希望该计划延长至10月31日或更久。该团体代表的养老金计划集体投资超过1.3万亿英镑。

该团体还称，如果央行在本周五停止购债，基金经理们希望有更多措施来管理市场波动。

Mercer投资合伙人HemalPopat表示，抵押品需求增加的原因是，以英国央行为首的监管机构施加了压力，要求防止金融体系承受进一步压力。随着养老基金调整对冲头寸，他们可能出售总计约3000亿英镑的资产，不过尚不清楚他们可能已经卖出了多少。他估计，1000亿英镑可能来自金边债券，其余将来自全球信贷、全球股票和资产支持证券等资产。而最终，英国央行是否真的能无视市场动荡，显然仍将打上一个问号。MonexEurope外汇分析主管SimonHarvey表示，"我们认为市场将迫使英国央行要么延长这些措施，要么在11月中旬推出新措施，他们在取消支持机制方面的强硬立场对英镑没有任何好处，英国央行扩大其支持机制的行动充满了绝望的味道。"

网民嚎叫：

一支鞋飞了发表评论于2022-10-1206:06:35

冷战+热战，这效果才初步显现，全球都会震动，问题在于谁的震动更小一些，谁也躲不开。欧洲这次可能死的更快点，能源危机问题刚刚冒头，冬天会更明显，北溪破坏，相当于断了欧洲最后的希望，如果俄乌不停止，欧洲今年大规模游行是必须的，欧洲这口气短期内续不上了。

西岸-影发表评论于2022-10-1205:58:51

如今大致可以看出保持君主立宪的国家都在走向衰落，除非是就靠卖资源过日子。

因为一个现代社会保持类似王室这种东西多少会影响文化，产生新旧之间的矛盾，这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潜移默化对社会形成负面影响。在现代社会还把王室当干部的心态属于凯子思维，潜意识中追求一种已经不再存在的东西，这是一定影响思维方式的，沉淀在“祖上的辉煌”。类似中国的八旗子弟。

西岸-影发表评论于2022-10-1205:49:28

2008金融危机是雷曼作为导火索，当时美国财长保尔森拒绝救雷曼，但救了高盛，一般的解释是雷曼是英国公司，而高盛是美国公司，而且是犹太人公司，雷曼破产会让出市场。当然最后雷曼破产，危机扩大到所有方面。toobigtofail一书中谈论到这个问题，如今认为当时美国是有可能救雷曼的，保尔森事后也后悔也许这就避免至少推迟危机。其实从历史看，美国一直在逐渐把英国的势力范围缩小，灭掉了这个帝国，从二战初期用50艘退役的驱逐舰迫使英国放弃加勒比权益开始，也就是英国不得不对美国放弃殖民主义利益。但英国作为从十九世纪输了北非的阿拉伯人就开始衰落的国家，也是没有选择，任由美国蹂躏。

如今是英国报复？英国的通胀在9.9%，比美国还高，而英国人平均收入要比美国人低很多，但具有美国人不具备的社会福利，尤其是医保，所以任何政府的失误形成的影响会比美国对社会要大，毕竟直接影响福利。

相信事实发表评论于2022-10-1205:44:25

曾经的大阴蒂国是日不落啊，阴棒那是硬通货。可是自从叛徒们在万里之外建立了一个美国，大阴蒂国的好日子就到头了，现在只能一次又一次的被美国剪毛，自己也不得不一再的脱，阴蒂再大也禁不住美国这么折腾啊。

海鲜火锅2021发表评论于2022-10-1203:08:08

真的没有？那就是美国啊，你竟然敢低估美联储的货币操控能力？

___1984___发表评论于2022-10-1200:03:11

真的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政府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货币。五毛粉红想到这里，肯定心里热乎乎的。

river2020发表评论于2022-10-1200:02:19

送她一程。老太太之死，彻底断了脊骨

海鲜火锅2022发表评论于2022-10-1122:36:51

英国可能是第一个倒下的，再次验证基辛格的名言:作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做美国的盟友是致命的。美国专斩盟友的传统技术。点个赞。

Fireview发表评论于2022-10-1121:36:00

英国养老基金，七倍扛杆炒国债，要追加6000亿保证金，要爆仓！

马年生发表评论于2022-10-1120:20:50

首相无能之辈，英国央行回天无力。

ca_lowhand发表评论于2022-10-1120:15:10

不破不立。搞了几十年反常识反科学的负利率，终于到了还债的时候。

性浪发表评论于2022-10-1120:11:00

好事，不破不立！

裘千里发表评论于2022-10-1119:54:25

英帝国要彻底完蛋了！

相信事实发表评论于2022-10-1119:35:44

救得越多，窟窿越大

云一片发表评论于2022-10-1119:30:00

难道一直救下去？总有一天遭反噬！

谢选骏指出：福利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府直接干预市场，也救不了英国这个“鸦片贩子+马克思主义的瘟床”。英国是马克思主义的瘟床，但它的社会主义政府干预，却是反向證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荒谬——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瘟床”。这个瘟床弥漫到了中国，就掀起了“武汉起疫整合世界”的风暴。这个七十三年（1949——2022年），構成了历史的一個周期。

【38、嬴政和韩非到底谁战胜了谁】

《韩非半生怀才不遇，最终殒命秦国，他真是被李斯所害吗？》（2020-12-25 梦槐文史）报道：

刑名有术，说难极知。悲彼周防，终亡李斯。——司马贞

随着剧情的不断推进，热播历史剧《大秦赋》当中的许多关键人物都相继下线了。为了使韩国免于灭亡，一直四处为国奔波的韩国公子韩非，前日终于死在了昔日同窗，李斯的怀里。

韩非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后世人们常以韩非的死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终结，他的学术思想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于一体，一直是历朝历代封建帝王们治国的思想基础。

可惜这样一位拥有治国之才的伟大思想家，生前空有一番报国之志，却无用武之地。

公元前280年，韩非子出生于韩国宗室的贵族之家。他自幼好学，年少时饱读诸子百家的各类著述，自看到三家分晋之后，韩国国力日衰，便想要辅佐韩王重兴韩国。

可惜韩非所历经的韩桓惠王及其子韩王安两代国君，皆是昏庸之辈，他们认为韩非的变革之法过于激进，对于韩非也不怎么重用。

韩非愤怒于上位者的庸碌和无所作为，便不再过问朝堂之事，开始埋头著述，他的著作《孤愤》、《五蠹》、《说难》等文章被后人收集整理编纂成《韩非子》，一直是封建王朝治国的思想基础。

公元前253年，思想家荀子离开了稷下学宫，到楚国担任兰陵令，并继续收徒教学。于是韩非便投入荀子门下潜心学习帝王之术，并结识了同窗李斯。

在韩非出使秦国之前，秦王嬴政就已经久仰韩非之大名了。

因为韩非的著述十分有名，流传甚广，也传入了秦国王宫。秦王政读了《孤愤》和《五蠹》之后，感觉受益匪浅，他当时以为是先贤之作，便感叹道：“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便告诉秦王政作者是当世之人“此韩非之所著书也”。

李斯知道秦王政为了统一六国之业，一直在招贤纳士，便介绍了一番韩非之才，当秦王政问及韩非和李斯谁更有才之时，李斯自叹弗如道：“斯不如韩非远矣。”

公元前235年，秦国攻打韩国，韩王安在危急关头召见韩非商讨应对秦国之法，并于两年后派遣韩非出使秦国。

秦王政见到韩非十分高兴，与他促膝长谈了一番。

韩非文笔非常好，但他本人说话不太利索，有口吃的毛病，于是他提前准备了一篇文章名曰《存韩》，面见秦王政的时候就呈了上去。

《存韩》文采卓然，其中心思想便如其名——存韩。文中讲述了赵国是秦国最大的敌人，并一一列举了秦国弃赵攻韩的坏处，表示韩国愿意追随秦国，等到秦国统一其他五国之后，只需一道诏令，韩国就会俯首称臣，成为秦国的藩国。这些建议对于当时的秦国来说其实是不合时宜的。

除此之外，韩非还批判了纵横家上卿姚贾。姚贾曾经持重金周游列国，为秦国破了东方四国合纵抗秦之策，韩非却指责姚贾奔走列国是为了中饱私囊，富敌国而穷秦国，并且还攻击姚贾出身低贱，不堪大用，说他是“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

秦王政召来姚贾质问时，姚贾对答如流。他先是解释了用重金贿赂四国国君是为了秦国的利益着想，如果是为了自己中饱私囊，他又何必回到秦国呢？对于自己的低贱出身，姚贾毫不避讳，以姜太公、管仲和百里奚等先贤为例，论证了一个人即使出身低贱，名声不好，依然可以为君尽忠，为国效力。

韩非并没有使秦王政罢免姚贾，而且秦王政虽然与他相谈甚欢，却并未采纳他存韩去赵的谏言。

秦王悦之，未信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由于韩非一直努力说服秦王政存韩，而灭韩是李斯的主张，两人政见截然相反。且李斯深知韩非辩才了得，担心嬴政会被韩非的计谋所蒙蔽，于是便上书为秦王政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韩非此次出使秦国，是因为他自认为可以说服大王放弃攻打韩国，是为了保护韩国的利益。他的辩论辞藻华丽，都是为了掩饰自己想要伺机说服陛下，从秦国为韩国谋取利益的真实意图。”

“非之来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韩也，为重于韩也。辩说属辞，饰非诈谋，以钓利于秦，而以韩利窥陛下。”——《韩非子·存韩第二》

秦王政听了李斯的劝谏，认为其言之有理，便下令抓捕韩非，投入监狱。最后的结局众人皆知，李斯给韩非送去了毒药，并且驳回了韩非想要上书为自己辩驳的请求。

后来秦王政后悔又下诏赦免了韩非，但是为时已晚，先秦时代最后一位大思想家韩非，就这样在秦国云阳狭小潮湿的监狱中，服毒身亡了。

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关于韩非之死，后世史学家们普遍采纳司马迁的观点，是因为韩非才能远胜于李斯，李斯嫉妒不已，担心自己地位不保，所以进谗言陷害，又逼韩非服毒自尽。

这个观点笔者是不太赞同的，笔者更倾向于另一种声音：李斯是奉秦王之命毒杀韩非。

首先，把韩非介绍给秦王的不是别人，正是李斯。如果李斯是嫉贤妒能之人，他大可对韩非避而不谈，可是李斯并没有这样做。若非李斯在秦王面前对韩非一顿夸赞，说韩非的才华远胜自己，一个普通的小国使臣，秦王政怎么会和他促膝长谈？

其二，秦王政精明强干，不是任人糊弄摆布之人，谗言还是忠言他会分不清吗？连赵高在秦王面前都老老实实的，李斯岂敢耍小心机小手段。

所以秦王政会将韩非投入大狱，肯定不仅仅是因为别人说了几句韩非的坏话，而是出于他自己的政治考量。

其三，秦王政是位铁血帝王，如果不是经过他的授意，李斯岂敢偷偷摸摸把他毒死？但是获悉了韩非的死讯之后，秦王却并没有对李斯有任何处罚。而且如果他只是让人把韩非关着，又何必急急忙忙派人赶去赦免？

因此，笔者认为更有可能的是李斯奉秦王之命赐死韩非，秦王惜才，没过多久又后悔了，遂派人前去赦免，可惜晚了一步，韩非已死，于是秦王只能在心里惋惜了。考虑到韩非粉丝众多，秦王不愿自己赐死韩非的名声传出去，便让李斯背了这口锅，一背就是两千多年。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秦国因为采用法家思想治国，才得以日益强大，最终吞并六国。不过法家学派代表人也确实是一个比一个死得惨，商鞅被车裂，李斯最后也被腰斩了，韩非的死法还算是比较温婉的。

韩非死后，韩国迅速被秦国所灭，拉开了秦灭六国的序幕，而春秋战国时期盛况空前的百家争鸣局面也彻底迎来了终结。

谢选骏指出：从上文来看，嬴政拿走了韩非的思想却夺走了韩非的性命，似乎是嬴政战胜了韩非。其实不然。因为上面的故事只讲了一半，没有讲到秦王杀死韩非之后就自以为得到了韩非的精髓，就剑走偏锋、妄自尊大，不仅灭韩甚至灭了其他各国，终于升级为秦始皇。但是最后却因为片面吸收韩非理论而导致蛊毒发作，自我爆炸了。他的帝国随之灰飞烟灭——秦滅六國，最後滅秦。以后的汉朝，再也不敢轻信韩非的理论了。这使我想起了《河殇》的命运——《河殇》的第六集“蔚蓝色”鼓吹走向蔚蓝的航海文明，结果遭到共产党的围剿。后来共产党自己推行“走向深蓝”的战略，结果却建立了海上长城，并用一带一路激怒了美国。这是因为任何理论都是具有生命的，如果剥夺了生命而窃取其理论，是无法嫁接成功的。就拿《河殇》来说，其蔚蓝色观念类似哥伦布式的探险；而共产党的走向深蓝，不过是郑和下西洋式的摆谱罢了。

【39、南明失败的根子在于朱元璋贪婪】

《诸夏十大罪人之朱元璋》（观察知乎 2021-12-02）报道：

诸夏的第七位罪人是朱元璋。他的作用其实是没有任何争议的，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专制主义的集大成者。他来取代蒙古人的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是对东亚历史的最后一击。哪怕是忽必烈这样的蒙古人，即使他想要得到绝对君权，他身上还是有一些残存的贵族传统的。例如在忽必烈企图登基的时候，他周围的那帮谋士就像他在分取关中领地的时候那样给他讲了一些刘邦的故事，暗示他说，他应该根据刘邦的先例去当上皇帝。而忽必烈听了这些故事以后却表示说，他对刘邦十分不屑。刘邦算什么呢？他是一个眼孔很小的人，如此之小家子气。从历史上记载下来的他的各种动作，都说明他是一个平民出身的暴发户。好不容易得到一个皇位，就像一个匹夫匹妇一样，贪图的都是一些低级趣味。

后世的历史学家一直没有搞清他这句话的意思，其实从贵族政治的角度来讲这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忽必烈不一定能当上大可汗，但是他天生就是王子，他天生就是贵族。在蒙哥可汗在位的时候，他怎么说也是拥有自己封地的人。他不一定以后能当上皇帝，但是他天生的贵族特权是别人剥夺不了的。因此，他对阶级有着本能的敏感性。刘邦那样的暴发户，生怕锦衣夜行，当上皇帝以后又要如何如何显摆，他周围的大臣给他制定了礼法以后他就感到享受到了一生中从来没有享受到的优越待遇。在天生就是贵族的忽必烈来看，这都是非常可笑的。他用不着去刻意追求这些，这些都是他本来就有的。他和他的谋臣之间的关系，就反映了贵族社会和官僚社会之间的根本差别。官僚社会因为没有天生的贵族，所以特别需要用人为的礼法来制造人为的差异。但是这些差异都是依靠功绩和权术来维持的，也就是说，可以用人为的手段取得，也可以用人为的方式取消，所以大家勾心斗角得就很厉害。而像忽必烈这样依靠军事传统的天生的贵族，他的权力来自于出身和武功，就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夺得掉了的，所以他对自己的权力有更多的安全感，对于刘邦那些扭捏作态的做法就觉得相当可笑。

但是，朱元璋的登台实际上是实现了忽必烈最鄙视的那种传统。朱元璋自己身边也有一帮谋士，他就有意识地把自己比作刘邦。尽管他和刘邦也有很多重大的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似的：他们都是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无产阶级的色彩极其浓厚，而他们的竞争对手尽管不全是贵族，但是出身和地位多半都要比他们高一些，所以他们的斗争经历和他们攫取权力的整个过程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色彩。当然，朱元璋跟刘邦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刘邦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没有特殊的仇恨和特殊的爱，一切以最有利为原则，他没有原则是为了得到实际利益;而朱元璋则怀着受压迫和受虐待的心理，像马克思和列宁所描绘的那种对资产阶级社会怀着刻骨铭心仇恨的底层无产阶级的心理，一旦得到机会，即使对他没有好处，他也要疯狂地报复社会，很可能报复社会就是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当中能够一直不懈怠的主要的感情动机。而刘邦不一定是这样，因为他毕竟是生活在比较接近于多国体系的年代，他的心理比较正常一点。他可能是那种得寸就得寸、得尺就得尺、有机会就捞一票、没有机会做一个沛公也差不多的角色，所以虽然滑头和机会主义，但是并没有特别狠毒的心肠。当权也是为了积极地有好处，而不是为了消极地整人，整人主要是为了得到更多的东西或者防范潜在的威胁。

朱元璋说“朕本淮右布衣”，“淮右”这个地方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其实是个种族和教派错杂的地方。蒙古统治时期是一个内亚殖民主义的输入期，你从宋明型社会结构就可以看得出来。世界上大多数地方，包括蒙古人、日耳曼人、凯尔特人、阿拉伯人，他们的整个结构都是，贵族，资产阶级，然后下面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然后下面才是劳动阶级，最下面是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流氓诸如此类的。东亚的士大夫阶级精确地相当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然而唯有在东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说依靠读书读出来的士大夫认为自己就是精英。在其他任何地方，无论是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还是蒙古人、突厥人、阿拉伯人，读书产生出来的这拨读书人都是平民阶级，他们都不是统治阶级，没有资格以统治阶级自居。他们在社会上起的作用都是偏向激进派这一方面的，自己觉得自己是平民的代表。

为什么在士大夫社会当中这些儒生会认为自己是社会顶层呢？因为他们的社会没有上半截。宋明以后的士大夫社会跟孔子时代的周礼社会比起来，就好像是一个人腰部以上的部分都被砍掉了，而他居然还在走路，居然还没有因为自己没有脑袋而倒毙，这是极其奇怪的事情。孔子时代的周礼社会跟幕府时代的日本社会非常相似，也跟欧洲封建社会和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社会非常相似。他们上面当然是周天子和贵族，一路下来，到孔子那一层。孔子是个没落贵族，小贵族退化下来的，跟平民当中新起来的士大夫地位非常接近，所以很容易弄混淆，他们都是接近统治阶级的边缘、但是还不能自称为统治阶级的人。但是到宋明以后，这拨出身比孔子还差得多、跟范进一样读书读出来的人居然自以为自己是统治阶级了，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能力承担统治的主要义务。

统治的主要义务是什么呢？任何一个稍微学过洛克和政治学的人都会告诉你，统治的主要义务是提供安全保护，保护被统治者的生命和财产。保护生命和财产是政权和一切国家存在的主要理由和所有合法性论证的终极归依。谁能保护生命和财产呢？当然是自己能打的人。在欧洲，一切政权当然都是骑士的后裔，通过各式各样的变形，最终都要追溯到日耳曼骑士。当然，蒙古人在这方面也是比较接近于欧洲的，最终都是要追溯到骑士身上。但是士大夫阶级是鄙视武力、强调文治，而他们自己也是公认的不能打。他们只容许他们管不住的下层阶级当中的社会边缘人，像《水浒传》里面的江湖好汉那些人，在管治之外拥有武力，自己尽可能地使人民失去使用武力的习惯，以方便他们统治，因此他们统治的社会必然是非常软弱的。而他们在没有武力的情况下当然主要就依靠宫斗的技术、各种斗心眼的方式维持统治，因此他们统治的社会必然是高度崇拜权谋，像《三国演义》里面的诸葛亮那种人，各种宫斗文化，因此政治斗争也是非常黑暗的。

政治斗争怎样才能不黑暗呢？你们不要相信那些三流报刊的胡说八道。简单直接地说，政治斗争不黑暗，就是要有一个人人都能服气的解决问题的规则，而这个规则其实最终要落到欧洲封建社会的决斗裁判上面来。大家之所以不斗心眼，就像是狮心王理查德、黑太子爱德华和其他骑士所体现的那样，勇敢的人不撒谎，一切品德的核心就是勇敢。一切败德的、来自撒旦的品德都来自于欺骗和背叛，欺骗和背叛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软弱。勇士不撒谎，因为他没有必要撒谎。他跟你发生分歧的时候，他直接跟你决斗。敢上战场的人没有必要弯弯绕绕去撒谎，没有必要去搞那些斗心眼的事情。勇敢、诚实和正直这些品质是连在一起的，诚实和正直是勇士的特权。只有你足够勇敢，你才能够充分地诚实和正直;如果你是懦夫的话，你既诚实不起来，也正直不起来。这几者之间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的。

士大夫阶级的不稳定性依靠什么来弥补呢？依靠比他们更高的皇帝来维持。皇帝的出身不是征服者蛮族的后代就是江湖好汉的后代。例如，柴荣和赵匡胤就是未来张献忠和朱元璋的阶级祖先。只不过他们生活在离门第社会、离中世纪鲜卑人和沙陀人的社会比较近的时候，还没有像后世朱元璋和张献忠那样吃人肉的无产阶级，所以表现还稍微好一点，但他们已经开了这个头了。另一拨人就是像唐太宗和忽必烈这样的，他们本身就是内亚骑士，像日耳曼骑士的那种人物，是征服者的后裔。没有这两种武力的保护，士大夫阶级无法有效进行统治，但是他们要使人民相信，他们就是社会中的最高层，使用武力是不道德和愚蠢的。士大夫的统治内在地注定了蛮族征服或者江湖好汉造反两者必居其一，是要周期性地进行的。

蒙古人灭金灭宋以后，一方面建立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殖民地和封建性的据点，一方面又根据蒙古人所习惯的那种习惯法的原则，把那些编户齐民的体制还能够有效维持的地方原封不动地按因俗而治的方法继续维持下来，就像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接管了孟加拉过去的编户齐民领地一样。他们对廓尔喀人采取封建性的手段，对孟加拉人就采取官僚管治的手段，因为在他们来以前情况本来就是这样的。蒙古人也是这样的。他们自己带进去的那批内亚人，例如在朱元璋的淮右附近，就有很多阿兰人、高加索人、钦察人之类的内亚蛮族。这些内亚蛮族有很多像是龙云他们一样，本来他们的名字都是很长很长的多音节词，但是后来他们也采取了别号之类的手段，把他们的名字简化成为三个字或者两个字，以至于后人往往以为他们是宋人的后代或者是汉族什么的，其实这个地方在元末是一个种族混杂的地方。

例如，安徽、长江以北的那一部分是所谓“淮右布衣”所来源的地方，就有两拨人马：一支是后来投效朱元璋的巢湖水师俞氏那一批人，他们就是内亚人;另一批人是柏氏，不知道后来安徽都督柏文蔚是不是他们家的人，反正安徽姓柏的一拨人其实很大一部分是从内亚、蒙古人带来的那一拨蛮族的后代，但是如果你只从他们的名字上来看就看不出来。在明初的亚述式大迁徙和大流放毁坏了原有的历史记忆以后重新形成的这拨人，他们很可能会重新发明自己的家谱，把他们联系到汉朝或者周朝的某一个诸侯国身上，抹去他们原有的内亚出身。这些人的习惯法团体在宪法上占的地位跟满洲帝国末年的租界比较相似，人口是不多的，但是在政治和经济上是极其重要的。而编户齐民的领地呢，他们在人口上是极多的，但是在政治上地位更低，在习惯法生产机制上面是比较微不足道。蒙古人按照尊重习惯法或者干脆懒得理你的方式，能够实行司法自治的地方是允许司法自治的。

所以，有元一代，元典章保留的习惯法之多为列朝所未有。我们不能光看名字，列朝都有它自己的典章，但是大多数朝代的典章讲的都是些空话或者礼仪性的东西;而元典章有一半像是普通法或者沙里亚法，它包含了地方习惯法的集成，包含了众多的司法判例。这些就是苏东坡和儒家文人学士鄙视的法律事务。苏东坡在他的诗歌中公开写道，“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这是儒家士大夫普遍的看法，就是说，法学是卑贱的，德治才是儒家的正常状态。习惯法是地方上的胥吏赖以取利的东西，跟我们掌握的普世价值和普世道德相比起来是极其卑贱、极其没有价值的东西。但是蒙古人不是这么看的。就像我在上次讲座中说的那样，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儒家是什么呢，儒家不过就是长生天的萨满而已，是搞巫术的。地方上应该怎么管治，蒙古人的做法很简单：要么你是我的敌人，我一路打过来，直到把你打败为止;如果你是依附我的，那么很显然，你们必定有自己的头人、法官和习惯法，你们原先的习惯法是什么，你们继续按照习惯法审判就行了，在涉及跟蒙古人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再用蒙古法好了，否则我们也懒得管你那么多闲事。

其实，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和欧洲、西亚的绝大多数征服者采取的都是蒙古人的这种做法。编户齐民和官僚管治这种做法在除了东亚以外的全世界都是，第一是非常少见的，第二从来都是地位最低的。从罗马帝国时期的埃及领地开始到大英帝国时期的印度领地为止，中间加上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伊斯兰教帝国，所有的地方，只要是实行吏治国家和官僚管治的地方，都是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最低的地方。比较NB、罗马人看得上的地方，那就是希腊城邦，罗德岛和马赛岛的共和国，它们跟罗马一样是共和国，罗马人瞧得起它们;其次就是西班牙和高卢那些本来就是蛮族的部落，伊里利亚那些蛮族部落，看他们能打，等他们立了军功以后请他们进元老院。像埃及人这种又怯懦又胆小的人，就是会干活、挣钱、交税、纳粮的这种人，既没有能力维持共和制的城邦，战斗力又等于垃圾，这种人纯粹费拉，最低一级，永远进不了元老院。英国人、蒙古人、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做法也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费拉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的人口足够的多，因此在战争对于那些抵抗力比较强、冲锋陷阵消耗比较大的团体消耗得很厉害的时候，他们可以占到相当大的优势。但是费拉没有自身的政治主动性，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僭主利用他们的话，他们也是无能为力的。

蒙古帝国衰落以后，当然是群雄并起。根据蒙古人自己宪政里面本来就有的那些封建因素，还有一部分亲蒙古的儒生替他们发明出来的周政主义理论，这个问题是很好解决的。难道神圣罗马帝国没有衰落过吗？阿拉伯人的帝国和突厥人的帝国没有衰落过吗？日本天皇的权力在镰仓幕府以后不也就衰落了吗？衰落没有关系，周天子也是照样衰落的。儒家经典和蒙古习惯法都说得好，国家元气肇自西北，我们是实行周政的国家，周政者，封建主义也，周天子衰落了以后不是有齐桓公和晋文公出来了吗？那么我们就委任这些人，以大可汗的名义承认这些人的事实权力，给他们一些诸侯的地位，让他们代天子维持秩序，天子继续神圣而尊严，各地成立自己的幕府，各路诸侯去管事，问题不就自动解决了吗？这跟蒙古人原先有的部落体制不是一模一样吗？非常省事。

当然，蒙古朝廷里面也有另外一派，那就是以脱脱、石抹宜孙和刘伯温为代表的这一派，这一派就相当于是满洲帝国末年文祥、恭亲王和曾国藩他们那一派，这一派包含和吸收了大部分宋国、金国遗留下来的士大夫力量。我刚才讲到的周政派等于是蒙古保守派的部落贵族和儒家文人学士当中比较偏向封建主义这一派的一个结合，而脱脱这一派是蒙古贵族当中比较偏向中央集权和官僚管治的一部分跟宋国、金国遗留士大夫的一个结合。他们主张不能这样做，忽必烈皇帝辛辛苦苦才把权力集中起来，你们又要这样封建下去，TMD，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要派贤相脱脱出征，把高邮的张士诚那些王八蛋统统消灭掉。地方上，刘伯温要站出来做一下曾国藩，跟石抹宜孙这些蒙古大臣合作，坚决不能让蒙古人承认方国珍、张士诚这些万恶的反贼做自己的诸侯。这不是反了吗？剿贼的士大夫还没有官做，你们这些贼居然被大可汗承认了，封你们做诸侯了，反了反了，我们绝对不能接受这种事情。蒙古帝国晚期的朝政就在这两派的斗争中蹒跚前进。

封建派的理论有一个显然的优势，就是它不怎么花钱。如果张士诚下了姑苏，那么皇上封他做平章，问题就解决了。张士诚自然会把原来平江府的粮饷留一部分给自己，留一部分通过海路运到大都。从大都朝廷的角度来讲，粮饷虽然损失了一部分，但是损失还不多，剩下的事情可以照常进行。而如果按照脱脱和刘伯温的那种做法的话，那么大都的朝廷就必须点起重兵，自己筹备一批钱粮出来跟张士诚打一个你死我活。而且众所周知，割据称雄的豪杰又不是只有张士诚他老人家一个，四面八方一路打下去，朝廷到哪儿找这么多钱粮去？所以搞到最后，大汗本人也翻了脸，索性把万恶的脱脱杀掉，给朝廷节省下钱粮。

元顺帝后期的政策就是，打倒了中央集权派以后就放手让各路诸侯自己去打。当然这样的毛病就是，诸侯和诸侯之间就像是法兰西的各路公爵之间一样，也是可以打起来的。比如说，王保保的以晋国为核心的那一个系统磁盘区入了太子派和反太子派的宫廷斗争，跟今天山东河南的其他各路诸侯打起来了，又跟今天陕西的关中四将打起来了。张士诚和方国珍彼此之间也是打得一塌糊涂。陈友定在今天的福建也是本来按照士大夫的观念来看也是一介武夫，没有资格做官的，也是根据蒙古人的封建理论做了诸侯，他后来坚决抵抗朱元璋南下，但是即使朱元璋没有南下，他跟南粤的何真这一类诸侯早晚也会打起来的。于是，蒙古帝国的大片土地就被各路乡兵、义兵、诸侯所分割了。

这些乡兵、义兵、诸侯很大一拨是形式上像日本诸侯忠于天皇那样，像张士诚那样是忠于大汗的。这一批亲蒙古派的诸侯，他们的理论依据就是周政派，阶级基础则是比较接近于地主阶级和豪绅阶级的。像张士诚进了平阳以后，由反元变成亲元，主要就是受了苏州那批地主阶级的蛊惑。那些地主阶级一方面出于法统理论，另一方面出于地主阶级作为有钱人的阶级本性，他们是怕乱的。他们认为，有一个大汗的权威罩着，对他们是有好处的，而且蒙古人的习惯法管治相当宽松，甚至比宋人的管治更加宽松。

蒙古人觉得，这样宽松的管治对他们的妨碍不大，最重要的是维护他们在地方上的阶级特权，保护他们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不要让邪教组织和流寇使他们的财产和人身受到威胁，尽可能地将战乱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谁能将战乱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呢？那么我们就要寻找一些开明派军阀。一方面他跟地主阶级的阶级感情比较好，愿意保境安民。另一方面，他不能有太大的野心。有太大的野心，他到处去打仗，想要吞并全国，自己做皇帝，那么他就会把我们的钱统统抢光，我们的日子就要不好过。如果他愿意保境安民，就是说，就待在原地不动，接受皇帝的封号，你在平江，皇帝就封你管辖平江，然后你有了合法地位、可以安安稳稳做官了以后，你不到处去打了，那样你的负担就很轻，你负担轻了以后就不会向我们要钱，这样大家都皆大欢喜。如果你带着流寇到处去打的话，我们的财产损失可就太大了。同时，那些流寇是无产阶级，他们肯定要想办法抢我们的，万万不行。

张士诚由盐枭变成吴王，就是地主阶级用糖衣炮弹腐蚀军阀的一个典型，跟满洲的银行家、工业家和商人跟张作霖建立联盟的模式差不多。但是另外一批无产阶级色彩比较强、流寇色彩比较强、同时野心比较大、一心想要把蒙古帝国整个打垮的那些革命家，他们就不会满足于这一点。区区一个苏州、平江算得了什么，我要打下全国。你们这些地主太有钱了，我要带着无产阶级把你们的家抄了，把你们的所有钱都拿来给我做军费。无产阶级满足了自己的嫉妒心，而我呢，我这个候补皇帝兵也有了，钱粮更多了，打天下就变得更容易了。这两条阶级路线的斗争就是朱元璋和张士诚的斗争的实质。

当然，朱元璋是无产阶级、流寇路线和邪教路线的代表，而张士诚则是封建路线、保守路线和地主阶级路线的代表，或者说是投降主义的路线，因为张士诚这种性质的人占了上风的话，那么蒙古帝国就自动地解体成为无数的幕府和军阀管治、但是名义上还是蒙古皇帝当权的地方，就会变得很像神圣罗马帝国和幕府时代的日本。要说它是统一的吧，各地的军阀和诸侯一点也不统一，相互之间动不动要打来打去;要说是不统一的吧，各路军阀也好，诸侯也好，他们都认神圣罗马皇帝，都认日本天皇，也都认蒙古大汗，所以象征性的秩序还是有一点的，同时冲突也打不大，因为大家都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战争倾向于向有限战争的方向转化。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像张士诚这样的诸侯有一定的可能性会转化为像五代十国钱王时代的那些各路诸侯，彼此之间相互承认各自的边境，保境安民，谁也不侵犯谁，使生产得到恢复。

张士诚后来被朱元璋的谋士说成是一个懒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地主阶级的腐蚀之下，子女玉帛已经不缺了，他想的就是安安稳稳地过好日子，过好日子就要把边界划清。丹麦人的边境和瑞典人的边境一旦划清以后，两国国王就可以几百年和平下去，大家的日子都好过。南唐和钱王的吴越之间也是这种情况，他们就再也不像是安禄山时代那样打来打去，而是维持了上百年的和平。吴越的富裕主要是钱王打下来的基础，跟他的和平外交政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张士诚继承的就是这条路线。对于朱元璋身边那些一心想吞并天下的谋士来说的话，这种路线显得太没志气、太没野心了。用污蔑性的政治语言来描绘他，这就叫做坐守之寇。而朱元璋和陈友谅则是进取之寇。

朱元璋的谋士主张先打陈友谅，因为陈友谅是进取之寇而张士诚是坐守之寇。也就是说，无论你打不打陈友谅，陈友谅反正都是要打你的;而张士诚呢，他像是瑞典国王一样，你只要不打他，他是不来打你的。所以朱元璋的谋士就认为，你应该先打陈友谅。其实，朱元璋和陈友谅是同一类型的人，既是邪教又是流寇又是无产阶级。陈友谅在两湖地区的动员能力就是总体战方式的，所有的男丁都抓起来当兵，上船，鄱阳湖水战。然后朱元璋反过来打过去的方式也是总体战式的，到了今天的湖南，一路给我杀过去，所有的男人都杀个精光。

因为这些记录像xxx的暴行一样是史学家不敢记载的，所以只有民间传说。据说朱元璋杀到湖南的时候是下令把所有人都杀光的，只有一个带着婴儿的母亲因为哭叫而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朱元璋拍了拍脑袋，扔给她一面黄罗伞，说是，你拿着这面黄罗伞，我下一道命令，黄罗伞以下的人都不杀，就可以保你们母子平安了。然后这对母子用狡猾的手段，用这面黄罗伞不仅是救了他们母子二人，而且救了一大堆乡亲。而没有被黄罗伞庇护的大多数人都按照朱元璋原有的命令，被朱元璋的兵杀光了。据说后来的湖南人，除了那些从江西迁来的人以及从山上下来的蛮族以外，都是这面黄罗伞所荫蔽的极少数人。就是因为朱元璋看那个孩子哭得可怜，在他杀人如麻之后偶尔动一点慈心，其他人都被他杀掉了。

这个故事当然不可能是真的，但是却具有诗意性的真实。也就是说，从考据意义上不是真的，但是却真实地反映了朱元璋进军两湖的过程中实行的大屠杀。而明朝前期江西填湖广的巨大规模也说明，当地的户口确实是基本被清空了。既然是清空了，当然少不了朱元璋的贡献。当然不是全是朱元璋杀的，肯定有一大部分人死于社会解体造成的饥荒和瘟疫，还有一部分人是陈友谅和其他人整死的，但是朱元璋绝对没有少杀。否则的话，明朝初年的湖广不可能像是清朝初年的四川那样需要大量的移民。

但是，张献忠屠杀了巴蜀以后被清朝的士大夫骂得一塌糊涂，而朱元璋洗了湖广以后明朝的士大夫就不敢骂他。原因当然很简单：士大夫都是欺软怕硬的，张献忠他老人家失败了，爱新觉罗家族不会负责保护张献忠的名誉，所以你骂张献忠没问题，张献忠屠四川的记录就这么保存下来了;而朱元璋的后代还在当皇帝，士大夫阶级可不敢说朱元璋他老人家在湖广的时候是怎样大开杀戒的，常遇春在围杭州的时候、胡大海在围苏州的时候是怎样强女、是怎样掳掠民宅、是怎样残害士大夫的，常遇春进犯今天的河北的时候是怎样留下了大红虫吃人、把当地人吃得一干二净的可怕传说的。

残存的当地人民说朱元璋和常遇春的部队是食人族，是吃人肉的大虫子。之所以是红虫子，是因为他们是红巾军的分支，头上是裹着红巾的。所以，他们的军队横扫过来，扫地一空，把漳水沿岸的居民扫得一干二净，就被说成是可怕的红虫子和红蚂蚁吃人。当然也有相应的传说是说，常遇春在睡梦中下了一个命令，见人就杀，他的士兵就接到命令见人就杀，然而他睡醒了以后又后悔，下令封刀，但是救下来的人就像是朱元璋在湖南救下来的人一样是极少数，大多数人都被他杀光了。这就是朱元璋夺取天下的方式，他其实就是张献忠以前的张献忠。

没有朱元璋，听任张士诚、陈友定和何真这样的土豪性质比较强的诸侯发展下去的话，也许张士诚、何真和陈友定就变成钱王、闽王、南汉、马楚这些政权的化身，能够维持一个类似五代十国的稳定局面。他们再加上王保保那样内亚血统的封建诸侯，就可能形成一部分像是日本幕府的封建领地，一部分像是五代十国的各国并立，形成相对稳定的边界线，把战争变成比较节制的封建性战争。按照这种方式的话，也可能东亚大陆一部分会有类似日本的发展，另一部分则会有类似东南亚的发展，无论如何都会比朱元璋和张献忠的朝代死人死得更少，吃人吃得更少。

朱元璋的胜利绝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张三当皇帝或李四当皇帝的问题，他不仅摧毁了蒙古人虽然退化、但还残留的一点贵族封建传统，而且消灭了他当皇帝的竞争对手——像张士诚这些相对而言比较温和的人，而且通过他的成功，使得大明王朝成为二十四史历代王朝当中唯一一个吃人吃得理直气壮的王朝。大明王朝的官员和兵将吃起人来是理直气壮的。所以，伪造岳飞的那首诗“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实际上是明朝人写的，这不是偶然的，宋朝人和清朝人都写不出来。

例如鲜卑人的唐人，像张巡也是吃了人肉的，杀了他的爱妾，抵抗安禄山的军队，但是长安的朝廷为此甚至连奖励都不愿意给他。他本来是立了功、应该受奖的，但是长安的朝廷和士大夫觉得，吃人这件事情跟我朝的精神好像不符，跟孔圣人、孟圣人的教诲也明显不符，功劳是有功劳，但是这么残忍的事情怎么能鼓励呢，所以硬是没有给他封赏。还有一批疯狂的儒家士大夫理直气壮地谴责唐朝的皇帝，你们怎么居然还有点人性呢？这么立功了你们都不封赏。其实这只是说明鲜卑人还有一点点人性，觉得他虽然替我立了功，但是是用如此残忍的手段立功的，我都不好意思赞赏他。

就像是，汉光武对于子密这样用残酷手段杀了燕王彭宠派来的投降的人，虽然为我立了功，但是手段还是太残忍了，我只能封他做“不义侯”。唐人对待张巡这种食人族的看法，就是汉人对待不义侯的看法。也就是说，吃人还是照吃的，但是吃得很不理直气壮，觉得吃人这件事情毕竟还是不对的，毕竟是不符合孔圣人和孟圣人的精神的。偷偷地吃，我们管不着，算了;但是理直气壮地吃，理还是有点不壮。

而朱元璋的明朝这一朝则是从头吃到尾，大官和军人理直气壮地吃人和卖人肉。像袁崇焕被杀了以后，他的人肉被北京市民买去吃，这是正常状态。贵阳被当地的土豪围攻的时候，明朝的官兵就公然把贵阳的市民抓来卖。最后等到援军来解围的时候，街上到处都是卖人头的、卖人胳膊的各式各样的摊子，一个人头卖二百文，人胳膊和人腿各有各的价钱。那支军队就是依靠吃人和卖人肉才生存下来的，卖的人肉理论上讲都是他麾下的良民的肉。当然，他们在进攻桂尼士兰的时候，在大藤峡战役或诸如此类的战役的时候，除了一如既往地要割掉男人的生殖器、把女人卖做奴隶以外，也没有少吃人肉。

明朝是唯一一个政府官员和军队的将领可以理直气壮地吃人、不但不会受到制裁、而且还会传为美谈、载入史书的朝代。后来张献忠被清朝搞垮以后，清朝的士大夫阶级痛骂了一阵张献忠，就给别人留下一个错误印象，以为明朝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并不吃人，是张献忠这种流寇才吃人的。其实，张献忠遵循的不过是朱元璋和常遇春的传统。他吃人，跟他作对的明国官兵照样吃人。在他出生以前，从朱元璋开始到成化皇帝、正德皇帝一脉相传，有明三百年江山，全都是合法吃人的江山。

这种情况在鲜卑人的唐朝和满洲人的清朝是不行的。清朝在发生饥荒的时候，比如说像纪晓岚的笔记小说记载，也有卖菜人和两脚羊的，但是有清一代的记载没有说是满洲八旗官兵吃人肉、卖人肉的记录。显然，八旗官兵是有粮饷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明国的官兵也是有粮饷的，他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吃人和卖人肉。鲜卑人的唐国吃自己的部下、吃自己的子民是犯法的事情;而明朝的地方官员和军队的将领吃自己的子民——不是吃盗匪和敌人的肉，不是说吃袁崇焕这样的叛臣或政治犯的肉，不是说吃苗人或瑶人的肉，而是吃自己治理下的百姓的肉，编户齐民、良民、顺民的肉，是合法的，不会受到惩罚的。

二十四史这么多王朝，就只有朱明王朝这一朝才可以这样做。虽然号称都是专制主义，虽然号称明清专制主义一脉相承，但是明国的作用不仅仅是把蒙古那种包含封建残余的专制主义大大加强了，而且是把反人类罪、把食人族的传统发展到有史以来、在全人类历史上都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高度，而且持续时间高达两百多年，覆盖的范围高达一亿多人口。这样的情况显然是把虽然同样是食人族的殷商纣王、阿兹特克人和刚果黑人远远地抛在后面了，使明国士大夫和汉族发明家无限崇拜、发明成民族英雄的朱元璋子孙的征服者满洲帝国显得黯然失色，完全没办法相比。

我们要认真考虑一下，夹在蒙古人和满洲人之间的这个所谓汉人的明朝，到底是比蒙古人和满洲人更好还是更坏。当时的人的看法是很清楚的，包括朱元璋的说法都是清楚的，元以宽失天下，宋元之弊在于宽弛，而朱元璋以严猛之政应对宽弛之弊。他太太马皇后作为女人，心比较软，就表示不满意，说，宋过仁厚，仁厚难道不是比刻薄更好一些吗？但是当然，正如明太祖和明成祖这一对父子留下的记录一样，这话基本上没有起什么作用，他们继续从容地杀人吃人，把受害者的妻子儿女卖做妓女，把男性受害者的睾丸割掉，把妻子和儿女送进妓院，其残酷和卑劣的程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然，在这种基础之上再举行被他骟割过的孟子和儒家经典的考试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朱元璋时代和明国的科举考试训练出来的当然都是范进这样平民阶级出身的儒生，论阶级成分比朱元璋好不了多少，言论自由、创造自由当然是一点也没有，只能够跟朱元璋本人和他周围的武将一样进行疯狂和的斗争，对失败者进行残酷的迫害。而明国士大夫阶级和宦官党派之间的残酷迫害又是宋元所无法相比的。满洲人入关以后对他们之间的党派斗争感到很厌倦，因为满洲人最初的意见是，过去明朝的党争已经过去了，现在你们都投降了，我们不提过去的事情了，但是他们还是非要借助满洲人的力量去消除异己不可。

所谓的文字狱，绝大多数都是山东帮和吴越帮两帮儒家士大夫搞的，双方都想利用满洲人的刀子去消除异己。“康熙皇帝就很厌倦地说，”你们相倾相害，满洲谁害汝？“从满洲人的观点来看，造反主要是杀人的事情而不是动嘴皮子的事情。所以，说谁动了嘴皮子就算造反的话，满洲人觉得很无聊，这个标准很不客观。而双方的士大夫阶级在相互告密的时候却做得很积极，一定要满洲人鉴定一下，说了哪些话或者写了哪些书算是造反。对于满洲人和蒙古人原先根据刀头舔血才算造反来说，写诗这些事情照蒙古人的规矩来说并非盛朝所不能容。满洲人的规矩是，可以治一治，但也是比较被动的，是出了事才治。即使是到乾隆皇帝的朝代，也仍然是不肯搞预先检查的体制，要出了书以后才能够查禁你。没有出书以前就先检查，这是吴越士大夫提的建议，连乾隆皇帝都觉得没法忍受。

认真说来，蒙古人比满洲人要宽容，满洲人又比朱元璋的子孙要宽容。蒙古人的内亚性最强，满洲人这个东北亚人的内亚性比较弱一点，而朱元璋这个流氓无产阶级是最残忍的。所谓的三家轮流坐庄，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从专制主义的极端程度来看还是从阶级地位的空前低落来看，其他朝代都无法与明朝相比。社会上稍微富有一点的人，像沈万三这样的人，虽然沈万三不一定实有其人，但是朱元璋以贫下中农和邪教领袖的身份斗争苏州士大夫的记录，把他们划成黑五类，流放到凤阳去，所有的黑五类的名单都要记载下来，世世代代不能改，这些做法都是有充分的历史依据的。反人道主义灾难的范围之广，性质之恶劣，影响之深远，古今东西没有能够跟朱元璋相比的。他可以说是东亚吏治国家专制主义文化彻底堕落、堕落到极点的产物，他使传统的吏治国家堕落到了流氓无产阶级的水平。

从他的废墟之上，成长起来了我们今天所谓的“汉人”。“汉人”这个词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发明，以前没有“汉人”这一说。“汉人”要么就是汉朝的臣民，跟“晋人”是晋朝的臣民、“宋人”是宋朝的臣民一样，只是一个朝代的意义;要么就是“汉儿”或者金人和元人所谓的“汉人”，就是指的金国那些写方块字的居民。而汉族之所以会变成希腊族、拉丁族、阿拉伯族这样的文化泛民族主义的名词，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那些民族发明家发明出来的杰作。他们发明的标准就是根据朱元璋统治的两京十三省这个空前严密苛刻的吏治官僚体系管辖的编户齐民和顺民，也就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拨可以被他们的军官、太守和县官合法地拿去吃人肉、拿去卖人肉的人。以前其他的编户齐民，哪怕是鲜卑人和蒙古人的编户齐民，阿拉伯人和满洲人的编户齐民，他们只要是能够纳粮纳税、当顺民就足够了，还没有说是当了顺民以后还要献出自己的人肉的。只有这一批必须献出人肉的居民，构成了章太炎这些汉族发明家的发明原材料。

他们在辛亥革命的前夜发明汉族的时候对汉族做的定义就是，朱元璋统治之下这些随时可以被吃的菜人构成汉族;而朱元璋收编以后进入军府的那些蒙古人、内亚人、滇人、湘人、苗人、百越人，总之是那些还保留了一定部落传统、还有一定战斗力、因此只能编入军府、不能交给编户齐民的人，他们不算汉人。但是，这些人在被朱元璋的后代强制改名同化以后，比如说原先是朵颜三卫的蒙古人，后来改名叫做李贤、孙镗，你以为他们姓李姓孙，所以是汉人，其实他们的祖先跟龙云一样是姓纳吉或者诸如此类的，是蒙古人、满洲人或者诸如此类的人，但是做了明国的军官几代以后，渐渐地就像杨家将一样，改了汉姓以后渐渐就丧失了自己的武德，变成编户齐民诸如此类。这就是所谓的同化能力的奥妙。当然也有相反的，就是不愿意接受这种可怕的同化的。哪怕本来是吴越人，本来就是只有两个字或三个字的汉名的，也会在这个历史关头逃避朱元璋的恐怖统治，投奔漠北。其中很多人就变成了所谓的元遗民，跟着王保保之类的出塞逃走，然后后来跟着白莲教徒、走私商人之类的逃到蒙古、满洲或日本去，或者是上山变成苗民或瑶民，相反方向的流动也是存在的。

最后根据这种双向淘汰和双向流动形成的所谓的“汉人”，也就是明国两京十三省的编户齐民，也就是章太炎这些汉族发明家认为可以做他们祖先的原材料，他们的真实定义就是菜人。菜人是一个子集，是编户齐民的子集。编户齐民和费拉顺民并不都是菜人，但是菜人都是费拉顺民。编户齐民本来已经是人类当中最的一群了，但是大多数编户齐民都还可以有不被吃人肉的权利，而唯有明国这批人是连不被吃人肉的权利都没有。就是这批菜人，是汉族的祖先。所谓的汉族，就是明朝统治下的这批菜人。然后这批汉族发明家以明朝的菜人为标准发明的汉族这个概念，又把朱元璋推举为反对内亚蛮族侵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英雄，就这样制造出了1911年的“汉人”概念。

我们要明白，从历史的脉络上来讲，“汉人”等价于明国的菜人，而不等价于汉朝的臣民或者金国、蒙古国的所谓汉人。“汉人”从性质上来讲，跟“拉丁人”、“阿拉伯人”、“希腊人”一样，是文化民族主义概念，也就是说它是以语言和文化为鉴定标准的。但是全世界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概念，无论是“泛突厥人”、“泛阿拉伯人”、“泛希腊人”还是“泛拉丁人”，没有一个是以菜人为基础构建出来的。以菜人为出身，以屠杀菜人、确定菜人地位的朱元璋这个屠夫为菜人的民族英雄，这种民族发明学在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全部历史当中只有一例，就是我们今天所谓中华民族的五十六个民族当中的主体民族汉族。而朱元璋是汉族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两京十三省的明国是汉人或者菜人真正的培养基。

当然，从这个培养基里面培养出来的产物会是什么样子，其实已经是预先确定了。所谓你通过选择你的神明来选择你的命运，民族发明学就有一个选择子孙命运、选择子孙教育模式的意义。如果保加利亚人说自己是希腊人，那么拜占庭帝国就是他们的祖先了，他们建立起来的国家就必须按照拜占庭那种官僚专制主义国家的路线来走了;如果他们说自己是阿瓦尔人的后代，他们就是自由的蛮族，但是这个蛮族是不信基督教的，他们在基督教的欧洲就会孤立无援;如果他们说自己是保加尔人的后代，那就是说，第一他们是自由的蛮族，第二他们也是基督徒，跟欧洲其他的自由蛮族的后裔和基督教国家可以和睦相处。这就是为什么保加利亚的发明家，尽管他们大多数其实是拜占庭帝国希腊人的后代，当时1821年革命的希腊人和他们的祖父其实已经把他们发明成希腊人了，他们拒绝把自己发明成为希腊人，又拒绝把自己发明成为阿瓦尔人，最终把自己发明成为保加尔人的原因。这三种不同的选择代表了选择蛮族自由还是帝国专制的选择，同时也代表了是选择基督教蛮族路线还是选择异教蛮族路线的政治选择。

而清朝末年那些汉族发明家，章太炎和胡适这批人，在选择朱元璋做自己的民族英雄、在选择菜人做汉族的发明模板的时候，无论他们是出于东亚洼地的孤陋寡闻，井底之蛙，没见过世面，没有见过全世界大多数地方、比他们更早的地方的民族发明学的正宗和大多数民族是怎样发明的，还是他们故意的，因为仇恨满洲人，一定要选择一个满洲人的敌人，无论他们的动机是出于无知还是出于嫉妒和敌意之类的，效果都是一定的：他们发明出了一个以朱元璋为英雄、以菜人为模板的汉族，就已经注定了被他们发明出来的这个团体及其子孙绝不会有好日子过。

这一切都是从伟大的食人族朱元璋开始的。他当然不仅仅是诸夏的罪人，而且是人类的罪人。例如像是苻坚和文明太后冯氏这样的人，他们可以说是毁灭了本来可以出现的东亚多国体系，但是他们谈不上是人类的罪人。他们虽然也杀了人，但是跟其他所有统治者和政治家一样，是根据政治理由杀人的，他们并没有突破人类文明的底线，他们不是食人族。只有朱元璋，不仅是诸夏的罪人，而且还是全人类的罪人。

谢选骏指出：按照我所建立的历史模型，朱元璋类似汉刘邦——他们都是流氓出身的独裁者，驱逐了一个外来政权（秦和元）的统一帝国，取而代之。照理说，朱元璋的明朝本来也有机会像刘邦的汉朝一样，在二三百年的周期过后重建帝国的；但是，南明却失败了，沒能像东汉那样成功苟延。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根子在于朱元璋过分贪婪，把“家天下”发挥到了极致，结果就被满洲人的“族天下”取代了。也就是说，满族虽然不足百万人口，但还是多于朱家的十万人口。南明失败的根子在于朱元璋贪婪，结果朱元璋的家天下，败于满洲人的族天下。

【40、江泽民和刘晓波殊途同归】

《江泽民魂归黄浦江 骨灰撒入长江入海口》（中央社 2022-12-11）报道：

（中央社记者李雅雯上海11日电）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日前逝世，在其妻王冶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等人陪同下，江泽民的骨灰今天中午于长江入海口撒入大海。

新华社11日下午6时许发布消息，“遵照江泽民同志及其亲属的意愿，敬爱的江泽民同志的骨灰11日在长江入海口撒入大海”。报导称，江泽民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生前留下意愿，自己的骨灰撒在长江和大海。”而在25年前，中共第2代领导人邓小平1997年逝世后，骨灰也是按照其生前遗愿撒入大海，当时报导也称“邓小平同志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报导指出，中南海11日上午降半旗表示哀悼；来福堂裡白色幕布悬挂江泽民的遗像，遗像下方为覆盖党旗的骨灰盒。上午8时10分，蔡奇和治丧委员会办公室成员与江的亲属们向遗像行三鞠躬礼，后由亲属捧著遗像、骨灰盒和花圈走出来福堂。

灵车驶出中南海时，在中南海工作的干部职工于道路两侧送别。灵车驶入西郊机场，空军官兵列队脱帽、目送载护骨灰盒的专机起飞；专机在北京上空绕飞一周，作为告别。

专机在上午11时5分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后由灵车载护骨灰盒前往吴淞军港码头。报导提到，由于江泽民的故乡在扬州，特以军舰扬州舰载护骨灰盒。中午12时35分，扬州舰抵达长江入海口水域，蔡奇和王冶坪等江的亲属，将江的骨灰和花瓣撒向江海。

江泽民于11月30日在上海逝世，终年96岁。追悼大会于12月6日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由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悼词。

蔡奇和江泽民夫人王冶坪、长子江绵恆、次子江绵康等撒骨灰。

遗孀王冶坪面对即将撒入大海的骨灰。

军舰黑底白字横幅上写著「江泽民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江泽民亲属捧护著骨灰登上扬州舰。

蔡奇上午在中南海向江泽民遗像三鞠躬。

吴淞军港码头，国旗半垂，海军官兵整齐列队。

网传海军扬州舰今天护送亲友，将江泽民骨灰撒入上海黄浦江。

江泽民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江泽民骨灰盒上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

江泽民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江泽民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网民嚎叫：

不飞 发表评论于 2022-12-11 13:38:46

江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有点自知之明！包子是最不要脸的，齐奥塞斯库就是他的归属！

old-beijing 发表评论于 2022-12-11 13:34:34

老习不知会不会有同样的待遇？要是象齐奥塞斯库那样， 或者被小飞刀剁成包子馅，那就省了这一环节了。

量子纠结 发表评论于 2022-12-11 12:25:31

毛腊肉被风干晾起来后供人自拍的安排问过腊肉本人吗？

mudanxianzi 发表评论于 2022-12-11 11:45:09

RIP

挺没劲 发表评论于 2022-12-11 10:52:00

相比那些建帝陵的共产党员，这样确实一了百了。

总是糊涂 发表评论于 2022-12-11 10:39:16

不会受香火，也不会被鞭灰。聪明！

一条小路 发表评论于 2022-12-11 10:19:09

武漢病毒把禍國殃民的江賊民送進地獄。永遠在你的心中？你也在地獄嗎？

jinzhengping 发表评论于 2022-12-11 09:28:48

这些人都知道共产党会有倒台的一天 不受鞭尸之辱

老子说两句 发表评论于 2022-12-11 09:18:25

RIP!

bia 发表评论于 2022-12-11 08:46:22

XM25 发表评论于 2022-12-11 08:43:00

他不是唯物主义者。他信万物皆空，所以不在乎什么骨灰。

不好吃懒做 发表评论于 2022-12-11 08:34:02

Very smart!

东方@DongFang_USA：官媒報道稱，遵照江澤民和親屬的意願，江澤民的骨灰由其遺孀撒入大海。此前曾有分析說，江澤民也許是唯一敢把自己的骨灰葬入八寶山的中共最高領導人，現在看來，他對自己會不會被挫骨揚灰也沒有底氣。由於中共權力繼承一直無法順利交接，有評論稱習近平搞終身制也是出於對是否能平穩著陸沒有把握。

翻译推文下午4：26 ·11月 2022，

谢选骏指出：俗话说“官匪一家”，如此说来，官媒就是匪媒了——所以才会忘记邓小平抛弃骨灰的下场了。还有周恩来也是如此抛弃骨灰的，也算实际上的伪政府首脑吧。但我想到的却是，江泽民这就算是和刘晓波殊途同归了，正合乎他们共同相信的虚无主义——辯證唯物主義。

【41、拜占庭为什么会灭亡】

拜占庭为什么会灭亡？ 主因可能不在基督教内讧，而在于希腊这个种族不行。

不信？ 看看现实，再和历史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最近，欠债不还的希腊竟然发出这样的威胁：不给钱就给恐怖分子发签证！ 其嘴脸和无赖国家北朝鲜如出一辙。

回顾一下历史，在过去的192年中，希腊有90年在违约或进行债务重组，共发生了6起主权债务违约事件。 如今，希腊政府再次欠下千亿外债，如今，希腊政府再次声称拒绝还钱。

2015年，希腊人民发现取钱有点困难。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宣布，本周（6月29日-7月5日）银行停业、股市休市。 希腊近期有多笔外债到期，若无法偿还则会发生主权债务违约，最终可能导致希腊退出欧元区，这引发了银行挤兑。 在一个周末之内希腊人民取出了十多亿欧元的存款，掏空了希腊超过三分之一的取款机。 但这和希腊接近5000亿欧元（约合3.4万亿人民币）债务比起来只是九牛一毛。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然而这句话对文明古国希腊来说似乎并不适用，在过去的192年中，希腊有90年在违约或进行债务重组，共发生了6起主权债务违约事件。 如今，希腊政府再次欠下千亿外债，如今，希腊政府再次声称拒绝还钱。

俗话说的好，欠债的就是大爷，我们来看看希腊大爷是如何拒绝还钱的吧。

还钱？ 德国人先赔二战损失！

德国作为希腊的大金主和欧盟的重要成员国，持有约1/5的希腊外债。 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欧洲各国给予了希腊巨额的资金援助。 在部分援助计划到期后，各国又同意延长救援计划，条件是希望希腊削减开销。

欠债太多要破产了，债主继续借钱给你，并要求你减少开销，慢慢还钱。 面对这样的要求，希腊的回复很直接：把二战赔款纳入债务谈判，要求德国赔付1620亿欧元。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希腊多次要求德国支付二战赔款。 每当希腊陷入经济困境时，这种要求就变为“强烈要求”。

在1945年，美英法三个西方盟国在巴黎会议上达成协议，规定了从德国西部占领区获取赔偿的方法及份额分配，希腊在这个分配方案中享有2.75%的A类赔偿以及4.35%的B类赔偿。

联邦德国在1960年和希腊达成协议，为希腊的纳粹受害者赔偿1.15亿德国马克，条件是从此德国不再受理来自希腊的个人对受害的索赔。

1990年，包括希腊在内的欧洲国家签订了《建设新欧洲的巴黎宪章》。 该宪章宣布欧洲各国搁置历史、放弃对抗。 德国政府认为《巴黎宪章》已经终结了一切和二战有关的法律赔偿义务。

不过希腊对以上这些协议并不买账，今年2月，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演讲中誓言要求德国支付二战赔款。

不赔？ 把你在希腊的财产没收充公！

德国人自然不会理会希腊名为“讨债”实为赖账的行为。 希腊随即表示，要查封境内德国资产作为战争赔偿。

希腊司法部长在3月11公开表示，如果两国在二战赔偿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考虑将德国公民在希腊的房产作为抵押。 希腊最高法院在2000年曾针对德国纳粹在二战期间所犯的一桩屠杀罪行，做出赔偿判决，希腊司法部长说，他现在准备批准这项判决。

希腊威胁没收德国财产也并不是第一次，在2000年申请加入欧元区时，作为威胁手段，希腊政府没收了德国在雅典的财产——歌德学院以及德国考古学院。 德国同意希腊加入欧元区之后，希腊司法部才收回了没收上述财产的决定。

不给钱？ 打开大门欢迎恐怖分子进入欧洲

3月9日，希腊国防部长卡门诺斯表示，如果欧盟停止对希腊的救助，希腊将向来自各地的移民乃至恐怖分子发放欧盟申根区签证。

希腊作为申根协定国，其发放的护照可以畅行26个欧洲申根区。 除了英国，申根国涵盖了欧盟的绝大部分区域。 所以从理论上说希腊的威胁是可以迅速实践的，只要希腊放开签证审核，大量了移民和恐怖分子就可以轻松的经由希腊入境涌向欧洲。

卡门诺斯说：“如果欧盟置我们于危机之中，我们就会用移民冲垮欧盟，倘若在上百万的经济移民大潮中，还有伊斯兰恐怖主义者，那么柏林的情况就会更加糟糕了”。

不给钱？ 我退出欧元区！

欧盟成立之时就提出要实行单一货币和统一的货币政策，欧元区应运而生。 这个包括19个成员国，涵盖3.3亿人的巨大货币区域曾经一度是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有力竞争者。

当初希腊为了搭上欧元区这艘大船，不惜没收德国财产以示威胁。 而欧元区有对成员国经济数据硬性指标，希腊没有达到指标，就花3亿美元雇佣美国的投资银行高盛做假账，使账面上的经济数据达到了要求，最终如愿加入欧元区。

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希腊多次以退出欧元区相胁。 在2012年时，希腊就“十分认真”的声称如果得不到援助就退出欧元区。 今年，希腊又故技重施。 从1月到6月，该国财长多次声称希腊要退出欧元区。

希腊若真的退出欧元区，势必对本国经济造成深重的打击。 但更重要的是，整个欧元区也可能因为希腊的退出陷入泥潭。 各国对希腊的贷款打水漂自不用说，希腊的退出还可能对欧元区的经济和政治造成深远的影响。

退出欧元区会迫使希腊在政治和军事上向俄罗斯靠拢，而希腊仍然是欧盟成员国，在欧洲理事会有否决权。 而希腊一旦开此先河，意大利、葡萄牙这些国家也可能会效仿希腊，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跳船脱离欧盟的体系。 因此，希腊退出的长期影响是加速欧盟的衰落。

退出欧元区，对希腊来说未必是“鱼死”，但是对欧盟来说一定是“网破”。

希腊为何欠了那么多钱？

希腊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最近指责希腊债权人在“掠夺”他的国家。

希腊的债权人，主要是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说白了就是欧洲各国政府。 希腊政府现在欠了大概3000亿欧元的外债，加上企业和银行的债务，总共接近5000亿欧元。

那么欠了大把外债的希腊，怎么就被人“掠夺”了呢？

这事还要从希腊加入欧元区说起。 1997年，欧洲各国决定要发行统一的货币，各国的财长们就聚集到布鲁塞尔开会商定。 彼时，希腊的财长帕潘托尼欧建议说，欧元上最好印上希腊文。 在场的德国财长魏格尔马上就笑了，说你小小希腊还想在欧元上印本国文字，希腊连是不是欧元区的一部分都还说不定呢。

2003年，希腊如愿加入欧元区，彼时的希腊经济在欧洲可以称得上“腾飞”——其GDP增长速度排在爱尔兰之后位列欧元区第二。 而对于希腊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像样实体经济的小国而言，这次经济的“腾飞”只是吹了个美丽的泡泡，很快就破灭成巨大的泡沫。 希腊进入欧元区后有了欧洲这个巨大的靠山，轻松获得了大量低息贷款。 在一段时间内，希腊借钱只用比德国多付0.5%的利息。 这就好比穷小子和一堆富人结了盟，然后打着富人联盟的名义借了不少外债，一瞬间，这穷小子看上去也很有钱。

而希腊不但看上去有钱，其花起钱来也相当不含煳。

2005年至2009年，希腊是全球第五大军备进口国，希腊军费开支在经济危机之前占其GDP的4%，列全欧最高。 而其1100万人中就有13万军人，以人口比例算的话也在欧洲首屈一指。

从1996年到2008年，希腊的公共开支增长了80%。 有统计显示，希腊公务员的平均年薪有7万欧元，而德国只有5.5万欧元。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希腊人的退休年龄是61岁，而其他欧洲国家普遍为65至67岁。 希腊的退休工人拿到的钱是上班时候工资的96%，比德国退休工人能拿到的钱多两倍。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上台时还允诺过，全国可以免费用电，大家可以拿750欧元的最低工资（持有260亿希腊债务的西班牙人均GDP比希腊高，最低工资也只有650欧）。

拼命借钱，拼命花钱，金融危机再雪上加霜，希腊的债务危机迅速发酵。 2009年1月，标准普尔将希腊的的信用评级调至A-，这是整个欧元区的最低水平。 下半年希腊财政状况继续恶化，全球三大评级机构先后下调其主权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正式爆发。

下调一个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就代表着评级机构认为一个国家偿还贷款的意愿和能力下降。 说白了，国际机构认为希腊有可能借的钱还不上。 2011年，希腊的债务超过公共收入的400%。 目前希腊的债务达到GDP的175%，远远超过欧盟对成员国60%的规定。 此时，欧元区选择借更多钱给希腊，以挽救希腊的经济，以及曾经借给希腊的钱。

自此之后，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向希腊注入2400亿欧元的资金。 同时，欧元区各国还于2011年达成协议，减记希腊50%的债务，约合1000亿欧元。 也就是说，欧元区借了2000多亿欧元给希腊，又免了它之前1000亿的债务。

然而这并没有用。

最近，希腊欠的几笔钱陆续要到期。 本月底，希腊需要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亿欧元，下个月还要还欧洲央行35亿欧元。 虽然与高达数千亿的希腊债务比起来这些钱只是个小数目，然而希腊政府表示，我不还。

未来怎么办？ 天知道

欧洲各国一直要求希腊减少财政开支，勒紧裤腰带还钱。 但是紧缩的财政政策势必让本来已经严重衰退的希腊经济雪上加霜，从而使债务问题加速恶化。

那么反过来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大量投资振兴经济？ 希腊已经欠了一屁股的债，还各种威胁不还，实际上也还不出来。 那谁会借钱给希腊，谁会来希腊投资呢？

要不挖掘自身潜力，让希腊人民来次“苦难的行军”，提高税赋延缓退休来增加中央税收再去还钱？ 对不起，希腊人民绝对不同意。 你敢这样干就抗议示威骚乱，再不行就换一个政府。 希腊的的各党派也致力于用“提高民众福祉”这样的议题来拉选票，这不，虽然政府都要揭不开锅了，今年刚刚上台的左翼政府还承诺全民免费用电。

从目前来看，希腊很难偿还欠下的巨额外债，而欧盟也担负不起希腊退出欧元区带来的严重后果。 希腊债务危机的阴云，还将继续横亘在欧洲大陆的上空。

谢选骏 2015年8月03日

【42、胡亥得到了秦始皇的真传】

《他是秦始皇最宠爱的女儿，却被自己的亲哥哥残忍杀害》（2018-07-04 搜狐）报道：

嬴阴嫚（嬴阴曼为误写），秦始皇嬴政之女，又称为嬴阳滋。生卒年、生母不详。据史料记载约卒于秦二世元年春，嬴阴嫚生前花团锦簇、享尽荣华，但却被胡亥（秦二世）以肢解诛杀。后考古发现上焦村墓葬中一座墓的墓主人叫“阳滋”（又作阴嫚），据考很可能是秦始皇被杀的女儿。

秦始皇见于史书有名可考的子女只有长子扶苏，少子胡亥、公子高、公子将闾四人。有史书说秦始皇有12个儿子，史书中还有秦始皇第10个女儿被杀的记载，这样看来，秦始皇至少有儿女二三十人。据专家考证，秦始皇共有子女33人。秦始皇的33位子女，除胡亥在赵高、李斯合谋下篡得皇位，做了秦二世，其余32人皆死于非命。

长子扶苏被篡改的遗诏赐死，胡亥复称帝后，怕其兄长不满而残酷杀戮他们。史书记载的有：将六公子戮死于杜，将十二公子杀戮于咸阳市。公子高准备逃跑，又恐家属被族，只好上书，请求为秦始皇殉葬，胡亥准其请求，公子将闾昆弟3人，被迫拔剑自则，胡亥不仅处死了他所有的哥哥，对其姐妹也不放过，史书记载：胡亥将十公主戮死于杜。就这样，胡亥为保住自己的皇位，残酷地杀害了自己众多的兄长姐妹。

秦始皇在第五次巡游天下途中病死于河北沙丘，内宦赵高胁迫重臣李斯纂改诏书，赐死远在北境抵御匈奴的皇长子扶苏和名将蒙恬，将昏庸无能的幼子胡亥扶上帝位。赵高等虽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计划，但也深知沙丘的阴谋是不能瞒天过海的，远在京城的诸位公子及大臣们尽皆疑惑。为铲除异己、把持朝政，于是他向秦二世建议，要“灭大臣而远骨肉”，这种残酷的杀戮行动从秦二世登基的当年就开始了。

秦二世元年春，国家重臣蒙毅等无辜被诛，一时间，腥风血雨遍及朝廷内外。皇室内部，有12位公子被百般凌辱后腰斩于咸阳街市，10位公主被活活地肢解；他们的财物被尽数没官，受株连而治罪者不可胜数。

1976午10月，在秦陵东侧上焦村附近发现了一组陪葬墓群，共17座，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其中8座，8座墓中各有一棺一停;其中7座墓中各有人骨一具，五男二女。一座墓中，棺内只有一把青铜剑，未有人骨。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棺中尸骨非常零乱，有的躯体与四肢相分离，有的头骨与躯干相分离，有的头骨上有箭头，这些现象表明墓主系非正常死亡。但同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墓中的随葬品非常丰富，计有金、银、铜、铁、陶、玉、蚌、贝、骨、漆器及丝绸残片二百余件，这种规格说明墓主人是有一定身份的。这些有一定身份而又遭到残酷杀害的墓主都葬在陵园附近，说明他们必然与陵园陪葬有关。这使人联想到被残酷杀害的秦始皇子女。

在发掘过程中，人们在墓坑里还发现了挖墓人烤火的遗迹。这说明当时天气很冷，这与胡亥诛杀诸公子的时令相吻合。因此，专家分析，这些墓葬的主人很可能是秦始皇的儿女，在发掘中还发现了两枚私印，一枚“荣禄”，出土于男性墓中，一枚印文为“阳滋”，出土于女姓墓中。如果惟断正确，则“荣禄”是秦始皇儿子的名字，“阳滋”是秦始皇女儿的名字。随着挖掘深人，人们将取得更多的证据，到时秦始皇子女下落之谜有可能被彻底解开。

谢选骏指出：胡亥算是得到了秦始皇的真传——秦始皇灭六国不算英雄，秦二世灭秦国、灭尽秦始皇家族包括他自己，才算英雄。有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像刘邦比胡亥更加流氓，才能取代秦始皇。

《1976年考古队挖开秦始皇女儿墓，场面让人难受，专家：胡亥心》报道：

1976年10月，随着秦皇陵兵马俑被发现，考古人员一共发现了17座陪葬墓。为了慎重起见，考古人员选择了其中8座进行考古发掘。

不可思议的是，虽然这几座墓地看起来非常寒酸，但是陪葬品却很丰富，金、银、铜、铁、漆器、陶器等一应俱全，因为是秦皇陵陪葬墓，所以可大致推算这些墓主身份都是非富即贵。

而当考古人员进一步发掘时，发现其中一座墓穴里埋有两枚私章，最终判定这座墓穴即为秦始皇最宠爱的女儿嬴阴嫚之墓。不过，棺椁内的情形惨不忍睹，大家一致认为：胡亥心太狠。那么，专家究竟发现了什么，墓穴中又是怎样一番景象让大家如此感慨？

赵高矫诏，胡亥继位

狗崽鲁迅曾说：“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

长久以来，很多人都把秦始皇看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暴君”，殊不知，秦二世胡亥才是暴君无疑。本来秦朝的接班人轮不到他，但胡亥最终还是做了皇帝。

不过，就是这么一个伟大的王朝，从历史上来看，却是短命王朝。秦朝国祚只有短短的15年，秦始皇做了11年的帝王。司马迁《史记》记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第五次出巡的过程中病死沙丘，而奸臣赵高等人为了扶持秦始皇的第十八子胡亥上位，选择用咸鱼将秦始皇的腐臭味掩盖，并伪造诏书，对身边的人痛下杀手。

在古代，外戚干政，奸臣当道，都是加速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宦官赵高拥立胡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把持朝廷实权，因为胡亥本没有做皇帝潜质，赵高此举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和利用胡亥。

很显然，胡亥上位后，没有自己的政治主见，处处被赵高掣肘利用。在赵高的挑唆下，两人沆瀣一气，最终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与其说胡亥容不下扶苏，到不如说是赵高不能让他活。那么扶苏能逃过一劫吗？

倒霉的皇子和公主

据史料记载，公子扶苏是秦始皇最满意的继承人。他才花出众，宅心仁厚，但也正是因为秦始皇将其保护的太好，扶苏不知政治险恶。

当那份造假的遗诏送达扶苏手上的时候，蒙恬也劝了扶苏不要轻易相信。不过至孝的扶苏说了这么一句话：“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父皇的脾气咱俩都是知道的，他决定的事情，请求是没有用的。”最终，扶苏拔剑自刎。

灭大臣而远骨肉

赵高为了进一步控制朝纲，他提醒秦二世胡亥斩草要除根，否则皇位难保。胡亥自知皇位来得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两人狼狈为奸一拍即合。

就这样，除了扶苏被迫自杀外及公子高自愿殉葬外，秦始皇其余子女都被胡亥残忍杀害。比如胡亥在杜县腰斩了6个哥哥。除了这些兄弟，胡亥对自己的10个姐妹也都没放过。但在这些姐妹中，只有秦始皇最宠爱的十公主嬴阴嫚见于史料，并且她是被肢解而死。

嬴阴嫚，她又名嬴阳滋，秦始皇给公主取了一个男孩的名字，大概是为了彰显其地位，而且阴嫚从小就被秦始皇当男孩子养，甚至说她得到了其他兄弟姐妹未曾有过的父爱。过着极其奢华的富足生活。

但也许就是因为这份显赫的荣宠，嬴阴嫚被胡亥所嫉妒进而怀恨在心。而且秦朝时，女子也可直接议政、掌权、当将军，所以阴嫚的存在对胡亥就是一个潜在的大威胁。公元210年春天，阴嫚便被已经杀红了眼的亲兄弟给害死了。

胡亥“弑亲”的背后

自古君王多薄幸，最是无情帝王家。在古代封建王朝，君臣反目、手足相残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这些掌权者的眼里没有亲情、友情，只有权力和欲望。因此，胡亥处置起同胞兄弟姐妹，简直残忍至极。

在发掘的8座墓中，每个墓中都有一棺，其中7座墓中都各有一具人骨，五男二女。当大家看到棺椁里的遗骸时陷入了沉思。

专家此前也发掘过很多古墓，墓主人大都神态自然，但眼前的这几座墓主人的遗骸让大家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棺材里的尸骨根本不像是成规模下葬的，更像是被直接丢进去的，尸骨非常凌乱不说，有些躯体和四肢完全分离开来，甚至于还有头颅跟躯干直接分开的。墓主人的死法各有不同，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人绝非正常死亡，也绝非正常埋葬。

一开始专家觉得这种情况非常罕见，也非常不可思议，但随着他们进一步发掘才发现，更不可思议的还远远不止这些。

墓穴里除了这些遗骸，各种高档的陪葬品都有，墓主人完全符合一个皇亲国戚身份的身份。在发掘的过程中，专家惊喜地发现了两枚私印，一枚刻着“阳滋”，一枚刻着“荣禄”，还有阴嫚铜印，刻着小篆。结合相关的史料，专家推断出了一个结论：墓主正是秦始皇的女儿嬴阴嫚。而“荣禄”可能是秦始皇的某个儿子。

考古到这里，大家都对秦二世胡亥的残忍表示惊愕，穿越千年，当时的社会残酷性，可能远不止这般。

不难看出，十公主阴嫚是一个悲情式的历史人物。可以假设一种情况，如果彼时秦二世不是胡亥，而是公子扶苏，那么她的人生就会是另外一番春光灿烂，但正是由于生性残暴的胡亥做了皇帝，被宦官集团背后操控，才造成了阴嫚凄惨的结局，甚至还不如一个民间百姓。

在胡亥众兄弟里面，将闾等三兄弟“不明就里”，本以为没有给胡亥造成任何威胁，但胡亥采纳了赵高的意见，必须一个不留，虽然他们被关进天牢，但最后还是被无辜处死。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胡亥有心饶他们不死，但赵高却冷血至极。

除了这些悉数被诛的兄弟姐妹，公子高也觉得自己命不久矣，与其等着被满门抄斩，不如主动赴死，他对胡亥表示自己愿意去骊山陪葬。“识时务者为俊杰”，胡亥对这位兄弟的“明智”举动表示赞赏，还专门给公子高赏赐了10万钱。

与被诛杀的人越来越多形成鲜明对比，赵高的权势和地位却越来越高。胡亥的暴政致使天下大乱。而胡亥本就在治理国家方面毫无建树，只贪享乐，秦二世的悲剧已经注定。不过，在此之前，赵高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就已经按捺不住。

天真的胡亥把赵高的话始终奉为真理，对他言听计从，最后丞相李斯都看不下去了，他上书胡亥，尽数赵高的罪状，胡亥不但没有理会，还说他是窝里斗。消息传到赵高耳朵里，他岂能容下李斯？

赵高的双手沾满鲜血，虽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他望望头顶，已经没有人能制约的了他，即便这样，他还不满足。在设计处死李斯之后，赵高在朝廷上演了一幕“指鹿为马”的政治事件，看似是一场闹剧，却已经将利剑对准了胡亥。

当胡亥幡然醒悟时，为时已晚，胡亥被赵高逼死的时候，才23岁，虽然当了3年的皇帝，却始终是受制于人，稀里糊涂，可谓坏事做绝。历史是残酷的，一个糊涂的胡亥，一个倒霉的扶苏，再碰上一个作恶多端的赵高，秦朝彻底被颠覆。如若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泉下有知，肯定会痛心不已，而秦朝的昙花一现，导致整个中国的历史就这么被改写了。

谢选骏指出：陕西出土秦始皇女儿墓揭开胡亥真实面目，考古专家惊叹“胡亥真残暴无情”——却不懂这是因为胡亥得到了秦始皇的真传，所以极端残暴不仁，只有鲁迅这样奉承袁世凯的下流文人，才会歌功颂德暴君政治，摇身一变为马列瘟狗毛泽东的“文革主将”。而在我看来，胡亥灭绝秦始皇家族，其实是“历史力学”的体现——为那些被秦始皇灭绝的芸芸众生，讨回了一点历史的公道。

【43、江青同志的戏子同袍】

《1949年红极一时的十大女星罕见合影》（2023-03-04 枫树苑）报道：

1949年红极一时的十大女星罕见合影

1949年7月7日张善琨的香港“长城影业公司”成立，请来十大女明星联合剪彩，著名男影星刘琼、严俊任司仪。

从右起：王丹凤、白光、李丽华、周璇、胡蝶、陈云裳、陈娟娟、孙景璐、罗兰到龚秋霞一字排开，于是由唐贤宝拍摄下了上面这张难得的的照片。

周璇胡蝶等女星罕见合影

这是一张难得的照片。之所以说难得，是因为这十大女明星当时都红极一时。她们能同时出现在一张照片上，是极不容易的事。那么，这照片是在什么情况下拍摄的：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许多上海电影工作者南下香港，成为风气。其原因很多：一部分人是为了逃离政治压力，暂避香港；也有人为躲避当时的通货膨胀，而想定居港岛；另一些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留在“孤岛”拍片，尚未得到谅解，也悄然南下…… 这一大批有着创作经验以及人生经历的电影工作者的到来，使香港国语片空前兴旺。电影的内容多以爱国、写实，揭露旧社会的不平等为主题，并明显地表达了对未来的期盼，这是当时的历史潮流。

王丹凤

1949年红极一时的十大女星罕见合影

王丹凤：中国著名电影女演员，16岁涉足电影，从影四十年，在银幕上塑造了60多个艺术形象。她是唯一一个参演巴金《家》、《春》、《秋》改编同名电影的著名女明星，她是唯一一个应邀参加美国总统里根就职典礼的中国籍著名女明星，她的美高高在上，不容置疑。

1949年红极一时的十大女星罕见合影

王丹凤一生感情顺利、家庭幸福，丈夫柳和清是著名摄影家、当年上海滩国华影业公司老板柳中亮的公子。王丹凤登上银幕后，质朴无华的表演征服了无数观众，同时也征服了柳公子。1951年元旦，一对佳人永结秦晋。此后，无论是王丹凤走红的日子，还是“文革”中受迫害被迫改行当缝纫工的痛苦时刻，柳和清一直是王丹凤的精神支柱。50多年风雨同舟，成为影坛佳话。在香港铜锣湾，王丹凤开了一家素食餐馆“功德林”，首创了几百种素食配菜，从而扬名香港饮食界。2018年5月2日凌晨四时许，王丹凤因病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寿94岁。

白光

白光：原名史永芬，生于北京，1940至1950年代中国著名影星、歌星、文艺家；因见电影院投射机发出的一道白光而得艺名“白光”。白光因演出《荡妇心》（1949年）、《一代妖姬》（1950年）、《玫瑰花开》（1951年）而走红，被称为中国“一代妖姬”。白光还以其磁性的女低音风靡歌坛。1950年代初白光退出歌影坛，隐居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1999年8月27日，因结肠癌在吉隆坡病逝。

白光的感情世界跌宕起伏，曲折多变，有过各式各样的“罗曼史”，引起过媒体的说三道四。她的最后一位丈夫是颜良龙，在吉隆坡经商，和白光生活在一起超过30年。白光1999年8月27日因结肠癌在吉隆坡病逝。多年来，她的痴情丈夫每个月风雨不改，手持白光最喜爱的红玫瑰，从安邦驱车至富贵山庄，陪伴已逝爱妻赏月谈心。

李丽华

李丽华：出身梨园世家，父母都是中国著名的京剧名角。1940年十六岁的李丽华进入上海艺华影片公司，因主演《三笑》而声名鹊起。1948年，前往香港拍戏。

李丽华戏路很宽，能胜任各种角色，60年代她在邵氏主演《杨贵妃》，从此成为古装片的宠儿。随后《故都春梦》、《万古流芳》等片，曾经多次创下票房的最高纪录，她的薪酬最高达一部影片制作成本的三分之二。李丽华还是中国电影明星打入美国好莱坞和世界影坛的第一人。1958年李丽华应邀前往好莱坞与著名影星维克多 麦丘一起拍摄《飞虎娇娃》，因为拒绝同男主角拍接吻戏后来仍回港发展。她的一生共主演了140多部影片，代表作为《杨贵妃》、《故都春梦》。

周璇

周璇：一代歌后，她的名字可以说是国语流行曲史上一个金字招牌，号称“金嗓子”，她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一副名副其实的好歌喉，不仅音色细嫩、音质甜美，而且吐字清晰，经过麦克风传将出来更是委婉动人。就是不爱听国语流行曲的人，也会对她那燕语莺声一般的歌喉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加上电影明星的身份和曲折凄凉的身世，因此深受大众的青睐与关心。

胡蝶

胡蝶：上世纪上海滩电影皇后。原名胡瑞华，乳名胡宝娟。原籍广东鹤山，胡蝶1907年生于上海。幼年跟随在京奉铁路任总稽查的父亲迁居天津、营口、北京等地。1924年回上海，入上海中华电影学校第一期演员训练班，结业后参加无声片《战功》的拍摄。后相继在友联、天一等影片公司主演《秋扇怨》、《铁扇公主》等二十余部古装片。一度经商，并曾主演《明月几时圆》等影片。后被戴笠软禁，戴笠死后才得以脱身。1967年定居加拿大。1989年4月23日，胡蝶因中风并发心脏病，在温哥华谢世。享年81岁。

陈云裳

陈云裳：1921年生于广州，中国早期影星；原名陈云强，家境贫寒，曾当过舞女，后又在“健全音乐社”学习了京剧、昆曲、歌舞等。由于她天生丽质，各方面条件好，加之学艺认真，刻苦，技艺突飞猛进，在一次元宵灯会演出上，得到了观众的好评。她的美清新、时髦，在香港和上海两地人气非常高，被誉为“南国美人”，1940年在上海被影迷票选为“中国电影皇后”桂冠。

她扮演的主角大多是一些可歌可泣的美丽女性，如《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王昭君》中的王昭君、《一夜皇后》中的李凤姐，她将这些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除《木兰从军（1938）》外，还有《秦良玉》、《苏武牧羊》等爱国历史片，也有《野蔷薇》、《重见光明》等反映现实的影片。特别是在根据巴金名著改编的巨片《家（1941）》中扮演的琴表妹一角，获得了好评。

陈娟娟

陈娟娟：香港电影演员、导演。1929年出生于上海。不到五岁便在《为国争光》中扮演小角色。1934年又参加了《飞花村》的拍摄。两年后在蔡楚生执导的《迷途的羔羊》中扮演小翠一角，接着在《小孤女》、《壮志凌云》、《慈母曲》、《江南小侠》、《博爱》等片中饰演主要角色，成为中国影坛上引人注意的小童星。

四十年代初，她开始在影片中扮演成人，首先在《四姐妹》中扮演单纯、乐观、与世无争的四妹。抗战胜利后她加盟香港大中华影业公司，拍摄了《春之梦》、《桃花依旧笑春风》、《龙凤呈祥》等片，还在根据赵树理小说改编的影片《小二黑结婚》中扮演小芹，不久便转入长城影业公司，与夏梦、石慧等合演了《一家春》以及《画皮》等，最后进入凤凰影业公司，主演了《雪中莲》一片，她从少女演到白苍苍的老妪，她的表演才华得到了充分展示。

1960年起，开始担任副导演，她曾和任意之合作导演了《红粹飘零》，开创香港影坛两位女导拍片的纪录；1963年她作为副导演和陈静波来蒙古草原拍《金鹰》，并在影片中扮演角色。此外，她作为导演拍摄了北京业余乒乓球友谊赛和纪录片《万紫千红》等。1979年逝世，时年50岁。

孙景璐

孙景璐：1923年03月22日生。原名孙肇新，原籍上海，中国著名电影演员。从艺四十多年，她在一百多部电影中扮演了角色，她所塑造的角色，有热情泼辣的少数民族少女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妇女；也有艳若桃李、毒如蛇蝎的妖妇和追求幸福的古代闺秀。除《孤岛天堂》、《风雪夜归人》、《国魂》这些她起家的作品之外，在她进修之后，才真正是发展的巅峰。在此以后，拍摄过的影片有《乔老爷上轿》、《魔术师的奇遇》等。

罗兰

罗兰：国语片演员，著名导演岳枫的夫人。罗兰1942年参加中旅剧团，凭借《金丝雀》一剧开始被人熟悉。此后，她又扮演过《清宫怨》中的珍妃，《原野》中的金子，《雷雨》中的繁漪、《新红楼梦》中的王熙凤等。

1943年，王引导演的《北京人》是罗兰的首部银幕作品。1944年罗兰主演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话剧版。《倾城之恋》排练期间，张爱玲曾亲往观看，她对罗兰的表演赞不绝口，曾专门撰写了一篇《罗兰观感》。

她在《夜来风雨声》中的表演，把那个包养玩弄严俊的高官情妇，骨子那种流动的艳媚，歹狠演得非常出彩。在《娘惹》戏里罗兰饰演严俊的夫人，隐忍悲情之姿，委婉压抑得叫人动容。岳枫的著名获奖电影《三笑》的歌詞就是罗兰编写的。1949年罗兰随丈夫岳枫定居香港,以后淡出影坛。

龚秋霞

龚秋霞，原名龚莎莎、龚秋香。1916年出生于江苏崇明（今属上海市），中国著名电影演员。在上海红颜沉香里，龚秋霞独以“梅花”惊艳上海滩。她十四岁加入“梅花歌舞团”，与张仙琳等因歌喉动人舞姿优美而被喻为“梅花五虎将”。有“银嗓子”的美誉，与当时的“金嗓子”周璇名列“上海十大歌星”的前两位,并率先在电影中自演自唱,开创了影歌风气的先河。龚秋霞于1937年主演的电影《古塔奇案》中的插曲《秋水伊人》是首脍炙人口的不朽老歌。龚秋霞演技出众,在银幕上塑造过多种类型的女性,尤以扮演贤妻良母著称。她一生参加拍摄过90多部影片,是位卓有成就的著名影歌明星。

1935年，龚秋霞丈夫胡心灵从日本回国，加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1936年，胡心灵编导第一部影片《父母子女》，龚秋霞被邀请担纲该片的主角，参加演出的还有胡蓉蓉、闵翠英、吴茵等人。龚秋霞在影片中形象清纯秀美,十分可爱，初露才华。抗战胜利后，龚秋霞随丈夫胡心灵去香港定居，但她仍往返于沪、港两地拍片。2004年9月7日因心脏病在香港去世。享年88岁。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女星，都是戏子蓝苹也就是江青同志的同袍——她们没有落草为寇，没做压寨夫人——到底是她们的命运好呢，还是戏子蓝苹也就是毛泽东压寨夫人江青同志的命运好呢？

【44、曾国藩是满狗的龟奴】

《曾国藩面对的对手太强，才是其为什么不敢起兵推翻满清的真正原因》（金兀术爱动漫 2023-03-28）报道：

很多人评价曾国藩，认为曾国藩绝对有实力推翻满清，不敢起兵推翻满清，是因为其迂腐，甘愿为满清走狗。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有些想当然，像曾国藩这样有雄韬伟略的人，对于是否起兵推翻满清，相信是一定会有深思熟虑之后才做出历史的抉择的。本文将从曾国藩的三个主要对手以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来分析曾国藩为什么宁愿裁撤湘军，也不愿意起兵造反。

首先，我认为曾国藩不起兵造反，主要是因为其三个主要的对手，慈禧太后，左宗棠和李鸿章，如果不是这三个人的存在，也许曾国藩也就造反了。

首先，当代人主要对慈禧太后是一个负面的评价，但是客观来说，历史上的慈禧太后还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慈禧太后实际掌权47年，死后仅仅4年时间，满清就被推翻了，而她活着的时候，即使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仓皇出逃西安，李鸿章他们也不敢造反。

由此可见，慈禧太后是一位有能力团结满清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的人。这样厉害的角色，曾国藩遇上了，自然就不敢轻易造反。

从历史上看，在湘军包围天京的2年多时间里，左宗棠和李鸿章的快速崛起，除了其自身的能力之外，更多的是慈禧太后“以汉臣制衡汉臣”的一种提前的谋划。在太平天国覆灭后，形成了曾国藩，左宗棠与李鸿章三足鼎立的事实，达到了制衡曾国藩和湘军，防止其一家独大的战略目的。

左宗棠在湘军早期一直在湖南巡抚的幕府之中，直到1862年湘军主力攻克安庆后，由于太平军攻陷杭州，开始组建楚军赴浙江参战，仅仅2年时间，就收复杭州并一路升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等职，在湘军中的地位仅次于曾国藩，几乎与曾国藩平起平坐。

曾国藩曾评价左宗棠：“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国幸有左宗棠也。”后来的收复新疆之战，也证明左宗棠的军事能力确实很突出。这样一个杰出的人，又平素对曾国藩不太服气的人，一旦曾国藩起兵造反，第一个跳出来讨伐曾国藩的人恐怕就是左宗棠了。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湘军前期一直在曾国藩幕府之中，1862年为了策应湘军主力围攻天京，组建淮军开赴上海和苏南作战，2年时间内收复苏州，无锡，常州等苏南地区，淮军从6000多人增至6、7万人，成为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势力。

可以看到，李鸿章与左宗棠一样，在湘军主力围困天京期间，抓住机会在外围的战斗中表现出色，迅速成长为手握兵权的一方诸侯。

当然，曾国藩与李鸿章是师徒关系，曾国藩造反李鸿章未必会出兵讨伐，但是以李鸿章圆滑的处事作风，坐山观虎斗是最明智也是最有可能的选择。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曾国藩在攻占天京后，面临着慈禧太后的强势，背后两个盟友左宗棠和李鸿章都虎视眈眈，一旦曾国藩犯错起兵反清，慈禧太后，左宗棠大概率会联手对付曾国藩，而李鸿章大概率会坐山观虎斗保持中立，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未必有很大的胜算。

所以，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曾国藩在攻占天京后裁撤湘军，以退为进，才是一种最明智的选择。

各位读者，对于我的观点，你们有没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呢？欢迎评论区留言探讨。如果赞同我的观点，也麻烦点个赞，你们的支持和鼓励，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谢选骏指出：上文估计是满狗的余孽生成的，其实呢？曾国藩不过是为满洲大妓院看守场子的一介龟奴——曾国藩不仅辱没了他的祖宗和后代，而且也凸显了清朝汉人“竟无一人是男儿”的太监状态——和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陆，相映成趣，可以比对，成为历史力学的研究病例。

【45、清朝明朝隋唐都在朝鲜翻车】

老高的博客《赵紫阳为什么执意访问朝鲜，犯下平生最致命错误？》（2023-05-05）报道：

朝鲜这个近邻，实在算得上是中国人的魔障：二十世纪中叶、后叶，中国的两次大乱局，都与朝鲜搅在一块。五十年代初毛泽东介入金日成、斯大林发动的朝鲜战争，1989年赵紫阳访问朝鲜，都不幸导致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的治理方式和发展路径——

1989年4月30日，赵紫阳从朝鲜一回到北京，就把当时担任中共港澳工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许家屯召回来，了解香港和海外各界对北京学潮的舆论，同时也因为许家屯和杨尚昆的关系不错，赵紫阳委托他去拜访杨尚昆，请杨向邓小平进言，收回对北京学潮的“动乱”定性。这些内容以前我写过，不细说了。那次许家屯对我谈到，赵紫阳在北京学潮问题上过于自信，“轻敌了”——他说的轻敌，是指轻视党内的政治对手、轻视当时的严重局面了。许家屯说：“有什么必要嘛，非要去访问朝鲜？”

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去世、引发学生和民众的悲情怒火，社会矛盾趋于紧张，赵紫阳为什么执意要对朝鲜进行一个星期国事访问？人们不断探寻、不断追问。

当时不少人劝赵紫阳推迟访问。劝说者中最早的是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

事实证明，田纪云对局势最敏感，1989年4月14日上午，胡耀邦去世前一天，田去赵家拜访，说出现重大政治动荡迹象，建议赵推迟访朝。这是党内高层最早建议赵推迟访朝的记录。田纪云说：赵紫阳在“六四”期间最大的失误就是去朝鲜。4月14日，我去劝他，恳切陈词，说，现在这个形势怎么能离开北京？访问完全可以推迟。赵说，这是国事访问，推迟不好，反而会让外界认为我们国内发生了多大的事情。李鹏、姚依林会处理好。

田说，恐怕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

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4月23日给赵紫阳打电话，认为全国已经处于“紧急状态”，“作为党的一把手，应该推迟出国访问”。但并不认为学潮有啥大不了的赵紫阳拒绝了，“我说，耀邦追悼会后，学生已经复课，访朝这个事是邓小平和金日成定的，我不好提改变的要求，即使提出来，常委也不好通过，你有什么事情，可以找在家的领导。”

赵紫阳的智囊班子中，不少人如陈小鲁等，也都建议赵不要去朝鲜。

盟友、智囊和政敌，竟然观点惊人的一致。中南海内外情绪郁闷、忧虑、紧张，而赵却出奇地冷静、放松。

1989年，胡耀邦辞世引发了八九民运，最后导致“六四”屠杀。

赵紫阳访朝的动机，引起了许多猜测和诟病。李鹏就曾埋怨赵扔给他“烂摊子”居心叵测，不负责任地一走了之；还有一种说法是赵紫阳想跟学潮拉开一些距离，静观其变，访朝期间事态若好转的话当然很好，如果事态不见好转，那就轮到自己大显身手了。甚至有人分析，赵是模仿毛文革初期点了火之后，就到外地转悠，等待刘少奇、邓小平露出破绽后，回京一击，后发制人。田纪云则认为，赵之所以犯如此致命的错误，完全是因为“过于自信”，这与许家屯的说法很很相似。

中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先生在他的巨著《赵紫阳传》中，把赵访朝的动机归纳为三种：“躲避说”，“阴谋论”，“自信说”。他说：

卢跃刚著三卷本《赵紫阳传：一位失败改革家的一生》。

关于赵访朝动机，有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似不能忽视。……在《改革历程》一书中记载赵紫阳说：我在朝鲜，“看了邓的讲话，当时我脑子里马上的一个反应就是又一场反对自由化的运动要来了。我倒没有想学潮平息不了，因为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担心的是十三大以来的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势头受到损害。因为邓认为，学潮的原因是长期反自由化不力。”

“阴谋论”，除了指赵紫阳搞阴谋，还有来自另一个方向的阴谋。美国《纽约时报》2019年5月23日刊登了赵紫阳的秘书鲍彤，与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对话。鲍彤说，很多人问：赵紫阳为什么要到朝鲜去？赵紫阳自己是这样说的：他在1989年4月19日请示过邓小平，邓小平跟他说：“你去，回来以后你任军委主席。”

鲍彤当时并不在场，但他认为赵紫阳一定问了邓小平“朝鲜到底去不去”，才有邓小平的这句话。鲍彤没有说，但人们可能理解为：赵紫阳到朝鲜去，是邓小平的调虎离山计，要趁他不在国内，大权临时落到李鹏手里，就能按照邓小平的意图来处理学潮。这种理解我看比较牵强：赵紫阳对管军队一直没有多少兴趣，“军委主席”对他有多少吸引力？但赵紫阳可能把邓小平这句话，理解为自己依然得到邓的信任，所以就比较放心地去平壤了。

不管是哪种原因，总之产生了致命的后果。朝鲜这个近邻，实在是中国人的魔障：二十世纪中、后叶中国两次乱局，都与朝鲜搅在一块。五十年代初毛泽东介入金日成、斯大林发动的朝鲜战争，1989年赵紫阳访问朝鲜，都不幸导致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的治理方式和发展路径。

赵紫阳出访前，提出三条意见：一、胡耀邦追悼会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要劝阻学生游行，让他们复课；二、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打、砸、抢、烧、冲违法行为应依法惩处。

这三点意见，政治局常委都同意，成为中央的正式意见，而且邓小平也同意了。所以4月22日上午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李鹏要求赵紫阳召开一次常委会商量对策，赵说，常委都议过了，不必再开会了，对策已经有了，就照那三条办。

大意失荆州。文革动乱首先是中学生打砸抢（当然是在毛泽东的蛊惑、煽动下），给邓小平、李鹏、陈希同等正在掌权的大多数官僚留下了深恶痛绝的记忆，和“学生是社会动乱之源”这样的负面结论。文革结束只有12年，把学潮与文革挂钩，而不是与民主诉求挂钩，把处理学潮的不同意见联想到路线斗争是自然而然的，党内政治文化、思想认识就是这样形成的。

赵紫阳前脚走，李鹏一伙人后脚就搞出了很多名堂。4月23日至4月29日，赵紫阳访朝一周，犯了他一生中最严重的错误，很快就被他离开北京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了。人们已经知道的很多，我这里就从赵紫阳走后第二天长话短说——

4月24日晚，李鹏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出席，杨尚昆、万里两人不是常委，但一直列席常委会，也参加了。还有好几位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如田纪云、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以及一些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听取北京市委、国家教委的学潮问题汇报。

这一次会议是胡耀邦逝世以来常委扩大会人数最多的。北京市委汇报的最后，提出了“四点建议”，具体内容我就不细说了，总的精神就是要强硬。北京市汇报后，会议一致认为，当前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指明这场斗争的性质”。

4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家听杨尚昆和李鹏汇报，做了著名的“四二五讲话”。他肯定了李鹏主持的常委扩大会的定性——“动乱”定性不是邓，而是李鹏主持的常委扩大会首先提的，北京市委的“四点建议”在学潮定性和强硬态度上颠覆并取代了赵的“三点意见”。《邓小平年谱》记载的讲话内容如下：

邓小平对国内民主运动一直持强硬压制态度。

邓小平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乱。就是要旗帜鲜明，措施得力，反对和制止这一场动乱。行动要快，要争取时间。……这些人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使国家和民族丧失前途。不能让他们的目的得逞。我们不要怕人骂娘，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不要怕国际上有反应，只有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才有真正的名誉……这一场动乱完全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要害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要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这还不够，还要抓紧立法。准备迎接一场全国性的斗争，坚决把动乱压下去。不然天无宁日，国无宁日，天天不得安宁，甚至永远不得安宁。现在他们搞的那一套，都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搞的那一套，唯恐天下不乱。……这场动乱，有后台，有黑手，方励之夫妇是个典型。表现坏的要解除职务，坚决调离。……我们必须快刀斩乱麻，为的是避免更大的动乱。你们常委的决定是对的，常委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很好。只有态度鲜明，措施坚决，支持地方放手处理，才能把这场动乱制止下去。

原始纪录中邓小平还有一句话更露骨：处理学潮，“不怕流血”。这个讲话一锤定音，打出了镇压的底牌。

4月26日，根据邓讲话精神写的臭名昭著的“426社论”出笼。

4月27日，学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427游行”回击“426社论”。

1989年“427”大游行。

4月28日，李鹏主持常委碰头会，他们感觉“426社论”调子太硬，激怒人民，决定展开与学生的对话，并发一篇调子软和点的社论。

4月29日，人民日报发了新社论，是鲍彤主持并修改的。李鹏集团做了妥协，向赵紫阳“三点意见”靠拢，但沉浸在“427游行”胜利狂欢中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对当局所作的这点退让根本不放在眼里，无人理睬；对话也举行了，但学生代表都是官办学生会选派的，根本不是示威请愿学生的代表，这样的“对话”等于是拒绝对话。

4月30日，赵紫阳回到了北京。情况已经全然改观。

赵紫阳这个星期在朝鲜，完全是闭目塞听，国内的情况两眼一抹黑。朝鲜是世界上信息管制最严厉的国家。赵的秘书李树桥回忆：“我们一跨过鸭绿江就是无线电管制，再好的收音机，所有的信号都收不到，听不到国内的声音。……26日凌晨零时30分，有人敲我的门，说大使馆有重要的文件看。……我一去，看了两个东西，第一，政治局常委会纪要，第二，1989年4月25日上午邓小平谈话记录。”

这件事太重要了，所以李树桥到2006年——事情过了17年——都还清楚地记得，是大使馆在十六开方格纸上，很工整的钢笔字誊抄。大使馆看文件有一个特殊的设备，怕有人偷窥，像老式照相机那样，拿布做一个类似微型帐篷那样的东西罩着头看。

“我看完快到两点，跟大使馆说，早上七点半，把文件和设备拿到百花园迎宾馆紫阳套间外面安装好。早上大使馆的人来了，7点25分，我跟紫阳说：‘紫阳同志，北京传来重要文件，设备已经装好，请你看看。’没有426社论，只有这两个文件，紫阳也是罩着头看。他看完，吴学谦、洪学智、朱良等人依次看。大家看完出去后，紫阳走到写字台前，用圆珠笔写：小平同志并政治局常委：我完全赞成小平同志关于制止动乱的正确决策。赵紫阳 1989年4月26日

他跟我说，把这个内容用电报发回去。”

北京戒严前夕，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这一幕定格于史页，也定格于人心。

七天时间对国内风起云涌、瞬息万变的学潮形势完全无知，成了桃花源中人，又把权力授予了政治局常委中的反对派首领——这对于制订危机处理政策的最高领导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个灾难。赵紫阳访朝，“三点意见”的软肋就完全暴露了。

卢跃刚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很精彩，他认为，本来赵的处理学潮三点意见，企图温和处理学潮，促使学生回到校园，恢复常态，通过协商对话这样不流血的现代法治社会方法来缓解矛盾，化解政治危机，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赵紫阳应该了解，三点意见从历史经验、高层政治格局和事态的急剧变化来看，只是一个脆弱的党内共识，它的贯彻是高难度的，既有一个安抚学生、不激化矛盾的问题，也要克服阶级斗争观念、动辄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惯性，齐心协力解决问题，有巨大的操作难度。”

要实现赵紫阳的设想，需要党内高层及其官僚阶层、各高校校方管理层对学潮处理认识高度统一，能够强有力地贯彻执行三点意见；但党内高层处理学潮从来都是强硬派占上风，官僚集团和校方长期以来居高临下，对待学生、学潮，最熟悉的方式是糊弄、哄骗、恐吓、镇压。

另一方面，学潮的主流呢，被悲情和怒火主宰，又不存在统一领导的组织，在短短半个月的抗争中，来不及涌现有威信、有胆略的领袖。这是一群有献身精神、牺牲精神的勇敢无畏的野马。一边是被压抑太久被激怒的学生，一边是被阶级斗争观念训练出来的官僚集团，从思想到方法都针尖对麦芒，十年改革时间太短暂了，双方没有学会对话和妥协。要贯彻落实三点意见，卢跃刚指出，需要实现各方利益平衡的高超政治技巧。

三点意见，是一个符合现代民主政治趋势、避免流血的好方案，但兑现的基本前提是，赵能自始至终主导方案的执行，而不是假手于人，特别是假手常委中的强硬派和政治反对派头子李鹏，在政策与执行之间形成断层。更何况危机处理与常态处理是两码事。

“三点意见”在赵离开一天的时间里就被废掉。赵访朝实际是把学潮处置主导权拱手交给了强硬派，虽然此时李鹏拿到权力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是传统官僚的思路，认为此时的权力是烫手山芋，埋怨赵“把这个‘烂摊子’推给我了”。不仅是李鹏，当时中共党内相当部分人包括李锡铭、陈希同都没有意识到，由于赵紫阳访朝，赵李的暂时权力交接，李鹏意外地掌握了“六四”学潮的最高处置权，导致了“六四”学潮处理的根本性转折。若赵紫阳在北京，在既定方针下，李鹏等强硬派绕不过总书记这个门槛去见邓。李锡铭、陈希同在赵紫阳面前说不出渲染事态、推卸责任的狠话来。

赵紫阳访朝归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扭转被动局面：五四讲话、亚行讲话……但讲得再好，也无力回天。因为归根结底，要继续贯彻原来的三点意见，都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请邓小平收回“动乱”的定性，才能从“426社论”的困境中解脱，但他见不到邓小平了。总书记要见太上皇，通过近臣、秘书甚至女儿等多个途径，都被挡驾，只能通过他们得到一些并不靠谱的说法来揣测，这真是中共现代政治的大悲哀！邓小平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要他改口，这是不可能的任务；万里是邓小平的长期牌友。

第二个条件，就是维持与杨尚昆、万里这两位与邓小平关系密切的大佬的联盟。但他们的地位都有赖于邓小平，在邓小平明显与赵紫阳观点相悖的情势之下，他们还会支持赵紫阳吗？杨尚昆在整个八九“六四”期间所起的作用十分神秘，早就启人疑窦；万里虽说与赵紫阳的改革思路相吻合，但对赵紫阳是有心结的，后来赵紫阳去世后，他不送花圈，完全沉默。这两个人，我一直关注，或许将来专门拿出时间来仔细探究一番。今天没有时间细说了。

中国古话说“一失足成千古恨”，赵紫阳可以说“一访朝成千古恨”。今天是（2020年）6月3日，31年前的今天晚上的巨大悲剧，我们要永远铭记，要让后代也知晓，共同吸取历史的惨痛教训！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算毛泽东、赵紫阳在朝鲜翻车，没有说到清朝、明朝、隋唐也都在朝鲜翻车——清朝明朝在朝鲜和日本冲突，成为压断骆驼的最后稻草；隋炀帝因为征辽而翻车，唐太宗因为朝鲜战争而深自懊悔，感叹说：“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那么为何，这些人都在朝鲜翻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可以做一篇博士论文。

【46、挪威的峡湾，维京的匪巢】

網文《“万岛之国”挪威见闻》（阿彭 2020-10-09）报道：

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到瑞典边城歌德堡，中间要穿越波罗的海。波海属于内海，平时风平浪静，海水湛蓝湛蓝的，非常迷人，两岸相隔不远，最近处不过20公里左右，与琼州海峡差不多 ，两地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滾装货客轮是较为常见的交通工具。从丹麦哥本哈根上船到瑞典歌德堡约40几分钟。早上，我们乘船抵达歌德堡之后，换乘大巴前往挪威。沿途一路观赏瑞典边城美景，这里具有极为典型的北欧风情和极地风光，给人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中午时分，我们进入挪威境内，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游览奥斯陆，乃至挪威，最为有意义的不过参观维京博物馆。据说维京博物馆是了解挪威历史的一把锁钥，挪威历史上曾经以海盗闻名于世。原来的挪威是北欧国家中最穷的，曾被丹麦占领过，后来由于丹麦在与瑞典战争中惨败，丹麦只好把挪威割让给瑞典。由于当时太穷挪威不过只是瑞典的”鸡肋“，不多顾及。是后来挪威在近海发现了大油田，石油开发给挪威造就了滚滚财源，国力渐强，并摆脱了瑞典的统治，于1905年8月13日宣布独立，建立挪威王国。

在挪威我们参观了世界上最大的跳台滑雪场，市政大厅、国会大厅及艺术馆等，给大家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生命雕塑公园。公园内展示的数百件雕塑作品，有铜像、石雕、铁铸作品等等，这些作品个个栩栩如生，千姿百态，喜怒哀乐，弥足珍贵，让你领略了生命百态，人生真谛。这是举世闻名的雕塑大家韦兰以其一生心血留下的艺术精品。特别是那个由一百多人组成在石雕石柱，是韦兰用了一生最宝贵的20年时间，孜孜以求，奋斗不息，持之以恒，才有这一心血之作留存于世。这个雕塑公园每年吸引世界数以百万计的游客参观游览，长年不衰，足以可见艺术之魅力。

挪威领土南北狭长，海岸线曲折漫长，沿海岛屿众多，沿海分布着一种被称为峡湾独特的景观，是山海之间的一道奇特的风景线，是雪山融化后的水流长年累月冲刷形成的地貌，它类似溪流，但不是溪流。峡湾的水是咸的，但也不是海水，是介于河海之间的一种水质吧。

挪威领土与瑞典、芬兰、俄罗斯接壤，工业化程度高，石油化工极为发达，自2001年起挪威连续6年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国家，并于2009年至2013年连续获得全球人类发展指数第一的排名，是世界上极为富足的国家，自然秉赋是最重要因素之一。这个国家38.5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才520多万人，交通极为发达。由于海岸线长，峡湾岛屿非常多，为方便居民生活与出行，他们先后建成20多座海底隧道。据说，正在实施中的一条公路海底隧道，全长27公里，最深达水平面以下390多米。另外，世界上首座悬浮式海底隧道也在策划中。

从马德里飞往奥斯陆，天气比我想象的更加糟糕，机长通知飞机马上就要着陆时窗外还是厚厚的云层。以为穿云过后还要再飞一会，但是刚刚穿过云层飞机的轮子就触到了地面，这根本不是云，只是机场上空的浓雾。

从机场到市区的列车安静地运行，北欧带有灰度的田野从眼前闪过，能见度很低，隔着车窗可以感到外面冰冷的空气。不远处挪威的森林一半是绿色一半是黄色，或许和华沙一样绿色的是橡树，黄色的是山毛榉。

从奥斯陆中央车站出来，阻挡我前进的是迪坎迪纳维亚半岛强劲的冷风，天气预报显示最近三天的气温居然是7摄氏度，我只能认为他们是在室内测出来的。

城市建立在奥斯陆峡湾的最北端，沿着峡湾一直向南130公里就是斯卡格拉克海峡（Skagerrak Strait）。因此虽然奥斯陆在地图上身处半岛腹地但它任然是一座沿海城市。我抵达奥斯陆已经是下午五点，云层的间隙中已经难觅太阳的踪迹，或许到开阔的海边还能看一眼今天最后的阳光。

从酒店到海边的路很长，其中要跨过奥斯陆中央车站的铁轨，步行天桥（Akrobaten pedestrian bridge）为徒步的人提供了一个观赏奥斯陆立面——滨海高层公寓楼（Barcode Buildings）的完美视角。这一排公寓楼立面各不相同但是远看十分统一，建筑的设计师包括MVRDV、a-lab、Dark Arkitekter。修建公寓楼期间，工地还发现了九艘十六世纪失事船只遗骸，以及大量的海运商品。

然而民众对于现代建筑的接受度并不高，几乎有70%的奥斯陆居民不赞成这些公寓楼的修建。他们认为这些高档的公寓楼拉大了贫富差距，对于普通市民并不友好。

穿过这排建筑就是奥斯陆最著名的歌剧院了，这座仿佛岩石一般矗立在港口的建筑统领了整个奥斯陆的天际线。歌剧院往往是一个城市的重要标志，如悉尼的悉尼歌剧院（Sydney Opera House）、巴黎的巴黎歌剧院（Opéra de Paris）。奥斯陆歌剧院与其它歌剧院的区别在于它不仅在造型上独树一帜，同时还提供了市民登高望远的屋顶平台，平台由地面一直延伸到空中20米。傍晚时刻，悠闲的人可以裹紧上衣欣赏紫色的云霞，旅行的人可以架好相机远眺天边的落日，它像一座小山一样给了市民一个开放的活动空间。

在奥斯陆歌剧院旁边是正在修建的蒙克新馆，建筑主体已经施工完毕，在未来的奥斯陆港，人门可以看到岩石一般的奥斯陆歌剧院和船帆一般的蒙克新馆。

沿着海边的步道行走，可以到达一片貌似维京木屋的酒吧区，其中一个三角木结构的建筑是维京人常用的晒鱼架，在蓝色的灯光和“Truth Is Flexible”的标语下显得略微有一丝诡异。

沿着海边继续前行，天际线上还略微泛着落日的余晖，全身灯火通明的巨型邮轮缓缓驶入海港，港口夜钓的老人点亮了一根新的蜡烛，偶尔有开着远光灯的汽车驶过，与海风共同带动我周围刺骨的空气。夜晚的奥斯陆就在寒冷中用满城暖色的灯光来安慰每一个发抖的灵魂。

晚霞行千里，虽然我一直觉得这是巧合，但碰巧今天天气出奇的好。我再次穿越那排高层公寓沿着海边往前进号博物馆行走。白天的奥斯陆海港出奇的安静，地面由于昨晚寒冷潮湿的海风起了一层薄冰，路上的行人小心地行走，一不留神就会脚下一滑。

从阿克斯胡斯城堡（Akershus Festning）下的悬崖走过，云层缝隙的一束阳光正好照射在现代美术馆所在的半岛上，阳光下可以看到彼岸码头停泊船只的桅杆。奥斯陆的滨海区域是完全开放的，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停泊的各种船只，甚至是军舰和潜艇。

绕过海边的工业区，奥斯陆西边的海湾是其私人游艇驳船的区域，对于海湾来说，这里的水面似乎太过于平静，野鸭、海鸥以及天鹅都把这片水面当作栖息地。

到达前进号博物馆（Frammuseet）之前需要穿过一片野地，为了抄近路我选择了翻越一小段山坡，山坡上长满了叶子已经枯黄的栗子树，道路上也被完全覆盖了树叶，密林中空空荡荡，偶尔的枯叶响动或许来自松鼠或者是鸟类。地面凸起的岩石被苔藓以及不知名的菌类覆盖，这里除了道路外没有任何人类活动的痕迹，这或许就是传说中挪威的森林吧。

穿越树林和农田，以及被藤蔓围墙遮掩的居住区，我抵达了有标志性红屋顶的维京船只博物馆（Viking Ship Museum）。这个博物馆收藏了三条维京时代的战船，以及大量出土的维京人用品。有趣的是在出土文物中，刀剑的数量远远不如梳子和乐器，据说维京人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般凶神恶煞，反而是一群爱美的人，他们热爱梳头和洗澡，而南欧人不喜欢洗澡，所以他们发明了香水。另外维京人还建立起了一条很早的奴隶贸易路线，他们从不列颠抓捕盎格鲁-撒克逊人然后买给阿拉伯商人。

半岛的最端部，离维京船只博物馆不远就是前进号博物馆了，这座三角形的博物馆收藏的藏品可以说是国宝级别了，那就是去过北极、南极同时第一艘成功穿越了西北航道的前进号船只本人。这艘船在光荣退役后被保存在博物馆中，游客可以进入船只内部，闻闻还没有散尽的燃油和木头混合的味道。前进号之所以可以在极地结冰的海面上航行是由于它的船身是一个类似于木桶的圆形，这样在两侧浮冰的夹击下船只会被挤出水面而不会被挤坏。

在前进号博物馆附近还有两个较小的博物馆，分别是海事博物馆和康提基号博物馆（Kon-Tiki Museum），博物馆中展品都与船只和航海器材有关，当我在海事博物馆中眺望海面时，美军一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正好缓缓驶入港口。在这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船只技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不变的是挪威人探索极地的勇气。

再次穿越乡间小道回到市区，往北可以抵达维格兰雕塑公园（Vigelang Park），公园沿东西向轴线布置，轴线两旁是叶子已经枯黄的树木，如果从天空看，公园应该是绿色的底色上画满了黄色的直线。人体雕塑随处可见，这些形象贴近生活，很多动作仿佛就出现在刚刚的街角。

从维格兰雕塑公园的轴线往东延伸，就是奥斯陆王宫（Slottet）了，虽然它的名字很霸气，不过这个所谓的王宫只是一栋很小的建筑，王宫修建在一座小山丘上，前面的三角形广场使站在山下的人会有一种王宫更加高大的错觉，顺着广场轴线可以看到国家剧院、历史博物馆等文化建筑。

国立艺术、建筑和设计博物馆也在附近，这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蒙克（Edvard Munch）的呐喊，这幅画中人扭曲的表情加上背后红色的天空和有些失常的线条本来应该是一种略微恐怖和焦虑的氛围，然而自从这个表情成为表情包之后，看这幅画就实在是严肃不起来了。

时间还早，但是天色已晚，回去的路上偶遇了几座教堂，每逢开放的教堂我都报以歇脚的心态进去坐坐，刚刚来欧洲时我对教堂神圣空间充满了崇拜之情，然而越到后来越觉得教堂空间千篇一律。只是在听过塞维利亚、巴黎、华沙、奥斯陆的教堂弥撒后，还是觉得西班牙人是最敬畏上帝的，波兰人和挪威人其次，最不严肃的是巴黎的教会，弥撒时唱的歌就像在唱流行歌曲。

夜幕降临，回到奥斯陆中央火车站，整个城市又笼罩在熟悉的黄色光晕中间，天空似乎开始下着小雨，身边的人匆匆和我逆向走过，不知道这个时候城市中有多少走了一天的旅人和我一样腿上疲惫，心里满足。

一整夜的休息扫去所有的疲惫，从酒店的大门出来，看到被阳光灌满的街道，昨天夜里的城市仿佛只是虚幻的存在。城市永远在两种状态下交替运行，一种是令人兴奋的夜晚，灯光和酒精撑起了城市的繁荣外表；另一种是慵懒的白天，暖风和咖啡组合成了城市的现实模样，两种状态截然不同但是又都让人爱不释手。

清晨的植物园，地面还沾有昨夜的露水，新落下的枯叶经过一晚的发酵飘出一股秋天的香味，阳光让这气味充满了整个公园，在潮湿的木长椅上、碎石道路边，还有玻璃温室的门口。

推开温室的门，瞬间从挪威到达了热带雨林，这里种满了各种本不属于这片极寒之地的植物，莲花、蕨类、苔藓甚至还有捕虫草。看来那句歌词写的非常正确“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这一小片温室或许就是挪威人对于南方的想象了吧。

从温室出来回到现实，10:00正是蒙克博物馆（Munchmuseet）开门之时，跟着人流进入博物馆，这里展览了太多蒙克的画作，蒙克作为表现主义的代表，其画作风格虽然用色很热烈但是却始终笼罩了一层悲哀，他对于死亡和病痛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这些在他的画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蒙克在还未上色的线稿图中多次画到了女孩手中的玩偶，这个画面让刚刚看了“安娜贝儿”的我感到从脚到头的冷气逼人。

奥斯陆的海今天依旧寒冷，从峡湾吹来的冷风与城市运作的暖流作着无形的斗争，奥斯陆市政厅就坐落在整个战场的中央，这座建筑的标记性不言而喻，从远方航行而来的水手一定会指着市政厅高耸的屋顶喊道“看啊，奥斯陆！”市政厅的深红色立面像两面旗帜飘扬在海风中，旗帜顶上的大钟给整个城市时间流逝的提醒。市政厅内部主要是会议用房和餐厅，房间中有许多壁画，大意就是人们在上帝的指导下幸福快乐的工作和生活吧。

离开市政厅登上峭壁，脚下的一大片岩石上建立起的是阿克斯胡斯城堡，这座中世纪建立的城堡是奥斯陆海防的重要建筑，峭壁上布满了朝向海面的大炮，卫兵们在崖壁顶上巡逻，这一切与几百年前的场景十分类似，只不过挪威人民似乎已经超越了童话的末尾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不再需要炮台和士兵了。

从悬崖上下到海边，是时候回到中央车站坐火车赶往斯德哥尔摩了，沿着完全开放给市民的海岸走，竟然看到一艘停泊的潜艇，挪威在和平的年代还是保存了一只力量可观的海军。或许是我错了，幸福的生活不是童话的末尾自然而然带来的，它是需要一代一代人来捍卫的。

坐上驶向斯德哥尔摩的火车，我并没有十分留恋挪威的森林，或许是因为这里超高的物价，或许是因为寒冷的空气，但是真正的原因只有我自己知道，想要探索前方的未知，就不必留恋身后的风景。

谢选骏指出：挪威的峡湾，维京的匪巢——挪威的峡湾十分阴郁、令人绝望，因为那里最缺的就是阳光；那里的峭壁悬崖遮蔽视线，像是暗示了众神的末日。难怪那里成了维京的匪巢，因为任何天涯海角和挪威的峡湾相比，都成了乐园了。

【47、胡亥杀光兄弟是土耳其苏丹的先行者】

《“扶苏”、“胡亥”都是什么意思？》（2018-01-16）報道：

①扶苏：来自《诗经》，始皇便将两人之子取名“扶苏”，“扶苏”是古人对树木枝叶茂盛的形容，出于诗经，香草佳木之意。秦始皇以此命名，显见对此子寄托着无限的期望。

②胡亥:胡亥（公元前230年－公元前207年），嬴姓，赵氏，名胡亥，秦始皇第十八子，公子扶苏之弟，秦朝第二位皇帝，即秦二世，亦称二世皇帝，公元前210年―公元前207年在位。胡亥名字的由来也许是因为他的生辰，因为他在亥时出生。

秦始皇（前259年农历十二月初三—前210年），嬴姓，赵氏，名政，秦庄襄王之子。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改革家，首位完成华夏大一统的铁腕政治人物，也是古今中外第一个称皇帝的君主。

秦始皇是出生于赵国都城邯郸（今邯郸），并在此度过了少年时期。前247年，13岁时即王位。 前238年，22岁时，在故都雍城举行了国君成人加冕仪式，开始“亲理朝政”，除掉吕不韦、嫪毐等人，  重用李斯、尉缭，自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39岁时完成了统一中国大业，建立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秦朝，并奠定中国本土的疆域。

胡亥（公元前230年－公元前207年），嬴姓，赵氏，名胡亥，秦始皇第十八子，公子扶苏之弟，秦朝第二位皇帝，即秦二世，亦称二世皇帝，公元前210年―公元前207年在位。

胡亥少从中车府令赵高学习狱法。秦始皇出游南方病死沙丘宫平台，秘不发丧，在赵高与李斯的帮助下，杀死兄弟姐妹二十余人，并逼死扶苏，而当上秦朝的二世皇帝。秦二世即位后，赵高掌实权，实行残暴的统治，终于激起了陈胜、吴广起义，六国旧贵族复国运动。公元前207年，胡亥被赵高的心腹阎乐逼迫自杀于望夷宫，时年二十四岁。

谢选骏指出：人問“扶苏”、“胡亥”都是什么意思？——我看“扶苏”、“胡亥”的命名説明秦始皇是個沒有文化的土人。

《秦始皇的儿子为什么叫胡亥？其名字预示了秦朝将要灭亡！）（2018年01月01日 历史大爆炸）報道：

一、胡亥的母亲应为原平襄县（现在的甘肃省通渭县）人，襄戎国的羌人。襄戎国很有可能是老秦人东移时移交或转让给襄戎人的，所以大秦一直没有再次占领襄戎国，但老秦人的墓却在襄戎国地界存在（现在的天水、陇南、通渭等地区）。所以将胡亥的母亲说成是胡人是对的。虽然由于秦国及以前的历史资料被毁，但大秦没有消灭襄戎国，也没有敌视过襄戎国，这是历史事实。

二、胡亥名字的来历应为祸害。是襄戎人对调皮小孩的一种土语戏称。胡亥的母亲戏叫自己的孩子为祸害，而秦始皇也忘记了自己是否为这个小孩子取名，听小孩母亲叫祸害，赵国长大的秦始皇没有听懂祸害的土语意思，还以为这是自己给起的名字，而山东士子在记录时写成了胡孩，意思为胡人的孩子，但又觉得不像名字，便改写成了胡亥。实际上胡亥根本上就没有正式取名。如果是老秦人应该都懂这样的叫法，不会犯这样的错误。祸害的意思：在甘肃省通渭县还保留着中国最原始的土语。对于一些如：蛮哥、杈疙瘩、祸害等叫法，对大人说这话是最严厉的骂人语言，但对喜欢或比较亲的小孩子说这样的话是亲热戏骂小孩的意思，而不是真正的骂人。特别是小孩子在调皮不听话时最喜欢这样叫自己的小孩子了。

三、胡亥名字的来历还有一种应为“胡害”或“候害”。是呵斥小孩子别动、不要动、不许动等意思。这是甘肃省通渭县到现在还流行的普遍土语！

“胡害”或“候害”的叫法音调一般很混淆，听起来区别不大，但意思一样。例如：1、小孩贪玩有可能要将花瓶等扳倒时，大人会严厉呵斥小孩：“胡害！”意思是不要动那个东西；2、小孩在距离大人比较远的地方贪玩，大人会呼叫小孩：“胡害！过拉！”意思是不要贪玩了！回来！3、如果小孩在身边总是不停地乱动，大人会轻轻的对着小孩说：“胡害，听话！”意思是不要乱动了，听话！

很有可能胡亥的母亲在秦始皇面前因上述三种之一情况对着小孩喊过：“胡害！”不懂老秦人土语或不懂襄戎人土语的在赵国长大的秦始皇误认为是小孩的名字了，同时也跟着叫了“胡害”，而山东士子误记为“胡亥”了！如果秦始皇认真给孩子取名是决不会取这样古怪的名字的！秦始皇很忙，孩子又很多，而且又没有皇后和太后，忘记给孩子取名也是正常的。

总之，秦始皇二世胡亥的名字应该是其母亲亲昵呵斥自己小孩的意思，不应该是真名，所以秦始皇二世可能根本就没有正式取名。

谢选骏指出：人説“秦始皇的儿子胡亥其名字预示了秦朝将要灭亡”！胡亥杀光兄弟是土耳其苏丹的先行者，而土耳其苏丹卻由於殺害兄弟而創造了帝國的輝煌。相反，停止殺害兄弟卻導致了帝國的衰落！由此可見，歷史是完全沒有規律的，除了受到生物節律的限制之外。

【48、火药摧毁了罗马帝国的残余】

《君士坦丁堡陷落：罗马帝国灭亡》（2020年6月1日 全历史）报道：

1453年5月30日，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在首领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率领下进入拜占庭（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东罗马灭亡。

从这一天起，罗马帝国的统治彻底画下句号，奥斯曼帝国崛起，欧洲历史由中世纪迈向近代。这场战争也直接影响到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等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件。

下面，我们看看号称铜墙铁壁，遭遇过至少25次围攻的君士坦丁堡，这一次为何彻底陷落？

这和拜占庭的衰弱有关。

拜占庭帝国到了晚期有多弱？我们从领土、经济和军事力量三个方面来看。

15世纪拜占庭疆域缩小至君士坦丁堡城区及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摩利亚。

先说领土。鼎盛时期的拜占庭，一度把地中海变回自己的内湖，但这张辽阔的帝国版图在查士丁尼逝世后迅速四分五裂。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拜占庭帝国既要应对西边的蛮族，又要堤防东部的波斯人和突厥人，腹背受敌，疲于奔命。

到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领土已落入奥斯曼帝国之手。拜占庭皇帝掌控的只有君士坦丁堡而已，有人戏称这位末代君主是“市长皇帝”。

再来说经济实力。有个小例子可以说明拜占庭的君主一度有多落魄：1347年，约翰六世在加冕礼上所戴皇冠上的宝石居然是用玻璃代替的，而在此之前被他推翻的约翰五世，曾因拖欠威尼斯人的债务被关押了2年之久。

为什么会这么穷？

一是接连不断的内外战争消耗了拜占庭的元气；二是随着领土不断沦丧，帝国的税收和岁供越来越少，尤其是公元11世纪之后，小亚细亚半岛被土耳其人鲸吞，帝国失去了重要的粮仓和兵源地，财政更加拮据；三是过度依赖雇佣兵，对于没能力供养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又经常陷入东西双线战斗的帝国来说，雇佣兵用着方便、随叫随到，但代价高昂，除了现金，甚至有时要以领土和商业特权为筹码。

最后来看军事实力。刚才说过，拜占庭自己的常备军极其精简，主要依靠雇佣军。遭围城之困时，拜占庭慌忙之下召集起来的军队，据记载仅有7000-8000人，对手却筹谋已久、有备而来，总兵力在10万到20万之间，看对比就知道，这几乎是一场不可能打赢的仗。

那么，兵力差距如此悬殊，战争怎么还从4月初僵持到5月末，对峙了近两个月呢？

这就要归功于君士坦丁堡的地理和布防优势了。

为跨越铁索防线，穆罕默德二世让舰船队“走”陆路进入金角湾

君士坦丁堡是巴尔干半岛东部突入大海的一块海岬，三面临水。东临斯普鲁斯海峡，南面马尔马拉海，北面金角湾。其中，靠近博斯普鲁斯海峡一带，海岸线短而曲折，地势陡峭，难于攀登；南面的马尔马拉海，水流湍急，风急浪大，船只都极难停稳，更不要说登陆了；只有北面的金角湾是天然良港，适宜船只停泊和军队登陆，但拜入口处横跨海面的铁链所赐，奥斯曼帝国舰队根本进不去。唯一与陆地连接的西面，有绵延数十公里的防御城墙，外墙最高处可达20米，内墙与外墙之间又有宽20米的护城河。在冷兵器时代，这样一堵墙就是无法逾越的屏障，这也是君士坦丁堡屡遭围攻而不破的关键所在。

那穆罕默德二世做了什么才拿下了君士坦丁堡呢？

君士坦丁堡是靠穆罕默德二世“死磕”拿下的。这个人集三种身份特质于一身：不知疲倦的工人，凶悍勇猛的战士和厚颜无耻的外交家。

来看看他是怎么死磕的。

穆罕默德二世先是造了一枚巨型火炮。

乌尔班火炮

他请火炮设计师乌尔班专门打造了一门炮身长近6米、重17吨的青铜巨炮，其炮弹由花岗岩制成，每枚重600余公斤，威力可想而知。

这门需要近千名士兵护送的巨炮确是攻城利器，配合稍小型的火炮，炮弹砸落之处城墙立刻破损塌陷。但它有个致命缺点——更换炮弹的时间过长，一整天下来只能发射六到七枚，而换炮弹的间隙已经足够守军把破损之处修补好，双方就这样僵持了二十多天。

为打破僵局，穆罕默德二世又生一计：让船走旱路进入金角湾，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他命人在隔金角湾，与君士坦丁堡相望的陆路铺设一条木头船槽，在船底和船槽上涂抹厚厚的油脂，再借用人力和畜力拉动船前进，趁着夜色把70艘船只运进了金角湾。第二天清晨，这些“从天而降”的船只满载着士兵驶向君士坦丁堡北岸，城内指挥官只好调动一部分兵力去防守侧翼，而正面防守的兵力遭到削弱。

这一举措也为最后总攻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影响深远。

第一、促进了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和地理大发现。

君士坦丁堡扼守地中海进入黑海的咽喉，欧洲通往亚洲的唯一商路被奥斯曼帝国占据，迫使欧洲人开始向西寻找新的航路。君士坦丁堡陷落后的半个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王室率先支持了新航路的开辟，世界从此开始连成一片。

第二、推动了文艺复兴、参与塑造了之后欧洲文明的形态。

拜占庭号称整个欧洲古典文化的蓄水池，它保存了大量希腊文化，罗马人不仅以希腊语为通用语言，而且几乎都以希腊人自居，拜占庭皇帝也经常被称为“希腊人的皇帝”。

当君士坦丁堡失陷后，大量拜占庭知识分子涌入西欧，带去了珍贵的文献典籍，推动了复兴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文艺复兴运动。西方人对希腊文明的崇拜也从此埋下种子，19世纪后期直到现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仍经常借助对希腊文明的追溯完成。比如，尼采通过古希腊悲剧精神的研究反对科学理性的统治地位；列奥·施特劳斯通过对柏拉图时代政治思想的研究反思当代民主制度的危机等等。

第三、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中世纪高墙厚壁防御技术的末路，火药与加农炮的组合宣告着新战争模式的到来。

拜占庭帝国的灭亡标志着罗马政权的彻底终结，但另一方面，蓬勃向上、包罗万象的罗马精神通过思想路径得以延续下去，或许这就是一个帝国最好的结局。

历代评价：

1、世界上没什么音乐院校不吟诵，自己辉煌的里程碑作品，因此我驶过汪洋和大海万顷，来到了这一个圣城拜占庭。

——爱尔兰诗人叶芝《驶向拜占庭》

2、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首都，在帝国统治的连续性和范围方面，能够与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辉煌历史相媲美。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谢选骏指出：人説“君士坦丁堡陷落：罗马帝国灭亡”——我看這是“火药摧毁了罗马帝国的残余”！這就是蒙古西侵的歷史餘波。

【49、罗马帝国毁灭了希腊的创造力，就像秦汉帝国毁灭了华夏的创造力】

《古希腊安提凯希拉机制的宇宙》（8月26日 2023 埃瓦格洛斯·瓦利亚纳托斯）报道：

古希腊无价的安提凯希拉机械装置，世界上第一台在国家考古博物馆展出的计算机。安提基希拉计算机捕捉到了古希腊对数学，尤其是几何的热情。

公元前二世纪是希腊科学的黄金时代，文明以亚历山大大帝帝国的王国为中心，特别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

然而，希腊大陆不久之后就面临着侵略性的罗马共和国。公元前146年，一支罗马军队消灭了希腊的科林斯，成为罗马的一个省。胜利的罗马人做了所有帝国建设者都会做的事情：掠夺和统治。

在一世纪的某个时候，罗得岛的一位富有的罗马公民或将军在一艘巨大的船上装载了被盗的希腊宝藏。这艘船驶向罗马，但它沉没在暴风雨的爱奥尼亚和克里特岛海中。

希腊喜悦支持希腊

两千年后的1900年春天，希腊海绵潜水员发现了这艘装满古希腊宝藏的沉船。沉船发生在安提基希拉（Antikythera）水域，安提基希拉是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之间的一个小岛。

在雕像、陶瓷花瓶、硬币和收入中，有一件金属文物，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的专家完全被难倒了。在他们观察到神器上的三角形牙齿和希腊铭文后，他们称之为“安提基希拉机制”。

希腊和外国科学家都发现破译安提基希拉装置的性质极具挑战性。他们研究了它一个多世纪，事实上，分析一直持续到今天。

这些广泛的研究和对古希腊技术的浓厚兴趣是复杂的，尽管很清楚。这是一台有2年历史的天文计算机，历史上根本没有先例。

显然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天才作品，它是用互锁的青铜齿轮制成的，即科学技术。科学家们震惊了。毕竟，这种技术被认为是现代的产物。

几十年来，没有人知道是谁构思了天文计算机的想法，它是如何建造的，在哪里建造的，或者为什么希腊人甚至需要这样一个高科技设备。

一些专家认为安提基希拉机制是一个星盘，一个有用的天文仪器，但很难与这台极其复杂的计算机的科学技术的预测能力相提并论。

希腊人的齿轮

在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研究安提基希拉机制的二十世纪中叶外国专家之一是德里克·德·索拉·普莱斯，一位不寻常的科学家和学者。他是英国物理学家和科学史家，在耶鲁大学教授科学史。

他有研究中国古代科学仪器和时钟的经验。在大约十六年的时间里，他沉浸在希腊设备碎片中嵌入的技术复杂性和科学中，并于 1974 年发表了一篇名为“来自希腊人的齿轮”的文章。

普莱斯的报告为更准确地评估安提基希拉计算机开辟了道路。普莱斯宣称，安提基希拉机制是“理解古希腊科学技术的最重要证据之一”。

根据普莱斯的说法，原因是安提基希拉机制的复杂传动装置比幸存的文本证据更准确地反映了希腊罗马“机械熟练程度”的水平。

他谈到安提基希拉机制时说，这个“奇异的人工制品”是现存最古老的科学技术遗迹，也是我们自古以来唯一拥有的复杂机械装置，完全改变了我们对希腊人的看法，并使通往我们文明的最重要主线之一的更连续的历史演变可见。

这个装置曾经装在一个字典或鞋盒大小的木箱里，在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后，成为西方技术文化的一部分。

普莱斯将安提基希拉机制的差速器描述为其高科技性质的标志。正是这种装置使安提基希拉机制能够显示太阳和月亮与月相“完美一致”的运动。

“它肯定是”普莱斯谈到差速器时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基本机械发明之一。正是这种来自希腊人的齿轮，以及推动它的发条文化，推动了十八世纪的棉织技术。最终，差速器在十九世纪后期出现在汽车上。

普莱斯抱怨说，西方根据建筑石材、雕像、硬币、陶瓷和一些选定的书面资料来判断希腊人。

然而，当谈到他们生活和文化的核心时，他们如何在农业中工作，他们如何建造帕台农神庙的完美建筑，他们在和平与战争中拥有什么样的机械设备，他们如何使用金属，以及总的来说，他们在几个技术领域做了什么， 我们几乎没有希腊历史。

“马车和手推车的轮子从古代遗留下来，”他说，但古希腊没有其他东西，他说，它看起来“像一个精细的齿轮或小机械装置。事实上，科学仪器和精细机械物品的证据是如此之少，以至于人们通常认为希腊人没有。

普莱斯于1983年去世，他的合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解答。在大多数情况下，古典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希腊的科学和技术。

惊艳的天地仪器

2005年，一组国际科学家终于找到了古希腊计算机的底部——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

来自两家高科技公司的科学家，来自英国的X-Tek和美国的惠普，加入了研究人员的行列，揭示了天文设备的秘密。

他们的结论是，安提基希拉机制是地中海一千多年来最先进的技术。他们在2006年和2008年科学杂志《自然》上发表了他们的报告。

根据2006年的报告，安提基希拉机制“见证了古希腊非凡的技术潜力，显然在罗马帝国内消失了。

计算器和日历

安提基希拉计算机是一种实用的机器，在希腊世界一定已经普及了几个世纪。

它是一个读取星星的计算器，也是一个将泛希腊运动会（如奥运会）与自然界和宇宙现象联系起来的日历。

此外，准确的日历帮助希腊人每年在同一时间崇拜神灵。

研究它的科学家是正确的，这种“古代齿轮的人工制品”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天文学装置：“在前表盘上显示天体的经度，在下背显示屏上展示日食预测，在上背显示屏上展示日历周期。

安提凯希拉机制的机械宇宙

安提基希拉机制背面的第一个铭文写道：“螺旋（ΕΛΙΚΙ）分为235个部分。

这意味着其中一个后表盘是一个螺旋形，代表19年的Metonic Moon和Sun日历，即235个月。另一个表盘被称为沙罗，预测了日食和月食。

两个圆圈将宇宙包围在前视图上。外圈代表一年365天。内圈是黄道十二宫，一个由12个星座组成的假想宇宙圈。

前视图还描绘了太阳、月亮、月相、行星以及突出的恒星和星座的运动和位置。前面的铭文解释了哪些星座在任何特定时间升起和落下。

阿基米德和希帕乔斯

阿基米德和希帕乔斯的思想为希腊人制造的辉煌——天文计算机提供了实质内容。

1907年，德国语言学家阿尔伯特·雷姆（Albert Rehm）提出，安提基希拉齿轮装置类似于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政治家和文学家西塞罗曾经在罗马看到的阿基米德球体。

这是胜利的罗马将军马塞勒斯在他的军队占领并掠夺锡拉库扎后带到罗马的掠夺希腊宝藏的一部分。

马塞勒斯的特工在公元前212年暗杀了阿基米德。阿基米德是公元前三世纪的数学和工程天才，是使安提基希拉计算机成为可能的数学物理和力学之父。

西塞罗说，阿基米德天文馆准确地再现了太阳和月亮的运动，包括行星（金星、水星、火星、土星和木星）的运动。

它还描绘了日食和月食。阿基米德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在希腊科学黄金时代的创造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测量曲面，并将数学应用于对自然的研究和理解。

他也是一位天文学家，研究和测量日食和月食。这些测量对安提基希拉机器的设计者很重要。

阿基米德和安提基希拉机制一样，破译了宇宙之书。他成为伽利略·伽利莱和艾萨克·牛顿的榜样。

像阿基米德一样，希腊最伟大的天文学家喜帕恰斯使安提基希拉计算机成为可能。从大约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120年，他在罗得岛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

与其他希腊天文学家相比，他更多地利用了巴比伦天文学家收集的数据。但像其他希腊天文学家一样，他使用几何学来研究和理解天文现象。

他发明了平面三角学，使天文学成为今天的预测数学科学。

希帕乔斯与安提基希拉机制的连接位于该设备的前青铜板上，指针显示太阳和月亮在黄道十二宫中的位置和运动。

希帕乔斯知道月球以不同的速度绕地球运动。当月球靠近地球时，它的移动速度比离地球较远时慢时快。

这是因为月球的轨道是椭圆形的，而不是希腊人与恒星相关的完美圆周运动。希帕乔斯用他的月球周转理论解决了这个难题，该理论将月球的一个圆周运动叠加到另一个圆周运动上，第二个运动具有不同的中心。

安提基希拉机制模仿了希帕乔斯的想法，一个齿轮位于另一个齿轮之上，但位于不同的轴上。然后，销槽机构再现月球的非圆形或椭圆轨道。

源自底部轮子的销钉进入其上方轮子的槽。当底轮转动时，它也驱动上齿轮。但是，车轮具有不同的中心，因此销在槽中来回滑动，这使得顶部车轮的速度可以变化，而底部车轮的速度保持不变。

安提基希拉机制：天堂和文明的计算机

阿基米德和希帕乔斯为这台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妙天文机器提供了科学和技术的架构。

然而，他们也站在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巨人的肩膀上，亚里士多德发明了生物学并辅导了亚历山大大帝、托勒密将军和其他对科学和技术做出贡献的人。亚历山大征服了波斯，并将希腊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亚历山大使埃及亚历山大大城成为可能，在他的将军托勒密的领导下，这座城市成为古代世界杰出的希腊科学和文明城邦。

它的博物馆/大学和伟大的图书馆在书籍、知识和脑力方面相当于今天的国会图书馆、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安提基希拉的计算机捕捉到了希腊人对数学，尤其是几何学的热情。这使他们能够模拟天文现象，从而创建一个带有齿轮的精确宇宙。

德国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Ludwig-Maximilian University）自然科学史教授弗朗索瓦·夏雷特（Francois Charette）研究了安提基希拉计算机，并得出结论，制造它的人一定可以使用“令人难以置信的技术复杂性”。他是对的。

托勒密和他的继任者向希腊世界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提供了大量的黄金和政治支持。他们发展了天文计算机背后的文化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科学技术。

然而，安提基希拉计算机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一面镜子。这是一个黄金时代的顶峰，使希腊人诞生了一个非凡的文明，最终成为我们自己文明的支柱。

[Evaggelos Vallianatos博士是一位历史学家和环境理论家。他是数百篇文章和七本书的作者，包括《安提基希拉机制：希腊计算机天才背后的故事》（环球出版社，2021 年）。在 Greekreporter.com 查看来自希腊和世界的所有最新消息。联系我们的新闻编辑室以报告更新或发送您的故事、照片和视频。在谷歌新闻上关注GR，并在这里订阅我们的每日电子邮件！]

谢选骏指出：上述记载也许帮助可以驳斥“希腊伪史论”，同时也说明罗马帝国毁灭了希腊的创造力，就像秦汉帝国毁灭了华夏的创造力——“统一”的代价确实很高，那就是牺牲了文明的原创力。

【50、社会主义就是奴隶社会】

《大量亚洲人遭拐骗 缅甸境内有12万人》（联合新闻网 2023-08-30）报道：

网路诈骗层出不穷，犯罪者有时也是受害者！联合国29日公布报告指出，被犯罪集团控制而从事诈骗的亚洲人多达数十万人以上，其中在缅甸国内被控制行动的受害者，便至少有12万人之多。联合国呼吁各亚洲政府，要加强法治与人口贩运取缔。

被迫从事犯罪

据《亚洲新闻台》报导，报告指出，许多亚洲人被贩运从事网路犯罪或必须面临严重的侵犯，例如虐待或性暴力。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特克（Volker Turk）表示，“被迫从事诈骗等犯罪活动的人，同时也承受着不人道的对待。他们是受害者，不应只是罪犯。”

执法单位反应不及

报告也指出，由于犯罪组织神秘性以及相关单位反应有落差，东南亚网路诈骗实际规模无法得知。不过，从可靠消息掌握的情资发现，至少12万人在缅甸遭控制行动，被迫从事网路诈骗，柬埔寨则至少有10万人，其余寮国、菲律宾与泰国同样也是主要人口贩运的地点之一。

对此，柬埔寨国家警察总署发言人蔡金肯（音译）却回应说，“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那是经过调查的数据吗？数据是从哪里来的？”

联合国表示，诈骗机房每年产生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受害者来自东协国家、中国、香港、台湾、南亚与更远的非洲及拉丁美洲，其中被拐骗的受害者多为男性。

犯罪型态丕变

据《半岛电视台》报导，报告指出，随着新的运作型态出现，犯罪者逐渐将目标瞄准处境脆弱的移民，透过提供真实工作的名义，招募他们参与犯罪活动。

对此，联合国人权办事处呼吁各国政府加强法治及打击贪腐，让逍遥法外的犯罪组织可以被绳之以法。

网民嚎叫：

JaxAbe 发表评论于 2023-08-30 10:13:17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那些被骗之人大多是不读书不看报之人。稍微关心一下时政就不会被骗。愚钝之人是唤不醒的。救一次两次可以。怎奈那些人如过江之鲫，前赴后继，绵延不绝。

zhongguoren8 发表评论于 2023-08-30 03:42:24

屎坑国家，无法无天，脏乱差。倒贴钱都不会去。

谢选骏指出：缅甸号称“社会主义联邦”，但卻是个典型的黑窝；在那里不断发生的惨剧，从金三角贩毒到军事政变屠杀平民——在在说明，社会主义就是奴隶社会。

《马上评｜博士被骗至缅甸黑工厂，说明“读书无用”？》（澎湃特约评论员 方圆 2023-08-26）报道：

近日，一条被热搜的新闻引人议论：中科院博士张某于2022年8月16日被骗至缅甸，却不料被骗入一个黑工厂，每日被强迫工作18小时，还受到严密的监视和威胁。直到他的家人和朋友发现了端倪，联系了中国驻缅甸使馆和当地警方，才成功将他解救出来。

本来这事的焦点是公众对缅甸那边电讯诈骗团伙策划者、组织者、实施者的声讨。但有一个绕不过去的新闻眼，就是在许多媒体报道这条消息时，标题上都用了“中科院士博士”。因为当事人是“博士”，所以在纷纷议论中有一种声音：“博士读了这么多书，竟也这么容易被骗”“连小学生都知道的，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道理，博士都不知道？”对此，有人生发感叹“读书无用”。

如果说，仅仅是用“读书无用”这话来劝诫这名被骗博士要吸取教训，也让其它高学历者警惕，虽然尖锐但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用“博士被骗至缅甸黑工厂”来证明“读书无用”，那就显然非常偏颇了。

确实，在被骗的人中有一部分人是读过书的高学历者，有博士，有大学生。但是读书人受骗，还是得先问一问为什么会受骗？

据媒体报道，该被骗博士的女友杨女士称，张先生在一年前有几万元的债务问题。他的家庭条件一般，妈妈瘫痪，爸爸在照顾她。后经介绍以为去新加坡从事翻译工作，但最终被骗至缅甸。这个被骗的情节不复杂，博士急于赚钱，相信了“介绍人”而最终受骗。

现实中，类似读书人受骗的经历并不少见。比如，有的大学生以为动动手指刷单就能获得高额佣金，结果垫付后反被拉黑；以为是高薪“话务员”，没想到竟成为诈骗团伙的“帮凶”……大学生一旦“中招”，轻则被骗钱“炸号”，严重的甚至会涉嫌犯罪。

从一些高学历者上当受骗的案件中，可以梳理出三个社会特点：一是受骗人急于求成、迫切地想要获得经济收入，甚至想赚大钱高收入；二是缺乏社会经验，对各类网络信息的分辨能力相对较弱；三是被诈骗后，对一些合理的救济手段缺乏了解，或者碍于面子不愿声张。为什么读了这么多书，还会有这些弱点，或者是失误？

对于读书作用的理解，说到底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读书可以铸魂，滋润思想培育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读书为了什么，是世界观问题，只有把书中道理入脑入心，才能做一个明白人。面对大学生一再被骗到缅甸的新闻，网友也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态度：都少做点发财梦，钱哪有那么好挣！从这个意义上说，受骗上当的人当然需要检视自己是否真的把书读进脑的问题。但这与“读书无用”无关。

另外，读书有用也是一个方法论命题。读书可以明智。但它要经过“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过程。学到了书本知识却没有实践，就会盲目，甚至犯错误。虽说现在的大学生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可因为被家长保护得太好，或者与社会缺少接触，导致对外界的一些危险了解太少，总是单纯地看待社会，这就很容易被有心人欺骗。这也与“读书无用”无关。

在中缅等方面合力下，打击缅境内电诈网赌等犯罪活动正在积极推进。据报道，中国驻泰使馆表示，已成功寻获被困缅甸中科院博士，将安排其近日回国。可以相信，博士被骗会让更多人思考：今天我们怎样才能让“读书有用”。

谢选骏指出：中共与缅甸这俩“社会主义邻邦”，在缅甸境内联手从事电诈网赌等犯罪活动，然后假装联手打击，黑吃黑，赚两倍——因为它们都是军事专政的“奴隶制社会”。

【51、罗马共和国比罗马帝国更加好战】

《共和国还是帝国更好战？来自古罗马的证据》（量化历史研究 2020年05月13日）报道：

执政联盟的规模影响战争发动的决定吗？自Bueno de Mesquita et al.（1999）开始，政治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拥有较大执政规模的民主政权更加和平。然而，这一因果效应并未形成共识（Hegre, 2014），一些学者认为战争由不同的因素共同决定，如大炮与黄油的“权衡”论（Tul-lock 1974; Hirshleifer 2001），经济体系论（Gartzke 2007; Mousseau 2013）等等。古罗马，作为欧洲曾经一千多年时间里的主导力量，可以给这场辩论带来启示。正如拿破仑所言，罗马的故事也就是世界的故事。

Adamson, Jordan在最新的“Political Institutions, Resources and War”一文中构建了一个基于税率调节最大化执政联盟成员福利的理论分析框架。在该框架内，执政联盟用有限的军事资源，追求联盟成员的私人利益或者国家的公共利益。其中，对于战利品，联盟成员享有等份额的私人物品（X）——掠夺和迫害非联盟成员，非联盟和联盟成员一起享有公共物品（Y）——国防安全等。联盟规模增加，意味着更大规模的成员参与瓜分私人物品。

作者认为，由于军事资源优先，联盟规模越大，则战争目的越不可能是追求私人物品，而是追求公共物品。这或多或少的会影响战争发生。图1为古罗马时期战争发生次数的直方图，可以看到，在共和制时期战争更为频繁，帝制时期则相对和平。

图1 古罗马时期战争发生次数

由于现有资料对古罗马时期战争的动机难以一一识别，作者根据地形的险峻程度，利用“地形耐用指数TRI”对其进行分类，并将LN（TRI）≈6.6定义为最佳防御点，Defensive Land定义为经划分地理单元与最佳防御点的险峻程度之差，释义发生在接近防御地点的战斗意味着执政联盟为公共利益而战，在其他地点上的战斗则可能有其它原因，如攻击敌人、入侵等。同时，作者将执政联盟规模的比较设定在共和制和帝制范围之内。图2显示了共和制和帝制时期TRI分布的箱图。可以看到，两种政权都不是纯粹为防御而战，但共和制时期更接近最佳防御点。

图2 共和制和帝制时期TRI分布

接下来，作者实证检验了Def.Land×Dictator回归系数的符号方向，考察与共和制相比，帝制时期是否较少的发动防御性作战。结论发现，在多种模型度量下，帝制时期都较少的发动防御性战争，也就是说，共和制较大可能为防御而战；模型同时显示，不管是共和制还是帝制，都表现出较大的战争倾向。为证实结论的稳健性，作者逐步聚合地理单元重新计算TRI引入模型，表1显示了Def.Land×Dictator 95%置信区间上的取值范围，符号方向保持不变。

表1 按不同地理单元聚合的Def.Land×Dictator系数

因而，作者认为战争发生与否并非严格的由政体所决定，并进一步从古罗马内外部战争和土地资源的可获得性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政治制度的改变关系到战争发生的性质，但不一定影响战争发生的程度。

为更细致的追踪制度变化对战争的影响，作者将古罗马时期划分为贵族寡头、贵族和平民共和制、共和制结束、元首制和专制5个政体时期，将每个时期战争发生的地形值与最佳防御点进行比较，发现联盟规模更大的时期，战斗地点更靠近最佳防御点，更具防御性（如图3所示）。同时结合图1还可以看到，政体变化对应的战争水平并非始终如一地高或者低。

图3 不同历史时期战争对应的TRI

纵览全文，作者基于经验证据和实证分析表明：较大规模的执政联盟让人均私人物品（X）下降，成员可以从公共物品（Y）中获益，于是导致更多的战争，古罗马共和制与帝制时期战争水平的差异印证了这一推测。

文献来源: Adamson, Jord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Resources, and War: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Ancient Rom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January 2020. Pages 101324. 10.1016/j.eeh.2020.101324.

谢选骏指出：罗马共和国比罗马帝国更加好战，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中国也是如此，春秋战国显然要比秦汉統一之后更为好战。同时也显示了，自由民主的时代也比专制独裁的时代更有擴張需要。

《从罗马共和国“帝国化”展望拜登上任后美国作为新罗马是否由盛转衰》（2021-01-24 雪球）報道：

上周，川大统领从白宫离任并发表了离任感言：

而拜登也正式就任新一任大统领：

于是，财迷发现推特哀声遍野，朋友圈也有各种叹息，“拜登上台标志着米帝这个新罗马已经腐化入骨，必将由盛转衰”的论调甚嚣尘上，有人甚至表示以后不会再移民米帝，云云。

辣么，窃以为各位看官可能会关心如下问题：

问题一：拜登上台是否标志着作为新罗马的米帝由盛转衰？

问题二：美加澳等代表新罗马秩序的国家还是否值得移民，值得投资？

问题三：拜登上台，我等小民又当如何才能趋利避害？

今天，财迷就准备通过回顾古典罗马共和国“帝国化”的历史，来回答以上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研究罗马史的著作汗牛充栋，名家辈出，不管是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还是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经济史》，抑或蒙森的《罗马史》，又或盐野七生的《罗马人的故事》都是动辄几百万字。更不要谈波利比乌斯、塔西佗、李维、普鲁塔克、苏维托尼乌斯、阿庇安的著作，不但字多，有的还需要去看拉丁文版本。

上图：李维和他的《罗马史》

财迷自诩读了不少书，但老实说，关于罗马历史的经典书籍财迷并未一一尽览，本不应就此话题班门弄斧。怎奈财迷总感觉列位看官“当局者迷”，又容易被各路妖艳贱货自媒体传播的熵所误，似乎对如今的米帝和环球形势看得不甚清楚。所以财迷不揣冒昧，想要通过解毒罗马从共和国到帝国的转型来让各位用一把新的“标尺”来测量如今米帝的转型，并对未来做一点相关的预测，以帮助各位趋吉避凶。

毕竟，对于历史有无数种标尺和角度解毒，关键是看我们准备回答什么样的问题。只要思想的自由市场还存在，那我们终有一天能通过无数种偏见达到真理。

附带一句：如果各位看完了本文，或许再去看《星球大战.》的前传三部曲系列电影，也会有更深入的理解。因为《星球大战》前传三部曲的主题，其实也是共和消亡，帝国兴起，只是以太空歌剧的式样呈现而已。

ONE.罗马共和国变强的两大主要原因

闲话休提，直捣黄龙。

我们都知道罗马共和国初期只是亚平宁半岛中部一个7城联盟，蕞尔小邦。那么，这个小邦是如何发展到称霸亚平宁半岛，拳打北部山南高卢，脚踢南边叙拉古，最后连续击败迦太基名将汉尼拔，马其顿王皮洛士，以及本都的米特拉达梯大王，制霸地中海？

上图：刻有罗马共和国（拉丁文名字：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 ,罗马元老院及人民，缩写SPQR）名字的鹰旗。

窃以为主要是因为罗马共和国有两大特质：

特质一，在机制设计上做到了“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权责对应模式，导致其反脆弱能力很强。

特质二，保持一定开放性，始终可以协商。

先讲特质一：机制设计的权责对应导致罗马反脆弱能力相对较强。

罗马王国建成两百年后驱逐了君主，由一群公民——有一定规模土地的自耕农甚至农场主——共同运作。这就是早期罗马共和国（公元前509～公元前27年），正式名称是“元老院与罗马人民”（拉丁文：SENATVS POPVLVSQVE ROMANVS）。

罗马共和国的运作方式颇类似现在的无限责任公司，其公司治理的机制示意图如下：

a）部族会议（Comitia Tributa，也叫库利亚大会，公民大会）相当于董事会，拥有名义上的最高权力。

b）部族会议中的大家族推举德高望重者组成元老院，就相当于是执行董事会。德高望重者及其背后家族就等于是大股东，执行董事会往往代表他们的利益。

c）元老院会每年推举两个执政官，就相当于是CEO。

d）后来出现专门为公民说话，和元老院讨价还价的保民官，就相当于是中小股东代表同时兼任现代邪路国家的工会主席。

共和国早期（也就是马略改革以前）的罗马军队，之所以能打，就是因为每个拥有土地的公民家庭都要贡献男性去当兵。外族来侵，则大家一起上战场，所谓的“与子同袍“，打赢了之后抢到别国财物/奴隶和土地，每个公民兵都有份。军功大的家族，不但战利品如奴隶、土地和财宝更多，且在元老院声望也更高，成为执政官可能性也更大。

如此一来，等于罗马全境内有实力的家族都入股了罗马这个公司，做到“风险共担，利益均沾“，只是：

a）罗马共和国等于是一个无限责任公司，所有公民都要对共和国的兴亡负担无限连带责任——竞争胜利则大家一起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竞争失败则大家一起身死国灭。

b）有的家族贡献大，在董事会里持股权较高。

这就是一种古典时代的“风险共担，利益均沾”（Skin in the Game，具体介绍请见此链接：《财迷‖非对称风险：中信泄露池子银行流水、波斯换币及金融委会议》）。

整体上看，这种制度设计是超越其时代的，比起周围哪些同为无限责任公司的王国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至少在那个时代，这样做能够提高罗马的反脆弱能力——杀不死罗马的，让罗马这个“无限责任股份公司”不断地超越竞争者，吞并对手，越做越大，直至形成垄断地位。

反脆弱性（Antifragile）的定义是：“有些事情能从冲击中受益，当暴露在波动性、随机性、混乱和压力、风险和不确定性下时，它们反而能茁壮成长和壮大”。具体介绍，各位请见此文：《财迷‖反脆弱与三镇斯坦：疫情的大历史框架分析及小民可取之对策》。

而罗马人恰好就是这样。

首先，罗马人很有韧性。

在历史上，罗马给人的印象是——没有亚历山大大帝或汉尼拔那样的不世出的名将，大部分时候是执政官和元老院成员带兵，经常打败仗，而且有的败仗非常惨烈。但总是能在惨败后吸取教训，迅速卷土重来，且变得更强大。

比如著名的坎尼会战，就导致罗马人的主力精锐8万多人全军覆没（死了十分之九）。两位执政官，几十位将军和80位罗马元老院元老（也就是元老院1/4到1/3的人数）全部战死或被杀。差不多每一个罗马公民的家庭都有人阵亡。

上图：《全面战争：罗马2》海报

这种损失，如果是任何别的国家，早已投降。比如在神州，我们很难想象假如曹操、曹丕、郭嘉、荀彧等同时死在一场战役中，曹魏还能绝地反击——估计只要曹操一死，此集团就作鸟兽散鸟。

而罗马却并未做鸟兽散，反而很快组织了新的军团奔赴前线，并通过拉锯战成功反杀。战争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汉尼拔兵败服毒自杀，迦太基不但被灭国，其首都也被毁，土地被撒盐。

这里面的原因就是因为参战的罗马人都是自由公民，意识到了自己的国家陷入危急存亡之际，所以战斗意志被激发，屡败屡战，悍不畏死。

除了悍不畏死，罗马人还进行了很多制度和技术上的主动探索和改革。这些改革包括但并不限于被如今的罗马军事爱好者所津津乐道的以下几点：

a）青年兵（Hastati）、壮年兵（Principes）和后备兵（Triarii）三个兵种被排成前后三排，在战斗中前后轮替。

b）大盾和短剑战术。

c）大量工程技术的引进。

这些军事改革都是超越时代的。罗马的很多军事技术，尤其是土木工程技术，直到中世纪早期都一直未被超越（附带谈一点：正因为公民兵对罗马人来说异常珍贵且都是自家子弟，所以罗马人也形成了共识——不会惩罚哪些投降后归来的罗马子弟兵，令他们蒙羞。）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罗马共和国的反脆弱能力极强。

再讲特质二：罗马是一个相对开放的政体。

罗马共和国这个无限公司的股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外开放的——外邦人只要情况合适，就可以入股。

在罗马打败了周围的城邦之后，虽然也会有屠城以及将俘虏卖为奴隶的情况，但也会做一些别的事情，包括将这些城邦的人纳入罗马的治理之下，并对这些城邦符合条件的人开放公民权。所以很多非拉丁联盟（亚平宁半岛上的城邦联盟）的居民也可以成为罗马公民，甚至成为罗马元老院成员（当然中间有不少斗争和协商）。

这等于是罗马共和国这一家无限责任股份公司把自己的股份拿出来做股权激励——允许新鲜血液参股，并允许他们获得红利。这同样是其他地方的人不可想象的——我们能想象司马家族吞掉东吴西蜀之后，还邀请主要大臣和王室成员进入晋朝掌握部分行政权甚至军事权力么？想一想为何李密要写《陈情表》？想一想为何陈寿不受待见？

所以，正因为罗马共和国具有这两个特质，罗马人才可以战胜历史上可以排进前三的优秀战将汉尼拔，制霸地中海西部，并在后来将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湖。

TWO. 两个特质的异化：罗马共和国的帝国化

辣么，罗马帝国化期间发生了神马？

窃以为是两个特质的异化：

第一点：在机制设计上“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权责对应模式被打破，导致其反脆弱能力变差。

之前财迷已经给了下图：

随着事件推移，问题出现：

作为罗马公民，经常要出门打仗，在离家近的时候，打完仗就可以回家继续种地，所以家里土地不会出现荒芜。随着罗马接连获胜，征服了附近的土地，这导致罗马军队经常进行远征，远征部队很可能长期不回家，容易错过农时，导致土地荒芜——这等于是小股东的经济基础被削弱。

而另一方面，元老院的贵族们（也就是大股东），丧失了作为贵族应该身先士卒的初心。他们变得经常逃避战争，而且靠着出去打仗搞来的奴隶可以买下更多土地，挣到更多钱，变得越来越富有，同时在生活上腐化堕落——这等于是大股东的经济基础得到加强。

由于只有有地公民才有服兵役的义务。于是为了逃避兵役，当时大量的罗马公民（小股东）就会倾向于把土地卖给贵族大地主（大股东），自己选择以佃农身份留在土地上（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P44）——这样一来虽然没了土地，但不再是有地公民，但同时也不用服兵役，不会因为兵役导致自己家里土地荒芜，起码日子还能过得下去。

另外，大量资本进入公民兵的基本盘——伊特鲁利亚地区，投入橄榄林和葡萄园，导致这些地区地价疯涨。而原来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公民纷纷乘着地价高卖掉原有产业，搬到城市里去住或者搬到东方哪些被罗马新打下来的低价较低的地方居住。

上图：罗马公民兵的基本盘：伊特鲁利亚地区

以上两件事，等于是很多短视的小股东直接抛弃了股东的地位。而大股东手中的股份越来越大，他们的话事权也越来越大。这其实还没什么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小股东（公民）的权利减少，而责任变大。而大股东（元老院贵族）获得了大量权利，而他们的责任却变小。

历史书对此的描述是：“在外作战阵亡的士兵和破产农民（也就是小股东）的土地被贵族（大股东）兼并，侵略带来的巨大财富和奴隶（奴隶经济）代替了之前的小农经济。导致很多穷人无业可做，无法养活自己（小股东社会地位日益下降）。

总之，到了此时，权责不再对应，大股东和小股东们不再能“风险共担，利益均沾”。贫富差距悬殊，阶级矛盾日渐尖锐。”

于是就产生了如下后果——小股东们对此非常生气。他们推举了保民官格拉古兄弟，想要改变这一切。

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兄弟出生在古罗马共和时代的一个贵族家庭里。自幼受到希腊文化的熏陶，希腊的奴隶主民主政治以及公民平等的思想对他们影响很深。

公元前133年兄提比略·格拉古当选为保民官，提出土地法案，规定公民每户所占公有地不能超过1000尤格。超过土地由国家偿付地价，收归国有，并划成每块30尤格的份地分给贫穷农民，由一个三人委员会负责分配土地。但不久后提比留被反对贵族杀害，土地改革运动至此中断。

10年后，弟盖约·格拉古任保民官。他重申提比略的土地法，还提出了实行赈济城市贫民的粮食法和授与骑士司法权的审判法等法案，目的都是吸引改革的拥护者以实现土地法。公元前121年，反对改革的元老贵族杀害了盖乌斯。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格拉古兄弟虽然先后被杀，但他们提出的法案大多保留了下来。

历史书对此的评价是：格拉古兄弟改革，冲击了豪门贵族（大股东）的统治，打击了大土地所有制，使罗马的上地集中现象（大小股东矛盾焦点）得到缓和，对于罗马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但是，纵然如此，公民兵兵源的减少的趋势并未得到逆转——这背后一个可能的逻辑是：在罗马扩张的过程中，所有人都开始有了更多的奴隶，也变得不思进取。即使是罗马城的平民，也享受了大量福利（比如格拉古兄弟改革内容就包括给罗马的无业贫民定期发放救济粮）——这导致a）很多人不愿意当兵，公民兵大大减少。b）罗马的贫民则获得了大量的福利, 成为哪个时代的黑命贵集团。

这就倒逼马略进行了军制改革——将原有的征集公民兵改为募兵制，招收穷苦公民服役。规定士兵服役期为16年。服役期间由国家供应装备、给养和支付军饷。退役士兵由国家分给土地。

很不幸的是，正是由于募兵制代替了公民兵，导致了潘多拉恶魔被放出黑匣子——怀有野心的常备军领袖利用小股东和大股东之间的矛盾，开始反击元老院，最后导致了独裁者出现，罗马进入帝国时期。

马略建立募兵制的常备军团后，很快吃到苦果，他的宿敌苏拉带着军团回到罗马屠杀马略拥护者，开了先例。然后他自己又带兵回罗马进行报复，屠杀苏拉拥护者。从此就冤冤相报，没完没了。

十几年后，我们熟悉的凯撒就学习苏拉和马略，以保护公民（小股东）为借口，渡过了卢比孔河，赶走了元老院，自己成为独裁的“首席公民”，正式开启了罗马的帝国化。

罗马的小股东们，前门赶走了元老院这群狼，后门却放进独裁者这只大老虎，从此永无宁日。

也许元老院有很多问题，但是独裁者一来，对于国家问题会更多。

首先，独裁者必须不断扩张。

其次，独裁者永远要面对接班人问题。

再次，宫廷政变，黑箱操作，各种问题由此而来。

最后，罗马的特质二——保持一定开放性——也在独裁者的操作下带来巨大的问题。

独裁的皇帝不放心身边人，于是大量雇佣蛮族做卫队。用来制衡原有的真正的罗马公民。这进一步导致了罗马的异化。蛮族雇佣兵卫队势力变大之后，开始随意扶持和废掉皇帝，自己做国王。后来的奥斯曼帝国也陷入了这样的问题。

这些东西为祸之甚，你我吏治帝国的小民，想必比谁都熟悉，就不用多讲了。

THREE. 美国作为新罗马，是否也开始异化并由盛转衰？

罗马共和国的帝国化既然已经解毒清楚，比照罗马人，美国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变得很好理解：

1）米帝也是一个类似于罗马的无限责任公司，基本上在1950年代以前一直是“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权责对应机制。比如，以福特为代表的资本家们给手下的工人高工资来刺激美国内需增长，自己可以卖出更多汽车；而工人们则做着有一定积蓄后自己也去闯荡一番事业的“美国梦”。

从伊利运河到福特汽车，华尔街搞融资，中部芝加哥底特律搞制造，南方开采石油，西部出农产品——米帝国内的大小股东们都有钱赚，有梦想可以实现，基本上是一个“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内循环的乐园。

2）1950年代以后的全球化，已经让米帝出现了一些问题——汽车制造产业流到德国/日本，电子产业流到日本/韩国。米帝很多公民因此失业，而华尔街的资本却从日本德国的投资里收获颇丰，同时好莱坞电影也在欧洲和日本打开了市场——大股东（华尔街好莱坞）和小股东（汽车业电子业从业者）的分化已然出现。还好米帝靠着互联网产业扳回一城——互联网产业新创造的就业让小股东们能够参与到产业升级中去，在履行义务的同时仍然享受红利。

3）自从神州崛起之后，由于神州体量太大，对米帝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米帝的跨国企业家们纷纷把境内的玩具厂、电子厂、玻璃厂、服装厂迁徙到神州，导致神州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华尔街和跨国企业由此赚得盆满钵满，好莱坞也因此大赚（神州电影票房已经接近于米帝）。

于是，类似于罗马共和国的元老院贵族，华尔街oldmoney ,跨国企业和好莱坞明星并不去伊朗阿富汗流血打仗，而是在全世界（主要是某地）开血汗工厂挣钱，享受起全球化红利。他们很多人也可能光顾过性都东莞斯特丹，并逐渐从刚健质朴变得腐化堕落。

然鹅，全世界开血汗工厂固然挣钱，随之而来的产业外流却导致米帝的公民兵基础——中西部铁锈地带和南方红脖子们生活水平相对下降（整体上还是提高的，详情请见此文：《财迷‖大象的变异：金毛上台、米帝财政危机与全球化第四波的影响及对策》），他们开始日益不满。

4）川普相当于新时代的格拉古兄弟。他要干的事情，就是和元老院的人讲数——你们这些元老院成员，虽然全世界去开血汗工厂，富得流油，但是也不能因此导致我们的公民（小股东失业），所以你们的产业链必须回流，不回流我就要处罚你们。

上图：很多人将川大统领比作凯撒，而财迷认为他更像格拉古兄弟。

所以，通过全球化获得了巨大红利的跨国企业巨头，华尔街大鳄，好莱坞影星不恨川普是不不可能的——因为川普等于是在断掉他们的财路。

5）但是，我们不能完全把跨国企业巨头，华尔街大鳄，好莱坞影星等同于罗马共和国的元老院。

在米帝，参议院其实就相当于元老院，就连名字都一样,叫做Senate。作为保民官的川普实际上是团结了大部分元老院的成员的——参议院在川普执政时期一直是共和党把持，和川普相互配合，如鱼得水。反倒是佩罗西的众议院一直是和川普对着干。

6）川普也无法完全代表所有小股东的利益——最起码很多黑人，硅谷的不少互联网从业者以及军公教人员的利益川普是无法代表的。川普主要是代表了在全球化浪潮中心理不平衡的那部分人的利益。

7）从这个意义上讲，拜登身上也有保民官的影子——团结一批新的小股东（黑人/妇女/互联网/军公教）来反对川普和他的元老院盟友（主要是石油巨头，军工巨头以及各种军队/CIA等米帝国内的鹰派高层）。

8）需要指出的是，现在的情况比罗马时代要好得多。

作为新时代格拉古的川普并未被暗杀，而是和夫人一起回到比白宫大得多的庄园舒舒服服过清闲日子去了。

新时代的元老院也并不是特别腐化——真的要像是共和党攻击的那样“腐化”，拜振华上台就应该撤销川普对神州的各种禁令。然而拜振华推翻了川建国的一堆命令，但都是重返WTO，撤销建移民墙之类，唯独却没有撤销关于神州的任何总统令。

新时代的马略/苏拉和凯撒也并未出现，军队更多的是维持秩序——实际上这些部队也不是神马为所欲为的蛮族军队，而更多地类似于公民兵。

实际上，财迷虽然开玩笑说米帝铁锈州的的失业者是白垃圾（whitetrashes）,但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小看这些人。人家再差也是股东，手里有票权，元老院和保民官都要看他们的脸色。

至于某些地方只能算无限责任公司里的人肉干电池和“生产资料”的愤青喷子，居然去嘲笑其他公司的股东，这种情况恐怕就如菲尔丁所说:“如果丑陋的人偏想别人称赞他美,跛脚的人偏想表现矫健,那么这种原来引起我们同情的不幸情况又会引起我们的讥笑了。”

FOUR.回答开头的问题以及你我小民的对策

形势既然已经推演清楚，我们或就可以回答如下问题：

问题一：拜登上台是否标志着作为新罗马的米帝由盛转衰？

答曰：此次大选，确实显露出了米帝的撕裂和混乱，毕竟这是207年来首次国会山被攻占。但按照罗马由盛转衰的标准，恐怕很难说这标志着米帝由盛转衰，毕竟不但新时代的格拉古兄弟已经平安下野，新时代的苏拉和凯撒也并未出现（军事政变发生才算得上），政权和平交接了，而拜登更多是寻求和解，身上甚至也有一点保民官的影子（当然是另一群小股东的保民官）。

在这里我们应该庆幸和赞赏川普的节制——假设他真的发动了兵变，那他就不再是新的格拉古兄弟，而是第二个凯撒，那等于是真的要将美国这个新罗马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附带一句：很多人当初居然鼓动川大统领兵变，这在财迷看来是很有意思的事情。窃以为这种人不是蠢就是坏。无论罗马如何有问题，也不能开兵变之先河，否则就等于是给了野心家借口，前门赶走了元老院这群狼，后门却放进独裁者这只大老虎，从此永无宁日不说，还会被朝鲜伊朗之流笑掉大牙。

每次财迷看到盐野七生在《罗马人的故事》里面大赞特赞凯撒，都只能苦笑——女子慕强，是刻在基因里面的.盐野七生也不例外，对作为英雄的凯撒赞赏有加，搞得读者隔着书本都能看到这位日本老女人的星星眼。但是，这无法改变凯撒作为规则破坏者和第一个独裁者的事实。

罗马的堕落，就是从所谓的英雄破坏游戏规则开始的。

美国人对这一点非常警惕。从建国先贤的宪法，到从星球大战的拍摄，一直都在警告大家只要英雄是人，就会堕落，就需要用制度制衡他。

上图：星战前传三部曲之最终章《西斯的复仇》。财迷强烈推荐星战前传三部曲。这个系列电影完整讲述了阿纳金如何从天赋异禀的英雄堕落为黑暗的达斯.维达，并协助西斯大帝推翻了共和国。

问题二：美加澳等代表新罗马秩序的国家还是否值得移民，值得投资？

答曰：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且不说现在的米帝仍然是一个共和体制，即使退一步讲，米帝真的帝国化了，按照西罗马延续了400多年，东罗马延续了1400多年的例子，米帝要真的堕落到不值得投资的地步，也还有几百年的时间。即使现代节奏加快，估计也要几十年。

问题三：拜登上台，我等小民又当如何才能趋利避害？

首先，拜登上台。窃以为某群人不能因此窃喜，而另一群人也不必因此担心，而是要看到这背后的一个规律——假如现在的米帝真的开始了帝国化，那就正好是共和国晚期或者帝国早期的罗马，处于侵略性和进攻性最强的时代。

原因之一是有野心的强人希望以军功上位。只有通过不世之功，才能赶走元老院的那些人，成为天下至尊。

原因之二是此时的元老院走向腐败，需要更多通过扩张带来的收入。

原因之三是罗马城的贫民也在增加，需要a）通过军功来翻身, b）他们的福利也需要大量外族供养。

苏拉能成为独裁者，主要就是因为他善战，以少胜多打败了学习罗马的东方劲敌本都军队，取得了第一次米特拉达梯战争的胜利。

凯撒能上位，主要就是因为他远征高卢，以12万人打败了30万高卢军队。再然后远征埃及，将托勒密王朝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

即使是被凯撒打败的庞贝也很厉害，以少胜多打败过海盗，取得了第三次米特拉达梯战争的胜利，彻底终结了本都这个小亚细亚的最大劲敌。

所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蒙森才会在他的《罗马史》里这样说：“苏拉复古宪法，庞培征服东方，恺撒平定西方。”

上图：罗马共和国在公元前44年凯撒时代后期的版图，可以看到基本上已经奠定后来帝国版图的框架（实际上凯撒已经征服过不列颠，后来又将埃及变成了自己的附庸国。让其女王变成了自己的情妇）

所以，有的人应该庆幸拜登这种天天把“We are notblue states or red states. We are united states”挂在嘴边的老好人上台。他更多的是在各种弥合之前的撕裂带来的问题，修修补补，和川大统领一样大砍大杀的可能性很小。

其次，前面已经说了，拜登不会缓和川普的对华政策，但他忙于弥补国内的撕裂，估计不会对神州加剧冲突。所以，各位想要月兑跳出中美冲突大漩涡的看官的应该趁着拜登在任的这几年窗口期好好准备，即使不想月兑，也起码要多挣点钱，存粮过冬。假如四年后共和党新人卷土重来，和神州的对抗加剧那就是大趋势。

再次，拜登上台后说不定冲突也会加剧。因为即使拜登想要当安东尼，也很难再遇到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因为现在的神州庙堂已经不是以前的神州庙堂，并不想做埃及托勒密，成为米帝罗马元老院的奶妈，以地事秦。所以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冲突突然加剧的可能。所以你我小民，也不能放松，要时刻提醒自己这些风险，与时间赛跑。

最后做个总结：古典罗马共和国的帝国化和由盛转衰，经典叙事是特权阶层独享战利品，出力的平民家庭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日益贫困。于是特权阶层大股东建立常备雇佣军来代替公民兵小股东。但雇佣军领袖凭借战功获得民众声望，尾大不掉，借着民粹主义做掉特权阶层，自己成了皇帝。如此则带来了密室阴谋，宫廷政变，和蛮族入侵等各种负面后果，导致罗马慢慢衰败。

而如果我们用古典罗马共和国帝国化的尺子来测量现在的米帝，就会发现米帝还远远没达到可以称得上帝国化的地步。基本的公司治理机制未变，制衡体系仍在。冲突固然剧烈（但和南北战争以及70年代反战运动比并非空前），但最后权力交接仍然是和平的。所以，列位看官大可不必哀声叹气，大谈米帝衰落，该赚钱乘春风还是要去行动，该做准备还是要去准备。

毕竟，如果米帝这个新罗马真的开始帝国化，那么必然会出现想要通过战功建立统治权威的好战强人，他们会和凯撒征高卢，庞贝征东方一样，不断地发起对外战争，最倒霉的就是各种对手，不管其对手是马其顿那样的曾经辉煌的军事强权，本都那样的学习罗马军队的能打的好学生，还是托勒密埃及那样的内部一盘散沙，不算很能打的吏治帝国。

言尽于此。

谢选骏指出：罗马共和国比罗马帝国更加好战——因为帝国一般采取守势，即使疯狂的私生子秦始皇也不例外。而“区域的共和国”（或诸侯国）往往先于“全域的帝国”而出现，共和国（或诸侯国）若不扩张吃饱，如何成长为统一帝国呢？罗马共和国比罗马帝国更加好战——这意味着民主制度可能比专制制度更加好战。这可与人们习惯的话术“和平民主”正好相反！

【52、孔子是秦始皇的先行者——反孔就是反恐了】

《孔子晚年竟然也做过“删诗书”的事情！》（2017-08-01）报道：

说起对中国典籍藏书的毁坏，一般会想到的是秦始皇焚书坑儒、董卓火烧洛阳，甚至包括明朝朱棣编《永乐大典》，清朝乾隆编《四库全书》，其中都有删毁对自己统治不利的典籍的行为。但其实，“毁书删书”的不仅有这些统治者，我们的万世师表孔子也做过“删书”的事情。那么孔子为什么要“删书”，他的这种做法对中国文化的传承是功是过呢？

一、孔子删得是什么书？

孔子周游14国后，晚年回到鲁国，在教学之余，整理编辑了《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6本书。其中孔子对《诗经》、《尚书》两本书的改动最大。“删诗书”一说，就是指他对这两本书的删减编辑。

二、孔子删了多少篇幅？

关于“删诗”，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诗经》原本有3000多篇，孔子删完之后只剩下305篇，可见删减的篇幅之多。

三、孔子删掉了哪些内容？

孔子删掉的大多都是重复的和不符合礼仪、不符合儒家思想的部分。先秦时期，思想开放，《诗经》的“风”部分，属于民间文化，其中很多是爱情类诗篇，着重描写了男欢女爱，甚至不乏被孔子列为的“越礼”的内容。另一方面，此类诗歌也容易有主题雷同和重复。因此，孔子删掉的主要是这部分内容。

四、怎么评价孔子“删诗书”的功过是非？

首先从动机来看，孔子“删诗书”和统治者“毁书”不一样，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思想，把不好的那部分删掉，虽然这种“不好”只是他认为的不好，但是他的动机比较高尚，就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而且，孔子删去了重复和不合礼数的篇章之后，对其进行了分类和调整次序，重新编辑整理，并将之作为教材广泛传播。这些文献经过孔子的的筛选、编订次序、写序的工作，含义更加清晰、文章更加通顺、结构也更加合理，其中蕴含的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加积极而深远。

综上，虽然孔子的“删诗”使得大量前秦古人原汁原味的文化失传，这的确是一种遗憾。但是若没有孔子的努力，这些先秦的文献可能也很难传到今天。总统而言，孔子的“删诗书”还是功大于过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显然奉行“双标”，而故意忽略了一个事实——孔子是秦始皇的先行者，用自己的看法去篡改古史，可谓一个“反文化的凶残杀手”矣。孔子刪除詩書和滿清用《四庫全書》來毀滅文化的做法，大同小異……不愧爲同出於東夷！

《孔子人生中有哪些污点？删改古籍，冤杀异见者，还让子路去干这事》（2023-07-11 天津）报道：

说起对中国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人，孔子毫无疑问应该排在第一位。孔子出身贵族，但是早年间也曾遭遇到了家道的中落，他的父亲死后，他就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他给政府看过仓库，管理过畜牧业，后来竟然当上了司空和司寇（相当于工业部部长和刑部尚书的职位，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了），后来他被撤销了职位，从此走了上广收门徒和周游列国的道路。

一个人有多大的影响就可能会招来多大的非议，很多人都是非常不喜欢孔子的，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过号称要“打倒孔家店”的相关运动，但是无论如何，孔子和儒家的精神依旧埋藏在如今每个中国人的血肉之中。

孔子做过很多值得争议的事情，比如说他修改古籍，这是一种典型的阉割他人作品的做法，孔子这么做了，日后多年他的徒子徒孙就也会这么做，《诗经》原本上千首的，孔老夫子这个不满意，那个不同意，活生生将《诗经》删除到了305首。他的春秋笔法主张为尊者讳，说白了，也就是扭曲历史，歪曲事实，对后来中国史书的书写方式带来了很多不好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孔子一生主张的是能够复兴周朝的礼仪，从这个方面来说，他是一个守旧派，对于那些不符合周礼的人和事，孔子都是会很不高兴的，比如说他当年在鲁国的时候，就有两位叫孟孙和季孙的大夫，他们私自修筑了不符合自己身份的城郭，孔子非常不高心，认为他们越制了，于是他就派出了他的弟子子路悄悄的把他们的城郭给破坏掉了。可见孔夫子也是同意为了达到正确的目的，是可以不择手段这句话的。

如果说以上还只是小打小闹，情有可原的话，下一件事可就没有这么轻松了，这件事就是“孔子冤杀少正卯”事件。

少正卯是鲁国的大夫，他也喜欢开课授学，在当时几乎比孔子都受欢迎，孔子的很多学生都被他吸引走了，此人并没有什么著作留存，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但是他显然是个革新派，根本不同意孔子的很多见解。他和孔子的很多主张都出现了矛盾，所以孔子在当上司寇没多久，就下令将少正卯抓了起来，以五条罪名将他杀死了。事后孔子回忆起少正卯的时候，评价道：（少正卯）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可见少正卯一没杀人二没放火，完全是被一些似是而非的罪名给杀掉了。

对于孔子冤杀少正卯这件事，后来他的徒子徒孙们一直百般掩饰，比如朱熹根本就不承认，但是也有例外，比如荀子就曾明确的说道：夫子为政而始（先）诛之，得无失乎？你刚当官就杀人，你难道没做错？

谢选骏指出：我看孔子对待民间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毛泽东如出一辙——也算一个“文化革命破四旧”的急先锋。“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孔子之谓乎。他不僅殺害政敵，也毀滅文明！毛泽东虽然反孔，但在杀人灭口方面，可谓一脉相承孔老二矣。而从文化人的角度看，反孔就是嫌孔子的恐怖不夠。

【53、章士钊是个老乌龟】

《章含之文革出轨细节 在前夫大姐家通奸 下跪认错》（2023-11-25 博雅斋3）报道：

洪晃之父洪君彦撰写的《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一书，近日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记录了“总长女儿、主席老师、外长夫人”章含之讳莫如深的第一段婚姻。

作者洪君彦记述了他和章含之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23年（1949至1973年）的过程。洪君彦系经济学者、美国问题研究学者，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

第三者是大串联同伴

自从我被剃了阴阳头后，我一直不敢脱帽子。即使回到家里，因为怕吓着女儿也整天戴着帽子。但洗脸时不得不脱帽子，却不小心被当时只有5岁的女儿看见了。她吓得嚎啕大哭，抱着我的腿说：“爸爸，我不要你这样，我不要你这样。”我也哭了，把女儿搂在怀里说：“妞妞乖，不怕，不要怕。”

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完全是另外一种表情。她坐在沙发上，双脚跷在茶几上，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说话时都没用正眼看我。我当时大为震惊，心想：你明明知道我蒙受不白之冤，是无辜的，你不仅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却用恶言恶语来挖苦我。这个女人心真狠！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搞跨省跨市的大串联。1966年底，章含之也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大串联，她的同伴主要是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教员，其中有一位张某。他们的目的地是南方的杭州、宁波和上海。章准备到上海后住在我大姐家，所以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我大姐的儿子。

我的大姐洪君慧大我17岁，一直非常疼爱我。1964年我母亲去世后，大姐对我的爱护又深一层。所以章住在她家，她对弟媳也照顾周到。大姐专门把亭子间为章布置成一间舒适的卧室，把章当上宾招待。在上海，章与张某几乎天天在一起。那时大姐看到章与张某眉来眼去，出双入对玩得欢天喜地，而把我完全置于脑后，大姐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当时我外甥见章与张某上街时拉着搂着的亲昵样，感到十分诧异，用好奇的口吻问舅妈。章却说：“我们外语学院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都很洋派。”后来大姐与大姐夫发现章与张某在她家卧室发生不轨行为，并掌握了确凿证据。大姐当时真是心如刀割，大哭了一场。大姐反复思量后，含泪对我的兄弟姐妹说：“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君彦知道。”要大家守口如瓶。

妹妹劝我放弃自杀念头

1967年中期，北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干部解放更是遥遥无期。我整天劳动、写检查弄得疲惫不堪，又丝毫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慰藉。当时看不到任何出路，情绪低落到极点，而且想到：我这般毫无作为、毫无尊严地活着，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家人带来耻辱。于是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是谓“士可杀不可辱”。但转而又想到：共产党员要是自杀，将作为畏罪叛党论处，罪加一等。这样更加会连累妻子、女儿。于是我曾设计到颐和园游泳，装作自然溺死，这样才可免除家人受牵连。正当这种自杀的念头萦绕不去，我最痛苦、最失落时，妹妹洪吟霞出差到北京。我把自杀的想法告诉了吟霞，妹妹听后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哽咽着对我说：“小哥哥你怎么到这种时候还这么痴心？章含之早已和别的男人好上了，你连自杀还要考虑到会不会连累她……”在这种情况下，她才把章和张某在上海大姐家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这件事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一时间我实在无法接受，倒使我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妹妹的一席话使我恍然大悟，从此我也警觉起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出章的手提包，赫然发现她的皮夹里夹了一帧张某的照片。此外，手提包里还有安全套。我和她自“文革”后根本没有夫妻生活了，这安全套说明什么问题？发现这两样东西后，我愤怒极了。我当场要她把事情说清楚，她一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开始她一味抵赖、否认，可是在物证面前无言以答。我当时愤怒到极点，简直要疯了。我说：“我要找张某人问清楚，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我当时已愤怒得不顾一切了，不顾我尚在受监督，也不顾我擅自离校会遭红卫兵一顿毒打，我真会跑到外语学院找张某人理论。在慌乱间章突然下跪认错，表示悔改，并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愈来愈像我的妈妈（指她生母）了。”我愤怒过后冷静下来，理智地考虑到：我和她结婚已10年，女儿也6岁了。只要她真能与张某了断关系，我再不会提起这件不愉快的事。我会和她和睦相处，给女儿一个温暖的家。

但是我的良好愿望并未实现。自章张恋情揭穿后，章仍然我行我素，视我为陌路人，而与张某的婚外情一直断不了，来往频繁。当时在外语学院，章张之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我也闹出段婚外情

就在我最痛苦、软弱时，出现了一个既同情我、又仰慕我的人。一天正在劳动时，高音喇叭传来“揪出某某现行反革命、打倒某某现行反革命”的口号。不久“牛棚”里又多了几名难友和我们一起劳动，任务是到稻田去除稗子。和我分配在一组劳动的是西语系的一位女教师，戴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她因为视力不好，分不清稻田里的禾苗和稗子，常把禾苗当稗子拔掉了。因此常遭红卫兵训斥，说她故意破坏。她在劳动时总是胆战心惊地跟在我后面，要求我教她如何识别禾苗和稗子。一次劳动小歇时，她向我透露她有一个女儿。她伤心地说：“将来孩子长大了，要是知道有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妈妈怎么办？还不如现在死了算了。”大概是同病相怜的缘故，我很理解她的绝望与无奈，对她深表同情。

不久工宣队进校，在派系斗争中被揪出来的难友先释放了，女教师先离开了“牛棚”。但她仍不时关心我的处境，想方设法避开监视，冒险给我递小纸条，以此传递外界的消息来宽慰我。直到1969年2月我才获准回到自己的宿舍。那时这位女教师不顾监视的目光，常到宿舍探望我，互相倾诉各自的苦难。两人有时谈到深夜，愈谈愈感到患难见真情，愈谈愈深入愈感到惺惺相惜，以致未能克制感情冲动，步上了婚外情的歧途。

不久事情传到章的耳中，她气冲冲地责问我，说我丢了她的脸，跟我吵架。我理直气壮地说：“是啊，现在我和你一样也有了外遇。不过你做在先，我做在后；你做的是暗的，我做的是明的。咱们扯平了，谁也不欠谁。”

章与乔冠华的绯闻

我是1969年10月去江西的，直至1971年9月“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鲤鱼洲的北大五七干校结束，全体教职员工撤回北大，我才回到学校。

而那时章含之已是“通天人物”。1971年章含之随乔冠华参加联合国大会，待她返京后，她与乔冠华的绯闻就沸沸扬扬地传开了，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我也有几位燕大老同学在外交部工作，所以章与乔部长的事很快传到我耳中。我听后一点不吃惊，心想：这回准是她又爱上乔冠华了，以我的亲身经历，不难想象她是如何取悦乔部长的。

1972年年底，章含之向我提出要离婚的事。她说：“我们的缘分已尽了，分手吧。这样对双方都好。”我听后心里非常平静。心想：这是早晚的事，是必然的结果。我心里很清楚：像她这样有心计的女人，在没有找到更高的目标前是不会随随便便提出离婚的。所以她一提出离婚，我就爽快地答应了，没半点争执。不过，当时她从未提起是毛主席叫她离婚之类的话。近年她口口声声说是毛主席叫她离婚的，使我这当事人感到十分惊讶。

1973年2月，我和章含之去史家胡同附近的居民委员会办离婚。第一次去还碰了钉子。居民委员会一位负责人冷言冷语地说：

“办离婚没有登记结婚那么简单，你们为什么要离婚？理由是什么？”

我们两人都说：“长期感情不和。”

他又追问：“感情怎么样不好？说具体点。”

两人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这一次离婚没办成就回来了。

办离婚也要走后门

过了两星期章含之打电话给我，约我再去一次居民委员会。她说：“这次行了，可以办成。”我们走进居民委员会，接待我们的还是那位负责人。办事的是同一个人，但态度迥然不同。他和颜悦色地给我们倒茶，热情接待，一句话不问，利利索索地把离婚手续办了。事后才知道，章向外交部反映了第一次办离婚碰钉子的情况。于是外交部政治部主任派人到居民委员会关照，说：上次来办离婚的，你们知道是谁吗？下次章洪二人来办离婚，不许问长问短，照办就是了。想不到办离婚也可以走后门。

20世纪70年代父母离婚在社会上似乎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连孩子也感到有压力。孩子一是感到丢脸，二是感到没有家了。关于父母的离婚，洪晃在书中写道：“那是一个最不好的五一节，我爸把我带到北大的宿舍里跟我谈话，这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分开了，但我爸爸还装装样子，有时候还在史家胡同住。这次我爸爸就对我明说，以后史家胡同就不回去了。那天我爸爸陪我从北大坐332到动物园倒111路，一直送我到灯市口，然后我就在马路边，看着我爸过马路到马路北边坐111路回北大，我就觉得我爸特惨。而我妈当时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回避，她不知道这时候应该怎样处理一个小孩的感情。”

先斩后奏激怒92岁章老

离婚的事向女儿交代过后，接着应该向老人交代了。如何能讲清楚？真是太难了。章老当时已92岁高龄了，再加身体十分衰弱，长期住北京医院疗养。其实1971年我从鲤鱼洲干校回北京时，老人家已经在医院里了。那时我每星期都去北京医院看望他，从家中带去可口的菜和汤，坐上一两个小时陪他聊聊天。

不久听说章老受毛主席重托，即将启程赴香港促成国共和谈，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和老人谈了。我到北京医院章老的病房，先向他请安，问候他的健康情况，蹰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爸，我和含之长期感情不和，已经办了离婚手续了，这件事必须和您说一下。”章老当时非常吃惊，继而大为震怒。他提高嗓门激动地说：“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以先斩后奏，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们离婚后妞妞怎么办？”接着又问我，“是谁提出来要离婚？”我说是章含之先提出来的。章老马上问：“含之是否有人了？”我说：“有了，是乔冠华。”章老马上说：“你们的离婚过程一定有文章，这件事不能这么了结。我要找毛主席，等我香港回来再说。”说罢他气呼呼地闭上眼睛。这是章老听到我们离婚消息后的第一个反应，章老1973年5月25日赴香港，7月1日就在香港仙逝了。

网民嚎叫：

FANRENINUS 2023年11月26日 11:13

章含之是个婊子。

谢选骏指出：并不是“毛泽东把章含之‘搞’成了破鞋”，而是“毛泽东又‘捡’了一双破鞋”——章含之为何沦为“破鞋”？都是因为章士钊那个老乌龟造的孽——

《章含之：亲生父母抛弃，两段坎坷婚姻，临终选择和养父章士钊合葬》（2022-01-18 温读）报道：

1942年的夏天，上海滩正值梅雨季节。大雨哗啦啦地打在路上，街上人们匆匆忙忙地赶回家，生怕被雨浇到。

就在这个时候，街头却有一个小女孩呆坐在原地，她衣着精美，长相姣好，看得出来是好人家的姑娘。

有人看小女孩一个人被大雨淋得浑身湿透，忙上去问她：“你家人呢？”

小女孩瘪了瘪嘴，就连哭泣都没有什么力气，“我没有人要了。”她说道。

旁人还以为小女孩是被遗弃的。

可是没多久，有一辆小汽车过来把小女孩接走了，后来才知道，这个小女孩竟然是章士钊的女儿。

章士钊，谁又能不知道呢？

这个小女孩既然是章士钊的女儿，她怎么会说自己没人要了呢？

这个小女孩名为章含之，年仅七岁，是章士钊的养女。

章含之的生母谈雪卿，是上海滩有名的美人，也是著名的交际花。她曾经是康克令钢笔的售货员，因此还被称为康克令西施。

1935年，年纪轻轻的谈雪卿就和军阀之子陈度未婚同居，并且还怀了孕。以腹中孩子为要挟，谈雪卿希望陈度娶自己为妻，可是陈度只愿意纳妾，不肯妥协。

拉扯之下，陈度的父亲干脆请来了章士钊，希望他能够解决这件事情。谈雪卿不能如愿嫁给陈度，肚子也越来越大，她只能生下来。生出来了一个女儿，谈雪卿见无利可图，就不肯再管这个孩子。

陈度的父亲也不肯让这个孩子进家门，于是只能拜托章士钊收养这个孩子，从此章士钊多了一个养女，就是章含之。

而这只是章含之第一次被母亲抛弃。

进入章家之后，章含之被放在奚夫人的名下。家里的人都没有告诉她真相，章含之一直以为自己就是章士钊和奚夫人所生。

奚夫人名为奚翠贞，本是一个青楼女子，后来被章士钊纳为妾氏。因此，章士钊还和当时的妻子大吵了一架，最后两人分居。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真的成婚后，章士钊和奚夫人的感情却很一般。

奚夫人是一个典型的上海滩姨太太，每天的生活就是打麻将、吃饭和享乐。至于章含之这个养女，本就不是奚夫人自己生的，完全不去关心她。

从小，章含之都是被家里的佣人抚养长大的，章士钊忙于公务很少关心她，奚夫人也不在乎她。

虽不缺吃穿，却少有父母亲情。

小时候，她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去教堂里面发呆。她没有什么忏悔或者想要倾诉的事情，只有满心的迷茫、委屈和孤独。

1942年，章士钊在动乱之中前往重庆，但是却把奚夫人和七岁的章含之都留在了上海。

在章士钊前往重庆之后，被留在上海的奚夫人干脆养了个所谓的“干儿子”，这个“干儿子”实际上就是奚夫人的情人。

而夹在二人之中的章含之，无疑是最悲惨的，她没有得到章士钊的关爱，还因为大人的矛盾，被奚夫人冷落。

奚夫人对她近乎于不管不顾，每日就和“干儿子”厮混在一起。

下雨天的时候，奚夫人自己不想去接章含之回家，就让“干儿子”骑自行车去。奚夫人自己都不重视这个养女，又怎么能够指望一个外人呢。

“干儿子”骑着自行车跑得飞快，竟然直接把章含之甩了出去。

于是，小小的章含之在大雨中等了好几个小时，在行人匆匆离去后，自己仿佛无家可归。

“我没人要了。”这是章含之一直以来唯一的想法。

在这样的家庭里，章含之活得痛苦而又压抑，她幻想自己是鸟、幻想自己能够自由飞翔、无忧无虑，幻想过上幸福、被人捧在手掌之中的生活。

从童年开始，章含之就被一种对爱的索取而裹挟着。

1949年，章含之和奚夫人按照章士钊的吩咐迁居北京。即便之后，章含之再也没有回来过上海，上海依然是她的唯一故乡，那片空虚寂寥的地方反而成为了章含之的归属之地。

来到北京之后，章含之进入了北京贝满中学读书。她是中国传统认知里的那种漂亮姑娘，又因早年经历充满独特的气质，进入学校之后，章含之就受到了学校男生的热烈追捧。

这种追捧，反而让从来没有被关注过的章含之感觉到不自在。

在这一年年末，北京举办圣诞舞会，章含之受邀，她推脱不过，只能参加。

她没有特别精致的装扮，但是却如出水芙蓉般清秀，吸引了在场绝大多数人的目光。洪君彦也是被吸引的人之一，他就读于燕京大学，比章含之要大上许多。

一个成熟稳重、学识丰富的男人，一下子戳中了章含之渴望有人能够依靠的心，两个人自此陷入爱河之中。

爱情上章士钊找到了足以寄托情感的对象，她对于亲情的质疑被不断放大，渐渐地，章含之对父亲章士钊的情感越来越矛盾，父女二人之间的关系渐渐僵硬。

那个时候，章含之甚至认为作为章士钊的女儿是一件倒霉的事情。

章含之的偶像是鲁迅先生，在她的眼里，鲁迅先生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而鲁迅却不喜欢章士钊，他写文直接指名道姓抨击章士钊，一点儿情面都不留。而这篇文章还被收录到了学校的课本里，老师拿着文章，一个字一个字地分析，提到章士钊，大家的眼睛就会往章含之身上去。

在课堂上，章含之低下头去，全班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她脸色通红，既羞又恼。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章含之怀揣一腔热血，积极报名。

章士钊坚决反对，阻止章含之去前线，作为父亲，他担心女儿的安危。但是在章含之的眼里，自己的一切都得不到父亲的尊重和同意，“章士钊”这三个字就像是枷锁一样禁锢住了她。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爸爸！”章含之所有的情绪一股脑爆发出来，她干脆搬到学校去住，和父亲章士钊彻底对立。

章含之又怎么想得到，她的一时气话，竟然戳穿了家里掩埋最深的真相。

1953年，学习成绩优异的章含之被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这几年，章含之和洪军彦感情很好，洪军彦大学毕业之后就去北京大学任教，他既是爱人，也是章含之的导师。

可是爱人永远弥补不了家人。

章含之心里还是希望能够得到章士钊的认可，作为女儿，她一直以来的努力，只是为了得到父亲的笑脸。

这时候的章士钊在北京无所事事，他只能把情感寄托在儿女身上，可是儿女和他之间的关系都很恶劣。因此，章士钊只能把希望都放在养女章含之身上。

在章含之上大学后，章士钊甚至把章含之的照片给了周总理和他的夫人，希望能够照顾一二。在章含之周末回家的时候，章士钊隐晦地提及这件事。

好心却办错了事，章含之不喜欢以父亲的名号去办事。因此，当天二人就大吵了一架，章含之直言，“不要用这种关系去为我安排什么，我走自己的路。”

1957年，章含之大学毕业。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找上门来，那人就是章含之的生母谈雪卿。

洪军彦认识谈雪卿的儿子，在这样的复杂关系之下，谈雪卿找到洪军彦，希望能够见章含之一面。

章含之初见谈雪卿，就有些晃神。两个人很像，虽然谈雪卿的脸上有了岁月的痕迹，但是仍旧掩盖不住眉眼之间的风华。

相认之后，章含之多年来的痛苦和委屈似乎都得到了解释。为什么幼年的自己不受到重视，只是因为她和那个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谈雪卿没有告诉章含之亲生父亲的事情，章含之也不知道自己是军阀的后代。她以为谈雪卿抛弃女儿，只是因为穷困、因为迫不得已。

在亲情的驱动下，章含之决定离开章家。

但是这一步没能够踏出去，她终究是对章士钊怀有父女之情。家里面二哥年纪轻轻得了肺结核去世了，三哥精神病也去世了，大哥一直在反抗章士钊。

在儿女身上得不到情感寄托的章士钊甚至改了笔名为“孤桐”。在这样的纠结之中，章含之一边保持着和生母谈雪卿的联系，一边又瞒着养父章士钊。也是在这一年，章含之和洪军彦正式结为夫妻。

婚后的第三年章含之生下了女儿洪晃。但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久了，二人之间的关系却越发疏远了。章含之放在丈夫身上的那种寄托感，也渐渐没有办法得到满足。

章含之又被原生家庭和养父母之间拉扯得难以承受，在女儿出生后，由于无法向女儿解释这一切，章含之的压力更大了。

1963年，章含之迎来了生命的转折点，章士钊带着章含之前去参加毛泽东的生日宴会，章含之被邀请成为毛主席的英文老师。

章含之受宠若惊，她认认真真负责教学生活，还跟着毛主席学到了许多知识，扩宽了眼界。

就在章含之不断增进自己的同时，丈夫洪军彦却出了事情。

1966年，洪军彦出了事情，因为时代和政治变化，洪军彦的处境十分艰难，他甚至于被剃了一个阴阳头。

在这种压抑的生活之中，洪军彦渐渐沉闷、无助，他失去了曾经的朝气。女儿见到他，甚至会被吓到嚎啕大哭。

章含之渐渐失去了对于丈夫的依赖和爱意，家庭的氛围日渐压抑。而且，夫妻二人的立场截然不同，思想的对立带来了更加严重的后果。

洪军彦认为自己的悲惨无人理解，而章含之则难以接受丈夫的理念。两个人各怀心思，这段婚姻岌岌可危。

但是真的往上加了一把柴火的，是洪军彦的婚外情。

1967年中期，洪军彦被生活打压之下，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他向妹妹倾诉，说自己可能会拖累了家里的妻女。好在妹妹劝解他，让他坚持下去。

洪军彦在痛苦的劳作改造之中，结识了一个西语系女教师。二人在压抑和痛苦之中越走越近。开始了一段婚外情，为了不让自己背负污名，洪军彦开始编纂章含之的不轨故事。

洪军彦声称章含之早就有了婚外情，和一个姓张的男人关系纠缠不清，甚至被自己的家人抓到过。而且自己也已经掌握了章含之的证据。洪军彦甚至出了一本自传，讲述他是如何抓到章含之的把柄的。洪军彦说，章含之的钱包里面有陌生男人的照片。

洪军彦甚至表示，章含之一直和那个男人纠缠不清。

这些毫无疑问都是荒谬的，但是章含之骨子里有一种传统思想，她始终对丈夫退让。最终留住这段婚姻的，是女儿洪晃的存在。夫妻二人为了洪晃又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婚姻。

但是洪晃却不能忍受父亲的所作所为，她主动和父亲洪军彦断绝关系，这个家庭摇摇欲坠。

1971年3月末，章含之入外交部。婚姻摇摇欲坠的她，事业却发展的越来越好。

在外交部里，章含之结识了乔冠华。

二人一开始本来是矛盾重重，乔冠华和章含之之间爆发了好几次冲突。但是在这种冲突之后，章含之的不屈不饶、学识丰富给乔冠华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两个人越走越近，那时候章含之和乔冠华一周要通好几次电话，不谈爱情，也不谈工作，只是聊天就足够了。他们无话不谈，无话不说。

乔冠华比章含之大了整整二十二岁，章含之在这个男人身上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依靠和寄托。

一直缺失的感情都放在了乔冠华身上，章含之觉得，这是她从小就在追寻的那种纯情、那种结合。

可是考虑到舆论、女儿等因素，章含之迟迟难以下定决心离婚。

爱上一个比自己年纪大、比自己地位高的男人，章含之自认自己问心无愧，可是又怎么抵抗社会舆论呢。

章含之深夜起来给乔冠华写了一封信，说明白自己的考虑，想要和乔冠华断掉这个关系，以免拖累乔冠华的名声。

乔冠华回信，表示若是真爱，不需要畏惧旁人怎么说。

最终，在朋友的劝解和毛主席的鼓励下，章含之主动选择和洪军彦离婚。

可是离婚的道路并不顺利，即便两个人都决定结束这段婚姻，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章含之依然要做很多手续。

1972年底，两个人第一次去附近的居委会办理离婚手续，但是负责人却追根问底，一定要他们说清楚感情怎么样、为什么离婚、怎么就不能解决呢。

二人被问得语塞，一时间什么也答不出来，离婚手续也没办成。

无奈之下，章含之只好向外交部反映情况，走了“后门”。这才在外交部主任的帮助下，成功办理离婚手续，曾经的恩爱鸳鸯自此各走自己的路，再无瓜葛。

1973年，离婚后的章含之嫁给了乔冠华。

乔冠华身体不好，章含之就安排好生活中的一切，处处照顾，乔冠华也越来越依赖章含之，章含之在这种依赖之中获得了情感的满足。

乔冠华无数次感慨，这个家真好。可见章含之的细心体贴。

但是，乔冠华的身份和立场还是产生了不小的麻烦，这个家庭被时代裹挟着，经受了一场又一场的变化。

在这些变化和灾难之中，夫妻二人一直携手度过，从未分离。

但是乔冠华的身体却撑不住了，他本来就患有癌症，1983年，癌细胞在他的体内扩散。

章含之舍弃一切全心全力照顾丈夫，为了给乔冠华榨新鲜的西瓜汁，章含之会在炎热的中午一个一个瓜粒摘出来；吃香蕉也要细心地剥皮、切块，亲手喂给对方。

而乔冠华不忍让章含之如此担心，他强撑起病体，刻意掩饰自己所有的不适。这时候，乔冠华已经出现咳血的症状了，他费心掩饰咳出来的血痰，死活不让章含之看到。

章含之趁着乔冠华不注意，偷偷去翻乔冠华咳出来的东西，映入眼中的是触目惊心的鲜红，一口口带鲜血的痰让章含之整夜整夜睡不着。

1983年9月22日，乔冠华的气色突然好了起来，他握着章含之的手，深情告白。章含之却浑身发抖，因为她知道，这可能是回光返照。

果然，说完话之后，乔冠华彻底闭上了研究，停止了呼吸。

在这一天，疾病带走了一位才子，也带走了章含之的寄托。

女儿洪晃很心疼母亲，但是章含之的生母谈雪卿却与章含之彻底划清界限。谈雪卿觉得章含之身上已经没有什么利益可图了，她第二次抛弃了自己的女儿。

亲情、爱情的双重打压之下，章含之一蹶不振。洪晃照顾章含之，让母亲渐渐从阴影中走了出来。

在乔冠华死后，章含之以乔冠华为主角，写了四本书，为他守寡二十五年，终身不再嫁。

在不了解章含之的人眼里，这是一个被流言蜚语包裹的人，是一个家庭背景复杂、爱情婚姻坎坷的女人，但是深入接触之后，即便已经年过半百，章含之却仍然只是一个单纯、认真的女孩子。

1993年，章含之负责筹备一场大型国际会议。她从议题到人员选择、从会场布置到时间安排，从设备选择到住宿安排，章含之全都安排好，给同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了能够让会议圆满完成，章含之还亲自去购置茶歇的零食、特产和咖啡壶。

但是工作之外的章含之就只是一个喜爱安静的人，若是没有什么事，章含之更喜欢一个人在家呆着，脱离各种漩涡。

但是新闻媒介往往不给她机会，各种流量、报道为她打上喜爱社交的名声。

“我最向往的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温馨小家庭，有个舒适的环境读书，为丈夫、为孩子做点可口的饭菜。”

这个愿望，章含之一生都没有实现。

在进入中心后，章含之工作了十八年，这十八年里她也远离各种舆论，在一个超脱的平静港湾中享受自己的生活。

章含之的一生其实有很多选择，但是她一定要选择一条困难、孤独的路。

在女儿洪晃的眼里，章含之是一个十足的悲剧人物。

“在我心中，妈妈是个悲剧性人物，是史诗规模、莎士比亚级别的悲剧人物。”洪晃如此评价母亲。

在洪晃的眼里，章含之把男人当成了一种至上的存在，需要自己为了男人彻底牺牲，因此才有了和洪军彦之间的悲剧婚姻，才有和乔冠华之间的爱情神话。

这是源于女儿对母亲的心疼，但是之于章含之，能够和乔冠华相守，无疑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她晚年可以选择出国、可以再接受一段新的感情，但是章含之让自己留在胡同里那“厚厚的红门之中”。守着乔冠华对于国家赤诚的爱、守着父亲章士钊对于自我的坚持。

那“厚厚的红门”只是大院的一个大门，却也封闭了章含之的一生。章含之抱着对乔冠华的爱，过了余生。

“明明乔冠华已经不在了，我还是在和他一起走这条路。”

在生命的最后，章含之写下回忆录，她临死前编纂好底稿，将自己的一生放于文字中。

2008年1月26日，章含之永远闭上了眼睛。

章含之留下遗愿，要和父亲章士钊合葬在一起。

这个遗愿令大家感到震惊，乔冠华临死前希望章含之能够和自己合葬。没有想到爱了乔冠华一生的章含之，却拒绝了这个请求。

章含之的这个选择既包含对乔冠华的爱，也包含对父亲的悔。她觉得自己和乔冠华在一起，已经让乔冠华名声受损，乔家的后人也不曾祝福过他们。避免世人议论扰了乔冠华的安宁，章含之拒绝了合葬。

当人老了，回顾一生，章含之最懊悔的就是和章士钊的对立，是没有接受父亲深沉的爱，是没有和父亲好好在一起谈心。章士钊养自己一场，是有恩情的，他们是一家人。

章含之死后，回归到那段最单纯、最平和的少女时光，重新成为一个渴求爱的“女儿”。

谢选骏指出：章含之为何要与章士钊合葬？也许掩盖了一个更深的秘密——小章是老章的亂倫養女。就像章含之半遮半掩地披露了她和毛泽东的关系——章士钊拉的皮条。由此可见，章士钊是个老乌龟；他與老毛合作，把章含之變成了公共情婦。

【54、蒋介石是个妖怪——死的时候飞沙走石】

《穿透历史的悲怆：回眸蒋介石、毛泽东最后的日子》（曹立群 投稿刊登在 2006 华夏文摘 cm0601a.）报道：

２００５年４月的一天，我从台北中正纪念堂出来，百感交集。纪念堂里慈眉善目、朴实无华的蒋介石，安祥地坐在大厅里，身后镌刻了六个大字：科学，民主，伦理。

我吃惊于蒋介石晚年慈祥的面容。印象中久已形成的蒋介石，戎装秃头，表情呆板。负面的形象是在大陆受教育的必然结果。然而，儿童记忆的积垢是很顽固的，因此，我两次去台湾竟没想到应该去蒋介石纪念堂拜竭一下。

同样让我震惊的是蒋介石的遗嘱，也就是他的政治遗产。他的遗言简洁、中肯、睿智，切中中国大陆时弊。

和毛泽东一样，蒋介石也是２０世纪中国最具深远影响的人物之一。７０年代中期，我中学毕业，见证了毛泽东、蒋介石人生的最后岁月。当时的人们，生活在变幻莫测的活历史里，被接二连三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弄得晕头转向，在改朝换代的前夜显得惊慌失措。毛泽东、蒋介石的一生处于一个惨痛的时代，在这时代里，正义与邪恶、仁政与强权、光明与黑暗、先进与野蛮的分辨令人眼花缭乱，而活在中国更是习非成是，黑白混淆，是非颠倒、龙鱼混杂、真假莫测。

蒋介石（１８８７～１９７５），原名瑞光，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祖籍江苏宜兴。他的名字取自《易经》，《豫》卦六二爻辞本义曰：“中正自守，其介如石。”蒋介石生长在外患内忧的时代，自幼充当小人王，遇事爱出头，有济天下、救中国之雄心，凡事执着，炼就了百折不挠的刚毅性格。走上社会后，他与孙中山先生一见如故，极为先生所欣赏。先生对蒋介石的印象是：性刚而嫉恶如仇。

１８４０年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屡次侵略中国，中国就象一头不懂世事的牛犊，屡遭修理、欺凌。清朝后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正是蒋介石领导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农村恶势力，进行了顽强斗争，戎装白马、年仅４１岁就统一了四分五裂的中国。

统一中国后，蒋介石一边继续驰骋沙场，与国内各种分裂中国、分裂中央的势力作斗争，一边带领中国人民有秩序地从事辉煌的十年建设，一边从帝国主义列强手中收回了汉口租界、威海市，收回了中国的海关权。

１９３７年盛夏，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侵华，蒋介石带领中国人民在极其艰巨的国内、国际环境中，不屈不挠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即便在二次世界大战最艰难的期间，他毫不迟疑地抵住了美国要他交出军权的压力，谱写了中华民族独立自强、可歌可泣的历史一页。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蒋介石代表中国出席开罗会议。对中国人来讲，这次会议具划时代意义，因为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以平等的身份同西方大国领导人坐在一起共同谋划世界格局。这次会议不仅为中国收复日本占领土提供了法律依据，也奠定了战后中国的大国地位，洗刷国人的百年耻辱。

曾几何时，蒋委员长戎装笔挺，目光炯炯有神，风度翩翩。是他，带领中国人民扭转百年挨打的局面，以战胜者的自豪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是他，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向世人尽显中国礼仪邦国的王者风范。１９４５年８月，蒋介石发表讲话，号召中国人民“对战败的日本，要以德报怨”。

然而，国共争雄，蒋介石军事失利。为了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确保中华民国的国体，他于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１日下野，引退浙江溪口反思，以便国共和平谈判。毛泽东此时陶醉在“还看今朝”的亢奋中，杀气腾腾，根本不在乎人民的疾苦，根本没有和平诚意，要求惩办战争罪犯，所有国民党抗日英雄都跃然榜上。１０月１日，一个美丽而凄凉的秋天，改朝换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蒋介石此时住在广州东山梅花村３２号陈济棠公馆，在漫天的落叶中，仰天长叹，黯然神伤。九个月来，他眼睁睁地坐看覆亡的逼近，代理总统李宗仁战不力、谈无方，失守南京、上海、福州。

两个月后的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０日，是蒋介石一生中最悲哀的一天。冬季的阴霾已经笼罩大地，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砸碎着四川成都潮湿的平静。难得作诗的蒋介石，心潮澎湃，含泪挥毫写下了：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泪纵横。然后，离开成都，与蒋经国乘机腾空东南去，飞往台湾，永远离开他为之奋斗、深深热爱的大陆中国。

蒋介石虽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勇气，却痛苦于在经历如此巨大的挫折时，得不到自己国民、部属、同僚的理解。蒋介石以极大的耐心和坚韧的毅力，以他特有的高瞻远瞩和人格魅力，在国民党面临分崩离析之际，赢得国民党骨干的信任，在台湾这一弹丸之地保住了三民主义革命的果实。

在台湾，蒋介石复行视事后，在阳明山举办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分批集训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蒋介石发表了多篇训词，对国民党的失败有痛切的指陈。通货膨胀固然是主要原因，国民党高官的言行与作为辜负了民众的期待，也是原因。国民党军队虽谋臣环伺，名将联翩，却终至不可收拾。他严肃地面对外界的责难，痛定思痛，勇敢地承担所有的责任，带领国民党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励精图治，在岛内开始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及建设，为６０年代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为今天的民主台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蒋介石在台湾的成功，来自他儒家文化的浸润。几十年来，他早睡早起，从小侍母至孝。蒋介石九岁时，其父病故。同父异母兄弟分家并占得大部家产。蒋母带着年幼的蒋介石、女儿蒋瑞莲贫困度日。但是蒋母节衣缩食，鼓励蒋介石离家到文化昌明之地求学，这才成就了日后的叱吒风云的蒋总司令。母亲在世的时候，蒋介石常常回乡看望。母亲故去后，他在溪口为母亲修了肃穆庄严的墓地。蒋母墓石请孙中山题字“蒋母之墓”。墓旁有墓庐，蒋介石起名为慈庵，表纪念慈母之意。

蒋介石待子至慈至严，待宋美龄至爱，待乡亲至睦。他生前担任两个社会慈善机构的领导，一是家乡的武岭中学的名誉校长；一是奉化县孤儿院名誉董事长。１９２５年，他将溪口原有的三所小学合并为完全小学，以自家店屋作为校舍。１９２９年他又筹资２０万元，在武山西麓新建校舍。１９３２年蒋介石自兼名誉校长。

蒋介石律己严，不沾烟酒，对祖国，忠心耿耿。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总是为民族大义而放弃个人私怨。１９７４年中国与南越的海上之战爆发后，解放军增援舰队直接走台湾海峡，人多担心，然而，蒋介石不但未向解放军开火，还下令打开照明灯，让解放军顺利通过。

１９５０年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周年大典，国民党空军计划进行大规模轰炸，但当天要执行任务时，蒋介石却迟迟没有下达命令，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眼看时间越来越紧迫，向蒋表示，“再不起飞，我们就不能按时到达。”蒋介石最后回答，“取消任务。我不能做项羽、英法联军。”他担心轰炸会把故宫、天安门等古迹毁灭，成为民族罪人。

即便是对政敌，蒋介石也不可谓不仁、不可谓不义。对一度反对过他的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白崇禧，他都能做到宽宏大量，既往不咎。

甚至对宿敌毛泽东，他也做到了仁至义尽。１９４５年为了防止一触即发的内战，蒋介石三请四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住了四十多天。此时，蒋介石要搞暗算，易如反掌。但是，蒋介石让毛泽东风光无限，极尽排场。毛泽东展示他一贯的狡黠，装着跟蒋先生相谈甚欢，甚至忍着不在蒋介石面前吸烟。蒋介石听说毛泽东已有新欢，但还没成大礼，立即派飞机去延安将江青接到重庆，替毛泽东、江青补行婚礼。在婚礼的酒宴上，毛泽东感激涕零，当着蒋先生的面，举起酒杯高喊“蒋委员长万岁”！

蒋介石的大彻大悟，始于七十年代初。眼见大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运动，闹得人人心惊胆颤，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村野草民，个个像神经崩紧了的兔子。蒋介石终于平静了、释然了、悲悯地微笑了。以无道伐有道，天理难容。

对毛泽东的认识，蒋介石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瞧不起（１９２２－１９４５），到不服气（１９４６－１９６６），到最后的如骨鲠喉式的服气（１９６６－１９７５）。

早年的毛泽东，在湖南靠农民运动起家，号召有手好闲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把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拖出去戴高帽子游乡。然后，涌进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在乡村造成一片恐怖，让喜欢秩序的蒋介石不得不出手镇压。抗战期间，当蒋介石在与日寇浴血奋战时，毛泽东却一面扩充地盘、一面为独揽大权一心一意搞整风（１９４１－４５），在共产党内树立起绝对权威。内战期间，在苏俄共产党的暗中唆使下，毛泽东屡屡背信弃义，让蒋介石输而不服。中国人民根本没有选择毛泽东，是毛泽东的枪杆子选择了中国。就象当年蒙古、满族入关，汉人没有选择一样。

掌控大陆的毛泽东却开始让蒋介石刮目相看。在镇反、土改，杀了几百万人命之后，毛泽东竟然不忌讳被比作秦始皇，反而在盟友苏联的全力支持下，潇洒而又大言不惭地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而蒋介石自己在台湾为了站稳脚跟、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实行的白色恐怖，杀了几千条人命，关了几千人，即遭国际友人，包括盟友美国，谴责，被国人痛骂。

１９５７年大陆反右，更让蒋介石跌破眼睛。当年敢指着他鼻子，骂他“独裁、民贼”的知识分子，解放后，个个低眉顺眼，已经让蒋介石吃惊。反右后，在真正的独裁面前，一个个更被吓的发抖如筛糠。此时，你要是指着他们任何一个人骂娘，他们都能稳如泰山，不为所动。在接受了“党与群众的批评”后，他们已经脱胎换骨。如果你说他们反对毛泽东，顿时，山崩地陷，一个个捶胸跺脚，如丧考妣，象皮球一样的跳起来，大声否认。毛泽东真神了，若大的中国，竟再没有一个党外人士胆敢当面顶撞毛泽东。

在三年自然灾害中（１９５９－６１），大陆开始闭关锁国，愚民成功，所以尽管饿浮遍野，却没有出现官逼民反的局面，蒋介石最后一线反攻大陆的希望也破灭了。

斗志昂扬的毛泽东还不过瘾，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鼓动在红旗下长大、涉世不深的红卫兵，横扫全国，砸烂所有封、资、修的东西，摧毁中国的千年文物。红卫兵也没放过蒋介石的祖坟，去溪口把它炸了。他们所到之处，哀鸿遍野，其野蛮程度、惨烈程度比八国联军、比日本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之。然而全国上下，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惊恐中，欢呼雀跃，歌功颂德之声不绝于耳。

当毛泽东最终把他斗争的锋芒指向共产党内的同志时，整个中国为之疯狂。湖南的痞子政治传遍全国大中小城市。把走资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拖出去戴高帽子游街，再滚上地富反坏右、走资派爱人、闺女的席梦思床。大江南北，一片混乱……

三年后，对立下汗马功劳的红卫兵小将，毛泽东又大手一挥，让他们热泪盈眶地奉旨去支援边疆建设、农村建设。这些当初呼风唤雨，让亿万人民闻风丧胆的八、九点钟的小太阳，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就这么轻而易举，化险为夷消失在中国城市的视野里。

为了争当世界的领袖，毛泽东把收刮来的民脂民膏长年无赏给予革命友邦——朝鲜、阿尔巴尼亚、越南，而自己的苦难同胞却长年吃不饱，更谈不上吃得好，却仍在引吭高歌：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走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越是艰苦越向前！

蒋介石常常在想，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怎么了。中国人不再为祖先留下誉满全球的千年物质文明而骄傲，不再为勇于直言、不畏生死的高风亮节而震撼，不再为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陶源明而钦佩，不再为中华民族享誉千年的道德风范而自豪。言论获罪，思想获罪，获罪被罚却叩头谢恩。多少人，喊着万岁，发配边陲；多少人，喊着万岁，含冤坐牢；多少人，喊着万岁，含泪自杀。文革后，连“万寿无疆”都能喊出口，这是２０世纪共和国的中国吗？

蒋介石不得不服。在那镀金的天空中，他看到了飘满死者弯曲的倒影。他对他深爱的中国人充满恻隐之心；他甚至不忍心对中国知识分子人说，这是报应，这是活该。他只有默默叹息、暗自落泪、悲悯无奈。

回首人生，作为统治者，蒋介石干过错事、冤枉过好人、杀过无辜，但和毛泽东那样玩弄人民、属下于股掌之间，他不如。国民党失去了大陆，这是他一生的永痛。但是，成功不能只看生前。历史并非成王败寇。关公、拿破仑的生前都不比蒋介石成功。但是，他们生后的荣耀却与日俱增。上善若水啊。

于是，蒋介石看开了，他平静了，他从容了。于是，他除却戎装，换上传统便服，退居二线。于是，他闲邪存城、悲天悯人，变成一个笑眯眯的温和老人。于是，他闲情逸致，在风和日丽之际，出门晒晒太阳。于是，他陶醉于合家欢乐之中，含贻弄孙。

从１９７２年下半年卧床治疗后，蒋介石苦不堪言。长期静卧，导致肌肉明显萎缩，排泄机能失调，大便则解不下来。每天依靠医护人员从直肠内将粪便挖出来。患这样的病，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会呻吟，有些人会叫喊，可是他是个坚强的人，从不埋怨。

对于死亡，蒋介石并不害怕。在他的一生中，生生死死的经历太多了。对于身后之事，他早已安排妥当，他相信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历史总会还他一个公正。

１９７５年４月５日，清明节，中国人悼念亡者的传统节日。早晨，蒋介石坐在轮椅上，微笑地迎接前来请安的儿子蒋经国。临别轻轻嘱咐经国：“你应好好多休息。”夜幕降临，蒋介石陷入昏迷中，他劳累的一生接近终点，奋斗的日子已成往事。子夜晨钟响起前的１０分钟，在家人的环绕下，蒋介石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８９岁。

儿子蒋经国倒地痛哭。尽管蒋介石逝去的时候，是那么安详、周围是那么宁静，但是他一旦离去，却狂风四起，暴雨滂沱，地动山摇。蒋介石，这是一个改变了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名字，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名字，一个从帝国主义列强手中收回除香港、澳门之外所有租界的中国人，一个让中国人民平等地站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领袖。当他在夜深人静、悄然离开之际，天地为之动容。

蒋介石安详、从容地走了。他的一生失败和成就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难分难解。蒋介石逝世３０周年，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明居正表示，蒋介石一生有三大功业：北伐完成中国统一大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抗日八年，坚决反共、守住台湾不受共产主义荼毒。这三大功业足以让蒋介石被尊称为一代领袖。

比较两个政治人物，中国人的习惯是哪一个更伟大。西方人的习惯是哪一个的罪恶小一些。两恶相权，取其轻。说蒋介石、毛泽东哪一个更伟大，比较难；说哪一个更邪恶，较容易。蒋介石统治大陆期间，虽然有独裁之名，却没有独裁之实。统治台湾时期，台湾百姓得到的是实利。而在毛泽东的治理下，大陆百姓得到的却只是虚荣。

毛泽东（１８９３－１９７６），字润之，湖南韶山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给了毛泽东施展治国本领的舞台。毛泽东以他特有的农民气概，文人习气，指点江山，使古老的中国焕发出了惊世骇俗的青春与活力。

毛泽东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为主持中国苍茫大地的沉浮，他与人斗，其乐无穷。从湖南打土豪、分田地开始，到逼死林彪，他投靠俄国人，福星高照，在苏俄的帮助下，昼伏夜出推动了乾坤的转移，打败了国民党，成为续斯大林之后，世界历史上又一个没有皇帝头衔，却享受皇帝权力的人。

毛泽东的私生活，像他的斗争哲学一样，是一团疯狂的野草，从来没有秩序、没有条理。他没有节制的美德，一生烟酒不离，行事仅凭冲动和心血来潮。在他的统治下，他对于人民的生命财产有生杀予夺之权。其近者如左右群臣，远者如百姓黎民，稍有不慎，触犯了他的种种莫名的忌讳，就会大祸临头。他知人善用，但心胸狭隘，对敌人从不留情。但是１９７１年后的他，终因负担太重，力不从心。从此，寂寞与孤独笼罩着他，加重了疾病对他的折磨。

１９７５年春天，蒋介石故去后，毛泽东病情转重。此时的毛泽东早已被神话了，他的一举一动、一声一息，都会在中国酿成巨大的风波。在中国这块特别的土壤上，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这样一个特定的政治氛围中，毛泽东被敬若神明，能让千年的铁树开花，能让万年的枯藤发芽，能让聋哑人张口说话。在高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中国人民眼里，他是一只高傲飞翔、主持大地沉浮的海燕；在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的口中，他是希望、是舵手、是大救星，是战无不胜的、是北京金山上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然而，红太阳的晚年却是在极度的恐惧中度过的。林彪出逃前，让毛泽东着实仓惶了一回。此后，他疑心益重，狂躁症失控，常常摔东西、撕文件、骂人。往事、未来在他心中交轨重叠，使他经常失眠。睡梦中惊叫亲密战友、接班人、永远健康等。

据张玉凤回忆，毛泽东多次把周恩来找来，重覆地问：我周围还有没有亲密战友式的人物？周恩来总是照例恭敬地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爱毛主席、保卫毛主席，捍卫主席思想，紧跟主席干革命！毛泽东也总是会反问：“是真心吗？我看不是。对亲密战友，我，你，都没有发觉嘛！我整了不少人，他们会保卫我，你信吗？”然后，毛泽东会仰头哈哈大笑，周恩来和周围的人噤若寒蝉，面面相觑，汗流浃背。

在打败了党内、党外所有政治敌手后，毛泽东乐极生悲，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这一点，在蒋介石去世的周年忌日、镇压了天安门广场上那数以十万计以藉悼念周恩来为名而发泄心中不满的人之后，他很清楚。他知道中国的人心被扭曲，人民终要抛弃他。他意识到左右亲信都靠不住，包括最宠幸的管家汪东兴。一天，毛泽东对汪东兴说：“我死后，你会有野心！”汪东兴当即跪下，磕头如捣蒜，向毛泽东反复发誓。

这时，毛泽东对蒋介石羡慕有加。退出历史大舞台前，蒋介石是那么的从容。儿子蒋经国在台湾继承权位是众望所归。而自己环视周围，奸佞环绕，顽妻孽侄，无药可救，终不免凄惶黯然。

想当初，他麾下曾经风云际会，珠玉满堂：高岗、粟裕、刘伯承、彭德怀、陈云、彭真、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然而他们会思考。会思考的奴隶是危险的奴隶。以毛泽东好斗的脾气、疑虑的个性，他不可能容忍他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更让他悲怆地意识到曾经痛哭流涕发誓效忠他的娃娃们不好对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毛泽东权衡再三，最终再次选择了个人利益。斯大林的身后遭遇，让他不寒而栗。于是，他临终托孤，把国家权力交给了忠厚平庸的华国锋。

毛泽东羡慕蒋介石晚年的洒脱、轻松。重病中的毛泽东，充分尝到众叛亲离、形影相吊的味道。只要清醒，他就得决策着国家的一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秒。

毛泽东羡慕蒋介石家庭和睦，人丁兴旺。毛泽东在世时，全家从未一起照过一张全家福的照片。在他的晚年，没有一个家人，包括江青，可以自由进出他的住所。

毛泽东羡慕蒋介石治理下的台湾，人民生活安定，经济蒸蒸日上，欣欣向荣，而七十年代的大陆经济已到濒临崩溃的边缘，工资冻结，所有主要农副产品都凭票供应，样板戏一统天下，人们穿戴的，更显穷山恶水，那一抖落就掉渣的土味。

毛泽东甚至羡慕蒋介石晚年慈祥的微笑。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他也曾笑过。而且笑得很开怀。但是，１９７１年后，体态臃肿、行动笨拙、衣冠不整的他，疲于绵延不绝的斗争，再也笑不出来。他那浑浊的眼睛，藏着隐悔，让人浑身发毛。

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河北唐山大地震，波及京津，整个唐山化作废墟。毛泽东在震动中更为虚弱。他对守护在身边的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断断续续地说道：“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三件事：一是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两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尽管毛泽东的人生历程震撼了古今中外，吞噬了时间，尽管他自称是和尚打伞——无发无天，此时他却是恐惧的。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这个身患绝症却又掌操别人生死、荣辱的老人，让他周围所有的人天天生活在如惊弓之鸟的状态中，惶惶不可终日。他嘴上说要见马克思，心里想的却是在九泉下如何面对王佐、袁文才、刘子丹、高岗、彭德怀、邓拓、刘少奇、贺龙、林彪……

１９７６年９月８日９点４５分，毛泽东带着深深的恐惧，不情愿地合上了他生命的书卷，手上还拿着公文，享年８３岁。为了附会４９年前打响秋收起义枪声开始井冈创业的日子，官方决定把他的死期推迟到９月９日。不管怎么说，９月９日的南京，晴空万里，艳阳高照。下午２点钟，我和朋友正在南京的燕子叽上，听江涛拍岸，望江水东流。听到广播员以沉痛的声调预告４点钟将有重要广播，我们的心情一下子恐慌起来。

诗曰：功过谁评说，后生定先祖。劝君莫论一时遇，九泉之下看荣誉。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处心积虑地引进马列主义，妄图完全地祛中国传统化。假使社会主义不过是海市蜃楼，革命仅仅以一种剥削与压迫的形式代替另一种，那么，毛泽东像一位痴迷于幻觉中的乌托邦信徒。即使这样，他也应该获得伟大的梦想家理应获得的那份尊敬与同情，因为他是最敢尝试、最不计较后果的一个。

西方人谈到毛泽东的时候，常常说他是巨人。在他们眼里，砸碎一个世界的人就可以称为巨人。毛泽东砸碎了中国。尽管他的行为在中国堪称空前绝后，但是，在他的时代，在世界上，他既不空前，也不绝后。前有他所效法的斯大林，后有效法他的柬埔寨的波尔布特，还有至今鲜为人知的金日成在朝鲜的所作所为。他们共同演义了人类２０世纪最黑暗的历史。

毛泽东的表弟、早期共产党的领袖、后为国民党将军的文强谈起１９４９年之后的毛泽东时，说：毛泽东在政治上是一个流氓。毛泽东宁使天下人负他，不愿他负天下人。只要对自己的专权有利，无论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出来，对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友也可以翻脸不认人，而且可以编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欺骗天下。

掩卷而思，满纸苍凉，蒋、毛龙争虎斗６０载，同是五·四运动后的弄潮儿，同时在北伐战争中崭露锋芒。一个激进砸烂孔家店，全盘马列化；一个是保守的革命家，同时高举科学民主和伦理的大旗；一个鄙视中国传统，蔑视中华文化；一个重视中国传统，热爱中华文化。一个激扬文字、锋芒毕露；一个言行拘谨，却腹藏乾坤。一个对人严、对己宽；一个律己严、待人宽。一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以德报怨；一个对敌人宜将乘勇追穷寇、置敌于死地而后快。一个失去了中国，一个得到了中国。难道中国真的是一个刁民、暴君的国度吗？难道民主真的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吗？

是的，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以至世界历史上站有一席之地。他从一个湖南的山大王变成了千古无冕一帝，他的传奇生平足以满足苦难的中国人对权势的向往和对暴力的崇拜。但是，大风过后，毛泽东到底给中国人留下了什么可以值得纪念的政治遗嘱呢？是那仅存一个月不到的“照过去方针办”吗？

反观蒋介石，留给了中国人言简意赅的六个字：科学，民主，伦理。细细回味，这样精僻的箴言，必将惠及千秋万代。

１９８９年１月，已７３岁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湖南长沙，又谈起国事，说，中国的出路是“民主”与“科学”这四个字。至今，大陆还没有任何人提到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伦理在现代化中的重要。然而，中国今天真的不需要伦理吗？

谢选骏指出：人说，“蒋介石逝去的时候，是那么安详、周围是那么宁静，但是他一旦离去，却狂风四起，暴雨滂沱，地动山摇。”——我看，作者想要“穿透历史的悲怆”，却没有看透蒋介石很像是《西游记》里的妖怪，走的时候一阵阴风、飞沙走石……他跟着孙文联俄容共、祸乱中国；至于毛泽东，那就连妖怪都不如了，只是一具僵尸等待喂狗了。與此類似，到了1989年5月底的時候，當有人對著天門城樓的毛澤東畫像潑墨的時候，天空突然陰雲密佈、雷霆暴雨驟降——就像《西游記》裏的妖怪囘來了！妖怪回來了！所以台灣可以解嚴，大陸只能戒嚴到死。

【55、逆贼朱棣的猪崽延恩侯】

《朱元璋的不肖子孙，清朝灭亡后仍效忠溥仪，因为贫困竟盗掘十三陵》（权力的游戏 2022-05-09）报道：

康熙元年（1662年），随着永历帝朱由榔在昆明遇害，明朝正式覆亡，但民间“反清复明”的运动却并未因此消失，除部分依附于台湾的郑氏集团坚持抗清外，更多的人则是打着“朱三太子”（崇祯帝第三子）的旗号，不断地发动对清朝的反抗活动，让清廷头疼不已。

雍正帝即位后，“反清复明”的情绪依然浓厚。在这种情况下，雍正帝思虑再三，觉得与其让真假难辨的“朱三太子”闹下去，倒不如豢养一个听话的明朝皇室后裔，让他来承认清朝的合法性，岂不是就能堵住天下悠悠众口？雍正帝想到便做，最终选中朱元璋第十三子朱桂（代简王）的后裔、时任宣化知府朱之琏，册封他为承恩侯。

在清朝27等世爵（主要授予汉族和西南少数民族，不同于满、蒙两族的宗室爵位）中，承恩侯属于一等侯爵，负责明陵的祭祀及管理事宜。然而，承恩侯不能穿戴明朝衣冠，不能使用明朝正朔、祭礼，且必须得到向有关部门的批准后，才能履行祭祀的职权。与此同时，承恩侯每年仅能得到俸银610两、俸米305石，待遇标准也远不及元朝之前的亡国君后裔。

虽然承恩侯并无实权，所享受的待遇标准也不高，但它毕竟属于世袭爵位，在身份上属于旗籍（汉军正白旗），每年还能领取俸银、禄米，对于朱元璋碌碌无为的后裔们来讲，还是充满巨大的诱惑，因此，围绕着爵位的继承，朱之琏的子孙们还进行过数次争夺。从雍正二年（1724年）朱之琏开始受封，到1929年朱煜勋被取消爵位，先后有12人担任过延恩侯。

朱之琏画像

在将近200多年的时间里，历代承恩侯作为“吉祥物”，基本上还能得到清廷的礼遇，然而随着满清覆亡、民国建立，以废帝溥仪为首的逊清小朝廷自顾尚且不暇，哪里还有能力优待朱明后裔。在这种情况下，时任承恩侯朱煜勋虽然没有被取消爵位，但已经难以拿到足够的俸银、禄米，生计日渐艰难，最终竟沦落到衣食无着的窘境。

1924年，废帝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偶然间看到一份“宫门抄”（专用于公布朝廷内外大事的文件，即“邸报”），内容为“朱侯今天去明陵祭祖；延恩侯完成了祭扫明陵的使命，回来向皇上谢恩。”庄士敦大感惊奇，经询问后方才得知，“延恩侯”乃是朱煜勋，在清朝灭亡后依然从逊清小朝廷领取微薄的俸银，并履行祭扫明陵的职责。

庄士敦与溥仪

庄士敦对朱煜勋深感好奇，便怂恿溥仪下旨召见后者，并对其进行近距离观察。溥仪见到朱煜勋后，只是勉慰客套一番，便打发他去见庄士敦，而经过一番攀谈后，朱煜勋给庄士敦留下朴实敦厚、礼貌自尊的好印象。出于好感，庄士敦希望将来能亲自拜访他，但遭到朱煜勋的婉拒，原因是自己的居处破败，不便接待洋国师，而这也是实情。

同年，溥仪被军阀冯玉祥、鹿钟麟等人赶出紫禁城，仓皇逃往天津避难，朱煜勋彻底失去经济来源。但即使如此，当朱煜勋得知溥仪“蒙难”的消息后，还是借钱坐车到天津去探望溥仪，并对他行三跪九拜大礼，申明效忠之意，庄士敦在目睹这略近荒诞的一幕后，不由得在日记中大发感慨。

朱煜勋

五年后（1929年），生活难以为继的朱煜勋，不得不向南京政府申请救济，而内政部经过研究后，决定取消他的承恩侯爵位，而委以明陵保管委员的职务，月俸为大洋50元，并列入财政部预算。按照当时的购买能力，1元大洋可以买20斤米，以今日米价每斤3-5元计，50元大洋可购米1000斤，合人民币3000-5000元，仅够维持两人基本生活所需。

怎奈朱煜勋有老婆孩子，全家老小的吃喝拉撒全靠这点微薄的薪水支撑，实在是难以为继。朱煜勋没有一技之长，在愁苦无计之余，竟然伙同他人盗掘十三陵某位皇妃的坟墓，并将所得珠宝分赃。但是，盗墓案很快便被查清，内政部甚是愤怒，由此撤销朱煜勋的职务，时在1933年10月。

朱煜勋的故居

此后，内政部下令，将明十三陵交由昌平县（今北京市昌平区）管理，在陵区内设置专职的护陵警察，并抽掉陵户担任。从此，朱元璋的后裔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而朱煜勋的下落最终也不为人知。回顾朱煜勋曲折坎坷、略显荒诞的一生，难免会让人生出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绪。

谢选骏指出：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去说逆贼朱棣的猪崽，太太太抬举他她们了！我看让其做个延续满狗之恩的猪侯，正好合适。

【56、武松打虎+宋江杀妻】

《谷歌中国工程师杀妻案，极端个人主义的疯狂暴君》（常识流通处 2024-01-22）报道：

谷歌中国籍男子在美国被之指控杀妻，据报道妻子头部被打伤致死，是被男方一拳一拳打死的，现场惨烈。这是美国媒体的报道。

夫妻二人是清华大学的同学，同一年入学，学的都是电子信息工程，随后他们出国留学，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获得计算机硕士学位，毕业后先后进入谷歌。虽然不能说是青梅竹马，可也是多年两小无猜，既有感情基础，又有共同事业，更有光明前途，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惨案？

国内围绕案件产生不少张冠李戴的内容，信息不对称以讹传讹。有的说因为被谷歌裁员，有的说男主因为影响申请绿卡行为失控，等等。

现在事情基本清楚了。两个人都是27岁，结婚只有一年多。男生是个极端控制狂，据说猜疑女生出轨——控制狂都有疑心病，即便是完全子虚乌有，哪怕妻子跟某个男人有眼神交流，他也会醋性大发，把自己想象成帽子变绿。

谷歌有不少清华人，大家聚会时就发现有问题，男主形影不离跟着妻子，公开场合就吃醋，搞得气氛尴尬，后来甚至跟闺蜜们逛街也不允许。女主耐心磨合大半年，实在弥补不了，提出离婚。这应该是招致杀身之祸的理由。

男子这种偏狭的性格，女孩婚前没有看出来？甚至相识这么多年，都没有蛛丝马迹？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她是没能察觉。一个人在婚前婚后的确有反差，但是不应该这么巨大。

作为女生，择偶时一定要学会分辨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这是“渣男”中的战斗机。

1、疯狂的占有欲。

一个朋友讲过她的亲身经历，征得她同意后放在这里。多年前她刚刚认识了一个男生，两人在外面闲逛了一小时，然后到新天地喝饮料咖啡。男生上洗手间，邻座一个男人看到她一个人，和她搭讪了几句，只不过是极其平常的聊天。这时候男生回来了，突然大怒，质问她“为什么跟其他男人说话”。邻座的男人惊呆了，女生极为尴尬。

女生拎起包就走，男生追上来，拉拽她的胳膊，她赶紧甩开，拦了一辆出租车开门上去，没想到男生居然追过来拍车门。她对整件事情的最后一个记忆是：她从包里翻出一百块钱，摇下车窗朝他扔过去，大声说“你不要烦我，我不欠你什么，神经病”，一边喊司机快开走。这样的人，越早离开越好。

有个电视剧《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男主冯远征就是这个类型，他爱梅婷到了疯狂独占的地步，跟别人说句话都不行。

2、极端的控制欲。

与上一种稍有不同的是，这一种侧重精神控制，代表人物是曹禺《雷雨》中的周朴园。他的妻子蘩漪明明没病，但是他命令她一定要喝药，对繁漪的不驯服不服从，他绝对不能容许。在这个富有的家庭里，什么都不缺，唯独缺一样东西：自由。

周朴园就是专制社会的产物，中国古代所有的暴君，都是这个特点，他认为这种专制是对你好。他理解不了，为什么我宵衣旰食，夜寐夙兴为你操碎了心，你却不领情？

这种事我们也经常见到，母亲对儿子关怀备至却害了孩子。她不是没有爱，她是爱到过分，爱到畸形，爱到包办孩子的一切，她那种爱，是把儿子捆起来，然后喂饭给他吃，以至于儿子上了大学，还不会系鞋带，不会叠被子。然后儿子继承了她的一切，成为另一个暴君。

3、绝对的个人为中心。

哲学家说，个人主义有两种，一种是个性主义，另一种是极端的自私主义。社会尊重人的个性，发展人的个性，但是任何一个社会都谴责极端自私主义。

代表人物就是诗人顾城。没人能否认顾城的文学才华和诗歌成就，但他不是一个好伴侣，他只可以仰观，当作众多少女的崇拜对象，但不可以成为一个丈夫。新西兰那个岛屿，被他当作世外桃源，但这个岛矗立在现实中，他成了岛上唯一不会英语的人，作为汉语的诗歌失去了根基。顾城生活在一个幼稚的乌托邦里，他这个天真的“孩子”认为全世界都抛弃了他。

谢烨能想到吗，她绝对没有可能改变顾城，只能和他一起走向毁灭。

4、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休想得到。

代表人物是金庸《天龙八部》里的康敏。这是一个自私主义集大成的心理变态：爱她的男人她瞧不起，这些男人没一个好东西；不爱她的男人如萧峰她恨之入骨，所有的男人都神魂颠倒，你萧峰竟然不看我一眼，视我为无物。她唯一满意点的人物是段正淳，可是段正淳沾花惹草，动不动就出轨，康敏说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名言：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休想得到。

金庸塑造的人物是瞎编的吗？生活中分明有康敏的影子。她把邻居女孩的新衣服剪烂，这和清华大学朱令被下毒，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仅仅因为你美，我就要毁掉，没有别的理由，而且不需要别的理由，我这个理由就是正当的！

人性至此，真的是令人想象不到的恶。

谷歌中国工程师杀妻案的唯一意义就在这里，他是一个反面教材。小男生小女生在择友的时候应注意辨别。不能指望所有人都有黄蓉那样的眼光，一眼就发现了大智若愚又始终如一的郭靖，但是找一个厚道人、情绪稳定对你负责的人，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网民嚎叫：

一带一路 发表评论于 2024-01-23 06:18:00

不枪斃他都对不起清华大学

Maui2021 发表评论于 2024-01-23 04:23:25

确实，不像中国的监狱。还给你们发帖减刑的机会。真不错。

大西洋渔夫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5:09:57

美国走极端的司法不但造成每年几万美国人走极端杀亲人，也使几十万人无家可归。美国司法和征信系统是如果你犯点小错，把你往死里整，使别人一不做二不休。如果你真杀一人，又轻判了。据说杀导师的齐太磊合无罪。美国的司法完全是律师和法官手里的像皮

fancyorange 发表评论于 2024-01-23 00:02:00

写这玩意的人连爱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这样的占有欲是变态，不是爱

LRushBall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22:28:36

1、疯狂的占有欲。

2、极端的控制欲。

3、绝对的个人为中心

4、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休想得到

这四条放一起。想到一个人又名的美国人。。。川普。。。 不要自欺欺人，你没想到他么？

Capitaltwo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21:21:10

在国内时都是正人君子读书人，为什么到了美国就变成疯狂暴君零元购了？都是所谓的民主自由给害的。

北美平民2015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21:14:26

太可惜。这男孩是胡歌脸。哪根经堵塞了？

我要真普選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9:52:00

又多了一個中國人去San Quentin養老！加州納稅人欠了你們嗎？

一点小看法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8:53:01

这种事情华人媒体还是多留口德才好，不宜过度消遣。

纽西兰的冬天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8:47:30

这是最后结论了？不是裁员什么的了？

留点口德，等真相吧

wxcbug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7:45:25

自媒体都是瞎猜，还写得跟真的一样，等警方和法官的解释吧

胖得理直气壮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7:42:56

也可能什么都不是男的精神出了问题幻听幻视，勿妄议。女孩子真可怜，父母情何以堪

Huilianghu5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7:11:20

这位作者只认定凶手是极端个人主义的疯狂暴君，把顾城也扯进来了。一个可能是凶手病态。一个可能是他被刺激到疯狂，妻子和那些清华校友同事一起在群里贬损他。

乱城不居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7:02:00

自媒體又神棍咐体、啥都知道了

笑薇.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6:26:47

精神病患者应该从医疗角度分析，而不是道德和人格的角度。

有门部关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6:22:36

这么长的文章，这内容都从哪儿来的？案情还在调查吧？自媒体已经门儿清。

大西洋渔夫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6:21:37

不是清华的问题，是美国的问题。国内清华生就一个孙维毒杀室友。美国有近十起

DANIU_S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6:10:00

杀人前，这男生但凡想想自己的父母和女孩的父母，都下不了这么重的手，双方的父母估计现在也就50多岁，余生可怎么过！

Dalidali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6:08:56

“”虽然不能说是青梅竹马，可也是多年两小无猜，既有感情基础，又有共同事业，“”“！胡扯！男的在高中就有女朋友！并且和女朋友一起考入清华！在清华发生情变！

湾区范儿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6:01:18

杀人凶手应该偿命。

barryv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6:01:00

国内都是把老婆勒死放冰箱里

今年苹果树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5:55:49

一般个头高大的男人心眼没那么小；矮个头男人比较小心眼爱嫉妒。

kingofLiu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5:48:41

这篇文章的作者才是极端幻想偏执狂吧，啥细节都没公布就下定论了，积点德吧。

bsmile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5:43:26

大西洋渔夫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5:02:37

肤浅的自媒体懂个P。为什么国内很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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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类似的事情还少吗？那个把妻子割成一点点扔到下水道的。。。那个为了和小三在一起，不惜杀掉自己两个亲生儿子的。。。

luting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5:37:26

据说据说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5:12:43

清华那个学校有问题，总是出一些引人注目的杀人犯。一个普通人可以杀几个人？怕的是伟大领袖，一个决定就是千万人的生死。

luting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5:34:35

Gooddevil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5:01:00

许多学霸都特别自私，这些人只适合给人打工。你认识很多学霸，做过统计吗？

老天真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5:33:19

年轻女生的恋爱脑，往往被“身材高大、相貌端正、名校学历”这些表面特征所掌控，以为捡到了宝贝。其实有这样条件的人，往往有很多追随者。他们强烈的“优越感”，很容易发展成为自我中心主义者。同样还有那些外貌漂亮的女生，总是在上演那些“明星嫁成功大叔”的戏码，其实都是一些“绣花枕头一包草”。

遥远的星光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5:28:07

狗熊掰棒子，瞎掰！还极端个人主义的疯狂暴君。哈哈哈

云一片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5:25:00

没完没了炒冷饭

我要真普選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5:17:00

秦唐：有沒有實質證據已經不重要；就算真的是出軌，也絕對不能傷害對方。這是美國的標準，可能與中國有些不同。

据说据说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5:12:43

清华那个学校有问题，总是出一些引人注目的杀人犯。

秦唐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5:11:00

到底有没有实质证据？真的只是疑心？

大西洋渔夫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5:09:57

美国走极端的司法不但造成每年几万美国走极端杀亲人，也使几十万人无家可归。美国司法和征信系统是如果你犯点小错，把你往死里整，使别人一不做二不休。如果你真杀一人，又轻判了。据说杀导师的齐太磊合无罪。美国的司法完全是律师和法官手里的像皮

super-talent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5:02:56

武松打虎，三拳打死镇关西，至今仍有续集。

大西洋渔夫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5:02:37

肤浅的自媒体懂个P。为什么国内很少发生？

Gooddevil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5:01:00

许多学霸都特别自私，这些人只适合给人打工

过路人_2016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4:57:00

自媒体又来挂羊头卖狗肉，借题发挥

谢选骏指出：家暴男把老婆当做了母老虎，一拳一拳地下去，就像“武松打虎”。

《谷歌杀妻陈立人曾发帖：妻子搧耳光 我开始还手》（2024-01-22 世界新闻网）报道：

加州18日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命案，一对北京清华大学毕业的中国夫妇在谷歌担任工程师，丈夫将妻子痛殴致死，震惊华人社会。网友起底凶嫌陈立人（Liren Chen）早在今年1月3日，在华人论坛分享心事：“每次吵架，老婆都对我大打出手，搧我耳光，后来我也开始还手。”

网名为“Liren Chen”的帐号发文称，有一天，他和他老婆吵架，然后他动手打了老婆，他老婆就拨打了911，美国的警察就上门了，将该男子抓走了。

“Liren Chen”称因为自己有较好的学历、没有前科，警察最终放了他，并且让他保证以后不再动手，两个月之后再上法庭。

“Liren Chen”称，被释放后，感觉整个人都懵了。他没想到动手打了老婆一巴掌，竟然会被戴上手铐，这是他人生第一次被戴上手铐。他开始请律师，而律师让他谨慎的处理此事，因为这可能会影响他加入美籍。

“Liren Chen”称，他老婆知道这种情况后，也感到后悔和茫然。她只是想给老公一个教训，没想到会因此让他被逮捕，还会上法庭，这让她也感到有些手足无措。

（取材自北美华人论坛网）

疑似陈立人的发文被起底，与妻子于轩一（Xuanyi Yu）感情上的裂缝在凶杀案前，已经多次陷入极端的争吵，甚至相互有过动手的情况。

网民嚎叫：

好人64 2024年01月22日 21:21

张冠李戴

十里山路 2024年01月22日 20:02

贴主不是陈立人，是另外一位打老婆的枪男老中，陈立人没枪。

睡觉不打呼噜 2024年01月22日 19:37

原帖在 https://huaren.us/showtopic.html?topicid=2982418

谢选骏指出：从文盲毛泽东到学霸陈立人，中囶人都喜欢《水浒》，不知不觉就着了道了。就算武松打虎+宋江杀妻都是英雄行为，可是人家武松打的是老虎，宋江杀妻是为了革命保密而灭口，你在美国为了什么要杀妻呢？难道也是为了参加攻克国会的武装起义？

【57、北京是元朝的文化遗产】

《元朝的文化遗产：吹牛B、拍马P…史上最牛拍马P》（老杨到处说 2024-03-09）报道：

民间史家认为，吹牛、拍马、溜须——元大都的文化遗产。

蒙古入主中原，建立了元帝国，定都在燕山脚下，建起了大都城，后来人把它称为“元大都”。

元朝住在北京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居多，因此，他们的文化也就逐渐渗透到北京文化中，例如：北京言把街巷称为“胡同”，就是受蒙语的影响。“胡同”在蒙语中就是“水井”和“帐篷之间的小道”的意思，草原上的“帐篷之间的小道”到了城里，不就变成“街巷”了吗？

另外，我们常说的吹牛、拍马、捋须，也是元大都文化的遗产，但是在流传中改变了原意。

（一）吹牛

人，总希望自己血统高贵、家族富有、家史辉煌，尤其是在官场，“苦出身”虽然可以说明自己的奋斗和拼搏，但同时也说明自己的“根基浅”、“关系弱”。所以，混在官场就要攀龙附凤，就要夸赞自己从前的富有和现在的富裕。

蒙古人是游牧民族，富的标志就是牛，所以官员凑在一起，都爱显示自己曾经在草原上拥有多少牛。就是在手下人的面前，也时常要夸一夸“老爷我想当年。在草原上有多少多少牛。”

当老爷正在兴致勃勃地吹嘘自己牛羊成群的时候，如果有下级官员来访，仆人就会告诉他：“请稍候，大人正在吹牛呢。”

“吹牛”的原意本是“吹嘘”、“显示”的意思，四川到现在还把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叫做“吹牛”，有人物有情节地讲故事才叫“摆龙门阵”呢。

汉族在杀猪的时候，为了容易把猪毛刮干净，要从猪腿处插进一截管子，往里吹气，一直要把猪皮吹得鼓鼓的，这个动作就叫“吹猪”。

当“吹牛”从蒙古人流传到汉人中间的时候，硬拿猪去套牛，就产生了误解，于是就派生出“吹牛皮”、“吹牛腿”，后来又发展成“吹牛Bi”了。

我们现在所说的“吹牛”，已经成了“夸大事实”甚至“无中生有”的意思，“有了象就不吹牛了”这句话，就说明吹牛就是夸大。而当年的吹牛，可没有浮夸的意思耶！

（二）拍马

蒙古是马上得天下的民族，所以元朝的官员大多是武将出身，下级对上司最好的赞美，就是夸他的马好。一方面是蒙古人对马钟爱有加，另一方面马也是他权力、身份、地位的象征，因此夸他的马就等于是夸他。

下级见到了上司，往往要对上司的马夸赞几句，一边拍着上司的马背一边用尽天下最美的词夸赞这匹马，什么“膘肥体壮”，什么“鬃长毛亮”，什么“追风赶月”，什么“踏雪无痕”……总之是要把上司的马夸成是宝马良驹。后来，人们就把对上司的奉承称为“拍马”。这是因为夸赞的话是不一样的，而拍马的动作是一样的。

很少骑马的汉人，用自由的想象把“拍马”逐渐演绎成了“拍马屁”，就足见是外行了，既不符合逻辑也没有事实依据。

拍马，只能拍马的腰，或是肚子或是背，如果拍了马的屁股，就是给马一个“开路”的信号，马就会向前走了。马走了，马的主人当然也要走了，所以“拍马屁股”就等于撵上司走，您说，哪一个下级敢拍上司马的屁股？

拍马到了现在，就是“拍汽车”。要奉承你的上司，你就在他下车或是上车的时候，拍拍他的车说：“首长的车真棒，流线型乳白色，又有气派又够时尚！”他听了一高兴，兴许就提你个一级半级的。

（三）“溜须”

在蒙古舞和新疆舞中，一到表现欢快的时候，男演员总是用大拇指从鼻子向左右抹他的胡子。在电影和电视剧里，我们经常见到这样的镜头，新疆和蒙古族的男人在喝完了酒或者奶茶以后，也要左右抹两下胡子，然后就哈哈大笑，由此可见，抹胡子就是蒙古人、新疆人（即色目人）高兴时的传统习惯动作。这个“抹胡子”的动作，用汉语说就是“捋须”了。

奴仆总是不愿意老爷烦闷焦躁、上司怒火中烧，因为他们往往会迁怒于下级和奴仆，所以，下级和奴仆的最好办法，就是想方设法让上司和老爷高兴，上司和老爷心平气和了，手开始捋须了，大家悬着的心就像一块石头一样落地了。后来简而化之，就把哄人高兴称为“捋须”。

这种起于官场和大宅门的简称，通过口耳相传流入民间以后，发生了两个变化，一个是把“捋须”变成了“溜须”，另一个是把捋须的人从上司和老爷变成了下级和奴仆。比如我们现在经常说的“XX又给领导溜须去啦？”或者说“你又溜领导的须啦？”

要知道，上司和老爷的须，是不可能让别人捋的，别人也不敢去捋，俗话说“谁敢给老虎捋须呀！”

再后来的“打溜须”就更没有道理了，我们也只好让步给约定俗成了。

但当代史上最牛的“拍马屁”，却被认为恰如其分。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一次聚会上，陈毅向毛泽东介绍画家陈半丁，毛泽东故作惊讶：“喔，是画家!”陈半丁答：“我哪算画家，毛主席才是大画家!”陈半丁的回答让在座的各位莫名其妙。陈半丁慢条斯理说：“您改天换地，是山水画家；您帮助我们改造思想，旧人变新人，是人物画家；你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花鸟画家。”众人皆叹服！

陈半丁（1876-1970），20世纪初期到中期北京画坛的领军人物，一代花鸟画大师。字画皆绝!

有朋友说， 我细细品味之后，觉得陈半丁此话值得揣摩玩味。说它阿腴奉承不为过，说它话中带刺也尚可。中国文人的德行很难说。谈笑有鸿儒，全被毛打断脊梁骨！往来无白丁，陈寅恪也不行。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陈半丁的拍马屁至少得体，还可能得出话中带刺的意味，现在拍马屁的，一点遮挡的修饰都不懂得使用，李鸿忠的「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过于直白粗鲁，但很容易被接纳，蔡奇就懂得前所未有，好像忘词了似的。这水平和陈半丁无法齐肩。

网民嚎叫：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4-03-10 09:18:32

蒙古人也挺牛的，不说别的，就说蒙古和斯拉夫人混血的俄罗斯人吧。俄罗斯人占了中国三分之一土地，创立了迄今还在祸害中国的共产党，并把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对中国伤害这么大？

我要真普選 发表评论于 2024-03-10 08:10:00

元朝國祚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會否比元朝長命？

刀锤手 发表评论于 2024

谢选骏：北京是元朝的文化遗产

谢选骏指出：北京是元朝的文化遗产。不过北京也有好地方，我出生地的隔壁就是“文丞相胡同”，所以，北京既是元朝的文化遗产，也是反革命的文化遗产——反抗蒙古人就相当于反抗共产党，就會變成“反革命”。

【58、东欧为何也没有中世纪】

《读后感：中国没有中世纪》（2024年03月26日 施化）报道：

放下手里这本书，2022年5月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贾拥民先生翻译的《西方世界的兴起》，抚案沉思，感叹良多。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这本书就已经与和中国人相遇，只不过不同的译者。这期间，少有与我一样，在初次阅读后，立即产生极大兴趣的人。借此短文，极力推荐我的同辈和后辈，只要有一定阅读理解力的，都去翻翻这本书。据悉此书的翻译出版，是在我的旧日好友，农夫山泉钟睒睒董事长的促使下完成的。因为译者就职于该企业。因此对我昔日的同仁好友，不由心生敬意。

之所以特别关注这本由经济学家编写的历史著作，出于一个简单的问题：“中国有过承前启后的中世纪吗？如果有，在哪里？”

问题是这样提出的。在《西方》一书中，作者道格拉斯·诺斯以经济学为切入点，事无巨细地研究了欧洲从10到18世纪，900至1700年间，整个漫长时期的社会演变过程。他发现，西方的现代社会不是碰巧偶然出现的，其中有鲜为人知的规律。这个规律告诉人们，只要遵从这8个世纪，北欧和西欧所经历的经济和社会演化要点，所有的古代社会都将浴火重生，发展为充满创造力和活力，具有先进文化和先进科技的现代化社会。否则，再努力去梦想都白搭。

现实已经确凿无误地证明了，为什么如今除了西方世界处在先进发达地位，而其余的国家都在苦苦挣扎，只因为他们没有过这样的蜕变。而在中国人头脑里的观念是这样的，即，西方人很坏，通过欺骗和掠夺变得富有，因此比我们先进。只要把它们打败和消灭掉，我们会比他们更先进。

事实上，中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在追求现代化，即所谓的“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现代化。如今四十多年过去，再也不提任何现代化了。有一段时间提过“小康”，“脱贫”，“中国梦”，显然从现代化的表达向后倒退了几大步。实现现代化很难吗？还是中国人不配现代化？不服气的大有人在，他们摩拳擦掌作好军事准备，要联合俄罗斯打赢下一场世界大战，把资本主义的遗老遗少统统消灭掉，把那些财富统统接收过来。

谢谢奥地利学派的大师诺斯（North）。他翻阅了大量历史记录，采用了羽实详尽的资料，顺藤摸瓜地总结出，西方世界是怎样从古代社会演进到现代社会的根本原因和规律。这跟目前中国人想象得完全两样。

两样在哪里？诺斯是这样认识的。原来，在10世纪之前，西方世界的生产活动以农业耕作为主，几乎没有专业分工，制造和商品交换。所以，效率很低，只能维持最低的再生产水平，在灾害减少人口—相对耕地增加—人口接着增加—结果耕地受限—再次人口减少，这一死循环里往返反复。直到某种原因，土地和作坊等所有权从封建主，教会和皇室那里剥离出来，逐渐转交到个体手里，以个人为主体的经营才极大提高了生产力，生产出多于消费必需的产品，剩余商品倒逼商品交换面世。正是以交换为目的的贸易，促进社会总体财富成倍增长，既提高了生产力，也提升了人文法治水平。在此基础上，城镇发展了起来，分工越来越细，当充分发挥个人的才能后，就出现新兴科技。总之，古代正是以这种方式过渡到现代。从来不靠掠夺，不靠战争。战争只延缓文明的进程。

这段时期也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中世纪”。中世纪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所有制转移到独立的个体手里；二是商人地位的提升，出现了平等观念。这里所指的平等观念，是把原始古代以来人与人之间的掠取关系，升级为交换关系。而交换关系正是现代文明的基石。

可是当回头审视中国的历史，我不禁大吃一惊：中国没有出现过中世纪！

中国的中世纪在哪里？蒙元就不提了。明朝是中国的中世纪吗？显然不是，所谓的那一点点资本主义萌芽，全被大清的铁蹄踏烂。清朝是中世纪吗？不像。清朝的末年倒很接近中世纪，但还没来得及演化，就在内战和外侵中戛然而止。至于到后来，谁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只在盲人骑瞎马，“摸着石头过河”。

直到今天，中国一没有见到过个人产权的确立，二没有公正对待过商人。看看前几天他们是怎样对待钟睒睒的。没有这两个要素，就没有中世纪存在的条件。而没有中世纪过渡，也就没有工业革命，没有科技革命，没有信息革命。更别提什么新质生产力了。

之前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人们似乎昙花一现，看到一点中世纪的影子，不过这已经过去了。现今，中国的执政党虽然意识到与时俱进和与世界接触，但极不情愿看到本国有与古代任何不同的改变。他们对此有一个说词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然中世纪的条件不具备，哪怕再努力几十甚至上百年，中国也无法进入现代化。历史从来不会跳跃。

不过上帝给人关上一扇门，也会打开一扇窗。中国人现在就有一扇现成打开的窗口——台湾。今后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唯一希望在台湾，因为台湾已经顺利地完成了整个中世纪产权转移的演变，成功进入现代化行列，并没有许多暴力和流血。还望衮衮诸公千万不要去毁掉她，拜托！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谈西欧，不谈东欧，因为东欧也没有中世纪。所以只要纳入了东罗马帝国，那么马列主义的经济主义分析就会完全失灵了。因为马裂不懂，政教分离至关重要——而共产主义者要消灭的，恰恰是政教分离！所以他们只谈经济分析，逃避法律问题。还有一个，日本虽然不是欧洲，但其“西方化”程度却远远胜过了东欧。奈何？但是另外一面，令人惊奇的是，日本也没有西欧式的中世纪，却可以实现中国无法实现的西方化过程——因为，日本拥有类似西欧的政教分离。

【59、蒋孝章打的是“奉子成婚”的擦边球吗】

《蒋家第一千金蒋孝章，蒋介石最疼的孙女，为何嫁给三婚的俞扬和？》（2020-02-15）报道：

蒋孝章被称为台湾第一千金，他是蒋经国和蒋方良唯一的女儿，虽然蒋家第三代人丁兴旺，但只有这么一个女孩儿，可谓集万千宠爱为一身。蒋孝章是中俄混血儿，容貌出众。1936年，蒋孝章出生于苏联，第二年蒋经国将她带回国内，蒋介石夫妇对她十分喜爱。蒋孝章幼年时，蒋经国的生母毛氏还在世，对这个孙女也是非常疼爱。

蒋孝章在长辈的呵护之中长大，聪慧过人，也非常善解人意，但因为身份特殊，并没有什么朋友。她在大陆上了小学，后来跟随着家人前往台湾，在台湾上中学。22岁这年，蒋孝章在父母的安排之下前往美国留学。蒋孝章一出来就是大家闺秀的模样，她性格和母亲相似，好静不喜动。她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精彩有趣的活动，不能像普通人一样拥有知心的闺蜜，就只能在家看书。

蒋孝章美则美矣，但和她同年级的男生们没有一个敢和她接近，后来去了美国，蒋经国不放心她在海外，不允许她住在宿舍里面，而是单独为她安排了一所公寓。另外，蒋经国还安排了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在美国关照蒋孝章。俞扬和从小就在美国生活，蒋经国希望他这个"小土著"能够让蒋孝章生活更加便捷一些，可哪知不久之后，美国那边就传来了蒋孝章和俞扬和两人恋爱的消息，让蒋经国大为火光。

俞扬和其实条件不错，他是俞家的大公子，青年才俊，空军航校毕业。但是俞扬和比蒋孝章大了十几岁，且有两段失败的婚姻。蒋经国认为两人之所以会走到一起完全是因为蒋孝章太过天真，被俞扬和欺骗，给她灌了迷魂汤。他放下身份，专门跑去找了一趟俞大维，希望俞大维劝一下儿子不要和蒋孝章来往，而俞大维根本不打算干涉儿子的感情问题。

蒋经国回到台湾之后，想尽办法拆散两人，他越是不让蒋孝章和俞扬和在一起，蒋孝章越是叛逆，偏要和俞扬和结婚。因为女儿的倔强，极其失望的蒋经国在争吵之后，当着女儿的面嚎啕大哭。蒋孝章是他唯一的女儿，没有一个父亲希望女儿嫁给离过两次婚的男人。况且俞扬和在台北的名声并不好，有人说他是个风流的纨绔子弟，甚至有人说蒋经国故意将女儿送到俞扬和手中，为了拉拢国防部牺牲可怜的女儿。

蒋家人没有一个支持蒋孝章，她在家中孤立无援，只得去请求一个人——宋美龄。蒋孝章认为宋美龄多少能够理解她，因为她当年也是在家人一致的反对声之中嫁给了蒋介石。蒋孝章向奶奶说了他和俞扬和之间的事情，宋美龄非常同情她。宋美龄将蒋经国喊到面前，希望他能够放手女儿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俞扬和知道蒋家已经因为他和蒋孝章的恋情弄得一团乱，他专程乘坐飞机来找蒋经国交谈，还没有走出机场已经被蒋家的三个兄弟拦了下来，甚至掏出枪来威胁他。蒋家兄弟出言狠厉，对俞扬和轮番羞辱，但俞扬和为了蒋孝章一言不发。后来他见到了蒋经国，对他说自己和第二任妻子离婚是因为性格不合，并非是因为自己在外沾花惹草。俞扬和的诚恳让蒋经国稍稍放松，宋美龄又抓紧机会从中调和，蒋经国终于同意了这桩婚事。

1960年，蒋孝章和俞扬和的婚礼在美国旧金山进行，婚礼十分低调，参与的宾客只是少数亲戚和朋友。婚礼由蒋孝章的母亲蒋方良主持，蒋介石亲自写了祝贺信并且送来了不菲的礼金。

婚后，蒋孝章和俞扬和曾经回到台湾小住，本来打算定居。蒋经国对俞扬和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他能够进入军政界，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但俞扬和本身兴趣并不在此，他委婉地拒绝了岳父："父亲，您的善意让我感动。但是人各有志。以我对人生的感悟，我早已经对仕途不抱有任何的欲望，与其再穿上军装，不如让我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不适合官场，无论我身后有多么强大的政治靠山，我也很难在政治和军事上有所成就的。"

蒋经国听了女婿的话，对他非常失望。没有野心的俞扬和对蒋家来说毫无用处，蒋经国甚至担忧蒋孝章跟着这样的丈夫，未来很难过上好日子。也许是感觉到了蒋经国的冷落，这对小夫妻很快就离开了台湾，从此一直定居在美国。

婚后一年，蒋孝章为俞扬和生下了一个儿子，蒋介石亲自为他起名为"祖声"。俞扬和和人们传言之中的风流公子根本不相同，他和蒋孝章结婚之后则更像是一个隐士。每年，夫妻俩会来到台湾探望父母，但他们总是悄悄来，不想惊动更多的亲友。蒋孝章在美国也是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不与外界联系，甚至很少和邻居打招呼，美国的华侨们都很少知道这对夫妻住在何处。

蒋经国对祖声十分疼爱，1975年，蒋介石去世之后，蒋经国写了一篇文章《守父灵一月记》，里面提到了14岁的小孙子初中毕业时写过一篇作文，题目叫《我的外祖父》。

蒋经国感慨道："他还是个14岁的孩子，从其作文中，可知其何等有条理和热情。祖声曾有数次在慈湖侍外祖父一起聚餐散步，今日，父亲在天有知，闻外曾孙已经长大并如此聪敏，必甚安慰。"

蒋经国对孙子的疼爱正是因为对女儿的宠爱，在"孝"字辈中，这个唯一的千金在蒋经国心中一直不一样，她定居在美国之后，信件从来没有间断过，有的时候蒋经国还会将蒋孝章信中的话摘录进日记之中。

蒋孝章在家人的反对之中嫁给了真心爱的人，她和丈夫低调而幸福得过完了半生。而蒋经国似乎也渐渐接受了这个女婿，正如他所说的"人各有志"，子女们有自己的选择和生活方式，长辈又何必过多干涉呢？

《蒋经国的混血女儿》报道：

蒋孝章，1938年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是蒋经国与妻子蒋方良的唯一女儿，第二个孩子。蒋孝章为中国与白俄罗斯的混血，容貌出众，气质典雅、高贵，身为“台湾第一千金”，追求者众多。

蒋孝章，1960年在美国读书期间嫁给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1961年育有一子俞祖声。婚后定居旧金山。

人物关系

蒋经国膝下的子女，见于谱牒的，依序有长子蒋孝文、长女蒋孝章、次子蒋孝严、三子蒋孝慈、四子蒋孝武、五子蒋孝勇。五男一女——文、章、严、慈、武、勇，名字均为蒋中正所题。蒋孝文1935年12月出生在苏俄，蒋孝章的出生则是她父母回来后的一年，同时，她出生后不久，蒋经国就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江西赣南行政督察专员”兼“赣州县县长”，亲戚之中都说她是一个幸运儿，替父亲带来幸运。此时，蒋经国的生母、蒋中正的原配毛夫人尚健在人世，毛福梅十分喜欢和钟爱这一双长孙男、长孙女，非语言可表达。这位比蒋孝文小两岁的蒋家孙女，由于蒋家“孝”字辈的一代并无姐妹，孝章的出世，自然更获祖父母和父亲的钟爱。蒋孝文，男孩子幼时顽皮是在所难免，因此时常惹得蒋经国生气，甚至绑起来打。蒋孝章这位独生女，乖巧、美丽又善体父母心意，自然成为父母的掌上明珠，甚至也成为哥哥的避风港。蒋孝文如有惹得父亲生气而将受责罚之时，往往央求妹妹，由蒋孝章为他向爸爸撒娇而化解。所以蒋家这一位大小姐，在蒋家地位之优越，是第三代兄弟中无人可比的。

赴美求学

蒋孝章到台三四年后，已是盈盈十五之年，更是生长得婷婷秀丽如同浴露玫瑰一般。可是，由于她家的家世过于显赫，不但没有相当年龄的男孩子敢追求她，甚至连和她说话的男孩也几乎没有。1957年，她赴美求学，随后不顾蒋经国的反对，在美和俞大维的儿子，比她大了整整14岁，且离过了两次婚的俞扬和在一起。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早就旅居美国。当蒋孝章赴美求学时，乃托俞扬和就近照顾。蒋孝章远赴异域，在俞扬和细心照顾下，日久生情，终于结为夫妇。1960年举行婚礼。翌年生子俞祖声。这一年，蒋孝文也生了一个独生女蒋友梅。表姐弟成为蒋家的第四代。蒋经国初尝含饴弄孙之乐，自是喜气洋洋，比他对自己子女的喜爱，有过之无不及。据说，每当蒋孝章带着俞祖声回家，蒋友梅和表弟俞祖声在地上玩玩具的时候，蒋经国也常常会加入，与孙女和外孙在地下一起玩。蒋孝章携子回来省亲，每年总有两三次，每次一两个月，有时俞扬和也一道回来。他们都是悄悄来，悄悄走，不愿张扬惊动亲友。

家庭背景

蒋孝章是蒋经国与妻子蒋方良的女儿。由于蒋家“孝”字辈的一代并无姐妹，蒋孝章的出世，自然深得祖父母和父母的钟爱，每当哥哥或弟弟因惹父亲生气而受责罚时，经常由蒋孝章向蒋经国撒娇而化解。可见蒋家的大小姐在蒋家地位之优越，是第三代兄弟中无人可比的。蒋孝章赴美求学时，与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相爱，后结为夫妻，翌年生子俞祖声。蒋孝章的丈夫俞扬和，也是一个不为人多知的人物。他与蒋孝章结婚以至婚后多年，新闻传播媒体上从未出现他的报道；最早见到俞扬和名字于官方的资料中，是蒋中正死后，蒋经国发表的《守父灵一月记》，其中4月13日日记第二条记载：“上午领章女、扬和婿再到慈湖，检视厝地之工程，武、勇两儿在此督工甚力，殊以为慰。工程人员与工人尤皆不眠不休，日夜赶工，余深为感动。”

俞扬和夫妇当时居住在美国旧金山，平日与华人社会来往不多。据说，俞扬和担任某航空公司和造船公司的顾问，工作不算太忙，有时会看到他上街办事或购物。俞扬和为人相当随和，像他父亲俞大维一样没有架子，只要跟他打招呼，愿意和他聊天，他几乎是来者不拒。不过，认识俞扬和的人表示，如果以俞扬和的学问及能力，与他父亲俞大维相比较，差距颇大。俞祖声，是蒋中正的第一个外曾孙，蒋经国第一个外孙。他的名字“祖声”，据闻也是由蒋中正所题，如果属实的话，由名字的字义看，似乎蒋中正是期望这一个外曾孙，克绍“祖”裘之“声”望的意思。

再说蒋孝章这位蒋家的掌上明珠，自幼承欢膝下，为“孝”字辈最能获得父母、祖父母欢心之一人。归俞家之后，随夫家定居美国，然仍经常返台定省双亲，或书信禀候。从蒋经国所发表的日记，发现蒋孝章所写的书禀，常常引录到他的日记之中。蒋孝章的书禀，和她爸爸讨论哲学层面的问题，可以觇出她兰心蕙质之一斑。蒋孝章虽然已是“嫁出去的女儿”，但她仍常常影响她爸爸。

蒋经国和俞大维这一对儿女亲家的感情，似已到了老而更笃的程度。1982—1983年之间，蒋经国身体有病，已为台湾一致关切的话题。虽然他也有一套侍从医护小组，在为他尽心尽力服务，但是以西医为主的医护人员，对糖尿病的控制，法宝就是胰岛素的使用。

其他方面实在没有更好的方法了，许多人都在电视新闻报道的画面看到：蒋经国的面部，似乎显现出有一点浮肿，闪闪发光。这对进入老年期的人而言，无疑是不太正常的现象，西医当然是不会不知道的。

据说，俞大维的姐姐俞大彩在美国也患20多年糖尿病，因使用胰岛素过久，而出现全身浮肿，皮下积水压迫到末梢神经，影响行动的现象；后来是由一位侨美的老中医给俞大彩开了中药方剂，而使浮肿现象痊愈。俞大维乃回到台北，先找陈立夫谈俞大彩临床实验的经验，介绍中药方剂为蒋经国治病。

陈立夫一直是中医的“大护法”，他觉得西医束手的今天，有必要不避嫌疑，陪俞亲家一起去向蒋经国说。这个细节，曾见于杂志报道：蒋经国霍然大好，为服中药效果所致的讯息。由此可见俞家与蒋家的亲情一斑。

网文《蒋孝章》报道：

蒋孝章（英文：Chiang Hsiao-chang，1937年2月15日—），籍贯浙江奉化，中白混血，蒋经国与妻蒋方良的第二个孩子，也是蒋经国唯一的女儿，蒋中正唯一的孙女，自幼万千宠爱集一身。

出身

蒋孝章为华裔与俄罗斯混血。就读北一女时，蒋经国打算找侍卫和司机接送她上下学，但她都拒绝不愿意给人接送，她喜欢一个人骑脚踏车到学校上课。蒋经国不放心让蒋孝章吃外面的午餐，叫司机开着小型座车，中午为孝章送便当，孝章站在校门口，对司机怒目相视，待司机走过去把便当交给孝章之后，她说：“你们走远一点好不好？”司机可以理解她的用意，是不希望被同学视为特权阶级。所以，司机之后就将便当放在学校门房，在角落等着看她拿走后，才打道回府。

蒋孝文曾回忆表示，每当他挨父亲打时，蒋孝章就是唯一的救星，只要蒋孝章对蒋经国撒娇跟劝解，多半能让蒋经国消气。

蒋孝章18岁时进入东海大学就读，因为东海大学独创的劳作教育，蒋孝章被分配至洗碗工作，蒋宋美龄得知宝贝孙女的情形后心疼不已，更透过总统府函信至东海大学，希望蒋孝章可免除劳作教育，但校方仍坚持所有学生皆需实施劳作教育。不久，蒋孝章还没读完大一上学期的课程便转学离开东海大学。

蒋孝章身为第一千金，这样的家世背景，让蒋孝章自小能接触的对象很有限。1957年赴美留学，蒋经国托付俞大维之子俞扬和代为照顾，俞扬和为有妇之夫，却与蒋孝章陷入热恋，引起一阵喧然大波，最后终于说服蒋经国接受。1960年8月在美国旧金山两人低调完成婚礼，1961年5月生有一子俞祖声。当年两人恋爱，蒋经国十分恼火，曾冲到国防部部长办公室，气急败坏向俞大维发飙掀桌砸场。后来幸有俞扬和的努力以及宋美龄的耐心说服调解，蒋经国才慢慢接受。蒋经国极为宠爱外孙俞祖声。

婚后定居美国，殊少露面，蒋经国两次就任中华民国总统时，均邀请蒋孝章夫妇回台参加就职典礼，但是他们两次都没有回台，据传是由于其夫俞扬和与蒋家三个兄弟关系不和。1988年蒋经国逝世时，蒋孝章曾回台参加告别式。2003年宋美龄逝世，蒋孝章出席参加告别式。2004年母亲蒋方良女士病逝，蒋孝章却因病重无法返台奔丧，由夫俞扬和代表出席。

蒋孝章是蒋经国与蒋方良唯一仍在世的子女，近年来为妇科癌症所苦，目前定居美国加州奥克兰山麓。

谢选骏指出：人说“1960年8月在美国旧金山两人低调完成婚礼，1961年5月生有一子俞祖声。”——我看这是“奉子成婚”的擦边球吗。

【60、文明的冲突就是更加野蛮的冲突】

《野蛮的冲突》（二零零一年十月 读者周刊 老郸）报道：

有谁再来给我解释一遍所谓的“文明的冲突”？

首先，这些冲突的动作和手段是文明的吗？夜窥望远镜，精密炸弹，以高科技的标准来判断，是够文明的了，但是，用来杀人，用来轰炸，它也还能算是文明的化身，文明的境界，文明的物质化？

再次，这种刀枪的征略的后面，是文明的动力，还是野蛮的仇恨？人类的文明，曾经包藏了仇恨的一面，文明的构筑图上并不曾少了野蛮与仇恨的饰物，但是，到人类把文明二字单独地抽象出来，用CIVILIZATION来概括，并有意识地隐去雕梁画栋后面的斑斑血迹时，文明才算有了它从思想到行为的内在统一。

文明，不仅在于服装首饰，饮食器皿，歌舞丝竹，绘著笔墨，更在于人的内在的一种心态，以及由此演绎出的一套规范。不是吗？文，最早从“纹”中衍出──早先的人们，开始美化自己，美化生活，就是从纹面纹身开始。人类最初的温饱之余，发掘出自己内在的尚美以及更深的意识的潜力，这并不比开始使用工具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历史意义来得更轻。人类降生到这个多灾多难得世界，没有彩凤双翼，没有龙虎鳞纹，只有和水而成的泥身，但是就因为他有所有其他动物都不会有的智慧，他可以象他的造物主一样地创造，创造生活，创造文化，自己达到美的境界，美德境界，要不然世界的文明于今何在？当然，他也必然要象其他动物一样地在自然界的食物链里挣扎，循著优胜劣败的无字真经重生自己。可是，一旦他能以一种旁观的超脱来阅历其他生物的生死存留时，他就已经不再是一种普通的动物。

但是，至此而止，他还未曾完全踏入文明的殿堂。在“文”后面的“明”，更加苛求内心世界的挖掘，要求人把自己心内所存的一切美好芬馨，与一切丑陋污秽都拿到太阳底下来，让它们大曝其涵，大见光日，让它们经受人类共同共通的挑剔抉择，己所不欲，毋留予己。有大明才有大文，才有最后的文明。

所谓圣贤预见的“文明的冲突”，不是在将来，而是在过去。所有的幸心烦释，都是或都将是沿著反文明的逆境发展。

文明，曾经划分为地域，那只是象结晶时的初发阶段，晶核在热运动的起伏中生成与湮没，或者象培养皿中菌落最早的接种，那是一种偶然与必然的演化过程，并没有优劣之分，因为大家都是一炉的同融，或者一钵中的同种。在晶核温定形成，菌落接种成活之后，各向同性的生长就是它们唯一共同的动力学过程。

晶界在发展中相遇处定位，菌落在辐射相交处吻合。与此相仿的，是人类文明的地域生成与扩展，在辐射状的结晶最初相遇之时，是我们所可能发现的“文明的冲突”。

你可以说“文明的冲突”才在开始，或者说将开始，但是我所理解的文明的冲突，已成过去。随著地理大发现的铺张，“文明”已经在这个地球表面与“野蛮”冲突过，只不过那时的冲突中，我们的中华文明还被“先进民族”划为野蛮落后的团伙之内。“文明的冲突”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五月花号”的乘客们，在吃完土著印弟安人好客的火鸡南瓜之后，翻脸向全美洲的土著拉开刀锋的历史。每年秋后，在东海岸的“文明登陆”纪念点处，各色皮肤的游人，不妨驻足聆听路旁印人后裔为同一史证而引吭长发的击鼓高歌，那才叫真正的文明的冲突。

在高速客机可以载著你做环球逐日飞行，一点不假地担当起现代“夸父”的义务的时代，现代社会早已在文明的交接面上冲突，并在冲突后基本定形。我说的不是“十字军东征”，我说的是“日不落帝国”的兴亡。征服，殖民，奴役，就是当日的文明发展史，可谓辉煌，可谓宏伟，可谓精彩，真是一种“文明”的昌盛，一种“文明的昌盛”。

可是，夸父眼中的日不落是一种动态的景致。一个踉跄，日头就落下去，渐远渐逝，再也没法跟上。夸父之逐，可能曾经是跨地域，跨文化的壮举，在人类的洪荒时代，兴许得行，可是，到地域化为疆界，文化广为串通的后文明时代，他给我们留下的壮举，只成为文化的一点结晶。

真正正在冲突的，不是文明，而是野蛮。

所谓的“文明冲突”，是一种含糊不清的呓语。是文明形态的冲突，还是文明内核的冲突？是文明包含的人群与人群的冲突，还是文明指导下的规范与规范的冲突？再问，冲突的提倡者乐观其成的冲突的后果是什么？血洗异邦邪教，宏扬我神吾主？这些即使不是亨氏原本的意愿，也已被某些薄幸子解释成这个样子。

面对现今世界战局，就连亨氏也不敢出声来诠释他的所谓学说，因为这根本就不是“文明”的冲突，更不是“文明冲突”。如果被人引申为其论所及，则“十字军东征”新曲的帽子也正合适，可我们所见的中文媒体及网络上的亨氏门外生员，鼓盆而歌，大唱特唱文明冲突，更有声嘶力竭狂呼“杀尽落后民族”的咬牙切齿，真不知这些操中文者也算得炎黄子孙──中华民族别说论起所谓的“文明冲突”就是一腔凝血余恨，不知何时竟也在新“皇军”的后尾大加声色，叹中国人脑后的辫子才谢去几日，竟也自以为身着“皇协”，忝位“先进”，准备进

击了！

别说十字军不可能死灰复燃，就是当年的十字军全胜而归，当今也不是它的本命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去殖民过程与风浪，已经把文明重新定位，一种新“文明”以武运长久为旗帜四处出击的时光，大概是不会回光返照了。

真要某运长久的，你猜怎么著？还只能打出“文运长久”的新帜。不是咱们伟人的“打著红旗反红旗”，而是打著文明的大旗做野蛮的勾当。

你说现在的冲突，是野蛮还是文明？

谢选骏指出：人问“现在的冲突，是野蛮还是文明”？我看“文明的冲突就是野蛮的冲突”，因为一旦冲突起来，任何文明都变成野蛮的了！而且，文明程度越高，就变得越是野蛮。所以说，文明的冲突就是更加野蛮的冲突！

【61、《袁腾飞语录》是大衆智慧的產物】

網文《袁腾飞语录》報道：

．「蒋介石是一党独裁，毛泽东其实也一样。」 

．「三年自然灾害死了三千万，比二战全欧洲死的人还多。」 

．「日本教科书篡改率比中国低得多，中国教科书真实率低于 5%，纯粹胡说八道。」 

．「中国这块土地只能产生专制。中国人隔几年不喊万岁，觉得很空虚，没法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60年换了四部，美国 200多年一部，说明美国政治超稳定。」 

．「事实上，民国建立以来，西藏一直处在半独立状态，有自己的国旗：雪山狮子旗。」 

．「毛主席纪念堂你可以去，但别忘了那是中国的靖国神社，供奉的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那地方（毛纪念堂）该改成『大屠杀纪念馆』。纪念碑也是，碑文应铲了写上『死于 1949到 1978年政治恐怖的人们永垂不朽！』」 

．「 1950年镇压反革命，一年枪毙 71万，逮捕 170万，大家一下子服了，不服下一个就是你！蒋介石（ 1927年） 4.12才杀多少人？有名有姓才几百个。」 

．「人人都有罢工的权力！知道人家谁罢工吗？消防队罢工、员警罢工！政府只能把空军调来灭火，海陆军去抓小偷！」 

．「在北京，你要生七个孩子，我的天哪，你除了上吊和后悔就没出路了！」 

各界评论： 

他用一种学生爱听的语言和方式，贯通古今，把"死"去千年的历史，活灵活现地带到学生面前，被网友戏称为"史上最牛的历史老师"。 ——青年周末 记者 吕家佐 

无论是虚拟世界里的线民，还是现实课堂里的学生，所有人最被袁腾飞吸引的，是他把"死去"的历史"活生生"地带到学生面前。——文汇报 记者 王乐 

人家说人家的历史， 我觉得袁老师的书最重要的是培养你独立的思考方式，和看待问题的角度，袁腾飞教的是这个，不是趣史。——12812ty （教师 28岁） 

袁老师说话就是给劲！认识袁老师，是一种幸运，听袁老师的课，是一种幸运，看袁老师的《历史是个什么玩意》系列，则是一种幸福阿。——就要去那儿（学生，18岁） 

这是一个热爱历史的年轻人以自己饱满的热情在向我们讲述有据可依的历史，最最最重要的是为我们打开一扇窗，激发起我们的兴趣，让我们兴致勃勃的、自觉自愿的补上历史课。 ——眷顾飞鱼（媒体记者） 

1949以后，毛泽东这个土匪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毛自己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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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从这个视频中整理出来的关于“袁腾飞评毛”的语录： 

1.毛这个人多二啊，治国无方，扰民有术，狗屁不懂的东西。毛肯定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他又不懂英文，不懂德文，俄语也不懂，你看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吗？没有。他看得最多的是《资治通鉴》，怎么整人啊，怎么玩人啊，中国古代的帝王的阴谋之术，他这个玩得炉火纯青。 

2.毛别说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见的暴君独裁者。 

3.毛这个人特神在什么程度呢？他连小学四年级的自然科学知识都不具备。据无耻文人们说，他是个诗人，而且还是浪漫主义诗人，这种人最可怕了，这种人一般具有神经病的气质。 

4.毛想当然，张嘴就来，这种人在国际上有个外号叫IBM，international big mouse,国际大嘴巴，张嘴就来，想说什么叫说什么，不负任何责任。 

5.毛的诗也只能归入打油诗一类。 

6.哪个读过书的人，如果认为他伟大，那你的书就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7.我们的教科书按照中国古代史书的体例属于秽史。你问我这教科书有多少东西是真的？低于5%。你考完以后赶快把它烧了，搁家里一天都脏你屋子，我从来不往家带这书，扔车里，能不看尽量不看，纯粹是胡说八道。 

8.你现在有炉子了，你也有燃料了，你原料哪里来啊？你拿什么炼钢啊？你把毛填进去，出来钢，不可能啊。 

9.《人民日报》你敢看吗？那根本就不是报纸，那是宣传。新华社的稿件，世界各国都不予采纳，只有两个国家除外，朝鲜和伊朗，我们跟地球村的无赖关系很好的。 

10.我不怀疑社会主义中国什么邪事都能干得出来，在毛统治下什么事情都能发生。 

11.（大跃进）毛倒行逆施。。。（庐山会议）毛在会上胡喷。。。 

12.毛已经不是皇上的问题了，他变成了教主了。所有的独裁者都是心里不健康的，而且都是弱智，没有一个独裁者能做出合理的判断来，二十世纪三大暴君：希特勒、斯大林、毛，全是这个德性，是吧，三大法西斯恶魔都是这个德性。 

13.三年灾害完全是人灾，毛灾，保守估计活活饿死两千万人，现在有国外学者统计说是四千三百万。 

14.毛纪念堂不是不可以去，你可以去，但是你要记住那是什么？那是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的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你可以去，你看的时候是什么态度呢？这什么玩意，这是假的。可以参观，靖国神社我也去过，可以参观不能参拜，你要参拜丧心病狂的法西斯极右翼分子，你就完蛋了。 

15.天安门广场我是从来不去，我开车从那里经过，我都鸡皮疙瘩，四千多万冤魂索命啊，太可怕了，那个地方就应该改成大屠杀纪念馆，纪念碑也是，把那碑文铲了，改为：死于1949到1978政治恐怖的人们永垂不朽，应该有这个殉难者纪念碑。 

16.几千万活活饿死，你还说他是伟大领袖？他是伟大的领袖，这就太可怕了，你这个民族就是猪一样的民族，一点都不懂得反思。你在德国能说希特勒是伟大的领袖吗？ 

17.有说毛是为了中国好，他是为了自己的权力好，他为什么要造原子弹？他不是为了要保卫中国，他是为了保卫他屁股底下那把椅子，他不被别人推翻，跟今天北朝鲜干的事一样。 

18.这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甚至在人类一万八千年文明史上都是最黑暗的十年，能跟它勉强媲美的是，斯大林的俄国和希特勒的德国。 

19.毛有个特点，他比较热爱女青年，皇上都这样。 

20.毛作为一个人，后面加一个字：渣，他是个人渣，战友情、夫妻情、父子情什么都没有，眼里只有一种东西，什么？权力。 

21.二十世纪三大魔王，希特勒好歹杀的是外国人，德国人应该说他杀的不太多，斯大林和毛杀的都是本国人，斯大林匪帮残害本国公民，但他是通过法律手段，靠警察杀人，毛是靠谁杀人？谁想杀人就可以杀人，人人都有杀人权，你这样看起来，二十世纪最黑暗的一幕真的就发生在我们生活的这块国土上，而且并不遥远。 

22.（毛毁灭文化）你毁灭中国文化，你就是汉奸，谁这么干谁就是汉奸。你把中国文化彻底毁灭，你就是最大的汉奸。 

23.无耻文人们讲，毛熟读史书，这我们不否认，毛只看史书，看了一肚子的阴谋诡计，问题是历史上有益的经验他没有一条吸取的。 

24.（林彪913）毛第六感官惊人的发达，我玩人玩了一辈子，你想玩我？你小样。 

25.谁要说那会儿没有腐败，谁简直不是人，那会儿的腐败比现在厉害得多，那会儿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就跟中国古代似的，是制度性腐败。它是出身的不平等，现在是财产的不平等，财产可以通过个人奋斗来获得，出身能吗？ 

26.毛死了，1949以后，毛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毛自己死掉了。 

27.把毛的身体掏空，填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缝，啪，往天安门一摆，暴尸，所以有了一个毛的停尸房。 

28.我估计随着年代向后的推移，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它从那里请出去，这是我唯一的追求。尼泊尔不是共产党毛派掌权吗？问他要不要，要送给你，免费的，我们帮你运过去，连那个纪念堂整个都拆给你。 

谢选骏指出：人説“袁腾飞语录”——我看《袁腾飞语录》是大衆智慧的產物，是“教學相長”的結果！果不其然，後來小袁受到了驚嚇，突然之間精氣神全無了。

【62、拜登参与罪犯的电视辩论就陷入了历史魔咒】

《电视辩论的历史魔咒 会在哈里斯身上应验吗？》（思观堂 2024-09-08）報道：

自从1960年电视辩论时代开始以来，已经有17次总统选举周期，除了3次之外，所有主要政党的候选人之间都至少有一次电视对决。

周二晚上，当副总统哈里斯在费城与前总统唐纳德·川普一起登上美国广播公司的舞台时，她将成为第一位与曾经当过总统的人辩论的在任副总统。

但是，还有6位副总统或有担任副总统的历史，他们作为本党总统候选人在电视上进行辩论。他们的记录大多是令人失望的，无论是在辩论本身还是在随后的选举中。

其中三人在辩论中表现不佳，然后在随后的选举中被击败。此后，三人都退出了政坛。

两人在赢得国家最高职位那年的辩论中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但四年后，他们作为现任总统在辩论中跌跌撞撞，被拒绝连任。

还有第一位以本党候选人身份在电视上进行辩论的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他在1960年的表现可能让他输掉了大选，并给随后的总统辩论时代蒙上了阴影。

尼克松在这个时代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60多年来，理查德·尼克松在总统候选人首次电视辩论中的表现一直被视为竞选失误的一个例子。由于尼克松生病了，使他脸色的苍白和著名的“五点钟阴影”(注：指没刮干净的胡子)格外明显，但他又不愿在电视上化太多的妆。这种反差在黑白电视时代尤为明显。

此外，尼克松似乎不太自在，尤其是与他的对手、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年轻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极其自信的举止形成鲜明对比。在向全国人大介绍自己的同时，肯尼迪设法表现出与他所谋求的职位相称的严肃态度。虽然辩论的形式并没有给他太多的机会来展示他的魅力，但他即将成为传奇的魅力有一种闪烁的方式。

一些学者认为，尼克松和肯尼迪的辩论及其对比被夸大了，因为全国很多人都没有在电视上观看现场辩论，而且这场辩论对民意调查的影响也不大。

但“尼克松搞砸了”的印象自有其生命力。

1964年，肯尼迪遇刺后继任总统的林登·约翰逊认为没有理由冒险与对手、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展开辩论。在没有辩论的情况下，约翰逊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了总统大选的胜利。

四年后，林登·约翰逊离任，尼克松再次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这一次，尼克松在民意调查中处于领先地位，他认为自己在辩论中得不偿失。因此，他没有与对手(当时的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辩论，并在11月获胜。

1972年，在任总统尼克松在49个州的压倒性胜利中获得连任，他再次对辩论的建议提出异议。

尼克松与肯尼迪的辩论究竟对选举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至今仍有争议 

福特让这场争论重新回到了焦点

但在尼克松连任后，情况开始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就包括他自己的命运。1972年，他的竞选工作人员对入室盗窃和其他罪行进行了调查，导致他监督白宫掩盖所谓的水门事件丑闻。这反过来导致了更多的调查，尼克松在1974年国会即将弹劾他时辞职。

他的继任者是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尼克松任命他接替因自己的丑闻而辞职的第一副总统。

福特是来自密歇根州的长期共和党国会议员，也是共和党领袖，在入主椭圆形办公室之前，他没有太多时间确立自己的副总统地位。他还因赦免尼克松而疏远了许多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在1976年击败了对提名的挑战，并在那年的秋季竞选中有很大的机会赢得自己的任期。他想与民主党候选人、前乔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辩论，以树立自己的诚意，摆脱尼克松的阴影。

这是16年来两位主要政党候选人首次同意在电视上摊牌。

两位候选人在全国舞台上相对来说都是新手。卡特强调了他的行政经验、他在南方农村的出身、他对民权运动的承诺以及他的浸礼会信仰。

但福特在辩论舞台上坚持了自己的立场，至少直到他提出了一条主宰电视和报刊新闻报道的路线。当有人质疑尼克松对苏联的妥协政策及其对仍在共产主义“铁幕”后面的东欧国家的影响时，福特说，他不认为波兰人感到被统治了。

鉴于波兰在二战后被苏联军队占领了几十年，并且是亲莫斯科的“华沙条约”的中心，福特的回答被一些人解读为过于天真。不管公平与否，这削弱了他作为最有可能在世界舞台上代表美国的候选人的形象。

这些辩论有利有弊

下一个被两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副总统是沃尔特·蒙代尔，他曾在1976年卡特赢得的一届总统任期内担任副总统。1980年，蒙代尔看到卡特自信地与当年的共和党挑战者、前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进行辩论。他看到了里根的强硬言辞和慈父般的讨人喜欢是如何抢了卡特个人魅力的风头。

然而，当蒙代尔在1984年赢得挑战里根连任的提名时，他渴望与现任总统辩论。他知道他需要一些强有力的东西来克服里根的成功光环，并在民意调查中领先。里根身边的一些人认为没有理由争论这位失败者，他们可能会想，这位73岁的美国最年长的总统是否已经显露出一些衰老的迹象。

在那年秋天的第一次辩论中，里根确实显得不够犀利，有时还有些困惑，这引起了共和党的担忧，也给了民主党人希望。但在第二次辩论中，里根把一个关于年龄的问题作为一个话题，并用“我的对手年轻和缺乏经验”巧妙地开了个玩笑。他后来在那一年的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49个州的多数选票。

里根的副总统老布什在1988年成功地击败了一大批挑战者，赢得了接替他的总统提名。在舞台上，他并不被视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在其他几个周期的辩论中也表现不佳，但在那年与民主党候选人、马萨诸塞州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的会面中，他帮了自己的忙。

作为里根八年的后援，布什已经准备好避开对政府政绩弱点的攻击，并渴望将自己包裹在前任持久的个人声望中。杜卡基斯强调他冷静的“能力”，有时听起来像技术官僚。

布什可能不是特别令人印象深刻，但他是两人中更有风度的一个。

四年后，布什要赢得这样的竞争就困难得多了，他发现自己站在台上的对手是年轻的比尔·克林顿，当时的阿肯色州州长比他小22岁，是自内战前以来主要政党提名人之间最大的年龄差距。

布什还与罗斯·佩罗(Ross Perot)展开了辩论;这位亿万富翁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佩罗在电视广告上花了一些钱，攻击两党，尤其是布什，之后在民意调查中支持率飙升。

作为现任总统，布什是1992年辩论的中心人物，但不是焦点。他似乎不时后退，夹在两个更具活力的对手之间。当他看了一眼手表，露出不耐烦的表情时，他似乎在强调这一点。

当年克林顿赢得总统大选时，他的竞选伙伴是田纳西州参议员戈尔，而戈尔在2000年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克林顿的提名。当时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个人电脑正在改变工作和学校，戈尔努力使自己与克林顿因与一名年轻的白宫实习生有染而遭到弹劾一事撇清关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对手是另一位乔治·布什，这位前总统的同名儿子，他自己也再次当选为得克萨斯州州长。那年秋天，戈尔和布什举行了三场电视辩论，虽然没有人认为两位候选人占据优势，但戈尔把布什贬低为无足轻重的努力可能适得其反。他翻白眼假装不相信的习惯给一些人留下了居高临下的印象。虽然小布什不是一个出色的辩手，但他有竞选顾问所说的“亲和力”。

2000年辩论的重要性本身就值得商榷，就像这些事件在之前的周期中的重要性一样。最后，消费者维权人士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的第三方参选可能更重要，因为他在一些关键州，尤其是佛罗里达州，分裂了民主党的选票。那一年，该州在选举人团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全州范围内，共和党以537票的优势领先。

即将参与总统辩论的现任副总统哈里斯

双刃剑的回归

电视辩论时代的这位单任总统，也可以说是在国民面前进行辩论的过程中既受益又痛苦。现任总统拜登在2020年的辩论中顶住了对手的愤怒，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自己。

这位对手当然是唐纳德·川普，他在连任那年经历了参议院的弹劾投票和与新冠病毒的较量后，仍然是一位令人敬畏的现任总统。最终，他淡化新冠疫情威胁并将其经济影响归咎于他人的努力是他在那年秋天失败的主要原因。但他似乎决心用自己咄咄逼人的表现把拜登赶下舞台，尤其是在今年秋天的两次会面中的第一次。

事实上，拜登在几次总统竞选中都没有被视为世界级的辩手，尤其是在2008年作为最终被提名的奥巴马的对手上台时。但他已经连任了六届参议员，在随后的八年里，他作为奥巴马的副总统给人留下了很多积极的印象。2016年，他没有竞选自己老板的继任者。他的儿子博·拜登(Beau)当时正在与癌症作斗争，而奥巴马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已经走上了当年提名的内线。

但在2020年，在已经78岁高龄的时候，拜登宣布竞选总统，这一次他找到了公式。他在初选中开局不利，但最终赢得了提名，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非洲裔美国选民的大力支持。

那年秋天，拜登与现任总统川普进行了两次电视辩论。第一次是在9月，主要因为川普咄咄逼人的风格而引人注目，轮到拜登发言时，他打断并大声发表评论，而且基本上无视主持人的缓和努力。

那一年10月举行的第二次川普-拜登辩论没有那么喧闹。但川普再次牺牲了过去在任总统喜欢的在位氛围，继续无情地攻击拜登。

今年秋天，川普是自1892年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被击败后首位再次获得提名的前总统。

他将面对四年前与拜登一起当选的现任副总统。哈里斯和川普从未直接交锋过，但哈里斯很有可能会重温川普四年前在这些辩论中的表现。

谢选骏指出：人問“电视辩论的历史魔咒会在哈里斯身上应验吗”？——我看早在拜登参与罪犯的电视辩论的時候，就已經陷入了历史魔咒了。哪裏還用等到現在？你既然和罪犯同臺，那麽只能得到罪犯的下場了。所謂的辯論失利，難道不是某種“天譴”的結果嗎。

哈里斯自命為檢查官，卻甘願與罪犯對等，豈不辱殺了美國的司法系統，難怪在此“護持”之下，連法官都嚇得不敢宣判川普的刑期，而把司法結果壓到大選的政治賭博之後了！美國的三權分立，明顯已經完結了——凱撒主義正式統治美國了！

【63、现代南北朝晚期的“反台独22条”与香港“23条”】

《“反台独22条”与香港“23条”：台湾旅游警戒调升后民众对出游香港的担忧》（刘子维 Role,BBC中文记者 台北 2024年7月25日）報道：

“删文的时候，心情很无奈，但删完比较安心，担心程度从七分变三分。”年近40岁的台湾上班族陈小姐是刘德华的忠实粉丝，她几乎每年都飞去香港见偶像。去年再度踏上已实行国安法的香港前，她做了以往不曾做的事——删除社群贴文。

她打开Facebook账号，一篇篇检视，找出“可能和政治相关”的内容，思考是要设为隐藏？还是干脆直接删除？“整理数位足迹”的过程，耗费她一整个晚上。

她并不是唯一一个担心自己去香港旅游会有危险的台湾人。

6月21日北京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简称“反台独22条意见”）──最高刑罚是死刑。中国国台办表示，“运用刑事司法手段惩处分裂国家犯罪分子、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是世界各国通行做法”，新措施“针对极少数涉‘独’言行恶劣、谋‘独’活动猖獗的顽固分子及其实施的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

台湾陆委会則称此举“严重威胁国人赴陆港澳之人身安全”，因此在6月27日调高赴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的旅游警示灯号至橙色，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

检视6月27日当天台湾的Google搜寻趋势，“旅游示警”位居第二高，累计搜寻达到5000笔以上。

虽然北京对“反台独”的新措施并非纳入香港实施的全国性法律，但足以引起台湾人对访港安全的讨论。台湾年轻世代聚集的社群媒体Threads上，也对“橙色警戒”讨论热烈：“要不要放弃已经排定的八月香港之旅？”、“我取消了，觉得还是不要冒险”。

香港国安法实施四年，台湾新闻如何在香港媒体上"消失"

反台独22条与香港23条：风险提升？

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林宗弘对BBC中文表示，2020年开始实施的《香港国安法》以规范香港人为主。而今年3月通过的《基本法》第23条，以及6月颁布的“反台独22条意见”，此二法实施后：“台湾人可能因为在台湾从事一些被定义为违反台独新规的行为，在香港被捕。”

台湾陆委会以邮件回应BBC中文的提问，指出《基本法》23条通过后，在香港境外正常行使言论自由，但被香港执法单位认定违反国安相关法律，入境香港或过境转机，都能面临风险。

因此陆委会建议想去香港的民众评估风险：“注意手机、电脑等随身物品，是否存有可能构成相关机关搜查或没收、甚至入罪的内容。”

还想去香港见偶像的陈小姐选择暂时自我消音。日前台湾热议的国会改革法案，她虽然关心，但只在线下和朋友讨论，“不然之后去香港还要删文，我觉得很麻烦。”

申请工作签证被要求解释社群贴文

“满恐怖的，我不晓得他们居然会去查我私人脸书和IG。”诗涵（化名）向BBC中文分享自己疫情后申请香港工作签证的经历。

在申请工作签的前一年，她曾在线上顺利申请到香港旅游签证。但当她提交短期工作签证申请时，却收到入境处回函，要求她解释在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的理由。

被点名的Facebook贴文是她分享《时代革命》纪录片的预告，号召网友进戏院观影。该贴文当时设定为公开。而她发表在私人Instagram账号，回忆多年前在台湾参与社会运动的短文，也被入境处一字不漏地列出。

“我感受到他们强烈的目标就是在吓你，告诉你说，你不要对政治有任何的干涉跟想法。”诗涵在香港的同事建议她回复：我发文时人在台湾，对香港情势不了解，所以被误导，现在我知道发文内容有误。

诗涵最后选择不解释，放弃到香港工作的机会。和她同时申请工作签的同事，也被入境处点名要求解释多年前在Facebook的发文，诗涵的同事选择配合，最后获得工作签证。

对于自己被盯上，诗涵感到很困惑。她说身边有些比她的网上发言“更激进”的朋友，申请工作签却没有被查，顺利前往香港工作。

香港入境处回应BBC中文邮件查询，指出“会按照相关政策依法处理每宗申请个案，并会因应每宗申请的个别情况作出考虑。”

林宗弘分析，在国安安全部门或海关人力有限的情况下，不太可能每天查询所有申请赴港的台湾人旅游签证资料。但在工作签证的审核上，会较严格审核。

林宗弘观察，2014年到2019年间，台港公民社会交流热络，但2020年后，陆续传出台湾学者赴港，在关口被带到小房间，被要求交代行程细节与在港联络人的个案。一般公认列有台湾政府官员的“黑名单”，在2014年后，更扩及到参与国际组织的台湾人、社运人士等，范围更大、更模糊。林宗弘认为，这是中国政权的威吓手段，希望藉此压制台湾人参与、讨论公共事务。

《基本法》第23条：在香港讨论立法是否已成公众禁忌？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对BBC中文表示，这些被拒绝入境的个案虽然是少数，但已经足够产生寒蝉效应。加上港府的决策“毫无透明度，令人无所适从”，民众只能自行想象。而且现在台港官方互动几乎降至冰点，若台湾人入境香港遇到麻烦，“恐怕台方完全被动，束手无策”。

香港特区政府：一般旅客不会触法

对于台湾调升对香港的旅游警告，香港特区政府谴责台湾当局假借此行動，实则抹黑诋毁，错误宣称国安相关法令实施后赴港风险增加。港府强调：“一般旅客不会从事危害我们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不会误堕法网。”

香港警方表示，不存在对台湾护照持有者特别盘查的情况

一名在Threads上有19.5万追踪者的台湾旅游博主“乐冠廷 阿乐”，发文分享今年五月底在香港地铁站“非常突然被几个警察跟一个便衣警察拦下来”，被搜查随身包包并查阅证件的经历。BBC无法独立核实此说法的真实性。

这篇贴文三天内累积了上千则讨论，不少台湾网民也分享近期去香港旅游被临检的经验。

台湾陆委会表示，从2023至2024年7月，香港、澳门办事处接获台湾人求助遭港澳政府留置、调查、拘捕的个案，都是涉及一般刑事如诈骗、运毒、窃盗、抢劫等案件。陆委会提醒民众，在港澳旅游，应随身携带身分证件备查。

香港警务处回应BBC中文，表示在公共场合临检的法源依据是《警队条例》，并严正澄清不存在针对台湾护照持有者严加搜查的情况。

“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个风险。”现居英国的香港社会政策及公共行政学者钟剑华对BBC中文说，现在香港确实有“警权过大”的舆论声浪，加上政府执法的标准不明，加剧民众不安。

香港仍是台湾出境游热门景点

过去20年，每年赴港旅游或转机的台湾人高达一两百万，2007年最高峰时更突破300万人。

2019年反修例示威加上随后而来的新冠疫情，让香港旅游降至冰点。疫后访港的台湾旅客人数回升，但仍离疫情及《香港国安法》实施前有一大段差距。

台北市旅行公会理事长骆炫宏认为，访港的台湾旅客减少主要原因是香港旅游的食宿成本提高。她表示，业者会提醒客人前往中港澳旅游期间，尽量不要谈论政治。而如果申请台胞证或港签没有通过，可能是已被当局注记，那就建议不要前往试险。

世新大学观光学系副教授陈家瑜则表示：“非常的遗憾这个产业变成双方政府惩罚对方的武器。”她指出，各国都有“入境敏感人士名单”，也都有抽查旅客的机制，并不是只有中港澳海关特别针对台湾人。她也观察到，其他被台湾外交部列为橙色警戒的国家有50多国，包含台湾人旅游热点：土耳其、埃及、菲律宾。

香港学者陈家洛表示，会出现香港旅游安全与否的辩论及其中是否有政治操作的猜想：“或多或少源于‘国家安全’这个概念无远弗届，而执法部门的行动或决定都是以‘不评论个别个案’应付，公民知情权不一定得到尊重。”

谢选骏指出：人説——“反台独22条”与香港“23条”：台湾旅游警戒调升后民众对出游香港的担忧。我看這些島民都不知道自己的末日也將不遠了！“反台独22条”与香港“23条”互爲剪刀，試圖終結现代南北朝格局！這是现代南北朝晚期的特殊風景——“反台独22条”与香港“23条”互相糾纏。

【64、西方文明正在走向反面】

《科技公司高管该为平台上的内容负责吗？》（ADAM SATARIANO 2024年8月29日）報道：

监管部门和立法者们已在越来越多地考虑是否让公司领导人对服务平台上的活动承担直接责任。Telegram的创始人帕维尔·杜罗夫的被捕表明这个转变已经发生。

本月，X关闭了巴西业务，起因是一名当地高管因未删除某些内容而受到逮捕威胁。去年，加密货币平台币安的创始人赵长鹏对平台违反联邦反洗钱法的指控认罪。2021年，Twitter在印度的高管因政府希望删帖而面临逮捕。

上周六，在线通讯工具Telegram的创始人帕维尔·杜罗夫在法国被逮捕，这是法国对该平台涉嫌参与拥有并传播儿童遭性虐待图片等犯罪行为所做调查的一部分。

多年来，在西方民主国家，互联网公司的高管很少因平台上发生的事情而承担个人责任。但随着执法机构、监管部门和政策制定者加强对在线平台和平台上交流的审查，他们正在越来越多地考虑是否让公司领导人承担直接责任的问题。

杜罗夫上周末的被捕表明了这个转变已经发生，同时也提出了像Meta的扎克伯格等科技公司高管下次踏上欧洲土地时是否也会面临被捕风险的问题。

专家们表示，就目前而言，科技高管还不用担心，因为杜罗夫的这种案子可能是特殊情况。从历史上看，平台违规行为的责任者是公司，而不是个人。从法律上看，美国和欧洲国家因公司活动对拥有公司的个人提起诉讼的门槛很高，尤其是在美国，因为美国有保护互联网平台免于对平台上的有害言论负法律责任的《通信规范法》第230条等法律。

都柏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T·J·麦金泰尔表示，但在某些具体领域，尤其是涉及儿童人身安全方面，因网站上发生的事情追究网站高管法律责任的门槛正在降低。

去年，英国通过了一项网络安全法，如果科技公司意识到了其平台上存在危害儿童人身安全的内容，但未能系统性地将其删除的话，科技公司领导人将承担个人责任。即使是美国的第230条也不适用于某种形式的非法言论，例如描述儿童遭受性虐待的言论。

“这条主线有30年的历史，”麦金泰尔说。他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技高管们通常不会为用户在他们平台上的行为负责，但这种做法目前正受到希望加强问责制的人的质疑。

现年39岁的杜罗夫尚未被正式指控犯有任何罪行，法国当局可能会将他拘留到周三。虽然法国当局没有提供具体细节，但他面临一系列与Telegram平台上的活动有关的潜在指控，包括儿童遭受性虐待的内容、贩毒、欺诈、洗钱、怂恿犯罪交易，以及拒绝与执法部门合作等。

专家们说，杜罗夫反权威的道德观让他本人成为打击目标，他认为政府不应该限制人们在网上的言行，除非在极少数情况下。与通常遵守政府命令的Meta、谷歌和其他在线平台不同，Telegram也曾因不与执法部门配合而受到法国当局的警告。

Telegram在杜罗夫被捕后表示，该平台遵守欧盟法律，并表示，“声称平台或其所有者应对滥用平台的行为负责任是荒谬的”。

科技公司正在密切关注高管可能面临的法律责任。今年，Meta成功争取到将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的名字从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对该公司提起的诉讼中撤掉，诉讼涉及该公司未能保护儿童的问题。

在中国、俄罗斯和其他专制国家，美国科技企业为了防止员工被捕，有时会将他们撤离。这些公司担心，员工将被用作筹码，迫使公司做一些事情，比如删除不利于政府的内容。

此前，仅在少数曝光的引人注目的案件中，科技公司高管被认为可能要对服务平台上的活动负有责任。1998年，在线服务公司CompuServe的前高管菲利克斯·宋姆曾在德国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缓期执行，罪名是在互联网上传播色情内容的同谋。他后来被判无罪。2002年，雅虎前首席执行官蒂莫西·库戈勒曾在法国面临指控，因为有人在雅虎网站上出售纳粹纪念品。他后来也被判无罪。

2012年，Megaupload的创始人金姆·道特康姆曾被美国当局逮捕，因为其网站上有侵犯版权行为。2015年，名为“丝绸之路”的在线黑市创始人罗斯·乌布利希在美国被判有罪，罪名是为非法毒品销售提供便利。2016年，巴西曾短暂监禁了一名Facebook高管，因为他没有向一项贩毒调查移交WhatsApp短信通讯平台的数据。

杜罗夫上周末被逮捕这件事已超过了以前的情况。

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研究互联网法的教授达芙妮·凯勒表示，检察官和执法机构面临的一个挑战是，证明科技高管知道他们的平台上存在非法活动，却没有试图遏制这些危害。

这很难证明，因为TikTok、YouTube、Snap，以及拥有 Facebook和Instagram的Meta一直在努力删除非法内容，并将这些内容报告给执法官员，所以这些平台的高管能辩称，他们一直在努力做正确的事情。

“是否知情是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凯勒说，她曾担任谷歌的律师。“这通常是一个人失去起诉豁免的触发因素。”

尽管如此，起诉风险是迫使科技公司采取行动的必要条件，布鲁斯·戴斯利说，他曾任Twitter副总裁，那是在2022年埃隆·马斯克收购了该网站、将其改名为X之前。

“与公司被罚款的风险相比，个人受制裁的威胁对高管们来说要有效得多，”戴斯利最近在《卫报》上写道。

马斯克对X上的内容采取不干涉的管理方式，他也许正在将自己置于杜罗夫面临的那种特定的危险之中，圣约翰法学院副教授凯特·克洛尼克说，她正在研究欧盟对在线平台的监管。

“如果我是个爱打赌的人，我会说，有朝一日，埃隆·马斯克会因为拒绝监管、蔑视法律而在某个国家受审或入狱，”她说。

马斯克没有回复置评请求，但他似乎也设想过这种前景。这位科技大亨宣称逮捕杜罗夫是对言论自由的侮辱，他周六在X上发帖：“观点：这是2030年的欧洲，你却因为喜欢一个米姆而被处死。”

谢选骏指出：人問“科技公司高管该为平台上的内容负责吗”？——我看這是“西方文明正在走向反面”的證據之一。西方社會已經發現，爲了秩序與安全，不得不犧牲自由了。爲了繼續生存，西方文明只有走向反面了。

【65、历史力学下的鸦片战争】

《美前官员叶望辉爱女死于芬太尼 誓言馀生打击中共》（中央社 2024-09-15）報道：

曾经在台湾南部传教2年、30多年来穿梭台美致力外交与政策工作的华府保守派智库“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AFPI）中国政策项目主任叶望辉（Steve Yates），是美国最坚定支持台湾并反对中共的政治人物之一。叶望辉的爱女死于中国出口的芬太尼（fentanyl），他誓言馀生都会致力打击中共。

美国芬太尼服用过量事件激增，近乎国安危机，众议院4月提出证据指控北京以税收优惠直接补贴芬太尼出口。美国前副总统钱尼的副国安顾问叶望辉的女儿，去年也因芬太尼而死。他表示，将用馀生打击中共。

“26年前，一名女婴在华府乔治王子郡监狱呱呱坠地。多亏收养奇蹟，她来到了我的家庭。我从来没想过25年后，我会在传统基金会谈论我已故的女儿”，台湾通叶望辉9日说。

叶望辉当时强忍丧女的痛苦，对台下听众表示，爱女因故流落街头，经历了所谓的街头生活，“有些人会说她活该，她太不智太鲁莽（flew too close to the sun），不过我会告诉各位，她是超人”。

他说，女儿在成为街友后，已经克服街友所面临的所有挑战，甚至从海洛因毒瘾中复原，但芬太尼和其他药物不同，迫使她的肺部吸入呕吐物，阻断送往大脑的氧气，即使送了急诊室，也许能够恢复心跳，但大脑已肿胀。

“虽然对每个人来说，我女儿被芬太尼毒死可能不重要，但对我们的领导人来说，过去5年有超过30万个美国家庭，手足（因芬太尼）失去了彼此，父母失去了孩子”。

芬太尼服用过量成了18岁至45岁美国人主要死因，去年有超过10万7000名美国人因此丧命。

美国指控墨西哥贩毒集团掌控多数芬太尼生产及跨国贩运；墨西哥去年否认芬太尼是在境内生产，并称运往美国的芬太尼是从中国进口，还被贩毒集团制成药丸便于走私。

美国联邦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也于今年4月发表调查报告指出，流入美国的非法芬太尼中有97%来自中国。

叶望辉说，中国藉由向美国输出芬太尼制造分裂、无差别摧毁每个州的社区。他认为，中国这么做的动机是让美国内部空洞化以超越美国，而输出芬太尼是最有效率的方式之一。

“今天的芬太尼将会成为明天的其他东西”。叶望辉表示，必须将芬太尼视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因应。这个议题已经在华盛顿讨论了很多年。

他指出，一些国会议员提出相关立法打击芬太尼，但除非运输芬太尼的人必须担心往后无法进入国际金融体系，否则美国真的不够认真看待当前的状况，也不尊重因使用芬太尼丧命的死者。

曾在南台湾传教2年、穿梭台美逾30年的叶望辉，如今是华府保守派智库“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中国政策项目主任，AFPI有共和党“影子白宫团队”之称，董事会主席麦马洪（Linda McMahon）上个月名列川普白宫过渡团队成员。

叶望辉昨天接受中央社专访，被问到是否会加入川普交接团队时表示，支持全面遏制中共恶意影响力，比他在不在体制内更重要。

他说，中共杀害他女儿对他产生影响，“我决心在我的馀生优先考虑打击和遏制中共，我相信这样做会帮助台湾人民，但我不会花时间只为在台湾认识及关心的人加油打气”。

叶望辉表示，未来无论是在智库、媒体还是政府，他都不会含糊其辞地对抗中共，馀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纪念自己的女儿。

美国去年有超过10.7万美国人，因为服用芬太尼过量而身亡。图为美国查获的芬太尼。

網民嚎叫：

Smileymoon 发表评论于 2024-09-16 11:01:18

按照某些人的逻辑，当年中国受鸦片之害，过错不在英国，而在中国人。

生肖迷宫 发表评论于 2024-09-16 10:10:02

这事情其实不完全怪中共，苍蝇只叮有缝的鸡蛋，美国政府对毒贩的纵容是罪恶的根源

zzbb-bzbz 发表评论于 2024-09-16 05:59:10

芬太尼本是药物，你美国人非要滥用，吸食掉世界的80%

ajaychen_2024 发表评论于 2024-09-16 05:23:53

这个，哈哈哈，好计好计！估计美国自己的黑枪先更加泛滥。别到时川普吃了一记黑枪也要怪到中国头上来。

俺最牛逼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23:16:55美国人的直肠子永远玩不过中共的花花肠子 他们做了坏事，不是死不认账，就是撒泼大火耍无赖，最后反咬一口 对付中共的办法只有一条整死他们 否则他们就要整死你 实际办法也很简单 放任美国及墨西哥的黑道走私武器去中国 一报还一报 看谁害怕？

ajaychen_2024 发表评论于 2024-09-16 05:19:42

第一是父母疏于管教的责任，第二是政府的渎职的责任，第三是资本纵容鼓励毒品合法化，第四是墨西哥毒枭非法贩毒的责任，最后中国只不过出口药品原材料，中国出口钢材，你拿他来造成枪弹杀人关中国屁事，没有责任!

anchoret98 发表评论于 2024-09-16 00:14:09

爲人父母都知道，教育好子女，是天底下最困難的事情之一。這貨任由養女流浪街頭、沉溺毒品，還好意思去傳教、諉過他人，實在是無恥之尤。

一个头两个大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23:44:01

把毒品合法也不见得死更多人，该死的阎王老子也拦不住。反倒是哪些贩毒的混混没了生计恐怕要直接抢劫了。

1passby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22:49:43

所以他女儿到底是不是超人？美国如果把任何转卖芬太尼的都重判，直至死刑。你看看这毒品能不能治住！

manyworlds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22:33:44

自己找死，怨不得别人

iask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21:34:02

美国要禁止芬太尼必须逐步与中共脱钩，只有川普/万斯会这样做。贺锦鲤在加州就对吸大麻吸毒品之人百般纵容，对中共还要延续拜登政策继续与之勾兑，而且Tim Walz与中共有长期往来，关系不清不楚。根本不可能靠他们阻止中共的毒品攻势。

dakinglaile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20:23:14

看了这女儿的人生经历，感觉就是到死也要被这个领养老爹用到某个神坛上当祭品。

StewartPlatform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20:21:52

"爱女因故流落街头，经历了所谓的街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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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的孩子，被这个无耻的家伙收养， 这个“故”恐怕和这个禽兽养父有关吧

技术员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20:14:43

家里出了个垃圾街头女儿，连海洛因都上过瘾，早晚要死在毒品上，只不过正好赶在芬太尼这一波。不去反思毒品泛滥的美国特色社会，一根筋地王中国头上栽。不想想美国进口了芬太尼，怎么会到你女儿手里的。

读书行路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9:42:00

到台湾传教2年，一查果然是摩门教徒。她女儿为啥流落街头啊？是不是实在受不了这个深井冰宗教了？

LAOK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9:23:00

没想到台湾竟会花钱养的如此愚蠢卑鄙的美国政客。连城里普吹都无法捧场！

湾区范儿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9:06:13

虽然打击芬太尼走私，是高尚的行为。但他孩子吸毒致死，主要还是养不教父之过。

exds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8:35:57

家教森严~~~~~~~~~~~~lol

“爱女因故流落街头，经历了所谓的街头生活”

黑土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8:17:00

与切尼一样，管不住孩子们走邪路

iask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8:14:46

当年年菲律宾杜特尔杀了一批毒贩，奥巴马信口开河批评杜特尔破坏人权。 被杜特尔骂“婊Z养的”， 奥巴马灰遛遛回到美国， 媒体假装没看见，闭口不提这次奇耻大辱。现在，美国陷入毒品泛滥，回忆起当年奥巴马的无能和民主党对毒品泛滥的纵容，纵然是中共背后使坏，主要原因还是民主党自己对年轻人的放纵和对罪犯的软弱造成的。

华伦久费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7:39:12

最烦把瘾君子描绘成天使。美国现在的教育娇纵溺爱孩子，最后孩子出了事情，死的都是天使，责任都是社会。

aguafresh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7:38:58

这玩意在其它国家都不死人，就美国死人。美国人爱吃、爱买，自己找的。难道中国能强行在美国买药？制毒贩毒在中国是死罪，所以大部分人都不敢参与。民主党鼓励吸毒的自由，死了却怪别人？

cacu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7:38:00

这不是公报私仇吗？而且芬太尼和中共的逻辑关系也不恰当。

manhan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7:33:35

有人用菜刀杀人，不去追究杀人犯，却归罪于生产菜刀的厂家。

Luck6883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7:27:29

"叶望辉的爱女死于中国出口的芬太尼（fentanyl），他誓言馀生都会致力打击中共。"家教不好，自己花钱买，不怪卖的的人，不怪买的的人，怪卖原材料的人. 真是他妈的狗屁政客。

homedepotva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7:21:03

新鸦片战争，竟然是逆向发生。

硬码工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6:54:57

老美也是奇葩，家教不好，自己花钱买，不怪卖的的人，不怪买的的人，怪卖原材料的人。

tony0101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6:41:00

中国的芬太尼在中国市场绝对买不到，却故意纵容而且补贴出口到美国来毒害美国民众，而民主党却视而不见，难道不该立刻对中国加大贸易战力度，着重打击中国三驾马车中唯一而没瘸的出口吗？民主党废物快点滚让川普回来取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

dqdeer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6:16:12

火药是中国发明的。罪魁祸首！

zhitouxiang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5:56:00

哈哈哈哈 脑子有毛病吧？自己吸毒赖别人？自己不会划船嫌河小，那怎么不怪自己没教育好她？你自己养大的孩子吸毒死了，责任在父母呀？推卸责任呀想减轻负罪感呀

京西观察使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5:51:40

你这话说的有道理，虽然中国在芬太尼问题中作恶多端，但是他这做父亲的也没有尽到责任。一码归一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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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PG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5:44:18

女不教，父之过，甩锅没用

京西观察使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5:48:53

“美国的枪击案每年死数万也是中国导致的，因为美国造枪所用的钢铁也是从中国进口的”，这是哪个美国人说的？这不是你自己说的吗？！是你自己在怪罪中国，却埋怨美国怪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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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潭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4:01:58

美国的所有问题都可怪罪中国，真他妈的扯淡。美国的枪击案每年死数万也是中国导致的，因为美国造枪所用的钢铁也是从中国进口的

LMPG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5:44:18

女不教，父之过，甩锅没用

浪迹天下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5:30:30

为什么养女会离家出走变成街友？

四月如风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5:13:28

中共太邪恶，丧失了人性。

河西海龟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5:11:00

女儿流浪街头，吸毒致死，不怪自己和女儿，却怪中共？有病！

iask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4:57:46

中共补贴芬太尼前体出口，是恶毒的根源。但既然是敌对势力，美官员打不过就是自己无能，拜登与贺锦鲤该负另一半责任.

bsmile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4:38:38

如此无知的人能够爬到一定的高度上是一个政权组织形式的悲剧。

无聊纽约人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4:33:26

美国政客的杰出典型。哦，是“前官员”。他怎么不“誓言来生打击中共”？

按照他们的逻辑，美国所有问题确实都可以怪罪中国的。例如瞌睡乔经常窜稀，那是因为中共用磁铁把屎他肛门吸出来。例如副总统哈哈哈哈哈哈哈马斯，她大笑是因为中共用磁铁把上下唇用磁铁往反方向吸。这位棺猿爱女吸毒，那是因为中共用磁铁把毒品导引到她嘴里。而这位棺猿自己的阳痿问题，更加是中共用磁铁导引他身体某部分不能往上的状态。所以他誓言打击中共！支持他维权！

Nevermind666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4:28:56

马斯克也是管生不管养，儿子多年不管变性，怪民主党，确实是傻逼的逻辑。

蟹粉小笼包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4:13:09

自己的女儿流浪街头吸毒致死，怪中国？这就是美国傻逼政客的逻辑。。。

joetheplumber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4:27:00

我不相信中国政府会支持芬太尼的生产和出口。但是绝大部分制作芬太尼的前体材料确实来自中国，前几年不是有一位中国籍大毒枭在墨西哥被抓吗？墨西哥贩毒产业里有不少中国人的身影。

永远飞行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4:24:00

这个起来一个很传统中文名字高层白人 领养了一个美国监狱降生的女孩子 后来孩子离家长期流浪在外 药物过量不治 然后他毫不反省自己的养育失误 而把责任全推在药物生产源头 好像再来一个孩子他就能接得住一样 本末倒置

蟹粉小笼包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4:13:09

自己的女儿流浪街头吸毒致死，怪中国？这就是美国傻逼政客的逻辑。。。

股未入段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4:10:00

关中共Ｐ事！养不教的悲哀

青山留夕阳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4:08:18

这文章让人感到很茫然，以至于无法同情理解。他真的做过切尼副总统的安全顾问？

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4:03:39

反华分子们都吸了这种物质吧？脑子已经彻底瓦特了。你吸毒怪中国？美国法律都把毒品合法化了，关中国屁事？中国禁毒举世瞩目，沾毒即死是中国的法律，你大美国爱吸毒，怪中国？

新手一位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4:02:08

自己连家都治不好，还TMD天天要治国，要给瘾君子提供合法毒品，要大麻合法化，要不分男女，民猪党都是这种货，不毁掉美国誓不罢休。一群牛鬼蛇神群魔乱舞的家伙。

桃花潭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4:01:58

美国的所有问题都可怪罪中国，真他妈的扯淡。美国的枪击案每年死数万也是中国导致的，因为美国造枪所用的钢铁也是从中国进口的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4:01:46

故乡的水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3:41:39 中美科技脱钩，马上满地撒泼打滚，说美国违背历史潮流，这心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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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你满意不？

不要把同事当朋友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4:01:31

支持这位仁兄打击中共！小小建议：请先把自己阉了，制作成变性人，再变身为素食环保主义者，最好患上糖尿病，顺便把眼珠挖了变成残疾人，接着把皮肤染黑，最好证明自己祖上是个杂种，最后一步当然就是以身冒险，吸尽全世界的毒，然后流落街头每天从捡垃圾食用，这样就能控诉中共的恶行！支持你！

五千年 发表评论于 2024-09-15 14:00:13

这王八蛋忍心让自己的养女流落街头不管不问。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家庭，政府放任自由民主。前几年只有5，6万， 现在已超过10万。再过几年， 。。。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這些燕雀似乎無一知曉——羅斯福總統的祖上就是販賣騙的毒梟！如果沒有他們的鴉片戰爭，就沒有羅斯福總統，就沒有今天的“大到不能倒”的社會主義美國了。但是既然這樣的大佬都是從鴉片中冒出來的，受害者們也怪鴉片，那就是“历史力学”的宿命使然了。

【66、蒋介石抛弃的琉球 北京想要努力争取】

《北京战略牵制日本 “琉球牌”渐渐化暗为明？》（VOA美国之音 2024-09-06）報道：

辽宁省大连海事大学创设了全中国第一个“琉球研究中心”（琉球现称冲绳）。分析人士表示，中共手握“琉球牌”是意图挑起冲绳居民跟日本政府之间的矛盾，添加一份牵制日本的筹码，削弱美军在东亚军事存在的力量。这不只是为了反制日本“台湾有事”之说，更是着眼于南中国海的议题。然而，这只是中共一厢情愿的诉求，不会有任何效果，因为冲绳独立毫无市场，只会导致日本政府对中国更加反感。

创设琉球研究中心

香港《星岛日报》9月3日刊出“中国观察”评论文章指出，中国在大连海事大学设立全国首个琉球研究中心。在9月1日召开的琉球研究中心筹备会暨琉球问题研讨会上，邀请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辽宁大学等20多位专家参加。

评论说，琉球研究虽然在中国未成为显学，但从冷门到逐渐升温，并且正式进入大学，显然有官方影子，背后离不开地缘政治变化。并说日本近年提到“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介入台湾议题，中方也可能以牙还牙，打出“琉球牌”，以不承认冲绳为日本领土进行牵制。

琉球自明清时代即与中国具有朝贡关系。日本在1872年并吞琉球，1875年禁止琉球向中国朝贡，1879年设置冲绳县。日本明治维新将过新年改成元月元日后，唯有冲绳仍维系着以中国农历春节来过新年的传统。

台湾辅仁大学日文系特聘教授兼日本暨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何思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海峡两岸对于琉球问题有一点其实是相同的，这就是两岸都认为琉球地位存在国际法上的瑕疵。二战后《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三条讲到琉球，第二条讲到台湾，都存在主权未定的声音。但中共因为没有参与签署而否定《旧金山和平条约》，他们直接把这些问题拉到《开罗宣言》。

今年5月，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华春莹在社群平台X上发文，表示根据1945年《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的条文应该被执行，日本主权应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以及二战战胜国确认的一些小岛。

《波茨坦公告》的第8条条文并未将琉球明文列入日本的主权范围内，而中国是二战的战胜国，这是部分人士主张“冲绳（琉球）地位未定论”的原因之一。

何思慎说，中共建政后很长一段时间为了跟日本建交，一直没有在对日外交上突显这一问题，而在中日建交后，双方也存在着一段蜜月期，所以过去中国的对日政策并不太想去提所谓的“琉球问题”，甚至连钓鱼岛问题也束之高阁。

反制日本

直到2000年之后，中日关系逐渐生变，加上冷战结束后，日本把整个防卫重心南移，以及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上任后，突出台日关系的重要性，强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并且在台独议题上，中国也觉得日本似乎是支持台独的，所以北京打出“琉球牌”，是为了希望能牵制日本。

何思慎说：“所以他们在整个外交上面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在历史上面存在着这种国际法瑕疵的琉球问题，来作为未来中日关系里面反制日本的一个筹码。”

何思慎表示，现在在日本的驻日美军总共有5.5万人，当中超过一半、即有3万人集中在冲绳，所以冲绳是整个美日同盟防卫的重中之重，而美日之所以会做这样一个布局，当然是着眼于美中之间战略竞争的关系，以及中国海军扩张对日本周边以及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所形成的战略压力。

何思慎说，因此中国此时打出“琉球牌”存在一种政治目的，或者是一种战略视野。他说：“等于是去跟日本所存在的这种支持台湾主权未定论，在这主权未定论背后所支撑的所谓台湾独立这样一种法理，去作一种对抗 。”

他认为，中国未来的琉球研究应该不只是从历史或者着眼于印太战略这种现实层面的国际关系而已，还会肩负如何在国际法上打好法律战在里面。

《星岛日报》说，倡导“琉球学”的北大历史系教授徐勇在研讨会上提出，未来琉球研究应明确研究对象、规范学科定位、加强政治研究、提升国际影响力。中国海洋法学会会长高之国认为，“琉球问题”事关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具有深刻的政治和历史意义，需要提前做好各种风险预案和应对措施。

着眼南中国海

台湾师范大学东亚系教授林贤参对美国之音说，琉球等于是中国握在手上的一张牌，在过去中日关系未很紧绷的时候没有被抛出来，直到现在才抛出来说要设立“琉球研究中心”，固然跟最近几年“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北京不满日本介入台海问题有关，但或许是更着眼于南中国海的议题，因为日本对台湾问题是鸭子划水，是一种外交上的讲法，但其最近对南中国海的态度，则是公开强烈地介入，完全不一样。

在过去不到两周的时间内，中国海警船与菲律宾海防船舰在南中国海至少已发生3次碰撞事故，日本驻菲律宾大使远藤和也（Endo Kazuya）本月初发表声明，强调日本是南中国海的利害相关国，反对靠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表示支持菲律宾及海上法治。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则向日本大使馆发出外交照会，抗议日方“不负责任的言论”。

林贤参说：“可能就是他们（中方）判断日本已经铁了心要跟美国结合，在南海、台海的问题上来跟中共计较，要介入南海和台海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认为应该把这个琉球牌打出来的时候了。 ”

位在日本的治理架构机构（GAO）研究员王彦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过去虽然没有所谓的“琉球研究中心”，但是北京对琉球的政治工作不曾间断。日本公安调查厅2016年的年度报告就提到，中国利用大学和智库的学者，特别是针对一些对冲绳的定位，或是有冲绳独立特殊想法的学者和团体加深交流，以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舆论，潜藏着分裂日本的战略目的。

分裂日本

另外一些公开纪录也显示，台湾的一些统派团体有在接触冲绳的黑道，比如2018年，台湾有黑帮转机到冲绳去拜访冲绳的黑道，去年的时候则是有冲绳的黑道过来台湾，跟台湾这边的统派黑道接触，所以这些政治工作其实过去一直都存在。

王彦麟说：“其实，以过去来说的话，过去可能是地下工作，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成立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转变，并不是一个开始，只是一个转变。”

去年6月，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头版刊出一则头条消息，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参观《使琉球录》等手稿展览品。文章称馆方强调该手稿发挥着重要政治功用，“它是记录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版图的早期版本著述。”习近平当时也罕见地提及琉球说：“我在福州工作的时候，就知道福州有琉球馆、琉球墓，和琉球的交往渊源很深，当时还有闽人三十六姓入琉球。”

王彦麟表示，只要美中的竞争和对抗格局不变，琉球的重要性就会很突出，因为它座落在一个绝佳的地理位置，它在第一岛链距离台湾只有600多公里，距离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的母港青岛只有1300公里，距离北京1800公里，平壤1400公里，马尼拉1400多公里，这些都在驻日美军的军事投射力的范围内。甚至如果回顾历史，冲绳曾经被美国放置过核子武器，但这些核子武器其实不全然是为了中国，更大程度是为了朝鲜半岛的情势。

王彦麟说：“如果只把它放在就是对抗中国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下来看的话，是比较狭隘，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位置太特殊了，它不只可以因应中国，也可以因应朝鲜半岛北韩的有事情，甚至它是可以cover（涵盖）南海的 。”

他说，换句话说，如果把视野放大，中国其实并不是只做冲绳的政治工作而已，第一岛链上的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弱点，北京一直从菲律宾、台湾、冲绳各自的弱点下手，见缝插针，琉球只是中国众多政治工作当中的其中一环而已。

扰乱美军

王彦麟说，中国打“琉球牌”期待多重效果，希望借由鼓吹琉球独立、琉球地位未定论，挑起日本政府与冲绳本土居民之间的矛盾，因为二战期间冲绳卷入战事，死伤惨重，冲绳不希望再次因为“台湾有事”而沦为战场。北京最终目的就是要去扰乱美军的基地搬迁或军事建设，以拖累日本跟美国的行动。

但他也说，对于一些抱持最极端立场、认为冲绳原本属于中国的人，在冲绳毕竟是非常少数。中国比较容易对台湾施展统战伎俩，是因为两岸都说中文，但冲绳讲日语已经很久了，跟日本的经济连结也比较高，所以冲绳要回归中国是不可能的。

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林贤参也说，中国透过在大学设立琉球研究中心和举办研讨会来打舆论战和法律战的政治意图明显，但根本豪无效果，因为琉球独立在日本根本没有市场，那只是中共自己自慰式的一种诉求，只会惹得日本更加反感，落实日本把中国视为重大威胁而已。

網民嚎叫:

ajaychen_2024 发表评论于 2024-09-07 08:04:23

中国不会去占领琉球，它原来就是个属国保护国，恢复它原来应有的地位就行，甚至只需要美军撤出就行，这个要求不高。

fancyorange 发表评论于 2024-09-06 09:44:00进贡国不等于是中国的地盘啊，越南历史上也向中国进贡啊，越南是中国的吗？蛮搞笑的。包子想起一出是一出啊

ajaychen_2024 发表评论于 2024-09-07 08:01:21

这位高见啊，欢迎国军驻军琉球.

Zhisou 发表评论于 2024-09-06 08:23:20

中华民国是二战的战胜国，琉球群岛不属于日本的话就应该属于台湾。

ajaychen_2024 发表评论于 2024-09-07 08:00:06

"这不只是为了反制日本“台湾有事”之说，更是着眼于南中国海的议题。然而，这只是中共一厢情愿的诉求，不会有任何效果，因为冲绳独立毫无市场，只会导致日本政府对中国更加反感。"所以日本支持台独搞分裂中国，中国政府就不会对日本更加反感？ 就许你干不许别人干？做人太双标会让人更反感。

谢选骏指出：人問——北京战略牵制日本，“琉球牌”渐渐化暗为明？我看蒋介石抛弃的琉球，北京想要努力争取——就像當年的聯合國席位一樣。蔣介石冤大頭，共產黨撿便宜。

【67、“垃圾时间”蘊含创造能量】

《“垃圾时间”唱衰中国经济未来，暗批中共统治》（YAN ZHUANG 2024年9月18日）報道：

在篮球和其他体育运动中，“垃圾时间”指的是比赛接近尾声时乏善可陈的时段，一支球队遥遥领先，翻盘不可能发生。球队把最好的球员换下，比赛无力地走向不可避免的结局。

在互联网受到严格审查的中国，一些作者重新利用“垃圾时间”这个词，间接描述这个国家在人们眼中的衰落。今年夏天，随着青年失业率飙升至17%以上，“垃圾时间”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成为一个流行的略语，用来形容对疲弱经济的绝望感。

去年，一些关于历史垃圾时间的评论开始出现在博客文章和中国知名新闻网站的观点文章中，其中一些是用笔名发表的。它们审视过去的政权和王朝，被广泛理解为对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隐晦批评。它们出现时，有关经济的讨论——甚至是对执政共产党经济政策的错误赞美——正变得越来越敏感。

这些评论并没有为人所忽视。

一些文章被撤下，隶属于政府的学者和新闻媒体纷纷表示垃圾时间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歪曲了政治和经济理论。北京的党报《北京日报》在社论中说，读者不应该“为几句别有用心的鼓吹煽动，就陷入自怨自艾”。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场风波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些作者在中国和其他地方看到了更早的垃圾时间。

有评论表示，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统治者由于集权、拒绝自由贸易或失去公众信任而陷入垃圾时间。有些人甚至认为，任何不是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社会都注定要失败。

一些人考察了其他国家控制的经济体。11月的一篇文章说，苏联自存在以来一直处于垃圾时间。文章引用了一位倡导自由市场、反对社会主义的奥地利哲学家的言论，认为苏联的计划经济和不民主的政府使其崩溃不可避免。

也有人着眼于中国历史。2月的一篇评论文章认为，14世纪明朝的第一位皇帝朱元璋垄断权力、推行孤立主义贸易政策和严刑峻法，使整个276年的政权陷入了垃圾时间。文章将这种失败与18世纪和19世纪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经济的繁荣进行了对比，将英国的成功归因于殖民主义和自由贸易政策。

去年12月，一篇关于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公众号文章认为，清朝的“垃圾时间”始于1901年，也就是清朝灭亡之前10年。这位作者写道，在位的慈禧太后在外国军队镇压了她支持的农民起义后出逃，公众对领导人失去了信心，问题就开始了。

这篇博文说，虽然清政府以前也遭受过失败，但这是第一次被公众广泛感受到的失败。结果，它打破了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王朝仍在崛起的看法。

关于垃圾时间的作品暗含着对政府的质疑。

尽管这些评论没有提到现代中国或共产党，但专家们说，它们含蓄地挑战了中国的威权治理和国家控制的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中国文学传统的一部分，知识分子通过历史寓言来批评统治者，以避免审查。

“真正的论点、问题的关键实际上是关于中共的合法性，”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互联网自由的研究员萧强表示，他追踪了围绕垃圾时间的一些讨论和审查。

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研究中国历史的助理教授伊莎贝拉·杰克逊说，垃圾时间的概念以及社会在没有自由贸易等经济概念的情况下将不可避免地崩溃的观点，与中国政府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观点相矛盾。马克思主义认为，通过阶级斗争，所有社会最终都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再过渡到共产主义。

杰克逊还说，这些评论似乎更多是为了提出一个特定的论点，而不是准确地描绘历史。她说，将整个明朝视为垃圾时间，是对一个在鼎盛时期曾极为繁荣的朝代的过度简化。别的不提，明朝的文学蓬勃发展，航海家曾七次前往东非和波斯湾等地区进行大规模贸易和外交探险。

不过，她说，“你可以看到，很多被歌颂的事情并没有真正惠及普通人。”

中国官方称这个词是恶意的。

这个词在网上的流行程度似乎在7月达到了顶峰，当时中国高层官员即将召开会议，确定中国经济发展方向。许多经济学家曾呼吁中国经济增长从投资拉动型转向消费支出型，但会议结束时，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将对基本政策进行反思。

当官方媒体试图让中国公众对这次会议感到兴奋时，一些媒体和评论员指责那些使用“垃圾时间”的人播下悲观情绪，将西方价值观理想化。前新华社记者明金维说，这个概念是由一小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的。

学者们也加入进来。在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告诫学生们不要陷入“叙事陷阱”，比如垃圾时间，这些陷阱可以用来扭曲事实，影响人们的行为，并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北京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在一个政府下属的经济网站上写道，这个概念比“躺平”的趋势更恶毒。在“躺平”风潮中，中国年轻人提倡安逸而不是忙碌的生活。他说，垃圾时间的论点鼓励不作为，“完全否定当下中国的发展状况。”

王文承认，这个词的流行反映了更广泛的焦虑，表明需要进行紧急的变革，提振经济，缓解人们的担忧。

他写道，如果人们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自然而然那些假冒伪劣概念的毒害性就会无所遁形”。

谢选骏指出：人説——“垃圾时间”唱衰中国经济未来，暗批中共统治。我看——説者不知“垃圾时间”蘊含创造能量……例如我的思想，就是出在1970年代的“垃圾时间”裏。

【68、加沙战争是中国百年命运的缩影——中國若不能夠征服英國，絕對算不上“崛起”了】

《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一周年：当地人的生活改变——受伤、成为孤儿、精神创伤》（BBC 2024年10月6日）報道：

巴特舍瓦（Batsheva）不知道丈夫是死是活，阿卜杜拉（Abdullah）成为孤儿，克里斯蒂娜（Christina）和阿卜杜勒拉赫曼（Abdulrahman）只是希望能够再次行走。

他们来自以色列、加沙、黎巴嫩和约旦河西岸，他们向BBC讲述了去年10月7日袭击事件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哈马斯袭击者袭击以色列已有一年，造成约1,200人死亡，251人被扣为人质。

据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部称，作为回应，以色列在加沙发动了大规模的空中和地面行动，造成41,000多人死亡。

“最痛苦的是不知道”

10月7日的前一天，奥哈德·亚哈罗米（Ohad Yahalomi）和他10岁的女儿耶拉（Yael）去附近的田地里寻找动物。她12岁的哥哥埃坦（Eitan）和朋友们一起踢足球。奥哈德的妻子巴特舍瓦和他们最小的女儿待在家里，当时她还不到两岁。

这是尼尔奥兹基布兹（Nir Oz kibbutz）的典型生活，这是一个位于以色列南部、人口不到400人的社区，距离加沙边境约一英里。

“我们热爱那里的生活，我们太天真了。对我们来说，那里就像天堂一样，”45 岁的巴特舍瓦说。

第二天早上，全家被火箭警报声吵醒，这是一个熟悉的警告，表明加沙武装团体的袭击即将到来。

但几分钟后，有迹象表明这不仅仅是一次火箭袭击，外面传来喊叫声、“真主至大”的口号和枪声。

一家人在他们的安全室里惊恐地等待了几个小时。但是，由于枪手包围了房子试图闯入，奥哈德觉得他必须离开安全室，以阻止袭击者找到他的家人。

在TikTok与X上蔓延的以色列—加沙冲突

“他每隔几分钟就告诉我们，他爱我们，”巴特舍瓦说。他写信给朋友说：“这是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刻。”

袭击者手持卡拉什尼科夫（AK）步枪和穿上手榴弹背心，闯入并枪击了奥哈德，然后找到并进入了安全室。“他们用步枪指着我们，用英语说‘来加沙’。我立刻明白了他们想要什么，”她回忆道。

巴特舍瓦和她的女儿被放在一辆摩托车上，埃坦和一名外国工人被放在另一辆摩托车上，目的地是加沙。巴特舍瓦和她的女儿们趁着摩托车被卡住的时候逃脱。但埃坦和他的父亲被俘虏了。

埃坦在加沙被哈马斯关押了 52 天。巴特舍瓦说，哈马斯强迫他观看10月7日拍摄的视频。“他看到他们如何非常残忍地杀害人、婴儿和妇女，”她说。埃坦于11月在冲突中唯一的人质释放协议中获释。

巴勒斯坦武装派系于1月发布了一段奥哈德的视频，视频中他受伤但还活着。他们后来表示，奥哈德死于以色列的袭击。以色列军方告诉巴特舍瓦，无法证实这些说法，也无法更新奥哈德的状况。

尼尔奥兹是10月7日受灾最严重的社区之一。数十名居民被杀或被绑架。那里至今仍是废弃的、被烧毁的房屋，提醒着人们所发生的事情。

巴特舍瓦说，她的孩子们做噩梦，近一年来一直和她睡在同一张床上。他们不断询问父亲什么时候回来，埃坦的头发正在脱落。

“最难过的是不知道他（奥哈德）发生了什么事——他是否还活着。我们真的无法继续生活。”

“如果我被杀了就更好了”

哈马斯于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袭击时，阿卜杜拉（Abdullah）才13岁左右。在此之前，他在加沙北部塔瓦姆（Al-Tawam）社区的生活，一直围绕是学校、与朋友踢足球、去海滩旅行，以及与父母、兄弟和两个姐妹一起玩耍。

在他生日的前一天，传单飘落到该地区，命令居民向南逃亡。

一家人迅速收拾好必需品，沿着萨拉赫丁路（ Salah al-Din Road）出发，这条路被以色列军方指定为安全撤离路线。

但当他们沿着道路加速行驶时，他说，以色列空袭击中了他们的车辆。

“我和我兄弟艾哈迈德（Ahmad）被抛到空中，从车里掉出来，”阿卜杜拉回忆道。

艾哈迈德当时16岁。他的一条腿不得不截肢，另一条腿现在用金属板固定在一起。

炸弹碎片割伤了阿卜杜拉的手臂、头部、背部和嘴巴。他掀起衣服，露出腹部的两道长疤痕。

他的亲戚后来告诉BBC，阿哈迈德的父亲、母亲和叔叔的烧焦和残缺不全的尸体后来被发现。

阿卜杜拉、他的家人和几名目击者告诉BBC，一枚导弹是从无人机发射的。

以色列军方否认当天袭击平民车队的说法，称这些是“虚假指控”。

一位发言人告诉 BBC：“经过彻底检查，没有证据表明以色列国防军在该地点进行了袭击。”

阿卜杜拉记得医院工作人员回避他关于父母的问题。当他的表弟和祖母最终透露这个消息时，他说这证实了他内心深处已经知道的事情。

“我一直都有这种感觉，”他说。

“如果我被杀害，那会比现在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好，”他补充道。

“我觉得我的手臂已经被截肢了，”阿卜杜拉低头看着左臂上伤痕累累的凹陷说道，并表示自己一直在痛苦中生活。“他们试图让它恢复，但一切都是徒劳的。”

阿卜杜拉现在和他的祖母住在加沙南部的汗尤尼斯（Khan Younis），还有他的两个姊妹，18岁的米娜（Minna）和11岁的哈拉（Hala）。父母被杀那天，这两个女孩还在加沙北部，因为车里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她们。艾哈迈德在卡塔尔接受持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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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失去了母亲、父亲和叔叔，欢笑和美好时光都消失了，”阿卜杜拉说。“他们是全家幸福的源泉。”

“没有他们，我们真的活不下去。”

“我们过去常常上学，玩耍和欢笑，”他说。“加沙曾经很美，但一切都消失了。”

他说他已经和一些朋友失去了联系，而其他人则在战争中丧生。

“这句话是对以色列说的：这就是你对我、对我们所做的一切，你夺走了我的父母，你剥夺了我的教育，你夺走了我的一切。”

“我过去常常介绍自己是一名摄影记者。今天，我说我是一名战争罪下的幸存者，”克里斯蒂娜·阿西（Christina Assi）说。

她抓住机会回到祖国黎巴嫩，以国际新闻机构法新社AFP的摄影记者身份报道南部边境的战事。

10月7日袭击发生后，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开始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引发跨境交火，并升级为大规模冲突。

去年10月13日，克里斯蒂娜和一群记者前往黎巴嫩南部的一个村庄，该村庄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公里，那里发生了冲突。

29岁的克里斯蒂娜说，她的团队穿着记者外套和头盔，他们的车引擎盖上贴着黄色胶带，上面写着“TV”（电视）。她说他们以为会很安全。

突然，枪声响起。克里斯蒂娜记得的下一件事是，她试图逃离旁边一辆着火的汽车。沉重的防弹背心和相机压得她寸步难行。“我看到我的腿流了很多血，我站不起来，”她回忆道。

十二天之后，克里斯蒂娜在医院醒来。“当我发现自己只失去了一条腿，而不是两条腿时，我感到一种奇怪的轻松。”

这次袭击夺去了37岁的路透社记者伊萨姆·阿卜杜拉（Issam Abdallah）的生命，并造成6人受伤。“当一名护士问我谁被杀时，我疯狂地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些新闻，”她说。

这是克里斯蒂娜受伤前的照片，她说希望有一天她可以重返工作岗位，做她喜欢的事情，"那时我就胜利了"图像来源，HANDOUT

图像加注文字，这是克里斯蒂娜受伤前的照片，她说希望有一天她可以重返工作岗位，做她喜欢的事情，“那时我就胜利了”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一项调查称，以色列向这群“身份明显的记者”发射了两枚120毫米炮弹，违反了国际法。人权组织表示，这次袭击应该作为可能的战争罪进行调查。

以色列军方告诉BBC，其士兵当时怀疑有“恐怖分子渗透”以色列领土，因此使用坦克和炮火阻止了这种情况。它补充说，该事件正在调查中。

现在，一年过去了，克里斯蒂娜仍在适应她的新现实。

她说，她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感到愤怒和沮丧：“你对一切都失去了信心——对国际社会和法律，我曾经相信这些法律会保护作为一名记者的我。”

克里斯蒂娜继续接受治疗，但仍然无法行走。

7月，她和法新社的同事一起坐在轮椅上传递奥运圣火，向世界各地受伤和遇难的记者致敬。

尽管10月13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她还是希望重返战场。

“当我能够站起来、走路、拿着相机，重新回到我的工作和我热爱的事物中时，我就会胜利，”她说。

“我大喊，但他没有回应”

当时是晚上。阿卜杜勒拉赫曼·阿什卡尔（Abdulrahman Al Ashqar）说，他和朋友莱斯·沙瓦尼（Laith Shawahneh）正在街上走着，他们当时已经当街卖了一整天玉米，很累，在抽烟。

“突然之间，我们就被轰炸了，就这样，”18岁的阿卜杜勒拉赫曼回忆起9月1日的夜晚。

以色列飞机在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村庄西拉·哈里蒂亚（Silat al-Harithiya）袭击了这两名青少年。

阿卜杜勒拉赫曼记得听到了火箭的声音，但没有时间做出反应。“我只迈出了一步，”他说。“我开始向莱斯大喊，但他没有回应。”

16岁的莱斯当场死亡，而阿卜杜勒拉赫曼受了重伤，他的双腿膝盖以下需要截肢。

阿卜杜勒拉赫曼说，他在袭击发生10天后醒来，并得知期间他的心脏曾三次停止跳动。

他仍在医院接受治疗，伤势严重。他的一只手被装上了金属板，两根手指严重受伤，腹部需要多次手术。

他说，身体上的疼痛阵阵袭来。

自10月7日以来，约旦河西岸的暴力事件激增。数百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袭击中丧生，以色列称这些袭击旨在阻止那里和以色列境内的致命袭击。

在袭击之前，阿卜杜勒拉赫曼过着简单的生活。早上祈祷后，他会和朋友一起吃早餐，然后帮父亲办事和卖玉米。

他现在依靠兄弟帮助他完成上厕所等基本任务，吃饭得靠母亲帮忙喂食。

BBC已就此联系以色列国防军，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这场袭击发生时，一架飞机击中了“一个恐怖分子团伙，此前不久，有人看到该团伙向在杰宁地区（Jenin area）活动的梅纳什旅部队投掷爆炸装置”。

阿卜杜勒拉赫曼被问及遇袭时是否携带武器时，他回答说：“怎么携带武器？我刚出门，正常在路上走，穿着白色衣服。我刚出门。”

他曾经梦想过拿到驾照，拥有一辆汽车。“如果说我今天有什么愿望，那就是能走路，”他说。

谢选骏指出：人説“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一周年：当地人的生活改变——受伤、成为孤儿、精神创伤”；我看“加沙战争是中国百年命运的缩影”！加沙战争一年死了一萬多人，中国長期戰爭至今爲止死了何止一億人口？連帶扼殺的嬰兒，中國人命非正常死亡總數可能超過了五億！但是世人健忘，一切向錢看（詭稱“向前看”）。BBC 對此假裝不知，因爲正是英國人在中國開的第一槍！中國若不能夠征服英國，絕對算不上“崛起”了。

【69、康乾盛世豬狗不如】

《从利玛窦拼音，到威托玛拼音，再到汉语拼音》（纳瓦罗diss郑钦文 2020-01-08）報道：

一、利玛窦

马泰奥·里奇，1552到1610年，活了五十八岁，汉名利玛窦，号西泰、清泰，是来自教皇国的天主教耶稣会的神父、传教士、学者。

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利玛窦出生于教皇国马切拉塔。那时，在欧洲，已经是文艺复兴时期晚期。利玛窦的家族经营利氏药房，是当地的名门。利玛窦在当地一所耶稣会开办的中学学习。

利玛窦十六岁时来到教皇国首都罗马，在神学院学习预科，并于1571年（明隆庆五年）的圣母升天节那天，加入了天主教的耶稣会。

1572年（隆庆六年），利玛窦升入耶稣会主办的罗马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并师从数学家克拉乌学习数学，在此期间，他还学会了拉丁语、希腊语，而且还会使用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1577年（万历五年），追随前辈沙勿略的步伐，利玛窦获准赴亚洲传教。1578年（万历六年）3月，利玛窦等十五名耶稣会教士，从里斯本乘船出发，一起前往印度传教。一路上绕过好望角，经半年的航行，终于在9月到达葡属印度果阿。

沙勿略、范礼安、罗明坚、利玛窦，是欧洲人与东方世界交流的先驱。

利玛窦在印度和安南传教四年。

1581年（万历九年），来自那不勒斯王国的耶稣会神父罗明坚，进入广东，他向驻于葡属澳门、来自那不勒斯王国的天主教东方总巡察使范礼安，举荐利玛窦。1582年（万历十年），利玛窦应召前往中国传教，8月7日到达葡属澳门。

欧洲传教士们想以汉语著述天主教教义，以此来吸引中国人信奉天主教，“练习用他们的语言写作，以吸引他们的心灵。”因此，利玛窦等人在澳门努力学习汉语。具有语言天赋的利玛窦对与拼音文字完全不同的汉字感到很兴奋，他脱下洋装，换上汉服，学习当时汉语的南京官话，还阅读了大量中文书籍。

此后，利玛窦来到明帝国的广州，住在怀远驿，在此期间结识了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为表敬意，赠予王尚书一册世界地图。1582年9月，他沿西江来到肇庆，见这湖光山色，民众宽厚，便立定主意留下来，开展传教。

1583年（万历十一年），罗明坚、利玛窦等神父，获准入居两广总督府驻地肇庆，获得两广总督郭应聘和肇庆知府王泮的接待。为了能顺利留下，他们自称来自“天竺”，中国人因此以为他们是来自印度的佛教徒。为了传教，他们带来了许多西方物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其中还有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组织当地知识界人士共同译出汉文版，先后在广州、韶关等地讲授，这是中国研究西欧几何学的开端。

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他带来的地图，令中国人大开眼界。

1583年8月，在肇庆建立了“仙花寺”，开始传教工作。神父们十分低调，行事小心谨慎，主要精力都用于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礼节习俗，以博得中国人、尤其是官员们的信任。他们身穿佛教僧侣的服饰，认为这样能够博得人们的好感，而且他们也觉得这与天主教神父的装束相差不大，这也使得中国人更加相信他们是远道而来的佛教僧人。他们在这里挂上了圣母玛利亚的画像，许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都来跪拜，传教士们感到非常兴奋。

1584年（万历十二年），利玛窦绘制了《大瀛全图》，后改名，《山海舆地全图》，最后定名为《坤舆万国全图》，这是中国首幅世界地图，由王泮首刻于肇庆。

利玛窦利用解释各种西方事物的机会，同时介绍了他们的天主教信仰。他们翻译了《十诫》、《天主经》、《圣母赞歌》、《教理问答书》。很快有中国人对天主教产生兴趣。于是利玛窦开始派发罗明坚撰写的《天主实录》，以中文解释天主教的教义，许多中国人都对这部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1589年（万历十七年）夏，新任两广总督刘继文，将利玛窦所住的西式建筑据为己有，并将利玛窦所传的宗教定为“邪教”，将他逐出肇庆，于是利玛窦移居韶州。在韶州的时候，他在肇庆结识的士人瞿汝夔成为了他的好友和弟子，还帮助他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藉着瞿汝夔的宣传，利玛窦向官员们赠送他自己制作的天体仪、地球仪等西洋物品，利玛窦的名声逐渐在当地的达官贵人、知识阶层中传开。

在韶州，利玛窦刻苦攻读《四书》，并首次将之译为拉丁文。通过与瞿汝夔和其他许多上流社会人士的接触，利玛窦才知道佛教僧侣装扮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受到尊重，社会地位比较低下。为了更方便与中国的官员交往，在征得范礼安的同意后，从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起，利玛窦开始蓄发留须，并穿起了当时儒士的服装。

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利玛窦前往南京，但未能留下来，只得转道前往南昌，并获得批准在南昌居住。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利玛窦成功的预测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为了当地名人，期间结交了章潢等儒士权贵，他登堂讲学于白鹿洞书院，受到建安王朱多的热情款待。

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利玛窦被范礼安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全权负责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范礼安指示利玛窦想办法到北京去觐见中国的皇帝，以达到在中国传教的有力保障，而且还从澳门送去了许多准备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

接受了新任务的利玛窦开始策划北京之行。没过多久，他就联系了北上任南京礼部尚书的王忠铭一起带他去南京，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6月，利玛窦、郭居静两位神父，同王忠铭一起离开南昌奔赴南京。郭居静，字仰凤，是来自托斯卡纳大公国的耶稣会教士，原名拉萨罗·卡塔尼奥，最后在杭州传教并去世，葬于杭州。7月初，他们一行到达南京，9月，抵达北京。但当时正值日本侵犯朝鲜，爆发万历援朝之役，皇帝无暇接见，在北京住久了，经济上有困难，于是住一个多月便只好返回南京。

在南京居住期间，利玛窦通过瞿太素的帮助，结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思想家李贽、徐光启等。人们对于他的自然科学知识，非常倾慕。在南京期间，利玛窦与大报恩寺僧雪浪，进行了一场辩论，在这次辩论中，利玛窦凭借其科学性的思辨，明显占了上风。他还在正阳门（今光华门）内洪武岗西崇礼街（今尚书巷），建成中国第四座天主教堂，他在城西罗寺转湾的住址，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天主教堂：石鼓路天主教堂。这些活动使南京成为中国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传教中心之一。

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5月，利玛窦神父带着准备好献给皇帝的礼物，再度赴京，并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1月抵达北京，进呈自鸣钟、《圣经》、《坤舆万国全图》、大西洋琴等方物，得明神宗信任，尤其是世界地图，深受明神宗喜爱。同年，明神宗下诏，批准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并且可以享有朝廷俸禄。

两百多年后，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居然需要林则徐睁开眼睛看世界，去发现和寻找英国在哪里，自何处而来，这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大倒退，满清灭明，使得中华民族倒退至愚昧闭塞状态，最后，甲午战争，被蕞尔小国日本击败，是历史倒退的必然结果。

利玛窦初到北京时，住在专门接待外国使臣的宾馆中，随后获准在城内择民房长住，并可以进行传教活动。利玛窦选中了宣武门内的一块土地，他在这里修建了一座教堂，这就是著名的南堂，是北京地区现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堂。利玛窦建立南堂之后，在教堂里举办西方图书和科学仪器的展览，吸引了大批官员和儒士前来参观，从而扩大了天主教在士大夫中的影响。利玛窦在北京交游于士林，结识众多名流，其中不乏朝廷高官，如内阁首辅沈一贯、吏部尚书李戴、礼部尚书冯琦、刑部尚书萧大亨等人。

利玛窦在北京，以丰富的东西学识，结交中国的士大夫，常与宾客谈论天主、灵魂、天堂、地狱。同时编撰新书，包括以中文写成的《二十五言》等，还出版了第三版中文世界地图《两仪玄览图》，得到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的尊敬。据《明史/列传/第二百十四/外国七》记载：“自玛窦入中国后，其徒来益众”。到了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北京已有二百人信奉天主教，其中包括一些公卿大臣，最著名的，也是后来影响最大的是进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启。

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朝廷官员，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称为“圣教三柱石”。

徐光启是南直隶省淞江府（今上海）人，早在南京就与利玛窦熟识，之后皈依天主教。利玛窦在北京期间，徐光启正供职于翰林院，他与利玛窦结下了深厚友谊，二人协力翻译了《几何原本》和《测量法义》等著作。李之藻是浙江省杭州府仁和县（今杭州）人，时任太仆寺少卿，他师从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之后也皈依了天主教。他与利玛窦合作编译了《同文指算》等书籍。杨廷筠是李之藻的同乡，在北京担任监察御史，早年是虔诚的佛教徒，后在利玛窦和李之藻等人的感召下受洗入教。

“圣教三柱石”身体力行实践教义，他们劝说家人、朋友入教，为传教士提供经费，并且在天主教遭受教难之时上疏抗辩，极力保护传教士。

通过利玛窦的不懈努力，天主教在中国得以传播。利玛窦留居北京之后，全国教徒人数骤增，涵盖了平民、士大夫、皇亲国戚等各个阶层。与此同时，西方的科学技术伴随天主教传入中国，而中国的文化也由传教士们带到西方。

1607 年，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出版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前六回的译本。

1608 年，印刷《畸人十篇》，利玛窦并开始编纂他的历史著作《天主教开拓中国教区史》，又名《利玛窦中国札记》。

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5月，利玛窦病逝于北京，年六十岁。明神宗赐葬于平则门（即后来的阜成门）外的二里沟滕公栅栏。临终前，指定来自西西里王国的耶稣会神父龙华民接任教会中职务。

依照明帝国惯例，在中国去世的传教士，必须离开明帝国，迁回葡属澳门的神学院墓地安葬，利玛窦病逝于北京后，其他传教士和利玛窦施洗的中国教徒，都希望可以得到皇帝的恩准，让利玛窦安葬于北京，借此来认可天主教在中国的合法地位。为此，耶稣会教士庞迪我神父向万历皇帝上呈奏疏，希望能破例赐地埋葬利玛窦，其奏章称：

“利玛窦以年老患病身故，情实可怜。况臣利玛窦自入圣朝，渐习熙明之化，读书通理，朝夕虔恭，焚香祝天，颂圣一念，犬马报恩忠赤之心，都城士民共知，非敢饰说。生前颇称好学，颇能著述。先在海邦，原系知名之士；及来上国，亦为缙绅所嘉。臣等外国微臣，悲其死无葬地，泣血祈恳天恩，查赐闲地亩余、或废寺闲房数间，俾异域遗骸得以埋瘗；而臣等见在四人，亦得生死相依，恪守教规，既享天朝乐土太平之福，亦毕蝼蚁外臣报效之诚。”

虽然朝廷中有人反对，但该事在内阁大学士叶向高等人的多方努力下，还是很快得到了万历皇帝的照准。1611年，由徐光启主持，万历皇帝赐利玛窦安葬于平则门外二里沟的滕公栅栏，教会无需付款便可拥有这份产业。至十九世纪末，安葬于滕公栅栏的欧洲传教士已逾百名。1900年，墓地被义和团砸毁，墓穴被掀，碑石被砸；其后清政府依《辛丑条约》出资重修了被毁墓地，而且还立了一块道歉的石碑。民国建立后，此地已经成为天主教的公共墓地，墓地面积也不断扩大。至1950年，栅栏墓地已先后埋葬了数百名西方传教士，成为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东方安息的一个最为集中的所在。

1950年以后，耶稣会神父们被迫撤离了中国。1954年，墓地内的墓碑只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块依照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的指示被保留在原地，其它被拆除。文革期间，利玛窦墓碑被红卫兵深埋于地下，使其“永世不得翻身”。1973年，墓地所在地的马尾沟教堂被拆。1979年后，墓地得到了修复，并列入了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在唐代，曾一度流行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景教），在元代，基督教的天主教一度进入中国，但是到了明帝国建立以后，中国基本上已没有基督徒，利玛窦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创者之一，他成功在北京觐见皇帝，而且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声誉和关系，开启了日后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门，而且也开创了以后二百多年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方式：用汉语传播天主教，利玛窦本人穿着中国士大夫服饰，学习儒学，同时，用自然科学知识来博得中国人的好感。

带着西学而来的利玛窦开展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由明万历至明末，一共有一百五十余种的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

利玛窦撰写的《天主实录》以及和徐光启等人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书不仅带给中国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而且许多中文词汇，例如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心、外切、几何、星期等等辞汇就是由他们创造并沿用至今。

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首个世界地图，在中国先后被十二次刻印。而且问世后不久，在江户时代前期也被介绍到了日本。该地图使得日本人传统的崇拜中华的“慕夏”观念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日本地理学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北极、南极、地中海、日本海等词汇皆出于此地图。至今，日本仍称十七至十八世纪的地图为利玛窦系地图。

生活在中国的利玛窦，对中华文化非常称赞，他认为，除了还没有沐浴“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而且他还发现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但是他也发现“在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成为研究对象。”

“中国人是最勤劳的人民，可以很合逻辑地得出结论说，他们中间大部分人机械工艺能力都很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原料，他们又天赋有经商的才能，这两者都是形成机械工艺高度发展的有利因素。”

“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各种物产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

“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这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五大美德，仁、义、礼、智、信，他们的著作中有着详尽的论述。对于他们来说，办事要体谅、尊重和恭敬别人，这构成温文有礼的基础。不过，他们的礼仪那么多，也浪费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熟悉他们的风俗的人实在感到遗憾，他们为什么不摒弃这种外在的表现。”

利玛窦在晚年的回忆录《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也有批评：

“因为他们不知道世界之大，而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很骄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又变得很自卑。 ”

“中国所熟习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但是他们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

“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才力平庸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奖励，学生们因希望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哲学研究所吸引。 ”

“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所拥有的一切。这里的人民十分迷信，所以他们也不大关心什么真理，行事总是十分谨慎，难得信任任何人。 ”

利玛窦容许中国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祭孔，利玛窦主张以“天主”称呼天主教的“神”，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天”，本质上与天主教所说的“上帝”并无分别。而祭祀祖先与孔子，这些只属追思先人与缅怀哲人的仪式，与信仰并不矛盾，只要不掺入许愿、崇拜、祈祷等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和方式，一直为之后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所遵从，是为“利玛窦规矩”。

利玛窦用中文写作、翻译了很多著作。

美国《生活》杂志将他评为公元第二千年内（1000年－1999年）最有影响力的百名人物中的一位。

为了方便欧洲人学汉语，他发明了利玛窦拼音，对当时的中国官话南京话，进行注音。

利玛窦等意大利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收获很大。1646年，南明永历帝、桂王朱由榔于广东肇庆登基，立即向澳门的葡萄牙政府求援，葡属澳门派出三百人的炮队，帮助南明收复了不少失地。永历携全体南明皇室成员皈依罗马天主教，太子，皇太后王氏、皇后王氏以及后宫嫔妃均受洗，永历本人并未受洗，但也接受了天主教信仰。1648年10月，永历再次向葡属澳门求援，但当时他已逃到了广西，与澳门之间的通路被清军隔断，澳门政府无法再向他提供大炮等重武器，但还是设法送去了火枪百枝，之后，王太后就亲自给教皇写信，请求教皇国出兵援救。

可惜的是，这封信直到两年后才到达罗马教廷，而当教皇回信经过越南到达时，已经是1658年了，此时南明朝廷已经濒临瓦解。虽然最终此信也没能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但其中包含很多有意思的信息，这封信的落款分别为“皇太后玛利亚（Maria）”、“中宫皇后亚纳（Helena）”以及“皇太子当定（Constantine）”，间接佐证了永历帝虽信奉天主教，但并未受洗的事实，而从这三个名字中，可以读出南明朝廷对于罗马天主教廷的殷切希望，信中还提到“天主保佑我国中兴太平”，是从海外视角发掘明末清初那段历史的珍贵史料。

二、贝若望

约翰·亚当·席尔·冯·贝尔，汉名汤若望，其实应该译为贝若望，神圣罗马帝国科隆市人。

贝若望，1592到1666，活了七十四岁，耶稣会神父，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七年。

1619年，到达葡属澳门，学习南京官话，准备前往明帝国传教。

1623年，到达北京，开展宗教活动，坚持科学研究。

1630年（崇祯三年），受徐光启推荐，在钦天监供职，制作仪器，研究天文。

1634年（崇祯七年），协助徐光启、李天经编成《崇祯历书》一百三十七卷。又受崇祯之命，以西法督造战炮，并口述有关大炮冶铸、制造、保管、运输、演放以及火药配制、炮弹制造等原理和技术，由焦勗整理成《火攻挈要》二卷、《火攻秘要》一卷，为当时介绍西洋火枪技术的权威著作。

1636年（崇祯九年），奉旨设厂铸炮，两年中铸造大炮二十门，颇具威力。

1638年，奏请崇祯赐“钦褒天学”四字，制匾分送各地天主堂悬挂，确立了天主教在各省的合法地位。

到崇祯末年，据统计，信教的皇族达四十余人，诰命夫人中有教友八十余人。

1644年，清军进入北京，贝若望以其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清廷保护，受命继续修正历法，多尔衮任命他为太常寺少卿，推行更新后的历法。

康熙初期，鳌拜辅政，因耶稣会传教太盛，遂将贝若望等人逮捕，准备处决，后因京师地震，贝若望才被释放，1666年病故。康熙亲政后，为贝若望平反。

三、南怀仁

南怀仁，1623到1688，活了六十六岁，是来自西属尼德兰的耶稣会神父。

他1658到中国，在华三十年。他是康熙的科学启蒙老师，精通天文历法、擅长铸炮，是当时国家天文台（钦天监）业务上的最高负责人，官至工部侍郎，正二品。著有《康熙永年历法》、《坤舆图说》、《西方要记》等。

但是，满清与明是大不相同的，康熙等满清统治者，比较鸡贼，将有关世界地理以及欧洲的知识，只供自己独门掌握，并不让汉人知道，而满人越来越无能，因此，在满清的统治下，中国日益走向闭塞。

意大利传教士为主的天主教耶稣会，一直奉行利玛窦规矩，使得天主教本土化，西班牙传教士为主的天主教道明会，遂向教皇申诉，教皇派使者到清帝国，申斥清帝国官员，结果被康熙逮捕下狱，并且，不再允许天主教任何派别在清帝国传教，此后，南怀仁等人，沦为满清皇帝的工具，提供一些翻译服务之类。

南怀仁去世后，1689年，在《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过程中，耶稣会的法国籍神父张诚、葡萄牙籍神父徐日升，提供了拉丁语翻译服务。

四、郎世宁

郎世宁，1688到1766，活了七十七岁，来自米兰公国的耶稣会教士，1715年来华，在华五十余年。

雍正、乾隆打击天主教，驱逐了不少传教士，但宫中画家之类的，则予以保留。郎世宁沦为画家工匠。天主教在华传教的，包括，以意大利、葡萄牙教士为主的耶稣会，以意大利教士为主的本笃会，以西班牙教士为主的道明会，乾隆时期，大力处决本笃会等派的教士，郎世宁虽然非同一派，但也乍着胆子求情，乾隆不悦，继续执行，郎世宁以后，对教务之事，绝口不提。

1766年，郎世宁去世，加授侍郎。

在郎世宁之后的耶稣会画家还有法国籍王致诚、波希米亚籍艾启蒙、法国籍贺清泰、意大利籍潘廷章等，都是皇帝的驯服工具，不再牵涉传教事务，他们都是乾隆后期的画家。乾隆后期还有耶稣会传教士法国籍蒋友仁、意大利籍李俊贤，参与了圆明园的设计，都作为工匠使用，与传教无涉。

1793年，欧洲首个官方使团马戈尔尼使团访华时，颟顸无知而狂妄自大的乾隆，完全不了解英国已经发生工业革命，国力强盛，还认为英国y是同越南、缅甸一样的蛮夷。满清继续闭塞，而马戈尔尼使团，却看清了满清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实际上，欧洲所仰慕的中国，是明代中国，而马戈尔尼看到的，则是满清黑暗残酷专制统治下贫穷落后的中国，如同一艘破船，十分危险，马戈尔尼指出，满清皇帝所作所为，旨在防止汉人智力进步。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满清退化到，林则徐要张开眼睛看世界。

满清统治者封锁知识，对欧洲知道一点点，就这点信息，还要向汉人封锁，林则徐等汉人，得自己去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

林则徐被流放伊犁之前，将他搜集到的欧洲各国的资料，交给魏源，魏源据此编写了《海国图志》，但是，天朝上国的自负意识，仍然是林则徐、魏源的思想基础，他们并没有视欧洲各国为平等独立的国家。

1843年，《海国图志》刊行于扬州，但无人问津，该书却在日本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862年，日本幕府派遣代表团到清考察，其成员之一高杉晋作在上海买书，询问书店是否有《海国图志》，书店老板回答没有，高杉晋作在日记里写道：“清人的思想和中华的正道相差太远，清的知识分子陶醉空言，不尚实学。”

五、威妥玛

威托玛，1818到1895，活了八十三岁，原名托马斯·弗朗西斯·韦德，十九世纪英国外交家与汉学家，在中国生活四十余年，其中，1869到1882，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十四年。回英国后，1888，任剑桥大学首位汉学教授。

由于鸦片战争的爆发，强弱之势变化，因此，威托玛在中国的地位，与以前那些传教士，大不相同。

威妥玛出生于英国伦敦，其父亲韦德少校是黑卫士兵团成员，他中学，哈洛公学，大学，剑桥三一学院。他在英军中服役，将空余时间用于学习意大利语和现代希腊语。

威妥玛自1842年镇江之战跟随英军到中国后，留居中国长达四十三年之久。

威妥玛在华期间，根据汉语的特点，制作了一种基于拉丁字母的汉语拼读方法，日后被称为威妥玛拼音，为当时的官话，进行注音。

当年，清初，汉人仍然说明代的南京官话，至雍正乾隆时期，决心斩断这一明代的最后残余，于是，下令在汉人中推广满洲化的汉语，此语言，后来称为北京话，英语称为MANDARIN。威托玛拼音，就是为北京话注音的。

而以前的利玛窦拼音，是为明代的南京官话注音的。

威妥玛于1845年任香港最高法院广东话翻译。

1852年年任驻上海副领事。

1854年长毛军期间，英、美、法联合接管江海关（即上海海关）管理权后，威妥玛任江海关的税务司（海关关长）。

1866年2月，时任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的威妥玛拜托公使阿礼国向清廷呈递《新议略论》，希望清廷改革弊制，实行新政，否则完全可能受到各强富之国的干预制裁。

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担任额尔金的中文翻译。

1869年至1882年，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

1874年，介入调停牡丹社事件。

1875年（同治十四年）2月21日，由于英国人马嘉理在云南被当地人所杀，演变成外交事件。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斡旋下，英国公使威妥玛与北洋大臣李鸿章，于1876年8月，在山东芝罘（即今烟台）谈判，同年9月，双方签订条约，英国则取得从北京出发、经过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到进入英属印度的特权。

1883年，威妥玛返回英国，三年后，将他的四千余册中文藏书捐赠予剑桥大学。

1888年，任剑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

威妥玛拼音是威妥玛在中国期间所创造的、以拉丁字母拼写拼读汉字的方法。威妥玛并在1867年以英文出版了汉语课本《语言自迩集》。1912年，由英国派遣至中国的外交官翟理斯完成了此系统的修订。

在威妥玛拼音的基础上，1906年春季于上海举行的帝国邮电联席会议又产生了邮电拼音，对部分地名的翻译做了修订。

六、注音符号

章太炎发明的汉语注音符号，与1918年由北洋教育部颁布实行。

威托玛拼音及章太炎注音符号，在大陆一直使用到1958年，在台湾一直使用至今。

七、汉语拼音

1958年，为了“与帝国主义反动派”划清界限，中共停用威托玛拼音及注音符号，大陸地方起用汉语拼音。汉语拼音使用拉丁字母，由周有光等人具体操作产生。

谢选骏指出：人説——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5月，利玛窦神父带着准备好献给皇帝的礼物，再度赴京，并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1月抵达北京，进呈自鸣钟、《圣经》、《坤舆万国全图》、大西洋琴等方物，得明神宗信任，尤其是世界地图，深受明神宗喜爱。同年，明神宗下诏，批准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并且可以享有朝廷俸禄。两百多年后，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居然需要林则徐睁开眼睛看世界，去发现和寻找英国在哪里，自何处而来，这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大倒退，满清灭明，使得中华民族倒退至愚昧闭塞状态，最后，甲午战争，被蕞尔小国日本击败，是历史倒退的必然结果。

我由此可見，所謂的“康乾盛世”，其實豬狗不如。至於後來的林則徐，也是在爲韃韃服務的一條癩皮狗。

【70、伏尔泰沒有理由“丑化”莱布尼茨】

《伏尔泰为何要丑化莱布尼茨？》（2019-07-14 戴从容）報道：

莱布尼茨（1646-1716）在法国启蒙领袖眼中为何成了反派角色？

18 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是社会思想观念上的范式转变，它所提倡的民主、自由、平等、宽容等彻底改变了社会的结构模式，而这一社会思想的新范式，就是建立在哲学的新范式——理性基础之上的。

在启蒙运动之前，古典理性主义的主要思想家是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笛卡尔给现代社会带来的理性不仅是一种观念，也是一种认识方法，即从经验主义的归纳法向理性主义的演绎法的转变。笛卡尔得到大多数启蒙思想家的承认，斯宾诺莎到18 世纪后期才从德国开始被欧洲思想家逐步接受，这里最值得一谈的是莱布尼茨，因为伏尔泰专门写了一部小说《老实人》来讽刺莱布尼茨，以至于后人在评价莱布尼茨的时候，总会把他视为一个媚俗的庸俗哲学家。

伏尔泰在《老实人》中讽刺莱布尼兹的“前定和谐”观点

在《老实人》中，“一切皆善”说被认为来自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说，即“上帝所创造的这一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伏尔泰用哲理小说这一形式对莱布尼茨的主张做了夸张的嘲弄。男主人公憨第德从小寄居在男爵家里，老师是邦葛罗斯，邦葛罗斯相信一切皆善。然而在这个至善至美的世界里，憨第德却有着最不完美的遭遇。此外，小说中还穿插了很多人的经历，从国王、公主到学者、妓女，几乎没有一个人躲得过种种灾难，没有人不抱怨自己的命运。最后老实人得出了“地球上满目疮痍，到处是灾祸”的结论。在这样的叙述过程中，伏尔泰插入了很多对当时社会的批判，所以很长一段时间这部作品被当作批判社会的檄文。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阅读启蒙文学更重要的应是通过辨析当时的语境和表述方式，来厘清这些思想的出发点和实质，从而对自己在这一文化传统的影响下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做出反思。伏尔泰对莱布尼茨的批判正是理解启蒙运动的“理性”基础的最好切入点。

伏尔泰（1694-1778）和讽刺小说《老实人》

莱布尼茨对“一切皆善”演绎推论充满超人智慧

实际上莱布尼茨不仅聪明过人，而且是一位极具创新和革新精神的哲学家、数学家，是历史上少见的通才，被誉为17世纪的亚里斯多德。罗素认为莱布尼茨是一个“千古绝伦的大智者”，奠定了我们今天的微积分、数理逻辑，甚至现在计算机所用的二进制也被认为是他最早提出的。

莱布尼茨相信所有人类行动的价值判断都可以用数理逻辑的真伪命题等进行拆分，拆分之后就可以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客观的评判。但是与萨特由此得出“存在是荒诞的”不同，莱布尼茨的推论是，最后的理由只能在上帝那里找到。

正是从这里，莱布尼茨最终推出了被伏尔泰嘲笑的“前定和谐”理论。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建立在他的哲学认识论之上，这种认识论影响了如今在英语世界占主流的分析哲学。莱布尼茨所做的是把所有事物说成A 是B，如果这个B 还可以分，则A 不是实体，只有当B 不可以再分的时候，这个A 才是实体。莱布尼茨说，我们的世界最终将拆成单子。这个单子，就像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一样，完全可以视为今天所说的原子或粒子的前身，而莱布尼茨的时代还没有这样的物理思想。

莱布尼茨并非对现代社会的苦难无所察觉，但他的逻辑推演让他不能不接受这个世界最完美。因为按照他的推理，既然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而神是绝对的善，所以神造出的这个世界应当是完美的。那么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绝对完美的世界里，神要听任人类的始祖去吃智慧树上的苹果呢？莱布尼茨指出，因为神赋予了人类一个更加崇高的品质，即自由意志。如果人类有自由意志，同时又被给予一个完全无罪的世界，那么自由意志就毫无意义。所以为了保证人类的自由意志可以正常使用，就要允许人类去犯错，而犯错后去纠正错误的过程，就是人类的自由意志得以运用的体现。所以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但并不等于每件事都尽善尽美。

由此可见，莱布尼茨对世界有着超过他的那个时代的惊人深刻的理解，开启了当代世界的很多可能领域。他唯一的问题，就是在最后一步，像牛顿一样，归为上帝之手。虽然最终的结论是错误的，但其推演过程中却包含着超出常人的智慧。

莱布尼茨（1646-1716）和《单子论》

伏尔泰对莱布尼茨的批评是典型的政治攻击

伏尔泰批判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的时候，并没有去追溯莱布尼茨这句话的来龙去脉，也没有去细析莱布尼茨的思考语境，而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根据简单的个人经验，断章取义地加以批判，并通过夸张漫画手法将其进一步变得看起来更加荒谬。事实上伏尔泰并非对莱布尼茨一无所知。1733 年与夏特莱侯爵夫人相恋后，伏尔泰曾将笛卡尔、莱布尼茨和牛顿的科学思想介绍给侯爵夫人，并出版了《牛顿哲学原理》，首次将牛顿的理论介绍给还没有高等数学基础的读者。侯爵夫人自己也出版过《物理学研究》，翻译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并发现了物体的动能与其速率的平方成正比。可惜的是，伏尔泰的现代科学修养较弱，侯爵夫人又更钟情于牛顿的理论，这让他们没有对莱布尼茨做更深入的了解。伏尔泰在《老实人》中的批评与其说是哲学的，不如说是典型的政治攻击。

伏尔泰将卢梭的宗教观视为与莱布尼茨“一切皆善”同一派别

莱布尼茨1716 年去世，《老实人》创作于1759 年，其间相距半个世纪。据作家罗四鸰在《伏尔泰的无厘头》中非常巧妙地发现了当时发生的几件事情之间的联系，由此可以看到的是，《老实人》直接攻击的未必是莱布尼茨，而非常可能是当时的卢梭。

伏尔泰确实在《里斯本的灾难》中质疑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但语气是客观的磋商，对莱布尼茨不无尊敬。那么为什么会有《老实人》中风格的大变，无疑与卢梭的《论神意志书》有关。事实是，三年时间卢梭一直与伏尔泰针锋相对。不能不承认，卢梭虽然有深刻的思想，却不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对所有批评他的人都会睚眦必报。伏尔泰对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批评导致卢梭处处与伏尔泰唱反调，最终激怒了伏尔泰。伏尔泰非常深刻地看到卢梭的所有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即人之初性本善，一切错误都是社会造成的。无论是卢梭对自然的推崇、对文明的批判，还是他的天性教育理论和社会契约论，前提都是自然人性是善的。而卢梭的这一看法，实际出自他的宗教观，即当时在社会上占主流的“神义论”。

这与当时法国知识分子中越来越占主流的自然神论相比是保守的。自然神论相信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但之后就不再参与世界的运行了，卢梭则坚信创造世界的上帝是善的，恶只是后天社会的影响。对于上帝的至善、全知、全能与罪恶普遍存在之间的矛盾对立，正是莱布尼茨在《神义论：关于上帝美善、人类自由和罪恶起源的论文》中最早明确地对它进行过解释，即一切皆善。不能不承认，卢梭对莱布尼茨思想的哲学起源并不清楚，倒是他的宗教思想更接近伏尔泰在《老实人》中漫画式的顽固的邦葛罗斯。

由此可见，启蒙运动的思想有一部分起于不同立场之争，理解启蒙思想必须了解启蒙思想家们之间的恩怨与争执，才能真正看清各种主张的真正出发点和意图，也才能看清各种主张是一种政治立场还是真正的哲学思想。

卢梭（1712-1778）与代表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启蒙运动派通过哲理小说来表达想宣传的政治思想

启蒙运动一般以1750 年为界，分成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主要以孟德斯鸠和早期的伏尔泰为代表，提倡政治改良。后一阶段是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派”为代表。

1751 年，一个书商请狄德罗编写一部百科全书，狄德罗任主编，达朗贝尔任副主编，法国文化界的很多名流都参加了编写工作，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爱尔维修、霍尔巴哈等。原则上百科全书是一部知识性的词典，但是狄德罗把他的《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手工艺大词典》变成了一个政治宣传的阵地。比如说在“幸福”这个词条下会有“道德可以与宗教无关，而宗教则常常和伤风败俗联系在一起”，难怪他的《百科全书》出版后立刻引起了法国政府的惊慌和查禁，编辑者中有人被关进监狱，有人被迫流亡。《百科全书》的出版实际上动摇了法国既有的社会观念，起到一种反对传统思想的作用。

必须承认，启蒙运动的文学价值并不很高，其真正意义就好像中国的“五四运动”，带来了一场观念的革命，过去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立场突然遭到断然否定，对社会的震动是巨大的。由于启蒙文学的目的是用文学来宣传政治思想，所以理解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复杂这些常见的文学主题都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目的是把自己的政治思想通过喜闻乐见的讲故事方式传播给大家，所以他们的小说也被称为哲理小说，主要是表现作家关于政治、法律、道德、文学方面的启蒙观点。在这些启蒙文学中，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表述了与《老实人》类似的主题。

狄德罗（1713-1784）是第一部法国《百科全书》的主编，由此形成了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派”

狄德罗《拉摩的侄儿》用归纳法来概括人性时，方法和对象无法统一

不过虽然批评莱布尼茨，《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却只抓住莱布尼茨的结论大做文章，对莱布尼茨结论的出发点和论证方式并不关心，甚至简单地丑化歪曲。莱布尼茨的结论是通过演绎法推演出来的，作为古典理性主义的三位代表人之一，他显然更认同理论的思辨推理而非经验的证明。演绎法的不同则在于，要证明这张桌子的存在，就必须有足够的推理，比如虽然看到了桌子在那里，但是是如何判断出桌子在那里的？而狄德罗在对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加以讽刺性再现的时候，却用普通人都能理解的直觉经验替换了莱布尼茨的哲学性思辨推理。显然狄德罗的这种方法普通读者更能理解和接受，因此对莱布尼茨的杀伤力更大，但实际上却歪曲了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所开启的现代哲学。这样，与伏尔泰一样，狄德罗对莱布尼茨的批判实际离开了不同思想之间深层次的理解和交锋，把批判变成了简单的歪曲和经验性的口号。这正是启蒙运动最薄弱的地方。

但其实狄德罗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家，这突出体现在《拉摩的侄儿》中。恩格斯称这部作品为“辩证法的杰作”。狄德罗在其中看到最终的问题不是社会问题，而是人性的的矛盾和支离破碎，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人会在不同的时刻和不同的环境下做出不同的选择。

此外，狄德罗通过拉摩的侄儿的经历，推出一切种类相互吞噬，各种地位的人相互吞噬，这就像哈姆雷特从母亲的改嫁推出女人都软弱一样，是在做经验主义的归纳。但是，正如他自己也意识到的，现代社会已经是一个含混矛盾、不断变化的社会，归纳法在这样的现实面前的缺陷已经暴露了出来。他的方法和对象必然会冲突，无法得到一个统一的结论。这是狄德罗的困境，但也是启蒙运动主流思想家们共同面临的困境。

狄德罗的哲理小说《拉摩的侄儿》写于1762年，生前并未发表。右图为1875年版《拉摩的侄儿》插图

冷的文章条理周密给人智慧，热的文章更多让人情绪激昂

法国传记家莫洛亚曾说过，正如17 世纪是路易十四的世纪，18 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1778 年当伏尔泰从瑞士回到阔别29 年的巴黎时，受到了巴黎人的夹道欢迎。同年他在巴黎逝世后，他的灵柩车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他教会我们热爱自由”。伏尔泰一方面在政治上宣传进步的启蒙思想，另一方面在文学上又非常保守。在政治和文学上的矛盾就是启蒙运动的思想革命的方式。

学者陆建德对类似的文体有过一针见血的分析——“冷的文章”与“热的文章”。冷的文章“其虑也周，其条理也密，读之使人疑、使人断、使人智慧”，而热的文章“其刺激也强，其兴奋也易，读之使人哀、使人怒、使人勇敢”。换句话说，冷的文章就是侧重对问题本身的分析思考，强调周密的推理，作用是启发读者的批判性逻辑分析能力，最终开启读者的智慧；热的文章则是那些情绪激昂，能使读者冲动的文章，这种文章并不重视问题的真伪，重要的是将自己的立场旗帜鲜明地表现出来，越偏激，越简单夸张，就越容易激发读者的极端情绪，让读者能够在激动中勇于行动。

莱布尼茨也提到过两种命题。一种是必然命题，就是用逻辑可以推演出来的命题；还有一种是偶然命题，是断言型的命题。莱布尼茨说只有用逻辑推演出来的命题才是真正的命题。冷的文章和热的文章的论断方式说起来就是莱布尼茨所说的两种命题，前者建立在逻辑基础之上，后者建立在论断之上。

“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伏尔泰的墓地及墓碑词

“热的文章”让伏尔泰错失了莱布尼茨的真正理性

由此可以看到，哲学上的理性主义代表人物莱布尼茨被高扬理性的启蒙运动用热的文章骂得狗血淋头，显然政治上的理性与哲学上的理性其实是两个概念。或者也可能是，启蒙文学跟古典主义文学一样，高举理性的旗帜，却未能真正理解理性的含义，因此他们实际所做的依然是情绪的宣传，可以唤醒民众采取行动，却未必能启迪民众理性思考。这也是为什么在其影响下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最终变成狂热的派系屠杀。法国大革命后期的行动里更多的是狂热冲动，不分青红皂白，显然不是理性主义应有的冷的文章，而是这种革命的热的文章。

当然，不光现在的社会理论家，莎士比亚在启蒙运动之前就已经认识到，鼓动民众真正需要的不是冷的文章而是热的文章。这就像奥巴马在竞选演讲中不断重复“yes，we can”一样，对于政治行动来说，重要的不是思考为什么“我们能做到”，重要的是亮出自己的立场，用不断的重复激起民众的情绪，让他们接受同样的立场。热的文章是论断式的，也是鼓动群体民众的方式，对摧毁敌对的力量尤其有效，可以用共同的敌人唤起群体的仇恨情绪。但是这种热的文章对于经济建设却非常危险，因为其中缺乏对现实问题的冷静客观的思考。启蒙思想家也正是在这样的热的文章中，错失了莱布尼茨思想中的真正理性。

谢选骏指出：人問“伏尔泰为何要丑化莱布尼茨”？——我看伏爾泰（1694年11月21日——1778年5月30日）比萊布尼兹（1646年7月1日——1716年11月14日）晚了將近半個世紀，因此前者對後者的異議説不上是“醜化”，最多是一種“批判”罷了。可以佐證的是，這兩位“偏巧”還都是狂熱的“中國粉”——對中國文明進行了不遺餘力地歌頌（伏爾泰）和推薦（萊布尼兹）。所以我看，伏尔泰完全沒有理由“醜化”莱布尼茨。

【71、无赖创造历史】

《无论谁赢大选 美政策特朗普化已成定局》（经济学人 2024-10-12）報道：

距离美国大选已不足1个月。根据路透社和益普索10月7日公布的民调，哈里斯以46%的支持率领先特朗普的43%，领先优势有所缩小，如果不计3个百分点的误差，两人基本上势均力敌。英国《经济学人》最新一期杂志以“华府倒置的红色领带”为封面，开始分析特朗普三次参选对美国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持久影响。通过对比分析，该刊认为，特朗普已为这场大选及之后的美国政策设定了“条件”，哈里斯为了竞选总统，也在向特朗普的“玩法”靠拢。无论两人谁在11月5日胜出，特朗普都已定义了美国两党的政策议程，进而体现美国内政外交的“特朗普化”。以下是封面文章的主要内容。

不到一个月后的美国所面临的选择并不是由选民通过权衡对立政策来决定的。哈里斯的方案缺乏细节，特朗普的计划有时脱离现实。无论如何，文化分歧比税收政策更能激励选民。然而，从政策角度来看，这一选择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至关重要。相对于对俄亥俄州海地移民午餐吃什么的各种幻想（编者注：俄州移民被指吃宠物风波），这一重要性一直没有得到充分报道。本期杂志包含8份简明的政策摘要，罗列了该我们认为最能影响此次选举结果的领域，以便就此进行解答。

▲根据路透社和益普索10月7日公布的民调，哈里斯以46%的支持率领先特朗普的43%。

我们的名单经过精挑细选：我们省略了两位候选人之间对比鲜明但与公共政策没有直接关系的主题，比如候选人的性格、选举对体制甚至美国民主的意义。名单也没有堕胎，由于任何一党都不太可能完全控制国会，候选人的不同观点不太可能转化为截然不同的政策。尽管这些议题也很重要，但如果去除它们，转而关注总统能够驾驭的政策，结果会令人惊讶。无论谁在11月5日获得270张选举人票，特朗普的理念都将获胜。特朗普，而不是哈里斯，已经设定了这场竞赛的“条件”。美国政策已经彻底特朗普化了。

以哈里斯的国内政纲为例。移民政策方面，她支持本世纪最保守的两党改革方案。其条款包括在非法移民大量涌入美国时停止庇护申请。她的贸易政策包括以调整后的形式保留特朗普第一任期加征的大部分关税。在税收方面，哈里斯也将保留特朗普在2017年签署的大部分减税举措，该税法仅对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人提高税率。在能源方面，她一改往日立场，转而支持水力压裂法，她担任副总统期间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由于美国党争如此激烈，而特朗普又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哈里斯得以在大多数人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借用了特朗普第一任期议程的部分内容。

这种“政策剽窃”具有政治意义。特朗普首先进入民主党的地盘，对工会进行猛烈抨击，并废除共和党削减养老金和医疗保健领域公共开支的计划。由于选举中有6至7个摇摆州，这些州的共和党支持率都比2020年大选时的全国平均水平高出几个百分点，哈里斯悄然采取特朗普的立场可能会帮助她获胜。然而结果会是，一个在上次大选中失利、其所在政党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惨败的候选人，一个从未赢得过普选票、且可能永远不会赢得普选票的候选人，反而以自己的标签重塑了美国政策。

▲10月10日，特朗普在美国底特律经济俱乐部演讲时声称，他若当选，最高或将征收1000%关税，以阻止中国自墨西哥向美国出口汽车。

外交政策也是如此。哈里斯和特朗普的手法不同：前者的外交政策以价值观和联盟为基础，后者则在追问世界能为美国做些什么。如果特朗普获胜，人们将再次紧张猜测美国能否兑现对北约的承诺；而哈里斯当选后，这一点承诺毋庸置疑。然而，两位候选人立场也有令人惊讶的重叠之处。特朗普对中国采取了比近几任总统都更具对抗性的政策，即使他的政策在实践中没有听起来那么可怕。哈里斯所在的拜登政府口头上对中国不那么敌对，但在实践中则更为强硬，不但禁止向中国出口技术，而且还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高额关税。在中东，尽管哈里斯面临民主党党内削减对以色列武器供应的压力，她也没有让特朗普占据上风。她似乎也不急于恢复特朗普撕毁的伊核协议；本周，她称这个伊斯兰政权是美国最大的对手。在这方面，特朗普也设定了条件。

在支持乌克兰方面，哈里斯和特朗普分歧似乎最大。哈里斯所在的拜登政府领导西方“援乌抗俄”。只要美国国会允许，她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特朗普的政策极其模糊：他只是说如果是他执政，这场战争就不会爆发，他也会在上台后迅速结束战争。他没有说如何结束战争，而且拒绝透露他希望哪一方赢得胜利，这加剧了人们对他可能会敦促乌克兰按照俄罗斯的条件达成和解的担忧。然而，这种灾难性的背叛并不一定会发生。就连特朗普也可能担心，让俄罗斯坦克碾过更多乌克兰领土会让他显得软弱。

▲当地时间8月22日，哈里斯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提名演讲，称将确保美国赢得与中国在21世纪的竞赛。

我们政策简报清楚反映的第二件事是，虽然哈里斯已向第一任期的特朗普靠拢，但特朗普已经变得更极端，甚至比他之前的自己更极端。

在贸易方面，他今年早些时候表示，他支持对所有进口产品征收10%的关税，现在已将这一比例提高到20%。他希望对所有中国进口产品征收60%的关税。在税收方面，他现在希望削减所有税收，使2017年的所有税减措施永久化，并进一步降低企业税。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a Responsible Federal Budget）估计，他的计划增加的美国国家债务将是哈里斯计划（几乎没有受限）的两倍。

在移民问题上，2024年的特朗普比2016年的特朗普更极端。他总是需要一个新的“大承诺”，而这一次不仅仅是一堵边境墙，而是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他的一些政策因“无视”而变得极端：他没有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计划，也没有帮助国家应对和适应气变的计划。

下周我们将更仔细地研究两位候选人的政策将如何影响经济。尽管特朗普声称拜登总统“摧毁”了美国经济，但美国经济目前仍是世界羡慕的对象。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两位候选人对贸易开放、人才和竞争等使美国变得伟大的因素都缺乏信心。显然，哈里斯不会像特朗普那样试图强硬地切断美国的对外联系。但无论谁在11月获胜，美国政策的特朗普化似乎都将持续下去。

網民嚎叫：

我說 发表评论于 2024-10-12 16:50:39

哈三笑就是一個笑話，糊里糊塗當了副總統，在職其間大放非法私民，搞亂美國治安，糊里糊塗又當了總統後選人，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怎樣治國也一竅不通。投她票的人真是要考慮清楚。

Huilianghu5 发表评论于 2024-10-12 16:18:24

竞选纲领必须顺应民意，执政后的政策必须照顾背后的金主。

撕裂，两极分化，不是能够轻松摆平的。

xyz66 发表评论于 2024-10-12 15:21:01

几个意思？难道剽窃者could beat 原创者入主白宫？想什么呢？又要搞猫腻吗？

谢选骏指出：人説“无论谁赢大选——美政策特朗普化已成定局”；我看這就是“无赖创造历史”的典型案例之一。无赖创造历史，就是二十世紀的主題；但最後卻被蘇聯瓦解給終結了。現在它要鹹魚翻身，能否成功，端看第四美國的走向！很有可能，極權主義輸掉了全球，卻贏得了美國！

【72、美国政治规范陷入三百年魔咒的倒計時】

《扔向华盛顿的“手榴弹”：特朗普如何颠覆美国政治规范》（PETER BAKER 2024年11月18日）報道：

候任总统特朗普提名对疫苗和氟化物表达了质疑的小罗伯特·F·肯尼迪担任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

用“混乱”一词不足以形容。“动荡”或许更贴切。“革命”也不为过。唐纳德·J·特朗普在当选总统不到两周时间里就发起了一场新的运动，试图打破华盛顿的体制，这是他有生之年从未有新任总统尝试过的事。

他把一颗巨大的手榴弹扔到了国家首都的正中心，然后恶作剧般笑着看谁跑得远，谁会扑上去。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前者比后者多。特朗普说过，“真正的权力”是制造恐惧的能力，他似乎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特朗普在过渡初期的举措相当于对体制的一次代际压力测试。如果共和党人屈服于他的要求，让参议院休会，以便他任命未经确认的人选，那么这将改写两百多年前由治国先贤确立的权力平衡。如果任由他来决定一些最重要的政府职位的人选，他将安排一些忠诚者，而这些人的想法是把他们所领导的部门搅得天翻地覆。

特朗普选择了一位以挑起冲突著称的后座议员来掌管司法部，此人职业生涯中一直在攻击共和党同僚，并极力否认性丑闻和毒品指控，他将掌管的司法部曾调查他涉嫌贩卖未成年女孩，但并未对他提出指控。他选择了一位没有接受过医学培训的阴谋论者来掌管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此人向来诋毁正统医疗的基础。

他选择了周末早间电视节目主持人来掌管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此人曾为已定罪战犯辩护，身上有被极右翼势力作为标志的十字军纹身。他选择了一位前国会议员来领导本国的情报机构，此人曾为中东独裁者辩护，并表达了俄罗斯所乐见的立场。

特朗普开始颠覆政治规范已有九年，人们可能很容易低估这一切的不同寻常之处。在过去，这些选择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在华盛顿通过审核，因为未缴纳保姆的就业税就足以取消内阁提名人选资格。而特朗普却无视了这些过去遵循的底线，选择了一些极具挑衅性的提名人选，甚至让共和党人都怀疑他是否在戏弄他们。

特朗普的老朋友罗杰·斯通自诩为肮脏权术的行家，他认为华盛顿需要明白一个简单的事实：“一切都会变得不同，”他通过短信说道。

这还不止。“这座城市，这座帝国之都，在过去48小时内发生了变化，”斯蒂芬·班农上周在他的播客中说。以煽动家自居的班农曾是特朗普的白宫策略师。“人们感觉到政治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嘿，我认为他们知道我们不会走回头路。”

至少华盛顿的一些人还在自欺欺人地认为，特朗普不会做到像竞选时的言辞里说的那种程度。当他任命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担任国务卿，而不是今年早些时候主张“国务卿需要是一个王八蛋”的好斗保守派理查德·格雷内尔时，他们松了一口气。

但随后，马特·盖茨获司法部长提名，小罗伯特·F·肯尼迪获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提名，皮特·海格塞斯获国防部长提名，塔尔西·加巴德获国家情报总监提名。共和党内部对盖茨的提名感到震惊。甚至鲁珀特·默多克的《纽约邮报》社论委员会也称肯尼迪“在许多方面是疯子”。特朗普阵营对海格塞斯因性侵指控而向一名女性支付赔偿金的消息感到意外，尽管他坚称那是一次自愿的接触。

美国大学科戈德商学院院长、《权力的和平转移》一书的作者之一戴维·马奇克称，这一系列选择是前所未有的。

他说，“这些形形色色的候选人，就像走进了《星球大战》的酒吧。”他还表示，特朗普的阵营已经明确表示，“因为他们认为政府已经变得过于庞大、过于强大，代表深层政府的利益，所以把政府作为一个机构来打击并不是开玩笑。”

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的唐·贝尔说，特朗普正在挑战美国体制的基础。“从各个方面来说，这都是华盛顿的一个重大时刻，”他说。

特朗普选择塔尔西·加巴德来领导情报机构，此人曾表达俄罗斯乐见的立场。

他还说，特朗普正在放大民粹主义的不满情绪，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种情绪一直有增无减。在华盛顿掀起轩然大波是他试图摧毁这个体系时的目标之一，而不是为了驯服这个体系。“他现在用这些任命所做的就是，‘让你们气得跳脚，撕扯头发，但你们知道吗？我就打算跟这些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我喜欢看你们气急败坏的样子，’”贝尔说。

在所有这些令人大为震惊的任命举动中，特朗普的其他重大举措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他任命埃隆·马斯克和维维克·拉马斯瓦米一起负责新的政府效率部，把对联邦政府的巨大影响力交给了一位从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政府合同中获利的亿万富翁。

在盖茨的提名引起关注的同时，特朗普还提名了在他的各种刑事案件中的三位辩护律师担任司法部的其他高级职位，这几乎可以保证他在未来四年里不必担心联邦检察官的审查。

从中可见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以来发生了多大的变化，那些曾经引起轰动的任命，现在却几乎没有引起太多抗议。他已经学会了转移愤怒情绪。

特朗普在上一个任期首次试图任命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拉特克利夫担任国家情报总监时，参议院共和党人认为这个选择的党派色彩过重，迫使他收回任命。作为回应，特朗普让格雷内尔担任代理情报总监，这让共和党建制派非常震惊，最终确认了拉特克利夫的任命。现在，拉特克利夫已被选为中情局局长人选，与其他人选相比，他们被认为是相对让人放心的一个。

事实上，一些共和党人认为，特朗普提出一些更具争议的提名人选，是为了转移对另外一些提名者的关注，比如提名盖茨不过是拿他当牺牲品，以便让其他提名者顺利获得确认。盖茨否认自己有不当行为，但他希望阻止众议院道德委员会发布一份关于他过去的调查报告。

“盖茨不会得到确认。前议长凯文·麦卡锡周五在彭博电视上说。这位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人去年被盖茨和其他共和党的叛逆者赶下台。他补充说，“这是一个转移视线的好办法。”

也有人持不同看法。“事实并非如此，”已经与特朗普闹翻的前白宫副新闻秘书莎拉·马修斯在MSNBC上表示。“他现在醉心于权力，因为他觉得自己赢得了普选，所以获得了人民授权。”

事实上，这并不算真正的授权。尽管特朗普在经过三次尝试后首次赢得普选，但据《纽约时报》的最新统计，他在全国范围内仅获得了50.1%的选票，仅比副总统贺锦丽高出1.8个百分点。当加利福尼亚州这个计票缓慢的民主党大本营最终完成计票时，这一差距可能还会进一步缩小。库克报告已经计算出他的得票率已降至不足50%，这意味着他并未赢得多数。

然而，特朗普的超能力之一就是让他看上去比实际情况更受欢迎。尽管他的胜选幅度很小，但他在自己党内的主导地位超出现代历史上的任何一位总统。他提出的参议院休会任命要求将考验这种主导地位可以走多远。

宪法中的休会任命权旨在让总统在国会议员离开华盛顿时暂时填补空缺，而在制定宪法的时代，前往华盛顿需要数周或数月时间。但特朗普想利用这一权力来规避参议院的宪法职责，即建议和同意任命。

在其他任何时候，都很难想象参议院会自愿将权力交给这样的总统，即使是来自同一党派的总统。但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在特朗普提出这个想法后，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这可能是让盖茨和其他一些提名者获得通过的唯一途径。一些保守派人士警告说，即使参议员们不同意，特朗普可能也会试图利用宪法中很少采用的一项条款，迫使国会休会。

“特朗普曾承诺在上任的第一天当一个独裁者，但在第一天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来自南达科他州的前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汤姆·达施勒说。“这是对我们的制衡体系的重大考验。国会必须表明它对其宪制职责的承诺。而且现在采取行动至关重要。如果不这样做，就意味着承认总统的承诺将成为现实。

谢选骏指出：人説——扔向华盛顿的“手榴弹”：特朗普如何颠覆美国政治规范。我看——特朗普颠覆美国政治规范，恰恰證明了我的英明論斷，證明了美国政治规范已經陷入了三百年魔咒的倒計時！

【73、“2025计划”是第四美國的路綫圖】

《“2025计划”是什么？特朗普是幕后推手吗？》（NEIL VIGDOR, SIMON J. LEVIEN 2024年11月15日）報道：

尽管民主党人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试图将特朗普与这份900页的联邦政府改革计划联系起来，但他在竞选活动中一再否认这一点。

上周三凌晨，当特朗普即将获得270张选举人票，从而锁定惊人的政治胜利时，最早向他致敬的团体之一包括传统基金会，这是“2025计划”背后的保守智库，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对这一政策手册假装毫不知情。

“他准备保护我们洞开的边界安全，恢复法治，让父母重新掌控子女的教育，让美国恢复制造业领导者的应有地位，将家庭和儿童放在首位，并瓦解深层政府，此时整个保守派运动都团结在他身后，”该基金会主席凯文·罗伯茨在声明中说。

民主党人花费数月试图将特朗普与这份长达900页的联邦政府改革计划联系在一起，他们表示，这份计划毫不掩饰地预告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议程，旨在赋予他不受限制的权力来实施报复，同时削弱堕胎权利和气候变化改革。

尽管该计划的多名作者曾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任职于白宫，但他多次在竞选活动中否认对该计划知情，包括在与副总统贺锦丽的辩论中。他谎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也不认识参与该计划的人。

在各战场州，选民们被铺天盖地的电视广告和广告牌淹没，它们试图将特朗普塑造成“2025计划”的推动者。

以下是关于“2025计划”及其幕后推手的介绍。

什么是“2025计划”？

在特朗普正式参加2024年竞选之前，“2025计划”由传统基金会和其他志同道合的保守团体牵头发起。传统基金会是一个智库，自里根总统执政以来一直影响着共和党政府的人事和政策。

该基金会于2022年开始制定该项目，旨在为特朗普政府或其他任何共和党总统提供一系列备选方案。

传统基金会主席凯文·罗伯茨今年1月表示，他认为传统基金会的角色是“将特朗普主义制度化”。

“2025计划”提出了什么建议？

这份计划近900页，其中大部分内容涉及对行政部门的极端改革。在众多建议中，2025计划提出了将色情制品入罪、解散商务部和教育部，反对将堕胎作为医疗保健的一部分，并粉碎气候保护的计划。

它声称，包括国家气象局在内的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是“气候变化警报行业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它还支持沿美墨边境部署军队“协助逮捕行动”。

除了政策建议，文件中反复出现特朗普和特朗普政府，被提及了数以百计次。

一位特朗普政府前官员、气候变化否认者出现在一段泄露出来的2025项目培训视频中，他强调，下一任共和党总统必须专注于扭转联邦政府当前的环境政策。

“如果美国人民选出一位保守派总统，他的政府要必须从所有地方消除气候变化的说法，”美国国际开发署前副幕僚长贝瑟尼·科兹玛表示。

这段视频是非营利新闻机构ProPublica和新闻项目Documented获得的若干视频之一。

特朗普与“2025计划”有何关联？

该计划的部分内容是由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的高级顾问推动的，这些人很可能在他的第二任期担任重要职务。

特朗普的前预算主任拉塞尔·沃特领导了“2025计划”中涉及行政命令的部分。沃特曾是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政策主管，而共和党则由特朗普的盟友掌控。该党采纳了新的政策纲领，反映了特朗普竞选网站上列出的优先事项。“2025计划”的另一个参与者约翰·麦肯蒂为前白宫人事主管，于2020年启动了特朗普的一项行动，系统性地清除被视为不忠诚的官员。

今年7月，特朗普发布在个人社交媒体网站Truth Social上的帖子中写道，他不知道谁是“2025计划”的幕后作者。“他们说的有些东西绝对是荒谬的、糟糕的，”他写道。他没有具体说明他指的是哪些东西。

经历数周的批评后，“2025计划”负责人保罗·丹斯于同月辞职。特朗普竞选团队表示，该计划的结束“将大受欢迎”。

丹斯曾与特朗普竞选团队官员会面并造访过马阿拉歌庄园，他坚持该计划的政策，并声称它与前总统的工作无关。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计划是什么？

对于废除公务员保护制度，实施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出境行动，征收全面关税，以及利用总统权力打击敌人等计划，特朗普丝毫没有作出掩饰。他的盟友已经制定了一套法律依据，以消除司法部相对总统的独立性，而他的几位最亲密的顾问已经考察了一些律师，这些律师被认为更有可能接受关于总统权力范围的激进法律理论。

其中一些内容（尽管并非全部）可以在特朗普竞选团队自己的政策纲领“议程47”中找到。

特朗普竞选团队的计划与“2025计划”有何异同？

两者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不同。

一个是关于堕胎。“2025计划”采取激进措施限制堕胎权，声称联邦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应该恢复其原名生命部”（这个名字从未被使用过），下一任保守派总统“有道德责任领导国家重新恢复美国的生命文化”。然而，议程47只字未提堕胎。

特朗普多年来在堕胎问题上摇摆不定，但他经常将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归功于他在总统任期内任命了三名反堕胎法官进入最高法院。9月，他在与贺锦丽辩论时表示，堕胎权应由各州自行决定。

尽管“2025计划”与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中提出的愿景存在差异，但二者仍有许多相似之处。

其中一个共同点是削弱司法部的独立性。特朗普经常批评司法部对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的调查缺乏合法性，并表示将对该部进行“彻底改革”。“2025计划”认为，司法部存在官僚主义膨胀的问题，必须加以控制，因为该部充斥着致力于“激进自由主义议程”的员工。

在移民问题上，特朗普毫不掩饰自己计划进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出境行动。同样，“2025计划”建议驱逐所有“违反移民法的人”。

“2025计划”试图废除联邦教育部。在9月7日的集会上，特朗普承诺最终解散教育部，让各州对公共教育拥有最终决定权。

总统的竞选活动和“2025计划”同样要求终止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项目，以及“2025计划”所称的“跨性别的有害正常化”。在许多集会上，特朗普声称他将“禁止男子参加女子运动”。

在国际政策方面，特朗普和“2025计划”都强调保护主义，特朗普的竞选活动通常将其称为“美国优先”政策。“2025计划”和议程47中的部分内容都建议对竞争对手征收更高的关税，并加强与中国的竞争。

民主党人对“2025计划”有何看法？

在总统辩论开始不到10分钟，贺锦丽就把该计划与特朗普的第二任期计划联系起来，以此构建讨论框架。

“你们今晚将听到的是前总统打算实施的一个详细而危险的计划，名为‘2025计划’，”贺锦丽说。

特朗普立即驳斥了她的说法。但贺锦丽竞选团队及其支持者将“2025计划”与特朗普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反复警告，表示这是他的影子纲领，是他第二任期极端议程的证据。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在许多广告、社交媒体帖子和电视节目中称“2025计划”是威权主义的蓝图。

谢选骏指出：人説“2025计划”是威权主义的蓝图。——我看“2025计划是第四美國的路綫圖”，它是通向凱撒主義的不歸之路。

【74、川普再次上台——证明三百年魔咒适用美国！】

《外交事务：川普再次上台证明美国例外论已经破产》（加美财经 2024-11-18）報道：

丹尼尔·W·德雷兹纳是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的国际政治教授，也是时事通讯《德雷兹纳的世界》的作者。他在外交事务网站的专栏文章中指出，川普连任将重新定义美国实力。

关于川普唯一没有争议的事情，是他如何赢得了第二个任期。

尽管民调显示双方数据不相上下，人们还担忧选举结果可能会经历漫长而复杂的等待，但第二天清晨川普就被宣布获胜。与2016年不同，他不仅赢得了选举人票，还赢得了普选票，并在几乎所有人口群体中的得票率都有所提升。

共和党在参议院取得了53个席位的优势，还继续掌控众议院。

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这一切都应当很清楚：川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将在接下来的四年中定义美国的外交政策。

仔细观察过川普第一任期的人，应该对他的外交政策倾向及其决策过程有所了解。不过，川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很可能与第一任期存在三个重要区别。

首先，他将在2025年拥有一个比2017年更加同质化的国家安全团队。

其次，2025年的国际局势与2017年相比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

第三，各国对川普的了解将更加深入。

这一次，川普将以更大的自信驾驭世界政治。当然，他是否能够更顺利地将世界引向他的“美国优先”理念，还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然而，可以确定的是，美国例外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

在川普的领导下，美国外交政策将不再推动长期以来的美国理念，再加上预计会出现的腐败外交行为激增，美国会更加像一个普通的强国。

游戏规则

自从川普进入政坛以来，他的外交政策世界观一直十分明确。

他认为，美国主导创建的自由国际秩序，随着时间推移对美国逐渐不利。为了改变这种失衡，川普希望限制经济流入，例如进口商品和移民（尽管他欢迎外国直接投资）。

他还希望盟友在防卫方面承担更多责任。他相信，通过与独裁者如俄罗斯的普京或朝鲜的金正恩达成协议，可以缓解全球热点地区的紧张局势，从而让美国集中力量解决国内问题。

同样清晰的是川普在国际政治中获取目标的偏好手段。这位坚信，通过经济制裁等胁迫手段可以对他国施压拿到利益。他还相信所谓的“疯子理论”，即通过威胁大幅增加关税或发出“火与怒”的威胁，能够迫使对方做出比正常情况下更大的让步。

同时，川普还奉行一种交易型的外交政策，他在第一任期内表现出将不同议题挂钩以获得经济让步的意愿。

例如，在对华政策上，川普多次愿意在其他议题上退让，如香港的镇压、新疆的人权问题、以及华为高管的被捕，以换取更有利的双边贸易协议。

混杂的外交政策记录

川普第一任期的外交政策成绩可以说是喜忧参半。

如果看重新谈判的《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被重新命名为《美墨加协议》，即USMCA），他的胁迫手段仅产生了有限成果。

同样，他与金正恩的峰会外交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效。但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与川普白宫本身的混乱性质有关。

在川普政府内，许多时候他似乎与自己的团队处于对立状态。这种局面常常导致他的主流外交政策顾问（如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被形容为“房间里的成年人”。

结果是人员频繁更换和外交政策立场的不稳定，严重削弱了川普实现其目标的能力。

在川普的第二个任期，这些问题可能不会再成为障碍。

在过去八年中，他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追随者，可以用志同道合的官员组建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团队。他的政治任命官员几乎不太可能对他的政策产生阻力。

对川普政策的其他制约也将明显减弱。立法和司法部门如今比2017年更加偏向“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立场。

川普多次表示，他计划清除军队和官僚体系中反对其政策的专业人士，并很可能通过Schedule F重新将公务员职位分类为政治任命职位，迫使他们离开。

在未来几年中，美国将以统一的声音表述外交政策，而这一声音将完全是川普的。

注：Schedule F 是川普政府在2020年通过行政命令提出的一项联邦雇员分类调整政策，核心是重新分类部分联邦政府公务员职位，将其归类为“Schedule F”岗位，从而使这些职位被视为政治任命职位，而不再受传统联邦公务员制度的保护。

但是，川普对外交政策机器的掌控能力将增强，但改善美国全球地位的能力却是另一回事。

目前，美国最主要的国际纠葛集中在乌克兰和加沙。在2024年的竞选中，川普批评拜登在2021年混乱地撤出阿富汗，称“阿富汗的羞辱引发了全球对美国信誉和尊重的全面崩塌。”

如果在乌克兰发生类似的结果，川普将面临类似的政治问题。在加沙，川普呼吁内塔尼亚胡“完成任务”，摧毁哈马斯。然而，内塔尼亚胡缺乏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视野和能力，表明以色列可能会进行一场持久战，而这场战争已经疏远了许多美国潜在的全球伙伴。

事实上，川普发现从这些冲突中撤出的难度，可能远超他竞选时的承诺。

此外，自2017年以来，全球游戏规则已发生变化。当时，美国主导的现有计划、联盟和机构仍具有较大影响力。而在此期间，其他大国已经积极推进自身独立于美国的结构，例如金砖国家扩展版（BRICS+）、OPEC+和上海合作组织。

在更非正式的层面上，还可以看到一个“被制裁者联盟”，包括中国、朝鲜和伊朗，乐于帮助俄罗斯扰乱全球秩序。川普可能更倾向于加入其中的一些组织，而不是创建有力的替代方案。

他声称要分裂这些组织的努力很可能失败。尽管独裁者可能彼此不信任，但他们更不信任川普。

可预测的川普

川普2.0与1.0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在于：川普如今在全球舞台上已是“熟面孔”。

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伊丽莎白·桑德斯最近所观察到的：“在2016年选举中，川普的外交政策还是一个谜。然而到了2024年，川普的行动已经更加容易预测。这位曾希望扮演疯子并让其他国家摸不着头脑的候选人，现在成为了一位具有相当可预测议程的政治家。”

像习近平、普京、金正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甚至法国总统马克龙这样的领导人，都已看过川普的“套路”。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如今都知道如何应对川普：用盛大的礼仪和表面性的让步迎合他，避免在公开场合揭穿他，做出华而不实但无关痛痒的妥协，同时确保自身的核心利益基本不会受到影响。

川普第一任期的谈判风格仅带来了有限的实质成果，在第二任期，成果可能会更少。

美国不再例外

这一切是否意味着川普2.0将仅仅是第一任期的重复？

并不完全如此。川普的连任预示着美国外交政策中两个难以逆转的趋势。

第一是腐败的不可避免。

以往的政策制定者，从基辛格到希拉里，通常通过书籍合同、主题演讲和地缘政治咨询等方式从公共服务中获益。然而，川普的前官员们将这一模式推向了其他方向，而且在获利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

像川普的女婿、白宫顾问库什纳和前大使兼国家情报代理局长格雷内尔等顾问，利用他们在任期内建立的关系，几乎在离职后立刻获得了数十亿外资投资（包括来自外国政府投资基金）和房地产交易。

如果外国资助者以隐性或显性方式，向川普的顾问团队提出离职后的丰厚交易，只要他们在任期间“配合”，这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再加上预计像马斯克这样的亿万富翁将在川普2.0中扮演的角色，可以预见美国外交政策腐败程度的显著上升。

第二个趋势是美国例外主义的终结。

从杜鲁门到拜登，美国总统们都接受了美国价值观和理念在外交政策中起重要作用的观点。这一主张曾多次受到质疑，但推动民主和促进人权长期以来被视为符合国家利益的行动。

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曾指出，这些美国理念是美国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

美国政策失误和俄罗斯的“你这货也一样论”（通过指责他人的不当行为来掩盖自己的问题）削弱了美国例外主义的力量。而川普2.0将彻底埋葬这一理念。

实际上，川普本人在谈及美国价值观时，也认可某种形式的“你这货也一样论”。

在第一任期早期，他曾表示：“我们有很多杀手。你以为我们的国家很无辜吗？”

当时外国人还能够将此视为多数美国人并不认同的观点，因为川普并未赢得普选。而2024年的选举则打破了这种信念。

在竞选期间，川普承诺轰炸墨西哥、驱逐合法移民，称反对派政治家为“内部敌人”，并宣称移民“毒害了国家的血液”。

尽管如此——或者正因如此，川普赢得了普选。当世界再看川普时，他们不再将他视为美国例外主义的异类，而是美国在21世纪真正的象征。

網民嚎叫：

Bslrim 发表评论于 2024-11-19 04:52:40

从川普第一次上台我就说，美式民主已经破产了，美国只不过是一个大号独裁国家罢了，在经济好的时候我相信美国人愿意平等和包容，但是毫无疑问在经济这么差的时候，美国人的人性并不比任何其他人高尚。

taylorpark 发表评论于 2024-11-18 18:34:28

基本同意。四年后美国的软实力，包括美元的地位，必定明显低于现在。

湾区范儿 发表评论于 2024-11-18 15:36:06

没人在意一个在二流学校tufts 任教的学者的文章。

Bhistory 发表评论于 2024-11-18 12:46:02

November 17, 2024

ROLLER COASTER RIDES ARE SHORT

“In the natural, roller coaster rides have TWISTS and TURNS and DRAMATIC UPS and DOWNS. These rides provide a few minutes of HEART-POUNDING, FAST-MOVING ADVENTURE. Some will find roller coaster rides EXHILARATING and some will find them TERRIFYING. I AM letting you know that your world is about to be taken on a SHOCKING ROLLER COASTER RIDE. The darkness has a roller coaster ride of TERROR and DESTRUCTION planned. They are DESPERATE to STOP the unfolding EXPOSURES of who they are and of what they have done. I AM going to take their ROLLER COASTER PLANS and TURN them to the ADVANTAGE of the Light. The evil schemers do not know that I have DISABLED the most destructive parts of this ROLLER COASTER RIDE. Instead of twists and turns being DEADLY, I have INSERTED SHOCKING TWISTS of DISCLOSURES and SURPRISING TURNS that will bring JUDGMENT and JUSTICE to those partnered with darkness. DO NOT FEAR this WILD ROLLER COASTER RIDE because you will be KEPT SAFE—My strong right arm is your SAFETY BELT. This SHOCKING ROLLER COASTER RIDE will result in the world WAKING UP to the DANGEROUS darkness and CHOOSING to come to the Light. Let this ENCOURAGE you: ROLLER COASTER RIDES ARE SHORT. What looks like the PEAK of DANGER in this ride will quickly DESCEND to SAFETY and a GOOD destination. A SHORT TIME of GREAT INSTABILITY will result in the MOST STABLE time of JUSTICE, RIGHTEOUSNESS, and PEACE that your world has ever known. HANG ON for the RIDE of your LIFE!”

Diana Larkin

A Watchman’s Journal

把酒论思 发表评论于 2024-11-18 12: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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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媒姓党 小心上当

看现在这么闹腾看来他们是真急了

点点点点点 发表评论于 2024-11-18 12:41:08

什么傻逼理论。撒旦和上帝打架打输了，总会说“你是上帝，你怎么能跟我一样用邪恶的手段。”

所谓的道德是平庸者用来绑架天才，邪恶用来束缚正义的。

谢选骏指出：人説“外交事务：川普再次上台证明美国例外论已经破产”；我看川普再次上台——证明三百年魔咒适用美国！

《川普这一大规模行动 这些中国人首当其冲》（世界日报 2024-11-15）報道：

全国广播公司（NBC）报道，接近川普竞选团队消息人士透露，兵役年龄的中国无证移民，将是川普政府上台后首批驱逐的目标群体之一；理由是他们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风险。 面对川普准备大规模遣返包括华人在内的无证客，亚裔维权团体已在着手应对。

被指涉国安顾虑 亚裔维权团体准备应对

由于可能成为目标，许多亚裔团体正在准备各种亚洲语言的移民资料，并与各社区非营利组织合作，共同因应受驱逐或遣返影响家庭可能激增的状况。

亚美法律援助处（AALDEF）执行总监李贝妮（Bethany Li）表示，好几州都立法限制（没有美国身份的）华人购买房地产，川普首次执政也曾推出“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被认为是针对亚裔学者进行种族侦防；“我们知道州和联邦政府都将中国视为国家安全威胁。”

李贝妮表示，亚美法律援助处将培训各社区团体宣传，如何依据“信息自由法”索取移民纪录；取得移民文件可协助移民回顾自身历史，更能有效帮助移民和律师申请福利或对抗驱逐案件。

总部位于纽约的亚美联盟（Asian American Federation）执行总监姚久安（Jo-Ann Yoo）表示，她的组织过去几个月已针对川普移民政策承诺，开会进行沙盘推演。 接下来几周他们将联系具语言技能的律师和可为混合移民身分家庭提供支持者；亚美联盟还与旗下70个成员组织联系，解读美国移民官员可能的扫荡行径，并考虑制作与潜在驱逐出境相关的语言材料。

川普曾扬言将驱逐中国役龄的非法移民，以免在国内组成小支军队。川普当选后，开始引起亚裔团体的关心。 （美联社）

姚久安说：“我们必须让大家了解我们的权利，注意到我们的组织，懂得在必要时使用我们的资源或寻求帮助。这需要进行大量教育，更涉及到不同语言的使用。”

接近川普竞选团队人士称，过渡团队可能会结束拜登政府的两项移民计划，其中包括将已在美国尚未获庇护者驱逐出境，中国公民也受到关注。川普曾一再暗示，来自中国的役龄男子准备组建军队对抗美国。川普4月曾在竞选集会中说：“过去几个月有3万1000或3万2000人来自中国，他们都是兵役年龄且大多是男性；他们是想在美国建立小型军队吗？”

专家表示，对役龄群体的关注，显示反华情绪日益高涨。 李贝妮对此指出，“这是将我们社区被视为敌人的另一种方式；从国安角度来看，这甚至可能没有任何道理，但我们身在美国的社区却会受到冲击。”

谢选骏指出：人説“川普这一大规模行动——这些中国人首当其冲”；我看這是一次“種族鬥爭”，而不是“階級鬥爭”。重罪犯川普再次上台证明——三百年魔咒适用美国！

【75、朱元璋到底是不是回民】

網文“朱元璋是回族的最新证据：皇帝的胡子、伊期兰教和《明史》”報道：

关于明朝皇帝的族属，争议己久但鲜为人知。大致有三种观点：传统看法认为朱元璋是汉人；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他是回族；民间则有十回保一朱的说法，认为朱元璋手下大将有多人是回族。

朱元璋是回族的观点乍一听很雷人，其实一点也不新鲜，这一观点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在海外广为流传，一些学者认为南宋以后汉人分别被蒙古人、回回人、满人统治，所以有“崖山以后无中华”之说。

这一观点并非捕风捉影，持论者提出了许多有力的证据。比如《明史》中两次提到朱元璋“克葬”其母，而“克葬”是回族特有的丧葬方式，具体做法是用白布包裹逝者，而不用棺材。

持传统观点的人从皇宫钦食以及宗教信仰（朱元璋曾出家为僧）等方面举了许多例子进行反驳，但有证据显示，朱元璋为了夺取江山，不得不借助汉人的力量，夺取江山以后，借鉴了元代异族统治败亡的前车之鉴，为子孙后代计，有意掩饰其回族身份，主动进行汉化，以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江山世代永固。另一方面，元末明初，回族尚处于形成阶段，各种风俗是否如今天一样成为共识和习惯，很难说，虽然色目人在元代地位较高，但是仍然处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能否不受蒙古人的影响而整齐划一保持正宗，我们不得而知。

笔者不想打笔墨官司，而是想从明朝皇帝本人的生理特征进行分析。有一件事情最能反映朱元璋及其子孙的回民身份——胡须，这一证据非常直观。

众所周知，汉人的胡须数量较少，嘴唇以上为八字胡，下巴为山羊胡，而包括阿拉伯人、维吾尔人在内的西域人都有浓密的络腮胡。

从现存的明成祖朱棣到末代皇帝朱由检的画像可以看出，他们的胡须有一个从多到少的递减过程：早期的皇帝从成祖朱棣到英宗朱祁镇，全都是大胡子。后期的皇帝从武宗朱厚照以下全是八字胡和山羊胡。中期的皇帝胡须数量介于两者之间。这似乎可以证明两个事实：一是明朝皇帝有回族血统，二是皇帝与汉族女子通婚并逐渐汉化。

据《明史·成祖》记载：“王（指朱棣）貌奇伟，美髭髯”。从画像上看，奇伟与否不太好说，但是“美髭髯”名不虚传。朱棣嘴唇上的胡须大大超过八字，从旁逸出很远，下巴的胡须主体部分似乎并不“超标”，但是胡须除了主流以外还有支流，两侧各有一绺胡须，经过打理飘逸而下，其余更靠边的胡须则被画家小心翼翼地藏了起来，不仔细看很难发现。经过这样一番处理，朱棣的胡须看上去就和汉人相差不多，但是他的嘴唇周围却“疏梅横斜”。

如此用心良苦地处理胡须，恐怕不完全出于爱美之心，这也让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深谋远虑，事无巨细的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却没有留下一副可靠的画像。明代学者陆容在其《菽园杂记》中记载：“高皇帝尝集画工传写御容，多不称旨。”既然“集画工传写御容”，为什么没有给后世留下一副标准像？这显然不符合常情。朱元璋向察民间疾苦，爱惜民力，不事奢侈，为什么会对自己的画像这么挑剔呢？

朱棣处理胡须的方式是分流法，尽量缩小面积，提高密度，另一种方法的原理与之相反，如实反映面积但是缩小密度。在朱高炽的一个版本的画像中，画家写实地将他的络腮胡画了出来，但稀释了胡须的密度，每根胡须之间都有距离，就像刺猬的刚针。

第三任皇帝明宣宗朱瞻基的画像比较写实，他浓密的大胡子跟阿富汗塔利班战士（塔利班禁止男子剃须）别无二致，这一胡须绝非中土人士所有。

英宗之子宪宗朱见深的胡须还相当可观，但是宪宗之子孝宗朱佑樘的胡须突然少了许多，这是因为他的母亲纪淑妃是广西瑶族土司的女儿，纪淑妃是在成化时明朝征讨大藤峡瑶族时被俘入宫的，后来偶然被宪宗朱见深临幸，诞下孝宗朱佑樘。这样一来，明朝皇帝就掺入了瑶族人的血统，因此朱佑樘的胡须大量减少。明代中期以后，一些新皇帝大多由地位较低的宫女所生（如万历、泰昌）这些宫女大多数是汉族平民，因此皇帝的胡须越来越少。

明朝皇帝与伊斯兰关系密切，朱元璋登基后在南京、西安及滇、闽、粤等地敕建清真寺。南京的清真寺赐名“净觉寺”，朱元璋经常光顾，并御制《至圣百字赞》赐清真寺，文中热情赞颂了真主和穆圣，显示了朱元璋对伊斯兰的感情和深刻认识。

朱元璋以下的皇帝对伊斯兰教也有明显偏爱，首都北京建有4座大清真寺，在全国各地建有90座清真寺，这些寺院都是皇帝个人捐款修建的而不是动用国库。伊斯兰教在古代中国并非主流宗教，而明朝皇帝却对其异常热爱，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不少穆斯林在朝内担任重职或在地方和军队中担任高官。波斯旅行家赛义德于1500游历中国， 1516年回国后用波斯语写成《中国纪行》，奉献给土耳其素丹（国王）赛利姆一世。该书以较多的篇幅介绍了明皇室对伊斯兰的特殊关系，文中描述宫廷内有皇帝专用的清真寺，有宣礼员，主麻日（星期五）皇帝到城外的清真寺做聚礼，以及穆斯林文臣武将对明朝开国的贡献、皇帝对他们的重用等。文中还指出皇帝对其伊斯兰背景进行了隐瞒并分析这么做的原因：“从皇帝的某些行为看，他已信奉伊斯兰教了，然而由于害怕丧失权力，他不能对此公开宣布。”

赛义德来到中国的时间正是明中期孝宗和武宗时期，他的著述可以从武宗朱厚照的言行得到印证，玩世不恭的武宗对伊斯兰怀有很深的感情，他评论各宗教说：“儒学虽可以开物成物，而不足以穷神知化。佛教看似能穷神知化但不能复命归真。诸教都有偏颇，只有清真认主之教，深源于正理，所以能够天长地久传至万世。”他还写了一首《尊真主事诗》称颂真主：“一教玄玄诸教迷，其中奥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却尊谁？”武宗还有阿拉伯文名妙吉敖兰（意为安拉的荣耀）。

武宗以后，皇室与伊斯兰的关系发生重大转折，这是因为武宗朱厚照没有子嗣，世宗朱厚璁由藩王入继大统，出生于湖北的世宗受武当山的影响信奉道教（深居西苑，专意斋醮），此后大批文人兴起，儒教地位上升，皇帝尊奉儒教，伊斯兰色彩日益淡化以至于绝迹，后来西方传教士进入宫廷，北、南两朝末代皇帝崇祯和永历都信奉天主教。

经过蒙古人近百年有意识的异化后，回族遍布华夏大地各个角落，但是《明史》从未提及这些回民在元末明初的乱世中的表现及作用，这一现象实在反常。对于我们熟知的著名回族人如郑和、海瑞等也从未提及其族属。但是《明史》在提到另一些著名的人物如满桂和李成梁，则开门见山地指出他们分别是蒙古人和朝鲜人。

事实上，大量回民在元末乱世纵横驰骋，由于回族社会地位和财富都相当可观，在乱世中他们利用权势地位和财富结寨自保，他们集结一支军队割踞一方， 是末乱世中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他们号称“义军”，名义上是帮助元朝镇压起义军，事实上大多数人在起义军和元政府之间采取投机观望的态度，其中一部分人投奔朱元璋成为其手下大将，如常遇春、冯胜等。

中下级军官乃至普通士兵中也有不少色目人，徐达在山海关设卫时，其手下就有大量回族将士，山海关清真寺建于洪武十三年，就是驻扎回族骑兵所建，故民间有“先有清真寺，后有山海关”的说法，但是《明史》对回族将士却绝口不提，以至于“十回保一朱”的传说只能在民间流传。

《明史》为什么对“回族”“色目”这些字眼讳莫如深呢？究其原因，与皇帝对其胡须的掩饰是一致的。

谢选骏指出：人説“朱元璋是回族的最新证据：皇帝的胡子、伊期兰教和《明史》……”——《明史》为什么对“回族”“色目”这些字眼讳莫如深呢？究其原因，与皇帝对其胡须的掩饰是一致的。

我看作者似乎不懂，《明史》不是明朝人寫的，而是清朝人寫的。如果朱家真是回民，清人大概就會大書特書，以便顯得自己的韃子身份反倒比較優越了。

《朱元璋竟然是回族？》（2015-10-29 佚名）報道：

最近突然有了这么一个说法，言之凿凿，号称最新考证说明，朱元璋是回族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这样的传言愈演愈烈，很多“有良心的的历史发明家”们开始广造声势，断定朱元璋是回族人。那么这个考证究竟靠谱吗？源头又是什么呢？在这里笔者为诸位读者详细分析一下。

首先朱元璋为回回的传闻，起于著名的回族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在1946年出版的《中国伊斯兰史纲要》一书中，有条脚注提到过“父老相传，明太祖原是回回；建文帝的出走，系赴天方朝觐。后来出版的《民族宗教论集》中也宣称武宗也信教（指伊斯兰教）”（《民族宗教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12页）。但虽说有此脚注，但白先生内心中也是并未相信此条传言的，他撰写的有关伊斯兰教和回族史的诸多论著，从未把明太祖、建文帝和明武宗列为回族人物，他主编的《回族人物志》，也没有这3个明朝皇帝的传记。

实际上，不论从朱元璋还是其后世子孙的表现来看，其信仰伊斯兰教可以说是百分百不可能。从伊斯兰教义就是典型的一神教，完全排他，什么道教、佛教都在排斥之列，但朱元璋及其前辈、后裔都不信仰伊斯兰教，而是崇信佛、道。朱元璋“曩者父母因某自幼多病，舍入皇觉寺”（郎瑛：《七修类稿》卷7，《朱氏世德碑》），自此就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参加郭子兴起义军后，他成为一名白莲教徒，但并未改变佛教信仰，攻占应天等地，不仅广交戒德名僧，还同许多道士建立密切的联系。登基之后，朱元璋更是大力扶植道教与佛教，广开法会、建设寺院，他不但亲自为《心经》作序，也为《道德经》写序，撰成《御注道德经》二卷，还撰写《周颠仙人传》，广行刊布。正是由于朱元璋的大力提倡，他的众多子孙中，不乏崇信佛、道者，如明成祖、明孝宗都崇信佛、道，明武宗佞佛，明世宗佞道。也就因此，明朝官方还多次组织刊刻卷秩浩大的佛藏与道藏。如果朱元璋真的是回族，那如此破坏伊斯兰教义的行为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行为。

明朝历代皇帝，就没一个是信伊斯兰教的

除了对于宗教上的态度之外，明代皇室在饮食上也毫无伊斯兰化的痕迹，有明一代的宫廷御膳，从未断过猪肉。负责置办御膳的光禄寺，每年要用30100头牲口，其中就有猪18900头（万历《明会典》卷116）。祭祀祖先，猪也是必备的供品，如祭祀太庙，洪武二十六年定议，所供祭品需用“豕十九”，万历初年又规定时享用“豕三十一”，袷祭用“豕三十五”。爱好吃猪肉的传统，老朱家从朱元璋起就没变过。如果说朱元璋是回族，那可以说是颠覆了回族的所有宗教习惯与民族习惯了。

朱元璋在吴元年十月他命将北伐时发布的《谕中原檄》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斗争口号，并说明他出兵北伐旨在“复汉官之威仪”，还宣布：“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皇明诏令》卷1），这段文字最明显地说明了朱元璋的汉民族属性，如果老朱是回族，那他还复什么汉官之威仪？简直是自己打自己的脸。也因此，朱元璋是回族的传言可以肯定为以讹传讹，不可能是历史事实。

谢选骏指出：朱元璋到底是不是回民？我看從朱元璋的殘暴判斷，他可能是個回民，但其在奪權過程的摸爬滾打中早已漢化了。他的後繼者漢化的當然更快，就像隋唐皇室那樣。而明朝的民族政策，顯然比唐朝更加漢化。因爲明朝是個封閉的統一帝國，不像唐朝是個開放的藩鎮體系。

【76、镇压反革命就是嚇唬老百姓】

網文《目睹镇压反革命运動》（2024-07-21）报道：

中共自建政开始，就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核心思想，几乎每年都有大小不等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在五零年抗美援朝的同时，为消除国民党在大陆存留的特务和一切残余势力及其与共党敌对的组织，尤其对在我们家乡的还乡团份子展开了空前的，规模巨大的围剿和殺戳的镇反运動。

記得七十多年前，一天清晨起床，开门上街，只見邻舍们站在街口，以一种驚恐的神态交头接耳低声细语在谈论着，昨夜有人突然翻墙而入，把人从家中拘捕带走的事情。整个城市笼罩在神密的天落地网之中。此后陸々续々便知谁家有人在那天夜里被人带走。

不日之后，便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镇压反革命的誓师大会，为了壯大革命声势，全市所有的国家机关，工廠和学校一律停止日常工作，群集在本市唯一的一个公共操场，我刚入学不久便和全校师生一起参加了大会。会埸四周彩旗招展，锣鼓喧天，高音喇叭翻放着张鲁谱写的“王大妈要和平”要求大家为求和平运动来签名和“妇女翻身歌”的歌曲，尽管大会弄得十分热烈，但人们的情绪依然沉闷低落，怀着恐懼和紧张的心情，等待着前所从未見过殺人一幕的到来。

大会开始，主持人作了简短的讲话后，便宣读了此次被镇压判处死刑犯共有四十余名的死刑犯名單。当即十余輛从国軍手中被缴获的十几輛十个輪子的大卡車缓々地進入操場，每輛車在驾驶艙的上方架着兩挺机槍，車箱四周是全付武装插着亮光光刺刀威严的軍人，每辆车上是四名被五花大绑着的“罪犯”，每人背后插着一块长々的亡命牌。牌上是被硃红色打了叉的名子。頓時整个操埸鸦雀无声一片寂静，只听到卡車马达隆々轉動的声响。被五花大绑的死刑犯有的昂头挺胸，志高气扬，视死如归。有的形似瘫痪头抬不起，对死神的来临万分恐懼。卡車繞埸两周便驶上街区……向沿街的民众显示反抗者的下場。此后隔三差五陸々续々地也見到公安局张贴的死刑犯的告示，人数多少不等，只是没有举行誓师大会罢了。

镇反虽是殺戳，其中免不了也有奇葩的花絮。值得一提的有二则：

一则是，我们学校每晚放学前有个晚点名的规定，这一天点名时操場四周多了一些軍警，校长作了简单的介绍，一位公安人员当众宣布了魏姓高中任课的老师是反革命份子，当即逮捕归案，早已按排好在身旁的两位便衣軍警立刻给其带上手铐把人带走。全校师生无不驚恐万状。该老师教学认真，少言寡语，也无不规之举。万々没想到竟成了死刑犯。这也引起同学们的关注，不出一周便見死刑犯告示榜上有名，处于好奇，在高年级同学的带领下，先侦察好刑場地形，做好埋伏，以求观看现场情景。他临终前宁死不屈，还高呼口号。

另一则是，我同级的莫姓女生，姐々是另一座中学的音乐老师，（因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会弹钢琴），其父是位资深的海港修建工程师，当年荷兰人修建本市海港码头和防风海壩工程时，他是唯一参与的中国人，对本市海港建筑一目了然了如指掌，但也在被镇压的行列之中，因无人能替代他维修海港工作的一技之长，却去了刑場走了一趟，槍响人倒都是身旁之人，他却未死，只是嚐试一下美其名曰“陪决”的味道。一技之长救了他一条性命。

有一曲姓发小，往常常去他家玩耍，不巧有次经过他家门前时，正巧遇到他被镇压而亡命哥哥的棺木从家中抬出，連想到心幕中那些恐怖的镇反埸景，心中不寒而慄，从而对死亡包括死人産生了一种恐懼厌恶的心理状态，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敢再去发小的家。并且知曉有死人办丧事的人家，总是繞道而行不过其家门。更甚者连那特殊造型的棺木都敬而远之。这种心态一致持续了很久。

关于刑場为何设在東或西郊面向大海的沙滩上，无非是槍殺后会留下殺人罪证的血迹，这罪证会被朝涨夕落的海潮冲刷掩没干净，但死亡人数竟达八十七万之多的镇反运動（这只是官方数字），这种不经司法程序野蛮残暴的行径，已记录在史册上，也将永久不会被历史所抹灭。

评论

齐鲁郎中2024-07-27 10:11:51回复悄悄话回复 '江天云月' 的评论：世界上的统治者既无道德可言，更缺人性的认知，还是那句话“屁股决定脑袋。”

江天云月2024-07-26 11:07:25回复悄悄话回复 '野彪' 的评论: 似是而非！美国南北战争后没有大规模屠杀战败的一方，还让那方的士兵带着轻武器回家，美国天下不太平。注意到每次你说话都是站在统治者一方。

齐鲁郎中2024-07-23 04:23:07回复悄悄话回复 xilaideng:

所言极是，完全赞同先生更上一层楼的认知与高见。

xilaideng2024-07-22 21:57:37回复悄悄话回复 '野彪'的评论：你这些例子与杀人如麻的镇反相比，根本不在同一数量级上，想要掩饰和淡化共产党的凶残是办不到的。

野彪2024-07-22 21:10:42回复悄悄话回复xilaideng，朱元璋的胡惟庸案，也杀了很多人。清朝的文字狱，杀的人也不少哦。

蒋公的412，好像也没少杀。

花似鹿葱2024-07-22 06:38:10回复悄悄话枪杀的5分钱子弹要反革命家属出！

xilaideng2024-07-22 05:26:30回复悄悄话翻开历史，统治者都杀反抗者，这不假。但共产党与以前的改朝换代有很多不同，其中之一就是政见不同者的涵盖范围。在过去，新皇帝登基后，很多都大赦天下，包括那些反抗前朝的，只要你不反新皇就不会杀你。这是因为新皇帝也认同“皇帝人人做，今年到我家”的政治理念。所以，他为了巩固新朝而杀的人并不多。但共产党的造反理论基础不同，它是要建立一个历史从未有过的政权，允许把他人财产据为己有而不算是犯罪，无论获取他人财产的手段多么血腥。

简单地说，就是打破私有，建立公有。而大多数人的都不会愿意自己的财产无缘无故地被他人强占。所以共产党的政见不同者特别多，要杀的人自然就飙升到几百万了，包括那些并不富裕的知识分子。这远不是杀几个杨开慧之类的可相提并论的。

齐鲁郎中2024-07-21 18:52:26回复悄悄话齐鲁郎中回复：谢々诸公的关注。

野彪2024-07-21 17:44:57回复悄悄话从现在看来，那些人的死，的确是很冤枉。但他们的牺牲，换来了几十年的和平稳定发展。比较那个年代离49年不远。50年代抗美援朝，有资本家将脏棉花包进纱布给志愿军战士用。60年代蒋介石差点反攻大陆，傅作义将军还准备做内应。那时并不稳定。再往前，国民党政府也没有少杀共产党。例如杨开慧女士，她犯了什么法呢？也被处决了。那时就是这样的，历史不堪回首。

LYG看世界2024-07-21 16:51:55回复悄悄话那时还记得一个待人和蔼非常愿意帮助人的邻居突然不见了，没过两天警察到他家告诉他老婆他已经被因历史反革命罪被枪决了，现在来收子弹费，我当时正好看到吓坏了，怎么人被打死还要家属付子弹费？后来知道他是傅作义部下的一个连长，也是跟着起义过来的，说他有血债（当兵打仗那能没有血债）所以被处决。

reader2024-07-21 15:19:50回复悄悄话苛政猛于虎，

百万庄大侠2024-07-21 14:41:16回复悄悄话50年代的镇反运动～80年代的严打运动～乃至野战军广场的“六四“屠杀，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名称变了～镇压的本质却一点都没变！

wumiao2024-07-21 11:33:49回复悄悄话好像记得严打时死刑犯游街的事情。中国社会的人性和制度的残酷，可以写上一本直达天庭的书。

谢选骏指出：人説“目睹镇压反革命运動”——我看镇压反革命就是嚇唬老百姓，所以需要公審大會示衆威脅，就是要讓草民目睹顫慄，以此達到恐嚇迫害之目的！

【77、《交友论》加速了晚明社會的瓦解】

“利玛窦的《交友论》及其对晚明社会的影响”（广东教育学院学报 2005年04期 关明启）報道：

内容摘要：在十六世纪，在西方国家已经开始资本主义的广泛发展的时候，中国的大明王朝才迈开了他与西方交流的第一步。西方传教士是这次新与旧交变的主角，利玛窦是他们当中成功的典型。初入中国，按照适应性传教策略的要求，学习中文是利玛窦最主要的任务。《交友论》便是利玛窦用中文撰写的第一部著作，它的成功，无疑是这次传教成果的公开展示，它带给利玛窦的不仅是中国士大夫们的赏识，更为重要的是它验证了适应性传教策略的正确性，为利玛窦后来传教局面的推开创造了条件。这部著作紧扣当时中国士大夫们的心理，按照他们的口味进行编写，作为外国人撰写的中文著作，它既是外国人了解中国又是中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可以说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和融合的产物。

利玛窦，意大利来华耶稣会士，1582年进入中国，同时带来了他的远大理想——将天主的恩惠遍施于这个泱泱大国。1595年，也就是利玛窦进入中国后的第十二年，他尝试着用中文编写了一篇不太长的论文，名曰《交友论》。目前，据笔者考证史学界还很少有专门对此的论着，本人万分有幸能在老师的点拨下对此问题做一些试探性的研究。《交友论》的在当时的出版无疑印证了利玛窦的“适应性传教策略”的正确性，同时对他接下来的传教工作也起到了一个巨大的推进作用。那么，利玛窦当初撰写这篇文章的背景及其经过是怎样的，这片文章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呢？笔者将就此展开论题。

 The First Contac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View of Friendship Development——A Critique on Ricci Matteo’s On FriendshipGuan MingQiAbstract:On Friendship was just the first article Ricci Matteo wrote in Chinese. The success of this paper was no doubt a show of the missionary tactics. It brought to Ricci not only many Chinese friends, but also the test and verification of the right of the missionary tactics, which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later missionary work. As an article written by a foreigner, it set up a bridge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resulted from the crash and fusion of the different cultures.

Key words:Ricci Matteo; On Friendship; the ethical view; influence

一 《交友论》的产生

16世纪的中国和欧洲完全是两种状态。在中国，繁荣的封建物质文明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到来前仍保持着它常有的孤傲；而在欧洲，一种以开放、进取的姿态，企图占有全世界的新文明，正在迅速崛起。这种新文明充满了扩张的特性，欧洲的版图已经容纳不下它疯狂的脚步。近代西方文明与古老中国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中西“对话”拉开了帷幕。碰撞的双方，一个被新鲜的科学知识所吸引而期望以此来富国强兵，一个借助“文化适应”、“科学的传教策略”而企图把他们的宗教传播到中国。由于利玛窦神父的直接参与，这次碰撞并不是暴力的，而是友好的，是以利玛窦等来华耶稣会士和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友谊为支撑的。《交友论》是这种特殊碰撞的产物，是利玛窦“适应性传教策略”的成果的一次公开展示。

早在利玛窦到达中国之前，确也曾有一些传教士试图在中国进行传教，但是他们有的被驱逐出境，有的被大明王朝所囚禁，而传教工作却丝毫没有进展。1555年，传教士巴瑞托试图进入广东，但被拒绝靠岸。十年后，氟朗西斯·派瑞斯带着申请书来到广东巡抚衙门请求开教于中国，后来被强迫谴送回澳门。三年后，西班牙籍传教士瑞贝拉遭到同样的对待。以至于他在向总会长报告时说“在我居于澳门的三年中，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力图进入中国，但我认为我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此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局面陷入僵局。让传教事务重现曙光的是意大利耶稣会士范礼安。他通过细心的观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进入中国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调整我们的传教策略，采取一种迄今为止我们在其他任何国家完全不同的方法。” 最后在范礼安的指示下，利玛窦成功地打开了中国的传教局面。他所采取的方法是目前史学界通称的“适应性传教策略”。所谓“适应性传教”，其大意粗略的讲就是指在传教过程中使自己的传教方式与所在国的特定情况相适应，以此来达到传教的目的。按照利玛窦本人的意思讲就是“根据不同的民族，采用不同的方法，使人们对基督教感兴趣”。 “适应性传教策略”的一个关键因素，笔者认为就是要适应所在国的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就利玛窦而言，要与中国做到实质上的沟通，就要与中国人交朋友。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宗教学家，天主教神父邓恩先生在他的《巨人一代》一书中也这样严肃地写到：“不能与中国的先进文人交上朋友，建立友谊，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也就不可能发生。”

《交友论》就是利玛窦为他的朋友，南昌皇室家族建安王朱多节所作。利玛窦在《交友论》的序言中说“……因而赴见建安王。荷不鄙许之以长揖。宾序设醴欢甚。王乃移席握手而言：凡有德行君子，辱临吾地，未尝不请而友且敬之。太西邦为道义之邦，原闻其交友道何如。窦退而从曩少所闻，辑成友道一帙，敬陈于左。 1595年，利玛窦通过好友石星的朋友王继楼医生的帮助得以结识建安王，当时的建安王虽然已经不得预闻政事，但却可以附庸风雅，不愿意放弃结识利氏的机会，早在与利玛窦结识之前，他就听说了这么一位西来奇人，一直渴望能够见到，在与利玛窦认识后，邀请“利子” 过府宴饮便是接连不断的事情。席间，两人经常谈起友谊，讨论交友之道。《交友论》就是利玛窦为了酬谢建安王的知遇之恩而作。利玛窦把他和建安王讨论友谊问题的谈话整理刊印出来，这就是《交友论》。

二 《交友论》的内容及其反映的利玛窦的伦理观

《交友论》是利玛窦采辑西方名人言论而成的格言集。按照台湾学者方豪的观点，《交友论》的100则格言中，有76则分别引自欧洲古代28位作家的格言及摘自23种古代著作。这当中包括苏格拉底的《律息斯篇》、西塞罗的《论友谊》、圣奥斯定的《忏悔录》、《论交友》等书的内容。由于和建安王讨论友谊之道与《交友论》的写成之间的时间较短，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利玛窦是直接引用了某位作家的有关友谊的现成之作。这种说法不无一定的道理。但利玛窦到底引用了谁的著作呢？美国学者史景迁认为利氏的《交友论》主要引自雷森德的相关著作，而国内学者孙尚杨则认为利玛窦的《交友论》主要选自1590年出版于巴黎的《Sententiae Et Exempla》一书。当然这些还都只是史家学者的一家之言，还有待于随着史料的发现的做深入的研究。《交友论》的百条格言中除了少数涉及宗教外，大多数都是从世俗人伦的角度来陈述友谊之道的。这又不外乎以下几种观点：

一， 友谊的重要性：“如世无友，如天无日，如身无目矣”、“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视友如己焉”。

二， 交友的态度：“信，于仇者犹不可失，况于友者哉，信于友不足言矣”、“人事情莫测，友谊难凭。今日之友，后或变而成仇恨；今日之仇，亦或变而为友，可不谨慎乎？”、“交友之先宜察，交友之后宜信”。

三， 交友的必要性：“交友之旨无他，在彼善长于我，则我效习之；我善于彼则我教习之。是学而即教，教而即学，两者互资矣”。

四， 朋友的判定：“我荣时，请而方来，患时不请自来，夫友哉!”、“平时交好没，一旦临小利害，遂为仇敌，由其交之未出于正也。交既正，则利可分，害可共也”。

五， 国家间也存在友谊：“国家可无财库，而不可无友也”、“客力所以匹夫得大国，有贤人问得国之所行大旨，答曰：“惠我友，报我仇”。贤曰：“不如惠友而用恩，俾仇为友也”。

尤其最后一点难能可贵，利玛窦已经把友谊上升到了国家的高度，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给大明国的统治者们带来了无穷的魅力。

利玛窦的伦理观在《交友论》的内容上得道了很好的体现。由于良好的中文功底带来的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理解，使得利玛窦在《交友论》的内容选辑上更具有针对性。虽然来到中国仅仅十几年，但利玛窦已经敏感的触摸到了中国大明王朝的一些细微变化。明朝前期肃杀的文化氛围，在中期往后开始有所松动，由于与道德原则不同的社会观念滋长起来，到了明朝晚期，新思潮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 当时传统的五伦观念在这种剧烈变化冲击下也面临挑战，位于五伦之末的朋友关系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利玛窦一边宣扬“友谊之道”为西方固有，一边肯定中国传统友谊观的存在，他指出《论语》开篇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正是这一点很好的体现。他还进一步得出结论“明朝当时朋友关系沦为五伦之末是一些文人士大夫忘掉孔子教导的结果”。所以，在《交友论》中，利玛窦不断地运用传统的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的观念来唤起明朝士大夫对友谊的再次重视。这一方面说明了利玛窦传教策略上的细心，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如：“吾友必仁，则知爱人，知恶人”、“友之乐多于义，不可久友也”、“友者相褒之礼易施也，夫相忍，友乃难矣”、“虽智者亦谬计之友多乎实矣”。这样的友道的论述无疑坚定了明末士大夫对重建友谊的信心。利玛窦这位以来华“交朋友”为口号的耶稣会士被他们奉为上宾也就不足为奇了。

《交友论》一经出版，便广为流传，在知识界引起轰动，他们都敬佩利玛窦的学问，许多学者都挣着想得到一册。因为用欧洲和中国的两种文字刊印，所以它更加风行。这本书受到文人学士的广泛赞许，并被一些权威作家在其著作中常常引用。事实上，《交友论》的成功让利玛窦也感到万分惊奇，以至于在写给他的朋友高斯塔神父的信中说“与我们已经做过的一切相比，这本书为我，为欧洲人赢得了更多的荣誉，这篇文章给我们带来的是有天分的学者，有道德的人的声誉。这篇文章非常受欢迎，已经在两个地方出版了。” 虽然对此利玛窦谦虚得说，这本书只不过是他从会院的书籍中找出来的西洋格言或哲人的名句加以润色，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写出来的，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对利玛窦的工作予以肯定，因为，正是通过他的努力，才使中国人对西方人有所了解，并实际证明了不同思想文化间有着共同的东西，而这恰恰就是利玛窦与当时明朝士大夫建立友谊的基础。

三 《交友论》对晚明士大夫的影响

“……鸟有友声，人有友生，鸟无伪也，而人容伪乎哉？京不敏，蚤溺铅椠，未遑负笈求友，壮游东西南北，乃因王事敦友谊，视西泰子迢遥山海，以交友为务，殊有馀愧，爰有味乎其论，而溢信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以上是冯应京在《刻交友论序》中的论述。《交友论》刊印之后在明朝士大夫中间获得了广泛的反响，除了冯应京为之作序外，利玛窦的好友瞿太素也作了一序。此外，朱廷策为友论题词，陈继儒对《交友论》题叙。就是在《四库全书》中也有关于《交友论》的记载。当时，这本书一再被传抄重刻。1599年再版后，又被编入各种文集丛书再版，像李之藻的《天学初函》、陈继儒的《宝颜堂秘笈》、冯可宾的《广百川学海》、屠本浚的《山林经济籍》、吴从先的《小窗别记》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交友论》带给晚明文人士大夫的影响是巨大的。

利玛窦所宣扬的西方重视朋友关系和代表平等的交友之道符合明末文人学士竟相结社及注意朋友情谊的社会心理。16世纪的大明王朝的学术思想界正在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是涵盖哲学、宗教、自然科学的西学的传入，传教士输入的西方科学，对于中西文化的首次相遇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输入，使得中西文化的相遇具有了时代性冲突的底蕴；另一方面是明朝学术思想界自身所起的一些变化，主要是指一批具有新的思想的学术群体的形成，这些群体的出现在明末特务横行，相互出卖之风猖獗，人心冷淡，彼此失去信任的年代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这一里一外的两个方面在一定内容上而且还是相通的。以利玛窦为代表这样一些西来学者他们的主要任务当然传播天主教，但是天主教本身教义上的一些观点却获得中国的士大夫们的认同，比如道德意义下的朋友之道。而宋元时期承袭下来的程朱理学在明朝已经不在是众人皆以承认的真理，出现了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的这样一批知识阶层——泰州学派（这之前是王阳明的心学）。他们当中以何心隐和李贽等人为代表。他们倡导平等学说，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其中体现在朋友的问题上，何心隐的观点相当鲜明“天地交曰泰，交尽于友也。友秉交也，道而学尽于友之交也。” 在泰州学派之后又兴起了东林学派。这些学派或个人在当时所掀起的一股自由解放的潮流既在客观上为西学的传播创造了一种文化氛围，同时也为某些士大夫倾向西学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准备。从这种意义上说明中叶以后，诸如早期启蒙学说、泰州学派、东林学派和科学思想等各种进步的社会思潮皆可以找到他们同西学的某些契合之处。当西学和中国的这些新思想产生共鸣的时候，《交友论》自然会被很好的接受，而且它既可以说是两种文化观融合的缩影，又可以说是沟通二者的桥梁。在同样的对待朋友的看法上，我们不难看出《交友论》实际上是欧洲基督教教义与中国儒家思想初步融合的产物。这种融合在《交友论》中得到了根本的体现.

四 《交友论》对传教方式的影响

《交友论》出版之前，利玛窦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十二年，对中国的情况可以说已经相当了解。这么长的时间里，利玛窦始终是按照适应性传教路线在前进的。事实上，早在他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他就开始苦心学习中国的语言，之后又在好友瞿太素的指点下脱掉僧人的服装，留须并改穿儒家的衣服，有了这样的基础的条件后，和中国的士大夫之间的直接的交流得以实现。虽然，像瞿太素、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决不是仅仅是钦羡利玛窦的语言能力才和他交往的，但这起码说明了中西交流具有了一定的浅层条件。此外，他们能接受这个西来僧人还因为在利玛窦身上有来自西方的他们闻所未闻的一些新知识，以及见所未见的希奇玩意儿。我们在不否定利玛窦带来的《几何原理》和自鸣钟等新鲜物件的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所有这些还仅仅是一些物质层面的东西。当时，中国正经历着明清两代转换之际的动荡与多难，儒家思想仍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想，积两千年之久的浸淫，已直根于中国人的心中。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首次意识到要让作为外来意识形态的基督教思想在中国社会的肌体里沉淀，发芽，生根，必须理解中国的文化和各个阶层的社会心态，必须强调基督与儒学的共同点，并辅之以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

真正的想了解一个人，与一个人交上朋友，恐怕还得交心的。利马窦正是通过他与广大的中国士大夫进行这种心与心的交流才得以在中国久居并改变了以往传教士在中国所处于的被动局面。《交友论》出版之前，利玛窦已经结识了广大的中国士大夫，这其中有肇庆知府王泮，江西巡抚陆万垓，退休兵部侍郎石星以及曾多次给予利玛窦帮助的瞿太素，还有建安王和乐安王；《交友论》出版后，利氏的交友范围更是空前的广泛，大学士沈一贯、叶向高，思想家李贽、章潢，魏国公徐弘基，丰城侯李环，礼部侍郎朱国祚，南京太监总管冯保等等都在利玛窦的交友之列。

《交友论》的出版一方面体现了利玛窦进入中国以来在传教方面取得的一个成绩，同时这也必为传教工作的进一步开展铺平道路。由于此书是为建安王所作，一时间利玛窦的名声大造，它扩大了利玛窦的影响。之后，石星和王忠铭能够结识利玛窦并促成其进入南京和北京一定程度上也是缘于此因的。正确的传教方式无疑是所有这一切的前提。

首先，文化传教的方式为《交友论》的成功提供了可能。从文化传教看，利玛窦能将《交友论》书面化并取得成功得益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前人的点拨。以往的传教往往采用口头传教的方式进行，在中国的传教士也多是这样。来看利玛窦的先行者沙勿略，他总结了在日本传教方面的经验，认为在文化程度比较发达的国家采用文字形式传教不失我一种可行的手段。但沙勿略壮志未酬，他的这一理想只能是明日黄花。首先尝试在中国以书面形式传教的是罗明坚。他于1584年出版了《天主圣教实录》。但由于当时传教士中文水平有限，翻译过来的东西往往不易被别人理解，因此效果并不明显。

真正将“文化传教”付诸实践的是利玛窦。1595年《交友论》诞生于利玛窦的笔下，并在短暂的时期内引起较为广泛的关注，这对扩展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交友论》能一炮打响，在文化传教中，它的地位自然不言而喻。第二是利玛窦自己的细心观察。在与中国人交往的过程中，利玛窦发现不论是官员，还是绅士，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就是贫民百姓的文化程度也相当高，这与他曾经到过的印度、交趾不可同日而语。基于这种考虑，利玛窦认为将《交友论》刊印出来显然是一种必要。而《交友论》的成功无疑又增强了利玛窦“文化传教”的信心，在沿着这条大道走下去的过程中，他相继又编写了《天主实义》、《畸人十篇》、《二十五言》等等的著作。虽然这些著作也大都获得较大反响，但《交友论》的成功的先河作用却是不容抹杀的。

其次，《交友论》确认了文化传教方式的正确。上文已经提到，《交友论》是利玛窦与南昌建安王讨论友谊之道的问答的编辑整理。由于建安王的显赫地位，《交友论》自然会影响广泛。但更重要的是《交友论》讨论的问题主要是西方人的交友之道，它避开了直接介绍天主教教义而使中国人难以接受的风险，采用这样的方式既达到了宣扬天主教教义的目的，又让人能够接受，而最关键的还是因为在传教时机尚未成熟，传教策略必须慎之又慎的时期，《交友论》为利玛窦扩大了影响，促进了潜在的受洗人群形成。

这种风格之所以成功，我们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此加以证明：第一，在《交友论》之后，利玛窦编写了《天主实义》。在这部著作里，利玛窦空洞的介绍了天主教的教义并且对佛教教理进行了一定的抨击，结果虽然这部著作也获得了刊印和流传，并且在士大夫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如徐光启就从中感悟而皈依，冯应京也由衷的钦佩而褒扬等。但其同时也招来了一些人的反对和责难，这当中自然有为数不少的“偶像崇拜者”，也还有深信佛理并为之辩护的达官、翰林和进士。“雅好禅学，多方外交”，十分活跃的掌管翰林院司经局的四川人黄辉便是一例。 此外，一些“不太友善”的人也对《天主实义》妄加断论。面对这样的压力，利玛窦必须得采取一定的措施。措施之一便是我们论据的第二点，也就是利玛窦编写了另外一部著作，《畸人十篇》。在开始编写这部著作的时候，利玛窦很矛盾，他害怕再次招至佛僧们的攻击，于是向朋友们寻求建议。朋友告诉他“为什么不用广受欢迎的《交友论》的写作风格，谈谈天主教对生活的看法呢。”当然，利马窦采纳了朋友的意见。他这一次像当初撰写《交友论》一样，将天主教的教义隐晦于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时间的价值、邪恶问题、对死亡的思考等等。其结果自然相当富有成效，“在我用中文撰写的书籍中，最受欢迎的、影响最大的当推出版不久的《畸人十篇》。 通过以上正反两个方面的例子我们不难看出，《交友论》的写作风格是成功的。《交友论》虽然是利玛窦用中文撰写的第一部著作，但它的积极影响却不止如此。

五 总评

利玛窦作为耶稣会士中的一员来华的主要目的自然是传播基督教，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使自己的思想与中国的社会思潮相汇合，如果要做到这一点，他就不得不使自己的传教政策适应中国社会进步的知识精英们的心理取向，适应早期启蒙者不再满足于传统学说的特点。 《交友论》以浅显的表达方式，深刻的合时思想满足了上述两点要求。这里我们应该避免一个狭隘主义的错误，那就是把《交友论》仅仅定性为耶稣会士们的传教工具，因为除了宗教性外，《交友论》更具有世俗性和伦理性。它是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撰写的第一部世俗内容的汉文西书；在友谊观上，它代表了西方和中国伦理上的同一性。

《交友论》虽然只是利玛窦的一部很不成熟的中文著作，但它带给明末士大夫的精神冲击是巨大的。在这部著作中所宣扬的交友之道，就是在今天，也一样对我们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耶稣会士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邓恩 石蓉 石蓉   2003 / / P 1,2 

 利玛窦与中国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林金水   1996 / / P 166 

 交友论  利玛窦   / / P 

 利玛窦与中国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林金水   1993 / / P 

 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孙尚杨   1998 / / P 32 

 基督教与帝国文化 《北京：东方出版社》  王晓朝   1997 / / P 120 

 利玛窦中国札记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利玛窦   2001 / / P 212 

 早期西方传教士与中国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余三乐   2001 / / P 74 

 中西文化交流先驱 《北京：东方出版社》  许明龙   1993 / / P 12 

 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卫平   1992 / / P 52 

 逑友于必要的张力之中-宗教与文化论丛 《北京：东方出版社》  包利民   1995 / / P 101 

 何心隐集 《北京：中华书局》  何心隐   1960 / / P 28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顾卫民   1996 / / P 35,5 

 中西文化交流先驱 《北京：东方出版社》  许明龙   1993 / / P 12,25 

 利玛窦传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乔纳森·彭斯   2000 / / P 189-190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 《北京：商务印书馆》  沈定平   2001 / / P 417 

 利玛窦.利玛窦书信集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罗渔   2001 / / P 57 

 明清启蒙学术流变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萧萐父 1995 / / P 61

谢选骏指出：人説“利玛窦的《交友论》及其对晚明社会的影响”——我看這些影響可能加速了晚明社會的瓦解，因爲“交友”和“朋黨”是一體兩面。而朋黨則分裂了社會主流，加速了晚明社會的瓦解。況且，西方來的“交友論”，能不瓦解東方社會嗎？而明人對此的熱捧，豈不正好説明其氣數將盡。

【78、左右合力走向末日】

《两位总统、两套政策：“忽左忽右”的美国》（PETER BAKER 2024年11月28日）報道：

尚未入主白宫的候任总统特朗普本周实质上宣布了一场贸易战。

关于大选和就职仪式之间这段时间有句老话，就是同一时间里只有一位总统。现在再跟全世界说这句话试试看。

一个总统，目前住在白宫里的总统，在参加国际首脑会晤，力求在任期的最后时刻促成中东停火，另一个总统，还没实际就职的总统，忙着在自己那座铺着西班牙瓷砖的佛罗里达大宅里制定外交政策。

尚未宣誓就职的候任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在本周宣布会在上任第一天向美国的对手中国征收关税，同时美国的朋友——加拿大和墨西哥——也在征收范围内，这实际上是在宣布开始一场贸易战。次日，拜登总统走进玫瑰园宣布了一项协议，旨在结束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一场持续了一年多的战争。

这就是处于权力交接阶段的美国，一边在促成和平，一边在宣战，这是在24小时的新闻周期内发生的事——两位总统，一位正式总统，一位非正式总统，正在将国家带向截然相反的方向；一位代表着过去和现在，一位代表未来。在忽左忽右的晃动下可能有些困惑的外国领导人只能自己去判断，是跟即将卸任的领导人达成些什么目标，还是准备好面对他的继任者将带来的现实。

“过渡期最终都是要将势头转向新团队的，但这一次感觉比近代任何一次过渡都要更突出，”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外国政策项目主任、前国务院顾问苏珊·马龙尼说。

“世界各地的领导人都在抓住这个机会，试图与特朗普本人搞好关系，在这个阶段，他的议程还是可塑的，”她说。特朗普的“核心圈子对传统华盛顿规范的不屑，可能意味着在过渡期间会有一些运作空间”。

关税威胁也许只是特朗普在开启一场讨价还价，他希望掌握一些杠杆，以迫使贸易伙伴遏制移民和毒品的流动，但从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大选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特朗普走上政治舞台之前，两党的总统几十年来一直在拆除贸易壁垒，但这位候任总统明确表示，他打算把壁垒重新建起来。

特朗普选择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这三个目标，也就是美国的三个最大的贸易伙伴，标志着一段冲突期的开始，这与过去四年里拜登努力共处的做法背道而驰。这个消息促使西半球乃至大洋彼岸纷纷做出经济上的考量，以确定应该磋商还是反制。

这将造成巨大的影响。关税实际上就是对进口商品征税，其中大部分将转嫁给消费者。如果特朗普真的实施了这一政策——为迫使贸易伙伴就范而虚张声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仍然深陷于拜登时期的通胀泥潭的美国人，在特朗普时期可能要面对新一轮的通胀。

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人选、众议员迈克尔·瓦尔兹坚称，这位新当选总统的工作与现任总统并无冲突。

曾任乔治·W·布什总统的国际经济顾问的丹尼尔·M·普莱斯说，特朗普似乎在利用关税威胁迫使对手退缩。“这不意外，他在竞选的时候就这么说过，”普莱斯说。“他希望看到他的目标做出让步，从而解除关税的压力。”

曾在奥巴马政府中任职代理美国贸易代表的米利安·萨皮罗说，特朗普不想等到就职再行动是有原因的。他的胜选优势只有1.6%，无法带动共和党整体选情，按以往的规律，这意味着共和党人可能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两院中的一个，甚至两个全丢。

“这是不常见的，但不算意外，特朗普希望尽快行动起来，因为他不能再参选了，如果2026年共和党失去对国会的控制，他真正掌握权力的时间也就那么两年，”现供职于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萨皮罗说。“但早早明确他在就任后会做些什么，可以让其它国家以及国内外的企业有更多时间来组织自己的行动。”

特朗普在就职前的国际交易并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他授权自己的捐款人、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与伊朗谈判，绕过了正在这个伊斯兰共和国和以色列之间奋力斡旋以求稳定局势的现任政府。特朗普誓称要在就职前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大言不惭地说只要他出手，这件事可以在24小时内解决，但没具体解释会怎么做。甚至有消息说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但克里姆林宫予以否认。

被特朗普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的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瓦尔兹坚称，这位新当选总统的工作与现任总统并无冲突，并表示自己与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见过面。

“杰克·沙利文和我谈过话。我们见过，”瓦尔兹周末在《周日福克斯新闻》上说。“如果我们的敌人们以为，现在是一个挑拨两届政府的机会，他们搞错了，我们亲密无间。在这次交接中，我们都是美国队的队友。”

但这种两党团结并没有持续多久。在拜登宣布经过数月艰辛谈判达成的停火协议后，瓦尔兹企图把功劳算在根本没有参与谈判的特朗普头上。

“所有人都是因为特朗普总统才坐到一起的，”瓦尔兹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在选举中的大胜向全世界发出了清晰的讯号，混乱是不能容忍的。我很高兴能看到中东在采取缓解局势的切实措施。’

事实上，自大选以来，拜登和特朗普团队只进行过短暂的磋商，因为候任总统几周来一直拒绝签署关于如何与联邦政府处理过渡的谅解备忘录。国务卿布林肯与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有过通话但未能面谈，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一点。

拜登的中东和平谈判特使阿莫斯·霍克斯坦向特朗普的助手简要介绍了他在11月5日大选后不久为结束黎巴嫩战事所进行的会谈，并在本周即将达成协议时再次介绍了他的谈判。据一名因涉及两个阵营之间的对话而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政府官员透露，那次接触给他留下的印象是，特朗普团队支持拜登政府的做法，尽管可能只是因为它对以色列有利。

特朗普企图重塑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政策，引发了人们对他的意图和一些行为是否恰当的质疑。世界首富马斯克尤其处于一些外交活动的中心。

就在特朗普威胁征收关税引发国际关系动荡一天后，美国总统拜登于周二宣布以色列和黎巴嫩停火。

马斯克本月会见了伊朗驻联合国大使，讨论如何缓解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还有一次，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特朗普把手机递给了马斯克，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的行动需要依赖他的卫星网络。

像这样的交流如果是别人在做，会让特朗普大会光火。奥巴马政府的国务卿约翰·克里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与伊朗官员会面后，特朗普称这是对其外交政策的粗暴干涉，并一再敦促司法部长威廉·巴尔等人起诉克里。1799年的《洛根法案》禁止普通公民参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但从未有人根据该法案被成功起诉。

当然，特朗普不是普通公民。选民们选择他来负责未来四年的外交政策，所以如果他选择在就职典礼前开始，拜登很难反对。

“你阻止不了，”曾任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后来成为他的激烈批评者的约翰·博尔顿说。“如果他说的是1月20日之后会发生什么，他完全有权利这么做。在负责任的过渡中，如果与普京通了电话，你要告诉现任政府。但我们没有一个负责任的过渡。”

谢选骏指出：人説——两位总统、两套政策：“忽左忽右”的美国；我看這是“左右合力走向末日”，這個末日，就是國債爆炸的三百年魔咒！两位总统、两套政策：“忽左忽右”的美国……好像不同，其實都在瘋狂地增加并且揮霍著日益膨脹走向爆炸的國債！美國兩黨，殊途同歸。

《美国白左所犯的 N 个错误，川普完胜他们一点不冤！》（网友来稿赵晓 2024-11-27）報道：

2024年美国大选结果揭晓，川普以压倒性优势胜选，让不少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深感震惊。他们对选民做出了这样的评判：“川普就是希特勒，美国民主失效，美国人民作了错误选择。”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为什么川普能获胜，而民主党却惨败？

硅谷知名企业家彼得·蒂尔（《从0到1》作者、PayPal创始人、Facebook早期投资者）早在多年之前就对自由主义的系统性问题作出深刻剖析。在他看来，川普的胜利不仅是大选策略的成功，更是白左自由主义精英长期忽视社会问题的后果。我梳理其言论，从思想、教育、经济、文化等总结出美国白左所犯的十大失误——既直指美国当前的深层矛盾，也为中国知识界提供了重要的反思镜鉴。

错误一：“身份政治”

多年来，民主党将种族和性别身份作为政治选票的基础，试图通过身份政治来稳固少数族裔的支持。但2024年大选的结果彻底颠覆了这一假设。数据显示，在密歇根州，阿拉伯裔选民对民主党的支持率从78%骤降至42%；在佛罗里达州，古巴裔选民支持共和党的比例突破70%；甚至在传统的民主党票仓加州，45%的亚裔选民也倒向了共和党。

错在哪里？蒂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身份政治是一种隐性的歧视——假设种族决定了一切，却忽略了人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如经济压力和社区犯罪。这种脱离现实的策略，最终失去了民心。

错误二：“政治正确”

“政治正确”一度被视为自由主义的道德高地，但它如今却演变为思想自由的桎梏。在美国的教育和文化领域，“政治正确”导致思想的单一化，思想的多样性被严重压缩。精英高校如常春藤盟校，教授们害怕讨论敏感话题，67%的人承认会刻意回避，82%担忧表达观点会影响职业前途。同样，在硅谷，内部会议甚至需要使用“建议用语清单”以避免冒犯，这让真实的交流变得几乎不可能。

“政治正确”危害何在？蒂尔认为，这种过度的“政治正确”正在培养一代“思想奴隶”，学生和员工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精英机构本该激发创新与真理的探索，却沦为意识形态的温床，美国社会的创造力和思想多样性便遭到了根本性的削弱。

错误三：漠视中产与底层

在美国，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日益严峻。数据显示，25-34岁年轻人的房屋拥有率降至37%，远低于1980年代的59%。与此同时，学生贷款违约率飙升至18%。而最富有的1%人口却掌握了底层90%的财富。

这种失衡使得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下的蓝领工人倾向支持川普，他们更关心经济和民生问题，而非抽象的政治论调。蒂尔指出，白左精英生活在自己的泡沫里，对这些人的困境几乎毫无感知。

错误四：主流媒体堕落为意识形态的喉舌

美国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已降到历史最低，仅23%的民众信任它们。与之相对，独立媒体却迅速崛起，用户订阅增长了200%。蒂尔批评主流媒体放弃了追求真相，沦为意识形态的喉舌。蒂尔说："主流媒体的衰落不是技术变革的结果，而是信任危机的必然结果。当媒体不再追求真相，而是沦为意识形态的喉舌时，它们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相比之下，民众更倾向于寻求真实对话，而不是被灌输统一的价值观。

错误五：公共教育堕落为意识形态的灌输者

"精英教育机构正在培养一代'思想奴隶'。他们接受的不是教育，而是驯化。“因此，美国家长对公立学校的信任度大幅下降，更多人选择强调传统教育的私立学校，申请量增加了35%。而进步教育理念主导的学校，则遭遇20%-30%的入学下滑。

蒂尔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教人“如何思考”，而非强加“应该想什么”。家长们希望孩子得到的是教育，而不是被灌输意识形态。

错误六：文化产业堕落为对大众的说教

好莱坞近年来大量投资“觉醒主题”电影，结果票房接连惨败，而强调传统价值观的电影却赢得了市场。一些被主流出版社拒绝的自助出版图书，也通过网络平台大获成功。

蒂尔指出，这反映了主流文化产业与普通人的价值观脱节。大众渴望真实的故事和共鸣，而不是被“教训”。

错误七：建制派代表的政党体系失灵

2024年，有42%的选民认为两党制已无法代表他们的利益，越来越多人支持新的政治力量。在传统的民主党选区，甚至非裔选民对共和党的支持率也首次突破了25%。蒂尔指出，选民的不满根源在于建制派无法回应民众的真实需求，导致政治体系的严重僵化，选民的不满情绪因此愈加高涨。

错误八：错误的价值观输出令美国软实力在全球衰退

当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逐渐减少强加意识形态的行为，采取务实外交政策时，这一调整虽获得盟友的欢迎。但蒂尔认为，这是美国软实力被迫修正的结果。而白左过去长期推行的价值观输出政策——如强制传播美式民主——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全球公信力。软实力的真正来源是价值观的感染力，而非强制手段。

错误九：听任阶层对立叠加对话断裂

社会阶层之间的对话几乎断裂。上层与底层之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而社交媒体虽然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战场，却加剧了“回音室效应”，让不同立场的人更加对立。

蒂尔认为，解决这种极化的关键不在于加强管控，而是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让每个人都能超越狭隘的认知框架。

错误十：背离初心，严重脱离普通人

蒂尔的结论：自由主义的失败并非因为它的对手太强，而是它背离了自己的初心。从思想自由的市场，变成了意识形态的独裁；从关注普通人需求，变成了精英主义的象牙塔。"他们热衷于谈论多样性，却在思想上越来越趋于单一；他们标榜包容，却把不同意见推向边缘。这种自相矛盾最终必然导致崩溃。"

如今，美国站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唯有尊重多元声音、直面社会问题，才能为未来注入新的活力。蒂尔相信，这场2024年的社会变革，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起点，也提醒我们，每一次危机中都隐藏着重生的机会。

衷心希望中国的知识界也能求真务实，深刻反思。

当前共有6条评论

太山：23:10

美国“白左” 又不是现在才有！关键点在于，为什么美国“白左” 的某些“特征”，“特性” 现在才体现出来，才开始引起某些群体重视？经济出问题了！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

意识形态的相对，紧或松，国民的自由度，完全取决于一个智慧国家的经济状况！而对于美国，其经济状况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军事力量和军事手段的顺利与否。

中国的思想哲学是好战必亡，而美国却正好相反。

must：15:09

“多元”正是白左否定基督信仰是唯一普世真理、搞乱美国的意识形态。

must：10:02

岂止“错误”，是邪恶的犯罪！不是人怨，而是天怒灭了他们。“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蔚河：19:04

这次民主党竞选实败的主要原因有三，而最重要的是最后一条。

第一，临阵换将的大忌不算，竞然又推出一位女后选人参选。2016年的希拉里，条件比贺锦丽强得多，显赫的家庭，政历，教育，还是纯白人，如此尚且输给名不见经传的政治素人川普，今日贺锦丽对阵老油子更无胜选把握。美国社会根生蒂固的歧视女性的思想，不仅在红脖子那儿盛行，在穆斯林与其他少数族群里也是如此。估计下次大选，没有那一面傻叉再会提举女人上位了。

第二，俄乌与以巴两场战争，恰如川普首任末期时遇到的COVID,是压垮民主党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乌克兰如同半世纪前的越南，是一个巨大的战争泥坑，美国政府深陷其境，处境十分尴尬。参与两场战争，劳命丧财不算，还得罪不少族群和年青的学子，丧失大量关键的选票。

最重要的，那是美国劳动力素质问题，在全球一体化的今日，不进则退。那些铁锈带的，农村的白人，甚至黑人，都变成躺平一族，生活质量也随之下降。竞选时双方不仅不想说出真相，反而欺骗选民，大开空头支票，跟当年中共宣传一样，只要改朝换代，就能MAGA。其结果是上台赖账，经济无法振兴。因此无论谁执政，台上的都是被烧烤的靶子。川普1.0 一届，拜登一届，再来川普2.0 还是一届。走马灯似地换人，越来越撕裂的社会，这是美国民众的悲哀。

巴黎老高：

16:42

衷心希望中国的知识界也能求真务实，深刻反思。尤其华川黑，务必痛改前非。

川普美国大选的胜利，是美国当今严重的两条路线斗争下”遵义会议“似的胜利。全民踊跃老川上，遵义会议放光芒，美国人民终于盼来他们的伟大领袖，英明领导，MAGA迎来伟大舵手。自由女神很高兴，总统山前辈倍欣慰。川普路线指航程，川普思想放光辉，气势磅礴向前进。

谢选骏指出：人説“美国白左所犯的 N 个错误，川普完胜他们一点不冤！”——我看這人不懂，“美國左右合力走向末日（300年魔咒，1776-2076年）”。

【79、马端临不知南宋亡国的机理】

《郑樵和马端临史学思想的共同点？》（2020-11-08 互联网）报道：

郑樵的学术思想主要是"会通"、"求是"和"创新"。主张修书要据"仲尼、司马迁会通之法"。不赞成编写"后代与前代之事不相因依"的断代史。他重视实践的经验，反对"空言著书"，认为有许多东西是书本上没有的。他批评许多学者"只知泥古而不知有今，只知拘守而不知变化"，陈陈相因，缺乏创见。认为"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

《文献通考》共三百四十八卷，上起三代，下终南宋宋宁宗嘉定末年（1224年）。分为田赋、户口、征榷、选举、职官、乐、兵、弄、学校、钱币等二十四门。在《通典》的基础上广泛地搜集史料，详细地加以考证，去伪存真，归类分目，按时代先后排列比较。同时在各条后面夹录前人和当时文人学士的议论，最后再用按语的形式阐述自己的见解。他的按语，贯串古今，折衷恰当，力求从历史事实出发，作出审慎的结论，尤其对于土地制度、兵役制度所发表的见解为前人所未有。马端临生活在宋末元初，深深懂得南宋政治腐败是导致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对宋代制度的研究功夫最深，对宋代的典章制度，记载也特别详细，对两宋政治的黑暗面进行了揭露，从而使书中有关宋代的记录较为真实可靠，价值超过了同类的其它著作。

《文献通考》作为一部记叙中国历代典章制度的专著，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人们说，读《通鉴》而不读《通考》，就好比读“纪、传”而不读“志、表”，只知一代的人物事迹，而不知一代的典章制度。相反，如只读《通考》而不读《通鉴》，犹如知“志、表”而不知“纪、传”。所以，只有两部书结合起来读，才会对我国上下几千年的历史有个较全面的认识。《文献通考》在中国浩渺的史籍中是有很重要的地位的。而端临的卓越贡献，亦当为世代所敬仰。

谢选骏指出：马端临“通考文献”，是无法探求历史奥秘的，因为文献都是枝蔓，反倒容易遮蔽了灵眼的视觉。例如宋亡，那是战国的结局，政治腐败从来都不是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除非生物周期的壽命將盡。

【80、愚昧的英国刚刚知道现代南北朝的存在】

《英国开启重要里程碑！北京强烈谴责》（RFA 2024-11-29）報道：

英国国会下议院，在周四举行了一场对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的辩论，并且通过了一项并不属英国法律一部分的动议，指2758号决议并无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的主权，甚至指中国经常指台湾为中国一省的言论是扭曲2758号决议。这个议案，表面看来无关痛痒，但考虑到英国与中国的法理关系，以及英国一贯以来的不成文行事规则。这项决议，很可能揭开西方国家开始承认中华民国在台湾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序幕。

英国常“无声无息”作出重大历史改变

英国很多时都是以无声无息，甚至不知不觉方式，作出重大的历史改变。最经典例子，就是1917年外相贝尔福（Arthur Belfour）向英国犹太人领袖柴尔德男爵写的一封信，这封信提及英国内阁决议，支持当时仍然是鄂图曼帝国领土的巴勒斯坦作为新犹太人国家的地点，虽然当时德、奥、鄂三国联军败象已呈，但最终巴勒斯坦会否由英国负责管治，根本未有定论。但这反映英国大方针的转变，而日后，这封信被称为贝尔福宣言，成为了以色列在原有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立国的基础。

英国早于1950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与台断交

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的国家，在1950年1月，英国政府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断交。

除了因为当时伦敦由工党执政外，更重要的是，当时英属香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陆路边境接壤，英国要有效管治香港，很多事务上必须要得到当时实际控制中国的政权合作，因此，英国理不了中华民国仍然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亦理不了当时美国的立场，火速承认共产党政权。由于香港、台湾、中国三地错综复杂关系，英国在2758号决议的立场至关重要。

中国撕毁《中英联合声明》　英国容忍中共已无意义

英国为了香港以及香港人的身分，一般而言都会在中国地位问题，尽量站在中国共产党这一边，而英国亦因此得到相当多的商业利益。但今日，中国撕毁《中英联合声明》，英国在香港留下的制度遭到彻底破坏。英国对中国的忍耐态度已无意义。因此，国会的决议，以及工党印太事务大臣卫倩婷的发言，都指2758号决议并无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的主权，英国连这方面传统上与共产党合作，最后都不合作，那英国亦明显不打算再坚守对中国共产党政权其他的承诺，包括在《中英联合声明》上无法理效力部分，例如国籍部分的宣称。如果有朝一日，英国给予BNO后代英籍身分，甚至将BNO平权，相信亦不属天方夜谭。连更敏感的2758号决议问题都可以改变立场，有关香港事务其他问题，要改变立场将会更为容易。

如英对中国违约无所作为　英国强国地位岌岌可危

有一点，永远相信暴力的中国人并不明白，主权在民以及尊重国际条约，是真正达致统一，以及确立大国地位的根本。在2758号决议通过时，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也是一个独裁政权，共产党在台湾主权问题上霸王硬上弓，国际社会尚可只眼开只眼闭。但今日的台湾，中华民国政府已经政党轮替好几次，再附和中共的主权主张，根本上无视国际法原则。而对英国而言，与一次大战为维持《伦敦条约》的有效性，悍然与德国兵戎相见相比，现时英国在《中英联合声明》的立场上，已经是过份软弱，如果英国在对中国违约问题上无所作为，英国的强国地位，是有赖一连串国际条约的成果，这就是岌岌可危，1938年张伯伦在慕尼黑的作为，如何令英国面目无光，这仍是英国政坛一大教训。因此，漠视民权和法律，以为人类社会仍然是亚马逊森林的中国人，在国际社会屡踢铁板，最终被严重孤立，这也是很正常的结果。再没有人，愿意与中国蛇鼠一窝。

延伸阅读：英国会通过议案反对北京扭曲台湾地位　台外交部：重要里程碑

英国国会下议院周四（28日）全数通过“台湾的国际地位”（International Status of Taiwan）的友台议案，英政府更明确表明，反对北京扭曲诠释“联大2758”决议，即是认为联大决议只是说明中国加入联合国，但并没有决定台湾的地位，台湾理应可加入国际体系。台湾的总统府表示，议案明确驳斥了中国曲解决议文内涵，以及北京打压台湾国际空间的企图。

外交部主管印太事务的副大臣卫倩婷（Catherine West），代表英国政府于英国会回应。

议案由下议院外交委员会议员麦道高（Blair McDougall）提出，台英小组共同主席柴萍恩（Sarah Champion）、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共同主席史密斯 （Iain Duncan Smith）等不同党派共16名议员联署支持。外交部主管印太事务的副大臣卫倩婷（Catherine West），代表英国政府回应时强调，联大2758决议并未排除台湾：

“英国的立场是，联合国2758决议，确实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只应该代表中国在联合国，但根据议员（East Renfrewshire议员Blair McDougall）的说法，这并没有针对台湾的立场，作出任何独立或额外决定。并不应该使用以阻止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

“联大第2758号决议”是指1971年10月25日，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表决及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席位。但这决议没有明确指明“台湾”的地位，中国经常借此打压“台湾”加入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

台总统府：展现支持台湾民主及国际参与的立场

在台北，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英国国会的决议，不仅彰显国际社会对联合国决议原意的正确认识，更展现支持台湾民主价值与国际参与的坚定立场。外交部公众会副执行长萧光伟表示，英国政府首度公开表达对“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立场，凸显台湾遭错误排除于重要国际合作及讨论机制外，是台湾推动反制中国曲解该决议以来，另一重要里程碑。

萧光伟说：“经过我国的持续积极努力，终于促成了美国、荷兰、澳洲、危地马拉、加拿大、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七大工业国集团及欧盟等发出正义之声，大幅提升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恶劣扭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意图。”

中国外交部：强烈谴责

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指出，今年“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在台开会，决议各议员在自己国家提案，显示台湾在外交上的成果。

赖荣伟说：“有象征意义的是英国是近代民主政治的起源国，又是欧洲的大国，在整个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里面，英国带头向前冲。给予世界各国、其他的中小型国家，或者是其他的国家有一种示范的意义，就是不是说只有美国、英国也开始。”

中国驻英使馆发言人批评，英议会下议院少数政客，炮制的有关动议蓄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践踏国际法、公然挑衅战后国际秩序和公认国际关系准则，中方表示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又指台湾没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網民嚎叫：

无理

英国议会怎么没在49年就通过法案禁止中共打下大陆？难道英国当时通共不成？呵呵。2024-11-29 23:40

萌哥马利

太好了！2024-11-29 18:23

摩诃笨蛋

英國議會指出，中方少數政客炮製國安法破壞香港自治，休想再來折騰台灣！2024-11-29 15:56

jincao

台独就是一个幻想，就是英国和台湾建交，也阻拦不住台湾被中国统一的命运。2024-11-29 15:36

BBC12

哈哈哈，马列畜生五毛阉狗气坏啦！1991年斩杀苏东/华约国际共产流氓强盗独裁集团便大功告成， 不费一枪一弹， 毕其功于一役，苏共/华约众马列流氓独裁政权被无情埋葬，苏共，波共，保共，罗共，捷共，德共，阿共，匈共，南共今天何在？坟头上青烟缕缕，都已化成白骨一堆啦！习皇帝就是浑身上上下下舌灿莲花，也吹不出一个所以来，那几个抖抖颤颤零零碎碎的苟延残喘尚未咽气之末日残渣余孽政权今天已是五痨七伤，如泥菩萨过江。。。哈哈哈

支那共是1991年的漏网之鱼， 今天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四面楚歌，孤苦伶仃，独木难支，国际上空前孤立，无一友邦善邻，东洋人西洋人+南洋诸国今天统统横眉冷眼抱团持枪相向，已经穷途末路，还能蹦跶几天？

fwzwhyc 今天 12:02

啥信号？ 无法将中国分为七、八块，那就分两块吧，把台湾分出来。2024-11-29 13:46

emil

建议中共和与英国断交。2024-11-29 13:35

自然

如果中共当日遵守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英国就不会有今天的声明。严格说这就是习近平在香港问题上一意孤行，以为人家拿他没有办法的反馈。现在好了，拿了香港，丢了台湾，由英国承认台湾开始，下面一个个国家都会跟进，

习近平怎么办呢？不是当世界领袖的问题，而是被羞辱的问题。2024-11-29 12:53

goldenman

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台湾不是PRC的一个省。2024-11-29 12:29

谢选骏指出：人説“英国开启重要里程碑！北京强烈谴责”——我看這人和英國同樣愚昧，刚刚知道现代南北朝的存在。因爲北朝政權割掉了南朝的香港這塊肉，英國這才醒過來，知道疼了。趕緊捂住南朝的另塊肉台灣，免得缺失了最後的睾丸——台灣雖小，確是北朝得以翻新的小精子。

【81、一切歷史記載或多或少都是僞造的歷史】

《“宗教改革”的真相——新教伪史考辨》（董并生）報道：

西史辨按：西史辨伪的目的是揭露西方中心论，欧洲宗教改革是西方中心论的重要概念。在现行世界历史的话语体系中，宗教改革占了非常重要的篇幅，例如在西方学术界的世界历史代表作——《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全套12册）中，单“宗教改革”及“反宗教改革”部分就占了整整两册（第二册与第三册），西方学者将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现代性溯源于这场宗教改革运动。

本文揭示：所谓的宗教改革运动，实际上是19世纪之后西方中心论的一种历史构建，在16-17世纪并不存在开拓现代性的这种宗教改革运动。真实的情况是当时由于地域、流派及方言的不同，引发教徒们对一种原始简陋的宗教“圣餐礼”的争执，由于这种争执，导致长达百余年的宗教战争。现在流行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类的西方中心论宗教神话，都是对这种原始纷争的粉饰。新教的真实历史，起源于19世纪初大英帝国及美国宗教势力对中国文化的觊觎与渗透。无论德国的路德宗、法国加尔文宗还是英美清教传统，都是19世纪西方中心论的精神造物。

尽管作者的观点未必就是定论，但对于研究欧洲历史、反思西方中心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文为作者向第三届西史辨伪与中国文化复兴学术论坛提交的演讲专稿，现由西史辨伪公众号首发，以飨读者。转载说明：本文首发于西史辨公众号。

前言

“宗教改革”是西方中心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与古典文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革命等并列，构成了一个严密的西方中心论叙事体系。甚至有西方学者将此概念的意义放在所谓的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之上，称之为“宗教革命”，认为这场“宗教革命”是世界近代历史的开端！[1]

现行的世界历史叙事以“宗教改革”划线，称改革派基督教为新教，称以罗马教皇为首反对改革的老派为天主教。国内学者对新教传统的表述：

“新教传统”指的是由16世纪初德国的路德和法国的加尔文等一大批基督教改革家倡导、西欧中欧北欧各国各界民众长期参与的宗教改革所发端，以及其后各国新教教会长期形成的宗教文化传统。其中尤具代表性的是17世纪从英国延伸到美国的清教徒传统。

同开创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另外三大运动，即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不同的是，宗教改革不是一场局限于知识精英的运动，而是一场跨国界、跨民族、跨阶级、跨世纪的轰轰烈烈、形式多样的群众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称之为“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同惊天动地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一起，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不论是现代的市场经济、民主宪政，还是当代的政治格局、精神生活，都同宗教改革及其产生的新教传统深刻相联。[2]

下面，我们就按以上表述内容，对欧洲的宗教改革一探虚实。

一．路德开创宗教改革的说法经不起推敲

据称“宗教改革”的发起人马丁·路德为抗议罗马教廷销售赎罪券，1517年10月31日将《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德国维滕贝格诸圣堂大门上，一时间在教徒间争相传抄，于是不胫而走，改革天主教的呼声传遍四方。这就是所谓的宗教改革的开端。同时，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路德还将《圣经》翻译为德语，并在翻译的过程中创造了德语，进而用德语创作了大量宗教改革文献……

小村庄，办大学？口语社会堪登大雅之堂？

维滕贝格小城与其说是一个封邑的首都，不如说更像一个大村庄。1513年，它仅有3000居民和356个纳税户，大部分住房是草草涂以泥土的木屋。这里虽然位于“德国”正中央，然而远离任何大商路，城郊四周都是贫瘠的土地。在这样一个地方，该城从神圣罗马帝国马克西米连皇帝手里买到帝国特权，并于1502年10月18日正式创建了维滕贝格大学。[3]

于是，马丁·路德就是在这座“处于文明边缘”的小城对教皇说“不”，叱咤风云，改写了德国、欧洲的历史……然而，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4] 

第一，当时欧洲处在支离破碎的历史地理环境之中，不具备所谓宗教改革的条件。欧洲半岛[5]从来没有统一过，当时欧洲的地图就像马赛克碎片一般凌乱无序。在16世纪，日耳曼普鲁士地区依然分布着各不相属的2000个以上聚落单位；到了18世纪中期，这些“日耳曼诸国”仍然有300个左右。[6]甚至还有学者指称，16世纪的德意志有大、中诸侯一万，小诸侯五万。[7]神圣罗马帝国本身也属于伪史范畴，正如伏尔泰所说的那样，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8]

16世纪的欧洲不存在民族意识，甚至不存在作为人们挚爱、矢忠对象的抽象统一体——国家的意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的“祖国”只是“故乡”，他的国家不是法兰西或英格兰，而是安茹或德文郡。[9]甚至到了18世纪末，情况都是如此。德国德意志作家席勒（1759-1805）写道：“德意志兰？它在哪里？我找不到那块地方。”——F.席勒（1795）[10]同时代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1773-1859）说：认为有一个德意志民族的说法，“纯系一种神话”，“德意志兰”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而已。[11]

第二，当时的德意志地区为方言土语的世界，尚没有形成成熟的通用语言。

马克思指出：“在宗教改革以前不久和宗教改革期间，德国人创立了一种独特的、单是一个名称就够骇人的文学——粗俗文学……16世纪的粗俗文学是：平淡无味，废话连篇，大言不惭，像伏拉松一样夸夸其谈，攻击别人狂妄粗暴，对别人的粗暴则歇斯底里地易动感情；……其实已经受到16世纪极无谓的争吵和肉体的感染而不自知；……如果我们没有记错，德国人民的智慧已用‘海涅卡——力大无穷的仆人’这首歌为它立下了一座抒情纪念碑。海因岑先生是复活这种粗俗文学的功臣之一，在这方面可以说，他是象征着各国人民的春天即将来临的一只德国燕子。”[12]

这种粗俗文学粗俗到什么程度呢？还是举路德的例子来说。

路德说自己是一个好修士，但这没有用。……路德的回答经常和粪便有关：“但是，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魔鬼啊，我还有屎和尿，用它们擦擦你的嘴然后享用美味吧。”1515年5月，路德在奥古斯丁会分会前讲道，主题是修道院生活的一大问题——诽谤和中伤。他说：“一个诽谤者，所做的无非就是咀嚼别人的屎……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粪最臭，只有魔鬼的粪比他更臭。”换句话说，魔鬼就在修道院里，在我们的口中，它无处不在。[13]

路德是以什么态度来对待他所有的敌人特别是教皇呢？要是说给人听，人们不免哑然失笑。关于教皇，他写道：“小教皇，小教皇崽子，你是头驴，一头小驴；别太猖狂，结冰天，地上滑，你要折断你的腿；腿一断，人家就会说，这个人是个什么鬼玩艺儿？教皇崽子这条小驴残废了！一头驴子还知道自己是驴子，一块石头也知道自己是石头，但教皇崽子这些小驴却不知道他们自己是驴子。”这些粗话，在今天听起来，是令人恶心的，但当时那些粗鄙不堪的人听到却并不气愤。[14]

恩格斯将16世纪的德语比作“奥吉亚斯的牛圈”，意指作为方言土语的德文，其内涵肮脏不堪。“路德不但清扫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清扫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15]

先有德文还是先有德文“圣经”？

按照现行世界历史叙事，是路德的《圣经》德文译本翻译实践，开创了德文散文的先河。

1522年，马丁路德翻译完成《新约》，1534年，路德将《圣经》全部翻译完成。在路德时代的德意志，拉丁语仍然占据统治地位。路德翻译的《圣经》（Lutherbibel）极大地推动并促成了德语的统一，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对德语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换句话说，是先有了路德的德译《圣经》，后有的通用德语。

路德的德语《圣经》译文，无论是辞汇的丰富，还是在语言的规范方面，都是德语的范本。后来，德国著名诗人海涅，对路德的圣经译本的评价非常高。他说：“马丁·路德创造了德语，是因为他翻译了圣经而完成的，……这部古老的书是使德国语言不断更新的源泉。路德所译圣经中的所有成语和句型都是德语的，作家可以一直使用。”[16]

德语方言多不胜数，翻译《圣经》何以据之？

马丁·路德想把《圣经》翻译成“平民百姓”（der gemeine Mann）都能懂的德语。但该选哪种德语？他在《桌边谈话录》（Table Talk）中承认“德语的方言太多，相隔仅50公里就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了”。实际翻译《圣经》时，他选用了萨克森的迈森（Meissen）法庭所用的语言，人称“迈森官话”（Meissner Kanzleisprache）。方言《圣经》让新教在宗教改革的核心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人应当如何了解上帝？[17]

然而，这种路德翻译《圣经》使用迈森方言的说法并不靠谱；就连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海涅也不能理解路德翻译圣经的德语来自哪里：

路德用来翻译《圣经》的语言是怎样得来的呢？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不能理解。古老的史瓦比亚方言早就随着霍恩施陶芬皇帝时代的骑士文学一去不复返了。古萨克森方言，即所谓低地德语，只不过通行于德国北部一部分地区，尽管人们做了一切尝试，但从未使之成为适合文学目的的语言。假如路德用了今天在萨克森通用的语言来进行他的《圣经》翻译工作，那么，阿德隆（Adelung）所说的，萨克森方言、尤其迈森方言就是我们原来的高地德语，也就是我们的书面语言，就会是正确的了。然而这种说法早已被人驳倒了，我在这里所以必须强调指出上述情况，因为这类错误仍在法国流行着。今天的萨克森语和西里西亚语一样，从来不曾是德国民族的一种方言；因为萨克森语和西里西亚语的产生都通过斯拉夫语言的影响。所以我坦率承认，我不知道《圣经》的路德译本所用的语言是怎样形成的。[18]

《圣经》德译本以“两希”文本为底本？

马丁·路德先从希腊语译出《新约》，于1522年出版；后从希伯来语译出《旧约》，于1534年出版。在翻译中，路德遵循通俗、明了、能为大众接受的原则。

他以图林根一带比较统一的公文用语为基础，吸收中东部和中南部方言中的精华，并创造了许多新的词汇，使译文成为德语的典范。这部《圣经》的问世，使德国农民和平民能够直接援引《圣经》中的章句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辩护，因而被誉为“第一部民众的《圣经》”。它不仅对德国人的生活和宗教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创造为民众所接受的文学语言形式，对德国语言的统一和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

然而，实际上当时不存在希伯来文，也没有什么希伯来文《圣经》流传，路德不懂希伯来文，也没有人懂得希伯来语，就连百余年后欧洲最著名的犹太人斯宾诺莎也说：“无人懂得希伯来语”。[20]不仅如此，当时甚至连德文也不存在[21]；德国语言通用化是19世纪以后的事[22]。对此，德国浪漫主义给出解释：

马丁·路德却不仅给我们行动的自由，而且也给我们行动的手段，这就是说，他给精神一个肉体。他也给思想一种语言。他创造了德语。这是由于他翻译了《圣经》而完成的。实际上，这部书的神圣的作者似乎像我们凡人一样，认识到这部书绝不是由谁翻译都是一样的，他于是亲自挑选了它的译者并且还赋予他奇妙的力量，从一种死了的、可以说已经埋葬了的语言，译成另一种还完全没有出生的语言。[23]

海涅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路德创造了德语，他是通过将希伯来文本的《圣经》翻译为德语文本而实现的。《圣经》的作者是上帝，祂挑选了路德进行翻译，将其从一种死语言（希伯来语）的文本，翻译为一种当时还不存在的语言（德语）。

浪漫主义对历史的虚构不止于此；进而说在路德之前，早已有了无数德语圣经翻译文本。“日耳曼的教会步教皇之后尘，欢迎文艺复兴，但是加强了对《圣经》及教父的原文之语言学的研究。1453年至1500年间，拉丁语《圣经》在日耳曼发行了26版。在路德的《圣经》之前，有20种德文的翻译。”[24]

这是一个大笑话：16世纪，一个不懂希伯来语的人，以不存在的希伯来语《圣经》为底本，翻译出来了一种不存在的语言——德语的《圣经》文本，将其出版发行并影响历史。事实上在18世纪之前，不存在路德将《圣经》翻译为德语之说，因为18世纪之前不存在《新旧约全书》的任何文本[25]，也不存在德语这种通用语言，甚至不存在德国这个国家[26]……

中国兴起路德研究热潮，美国出版55卷《路德文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路德及其宗教改革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在高等院校的教科书以及世界史、政治思想史与哲学史中，它都占有重要篇幅。

相比而言，1979年前中国的路德研究主要受前苏联和东欧学者的影响，“左”的研究倾向明显。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学术界和思想界空前活跃，中国的“路德复兴”应运而生。1979年之后，在大陆可以读到金陵神学院托事部1957年出版的《路德选集》（上、下卷），美国协同出版社与堡垒出版社1959年后陆续出版的55卷本《路德文集》。

1999年“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所属“中国路德研究中心”成立，其后不少高校相继成立基督教研究中心。

《路德文集》中文版计划为15卷，分别包括改革运动文献、信仰与社会、圣经讲章、神学与其他文选等五个主题，基本上收录了路德的主要著作。我们的宗旨是促进中国及海外华人界的路德研究及国际学术交流。三年来，经过编辑委员会、协调委员会诸位学者与有关人士的努力和支持，《路德文集》将陆续付梓。（16开本，前两卷各600余页）[27]

路德著作多如牛毛、其来历可疑

路德是新教的开祖，成说认为他将新旧约翻译成了德语。通过此项翻译，德语于是就实现了通用化与现代化。恩格斯说，路德的《圣经》翻译扫荡了臭不可闻的德语牛圈。

事实上，德语的成形晚于法国及英国，德语词典的编撰晚于法语及英语词典；德语词典编撰始于19世纪，德国形成是在19世纪下半叶（1871年）。

20世纪美国编撰出版的路德文集达55卷。对照：马克思恩格斯为19世纪多产作家，两人加起来全集不过50卷，不知16世纪德语尚未形成，路德文集55卷是如何做到的？中国正在编辑出版路德文集15卷本。如不经过一番辨伪功夫，是不是容易被理解为在国外神学院的支持下，在学术国际化的名义下，竭力推崇德国古典神学伪作？

马丁·路德故居——新建的“圣地”

马丁·路德于公元1483年诞生在图林根州的矿业重镇艾斯莱本。这座城镇十分富庶，风景秀美，不乏众多后世伪造的“文化遗产”点缀其中。

为了掩盖这座“故居”和路德本人并无太多联系——事实上是毫不相干——房子的现任主人在其中陈列了大量的纪念品来纪念这位伟大人物的生平，展品包罗万象，从一些简短的信件、一本15世纪的《圣经》，到数量众多的奖章，虽然这些奖章事实上也与马丁·路德毫不相干。[28] 

马丁·路德故居，与路德本人毫不相干

虚构“圣地”，层累叠加

在19世纪末期，一位普鲁士官员对这种混乱的现状大为惊骇，认为这样的局面难以与马丁·路德的地位相匹配，故居也显得不够“别出心裁”，因此下令拆毁故居周围的众多建筑物。

另一方面，教皇本人大约会对如此费尽心力维护这样一处边缘化的虚构“圣地”的做法报以一丝略带同情的微笑。诚然，这座故居的现状已经到了令人同情的地步，现有的路德故居管理方终于在2010年下定决心孤注一掷，改变这种被人漠视的现状。如今，来到这里的游客走进房间，会发现其中陈列着一张婴儿床，以及一些式样相当新颖的家具。隐藏式的扬声器则循环播放着颇具15世纪末期时代特色的一系列音效——哒哒的马蹄声、马车轮声和狗吠声。随后响起了婴儿的啼哭声（马丁·路德诞生了！），他的妈妈轻柔地唱起了摇篮曲。[29]

“宗教改革”的三项核心教义晚出

现行世界历史将所谓新教改革的核心教义归结为三项内容，即因信称义、唯独圣经及信徒平等。

因信称义：上帝以其绝对权威行使其主权，人的得救与否不靠个人的善行、虔诚及行圣礼，一切生死祸福均为上帝之赐予。信徒直接与上帝联系沟通，获得神恩，不需要神职人员中介，仅依靠个人对上帝的信仰，便可得救。

唯独圣经：圣经是信仰的唯一准绳。要求信徒阅读、理解和解释圣经，在此基础上产生信仰，并要求教会的信条、礼仪与体制均应以《圣经》的规定为准。

信徒平等：教会是基督徒的团契（fellowship），一般信徒（教会称之为平信徒）与教牧人员平等。教会是信徒的联合组织。哪里有《圣经》、信徒，哪里便有教会。其组织较民主，制度较灵活，教牧人员无特权。

然而，其“因信称义”观念，来自中国净土宗及其东传分支净土真宗“他力信仰”的影响；“唯独圣经”观念来自19世纪《新旧约全书》在中国成书并在欧洲流传之后；“信徒平等”的观念，不可能早于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欧洲没有平等观念。皮埃尔·勒鲁说：“在革命公式中，平等一词是从何而来的？它来自启蒙运动。”众生平等观念正是启蒙运动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产物。这三项观念在欧洲的流传不会早于19世纪。

新教“伟大的路德”是19世纪造神运动的产物

在19世纪，当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似乎会成为未来的潮流时，一些历史学家试图将路德描述成这些潮流的先驱。这经常与一种努力联系在一起：证明德国是现代文明、应用理性和个人自由之母。在这样的诠释之下，路德成为了德国伟大的民族英雄和现代性的缔造者。[30]

“正统路德派体系”源于德国各大学的讲座

这类详细的体系通常是从德国各大学的神学讲座那里制定出来的，由于存在着这类体系，所以产生了17世纪的“新教经院主义”这个名称。

通常，这个名称具有贬意，意思是说，17世纪的神学或多或少地失去了路德的一些伟大的发现，并退回到这样一些目标和方法学上，这些目标和方法学重新产生出中世纪经院主义的一些最坏的成分。

它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这是它被称为“经院主义的”的另一个原因——是路德会感到痛惜的做法。它对因信称义的理解，听起来常常像是另一种因善行称义。可是，在它的系统化的做法里以及由于它注意细节的事务，它使路德派传统能够一脉相传。

总的说来，正统路德派神学家们之于路德，正像亚历山大大帝的追随者们之于亚历山大大帝：后一代人的成员们缺少创始人的天才，但没有这些成员，创始人的工作就会落空。[31]

二．宗教改革加尔文宗的故事也不靠谱

除了德国的马丁·路德之外，宗教改革还出了一位领袖人物——约翰·加尔文。加尔文是法国人，却跑到瑞士客串参政、写书，据说他还从瑞士向欧洲发号施令，改变了欧洲的历史格局。

加尔文——新教的教皇

伏尔泰说：当时日内瓦的宗教并不完全就是瑞士人的宗教，但有差别并不要紧，而它们一致之处则从未因此而遭到破坏。我们视之为日内瓦的使徒的著名的加尔文，与这种变化丝毫无关。他是在不久以后来到这个城市藏身的。但最初他被排挤出该城，因为他的学说与主流派并不完全一致；后来他回来了，并自立为新教的教皇。

他原名沙文，1509年生于[法国]努瓦荣。他会拉丁文、希腊文和他那时代的不太高明的哲学。他文章写得比路德好，但口才不如。两人都勤劳刻苦，但都倔强易怒[32]。他们一心想出人头地，居人之上，这满足了他们的自尊心，使一个神学家变为某种征服者。[33]

伏尔泰称加尔文为“新教的教皇”，可见他在宗教改革历史上的地位。

日内瓦——新教的罗马

据《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三卷的描述：最近一位名叫阿兰·杜福尔的历史学家写了一本《日内瓦的神话》，他在书中认为加尔文派信徒将日内瓦视为天堂，用一位英国人威廉·惠廷厄姆的话来说，就是“真正的宗教和真正的虔诚的明镜与楷模”；而苏格兰人约翰·诺克斯的名言则把日内瓦描绘成“使徒时代以后人间最完美的基督的学校”。在这层意义上它当然是一个鼓舞着各地加尔文宗信徒的神话。对他们来说，日内瓦乃是新教的罗马。[34]

在神话背后的确凿事实中有一个核心的事实，即日内瓦作为一个宗教中心达到了路德的维滕贝格以及茨温利和布林格的苏黎世从未达到的程度，尽管它们也都有影响。日内瓦的确不仅是加尔文的《原理》一书中讲到的一种系统的新教神学的发源地，而且是一种教会组织结构和教规的发源地，人们越来越认为它们与加尔文所宣称的一样：乃是根据新约全书和原始教会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在相当程度上，日内瓦是世界性的，而且在加尔文时代，它主要被一批从法国来的流亡者所控制，这些人长期受到日内瓦当地人的妒忌，被视为改变了这座老城的风范的外国侵夺者。日内瓦同时还挤满了从欧洲各地到此避难的新教徒以及人数日增的求学者，他们来到福音真理的发源地学习他们认为形式最纯洁的福音真理。在加尔文的要求下，日内瓦城于1559年至1563年在俯瞰湖面的圣安东尼山上建造了日内瓦学院。……课程包括：神学、希伯来文、希腊的诗人和伦理学家、辩证法、修辞学、物理和数学。……正是从这所学院，不仅向法国而且向欧洲许多其他地区输送了训练有素的加尔文主义的精粹分子，他们是整个16世纪晚期加尔文主义那令人难忘的扩张的最终根源。[35]

由此可见，在现行世界历史叙事中，日内瓦在宗教改革板块的历史地位。

《基督教原理》——新教的“神学大全”

据埃尔顿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二卷称：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一直被称作新教的“神学大全”。但它对于学者而言，远不止是一本神学概要。对救赎机制的这一解说也是在人世间的教会好战分子的纲要，基督教武士的手册。1543年，新拉丁文版已增补至21章。1550年，该书被分为节和段，此时全书共33章。1559年终于出了定版，共80章，增补多达四分之一以上。其中有些部分是短命的，而和奥西安德、威斯特伐尔、塞尔维特的论战有损该书的形象。但在这儿，最终展现出的是加尔文全部的崇高的智力资源，是他的圣经知识和教父知识的完整范围（书中引述奥古斯丁达341处）。

加尔文是那个时代的最伟大的研究教父的学者之一，是他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圣经神学家之一。圣经是重要的。今天，我们尽量利用我们的历史想象力，在证据中抓住每一点宝贵的闪光，以便接近这些400年前的男男女女，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他们做的正是这点：了解圣洁的先知和使徒，聆听主的道，而且他们这么做时怀着更加强烈的感情，把更多的东西押在了赌注上。加尔文每周两次讲解圣经多年，出版了除《启示录》外的对《新约》各书的评注，对《旧约》许多书卷，也出版了评注。他以前的宗教改革家们那里凡是有益的东西，他一概吸取进自己的著作中。[36]

从以上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加尔文是一位著述等身的大著作家，其作品中不仅有对基督教原理进行全面概括的巨著——《基督教原理》四卷八十章（中文译本作《基督教要义》[37]三巨册1600余页136万字），进而还著有《新旧约全书》大部分篇章的详细评注数十卷[38]，与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比起来毫不逊色。问题是，这位加尔文的言行事迹可信吗？

身为法国学者是如何客串瑞士的？

法国本来是天主教与耶稣会的大本营，与所谓宗教改革处于敌对立场。在后世虚构历史的过程中，眼看着宗教改革的风头要被德国与英国占尽，觉得心有未甘，于是推出法国出身的加尔文来为自己争取在历史上的一席之地。

然而，正因为法国是天主教的大本营，要想植入新教故事，并非一件易事，于是便想出一个办法，从不引人瞩目的瑞士入手。

瑞士的历史多半出于虚构

克莱夫·H.彻奇、伦道夫·C.海德在合著的《瑞士史》绪论，即以“虚构历史”为标题——《构建瑞士：时间、虚构和历史》，该绪论描述了瑞士历史的特点：理解现代民族国家的瑞士需要考虑两点：关于事件和制度的实证历史，以及瑞士人自己接受的深入其文化的“故事和神话”。后者塑造了他们多少世纪以来的观点和选择。正如“威廉·退尔（William Tell）从未存在过，然而他的举动一再影响着瑞士政治的走向。……虚构为瑞士人塑造了历史，正如历史（重新）书写了他们的虚构。”[39]

18世纪初，年代学尚未定型

佩兹隆神父的意见得到了广泛认同，但也好景不长。除了多出来的这些年份似乎还不能完全满足计算需要外，人们还觉得，只是为了埃及人和中国人，就必须在圣经中选择一个版本，这未免有些轻率；有人开始指责佩兹隆神父，认为他是从年代学的研究道路转向了亵渎宗教的歧途；为此，人们通过各种文章、论著，展开了丝毫不留情面的交锋。

在意大利，阿斯托里尼（Elia Astorini）神父最先提出了一种假设，1703年，法国的图尔内米纳（René-Joseph de Tournemine）神父又再度重提；通常人们在提到一个整年的年份（比如说1600年）后，再说邻近时间发生的事，就不再重复完整的数字；人们会这样说：1600年发生某事，接着另一件事发生在610年代……或许犹太人也有这样的习惯，因为没有理解他们的说法，我们就把他们的数字当成了实数，这样，历史就被我们少算了几千年……但怎么能证明，希伯来人也用这种完全意大利式的计数法呢？再说，这样的解释，无非是用新的疑惑代替旧的疑惑而已……[40]

瑞士“旧联邦”发端于“三个乡村山谷联合体”？

乡村山谷中的乌里、施维茨和下瓦尔登组成的一个和平联盟渐渐成为旧瑞士邦联建立的象征。公文据称是1291年8月初起草和盖章的，而实际的文本具有很多独特之处，很可能是1309年甚至更晚撰写的。但是它突出了中阿尔卑斯山脉和平联盟的一些不寻常的特点。这份文件中有关于支持和裁决的典型承诺，各方发誓不接受此地区以外的裁决。这个联盟的独特之处在于相关各方，即乌里、施维茨和下瓦尔登各自的“人、地区或共同体”。三个乡村山谷的政治联合体指出，这是他们对一个早期联盟的延续。其中每一个实体到1291年为止都是作为合法的共同体而存在的，文件所附的每一个印章和各方拥有帝国直辖权表明了这一点。跨越圣哥达通道的乌里在1231年获得了帝国直辖权的正式特许，不过另外两方的权力不够稳固。地方贵族是山谷地区的领导者，也可能是联盟的组织者，然而他们选择以山谷共同体而不是个人来行动，表明阿尔卑斯山间的乡村群体在1300年前的和平联盟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41]

伏尔泰相信三个农民造反创造瑞士联邦的故事

自由瑞士的缔造者是梅尔克塔尔、斯陶法赫尔和瓦尔特·福尔斯特。这些可尊敬的名字因为难以发音，所以知道的人并不多。这3个农民是最早的造反者，他们每人又拉了3个人，这9个人占据了斯威茨、乌里、翁德瓦尔登3个州。

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说，就在人们策划造反时，乌里的总督格里斯勒想出了一种荒唐而可怕的暴戾恣睢的花样（1307）。据说，他把他的一顶软帽用竹竿挂在广场上，命令人们向软帽敬礼，违者处死。一个名叫纪尧姆·退尔[42]的谋反者不向软帽敬礼，总督下令把他吊死，除非这个被视为优秀射手的罪犯能够一箭射中他儿子头顶上的苹果，才能得到赦免[43]。这个父亲战战兢兢地拉弓射箭，幸运地射中了苹果。格里斯勒见退尔的衣服里藏着第2支箭，问他打算用这支箭做什么，那瑞士人说：“这支箭是给你准备的，如果我射伤我的儿子的话。”必须承认，苹果的故事是很可疑的。似乎人们认为应当用一个神话来装饰瑞士自由的摇篮。退尔还是被抓了起来，后来他一箭射死了总督，这是造反者发出的信号，于是人民起来捣毁了堡垒，此事我认为是确实的。[44]

瑞士人的“解放传奇”

这些文学和历史材料——瑞士人称之为“解放传奇”——对理解瑞士历史和现代瑞士的政治文化都很重要，因为它是此后五个世纪瑞士人讨论政治的共同基础。16世纪的城市贵族，1653年奋起反抗的乡村公社，18世纪早期的启蒙主义知识分子，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们，都会引用威廉·退尔打击哈布斯堡暴政的典故。但现代历史研究认定，“解放传奇”包括的很多事件或者从未发生，比如威廉·退尔的反抗，或者与记录的年代不符。尽管如此，这些传奇也必须载入漫长的15世纪的转型。这一转型造就了统一的邦联。[45]

阿彭策尔山地农民运动促成历史虚构

1386年时松散的瑞士旧邦联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是因为地方和更高级别的贵族势力软弱。利用这种弱势，城市州能够通过购买抵押和其他手段来扩大领地，将越来越多的百姓置于它们的统治之下，伯尔尼尤其如此。……

在阿彭策尔山地，激进的农民运动的兴起，生动地证明了1400年左右的贵族势力十分有限。……正如当时的报告所言：“所有农民都乐得做阿彭策尔人。”

从1404年到1408年，以阿彭策尔及其同盟施维茨为中心的“湖上联盟”（a Bund ob dem Sce）摧毁了当地的城堡，驱逐了贵族行政官。……

在这个时期，阿彭策尔不是唯一一个山地群体驱逐地方领主的地区。在上罗纳河谷地，七个山谷共同体联合抵制萨伏伊的影响，驱逐了拉龙（Raron）的领主，取得对西昂主教的控制。在格劳宾登，如普兰特（Planta）这样的牧师贵族家族和平民精英在1367年到1446年之间建立了一个公共联盟体系。“上帝之家联盟”（the League of the House of God）遏制了库尔主教，而“灰色联盟”（the Grey League）成立了共同法庭并举行定期集会，将一个地区和平同盟延伸至莱茵河源头。1436年后，随着“十区联盟”（the League of the Ten Jurisdictions）的加入，这些联盟在格劳宾登组成了一个不同的邦联，并成为瑞士持久的同盟伙伴。

……贵族将平民贬低为“粗野的农民”，不管他们地位和权威如何。这种分裂促成了邦联发生的大事及其历史虚构。[46]

具有神话色彩的故事变成历史

为了政治宣传的需要，联邦历史的编纂同样至关重要，它必须证明瑞士联邦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是合法的。1470年之后不久，生而自由的童话，合法抵制邪恶的哈布斯堡地方长官，选民的战争等故事被写进了联邦早期具有神话色彩的历史——“萨尔嫩白皮书”中。威廉·泰尔（William Tell）和其他英雄的故事为广大人民所传唱。

人们对这些传说在16世纪初民间传播的情况知之甚少。将普通民众与联邦连接起来的纽带与其说是他们的历史观念和国家意识，还不如说是这些人所共有的生活方式、相似的社会和政治观念、可见的象征符号的力量；除了这几点之外，其他很少受到关注。[47]

如果谈到在联邦中建立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是有可能的；除了“国家”的起源这个观念之外，这些观念在19世纪的瑞士和欧洲其他地区一样是很难被理解的。在像瑞士这样一个缺乏统一语言或者传统的国家，这意味着这个国家必须是建立在自由意志之上，建立在独特的地理和政治环境之上。

将瑞士视为欧洲民主和自由的摇篮是一种浪漫主义

从18世纪开始，资产阶级以及自由、民主的启蒙思想越来越紧密地与阿尔卑斯山的“山地牧民”联系在一起。当人们将这种浪漫的、国家的启蒙观念回溯到中世纪，不可避免地，瑞士很快被视为欧洲民主和自由的摇篮。这不仅仅是瑞士自由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有意识传递的信息，而且是瑞士以外的世界对瑞士的印象。

人们在19、20世纪形成的中世纪“英雄时代”的观念受到了瑞士民族历史学家的追捧，他们所描绘的历史画面逐渐进入了社会-政治话语中，强烈地影响了瑞士大部分民众的民族意识。这种民族的和爱国氛围所产生的观念，可以追溯到民族情绪高涨的时代，这种观念仍然对15世纪的民众意识产生重要影响。

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为何中世纪“英雄时代”的观念在瑞士现代国家意识形态中是那么显著，在整个欧洲地区是那么的无与伦比。1291年所谓的瑞士联盟成立，1891年瑞士举行了第一次大规模庆祝，然后是1941年和1991年，这些并不是历史学界争论的数字，而是政治话语的暗喻。尽管这是一些陈词滥调，但是历史学家们十分清楚，瑞士国家的建立是个悠远、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1798年推翻旧体制，1848年签署联邦宪法，这些远比1291年所发生的事情更为重要。[48]

欧洲人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历史

法国历史学家保罗·阿扎尔坦承：我们能清楚认识到的，就是我们不仅无法从古代史中获取真相，而且连获取真相所必需的工具和方法都没有。古代人采用什么计量标准？他们如何计数？总归要先知道这些，才能斗胆去谈他们生活的真实面貌啊，否则的话，我们注定永远得不到精准的事实，我们所谈的只能是空中楼阁。这种优虑开始在各种学术会议上被人表达出来，比如说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士院的会议。确实，这种会议的与会者不会缺少学识，也不会缺乏诚意，但他们缺可靠的方法。人们苦苦寻觅，人们不断怀疑，想要了解真相的欲望却一直得不到满足；人们最终能得到的，只是一种可悲的智慧，那就是他们明白了，其实自己什么也不明白。[49]

保罗·阿扎尔在这里所说的情况不仅仅限于欧洲古代史，对于没有历史记载的中世纪及近代历史也同样适用。欧洲的历史如此，欧洲中的瑞士，历史记录更加缺乏，因而其历史多半出于虚构也容易理解。

瑞士历史是如何插入西方伪史叙事的？

15世纪下半叶的事件造就了“旧邦联”这一瑞士政治实体和民族国家。它从1513年延续到1798年，鲜有正式的变化。16世纪初期的军事成功给予邦联更重要的政治分量，而瑞士参与欧洲文化，以及独特的瑞士历史虚构的出现，有助于形成一种在内部和外部都将瑞士与邻国区别开来的身份。这种身份越来越影响着瑞士人的选择和行动。

15世纪欧洲文化的关键发展是所谓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教育和历史思想开始于意大利，随后在欧陆传播，也在瑞士地区留下了印痕。引人注意的是，瑞士在欧洲人的心目中成为一个独特的地区，这要归功于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将古罗马的指称海尔维第和拉埃提亚（Raetia）重新引入此地。在此召开的两次教会会议——1414年到1418年在康斯坦茨，1431年到1449年在巴塞尔——也增进了欧洲人对瑞士的了解。[50]

原来，从15世纪瑞士旧联邦到18世纪末，瑞典历史一成不变，要归功于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引入古罗马的地理概念！问题是瑞士所涉及的宗教改革核心内容的部分呢？

在宗教改革的历史叙事中，除了德国之外，瑞士处于中心地位。

近代以前欧洲没有历史记载，瑞士也一样，缺乏可靠的历史记录，只能依靠故事传说来建构其早期历史。加尔文宗的创始人加尔文是法国人，为了讲述一种新教传统，将这位学者安排到只有靠传说来构造历史的瑞士，来充实其新教历史的内容，是不是更加容易一些？

瑞士宗教改革领袖茨温利

伏尔泰所讲的故事：瑞士是德国以外第一个接受新教派的国家，这一教派，人们称之为“原始基督教”。苏黎世的神甫茨温利比路德走得还要远。他根本不谈什么“在饼中”、“在酒中”。他不同意上帝进入饼中和酒中的说法，更不同意整个耶稣的身体存在于每块饼和每滴酒中的说法。在法国人们称作圣体形式论者[51]的就是他。这原是用以称他那一教派所有的改革家的。

（1525）茨温利受他本国僧侣的痛骂。这个纠纷告到法官那里去了。苏黎世的参议院就像处理一件遗产继承案那样审理这桩讼案。最后进行表决，多数票认为改革派有理。民众聚集在参议院前等候宣判。当书记出来宣告茨温利打赢官司时，整个人群即时表示拥护参议院的裁决。瑞士的一个镇对罗马作了宣判。瑞士人民出于纯朴的想法，把他们自己、法官们、茨温利和教皇都无法理解的问题，交给法官们去处理，这毕竟还是幸运的做法。[52]

在伏尔泰讲的这则故事中，将宗教改革运动的中心给了一个山谷村落联合体；在这里，一个村镇对罗马教廷做出了历史宣判。

茨温利参加新教军队战死沙场

伯尔尼的参议院和苏黎世的参议院给了人民新教，但是在巴塞尔却是人民强迫参议院接受这个宗教。当时瑞士已有13个州。卢塞恩和4个最小最穷的州即楚格、施维茨、乌里和翁德瓦尔登仍然忠于罗马教会，就开始跟别的州打内战。这是天主教派和改革教派之间进行的第一次宗教战争。神甫茨温利是新教军队的首领。他在作战中阵亡（1531），被他的一派奉为殉教的圣徒，而反对的一派则把他看作可恶的异端分子。得胜的天主教徒叫刽子手们将他裂尸，然后投入火堆。正是这一事件后来引发了汹涌的怒潮。[53]

移花接木——法国人加尔文嫁接瑞士历史

在苏黎世，慈运理的代替者海因里希·布林格神父在任40多年，塑造了瑞士归正教会和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随着政治和宗教浪潮消涨不定，他在写给欧洲各地的牧师和学者的1.2万多封信中向他们提出建议，给予鼓励，有时也表达绝望。他的重要贡献在于阐述了一系列明确的信仰和归正教义的正式主张，使之成为瑞士归正教会的基本。在他漫长的宗教生涯中，布林格也关注很多不同的问题，著有反对再洗礼派和支持迫害女巫的深具影响的论著，甚至还创作通俗戏剧。

日内瓦的暴露位置和对伯尔尼的依赖，使宗教改革的问题变得尤其重大。宗教改革的迅速引入及其在法国和邦联的发展，很快为日内瓦城带来了一个欧洲级别的重要人物：约翰·加尔文。[54]

茨温利所开创的教派后来被称作“加尔文宗”

茨温利的宗教后来叫做加尔文教派。16世纪法国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用他的名字命名这个教派，就像阿美利哥·威斯普奇[55]把自己的名字作为哥伦布所发现的新大陆的名称一样。这样在不到几年中，就出现了3个新的教派，即路德教派，茨温利教派和英国教派，它们都独立于正统教会之外，自己管理自己。法国的新教派，虽然从没有和正统教会的领袖决裂，可罗马还是把它视为分裂派的成员，因为法国教会在许多问题上，诸如主教会议应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教皇并非必然正确；主教所享有的某些权利；教皇特使的权力范围；有俸神职的任命办法；罗马所要求的税额，等等，同罗马意见分歧。[56]

就这样，这则故事通过简单的移花接木，就将瑞士新教教派的故事，划归法国的名下。如此伟大的人物，一定要安排一个好的学历，于是加尔文在12岁的时候就离开老家，到巴黎大学去求学去了。

巴黎大学名下有五十所学院？

巴黎大学是由若干学院组成，类似于当时（以及现今）的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57]16世纪初，巴黎大学名下的学院超过50所。[58]这所大学包括四个学部：神学、法学、医学与文学。前三个被认为是“高等”学部，一个学生获准在这三个学部进修之前，必须先成为大学毕业生。由于巴黎大学与宗教团体之间长达数世纪之久的敌对状态，一个学生如果是某个宗教团体的成员，他就必须在这个宗教团体的会所内接受教育：巴黎大学决意要避免托钵修士充斥校园。其他学生（比如加尔文）只要能读能写，并熟悉拉丁文，就可以开始修读文科的课程，因为授课和考试都用拉丁文。德·贝扎在他第二本加尔文传（1575年）中声称，加尔文十分精通拉丁文，以至于他可以提前攻读文科。[59]

加尔文就读于巴黎大学蒙太古学院（露天排污场）

拉丁区几乎完全被重建，以至于我们难以想象加尔文熟悉的日常景观。然而，档案资料却让我们得以试图局部再现这一区的主要特色。[60]

蒙太古学院的正门位于其主四方院的东面，入口通往七路街（Rue des Sept Voies），街的南端是圣热纳维埃芙修道院（abbey church of Sainte-Geneviève）的大门以及较小的圣艾蒂安杜蒙教堂（church of Saint-Etienne-du-Mont）及其墓地。蒙太古学院与相邻的圣巴尔贝学院之间隔着犬街（Rue des Chiens）。假如加尔文向左转，他会经过这条臭名昭著的街道。……这条街道似乎是人类与犬类的厕所。尽管这条街由于动物之故常常被称为犬街，但一般也称为粪街（Rue des Chiers）（由于狗的排泄物，以及蒙太古学院将这条街道用做露天排污场使然）。一旦夜幕降临，这条街道就会变成好色之徒与不良分子的出没之地。[61]

通过渲染巴黎大学环境之恶劣，来衬托加尔文读书之刻苦。

加尔文在巴黎大学读了什么——亚里士多德？

加尔文在巴黎期间读了什么？我们拥有16世纪头几十年巴黎文科课程的详细资料以及推荐读物，这使我们得以推断加尔文当时可能读了什么。其中特别重要的读物是罗伯特·顾雷特（Robert Goulet）的《纲要》（Compendium）。这部文献于1517年成书，巨细靡遗地详述了加尔文踏足巴黎之前的数年间，在巴黎的大学生活。[62]文科生可根据学年分为三组：纲要学习者（summulist）、逻辑学习者与物理学习者。[63]因此文科最初两年的课程专攻逻辑学。在第一学年，身为纲要学习者的加尔文必须阅读西班牙的彼得（Peter of Spain）的《逻辑纲要》（Summulae logicales），这本冗长乏味的著作当时曾经再版170多次。学生往往结合注释阅读这本著作。顾雷特选出三本备受推崇的注释：布鲁塞尔的乔治（George of Brussels）、雅克·勒菲弗尔·戴塔普尔与约翰·梅尔（John Mair）的注释。[64]

一旦完成了上述基础逻辑学课程，众学生就可以着手阅读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Logic）全书。[65]同样，学生也会结合注释阅读指定文本。正如梅尔对《逻辑纲要》的注释被高度推崇，他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的注释也被认为是现有的注释当中的上品。[66]梅尔的这两本注释都持唯名论的立场（terminist standpoint）。加尔文在最后一个学年可能开始阅读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Physics），他也可能会阅读一些探讨自然科学的近作，如皮埃尔·德埃利（Pierre d'Ailly）的《论天体》（de sphaera）。

显然，巴黎的文学部对亚里士多德持正面与保守的态度。即便在科学领域也是如此。在欧洲的其他地方，亚里士多德日益成为批判与怀疑的对象。[67]皮特罗·彭波纳西（Pietro Pomponazzi）也许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最杰出的亚里士多德学派代表。当令人津津乐道的地理与物理大发现使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受到质疑之时，彭波纳西毫不犹疑地摈弃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南部热带地区不适于居住，但1522-1523年，彭波纳西在博洛尼亚讲课时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提出了异议：

让我告诉你，我收到了一个朋友的来信。他告诉我说，西班牙国王派了三艘船往南开，开过了南纬25度。船队经过热带地区，不仅发现这些地区有人居住，而且还发现许多岛屿。越过赫拉克勒斯之柱［直布罗陀］后，船队顺风航行了三个月。因此，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为依据的一切说法都是错误的。[68]

这种进步的观点还未抵达仍然固守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巴黎……[69]

此外，尽管加尔文后来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总体上感到厌恶，但他似乎还是认同自己在巴黎学到的亚里士多德大部分的自然哲学观。对塞涅卡的《论仁慈》的注释（1532年）以及1536年版的《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一书中，加尔文会不时提及亚里士多德的气象学，而他在16世纪50年代写成的著作则总是在字里行间论及亚里土多德的宇宙论。[70]加尔文似乎尤其理解并认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的基本原理，特别是亚里土多德的物理学、天文学与气象学。加尔文早在1532年就曾提及亚里士多德的这类观点，明确表明了他在巴黎学习必修课期间接触到这些观点。（顺带提一句，基于人文主义强调追本溯源，加尔文后来对人文主义的支持，使他无缘接触中世纪晚期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精妙之处和对它的各种评论。）[71]

通过以上的故事情节，告诉我们加尔文在巴黎大学的蒙太古学院，尽管出门就是巴黎著名的犬街——堆满人类及犬类的粪便，在这种恶臭的环境中，坚持学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物理学等人文主义学科的知识。

学业未果，亡命他乡

后来，加尔文在父亲的要求之下，大约于1528年左右离开巴黎，到另一座小镇奥尔良去学习法律。在巴黎他学了拉丁文，在奥尔良学了希腊文，后来又学习了希伯来文。[72]这无非是方便应对接下来这位新教教皇创作改变欧洲社会的巨著奠定语言文字功底。不料，1535年在其25岁时，因巴黎大学校长尼古拉·科普的一次具有新教倾向的演讲受到牵连，不得不终身流亡异国他乡……

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起初只不过是一本讲义

“加尔文在1534年出版了第一本篇幅不长的小书。它成为加尔文主义的种子，最终把新教分成了两大派系。书名是“基督教原理”，常常被类比为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其实它与《神学大全》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原理》开始只是一篇论文，后来陆续增加了新的内容才最后成书。尽管成书后它具有充分的连贯性，但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它只是在圣书的基础上把一些新教的理论组织了一下，其实是一本讲义。”[73]

《基督教原理》原版书名长、内容简陋

据说当1536年3月这本书在巴塞尔出版的时候，就像那个时代所有拉丁文著作一样，它有一个很长的书名。它封面上的拉丁文书名可以翻译为：

《基督教要义》几乎包括所有敬虔之要义以及一切认识救恩所必须明白的教义。一部值得所有热诚追求敬度之人阅读的新作。附献给至为基督教化的法国国王的序言。序言中加尔文将本书作为信仰的告白献给国王。努瓦永的加尔文，1536年于巴塞尔

从这里看出，1536年第一版《基督教要义》的写作有两个方面的目的：首先，它是基督教教义的一种概要，基本上按照路德教理问答的结构来设计。从这里可以看到路德改教思想对于年轻加尔文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为寻求宗教改革的追求者们向迫害他们的君王所提出的信仰告白。这方面可以反映出加尔文对于教会之外的社会问题的关注。

从内容上来看，第一版《基督教要义》由六章构成，前四章主题与新近出版的路德的教理问答很相似：律法、信经、主祷文及两个圣礼。第五章涉及对其他五种圣礼的反驳；第六章论及基督徒的自由以及教会与社会的关系。[74]

加尔文为人倚重，主要是因为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作为宗教改革最为系统的学说体系，原来是流亡到瑞士在半年左右时间里赶写出来的一篇“急就章”。

1559年版《基督教原理》内容大肆扩充

据说1559年出了这本书的最后一个修订版。这一版从篇幅上比上一版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从原来的二十一章增加到了八十章，在1559年拉丁文版的封面上，这本书的书名是这样写的：

基督教要义，首次排成四卷本并极为实用地根据确定的标题划分了章节，篇幅和内容大大增加几乎可以视为一部新著

这个1559年版的《基督教要义》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本书的最后形式。[75]

《基督教原理》中译本篇幅冗长、内容驳杂

需要注意的是，三联书店2010年3月出版的这套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中文译本所据的其底本并非1559年的拉丁文本，或当时的法文译本。

本中译本采用的版本是威斯敏斯特出版社（The Westminster Press）“基督教经典文库”（Li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s）第二十二卷。原书名为《加尔文：基督教要义》（Calvin，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这个版本由纽约协和神学院教会史教授约翰·T·麦克尼尔（John T.McNeill）编辑，美国哈特福特神学院教会史教授福特·路易斯·巴特尔斯（Ford Lewis Battles）翻译。中译本由钱曜诚先生组织的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翻译小组翻译，台湾加尔文出版社出版。孙毅和游冠辉先生按照大陆的语言习惯和术语用法对中文繁体版的译文进行了修订。[76]

我们所见到的这套中文译本，原来并非学术版本，而是一种教会用书。

总的来看，其篇幅冗长、内容驳杂，文本由原来的“急就章”，改编成了为《新旧约全书》作注释的导论形式[77]。我们知道，《新旧约全书》文本，在18世纪末尚未定型[78]，16世纪的加尔文，怎么可能在其著作的每一个地方，都按照19世纪初成立的英国圣经公会之后所确定的标准《新旧约全书》版本的内容来标注每一条《圣经》引文的出处呢？进而，其行文中充斥着19世纪以后的许多概念，一望可知其非16世纪文本原貌。因此，其文本内容难以获得学术公信力。按照这样的版本来进行研究，难免受到严重误导。

我们知道，历史著作囿于当时的时空条件及作者认知水平所限，不可能洞察五百年之后教会的需要，而这部洋洋巨著，为作者短时间内赶制出来的“急就章”作品，尽管经过若干修改，以其终身流亡者的身份、头脑中凭空想象的教会，居然能够完全满足其后五百年至今宗教改革历史的需求，不得不佩服故事编造者的超凡想象力！

加尔文是学者，不是宗师

或许沃尔马不仅传授给加尔文希腊文知识，还把路德的一些作品借给他看了。无论如何，加尔文开始认识到“重生”并不仅仅是恢复古典时代，而是更为个人的事。他后来写道，大概在这时候，“上帝突然转变了我，征服了我，让我的思想更为受教”。此外，我们不知道他还有过什么别的转变。这倒是加尔文的个性，他从来不喜欢谈自己。然而，如果说他此前是一位关起门来一心追求学问的人，那么如今他则成了“爱耶稣基督的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79]

学者与宗师是不一样的，宗师投身宗教度人，身体力行，一呼百应；学者研究学问著书立说。作为宗教改革领袖，按说应该是以宗师的身份，拔苦救人，能行难行；看加尔文的一生，主要是著书编书，不断修订自己的作品；然后，客居异国他乡，帮人出谋划策而已。

加尔文的思想没有核心教义

1559年版《基督教要义》经常被人拿来与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包括512个问题、2669个条目以及超过10,000项异议与回应）作比较。……

较为恰当（也可说是较实际）的研究方法，应当是承认摆在眼前的事实，即加尔文的思想并没有核心教义。[80]真正的“核心教义”这一概念，始于启蒙运动的演绎性一元论，而非16世纪神学。[81]我们也许能找到帮助读者理解加尔文宗教思想的某些核心主题、某些重要的根本隐喻（root metaphor），但若说有个主导加尔文宗教思想的核心教义或原理，则根本不成立。加尔文的宗教思想并没有“核心教义”、“基本原则”、“中心前提”或者“要素”。[82]

加尔文最终定稿的作品，不过是一个所谓的新教知识体系，四平八稳，并无自己独到的核心教义。

建立《基督教要义》一书中想象的教会

加尔文在巴黎、布尔热（Bourges）和奥尔良学习期间经历了福音派运动。1533年中期，皇室对异教徒加紧施压，他跟从很多流亡者，从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到了巴塞尔，并于1536年在巴塞尔出版了第一部主要著作《基督教要义》（Christianae Religionis Institutio）。这本书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成为宗教改革神学的指导，使加尔文立刻获得了认可。那年年末他又回到法国暂居，但后来被迫逃离，在日内瓦找到了一个牧师的职务。在之后的30年中，加尔文对抗着宗教和政治两方面的反对，以求建立他在《基督教要义》一书中想象的教会。[83]

加尔文是学者、不是宗师，他所要建立的教会，不存在于现实宗教运动之中，只是存在于学者的想象之中。

加尔文宗分散各地、没有地域中心

加尔文宗的国际特征加强了其基要主义倾向，它的追随者分散在欧洲各地，在哪里都不占多数。

路德宗可以从人文主义民族传统中找到依据，把真实和诚实视为真正的德意志（Teutsch）特征，与外国人（Welsch）——尤其是阿尔卑斯山以南的人——的狡猾形成鲜明对比。丹麦人和瑞典人也有类似的文化传统，而且与其德意志同宗一样，他们也可以把各自的新路德教会与民族对罗马的蔑视联系起来。相比之下，加尔文宗扎根于各城市和诸侯领地，没有一个明显的中心。[84]

如果真的属于教派，就应该有源流特点，有流传轨迹，地域中心，领袖人物，以及发展衰落过程等，加尔文宗则一概难得一见。

举例：加尔文教义对新教国家荷兰影响甚微

我们可以说，虽然不能详细界定，但在七省联盟这个自由的新国家的兴起和维护中，加尔文教义的影响的确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海外荷兰帝国奠定基础的过程中，它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人民的生活也是在加尔文教义的模子里铸造的。这里不适合探讨加尔文教义对宗教生活、虔诚态度的影响，也不适合论述1618年教义的深度和实践——永恒荣光的观念是不能用历史标尺来衡量的。

至于17世纪科学的兴起，加尔文教义则没有产生什么特别的影响，虽然许多伟大的科学家的宗教信仰是很正统的。与此相反，诗歌的灵感和题材却与加尔文教义有很大的关系。大多数的建筑是由教会委托修造的，虽然教会是以制度的身份而不是以师长的身份进行委托的；至于这些建筑是否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加尔文教派的性质，这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数量很少的雕塑作品尤其陵墓和纪念碑的宗教性质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因为在这些建筑和雕塑作品里，教义的声音被军功的张扬和贵族的纹章淹没了。17世纪的绘画并没有从新教得到多少灵感，加尔文教义给予的启示就更说不上了。伦勃朗宗教题材在作品在神圣性上超越了一切教派的差异。在最伟大的荷兰人即那些创造了新形式或新观念的人中，没有一位是加尔文教徒——格劳秀斯、冯德尔、伦勃朗都不是。[85]

荷兰是十七世纪马车夫，在东印度公司的海外殖民事业中，与东方世界打交道走在最前沿；按照现行世界史的叙事，荷兰又是加尔文主义流行的地区。然而，在荷兰的海外殖民事业中，为何见不到新教的身影？也没有加尔文《基督教要义》影响的存在？在殖民地海外（如日本、印尼等），甚至见不到《新旧约全书》的影子！

总而言之，加尔文不是一个宗教徒，而是一位学者；加尔文的影响不是宗教影响，而是学术思想的影响；学术思想的影响，不在16-17世纪，而在19世纪以后；加尔文宗分散各地、没有地域中心说明历史上不存在真实的加尔文宗。种种迹象表明，加尔文宗大概率是法兰西为了与德意志路德宗争锋而杜撰出来的故事，属于西方伪史范畴。

翻译《圣经》为新教祖师爷故事的标配

马丁·路德将《圣经》翻译为德文的说法已如上述，其他宗教改革家也都翻译了圣经。如瑞士改教家胡尔德里希·茨温利（1484-1531）独立翻译圣经[86]，上推到捷克改教家扬·胡斯（John Huss1369-1415）将《圣经》翻译为捷克语（1413-1414年）[87]，乃至上溯到英国改教家约翰·威克里夫将《圣经》翻译为英文（1382-1384年）[88]。到了编加尔文故事的时候，则更上一层楼，将翻译圣经的粗活交给他的表弟乃至外邦人，如加尔文的表弟（一说为表兄）皮埃尔·罗伯特（Pierre Robert）二十九岁就完成了法文《圣经》全译本及[89]英文译本《日内瓦圣经》（1560年）[90]，而给加尔文安排了对圣经进行注疏的工作，于是加尔文就有了数十种大部头《圣经》评注的问世，这样才能配得上构建“新教的《神学大全》”这样的目标。

不仅如此，这些被推崇为新教改教家们，个个都是语言天才，除了最早的英国约翰·威克里夫翻译《圣经》时采用了拉丁文底本之外，个个都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及希伯来文，都直接从希腊文本翻译《新约》，从希伯来文本翻译《旧约》。换句话说，古典语言三剑客（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也是标配，不仅路德精通这三种古文字，就连茨温利[91]、加尔文[92]、甚至扬·胡斯，都是这三种文字的达者。

就这样，以三种死文字（或不存在的文字），翻译出来了尚未成型文字（德语、法语、英语、捷克语等）的文本。这就是新教宗教改革的传奇故事……

三．宗教改革的真相：原始谫陋野蛮的“圣餐礼”之争

如上所述，现行世界历史将宗教改革的核心教义归结为“因信称义”、“唯独圣经”及“信徒平等”三项内容，这种说法出于19世纪以后的虚构；那么16-17世纪当时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

中世纪基督徒非常重视一个叫做“圣餐礼”的礼拜仪式，根据18世纪以前的资料，所谓的宗教改革实际上是不同地区、不同派别的教徒，因其所操方言之不同等引发理解的不同、导致对这种“圣餐礼”的不同主张进而产生的争执所造成的结果。

被洗白的基督教圣餐礼

圣餐礼（Holy Communion或The Lord's Supper）是基督教最主要的仪式之一，又叫“神交圣礼”、“感谢礼”、“感恩礼”或“祝谢餐礼”等；天主教则称之为圣体圣事，对其礼仪称弥撒；在东正教中，又将之叫作圣体血。我国的基督教是将每年复活节前的星期四定为设立圣餐日。由于圣餐礼仪是耶稣基督亲自订立的，因此，基督教将它视为两大圣事之一，加以特别重视，圣餐礼可以说是神人合一的礼仪。[93]

以上是我国的基督教仪式书籍对这种“圣餐礼”的定义；实际上是通过对其概念进行修饰与美化，从而将历史上真实的“圣餐礼”的内涵隐藏了起来。

中世纪基督徒的“圣餐观”

“中世纪教堂的崇拜用途集中体现在中世纪基督徒的圣餐观。在中世纪，圣餐被理解为饼与酒奇迹般地转变成主的身体与血，圣餐也被视为将基督作为祭物再次献上。只要可能，教堂必须与饼和酒这一奇迹般的转变以及基督的身体相称，因为中世纪的基督徒认为，即使在圣餐之后，基督的身体仍留在教堂之中。

教堂并不主要被视为聚会和崇拜的场所，而是被视为圣餐这一大神迹上演的背景。因此，城市和乡村的基督徒在建造教堂时的理想是，为他们最宝贵的耶稣基督建造一个这样的背景。”[94]

圣体瞻礼仪式的来历

据伏尔泰揭露：在13世纪，人们从野蛮的无知，转为经院式的无知。……在教会仪式中，圣体瞻礼日是最为高尚、盛大，最能激发人民虔诚心的。古代也没有比这更为庄严的仪式。它是什么人倡导的呢？一个名叫蒙科尼翁的列日修道院修女，自称每晚看到月亮上有个洞（1264）。以后她得到神的启示：月亮表示教会，而窟窿表示缺少一个节日。一个名叫约翰的修士跟她一道编出了圣体弥撒。于是这个圣体瞻礼日在列日确定下来，而教皇乌尔班四世则用之于整个教会。[95]

路德宗将圣餐作为崇拜的中心

路德否定许多公认的圣餐教义，尤其反对的是：举行个人弥撒、将圣餐理解为将耶稣基督再次献祭在髑髅地、只参加弥撒便会获得“善功”、变体说和“圣体的保留”——基督的身体甚至在圣餐结束之后仍留在饼中。在路德看来，这些教义是对圣餐的误解与误用，但是，他仍强调圣餐和基督临在于圣餐中的重要性。在强调需要宣讲上帝之道的同时，他也保留在圣餐中变得可见的道，将它作为基督教崇拜的中心。[96]

人们不可能想不到，路德宗保留真在论教义的心理原因至少部分在于中世纪德国对于圣饼的突出的崇拜。当时，对圣餐原理的解释可以说是无止境的，教堂的形象就是一所精致的“圣餐之屋”。[97]

16世纪的观点：宗教改革主要神学争执为圣餐问题

第二代改教家威尔米革立（Peter Martyr Vermigli，1499-1562）是一位中途变节的神学家，他背叛天主教，投身改教运动，成为改革宗知名领袖。[98]

威尔米革立的心路历程结合了16世纪前期多种思潮的发展，包括中世纪后期的经院主义、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天主教的改革运动及改革派的复原运动。[99]基本上他是一位圣经注释家，对圣餐和预定的研究甚有见地，对改教神学有独特的贡献。[100]

威氏认为改教运动主要的神学争执，就是圣餐问题，因为这是信仰与人生的中心课题。他对圣餐的诠解，在当时可说别树一帜，有别于天主教、路德派及重洗派，与慈运理的看法亦不尽相同。1549年牛津辩论会中，威氏就这个问题与几位罗马神学家对话[101]，并发表论文。十年后，他再跟英国学者迦定那（Stephen Gardiner）交锋，撰写了《为那古旧的使徒的圣餐教义申辩》，这是当代关于圣餐神学最详尽的作品之一。[102]

宗教改革争论的核心议题——信徒如何食用基督的身体

基督如何临在于圣餐中的问题不仅引发了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漫长争辩，也在新教徒中间引发了长期的争论。

路德认为，耶稣在设立圣餐时所说的话——“这是我的身体”——是支持耶稣的身体临在于圣餐中的不可否定的明证。

路德不得不肯定，信徒在圣餐中的确分享了基督的身体。这并非像变体说所暗示的那样，饼和酒变成了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饼仍是饼，酒仍是酒。[103]

天主教：圣餐礼上帝在信徒胃里

我真诚的相信使徒传布的天主教关于圣体的一切教义。天主教还走得更远，它对人们说：“你们不必问我给你们所吃的和所喝的，或是仅仅给你们所吃的。只要相信我把上帝给了你们就可以了，他在你们的胃里。你们的心会用不公正和卑鄙的意念玷污了他吗？所以有些人在一座金光闪闪祭坛前、一种庄严的意识中，灯烛辉煌，奏罢令人如醉如痴的音乐之后，在他们体内迎进了上帝。这时想像停止、心灵激动、人们平息静气，摆脱尘世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上帝合为一体，上帝在我们血肉之内。[104]

饼：基督的肉，酒：基督的血

主的身体和血现在也与饼和酒同在，正是通过分享饼和酒，信徒才被耶稣基督的身体与宝血所滋养。虽然后来的诠释者普遍使用化质（consubstantiation）这一术语来表述路德关于基督临在于圣餐中的教义，以示他的圣餐论与罗马天主教变体说的差异；但是，路德从未使用过这种形而上学的术语，他只是说，基督的身体临在于（in）饼与酒、和饼与酒同在（with）、环绕着（around）饼与酒，即基督的身体全方位地临在于饼与酒。[105]

一边吃上帝  一边做坏事

路易十一在他身上迎进了上帝之后，却毒死他的亲兄弟；佛罗伦萨大主教扮演上帝，那些帕吉家族成员迎进上帝时，却都在主教大教堂里谋杀美第奇家族成员[106]。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从他的私生女儿的床上下来，给他的私生子凯撒·鲍尔吉亚进圣餐。凡是谁有两阿尔庞合乎他们胃口的田地的人，这父子二人就会用绳子、毒药、刀剑把谁致之死地。优里乌斯二世[107]扮演上帝又吃上帝圣体，但是他却也披甲戴胄，屠杀人群，血溅战场，玷污了自己。利奥十世[108]胃纳上帝，怀抱情妇，箱子里藏着用免罪符勒索来的钱，还在他姐姐的箱子里收藏着这类钱。[109]

领受无酵面饼不领葡萄酒

似乎我们应当知道我们的各种宗教仪式开始建立的确切日期，但我们对任何仪式的由来都不了解。我们不知道像今天这样的弥撒始于何时；不知道关于注水洗礼、告解、领无酵面饼的圣体而不领葡萄酒这些仪式的确切来源；不知道首先把婚配、坚振和为病人敷圣油称为“圣事”的是什么人。[110]

至于面饼和酒是否变成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因此变成上帝；人们究竟是真的还是仅仅出于信仰而认为是吃了喝了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我认为这是另一类的问题，那个时代的哲学似乎并未加以研究。

因此，在早期基督教中，人们只满足于晚上举行圣餐，而在我所谈论的这个时代，做弥撒时，可以用［发酵的和无酵的］两种面饼来领圣体。对于这种奇特的宗教仪式，人们并没有一成不变和坚定不移的看法。[111]

路德派主张平信徒“饼酒同领”

1530年1月，查理五世为尽快解决国内宗教争端，以便全力对付再洗礼派叛乱和土耳其人的威胁，提出在奥格斯堡举行帝国会议。为此，路德派起草了《奥格斯堡信纲》供会议讨论。《信纲》措辞温和，共28条。……主张废除繁琐豪华的崇拜仪式，简化教士等级，准许神职人员结婚，准许平信徒在圣餐中饼酒同领，取消修道誓愿等。[112]

路德派在《奥格斯堡信纲》中主张：准许平信徒在圣餐中“饼酒同领”。这一点与早年胡斯派的主张相同，是对天主教圣餐中平信徒“只领饼不领酒”说的挑战。

既领饼也领酒——“两种圣餐”

路德宗仍然有主教，有的是选举出来的，由国家支付薪金。英国圣公会教会保留了等级制度，其他的教会由在俗的人担任执事或长老。极端分子严格按字面理解路德所说的“人人为教士”的意思，比如，虔信派和教友派教徒“自我布道”。

所有新教教派的教徒在礼拜中都参与唱赞美诗。……人们不再下跪，不再向神父忏悔。人人都领受面包和葡萄酒这“两种圣餐”——面包不是祝圣过的薄饼，而是真正的面包，不过稍有一点儿陈了。过去只有神父领受葡萄酒，以免平常人不慎洒了耶稣的血。教士如洒了酒，手指要被切掉。[113]

新教发酵无酵面饼之争

关于圣体问题，路德、加尔文以及其他改革派的说法各异。一方，我已经说过，认为面饼和酒里有上帝，就像烧红的铁里有火；另一方则认为圣灵就像是存在于白鸽之中。

加尔文最初跟日内瓦的新教徒们吵翻了，因为他们领圣体用发酵面饼，而他要用无酵面饼。他藏身于斯特拉斯堡，因为他不能回法国，法国的火刑台正点燃烈火，弗朗索瓦一世要把新教徒烧死。这时加尔文和德国新教徒结盟。他在斯特拉斯堡同一个再洗礼派的寡妇结婚后，终于又回到了日内瓦，跟别人一样用发酵面饼领圣体。他在日内瓦的声望并不低于路德在萨克森的声望。[114]

教义纷争基于方言的歧义词句

这些国家的人说几乎所有民间的信念既然都是建立在一些歧义词句上边的，都是由于滥用字眼而产生的；罗马帝国天主教徒把他们的圣体学说和以面包和葡萄酒代表耶稣的肉和血的体化学说只建立在一种双关用语的歧义语义上边；说他们把只用以作引申意义的当本意用了；而且说自从一千六百年以来为了字句的争辩和误解血溅了全世界。[115]

方言歧义导致教会分裂

1529年10月初，黑森方伯菲利普举办了马尔堡会谈（Colloquy of Marburg），希望双方达成和解，慈运理、路德和许多相关的神学家都出席了这次会谈。辩论的主题变成了有关圣餐的礼文（Eucharistic“words of institution”）。

路德戏剧性地用粉笔在桌上写下了“这是我的身体”（Hoc est corpus meum），然后各方激烈地辩论这句话应当怎么理解，应该按字面意义还是按隐喻意义，大家的想法根本走不到一起。

路德感到政治压力要求他做出妥协，但是他“被上了镣铐，无法逃脱，因为道（Word）太强了”。慈运理的“联合”（Union）之梦破碎了，宗教改革分裂成两派。不仅是基督教世界发生了大分裂，（无意中）分裂基督教世界的运动本身也发生了大分裂。[116]

特兰托公会议与会者都讲拉丁语彼此之间听不懂对方的话

（1546）皮埃尔·达内斯是以法国代表身分到会的，在一次会议上，一个意大利主教听了他的演讲后说：“这公鸡叫得真好！”达内斯便在这时作出了那有名的回答。这位主教所用的“公鸡”与拉丁语的“法国人”是同一个词[117]。达内斯针对这句挖苦的双关语回敬了一句：“但愿彼得听到公鸡叫能后悔就好了！”[118]这里用得着葡萄牙首席主教堂·巴托罗缪的一句话，他在谈论宗教改革之必要时说：“最出名的枢机主教们应当改得最出色。”

主教们不情愿地向枢机主教们作了让步，他们原来认为枢机主教在天主教会不算一个品级。枢机主教并没有“阁下”这个尊称，这个尊称是到教皇乌尔班八世时才有的。人们并且注意到，公会议每次开会，所有的与会主教和神学家都讲拉丁语，可是彼此之间不易听懂，因为波兰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发音都不一样。[119]

圣餐“变体论”

圣餐中饼和酒变为耶稣的身体和血的所谓“变体论”，是《圣经》里和圣父们所没有用过的一个词，已被禁止使用。路德教派认为，取消饼和酒的本体而只保留其外形的教义，只是在教皇格雷戈里七世时期才在教会内形成而由本笃会修士巴斯卡西·拉特贝尔（约790-865）在9世纪时首次肯定下来并加以解释的。

路德教派查了一大堆深奥难懂的古代文献，以便在因人们的知识贫乏所无法领悟的秘密教义的问题上找到必要的根据，用来同罗马教会闹分裂。路德选用了秘密教义的一部分而摈弃了另一部分。他承认耶稣的身体是存在于饼和酒形式的圣体之内；但是他说，它在其内，犹之火存在于炽热的铁之中，铁与火在一起共存。

这种把上帝之身跟饼和酒相混淆的方式，俄西安德（1498-1552）称之为“在饼之内”、“在酒之内”和“圣体共在”。路德的提法是身体和血“在其中”，“在其上”，“在其下”。

这样一来，奉行教皇制的人吃上帝而不吃饼，路德教派则吃上帝也吃饼，而不久以后兴起的加尔文教派却只吃饼而不吃上帝。[120]

精神上吃上帝的肉，喝上帝的血

似乎在许多教会中，尤其是在英国，人们认为只是在精神上吃上帝的肉，喝上帝的血。［英国的］博德利[121]图书馆中有一本10世纪的福音书，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这确实是在祝圣中经过祝圣转化的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但这并非从形体上而是从精神上而言。耶稣基督受苦受难的身体和圣事中的身体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由有理性的灵魂赋予生机的肉和骨所组成；而我们称为圣体的，则无血，无骨，无灵魂。因此我们对它应从精神的意义去理解。[122]

圣体粪便派

差不多同时代的另一个名叫帕夏兹·拉特贝尔[123]的本笃会修士被视为第一个以明确的语言发展了实在论观点的人。他说：

面饼是真正的身体，它出自圣母之身；葡萄酒是有水的，它是真正从耶稣肋间流出的血。这是真实的，不是比喻。

这场争论还引出了粪便派的观点，粪便派从物理学的角度考察信仰的对象，说经过祝圣的面饼和葡萄酒是要消化掉的，是要落得和普通食物一样的下场的。[124]

宗教改革并非始于马丁·路德

“西欧人不仅错误地认为16世纪的宗教改革起始于西欧并以此为依据来区分东西欧，而且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欧洲第一次成熟的基督改革起源于约翰·胡斯的波希米亚，而不是马丁·路德的德国。

胡斯的宗教改革是中世纪波希米亚规模最大、对16世纪欧洲文化发展下欧洲新教改革的先驱者贡献最大的改革。”[125]

“平信徒领杯”为胡斯运动的标志

胡斯被囚禁在康斯坦茨时，他在布拉格的追随者在举行圣餐礼时开始实行平信徒领杯，这是胡斯所赞成的，不久便成为胡斯运动的标志。胡斯被处死的消息激起波希米亚人民的极度愤慨，而康斯坦茨会议又禁止平信徒领杯，还把胡斯学生布拉格的哲罗姆于1416年5月30日烧死，这更是火上加油。波希米亚因此爆发革命。当时那里有两派发展迅速，一派是贵族派，基地在布拉格，称圣杯派（在圣餐时既领饼又领酒）；另一派是民主激进派，因其据点在塔波尔，故称塔波尔派。[126]

约翰·胡斯被执行火刑[127]

圣杯派胜出

巴塞尔会议（见边码第277页）经过长期谈判后，于1433年满足了圣杯派的愿望，准许平信徒使用圣杯，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上述其它要求。塔波尔派拒不妥协，1434年里潘（Lipan）一役中几乎被圣杯派全部消灭。普洛科普被杀。得胜的圣杯派于1436年同巴塞尔会议最终达成协议。根据协议条款，他们在名义上隶属罗马教会。但1462年教皇庇护二世（1458-1464在位）声称该协议无效。然而圣杯派仍坚守自己的立场。1485年和1512年，波希米亚国会宣布他们同天主教会地位完全平等。在宗教改革时期，该派中有相当多的人都欢迎新教思想，不过另一些人则回到罗马教会的怀抱。

真正体现威克里夫思想的是塔波尔派，而不是圣杯派。整个胡斯运动有塔波尔派、圣杯派和韦尔多派参加，而不是只有塔波尔一派参加。约1453年，从胡斯运动中逐渐发展出一派，称“兄弟联盟”（Unitas Fratrum），它吸收了胡斯运动中最有生气的那部分力量，成为以后莫拉维亚弟兄会灵性上的开山祖（见边码第450-452页）。[128]

饼酒同领派被斥为“异端”

“依照康斯坦斯会议指令，布拉格于1416年3月30日同样以异端罪被处以火刑。简·胡斯和布拉格被斥为‘异端’，有助于限制捷克第二次宗教改革运动，同时也延缓了改革运动在欧洲更大范围内的扩展，直到1517年马丁·路德公然违抗这一指令。”

“然而，天主教和保皇党利用这一表面上的休战时机，打击各省的胡斯派和饼酒同领派。那时许多饼酒同领派聚集在‘避难五市’（皮耳森[Plzen]，泽特克[Zatec]，洛乌尼[Louny]，斯拉尼[Slany]和克拉托维[Klatovy]），信守基督复临论的预言：即耶稣第二次降临之时，‘罪恶之人将会灭亡，被消灭，良善之人将在这五市中幸存下来。’（Kaminsky 1867：310-312）”[129]

单领面饼派与饼酒同领派相互杀戮

“‘当天主教的牧师、官员以及市民（大部分是德国人）重返号称在西吉斯蒙德（他已在波希米亚全境以天主教徒取代波希米亚胡斯派城主和贵族）领导下前途美好的布拉格时’，布拉格贵族、布拉格大学院长以及胡斯派贵族背叛了1419年12月对国王的承诺，结果‘诱发了新一轮的反动复仇。’不久，保皇党男爵聚集起来，把胡斯派和饼酒同领派‘派往德国人建设的库特纳霍拉（Kutna Hora）灭绝中心’。布拉格的温和的胡斯派只能绝望地袖手旁观，他们认为‘自己简直是屠杀自己同胞的刽子手无声的同党。’

随着这种野蛮屠杀行为的不断升级，饼酒同领派的激进分子迅速地从对《新约》的虔诚、反战主义，转向对旧约派的愤怒和好战情绪，他们以神的名义呼吁对天主教、德国人和保皇党进行惩罚。（Kaminsky 1967：320-322）”[130]

法国出现攻击弥撒的大字报

1534年10月的一天晚上，法国各大城市都出现了攻击弥撒的大字报。有一张甚至还贴到了位于翁布瓦兹堡的国王寝宫的门上。没有人知道这份措辞强硬的大字报是谁写的。这份大字报自称“揭露真相：教宗对弥撒的可恶严重之滥用，为直接冒犯主耶稣基督之圣餐而发明”，辱骂弥撒为亵渎上帝的“骗人把戏”，是“拜偶像”。如果说此前国王还不甚明了的话，至此他明白了，所谓“宗教改革”，只不过是煽动叛乱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异常危险。他又一次带领市民在巴黎街头游行，为这桩渎神之事赎罪。这一次，他增加了一个全新的献祭环节，以平息上帝的怒火：他命人在游行路线上点燃几处柴堆，把被认为参与写大字报的三十六名犯人扔进熊熊烈火中烧死。[131]

据说造成加尔文流亡出逃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张大字报导致的新教动乱。

半个欧洲反对半个欧洲的战争

有一半欧洲人在圣体问题上诅咒另外一半欧洲人，因而约有两百年有一半欧洲人为了一个意指温和的仁慈的字，就使血液从波罗的海海岸一直流到比利牛斯山下。在世界这一部分，有二十个国家十分厌恶天主教把面包和葡萄酒化为圣体代表耶稣基督的肉和血的变体教义。他们都大声疾呼说，这种教条是人类疯狂的最大努力……[132]

特兰托公会议关于圣餐杯的争论

斐迪南一世还要求每个国家用本国语言祷告上帝，允许在俗教徒使用圣餐杯，允许德国诸侯拥有他们所掌握的教会财产。

当人们对罗马教廷有所不满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些提议，而在彼此相安无事时，就把这些提议忘得一干二净了。

关于圣餐杯的争论持续很长时间。有几位神学家认为，圣餐杯不是领圣体所必需，旷野中的吗哪[ 吗哪，据《圣经》记载，为犹太人漂泊荒野时，上帝所赐的食物，源出《圣经·出埃及记》第16章13-15节。——译者]，就是圣体的外形，吃的时候是不用喝水的。约拿单在吃蜜时也不喝水。当耶稣把面饼分给使徒们的时候，把他们作俗人看待，而在分酒时，就使他们成为正式教徒了。这个问题在洛林枢机主教到达之前已作出了决定（1562年7月16日），但后来又决定教皇允许或拒绝给俗人以酒，悉听尊便。[133] 

宗教改革结束时间下限：三十年战争（1618-1648）

三十年战争（1618-1648）[134]

宗教改革争论内容低级谫陋不堪入目

“他们引用《约翰福音》第6章第53节（‘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和《马太福音》第26章第27至28节（‘又拿起杯来，主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而与之相反的是，胡斯从来不主张圣餐酒（圣餐杯）是获得拯救的先决条件。（Kaminsky 1967：127）他似乎接受了天主教的教义，即平信徒只需要领受面包，因为，第一，耶稣的‘现身’必会是这面包与酒一体的现身；第二，《约翰福音》第6章第53节精神上的解读更为明朗；第三，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是牧师的原型，而非平信徒。（第11页）而且几乎直到最后，胡斯认为，捷克的改革者更加坚持平信徒可以用圣杯，只是为对天主教徒的强烈愿望竖起一道不必要的屏障。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会采取折中的办法，这是因为，考虑到世俗圣餐礼直到12世纪在天主教教会中仍是一个公共性的活动，而在东正教教会中经常举行。但是康斯坦斯会议明显是为了重建天主教会的统一和权威，并不是调和分歧。因此，1415年6月15日，世俗圣餐礼遭到了强烈的责难。（Kaminsky 1867：6）教会的领袖们‘对于调和分歧不感兴趣’。（第222页）

当胡斯意识到康斯坦斯会议强烈阻止任何与捷克的改革者进行调和的可能时，他最终只得认可世俗圣餐礼，这并不是因为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认同世俗圣餐礼是获得救赎的先决条件，而是为了在改革中争取教义方面更大意义上的统一，以进一步与他所号召的恢复教会早期习俗这一思想相一致。胡斯明白，改革运动想要继续，改革者势必要接近饼酒同领派。”[135]

18世纪揭示“宗教改革”的愚昧

这就是蒂洛松（Tillotson）、斯马尔里奇（Smalridge）、蒂尔坦（Turretin）、克洛代尔（一译克洛岱尔）（Jean Claudel）、达耶（Daillé）、阿米罗尔特（Amyrault）、梅斯特扎特（Mestrezat）、迪穆兰（Dumonlin）、布隆代尔（Blondel）[136]以及十六世纪无数宗教改革家所说的；当时非洲和欧亚两洲绝大部分的平静的主人穆罕默德却在蔑视地耻笑我们的争论，至于世界其他各地人们都还不知道有这些争论。[137]

欧洲宗教改革并非什么高大上的“因信称义”“唯有圣经”“教徒平等”三大教义；而是对于所谓圣餐礼的原始习俗的争执。喝红酒吃面包的圣餐礼是野蛮民族吃人肉喝人血习俗的遗风。

圣餐礼来源于中世纪习俗？——欧洲中古的食人之风

澳洲新英格兰大学历史学教授诺布的著作：《早期英国文学与文化中的药用食人史》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几百年来，整个欧洲，包括皇室、教会和科学界都以含有人骨、人血和人体脂肪的药物作为治病养生之法，从头痛到癫痫无不涉及，此举在16至17世纪达到巅峰，可见“食人”现象曾在欧洲颇为流行。

伏尔泰：食人之风是普遍现象

圣犹大引述过的以诺书说，由天使跟人间女子婚配所生巨人就是最初的吃人的人。传说出于圣克雷芒之手的《福音讲话》第八讲里，有人假托圣彼得之口说，这些巨人的孩子们喝人血，吃他们同类的肉。作者还说，因此产生一些直到当时还没有见过的疾病。各种怪物都出世了。于是上帝便下定决心要淹死人类。这一切也指出占统治地位的人吃人的舆论是多么普遍。[138]

亚美利哥·维斯布奇（Amerigo Vespucci，1451-1512）在一封信里说，当他告诉巴西人说欧洲人久已不吃他们的战俘的时候，他们都很惊讶。[139]亚美利哥这句话说明，过去欧洲人吃战俘是家常便饭。

文物证据：15世纪德国版画

吉勒·德·莱斯（Gilles de Rais）之后最残忍的连环杀手（15世纪）《穿刺者弗拉德三世或德古拉在被刺死的囚犯前吃午饭》（Vtad Ⅲ.l'empaleur ou Dracula déjeunant devant ses prisonniers empalés），15世纪，一本德国著作中的版画，私人藏品。[140]

关于欧洲中世纪的食人之风，尽管西方中心论竭力销毁了相关证据，却仍然有遗漏可供索隐钩沉。参看伏尔泰《哲学辞典》“吃人的人”词条[141]及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的相关记载。[142]

四．“清教主义”出于19-20世纪晚近虚构

清教主义被美化为美国的立国精神；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甚至主张资本主义本身也起源于清教主义精神。有学者认为：“它对美国的影响远超对其发源地的影响，对世俗的影响又远胜于对宗教的影响。”[143]甚至有学者进一步将其神话为“在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清教徒们和市民们的革命行动发挥了与国王们的最高权力一样重要的作用，在瑞士、荷兰人的尼德兰、苏格兰，最重要的是在英国和后来的法国，最终推翻旧制度的不是专制主义的国王们，也不是依凭国家理由，而是本身受到新的革命性意识形态推动的政治激进份子形成的（清教主义）团体。[144]

《五月花号公约》与“美国精神”的起源

“五月花号公约”非同小可，据说它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的意义，可以与英国《大宪章》、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相伯仲，美国几百年的根基就建立在这个公约之上，信仰、自愿、自治、法律、法规这些关键词几乎涵盖了美国立国的基本原则。公约全文如下：

“以上帝的名起誓，阿门。大不列颠、法兰西及爱尔兰国王、信仰的捍卫者——詹姆斯国王陛下的忠实臣民，暨在本公约上署名的众人，蒙上帝的恩典，为了上帝的荣耀,并促进基督信仰与国家的荣誉，远航至弗吉尼亚北部开辟首个殖民地。根据本公约，一同在上帝面前庄严盟誓,彼此联合，共同组成公民政治体，为了保持良好秩序及推动实现前述的目标，需不时制定、颁布法案或拟定公正的法律、法规、法令、宪章框架及设立管理机构，并对殖民地普遍适用，我们承诺将完全服从并遵守。

11月11日，鳕鱼角，签名为证，时英格兰、法兰西及爱尔兰等18世国王、苏格兰54世国王詹姆士陛下在位。主后1620年”[145]

据说，“《五月花公约》的主要精神是要建立一个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实行自治的共和政体，为每个成员提供平等、自由、选举等民主权利。因此，《五月花公约》被看作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治契约文件。”[146] 

五月花号乘客在船上签署了《五月花号公约》

1620年11月11日，经过在海上66天的漂泊之后，一艘来自英国的名为“五月花”的大帆船向美洲陆地靠近。船上有102乘客。他们的目的地本是哈德逊河口地区，但由于海上风浪险恶，他们错过了目标，于是就在现在的科德角外普罗温斯顿港抛锚。为了建立一个大家都能受到约束的自治基础，他们在上岸之前签订了一份被称为《五月花号公约》的文件。

“登陆美洲之前，清教徒就解决了治理问题，而这个问题此前在最初阶段困扰着詹姆斯敦殖民地。通过根据他们的船命名的《五月花号公约》（the Mayflower Compact），清教徒们发誓效忠英国君主，发誓‘订立契约并组成一个民众自治团体’。换句话说，清教徒们将实行自治。不久，清教徒选举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为他们的总督。”[147] 

签订“五月花号公约”的主体来自英格兰穷乡僻壤的一伙村民

“17世纪初，一群来自英国诺丁汉郡（Nottinghamshire）斯克鲁比村（the village of Scrooby）的脱离国教者离开英国前往荷兰，他们定居在莱顿（Leiden）。然而，分离主义者很快就发现，他们在荷兰的经济机会有限，并且他们的孩子正在丧失英国根源，被荷兰文化同化。于是，他们决定离开荷兰，前往美洲寻求与世隔绝的清净。在回英国短暂待了一段时间之后，102名分离主义者，即后来被称为‘清教徒’（Pilgrims）[148]的人，于1620年9月从英国普利茅斯港出发，前往新大陆。12月底，他们建立了普利茅斯殖民地，这块殖民地位于今天的马萨诸塞州，它的名字就是根据他们的出发地英国的普利茅斯港命名的。”[149] 

这里的“斯克鲁布市”，就是英国诺丁汉郡（Nottinghamshire）斯克鲁比村（the village of Scrooby）的异译，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该村远离伦敦，处于英格兰的边缘村落，离海岸很远。

《五月花号公约》的说法来自何处？

把《五月花号公约》说得天花乱坠，有什么历史事实依据吗？原来记载《五月花号公约》事件的唯一根据，源自英国的一部来历不明的小册子。

“1844年，英国牛津主教撒母耳·威伯福斯出版了《圣公会在美洲》一书，书中摘录了他从伦敦主教图书馆抄录的未经出版的历史资料，其中包括这部手稿的资料，但在图书馆的书签上被记作《五月花号航海日志》，列入‘伦敦教区历史及教会文件公共纪录——殖民地及大不列颠海外财产’项下。”[150]

《五月花号航海日志》哪里来的呢？

据说这部《五月花号航海日志》原来是由普林斯牧师保存在波士顿老南教堂（Old South Meeting House）的、威廉·布拉福德所写《普利茅斯开拓史》手稿。“在美国独立战争初期，殖民地军队在围困波士顿的战役中获胜（1776年），将英军驱逐出波士顿，但大量财物被英军洗劫运走，据信，其中就包括这部手稿。”[151]

这里说“据信”，其实就是据猜测的意思，究竟是不是那么回事，没有确切证据。换句话说，这部《五月花号航海日志》就是所谓英国清教徒分离派在登陆美洲前于海上签订《五月花号公约》之说的唯一依据。而其来历并无确切证据。

《五月花号航海日志》是一部伪书

《五月花号航海日志》据说就是威廉·布拉福德《普利茅斯开拓史》的手稿。然而，从内容上来看，这完全是一部伪书。[152]

第一，《普利茅斯开拓史》的作者威廉·布拉福德是“五月花公约”的起草人之一，据说他是英格兰诺丁汉郡（Nottinghamshire）斯克鲁比村（the village of Scrooby）的一个村民，很早就成了孤儿，早年生活主要在乡村务农，并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12岁时却能读懂英文版《圣经》，其后通过自学精通了荷兰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对神学、哲学、史学、文物也都有很深的研究。到了美洲第2年开始做了新普利茅斯总督，并且连续做了30年总督。这样的身世编得太离谱，难以令人相信。

第二，《普利茅斯开拓史》编得太详尽、太具体，对当时英国历史、欧洲历史及美洲历史背景的了解与陈述太现代，明眼人一望可知真伪。

第三，“五月花号”成员名单——编造神谱的行为。“五月花号”成员名单。英格兰偏远村民有姓氏吗？20世纪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间、出席人名单都考证不出来，“五月花号”成员有全体名单及简历，越具体就越假。

第四，当时实际上还不存在所谓的耶诞纪年。

伪造五月花号公约经纬

“登陆后签约说”始见于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所引用的《新英格兰回忆录》（波士顿，1826年），在19世纪回忆17世纪的事，200多年前的事如何回忆？这本身就说不通。

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先有《新英格兰回忆录》（波士顿，1826年）为英美殖民地的历史涂脂抹粉，再由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将其理论化，最后造出一部伪书——威廉·布拉福德的《普利茅斯开拓史》手稿——作为“决定性的证据”将其坐实。这样一来，就将源于中国的儒家影响，改造为来自清教。[153]

清教徒的集体概念是美利坚国家神话的核心

“历史上有关清教徒的集体概念，在英格兰暗淡不明，在美国则自相矛盾。新大陆的清教徒移民，一方面思想风气为人指谪，一方面又被敬为‘移民开疆之父’——许多根本与他们无关的事情，更被归成他们的功劳。”[154] 

从加尔文到普利茅斯的新教“道统”

后世所编的世界史将美国普利茅斯清教主义传统归于加尔文宗。例如，美国学者罗宾·W.温克与L.P.汪德尔合著的《牛津欧洲史》写到：“加尔文途径日内瓦，并受邀停留。在此，他开始组建‘上帝之城’，使日内瓦成为吸引欧洲各地新教流亡者的一块磁石，让他们接受加尔文教义的洗礼，然后再返回各自国度去促进该教义的传播。在一代或两代人的时间内，加尔文主义就传播到苏格兰，那里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伟大的传教士约翰·诺克斯（约1510-1572年）。然后又传至英格兰，并从那里被带到新英格兰的普利茅斯。”[155] 

丁道尔（廷德尔）为清教主义的开祖？

著名学者巴刻在为赖肯的专著《入世的清教徒》所写的序里，将清教主义的开祖归之于丁道尔：“我要赞赏赖肯（Ryken）教授对清教徒进行了极好的介绍。他广泛阅读了近代有关清教徒的学术研究成果，是这方面的权威。他和多数现代学者都晓得，清教主义这种独特思想始于与路德同时代的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所处的时代比“清教徒”这个词的出现早了整整一代的时间——并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末，那时“清教徒”这个词已经有好几十年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了。

他晓得，清教主义思想中融入了丁道尔的归正唯圣经论，约翰·布拉福德（John Bradford）的敬虔之心，约翰·胡珀（John Hooper）、爱德华·德灵（Edward Dering）、理查德·格里纳姆（Richard Greenham）及其他人鞠躬尽瘁努力牧养之心，以及将圣经看作敬拜和侍奉“准则”的观点——它点燃了托马斯·卡特莱特（Thomas Cartwright）的事奉之火，在理查德·巴克斯特纪念碑式的著作《基督徒指南》（Christian Directory）里达到其全面伦理观的最高峰，而在威廉·珀金斯（William Perkins）身上显出的是那种对通俗化、实际化（同时又不舍弃深度）的关注，这一思潮强烈影响了后来人。”[156]

巴刻推崇丁道尔为清教主义的开祖，意在站台英语世界与法国加尔文争锋。将《圣经》看作准则的说法，暴露了虚构故事的晚近（19世纪中叶以后）。

究竟谁是清教徒？清教主义何时开始？何时结束？

“清教主义是英格兰新教教会宗教改革运动的一部分。没有任何特定日期或时间标志着它的出现。它最早成为一个有组织的运动是在1560年代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统治年间，但当我们研究那场运动的特质时，我们会发现它植根于十六世纪前半部。它的知识先驱和属灵先驱包括圣经翻译家威廉·丁道尔、受欢迎的传道人与福音使者休依·拉蒂默（Hugh Latimer）和托马斯·贝肯（Thomas Becon）等名人。此外，清教徒运动的源流肯定也可以追溯到那些在天主教女王玛丽的迫害时期（1553-1558年）逃亡欧洲大陆的新教流亡者……

正如清教主义没有特定的诞生日期一样，它也没有准确的终止日期。在本书中，我将其结束日期限定在十七世纪末。”[157]

按：赖肯在这里说，清教主义既没有特定的诞生日期，也没有准确的终止日期，那么清教主义究竟属于何时段的历史运动呢？不仅如此，所谓的清教运动，实际上连标志性事件及领军人物也找不出来！

“清教徒”起初只是一个贬义词

实际上“清教徒”这个名称从开始就是一个诽谤的称谓。这个词出现于16世纪60年代，当时一直是挖苦人的蔑称，意味着爱发牢骚、吹毛求疵、自高自大、有点伪善，而超越了这个词的基本意义，即出于宗教动机，不满意伊丽莎白一世的老底嘉式、妥协的英格兰国教会。

后来这个词进一步获得了反对斯图亚特（Stuart）王朝、支持某种共和制的政治含义；但它主要还是指一种古怪、暴躁、丑陋的新教形式。在英格兰，反清教徒的气氛在复辟时期出笼，并在之后泛滥成灾。在北美，它在约拿单·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之后缓慢积累，并于一百年前在后清教徒的新英格兰达到了顶峰。[158]

清教主义从未构成一种单独的宗派

清教主义以一场“各种敬虔且有学识的”人们的运动为开始，“他们坚持并期待按照上帝纯洁之道和国家法律，改革我们教会的纪律和礼仪”。[159]清教徒这个名称，正如这个词的内涵所要表达的，首先表示一种洁净英格兰国教会的愿望，要在敬拜和教会治理上革除天主教残余的陋俗。但事与愿违，英格兰清教徒最终恰恰没有达到教会改革的目标。

在美洲，清教徒可以自由建立自己的教会，清教主义从未构成一种单独的宗派。从宗教改革运动起，可以说有信义宗教会和改革宗教会，但从未有过清教宗教会。清教徒分布于各宗派之中。因此，无论我们对清教徒的教会论如何加以理解，都不会牵涉到一个整合的宗派。

……我们从开始讨论时就必须注意，与信义宗、改革宗、长老会等具有相对清晰定义的宗派相比，清教徒在教会归属上是比较混乱的。[160]

清教主义只有教徒，没有教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清教徒时代，英国大多为文盲信徒

伊丽莎白女王治下的英格兰尚处于农业社会，数千教区中的绝大多数信徒都属文盲。因袭宗教改革之前的光景，英格兰全国上下遍布着顽固的宗教保守主义，对于伊丽莎白的信仰统一措施的态度大体上是漠不关心的。

然而，也许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他让英格兰文化拥有一些极不寻常的特质：深信在每个生命中都有圣洁上帝信实的作为；高举圣经的权威，虽然一度上帝的圣言囿于拉丁文的局限，但在当时已有圣经英文译本出现，这让英格兰所有立志认识真理的人都获得了阅读上帝话语的机会；甘心乐意顺服教会牧者的权柄，只要教牧人员在传讲和教导上帝真理的职分上忠于职守（其实不是所有牧者都是如此）。[161]

为文盲教徒创作大量著作，号称文库？

清教徒在撰写某部作品时，都期待能涵盖自己所看到基督徒生活的所有方面。在那个书籍没有封皮的年代，从清教徒作品的书名页中，我们就能发现这一点。举例而言，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在1603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来自圣经、引导信徒不光在今生，也在永生得享真幸福的七篇论文；人们可将此称为基督教的信仰实践，其内容对所有渴慕活出基督的人都是有益的；更具体而言，所有的真信徒都可以从中学到如何在每日生活中敬虔度日，得享安息》（1630年，第八版）。在超乎想象的短时间内，当年的清教徒创作了大量此类短篇著作，指导信徒如何去过敬虔生活，并且形成了一套清教徒自己的文库。[162]

清教“运动”只是一种精神或态度

当我将清教主义形容为“运动”时，我是在比较宽松地使用这个词。清教徒团体的结构或制度组织有时非常模糊。因此，我所说的清教徒“运动”，是指清教徒团体内将清教徒团结在一起的一种精神或态度。[163]

清教主义“运动”是一种精神或态度，正说明其非团体的结构或制度组织也。由此可见清教运动的虚构性。

清教徒这一称呼普遍出现于19世纪

根据哈佛大学神学院教授、著名的美国清教研究专家 David D．Hall，在17世纪，清教徒并不这样称呼自己，那时他们称自己为正统者（the Orthodox）或福音派（the evangelical），而且17世纪的文献中也看不到这个称呼。清教徒这一称呼普遍出现于19世纪。朝圣者这一说法也基本上是19世纪的发明。[164]

在19世纪之前，接受了启蒙运动的人们将基督徒贬称为清教徒；而清教主义的清教徒，则是19世纪的发明。

班克罗夫特《美国历史》十卷本（1834-1876）

1834年，班克罗夫特的《美国历史》第一卷出版，这使美国民主的清教起源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议题。十卷本的《美国历史》，以书写民族神话的形式，不仅影响了一个世纪的美国人，而且还影响了许多外国评论家，包括法国的托克维尔、德国的菲利普·沙夫（Philip Schaff）、阿根廷的多明戈·萨尼奥托（Domingo Sarnieto）等。[165]

在延续内战前对清教的争执的基础上，内战后的总基调发生了变化，对清教传统的指责基本上占了内战后的主导之音，而1876年则是个重要的历史转折。那年既是美国独立的百年纪念年，又是战后“重建”的结束以及国家团结恢复的标志。班克罗夫特也在1876年完成了其十卷本的《美国历史》。[166]

浪漫主义文学思想与历史哲学思想的结合在班克洛夫特那里形成了浪漫主义史学思想；具体表现为：历史是种浪漫艺术，书写历史不是为了分析历史，而是为了对历史进行再创造；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建立与过去的某种想象性的联系。[167]

浪漫主义为清教定调

将17世纪信念与19世纪共和连结起来进行阐释是班克洛夫特的“民主神话”的主要特色。对班克洛夫特来说，清教是最古老的传统，它提供了连接宗教与政治改革的哲学种子。这种子开花、发芽、结果，最后果实累累，其中就有人民自治以及良心自由等基本原则。对此，他是这样说的：

教会的存在独立于牧师，牧师的职责在于自由选择；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大多数人的律法；每人具有与别人同等的权力，每一个公理会执行选举自己牧师的权力本身就是种道德革命；宗教与人民同在，它不凌驾于人民……清教徒由人民构成，而非由神职人员构成；人民是神圣天意的阐释者，大多数人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清教的问题就是公民自治……人民没有要别人皈依的愿望，他们只想保护他们自己；他们从不惩罚这样的思想；他们从不企图折磨或恐吓他人接受正统。[168]

我们知道，浪漫主义是西方中心论虚构历史的重要工具，在美国正是班克罗夫特的这部浪漫主义著作——《美国历史》（十卷本）——系统地构造了有关清教徒历史的概念。

班克罗夫特被看作“美国的思想与精神领袖”

班克罗夫特将个人甚至群体屈从于人类事业，这是他内战前20年的《美国历史》中关于清教传统看法的重要方面。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一思想对清教与民主关系的阐释具有重要意义。尽管这种认识明显带有时代政治色彩，乃至意识形态偏见，反映的是一位具有唯一神教背景，政治上倾向于民主派，相信人类救赎进步、相信美利坚历史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作用，相信美国的“显性天命”、相信盎格鲁-撒克逊的独立使命的天真的浪漫主义史学家的观点，而且这种信仰还具有某种强烈的种族中心主义色彩，但在那个快速变化、冲突日益凸现的社会中，却表现为一种非常强劲的势力，影响并引发了整个19世纪对清教传统的争辩。为此，班克罗夫特被看作是“美国的思想与精神领袖”，是历史这个职业的“先驱”。

而他的十卷本的《美国历史》则影响了整个19世纪，“甚至在20世纪，还时常出现在大学历史的阅读书单上。”[169]

百年博士论文清教选题千部大著，集体构建

根据1984年出版的《美国清教研究：1882-1981年间的博士论文注释目录》一书，百年间仅博士论文就有940篇，作者涉及美国、英国、加拿大以及德国四个国家，涵盖领域有哲学、心理学、宗教、历史、地理学、娱乐、经济学、社会学、政治科学、法律、教育、音乐、艺术、编辑、语言、文学、科学、医学、军事。[170]有关清教学术专著以及各类期刊上的文章更是无以计数、不胜枚举。[171]

西方中心论就是这样，开动教育、出版、传媒机器，通过上百年的不懈努力，在浪漫主义虚构历史的基础之上，通过以百篇计的博士论文等形式，将一个捕风捉影的概念坐实为资本主义清教运动的现代历史源头……

出版者悉心“改订”清教徒历史文本

“清教徒书籍的再版者以修订清教徒作品中的文字语法为己任，尽管这样做会对原著的风貌造成一些表面的改动，但却极大地方便了现代读者了解这些清教徒的思想，因此我们理应对这群出版者的努力报以感谢。

这些清教徒牧者全集版本的出现，让一些曾经不可能做到的事成为可能，这包括评估每一位清教徒牧者的全部著作，贯穿于他们著作的关键主题，以及其中的交互引用。这些工作为相关的博士论文准备了第一手的材料，时至今日已有大量博士论文出现。”[172]

按：17世纪英文尚未定型，如同18世纪之后英国人伪造莎士比亚剧作一般，19世纪中期的英国学者通过经典化的方法，编出了大量的所谓清教徒经典，用以塑造新教清教徒在英国的历史。

同一清教构建，形态千差万别

各时代、各学者对清教的认识以及阐释存在严重分歧。无论是对清教的定义、对其神学教义的认识，还是对其起源、历史、发展、领袖人物、文化，乃至影响的阐释，各家、各派观点莫衷一是，但都掷地有声。可以看出，对清教的争辩在很大程度上是时代的产物，反应的是时代的气息，其中也不乏阐释者意识形态的参与。[173]

1904年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出版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1904年首次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探讨了这一问题。韦伯以证据开始了其探讨。这些证据表明：在同时代，德国新教徒对于商业世界的兴趣与人口的比率成正比，而德国天主教徒对之的兴趣则与人口比率成反比。这很让人期待。为什么如此？韦伯的回答可以概括如下：资本的积累需要减少一些立即消费，真正的资本家必须再将利润回投到生意中去，以便他们能够扩大再生产并赚取更高的利润，即具有较高的积累未来资本的潜力。而要实现这一目的，他们不仅要抑制消费，还要努力生产，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赚取利润。

新教，特别是以加尔文宗形式存在的新教，鼓励这种生活方式。它鼓励世人努力工作，因为工作能够使人免于性的诱惑，不去玩愚蠢的游戏，远离酗酒或免于以其他方式从事使上帝不悦之事。此外，工作也是一种积极的美德，一种奉献给上帝的颂歌。

新教，尤其是加尔文宗，不鼓励多种消费，因为消费会导致已成为现代经济制度之本的大规模生产，进而消耗能源。加尔文教徒也不提倡绘画、戏剧、舞蹈以及昂贵的服饰。但是，他们强调满足人们的朴素需求，诸如对基本的食品需求，对适当的住房、服装以及类似物品的需求——那些由为大众服务的大工业所供给的需求。一个加尔文教徒众多的社会逐渐趋于生产充足，消费稳定，但是却没有浪费和炫耀的行为。因此，在竞争的条件下，其企业领袖积累了资本，并把它投资于生产之中，使西方富裕起来。努力工作和清心寡欲使加尔文信徒的社会蓬勃发展。处于支配地位的商人强调经济增长、谨慎和对于可以预期的（稳定的）工作条件的渴望。

苏格兰人、荷兰人、瑞士人、新英格兰的美国人——所有加尔文教徒——都普遍获得了节俭、勤奋和极力讨价还价的声誉。新教社会立即减少了宗教节日——不需工作的假日——的数量。由于礼拜日被严格地恪守为非工作日，其余六天则成为更加完整的工作日。[174]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说”源于19世纪末一本小册子

德国学者格奥尔格·耶里内克于1895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在该书中具体将北美殖民地的“发展”归因于美国殖民地的宗教自由政策。该书为后来“美国中心论”者马克斯·韦伯“新教精神说”的滥觞。

“在英美学术界最著名的著作却是他在1895年写的一本小书《〈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现代宪法史论》……他在文中阐释的观点据说启发了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写作，这篇短小精干的文章对西方政治、法律思想，至今仍有影响。”[175]

“上帝只帮助那些自助的人”出自《周易》“自天祐之”

新教的上帝凭自己的好恶选择所拯救的对象，没有信徒自救之说。

“上帝选择拯救那些愿意被拯救之人，上帝也将选择惩罚那些愿意被罚入地狱之人。人类没有自我拯救的权威——善功对于人类救赎无效。上帝对要施以拯救之人——选民——的选择，对人类而言是不可理解的。”[176]

“上帝选择拯救那些愿意被拯救之人”，这句话是现代欧洲学者绞尽脑汁企图举出基督教新教中有所为接近“天助自助者”的表述。即使如此，这里也没有基督教徒自救的含义。

“God only helps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只救那些自救的人）之说出自富兰克林。“富兰克林不认同清教主义原罪说和宿命论的思想，他认为人性本善而不是因原罪而堕落的，而行善则是崇拜上帝最好的方法；他相信‘天助自助者’，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并获得成功。他不归属于任何教派，但却尊重一切宗教派别，从而成为后期宗教多元主义的先驱，也对美利坚人民后来建立多宗教的美国产生了积极影响。”[177]

“天助自助者”的思想源于中国。《易经·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传》：“大有上吉，自天祐也。”《周易·系辞》：“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南怀瑾说：“‘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这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的地方。中国文化根本没有迷信。中国人是说人助天助，要靠自己。上面两句话就是说，懂了《易经》这些道理，上天就会保佑你。上天怎么个保佑法？就需要你自己照《易经》的道理，做得合情合理，天人合一，要你的修养到达这个境界，就可以天人合一。”（南怀瑾《易经杂说》）

“儒家经常提倡‘自助而后人助，自助而后天助’。《列子》的思想呢？‘匪佑自天’，更进一步，以宗教哲学来讲，尤其是《列子》的这个道家哲学是更深一层的生命道理，上天都不会保佑你，上帝也做不了主，阎王也做不了主，一切在自己的人为。‘匪佑自天’，古代这个‘匪’字，同‘非’字相通，人的生命完全靠自己，没有靠天保佑。”（南怀瑾《列子臆说》）

富兰克林“天助自助者”的说法应当来自《周易》。富兰克林在法国时，曾大量接触中国文化的内容，在其过程中受到《周易》思想的启迪并不奇怪，于是他采取中国性善论的立场，将“自天祐之”的思想引进到基督教新教教义中，说“上帝只救那些自救的人”，对“上帝选民”说进行了修正，这样一来，上帝的“选民”就成了自己努力、自强不息的人了。

塞缪尔·斯迈尔斯著作《自助》

19世纪苏格兰学者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Smiles1812-1904）博士的经典著作《自助》及其著名格言“上帝只帮助自助者”，“过去常常被当作自欺欺人的宣传，甚至维多利亚时代的伪善而遭到嘲笑。……《自助》第二版发行于1869年，……是所有有关自助、激发积极性的书籍和录音磁带的鼻祖。”[178]

斯迈尔斯著作《自助》是19世纪的经典著作，这部著作被称为自助思想的鼻祖，从当时的评价来看人们并不接受，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自助”之说——“上帝只帮助自助者”——并非欧洲基督教及新教传统的固有概念。

韦伯施展神辩法硬将“原罪”说成“性善”

马克斯·韦伯强作解人，将中国“自助而后天助”的思想牵强附会到清教伦理中，说加尔文宗（归正会）中就有这样的思想。他说：

“路德宗将‘神秘的合一’与因负罪而产生的深重的卑贱感结合起来，而这种感觉对信仰坚定的路德徒保持那种‘日常生活中的赎罪能力’是很关键的，因此便可维持为求得恕罪所必不可少的恭谦和单纯。另一方面，典型的归正会宗教从一开始就弃绝了路德宗那种纯内向的情感性虔诚，也弃绝了那种寂静派式的躲避一切属于巴斯噶的东西的做法。神性真正深入人的灵魂是不可能的，因为和肉体相比上帝具有绝对的超验性：‘有限不能包含无限’。只有在上帝通过选民们而工作并且他们也意识到这一点时，选民们才有可能与他们的上帝成为一体，他们才能感觉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他们的行动来自因为上帝的恩宠而产生的信仰，而这种信仰反过来又以其行动的性质而自我肯定。……只有上帝的选民才真正拥有这种有效的信仰，只有他才能通过他的重生和由此而来的全部生活的神圣化来增添上帝的荣耀，靠的是实实在在的而非表面化的善行。正是通过他的意识，他的行为才是以他自身内一种为上帝的荣耀而工作的力量为基础的，起码就其行为的最根本的特征和持恒的理想（‘须遵循的提议’）来说是这样。他也意识到，达到这种宗教所力求获得的最高的善，即被拯救的确定性，不仅仅是上帝的意愿，而且应该说是由上帝促成的。……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上帝帮助那些自助的人。”[179] 

绕来绕去，马克斯·韦伯硬将来自中国的“自助天助”思想强加于加尔文宗，于是在基督教脸上贴金的行为就这样完成了：“上帝的选民”成了“自助的人”，新教的“原罪”因而变成了“性善”，骇人听闻的宗教迫害也自然成了清教徒们禁欲的“善行”。

新教伦理系统概念来自儒家思想

“作为美国文学启蒙时期的史标性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涉猎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尤其对孔子的儒家学说推崇有加，称孔子的道德哲学为‘通往大智慧和完美的必经之路’[ Benjamin Franklin,From the Morals of Confucius,The Pennsylvania Gazette,from February 28 to March 7,1738,P74.]。除了对孔子的哲学理念身体力行外，富兰克林还试图以孔子的教诲来净化民众的心灵。在他看来，孔子的思想主要处理了三件重要的事情：其一，我们应该如何提高自身修养，规范行为；其二，我们应采取哪些方法来引领指导他人；其三，人应如何从善如流。此外，富兰克林还将孔子的道德完善归纳为13种最重要的品质：（1）性情、（2）慎言、（3）秩序、（4）决心、（5）节俭、（6）勤奋、（7）真诚、（8）公正、（9）节制、（10）洁净、（11）宁静、（12）朴实、（13）谦恭。[ Benjamin Franklin.The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M]. ed.,by Leonard W.Labaree,Ralph L.Ketcham,Helen C.Boatfield and Hellene H.Finema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95-96.]通过富兰克林的提炼和实践，儒家的思想第一次有形地介入到了美国文学中。”[180]

总之，所谓的清教运动，不过是19世纪中期编造出来的宗教故事而已，在16-17世纪时并不存在。在其所杜撰的历史故事中矛盾重重，将“因信称义”的他力信仰概念，偷换成“天助自助者”的表述，由此将来自中国的儒商精神，指认为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抹杀了中国文化在世界现代性形成中的基础作用。

五．新教海外传教会起源于19世纪初期前后——伦敦传教会成立：剑指中国

新教传教组织的发端——浸礼会

首先，新教的传教组织是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新教福音奋兴的推动下成立的。

英国是新教大规模传教运动的发祥地，第一个海外传教组织——“浸礼宗广传福音会”（The Particular Baptist Society for Propagating the Gospel Among the Heathens）是由新教近代传教运动的先驱威廉·凯里（William Carey，1761-1834）成立的。[181]

1795年伦敦会成立

1795年主要由公理会和其他自由教会组成的“伦敦传教差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宣告成立。

这个差会是新教传教运动中影响非常大的组织之一，许多著名传教士如约翰·威廉、罗伯特·马礼逊、李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和莫费特都属于这个差会。[182]英国伦敦传教会的来历

从1794年11月起，英国长老宗、公理宗和循道宗等教会的代表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商议成立一个新的传教会。1795年9月22-25日，由长老会倡议发起，英国公理会、循道会等联合召开了伦教传教会成立大会，最初只是称为“传教会”（Missicnary Society），名字并无“伦敦”二字，后来因其他传教差会陆续建立，名称不易区别，遂于1818年冠以“伦敦”字样。

伦教传教会是一个超宗派的海外传教机构，其“唯一目的就是在异教徒与其他未开化民族中传播基督教”[183]。因此，它对传教士的选拔和任用，只看其个人条件是否具备，并不过问所属宗派。直到19世纪20年代以后，因为其他各宗派都相继成立本宗派的传教机构，伦敦传教会才主要由公理会支持。[184]

伦敦传教会的成立——其注意力朝向中国

伦敦会创立的初衷：米怜《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导言提要称：

伦敦传教会的成立——其注意力朝向中国。[185]

“正如《圣经》中所揭示的，基督教是唯一全方位适应于全世界灵性生活的宗教；因此，毋庸置疑，它可以取代任何其他宗教。”米怜这部著作导言的第一句，开宗明义的表达了西方中心论的宗旨，及用基督教取代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尤其要取代中国儒学在西方及全世界的文化领先地位。正如在这篇导言的最后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角落如中华帝国一般更值得它的关注。”“基督教宣称全世界都是它的领地。”[186]

按：大英帝国的传教机构——伦敦会的目的是征服中国。这种西方中心论的论调，在此处表现得无以复加！

英国“海外圣经公会”目的——译印中文圣经

“1804年，英国伦敦创立的英国圣经公会，是世界上最早的圣经公会。”[187]

19世纪初，英国对中国不甚了解，一位名叫莫斯理的博士写了一部《译印中文圣经之重要性与可行性研究》，引起英国新教的兴趣，这本书于是成了创办海外圣经公会的由头。

“这一时期的欧洲对中国的事情仍一无所知，而英国比欧陆国家知道得更少，因为欧洲赴华的罗马天主教士写的关于中国的书激发了他们的一些兴趣。在英国，很多人怀疑是否能够学到较好的程度，能用汉语准确、强有力地表达神启的真理。当时只有一个英国人算得上通晓汉语——那就是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爵士，而他当时也不住在英国本土。在仁慈的上帝的眷顾下，唤醒英国公众关注中国精神状况的功劳都应归于非国教派莫斯理博士[188]（Rev.W.Moseley of Hanley,L.L.D.）写的一部轰动一时的《译印中文圣经之重要性与可行性研究》[189]。他的这部小书得到了英格兰教会以及其他各界要人的赞同和响应[190]。这部书的作者在出版该书后不久搬到了伦敦附近，他成功地让人们对他书中的呼吁保持着新鲜的记忆，在没有结出果实之前，上帝仁慈地不让它的影响消亡。[191]

按：这个机构的使命与业务，就是将在中国草创的《新旧约全书》祖本贺清泰《古新圣经》中文及满文稿本（抄本）为底本、以在中国整合的中文《新旧约全书》（和合本）为基础向全世界进行推广。[192]

从英国圣经公会到联合圣经公会

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1804年3月7日成立，它为遍布世界的这类组织提供了一种模式。

以后的10年，英国成立了上百个辅助性的公会。同时，圣经公会也迅速在欧洲各地出现，包括德国、瑞士、斯堪的纳维亚、荷兰、俄国和法国。加拿大和美国很多地方也出现了圣经公会。1816年，大部分美国本土的圣经公会联合起来，成立了美国圣经公会。

起初，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被委托将圣经送往地球上偏远的地区，他们发起翻译了很多新译本，包括早期的中文译本。

1939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了一个会议，提议成立一个世界圣经公会。战后1946年，14个欧洲、英国和美国的公会联合成立了联合圣经公会。这一松散的联盟成为一个协调和计划翻译圣经及往全球各地分送圣经的重要中心。[193]

美国新教主要传教组织

美国在新教传教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仅次于英国。

1810年主要由公理会和长老会组成的联合传教组织“美部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率先在美国成立。

不久，美国又出现了“美国浸礼宗传教差会”（the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Convention，1814）、“美国圣经公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1816）等组织。[194]

福音奋兴运动才是“新教”的滥觞

18世纪中叶英国的福音奋兴运动及北美的大觉醒运动是新教的滥觞。

18世纪，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和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1714-1770）先后在英国和美国掀起的布道运动，被称为“福音复兴”运动。[195]北美爱德华滋领导的大觉醒运动被认为是17-18世纪初德国虔敬派和英国福音奋兴派在北美的回音。

不过，“18世纪40年代，美国大概只有十来名传道人，他们的生平与大觉醒的历史进程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196]

19世纪初美国“大觉醒”开始盛行

19世纪初期，基督教会快速增长，规模日渐壮大。不仅如此，第二次大觉醒也是教会史上最重要的转折之一，里德与马西森在1835年写到：“这里的人们经历了一次有史以来范围最为广泛、规模最为宏大的复兴。”

第二次大觉醒是18世纪40年代第一次大觉醒之后的又一次大复兴，第一次大觉醒持续了3到5年，而第二次大觉醒的持续时间不少于25年——甚至在大多数人看来，持续时间还要更长。加德森·斯普林（Gardiner Spring）如此写到：

从我1800年上大学开始，直到1825年，圣灵的浇灌一直未曾停止，滋润着这片土地的各个地区。在这整整25年间，每个月，我们都可以指着某个乡村、某个城市或某个神学院说：看，上帝所做的工作！

与斯普林同时代的人大都认为复兴的持续时间超过了25年。爱德华·格里芬认为康涅狄格州的整体性复兴开始于1798年。1832年1月，他如此写到：从那时开始，复兴从未停止。威廉·斯普拉格在1832年时也说，大约从本世纪初开始，上帝便一直眷顾美国……[197]

这里，所谓“第一次大觉醒运动”，时间不过三、五年，人数不过十来人，称之为“大觉醒”名不副实。

综上所述，16-17世纪的所谓宗教改革，由此所派生出来的所谓新教，实际上是出于19世纪的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虚构。而18世纪末到19世纪，真正的“大觉醒运动”，才是新教运动的真实历史。这种运动来到中国，表现为英国伦敦会及美国“美部会”“浸礼宗”等新教差会来华企图征服中国（基督教征服中国事业）的活动，呈现一幅强弩之末的历史图景。

结语：路德、康德与歌德——西方中心论的三面旗帜  

路德、康德与歌德是19世纪德国在宗教、哲学及文学领域的三面旗帜。

歌德（1749—1832年）比康德（1724—1804年）小25岁，寿命比康德长3年，是德国浪漫主义的旗手。

如果在歌德之前还有一个哲学超人康德，那么，歌德是不会有他现在的历史地位——魏玛的孔夫子。歌德是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通过浪漫主义运动建立其历史地位的，试想如果在他之前就有了欧洲哲学顶峰康德的存在，还会有歌德出风头的余地吗？

“19世纪末以来的路德神学复兴与康德主义有关。先验原则是认知的先决条件，此种观点可借用于信仰问题。上帝本身是不可知的，人所知的只是启示中的上帝，而启示是人的话语，故人的信心也是认识启示的必要条件。总之，康德是对于近现代基督教思想最具深刻影响的哲学家。”[198]

康德与康德主义是两码事。真正的康德是沃尔夫的再传弟子，传授的是中国哲学，被尼采称作“格尼斯堡的中国人”；而康德主义的康德，开始于洪堡（1767-1835）的推崇[199]，被改造成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祖师爷。而德国人对路德的美化与改造，又与康德主义有关。

一言以蔽之曰：路德宗与康德主义都是西方中心论在伪造古希腊哲学的同时，一并于十九世纪构筑起来的西方中心论精神构件；法国加尔文宗、英美清教传统等概莫能外。

2023年12月16日于太原 初稿，2024年01月25日于惠州 改定

谢选骏指出：人説“宗教改革”的真相——新教伪史考辨。我看按照如此嚴格的標準，則一切歷史記載或多或少都是僞造的歷史、都無法原原本本體現那個實際發生的歷史過程的。

【82、农业的起源否定了原始共产主义】

《西方农业起源理论评述》（张修龙1吴文祥2周扬3）报道：

摘要：自从柴尔德提出“新石器革命”的论断以来，农业起源成为世界考古学战略性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各学科学者运用多种理论从各个角度探讨这一革命性进程，试图回答农业是何时、何地、为何和怎样起源的。西方学者为此作了不懈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简要回顾了西方农业起源的研究历程，然后从环境、社会和人类文化、认知力三个方面对西方有关农业起源的理论或假说进行总结和评述，旨在进一步促进国内外研究者对农业起源进行深入的研究。

农业起源是人类（社会）历史演变的革命性事件，它不仅反映人类对自然界动植物和生态环境操纵能力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农业经济导致土地载能的提高，人类运用集体智慧和社会力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农业是人类社会向高级形态发展的基础，没有农业，就不会有后来的城市革命和工业革命。

农业起源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农业是何时、何地、如何和为何起源的。自从柴尔德于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新石器革命”的论断以来，农业起源成为世界考古学战略性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动植物驯化较早的西南亚和中美洲，考古研究者开展了大规模、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运用多种理论从不同角度探讨这一革命性进程。一般说来，有关农业起源的理论倾向于从特有的角度来研究这一现象，这些解释方法可以大致分为环境、社会和人类学、认知力三个方面。环境解释方法是目前数量最多的，在环境解释方法中，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和人与动植物间生态上和经济上的关系特别引人注意。社会和人类学上的理论批评环境决定论，他们特别注意社会方面，如社会结构、交换等。在认知力解释方法中，受到关注的是人的思维或象征性、认知力和心理文化方面。

一、西方农业起源研究历程概述

西方学者对农业起源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1866年在瑞士湖上居住遗址发现粟等农作物遗存后，西方学者就开始关注农业起源问题。霍布斯认为狩猎采集是一种孤独、贫困、肮脏、粗野和短缺的生活方式，尽管其观点受到广泛的质疑，但是在19世纪下半叶这一观点是被广泛认可的。进化理论是该时期较为流行的理论，学术界普遍赞同的观点是，农业起源是直线进化而来的，农业作为一个先进物，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人们采用农业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一时期主要讨论的不是从食物采集到食物生产的转变机制是什么、在何种情况下这种适应性转变受到影响等问题，而是动、植物驯化哪一种最早出现、它们在进化的文化阶段上所处的位置及各自的影响问题。

农业如何起源的具体问题，较少有人关注，但阿尔丰沙·德堪多和罗斯两人对农业生产的前提条件进行了开创性的总结：合适的气候、土壤与植物物种，合适的居住模式，经济上的需求等。这些条件几乎涵盖了以后农业起源研究的所有方面，此后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差不多都是以此为基础，对各个方面进行了细化或各有侧重，这两个人所做的工作，是农业起源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奠定了以后农业起源研究的基本的方向。但他们的局限也是很明显的:一是没有得到考古材料的帮助；二是仅注意到了人类对植物食物的需要而忽略了文化的方面。

在西方学术史上，第一个对探索农业起源问题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者是柴尔德。他首先将农业的产生作为区分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的标准，而不是传统的以磨制石器和陶器为主要标志，并将农业的诞生称之为新石器革命，认为其在人类史上的重要性完全可以与近代的工业革命相比而毫不逊色。这一科学概念的提出，使农业起源问题成为考古学必须研究的课题。考古学家在考古发掘中更加有意识地搜集有关农业起源的信息，并对农业起源的原因进行探索。

柴尔德提出了古典绿洲理论，柴尔德认为在冰河末期，湿润而寒冷的近东气候变得温暖而干燥，植物只在河边及绿洲生长，动物栖息在水源近处，人类也不得不居住在水源附近，因而得以观察周围的动植物，于是逐渐种植植物，驯养动物，这样农业就起源了。柴尔德的绿洲理论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世界上至少有四个农业起源中心几乎同时单独产生了农业；另一方面，虽然他把农业起源的原因归结为自然环境的变化，但并没有很好的解释环境变化在农业起源过程中的机制，因此被人认为是“环境决定论者”。

绿洲模型虽然被很多学者所放弃，但是却引起了考古学家、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地质学家、人类学家等诸多学科学者对农业起源这一问题的广泛关注。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农业起源真正成为一个本身就需要研究的领域。学者们也开始从发明发现模式下的过程描述来研究农业起源，进入了在文化生态学等理论指导下不仅研究农业起源的过程，并且着重讨论起源的动力机制问题，即研究农业是为何和怎样起源的。随之，学术界就世界农业起源的时间和地点、农业起源的动力机制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关农业起源的假说、理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二、西方农业起源研究的主要理论

尽管世界各地农业起源的机制不尽相同，但考古学家、民族学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及其他学科学者开始将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作为农业起源的触发机制，并对每个农业起源地带进行了具体分析和解释。除此之外，一些研究者从认知力或心理因素方面解释农业起源。有关农业起源的主要理论观点可以从环境因素、社会/人类学解释方法及认知力三个方面进行解释如下：

（一）环境解释方法

绿洲模型

绿洲模型是有关农业起源的最早模型之一。

尽管通常认为提出该理论的是柴尔德，但真正首次提出该理论的是拉斐尔庞佩利。柴尔德基于当时的古气候重建资料描述到：近东（即西亚）在末次冰期结束时经历了一次相当干旱的气候时期。为了获得食物和水，人类和动物被迫汇集到少数可获得永久性水源的地区：如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及绿洲，因而得以观察周围的动植物，人类认识到动植物成为食物的潜力，开始进行试验，最终导致了农业的产生。这些早期农业者未必是定居的，他们可能只是定期到绿洲来收割谷物。庄稼地里的残株会吸引一些动物，这些动物受到保护、精选和驯服，并导致最终动植物的驯化。简言之，由于环境条件（干旱）导致了人类和动植物进化间强烈的共生关系。

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几乎没有具体的证据能证实这一理论。其一是更新世末期的冰期之间，当然也穿插着气候比较温暖的间冰期，因此人与动植物在河谷地带的共栖关系应当早就发生过，为什么动物驯化现象没有发生在这些较早的时期呢？西亚古气候学研究表明，在末次冰期时这里曾有过一个寒冷、干旱的气候时期，但直到这个干旱期过后，植物的栽培和动物的驯化才开始。其二，绿洲理论没有解释为什么干旱时期绵羊和山羊只会迁到低地绿洲而不会迁到湿润的山岗上去。其三，这种理论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植物栽培和动物驯化也发生在并不干旱的地方，如热带的东南亚和南美的亚马逊盆地。

尽管我们知道在末次冰期结束时并没有干燥的气候（这是绿洲理论不能解释农业起源的关键之处），但绿洲理论的许多方面仍然有显著的进步意义。直到今天，其理论中的三个基本方面对许多理论的形成都至关重要：

（1）新石器时代仍然被很多研究者看作是革命性质的；

（2）气候压力作为一种触发因素仍然受到普遍赞同；

（3）植物很明显是第一个被驯化的主要生物体；

（4）食草动物和田地间的正反馈机制和动物作为“可移动的食物仓储室”仍然适用。

宾福德的边缘理论模式

20世纪60年代，宾福德提出了一个解释向农业转变的模式，其模式包括人口、最佳区域及自然环境的变化。根据这一模式，全新世伊始，全球充满了人，近东地区人口密度非常高。在自然资源丰富的最佳栖息地，半定居人群的人口可能迅速增长。由于该时期海平面上升导致大量土地损失，不断增加的人口超过该区域载能，这导致人口迁移到那些不是很适合居住的多为游牧的狩猎采集者所居住的边缘地区，并与游牧的狩猎采集者共居。为了满足人口增长对食物的需求，人们常将谷类移出其天然的生长环境，从而导致对种子的选择和最终的驯化。宾福德认为农业起源的触发器是海平面上升和人口压力，他对农业的产生作了如下推论：在最佳栖息地生活（有富裕的资源）-人口增长-环境压力-人口向边缘地带移动-种植及最后的谷类驯化。

边缘理论模式强调人口结构、局部生存系统的平衡和当地环境因素的变化。该理论将农业的开始和发明的重要性降到最低，集中于人口系统的行为和适应行为的条件。虽然宾福德的观点并不是尽善尽美，但他基本上框定了后来农业起源研究的框架，一是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适应环境，这可能是受进化论的影响；二是受人口爆炸的影响，然后以定居作为突破口。

1976年，科恩对宾福德的观点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观察到在大约15000年前，几个农业起源地开始加强对谷物、贝壳等一些过去不屑一顾的资源的利用。他认为史前就曾发生过食物危机，而导致食物危机的原因是在一些相对平静的地区，由于食物资源特别丰富，人们会定居下来，定居使得人口增加，人口增加造成食物匮乏，食物匮乏又迫使人们去干预作物的生长活动，使之增加产量，这样农业就起源了。

新仙女木事件模型

新仙女木事件（Younger Dryas Event）是末次冰消期以来持续升温过程中的一次突然降温的非轨道事件，发生在约11kaB1P1～10114kaB1P1（12,800～11,500aB1P1）之间。新仙女木事件大约持续了1300年，温度变化为6℃～8℃，代表了更新世最后一次气候事件，同西南亚中石器晚期和末期相对应。

新仙女木事件模型采用同宾福德和弗兰纳瑞（见下文）相同的解释框架，它们涉及定居、人口增长与扩张、环境压力和食物资源压力之间的关系，而食物资源压力导致了种植和驯化。巴尔约瑟夫和贝尔福科恩等人意识到新仙女木事件的时间与农业起源之间的联系，并提出了自己的论点。他们认为：新仙女木事件导致气候不稳定，谷类作物传播减少，区域环境载能降低，因此，它彻底改变了西南亚中石器早期人类定居的生活方式。觅食者受到鼓舞并回到开展易于移动的居住策略，从而迫使自己充分利用分散的植物资源。最终，由新仙女木事件导致的更大的资源压力，促使西南亚中石器时期的人类开始种植野生谷类，从而走上了开展农业的道路。

尽管新仙女木事件模型提出了引人注目的解释，但近来的研究表明：不断恶化的气候和不断减少的野生谷类植物间的相互关系（导致种植和驯化）存在很大的问题。首先，博特马在有关早期农业的花粉资料论述中指出：孢粉学的证据并不支持（实际上是与之相矛盾）新仙女木时期野生谷类减少的假设。其次，麦克克瑞斯顿和豪尔指出：过去虽发生过多次气候和环境的波动，却都没有导致农业的起源。然而，这种评判却忽略一个事实：人口压力是新仙女木事件模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再次，为什么农业不在四万年前的智人时代产生呢？因为有关证据表明当时的智人和现代人一样聪明，那时也出现过几次巨大的气候变化，人类对植物习性的了解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些问题新仙女木事件模型均不能给予解释。

考古研究·季节模型

麦克克瑞斯顿和豪尔提出了有影响力的季节模型，该模型是基于驯化是历史偶然事件的结果，而不是大规模的全球性进程这一思想上提出来的。他们指出：机遇、技术、社会组织及需求是农业开展的必要条件，他们简短而又大胆地回答了何时、何地、怎样，特别是为什么的问题；何时？PPNA时期；何地？在约旦河谷的利桑湖和贝珊湖附近的陆地上；怎样？无意识的选择。

有关为什么的问题，他们关注季节性。他们认为，在早全新世有一个气候最宜期，其季节性存在明显差异，即炎热干燥的夏季和寒冷湿润的冬季截然相反。

麦克克瑞斯顿和豪尔将近东农业起源描述为：由于夏季气候变干和湖水消退，人们面临关键资源的季节性短缺。人们通过储存和定居应对资源短缺，这样增加了当地环境的压力，资源被大量消耗。或许是由于其他定居人口同样耗尽其附近的资源，人们并没有迁移，而是努力去猎获鹿、瞪羚，采集一年生植物种子。增强了的季节性、不断变干内流湖盆地、定居的优势和必要资源的耗尽，是纳图夫末期人口向贝桑湖畔聚集，驯化谷类和豆类的原因。

因此，可以假想接下来发生的连锁事件：季节性、存储、定居、资源损耗、农业。质疑新仙女木事件影响的赖特接受了季节性模式。布鲁勒也支持这一模型，因为谷类在季节性干旱环境中生长良好，结出大而有营养的种子。

季节性理论包括气候变化、人为的环境变化（砍伐树木和灌木丛、火烧灌木丛、践踏）、技术（长期储存，对谷类的打磨和加工）和解决组织（定居）。然而，PPNA时期的谷物驯化，推测的种植和驯化之间有限的时间间隔是不可靠的，这使得季节模型比看起来要难以理解。

共同进化模型

进化论作为19世纪学术界最重大的成就，曾经像人口压力说（见下文）一样统治了19世纪下半叶与20世纪上半叶农业起源的研究，到了20世纪中叶前后的三四十年间，这种理论才逐渐被学者们所放弃。到了80年代，又被一些学者所重新重视。但是这一时期的进化论与前期有所区别，传统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能有意识地控制环境及我们的命运，进化过程是人类有意识控制的过程。因此关于农业的起源，也是人类在预先知道农业的好处后一种有意识地控制进化的过程。但实际上进化是无意识的，因此农业起源实际上是种无意识的进化过程。

瑞达斯关注驯化过程中动植物间和植物与人之间（无意识）的共同进化关系。他认为驯化是植物和人之间互惠共生协同进化的结果。他将驯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偶然的驯化，指的是野生植物的传播和保护，最后导致一些野生植物发生变化;（2）专门化驯化，指人工环境中人和植物间的密切关系;（3）农业驯化，表示进化过程的结果，导致形成驯化植物。驯化首先是基于遗传突变；其次是基于专门的预适应植物的出现（有硬花轴）和人为环境及行为，包括突变体的选择（植物和人共生）在内。因此，农业是人——植物长期共生协同进化过程中的晚期阶段。农业技术跨越了人—植物间相互关系中存在的环境局限性。由于驯化植物，区域环境载能增大，这导致人口增长及农业社会的扩张。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正反馈机制，在这种机制中驯化植物和农业促进了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反过来促进了农业。

瑞达斯因此提出了新达尔文进化模型，它强调无意识的选择压力。他明确反对人类在农业起源过程中有意向性。正如沃森所指出的：瑞达斯否认驯化过程中人类的积极性作用损害了他的理论。在驯化过程中，有意识活动和（无意识的）共同进化关系很可能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

提切诺夫也赞同动植物驯化过程中缓慢的无意识进化，但他包括了文化因素：驯养动物（和植物）的出现是进化过程中的必然结果（而其是偶然出现的）。有意识的操纵动物（不管是已驯化的还是野生的）仅仅是后来出现的，其发生仅是在社会文化发展成熟之后。

总之，共同进化模型也是一种直线式进化理论，其农业起源的主要触发机制是人与动植物间的共同进化，否认农业起源过程中人类有意向性，将农业起源看作是自然进化的结果。尽管现在许多考古学家不接受其降低人类意向的观点，但是人类适应动植物如同动植物适应人类一样的观点，提供了另一种理解驯化过程的视角。

路径依赖模型

受共同进化模型和季节模型的启发，本茨提出了一种有趣且新颖的“民族学”模型。尽管她称其方法为民族学分析，但她认为人类开始农业的根本原因似乎与环境（季节性）有关，因此她的模型被纳入环境分析方法中。路径依赖模型涉及到的观点是人的选择受到早期选择的影响：他们驶向预先决定的道路。换言之，人的行为未必是有意识的和理性的，活动的长期结果很难被评估。

由于区域内丰富、可靠资源（谷物）的出现，或者由于有不可缺少资源的区域减少（由于人口压力或环境变化），人类首次对当地资源变得有依赖性。在有丰富及可预测资源的情况下，人类对资源的依赖性导致移动性降低，可能会引发社会冲突。在食物资源减少的情况下，将会出现竞争。竞争和社会冲突都会导致互惠原则的降低。结果出现了应对资源短缺的新方案，即专门的交换或储存。储存、交换和财产权导致定居，而定居会反过来促进储存。另外，可以预料的是：小村庄中的血缘关系和社会关系得以加强。由于定居、储存及交换、依赖于当地环境，可能会发生资源短缺。为了应对这一情形，人们开展了农业种植。而对资源的投资进一步增强了定居、储存、种植等。此外，人们开始在情感上依附于他们的村庄和新的生活方式。

在这种模式中，农业建立在依赖区域受到约束的资源及互惠原则减少的基础之上。其实质也认为农业是人与动植物之间无意识共同进化的结果。她反对以下几种观点:（1）新仙女木时期种植不能开始;（2）种植不能在资源丰富的时期开展;（3）社会等级不是种植的先决条件。

原始农业模型

塔吉从进化和长期性的角度来解释农业起源。他认为至少在40000年前，人们就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影响（植物保护和繁殖，猎物管理，如使用火），因此可以称他们为原始农民。到新石器革命时期，农业活动已经开展了几千年：新石器革命时期的变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仅仅是对已经建立起来的趋势加以巩固。因此，新石器时代革命仅仅代表了大规模农业活动的开展。塔吉认为，从原始农业向大规模农业转变的主要触发器是末次冰期结束时的海平面上升。由于人们必须拥挤到较小的地区，他们不得不加强种植，这导致了驯化的产生。关于海平面变化，我们又从中看到宾福德边缘理论模型的影子。正如塔吉本人所说:他的理论完全是假设性的，没有证据证明40000年前原始农民的存在。然而，其模型颇有创意，因为该模型介绍了一种长期性、过程性的观点，从而对农业的革命性性质提出了质疑。

（二）社会和人类文化模型

丘陵侧面模型

柴尔德把早期农业定位于尼罗河低洼处的绿洲和黎凡特地区，而布雷德伍德则认为农业起源于较低的丘陵地带和扎格罗斯—托罗斯山脉山谷中。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伊拉克-贾莫工程的基础上，布雷德伍德认为:在末次冰期结束时，在有作物、绵羊、山羊和牛群野生祖先的地区农业发生了进化，从而导致像贾莫一样农业村庄群体的出现。在多学科团体的帮助下，他将其定义为“丘陵侧面”理论（也称为“自然栖息地”或“核心区域假说”）。他将农业的转变解释为受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共同驱使。他认为当文化准备好后，这种转变就发生了：即当旧石器时代末中石器时代初，人类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技术能力和周围环境的相关认识，这使他们花更多的时间在适宜的地方。因此，动植物能被严密监视，逐步形成了人与动植物间更加密切的关系。

人们收获野生谷物，试着去管理动植物。布雷德伍德称这一时期为初期农业。

尽管布雷德伍德没能回答为什么文化在特定时期才准备好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最早的农业生产群体确实在黎凡特地区。由于他主张多学科的研究，并且他认为农业开始于野生祖先的自然生境，所以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仍然有重要意义。

弗兰纳瑞的边缘化模型

弗兰纳瑞在伊朗东部德鲁兰地区工作时采用了宾福德的边缘化模型，但他反对把气候变化作为驯化的主要推动力。他认为农业活动的开展是对人口和经济变化的响应。在扎格罗斯山脉，由于“广谱革命”，人口在大约2万年前开始增长，这导致了定居和人口增加。人们会移居到边缘地区，在那里种植谷物。同许多常见的理论不同，弗兰纳瑞的解释特别关注谷物驯化的生物学方面。他将驯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野生物种从其原生地输出;（2）消除自然选择机制;（3）对那些在自然条件下不能正常生存的显型进行无意识的选择。这三种无意识的过程同简单的灌溉技术相结合，导致人与植物间相互关系的不可逆转，并促使驯化的产生。

该理论虽然把人口压力作为农业起源的诱发机制，但却反对气候变化作为农业起源的动因，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人口压力模型

这一理论最早由美国考古学家博赛洛普提出，认为农业起源是对人口增长的反应，是在人口压力下强化劳力投入的结果。科恩将人口压力作为世界各地食物生产开始的最主要原因。其潜在含义是：人口有不断增长的内在趋势，且人们难以控制这一增长趋势。科恩认为：晚更新世和早全新世持续的人口增长与膨胀导致全新世伊始人口占满全球，人口难以向其他地区迁移。由于其导致的食物资源压力，人们不得不食用那些不利用的资源，这种转变会促使形成多样化的觅食方式和种类多样的食谱，并必须发明和应用各种新技术来开发和储藏资源以应付粮食短缺的压力。农业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科恩认为人口增长是人类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动因而不是结果。然而，该理论中假设的晚更新世人口扩张没有证据支持。

麦克尼什提出了“正反馈过程”来解释农业的起源。在其模型中，驯化被认为是一种长期的进化。其理论主要是建立在生活方式、定居、人口增长及人口压力的基础之上。总之，从纳图夫文化开始，接下来发生的是：潜在驯化物/丰富资源的存在→人口增长→地区人口承载力降低→驯化物输入→园艺（PPNA时期）→进一步人口增长→承载力下降→农耕→农业（PPNB时期）。

总之，人口压力理论提出后，很快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响应，成了解释农业起源的主流理论。同时许多学者还分别对人口的变迁与环境的波动作了进一步的细化与完善。然而，人口压力说也有一些不能解释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它与采集狩猎民族一般把人口稳定在特定地区所能维持的人口水平下这种人人皆知的趋势相矛盾。民族学资料表明，许多采集狩猎民族似乎都把人口稳定在他们土地的人口容纳量之下，即在一定获取食物技术水平上，那些可获取资源可以维持生存的人数。所以，这种理论不能解释当时人们为什么要把人口繁殖到需要寻求新的提供食物的方法的过剩状态。

本德尔试图说明发展中的社会关系是怎样促进经济发展和农业的。她的理论以强化这一观念为主要内容，强化可以定义为单位土地上生产力（不是产量）的持续增加。同萨林斯的家庭生产模型和列维斯特劳斯的联姻理论相似，本德尔关注的是狩猎-采集者间的生产关系。为了不超过环境承载力，典型的狩猎-采集者保持较低的生产力，然而有许多剩余生产的实例。通常情况下，这些是社会责任，如婚姻、宗教仪式及贸易联盟。换言之，有一个潜在增加需求的社会关系系统。在民族学比较的基础上，她认为：增加生产力的需求凭借有权之人得以传递。通过交易和（有价值的）交易商品的获取，原始等级制度可能因此而形成。因此，在不断演化的社会机制和日益增长的生产压力之间有直接的联系。

由于联盟和领导，（季节性丰富的）食物得到积累和再分配，从而食物得到储存。领导者的推动和认可，储存反过来刺激定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包含定居、生产和储存在内的反馈机制。强化可能由此导致了技术创新：也就是导致了种植。

借助于近东考古记录和她的理论，本德尔认为：纳图夫文化完全是部落社会文化，在这种社会中可能有规范的世袭制度、交易网络、礼仪制度和领导者，这增加了对生产的需求。在一些边缘地区，日益增加的需求会促进向农业生产的转变。为了能参与社会交易、竞争、宗教仪式，食物的剩余生产是必需的，农业便作为这样一种反应而开始。

海登反对将外部和环境的压力（如气候变化和人口变化）作为农业起源的诱发因素。

海登以社会经济竞争（特别是竞争性宴享）为重点来解释农业起源。他的假定主要基于四个基本变量：（1）驯化依赖于“积聚者”的影响;（2）驯化与当地潜在“宴享性动植物”的可获得性有关;（3）对特定动物或植物的选择与饮食和宴享需求有关;（4）驯化也和一些能用于宴会的非食物物种（如可用于宴享的葫芦瓶、狗等）有关。海登认为只有当广义的狩猎-采集者间典型的强制分配不再作为生存的必备条件，财产的所有权不再是一种忌讳时，食物性生产才会发生。这些变化只可能发生于食物资源丰富且供应可靠的环境中。由于发达的中石器时代工艺（如篮子、网、弓箭、驯化了的狗等），人们可以有效、广泛的获取丰富的食物资源（如驯鹿群）。一些首领人物为了控制劳力、忠诚和资源而组织竞争性盛宴，因此获得权力和威望。

在这一情形下，初始驯化物种将会是令人垂涎欲滴的佳肴，而这需要通过密集劳动获取。简而言之，种植和最终的驯化出现在资源丰富的地区中，聪明的狩猎采集者有竞争和竞争性盛宴的范围内。初始驯化物是首领人物用来表示其比对手强的威望替代物。

尽管海登的理论在解释人类作用方面较为新颖且重要，但是其理论仍不被研究者所普遍认同（如基利,1995）。该理论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证据支撑。关于这一模型，近年来库伊特和戈林-莫罗斯指出:（1）在PPNB中期之前没有大范围食物储存的足够证据;（2）在西南亚中石器时期或新石器早期并不是任何地方都能证明有社会分化现象;（3）同样，在这些早期时代中确实难以找到社会冲突的证据。那么，该模型的主要问题是其年代学特征。如果我们更新这一模型，则其中许多方面似乎确实与解释农业有关。

事实上，如果接受内斯比特植物驯化的“短期酝酿”模型，和PPNB时期宗教习俗和畜牧业间的正相关关系，那么这些人提出的社会经济因素可以被综合考虑，尽管它们不一定与竞争单独相关。

社会驯化模型

在著名的《人类物种的驯化》一书中，威尔逊认为：定居和房屋建筑意味着建筑环境的产生，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进步之一。威尔逊的著作并不是关于植物或动物的驯化，而是关于人类和社会的驯化，其关注的焦点是心理方面和社会关系，他不关心这些变化的起源和过程。他认为在所谓的狩猎-采集者的开放社会与人们在村庄、城镇和城市间的驯化社会之间存在明显区别。主要区别之一是在开放式社会中缺乏坚固的建筑。另一方面，驯化社会的标志是建筑、伴有清晰的边界、在公共和私人之间有严格的区别，等等。房子、村庄充当了一种隐喻的象征，即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础。换言之，建筑物是抽象思想的一种物质代表，是一种“记忆性的设备”和作为“一种符号交流的有力方式”。特别是在文字出现前的社会，房屋是表达思想意识形态的最好方式之一。因此，在建筑物（和广义的物质文化）和社会行为之间有一种辩证关系：驯化社会中的人群出生于可见的物质因素中，且被其所包围，他们不仅被划分为构筑物，而且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础。

事实的确如此，在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中有大量关于社会空间的文献资料（如布里耶,1987;布迪厄,1973;希利尔等,1984；肯特，1990）。然而，值得质疑的是：威尔逊理论中狩猎-采集者的社会和驯化社会之间存在显著分化，特别是许多二分法诸如自然-文明、流动-定居、共享-储存、开放-封闭、无社会结构-有社会结构、平等-不平等、公有-私有、神话-历史，等等。此外，从考古学的观点来看，他忽略了农业的起源，并对驯化的一系列变化过程缺乏实地考察。

（三）认知力解释

心理-文化模型

在一本颇有影响力的关于农业起源和传播的书中，考文提出了一个理论:新石器革命主要是在思维上和象征性上的改革。他明确反对从环境压力、人口变化和文化等方面解释农业起源。考文认为农业起源应该仅仅从认知力上寻找线索。他认为在PPNA时期开始时，出现了一种对“女性与公牛的信仰”。他假设有一个全新的信仰，在有公牛出现的地方，就会有对雌性神的信仰。

神不仅是多产的象征，而且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神秘人物”、“全世界的母亲”。另一方面，公牛和所有其他动物一样服从神。公牛并不是神（上帝）的真正伙伴，而可能是上帝的后代，它代表了普遍的本能和野性暴力。考文将信仰认为是一种“外来的东西”，正如超自然神圣特征形象化所表示的那样。然后，这种外来的东西重塑了人的认识。它使思想适合于且能有效处理不断增加的对周围外部世界的控制。因此，象征性的革命成为一种行为上的革命，植物驯化是其中一个明显的结果。同样，动物的驯养差不多被认为是一种象征性的和认识性的：驯养动物首先是人类渴望对动物王国进行控制的一种反应。

尽管考文的理论存在一些问题，如没有给出在思想和物质方面有重要变化的原因；完全集中于象征性和认知上，而不考虑其他因素的作用，但我们应该承认考文的理论是对环境决定论的一次纠正。他是首次关注象征主义在新石器时期具有重要作用的人物之一。

同考文一样，沃特金斯象征性变化方面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主要是在建筑和人类的埋葬方面），这些变化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生存方式的变化。他对新石器时代和农业是同期的这一传统观点提出质疑。另外，他也反对用环境压力或人口压力来解释农业起源。在其两部著作中，沃特金斯继承并扩展了考文的象征性革命理论。他的分析把新的考古资料、认知力、心理进化和人类文化联系在一起，旨在提出人类认知能力进化的观点，即不仅考虑对进化理论的理解，也考虑到了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因此，他关注整个新石器时代，而不是单独考虑农业的起源。

21Domus模型

霍得在其《欧洲的驯化》中将农业起源解释为一种社会化的、象征性的过程。他将建筑物和居住活动或者“domus”作为主要因素。在PPNA和西南亚中石器时期，房子是从自然向文化转变的背后推动力。控制野生物种的驯化过程是控制整个社会的象征和机制。

Domus和社会在社会的驯化和社会体制方面是辩证相关的。对于农业，霍得的出发点是从来不需要农业活动发生；他假设意向性、渴望、激情（情感、感觉和担忧）与农业起源相关。而由激情产生了对整个自然界控制的欲望。再者，对农业劳动力投资的延迟回报体系和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导致社会与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加。除了社会因素以外，更新世结束时，气候、环境的变化可能被认为是向农业转变的触发器。

因此，不断文化化的自然这一渐进的社会象征过程在更新世即将结束时到了一个关键点，这一过程同气候、环境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农业。

霍得作出的真正贡献在于：他详细描述了考文的观点，即驯化过程不仅仅是关于动植物的。

他认为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活动（如建造房屋和定居点、精心处理死者、陶器生产和装饰）都与从自然向文化这一转变有关，在这一转变中有文化控制和主宰自然的扩张。心理、社会和象征性因素可能起了关键作用。

（四）其他解释理论

除了从环境要素、社会文化及认知力三个方面解释农业起源外，许多学者还从其他方面如通过民族学、考古学等研究中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从遗传学、生物学、人文地理学等角度分别进行了研究，如赛奇的CO2模型，他认为全球范围的CO2浓度上升可能在解释全球农业起源的同步性中起主要作用；沃德利提出了药物模型，认为食物中有类似鸦片的成分，由于人们对这种成分上瘾，从而农业得以起源。他们只是从其本专业的角度对农业起源进行阐释，缺乏更全面的考虑。

三、总结

应该说，各家的假说或理论都有其合理之处，但又都不很全面，因而总是互相否定，难以取得共识。许多学者都试图探讨一种农业起源的世界性通则，但每家学说差不多均有例外。其实，农业产生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是在各不相同的自然环境中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不能仅仅归结于一两个孤立的因素，因此有些学者开始从总体分析的途径来解释农业起源，即综合考虑环境、社会/人类学及认知力等各个方面来探讨农业起源。

从西方农业起源的研究历程来看，西方学者较多利用假设—演绎的方法研究科学问题，而国内学者较多使用归纳法来研究。此外，西方学者经常组织多学科的研究团队去实地考察寻找农业起源的相关证据，这对国内学者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上文所讨论的这些有关西方农业起源的理论留下了许多尚未或者难以回答的问题。许多理论学家没能或没能令人信服的回答有关农业起源的推动力这一最为基本的问题。到底有没有一种农业起源的世界性通则？农业到底是何时、何地、为什么起源的？其驱动力是什么？还有许多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

谢选骏指出：不论上面的各家各派如何不同，都认定了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农业的起源是为了解决人们的生存压力”。他们的区别在于，对于“农业如何解决生存压力”的着眼点不同。而在我看来，“农业如何解决生存压力”，它都是对于“原始共产主义”的否定——因为真正的“共产”只能存在于游猎——因为天然的自然资源明明白白不是任何人的私产，虽然那可能是被武力暂时抢占的，但那抢占显然是不合法的，可以虽然替换的。但是农业就不同了，那不是自然的，而是经营的，显然属于私产。姑且不论土地的产权，例如印第安人就没有土地私有的概念，也不承认任何意义的土地所有权；而土地之上的农业和房屋，肯定是人造的私产，而不是自然形成的自然物。

《农业起源与中华文明》（光明日报 2009年01月08日，严文明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2008年4月）报道：

严文明，1932年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文明的起源研究。主要著作有：《仰韶文化研究》、《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长江文明的曙光》，参与主编《中华文明史》等。

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讲“农业起源与中华文明”。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国家有13亿人口，大约占全世界人口的22%，可是我们的耕地面积只占全世界耕地面积的7%,我们是靠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其实，在历史上从有人口记载开始，中国的人口大体上都占世界人口的1/4左右，所以中国的农业选择了一条精耕细作的道路，否则我们这么多的人口吃什么？国家怎么发展？这个问题一直激励着我，想探讨一个究竟。中国农业是怎么起源的？它怎么会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这是我研究农业起源的一个动力或者一个原因，也是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的一个原因。

农业起源对人类古代文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我们知道，全世界有三个主要的农业起源地——我这里讲的农业主要是指谷物农业，是栽培作物。

一个在西亚，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及其周围地区。这个地方是小麦与大麦的起源地，也是绵羊和山羊的起源地。这种农业叫做有畜农业。这类栽培农业分两种，一种是有畜农业，一种是无畜农业——就是只有栽培作物，不养家畜。西亚的农业是有畜农业的，这种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产生了两河流域的文明，就是古苏美尔、阿卡德和后面的巴比伦。这种农业传到尼罗河流域，产生了古埃及文明;传播到印度河流域，产生了古印度文明。这个印度河大家要知道，现在不是在印度，而是在巴基斯坦，因为巴基斯坦跟印度原来是一个国家，都叫印度。所以这个以小麦、大麦为基础的农业，传播范围相当广，在历史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第二个就是中国，中国是小米和大米的起源地。小米是指粟、黍，主要在黄河流域起源和发展，后来成为中国北方的主要农作物。北方现在主要的谷物是小麦，而小麦又是从西亚那边传过来的，不是中国原生的。中国的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所以中国是两种农业的起源地——北方是以小米为主的农业，南方长江流域是以大米、稻作农业为主的农业起源地。西亚那边小麦、大麦是在一块儿的，它不是两个系统，这跟中国是有所不同的。

第三个是在美洲，美洲是玉米的起源地。我们中国现在也大量地种玉米，玉米是在明代才传过来的。美洲的农业是无畜农业，它没有家畜。它是以玉米为主体，还有南瓜、豆类，所以这个玉米、南瓜、豆子，在印第安人的传说里是叫做“农业三姐妹”。

世界上最主要的农业起源中心，就是这么三个。它们都对后来古代文明的产生起了决定性作用。美洲有美洲文明，大家知道现在美洲的印第安古代的文明，像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年代也比较早，当然比中国还晚一点。但是它的影响范围仅限于美洲。中国的文明代表了东方文明，它对周围的国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西亚的，两河流域、埃及和印度河流域的种种文明，后来发展为古希腊、罗马文明，这就是西方人的古代文明。所以就全世界看，或者说是有三大文明中心，或者说是有两大文明中心——也就是东方、西方，中国占了一方，这个与农业的起源和发展有非常大的关系。

解开稻米起源地之争

几十年以前，在考古学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时候，研究农业起源的主要是农学家。农学家根据栽培种与野生祖本的关系，根据各品种的分类，总之他们的根据是植物的基因库，基因种类多样化的地方，就应该是农业起源的中心。所以一般都认为印度是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心。后来日本学者提出山地起源说，认为东南亚北部的山地，包括中国的云南，泰国、缅甸、越南北部，还有印度的东北部，这个区域是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心。

有一个很有名的日本学者，叫做渡部忠世，他写过一本叫做《稻米之路》。他在印度、泰国、缅甸的北部找了一些寺庙，这些寺庙是用土坯盖的，土坯里面有稻谷。他采集了标本，从稻子的形态上做了一个排比，他的结论是稻谷从那个山地向湄公河流传，也就是现在的泰国、老挝、越南、柬埔寨一带，这叫湄公河系列。我当时就跟他辩论，问他采集的那些稻子有多少年？他说起码有一两百年了，那个寺庙盖了两百多年了。我说栽培稻子有几千年了，你两百多年排出来了有什么用，跟起源有什么关系？比如中国有个占城稻，占稻很明显是从越南占城传到中国的，那不等于说这个占稻是越南起源的？北京的京西稻是从日本弄来种子栽的，那不等于说这种稻谷是日本起源的？实际上，这完全是两码事。

所以，光是农学家的研究，还不能弄清楚这些农作物是怎么一步一步演变到现在的。考古学就有这么一个优点，它可以把年代排比得非常清楚，哪个最早，哪个比较晚，怎么一步一步发展下来，然后把年代排列以后，再来排稻谷种子，看看它有什么变化，它是怎么变化的，它的源头是一个还是两个甚至多个？但是在排比稻谷的形态、基因的时候，还是要靠农学家。

什么是农业产生的原动力

中国是一个大国，有960万平方公里,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于农业，更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能成为农业的起源地。中国的自然地理，大体上是这么一种态势，周围有高山、有大海，大体上自成一个地理单元。

从气候上来讲，中国有几个带。一个就是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北，包括新疆、甘肃的一部分、宁夏的一部分和内蒙古这一带，这是一个西北干旱区。这个地区的面积大约占全国的1/3，人口比较稀少，有大量的草原、沙漠和高山。这样的地方不适于农业的起源。然后是青藏高寒区，就是西藏，还有青海的一部分。这个地方占全国的土地面积22%左右，将近1/4，当然也不适于农业的起源。然后东面这一部分，叫做东部季风区，这是受到东南季风影响的地区，也是中国现在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这个东部季风区，占全国面积的百分之四十多，但人口占96%。其中人口更密集的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这个东部又分成四块。最北面叫东北，东北气候比较寒冷。中国的农业是在一万多年以前起源的，那个时候这个地区气候更冷，那是在更新世，更新世有一个时期叫冰河时期。后来进入全新世，这个时候气候逐步回暖，但是它在回暖期间还是比较冷的，不可能是农业的起源地。中国的南方——南岭，在湖南、江西和广东、广西之间，也叫五岭，这个地区以南，就是包括现在的广东、广西、海南岛、云南的一部分，台湾的一部分，这个地方我们平常通称为华南。这个地方因为纬度低，气候变化对它的影响很小，它是长夏无冬，或者说夏天特别长，冬天特别短，因而自然资源非常丰富。所以那里的人没有生活压力，因此也没有发展农业的动力。

只有两个地方，一个黄河流域、一个长江流域，这两个地方历来人口比较多，在这里可以发现许多旧石器时代的遗址。这两个地域都有一个漫长的冬季，冬季的食物资源比较缺乏，先人就得想法子来增加食物的资源，这就是农业产生的一个社会动力。而这两个地方又恰恰有可以栽培的野生祖本植物。小米的野生祖本、粟的野生祖本，就是狗尾草，这里到处都是;黍的野生祖本在华北地区也能找到，有野生黍。所以人们可以栽养它。那么在长江流域呢，有野生稻，到现在还有，江西、湖南都还有，这些地方是野生稻分布的北部边缘。为什么许多农学家考虑野生稻从印度起源、从山地起源，还有一些农学家考虑从华南和东南亚起源？因为这些地方野生稻非常多。长江流域野生稻很少，是野生稻生长的边缘地带。然而，他们就没有想到一个问题，那些野生稻多的地方，其他的食物也多，人们就用不着种了。

稻谷作为食物的优势在哪里？它的优势是易于贮藏,填补冬季食物的匮乏。而且稻谷又是一种一年生的植物，种了以后等不了几个月就可以收获，到第二年开春又可以下种。要是别的植物，比如说水果或者是干果，像栗子、橡子,你把这些种子保存后播种,多少年以后才能结果，周期太长。谷类作物，包括水稻、小麦、玉米，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优点。所以在这样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的背景下，黄河流域跟长江流域，就成了两种农业起源的温床。

中国不同地区的年平均气温

公元前6000多年，中国北方已有了能储藏十几万斤粮食的窖穴，1000多年后，中国南方的河姆渡人已经吃上大米饭

刚才讲的都是一些理论性的东西，那么中国农业的起源，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呢？

以前我们大体上知道，黄河流域是小米的起源地，那是一种推论，没有事实证据。直到50年代发掘西安半坡遗址，在那儿的窖穴里面和陶罐里面都发现有粟——就是小米啊。当然已经只有皮壳了，但是那个形态还是完整的。在一个窖穴里面就发现了成百斤的粟（我说的成百斤是要换算成新鲜的小米，那个皮壳没有多少分量）。半坡遗址属于仰韶文化，这个时期中国北方确实是种小米的。以后在仰韶文化的好多遗址都发现有小米，而且是两种，一种是粟，一种是黍。仰韶文化的年代大体上是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这是不是就是农业起源的时候呢？不像。我们觉得那个时候农业好像已经比较发达了。

河北磁山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石磨盘、磨棒

1976年在农业考古历史上是非常辉煌的一年。这一年在河北武安磁山一个遗址里面发现了上百个粮食窖穴，这些粮食窖穴里面，有的粮食装好后，上面封一层土，这样窖穴里面就能保持比较干燥的环境。这些粮食窖穴中有80个里面还保存有粮食，当然都已经成为皮壳了。当时做了一种叫做灰象法的研究，认为是粟。最近的研究证明里面还有黍和其他一些作物，但是以粟和黍为主。把这些窖穴里面储藏的粮食换算成新鲜的小米，有十几万斤。这里发现的粟比过去所有遗址曾经发现的加起来都多，而它的年代是公元前6000多年，这一下子把农业的起源提早了一千多年。同时还发现做得非常好的农具三种，一种是石铲，翻地用的，证明这个时候已经知道翻地了；一种是石镰，就是石头样子的镰刀；还有一种就是石磨盘、石磨棒——加工谷物的。与磁山几乎同时发现的河南新郑的裴李岗遗址，发掘出的农具跟磁山的几乎一样，只是石铲、镰刀都带锯齿，比磁山的更先进了。差不多同时在甘肃的大地湾窖穴里面发现有粟，而且还是一把，穗子还有，捆在一起。以后在辽宁新乐、沈阳这些地方也发现了小米。所以这样一来，整个黄河流域，甚至再往北一点的内蒙古、辽宁这些地方都发现有这两种作物，年代都是公元前六千几百年，最早的差不多接近公元前7000年。前不久，北京大学与北京市文物考古所合作发掘了北京西郊门头沟的东胡林遗址，这个遗址的年代距今是一万多年，最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发现也有小米。

这样，我们是从后面一直往前推，实际代表了农业发展的几个阶段。也就是说像东胡林这样的，可能是农业的萌芽阶段，它当时的主要的食物恐怕还是靠野生采集、捕猎，少量的栽那么一点谷类作物，除了这个石磨盘、石磨棒以外，我们没有看到石镰，也没有看到翻地的工具。

但是第二个阶段，即公元前7000 年到5000 年这个阶段，也就是相当于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这个阶段，我们把它叫做确立期，农业在人类生活中间已经确立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农业产品已经成为食物的重要构成部分。我们看到磁山有那么多的谷物遗存，证明农作物应该是食物构成的重要来源。而这个时候除了种植谷类作物小米以外，还养猪。所以这个时候的农业，已经跟后代的农业有非常明确的联系了。在这个时期，中国整个北方都种植两种谷类作物，工具有了进一步发展，更能看得出来的就是聚落——人生活的村落扩大，人口明显增加。这种聚落扩大，人口增加，一定是有粮食生产这个基础。所以我们可以推测，这个时候旱地农业有了比较大的发展。

再往后发展呢，我们叫它龙山时代，年代大概相当于公元前3000 年到公元前2000年。这1000年是一个扩展期,就是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向外传播。传播到哪里？主要是:一是往东传到朝鲜半岛，传到现代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一部分到了日本的九州半岛，这是旱地农业；一是向西传播到甘肃，新疆；还有往南，长江流域有一些水利条件不好的地方，也种小米。我这是讲的旱地农业。

那么稻作农业呢，也有类似的这么一个发现过程。稻作农业，最早考古学者开始注意的是湖北，湖北京山县的屈家岭和天门县的石家河，这两个地方叫做屈家岭文化，地层中间发现了有稻谷的遗存。这个遗存是稻谷的壳，本来掺在泥里面，后来这样的泥用于盖房子抹墙，房子失火，墙壁的土被火烧成红色，我们在考古上把这种土叫做红烧土，因此泥里面的稻谷壳的痕迹就留下来了。就在这两个地方，发现了红烧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稻谷壳。那个时候鉴定这个稻子是栽培稻，而且是粳稻。大家知道，稻谷有两种，一种叫籼稻，一种叫粳稻。籼稻，北京人喜欢说机米，就是我们吃的那种长长的机米，现在像秦国米也是籼稻；粳稻，北京人喜欢说是大米，像北京的京西稻、天津的小站稻、还有什么盘锦米，那都是粳稻。湖北的这两个地方出现的稻谷是粳稻。经过测年，这两个地方是公元前2000多年的遗存，也就是说离现在有4000多年了，中国4000多年以前就种稻子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但是后来类似的发现非常非常多，在长江流域比它早的有的是。

1976年更大的发现出来了，那就是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遗址。为什么呢？河姆渡遗址在离海不远的地方，被海水淹了，海泥遮盖了这个遗址。这样很多有机物就保留下来了。因为跟空气是隔绝的，又在地下一定的深度，这样冬夏的气候变化对遗存不发生作用，它等于是恒温隔氧的，海泥里面还含有一点盐分，可以起保护作用。这样，那里就发现了很多东西，在别的任何遗址里面都没有见过。比如说盖房子的木料，几千根木头，而且还有榫卯。河姆渡遗址的年代是公元前4500到5000年，也就是离现在6500到7000年，保护这么好，在考古学上有许多突破性的发现。那里的房子是一种所谓干栏式房子——地上埋桩，上面辅地板，再在上面盖房子。当时的人们在加工谷物的时候，一些皮壳掉在地板下面了，堆积成上百平方米，包含大量的稻谷壳、稻叶，经换算也是多少万斤。同时那里还发现了翻地的骨耜（南方叫泥铲，是专门挖泥的），是用牛的肩胛骨做的，第一次发掘就发现70多个。遗址有些陶器上还画了画，有的画的是稻子黄了以后低着头的，一束一束的。很多人看了，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么早稻作农业已经有这么发达，河姆渡人能吃大米饭！特别有意思的是，竟然在一个陶釜的底上发现了一块锅巴，这证明它确实能够把稻子加工成，完全把壳去净了，可以做成大米饭了。

我开始研究农业的起源，就是因为这两个地方，一个是河北的磁山、一个是浙江的河姆渡。以前外国人说，这个稻作农业是印度起源的，或者东南亚，或者是什么山地，我就想研究研究到底稻作农业是哪里起源的。

大家想，河姆渡的稻作农业这么发达，当然不是起源的时候，稻作农业的起源应该更早。在上世纪80年代，在湖南洞庭湖西边的澧县，发现一个遗址叫做彭头山。这个遗址也发现了很多红烧土，里面有稻谷壳。而且彭头山遗址发现的陶器里面也掺着稻壳。研究发现它们也是栽培稻，不是野生稻。彭头山的年代是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7000年，又比河姆渡早了一两千年。

在1993年，我跟美国的一个农学家马尼士合作，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做考古工作。马尼士在美洲做过40多年的考古，把美洲的玉米的起源弄清楚了。原来最早的玉米，只有两三厘米高，以后越长越大，是人工培养的结果。以后马尼士又在西亚研究过小麦、大麦的起源，所以他对农业起源研究有着非常丰富的考古经验。我们一块到江西万年仙人洞，旁边还有一个洞，叫做吊桶环，我们在两个洞穴挖了半天，非常遗憾，没有找到稻谷的遗存也正常，那是公元前1万多年以前的遗址，而且是洞穴遗址，没有找到稻谷的遗存也正常，但是我们找到了稻谷的植物硅硅酸体，平常我们叫它植硅石。大家可能不知道，稻子的稻叶上面有一种特殊形态的硅酸体，这种硅酸体不会烂，它在土壤里面一定要在高倍显微镜下才能分辨得出来。因为这种特殊形态，稻子跟别的植物都能分开，就是说尽管我们没有找到稻子，但是找到了稻子腐烂掉了以后的这种硅酸体。

就在这同时，在湖南省南部道县玉蟾岩，那个地方是湖南省现在的考古研究所所长袁家荣主持发掘，他竟然发现了两粒稻子，同时也有硅酸体。后来，我跟美国哈佛大学的另外一位教授巴尔·约瑟夫合作，共同发掘湖南道县的玉蟾岩，虽然动作很大，但只发现了一粒稻子。这粒稻子又像野生稻，又像栽培稻。我们就是要找这个，这才像刚刚起源时候的东西，年代呢，是公元前一万多年。

我们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从后一直往前推，像玉蟾岩和仙人洞的稻作农业应该是第一个阶段即萌芽期，刚刚开始栽培。我想这个时候的稻子，在当时人的食物的构成里面不会占重要的地位。第二个阶段就是确立期，就是像彭头山文化那样的一个阶段，公元前7000年到5000年。那时已经有大量的谷物出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发展期，这相当于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阶段，也包括河姆渡。这个阶段已经发现有农田了。我这里加一句，稻作农业的地一定是平的，因为地里面要装水，水多了不行，水少了不行，所以它必须要有个地块，周围有田埂，水多了要排掉，水少了要浇灌，这是稻作农业比旱作农业麻烦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彭头山遗址就发现已经有了田块的萌芽。最近河姆渡旁边又有一个遗址，叫做田螺山，我们现在还在发掘，在它周围我们探测出大概有八九十亩那么大一块稻田区。第四个阶段是扩展期，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扩展到哪里去？三个方向：第一条路线是东面。东面先从长江流域到华北，到山东半岛，再从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到朝鲜半岛，到日本的九州，到日本的本州，这条路线非常清楚。可是在日本，大部分学者主张水稻是从长江口传过去的，路线很近，而且中国的稻作农业长江是一个中心。我提出来的这条路线，他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是按照稻谷考古发掘的年代来确定的一条路线。我主持发掘过山东半岛栖霞县的杨家圈，在那里发现有水稻，属于龙山阶段，公元前2000多年。然后在辽东半岛的大连，也发现有稻子，是公元前1000多年。以后在朝鲜半岛跟日本九州都没有发现过超过公元前1000年的稻谷。因此才确定了这条路线。另外比如说日本的遣唐使，基本上也走的是这条路，因为这从陆地上走比较方便。从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中间有一个长岛，过去叫庙岛群岛，我在那里也做过考古工作。很明显，在辽东半岛可以发现属于山东半岛文化的东西，可在山东半岛却没有发现过属于辽东半岛的东西，这就说明传播的路线是从南往北。辽东半岛到鸭绿江口，考古发掘中有很多东西都像，可是鸭绿江口的这些东西跟山东半岛的就很不相同；而从鸭绿江口到朝鲜又有很多东西像，但是把朝鲜的东西跟辽东半岛比又不像了。所以后面我提出一个叫接力棒似的传播路线。我们知道，农业不是一个东西，比如说一件瓷器，假如有贸易路线，可以传得很远，哪儿的人都可以买。稻作农业不是大米，不是稻谷，是一个产业。农业的开展需要有农业知识，要知道怎么样育种，怎么样栽培，怎么样收割，怎么样加工，是一系列的问题，这是文化。这个文化它不可能传到一个自己根本不知道的地方去，比如说当时长江口有那么几个人跑到日本去，日本人怎么能让他来搞稻作农业呢？而且从长江口到日本去有没有可能呢？有的日本学者说可能，没准有个风暴，或者有个海流可以让人漂过去，我说那不是九死一生的嘛，九死一生跑过去还传播农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按照接力棒理论就好办了，我跟你是邻居嘛，我怎么种的你也知道，这样就可以一站一站地传过去。第二条路线是东南亚，这里我就不详细讲了。第三条路线是西南，包括云南西南，云南是最后传播的路线。当然到了云南，还可以接着传，比如说缅甸等等。

我以上讲的这些都有考古学的依据。依据考古发掘的年代和农学家对这些稻谷遗存的分析，我们的结论就有了科学基础。

中华文明为何从未中断，缘于两个农业体系大而互补

事实上，到公元前四五千年的时候，中国南北两个农业体系就已经形成了。

在北方，就是以种两种小米为主的农业体系。这一农业体系中还种有别的东西，比如桑、麻，还有一些经济作物，比如豆子，有些地方也种稻子，以后又从西方引进了小麦、大麦。关于小麦、大麦，过去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就提出来过，认为是外来的。过去主要的谷类作物在北方，就是两种小米。不知道大家读过《诗经》没有？《诗经》里面就是很多地方讲黍、稷，黍稷，黍稷稻梁，黍就是现在的黍;稷，有人说是另外一种黍，有人说就是粟。《诗经》里面也有稻梁这些词。直到汉代以后，小麦才在中国的北方大量种植起来。在这样的农业体系中，家畜以猪为主，同时还产生了对应的耕作制度和农业工具，总体构成了一个农业体系。所以，我们提出在黄河流域的中国北方地区，出现了一个以种植粟和黍为主要农作物的旱地农业体系。

在长江流域呢，形成了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农业体系。在这个农业体系里家畜也是以猪为主，但同时有水牛。

这两个农业体系的形成对中国来讲极为重要。为什么？这两个农业体系在两个地方，但两者又紧挨着。北方旱地农业歉收了，南方的水地农业可以做补充；南方水地农业歉收了，北方旱地农业可以做补充。而且这两个农业体系涵盖的地方非常大，大家翻一下地图就知道了，比伊拉克要大好多倍，比埃及也大好多倍，比古印度那块地方也大好多倍。这两个大而互补的地方，会起一种什么作用？因为大，它就有一个宽广的基础，而中国周围都还是采集狩猎经济，没有强势文化。即使有一个比较强势的文化来干扰，它这个核心地区也是稳稳当当的。西方就不是这样了，尽管有的地方发展程度很高，但它比较脆弱，有一个野蛮民族入侵，一下子就把它消灭了。所以不管是像伊拉克两河流域的文化也好，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也好，都中断了。现在的埃及人不是古埃及人的后裔，现在的印度人也不是古印度人的后裔，两河流域也一样。只有中国这个地方没有中断过。这是中国文明的一大特点。中国文化的特色，就以这个广大的农业为基础，而且是两个农业体系，就像双子星座似的，拧在一起。

上排三字为甲骨文“来”字，下排三字为“麦”字

中国农业起源尚有许多未解之谜

第一个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至今发现很少，北方就更少了。要把农业起源的根本问题弄清楚，这一部分工作还得继续做。大家想一想，我曾经在仙人洞遗址挖了很长时间，一个稻子没找到，只找到了硅酸体；在玉蟾岩，汇集了世界顶尖的农学家、农业考古学家，但是大家的发现也很有限。这就告诉我们，要把中国的农业起源真正说清楚，还要做很多工作。

第二个，就是考古发掘的人很多缺乏农业知识，于是有很多的农业遗存被当作一般的土扔掉了。所以在考古学方面，要大力推广农业考古知识，否则像现在这样基本建设规模如此之大，到处都需要抢救性发掘。这种发掘粗糙得很，很多信息都给丢掉了，非常可惜。所以我一再呼吁，与基本建设相关的考古工作，也要仔细做，否则损失没法弥补。

第三个，对农具的研究不够。我们常常是拿了一种形状的东西，像个铲子，我就说是铲子；像个镰刀，我就说是镰刀。实际上农具应该根据它的使用痕迹作研究。比如说镰刀，用它割过谷物后会留有硅酸体，而硅酸体会发出一种硅质光泽，这用光图一看就知道了。而这部分工作，我们现在还没有人做。在考古发掘中发掘出一把铲子，这铲子当然是可以翻地的，但也可以是挖坑、挖沟的。那么翻地的铲子有什么特点？翻过的地跟没翻过的地，在土壤的结构上是不一样的。这个工作，我们也没怎么做。

还有一个，就是有些农学家对野生祖本的研究不够。比如，我们知道栽培稻有粳稻、籼稻两种。过去农学家就认为粳稻是籼稻变来的。现在的研究发现，野生稻就分粳和籼。实际上普通野生稻还不止这两种。栽培稻呢，就有一点麻烦。栽培稻的基因一般很难保留。所以，以后在找到河姆渡这样的遗址的时候，要特别加以保护。

中国的农业，在它起源的时候，就在世界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往后中国农业的发展又走了一条非常特殊的道路。有意思的是，现在我们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是在农业起源地湖南，把我国农业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谢选骏指出：中国的文物保护工作为何无从下手？因为共产主义消灭了产权。中国的文物名义上“属于国家”，实际上不属于任何管理者，所以无法得到认真的保护。如果按照这种“没有产权”的自然状态的逻辑，中国的农业根本发展不起来——因为那样一来，任何人都可以掠夺或摧毁任何人的房产和农牧产业，任何人都以自然的名义进行“共产”……那就不会有任何文明的诞生了！从“农业的起源否定了原始共产主义”的角度看——农业的起源创造性地解决了领地冲突的问题——因为游猎社会里的领地概念，只是弱肉强食的动物主义，那些自然资源是天生的公共资产，谁抢到了就是谁的；但农业社会的领地概念，则是辛苦经营的文明版图，自然资源已经加工成为个人财富，谁创造了就是谁的了。在这种意义上，“原始共产主义”只能是一种动物行为；农业的起源和发展都需要不断否定这一动物行为。

【83、柏拉图体现了青春期的骚动】

《人类青春期里的纯真梦想——《理想国》阅读笔记》（读懂柏拉图的第一本书-理想国 2019-05-18）报道：

在观点的博弈过程中，苏格拉底犯下了大量辩论中常见的错误，譬如以偏概全、偷换概念、错误类比等等。在观点的阐述上，也不乏前后矛盾的地方。对于讲求逻辑严谨的读者来说，阅读此书恐怕体验不佳，那么与其读此书，不如读一本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理念的总结性读物，比如威尔·杜兰特《哲学的故事》。但另一方面，读者们也可以对两千多年前的人稍微宽松一些，忽略逻辑上的不完美，而是去欣赏在社会意识形态刚刚成形的人类的青年阶段，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于社会形态的思考之创造性和前瞻性。同时，这样理想化的，也可以谓之天真的乌托邦之理论，怕是只有在那个血脉喷张的，也是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中才能形成吧。这样说来，那个年代哲学家的天马行空既让人赞叹，又令人羡慕。

需要注意的是，柏拉图继承了老师苏格拉底的思想，但《理想国》归根结底是柏拉图的著作，是他自我观点的表达。但由于柏拉图在书中运用的是苏格拉底与他人辩论的形式来表达其观点，因此为与原文保持统一，下文的总结中依旧以苏格拉底作为辩论的主人公。

第一卷

1 正义的定义

反方观点：欠债还债是正义，以善待友以恶待敌是正义。

反驳过程：当你还的债务可能对他人产生危害时，欠债还债不是正义，比如你的朋友神志不清时，你把借来的剪刀还给他就是危险的行为。当你对朋友和敌人的定义错误时，以善待友以恶待敌不是正义，相反你可能以善待恶人，却以恶待好人。

结论：对任何人造成任何伤害都并非正义。

苏格拉底并没有诠释什么是正义，而是批判了对正义的正确理解。乍一看，他似乎有些吹毛求疵，然而这正是他想要表达的重点，即“正义”绝非轻易之事。多少人以正义为名，做的确实是宏伟的大事业，却是以践踏蝼蚁之性命实现的。因此，不要随意轻信正义的旗号，严苛的考察正义的行为，这是比随意的给正义下定义更为紧要的事情。

2 统治的定义

反方观点：在任何一个国家里，正义其实代表了统治者和政府的利益，即正义代表强者的利益。

反驳过程：将统治作为一种技能，把赚钱也作为一种技能。以医术作为比喻，医术不能通过医术本身获得利益，而是通过获得报酬的技能获得利益。医术的技能为的是病人的利益，只有赚钱的技能才能是自己获益。

结论：任何技能包括统治术都是为了谋求受施对象（弱者）的利益，而并非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也就是说不是为了强者的利益。作为统治者，他必须获得报酬，因为他在运用统治术时只为了服务他所统治的对象，并非为了自己。那么，谁愿意担任这份工作，就该给他相应的报酬。

在这里，苏格拉底试图给出的是统治的理想定义。而实际中，当统治者实施统治术时，以权谋私的现象并不在少数。现实世界中，医术和统治术无法做对比，医术高明的人或许可以得到更高的报酬，但统治术不只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权力。医术和病人是近乎对等的关系（时至今日，医院也存在大量做手术收红包的现象），而统治者和人们因为权力的不对等，导致能力、地位均不对等。即使是一个统治术很差的统治者，也可以稳坐其宝位，一边统治一边赚钱。然而，苏格拉底想要坚持的是，不管我们如何行事，我们的底线应该是，不要把现实中的错误的行为作为理想的定义，那么我们的社会只会向着越来越坏的方向发展，再没有变好的可能了。

3 正义的价值

反方观点：正义是天真单纯，非正义是智慧。国家需使用不正义维持。

反驳过程：正义者想要战胜非正义者，非正义者想要战胜正义者以及其他非正义者。以音乐家和医生为例，音乐家演奏的目的是打动听众，而非战胜其他的音乐家；医生行医的目的是为了救治病人，而非战胜其他的医生。医生和音乐家都是有知识的人，医生和音乐家是聪明的好人，而他们不想战胜同类，因为知识会使人趋同。而非正义者只会互相之间内讧。非正义会让统治者与统治者，城邦与城邦之间分裂、仇恨、争斗，而正义使它们友好、和谐。

结论：正义者是聪明的好人，非正义者是愚蠢的坏人。国家需要正义来维持。

苏格拉底绕这么大的弯，试图证明正义才能够代表智慧，结果却差强人意。有智慧为了相同的利益，非正义的人也可以相互结盟，正义之士也可能因为手段不同而莫衷一是。智慧和愚蠢与正义和非正义并不等同，我们常说，坏人不可怕，就怕坏人有文化，有智慧的坏人往往能够成就一代枭雄。我想，和关于“统治”的问题一样，苏格拉底希望借由他辩论的结果让国家和统治者行正路，为人民谋福利，这样来说，他的良好愿望似乎比辩论本身要有意义。

反方观点：非正义比正义更让人快乐，更有利。

反驳过程：拿眼睛和耳朵做比喻，看和听是这两个器官所特有的功能和德行。同样，人的心灵也有独有的功能和德行。正义是心灵的美德，所以正义的人使正义的人生活得更好，所以正义者是快乐的，而快乐是利益。

结论：正义更让人快乐，更有利。

面对正义的议题，苏格拉底依旧避开正义的定义不谈，而是探讨正义的价值和意义，辩论过程依旧差强人意，可见非正义让人得利的观念如此深入人心，难以辩驳。毕竟，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大量好人不得好报，正义得不到伸张的事情，也有大量的小人得势奸人得志的现象。而苏格拉底一厢情愿的试图把所有美好的形容赋予正义，为的是提出一个对社会有益的观念，正义是对的、好的、使人快乐的、有利的，这是我们应该镌刻在脑海中的理想信念，也是社会的底线。

第二卷

1 正义与愉悦

到这里，反方终于给力了一次，对苏格拉底进行了长篇大论且颇有逻辑的反驳。

苏格拉底的观点：行正义之事，其过程和结果都是令人愉悦的。

反方反驳过程：

首先，正义起源于不正义。人们彼此交往时，一方不正义的话，此方受益彼方就会吃亏。因此人们订立契约，制定法律，遵守契约和法律就成为了正义的行为。所以正义介于最好的受益和最不好的吃亏之间，不等于愉悦。

其二，坚持正义是因为作恶被约束。举例，如果一个人拥有了隐形的能力，那么他就可以不受约束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可以调戏妇女，甚至杀人都没人发现，那么即使是正义人士因为拥有了隐身能力，也会成为不正义的人。而正义之所以被诱惑成为不正义，是因为不正义的事情是令人愉悦的。

其三，用两种极端的例子证明。一个非正义人士把坏事做到滴水不漏，可能会被误以为是正义人士，那么他享有非正义人士的快乐，也享有正义的名声；一个正义的人士，为证明他的正义并非为了名利，因而把他放置在前者的对立面，他维持正义却被人误解，甚至人人喊打。由此看来，非正义人士过得更好。

其四，补充第三点，非正义的行为很难被发现。非正义人士可以拉宗派、搞团体，可以辩论、演讲，甚至可以用祭祀、祷告欺骗神明，由此做到只获益，不受罚。而古往今来的正义人士只不过是在名誉、功名、利禄等方面被人称颂，他们也不是真正的正义之人。

反方结论：行正义之事，其过程和结果都不让人愉悦。

私以为，反方的这段论述非常精彩。在这里，反方点出了一个关键的论点，正义除了是一种行事准则以外，它还是一种名誉。既然是名誉，就和钱财、权力相似，人们争取它很可能是为了一己私利，以获得名誉为动机的行为，很难说是一个正直的人。更可怕的是，名誉这一私利似乎可以通过钱财和权力获得，当然也可以反过来借助名誉获得另外两样，这些私利是相互连通的，得其一可得全部。

2和3 音乐教育的内容

接下来的两节都是苏格拉底对反方的反驳。

反驳过程：把正义的议题引申到教育上：

1.以大观小，以国家之正义反观个人之正义。

2.一个国家的安定需要其中的每一个从业者有责任，有天赋，且各司其职。

3.守卫城邦的卫兵也需要有相应的品质，包括勇气、身体素质、精神面貌、热爱智慧。

4.国家培养一个卫兵，需要用体操锻炼其体格，用音乐陶冶其情操，（音乐教育在前，体育锻炼在后），这里就引申到了音乐教育。

结论：

提出正确的教育观念。我们在孩子的幼年期（人格和个性最容易受到影响的时期），要给他们讲述“好故事”，即进行正确的教育。而为了培养美德，孩子们听到的应该是优美高尚的故事，让他们成为敬畏神明的人。据此，苏格拉底提出了讲故事（也就是音乐教育）的两条标准：

标准一：神是善的原因，不是一切事物的原因，不是恶的原因。

标准二：神的行为必须不存在欺骗、虚伪、谎言。

标准三：神需要有克制悲喜和欲望的美德，不可行邪恶之事。（第三卷第一节中提出）

这两节里，苏格拉底避开了正义和非正义对个人的价值，而是以大观小，从正义和非正义对国家的意义谈起。在这里，他揭示了为什么他如此看重正义价值的原因，是因为他把正义当做了国家层面指导人们行事的准则，不管现实如何，准则必须是正确的、高尚的。并且，他从教育的角度说起，国家需要把正义定义为绝对的善，这样国家培养的下一代才能无限接近于善，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对国家有益。

第三卷

1和2 音乐教育的方式

在第一节里，苏格拉底先承接了上一节的内容，继续介绍了音乐教育的标准（见上文标准三）。由此，音乐教育内容的三标准结束，“讲什么”的问题讨论完了。随后，苏格拉底讨论起了“怎么讲”的问题，即音乐教育的方式。

体裁：苏格拉底认为诗歌和故事的体裁有二，一是模仿（第三人称叙事），二是叙述（第一人称抒情）。教育和学习的过程近似于模仿这种题材，因此他认为人应该模仿单纯是善的行为，也就是接受善的教育。为了对自己有益，国家应该任用较为严肃和正派的诗人或讲故事的人，模仿好人的语言，按照我们开始立法时所定的规范（上文的三个标准）来说唱故事，以教育战士们。

曲调：应该在教育中废弃萎靡懒惰以及过分复杂的曲调，因此不应该供养演奏多弦乐器和多调乐器的制造者和演奏者。

节奏：需要使用好的节奏进行教育，但是苏格拉底对节奏的好坏分别不是很确定，表示要进一步咨询戴蒙（公元前五世纪的著名音乐家）。

最后，苏格拉底强调音乐文艺教育对于幼儿时期教育的重要性。

幼儿时期的音乐文艺教育当然重要，其作用是为了提高审美、陶冶情操。苏格拉底对于教育内容和方式的规定过于严苛，甚至有些脱离人性。这样的教育方式无异于把娇嫩的花朵养在没有细菌的温室里，可当他们成长后终将要走进社会的染缸中，到那时才开始接受真相的洗礼，会不会太迟了呢。至少，只从下一代开始改变人的行为准则和处事方式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全社会无论是幼儿还是成人的共同努力。否则，予成人以现实，予幼儿以理想，我们恐怕对幼儿太过残忍了。

3 体育锻炼

苏格拉底认为，音乐教育之后，年轻人应该接受体育锻炼。

他将体育锻炼引申为饮食、医疗、司法三点：

饮食：吃质朴的食物，如烤肉，不吃复杂的食物，如甜点。复杂的食物不利于健康。

医疗：好的医生为积极锻炼身体的人服务，但不会为那些先天孱弱且生活无节制的人服务，后者或者于人于己都没有价值。

司法：法官需要是一个全然的好人，并在工作中以心灵是否好坏进行审判。

结论：把艺术和司法术的要求制定成法律。给予天赋健全的公民身体和心灵上的好处，准予身体不起健全的人死去，处死那些心灵天赋本身就无可救药的人。

关于以上讨论的结论：音乐和体育服务于人的两个部分，爱智部分和激情部分，这两种技术的学习可以使心灵和身体，爱智和激情配合适当，达到和谐。

接着，他由守卫者和公民教育之探讨转到对统治者的选择上，指出统治者要从守卫者之中选拔，且是其中最优秀的守卫者。

这个观点有些社会达尔文主义了，用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来决定人的生存，身体不健康和心灵不好的不应该享受法律的益处就罢了，还要被剥夺生存的权利。而且，归根结底，把人的健康和心灵分成三六九等，这样的观念的基本就是极为政治不正确的。

4 统治者的选拔和社会阶级的划分

上一节结尾处，苏格拉底提出了统治者应该是最优秀的守卫者，选拔的方式如下：

基本准则：原为国家利益鞠躬尽瘁，绝不愿做不利于国家事情的人。

考核方式：一、随时考察其是否能够终身保有信念；二、考察他们能否劳筋骨、苦心志，见贤思齐；三、考察他们是否经得起诱惑。

社会阶级划分：接着他提出了一个社会的阶级划分，统治者：黄金阶级；辅助者（其他的守卫者）：白银；农民和技工：铁和铜。提出用宿命论教育人民，告知他们所有人都是地球母亲的孩子，在出生时，老天在他们灵魂深处放置了一块金属，有的是黄金，有的是铁和铜。每一类人必须各司其职。

统治者和守卫者的生活方式：一、除了绝对的必需品以外，不得有私产；二、不得有房屋和仓库。他们的食物定量分给，不得使用金银物品。

这一节为止，苏格拉底定义了统治者的培养方式（和守卫者一致），筛选方式（准则和考察方式），社会等级（高于农民和技工，而且要用宿命论教育他们，让他们相信等级制），生活方式（不得有私产）。

这里必须提出一个疑惑，在第一卷第2节中，苏格拉底提出了统治的概念，“作为统治者，他必须获得报酬，因为他在运用统治术时只为了服务他所统治的对象，并非为了自己。那么，谁愿意担任这份工作，就该给他相应的报酬。”这和本节中提出的统治者不得有私产是互相矛盾的。统治者要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又不能拥有私产，这样高尚的人不知道现实中有没有，也难怪苏格拉底要对其施以全然善的教育，选拔身体心灵无缺陷的人，还要三番五次的考察他了。

第四卷

1 理想国的初步建立

苏格拉底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建立时存在的方方面面问题，

财富：国家不可富裕也不可贫穷，富裕则奢侈懒散，贫穷则粗野低劣。

战略：如果有国家来攻打，则联合另一个国家一起攻打侵略国，战利品赠与联合作战的国家。

形态：国家由一个个小国组成，国家规模达到足够大还能统一时为最佳极限，不再扩张。

教育：严格执行之前制定的音乐和体育的教育方针。

法律：无需制定复杂的法律条文，只要按照之前制定的规定执行，人们自然而然会遵纪守法。

宗教：保留之前的宗教、庙宇、信仰、崇拜等等。

2 在理想国的特质中寻找正义的真谛

在本节中，苏格拉底证明了这个理想的国家所具有的四种品质，

智慧：以少数群体领导多数群体的知识即智慧，只有少数人能够拥有智慧，即国家的统治者和守卫者。

勇敢：能够永远坚持符合法律精神的正确信念即坚持，这样的能力体现在公民身上。

节制：天性优秀和天性低劣的部分，在国家和个人的统治和被统治的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直和协调，这种品质分布在所有的人身上，包括统治者和公民。

正义：统治者、守卫者和公民三类人各司其责，互不干涉，即为正义。

接下来，苏格拉底需要证明国家之正义可以引申到个人身上。

3 个人的正义

论证过程：

首先，证明人的灵魂中存在三样东西，欲望、理智和激情，国家对公民进行的音乐和体育教育是为了协调理智和激情，进而领导欲望；

理智负责领导人的灵魂，让人懂得理智、欲望和激情的共同利益，即为智慧；

激情在无论快乐苦恼中都保持理智授予他的信条，知晓什么该惧怕什么不该惧怕，即为勇气；

理智、欲望和激情三部分友好和谐，理智领导，激情和欲望赞成其领导，即为节制；

理智、欲望和激情三种品质在个人的自身内各起各的作用，即为正义。

结论：理智、欲望和激情各司其职，产生正义，三种品质混淆迷失，产生不正义。

阅读第四卷时，内心异常澎湃。经过前三卷漫长的铺垫，在本卷中，关于理想国设想到达了高潮，而正义的本质也呼之欲出。尽管苏格拉底的论证结果依旧简单且天真，可这也是令人羡慕的一部分，只有两千多年前处于青年阶段的人类才会产生如此妄念。而与之相对而言的复杂和成熟，反而是当今人类所不得不承受的负担了。

第五卷

1 妇女

本节中，反方提出，苏格拉底在理想国的论述中没有探讨妇女和儿童（学龄前）的问题，以下是苏格拉底的回应，

两性：总的来说女性弱于男性，但针对个体而言，有的女性有天赋，有的没有天赋，这点和男人相同。教育：妇女和男人享有同样的教育。

工作：妇女和男人享有同样的职务。

先不要急于夸奖苏格拉底上述观点的先进性，看看他接下来提出的观点：

妇女和儿童需归男人公有。

2 婚姻和生育

苏格拉低认为婚姻必须庄严神圣，不得没有秩序，其目的在于繁衍后代，而生育的重点是为了选出优秀的下一代，保持国家的血统优良。由此，他提出如下观点：

一、优秀的人相互结合，鼓励生育，不优秀的人互相结合，不鼓励生育。

二、统治者控制结婚人数，其多寡取决于战争、疾病等因素，目的在于适当保持人口数量。

三、用抽签的办法确定一对夫妻是否有生育权，然而政府需要暗箱操作以控制优秀的家庭能够生育，不优秀的家庭不能够生育。（政府的正义性何在？）

四、优秀的人，如战场上英勇卫国的人能获得荣誉和奖金（既然守卫者不得拥有私产，那么奖金又有何用？），而且国家要从他身上获得尽可能多的后代。

五、设置专门的儿童抚养机构，将优秀的人生下的孩子送到机构中抚养，普通人生的孩子以及有先天缺陷的孩子秘密处理。（将儿童与父母分离，将“不优秀”的儿童处死，完全回归丛林法则，违背了人道精神）。

六、女人的生育年龄为二十到四十岁，男人的生育年龄为三十到五十五岁，过早或过晚生育，或者不得统治者准许而生育都是违法的，这样的儿童不得抚养。

七、男人把结婚后第十个月或第七个月出生的小孩都称作为儿子或女儿。

最后他解决了上文中的一个问题，即守卫者没有私产如何获得幸福。守卫者的生活所需由公家配给，儿女由公家供养，活着为全民敬重，死了则拥有哀荣备至的葬礼。

军事管理：

一、儿童应该学习骑马，见习战争，配以优秀的教师；

二、士兵如若犯了错误，如开小差或丢掉武器，要被下放去做工匠或农夫；

三、士兵被活捉做了战俘，随敌人处理。

苏格拉底认为，所有纷争的缘由在于财产和妻儿的私有，而以上的举措则可以让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彼此一体。短短的一个篇章里，几乎处处踩雷，处处违背现代社会的观念。当然，不能绝对否认文中提出的治国方式，也许按照这样的方式能够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毕竟妇女儿童公有的方式在动物界并不少见。我只能说它违背的是人文思想，而关注弱势群体、对生命的尊重、关心个人幸福等等的人文特质，正是让人之所以为人，而且能够与其他动物相区分的特质。尊重每一个生命，给予他平等的成长和受教育的机会，给予一个人犯错后能够改正的机会，这些现代思想的产生正是基于千百年来人们对人性的充分了解和认识，即人们总会有胆怯、放松、犯错的时刻。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现代社会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即宽容的界限应该如何设定。譬如，在对待信仰极端宗教的群体，对待穷凶极恶的罪犯上，甚至一些可能扰乱秩序的行为上面，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有不同处理方式。苏格拉底提出的是最为严苛的一种方式，我们提倡宽容，但是我们也需要找到宽容的底线。

3 战争与统治

这一节中，苏格拉底沿着军事管理的议题继续阐述了有关战争的基本规则，注意的是，其中关于对待敌人的种种举措中，所谓的敌人指的是同种人，即以下三、四、五条规定仅适用于希腊人之间的战争，

一、士兵在战场上勇敢超群，应得到人们的欢迎，给予他们结婚和多多生育的机会；

二、战死沙场的英雄，应当给予他隆重的葬礼，并且提升其死后的地位，将他晋升为黄金阶级（见第三卷第4节）；

三、对待战败者，不将战败者降为奴隶；

四、对待敌人的尸体，只夺取武器，不夺取财物，安葬尸体，夺得的武器不能用于祭祀；

五、对于敌人的领土，不得蹂躏土地、焚烧房屋，只能运走其一年的庄稼。

接下来，反方提出质疑，这样的国家能否在现实中存在。苏格拉底表示，他希望的是某个国家的治理能够尽可能的接近他描述的样子，而使一个尽可能接近理想国的关键因素在于统治者。他提出理想国成立的关键要素，

理想国的统治者为哲学家，或者为认真追求知识和智慧的人。

接下来，苏格拉底给出了哲学家的定义：

哲学家为热爱智慧，拥有知识的人。

展开来说，即单纯的对事物抱有兴趣并非是哲学家，在热爱事物的同时，还能够认识到事物本质（即知识）的人才可以称为是哲学家。

关于哲学家（按照苏格拉底的定义，也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统治理想国的评述，可以阅读王小波那篇《理想国与哲人王》，大约可以熄灭掉某些知识分子想要凭借一己之力改造世界的痴心妄想。不过话说回来，如今有心思改造世界的知识分子怕也不多了，改善生活才是当今知识分子的中心思想吧。而且，在知识体系愈发庞大，各要素之间牵涉复杂的今天，也没几个知识分子敢以一本薄书就贸然宣布乌托邦的建设方式已经被写尽了，就连哲学家也没有柏拉图这么天真的人了。

4 哲学家的本质

本节中，苏格拉底区分了意见与知识的区别，

知识：事物的本质，绝对真理；

意见：对模棱两可的事物表达观点，没有统一的答案，如美和丑，大和小。

因此，爱意见者不等于爱智慧者，不可称为哲学家。

第六卷

1 哲学家的变质

哲学家的品质：具备良好的记性，善于理解，心胸宽广，视野广阔，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且有节制。

苏格拉底认为，因为哲学家具有以上优秀的品质，因此适宜成为理想国的统治者。对此，反方提出了质疑。

反方观点：很多哲学家是坏人。

反驳过程：哲学家变坏的原因不是因为哲学。

其原因，一是因为教育不当。现实中的教育家多为诡辩家，他们掌握了在群中中讲话的话术，或者通过强权剥夺反对者的权利。这样的教育家会把有天赋的哲学家引向坏处。

二是因为旁人的阻挠。周围的人会向一个有能力的哲学家讨好谄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旦没有达到目的，他们会阻挠和控告哲学家。（第2节中提出）

三是因为无天赋的人进入了哲学殿堂，而真正的哲学家只能保持沉默。（第2节中提出）

2 哲学家与理想国的互相成就

苏格拉底首先解决了两个问题，

如何能够成就真正的哲学家，

一、哲学应该在善的制度中成长，理想国适合于成就哲学家。

二、当守卫者过了军事服务年龄后，开始从事哲学研究。

现实中，如何能够让真正的哲学家成为统治者，

一、极少数情况之下，真正的哲学家被推举出来管理国家；

二、国家的当权者突然受到感化，爱上了哲学。

苏格拉底承认了理想国的建立极其艰难，接着他提出，建立理想国的一个方式。即出现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使这个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再尽力实施他的理想制度，当看到这样完美的国度的雏形后，公民们自然而然会信服与他。

其实在理想国和哲学家的问题上，苏格拉底陷入了鸡生蛋和蛋生鸡的矛盾里。他一方面说明真正的哲学家需要在善的制度中成长，一方面又提出理想国的建立需要真正的哲学家出现。在这一节中，可以感受到柏拉图在借苏格拉底之口疯狂的暗示自己就是那个完美的哲学家，等待明智的人民和君主的赏识，让他可以成为统治者，建立理想国。

3 无限接近善的本质

本节中，苏格拉底首先提出，哲学家除了需要上述漫长讨论中提到的种种优点以外，还需要习得一项最重要的知识问题，即善的理念。但是苏格拉底表示自己对善还不甚了解，因此先讲述了一个接近善的品质，即真理。

论证过程：眼睛具有观看的能力，但是当太阳下山后，眼睛就看不到了。也就是说，只有太阳照射到的物体，我们的眼睛才能看到。人的灵魂好比眼睛，真理照耀的地方，灵魂才能去认知。

结论：善的理念以真理为知识的对象，以认知能力给予知识的主体。（给予哲学家以认知能力，然后让他以真理为追求对象的这个东西即为善）善是知识和真理的源泉。

接下来，他提出接近真理的顺序，即世界的四分法：

可见世界，又分为两部分，其一为以影像，其二为实物；

可知世界，又分为两部分，其一为以假设推导结论，其二为以假设推导原理，从而得到普适性的结论。

他用四种灵魂状态对应上面提到的四个部分，依次为想象、信念、理智、理性。

世界四分法的表述比较难以理解，但是没关系，接下来柏拉图将借苏格拉底之口讲述他那最为著名的洞穴比喻，借这个比喻，四分法作为追求真理的四个步骤将被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第七卷 

1 洞穴比喻

本节中，苏格拉底把没受过教育的人的本质做了一个比喻，即洞穴比喻。

有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有一条长长的通道通往外界，以便洞穴中能获得光亮。有一些被绑住了头颈和腿脚的人从小就住在这洞穴里，不得动弹的他们值得盯着洞穴后壁。而他们背后的远处，有火光在高处燃烧。火光和囚禁者之间的洞外有一条路，路边有矮墙，过路人手上高高举起的东西会被火光映到洞穴的洞穴的墙壁上，而过路人的身体被矮墙遮住不被看见。那么，囚禁者会认为自己和同伴的本质是火光照射到前方的阴影，而后方过路人发出的声音是前方墙壁上火光照射出的阴影发出的。

洞穴比喻示意图

这时候，有人被解除了桎梏，发现他眼前的东西才是实物，过去的认知只是影像，则会无比痛苦。这时若有人拉他走出山洞见到太阳，他会更为恼火，而且在强烈的光线下眼冒金星。于是，在山洞外，他必须循序渐进的认识事物，先从不晃眼的倒影开始，逐渐的他不再需要影像，可以直接观察太阳了。最终，他得出结论，太阳主宰了世界。

洞穴中的囚徒间有各种游戏和奖励，可这个知道真理的人显然愿意放弃一切奖励，也不可能想要回去洞穴做囚徒了。如他不幸又被捉回洞穴，他的视力会减弱，会被人嘲笑，甚至他们会处死他。

由此，苏格拉底总结几点：

一、训练人们的灵魂，让灵魂摆脱感官的欲望，转向真理。（囚禁者挣脱桎梏，向身后看）

二、哲学家到达真理的巅峰，即善的理念后，会超脱生活的世界，不愿干实务，但是需强迫他们治理国家，为的是整个国家的幸福。（如同逃脱的囚徒认识世界后就不愿回到山洞里了）

三、理想国成就了哲学家，因而哲学家有义务为理想国奉献。

接着他提出，为了接近善的理念，除了音乐和体育，还需要掌握一门学问，即算术。

2 再回归到教育

本节中，苏格拉底提出为了追寻善的理念，需要进行的几种教育，

算术：可以将灵魂从可见时间转向可知时间，从纯粹理性转向真理本身。

几何：可以用来认识永恒事物，而且对战争和其他学科也有帮助。

立体几何：几何是二维的，在认识天体宇宙之前需先学习三维几何。

天文：寻找天文运动的真相。

和音：和天文学相对，如同眼睛和耳朵相对，寻找声音和谐的真相。

辩证法：是寻找善的理念的研究方法。

3 以这样的教育培养统治者

苏格拉底首先给出辩证法家的定义，辩证法家，即能正确论证所有事物真实存在的人，因此也可以论证善的理念。他将辩证法作为教育体制之首，辩证法的学成代表所有课程的结束。接下来，他讲述了挑选学习辩证法的人才的方法，

一、当孩子的体育锻炼学习技术后，挑选优秀者进行算术、几何等学科（学习辩证法之前的若干学科）的学习；

二、二十岁后，这些年轻人需要综合之前所学的知识，研究事物之间的关联，挑选出有天赋的人；

三、三十岁后，测试他们是否能够随真理到达实在本身，挑选优秀者学习辩证法，但注意不要让他们年轻的时候尝试辩论，以免误入歧途；

四、五年之后，让他们负责只会站在或作青年人走的公务，考察他们在公务面前是否能够保持立场。

五、十五年之后，五十岁时，那些追求善的理念的人将通过最后的考验，走上统治者的岗位，一边管理国家一边研究哲学，直到培养出和他们一样的继承人才可以卸任；

六、回到循环的最初，这样的哲学家管理者把公民满十岁的孩子接过来开始培养。

本卷是整本书最悲壮的一卷，苏格拉底为哲学家预言了一个悲剧式的命运。哲学家就是那些逃出洞穴看到真理，却又返回洞穴试图解脱他人的先驱。在洞穴比喻的预测里，他们会遭受质疑、嘲笑、甚至被迫害致死（柏拉图可能在隐喻苏格拉底的死亡），但他们不得抛弃自己的同胞，必须以拯救全民为己任，用真理启蒙那些困在漆黑山洞中的每一个囚禁者。

第八卷

1 荣誉政制和寡头政制

本节中，苏格拉底总结了五种政治制度：1.贵族政制；2.荣誉政制，又叫斯巴达和克里特政治；3.寡头政制；4.平民政制；5.僭主政制。接下来他分别阐述了几种不同的政治体制的道德品质，以及体制下个人的道德品质。

荣誉政制

荣誉政制的产生：荣誉政制从贵族政治中产生，由于贵族疏于对下一代进行正确的培育和教育，导致国家的守卫者能力不一、血统混杂，出现了敛财分地的现象，自由的人民被奴役。

荣誉政制的特征：统治者爱好体育、竞技和战争，好胜且热爱荣誉，热爱钱财但不能公开捞钱。

荣誉政制下的个人：喜欢锻炼身体，好胜自信，缺乏文化，爱慕权势和荣誉，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开始热爱钱财。

寡头政制

寡头政制的产生：寡头政制从荣誉政制中产生，由于统治阶级手里拥有私产，因此挥霍浪费、无恶不作，长久下去就越热爱金钱，越看不起善德。最后国家歌颂夫人，让富人掌权，而鄙视穷人。最终出现了一项确定寡头政制的标准，即财产总数达到一定标准的人才可以当选统治者。

寡头政制的特点：国家分为富人和穷人，互相作对。富人需要武装穷人为自己打仗，又害怕穷人造反。穷人会拥有很多职业，可能同时是农民、商人和军人。国家会产生很多乞丐和盗贼。

寡头政制下的个人：崇拜金钱，羞于贫困，同时省检且勤劳，缺乏教养。

2 平民政制

平民政制的产生：平民政制从寡头政制中产生。统治者不断敛财，收买年轻人的产业。年轻人铺张浪费、行为放荡，最终由世家子弟变为无产的贫民，负债累累或失去公民资格，他们企图革命，推翻体制。统治者们则养尊处优、四体不勤。内乱由此发生，这时如果贫民得到胜利，那么民主制度就产生了。

平民政制的特点：人民得到自由，国家里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人。这种制度宽容，蔑视庄严的原则，不加区别的把一切平等给予一切人。

平民政制下的个人：把傲慢、放纵、奢侈、无耻当做美德，肆无忌惮，沉迷于欲望之中。建立各种快乐的而平等，然后不分好坏的让各种快乐得到满足。

3 僭主政制

僭主政制的产生：

僭主政制从平民政制中产生。苏格拉底首先总结道，寡头政制失败的原因在于更过分贪求财富，其他一切不管。而平民政制失败的原因也是由于不过一切的追求着自由，破坏了民主的基础。

平民政制中，服从政府指挥的人受到辱骂，不服管教的人受到尊重。这种无政府主义还要渗透到家庭生活中，让父子平起平坐，外国人和本国人也没有区别，老师迎合学生，老年人顺着年轻人，奴隶和主人同样自由，男人和女人也完全平等和自由了，就连动物都像主人一样自由了（无视苏格拉底对民主制度的批判，他对于民主的预言倒是十分准确）。最后，过分的自由导致了极端的奴役。

自由的平民制度下也存在富人和穷人，穷人与富人发生争端，平民中推出的带头者会代表穷人反对富人。随着带头者威望的提升，他成为了热呢民领袖，控制着轻信的民众，甚至成立保卫队护卫自己的安全。最终，这个平民的带头者攫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由平民的保护着成为了僭主独裁者。

僭主政制的特点：

1.僭主早期的时候，不以民主自居，对人有求必应，给人以和蔼可亲的印象。

2.他挑起战争，好让人民需要一个领袖，让人民负担军费而贫苦，奔走谋生，从而避免民众造反。

3.如果他怀疑有人思想自由，不愿服从他的统治，就会找借口杀害他们。他要清除一切提反对意见的人，以保持统治权力。

4.不断扩充自己的卫队，在自己身边保留最忠诚的人。

5.最终解除人民的武装，以暴力对待人民。

僭主政制下的个人：富有激情，放纵淫乐，不尊重父母，没有朋友，对拒绝他的人采取暴力手段。（第九卷第1节）

不管苏格拉底对不同政治体制的评价是否合理，但他对于不同政体的预言与历史惊人地相似，这一点不得不令人佩服。

第九卷

1和2 正义与愉悦

在描述完全部五种政治体制以及其中人民的特质后，苏格拉底得出结论，在美德和幸福方面，不同类型的个人之见的对比关系就如同不同类型的国家之间的对比关系。

经过漫长的论述，苏格拉底终于以大见小，从国家的正义和品质探讨到个人的正义和品质。现在，他重新回到整本书第二卷提出的那个问题上，正义的人到底幸福么？

反方观点：正义的人不幸福。

反驳论点一：最不正义的人最不幸福，因此最正义的人最幸福。（请忽略苏格拉底逻辑上的错误）

在上面描述的五种政治体制中，最不正义的人是僭主政制下的僭主。僭主害怕自己的人民，让的周围都是敌人，内心充满恐惧和欲望。他渴望自由却只能深居禁宫。他的欲望永远无法满足，因此他的内心是真正的贫穷。他像自己的国家一样充满动荡和痛苦。而且因为他的种种缺点，使得他周围的人也同他一道成为最悲惨的人。

反驳论点二：哲学家（正义的人）能够体会的快乐大于热爱利益和荣誉的人

国家中有三种人，分别是爱智者（哲学家）、爱利者和爱胜者。每一种人都会赞许自己所重视的快乐，分别是知识、利益和荣誉。其中，爱智者因为知识而快乐，同时很简单的利益和名誉就可以给他带来快乐。但对于爱利者和爱胜者而言，另外的两种事物很难给予他们快乐。而且哲学家是唯一能看到快乐的本质的人，他们所赞许的快乐是最真实的。

反驳论点三：没有智慧的人获得的快乐不是真实的，只是快乐的一种影像

1.快乐停止时，人会产生痛苦，痛苦停止时，人会产生快乐。其实，快乐和痛苦之间存在平静，平静可能是痛苦，也可能是快乐，但它是快乐和痛苦的假象。

2.为了满足饥渴的欲望而获得的食物，与为了填补灵魂的空缺而获得知识相比，后者是真正的快乐。因为知识是永恒不变的事物，是更真实的。

3.因此，没有智慧的人只是往返在平静和痛苦中的中下两级，从来没有体会过真正的快乐。

反方观点：正义的人得不到利益，不正义的人得到利益

论证过程：不正义的人放纵兽性抑制人性，而正义的人用人性控制兽性。利用人性而善于管理内心的兽性的人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

第十卷

1 告别诗歌的陈词滥调

本节中，苏格拉底以对诗歌《荷马史诗》的批判，进一步表明理想国的正确，

论点：诗歌（荷马史诗）是对影像的拙劣模仿，画画亦然。

论证过程：以床为例，苏格拉底认为有三种意义上的床。1.画家笔下的床，2.工匠制作的床，3.上帝定义的本质上的床。工匠制造的床是本质上的床的影像，而画家笔下的床则是对床的影像的拙劣模仿。荷马史诗也一样，荷马不是治国之人，从未制定法律，荷马史诗的创作是荷马对历史影像的模仿，不具有真正的意义。

论点：诗歌属于心灵的低贱部分，画画亦然。

论证过程：度量和计算是心灵最善的部分，它们带来准确和理性，远离混乱。而诗歌和画画带来的是不真实和不准确，并且给人的心灵带来波动，让人们在哀伤中浪费光阴，无法理性思考。

论点：诗歌拥有腐蚀最优秀人的力量（第二节中提出）

论证过程：诗歌迎合人们心灵中想要发泄的部分，悲剧让人放松对悲伤的警惕，喜剧让人放纵自己去插科打诨。本来可以理性自制的人，受到诗歌的影响就会变得不理智。

在以上的漫长叙述中，苏格拉底已经无数次的表明他的观点，他喜欢冷静、克制、富有逻辑的心灵，追求思考和真理，唾弃情绪化的、感性的表达。在第七卷中，他规定的理想国学校教授的课程中充斥着代数、几何这些理论学科，至于音乐也被他定义为研究和音原理的课程。诗歌和绘画被他逐出了理想国的神殿，因为这些艺术具有不确定性，而且富于情感的表达，但反过来说，放纵、感性、不确定也是艺术之所以令人着迷的本质原因。归根结底，这些品质和克制、理性一样都是人类情感的一部分，我们真的有办法摆脱它们么。

2 善的终极奖励

本节中，苏格拉底谈到了善能够给予人的最大的报酬和奖励，他首先论证了灵魂不朽的观点。

反方观点：疾病或谋杀能使灵魂灭亡

论证过程：1.提出恶和善的定义，一切能毁坏能破坏的是恶，一切能保存有助益的是善。2.如果有某样东西，连损害它的恶都不能使它崩解灭亡，那么这样事物就是不可毁灭的。3.灵魂不会被不正义、无节制、懦弱、无知等毁灭，也不会被肉体之恶所毁灭。

结论：灵魂不朽。

苏格拉底进一步说道，正义让人们除去灵魂表面世俗的污垢，让人们得以看到灵魂的真相。随着年龄的增长，正义者的每一个行动，和别人的交往，以及他的一生最终总是能从人们那里得到光荣、取得奖品。而不正义者终将被人看破，受到嘲弄和处罚。

接着，他说道，以上是活着的时候正义者能得到的报酬，和不正义者会得到的惩罚。而死后，正义和不正义者的报酬和惩罚也会延续。借上面证明的灵魂不朽的观点，苏格拉底将进一步证明善对灵魂的益处和恶对灵魂的害处也将是无穷无尽、永不停止的。

3 冥界、宇宙、灵魂转世

在理想国的最终章，苏格拉底借死而复生的勇士之口描述了人死后的世界。

冥界：人死后进入冥界，由法官进行审判，正义的从天上的洞口升天（对应天堂），不正义的从地下的洞口下地（对应地狱），升天和下地的一趟行程需要一千年（以一百年为一世，一世的罪恶要遭受十倍的惩罚，所以是千年的惩罚，正义也受到千年的回报），升天的人享受不寻常的美和幸福快乐，下地的人遭受痛苦。

宇宙：千年的惩罚和回报的行程结束后，灵魂回到地面，住满七天后第八天上路，四天后走到宇宙。宇宙是纺锤状的。宇宙中有一条笔直的光柱从上而下贯通天地，颜色比虹更明亮。光柱是枢纽，连接起碗型圆拱状的天体。宇宙天体如碗一样，大的套着小的，共八个。光柱穿过碗的中心，不同的碗绕着光柱以不同的速度旋转。宇宙在“必然”（神的名字，暗示命运是被注定的）的膝上旋转。每个碗的碗边上站着一个海女歌妖，她们各唱一个音，八个音合起来形成和谐的音调。“必然”的女儿，“命运”三女神和海妖合唱，拉赫西斯唱过去，克洛索唱现在，阿特洛泊斯唱未来。克洛索帮助纺锤形宇宙外面旋转，阿特洛泊斯助内面旋转，拉赫西斯助两面旋转。

柏拉图宇宙设想示意图

灵魂转世：灵魂们可以自己挑选下一世的生活，通过抽签决定挑选顺序。可以选择成为僭主、平民、男人、女人等一切生活，人也可以成为动物，动物也可以成为人。灵魂选定生活后，拉赫西斯给每一个灵魂派一个监护神（个人命运之神），引领灵魂度过一生完成选择。灵魂继续上路，直到在阿米勒斯河畔喝下水，他们便忘了一切而睡下，半夜便重新投生。

最后，苏格拉底这样说，“让我们坚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我们自己的和神的爱，无论是今世活在这里还是死后得到报酬，我们才可以在我们刚刚描述的千年旅程中诸事顺遂。”

谢选骏指出：上文无意之间触及了一个有关“轴心时代”的主题——实际上不仅《理想国》一书，就是柏拉图的全部作品，都可谓“体现了青春期的骚动”。进而言之，不仅柏拉图体现了青春期的骚动，而且他的同时代的希腊思想也是如此“体现了青春期的骚动”。广而言之，不仅柏拉图的同时代的希腊思想“体现了青春期的骚动”，就是所有“轴心时代”的各国思想家，也都是如此体现了青春期的骚动……为何如此呢？在我看来，问题很简单，那就是初次的文字普及，使得他们得以“春心蕩漾·前无古人”了。但实际上，轴心时代徒有其名，因为正如孔子所招供的，他们都是“述而不作”的，都是各有祖述，师承于各种口传的或是经典文献的——简明扼要的甲骨文、金文、竹帛、泥板、石碑、金字塔文等等。轴心时代的秘密在于，思想家们得益于文字的普及运用，得以把自己及其祖师的思想记录下来，而且因为能够记录而得到了广泛传播与密切交流，因而通过“对话”的切磋形式，使思想得到了细密的发展。

【84、秦始皇为什么愤怒】

《秦始皇为何要焚书坑儒？这才是本质原因》（2019年08月29日 凤凰网知之 易中天）报道：

确立了郡县制以后，秦始皇又连出数招。

第一招是“修驰道”，也就是修建以咸阳为中心的全国高速公路网。第二是“去险阻”，也就是拆毁六国在险要之处修建的长城巨堑和城郭要塞。第三是“决川防”，也就是决通六国所筑阻塞水道的堤防，疏浚鸿沟，开凿灵渠。第四是“销兵器”，也就是没收全国各地民间的武器，集中运到咸阳，铸成大钟和铜人。第五是“大移民”，也就是将天下豪富迁徙到咸阳，人数据说多达十二万户。

这些举措的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实际上，帝国的危险无非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草民造反，二是六国复辟，三是蛮族入侵。但无论造反还是复辟，都要钱，要武器，要据点。现在，要塞毁掉了，武器没收了，富豪变成了穷光蛋，他们还造什么反，复什么辟？何况就算变生不测，有了驰道，通了水路，皇帝随时都能调兵遣将，不怕他们翻了天。

蛮夷戎狄也不难对付，因为秦始皇有的是铁骑，有的是劲旅。他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并将征战所得之地设为郡县。北方设九原郡，南方设南海、桂林、象郡。于是“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正所谓“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

即便如此，秦始皇仍不敢掉以轻心。

他勤政。每天不看完一百二十斤的章奏（竹简），决不休息。他谨慎。他的殿上，绝不允许有人携带武器，卫士不得命令则不能上殿，以至于荆轲来谋杀他时，所有人都只能干瞪眼。他狐疑。他的住处每天都不一样，谁要是暴露了他的行踪，谁就是死罪。他残忍。有一次，他对李斯的批评被传出宫外。由于查不出泄密的人，便将当时在身边的宫女、宦官和卫士全部杀掉。

设防如此，秦始皇该坐稳江山了吧？

抱歉，还没有。因为天下偏有不怕死的人，也偏有直言不讳，喜欢唱对台戏的人。

比如淳于越。

淳于越是齐国人，职位是博士。博士就是负责议论政事和掌管礼仪的官员，始皇时期有七十个，领班则叫“仆射”（射读如夜）。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举行国宴，七十位博士集体上前敬酒。仆射周青臣作为领班，便歌功颂德，大唱赞歌。

周青臣说，陛下“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威德呀！

秦始皇龙颜大悦。

淳于越却忍不住了。淳于越说，周青臣这是乱拍马屁！殷、周两代之所以能够延续千年，就因为他们都分封了子弟和功臣。如今陛下自己当了皇帝，凤子龙孙们却变成了平民。将来一旦国家有事，又有谁会来救难呢？

这当然大煞风景。

何况这时的大秦，成为帝国已经四年。淳于越居然还重提封建，反对郡县，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过这一回，秦始皇倒没杀人。他的处置，是让已经担任丞相的李斯提出意见。作为丞相，李斯当然要受理此案。这不仅因为君主所命和职责所在，也因为他自己就是郡县制的拥护者，反封建的急先锋。

只不过，李斯的意见也不是杀人，而是烧书。

李斯上书秦始皇说，现在的社会风气很是不好，某些人以古非今，妖言惑众。他们上朝时在心里诽谤，下朝后在街头乱讲，靠非议皇上出名，以持不同政见为誉，带头制造流言蜚语，正所谓“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长此以往，势必君王威望尽失，民间结党营私，帝国危在旦夕。

问题是，何以如此呢？

李斯认为，政令不行，议论纷纷，全因为思想不统一，学术太自由，民间思想的影响大于官方号令。因此，惟有禁绝私学，才能正本清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秦始皇认同李斯的意见。

于是，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中华史上一大要案，秦始皇和李斯也因此而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其实焚书和坑儒是两回事，秦始皇坑杀的也不是什么儒，更不是意见领袖，反倒无妨说是一群江湖骗子。但，不问青红皂白，就一次活埋四百六十余人，称之为暴戾总是不过分的。

关键是焚书。

焚书是事实。不过焚书的直接动机，却未必意在毁灭文化，更主要的还是钳制言论。当时的惩罚条例是：焚书令下达三十天还没烧书的，黥（读如擎）为城旦（额头或脸上刺字，白天守城，晚上筑城，刑期四年）；聚谈诗书的斩首，以古非今的灭族。

惩罚最重的，是以古非今。其次，是街谈巷议。

由此可见，焚书的目的，是要一次性根除一切议论国是的可能。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文化专制主义。但在秦始皇和李斯那里，则多半自认为理直气壮。因为废封建，行郡县，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关系到大秦帝国的生死存亡，必须进行到底，当然要“镇压反革命”。

那么，如果没有淳于越，会不会焚书呢？

这恐怕要跟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联系在一起，才可能看得清楚（详见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总之，秦始皇和李斯一声令下，除官方藏书、秦国国史，以及医药、卜筮、农作之书外，私人所藏文艺哲学诸子百家之书都被付之一炬。这真是一场文化浩劫。

让人痛心的是，七年后，项羽又放了第二把火。由于他的屠咸阳，焚秦宫，就连秦帝国官方收藏，保存在博士们那里的古代典籍也化为灰烬。如果不是之前萧何抢出了一批文件，其后果真不堪设想。

中华文明的许多宝贵遗产，从此再也找不回来了。中华民族的许多宝贵思想，也被遗忘和中断。当然，被中断的还有战国时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的传统。损失已无法挽回，秦始皇、李斯和项羽罪不可赦。如果另一个世界也有法庭，他们是应该送去受审的。

现在，青铜的、物质的武器被没收了，文字的、思想的武器也被没收了。枪杆子和笔杆子，都捏在了秦始皇和李斯他们手里。那么，他们的帝国安全了吗？

不，灭亡得更快。

事实上，残暴野蛮的政治从来不可能持久，历史的车轮更非由独裁者的手指来拨动。早在知识分子拿起“批判的武器”之前，暴政之下忍无可忍的人民便已实施了他们“武器的批判”。陈胜，一个农民的儿子，卑微的士兵，在走投无路之时揭竿而起，大秦帝国便万劫不复，正所谓“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那熊熊燃烧的大火，据说竟“三月不灭”。明，

呵呵，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陈胜也一样。

（本文节选自《易中天中华史》第七卷《秦并天下》）

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从嬴政统一天下到刘邦建立大汉帝国，这段时期的中国社会处于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每一个小小的诸侯国，就像是现代的创业公司，要想最终胜出，不仅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更需要智慧。

历史的吊诡往往出乎我们想象，却又常常在峰回路转处给予我们现实的启示和意义。

谢选骏指出：阅读上文，可说易中天知事，却不知人——这是历史研究的大忌。

浪迹天涯@LJTY202：回顾历史发现，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历代王朝只干了两件事：1.造反当皇帝，2.如何保皇位。当皇帝后两件事：1.向百姓收钱，2.防百姓造反。戏曲只说了两件事：奸臣害忠良，相公爱姑娘。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这几件事在轮回，从未改变。

谢选骏指出：何谓知人而后知事？容我道之——秦始皇老妈偷人私生两个小弟弟，他只有发怒消灭六国，统一舆论，掩耳盗铃，秦始皇就是所谓“婊子养的”啊，真是可怜。他能不狠毒吗？能不杀人灭口吗？

《秦始皇母亲淫乱与人通奸使他生心理阴影杀两弟弟》（《广州日报》2013年5月9日 刘继兴刘秉光，原题：《你所不知道的帝王》）报道：

古代封建帝王对立后都很重视。历史上只有一位皇帝终身未立皇后，他就是“千古一帝”秦始皇，以致秦始皇陵园内一墓独尊，而没有皇后墓，成为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

秦人在秦孝公（公元前4世纪）以后对于立后和立太子之事已制度化，秦始皇13岁即位到22岁亲政，这中间有9年的时间，也正是古代男子要娶妻的时间。即位3年，他便有资格立后，但前后9年都未立后。22岁到39岁的17年是其自己掌权、统一六国的时间，尽管国事繁忙，在后方立后也不费事。从39岁到50岁，秦始皇多在巡游路上，但是立后以“母仪天下”也花不了多少时间。秦始皇在长达37年的统治时期一直没有立皇后，不是他来不及立，实际上是他自己不愿意立。

坐拥天下的秦始皇为什么不愿意立皇后呢？

其一，和秦始皇的特殊出身有关。史载，秦始皇的母亲赵姬行为很不检点，先是做投机商人吕不韦的小妾，怀孕两个月（多数人认为怀的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后，又被吕不韦献给秦国的王孙子楚，子楚继位后称庄襄王，庄襄王死后，身为太后的她仍经常与吕不韦重温旧情。《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记载：“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后来她又与嫪毐私通，并生下两个儿子。母亲的失检行为令秦始皇恼羞愤怒，无地自容，使他心理压抑，性格变得极为复杂：内向、多疑、妄想、专制、暴虐、冷酷无情，把他变成了一个失去理性的暴君，最后彻底爆发，杀了两个私生子弟弟；将嫪毐五马分尸，暴尸示众；将其母赶出咸阳。

因母亲带来的心理阴影一直伴随着秦始皇，而且由对母亲的怨恨，发展和泛化成对一切女人的仇视，他对统一六国后收入后宫的众多佳丽非常鄙视，痛恨她们抛弃亡国之辱而媚悦新主的行径。所以说，由母亲的行为而形成的心理伤害和心理扭曲，由怨母而仇视女人，是秦始皇一直不立皇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立皇后的标准过高。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秦始皇采取远交近攻、分化离间的策略，发动秦灭六国之战。先后于秦始皇十七年（前230）灭韩、十九年（前228）灭赵、二十二年（前225）灭魏、二十四年（前223）灭楚、二十五年（前222）灭燕、二十六年（前221）灭齐。在他登上秦国王位的第26个年头，终于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秦帝国，也是中国封建制王朝的开始。

天下初定，39岁的秦始皇第一件急着想做的事，就是要重新给自己确定一个称号。

春秋战国，各国诸侯都被称为“君”或“王”。战国后期，秦国与齐国曾一度称“帝”，不过这一称号在当时并不同行。已经一统天下的秦王政，认为过去的这些称号都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尊崇，“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他下令左右大臣们议称号。经过一番商议，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援引传统的尊称，说“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建议采用“泰皇”头衔。然而，秦始皇对此并不满意。他只采用一个“皇”字，而在其下加一“帝”字，创造出“皇帝”这个新头衔授予自己。

从此以后，“皇帝”就成为中国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谓。“皇帝”称谓的出现，不仅仅是简单的名号变更，还反映了一种新的统治观念的产生。在古代，“皇”有“大”的意思，人们对祖先和其他一些神明，有时就称“皇”。“帝”是上古人们想象中的主宰万物的最高天神。秦始皇将“皇”和“帝”两个字结合起来，第一，说明了他想表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是上天给予的，即“君权神授”；第二，反映了他觉得仅仅是做人间的统治者还不满足，还要当神。可见，秦始皇当时也很自命不凡，自认功德超过了古代的圣贤——三皇五帝，对皇后的要求自然也就非常高了，高到连自己也说不清楚，于是左看右看，后宫佳丽中竟没有一个人能符合他的标准。

其三，秦始皇志在天下。由于身世及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养成了他从小刻薄、多疑的性格。一方面心气极高，他连年征战，横扫六国，抚定四方，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另一方面他可能担心立了皇后会对他有所掣肘，妨碍他实现远大的理想。

其四，秦始皇是个工作狂，公务繁忙，整日埋头工作，没兴趣考虑后宫的事情，以至于迟迟没立皇后。他给自己定下了工作量：每天必须批完一石公文才能休息。当时的一石大概相当于现在的60斤。每天批阅这么一大堆竹简，工作量着实不小。

其五，沉湎于长生不老的迷梦之中，无暇顾及后宫之事。众所周知，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对方术、炼丹术等情有独钟，为求长生延迟了立皇后之事。秦始皇曾四次巡视六国故地，其中三次都会见了徐福等方士以求长生不老之药，还派徐福率领三千名童男童女赴东海神山求药。徐入海数年，哪里找得到仙药，又耗费巨大，他怕秦始皇发怒，于是谎称可得仙药，但是海上常有巨鲛出没，无法靠近，请派神箭手用连弩射杀巨鲛。秦始皇便令人捕杀巨鱼，甚至想自己入海尝试求仙。这种对长生不老梦想的浓厚兴趣和孜孜追求，也转移了他的注意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对其他事情的兴趣，结果之一便是导致了立皇后这一大事被置之脑后，终其一生也没立皇后，成为了历史上唯一没有立皇后的皇帝。

谢选骏指出：不仅如此，秦始皇还有更多的委屈——

网文《秦始皇一生七大恨》报道：

为何如此痛恨母亲赵姬？当时许多大臣为太后求情，谁料秦始皇受伤害太深，谁求情杀谁，一连杀了二十七个大臣。

秦始皇一生，可谓传奇。他前十来年跟着母亲赵姬在赵国，被赵人欺负凌辱。十几岁回到秦国被立为太子，3年后秦庄襄王去世，秦始皇登基。然后用了十来年时间，斗倒了三座大山长安君成蟜、嫪毐、吕不韦。接着又用了十年时间，横扫东方六国，统一中国。

秦始皇一生无比辉煌，可是人人有本难念的经，秦始皇一生，痛恨这七个人。

NO.7荆轲

荆轲刺秦王，这个典故发生在秦国咸阳的宫殿中。前一秒钟荆轲还在跟秦始皇讲解地图上的山川名胜，后一秒种就举起了剧毒匕首刺向秦始皇。前一秒钟秦始皇对荆轲颇有好感，后一秒种秦始皇欣赏的人就突然发难。

荆轲让秦始皇非常狼狈，秦始皇围着大木柱跑了很多圈，衣袖也被荆轲扯断，可谓狼狈不堪。秦始皇自铲除了嫪毐和吕不韦之后，再无人敢当面对他说“不”，可是荆轲却在他眼前行刺，这让秦始皇非常愤怒。

NO.6异人

异人就是秦庄襄王，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将秦始皇母子从赵国接回来，立秦始皇为太子，秦始皇为何还恨他呢？很简单，当年异人与吕不韦从赵国邯郸逃跑，没有带着赵姬母子。赵姬和秦始皇在赵国的那十年，正好是长平之战后的十年，赵人对秦人的痛恨可想而知。赵姬与秦始皇在邯郸遭受的这十年耻辱，让秦始皇永生难忘，以至于后来邯郸城破，秦始皇亲自赶到邯郸，将曾经欺负国他母子的仇家统统斩首灭族。

秦始皇这十年的伤痛，归根结底，是异人没有带着他们母子一起逃回秦国，因此才有这一大恨。秦始皇对自己的父亲，应该是爱恨交加，爱多于恨，毕竟作为一代伟人，他应该能够理解父亲当时的难处。

NO.5燕国太子丹

荆轲刺秦王，这个典故的制造者，是燕国太子丹，而荆轲只不过是执行者。荆轲刺秦王，发生在秦国灭韩国和赵国之后。此时按照地理位置来说，各国都城离秦国都城的距离，由近到远分别是魏国、楚国、齐国、燕国，燕国应该是最后一个被灭的。可是发生了荆轲刺秦王事件后，秦始皇临时改变战略，令王贲攻克燕国都城蓟城。

太子丹本来在秦国为质，与秦始皇关系尚可，可他不辞而别，还对老朋友策划了一次刺杀行动，朋友反目令秦始皇勃然大怒。荆轲刺秦王，这件事不仅仅是独立事件，后来许多人都策划刺杀秦始皇，张良刺杀秦始皇，在博浪沙击毁秦始皇的坐车。秦始皇每天都要提防被刺，无论是宫中还是外出迅游，都让秦始皇不安，太子丹是始作俑者。

NO.4长安君成蟜

长安君成蟜，其母亲秀丽夫人，是韩国公主，身份高贵。在秦始皇还没有回邯郸的那几年，异人是秦国王太孙，秀丽夫人等同王太孙夫人，成蟜等同王太孙的嫡长子。等到秦昭襄王去世，异人晋升为王太子。秦孝文王即位三天就去世，异人成了秦王，其实谁都看好秀丽夫人和成蟜。

异人即位三年也去世，秦始皇虽然是太子，但他总共在秦国的时间只有三年，长安君成蟜从出生以来十几年都在秦国，根基深厚，两人的斗争并未因为秦始皇登基而停止。长安君成蟜厉害之处，在于他在军中有拥戴者将军壁，有如此雄厚的力量，秦始皇与成蟜斗争了好几年。

后来将军壁与长安君成蟜在上党屯留谋反，虽然叛乱被秦始皇镇压了，但事后数万秦军将士被斩首，屯留的百姓全部迁到西部临洮开荒。临洮，在今天甘肃南部，当时还未开发，是秦国最西部的地方，十足的蛮荒之地，后来秦朝的长城延伸到了这里。

NO.3吕不韦

吕不韦对秦始皇，似乎一直在履行父亲的职责。司马迁在《史记》中直言，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不过秦始皇到底是异人还是吕不韦的儿子，此事争论了两千多年没有结论，等到有一天秦始皇陵打开，DNA验证之后，肯定会有正确答案。秦始皇痛恨吕不韦第一件事，就是吕不韦号称仲父，这个父字，可不是随便能够加上去的，尤其是千古一帝的父亲。第二件事，是吕不韦，将嫪毐送到了赵姬裙下，让秦始皇心灵遭受巨大创伤。

当然，吕不韦帮了秦始皇很多忙，包括铲除长安君成蟜和嫪毐，吕不韦都不遗余力。秦始皇对吕不韦，是有爱有恨。秦始皇对吕不韦的处置，耐人寻味，他并没有处死吕不韦，而是取消吕不韦文信侯的爵位，并迁徙到蜀郡。

秦始皇到底是不是吕不韦的儿子？这件事可能异人和吕不韦都不清楚，只有赵姬知道，或许连赵姬都不知道。但是秦始皇最后对吕不韦的处置，明显还是留了力开了恩的。

NO.2嫪毐

嫪毐，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嫪毐胯下的大杀器，可以放入一个大木轮中心，当做轮轴转动木轮。吕不韦假装阉割了嫪毐，然后将嫪毐送入王宫，供赵姬玩乐。吕不韦也没有想到，赵姬会爱上嫪毐，并为嫪毐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人如果只想玩乐，是不会想到去为一个男人生儿子的，古代避孕的方式也有，赵姬并不避孕，肯定是爱上了嫪毐。

在秦国后宫，也就是离秦始皇并不遥远的地方，他的母亲正被其他男人占有，这种滋味不好受。而嫪毐偏偏是一个不懂得低调的人，他自称假父，想做秦始皇的父亲，秦始皇能够坐得住几年不发作，也能看出千古一帝有极能隐忍的一面。嫪毐还是有点本事的，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这些秦国高官全部被他收买。

最后嫪毐被生擒，在咸阳的闹市中，车裂之（五马分尸），大杀器随之覆灭。嫪毐家族，满门抄斩，一个不留。嫪毐的两个儿子，装在麻袋里面，残忍地活活摔死，即“囊扑杀之”。参与嫪毐叛乱的各色人等，有四千多户，共两万多人，全部贬为官奴，发配蜀郡。

NO.1赵姬

秦始皇从小与赵姬相依为命，在赵国母子两个遭受各种耻辱，这个时期秦始皇对母亲应该是有爱无恨。后来到了秦国，前三年两人也关系密切，是真正的患难母子。一切的改变，源自秦始皇登基后，吕不韦献给赵姬的这位有着巨大杀器的嫪毐。

司马迁描述赵姬对嫪毐的感情，用了三个字“绝爱之”。什么叫绝爱呢？为了这份感情，赵姬宁可牺牲自己另一个儿子秦始皇。赵姬与嫪毐生了儿子之后，为了方便行事，她与嫪毐迁居到雍都居住，在那里他们建立了根据地，赵姬一度想扶持嫪毐登基，这样可以传位给自己另外两个儿子，只不过要牺牲秦始皇这个儿子。秦始皇对母亲赵姬，是有爱有恨，恨大于爱。

秦始皇一生不立皇后，从未记载他对任何女人有偏爱，与母亲在他心中的形象很有关系。后来嫪毐覆灭，赵姬终身囚禁在萯阳宫，秦始皇下令“敢为太后求情者，杀无赦”。当时许多大臣为太后求情，谁料秦始皇受伤害太深，谁求情杀谁，一连杀了二十七个大臣。

谢选骏指出：俗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则看到了“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秦始皇就是一个可怜虫。

【85、朱棣猪蒂为何能比忽必烈更凶残】

网文《明成祖（明太宗）明朝第3位皇帝》报道：

明成祖朱棣（1360年5月2日－1424年8月12日），或称永乐帝，明朝第三代皇帝，公元1402年至1424年在位，在位二十二年，年号永乐。这段时间称为永乐盛世。

明太祖朱元璋皇四子，安徽凤阳人，生于应天府（今江苏南京），时事征伐，并受封为燕王。洪武三十二年或建文元年（1399年）建文帝削藩，燕王遂发动靖难之役，起兵夺位，经过三年的战争，最终胜利，驱逐其侄建文帝夺权篡位称帝。

明成祖在位期间，改善明朝政治制度，发展经济，开拓疆域，迁都北京，使北京自此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至今。此外他编修《永乐大典》，派遣郑和下西洋，北征蒙古，南平安南。明成祖的统治时期被称为永乐盛世，明成祖也被后世称为“永乐大帝”。另外，他加强太祖以来的专制统治，强化锦衣卫并成立东厂，残酷镇压忠于建文帝的大臣，此外，他在位期间不顾祖制重用宦官，也促成明朝中叶后宦官专政的祸根。

明成祖于1424年病重驾崩在榆木川，后谥号“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原始庙号为“太宗”，葬于天寿山长陵。嘉靖十七年（1538）九月，嘉靖帝发动“大礼议事件”改谥为“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改上庙号为“成祖”。

早期经历

元顺帝至正二十年（1360年）四月十七日（5月2日），朱棣生于应天府（今南京）。

洪武三年（1370年），朱棣十岁，受封燕王。曾居中都（今凤阳），对民情颇有所知。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棣就藩北平府，之后多次受命参与北方军事活动，两次率师北征，曾招降蒙古乃儿不花，并曾生擒北元大将索林帖木儿，加强了他在北方军队中的影响。朱元璋晚年，长子太子朱标、次子秦王朱樉、三子晋王皆早朱元璋去世，而后朱元璋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驾崩后，四子朱棣不仅在军事实力上，而且在家族尊序上都成为诸王之首。

建文帝削藩

建文帝朱允炆登基后，为了提防燕王谋反，于洪武三十一年十二月派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都指挥使谢贵、张信为北平都指挥使。随后又命都督宋忠屯兵驻开平，并调走北平原属燕王管辖的军队。

建文元年（1399年），朱棣装病，使建文帝把作为人质的朱棣三子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送回燕藩；之后由于属下被朝廷处死，遂装疯。由于王府长史葛诚告知朝廷，装疯被发觉[2]。

时燕王遣使入金陵奏事，使者被齐泰等审讯，被迫供出燕王的异状，于是朝廷下密旨，令张昺、谢贵逮捕燕王府的官属，张信逮捕燕王本人。但张信经过考虑，将此事告知朱棣[3]。于是朱棣和僧人姚道衍等进行举兵的谋划，令张玉、朱能将八百勇士带入府中潜伏，以待变故[4]。

燕王起兵

张昺、谢贵得到皇帝密诏后，七月初四带兵包围了燕王府。朱棣假意将官属全部捆缚，请二人进王府查验。二人进府后，朱棣派出府内的死士将其擒获，并连同府内叛变的葛诚、卢振一同斩杀[5]。当日夜里，朱棣攻下北平九门，遂控制北平城[6]。

燕王朱棣起兵，援引《皇明祖训》[7]，号称清君侧，指建文帝身边的齐泰和黄子澄为奸臣（谋害皇室亲族），需要铲除，称自己的举动为“靖难”（意为“平定灾难”），并上书建文帝。

燕军控制北平后，七月初六，通州主动归附；七月初八，攻破蓟州，遵化、密云归附；七月十一，攻破居庸关；七月十六，攻破怀来，擒杀宋忠等；七月十八，永平府（今河北卢龙县，属秦皇岛市）归附。七月二十七，为防止大宁军队从松亭关偷袭北平，用反间计使松亭关内讧，守将卜万下狱。至此，北平周围全部扫清。燕军兵力增至数万[8]。

燕军攻破怀来后，由于领地相距太近，七月二十四日，谷王朱橞逃离封地宣府（今属张家口，距北京约150公里，距怀来约60公里），奔京师[9]。八月，齐泰等顾虑辽王、宁王帮助燕王，建议召还京师；辽王从海路返京，而宁王不从，遂削宁王护卫[10][11]。宋忠失败后，部将陈质退守大同。代王本欲起兵呼应朱棣，被陈质所控制，未果[12]。

七月，朱棣反书到京，朱允炆削朱棣宗室属籍，废为庶人。决定起兵讨燕[13][14]。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置平燕布政使司[15]。

耿炳文率军在八月十三日到达真定[16]，并分兵于河间、鄚州（河北任丘北约30里）、雄县，为犄角之势。在经过观察后，八月十五日，燕军趁中秋夜敌军不备，偷袭雄县；成功后又利用伏击击败了鄚州的援兵，遂攻克鄚州，收编剩余的部队[17]。八月二十四日，燕军到达无极县。从樵夫和中央军被俘士兵处得知敌情，于是燕军发动决战[18]。

二十五日，燕军趁耿炳文送使臣出城时偷袭中央军，炳文逃回城中后，怒而迎战。在燕军主力与耿炳文军相持时，朱棣亲自率军袭击其侧翼，耿炳文大败溃逃，中央军投降三千多人[19]。中央军狼狈逃回城中，城池差点失守。部将李坚、甯忠、顾成等被俘；士兵被杀、被俘数万人（后放还）[20]。耿炳文率残部不到十万人在真定坚守不出，燕军攻城三天不克。八月二十九日，燕军返回北平[21]。顾成降燕之后，留在北平协助燕世子朱高炽守城[22]。

耿炳文战败，朱允炆开始担忧战事，考虑换将。黄子澄说曹国公李景隆是名将李文忠之子，建议他接任；齐泰反对，但建文不听[23]。八月三十日，拜李景隆为大将军，誓师出征，并召回耿炳文。李景隆以德州为大本营，调集各路兵马包括耿炳文败兵，增兵至五十万人，九月十一日进至河间[24]。

朱棣听说朝廷以五十万倾国之兵交付李景隆，大喜过望，说：“李景隆不会用兵，给他五十万大军，根本是自取灭亡。赵括之失必然重演，我军必胜。”[25][26]

大胜李景隆

九月初一江阴侯吴高率辽东兵攻打永平郡[27]，九月廿五，攻陷永平郡，决定趁势偷袭大宁（今内蒙古宁城）以获得其精锐部队；另一方面利而诱之，将中央军引至“空城”北平下。九月廿八，出师。[28]。十月初六，燕军经小路到达大宁城下。朱棣单骑入城[29]），见宁王朱权，向朱权求救。在居大宁期间，朱棣令手下吏士入城结交并贿赂大宁的军官等。十月十三，朱棣提出告辞，朱权在郊外送行，伏兵尽起，大宁军纷纷叛变，归附朱棣。于是朱权与王妃、世子等一同随朱棣前往北平，而大宁的全部军队（包括其骑兵精锐朵颜三卫）都被朱棣收编。大宁成为空城。朱棣实力大增[30]。十月十九，燕军在会州整编，分立五军（中前左右后）。十月廿一，入松亭关[31]。

十一月初五，渡白河（时已结冰，渡河处在今北京顺义区东），打败李景隆的哨探陈晖部队万余人[32]。李景隆大败[33][34]。李景隆令郑村坝所有军队轻装撤退。[35]。燕军轻易击溃城下的敌军，获得大量物资[36]。[37]。此战中央军丧师十余万[38]。十一月初九，朱棣回到北平城，再次上书，惠帝不应[39]。[40]。十二月十九日，朱棣出师攻打大同。十二月廿四，抵达广昌，守将杨宗投降[41]。建文二年（1400年）正月初一，燕军抵达蔚州，守将王忠、李远投降[42]。二月初二，燕军攻大同。李景隆前来救援。李景隆走出紫荆关后，燕军从居庸关返回北平。中央军兵力、装备大量损失，士气受到重创[43]。

建文二年四月，李景隆从德州，郭英、吴杰等从真定誓师北伐兵力增至六十万。燕军亦出。四月二十日，燕军渡过玉马河[44]。四月廿四，燕军战斗失利。[45][46]。次日（四月廿五），再次交战。[47]。[48][49]。四月廿七，燕军进攻德州。初九，燕军进入德州。五月十五，燕军攻济南，李景隆逃走。燕军遂围济南[50]。十月，朝廷召李景隆回南京。黄子澄、练子宁、叶希贤等上书，请求立斩李景隆。朱允炆不听。[51]。郑村坝之战和白沟河之战，使得两军攻守形势逆转。

燕军围济南。右参政铁铉、盛庸坚守。朱棣射信入城招降，未果[52]。五月十七，燕军掘开河堤，放水灌城[53]。铁铉决定派千人诈降，诱朱棣进城[54]。朱棣围城攻打三个月[55]。六月，惠帝遣使求和，朱棣不听[56]。七月，平安进军河间，扰乱燕军粮道[57]。八月十六，朱棣撤兵回北平。盛庸、铁铉追击，大败燕军，收复德州[58]。

建文二年十月，朱棣决定再度南下，十月廿七到达沧州。燕军仅用两天就攻下沧州，徐凯等投降[59][60]。燕军自长芦渡河[61]，十一月初四到达德州。朱棣招降盛庸未果，遂南下[62]。十一月，燕军到达临清，焚其粮船。燕军从馆陶渡河，先后到达东阿、东平，威胁南方，迫使盛庸南下[63]。盛庸在东昌（今山东聊城）决战[64]。十二月廿五，燕军至东昌[65]。朱棣仍然亲自率军冲锋，盛庸开阵将朱棣诱入，然后合围，张玉被中央军包围战死。次日，燕军再次战败，遂北还[66]。在击退中央军的阻截后，建文三年正月十六，燕军返回北平[67][68][69]。

朱棣与姚广孝商议，姚广孝强烈支持再次出兵[70]。二月十六，朱棣再次出师[71][72]。三月二十日，燕军探知盛庸在夹河（今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附近，漳河支流）驻扎，于是驻扎在距对方四十里的地方[73]。三月廿二，燕军进兵夹河。[74][75]。朱棣率领一万骑兵和五千步兵攻击盛庸军左翼，不能入。此时燕将谭渊望见已经开战，于是主动出兵攻打。朱棣、朱能等则趁中央军调动产生的混乱，趁暮色向中央军后方猛攻，斩杀庄得[76]。此战杀伤相当，但燕军损失了大将谭渊[77]。当夜，朱棣率领十余人在盛庸营地附近露宿；次日（三月廿三）清晨，发现被中央军包围。朱棣再次利用禁杀之旨，引马鸣角，穿过敌军，扬长而去。中央军愕然，不敢射箭[78]。

朱棣回到营中，鼓励众将“两军相当，将勇者胜”[79]，于是再次会战，双方互有胜负。战斗打了七八个小时后，盛庸大败，损失了数万人，退回德州[80][81]。吴杰、平安引兵准备会合盛庸，闻庸已败，退回真定[82]。夹河之战结束。夹河之战重新确立了燕军的优势。闰三月初四，朱允炆因夹河之败，再次罢免齐泰、黄子澄，谪出京城，暗中令其募兵[83]。

击败盛庸后，朱棣进军真定。[84]。闰三月初九，两军会于藳城交战。[85]。次日，复战，南军不能支，大败而去。[86]。朱棣将射成刺猬的军旗送回北平，令世子朱高炽妥善保存，以警示后人[87]。从白沟河、夹河到藳城，燕军三次得大风相助而胜，朱棣认为这是天命所在，非人力所能为[88]。夹藳之战再次使南军损失惨重，正面战场战事稍缓和。南军改为通过谈判、反间、袭击后方等方式间接作战。击败平安后，燕军南下，先后经过顺德、广平、大名，并驻扎于大名。诸郡县望风而降[89]。

朱棣听说齐黄被贬，上书和谈，表示“奸臣窜逐而其计实行，不敢撤兵”[90]。朱允炆得书，与方孝孺讨论，方孝孺表示可以借此机会遣使回报，拖延时间，并懈怠其军心；同时令辽东等军队攻其后方，以备夹攻。于是（四月）惠帝令大理寺少卿薛嵓去见朱棣，传诏并秘密在军中散布相关消息[91]。薛嵓见朱棣，说“朝廷言殿下旦释甲，暮即旋师。”朱棣表示这连三尺小儿也骗不过。薛嵓无言以对[92]。五月初一，盛庸、吴杰、平安等分兵骚扰燕军饷道[93]。朱棣遣使者进京表示盛庸等不肯罢兵，必有主使。惠帝听从方孝孺的意见，将其下狱（一说诛杀）[94][95]，和谈破裂。

朱棣见和谈破裂，从济宁南下，成功焚烧大量中央军粮船，京师大震，德州陷入窘境[96]。

七月，燕军进攻彰德，林县投降[97]。七月初十，平安自真定趁虚攻北平，扰其耕牧。朱高炽固守。朱棣分兵回援；（九月十八）平安与战不利，退回真定[98]。由于河北战事不利，方孝孺想出了反间计，利用朱高炽（长子）和朱高煦（次子）的矛盾，先写一封信给守北平的高炽，令其归顺朝廷，许以燕王之位；然后派人告诉朱棣和高煦（随军）世子密通朝廷，以使燕军北还。但朱高炽得到信后，根本没有拆开，将朝廷使者连人带信一起送往朱棣处。反间计失败[99]。

七月十五，盛庸令大同守将房昭入紫荆关威胁保定，据易州西水寨以窥北平。朱棣回兵救援[100]。朱棣分兵守保定，并包围房昭的山寨。十月初二，燕军与真定援兵和房昭军决战，房昭退回大同[101]。十月廿四，燕军回到北平。之后又击败了袭永平的辽东敌军[102]。

建文三年冬，南京有宦官因犯错被处罚，逃到朱棣处，告知南京守备空虚。朱棣遂决定直接率兵南下，临江一决。道衍亦支持不再与盛庸、平安等纠缠，直趋京师[103][104]。

攻克南京

1401年（建文三年十二月初二），燕师复出。十二月十二，到达蠡县（约在保定以南50公里）。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燕军南下至馆陶渡河，长驱直入。正月十四，陷东阿；正月十五，陷东平；正月十七，陷汶上；正月廿七，陷沛县（进江苏）；正月三十，到达徐州[105]。惠帝见燕军再次出动，三年十二月令驸马都尉梅殷（惠帝的姑父，顾命大臣）任总兵官，镇淮安[106]。建文四年正月初一，将迁往蒙化的朱橚（废周王）召回南京。命魏国公徐辉祖率兵援山东[107]。

二月初一，何福、平安、陈晖进兵济宁，盛庸进兵淮上。二月廿一，朱棣击败徐州的出战军队，徐州自此闭城死守[108]。朱棣继续南下。三月初一，燕军进逼安徽宿州。三月初九，抵达涡河（今安徽蚌埠市怀远县以北）[109]。平安带兵来追；但三月十四日在淝河中了朱棣所设的伏兵，只得退回宿州[110]。三月廿三，朱棣遣将断徐州饷道，铁铉等率兵围攻，互有胜负[111]。四月十四，燕军进达睢水之小河，搭浮桥。次日，平安、何福领军夺桥，双方隔河僵持。数日后，中央军粮尽，朱棣决定偷袭。半夜，渡河绕至敌后；四月廿二，双方战于齐眉山（灵壁县西南三十里），中央军大胜，斩燕将李斌[112]。

燕军陷入窘境。四月廿三，燕军众将要求北返，朱棣不同意，说“欲渡河者左，不欲者右。”大部分人站于左侧，朱棣怒。朱能这时强力支持朱棣，表示“汉高祖十战九不胜，卒有天下”，坚定了燕军坚持的决心[113]。

这时，朝廷讹传燕军已兵败，京师不可无良将，遂召回徐辉祖[114]。四月廿五，考虑到在河边不易防守，何福移营，与平安在灵壁（一作灵璧）深沟高垒作长远之计。由于粮道被燕军阻碍，平安亲自率兵六万护卫粮草。四月廿七，朱棣率精锐袭击平安，将其一分为二；何福全军出动救援，朱高煦也率伏兵出现，何福败走[115]。

中央军缺粮，何福与平安决定次日（廿九）突围而出，在淮河取得给养，号令为三声炮响；次日，燕军攻打灵壁墙垒，进攻信号正巧也是三声炮响。于是中央军以为是己方号炮，纷纷夺路而逃；燕军趁势进攻，中央军全军覆没。灵壁之战就此意外结束。此战燕军生擒了陈晖、平安、马溥、徐真、孙成等三十七员敌将，四名内官（宦官），一百五十员朝廷大臣，获马二万余匹，降者不计其数。只有何福单骑逃走[116][117][118]。

灵璧之战后，燕军向东南方向直线前进。五月初七下泗州，朱棣谒祖陵[119]。盛庸在淮河设下防线阻碍燕军渡河，朱棣在尝试取道淮安、凤阳受阻后[120]，遣朱能、丘福率士兵数百人绕道上游乘渔船渡河，五月初九从后方突袭盛庸，盛庸败走。燕军遂克盱眙[121]。

五月十一，燕军向扬州方向前进，五月十七到达天长（扬州西北50公里）。守扬州的监察御史王彬本想抵抗，但属下反叛，趁其沐浴时绑缚之。五月十八，扬州不战而降[122]。随后高邮归降[123]。

扬州失陷，金陵震动。朱允炆惊慌不已，与方孝孺商议后，先后定下如下几个救急方法：下罪己诏；号召天下勤王；派练子宁、黄观、王叔英等外出募兵；召回被贬黜的齐泰、黄子澄；遣人许以割地求和，拖延时间[124]。[125]。

五月廿二，朱允炆遣庆成郡主（朱元璋的侄女、朱棣的堂姐）与朱棣谈判，表示愿意割地。朱棣说“此奸臣欲姑缓我，以俟远方之兵耳。”郡主无言以对，遂返[126]。

六月初一，燕军准备从浦子口渡江，但遇到了盛庸最后的抵抗。燕军战不利，此时朱高煦引兵来援，殊死力战，击败盛庸[127]。随后南军的一支水军部队降燕[128]，燕军遂于六月初三自瓜洲渡江，并再次击败退守此地的盛庸。六月初六，燕军至镇江，守将率城投降[129]。

六月初八，燕军驻扎于龙潭（距京师金陵东约30公里），朝廷大震。朱允炆徘徊殿间，召方孝孺问计。方孝孺表示城中尚有二十万兵，应坚守待援；即使真战败，国君为社稷而死，是理所应当的。可以再派大臣、在京诸王前往谈判以拖延时间。于是六月初九，派李景隆、茹瑺等见朱棣，再次谈判；朱棣表示割地无名，只要奸臣。六月初十，遣谷王朱橞（建文元年逃回京城）、安王朱楹等第三次前往谈判，无果[130]。

六月十二，外出募兵的大臣们仍未返回，朱允炆只得派在京诸王和武臣们守卫各门。时左都督徐增寿（徐达子，辉祖弟）谋内应，被一群文官围殴[131]。

篡位夺权

次日（1402年7月13日），燕军抵金陵。徐增寿作内应，事败，被朱允炆亲自诛杀于左顺门。守卫金川门（位于南京城西北面）的朱橞和李景隆望见朱棣麾盖，开门迎降[132][133][134]。

燕军进南京，朱允炆见事不可为，遂在皇宫放火。马皇后死于大火，朱允炆本人不知所终；此后其下落成为千古谜团[135]。朱棣入城[136][137][138]。

南京称帝

明成祖着衮龙袍画像

仁孝文皇后徐氏着大衫半身像

朱棣进入南京，出榜安民，成为了明朝第三位皇帝。朱棣进城之时，翰林院编修杨荣迎于马首，说：“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一语点醒朱棣[139]。次日（建文四年六月十四日）起，诸王及文武群臣多次上表劝进，朱棣不允[140]。

数日后（七月十七日），朱棣谒明孝陵，并于当日登基即位，改元永乐[141]，是为明成祖。明成祖重建奉天殿（旧殿被朱允炆所焚），刻玉玺。同年十一月十三日，封王妃徐氏为皇后[142]。

朱棣登基称帝后，对靖难功臣进行了封赏。封王两人，为：朱能（东平武烈王）；张玉（河间忠武王）。

封公二十二人，为：丘福（淇国公）；徐增寿（定国公）；陈亨（泾国公）；郭亮（兴国公）；李彬（茂国公）；李远（莒国公）；柳升（融国公）；徐忠（蔡国公）；袁容（沂国公）；郑亨（漳国公）；姚广孝（荣国公）；张信（郧国公）；王聪（漳国公）；顾成（夏国公）；张武（潞国公）；陈珪（靖国公）；薛禄（鄞国公）；王真（宁国公）；吴允诚（凉国公）；李让（景国公）；孟善（滕国公）；张辅（英国公）。

封侯十五人，为：陈瑄（平江侯）；何福（宁远侯）李濬（襄城侯）；孙岩（应成侯）；房宽（思恩侯）；王友（清远侯）；王忠（靖安侯）；刘荣（广宁侯）；火真（同安侯）；王宁（永春侯）；宋晟（西宁侯）；郭义（安阳侯）；谭渊（崇安侯）；柳升（安远侯）；薛绶。

封伯十八人，为：陈贤（荣昌伯）；陈旭（云阳伯）；刘才（广恩伯）；张兴（安乡伯）；房胜（富昌伯）；徐理（武康伯）；徐祥（兴安伯）；金玉（会安伯）；高士文（建平伯）；陈志（遂安伯）；唐云（新昌伯）；茹瑺（忠诚伯）；王佐（顺昌伯）；许诚（永新伯）；薛斌（永顺伯）；薛贵（安顺伯）；赵彝（忻城伯）；朱荣（武进伯）。

明成祖登基后不承认建文年号，七月初一（一说六月十八日），将建文元、二、三、四年改为洪武三十二至三十五年[143][144]，次年改元永乐元年。凡建文年间贬斥的官员，一律恢复职务（如靖难初期因离间被贬的江阴侯吴高被再次起用，守大同）；建文年间的各项改革一律取消[145][146]；建文年间制定的各项法律规定，凡与太祖相悖的，一律废除。但一些有利于民生的规定也被废除，如建文二年下令减轻洪武年间浙西一带的极重的田赋，至此又变重。[147]

残害建文旧臣

明成祖在靖难之役结束后，为了佐证他“清君侧”的起兵宣言，向金陵军民发布公告：“谕知在京师的军民人等，我先前一向守望我藩的封地，却因奸臣弄权作威作福，导致我家骨肉被其残害，所以不得不起兵诛杀他们，乃是要扶持社稷和保安宗亲、藩王。今次研拟安定京城，有罪的奸臣我不敢赦免，无罪者我也不敢滥杀，如有小人借机报复，擅作绑缚、放纵、掠夺等事情因而祸及无辜，并非我的本意。”[148]

建文四年六月廿五，明成祖诛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建文帝大臣（几乎都是文官），灭其族[149]，史称壬午殉难。其中据清修《明史》、明遗民谈迁所著《国榷》、明朝官方史书《明实录熹宗实录》记载，方孝孺被诛十族（九族加朋友门生），受牵连而死者共873人，充军等罪者千余人[150]，当中被救的幸存者有假借余姓逃过一劫的方孝孺的幼子方德宗[151]。而因黄子澄受牵连的有345人[152]。景清降后密谋行刺，事败，八月十二被杀，灭九族；后屠其家乡，谓“瓜蔓抄”[153]。

此外，众多建文旧臣如卓敬、暴昭、练子宁、毛泰、郭任、卢植、戴德彝、王艮、王叔英、谢升、丁志方、甘霖、董镛、陈继之、韩永、叶福、刘端、黄观、侯泰、茅大芳、陈迪、铁铉等等也都被酷刑处死或自尽，史称：“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154]他们的家属和亲人也被牵连，死者甚众。被流放、逼作妓女及被其它方式惩罚的人也不少。明仁宗即位后，大部分人始获赦免，而余下的人的后代却迟至明神宗时始获赦免[155]。建文帝被朱棣篡位后，朝野为之尽忠死节者甚众，不及备载。

在大肆诛杀之外，当月，明成祖将忠于建文帝的魏国公徐辉祖下狱，但顾及其父是中山王徐达，其姊即成祖仁孝文皇后，还是释放了他，仅削其爵位。辉祖死后，其子嗣魏国公爵[156]。黄观被明成祖所嫉恨，其状元的身份被革去，故明代保持三元及第记录的只有商辂一人。耿炳文、盛庸、平安（灵壁之战降）、何福、梅殷等将领投降后都受到迫害自杀身亡。

巩固统治

再次削藩

永乐初，明成祖为了安抚诸位藩王，稳定国内局势，同时表示自己和建文帝的不同，曾先后复周、齐、代、岷诸亲王旧封；建文帝的弟弟吴王朱允熥、衡王朱允熞尚未就藩，明成祖皆降为郡王，同年又将已就藩的朱允熥、朱允熞召到燕京，以不能匡正建文帝为由废为庶人，软禁于凤阳，不久也于永乐四年死于火灾。当其皇位较巩固时，继续实行削藩。周、齐、代、岷诸王再次遭到削夺；迁宁王于南昌；徙谷王于长沙，旋废为庶人；削辽王护卫。

在政治上，明成祖继续实行太祖的徙富民政策，以加强对豪强地主的控制。明成祖时期，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永乐初开始设置内阁，选资历较浅的官僚入阁参与机务，解决了废罢中书省后行政机构的空缺。朱棣重视监察机构的作用，设立分遣御史巡按天下的制度，鼓励官吏互相讦告。他善利用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

明成祖即位之初，对洪武、建文两朝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提出“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的原则。他利用科举制及编修书籍等笼络地主、士人，宣扬儒家思想以改变明初过事佛、道教之风，选择官吏力求因才而用，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重设锦衣卫与设立东厂

在全国局势稳定之后，明成祖为了加强对大臣的监控，恢复洪武时废罢的锦衣卫。同时，明成祖又设置镇守内臣的东厂衙门，厂卫合势，强化专制统治。

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成祖为了镇压政治上的反对力量，觉得锦衣卫不足以达成目的，决定设立一个称为“东缉事厂”，简称“东厂”的新衙门，地点位于燕京（今北京）东安门之北，一说东华门旁。（今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据说系原东厂所在地。）

东厂的行政长官为钦差掌印太监，全称职衔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尊称为“厂公”或“督主”。初设时由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后因事务繁杂，改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担任。东厂的属官有掌刑千户、理刑百户各一员，由锦衣卫千户、百户来担任，称贴刑官[157]。隶役（称掌班、领班、司房，共四十余人）、缉事（称役长和番役）等军官由锦衣卫拨给。

修改《大明律》

明初《大明律》明令：“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尔扮帝王后妃、忠臣节烈、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扮者与同罪”，以压迫杂剧创作，明成祖即变本加厉，以极刑来禁止此类杂剧的印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该律所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158][159]。

永乐盛世

明成祖十分重视经营北方，加之自己兴起于北平（今北京），明成祖在南京即位后，于永乐元年改北平为行在，设六部，增设北京周围卫所，逐渐建立起北方新的政治、军事中心。永乐七年（1409年），明成祖开始了营建北京天寿山长陵，以示立足北方的决心。与此同时，争取与蒙古族建立友好关系。鞑靼、瓦剌各部先后接受明政府封号。永乐八年（1410年）至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亲自率兵五次北征，巩固了北部边防。永乐五年（1407年）开工修建北京宫殿也就是紫禁城（但后来部分宫殿被李自成放火烧毁，清初又重新修复），直至永乐十八年（1420）始完工。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正式迁都，定鼎北京。

发展经济

明成祖注意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认为“家给人足”、“斯民小康”是天下治平的根本。他大力发展和完善军事屯田制度和盐商开中则例，保证军粮和边饷的供给。在中原各地鼓励垦种荒闲田土，实行迁民宽乡，督民耕作等方法以促进生产，并注意蠲免赈济等措施，防止农民破产，保证了赋役征派。

明成祖对各地方官吏要求极为严格，要求凡地方官吏必须深入了解民情，随时向朝廷反映民间疾苦。永乐十年（1412年），朱棣命令入朝觐见的地方官吏五百余人各自陈述当地的民情，还规定“不言者罪之，言有不当者勿问’。之后，永乐帝宣布“谕户部，凡郡县有司及朝使目击民艰不言者，悉逮治。”即地方官或中央派出的民情观察员，如果看到民间疾苦而不实报的，要逮捕法办。对民间发生了灾情，地方上要及时赈济，做到“水旱朝告夕振，无有雍塞”。通过这些措施，永乐时“赋入盈羡”，达到有明一代最高峰，史称永乐盛世。

经营边疆

《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描绘的明永乐年间的明朝最大疆域，包括羁縻地东北地区（包括外东北）、新疆哈密、青藏地区（有争议）和短暂占据的安南地。

西南边疆，永乐十一年（1413年），平定思南、思州土司叛乱后，设立贵州布政使司。为加强对乌思藏（今西藏）地区的控制，朱棣派遣官吏迎番僧入京，给予封赐，尊为帝师。不过，史学界对明朝是否实际统治了西藏存在较大的争议。

永乐年间，明朝在藏区建立一套僧官制度，僧官分教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喇嘛等，每级依受封者的身份、地位进行分封。如明成祖即位的当年，即派侯显前往乌思藏迎请噶玛噶举派的第五世噶玛巴活佛，后封其为“大宝法王”。1406年，明成祖又遣使入藏封乌思藏帕竹第五任第悉扎巴坚赞为“阐化王”。明封八王中的两大法王、五大教王都是永乐时期封授的。此外，明成祖依僧官制度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由此明朝对藏区的各政教势力由上至下各级首领的分封基本完成。但明朝并未在乌思藏等地区驻军。亦有学者通过对比元朝对于西藏的实际管辖，认为明朝上面这些对藏人名义上的封授并不能被认为拥有在西藏的实际政治权力[160]。《剑桥中国明代史》亦指出：“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西藏人都未觉得他们是明朝廷臣民。另外，他们无须中国（明朝）居中调解而维持着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关系。”[161]

东北边疆，永乐七年（1409年）在女真地区，设立奴儿干都司。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派邢枢等传谕奴儿干，正式招抚诸部，扩大明朝东疆。永乐二年（1404年），置奴儿干等卫所，其后在当地相继建卫所达一百三十余。永乐七年（1409年）明政府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奴儿干地区的所有军事建制机构。永乐九年（1411年）正式开始行政管辖权。都司的主要官员初为派驻数年而轮调的流官，后为当地部落领袖所世袭。明成祖为了安抚东北女真各部，在归附的海西女真（位于松花江上游）与建州女真（位于松花江、牡丹江之间）设置卫所，并派宦官亦失哈安抚位于黑龙江下游的野人女真。亦失哈并于1413年视察了库页岛，宣示了明朝对此地的主权[162]。在奴儿干都司官衙所在地附近建有永宁寺，立有永宁寺碑，清代曹廷杰于1885年曾拓回碑文。同时，明成祖撤去大宁都司，将宁王朱权内迁南昌，授予兀良哈蒙古的朵颜、泰宁和福余三个卫所自治权，但不允许三卫蒙古人南迁到大宁地区驻牧。明成祖还于1406年和1422年对兀良哈蒙古进行镇压，以维持这一地区的稳定[163]。

辖区内主要居民为蒙古、女真、吉里迷（尼夫赫人）、苦夷（阿伊努人）、达斡尔等族人民，分置卫所，以各族首领为各卫所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职，给予印信。据《明史》记载，奴儿干都司有卫三百八十四，所二十四，站七，地面七，寨一。都司治所奴儿干城（元朝征东元帅府旧地，今俄罗斯尼古拉耶夫斯克特林），在黑龙江下游东岸，下距黑龙江口约两百公里，上距吉林船厂约两千五百公里。明宣宗即位后，奴儿干都司于宣德九年（1434年）正式废弃，共持续25年。

西北边疆，永乐四年（1406年）设立哈密卫。此前，察合台的后裔肃王兀纳失里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开始向明朝纳贡，被明太祖封为哈密国王。其子脱脱向明成祖朝贡，永乐四年（1406年）三月，明成祖宣布设立哈密卫，以其头目马哈麻火者等为指挥、千百户等官，又以周安为忠顺王长史，刘行为纪善，辅导。之后，哈密国成为设有明朝羁縻卫所的王国，忠顺王是哈密国王，哈密卫指挥使掌握哈密兵权，另有汉人长史。

同时，明成祖还多次派遣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陈诚、中官李达等官员出使西域[164][165]。随后西域的帖木儿帝国、吐鲁番、失剌斯、俺都准、火州也与明朝多次互派使者往来[166]，加强了政治、驻军和贸易往来，全国统一形势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明成祖很重视河工，永乐九年（1411年）朱棣于疏浚会通河为保证北京粮食与各项物资的需要。朱棣命开漕运。漕运在元朝至元年间即有，然而却因会通河一段水浅而无法大量载运物资，于是元朝均以海运为主。明朝初期，传饷辽东、北平的途径也均以海运为主[167]。洪武二十四年，黄河在原武绝口，会通河于是被淤。

永乐年间，明成祖迁都北京，采用河路、海路并运。当时海运危险且多有损失；而河运却经过淮河转沙河，然后经过黄河进入卫河，于此转入北京，陆运须经过八个卫所，劳民伤财。济宁州同知潘叔正上疏建议浚通会通河，使得元朝运河恢复。于是，朱棣命宋礼、刑部侍郎金纯、都督周长前往治理。会通河首要问题为水源不足，宋礼采用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修筑埋城与戴村坝，横截汶水向南，经河面最高端南旺分水，流入运河，且使黄河不会影响漕运。同年八月还京，论首功，受上赏[168]。

次年，因御史许堪进言卫河水患，朱棣再命宋礼前往治理。宋礼在魏家湾分支黄河，泄水入土河，于是从德州西北开一支支流，到海丰、大沽流入大海[169]。此时，宋礼以海运损失巨大、劳民伤财，上言请求停止海运，而恰逢平江伯陈瑄治理长江、淮河等告竣。于是河运从此昌盛，可运大型物资。永乐十三年，朱棣遂终止海运[170]。

永乐十三年（1415年）凿清江浦，使大运河重新畅通，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永乐年间，明成祖还派派夏原吉治水江南，疏浚吴淞。

永乐大典

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边疆稳定的局面下，为整理知识，明成祖令解缙等人修书。编撰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召集一百四十七人，首次成书于永乐二年（1404年），初名《文献集成》；明成祖过目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不甚满意。永乐三年（1405年）再命姚广孝、郑赐、刘季篪、解缙等人重修，这次动用编写人员朝野上下共二千一百六十九人[171]，启用了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永乐五年（1407年）定稿进呈，明成祖看了十分满意，亲自为序，并命名为《永乐大典》，清抄至永乐六年（1408年）冬天才正式成书。

《永乐大典》由解缙、太子少傅姚广孝和礼部尚书郑赐监修，组织上设监修、总裁、副总裁、都总裁等职，负责各方面工作。监修：解缙、姚广孝、郑赐；总裁：副总裁：蒋用文、赵同友；都总裁：陈济。

《永乐大典》修书过程对所收录的书籍没有做任何修改，采用兼收并取的方式，保持了书籍原始的内容。明成祖修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在三年时间内即告完成。《永乐大典》有22877卷，其中凡例、目录60卷，全书分装为11095册，引书达七八千种，字数约有三亿七千多万，且未有任何删节，这是清朝《四库全书》无法相提并论的。但成祖并未将《永乐大典》复写刊刻，而决定只制作一份抄本，并于1409年完成[172]。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原书只有一部，现今存世的都是嘉靖年间的抄本。

郑和七下西洋

15世纪初，朝鲜所制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显示郑和时代的明朝及其藩属国的世界观。

明成祖时期，为了开展对外交流，扩大明朝的影响，同时确立自己即位的正统性，从永乐三年起，朱棣派三宝太监郑和（初名马三宝）率领船队六次出使西洋（第七次在明宣宗宣德年间），所历三十余国，成为明初盛事。永乐时派使臣来朝者亦达三十余国。浡泥王和苏禄东王亲自率使臣来中国，不幸病故，分别葬于南京（浡泥国王墓）和德州（苏禄国王墓）。

永乐三年六月十五（1405年7月11日）明成祖命郑和为正使，王景弘为副使率士兵二万八千余人出使西洋，造长44丈广18丈大船62艘，从苏州刘家河泛海到福建，再由福建五虎门杨帆，先到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地区），后向爪哇方向南航，次年6月30日在爪哇三宝垄登陆，进行贸易。时西爪哇与东爪哇内战，西爪哇灭东爪哇，西爪哇兵杀郑和士兵170人，西王畏惧，献黄金6万两，补偿郑和死难士兵[173]。随后到三佛齐旧港，时旧港广东侨领施进卿来报，海盗陈祖义凶横[174]，郑和兴兵剿灭贼党五千多人，烧贼船十艘，获贼船五艘，生擒海盗陈祖义等三贼首[175]。郑和船队后到过苏门答腊、满刺加、锡兰、古里等国家。在古里赐其王国王诰命银印，并起建碑亭，立石碑“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嗥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176]。

永乐五年九月初二（1407年10月2日），郑和回国，押陈祖义等献上，陈祖义等被问斩[177]。施进卿被封为旧港宣慰使[178]。旧港擒贼有功将士获赏：指挥官钞一百锭，彩币四表里，千户钞八十锭，彩币三表里，百户钞六十锭，彩币二表里；医士，番火长钞五十锭，彩币一表里，锦布三匹[179]。

永乐六年正月，明成祖命工部造宝船四十八艘。永乐六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180]，命太监郑和、王景弘，王贵通等[181]出使古里，满剌加，苏门答剌，阿鲁，加异勒，爪哇，暹罗，占城，柯枝，阿拔把丹，小柯兰，南巫里，甘巴里等国，赐其国王锦绮纱罗[182]，永乐七年夏（1409年）回国。第二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000人。

永乐十二年（1414年），儒林郎翰林院修撰沈度作《瑞应麒麟图》，描绘1414年郑和下西洋时榜葛剌国进贡的麒麟。

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明成祖命正使太监郑和、副使王景弘、候显率领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驶海舶四十八艘，从太仓浏家港启航，敕使占城，宾童龙，真腊，暹罗，假里马丁，交阑山，爪哇，重迦罗，吉里闷地，古里，满剌加，彭亨，东西竺，龙牙迦邈，淡洋，苏门答剌，花面，龙涎屿，翠兰屿，阿鲁，锡兰，小葛兰，柯枝，榜葛剌，不剌哇，竹步，木骨都束，苏禄等国[183]。费信、马欢等人会同前往。满剌加当时是暹罗属国，正使郑和奉帝命招敕，赐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域为满剌加国，暹罗不敢扰[184]。满剌加九洲山盛产沉香，黄熟香；太监郑和等差官兵入山采香，得直径八九尺，长八九丈的标本6株[185]。永乐七年，皇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捧诏敕金银供器等到锡兰山寺布施，并建立《布施锡兰山佛寺碑》[186]此碑现存于科伦坡博物馆。郑和访问锡兰山国时，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被郑和觉察，离开锡兰山前往他国。回程时再次访问锡兰山国，亚烈苦奈儿诱骗郑和到国中，发兵五万围攻郑和船队，又伐木阻断郑和归路。郑和趁贼兵倾巢而出，国中空虚，带领随从二千官兵，取小道出其不意突袭亚烈苦奈儿王城，破城而入，生擒亚烈苦奈儿并家属。

永乐九年六月十六（1411年7月6日），郑和回国献亚烈苦奈儿与永乐帝，朝臣齐奏诛杀，永乐帝怜悯亚烈苦奈儿无知，释放亚烈苦奈儿和妻子，给予衣食，命礼部商议，选其国人中贤者为王[187]。选贤者邪把乃耶，遣使赍引，诰封为锡兰山国王，并遣返亚烈苦奈儿。永乐九年（1411年）满剌加国王拜里米苏剌，率领妻子陪臣540多人来朝，朝廷赐海船回国守卫疆土[188]。从此“海外诸番，益服天子威德”[189]。八月，礼部、兵部议奏，对锡兰战役有功将士754人，按奇功，奇功次等，头功，头功次等，各有升职，并赏赐钞银，彩币锦布等[190]。

永乐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明成祖命正使太监郑和，副使王景弘等奉命统军二万七千余人，驾海舶四十[191]，出使满剌加，爪哇，占城，苏门答剌，柯枝，古里，南渤里，彭亨，吉兰丹，加异勒，勿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等国[192]。郑和使团中包括官员868人，兵26800人，指挥93人，都指挥2人，书手140人，百户430人，户部郎中1人，阴阳官1人，教谕1人，舍人2人，医官医士180人，正使太监7人，监丞5人，少监10人，内官内使53人[193]其中包括翻译官马欢，陕西西安羊市大街清真寺掌教哈三，指挥唐敬，王衡，林子宣，胡俊，哈同等[194]。郑和先到占城，奉帝命赐占城王冠带[195]。1413年郑和船队到苏门答剌，当时伪王苏干剌窃国，郑和奉帝命统率官兵追剿，生擒苏干剌送京伏诛。[196]1413年郑和舰队在三宝垄停留一个月整休，郑和费信常在当地华人回教堂祈祷。郑和命哈芝黄达京掌管占婆华人回教徒[197]。首次绕过阿拉伯半岛，航行东非麻林迪（肯尼亚），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国。同年11月，麻林迪特使来中国进献“麒麟”（即长颈鹿）。

永乐十五年五月十五日（1417年6月）总兵太监郑和受明成祖命，在泉州回教先贤墓行香，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198]，永乐十五年五月（1417年6月）出发，护送古里、爪哇、满剌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喃渤里、卜剌哇、苏门答剌、麻林、剌撒、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各国使者及旧港宣慰使归国。随行有僧人慧信，将领朱真、唐敬等[199]。郑和奉命在柯枝诏赐国王印诰，封国中大山为镇国山，并立碑铭文[200]。忽鲁谟斯进贡狮子，金钱豹，西马；阿丹国进贡麒麟，祖法尔进贡长角马，木骨都束进贡花福鹿、狮子；卜剌哇进贡千里骆驼、鸵鸡；爪哇、古里进贡麾里羔兽[201]。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1419年8月8日）回国。

宋末泉州市舶司提举蒲寿庚之侄蒲日和，也与太监郑和，奉敕往西洋寻玉玺，有功，加封泉州卫镇抚[202]。

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郑和奉明成祖命出发，往榜葛剌（孟加拉），史载“于镇东洋中，官舟遭大风，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毕，……风恬浪静”，中道返回，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1422年9月2日）回国。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炽即位，以经济空虚，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动。

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1424年8月12日），明成祖去世，太子朱高炽即位，改元洪熙，是为明仁宗，于洪熙元年五月辛巳（1425年5月29日）去世，太子朱瞻基即位，改元宣德，是为明宣宗。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1430年1月），郑和奉明宣宗命率领二万七千余官兵，驾驶宝船61艘，从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启航，进行了第七次下西洋。开始返航后，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遗体埋葬于古里[203]，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

南征安南

明太祖朱元璋为与邻近国家保持长久的和睦关系，便在其所主编的《皇明祖训》中开列十五个“不征诸夷国名”，以警戒后世子孙切勿“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越南（安南国）便是其中之一。[204]1400年，安南陈朝权臣胡季犛篡位，建立胡朝，改国号为“大虞”。不久后自称太上皇，由儿子胡汉苍即皇帝位。由于前朝陈氏原是向明朝称臣，世世受明册封，凭着篡夺得国的胡氏为免惹起明朝猜疑，便于1403年农历四月丁未（西历4月21日[205]）遣使赴明，向刚起兵夺位的明成祖声称陈氏“宗嗣继绝，支庶沦灭，无可绍承。臣，陈氏之甥，为众所推”[206]，欲借此声称自己具有统治资格，要求明朝册封。明成祖派杨渤到越南观察后，当地陪臣耆老跟随他向成祖上奏称“众人诚心推权理国事”[207]，明廷一时再没有怀疑的理由，便封胡汉苍为“安南国王”。[208]

1404年农历八月乙亥（西历9月10日[205]），陈朝遗臣裴伯耆到明廷，控诉胡季犛父子“弑主篡位，屠害忠臣”，要求明朝出兵“擒灭此贼，荡除奸凶，复立陈氏子孙”[209] 八月丁酉日（西历10月2日[205]），有一位自称陈氏子孙，名叫陈天平的人（越南史籍写作“陈添平”，《大越史记全书》称他的身份本是“陈元辉家奴阮康”[210]），从老挝入明，亦向明帝诉说胡氏篡位的经过，要求恢复陈氏统治。[211] 其后，明成祖当着胡朝的来使面前，安排陈天平与他们会见，使一众来使都错愕下拜，甚至涕泣，适值裴伯耆在场，向来使责以大义，场面紧张。[212] 明廷于是对越南政局多所干涉，派员查核实情，胡朝明白势不得已，唯有承认责任，要求“迎归天平”。[213]

另外，明越两国又因领土问题出现外交风波。1405年，广西省思明府土官及云南省宁远州土官向明廷控诉，辖境猛慢、禄州等地被越南所占。为此，明廷于该年农历二月，遣使责难胡朝，要求取得禄州，胡朝便被迫将古楼等五十九村交给明朝政府。[214]

胡朝虽然愿意息事宁人，但两国关系仍然紧张。其后，胡朝所派到明廷的使节，都遭扣留，不许回国。明廷又派员入越，查探山川道路险要之地，以为日后南征的准备。[215] 另外，胡朝的南邻占城，曾于1404年遣使入明，声称遭到胡氏“攻扰地方，杀掠人畜”，并进一步“请吏治之”，[216] 这亦引起了明廷的注意。

不过，明成祖仍未敢轻言出兵。1405年年底，云南将领沐晟建议出兵，却遭明成祖反驳说：“尔又言欲发兵向安南。朕方以布恩信，怀远人为务。胡虽扰我边境，令已遣人诘问，若能摅诚顺命，则亦当弘包荒之量。”[217] 至于陈天平的处置，明廷则决定送归越南，并要求越人“以君事之”，奉为国主。[218] 越南方面，胡朝有感于对明关系紧张，亦积极防备，重编军制，在多邦城（陈仲金说位于山西省先丰县古法社）加强防守，于各个河海要处装插木桩陷阱，整顿军库，招募人民有巧艺者入伍。但胡朝君臣对明主战或主和，意见分歧甚大，有官员认为只好“从他（明朝）所好，以缓师可也”，左相国胡元澄则认为只决定于“民心之从违耳”，对明作战并无十足把握。[219]

明军南下

1406年，明朝派镇守广西都督佥事黄中领五千士兵（《大越史记全书》称领兵十万），护送陈朝王孙陈天平（陈添平）回越南（《明实录》把事件列在该年农历三月丙午，即西历4月4日；《大越史记全书》则列入农历四月八日，即西历4月26日[205]）。当进入越南境内的支棱隘时，遇上胡军截击，明军不敌，陈天平及部分士兵被俘。陈天平经胡朝审讯后，被“处陵迟罪”。明成祖得悉后大怒，便“决意兴师”。[220]

同年年中，明成祖派总兵官朱能加封“征夷大将军”，配印信。后来在行军时病卒，由副将张辅代替）、左副将军沐晟、右副将军张辅、左参将李彬、右参将陈旭等领兵[221]（《大越史记全书》称共有八十万人，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认为可能有夸大[222]），分兵两路，开进越南的白鹤江会师，一边向越南腹地步步推进，一边发出檄文向越人呼吁胡季犛父子的行为是“肆逞凶暴，虐于一国”，并列出胡氏“两弑前安南国王以据其国”、“贼杀陈氏子孙宗族殆尽”、“淫刑峻法，暴杀无辜，重敛烦征，剥削不已”等二十款大罪，又称明军的到来是“吊尔民之困苦，复陈氏之宗祀”[223]，以使民心动摇。果然，不少越人“厌胡氏苛政，罔有战心”，有助明军前进更为顺利。农历十二月丙申十一日（西历1407年1月19日[205]），胡军的主力退守多邦城，明军亦看准该城位于河边，有较大面积的沙滩可供抢滩，于是分兵进攻，成功以火铳击退胡军象兵。其后，明军攻入越南的重要城市东都昇龙，并大肆掠夺，“掳掠女子玉帛，会计粮储，分官办事，招集流民。为久居计，多阉割童男，及收各处铜钱，驿送金陵”。[224]

明朝攻占安南

1407年年初，明军攻破昇龙后，向胡朝的首都清化继续前进，胡氏皇子胡元澄领军退守黄江（在今越南河南省的一段红河），与胡季犛、胡汉苍会合。明将沐晟则进驻木凡江（在今越南河内市，与黄江相接）预备出击。农历二月，沐晟沿江两岸击败胡元澄军，追击至闷海口（在今越南南定省），因军中爆发疾疫，明军移师到咸子关立塞备战。农历三月，胡军集合水步大军七万，号称二十一万，与明军爆发咸子关之战。结果胡军溃败，大批兵士溺毙于该处河流，无数船只及军粮沉没，胡氏父子败逃，最终在农历五月十一日（西历6月16日[205]）在奇罗海口（在今越南河静省奇英县）被明军俘获，胡朝灭亡，领土被明朝占领。据当时的统计，越南土地人口物产资料为：府州四十八、县一百六十八、户三百一十二万九千五百、象一百一十二、马四百二十、牛三万五千七百五十、船八千八百六十五。[225]（※此一统计数字，按《明实录》记载的1408年农历六月的计算，则是“安抚人民三百一十二万有奇；获蛮人二百八万七千五百有奇，粮储一千三百六十万石，象、马、牛共二十三万五千九百余只，船八千六百七十七艘，军器二百五十三万九千八百五十二件。”[226]）

明朝设立交趾布政司

胡朝亡后，明成祖在农历六月癸未朔（西历7月5日[205]）下诏，声称这次军事行动是为了越南原本的陈氏王室着想，“期伐罪（指胡朝）以吊民，将兴灭而继绝”，并打算对“久染夷俗”的越人“设官兼治，教以中国礼法”，以达致“广施一视之仁，永乐太平之治”。明廷又以陈朝子孙被胡氏杀戮殆尽，无可继承，于是在越南设置交址都指挥使司、交址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及交址等处提刑按察使司等官署，将之直接管辖。[227]

安南内属后，安南人民不断进行反抗，明军多次进行镇压。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去世，太子朱高炽明仁宗即位，次年明仁宗去世，太子朱瞻基即位，是为明宣宗。宣宗考虑到“数年以来，一方不靖，屡勤王师”，[228] 便允许撤兵。黎利得胜后，就发布阮廌所起草的《平吴大诰》，称他自己的抗明斗争是“仁义之举，要在安民，吊伐之师，莫先去暴”；提出中越两国是“山川之封域既殊，南北之风俗亦异”，因而有必要脱离明朝统治，自行建国，于是建立后黎朝。[229]

其后，1431年农历正月五日（西历2月12日），明封黎利为安南国王，从此朝贡不绝。[230]

五次亲征漠北

为了稳定北方边境，对付蒙古势力。永乐七年（1409年），明成祖朱棣派淇国公丘福率十万大军征讨鞑靼，由于轻敌，孤军深入，中埋伏，全军覆没。为消除边患，明成祖决心亲征。明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明成祖调集50万大军。五月八日，明军行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朱棣将之更名为“饮马河”）流域，询得鞑靼可汗本雅失里率军向西逃往瓦剌部，丞相阿鲁台则向东逃。朱棣亲率将士向西追击本雅失里，五月十三日，明军在斡难河（位于今蒙俄边境）大败本雅失里。[231]朱棣打败本雅失里后，挥师向东攻击阿鲁台，双方在今蒙俄边境之斡难河东北方向交战，明军杀敌无数，阿鲁台坠马逃遁。此时天气炎热，缺水，且粮草不济，朱棣下令班师。鞑靼部经过明军的这次打击，臣服了明朝，当年向明成祖进贡马匹。成祖亦给予优厚的赏赐，其部臣阿鲁台接受了成祖给他“和宁王”的封号。

明军在永乐八年（1410年）第一次出征鞑靼后，瓦剌部趁机迅速发展壮大，1413年，瓦剌军进驻胪朐河（今克鲁伦河），窥视中原。明成祖决心再次亲征，调集兵力，筹集粮饷。永乐十二年（1414年）二月，明军从北京出发，六月初三，明军在三峡口（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击败了瓦剌部的一股游兵，杀敌数十骑；初七日，明军行至勿兰忽失温（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瓦剌军3万之众，依托山势，分三路阻抗，朱棣派骑兵冲击，引诱敌兵离开山势，遂命柳升发炮轰击，自己亦亲率铁骑杀入敌阵，瓦剌军败退，朱棣乘势追击，兵分几路夹击瓦剌军的所扑，杀敌数千，瓦剌军纷纷败逃。此役，瓦剌受到了重创，此后多年不敢犯边，同时，明军也伤亡惨重。

瓦剌被明成祖打败，鞑靼趁此机会经过几年的发展，势力日益强盛起来，从而改变对明朝的依附政策，并侮辱或拘留没明朝派去的使节，还时常对明朝边境进行骚扰的劫掠。永乐十九年（1421年）冬初，鞑靼围攻明朝北方重镇兴和，杀死了明军指挥官王祥，对此，朱棣决定第三次亲征漠北。永乐二十年（1422年）三月，明成祖率军从北京出发，出击鞑靼。其主力部队至宣府（今河北宣化区）东南的鸡鸣山时，鞑靼首领阿鲁台得知明军来袭，乘夜逃离兴和，避而不战。七月，明军到达煞胡原，俘获鞑靼的部属，得知阿鲁台已逃走，朱棣下令停止追击。明军在回师途中，击败兀良哈部，九月，回师北京。明成祖第三次出击漠北，虽对鞑靼部有一定的打击，但成效不大，并没彻底解决盘据漠北的蒙古三个部落对明朝边境的滋扰。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鞑靼首领阿鲁台再次率部滋扰明朝边境，明成祖闻悉后决定再次亲征。明军八月初出征，九月上旬，明军到达沙城（今河北张北以北）时，阿鲁台的部下阿失贴木儿率部投降明军，并得知阿鲁台被瓦剌打败，其部已溃散，明军暂时驻扎不前；十月，明军继续北上，在黄河以北击败鞑靼西部的军队，鞑靼王子也先土干率部众来降明，明成祖朱棣随即封也先土干为忠勇王，十一月，明军班师回京。

永乐时全国形势相对缓和，但由于国家支出过大，赋役征派繁重，使有些地区发生了农民流亡与起义，十八年山东发生的唐赛儿起义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支。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至七月，明军对蒙古鞑靼部的作战。是年正月，鞑靼部首领阿鲁台率军进犯明山西大同、开平（今内蒙古正兰旗东北）等地。明成祖朱棣遂调集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5都司之兵于京师（今北京）和宣府（今河北宣化）待命。四月三日，以安远侯柳升、遂安伯陈英为中军；武安侯郑亨、保定侯盂瑛为左哨，阳武侯薛禄、新宁伯谭忠为右哨；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为左掖，成山侯王通、兴安伯徐亨为右掖；宁阳侯陈懋、忠勇王金忠（又名也先土干）为前锋，出兵北征。出征前户部尚书夏元吉以国库虚耗，曾劝他勿起战事，但他不听，反系之大狱。二十五日，进至隰宁（今河北沽源南），获悉阿鲁台逃往答兰纳木儿河（今蒙古境内之哈剌哈河下游），明成祖令全军急速追击。六月十七日，进至答兰纳木儿河，周围300余里不见阿鲁台部踪影，遂下令班师。

朝政

内阁大臣

明成祖为填补太祖废除丞相后导致六部之首的空缺，但又希望强化皇权，他设立内阁，内阁大学士计有解缙、黄淮、胡广、杨荣、金幼孜、杨士奇、胡俨。明成祖时期涌现许多著名大臣，包括蹇义、郁新、刘观、郑赐、宋礼、金纯、夏原吉、吕震、金忠、沐春、沐晟、沐昂、张辅。

明成祖任用酷吏强化自己的统治，著名的包括陈瑛和纪纲。

明成祖时期的著名太监包括：郑和：三宝太监七下西洋；王景弘：郑和的副手；侯显：有才辨，强力敢任，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亦失哈：巩固北方边防，晚年研究改造武器，如改造步枪（装枪头-为安装刺刀的先驱）；王彦：原名王狗儿，尚宝监太监；昌盛：神宫监太监，贵州人。历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

去世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明成祖率领北征大军班师返京。七月十五日，明成祖病重。十六日，行至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昏迷不醒。十八日，明成祖朱棣崩逝于榆木川（今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享寿六十四岁，在位二十二年。遗诏传位皇太子。大学士杨荣、太监马去等秘不发丧，暗中派御马监少监海寿秘密回京，“奉遗命，驰讣皇太子”[232]。太子朱高炽立即派皇太孙前往虎帐。八月十一日，皇太孙到达军营后，始发布帝崩消息。太子朱高炽即位，宣布次年改元洪熙，是为明仁宗。明成祖驾崩后，殉葬的有30余位宫女，其中包括成祖的16位嫔妃[233]。

明成祖驾崩后，谥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太宗，十二月十九日，明成祖与仁孝文皇后徐氏合葬于长陵。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明世宗朱厚熜改谥明成祖为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改上庙号为成祖。[234]

评价

《明史·成祖本纪》中评价明成祖：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然而革除之际，倒行逆施，惭德亦曷可掩哉。[235]

蔡石山在其著作《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的开篇评价明成祖“明朝的永乐皇帝，驾崩于1424年8月12日，自从1402年7月17日登极以来——近乎八千零六十二天的在位期间——而且所有的证据也显示，他从未浪费过一天”[236]。在书末，他再次评价明成祖“毋庸置疑，永乐有过多的自我，而且拥有很多的美德：他是自信、直率的，能够甄别和牢记有很强能力之人的贡献，而且保护依靠他的那些人，尤其是他的家人。不过，他也有黑暗面，特征就是不必要又未经思考的侵犯性，而这类侵犯性经常产生了暴虐和消耗”[237]。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庄宪大王实录》中评价明成祖“使臣言："前后选献韩氏等女，皆殉大行皇帝。"先是，贾人子吕氏入皇帝宫中，与本国吕氏以同姓，欲结好，吕氏不从，贾吕蓄憾。及权妃卒，诬告吕氏点毒药于茶进之，帝怒，诛吕氏及宫人宦官数百余人。 后贾吕与宫人鱼氏私宦者，帝颇觉，然宠二人不发，二人自惧缢死。 帝怒，事起贾吕，鞫贾吕侍婢，皆诬服云："欲行弑逆。" 凡连坐者二千八百人，皆亲临剐之，或有面诟帝曰："自家阳衰，故私年少寺人，何咎之有？" 后帝命画工图，贾吕与小宦相抱之状，欲令后世见之，然思鱼氏不置，令藏于寿陵之侧。 及仁宗即位，掘弃之。 乱之初起，本国任氏、郑氏自经而死，黄氏、李氏被鞫处斩。 黄氏援引他人甚多，李氏曰："等死耳，何引他人为我当独死。" 终不诬一人而死。 于是，本国诸女皆被诛，独崔氏曾在南京，帝召宫女之在南京者，崔氏以病未至，及乱作，杀宫人殆尽，以后至获免。 韩氏当乱，幽闭空室，不给飮食者累日，守门宦者哀之，或时置食于门内，故得不死。 然其从婢皆逮死，乳媪金黑亦系狱，事定乃特赦之。 初，黄氏之未赴京也，兄夫金德章坐于所在房窗外，黄俨见之大怒，责之，及其入朝，在道得腹痛之疾，医用诸药，皆无效，思食汁菹。 俨问元闵生曰："此何物耶？" 闵生备言沈造之方，俨变色曰："欲食人肉，吾可割股而进，如此草地，何得此物？" 黄氏腹痛不已，每夜使从婢以手磨动其腹，到一夜小便时，阴出一物，大如茄子许，皮裹肉块也。 婢弃诸厕中，一行众婢，皆知而喧说。 又黄氏婢潜说："初出行也，德章赠一木梳。" 钦差皆不知之。 帝以黄氏非处女诘之，乃云："曾与姐夫金德章、邻人皂隶通焉。" 帝怒，将责本国，敕已成，有宫人杨氏者方宠，知之，语韩氏其故，韩氏泣乞哀于帝曰："黄氏在家私人，岂我王之所知也？"帝感悟，遂命韩氏罚之，韩氏乃批黄氏之颊。 明年戊戌，钦差善才谓我太宗曰："黄氏性险无温色，正类负债之女。" 岁癸卯，钦差海寿谓上曰："黄氏行路之时，腹痛至甚，吾等见则以鄕言言腹痛，必惭而入内。" 及帝之崩，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当死之日，皆饷之于庭。 饷辍，俱引升堂，哭声震殿阁。 堂上置木小床，使立其上，挂绳围于其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经而死。 韩氏临死，顾谓金黑曰："娘吾去! 娘吾去!" 语未竟，旁有宦者去床，乃与崔氏俱死。 诸死者之初升堂也，仁宗亲入辞诀，韩氏泣谓仁宗曰："吾母年老，愿归本国。" 仁宗许之丁宁，及韩氏既死，仁宗欲送还金黑，宫中诸女秀才曰："近日鱼、吕之乱，旷古所无。 朝鲜国大君贤，中国亚匹也。 且古书有之，初佛之排布诸国也，朝鲜几为中华，以一小故，不得为中华。 又辽东以东，前世属朝鲜，今若得之，中国不得抗衡必矣。 如此之乱，不可使知之。" 仁宗召尹凤问曰："欲还金黑，恐泄近日事也，如何？ 凤曰："人各有心，奴何敢知之？" 遂不送金黑，特封为恭人。 初，帝宠王氏，欲立以为后，及王氏薨，帝甚痛悼，遂病风丧心，自后处事错谬，用刑惨酷。 鱼、吕之乱方殷，雷震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俱烬。 宫中皆喜以为："帝必惧天变，止诛戮。" 帝不以为戒，恣行诛戮，无异平日。 后尹凤奉使而来，粗传梗槪，金黑之还，乃得其详。”[238]

毛泽东：“《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239]

家族

关于其生母的争议

《明史》记载朱元璋前五个儿子、第二女和第四女[240]都是马皇后所生。根据《明实录》第四子明太宗（即明成祖）生于至正二十年4月17日，第五子周定王生于至正二十一年7月9日。马皇后这种过于频繁的生育情况历来都被怀疑，认为五位皇子并非是马皇后所生。而且明人早就指出“或曰高皇后无子”[241]。根据朝鲜使臣权近《奉使录》记载，朱棣的生母不是马皇后[242]。

《南京太常志》：“孝陵神位，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右一位妃，生成祖文皇帝，孙贵妃生周王。”但李淑妃的父亲李杰投奔朱元璋时，才二十六岁，同时，朱标已在前一年出生。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三沈元华条：“奉先庙制（南京太庙奉先殿）高后南面，诸妃尽东列，西序惟妃一人，具载南京太常寺志。善高后从未怀妊，岂惟长陵，即懿文太子亦非后生也。”李清《三垣笔记》：“南太常志载成祖为妃所生，讶之。钱宗伯谦益有博学名，问之，亦不能决，以志言东侧列妃嫔二十余，西侧止一妃。因启寝殿验之，入视果然，乃信。”

靖难后朱棣自称是孝慈高皇后所生的嫡子。但谈迁、朱彝尊、傅斯年、吴晗考证其生母为高丽人妃[243][244][245]。另一个证据是明成祖建南京大报恩寺中对妃的供奉，中国古建筑专家潘谷西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元明卷》（第四卷）就持有这种观点。

但是妃到中国的时候为1365年春，当时的朱棣已经5岁了（1360年四月十七日出生于应天府吴王宫），所以她不可能是成祖的生母。所谓的明《太常寺志》是被伪造和篡改过的，篡改者是张廷玉，这在民国时期就有人考证过了，吴晗认为张廷玉的取材是明朝政府的内部记录，但也拿不出具体证据，“行历不详，只好阙疑。”[246]。然而明成祖登位后两次下令重修《明太祖实录》从而可以正面角度描写自己，因此实录中朱棣的出生日期有可能被篡改以符合朱棣是马皇后所生（也就是说朱棣是嫡子）这一说法。

刘继庄说明成祖生母是蒙古人，甚至色目人。刘继庄《广阳杂记》，蒙古黄金史：明成祖母为瓮氏，蒙古弘吉剌人，以其为元顺帝妃，故隐其事。“宫中别有庙藏神主，世世祀之，不关宗伯。有司礼监为彭躬菴言之，少时闻燕之故老为此说，今乃信也。”以上都是明人的记载。但考证，徐达、常遇春1368年攻入元大都前，元顺帝早带着后妃北逃元上都，而1360年出生的明成祖此时已经九岁了，1369年常遇春攻破元上都，明成祖已经十岁，所以其生母也不可能是瓮氏。

参考文献

引用

 永安公主墓志上为“公主讳玉英 今上皇帝 仁孝皇后之长女也 生洪武十年六月十五日……”

 《明通鉴》卷十二：（六月）己酉，燕山百户倪亮上变，告燕官校于谅、周铎等阴事，诏逮至京师，皆戮之。复诏责燕王。王遂称疾笃，佯狂走呼市中，夺酒食，语多妄乱，或卧土壤弥日不甦。张昺、谢贵入问疾，王盛夏围炉播颤曰：“寒甚。”宫中亦杖而行。昺等稍信之，长史葛诚密语之曰：“王本无恙，公等勿懈。”

 《明通鉴》卷十二：初，张信之至燕也，与昺等同受密旨，忧惧不知所出。以告母，母大惊曰：“吾闻燕都有王气，王当为天子。汝慎勿妄举，取赤族祸也。”至是又密敕信，使执王，信见事急，三造燕邸，辞不见，乃乘妇人车径至门，固请之。王召入，信拜床下，密以情输王。王犹佯为风疾，不能言，信曰：“殿下毋尔也。臣今奉诏禽王，王果无意，当就执，如有意，幸勿诲臣。”王察其诚，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于是召僧道衍谋举兵。

 《明通鉴》卷十二：会昺等部署卫卒及屯田军士，布列城中，一面飞章奏闻。布政司吏李有直窃其草，献之府中，燕王亟呼护卫张玉、朱能等率壮士八百人入卫。

 《明通鉴》卷十二：秋，七月，诏至，“逮燕府官属”，于是张昺、谢贵等率诸卫士以兵围府第，……壬申，王称疾愈，御东殿，伏壮士左右及端礼门内，遣人召昺、贵，不至，复遣中使示以所逮姓名，乃至。……一时伏兵尽起，前禽昺、贵，捽葛诚、卢振下殿。王掷杖起曰：“我何病！为若辈奸臣所逼耳。”昺、贵及诚等不屈，皆斩之。

 《明太宗实录》卷二：是夜，（张）玉等攻九门，黎明已克其八，惟西直门未下。上令指挥唐云解甲骑马，导从如平时，过西直门，见闘者，呵之曰：“汝众喧哄，欲何为者？谁令尔为此不义，是自取杀身耳。”众闻云言，皆散，乃尽克九门，遂下令安集城中，人民安堵，诸司官吏视事如故。北平都指挥使俞填走居庸关，马瑄走蓟州，宋忠率兵至居庸关，知事不齐，退保怀来，留俞填守居庸。

 《皇明祖训·法律》：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

 《明太宗实录》卷二：甲戌，通州卫指挥房胜等率众以城来归。

丙子，马宣在蓟州，谋起兵来攻。上遣指挥朱能等攻拔其城，遂生擒马宣。遵化卫指挥蒋玉、密云卫指挥郭亨各以城来归。

己卯，命指挥徐安、钟祥、千户徐祥等讨填，安等攻破其城（居庸关），填走怀来，依宋忠。

甲申，至怀来。……宋忠余众苍黄列阵未成，上麾师渡河，鼓噪直冲其阵，宋忠大败，奔入城。……都指挥庄得单骑遁走，余众悉降，即散遣归原卫。

丙戌，永平守将赵彝、郭亮以城来归。

乙未，……乃作诒卜万书，盛称奖万而极毁诋亨，缄识牢密，召一卒饮之酒，且厚赉之，而置书其衣中，俾归与万。其同获之卒窃窥之，问守者曰：“彼何为者？”守者曰：“遣归通意，故得厚赉。”卒跪曰：“告守者能为我请得偕行，惟命是从，不敢望赉。”守者如所言为请，遂俱遣而不与赉，不得赉者终不平，至即发其事。刘真、陈亨搜卒衣，得与卜万书，遂疑万，执下狱，籍其家。

 《明通鉴》卷十二：壬辰，谷王橞闻燕兵破怀来，自宣府奔京师。

 《明鉴纲目》卷二：燕兵起，朝廷虑（朱）权与燕合，召权及辽王植归京师。植泛海还，权不至，坐削护卫。

 《明太宗实录》卷三：齐泰等虑辽王植、宁王权为上之助，建议悉召还京，惟植至，遂遣敕削权护卫。

 《明通鉴》卷十三：陈质者，建文元年宋忠之败，质以参将退守大同，代王欲举兵应燕，质持之不得发。

 《明鉴纲目》卷二：棣反书闻。帝告太庙，削棣属籍，废为庶人。诏示天下。以（耿）炳文太祖时宿将，拜征虏大将军。

 《明通鉴》卷十二：是月，燕王反书闻。齐泰请削燕属籍，声罪致讨。或难之，泰曰：“明其为贼，敌乃可克。”遂定议伐燕，布告天下。

 《明史》卷一百四十二：暴昭，潞州人。……燕兵起，设平燕布政司于真定，昭以尚书掌司事，与铁铉辈悉心经画。

 《明通鉴》卷十二：八月，己酉，耿炳文师次真定。

 《明通鉴》卷十二：壬子，……，夜半，至雄县，袭其城。（潘）忠援兵不至，前锋麾下九千人皆战没。……命护卫千户谭渊率壮士千余，伏月漾桥水中，……，俟忠等援军已过，即出据桥，王遣兵逆击忠，败之。

《明太宗实录》卷三：上问忠等：“莫州军马几何？”忠云：“尚有战士万余、马九千余匹，今闻臣败必走，急取可得也。”上率精锐百余为前锋，趋鄚州，径薄其营，悉降之，尽获其人马辎重。

 《明太宗实录》卷三：壬戌，未至真定二十里，获采樵者，询知炳文军惟备西北，其东南无备。上率三骑先至东门，突入其运粮车中，擒二人问之，其南岸之营果移于北岸，由西门而营，直抵西山。

 《明通鉴》卷十二：炳文出城逆战，张玉、谭渊、朱能等率众奋击，王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夹攻，横冲其阵，炳文大败，奔还。朱能与敢死士三十余骑，追奔至滹沱河东。炳文众尚数万，复列阵向能。能奋勇大呼，冲入炳文阵，南军披靡，蹂藉死者甚众，弃甲降者三千余人。

 《明太宗实录》卷三：上将轻骑数十，绕出城西，先破其二营。适炳文送使客出，觉之奔还，……炳文出城迎战，张玉、谭渊、朱能、马云等率众奋击之，上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夹击，横透敌阵，炳文大败，急奔入城。军争门，门塞不得入，相蹈藉死者甚众，乃自相斮，然后得入而阖门自守。丘福等杀入子城，门闭乃退。其左副将军驸马都尉李坚领众接战，我骑士薛禄引槊刺坚坠马，挥刀斫之。坚大呼曰：“我李驸马也，勿杀。”禄生擒之，其右副将军都督甯忠、左军都督顾成、都指挥刘遂俱被擒，斩首三万余级，积尸塞城壕，溺死滹沱河者无算，获马二万余匹，俘降数万，尽散遣之，有二千人愿留不归，上从之。

 《明太宗实录》卷三：丙寅，攻真定二日未下。上曰：“攻城下策，徒旷时日，钝士气。”遂命班师。

 《明通鉴》卷十二：（顾）成遂降，王遣人送北平，辅世子居守。

 《明通鉴》卷十二：上闻真定之败，始有忧色，谓黄子澄曰：“柰何！”对曰：“胜败兵家之常，无足虑。”因荐曹国公李景隆可大任，齐泰极言其不可，竟用之。

 《明太宗实录》卷四：（九月）戊寅，谍报曹国公乘传至德州，收集耿炳文败亡将卒并调各处军马五十万，进营河间。

 《明太宗实录》卷四：上语诸将曰：“李九江（李景隆小名），豢养之子，寡谋而骄矜，色厉而中馁，忌刻而自用，况未尝习兵，见战阵而辄以五十万付之，是自坑之矣。汉高祖大度，知人善任，使英雄为用，不过能将十万，九江何等才，而能将五十万？赵括之败可待矣。”

 《明太宗实录》卷四：上笑曰：“兵法有五败，景隆皆蹈之。为将政令不脩，纪律不整，上下异心，死生离志，一也；今北地早寒，南卒裘褐不足，披冒霜雪，手足皲瘃，甚者堕指，又士无赢粮，马无宿槁，二也；不量险易，深入趋利，三也；贪而不治，智信不足，气盈而愎，仁勇俱无，威令不行，三军易挠，四也；部曲喧哗，金鼓无节，好谀喜佞，专任小人，五也。九江五败悉备，保无能为。然吾在此，必不敢至，今须往援永平，彼知我出，必来攻城，回师击之，坚城在前，大军在后，必成擒矣。”

 《明太宗实录》卷四：九月戊辰朔，永平守将郭亮驰报：江阴侯吴高、都督耿等以辽东兵围城。

 《明太宗实录》卷四：丙戌，上率师援永平，诸将请曰：“必守卢沟桥，扼李景隆之冲，使不得径至地城下。”上曰：“天寒冰涸，随处可度，守一桥何足拒敌？舍之不守，以骄敌心，使深入受困于坚城之下，此兵法所谓利而诱之者也。”壬辰，吴高等闻上至，仓卒尽弃辎重，走山海。上遣轻骑追之，斩首数千级，俘降亦数千人，尽散遣之。上议攻大宁，……乙未，师行。上谕世子严守备，敌至，慎毋与战。

 《明太宗实录》卷四：壬寅，师抵大宁，城中不虞我军骤至，仓卒关门拒守。上引数骑循绕其城，适至西南隅而城崩，上麾勇士先登，众蚁附而上，遂克之，获都指挥房宽，抚绥其众，顷刻而定，城中肃然无扰。遣陈亨家奴并城中将士家属报亨，刘真等引军来援，军士闻家属无恙，皆解甲。时宁王权三护卫为朝廷削夺者尚留城中，至是皆归附，上悉以还宁王。

 《明通鉴》卷十二：壬寅，燕师至大宁。王单骑入城，诡言穷蹙求救，执宁王手大恸。宁王信之，为草表谢，请赦其死。居数日，情好甚洽。时北平锐卒伏城外，吏士得稍稍入城，阴结三卫部长及戍卒。己酉，燕王辞去，宁王祖之郊外，伏兵起，拥宁王行，三卫彍骑及诸戍卒一呼毕集。守将朱鉴不能御，力战死，宁府长史石撰不屈死。壬子，燕师南还，宁王同行，宁妃、世子皆从，悉以三卫配北军，大宁城为之一空。

 《明太宗实录》卷四：乙卯，我军至会州，命张玉将中军，郑亨、何寿充中军左、右副将；朱能将左军，朱荣、李浚充左军左、右副将；李彬将右军，徐理、孟善充右军左、右副将；徐忠将前军，陈文、吴达充前军左、右副将；房宽将后军，和允中、毛整充后军左、右副将；以大宁归附之众分隶各军。丁巳，师入松亭关。

 《明太宗实录》卷五：庚午，师至孤山，讯知李景隆军郑村坝。我逻骑至白河，还言河水流澌，兵不可度，又闻景隆列阵于白河西。是日，大雪初霁。上默祷曰：“天若助予，则河冰合。”是夜，起营。达曙白，河冰已合。于是会师毕度。诸将进贺曰：“同符光武滹沱之瑞，上天祐助之征也。”上曰：“成败亦惟听于天耳。”时景隆遣都督陈晖领骑万余来哨而行道相左，晖探知我军度河，从后追蹑，其众方度，上率精骑还击之，斩首无算，晖余众奔度，河冰忽解，溺死甚众，获马二十余匹，晖仅以身免。

 《明太宗实录》卷五：谍报景隆驭军严刻，士卒多蹑履执戟，尽夜立雪中，不得息，冻死及堕指者甚众，临战率不能执兵。上曰：“违天时以自敝，可不劳而胜之。”乃率诸军列阵而进，遥望敌军讙动。上曰：“彼乱而嚣，可击也。”以精骑先进，连破其七营，诸军继之交战，自午至酉，上益张奇兵，左右冲击，大败景隆兵，斩首数万级，降者数万，悉纵遣之。

 《明通鉴》卷十二：辛未，战于郑村坝，连破其七营，遂逼景隆。燕将张玉等列阵而进，乘胜抵城下，城中兵亦鼓噪而出，内外夹攻，景隆师溃，宵遁。

 《明太宗实录》卷五：是夜，景隆尽弃其辎重，拔众南遁，遂获马二万余匹。诸将请追之，上叹曰：“杀伤多矣，降皆释之，遁者不须追也。况天气冱寒，饥冻而死者亦不少，宜抑止锋锐，勿过伤生。”诸将乃止。

 《明太宗实录》卷五：时敌兵违九门者尚未知景隆遁，犹固守不退。癸酉，上率兵攻之，破其四营，其余望风奔遁，所获兵资器仗不可胜计。

 《明通鉴》卷十二：翌日，九垒犹固守，燕兵次第破其四垒。余众闻景隆已走，遂弃兵粮，晨夜南奔。景隆退还德州。

 《明鉴纲目》卷二：……内外夹攻，诸军皆溃。丧士卒十余万。

 《明通鉴》卷十二：乙亥，燕王再上书自理，谓“朝廷所指为不轨之事凡八，皆出齐泰、黄子澄等奸臣所枉，请诛之以告天下。”不报。

 《明太宗实录》卷五：先是，上语左右曰：“辽东虽隔山海而数扰永平，当思所以靖之。吴高虽怯而行事差密，杨文粗而无谋，去吴高，则杨文不足虑矣。然非用智不能去之。”遂遣人赍书谕二人，与文书则盛毁辱之，与吴高书则盛称誉之，而故易其函，若误置者。于是二人皆以闻于朝，朝廷果疑吴高，削其爵，徙广西，独命杨文守辽东。由是兵无纪律，人怀疑贰，不敢数出矣。

 《明太宗实录》卷五：庚申，师至广昌，守备汤胜等举城降。

 《明太宗实录》卷六：二年正月丙寅朔，上至蔚州，……城中恟惧，将王忠、李远等城举降。

 《明太宗实录》卷六：我师攻大同，李景隆果来援，引军出紫荆关。上率师由居庸关回，景隆军冻馁死者甚众，堕指者什二三，弃铠伏于道，不可胜计。

 《明通鉴》卷十二：乙卯，燕师渡玉马河，营于苏家桥。

 《明通鉴》卷十二：己未，遇（平）安兵于河侧，安伏精兵万骑邀击。燕王曰：“平安，竖子耳。往岁从出塞，识我用兵，今当先破之。”及战，安素称骁勇，奋矛直前，都督瞿能父子继之，所向披靡，燕师遂却。。会千户华聚、百户谷允陷阵而入，斩首七级，又执我（南军）都指挥何清。日色已暝，遂收军。是役也，真定之师亦至，合兵六十万，阵列河上，郭英等预藏火器于地中，燕师多死。王从三骑殿后，夜，迷失道，下马伏地视河流，烧稍辨东西，始知营所在，仓猝渡河而北。王还营，令诸军蓐食。

 《明太宗实录》卷六：敌藏火器于地，其所谓“一窠蜂”、“揣马丹”者，著入马皆穿，而我军俱无所复。时夜深，各收军还营，上亲殿后，从者惟三骑，迷所营处。上下马，视河流，辨东西，营在上流，遂度河，稍增至七骑。是夜，营白沟河北，令军士秣马蓐食，俟旦毕度。

 《明鉴纲目》卷二：明日再战，能及安燕将房宽阵，败之。

 《明太宗实录》卷六：乃令都指挥丘福等以万余骑冲其中坚不动，上以精锐数十突入敌军左掖，杀伤甚众，……于是复进战不已。敌众飞矢如注，上所乘马凡三易三被创，所射矢三服皆尽，乃提剑左右奋击，剑锋缺折不堪击，乃稍却。敌来逼而限以二堤，上复驰马越堤逆之，佯以鞭招后，敌疑有伏，不敢越堤而止，遂相持。

 《明通鉴》卷十二：燕王见事急，亲冒矢石，又令大将丘福冲其中坚，不得入，王荡其左，突景隆兵绕出王后，飞矢雨注。王马三创，凡三易，所射矢三服皆尽，乃提剑，剑锋复折，马阻于堤，几为瞿能、平安所及。王亟走登堤，佯举鞭招后骑，景隆疑有伏，不敢进，会高煦救至，乃得免。

 《明太宗实录》卷六：壬戌，我军乘胜进取德州。辛未，李景隆闻我军且至，拔德州之众宵遁。癸酉，命陈亨、张信入德州，籍吏民，收府库，得粮储百余万。……李景隆奔济南。（庚辰）诘旦，至济南，李景隆众十余万仓卒布阵未定，……，遂进击之，大败景隆，斩首万余级，获马万七千余匹。景隆单骑遁。

 《明鉴纲目》卷二：冬十月，诏李景隆还。赦不诛。御史大夫练子宁、宗人府经历宋征、御史叶希贤并言景隆失律丧师，怀贰心，宜诛。黄子澄亦请正其罪以谢天下。皆不听。子澄拊膺曰：“大事去矣！荐景隆误国，万死不足赎罪！”

 《明通鉴》卷十二：燕师遂围济南，铉与庸等乘城守御。王知不可骤克，令射书城中趣降。

 《明太宗实录》卷六：辛巳，堤水灌济南城。

 《明通鉴》卷十二：铉乃佯令守陴（墙头）者皆哭，撤守具，遣千人出城诈降。王大喜，军中懽呼。铉设计，预悬铁板城门上，伏壮士堵（瓮城）中，候燕王入，下板击之，又设伏，断城外桥以遏归师。

 《明通鉴》卷十二：比王入门中，人呼千岁，铁板下稍急，伤燕王马首。王惊觉，易马而驰。伏发，桥仓猝不可断，王鞭马自桥逸去，愤甚，复设长围攻之。铉随宜守御，燕师持久顿城下者凡三阅月，卒不能下。

 《明通鉴》卷十二：六月，上闻济南危急，用齐泰、黄子澄计，遣使赦燕罪以缓其师。己酉，命尚宝丞李得成诣燕师，谕王罢兵。王不听，留之，得成遂附于燕。

 《明通鉴》卷十二：秋，七月，都督平安将兵二十万，进次河间之单家桥，谋出御河，断燕饷道。

 《明通鉴》卷十二：（八月）戊申，燕师解围去，盛庸、铁铉追击，败之。金兵德州，燕守将陈旭遁，遂复德州。

 《明太宗实录》卷七：丙午，下令征辽东。……壬子，密令徐理、陈旭等朱诣直沽，造浮桥济师。丙辰，移师还通州，循河而南。……戊午，我军过直沽。上语诸将曰：“徐凯等所设备，惟青县、长卢而已，塼垛儿、灶儿坡数程皆无水，皆不备，趋此可径至沧州城不？”是夜二更，启行，昼夜三百里，敌两发哨骑皆不相遇。明旦，至监仓，遇敌哨骑数百，尽擒之。食时，至沧州，敌犹未觉，督军士筑城。我军既至城下，始苍黄分，守城垛众皆股栗，不及擐甲。我军四面急攻之，上麾壮士由城之东北角登，逾时拔其城。而先已遣人断敌归路，遂斩首万余级，获马九十余匹，而生擒都督徐凯、程暹、都指挥俞琪、赵浒、胡原、李英、张杰并指挥以下百余人，余众悉降，咸给牒遣。

 《明通鉴》卷十二：丙辰，自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昼夜兼行。戊午，师至沧州城下，凯等方四出伐木，昼夜筑城，仓猝收筑具出战。燕师四面攻之，张玉率壮士由城东北隅肉薄而登，庚申，拔之。

 《明鉴纲目》卷二：棣自长芦渡河，至德州。

 《明太宗实录》卷七：（十一月）甲子。……上虑德州盛庸之众要之，乃率诸军自长芦度河，循河而南至景州，遂至德州，遣人于城下招盛庸，庸坚壁不出。时我军皆已过，上独率数十骑殿后，庸觇知之，遣骑数百来袭后，上返兵击之，杀百余人，生擒千户苏，余悉降。

 《明太宗实录》卷七：壬申，驻军临清。上语诸将曰：“盛庸聚众德州，而仰给御河运粮，若邀其粮，彼乏食，必不得而出，出必虚声蹑我之后，其实欲向南就食。今觇伺其出，还军击之，蔑不破矣。”甲戌，移军馆陶，遣轻骑哨至大名，尽得其粮舟，遂取其粮，焚其舟。我军至馆陶渡河，至冠县，过莘县，遂向东阿、东平，以诱敌众。

 《明通鉴》卷十二：乙卯，燕师抵东昌，庸背城而阵，列火器毒弩以待。

 《明太宗实录》卷七：乙卯，我师至东昌，盛庸背城而出。

 《明通鉴》卷十二：燕王直前薄庸军左翼，不动；复冲中坚，庸开阵纵王入，围之数重。燕将朱能率番骑来救，王乘间突围出。而燕军为火器所伤甚众，大将张玉死于阵。会平安至，与庸合兵。丙辰，又战，复大败之，前后斩馘数万人。燕师遂北奔，庸等趣兵追之，复击杀无算。

 《明太宗实录》卷七：丁巳，师至馆陶。时盛庸驰报真定，于是敌众四出，以要我归师。……（三年正月）丙子，师至北平。

 《明通鉴》卷十二：王闻张玉败没，痛哭曰：“胜负常事，不足虑；艰难之际，失此良将，殊可悲恨！”

 《明太宗实录》卷七：上复曰：“胜负固兵家常事，今胜负亦相当，未至大失，所恨者失张玉耳。艰难之际，丧此良辅，吾至今寝不帖席，食不下咽也。”

 《明鉴纲目》卷二：棣耻东昌之败，意殆欲稍休，道衍力趣之。谓棣曰：臣前言师行必克，但费两日；两日者，昌字也，自此全胜矣。

 《明太宗实录》卷七：二月庚寅朔。戊戌，命僧修斋，荐阵亡将士，上亲为文祭之。祭毕，上流涕言曰：“奸恶横加毒害于我，尔等悯我无辜，奋力战斗，为我而死，含无穷之冤于地下。每念及之，痛切于心。”遂脱所服袍，焚于前，诸将趋进，亟止之。……乙巳，上率师南出

 《明通鉴》卷十二：乙巳，燕师复南下。己酉，次保定。盛庸合诸军二十万驻德州，吴杰、平安出真定。燕王与诸将议所向，丘福等请攻定州，王曰：“野战易，攻城难。今盛庸在德州，吴杰、平安在真定，我若顿兵城下，彼必合势来援。坚城在前，强敌在后，此危道也。今真定距德州二百余里（注：真定即石家庄附近，离德州约四百里，应是记载有误），我军介其中，敌必出迎战，取其一军，余自胆破。”诸将曰：“腹背受敌，奈何？”王曰：“百里之外，势不相及，两军相薄，胜败在呼吸间，虽百步不能相救，况二百里哉！”明日，遂移军东出

 《明太宗实录》卷七：（三月）己卯，侦知盛庸军营夹河，遂进师迫之。庚辰，距敌营四十里驻兵。

 《明鉴纲目》卷二：棣将轻骑来觇，掠阵过，庸遣千骑追之。

 《明朝那些事儿》第一卷：然而朱棣并未接近自己所布阵型，而是从旁掠过，很明显他的目的是侦察。然而此时盛庸终于发现，自己并不能把朱棣怎么样！对付这种侦察骑兵，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他一枪，把他打下马来，然而皇帝陛下的教导始终萦绕在耳边，无论如何是不能开枪或者射箭的，因为那会让仁慈的皇帝陛下担负杀害叔叔的罪名。……他只能派出自己的骑兵去追击对方，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

 《明通鉴》卷十二：辛巳，庸军及燕兵遇于夹河。庸结阵甚坚，阵旁火车锐弩齐列。燕王以轻骑掠阵过，庸追却之，乃复以步骑攻其左掖，不能入。燕将谭渊，从中军望见尘起，遽出兵逆击之。都指挥庄得，率众殊死战，遂合庸军，斩渊及其部下董真保于阵。燕王与朱能、张武等，复以劲骑绕出南军背，乘暮掩击，庄得陷阵死，又杀楚智、张皂旗。

 《明通鉴》卷十二：是日战酣，杀伤皆相当。

 《明鉴纲目》卷二：棣以十余骑偪庸营野宿，及明起视，已在围中。乃从容引马鸣角，穿营而去。庸诸将皆以帝有诏“毋使朕负杀叔父名”，仓卒相顾，愕眙不敢发一矢。

 《明通鉴》卷十二：既还营，复严阵约战。谓诸将曰：“昨日谭渊逆击太早，故不能成功。……，两阵相当，将勇者胜，此光武之所以破王寻也。”

 《明通鉴》卷十二：壬午，复战。庸军西南，燕军东北。燕王临阵，张奇兵左右冲击，自辰至未，两军互有胜负。会东北风大起，尘埃涨天，两军咫尺不相见，北军乘风大呼，纵左右翼击之，庸军大败，弃兵走。燕师追至滹沱河，践溺死者甚众，其降者王悉纵遣之。庸遂退保德州。

 《明鉴纲目》卷二：忽大风东北起，飞埃蔽天，庸军面迎沙砾，咫尺不辨物。棣兵纵左右翼横击，斩首数万。庸大败，走德州。

 《明太宗实录》卷七：先是，吴杰等引军出，与盛庸合，未至八十里，闻庸败，复还真定。

 《明通鉴》卷十二：闰月，癸巳，上以夹河之败，罢齐泰、黄子澄，谪于外，盖使之募兵也。

 《明太宗实录》卷七：是日，军士四出取粮，又令校尉荷担抱婴儿，伪作避兵者，奔入真定城，扬言北军皆出取粮，营中无备。杰等闻而信之，遂出军袭我。

 《明通鉴》卷十二：（闰三月）戊戌，遇燕师于藳城。杰等列方阵于西南，燕王谓诸将曰：“方阵四面受敌，岂能取胜！我以精兵攻其一隅，一隅败则其余自溃矣。”乃以军縻其三面，而自率精锐攻东北隅。燕将薛禄，出入敌阵，马蹶，为南军所执，夺敌刀斩数人，复跳而免。王复率骁骑循滹沱河出阵后，杰、安等预藏火器，发大弩射王，矢集王所建旗，势如猬毛，燕师中火器及弩，死伤甚众，竟不及王。

 《明通鉴》卷十二：会大风起，发屋拔树，燕军乘之，杰等师大溃。燕王麾兵四向蹙之，斩首六万余级。追奔至真定城下，杰等走入城。

 《明太宗实录》卷七：翊日，遣人送旗回北平，谕世子谨藏之，以示后世子孙，使知今日遇祸之难。都督顾成见旗而泣，谓世子曰：“臣少从军，今老矣，多历战斗，未尝见若此也。”

 《明通鉴》卷十二：燕师自白沟河至藳城，凡三捷，皆得风助，王以为此天授，非人力也。

 《明通鉴》卷十二：己酉，燕师掠顺德。辛亥，掠广平。癸丑，次大名。诸郡县皆望风降燕。

 《明通鉴》卷十二：王闻罢齐、黄以为缓兵之计，复上书曰：“比闻奸臣窜逐，臣亦将休兵就藩。而吴杰、平安、盛庸之众，犹聚境上，是奸臣虽出而其计实行，臣不敢奉诏。”

 《明太宗实录》卷八：书至，建文君以示方孝孺。孝孺观毕，曰：“我方将怠之，此奏之来正宜。今各处兵已多集，独云南兵来至，燕军久驻大名，暑雨为沴，不战将自困。今调辽东兵攻永平，德州扰北平，根本受敌，彼必归援，我大军蹑其后，有必擒之势矣。今辜遣人报之，往复一二月，吾师必集矣。”建文君善其策，遂命孝孺草诏，宣言欲罢兵。……遂令大理少卿薛嵓赍至军中密散之，以懈我将士心。

 《明通鉴》卷十二：嵓至见燕王，王问：“上意云何？”嵓曰：“朝廷言殿下旦释甲，暮即旋师。”王曰：此不可绐三尺儿。嵓惶惧不能对。

 《明太宗实录》卷八：五月己丑朔，吴杰、平安、盛庸俱发兵扰我饷道。

 《明通鉴》卷十二：己丑，燕王复使指挥武胜诣京师上书，谓：“朝廷已许罢兵，而庸等攻北，绝我粮饷，与诏旨相违，此必有主之者。”上得书，欲竟罢之。孝孺曰：“兵一罢不可复聚，若使彼长驱犯阙，何以御之？”上从其言，乃下武胜于狱。

 《明鉴纲目》卷二：帝乃诛胜以绝燕。

 《明太宗实录》卷八：辛酉，获其谍者，言武胜等已下狱。上谓诸将曰：“我驻军于此三月，以俟息兵之命。武胜既执，则其志不可转矣，我岂能块然坐此，为人所擒哉？彼军萃德州，资粮皆通徐、沛来，但调轻骑数千邀而毁之，德州无所仰给，必困，纵欲求战，我严师待之，以逸击劳，以饱击饿，有必胜之道，胜之而后求息兵，或冀能从。”诸将皆曰：“善。”遂遣李远等率骑兵六千扰其饷道，上令远军皆易彼甲胄，使遥见不疑，又恐临战相杂难辨，令各插柳枝一握于背为识。……壬申，李远等如上旨，至济甯谷亭沙河，沛县敌望之，皆不觉。我军焚其粮舟数百艘，粮数百万石，军资器械不可胜计，河水尽热，鱼鳖皆浮死，其运粮军士尽散走。京师大震，而德州兵气稍索矣。

 《明通鉴》卷十二：秋，七月，己丑，燕师掠彰德。……丙申，燕师陷林县。

 《明通鉴》卷十二：丁酉，平安自真定乘虚攻北平，营于平村，离城五十里，扰其耕牧。燕世子督众固守，遣人诣燕师告急。时王在大名，遣将刘江率兵往援。……九月，甲辰，燕将刘江与平安战于北平，败之，安退保真定。

 《明太宗实录》卷八：戊戌，方孝孺言于朝曰：“今河师老无功，而德州饷道又绝，事势可忧，向以罢兵之说诱之，既不能行，则当别图一策，安可坐视？臣有一策。”建文君曰：“试言之。”对曰：“燕世子孝谨仁厚，得国人心，燕王最爱之，而其弟高燧狡谲，素忌其宠，屡谗之于父不信。今但用计离间其世子，彼既疑世子，则必趣归北平，即吾德州之饷道通矣，饷道通即兵气振，可图进取也。”……遂令孝孺草书贻世子，令背父归朝，许以燕王之位，而令锦衣卫千户张安赍诣世子，世子得书不启封，并安遣人送军前。时中官黄俨奸险，素为世子所恶，而高燧深结之为己地。及安持书至，俨已先遣人驰报上曰：“朝廷与世子已通密谋。”上不信，高煦时侍上，亦替俨言非谬，上亦不信。语竟，世子所遣人以书及张安皆至。上览书，叹曰：“甚矣，奸人之险诈。吾父子至亲爱，犹见离间，况君臣哉？”

 《明太宗实录》卷八：壬寅，谍报大同敌将房昭引兵入紫荆关，侵掠保定属县，……房昭据易州西水寨，寨在万山中，四面极险，惟一径扳缘可上。房昭欲守此为持久计，以窥伺北平。上曰：“保定，北平股肱郡，岂可不援？”遂班师。

 《明通鉴》卷十二：八月，丁巳朔，燕师渡滹沱河，留其将孟善镇保定，而自率兵围水西寨。……冬，十月，丁巳，真定援兵至，燕师自定州驰还，合围寨之兵邀击于峨嵋山（在易州西南百里）下，令勇士卷旆登山，潜出阵后张旗帜，寨中望见大骇，与真定兵俱溃。斩首万余级，获援将花英、郑琦等，房昭、韦谅走免。

 《明通鉴》卷十二：己卯，燕师还北平。……（十一月）壬辰，（刘）江及（杨）文战于昌黎，败之。

 《明鉴纲目》卷二：有以中官奉使侵暴为言者，诏所在有司系治，于是中官密遣人赴燕，具言京师空虚可取状。

 《明鉴纲目》卷二：会诏有司系治中官奉使之不法者，先后奔燕，具言京师空虚可取状，王乃慨然曰：“频年用兵，何时已乎？要当临江一决，不复反顾矣！”道衍亦力劝燕王：“毋下城邑，疾趋京师，此批亢虚之策也。”遂定计。

 《明太宗实录》卷八：（十二月）乙卯朔。

丙寅，上率师南征。

壬午，驻师蠡县。

四年正月甲申朔。

乙未，由馆陶度河。

丁丑，师至东阿旧县，攻城不下，力战拔之，斩首三千余级，生擒其守将。

戊戌，攻拔东平，擒指挥詹璟。

庚子，攻拔汶上，擒指挥薛鹏。

庚戌，师至沛县，守将以城降，知县颜伯伟不出，为我军所杀。

癸丑，师至徐州。

 《明鉴纲目》卷二：冬十二月，诏驸马都尉梅殷镇淮安。

 《明通鉴》卷十三：建文四年春正月，甲申，召故周王橚于蒙化，居之京师。命魏国公徐辉祖率京军往援山东。

 《明通鉴》卷十三：二月，甲寅，何福、平安、陈晖军济宁，盛庸军淮上。燕师谋断饷道，遣番骑款台率十二骑前觇，至邹县，遇南师转饷卒三千人，款台大呼，驰入其阵，曰：“燕王大军至矣。”转饷卒惊溃。甲戌，燕师攻徐州，城中兵出战，败绩，闭城而守。

 《明通鉴》卷十三：三月，甲申，燕师趋宿州。壬辰，次涡河。

 《明通鉴》卷十三：丁酉，平安率步骑四万蹑燕军。燕王设伏于淝河，命都指挥王真与白义、刘江各率百骑逆之，缘路设伏。安兵将至，真诱之战，，束草置囊中如束帛状，遇安军，掷而饵之，安军士竞取囊。燕师伏发，真率壮士直前，斩馘无算。后军不继，安军围之数匝，遂斩真。真夙称骁将，身被重创，犹格杀数十人，燕王尝曰：“诸将奋勇如王真，何事不成！”闻其死，自率兵迎战。安部将和尔和（火耳灰）挺槊大呼，直前刺王，马忽蹶，为燕所禽。安军乃却，退屯宿州。

 《明通鉴》卷十三：丙午，燕王遣将谭清率兵断徐州饷道，以平安驻宿州为持久计，断其粮饷，可不攻而自溃也。清至徐州击转饷兵，大破之，还至大店，为南军所围。燕军望见旗帜，亟驰赴援，铁铉击却之。和尔和之被禽也，燕王令入宿卫。至是从王，欲立功自赎，乃以身翼王，杀南军数十人，围解，遁去。

 《明通鉴》卷十三：夏，四月，丙寅，燕师次于睢水之小河，燕王令陈文扼要处为桥以济。丁卯，平安列阵争桥，会何福军亦至，张左右翼，缘河而东，击败燕军，遂斩陈文于阵。安转战至北坂，横槊刺王，几及之，燕番将王琪，跃马入阵掖燕王，得脱。南军夺桥而北，勇气百倍。燕将张武率勇敢士自林间突出，与王骑合，击却之。于是南军驻桥南，北军驻桥北，相持者数日，南军粮尽。燕王曰：“更待一二日，南军饟稍集，未易攻也。”乃留兵千余守桥，而潜移诸军辎重去南营三十里，夜半，渡河绕出南军后，安等大惊。而徐辉祖之援兵适至，甲戌，与燕兵大战于齐眉山，自午至酉，南军辄胜，斩燕骁将李斌。

 《明通鉴》卷十三：维时王师再捷，燕人凶惧。会淮土暑湿薰蒸，北军疾疫，乙亥，燕诸将请渡河，择地休息士马，俟衅而动。燕王曰：“兵事有进无退。”乃下令：“欲渡河者左，不欲者右。”诸将多趋左，王怒曰：“任公等自为之！”朱能曰：“诸军勉旃！汉高十战而九不胜，卒有天下。况敌已饥疲，邀其饷道，可以坐困。利已在我，岂可有退心！”诸将乃不复言。

 《明鉴纲目》卷二：而帝闻讹言，谓燕兵已北，召辉祖还。福军遂孤。

 《明通鉴》卷十三：丁丑，何福移营，与平安合军灵壁，深堑高垒为持久计，而粮运为燕兵所阻，不得达。时南中馈饷五万，安率马步六万护之。己卯，燕王率精锐横击，截其军为二，福空壁来援，杀燕兵数千，却之。会高煦伏兵突出，燕王还军复战，福遂败走

 《明太宗实录》卷九上：庚辰，何福等先与我军相对，深沟高垒，欲运粮实其中，为持久计。至是，军败粮乏，众心离贰，乃下令期明旦闻炮三震，即出走，约聚淮河就粮。辛巳，上命诸军攻敌营垒，而躬率诸将先登，军士蚁附而上。我军三震炮，敌众误为己炮，急趋门走，门塞不得出，营中纷扰，人马坠濠堑皆满，破其营，生擒敌将左副总兵都督陈晖、右副总兵都督平安、右参将都督马溥、都督徐真、都指挥孙成等三十七员、内官四员、礼部侍郎陈性善、大理寺丞彭典明、钦天监副刘伯完、指挥王贵等一百五十员，获马二万余匹，降者无算，悉纵遣，欢声动地曰：“吾属自此获安矣。”何福单骑脱走。

 《明通鉴》卷十三：于是南军粮乏，乃下令，期以明日闻炮声三，即突围出，就粮于淮河。辛巳，燕师攻灵壁垒，发三炮，令军士蚁附而登。福军误以为己号，争门走，燕师乘之，人马扰乱，遂大溃。指挥宋瑄，力战死之。福单骑走免，安及陈晖、马溥、徐真、孙成等三十七人皆被执。

 《明鉴纲目》卷二：诸将请移驻淮河就粮，夜令军中闻三炮即走。翌日，燕兵猝薄垒，亦发炮三。福军以为己炮也，争趋门出。燕兵乘之，遂大乱，人马坠壕堑俱满。福单骑走，安及都督陈晖、侍郎陈性善等三十七人皆被执。

 《明通鉴》卷十三：己丑，燕师下泗州。王谒祖陵，赐父老牛酒。

 《明鉴纲目》卷二：盛庸独军而南，以兵数万、战舰数千列淮南岸，棣兵不得渡。遣使至淮安，假道于驸马都尉梅殷，殷劓其使，曰：“留汝口，还为而王言君臣大义。”棣气沮。凤阳守徐安，亦折浮桥绝舟楫以遏燕。

 《明太宗实录》卷九上：辛卯，敌将盛庸领马步兵数万、战舰数千艘列淮之南岸，我军列北岸相对。上命将士舣舟编筏，扬旗鼓噪，指麾若将度河者，敌望之有慎色。上别遣丘福、朱能等将骁勇数百人西行二十里，以小舟潜济，渐近敌营举炮，敌惊愕，福等突冲敌阵，敌众弃戈甲而走，盛庸股战不能上马，其下掖之登舟，遂单舸脱走，我师尽获其战舰，遂济淮，驻南岸。是日，克盱眙。

 《明通鉴》卷十三：癸巳，燕师趋扬州。己亥，至天长，遣使招谕扬州守将王礼。先是，礼闻燕师至，谋以城降。监察御史王彬巡江淮治扬州，与指挥崇刚婴城坚守，昼夜不解甲，知礼有异谋，执之，与其党俱系狱。有力士，能举千斤，彬常以自随，礼弟崇者，厚赂力士母，呼其子出。会彬解甲而浴，为千户徐政、张胜所缚，遂出礼于狱，开门降。彬与刚皆不屈死。庚子，燕师克扬州。

 《明太宗实录》卷九上：壬寅，高邮等卫指挥王杰等率众诣军门降。

 《明鉴纲目》卷二：征天下兵勤王。……下罪己诏，遣庆成郡主诣燕军。

 《明通鉴》卷十三：壬寅，诏天下勤王，遣御史大夫练子宁、右侍中黄观、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征兵，召齐泰、黄子澄还。于是苏州知府姚善、宁波知府王琎、徽州知府陈彦回、乐平知县张彦方、前永清典史周缙等，先后入卫。

 《明太宗实录》卷九上：孝孺言：“乃事急矣，宜以计稍缓之。”建文君曰：“何计？”曰：“曷遣人许以割地，稽延数日，东南召募壮丁，当毕集天堑之险，北军不长于舟楫，相与决战江上，胜败未知。”建文君善其言，乃遣庆城郡主度江至军门，白其事。郡主，上之从姊也。……（朱棣）又曰：“此奸臣欲姑缓我，以俟远方之兵耳。我岂为其所欺哉？”郡主默然，遂辞归。

 《明通鉴》卷十三：六月，癸丑朔，燕师将渡江，盛庸扼之于浦子口，败之。燕王欲且议和北还，适高煦引兵至，王仗钺拊其背曰：“勉之！世子多疾。”于是煦率众殊死战，庸兵失利，退屯高资港。

 《明通鉴》卷十三：会朝廷遣都督佥事陈瑄率舟师往援，瑄叛降燕。

 《明通鉴》卷十三：甲寅，燕王祭大江。乙卯，燕师自瓜洲渡江，盛庸迎战于高资港，败绩。诸将请径薄京城，燕王曰：“镇江咽吭，不先下之，往来不便。”戊午，至镇江，守将童俊以城降。

 《明通鉴》卷十三：庚申，燕师营于龙潭，京师大震。上徘徊殿廷间，召方孝孺问计。时廷臣劝上幸浙或湖、湘以图兴复，孝孺曰：“城中尚有禁兵二十万，唯有力守以待援兵。即事不济，国君死社稷，正也。无已，且遣大臣、诸王等再诣燕师以缓之。”辛酉，上遣李景隆及兵部尚书茹瑺、都督王佐复至燕军申前请，燕王曰：“皇考已分封，今割地何名？公等归奏上，但奸臣至，我即解甲谢罪，退谒孝陵，归奉北藩。”景隆等惶惧不能对，遽还。壬戌，上复遣谷王橞、安王楹等往，王卒不奉诏，唯与诸王相劳苦，宴罢遣归。

 《明通鉴》卷十三：甲子，上遣人潜赍蜡丸，四出促援兵，皆为燕游骑所获。是时王叔英募兵于广德，齐泰奔往从之；姚善起兵于苏州，黄子澄往从之；而练子宁募兵于杭州，黄观募兵于上游，皆仓猝不得至。上唯与方孝孺执手流涕，命徐辉祖等分道出御。谷王橞，李景隆等守金川门。时左都督徐增寿，久蓄异志，至是首谋内应。御史魏冕、大理丞邹瑾率同官殴之，请速加诛，上犹不听。

 《明太宗实录》卷九下：乙丑，上至金川门。时诸王分守京城门，谷王橞守金川门，橞登城望。上遂按兵而入，城中军民皆具香花夹道迎拜，将士入城肃然，秋毫无犯，市不易肆，民皆按堵。

 《明通鉴》卷十三：乙丑，燕师薄金川门。时北兵驻龙潭，王虑京师完缮，勤王之师四集，乃遣刘保、华聚等领十余哨至朝阳门，觇知无备，还报燕王，遂率大队整兵前进。至则增寿果谋内应，上乃手刃之于左顺门。而是时谷王橞、李景隆已开门纳燕师，辉祖等力战，败绩。

 《明鉴纲目》卷二：棣寻进兵屯金川门，左都督徐增寿谋内应，帝手剑斩之。橞、景隆守金川门，登城望见棣麾盖，开门迎降。御史连楹叩马欲刺棣，被杀。都城陷。

 《明通鉴》卷十三：上知事不可为，纵火焚宫，马后死之。传言“帝自地道出，翰林院编修程济、御史叶希贤等凡四十余人从。”

 《明通鉴》卷十三：王既入，遣中使出马后尸于火，诡言帝尸，持之泣，曰：“痴儿，何至是！”

 《明通鉴》卷十三：壬申，葬建文皇帝，——盖马后也。上以葬礼询之王景，对曰：“当以天子之礼葬。”从之。

 《明鉴纲目》卷二：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越八日，用学士王景言，备礼葬之。然葬地所在，后无闻焉。或曰帝由地道出亡，其后滇黔巴蜀间，皆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世遂以帝为逊国云。

 《明通鉴》卷十三：方燕王之入城也，杨荣迎谒，请曰：“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王乃悟。

 《明太宗实录》卷九下：丙寅，诸王及文武群臣请上正天位。……上不许。

丁卯，诸将上表劝进……不听。

戊辰，诸王上表劝进……上不允。

是日，文武群臣复上表劝进。……上固辞不允。

 《明太宗实录》卷九下：己巳，上谒孝陵，欷歔感慕，悲不能止。礼毕，揽辔回营，诸王及文武群臣备法驾，奉宝玺，迎上于道，遮上马不得行。上固拒再言，诸王及文武群臣拥上登辇，军民耆老，万众夹道，俯欢呼，连称万岁。上不得已升辇，曰：“诸王群臣以为我奉宗庙宜，莫如予。宗庙事重，予不足，今为众心所载，予辞弗获，强循众志，然宜协心辅予不逮。”遂诣奉天殿，即皇帝位，诸王暨文武群臣上表称贺。

 《明通鉴》卷十三：十一月，壬辰，立妃徐氏为皇后。

 《明太宗实录》卷九下：洪武三十五年夏六月庚午，命五府、六部一应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格条，悉复旧制，遂仍以洪武纪年，今年称洪武三十五年。

 《明鉴纲目》卷二：秋，七月，壬午朔，大祀南郊，以太祖配。赦天下，诏：“自今年六月后仍称洪武三十五年，以明年为永乐元年。”……考当时成祖不欲用惠帝年号，又不欲于季夏改元，故于即位之初，仍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说者遂谓止改是年，不知诏内所云，止就现在而计，遂举是岁六日为例，以便遵循；实则前三年皆已并从改革，故当时钦天监所进历日，直书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

 《明通鉴》卷十三：凡建文朝废斥者，尽还故官。甲申，诏建文时所改官制，一切复之。

 甲戌，上谕群臣曰：“我皇考肇造鸿业，垂法万年，为子孙计，思虑至周。比者，建文信任奸回，悉更旧制，使天下臣民无所遵法。予荷天地考妣之祐，继承天位，凡皇考法制为所更改者，悉复其旧。尔群臣尚竭乃心力，弼予于治。凡人才识不同，长于此，短于彼，苟事有过误，即明言之，予不汝责。若隐而不言，日久觉露，情同欺罔，法则难容。夫慎终必先谨始，持己在存诚，始终靡愆，咎何由至？始若不谨，曷克有终？予念君臣一体，故披露赤心，丁宁告戒，尔等其钦承予意。”

 《明通鉴》卷十二：是月（建文二年正月），诏均江浙田赋。初，太祖屡蠲苏、松、嘉、湖极重田亩，至是复谕户部减免，亩不得过一斗。迨革除后，浙西赋复重云。

 《国榷》：谕在京军民人等：予日者固守望藩封，以左班奸臣，窃弄威福，骨肉被其残害，起兵诛之，盖扶持社稷，保安亲藩也。今拟定京城，奸臣之有罪者，予不敢赦；无罪者，予不敢杀。或小人报仇，擅绑缚、却略，祸及亡辜，非本意。

 《明通鉴》卷十三：丁丑，杀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文学博士方孝孺，皆夷其族。

 《明通鉴》卷十三：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外亲之外，亲族尽数抄没，发充军坐死者复千余人

 《明实录熹宗实录》卷二二：“己亥，诏恤先臣方孝孺遗胤。孝孺在建文朝以侍读学士直文渊阁，当靖难师入，以草诏不从，致夷十族。其幼子德宗幸宁海谪尉魏泽匿之，密托诸生余学夔负入松江岛屿，以织网自给。华亭俞允妻以养女，因冒余姓，遂延一线。至是，其十世孙方忠奕以贡来京，伏阙上书，得旨：方孝孺忠节持着，既有遗胤，准与练子宁一体恤录。”

 《明通鉴》卷十三：其次黄太常，坐累死者，族子六十五人，外戚二百八十人。

 《明通鉴》卷十三：及京师不守，清知建文之出亡也，密谋兴复，乃诣阙自归，上喜曰：“吾故人也。”命仍故官，委蛇班行者久之。是日早朝，清衣绯怀刃而入。先是日者奏“异星赤色犯帝座急。”上故疑清。及朝，清独着绯，命搜之，得所藏刃，诘责，清奋起曰：“欲为故主报仇耳！”上怒，命磔于市，清骂不绝口而死。一日，上昼寝，梦清绕殿追之。上曰：“清犹能为厉耶！”乃夷其九族，尽掘其先人冢墓。又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赞曰：帝王成事，盖由天授。成祖之得天下，非人力所能御也。齐、黄、方、练之俦，抱谋国之忠，而乏制胜之策。然其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是岂泄然不恤国事而以一死自谢者所可同日道哉！由是观之，固未可以成败之常见论也。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仁宗即位，谕礼部：“建文诸臣，已蒙显戮。家属籍在官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其外亲戍边者，留一人戍所，余放还。”万历十三年三月，释坐孝孺谪戍者后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凡千三百余人。而孝孺绝无后，惟克勤弟克家有子曰孝复。洪武二十五年尝上书阙下，请减信国公汤和所加宁海赋，谪戍庆远卫，以军籍获免。孝复子琬，后亦得释为民。世宗时，松江人俞斌自称孝孺后，一时士大夫信之，为纂《归宗录》。既而方氏察其伪，言于官，乃已。神宗初，有诏褒录建文忠臣，建表忠祠于南京，首徐辉祖，次孝孺云。

 《明史》卷一百二十五：及燕兵渡江，辉祖犹引兵力战。成祖入京师，辉祖独守父祠弗迎。于是下吏命供罪状，惟书其父开国勋及券中免死语。成祖大怒，削爵幽之私第。永乐五年卒。万历中录建文忠臣，庙祀南都，以辉祖居首。后追赠太师，谥忠贞。

 《明史刑法志》提到东厂的制度，“凡中官掌司礼监印者，其属称之曰宗主，而督东厂者曰督主。东厂之属无专官，掌刑千户一，理刑百户一，亦谓之贴刑，皆卫官。”

 曾永义《中国古典戏剧的认识与欣赏》正中书局，第59页

 刘孝平《明代禁书述略》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5年05期

 Sperling，《Authenticating Tibet: Answers to China's 100 Questions》，19-20页

 《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

 蔡石山著，江政宽译，《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中华书局，2009年11月，ISBN 978-7-101-06977-8，第八章、永乐和蒙古人，第146-147页

 蔡石山著，江政宽译，《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中华书局，2009年11月，ISBN 978-7-101-06977-8，第八章、永乐和蒙古人，第145-146页

 陈诚著《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 周连宽校注2000 中华书局ISBN 978-7-101-02058-8/K

 蔡石山 著 江政宽 译 《永乐大帝 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 中华书局 2009年11月 ISBN 978-7-101-06977-8

 火者·盖耶速丁原著何高济译《沙哈鲁遣使中国记》 ISBN 978-7-101-03556-8

 《明史》（卷153）：“九年命开会通河。会通河者，元至元中，以寿张尹韩仲晖言，自东平安民山凿河至临清，引汶绝济，属之卫河，为转漕道，名曰“会通”。然岸狭水浅，不任重载，故终元世海运为多。明初输饷辽东、北平，亦专用海运。”

 《明史》（卷153）：“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原武，绝安山湖，会通遂淤。永乐初，建北京，河海兼运。海运险远多失亡，而河运则由江、淮达阳武，发山西、河南丁夫，陆挽百七十里入卫河，历八递运所，民苦其劳。至是济宁州同知潘叔正上言：“旧会通河四百五十余里，淤者乃三之一，浚之便。”于是命礼及刑部侍郎金纯、都督周长往治之。礼以会通之源，必资汶水。乃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筑堽城及戴村坝，横亘五里，遏汶流，使无南入洸而北归海。汇诸泉之水，尽出汶上，至南旺，中分之为二道，南流接徐、沛者十之四，北流达临清者十之六。南旺地势高，决其水，南北皆注，所谓水脊也。因相地置闸，以时蓄泄。自分水北至临清，地降九十尺，置闸十有七，而达于卫；南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置闸二十有一，而达于淮。凡发山东及徐州、应天、镇江民三十万，蠲租一百一十万石有奇，二十旬而工成。又奏浚沙河入马常泊，以益汶。语详《河渠志》。是年，帝复用工部侍郎张信言，使兴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蒋廷瓒会金纯，浚祥符鱼王口至中滦下，复旧黄河道，以杀水势，使河不病漕，命礼兼董之。八月还京师，论功第一，受上赏。潘叔正亦赐衣钞。”

 《明史》（卷153）：“明年，以御史许堪言卫河水患，命礼往经画。礼请自魏家湾开支河二，泄水入土河，复自德州西北开支河一，泄水入旧黄河，使至海丰大沽河入海。帝命俟秋成后为之。”

 《明史》（卷153）：“礼还言：“海运经历险阻，每岁船辄损败，有漂没者。有司修补，迫于期限，多科敛为民病，而船亦不坚。计海船一艘，用百人而运千石，其费可办河船容二百石者二十，船用十人，可运四千石。以此而论，利病较然。请拨镇江、凤阳、淮安、扬州及兖州粮，合百万石，从河运给北京。其海道则三岁两运。”已而平江伯陈瑄治江、淮间诸河功，亦相继告竣。于是河运大便利，漕粟益多。十三年遂罢海运。”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三》载，《永乐大典》的编修队伍共有“正总裁3人，副总裁25人，纂修387人，催纂5人，编写332人，看样57人，誊写1381人，续送教授10人，办事官吏20人，凡2180人”

 蔡石山著，江政宽译，《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中华书局，2009年11月，ISBN 978-7-101-06977-8，第七章、文皇帝，第123-124页

 《明成祖实录》 卷52

 马欢著 《瀛涯胜览·旧港国》

 郑鹤声等编 《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 558页

 马欢著 《瀛涯胜览·古里国》

 郑鹤声：《从新史料考证郑和下西洋事之年岁》 《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 167页 ISBN 978-7-5027-6377-0/K

 明朝设立宣慰使司，治理边疆少数民族，以从三品宣慰使为首，见明史卷七十六《职官志》《宣慰司》

 《明太宗实录》 卷52

 《明史》《成祖本纪》：“永乐六年九月癸亥，郑和复使西洋”

 郑鹤声等编 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 569页

 郑鹤声等编 《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 558页

 明陆容 《菽园杂记》卷三

 明费信《星槎胜览·满剌加国》

 明费信 《星槎胜览·九洲山》

 明费信 《星槎胜览·锡兰山国》

 《明太宗实录》 卷77

 《明史·满剌加传》

 《明史》 卷326 《锡兰山传》

 《明太宗实录》 卷78

 明严从简 《殊域周咨录》

 《明太宗实录》 卷86

 明马欢《瀛涯胜览·占城国》

 郑鹤声等编 《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 577页

 郑鹤声等编 《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 577页

 明费信《星槎胜览·苏门答剌国》

 郑鹤声等编 《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 1071页

 泉州镇抚蒲日和《泉州灵山回教先贤墓行香碑》，郑鹤声等编 《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 586页

 郑鹤声等编 《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 585页

 郑鹤声等编 《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 586页

 向达校注 《西洋番国志》附录二·五《长乐山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53页 中华书局

 《蒲日和传》 郑鹤声等编 《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 14页

 康熙《江宁县志》记载：“三宝太监郑和墓，在牛首山之西麓。永乐中命下西洋……宣德初，复命入西洋，卒于古里国，此则赐葬衣冠处也。”

 朱元璋《皇明祖训》，收录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4册，齐鲁书社，167─168页。

 台灣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兩千年中西曆轉換. [2011-10-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4-06）.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十九，永乐元年夏四月丁未朔条，兹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574页。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二十五，永乐元年十一月戊午条，兹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575页。

 陈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一章，北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34页；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十二。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三十三，永乐二年八月乙亥条，兹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577-578页。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全书·陈纪附胡汉苍》，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488页。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三十三，永乐二年八月丁酉条，兹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578-579页。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安南》，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76页。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四十三，永乐三年六月己丑条，兹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580页。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全书·陈纪附胡汉苍》，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485页；《明实录·太宗实录》卷三十，永乐二年四月癸酉条，以及《明实录·太宗实录》卷三十九，永乐三年二月壬申条；兹同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576及580页；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十二；陈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一章，北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34页。

 陈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一章，北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34页。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三十三，永乐二年八月庚午条，兹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577页。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四十八，永乐三年十一月丙申条，兹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581页。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四十九，永乐三年十二月庚辰条，兹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581页。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全书·陈纪附胡汉苍》，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485-487页；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十二；陈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一章，北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34-135页。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五十二，永乐四年三月丙午条，以及《明实录·太宗实录》卷五十三，永乐四年四月辛未条，兹同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582页；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全书·陈纪附胡汉苍》，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487-488页；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十二，image 54-55[失效链接]；陈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一章，北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35页。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五十六，永乐四年七月辛卯条，兹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583-584页。

 《越南通史》第四编第十一章第二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394页。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六十，永乐四年十月乙未条，兹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588-590页。关于檄文中的二十个罪状，原文如下：

“惟兹伐暴之师，必着声罪之实：

贼人黎季犛父子两弑前安南国王以据其国，罪一也。

贼杀陈氏子孙宗族殆尽，罪二也。

不奉朝廷正朔，僭改国名大虞，妄称尊号，纪元元圣，罪三也。

视国人如仇雠，淫刑峻法，暴杀无辜，重敛烦征，剥削不已，使民手足无措，穷饿罔依，或死填沟壑，或生逃他境，罪四也。

世本姓黎，背其祖宗，擅自改易，罪五也。

凭籍陈氏之亲，妄称暂权国事以上罔朝廷，罪六也。

闻国王有孙在京师，诳词陈请迎归本国以事之，及朝廷赦其前过，俯从所请，而益肆邪谋，遮拒天兵，阻遏天使，罪七也。

其安南国王之孙始被迫逐，万死一生，皇上仁圣矜悯存恤，资给护送，俾还本土；黎贼父子不思感悔，竟诱杀之，逆天灭理，罪八也。

宁远州世奉中国职贡，黎贼恃强夺共七寨，占管人民，杀虏男女，罪九也。

又杀其土官刀吉罕之婿刀猛慢，虏其女曩亦以为驱使，强征差，发银两，驱役百端，罪十也。

威逼各处土官趋走执役，发兵搜捕夷民，致一概惊走，罪十一也。

侵占思明府禄州、西平州永平之地，及朝廷遣使索取，巧词支吾，所还旧地，十无二三，罪十二也。

还地之后，又遣贼徒据西平州劫杀朝廷命官，复谋来寇广西，罪十三也。

占城国王占巴的赖新遭父丧，即举兵攻其旧州格列等地，罪十四也。

又攻占城板达良白黑等四州，尽掠其人民孽畜，罪十五也。

又加兵占城，取其象百余只，占沙离牙等地，罪十六也。

占城为中国藩臣，既受朝廷印章服物，黎贼乃自造镀金银印、九章冕服玉带等物，以逼赐其王，罪十七也。

占城国王惟尊中国，不重安南，以此一年凡两兵加，罪十八也。

天使以占城使者同往本国，黎贼以兵劫之于尸毗柰港口，罪十九也。

朝贡中国，不遣陪臣，乃取罪人假以官职，使之为使，如此欺侮不敬，罪二十也。

斯其大者，余不悉言。

”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六十二，永乐四年十二月丙申条，以及《明实录·太宗实录》卷六十二，永乐四年四月丁酉条，兹同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592-593页；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全书·陈纪附胡汉苍》，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489-490页；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十二；陈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一章，北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35-136页。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全书·后陈纪·简定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493-495页；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十二；陈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一章，北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36-137页。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八十，永乐六年六月己丑条，兹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613-614页。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六十八，永乐五年六月癸未条，兹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597-602页。

 《明实录·宣宗实录》卷三十二，宣德二年十月癸未条，兹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711页。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黎纪·太祖高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546-549页；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十四；陈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四章，北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61-167页。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黎纪·太祖高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563页；《明实录·宣宗实录》卷三十二，宣德二年十月癸未条，兹参考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版，711页；陈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四章，北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67-168页。

 《明史·鞑靼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327

 《明太宗实录》卷一三0，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壬辰。

 蔡石山著，江政宽译，《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中华书局，2009年11月，ISBN 978-7-101-06977-8，第八章、永乐和蒙古人，第166页

 胡汉生 著 《明十三陵》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年1月 ISBN 978-7-5006-2702-9 第257页

 清 张廷玉等 《明史·成祖本纪》

 蔡石山著，江政宽译，《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中华书局，2009年11月，ISBN 978-7-101-06977-8，第一章、永乐朝廷生活的一天/1423年2月23日，第1页

 蔡石山著，江政宽译，《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中华书局，2009年11月，ISBN 978-7-101-06977-8，第十章、结语，第203页

 朝鲜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庄宪大王实录》二十六卷世宗六年十月十七日戊午第二条

 胡长明. 毛泽东：《明史》我看了最生气. 人民网. 人民政协报. [2021-09-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9-21）.

 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明成祖、周定王、宁国公主、安庆公主

 查继佐：《罪惟录》

 许文继、陈时龙：《正说明朝十六帝》，中华书局。

 朱彝尊说：“中述孝慈高皇后无子，不独长陵为高丽妃所出，而懿文太子及秦晋二王，皆李淑妃产也。闻者争以为骇。史局初设，彝尊尝以是质诸总裁前辈，总裁谓宜仍实录之旧。今观天启三年《南京太常寺志》，大书‘孝陵殿宇中，设高皇帝后主，左配生子妃五人，右只妃一人’。事足征信。然则实录出于史臣之曲笔，不足从也。”（朱彝尊：《曝书亭集》卷44）

 傅斯年以为，“实为妃子，不为高后”，“庚辛帝子一说乃妄人之谈，敌国之语，不足道者也”

 朱希祖在其《明成祖生母记疑辩》反对傅斯年的说法：“若高丽果有过氏为太祖妃或成祖母，则高丽史亦必大书特书，载其家世，如元顺帝皇后奇氏矣。且明太祖妃韩氏、明成祖权妃、任顺妃、李昭仪、吕婕妤、崔美人皆能详其家世，独妃则高丽及朝鲜史皆无记载。”

 吴晗：《明成祖生母考》 《国榷》

 《明太宗实录》卷88：永乐七年二月，封张氏为贵妃，张氏故追封河间忠武王王之女。

 《明太宗实录》卷235,237：永乐十九年三月，甲申贤妃喻氏薨，上辍朝一日，赐祭，谥昭顺，丧葬礼视昭献贵妃云。永乐十九年五月，加谥昭顺贤妃喻氏为忠敬昭顺贤妃

 崔靖. 《明代后宫异族妃嫔与明、蒙、朝三方关系》.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云南省昆明市: 云南师范大学）. 2014,（2014年第2期）: 151—156 [2021-11-03]. ISSN 1000-51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1-04） （简体中文）.

 《明书》

 《弇山堂别集》

来源

《明太宗实录》

《国榷》

《明通鉴》

《明史》

《皇明祖训》

《明鉴纲目》

蔡石山. 《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 由江政宽翻译. 中华书局. 2009年. ISBN 978-7-101-06977-8.

傅斯年. 《明成祖生母记疑》、《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并答朱希祖先生》.

谢选骏指出：朱棣——猪蒂，是朱元璋——猪猿獐的猪崽——这对父子却比蒙古人忽必烈更为凶残——猪猿獐滥杀大臣，猪蒂甚至灭人十族——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猪狗不如了。那么，朱棣猪蒂为何能比忽必烈更为凶残呢？我认为，这是因为它是蒙古杂种（一说是高丽杂种）或别的什么来路不明的杂碎，因此比蒙古人更了解“汉人”，和它朱爹猪猿獐一样，坏都能坏在点子上。由此可说，明朝皇帝的来历，都比猪猿獐更加可疑，难怪明朝那么缺乏创造能力。不过比起满清来，明朝还是稍好，所以又是一个劣币逐良币的回合。

【86、多尔衮是个狗獾的野种】

《多尔衮十世孙 至今留辫子 保血脉纯正与近亲结婚》（2021-09-03 情感旧梦）报道：

1644年，明朝覆灭，崇祯皇帝自感无颜见祖宗，为了保持自身的气节，始终逃往南京，于煤山自缢，并留下“去朕冠冕，以发复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对于封建时期的帝王，我们常说的一句话便是，坐拥后宫佳丽三千。然而女人多了，要伺候的人也变多，于是一些人为了取得皇帝的信任，就自愿放弃生育能力，宦官一职由此诞生，更甚者为了保证皇室血脉的纯正，连宫女都会被“净身”。而对于皇亲贵族来说，他们对身份则更为看重，他是多尔衮十世孙，至今仍然留着辫子，为保龙裔血脉纯正他还与近亲结婚。

爱新觉罗·多尔衮，出生于赫图阿拉，在青年时期颇有建树，屡立军功，多次跟随其哥哥皇太极从龙井关突击明朝的边塞，天聪四年，与贝勒莽古尔泰一起成功大破明军，班师回朝。1631年，在皇太极的任命下，多尔衮成为吏部的负责人，在之后的几次大的战役之中，多尔衮更是多次亲自冲锋陷阵，带兵攻打金军和明军。

1636年，皇太极称帝，国号大清，对自己的大臣论功行赏，多尔衮由于功绩较高，备受重用被封为和硕亲王，居六王第三。值得一提的是，努尔哈赤本意是想将大清的皇位交由多尔衮继承，但由于嫡长子继承制度的影响，加上皇太极并未有失德之处，为了稳定内部不起动荡，只能就此作罢。

崇德八年，清太宗皇太极猝死于盛京清宁宫。皇太极去世后，多尔衮成为了皇帝最热门的人选，然而其他的八期大臣却不愿其登上皇位，于是纷纷反对。最后经过商议决定由皇太极年仅六岁的第九子福临继位，而多尔衮则作为摄政王进行辅助，并改年号为顺治。

顺治元年，顺治帝封多尔衮为大将军，统领大军南下，由此，多尔衮的权势越来越大，凡事都要向多尔衮上报。顺治七年，多尔衮在古北口外出猎，不幸坠马跌伤，在三十九岁时逝世。自溥仪退位，清朝灭亡之后，满族便不复存在了。而满清贵族后代，除了吹嘘自己的祖先有多么伟大之外，却无半点建树。

在二零零五年，有网友发布一个视频，一个身穿黄马褂留着清朝时期大辫子的中年男人在广州火车站走来走去。这一幕让许多网友记忆深刻，很多人在下面评论，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这么“复古”，让人啼笑皆非。

这个中年男人名叫周佑钱，自称是满清贵族，而且是清朝大将军多尔衮的第十代子孙，在被爆出后有许多媒体争相报道。在报道中周佑钱说到，他并不认同自己的名字，而是依旧使用爱新觉罗这个姓氏，称自家叫做州迪，叫自己爱新觉罗·州迪，而且称自己是溥仪的堂弟。为了保证血脉的纯正，要与满族的女子结婚。

记者深入了解后发现，周佑钱在现实生活中，依旧贯彻满清时期的尊称，喊老婆为福晋，而儿子与女儿则为阿哥与公主，更让人叫自己为贝勒爷。周佑钱不论去哪都要穿着清朝的服装，留着大辫子，连家里的装饰都是满清装饰，屋内挂满了字画，摆着砚台，自认为高人一等。

有一次周佑钱去火车站买票，由于没买到票，大闹火车站，质问工作人员为啥没有给他特权，认为自己是满清贵族，必须得到“平民”的尊重和照顾。这些话说出来后让人不禁失笑，毕竟大清已经亡多年，又何来“特权”一说。相对于周佑钱，有许多满族后裔都非常的低调，像溥仪的亲妹妹，在新中国建立后，她全身心投入教育行业，为祖国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

武打影星吴京亦是八旗子弟的后代，但他的成功靠的却是自己的努力。随着清朝的覆灭，所谓的满清贵族也随之烟消云散，与其借着祖宗的名头招摇撞骗，不如努力奋斗，努力提升自己。如果自己是满族后裔的话更应该规范自己的言行，不要借着祖先的名号包装自己，抹黑祖宗。

谢选骏指出：这个蛮夷自称满遗，是所谓的多尔衮十世孙，却不懂多尔衮是个野种，你自称其余孽，岂不自认是个杂种？多尔衮是个野种，别说他了，就是他爹努尔哈赤，也是个野种，后来拉大旗作虎皮，就像铁木真那样，其实都不知道是从哪个荒山野林里蹦出来的，能不是野种吗？

網文《爱新觉罗·多尔衮》报道：

爱新觉罗·多尔衮（1612年11月17日—1650年12月31日），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阿巴亥第二子。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出生于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清初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天命十一年（1626年），多尔衮被封贝勒；天聪二年（1628年），17岁的多尔衮随皇太极出征，征讨蒙古察哈尔部。因为军功被赐号“墨尔根戴青”，成为正白旗旗主。天聪九年（1635年），多尔衮等率军前往收降蒙古林丹汗之子额哲并获得传国玉玺。崇德元年（1636年）因战功封和硕睿亲王，十二月随皇太极亲征朝鲜，参与丙子之役，攻克江华岛，俘虏朝鲜国王家属。崇德六年（1641年）至七年（1642年）的松锦大战中立下卓越战功。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以辅政王身份辅佐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即帝位，称摄政王；顺治元年（1644年）指挥清兵入关，清朝入主中原，先后封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

顺治七年（1650年）冬，死于塞北狩猎途中，追封为“清成宗”，谥懋德修远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两个月后，于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剥夺多尔衮的封号，并掘其墓。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为其平反，恢复睿亲王封号，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

人物关系纠错

妻子 义皇后

妻子 义顺公主

女儿 爱新觉罗·东莪

父亲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母亲 孝烈武皇后

养子 爱新觉罗·多尔博

哥哥 爱新觉罗·褚英

哥哥 爱新觉罗·代善

弟弟 爱新觉罗·多铎

堂哥 爱新觉罗·济尔哈朗

人物生平·少年时代

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十月二十五日，多尔衮出生于建州左卫赫图阿拉城，其名字的满语意思为“狗獾” [1]。生母名阿巴亥，乌喇那拉氏，是乌喇贝勒满泰的女儿，比努尔哈赤小三十一岁，她早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一月满十二岁时嫁给努尔哈赤。天命元年（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年号天命，两年后以“七大恨”告天，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揭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在对明战争节节胜利中，后金内部的矛盾斗争也不断发生。天命五年（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九月，努尔哈赤宣布废黜大贝勒代善的太子名位，而“立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共议国政 [2]  。也就是说，从此时起，多尔衮以八龄幼童跻身于参预国政的和硕额真行列。

其母阿巴亥在富察·衮代去世后被立为大福晋[3]，这样，由于努尔哈赤爱屋及乌，多尔衮及其兄弟阿济格、多铎地位上升便在情理之中了。 [4]  此外，代善逐渐失去其父的欢心，又听信后妻的谗言而虐待己子硕讬，这就为觊觎其地位的人们带来了反对他的口实，造成了前面所说的其“太子”地位的被黜。这样，在努尔哈赤共治国政的制度下，多尔衮兄弟便第一次成为均衡力量的鼎足之一。

多尔衮此时还不是旗主贝勒，而仅与其弟多铎各领十五牛录，他毕竟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政治地位不如阿济格，甚至不如多铎。在天命年间许多重大活动中，都不见多尔衮的踪影。天命元年（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的朝贺典礼中，可以亲自叩拜努尔哈赤的宗室显贵中，阿济格与多铎分列第六、第七位，而多尔衮则不允许参与其中。尽管如此，除四大贝勒和乃兄乃弟之外，多尔衮是领有牛录最多的主子，超过了德格类、济尔哈朗、阿巴泰等人，在当时来说，也算是颇有实力的一位台吉了。[4] 

初建勋功

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病逝，阿巴亥被逼殉葬。 [5-6]  父母死时，多尔衮年仅15岁。天聪二年（明崇祯元年，1628年），在母亲死去的翌年，多尔衮就随其兄皇太极进军蒙古察哈尔部。多尔衮有战功，破敌人于敖穆楞。皇太极赐给他“墨尔根戴青”（意为聪明的统帅）的美号。 [7-8]  这一年，多尔衮十六岁。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年），多尔衮跟从皇太极从龙井关突入明朝边塞，与贝勒莽古尔泰等攻下汉儿庄，逼近通州， 接近北京。并且在广渠门外大败袁崇焕、祖大寿的援兵，又在蓟州歼灭明朝山海关的援兵。 [9]  天聪四年（明崇祯三年，1630年），攻打北京的大军班师回朝，多尔衮与莽古尔泰先行，又大破明军。 [10] 

天聪五年（明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初设六部，命多尔衮掌吏部事。 [11]  在攻打大凌河之战中，多尔衮亲自冲锋陷阵，直抵大凌河城下，城上炮矢猛烈，后金军多有伤亡。 [12]  祖大寿约定献出锦州投降，十月二十九日夜，多尔衮与贝勒阿巴泰等率领四千兵马，与祖大寿所属旧部三百五十人，装作溃败的样子，打算袭取锦州，锦州明军迎战，多尔衮击败了锦州的明军。 [13] 

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年）五月，多尔衮从征察哈尔。天聪七年（明崇祯六年，1633年），皇太极与诸贝勒、大臣商讨进一步兴国的大计，皇太极向大臣们询问，明朝、朝鲜、察哈尔这三个地方，先打哪个。多尔衮力主以征明为先。他从动摇明统治根基，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目的出发，建议皇太极每年整顿兵马，乘谷子熟时深入明境，围困燕京截其援兵，残毁其屯堡，消耗其国力。 [14]  多尔衮的建策，得到皇太极采纳。因山海关外一带地方尚为明朝重兵把守，于是八旗军队绕道蒙古地区，越过长城，多次深入明境，蹂躏土地人民，给明朝以沉重打击。

后金征服与招抚蒙古各部时，惟独察哈尔部在林丹汗率领下，不肯降服，始终采取与后金对抗、周旋的态度。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年）二月，皇太极命多尔衮等率精兵万人，前往黄河河套地区，招抚察哈尔部众。此次进军，进展顺利，先后招降林丹汗的妻子囊囊福晋、苏泰福晋、林丹汗的儿子额哲。林丹汗曾得到元朝传国玉玺，上有“制诰之宝”四字，多尔衮将玉玺呈献给皇太极。群臣因而奏请皇太极上尊号称帝。 [15] 

受封理政

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正月初一新年庆贺大典时，多尔衮首率诸贝勒向皇太极行礼，这与十二年前的情形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当年四月皇太极称帝，改号大清，论功行封，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已列六王之第三位，其时年仅二十四岁。从此更加受到重用。 [16]  阿济格等率军伐明，太宗命多尔衮与多铎一起攻山海关来牵制明军的力量，阿济格胜利之后，多尔衮回师。十二月，皇太极亲征朝鲜，史称丙子之役，多尔衮随同。崇德二年（明崇祯十年，1637年）正月，皇太极令多尔衮攻江华岛，俘虏朝鲜国王家属，并限“戢其军兵，无得杀戮”。四月初五，多尔衮奏报押送朝鲜人质昭显世子李??夫妇和凤林大君李淏夫妇及182名随从官员、下人和家属抵达盛京。 [17]  [18] 

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皇太极讨伐喀尔喀，多尔衮负责留守，多尔衮修筑了辽阳都尔弼城，修筑完成后，命名曰屏城；然后又修筑了盛京至辽河的大道。 [19]  八月二十三日，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南征明朝，这次南征兵分两路，贝勒豪格在多尔衮亲率的左翼军中。左翼军从墙子岭、董家口入关，掠山西，破济南，杀明朝宣大总督卢象升；然后北掠天津、迁安，出青山关返还，往返扫荡数千里，于崇德四年（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回到辽东；共攻陷城池36座，招降6座，克敌17阵，俘获人畜26万 [17]  。崇德六年（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至崇德七年（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的松锦之战，双方各投入十多万大军会战。清军起先以多尔衮、济尔哈朗等为首，后皇太极亲自赶来增援。明军经两年激战最终惨败，洪承畴松山城破被俘投降，祖大寿举锦州城投降。 [20]  松锦决战后，明朝在山海关以东只剩下宁远一城。 [17] 

皇太极在更定官制时，便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给多尔衮统摄。根据他的举荐，皇太极将希福、范文程、鲍承先、刚林等文臣分别升迁，利用他们的才智治国 [21]  。根据他的建议，皇太极又对政府机构作了重大改革，确定了八衙官制 [22]  。此外，文臣武将的袭承升降、甚至管理各部的王公贵胄也要经他之手任命 [23]  。在统辖六部的过程中，多尔衮锻炼了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为他后来的摄政准备了条件。

拥立幼帝

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农历八月初九日，清太宗皇太极猝死于盛京清宁宫，他生前未立嗣子。此时，代善的两红旗势力已经遭到削弱。他本人年过花甲，早已不问朝政，其诸子中最有才干的岳讬和萨哈廉年轻时已过世，剩下硕讬也不为代善所喜，满达海初露头角，还没有什么发言权。但以代善的资历、两个红旗的实力，其态度所向却能左右事态的发展。皇太极生前集权的种种努力和满族社会日益的封建化，自然也使皇太极长子豪格参加到竞争中来。从利害关系而论，两黄旗大臣都希望由皇子继位，以继续保持两旗的优越地位。他们认为，豪格军功多，才能较高，天聪六年已晋升为和硕贝勒，皇太极称帝之初晋肃亲王，掌户部事，与几位叔辈平起平坐。皇太极在世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大大削弱了各旗的势力，但同时又保持着一定实力，又把正蓝旗夺到自己手中，合三旗的实力远远强于其他旗。因此，这三旗的代表人物必然要拥戴豪格继位。

多尔衮便是另一个竞争者。他的文武才能自不必说，身后两白旗和勇猛善战的两个兄弟则是坚强的后盾，而且，正红旗、正蓝旗和正黄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持他，就更使他如虎添翼。还有一个人也不容忽视，他就是镶蓝旗主济尔哈朗。虽然他不大可能参与竞争，但他的向背却对其他各派系有重大影响，无论他倾向哪一方，都会使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因此，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劝多尔衮自立为皇帝。八月十四日，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睿亲王多尔衮等都一起来到崇政殿，举行决定皇位归属的会议。最后矛盾集中在了以豪格为首的两黄旗和以多尔衮和多铎为首的两白旗上。双方相争，委决不下。 [24] 

睿亲王多尔衮在两黄、两红和两蓝六旗不支持的情势下，多尔衮自立的条件还不成熟，阻力来自两黄旗原皇太极手下的亲信大臣。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多尔衮最后议定由皇太极的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即帝位。 [25-26]  至是，礼亲王代善等奉福临登位，各王贝勒大臣等，共同誓书，昭告天地，同时宣布以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睿亲王多尔衮辅政，改元顺治。 [25]  就这样，多尔衮妥善地处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争夺问题，自己也向权力的顶峰迈进了一步。此后，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劝多尔衮自立为帝，多尔衮诛杀阿达礼、硕讬。 [27]  随后，又肃清了反对这种新格局豪格及其下属，稳固了新的统治。 [28]  多尔衮的这一方案，在客观上避免了八旗内乱，保存了实力，维护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基本一致。当然，他这一提案，是自己争夺皇位不易得逞之后才提出来的，是在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的逼人形势下提出的中策或下策，而并非是他一开始就高瞻远瞩、具有极广阔的胸襟。 [29]  多尔衮的权势也不断攀升，济尔哈朗谕诸大臣，凡事先向睿亲王多尔衮上报，书名也以多尔衮为先。 [30] 

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顺治帝在笃恭殿拜多尔衮为大将军，亲赐大将军敕印，令他统大军南下，入关与李自成和南明王朝开始了争夺天下的宏伟事业。 [25] 

定鼎燕京

顺治帝临政时，关内正一片混乱。明崇祯十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声威日壮的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城，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今景山），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宣告覆灭。四月初四日，吴三桂刚刚叛归山海关，并向清朝请兵援助。 [31]  内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多尔衮，认为“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主张立即出兵进取中原。他提出，“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因此要一改以往的屠戮抢掠政策，“严禁军卒，秋毫无犯” [32]  。即不仅在战略上改变得城不守之策，要入主中原，在战术上也要招揽民心。多尔衮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答应了吴三桂请兵的要求。 [31]  并在得到北京为农民军攻破的确报之后，“急聚兵马而行”，与农民军争夺天下。 [29] 

李自成此时方知事态的严重，于四月十三日亲率部队往山海关讨吴，但仍带有招降他的侥幸心理，行军速度亦颇迟缓，十九日前后才兵临关城之下。在此期间，吴三桂已派出使者向清军求援，使者于十五日便见到了多尔衮，向他递交了吴三桂的信函，表示如清军支援，则“将裂土以酬”。还不是投降的意思。多尔衮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他非常谨慎，一方面召集大臣谋士们商议，一方面派人回盛京调兵，再一方面故意延缓进军速度，逼迫吴三桂以降清的条件就范。由于事态紧急，吴三桂只得答应多尔衮的要求，请清军尽快入关，因为二十一日清军还距关十里，而关内炮声隆隆，喊杀阵阵，农民军已经开始攻城了。四月二十二日，李吴双方在山海关大战。 [33]  多尔衮非常了解吴三桂的窘境，因此长时间地作壁上观，在李自成即将攻下东西罗城和北翼城，吴三桂几次派人又亲自杀出重围向他求救的情况下，估计双方实力已大损，这才发兵进入山海关。在与农民军的决战中，他又使吴军首先上阵，在双方精疲力竭之际再令八旗军冲击，结果农民军战败，迅速退回北京。可以说，在山海关以西发生的这次著名战役前后，多尔衮充分利用了汉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挟制了吴三桂，使他不得不充当清军入主中原的马前卒。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举行了登基大典，四月三十日，李自成以郊外祭天为名撤出了北京。五月初二，清军进入北京城。 [34-35] 

侵占区夏

清军占领北京之后，多尔衮严禁抢掠，停止剃发， [36]  为明崇祯帝朱由检发丧，博得了汉族士绅的好感， [37]  然后迎请顺治小皇帝赴京登基，很快稳定了占领区内的形势。 [38]  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多尔衮与诸王贝勒大臣商议决定，迁都北京。清廷迁都北京既是出于统一中原、雄霸九州的目光，也是基于退可出关外的战略考虑。清廷以多尔衮为首者认为要“以图进取”，必须迁都北京，只有占据这个关口才能进而统一全国，“以建万年不拔之业”。八月二十日，清朝开始迁都。九月，顺治帝从盛京（沈阳）到达北京，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赐穿貂蟒朝衣。命礼部为多尔衮建碑纪绩，加赐多尔衮册宝、上饰十三颗东珠的黑狐冠一顶、黑狐裘一袭，金银、马驼等。 [39]  十月初一，顺治帝在皇极门（顺治二年改称太和门）向全国颁布登基诏书，清王朝正式定都北京，开始了以北京为都城的长达260多年的统治。 [40]  当顺治帝于皇极门重行即位大典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的同时，即令为多尔衮建碑纪功，“永垂功名于万世”。从此，在待遇上，多尔衮开始凌驾于诸王之上。 [41] 

李自成退入山陕之后，原明朝降官降将纷纷反水，但他在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仍积极准备反攻。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已建大西国于成都，统一了全川，而多尔衮对此尚不了解 [42]  。残明势力已于五月中拥戴福王朱由崧为帝，定都于南京，改年号为弘光，尚拥有中国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兵多粮足，构成清朝统一中国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的战略是：对农民军的主要力量坚决消灭，而对南明政权则是“先礼后兵”。在此方针领导下，多尔衮先后派叶臣、石廷柱、巴哈纳、马国柱、吴惟华等进攻山西，十月攻陷太原，进而包围陕西。同时，多尔衮派出大量降清的明官对南明君臣招抚，并写信给南明阁臣史可法，提出“削号归藩，永绥福禄”。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团来北京谈判过程中，他将其软禁起来，并不给予明确的答复。此时，清军已于九月占领山东，十月进据苏北，与史可法的军队沿河相峙。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认为全面进攻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十月先后命阿济格和多铎率军出征，向农民军和南明福王政权发起了战略总攻。很快，多铎于十二月底取得清灭大顺潼关之战的胜利，李自成放弃西安转移。多尔衮下令由阿济格追击农民军余部，而多铎则继续南下。

至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农民军连战失利，五月，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山之九宫山。这时多铎军已克扬州，史可法殉难。接着，清军渡长江，南京不战而克，朱由崧被俘，弘光政权灭亡。这一连串的胜利不禁使多尔衮喜出望外，他以为天下就此平定，江山已归一统。五月底，他已对大学士们表示要重行剃发之制，六月初，正式向全国发布剃发令。此举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抗争。 [38] 

权势煊赫

《多尔衮摄政日记》书影 [41]

顺治二年（1645年），多尔衮晋为皇叔父摄政王后，一切大礼诸如围猎、出师等时，王公贵族俱要聚集一处待候传旨，还要“列班跪送”多尔衮。若其回王府，则需送至府门。如遇元旦、庆贺礼时，文武大臣在朝贺顺治帝后，即去朝贺多尔衮。上朝时，多尔衮于午门内从便下轿，而诸王需于午门外下轿等等。上述所有仪注都表明一点，即多尔衮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41]  同时，由于明末党争激烈，清初又大量引用旧人，因此明末党争积弊在清初政局中反映出来，并与满洲贵族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从顺治二年（1645年）开始，以弹劾冯铨案形成了南北党争的中心内容。是年七月，浙江道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矛头直指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 [43]  。高层官员中如洪承畴、金之俊等均是南方人，不会支持冯铨。多尔衮考虑到冯铨这些人死心塌地效忠于满洲贵族，如果处罚了他们，朝中南方官员得势，于清朝统治可能发生不利影响。所以过了十天，多尔衮仍未表态。但出于对稳定整个形势的考虑，他终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在朝中公开申斥了龚鼎孳，仅将李森先革职，而对其他人并未深究。多尔衮通过双方的斗争更好地利用他们，借此达到他以汉治汉的目的。

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多尔衮以顺治皇帝信符收贮于皇宫之中，每次调兵遣将都要奏请钤印，十分不便。于是，即遣人将皇帝玺印都搬到自己的府中收藏备用。从是年起，多尔衮所用仪仗的种类与皇帝等同，均为20种，只是在每一种类的具体数目上比皇帝略少一些。而辅政王的仪仗则只有15种，明显逊于多尔衮，说明多尔衮与皇帝的差距越来越小。 [41] 

顺治四年（1647年）以后，如果官员奏书中将“皇叔父摄政王”还称作“九王爷”，或是不用全称而丢字漏字的话，都会受到革职处分。而且“以后凡行礼处，跪拜永远停止”，多尔衮再不用向顺治帝行礼了。 [41] 

顺治五年（1648年）末，多尔衮又向前进了一步，变成了皇父摄政王。其后，多尔衮“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即是说多尔衮不仅实权在握，而且在礼仪排场上也开始向皇帝看齐。凡一切政务，多尔衮不再有谦恭请示之举，未奉皇帝旨意，却一律称诏下旨，俨然如同皇帝。而且，他任人唯亲，任意罢免和提升官员。特别是“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竟以朝廷自居”，命令上述人等每日于自己的王府前候命。 [41] 

身后荣辱

顺治七年（1650年）八月，多尔衮追尊生母太祖妃乌喇纳拉氏，尊为“孝烈恭敏献哲仁和赞天俪圣武皇后”，祔享太庙。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行猎时坠马跌伤。十二月初九（公元1650年12月31日），多尔衮毙命于古北口外喀喇城，年三十九岁。

顺治帝闻之震悼。率王大臣缟服东直门外五里，迎多尔衮遗体。下诏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丧礼依帝礼。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尊多尔衮正宫元妃博尔济吉特氏为义皇后。祔享太庙。多尔衮无子，赐以豫亲王子多尔博为后袭亲王，俸禄是其他诸王的三倍。又以多尔衮的近侍詹岱、苏克萨哈为议政大臣。

但是，多尔衮死后不久，其政敌便纷纷出来翻案，揭发他的大逆之罪，首先议了阿济格的罪，然后恢复两黄旗贵族的地位，提升两红旗的满达海、瓦克达、杰书、罗可铎等。两白旗大臣苏克萨哈等见势头不对，也纷纷倒戈。在这种形势下，先兴罗什等五人狱，然后便正式宣布多尔衮的十四条罪状，追夺一切封典，毁墓掘尸。接着，当权者又接连处罚了刚林、巴哈纳、冷僧机、谭泰、拜尹图等。多尔衮多年培植的势力顷刻瓦解。多尔衮死后两个月，突然从荣誉的顶峰跌落下来，完全是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但是，多尔衮对于清王朝所立下的不世之功也绝不是政治对手们的几条欲加之罪所能掩盖的。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分别上疏，称颂多尔衮的功勋，几乎句句在理，但被济尔哈朗骂了个狗血喷头，流放宁古塔充军。 [44]  迟至一百年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发布诏令，正式为多尔衮翻案，下令为他修复坟茔，复其封号，“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如此铁案又再度被翻了过来。到此时，有清一代对多尔衮的评价算有了定论。[45] 

为政举措·定都北京

清军到达北京后，在是否将首都由沈阳迁到北京的问题上，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争论。以阿济格为首的反对派，主要以清兵入关太快、补给不足为理由，反对迁都。而多尔衮从统一和管辖整个中国的总战略出发，主张迁都北京。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多尔衮终于统一诸王、贝勒、大臣的意见，决定迁都北京，派遣辅国公吞齐喀等携奏章迎驾。 [46] 

创立制度

在政治体制上，多尔衮接受了明朝的现成制度，在中央机构中，仍以六部为最重要的国家权力机关，尚书皆由满人担任，但诸王贝勒亲理部事的制度却在入关前夕废除掉了。到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于六部实行满汉分任制度。多尔衮力图表现得比较开明，因此除原有的都察院之外，六科十三道也保留了下来，并一再鼓励官员犯颜直谏。总的来说，中央机构中虽承明制，但也保留了某些满族特有的制度，还引进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理藩院等机构，其内院的权力比起明朝内阁要小得多，并对原明臣试图增大内院权力的努力加以压抑。 [38] 

重用汉官

清朝入关，百废待举，多尔衮令戒饬官吏，网罗贤才，收恤都市贫民。用汤若望议，厘正历法，定名曰时宪历[16] 。

并且倚重汉官范文程、洪承畴、冯铨等人，设大学士，行使原先明内阁的职责。承袭了明代“票拟”制度，即内阁对内外大小臣工的题奏本章草拟出批复意见，供皇帝审阅定夺。

诛除异己

顺治初立，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怨多尔衮不拥立他为皇帝，有嫌隙。顺治元年（1644年）夏四月戊午朔，以语侵睿亲王多尔衮，为固山额真何洛会等所讦。讦告肃亲王豪格怨望悖妄罪，多尔衮就以豪格“图谋不轨”，削去他的王爵，废豪格为庶人，其党俄莫克图等皆论死。大臣扬善等以谄附，坐死。十月，大封诸王，又恢复了他的王爵。

顺治三年（1646年），多尔衮派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兵往四川镇压张献忠大西军。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豪格凯旋回京，没有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多尔衮与豪格有夙隙以豪格犯有包庇部属、冒领军功及提拔罪人扬善弟吉赛等罪名，将豪格囚禁于牢狱。三月，豪格死在狱中。多尔衮纳豪格福晋为妃。 [47] 

入关弊政

多尔衮有“六大弊政”，剃发易服、圈地、占房（侵占房舍）、投充（抢掠汉人为奴隶）、逋逃（逃人法）以及屠城。

（1）剃发易服

清入关之初，多尔衮颁布“剃发易服”令，清廷明令清军所到之处，限全体汉族人十日之内尽废明朝衣冠，依从满族剃发垂辫、着马蹄箭袖的服饰习俗，违抗者处死，引起全国各地民众的强烈反抗，很多人为此献出生命。

（2）占房圈地

清兵入关后，以明末战乱造成大批无主土地为由，强行将京畿土地无偿分给八旗王公贵族，造成大批被圈土地的百姓流离失所，社会更加动荡。

清朝定都北京，大批满族官民随同迁入关内，分布在北京及京畿地区。为了解决他们的生计，多尔衮下令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把北京内城（又叫北城）的几十万汉民强迫迁往外城（南城），腾空内城安置清朝皇室和八旗官兵。汉人搬迁时虽然给一点搬家费，但根本不够买房或盖房。许多汉民倾家荡产，或流离失所。

另一件事，是在京畿地区跑马占地。清廷派出官员，骑在马上，拉开户部发给的绳索，纵马圈占百姓良田，俗称“跑马占地”。名义上是圈占无主荒田，分给王公贵族和八旗官兵，实际上是把农民的大量土地无偿占有了。

（3）投充逃人

清朝王公旗人富户并不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在圈占的田地上设立农庄，因为缺少劳力，便实行逼民“投充”的政策，招收农民供其役使。许多汉人不愿离开故土，或经济破产，纷纷投充到八旗名下，充当奴仆。他们的处境非常悲惨，又引发大批逃亡问题。

多尔衮制定了严禁奴仆逃亡的法律，规定：抓获逃人，鞭一百，归还原主；隐匿者正法，家产没收；左邻右舍，各鞭一百，流放边远。这种肆意株连、刑罚过重的做法在社会上产生了严重恶果，与多尔衮“满汉一家”的思想当然也是南辕北辙。

军事·攻灭大顺

清军进入北京后，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十九日，多尔衮命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同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等部三万余骑，由大同经榆林、延安迂回入陕进攻大顺军；命和硕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所部进军江南。

由于此前李自成为扭转大顺军在山西、河南的颓势，自十月十二日起反攻河南怀庆（今河南沁阳），连克济源、孟县，在柏香镇大败清军，斩杀怀庆总兵金玉和等人。 [35]  多尔衮闻讯，急命正在南下进攻南明弘光政权的多铎转兵向西，先解怀庆之围，然后由河南渡黄河，与英亲王阿济格形成南北夹攻之势，两路清军同时进攻大顺军。李自成亲率刘宗敏、刘芳亮等精锐部队北上，准备与阿济格军决战于陕北。十二月十五日，多铎部进攻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在灵宝境内击败大顺军后趋向潼关。李自成闻讯后急忙率兵掉头赶赴潼关。清军为保证此次战役的胜利，增调固山额真阿山、马喇希等部经山西蒲州（今山西永济市西北）援助潼关清军，并调来红衣大炮加强装备。

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多铎率领的南路军于潼关大败大顺军。同时，英王阿济格率领北路军也一路过关斩将、势如破竹，与多铎会师西安指日可待。南北受敌的李自成弃西安南逃，出蓝田，走商州（今陕西商县），转战湖广地区。二月，多尔衮命阿济格继续挥兵追击大顺军。三月，刘宗敏率所部大顺军占领守备空虚的武昌，清军追踪而至，围攻武昌。四月二十三日，刘宗敏率所部大顺军弃城突围，遭清军伏击，大将刘宗敏负伤被俘，后清军用弓弦将其勒死。在此之前李自成率已部分大顺军从汉阳经嘉鱼、蒲圻退至通城。五月十七日，李自成在湘鄂赣交界处的通城县九宫山玄帝庙中拜神时遭当地乡民所杀，大顺政权至此灭亡。 [48] 

社会·轻徭薄赋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多尔衮进入北京后，宣布自顺治元年起，薄税敛。令曰：“明朝弊政，实行三饷，辽饷之外，复还有练饷、剿饷，数倍加派，近者十余年，远者二十年，以致民不聊生，朝不保夕。更有粮料、召买诸多名目，各种私派巧取殃民。今与民约，凡正额赋外，一切加派尽予删除。官吏若有不从者，察实治其罪。” [16] 

革除积弊

多尔衮进入北京后，还下令：“自明朝祸乱，刁风日竞设机构讼，伤财败俗心窃痛之！自今皆予以维新，凡顺治元年五月初二日昧爽以前，罪无大小悉行豁免。有违谕讦讼者，以所告之罪罪其自身。田、婚、斗殴细故，就有司告理即可。重大案情者经抚按结案，不是机密要情，无许进入北京越级诉诉。有讼师诬陷良民的，加罪一等反坐讼师。” 

夷狄联合

蒙古

顺治帝 [49]

在民族关系方面，多尔衮首先继承了其父兄的政策，对漠南蒙古友好相待。科尔沁、阿霸垓、扎鲁特、鄂尔多斯、郭尔罗斯、土默特、苏尼特、翁牛特、喀喇沁、敖汉、奈汉诸部曾入关协助清军作战，多尔衮对他们优劳有加，封赏甚丰，后来双方的封贡往还长期不断。此外，双方首脑人物也时有来往，如科尔沁部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郡王满朱习礼等贵戚前来，多尔衮等亲自迎送宴请。多尔衮因事出塞，也常与各部落王公贵族相会，从而不断加深双方的感情。 [50]  顺治四年（1647年）八月，多尔衮自己也纳阿霸垓部落笃思噶尔济农之女为妃。这些都是传统的联姻政策的体现。多尔衮正是通过这种手段，维持了北方的稳定。正如后来魏源所感叹的：“世祖当草创初，冲龄践阼，中外帖然，系蒙古外戚扈戴之力。 [51]  ” [38] 

漠北蒙古喀尔喀部札萨克图汗曾将满人称为“红缨蒙古”，与清廷尔我相称。 [52]  顺治三年（1646年）初，苏尼特部落的腾机思等人叛清投奔漠北之喀尔喀车臣汗，因此多尔衮命多铎率军平叛，并直接与土谢图汗和车臣汗发生了冲突。事件平息之后，双方经过书信往还和使者谈判，土谢图、车臣、札萨克图三汗先后遣使谢罪，表示和解。但此三部真正向心于清政府，还是在四十年后他们在噶尔丹的威胁下迁入内蒙的时候。

另外多尔衮与漠西蒙古也开始往来。清兵入关后，准噶尔下属的许多部落纷纷前来朝贡，巴图尔珲台吉也与清廷建立了联系，厄鲁特下属一些部落还曾帮助多尔衮镇压甘肃等地的起义。 [38] 

西藏

统治西藏的和硕特顾实汗和达赖五世、班禅四世在顺治二、三年间上表入贡，多尔衮也遣使携礼物去慰问。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又派人敦请达赖喇嘛进京，加强双方的关系。对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西藏帕木竹巴家族的后代首领，多尔衮也没有轻视，亦赐号锡诰。 [38] 

回疆

吐鲁番首领遣使入贡，多尔衮也表示欢迎，并同意对他们重新封爵。这样，在多尔衮摄政时期，清廷已与西藏和回疆的地方政权及宗教政权建立或是恢复了联系，为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进一步确立在这些地区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38] 

外交

清初与李氏朝鲜的往来比较频繁。多尔衮入关之时，带着入质世子在军中，顺治二年（1645年）又同意世子等回国。 [53]  但是，他也曾多次令朝鲜贡米、水果等物，并令朝鲜为他选美女，搞得朝鲜王国人心惶惶。

日本一直对清抱敌视态度，当时的德川幕府似乎有意支持南明。但在顺治元年（1644年）发生的漂倭事件中，多尔衮却对那些日本人十分优待，又多次召见他们，“恳切地问话”，并在第二年送他们回国， [54]  向日本传达了友善的态度。

西方传教士自明末以来就进入中国，但多尔衮并未以狭隘的民族偏见对待他们，这从他优待和信任汤若望的行动中可以明显看出。但对葡萄牙人入广东贸易的要求仍加以拒绝， [55]  这表现出多尔衮对少数为自己服务的外国人十分优宠，政策开明，而对有可能威胁清朝安全的较大规模双边交往则持保守态度。

人物评价

《清史稿》：睿亲王多尔衮摄政有年威福自专，殁后其属人首告定罪除封。念定鼎之初王实统众入关，肃清京辇檄定中原，前功劳未可尽泯。今其茔域榛芜，后嗣废绝殊堪悯恻。交内务府派人员修葺，并令近支王公按时祭扫。 [16] 

《清世祖实录》：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称诏旨。擅作威福，任意黜陟。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升，不合伊者滥降，以至僭妄悖理之处，不可枚举。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竟以朝廷自居，令其日候府前。 [56] 

皇太极：朕爱尔过于诸子弟，赉尔独厚。 [57] 

济尔哈朗：昔太宗文皇帝龙驭上宾，诸王大臣共矢忠诚，翊戴皇上。方在冲年，令臣济尔哈朗与睿亲王多尔衮同辅政。逮后多尔衮独擅威权，不令济尔哈朗预政，遂以母弟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自称皇父摄政王。凡批票本章，一以皇父摄政王行之。仪仗、音乐、侍从、府第，僣拟至尊。擅称太宗文皇帝序不当立，以挟制皇上。构陷威逼，使肃亲王不得其死，遂纳其妃，且收其财产。更悖理入生母于太庙。僣妄不可枚举。臣等从前畏威吞声，今冒死奏闻，伏原重加处治。 [16] 

豪格诅咒多尔衮是“有病无福”之人，多尔衮身材细瘦，素患风疾，常常头昏目眩，壮年猝死，大抵跟纵欲有关。随着权力的迅速膨胀，多尔衮的生活穷侈极欲，“于八旗选美女入伊府，并于新服喀尔喀部索取有夫之妇”，还逼娶朝鲜公主，又嫌其不美，让朝鲜再选美女，搞得朝鲜朝野大怨。

顺治帝：①各处征伐，皆叔父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叔父幼而正直，义无隐情，体国忠贞，助成大业。②又辅朕登极，佐理朕躬，历思功德，高于周公。 [58] 

卫匡国：①他具有超人的谋略和精明，并以勇武和忠实著称。他的聪明才智使最有学识的中国人都钦佩不已，他的公正仁慈赢得平民百姓的爱戴。②阿玛王使鞑靼获得了中国，由于他的贤明公正仁慈和军事才能，鞑靼人和中国人都对他很敬畏。这个当权者的死给朝廷带来很大的麻烦。” [59] 

日本商人国田兵右卫门等：九王子是皇帝的叔父，是一位年在三十四五岁，身材瘦长，留有美髯，是个皮肤微黑，面貌英俊，目光锐利的人。他是皇帝下面第一个有地位的人，其他各王和所有的臣下，都尊重他，上上下下都怕他。 [60] 

乾隆：①睿亲王多尔衮，摄政有年威福自专，扫荡贼氛肃清宫禁。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创制规模。奉世祖入都成一统之业，功劳最著。王之立心行事实为笃忠，感厚恩明君臣之大义。②睿亲王多尔衮扫荡贼氛肃清宫禁。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边疆。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奉世祖车驾入都，成一统之大业，厥功最著。 [16]  ”

徐珂：睿亲王多尔衮以元勋懿戚，横被流言，乾隆朝，始特旨昭雪，复爵予谥。 [61] 

蔡东藩：若清则国势方盛，太宗晏驾，以六龄之幼主，安然即位，多尔衮等忠心辅幼，竟尔匕鬯无惊。至于明社已屋，又由多尔衮出师，唾手中原。 [62] 

萧一山：在入关初，总成其事，揽权行政者，则睿王多尔衮也。使清无多尔衮之摄政，无范洪诸人之运筹，无多铎等之征伐，则清之一统，未可必也。 [63] 

孟森：①清入关创业，为多尔衮一手所为。世祖冲龄，政由摄政王出。当顺洽七年以前，事皆摄政专断，其不为帝者，摄政自守臣节耳。屡饬廷臣致敬于帝，且自云太宗深信诸子弟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之以翼戴冲人自任，其功高而不干帝位，为自古史册所仅见。 [64]  ②清饶天幸，以多尔衮入关成大功……其明达是以听纳正论，然其时能持论者，实无几人，旧人中唯范文程，降臣中唯洪成畴为有见地，而多尔衮皆能虚受其言。

周汝昌：多尔衮既亡，清政局遂一大变。 [65] 

顾诚：对于清廷的最高统治者摄政王多尔衮来说，胜利却来得太容易，他以为清朝的两大对手大顺、南明都已经被彻底打垮，剩下的事不过是接管地方，享受胜利果实而已。 [66] 

刘为：多尔衮短暂的一生中，戎马战事占用了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在整个皇太极统治17年期间，多尔衮主要经历是统军作战，并逐渐成为皇太极的亲信，以此积累了军事实力和从政经验。 [67] 

李治亭：在清朝开国史上，摄政王多尔衮无疑是决定清朝命运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在明清兴亡的关键时刻，毅然决策进关夺权；又在关键时刻，指挥关键的山海关决战，一举击败李自成，清朝顺利进关；再决策，定鼎北京；国家初成一统！从一定意义上说，多尔衮之开创清朝历史新纪元，与努尔哈赤之开国奠基一样，同具深远的历史意义。 [68] 

李鸿彬：多尔衮是清开国时期的一个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入关前他是太宗皇太极的得力助手，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建立许多战功，成为智勇双全的著名将领。他继承了太祖、太宗入主中原，统一全国的遗愿，辅佐年幼的顺治帝建立清王朝，是清开国的第一大功臣。 [57] 

亲属成员

父亲：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母亲：阿巴亥，乌拉那拉氏

同母兄：爱新觉罗·阿济格

异母兄：爱新觉罗·褚英、爱新觉罗·代善、爱新觉罗·莽古尔泰、爱新觉罗·皇太极等

同母弟：爱新觉罗·多铎

多尔衮的妻妾究竟有多少，很难说清楚。据玉碟和其它史料记录，至少多尔衮有七位福晋（妻子）和四位妾室。福晋中，蒙古女子5人，满人女子1人，朝鲜女子1人。后金时代，贵族奉行一夫多妻多妾制，可有多位福晋。所称继福晋者，并非丧妻再娶的继室。另外，懿靖大贵妃所扶养蒙古女淑侪，或指淑侪为林丹汗女，仅知淑侪在崇德五年（1641年）与多尔衮正式完婚，其余事迹无记载。

福晋，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部落出身，吉桑阿尔寨（或译桑噶尔寨）之女，博尔济吉特·明安（明安老人）的孙女。天命九年（1624年）她与多尔衮成婚时 [69]  ，多尔衮只有13岁。其后事迹没有记载。

嫡福晋，义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部落出身，索诺布台吉和科尔沁大妃之女。孝端文皇后同母异父的妹妹。顺治六年（1649年），博尔济吉特氏逝世。多尔衮对她的感情很深，追封她为敬孝忠恭正宫元妃。多尔衮去世，博尔济吉特氏又被追封为敬孝忠恭义皇后。次年追封被夺。她的名字可能是巴特玛，野史以她为孝庄文皇后的姐妹，称小玉儿。从父系血缘，实为孝庄文皇后侄女。

继娶福晋，佟佳氏。建州女真本部出身，尚书蒙格图之女。

三娶福晋，博尔济吉特氏。蒙古扎尔莽部落出身，根杜尔台吉之女。

四娶福晋，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部落出身，拉布什西台吉之女。

五娶福晋，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部落出身，索诺布台吉之女，孝庄文皇后侄女。原为豪格的福晋，因豪格与多尔衮政治斗争失败，在豪格死后被多尔衮娶之。

六娶福晋，义顺公主李氏。李氏朝鲜宗室出身，朝鲜锦林君李恺胤（朝鲜成宗玄孙，在清室玉牒中音译为“金林郡公李开音”）之女，1650年多尔衮派人去朝鲜提亲，朝鲜孝宗封她为义顺公主，作为国王义女嫁给多尔衮，不久后多尔衮死去，改嫁给端重亲王博洛，之后清朝应朝鲜锦林君李恺胤请求将她送回国。 [70] 

妾，公齐特氏，蒙古察哈尔部落出身，延布图台吉之女。

妾，博尔济吉特氏，杜思噶尔卓农台吉之女。

妾，济尔莫特氏，邦武图之女。

妾，李氏。李什绪之女。

女儿，爱新觉罗·东莪，多尔衮亲生独生女。

养子，爱新觉罗·多尔博，弟多铎第五子，母为多铎继福晋博尔吉济特·达哲（义皇后姐妹），顺治七年（1650年）袭爵，顺治八年（1651年）被革归宗，顺治十四年（1657年）封多罗贝勒，康熙十一年（1672年）去世，年30岁，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复爵。子苏尔发，母为刘氏，康熙四十年（1701年）去世，年38岁。后“以睿王私制御用服饰等件，又欲率两旗驻永平，阴谋篡逆。睿王应籍没所属家产人口入官。其养子多尔 博，女东莪俱给信王。“ [71] 

轶事典故

大凌河之战时，多尔衮冲锋陷阵，皇太极怒责他的部下不加劝阻，说：“我的弟弟墨尔根戴青（多尔衮）也冲锋而入，倘有疏失，必将你等处以严刑，断不宽容！” [73]  进攻锦州城，多尔衮又一马当先，冲在前面。明将祖大寿的军队从锦州城头向南发炮，洪承畴的军队则由南向北发炮，多尔衮受到夹击，几乎被击毙。以后祖大寿投降，多尔衮向他谈及当时的险状，祖大寿说：“果有此事？如炮火击中大王坐骑，后果不堪想象！”后来成为摄政王的多尔衮对诸学士说：“当时两仇相敌，唯恐打不中，祖大寿言不由衷，实在可笑！” [74] 

献出玉玺

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年），多尔衮为皇太极和大清朝立下了一个特殊的功劳。这一年九月，多尔衮率军征伐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残部。他临之以威、施之以谋，导致林丹汗余部不战而降，并献出了中华帝国失踪二百多年的“传国玉玺”（实为“制诰之宝”）。据说，这颗传国玉玺从秦始皇之后一直传到了元朝，具有天命所归的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多尔衮得到这颗传国玉玺并献给皇太极，皇太极受大家的拥戴，登上了大清帝国的皇帝宝座。 [75]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多尔衮才被推到了皇太极死后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上。 [75] 

赐死豪格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一日，在多尔衮即将出征大明前夕，豪格的一个亲信部下，出面检举豪格“悖乱”。处理的结果是，几位忠实于豪格的部下被杀死，豪格本人被废为庶人。这是一个奇怪的、完全狗屁不通的判决。三年后，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已经牢牢掌控了大权的多尔衮再次起用豪格，命他率军前去对付张献忠。顺治五年二月初三日，豪格在把这位令四川人闻之色变的“大西皇帝”杀死后，凯旋回京。一个月以后，为他庆功的热乎劲儿还没有完全过去，豪格便又一次获罪被幽禁起来。这一次，他的罪名真的称得上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不久，时年四十岁的豪格在幽禁中无疾而终。有人认为，他是被受过专门训练、具有高度技巧的大明锦衣卫留用人员奉命杀死的。死后，检查不出任何致死的原因。这可能是福临小皇帝痛恨多尔衮的原因之一，多尔衮的身后亦由此注定。 [76] 

后世纪念

多尔衮墓原址位于北京市东直门街道新中街。顺治八年（1651年）多尔衮被撤去帝号、庙享，家产皆籍没入官，建设中的墓地被拆除。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诏令平反，依亲王陵寝制度恢复坟茔。多尔衮园寝俗称“九王坟”，占地面积20万平方米，坐北朝南，最南边有神桥一座，下有月牙河，有围墙、子墙两道，南辟宫门三间及栅栏门，进门有东西朝房，碑楼两座，后有享殿五间。享殿后有月台，月台上建大坟冢一座。辛亥革命以后，多尔衮后人将地面建筑拆卖。1954年九王坟被拆平。

人物争议传位之谜

努尔哈赤死后，选谁做接班人成了当务之急。努尔哈赤最宠爱的大妃子阿巴亥生的3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三兄弟。照道理讲，在这些人中皇太极是所有候选人最不可能继承汗位。因为皇太极的母亲来自努尔哈赤的敌对部落，皇太极的舅舅又始终在和努尔哈赤对着干，两个部落针锋相对。努尔哈赤留下遗言是让多尔衮继位，那么皇太极是怎样在这样的劣势中杀出一条称王之路的呢？ [72] 

最开始的时候，努尔哈赤曾经想让次子代善做自己的接班人。没成想，代善与多尔衮的妈妈年龄相仿，一来二去两人走得比较近了。别人就跑到努尔哈赤那把这两人给告了。努尔哈赤亲自审问，两人也承认了彼此之间的确有些交情。其实说不定也只是见见面、吃吃饭而已，但在别人的添油加醋之下，整个局面变得不可收拾。这“绯闻”越传越邪，逼得努尔哈赤没法收场，只好剥夺了代善的继承资格。这样一来，四大贝勒中只剩两个竞争者阿敏和莽古尔泰。 [72] 

真正把皇太极送上汗位的其实是大贝勒代善的两个儿子。他们的理由很简单：第一，拥立谁都不能拥立多尔衮。如果没有多尔衮的妈妈和代善传了那段不明不白的“绯闻”，代善早已经是大汗了。对多尔衮，那是一个恨啊。第二，皇太极虽也是算不上自己人，但权势最弱，最容易成为他们的傀儡。于是父子三人合力助皇太极继承了汗位。 [72] 

太后下嫁

孝庄文皇后究竟是否下嫁了多尔衮，乃清初三大疑案之一，在史学界是争论的焦点问题。

持下嫁说专家的理由： [77] 

孝庄文皇后 [78]

1．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无疑是把太后置于妻子，皇帝置于儿子的地位，如果太后没有下嫁，她和皇室亲王贝勒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奇怪的是此事却得到他们的默认。”

2．据朝鲜史料记载，顺治六年（1649年）二月，清朝廷曾派遣使臣赴朝鲜递交国书，朝鲜国王看见书中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便问“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清朝来使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云。”右议郑太和说：“敕中虽无此语，似是已为太上矣。”朝鲜国王也说：“然则二帝矣。”这里说明朝鲜君臣也发现所谓“皇父”的奥秘。无疑是指太后下嫁一事。

3．明朝遗臣张煌言的诗词。 [79] 

4．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二月，孝庄文皇后病重留下遗嘱， [80]  这种作法是违背清朝帝后丧葬制度的，可见她有难言苦衷，所以康熙把太皇太后的灵枢停放在东陵，雍正时才葬入昭西陵地宫。

持未嫁说的专家认为：

1．孝庄文皇后在顺治时已贵为皇太后，以她的尊崇身份，如下嫁就不会死后葬入皇陵了。

2．顺治诏书子虚乌有。

3．张煌言之诗不可信，有的著名清史学家认为，张煌言对清廷怀有成见，其诗不能作为史实根据。

4．康熙帝及以后各帝始终承认孝庄文皇后是清太宗文皇帝的皇后，对其尊崇备致，歌功颂德，祭礼有加。所以“太后下嫁”之案根本不存在。

5．“慈宁宫里烂盈门”之句说太后大婚时慈宁宫内外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但据《清实录》载，孝庄文皇后是在顺治十年慈宁宫修葺之后才搬进去的，所以大办婚事必得在顺治十年（1653年）之后，但多尔衮已于顺治七年（1649年）十二月病死，可见“太后下嫁”之说不可信。

参考资料

1.  胡增益主编．《新满汉大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4页

2.  《旧满洲档·昃字档》。

3.  《满文老档·太祖》卷14。

4.  从孤儿弱主到和硕睿亲王  ．中国通史[引用日期2015-05-28]

5.  《清史稿》：大妃，纳喇氏，乌喇贝勒满泰女。岁辛丑，归太祖，年十二。孝慈皇后崩，立为大妃。天命十一年七月，太祖有疾，浴於汤泉。疾大渐，乘舟自太子河还，召大妃出迎，入浑河。庚戌，舟次叆鸡堡，上崩。辛亥，大妃殉焉，年三十七。同殉者，二庶妃。妃子三：阿济格、多尔衮、多铎。

6.  《清史稿·后妃列传》  ．南京故宫博物院[引用日期2013-02-22]

7.  《清史稿·卷二百十八·列传五》：天聪二年，太宗伐察哈尔多罗特部，破敌於敖穆楞，多尔衮有功，赐号墨尔根代青。

8.  揭爱新觉罗·多尔衮的一生：与孝庄皇太后是否有情？为何死后遭顺治帝清算？  ．人民网[引用日期2020-05-03]

9.  《清史稿·卷二百十八·列传五》：三年，从上自龙井关入明边，与贝勒莽古尔泰等攻下汉儿庄，趋通州，薄明都，败袁崇焕、祖大寿援兵於广渠门外，又歼山海关援兵於蓟州。

10.  《清史稿·卷二百十八·列传五》：四年，引还，多尔衮与莽古尔泰先行，复破敌。

11.  《清史稿·卷二百十八·列传五》：五年，初设六部，掌吏部事。

12.  《清史稿·卷二百十八·列传五》：从上围大凌河，战，多尔衮陷阵，明兵堕壕者百馀，城上炮矢发，将士有死者。

13.  《清史稿·卷二百十八·列传五》：祖大寿约以锦州献，多尔衮与阿巴泰等以兵四千，侨装从大寿作溃奔状，袭锦州，锦州兵迎战，击败之。

14.  《清史稿·卷二百十八·列传五》：七年六月，诏问征明及朝鲜、察哈尔三者何先，多尔衮言：“宜整兵马，乘谷熟时，入边围燕京，截其援兵，毁其屯堡，为久驻计，可坐待其敝。”

15.  《清史稿·卷二百十八·列传五》：九年，上命偕岳讬等将万人招察哈尔林丹汗子额哲，师还渡河，多尔衮自平鲁卫至朔州，毁宁武关，略代州、忻州、崞县、黑峰口及应州，复自归化城携降众远。林丹汗得元玉玺曰“制诰之宝”，多尔衮使额哲进上，群臣因表上尊号。

16.  《清史稿·卷二百十八·列传五》  ．国学导航[引用日期2013-02-22]

17.  滕绍箴. 多尔衮之谜.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12: 69–72. ISBN 978-7-5004-7271-1.

18.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4，崇德二年四月初五日条：甲戌，和硕睿亲王多尔衮遣蘇拜等奏报入质朝鲜国王诸子及大臣诸子家口数目：世子李汪家口：男子八名，妇人十一口，家丁九名，太监七名，掌库司庖及使令人役共二十二名；次子李淏家口：妇人五口，家丁三名，使令人役十六名，军役皂隶四十四名。尚书安一训、侍郎朴鲁、朴黄、武官李集思、文官李明顺、米应夏、李泽高、甄类成、李奎、随从官四员。医生四名，通事三名，书办四名伴当三十一名。大臣质子：礼部尚书子一人、工部尚书子一人。其家口共一百八十二名口，马六十四匹。其李汪、李淏与其妻不在其内。

19.  《清史稿·卷二百十八·列传五》：三年，上伐喀尔喀，王留守，筑辽阳都尔弼城，城成，命曰屏城；复治盛京至辽河大道。

20.  《清史稿·卷二百十八·列传五》：六年，复围锦州。洪承畴率十三万人屯松山，王屡击之，以敌众，请济师。上自将疾驰六日，次戚家堡，将屯高桥。王请上驻松山、杏山间，分兵屯乌欣河南山，亘海为营。明兵屡却复前，上张黄盖指挥，明兵引退。王偕洛讬等趋塔山道横击之，明兵多死者；遂发炮克塔山外四台，擒王希贤等。寻以贝勒杜度等代将，王暂还。复出，七年，下松山，获承畴，克锦州，大寿复降。进克塔山、杏山。乃隳三城，师还。叙功，复亲王。

21.  《清太宗实录》卷22。

22.  《满文崇德三年档》卷7，崇德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23.  《满文崇德三年档》卷8，宗德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清太宗实录》卷31。

24.  《孝庄》历史资料：清顺治帝福临登基背后的权力争斗  ．新浪网[引用日期2014-11-02]

25.  福临的即位  ．中国网[引用日期2014-11-02]

26.  《沈阳状启》癸未年八月十四日：十四日，诸王皆会於大衙门，大王（代善）发言曰：“虎口（豪格），帝之长子，当承大统”云。则虎口曰：“福小德薄，非所堪当。”固辞退去。定策之议，未及归一。帝之手下将领之辈，佩剑而前曰：“吾属食於帝、衣於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於地下而已！”大王曰：“吾以帝兄，常时朝政，老不预知，何可参於此论乎？”即起去，八王（阿济格）亦随而出，十王（多铎）默无一言。九王（多尔衮）应之曰：“汝等之言是矣。虎口王既让退出，无继统之意，当立帝之第三子（实为第九子），而年岁幼稚，八高山（固山）军兵，吾与右真王（郑亲王济尔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後，当为归政，誓天而罢”云。所谓第三子，年今六岁……

27.  《清史稿·卷二百十八·列传五》：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劝王自立，王发其谋，诛阿达礼、硕讬。

28.  《清史稿·卷二百十八·列传五》：固山额真何洛会等讦肃亲王豪格怨望，集议，削爵，大臣扬善等以谄附，坐死。

29.  《中国通史·立幼帝大战山海关》  ．中国通史[引用日期2015-07-11]

30.  《清史稿·卷二百十八·列传五》：济尔哈朗谕诸大臣，凡事先白王，书名亦先之。

31.  《清史稿·卷二百十八·列传五》：明平西伯吴三桂自山海关来书乞师，王得书，移师向之。癸酉，次西拉塔拉。答三桂书曰：“我国欲与明修好，屡致书不一答。是以整师三入，盖示意於明，欲其熟筹通好。今则不复出此，惟底定中原，与民休息而已。闻流贼陷京都，崇祯帝惨亡，不胜发指，用率仁义之师，沈舟破釜，誓必灭贼，出民水火！伯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勿因向守辽东与我为敌，尚复怀疑。昔管仲射桓公中钩，桓公用为仲父，以成霸业。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国雠可报，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

32.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藏《清世祖实录》稿本二次本，见庄练：《明清史事谈丛》。

33.  《清史稿·卷二百十八·列传五》：丁丑，次连山。三桂复遣使请速进，夜逾宁远抵沙河。戊寅，距关十里，三桂报自成兵已出边。王令诸王逆击，败李自成将唐通於一片石。己卯，至山海关，三桂出迎，王慰劳之。令所部以白布系肩为识，先驱入关。时自成将二十馀万人，自北山列阵，横亘至海。令三桂居右翼后。搏战，大风扬沙，咫尺不能辨。力斗良久，师噪。风止，自三桂阵右突出，捣其中坚，马迅矢激。自成登高望见，夺气，策马走。师无不一当百，追奔四十里，自成溃遁。王即军前承制进三桂爵平西王。下令关内军民皆薙发。以马步兵各万人属三桂，追击自成。

34.  《清史稿·卷二百十八·列传五》：五月戊子朔，师次通州。自成先一日焚宫阙，载辎重而西。王令诸王偕三桂各率所部追之。己丑，王整军入京师，明将吏军民迎朝阳门外。

35.  《清史稿·卷四·本纪四》  ．国学导航[引用日期2013-02-22]

36.  《清史稿·卷二百十八·列传五》：王初令官民皆薙发，继闻拂民原，谕缓之。

37.  《清史稿·卷二百十八·列传五》：下令将士皆乘城，毋入民舍，民安堵如故。为崇祯帝发丧三日，具帝礼葬之。

38.  《中国通史·九洲干戈开国定制》  ．中国通史[引用日期2015-02-27]

39.  《清史稿·卷二百十八·列传五》：九月，上入山海关，王率诸王群臣迎於通州。上至京师，封为叔父摄政王，赐貂蟒朝衣。十月乙卯朔，上即位，以王功高，命礼部尚书郎球、侍郎蓝拜、启心郎渥赫建碑纪绩，加赐册宝、黑狐冠一、上饰东珠十三、黑狐裘一，副以金、银、马、驼。

40.  清廷迁都北京  ．故宫博物院[引用日期2013-02-22]

41.  多尔衮生前声名赫赫 死后被掘墓鞭尸削首  ．中国网[引用日期2014-10-15]

42.  《多尔衮摄政日记》，顺治二年闰六月十二日。

43.  《皇清奏议》卷2。

44.  蒋良骐．《东华录》卷7：国史馆，清朝

45.  《中国通史·功罪自有评说》  ．中国通史[引用日期2015-05-28]

46.  满族风情  ．岫岩满族自治县政务公开网[引用日期2015-02-27]

47.  《清史稿·卷二百十九·列传六》  ．国学导航[引用日期2013-02-22]

48.  清军两路追击李自成  ．故宫博物院[引用日期2013-02-22]

49.  命造帝王：顺治帝福临  ．新浪网[引用日期2014-10-31]

50.  《清世祖实录》卷20、21、33、46。

51.  魏源：《圣武记》卷3，“国朝绥服蒙古记”。

52.  《清世祖实录》卷32。

53.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8、3721、3748页。

54.  《鞑靼漂流记》，见《清史研究集》第一辑。

55.  《清世祖实录》卷33。

56.  《清世祖实录》卷53。

57.  《清代皇帝传略》之摄政王多尔衮  ．中华文史网[引用日期2015-02-27]

58.  《清世祖实录》卷9。

59.  卫匡国·《鞑靼战记》。

60.  国田兵右卫门等：《鞑靼漂流记》。

61.  清稗类钞（清）徐珂编-爵秩类  ．国学导航[引用日期2015-02-27]

62.  清太宗宾天传幼主 多尔衮奉命略中原  ．国学导航[引用日期2015-05-19]

63.  清代通史  ．历史网[引用日期2015-06-27]

64.  孟森．《清史讲义》．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第110页

65.  《红楼梦新证》前期（明万历二十年—清顺治十八年）[三]  ．国学导航[引用日期2015-02-27]

66.  《南明史》清廷统治者推行的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政策  ．国学导航[引用日期2015-02-27]

67.  试论摄政王多尔衮的朝鲜政策  ．中华文史网[引用日期2015-02-27]

68.  多尔衮严惩贪官  ．中华文史网[引用日期2015-02-27]

69.  《满洲实录·卷七》（天命九年五月）○二十八日科尔沁部桑噶尔寨台吉送女来　帝设宴与皇子多尔衮台吉为妃

70.  《朝鲜王朝实录·显宗实录》卷5，三年八月十八日条： 孝宗朝, 淸国九王, 欲与我国结婚, 遣使要得公主, 孝宗重违其意, 选宗室锦林君恺胤女, 称以义顺公主, 送与九王。 九王旣死, 淸国以其女, 遽与九王手下将, 恺胤适奉使入燕京, 呈文请还, 淸人许出送。

71.  《世祖实录》顺治八年二月癸巳条

72.  历史中的孝庄:下嫁多尔衮 姐妹恩怨之真相  ．华夏经纬网[引用日期2014-10-31]

73.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9，天聪五年八月十二日条：时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亦率护军冲入，上闻之，怒曰：“图赖为敌所诱，冒昧轻进，众军因而争往。诸贝勒有不奋身力战者乎？朕弟墨尔根戴青亦冲锋而入，倘有疏虞，必将尔等加以严刑！……”

74.  《多尔衮摄政日记》，顺治二年闰六月初七日：王上日：“火炮迅疾，难见难避。非人不欲避，欲避之而不得也。若见炮不避，是痴人矣！“王因言及昔年大兵攻锦州时，洪军门于南山向北放炮，祖大寿从城头向南放炮，我兵存身无地，神器实为凶险。后破锦州，以此言语大寿。大寿张惶失惊云：“果有此事，如彼时炮中王马，为之奈何！”王笑谓大学士等云：‘彼时两仇相敌，唯恐不中。大寿言不由衷，诚为可笑。”

75.  解开多尔衮的谜团  ．中国网[引用日期2015-02-27]

76.  解开多尔衮的谜团  ．中国网[引用日期2015-02-27]

77.  多尔衮简介 历史上的多尔衮与孝庄文皇后的关系  ．雷霆军事网[引用日期2014-06-14]

78.  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图库  ．中国美术史[引用日期2014-10-31]

79.  《张苍水诗集》中“建夷宫词”一诗中云：“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咋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80.  “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父子，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

谢选骏指出：“多尔衮出生于建州左卫赫图阿拉城，其名字的满语意思为‘狗獾’”——这就说明多尔衮确实来路不明，否则怎会受此名号？

网文《狗獾》报道：

温馨提示：保护野生动物，杜绝野味，它们不属于餐桌。

狗獾（学名：Meles meles），是鼬科、狗獾属的一种动物。狗獾在鼬科中体形较大，肥壮，颈部粗短，四肢短健，尾短，体背褐色与白色或乳黄色混杂，四肢内侧黑棕色或淡棕色。

狗獾一般在春、秋两季活动，性情凶猛，冬眠，挖洞而居，杂食性，每年繁殖一次，每胎2-5仔，栖息环境比较广泛，如森林、灌丛、田野、湖泊等各种生境，分布于亚欧大陆大多数地区。

趣味知识

狗獾：其貌不扬却一身是宝2020-10-15 19:07

獾子，也叫狗獾、欧亚獾，是分布于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一种哺乳动物，属于食肉目鼬科。我国狗獾在乡野间也常常被人称为獾八狗子。头扁、鼻尖、耳短，颈短粗，尾巴较短，四肢短而粗壮，爪有力适于掘土，经常在洞里生活，背毛硬而密，基部为白色，近末端的一段为黑褐色，毛尖白色，体侧白色毛较多。中文名狗獾，拉丁学名Meles。

形态特征

狗獾在鼬科中是体形较大的种类，体重约5-10kg，大者达15kg，体长在500-700mm之间，体形肥壮，吻鼻长，鼻端粗钝，具软骨质的鼻垫，鼻垫与上唇之间被毛，耳壳短圆，眼小。颈部粗短，四肢短健，前后足的趾均具粗而长的黑棕色爪，前足的爪比后足的爪长，尾短。肛门附近具腺囊，能分泌臭液。

狗獾体背褐色与白色或乳黄色混杂，从头顶至尾部遍被以粗硬的针毛，背部针毛基部3/4为灰白色或白色，中段为黑褐色或淡黑褐色，毛尖白色或乳黄色。体侧针毛黑褐色部分显然减少，而白色或乳黄色毛尖逐渐增多，有的个体针毛黑褐色逐渐消失，几乎呈现乳白色。 绒毛白色或灰白色。头部针毛较短，约为体背针毛长度的1/4。在颜面两侧从口角经耳基到头后各有一条白色或乳黄色纵纹，中间一条从吻部到额部，在3条纵纹中有2条黑褐色纵纹相间，从吻部两侧向后延伸，穿过眼部到头后与颈背部深色区相连。耳背及后缘黑褐色，耳上缘白色或乳黄色，耳内缘乳黄色。从下颌直至尾基及四肢内侧黑棕色或淡棕色。尾背与体背同色，但白色或乳黄色毛尖略有增加。

狗獾头骨颅形窄长而高。矢状嵴发达，前端在额骨接缝处分叉向两侧延伸。人字嵴显著，与矢状嵴的汇合处超出枕大孔的位置。眶后突与上颌臼齿的后缘在同一水平，颧弓粗壮，腭骨向后延伸到关节窝水平之前，翼骨钩状突呈一细棒状超过关节窝几乎与听泡相连。听泡扁平呈三角形，听道短。 下颔骨底缘较平直，关节窝与齿列几乎在同一直线。

狗獾的齿式=34。上门齿略呈弧状排列，犬齿圆锥状，前臼齿3枚，裂齿呈三角形，后内缘中央有一个低的齿尖，内侧顶端有2个小齿尖。第一臼齿宽大呈矩形，外缘短于内缘，外侧有发达的前尖和后尖，内侧有一个后小突，组成齿的后外角，中央由3个小齿尖构成一纵走的低嵴，内缘与低嵴间为一深槽。下颌犬齿长而向外斜，齿冠向后弯曲，裂齿长度超过宽度的三倍，有发达的下原尖、下前尖和下后尖，但其中下后尖不与下原尖在同一线上，而位于后内侧，后缘凹陷如盆状，边缘由2个外尖和3个内尖构成，第二臼齿较小，圆形。

栖息环境：狗獾栖息于森林中或山坡灌丛、田野、坟地、沙丘草丛及湖泊、河溪旁边等各种生境中。

生活习性：狗獾活动以春、秋两季最盛，一般以夜间8-9时后开始，至拂晓4时左右回洞。出洞时头慢慢试伸出洞，四方窥视，若无音迹，则缓缓而出，在田野中行走甚速，它在回洞之际，行走较慢，进洞前，先在洞口略为憩息，并使头爪清洁后方入洞。在出洞后，若发现音迹，就暂不回原洞，而搬至临时洞穴居住。活动范围小而固定，约4-6里左右，往返都沿一定路径。

狗獾有冬眠习性，挖洞而居，洞道长达几米至十余米不等，其间支道纵横。冬洞复杂，是多年居住的洞穴，每年整修挖掘而成，有2-3个进出口，内有主道、侧道及盲端，主道四壁光滑整齐，无杂物及粪便，末端以干草、树枝、树叶筑窝。春、秋季节在农田附近的土岗和灌丛处筑临时洞穴，白天入洞休息，夜间出来寻食，这类洞穴短而直，洞道粗糙，窝小，草垫薄，仅一个出口。窝距洞口约3-5m，直径为40-60cm，有狗獾居住的洞穴，洞口光滑，泥土疏松，其上留有足迹，松土延伸远达20m左右，在松土尽端的两侧有卵圆形粪坑。

狗獾性情凶猛，但不主动攻击家畜和人，当被人或猎犬紧逼时，常发出短促的“哺、哺”声，同时能挺起前半身以锐利的爪和犬齿回击。 

狗獾杂食性，以植物的根、茎、果实和蛙、蚯蚓、小鱼、沙蜥、昆虫（幼虫及蛹）和小型哺乳类等为食，在草原地带喜食狼吃剩的食物，在作物播种期和成熟期为害刚播下的种子和即将成熟的玉米、花生、马铃薯、白薯、豆类及瓜类等。

分布范围：分布于阿富汗、阿尔巴尼亚、奥地利、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中国、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摩尔多瓦、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乌克兰、英国。 

中国从内蒙、东北、华北直至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湖北、陕西、贵州和甘肃等省均有分布。

繁殖方式：狗獾每年繁殖一次，9-10月雌雄互相追逐，进行交配，次年4-5月间产仔，每胎2-5仔，幼仔一个月后睁眼，6-7月份幼兽跟随母兽活动和觅食，秋季仔獾离开母兽营独立生活，三年后性成熟。雌兽乳头3对，前一对接近胸部，每对乳头相距75mm，内充满乳汁。幼兽除头部白色外，周身均被灰白色绒毛，而背部及四肢稍黑，常发出“叽、叽"的叫声。 

亚种分化

1、狗獾克利特岛亚种

Meles meles arcalus

Miller, 19041027

2、狗獾伊朗亚种

Meles meles canescens

Blanford, 1875

3、狗獾高2113加索亚种

Meles meles heptneri

Ognev, 1931

4、狗獾西班牙亚种

Meles meles marianensis

Graells, 1897

5、狗獾指名亚种

Meles meles meles

Linnaeus,1758

6、狗獾挪威亚种

Meles meles milleri

Baryshnikov, Puzachenko and Abramov, 2003

7、狗獾罗得岛亚种

Meles meles rhodius

Festa, 1914

8、狗獾费尔干纳亚种

Meles meles severzovi

Heptner, 1940

9、狗獾西藏亚种

Meles meles leucurus

Hodgson,1847

10、狗獾东北亚种

Meles meles amurensis

Schrenk,1858

11、狗獾北方亚种

Meles meles leptorynchus

Milne-Edwards, 1867

12、狗獾北疆亚种

Meles meles tianschanensis

Hoyningen-Huene,1910

13、狗獾华南亚种

Meles meles chinensis

Gray,18526168

14、狗獾南疆亚种

Meles meles blanfordi

Matschie,1907

（资料来源： [6-7]  ）

保护现状级别

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2008年濒危物种红色名录ver 3.1——无危（LC）。

2020年9月30日，国家林草局在其官网发布《关于规范禁食野生动物分类管理范围的通知》，对于狗獾等19种野生动物，《通知》规定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的养殖活动，但允许用于药用、展示、科研等非食用性目的的养殖。另外，《通知》还要求对于这19种野生动物林草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分类制定管理措施和养殖技术规范，加强政策指导和服务，强化日常监督管理，严格落实防疫检疫相关要求。

种群现状：种群分布不零散。该种在俄罗斯很常见、1999年记录有30000个体。2006年调查显示，欧洲的该1653种种群密度与前几十年相比有所增加，在芬兰分布在北部边界附近，密度较低，约为2-2.5只/10 km2。其总体数量趋于稳定。 

物种价值：人工饲养的狗獾是主要的毛皮兽之一。狗獾和猪獾的毛皮，商品名统称獾皮。以冬天的毛皮质量最佳，毛被丰厚，绒长绸密。獾皮可制裘皮袄、褥垫和衣领等。拔下的针毛，柔韧耐磨，可制毛刷和高级毛笔等。

谢选骏指出：过去中文习惯在许多民族的前面加上一个偏旁“犭”，例如“犭英狤猁”（“英吉利”）、“狒狼西”（法兰西）、 獨意志（日文德意志）猶太（犹太人）、北狄、羯（羊）、鮮卑（羊、卑）、豫（象）等等，或是偏旁“虫”，蜀（虫）、閩（虫）、蠻；吐蕃（番）、羌人（牧羊人）、回鶻（鶻隼）、蒙古（豕）、朝鮮（魚）、魯（魚）等等——可能并非单向的歧视和污蔑，而且双向的反馈，在某种程度上，是尊重他们的自我认同。在多尔衮的案例中，这就十分明显了。

网文《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报道：

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

生效日期 1940年9月18日

保管地 国史馆

作者 中央研究院

签署人 重庆国民政府

目的 改正专供学术研究应用之

西南少数民族命名

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为中华民国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部、中研院共同研拟的文件，于1940年1月拟定[1]:438，9月18日以《国民政府训令渝字第八五五号》抄发该表予直辖各机关，饬所属一体遵照。[2]:438[3]:39这份文件将中国少数民族称谓原有鸟兽偏旁者，一律改为亻字旁或同音假借字。[4]该表共收有66条，逐一分条改正，[4]:13并加注国音字母第一式与第二式。[4]:14多数改名采用既有汉字，少数创制新汉字，如佤、僳。[4]:14

此表由林森政府及第三次蒋中正内阁通令政府单位，谓专为学术上研究应用[4]:11。除此之外，少数民族的一般称谓，则以1939年8月颁布之《国民政府训令渝字第四七〇号》，应以“生长所在地”称之。[4]:11,32

文件叙明，少数民族命名之考订，不属该表范围，另详芮逸夫所著〈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考略〉。[4]:13

命名表举隅

第一条，犵人改正为仡人。音ㄍㄜ˙ㄖㄣˊ。[4]:14

第二条，犵狑人改正为仡令。音ㄍㄜ˙ㄌㄧㄥˊ。[4]:14

第三条，犵狫人改正为仡佬。音ㄍㄜ˙ㄌㄠˇ。[4]:14、15

第四条，犵兜人改正为仡兜。音ㄍㄜ˙ㄉㄡ。[4]:15

第五条，犵??改正为仡偻。音ㄍㄜ˙ㄌㄩˊ。[4]:15

第六条，犵獞改正为仡撞。音ㄍㄜ˙ㄓㄨㄤˋ。[4]:15

第七条，犵獠改正为仡僚。音ㄍㄜ˙ㄌㄧㄠˊ。[4]:15

第八条，犵（?犭当）改正为仡儅。音ㄍㄜ˙ㄉㄤ。[4]:15、16

第十三条，狆人、狆家、狆家子改正为仲人、仲家。音ㄓㄨㄥˋㄖㄣˊ，ㄓㄨㄥˋㄐㄧㄚ。[4]:16

第十五条，（?犭冰）人改正为（?亻冰）人。音ㄅ一ㄥㄖㄣˊ。[4]:17

第十八条，（?犭卡）喇改正为佧喇。音ㄎㄚˋㄌㄚˋ。[4]:18

第十九条，阿（?犭卡）改正为阿佧。音ㄚˋㄎㄚˋ。[4]:18

第二十一条，狙人改正为伹人。音ㄐㄩㄖㄣˊ。[4]:18

第二十八条，狤獠改正为佶僚。音ㄐ一ˊㄌ一ㄠˊ。[4]:19

第三十二条，（?犭少）人改正为沙人。音ㄕㄚㄖㄣˊ。[4]:20

第三十三条，狼人改正为俍人。音ㄌㄤˊㄖㄣˊ。[4]:20

第三十八条，猓黑、猡黑改正为倮黑。音ㄌㄨㄛˇㄏㄜ˙。[4]:21

第四十三条，（?犭怒）人、（?犭怒）子改正为怒人。音ㄋㄨˋㄖㄣˊ。[4]:22

第四十四条，（?犭栗）（?犭粟）改正为傈僳。音ㄌㄧ˙ㄙㄨ˙。[4]:22

第四十六条，猺人改正为傜人。音ㄧㄠˊㄖㄣˊ。[4]:23

第五十一条，獠人夷改正为僚人。音ㄌ一ㄠˊㄖㄣˊ。[4]:24

第五十八条，（?犭罢）夷改正为摆夷。音ㄅㄞˇㄧˊ。[4]:26

第六十五条，蜑家、蜑户或（?犭延）改正为??家。音ㄉㄢˋㄐㄧㄚ。[4]:27

第六十六条，蛮人改正为?人。音ㄇㄢˊㄖㄣˊ。[4]:27

另见

苗族复兴运动

禁止用“番”、“蛮”等称谓少数民族

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

参考文献

 黄兴涛. 《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 三联书店(香港). 2017-07-10. ISBN 9620438205. OCLC 1020859716.

 国民政府, 國民政府公報 卷號29:渝:294〈抄發專為學術上研究應用之西南少數民族命名表令仰遵照並飭屬遵照由〉, 国家图书馆政府公报资讯网, 1940-09-18

 杨思机. 〈民国时期改正西南地区虫兽偏旁族类命名详论〉 (PDF). 《民族研究》. 2014, 6.

 行政院, 〈禁止對邊疆同胞用足以妨害民族團結之名詞及改正西南少數民族命名表〉，數位典藏號：014-011300-0078, 国史馆藏, 1942

谢选骏指出：如此强制改名，与其说是尊重，不如说是凌辱。因为这些国民政府的官老爷不学无术，不知道图腾崇拜，就是这些民族的命脉。你要他们去掉“犭”字，他们的民族特性就随之消亡了。这些狗官更不知道，人兽同体的图腾崇拜对于自然保护更大厥功甚伟，而科学理性只能摧毁自然。我叫他们一声狗官，是希望他们也懂得图腾崇拜，懂得自然保育的重要性。

【87、撲朔迷離的沈崇事件】

（第一篇）

《谢泳：美国解密沈崇案：事实真相为何？》（CND刊物和论坛 2014年12月27日）報道：

原题：个人遭遇如何成为公共事件——以1946年发生的沈崇事件为例

研究结论

1、 不是所有的个人遭遇都能成为公共事件。公共事件是指能引起社会普遍关心并引发议论以及社会波动的事实。

2、 中国现代史上有些公共事件是制造出来的。

3、 个人遭遇成为公共事件，决定于个人遭遇中包含的特殊因素与社会普遍心理之间的暗合关系。（基于民族主义以及一般中国人具有的贞操观念）。

4、 政党在利用个人遭遇实现预期目标。

5、 媒体在个人遭遇成为公共事件中起主导作用。

6、 当个人遭遇成为公共事件时，社会不再关心个人遭遇以及相关事实真相，而关注其它政治目的和倾向于渲泄非理性情绪。

各位好：

今天的演讲是一个关于历史事件的再认识。不过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我在这个演讲中只提供材料，我的评价体现在材料的选择中，因为摆事实就是讲道理。我先从这个事件的发生说起。

学生要求美军“滚”出大陆

一、事件起源

1946年12月24日圣诞夜八时左右，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离开八面槽她表姐的家，准备到平安影院去看电影。当她由王府井走到东长安街时，突然被两个美国兵架住。这两个人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威廉斯·皮尔逊和下士普利查德，他们把沈崇架到东单广场，就在那里，沈崇自己说，遭到皮尔逊强奸。沈崇拼命抗争，大声呼救，路过此地的工人孟昭杰发现后，两次救助未成，便向国民党北平警察局内七分局报告，当警察到出事地点查看时，普利查德已逃走，警察遂将皮尔逊和沈崇带回警察局询问。

当时北平民营亚光通讯社获悉这一消息后，就在12月25日发出新闻，披露事情真相。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汤永咸曾给国民党的中央社打电话，让中央社通知各报不要刊登这一消息。中央社当即以警察局的名义给各报发了一个启事，声称：“关于今日亚光社所发某大学女生被美兵酗酒奸污稿，希望能予缓登。据谓此事已由警局与美方交涉，必有结果。事主方面因颜面关系，要求不予发表，以免该女生自杀心理更形加强。容有结果后，警察局当更发专稿。”

为了阻挡发表这一消息，汤永咸还将亚光总编辑王柱宇和一些报社记者接到市警察局，叫他们具结，保证不发表此消息。

可是，26日北平《世界日报》《北平日报》《新生报》《经世日报》等几家报纸，不顾国民党中央社和警察局的阻挡，都刊登了亚光社的新闻。

《新民报》还将国民党中央社的有关电令编成一条新闻发表出来，把他们封锁消息的行为也告诉了社会。这一消息引发了随后全国各地学生的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活动，这就是四十年代著名的沈崇事件。

二、沈崇事件中的社会文化心理

沈崇事件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当时国共谈判已经破裂，大规模内战将要爆发，美军驻华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对于抗战以后的国民党来说，此时已开始失去民心。常任侠在他1939年的日记中说过：“至小石先生处，先生言刘成禺云：中国若亡，是无地理；中国民族若亡，是无人理；中国国民政府若不亡，是无天理。其言近谑，颇含至理。”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国民党政府的评价。

沈崇事件恰好为国人，特别是大学生提供了一个表达对国民党政府产生巨大反感的机会，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沈崇事件就引发了巨大的社会振荡。

半个多世纪以后，我们重新研究沈崇事件，一个最明显的感受是知识分子在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时，他们应当以怎样的态度来判断事件的真实性，以及此事件对国家利弊。在这一点上，四十年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选择，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历史教训。

沈崇事件的发生，除了被有意识地利用之外，这一事件本身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心理，也是这一事件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引发青年学生愤怒的主要原因。

在沈崇事件发生之前，美国在华驻军引发的类似社会问题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如著名的“臧大咬子事件”。

1946年9月22日晚上，在上海黄浦滩的一条路上，一个驻华美军（也是海军部的），把一个黄包车夫臧大咬子给打死了。

按说这样的事件应该比沈崇事件更令人发指，因为人命关天。但后来发生的一切，却证明中国的青年学生在人命和贞洁方面，后者更容易激起他们的愤怒，或者说后者更具备诱发他们愤怒的因素。

至少在如下几条原因中，沈崇事件是一个恰好的导火线。

1、沈崇本人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严格说先修班还不能算是正式学生），也就是说，她的受害就是青年学生直接受害；中国人在判断社会是非时有一种心理，就是他们总是关心与自己关系最近的事，远处的事，他们通常都很冷漠。

2、沈崇是一个女学生，还是一个富家子女。她的出身和四十年代多数青年大学生的出身背景相近。对美军示威抗议者的阶级偏见很明显。有一个对蒋介石颇有微词的美国领事馆官员，当他问一个抗议者，中国士兵是否也对妇女行为不轨时， 抗议者告诉他：“是的，可是中国士兵只去搞中国农村女人，不会性侵犯中国女知识分子”，2这些学生决心保卫自己的同类，因此他们虽然联想起以前发生的“暴行”，但认为沈崇强奸案与那些攻击底层中国人的案件不同。

北平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中地，比其他城市受西方影响相对小些， 强奸案发生在北平就使问题更复杂。

许多有教养的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在文化上优于西方人， 现在这种态度就公开化了。此外，对日战乱中逃离北平，刚刚返回中国学生渴望生活正常化，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扎在北京一所医学院无疑使他们不快。

3、沈崇是被强奸的，在中国人心理中，这是比人命还要大的事。

4、沈崇是被外国人强奸的，特别是当时的美国人，这更让当时的青年学生无法接受。可以设想，如果皮尔逊是直接拔枪打死了沈崇，而不是强奸，事情恐怕也没有后来那样严重。

5、沈崇是被美国人强奸的。

像沈崇事件这样的事，在海外驻军当中是最容易发生的，近年来美国在日本冲绳的驻军也时常发生强奸案，这是海外驻军中常见的问题。但对四十年代的中国学生来说，虽然他们接受了很多西方文化，但在传统上，他们还是很难摆脱中国人常有的思维。

1947年1月11日《密勒氏评论报》曾发表过记者写的文章《中国学生抗暴运动》。文章认为，典型的中国骂人的话是永远和性关系相连的。比如说有“王八蛋”“混帐”，“小舅子”，“娘个操匕”“狗养的”，“丢那妈”等等之类，在英文里所能找到的惟一的同类语是：“Son of bitch , Son of gun，Bloody bastard”，一般地这些在社交中都是使人蹙额或是甚至加以禁止的。

中国人对于性关系上的失检是认为极其严重的，而这些常常为外国人视为单纯的“私事”而已。这是北平强奸案之所以为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所特别重视的一个理由；除此之外，还因为这个罹难者是中国第一流最高学府的一个有高等身份的女学生。进一步说，更重要的是这案的政治主义。在平时，这样一个事件可能已经一声不响地过去了，或者已经毫无困难地被掩饰过去，可是在今天这种情势形下，当美国对华政策已经成了各方抨击的对象，强烈的反美暗流已经存在多时，北平强奸案就必然使小事酿成大祸了。

在中国人看来，强奸是犯法而且是一种罪恶。就法律眼光来看这是一个最不可容忍的犯法行为，就道德观点说这是一种卑鄙，同时也是最不可饶恕的罪恶。同时在许多情形中，旧式的中国人特别是重视其社会性远超过其法律性。一个很有名的中国格言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以诽谤加之于一个男人的女亲的贞节或其个人的正直恐怕是你对一个自尊的中国人所能加的最大的侮辱。

此点就是当年参加学生运动的人也不讳言，他们在事后的回忆中说：“那时我们提出了‘美军退出中国’的要求，但多数同学对这要求的了解是因为只有美军退出中国，才可以不再发生类似沈崇的事件。若在当时强烈的指出美国政府与中国反动派发动的内战有缘的关系，恐怕是不能为多数同学接受的。当时是感情多于理智，大家感到受了侮辱。因此我们得承认民族自尊心和贞操观念是运动掀起的有力因素之一，虽然美军在华侵犯中国主权，间接直接屠杀中国人民是这个运动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原因，但在那时是潜伏的。能明显如此自觉的并不多，那是远没有今夏‘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中，大家所表现的高度的自觉和认识的深邃的。”

三、沈崇案之谜

关于沈崇事件，当时无论是国民党政府还是民间都认为，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参预了这一事件。还有人认为，是有意制造的，说沈崇是延安派来的人等等。但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轻易下结论。

还有一种说法是：“文化大革命后据中共党内披露，原来沈崇事件完全是一宗政治阴谋，而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则根本为莫须有罪名。原来沈崇本人为中共地下党员，她奉命色诱美军，与他们交朋友，然后制造强奸事件以打击美军和国民党政府，结果证明相当成功……据悉沈崇在中共建政后改名换姓进入中共外文出版社工作，已婚，现大陆不少七、八十岁左右的文人名流都知道其人。另一说法是，改了名的沈崇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批斗时揭穿身份，她向红卫兵承认，她并未遭美军强奸，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党的事业。”

文革中还有传言，说沈崇在山西五台山出家，并说有人曾见过等等。这些说法都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所以它只能帮助在分析沈崇案事多一种视角。

现在能看到的史料是，沈崇案发生后，当时中共有一些对策。

194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曾在给董必武、吴玉章、张暑时、叶剑英、方方、林平等人的一份名为《中央关于在各大城市组织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中指出：

“（一）北平美兵强奸女生事，已造成有力的爱国运动，上海、天津闻亦将响应，希望在各大城市（平、津、京、沪、渝、昆、港、蓉、杭等）及海外华侨中发动游行示威，并坚持下去。不能游行的地方，亦可进行请愿及组织后援会，一面提出目前具体要求，如要求此案及以前历次悬而未决的惨案彻底解决，要求美国兵犯罪由中国法庭按中国法律公开审判（如华侨在美犯罪一样）等，一面依据情况联系到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干涉内政，出卖军火,进行借款，助长内战，及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等口号。在运动中要尽量推动一般中立分子出面，造成最广泛的阵容，并利用国民党所宣布的元旦起实行宪法人权条文，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国民党不敢压迫，并达到暴露国民党之媚卖国及其国大制宪全系欺骗之目的。（二）我们在各地学生及妇女中的关系，应尽量利用学生及妇女中通信办法，向各地推动发展，并推动各地撰文通电，向各方声援呼吁，务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

通知特别提出利用妇女对沈崇案的愤怒，可以说是非常了解沈崇案所容易引发的民族主义情感的。

王汉斌在《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地下党是怎样领导学生运动的》一文曾详细讲述过当时的情况。

当时南系北上后，由袁永熙、王汉斌、洪德铭组成共产党的北平地下学委，并立即在北大、清华等校建立党的地下支部。他说：“这时党面临着在学校里迅速扎下根子，占领学校阵地的问题。这是一场艰巨的斗争，也是极其细致深入的工作。”他们的工作计划非常周密。

王汉斌说：“第一种是燕京。该校在抗战期间迁往成都，胜利后不久即原班人马复员北平。党在该校力量比较强。一直成立有学生自治会，并为进步力量所掌握。在复员后由我党地下党党员张富培（张定）同志担任自治会主席，学校阵地完全为我控制，国民党反动势力不能左右学生运动。第二种是清华。经过同国民党势力进行激烈的争夺之后，使我党较快地掌握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于是就由我南系地下党员徐裕荣同志当选清华大学第一届学生自治会主席。由此，清华学生运动的领导权即为我党所掌握了。第三种是北大。……地下党全面分析了北大的情况，广泛发动党员和‘民青’成员主动与北方同学交朋友，进行个别串联访问，交谈观点，帮助同学解决困难，消除相互误解。我们还和临大同学一起组织郊游、开联欢会，增进南北同学间的广泛联系，攀叙友情。北大暂时不能成立学生自治会，我们就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团结群众开展社团活动。南北两系心心想印，齐心协力，三五成群，由小到大，使各种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纷纷成立起来。他们根据相互间的爱好以各式各样的形式，组织学习会、读书会、办墙报、出专刊。评介时局，揭露国民党打内战的反动政策，宣传党的方针。团结教育群众。经过这些活动。很快使我们在学生中扎下了根子。”

中共对这一阶段的工作非常满意，王汉斌回忆：“在复员北上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经过坚忍不拔的努力，我党极其出色地在北大、清华等校夺取了学校斗争的阵地，扎下了根子，掌握了学生组织的领导权，组织起一支党领导的学生力量。这就为深入开展平、津及华北的学生运动，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也为组织华北学联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为弄清沈崇的真实身世，向社会公布真相，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北平《益世报》采访部主任的刘时平，千方百计查询沈崇的确切身世。

当时一些小道消息说沈崇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就先到北大，可是北大说没有此人。又有人说或许是辅仁大学的吧，于是他又赶到辅仁大学。辅仁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管理比较严格，外人是轻易不许进入的。刘时平凭记者证，说明情况，传达室才接待，说是有一位叫沈崇的学生，但正在上课，不多时，传达室的人就把叫沈崇的女生找来了。刘时平直接问她：“你昨天晚上去看电影了。”那女生听此话，非常不客气地冷冷回答：“没有去过。”转身就要走。刘时平问：“你不是沈崇吗？”那女生回答：“我是叫沈崇，但昨晚没有去看电影。”刘时平知道找错人了，此学生只是同要找的沈崇同名而已。

他赶紧骑车又回到北京大学，来到女同学会共同分析情况，一位同学建议，何不查一查北京大学学生注册表呢？

刘时平来到校注册部找到姓刘的主任。刘主任说，教务长（陈雪屏）吩咐过，谁也不让查。刘时平认为：不让查必有原因。于是他掏出记者证说：今天来调查此事，非查注册不可，不然就不走啦。那位刘主任一见这形势，只好勉强答应，并一再叮嘱千万不能说是他让查的。结果刘时平查到了沈崇的注册卡，上面标明：沈崇，19岁，福建闽侯人，先修班法文组新生。永久通讯地址：上海古拔路25号。

为找到沈崇本人，刘时平又到先修班询问。有人告诉他：沈崇就住在北平东城八面槽甘雨胡同亲戚家，但是不知具体门牌号。刘时平骑车赶到住地派出所，经查询搞清了沈崇住甘雨胡同14号的表姐家。他找到14号，一看这是非常讲究、有地位的人家，两扇红油漆大门紧闭着。他按了门铃后，一个老太太探出头来问找谁，当听到找姓沈的，说了一声“没有”就把大门关上了。刘时平正要转身之时，一位绿衣邮差过来了。乘送信人叫门之际，他看见信封上写着“杨振清转沈崇”几个字，这一下他心中都清楚了。

沈崇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很快就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活动。对于学生的行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许多人都认为是有人在操纵，倒是当时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少有的天真。

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当人们不满时，或者有不满的理由时，自然就有共产党渗透和可供利用的基础。但如果没有理由，共产党也能造出一些，就拿北平女学生被强奸为例，那件事发生在北平而不是上海，但我们照样遇到了麻烦。”

吴国桢是出身清华的留美学生，他对于中国的学生运动有深入的了解，他认为：“事实上，中国赤色分子将美国挑出来，作为他们鼓动民众加以反对的目标，一些示威的性质常常是反美的。在那些示威中，我尽力做到没有美国人受到严重伤害。我记得只有一次，有个美国水兵受到了很粗暴的对待，但我成功地使那次事件免于演化成一场骚乱。在北平，一个美国大兵强奸了一名女生之后，也有一次反美示威。某些人认为，那个女孩是北平共产党使用的诱饵，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件令人叹息的事情。”

这次事件以后，上海交通大学也有一次罢课的准备。吴国桢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没有小视那件令人惋惜的北平女学生被强奸案，但我说那是一件由美国士兵犯下的孤立罪行。”他说：“但是请注意，当俄国人占领东北时，有多少中国妇女遭到了蹂躏？如果你们一定要示威，那么应当针对这个劣迹更大的罪犯。或者，如果你们一定要对美国示威，那么同时也应该对苏联示威。”

吴国桢的这种说法使许多学生从感情回到理智上来。吴国桢后来说：“我当场将了他们的军。自然他们决不会听我的，但第二天除了左倾刊物外，所有报纸均全文刊载了我的讲话。反美示威仍然举行了，但秩序良好。”

对于沈崇案中知识分子的表现，吴国桢也谈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对当时知识分子的评价并不是很高。他说：“还有另一件事我想指出来，那就是知识阶层的冷漠。大多数示威与动乱均由学生发动，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学生真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比劳动团体或其它团体有力得多。这有两条理由：一方面因为人口的大部分是文盲，学生们被尊为比较有知识的阶层，另一方面学生们大都年轻，人们对他们的过激行动通常比较宽容。共产党敏锐地领会了这一点。于是就集中力量对学生进行渗透。然而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大学教师们在反共活动中，本应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不幸的是，我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我邀请校长们和许多教授、教师同我吃饭，参加午宴和茶会，敦促他们在对待共产党威胁上要更警惕，更有力量，但一无所获。更使人吃惊的是，尽管大多数校长和许多教授都是国民党员，但他们不愿意出头，即使在那时，按照中国的老传统，对教师的尊重在学生中仍然是一种支配性的情绪，这就尤其令人可悲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是校长和教授们能多帮助我，我们也许会办得更好些。”

知识分子的表现为什么这样冷漠呢？

吴国祯说：“首先，大学的校长和教师们的待遇太低，他们的生活很困难，特别是因为不断的通货膨胀。这方面我不能帮助他们多少，因为大学都是由中央政府资助的，至于由市政府资助的中小学教师，我则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对那些在高等院校从事教育的教授们，其可叹的生活条件，我只能提请中央政府注意。教师们低于标准的报酬，自然会引起诸多不满。但他们的冷漠还有另一个原因。历来中国的学者们，都反对参与政治，他们感到自己的领域只限于搞学术，别无其它。尽管他们中许多人是国民党员，但却认为反对共产党的渗透并不是他们的责任。此外，他们有希望取得学生欢心的弱点，害怕学生们可能对他们示威，所以尽力与左倾学生友好。”

当吴国桢与学生谈话时，他总是力图按以下的方针与他们论争：“如果你们对政治有兴趣，首先得用知识武装自己，努力学习。当你毕业时，若想成为一个革命者，或者甚至当一名共产党人，你们将有充分的时间，为什么眼前要用政治活动来使自己分心呢？”

许多学生对这种直接了当的方式是很信服的。“但共产党非常聪明，我很快就查出了他们渗透的办法。他们在每所学校潜伏下少数地下人员，但不会立即组成纯粹的共产党小组，他们从真正赤色的、到带粉红色的、甚至明显中立的分子开始，组织了许多小组。让我们以日本为例，艾森豪威尔总统准备访问日本，但突然出现了强烈的反对，共产党是如何得逞的呢？依我看来，煽动不是从极端赤色小组开始的，倒是肇始于带粉红色的小组，他们对艾森豪威尔即将到来的访问提出疑问，在校园内贴出他们称为的‘墙报’，遣责美帝国主义，并组织起来反对艾森豪威尔来访。然后赤色小组就公开出来支持他们，最后，乃至名义上中立的小组也会受到影响，并赞同这一立场。这样在人们得知之前，罢课与示威就已开始了。”

吴国桢说：“我经常走访上海各个大学，看学生团体贴出的墙报，并尽力研究他们提出的各种意见，我把查清谁是那些墙报的起草人当成一件事情，在一般大学里，会遇上四、五十个学生团体，我从未弄清楚他们各自有多少追随者，但我能辨别其不同的政治观点，逐渐我就知道了共产党采用的策略。当共产党确认胜利在望的时候，他们突然间停止了所有的煽动。在大学也一样。没有示威了。”

对于沈崇案后发生的学生运动，罗家伦当时也有同吴国桢一样的看法，他在1947年1月2日的日记中说：“今日中大学生等游行，为反对美军二人在北平奸污女生事。此等事本系个人行为，可以军法解决乃强作成国际政治问题，盖与共产党发动之反美运动连成一片也。可叹，可惋惜。”

1946年12月31日《申报》第一版上的文章也认为，“此次不幸事件，为一法律问题，而美军退出中国，则为一政治问题，不可并为一谈。美军对此善后所提解决办法，大概尚好，但应从速解决，绝不可拖，美军不懂得东方道德的特性，所以他们也许还不理解中国人民的愤慨。”

同日《申报》第一版第二张有一篇报道：《北平女生被辱事件》，对于当时学生和知识分子和行为都做了批评。其中有这样的话：“而且亦正足以反示我们对于民主政治的没有训练。”同时还说：“我们引以为憾的就是身为师表的教授们，竟也有不明事理而从事于属外的行动。”

对于沈崇案后的学生运动，当时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在他的日记中认为，看见清华和燕大的同学步行入城，他表示同情和愤慨。当日上午九时，他曾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召集北大各负责人开会，席上表示：清华燕大二校已决定采取不干涉态度。北大各院负责人同声响应。陆代校长志韦表明三点意见：（一）不论何国都不应在华驻军。因为时代已过去，已无必要。（二）此次游行不应是专对美军而发。（三）此系小事，但有大意义，惟不应因此引起其它纠纷。

在沈崇案中，胡适和傅斯年保持了清醒。他们没有无原则认同学生的行为，而对学生有所批评。

1947年1月5日，胡适给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和他的朋友王世杰、傅斯年写信，在信中他详细告诉了他们北京发生的沈崇事件，并说：“沈生戚杨君已聘律师，北京大学则请赵凤喈、燕树棠诸君任法律顾问，明午会同检阅案卷。美军方面似亦明了此事严重，故卅日学生游行，美军均闭门不出，美军审判，现尚未定。”

同时，胡适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我们今日所作只是充分把全校的法律人才供被害人之用。”

胡适在沈崇案中的行为，后来曾受到过许多批评，主要就是因为他不主张把此事件扩大化，他的认识是，这只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1947年12月30日下午二时，胡适乘中航飞机抵平。胡适对记者称，对此次暴行真相所知不多。他说：“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合理合法解决。京沪报纸除文汇、新民所刊者外皆不详，三十日之和平日报登载始略多。这是东方特殊的道德问题，国人当然同具愤慨。学生间的开会游行，亦属理之常情，但不可罢课，希望能即日恢复，免废学业。”记者询以对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之口号有何感想，他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老口号，在这次事件以前就有的，只要美军在中国一天，这口号就存在一天。”他认为前者最好不要与后者发生联系。“美陆战队对这件事的声明，我以为很切实。”

《观察》周刊第1卷21期发表记者文章《抗议美军暴行北平学生示威记》，其中引胡适的话说：“对于女家，很多的长辈跟我都是熟人，我看她亦如后辈。当然我要负责的，如果她愿意我陪她出庭，我当然愿意的。”

同时胡适也指出谣言太多，第一是这女孩子绝对没有离平，第二是绝对没有拘禁，刑词或有强迫她的行为。

胡适说：“我每天都与沈小姐及其家属接触，这话绝不可靠。这些不负责任的话，我尤其不愿见之于北大的壁报。”

傅斯年也和胡适的看法相同。他曾向联合社记者谈及各校学生游行示威事，认为各校学生误将与政治无关之事件，作为政治事件，此案固属遗憾之至，但纯为法律问题。记者问其对于学生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之见解，傅氏答称：准许美军留华，完全为中国政府之政策问题，学生倘不满此项政策，尽可向政府请愿，十六个月以前，美军曾与中国军队并肩对共同之敌作战。近十个月来，美军且协助中国政府遣送日俘回国，此种任务尚未终了，中国境内尚有大批日兵，迄未解除武装。须知中国现尚有另一大陆国之大批军队，未得中国政府许可而驻扎境内，中国智识阶级对于国际政治应具远大眼光，并须认识中国不能在国际间孤立。

傅斯年这里是指苏联在东北驻兵，他认为如果要反对美国在华驻军，为什么不反对苏联在东北驻军。当时各大学中的有些教授对于学生的行为也有不同看法，当时北京大学法律系的教授燕树棠就对学生的抗暴运动不理解，但他们一般都不愿意得罪学生。

四、沈崇案中知识分子的表现

四十年代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普遍具有左倾倾向，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世界性的左倾思潮对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影响非常强烈。

邵燕详曾这样回忆自己当年的选择：“像我这样的年轻学生，主要是从自己所持的是非、善恶这些道义标准决定去取。师友之间的互相影响也会起作用甚至决定的作用。我相与的尽是传统所说的好学生，品学兼优的为多。我们当然看不起带流氓气的、飞扬跋扈的学生。别处我不清楚，偏偏我们学校里，少数三青团分子中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泡MISS’、打群架的一流。基层如此，上层可知。我在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前后，认同‘军队国家化’的同时，认同‘党团退出学校’一说，就缘于这样的感性基础。事实证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这些口号是得人心的。以周恩来为首的在国统区活动的共产党人，分别在高层的社会贤达（政治界、文教界、工商界人）和基层的学校师生间，所做的宣传和统战工作是成功的。这与他们的人格形象分不开。我之投向共产党，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理性认识基础，但肯定夹杂了许多纯感性的东西。”

1948年初，一个远在美国读书的女学生的认识也很有代表性，这个女生名叫杨静远，是当时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杨端六、袁昌英夫妇的女儿。她在和自己恋人的通信中保存了许多史料，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四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

信中说：“我们倾向于主张维持现状，因我们正好是现状的受益者。由于害怕失去我们正在享受的特权，我们自然会反对任何可能要求我们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以利于全民的改变。我们也许不愿承认这一点。但这正是存在于我们意识底层的东西，它使我们反对建议中的由国民党、共产党和非党自由派人士组成的联合政府。我们这少数人要不要联合政府，其实无关紧要；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需要它。而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每时每刻都在壮大。反动势力只能推迟它，却绝不能摧毁它。这一天终将到来，中国人民将站立起来，作出自己的决定。华莱士先生是对的，他预见到这个重大事件，对美国人发出警告。联合政府将不是一个一党统治的政府。利昂先生说：‘一个联合政府中只要有了共产党人，那就除共产党人什么都没有’，他这话只不过重复陈腐的歇斯底里里滥调。奇怪的是，他竟把‘恐怖和屠杀 ’与联合政府相提并论，而他明明知道这些正是国民党政府目前所采用的手段。一个联合政府没有理由停办教会学校和医院。既然联合政府代表了全民的利益，凡是对人民有益的事物都将被接受和欢迎。我们中国人民不要一个共产党专政，正如我们不要一个国民党专政。如果美国政府一意孤行地援助国民党政府来抵拒联合政府，结果必然是现政府被彻底推翻，由共产党专政取而代之，那也同样是不合人意的。我们是一个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民族；我们需要全世界的朋友。我们希望人们理解我们的要求，而不是误解我们的要求。”

当时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最有诱惑力的是关于联合政府的设想，杨静远在她的信中说：“共产党，在他们看来，是人民的发言人，是中国的救星。对于他们大公无私的胸怀，他们是深信不疑的。看着国家现在所受的创伤，他们暗中称快，以为这回教训了国民党了。其实受罪的还是无辜的人民。仁宽明显地偏向他们，当我们在去南岸的路上我问他对最近的局势感想时，他似乎惊奇我这也要问。‘当然同情共产党罗！’他又给我分析，解说是非谁属，但他一点不能解除我心上的疑问。回城时，他和胡谈着一些我听不懂的事，后来胡告诉我那是他们联络同志为将来事业合作。”

对于沈崇案，在当时也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从更为复杂的时代背景上做了分析，这些人多数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当时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就对此事发表过许多评论，《观察》的态度大体上代表了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态度。

吴世昌在《论美军事件》中认为“这次因美军暴行而引起的学生运动，除了抗议暴行，要求道歉，惩凶、赔偿保证以外，全国学生第一次喊出美军撤出中国的呼声。也有人要求废止中美商约和中美航空协定，这虽不是全体的意见，但要求美军撤退是一致的。这个运动截至现在为止，中国官方除通令劝止外，尚未有公开指为受中共策动者。北平市长何思源对南京中央日报记者称，他自己年事已长，若在青年，也将参加。沪市长称，应付此事，决以民主作风。渝党政军联合会议，决定准许学生游行，各地学生游行秩序亦佳。只有联合社的报道，却拾了旧中国政府的牙慧，说是受中共策动，以侮辱学生游行的价值，图减轻美国舆论的指摘。”

吴世昌在他的文章中还对胡适和傅斯年认为沈崇事件是法律问题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吴世昌当时的看法，也可以说是最常见的观点，他也认为美军驻华是没有道理的。他说：“所以即使美军在华相安无事，而国人提出请其撤退的要求，也不能指为‘越轨’。我们认为这次学生运动，和去年反对苏军在东北延不撤退，同样正确。连清华大学美籍教授Winter都赞同北平学生的运动，联合社至少不能指Winter也是受中共指使罢？”

“至于中国需要美国的友谊与协助，则为另一问题，与此案无关，不可因此案而引起盲目的反美运动。所幸各地学生游行，尚无此现象。现在必须弄清楚：第一，敦睦交，不必也不可牺牲一国主权，容许外兵在平时长久驻留。第二，反对美军驻华，不是反美，更不是不要美的友谊，正如因反对苏军驻东北，也不是如中共所谓反苏排外一样。反对美军驻华只是反对其政府在某一时期的某种政策。一个人民尚且可反对其本国政策，何况一国政策侵及别国主权，被侵国人民岂有不能反对此政策之理？第三，美军暴行由此政策所引起，为此政策之结果，则二者显然不能分开。第四，抗议暴行，反对侵害主权，美国公正人士亦必有此同感，故同时仍不可不诉诸理智。万不可因此损害邦交及友谊。我们不愿受人侮辱，自己也不可侮辱别人。”

《观察》还发表了费青《皮尔逊强奸案翻案事答问》和周子亚《从国际法立场论美军暴行之性质及外国军队之刑事管辖权问题》。

费青和周子亚都是法学家，他们虽然在感情上非常认同学生的行动，在道义上也谴责美军的暴行，但因为职业的关系，他们对美军的暴行及后来美国海军部对皮尔逊案的翻案，却表示出了相当的理性。

费青就说过：“这个复核结果当然是不当，从而违反了公道，但是狭义地或严格地讲，不能说它是违法。我并非在替美国辩护，更不是在反讥美国以违法为合法。”

周子亚从国际法角度对于美军暴行做了分析。他在立场上也和学生一样，但他的观点却是从国际法的角度认为中国对美国在华驻军的法律失之过宽，让美军在中国领土行使审判权，有损国体。

沈崇事件早已成为历史，但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重新观察沈崇案发生的历史背景，却有助于我们更好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和他们后来的命运。任何历史都有延续性，半个世纪前，一次偶然事件中所映现出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性格，至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五、沈崇事件档案在美国解密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审理沈崇事件的法庭记录已经解密。据现在美国的周启博先生介绍，当时沈崇案由军事法庭审理，案卷存军方档案库。因涉外国公民，管外交的国务院也有相同的一套案卷。他从国家档案馆取得国务院这套案卷的复制件，全部为英文记录，共150张。因年久有些词和字母不太清楚，需从上下文猜出。

据周先生介绍，沈崇事件发生以后，1947年 1月6日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加强师）司令下令于中国北平第五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举行审判，前后经过多次审理。

当时法庭组成情况是：

1、律师开场白。2、有关人员，法官和记者入庭，宣誓。3、提出控告。4、辨方抗辩。5、控方发言结束。6、辩方发言结束。7法庭调查结果。8、判决。同时法庭还出示了相关证据：

1、黑板上地图的照片。

2、手套的描述。

3、1946年12月24和25日气象纪录。

4、1947年1月13，14和15日气象纪录 。

5、大衣的描述。

6、内裤的描述。

7、上衣的描述。

最初对皮尔逊的控罪共有五项。 控罪1、强奸。控罪2、企图强奸而攻击。控罪3、自愿性行为。控罪4、有害秩序和记律的行为。控罪5、可能损害士气风纪的不道德行为。

1947年1月7日，对案件中的控罪3和5 及说明予以撤销。1947年6月11日军事法庭审判皮尔逊案的审判记录显示：控罪3和控罪5已经撤诉；控罪2和控罪4被宣判无罪。控罪1，他被判有罪。他被判决降为列兵军阶，监禁十五年， 受不名誉退伍和其他有关处分。下令审判的有关当局已经批准了审判过程，调查结果和判决。

据档案记录显示，原告是19岁的在北平国立大学读书的学生。她的证言内容如下：

强奸发生的那天晚上，大约８点，她一个人沿公共街道走向亭台电影院。在照明良好，行人众多的街上，被告和另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普利卡德）忽然一左一右把她挟持，“护送”她走向与她目的地几乎相反的方向，穿过一个狭窄的街区（那里显然有树），到了东（长安）街，又穿过东（长安）街，走了约６０码，进入一个叫作“跑马场”或“阅兵场”的地方，到达“南墙”（前奥地利公使馆墙）附近的一个地点。根据原告所说（被告和他的同伴都没有这样说），她喊叫了一次，此后她的嘴就被捂住了。她反抗却没能挣脱。到达墙边时，被告和普利卡德强制她倒在地上。因为她反抗，所以两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要合力才能按住她并脱掉她的内裤。然后被告趴在她身上，尽管她反抗和力图并拢两腿，被告还是完成了性交行为。原告看到手电光束后喊叫，但她的喉咙马上被扼住了。为引起注意，她挥舞在她身旁的她的白色内裤。显然是怕引起别人干涉，被告沿着墙“拖”她向东走，紧抓住她怕她逃脱。被告再次试图性交，她激烈反抗使被告未能得逞，她又看到手电光，但她因怕被告杀她，没敢喊叫。被告带她绕过墙角向南，到达检阅台，在那里她从被告手中挣脱，随即又被抓住。在检阅台附近，在离交通繁忙的哈德门街约８０到９０步的地方，被告再次性交进入原告身体获得成功。原告因与被告挣扎多时已经筋疲力尽。她又喊叫了一次，并挥舞她的衬裤。这时有８个中国人，带着手电和枪，来到现场察看发生了什么事，救了原告。一辆宪兵巡逻吉普把被告和原告带走。

据法庭记录，一个中国军队人员是原告的证人，他作证说：在事发那个晚上 8点左右， 他看见两个海军陆战队员在亭台电影院附近“带走”一个姑娘。 她在哭，“声音不响也不太弱”， 但她什么话也没说。他没有进一步调查就回他的总部去了，把此事告诉4名中国军人。

这个证人由这些中国军队人员陪同，其中两人有手电，来到离领事馆南墙边一个位置约20尺处，在那个位置有一个海军陆战队员和一个姑娘在地上，一人在另一人身上。第二个海军陆战队员站在离地上的两人约2尺处。不但这个证人，而且他这一组人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听到任何喊叫，也没看到任何挣扎。这组人中有一个听到女人哭泣，其他人没听到任何声音。这5个人被站在旁边的并没带枪的海军陆战队员赶走了。过了一会，又有两个带枪的中国人加入这组人，现在这组人共7个人，他们又往回走，只到了那条街，又被那个海军陆战队员赶走。被告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此时还在南墙下原来地点，离这组人有大约60码远。这组人取得了附近一个中国交通警察的协助之后又向那个地点进行了第3次行动。（这时距离两个海军陆战队员第一次被看到“带走”那个姑娘已有两个半小时。）这次那个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已经不在那里了。在那个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呆过的地点，这组人发现了一条围巾和一支有血迹的手套。 姑娘发出哭声并挥舞她的衬裤，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他们在检阅台附近找到了卧在地上的被告和姑娘。他们强迫被告站立起来。这组人作证说，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都是满身尘土，衣着凌乱，他们的外衣都穿在身上，姑娘臀部是湿的，被告对警察态度粗暴，被告试图搂抱姑娘，姑娘一直在哭。刚才提到的交通警察作证说，大约晚10点半时他接到关于此事的报告，他去了跑马场，看到在地上的被告和姑娘。两个人都站了起来。警察说姑娘告诉他海军陆战队员强奸了她。但是，那一组人中没有任何一个听到姑娘的这一投诉。在法庭盘问时，警察被问到姑娘向谁宣称海军陆战队员强奸了她，警察回答“她告诉我了，因为我问她了”。而且，这个警察第一次见到在地上的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时，姑娘没有说她正在被强奸。

第2天凌晨大约2点半，姑娘由一个中国医生做了检查。医生作证说，他在阴道入口下部中间发现了一小块新鲜伤痕，只有生殖器进入阴道才能达到那个部位。他说“正常性交”通常不会产生这样的伤痕。除了这一小块伤痕之外， 医生说姑娘的“身体”是正常的，外生殖器没有可见伤痕，没有发现精子细胞，而且“难以确定是不是真的强奸”。记录显示这个事件持续了大约3个小时，那天夜间很黑，无风，气温在华氏15到 20度。

辩方证人作证说，在事件发生的那一夜之后大约3个星期里，他们两次在所说的强奸发生的地点观察行人和交通情况。他们在黑暗程度，风速，时间和气温都和所说的强奸的那个夜晚很相似的条件下研究了那个地点的行人和交通。总括地说，他们作证指出，每小时通过东长安街的行人和车辆数目有几百，那条街离被告第一次攻击原告的地点距离在60码以内。哈德门大街上行人车辆数目就更大些，而哈德门大街在第2次攻击的地点和被告被抓起来的地点以东不到100 码。证词进一步指出，如果谁在第一次攻击地点“大声说话，不必喊叫”，那么在60码以外的东长安街上的人能清楚地听到。

据法庭记录显示，有数名宪兵到了中国警察逮捕被告的现场。他们作证说在现场被告用手臂搂住原告，原告显然是同意的。一个证人作证说被告和原告试图一同离开跑马场，另一个证人作证说他认为那个中国姑娘看来“完全放松”，不像“受到刺激或者哭过的样子”，而是“对整个事件表现平静”。早些时候和被告一同喝过酒的一个海军陆战队员说，被告被酒瓶割伤了手指节，这可以解释现场发现的手套上的血迹。

所说强奸案次日下午，一个美国医生检查了原告。这个医生作证说，在原告的臀部，大腿内侧，脸和脖子上都未发现伤痕。原告阴道入口处小的割伤在正常性交时也可能发生。这个医生在所说事件次日早晨也检查了被告，在被告性器官上没有发现伤痕。当夜值班的宪兵军官作证说，被告被从阅兵场带来时，对被告没有任何控告。假如有强奸的指控，被告就会被关起来，而不会作为嫌疑人释放听候传讯。原告在所说的攻击那天晚上穿的衣服和衬裤都列入了证据。原告陈述她交出衣服以后，衣服被割了几个小口子，除这些小口子之外，这件衣服没有其他损坏。和衣服一样，她的衬裤也没有暴力的痕迹。

法庭记录认定，仔细考察举出的证据后即可发现，原告没有在当时环境和条件下做出足够的反抗来支持她对性交不自愿的说法。虽然证据显示 1946年12月24日晚事件开始时她不是自愿跟两个海军陆战队员走的，但是除了她自己的证词以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她哭过或者反抗过。与此相反，其他控方证人作证说，在她和被告呆在一起的那么长的时间里，证人既没听到她哭叫，也没看到她挣扎反抗。如果说这些要干预被告和姑娘的证人相信姑娘正在被强奸，而他们无力援救她，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同样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事件长达几乎3小时，所说的几次攻击就发生在交通繁忙行人众多的街道附近，竟然没人听到呼救声。她并没在无人援助的情况下被殴打，也一直没有失去知觉。虽然她宣称被告几次扼住她的喉咙和捂住她的嘴，医生在次日检查时在她脸上和脖子上没有发现伤痕。她作证说她的衬裤是被强力脱下来的，但在当庭展示证据时，却没有任何污迹和撕破之处。她的衣服也没有任何暴力的痕迹。在整个争执过程中她都没脱下她的手套。她的阴道口有轻伤，这种轻伤与自愿性交的情况相符合。她争辩说她做了当时环境条件下她力所能及的反抗，可是除了这点轻伤以外，所有其他事实都不支持她的说法。在警察拘押被告和她两人时，也没有见到他们精神歇斯底里和身体筋疲力尽的证据。对于被告违背原告意志和原告性交的说法，本案证据不能消除对此说法的合乎常识的怀疑。

军事法庭最后认定，根据事实和上述法律， 对控罪 1 及其说明的调查结果和下令审判的机关的相关决定,予以撤消。根据对控罪2和控罪4的调查结果，对法庭判决和下令审判的机关的相关决定, 予以撤消。总军法官认为，下令审判的机关根据以上陈述和建议采取的司法程序和行动是合法的。

这个陈述和建议后来得到了海军部长苏利文的批准。因此，对控罪1及其说明的调查结果予以撤销。根据对控罪2和4的调查结果，审判的判决和下令审判的机关的相关决定也予以撤销。

对撤销皮尔逊强奸案判决，当时国内反映非常强烈，但许多研究国际法的学者认为，虽然在道义上这很不公道，但不能说这个案子不合法，因为美国法律是非常严格的，也是独立的。

关于沈崇案的一些背景材料讲完了，因为是演讲，材料的来源没有详细告诉大家，如果哪位朋友有兴趣，可以与我联系。

谢谢大家。

（來源：2004年中国最佳讲座》李公明/选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第二篇）

《徐康：与谢泳先生辩沈崇事件》（01/04/2010 史海沉钩）報道：

核心提示： 日前，凤凰网历史频道刊登谢泳先生所作的题为“解密沈崇案证据：一场毫无暴力痕迹的“强奸”的文章，文中以1946年“沈崇案”为中心做了一番叙述。文章刊出后，北京大学党委党史校史研究室明确表示谢泳先生此文歪曲事实，同时附上两篇驳斥文章，本文即为其中之一。据了解，沈崇女士如今仍然健在，重提这一事件对老人本就是一种伤害，但若扭曲的事实流毒不净无疑是更大伤害。而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某些人妄图用拙劣的手法歪曲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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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全国的沈崇事件和由此引发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过去整整六十年了。被污辱被损害的沈崇女士一生命运如何？现在何处？我们无从知晓。但是这一事件，这一运动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永久的回忆和思念。沈崇是北京大学的学生，竟然在文化古都的北平街头，遭到美军士兵的强奸。她是代替全中国同胞姐妹而受难的；她是为整个中华民族而受难的。这一事件激起北平广大青年学生的义愤。从北平到全国，数十万青年学生走上街头发出：“抗议美军暴行！”“美军退出中国！”的怒吼。抗暴运动高举起维护民族独立的大旗；抗暴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

在沈崇事件和抗暴运动半个世纪之后，忽然听到了不同的声音。这就是怀疑沈崇事件的真实性，否定抗暴运动的正义性。突出的事例是：谢泳先生2004年6月25日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的演讲。谢泳先生开头就说：“今天的演讲是一个关于历史事件的再认识”。对于历史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会有新的认识。对于已有定论的历史事件，如果发现了新的史料新的证据，应有新的评价，以至推翻原有的定论。谢泳先生又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所谓“沈崇案之谜”

谢泳先生在“沈崇案之谜”这一部分中讲道：“关于沈崇事件，当时无论是国民党政府还是民间都认为，中共有意识地参预了这一事件。还有人认为，是有意制造的，说沈崇是延安派来的人等等。但是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轻易下结论。还有一种说法是：‘文化大革命后据中共党内披露，原来沈崇事件完全是一宗政治阴谋，而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则根本为莫须有罪名。原来沈崇本人为中共地下党员，她奉命色诱美军，与他们交朋友，然后制造强奸事件以打击美军和国民党政府，结果证明相当成功。’‘另一说法是，改了名的沈崇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批斗时揭穿身份，她向红卫兵承认，她并未遭美军强奸，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党的事业’”。谢泳先生在此前讲道：“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我在这个演讲中只提供材料，我的评价体现在材料的选择中，因为摆事实就是讲道理”。现在请问谢泳先生：你真的相信这些毫无根据的无耻烂言吗？以一位历史学者的良知，把这些无耻烂言作为重新认识历史事件的新材料，不觉得荒唐可笑吗？其实这些“说法”并不新鲜。就在沈崇遭到美军奸污，引起广大同学抗议的当时，在北大和其他大学校园就出现过一种不署名的油印小报《情报网》，内称：“最近延安曾派若干女工作人员赴各地，专门以各种技术诱惑美军，造成事件”，“她行使苦肉计，引诱美军成奸，以便制造事端”。当时北大教授钱端升先生曾对此发出斥责：“学校里出了一个‘情报网’，说是被奸同学是从延安派来的女同志，逗引美兵制造事件。这是造谣的低下手段，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围”。[599]关于沈崇的身世，当时《新民报》记者和《燕京新闻》记者都对她的家属有采访报道。[600]北大女同学会八位女同学到沈崇家中慰问时，沈崇表姐杨振清女士曾有详细介绍：“沈崇是一名门闺秀，她的祖父是沈葆桢，曾任清朝两广总督，她的父亲是南京政府的交通部官员。沈崇平时身穿蓝旗袍，脚穿一双绒布鞋，是一位正派朴实的女学生，与美军素无来往……[601]对以上这些见诸报刊的采访报道，半世纪来从未有人提出异议。现在谢泳先生所引的新“材料”中，竟然出现沈崇为“中共地下党员”之说，不知有何根据？所说“据中共党内披露”，究竟出自何书？如果沈崇是“中共地下党员”，那由何人介绍入党？由何人领导？她奉何人之命色诱美军？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谢泳先生有责任予以回答。否则就是造谣诬蔑。谢泳先生一向声称遵崇人权。侵犯沈崇人权，侮辱沈崇人格，不仅超越道德底线，也是法理所不容的。

所谓“社会文化心理”

谢泳先生讲道：“半个多世纪以后，我们重新研究沈崇事件，一个最明显的感受是知识分子在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时，他们应当以怎样的态度来判断事件的真实性，以及此事件对国家利弊。在这一点上，四十年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选择，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历史教训。沈崇事件的发生，除了被有意识地利用之外，这一事件本身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心理，也是这一事件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引发青年学习愤怒的主要原因。……像沈崇事件这样的事，在海外驻军当中是最容易发生的。近年来美国在日本冲绳的驻军也时常发生强奸案，这是海外驻军中常见的问题。但对四十年代的中国学生来说，虽然他们接受了很多西方文化，但在传统上，他们还是很难摆脱中国人常有的思维。……在中国人看来，强奸是犯法而且是一种罪恶。就法律眼光来看这是一个最不可容忍的犯法行为，就道德观点说这是一种卑鄙，同时也是最不可饶恕的罪恶。”“可以设想，如果皮尔逊是直接拔枪打死了沈崇，而不是强奸，事情恐怕也没有后来那样严重。”谢泳先生还援引《密勒氏评论报》的文章说：“中国人对于性关系上的失检是认为极其严重的，而这些常常为外国人视为单纯的‘私事’而已”。谢泳先生的思想真是太“超前”了。他认为中国人思想狭隘保守，把强奸当作“犯法”和“罪恶”，不像美国人的文章所说：“这些常常为外国人视为单纯的私事而已”。他责备四十年代的中国学生没有“摆脱中国人常有的思维”，没有把沈崇事件当作“海外驻军中常见的问题”，“小事酿成大祸了”。可是博学的谢泳先生难道不知道：按照美国的道德标准，强奸也是一种罪恶，按照美国的法律，强奸也要判处徒刑以至死刑吗？

所谓“知识分子的表现”

谢泳先生以赞赏的口气说：“吴国桢是出身清华的留美学生，他对中国学生运动有深入的了解……对于沈崇案中知识分子的表现，吴国桢也谈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对当时知识分子评价并不是很高。他说：‘还有一件事我想指出来，那就是知识阶层的冷漠。’随后谢泳设问：“知识分子的表现为什么这样冷漠呢？”接着又以吴国桢的言论回答：“首先，大学校长和教师们的待遇太低……但他们的冷漠还有另一个原因。历来中国的学者们，都反对参与政治，他们感到自己的领域只限于搞学术，别无其他。尽管他们中许多人是国民党员，但却认为反对共产党的渗透，并不是他们的责任”。这里谢泳和吴国桢观点一样，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冷漠，只是教授学者对国民党政府的冷漠。事实上，当时多数教授学者对于沈崇事件的反映是义愤填膺非常强烈的。北大四十八位教授联名发出“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书”，提出三项要求。[602]北大、清华、燕京等北平各大学教授许德珩、闻家驷、向达、季羡林、朱自清、张奚若、赵访熊、雷洁琼、翁独健等人纷纷发表谈话，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603]上海、武汉、重庆等地教授学者和各界人士相继发表抗议声明。[604]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关怀国事、爱护青年、是非分明、大义凛然的高尚品格。这些历史资料俱在，为什么谢泳先生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呢？

所谓“沈崇事件档案在美国解密”

谢泳先生讲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审理沈崇事件的法庭记录已经解密。据现在美国的周启博先生介绍，当时沈崇案由军事法庭审理，案卷存军方档案库。因涉外国公民，管外交的国务院也有相同的一套案卷。他从国家档案馆取得国务院这套案卷的复制件……”谢泳先生转述的档案中关键的一段是：“法庭记录认定，仔细考察举出的证据后即可发现，原告没有在当时环境和条件下做出足够的反抗来支持她对性交不自愿的说法。虽然证据显示1946年12月24日晚事件开始时她不是自愿跟两个海军陆战队员走的，但是除了她自己的证词以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她哭过或者反抗过。与此相反，其他控方证人作证说，在她和被告呆在一起的那么长的时间里，证人既没听到她哭叫，也没看到她挣扎反抗。如果说这些要干预被告和姑娘的证人相信姑娘正在被强奸，而他们无力援救她，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同样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事件长达几乎三小时，所说的几次攻击就发生在交通繁忙行人众多的街道附近，竟然没人听到呼救声。她并没有在无人援助的情况下被殴打，也一直没有失去知觉。虽然她宣称被告几次扼住她的喉咙和捂住她的嘴，医生在次日检查时在她脸上和脖子上没有发现伤痕。她作证说她的衬裤是被强力脱下来的，但在当庭展示证据时，却没有任何污迹和撕破之外。她的衣服也没有任何暴力的痕迹。在整个争执过程中她都没有脱下她的手套。她的阴道口有轻伤，这种轻伤与自愿性交的情况相符合。她争辩说她做了当时环境条件下她力所能及的反抗，可是除了这点轻伤以外，所有其他事实都不支持她的说法。在警察拘押被告和她两人时，也没有见到他们精神歇斯底里和身体筋疲力尽的证据。对于被告违背原告意志和原告性交的说法，本案证据不能消除对此说法的合乎常识的怀疑。军事法庭最后认定，根据事实和上述法律，对控罪1（按即强奸罪）及其说明的调查结果和下令审判的机关的相关决定，予以撤消。根据对控罪2和控罪4的调查结果，对法庭判决和下令审判的机关的相关决定，予以撤消。总军法官认为，下令审判的机关根据以上陈述和建议采取的司法程序和行动是合法的。这个陈述和建议后来得到了海军部长苏利文的批准。”

但是令人诧异的是：综观全部谢泳先生转述的档案引文，没有发现这个审判结果是在何时何地由什么法庭审理作出的。如果说这一审判结果是在1947年1月22日在北平由美国军事法庭作出的，那显然和见诸报端的当时中美双方公布的结果大相径庭。如果说这一审判结果是在1947年6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范特格里宣称皮尔逊之罪行难以成立准予释放时重新审判作出的，那这一重新审判是在没有中方原告、中方证人、中方律师出庭也毫不知晓的情况下举行的。这样的审判，无论按照什么国家的司法制度，都是非法的。在1947年6月，皮尔逊被美国海军陆战队宣判无罪恢复军职消息传到中国后，曾引起中国广大师生和各界人士强烈抗议。当时报刊多有报道。然而谢泳先生却说：“许多研究国际法的学者认为，虽然在道义上这很不公道，但不能说这个案子不合法。因为美国法律是非常严格的，也是独立的。”谢泳先生没有说明哪些国际法学者这样认为，但显然表明他自己是完全赞同这一审判结果的，也是非常赞赏美国法律的，对所谓解密的美国档案是深信不疑的，从而根本上否定了受害人沈崇被美兵强奸的事实。

本来自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在国际上已经获得独立地位。外国列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已经取消。美国士兵在中国犯罪，理应由中国法庭进行审理，至少应由中美联合法庭审理。但是横行霸道的美国军方坚持由美国军事法庭审理。这已是对中国主权的藐视。退一万步，即使按照美国军事法庭审理结果，也判决了美兵皮尔逊的强奸已遂罪。现在我按照当时报刊报道和档案资料，对这次审理经过和审判结果作一摘录：1947年1月9日《世界日报》刊载的：《北平地方法院致美国驻平海军陆战队司令官公函》内称：“案据沈崇于本年元月四日起诉：本人于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八时许，在北平东长安街平安电影院附件，被美兵二名强架至东单操场地方，由一美兵连续强奸，另一美兵曾帮助强奸，请求法办等情到处。当经本处侦查，兹根据被害人沈崇并证人关德俊、刘志平、唐文华、王桐、孟昭杰、赵泽田、马文彬、张志新、赵玉峰等供述，以及各医师之诊断证明书，检查伤单等件，认为该两美兵确有犯罪行为。经向北平市警察局调查犯罪人系贵部士兵。其当时捕之一名，其姓名为Pierson Williams，已送交贵部。其另一名，已由贵部拘押。相应依据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条例等四条第二项规定，函请查明依法惩处为荷。此致美国驻平海军陆战队司令官。”

附送证件：

（一）被害人沈崇侦讯笔录一份，附肇事地点略图一份，伤单一份。

（二）证人孟昭杰、赵泽田、张志新、赵玉峰、马文彬、唐文华、王桐、关德俊、刘志平、尚友三、李凤坡侦讯笔录共十一份，内附证人结文共十份。

（三）警察医院诊断证明书共二份。

（四）勘验笔录二份。

（五）北平市警察局外事巡官朱绍明报告一件。

首席检察官纪元[605]

1947年1月24日《新民报》刊载：《美军事法庭宣判皮尔逊强奸罪已成立》“中央社讯 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增援第一师军事法庭审判长休士中校二十二日宣布：美军伍长皮尔逊，在本市东单，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暴行案，应为强奸已遂罪。法庭系于晨十时开始，出席旁听者为胡适、左明彻、李士彤、纪元、鄂森、孟昭楹，以及中外记者十七人。首由检察官助理杨格中尉宣读第四日审询记录，旋由检察官宣布昨夜请示师长何华德将军，起诉书中第三及第五两罪，是否应不予考虑。何复电上两罪应撤销。此时庭中为之一振，被告皮尔逊态度变为惊惶。七法官经五分钟之讨论，由审判长休士中校，宣布起诉书之第二与第四两罪不成立，皮尔逊应判为第一项强奸已遂罪。宣布后，即令被告押回，时为十时三十五分。检察官继宣布，本案结束，至刑状尚候呈转华盛顿海军部长核定后宣布。此时旁听人纪首席、左处长、胡校长、李教授互相握手，对本案胜诉至表欣慰。至美国道歉一节，俟判决核定宣布后，即可举行。赔偿事尚待受害人家属呈请另案办理”。[606]

除了以上报刊的公开报道，我再引一份档案材料《北平市警察局为呈报沈案经过纪要致内政部警察总署代电》内称：“一、事实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年十九岁，寓居本市内一区甘雨胡同十四号。于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八时三十分，由家赴东长安街平安电影院看电影，至影院迤西地方，由对面（东方）走来美兵二名，突将沈头颈挟持，拖架南行。沈崇当时呼救不得，被挟越过马路至使馆界界墙下，即被一美兵强行奸污，连续三次。事被第十一战区修理班供职之孟昭杰等瞥见，告知于内七分局警士关德俊辗转报告本局，当派警在当场将肇事之正犯美海军陆战队士兵皮尔逊（Pierson William）一名带交美海军宪兵队看押，将被害人带局讯悉前情。本局为详求当时事实真象计，曾将被害人送往警察局医院鉴定，确属被奸，开具鉴定书，并协同北平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纪元赴现场履勘，制作笔录。传据证人孟昭杰、赵泽田、张志新、赵玉峰、马文彬等五名供明当场发现经过暨聆被害人哭泣甚哀。并警士关德俊、刘志平、尚友三报告美兵皮尔逊强行奸淫，施行强暴各节，均与沈崇所供符合。又据本局外事科科员张颖杰及巡官策绍明报告，该被捕之美兵（皮尔逊）身穿制服，面部尘土颇多，一手戴手套，一手未戴。被害人身着之大衣纽扣未扣，里衣未扣齐，大衣后下部浸湿一块，两袜脱落于腿腕，头发凌乱，全身灰土，显曾抵抗甚烈。是本案犯罪事实至为明显。

“二、我方处置经过本局于搜得各项资料后，当于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北平市政府名义正式向美国驻平海军陆战队司令官提出照会，提供各项犯罪事实及证据等项，请立即依照“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条例”第一条及第二条甲项规定，对上述之两名美兵迅予实施军事审判，依法从重惩处，并从优赔偿被害人之损害，及由美方当局以书面道歉，由驻平美军最高长官亲至被害人家中慰问，保证以后绝不再发生同类事件等项。

“三、美方处置经过本案发生后，美军驻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即组织军事法庭审讯本案，由休士中校等七名军法官担任审判，由费兹吉罗德中校担任检察官，自三十六年一月十七日至一月二十一日对主犯皮尔逊一名举行公审。出席旁听者有被害人之父沈劭，北大校长胡适，被害人之法律顾问李士彤、赵凤喈两教授，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北平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纪元，本局外事科科长孟昭楹，及中外记者等多人。该法庭审讯当事人及调查证据颇为详尽。业于一月二十二日判决主犯皮尔逊一名构成强奸既遂罪。（该美军罪刑最后决定，依照美国法定，须俟转呈美海军部长核定后宣布。1947年3月3日，美军曾宣布判决强奸犯皮尔森，降为普通士兵，处监禁牢狱15年。判普利查德监禁牢狱10个月。而皮尔森回国后，美国海军司令即宣布其无罪。）这就是谢泳先生所谓的：美国法律的“非常严格和独立”。”[607]

把上述中美双方档案材料对此来看，中国档案叙事清楚，证据确凿；美国档案含糊其词，矛盾百出。如无任何偏见，不难判断这一事件真相如何？谁是谁非。难道“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谢泳先生竟没有看过中国有关档案和有关报道？

沈崇事件，铁案如山。抗暴运动，永垂青史。四十年代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不是愚昧的一代，冷漠的一代，迷惘的一代，盲从的一代。他们是忧国忧民的一代，是探索真理的一代，是追求民主的一代，是献身解放的一代。他们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不怕流洒鲜血，付出生命，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谢泳先生竟说：“四十年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选择，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历史教训”。真乃“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注释：

[599]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抗议美军驻军暴行运动资料汇编》第386页。

[600] 同上书129页及130页。

[601] 北京出版社出版《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史》第52页。

[602] 《抗议美军驻华暴行运动资料汇编》第383页。

[603] 同上书385页至388页。

[604] 同上书390页至405页。

[605] 同上书635页。

[606] 同上书644页。

[607]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学生运动》第89页至91页。

（第三篇）

网摘：历史真相：丁聪夫人就是沈崇？

2009-08-01

历史就是过去的人和事的积累。历史学是记录这些事件的真实学问，所以历史学家首要责任是告知民众真相。最近网上广为传播的已故漫画家丁聪夫人即为沈崇的网贴着实让人吃了一惊。但已经没有更多的感慨了，只能呼吁：还有多少历史真相需要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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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聪夫人沈峻是造假的“沈崇事件”中的沈崇

胡小胡long的博客

小丁为人随和，在艺术家圈子里广有人缘。但是他到哪儿都是个单身汉，他的婚姻问题是众人说不完的话题。他是党外人士，著名画家，《人民画报》副总编辑，全国政协委员，在那个年代，也算个“钻石王老五”。终于有一天，我见到小丁叔叔的女朋友。父亲带我去西单长安大戏院看京戏，李少春的《野猪林》。小丁叔叔带来女朋友，比他个子高，穿一件薄呢短大衣，清秀大方，见了父亲一口吴侬软语。这位上海小姐姓沈名峻，毕业于北京大学，在国务院外文局工作。一年以后，我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在东四大同酒家，北京最著名的广东馆子，摆了四桌酒席。坐首席的是夏衍先生，大家称“夏公”，算是证婚人了。那一天小丁叔叔什么样子，沈阿姨什么样子，一点记不得，因为我的注意力全在夏衍伯伯身上。此前小丁叔叔对我说：小胡，你不是在集邮吗？夏衍是中国最大的集邮家，你去他那里要几张邮票！婚礼这天，我只惦着这件事情，挤到夏衍伯伯身边问了一通集邮的事情，并开口要邮票。夏衍伯伯也答应了，叫我心花怒放。

一直到了80年代，小丁叔叔和沈阿姨仍是父亲家的常客。那时候我有了继母张敏玉，我们叫她张姨。张姨对我说：

“你的沈阿姨，就是‘沈崇事件’那个北大女学生。崇山峻岭，把‘沈崇’改成‘沈峻’了！”

1948年发生在北平的美国兵强奸北大女学生事件，激起全国的抗议声浪，也成为共产党用来反蒋的重大题材。

新浪网友：据说沈崇或沈峻其祖父乃清“同光中兴”名臣沈葆桢，其曾外祖父是林则徐。更据说沈崇或沈峻九十年代已移民美国。

2009-04-26 14:08:14

爱灌水的鱼：直到2005年，国民党将军孙元良，即著名台湾影星秦汉之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沈崇案”时仍认为：“中共建政后，曾于1950年在南京举行表扬沈崇的大会，披露沈崇早就是中共党员。沈崇改名后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任职，文革初因家庭成份而被清洗，调往外文出版社。红卫兵造反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沈崇自不能幸免。据1935年入党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聂绀弩回忆：红卫兵审查沈崇时，她坦承自己扯下弥天大谎。当年中共地下党指示她色诱美军士兵皮尔逊，实际上她并未失身。她承认：制造这一假案是为了‘积极打击美国，孤立国民党’。沈崇经文革风浪后移居美国，与右派丈夫、漫画家丁聪相依为命，其晚年皈依佛门。她私下对友人表示：因为自己年轻时误入歧途，酿成全国性反美风暴，致使国民政府丧失大陆，她与丈夫也遭逢无穷无尽的屈辱。她感到无比忏悔，对不起受苦受难的亿万同胞……这些内幕秘辛都是蒋公生前所未知悉的。”

（第四篇）

《沈崇良心发现吐真相》（2012-10-02 古仁达）報道：

上次谈到韩战以前、中共夺取政权以前，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社论《民主颂》对美国是极端推崇的。但是，在推崇的同时，却暗下机关，比如当时名噪一时的“沈崇事件”。唐人街的唐人们，如果有人还因为此事记恶美国，那就有必要了解一下历史的真相。

1946年12月24日圣诞夜，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声称在从王府井到东长安街去电影途中，被两个驻京美国兵强奸。

事件发生后，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安排下，新闻纷飞、群情激愤，平津京沪一带的学生立即走上街头，掀起所谓反独裁、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运动；随后更发动罢课、 罢工、罢市，和反美的风潮。中共通过“沈崇事件”，成功达到“妖魔化美国”的效果，离间了中国人民和美国的关系；为迫使美军撤离大陆、进而达到窃取中国政 权目地下了关键一着棋。

时隔近70年 许多真相浮现

首先，当事人沈崇于1990年代经文革风浪后移民美国，并对外澄清这 次强奸事件乃子虚乌有，她并未遭到美军强奸。还有，沈崇当时就是共产党员，是奉命与美军士兵接触、色诱美军，进而制造“沈崇事件”。沈崇后来皈依佛门，对外澄清，也算对制造该历史事件及其后果的一种忏悔表现。她私下对友人表示：因为自己年轻时误入歧途，酿成全国性反美风暴，致使国民政府丧失大陆，她与丈夫 也遭逢无穷无尽的屈辱，她感到无比忏悔，对不起受苦受难的亿万同胞。

二是事发几天内，中共中央统一指挥部署，发出《中央关于在各大城市组 织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命令“在各大城市（平、津、京、沪、渝、昆、港、蓉、杭等）及海外华侨中发动游行示威”。1946年12月30日，在北 平地下党学委（南北系）的领导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动乱迅速掀起，并波及全国30多个城市，有50多万学生走上街头，成了谋杀国民政府的 “第二条战线”。

三是一件孤立的美国士兵犯罪事件被中共控制的媒体极力炒热。《人民日报》记者部副主任、当时任北平《益世报》采访部主任的中共地下党员刘时平，被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吹捧的一大丰功伟绩，就是曾经在媒体直接炮制“沈崇案”、“掀起反美反蒋的高潮”。

四是共产国际成员、当时的“第一夫人”宋庆龄亲自出马，到特别军事囚禁所恐吓美国士兵皮尔逊，出面骗取口供和一份认罪书，想把假案做成铁案。

最后，美国军事法庭对两名美军士兵审理的案卷复制件中，叙述的经过及人证物证显示：1）中国医生、美国医生的身体检查报告没有发现强奸暴力行为、没有发现精 子细胞和暴力伤痕；2）衣服、衬裤也没有暴力的痕迹，没有任何污迹和撕破之处；3）“强奸”事件持续了大约3个小时，但是，黑暗程度、风速、时间和气温等 因素都难以证明有强奸暴力事件在该大街上发生；4）有目击证人作证说，那个中国姑娘看来“完全放松”；数名宪兵和中国警察作证说在现场被告用手臂搂住原 告，原告显然是同意的。

最终，美国军事法庭撤销了强奸、企图强奸而攻击、有害秩序和纪律行为这三项控罪；但保留了自愿性行为、可能损害士气风纪的不道德行为的控告。海军部长苏利文给予批准，美海军法务长官复审此案，认为强奸罪实在难以成立；最后把美国士兵无罪释放、恢复原职。

值得一提的是，美军在伊拉克性虐待战俘的事，是美军自己爆出来的；当时，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局势错综复杂，也会造成伊拉克人的反感。但是，美国人依然公然自爆 其丑，后来对涉事美军判罪，都是一般带政治目地思考的人所不堪设想的。基于美国司法独立、及其当时严格的军事法庭调查，可以相信当时法庭的判决大概正确。 当时，美国如果判强奸罪成立，可能还更有利美军；但是，就是因为此事子虚乌有，才有更不利于美国的最后效果：产生美军枉法、反美泛滥的结局。

当然，让一个如花似玉的18岁学生的身体去钓鱼，也只有共产党才做的出来；也只有入了共产党的少女才会做的下来。

唐人街的唐人们，大家有没有想过，大陆上的中共，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为什么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美国极端恶毒的抹黑和诬陷，逢美必反，视美国为头号敌人。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唐人街的唐人们，大家认真想过吗？

（第五篇）

《沈崇案，真相并非遥不可及》（2012-08-13 许礼平）報道：

我的民国纪事，仅仅是记载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有关沈崇事件，我表达了此事件居然连当时作为一个中学生的我也卷入了游行，有关沈崇事件的真相的确不知，也没有深究过。但不少网友对其真相较有兴趣，刚好看到许礼平先生的文章，觉得是他本人的亲身故事，很真实，有其可靠性。从许先生这篇文章看，沈崇现在还可能健在。如另有一文。名为：历史與空間：幸好「沈崇」健在。也证明沈崇健在。连接如下。

也作为日志记下。与网友分享。

本世纪伊始，又有人拿「沈崇事件」做文章，说沈崇是地下党，色诱美军，制造事件，以便引发全国反美运动，重弹六十多年前的老调。更有人深具创意的凭空编出：改了名的沈崇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批斗时揭穿身份，她向红卫兵承认，她并未遭美军强奸，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党的事业」。一般人说话不够分量，不够权威，于是有人把这段话挂到名人聂绀弩头上，还列明引自聂公《沈崇的婚姻问题》一文，但聂公此文撰于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其时，哪来文革？哪来红卫兵？「沈崇事件」各种档案俱在，北京、台北、美国所存这些档案都超过五十年，都解密了，花点时间读一读，案件清楚得很。但仍很希望能够问问当事人沈崇，对于时至今日还有人只拿个别档案，不辨真伪为美军翻案，她作为受害者，作何感想？

沈崇事件，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下半叶影响至钜。事件纯出于偶然，但在民众的积怨和共产党的策动下，却引起轩然大波，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美反政府之群众运动，让蒋介石伤神不已，来个乾纲独断，调动国家机器中所有力量：党、政、军、警、宪、特、传媒，终以玩不过地下党而以失败告终。

沈崇事件发生时，当局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放出许多不同的传言，让事件像罗生门般，扑朔迷离。年前偶得此案相关文件原物，遂与此案结缘。所得有当时报纸报道、评论，亦有北京大学致本案法律代理人赵凤喈之公函，最重要者，则系沈崇本人亲笔自白书，这份弥足珍贵的自白书从未公布，系沈崇本人在案发后不久，亲笔撰述被辱经过详情，拟交法庭方面作有力之证明的书面文件。

案发时间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廿四日星期二晚上八时半，圣诞夜，通常这夜不太平安。有传媒洞察形势，善意发出警示：「今晚洋人狂欢，妇女盼勿出门。」但凡有美国驻军之异域，或多或少，总会发生风化案，尤其圣诞夜。当晚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伍长威廉士．皮尔逊，大概肾上腺素急升，那话儿指挥大脑，竟敢伙同下士普利查德，在东长安街北侧平安戏院西边（即现今之东方广场），强行架走弱女子沈崇至东单广场奸污，炮制「沈崇事件」。

案发后警方处理经过如下：

「本局（北平市警察局）为详求当时事实真象计，曾将被害人送往警察局医院鉴定，确属被奸，开具鉴定书并协同北平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纪元赴现场履勘，制作笔录。与沈崇所供符合。又据本局外事科科员张颖杰及巡官策绍明报告，该被捕之美兵（皮尔逊）身穿制服，面部尘土颇多，一手戴手套，一手未戴，被害人身着之大衣钮扣未扣，里衣未扣齐，大衣后下部浸湿一块，两袜脱落于腿腕，头发零乱，全身灰土，显曾抵抗甚烈。是本案犯罪事实至为明显。」

案发之后，亚光新闻社王柱宇最早得到消息，但北平市警察局汤永咸局长要管制新闻，封锁消息。深具新闻职业操守的记者老编诸君，不顾禁令，照直报道。报纸一出街，北平社会哗然。

沈崇是北京大学先修班学生，事发后，北大训导长、三青团负责人、先修班主任陈雪屏立即把先修班座次表沈崇的名字抹掉，并叮嘱注册组刘主任不许外人查询，对外则宣称「该生不一定是北大学生」。但民国狗仔队神通广大，还是查出沈崇在北大注册卡片：「沈崇，十九岁，福建闽侯人，先修班文法组新生。永久通讯处：上海古拔路二十五号。」消息披露，北大立即沸腾，北大女同学尤其热心，设法找到沈崇在北平居处，东单八面槽甘雨胡同十四号杨公馆（沈崇表亲宅），七八个女同学登门慰问，大家才知道，沈崇系大家闺秀，生活严谨，个性倔强，学习认真，与外界极少交往，而且系出八闽望族，系林则徐外玄孙女，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曾孙女，林琴南外孙女，父亲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即副部长）沈劭，哥哥系驻法公使，与陈雪屏更有远亲关系。

沈崇真实身份披露之后，十二月廿六日北京大学学生率先成立「抗议美军暴行筹备委员会」，罢课、示威游行。接着廿八日清华学生罢课、廿九日清华教授罢教。

沈崇案在当年激起了青年学生极大的反美情绪

北平地下党诸君密切注视本案发展。他们原本执行毛公指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起初只是观望，按兵不动。但形势发展迅猛，全市反美怒潮高涨。十二月廿九日，北平地下党学生工作委员会南北两系召开紧急会议，认为时机成熟，应因势利导，引领示威。共党介入，国民党有难了。

共产党组织力极强，效率极高，十二月卅日下午已组织领导北大、清华、燕京、中法、辅仁……等学生近五千（对外号称万人）游行示威，去国民党北平行辕请愿，沿途高呼「严惩肇事美军」，叫得最响的是「美军撤出中国」。

当天另一边厢北京大学沈从文、朱光潜、袁家骅、任继愈等四十八教授联名去信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抗议美军暴行，清华梅贻琦校长、燕京陆志韦校长等都发声支持学生，还要求当局保障学生游行安全，两校众教授又发表联合声明。

古老的北平沸腾了，共党乘胜追击。十二月卅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各大城市组织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全国各地，迅即响应。翌日，上海市学生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联合会成立，同一天，马寅初、郭绍虞、萧干等上海三十教授发表抗议书，接着钱钟书等教授又发表声明，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相继发表声明抗议美军暴行，声援北平学生。跟着全国几十个大城市的学生纷纷罢课，示威游行，人数达五十万之众，运动持续一两个月之久。

沈崇事件，已发展成为国共两党角力斗法的事件。国民党一开始把这个事件强调纯为法律问题，用法律解决。共产党一开始就把它提升至政治层面，强调要美军撤出中国，反对内战。

北大校长胡适之期望法律解决，他主持的北大聘请赵凤喈、燕树棠诸律师任沈崇法律顾问。但一九四三年六月九日中美双方签订《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条例》第一条列明：美军在中国犯罪，「归美军军事法庭及军事当局裁判」，也就是说，美国佬说了算。美国是文明世界表率，强调法治，当然要做足全套，也照样开庭审判。

延至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国农历大年初一，美军军事法庭裁定主犯皮尔逊强奸已遂罪成立。二月一日再裁定帮凶普利查德妨碍军纪等二项罪名成立。判处皮尔逊十五年有期徒刑，普利查德监禁劳役十个月。这个判决好象很公道，让国民党松一口气，也让胡适高兴了一阵子。但六月中，美国军事法庭总检察长宣布，所控罪状不能成立，国民党十分紧张，做了许多动作都无补于事。八月中，美国海军部长核准判决，该被告无罪释放兼恢复原职。好了，美帝只照顾自家子弟兵，不管蒋公死活，这样子搞作，等于在中国大地上丢一个精神原子弹，加速国民党倒台。

以一个女子遭遇而影响大局，像沈崇事件是绝无仅有的。「冲冠一怒为红颜」那只是一个吴三桂。而沈崇事件是牵动五十万学子和千百名教授的「冲冠一怒」，最终加速了一个政权的收场。这是历史偶然性的奇迹。沈崇是真真正正能「倾」人之国，隳人之政的「倾国佳人」。

本世纪伊始，又有人拿「沈崇事件」做文章，说沈崇是地下党，色诱美军，制造事件，以便引发全国反美运动，重弹六十多年前的老调。更有人深具创意的凭空编出：改了名的沈崇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批斗时揭穿身份，她向红卫兵承认，她并未遭美军强奸，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党的事业」。一般人说话不够分量，不够权威，于是有人把这段话挂到名人聂绀弩头上，还列明引自聂公《沈崇的婚姻问题》一文，但聂公此文撰于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其时，哪来文革？哪来红卫兵？这就是启功老常说的未开卷而知其伪。

「沈崇事件」各种档案俱在，北京、台北、美国所存这些档案都超过五十年，都解密了，花点时间读一读，案件清楚得很。但仍很希望能够问问当事人沈崇，对于时至今日还有人只拿个别档案，不辨真伪为美军翻案，她作为受害者，作何感想？当然，「沈崇事件」最大受害者是中华民国，是中国国民党，那么党国诸君又作何感想呢？

六十多年来，沈崇的下落，备受关注，而又传闻不一。有说削发为尼，遁入空门；有说宋美龄收为谊女，移民国外。有说她改名换姓，健在北京。前两种传闻找不到任何依据，早被否定了。而北京文化圈子则隐约流传：沈崇就在北京，而且活跃在文化圈中。

大概八十年代吧，有一回，聂绀弩、丁聪与三联书店周健强等聚会，聂早年写过《沈崇的婚姻问题》一文，周问聂，“沈崇到底是谁呀？”聂指着丁聪说，你问他，他最清楚。

丁聪夫人沈峻，就是文化圈中传说的沈崇。但从来没有人敢问沈峻，你是沈崇吗？这句话太冒犯了。甚至与丁聪伉俪死党如黄苗子、郁风也不敢问。

今年春节后不久，李辉、应红伉俪莅寒斋雅叙，我出示沈崇亲笔自白书三纸，应红一睇，脱口而出：“这不就是沈峻的字吗？！”应红是作家出版社负责人，与沈峻熟络，经手沈峻手稿无数，所以对她的字迹非常熟悉。当天我到罗孚家造访，借沈峻给罗公贺年卡、拍摄沈峻滑雪照上的题字，回家与沈崇字迹对比研究，虽然前后六十多年，但用笔、结体，都有太多一致处。

好了，如何求证？颇费思量。通过沈峻周围的至爱亲朋吗，他们实在开不了口。重提旧事，对当事人不啻于再一次伤害，但近年攻击沈崇的言论甚嚣尘上，不弄清楚，对当事人又是更严重伤害。

机会终于来了。林道群兄嘱转稿费与沈峻，一口应承。五月八日上京，请沈峻密友约沈峻一起用餐讨教。甫一见面，认出这就是在罗公家里从贺年卡看到的，八十多岁老太太滑雪雄姿的沈峻，真人可是腰板硬朗，英姿勃发，神采飞扬，白白滑滑的面庞架个墨镜，路人还以为是哪个资深玉女明星呢。

沈崇与其夫漫画家丁聪

笑谈间笔者开始进攻了。先问沈峻生肖属甚么？答曰：“兔”，丁卯一九二七？“没错”，心想沈崇案发时十九岁，一九二七到一九四六正好十九岁。再问府上哪里？“福建闽侯”，心想，又对了。席间奉上马幼垣关于沉葆桢照片辨伪文章（刊《九州学刊》六卷二期）影本，内有沈文肃公与夫人林氏画像，沈峻说，“从前家里就是挂这画像，文革毁去”，问沈葆桢是你贵亲？“沈葆桢是我曾祖父”，又对了。尊大人大名？“沈劭”，完全吻合了。做甚么工作？“工程师，到处跑，做过交通部次长。解放前夕离开大陆。”几兄弟姐妹？“四姐妹，我最大，剩下我跟最小的。”何时来北京？“解放后”，稍停片刻，立即补充，“一九四六年来北京，在北京大学先修班。”心想这就完全对了，她就是沈崇，肯定不会错。正思考间，沈峻再补充“后来在上海复旦大学毕业。”是党员吗？“是。”甚么时候参加党？“一九五六年，在学校入党。”

终于要摊牌了，立即取出准备好的沈崇亲笔自白书、北京大学聘请赵凤喈任此案法律顾问感谢函等材料，放在饭桌上。沈峻一看，立即摘下墨镜，聚精会神，略显湿润双眼，泛着几乎觉察不出的淡淡泪光，盯着这几叶沉甸甸的薄纸，面色为之一变，神情凝重而镇静，压低嗓门说：“哪里搞来的？给我的吗？”这是彩色复印件，全部给你。沈峻一声“谢谢”，马上收起文件。

确认沈崇真身后，一切轻松多了。先谈谈她小时候的情况。哪里出生？福州？上海？“不对，我生于镇江，父亲在镇江盖桥梁，盖公路，所以我在那里出生。”“父亲因为搞工程建设，到处去。我小时候去上海，在上海念小学，所以寄居姑姑家。”是古拔路二十五号吗？“对，你怎么知道的？”我开玩笑说我是调查局的。

“我姑父曾景南是盐务局长。”啊！那是肥缺。“对。”“姑姑喜欢女儿，特别疼我，我又是人家的女儿，宠一点没关系。所以我从小就无法无天。”一九四七年，因奶奶病重，不愿死在外地，棺材都买好了，要回福州老家寿终正寝，沈峻便陪着奶奶回福州。福州与台湾很近，沈峻顺便去了趟台湾，探望姑姑，几天就回来了。文革时，因此而被诬为去台湾领特务经费。“姑姑有个儿子在美国念书，我动员他们母子回来，他先到香港，他妈妈从台湾到香港会合，我去香港接他们一起回来，这不是很好嘛，但文革时候，又说我去香港领特务经费。”

尊大人沈劭生于哪年？沈峻一脸茫然，不知道。生肖属甚么，也不知道，只知她出生时父亲二十多岁。沉劭在南洋公学毕业，然后交大，再留美。抗战间沈峻在上海，沉劭则在昆明，盖机场，盖公路，父女大部份时间分开，对父亲了解不多。沈劭有个朋友托他照顾妻子儿女，朋友后来死了，沈劭继续照顾，妻子变成他的妻子，儿女变成他的儿女，两家人变一家人。解放前夕，沈劭离开大陆。沈劭新家庭另一半是南洋华侨，要回南洋，沈劭同去。后来在美资还是英资的石油公司工作，一直到七十年代过世。

问起沈峻妈妈，果然姓林，家庭妇女。沈峻生儿子时接母亲来北京住。原居所两间房住三代人，十分挤迫。一九八五年分到稍大居室，但母亲习惯住地下，左邻右里都熟，老友记多，不愿搬去高楼住。过几年九十五岁过世。

又再问回不开心的往事。你在北大先修班，准备念甚么科，“我的志愿是学医”。但出事后，政府不让她到北大上课，因为风头火势，不许她出来。“在北京没事干，就回上海，后来才（改名沈峻）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学的是俄文。复旦毕业后，学校很喜欢她，要留她当助教。沈峻不服从组织分配，要去北京。

沈峻在北京先去中联部，中联部发觉沈峻社会关系太复杂，不合要求，调去对外文委，干了几年，在宣传司管书刊，下辖外文出版社，后来外文出版社分出来，独立成为外文局，社领导挑了几个人，包括沈峻，入外文局，做到退休。

丁聪妹妹与沈峻是同学，沈峻在复旦大学毕业后，一九五六年九月，她与丁聪妹妹同时被分配上京，因丁聪妹妹在京无其它亲戚，便拉着沈峻常去探望丁聪，一来二往，丁聪沈峻便结婚了。不久，反右运动开始，丁聪划为右派，沈峻已怀孕，大着肚子搬家，生孩子那天，正是丁聪发配北大荒之时，丁聪匆匆到医院，隔着玻璃窗，看看新生的儿子，随即赴北大荒劳改。沈峻说，“我们一家人，分住四个地方。”直到八十年代初才一家团聚，这就是火红的年代的现实写照。

解放后，沈峻受社会风气影响，要求进步，要参加党。在大陆，乖孩子才能做少先队，再大一点才能入共青团，然后才入共产党，这是当时整个社会的风尚。这是社会的大环境、大气候。沈峻在上海复旦大学入党，先作预备党员，一般一年后转正，但丈夫丁聪划为右派，作为妻子的沈峻也受牵连，拖了五年，到丁聪摘帽时才转正。丁聪是一九七九年才正式全部平反。

再带回事件本身。文革时候，有人问你“沈崇事件”吗？“没有，文革时候从来没有人问。这事毛选早有定案，红卫兵不敢乱来。”当时跟共党有联系吗？“没有，我当时十九岁，甚么都不懂，我家的背景都是国民党的。”当时几十万学生示额威游额行，皆因你而起，你害怕吗？“不害怕，学生的行动是正义的。”再问，有看计算机吗？“没有，我眼内黄斑，计算机发光，我看不了。”网络上很多言论攻击你，说你是延安派来色诱美军，制造事件，你知道吗？“有人告诉过我。当年国民党贴出大字报小字报造谣，早已被当时的学生驳得体无完肤，很快没有声音了。现在有些人，只不过重拾当年造谣者的牙慧而已。”“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国民党是统治者，控制着国家机器，如果我是八路，早就被抓起来了。”

网络上这么多言论攻击你，颠倒黑白，混淆真相，你是否可以亲自写文章澄清，以正视听。“不，我不理，他们想出名，你驳他，他驳你，没完没了，他就出名。我一概不理。”

啊！境界真高，佛家：“闻谤不辩”？苗公（黄苗子）也如是。真是二流堂人物，一流作派。

沈峻性格开朗，阳光气足，相处如沐春风。就算碰到悲剧，也要变成闹剧，以喜剧收场。性格决定命运，信焉！（作者系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总编辑）

（第六篇）

《沈峻去世，她就是1946年推动历史的沈崇》（2014年12月17日 许礼平）報道：

编者按：12月11日，沈峻先生在北京因病辞世。这位几十年如一日照顾丁聪先生无微不至的“家长”，终于遵守诺言，和老伴儿重聚了，遵照她的遗嘱，不搞任何形式的告别仪式。而作为“沈崇事件”的当事人，沈峻先生曾于2012年接受许礼平访问，对于坊间流传的种种不实之辞予以郑重澄清。今日就一起阅读此篇访问《倾人之国的佳人——记沈崇自白》，以纪念这位果敢勇毅的女性不平凡的一生。

沈峻先生晚年沈峻先生于家中，背景照片为丁聪先生

沈崇事件，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下半叶影响至巨。事件纯出于偶然，但在民众的积怨和中共策动下，却引起牵然大波，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美反政府之群众运动，让老总统蒋公伤神不已，来个乾纲独断，调动国家机器中所有力量：党、政、军、警、宪、特、传媒，终以玩不过共产党地下组织而以失败告终。

沈崇事件发生时，当局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放出许多不同的传言，让事件像罗生门般，扑朔迷离。案发时笔者尚幻游太虚，未到人间，本无资格置喙，惟年前偶得此案相关文件原物，遂与此案结缘。所得有当时报纸报导、评论，亦有北京大学致本案法律代理人赵凤喈之公函，最重要者，则系沈崇本人亲笔自白书，这份弥足珍贵的自白书从未公布，系沈崇本人在案发后不久，亲笔撰述被辱经过详情，拟交法庭方面作有力之证明的书面文件。

案发时间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廿四日星期二晚上八时半，圣诞夜，平安夜前夕，通常这夜不太平安。有传媒洞察形势，善意发出警示：“今晚洋人狂欢，妇女盼勿出门。”（当天北平《北方日报》）但凡有美国驻军之异域，或多或少，总会发生风化案，尤其圣诞夜。当晚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伍长威廉士。皮尔逊（WilliamPierson），大概肾上腺素急升，那话儿指挥大脑，竟敢伙同下士普利查德（Pritchard），在东长安街北侧平安戏院西边（即现今之东方广场），强行架走弱女子沈崇至东单广场奸污，炮制“沈崇事件”。

案发后警方处理经过如下：

本局（北平市警察局）为详求当时事实真象计，曾将被害人送往警察局医院鉴定，确属被奸，开具鉴定书并协同北平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纪元赴现场履勘，制作笔录。传据证人孟昭杰、赵泽田、强志新、赵玉峰、马文彬等五名供明当场发现经过暨聆被害人哭泣甚哀，并警士关德俊、刘志平、尚友三报告美兵皮尔森强行奸淫、施行强暴各节，均与沈崇所供符合。又据本局外事科科员张颖杰及巡官策绍明报告，该被捕之美兵（皮尔森）身穿制服，面部尘土颇多，一手戴手套，一手未戴，被害人身着之大衣纽扣未扣，里衣未扣齐，大衣后下部浸湿一块，两袜脱落于腿腕，头发零乱，全身灰土，显曾抵抗甚烈。是本案犯罪事实至为明显。（《北平市警察局为呈报沈案经过纪要致内政部警察总署代电》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案发之后，亚光新闻社王柱宇（齐白石老友，二OO七年苏富比拍卖齐白石《中流砥柱》画中上款就是王柱宇。）最早得到消息，但北平市警察局汤永咸局长要管制新闻，封锁消息。深具新闻职业操守的记者老编诸君，不顾禁令，照直报导。报纸一出街，北平社会哗然。嗣后王柱宇被逮捕，并为兼职的《世界日报》解聘。

沈崇是北京大学先修班学生，事发后，北大训导长、三青团负责人、先修班主任陈雪屏立即把先修班座次表沈崇的名字抹掉，并叮嘱注册组刘主任不许外人查询，对外则宣称“该生不一定是北大学生”。但民国狗仔队神通广大，还是查出沈崇在北大注册卡片：“沈崇，十九岁，福建闽侯人，先修班文法组新生。永久通讯处：上海古拔路二十五号。”消息披露，北大立即沸腾，北大女同学尤其热心，设法找到沈崇在北平居处，东单八面槽甘雨胡同一四号杨公馆（沈崇表亲宅），七八个女同学登门慰问，大家才知道，沈崇系大家闺秀，生活严谨，个性倔强，学习认真，与外界极少交往，而且系出八闽望族，系林则徐外玄孙女，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曾孙女，林琴南外孙女，父亲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即副部长）沈劭，哥哥系驻法公使，与陈雪屏更有远亲关系。

沈崇真实身份披露之后，什么八路军派女同志色诱美军之类的谣言不攻自破。十二月廿六日北京大学学生率先成立“抗议美军暴行筹备委员会”，罢课、示威游行。接着廿八日清华学生罢课、廿九日清华教授罢教。

中共北平地下党诸君密切注视本案发展。他们原本执行毛公指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起初只是观望，按兵不动。但形势发展迅猛，全市反美怒潮高涨。十二月廿九日，中共北平地下党学生工作委员会南北两系（前香港新华社周南社长就是燕京北系，当时叫高庆琮）召开紧急会议，认为时机成熟，应因势利导，引领示威。共产党介入，国民党有难了。

共产党组织力极强，效率极高，十二月卅日下午已组织领导北大、清华、燕京、中法、辅仁……等学生近五千（对外号称万人，占当时北平大学生三分之一，北平警方报告是一万五千人）游行示威，去国民党北平行辕请愿，沿途高呼“严惩肇事美军”，叫得最响的是“美军撤出中国”。

当天另一边厢北京大学沈从文、朱光潜、袁家骅、任继愈等四十八教授联名去信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抗议美军暴行，清华梅贻琦校长、燕京陆志韦校长等都发声支持学生，还要求当局保障学生游行安全，两校众教授又发表联合声明，翁独健讲话一针见血：“惩凶是治标，治本之法是美军撤出中国。”

古老的北平沸腾了，共产党乘胜追击。十二月卅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各大城市组织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后来再连发三道指示），全国各地，迅即响应。翌日，即一九四七年元旦，上海市学生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联合会成立，同一天，马寅初、郭绍虞、萧干等上海三十教授发表抗议书，接着钱锺书等教授又发表声明，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相继发表声明抗议美军暴行，声援北平学生。跟着全国几十个大城市天津、上海、南京、重庆、台北……的学生纷纷罢课，举行示威游行，人数达五十万之众，运动持续一两个月之久。而上海地下党金尧如当时在上海暨大积极参与组织示威，身份暴露被追捕才调派台湾潜伏。

沈崇事件，已发展成为国共两党角力斗法的事件。

抗战胜利后，美国支持居正统地位的国民党政府，美陆、海两部与国务院共同提出军事援助法案，贷款三亿。种种作为，对共军非常不利，共产党当然要反对。而在华美军，军纪太差，一九四六年内已有十余宗美军非礼强奸案在上海、南京等地发生，暴力事件如美军打死人、吉普车撞死人的案件也不少。（沈案之后，一九四八年较著名的“万景楼事件”，就有二、三十位国民党高官的妻、妾、千金被美军强奸），国民党怕得罪美国佬，一再容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往往不了了之，遂激起民愤。沈崇事件酿成巨变，如果没有这许多民愤做基础，共产党纵有三头六臂，也搞不起这么大的浪潮。

谢选骏指出：人説“个人遭遇如何成为公共事件——以1946年发生的沈崇事件为例”——我看沈崇事件因此變得撲朔迷離、難以判斷的“匪諜案件”，依照史家原則，僅按時間綫排列上述六篇文章，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以待來者自己判斷。

【88、斯諾夫婦是地下黨——海倫·福斯特還是埃德加·斯諾的上級領導】

（一）

網文《海倫·福斯特·斯諾》報道：

海倫·福斯特·斯諾（英語：Helen Foster Snow，1907年9月21日—1997年1月11日），生於美國猶他州錫達城。美國新聞記者、女作家、社會活動家、工合創始人，埃德加·斯諾的髮妻，筆名是尼姆·威爾斯（Nym wales）。[1][2][3]

生平

1907年，海倫出生於美國猶他州錫達城的一個律師家庭。其家族因為密蘇里州頒佈對摩門教徒的『滅絕令』，為逃避迫害跋涉1300英里來到猶他州。海倫在鹽湖城讀高中。母親漢娜·戴維斯·福斯特（Hannah Davis Foster）教海倫採訪親戚，給他們拍照，並詢問他們的生活故事，學會了如何成為一名記者。

1931年夏，海倫從猶他大學通過文職人員考試，立志成為一名作家，按照美國著名女作家伊迪絲·華頓在書中的說法：「你必須到國外去，至少待上一年，形成你的觀點，再去寫作你自己的美國小說」，受美國女作家賽珍珠描述一個中國農民家庭興衰的作品《大地》影響，引起了對中國的濃厚興趣，獲得了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文書和總領事柯銀漢的社交秘書的工作，同時兼任斯克里普斯——菲爾德報業聯合會的通訊員，乘坐「林肯總統號」郵輪來華，8月1日抵達上海。隨身攜帶E·卡恩的《中國通貨》閱讀。到上海的當天，拜會了在《密勒氏評論報》任編輯和旅遊記者的埃德加·斯諾時，海倫拿出自己做的一大本斯諾的報道文章的剪報。海倫曾寫道：「在上海，幾乎只有埃德加·斯諾是樂於同我談論中國人，談論中國問題的人」「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埃德加是同我的觀點一致的僅有的一個人」「是我遇到的唯一和我志同道合、情趣相投的人。」海倫的寫作工作一度就是報道「白銀取代黃金作為通貨本位的優越性」，並寫了許多關於白銀、美元的稿件在美國發表。報道了1931年8月25日一個颱風襲擊上海造成嚴重災害。到中國僅一個多月，以駐外記者的身份的報道了九一八事變爆發，描述她所看到的悲慘景象。一·二八淞滬抗戰，海倫在生平親歷的第一場戰爭中「成為全世界唯一的女戰地記者」，冒着瀰漫的戰火硝煙，到蔡廷鍇將軍的司令部和第十九路軍前線實地採訪，報道了中國軍民奮起抵抗的事跡。

1932年在上海結識了宋慶齡和魯迅，並成為好朋友。海倫說宋慶齡、魯迅「他們就像磁石一樣吸引着我們。他們使我們明白如何去研究中國社會，怎樣去認識錯綜複雜的中國問題。我們從他們身上發現了東方的魅力，看到了中國的希望。」

1932年12月聖誕節，與埃德加·斯諾在東京的美國駐日大使館結婚。婚後，1933年初春，斯諾作為統一新聞協會駐北平代表，兩人定居北平煤渣胡同21號。1934年斯諾應邀到燕京大學新聞系任客座講師，擔任新聞撰述學、旅行通訊等課程的教學，以每月40美元租住海淀軍機處8號院（今北京大學西南門一帶）。1934年至1935年，海倫在燕京大學學習哲學。斯諾夫婦與在北平的費正清、賽珍珠等都是朋友，同時和中國的進步人士、青年作家、愛國學生保持着密切的聯繫。燕京大學的張兆麟、陳翰伯、黃華、龔普生、李敏，清華大學的姚依林、黃敬、陸璀與東北大學的宋黎、燕京大學新聞系的外籍學生貝特蘭等學生陸續聚集在斯諾家活動。海倫開始學習和研究中國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同時兼任《密勒氏評論報》駐北平的通訊員和書評員，並定期給紐約出版的《亞洲》雜誌撰稿介紹中國現代藝術和文學作品，並把中國左翼畫家的作品寄到歐洲展出。斯諾在海倫的協助下，以及北方左聯的楊剛、蕭乾幫助下，編譯了《活的中國——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Living China——Modern Chinese ShortS Tories）英文版一書，其中收錄了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郁達夫、孫席珍、丁玲等中國左翼作家的短篇小說，1936年在倫敦出版，以告訴世界：「中國沒有死！讀着這些小說，你就會感到中國的脈搏依然在跳動！」該書卷首印着：「獻給S.C.L（宋慶齡），她的堅貞不屈，勇敢忠誠和她的精神的美，是活的中國卓越而輝煌的象徵。」該書附錄里的《現代中國文學運動》，署名「尼姆·威爾士」（海倫的筆名）。[4]海倫與中共地下黨員胡蠻合作的《中國新藝術》發表在《亞細亞》雜誌（Asia Magazine）。

1935年夏，斯諾因為被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聘為自由投稿記者，遂辭去了燕大的教席。斯諾夫婦從海淀搬到城裏，在盔甲廠胡同13號租了一處屬於教會的四合院（今為北京火車站一帶）。[5] 海倫·斯諾對燕京大學學生和陝北紅軍的描述中，有一種頗為顯眼的說法：他們都有清教風格。[6]與斯諾夫婦交好且是學運主力的學生中有數人是基督教青年會成員：龔普生是基督教女青年會的成員，後來成為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幹事，1939年代表中國到阿姆斯特丹參加世界基督教青年大會。張淑義也是基督教女青年會成員，後來成為女青年會全國工業幹事。

1937年11月到上海。目睹了八一三事變後上海景象。海倫考慮幫助中國人民在未被日本人侵佔的地區建立起某種經濟組織，以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創造性地提出工業合作社（「工合」）思想。「工合」是海倫·斯諾創造的詞彙，工合（美國俚語）現已進入英語詞典，意為「大家一起干」、「過分熱心」等意。埃德加·斯諾和路易·艾黎稱海倫是第一個推動戰時救濟與合作思想相結合的人。1940年埃德加·斯諾為海倫的專著《中國為民主奠基》香港版寫下了這樣的前言：「中國各地數以百計的工業合作社，首先是尼姆·威爾斯（海倫的筆名）智力的產物，如果沒有她的信念和熱情，這個運動是不可能存在的。」在成立「工合」之初，資金極度困難，海倫捐獻出了自己的全部積蓄，還為中國的「工合」事業四處奔走，廣為宣傳，想方設法從世界各地為「工合」籌募了數以萬計的資金。1938年4月3日，由11人組成的「中國工業合作社促進委員會」在上海錦江飯店正式成立，海倫和埃德加·斯諾參加了宣傳委員會。1938年8月，「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在武漢正式成立（「工合」旗幟至今保存在武漢市博物館）。路易·艾黎任「工合」總幹事，海倫·斯諾任副總幹事，邀請宋慶齡任名譽主席，「工業合作社」得到了國民政府批准。毛澤東同意在陝北開展「工合」運動，成立了燈具、棉毛紡織、鞋襪被服、化工、醫藥等合作社。

1938年10月，斯諾夫婦赴香港會見宋慶齡、何香凝，然後去菲律賓為「工合」籌集資金，菲律賓華僑對「工合」運動慷慨捐款。海倫還撰寫了一部關於「工合」的專著——《中國為民主奠基》於1940年在香港出版，以爭取國際上的支持，傳播「工合」思想。1942年，後來的印度總理尼赫魯親自作序，將該書在印度再版，並提議將該書作為印度「工合」運動的教科書，指導印度辦起了五萬多個工業合作社。「工合」還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和其他一些國家興起，在賑災濟難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40年底回到美國時，「衣服不多，資料和書籍卻裝了40隻箱子」。斯諾夫婦定居在用《西行漫記》的版稅在康涅狄格州麥迪遜購買的一所鄉間小木屋。隨後十年間海倫接受各報採訪，傳播「工合」思想，邀請名人加盟，成立美國支持中國工合委員會，並擔任委員會副主席，至1951年麥卡錫主義壓力下該組織解散，該委員會為中國「工合」集資350萬美元。海倫自稱「花費了生平最為珍貴的10年時光」。1953年後，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海倫依舊為中美關係正常化和中美人民友好事業遊說、呼喊、寫作。自稱「一生中很多時間都用於使中國和西方之間的門保持敞開」「為西方對中國的了解作出了一種富於獨創精神的貢獻」。[7]

1949年，海倫與丈夫離婚，終身沒有再婚，一直保留「斯諾」這個姓氏。海倫在康涅狄格州麥迪遜的小木屋度過了餘生，終身無兒無女。

1950年4月20日，海倫給宋慶齡寫信，希望宋慶齡能審閱並修改其關於中國婦女歷史的新作《解放束縛的雙腳》。該書後以《現代中國婦女》為書名在美國出版。這本書中，她以10位接觸過的中國女性為代表，着重介紹現代中國婦女運動、領導人和一些婦女代表人物的生平和成就，其中「孫逸仙夫人」一章共40頁。

1959年5月5日，海倫來函，再次表示希望宋慶齡寫自傳。宋慶齡在回信中告以新中國鼓舞人心的景象，並希望海倫能再來中國，親眼看一看中國所取得的成就。

尼克遜訪華、中美關係解凍後，海倫兩次自費訪華。晚年的海倫能靠領取社會救助金和替人查家譜為生。因為沒有車，買生活用品都得靠鄰居代勞。1972年為訪問中國，海倫把20世紀30年代在中國、日本、菲律賓收藏的字畫、掛毯、青銅器賣掉，湊夠她中國之行的旅費。海倫請首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代表、老朋友黃華幫助她辦理赴中國的手續時，黃華提出中國政府願意為她提供整個旅行的費用,但海倫堅持由自己出錢。她說：[8]「不論是埃德加，還是我，從不接受任何政府或集團一分錢。如果接受了，我們就失去了讀者，我們是獨立思考的作者」「我的書主要是寫自己在中國的不平常的經歷，寫自己與眾不同的世界觀。我寫作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表達一個純正的美國人的思想感情。」1972年12月至1973年2月初，海倫重返中國訪問2個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朱德、鄧穎超、康克清、陳翰伯、龔普生、丁雪松等老朋友會見並宴請了海倫。在離開北京到湖南訪問前，海倫給毛澤東寫信說：「我們感謝您為保持中美人民友誼的自然發展趨勢而做的一切。」隨信還送去了她的《續西行漫記》中譯本和斯諾當年在北平寫作《西行漫記》的一張相片。海倫到達長沙後，收到毛澤東和周恩來分別給她的信。毛澤東的信中寫：「你的信和你寫的《續西行漫記》一書都已收到。信寫得很好，我很久以前讀過這本書，非常感謝。我祝你在回國途中一路平安。如果你想再次來中國，你將受到歡迎。」周恩來的信中寫：「在你這次訪問期間，我沒有會見你。你離開後，鄧穎超同志向我談起你時，我對此感到抱歉。我希望你下次來時仍能見我。祝你新年快樂，一路平安。」[9]在湖南期間，海倫去了毛澤東的故鄉韶山，還在毛澤東1959年重歸故里時住過的房間裏住了一宿。還到瀏陽、文家市等地訪問，追尋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隊伍走上井岡山的足跡。[10]這次訪問，海倫收集了豐富的資料, 拍攝了上千張反映新中國人民生活、社會進步的照片。她寫出了《重返中國》和《毛澤東的故鄉》兩本書。1973年2月，海倫返美途經希臘，與中國駐希臘大使館一等秘書參觀帕德嫩神廟。

1978年10月，海倫攜荷里活的三位製片人再度來到中國，陪同攝製組重遊了故地西安、延安、保安等，並拍攝了6800英尺的電視紀錄片。10月3日，宋慶齡在北京後海北沿的寓所會見了海倫。10月9日，宋慶齡在致友人的信中感慨：「關於她（海倫）在1931年至1940年在中國生活的記錄片一旦放映，會引起什麼樣的轟動，是不難想像的。」[11]。海倫前往「毛主席紀念堂」瞻仰遺容時泣不成聲，留言「他是一位真正的偉人。他改變了中國，世界也因此變了樣。」鄧穎超、康克清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海倫。

1981年和1984年，因創建「工合」為世界和平所作出的貢獻，兩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1991年9月20日中國作家協會和中華文學基金會設立「理解與友誼」國際文學獎，海倫成為首批獲獎者。[7]由張鍥、金堅范專程到麥迪遜鎮為海倫頒獎。

1995年末失去獨自生活能力，搬入一家護理院。1996年5月病危時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派一支小組去探視。海倫又堅持了7個月。1996年在北京和西安分別紀念了斯諾訪問陝北蘇區六十周年。

1996年6月，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授予海倫·斯諾「人民友好使者」的稱號。1996年6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紐約總領事梅平與顧品鍔副總領事一起為海倫頒獎。

1997年1月海倫離世。1997年5月，在海倫的葬禮上，除家人外，中國老朋友佔了多數，其中有專程從中國來的黃華和何禮良夫婦，龔普生大使，當時的中國駐美大使李道豫，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邱勝雲等，在《願你永遠平安》的歌聲中，送走了海倫。

著作

一生寫了64部書稿，其中十多部是介紹中國的。

《紅色中國內幕》以尼姆·威爾斯的筆名於1939年由美國多蘭姆書店出版。寧謨·韋爾斯：《續西行漫記》，胡仲持等譯，上海：復社，1939年4月版。1979年美國與新中國建交時在美國再版。

《紅塵：中國共產黨人的自傳》：1939年上海譯社翻譯出版題名《西行訪問記》，作者署名Nym Wales

《中國新女性》

《中國現代文學之動向》

《中國勞工運動》

《延安採訪錄》

《中國為民主而建設》

《中國工業合作社之初創》

《我在中國的歲月》

《重返中國》，由劉炳章、王中一、隋麗君等6人翻譯，中國發展出版社1991年版，至1995年已三次印刷，印數總計21000本。

《毛澤東的故鄉》

《七十年代西行漫記》：1978年海倫重訪中國的所見所聞撰寫成長篇報告文學《一個美國人在中國的經歷》，由陝西省外事辦公室翻譯安危把其中關於中國西北的幾個章節翻譯出來，1980年由陝西人民出版社以《70年代西行漫記》為書名正式出版發行。

紀念

1986年11月，紀念西安事變50周年前夕，陝西省外事辦公室翻譯安危組織了全國第一次海倫·斯諾學術研討會，並發表了他的論文《預報西安事變的女記者》，首次披露了1936年10月3日海倫在西安採訪張學良將軍的細節，闡述了海倫提前兩個月預告西安事變的經過，引起史學界的極大關注。[12]

1987年3月，安危在上海斯諾研討會上發表論文《工合之初》，首次披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史料，並提出一個新觀點：海倫·斯諾是中國工合運動的奠基人之一，「工合」的思想是海倫1937年訪問延安後借鑑家鄉猶他州摩門教的工業合作實踐提出並創立的，而且終生進行推廣。[12]

1987年7月，為紀念海倫延安之行50周年和海倫八十壽辰，收有近200件實物、照片和資料的「偉大的女性——海倫·斯諾在中國」展覽，在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連續展出了三年。海倫的老朋友、黨和國家領導人鄧穎超、康克清、黃華發來賀電。多年來該展覽先後四次升級。後又在中國多地展出，並在美國展出。[7]2021年12月29日，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指導下，由湖南省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海倫·福斯特·斯諾基金會、江西省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共同主辦的《海倫·福斯特·斯諾紀念圖片巡迴展（長沙）》在長沙市圖書館二樓啟動。展出至2022年2月下旬。此次展出的圖片共120餘幅，分為10個部分，絕大部分為海倫女士在中國拍攝的實景，展示了她作為中國抗戰史的見證者和參與者，在旅居中國十年間為中國抗戰勝利所做的獨特貢獻，具有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13]

1988年6月，安危在北京大學舉辦的斯諾國際研討會上，發表了長篇論文《未被頌揚的偉大女性───〈西行漫記〉與海倫·斯諾》，通過許多史料論證了海倫在《西行漫記》創作中的貢獻，比如《西行漫記》中有關朱德生平及延安的章節的原始材料其實是海倫1937年去延安採訪得到的，斯諾1936年訪問了保安但是沒到訪過延安（直至1937年1月張學良的東北軍才把延安城讓給紅軍），也沒見過朱德；《西行漫記》書中的珍貴照片，有十幾幅是海倫在延安親自拍攝的等。[12]

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的海倫終身摯友黃華：「歷經半個多世紀的滄桑坎坷，海倫對中國人民忠貞不渝、始終如一，這種友誼的確十分珍貴。」[7]

作家、記者、翻譯家蕭乾：「沒有人像海倫這樣，實實在在一輩子獻給了中國的事業」。[7]

海倫終身好友、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原副會長陸璀說：「海倫是架設中美人民友誼橋樑的先鋒。願這友誼之橋世世代代延續下去。」

1997年1月海倫逝世，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在發去的唁電中稱：「她對中國人民深厚的愛，她對中國歷史的了解，她為促進我們兩國人民之間的了解與友誼所作出的貢獻和奉獻精神，將永遠銘記在人們的心裏，在這些方面，她都是早期的架橋人，是後世青年的榜樣。她的名字，將載入中美友好的史冊，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裏。」1997年10月14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陝西廳為海倫舉行了追思紀念會。海倫的侄女、海倫·斯諾文學託管會的負責人謝莉爾女士與會。90歲高齡雙目失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國中將萬毅坐輪椅與會。這次參會半個多月後，1997年10月31日萬毅逝世。

為了擴大對海倫·斯諾的傳播，2001年，陝西省斯諾研究中心聯合陝西省新聞工作者協會，設立了踐行海倫·斯諾精神的「海倫·斯諾新聞獎」。[14]

從2002年開始，陝西省斯諾研究中心、美國南猶他大學和西安的西北大學共同舉辦中美兩國大學生「海倫·斯諾翻譯獎」競賽。競賽活動至今已舉辦了八屆，受到中美兩國大學生的歡迎。[15]

2007年，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和北京大學在北大校園舉辦了「海倫·斯諾百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原外交部長黃華、美國猶他州州長洪博培為紀念會發來賀信。原聯合國副秘書長、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金永健，海倫訪問陝北蘇區時的翻譯、燕京大學物理系學生、原輕工業部副部長余建亭，海倫1972年訪問中國時的翻譯、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資中筠，美國斯諾紀念基金會副會長Nancy Wilson，北京大學副校長張國有致辭。[16]

2009年11月11日，時任錫達城市長、曾任南猶他大學校長15年的謝里特先生主持在城市中心公園入口處的海倫·斯諾雕像落成儀式。[17][18]

2021年是海倫首次來華90周年，也是埃德加·斯諾首次訪問延安85周年。2021年6月21日，由陝西省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陝西省宋慶齡基金會和陝西省斯諾研究中心聯合主辦「斯諾圖片展」在延安市紅星園揭展，展出了埃德加·斯諾和海倫·斯諾的110多幅珍貴圖片，其中海倫·斯諾圖片96幅。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林松添、陝西省副省長魏建鋒為展覽揭幕，陝西省外事辦公室主任、陝西省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常務副會長姚紅娟，延安市委副書記、市長薛占海，海倫·斯諾的侄子埃里克·斯諾等國際友人親屬見證並參觀了展覽。[19]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副會長李希奎表示，海倫·福斯特·斯諾是中國人民始終不渝的好朋友，是中美人民友誼之橋最早的「架橋人」之一，希望中美各界有識之士能夠繼承和發揚海倫的精神，爭當中美關係新一代的「架橋人」，在兩國之間架起更多了解、友誼、合作之橋，推動雙邊關係實現健康穩定發展。[13]美國駐武漢總領事藍如瑾說，海倫·福斯特·斯諾在中國撰寫的報道和拍攝的照片，包括後來所著的書，對於美國和其他國家想要了解中國的人們都非常重要，「她終其一生促進民間關係，增進跨文明互信，為我們樹立了榜樣，希望她的榜樣作用繼續激勵和鼓舞中美兩國人們實現這些崇高的目標。」[13]2022年初，美國海倫·福斯特·斯諾基金會主席亞當·福斯特致信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回顧斯諾女士為美中民間友好所作出的貢獻，感謝中國人民在過去一年及此前對海倫的紀念以及對基金會事業的支持，表示將繼承斯諾女士促進美中民間友好合作精神，為美中人民交流互動搭建橋樑。亞當·福斯特是海倫的侄孫。2016年，亞當受邀前往陝西省，參加了西北大學「兩個斯諾的中國情結」暨「紀念紅軍長征8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參觀了海倫和埃德加曾經生活過的保安、延安和陝北地方，所到之處受到熱烈歡迎。2018年，亞當·福斯特再次訪華，出席寶雞工合紀念館落成典禮。[20]在西北大學斯諾研究中心主任胡宗鋒、安危等人的支持下，2018年在猶他州註冊成立了「海倫·福斯特·斯諾基金會」。[21]2022年1月27日，習近平覆信亞當·福斯特：[22]

習近平指出，斯諾夫婦積極推動了中國工合運動，為創建山丹培黎學校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人民銘記包括斯諾夫婦在內的國際友人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的貢獻，以及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真摯情誼。我對海倫·福斯特·斯諾家族多年來為發展中美關係作出的積極貢獻予以高度評價。 習近平強調，希望你和基金會繼續以斯諾夫婦為榜樣，為增進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合作作出新的貢獻！

2022年2月28日，在《中美聯合公報》發表50周年之際，陝西省斯諾研究中心舉辦「學習習近平主席覆信精神暨陝西省斯諾研究中心成立三十周年座談會」。2022年3月4日，美國猶他州眾議院以71票贊成、0票反對、4票棄權通過了「紀念海倫·福斯特·斯諾生平及成就決議」，決議肯定海倫·斯諾在美中兩國的生活，表彰她在中國擔任戰地記者時所做的工作，紀念她獲得的獎項和榮譽以及精神遺產，並將2022年8月定為海倫·斯諾到訪中國91周年紀念月。[23]2022年2月28日晚，該決議順利通過美國猶他州參議院的表決。

2022年3月6日，猶他州議會通過一項法案，支持南猶他大學成立「海倫·福斯特·斯諾文化中心」，並將提供30萬美金的資助。[24]2022年10月7日海倫·福斯特·斯諾文化中心正式成立。[25]南猶他大學負責國際合作事務的副總裁斯蒂芬·艾倫表示，該校成立這一中心的目的，是為猶他州民眾提供學習中文和中國文化的平台，促進中美民間外交，並創造向中國推廣本地文化的機會。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公使井泉說，希望該中心成為學習中文的學校、展示中國文化的博物館、展開中國研究的權威機構、增進猶他-中國經濟發展的紐帶和連接中美人民的橋樑。

舞台劇《架橋者：海倫·斯諾》，以海倫·斯諾的故事為原型，講述海倫1937年只身前往陝北蘇區採訪，途徑西安時的一段驚心動魄的傳奇故事——經周密聯絡策劃，從西安的西京招待所跳窗逃出，擺脫特務盯梢，搭乘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赴延安的卡車。[26]

獨立電影製片人道奇·比林斯利（Dodge Billingsley）應楊百翰大學邀請拍攝製作紀錄片《海倫·福斯特·斯諾：見證中國革命》。

楊百翰大學哈羅德·B·李圖書館L·湯姆·佩里特殊館藏的海倫·福斯特·斯諾生前拍攝的照片、手稿、信件及其他物品最多的地方。[27]

史丹福大學圖書館胡佛研究所收藏海倫·斯諾在中國的工作筆記五十餘冊，稱為「尼姆·威爾斯檔案（Nym Wales Papers）」。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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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graphy - Helen Foster Snow Foundation

 Helen Foster Snow - BYU Kennedy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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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ql.org.cn/gjxw/5408.html 《海倫·福斯特·斯諾與宋慶齡的友誼》，來源：宋慶齡故居管理中心官網，2022-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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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曼 關紫文：「海倫·福斯特·斯諾紀念圖片巡迴展（長沙）啟動」，中新網2021年12月29日長沙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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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馨逸：「海倫·斯諾和跨越90年的中美友誼之橋」，來源：《參考消息》網，2022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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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黄恒 谭晶晶：“海伦·福斯特·斯诺文化中心在美成立”，新华社美国锡达城2022年10月7日电. [2022年12月15日].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年12月15日）.

 文夫：“人民不会忘记 访舞台剧《架桥者：海伦·斯诺》编剧杨军”，来源：陕西青年网，2022-03-13. [2022-12-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5-11）.

 趙豐慧：「海倫斯諾 – 延安時期中國革命的見證者」，來源：中國日報網，2019-11-07

谢选骏指出：人説“海倫·福斯特”——我看她是埃德加·斯諾的上級領導。不信請看下回分解。

（二）

《海伦与斯诺的感情：结婚离婚出自同一原因——国家史册》報道：

“现在你不能再拒绝了吧！” 斯诺大笑，海伦也笑起来。但海伦随后说，她不想把婚事弄糟。她相信结婚，也相信离婚，相信选择和自由意愿———也许这就是后来他们离异后，海伦从不抱怨斯诺的原因。她坚持要先写一本书，哪怕永远不出版。斯诺佩服海伦的执着，但又奇怪……

海伦与斯诺在中国

在国际友人中，斯诺的名字无疑是最响的。他以其《西行漫记》照耀了整个中国。在当时与其相恋并结婚的海伦·福斯特·斯诺（笔名尼姆·威尔斯），以其《续西行漫记》，步斯诺之后，也在中国乃至世界赢得了极大的荣誉。这在当时真堪称是一对灿烂的双星。可是细心的人们已经注意到：在新中国成立后，斯诺一直到１９６０年才得以第一次重访中国；第二次是四年后；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竟到了１９７０年，即其逝世前的两年。这当然主要是当时的美国政府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迫害进步人士所致。但毋庸讳言，其中也有中国方面（“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原因，使得斯诺和中国的关系被人为地割断了。至于海伦，情况更糟。随着解放大军将红旗插遍中国大陆，两个“赤色分子” 斯诺与海伦反而在１９４９年解除了婚姻关系。海伦孑然一身，带着４０个装着中国材料的箱子，走遍了半个世界，穷困潦倒。直到２０年后的１９７２年，才得以重返中国，其中又是何原因？又是谁为他们搭上了重返中国之桥？

在叙述正题之前，有必要回溯一下海伦与斯诺的感情波折。

在海伦１９３１年到达中国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斯诺的名字了。斯诺时常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文章，并且是美国在远东最有影响的《密勒氏评论报》的年轻助理编辑。海伦喜欢斯诺的文章，每次见了都要剪下，收在一个大卷宗里。一到上海，海伦就向美国副领事打听斯诺是否在上海。他答复说，刚从印度回来，“你想见他吗？”于是副领事就在领事馆给斯诺打电话，他和斯诺的高声对话把在场的人都逗乐了：

“你是斯诺吗？这里有一位福斯特小姐要见你。今天才从西雅图来的。……胖？是，胖，５０岁上下，保养得很好……阔气？金刚钻滴里嘟噜的。她有保镖……带武器？是的，每个人都有两件。斯诺，我要是你就不管她。什么，让我替你照看她？好吧……”他捂上受话器，对海伦说： “他请我们到沙利文去喝茶，马上，就在附近。”

到了沙利文餐厅，副领事介绍说： “斯诺老是迟到。” 斯诺在印度旅行，因为热带气候生了病，回上海治疗。斯诺总是按他自己的方式行事，从不着忙。副领事说斯诺写了一篇批评居住在上海的美国人的文章，谁也不喜欢他。副领事想了想又说：“他还没有结婚……我也没有，如果你愿意知道的话。”

海伦不理睬他。当她一抬头时，见到一个消瘦的、长得匀称的，穿着白上衣的人。他就是斯诺，脸色苍白，雀斑都显了出来。情人眼里出西施，尽管海伦希望斯诺有运动员似的体格，希望他漂亮，但似乎第一瞥海伦就被他吸引住了。斯诺向她走来时，眼睛也盯住她的脸，以至于不止一次地被椅子腿绊住。

“斯坦利小姐，不，我的意思是美国小姐，从我１９２７年离开堪萨斯城以来，还没见到过……”斯诺以好听的男子汉声音说道，“你让我想起了我邻居家的姑娘。我已经忘记那个姑娘长的什么样子了。我没见到什么金刚钻，什么５０岁的肥胖的阔太太。”

“我不喜欢金刚钻。”海伦伸出光秃秃的第四指，告诉斯诺，她几乎读过他所有的文章，希望他帮助她进行在中国的第一次采访。她把她装剪报的卷宗递给斯诺。斯诺迅速地掀翻着卷宗，感叹道：“如果我有一张你那么辛勤剪下的照片就好啦。你是第一个要求访问我的人。” 他们就这样一见钟情了。斯诺把美丽健康的海伦叫“希腊女神”。

第二年，海伦２５岁生日那天，斯诺早早地就带着栀子花来到沙利文，这可能是他唯一一次没有迟到。他们喝茶，以牛肉作晚餐，以纪念他们的首次相逢。斯诺把一枚在西藏买的银戒指送给海伦，可海伦没有戴，先放进钱包里。并说：“还是先写书吧，你赶紧写你的，我也赶我的。”

谢选骏指出：人問——随着解放大军将红旗插遍中国大陆，两个“赤色分子” 斯诺与海伦反而在１９４９年解除了婚姻关系。海伦孑然一身，带着４０个装着中国材料的箱子，走遍了半个世界，穷困潦倒。直到２０年后的１９７２年，才得以重返中国，其中又是何原因？

我看——這是因爲海倫·福斯特和埃德加·斯諾兩人在中國的特殊任務完成了，自然也就各奔東西了。下級立即另擇高枝，上級反而彷徨無定了——這從下文可以看出。

（三）

《情定上海滩：斯诺恋爱史》（杨之 2016-01-29 私家历史）報道：

当时，想去海外冒险的美国人，更多的是选择欧洲的巴黎。但是，海伦却选择了中国，这是为何呢？海伦到中国的意图是什么？是海伦的童年经历和她的父辈朋友的影响，促进了她的中国之行。海伦是一个非常怀旧的、家族意识非常浓厚的女孩，这种观念让她在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

1931年来华之前的海伦

海伦说：“我知道，我必须到国外去，在那儿待一段，大约一年时间。否则，我就永远成不了大作家，但是，我没有随波逐流，涌向巴黎。从孩提时代起，我就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我总是认同我的祖先，他们是清教徒，1635年就来到了马萨诸塞州。”海伦先祖的清教徒冒险精神激励着她前往东方的“白银帝国”——中国，一探究竟。从经济上讲，海伦来中国更划算，因为当时中国还实行银本位，与美元的兑换率更高。

1929年，随着华尔街的破产，美国金价徒涨，银价贬值，美国采银业受到打击。由于有利的兑换率，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侨民，只要有很少的钱就可以生活得像贵族。而海伦之前担任过犹他州参议员、LDS教会领袖司穆德参与领导的美国矿业公会的助理秘书，这一高薪职位，为她来华旅行积累了宽裕的经费。

司穆德一向热衷中美贸易，在他的推荐下，海伦通过美国外交人员考试之后，担任上海美国领事馆的办事员。此外，海伦还肩负一个秘密使命，就是为司穆德领导的美国“白银说客团”撰写报告，为司穆德的白银货币本位议案提供证据，即说明用白银代替黄金，是有利的。

当时，中国货币仍然实行银本位，而且白银的购买力非常高。比如，一个小康之家，一天的生活费只需要一块铜元，而一块银元大约值160块铜元。如果省着用，一块银元大约抵得上半年的生活费。在司穆德为首的“白银说客团”的影响下，美国国会提高了白银的收购价格。于是，在1930年代前期，中国大量白银被运往美国纽约“套利”。由于美国对白银的大量需求，银价的上涨至少可以获利10%。在这次淘银热中，根据1934年的货币价格，每天大约有100万美元的白银流出上海。而海伦斯诺来华的秘密使命，就与司穆德白银集团的此项“白银套利”有关。

1930年代，在司穆德为首的“白银游说团”的支持下，美国提高银价，中国大量白银从上海运往美国套利。

海伦继承了她母亲善于交际的天赋。当她在西雅图启航时，还顺带找到一份兼职。那时，西雅图的美国邮轮公司的太平洋航运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因缺乏游客而濒临破产。为此，著名的斯克利普斯报业联合会驻西雅图分会聘请海伦作为远东通讯员，请其写文章鼓吹东方旅游业的前景如何美好，以拯救已经死去的美国西雅图邮轮业。

1931年8月，美国“林肯总统”号客轮轻快地驶入黄浦江，甲板上有21个年轻的美国人急切地向前探着身子，欲一睹向往已久的上海外滩码头的风采。在这些人中间，只有两位青年女子，其中一个是23岁的海伦，一个是帕特·墨菲，她的丈夫是海军上尉，此刻正在长江巡逻舰上执行任务。

海伦穿着白色的西装短裤，头戴遮阳纱巾，手拿相机，不停地对着外滩拍照。旁边还站着两位献殷勤的男士，其中一位是来自安那波利斯的海军上尉，他帮海伦提着高尔夫球拍；另一位是弗吉尼亚的小伙子，看上去很高傲的样子，手中拎着海伦的网球拍子。这些旅客基本上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大多数要去菲律宾的马尼拉，有几个是英美烟公司的新雇员。他们都是第一次到中国，对中国茫然无知。唯一的中国通就是海伦。

来华之前，海伦做足了功课。她特意阅读了刚刚出版的著名作家赛珍珠的《大地》，在家里时还读过著名中国通J.B.鲍威尔的《临城劫车案报告》，叙述他在1923年在山东临城被土匪头子孙美瑶绑架的故事。此时的黄浦江上，英国、日本和美国的军舰、商船自由驰骋，横行霸道。“林肯总统”号靠岸时，一群洋车夫为争夺拉客生意，争吵起来，动起了手脚。前来迎接的美国邮轮公司的代理人已经站在那里等待多时了，他对海伦一行人说：“现在中国人不敢伤害外国人”，“看上去似乎很危险，别管他们”。

从外滩码头到理查饭店，只需要穿过外白渡桥，步行十多分钟，就到了。但是，美国邮轮公司代理人讲究排场，他雇佣了20多辆洋车，将海伦一行送到理查饭店大门口。这家位于外白渡桥畔、黄浦江拐弯处的理查饭店是由某个美国船长出资建造，一度是东方最漂亮的旅馆，它的对面是俄国驻沪领事馆。这时的上海滩大约有3808名美国人，他们拿着用美元支付的工资，而一美元可以兑换中国银元四到五块。

1930年代，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而理查饭店（浦江饭店）就在桥北侧。

当他们的美国同胞在国内饱受经济危机的折磨时，海伦和她的美国旅伴此刻却能在中国享受着王子般的生活。海伦说：“在理查饭店的大厅里，我们没有等候就登记完了。每人有一个穿着白上衣、满脸堆笑的侍者做向导，带我们进入房间。从码头到旅社简单的洋车旅行，已经把我们从普通人升格成了达官贵人。在一个苦力价格低廉的异乡，我们的额头上印有美元的标记。”

年轻漂亮的海伦来到上海之后，简直成为上海外国男人中的“女皇”，整天有许多未婚的美国高富帅男士围着她转来转去。那时的上海滩，外国人男女比例是10:1左右，即使姿色平平的女孩也能成为“一天的女皇”，更不用说年轻漂亮、气质超群的海伦了。海伦居然还没有结婚，这个爆炸性消息在上海的美国单身男子中间传开了。很快，有六位有钱有势的美国男子决定追求海伦，他们找各种借口约见美国驻沪总领事柯宁汉，为的是“顺带”邀请海伦。

在美国领事馆工作不久，海伦就从普通办事员升格为总领事柯宁汉的私人秘书兼社交秘书。海伦在美国领事馆的升迁是“直升机式”的，其背后的助力显然是LDS教会的领袖、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元老司慕德的推荐信发挥了作用。海伦自己就说：“我来上海时带的不是社交短笺，是给老中国通的命令，请他们照顾一个到帝国前沿阵地来考察的年轻的美国人。柯宁汉和他的对手密勒和鲍威尔都是这样理解这些介绍信的。”

这一职位薪水非常高，如果将美元再换算成中国银元的购买力，那简直就是“天文数字”。而上海美国总领事柯宁汉此时还是上海的外国领事团中的“首席领事”，外号“上海的沙皇”。作为“上海沙皇”的私人秘书，海伦也成为中外社交界炙手可热的焦点人物。美国总领事柯宁汉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家伙，他已经在上海生活多年，自五四运动时就一直在担任上海总领事。在他的带领下，1926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决议案，同意在中国外滩建造一幢新的美国驻沪领事馆大楼，以显示“美国在上海的永久利益”。

美国驻沪总领事柯宁汉

她的权力非常大，诸如美国总领事和上海美国侨民团体的社会活动都归她管。为了显示美国领事馆的“尊贵地位”，海伦往往会故意延迟与来访的各界来客的会面时间。1932年1月28日，日本进攻上海，是为“一二八事变”。这天晚上，美国驻沪著名记者亚朋德已经提前获得日本将进攻上海的消息，他特意打电话给海伦的领导美国驻沪领事柯宁汉。但是，柯宁汉在电话里说：“你肯定错了。日本总领事半小时前亲自来拜访，向我保证说，中国接受了日本书面要求后，整个危机就结束了。闸北没有陷入混乱，既没有暴动，也没有抢劫。”

1月28日晚，当上海外滩的海关大楼钟声敲响11下之后，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死寂。晚上11点5分整，城市里响起了枪声，很快，机关枪开始突突作响了。日本人派出海军陆战队跨过公共租界边界，进入闸北。当时驻守闸北的是十九路军。次日早晨，日本开始轰炸闸北。刚来不久的海伦冒着战火，采访了上海市长吴铁城，以及十九路军长军蔡廷锴将军。在战争期间，海伦穿着外国记者常用的防水短上衣，脚登皮靴，在枪林弹雨中四处拍照，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战争照片。

海伦（左一）采访时任上海市长吴铁城（右一）

对于日本轰炸上海闸北，整个西方文明世界都无比震撼。国际主流媒体发布社论，抨击此事。尤其是英美等国媒体更是强烈谴责。日本轰炸上海期间，海伦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记载了她的战争见闻：“昨天，我到了战场。埃德加·斯诺带我到上海北站，那里发生了很大的伤亡。在人行道上躺着一个用白布盖着的中国人——战争的第一个牺牲者，一名中国号兵”。

1932年国庆，海伦当上了“美国侨民委员会”秘书，她在上海的社交活动达到了巅峰时刻。海伦在上海滩担任美国领事馆的社交秘书时，正是美国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时代。自1927年蒋介石成为南京国民政府领袖之后，中美关系向友好方向发展。与英国人相比，美国人在中国更受欢迎。以胡适为代表的“华美协进社”此时正致力于中美文化的友好沟通。曾担任华美协进社主席的孟治（Paul Chih Meng）说：“今天，美国被中国人民看作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作为美国驻沪领事馆的社交秘书，海伦成为沟通中国友谊的当然使者。

在正式场合，海伦通常穿戴一件正式的礼服，这套礼服是一件粉红色的长裙，有一个宽领和黑色丝绒腰带，穿的时候戴一顶宽檐的平顶草帽，旁边垂下一条黑色丝绒的细长带子。有许多宴会场合，海伦用一只手提着长裙，操办着各种事情，这时她总能感觉到有一双充满忧思的迷离的眼神望着自己。这双迷人的眼神是埃德加·斯诺投过来的，他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美国《密勒氏评论报》记者，是《密勒氏评论报》老板鲍威尔的“干儿子”，两人都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校友。自1927年斯诺离开密苏里州堪萨斯城来上海后，鲍威尔夫妇就把斯诺当做自己的养子看待。鲍威尔40岁左右，是一个夜猫子，戴一副眼镜，看上去像一个猫头鹰。他和斯诺都是著名的亲华人士。

对于怀揣作家梦的海伦来说，著名记者斯诺是她崇拜的偶像。故而，海伦刚到上海的第一天就和斯诺见面了。两人初次见面的地方是在上海外滩的“沙利文”店，这家店是上海唯一出售冰激凌的地方。而充当“红娘”的则是上海美国副领事，这个副领事瘦高个，为人友好，也是一个单身汉。他当时也想追求海伦，当海伦提出要见斯诺时，副领事很不情愿地拨通了斯诺的电话。但是他有意让这次约会泡汤，故而他在电话中对斯诺说：“你是斯诺吗？这里有一位福斯特（海伦的姓）小姐要见你。今天才从西雅图来的。……胖？是，胖，50岁上下，保养得很好……” 副领事与斯诺的通话，被一旁的海伦都听见了。尽管副领事在电话里反复强调海伦很“胖”，很“老”，斯诺还是答应见一下海伦。约会的地方就是外滩附近的沙利文店。

1930年代的埃德加·斯诺

电话挂掉之后，副领事吃醋了，他开始说斯诺的坏话了。他说：“斯诺写了一篇批评上海美国人的文章，谁也不喜欢他”。又说：“我还没有结婚，如果你愿意知道的话”。在沙利文店，海伦抬到看见一个“消瘦的、长得匀称的、穿白上衣的人进来了”，这人“脸色苍白，雀斑也现出来了”。在向导的介绍下，海伦知道来人就是斯诺，她非常失望。此前，她想象中的斯诺应该是一个勇敢的、强壮的，健康的世界旅行家。现在看到的却是一个面带病容的人。

不得不承认，斯诺是一个恋爱高手，他对于自己喜欢的女孩子总是表现出一种特有的傲慢。他说：“你让我想起了我邻居家的姑娘。我已经忘记了像你这样的那个姑娘长得什么样子了。我没见到什么金刚钻，什么50岁肥胖的阔太太。”当时的美国青年男女之间的打情骂俏，是彼此打趣，这是一种猜谜活动，总是调皮地让对方摸不透。与其他急乎乎的美国单身男子不同，斯诺谈吐自然亲切，举止文雅，这一点打动了海伦的芳心。之后，沙利文成为两人经常约会的地方，在这里他们见到了宋庆龄，成了朋友。沙利文是上海美国侨民寄托乡愁的地方，当你品尝着那清洁的冰甜的冰激凌味道时，美丽的乡愁就在心中融化了。

担任上海美国领事馆社交秘书的海伦，身边都是追求者。

为了更好地接近海伦，斯诺聘用海伦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驻外记者，而且直接归他领导。当海伦告诉他，要计划写一本书，而且“25岁之前不结婚”时，斯诺没有反驳，而是顺着说：“我也有同样的想法，我现在正在写我的第一本书。”但是，1932年9月21日，海伦25岁生日那天，斯诺开始了正式的求婚行动。

这天，斯诺早早地带着栀子花来了。两人照常去沙利文喝茶，纪念一年前的首次相逢。吃着冰激凌的时候，斯诺羞涩地说：“你已经过了第25个人生的里程碑”，同时将一个银戒指送给海伦。海伦说：“先放在我钱包里吧，写书是优先的”。斯诺说：“从一年以前，我们坐在这张桌子的头一分钟起，我就知道了。这不是真正的阴阳，是八卦命。你不觉得我们的婚事不但是在天堂做成的，而且是在中国天堂做成的”。谈到婚事，海伦提议等她来年的生日时再算命决定吧。

斯诺等不及了，他拉起海伦的手，两人乘车去了静安寺。庙门口有一个老和尚，满脸皱纹，还有一个长着毛的痣。斯诺提议请老和尚算命。老和尚匆忙拿起竹筒，请他们抽签。随行的司机用洋泾浜英语翻译说：“两人命理很合，老好，有福气，应该立即结婚”。其实，司机早已被斯诺给买通了，他说的话哪里是老和尚的话呢，都是斯诺事先编好的台词。斯诺说：“天意，现在你不能再拒绝了吧”。一旁的司机也咧开大嘴，会意地笑了起来。就这样，海伦被斯诺征服了。

在去东京结婚之前，宋庆龄请他们吃了晚餐，并在宋宅遇见了杨栓，杨是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执行委员。1932年的圣诞节正午，斯诺与海伦在日本东京的美国领事馆结婚了，证婚人是约翰·阿里森和他的未婚妻珍妮特。就在他们结婚前不久，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

这一消息传到日本东京，很多不了解美国政治内情的日本人高兴得不得了，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罗斯福当选总统，就会让对日本不友好的国务卿史汀生从此消逝”。据时任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C.Grew）的日记记载，当时在美国驻东京大使馆的两个日本仆人听到罗斯福当选总统的消息，高兴得欢天喜地，说：“史汀生就要下台了”。其实，这是日本人的一厢情愿。在日本侵华问题上，美国人是坚决抵制的，毫无同情日本的倾向。此刻，正在日本东京度蜜月的斯诺夫妇就是美国人反日情绪的代表。

海伦与斯诺的结婚纪念照

在当时的来华外国人中间，作为著名的《密勒氏评论报》大牌记者，斯诺是出了名的，而他的亲华立场也是出了名的。准确的说，斯诺的亲华立场主要表现在他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同情上。而海伦与一个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记者结婚，这在当时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因为在那时的来华外侨中间，斯诺其实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曾经有一个非常有权势的外国侨民用近乎吓唬的口吻对海伦说：“别跟斯诺和鲍威尔来往，他们是亲中国的”。

对于此种“偏见”，海伦不以为然，她说：“我不愿被任何像‘亲中国的’这样听起来可怕的东西传染，……我一直是有独立的学术思想，有我自己的学术见解的。”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与一个同情中国革命的斯诺结婚，海伦也渐渐地走上支持中国革命的道路。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明德史馆”：LightOfHistory_2015）

谢选骏指出：斯諾夫婦其實就是“敵後工作的革命夫妻”，換言之，是組織安排的亡命之徒。一旦回到美國的自由社會，反倒因爲無所事事而原形畢露了。——

1946年，史諾與洛伊斯·惠勒（1920.7.12-2018.4.3）在俄羅斯戰爭救援組織（Russian War Relief）於紐約舉行的一場聚會上相識。1949年與海倫·史諾離婚。兩人於1949年結婚，這就是史諾的第二段婚姻[9]。二戰後在麥卡錫主義盛行時期，因為和共產黨之間的關係，史諾被FBI質詢並要求招供其共產主義活動。史諾在文章中感嘆美國的偏見、保守和反共情緒。1950年代後期，他又出版了兩本關於中國的著作：以前未發表的材料作為學者研究補充的《紅色中國隨記》（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和截至於1949年的自傳《復始之旅》（Journey to the Beginning）。由於在美國難以寫作維生，1959年史諾與妻子洛伊斯帶着兩個孩子克里斯托弗和西恩遷居瑞士埃桑[10]。

谢选骏指出：這個遷居，很像逃亡！回顧倆人交往的過程，海倫的角色顯得更加吃重，很可能是組織安排她去中國拉攏埃德加的，她是幕後牽綫者的手中傀儡，這個可能較大。

（四）

《海伦·斯诺——延安时期中国革命的见证者》（中国日报网 2019-11-07）報道：

左起：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的侄子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侄孙亚当·福斯特（Adam Foster）和侄女黛布拉·福斯特（Debra Foster）参观“蒂莉姨妈故居”，海伦·斯诺在盐湖城读书时曾在那里住过几年。 摄影：张玉安

八月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亚当·福斯特和他的父亲约翰在盐湖城J街州政府大厦以东一片安静街区的一座小房子前停下脚步。在福斯特家族中，这座房子被称为“蒂莉姨妈故居”。记者海伦·福斯特·斯诺1931年去中国之前，在盐湖城读高中和犹他大学时曾在这里与祖母同住了几年。

海伦的侄子约翰·福斯特说：“大约70年前，在我很小的时候，经常来这里。海伦上学的时候就住在这里。”约翰很怀念她，回忆到：“那时候我非常穷。我的父母没钱过冬，他们就借走了我攒下的用来上学的钱。海伦每月寄给我50美元，我才能读大学。她很有才华。她给我写的单行距信件都有两三页长。信里会说到很多事情。”

安德里亚·米林纳（Andrea Milliner）在这所房子里住了两年多。在亚当·福斯特联系她之前，她从未听说过海伦这个人。她说：“我很惊讶，立刻搜寻有关她的资料。实际上，维基百科里有对她的介绍。她对中国的影响，她的成就以及中国人对她的崇敬程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能了解这座房子的历史真好。”

不知道海伦的人不仅仅是米林纳一个。虽然海伦·福斯特·斯诺这个名字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她20世纪30年代曾在中国拍摄并采访过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人，但在美国和海伦的故乡犹他州，很少有人知道她。就连她的家人，包括约翰和亚当，在海伦于1997年去世之前，对她在中国的盛名都知之甚少。亚当·福斯特上大学时，曾读过他姑奶奶海伦写的《我在中国的岁月》。但是仅阅读了前几章，他感叹到：“哇，这太酷了”。然而，他并没进一步的去思考。他知道，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华之后，他的姑母重返中国。但美国媒体很少有关于她访问中国的报道，因而他对此也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

大约三年前，亚当·福斯特作为海伦的第三代血亲，受邀前往西安，出席西北大学斯诺研究中心的揭幕仪式。他回忆到：“揭幕仪式非常隆重。报纸和电视记者都到场（采访报道）。我当时有点儿懵，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儿？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海伦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之后，我阅读了她的书，还读了埃德加的《西行漫记》（又译为：《红星照耀中国》），这改变了我，让我意识到自己曾是多么的无知。”

海伦的父亲是一名律师，家里有一台相机。1931年，24岁的海伦带着家里的相机来到上海。在那儿，她遇到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们坠入爱河，不久便结婚了。

海伦·斯诺立志成为一名作家，她为美国多家出版社撰写通讯稿。她拍摄照片，撰写有关中国抗洪和抗日战争的报道。斯诺夫妇还参与了“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7年，她跟随丈夫的足迹前往延安。据说，虽然毛泽东之前接受过埃德加·斯诺的采访，但这是他第一次讲述红军的历史。海伦与毛泽东成了朋友，毛泽东许可她与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和红军充分接触。她采访了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革命妇女和普通士兵，并为他们拍照，做了大量的笔记。

1978年，海伦·福斯特·斯诺与时任外交部长黄华合影。（图片来源：杨百翰大学哈罗德·B·李图书馆L.汤姆·佩里特殊馆藏的海伦·福斯特·斯诺文献）

海伦提议组建中国工业合作社（工合运动），为中国民众创造就业机会和收入，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以对抗日本侵略者。这个想法得到了毛泽东以及国民党蒋介石的支持。合作社模式后来也被其他国家采用，例如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在印度组织的合作社至今仍广泛存在。

斯诺夫妇1940年回到美国，1949年二人离异。海伦·福斯特·斯诺在康涅狄格州的麦迪逊度过了余生。 她出版的大部分书籍都是基于上世纪30年代她在中国收集的资料撰写而成的。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她曾两次重返中国。

谈到海伦在中国的10年经历时，约翰·福斯特提到，他的祖母，也就是海伦的母亲，曾在很多方面影响了海伦。“海伦的母亲汉娜·戴维斯·福斯特（Hannah Davis Foster）教海伦采访亲戚，给他们拍照，并询问他们的生活故事。海伦的确从她母亲那里学会了如何成为一名记者。约翰·福斯特说：“母亲教会了海伦如何捕鱼，如何耕种以及如何生存。海伦在延安采访共产党先辈时，这些技能就发挥了作用，她因此感到某种亲切，她也这样生活过。”

亚当和约翰·福斯特认识到他们的先辈和红军之间的相似之处。约翰·福斯特说：“海伦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联系，是因为她也来自一个远征的家庭。因为密苏里州颁布‘灭绝令’，要杀死所有所谓的摩门教徒，包括海伦家族的这些先辈们为了逃避迫害（千里迢迢）来到犹他州。从密苏里州到犹他州，这是他们长达1300英里奔向自由的长征。”

亚当·福斯特认为，海伦之所以对她自己与中国的关系缄口不语，是因为麦卡锡时代的红色恐怖。“她曾受到过联邦调查局的审查。在那个时代，如果你与共产党有任何牵连，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我认为，她不想将我们卷入其中是为了保护她的家人。埃德加那时也不得不离开美国去瑞士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很少有人知道她或埃德加·斯诺的原因。”

当独立电影制片人道奇·比林斯利（Dodge Billingsley）被杨百翰大学（BYU）邀请制作海伦纪录片时，他也不知道海伦·斯诺是何其人也。拍摄制作纪录片《海伦·福斯特·斯诺：见证中国革命》的两年经历，使比林斯利对海伦的人生历程有了深刻的了解。他说：“我之所以喜欢海伦，是因为她很勇敢，敢于做与众不同的事情。那时中国正在经历一些深刻的变革。我不知道她是否明白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她不知道，但她知道当时的中国正在经历变革。”

比林斯利也读过埃德加·斯诺的著作《西行漫记》，这是西方人写的有关新中国诞生的第一本书。这本书最近在中国刚被改编成电影。比林斯利说：“海伦拍摄的照片确实把埃德加·斯诺和毛泽东推到了世界舞台让人们了解，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应有的赞誉。她为世人了解中国做出了贡献，但却并没有像埃德加那般被关注。说实话，我为海伦感到难过，因为埃德加是一位文笔更好的作家，得到了更多关注。从我读过的书中我了解到，这种被忽视困扰了海伦一生。”

比林斯利发现，海伦非常独立，这一性格特征也为他的纪录片增添了额外的元素。“海伦还是女性研究关注的焦点。许多大学因研究中国历史而索要这部纪录片，但是许多其他学校将该片用于女性研究，因为海伦是一个女强人，在大多数妇女还裹足不前的时代，她走出国门，并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在上世纪30-40年代，她表现出了非凡的独立，”比林斯利说。

聘请比林斯利制作纪录片的杨百翰大学是藏有海伦·福斯特·斯诺生前拍摄的照片、手稿、信件及其他物品最多的地方。

左起：杨百翰大学L.汤姆·佩里特殊馆藏馆长约翰·墨菲（John Murphy）；海伦·福斯特·斯诺基金会主席亚当·福斯特；海伦的侄子约翰·福斯特。2019年8月，他们在杨百翰大学接受中国日报记者专访，讲述海伦生前的生活。摄影：周纯眉

约翰·墨菲是犹他州普罗沃市杨百翰大学L.汤姆·佩里特别馆藏的馆长。他介绍说，藏品分装在179个盒子里，包含海伦生前拍摄的5,000多张照片。他展示了一些照片和物品，以便让记者对所有藏品有大致的了解。

物品中包括海伦曾在中国穿过的两件中式传统服装，一件红色，一件灰色；还有一条黄黑灰三色相间的格子围巾，这条围巾是由中国工业合作社制造并送给海伦的礼物，感谢她为组织工合运动所做出的努力。墨菲解释到：“这是现存的当年制造的两条围巾之一，非常珍贵。”还有一份文件，标题是：“就少数民族问题对博古的采访”。

在展示的众多照片中，好多是毛泽东站在延安窑洞前的照片；有一张是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坐在桌旁；还有一张是海伦与一名红军的合影。“那是给她安排的警卫员，”墨菲解释到。他指着几个小男孩表演节目的一张照片说到：“他们自称为红小鬼。这是我最喜欢的照片。” 亚当·福斯特补充说：“这几个红小鬼中的一个，后来成了一名中国著名的音乐家。”

墨菲讲到：“有些照片是由玛格南图片社授权的，但许多照片从未授权过。海伦在许多照片的背面都附有文字，标明照片拍摄的地点、时间以及照片中人物的身份等关键信息。”美国杨百翰大学正在与西安的西北大学合作，将照片背面的文字信息翻译成中文。墨菲说：“我们扫描了这些照片。最后，中英文照片说明文字都将作为元数据嵌入照片中。”该项目完成后，杨百翰大学计划将其上传到网上，供所有人免费使用。

海伦·福斯特·斯诺与朱德将军合影。照片1937年拍摄于延安。（图片来源：杨百翰大学哈罗德·B·李图书馆L.汤姆·佩里特殊馆藏的海伦·福斯特·斯诺文献。）

海伦的侄女谢丽尔·福斯特·毕绍福说，这些照片和资料能得以传播正是海伦的夙愿。她回忆到：“我在一个夏天看望祖母时，对钢琴上摆放的一张海伦在中国的照片产生了兴趣。照片中的海伦姑妈是如此的美丽。我经常问祖母何时能见到她。”1945年，当全家在爱达荷州度假时，六岁的谢丽尔才第一次见到海伦。因为房子太小住不下所有人，海伦就带着她住到一家旅馆里。“那次度假是我和海伦共同的经历。后来，她给我写了一些非常温馨的信。之后的日子里，她会送些纪念品给我们。她关心家中所有的孩子。”

后来，谢丽尔嫁给了一位商人，他的敏锐给海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她请毕绍福夫妇担任她的文稿托管人。他们同意了。

1978年，海伦带着摄制组前往中国时，路过当时毕绍福一家居住的洛杉矶。谢丽尔·毕绍福说：“她和我们待在一起，让我们启动海伦文学托管会，并与律师讨论了她的要求，然后托管会就成立了。” 海伦将她所拍摄的大部分照片寄送给毕绍福。毕绍福从中整理了250多张，1997年出版了《架桥：海伦·斯诺画传》。

在海伦1997年去世前，毕绍福夫妇曾数次前往她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整理材料。谢丽尔·毕绍福说：“到处都是资料，她将所有资料都保留了六份副本，大约有600箱。我们对这些资料进行了编目，以确保没有重复。”最终，他们将材料缩减到大约200箱。

“海伦交给我和我丈夫三个文稿托管任务：一是为她妥善保管她的照片、手稿、笔记、手工艺品等所有物品；二是向学生和后代提供她所收集的这些资料；三是继续推广她的著作，使其将来在下一代年轻人中获得更广泛的传播。

谢丽尔·毕绍福表示，对她而言，成为海伦文稿托管人是相当重要的经历。她说：“海伦是我的姑姑。有人告诉过我她的重要性，但是直到我去了中国，我才深刻意识到这种重要性的含义。”作为海伦文稿托管会主席，谢丽尔·毕绍福曾在1984年首次访问中国。她说：“与中国的交往对我来说出乎意料。海伦的一生大多围绕着中国和她的中国朋友。她的一生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她教会我们即使在困难时也要忠于友谊。”

毛泽东在延安时的几张照片。（图片来源：杨百翰大学海伦·福斯特·斯诺馆藏。）

谢丽尔·毕绍福背诵了海伦创作的友谊诗：

友谊不是长在路边的一颗草，

它是我们一天天悉心浇灌的珍宝。

你向来知道友谊的真谛；

并要表里如一。

你挺立在一个个十字路口，

那么善良、忠贞、刚毅。

谢丽尔·毕绍福说，“海伦去世后，除了在康涅狄格州举行的葬礼外，还分别在西安、北京和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举行了三场追思会。北京的追思会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这是中国给予外国人的最高荣誉。”

谢丽尔·毕绍福正在将火炬传递给下一代。大约半年前，海伦家族的第三代人亚当·福斯特创立了海伦·福斯特·诺斯基金会，传承她的遗产，继续她业已开启的事业，为增进国际间的理解架设桥梁。亚当·福斯特说：“我们通过教育来帮助美中人民了解新中国成立前这一关键时期（的历史）。我们让人们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先烈们为新中国的成立所做出的牺牲。”

他敏锐地意识到当前美中之间的关系现状，说：“目前，美国政府的许多对华政策都来自对华恐惧。我认为，这种恐惧都源于美国人对中国缺乏了解。我们一提到中国，就联想到俄共。但这两者截然不同。遗憾的是，长久以来，美国人对此一直不了解，这导致了对中国毫无根据的恐惧。”他认为，只有当代美国人对这段历史有了足够多的了解之后，美中关系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新中国如何走来？这其中有怎样的故事？人们做出了怎样的牺牲？我们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并没有讲述这些故事，这是我们建立基金会的原因之一。”

（中国日报 周纯眉、张玉安 美国犹他州盐湖）

谢选骏指出：人説“海伦每月寄给我50美元，我才能读大学。她很有才华。她给我写的单行距信件都有两三页长。信里会说到很多事情。”——我看那時的50美元，可以買二兩黃金，等於現在的五千美元……海倫游手好閑，哪來這麽多閑錢？這個秘密資金，可能來自美國人恐懼的共產國際！

（五）

《海伦·斯诺如是说》（萧乾）報道：

楔子

一九七九年八月动身之前，美国来信说：务必把写作或研究计划全带来，保证有充裕的时间。我就当真开列了整整十个项目。其实，可以设想：海内外隔绝了那么三十年，好容易碰了头，聚了首，还能容得我象平时那样去伏案埋头！果然，“中国周末”一结束，东西岸的朋友们都纷纷来约，计划随之全打乱了。四个半月中，十个项目我勉强只完成了一项：访问已故埃德加·斯诺的前妻海伦。

我们好象一九三五年在海淀分手后，就没再见过面。那以后，我开始了我的记者生涯：我在上海，她在北平；我去剑桥，她回纽约。信是通过，她甚至还记起我从英国给她寄去过一双兔毛绒的拖鞋，然而四十五年没见过了。

我很重视对海伦的这次访问，因为外国人中间，象她那么了解中国的寥寥无几，象她那么从三十年代就对中国友好的就更少了。三十年代，她看到过甚至也经历过中国的苦难，七十年代她又两度重访我国。要问她的话很多。出发时，我在太平洋的上空就琢磨起怎样来进行这次采访。事先略微晓得她住的很偏僻，生活颇潦倒，所以她没地方让我过夜，附近也未必有什么客栈。况且同朔望同志我们是个二人代表团，我总不便跑开去独自完成自己的什么计划。

因此，九月初我就从衣阿华城写信给海伦，建议把笔谈和面谈结合起来，并且以书面为主。也就是说，在去访问她之前，我先在信里提出问题，她也先在信里答复。面谈主要是叙叙旧，同时补充一下她信里没说透的地方。也许由于是老朋友，更可能是由于她最了解采访的甘苦，我从海伦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合作。在短短一个多月中间，我们往返了五六封信。我的信大都很短，寒暄之外，都是些干巴巴的问题；而她的信滔滔不绝，往往长达万言，对我所提出的一切，她都不惮麻烦地一一作复。

十月下旬，我们开始了东岸的访问。事先我同海伦通了电话。她原假定我从纽约去看她，就建议我搭火车到纽黑文，再换乘出租汽车，甚至告诉我，车钱大约是十六元。及至她晓得我要去耶鲁大学举行座谈，就说那里离她更近。

我是一个人去的耶鲁，住在昆曲大师张充和同她那位美国姑爷、汉学家傅汉斯教授家里。座谈结束后，充和为我准备了一些送海伦的中国食品罐头。第二天一大早，正在研究古乐府的汉斯教授就权当我的司机，开车陪同我去访问了。我们奔驰在金色的美国原野上，高速公路两旁是一片温柔可人的秋色。按照头晚海伦在电话中所指点的：我们进了麦迪逊以后，再折回纽黑文方向开上一段，走过一个公路收税站，顺着六十号叉道而下，就来到她所住的门格尔镇。可惜我们忘记她另外一句话：“我是右首第一家”，围着路南她那个小木屋打了几个转才去叩……

海伦也在伫候我们，所以很快她就微笑地张了双臂由树丛中出现了。拥抱之后，我才转过身来介绍汉斯。时间真是个忍心的魔术师，我简直认不出海伦来了。三十年代她原是个细长个子，如今胖了——圆了，把蓝色的大眼睛挤成了一道缝缝。可是很快我就发现，当年她那象挺轻机关枪的谈锋却还健在。而且历尽数十载沧桑，她的语气更加肯定，自信，我象是来朝拜一位预言家。

这所白木屋背面临街。我们绕过屋角，穿过树丛才来到入门处。海伦一上石阶就介绍说，这房子可是个老古董，一七五二年盖的，最初的主人还是独立战争中的一名士兵呢。这时我记起四四年秋天在巴黎遇到埃德的那次，他告诉我曾用《西行漫记》的版税在纽约北边买了三亩地，上面有两间十分古旧的房子。他说，“幽静极了”。现在我觉得它不只幽静，而且很孤寂。

这屹立了两百多年的木屋好象也感到疲惫了，它有些倾斜。屋门很低，比我略高的汉斯走进时得弯下腰去，里外间总共好象也就二十来米。这里，椅子是东倒西歪的，壁上的油画不但有蜘蛛结网，并且罩满尘埃。桌上的摆设象儿童玩过的玩具，凌乱无章。书刊文稿东一叠西一叠，到处都是。屋中央是这小木屋的神经枢纽——一架电动打字机，从这里，海伦这位使命感特别强烈的女作家，向世界，向后代发出她的信息。

她拉着我的手十分感动地说：“老朋友中间，你是唯一费了这么大劲到麦迪逊来看望我的。”我说，我这也是代表所有关心她的中国朋友们而来的。她又无限感慨地说，“我很高兴你又能写作了。埃德如果在世的话，他也会十分高兴的。”接着，她又念叨起杨刚来：“她死得太早，太可惜了!三五年她同我分手去的天津，三八年我们在上海又见过一面，四〇年她在美国来看过我。喏，还在这儿住了一夜。那天很冷，她穿的很单薄，我给了她一件丝绵袍，叫她穿走了。是玫瑰色的，可惜太大了些。”接着又说，“她好象变了个人，脸上没一点表情，象是很不快活……”

她说，一九四九年同埃德离婚以后，她一直就住在这儿；说在美国她是个奇迹：一个月靠三百元过活。①自打麦卡锡迫害文化人，她出书困难了。她告诉我除了继续研究中国，写中国，职业上她现在是靠替人查家谱生活。她是全美国九十九位合格并领取执照的家谱学家中的一位，十七世纪是她的专业。查家谱，每小时的报酬是三元。这笔收入不但微薄，而且极不可靠，只够交水电和电话费的。另外（她指对面一座小木屋），是把埃德当年的写作间租了出去，每月可以收上一百来元。十年前她满六十二岁时，开始领取社会保险金了，每个月一百一十元。房子是自置的，不必交房租，可是每年还得纳税。她已经十年交不上税了，每年要再加百分之十二的利息。现在总欠政府四千五百元了。如果照章办事，她随时都可以被赶出家门的。

她领我看了看斯诺那个写作间，如今租给两个搞美术的姑娘，是进身也很狭，屋顶很矮的两间，叫“玉米仓”。一位姑娘似乎正在画着什么，我们进来她马上搬开了。海伦指着那张书桌说，埃德在那里写过三本书。汉斯马上提议我们就倚着那张书桌拍个照。

海伦现住的那个木屋原有三个房间。为了节省燃料，她只使用两间。她领我们看了另外一间，里面堆满了装水果蔬菜的那种硬纸盒子。

“那是我从一九四〇年回到美国以后，写成至今没人肯出版的十七部书稿。”她象是慨叹又象是抗议似地说。我也怀着为她而愤懑的心情轻着脚步踏了进去。这里有一些是康涅狄格州的“县志”一类著述，有英美历史专著，如《十七世纪的英国内战》，但大部分还是与中国有关的，如她的自传《在中国的岁月——一九三一至一九四〇》，《中国人物侧影》，《旧中国的妇女》，《图腾与中国铜器》，还有以中国为背景或题材写的文艺创作，如《小红门》。一边翻看，我一边在思索：十七部文稿！那就是说，一部被出版商退回来，不但不沮丧，却接着又写一部，一部又一部地这么积累成十七部文稿，让它们在那里承受着尘埃的笼罩，也说不定还有老鼠啃嚼。这需要多么顽强的意志啊!

我问她回美国以后她都出过什么书。光家谱学方面她就大大小小出版了不下二十种，包括一本七百页写她自己家族的。在已出的作品中间，她最得意的是《寓言与比喻》。这是用一系列伊索寓言式的小故事讽刺美国机械文明的。她告诉我美国和瑞士都有评论家把它列为不朽之作。更吸引我的是一本名为《红色的尘埃》的书，记她三七年在延安访问刘少奇、洛甫、王稼祥、傅连暲等著名共产党人生平的。初版本是斯坦福大学印行的，七二年又出了精装本。

我心坎上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没好意思问出——是：报刊上时常读到美国作家写一本畅销书动辄收入几百万元。这里，这么一位辛勤、严肃、学识渊博的女作家，一生写了几十本书，晚年怎么会潦倒到这种地步·

第二个问题我问出口了：海伦，十七部书稿这么无限期地搁浅，你还写下去吗？她眼睛里闪出一道令我肃然起敬的光亮：“当然写下去，一直写到最后一息！我不是为出版商们而写的，我是为后世而写。”

接着她告诉我，三六、三七年间，她同埃德住在哈德（崇文）门的时候，那里出了件人命案：一个在天津上学的十七岁英国女孩帕米拉·沃纳突然被杀害了。当时那一带只住了海伦和帕米拉两个外国女性。有人推测要杀害的本来是海伦，因为他们夫妇一直热心支持北平学运，又先后去过陕北。当时经常出没平津的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及其爪牙是不会高兴的，朋友就劝他们赶快搬走。海伦正想把这件事传奇化了，写成一篇《狐楼附近的一座鬼屋》。

她送我们出来时，屋旁灌木丛中的池塘里传来一阵啁啾声。她赶快拉住我，小声说：“瞧，大概是野鸭，要不就是从加拿大飞来的黑鹅。它们时常来看望我这老太婆。当年埃德一写累了，就去看他那心爱的池塘。树林里有时还能拾到草莓呢。”

下面就是记我对海伦的访问了。我们大致采取先近后远的原则，然而她的思路太快了，时而三十年代上半期的北平，时而是下半期的陕北；时而谴责当前美国的黄色文化，时而又展望中国的未来。总之是海阔天空，涉及面很广，也不断重复。这是经过归纳整理的。但是可以向读者们保证的是，这些都是海伦·斯诺的原话。我没带录音机，然而这些话大半都是由她那架打字机记录下来的。

两次重访中国观感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海伦·斯诺重访我国。一九七八年她又偕好莱坞的三位制片人员再度来到我国。除了重游埃德加·斯诺在一九三七年访问过毛主席的陕北志丹县（原名保安）外，还拍摄了六千八百英尺（十二英里）的电视纪录片。前一次重访时，尼克松刚刚访华，“四人帮”还在台上；后一次访华，我国已在新的党中央领导下，开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图。

萧：海伦，你这两度重访中国，参观了许多地方，看了许多新老朋友，你对所见所闻的一切，有什么感想？

海伦：我觉得中国的发展是之字形的，有时前进，有时停顿。这也许是必要的。中国应当有第五个现代化——头脑和心理的现代化。中国还应努力创造一种高级类型的社会主义，应注入中国现在所缺乏的一种新的素质：创造力，独创精神，要产生象鲁迅那样的经典著作。尽管鲁迅主要写了杂文、小品文和短篇，故事情节也不复杂，但鲁迅对西方文明的秘诀掌握得最好：创造性、独创力。鲁迅和毛泽东都看出孔子思想是某些祸患的根源，因为祖先崇拜使青年一代陷于瘫痪，他们丧失了独创力。当然，孔子思想在早期是有过功绩的。它有助于中国民族的生存，但不利于进步和发展。宗法社会把中国的儿童和妇女实际上置于奴役境地。它比新石器时代要进步，但是宋朝至太平天国的近一千年，它成为进步的障碍了。

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对所有的妇女予以重视，因为女性有它特殊的作用。社会主义的理论应包括对妇孺给以特别的保护。折磨艺术家是一种野蛮行为。那是后退到古老的概念，草菅人命，对才能不加珍惜，只许用老的一套来重复同一题材。社会主义是善的，不是恶的；是进步的，不是后退的，尤其在中国是这样。

萧：你谈到鲁迅的作品，我知道埃德和鲁迅有不少交往，他们在三十年代见过几次面？鲁迅对埃德有过什么影响？

海伦：埃德在上海同鲁迅也只见过一面，那是一九三二年末。当时他想翻译鲁迅的作品，并且已动手译了《阿Q正传》。你得了解旧中国的恶势力才能了解鲁迅，他毕生都在同那些势力作斗争。我个人从未见过鲁迅。可是埃德和我都从北京给鲁迅写过信。一九七三年我听说我们的一封信现在还陈列在绍兴鲁迅博物馆里。我同埃德都极钦佩鲁迅。

埃德最早是受孙夫人的影响。他去访问她，并且给《纽约先驱论坛》杂志写了一篇出色的文章。他是老早写的，但是到一九三二年底或一九三三年初才登出来。当时孙夫人正回中国去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国葬。从那以后，她公开抨击蒋介石及其政府。她处境危险，但她坚强勇敢。最使埃德感动的不是她的言词，而是她的行动。后来我对她和中国有了了解，我也受到她的影响。我读过埃德那篇访问记的原稿，一九三二年我在上海会见了她。孙夫人经历了从一九一五年到今天的全部中国历史。她真了不起！中国应以产生这样一位女性而自豪！她永远站在正义方面，必要时，她甚至同她的家庭决裂。

一九二七年，孙夫人面临多种选择，可是她选择了那艰难的崇高的道路，一生为年轻一代高举火炬。我们以及所有诚实的美国人都重视她的判断，尊崇她，因为她光明磊落，言行一致。她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知道她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她一直认识到只有遵循孙中山博士晚年同左派以及共产党永远合作的三大政策，才能取得成功。

萧：海伦，你从三十年代一直关心中国的新文艺运动，帮助埃德编过《活的中国》，同许多中国作家都有过亲密交往。这两次重访中国之后，你对我国现时期的文艺运动有什么感想、看法和建议？

海伦：官僚主义者绝不会尊重艺术家。一九七二年我在中国时，他们对我说：“作家、艺术家应当同其他人同样待遇。”可是这样就糟踏了中国的艺术，使创作变为不可能。去摧残或者杀害艺术家、作家或音乐家，那是对人类、对文明的犯罪行为，也是对民族的背叛行为，给中华民族在国内外的形象抹黑。它也是对未来的犯罪。任何地方都是这样。这并不意味着每个艺术家都有价值，但是应该给他机会来证明自己有无价值。

世界上各地的作家、艺术家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需要充分的保护，免受迫害。你不能把一个有才华、有创造力的人当作挖沟的人那么对待。艺术对社会极其有用，它是文明的财富。当人类变成尘埃时，艺术却能永存。每当我听人说“作家、艺术家应当同其他人同样待遇”时，我就认为这种想法是原始的。它忽视了体力劳动与创造性的生产之间的区别。无论青年还是老人，创造力都是很容易受摧残的。有现代头脑的人应当了解劳动的分工就是“每个人根据所能贡献出力量，然后按照工作、需要和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加以分配”。

问题是：创造力很容易被外在的不利影响（不管是有意无意的）所毁灭。你得懂得点辩证法才能了解作家和艺术家，他们本身就是矛盾的。说为政治而艺术或者说为艺术而艺术都不对头。两者应该并存。在革命时期，政治当然应该优先。有时应当搞纯宣传，有时又应该搞纯艺术。然而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去搞那种言之无物的空洞东西。作品要有价值，它就应具有重要性，或者主题本身，或者在技巧方面。鲁迅因为言之有物，所以他的短篇小说才都那么精采、尖锐，与生活息息相关。它们既切合时宜，又具有永久性，因为它们真实地描绘了旧中国，没涂上虚假的颜色。

当然，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永远不应当讨厌农民，厌恶农村，那样只不过证明他好逸恶劳，贪图金钱，追求城市享受。他根本不是个地地道道的艺术家，因为真正的艺术家总是扎根于大自然。做一些体力劳动是为了艺术家的成长发展，可是不要对他有所损害。在旧中国，艺术家多是病夫，面黄肌瘦，连路都走不动。那怎么挥笔作画呢？那时他们营养不良，经常受到饥饿的威胁。那怎么成呢!鲁迅死得太早了——没有人能代替他。他本应当把身体锻炼好，他是那么宝贵，他的丰富经验随他而去了。我也想到东北的萧红，她也是一位有才能的可贵的作家，可是老早就因病而夭折了。头脑和身体的健康太重要了。下农村或者工厂不但可以锻炼体质，同时还可以了解生产，了解人。

在西方，除了少数城里人，没有人鄙视体力劳动。他们以能够动力气而自豪。中国的作家艺术家切不可倒退到旧社会那种萎靡多病的状态。

任何真正的艺术家，有价值的艺术家，都不可能是反对工人的——因为工人是生产的根基。他也不应当是反对妇女，反对儿童的——因为他们是社会的根基。

中国人应学会凭自己的才能来存在，并让别人存在，不要用不公道的手段来排除对手——我指的是在艺术上见解不同的人。艺术家不可能都符合一个模式，总得有各式各样的。也许有的模式更可贵些，对社会更有用些；有的生命力更长些，更显示才赋，更具有普遍的素质。

以摄影为例。中国摄影往往缺乏明暗对比，肖像中，人人都是龇了牙在笑，应当使有些人在沉思，有的在俯视，而不都是咧着嘴笑。没有对照是不符合辩证法的，就变成机器了。不可能让成亿的人一下子都喜欢现代派的艺术。可是艺术的对象应是多种多样的，不应只为大多数人而创作。

中国作家协会以及地球上所有的作家组织，应当维持作家们的合法权利。应当摆脱家长统治、政治干预以及靠私人关系的做法。目的是要让作家凭着他的功绩和能力站住脚。在革命时期，不可能凭合法权利生存。可是为了推进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合法权利就变为必要的了。

中国可以试试大跃进，然而对作家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吸收外在世界的经验，研究所有伟大的经典作品——不要去研究六十年代以来我们生产的那些糟粕。倘若你们写不出象《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巨著，你们每个人至少可以写这个错综复杂的变革时代的一个侧面。要从一个作家、画家、士兵、工人、妇女、孩子的角度来描写中国的经历，包括文化大革命，包括正面和反面。要描写中国心灵所起的变化。

萧：你这些话真是语重心长，是只有象你这样一位中国的老朋友才见得到、说得出的。你刚才谈到美国六十年代的糟粕问题，可不可以顺便谈谈你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的看法，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借镜的地方？

海伦：美国也应当为艺术建立起“人权”的原则，以保护未来的文明，这种文明正遭到被核武器全面毁灭的威胁。在紧急状况下或在革命期间，人们不期望享受言论自由——但那只是在危急时刻，不能永远那样。由于艺术家对社会所起的作用，他们应受到特殊的保护。应为他们提供有利的生活条件，使他们能发挥作用。这也包括犯人。作家即便处于管制之下，也应为他们提供条件，以便发挥作用。别忘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在狱中完成的——他的一生足以说明艺术家可怕的处境。如果他得到些帮助，他可以写成几十本书呢。约翰·本扬的《天路历程》也是在狱中写的。这是欧洲反封建的宗教改革所产生的最伟大的经典著作，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杰作，它影射了全部欧洲基督教史的伦理。

你可以看出，当我们的书刊、电台由一些堕落的罪犯控制起来只图利润的时候，就不可能有一七八九年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中所谓的“言论自由”。这些人既反动，心理又极不健全。就在一九七九年，我们还不得不在纽约时代广场成立一个妇女反对淫书委员会，因为任何社会也不允许妇女和儿童的堕落，或纵任淫书泛滥，使人类丧失人性。不论是为了赚钱还是由于神经不健全，没有比色情文学更有害于社会的了。

萧：你对美国社会有什么看法？

海伦：一九六四年以来，美国的工人组织日益削弱。现在每况愈下了。他们用妇女来破坏罢工，过去五年，这个办法也很灵。妇女只挣男工一半的钱，可是真正的工会就这么垮了。我认为不应当让妇女去做带危险性的活儿，也不应当让她们接受低于工会规定的工资，应该同工同酬。

美国出版界无形中有一种检查制度，他们只印他们所偏爱或对他们有利可图的东西，我的书就得不到出版。目前美国实际上在进行一场内战——为了争夺未来的权势。它不象蒋介石在三十年代发动的那种内战，没那么坏；可是这场内战是操纵在恶势力手里，这种势力在毁灭着我们的文明和进步。美国七十年代开始的所谓“妇女解放”，实际上是一种后退，也是我们这个类型的文化整个崩溃。凡是贬低妇女地位和作用的作品都是反社会的，对社会有害的。我指的就是那些色情文学以及剥去人性、剥去文明的东西。今天在美国，艺术已经被一种反社会的心理所毁灭。连艺术家们也不能正常地发挥其作用，除非他们把自己变得失去理性，变成社会上不可救药的人。

我很骄傲中国采用了清教徒式的道德和行为标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最堕落；而且一九六一年以来，越来越糟。我们的文学从核心里腐烂了。外来的蹩脚英语把我们的文字也毁了——现在连语法也不讲究。

回忆往事

海伦和埃德加是三十年代在中国，在远东最活跃的一对新闻记者。关于埃德加，我们从他本人的以及旁人论述他的著作中，有些了解。然而关于以尼姆·韦尔斯为笔名的这位斯诺夫人，我们了解得却很少。如果她只不过是位陪伴丈夫到处跑跑的那种“夫人”，我们也不需要对她本人进行什么了解了。然而她不但是埃德加的得力助手，而且往往还独立地平行地工作着。例如埃德加去陕北后写了《西行漫记》，她就紧接着也去延安，把埃德加没来得及访问的中央领导同志一位位访问到了。写成《续西行漫记》。

两人离异后，埃德加在《复始之旅》一书中说海伦是位“极不寻常的女人。她时常折磨我，又经常给我以启发。她充满活力，创造力，是一位忠诚的合作者。她既是我的伴侣，又是我的批评家。”他这样形容她的容貌：“她是一位希腊女神。走到哪里，都为人们所爱慕。她标致、健康，一双蓝眼睛总跳来跳去，是美貌与智慧两者罕见的结晶。”

这位美国女作家虽然在旧中国仅仅生活了九年（一九三一至一九四〇），然而她在来我国之前就已经对中国发生了兴趣。她为促进中美友谊献出了自己的大半生。现在七十三岁了，她在孤独困苦的情况下，仍继续研究中国的现实，并对美国人民加以阐述。对这样一位可贵的国际友人，我们也应有所了解。

萧：我们相识也快半个世纪了，可是对于你的身世，我了解得很少。你可以向我谈谈吗？

海伦：我父亲约翰·穆迪·福斯特比他的时代走得要先进。他从两个大学毕业之后，当了律师。他的科学学位是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的，法律学位是芝加哥大学给的。我是一九〇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生的。当时，他正在一个小的大学里主持自然科学系。我早年记忆中的芝加哥是密执安湖上的滚滚波浪。我父母都很受人尊敬，并且都是民间的领袖人物。他们十分钟爱我。我在学校里总被推举作班长，还当过学生会副主席。

我是一九三一年到的上海，在那里的美国总领事馆当一名秘书，薪金很高。可是我从中学时起就想当个大作家。同埃德一样，当时我只打算在中国待上一年，为了充实我对世界的知识。埃德同我一样，他到东方来也想当个作家。我很快就把上海领事馆老资格的领事保罗·休斯顿有关中国的个人藏书全读了。这个人于一九三二年去世了。一九二七年广州人民起义时，他正在那里。他对广州的共产主义运动很同情。当时他还救了几个苏联外交人员，其他的都被国民党杀死了。关于这些事，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报告，在上海时他给我看过。他是我遇到的人中间，第一个了解共产党的。还是美国驻沪领事馆的一位副领事第一次介绍我认识埃德的，那是我到上海的第一天，我去办理护照登记手续。在那之前，我早就把埃德在《纽约先驱论坛》杂志以及其他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都剪贴起来，包括他在《美国信使》上写的一篇《在上海的美国人》。我不喜欢他那篇文章。他把所有在华的美国人全骂了。当时为什么不去攻击在华的日本人和英国人，他们都是帝国主义者。埃德在上海的朋友都感到愤然。埃德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孤立。他没料到人们对一篇文章——而且出自一个小鬼之手——会那么认真。我想他是一九三〇年赴印度之前把它交给一个代理人的，可是到一九三一年她才把它推荐给一家刊物。

萧：你说是一位美国副领事介绍你们认识的，能把这段经过说给我听听吗？

海伦：一九二九年埃德去印缅，然后周游世界。在印度时，一位印度妇女送了他几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他第一次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这时他母亲死了，他得到消息就赶回到上海。这时他写了他一直也没发表过的处女作：《云彩以南》，写他随美国《地理杂志》的J·F·罗克博士的大队人马游历云南以及印缅的经过。我是一九三一年在上海沙利文②第一次同埃德见面的。是那位副领事陪他来的。那时埃德刚从印度回来，患的疟疾和严重的痢疾还没好，路上膝盖又在车厢里给牲口踢了一脚，走路一瘸一拐的。他情绪低落，对中国和印度都感到绝望，想念美国。尽管他见到了甘地和其他许多领袖，他对印度感到懊丧，简直呆不下去。他总说，他喜欢中国人，因为他们不是宗教狂。埃德第一次见到我，就眼泪汪汪的。象我这样十足美国气的女孩子自然不会到中国来的，疾病那么多，青春和美貌都不会保持多久。我把我收藏的他的文章拿给他看了。我给了他新的希望和生命，因为我是他所熟悉的那种好象就住在隔壁的女孩子；自从离开了堪萨斯城，他就再也没见到这种女孩子了。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叫我想起我的母亲。”

这是他对我的第一句评语。我当时立志二十五岁以前绝不结婚。在我游历完外国，在我写出一本书之前，甚至在它出版之前，我绝不结婚。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我满二十五岁了。我正在写一本书。当时埃德二十七岁，正忙于写他的《远东战线》——三二年十二月他才写完。我们决定在圣诞节那天中午在东京美国大使馆结婚。男傧相是约翰·阿利亚森，后来他出任大使（在他赴日之前，他和埃德在上海一家公寓里伙住一个套房）。我还坚持必须去南洋作一次旅行，因为除了中国和日本，我没去过更远的地方。我不愿在中国结婚，因为当时我觉得中国太“脏”，我认为日本干净，地方漂亮，同时我也想到日本各地走走。一九三一年我只在日本待了两天。然后，从十二月到转年三月，我们去了日本、台湾、婆罗洲、塞利比斯、爪哇和巴厘，然后经过新加坡，到了香港和广州——我们还去了孙中山的出生地香山巡礼，他的朋友唐绍仪宴请了我们，顺便考察了这个大部分旅美华侨的故乡。我们搭乘一条专跑沿海的船，每到一个港口都停下来玩玩，包括上海。最后到了北京。我们在煤渣胡同二十一号租了一幢房子。

萧：在蒋介石不许中国人抵抗的那些年月里，你同埃德是怎样估计形势的？

海伦：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在上海发动战争，打了一个月。那是埃德生平第一次当战地记者，他兴奋极了。他作了深入的采访，从而使他对中国人有了信心——他相信中国人一定会抵抗，不会投降、出卖自己的国家。十九路军的蔡廷锴是受了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影响。所有的外国人都第一次得出结论：中国人可以同日本这个现代强国打仗的，尽管十九路军打败了，因为蒋介石不肯支援，外国人还是开始对中国有了尊敬。当时美国人是反日的，但是英国人由于同日本订有“海军条约”，所以不反日。他们指望可以跟日本人做一笔交易，将来不至被从中国、从东方赶走。

萧：你还记得三五年一二九的第二天，咱们一道去医院看望受伤的同学吗？我还在我的《栗子·跋》里提到过这件事。我记得当时你对宋哲元的愤慨。你现在对一二九运动怎样估计？

海伦：当时在燕京，没有人出来积极反对法西斯。教职员对于学生抗日运动要么持中立态度，要么干脆反对。我记得有位教授在一次演讲中甚至夸耀墨索里尼的青年运动有多么好，意大利的火车开得多么准时等等。埃德和我大为吃惊。我们认为北京应该有个反法西斯的组织了，我们帮助它成立起来。我们痛恨法西斯和纳粹的一切。

当时在北京，外国人在宴会上无形中有个规定：不谈中国，不谈政治。我简直快憋死了。你甚至不能同中国人谈中国。可悲的是，在那个大学里的中国人不能谈中国问题。他们只想把一切隐瞒起来，特别不让外国人知道。他们不愿意把中国如何落后，如何绝望的情况发表出来。这正是毛泽东所要改变的资产阶级心理。那些人靠大学吃饭，靠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吃饭。他们有的是一种买办心理，连民族思想也没有。他们对于中国前途满不在乎。他们只顾自己和他们的家庭。……胡适博士知道中国需要革命，然而等革命来了，他反对。一九三五年学生运动闹起来时，他在一次教职员会议上说，不应该支持学生运动，是斯诺夫人鼓动的，又说学生多半领了莫斯科的津贴。

我们没同燕京的教职员争论。我只利用一切机会去接近学生，给他们提供反法西斯的资料。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我有一手提箱这种资料。埃德有一回做了反法西斯的演讲。

黄敬是我们所认识的第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曾同他作过长时间的谈话。我们也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见解。黄敬很了解南京的蒋政府。他知道它没有希望，没有前途。他了解蒋介石不过是个工具，他不能独立做出决定。黄敬为人极可爱。他恨谎言，对事实十分认真，不是光为宣传。他是个好的共产党员。他善于客观地判断形势。

一二九那天，燕京学生发动了游行示威，共产党人后来称那次运动“冲破了在中国的白色恐怖”，使整个中国知识界都转向反法西斯。那天埃德和我老早就起来了，雇了一辆汽车，我们约上几位外国记者。合众社的费希尔先生就很同情学生运动。那天每当警察要打学生或抓他们，我们就冲上前去拍照，这样就吓得他们不敢轻易动手。有个便衣警察想夺过费希尔的照像机，他们就打起来了。我给拍了下来。我和埃德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但我们是走在旁边，不是在正面，也就是不在队伍里头，日本人和警察看到外国人在鼓励学生们，很震惊。日本人在报上造谣，说斯诺夫人拿了罗斯福的津贴，他们知道我们的底细。一九三一年我同埃德就上了他们的黑名单，所以我们处境相当危险。然而他们没敢伤害外国人——他们最怕美国民众觉醒起来，同中国人一道抵抗他们的侵略。

一九三五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六月，我差不多把整个时间全用在支持学生运动上了。我把新闻稿写好后，就骑车带了我们那条白狗戈壁去送给外国记者们。当时中国报纸不许登有关学生运动的消息。我们就靠外国记者往外发消息。埃德和我尽量利用外国记者来宣传学运。中国学生也来向我们打听消息。我们成了新闻中心。全都靠我一个人打字，要打许多份。可累死啦!我们是以个人身份协助中国打一场反法西斯战争。后来我写了一本《一九三五——三六年的中国学生运动》。那真是一场白色恐怖。然而那也是中美友谊一次真正的表现。我们结成了第二次大战前的反法西斯阵线。当时经常有学生（象清华的女英雄陆璀）在我们家里隐蔽。我很高兴一九七八年又见到了她。

萧：三六年春天我调到上海去了。我听说你们还办了个刊物？

海伦：是啊!一九三七年一月，我们又创办了《民主》。同年七月我去延安的时候，最后一期刊物在印刷厂里就被日军没收了，一共出了六期。

萧：我听到你同埃德在四九年离异的消息，一直感到很难过。你们在三十年代是那么亲密的战友，虽然在三十年代我就感到你们二人性格不同，有时候正因为不同，可以互相配合呢。我也一直关心离婚后你的情况。

海伦：你说我同埃德性格不同，这一点当然是正确的。我生来是个活动家，但我总想当个作家。这二者是矛盾的，其结果是使我自己的书写不出来。我总想做好事，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各种事务上，因而忽视了我的写作。我总认为以后还会有时间来写的，所以我总是拚命从事各种活动，象闪电那么忙。埃德不同。他是天生的作家，一个使人自在的记者，采访者。他不是那种忙于从事各种活动的人。但是他对我的一些想法总是支持的。他和中国青年的一代是有共同语言的，同代表过去的那古老、病态、退化的中国是格格不入的。

埃德总是很潇洒，自在，从不激动，不发脾气。他什么都那么从容不迫地干。他喜欢中国，也因为在中国，用不着那么赶时间。他总是迟到，而且要迟到很久。我则总想跑在时间前头。我整天在打字机旁忙，有时也从事研究工作。可是我忽视了我的艺术生命和我的写作。

这些年我一直苦干着。我有十七部未发表的书稿。有关于中国的，有关于东方的。我还写了大量的文章。我打起字来飞快，可是我不喜欢去推敲，剪裁。这对我很有害。这一点我们两人也很不同。埃德总是改来改去，他首先要让读者看得懂。

萧：三三年我刚一进燕京，我就觉得你和埃德不象校园其他美国人。他们大多是来向我们传教的，而且大多有着优越感。当然，也有象夏仁德、谢迪克那样的例外。我从你们身上看到一种不同的素质。你们自己当时也感到同他们不一样吗？

海伦：埃德和我一无所有，我们有的只是一种自信，相信我们代表真正的美国人，特别是三十年代的美国青年。当时我们对这一点只有朦胧的认识。我们认为我们同中国青年是一类人，我们鄙视上海那些外国人。他们是既没有独立性又没有自尊心的买办。我们站在中国爱国青年一边，可是我们看到面临日本的威胁和南京白色恐怖的中国青年处境之孤立无助，我们十分难过。

萧：有的文章说，三七年你去延安时，比埃德去陕北那次冒的风险更大，你认为是这样吗？那指的是什么？是指你在六名国民党警卫监视下，跳窗逃出西安的事吗？

海伦：三七年四月下旬我去延安那次，危险主要来自疾病。我的房间总满是老鼠和跳蚤。回到北京以后，我得了五种痢疾。自然，在西安，摆脱国民党特务也很冒险。埃德去陕北的时候，有少帅张学良的军队保护。可是一九三七年我去的时候，那些军队都撤走了，法西斯军队又回来了。他们恨斯诺夫妇，因为我们使他们丢了脸。

那次我在延安呆了四个月，为四本书搜集了资料。一位编者说，在他的见闻中，那是最了不起的一次调查研究。可是我也付出了代价。我累得筋疲力尽，又得了病，可是我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信宗教的人说是“靠上帝的意志”而完成的事，我凭的却是历史的意志。我和我丈夫是历史的积极参加者。我们去中国，去延安，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出于一种积极的、明智的选择，是历史和个人倾向所注定的。

萧：关于西安事变你写过什么文章吗？

海伦：埃德和我一直想就西安事变写一本书，可是始终也没能动笔。事变后二十五年，我发表过《西安事变札记》。当时的一切至今我仍记忆犹新。我曾想以西安事变为题材写一个话剧或音乐喜剧，可是动笔之后并没写下去。我们的有些学生和朋友曾参加把少帅争取到反法西斯方面来，并劝他为了抗日、为了中止内战而倒戈。学生运动对全国军队有很大影响，东北士兵们当时感到羞愧。西安事变是中国和苏联产生“误解”的开始。苏联人对中国形势完全不理解。在我一生的经历中，那是最富于戏剧性的一个关头：全面的矛盾已达到非采取行动不可的地步了。

萧：四十年代我在伦敦也参加了那里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那时就知道你和埃德是这个运动最早的发起人，当时你们是怎么想的？

海伦：一九三八年春天，我们在上海发起“工合”运动，这个主意最早是我想的。埃德表示赞同。路易·艾黎同意协助。原来参加《民主》刊物的那些燕京教授都来帮忙，特别是梁士纯。夏仁德是第一个捐款的。“工合”当时的理想自然是反帝反法西斯，我们想提倡生产，提倡自力更生和社会主义民主。你记得吧，八一三同日本开战以后，中国有大批失业者。“工合”也是为他们创造就业条件。它是一种集体社会主义形式，可以同国营企业并存。从一九三八直到一九五〇年“美国援助工合委员会”关门，我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这项工作上。当时工作十分艰巨。我们只能从中间人士那里募款。

萧：五十年代麦卡锡在美国大肆迫害美国进步文化人的时候，你的日子不会好过吧？

海伦：麦卡锡时代，非美活动委员会曾票传我和埃德去受审讯。我们去了，白等了一天也没传讯。那是一九四九年我们离婚以后的事。后来又传过我一回，那时我幸而因为食物中毒，正躺在纽黑文医院里，所以没去出席。麦卡锡那帮知道我们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要整的是对中国有正确认识的人。

麦卡锡时期过去后，我就再不能出书了。直到现在，我的书也没人肯出版，因为它们没有商业价值，出版商可能赔钱。可是一九五二年，在麦卡锡最猖獗的时候，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却出版了我的《红色的尘埃》。

评论和估价

萧：我在东岸几家大学座谈，听到一些美国汉学家对我们的汉语拼音有意见。你在三十年代就对新文字运动表示过支持，你觉得解放后我们公布的汉语拼音怎么样？

海伦：所有研究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学者，都一致认为中国方块字妨碍了当代中国知识界的发展，而今天依然是这样。昨天晚上我从电视节目里还听到一个广播员说，中国发明了火药、纸张等等，但并没发展科技，因为你们用方块字，没有字母。在现代，你不能用中国的象形字来思考。即使能，也只是小规模的。毛泽东了解这一点，所以他一直坚持发展拼音式的新文字。在延安，他的老师徐特立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他曾对我说，中国在没使用新文字之前，不会有现代头脑。光简化不成。靠视觉来学习同用拼音文字来思考总不是一码事。

但是我很讨厌现在这种汉语拼音。我喜欢韦德—贾尔斯那种，简单容易；经过试验后，全世界都在使用。我怀疑现在这种汉语拼音能否存在下去。对外国人来说，几乎是无法学会。这么一来就把过去写的书全糟蹋了——所有我的书用的全是韦德—贾尔斯式的拼音，你们不妨试一试，但我认为人们不会去使用它。中国应当采用世界通行的拉丁化方法，并且加以改进。

萧：埃德去世后，我们正在积极出版他的著作的中译本，《西行漫记》的新译本今年已经问世了。我相信中国读者一定很想听听你对埃德的评价。

海伦：埃德加·斯诺可能是左翼记者中间最成功的一个。他的作品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在美国，在西方也是这样。一个南斯拉夫人一次对我说：“你不能想象埃德加·斯诺是旁的国家的人。埃德加·斯诺只能是个美国人。”这话说得很对。这也就说明了美中两国的特殊关系。埃德和我在中国的时候，就致力于探讨客观事实，然后通过书刊把它们传播出去。在埃德以及我认识的其他一些和我们同观点的人的影响下，我一向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持乐观态度，而美国的前途以及它与中国的合作及并存是这个未来的一部分。

萧：我记得你写过一本关于朝鲜革命人物的书，你对朝鲜也很了解，对吗？

海伦：对，一九三六年夏天，我在朝鲜度过一个夏天。当时那个国家还是在日本压迫下的一个真空地带。朝鲜这个国家是日本、中国、苏联之间的一个阶石。我对朝鲜的局势是了解的。一九五〇年的朝鲜战争在我心灵上是一大创伤。我恨美国政府试图破坏朝鲜的发展而在那里建立一个傀儡政府。这种帝国主义行为对我们本国甚至比对朝鲜的损害还要大。它是道德上的败坏。

萧：我在《新文学史料》上提过以前埃德经常叫你的小名“佩格”。我的太太还把你用尼姆·韦尔斯的笔名为《活的中国》所写的那篇关于中国新文学运动概况的文章也翻译发表在那期上了。有些人对你这个名字的来源很感兴趣。

海伦：佩格是我的绰号。一九三一年我去中国之前，熟人就这么叫过我了。至于尼姆·韦尔斯，那是一九三二年埃德替我起的。Nym是希腊文，意思是“名字”。Wales——因为我的祖先是威尔斯人。这要追溯到一六三五年了。

萧：三十年代，看到你们两个具有共同理想的人，为了同一事业而并肩奋斗，真是羡慕。

海伦：我有一种理论，即婚姻应当成为一种力量。埃德也吃到了我这种理论的苦头。我认为两个人一道携手工作，效率不是双倍，而是要高出许多倍。两个人可以互相帮助，从而还可以换一换口味。直到我们一九四九年离婚为止，埃德和我之间有一个强大的电场。离婚是因为埃德想在生活中另起一个篇章，而他也确实另翻了一页。我依然搞我的研究工作。

萧：你对埃德已作了估价。你自己写了那么多书，做了那么多有益的事，可不可以请你对自己也来估价一下？

海伦：我从来没说过自己是个“学者”，尽管我常从事艰巨繁琐的研究工作。我是个“研究者”，我永远对一切事物都乐于探索。一九六一年我曾被推选为林道—邦登湖“国际文学艺术研究会”的会员，他们说我“对知识界曾做出创造性的贡献”。不管效果如何，那正是我个人想做的。我热爱过去，更倾心于未来。

我也应受到责备，我没用我有生之年来创作关于中国的重要作品或史诗。尽管我有这么多经验，又做了多年的研究。为什么会这样？我从小认为我有才能，可是我现在疲乏了，我写不出东西了。在中国的那些年月里，我忽略了我自己的写作，成天忙于种种活动，东帮一把西帮一把。这些非写作的活动耽误了我。埃德就不是这样——我也尽力不让他陷进事务中去。三八、三九年间，他确曾为了“工合”的事而耽误过写作，直到一九四〇年他去菲律宾，才又恢复写作——他写了《为亚洲而战》，这本书对印度的甘地及其他人影响很大。我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五〇年，一直忙于为“工合”筹款（我们“工合”有些人在西北曾被国民党活埋了）。当时“支援中国工合委员会”由我一人主持，直到它解散为止。

萧：在中美关系上，你同埃德是起了卓越的桥梁作用的。你可不可以谈谈中美友谊这个问题？

海伦：我很愿意通过你来谈谈我对美中友谊的看法。我认为一百多年来，在各个时期，美国人和中国人都是天然的朋友，不是天然的仇敌。我们两国当前在利益上没有矛盾，过去也没有过重大矛盾，只是一小撮作生意的人在作祟。

直到一九四一年为止，是英国人霸占了中国沿海的商埠码头。美国一贯的政策是拥护中国独立，维护中美合作。我们在三十年代是反日反英的。一九三一年，埃德对英日都抱敌对的态度，我也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小撮有权势的人先以联合国的名义（其实，钱都是美国出的）在朝鲜搞了一场战争，后来又在越南闹了一场，简直是发了疯。如果中国能保持独立，美国就可以放心在一场战争中它不会同苏联结成一个集团。我们应当并存，并且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尽快建立起一种更高的文明。我在三十年代就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没有存在的余地——我今天仍然这么认为。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建成一种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把中国从里到外都革命化了。

（原载《花城》1980年第6期）

① 美国国会议员的年俸是七万五千元，其他收入在外，士兵月饷最高位一千八百五十一元。——作者注

② 当时上海一家咖啡馆的名字。——作者注

谢选骏指出：人説“海伦·斯诺如是说”——我看要知道“海倫·福斯特是怎麽做的”，那才有發言權。

（六）

《缅怀海伦斯诺》（2016-11-01 管晓宏）報道：

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缅怀一位集美丽、智慧和勇气于一身的女性。 

她是一位美国女性，美丽的令人窒息。除了这2张公众看到的照片，她家客厅的镜框里有一张她年轻时的全身照，异常漂亮的冷美人面孔，高挑优雅的身段加上一袭白色长裙，像极了同时代的好莱坞明星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再也没有见过那张照片，非常后悔当时没有拍下来）。上世纪30年代初，她是上海西方人社交圈的名人，经常出入“上流社会”的舞会和宴会，多少人为她倾倒。

她的身上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上世纪20年代末，她本来要去斯坦福大学读本科，由于摩门教律师家庭不放心，她就近上了犹他大学。为了探索全新的世界，她没有上完大学，就来到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工作。不久，她碰到了一位在半个世纪里影响了中西方关系和一代中国人的年轻美国记者。他们相爱，结婚，开始共同探索中国，成为享誉世界的作家。

为了探索中国，他们搬到了更加中国的北平，就住在离清华和燕京不远的海淀镇，一同在燕京大学任过教。她脱下了时装，踏上艰苦的探索之路，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史。他们的名字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因《西行漫记》而光芒四射（在当时Red Star over China没有翻译成“红星照耀中国”是为了减少政治上的麻烦），影响了一代中国年轻人的人生轨迹。但斯诺第一次只到了保安（今志丹县），海伦-斯诺才是只身到延安的第一位西方人。难以想象这位曾经的“上流社会”名媛是如何克服了路途的艰难，语言不通。

她在延安采访和交谈的人不仅有领袖和将军，也有一般小战士和后来成了大作曲家的8岁剧社小演员刘炽（作品包括《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英雄儿女》插曲“英雄赞歌”、“让我们荡起双桨”）。她从延安带回来的珍贵资料成了《西行漫记》的重要内容。

斯诺夫妇的名字与中国的抗日战争紧密相联。在北平期间，他们同很多燕京、清华的青年学生有密切来往，包括后来当了外交部长的燕京学生黄华、当了政治局常委的清华学生姚依林和一二九运动从西直门城门底下钻过去开门的清华女生陆璀。

海伦-斯诺1935年起就开始写反法西斯的文章，自告奋勇当了反法西斯材料的分发者，寄给很多大学生。斯诺夫妇用手中的笔，在西方媒体上披露了日本的野心不止于东北，正在步步向华北逼近。他们让西方知道了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同学们悲愤的名句“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海伦-斯诺的延安之行结束时，向毛泽东提出到山西前线去采访刚刚整编开赴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毛泽东同意了，要她去找邓小平，还亲笔给邓小平写一封短信，要他接待海伦-斯诺。延安方面派人护送她到了129师师部，但邓小平到前线去了，她没有见到，这封没有带到的信就被她留下了。1979年邓小平访美，她见到了邓小平，把这封介绍信交到了收信人手里，幽默地说“邓小平同志，你还真是难找啊”。是啊，1937年到1979年，42年过去了。

全面抗战爆发后，海伦-斯诺目睹了上海沦陷区的满目疮痍和难民的惨状，她与斯诺、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人等提出创办相当于职业培训班的工业合作社（Industrial Cooperatives，简称工合），培训难民生产自救，支援抗战。这个设想据说得到了“宋氏三姐妹”的一致支持，在西方和南洋筹集到不少资金。工合发展壮大，遍布十几个省份，有力支援了抗战。工合的成功与路易-艾黎分不开，他后来成了新中国第一批加入中国籍的外籍人士。还要特别提到的人是牛津大学毕业的英国青年乔治-何克。他在陕西宝鸡凤县双石铺创办工合学校，后来迁到甘肃丹阳。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何克因工作中破伤风感染以身殉职。他的事迹前几年被拍成电影《黄石的孩子》。

我有幸拜访过晚年的海伦-斯诺。读博期间在报纸上看到原来她就住在学校所在的康涅狄格州麦迪逊（Madison）镇。麦迪逊是美国东海岸一个恬静美丽的滨海小镇，靠近大西洋。从学校到沿海的95号高速公路，再沿95号南下，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学校图书馆有全州的电话簿，很容易就在麦迪逊电话簿上找到了她的电话和地址。给她打电话求见时，她可能没有想到年轻的留学生中也有了解和崇拜她的人，有些意外，但很爽快就答应了。 

因为在媒体上见过她的近照，见到她时就像是见到了熟悉长辈和老朋友，按美国的习惯叫她海伦。她住在一幢1752年北美殖民地时期建成的小房子了。她客厅的桌子上摆放着中国作协送给她的一尊屈原雕像，底座上刻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她问我知不知道这句诗的意思，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她会心一笑。她的小书房摆满了书稿和资料，她坐在用了一辈子的老式打字机前，拍下这张思考的照片。

海伦的睿智、风趣、幽默和传说中的果断自信一览无余，照相时她摆的姿势依稀可见当年名媛的风采。上面提到很多她参与的历史事件，虽然读过，但从她口中娓娓道来感觉仍然很不一样。

海伦写过40多本书。她书中的观点和政治倾向与美国社会政治的所谓“主流价值观”不符。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候，她还被联邦调查局“关照”过，她的书绝大部分没有发表，她不可能靠写作过上好生活。但她是海伦，不会因此而改变写作方向。让人欣慰的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收藏了她捐赠的大部分书稿、照片和资料，有63箱之多，她的精神财富将会永远留在人间。

海伦回到美国后，研究过家庭谱系学，写过纯文学的散文、诗歌等作品。她很自豪的告诉我，她的诗得过奖。她证明给大家，不仅能当旅行作家（travel writer），也可以当纯文学作家和诗人。她虽然用老式打字机写作，但知道了激光打印机。她问我会不会用激光打印机，可否帮助用激光打印机把她的几首新诗打印出来。我知道她没有电子版，但我答应下来，帮她输入、打印，然后寄给她。得知她满意我很高兴。当时我的博士论文写作到了最后阶段，也没能帮助她做的更多。

海伦无时不刻都在关心着中国的发展。中国驻纽约领馆赠订给她的《中国日报》，她天天看。她听说我是学自动化的，马上很严肃地要我给国内提个建议。她除了1937年第一次到延安，72年、78年访华时又去过。她一定看到、听到陕北黄土高原的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当地人做饭必须用山坡上的树木和草作燃料，这也是当时陕北依旧贫穷的重要原因。她建议政府为农民家庭配上蓄电池，晚上和农闲时用人力像骑健身自行车一样给蓄电池充电，然后用蓄电池的电炊用。这个主意我以前没有听说过，很快从工程角度在心里估算一下。除去蓄电池的成本和寿命不说，用人力充足做一顿饭所需电能的时间太长，不太可行。为了不伤害她对陕北的关切，我没有直说，答应回国后会向有关部门提。

现在能告慰海伦的是，陕北这块福地过去养育了革命，今天发现有大量的煤、石油和天然气。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再也不用为了生存砍伐黄土坡上的植被。加上前些年的退耕还林政策，陕北贫瘠的峁梁上逐渐覆盖了绿色，海伦想看到的秀美陕北已经依稀可见。

她要我回国后转达她对中国老朋友的问候，提了很多人的名字。我知道有些是大领导和名人，我不可能转达到，但仍然答应了。当她得知我从西安来，要我一定转达对翻译家安危的问候。我在媒体上看到过，海伦晚年与在陕西对外友协工作的翻译家安危有很多来往。遗憾的是20多年过去了，虽然在媒体上看到过安危的名字，但至今还没有见过安危老师，海伦的问候到现在都还没有带到。

稍微熟悉了一点，她突然问我c-h-a-o英文是什么，怎么读？我想想，应该是一个中国人的姓，我按汉语拼音读出来。她又问我c-h-a-o-s怎么读？我看到她的目光里有一丝孩童般的狡黠。因为当时分析非线性系统的混沌理论比较热，而且《旧约》创世纪中用这个词描述上帝造世之前的宇宙，我恰好知道这些，“混沌”的英文读音读对了。海伦笑着说，你是这几年到我这里来的中国人中第一个通过我考试的，没上我的当，把chaos读成chao的复数。

海伦并不避讳谈40年代末她与斯诺搁浅的婚姻。有人说海伦与斯诺结婚和离婚的原因是一样的，智慧、独立、有些强势的自信。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没有再婚。她自己用极为平淡的口气给出的说法是，一个人40岁以后可以选择继续或者中止婚姻，我选择了后者。

海伦的晚年生活淡静清苦，甚至窘迫，平时与猫为伍。她为了筹措70年代两次访问中国的费用，变卖了家中仅剩的一些“值钱”物，包括斯诺送她作为结婚礼物的皮草大衣。虽然国内有关部门和她当领导的学生一再表示不用她本人付费，她没有接受。国内一些了解她经济状况的朋友想帮助她，有朋友建议她搬到中国住，都被她婉拒了。海伦就是海伦，她的独立清高伴随她一生。

我打电话求见的时候，她特地嘱咐我吃完饭再来。我开始有些奇怪，到她家立刻就明白了。她那时已经84岁高龄，视力和体力已经不允许她开车。康涅狄格州政府的社工部门毎周派护士来二次，为她代买些生活用品，做些简单治疗，用她身后拍卖这座房子的收入来偿还费用。她的冰箱里没有很多东西，每天只是简单烧点咖啡，煮点东西。看到这些，我们再次去拜访她的时候，妻子包了很多饺子冻好，带了一大包给她，请她再尝尝中国味道。她笑着说够吃一星期了。我们也只能尽这点微薄之力。

海伦的生命定格在1997年，那年她90岁，正好是七七卢沟桥事变一甲子，也是她第一次到延安一甲子。中国永远记住了她。她创办的工合在1980年恢复了。今天，很多学校、协会、大赛甚至幼儿园以她命名。她的勇气和探索精神将永远激励她一生关注的人民。

人説“缅怀海伦斯诺”——我看你們都不知道海伦斯诺怎麽回事，如何可能缅怀海伦斯诺？

（七）

《斯诺夫人与红色中国：“愿在墓中面向东方”》（CCTV.com 2007年10月25日 新华网）報道：

海伦·福斯特·斯诺（1907－1997年）

几乎无人不知，有个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了一本有名的书――《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埃德加·斯诺其实从未到过延安。他到的是保安（今志丹县），距延安尚有几小时的车程。

真正到达并记录了延安的人，是埃德加的妻子海伦。

研究者认为，《西行漫记》应算埃德加和海伦两人合作、两次西行的产物。

今年是海伦·斯诺诞辰100周年、逝世10周年，也是她踏访红都延安70周年。1937年，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年轻的海伦孤身西行到达延安，用她心爱的沃特曼牌钢笔，记录下窑洞内外的人和事，也记录下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不要你的帽子，我自己找毛泽东要”

1937年4月30日，在美国人菲奇的帮助下，海伦终于见到了红军

1937年4月21日，北平火车站徐徐开出一趟去往西安的列车。一个年轻的美国女性坐在列车头等车厢里，随身携带着一口硕大的柳条箱。箱子里，装着野外宿营必备的帆布床和睡袋。

这位女士长得美丽动人，格外引人注目。一路上，她时不时地念叨着半生不熟的中文:“希望你努力”、“总司令”、“特务员”、“政治思想”、“虱子”、“跳蚤”、“臭虫”……似乎在借学中文来打发旅途的枯燥。

她就是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的妻子。而那些她一路念叨的中文词汇，是她为这趟旅行精心挑选的，必须尽快牢记。在未来的一段时期里，这些特殊词汇将派上大用场。

海伦要去的地方是延安。

几个月前，她的丈夫刚刚结束了对红色政权的采访，从保安归来。回家后的两三天里，埃德加一边抽着骆驼牌香烟、喝着麦斯威尔咖啡，一边滔滔不绝地给海伦讲他的陕北见闻，说个没完没了，海伦也很兴奋。在埃德加出发前，她曾坚定地支持他去看一看“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无论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你也要去，如果可能的话，我跟你一同去。”现在丈夫满载而归，她将埃德加零乱的笔记读了一遍又一遍，并用打字机将其完整地打了出来，在每张照片的背后都加注了说明。

海伦几乎无法相信，在中国偏僻闭塞的西北一隅，竟然有这样的新思想、新人物，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力量建设新文明，开辟新天地。当埃德加要对采访毛泽东的笔记进行整理、删节和改写时，海伦大惊失色，她觉得那是无价之宝，应该是整部作品最有价值的部分，她建议埃德加原封不动地保留毛泽东亲口所讲的每一个字。最终，埃德加接受了妻子的建议，这部分内容成就了《西行漫记》里最经典的一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埃德加从陕北归来时，带回一顶灰色的旧军帽，上面缀着一颗褪了色的红星。海伦对这顶红军军帽满心喜爱，埃德加慷慨地表示可以送给她，但海伦拒绝了：“我不要你的帽子，我自己找毛泽东要。”

在这一刻，她已经下定决心，要亲眼去看看那些照片和笔记上记载的事实。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还希望从自己的角度，去搜集更多被丈夫遗漏掉的素材，多采访一些红色政权下的妇女和儿童。

1937年初，东北军从延安撤离，中共中央机关和军委总部从保安搬进了延安城。当海伦得知5月初中国共产党将有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时，她知道机会来了――将会有很多中共的首脑人物聚集延安。她决定在丈夫的西行之后，再续上一次。

对于海伦的延安之行，埃德加·斯诺却不以为然。也许是担心海伦的安全，也许是因为自己刚动了肾结石手术正处于恢复期，需要人照顾和整理手稿，总之在海伦卷睡袋时，埃德加固执地不肯帮忙。在送海伦上火车前，埃德加嘟囔着抱怨说：“我不明白，你有什么好高兴的。”

但海伦对即将展开的西北之行充满期待。陪她同行的是王福时和黄敬，只是在火车上，他们得装作相互不认识。这更让海伦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和兴奋。还好，火车上有辣子鸡吃，让她感到浑身是胆。

“没有海伦，也许就不会有《西行漫记》”

火车在景象奇异、层层叠叠的黄土高原上缓慢地爬行。从郑州转陇海线，沿黄河一路到潼关，那里是山西、河南和陕西三省的战略要道。海伦摊开笔记本，写下:“1937年4月22日下午4时30分。黄河――人们挖野菜充饥。黄河流域成了一片沙漠，河床比周围地面高出许多。”

这是海伦在采访笔记上所记下的第一笔。

此前不久，埃德加采访笔记中的大部分内容已被收录进《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在北平秘密出版发行。真正的《西行漫记》这时还没写完，在北平盔甲厂13号（今北京站附近）的一间屋子里，刚刚送别了妻子的埃德加正在奋笔疾书。

《斯诺与中国》（2005年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一书的作者武际良先生研究埃德加·斯诺多年。他的一个结论是，没有海伦，也许就不会有《西行漫记》，因为斯诺本来已经准备离开中国，是海伦的出现让他改变主意留了下来。

埃德加与海伦，相遇于1931年盛夏的上海。一个是小有名气的旅行作家，刚刚穿越过人烟稀少、瘴气弥漫的中缅边境原始森林，不幸被一头骡子踢伤了膝盖骨；一个是提着高尔夫背包、拎着网球拍刚到中国的漂亮姑娘，打算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一年，然后周游世界，成就当一名大作家的梦想。

海伦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毫不掩饰第一次见到埃德加时的失望。她本以为埃德加是一位“勇敢无畏，意志坚强，体魄健壮的环球旅行家”，然而两人在上海的沙利文咖啡馆初次见面时，出现在她面前的却是一个身体瘦削，脸色苍白，雀斑十分明显的年轻人，穿一件皱巴巴的白色亚麻西服，走起路来还有点跛脚。

但埃德加很快让她改变了印象。那次会面中，他给她讲述了自己在东南亚旅行的传奇遭遇，这让海伦重新审视对面的人。她发现，埃德加虽然消瘦，但长得很匀称。“一头漂亮的棕色卷发，长着长长睫毛的眼睛里透着和蔼可亲的神色，交谈时间或眯缝起来，显得雾蒙蒙的。”“不管怎么说，他使人一见入迷。”

埃德加对海伦更是一见钟情。本来，因为母亲去世等原因，他正处在情绪的低潮，已准备离开中国，但因为“一尊希腊女神的出现”，他继续留了下来。

1932年12月25日，海伦的名字后添上了斯诺的姓氏。在那之前，海伦拒绝过埃德加的21次求婚，直到埃德加出版了第一本著作……

1936年6月间，埃德加·斯诺得到张学良的帮助，从西安进入红区，成功地冲破了国民党当局对红区长达9年的新闻封锁。

海伦也打算沿着丈夫走过的路线，从西安进入红区。此刻她还无法预料到，自己此行并不如埃德加那般幸运。

一进西安即被“重点关照”

1937年4月23日，火车载着海伦开进了西安车站。

“雨把所有的市民关在家里，街道上死一般的寂静，异常凄凉。”这是当日海伦所见到的西安。

就在海伦到达西安的几天前，西安被南京政府完全接管了。

“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组织，一个群众组织也没留下，一个东北军的军官也没留下，只有几个学生……杨虎城不仅没有权力，而且几天以后就要被迫去欧洲”。海伦把所见所闻都写进信里，寄给身在北平的丈夫。她特别提到，整个“西京招待所”里只住着两三个客人。海伦本不想住在那里，但身不由己――西安事变之后，当局不再发放来西安的签证，没有签证的人只能在城里停留24小时，所以任何一个进西安城的外国人都会受到特别的“关照”。

70年前陪伴海伦西行的王福时老人，今年已经96岁。据他回忆，海伦一下火车就被军警们送进了西京招待所，那里是当局允许的、在西安的外国人惟一可以下榻的地方。他眼睁睁看着也没办法，以后一切只能靠海伦自己了。

按照原定的计划，海伦本应在到达西安的第二天清晨搭乘军用卡车离开西安。所以她没开房间，就溜出西京招待所，住进了一位朋友家里，准备次日一早离开。

然而，原定次日5时抵达的军用卡车没有按时出现，却等来了一位警察队长。多年以后，海伦在回忆录中这样提到那位队长：“由于睡眠不足，他的眼圈出现了黑晕，但眼中闪耀着若有所获的光芒。”

西安的警察们的确一宿没睡，他们全体出动寻找海伦的下落，所有外国教会人士的住所都被搜了个遍，出城的汽车、卡车一辆不放过。哨兵也接到上头命令，要他们密切注意一名美国女人。

“按照你的特殊情况，还不仅是个护照签证问题。”警察队长告诫海伦。海伦这才获悉，南京政府已经颁布了禁令，禁止任何新闻记者进入西安周围的军事区域。南京还发来了一张名单，8名外国记者成为重点监管对象，埃德加·斯诺的名字位列第一。

“可我的名字不在名单上。”海伦试图抓住这个小小的漏洞，进行抗辩。

“那不重要，”警察队长说，“你和你丈夫是一样的，无论怎么说，你是做记者工作的。”

看来，当局已充分掌握了海伦的“前科”。这的确不是海伦头一次来西安，上一次是在1936年10月初，西安事变发生前。

那一次，为了寻找进入红区采访、久无音信的丈夫，海伦与红军特使王林一起到了西安，希望也能前往红区。当时红军第二和第四方面军刚刚到达陕北，国民党正在部署新的围剿，空气很紧张，海伦第一次进入红区的努力失败了。但她见到了张学良。

海伦向张学良提了5个问题，没想到，少帅的回答与蒋介石的政策口径大相径庭，他说:“如果共产党人能够与我们精诚合作，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共御外敌，那么这个问题（剿匪的问题）也许有可能得到和平解决。”海伦敏锐地察觉到，一种别样的气氛正在“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和西安城里悄悄酝酿。她把与少帅的会面写成文字，但西安电报局拒绝拍发。海伦不得不火速返回北平，将报道发给《伦敦每日先驱报》。这篇报道被美国合众通讯社转发，发往全美国和全中国，成为对西安事变最早的“预报”。当然，海伦的记者身份也铁证如山。

抗辩无效，海伦被4名警察“护送”着回到了西京招待所。

逃出西安奔向红区

1937年4月底的西安，细雨霏霏。透过雨雾，能望见围绕西安的古城墙。只要越过那道城墙，三个小时车程之外就是三原，三原目前仍在杨虎城军队的手里。从三原再走几里路，就可以到达云阳村，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就驻守在那里。所以对海伦来说，最难的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出得去那座城门。

无论她走到哪里，都有两名警察紧紧跟随。每到一处，他们一个往门口一站，另一个就守在海伦身边。车子一停，一名警察便飞快跑到附近有电话的地方向警察局长汇报行踪，还总不忘说一句“我们平安无事。”海伦意识到，监视她的警察们其实也很紧张，似乎觉得她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危险。没准，他们以为随时可能会有人来袭击他们，帮助这个美国女人逃跑呢。

但事实上，不可能有这种事发生。以前帮助过埃德加的少帅张学良，此刻已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他的军队几乎全部离开了西安，正沿着陇海线向安徽进发。而在西安的外国传教士们，因为担心在这个非常时期受到牵连，也对海伦十分冷淡，不会来帮助她。

接下来，由海伦的侄女谢莉尔·比绍夫讲述给记者的故事，堪称传奇――

多亏了西京招待所的周经理，将一个名叫肯普顿·菲奇的美国青年介绍给海伦。菲奇是一家美国公司西安办事处的经理，其父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菲奇并不赞成海伦冒险，但他古道热肠，认为自己有义务帮助一位身处困境孤立无援的女同胞。

二人商定的逃跑时间是半夜12时45分。此前一两天，海伦故意放出风声麻痹身边的监视者:由于城里的传教士们态度很不友好，她准备启程回北平。她还把住房从二楼搬到一楼，故意晚睡晚起。

到了与菲奇约好行动的那一天，不巧的是，恰好与杨虎城将军离开西安是同一天。当局担心杨将军驻守在城里的余部可能发生骚乱，于晚间8时左右忽然宣布了全城戒严令。就在海伦准备翻墙逃跑的地方，有一队宪兵在来回巡逻。

12时45分，菲奇的讯号并没有如约出现。放弃逃跑计划吗？海伦实在不甘心，她知道如果这次进不了红区，那些红军将领一旦结束了在延安的会议，回到各自的前线，就很难见到他们了。

她决定冒险一试。她用尽平生之力吸了一口大气，跳出窗外。街上约莫有十多个执行任务的宪兵，从围墙内就可以望见他们的钢盔，海伦知道翻墙而出是不可能了，她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走向大门口。

大铁门没锁，她扭开了门。站岗的几名警察问:“你上哪儿去？”

“我回家去，”当然是用中国话回答，“这儿有洋车吗？”

刚巧街那边孤零零地来了一辆洋车，海伦壮着胆子喊:“洋车，来，来！”

“东大街！”海伦胡乱说了一个地址，车夫一铆劲儿，洋车就离开了西京招待所。不知为何，那些警察竟未加阻拦。

因为戒严，大街上冷冷清清。洋车拉着一名戴墨镜的外国女人，在夜色中漫无目的地行进。没有菲奇接应，海伦压根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就在她陷入绝望的时候，一辆自行车从跟前飞驰而过，骑车的人正是菲奇！原来，他因为无法靠近围墙，又等不见海伦，正打算回家睡觉。

在菲奇的引领下，海伦终于见到了愿意送她去三原的汽车和汽车司机，司机是杨虎城将军手下的人。第二天一早，汽车威风凛凛地驶过一道道城门，出城而去，差点撞到城门外一队修路的士兵。“带军事通行证的汽车，就得这么开。”司机给海伦和菲奇上了一课。

汽车一路颠簸开到三原，按照手上的地址，海伦他们找到了城门附近的一间小客栈，这里是红军驻三原的办事处。一位头戴红五星军帽的年轻哨兵出现在他们面前。菲奇眼疾手快，抢前一步，一把抓下哨兵的军帽，跳上汽车，绝尘而去。他必须在警察开始调查前赶回西安。那位年轻哨兵被抢走了军帽，茫然地挠着脑袋，一头雾水。

这是1937年4月30日。海伦终于如愿踏上了进入红区之路，而菲奇则得到了他想要的纪念品。

“延安是我的地盘”

1978年，海伦重返中国

从三原、经云阳到达延安，休息了一宿之后，海伦的头还是昏昏沉沉的。但一大早，毛泽东和朱德就要来她居住的院子里，欢迎她的到来。

此时，海伦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问题竟是：“我是应该重新涂上唇膏，还是该把残留的唇膏擦掉？”作为一个年轻的西方女性，在交际场合涂唇膏几乎是一种本能，但此时此刻，她也不希望被误认为是与此地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女郎。思量再三的结果是，她什么也没有做。

在回忆录里，海伦这样记述她见到两位革命领袖时的第一印象：“朱德双手插在袖筒里，谦逊地坐在破旧的桌子后面，他的平头上依然戴着帽子。而毛泽东把他的椅子拉离桌旁，摘下他柔软的红星帽，让浓密得令人吃惊的黑发滑落到耳旁。”

随后的几天里，海伦忙得不可开交，大部分时间用来结识各式各样的人。一次又一次热情的握手，把手都握肿了。

延安的保卫部门为海伦派了一名警卫员。第一次见面，小伙儿敏捷地给海伦行了个军礼，然后红着脸、羞答答地站着。

“你叫什么名字？”海伦选择了自认为说得最好的一句中国话问他。

没想到，小战士说了一句“对不起”，便慌忙夺门而出。两分钟后，他和海伦的翻译一起回来了，翻译说：“你的新警卫让我告诉你，他不懂英语。”那一刻，海伦觉着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空前严重的伤害。

不过海伦很快意识到，也许不是她的中文发音出了问题，而是因为红军士兵们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各地方言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如何解决沟通上的困难，这在海伦看来是件饶有趣味的事。她的结论是，红军中人人都用耳朵来学各种方言，但却继续使用自己的方言，中间需要一个“脑译”过程，而大家都很习惯，是因为每个人都揣着一颗真诚的心，彼此交流。

对海伦来说，红军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是值得记录的：“在延安，红军当然没有酒，甚至也没有茶；他们喝白开水，他们都是志愿兵，没有薪水。他们展开小组竞赛和作鉴定，每分钟都以此为享乐。”

海伦还惊讶地发现，红军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闭塞和土气，他们也爱好“摩登”的东西。“每个人都梦想在自己口袋上别一支钢笔，即使是不能用的也想得到一支。”她甚至被卷进了一场争论，论题是：沃特曼牌钢笔好用，还是派克牌好用？

“当他们参加运动或演练时，每个人都愿意穿上适应运动场合的白色运动短裤和鲜红色印有图案的上衣，两边还有条纹。”衣裤上印着的一种胖胖的小动物图案让海伦觉得十分眼熟，似曾相识。

“那个滑稽的小动物是什么？”她问一名战士。

“是米老鼠。”

海伦恍然大悟，那的确是只米老鼠，不过像是一只上了年岁的中年米老鼠。

海伦当年住过的窑洞，在凤凰山的半山腰上，今天已无迹可寻。据延安革命纪念馆副馆长霍静廉说，那里离毛主席的窑洞挺近，大概一两百米。

海伦在回忆录里曾不止一次提到那间窑洞：“屋子的一角凹进去一块，算作是卧室了。炕是一个砖砌的高台，我把帆布床放在上面，床腿搁在四只装满煤油的香烟筒里，这对蹦得很高的跳蚤一点阻挡作用也没有，但可以防止蠕动的小虫子爬上来。”每天早晨，海伦要把放在高处的鞋子拿下来，倒着晃一晃，看看有无蝎子和蜈蚣爬进去。头顶上的天花板是一块下坠的白布，老鼠彻夜沿着椽子跑来跑去。

尽管如此，海伦依然热爱延安。她曾饱含深情地写道……“延安城的位置宛如镶嵌在城墙上的珠宝和戴在群山上的王冠。这座城市以它美丽的容貌而骄傲，雕刻华丽的大理石牌楼横跨狭窄的街道，一座座砖砌的瓦房有围墙相间。”当时的延安还没遭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完整地保存着宋元古风。

几十年以后，由海伦拍摄并保存下来的延安古城照片成了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在今天的延安和延安大学，学者们正在开创一门名为“延安学”的学问，他们对于海伦·斯诺的著作都很熟悉，因为她的著作是多年来第一部描写延安的书――而她的丈夫采访红军时，延安还在东北军管辖之下。

“埃德加的地盘在保安，延安是我的地盘。”海伦在世时不止一次这样说，语气中充满骄傲。

为《西行漫记》补充采访

新中国成立时，海伦特意留影纪念

1937年那个炎热多雨的夏天，在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海伦约见了很多人，提出了成千个问题。因为要记录的东西太多，以致她的手患上了永久性痉挛。全部采访结束时，采访笔记多达27本。

按照军事科学院高级研究员鲍世修的统计，除了访问毛泽东，海伦还采访过朱德、彭德怀、徐向前、萧克、贺龙、罗炳辉、项英、王震等十多位红军将领。在战事频仍、居无定所的岁月里，红军将领们根本没有时间去从容地书写或记录些什么。海伦的采访，恰好弥补了我军早期高级领导人疏于笔录的空白。

本身作为一名女性，海伦还对革命队伍中的女性和“红小鬼”给予了许多关注。康克清、蔡畅、丁玲与她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在她笔下也能找到很多“红小鬼”的身影，其中一个“红小鬼”刘炽总是缠着海伦学踢踏舞，后来刘炽成了中国著名作曲家，《我的祖国》、《风烟滚滚唱英雄》、《让我们荡起双桨》等脍炙人口的曲子都出自他手。

当然，海伦始终没忘自己此番西行的首要任务――帮埃德加做补充采访。朱德总司令是她第一个想采访的人。由于长期的新闻封锁，外界对红军的了解极少，很多人甚至将“朱毛”当成是一个人。埃德加在保安采访时，朱德率领的红军队伍尚未到达陕北，这部分采访得靠海伦替埃德加补上。

在海伦眼里，“朱总司令是个头发灰白的50岁的老战士，至少有半生岁月是在激烈的战斗中度过的。在他脸上深深的皱纹中，仿佛写下了中国没完没了的内战中各次战役的悲惨故事。他的嘴巴老是带着忧愁与严肃的表情，可是，他一笑起来，满脸笑容，令人心醉。”

6月间，海伦托人将14本采访笔记和她拍的20多个照片胶卷从延安带回北平，交给埃德加，正好赶上《西行漫记》的收尾阶段。有关朱德的第一手材料和11张照片及时地补充到书中。这年7月，在日军进犯北平的隆隆炮声中，埃德加完成了书稿，10月以《红星照耀中国》为名在英国伦敦正式出版，并很快有了名为《西行漫记》的中译本秘密流传。

“所以，《西行漫记》是两个人合作、两次西行的产物。”几乎所有研究《西行漫记》的专家都这么说。

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会长安危曾在海伦生前多次拜访过她。上世纪80年代，他第一次向中国学界公开斯诺夫妇的部分往来信件，从这些信件中可以发现，海伦在延安期间，夫妇二人鸿雁传书，就采访与写作事宜始终保持着沟通。埃德加甚至给海伦出主意，教她如何采访毛泽东:“建议你设法使莫西（毛泽东）进行哲学辩论，把它记录下来。”海伦照办了。后来她始终认为，毛泽东在1937年七八月间写的《矛盾论》、《实践论》两篇名著，与她所提的哲学问题有着某种关联。

据说，毛泽东还曾同意与海伦合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那一天，他第一次与海伦就“中国革命的实质”进行了交谈。然而这本小册子最终没能写成，因为“七七事变”爆发了。

海伦亲眼目睹了那段特殊的时刻：“卢沟桥事变后的整个七月间，延安的气氛充满了疑虑。每晚，为数不多的几台收音机旁挤满了心情焦急的听众，街头巷尾到处是忧心忡忡的猜测。红军总是整装待命，一声令下，五分钟就可以开赴任何前线。‘七七事变’后，红军枕戈待旦，求战心切。”

8月11日，海伦去向毛泽东探询消息。采访是头一天约定好的。

“晚上9时，细雨蒙蒙，毛主席安然坐在庭园里的一张外国式的帆布躺椅上，吸着香烟。”海伦在回忆录里写道，“毛泽东同我握手问候，然后退回暗处坐了下来，燃起了一缕袅袅的香烟雾，神态有如居于洞穴中的阿波罗神。他从不撩起额前蓬松乌黑的浓发，也不摆弄钢笔或铅笔。他那双匀称的大手和他的语调一样安详。”

“你怎样看待抗日战争的前途？”海伦问。

“非胜即败，只有这两种可能，怎样才能胜利呢？我们必须鼓足勇气，继续战斗，保持士气。如果中国能够实行十大纲领，我们一定会胜利，不然就要亡国。”

随后，海伦得到了一份文件，这使她成为第一位了解“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外国记者。

一封42年后送达的主席亲笔信

1979年，海伦将毛主席42年前写的亲笔信交给首次访美的邓小平

那次会见后不久，时局的变化天翻地覆。按国共合作协议，红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1937年8月22日，朱德被任命为八路军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全中国的红军，都穿上了南京政府供给的国民党军服，连朱德也戴上了国民党的军帽。

当时的延安群情激昂，人人都想上前线，谁也不想留在后方。战士们开始试枪，枪声在小山谷里回荡。

海伦询问了很多人，对红军整编成八路军有什么想法。“在危亡之际，为了卓有成效地进行抗日战争，我们必须维护中国的统一。”几乎所有人都这样回答，包括海伦的小警卫员。但在他身上，海伦还是看到了另一种同样真实的情感。

8月29日，海伦在笔记本里记录下这样一幕:“我看见我的警卫员，他战战兢兢地用手指拨弄着新发的国民党军帽，搓着那颗资产阶级的青天白日搪瓷帽徽。毫无疑问，他正在回想那颗破烂的布红星――他从江西戴着它经过了长征；当它脱线后变得无法辨认时，他又用自己可爱的手指重新缝好……”

八九月间，八路军进入前线驻防，并很快取得了平型关大捷，那是中日开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取得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海伦决定去山西前线当一名战地记者，但这需要征得毛泽东的同意。

后来担任过新中国轻工部副部长的余建亭，当时正在抗大二期14队学习，也是延安的临时翻译。老人至今记得，当他作为翻译陪着海伦走进毛主席的窑洞时，主席正在吃饭，桌上除了笔墨纸砚外摆着两个小盘子，一个是炒鸡蛋，一个是炒蔬菜，数量都不多。在那次会见中，毛主席特意亲笔为海伦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嘱咐邓小平好好照顾斯诺夫人。

9月7日黎明，海伦从延安启程奔赴前线。那是一段精疲力尽却又精神愉快的旅行，一行人在泥泞中艰难地行进了12天，时而步行，时而骑马。警卫员只吃小米饭，但每天晚上都为海伦做蛋羹和瓜菜汤。所有的食物都是花钱买的。海伦注意到，战士们即便只用几分钟老乡的炉灶，也要向老乡付钱。“他们在离开时总是把住处打扫得同来时一样干净――甚至更干净。不管他们因为小米不够吃而多么饥饿，也没有人想去抢劫路旁的果园或菜园。”对于这支军队为什么能有战斗力，海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遗憾的是，当海伦他们最终赶到了云阳的八路军司令部时，最后一支部队已于几个小时前开拔了。只差几个小时，海伦没能赶上去前线的队伍，也没能见到邓小平。

海伦只好打消了去前线当战地记者的念头，决定回西安。

回程路上，她最担心那些胶卷和采访笔记的安全，于是亲手缝了一条布袋，把笔记本的硬壳都拆掉，和胶卷一起塞进袋子里，每当有危险，就把袋子围在腰间，罩在上衣里面。

而毛主席亲笔为她所写、却未能送达邓小平的那封介绍信，她一直精心保存着。直到1979年中美邦交恢复，邓小平首次访美，1月30日，华盛顿市在五月花大酒店举行盛大欢迎酒会，包括卡特总统在内的许多美国政要、国会议员、社会各界名流都应邀出席。在那次酒会上，特意穿了一件紫红色唐装的海伦来到邓小平跟前，掏出当年毛主席写的亲笔介绍信交给他，同时说了一句半开玩笑、却包含几许沧桑感慨的话:“邓小平同志，您还真难见着啊！”

此时，距离毛主席为她写这封信已经42年。写信的人已然不在，而传信的人和收信的人，都已是年逾古稀。――当然，这是后话。

1937年那个秋天，结束了红区之行的海伦在西安登上开往北平的列车。火车即将开动，一路护送她从延安到西安的小警卫员站在车厢口最下一级台阶上，使劲低着头，沉默不语，不让人看见他的眼泪从黝黑的面颊上滚落下来。

此情此景让海伦也十分动情。多年后回忆起当日场景，她写道：“这是一个中国人在流眼泪，好像送别他最亲近的亲戚。这是中美友谊的根基。”

在那一刻，海伦立下心愿：决不做任何损害中美人民之间友谊的事。

“我愿在墓中面向东方”

海伦的墓碑

1939年，海伦撰写的《红色中国内幕》（又名《续西行漫记》）在英国伦敦出版。在此之前，书稿就已被译成中文秘密流传开来。只是，这时斯诺的名字已被各种反动势力视为洪水猛兽，为了书籍能顺利出版，海伦只好取了一个笔名：尼姆·威尔斯。

1940年底，埃德加和海伦离开了中国。临走时，海伦不顾埃德加的反对，硬是收拾了40多箱行李，其中大部分是文稿和资料，她知道这些东西是多么来之不易、多么珍贵……

他们回到了美国。在康涅狄格州的麦迪逊镇，埃德加·斯诺用《西行漫记》所得稿费买下了一座建于1752年殖民地时代的古老农舍，那是一座幽静而孤寂的老房子，斑驳的外墙上爬满了英格兰青藤。从1949年起，海伦就一直住在这所老房子里，直到晚年进养老院。

新中国成立后，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就开始关注和客观报道红色政权的一批外国新闻记者，包括斯诺、詹姆斯·贝特兰、史沫特莱、白修德、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成为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和最尊贵的客人，在中国享有崇高的声望与礼遇。

1970年，埃德加·斯诺应邀访华。在那次重返中国的旅程中，他作为毛主席的客人参加了当年的国庆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斯诺站在毛主席的右手边，与主席谈笑风生；他美丽的妻子则站在毛主席的左手边，出神地眺望着天安门广场。那里旗浪起伏，人海沸腾。

然而那女士已不是海伦。此时，海伦正独自一人呆在麦迪逊镇上的老房子里――1949年5月，海伦与埃德加离婚了。

关于两人离婚的原因，海伦本人后来曾对其中国朋友大略提及，原因之一是两人想要的生活不再一致，海伦希望继续写作，而埃德加想要过有儿有女的安定生活。

离婚那年，海伦42岁。她终身没有再婚，名字中始终保留着“斯诺”这个夫姓。

对于那份失去的爱，海伦心中到底有多少遗憾，多少惋惜？外人也许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但海伦在其晚年回忆录《旅华岁月》里写下的一段文字，或可视为她对自己与埃德加之间那段情缘的回望：

“我想起了那么多年前两位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是多么勇敢；他们对任何人，甚至是相互之间的要求是多么微小；他们给予别人的是那么多，但又不在别人面前提起它，甚至在两人之间也不谈及这些事。这段经历本应使我们俩得到比离婚更好一点的结局。但是，我们俩离婚的结局却暗含在这段经历中。

“一出没有怜悯、没有悲剧、没有冲突、没有善恶之争的戏还算是出好戏吗？”

（谢选骏指出：海倫·福斯特是埃德加·斯諾的上級領導，似乎充滿難言之隱。）

海伦的后半生专注于著述。在那台古老的英文打字机上，她总共完成了四五十部著作，其中一半是关于中国的。但受朝鲜战争和麦卡锡时代的影响，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没能出版，直到今天也如是。但海伦对此不以为意，她对时常前来探望她的中国学者安危说：“我的书不是为出版商所写的，我是为了中美两国青年人所写的。”

晚年的海伦生活清苦，依靠微薄的政府救济金生活。她没有子女，每周有一位护士家访一次，平时没有人照顾；身体也不好，床头就放着氧气瓶。从中国来的客人经常为她的窘迫生活而难过不安，愿向她提供一些必要的资助，但海伦每次都予以拒绝，她说，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

1991年，中华文学基金会将第一届“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颁发给海伦·斯诺。那年秋冬之交，金坚范陪着基金会会长张锲赴美向海伦颁奖。他清楚地记得，临别时，海伦拿出一份当年9月30日的《中国日报》，指着上面一篇题为“毕生热爱中国”的写她的文章，提高嗓门说：“这不是一个毕生热爱的问题，而是我研究中国的结果。”

她说，从1932年到1949年，她和埃德加组成了一个独立的两人小组，任务只有一个：从事实中来了解中国革命的真相，并得出自己的结论。无论她以前写的还是现在写的，都不过是独立思考、客观报道而已。

1997年1月，海伦·斯诺以90岁高龄病逝。而埃德加·斯诺已先她于1972年2月逝世。

埃德加死后，根据其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了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海伦死后，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讣闻中说，斯诺夫人研究中国的结论是：社会主义为中国展示了美好的未来，因为引领这一社会主义的，是中国历史性的高尚道德观念。

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愿在墓中面向东方，那是太阳升起的方向。”

所有私人的情感纠缠都随时间而去。惟有一份对中国的共同挚爱，或许可以超越一切世俗关系，永远维系在两人之间。（记者：侯健美；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武际良、安危、鲍世修、张小鼎、汪健等多位专家以及海伦亲友的帮助，特此致谢。）

谢选骏指出：人説——斯诺夫人与红色中国：“愿在墓中面向东方”……斯诺夫人研究中国的结论是：社会主义为中国展示了美好的未来，因为引领这一社会主义的，是中国历史性的高尚道德观念。

我看這個自吹自擂的斯諾夫人，爲何始終不提她和共產國際的秘密關係呢。

（八）

《海伦·斯诺：“新世界的探索者”》（李云雷 红色文化网 2013-05-02）報道：

1、

我在旧书摊上买了一本《一个女记者的传奇》，是海伦·斯诺写的自传，封面很旧，纸页也已经泛黄，但是读着这本书，我却好像走进了一个生动活泼的历史世界。海伦·斯诺是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最早向世界讲述了中国红军与延安的故事，在海内外广为人知，相比之下，海伦·斯诺的知名度略有逊色。在读这本书之前，我虽然知道海伦·斯诺，但印象中只以为她是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和助手，并不知道她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是可以与埃德加·斯诺比肩而立的著名记者。后来我想，造成这一印象的原因，除了个人知识的贫乏之外，也有一些客观原因，一是海伦·斯诺的重要著作《红色中国内幕》在国内大多翻译成《续西行漫记》，既然是“续”，便会让人感觉似乎是依附性或后续性的作品；二是《红色中国内幕》虽然与《西行漫记》同样重要，但毕竟不是“第一部”，在原创性与开拓性上略逊一筹；三是此书发表时海伦并没有署名，而是用了一个笔名尼姆·威尔斯。如此，相比于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便有些边缘化，较少为人所知。而在1980年代以后，国内对革命史的热情顿减，对于外国人讲述中国历史的著作，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拉贝日记》、《明妮·魏特琳日记》（如在《金陵十三钗》和《南京安魂曲》中）、白修德《中国的惊雷》（如在电影《一九四二》中）等作品，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始终关注中国革命的海伦·斯诺便相对受到了冷落。

《拉贝日记》、《明妮·魏特琳日记》讲述的“南京大屠杀”，《中国的惊雷》记述的“河南大饥荒”，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悲惨的一页，是中华民族的“受难史”，如果只读这些作品，我们看到的便是一幅幅人间惨象，很难理解中国为什么能够浴火重生，为什么在遭遇如此深重的苦难之后仍然能够恢复生机？海伦·斯诺的著作恰恰回答了这个问题，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种新的“中国人”。这里的底层民众不再是逆来顺受忍死偷生的人群，而是组织起来掌握自己命运的大众;这里的社会组织不是如国民党政权那般充满了贪腐、内耗与倾轧，而是充满了理想、信仰与乐观精神，在这里，海伦·斯诺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与希望。我们可以想象，在暗无天日似乎看不到任何出路的中国，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对延安的发现，是怎样唤醒了中国青年的心，是怎样震惊了整个世界。

在75年后的今天，当我在暗夜里追随海伦·斯诺1937年的身影与笔触，走进一个新世界时，也仍然难掩内心的激动。然而令人疑惑的是，一个美国人，一个20多岁的青年女性，一个并不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为什么千里迢迢，从美国到中国，从北京到延安，到那么艰苦的环境中去采访一批陌生的中国人？即使在今天，这也是一件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而在战乱频仍、局势复杂的1937年，就更加充满风险了。只有意识到海伦·斯诺与当时中国的差异，我们才能看到她跨越了多么巨大的鸿沟。

海伦·斯诺1907年出生于美国犹他州锡达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24岁时，她乘坐“林肯总统”号客轮驶抵黄浦江上海码头，“这是1931年，离开家已三个星期，有5065英里远。我打算最多呆一年。直到1940年12月我才离开亚洲，很高兴能在前一年逃脱了珍珠港事件”，海伦后来写到。在一位美国研究者的眼中，海伦·斯诺最初到中国来，“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或利他主义，促使海伦产生到中国来的愿望，而是谋求自身进取的热望，才使海伦敢于冒险，进行了1931年跨太平洋的旅行。海伦来中国的动机，与建立自己的声誉，丰富阅历，以便当个‘大作家’的想法有关。”（凯勒·A·朗恩）这个读过赛珍珠的《大地》、E·T·威廉斯的《中国的昨天和今天》的青年人，怀抱着成为一个大作家的愿望，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是1931年的中国。

到中国的第一天，海伦·斯诺就遇见了埃德加·斯诺，两人一见钟情，开始了共同的事业。他们从上海到北京，又于1936、1937年先后到达苏区，在那里的采访让他们写出了震惊世界的《西行漫记》、《红色中国内幕》，第一次向世界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让海外媒体看到了他们的形象与精神，以及中国的未来。在今天，这是我们都已经熟悉的事情，因而我更感兴趣的是一些细节，是与我们通常印象中不同的斯诺夫妇的形象。

比如他们婚礼的盛大，“我不顾许多麻烦，坚持要在圣诞节的正午在东京的美国使馆结婚，由未来的大使约翰·阿利森和他的未婚妻珍妮特作证婚人。之后，我们在皇家旅馆穿上了日本的结婚和服。我穿的和服是手工印染的黑色绉绸的，有一条拖到地板上的裙子和袖子。上面有一半有大红色的丝的条子——在中国和日本，新娘一定要穿红颜色——还有一个红的和金色的织锦腰带。和服的下摆周遭是欺负的蓝色和白色波浪和白色海鸥在上面飞翔的图案。我觉得我似乎是从海上升起的希腊女神阿弗罗泰特，只是穿了冬衣。我们开始在日本各地小旅馆渡蜜月，坐在草垫上吃素烧。在滨海的热海我们发现了为完美的蜜月安排的纯粹好莱坞的不知：房间有纸糊的窗户，两边镶着竹壁，小旅店伸出到海面上，北斋画里的波浪在底下击荡着。……”

再比如他们在北京生活的“豪华”，“在北京，你可以设计你想要的任何东西，花的钱不比在商店买的多。我过着豪华的日子。……装置整所房子的全部开支大约是100美元，或400—500块银元，我们在北京期间，每个月日常生活费用是50美元——而且生活得像王子一样。……每个月房租15美元，两个仆人八美元，中国家庭教师费用五美元。……在北京，晚餐至少要有两种酒，甜味葡萄酒和红酒。我们得遵守这个习惯。……我由衷地赞成英国人的一个习俗，爱狗和马。我们的狗是白色的，漂亮的。它的名字叫戈壁，原因是它的祖先来自沙漠……”

再比如，在与斯诺结婚后，海伦仍有不少“追求者”，“我在中国的地位对我极其重要，绝不能毁于一件‘乱七八糟的事’。我必须是凯撒大帝的妻子，纯洁又纯洁。我可以有几个‘特殊的关系’，但是条件是无论外表也好，实质也好我必须忠诚于丈夫，而且一开始在我的爱慕者脑子里就得树立这些根本原则。我小心翼翼，航行在正确的航道上，埃德认为理所当然地我会那样做——但是骨子里却产生了嫉妒。”

这些层面的海伦·斯诺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因为在我们一般的印象中，斯诺夫妇是中国革命的同情者与报道者，是与苦难深重的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在抽象的意义上并不错，但我们常常会忽略了，他们是生活在具体现实中的人，他们有着美国人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也有着他们所属的中产阶级的道德伦理观念，在1930年代的中国，他们作为美国人是受到特殊保护的群体，这和中国社会普罗大众风沙扑面、艰难拮据的生活方式有着极大的不同。当然，指出这一点并非要否定斯诺夫妇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恰恰相反，我们是把这些贡献放在他们所生活的整体环境之中，这样在与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差异”中，我们就可以更加看出斯诺夫妇的可贵，也可以看到他们作为具体“个人”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这也正是历史的迷人之处。

尽管有着种种差异，作为追求进步的人士，海伦和斯诺却热情参与中国的学生运动与社会活动，也是在《一个女记者的传奇》中，我才第一次知道，斯诺夫妇不仅与延安、与共产党有关，他们还与中国现代史上的其他大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以及1972年的中美会谈。

在1935年底爆发的“一二九运动”中，斯诺夫妇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在学生运动爆发之前，燕京、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黄华、姚依林、龚普生、张兆霖、张淑义、陈翰伯等人，便时常到斯诺家中来，这里成了他们的一个据点，一个酝酿与讨论的中心，也是躲避军警追捕的避难所。在学生运动中，斯诺夫妇也参与了游行，以他们的特殊身份掩护学生，并且撰写稿件、翻译学生运动的宣言在海外发表，在舆论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一二九运动”对驻军在西安的张学良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一些参与运动的青年学生参加了他在东北军中组建的“青年团”，他们成功地使这位当时中国的二号人物从法西斯主义转变为“反法西斯主义”，他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消极对待，与红军停战，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最终发动了“西安事变”。

“从1935年开始，是这些燕京—清华的学生作了左翼分子和共产党同西方之间的联络员。他们是1972年和解的工程师，那时是埃德加·斯诺得到了毛泽东允许尼克松总统来北京的承诺，因此‘新中国’—美国的友谊是1935年12月9日在北京诞生的。”

在这些影响现代中国命运的重大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斯诺夫妇的身影，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他们仿佛翱翔在惊涛骇浪之上的两只海燕，是那么矫健。

2、

进入苏区，是斯诺与海伦生命中最具华彩的段落，斯诺1936年到达了保安，海伦则在1937年到达了延安，一路上他们历经艰险，穿越了重重障碍。如果说斯诺进入苏区，是在东北军与红军停战的间隙，他的行动也出乎国民党政府的意料之外，那么当斯诺的文章陆续发表、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之后，海伦再一次进入苏区，则是难上加难了。另一方面，当时的政治局势也发生了重大而微妙的变化，时间正是在“西安事变”之后，“七七事变”之前，蒋介石对待抗日的的态度尚不明朗，国民党政府与东北军、苏维埃政府之间的关系微妙复杂，而又瞬息万变。在《一个女记者的传奇》和《红色中国内幕》中，海伦描述了她进入苏区的艰难历程，这简直像一篇历险小说一样惊心动魄，“……12点45分，墙缝里仍然看不见点香烟的亮光，我的心都沉下去了。但是我可不打算错过任何机会。我用尽平生之力吸一口大气，跳出窗外——居然没有扭伤脚脖子!这天夜里月色特别好，但我以全速跑过楼房和大墙之间的20码空地时，投下了长长的身影，很容易被人察觉。……可是，我房间的窗子太高，不能再爬回去了，也不会有人来接应我。只有试试这最后一着：我等院子里的巡逻队一过去，就向大门口冲去，想用命令式的语气强行通过……我得穿过大院的边缘，几次挣脱钉在一边的铁丝网，而我那高大清晰的身影，约有十码长，不住地在明亮的月光下上下晃动，好像故意和我恶作剧……我到了大门入口处，总算没有让大楼前的人看见，然后，以庄重的步子走向铁门。……我一直处于恐怖之中，惟恐招待所门口的警察到里面查问，或是侦探已经在追捕我了。我简直快要放弃一切寻找门路的希望了，这时我忽然看到一辆自行车飞掠而过。‘喂!’我大喊一声，认出这个人像是我那位朋友。”——正是在这位朋友的帮助下，海伦逃出了层层军警布下的落网，抵达苏区。在四个月之后，当海伦离开苏区进入西安时，经历了同样一番历险，她还要为这次出逃付出代价。

海伦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搜集素材，最终写成的《红色中国内幕》（又译《续西行漫记》），究竟是是怎样一部书呢？我手头的这本书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版，2010年第三次印刷的，而距离海伦1938年9月完成此书，至今已经74年了。在这些年中，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红色中国内幕》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发生变化的根源与动力。全书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到苏区去”描述了海伦到苏区之路的艰辛，第二部分“中国苏区之夏”、第三部分“妇女与革命”、第四部分“从苏维埃走向民主”构成了全书的主体，描述了海伦对中国共产党重要人物的采访，以及她采访的经过，第五部分“中日战争”，主要描述的是海伦对当时中日战争形势的分析，海伦在对苏区采访的基础上，确定了中国必将胜利的判断，同时她也指出中国必胜的前提是变单纯的政府抗战为“全民抗战”，这是极具见识的，需知她去采访时，蒋介石政府尚未开始全面抗战，而她完成此书时，抗战正处于最初的困难时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华北、华东的大城市陆续沦陷，像她这样在中日力量对比中鸟瞰全局的分析与判断，颇具穿透历史的洞察力与预见性。

当然书中最重要的是主体部分，在这三章中，海伦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介绍了苏区的状况，尤为重要的是，她提供了34篇中共重要领导人的“小传”，包括朱德、周恩来、蔡畅、徐向前、叶剑英等，这对斯诺的《西行漫记》是一个极大的补充（《西行漫记》中只有毛泽东、贺龙等少数几个人的“小传”），可以让人们更为清晰、丰富地了解苏区的整体情况，也让共产党重要领导的个人形象更多地为人所知。海伦之所以能够采访到这么多共产党的高级领袖，一是当时正值中日战争的关键时期，很多军队的领导人回到延安来开会;二是毛泽东、朱德等人高度重视她的来访，在她到延安的第二天，就亲自到她的住处去看望，为其他人接受采访树立了榜样。这些人物“小传”， 可以让我们从这些领袖个人经历的角度理解中国革命，更加形象、具体，更具说服力。这些“小传”的价值可以体现在这样一件小事上，当1970年代海伦再次访问中国时，她发现当时关于朱德“个人经历”的描述，仍没有超出当年她的记述。

关于海伦采访朱德，还有一件轶事，当时美国著名左翼作家史沫特莱也住在延安，她特别崇拜朱德（后来著有以朱德为主人公的《伟大的道路》），曾对海伦采访朱德大发雷霆。多年之后，海伦见到朱德时还谈到此事，“你记得史沫特莱发现你把自己的经历简要地讲给了听了的时候，她发了多大的脾气吗？她对你非常崇拜，所以不愿意让任何别的外国人写你。听到海伦这番话，朱德朗声笑道：‘是这样’。海伦又解释说：当年史沫特莱毫无顾忌地对总司令大发雷霆，怪他不该在我刚到（延安）不久就把自己的经历讲给我听了——他的生平当然是我争取搞到手的第一个目标。史沫特莱的一通埋怨使朱老总大为惊讶。在延安，谁也不懂什么叫抢新闻，也不明白她何以希望完全垄断朱德生平的报道。她对我特大动肝火，不过我并没有把自己的参访本撕掉，尽管我同史沫特莱是好朋友，我很理解她的愤怒。”

或许是身为女性，相比于《西行漫记》，海伦在《红色中国内幕》中更加关注妇女问题，她不仅专门介绍了向警予、蔡畅、刘群先、康克清、丁玲等重要人物的传奇经历，而且对“红色共和国的妇女”的群像和她们的生活状态做了描绘，她认为在苏区妇女的地位大大提高，在政府部门、群众组织、各生产部门甚至军队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红星像一颗彗星在中国西北大地的上空掠过时，当地妇女所受的震动最大，她们从沉睡中觉醒，更重要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展现在她们面前。”

与《西行漫记》一样，《红色中国内幕》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书1939年在纽约出版后，《纽约先驱论坛》便在头版发表评论称赞，“她有写游记的天赋，有这种以殷实材料，源源不断地叙述幽默风趣、五彩缤纷的奇闻轶事的天赋”，该书“富有戏剧性，有声有色，充满激情，有新的材料，应当使它成为一本畅销书”，武际良在《海伦·斯诺与中国》一书中说，“……胡愈之，又立即将海伦的书稿组织翻译成中文，并把这本书秘密带往香港、新加坡、印尼等地在广大华侨、华人中广为传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许多华侨青年读到这两本书，返回祖国奔赴延安，走上抗日救国前线。”

1972年海伦重返中国时，在湖南遇到过一位当年读过此书的年青人，“李振军是一位老革命。他腋下挟着一本破旧的书，请海伦亲笔签名。海伦把书接过来一看，是一本中文版的《续西行漫记》。李振军對她说：‘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能够见到你。很久以前，我读了你的书，写得很成功，很漂亮，我看到了里面的照片。这本书不同于其他书，这是一本经典著作。我在延安抗大学习过，我一直把你的书带在身边，让别人读，一直很好地保存着，后来又让我的孩子读。我从延安到了冀北，一直作战。每当我们追击日寇时，我总是把你的书放在一个特别的地方。我把它藏在一户贫农哦家里，打完仗回来再取它。’……听了李振军的这一席话，海伦大为感动，她说：‘去延安，写那一本书，只为像你这样的一个人去读，也是值得的。许多年来，没有什么比我看到你拿着这本破旧的书使我更高兴的了。’”

作为一个作者，海伦是幸福的，而此书也使她与中国结缘，成为最著名的中国的报道者之一。即使在今天阅读此书，我们仍然会为书中流露出的对中国命运的关心、对人类解放与正义事业的热情所感动。在读这本书时，我心中时常会闪现出两个似乎矛盾的形象，一个是时髦的美国女郎，一个是苦难深重的中国及奋发进取的共产党人群像，后者是由前者表述出来的，我想海伦的重要性或许也正体现在这里，她的身份与形象，使中国苏区的故事在美国与世界、在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更容易传播与接受，而她之所以如此去苏区采访，恰恰是为共产党人的理想与文化所吸引，这看似一个悖论，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奇妙的力量。

3、

1949年海伦与斯诺离婚，在不少中国人看来，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两个人看上去那么和谐，又有共同的事业，怎么会那么轻易就分手了呢？事实上，1937年海伦返回北京后，一直与斯诺并肩作战，两人各自出版了《西行漫记》与《红色中国内幕》，并与路易·艾黎一起发起了“工合运动”，倡导工业合作社以支援中国抗战。1942年，海伦和斯诺先后回到美国，像英雄和电影明星一样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但是他们各自忙于事业，聚少离多，长时间不生活在一起，斯诺写到，“我同尼姆（海伦的笔名）在美国重逢时，爱情的影子已经从我们的眼睛里消失了。互相违约而不是互相信任，是问题的焦点；我们见面时，不再是清透清河，而是反目相眦。重温旧好的努力全部付之东流。”1945年，他们两人正式分居，斯诺在日记中写道，“只要遇到理想的女性，我想尽快地再结婚，生几个孩子，有一所有孩子的住宅，有农场，有花园，但是，我还没有遇见最合适的女人。”1946年春，斯诺邂逅了女演员洛伊丝·惠勒，很快堕入爱河。“1947年2月的一天，斯诺从国外采访回来，他提着旅行箱回到麦迪逊。当他悄悄地站在小农舍的后门口时，听见屋里传出海伦正在埋头写作，飞快地敲击着打字机键盘的咔哒、咔哒声，他犹豫着，几次举手想敲门，却又放下手来。最终斯诺迈着沉重的步子悄然离去，从此再也没有回来。”1959年，斯诺举家离开美国，迁往瑞士居住，1972年在日内瓦的家中病逝。

海伦与斯诺离婚后没有再婚，一直居住在麦迪逊那所小房子中。对于离婚，她虽然不无遗憾，但也接受了，多年之后，她写到，“我想到这两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多么勇敢，他们向人们要求的，甚至他们相互之间要求的，是多末少，而他们献出的，又是多末多！他们从不提起，连他们之间也不提。这个经验应有比1949年离婚更好的结尾，可是这样的结尾已寓在其中。没有委婉动人的情节，没有悲剧，没有冲突，没有善与恶的斗争，哪有好的戏剧呢？”《海伦·斯诺与中国》中分析，“海伦和斯诺在思想观念上对中国的事情志同道合，是在事业和工作上富有合作精神的令人羡慕的一对夫妻。他们都独立思考，目光敏锐，眼界开阔，有事业心，工作上配合默契。……但是，他们各自的性格、气质、作风和对个人生活上的理念和态度上却相去甚远。海伦热情好动，喜欢交际，爱争论，心直口快，做事麻利，追求事物的完美，并有点争强好胜；斯诺则生性文静，思考缜密，做事从容不迫，为人随和，有风度，个人生活随意，不修边幅，喜烟嗜酒，在小事上漫不经心。他们结婚十多年而始终未能磨合，谁也不想改变自己。这使他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时常发生争吵，最终只好分手。”

此后，海伦一直生活在美国，在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时，她由于与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关系，曾受到美国国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她的生活一直也很清贫。在写作之外，她没有正式职业，数十年她写作了近50部书稿，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与中国相关的，但是能够公开出版的很少，她靠为别人查家谱增加一点收入，但也很有限。1972年中美会谈之后，中美两国的关系逐渐正常化，海伦于1972—73年、1978年两次重返中国，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接见，她曾经采访过的共产党人此时已成为了中国的领导者，朱德、康克清、邓颖超等人与她亲切会谈，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与她有书信来往，她也被视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之一。更具传奇性的是，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她将一张毛泽东的纸条赠送给了邓小平，那是1937年海伦离开延安时，毛泽东亲笔写给任弼时、邓小平的纸条，内容是请当时在前线的他们给海伦以帮助。

在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海伦来中国的旅费是她自己筹措的，“黄华曾向海伦提出，中国有关部门愿意为她负担整个旅行的一切费用，海伦谢绝了老朋友的盛情。她说：不论是埃德加·斯诺还是我，从不接受任何政府或团体一分钱，如果接受了，我就失去了读者，我们是独立思考者。”海伦长期生活贫困，生活拮据，为筹措旅费变卖了不少自己的心爱之物，但是在她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品质，这也是海伦让人钦佩的重要原因。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初版于1984年，是海伦对自己在中国的岁月的回顾，这部作品的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既讲述了海伦个人的故事，也讲述了中国的故事，让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重新看待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在这部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外国人的视野，在谈到相关事物时，海伦总会以西方文化中的人物与事物做譬喻，比如在写到彭德怀时，她说，“他在红军中是最出名的最清教徒式和苦行僧式的人，奥利弗·克伦威尔和彭比起来，这方面还是大有逊色的”，再比如，“所有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谎言和怀疑犹如耶利哥的城墙在真理的号角中倒塌了，这真理就是一篇报道”，在今天我们很少看到这样的比较和比喻，海伦的独特视角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眼光，而“戴维以一种家长式的目光打量每一个人。五个人围坐一圈黑发的头都向前俯着，几乎碰在一起成一个圆圈，紧张地低声谈论着”，描述的则是一二九运动中学生领袖的秘密会议，这里的戴维是当时24岁的俞启威，如果不了解背景只读此段文字，或许会以为在读外国小说，这样的陌生感来自于海伦看待中国的眼光——她是在以西方文化的眼光看待中国，而我们通过她的眼光看待熟悉的中国，也获得了一种新鲜感。

关于这本书，还有一个小故事，此书在美国出版后，销路不好，“只有对中国有兴趣的人才肯买一本，还有2500册积压在仓库里，莫诺公司已将书的原价17.85美元降价为3美元，如果再卖不出去，就只好做纸浆了。海伦很着急，她写信给安慰，问可否为西安地区买一些，‘中国人拿到英文版做何用？也许可以作为课堂教材或课外读物，它是一本旅游指南性的工具书’。”这本书当然不只是“旅游指南”，而是记述了海伦的青春岁月及其与斯诺的爱情、与中国革命的渊源，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当年海伦生活的困窘。我手中的这一本，是新华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文本，印刷了17,000册，但定价只有2.15元，不知当年是否付给了海伦版税，也不知这能否缓解她的困境？但这本装帧朴素也已泛黄的旧书，却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向海伦的窗口。海伦还有不少著作出了中文版，如《中国为民主奠基》、《中国新女性》《七十年代西行漫记》、《重返中国》、《毛泽东的故乡》等，一位海外研究者说，“海伦是幸福的，她的书在美国未能出版，在中国却一本接一本地出版，这对海伦晚年孤寂的心，是多么大的安慰啊!”但是海伦还有一些手稿未能出版，“其中不乏当年访问红区的一些口述实录，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希望看到这些珍贵的史料能够早日在中国出版。

我手中还有一本斯诺编辑的现代中国小说集《活的中国》，这是海伦协助斯诺在1936年编选的，书中收录了鲁迅、柔石、茅盾、丁玲、巴金、沈从文、萧乾等人的短篇小说，向海外推介现代中国进步作家的作品。海伦还为此书写了一篇《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介绍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斯诺在序言中评价此文说，“作者是研究现代中国文学艺术的权威。此文是在对原著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的，执笔之前又曾同中国几位最出色的文学评论家商榷过。我相信这是第一次用英文写成的全面分析的探讨。”在1983年出版的这本中文版的序中，萧乾说，“文中尽量详细而具体地揭露了、义正词严地声讨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左联作家的迫害和血腥镇压，……不管文章有多少错误，她的出发点是明确的：为了使世界进步人士了解、注意并重视中国新文艺运动。”

海伦于1997年去世。在那之前，她获得了来自中国的一些荣誉，也在她的小屋中接待了很多中国朋友。海伦对中国始终饱含深情，她在《永恒》一诗中写到：“我愿在墓中面向东方，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在去世之前，海伦曾有一个心愿，想将她与斯诺在中国的经历拍摄成一部故事片，但是这个计划却没有实现，原因一是在美国筹措资金十分困难，二是斯诺后来的妻子洛伊丝拒绝合作，她想拍自己的片子。在中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想如果以海伦与斯诺在中国的故事拍摄一部影片，将会是极富历史价值与象征意义的，这是一部真正传奇性的“史诗”：两个美国青年在1930年代来到苦难深重的中国，以他们的敏锐与正义感寻找到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动力，并融入了中国革命之中，而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又是那么动人心魄、荡气回肠。我想这样的影片，将会最终完成海伦的心愿，也将会为我们呈现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一种不同于《金陵十三钗》、《南京，南京》、《一九四二》等影片的“活的中国”，我想这将会是一部具有社会与市场效益的“中国大片”。当然相对于海伦所给予中国的，我们所回报给她的还是太少，我想，只有更多中国青年像当年的海伦与斯诺一样，为正义而奔走，甚至超越国族的界限，超越自身的局限，才能使他们真正感到欣慰。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海伦·福斯特·斯诺《一个女记者的传奇》

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又译《红色中国内幕》）

武际良著《海伦·斯诺与中国》

孙华主编《埃德加·斯诺：向世界见证中国》

埃德加·斯诺编《活的中国》

谢选骏指出：人説“黄华曾向海伦提出，中国有关部门愿意为她负担整个旅行的一切费用，海伦谢绝了老朋友的盛情。她说：不论是埃德加·斯诺还是我，从不接受任何政府或团体一分钱，如果接受了，我就失去了读者，我们是独立思考者。”——我看這種公開的賞金是對秘密工作者的嘲笑和侮辱，當然不能接受！

（九）

《海伦·福斯特·斯诺：美国新闻记者，中国人民的忠诚朋友》（2018-10-01）報道：

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 ，1907~1997，曾是美国新闻记者，中国人民的忠诚朋友。埃德加·斯诺的前妻，《续西行漫记》一书作者。她的婚前名字是海伦·福斯特（Helen Foster），笔名是尼姆·威尔斯"（Nym wales）。

海伦·福斯特·斯诺1907年生于美国犹他州，1931年8月来到中国，翌年冬天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结婚。在中国，他们先后结识了宋庆龄与鲁迅，从而改变了“来中国看一眼就走”的初衷，随之便投身到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解放事业之中。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的魔爪伸向我国华北。这期间，埃德加·斯诺夫妇住在北平家中的小客厅，成了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一些进步学生的聚集场所。地下党员们在斯诺家里商量了“一二·九运动”的具体步骤，并把12月9日、16日两次大游行的路线、集合地点都告知斯诺夫妇。游行前夕，斯诺夫妇把《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并联系外国记者采访。斯诺夫妇在游行当日跟着游行队伍，认真报道了学生围攻西直门、受阻宣武门的真实情况。

1937年，海伦·斯诺历尽艰难，独自访问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并广泛接触了陕甘宁边区的战士、工人、农民、文艺工作者、妇女和学生。根据采访，她写出了《红色中国内幕》（即《续西行慢记》）一书，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

虽然埃德加和海伦在事业上都是目光敏锐，才华横溢，而且相互密切合作，配合默契。但她们由于在性格、气质和对生活的态度上有所不同，终于在1949年离婚。离婚那年，海伦42岁。但她终身没有再婚，名字中始终保留着“斯诺”这个夫姓。其后，海伦用笔名尼姆·威尔斯（Nym Wales）继续写作。

海伦的后半生专注于著述。在那台古老的英文打字机上，她总共完成了四五十部著作，其中一半是关于中国的。但受朝鲜战争和麦卡锡时代的影响，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没能出版，直到今天也如是。但海伦对此不以为意，她对时常前来探望她的中国学者安危说：“我的书不是为出版商所写的，我是为了中美两国青年人所写的。”

在康涅狄格州的麦迪逊镇，埃德加·斯诺用《西行漫记》所得稿费买下了一座建于1752年殖民地时代的古老农舍，那是一座幽静而孤寂的老房子，斑驳的外墙上爬满了英格兰青藤。从1949年起，海伦就一直住在这所老房子里，直到晚年进养老院。

晚年的海伦生活清苦，依靠微薄的政府救济金生活。她没有子女，每周有一位护士家访一次，平时没有人照顾；身体也不好，床头就放着氧气瓶。从中国来的客人经常为她的窘迫生活而难过不安，愿向她提供一些必要的资助，但海伦每次都予以拒绝，她说，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海伦晚年曾获得两次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1997年1月11日，海伦·福斯特·斯诺在睡梦中静静地离开人世，享年90岁。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讣闻中说，斯诺夫人研究中国的结论是：社会主义为中国展示了美好的未来，因为引领这一社会主义的，是中国历史性的高尚道德观念。

1932年，海伦·福斯特·斯诺在上海莫里哀路二十九号会晤了宋庆龄，这是她与孙逸仙住过的老家。

海伦回忆说：“孙夫人亲自来门口接我，一手抓住项圈，抱着那只硕大的德国种牧羊狗。她同我握着手，那乌黑溜圆、极其动人的眼睛直视着我，好象她原是出来接一位朋友，结果却接着了一个敌人似的。我感到受窘，但她马上展露笑容，脸上现出少女般的笑窝，这样的笑窝，她是不在公开场合的照片里出现的。她的微笑是她极其吸引人的习惯动作，是谦逊而奇异的微笑，同时又是那么机警，使人觉得她脸上有点要捉弄人的神态。她的脸庞圆圆的，动人而富有表情，是黑眼睛的苏珊娜的脸。”

“我们在客厅坐下。客厅的小壁炉架上，悬挂一幅很大的孙博士遗像，雄视整个房间。房间里有几张大的雕花黑木扶手椅，完全是中国式样。我注意到椅上放着厚厚的绣花沙发椅垫，坐上去非常舒服。孙夫人对我的穿着显得很感兴趣的样子，并说，这是很漂亮的美国时装。”

海伦认为，孙夫人的打扮从无模仿或生搬硬套之嫌，是源于她自己非凡的鉴别力。孙夫人天生情趣高洁。她自然很有教养，有着女性的温柔优雅的天赋。她的举止同上海暴发户的粗俗形成的鲜明对照是惊人的，虽然宋家有着同暴发户一样复杂的经济背景。孙夫人象她的母亲，生就一副儒家妇女懿范，再加上她所受到的美国南方卫理公会的教育，使她成了美国南方的尊贵小夫人，温文尔雅而又活泼甜美。

谢选骏指出：人説——地下党员们在斯诺家里商量了“一二·九运动”的具体步骤，并把12月9日、16日两次大游行的路线、集合地点都告知斯诺夫妇。游行前夕，斯诺夫妇把《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并联系外国记者采访。斯诺夫妇在游行当日跟着游行队伍，认真报道了学生围攻西直门、受阻宣武门的真实情况。

我看這充分説明了斯諾夫婦確實參與了共產黨的組織活動。而他們後來的延安采訪，其實也是這種組織活動的延申組成部分。

（十）

《与中共结缘的美国友人：海伦·福斯特·斯诺》（上海美国研究 2021-03-30）報道：

编者按：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同外部世界有着密切联系的党。百年来，中共与国际上各种进步力量保持友好交往，其中包括许多客观介绍中国国情、倡导中美友好合作的美国友人。

为迎接和纪念建党100周年，“上海美国研究”微信公号特推出“回望：与中共结缘的美国友人”系列专题文章，介绍历史上美国友人与中共一同书写的经典事迹和其中涌现的典型人物。

1907年9月的一天，美国赛达城一个律师家中迎来一位新成员，为这个祖祖辈辈开发美国西部的普通家庭带来无限快乐。祖辈们正直勤劳、明辨是非、乐于助人的品德在这位新成员身上得以延续传承，也决定了她一生追求真理与正义、反对战争与邪恶的品性。她，就是为中国抗战笔耕不辍、与红色圣地结缘至深、为中美两国人民架起桥梁的美国著名记者——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

1931年，为了追寻自己的理想，24岁的海伦·斯诺只身乘船来到上海，在任职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秘书期间，结识了美国外交官保罗·休斯顿（Paul Houston）。这位目睹了广州起义始末、同情中国共产党境况的美国同胞，给年轻的海伦留下深刻的印象，加之从宋庆龄、鲁迅等友人那里受到的启迪，海伦毅然决然地选择留下，立志为中国人民做些事，并于1932年与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结婚。

斯诺、海伦与学生运动的酝酿

1935年，斯诺夫妇居住在北平崇文门内苏州胡同里的盔甲厂13号。斯诺夫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他们十分关切中国的命运，热情支持和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当时正是一二·九运动前夕，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华北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华北之大，已经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爱国学生们义愤填膺，呼吁抗日救亡。此时，斯诺夫妇家成为了北平爱国进步学生常去的场所。

青年学生们在斯诺家里商量了“一二·九”运动的具体步骤，并把12月9日、16日两次大游行的路线、集合地点都告知斯诺夫妇。游行前夕，斯诺夫妇把《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请他们往国外发电讯，并联系驻平津的许多外国记者届时前往采访。

“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后，斯诺与海伦多层次、多渠道地联络英美媒体，以引导国际舆论支持学生运动，推进运动持续发酵。斯诺本身就是纽约《太阳报》《每日先驱报》等媒体的驻华记者。同时斯诺夫妇不断加强与《密勒氏评论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亚细亚》杂志、合众社华北分社及北平路透社的联络。另一方面，李敏、黄华、黄敬、陆璀、张兆麟等学生为斯诺夫妇提供学运动态的第一手信息，这也使英美媒体更愿意从斯诺夫妇处获取有价值的新闻素材。“一二·九”运动是斯诺、海伦通过其人际关系影响中共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起点。这场运动给国民党政府的国策带来压力，缓解了中共在陕北的困境。

《红星照耀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以前，世界对红色政权的认知很多都来源于一本书——《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该书的作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但是这本书的诞生却离不开他的妻子海伦。甚至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本书应该算是斯诺和海伦两人合作，两次西行所共同完成的，她收集了斯诺一书中急需的大量材料，而且还拍了许多珍贵的照片，有关朱德和西安事变的整个篇章素材都是海伦提供的。

1936年10月27日，斯诺从延安回到北平。海伦帮忙整理资料，去照相馆冲洗照片，还给他提供最舒适的环境让他安心写作。在斯诺创作《红星照耀中国》的过程中，他们之间有过多次争论，海伦也提出过很多富有见地的意见，尤其是当斯诺让海伦删节毛泽东自述的生平事迹时，她坚决反对，认为这是经典，也将是这本书的核心和精髓。她建议原封不动的保留毛泽东亲口讲的每一个字，斯诺采取了妻子的建议，正是这部分内容成就了《西行漫记》里最为经典的一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在斯诺之后，毛泽东再也没有向任何人如此详细的讲述过自己的生平历史。在帮助斯诺写书的过程中，海伦很受鼓舞，她决定要亲眼目睹当时迅速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

不畏艰险，冲破层层封锁踏上延安之路

“我不要你的帽子，我自己找毛泽东要。”埃德加·斯诺结束陕北之行回到北平时带回一顶旧军帽，海伦非常喜欢，本想以礼相赠的埃德加没想到被拒绝了。那一刻，海伦前往红都延安的决心已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1937年春，一列火车徐徐从北平车站开出，终点站是西安。坐在头等车厢的海伦，萦绕脑海的都是她将如何走好这趟记录红色中国内幕之行，希望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寻找被斯诺遗漏的宝贵素材。

海伦的西行充满了冒险，甚至比斯诺当时的处境更危险。斯诺进入红区是由东北军护送的，而海伦在1937年4月23日到达西安时，此时西安事变已经发生。当时的情形十分严峻，在海伦到达之前曾有两名记者秘密到过红军前线，使得国民党更加警惕。到达西安之后，国民党派人看守她，防止她逃跑到延安。她想办法找人帮她逃脱，但是没有人敢冒这个险，连红军也没有办法，最终在美国青年肯普顿·菲奇（Kempton Fitch）的帮助下制定了一条逃跑的方案，他们又找到了一个传教士的儿子弗雷姆·希尔，一名瑞典的机械工，海伦把几乎所有的钱都给了他，让他负责找一个司机和一辆将军的车以便在黎明出城门时不受阻拦。而海伦则需要甩掉那些士兵，然后由菲奇护送她找到那辆车和司机。然而这个方案在执行过程中却又遇到了困难，在预逃跑的当晚，西安颁布了戒严令。尽管没有收到约定的信号，她还是从窗户勇敢地一跳，然后径直走到城门，勇敢地对着门警说“我要回家”。

1937年4月30日，海伦终于到达了延安，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召开，各地的共产党领导人和各路红军将领都聚集到了一起，她约见采访了很多人，提出了成千上万的问题，全部采访结束时，海伦的采访笔记多达27本。

在延安近5个月的时间里，海伦收集了丈夫在保安未及采访到的红军领导人的情况，其中包括朱德本人以及斯诺离开苏区后与中共红军胜利会师的红二、四方面军的指挥员。她采访了不下65位有名有姓的人物，还为其中的34人写了小传，特别是同毛泽东进行了5次难忘的长谈。她的采访，不仅大大充实了丈夫正在撰写、修订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而且还写成了堪与《西行漫记》相媲美的姐妹篇《红色中国内幕》（Inside Red China）（又名《续西行漫记》）3本书。

作为一名女记者，她对延安革命军队中的女性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采访了30位妇女领袖，其中有李伯钊、蔡畅、刘群先，还有康克清以及后来加入红军革命队伍的丁玲。她到延安其中的一个动机就是以妇女的眼光探访记录共产党妇女的实际经历。

《红色中国内幕》中，海伦收集了很多人的资料，讲述了他们的革命故事，尤其增加了很多斯诺《西行漫记》中没有涉及的人物，还有专门介绍妇女革命的章节。尽管新闻界对《续西行漫记》一书的热情远没有达到对《西行漫记》那种程度，但是斯诺夫人的报道总体来说还是很受欢迎的。美国记者罗德尼·吉尔伯特（Rodney Gilbert）和美国著名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都强调说，斯诺夫人早就倾向于承认共产党人是中国最优秀的人。但不管怎样，他们还是认为《续西行漫记》值得一读。

两次访问梦牵魂萦的新中国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新中国，会见毛泽东、周恩来，打开了中美关系之门。海伦这时已经65岁了。她迫不及待要访问梦牵魂萦的新中国，但她生活贫困，经济拮据。为筹措来中国的旅费，她卖掉了一部分家具和从中国、日本、菲律宾购置的几乎所有的收藏品。在请黄华帮助她办理来中国的手续时，黄华提出中国愿意为她提供整个旅行的费用，但她坚持由自己出钱。她说：“不论是埃德加·斯诺还是我，从不接受任何政府或集团一分钱，如果接受了，我就失去了读者，我们是独立思想的作者。”还说，“我的书，主要是写自己在中国的不平常的经历，写自己与众不同的世界观。我写作不是为赚钱，而是为了表达一个纯正的美国人的思想感情。

海伦于1972年12月至1973年2月初和1978年两次访问新中国。1972年的访问中，在北京，朱德、邓颖超、康克清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了她。海伦从内心里是十分渴望会见毛泽东、周恩来，但当时美国飞机轰炸越南河内，局势十分紧张，毛、周非常繁忙，她没有提出要求，而是在离开北京到湖南访问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她在信中说：“我们感谢您为保持中美人民友谊的自然发展趋势而做的一切。”随信还送去了她的《续西行漫记》中译本和斯诺当年在北平写作《西行漫记》的一张相片。海伦到达长沙后，收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给她的信。毛泽东的信中写道：“你的信和你写的《续西行漫记》一书都已收到。信写得很好，我很久以前读过这本书，非常感谢。我祝你在回国途中一路平安。如果你想再次来中国，你将受到欢迎。”周恩来的信中说：“在你这次访问期间，我没有会见你。你离开后，邓颖超同志向我谈起你时，我对此感到抱歉。我希望你下次来时仍能见我。祝你新年快乐，一路平安。”

海伦在湖南特意去了毛泽东的故乡韶山，还在毛泽东1959年重归故里时住过的房间里住了一宿。她还到浏阳、文家市等地访问，追寻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走上井冈山的足迹。这次访问，海伦收集了丰富的资料，拍摄了上千张反映新中国人民生活、社会进步的照片。她写出了《重返中国》和《毛泽东的故乡》两本书。在前书中, 她写道：“我始终觉得自己是美国人民的私人代表——我应当把中国的情况告诉美国人民……我始终站在一个热爱美国历史和传统，同时感到自己对美中友谊负有自然使命的美国人的立场上看中国。我站在已如此暗淡的正在失去的地平线上，经济上几乎难以维持生计，体力上几乎难以工作，但是，我仍然有自己的归宿，有自己的使命感。这就是把我在中国的见闻，把我学到的知识告诉我的美国同胞。”

海伦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怀有深厚的敬佩之情。在她眼中这三位中国人民的领袖、中国革命的亲密战友，是三位一体不可分离的。她作比喻写道：“如果毛泽东是头脑，朱德是心脏，周恩来就是执行的手。”1978年，海伦再次访华时，这三位革命战友都已在1976年相继去世，她十分悲痛。海伦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时泣不成声。她说：“他是一位真正的伟人。他改变了中国，世界也因此变了样。”

1991年，海伦被授予“理解和友谊国际文学奖”

越洋颁奖

1991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把首届“理解和友谊国际文学奖”授予海伦。她在越洋电话中对中国友人说：“30年代，我目睹和报道了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领导的中国革命。在过去40年里，我一直关心着新中国的进步，由于她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创造的伟大成就是令人鼓舞的。全世界都可证明，中国政局稳定，经济持续发展，世人有目共睹。这一切，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全世界都是一件大好事。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有自己的特殊历史和文化。我向来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她指出：“当今世界是一个多种制度共存，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世界，也是一个多事的世界。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之间，需要沟通，需要理解。”“中国人是聪明勤劳的。我相信，中国政府将克服一切困难，带领她的人民走自己的道路，取得更大的成功。”

1996年6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海伦“人民友好使者”的荣誉称号，人们赞誉海伦是促进中美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永不疲倦的架桥人。

资料来源：

《她与中国抗战的不解之缘——写在海伦·福斯特·斯诺诞辰110周年之际》，作者：孙振广、刘庆、颜士强，《军事记者》，2017年；

《海伦·福斯特·斯诺的西行之旅》，作者：武海凤，《青年文学家》，2012年第20期；

《绵绵不绝中国情——纪念海伦·福斯特·斯诺》，作者：武际良，《友声》，2008年；

《再论斯诺、海伦与一二九运动之关系》，作者：张牧云，《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6期。

谢选骏指出：人説“美国记者罗德尼·吉尔伯特（Rodney Gilbert）和美国著名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都强调说，斯诺夫人早就倾向于承认共产党人是中国最优秀的人。”——我看這似乎充分説明，海倫·福斯特就是一個秘密的共產黨人。

【89、对朝鲜战争的反反思】

《对朝鲜战争的反思（第6稿修订版）》（胡安 军事爱好者）报道：

一、伐谋

二战尾声时，美苏协议以朝鲜半岛上的北纬38°线作为两国对日军事行动和受降范围的暂时分界线，北部为苏军受降区，南部为美军受降区。北、南朝鲜是美苏两国终结日本对朝鲜的占领状态后依据受降分界线分别扶持起来的两个政权。

1949年的4月金日成派特使向毛泽东递交了朝鲜劳动党致中共的信，主要内容是请求中共把解放军中的朝鲜师转交给朝鲜政府。这一请求得到中共的满足，毛泽东表示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中共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这可以说是“抗美援朝”的萌芽。当年6、7月份，两个朝鲜师整建制（共21000余人）地回到了北朝鲜。1950年初又有16000余名朝鲜籍解放军回到北朝鲜。这37000名经历过战争锻炼的朝鲜战士是金日成组建军队的骨干。有了骨干后，斯大林给了北朝鲜一批武器装备，其中包括150辆坦克。以中国提供的骨干和苏联提供的武器为基础，金日成组建了一支十几万人的军队，实力超过韩国军队。在金日成用速成法组建起来的军队中，各个层级都有苏军顾问，以致没有苏军顾问军队就无法正常运转，甚至进攻南朝鲜的战役计划都是苏军顾问团包办的，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朝鲜战争的本质。

再从全球战略态势看，二战结束后呈现出美强苏弱的局面，表面上苏联军队庞大，但是苏联在二战中人员损失惨重，战后经济困窘，继30年代后出现第二次饥荒，总体上是一种头重脚轻、下盘不稳的状态。1948年6月至1949年5月欧洲发生的柏林空运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苏联在欧洲手握重兵，近水楼台，但它封锁西柏林这一挑战行动还是失败了，西方阵营通过动用大量财力物力化解了危机，展示了自己的综合实力。苏联在近在咫尺的东欧都搞不出名堂，在美国全面控制的太平洋沿岸又怎么能搞出名堂呢？

握着这支速成的军队，金日成满以为能够解放南朝鲜，于是发动朝鲜内战。在朝鲜半岛上金日成的军队占优势，但美军用庞大的海军和陆战部队控制着整个西太平洋，在这样的战略态势下金日成的风光注定不能长久，开战后仅3个多月，金日成就准备到中国当流亡首相了。在美苏争霸中苏联本来没有资格冒险，因为它的综合实力明显弱于美国，而且二战中失血过多，这是为什么美军仁川登陆后苏联不敢对等地直接出兵，也是中国参战初期借半岛内的小优势一鼓作气统一朝鲜半岛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老成的斯大林不顾苏联在全球战略形势中的弱势而企图挤占美国的战略空间则是利令智昏的冒险。

1949年，在“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思想指导下，中国的决策层选择了所谓“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倒向了东西方对阵中的苏联，这是后来参与朝鲜战争的政治前奏。美军仁川登陆后北朝鲜军队开始溃败，在不敢派空军协同中国出兵的情况下，苏联对中国的要求并不高，只是要中国接纳北朝鲜的流亡政府，苏联自知在朝鲜问题上失算，没能进一步只好退一步，退出朝鲜半岛。出乎苏联意料的是中国替它出了头，帮它维持了战略对抗的均势，因此苏联是中国出兵朝鲜的最大受益者。令世人大跌眼镜的是，10年后苏、中这两个意识形态相同的盟友竟然闹翻了，20年后美、中这两个意识形态相左的国家居然开始亲近了，三大国聚散离合的历史经历表明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并不是明智的选择。60年代末最高领袖让几个老帅研讨美苏两霸对中国的利害，结论是苏联的威胁大于美国，这是对出兵朝鲜决策的一个讽刺性结论。如果新中国走的是中立外交路线，就不会参与朝鲜战争，美苏都会看到中国在两强争霸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必然争相拉拢，利用这种拉拢，中国可以在相当宽松的环境中发展自强，在国家战略的内外两方面做到双赢。

1950年4月，斯大林首肯了金日成发动军事进攻的想法，这是为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开的第一个绿灯，但同时强调金应征求中国政府的意见。5月，金日成到中国向中共通报北朝鲜将发动旨在统一半岛的战争，中共向苏联询问，苏联方面给毛泽东发电“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电报说的很清楚，中共是有否决权的，如果中共不同意，金日成就不能发动军事进攻。然而中共没有行使否决权，为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开了第二个绿灯。不仅开了绿灯，最高领袖还积极地表示必要时将出兵支持朝鲜：我们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也不管；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最高领袖的这个表态预示了“抗美援朝”的必然性，这一表态也道明了朝鲜战争的本质。决定中国打不打的红线是三八线，这一既定军事政策成为后来最高领袖定下出兵决策的根本依据。从周期上看，“抗美援朝”比朝鲜战争短4个月，但从实质上看，“抗美援朝”是朝鲜战争的主体，因为“抗美援朝”作为一个在预定条件一旦满足就履行参战义务的战争预案，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个月就已经诞生了。“抗美援朝”是宣传口号，其实质就是朝鲜战争。笔者把文章的标题定为《对朝鲜战争的反思》，而非《对抗美援朝的反思》，抓的就是这个本质。

有的体制内学者带着凡是论的紧箍，研究朝鲜战争几十年，研究成果是“朝鲜战争不应该打，但是抗美援朝战争不能不打。”如果朝鲜战争不应该打，那么最高领袖的“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就是表错态了，“抗美援朝”作为一种战争政策就是错误的，又何来“抗美援朝战争不能不打”呢？

最能印证1950年10月的“抗美援朝”目的与1950年5月的金与毛商定的战争目的相同的就是准备参战的兵力变化。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发动进攻后，中国政府的因应动作就开始了。7月2日，周恩来向苏联大使罗申表示：为应付未来朝鲜战争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中国政府准备在中朝边境集结9个师的兵力，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这些部队将以志愿军的名义入朝参战。7月5日斯大林向中共发电：“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这个作法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7月10日，保卫国防会议召开，通过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从7月中旬到8月初，第十三兵团（含第38、39、40、42军）在中朝边境进行布防。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最高领袖表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8 月5日最高领袖致电东北军区：“（东北）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 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 月上旬能作战”。8月18日最高领袖指示：“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9 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 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8月下旬，朝鲜战场进入僵持阶段，战争的变数越来越大，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写信给最高领袖，提出第十三兵团力量还显单薄，建议调第九兵团为第二线，第十九兵团为第三线，部署于山海关内机动地区，以备不时之需。最高领袖批准了这一建议，这是“轮番作战”的萌芽。8月底，中央军委开会起草《关于加强边防军的决定》，决定将东北边防军兵力由原来的四个军逐渐增至十一个军三十六个师，并分为第一、第二、第三共三线部队，第一线为五个军；华东军区原准备渡海攻台的第9 兵团和西北地区的第19兵团分别在十月底和年底集中，作为东北边防军的第二、三线部队，“轮番作战”进入准备阶段。

从中国的一系列因应步骤看，当北朝鲜军队进展顺利时，中国准备了9个师，预备小打；当战争的前景变得不可知时，中国准备了36个师，预备大打。这36个中国师是朝鲜战争扩大化的军事基础，如果说金日成的十几万军队是东方阵营向西方阵营发起挑战的第一梯队，那么这36个中国师则是东方阵营的第二梯队，当朝鲜战争扩大化的物质（第二梯队）和精神（既定战争政策）都具备时，朝鲜战争扩大化就成为一种必然。早在1950年8月底，在美军发起仁川登陆之前，中国出兵朝鲜就已经是一种必然了，虽然此时战火离鸭绿江尚远。

仁川登陆发生后，北朝鲜军队迅速溃败，1950年10月1 日，朝鲜特使携金日成、朴宪永给毛泽东的信抵达北京，直接向毛泽东求援：“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同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根据眼下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为朝鲜人提供援军，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应即刻向三八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够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

10月1日夜，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召开，最高领袖与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讨论对策，周朱刘三人的态度都很谨慎，最高领袖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要管。经过彻夜讨论，周恩来改变了态度，赞同最高领袖的出兵主张，朱德和刘少奇仍持保守态度，至今未曾有过朱刘二人主张出兵的记载。后来最高领袖曾说，在出兵朝鲜的问题上，中央同意的人只有一个半，一个指他自己，半个指周恩来。由于最高领袖具有最高决定权，10月1日的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已经定下了出兵朝鲜的战争决策。因为最高领袖指示这次会议不作记录，会议的细节不得而知，但后人可以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这一决策作出评判。

2日凌晨，毛泽东紧急电告高岗、邓华：“（1）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2）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3）请邓华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中国的战争车轮已经开始启动。10月2日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出乎最高领袖的意料，绝大多数高级领导人对出兵都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特别是军队的将领们几乎都对同美军作战表示没把握。林彪说：“我不赞成出兵，最好不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虽然中国在北朝鲜发起进攻后就开始了军事调动，但10月1日的朝鲜战况与早先的预计已经大相径庭。“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所预计的局面是北朝鲜军队主力犹存，南方的军事力量占了上风，中国军队上前助一臂之力；而10月1日的战场局势是北朝鲜军队大部已经损失，中国军队赴朝作战就得担当主力，如果中国军队作战失败被赶了回来，就可能召致美军的报复性进攻，这是中国领导层大多数人对出兵谨慎保守的原因。

虽然不同意见很多，但开会只有一个目的：将出兵决策贯彻下去。最高领袖说：“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我们不能再议而不决。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最高领袖指示周恩来：“你明天想办法派一架专机，到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我们常委明天做些准备工作，4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的主张不出兵，有的主张暂不出兵，主要意见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彭德怀一句话也没说，据当时在场的秘书师哲回忆：“几乎所有的政治局成员都反对出兵”。10月5日上午，最高领袖派邓小平找彭德怀进行沟通，邓小平把上面内定彭德怀挂帅向彭作了透露，然后将彭德怀接到中南海面见最高领袖。彭德怀对最高领袖说：“苏联完全洗手，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只好让朝鲜亡国，是很痛心。”最高领袖问：“如果苏联援助得多一些、快一些，我们的装备改善得好一些，这场仗是不是能打？” 彭德怀反复考虑后说：“这不是没有可能的，问题在于这种援助能够达到什么程度，空军能掩护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可以同美国军队较量一下。”最高领袖说：“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彭德怀认同出兵并接受挂帅任务，出兵朝鲜在人事安排上已经妥当，下午的政治局会议就可以拍板决定了。

10月5日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召开，能来的政治局委员都来了。会上仍有人主张不出兵或晚出兵，林彪说：“我看还是以加强东北边防为好，免得引火烧身”。但周恩来和彭德怀都作了支持出兵的发言，气氛开始向出兵的方向转变。会议的结果是最高领袖“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的观点得到了贯彻，最终出兵决策得以通过，出兵朝鲜形成了国家决策。但仍有人从内心里是不赞成出兵的，散会后，林彪对最高领袖说：“主席呀，出兵弊多利少，事关重大。你要好好考虑呀，千万慎重。”周恩来、林彪被派到苏联要军援，在路上林彪给毛发了封很长的电报，再次劝毛回心转意，放弃出兵。彭德怀到沈阳召开13兵团会议，会后几个人找到彭德怀说：高岗也不愿出兵，你在西北为什么赞成出兵呢？出兵朝鲜20年后，中美开始直接外交接触，对此林彪说了句“大好局面被耽误了20年”。

虽然在后来的几天里，因苏联空军支援问题上的扯皮，苏中双方决定中国暂不出兵，北朝鲜军政人员准备疏散，但10月13日，中国决策层敲定无论苏联空军支援落实得如何，中国都要出兵。军队是国家的重器，动之须慎重，战争是关乎国家前途的大事，决策须谨慎，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作为反面教材可供中国人长期反思。

10月1日夜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最高领袖就定下了出兵的决心，促使他作出战争决策的因素有两个：

一是在1950年10月以前的一年多里，最高领袖始终对金日成以武力统一朝鲜的想法持支持态度，只是在时机上有不同看法而已。早在1949年的4月最高领袖就向北朝鲜特使表示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中共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1950年5月金日成到中国与最高领袖商谈时，最高领袖虽然明白金日成的计划与中国的统一进程相冲突，还是同意了金日成的进攻打算，而且有“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的重要承诺。在1950年10月1日，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在金日成发出求救信，斯大林希望中国出兵的情况下，最高领袖自然要履行“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的承诺。10月2日出兵决策尚未贯彻时，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暂不出兵”，斯大林回电：“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曾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毛泽东先前关于出兵的承诺已经成了斯大林敦促中国履行承诺的依据。

二是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金日成发动进攻，台湾成了冷战的棋子，被美国捏住了。最高领袖决定出兵不光是为了帮别人，也有为自己国家的打算。最高领袖一贯奉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一军事斗争哲学，你美国进入中国的台湾，我就去朝鲜打你，来而不往非礼也。这种斗争哲学富于豪情与气魄，但浪漫主义有余，现实主义不足。中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军队的装备落后，如要大打一场，经济上、军事上都不具备条件，必须依赖苏联的供给，而苏联实力比美国弱，胆子比美国小，私心比美国重，无论客观上还是主观上，这座靠山都不那么可靠。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思维也有所把握，他在回电中说：“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及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结果后来的事实与斯大林的话完全相反。斯大林勉励毛：“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斯大林甚至放言：“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事实是当时无论在欧洲方向还是在远东方向，苏联在战略和军事上都表现得小心翼翼，在二战中失血过多的苏联需要休养生息，根本没有实力和胆量与西方阵营来一场彻底的较量，如果它敢来一场大较量，将提前30年解体。

以往正统话语谈到“抗美援朝”必有一句“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这两个理由都站不住脚。

战火的确烧到了鸭绿江边，但是鸭绿江的那边，不是鸭绿江的这边。美国介入朝鲜战争时已结束战时体制五年，陆军只有约20个师，主要部署方向是欧洲，在这样的兵力和部署格局下，如果说美军准备入侵中国，纯属匪夷所思。美国当时既没有入侵中国的实际计划，也没有入侵中国的长远打算。意图进攻中国是重大的战略选择，如果属实会有很多迹象表现出来，而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一点痕迹也看不到。中国的决策层作出出兵决策后，下发了一个《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其中有“（3）从北朝鲜缴获文件及其他方面证明，美国确有侵占朝鲜后进一步侵占我国东北的阴谋计划。（4）美国此种计划与以前日本对华侵略历史如出一辙，日本是第一步侵略朝鲜、台湾，第二步侵略东北，第三步侵略全中国。由于这一切，为了我国的安全，不能对美军侵朝置之不理。”这些臆造和想象的“证据”今天看来纯属子虚乌有。《指示》中还有“使人人对援朝表示积极有信心不怕困难，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不共戴天，使亲美恐美情绪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在报纸上应多发表反对美国扩大战争侵略朝鲜、台湾，反对亲美恐美”，就此开始了对美国的妖魔化，也开始了对民意的训导。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不计其数的指示已如过眼烟云，但这个添加了民族主义佐料的《指示》却始终在部分人群中发挥着作用。

“抗美援朝”伟大论的拥趸者最喜欢说的一个理由是保住了北朝鲜，中国就有了一个军事缓冲区，并以成语唇亡齿寒佐证。其实这个军事缓冲区对中国意义不大，中国最能威慑入侵者的是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以及新政权的“人民战争”思想，二战时一百多万日军陷在中国战场动弹不得，这个前车之鉴其它军事大国怎能不忌惮？不要说1950年时美国的20个师，就说上世纪70年代苏军在西伯利亚部署的100万军队，又能把中国怎么样？

至于“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只能理解为侵占了传统意义上的，但当时处于分治状态的中国，而非分治中的一方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政府的管辖效力没有到达台湾。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是国民党政府（原中华民国遗留政权）邀请的，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仍属于国民党政府，从法理上讲，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不是武装侵占中国领土，而是干涉了中国内政。朝鲜战争和美国染指台湾是互为因果的，北朝鲜发动进攻标志着冷战升级为局部性热战，苏联拿朝鲜半岛作文章，美国自然就想到拿台湾岛作文章。从军事角度看，在东亚，东方阵营在陆地上占据优势，西方阵营则在海洋上占据优势，台湾岛恰恰就是一个便于美国发挥海洋战略优势的目标。美国如果想挽救国民党政权，三大战役时出兵更有利，中共部队到达长江北岸时出兵也还来得及，等到国民党政权流落到台湾岛上再救就晚了，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表面上是要挽救国民党政权，实质上则是美国因应冷战升级而采取的战略对应措施，从国家统一的层面看，最高领袖选择“一边倒”战略是很不理性的。意识形态只是政治的一部分，从长远的国家利益出发，在国际体系中为本国选择一个合理的位置，在历史的风浪中稳妥地掌舵，这是对政治家的合理苛求。这方面西班牙的佛郞哥做得比较好，从西班牙内战和意识形态角度看，二战爆发后西班牙很容易滑向轴心国，从二战初期的形势看，如果西班牙加入轴心国，可以彻底斩断英国与中东远东的战略联系，能为本国争得很大的政治利益。但佛郞哥看得长远，在德国取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军事胜利，大力拉拢西班牙入伙的情况下，拒绝了难以拒绝的诱惑，保持了中立。

美国对朝鲜战争的一系列反应展现了它的战略实力和军事能力，对于和美军作战，“这场仗是不是能打？”说明最高领袖在军事上是没有把握的，彭德怀的“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可以同美国军队较量一下。”说明他认为有可能打赢，而非肯定能赢。孙子兵法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中国的军政领导人庙算很不明朗，怎么能急着出兵呢？孙子兵法又云：“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中国的决策者是先打过去再说，走了后一条路。孙子兵法还云：“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中国参与朝鲜战争有好处吗？能达到战争目标吗？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吗？“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这一大多数人的意见是符合“非危不战”原则的，如果当时的决策层能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制定决策，中国与朝鲜战争无缘。

二、伐交

第二次战役结束后，战线又回到了三八线附近，一些国家开始斡旋和谈。1950年12月12日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开会，13个亚洲国家的代表团起草了《朝鲜和平方案》，主张：“立即停火；中美两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军撤离台湾海峡；南北朝鲜军队解除武装，由联合国成员国组成的少量部队和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留在朝鲜，完成选举后撤走。”该提案以51票对5票（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反对）通过。13国提案对中国是有利的，其中有“美军撤离台湾海峡”这一促使最高领袖作出战争决策的政治目标。而且必须注意的是，联合国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支持这一提案，这一提案代表了大多数国家期望和平的意愿。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1951年1月11日联合国“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在13国提案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１．立即实现停火；２．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安排恢复和平所应采取的进一步措施；３．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并采取措施以实现联合国关于在朝鲜建立统一政府的决议；４．在实现第三条步骤之前，制定出管理朝鲜和确保朝鲜和平与安全的临时性办法；５．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举行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1951年1月13日，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五步方案。

五步方案相比13国提案，增加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虽然不提美军撤离台湾海峡（给美国一个下台阶），但四大国讨论台湾问题这一条已经承认了中国大陆政府的主体身份，谈判的最后结果必然是美军撤离台湾海峡。13国提案对中国有利，五步方案对中国更有利，这是发动第3次战役的效果，是军事上的有利态势（虽然是表现上的）在政治天平的一侧添加砝码的效果。五步方案相比13国提案，对北朝鲜来说也更宜于接受，13国提案中的“选举”一项对北朝鲜不利，因为北朝鲜人口处于劣势，“南北朝鲜军队解除武装”这一条金日成也不能接受。五步方案在朝鲜半岛本身的问题上去除了具体措施，改之以“安排进一步措施”、“制定临时性办法”、“采取措施”等笼统的词句。

五步方案对中国的利益已经明确了，“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举行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实质上是承认了中国在远东问题上拥有四巨头之一的地位，有了如此高的政治地位，不仅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不在话下，也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打开了方便之门。五步方案对朝鲜半岛本身的问题则给予了时间和空间，对北南双方均无偏袒，这是对朝鲜半岛历史与现实的尊重，对北南朝鲜来说也是宜于接受的。

对于五步方案美国表态赞同，1月17日中国政府却致电联合国：“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大侵略，决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不能予以同意。”中国的决策层主张先谈判后停战，实质上是想继续打下去，要战争不要和平。第三次战役后战线已经接近37线，金日成在领土上已经占了不小的便宜，和平提案已经包括保障中国政治利益的最重要的两条──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此时是结束朝鲜战争的最佳时机，也是中国名利双收的最佳时机，为什么中国政府还要继续打下去呢？答案就在于前文论述的“不能不打”的这场仗究竟是“抗美援朝战争”，还是金日成发动的原装的朝鲜战争。

拒绝五步方案最终坐实了中国出兵朝鲜的战争目标，就是把斯大林和金日成的冒险空想达成实现，统一朝鲜半岛。这一战争目标从宏观上看不符合当时美强苏弱的战略态势，从微观上看东方阵营谋划已久的第一梯队的攻势仅几个月就被西方阵营的军事力量打垮，仓促间把第二梯队开上去替补，能保住北朝鲜政权的存活就不错了，怎么能奢望把西方阵营逐出朝鲜半岛呢？

代表了众多中小国家意见的五步方案对中国十分有利，赞同五步方案就是与众多中小国家结成统一战线，而中国的决策层却把统一战线拱手让给了美国。拒绝五步方案使中国在法理上处于被动地位，在世界上失掉了大多数国家的理解和同情，中国的政治地位急速下降了。这是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政治博弈的转折点，由主动转为被动，中国政府不积极对待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错误。探究一下当时最高领袖的思想状态，可看出三点：一是意识形态至上，国家利益居其次；二是在国际政治上只走大国路线，不走群众路线，只想着傍苏联，不愿搭理众多中小国家；三是军事上迟钝，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已经出现攻守之势开始易位的微妙变化，最高领袖却混然不觉。从战略、政治、意识形态三方面评判，五步方案在战略上、政治上对中国来说都是十分宝贵的，唯独不符合意识形态原则。为遵奉意识形态而弃战略上、政治上的重大利益而不顾，是舍熊掌而取鱼也。

拒绝五步方案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1月30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以44票对7票通过了美国所提的谴责中国为对朝鲜的侵略者的议案，这一方案的通过是东方阵营在联合国舞台上政治博弈的一次大失败，中国政府的国际声誉遭受了极大损失。5月18日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美国所提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禁运的提案，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对中国禁运武器、弹药、战争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以及对制造武器、弹药和战争用品有用的物资。

三八线的划定为美苏两国在远东和朝鲜半岛的冷战格局奠定了基础，三八线成为美苏两国在朝鲜半岛对垒的既定分界线，实质上就是美苏在东亚的战略平衡线。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错误就在于没有遵循节制原则，想再进一步，独占朝鲜半岛，在战略对抗中压苏联一头。如果它恢复三八线后止兵，在政治上、道义上收获已经很大了，军事上因为歼灭了北朝鲜军队的主力也很安全。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把苏联失掉的这条战略平衡线恢复过来，已属难得，而要逾越这条线就超出了自身力量所能达到的范畴。

从国家利益的层面看，1950年10月“抗美援朝”的战争目标定错了，它应该与1950年5月金与毛商定的战争目标不同。如果把挽救北朝鲜政权定为“抗美援朝”的战争目标，那么第二次战役后就可以停止大规模军事行动，及时转入政治博弈轨道，可能出现边谈边打的局面，但打的规模会小得多，在不把朝鲜战争的政治主动权和军事主动权让与美国的情况下，中国志愿军的伤亡会小得多，笔者估计志愿军至多再伤亡几万就能结束战争。如果中国以恢复三八线为出兵目标，能取得军事和政治的双重胜利，付出的伤亡不到最后实际数量的四分之一，物质上的消耗也不大，而且将在美苏对抗的战略格局中获得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军内就出现对第三次战役后没有停下来表示遗憾的声音，近年来民间也出现很多这样的声音。确实是一个遗憾，但这个遗憾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统一朝鲜半岛是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在战争爆发前的共识，当第三次战役结束，东方阵营的军队又一次越过了三八线，“统一”这一既定目标又一次在前面招手时，东方阵营的军队是停不下来的，如果停下来发动这场战争就没有意义了。这个遗憾只证明了一点——“抗美援朝”的实质就是朝鲜战争。

三、伐兵

第二次战役是在对志愿军非常有利的情况下进行的，联合军以22万余人（其中美军7个师）在不知道中国军队大规模进驻朝鲜的情况下贸然北进，中国军队以约41.5万兵力（30个步兵师）虚位以待。

在西线中国军队先以少部分兵力实施运动防御，至11月25日将“联合国军”引至预定战场，黄昏时志愿军发起战役反击。26日，38、42军占领德川、宁远地区，消灭南朝鲜军第7、第8师大部，打开了战役缺口。志司令38、42军分别向军隅里、三所里和顺川、肃川穿插，实行双层战役迂回切断美军退路。38军第113师于27日晚从德川出发，14小时军70多公里，于28日8时到达三所里，切断了美第9军由军隅里经三所里通往顺川的退路。113师在三所里打退美军骑1师10余次冲击，并抢占了龙源里。113师成功穿插到位，为西线达成战役合围创造了条件，志司令第113师坚守阵地，阻击南撤与北援之敌，令38军主力速向113师靠拢，令第42军速向顺川、肃川攻击前进，令正面四个军速向安州、军隅里方向进攻。29日、30日两天，第42军被新仓里的美骑1师第7团阻挡，延误了插向顺川、肃川的时间，志愿军未能实现战役合围，美第9军大部经安州、肃川退向平壤。由于轻装部队火力不足，113师无法有效控制龙源里附近的公路，美第9军辖下第2师两个团携200多辆坦克和汽车经公路成功南撤。

在东线联合军以5个师向北冒进，志愿军第9兵团集中两个军的兵力将美军陆战第1师大部及第7师31团级特遣队分别包围于下碣隅里、柳潭里和新兴里地区， 虽然达成战役合围，但志愿军火力薄弱，补给困难，加之气候严寒，部队因冻饿出现大量非战斗减员，除集中5个团将新兴里的31团特遣队重创（阵亡失踪被俘约1700人）外，未能歼灭陆战第1师主力，其在美第3师接应下有序撤走。

第二次战役的战果是收复平壤，基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场上的颓势。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在如此有利的战役态势下，没能成建制地大量消灭美军。11月28日夜，得知38军穿插到位后最高领袖回复志司，期待志愿军西线东线共歼灭7个美英师（英军实为旅），看来他是把38军穿插到位与淮海战役发起后中野攻克宿县联想到一块了。但战役结果是1个美军师也没歼灭，甚至1个整团的战果也没有（西线甚至没有歼灭一个整营）。

如果第二次战役的作战对象是内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肯定是场大歼灭战，打美军却打不成歼灭战，说明美军是与国民党军队截然不同的作战对象。

在中方的第二次战役记录中，毙伤俘敌3.6万余（其中美军2.4万余），美军的损失统计是值得推敲的，美军总共7个师，十几万人，如果第二次战役减员2.4万，减员比率约为17－18%的样子，属于中度减员，肯定会有部分建制部队几个月内无法再战，而事实是在一个多月后的第四次战役中，美军7个师一个不落地参加了进攻，而且表现得精神抖擞，向北推进了约百公里。

官方文字宣布志愿军伤亡3.1万，这个数字也值得推敲。1988年出版的《抗美援朝卫生工作总结》记录9兵团阵亡7304人，负伤1.4万多，冻伤3.07万多。《第一次较量》记载9兵团冻死4000多人（包括伤重不治），总减员5.6万，其中死亡1.1万。两个记录相互吻合了。第一次战役志愿军6个军伤亡1万，第二次战役西线作战规模比第一次大得多，西线志愿军伤亡不可能只有约1万（3.1万减2.13万），笔者估计西线伤亡应在2万左右。志愿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的减员总数约7.6万，约占投入兵力的18%，为中度减员，可见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的人员损失无论在数量还是比例上都远高于联合军。第9兵团的20军、27军因减员严重，无力参加第四次战役，只有26军勉强能参战。

军级建制在一次战役后失掉再战的能力，这一现象在后来的第四次战役同样出现。在第四次战役第二阶段长达62天的防御作战中，志愿军第38、50、42、66四个军在美军的优势火力下苦熬，伤亡程度可想而知，在第五次战役的作战序列中这四个军全部缺席。第四次战役的伤亡对比统计同样不实，在中国官方的记录中志愿军歼敌5.3万余，自身伤亡4.2万余，第二次战役联合军陷于被动志愿军的损失尚且高于联合军，第四次战役联合军处于主动，志愿军的损失怎么可能少于联合军？相对志愿军38、50、42、66军全部缺席第五次战役，美军的7个师又是一个不落地上了阵，这说明了什么？

可以说中方关于朝鲜战争每次战役的伤亡对比统计都是失实的，不实统计的累计结果就是战后中国官方宣布歼灭美军39万，而事实上美军战斗伤亡加被俘失踪总共14.14万（包括北朝鲜军队的杀伤），混编进美军的韩国兵在战争中的伤亡失踪被俘人数为3.2万（从军事角度界定应该算作美军伤亡），二者合计17.34万。因为无从得知北朝鲜军队杀伤美军的数字，即便把17.34万全部算作志愿军的战果，中国的官方记录也把它夸大为2.25倍。中国对志愿军战斗伤亡加被俘失踪的统计是36.6万（卫勤总结的战斗减员是52.29万），是广义上的美军实际伤亡的2.11倍，如此中方每次战役后的伤亡对比统计水分有多大就一目了然了。没有制空权的参战方不是只有前方才会有伤亡，是否在后方从事运输、施工的人员也有较大数量的伤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为什么在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无法大量歼灭美军，并且出现从未有过的伤亡呢？这就要深入探讨志愿军的短处和美军的长处。

在朝鲜战争的第一年，中国军队的弱点主要表现为三：打击能力弱、机动能力差、后勤补给不足。第二次战役志愿军不能大建制地吃掉美军，原因就在于已经拖住的不能尽快吃掉，相距不远的无法追上咬住，前两项弱点尽显。第三次战役时志愿军距后方基地已远，后勤补给薄弱的短处也显现出来，部队只能打7天，7天后则呈强弩之末。对手后勤补给上的弱点被李奇微查觉到，志愿军被动地投入到事实上由美军发动的第四次战役。第四次战役中的砥平里战斗中，志愿军打击能力不足更加凸显，8个团围攻美23加强团和法国营，付出不小的伤亡仍不能吃掉对手。第二次战役无论西线还是东线，志愿军在达成战役包围后无法大建制地消灭的美军，砥平里战斗表明即使在战术包围的条件下志愿军也不可能成建制地消灭美军，这个基本事实最高领袖和战区统帅在第五次战役后才认识到。

美军的长处则正好相反：打击能力强、机动能力强、后勤补给充足。第五次战役中美军反攻，志愿军有的军打阻击几天就撑不住撤下来，能撑下来的军战后要补两万新兵，伤亡之大令人咋舌；美军一旦形势不利，跑得很快，步行的志愿军追不上，一部美军如果被困，临近美军救援迅速；面对经常缺乏粮弹的志愿军，美军却可以使用5倍于作战规定的弹药量。

回顾国内战争，那种“小米加步枪胜过飞机加大炮”、“铁脚板赛过汽车轮子”之类的话非常不妥，这种唯心主义口号起了强化盲目自大心理的负面作用。事实上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的每次歼灭战中，中共军队的大炮数量都超过了国民党军，战场上胜利既是意志的胜利，也是物质的胜利，二者是相辅相成的。面对新的对手，老的经验不灵是很自然的，只有尽快认识新对手的特点，才能在新的战争中少损失，多受益。

第二次战役西线战事结束后，12月8日彭德怀致电最高领袖：“不能给以歼灭性打击，即使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这样做”、“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让敌占三八线，以便明年再战歼灭敌主力。” 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看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亟需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而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最高领袖采纳了彭的建议。但13国提案通过后，出于为统一朝鲜半岛作政治铺垫这一目的，12月22日中国政府声明反对13国提案。最高领袖改变了原定的志愿军休整两个月的计划，决定打一场废除三八线的政治仗，12月13日最高领袖给彭德怀发电：“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第二次战役是一场胜仗，但只是收复失地的胜仗，并没有消灭美军的有生力量。第一、二次战役后志愿军减员8万多人，约占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收复失地的同时后勤补给的距离也大大拉长，在这种情况下主动进攻很不明智。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但在战争中军事上的得失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天平，不顾军事上的可行性硬让它为政治服务必然会带来相反的效果。

12 月19日彭德怀根据实际情况再次致电最高领袖：“两次大胜后，速胜和盲目乐观情绪在各方面都有增长。”、“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纵深加强，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得你13日复电后，现已遵示越‘三八线’作战。如无意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的，但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21日最高领袖致电彭德怀：“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29日最高领袖发电催促彭德怀：“所谓三八线在人们脑子中存在的旧印象，经过这一仗，也就不存在了。”、“但如不打这一仗，从十二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如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明年1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 第二次战役中国志愿军已经有不小的损失，发起第三次战役的各种客观条件均比第二次战役差，怎么可能取得超过第二次战役的战果？最高领袖在电文中不切实际的乐观表明他对敌方长处缺乏认识，对志愿军的短处也没有足够的重视。

第二次战役基本上恢复了北朝鲜的领土，所谓“不能不打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目标已经达到，发动第三次战役脱离了“抗美援朝战争”，露出了“不应该打的朝鲜战争”的本质。12月31日，第三次战役开始，中朝联军跨过三八线南进，朝鲜战争的主升浪开始掀起来，这是东方阵营在战略上正式发起的第二次挑战。第三次战役历时8天，期间没有大的战斗，基本上是志愿军向前推进，美军主动后撤，中朝联军拿下了汉城，打到水原、骊州、原州一线，已经临近37度线，但没消灭多少敌人。第三次战役表面上是志愿军节节挺进，美军步步后退，实际的军事态势则是志愿军愈显疲弱，美军则收缩积蓄力量，攻守之势的转化到达了一个临界点。

第三次战役引来东方阵营的一片叫好，《人民日报》的社论激昂地高呼：“向大田前进，向大丘前进,向釜山前进，誓把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不应该打的朝鲜战争”的目标被宣传得尽人皆知。实际上第三次战役强化了最高领袖的盲目乐观心理，促使中国政府拒绝了宝贵的五步方案，结果在政治上打了个大败仗。第三次战役的目的是在政治上得势，结果却是在政治上失势，反映出当时最高领袖在战略上很不清醒，在政治上也很糊涂。孙子兵法云“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从单纯的军事角度看，第三次战役违反了这一古训。孙子兵法又云“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发动第三次战役在军事上是勉强的，如果最高领袖按“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行事，中国就能取得“不能不打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初定下出兵朝鲜的决策时，决策层在军事上是没有绝对把握的，既然没有绝对把握，就应该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谨慎行事，第一、二次战役是摸着石头过河，而第三次战役是没摸石头就一脚踩了下去，结果踩进了旋涡深水区。

近代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这样论述进攻与防御的关系：“战略优势在战略进攻中会逐渐消失”、“而任何进攻都不得不以防御告终；至于这时的防御是什么样的防御，这取决于具体情况；如果敌人的军队已经被消灭，情况可能很有利，如果敌人的军队没有被消灭，情况也可能很困难。”在勉强的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的战略优势明显被耗尽了，而联合军的主力未损，恰恰是具体情况的后一种。

1951年1月15日，联合军采用“磁性战术”对中朝军进行试探性进攻，摸清情况后，1月25日，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指挥联合军16个师、3个旅、1个空降团，共23万余人，由西至东逐步在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此时中国志愿军已经打了三个战役，历时两个月又20天，第一线部队十分疲劳，兵力不足，运输线延长，物资供应困难。13兵团的6个军累计伤亡估计为3.6万，战争结束后卫生勤务总结显示病员占伤员的比例为91.5%，按此比率推算6个军非战斗减员约有3.3万，总减员约7万。6个军入朝时员额为27.5万，此时能战兵力大致也就20万了，造成这种窘境的原因就是长津湖战役，这场战役是第9兵团的军事灾难，现在这个军事灾难的连带后果要由13兵团来承受了。

彭德怀想利用联合国的决议展开政治博弈，帮助缓解军事上的不利局面，1月27日彭致电最高领袖：“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和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如果按此建议行事，中国在政治上就占据了主动，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议案就不易通过，李奇微的进攻就会受到国际舆论的掣肘和约束，横城反击战后战事很可能会停顿下来，中国则避免了在军事上转入被动。

28日最高领袖复电：“我军必须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两万至三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为目标”、“我军没有补充，弹药也不足，确有很大困难。但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打下去，歼灭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绝对不能让敌人恢复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封锁汉江。美国要想在使汉城处于敌火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也是决不能允许的”、“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向北后撤15-30 公里及发布关于赞同暂停军事行动的公报，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敌人恰好希望当我军向北撤至一定距离，以便使他能封锁汉江时才停止军事行动。”最高领袖的复电清楚地表明他要把汉城有效控制在中朝联军手里，任何失掉中朝联军军事优势下的暂停军事行动或停战议和他都不想要。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在战役上出其不意、蓄势而发都没能歼灭美军部分主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第三次战役挟胜出击也没有歼灭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到了自身困难重重，对手摩拳擦掌的第四次战役怎么可能歼灭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孙子兵法云“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而最高领袖走的是最糟糕的不知敌之不可击而击之，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而击之，结果自然是此战必殆。在军事形势已经不利的情况下，在自身筹码有限的情况下，最高领袖居然幻想战场上会出现奇迹。1月31日彭德怀致电最高领袖：“第三次战役即带着若干勉强性（疲劳），此（四 ）次战役则带着更大的勉强性。如主力出击受阻，朝鲜战局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孙子兵法云“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如果从1950年12月到1951年1月，最高领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能听从彭德怀的建议，“抗美援朝”可能会有一个好得多的结局。

彭德怀巧妇勉为无米之炊，部署志愿军第38、50军在西线汉江以南阻击联合军向汉城方向的进攻，以付出一万多人的伤亡为代价，争取时间让第39、40、42、66军向横城附近集结，在东线形成局部优势，发起横城反击战，歼灭一个南朝鲜师大部，中朝联军在横城地区共歼敌1.2万余人。横城反击战结束后，美军占据的砥平里在东线突出且暴露出来，志愿军邓华集团以约1.3万兵力（平均每个团的人数降至不到入朝时的一半）围攻美法合计4000人（美军也处于不满员状态）据守的砥平里。这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经历的最惨烈战斗，两夜一昼的作战伤亡约2300人，伤亡比率达20%，单位时间的伤亡强度是上甘岭作战的数倍。另外原州附近一支配合砥平里作战的大建制部队（约2个师，估计是42军的部队）在白天冒险机动，被美军炮兵观察机发现，遭到美第2师炮兵火力的长时间轰击，伤亡估计至少有几千人（飞行员报告河水染红了）。李奇微十分看重砥平里防御战的成功，将其称作“朝鲜战争的葛底斯堡”，从此美军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树立起了自信。

中国的决策层却未能从砥平里作战中汲取教训，反而准备投入更大的赌注，3月1日最高领袖致电斯大林：“将现在朝鲜作战的9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一番志愿部队；将正从国内调去的6个军及现在朝鲜即将补充的3个军（有2个军现在元山、咸兴地区休整）共9个军27个师作为第二番志愿部队，约4月上旬可全部到达三八线地区，接替现在汉江前线的6个军的任务；将准备从国内调去的6个军及第一番志愿部队中的4个军共10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三番志愿部队，准备6月中调用。”、“今明两年准备再有伤亡30万人，再补充30万人，以利轮番作战。”轮番作战将动用三批共21个军，是出兵前计划的三线11个军的近两倍，从人力资源上看，21个军约占中国陆军的一半。从财力上看，1951年国家预算中军费开支的比例占到45.64%，总预算中的32％直接用于朝鲜战争，苏联的军事贷款尚未计算在内，中国为朝鲜战争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为了帮邻国实现统一，中国要付出半个卫国战争的代价，今天的国人看到这一点该作何感想？

3月7日，联合国在西线集中主力，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在新的兵团到达前，中朝联军以空间换时间边打边撤，3月15日联合军进占汉城，23日进占高阳、议政府、加平、春川一线，4月进至三八线以北的铁原、金化。在第四次战役的最后一周，因为13兵团的6个军损失很大，难以支撑战局，志司不得不提前动用63军、60军这两个原本计划在第五次战役中才使用的军用于防御作战。4月21日第四次战役结束，至此志愿军在第三次战役占领的土地几乎尽数吐还对方，重城地得失而没有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注定保不住到手的城地，第三次战役违背了内战时期重要的军事原则，第四次战役使美军看到了自己的优势，大大增强了与志愿军作战的信心。

《战争论》有“进攻的顶点”理论──“大多数战略进攻只能进行到它的力量还足以进行防御以等待媾和的那个时刻为止。超过这一时刻就会发生剧变，就会遭到还击，这种还击的力量通常比进攻者的进攻力量大得多。我们把这个时刻叫做进攻的顶点。”第三、四次战役成为诠释“进攻的顶点”理论的标准战例。第三、四次战役实际上是一次战役，原因有二：一是两次战役相隔时间很短，1月8日中朝联军停止进攻，1月15日联合军就开始小规模进攻；二是第三次战役时联合军主动后撤就是为了在有利时机发动反攻，第三次战役是因，第四次战役是果，从因果相关来看，第三加四次战役是一次历时3个月零20天的双方都有攻有防的拉锯式大战役。第三加四次战役从空间上看，起于三八线，止于三八线，似乎是个平手，而实质上中朝联军失败了，依据有两点：一是中朝联军在政治上对三八线的挑战失败了（对北朝鲜而言是第二次），二是朝鲜战争的军事主动权已经偏向了联合军一方。

在第三次战役和第四次战役中，志愿军伤亡约5万人，从入朝作战算起志愿军累计伤亡加非战斗减员估计约达18万人。付出如此大的代价，三八线并没有抹掉，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搞得灰头土脸，最高领袖在战略上是否清醒了呢？没有，3月1日最高领袖在致斯大林的电文中说：“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这个“解决朝鲜问题”就是体制内学者所谓的“不应该打的朝鲜战争”。最高领袖仍然坚持帮金统一朝鲜的战争目标，只不过把时间延长了，只有一次更大的葛底斯堡式的失败才能让最高领袖清醒过来。

四、攻城

早在1950年12月29日，最高领袖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就提到了第二年的春季攻势：“如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一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线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1951年1月14日最高领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预测：“还有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在2月份就要打一仗，打了再休整，再去完成最后一战的准备工作”。 1月28日最高领袖致电彭德怀：“战役之后，敌人可能和我方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有利。在占领大田、安东之后，我军再进行两三个月的准备，然后再发动第五次战役是有利的。”3月1日最高领袖在致斯大林的电文中说：“我们计划在我军第二番部队到达后，在4月15日至6月底两个半月内，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建制部队数万人，然后向南汉江以南推进，最为有利。”在这四封关于春季攻势的电报中前三个的心境和第四个是不同的，前三个电报表现出最高领袖的高度乐观，“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 完成最后一战的准备工作”、“在占领大田、安东之后，我军再进行两三个月的准备，然后再发动第五次战役”，而后来的事实是第三次战役没有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第四次战役不仅没有占领大田、安东，反而被对方压回了三八线，因此第四封电报对春季攻势的设想已经不是最后一战，而是扭转中朝联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被动态势。

在第四次战役中，志愿军第一番部队中的6个军以艰难的阻击战、反击战为第二番赴朝部队争取时间，到4月中旬第3兵团、第19兵团全部到达集结位置，这两个新兵团已经换装苏式装备，无后坐力炮、120毫米迫击炮、高射机枪等支援武器配备到了团一级。此时志愿军的兵力空前雄厚，总共14个军步兵军，另有地炮、高炮、坦克、铁道、后勤部队，总计95万人。投入第一线的兵力有步兵11个军33个师，加上地炮、高炮部队共约55万人，装备各种火炮6000余门，其中大中口径火炮1000余门。北朝鲜投入第一线有三个军团十几万人，中朝军前线兵力近70万，联合军在朝地面作战兵力总数为34万人，能投入第一线的还是第四次战役时的那二十几万人，中朝军和联合军的兵力对比约为3比1，在重点地段可以达到6比1以上的优势。4月17日志愿军政治部下达《第五次战役政治工作指示》明确指出：第五次战役的任务是大量的歼灭敌人几个整师，每个军歼敌一至两个团。战役目的是取得主动权，争取缩短朝鲜战争的时间。4月18日中朝联合司令部下达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部署，明确此役目的是“歼灭北汉江以西美军3个师（欠1个团），英、土3个旅，伪1、6两师”， 战役指导为“掌握集中优势兵力、火力，各个歼灭敌人及战役分割与战术分割相结合之原则，运用得力部队，渗透切断敌后路，以求干净、全部、各个包围歼灭敌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中对美军有“士气不高，实战经验不多，战斗力弱。”的介绍，在此种误导下新的参战部队普遍存在轻敌心理，入朝后第3兵团代司令曾说：“就美军那点兵力，还不够一场淮海战役打的。”战前他还向彭德怀表决心：“彭总，我们1个兵团消灭敌人1个师不成问题，我保证还要捉5000个美军俘虏兵。”

4月22日，朝鲜战争中规模最大的战役拉开了序幕，第五次战役的经过几乎是第三次战役加第四次战役的翻版，亦像是一场混乱的彩排。战役的第一阶段中朝军主动进攻，打了7天，西线由志愿军负责，东线由北朝鲜两个军团负责。在西线，左翼宋时轮集团５个军突破顺利，插入联合军纵深30余公里，对美第24师、南朝鲜第６师给予一定打击，但未能取得较大战果。中央方向的第３兵团突破后被美第３师、土耳其旅挡住，进展较慢，包围美３师35团后无法歼灭，该部美军在飞机、坦克和火炮的掩护下突围撤走。右翼第19兵团突破临津江后，因64军未能迅速突破南朝鲜第１师阵地，致使两个军的５个师的兵力大部拥挤在临津江南岸20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遭联合军炮兵、航空兵火力突击，损失很大。63军歼灭英军第29旅一个营，因全兵团没有实现战役迂回，歼灭英军第29旅的任务落空。第一阶段中朝军虽然打开了战役缺口，但由于联合军注重坚守要点，有序后撤，志愿军没能有效地穿插分割，战役发展形成平推，歼敌不多。由于在汉城以北大量歼敌的机会已失，携带的粮食弹药基本用光，中朝军遂停止进攻。

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后，整个战线从西南向东北呈斜线走势。美军集中在西线，东线由南朝鲜军的６个师防守。中朝联军决定第３、第９兵团隐蔽东移，实施第二阶段作战，先集中兵力歼灭南朝鲜军第３、５、７、９师，而后视情况再歼首都师和第11师。这与第四次战役中的横城反击战如出一辙，打不动美军时在南朝鲜军的防守地段寻求突破。中朝军13个军（志愿军9个，北朝鲜4个）发起的第二阶段进攻历时五天，将南朝鲜第3、9师大部歼灭，将第5、7师击溃。联合军的东线出现了缺口，美第３师和南朝鲜第８师以摩托化行军，十几个小时行进100多公里，迅速堵塞了缺口，建立了纵深防御，联合军又形成东西相连的完整防线。

第一、二阶段的作战历时一个月，中朝军相当疲劳，大部已接近断粮，遂向三八线附近北移以图休整。据中国官方的统计，第一、二阶段的作战歼敌4.6万，水分几何不得而知，反正未消灭营级建制美军。相对中朝军的疲弱之态，美军的战斗力和一个月以前没有多大差别，已经摸清志愿军作战规律的美军自然要抓住机会反攻。中朝军北撤的第二天，联合军实施全线反击，由摩托化步兵、炮兵、坦克组成的合成化团级特遣队为先锋，从多处楔入中朝军防线， 三天内向中朝军纵深推进了50～80公里。志愿军第27军、第12军两个师、第60军180师被阻隔在联合军后方，前两支部队成功脱险，180师被困，损失7000多人。

在历时约20天的第三阶段中， 中朝军被动地撤退防御，面对联合军的优势火力又大吃苦头。战役结束后，中方统计志愿军战斗减员8.5万人， 毙伤俘联合军8.2 万，北朝鲜损失不祥，即便是这种水分化统计，中朝军的损失也超过了联合军。第五次战役志愿军的减员比率为15%，联合军的减员比率肯定比志愿军小，其中美军的减员比率更是小得多，结合中朝军重创的大建制单位只有第南朝鲜3、9师，估计联合军减员在3万左右，不会超过4万。第三阶段毙伤俘联合军3.6万是根本不可能的，防御战中杀伤敌军的数字统计最不可靠。

第五次战役是一场败仗，一次生搬硬套内战经验的战役，一次不该发动的战役，其实质是错误的战役思想指导下的产物，战役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歼灭美军几个整师”，目标就定错的战役结果可想而知。表现上看第五次战役是中朝联军“进攻的顶点”，实际上第五次战役只是中朝联军努力的顶点，在战略上中朝联军“进攻的顶点”在第三次战役时就已经过去了，第五次战役是一次纯属多余的战役，是一次主观愿望支配下的盲目的赌博。

最高领袖决定发起战役时周恩来曾建议等一段时间再打，最高领袖未予采纳；洪学智曾三次向彭德怀建议把美军往北放一段距离再打，也未被采纳。如按周、洪的建议的时间和空间发起战役，战术角度上好一些，不会败得那么惨，但在战略上仍将是一个失误，因为当时对志愿军而言最好的选择恰恰是相持于三八线打阵地战，而不是再打什么运动战、进攻战。在国内战争中有一条作战原则是多打运动战，少打阵地战，那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中共军队的火力处于弱势，而机动性处于优势。而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打运动战却不灵了，原因就在于美军的机动性强于志愿军，在第二、第三次战役里中国军队抓不住美军主力，多次证明了这一点。运动战不好打，阵地战就成了好一些的选择。在火力、机动性、后勤供给作战三要素中，打运动战志愿军三个弱点全占了，而打阵地战机动力差的弱点就能隐匿掉，后勤供给差的弱点因为省掉了无谓的进退消耗，也有所隐匿。人是有能动性的，能够想出办法在敌方优势火力下减少伤亡，反斜面战术和坑道战术就是有效的发明，坑道战术使志愿军在以后的上甘岭作战中挡住了联合军最后一次较大的进攻作战。如果第四次战役后，以增加的兵力打阵地战，损失会小些，消耗美军的兵力会多些，还能在三八线附近多保有一些土地。

３兵团180师的折损是发动第五次战役的第一恶果，这是中共军队战史上少有的师级建制损失。按原计划180师应于5月23日北撤，日落后准备行动时，60军收到3兵团部一封催命电“各部暂不撤收，并于前沿构筑坚固工事阻击敌人”，据此命令180师继续在原地布防，掩护兵团主力撤退。就在23日白天，180师右翼63军部队未通知180师就撤出阵地，此处为3兵团和19兵团的结合部，两个兵团之间暴露出一个缺口。24日联合军从缺口处插入，渡过北汉江向北突进，防守城皇堂渡口的180师营级分队伤亡殆尽。整个北汉江南岸只有180师一个师级部队，并且三面受敌，处境险恶，24日下午60军电令180师撤过北汉江，渡江时600多人被激流冲走。“各部暂不撤收”电白白耽误了180师一天时间，180师滞留于北汉江南岸对战局未起任何作用，自身反而陷于不利境地。25日后撤过程中180师陆续有官兵被俘，联合军了解到有一支较大建制的志愿军部队被隔断在美军身后。下午180师接到军部转发兵团的第二道命令：师部带两个团占领驾德山，另一个团占领马坪里北侧山地。26日拂晓，180师部率两个团到达驾德山，发现联合军已经在他们的北面──马坪里，另一个团则走错了方向。180师的处境由原来的被隔断恶化为被包围，减员很大，剩下约3000人，180师的命运已定。下午军部指示其向鹰峰突围，部队分成两路行进，美军以炮火封锁道路，部队建制被打乱，美军飞机在上空盘旋播音，点明180师的番号劝降。27日拂晓，180师余部1500来人到达鹰峰，遇到的仍是美军，军部命令向史仓里突围。28日，接应部队没能赶到史仓里，180师余部只余400多人，无力突破128.6高地，遂分散突围。

第五次战役是“轮番作战”的高潮，参战的3个兵团中有两个是首次作战，由于参战兵力庞大，基本战役单位由前四次战役的军升级到了兵团，在高级指挥上多出一个层级，这是第五次战役在指挥体系上的一大弊病（第二次战役也有兵团，志司即13兵团部，负责主战场西线，东线是个独立的分战场，由第9兵团负责）。这个弊病在优势兵力的掩盖下，在错误战役思想的笼罩下被忽视了，此弊病与前四次战役中本已存在的通讯联络迟缓（前沿出现的重要迹象反馈到指挥高层要2天时间）这个志愿军的第四个弱点叠加共振，酿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志司不再直接指挥军，战役第三阶段志司下达命令后由兵团自己组织撤退，大多数部队只是照转命令，没有具体的部署，没有具体的指导，形成志司－兵团－军3个高级指挥层级都不能负起责任的局面，导致各部配合出现问题。3兵团部未经志司批准，令15军提前于22日黄昏开始转移，3兵团部在转移中遭遇突袭，一度与所属各军失掉联系。29日晚上志司才得知180师失联，30日1时志司向60军、15军发出救援180师的电报，而此时距180师指挥完结已经过去一天半了。

损失180师的直接指挥责任在３兵团指挥部，兵团代司令不了解现代化战争，拿内战时的旧经验来指挥作战，对美军惯用的快速反击战术没有心理准备。“各部暂不撤收，并于前沿构筑坚固工事阻击敌人”是一封糊涂电，到驾德山阻击敌军的命令和“各部暂不撤收”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设定错了阻击敌军进攻的地点，3兵团指挥部两次为180师设定阻击地点，而事实上联合军两次都跑到了设定点以北。60军指挥部同样对美军的快速反击战术缺乏心理准备，23日下命令时期望180师能阻击敌军3至5天，事实上一天都很勉强；25日60军部在半小时内接连收到３兵团部关于180师行动的两道命令，第一道命令好一些，60军部未能加以权衡，两道命令原样转发180师，说明60军部在战场研判上和３兵团部同样不清醒。

对180师的损失开始上面还说“是上上下下的许多错觉，和各种因素凑合在一块所造成”，如果一层一层地追究，顺着“最后一战”、“春季攻势”的藤摸瓜，就追到了最高领袖头上。后来从兵团一级开始层层推诿，把责任全推到师级以下基层，罪之以“右倾动摇”，以逃避整个战役失败的责任。直到今天抗美援朝“正史”还说第五次战役是胜仗，只是不圆满而已，撒谎也是一项政治任务。第五次战役的失败对志愿军的士气影响很大，6月1日 彭德怀向最高领袖报告：“三兵团损失很大，四处溃逃，企图回国现象严重，现正派人分途拦挡归队”。部队后撤中有2万人失踪，3兵团因一时混乱失踪最多，达1.6万人，边境的丹东市内甚至出现了三五成群流浪的志愿军离队士兵。

第二个后果是志愿军被俘1.7万人，占战争期间被俘人数的80%,让美军拣了个大便宜，为美方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压中方一头提供了机会，说难听点第五次战役就是给美军送俘虏的战役。180师有5000余人被俘，照应了3兵团代司令战前说的“捉5000个美军俘虏兵”。

第三个后果是战线被美军北推，战役停止线在战役发起线北面10几公里处，既损失了部队，又丢了土地。

第五次战役上上下下都有责任，责任最大的还是最高领袖，“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如此结局的首要责任不得不由最高统帅来负。180师的折损惊动了统帅，在调查失败原因时统帅关注的竟然是3兵团代司令是否右倾，而第五次战役失败的本质恰恰是左倾军事冒险。第五次战役进行到第三阶段时,斯大林就最高领袖设想的“零敲牛皮糖”战术坦率地来电：“拿蒋介石军队作类比，这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第一，你们现在所对付的是不同的军队；第二，还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英美军会像蒋介石那样愚蠢，使你们能够按照你们的选择每次歼灭敌一个整营地歼灭其军队。”

“轮番作战”在战后关于抗美援朝的各种文字中常被津津乐道地提及，字面里洋溢出一种人力资源自豪感。轮番作战是对伤亡过大的因应，原有部队因伤亡无法继续作战，下一场更大规模的战役需要投入比原先更多的兵力，于是不得不持续派兵。国内战争时期不可能轮番作战，条件不允许，也没打过消耗那么大的仗，轮番作战的实质是国家以全面战争的投入来参与一场局部战争。轮番作战的最大弊端是新部队不熟悉敌军的特点，不熟悉现代化战争的特点，在作战中导致无谓的损失，在第五次战役中第3、19兵团的损失明显大于第9兵团。第五次战役后彭德怀在致各军的电报中说“有些部队不讲战术，队形密集，伤亡特别惊人”，“各级指挥员不善于组织指挥，这是血的教训”。

美军从第四次战役中获得了有益的作战经验，既看到了自己的长处，也了解了对方的短处，所以美军在第五次战役中知彼知己，先以稳健的防守及适当的后撤消耗中朝军的粮弹，再以快速有力的反攻杀伤中朝军。利用空间的伸缩削弱对方的有生力量，这是中国军队在内战和抗日战争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自己忘记了，却让美军用上了。最高统帅和战区统帅未从第三、四次战役中汲取教训，没有充分认识美军的长处，也没有认真审视己方军队的短处，在相当程度上既不知彼，也不知己，失败是必然的。孙子兵法云：“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两位统帅发动第五次战役，既没有先创造出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也没有等待敌人可被已方战胜的条件出现，就一厢情愿地期望“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建制部队数万人”，注定是军事上的一场幻想。孙子兵法又云：“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第五次战役的失败生动地诠释了这一古训。《孙子兵法》之所以名列人类古代第一兵法，就在于它揭示了战争中强与弱、胜与负、主动与被动的辩证关系，《孙子兵法》的智慧核心在于其哲学性、思辩性。在朝鲜战争最大的一次战役中，诞生了《孙子兵法》的国度的军队败于外国军队，是很不应该的。

第五次战役是朝鲜战争中继仁川战役后的第二个重大转折点，从此攻守之势完全易位，中朝联军彻底失掉了军事上的主动权。在第五次战役中，中国对人力和物力的使用达到了极限，战役的失败使中国的决策层放弃了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目标，改之以维持三八线，并且开始与对手谈判，但和谈的内容已经不涉及中国的政治利益了。第二次战役后的外交斡旋中，“美国武装力量自台湾及台湾海峡撤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确定必须得到保证”是中方理直气壮的两条，而第五次战役后开始的谈判中，这两条不见了踪影。 1951年下半年的战况基本上是南攻北守，志愿军拼死作战的目标就是保住最高领袖曾经不屑一顾的三八线。

五、战争的情绪

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争执最大的是两个问题，一是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问题；二是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中朝方持上述主张，联合军一方则主张中朝军后撤38～68公里，停战谈判不涉及撤退外国军队问题。谈判桌上谈不拢，于是演变成大炮和机关枪的辩论，联合军发动了“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和“空中绞杀战”。“秋季攻势”以志愿军阵地为目标，历时24天，中方统计歼敌7.9万人，中朝军伤亡9.1万人，以单位时间的伤亡统计中朝军的损失强度超过了第五次战役。历时一个多月的“夏季攻势”以北朝鲜军阵地为目标，打完后中朝军宣布歼灭联合军7.8万余，未公布已方损失，夏季洪水成灾，中朝军供应困难，伤亡情况可以想见。

中朝军以在“夏季攻势”、“秋季攻势”、“空中绞杀战”中的大量伤亡换取了联合军放弃1.2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要求。联合军的两次地面攻势只占领了6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与推进到朝鲜半岛蜂腰部（平壤、元山一线）的期望相差甚远，这是其兵力有限所致，美国不可能为一场局部性热战调拨其它战略方向上的兵力。交战双方逐渐认同以实际控制线作为停战的分界线，但总体上看联合军在战略上是有优势的，因此联合军寻找其它议题刁难中朝军，后来战俘遣返议题成为焦点。中朝方主张全部遣返，联合方主张自愿遣返。为战俘遣返问题双方打起了政治仗、道义仗、意识形态仗。

1952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必须遣返全部战俘》，声言：我方被俘人员必须全部遣返，如达不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斗争决不休止。5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反对美国扣留战俘》：“美国……扣留战俘，是完全违反世界人类正义，破坏国际基本公约的非人道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谈判桌上的分歧照例演变成大炮和机关枪的辩论，为了迫使联合军接受全部遣返原则，1952年4、5月，志愿军各部开展了以“挤占”为目的的小规模战术反击，中朝军宣布进行了大小战斗1800余次，歼敌11.79万余人，未宣布已方伤亡情况。“挤占”没有挤掉自愿遣返原则，没有达到政治目的。

1952年7月13日，联合军代表提出8.3万人的遣返数字，其中遣返朝鲜人民军7.68万人，占应被遣返人数的近80%，中国人民志愿军6400人，占其应被遣返人数的32%。愚蠢的第五次战役导致志愿军战俘的数量大大超过美军战俘，为美国搞政治操作提供了机会。两年前意气风发地越过三八线的金日成对这场战争已经绝望了，他在发给斯大林的电文中说：“在过去一年的谈判时间里，我们实际上减少了战斗行动并转入了消极防御。这种状况造成了敌方在不停地使我方遭到人力和物质财富上的巨大损失，而他们自身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敌方利用这种形势提出了谈判中我方无法接受的要求。”自愿遣返对朝方来说是件无所谓的事，金日成急切地想按美军的条件停战。和金日成相比，中国的最高领袖更看重政治上的尊严，7月1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朝中人民的战斗团结。”、“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绝对不能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继续拖延，我们即扩大宣传，揭破敌人企图破坏停战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动员世界人民舆论，并配合我们在朝鲜前线的坚持，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如敌人竟敢于破裂谈判，扩大战争，我们亦有所准备。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为了战俘遣返这个政治议题，志愿军官兵将继续付出血的代价。

1952年10月，美军发动“摊牌行动”，即上甘岭作战。作战历时43天，在前7天中15军45师伤亡3200多人，15军军长说“45师打得差不多了”，令29师加入战斗，还陆续从军直属部分队和机关抽调1200多人参战。打了18天后，15军无兵可抽调了，3兵团安排的预备队12军参战。在上甘岭作战中，志愿军伤亡1.5万多人，其中阵亡7100多人，亡伤比例为接近1比1，而非正常的1比3，联合军伤亡9000多人，其中阵亡2400多人，志愿军以人命和联合军的钢铁作了交换。志愿军在上甘岭挡住了联合军的进攻，表明中国凭借人力资源的优势可以和联合军继续抗衡，宣传者感到非常振奋，把上甘岭战役升华成一次政治上的胜利，一种精神上的胜利，15军从此声誉雀起，盖过了38军。

10月24日最高领袖在贺电《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重大胜利》中说：“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保卫和平，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奋斗到底!》。1952年11月28日 周恩来发表声明重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仍必须依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国际处理战俘的惯例来解决。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 1952年12月5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指责联合国“通过了一个支持美国政府违反国际公约、强迫扣留战俘的立场以利其继续和扩大朝鲜现行战争的决议案（印度方案），这一行动显然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表示反对。”周恩来与北朝鲜外相分别于1953年1月14日和1月17日发出通告，拒绝接受印度方案。1953年2月7日，最高领袖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上声明：“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上甘岭作战为中方赢得了军事上的尊严，却没能转化为战俘遣返问题的胜利。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继任者很快改变了对战俘遣返问题的态度，3月21日苏联领导人给毛泽东和金日成去信：“苏联政府由此得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谈判中应建议所有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立即被遣返，其余的战俘则交给中立国，从而保证公正地解决遣返战俘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即复电表示同意苏方的提议，只补充一条“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在朝鲜战争的所有重要节点上，中国都是唯苏联马首是瞻，最后这一次也不例外。3月30日周恩来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声明》，表示：“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中方的声明放弃了2个多月前曾经坚持的立场。

战俘自愿遣返对中国而言是很没面子的，除去提前交换的病伤战俘，战后有1.4万多志愿军战俘去了台湾，回国的只有不到六千人，而同期没有回北朝鲜的人民军战俘只有不到一成。自1952年1月至1953年4月，交战双方围绕战俘遣返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激烈残酷的战役战斗，志愿军付出了很大的伤亡代价，这都是无谓的牺牲。彭德怀后来回忆中方接受自愿遣返原则时曾有过遗憾而痛苦的记述，最高领袖后来也说：朝鲜停战协定就是妥协。

有种说法是金城战役打好了，为抗美援朝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战役本身好不好的另说，先说金城战役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迫使李承晚政府签字。为了让对方在一个既对中国无任何实际利益，还让中国政治上没面子的停战协定上签字，中国居然得付出代价努力争取，这是何苦呢。金城战役中国为北朝鲜争取到167（一说140）平方公里土地，可它在38线上亏损的土地有2900多平方公里，挽回一点有多大意义呢？关于此战役中志愿军的伤亡，以前有3.3万的数据，现在多数文章不提了，有人根据相关军史和卫勤资料得出67、68、60、24军四个军伤亡5.7万的统计（缺54军数据）。

第一年的朝鲜战争是东西方阵营为争夺势力范围而打的战争，双方打了个平手；后两年的朝鲜战争是为政治而打的战争，东方阵营实际上落败了，因为中朝方最初坚持的“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和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后来都放弃了，对中途冒出来的战俘遣返问题也放弃了，最后的停战协定基本上代表了美国的态度，谈判桌上的落败是苏联的总体实力弱于美国的表现。有识之士这样评价朝鲜战争的胜负──“朝鲜战争的胜负不是在战场上决定的，也不是由停战协议确定的，而是由冷战的最后结局决定的。”

六、战略与政治

有的“抗美援朝伟大”论者从国家发展角度论证“抗美援朝”的正确性，说只有打了朝鲜战争，才能从苏联得到156个工业项目，才能较快地走上工业化道路。这是一个认识误区，战略不等于战争，中国得到156个工业项目，是战略上一边倒的收获，并不是只有参战才能得到。如果中国接纳金日成的流亡政府，苏联在退后一步的情况下能不倚重中国？156个工业项目能少一个？一批批的军事装备苏联会不舍得？

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展现出来的能力反而让苏联有所顾忌，在海军装备的出售上颇显吝啬。50年代中期肖劲光去苏联商议海军军购，给周恩来发电“他们给我们的是破烂”，周恩来复电“破烂也要”。中国花重金从苏联购进4艘旧款驱逐舰，而仅仅几年后，苏联的同型舰就退役作为靶舰使用。沙皇俄国是唯一被黄种人国家（日本）在一场战争中击败过的西方列强，所以“黄祸论”在俄国以至后来的苏联心理层面较其他西方国家都更有影响，90年代后期中国从俄罗斯引进苏30战机，俄罗斯规定了一条——不得部署在黄河以北。民族个性的改变是需要长时间的，近来俄罗斯在对克里米亚问题的处理，以及对乌克兰主权的干涉上表现出的对领土不合时宜的欲望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

中国政府常说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友好相处的典范，是这样，不过中国大巴基斯坦小，有没有不同社会制度的两个大国间友好相处的典范呢？有，就是苏联与印度。朝鲜战争结束的当年，苏联就开始对印度经济援助，1953年12月印度与苏联签定了《印苏贸易协定》。1955年，印苏两国领导人的互访，签署了《印苏钢铁协定》、《印苏航空商务合作协定》、《印苏关于购买钻探机的协定》。依协定苏联帮助印度建设比莱炼钢厂，为此苏联还以优惠条件向印度提供长期贷款。1956年印苏签署《印苏航运协定》、《印苏关于在苏联训练印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协定》。1951至1959年，印度与苏联的贸易增长了15倍。印度没有为苏联出一兵一卒，同样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援助。

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加大了印度的经济援助力度，帮印度建设了一批国营工厂。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后，苏联对印度的军事援助大幅增加，1964年印度与苏联正式签署双边武器协定。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后，苏联继续扩大对印度的军事援助，除了向印度提供大批军用飞机，还帮助印度建设三个米格飞机工厂。从50年代到70年代以前，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集中在电力、石油和钢铁等重工业；从20世纪70年代到到苏联解体前为止，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转向能源和电子部门。

印度从苏联以至后来的俄罗斯长期受益，这一点值得中国反思，一个国家的战略应该保持长期性、稳定性。既然中国选择与苏联结盟，就应该长期保持这种关系，50年代末苏联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中国以原教旨意识形态反对，把中苏关系搞僵了。当时中国在工业、科技方面只打了一个最起码的底子，失掉了苏联的帮助，对进一步的发展影响很大。以国防工业为例，要研制歼8Ⅱ，得参考从埃及弄来的米格23，研制69式坦克，得参考从珍宝岛冲突中获得的T62；参照50年代苏联科特林级驱逐舰研制051驱逐舰，技术水平大体相当，服役时间却延误到了70年代；到了80年代，中国空军的主力机型还是50年代米格19的仿制品，空军装备的整体技术水平比伊拉克空军还落后一代。

美苏在冷战期间一共进行了5轮较量，第一回合是朝鲜战争，第二回合是古巴导弹危机，第三回合是越南战争，第四回合是中东代理人战争，第五回合是阿富汗战争。5轮较量苏联一平一胜三负，苏联能取得一平一胜是因为中国的协助，如果没有中国帮忙，朝鲜战争马上就输，越南战争大概率是平。由此可见，中国在美苏冷战格局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偏向其中任何一方都会导致战略天平的晃动，如果中国在冷战期间走中立外交路线，在美苏之间不偏不倚，或依据自身的利益稍作偏倚、随时调整，那么40余年的冷战对中国来说就是一段难得的发展机遇。

朝鲜战争之于中国，从精神层面剖析里面藏着两个东西：一是原教旨意识形态，一是小农式民族主义。这个原教旨意识形态，从战略上看对中国损害很大，首先是恶化了和美国的关系，恶化得太过，如果第二次战役后停止大打，中美关系不会恶化得那么厉害。《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大力妖魔化美国，美国则认为“共产党中国对东南亚的觊觎一直存在”，1951年美菲签署《美菲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9月美国召集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外长会议，8国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该条约把中国南海纳入美国的冷战防御圈，而此前南海位于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之外。在其后的20多年里，该条约鼓励了菲律宾和南越等国损害中国的南海主权。

朝鲜战争造成了东亚的小冷战格局，停战后美军长期驻扎在韩国，1953年10月，美国、韩国签署《韩国和美国共同防御条约》。1961年中国和朝鲜签署《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该条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第七条规定：“本条约在未经双方就修改或者终止问题达成协议以前，将一直有效。”三八线上北南双方重兵对峙，中国长期在经济、军事装备上援助朝鲜，朝鲜成了中国的包袱，一直背到今天，现在包袱里还装着原子弹。

日本是朝鲜战争的受益者，1947年颁布的《日本国宪法》规定日本不保有军队，朝鲜战争扩大化后，美国开始逐渐武装日本，1951年9月美日缔结《日美安全保障条约》，1952年日本内阁设置保安厅，改警察预备队为保安队，增设海上警备队。朝鲜战争结束后，为适应美国的远东战略，1954年3月美日签定《美日共同防御协定》，6月日本把保安队改组为陆上自卫队，海上警备队改组为海上自卫队，新建航空自卫队。日本的国家武装力量初步成型，宪法中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失效了一半，日本在军事体制上具备了实施战争的能力。

1951年，美、英等国日本政府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和约第三条规定：日本同意美国将北纬29度以南之西南群岛包括琉球群岛及大东群岛、孀妇岩以南之南方诸岛，包括小笠原群岛、西之岛及硫磺列岛，及冲之鸟岛、南鸟岛，置于美国托管制度之下。美国所托管的琉球并不包括钓鱼岛。1953年12月美国陆军少将奥格登代表美国琉球民政府发布“第27号令”，即关于“琉球列岛地理界线”的布告，称根据1951年签署的对日和约有必要重新指定琉球列岛的地理界线，其中第一条规定：将当时美国琉球民政府管辖的区域指定为，“包括（北纬28度、东经124度40分，北纬24度、东经122度，北纬24度、东经133度，北纬27度、东经131度50分，北纬27度、东经128度18分，北纬28度、东经128度18分各点连线的区域内各岛、小岛、环形礁、岩礁及领海”。中国钓鱼岛的地理位置在北纬25度至北纬26度，东经121度30分至东经126度四线之间，恰位于该范围内。钓鱼岛问题就这么冒出来了，归根结底这个问题的出现是日本战略地位提高的结果，再追溯源头就是朝鲜战争。

1950年6月前，美国在台北仅派驻一名领事级代表，1950年7月27日杜鲁门批准的“美国在台湾的紧急行动方针”中规定：“第一、继续执行目前阻止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的政策；第二，给予国民党武装一定数量的无偿军事援助；”1951年将驻台北“总领事馆”升格为“大使馆”，5月美国军事援华顾问团抵达台北，10月美国国会通过《共同安全法案》，决定向台湾政府提供大量援助，仅军事援助1951年和1952年的总额就约2.6亿美元，1953年计划援助近2.18亿美元，三年的援助金额超过国共内战时期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当时台湾人口不足800万，人均金额是内战时期的60倍以上。经济方面，美国向台湾提供大量物资，如小麦、棉花、黄豆、油脂，还帮助台湾大力发展工业、电力、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1954年美台签定《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经济、军事上受到扶持的台湾发挥出牵制大陆军事力量的作用，两岸不断发生空战、海战、岛屿炮战，直到60年代中期才逐渐平息，两岸的紧张与对抗使中国的国防战略产生了严重的扭曲。

朝鲜战争使中国从东亚到东南亚都处于被围堵的态势，客观事实完全走向了“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这一主观意愿的反面。原教旨意识形态使中国先是得罪了美国，继而失掉了苏联，然后再缓和与美国的关系，来回摇摆，亲疏不定，这不是理性的长期国家战略，是一种战略病态。朝鲜战争大大延误了中国的统一进程，使两岸问题长期拖下去，分治的时间久了，民族感情就疏远了，后人解决起来就难了。朝鲜战争衍生出钓鱼岛问题，恶化了南海问题，各种连锁反应全是负面的。就自身的战略环境来看，对中国来说，朝鲜战争是根据一个错误的目标，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一个错误的对手进行的一场不加节制的错误的战争。

意识形态是政治的一部分，战略与政治的关系高于战略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如何处理战略、政治、意识形态三者的关系，在政治博弈中合理地把握运用是一门高难度艺术。如果为追求意识形态正确导致损害了战略和政治选一个反面案例，最高领袖的朝鲜战争可视为经典。二战结束后，大多数国家期望和平，期望休养生息，1950年12月，13国提案以51票对5票（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通过，反对该提案的只有苏联和几个东欧卫星国。大多数国家反对朝鲜战争扩大化，希望尽早结束战争，如此明显的国际态度，如何对待13国提案的改进版五步方案就要头脑冷静、慎之又慎了。最高领袖却认为“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拒绝了五步方案。中国拒绝五步方案，站在了大多数国家的对立面，陷入了失道寡助的不利境地，结果“对朝鲜的侵略者”这顶高帽子落到了中国头上。这种政治上的被动证明“一边倒”外交战略是错误的，错误的战略抉择导致错误的战争决策，错误的战争决策导致错误的战役思想，具体的战场上的种种错误就应运而生了。朝鲜战争时的最高领袖不是一个政治家，而是一个意识形态家，这位意识形态家依赖军事手段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而他对现代军事又是外行，这就导致了中国在朝鲜战争上的遗憾。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看，朝鲜战争作为一场意识形态战争也有非常沉重的影响。首先是促使最高领袖放弃“新民主主义”理念，更快地、更彻底地向列宁式“无产阶级专政”方向走。朝鲜战争结束后短短5年内，农业合作化、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接踵而来，直至1959－1961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原教旨意识形态与小农式民族主义还能发生化合反应，产生另一种东西——极端的个人专权。对“抗美援朝”的顶礼膜拜加剧了个人专权，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在朝鲜战争中对最高领袖几乎是绝对服从的彭德怀被最高领袖批判为“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指鹿为马。个人专权在最高领袖生命的最后十年达到了顶峰，酿造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场和平时期的动乱——文革。

停战后最高领袖在内部说过一句话：朝鲜战争和美国打了个平手。这是从军事角度说的。1956年最高领袖会见访华的米高扬时坦言：朝鲜战争是个错误。这是从战略层面说的。反思过去不是为了不翻篇，而是为了向前看。当前中国的东、南、西三个战略方向上均呈现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在未来20年能否解决（或初步解决）这三个方向上的主权与领土问题决定了21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战略生态。只有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合理的国家战略，把握好内外政治的大方向，才能正确地伐谋、伐交、伐兵。当然中国追求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应该最大限度地避免用兵。

注：有两处数据文字引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和《冷战时期印度与苏联的关系及其影响》。

后记：2010年6月写作第6稿时就感觉到10个小标题的内容有交叉，全文的结构不够合理协调，由于想维持《十点反思》的题目不变，未作改动。5年后再看第6稿，感觉行文有些繁琐，有些话可有可无。再加对上甘岭作战的定位有了新的认识，知远防务论坛的网友对龙源里战斗提出了指正，几个原因加起来，使笔者有了作一次修订的想法。此次修订改6个标题，简化文章结构，并加强内在的逻辑和论证。（发布于 2019-06-14）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看到——斯大林发动朝鲜战争的主要目的是阻止中国共产党攻占台湾。否则世界上哪有这么巧合的事情——毛泽东五月份刚刚拿下海南岛，六月份朝鲜战争就爆发了！本来，六月份应该爆发的是台海战争。但是，斯大林害怕中国统一后会收回蒙古，所以故意搅局，而毛泽东上当。斯大林是通过广布中共党内的情报网，深知毛泽东喜欢逞能，于是先和金日成勾兑好了，发动朝鲜战争，然后故意不出面，而让小金出面，使毛泽东不好拒绝。朝鲜战争一爆发，中美成为死敌，苏联的压力就减轻了！所以，苏联故意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出兵决议，让共产党中国成了人类公敌整整二十多年。期间苏联坐收渔翁之利。简直美不胜收。——这就是谢选骏对于“对朝鲜战争的反思”之再反思。

【90、竹书纪年古本堪稱中國最古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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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

【原文】

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山海经·海内经》注。）

帝王之崩曰陟。（《韩昌黎集·黄陵庙碑》）

国维案：此昌黎隐括本书之语，非原文如是。

黄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彻者，削木为黄帝之像，帅诸侯朝奉之。（《太平御览》七十九引《抱朴子》曰：“汲郡中竹书”云云。今《抱朴子》无此文。）

黄帝死七年，其臣左彻乃立颛顼。（《路史·后纪》六。）

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山海经·大荒西经》注。）

帝尧元年丙子。（《隋书·律历志》引，丙作景，避唐讳。《路史·后记》十引，无帝字。）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史记正义》引《竹书纪年》）

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山海经·海内南经》注。《史记·高祖本纪》正义引“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五帝本纪》正义引“后稷放帝子丹朱”。）

命咎陶作刑。（《北堂书钞》十七。）

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通鉴外纪》一注引《隋巢子》、《汲冢纪年》。《路史·后纪》十二注云《纪年》、《墨子》言“龙生广，夏冰，雨血，地坼及泉，日夜出，昼不见”，与《外纪》所引小异。）

【译文】

黄帝的儿子昌意以诸侯的身份到弱水畔居住，生下了儿子乾荒，乾荒后来继承了帝位。

帝王去世都称作“陟”。

（王国维案：此句是昌黎（韩愈）概括《竹书纪年》的记载，并不是原文。）

黄帝去世之后，有个名叫左彻的臣子，用木头削成了黄帝的像，率领各国诸侯朝拜事奉。

黄帝死了七年之后，黄帝的臣子左彻于是立颛顼为帝。

颛顼生儿子伯鲧，这就是若阳，居住在天穆高原的南面。

帝尧元年是丙子年。

舜囚禁了尧，并为难丹朱，使丹朱不能见到其父

后稷把帝丹朱放逐到丹水之滨。

命令咎陶制作刑法。

三苗即将灭亡的时候，天下起了血雨，夏天出现了冰，大地开裂深达地下的泉水，黑龙生神庙，每日夜间出动，白日隐藏于神庙之中。

夏

【原文】

禹

居阳城。（《汉书·地理志》注、《续汉书·郡国志》注。）

黄帝至禹，为世二十。（《路史·发挥》三。）

国维案：此亦罗长源隐括本书之语，非原文。

禹立四十五年。（《太平御览》八十二。）

启

启曰会。（《路史·后纪》十三“启曰会”，注见《纪年》。）

益干启位，启杀之。（《晋书·束晳传》。《史通·疑古篇》《杂说篇》两引“益为后启所诛”。）

九年，舞九韶。（《路史·后纪》十三注引“启登后九年舞九韶”。《大荒西经》注引“夏后开舞九招也”。）

二十五年，征西河。（《北堂书钞》十三引“启征西河”四字。《路史·后纪》十三云“既征西河”，注：“《纪年》在二十五年。”）

即位三十九年亡，年七十八。（《真诰》十五。《路史·后纪》十三注引作“二十九年，年九十八”。）

国维案：《太平御览》八十二引《帝王世纪》“启升后十年，舞九韶。二十五年，征河西。”而《通鉴外纪》引皇甫谧曰：“启在位十年。”则《世纪》不得有“启三十五年”之文，疑本《纪年》而误题《世纪》也。此与《真诰》所引“启三十九年亡”符同。《路史》注既引《纪年》启在位二十九年，故征西河亦云在二十五年矣。未知孰是。

大康

大康居斟鄩。（《水经·巨洋水注》、《汉书·地理志》注、《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傅瓒曰：“《汲冢古文》大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亦居之。”）

乃失邦。（《路史·后纪》十三注。）

（羿居斟鄩。）（《水经·巨洋水注》、《汉书·地理志》注、《史记·夏本纪》正义。）

仲康

相

后相即位，居商丘。（《太平御览》八十二。）

国维案：《通鉴外纪》“相失国，居商丘”，盖亦本《纪年》。《通鉴地理通释》（四）云：“商丘当作帝丘。”

元年，征淮夷、畎夷。（《后汉书·西羌传》引“后相即位元年，乃征畎夷”。《太平御览》八十二引“元年征淮夷”。《路史·后纪》十三“征淮、畎”，注：“准夷、畎夷，《纪年》云元年。”）

二年，征风夷及黄夷。（《太平御览》八十二。《路史·后纪》十三“二年征风、黄夷”，注：“并《纪年》。”《后汉书·东夷传》注及《通鉴外纪》二均引“二年征黄夷”。）

七年，于夷来宾。（《后汉书·东夷传》注，《路史·后纪》十三注。《通鉴外纪》二引“于”作“干”。）

相居斟灌。（《水经·巨洋水注》、《汉书·地理志》注、《路史·后纪》十三引臣瓒所述《汲冢古文》。）

少康

少康即位，方夷来宾。（《后汉书·东夷传》注。《路史·后纪》十三注引此下有“献其乐舞”四字，疑涉帝发时事而误。）

杼

帝●[宀一]宣居原，自原迁于老丘。（《太平御览》八十二、《路史·后纪》十三注。《御览》作“自迁于老丘”。《路史》注“●”作“予”，“丘”作“王”。）

柏杼子征于东海，及三寿，得一狐九尾。（《山海经·海外东经》注。《太平御览》九百九引“夏伯杼子东征，获狐九尾”。《路史·后纪》十三：“帝杼五岁，征东海，伐三寿”，注：“本作王寿，”《纪年》云：“夏伯杼子之东征，获狐九尾。”又《国名纪》己云：“后杼征东海，伐王寿。”）

芬

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后汉书·东夷传》注、《太平御览》七百八十、《通鉴外纪》二、《路史·后纪》十三。《御览》“芬”作“方”，又此下有“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十九字，郝兰皋曰：“疑本注文，误入正文也。”）

后芬立四十四年。（《太平御览》八十二、《路史·后纪》十三注。）

荒

后荒即位，元年，以玄珪宾于河，命九东狩于海，获大鸟。（《北堂书钞》八十九。《初学记》十三引“珪”作“璧”，“鸟”作“鱼”，无“命九东”三字。《太平御览》八十二引“荒”作“芒”，“鸟”作“鱼”，无“命九”二字。国维案：“九”字下或夺“夷”字，疑谓后芬时来御之九夷。）

后芒陟位，五十八年。（《太平御览》八十二。《路史·后纪》十三注引作“后芒陟，年五十八”。）

泄

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后汉书·东夷传》注。《通鉴外纪》二引“帝泄二十一年如畎夷等爵命”。《路史·后纪》十三注引下有“繇是服从”四字。）

二十一年（陟）（《路史·后纪》十三注。）

不降

不降即位，六年，伐九苑。（《太平御览》八十二、《路史·后纪》十三注。）

六十九年，其弟立，是为帝扃。（《太平御览》八十二。《路史·后纪》十三注云：“《纪年》云六十九陟。”）

扃

厪

帝厪，一名胤甲。（《太平御览》八十二。）

胤甲即位，居西河。（《山海经·海外东经》注、《太平御览》八十二、《通鉴外纪》二。《开元占经》六引作“胤甲居西河”，《御览》四引作“胤甲居于河西”。）

天有妖孽，十日并出，其年胤甲陟。（《山海经·海外东经》注、《开元占经》六、《太平御览》四及八十二引上二句。《山海经》注无“天”字，《占经》无“妖”“十”二字。《通鉴外纪》二引“十日并出，其年胤甲陟。“《路史·后纪》十三：“胤甲在位四十岁，后居西河，天有妖孽，十日并照于东阳，其年胤甲陟。”注云：“以上《纪年》。”案《路史》此条或有增字。又《御览》四引“十日并出”下有“又言本有十日，迭次而运照无穷”十三字，则恐是注文也。）

孔甲

昊

后昊立三年。（《太平御览》八十二。）

发

后发一名后敬，或曰发。（《太平御览》八十二。《路史·后纪》十三：“帝敬发，一曰惠。”注曰：“见《纪年》。”）

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再保庸会于上池，诸夷入舞。（《北堂书钞》八十二。《后汉书·东夷传》注、《御览》七百八十引均无“再保庸”以下七字，《通鉴外纪》二、《路史·后纪》十三引亦同。《外纪》末句作“献其乐舞”乃改本书句，《路史》仍之。）

其子立为桀。（《太平御览》八十二。）

桀

（居斟鄩。）（《水经·巨洋水注》、《汉书·地理志》注、《史记·夏本纪》正义。）

（畎夷入居豳岐之间。）（《后汉书·西羌传》。案《西羌传》三代事多本《汲冢纪年》，而语有增损。）

后桀伐岷山，进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太平御览》一百三十五。《艺文类聚》八十三引无末四句，《御览》八十二引无末二句。“后桀伐岷山”，《御览》八十二引作“后桀命扁伐山民，进女于桀二人”，《类聚》引作“岷山庄王女于桀二人”，《御览》八十二引作“山民女于桀二人，桀受二女”，《御览》八十二作“桀爱二人”。“琰”，《御览》引皆作“玉”。“刻其名”，《类聚》及《御览》八十二引皆作“斵其名”，《北堂书钞》二十二亦引“斵苕华”三字。）

筑倾宫，饰瑶台。（《文选·吴都赋》注。《文选·东京赋》注引作“夏桀作琼宫、瑶台，殚百姓之财”，《太平御览》八十二引“桀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

夏桀末年，社坼裂，其年为汤所放。（《太平御览》八百八十。《路史·后纪》十三注引“桀末年社震裂”六字。）

汤遂灭夏，桀逃南巢氏。（《太平御览》八十二。）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太平御览》八十二。《文选·六代论》注引“凡夏自禹至于桀十七王”十字，《史记·夏本纪》集解引末二句，《通鉴外纪》二引“四百七十一年”六字，《路史·后纪》十三注：“《纪年》并穷、寒四百七十二年。”） 

【译文】

禹

居住在阳城。

从黄帝到禹，前后共计三十世。

（ 王国维案：这也是罗长源（即《路史》的作者罗泌）概括《竹书纪年》的记载，并不是原文。）

启

启说：“会”。

益侵夺启的帝位，启杀了他。

九年，舞蹈时用九韶之乐伴奏。

二十五年，征伐西河。

启即帝位三十九年后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王国维案：《太平御览》八十二引《帝王世纪》：“启升后十年，舞九韶。三十五年征河西。”而《通鉴外纪》：“皇甫谧曰：‘启在位十年。’”则《世纪》不得有三十五年之文，疑本《纪年》而误题《世纪》也。此与《真诰》所引“启三十九年亡”符同。《路史》《注》既引《纪年》“启在位二十九年”，故“征西河”亦云“在二十五年”矣，未知孰是。）

太康

太康居住在斟鄩。

在这里失去了国家。

仲康

相

后相即帝位，居住在商邱。 

（王国维案：《通鉴外纪》：“相失国，居商邱”，盖亦本《纪年》。《通鉴地理通释》四云：“商邱当作帝邱。”）

元年，征伐淮夷、畎夷。

二年，征伐风夷及黄夷。

七年，于夷来归顺。

帝相居住斟灌。

少康

少康即帝位，方夷来归顺。

杼

帝宁（杼）居住在原地，从原地迁往老邱。

柏杼子征伐东海及三寿，得到一只九尾的狐狸。

芬

后芬即位，三年，九夷都来称臣侍奉。

后芬在位四十四年。

荒

后荒即帝位，元年，把黑色的玉器沉入黄河，祭祀河神，命令九（夷）巡狩东海，获得一只大鸟。

后芒（荒）死于帝位，年五十八岁。

泄 

后泄二十一年，诏令赐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爵号。

二十一年，后泄去世。

扃

廑

帝廑又叫做胤甲。

胤甲即帝位，十个太阳同时出现，这一年胤甲死去。

昊

后昊在位三年。

发

后发又叫做后敬，或者称为“发惠”。

后发即帝位，元年，在王门接待各方夷族朝见，在上池会见再国之君保雍，各方诸侯国进献舞乐。

后发儿子即位，这就是桀。

桀

桀居住在斟寻。

畎夷进入豳、岐之间居住。

后桀征伐岷山，岷山向桀进献两个女子，一个叫做琬，一个叫做琰。桀接受了这两个女子，两个女子都没有给桀生下孩子。桀把两个女子的名刻在名为苕华的玉石上，苕玉上刻的是琬，华玉上刻的是琰，而把他的元配妃子末喜氏丢弃在洛邑。末喜氏与商汤的大臣伊尹结交，于是为商国作间谍来颠覆夏朝。

建筑倾宫，装饰瑶台。

夏桀末年，社坛迸裂，这一年夏桀被当汤放逐。

汤于是灭掉夏朝，桀逃往南巢氏。

从禹至桀历十七世，将有王与无王合起来计算，共计四百七十一年。

商

【原文】

汤

汤有七名而九征。（《太平御览》八十三。）

外丙

外丙胜即位，居亳。（《太平御览》八十三。）

仲壬

仲壬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尚书·咸有一德》疏、《通鉴外纪》三引《纪年》，《太平御览》八十三引杜《后序》，均作“其卿士伊尹”。）

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尚书·咸有一德》琉、《通鉴外纪》三。《太平御览》八十三引《汲冢琐语》同，但无“于桐”二字，又“立”下有“四年”二字。）

大甲

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尚书·成有一德》疏、《通鉴外纪》三。《外纪》“放大甲”作“于大甲”。《文选·豪士赋序》注引“大甲既出自桐杀伊尹”九字。）

（十二年陟。）（《史记·鲁世家》索隐：“《纪年》大甲惟得十二年。”）

沃丁

沃丁绚即位，居亳。（《太平御览》八十三。）

小庚

小庚辨即位，居亳。（《太平御览》八十三。）

小甲

小中高即位，居亳。（《太平御览》八十三。）

雍己

雍己伷即位，居亳。（《太平御览》八十三。）

大戊

仲丁

仲丁即位，元年，自亳迁于嚣。（《太平御览》八十三。）

征于蓝夷。（《后汉书·东夷传》注、《太平御览》七百八十。）

外壬

外壬居嚣。（《太平御览》八十三。）

河亶甲

河亶甲整即位，自器迁于相。（《太平御览》八十三。）

征蓝夷，再征班方。（《太平御览》八十三。）

祖乙

祖乙滕即位，是为中宗，居庇。（《太平御览》八十三。《路史·国名纪》丁引“滕”作“胜”。）

祖辛

开甲

帝开甲踰即值，居庇。（《太平御览》八十三。）

祖丁

祖丁即位，居庇。（《太平御览》八十三。）

南庚

南庚更自庇迁于奄。（《太平御览》八十三、《路史·国名纪》丁。）

阳甲

阳甲即位，居奄。（《太平御览》八十三。）

盘庚

盘庚旬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太平御览》八十三。《水经·洹水注》引无“旬”字，《史记·项羽本纪》索隐、《殷本纪》正义均引作“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虚”，《尚书·盘庚》疏引“盘庚自奄迁于殷”七字，《路史·国名纪》丁引“旬”下有“即位”二字。）

殷代邺南三十里。（《尚书·盘庚》疏。《史记·项羽本纪》索隐引作“南去邺三十里”，《殷本纪》正义引作“南去邺四十里”。）

国维案：此七字乃注文。

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史记·段本纪》正义。案“七百”朱辑本改作“二百”，又下有“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二十三字，盖误以张守节释《史记》语为《纪年》本文也。）

国维案：此亦注文，或张守节隐括本书之语。

小辛

小辛颂即位，居殷。（《太平御览》八十三。）

小乙

小乙敛居殷。（《太平御览》八十三。）

武丁

祖庚

祖庚曜居殷。（《太平御览》八十三。）

祖甲

帝祖甲载居殷。（《太平御览》八十三。）

和甲西征，得一丹山。（《山海经·大荒北经》注。）

国维案：“和”“祖”二字形相近，今本《纪年》系之阳甲，乃有阳甲名和之说矣。

冯辛

冯辛先居殷。（《太平御览》八十三。）

庚丁

庚丁居殷。（《太平御览》八十三。）

武乙

武乙即位居殷。（《太平御览》八十三。）

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王赐地三十里，玉十珏，马八匹。（《太平御览》八十三。）

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后汉书·西羌传》注。《通鉴外纪》二引“武乙三十五年周俘狄王”十字。）

大丁

大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后汉书·西羌传》注。《通鉴外纪》二“周人”作“周公季”。）

三年，洹水一日三绝。（《太平御览》八十三。）

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后汉书·西羌传》注。《文选·典引》注引“式乙即位，周王季命为牧师”，与此异。）

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后汉书·西羌传》注。）

十一年，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后汉书·西羌传》注。）

文丁杀季历。（《晋书·束皙传》、《史通·疑古篇》《杂说篇》。《北堂书钞》四十一引《纪年》云“文丁杀周王”云云。）

帝乙

帝乙居殷。（《大平御览》八十三。）

二年，周人伐商。（《大平御览》八十三。）

帝辛

帝辛受居殷。（《太平御览》八十三。）

六年，周文王初禴于毕。（《通鉴前编》。《唐书·历志》“纣六祀，周文王初禴于毕”，虽不著所出，当本《纪年》。）

毕西于丰三十里。（《汉书·刘向传》注。）

国维案：此亦注文。

殷纣作琼室，立玉门。（《文选·东京赋》注及《吴都赋》注。）

天大曀。（《开元占经》一百一引“帝辛受时天大曀”。）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史记·殷本纪》集解。《文选·六代论》注引“殷自成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十四字，《通鉴外纪》二引“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十字。） 

【译文】

汤 

汤有七个名字而又有九次征伐。

外丙

外丙名胜，居住在亳都。

仲壬

仲壬即帝位，居住在亳都，他的卿士是伊尹。

仲壬去世，伊尹把太甲放逐到桐地，于是自立为帝。

太甲

伊尹即帝位。太甲被放逐七年后，从桐地逃出，杀死了伊尹，而立伊尹的儿子伊陟、伊奋，下令恢复他们父亲伊尹的田地宅院，由他们二人平分。

十二年，太甲去世。

沃丁

沃丁绚即帝位，居住在亳都。

小庚

小庚辨即帝位，居住在亳都。

小甲

小甲高即帝位，居住在亳都。

雍己

雍己伷即帝位，居住在亳都。

大戊

仲丁

仲丁即帝位，元年，从亳都迁往嚣。

征伐蓝夷。

外壬

外壬居住在嚣城。

河亶甲

河亶甲整即帝位，从嚣城迁往相。

征伐蓝夷，又征伐班方。

祖乙

祖乙滕即帝位，这就是中宗，居住庇地。

祖辛

开甲

帝开甲踰即位，居住在庇地。

祖丁

祖丁即帝位，居住在庇地。

南庚

南庚更从庇地迁往奄地。

阳甲

阳甲即帝位，居住在奄地。

盘庚

盘庚旬从奄地迁往北蒙，称作“殷”。

殷在邺州南三十里。

（王国维案：这七字是注文。）

从盘庚迁至殷都，至纣灭亡，计七百七十三年，再也没有迁过都。

（ 王国维案：这句话也是注文，或者是张守节概括《竹书纪年》的记载。）

小辛

小辛颂即帝位，居住在殷都。

小乙

小乙敛居住在殷都。

武丁

祖庚

祖庚曜居住在殷都。

祖甲

帝祖甲载居住在殷都。

和甲西征，获得一座丹山。

（王国维案：和、祖二字形相近，《今本纪年》系之阳甲，乃有“阳甲名和”之说矣。）

冯辛

冯辛居住在殷都。

庚丁

庚丁居住在殷都。

武乙

武乙即帝位，居住在殷都。

三十四年，周王季历征伐鬼戎，俘虏了二十个翟王。

大丁

大丁二年，周人征伐居住在燕京的戎族，周军大败。

三年，洹河水一天断流三次。

四年，周人征伐居住在余无的戎族，取得了胜利。周王季受命为殷王朝牧师。

七年，周人征伐居住在始呼的戎族，取得了胜利。

十一年，周人征伐居住在翳的戎族，俘获戎族三个大夫。

文丁杀掉了周王季历。

帝乙

帝乙居住在殷都。

二年，周人征伐商朝。

帝辛

帝辛受居住在殷都。

六年，周文王初次在毕地祭祀宗庙。

毕地在丰都西三十里。

殷纣王建筑琼室，树立玉门。

天空昏暗，阴风四起。

汤灭亡夏朝传至受，历经二十九王，计四百九十六年。

周

【原文】

武王

十—年庚寅，周始伐商。（《唐书·历志》。）

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水经·清水注》。）

王亲禽帝受辛于南单之台，遂分天之明。（《水经·淇水注》。《初学记》二十四引“周武王亲禽受于南单之台”十一字。）

武王年五十四。（《路史·发挥》四。）

成王

康王

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太公吕望墓表》。）

晋侯作宫而美，康王使让之。（《北堂书钞》十八。）

成康之世，天下安宁，刑措四十年不用。（《文选·贤良诏》注。《太平御览》八十四引“十”下有“余”字。）

昭王

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咒。（《初学记》七。）

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初学记》七。《开元占经》一百一、《太平御览》九百七引无末句。）

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反。（《太平御览》八百七十四。《路史·发挥》三注引“清”作“有”。）

穆王

穆王元年，筑祇宫于南郑。（《穆天子传》注。）

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晋书·束皙传》。）

穆王以下都于西郑。（《汉书·地理志》注臣瓒曰云云，不言出何书，然其下所云郑桓公灭郐居郑事皆出《纪年》，则此亦宜然。）

国维案：上二条皆束皙、臣瓒隐括本书之语。据第二条则《纪年》穆王、共王、懿

王元年，均当书“王即位居西郑”矣。

穆王所居郑宫、春宫。（《太平御览》一百七十三。《初学记》二十四引下四字。）

北唐之君来见，以一骝马，是生绿耳。（《穆天子传》注、《史记·秦本纪》集解。“骝马”集解引作“骊马”。）

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山海经·大荒北经》注。《穆天子传》注引“穆王北征，行积羽千里”九字。）

（西征犬戎，）取其五王以东，（王遂迁戎于太原。）（《穆天子传》注引“取其五王以东”六字，《后汉书·西羌传》：“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王遂迁戎于太原。”考《西羌传》前后文皆用《纪年》，此亦当隐括《纪年》语。）

十三年，西征，至于青鸟之所憩。（《艺文类聚》九十一。《山海经·西次三经》注引“穆王西征，至于青鸟所解”十字。）

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鸟■人。”（《穆天子传》注。《艺文类聚》七引至“西王母止之”，《史记·周本纪》集解、《太平御览》三十八引至“见西王母”，又二书“西征”下均有“至”字。）

西王母来见，宾于昭宫。（《山海经·西次三经》注、《穆天子传》注。《山海经》注引作“穆王五十七年”，然《穆传》注引“其年来见”，其年即承上文十七年，则《山海经》注所引衍一“五”字。）

三十七年，伐越，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叱鼋、鼍以为梁。（《文选·恨赋》注。“三十七年”，《文选·江赋》注、《艺文类聚》九、《初学记》七、《太平御览》九百三十二、《通鉴外纪》三引同，《御览》三百五、《路史·国名纪》己均引作“四十七年”，《广韵》二十二元引作“十七年”，《御览》七十三引作“七年伐越”，《北堂书钞》一百十四引作“伐大越”，《类聚》九、《外纪》三引作“伐楚”，《御览》三百五引作“伐纣”，《路史·国名纪》己作“伐纡”，“纣”乃“纡”之讹，“叱”，《类聚》、《初学记》均引作“比”，《书钞》引作“驾”，《御览》七十三及三百五均引作“架”。《文选·江赋》注引作“叱”，与此同。）

穆王南征，君子为鹤，小人为飞鸮。（敦煌唐写本《修文殿御览》残卷。）

穆王东征天下二亿二千五百里，西征亿有九万里，南征亿有七百三里，北征二亿七里。（《开元占经》四。《穆天子传》注引“穆王西征还里天下亿有九万里”十三字。）

共王

懿王

懿王元年，天再旦丁于郑。（《太平御览》二、《事类赋注》一。《开元占经》三引“懿王元年天再启”。）

孝王

孝王七年，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太平御览》八百七十八引《史记》，案《史记》无此事，殆《纪年》文也。）

夷王

夷王二年，蜀人、吕人来献琼玉，宾于河，用介珪。（《北堂书钞》三十一、《太平御览》八十四。）

三年，王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太平御览》八十四。《史记·周本纪）正义引作“三年致诸侯，翦齐哀公昴”。）

猎于桂林，得一犀牛。（《太平御览》八百九十。）

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后汉书·西羌传》注见《纪年》。）

七年，冬雨雹，大如礪。（《初学记》二、《太平御览》十四。）

厉王

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后汉书·东夷传》。案此条章怀太子注不云出《纪年》，然范史四裔传三代事皆用《史记》及《纪年》修之，此条不见《史记》，当出《纪年》也。）

共伯和干王位。（《史记·周本纪》索隐。《庄子·让王篇》释文引作“共伯和即于王位”。）

共和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位立，秋，又大旱。其年周厉王死，宣王立。（《太平御览》八百九十七引《史记》，然《史记》无此文，当出《纪年》。）

宣王

四年，使秦仲伐西戎，为戎所杀。（《后汉书·西羌传》。）

秦无历数，周世陪臣，自秦仲之前，初无年世之纪。（《广弘明集》十一。）

国维案：此亦注文。

王召秦仲子庄公，与兵七千人，伐戎破之。（《后汉书·西羌传》。）

三十年，有兔舞镐。（《太平御览》九百七。《初学记》二十九引作“宣王三年有兔舞镐”，《通鉴外纪》三作“三十年有兔舞于镐京”。）

（三十一年，）王师伐太原之戎，不克。（《后汉书·西羌传》。）

三十三年，有马化为狐。（《开元占经》一百十九。《占经》作“周灵王三十三年”，“宣”“灵”形相近，字之误也。《御览》八百八十七、《广韵》四十祃均引“周宣王时马化为狐”，《御览》九百九引“宣王时乌化为狐”’“乌”亦字误。）

（三十六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后汉书·西羌传》。）

（三十八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后汉书·西羌传》。）

戎人灭姜侯之邑。（《后汉书·西羌传》。）

（三十九年，）王征申戎，破之。（《后汉书·西羌传》。） 

【译文】

武王

十一年庚寅年，周开始征伐商朝。

周王率领西夷各国诸侯征伐殷商，在牧野打败了殷商。周王在南单之台亲自擒获了殷帝纣，此时天刚刚黎明。

武王五十四岁。

成王

康王

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去世。

晋侯建筑的宫殿美丽，康王派臣下责备康王。

成王、康王统治之际，天下太平安宁，刑罚闲置不用达四十年。

昭王

昭王十六年，征伐楚国，涉过汉水，遇到犀牛。

十九年，天空昏暗，阴风四起，野鸡野兔都惊恐四窜，周朝军队葬身于汉水。

昭王末年，夜色晴朗，有五色光横贯紫微垣。这一年，昭王南巡而再也没有回来。

穆王

穆王元年，在南郑建筑祗宫。

从周受天命代替殷商，传至穆王已经百年。

从穆王以后，周朝以西郑为都城。

（王国维案：以上二条，都是束晳、臣瓒概括《竹书纪年》的记载。据第二条，按《纪年》的体例穆王、共王、懿王元年都应书写“王即位居西方郑”。穆王的居住场所是郑宫、春宫。）

北唐国的君主来朝见，进献一匹深黑色的马，穆王的八骏之一的騄耳就是这匹马所生。

穆王北征，行经千里流沙之地、跨越布满鸟羽的千里之地。

西征犬戎，俘获犬戎五个戎王返回。穆王于是把犬戎迁往太原。

十三年，西征，达到青鸟止栖的三危山。

十七年，西征昆仑邱，会见西王母，西王母劝止周军西进，说：“有一种鸟很吓人。”

西王母国使者来朝见，在昭宫举行接见礼仪。

三十七年，征伐越国，发动九师之众，向东达到九江，令命癞头鼋等浮出水面为桥梁。

穆王南征，品德高尚的人变成鹤，行为卑劣的人变成猫头鹰。

穆王东征远至二亿五千里，西征远至九万里，南征远至一亿七百里，北征远至二亿七里。

共王

懿王

懿王元年，在郑国，太阳升起后消失，随后又出现。

孝王

孝王七年，冬天降大冰雹，牛马死亡。长江、汉水都封冻。

夷王

夷王二年，蜀人、吕人来进献琼玉，祭祀河神，用大圭沉河。

三年，夷王召集各国诸侯，用鼎煮了齐哀公。

在桂林狩猎获得一只犀牛。

命令虢公率领六师，征伐居住在太原的戎族，达到俞泉，俘获一千匹马。

七年冬天，天降冰雹，雹大如石磨。

厉王

淮夷入侵掠夺，夷王命令虢仲征讨淮夷，没能取胜。

共伯和侵犯王位。

共和十四年，天大旱，大火焚烧房屋，伯和篡位自立为王。秋天又大旱，这一年，周厉王死去，宣王即位。

宣王

四年，宣王命令秦仲征伐西戎，秦仲被西戎杀害。

秦国没有年历记载，是周王朝的陪臣。在秦仲以前，没有年历世纪的记载。

（ 王国维案：这也是注文。）

宣王召秦仲儿子庄公，交给他七千士兵，征伐戎族，打败戎人。

三十年，在镐京城内有兔子跳跃舞蹈。

三十一年，宣王派兵征伐居住在太原的戎族，没有取胜。

三十三年，有马变为狐狸。

三十六年，宣王征伐条戎、奔戎，王朝军队战败。

三十八年，晋人在汾隰打败北戎。

戎人毁灭姜侯的城邑。

三十九年，宣王征伐申戎，取得胜利。

晋

【原文】

晋

殇叔

（《春秋经传集解·后序》：“《纪年》无诸国别，惟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晋国灭，独纪魏事。”案殇叔在位四年，其元年为周宣王四十四年，其四年为幽王元年，然则《竹书》以晋纪年，当自殇叔四年始。）

文侯

（元年，周）幽王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败，伯士死焉。（《后汉书·西羌传》。）

二年，同惠王子多父伐郐，克之，乃居郑父之丘，名之曰郑，是曰桓公。（《水经·洧水注》。案“同惠”疑“周厉”之讹。又《汉书·地理志》注引臣联瓒曰：“郑桓公寄奴与财于虢、会之间，幽王既败，二年而灭会，四年而灭虢，居于郑公之丘，是以为郑。”傅瓒亲校《竹书》，其言又与《洧水注》所引《纪年》略同，盖亦本《纪年》。然臣瓒以伐郐为在幽王既败二年，《水经注》以为晋文侯二年，未知孰是。）

（七年，）幽王立褒姒之子伯服以为太子。（《太平御览》八十四。《御览》一百四十七引“幽王”下有“八年”二字，《左传·昭二十六年》疏引“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太子”，“服”作“盘”。）

平王奔西申。（《左传·昭二十六年》疏。）

（九年，）幽王十年，九月，桃杏实。（《太平御览》九百六十八。）

（十年，）伯盘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左传·昭二十六年》疏。）

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史记·周本纪》）集解。《通鉴外纪》三引《汲冢纪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

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所杀。（《左传·昭二十六年》疏。）

昭侯

孝侯

曲沃庄伯

晋庄伯元年，不雨雪。（《太平御览》八百七十九引《史记》，案《史记》无此语，又不以庄伯纪元，当出《纪年》也。）

二年，翟人俄伐翼，至于晋郊。（《太平御览》八百七十九引《史记》。）

八年，无云而雷。十月，庄伯以曲沃叛。（《太平御览》八百七十六引《史记》。）

庄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万救翼，荀叔轸追之，至于家谷。（《水经·浍水注》。《水经注》引此条不系年，然首句与上条《御览》所引《史记》同，知在是年，又足证《御览》所引《史记》实《纪年》也。）

十二年，翼侯焚曲沃之禾而还。作为文公。（《水经·浍水注》。）

鲁隐公及郑庄公盟于姑蔑。（《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据《后序》在庄伯十二年正月。）

武公

晋武公元年，尚一军。芮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水经·河水注》。）

翼侯伐曲沃，大捷，武公请成于翼，至桐庭乃返。（《水经·涑水注》。）

七年，芮伯万之母芮姜逐万，万出奔魏。（《水经·河水注》、《路史·国名纪》戊。）

八年，周师、虢师围魏，取芮伯万而东之。（《水经·河水注》、《路史·国名纪》戊。）

九年，戎人逆芮伯万于郊。（《水经·河水注》、《路史·国名纪》戊注引作“九年戎人逆之郏”。）

（十三年，）楚及巴灭邓。（《路史·国名纪》戊引“桓王十七年”云云。）

（二十三年，）齐襄公灭纪郱、鄑、郚。（《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

二十九年，齐人歼于遂。（《唐书·刘贶传》。）

武公灭荀，以赐大夫原氏黯，是为荀叔。（《水经·汾水注》、《汉书·地理志》注。《文选·北征赋》注引“荀”作“郇”，“原氏黯”作“原点”。）

献公

献公二年，周惠王居于郑。郑人入王府多取玉焉，玉化为蜮射人。（《开元占经》一百二十、《太平御览》九百五十。）

（十七年，）卫懿公及赤翟战于泽洞。（《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后序》云“洞”当为“泂”。）

郑弃其师。（《唐书·刘贶传》。）

十九年，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虢公丑奔卫，公命瑕父、吕甥邑于虢都。（《水经·河水注》、《路史·国名纪》戊注。《春秋后序》引“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十一字，“下阳”《路史》注作“夏阳”。）

（二—十一年，）重耳出奔。（《史通·疑古篇》。）

二十五年正月，翟人伐晋。周有白兔舞于市。（《水经·涑水注》。）

惠公

晋惠公二年，雨金。（《太平御览》八百七十七引《史记》。）

秦穆公（十二年。）取灵丘。（《古文苑》注一引王顺伯《诅楚文跋》。）

六年，秦穆公涉河伐晋。（《太平御览》八百七十七引《史记》。）

惠公见获。（《史通·疑古篇》。）

（十一月，）陨石于宋五。（《史通·惑经篇》。）

十五年，秦穆公帅师送公子重耳，涉自河曲。（《水经·河水注》。）围令狐、桑泉、臼衰，皆降于秦师。狐毛与先轸御秦，至于庐柳，乃谓秦穆公使公子絷来与师言，退舍，次于郇，盟于军。（《水经·涑水注》。）

文公

（五年，）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春秋经传集解·后序》。）

文公城荀。（《汉书·地理志》注。《文选·北征赋》注引作“郇”。）

襄公

晋襄公六年，洛绝于泂。（《水经·洛水注》。）

灵公

成公

景公

（十一年，）齐国佐来献玉磬、纪公之甗。（《春秋经传集解·后序》。）

厉公

悼公

平公

昭公

晋昭公元年，河水赤于龙门三里。（《水经·河水注》。）

六年十二月，桃杏华。（《太平御览》九百六十八。）

顷公

定公

晋定公六年，汉不见于天。（《太平御览》八百七十五。）

十八年，青虹见。（《太平御览》十四。）

淇绝于旧卫。（《水经·淇水注》。）

（燕简公卒，次孝公立。）（《史记·燕世家》索隐：“王邵案《纪年》，筒公后次孝公，无献公。”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简公卒在是年。）

二十年，洛绝于周。（《水经·洛水注》。）

二十五年，西山女子化为丈夫，与之妻，能生子。其年，郑一女而生四十人。（《开元占经》一百十三。）

三十——年，城顿丘。（《水经·淇水注》。）

（三十五年，）宋杀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水经·获水注》。）

出公

晋出公五年，浍绝于梁。（《水经·浍水注》。）

丹水三日绝不流。（《水经·沁水注》。）

六年，齐、郑伐卫。（《水经·济水注》。）

荀瑶城宅阳。（《水经·济水注》。）

宅阳一名北宅。（《史记·穰侯列传》正义。）

国维案：此亦注文。

十年十一月，于粤子句践卒，是为菼执，次鹿郢立。（《史记·越世家》索隐。）

卫悼公卒于越。（《史记·卫康叔世家》“悼公五年本”，索隐引《纪年》云：“四年卒于越。”据《左氏·哀二十六年传》，悼公四年，当晋出公十年。）

十二年，河绝于扈。（《水经·河水注》。）

十三年，智伯瑶城高梁。（《水经·汾水注》。）

（十六年，于粤子鹿郢卒，次不寿立。）（《史记·越世家》索隐引《纪年》“鹿郢立六年卒”。）

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丘。（《水经·巨马水注》、《初学记》八、《太平御览》六十四。）

十九年，晋韩庞取卢氏城。（《水经·洛木注》。）

（燕孝公卒，次成侯载立。）（《史记·燕世家》：“孝公十二年，韩、赵、魏灭智伯，十五年，孝公卒。”索隐曰：“《纪年》智伯灭在成公三年。”又曰：“案《纪年》成侯名载。”今据此补。）

（二十二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智伯，尽并其地。）（《史记·晋世家》：“哀公四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智伯，尽并其地。”索隐：“如《纪年》之说，乃出公二十二年事。”今据补。）

二十三年，出公奔楚，乃立昭公之孙，是为敬公。（《史记·晋世家》素隐。）

敬公

（三年，）于粤子不寿（立十年。）见杀，是谓盲姑，次朱句立。（《史记·越世家》索隐。）

六年，魏文侯初立。（《史记·晋世家》索隐引“敬公十八年，魏文侯初立。”案《魏世家》索隐引《纪年》，文侯五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由武侯卒年上推之，则文侯初立当在敬公六年，《索隐》作十八年，“十八”二字乃“六”字误离为二也。）

（十一年，）田庄子卒。（《史记·田敬仲世家》索隐引《纪年》：“齐宣公十二年田庄子卒。”案宣公十二年当晋敬十一年。）

（十二年，）田悼子立。（《史记·田敬仲世家》索隐。）

燕成公（十六年。）卒，燕文公立。（《史记·晋世家》索隐。）

幽公

幽公三年，鲁季孙会晋幽公于楚丘，取葭密，遂城之。（《水经·济水注）。《太平寰宇记》曹州乘氏县下引作“幽公十三年”。）

七年，大旱，地长生盐。（《北堂书钞）一百四十六。）

九年，丹水出，相反击。（《水经·沁水注》。）

十年九月，桃杏实。（《太平御览》九百六十八。）

十二年，无云而雷。（《太平御览》八百七十六引《史记》。）

（十四年，）于粤子朱句（二十四年。）灭滕。（《史记·越世家》索隐。）

燕文公（二十四年。）卒，简公立。（《史记·燕世家》索隐。）

（十五年，）于粤子朱句（三十五年。）灭郯，（《史记·越世家》索隐。）以郯子鴣归。

（《水经·沂水注》。《水经注》引作“晋烈公四年，于越子朱句伐郯，以郯子鴣归”，系年与《索隐》不合。）

（秦灵公卒。）（《史记·秦始皇本纪》“肃灵公”，索隐曰：“《纪年》及《系本》无“肃”字，立十年。”）

（十七年，）于粤子朱句（三十七年。）卒。（《史记·越世家》索隐。）

十八年，晋夫人秦嬴贼公于高寝之上。（《史记·晋世家》索隐。）

烈公

晋烈公元年，赵简子城泫氏。（《水经·沁水注》。）

韩武子都平阳。（《水经·汾水注》。）

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水经·丹水注）、《路史·国名纪》己。）

四年，赵城平邑。（《水经·河水注》、＜初学记》八。）

五年，田公子居思伐邯郸，围平邑。（《水经·河水注》。）

国维案：田居思即《战国策》之田期思，《史记·田敬仲世家》之田臣思。（巨思之讹。）《水经·济水注》引《纪年》作田期，《史记·田敬仲世家》引《纪年》谓之徐州子期。而据《济水注》，“齐田期伐我东鄙”在惠成王十七年，距此凡五十三年，且此时三家尚未分晋，赵不得有邯郸之称，疑《河水注》所引“晋烈公五年”或有误字也。

（六年，）秦简公（九年。）卒，次敬公立。（《史记·秦本纪》索隐。）

（九年，）三晋命邑为诸侯。（《史记·燕世家》索隐。）

十年，齐田肦及邯郸韩举战于平邑，邯郸之师败逋，获韩举，取平邑新城。（《水经·河水注》。）

十一年，田悼子卒，（次田和立。）田布杀其大夫公孙孙，公孙会以廪丘叛于赵。田布围廪丘，翟角、赵孔屑、韩师救廪丘，及田布战于龙泽，田布败逋。（《水经·瓠子水注》、《史记·田敬仲世家》索隐引“齐宣公五十一年，公孙会以廪丘叛于赵”十五字，“次田和立”四字亦据索隐补。）

十二月，齐宣公薨。（《史记·田敬仲世家》索隐。）

十二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伐齐，入长城。（《水经·汶水注》。）

景子名虔。（《史记·韩世家》索隐。）

国维案：此司马贞据《纪年》为说，非原文。

（十五年，）魏文侯（五十年。）卒。（《史记·魏世家》索隐。）

（十六年，）（齐康公五年。）田侯午生。（《史记·田敬仲世家》索隐。）

（十八年，）秦敬公（十二年。）卒。乃立惠公。（《史记·秦本纪》索隐。）

二十二年，国大风，昼昏，自旦至中。明年，太子喜出奔。（《太平御览》八百七十九引《史记》，今《史记》无此文，当出《纪年》。）

国维案：《史记·晋世家》索隐引《纪年》，魏武侯以晋桓公十九年卒。以武侯卒年推之，则烈公当卒于是年。烈公既卒，明年太子喜出奔，立桓公，后二十年为三家所迁。是当时以桓公为未成君，故《纪年》用晋纪元盖讫烈公。明年桓公元年，即魏武侯之八年，则以魏纪元矣。《御览》引晋烈公二十二年，知《纪年》用晋纪元讫于烈公之卒。《史记》索隐引魏武侯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六年而无七年以前年数，知《纪年》以魏纪元自武侯八年后始矣。至《魏世家》索隐引武侯元年封公子缓，则惠成王元年之误也。说见后。 

【译文】

殇叔

文侯

元年，周幽王命令伯士征伐居住在六济的戎族，周军战败，伯士战死战场。

二年，文侯与惠王之子多父共同征伐郐地，取得胜利。于是居住在郑父之地，国名改称为“郑”，这就是所说的“桓公”。

七年，周幽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

周平王逃往西申。

九年，周幽王十年，九月，桃树、李子树结果。

十年，伯盘与幽王都在戏地去世。在这之前，申侯、鲁侯及许文公在申地立平王为周王。周幽王死后，虢公翰又在携地立王子余臣为周王。周朝二王并立。

从周武王灭殷，传至周幽王，共计二百五十七年。 

二十一年，携王被晋文王杀死。

昭侯

曲沃庄伯

晋庄伯元年，没有下雪。

二年，翟人侵伐翼地，兵临晋国城郊。

八年，天空无云却产生雷鸣。十月，庄伯凭借曲沃反叛。

庄伯凭借曲沃反叛，侵伐翼地，公子万率兵救翼，荀叔轸追击庄伯军，追至家谷。

十二年，翼侯焚烧了曲沃的庄稼返回翼地。这就是文公。

鲁隐公与邾庄公在姑蔑举行盟誓。

武公

晋武公元年，晋国拥有一万二千五百人的军队。芮人侵掠京地，荀人董伯全都反叛。

翼侯征伐曲沃，大获全胜，武公向翼侯求和，达到桐庭后返回。

七年，芮伯万的母亲芮姜驱逐芮伯万，芮伯万出逃去魏国。

八年，周王室的军队、虢国的军队包围魏国，俘虏芮伯万后东去。

九年，戎人在郊邑迎接芮伯万。

十三年，楚国及巴国征伐邓国。

二十二年，齐襄公攻破纪国的并阝、晋阝、吾阝三座城邑。

三十九年，齐人杀尽了遂国人。

武公消灭荀国，把荀国土地赏赐给大夫原氏黯，原氏黯就是后来的荀叔。

献公

献公二年，周惠王居住在郑地。郑人进入王府，很多人掠取了王府的宝玉。宝玉变成能含沙射人的蜮，射人。

十七年，卫懿公与赤狄在泽洞交战。

郑国抛弃了他的军队。

十九年，献公会合虞国军队征伐虢国，攻破下阳，虢公逃往卫国。献公命令把虢国都城作为瑕父吕甥的封邑。

二十一年，重耳出逃。

二十五年，正月，狄人侵伐晋国，有白兔在周的街上跳跃舞蹈。

惠公

晋惠公二年，天下黄金雨。

秦穆公十一年占领灵邱。

六年，秦穆公越过黄河攻打晋国。

惠公被秦军俘虏。

十一年，从天上掉下五块陨石落在宋国。

十五年，秦穆公率领军队护送公子重耳。从河曲渡过黄河，包围令狐、桑泉、臼衰，令狐、桑泉、臼衰都向秦军投降。狐毛与先轸抵御秦军，达到庐柳，上报说秦穆公派公子絷来晋军陈述利害，晋军后退，驻扎在郇地。秦、晋两国在军中订立了盟约。

文公

五年，周襄王在河阳会见各国诸侯。

文公在荀地长城。

襄公

晋襄公六年，洛水在泂绝流。

灵公

成公

景公

十一年，齐国国佐来进献玉磬、纪公之甗。

厉公

悼公

平公

昭公

晋昭公元年，黄河水从龙门起有三里变成红色。

六年十二月，桃树、杏树开花。

顷公

定公

晋定公六年，天空中看不见天河。

十八年，出现彩虹。

淇水在旧卫绝流。

二十年，洛水在周约流。

二十五年，西山有一个女子变成男人，给他娶妻，能生孩子。这一年郑国有一个女子生四十个孩子。

三十一年，筑顿邱城。

三十五年，宋国在丹水上杀死了大夫皇瑗。

出公

晋出公五年，浍水在梁国绝流。

丹水断流三天，河水不流。

六年，齐国、郑国征伐卫国。

荀瑶筑宅阳城。

宅阳又叫做“北宅”。

（王国维案：这句也是注文。）

十年十一月，越王勾践去世，号为菼执，依次王子鹿郢即位为越王。

卫悼公在越国去世。

十二年，黄河在扈绝流。

十三年，智伯瑶筑高梁城。

十六年，越王鹿郢去世，王子不寿即位。

荀瑶征伐中山国，攻占穷鱼的山地。

十九年，韩庞攻占庐氏城。

燕孝公去世，成侯载即位。

二十二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一起杀死智伯，瓜分了智伯的全部土地。

二十三年，出公逃往楚国，于是立昭公的孙子为王，这就是敬公。

敬公

三年，越王不寿（在位十年）被杀，这就是所说的盲姑，依次朱勾即位。

六年，魏文侯刚即位。

十一年，田庄子去世。

十二年，田悼子即位。

燕成公（十六年）去世，燕文公即位。

幽公

幽公三年，鲁国季孙在楚邱会见晋幽公，攻占葭密，理是筑城。

七年，天大旱，田地产生盐碱。

九年，丹水泛滥，波涛相互冲击。

十年九月，桃树、杏树结果。

十二年，天空无云却响起雷声。

十四年，越王灭亡滕国。

燕文公（二十四年）去世，简公即位。

十五年，越王朱勾灭亡郯国，俘虏郯王鸪归国。

秦灵公去世。

十七年，越王朱勾去世。

十八年，晋幽公夫人秦嬴在寝宫杀害幽公。

烈公

晋烈公元年，赵献子筑泫氏城。

韩武子以平阳为都城。

三年，楚人侵伐我南部边境，进入到上洛。

四年，赵国筑平邑城。

五年，田公子居思攻打邯郸，包围平邑。

（王国维案：田居思即《战国策》之田期思，《史记·田敬仲世家》之田臣思。巨思之讹。《水经·济水注》引《纪年》作田期，《史记·田敬仲世家·索隐》引《纪年》谓之徐州子期。而据《济水注》：“齐田期伐我东鄙”，在惠成王十七年，距此凡五十三年。且三家尚未分晋，赵不得有邯郸之称。疑《河水注》所引“晋烈公五年”，或有误字也。）

六年，齐简公（九年）去世，依次敬公即位。

九年，三晋以所据封邑被命为诸侯。

十年，齐国田肦与邯郸（赵国）的韩举交战于平邑，赵国军队战败，齐军俘虏了韩举，夺取了平邑新城。

十一年，田悼子去世，依次田和即位。田布杀大夫公孙孙，公孙会凭借廪邱反叛了赵国。田布包围廪邱，翟角、赵孔屑、韩国军队救援廪邱，与田布在龙泽交战，田布败逃。

十二月，齐宣公去世。

十二年，周威烈王命令韩景子、赵烈子、翟员征伐齐国，进入长城。

景子名叫做虔。

（王国维案：此司马贞据公孙据《纪年》为说，非原文。）

十五年，魏文侯（五十年）去世。

十六年，（齐康公五年）田侯午出生。

十八年，秦敬公（十二年）去世，于是惠公即位。

二十二年，国都刮大风，从早晨到中午，天空昏暗。来年，太子喜出逃。

（王国维案：《史记·晋世家·索隐》引《纪年》“魏武侯以晋桓公十九年卒。”以武侯卒年推之，则烈公当卒于是年。烈公既卒，明年，太子喜出奔，立桓公，后二十年为三家所迁。是当时以桓公为未成君，故《纪年》用晋纪元，盖讫烈公。明年，桓公元年，即魏文侯之八年，则以魏纪元矣。《御览》引晋烈公二十二年，知《纪年》用晋纪元讫于烈公之卒。《史记·索隐》引魏武侯十一年、二十二的、二十三年、二十六年，而无七年以前年数，知《纪年》以魏纪元自武侯八年后始矣。至《魏世家·索隐》引“武侯元年，封公子缓”，则惠成王元年之误也。说见后。）

魏

【原文】

魏

武侯

武侯十一年，城洛阳及安邑、王垣。（《史记·魏世家》索隐。）

宋悼公（十八年。）卒。（《史记·宋世家》索隐。）

（十七年，）于粤子翳（三十三年。）迁于吴。（《史记·越世家》索隐。）

（十八年，）（齐康公二十二年。）田侯郯立。（《史记·田敬仲世家》索隐。）

（二十年）（于粤子翳三十六年。）七月，于粤太子诸咎弑其君翳。十月，粤杀诸咎粤滑，吴人立子错枝为君。（《史记·越世家》索隐。）

（二十一年，）于粤大夫寺区定粤乱，立无余之。（《史记·越世家》索隐。）

齐田午就其君及孺子喜而为公。（《史记·田敬仲世家》索隐。）

国维案：《史记·田敬仲世家》索隐：“《纪年》齐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郯立，后十年齐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为公。”又据索隐引《纪年》，齐宣公薨与公孙会之叛同年。而据《水经·瓠子水注》引，则公孙会之叛在晋烈公十一年，宣公于是年卒，则康公元年当为晋烈公十二年，二十二年当为魏武侯八年，此事又后十年，当为梁惠成王二年。然索隐又引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后威王始见，（又案《魏世家》索隐引齐幽公之十八年而成王立，幽公或桓公之讹。）则桓公（即田午。）十八年当惠成王十三年，其自立当在是年矣。年代参错，未知孰是。

韩灭郑，哀侯入于郑。（《史记·韩世家》索隐。）

二十二年，晋桓公邑哀侯于郑，韩山坚贼其君哀侯，而韩若山立。（《史记·韩世家》索隐。《晋世家》索隐引“晋桓公十五年韩哀侯卒”。）

赵敬侯卒。（《史记·晋世家》索隐引“晋桓公十五年赵敬候卒”。）

二十六年，武侯卒。（《史记·魏世家》索隐。）

燕简公（四十五年。）卒。（《史记·燕世家》索隐。） 

梁惠成王

元年，韩共侯、赵成侯迁晋桓公于屯留。（《水经·浊漳水注》、《史记·晋世家》索隐。）

昼晦。（《开元占经》一百一。）

封公子缓、赵侯种、韩懿侯伐我取蔡，而惠成王伐赵围浊阳。（《史记·魏世家》：“初武侯卒也，子莹与公中缓争为太子。”索隐引《纪年》曰：“武侯元年，封公子缓、赵侯种、韩懿侯伐我取蔡，而惠成王伐赵围浊阳，七年，公子缓如邯郸以作难”云云。案武侯元年当作惠成王元年，据本文自明。《水经·沁水注》引“梁惠成王元年，赵成侯偃、韩懿侯若伐我葵”，《路史·国名纪》己引同，惟“葵”作“鄈”，索隐引作“蔡”，乃字之误。）

邺师败邯郸之师于平阳。（《水经·浊漳水注》。）

二年，齐田寿帅师伐我，围观，观降。（《水经·河水注》。）

魏大夫王错出奔韩。（《史记·魏世家》集解。）

三年，郑城邢丘。（《水经·河水注》。）

秦子向命为蓝君。（《水经·渭水注》。《太平寰宇记》雍州蓝田县引“惠王命秦子向为蓝田君”，《长安志》引作“梁惠成王命太子向为蓝田君”。）

四年，河水赤于龙门三日。（《水经·河水注》。）

五年，公子景贾帅师伐郑，韩明战于阳，我师败逋。（《水经·济水注》。）

六年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水经·渠水注》。《汉书·高帝纪》注臣瓒曰：“《汲冢古文》惠王之六年自安邑迁于大梁。”《史记·魏世家》集解、《孟子》正义皆引“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

于粤寺区弟思弑其君莽安，次无颛立。（《史记·越世家》索隐。）

七年，公子缓如邯郸以作难。（《史记·魏世家》索隐。）

雨碧于郢。（《太平御览》八百九、《广韵》二十二昔、《路史·发挥》一注。）

地忽长十丈有余，高半尺。（《太平御览》八百八十。）

八年，惠成王伐邯郸，取列人，伐邯郸，取肥。（《水经·浊漳水注》。）

雨黍于齐。（《太平御览》八百四十二引“惠成王八年雨黍”七字，又八百七十七引全文作《史记》。）

雨骨于赤髀。（《路史·发挥》一注。）

齐桓公（十一年。）弑其君母。（《史记·田敬仲世家》索隐。）

九年，与邯郸榆次、阳邑。（《水经·洞涡水注》。）

晋取泫氏。（《太平御览》一百六十三、《太平寰宇记》泽州高平县条、《路史·国名纪》己注。）

王会郑厘侯于巫沙。（《水经·济水注》。）

十年，入河水于甫田。又为大沟而引甫水。（《水经·渠水注》。）

瑕阳人自秦导岷山青衣水来归。（《水经·青衣水注》。）

十一年，郑厘侯使许息来致地，平丘、户牖、首垣诸邑及郑驰道。我取轵道，与郑鹿。（《水经·河水注》。）

东周惠公杰薨。（《史记·六国表》集解。）

十二年，龙贾帅师筑长城于西边。（《水经·济水注》。）

楚师出河水以水长垣之外。（《水经·河水注》。）

郑取屯留、尚子、涅。（《水经·浊漳水注》。《太平寰宇记》潞州长子县下引“郑取屯留、长子”六字。）

十三年，王及郑厘侯盟于巫沙，以释宅阳之围，归厘于郑。（《水经·济水注》。）

齐威王立。（《史记·魏世家》索隐引“齐幽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又《田敬仲世家》引“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后威王始见”，今据补。）

十四年，鲁共侯、宋桓侯、卫成侯、郑厘侯来朝。（《史记·魏世家》索隐。）

于粤子无颛（八年。）薨，是为菼躅卯。（《史记·越世家》索隐。）

十五年，鲁共侯来朝。（《史记·六国表》集解。）

邯郸成侯会燕成侯于安邑。（《史记·六国表》集解。）

遣将龙贾筑阳池以备秦。（《太平寰宇记》郑州原武县下。）

郑筑长城自亥谷以南。（《水经·济水注》：“自亥谷以南，郑所城矣。《竹书》曰：梁惠成王十五年筑也。”）

十六年，秦公孙壮帅师伐郑，围焦城，不克。（《水经·渠水注》。）

秦公孙壮帅师城上枳、安陵、山氏。（《水经·渠水注》。）

邯郸伐卫，取漆富丘，城之。（《水经·济水注》。）

齐师及燕战于泃水，齐师遁。（《水经·鲍丘水注》。）

邯郸四曀，室坏多死。（《开元占经》一百一引作周显王四年。）

十七年，宋景●[善攴]、卫公孙仓会齐师，围我襄陵。（《水经·淮水注》。）

齐田期伐我东鄙，战于桂阳，我师败逋。（《水经·济水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索隐：“王劭案《纪年》梁惠王十七年齐田忌败我桂陵，与此文异。”又《田敬仲世家》“田臣思”索隐：“《战国策》作田期思”，《纪年》谓之徐州子期。）

东周与郑高都、利。（《水经·伊水注》。）

郑厘侯来朝中阳。（《水经·渠水注》。）

有一鹤三翔于郢市。（敦煌唐写本《修文殿御览》残卷。）

十八年，王以韩师败诸侯师于襄陵。（《水经·淮水注》。）

齐侯使楚景舍来求成。（《水经·淮水注》。）

王会齐、宋之围。（《水经·淮水注》。）

赵败魏桂陵。（《史记·魏世家》索隐。）

十九年，晋取玄武、濩泽。（《水经·沁水注》。）

二十年，齐筑防以为长城。（《水经·汶水注》。《史记·苏秦传》正义引“齐”下有“湣王”二字。）

（二十四年，）楚伐徐州。（《史记·越世家》索隐。）

二十五年，绛中地坼，西绝于汾。（《水经·汾水注》。）

二十六年，败韩马陵。（《史记·魏世家》索隐。）

二十七年十二月，齐田肦败梁马陵。（《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索隐。案《魏世家》索隐引“二十八年与齐田肦战于马陵”，二十七年十二月在周正为二十八年二月，是《魏世家》索隐已改算为周正也。《田敬仲世家》索隐引“齐威王十四年田肦伐梁战马陵”，考《纪年》齐威王以梁惠王十三年立，至此正得十四年。）

二十八年，穰苴帅师及郑孔夜战于梁赫，郑师败通逋。（《水经·渠水注》。）

二十九年五月，齐田肦及宋人伐我东鄙，围平阳。（《水经·泗水注》。《史记·魏世家》索隐引作“二十九年五月齐田肦伐我东鄙”。）

九月，秦卫鞅伐我西鄙。（《史记·魏世家》索隐。《商君列传》索隐引无月。）

十月，邯郸伐我北鄙。（《史记·魏世家》索隐。）

王攻卫鞅，我师败绩。（《史记·魏世家》索隐。）

（秦孝公会诸侯于）逢泽。（《史记·六国表》惠王二十九年秦孝公二十年会诸侯于泽，徐广曰：“《纪年》作逢泽。”《水经·渠水注》引徐说略同。）

二十年城济阳。（《水经·济水注》。）

秦封卫鞅于邬，故名曰商。（《水经·浊漳水注》、《路史·国名纪》己。《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引作“卫鞅封于鄡”。）

三十一年三月，为大沟于北郛，以行圃田之水。（《水经·渠水注》。）

邳迁于薛，改名徐州。（《水经·泗水注》。《史记·鲁世家》索隐引“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迁于薛”，《孟尝君列传》正义引“梁惠王三十年下邳迁于薛，改名徐州”，“三十”下夺“一”字。）

（三十二年，）与秦战岸门。（《史记·秦本纪》索隐。此年据《史记·六国表》补。）

三十六年。（《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

一年。（《春秋经传集解·后序》。）

（二年，）郑昭侯武薨，次威侯立。（《史记·韩世家》索隐。）

（九年，郑）威侯（七年。）与邯郸围襄陵。五月，梁惠王会威侯于巫沙。十月，郑宣王朝梁。（《史记·韩世家》索隐。）

（十年，）齐田肦及邯郸韩举战于平邑，邯郸之师败逋，获韩举，取平邑、新城。（《水经·河水注》。）

朱氏右曾曰：此事《水经注》引作晋烈公十年，索隐云《纪年》败韩举当韩威王。

八年，计相距七十八岁，不应有两田肦、两韩举。考《赵世家》云：“肃侯二十三年，韩举与齐、魏战，死于桑丘。”肃侯元年当梁惠王二十二年，下逮后元十年，为肃侯之二十五年，盖《赵世家》误“五”为“三”，《水经注》误“惠成后元十年”为“晋烈公十年”也。至《韩世家》以韩举为韩将，则更舛矣。

十一年，（会韩威侯、齐威王于）平阿。（《史记·孟尝君列传》：“田婴与韩昭侯、魏惠王会齐宣王东阿南，盟而去。”索隐曰：“《纪年》当惠王之后元十一年，作平阿。但齐之威、宣二王文舛互不同也。”案韩昭侯《纪年》亦当作韩威侯。）

十三年，会齐威王于甄。（《史记·孟尝君列传》索隐。）

四月，齐威王封田婴于薛。十月，齐城薛。（《史记·孟尝君列传》索隐。）

婴初封彭城。（《史记·孟尝君列传》索隐。）

国维案：此司马贞据《纪年》为说，非本文。

十四年，薛子婴来朝。（《史记·孟尝君列传》索隐。）

十五年，齐威王薨。（《史记·孟尝君列传》索隐。）

十六年，惠成王卒。（《春秋经传集解·后序》。） 

今王

（四年，）郑侯使韩辰归晋阳及向。二月，城阳、向，更名阳为河雍，向为高平。（《水经·济水注》引无年，《史记·赵世家》集解：“徐广曰：《纪年》云魏襄王四年改河阳曰河雍，向曰高平。”据此补。又（秦本纪》集解：“徐广曰：《汲冢纪年》云魏哀王二十四年改宜阳曰河雍，向曰高平。”案《纪年》终于今王二十年，不得有二十四年，“二十”字衍。）

碧阳君之诸御产二龙。（《开元占经》一百十三。）

（五年，）燕子之杀公子平。（《史记·燕世家》索隐。）

齐人禽子之而醢其身。（《史记·燕世家》集解。）

赵立燕公子职。（《史记·六国表》集解。《赵世家》：“赵召燕公子职于韩，立以为燕王，使乐池送之。”集解：“徐广曰：《纪年》亦云尔。”）

六年，秦取我焦。（《路史·国名纪》己。）

齐地暴长，长丈余，高一尺。（《太平御览》八百八十引作周隐王二年。）

七年，韩明帅师伐襄丘。（《水经·济水注》。）

秦王来见于蒲坂关。（《水经·河水注》。）

四月，越王使公孙隅来献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万，犀角、象齿。（《水经·河水注》。）

齐宣王（八年。）杀其王后。（《史记·田敬仲世家》索隐。）

楚景翠围雍氏。（《史记·韩世家》集解。）

秦助韩，共败楚屈丐。（《史记·韩世家》集解。）

韩宣王卒。（《史记·韩世家》集解。）

齐、宋围煮枣。（《史记·韩世家》集解。）

八年，翟章伐卫。（《史记·魏世家》索隐。）

秦楮里疾围蒲不克，而秦惠王薨。（《史记·樗里子列传》索隐。本不系年，以秦惠王薨年考之列此。）

九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水经·洛水注》。）

五月，张仪卒。（《史记·韩世家》及《张仪传》索隐。）

楚庶章帅师来会我，次于襄丘。（《水经·济水注》。）

十年十月，大霖雨，疾风，河水溢酸枣郛。（《水经·济水注》。）

十二年，秦公孙爰帅师伐我，围皮氏，翟章帅师救皮氏围，疾西风。（《水经·汾水注》。）

十三年，城皮氏。（《水经·汾水注》。）

（十四年，）秦内乱，杀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壮。（《史记·穰侯传》索隐。）

（十六年，秦拔我蒲坂、）晋阳、封谷。（《史记·魏世家》“哀王十六年，秦拔我蒲坂、阳晋、封陵。”索隐曰：“《纪年》作晋阳、封谷。”）

十七年，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貉服。（《水经·河水注》。）

十九年，薛侯来，会王于釜丘。（《水经·济水注》。）

楚入雍氏，楚人败。（《史记·韩世家》集解。）

二十年。（《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今王终二十年。”） 

【译文】

武侯

武侯十一年，筑洛阳及安邑、王垣城。 

宋悼公去世。

十七年，越王翳将都城迁往原来的吴国境内。

十八年，田侯郯即位。

二十年，七月，越国太子诸咎把国君翳杀害。十月，越国人杀死诸咎，越国滑吴的人推立其子错枝为越君。

二十一年，越国大夫寺区平定越国内乱，拥立无余之为越君。

齐田午杀害齐国国君及孺子喜而自立为公。

王国维案：《史记·田敬仲世家·索隐》：“《纪年》：‘齐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郯立。后十年，齐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为公。’”又据《索隐》引《纪年》齐宣公薨与公孙会之叛同年，而据《水经·瓠水注》引，则公孙会之叛在晋烈公十一年。宣公于是年卒，则康公元年当为晋烈公十二年。二十二年当为魏武侯十八的。此事又后十年，当为梁惠成王二年。然《索隐》又引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后威王始见。（又案《魏世家·索隐》引“齐幽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幽公或桓公之讹。）则桓公（即田午）十八年当惠成王十三年，其自立当在是年矣。年代参错，未知孰是。

韩国灭亡郑国，韩哀侯进入郑国。

二十二年，晋桓公将郑作为哀侯的封邑。韩山坚杀其君主哀侯，韩若山即位。

赵敬侯去世。

二十六年，武侯去世。

燕简公（四十五年）去世。

梁惠成王

元年，韩共侯、赵成侯把晋桓公迁往屯留。

白天昏暗。

封公子缓爵位。赵侯种、韩懿侯进攻我国，占据了蔡地。惠成王进攻赵国，包围浊阳。

邺的军队在平阳打败邯郸的军队。

二年，齐国田寿率领军队进攻我国，包围观城，观城冠军投降。

魏国大夫王错出逃韩国。

三年，郑国筑邢邱城。

秦子向被命令为蓝田君。 

四年，黄河龙门段的河水变红三天。

五年，公子景贾帅军进攻郑国，韩明在阳地作战，我军败逃。

六年，四月甲寅这一天，把都城迁往大梁。

越国寺区的弟弟思杀死越王莽安，立无颛为王。

七年，公子缓到邯郸发动叛乱。

郢地降玉石雨。

地忽然增长十多丈，增高半尺。

八年，惠成王进攻邯郸，占领列人。进攻邯郸，占领肥城。

齐地降黍雨。

赤髀降骨雨。

齐桓公（十一年）杀害齐侯母亲。

九年，把榆次、阳邑交给赵国。 

晋攻取泫氏。

梁惠成王在巫沙会见郑釐侯.

十年，引黄河水入圃田,又挖大沟引圃水.

瑕阳人渡过青衣水至岷山至秦国,又从秦国来梁.

十一年，郑釐侯派许息来进献土地，有平邱、首垣诸邑以及郑国的驰道。我国取轵道，把鹿城交给郑国。

东周惠公杰去世。

十二年，龙贾率领军队在西部水淹长垣城外。

郑国攻取屯留、尚子、涅。

十三年，梁惠成王在巫沙与郑釐侯盟誓，以解宅阳之围，把釐地归还郑国。

齐威王即位。

十四年，鲁共侯、宋桓侯、卫成侯、郑釐侯来朝见。

越王无颛（八年）去世，这就是所说的菼躅卯。

十五年，鲁共侯来朝见。

邯郸成侯在安邑会见燕成侯。

派遣大将龙贾修筑阳池城，用来防御秦国。

郑国自亥谷以南修筑长城。

十六年，秦国公孙壮率领军队修整上枳、安陵、山氏城。

赵国进攻卫国，攻取漆富邱，筑城。

齐国军队与燕国军队在泃水交战，齐国军队败逃。

邯郸发生四次白天昏暗的现象，房屋毁坏，很多人死去。

十七年，宋国景善攵、卫国公孙仓会合齐国军队包围我国的襄陵。

齐国田期进攻我国东部边境，在桂林交战，我国军队战败。

东周把高都、利划给郑国。

郑釐侯来到中阳朝见。

有一只鹤在郢城上空翱翔盘旋三周。

十八年，梁惠文王依靠韩国军队在襄陵打败诸侯的军队。

齐侯派遣楚国景舍来求和。

梁惠成王解齐国、宋国的包围。

赵国在桂陵打败魏国。

十九年，晋国攻取玄武、濩泽。

二十年，齐修整大堤作为长城。

二十四年，楚国进攻徐州。

二十五年，绛中地裂，与西边的汾水断绝。

二十六年，在马陵打败韩国。

二十七年，十二月，齐国田肦在马陵打败梁国。

二十八年，穰苴率领军队与郑国也夜在梁赫交战，郑国军队败逃。

二十九年，五月，齐国田肦与宁人进攻我国东部边境，包围平阳。

九月，秦国卫鞅进攻我国西部边境。

赵国进攻我国北部边境。

梁惠成王攻打卫鞅军，我国军队战败。

秦孝公在逢泽会见诸侯。

三十年，修整济阳城。

秦把邬地封给卫鞅，将邬孜名为“商”。

三十一年，三月，在外城的北面挖大沟，用来引导圃田的河水。

邳迁往薛，改名为徐州。

三十二年，在岸门与秦国交战。

三十六年。

一年。

二年，郑昭侯武去世，威侯即位。

九年，郑威侯（七年）与赵国包围襄陵。五月，梁惠王在巫邱会见威侯。十月，郑宣王来梁国朝见。

十年，齐国田肦在平邑与赵国韩举交战，赵国军队败逃，俘虏韩举，攻占平邑、新城。

朱氏右曾曰：“此事《水经注》引作晋烈公十年。《索隐》云：‘《纪年》败韩举当韩威王八年’，计相距七十八岁，不应有两田月分，两韩举。考《赵世家》云：‘肃侯二十三年，韩举与齐、魏战，死于桑邱。’肃侯元年当梁惠王二十二年，下逮后元十的，为肃侯之二十五年也。至《韩世家》以韩举为将，则更舛矣。

十一年，在平阿会见韩威侯、齐威王。

十三年，在甄地会见齐威王。

四月，齐威王把薛地封给田婴。十月，齐国筑薛城。

始把彭城封给田婴。

（王国维案：此司马贞据《纪年》为说，不是《竹书纪年》原文。）

十四年，薛子婴来朝见。

十五年，齐威王去世。

十六年，惠成王去世。

今王

四年，郑侯派韩辰归还晋阳及向。二月，修筑晋阳城、向城，把晋阳改曰名为河雍，把向改名为高平。

碧阳君的侍女生了两条龙。

五年，燕国子之杀死了公子平。

齐国人逮捕了子之并把他剁成了肉酱。

赵国立燕公子职为燕王。

六年，秦国占领我国焦城。

齐国某地的土地突然增长一丈多，增高一尺。

七年，韩明率领军队进攻襄邱。

秦王来蒲坂关相见。

四月，越王派公孙隅来进献名为始罔的乘船及三百艘船、五百万只箭、犀角象齿。

齐宣王（八年）杀死了王后。

楚国景翠包围雍氏。

秦国帮助韩国共同打败楚国的屈匄。

韩宣王去世。

齐国、宋国包围煮枣。

八年，翟章进攻卫国。

秦国褚里疾包围蒲城，没有攻克，而秦惠王去世。

九年，洛水冲进成周，山洪泛滥。

五月，张仪去世。

楚国庶章率领军队来与我军会合，驻扎在襄邱。

十年十月，连降暴雨，刮狂风，黄河水溢出至酸枣城。

十二年，秦国公孙爰率领军队进攻我国，包围皮氏，翟章率领军队解救皮氏之围。西风猛烈。

十三年，修筑皮氏城。

十四年，秦国内乱，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壮被杀。

十六年，秦国攻占我国蒲坂、晋阳、封谷。

十七年，赵国命令官吏大夫的奴仆迁往九原，又命令将军、大夫、戍边的官吏都穿胡服。

十九年，薛侯来我国，在釜邱会见我王。

楚军攻入雍氏，楚军战败。

二十年。

網文《哪一本是最早的历史书籍？》報道： 

中国的历史书最早于何时出现？中国远在商代甚至以前，已有文字用来记录时事，商代还出现了史官。最早的史料汇编原称《书》，至汉代称为《尚书》；古人“尚”与“上”通用，意即“上古之书”。儒家把它列为经典之一，因此又名《书经》。相传经过孔子整理，选编成一百篇。《尚书》不能算作完整及有系统的史书，但也被公认为中国史籍的滥觞。

先秦时期是指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统一中国以前的历史时期，可远溯至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一般是指夏、商、周三代，周代分西周和东周，东周包括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两个时期。《春秋》是中国传世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按年月日顺序记录史事，原为鲁国的国史，出于鲁国史官之手，后经孔子整理。孔子与《春秋》联系起来，可以考见中国古代史学发达兴旺的原因。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是春秋末年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相传他曾整理《诗》、《书》，删修《春秋》，按照鲁国12个君主的次序，记述了242年的历史。后人且把书中所包括的时代，称为“春秋时代”。

其后出现了补充春秋、战国史事的典籍，有编年体的《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并称《春秋》三传。《左传》亦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当中有一些内容不同于《春秋》，例如保留了春秋时代以前的一些史事和传记，所录史事不尽相同，内容不以一国历史为中心，且涉及政治以外的社会各个方面。

《国语》是中国最早一部国别史，与《左传》同被认为是春秋末年的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如果说《春秋》是记事之史，《国语》是记言之史，那么《左传》已经发展到成为言事两者兼载的一种编年史了。

先秦时期还有一部重要的史书，就是《战国策》。该书有《国策》、《国事》等不同名称和版本，不知作者是谁，后经西汉刘向整理编定，始命名为《战国策》。这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依据，“战国时代”亦据此书命名。今本有33篇，资料丰富，文词优美，后世每以《国语》、《战国策》两书并称。

西晋武帝时，在今河南的汲郡战国魏襄王墓中发现大批竹简书，其中有一种《纪年》，因而命名为《竹书纪年》，又叫做《汲冢纪年》，是魏国的编年体史书。由于部分记载与传统经籍的说法不合，受到一些学者贬斥，流传不广，大约在两宋时期亡佚。后来有人杂采各书，编为《今本竹书纪年》二卷。清代历史学家朱右曾追复古本，辑成《汲冢纪年存真》二卷；近人王国维加以补正而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一卷，堪称善本，现代文史学家范祥雍再为此书作了补订。《竹书纪年》的发现、亡佚和辑补经过，反映了先秦史籍流传的概况。

孔子与先秦典籍有较密切的关系，所以要认识先秦时期的历史，也要认识孔子的生平。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幼年丧父，曾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看管牛羊的“乘田”。中年担任过鲁司寇（鲁国掌管邦禁刑狱的官职），后来被迫离职，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政治理论。晚年回到鲁国，致力于教育。孔子学说以“仁”为中心，讲求“礼”、“乐”，企图以“正名”的主张，维护宗法制的贵族统治。其思想影响中国文化达二千多年，历来被尊为“圣人”。

孔子的言论由他的学生辑录整理而成《论语》，包括〈学而〉、〈为政〉等20篇，内容包括孔子谈话、答弟子问，以及弟子之间的言谈讨论，是很有启发性的一本书。其中多论“学”、论“政”、论“仁”，南宋时以此书为“四书”之一。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后世以“四书五经”并称，同为儒家的重要典籍。

孔子自言“述而不作”，《春秋》的作者应是鲁国史官，孔子可能作了文字上的修改，所以孔子作《春秋》的旧说应不可信。总括而言，孔子和《论语》均具广泛及深远的影响。

作者: 周佳荣教授

上载日期: 2023年03月21日

《惊世“清华简”》（文汇报 2016-10-9 江胜信）報道：

夏末秋初的太阳给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披上浅金色光晕，翠绿的爬山虎在红砖墙体上悄悄蔓延。百年前，它会不会也是眼前这模样？

它还是它；却又不是原来的它。曹禺曾在那里完成《雷雨》，钱锺书曾立下豪言“横扫清华图书馆”，杨绛曾写下《最爱清华图书馆》……今天，83岁的文史大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李学勤带领一批学者在那里考释清华简。他们已经或正在留下永不消散的气息。这气息，流连于拱门下、书桌前、楼梯扶手上……

沧桑，静谧，历史沉淀之地。它沉淀的何止是1912年建馆以来的历史？穿越2300年的时光隧道，清华简让毁于“焚书坑儒”的失传经典得以复活，让先秦诸多历史谜团得以廓清，让中华民族文明根脉得以重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一睹清华简

清华简，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的省称。

清华图书馆老馆4楼那间戒备森严的库房，是清华简现在的家。三把钥匙：图书馆、校方安保、“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各执一把。若想凑齐钥匙一睹清华简真容，手里得有校方批文。

日前，一支由20多位年轻人组成的队伍获此良机。这是个国际组合，不论是黄皮肤还是蓝眼睛，嘴里都蹦着“尚书”“战国”“简帛”等词儿，他们是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暑期研习营的境外研究生学员。

研习营于8月22日在清华大学近春园开营，李学勤为学员们上了第一课。他前阵子做了个腹部手术，之后又不小心摔了一跤。这天上午，他由两名助手搀扶着来到课堂。两个小时后，他用“说过多次的一句话”作结尾：“清华简的保护、整理和发表是‘中心’的责任，而清华简的深入研究则需要中外学术界共同参与，这也是在座各位的事业。”出于这样的心意，李学勤承诺将在原日程之外给大家增添一项：观看清华简。

8月24日，本报记者作为研习营唯一的旁听生，有缘随学员们一起，走进清华简库房。

库房恒温恒湿，防尘防菌。70多个不锈钢盘子列队般摆放在工作桌上，蒙着盖子。工作人员将其中两个揭去盖子，学员们拿着放大镜和冷光手电，凑近观察。盘子约50厘米长，30厘米宽，装着经药物处理过的蒸馏水，二三十支长短不一的狭长竹简平铺在盘底。竹色如棕，墨迹如漆，字形如鸟如虫，有的还在字与字之间画上红色格线，即所谓“朱丝栏”。

为防止竹简悬浮游移，每一支均用白色十字绣线缠在略宽略长的玻璃条上，顶端拴一枚不锈钢编号牌。平时，竹简有字的那面是朝下的，以抵挡光线辐射。除24小时不间断监测外，每隔一星期，工作人员将为清华简添加调配好的浸泡液，并给它们“体检”。

经2300年埋藏后重见天日，清华简早已失去了竹片本该有的硬度和弹性，变得糟朽、脆弱。“就像开水中熟透的面条。”李学勤做了个比喻，“看上去一根根挺好的，其实一捞就断。”唯有无微不至的照料，才能让这些失而复得的遗珍不再得而复失。

入藏清华园

李学勤为学员开的第一课是“清华简研究”，他先从清华简的来历说起。

“它们是被盗掘的，出土时间和地点已经无从得知。2006年底，这批简在香港兜售，文物商提供了8支样简。”彼时，香港文物市场假简充斥，不少买家曾受骗，不敢轻易出手。

“有一支简的内容让我非常吃惊。”李学勤说到这里，支撑着病体缓缓站起，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杀惠王于虢。他解释道：“仇”在这里念“qiu”，晋文侯，姬姓，名仇。“仇”的楚文字字形很特别，没有深入研究的人是不可能知道那种写法的。这支简说的是两周之际，携惠王（又称携王、惠王）被晋文侯仇杀于虢国。该史实在《史记》中未提及，《左传》中仅有“携王奸命”这语焉不详的四个字；但古本《竹书纪年》提到了，知道的人极少。

一个生僻的楚字，一段隐匿的历史。直觉告诉李学勤，这不像是假简，极有可能是真正的战国竹简！

2008年6月4日，一场饭局促成这批简与清华大学的结缘。时任校党委书记陈希等校领导宴请古典文献研究中心新引进的资深学者傅璇琮及其夫人，杨振宁夫妇、李学勤夫妇等作陪。席间，李学勤谈到这批竹简，“如果是真的，那就是司马迁也没有看过的典籍。”陈希很震惊，当机立断——竹简真伪，由李学勤来调查；是否购买，由校领导来决策。

紧接着，李学勤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李均明研究员专门去了趟香港，与香港中文大学古文字学家张光裕一起去观察竹简实物，确定竹简为真。众买家闻风而动，虎视眈眈。

在李学勤印象里，2008年7月15日这天“特别闷热”，他梦寐以求的竹简终于入藏清华大学，成为“清华简”。

当时，打开装着竹简的大塑料箱，气味刺鼻。过去，它们一直深埋于地下水位以下，属于饱水竹简，出土后不能脱离水。为此，文物商将竹简连同湿泥，用保鲜膜层层包裹，浸泡在化学溶液中，并给某些断简衬以新竹片。这些自以为是的“保护”措施让清华简危在旦夕。未经杀菌的新竹片是微生物滋生的温床，在饱水密闭环境中，与竹简互相感染，浸泡液中所含有的磷酸根离子加速了霉菌的蔓延，竹简表面出现了白色点状物。“这太可怕了。”李学勤说，“过去曾有过惨痛的教训——半天时间，霉菌就能把竹简烂出个小洞！”

对竹简的清洗保护工作立即展开。李学勤年纪大，眼睛不好，手容易抖，这项细活只能交给年轻人干。他骑辆自行车，天天跑学校看，“他们用最细的毛笔，刷去竹简表面污物，但要避开墨迹。一人一天只能清洗出十几支。”光是清洗，就足足花去三个月！

经清点，清华简共包含约2500枚有字竹简，残断比例少，整简长度10厘米至46厘米不等。无字残片经AMS碳十四测定，可判定清华简年代为公元前305士30年，相当于战国中期偏晚，与业内所熟知的郭店简和上博简相仿。但在内容上，郭店简和上博简的主体是儒、道，清华简的主体是经、史。

随葬书籍的特点与墓主人的身份和爱好有一定关系。“银雀山汉简主要是兵书，墓主显然是位军事家；郭店简和上博简，墓主可能是哲学家；”李学勤笑称，“这一次（指清华简），我们‘挖’到一个历史学家！”

价值堪比“孔壁”“汲冢”

听完暑期研习营第一课，学员们特意去拜祭清华园内由梁思成设计碑式、陈寅恪撰写碑文、用以纪念王国维的“三绝碑”。王国维先生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以碑文上那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为概括；但对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深意远不至此。

1925年春，吴宓邀请王国维出任清华研究院（即后来通称的国学研究院）导师。这年7月，王国维为暑期留校学生作了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的演讲。他一开头便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他认为“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共有两次，“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

学术界摘引不衰的，除了这篇著名的演讲，还有他的“古史新证”课程讲义。该课程中，王国维首创并倡导了古史研究最有影响的治学方法——“二重证据法”，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现代考古学萌芽，地下遗存被陆续发现。王国维感慨“吾辈”之“幸”：“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

但王国维之幸，应不及李学勤之幸。“孔壁书”和“汲冢书”早已逸失，王国维对它们推崇的背后，掩着一声叹息。李学勤却遇到了清华简，他说，“学者们认为这批竹简的出现，堪与前汉的孔壁、西晋的汲冢媲美，也未为过誉。”

这种媲美，绝不限于重要性上的比较，还牵及清华简和“孔壁”、“汲冢”在内容上的奇妙缘分。

让我们从“孔壁”和“汲冢”的多舛命运说起，而“孔壁”又得从秦始皇于公元前213年颁布《挟书律》说起。《挟书律》下令把原来东方六国的历史文化典籍、诸子百家著作全部烧毁。孔门弟子后裔伏生把《尚书》偷藏于泥墙夹层后，逃亡别处。汉惠帝四年，《挟书律》废除。伏生返回家乡，取出《尚书》，因风雨侵蚀，它们竟朽烂过半。伏生用汉代通行的隶书重新整理出其中28篇，被后人称为“今文《尚书》”。半个多世纪后，景帝末年，分封到曲阜的鲁恭王为扩充王府，下令拆除近旁的孔子故宅，意外发现孔宅墙壁中竟有竹简，它们很可能是孔子后人为逃避“焚书”而藏匿的，这便是著名的“孔壁中经”，又叫“孔壁书”，或以“孔壁”二字指代。其内容以《尚书》为主，用战国古文字书写，被称为“古文《尚书》”，经孔子十一世孙孔安国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出16篇。今、古文《尚书》存有很大差异，中国学术史上延续至今的今古文之争自此发端。西晋战乱中，今、古文《尚书》都散失了。东晋的梅赜向朝廷献出一部《尚书》，包含33篇今文《尚书》和25篇古文《尚书》，流传至今成“传世本”。该书来历蹊跷，更让人不解的是，其中的今文《尚书》尚且难懂，理应更为艰涩的古文《尚书》竟相对晓畅。经反复辨析，宋代以来学者大都认为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系伪作，称之为“伪古文《尚书》”。

再说“汲冢”。西晋之初，汲郡一座战国时期魏国墓葬被盗掘，惊现十多万字竹简。竹简损毁严重，荀勗、和峤等学者历时十载，整理出75篇“汲冢书”，其中最重要的是先秦编年体史书《纪年》12篇，又称《竹书纪年》。让人痛心的是，全部竹简和大多数整理成果在西晋宗室“八王之乱”中毁于战火，仅在古书中保存有《竹书纪年》某些佚文。

“孔壁”和“汲冢”仿佛历史微茫星空中划过的两颗彗星，炫目之后便消逝不见。但对仰望星空的人来说，那两道光已凝滞为《尚书》情结和《竹书纪年》情结。古代史研究专家张政烺生前总是说，“什么时候挖出《尚书》就好了。”李学勤对散落在古书里的《竹书纪年》佚文了然于胸，佚文中关于“晋文侯杀携王”的孤史竟然在清华简上得到印证，于是才有了上文提到的那场饭局和一个月后清华简的入藏。

随着进一步释读，让李学勤和他的研究团队欣喜不已的是，清华简的主体是《尚书》和体裁与《尚书》类似的文章，同时还有一部类似《竹书纪年》的编年体史书《系年》。曾经湮灭的“孔壁”和“汲冢”，竟能在清华简中现出影子！若王国维在天有灵，想必会将他所认为的“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从两次修改为三次了。

2008年10月，全国10家文博机构的11位专家对清华简出具《鉴定意见》，“这批战国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补正传世经史

自2010年起，上海的中西书局以差不多一年一辑的速度，出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对清华简的整理报告，目前已推出第六辑。李学勤估算，全部整理报告的体量大约为十六、十七辑，也就是说，目前才完成约三分之一。

清华简上的文字是六国古文字，“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和秦国的大篆分属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统。一场“秦火”，六国典籍付之一炬，六国古文字传承遽然断流。“有些字尽管认得，却读不通，太难读了！”李学勤感慨。西晋整理“汲冢书”尚且历时十载，在语言文字经过更多变迁之后，今天整理清华简不可能更快。“就算全部整理完了，那也只是凭我们现在的能力，提供一个本子，请大家来继续研究。今古文之争，争了都两千年了；清华简也会留给子子孙孙来讨论。”

对清华简，李学勤从来只说“初识”。

但哪怕只是“初识”，足可拼出原始而生动的中华民族早期文明图谱。李学勤曾说过一句玩笑话，但也是真话，“读起来实在太激动，每天读得多了，心脏会受不了。”

清华简内容的厚重与深广，不可能在报纸的篇幅里一一尽述。不妨从其主体的经史入手，经有《尚书》，史有《系年》。我们先通过《尚书》例篇一起“初识”清华简。

《金縢》——清华简中，有一篇题为《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将其与今文《尚书》中的《金縢》对照，虽然个别地方不一致，但显然，《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就是《金縢》。相传《尚书序》是孔子写的，孔子曾在序中概括《金縢》的内容，“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孔子生活的时代早于清华简的抄写者，可清华简上这一篇为何不叫《金縢》，却用了一个长达14个字的题目呢？显然，抄写者未见过《尚书序》。整理此篇的刘国忠教授提出大胆猜测：有两种可能，一是抄写者不知“金縢”这个篇题，那说明当时流传了不同的《尚书》版本；二是此文当时根本就没有“金縢”这个篇题，那么《尚书序》就不是孔子所作，而是另有其人了。

《说命》——《说命》见于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此书到底伪不伪？伪在哪里？清华简中的《傅说之命》终于为旷世之争画上圆满句号。《傅说之命》最早发现于2008年8月13日，李均明、刘国忠等在清洗竹简时，在一支简的背面看到“尃敚之命”四个字。李学勤闻讯赶来，非常激动，说“尃敚”二字就是“傅说”（音念“付月”），傅说是商王武丁的贤臣，《傅说之命》即《说命》。《尚书序》曾明确《说命》共有三篇，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中，《说命》正是三篇，清华简中，《傅说之命》也正好三篇。以此结合《金縢》可推测，尽管清华简抄写者未见过《尚书序》，但清华简或可证明《尚书序》的存在。再看内容，清华简《傅说之命》和梅赜古文《尚书》中的《说命》完全是两回事，前者讲了武丁如何依据天命寻找贤臣傅说，后者却是傅说对武丁进言治国之道。《傅说之命》的部分内容与《国语·周语》的引文完全一致，这就足以证明《傅说之命》是先秦时期《说命》的原貌，而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中的《说命》是后人编造的，进而证明整本书有伪。

《厚父》——《尚书序》及今、古文《尚书》中都没有《厚父》，但清华简中有《厚父》，且被考证为《尚书》逸篇，依据是其中的“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一段话，与《孟子》所引《尚书》相似。《厚父》中，“厚父”对“王”阐述了畏天命、知民心的重要性。今年4月15日，李克强总理在清华大学考察清华简，获赠一幅书法作品，上有根据《厚父》竹简照片放大描摹的八个古文字，对应为今天的汉字，是“民心惟本，厥作惟叶”。李学勤诠释道:“这句话说的是民心是根本，人民要做什么事、说什么话、有什么趋向和发展，都是从‘本’里派生出来的‘叶’，执政要重视民心。”以史资政，古为今用，清华简里包含着很多这样的智慧。

《保训》——清华简中的《保训》虽未见于《尚书》，但完全是《尚书》体裁。此文开头说“惟王五十年”，先秦时期在位五十多年的国君不多，只有周穆王、楚惠王等人，《保训》里的“王”会是谁呢？从古至今大多学者认为周朝的实际开创者周文王生前并未称王，李学勤最先不敢考虑周文王，但他很快就联想到《尚书·无逸》篇中所说“享国五十年”的周文王，清华简中“惟王五十年”的“王”，那很可能就是周文王。对《保训》的进一步释读证实了李学勤的猜测。《保训》是“王”对“发”的遗训，“发”正是周武王的名字，能对姬发直呼其名并交待遗训的，当然就是周文王姬昌了。《保训》不仅为周文王称王提供了有力证明，还将周文王遗训生动再现。周文王以虞舜和商汤六世祖上甲微的史事，要求太子姬发遵行一个思想观念--“中”，也就是后来说的中道。

中国考古黄金时代刚开始

我们再通过《系年》继续“初识”清华简。

上文提到的与《尚书》相关的简文，篇幅从7支简至14支简不等。与此相比，共有138支简的《系年》可谓体量庞大。《系年》分为23章，记述了从周武王伐纣到战国前期的史事。它不仅修正了传世史籍，甚至填补了历史空白，《系年》第三章关于秦人始源的记载，便是其中之一。

西周覆亡，周室东迁，秦人雄起西方，称霸西戎，逐步东进，终于兼并列国，成就统一大业。李学勤认为，秦朝存在时间虽短，对后世的影响却相当深远。“特别是秦人的文化，有其独具的特点。伴随着秦人的扩张，带到全国各地。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不追溯到秦人。秦人从哪里来，其文化有怎样的历史背景，是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长期以来的主流意见是秦人出自西方，《史记·秦本纪》及《赵世家》中，曾详述秦的先世，“在西戎，保西垂”，蒙文通先生的《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便据此认为“秦为戎族”。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比如钱穆的《国史大纲》主张“秦之先世本在东方”，理由是《秦本纪》中提到秦先为嬴姓，分封之后以国为姓，而很多国族凡可考定的都在东方。清华简《系年》第三章廓清了这一千古谜团，其中提到，奄是商王朝的东方大国，“商奄之民”反周失败后，被周人强迫西迁至“邾虚土”这个地方，“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

“这真是令人惊异！”《系年》的这一记载让李学勤很兴奋，“‘邾虚土’是《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冀县的‘朱圄’，可确定在今天甘肃甘谷县西南、礼县西北。目前，礼县已发现周代遗址。根据《系年》提供的珍贵线索，从礼县往北，就是‘邾虚土’可能的位置。”

在《尚书》和《系年》之外，清华简中另有很多重要文献，比如《周公之琴舞》、《算表》等。

《周公之琴舞》为周公及周成王所作，是一组十分重要的乐诗，这不仅是佚诗的重大发现，也是佚乐的重大发现。它和六经之中唯一完全失传的《乐经》会有关系吗？李学勤说：“和‘乐’肯定有关系，但会不会就是《乐经》的内容，没人知道，因为谁都没见过《乐经》。”

《算表》是由21支简串编而成的计算表格，用编绳及朱丝栏分隔数码，为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数学文献实物。它采用十进位，能进行100以内任意两位数的乘除，功能远超九九乘法表，为当时全世界最先进。

正是因为一项又一项惊世发现，清华简因此将改写先秦历史、文学史、科学史……从上世纪70年代出土马王堆帛书，到90年代出土郭店竹简，到近年从境外购回上海博物馆藏竹简和清华简，“地下之新材料”成为订正“纸上之材料”、探寻中华民族文明根脉的学术潮流。王国维说他的时代是“发现的时代”，李学勤感慨自己是被历史厚待的学人，他的时代是“大发现的时代”。上世纪90年代起，有学者认为中国考古“已进入黄金时代”，李学勤如今面对惊世清华简，却淡定地说：“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呢！”

“《竹书纪年》在当今史学界的地位是怎样的？”（2021-04-14 阳Sir的考古之眼）報道：

《竹书纪年》中记载了很多事情都堪称对传统史学是颠覆性的存在，而主要的挑战则来源于价值取向的相异。

（一）汲冢竹书

《竹书纪年》的发现是一个偶然事件，咸宁五年（279年）十月，有个名叫不准的汲郡（在今河南汲县西）盗墓贼，挖开了郡内的一个战国古家。冢内有许多珠宝、器物和竹书。不准只对珠宝感兴趣，他拆下竹书，点燃照明，在冢内搜珠寻宝。地方官府闻信赶到，冢内已一塌糊涂。冢主是谁？一说是魏襄王，一说是魏安釐王。安鳌王是襄王的曾孙，二人相差约80年。器物仅剩下玉律、钟磬和铜剑。

竹书虽然剩下颇多，但其中不少是烬简断札，无法拼接和识读。 之后便被拉往洛阳，面对如此巨量的“古书”，让身在洛阳的晋武帝也非常关心。他任命当时手下最好的学者中书监荀勖（xù）、中书令和峤等人负责对这批资料进行整理。

根据《晋书·束皙传》的记载，虽然照明烧掉了部分竹简，余下的竹简仍有75篇、10余万字。其中发现的《纪年》，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竹书纪年》有十三篇，记录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上下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一直讲到战国魏安釐王二十年。

（二）史学价值

《竹书纪年》的史学价值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这些资料的形成年代很早，《竹书纪年》之所以知名度比肩《史记》，就是因为它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逃过秦始皇焚书事件的编年通史，其内容也与《史记》颇多印证。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尧舜禹禅让之制历来为史官所称道，比如根据《史记》所记载，商朝太甲被伊尹囚禁3年后，伊尹见太甲改过自新，便郑重的将国家交给他。太甲复位后，沉痛接受教训，成为了一个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圣君。

但是《竹书纪年》却有着截然相反的描述：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杀掉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杜预说“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大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

（三）作者是谁

有学者认为，“汲冢书”很可能主要是由魏公子信陵君领衔撰写，其理由有二：

一、“汲冢书”有七十五篇（种）之多，涉及四书五经、相术射法、楚晋旧典、丘藏游记，等等，内容十分广泛，只有像信陵君那样既具有广泛兴趣又拥有众多食客的人，方有运作的条件。有关这一点，《史记·信陵君传》中的《魏公子兵法》可为佐证。

二、《竹书纪年》的记事下限——魏安矨王二十年，正好是信陵君“窃符救赵”那年，从此他一去十年不归，《竹书纪年》也断了线，这应该说不是一种巧合。

谢选骏指出：人説——“汲冢书”很可能主要是由魏公子信陵君领衔撰写；我看即使如此，竹书纪年古本也堪稱中國最古的歷史記載，因爲它完全違背了儒家道德，明顯來自孔子篡改古史刪詩書之前的記錄。

這就是我的“历史学观察”（Historical Observation）！

（另起一页）

书名

硅基时代第四十三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43

历史学观察

Historical Observation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Inc.

700 Park Offices Drive Suite 250 

Research Triangle, NC 27709

1（919） 459-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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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

2024年12月第一版

December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43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