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354卷 引號 Quotation Marks

 硅基时代第五十四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54

引號

Quotation Marks

2024年10月第一版

October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54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54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引号，一般用于表示文中引用的部分。有双引号和单引号两种。在汉文语境中，不同地区的惯用标志不同。極爲混亂。甚至《人民日报》使用引号在1980年代是先单后双，到1990年代卻改为先双后单。引號的用途極其廣汎——

1.表示引用。2.表示特定称谓。3.表示特殊含义。4.表示讽刺和嘲笑。5.突出强调。

本卷所包括的九十篇文章標題，都有引號，同樣具有多重含義。

Executive summary

Quotation marks are generally used to indicate the part of the text that is cited. There are two types: double quotation marks and single quotation mark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customary signs a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Extremely chaotic. Even the People's Daily's use of quotation marks in the 1980s was changed to first single and then double, but in the 1990s, it was changed to first double and then single. Quotation marks are extremely versatile –

1. Indicates a citation. 2. Indicates a specific title. 3. Indicates a special meaning. 4. Show sarcasm and ridicule. 5. Highlight and emphasize.

The titles of the 90 articles included in this volume are in quotation marks and also have multiple meanings.

（另起一页）

【目錄】

前言、“人夫气质”是新母系社会的美德

01、“恶意活着”的人该当何罪

02、“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战败者的后遗症

03、“浮舟”是紫式部的自传

04、“猴痘”的说法是在污蔑猴子

05、“学习”就是“人云亦云”

06、“烂尾”朝代末年的特有现象

07、“操妈”与“日娘”的起源

08、“打天下”是致富的捷径

09、华尔街噩梦传真

10、“认识你自己”似乎还是最难的事

11、“44年的时代”纯属子虚乌有

12、“归化”的背后：利玛窦逝世400年纪念

13、“出售自由民主”的台湾

14、“太一生水”的想象得到了科学证实

15、“虚拟绑架”是专制暴政的衍生物

16、“软脚元年”——百年中共终成软脚螃蟹

17、“社会主义好”该得“睁眼说瞎话”头奖（实践部分）

32、“社会主义好”该得“睁眼说瞎话”头奖（理论部分）

18、“社会主义运动”的命运

20、百姓杂志：无直接利益冲突正席卷中国

21、“五四”这一代人发动了文革

22、“反对钢铁的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23、“最大幸福”为了数量牺牲质量

24、“大国战疫”就是高射炮打蚊子

25、“主动断供”就是回归市场经济

26、“全过程民主”就是“民无二主”

27、“亚裔”的概念没有人类学常识

28、“中共国崛起”之后的死猫落地

29、“战胜衰老”是骗子的勾当

30、“小国时代”的革命决议

31、“躺平”就是“怠政”，就是对“反腐”的抗议

32、怀璧其罪与怀才其罪、怀色其罪

33、“反共就是反华”之谬论的由来

34、“回到过去”是防疫失败的开始

35、“你算老几”的命运

36、“共同富裕”是不是三民主义的均富

37、“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是“面朝光海·肉绽皮开”

38、“托克维尔困境”不适合中国

39、“他老婆”（特朗普）帝国的内部崩溃

40、“拉闸限电”意味着“一统就死”

41、“OpenAI 人等”多么像是“OpenAV 女优”

42、“取消交易”的一个案例

43、“大疫不过三年”的说法查无实据

44、“中华”就是“中央贵族”

45、百年未有之破局——“破窗效应” 就是裤链掉了的惊慌失措

46、“反对共产主义”就是极端思想嗎

47、“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

48、“解放”就是“脱裤子”

49、“红码”就是“红军”的报应和普及

50、“中国”就是轴心甚至是核心

51、“鞫谳分司”意味着司法权从行政权的独立

52、胡思杜——“胡”乱“适”应的“结果”

53、“阿姨学”就是法医学

54、“资本主义萌芽”是王朝末年的显著特征

55、“和平崛起”不堪一击

56、“孔门”其实只是一个“空门”

57、“中国”不是朝代不是“支那”

58、“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一个地方政权

59、“中国人”是一个野蛮的民族或不是魔鬼的子孙

60、“西藏”渊源考

61、“思想主权”观念的诞生

62、利玛窦“记忆之宫”的12个房间

63、“二十大”拉开了一个新朝代

64、“集团”是不会思考的

65、“大取代”背后的加缪其实在仇恨她自己的兄弟

66、“社会科学”与“模仿巫术”、“交感巫术”——是思想主权的体现

67、“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代理选举大会”

68、“毛骨悚然”是现代艺术的核心

69、“发展中国家”就是丐帮国家

70、“中国人杀子”并不可信

71、“油腻的中年猥琐男”是一种厌男症状

72、“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伪命题

73、“破四旧”就是“去中国化”——解放军是八国联军的华勇营

74、“丧尸出笼”不如锁妖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地狱里

75、“独裁者”就是“总书记”

76、“封建”“专制”不可同日而语

77、“天上人间”夜总会侵犯了李后主的版权所以下场悲惨

78、“后真相”打破了“权力伪造的真相”

79、“半夜听敌台”和“雪夜看禁书”一样是人生的极乐

80、“中国”还不是中国

81、“安诺石印”说明了“亚洲一体”

82、“红学”就是一个垃圾桶

83、“时间只能使邪恶增值”=“恶推动历史”

84、“亚衣”的感觉像是蓝衣社

85、“资本主义社会”是个伪概念

86、“阿姨学”——“法医学的操刀手”在做“英国史的博士后”

87、“壮志饥餐胡虏肉”是真实的历史

88、“自由主义”就是“君主立宪”的灭亡

89、“三年困难时期”毛太猪吃人无数不吐骨头

90、“大同社会”是诈骗集团的话术

後記、“南下干部”類似蒙古滿洲的牲口

（另起一页）

【前言、“人夫气质”是新母系社会的美德】

《“人夫气质”助力美国大选》（RHONDA GARELICK 2024年8月30日）報道：

鉴于突然有可能选出一位女总统，最近有很多关于男性气质的讨论。诚然，民主党人一直在展示支持女性权利和成就的和蔼可亲、直言不讳的男性形象。但除了有关男性女权主义者的那些典型话题，新男性气质还有另一个更微妙的层面尚未得到认可：人夫气质。

在上周为期四天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男人们公开表达了对妻子的情感和钦佩，甚至不惜牺牲自己。道格·艾默霍夫轻松地取笑了自己早年在追求未来妻子、副总统贺锦丽时的浪漫糗事（那通电话！）。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承认，在妻子米歇尔之后发表演讲很不容易。

贺锦丽的竞选搭档、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不仅谈到了“生育权”，还谈到了他个人在面对不孕不育时的痛苦和终于有了孩子的喜悦——在讲述给女儿取名“Hope”（希望）时，他哽咽了。交通部长皮特·巴蒂吉格不仅谈到了婚姻平等，还谈到了他用空气炸锅给三岁的双胞胎做奶酪通心粉，以及想方设法让他们去洗手的故事。

这场大会上的男人们正在揭示政治中几乎从未讨论过的问题：作为深入参与一场婚姻的人——包括家居的、身体的甚至是妇科上的方方面面细节，一个丈夫在私人的、家庭的层面所扮演的角色。

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在民主党全国大会第二晚开玩笑说，他“感觉已经准备好了——即使我是唯一一个愚蠢到在米歇尔·奥巴马之后发言的人”。

乔希·祖拉夫斯基和德里克·库克与他们的妻子一起上台，讨论他们因堕胎禁令而经历的几乎致命的医疗危机。当安雅·库克描述她的丈夫在她流产时为挽救她的生命所做的努力时，库克默默地将他们襁褓中的女儿抱在怀里。

这是新鲜事。我们听过男性支持女性候选人或谈论厨房桌边的那些家长里短。但我们从未听过男人如此深入地谈论夫妻间的私密细节。

在政治中，通常是女性扮演配角——赞美丈夫的才华，抱着孩子站在他身后，谈论育儿或分娩、备餐或当初相恋的日子。家庭依恋往往是女性的决定性身份，而对男性来说只是社会性装饰品。

但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一种最能体现丈夫风范的品质成了值得强调的美德——当男人公开接受“人夫气质”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女人可以被视为“妻子”以外的东西。

民主党全国大会发言人乔希·祖拉夫斯基描述了他对失去妻子阿曼达的恐惧，当时她在医院里与死神搏斗，等待合法终止无法存活的妊娠。

当男人——无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接受了他们在私人的、家庭的世界里扮演的角色，这就解放了女人，让她们可以接受她们在公共世界里扮演的角色，接受她们作为权威的地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男人们以丈夫的姿态解除了贺锦丽肩上的妻子枷锁，帮助她树立民主党候选人强有力的领袖形象。

在这种新“人夫气质”的首次亮相前一天，电视先驱菲尔·多纳休刚刚去世。多纳休是开明、温柔男性气质的开创者，可以说是流行文化中“人夫气质”的鼻祖。

多纳休是第一批公开倡导女权主义的男性名人之一：他看起来坚强而自信，同时表现出对女性的同情、尊重和真正的兴趣。1980年，他与女演员、第二波女权主义者马洛·托马斯结婚，他们代表着一种新型的平等主义夫妻关系。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多纳休的节目是收视率最高的日间脱口秀，每集观众达到900万，其中大部分是女性。他选择的许多节目主题都特别吸引这些观众，包括女同性恋母亲、输精管结扎术和分娩等等。

与约翰尼·卡森拿自己的离婚开玩笑、爱挖苦人的大卫·莱特曼或热衷于风流事的杰里·斯普林格等其他电视节目主持人不同，菲尔·多纳休在许多女性观众心目中扮演了代理丈夫的角色。

很容易想象多纳休和妻子在家里分担家务，谈论感情的情景。此后，再也没有一位男性脱口秀主持人能够成功地体现出这种气质。多纳休还以倾听女性的声音而闻名，他是第一个与以女性为主的观众群分享麦克风的日间节目主持人，他允许她们在直播中提问。“在每一个丈夫不和她们说话的妻子心目中，他充当了替代品，”据说幽默作家埃尔玛·邦贝克曾经这样打趣。

这里的重点是“丈夫”。

所谓的新男子气概的蓝图，难道一直就在我们手上？

谢选骏指出：人問“所谓的新男子气概的蓝图，难道一直就在我们手上”？人又説——“人夫气质”助力美国大选。我看——作爲“新男子气概”的“人夫气质”，不僅助力美国大选，而且還是現在流行的西方“新母系社会的美德”。

【01、“恶意活着”的人该当何罪】

《催高房地产经济高招：惩罚“恶意不买房”》（RFI华语  2022-06-23）报道：

据中共中央下令“稳楼市”后，中国多地为促进民众买房可谓花招百出，青岛市薛家岛街道办事处近日下令社区调查居民购房意愿，还要求针对“恶意不买房”且银行有巨额存款者，一律约谈。不过“恶意不买房”相关新闻在中国大陆社群引发网友热传与讪笑后，已遭网管下架。

据中央社今天引述消息报道称，中国山东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薛家岛街道办事处17日发布“关于做好促进居民购买新建商品房的通知”，要求截至6月底，每个合作社完成网签新建商品房不少于2个，各社区负责牵头汇总，及时把居民购房意愿摸排情况报发展保障中心。

“通知”还要求，“凡恶意不买房，如查到银行有巨额存款，一律提醒谈话”。该项工作纳入2022年度工作考核，超额完成任务的合作社一事一议加分，具体考核办法另行制定。

消息说，薛家岛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18日证实确有此事，并称“通知”中所说的“上级部署”是指“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和“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联合印发的一份红头文件。

对此，中国官媒证券时报今天发出评论称，稳楼市应该“因城施策”，不宜矫枉过正。

该报道称，“恶意不买房”相关新闻在中国大陆社群引发网友热传与讪笑后，已遭网管下架。

网民嚎叫：

wljohn 发表评论于 2022-06-23 09:02:40

恶意不买房，

恶意不嫖娼，

恶意不行贿，

恶意不放屁，

都是对全过程民主的党妈最大恶意。

eurostar_019 发表评论于 2022-06-23 09:02:00

不对，接下来应该是恶意死亡！

eurostar_019 发表评论于 2022-06-23 09:01:00

接下来就是恶意活着！

tx1989 发表评论于 2022-06-23 08:59:18

送房子吧！

西门雪 发表评论于 2022-06-23 08:57:31

墙国确实是一个神奇的国度，前些时候的恶意还乡，恶意堕胎，恶意自杀，到前天的恶意不买房。以后说不定还有“恶意不消费，恶意不自杀，恶意住小房子，恶意不出门旅游等等”——哈哈哈哈哈。

onflow 发表评论于 2022-06-23 08:57:00

恶意不生娃，恶意看病，恶意买菜…还会有什么？

Gryffindor 发表评论于 2022-06-23 08:56:28

下一步就是惩罚拿中国工资在美国恶意买房的“爱国人士”

portfolio 发表评论于 2022-06-23 08:52:40

小麦大蒜，典当首付。

谢选骏指出：“恶意活着”的人该当何罪？肯定是死罪啊！因为当权派已经规定好了“恶意”入罪的强盗逻辑，只要有人违旨活着，按律入罪就可以了！每个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和新生政权，都是照此办理的！共产党的每个派系，概莫能外也。包括所謂的“黨内民主派”。

【02、“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战败者的后遗症】

《临阵脱逃：自卫队害怕核辐射放弃空中洒水》（凤凰网 2011-03-16）报道： 

3月16日下午，日本自卫队直升机部队决定中止对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号反应堆的空中洒水作业。防卫省说，中止的原因是因为核电站上空的核辐射浓度太高，可能会危及参加洒水行动的自卫队员的健康。日本媒体评论称“自卫队害怕核辐射放弃洒水”，并指其“临阵脱逃”。 

文章说，日本政府救灾总部从昨日开始，就要求自卫队出动运输直升机对核电站实施洒水行动，以降低不断爆发的第三号反应堆的温度，增加其冷却水量，以防止核反应堆爆炸。但是，自卫队以“自卫队员可能会遭受核辐射”为主要理由，拒绝出动。今日下午，一度准备实施洒水。但是实施之前，派出的侦察机测出的核辐射浓度依然很高，于是决定取消今天的洒水计划。 

文章还提到，自卫队15日还将180名“中央特殊武器防护队”队员撤离核电站，抛下一群东京电力公司的核能专家们在核电站里苦斗。 

文章评论说，今天下午，自卫队终于拗不过首相和舆论的批评，派出两架运输直升机带了水桶在核电站附近比划了几次，但是就是没有飞近核电站上空。相反地，先派了一架直升机在高空对核电站的核辐射量进行检测，看看是否适合运输直升机低空洒水。结果发现今天核辐射量浓度过高，不适合洒水。全国人民眼睁睁地看着直升机飞走了。 

谢选骏指出：这种做法，不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吗？

《“这是我们的使命！”福岛工人与女儿诀别》（今日新闻 2011-03-16）报道：

当前在福岛第一核电厂内，严守剩余3个核能反应炉的「福岛50人」，虽然东电坚持不公布他们的姓名或照片，不过，日本Twitter上却出现一名疑似其中一人女儿的留言，内容指出她的父亲只差半年就可以退休，却在第一时间自愿支持第一核电厂，更向家人表示「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据了解，这群被媒体尊称作「福岛50人」、坚决死守核电厂的东电职工，其实大部分并非原本就在第一核电厂服务的职工，而是东京电力公司从其他核电厂调派支持的，更有绝大部分是自愿死守核电厂，其中包含快退休或已退休的元老级职工。 

16日，日本Twitter疯狂转载着一则留言，内容写的「我的父亲明天将被送往福岛第一核电厂，听说是原定半年後就可以退休的父亲自愿支持，我哭了，但父亲却表示『核电厂接下来的命运就看我们了，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我只能祈祷父亲能够平安返家。」 

据了解，发送这则留言的网友「NamicoAoto」就是「福岛50人」之一的女儿，在後续的留言中，她表示，在出发当天，她与母亲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舍的样子，就像平常日的早晨一样，送父亲出门上班，希望父亲也能跟平常日一样，下了班就回家。 

15日，福岛核一厂的警戒量程增加到半径30公里，日本官房长官枝野幸男（Yukio Edano）也终坦承辐射量「已达危害人体标准」，核电厂仅留守50人运行冷却操作，这群勇者们，被外媒通称作「福岛50人」（Fukushima 50），并以「不怕死」（Not afraid to die）来形容。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报道，「『福岛50人』的其中一位职工说，他不怕死，因为这是他的工作！」 

而相较於「福岛50人」抱着必死的决心，日本自卫队却多次拒绝政府救灾总部的支持请求，甚至要菅直人两次「请求」，才派遣运输直升机到福岛第一核电厂上方，准备对底下的反应炉机组洒水。不过，直升机才到核电厂上空遂即返航，表示检测到过高的辐射量，怕伤及自卫队队员的健康，所以任务临时暂停。 

会这麽不愿意配合，全是因为防卫省认为东电隐瞒核电厂状况，「骗」他们去支持，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甚至跟他们宣称此次任务是「安全的」，却请求完全不具备对核能反应炉相关知识的特殊武器防卫队进行冷却操作，造成4名队员在氢气爆炸事件受伤。在记者会上怒飙「是谁说很安全的？差点被害死！」

谢选骏指出：这就是“食其禄，忠其事”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其实，这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以互相参照，属于同一类项目。日本盛行此道，因为它是战败国，再也没有法西斯献身的精神了。就像毛派份子败亡之后，中国大陆再无共产党献身的精神了。

【03、“浮舟”是紫式部的自传】

物语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相当于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紫式部是一个笔名，她本姓藤原，出身中层贵族，幼年从父偷习汉文，后入宫充当藤原彰子皇后的文学侍读。她爹做过式部大丞，所以称“藤式部”，后人借用《源氏物语》女主角紫姬之名，称她为“紫式部”。

源氏是小说的主人公，他出身王子，由于母亲出身低微，被降为臣子。小说以源氏在政治上的浮沉和他对女性的追逐为中心，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日本中世纪宫廷奢华生活的画卷。而这一切都是与紫式部这个女人的缠绵笔意、典雅语言、细腻敏锐的观察分不开的。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源氏物语》是自传性质的。

空蝉、明石姬、末摘花、紫姬、浮舟那一个个有着诗一般名字的女性，都是作者自己的欲望化身。因此故事会牵动人们一口气读到结尾，如同读一部现代言情小说。无关有人评论，这部千年前的作品，就像肥皂剧那样新鲜。只是，里面多了些白居易的诗、儒道思想、唐代宫廷设置等。

有中国读者说道，《源氏物语》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比《红楼梦》早了七百多年。两部堪称经典的古典小说都善于言情，以爱情悲剧故事贯穿始终。《红楼梦》是优雅高贵的汉语典范，用十年心血浇灌而成，其中有作者自传的情感经历。文中对善良女性的爱护，对权贵汲汲于功名利禄的批判，对权贵腐败生活的蔑视，是极尽笔墨功力的。而在阅读《源氏物语》时，终究读不出如《红楼梦》般优雅高贵的魅力，总感觉存在深深的“隔”，或许是我对日本文化存在“隔”，以及自身阅读功力有缺陷。我终究把这部经典小说读成通俗的言情小说。

《源氏物语》叙述源氏、夕雾、薰君两代人错综复杂的情感历程。其中源氏是多情放荡的美男子，文中用大量笔墨赞美他绝世的外貌和才华。他遇到心仪的美人就非得占为己有，以致和他有过情感瓜葛的女子竟达十三人之多，他没有弄到手的只有空蝉和玉鬘两个女子。源氏能够如此放纵，与当时日本的婚姻制度有关，男子可以随意占有女子而不受惩罚，甚至是才华横溢的表现。这是制度给予男子的特权。而夕雾只守着云居雁，则怕被人耻笑。夕雾和薰君相对于他们的父亲源氏而言，则理智并忠情。后半部写薰君与大女公子和浮舟之间的恋情，坚贞不渝，颇为动人。 

在众多女子中，我喜欢完美无缺的紫姬。她对源氏的爱纯洁善良，同时她又有贵族女性的宽容大方。她深知自己无法挣脱女子在婚姻中卑贱的命运，不可能让源氏只爱自己一人，于是，她用自己宽容的爱和善良去抓紧源氏的心，她不卑不亢地接受源氏处处多情的现实，与每一个人和谐相处。她真心养育明石夫人的女儿，倾尽一个母亲所有的爱，这种超越血缘关系的母爱让人由衷地敬佩。如此善解人意的女子必然得到源氏最多的宠爱。

阅读这本日本古典小说，可以了解当时日本宫廷的生活，了解佛教在当时日本的盛行。书中几乎每个人都有过遁入空门的想法。佛门成了人心的最好皈依，可以抚慰每一个伤痛的心灵。书中朱雀帝、三公主、源氏、紫姬、藤壶女御、空蝉、浮舟等等，最后都选择遁入佛门。《红楼梦》中同样有贾宝玉、贾惜春、芳官、藕官等遁入空门。佛教思想贯穿这两大古典名著的始终，这并不是偶然的。佛教自大唐盛传入东土，一直至紫式部写《源氏物语》，曹雪芹写《红楼梦》，深入人心，成为抚慰人心的良剂。无论《源氏》，还是《红楼梦》，都可读出宗教信仰对人心的重要，是人类最好的自我救赎。 

（二）

《〈源氏物语〉与中国文学及文化的亲缘关系》写道：

《源氏物语》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广泛地吸取了中国古典文学精华并借鉴了《长恨歌》的结构形式，它与中国文学有着很深的亲缘关系。《源氏物语》对日本后来的文学乃至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作为“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写实小说”，比中国首批出现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要早三百年余年。这是因为，日本的物语文学源于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分为以和歌为中心的“和歌物语”和以虚拟故事为中心的“传奇物语”两大系统。《源氏物语》是传奇物语与和歌物语相融合的产物。

《源氏物语》的结构很有特色。前半部44回以源氏和藤壶、紫姬为主人公，其中后3回是描写熏君的成长，具有过渡的性质，后半部10回以丹穗王子、熏君和浮舟、大小两位女公子为主人公，铺陈复杂的纠葛和纷繁的事件。它既是一部统一完整的长篇，各章节也可以成相对独立的故事。

谢选骏指出：日本女人紫式部（978——1016年）写作的《源氏物语》，是自传性质的甘苦谈。因此可说“浮舟”是紫式部的自传嗎。

【04、“猴痘”的说法是在污蔑猴子】

《猴痘可能感染任何人 联合国吁别污名化非洲人、同性恋》（中央社／日内瓦综合 2022-05-22）报道：

猴痘已经现踪全球15国。图为刚果民主共和国1997年的确诊者数据照片。

联合国爱滋病规画署（UNAIDS）今天警告，有些关于猴痘病毒的报导充斥种族主义和恐同言论，不仅加剧污名化，也会对当局因应日益严重的疫情带来影响。

法新社报导，联合国爱滋病规画署说，近日爆发的猴痘病例有「很大一部分」发生在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其他男男性行为者身上。但爱滋病规画署补充说，最可能的传染途径是与猴痘患者有身体接触的人，任何人都可能受到影响，还说有些对非洲人和LGBTI（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或双性别）族群的报导「强化了恐同和种族主义的刻板印象，加剧污名化」。

截至目前，已有15个非猴痘流行国家向世界卫生组织（WHO）通报实验室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包括多个欧洲国家、美国、澳洲和加拿大，以色列、瑞士和奥地利则是最新通报病例的国家。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导，以色列和瑞士双双表示，在境内发现的一名感染者最近曾出国旅行。以色列正在调查其他疑似病例。

联合国爱滋病规画署副运行主任卡瓦纳（Matthew Kavanagh）说：「污名和指责会破坏信任，以及在这类疫情爆发期间有效应对的能力。」

「过往经验显示，污名化言论会迅速使基于证据的应对措施失效，因为这些言论会引发恐惧循环，使人们远离卫生服务，阻碍发现病例的努力，并鼓励无效的惩罚性措施。」

猴痘症状包括发烧、肌肉疼痛、淋巴结肿大、发冷、筋疲力竭以及脸部和手掌出现类水痘皮疹。

目前没有治疗方法，但症状通常会在2到4周后消失。根据世卫统计，自从1970年以来，共有11个非洲国家通报过人类感染猴痘病例，分别是贝宁、喀麦隆、中非共和国、民主刚果、加蓬、科特迪瓦、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刚果共和国、塞拉利昂及南苏丹共和国。

谢选骏指出：联合国实在无知，因为它只知“猴痘可能感染任何人”，却不懂这病可以感染许多物种；所以不仅污名化了非洲人和同性恋，而且污名化了我们的猴子小弟——据说猴痘是由猴痘病毒（英语：Monkeypox virus）引起。它是一种有包膜的双链DNA病毒，属于痘病毒科的正痘病毒属（包括牛痘病毒、天花病毒等痘病毒）。基因组测序鉴定了两个系统发育不同的猴痘病毒进化枝——刚果盆地（中非）进化支和西非进化支，前者通常导致更严重的疾病、更高的死亡率和更频繁的人际传播。该病毒于1958年从研究用的猴子身上首次被发现，因此该病被命名为“猴痘”。但是，此名称属于用词不当。尽管非洲啮齿类动物被认为是猴痘病毒的传播者，但该病毒的宿主（主要疾病携带者）仍然未知。在自然界中已知可携带该病毒的物种包括冈比亚袋鼠（英语：Gambian pouched rat）（Cricetomys gambianus）、睡鼠、非洲松鼠（太阳松鼠属和非洲松鼠属）以及猴子等灵长类动物。但从“猴痘”的发现来看。猴子其实是人类的受害者，是人类实验室的产品。因此，“猴痘”的说法和“非洲人痘”、“同性恋人痘”的说法都是没有理由的——“猴痘”的说法其实就是在污蔑猴子。

【05、“学习”就是“人云亦云”】

网文《教育改革绝不能人云亦云 应该与文化同向而行》（2016-11-11）报道：

“每次听学者谈论中外教育的差别，最常听到的是各种减负的政策。有一种观点的：我们的孩子负担比美国孩子重多了。事实上，不同国家的教育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即便是减负政策的制订也不能脱离文化传统。”布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论是家庭教育还是教育政策的制定，都应该回溯历史，回溯我们的传统文化。

近年来，李瑾通过认知科学的方法以及统计科学的方式，也证明了这一研究结果，即东西方的文化奠定了东西方的学习模式的差异。

亚洲和西方儿童的学习模式截然不同

中国的孩子更勤奋，美国的孩子更重视自己的兴趣。没有兴趣的事情绝对不应该做，当代很多中国家长也开始这样认为。但在李瑾看来，好奇、兴趣确实是学习的原驱动力，而且儿童对外部世界的好奇被认为是最天真可爱、最好的学习品质。但，“这只是源动力，而不是学习获得成就的方法。如果只考虑兴趣会走上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

儿童的发展不是在真空中发生，而是基于现存的文化。李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西方学者往往从认知角度来看待儿童的学习模式，强调所谓的心智取向，在他们看来，起源于古希腊的学习最初是因为好奇而对外部世界进行探索，即便科学最初也是为了解读上帝是如何使世界运转而产生的。甚至牛顿最初研究的，也是上帝如何使这个世界运转。

谢选骏指出：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样的“学习”其实就是“人云亦云”。孔子喜歡人云亦云。

《学习是一门学问》（2019年第4期 刘良军）报道：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一个人从未知到有知、从少知到博知、从浅知到深知，需要借助学习来实现。然而也得看到，孔子门下有弟子三千，真正成为圣贤者却不过七十二，说明同样是学习，如果仅仅满足于浅尝辄止地学习、人云亦云地学习、一知半解地学习，到最后一事无成。“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习什么很重要，如何学习更重要，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重视学习，才会认真学习、用心学习。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大学习带来大进步。换言之，不重视学习，自然谈不上进步，抑或进步不了多少。某种程度上，我们党98年来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学习的历史，也必然需要藉由一以贯之、持之以恒地学习走向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就个人而言，立身百业可，学习当为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为着实现什么样的个人梦想，不学习，事难成，愿难了，难到“诗和远方”。

问题是时代的强音。学习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完全可以说，学习就是奔着问题去的。因此坚持问题思维与问题导向，是学有所获、学有所成的制胜秘诀，要求学习的过程中脑海里始终存有问题，一门心思琢磨着怎样解决问题。学习不停顿，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事实也是如此，一个人只有带着问题学习，通过学习解决问题，才能在遇到下一个问题时，更知道如何学习，怎样让学习高效快捷、一针见血地解决问题。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不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地将一应知识复制、粘贴于脑海，而后“依葫芦画瓢”，照搬照抄。哲人有言，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就学习而言，或许一时的知识能够解决此时的问题，却往往此后碰到哪怕类似的问题时，也容易“此路不通”，遭遇吃“闭门羹”。“橘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告诉我们学习要善于思考，通过思考抽丝剥茧、研机析理，找出事物发生发展的固有规律，进而按规律办事，或事半功倍，或弯道超车。同样，耽于空想瞎想、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也不是真正的学习。实践表明，学而有思，才能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让学为自己真正所拥有、所掌控；思而有学，才能开阔眼界、拓展思维、增长见识、提升才干。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纸上谈兵，纵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最终沦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更何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将所学到的书本知识放到实践中去验证，才能明晓到底有用还是无用、有效还是无效、需不需要进一步丰富与完善。同时，运用的过程也是再学习、再提高、再进步的过程。民间有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内中意蕴正说明学习不能一味看书上怎么说，还得看现实生活中怎么做。三人行，必有我师。放下架子，扑下身子，不吝在群众面前“甘当小学生”，才能以学促行、以行促学、学行合一，达至“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完美境界。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说明学习是一门学问。唯有研究好学习这门学问，吃透为何要学习、如何开展学习的精神实质，才能磨刀不误砍柴功，让学习以修身、以益智、以谋事、以创业，于新时代焕发新气象，展现新作为。

谢选骏指出：实用主义的学问就是“趋炎附势蹭热度”。

【06、“烂尾”朝代末年的特有现象】

《还不死心 烂尾大王习又做白日梦》（2023-12-19 颜纯钩）报道：

世上有两种政治领袖，一种不但有雄才伟略，且有道德使命，不但带领国人创造美好生活，还能奠定千年繁荣基础，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也。

还有一种领袖，汲汲于个人与家族名利，汲汲于一党之私，既无道德愿景，更败坏世俗精神，将国人带入绝境，所谓“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如寇仇”是也。

习近平当政十年有馀，不但败坏了中共前三届领袖奠下的经济基础，也败坏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他的内政外交全无智勇双全的谋略，更无前瞻性与全局观，他随心所欲办事，事情办砸再想办法补救，补救不成就任其腐烂，腐烂再腐烂，终至不可收拾。

他动不动就搞斗争，灭这个灭那个，因为国家体量大，单独看伤害不大，但十年积累下来的劣绩叠加就相当惊人。今日欲救失业，当日团灭教培却豪气干云；今日向拜登求饶，当日却敢与川普过招；今日金融系统风险加剧，十年大撒币大奢华从不忍手。

最近习近平宣扬枫桥经验，有人归结为文革式的群众斗群众，其实要害不是群众斗群众，而是群众专政。不是一部份群众与另一部份群众互斗，而是乡村中的大部份农民，在党的示意下，针对极个别的四类分子，实行全方位的监督改造与斗争专政。

枫桥经验在文革前后的政治环境下行得通，因为当年农民都须依附集体经济，没有人可以离开中共的奴役与配给而独自生存。中共可以给予也可以剥夺，农民只能乖乖听话，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农村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在党的指挥下，对村中百分之五以下的四类分子实行专政，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前提是农民都要听话，为糊口不敢违背党的指挥。村中有什么动静，只要生产队长召集村干部，村干部又号召更多农民，马上就地解决，四类分子没有生存空间。

时过境迁，今日的乡村早已不是当年的落后与固化，今日农村大量有见识有追求的精壮农民。这些人外出打工眼界大开，接受新科技与新思想，他们失业后被迫回村，几年内坐吃山空，日后生计无著，迟早都会在农村搅事，那就是中共基层开始瓦解的先兆。

以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力量，去对付百分之五的敌对力量，在财政优裕的条件下，当然是轻而易举的事；但若反过来，乡村中的潜在反对势力，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中共的基层干部变成百分之五以下的极少数，那时枫桥经验就行不通。

中共统治中国，一则用钱，二则用武力，钱袋子空了，基层党干要自己想办法，不能请更多爪牙作帮凶，也不能拿闲钱去收买村民。村干部太蛮横，必然引起村民反弹，最先吃亏的是自己，因此，以枫桥经验的大包围去恫吓与管制少数反抗者，这一招早已不合时宜，唯一留给村干部自保的手段，就是对下笼络人心，对上阳奉阴违。

中国已在巨变前夜，全国到处是危机四伏的雷区，所有隐伏多时的社会矛盾，很大机会造成倒骨牌效应，酿成大规模社会动乱。一旦广泛地区社会不靖，政府失能，民变四起，将需要更大规模的专政暴力来维持统治，这一点习近平还是明白的。可惜当前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军队要应付外敌，武警公安集中在大中城市，只剩少数农管维持乡村治安，面对大规模的民间反抗，根本是杯水车薪，只能任由星星之火燎原。

近期有公安系统遣散闲杂人员，也有相邻地区的派出所实行合并，这都是政府节衣缩食的措施。政府陷于财政窘境，更没有闲钱去供养乡村的基层干部，在这种时势下推广枫桥经验，实在太离地，也太幼稚可笑。

习近平不了解四十年来农村政治力量的演变，不了解大量失业农民工回乡，一旦被生活逼到绝路，只会成为动摇中共基层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指望农民为中共驱使，帮助中共维系统治，这根本是一厢情愿的空想，习近平不应该不明白，可惜他就是不明白。

东升西降烂尾了，狭路相逢勇者胜也烂尾，统一台湾烂尾，一国两制也烂尾，雄安新区烂尾，大湾区烂尾，深圳先进示范区烂尾，最近提出来的长江经济带概念也要烂尾。至于枫桥经验烂尾，那根本是小菜一碟了。

网民嚎叫：

luuluu 2023年12月20日 17:47

靠你继续加速

101Beijing 2023年12月20日 12:49

不要总是骂，喜禁评志大才疏干了很多蠢事，现在感到焦头烂额开始掉头，应该支持鼓励，总比继续撞南墙好呀，否则吃亏的还是老百姓，中共一时倒不了，不要异想天开。

agostic 2023年12月20日 09:02

杀猪头，灭共，才能救中国，救每个人自己！

FANRENINUS 2023年12月20日 08:43

这文太辱包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估计是个“癞猫主义者”（猫论），所以才会胡说“中共前三届领袖奠下的经济基础”。其实呢？现在的烂摊子烂尾楼，正是种因于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这是什么“大好形势”？这是血汗工厂！当然无法持之以恒。而根据我的历史力学，“烂尾”则是“朝代末年”的正常现象。——例如苏联的戈尔巴乔夫，虽然右倾自由化，实际上也是个烂尾大王。烂尾不烂尾，这不是意识形态的结果，而是朝代末年气数已尽的现象。

老鮮卑獨孤汧@zunwangrangyi Replying to @xxj2040：放在垂死的病人身上叫多器官衰竭綜合症，放在社會歷史上叫王朝末期綜合症。

谢选骏@xxj2040：对对对 ——这就是烂尾工程的客观性！

【07、“操妈”与“日娘”的起源】

《亿万富豪孙女惨遭撕票 废弃房屋荒草丛找到腐尸》（2022-09-06 温哥华港湾）报道：  

9月6日，田纳西州警方证实，上周五遭绑架的奥吉尔公司继承人，亿万富豪的孙女伊莉莎·弗莱彻(Eliza Fletcher)已经被杀害！

综合每日邮报等媒体的报道，警方在孟菲斯一所废弃的房屋附近发现了车辆的痕迹，还闻到了“腐烂的气味”。

之后，他们终于在房屋后面的荒草里发现了伊莉莎的遗体。

据报道，疑凶上周五清晨将伊莉莎强掳上车，之后又开着他的SUV行驶了一个半小时。

伊莉莎被绑架时穿着的Lululemon跑步短裤，被疑凶扔在了半英里之外的垃圾袋里。发现伊莉莎尸体的那间房屋旁，泥土边的楼梯底部仍然有血迹，苍蝇蜂拥而至，散发着腐烂和恶臭的味道。

38岁的凶嫌克利奥莎·阿布斯顿(Cleotha Abston)此前已经被拘捕，他目前被控一级谋杀罪和绑架一级谋杀罪。

克利奥莎今天曾短暂出庭，法庭宣布他的保释金被定为50万美元，克利奥莎就表示自己没钱请律师或支付保释金。

15分钟的听证会上，克利奥莎摇晃着身体，面无表情地看着受害者的家人，看起来对刚刚发生的悲剧并不在意。

克利奥莎曾是一名重罪犯！早在2000年，16岁的他就曾因绑架和抢劫罪被判监禁，直到2020年才出狱。

让人难以想象的是，仅仅两年之后，他就再次犯下相同的罪行！

9月2日清晨4点半左右，伊莉莎和往常一样，在自家附近的孟菲斯大学附近慢跑。

附近的监控拍下了她的最后身影：当天伊莉莎身穿粉色上衣和紫色短裤，步态轻松。

突然，一辆黑色SUV突然在她的身边停了下来，一名男子径直向她走近，一直在等待伊莉莎从自己身边跑过。

警方表示，视频显示绑架的过非常很暴力，嫌犯直接冲向了受害者。

清晨4点半的孟菲斯，街头上几乎没有什么人，任凭伊莉莎怎样挣扎也不可能有人伸出援手，更别提报警了。

经过一番拉扯之后，伊莉莎被暴力地拖进了车里，这辆SUV随后绝尘而去，街道恢复静谧，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当天上午，伊莉莎的家人发现她没有像往常一样跑完步之后就回家，越想越不对劲，于是在上午7点左右急忙报警。

警察赶到现场后，在孟菲斯大学附近的一所房子前发现了伊莉莎的手机，像是她在挣扎时被扔到地上的，已经摔碎。稍后，警方还找到了她的水瓶。

案发当天，警方根据线报，在距离案发现场约1.5英里的奥弗顿公园(Overton Park)的树林里进行了大规模搜索。

伊莉莎是一位狂热的健身爱好者，曾获得参加世界知名马拉松——波士顿马拉松比赛的资格。

她经常在同一条路线上慢跑，不知道这个习惯会不会让歹徒觉得有机可乘。 

幸运的是，伊莉莎奋力挣扎，让嫌犯的凉鞋留在了现场，并最终帮助警方找到了绑架她的人。

绑架案发生后不久，有网友发出了警察案在案发现场附近一家麦当劳外翻查垃圾箱的照片，让人毛骨悚然。

很多网友都联想到当年章莹颖失踪后的相似情景，伊莉莎难道已经遇害，且被残忍抛尸？

伊莉莎的家人也心急如焚，宣布悬赏5万元给提供线索得以破案及逮捕涉案者的人士。

警方很快就有了新发现，现场附近凉鞋的DNA与警方数据库中已经存在的克利奥莎的DNA完全匹配。

警方之后又在其它视频里发现，案发前一天克利奥莎穿的就是这双凉鞋，他的手机还在绑架现场附近发出过信号。

案发第二天上午，警方又找到了案发时的黑色SUV，那里正是克利奥莎的住所，警方于是在家门口将他逮捕。

警方稍后表示，伊莉莎被绑架后，克利奥莎的SUV曾在停车场停留了大约4分钟，之后离去。也许就是在这短短的4分钟里，伊莉莎已经被残忍杀害。

有目击者透露，克利奥莎在绑架后的几个小时内的行为非常奇怪。他用地毯清洁剂疯狂地清洁汽车内部，并在家里拼命洗衣服。

今年38岁的克利奥莎从12岁就开始犯罪，包括盗窃、严重攻击和强奸，16岁时就因绑架了一名律师被判入狱22年。

2020年，克利奥莎提前两年被释放，没想到又让无辜的伊莉莎不幸丧命。

邻居对克利奥莎的所作所为早就担心，直言“这是一个超级变态！”

克利奥莎的邻居April坦承，受害的可能会是那天在外面晨跑的任何人！这真的让人感觉很崩溃！

让人无语的是，克利奥莎的母亲对儿子所犯下的重罪也毫不在意，她表示，孩子都长大了，不管他们做了什么，都是他们自己的事。

身为母亲，她都不会告诉自己的孩子，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FBI发言人Coffindaffer直言，提前两年释放克利奥莎的决定是错误的。

“让他继续呆在监狱，就可以避免这次的罪行。”

34岁的伊莉莎和丈夫结婚8年，育有两个儿子，他们住在孟菲斯市中心，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一家4口温馨日常。

伊莉莎的祖父约瑟夫·奥吉尔三世(Joseph Orgill III)是美国最大五金建材公司奥吉尔(Orgill)共同经营者。

奥吉尔公司在《福布斯》2021年美国最大私人企业排行榜中名列第143位，拥有5500名员工，公司价值超过32亿美元。报道称，伊莉莎是奥吉尔公司及财产的继承人。

网民嚎叫：

游客 14分钟前

白左和黑鬼及南美懒汉是人类的公敌。

游客 2022年09月06日 22:50

又是民主党的最爱，如果没用这些白左，他应该还在服刑吧。

游客 2022年09月06日 22:05

又是黑鬼干的！

谢选骏指出：这个凶手的老妈老娘，生动展示了“操妈”与“日娘”的起源——人们怨恨坏人当道，所以就责怪那些生养他她们的“母亲”是人尽可夫的婊子了。但其实呢？这样的“操妈”与“日娘”，只会使得坏人更多更烂，社会进入了向下的循环。

【08、“打天下”是致富的捷径】

《从邓小平后代炫富和邓朴方病逝说开去》（2022-08-15 袁斌）报道：

最近，有两件新闻与邓小平家族有关。

从邓小平后代炫富和邓朴方病逝说开去

九十年代邓小平一家。前排左起：卓琳、邓小平、邓朴方；后排左起：邓质方、邓林、邓榕、邓楠。

一件新闻是关于邓朴方后人的。

据海外多家媒体报道，近日，北京14岁少年张师嘉因在网上炫富而爆红，他自称是邓朴方的后代。

张师嘉的抖音背景图是邓朴方和一位女士的合影，按照年龄来看，应该是张师嘉的母亲。张师嘉还晒过2021年他在玉泉山的家里，收到的一幅邓朴方的书法“不求字多好 但愿心舒畅”，配的文字是“这是我收到过最有意义的一份礼物 感谢爷爷 您一直是我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根据网友发布的截图显示，张师嘉喜欢玩跑车，8月10日在其抖音账号宣布，“14岁提人生第一辆兰博基尼是种什么体验……”，他买下的是今年最新款兰博基尼HURACáN，北京售价约为400万元人民币。

从张师嘉拍的抖音看，他的家里还有其它豪车，也有一间专门陈列他收集的各类真人大小的变形金刚等大玩具。张师嘉常去的地方之一，是京城入会费100万的顶级艺术俱乐部。

除了豪车，吸引网友眼球的还有张师嘉的名言，特别是那句“勤劳可以致富，但致富不只有勤劳一条路懂吗”。

另一件新闻是关于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的。

据报道，8月初，有“传言”说，邓朴方在澳洲病逝，详细原因现在不明朗。这个消息也没有得到媒体的普遍报道，维基百科上对邓朴方的生卒年，也没有更新，就是没有登载他过世的年份。说明这个消息尚待证实。

不管是张师嘉炫富的消息还是邓朴方病逝的传闻，都让我情不自禁的想到了邓家的财富。

据说邓朴方有句名言：“中国有上万亿资产的不止我们一家，至少有17家，上千亿资产的至少有50家，多数是勤劳致富的，希望大家不要嫉妒，有本事可以自己挣嘛。”

邓朴方到底有没有说过这话？难以证实。他有没有上万亿财富，同样也难以证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邓朴方的财富绝对超过中国老百姓的想像力！试想，邓小平曾经的外孙女婿吴小晖控制的安邦集团旗下总资产接近2万亿，邓朴方拥有上万亿财富绝对不是没有可能。

有网友劝张师嘉低调，他感觉不可思议，回复说“我很低调啊！”这话的意思是说，他远没有把自己家的财富都在网上嗮出来。14岁就买价值400万的兰博基尼跑车开，还说自己低调。张师嘉家多有钱可想而知！

按邓朴方的说法，包括他在内的红二代的财富大多属于勤劳致富。稍有常识的人听了这种说法，估计许多人都要笑倒了。还有比这更胡扯的吗？相比于邓朴方，他的后人张师嘉小朋友倒是诚实的多。他说的没错，“勤劳可以致富，但致富不只有勤劳一条路”。

那么还有哪条路可以致富？张师嘉没说。不过是凡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在文革后的中国，权力是致富最快最有效的手段。红二代家族的惊人财富，没有一家不是靠他们掌握的权力攫取的。邓小平家族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之一。

1980年代初期，邓朴方就打着为残废人谋福利的招牌，建立了中国最大的官倒公司――康华实业公司，利用特权大批倒卖进出口批文和大量进口钢板、家用电器，贩卖国家控制的物资如石油、煤炭、棉织品等牟取巨额暴利。后因民愤太大，康华遭到整顿，但邓大公子却安然无事。而且后来他所拥有的财富不减反增，残疾人基金会成了他的私人钱库。

邓大公子跑到台后，邓二公子率领邓家快婿吴建常和贺平冲了出来。邓质方原本是学物理出身，1980年代末自美国返国后迅即进入商界，很快就被任命为中国四大公司之一的中信公司属下的中信兴业公司的付总工程师，接着升为付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最后自然是担任董事长。

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邓质方趁势而起。他借深圳莲塘房地产公司名义，在深圳盐田黄金海岸的沙头角海涛路口零地价圈地30亩；以低价在上海的虹桥开发区圈地，成立四方房地产公司；接管大连立港房地产公司；还将势力范围扩充到当时还在英国辖下的香港。他伙同北京首钢董事长周冠五之子周北方、香港巨富李嘉诚以5.8亿港元收购了香港玩具大王丁氏兄弟的开达集团，成立首都四方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香港一些富豪为了讨好邓小平而纷纷认购，使四方集团的最大股东兼董事长邓质方赚得盆满钵满。

“勤劳可以致富，但致富不只有勤劳一条路懂吗”？！张师嘉这番话显然是在嘲讽那些不懂红二代致富内幕的网友无知。这种赤裸裸的傲慢不仅充分显示了权贵子弟的无耻，也从一个角度证明中共是当今世界地地道道的腐败党。

网民嚎叫：

鬼见愁 今天 02:03

邓猫的瘸儿子因在文革初期举“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几打地洞”迫害在北大就读的平民子弟，被千人所指而逃命跳楼。邓瘸本无生育功能，是邓猫床帏协助，才有邓瘸的名义上的子女。其实这张师嘉就是邓猫的亲孙，名义上的重孙。这是在中共高层人人知晓大家心照不宣的盛典奇事。中共国级人物睡唱歌明星睡国际象棋冠军网球冠军睡儿媳睡下属的女人和急切上进的五毛是中共党内的传统。

谢选骏指出：上文痛斥共产党腐败，是因为不懂人类的罪性——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有权力的人，没有不腐败的；就像做熟的菜，保鲜期有限……除非放进冰箱里急冻，但也不再可能是新鲜的了。而在没有冰箱的专制社会，腐败将是急速的普遍的。在那里，“打天下”是致富的捷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以杀人放火奸淫掳掠，鱼肉乡民无所不为，何况捞点银子？“打天下”是致富的捷径，所以强人都要从政，以便用最烂的贱命，获得最炫的致富。

【09、华尔街噩梦传真】

《种种迹象 习真打算这么干》（2023-06-12 华尔街日报 中央社）报道：

随着中国和美国谨慎尝试恢复高层接触，习近平正在加紧采取行动，为中国可能陷入冲突未雨绸缪。

港媒：习真打算这么干

《华尔街日报》报道，自上月底以来，习近平已两次要求国内为他所称的“极端”情境或状况做好准备，在美中竞争加剧之际，通过反复使用这个词语来暗示紧张局势升级的可能性。

习近平作出上述表态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正计划本月访问中国，以重建两国政府间的沟通渠道；之前双方曾尝试恢复高层沟通，但因今年年初疑似中国间谍气球飞越美国腹地而中断。

在尝试修复与华盛顿关系的同时，习近平就“极端”情况发出预警表明，他并没有放松，正在努力修筑围栏保护经济和整个国家，以应对与西方长期摩擦带来的冲击。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表示，习近平已明确指出，美中应共同确保两国关系沿着正确航向前进，不偏航、不失速，更不能相撞。

拜登政府希望给美中双边关系建立护栏，以防演变成直接的冲突。而中国政府似乎对具体细节不是很感兴趣，更看重的是支撑两国关系的总体原则。中国尤其希望确保美国在中方认为属于禁区的问题上不踩红线，比如台湾问题。

颇具影响力的外交政策学者金灿荣直言不讳地就此进行了解读，他告诉中共旗下民族主义报纸《环球时报》称，习近平提到的极端情况意味着“战争的危险”。

中国时事通讯《Sinocism》的作者利明璋(Bill Bishop)指出，习近平的用词代表风险意识、危机感和做准备的必要性明显升级。

去年10月获得前无先例的第三个任期后，习近平已多次暗示，中国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关系可能会变得更加不稳定，这表明，未来五年的一个主要发展目标是建立一个在地缘政治方面具有韧性的经济体，大大降低对外国市场和技术的依赖。

为中国政府提供咨询的政策顾问表示，最近提到“极端” 情况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促使决策者和地方领导人在这方面加倍努力。对于一个以出口为传统增长动力并依赖西方高科技的经济体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这些政策顾问称，习近平长期经济顾问、前副总理刘鹤以及刘鹤继任者何立峰等高级助手已受命制定相关计划，以便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大幅加强制裁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发展；如果中国与西方发生冲突，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就可能采取此类措施。

“极端”正成为一种新的口号，并在地方政府层面出现。根据官方发布的信息，从沿海大都市上海到内陆省份湖南省的地方领导人也表示要为 “极端” 情况做好准备，但没有详细说明。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前美国总统中国和亚洲问题顾问Ryan Hass说：“习近平这个任期的首要任务是增强中国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习近平希望提高中国对加强抵御‘极端’情况能力的紧迫感和重要性是有道理的。”

习近平的最新表态反映出，中国政府认为，在其视为神圣使命的最终统一台湾的问题上，来自华盛顿的挑战加大。

在最近与西方外交官和企业高管的会面中，中国官员似乎在力图表明，美国将寻求刺激中国为台湾问题开战。这种言辞类似于中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的描述。中国政府没有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是指责华盛顿及其欧洲盟友刺激俄罗斯采取行动。

与此同时，在经济困境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安抚外资企业，这凸显出中国政策的矛盾之处。

就在习近平在上述国家安全会议上谈到“极端情况”的同一天，马斯克(Elon Musk)在北京受到了隆重接待，中国高层试图利用这位特斯拉CEO和其他全球商业领袖的访问来回击拜登政府对在华经商的限制。

中国政府最近也试图迫使外国企业就范，针对一些美国咨询机构和其他公司展开了突击搜查、拘留人员和调查等行动，这让许多早已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忧心忡忡的跨国公司对在华扩张更加谨慎。

一面为紧张局势恶化的可能未雨绸缪，一面努力与外国商界和华盛顿修复关系，这种双管齐下的做法表明，习近平不会冒险。上周，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时视察了边防部队，他一身戎装，号召全军“锻造卫国戍边钢铁长城”，“守好边、固好防”。

无独有偶，香港媒体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内蒙考察时，在“双循环”议题上提出了应对“极端情况”的准备，这是为“全球产业链与中国彻底脱钩”作最坏的打算和准备。

明报13日刊登文章指出，根据官方媒体的报道，他在参观呼和浩特中环产业园之后表示，“构建国内大循环是为了保证极端情况下国民经济能够正常运行……”。

文章表示，由此可见，习近平所说的“极端情况”是指“当别人不给我们开门的时候”，因此，经济发展以国内大循环（内循环）为主，也就是为全球产业链与中国彻底脱钩作最坏的打算和准备。文章并指出，上述“纪实”把应对“极端情况”的举措当作“首先”之事和“治本之策”，说到“别人不给我们开门”时，不但要“活下去”，还要“活得更好”，这就有点主动为之的意味。

据分析，“内循环”产生的背景是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当时中国因被指是病毒来源地，遭到世界多国封锁。但在疫情3年后开放的今天，美国和西方世界又以“去风险”为名掀起一波与中国产业供应链的脱钩潮，所以，习近平眼中的“极端情况”并未完全解除。文章认为，以习近平的底线思维、忧患意识来看，应对“极端情况”的防风险措施，成为日常施政的新常态不足为奇。

谢选骏指出：“脱钩”是华尔街的噩梦，因为那样一来，生产线就会转移了，血汗工厂就要倒闭了，吸血鬼的末日就将来临了。

【10、“认识你自己”似乎还是最难的事】

《黄仁勋：以后人人程序员 别学计算机了 下个黄金赛道是…》（华尔街见闻 2024-02-26）报道：

2月13日，英伟达市值超过1.78万亿美元，超越亚马逊成美股第四大公司，科技巨头市值排名大洗牌，美股排名前两位的公司是微软和苹果。

选择什么专业才能不失业，或者说有更好的前景，图形芯片公司NVIDIA英伟达的共同创办人暨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此前曾分享了自己的颠覆性观点。

2月12日，2024年世界政府峰会在阿联酋迪拜开幕。

会上黄仁勋在被问及，如果站在科技的前沿，人们到底应该学习什么，他对此表示，他的回答可能听起来（和人们的印象）完全相反。

他认为，在过去的10年、15年里，几乎每个在正式场合回答这个问题的人都会说，计算机科学、编程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

但实际上，情况几乎完全相反，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创造计算技术，使得没有人需要（传统意义上的）“编程”，让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成为程序员。

当被问及对大学专业的建议时，他表示，如果他有重来一次的机会，他会首先考虑生物学，特别是和人类相关的生物学。

他认为，生物学不仅涵盖的内容广泛，且十分复杂、理解难度大，关键是会带来巨大的影响。每年，我软件、芯片、基础设施都会比前一年变得更好，但在生命科学上的进展却是零星的。

如果给他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他会意识到将生命科学工程化的学科——生命工程即将到来，它将成为一个工程领域，而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科学领域。

其中提到的将生命科学工程化的学科——生命工程，与目前的生物工程专业最为相似。

生物工程将成为下一个风口？

生物工程学（Biological Engineering 或 bioengineering），是一种即综合利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知识，以及工程学本身的方法，以应对在生物学及医药学等领域等各种问题，满足人类对生物制品需要的一门工程学。

它使用包括但不限于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药理学、蛋白化学、细胞学、免疫学、神经科学等学科的知识、方法和技术，以人工再现生物的部分乃至整体生命过程，最终达到生产生物制品或医疗的预期作用。

作为一种研究，生物工程学亦包含了生物医学工程，并与生物技术相关。

人工智能和生物科学也是女版巴菲特”木头姐风口行业预测"的20个细分领域中的两个。

网民嚎叫：

泥川 发表评论于 2024-02-26 22:46:02

软件能杀人。谁能保证AI写的程序那么保险？1985 年至 1987 年间，软件控制的放射治疗系统 Therac-25 无意中进行了大量过量放射（超过处方剂量的 100 倍），导致至少5 名患者死亡（其他患者严重受伤）。2000年也发生过类似事件，当时美国公司Multidata编写的软件导致数十名巴拿马患者接受了巨量过量辐射，其中5人因此死亡。接下来的几年里，共有 9 名受影响的患者死亡，很可能是同样过度暴露于辐射的结果。未能仔细检查软件计算结果的医生被指控犯有谋杀罪。

1991年，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美军军营，造成28人死亡、96人受伤。软件错误导致导弹未能被拦截。

1997年，程序设计不当的地面高度预警系统被认为对造成 228 人死亡的大韩航空空难负有部分责任。美国联邦航空局承认并纠正了系统中的错误。

对两起涉及波音737飞机的致命空难的初步调查表明，该公司的专有软件可能至少对这起导致346人死亡的空难负有部分责任。。。。。。

天乙贵人 发表评论于 2024-02-26 19:37:42

AI还需要人来做annotator，教它怎么识别汽车，鸟，人。如果哪天，人披着个熊的玩具跑出来，AI是认为它是人还是熊呢？

两眼墨黑 发表评论于 2024-02-26 19:09:45

这哥们现在有点飘

谢选骏指出：人说“如果他有重来一次的机会，他会首先考虑生物学，特别是和人类相关的生物学。”——我看说来说去，又回到苏格拉底的老套里去了——“认识你自己”似乎还是最难。例如人类到现在，还没弄明白自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生命的起源问题一直悬而未决，遑论其他胡？世间万物，“认识你自己”最难。

【11、“44年的时代”纯属子虚乌有】

《44年后，中国的一个时代结束了》（2022-10-26 洪源远）报道：

44年前，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时代，将中国从一个闭关自守的贫困国家变成了一个新兴的全球大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在上周正式结束了那个时代。他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成为拥有绝对权威的人，制定了围绕自己所痴迷的控制和安全运作的国家计划，尽管这意味着损害经济。

中国的前景发生了巨大变化。

邓小平让中国取得惊人经济成就的战略有两个主要组成部分。第一个是中共内部的集体领导安排。邓小平拒绝了西方式的民主，但中国在毛泽东时期经历的几十年动荡让邓小平明白了一人统治的危险。他和中共把一定程度的制约与平衡引入了政治的最高层，包括领导人的任期限制。第二个组成部分是一心一意地抓经济增长，邓小平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说法。中国各地的官员们一头扎进不惜一切代价促经济增长的工作中去，这给中国带来了繁荣，不过也带来了腐败、不平等和大规模工业污染等问题。

习近平上周在北京拆除了这些基础。他确保了自己继续担任至高无上领导人的第三个任期（如果不是终身的话），并将中共领导层全部换成了自己的亲信，同时将国家安全置于追求经济增长之上。

10月16日，在中共二十大开幕式上作报告时，习近平提到“安全”的次数显著高于“经济”，打破了以前的做法。他甚至明确地宣布：“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在共产党中国的政治中，措辞的微小变化可能预示着意识形态和政策的重大转变。如果说人们对习近平的意图还有任何疑虑的话，他发誓中国将坚持新冠清零政策“不动摇”则彻底打消了这些疑虑。习近平政府应对新冠大流行的做法名义上是公共卫生政策，实际上是中共设计出来的最强大的安全工具，对谁能进入中国、谁能去哪里进行限制，并通过公民和来访者必须在他们智能手机上安装的跟踪软件进行加强。

对长期以来习惯了邓小平的经济发展至上观的观察家们来说，习近平的政策选择似乎令人难以置信。控制新冠疫情的政策激怒了民众、破坏了中国经济、削弱了国内消费、扰乱了制造业和物流，令外国和本土投资者望而却步。

为什么这位几十年来最有权势的中国领导人如此痴迷于国家安全和国内控制，以至于要牺牲经济呢？答案是中国面临的一系列国内外挑战，其中一些因习近平本人的政策选择而变得更糟。

政治上，他可能担心“背后挨刀”，因为在长达十年的反腐败运动中，他树敌太多，包括潜在政治对手在内的数千名官员在这场运动中受到惩罚，而且，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他正在加大打击力度。

经济上，他面临着积压已久的危机，中国经济正在急剧放缓，房地产行业进入了崩溃状态，年轻人失业率创下新高。这些问题都因新冠清零和习近平的“共同富裕”运动进一步加剧，“共同富裕”政策旨在缩小不平等，解决大型科技企业和其他民营部门垄断问题，在去年突然引发了对这些企业的全面监管打击，让投资者感到震惊。股市反应强烈：中国许多最具创新力公司的市值在几个月里累计暴跌了逾1万亿美元。

在外交政策方面，习近平展示出要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野心。特朗普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杂乱无章，让习近平炫耀“东升西降”。但他的大奏凯歌有点为时过早。中国在经济、军事或科技实力上远不能与美国匹敌。虽然美国的民主正处于危机之中，但仍是一个真正强大的超级大国，也是一个有自我批评和自我更新能力的自由国家。习近平指责西方试图遏制中国，但他傲慢和咄咄逼人的做法助长了中国威胁论。

可以肯定的是，习近平并不打算完全放弃资本主义在中国取得的成功，正是这种成功使它的经济更有活力，带来了国际上的尊重和影响力。习近平也有值得赞扬的地方，他在着手解决前任们掩盖起来的严重问题，尤其是腐败和经济不平等。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习近平对一个在全球舞台上受尊重的强大中国的愿景是合理的。

但解决中国存在的大量问题需要采取谨慎的措施，而习近平似乎并不愿意这么做。解决中国经济放缓的问题，需要从放宽新冠疫情限制做起，也需要从海外进口更有效的疫苗，而他的政府一直不批准进口。虽然这些做法不是灵丹妙药，但它们是必要的第一步，将大大减轻中国人民的心理负担，也将让投资者放心，他的领导班子还没有完全失去理智。

习近平已让中国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一个傲慢和专制的领导人不对社会负责，他的顾问们也对他听之任之，使他做出了糟糕的政策选择，增加了他面临的问题，加剧了他对出乱子的恐惧，导致他采取更多的压制做法。

他强调安全而不是经济活力的决定将产生全球性的后果。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几十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经济的长时间放缓将增加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使许多国家遭受痛苦。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竞争力下降，全球供应链向其他新兴经济体转移的速度加快，可能会出现新赢家。但如果中国向内转，它将失去很多。为了弥补国内的限制性环境，中国的科技企业已在向海外扩张。

邓小平及其继任者领导下的中国资本主义大革命已成为历史。习近平执政的前十年也已成为历史，在那段时间里，至少还有来自温和派的非亲信官员对他权力的最低限度制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以及苏联都已证明，专制独裁并不能使国家变得繁荣富强。专制独裁只会带来贫困和虚假的安全感。习近平可能会在未来几年里重新汲取这些教训。

网民嚎叫：

Fireview 发表评论于 2022-10-26 20:36:00

中国会继续改革开放，但肯定不会再是西方想要的，符合西方制定的规则的改革，否则中国永远摆脱不了被剪羊毛命运。以前的韬光养晦，说白了就是忍气吞声。

pokemama 发表评论于 2022-10-26 20:19:10

經濟不起飛，什麼都白搭！

谢选骏指出：“44年的时代”论，其作者是个经济动物，估计吃着人血馒头——否则他怎会看不见六四屠杀的鲜血，怎会不知道“六四屠杀证明邓小平和毛泽东一脉相承，邓小平不过是毛泽东时代的狗尾巴草”？由此也可见，“44年的时代”纯属子虚乌有，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属于一个时代——那就是“党天下的时代”。

【12、“归化”的背后：利玛窦逝世400年纪念】

《利玛窦逝世400年纪念：“归化”的背后》（2012-09-28 东方早报 石剑峰）報道：

在利玛窦到中国来的那个世纪，无论中国和欧洲，都处于一个历史临界点上，中西两个文明通过传教士在这个节点上接触了。利玛窦开始进行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对比，其巨大的成果也许至今都未能超越，这种对比出自这样一个清醒的认识：基督教文明第一次被另一种文明来审视。彼时的传统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实体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构建过程——但遗憾的是，在中国方面，随着晚明的衰落以及随之而来的闭关锁国，我们要等到200多年后才重新看世界，而那时已不可能存在所谓的平等。为“归化中国”。

▲ 明末清初三位来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

先“归化”于中国士林

万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公元1601年1月27日，北京城正忙于过年，此时一位自称大西洋陪臣的意大利耶稣会士来到北京，并带来了西方的“奇技淫巧”。这个意大利人就是利玛窦，他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秋就已经从澳门进入大明帝国领土广东肇庆，那年他31岁，离开意大利在外传教17年。

1552年，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1571年，他在罗马成为一名耶稣会的见习修士。在接受了神学、古典文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的广泛训练之后，他在印度和中国澳门见习了5年，随后于1583年开始进入中国肇庆从事传教活动。在广东他结交的对象是地方长官，以方便传教，为此甚至用西洋物品来贿赂他们。利玛窦这个汉语名字，第三个字取自于《三字经》“窦燕山”，“窦燕山”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

对利玛窦在华传教起启蒙作用的是一位叫瞿太素的人，利玛窦与他的交往促使利玛窦知道要在中国传教必须获得中国士大夫的认同。于是，这位之前天真地认为像佛教僧人传道的意大利人，脱下了僧服改穿儒服，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个现实主义者。

1595年，他开始居住在南昌，并在那里用汉语编撰了《交友论》。在这里他结交的另一位重要朋友是白鹿书院的“圣人”章本清，是他四处疏通帮助利玛窦留居南昌，并在此建立一所耶稣会住院。“不必先问我们给多少人付了洗，在十四五年之间，领洗的不会超过百位。”利玛窦说这话时是1596年10月，他来中国已经超过14年了。尽管皈依基督教人数有限，但利玛窦本人在中国上层社会的名声不断增长。史景迁在《利玛窦的记忆之宫》中说，利玛窦所做的一切，主要目的就是要使中国关心他的科学成就，从而使他们更易于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他写的《交友论》为他带来的荣誉和因此而得到的中国精英阶层的仰慕比他所写的其他任何作品都要多。利玛窦将友谊看作是超越于获得金钱和其他物质考虑的某种东西，是一种将两个互不相干的身体连为一心的纽带。他坚信，道德的主旨会随着他的著作而显示生命力。利玛窦放弃在街头拉人入教的做法，他在与中国朋友们的宴会上、私下交流中传达上帝福音。到16世纪90年代后期，利玛窦开始将个人关系与科学方面的训练结合起来发展为一套促使别人皈依基督教的方法。

▲ 利玛窦《几何原本》本版图片 早报记者 张栋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由于同礼部尚书王弘海的友谊，利玛窦获准进入南京，他在南京的2年5个月里，广交权贵，熟读儒书，讲授西学，甚至和僧人舌战论道，这为他日后进京奠定了人脉和交往经验。在利玛窦的中国朋友中，李贽这个角色常常被忽略。在最初，利玛窦和李贽有过几次激烈的争论，但也是李贽为利玛窦能居住在北京出了很大力。李贽对利玛窦到中国来持欢迎态度，在他看来，利玛窦熟读中国经书，尊重中国礼仪，能用流利中文交流，“是一极标志人也。”利玛窦也试图让李贽皈依基督教。1601年，他在李贽等人帮助下被获准入京居住。

是几何学在1600年将徐光启带入利玛窦的圈子，当徐光启皈依基督教，于1604年考中进士，并在北京翰林院获得一个职位后，几何学使他们的友谊变得更牢固。他和利玛窦在一年时间里，每天早晨一起工作，逐行研读克拉维斯翻译的欧几里得的著作，这些著作在1607年出版。史景迁说：“中国学者对利玛窦所介绍的西方科学的接纳是值得铭记的事。这些人都不是那些通过接受西方思想而获得社会地位的下层人物。这些人受的儒学传统规范熏陶并未使他们失去对西方科学的理解能力。”“在他（利玛窦）的帮助下，他们在重新找回中国已逝去的过去。”

利玛窦的成功在于他和他的同僚们拒绝了耶稣会内部所谓“一手拿剑，一手拿十字架”的武力传统。他拒绝了武力传教的策略，又没有权力强迫中国人改宗，相反时刻担心中国掌权者将他打成邪教头目。因此，为达“归化中国”目的，他别无他法，只好先自己“归化”于中国士林，他从道德、学问、文章三方面向官绅展示他有资格成为“儒”，以此曲线传教。

在北京的日子里，利玛窦真的如鱼得水，融入中国上层社会，表现之一就是无休止的宴会，而这也损害了他的健康。利玛窦临死之前最后的梦想也许是成为万历皇帝的神父，可是他从来没有和皇帝说过话。当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去世时，明神宗赐葬于阜成门外藤公栅栏。当时有人质疑为何厚葬这位洋人，当时的内阁首辅叶向高回应说，仅凭他翻译了《几何原本》就该厚葬。

基督教持续400年的“中国礼仪之争”

在中国历史上，中西交流特别是中国与西方基督教的交流有过多次高潮，比如唐朝时景教融入了中国，而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在明末传教和中西交流能取得成功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包容性，特别是晚明社会文化的多元化为天主教传教和其他活动提供了契机；此外，晚明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中国知识界对科学技术有充分认识，所以当利玛窦们在传教之余向中国知识界“炫耀”西方科学技术是一个讨巧的策略；更重要的是，利玛窦们的传教并没有与中国儒学传统正面冲突，相反，中国的士大夫看到天主教教义与儒家传统还有互补之处。所以从总体上讲，晚明向西学包括天主教敞开了大门。而利玛窦相回应的传教策略则是：在政治上拥护贵族统治，学术上高水准，生活上适应中国生活习俗。

谢选骏指出：人説——基督教持续400年的“中国礼仪之争”；我看“礼仪之争”的背後是兩種宗教、兩類文明的角力。

【13、“出售自由民主”的台湾】

《忧虑而孤独的台湾正在寻找新盟友》（傅东飞（Rupert Wingfield-Hayes）BBC记者 发自台北 2023年10月16日）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于明年下台，届时台湾将选出新领导人。

在今年台湾“双十”国庆庆祝活动中，“民主”一词出现的次数远超过以往任何一年。

上周，蔡英文在她作为台湾首位民选女总统卸任前的最后一次国庆演说中表示，“我们向全世界点亮了民主台湾”。

“台湾人乐为世界人，也将世世代代做为民主人、自由人。”她补充说。这既是对这个岛屿身份的宣示，也是在呼吁世界关注台湾，不要让这个充满活力的开放社会消失。

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在开幕致辞中也宣扬了同样的成就：“根据英国《经济学人》资讯社（EIU）今年2月公布的‘2022民主指数’报告，台湾在16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0，蝉联亚洲第1。”

在台湾日益感到中国大陆对其领土的觊觎之下，这些话对台湾的重要性毋庸讳言。

“民主台湾”已经成为台湾的品牌——它向世界宣扬这个拥有2300万人口的自治岛屿为何重要，以及为何应该保护它免受中国吞并。然而，对于这个8000亿美元的晶片制造巨擘来说，与台湾有官方联系的外国朋友却寥寥无几。

台北曾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并在联合国安理会占有一席之地。它作为一个反共独裁政权，可以依靠从首尔到圣多明各、从比勒陀利亚到巴拿马城的志同道合的政权的支持。

现在，这些冷战时期的朋友几乎都不在了。台湾面临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台北迫切需要新的盟友。

这一挑战在上周二的仪式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非官方”关系

“请欢迎参加今天庆祝活动的贵宾。”伴随着司仪的声音，瑙鲁（諾魯）总统沿着红地毯走来。瑙鲁是一个只有10800人口的太平洋小国。

接下来是圣基茨和尼维斯总督，其是一个拥有4.7万人口的加勒比国家。最后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总督，按照加勒比袖珍国家的标准，这是一个相对较大的国家，拥有11万人口。

前排的外交席位由来自危地马拉（瓜地馬拉）、巴拉圭、海地和斯威士兰（史瓦帝尼）的大使占据。

前两个国家是正在努力摆脱动荡和腐败的脆弱民主国家，而在海地，激增的帮派暴力仅在今年就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斯威士兰是非洲仅存的绝对君主制国家，也是台湾在非洲仅存的盟友。上个月，蔡英文总统专程飞往这个小王国，与国王姆斯瓦蒂三世（Mswati III）会面，庆祝其独立55周年。

这些都属于台湾的13个官方外交盟友，也是仅存至今的台湾冷战时期的盟友。

1949年，蒋介石从中国大陆败退至台湾，其领导的台北政权在1950和1960年代一直与美国和日本等主要盟国保持着关系，而当时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政权与世界隔绝。

但是，1972年2月，美国时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 尼克森）前往北京与毛泽东会晤。这是中共政权开始向世界开放的重大时刻。它为北京带来了一系列外交承认。日本是首批承认中国的国家之一。1979年，华盛顿紧随其后。

1975年，蒋介石在台北去世，他夺回中国大陆的梦想未能实现。但他把权力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当时，台湾仍然处于一党独裁之下，当局对反对者施以酷刑和监禁。

对大多数国家来说，与台北维持关系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那些没有断交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同样不得人心的政权，包括韩国军政府、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和中美洲的右翼独裁政权。

台北越来越多地依靠其支票簿来维系日益减少的盟友名单，主要是以援助和投资的形式。

但如今，中国的支票比台湾更多，其经济规模也比台湾大得多。台湾剩下的“友邦”都是小国，对于保护台湾不受强势的中国的进犯作用甚微。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支持。

在上周二的庆典上，最热烈的掌声留给了两个来访的乐仪队也许不足为奇：一个来自东京，一个来自洛杉矶。日本和美国仍然是台湾最关心和最需要的两个国家。

即使在转而与北京建交后，华盛顿仍继续默默地支持台湾，向台湾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它在台北的非官方使馆是一个巨大的建筑群，被低调地称为“美国在台协会”。

走在台北的任何一条小巷中，你都会不由自主地注意到数量惊人的日本餐馆，里面挤满了日本商人。日本最西端的岛屿与那国岛距离台湾东海岸仅 110公里（68英里）。东京非常关心台湾的命运。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最近在台北发表讲话，呼吁国际社会对来自中国的威胁要“清醒”。

这些关系仍然是“非官方的”——即使在阅兵式上，它们也像其友谊一样被置于暗处。

如何结交新朋友

由于受到中国持续不断的军事演习和失去重要盟友的影响，台湾正在寻求结交新的朋友——不仅是为了贸易往来，也是为了在强大的国际机构中获得支持，尤其是欧盟。

在台北的超市里，这种新友谊的证据很容易找到。这些超市正在出售一种在亚洲非常罕见的东西：立陶宛产的印度淡色艾尔啤酒。在过去几年里，台湾对这种啤酒以及立陶宛朗姆酒和巧克力的进口激增，台北甚至宣布在立陶宛投资1000万美元，生产台湾最珍贵的产品——晶片。

为什么选择立陶宛？也许东欧年轻的民主国家是结交新朋友的最肥沃土壤，这些地方曾受莫斯科控制，但现在已成为北约和欧盟的一部分。

台湾立法院长在向国庆群众发表演讲时警告说，“从乌克兰到香港，从缅甸到阿富汗”，独裁政权“正在收紧自由”。

从捷克到波兰，从格鲁吉亚到立陶宛，许多国家都担心俄罗斯卷土重来，也许它们对生活在一个声称自己不应该存在的巨大独裁国家隔壁的小型民主国家，有一种志趣相投的感觉。

2021年，立陶宛允许台北在维尔纽斯设立办事处，名称为“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

北京大为震怒，宣布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陶宛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随后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威胁。但维尔纽斯政府拒绝让步，反而更进一步，将与台北的关系描述为“战略重点”。

“立陶宛正在寻求加强与台湾的实际合作，因为台湾拥有志同道合的民主政治，也是该地区重要的经济和技术合作伙伴。”立陶宛当局说。

尽管台湾超市货架上的立陶宛产啤酒似乎只是细枝末节，但它却表明了台湾想要走向何方。

台北并不想抛弃老盟友。瑙鲁总统仍将在2024年国庆日受到欢迎。

但如果台湾有一个（认识新朋友的社交媒体）Tinder资料，上面可能会写道：“拥有开放的社会、蓬勃发展的高科技经济的民主政体，希望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建立新的牢固友谊，但隔壁的邻居则是一个问题。”

谢选骏指出：正如古代南北朝晚期的宋齐梁陈，现代南北朝的台港澳越来越小了。台湾可以出售的东西已经不多了，甚至金钱外交也玩不过大陆匪区了！奈何奈何？所以剩下的自由民主牌，就是台湾可供选择的不多选项之一了。这样，人们才看见了一个“出售自由民主的台湾”。

【14、“太一生水”的想象得到了科学证实】

《新研究称地球水源或来自太阳》（2021年11月29日《自然·天文学》Nature Astronomy期刊）报道：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领导的国际研究小组发现，地上的水可能来自“天上”——太阳。太阳风由来自太阳的带电粒子（主要是氢离子）组成，在太阳系早期撞击地球的小行星所携带的尘埃颗粒表面产生了水。

澳大利亚科廷大学空间科学技术中心主任菲尔·布兰德表示，与太阳系中的其他岩质行星相比，地球上的水资源非常丰富，海洋覆盖了地球上约70%的表面积。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对水的确切来源感到困惑。

布兰德说：“现有理论认为，水是在C型小行星（含碳的小行星）形成的最后阶段被带到地球上的。然而，之前对这些小行星的同位素‘指纹’测试发现，平均而言，它们与地球上发现的水不匹配，这意味着至少还有另一个未知的来源。”

此次研究表明，太阳风在微小的尘埃颗粒表面产生了水，这种同位素较轻的水很可能为地球提供了水源。

S型小行星是以硅为主要成分的小行星，是继C型小行星之后第二大的星群。通过对S型近地小行星“丝川”的微小碎片进行逐个原子分析，研究人员得出了这一新的“太阳风理论”。碎片样本由日本隼鸟号小行星探测器收集，于2010年带回地球。

位于澳大利亚科廷大学的世界级原子探针断层扫描系统让研究人员能够非常详细地观察“丝川”小行星表面的纳米级尘埃颗粒。他们发现，这些颗粒含有足够的水，如果将其按比例放大，大约等于每立方米岩石含20升水。

格拉斯哥大学卢克·戴利博士表示，这项研究不仅让科学家们对地球水资源的来源有了了解，还有助于未来的太空任务。

“宇航员如何在不携带补给的情况下获得足够的水，是未来太空探索的障碍之一。”戴利说，“研究表明，‘丝川’小行星上产生水的太空风化过程，很可能也发生在其他没有空气的行星上，这意味着宇航员或可直接从行星表面的尘埃中制取新鲜的水源，比如在月球上。”

地球上的水从哪来？这是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在地球演化过程中，水起到了关键作用。科研人员提出过多种假说，比如水是彗星或小行星撞出来的，或者是地球凭自己的本事“生”出来的，形成时就藏在了地壳地幔中。也有人认为，水是太阳风吹出来的。这篇文章提到的研究，就支持了太阳风假说。他们分析了小行星的微小碎片，发现太阳风在微小尘埃颗粒表面产生了水。这不仅能帮助解答地球水起源之谜，还为未来宇航员解决太空水源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想不到？地球上半数水资源或来自太阳风》（2021-12-13 评论）报道：

最新证据显示，原来太阳风内带电的粒子遇到太空尘埃会变成水！了解这个过程对于探究地球上水的来源以及人类未来的太空探索都具有重要意义。

以前很多对陨石的研究都发现它们带有大量水分，所以科学家认为地球上最初的水资源大概是落入地球的陨石带来的。然而这个理论还有一个问题无法解释——陨石内水分的组成和地球上水分的组成略有不同。

外星陨石内的水分内重水的比例比地球上的高。重水就是由氢的同位素氘和氧组成的化合物，质量比普通的氢和氧组成的水大一些，所以称为重水。这说明地球上的水资源应该还有其它的来源。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的卢克·戴利（Luke Daly）和同事认为他们可能找到了答案。他们在研究由日本隼鸟（Hayabusa）探测器于2010年采集回来的纟川（Itokawa）小行星上的样品时，意外地发现，原来太空尘埃受到太阳风的辐射，会变成水，而且可以产生的水量不小。

戴利说：“每立方米小行星材料，可以得到20升水。”

太阳风是太阳吹出的带电粒子流，含有大量的氢离子。这份研究发现，这些氢离子遇到小行星上岩石里面的氧原子会结合生成水。

研究人员推测，太阳系在诞生初期所含有的大量尘埃，在太阳风的吹拂下产生了水分，“喷洒”到地球上。而这种水里面所含的氘同位素较少。

戴利说：“这两种水资源结合，就产生了地球上今天的海洋。”研究人员的计算显示，如果把来自尘埃辐射产生的水资源和来自陨石的水资源按照50:50的比例混合，所得到的水资源内氘和氢同位素的比例，正好和地球上水的同位素比例相同。也就说，研究人员认为地球上至少一半的水来自太阳风与尘埃的互动。

除了能够解答以前研究对水资源的疑惑，戴利说，这项发现对人类未来的太空探索也很重要。“任何太空石头的表面尘埃都会被太阳风辐射到，如果人类要在外太空建立长期驻扎的基地，可以考虑利用尘埃制造水资源。”

谢选骏指出：中国的“太一生水”是一个哲学的想象，它可能是从清晨的露珠得到启发的，于是假定水是生命甚至是宇宙的起源，但是却无法论证这一点。现在好了，科学总算提出了一个证明。

【15、“虚拟绑架”是专制暴政的衍生物】

《“虚拟绑架” 骗局瞄准中国留学生 遍布美英澳日等国》（2024年1月3日 BBC）报道：

庄凯（Kai Zhuang，音译）所在的高中上周报告其失踪，他可能是“虚拟绑架”的受害者。

一名在美中国留学生的家庭遭遇“虚拟绑架”骗局，专家警告称这类骗局已成趋势，全球父母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据美国当地警方称，学生庄凯（Kai Zhuang，音译）所在的高中，上周报告其失踪，后来在犹他州农村的一个野外帐篷里被发现时，他“非常寒冷和害怕”。

据当地警方称，这名17岁少年独自一人在荒野中时，绑匪向他在中国的父母出示一张照片（庄自己拍的照片），并声称他被绑架了，继而提出赎金要求。庄凯的家人最终向绑匪支付了八万美元。

专家告诉BBC，技术的进步使犯罪分子更容易实施“虚拟绑架”计划，虽然没有关于案件数量的明确数据，但庄的经历并非个案。

“犯罪的针对性更强了，代价也更高了”。约瑟夫·斯坦伯格（Joseph Steinberg）是一位网络安全专家，曾为商业公司和政府提供咨询。

什么是“虚拟绑架”？

美国警方认为，绑架者早在12月20日就开始操纵这名17岁的交换生，当时有人看到他在犹他州携带露营装备。

斯坦伯格说，“虚拟绑架”通常是犯罪分子给受害者打电话或发短信，骗他们亲人被绑架了，但实际上当事人是安全的。

据一些受害者称，他们在电话中听到了尖叫声，而犯罪分子则声称他们的亲人处于危险之中，以此来骗取赎金。

“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你保持通话。”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网络犯罪研究中心主任玛丽-海伦·马拉斯（Marie-Helen Maras）说，“他们会威胁说，如果你挂断电话，或者如果你试图联系任何人，他们就会伤害其家人，以吓唬目标，让他们匆忙做出决定。”

研究过“虚拟绑架”案件的马拉斯博士说，在其他国家（包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发生过几起中国留学生被胁迫实施绑架以勒索亲属钱财的案件。

“虚拟绑架”有多常见？

专家们说，目前还没有关于虚拟绑架案发生频率的数据，这些绑架案大多没有被报告。但他们强调，技术的进步为犯罪提供了便利，使犯罪变得更加容易。

斯坦伯格说，他担心人工智能（AI）会冒充亲人的声音，胁迫他们支付赎金。

他说，“这项技术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使是非常了解自己孩子的父母也会被骗。”

社交媒体还允许犯罪分子在接触受害者之前研究和收集他们的信息，从而了解受害者生活的细枝末节。

犯罪分子“甚至可以伪造号码，让它看起来像是从你那里发出的”，马拉斯博士说，“他们越来越善于掩盖其欺诈行为”。

斯坦伯格指出，犯罪分子很少被抓获。过去，犯罪分子以更易受伤害的个人为目标——如无证移民和英语非母语者——来骗取小额钱财。

但在庄凯的案件中，警方说其父母支付了巨额赎金。

斯坦伯格称，“虚拟犯罪可能是报酬最高的犯罪。你可以瞄准不同语言背景的人。你可以身处任何地方来实施。”

中国留学生为何成为目标？

2023年9月，英国南约克郡警方的反欺诈协调小组发出警告，敦促前往谢菲尔德的留学生提高警惕，谨防骗子。

该小组称，这种诈骗主要针对在英国大学和学院学习的中国学生。

受害人接到骗子的电话，骗子自称来自中国大使馆、移民局或海关、中国警方或英国皇家邮政。

他们声称正在调查一起国际犯罪，并要求受害人将大笔资金转到中国的一个账户以接受检查。

英国南约克郡警方称，在某些情况下，犯罪分子会使用威胁手段鼓励受害人合作。警方还称，犯罪分子会命令受害人不要将此事告诉任何人。

英国是中国留学生成为“虚拟绑架”诈骗目标的国家之一。

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警方于2023年10月警告说，“虚拟绑架”骗局正变得日益复杂。

新南威尔士州警方刑侦警司约瑟夫·杜埃希（Joseph Doueihi）说，这些骗局源自中国大陆。

骗子欺骗并说服受害者扮演中国权威人士，然后接近另一名受害者。

杜埃希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些骗局胁迫受害者跨州旅行和出国旅行，这是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援引新南威尔士州警方的话说，仅在去年10月份就发生了三起20至23岁的年轻人被自称是中国当局的犯罪网络联系的案件。

受害者被勒令支付高达338,880美元，否则将被驱逐回中国。

在一起事件中，悉尼一名20岁的男子被戴上手铐，他被胁迫乘坐国内航班，代表上海警方向阿德莱德和维多利亚州的其他受害者送达“官方文件”。

该男子的家人被要求支付超过135,730美元，但遭到拒绝，并联系了新南威尔士州警方。

2020年，新南威尔士州警方就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精心策划的电话诈骗发出警告，此前至少发生了八起经证实的“虚拟绑架”案件，为从未发生的绑架支付的赎金超过135万美元。

其中一起案件发生在2020年4月，在悉尼的一个郊区莱德，警方被告知，一名中国女留学生的家人认为她被绑架了，并在接到自称是中国警方的来电索要赎金后，支付了20.33万美元。

经过调查，一天后，该女生安全地回到家中。

澳大利亚警方提供的 2020 年伪造的中国留学生遭绑架的图片。

2023年8月，《日本时报》报道称，一些在日中国留学生在类似情况下遭到骗子勒索。

在一起案件中，一名中国女留学生的父母在收到一张照片后，向一个中国银行账户支付了42300美元，照片上他们的女儿似乎遭到了攻击。

后来发现，这名学生接到了一个自称是中国公安人员的威胁电话。

这个人告诉这名学生，已经对她发出了逮捕令，她应该制造一起假绑架案，让她的父母为她支付逃脱拘留所需的钱。

警方敦促中国留学生对接到的电话进行甄别，向当地领事馆核实任何“官方”要求，并在成为目标时通知警方。

如何预防此类犯罪？

尽管专家说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虚拟绑架”的受害者，但人们可以采取几个步骤来更好地保护自己。

斯坦伯格说，首先是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知道哪些个人信息是公开的，并保持警惕。

但是，那些成为目标的人应该首先向联邦调查局的互联网犯罪投诉中心报告。

最初接到紧急电话或信息后，斯坦伯格还建议尝试联系亲人以核实他们的位置。

他说，家人还可以想出一些特定的短语或关键词，在紧急情况下使用，这样犯罪分子就不会知道了。

斯坦伯格表示，执法机构和电信公司可以通过改进验证和追踪电话来源的工作，在今后预防此类犯罪方面发挥作用。

虽然目前还不知道有多少受害者，但专家们表示，这些小措施可以帮助保护人们的安全。

“现实情况是，我们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已经上当受骗。”斯坦伯格称。

谢选骏指出：为何“虚拟绑架”专门针对“中囶人”（也就是中国大陆人民）？因为中国大陆人民都是共产党的俘虏，都是被吓唬长大的两脚羊，一听到警察的狗名就魂飞魄散、任人宰割了。由此看来，“虚拟绑架” 是专制暴政的衍生物——生动诠释了毛匪所说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由此可以也测度，共产党专政所造成的“历史的伤口”，多么深且广。

【16、“软脚元年”——百年中共终成软脚螃蟹】

《原来是场乌龙！上海从来没封城 是居民自我封2个月？》（网易 2022-05-31 顾万明）报道：

上海封城抗疫已近尾声，市民关心全市何时全面解封。上海市有关方面近日答复：上海从来没有宣布封城，不存在解封，也不安排解封庆典活动；恢复正常生活、生产要分批进行，不能一下子全面放开；要按照防范区、管控区、封控区的前后顺序逐步放开；6月1日起有序恢复住宅小区出入、公共交通运营和机动车通行等。

5月29日，上海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有关领导正式否定了“封城”的说法，表示“上海从未宣布过‘封城’，因此也不存在‘解封’，不能使用‘解封’的提法。上海全域静态管理是按下暂停键，但期间城市核心功能始终保持运行。”

原以为，上海封城抗疫胜利了，会开庆功表彰大会。想不到上海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就否定了“封城”的说法。这让人们大跌眼镜、情何以堪！

上海在封城抗疫的尾声否定“封城”，引起了市民的哗然。大家对此表示不可思议，很不理解，认为，上海的抗疫一直是按封城的要求执行的，有的措施甚至超过封城的标准。市民按封城的要求“足不出户”、居家隔离。现在忽然否定了“封城”，使他们觉得名不正，言不顺，大家努力参与抗疫，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

上海封城抗疫世界瞩目，全国关注。此前，上海从来没有否定过国内外对上海“封城”的宣传报道，抗疫也是按照封城的要求执行的。

市民有人说，上海隔断了周围的道路交通，所有进入上海的运输车辆都必须经过批准；市内设置路障，道路隔断，车辆没有通行证不准上路；居民区道路都用木板隔断，居民楼用铁栅栏、铁丝网围起来，有的还用铁链锁住户的大门。这些都是“封城”的做法，有的超过了封城的要求。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还指出，1，居委是城镇居民自治组织，居委的行为是居民自管自治的结果，不是政府指令；2，正式的规则和条令，以市委、市政府发布的为准，居委发布的信息只代表本居委和小区自己的行动共识，政府不对其合法性负责；3，未来居委再提到“上级有关部门要求”，除了有正式盖章文件的，原则上都是口谕，政府不承认。

上海市这三条规定表明：居委在抗疫中，不属于政府指令的行为，居委造成的后果，政府不承担责任；居委的做法凡不是政府要求的，政府不对其合法性负责；凡是有政府正式盖章的文件，才是政府行为，对没有文件根据的口头要求，政府不承担责任。

上海封城，确实没有任何一级政府的正式文件报备批准。谁都知道这是政府意志，本来是执法中的漏洞。如果以没有正式文件为由，对一些后果、后遗症不负责任，会增加市民的不信任感。抗疫中的很多做法，都是按政府负责人的口头通知执行的，抗疫结束后不能以没有文件而不负责任。

居委，很多市民知道它不属于政府机构。居委好像夹心板，在抗疫中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许多做法都是按市里的口头要求执行的，当然也有做得不好的，违法乱纪的，但不可以否认居委总体在抗疫中的作用。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把抓”。抗疫的许多具体工作是由居委来做的，他们要把上面布置的任务落实到每家每户，要组织核酸、抗原检查，还要分发物资，解决居民的吃饭、吃菜，帮居民开药，是很辛苦的。

“大上海保卫战”赢了，进入了清点战场、打扫战场。其间有成功经验应该总结，有教训应该吸取，也有失误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应该处理好后事。这才是负责任的、敢于担当、不回避现实的态度。

谢选骏指出：2022年是中共百年（1921——2021年）之后的第一年。新的时代风貌终于显现了——眼见得百年中共终成软脚螃蟹，2022年，是为“软脚元年”乎。

《上海绝口不提解封？因为“从未封城” 所以都是“个人行为”》（LTN 2022-05-31）报道：

中国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採严格封城措施一波接一波，这两个多月被锁在家中的上海居民终于见到解封曙光，上海官方今（31）日发出公告，称6月1日起，全市除管控区外，将“有序恢复住宅区出入以及公共交通通行”，不过，官方公告完全看不到“解封”的字眼。

根据中国网友私下爆料，在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这篇公告中，之所以没有提到“解除”、“解封”等字眼，是因为最初政府根本没有宣布“封城”，全都是上海居民“自发性”足不出户，因此事到如今也就没有“解封”的必要。

而从一篇疑似是上海市政府的通知文案中可以发现，上海官方要求各家媒体在报导时不要使用“解封”这类用词，“上海与武汉情况不同，从未宣布过封城，因此也不存在‘解封’。上海全域静态管理只是‘按下暂停键’。”

常评论中国时事的Youtuber“亚军王歪嘴”转发了这些爆料图片，他批评：“奉市委口谕，上海从未封城，蹲在家裡两个月不出门都是个人行为以及某些居委会私下决定，与市政府无关。太热闹了，老实说我知道他们会不要脸，但是没想到会这么堂而皇之的不要脸……。”

谢选骏指出：中共之所以“会这么堂而皇之的不要脸……”，是因为实在走不动路了。既然沦为软脚蟹，只能装死了——这是软脚螃蟹的新时代。

【17、“社会主义好”该得“睁眼说瞎话”头奖（实践部分）】

《三观震碎：中国首届“睁眼说瞎话”专家评选揭晓》（2022-07-21 河马说大话）报道：

1、任正隆（全国人大常委）：“起征点太高就剥夺了低收入者作为纳税人的荣誉。”

2、王炜（东南大学交通学院院长）：“中国城市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自行车的污染比汽车更大！”

3、邓亚萍（著名乒乓球运动员）：“普通老百姓的政治觉悟和思想境界不高，很可能会被媒体放大，有损于我国的国际形象。”

4、李剑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我们不能提高劳动者的工资，低工资是我们的优势，否则，外国投资都跑到越南等工资比我们低的地方去了。”

5、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腐败和贿赂是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6、顾云昌（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从数字上来看，居民收入涨的比房价涨的还快，房价涨的比收入要慢。如果按照全国平均的预算价，房价是下降了，也就是说买房更容易了。”　

7、梁蓓（全国政协委员）：“我觉得80后男孩如果买不起房，80后女孩可嫁给40岁男人。80后男人如果有条件，到40岁再娶20岁女孩也是不错的选择。”　

8、刘德（重庆市气象台台长）：“重庆普遍 42℃高温实际上不热，是空调让人变娇贵了，人们皮肤耐热度也越来越差，是人的感觉出了错。”　

9、何计国（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主任）：“只有‘严重’的重技术污染或者是农药超标‘太多’才能叫做不安全食品，因为苏丹红毒鸭蛋中苏丹红含量‘非常’低，所以大家不必担心。”

10、孟凡超（桥梁专家，九江大桥坍塌事故技术安全鉴定专家组组长）：“九江大桥的设计标准已超过了国家标准！”

11、谢百三（复旦大学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虽然存在贫富悬殊、医疗昂贵、就业困难等问题，但这些都是次要的。几十个国家留学生在北大、清华、复旦等各大高校留学，这与盛唐当时情况极相似。”　

12、吴博威（山西医科大学教授，副校长）：“‘红包’也可看做医患感情交流的一种方式，这种可利于医患关系和谐发展的良性互动应被社会认可”。　

13、魏翔（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在休息与休闲时间方面，中国人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在闲暇时间保有量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和英国”。

14、田文昌（北京市首届“十佳律师”）：“对于公费出国旅游，我认为很难轻易就说它完全符合贪污罪，现在这种公费旅游、公款吃喝的现象太普遍了，如果都简单地往贪污上靠，贪污罪的发案率得有多高啊？”

15、宗立成（全国政协委员）：“医改如果成功了，是全国人民的悲剧！”

16、李毅（“旅美学者”）：朝鲜至少比台湾先进20年，台湾又比越南先进20年，越南比朝鲜落后40年！

网民嚎叫：

nddy 2022年07月22日 18:28

还有那几个御用烂人金烂荣，张维猥、陈平、死马夹头....

南来客 2022年07月22日 07:59

万维也选一次？

g2j2 2022年07月22日 06:12

俺最同意任正隆的话，哪怕收入再低，每月纳个三五块，那就是纳税人啊，多么骄傲和自豪啊！以后我党就不好意思说养活了十几亿人，俺们老百姓就可以拍着胸脯说，是俺们养活了中国官员。

g2j2 2022年07月22日 06:02

李毅的第一句没问题，第二句也搞明白了，就剩第三句不懂了，那是四十年的差距啊。

CKK 2022年07月22日 05:12

台胞在东莞一人可以包好几个大陆妹，越南人估计得等20年后才会有这个能力嘛。

g2j2 2022年07月22日 04:49

要先进那就是朝鲜和越南都先进，台湾是注定落后的。朝鲜比台湾先进20年是肯定的，搞不懂为啥台湾能比越南先进20年，俺愚钝啊！

CKK 2022年07月22日 04:33

g2j2 29分钟前

就王炜和李毅扯淡

————-

您这就小看这位旅美学者了。我看李毅说的没错。人朝鲜把中美俄三大国玩得团团转占尽便宜，难道台湾在中美日三大国中间的玩法不比朝鲜落后20年？

王炜也有道理呀。您看，开车不费力所以饭量少，当然排放少啦。如果14亿人都骑车那么多饭转换成屁，得制造多少甲烷呀？要知道，甲烷的温室效应可是CO2的28倍呀！要不怎么说中国的屁民多呢？对不对。哈哈哈

g2j2 2022年07月22日 03:55

就王炜和李毅扯淡，其他人说得还是很有道理，邓亚萍说得在当时来说应该有道理的，现在西城大妈的觉悟可高了，学生的觉悟也比老师高，动不动就把老师举报了，还有aig爱国粉红义和团他们的觉悟都了不得。

doitgo 2022年07月22日 03:38

没有成龙？

一冰 2022年07月22日 02:23

这才是又蠢又坏又无耻的马戏表演

百年未有之大骗局 2022年07月22日 02:23

胡叼： 都发钱，等于没发钱。

阿妞不牛 2022年07月22日 00:22

俺最喜欢这个李毅旅美学者哈，这个绝对是吃屎喷粪竞标赛的世界冠军！美国据说在某地每几年举办一次，他可以蝉联冠军啊。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睁眼说瞎话”都可以得奖，但却没有办法得到头奖——因为在我看来，上述“睁眼说瞎话”都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好”这句瞎话之上的，所以，“社会主义好”这句瞎话才该得到“睁眼说瞎话”的头奖。

【18、“社会主义运动”的命运】

网文《社会主义运动 》报道：

社会主义运动，是指从1516年提出社会主义思想以来，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五百年，经过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遭遇曲折到奋起振兴的过程，深刻影响了世界大变局的演进过程，引领世界不断朝着有利于人类进步的方向发展。

1 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

2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3 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

4 苏联模式逐步形成

5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

6 改革开放、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社会主义五百年，经过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从遭遇曲折到奋起振兴的过程。二〇一三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分六个时间段对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梳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进程。

第一个时间段，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是一五一六年英国人莫尔发表的《乌托邦》一书。这本书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的悲惨景象，同时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此后一直到十九世纪上半叶，有影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有德国农民战争领袖闵采尔、意大利的康帕内拉、英国掘地派运动领袖温斯坦莱、法国的摩莱里和马布利等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十九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空想社会主义者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基础，论证未来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对未来社会提出一些积极主张和有价值的猜测。但是，他们的共同局限是唯心史观，无法找到实现其社会理想的正确道路和社会力量。

第二个时间段，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发展，工人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恩格斯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状况，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并把社会主义思想置于这两大理论基石之上，从而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科学社会主义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和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发展方向、一般特征作了科学预测和设想。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主要是理论上的，至于如何付诸实践，还有待后人来解答。

第三时间段，二十世纪初，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领导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十月革命胜利后，究竟如何搞社会主义，也没有先例，列宁进行了深入思考和艰辛探索。针对一九一八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一年春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暴露出的问题，列宁进行了深刻反思，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了深刻调整。

第四时间段，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形成了实行单一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指令性计划经济、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苏联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苏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不尊重经济规律等，随着时间推移，其弊端日益暴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体制障碍。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困境，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想进行一些调整，但在西方等各种势力强大攻势下，这种调整偏离了正确方向，终于导致一九八九年东欧国家先后发生剧变，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苏共解散，使世界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曲折。

第五个时间段，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党是第二个在一个大国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是，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党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刚开始，我们只能学习苏联经验，但在实践中我们党很快就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局限，提出要以苏为鉴，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要标志，我们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自己新的重要认识。在后来的实践中，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长时间严重错误，使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历程中遭到严重挫折。尽管探索艰辛坎坷，但我们党取得的积极成果是极其宝贵的，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第六个时间段，我们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提出进行改革开放，并明确提出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一九八二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发出响亮的号召：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过实践探索，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新的实践确立了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只能是伦理的，而不能是政治的——

（一）制度与伦理的界限和不同功效，正如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与互补。

（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宗教伦理，可以发挥慈善作用；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则不免穷凶极恶了。

（三）制度化的社会主义导致专制暴政；伦理化的社会主义带来包容仁慈。

（四）伦理社会主义就是空想社会主义，看看它的起源及历史。

（五）制度化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看看它的起源和历史。

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命运，如果谁有有闲暇，可以20万字写本书，说说他的乌托邦性质——10万字用来追述它的历史及现状；5万字用来预言它的未来，再用5万字来看看天下主义的历史气候！

【19、“社会主义好”该得“睁眼说瞎话”头奖（理论部分）】

《恭喜你，孩子会“睁眼说瞎话”了》（2020-03-16 搜狐）报道：

1.她，撒谎了吗？

女儿上小学一年级了，最近总是“睁眼说瞎话”。让我非常苦恼。有一股强烈想“修理”她的冲动。

比如，我看见她吃完水果，顺手就把手上的果汁往裤子上抹——这是她幼儿园就不会干的事情了。我对她喊到：“怎么可以抹在裤子上？”女儿张嘴就说：“我没有啊。”

我的天！这不是眼睁睁说谎么？当时，我犹如内心一口油井被点燃了，手脚和言语全然开启了自动进攻状态，准备给她来一顿收拾……

正当我要把怒火“喷射”出去的时候，老公轻轻拍了拍我的腿，按住了我。他给我一个眼神，让我看看女儿。

那是一张紧张不安，又充满委屈的脸，身体肌肉紧缩起来。那一刻，我似乎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也立即意识到自己将要喷出的话，正是父亲曾经对我吼的——睁眼说瞎话。

撒谎，是意识层面的、有目的的、刻意遮掩真实、演绎假象的行为。

比如孩子怕被惩罚，把弄坏的玩具丢进别人的抽屉，然后说：“不是我干的。”这是撒谎。

但睁眼说瞎话，是非意识层面的行为。

孩子目光回收，身姿收缩的委屈姿态，这是心理处于防御状态的典型特征。想想，女儿的回应非常迅速，好像并没有经过思考，不同于我们平时所认为的谎言。

这意味着，女儿正在无意识地执行一个心理操作——将某种不愉快的体验，从意识层面消除。

从幼儿园升入小学，多了很多的规矩，面对剧增的管束，有太多的不愉快被制造出来。这种不愉快的剂量，对每个孩子稚嫩的心理防御系统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女儿回到家，犯了一个3岁孩子会犯的错，母亲意欲管束一下，结果，原始的防御机制——睁眼说瞎话（否认），就被激活并使用了。

2.否认的四种形式

否认，是一种不对现实状况进行注意的潜意识操作手段。是一种人人都会的心理防御机制，非常常见。比如，在中国历史上，有太多的皇帝因为启用这个心理防御而被灭。像清朝统治者，坚信自己东方不败，结果被灭。这就是典型的幻想中的否认——坚持错误的信念来回避自己无法接受的现实。

这样的否认，在现代成年人身上也很常见。比如S先生，在离婚后的第一个周末给前妻送去了玫瑰和约会的邀请。被前妻严词拒绝后，他说：“对啊，正因为我们离婚了，所以之前的问题都可以清零了啊。”

除此之外，还有行为上的否认——通过行为象征性地表达：那无法接受的现实不是真的。

比如：丽丽双11在网上给自己抢购了一套最新款的练功服，拆开包装后，她把练功服洗干净，然后叠整齐放进了自己的工作包里。

她老公问：“你还要去跳舞吗？”

她这才想起来，一个月前，因为腰伤已经辞去舞蹈老师的工作了。

“可以买来做纪念啊”。说完，丽丽哭了。

又比如，美女小Q最近再一次被丈夫家暴，闺蜜们纷纷质问她，为什么上一次说了要离婚而没有离？

小Q说，上一次丈夫非常诚恳的道歉，并“发誓”自己深爱着她。最终丈夫不断重复的“我爱你”，使小Q回心转意。

这是语言上的否认——选择性注意诸如“发誓”“我爱你”之类特殊的字眼，让小Q相信家暴所体现出来的“不爱”是虚假的。

最后，我女儿这种对现实进行直接的否认，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本质否认”。

Bornstein（1951）第一个指出潜伏期年龄的儿童（6-11岁）如何否认自己的现实情感的。比如，他们会因为很多小事情哭，但当你问他们是不是很难过或苦恼时，他们会回答不是。

当然，无论哪一种否认，其实都是个体内在处理现实冲突和强烈情感的方式，是把不愉快的情感成分移出意识层面的心理操作。

无论成人还是孩子，启动防御机制就一个目的：避免感受到冲击太大的情感，避免自我的暴露，隐藏弱小，保护好自己。而且，这一切的发生都在意识之外，也就是说，不是故意为之。

3.防御，是一种自我保护

转念回来，我开始思考，既然女儿并不是“故意”睁眼说瞎话，只是无意识地启用了心理防御，又该怎么回应呢？

我在女儿身上做了很多的观察。

比如，她自己穿衣服穿不好而发脾气。以前问她为什么？她会说我很难受，觉得自己做不好事情，很沮丧。可到了语言能力更好的6岁，她却哭着说：“我不知道。”

我还发现，一旦揭穿女儿的否认，直接和她一一对质的话，她会退回至更早期的防御。比如：投射性指责——她不再给我说“我没有啊”，而是对我发起火来，“哎呀看嘛！都怪你，都是你的错”。

如果，像很多家长一样，直接开始对孩子进一步的，肆意甚至带着恶意的指责的话。结果就是，面对这样的指责，孩子干脆就不改了，变麻木了。且认同家长对她的评价——我就是如你所说这般糟糕。

发展到这步，我们只能承认自己的做法既粗暴又愚蠢了。我们不得不放弃“修理”孩子的想法，考虑如何“修理”一下自己。

首先，我们可能需要调整下视角。

做家长的应该为低龄儿童出现了“睁眼说瞎话”的行为而感到欣慰，这证明了孩子在健康的心理发展道路上。他正在发展自己的能力以保护自己的心理自稳态。对于这么大的孩子而言，时间是最重要的成长养分，只有先学会了否认，之后才能学会更多的其他高级防御。

其次，我们要意识到，“睁眼说瞎话”是家长和孩子双方共同创造出来的，虽然大多时候是无意的。而且我们还要意识到，此刻，我们彼此“不愉快”的情绪都是暴露的。

这也正是一次现身教学的机会——如何使用其他稍微高级点的防御来处理情绪和冲突。

比如，回到开篇“水果汁抹裤子上”的案发现场。以前会大惊小怪指责她“睁眼说瞎话”的我，如今会试着放松下来，然后挑着眉，带着玩笑说：“咦……我猜这裤子上面肯定还有早上的牛奶和中午回锅肉的油……好吧，你穿的是一条洗碗布，洗碗这样的事情归你老爸，这裤子肯定只有你老爸洗了”。而这时旁边的老爸非常配合地说：“哦，好啦，还好抹的不是鼻屎。”

“咦～！”大家都笑了起来。

女儿发现我们态度不同，放下了紧张和不安，水果事件似乎已经翻篇了。就这样，她又拿起了纸巾，不再把果汁擦在裤子上了，也就不用为此说瞎话啦。她学会了处理问题的方法，以及跟随我们又增加和更新了防御方式——放过自己，拉人帮忙，憨厚幽默，点到为止。

4.透过防御，认识彼此

时光在不经意间铺在了孩子的成长路上，我们是伴随者，也见证了孩子使用一个接一个的创新手段维护自己的心理自稳态，让他一路走下去。时而也会退回去，使用如否认这样的原始防御方式，时而又原地不动，或奔走几步，真是乐此不彼呢。

而对于成年人，“否认”也是我们一辈子都会使用的防御机制，只是使用的次数和方法各不相同罢了。当然，小用怡情，大用伤身哈。

最后“升华”一下。了解一个人的内心，远比改变有意义。当你看见一个人启动防御机制时，无论用的什么，他都正在保护自己。作为一个同样用心保护自己的我，又怎么对他人下得了“修理”的手呢？

成长需要的就是时间，柔软的内心需要彼此的精心保护，若你真想做点什么的话，就和他一起保护好这份柔软吧，像咨询师一样。

来源：曾奇峰心理工作室（ID：zqfxlgzs）

谢选骏指出：上文主张宽容孩子的谎言，因为这是人性的组成部分。所以按照这个歪理邪说，“社会主义好”这个“天大的谎言”，一直得到了废垃大众们的忍受，真该得到“睁眼说瞎话”的头奖了！恭喜废垃。

【20、百姓杂志：无直接利益冲突正席卷中国】

《百姓杂志：无直接利益冲突正席卷中国》（2006年12月08日 博維）報道：

近来，国内的一些主流媒体在对粤、沪、苏、浙等发达地区进行社会矛盾调查时发现，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呈现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殊现象：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而只是表达、发泄一种情绪，以怀疑一切政策举措。以凡事皆不值得信任为主要特征的“无直接利益冲突”，说明执政的民意基础在流失。这些非理性、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发人深省。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不及时加以关注和解决，“无直接利益冲突”将泛化，并最终危害执政基础。

“无直接利益冲突”频发

当前社会冲突集中表现为利益冲突。但在一些地区的社会矛盾事件中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苗头，不少参与群体事件的群众，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借机宣泄。如江苏省金坛市曾经发生因集资案纠纷引起冲突，事后调查发现，80%参与围堵的群众没有任何集资款，他们大都是借题发挥。类似的情况，在各地时有发生，如重庆、安徽，都发生过普通的街头小纠纷引发大规模冲突，而参与群众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

在广东的民工群体中，这种倾向也比较明显。让公安部门最难办的是，没有直接利益诉求的人与有利益诉求的人搅合在一起，一小部分群众因为利益要求采取集体行动，周围几十几百人围观、起哄。扔向警察的石头，常常来自围观者，而不是上访群众本身。如白云区曾发生过一起袭警事件，起因是一宗十分简单的交通事故，死者家属和同乡围困肇事司机索赔，而围观者向执勤民警投掷石头，导致民警牺牲。

在广州、深圳、东莞等地，来自同一地区的外来工集中租赁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一条村庄的出租屋，形成“同乡村”。有时警察进村巡查办案，一群闲散人员涌来围观，一些外围群众不分青红皂白乱起哄。甚至有人恶作剧地喊一声“警察打人了”，也会引起骚动。

不满情绪也在一些“精英阶层”蔓延。一些社会公认的强势群体竟然也自称是“弱势群体”，包括企业主、机关里的处科级干部、企业里的工程师、学校校长等等。

“冲突”源自利益本身

其实，“无直接利益冲突”并不代表没有冲突，“无直接利益冲突”只是对个体而言，并不是集团对集团。举个例子，张三是一卖菜的小贩，李四是一城管人员，他们两者在街头发生了一起纠纷。一般来说，围观的群众作为一个个个体，与小贩、城管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但是，就一个阶层来说，就不一定了。比如，围观者当中，可能会有不少与张三一样从事小本经营的人，说不定其中有人已经有过类似经历，或者，还有曾经忍受过“大盖帽”的欺负的，有觉得自己被强势阶层相对剥夺的等等。这些力量汇聚在一起，就是一个阶层，一个利益群体。

 “无直接利益冲突”远不是一种单纯的情绪表达、发泄，而是一种“集团对集团”冲突，是阶层的形成和分化。在两个权利个体之间的对抗中，围观者会自动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利益进行分化、站队。

近年来，利益集团的生长是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对腐败的同仇敌忾，对掌权者道德人格的怀疑，加之基层政府在认识和处理社会矛盾问题上的“漠然心态”、“看热闹心态”、“鸵鸟心态”、“刁官心态”，使干部责任心流失。如果将其具体到社会事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郎顾之争”。在“郎顾”两者的争论中，作为围观者，公众与郎、顾二者也没有直接利益冲突，但是，在对社会问题的探讨中，公众却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有挺郎的，也有为顾叫屈的，社会阶层的分野在这一事件中一目了然，谁敢说公众参与“郎顾之争”只是为了发泄一下情绪？

弱势群体也需利益表达

从媒体的报道再到现实社会中，不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储存着大量“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潜在参与者，只要其中一人或少数人形成诱因，周围马上就会出现众多的以围观、起哄甚至挑衅作为武器的声援者。

透过现象看本质。除一部分看热闹起哄心理外，相当程度上，这种“无直接利益冲突”实际源自一种受迫害思维：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感觉到自己是显在或潜在的被迫害者，于是借机宣泄。因而从根本上说，“无直接利益冲突”源于终极意义上的“利益冲突”。只不过，这种利益冲突不是以“积极维权”的姿态直接从正面发力，而是以“消极维权”的隐蔽姿态从侧面出击。所以，“表达、发泄一种情绪”只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假象，本质上还是要通过不停地“借机宣泄”来追求一种利益。

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达，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公众情绪的发泄之所以出现偏颇，并非公众之错，而是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堵塞使然。“借机发泄”是受害者没有高效、安全发泄突破口的自然替代。在现实中，当受害人希望通过基层调解、行政诉讼、法律仲裁、逐级上访等合法方式找回公道时，往往信心不足或成本过高。更由于在举报、状告有权势的人物时，往往伴随着可能被疯狂报复的巨大风险，于是借助与自己利益无关的人或事件进行“借机发泄”就成了许多人的选择——围观、起哄甚至挑衅可以发泄心中的不满。

正因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的不通畅，话语权较小，才会转而通过“无直接利益冲突”来发泄不满。

值得警惕的泛化趋势

有资料表明，近年来民事案件剧增，其中大量案件的诉讼主张非常琐细，实质上根本用不着打官司。同时，民事案件调解率从1998年起逐年下降，特别是劳动争议调解率非常低，双方赌气成分很大，表明人与人之间、劳资之间宽容度下降，当事人对立情绪比过去强烈。有些地方征地拆迁、企业转制等全国较为突出的问题，使各级政府感觉形势不容乐观。有政府官员形象地比喻称，现在老百姓在马路上不小心摔一跤，不是自嘲一声“倒霉”、起来拍拍灰土继续走路，而是骂“他妈的干部腐败，修的豆腐渣马路。”在一些社会专项调查中，群众认为官员贪污受贿10万元就应该枪毙，这与现行法律和现实判决距离巨大。

这类“无直接利益冲突”治理难度大、成本高，如果泛化将带来十分严重和后果。如法国前一阶段发生的两起重大社会冲突事件中，一起是“巴黎移民骚乱”，一起是全国大罢工。前者可谓典型的“无直接利益冲突”，骚乱主体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利益要求，而骚乱暴力倾向强，延续时间长，波及面广，处理难度大。全国大罢工则有明确的具体要求，就是要取消“首次雇佣合同”法案，政府可以通过谈判、双方妥协让步快速平息。当前我国社会矛盾虽然还是以利益冲突为主，但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苗头及其泛化的发展趋势，应保持高度警惕。

调整利益分配是治本之策

从本质上来说，凡是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地方，都意味着当地的官民关系，或者说地方政府和底层民众之间的关系，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质变——他们之间的关系已不再是现在我们只能在“红色经典”中所看到的那种“鱼水关系”了，也不是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甚至也不是机械冰冷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不失时机地显露出一种对立关系。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大量出现，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了官民关系随时有从量变发展到质变的可能性。要扭转这一趋势，最重要的是要尽快对利益分配格局进行调整，同时辅之以反腐倡廉和信息公开。令人欣喜的是，以《瞭望》等主流媒体的背景及话语强势，它发表长文提醒政府官员正视“无直接利益冲突”之危害，绝对是有的放矢。而前一期《瞭望》发表的长文揭露了“部门四化”，毫不留情地抨击“特殊利益集团”。联系到十六届六中全会刚就构建和谐社会作出重要决定和部署，主流媒体连续就不和谐的突出成因发表“猛文”，显然力图在舆论层面与构建和谐社会形成互动。这或许就是相关改革及新政出台的信号。

谢选骏指出：人説“无直接利益冲突正席卷中国”——我看費拉不敢伸張正義，只敢“抓住沒力的摔跤”，找個替死鬼墊背。

【21、“五四”这一代人发动了文革】

《资中筠：“五四”与“文革”截然不同》（北京日报 05-03 10:51:12）报道：

现在有一个说法，我经常听到的，就是说“五四”批孔过分，“文革”的批林批孔和它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从“五四”开始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开始断裂了，使中国人不知所从，完全没有了自己的文化。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非常错误，而且是荒谬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使文化断裂，而是把中国最优秀的传统精神和新思想结合起来了

我一直是“五四”精神的坚决捍卫者。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说1919年5月4日大家上街游行这一下，那是为了巴黎和会的问题，这是一个爆发点，并且我觉得它的做法，把人家赵家楼烧掉了，不见得是可取的，以后也不能鼓励。但是总的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晚清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寻求变革图强之道达到的一个高潮，一个里程碑。“五四”只是一个符号。新文化运动这批人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像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还有后来的鲁迅等，都是延续了鸦片战争以来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的努力。他们的反传统跟“文革”对比的话，我觉得有一些非常鲜明的不同特点。

第一，方向问题。“五四运动”的反传统的方向是向前进的。当时为什么要反传统呢？因为他们感觉到如果那些顽固的旧礼教和僵化的思想，以及风俗习惯的束缚如果不打破的话，新思想进不来，民族无法新生，所以他们特别感觉到这些束缚需要打破。那么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是什么呢？很明确，科学和民主。如果传统礼教不打破的话，科学就被认为是奇技淫巧，民主根本说不上，都是在“三纲五常”底下，怎么可以讲民主和平等呢？光是一个婚姻自由，就做不到。

第二，主要力量。“五四”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传统文化修养非常深的一批知识精英，他们哪一个人不是饱读经书的？你看鲁迅的旧诗写得多好啊，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很深的旧文化底蕴，然后才有资格来说什么是应该保留的，什么是应该扬弃的。如果连知道都不知道，还谈什么该放弃、什么该保留。现在高唱“弘扬国学”的很多年轻人，我觉得根本都没有念过多少古书，连繁体字都不太认识，就来讲我们应该恢复孔孟之道。我觉得“五四”这批人绝对是从旧文化中走出来的，才知道它的弊病在什么地方。

第三，从效果上来说，我觉得文化并没有断裂。实际上他们选择的新文化并不是否定所有的传统文化、所有的传统美德，比如，我的父母辈和师长辈就是受到“五四”精神洗礼的人。我觉得我自己至少间接受益于“五四”，虽然我自己够不上这个年纪，但是我母亲就是这个年纪的人。我母亲因为这样的新文化运动，才有资格上学。作为知识妇女，她是1900年生的，那一代的妇女有机会上新学堂，因此她有了新思想，有男女平等的思想。我也受惠，母亲不会说我是女孩子就在家里呆着算了。我国现在的教育和文化，包括许多名牌大学，都奠基于那个时候，是从晚清废科举到“五四”运动这个时期创立的。

拿我自己来说，我那个时候上学的教育课本，当然是“五四”运动之后的，里面文言文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初中一是念先秦的文章，初中二就要选一些秦汉的文章，初中三就要选唐宋的文章，并没有说不让我们念这些东西。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得到的传统文化修养，远比后来要多，所以我觉得并没有断裂，并没有因为“五四”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或者说打倒孔家店就断裂了传统文化。

还有个非常鲜明的例子，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我的老师辈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学教授都经受了抗日战争的考验。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发扬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原来他们在抗日战争之前生活是非常优越的。日本侵略，大批学校迁到内地去，后来连饭都吃不饱，经过了最艰苦的时候，他们都坚持下来了，而那个时候最出成果、最出人才，所有的教学、科研以及人的骨气都表现出来了。

前不久有许多纪念西南联大70周年的文章，我觉得西南联大的精神应该是“五四”运动的产物，恰恰是证明了“五四”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把中国最优秀的传统精神和新思想、新的民主科学的思想结合起来了。所以从效果来说，你也不能够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得文化断裂了。

“文革”的批孔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文革”呢，是完全相反的。“文革”首先把批孔和批林放在一块，暗含着批周恩来，这是上层作为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全民跟着瞎批，不知道孔子跟他们两个人有什么关系，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五四”运动是一批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无权无势，完全是凭着自己的认识，变革图强，因旧势力太强大而大声疾呼。而“文革”的批孔是从最高掌权者发动，群众完全是盲目的。“文革”的批孔与“五四”反对旧传统文化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其二，“文革”发展的方向是走向专制。一头是高度集权，搞个人崇拜，另一头是群氓的无政府主义。批儒扬法，树立的是秦始皇。

其三，“文革”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真的文化断裂，就是有一代人没有多少文化了，没有多少机会再受到教育了，而且对于历史很无知，根本搞不清楚了，就剩下几个符号，几个口号，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文革”这一代人受害，“五四”那一代人受益，这一点也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但是认为“‘五四’搞糟了”这样的一个说法，把“五四”和“文革”批孔相提并论这种说法还是相当普遍的。我就要借这个机会，强烈反对这样的一种说法，因为我们现在的民主和科学还并不很多。所谓科学，我指的是科学的思想方法，用事实来说话，而不是需要什么样的框架，就必须要说什么样的话。

“五四精神”就是承载了中国优秀传统的知识分子吸取外来文化之精华，以复兴我中华的精神

我还看到过一篇文章，说一些知识分子一天到晚讲民主和科学，就像祥林嫂一样，使那位作者很厌烦。我今天还要做一次祥林嫂，我觉得就是要提倡民主和科学，当然不仅仅是民主和科学。但是这两样东西还是“五四”运动的健将们提出来的，是我们先贤们提出来的，至今还没有完成，同胞们仍须努力。

讲到西化的问题，我觉得中国人不会全盘西化，不用害怕，因为有这么根深蒂固的，不管是好还是坏的传统，13亿人不可能全盘西化。问题在于向西方学习什么，是精华还是糟粕，永远是个问题。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听说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搞了一些所谓的贵族学校，学费一年好几十万。有一些特别有钱的人，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去，受封闭式的所谓的英国式贵族教育，包括学骑马等等。他们所想象所理解中的英国贵族做的事情，他们就要学。不知道这样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这姑且不论，但是还有一点，贵族精神里有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为什么英国王子非要去参军？他觉得如果不做这件事，显不出来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无愧于皇家荣誉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现在是女王、那时候是公主的伊丽莎白，也到军队里做最普通的事。皇家贵族有一种责任感，那才是荣誉。萧乾作为唯一《大公报》驻伦敦的记者，写的一篇战时通讯给我印象很深，他写到空袭警报来时大家往防空洞跑，但是就在逃命的时候，他发现英国绅士还是让妇女和儿童先走，不失其风度，他感觉到这样的民族和这样的人是不可战胜的。我想暴发户家长们都不会想到这一点，结果培养出来的都是纨绔子弟，皮毛都学过来了，能说非常地道的英文，也会骑马、打球等等，可是责任和荣誉意识这样的精神就是学不过来。

这只是顺便想到的例子，回到“五四精神”，我认为就是承载了中国优秀传统的知识分子吸取外来文化之精华，以复兴我中华的精神。（资中筠 知名学者）

谢选骏指出：上文企图切断“五四”与“文革”的一脉相承，但却掩盖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正是“五四”这一代人发动了文革！

这一切断历史的企图明显引起了思想混乱，网上还有流言蜚语（韩连潮@lianchaohan）说：“周有光先生是大陆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学家，生于1906年，逝世于2017年。2012年周先生106岁时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他说："中国将来必须放弃共产主义，只要中国一天离不开共产主义，中国的前途就无法摆脱黑暗。"周先生还曾说：文革这代人会祸害中华民族一百年！事实证明他的历史洞察力极其深刻而敏锐。”但这个“周有光语录”其实是伪造的，只此一家，没有其他的出处。“五四”这一代人不仅发动了文革，还把“民主与科学”发展成为“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集中制”。

【22、“反对钢铁的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中国“白纸运动”抗议者遭秋后算账 多名参与者失踪或被捕》（BBC 2023年2月21日）

2022年11月27日，抗议者人士举着一张白纸，反对当局的新冠封控措施。许多参加去年11月抗议活动的人举着空白的A4打印纸表达人们对当局新冠封控政策的不满。

随着中国宣布疫情防控取得胜利，去年11月反对“清零”政策的标志性抗议活动已经开始淡出人们的记忆。

尽管整个国家已向前迈进，但许多参与示威活动的人却失踪了。他们在当局悄悄加强对异议人士的打击行动中被带走。

在所谓的“白纸运动”中，有数以千计的人在街头集会，在夜晚手举白纸反对新冠封控政策。这种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习近平的批评相当罕见。

当时警方并未进行大规模拘留。但中国活动人士表示，在几个月后的现在，有众多抗议者被警方拘留。一家组织估计，已经有100多人身陷囹圄。

国际人权团体和外国大学呼吁当局释放抗议者。人权组织公布了据称是被拘留者的名单，包括那些在北京及上海、广州和南京等多个城市参与抗议的人。

乌鲁木齐大火发生后，反对新冠防疫封控的抗议蔓延中国各地。这是中国大陆民众对国家罕见的愤怒情绪。

中国当局尚未就有关拘留问题置评，但通过采访部分抗议者的朋友和律师，BBC得以核实在北京被捕的12人的姓名。

这些人中至少有5人已被取保候审。在仍被拘留的人中，四名女性——曹芷馨、李思琪、李元婧和翟登蕊——已因“寻衅滋事”被正式批捕。这是一项恶名远扬的模糊控罪，最高刑期为五年，批评者称这一指控经常被用来压制异见。

“他们不是活动人士”

北京的抗议活动最初是为乌鲁木齐公寓火灾的遇难者举行的悼念活动。

许多被捕者受过良好教育，其中一些人曾就读于英国和美国的大学，他们的身份包括作家、记者、音乐家、教师和金融业专业人士。

北京的大多数被拘留者源自一个松散的朋友圈，他们都热爱艺术，经常在读书会、电影放映会和沙龙上见面。

其中的许多人是女性，有报道称，警方曾询问她们是否是女权主义者或参与过“女权活动”。近年来，中国当局对女权活动人士的打击或审查愈演愈烈。

虽然这些人具有社会意识，一些成员也对“#MeToo”运动的人物“弦子”表示过支持，但她们的朋友坚持认为，她们并非活动人士。

“她们只是一群关注社会的年轻人……我的朋友不仅对女权感兴趣，还对人权和弱势群体的权利感兴趣。这与女权相关的活动无关。”其中一名被拘留者的朋友说。

11月27日，这个圈子中的几名女性参加了在北京亮马河举行的公开悼念活动。

该活动是当天晚上中国多地民众自发举行的活动之一，以悼念震惊全国的乌鲁木齐公寓楼大火中的受害者。当时，许多人认为新冠封控措施是受害者没有能及时逃生的一部分原因，但当局否认了该说法。

当晚的悼念活动后来演变成一场和平抗议，人们举起表达沮丧的象征——白纸。

“这个环境压抑太久了。他们去的时候并不认为自己在参加一场运动。他们认为这只是一种情绪发泄的方式。”另一位朋友说。

“他们没有与警察发生冲突，也没有表达激进的观点。所以他们不认为这很严重。”

他们的朋友表示，鉴于中国通常会迅速压制抗议活动，他们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情来保护自己的身份。

目前尚不清楚警方如何找到这个圈子的参与者，但有报道称，警方利用了监控摄像头和面部识别软件追踪抗议者，并搜查了被捕者的手机。

其中一名被拘留者创建了一个Telegram群组，该群组从几个成员扩大到60多人。而他们中的许多人使用了实名登记的电话号码。两天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接受了警方的讯问。

“她被带走时，我们正在打电话。”一名被拘留者的男朋友说。“她告诉我，她的一些朋友被带走失联了。她正想从手机上删掉一些东西，但还没删完就被带走了。”

据活动人士称，在12月和1月，抓捕行动似乎在加速，因为有一个接一个的朋友被拘留。

曹芷馨在被捕之前，给她的朋友们发了一段自己面对镜头说话的影片。影片中还附带有解释，称该片将在她失踪时在网上公之于众。

“我们的同胞遇难时，（我们）有合理的情绪想要表达。”曹芷馨在这段已在海外社交媒体广为流传的影片中说道。“我们不想凭空被消失……如果仅仅是因为我们出于同情去了悼念现场，那么这个社会还有多少可以容纳我们情绪的空间？”

活动人士希望越来越多的国际谴责将导致被拘留的抗议者获释。

随着该事件在国际社会引起关注，多个人权团体和教育机构呼吁北京释放这些参与者。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Goldsmiths）向BBC证实，李思琪曾是该校的学生，校方对她的福祉“深表关切”。

“我们对压制言论自由的行为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并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所有与悼念活动有关的被拘留者。”一名金史密斯学院的发言人说。

她补充说，该校校长已经致信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中国大使馆尚未回应BBC的查询申请。

芝加哥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也证实，有曾在该校就读的学生被捕。新南威尔士大学给BBC的一份声明呼吁，在“充分尊重法律原则和普遍人权”的情况下解决该问题。

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组织指出，包括李思琪在内的四名被拘留者是记者，指她们的被捕是“向那些认为即使与官方说法相悖也应报道事实信息的人发出的又一个令人恐惧的信息”。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组织表示，这一事件表明"中国的年轻人正为敢于为自由和人权发声付出沉重的代价"。该组织补充说，中国当局还威胁了试图支持被拘留者的律师和朋友。

“杀鸡儆猴”

观察人士认为，北京希望通过抓捕行动释放一个信号。人权活动人士滕彪将其称之为“杀鸡儆猴”。

“他们希望抓到他们认为是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人，那些起领导作用的人将受到严厉惩罚。”他说道，并补充称中国当局的本能是查明在抗议活动背后是否有“西方敌对势力”。

事实上，相当多的被拘留者是女性，据报道，她们还被讯问是否支持女权运动，这一事实也凸显了官员对女权运动的不信任。

近年来，几起备受关注的针对女性的暴力和性侵的案件在中国引发轩然大波，这引发了对当局的异常严厉的批评，并为女性权益争取了舆论支持。

但随着这场运动的发展，政府的反应也变得更加强硬。2015年，当局打击了一个被称为“女权五姐妹”的女性团体。活动人士表示，她们自那以后在网上受到越来越多的审查和攻击。中国共青团去年称，“极端女权已成网络毒瘤”。

“维护‘社会和谐’一直是政府的头等要务，而女权运动一直被认为对整个政治体制稳定带来威胁。”华威大学研究中国性别权力关系的助理教授彭雨竹说。

目前尚不清楚抗议者将面临怎样的未来命运。

那些取保候审的人仍有可能被起诉。人权活动人士滕彪表示，在检察官决定是否起诉他们时，仍被拘留的人可能会被拘留数周，但在政治案件中，这可能会延长到几个月，甚至数年。

他们的家人至今保持沉默，一些人还与被拘留者的朋友切断了联系。BBC获悉，有一个家庭还解雇了其为女儿辩护而聘请的律师，原因尚不清楚。

资深人权活动人士杨占青称，鉴于被拘留者的家人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他们可能会保持沉默。

“警方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做法。当局会告诉被捕者家属，如果他们保持沉默，被捕者会被提前释放。如果他们不服从，就会失去工作和养老金。”

但是，国际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对该拘留行动的监督也可能有助于被拘留者。杨占青称，在这种政治敏感的案件中，由于外部压力，被拘留者可以提前获释或在狱中得到更好的待遇。

与此同时，被拘留者的朋友们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感到焦虑和担忧，但他们继续密切关注情况并分享信息。

他们中的许多人住在海外，并未参加11月的抗议活动，但他们担心由于自己与被拘留者的联系，以及他们试图呼吁国际社会注意到这些人的困境，他们自己也将成为目标。

最近，他们经转述获得了一名被拘留者从狱中给他们的信息，她试图让她的朋友们放心，明确表示被拘留者依然振作。

“（审讯人员）一直让我们觉得我们周围的朋友都是叛徒，或者背叛了我们。”她说。“但我仍然相信我们站在一起。”

（出于保护受访者安全的考虑，一些受访者被匿名。）

谢选骏指出：《钢铁怎样炼成的》是一本吹捧苏联屠夫斯大林的小说，它“利用小说建党”——因为“斯大林”这个屌絲的原意就是“钢铁”。现在，“中国白纸运动抗议者遭秋后算账、多名参与者失踪或被捕”的惨状，却揭示了“反对钢铁的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因为这些抗议者，其中的据大多数，要么是一贯的顺民，要么是放弃了自由世界而重回共产党奴役的粉紅海归，现在这样的人遭到逮捕关押监禁，岂不是在锻炼出“反对钢铁的钢铁”吗？

【23、“最大幸福”为了数量牺牲质量】

《欺騙人類最荒謬的壹句口號》（安·蘭德 先知書店）报道：

“多數人的利益”是用來欺騙人類的最荒謬的口號之壹。

這句口號沒有具體明確的意義。我們根本無法從善意的角度來對它加以解釋，它只能用來為那些邪惡的行為狡辯。

這句口號裏的“利益”應該如何定義？無法定義，只能說是有利於最多數人的東西。那麼，在具體的情況下，誰來決定什麼是大多數人的利益呢？還用問嗎，當然是大多數人。

如果妳認為這是道德的，那麼妳壹定也會贊同下面的這些例子，它們正是上面那句口號在現實中的具體運用：百分之五十壹的人奴役了另外百分之四十九的人；十個人中，有九個饑餓的人以另外壹個夥伴的肉為食；壹群殘忍的匪徒殺害了壹個他們認為對他們造成威脅的人。

德國有七千萬德國人和六十萬猶太人。大多數人(德國人)都支持他們的納粹政府，政府告訴他們，只有消滅少數人(猶太人)並且掠奪他們的財產，大多數人的利益才可能得到保障。這就是那句荒唐的口號在現實生活中制造的恐怖結果。

欺騙人類最荒謬的壹句口號

但是，妳可能會說，在上述的例子中，大多數人並沒有得到什麼真正的利益。對，他們沒有得到任何利益，因為“利益”不是靠數字決定的，也不能通過什麼人為了別人所作的犧牲獲得。

頭腦簡單的人相信，上面的那句口號包含著某種高尚的意義，它告訴人們，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他們應該犧牲自己。

如果是這樣，大多數的人會不會也高尚壹次，願意為那些邪惡的少數人作點犧牲？不會。那麼，為什麼那些少數人就壹定要為那些邪惡的多數人犧牲自己呢？

頭腦簡單的人以為，每個高喊上面那句口號的人都會無私地和那些為了大多數人而犧牲自己的少數人站在壹起。這怎麼可能？那句口號裏絲毫沒有這種意思。更可能發生的是，他會努力擠進多數人的隊伍，開始犧牲他人。

那句口號傳遞給他的真實信息是，他別無選擇，搶劫別人或被別人搶劫，擊毀別人或被別人擊毀。

這句口號的可鄙之處在於，多數人的“利益”壹定要以少數人的痛苦為代價，壹個人的所得必須依靠另壹個人所失。

如果我們贊成這樣的教義，認為人的存在只是為了他人，那麼他享受的每壹點快樂(或每壹口食物)都是罪惡而不道德的，因為完全可能有另外壹個人也想得到他的快樂和食物。

根據這樣的理論，人們不能吃飯，不能呼吸，不能相愛(所有這壹切都是自私的，如果有其他人想要妳的妻子怎麼辦？)，人們不可能融洽地生活在壹起，最終結果只能是自相殘殺。

只有尊重個人的權利，我們才能定義並且得到真正的利益——私人的或是公眾的利益。

只有當每個人都能為了自己而自由地生活時——不必為了自己而犧牲他人，也不必為了他人而犧牲自己——人們才可能通過自己的努力，根據自己的選擇，實現最大的利益。只有把這種個人努力匯合在壹起，人們才能實現廣泛的社會利益。

不要認為與“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這種提法相反的是“極少數人的最大利益”，我們應該提倡的是：每個人通過自己自由的努力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

我們能夠作出的最大貢獻就是，永遠從妳的思想、言語和情感中清除“多數人的利益”這樣的空洞口號。這完全是騙人的鬼話，是思想的教條。

妳必須作出選擇，非此即彼，不可兼顧。

…………

這只是簡單說了安·蘭德思想的壹個小片段。

不管妳是否同意安·蘭德的思想，當我們在思考自由、權利、幸福、創造的時候，安·蘭德的思考，會讓我們獲得壹種難得的清醒。也正因此，在美國，安·蘭德成為了壹代又壹代美國人的精神教母。

香港學者盧安迪：“雖然今天的學校不會教安·蘭德的思想，但相信，幾千年後，安·蘭德將會跟亞裏士多德並肩走進人類思想的殿堂。”

安·蘭德的思想，即使我們不全盤接受，每個人都可各取所需，在思考自由、權利、幸福、創造的時候，也會讓我們獲得壹種難得的力量和清醒，去發現壹種新的道德。

谢选骏指出：上文可能不懂，“多數人的利益”这一概念，不是专制国家发明的；可是出自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

《最大幸福》（Greatest Happiness，黃藿 2000年12月 教育大辭書）报道：

名詞解釋：最大幸福即指「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本是功利主義者(utilitarian)邊沁(Jererny Bentham, 1748～1832)的名言。邊沁認為，道德善惡的標準在於「一件事或一個行為是否能促進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照他看來，人生一切的行為無非趨利而避害，趨樂而避苦，即人生的目標無非在追求快樂或幸福。凡是可以增長人的快樂或幸福的，即為善，凡是會給人帶來痛苦的，即為惡。苦樂的感覺是人類行為是否應為的取捨標準，亦為辨別善惡的具體根據。苦與樂只有量的區別，而無質的高下。苦與樂對人既有如此深切的關係，若能作出一種標準的衡量，則可予個人或社會一項依循的方針。邊沁於是提出道德算學(moral calculus)，捨棄以往重質的道德標準，而以數量的多寡與大小，來計算道德。而計量的標準共有七項，即是強度、持久、確定、遠近、純度、孕育、範圍。

「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不僅是個人道德行為判斷的標準，也是政府在衡量公共政策時所應依循的標準。國家或政府的成立，並非根據自然權利或社會契約，而是依據功利原則。民主政治訴諸多數決定的基本原理，其實也是根據功利原則，因為每個人都是自利的，在政治問題的判斷上，也常以自身的利害為衡量標準。每個人既然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裁判者，因此一個團體中大多數人所同意的事情，必然也合乎這個團體裡「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如是民主政治訴諸多數決定的原則也得到了理論的支持。

谢选骏指出：最大幸福的概念，看起来无害，实际上却是“为了数量牺牲质量”，最后成为劣质民主或群众专政的道具。“一人一票”貌似公平，实际上也是为了数量牺牲了质量。但是除此以外，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因为数量是一个“事实”，而质量却是一个“意见”！

【24、“大国战疫”就是高射炮打蚊子】

《中国疫情：“二十条”实施10天感染激增，分析指民众态度不一社会存在撕裂》（2022年11月23日 BBC）报道：

中国在发布防疫优化措施“二十条”后，疫情再度升温。中国单日新增病例连续突破两万例，北京、广州、重庆等大城市成为疫情最严峻的地区。

专家对BBC表示，未来几周，这波病毒传播将超过今年早些时候上海的高峰期，而中国老年人疫苗接种率较低，情况令人担忧。

北京疫情

11月11日，中国政府发布了防疫“二十条”，被认为是放松了管控措施，此后北京、广州、重庆等大城市确诊数激增。

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数据，周二（11月22日）全国新增感染者超过28000例。 北京周二新增感染者近1500人。

中国疫情持续升温， 防疫措施混乱致冲突和谣言四起——周日（11月21日）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刘晓峰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北京面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最复杂最严峻的防控形势，处于最关键最吃紧的时刻。

北京又加强了管控措施，对高风险地区实施封控，对低风险区实施避免聚集，倡导“非必要不离开本区域”。自周二开始，北京将对所有进返京人员实行落地“三天三检”：抵京后前三天每天需完成1次核酸检测，阴性结果未出前居家不外出。

美国耶鲁大学全球健康政策与经济学副教授陈希对BBC中文表示，北京疫情在好转前还会继续恶化。他指出，“二十条”的本质仍然是坚持“动态清零”下尝试政策的优化，但各部门缺乏协调甚至相互矛盾的新冠防控措施，可能严重影响中国的整体疫情应对战略。“目前医疗体系尚未完成准备，一旦协调不利，感染、危重症患者快速增加，给医疗体系带来超负荷压力的情况下，死亡率就不可避免会增加。”陈希指出。

老年人疫苗接种率

陈希特别提到，目前中国老年人加强针的施打率大体停滞不前，情况令人担忧。“加上中国老龄化区域分布很不均，农村和医疗条件薄弱的地区往往也是老龄人口占比最大的地区，开放后容易造成医疗资源挤兑，产生大的次生灾害。”他指出。

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截止11月11日，中国共接种新冠疫苗34.4亿剂次，覆盖人群13.4亿。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群体，覆盖人数和全程接种人数分别占该人群的90.65%和86.38%。中国80岁以上老年人的全程接种率仅为65.7%，80岁以上老年人加强针接种人数只有该人群总数的40%。最近几日大陆都报告了死亡病例，死者都是有基础病的高龄老人。

陈希指出，目前中国的情况是，越需要施打的人群施打率却越低。“基层医疗缺位，老人群体也很难组织起来施打，所有这些工作的推进都旷日持久。此外，疫苗不良反应的监测体系对外并不透明的公布信息，也不接受除医疗机构以外的个体报告不良反应案例。这些都加剧各群体的疫苗怀疑，掣肘逐渐放开的政策设想。”他说。

“迫在眉睫的危机”

经历了近三年严格管控的中国似乎已经出现了抗疫疲劳。11月中旬，广州海珠区出现了大规模反抗防疫政策的行为。抗议者逃离强制封锁，并与警方发生冲突。10月底，拉萨也出现疑似罕见大规模抗议。多个视频片段显示，数百人在示威现场与警方发生冲突。

“二十条”出台后，部分民众欢迎放开管控措施，同时也有声音担忧中国如果放松管控，会不会让疫情再度爆发。网络上流传着一篇文章，题为“保护了你三年，国家尽力了，剩下的日子自求多福吧……”

网传视频显示，11月14日晚，广东广州海珠区发生被围封管控居民与防疫人员和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

陈希认为，未来几周，这波病毒传播将超过今年早些时候上海的高峰期，是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由于病毒对不同人群造成不同的威胁：年轻人更倾向于放开 ，而中老年人往往更倾向于支持保持谨慎的策略，并且由于人们因零冠状病毒措施而遭受不同的痛苦，不同行业冲击不同，因此全面持续严厉的冠状病毒控制措施将有撕裂社会的风险。”陈希预测。

《中国疫情持续升温， 防疫措施混乱致冲突和谣言四起》（2022年11月16日BBC）報道：

中国疫情持续升温， 在不断升高的确诊数下，广州居民反抗严格的封锁措施，与警方爆发冲突。

中国国家卫健委周三（11月16日）公布，周二全国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病例超过两万例，其中无症状感染者超18000例。

根据官方数据，感染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主要出现在广东、重庆、甘肃、河南和北京。

反抗与谣言

最近，广州出现了自新冠病毒出现以来最严重的一波疫情。世界羽毛球联合会（BWF）宣布，原定于12月举行的2022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总决赛将不会在中国广州举办，赛事将迁往泰国曼谷。

尽管广州这轮疫情规模大，但是感染者情况都不严重。

中国媒体报道称，广州10月22日本轮疫情以来，所有感染者情况均稳定，无一重型、危重型病例。

近日，广州大批居民不满新冠病毒的严格封锁措施，他们逃离强制封锁，并与警方发生冲突。

视频显示，一些人推翻了一辆警车，并且拆除了防控屏障。有防暴警察进入在该地区。

冲突是在该市的海珠区，这个区实施了严格的居家令。该地区居住着许多贫穷的流动劳工。他们抱怨说，如果不能上班就拿不到工资，在新冠疫情限制措施下生活，食品短缺、价格飙升。

网传视频显示，11月14日晚，广东广州海珠区发生被围封管控居民与防疫人员和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

几个晚上，他们一直在和穿白衣的防疫人员争斗。 周一晚上，局势升级，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抗行为。

未经证实的谣言再次起了作用。有传言说，检测公司伪造核酸结果，人为增加感染人数，以赚取更多钱。

中国北部也有类似的“谣言”。河北省官员宣布石家庄市将停止大规模检测。但这导致人们猜测，这些人将被当作豚鼠用来实验，当病毒不受控制地传播时，监测会发生什么。讨论还出现在社交媒体上。

中国媒体报道称，广州10月22日开始本轮疫情以来，所有感染者情况均稳定，无一重型、危重型病例。

许多惊慌失措的当地人开始囤积据称有助于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中药。

两周前，类似的谣言在网上疯传，导致中部城市郑州富士康厂区工人大规模出逃，影响了苹果手机 iPhone的全球供应。

管理混乱

近日，中国国家卫健委下发《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该文件被称为“二十条”。

文件要求放宽部分措施如取消入境航班熔断机制，隔离期限由“7+3”缩短至“5+3”，一般不按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纠正“一天两三检”等不科学做法，并严禁随意“静默”管理或停工停产。

文件下发后，部分地区调整了防疫措施，其中包括河北省石家庄。

中国媒体报道指，11月14日，石家庄疫情防控指挥部称，石家庄已经取消常态化核酸检测，该市的核酸采样点也在减少， 但乘坐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仍需持有72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不过，周二石家庄重开部分采样点。 虽然许多地方已经不需要查验核酸，但也有部分单位上班、员工出差需要持核酸阴性证明。当局工作人员称，政策执行有时间差，医院排队检测的人太多，决定重启免费采样点。

谢选骏指出：“大国战疫”就是高射炮打蚊子——所以美国早就放弃了清零，横七竖八死了一两百万，包括大量的“非直接死亡”。但是却也因此创造了经济奇迹，不仅房地产疯涨，而且股票屡创新高，真正体现了马克思的胡言亂語——“每一个毛孔都滴着鲜血的資本”。

網文《大国战“疫”——2020中国阻击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中》报道：

这是一个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对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防控的书籍——

《大国战“疫”——2020中国阻击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中》（以下简称《大国战疫》）是一本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五洲传播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的书籍。内容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的反应。除了汉语版外，还计画发行英、法、俄、阿、西等五种语言版本。3月1日，该书从中国大陆各大网店下架。

《大国战疫》一书出版后，引发不少网民的质疑与批判。该书在豆瓣的页面一度评分极低，之后其页面关闭了评论。包括湖北作家方方在内的一些民众认为，在疫情尚未得到完全控制的情况下，出版这样大唱赞歌的书是不合时宜的，无视了人民所经受的苦难。3月1日，该书突然从中国大陆各大网络交易平台下架，包括淘宝网、京东网、当当网等，无法检索到其预售信息。有预售此书的网络书店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是因疫情影响造成印刷厂未能如期复工所致；但也有网民揣测，是因为在疫情仍未结束时出版此书显得不合时宜。

甚至中共大外宣“香港01”也被迫刊发评论，认为该书的出版体现了中国大陆官场所盛行的拍马屁文化，对病人及一线医护工作者没有任何帮助。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习惯了“长征”宣傳，把逃跑美化为胜利，“大国战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高射炮打蚊子，只是给自己壮胆，于事无补。

【25、“主动断供”就是回归市场经济】

《法拍房骤增背后：越来越多购房者选择“主动断供”》（ZAKER 2023-08-18）报道：

近日，关于“越来越多人弃房断供”的言论仍在发酵，尽管已有如深圳等地金融监管部门辟谣，但多个城市法拍房数量、二手房挂牌量增多，成交量减少却是不争事实。

而相较于此前因“交付危机”引发的集体断供潮，此轮法拍房、二手房增多，更大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购房者因收入难以覆盖房贷，导致的被动断供。

更为严峻的是，部分地区二手房价格下行，所购买房屋的市场价值已接近甚至低于待偿还的房贷金额，购房者主观还贷意愿降低，开始面临“亏钱还贷保个人征信”还是“断供及时止损”之间的抉择。

有行业人士向观察者网分析称，目前出现流动性危机的不仅仅是房地产企业，连带着以高杠杆购房的家庭同样如此。过去二十年间，不仅仅是炒房客，几乎所有人都习惯了以房价上涨作为主要财富增长手段，也习惯了高杠杆购房，而忽视了其间风险。但如今房价上涨势头遭到遏制，房子骤然回归本身的居住属性，仍以原有的购房逻辑来看自然无所适从。

法拍房不实时反映断供情况

日前，有自媒体发布视频，将深圳楼市现状描述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弃房断供，目前深圳断供房数量为146549套”。

针对此传言，深圳金融监管部门很快回应表示：视频内容严重失实，纯属谣言。

该金融监管部门称，目前深圳市房地产贷款按揭不良率为0.23%，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没有明显变化。如果按照传言中的深圳断供房数量，以断供房平均未偿贷款100万元/套的保守假设测算，仅按揭不良贷款就超过1400亿元，这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

事实也的确如此，深圳作为过去十年间，全国楼市走向的风向标城市，业内普遍认为，是全国房价最为抗跌的城市之一，目前房地产市场颓势尚未在深圳有直观表现。

就如同不久前上海著名豪宅翠湖天地折价1000多万元挂牌一样，降幅较大的房源显然只是个例，而非常态。

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曹文峰律师也告诉观察者网，长期来看，如今法拍房增多确实与越来越多人弃房断供存在因果关系，但不会传导得这么快。一般是银行作为债权人与贷款人协商无果，才会向法院提起申请，然后才会进入法院查封、起诉、受理、裁决、执行等诸多流程，最后进入拍卖程序，这一过程通常需要1-2年。

因此在他看来，法拍房数量变化只能反映一个大致趋势，并不能实时反映银行断供情况。现阶段的法拍房数量增多，实则是过往几年中企业破产、用户断供等事件长期积累的结果。

此外，对于此次“深圳大面积弃房断供”谣言，国家高端智库CDI研究员宋丁向媒体表示，这次金融监管部门的辟谣力度不够，应该要明确告诉大家目前深圳有多少套断供房，而不是只说不良贷款率是很低的。在现在这个市场环境下，虽然没有精确到十多万套，但是可能相当多的人相信断供房的数量很多，使得大家对楼市越来越失去信心。

要知道，无论主动断供还是被迫断供，在如今二手房挂牌量猛增，却销售不畅的背景下，绝大多数房屋最终还是难逃被折价法拍的命运。

二手房横盘加剧法拍房积累

事实上，根据阿里拍卖平台的数据，2022年全国法拍房的数量就已经一路狂奔到了200万套。

2023年上半年，根据中指监测数据，全国法拍房挂拍套数再次新增30.4万套，较上年增加19.7%；而成交套数仅5.2万套，远远不及增长速度。从挂拍物业类型来看，住宅、商业为法拍房主流，住宅2023年上半年挂拍量17.9万套，占总体59%，逐渐成为法拍房的主力。

分省份看，上半年挂拍量较高省份四川首次超4.5万套，同比增加15472套、增幅51.3%。其他省份如广东、重庆、河南、江苏等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其中广东前6个月挂拍同比增加7987套，河南前6个月挂拍较上年同期增加10101套，增幅高达63.38%。

值得警惕的是，7月份以来，就目前各城市监测数据来看，无论法拍房数量增速还是二手房挂牌量相较上半年都有进一步提升的趋势。

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告诉观察者网，受近两年整体经济环境影响，部分省会城市以及绝大多数三四线城市房价下滑的同时，导致打工人和小商贩收入降低，而房贷固定支出不变，导致无力偿还，迫不得已只能停贷。

此外，不少中小企业破产，作为抵押物或者公司财产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房屋数量不断增加，也是导致法拍房数量上升的重要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法拍房之所以存在一次性全款付清、暗含潜在的债务纠纷等多种弊端，依旧能够顺利参与市场流通，最为核心的因素是其价格远低于市场价，存在较大的“捡漏”机会。

然而随着近期二手房市场“横盘”，部分区域房价本身就已进入快速下行区间，法拍房原有的优势也就逐渐减弱。

仍以今年7月“上海顶级豪宅翠湖天地房源折价千万”为例，该房源原本就是6月份从法拍房流入市场，中标者原以为2480万元成交价远低于市场挂牌价，怎么也能赚上一笔，却不想接下来一个月内，该房源在二手房市场挂牌价格从3188万元一降再降却始终无人问津，最终在其他债务压力下，无奈下只能一次性将价格下降至1999万元，才引来众人围观。

有行业人士告诉观察者网，在过往房地产上行周期中，法拍房早已诞生了无数上述购房者一样的“职业玩家”，专门从事“法拍房捡漏”工作，负责处理完法拍房源（尤其是豪宅）的潜在隐患和风险之后，将之重新投入二手房流通环节，从中赚取差价。如今随着破产企业增多，法拍房潜在风险增加，却在投入二手房市场环节受阻，且价格随时面临下跌风险，因此大量类似机构离场，这也是如今法拍房数量增多，但成交率大幅下降的原因之一。

主动断供更值得警惕

恶性循环之下，导致法拍房增多的因素中，比之破产清算、被迫停贷等，更加令人担忧的是，随着部分地区二手房价格下行，所购买房屋的市场价值已接近甚至低于待偿还的房贷金额，部分购房者宁愿牺牲个人征信，也要“及时止损”，主动停贷。

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今年7月郑州一名业主“免费送房”的新闻，尽管后来证实只是该业主试图引人关注的“噱头”，却引发多地购房者争相“模仿”，发出类似消息，其背后原因足以引发行业警惕。

据观察者网了解，该房源所在的曼哈顿小区，最早于2007年开盘时，均价仅4700元/平方米，仅因为后来附近的曼哈顿商业中心开业，又通了地铁，短短几年间房价飙升，至2018年巅峰时二手房价格约2万元/平方米，与周边新房价格相当，

该名业主正是此时“上车”。据其介绍，该房源共69平方米，入手总价119万元，贷款总额90万元，还了5年还剩余80多万元。

而随着近两年市场下行，房价最先下跌的便是此类房龄相对较长、居住体验较差的“跟涨”房源。

贝壳APP显示，目前该小区房源在售同类房源挂牌价约为1.2万元/平方米，相较2018年高峰时大幅下跌将近40%。

换句话说，该业主此时即便重新购买一套同类房源，总价款也不过82.8万元，与上述房源，且无论贷款利率还是首付比例，都要比其现有房源划算得多。因此该业主表示，只要有人愿意帮忙还贷，可以免费将上述房源过户。

相较于作为省会的二线城市，更多三四线城市中，类似相对老旧的学区房、跟涨房源，以及较偏远区域文旅配套房源，下跌幅度更加惊人。

有惠州惠东县沿海区域购房者向观察者网表示，其所购房源2018年开盘均价为1.5万元/平方米，如今刚刚交付没多久，二手房市场挂牌价却仅剩余不到3000元/平方米，跌幅高达80%。

为表达不满，购房者们单方面签订“集体断供协议”。目前，该购房者表示，正在就此问题与银行方面进行协商。

有资深律师向观察者网表示，单从法律方面来看，上述断供协议并无法律效应，而购房者与银行签订的贷款协议，也不受房价下跌影响，正如过去几年，房价上涨时，银行亦不能以此为由，向购房者额外收取费用。

在他看来，主要原因还是经历了过去房价快速上升周期后，所有购房者都习惯于将购房行为理解为“稳赚不赔”的投资行为，事实上很多房源的价格本就与其自身价值脱节。相比之下，一线城市及强二线城市核心地段房价就几乎不受此轮下行周期影响。

而从长远来看，清除行业弊病的过程必定伴随着阵痛，挤去泡沫后的房地产市场才更能快速地回归健康发展。

网民嚎叫：

zhanglao9 发表评论于 2023-08-19 07:08:31

房价跌，泡沫破，实业兴，人民富，国家强。怎么看，都是好事，可喜可贺。

portfolio 发表评论于 2023-08-19 06:32:26

有惠州惠东县沿海区域购房者向观察者网表示，其所购房源2018年开盘均价为1.5万元/平方米，如今刚刚交付没多久，二手房市场挂牌价却仅剩余不到3000元/平方米，跌幅高达80%。——厉害了，房价！

Leah_lee 发表评论于 2023-08-19 04:45:57

中国人好奇怪，有了钱全去买房，干点儿别的不行吗？再不济了，去旅游很烧钱呀？不愁钱花不掉呀。几十套的买，真有钱，结果一夜回到解放前。

谢选骏指出：大家不懂，“主动断供”就是回归市场经济——因为共产党中国的现行房价，仅仅属于“战场经济的绑架赎金”，价码高出市场价格十倍以上。“主动断供”就是逃离战场、回归市场。“主动断供”才能摆脱战俘的命运。

【26、“全过程民主”就是“民无二主”】

《抛弃王沪宁？习近平为二十大创新说 栗战书造势》（希望之声 2021年8月27日）报道：

官媒报导，习近平2019年11月2日在上海市杨浦区考察调研，首次提出所谓「全过程民主」。

随着中共二十大的临近，习派人马开始为习近平提出的“全过程民主”造势。有猜测指，习近平打算抛弃专门为中共领导人打造各种理论学说的“御用笔杆子”王沪宁。

8月26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刊文，题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题目特别注明这是一种新的理论。

这已经是自8月4日以来官媒刊发的第4篇讨论“全过程民主”的文章。

习近平的心腹、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也出面造势。他在8月20日主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闭幕会时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

栗战书掌控的中共全国人大还在今年3月修订执行了30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官媒说，最大亮点就是拟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坚持“全过程民主”写入法律。

习近平2019年11月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全过程民主”，引起各种猜测和讨论。但这之后除新华社发了一条微评之外，其它官媒并未就此做进一步解读。媒体及所谓的立法机构集中造势，始于今年6月。也是由栗战书启动。

到底什么是“全过程民主”，目前似乎没有人说得清。曾有一位脸书用户曾就此给BBC中文留言说，“这是中文吗？怎么我每个字都看得懂，但连在一起就看不懂了呢？”

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前几天曾用英文发推，解释说“中国是全过程民主，美国是四年一次的投票民主”，换句话说，中国要实现全过程民主，就不应该给领袖换届。由此看来，全过程民主是领袖终身制的另一个名字。

习近平赶在中共二十大前，为自己重新打造一种学说，在重视意识形态统治的中共来说，习就是谋求打造一个超越众党魁的权威地位。

另一方面，有观点指，自习近平推出“全过程民主”以来，没有见到负责意识形态的王沪宁，以及其他江派高官出来呼应。这也反映了中共内部的分裂，习近平要想连任，还得先压倒政敌。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了半天还是不知，“全过程民主”就是“民无二主”。

百度百科《全过程民主》报道：

全过程民主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过程。

据新华社2021年3月8日报道，施行三十多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和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将在本次全国人代会上作出修改。其中一大亮点，是拟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坚持“全过程民主”写入法律。

中文名全过程民主公布时间2021年3月8日

发展进程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时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

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平时的国家立法、监督等工作中，人大代表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来，已有近800人次的代表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直接参与立法，有50多位基层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活动。这都是“全过程民主”的直接体现。

拟入法

全过程民主

施行三十多年后，全国人大组织法和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将迎来修改。2021年3月5日，两部法律修正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坚持全过程民主”写入草案，增加对国家监委及其主任的质询、罢免制度，加强对代表依法履职的支持和保障，规定特殊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可决定适当提前或推迟召开会议，并加强了会议公开，适当精简会议程序，提高大会议事质量和效率。两部法律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重要制度保障，对其修改必将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完善发展。

与现行全国人大组织法相比，修正草案增加一条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坚持全过程民主，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始终坚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同时，在对全国人大代表的要求中，草案增加“充分发挥在全过程民主中的作用”的表述。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紧跟形势”——因为网名“花纯淫”的华春莹已经说了最新说法——“中国是全过程民主，美国是四年一次的投票民主”，换句话说，中国要实现全过程民主，就不应该给领袖换届。

《习近平首提“全过程民主” 新词汇引发新质疑》（2019年11月4日 BBC）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2日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全过程民主”，引起各种猜测和讨论。但除了新华社随后发布了一条两段话的微评外，其它中国官媒对此尚没有跟进做出进一步解读。

中国官媒称，习近平此次考察上海的主题之一是贯彻中共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在考察中提到，在中国，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这个用词在中国官方话语中是首次出现。

在上海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习近平考察了一场法律草案意见建议征询会。他说，“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

新华网11月3日发表微评，称古北市民中心举行的法律草案意见建议征询会“展示了中国式民主是全过程民主的鲜明特点”。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这篇仅有两段的“新华微评”强调。

习近平到上海的另一目的是出席11月5日开幕的第二届国际进口博览会。该博览会是在中国国内经济增长放缓、中美贸易战持续的背景下开创，被认为是向国际展示中国“进口大国”的形象。另外，习近平曾在2007年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外界多认为上海是习走向“定于一尊”权力顶峰的跳板。

古北社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现有三万多人口，其中一半以上来自境外，是上海外国人密度最高的居民区，被称为“沪上第一代国际社区”。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古北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官方媒体称，四年来近两千人参与立法意见征询。

港媒解读

不过，在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中，被称为习近平上海考察行程及“最高指示”的近三千字官方通稿中，“全过程民主”一词并未出现。通稿提到了习近平在古北社区的行程，以及立法意见征询会。

香港媒体香港01注意到，通稿有意忽略了“全过程民主”的重要内容。评论认为，在刚刚结束的四中全会上，中共勾画了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将“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列入其13个制度优势之一。而“全过程民主”可能意有所指。

引发“中国式民主”讨论

中共执政以来，一直以经济成就来强调执政的合法化，在民主、人权等方面屡遭外界诟病。在建政70周年之时，今年9月底，中国国务院发表“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将“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人权的首要位置，忽略了天赋人权的普世价值，被批评为“中国式人权”。

习近平提出“全过程民主”，似有定义“中国式民主”之意。不过，“墙外”的社交媒体推特和脸书上，很多人对“全过程民主”一词表示不解。

中国人大代表申纪兰自称从不投反对票，很多次的人大会议上，她都是按下“赞成”键。

一位脸书用户给BBC中文留言，“这是中文吗？怎么我每个字都看得懂，但连在一起就看不懂了呢。”

还有脸书用户认为，“全过程民主”不过是一种空洞的政治口号。

其中一位说，“空话就是里面越多出现什么，就越没什么。像是大陆各大城市超爱挂‘建设文明城市’，就代表城市不文明。”另一位说，“所谓废话就是一种听起来好像很具体，实际上却很空洞的一种话；它听起来好像讲到问题的症结，实际上却是在回避所有的答案。”

在Twitter上，有人尝试解读“全过程民主”一词的含义。赵紫阳任总理期间的秘书、前中共中央常委政治秘书鲍彤的女儿鲍简在Twitter上称，“搜索枯肠，试着对‘中国式民主是全过程的民主’做一番解读：枪杆子夺权前言必称民主，让民主成为那时中国人的美好愿景。执政后嘴上讲民主，横幅挂民主，宪法提民主，大会小会讲民主，文件有民主，好像也有个永远在野的民主党派……这算不算全过程啊？”

试着对“中国式民主是全过程的民主”做一番解读：

枪杆子夺权前言必称民主，让民主成为那时中国人的美好愿景。执政后嘴上谈民主，横幅挂民主，宪法提民主，大会小会讲民主，文件有民主，好像也有个永远在野的民主党……这算不算全过程啊？还有什么……请补充。

— 鲍简 (@baojianella) November 4, 2019

结尾 Twitter 帖子, 1

还有人这样解读：“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都被政权监控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党魁安排程序，经过核心领导层酝酿，通过执政党决策，民众围观决策产生的。”

满篇都是怪异的措辞！

我帮一尊解释一下吧：“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都被政权监控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党魁安排程序，经过核心领导层酝酿，通过执政党决策，民众围观决策产生的。” https://t.co/jX81vpJJtA

— KUI YANG (@KUI__YANG) November 4, 2019

结尾 Twitter 帖子, 2

不过，也有人认为，不论“全过程民主”有何涵义，都不会产生实际作用，“逐步开放党禁、报禁、网禁等，才是最基本的诚意所在。”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意思是——“全过程民主”就是“假装民主”。不过在我看来，不论真民主还是假民主，“一人一票民主”还是“全过程民主”——“中国式民主”只要不变成“民无二主”，就将瓦解共产党统治。不信大家看看，假装民族自治的“苏联”，最后不是瓦解了吗？这就是语言的力量，往往弄假成真了。

【27、“亚裔”的概念没有人类学常识】

《都是亚裔 印度人在美国为什么比华人混得好？》（2022-09-16 渡十娘）报道：

谷歌CEO劈柴(Sundar Pichai)、微软CEO那德拉(Satya Nadella)和百事可乐CEO努伊(Indra Nooyi)——他们三人共同特点是从印度到美国读书，最终留在美国工作成为超级大企业的一把手。对比华人，大企业中位置最高的是陆奇，他是微软的高级执行副总裁，那德拉原来是他的手下。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印度出生的CEO有10名。中国出生的？“鸭蛋”。

美国的印度裔大约300万，华裔400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一个显然的原因是他们的英语好。虽然华人听他们有口音，但不妨碍他们阅读和写作，其口语的流利度也比华人至少强一个数量级。语言能力直接影响沟通能力，特别是管理的人越多，负责任越大，沟通能力越重要。但华人也有英语好的，特别是年轻一代，语言能力似乎不足以解释这个困惑。

于是很多华裔得出结论：印度人抱团，老提拔自己人；印度人能吹，等等。这些可能都有，但无法解释500强企业CEO的中印人数是0:10。谷歌、微软、百事可乐的董事会在选拔CEO时会照顾印度人吗？靠吹牛能把业绩做出来吗？常识告诉我们根本没有可能。

在最近一次印度之旅，我想我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印度的法律、政治制度与美国太相似了。这套体系是一整套精细的自下而上的利益分配的博弈体系，其中的规则和玩法若没有多年的经验是很难掌握的。

而中国自秦朝以来就是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一切听皇上的，老百姓对于利益分配根本没有任何发言权，久而久之，大家对公共事物很淡漠，甚至就没有“公共事物”这个概念，所谓“自扫门前雪”、“一盘散沙”的根源正是在此。

难怪印度人抱团，自下而上的博弈就是要靠抱团呵！所以印度人到了美国就和在自己国家一样，像谷歌CEO劈柴去国会作证一点也不憷呵！

印度的法律是英国人留下来的普通法。普通法起源于英国，随大英帝国传遍世界，现在全世界有80个国家是普通法，美国也是。普通法也叫英美法系。世界上的另一套法系叫民法系，或叫大陆法系。主要是欧洲大陆国家使用，世界上其他150个国家使用大陆法系。实际上，许多国家使用两种法系的混合。

简单来讲，两套法系最重要区别就是：普通法是案例法，没有成文的法典，判案全靠参照以前的案例；而大陆法起源于罗马法典，经过拿破仑集大成，特点是有完整的法典，判案根据法典。

两者背后的哲学观念完全不同。普通法的认识论依据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认为抽象的理论无法覆盖复杂的现实，还是经验可靠；大陆法的认识论依据是理性主义，认为经验不可靠，只有理性是可靠的。这个区别是英美和欧陆国家的主要区别之一。

印度的法律系统和美国类似，从地区法院到州高等法院，再到联邦最高法院。但有一个区别，印度最高法院的权力比美国大。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需要总统的提名、参议院通过，所以前一阵美国的一件大事就是民主党阻击卡瓦诺大法官的任命。而印度最高法院的法官由一个提名团提名，总统任命，而印度的总统是象征性的，行政实权在总理内阁，总理内阁和上下议院在任命最高法官上都不得置喙。

这个提名团则由24个高等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和最高法院的最资深的大法官组成。所以基本上就是法官们自己的事。印度议会几次通过议案要求内阁能参与选拔，都被最高法院给否了。

这次去印度是参加北大中美人文交流学会和印度智库ORF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会上会下和印度的学者、创业家、投资人交流中，可以感觉到他们关心的事情和美国的类似，比如“网络中立”的判决会如何。我们看看2017年印度最高法院的一些最重要判决都是些什么事：

（一）在两个公民起诉地区法官和州政府侵犯隐私权案件中，最高法院全票否决原判，支持公民，判决隐私权是最基本的人权。

（二）判决穆斯林“三喊‘塔拉克’”违宪。逊尼派的穆斯林法规定男人离婚只要对着老婆连喊三声“塔拉克”就算生效。

（三）和18岁以下的妻子发生性关系视为强奸。此案将双方自愿年龄从15岁提高到18岁

（四）以宗教或种姓的名义争取选票是腐败行为。

……

在印度的议会和总统府根本看不到“上访人员”，因为所有的案子都在各级法院审理，也没人会到政府来喊冤，因为根本没有用。再加上印度的媒体很发达，也没有什么管制，所以整个印度是一个到处都是“减压阀”的国家，看上去很乱，但压力不会积累，不会出什么大事。

在Jodpur我们访问了一个比湿努（Bishinu)村庄。比湿努是一个很小的流派，只有几千人，特点是绝对崇拜自然。

1998年印度宝莱坞大影星萨尔曼·汗来此拍电影，休息时开车出去打猎，打死了两只黑羚羊，激起了比湿努人的愤慨，他们将萨尔曼·汗告上法庭。

萨尔曼·汗当然有钱任性，雇了最好的律师打官司，从1998年起每年都要多次从孟买飞到Jodpur出庭，这场官司一直打了20年，到2018年4月，地区法庭判决萨尔曼·汗有罪并处5年徒刑。萨尔曼·汗申请了保释，并继续上诉。

从这个例子看出穷人们也能告倒富人，但富人有钱也可以一直拖下去。对印度法院系统的最大诟病就是案件堆积如山，光最高法院就堆积了6万多件案子，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审完。因为收入无法和律师比，印度全国的法官有20%的空额，这更拉长了判案的时间。对法律系统的另一大诟病就是法官的贪腐。但无论如何，印度的法律系统是绝对地独立于行政系统。

此外，印度的选举非常成熟。和美国的总统制不同，印度是和欧洲大部分国家一样的内阁制。在议会下院占多数的党的党魁就是内阁总理。如果一个党不能占多数，可以和其他小党组成联盟。如果小党反水，失去内阁多数，就需要内阁总辞，再选。

而美国的总统制是选民直接选总统，四年内只要不被弹劾就可以一直做下去。所以总统制的好处是行政权力稳定，坏处是当总统的党派失去参众两院任何一院的多数时，就会形成僵局，什么法案都通不过，就像曾经的川普。

内阁制的好处是总理的党就是议会多数，法案容易通过，坏处就是不稳定。我问导游，在联合政府情况下小党太有砍价能力了，不满足其条件就宣布倒戈，这不得天天选举呵！导游说这些政客自己也要再选，如果选民觉得你就是捣乱，他自己也会落选，所以还是有制约。

这套法律和政治体系从1952年到现在一直在运行，可以想象来美国的印度移民从小就耳濡目染，浸淫其中，所以到了美国简直轻车熟路，又是讲英语，和在母国没什么区别。而华人对这一切都很生疏，许多人甚至待了很多年都搞不清楚这个系统是如何运转的，当然印度人要混得好了。

网民嚎叫：

丁小明 12分钟前

硅谷是印度人天下早众所周知。印度人也内斗，但是对外一定抱团。中国人永远内斗，就是在这些大公司，所谓中国裔精英排挤打击以保住自己地位的对象常常还是以骨肉同胞优先

花蜜蜂 今天 08:19

印度的种姓制度造成，贫富悬殊和教育背景大不一样，来美国的印度人基本上都是富裕阶层，财富子子孙孙积累下来。我这些邻居30多才来美国就住大房子，当然不一样。

中国大陆的富豪才只有几十年有限的时间，暴富嚣张后瞬间就被淹没，没几个留下来。

Kestrellee 今天 07:44

除了作者提到的诸多因素以外，我们公司的印裔管理人员 ，都会定期向刚进公司印度年轻人传授各种职场经验，对他们进行各种培训，休斯顿也有类似的印裔组织，帮助印度年轻人。而华人则没有这样的组织和活动，华人有个百人会，这些人整天忙着接待中国政府官员的访问，沽名钓誉，根本不管在美华人的死活、发展。

你不信吗 今天 06:18

有谁看过印度大妈做按摩被抓的新闻在美国媒体不断上演？中国人的属性特质永远无法在美国赶上印度裔，李阳疯狂英语学校速成班的来到美国理解美国文化只是一知半解而已

奥维尔 今天 06:07

思维是最大的短版。比如Garland 宣称川普偷藏”国家机密“，”核武机密“，几乎所有华人都信之不疑，但一位任职国防部的印裔美国人捅破了它们的谎言，理由是总统有绝对解密权，那些所谓的”国家机密“，”核武机密“都已解密，他可以作证。法律写的再清楚不过了，但有土共教育背景的基本都是“纸上写的，哪能当真”？不相信自己的阅读，更不敢相信自己的思维，还是要靠媒体告诉他们结论，转抄“FBI 不得不抄家”的低级谎言。这样的思维，很适合执行决定，但无法带领公司。

lancaser 今天 05:35

中国会混的人都在国内混。

Jehoshaphat 今天 05:27

体育界就看不到印度裔了，是混得不好吗？

Hi 今天 04:40

民主社会，民选领袖，没有经历文革的民众相互狗咬狗，没有经历委屈求全藏污纳垢的生存法则，自然气度心态不一样。

鬼见愁 今天 03:58

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英语也不如印裔？美国大企业大公司都是私有的，他们选拔人材只看印裔比华裔的英语说得溜不溜？

韩健思 今天 03:43

看本站成堆的轮运独就知道原因了，到了美国加拿大仍然是低级的政治趣味、满脑子对共产党的仇恨、不学无术、辱骂造谣同族同宗同门同胞、请问，这样的华裔能有半点出息吗？

那时烟花乱 2022年09月16日 23:19

因为印度人背后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g2j2 2022年09月16日 22:11

还是搞不懂啊，华裔会偷盗核心技术报效祖国；还会利用中国市场开放的时间差，把美国的成功商业模式复制到中国。

CKK 2022年09月16日 21:46

不要瞎扯。原因只有一个：中国人一盘散沙。5000年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显然不懂，印度的主要民族属于印欧语系，虽然经过混血杂了种，但还是和欧洲人具有亲缘关系，这就很像美国的主要民族了。因此我说，“亚裔”的概念没有人类学常识——忽略了印度人和美国人的天然相似，而和中国人的根本不同，所以无法解释“印度人在美国为什么比华人混得好”的大疑问。而有点人类学常识，就一通百通了。

【28、“中共国崛起”之后的死猫落地】

《七波重创：10年来中国经济如何走到这步田地？》（财经数据库 2023-06-19）报道：

1、2013年，银行表外资产（理解为银行规避监管放出去的高利贷就行了）猛烈扩张，到六月份已经达到了失控状态，表外资产总额58万亿，而当时银行业总资产也只不过150万亿而已。六月底央行忍无可忍，开始清理银行的表外业务，结果引发钱荒，银行之间的资金拆借利率长期维持在10%以上。为了回收资金，银行大量向中小微企业抽贷，这是近十年经济遭遇的第一波重创。

2、2014年下半年，政府开始强行推涨股市。银行不限量的借钱给券商，并放纵券商给股民配资加杠杆炒股。民间资金闻风而动，纷纷参与配资炒股的大业吸引进股市的杠杆资金无法精准统计，以数十万亿计。到2015年六月，这场人为的杠杆狂欢戛然而止，杠杆轰然断裂，日日千股跌停，一直持续到2016年初，跌掉了期间的全部涨幅。数十万亿资金，灰飞烟灭。这是第二波重创。

3、2015年底，开始自上而下推行“地产去库存”，2016年推行到了全国。在购房人这边银行敞开了向购房者提供按揭贷款，不做任何限制，各金融机构还趁势推出了“首付贷”、“装修贷”等产品，购房者一分钱不用出就可以买房。在开发商那边，资金宽松到甚至连拍地保证金都可以向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借，买地完全不用花自有资金。如此宽裕的资金环境，引发地价与房价齐飞，房地产泡沫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城镇居民收支结余的九成都用于买房，银行50%的贷款都是房地产抵押贷款，政府40%的收入都源于地产，只算地方政府的话占比超过五成。

2022年，地产泡沫终于轰然破灭，百强地产地产商在一年内有40多家债务实质性违约。连锁反应到2023年迅速向外蔓延。

这是经济的第三波重创。

4、2016-17年，欧美各国就中国履行入世承诺不力的情况（44条关键承诺仅履行22条），多次向中国提出严肃抗议。中国方面不予理睬。2017年底川普访华，提出中国增加自美进口的请求，并列出了详细清单。中国方面当时全部应允，此后不予理睬。

2018年3月底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双方互加关税。至2020年1月中旬，双方终于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中国同意增加自美进口两千亿美元。签约后中国未履行。

欧美日韩台自此达成共识：重建“去中国化”的国际贸易新协定，现在该新协定已经初具雏形。这是经济的第四波重创。

5、2020初，为了应对新冠管控带来的地方财政压力，放松了地方债的发行管控，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暴增六成。尤其是相对不规范的城投债，已经处于全面爆雷状态。这是经济的第五波重创。

老实说，中国经济到现在还能维持运转，这已经是中国人民具备极强承受力，经济具备极强韧性的表现了。可惜，第六波的城农商行危机、第七波的就业危机，都已经在路上了。中国人到底还能承受多少波啊。

网民嚎叫：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3-06-20 02:30:41

共产主义是不会在发达国家成功的，它只会在半封建，半愚昧的国家成功，比如俄罗斯，比如中国。因为共产主义实际就是封建社会的变种，崇拜独裁，崇拜领袖，这些根本就不能使国家富强，只能使国家衰败。尤其是终身制，这是共产主义最大的短板。在社会高度发达的今天，它根本就不可能成功，也永远不会成功。马列主义当年也有很大的欺骗性，几乎席卷的半个地球。可是最后咋样？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这种以斗争为主流的教派实际就是祸害。如果说不同国家没法比较，那么南北朝鲜，东西德国，还有改革前的大陆台湾，不能证明共产主义是祸害吗？现在在俄罗斯和中国的独裁复辟，只能是共产主义的最后挣扎罢了。虽然俄罗斯没叫共产党，但它奉行的完全是当年苏联的政策。而中国就更明显啦。那个复辟的封建垃圾明确的告诉世界，他就是要复辟共产主义的初心。共产主义会成功吗？

Idado 发表评论于 2023-06-19 18:11:00

美国起源于安格鲁萨克森移民，美国建国后，最恨的就是英国，痛骂了英国100多年，莫非他们忘了自己是英国移民？

exds 发表评论于 2023-06-19 18:09:32

天朝出口新三驾马车：电动车，光伏，锂电池；劳动密集性行业外迁，失业率上升，那是不得不来的流产阵痛。

照妖镜007 发表评论于 2023-06-19 17:30:55

日韩出口从顺差便逆差，日本出口第一的汽车也被中国“超越”了，呵呵。

谢选骏指出：“10年来中国经济如何走到这步田地？”仅仅因为“七波重创”？大错特错了。事实则是“四个坚持使得40年来中国经济必然走到这步死田地”。因为“中国崛起”并非自然成长的市场经济所推动的，而是人为爆炸的战场经济所促成的——在那之后出现的“死猫落地”一点也不奇怪，而且还是不可避免的了。

《处理经济烂帐 习家军没这本事》（2023-06-19 自由时报）报道：

习近平大国崛起正全面崩盘，英媒称，北京抢了台湾邦交国宏都拉斯，希望在国际社会孤立台湾，然而对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中国实施数据安全法，西方科技公司却成群结队撤出中国，微软已经顶级AI团队从中国转移至加拿大，西方投行也削减对中风险曝险，“去中”浪潮更危及中国世界工厂地位。面对出口低迷、房地产烂尾、青年失业创新高，习近平几乎没有能力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挑战世界新秩序的梦想正在一点一滴消逝。

每日电讯报专栏作家汉德森（Matthew Henderson）指出，中国利用西方的幻想，迅速全球化其经济影响力，藉著被WTO接纳，外界以为中国会根据 WTO 规则和规范从事贸易。但从一开始，中国就拒绝外资企业自由公平进入其国内市场，并利用大量国家补贴，为自己的产品和系统在全球范围内佔据市场主导地位。

为此，从 2018 年开始，美国主导了一场美中贸易战，再加上中国侵犯人权、政治干预、网络间谍和盗取智慧财产权劣行，以及疫情大流行对中国的不信任和采购中断，随后又与俄罗斯结盟，还有不断威吓台湾，导致地缘政治和经济紧张局势逐渐恶化。

中国自作孽，导致西方主要公司加速从中国迁往东南亚、印度和孟加拉等更可靠的地区。汉德森说，中国工厂低成本的劳动力，曾经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现在已经不再适用，华南地区的工资现在是南亚地区的3倍左右。

如今，中国面临出口低迷，房地产烂尾，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上海证券交易所退市，科技行业仍因习近平在 2021 年出于政治动机的镇压而受到创伤，工作机会大幅缩减，造成青年失业衝高。

汉德森认为，习近平一方面高喊双循环提振经济，一方面囤积黄金、确保能源供应，并增强中国军事能力，尤其是用来威胁台湾的军事能力。其实他几乎没有能力解决中国经济问题，这将让他想挑战世界新秩序的梦想崩盘。

汉德森说，最近有很多关于中国去风险化的讨论，这是一个双向过程，需要新的、协调一致的经济施压，包括加强对一个已经比俄罗斯更具全球威胁政权的制裁方案。

谢选骏指出：爆炸的烟花很耀眼，但是过后一地纸屑。

【29、“战胜衰老”是骗子的勾当】

《人类能成功战胜衰老吗？与自然规律的博弈在继续》（BBC 2019年1月20日）报道：

衰老是人类器官开始衰竭走向死亡的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试图攻克衰老。本文介绍的蠕虫和3D打印机可能有助于人类战胜衰老，永葆青春。

在德克萨斯州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分子生物学家王濛（音）正在朝实验室走去。她猜都猜不到抵达实验室后，等着自己的是什么：数万只蠕虫被装在不同的盒子里，不停地蠕动着。她仔细地观察每只盒子里的蠕虫，过了一会恍然大悟，她观察到的现象兴许可以治愈人类无可挽回的变弱症状：衰老。

全球每天有10万人死于与衰老有关的疾病，比如癌症、风湿和阿尔茨海默氏症。但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表示，情况不一定非得如此。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表示，我们能战胜与衰老有关的疾病

BBC国际频道（BBC World Service）的播客频道调查（The Inquiry）采访了部分世界顶级科学家，向他们请教了有关衰老的本质，以及可能"治愈"衰老的前沿科学，如微生物群的作用到3D打印器官技术等。

衰老

衰老究竟是什么？如果能放大观看到人体分子这个层次，你会看到微小但量会持续增加的损伤在细胞、组织和器官中不断扩大。这种损伤持续积累，像俄罗斯套娃似的相互嵌套一样，最后影响到整个人体机能。

丹麦医生克里斯滕森（Kaare Christensen）解释说，"当我们身体的修复跟不上损伤的时候，衰老就开始了。"克里斯腾森从医多年，直到有一天他觉得自己受够了治疗病人的工作。现在，他是丹麦衰老研究中心（Danish Aging Research Centre）的负责人。在那里，他试图让人们首先做到不会患病。他指出，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进展。他说， 19世纪中期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预期寿命约为40岁，但现在北欧一些国家已接近80岁，世界其他地区也正在迎头赶上。

这主要是因为婴儿和儿童死亡率降低，而非人类寿命本身增加了。

即便如此，同时也出现了另一个前景光明的变化。

现在的老年人更健康，他们的牙齿证明了这一点——克里斯腾森说，"老年人的身体状态比以前好。比如说，一个容易观察到方面是牙齿。你会发现，以十年为间隔，老年人的牙齿变得越来越好。"他说，牙齿是整体健康情况的一种标志。牙齿情况直接影响我们正常进食和获取营养的能力。牙齿的健康状况也能表明身体其他部位是否状态良好。

克里斯滕森说，老年人不仅牙齿比以前好，智商测试成绩也有提高。他认为这和全球生活水平改善有关。他说，"原因包括生活条件改善、教育水平提升……以及早前从事的工作性质。"他认为这种进展趋势会持续下去。但会持续多久呢？

目前全世界最长寿记录的保持者是法国人让娜·路易斯·卡尔芒（Jeanne Louise Calment）。她活了122岁。有意思的是，她在20多年前的1997年去世。在那之后，又发生了很多事情。

器官打印

生物物理学家布豪米克（Tuhin Bhowmick）出生于印度班加罗尔的一个医生家族。他还记得常在饭桌上谈论到他父亲或叔伯无力挽救的病人。每当他问他们为什么无法阻止死神时，他父亲都会回答说他们已经尽了力。毕竟，医学有自己的局限。布豪米克回忆说，"我当时想，'好吧，那我以后不当医生了，我要成为一个研发药品的人。"他说，衰老导致的死亡通常与重要器官，比如心脏、肺和肝脏的机能衰竭有关。如果病人能够从捐献者那里得到一个机能正常的器官，像布豪米克的父亲这样的医生就能让他们重获新生。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其中的问题在于，需要器官的人比能够捐献器官的人多。全世界等着换肾或心脏的老年人排起了长队，但必须找到完全匹配的器官。很多情况下，人们未等到换器官已离世。

布豪米克想，如果不是坐等他人捐献器官，而是可以打造人体器官会怎样？这个问题促使他开始探索如何打印出机能正常且不会被病人身体排斥的器官。他说，"假设你需要换肝，你做了电脑断层扫描，或做了核磁共振成像，电脑上会显示出你肝脏的具体大小和形状。"你可以把"模具"放入3D打印机，然后打印出一颗尺寸和形状一模一样的人工肝脏。但布豪米克需要的打印材料不是墨盒，而是由蛋白质和细胞组成的材料，并且不是任意细胞，而是病人自己的细胞。这意味着其身体排斥新器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他的团队已经制造出印度第一个人造人类肝脏组织，下一步是扩大规模，制造一颗微型外置肝脏。他估计这可能需要五年时间。布豪米克把这个外置器官想象成一个小型的便携式体外设备，这样使用者便可随身携带。

他预计8到10年内便会实现理想的最终愿景：制造一颗功能完备，可移植到人体体内的肝脏。

但如果一个人的某个器官日渐衰竭，这是否预示着他们的自然寿命可能即将终结呢？如果心脏和肺也一道衰竭了呢？布豪米克认为，每一种情况都有所不同。他说，"如果某个器官是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而你把它换掉了，那这个病人可能会多活20多年，因为可能这个病人的肝脏衰竭了，但他的大脑或心脏还没有到这地步。"

布豪米克认为我们能活多久呢？他说，有了这些创新，如果你是千禧一代或者更年轻，即1981年前后出生的人，你很可能会活到135岁。

蠕虫智慧

王濛的祖母去世时100岁。老人一直健康、活跃，直到生命的尽头。看着祖母慢慢变老却依然身体硬朗，王濛不禁琢磨起了衰老的秘密。

王濛现在是美国贝勒医学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的分子和人类遗传学教授。她一直在用实验的方式研究最令人兴奋的新兴医学领域之一——人体的微生物群。她说，"那些就是和我们共处的小微生物，从我们体内的消化道到体外的皮肤，可说无处不在。"

人体微生物群会是解决衰老问题的关键吗

用肉眼看不到微生物，但却遍布我们全身，从体外到体内。依附人体的大部分微生物群是细菌，但也有真菌、病毒和其他微生物。过去，科学家不太关注人体微生物群。但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看不见的微生物对我们的身体影响深远。

最近的研究表明，微生物群之于我们的重要性堪比人体一个新器官，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甚至我们对不同药物的反应。王濛说，"有时候，人体微生物群会导致我们患病，但另一方面，在保持我们身体健康方面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她想知道微生物群是否会影响衰老。为了验证这一点，她决定研究一种只能活两到三周的蠕虫来做实验。因为这种蠕虫的寿命足够短，适合用来对衰老进行"终生实验"。她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果改变蠕虫的微生物群，情况会怎样？蠕虫会活得久一些吗？

王濛选择了一种生活在蠕虫内脏里的细菌，然后对细菌的基因做了微调，以便制造出不同的种类，再把细菌喂给不同的蠕虫组。三周后她去检查这些蠕虫，按期生命周期蠕虫这时应该都死了。

她回忆说，"我很激动，因为我们发现其中几种，蠕虫没有死，我们检查的时候还活着。""我激动得跳上跳下，因为完全出乎意料。"

老年的蠕虫通常会表现出体力衰竭，活动减少，但体内有了新的微生物群后，老年蠕虫不仅蠕动速度更快，而且也减少了患病。

王濛现正在老鼠身上进行试验，看改变老鼠的微生物群是否也会延长它们的寿命。

也许有一天，医生能够给我们开具有类似功效的药物。这会让我们活多久呢？王濛说，"一些同事说，'好吧，你知道吗，我认为人们能活到两三百岁，'我个人认为，100岁……就已经算不错了。"

细胞衰老

在你衰老的过程中，会发生一种奇怪的事情。细胞会在衰老的过程中分裂，取代即将死亡或日渐衰竭的细胞，但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过程。细胞分裂的次数越多，我们所说的"衰老"状态的几率越大。

Senescence（衰老）这个词来自拉丁语中的senescere，正是这些细胞的经历——老化，生命周期终结。但老化的细胞没有死去，而是四处游荡，以一种破坏性的方式活动，并与周围的细胞交流。这可能会带来很多麻烦。

英格兰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的分子遗传学教授哈里斯（Lorna Harries）说，"细胞就像是在说'我是一个老细胞，你们这些家伙在这里的时间和我差不多，所以说你们肯定也老了。"

在我们变老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细胞向其他细胞发出信号，称它们也应该一同老化——在我们老化的过程中，这些衰老细胞几乎是在"污染"其他细胞。随着我们逐渐老去，越来越多的细胞老化，直到我们的身体不堪重负而崩解。

在实验室里，哈里斯可能已经找到了一种对付这些老化恶棍的办法。不久前，哈里斯建议与她合作的一名新研究人员尝试在老皮肤细胞上加一些化学物质，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

为了测试皮肤细胞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的年龄，他们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染料。如果细胞老化，这种染料会把它们变成蓝色。

哈里斯说。"我以为会看到那些细胞依然是蓝色的，看上去依然是老化细胞，但实际上并不是……它们恢复了，看上去更像年轻细胞。"

她不相信这个结果，于是让这名学生重复这个实验。一次又一次，这名学生得到的结果都一样。哈里斯又再次让她回去重复这个过程。哈里斯回忆说，那名研究人员重复了大约9次。"最后，我看着它，想'实际上，也许你真的发现了什么'。"

该实验有效地让老细胞恢复了活力，把它们变成了年轻细胞。这让她的实验成了最早的逆转人体细胞老化的实验。有人认为，这一发现可能是延长人类寿命的关键。哈里斯开始接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和科学家的电话。

但对于我们能活多久，哈里斯依然不是非常乐观。她认为，人类的自然寿命非常长。即便如此，她希望自己的研究方向最终能带来新一代抗衰老药物，以治疗老年痴呆和心血管病这类老年疾病。

哈里斯说，"我希望这会让我们研究出一种能同时解决多个问题的疗法，这样可能英年早逝的人就能活到自然寿命的限期。"

再回到之前的问题：我们能活多久？

也许有一天。人类将能够替换受损的器官，服用能永葆青春的微生物补充剂，或可以阻止人体细胞老化的药物。

这一切会让我们的寿命延长多少年呢？按照布豪米克的预测，如果你是千禧一代，你兴许能活到135岁，到那时也就是2116年，如果你出生于1981年的话。谁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可能呢？

谢选骏指出：上述所言，其实并非“战胜衰老”，而是“苟延残喘”——这还算是好的。因为“战胜衰老”本是骗子的勾当，例如徐福，就从暴君那里骗走了三千童男童女，到日本列岛弄出了一个“杂烩民族”——“大和”。

【30、“小国时代”的革命决议】

《革命性的决议！联合国迈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2022-04-29 FT金融时报）报道：

曹辛评论文章：新的表决机制深刻反映了当今世界潮流的大趋势，即广大中小国家反对大国控制，要求自主决定自己和国际事务的强烈愿望。

本周，联合国诞生了一个与安理会五常的“一票否决权”并列的新表决机制：4月2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规定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投了否决票后，联大必须自动在十个工作日内召开正式会议，就成员国是否支持常任理事国行使的否决权进行辩论；同时也供该常任理事国对其行使“一票否决权”的行为做出解释。

类似的行动以往联合国也有过，但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属于自动触发性启动的性质，这使得联大召开会议的行动具有强制性，同时由于联合国大会代表了联合国全体成员，因而其会议决议客观上具有广泛的、道义上的约束力。由此，联合国实际上拥有了双重表决机制，即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具有法律性质的表决机制，以及联合国大会刚刚通过的具有广泛代表性和道义性的表决机制。

削弱五常权威和权力

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上述新机制而言，它的实质就是要削弱安理会五常的权力和权威。它实际上由美国发动，其当前的目标首先是针对俄罗斯的。

之所以说联大的这个新决议是美国发起、而且其目标首先是针对俄罗斯的，是因为迄今为止，美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唯一公开支持这个决议的国家。而且国际舆论也普遍认为：联大支持这一决议的国家，也是奔着支持美国的目的而来的。同时国际社会还认为：俄乌战争后，美国便利用联合国的平台对俄罗斯发难，此前还一直想将俄罗斯踢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而没能得逞，于是现在就另辟蹊径，从架空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下手。这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美国行为的反应中也能看出端倪，拉夫罗夫称“美国和其盟友正在迫使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贬值’”，而且其反击矛头主要只针对美国。

美国上述行为的实质目的有二：首先是利用联合国全体成员大会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形成道义上的强大力量，迫使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投出“一票否决权”时付出法国媒体所称的“更高的政治代价”，继而实际上削弱和限制常任理事国的权力和权威。这使得以后常任理事国在投反对票时，必须要慎而又慎，因为它实际上已经处于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监督的状态，如此，常任理事国的权力实际上就受到削弱乃至限制了。

美国此番行动的另一个目的，是利用联合国大会另建一个与安理会并列的新的“群”和平台，继而在联合国建成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新的权力中心。因为美国作为当前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其所实际拥有的软、硬实力是客观存在的，很容易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可以预判，当美国想否定或者贬低某大国的“一票否决权”时，可以利用联合国大会的这个新表决机制，对该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或否定、或声讨，而如果该常任理事国向大会做说明，则实际上就已经陷入被集体责问、批判和声讨的地位了，因为从任何会议组织形式的实质来说，制度性的公开辩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声讨和批判大会。这一切，会让相关行使“一票否决权”的国家陷入高度被动之中。而如果美国的“一票否决权”为大会否定，按照美国的理解，至少运作大会成员的几率会大很多。

也正是因为如此，尽管美国本身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仍然运作联合国大会，成功建立了这个具有广泛代表性和道义性的表决机制，因为这实际上等于是以美国为核心的表决机制，而且对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权”的表决机制是一个很大的掣肘。未来联合国的管理，将变得比现在更加复杂。

时代潮流大趋势的产物

此次联合国大会通过成立的新的表决机制，深刻反映了当今世界潮流的大趋势，即广大中小国家反对大国控制，要求自主决定自己和国际事务的强烈愿望。同时，这也表明了广大中小国家对大国博弈波及世界经济和国际安全稳定，使世界动荡不安的强烈不满。因此，联合国大会这种参与性广泛的表决机制和平台颇受中小国家的欢迎，这使得最终决议顺利通过。

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根据联大4月26日通过的决议，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不能立即生效。而且，当联合国大会就某安全理事会行使“一票否决权”进行辩论时，该常任理事国不可以再行使“一票否决权”。有舆论认为：这等于使“一票否决权”失去了大半意义，严重影响了联合国的工作效率。这种担心可能并非没有道理，但在另一方面说，它却是民主的结果，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新机制未来可能对相关国家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影响。

对中国来说，有几点应该明确：

首先，中国不是在联合国使用“一票否决权”最多的国家，使用这项权力最多的国家首先是俄罗斯，其次是美国。

另外，就联合国大会要靠投票数解决问题的特点来说，中国有自己的长处，这就是：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广泛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因此这种机制对中国的影响不一定很大。中国驻联合国代表蒋华在发言中，也没有反对该决议，而是肯定了联合国大会是整个联合国系统内最具普遍性、代表性的政策审议和决策机构，支持联合国大会根据《联合国宪章》授权履行职责，发挥积极和重要作用，也赞成对于常任理事国意见不一致，导致安理会在事关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不能采取行动时，支持会员国在联合国大会平台上进行讨论，只是对程序问题和能否达到目的表示了担心。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机制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特别有利于德国、日本、印度这样的正在兴起的中等强国，而这对未来安理会的改革将起到不小的促进作用。

至于俄罗斯，将因为这个新的表决机制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被动状态，尤其是在俄乌战争结束前。这应该也是美国的目的。

国际关系的历史，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网民嚎叫：

g2j2 2022年04月29日 11:40

拜登胡搞，联合国发达国家四十多个，民主和部分民主国家74个，其它国家93个。联合国是二战胜者俱乐部，不能搞成民主制。必须请回中华民国，恢复中华民国的常任席位；苏联的席位应该由前苏联国家投票推选一个国家担任，或者俄乌两国轮流担任。

buleguy 2022年04月29日 10:08

尼玛的，美国出兵伊拉克鸟你安理会决议吗？安理会算个屁！美国想打谁就打谁，“绕过安理会”出兵伊拉克，出兵科索沃。所以这就是个幌子，美国要搞你，安理会算个鸟，就是一坨屎。

a9785 2022年04月29日 09:50

是好事，大家平等。

韩健思 2022年04月29日 08:34

好，搬石头砸脚，不知砸谁的脚。以后针对以色列的联大提案，再也看不到那个动用一票否决而不用任何解释的情况发生了@

谢选骏指出：什么“革命性的决议”——只不过落实了谢选骏的“小国时代”（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的2007年发表）的宣言罢了！这个先见的十五周年，是天才的显现——现在的联合国决议，不过是“落实了小国时代”罢了。它的本身，哪有什么革命性可言呢？尤其考虑到，谢选骏的根本思想是——废除联合国体制，建立全球政府！

【31、“躺平”就是“怠政”，就是对“反腐”的抗议】

《中国青年纷纷"躺平"，是在革命还是认命？》（上报 2021-06-13）报道：

中国政经民生的各种郁闷，在中共治下彷佛成了无解的难题。

此时，一则主张“躺平主义”的网络帖文横空出世：作者自述放弃工作已两年有余，维持相当低的生活欲望，且思考一系列哲学命题 — 朋辈同侪之间的攀比心态，长辈灌输的传统观念，社会周遭各式强加己身的价值观，愈发艰难的现实环境，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

“我可以像第欧根尼(Diogenes)一样祇睡在自己的木桶里晒太阳，也可以像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一样住在山洞里思考‘逻各斯’(Logos)，既然这片土地从没真实存在过高举人主体性的思潮，那我可以自己制造给自己，躺平就是我的智者运动，祇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作者简短的宣言一石激起千重浪，网上掀起无数和应，躺平的小伙伴们纷纷分享自身的理解与经验，无形间不断扩充躺平主义的意涵。

在了解何谓“躺平”之前，先介绍一个中文字：茵。意思是车上铺坐的席褥垫子之类，字形是一个人大字型躺在一张方型大垫的舒适样子，可谓生动描绘“躺平”这个种作。

要概括躺平主义的纲领，就是奉行“六不主义”，纯粹为自己而活，坚拒充当贡献国家的“螺丝钉”、社会主义的“后浪”。正所谓“人比人，比死人”，当过份讲究汰弱留强的“内卷”沦为“立倦”，与此相对的躺平遂变成都市青年的无声抗议。

对躺平的误解

虽说保持低欲望是躺平族的特点，这种过往无以名之的现象亦非始于今日。不少评论认为中国并非特例，诸如日本的“低欲望”一族、台湾的“小确幸”，甚至更早前欧陆浮现的“尼特族”(NEET)之类。不过中国光怪陆离的国情，却使其呈现独特于别国的状况。

这有别2015年一则“夫妇全年仅花二万元(人民币)”帖子的描述，那是在拥有自置居所、积蓄、不欠债、供满社保的基础上提早过退休生活，既可省吃俭用安贫乐道，想过好一点亦大可重新就业，随时可进可退的弹性选择。

这亦与知名的“三和大神”形态不同。

中国从1980年代推动改革开放，使大量“民工”自农村投身城市求职，失控的人口流动演变成“盲流”，带来无数的治安与社会问题，薪金水平亦因劳动力过剩加上商人无良而“人离乡贱”；2010年以后，随着网络使用普及、智能电话兴起，正值新生代农民工成年进城找工作的时期，但低学历与低技术成为他们的软肋，“黑厂”对工人的压榨比过往更甚，生活的无情彻底粉碎他们积极上进的梦，干脆放弃工作辛苦且拘束的月薪工作，打着“做一天玩三天”的日薪日结工厂短期职，支薪后旋即沉迷网吧玩游戏、价廉且不安全的性爱、刺激的赌博，吃着粗糙的劣食醉生梦死混日子。无力还债之际，他们祇好透过网上小额借贷渡日，或是押上自己所有值钱的家当，在社会底层毫无尊严地苟延残喘。

躺平族，主要诞生在城市。

农村乡间生活即使不至于富足，但至少拥有恒常住所，甚至造着政府征地而通过村委会分红的梦，最不堪也可当个啃老族，工作、结婚、生子，往往是茶余饭后离不开的话题，鲜少探究人生意义之有无。

然而生于都市，无论校内学习抑或投身就业，则更深切感受残酷竞争的压逼感。从贸易战以降带来实质经济下滑，到武汉肺炎疫情肆虐，既致使更多国民收入锐减甚或人浮于事，同时破坏原有的生活节奏，两者均加速了躺平族的盛行。

扭曲的社会结构

中国青年躺平背后，带有浓烈的无奈，主因是人口繁盛，令剧烈的竞争广延至所有领域，出现严重内卷化：一方面社会动能并非用于促进发展，而是消耗在彼此拼输赢之上；那边厢，无法从外部获取更多资源，惟有于内部互相争夺。两者结合，致使整体效益不增反降。

愈趋非理性的恶劣竞争，如同旅客纷纷挤到海岸旁看流星，过程中你推我撞，心思与精力都耗在注意旁人的站位，最终并没多少人看到更多的景观，但又不得不推挤下去，终落得彼此累得半死的苦况。

青少年从小被叮嘱勤奋学习，长大踏入社会，迎面而来的却不止职场挑战，更要不断交税缴费，清还学货、房贷与信用卡贷款——去年中国家庭负债增长高达17,000亿美元，按年新增约6%；到了生儿育女之际，重复学而优则前途无限的教诲，把未能实现的理想与期望投射到子女身上，新一代等待宰割的“韭菜”，如是又成长起来。

事实上，即使他们再勤恳奋发，付出与收获仍不成正比，无以累积资产甚或往上流动；中共权贵阶层及同流合污的的商人，却在肆意挥霍着蚁民挥洒血汗的劳动成果。既是无力反抗上位阶层，那么不拼搏即使更苦，祇需压低个人欲望，日子不至于饿死就算勉强过得去。

微观经济观察

伴随疫情兴起的宅经济，网购、外送盛行而实体店铺减少，看似是把饼做大，也在实现产业转型，理应提供更好条件吸引劳动力加盟。可实际并非如此，兹举一实例说明。

根据外卖龙头平台“美团”2020年的《骑手就业报告》统计，旗下送外卖骑手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占了24.6%，其中72万是大学本科生，研究生更将近6万。他们的待遇，又是如何？

由2018年末疫情前的每单外送7.7元，官网宣称骑手月入6,000-8,000元人民币；2019年逐步下跌，平均4.5元一单；2020年尚有平均5-7元收入，但还未算上取消冲单奖励、各种惩罚机制的扣款。今年央视一部纪录片揭露“外送12小时仅赚41元”的个中苦况，美团回应却是不痛不痒的抽佣调整，骑手收入反而减少，外卖价格愈来愈贵，但连骑手的社保也舍不得买。

无论外送抑或快递平台，为了最短时间内派送最多食物或货品，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运用高科技算法与大数据，逼迫骑手设法对抗交通规则，生命安全无人在意。平台获取巨大利润的代价，是无数骑手的血汗牺牲。

从高学历学生流落至“以命换钱”的恶劣状况，试问一句：何必如此？青年失业与贫困状况严重，可见其谋生之艰辛，不足为外人道。社保这张福利安全网距离他们遥遥无期，他们生来却要背负高龄化国家的沉重负担，日夕战战兢兢的竞争生涯。

内卷涉及整体社会环境，躺平则为个人受影响之反应。躺平不仅止于一时的舒压，而是体会到生活没有出路，绝望到不图挣扎的作法，舍弃竞争，中断这种集体郁闷的循环。

中共态度变化

要知道中共如何看待躺平主义，大可追溯至2018年盛行一时的《旅かえる》(旅行青蛙)。那种低物欲懒洋洋“佛系”生活态度，甚至迹近颓唐的生存形态，就曾被中共官媒猛烈批评过 — 他们树立的模范，是积极上进的社会主义爱国好青年；鼓吹佛系，却是荼毒人性的“心灵毒鸡汤”，与“高大上”南辕北辙的存在。

介乎佛系生活与躺平之间，其实还出现了微博主“推拿熊”提倡的“上班摸鱼划水学”，齐当闲散慢活的上班族，以敷衍了事的工作态度对抗雇主薪酬福利与加班剥削，以及地狱般的恶劣工作环境。

不过据上可知，躺平并非消极颓废、混吃等死，而是青年最后的倔强，不得已的反抗。

这在中共领导层眼里，至少是可见的危机。故最初他们采取理解且同情的态度，试图导正劝说。中共中宣部的刊物《半月谈》在3月就以“蹲族”形容躺平者，简略剖析他们面对的困境，更寄语“社会应听到‘蹲族’的声音”。

但到了5月，躺平主义甚嚣尘上，躺平族的网上群组禁之不绝，官方喉舌态度丕变，抨击随之愈演愈烈。《新华社》引用《南方日报》批评青少年稍受挫折轻易躺平，实属可耻；《光明日报》形容他们“未富先躺”；共青团中央更于微博直指“当代青年从未选择躺平”，《环球时报》则谓这不过是网民玩票式过嘴瘾，不敢真正躺平，形容为释放负能量的小牢骚。

的确，中共急了：既然大家都寻思躺平，那么谁要为权贵打工，谁来创造财富供养他们？影响经济固然令既得利益者不好过，以经济成果衡量政治绩效的中共高层们，更不好过。

无奈反抗，演变成不合作运动？

有观点认为，躺平是青年从政治、经济乃至生活上看不到前途与希望，处处缺乏自由，活得像韭菜，继而采取的消极不反抗，初则牵涉社经，却有意无意地转化成政治意义。这说法亦属合理。

基于中国并无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政治参与虽遭受褫夺，却能换取“安定繁荣”，继而形成漠视自由民主、利益均沾的共犯结构。躺平族虽然出身于制度得益者家庭，但对“力争上游”的失衡、阶级的不平等、社会的不公义都深有体会 —“发奋图强”并非修正不合理的制度，反而是设法从不公平当中攫取特权，极力捍卫这套制度。未能反抗但至少抱持焦虑，这种不安感随着自身遭遇各式怪现状而放大，绷紧的神经终于断弦。

网上聚集志同道合者抨击政府甚至游行示威既不可行，零散的就地躺平中共大概莫可奈何，祇因官方封锁网上群组，无法制止群众心领神会的默契。官媒极力把躺平族污蔑为“废青”，本质是缺乏对人的基本尊重，妄顾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才会以为舆论的道德责难能够令周遭的人排拆、厌恶、孤立，让青年因而放弃躺平，恢复“高大上”的病态人生追求。

躺平族的特质除了寡欲，剥离外界植入的消费与攀比观念以外，尚有减少人际交往、淡出关心他人或社会、祇为自己而活的原子化倾向。电影《浪迹天地》(Nomadland)纵使描述主角过着偶尔打散工维生的游牧生活，但失去丈夫与房子的她，依旧保留人与人之间的羁绊。现实中假如一场运动欠缺人际间的鼓励，反战的嬉皮士(Hippies)终成纯粹虚无和享乐主义者，蛰居族终成啃老寄生虫，无家者(Houseless)终将沦为无家可归者(Homeless)。

中共自然不欲躺平主义蔚然成风，不过若没能进一步提升内蕴，恐怕未必会如实践者预期般带来更多社会改变。激起他们“站起来”的导火线，也许是《美国之音》访谈中提及的燃点意志之物，也许是一场社运，也许是一项共同目标或行动。

当然，亦非你想躺平就能躺平。外在因素，除非能自力救济活下去，且无需从政府领取福利。对付的方法，可以是增加税费，可以是将他们当成“低端人口”予以驱逐，也可能是秦晖在《福利问责与宪政之路》提到的强制劳动；至于内在，则视乎个人是否拥有独立人格，下决定后择善固执，否则内心躺也难平，遭受世间白眼后成了怨天尤人、仇视社会、愤世嫉俗的犬儒。

看不见未来，是短寿；看见没未来，是睿智。躺平是否真能逐渐形成一股沉默的力量，抑或止于短期社会矛盾的阶段表现，且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躺平”，所以发问“躺平是在革命还是认命”？真是傻的可以也。在我看来，“躺平”既不是在革命，也不肯就认命；而是企图对于“反腐”进行抗议。因为所谓的“反腐”就是“取消各行其是的自由”。在这种意义上，“躺平”就是“怠政”的普及版或曰普罗版，是一个腐败社会的苟延残喘。一个从上到下都已经腐败到底的“民族”，既没有能力革命了，又好不甘心认命，所以只好怠政、躺平了——共产党怠政，老百姓躺平，习近平两个百年何其孤独也。

【32、怀璧其罪与怀才其罪、怀色其罪】

网文《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报道：

出自《左传·桓公十年》，原文是：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献。既而悔之，曰：“周谚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贾害也？”乃献之。又求其宝剑。叔曰：“是无厌也。无厌，将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原指财宝能致祸。 后亦比喻有才能、有理想而受害。

基本信息

释义：百姓本没有罪，因身藏璧玉而获罪。原指草民不能私藏宝玉，一个小草民没理由有宝玉，除非盗取抢劫。后亦比喻有才能、有理想而受害。

事例：天之苍苍，正色何色？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万能的真理你为什么无动于衷？ —钟杰英《罗浮山血泪祭》

相关典故

当初，虞叔有块宝玉，虞公想要得到，虞叔没有给他，然后，虞叔为此而感到后悔，说：“周这个地方有句谚语说：‘一个人本来没有罪，却因为拥有宝玉而获罪。’”于是就把宝玉献给了虞公。可是，虞公又来索要虞叔的宝剑，虞叔说：“这实在是贪得无厌。如此贪得无厌，将会给我带来杀身之祸。”于是就发兵攻打虞公。所以，虞公出奔到共池那个地方去了。在这段故事中，虞叔因为担心贪图财宝招来祸患，所以，把宝玉献出去了；但是，虞公得到了宝玉仍不知满足，最终因为贪得无厌而引来灾祸。

词义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左传》的意思是，自己不要贪图财宝，可以免祸，但是，绝对不是说毫无原则地把自己的所有财宝都送给别人；别人如果贪图财宝，也许一开始能得逞，但是，如果不知满足，也就必然招来祸患。这句话后来被引申为“怀才其罪”，甚至“怀色其罪”等等。

财宝、才华、美貌本身都没有罪过，然而心术不正的人总是想要摧毁或者抢夺。所以如果你怀壁、怀才、怀色等等，应该像虞叔后来对待虞公那样把那些觊觎你的人打跑。

相似的一句话是《周易·系辞上传》中的：“慢藏诲盗，冶容诲淫。”张尔岐先生说：“如慢藏而不知防者，是教人使盗；冶容而好自炫者，是教人以淫，何莫非自致哉！

谢选骏指出：在日本，你要银行开一个存款证明，银行就会先让你提供一个“收入来源”的证明。在美国，如果你携带大笔现金，就可能遭到警察没收，于是警察变成了魔兽……这是因为它们的法治社会不信“匹夫无罪”，只信“怀璧其罪”了。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主人公是谁？“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历史典故是什么？》（2019-10-29 首页）报道：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主人公是谁？“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历史典故是什么？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其实是一个成语，我们知道，成语的背后都是有一个历史故事的，后人根据这个故事总结出来一个简短的话语，可以用来警示后人。那么，这个八个字的成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讲的是什么时期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又是什么人，这个成语又可以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道理呢？

出自 《春秋左传·桓公十年》，原文是：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献。既而悔之，曰：“周谚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贾害也？”乃献之。又求其宝剑。叔曰：“是无厌也。无厌，将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原指财宝能致祸。 后亦比喻有才能、有理想而受害。

当初，虞叔有块宝玉，虞公想要得到，虞叔没有给他，然后，虞叔为此而感到后悔，说：“周这个地方有句谚语说：‘一个人本来没有罪，却因为拥有宝玉而获罪。’”于是就把宝玉献给了虞公。可是，虞公又来索要虞叔的宝剑，虞叔说：“这实在是贪得无厌。如此贪得无厌，将会给我带来杀身之祸。”于是就发兵攻打虞公。所以，虞公出奔到共池那个地方去了。在这段故事中，虞叔因为担心贪图财宝招来祸患，所以，把宝玉献出去了;但是，虞公得到了宝玉仍不知满足，最终因为贪得无厌而引来灾祸。

我们可以看到，《左传》的意思是，自己不要贪图财宝，可以免祸，但是，绝对不是说毫无原则地把自己的所有财宝都送给别人；别人如果贪图财宝，也许一开始能得逞，但是，如果不知满足，也就必然招来祸患。这句话后来被引申为“怀才其罪”，甚至“怀色其罪”等等。

财宝、才华、美貌本身都没有罪过，然而心术不正的人总是想要摧毁或者抢夺。所以如果你怀壁、怀才、怀色等等，应该像虞叔后来对待虞公那样把那些觊觎你的人打跑。

相似的一句话是《周易·系辞上传》中的：“慢藏诲盗，冶容诲淫”。张尔岐先生说：“如慢藏而不知防者，是教人使盗;冶容而好自炫者，是教人以淫，何莫非自致哉！

俗话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有时候你犯了上位者的忌讳不是因为你有罪，仅仅是因为你拥有碧玉而已，历史上因此而亡的人不在少数，和氏璧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因此有时候人得学会取舍，不过也有很无奈的时候，身为臣子，特别是在古代，一般人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生命，鱼俱罗就是这样一个人。

鱼姓其实很少见，鱼俱罗二十岁的时候加入了禁卫军，据说此人身高八尺，天生神勇，声音惊人，凭借着天生的优势，升官也是非常的容易，一直到当上了大都督，鱼俱罗当官是在隋文帝时期，当时的杨广还只是晋王，鱼俱罗从那时就跟着杨广平定了陈朝，还因此立下大功被封为开府。

第二年，鱼俱罗又和杨素一起平定了沈玄懀、高智慧的叛乱，因此接连升官，可惜母亲病逝，鱼俱罗不得不丁忧守孝三年，只不过鱼俱罗运气好，回乡路上遇到杨素，而恰好杨素正在率兵攻打突厥，鱼俱罗和杨素一起打过仗，杨素对于鱼俱罗的才能十分的认可，于是上书请求隋文帝特许鱼俱罗随军出征，隋文帝批准，而鱼俱罗不负众望，上了战场之后表现神勇，杀的突厥人落花流水，给突厥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从此以后再不敢侵犯隋朝边境，而鱼俱罗也因此战功赫赫，被封为柱国和丰州总管。

隋文帝其实十分重用鱼俱罗，虽然鱼俱罗生了一双重瞳，在古代，重瞳是能够代表天子的象征，只不过隋文帝杨坚并不在意，十分大度，可惜到了杨广身上这种大度就荡然无存，再加上鱼俱罗的弟弟鱼赞一直拖后腿，鱼赞是鱼俱罗的弟弟，和鱼俱罗不一样的是，鱼赞生性凶残，时不时的就虐待部下，手段十分残忍，这样的性子注定要被送进监狱，只不过鱼赞早年跟随杨广，杨广对于自己人多少还是有点良心，不忍下手，但又忍不住迁怒到鱼俱罗身上，并让鱼俱罗好好管教这个弟弟。

鱼赞最终还是因为害怕而自杀，隋炀帝小人之心担心鱼俱罗可能会因此心生其他想法，打算眼不见为净，就将鱼俱罗调到安州去当刺史，而鱼俱罗却没有多想，回到京城还给隋炀帝带了许多宝物，可惜隋炀帝不肯接受，而鱼俱罗的悲剧就出现了，按理说这样一大批宝物进献不成那就一定要好好处理，不然很容易遭来杀身之祸，鱼俱罗想着皇帝不肯要，运回赵郡又非常麻烦，就打算将这批宝物送给权贵。

大概鱼俱罗还没有意识到给权贵送礼代表着什么，御史一到折子上去，弹劾鱼俱罗结党营私，这个罪名就大了，要说鱼俱罗就该将这些宝物以皇帝的名义捐献给贫民还什么事都没有，偏偏送给权贵被弹劾，隋炀帝一怒之下就将鱼俱罗除名，还是后来飞山蛮乱作乱，鱼俱罗这才又有了立功的机会，可惜鱼俱罗大概运气用完，虽然鱼俱罗屡战屡胜，但是贼子也像野草一样烧不尽，灭了一批又一批。

而鱼俱罗因为长期在外作战，许久未和家人团聚，便名人悄悄带到自己身边，结果就被隋炀帝发现，隋炀帝想着这恐怕要造反吧才会暗中将亲人接走，再加上小心眼的隋炀帝早就因为鱼俱罗的一双重瞳不待见他了，前有鱼俱罗结交权贵，后有鱼俱罗暗中接走亲人，隋炀帝脑洞大开觉得这人肯定是要造反，因此直接下令处死鱼俱罗，一代名将就此毁在心胸狭小的皇帝手中，实在令人唏嘘。

谢选骏指出：“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是法治社会的特点，那么人治社会呢？其特点就是“怀才其罪”、“怀色其罪”了。《水浒传》里，林冲的老婆就是因为“怀色其罪”而家破人亡的。《三国演义》里，杨修就是因为“怀才其罪”而招惹了杀身之祸的。

【33、“反共就是反华”之谬论的由来】

《美记者还原拍摄六四“坦克人”惊险一幕》（2024-06-04 上报）报道：

1989年发生于北京天安门前的六四血腥镇压事件，让此惨案广为世人所知的重大推手，莫过于外籍记者涉险忠实纪录的过程，其中一张被称为“坦克人”的照片，1名手无寸铁的男子只身挡下正在行进的解放军战车队列，震撼的画面令人动容，更成为经典之作。事实上，在北京当局竭力封锁信息的当时，除了拍摄照片以外，底片的传送更加具有风险，适逢天安门事件35周年，资深美国记者于近日出版回忆录，以第一线的角色还原当时惊险过程。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曾在六四期间担任CNN北京分社社长，以及资深亚洲新闻记者的齐迈可（Mike Chinoy），近日出版《中国任务：美国驻华记者口述史》（Assignment China: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一书，透过访问曾被派驻中国的美籍记者，勾勒出数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演变，其中就包括拍下“坦克人”照片的美联社摄影记者怀德纳（Jeff Widener），对于当时情形的口述纪实。

根据该书摘录内容，怀德纳于1989年6月5日，亦即天安门血腥镇压的隔天，在美联社驻北京分部的图像编辑刘香成要求下，试图在解放军管制之下，在全北京市面对天安门广场视野最好的北京饭店，拍摄相关新闻画面。根据怀德纳之前受访的说法，他是美联社紧急从曼谷分部调派的人手，当时抵达北京才不过一个礼拜，就陆续遭到示威者扔出的石块砸伤，并且因为染上流感而卧床。

在接获要求后，怀德纳随即将照相机藏在外套之内，并且将400厘米长镜头藏在夹克内袋，另外夹带了增距镜、底片等，骑著单车前往饭店，到达目的地后，他注意到饭店大厅有一名外国大学生，于是悄悄向对方表明身分，“我是美联社的人，你能带我去你的房间吗？”而这名美籍学生马特森（Kirk Martsen）一口答应，把他带进自己下榻在北京饭店6楼的房间之内。

怀德纳架好摄影装备，发现大马路上出现解放军战车队列，正朝著天安门广场前进，怀德纳正准备取景时，突然出现1名手持购物袋的男子，挡在战车之前，并且开始挥舞著手中的购物袋。

怀德纳表示，当时他猜想该名男子可能将遭到枪杀，因此试图捕捉枪响的那一瞬面，但令人出乎意料的是，男子随后试图爬上战车，与解放军官兵交谈，于是他拍下了多张照片，直到该名男子遭人掳走、不知去向。随后怀德纳致电刘香成回报他所捕捉的画面，刘香成随即要求怀德纳将底片交给现场的外国学生带往美联社办公室。

怀德纳随即冲下饭店大厅，并且将底片交给1名绑著马尾的美籍人士，45分钟之后，刘香成从该名男子手中收下底片后，立即开始冲洗，刘香成表示“我看著画面逐渐浮现，并且传送出去”，该帧画面也成为世人对于六四血腥镇压最为鲜明的印象之一。

美联社摄影记者怀德纳，在CNN资深记者的新书中，口述回忆1989年拍摄“坦克人”画面的过程。

谢选骏指出：（Assignment China: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一书被翻译成了《中国任务：美国驻华记者口述史》——其中的“the People’s Republic”被翻译成为“华”——这个错误太大了！这就是“反共就是反华”之谬论的由来了。但是其实，“the People’s Republic”不是“华”，而是苏联共产党所奴役的各个卫星国、殖民地的统称。所以说，“反共反苏”并非反华，而是“爱我中华”！

《破镜重难圆：共产主义可能杀死中国》（2024-06-04 Milton Ezrati）报道：

中国面临诸多经济和金融问题，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却鲜少被讨论：私营商人对未来的信心丧失严重，特别是对他们的共产主义政府的可靠性缺乏信任。比起备受关注的房地产危机，经济的长期未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CCP）都渴望的增长和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重新赢回这种信心以及随之而来的信任。眼下的前景看起来黯淡无光。

上世纪70年代末，当中国开始其令人瞩目的发展时，时任领导人邓小平在国家的共产主义意识上，做出了关键妥协。他知道，发展需要积极的创业精神，这就需要私人所有权。他没有摒弃中国曾经的共产主义原则，而是将发展的需求描述为国家走向更完美社会主义未来的阶段。这种方式奏效了。中国企业蓬勃发展，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

邓小平对中国所做之事似乎暗示，在未来某个时候将会回归所谓的社会主义。有人可能会说邓从未打算如此，认为所谓的阶段论只是一个借口，为了实现经济需求。无论邓的意图如何，现在很清楚的是，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似乎已经接受了邓的“阶段”叙事，他现在希望中国迈出更深入的一步，走向更偏向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生活。基于这种信念，他对国家经济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即使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习近平已经开始明确表明他打算走向社会主义下一个阶段的意图。他公开表现出对私营企业的蔑视。例如，2018年，他的政府指控安邦保险集团创始人吴小晖进行非法活动。吴被判处18年监禁。他可能确实有罪，但北京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了另一个层面。它接管了这家公司。自那以后的几年里，北京进一步迫害商业成功者。2021年，它切断了对两家非常成功的课后辅导公司——聚仁教育和华尔街英语的资金支持，导致它们破产。这些公司为数十万名中国学生提供服务。北京也对马云极其成功的零售业务阿里巴巴也采取了相同的手段，并因所谓的《反垄断法》对其处以罚款。该公司幸存了下来，但形象比以前低调得多。

《共产主义可能杀死中国》强调这些举措的政治起源，是习近平明确表明了他的意图。他告诉党的十九大，中国应该从邓小平时代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即一个“新时代”。为了让人们不会误解他的意思，他在当时的几次讲话中，不同程度地补充说，私营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需要变得“政治敏感”，花更少的时间在狭隘的商业利益上，并且要“听党的话”。他谈到要“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武装私营企业家的头脑”。

私营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们能够看到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他们的财富更加脆弱。正如经济学家陈康在电子杂志《思想中国》中所言：“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中，他们‘商人们’肯定只会考虑将资产转移到海外和移民，而不是继续投资。”中共让这种资产转移和移民变得困难，但私人资金仍然不愿投资，这些人们已经接收到了习近平的敌对信息。私人资本对真正生产性资产的投资，通常占全国总投资的一半，2013年增长超过23％，而后逐年放缓，到2015年为10％，到2019年为5％，去年甚至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但现在习近平至少暂时改变了态度。面对中国不断累积的经济问题：房地产危机拖累了购房、建房和房价；对中国的敌意在华盛顿、布鲁塞尔和东京日益增长；以及西方企业开始多样化采购，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习近平和他的同僚们需要刺激经济增长。因此，习近平开始不再要求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效忠于党的利益，而是称他们为“自己人”。他政府最近制定的刺激经济增长的"31条"中，有28项措施旨在促进私营经济。但信任和信心的损害已经造成。私营企业没有做出回应。根据最近一期可用数据，截至二月，私营企业对固定生产资产的投资几乎没有增长。

习近平和他的同僚们可能最终会赢得私营企业的支持。即使他们成功了，这种胜利也只能缓解而不是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俗话说，破镜难重圆。习近平以前的姿态显然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要修复这种伤害将需要很长时间，甚至可能永远无法修复。而眼下，时间对于中国经济、习近平和他的政府来说都是奢侈品。

谢选骏指出：人说“共产主义可能杀死中国”——我看这种邪恶的企图永远无法得逞。因为共产主义自以为已经杀死了中国、创造了一个中囶，但回头发现这个中囶越来越像中国了！所以准备再度杀死中国。但我保证，不论中国怎么被杀，仍会产生新的文明——就像蒙古、满清都以为自己杀死了中国，结果呢？是他们自己被杀死了。共产主义也是一样。

【34、“回到过去”是防疫失败的开始】

《新加坡八成人口完成新冠疫苗接种，但生活并未回归常态》（Jason Dasey Posted Tue 14 Sep 2021 at 5:45pmTuesday 14 Sep 2021 at 5:45pm）报道：

人们在新加坡的户外影院看电影，保持着社交距离的新加坡人。

上个月，新加坡迈过了两剂疫苗接种率80%的大关。但他们的例子表明，即便达到了这座澳大利亚梦寐以求的里程碑，也并不能保证民众回到疫情前的生活。

新加坡是世界上接种疫苗最多的国家之一，有81%的人接种了疫苗——但本月，新加坡录得一年多来最高的日新增率！

流行病学家表示，疫苗接种率需至少达到90％才能预防德尔塔毒株——在录得一年多以来最高的日新增率后，新加坡不得不推迟重开计划，并在上周重新开始实施一些限制措施。

周日，这个拥有570万人口的国家报告了555个新增本地新冠病例。这个数字是自2020年8月以来的单日峰值。

一天前，新加坡也录得了第58例新冠死亡病例。该病例是一名已完成部分接种的80岁男性，有糖尿病、高血压和心脏病史。

由于近期在一些公司的员工食堂和茶水间出现聚集性感染，新加坡卫生部上周也禁止了人们在工作场所群聚。据信，这些感染是由员工在公共区域摘下口罩而导致的。

在社交聚会被限制在每天一次的同时，新加坡联合领导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的联合主席颜金勇（Gan Kim Yong）也表示，“令人忧心”的感染高峰 “可能会达到每天2000个新病例”。颜金勇同时将未来的二到四周描述为抗疫 “关键期”。

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的传染病模型专家亚历克斯·库克博士（Alex Cook）表示，尽管新加坡是世界上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民众的生活并没有 “像我们期望的那样”得到改善。

新加坡目前主要施打的是辉瑞（Pfizer）和莫德纳（Moderna）疫苗，少数老年居民也选择接种中国的科兴疫苗（SinoVac）。上个月，新加坡刚与澳大利亚达成50万剂辉瑞疫苗的交换协议。

“在接种率达到80%后，社区病例实际上有所增加。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开始允许那些接种疫苗的人参加更多的社交活动。我也可以说，控制措施也出现了更多疲态，”库克博士告诉ABC。

他表示："我们从东南亚各地可以学到的一课是，阻止德尔塔毒株的传播是非常困难的。就像新加坡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即便高疫苗接种率也不会对阻止传播产生很大帮助。”

莫里森和李显龙见面，两个人隔着一段距离站在一起，都穿着黑色西服。

今年6月，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斯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会面。在莫里森为澳大利亚制定的“四步走”解封路线中，疫苗接种率达80%被当作是接触封锁的关键指标。(Reuters: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Handout)

“我们在接种疫苗的人群中发现了相当多的破防感染，但是，这些感染大多症状轻微或无症状。”

根据新加坡卫生部的数据，新加坡只有35名新冠重症病例，其中7人在重症监护室（ICU）。

同时，随着50%的新加坡人获准重返工作岗位，而其中大多数人都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新加坡上周也发现与8个公交汽车站相关的300多个新冠病例。

60岁以上老人常光顾的唐人街街区也发现了44例感染病例，该街区随后被关闭。

80％接种率“对预防德尔塔来说太低”

新加坡洛菲诊所（Rophi Clinic）的传染病专家粱浩南（Leong Hoe Nam）表示，德尔塔毒株已经拉高了社区接种率的必要门槛。

人们戴着口罩穿过马路，几个孩子互相牵着手

一些新加坡的专家现在认为，80%的疫苗接种率或不足以保护民众健康。(Reuters: Caroline Chia)

“他们设定了80%的目标，但这太低了……对阿尔法毒株来说可行，但这是德尔塔毒株，是原先病毒的一个变种。其传播性很容易提高两到三倍，”梁浩南表示。

“现在需要疫苗接种率至少达到90%。但是因为那些顽固的反疫苗人士或拒绝承认新冠存在的人，这在实际操作上是不可能的。”

梁浩南表示，80%的接种率“还不够，因为它仍然会给医疗系统带来巨大负担，也会带来太多超额死亡”。

“考虑到未来几周可能出现的情况，这些数字让人震惊，”他说。

根据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设定的疫苗接种目标，当两剂疫苗接种率达到80%时，就会触发澳大利亚解封“四步走”计划的第三阶段（Phrase C）。

然而，由于澳大利亚疫苗接种率只基于16岁以上人口进行计算，达到80%的接种率门槛实际要求更低。

而新加坡的接种率门槛则是以总人口为基数进行计算。

心理健康问题增加

虽然新加坡没有像悉尼或墨尔本那样经历多次封锁，但临床心理学家安娜贝尔·周（Annabelle Chow）说，从疫情开始以来，在她诊所寻求咨询的人数增加了20%至30%。

安娜贝尓·周的诊所位于距新加坡市中心不远的诺维娜（Novena）和纽顿（Newton）区。她表示，新加坡新增加的感染率已经造成了一定后果。

“我们在疫情期间所经历的疲劳感与其他国家没有任何不同。而且别忘了，我们大多数人都在狭小的空间中生活，我们没有澳大利亚那样的乡间田野。

“尽管新加坡的疫苗接种率达到了80%，但新加坡在开放方面采取了保守的做法……鉴于我们的人口如此集中，任何的传播都会蔓延得非常迅速，”她表示。

超过70岁的老人们坐在疫苗接种等待室中。

新加坡人可以选择接种辉瑞、莫德纳或中国的科兴疫苗。(Reuters: Edgar Su)

“所以，心理治疗师们正努力帮助新加坡人适应在这种新常态中的生活，同时接受频繁改变的规则，而不是想着回到一个旧常态。”

在新加坡经营范媒体集团（Van Media Group）的美国电台主持人格伦·范·朱菲恩（Glenn van Zutphen）说，要适应新冠 “不断变化的官方指导 ”十分困难。

“我们知道我们会度过难关，但与此同时，那种不知道何时、以何种形式出现的不确定性正对这里的人们造成经济、身体和精神上的影响，”他表示。

新加坡对德国开放

一位30岁左右的女性在泳池中和孩子们嬉戏。

心理咨询师安娜贝尔·周表示，新加坡和德国开启的旅行泡泡可以让很多新加坡人感到一丝解脱。

作为知名的国际枢纽，新加坡上周开放了一条限制性旅行通道，允许完成疫苗全程接种的人士进入该国，且无需接受隔离。

这条“免疫者旅行通道”（Vaccinated Travel Lane）对来自德国和文莱的旅行者开放。但人们仍需在出发前和抵达樟宜机场时进行核酸检测。

亚力克斯·库克说，该计划带来的风险可以忽略不计。鉴于目前的高感染率，“即使旅行者中再有50个病例，对社区风险的影响也非常小”。

“由于90%的适合年龄段人群都已经接种了疫苗，大众现在对严重疾病的抵抗力比较强，因此应该考虑扩大旅行通道的覆盖范围，”亚力克斯·库克表示。

安娜贝尓·周也说，由于邻近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居民仍然在实行边境封锁，能够再次踏上飞机，让因封锁而濒临崩溃的新加坡人精神一振。

她表示：“鉴于我们与德国和文莱都建立了旅行泡泡，而且我们现在也可以五人一组外出就餐，暗道的尽头已经出现了一线光明。”

“把饭喂到嘴边”

谈到在提高疫苗接种率至80%等方面，澳大利亚能从新加坡的例子中学到什么，梁博士表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得“把饭喂到嘴边”。

“有很多人愿意接种疫苗，但发现去接种中心很不方便，”梁浩南说。

“但是，如果你找到他们，包括那些卧床不起或有其他疾病的人，他们也会接受疫苗。这就是我们在新加坡所做的。”

安娜贝尔·周曾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Victoria）的蒙纳士大学（Monash University）和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学习。她警告目前正在封锁中的澳大利亚人，不要把80%的疫苗接种率当成是万能的灵丹妙药。

她表示：“正如我们在新加坡看到的那样，这[80%接种率]并不意味着疫情就此结束。

“接种率80%只是盖在问题表面的一块膏药。膏药下的伤口会如何发展仍然是未知数。”

ABC/路透社

谢选骏指出：疫苗厂家为了销售而制造神话，政府医院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而拥护神话，但是他们的目的都是想“回到过去”，却不知道这是防疫失败的开始。事实揭破了他们的种种谎言。瘟疫扩散的基本法则就是利用肮脏，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不洁接触来传播病毒。“回到过去”就是重新开始肮脏的接触，这能不失败吗。人们只想消灭病毒，却不想改变自己的肮脏习俗，这能不失败吗。大家看看吧，每一次新的疫情高峰，都是企图“回到过去”的“重启”带来的！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疫苗注射基本没用。由此可见，“回到过去”，是防疫失败的开始！

【35、“你算老几”的命运】

《兄弟姐妹性格差异与出生顺序到底有没有关系》（2020年1月7日 BBC）报道：

兄弟姐妹数人，每个孩子的性格都不一样，这跟他们的出生顺序有关系吗？

老大、老二、老么性格相差怎么那么大？在兄弟姐妹中排行顺序对人的个性、性格、智商甚至人生道路究竟有没有影响？在多大程度上有影响？

拉德哈·莫基尔（Radha Modgil）医生这样解释（英语），根据出生顺序理论，这与每个孩子在家庭中占据的独特地位有关。这个理论中包含一些模式化的概念，比如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与他/她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几直接相关。

出生顺序论的许多重要观点是19世纪末到20世界早期，奥地利医生和心理治疗师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提出的。

阿德勒认为每个人对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都有自己的认知

阿德勒在家里7个孩子中排第二。他注意到一个现象，即同一个家庭里几个孩子的性格可以有很大差异。这个问题令他着迷，驱使他深入钻研。

1927年，阿德勒把自己的研究归纳成理论，提出一个核心观点：出生顺序对人性格有重大影响，因为父母对不同的孩子的态度不同，比如对老大和老么的态度就有显著差别。

他还认为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有意无意地做比较，会导致孩子心理产生自卑感。

在这个基础上，之后历代学者专家又不断拓展、深化这个理论，围绕出生顺序决定性格特征提出了更多观点。

独生子女集父母和祖辈宠爱于一身

先说说家里的独苗，没有兄弟姐妹的独生子女。早在19世纪末期，阿德勒就考虑到独生子女的问题。

他认为这类孩子的性格特点包括：自我中心、特立独行、希求认可。

因为是家里唯一的孩子，独生子女的性格特点有可能偏向于多子女家庭中的长子长女，也可能偏向于最年幼的孩子。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达芬奇和饰演哈利·波特的演员拉德克利夫都是独生子。

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40年，过去十几年里出现的成功人士、公众偶像等，基本上都是家里的独苗。

哥哥、姐姐照顾弟弟妹妹，这有什么奇怪？

老大先入为主

比如，当哥哥、姐姐的孩子责任心强、可靠、谨慎，但可能比较霸道，控制欲较强……听着耳熟吗？

根据出生顺序论，第一个孩子通常独享父母的关注宠爱，而对第二个孩子就没有那么投入，所以老二可能会觉得受了冷落，得不到父母的宠幸。

历史名人中有不少家里的长子、长女， 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邱吉尔。

中国前总理周恩来。毛泽东的父母生了7个孩子，4个夭折，剩下的3个孩子中毛泽东是老大。

比哥哥姐姐晚到，中间的孩子性格中较突出的一个特点据信是对环境和处境的适应力较强。

“夹心层”适应能力强

夹在中间的那个孩子，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通常被认为受到忽视，老大先到先占，老二只能适应环境，求稳求和。

出生顺序论认为，中间的孩子在家庭中的位置对他们性格形成有显著影响；他们更习惯于适应相对不利的环境。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和歌星麦当娜都是兄弟姐妹序列中的“夹心层”。

德国纳粹首领希特勒是奥匈帝国海关职员父亲在第3次婚姻中生的第3个孩子，有三个兄弟和两个姐妹，均幼年夭折，只剩下他和一个哥哥、一个妹妹。

最小的孩子必须加倍付出、别出心裁，才能像哥哥姐姐一样得到重视？

老么的拼搏

家里最小的孩子通常会被贴上一些标签，比如自我中心、招人怜爱、有魅力、开朗，是家里的“开心果”，也会耍心计操控别人，等等。

在一众兄弟姐妹里，最年幼的他／她为了博取关注或保持独立，往往要付出更多努力，要让自己与众不同。

印度民族英雄甘地和好莱坞女影星迪亚兹都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有些心理学家认为，兄弟姐妹性格差别的深层次原因跟孩子在家庭内的生存竞争有关。

兄弟姐妹

1996年，美国心理学家萨洛维提出一个观点，称兄弟姐妹之间性格上的差别根本上与孩子在家庭内部的生存竞争有关。

达尔文进化论认为，生存竞争是生物之间的主要竞争内容，也是自然选择、淘汰机制的基本成分。

用这个理论来看家庭，就是孩子们出于生存的需要而争夺父母的关注、资源投入。

所以，哥哥姐姐要承担照顾弟妹的责任，而弟弟妹妹则不得不在已经有人先入为主的环境中寻找和占据自己独有的一席之地。

为此作为弟弟妹妹的孩子就会设法与众不同，引起注意，以此来减少竞争，增强家庭内部的合谐、合作，这样可以强化每个个体的生存机会。

出生顺序理论历来有争议，较近的研究发现既有支持这个理论的证据，也有相反的例证。

仍无定论

不过，出生顺序影响性格、智商的理论从来都有不少争议。

历年来的各种研究，既有发现支持阿德勒理论的证据，也有彻底否认这个理论的例证。

影响一个人性格形成的因素有很多，这就意味着围绕出生顺序论展开的研究，在项目设计层面就有诸多变数，比如兄弟姐妹人数，相互之间的年龄差异，家庭生活大环境等。

出生顺序论令人着迷，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能够一锤定音的证据说明，在兄弟姐妹中的排行是如何影响人的性格、个性、智商和人生成败的。

一般来说，家里最小的孩子可能最受宠，其心理特点和倾向可能与大哥、大姐的性格有显著差异，但这种差异也可能与个人天性的关系更大。

谢选骏指出：人说“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年2月7日—1937年5月28日），生于奥地利一个犹太家庭（但在后来皈依新教），是一位医师及心理治疗师，也是个体心理学（英语：Individual psychology）学派的创始人。”——我看，阿德勒的学说不仅来自他在家庭中的排行，也来自犹太人在欧洲的处境。

《出生顺序特征：兄弟姐妹个性差异指南》（搜狐 2020-08-02）报道：

成为第一个、中间的、最小的或唯一的孩子可能会影响你的行为。以下是你需要了解的出生顺序和性格特征之间的联系。

从1967年开始研究出生顺序的心理学家凯文·李曼博士写道，你可以拿你的薪水打赌，你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将会不同出生顺序书：为什么你是你现在的样子(雷维尔)。莱曼等心理学家认为，兄弟姐妹性格差异的秘密在于出生顺序——无论你是最大的、中等的、最小的还是独生子女——以及父母如何因此对待他们的孩子。

梅里·华莱士，20多年的儿童和家庭治疗师，著有出生顺序蓝调 (猫头鹰书籍)，同意这个出生顺序理论。“其中一部分与父母在孩子的位置上与孩子的关系有关，而另一部分实际上是因为位置的关系。每个职位都有独特的挑战。”

以下是父母需要了解的关于大、中、小和独生子女的出生顺序人格特征。

长子人格特征

简单地说，作为一对夫妇的第一个孩子，第一个孩子自然会在本能和试错的混合中长大。这通常会导致父母成为照章办事的看护者，他们非常细心，严格遵守规则，对细节过于神经质。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孩子成为完美主义者总是努力取悦父母。

长子沉浸在父母的陪伴下，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有时表现得像迷你成年人。他们也很勤奋，想在他们做的每一件事上都出类拔萃。作为团队的领导者，长子往往是：

可靠的

认真的

结构化的

谨慎的

控制

成就者

长子优势

长子习惯于成为关注的焦点；在兄弟姐妹到来之前，他们已经有了妈妈和爸爸。“许多父母花更多的时间阅读和向长子解释事情。这没那么容易当其他孩子出现时”，费城坦普尔大学的心理学家弗兰克·法利博士说，他研究个性和人类发展已经有几十年了。他解释说：“这种一心一意的关注可能与为什么长子往往是优等生有很大关系。”除了通常智商测试得分更高一般来说，长子比他们的兄弟姐妹受到更多的教育，他们往往比他们的兄弟姐妹挣得更多。

长子挑战

成功是有代价的：长子往往是A型性格，从不懈怠。“他们经常有激烈的对失败的恐惧”。纽约怀特普莱恩斯的一位儿童和家庭治疗师米歇尔·迈登伯格博士说：“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够好。”因为他们害怕犯错误，年龄最大的孩子倾向于坚持直截了当的原则。她解释说：“他们通常很固执——他们不喜欢改变，不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此外，因为长子在家里经常被赋予很多责任，不管是帮助做家务或者照看弟弟妹妹——他们可以很快接管(而且当他们接管的时候会很专横)。对于一个已经感受到完美压力的孩子来说，这种负担会导致过度的压力。

中间儿童人格特征

如果一对夫妇决定生第二个孩子由于他们以前的经历，他们可能会先用较少的錢来抚养第二个孩子。他们可能也不太注意，因为他们的生活中还有其他孩子。因此，与年长的兄弟姐妹和年幼的兄弟姐妹相比，中间的孩子通常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因为他们缺乏关注。

"中间的孩子经常觉得被忽略了和一种‘嗯，我不是最老的’的感觉。我不是最小的。“我是谁？”治疗师梅里·华莱士说。这种等级制的挣扎导致了中间的孩子在同龄人中崭露头角，因为父母的注意力通常集中在心爱的长子或家庭中的婴儿身上。更重要的是，莱曼博士说:“中间的孩子是最难确定的，因为他们拿他们的哥哥姐姐开玩笑。”

一般来说，中学生倾向于拥有以下出生顺序人格特征:

讨人喜欢的人

有点叛逆

依靠友谊茁壮成长

有很大的社交圈

调解者

中间儿童优势

米德尔斯堡是随波逐流的类型；一旦弟弟妹妹来了，他们必须不断学习如何谈判和妥协为了“融入”每个人。苏洛威博士指出，毫不奇怪，中学生在宜人性方面的得分高于他们的年长和年轻的同胞。

因为他们在家里受到的关注较少，所以米德尔顿一家倾向于与朋友建立更牢固的关系，并且比他们的兄弟姐妹更少受到家庭的束缚。“他们通常是第一个和其他家庭一起旅行或想去旅行的兄弟姐妹睡在朋友家位于纽约波基普西的玛丽斯特学院的心理学教授琳达·邓拉普博士说。

中间儿童挑战

中间的孩子曾经是这个家庭的孩子，直到他们被一个新的兄弟姐妹取代。不幸的是，他们经常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没有得到那么多父母的关注作为他们的“开路先锋”,他们觉得自己的需求被忽视了。“中产阶级的孩子在家庭中处境艰难，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受重视，”迈登伯格博士说，“他们很容易被排除在外，在混乱中迷失方向。”他们的抱怨也有一定的道理：英国育儿资源The Baby Website.com的一项调查发现，有三个孩子的父母中，有三分之一承认对他们中间的孩子给予的关注远远少于对另外两个孩子的关注。

最小的孩子的个性特征

由于父母对养育第二个(或第三个，或第四个，或第五个)孩子越来越放任自流，最小的孩子往往是最自由的……时间到了。家庭中的婴儿往往具有以下出生顺序特征：

爱好娱乐

不复杂的

操作的

出发的

注意力寻求者

以自我为中心

最小儿童优势

Lastborns通常不是房间里最强壮或最聪明的，所以他们发展自己的方式来赢得关注。他们是天生的迷人者外向的社交个性；苏洛威博士的研究表明，许多著名演员和喜剧演员都是家庭中的孩子，或者他们在性格测试中的“宜人性”得分高于长子，这并不奇怪。

年轻人也以他们的冒险精神成为焦点。自由精神的拉斯特博人比他们的兄弟姐妹更容易接受非传统的经历和承担身体风险(研究表明他们更有可能踢足球之类的运动和足球，他们的哥哥姐姐更喜欢田径和网球等运动。

最小的孩子挑战

莱曼博士指出，年轻人都认为“我做的任何事情都不重要。”“他们的成就似乎都不是原创的。他们的兄弟姐妹已经学会了说话、阅读和骑自行车。因此，父母对自己的成就反应不那么自然，甚至可能会想，“为什么他不能更快地理解呢？”

Lastborns还学会了利用他们作为婴儿的角色来操纵他人以达到他们的目的。莱曼博士指出:“他们最不可能受到纪律约束。”当涉及到家务和规则时，父母经常溺爱最小的孩子，没有像对待他们的兄弟姐妹一样对待他们。

独生子女的人格特征

作为独生子是一个独特的位置。没有任何兄弟姐妹可以竞争，独生子女垄断了父母的注意力和资源——不仅仅是像长子一样短暂，而是永远。实际上，这使得独生子女有点像“超级长子”：独生子女有特权(和负担)肩负父母的所有支持和期望。因此，独生子女往往是

适合他们的年龄

完美主义者

认真的

用功的

领袖

谢选骏指出：我觉得上述的分析有些道理，但是却不能真正到位——因为有些话没有讲透，更不能说穿，否则就会伤害很多人了。说者也会因此而失去自己的饭碗了。

【36、“共同富裕”是不是三民主义的均富】

《中国观察：习近平的“共同富裕”将如何影响世界》（瓦斯瓦尼 BBC亚洲经济事务记者 2021年10月8日）报道：

中国表示，其政策旨在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正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轨道所需。但批评人士表示，这些政策将进一步控制企业和社会的管理方式。

虽然这种“共同富裕”的努力针对中国国内民众，但它有可能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巨大影响。

“共同富裕”最明显的后果之一，是中国企业的重点重新转向国内市场。

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近年来在全球的知名度不断上升，现在已经承诺投资155亿美元来帮助促进中国的共同富裕，并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组，由其老板张勇领导。

该公司表示，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如果社会和经济发展良好，那么阿里巴巴也会发展良好”。

其竞争对手科技巨头腾讯也表示支持，它已承诺提供77.5亿美元。

一家中国大公司私下告诉我，中国公司热衷于表明它正在按照党的要求开展工作，但当推动更多企业公开支持习近平的新愿景时，它确实“有点令人震惊”。

“但后来我们渐渐习惯了这个想法。这不是抢劫富人。它是关于重建社会，建立中产阶级。说到底，我们是一家消费企业，所以这对我们有好处。”

奢侈品行业或受损

如果共同富裕意味着更多关注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这可能意味着迎合这些客户的全球企业将受益。

中国欧盟商会（EU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告诉我：“我们可以看到，关注年轻人就业是好事。”

“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是这个国家社会流动性的一部分，这个流动性在减弱，那么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因为当中产阶级壮大时，就会有更多的机会。”

两位女士参观上海展览中心举办的一场Gucci品牌成立100周年Aria系列特别时装展。但是伍德克警告，与奢侈品行业相关的企业可能表现不佳。

“中国人的消费约占全球奢侈品消费的50%，如果中国富人决定减少购买瑞士手表、意大利领带和欧洲豪华汽车，那么这个行业将受到打击。”

不过，尽管伍德克承认，中国经济确实需要进行重点改革，提高普通中国人的收入，但他表示，共同富裕可能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途径。

中国英国商会主席斯蒂芬·林奇（Steven Lynch）也表示，共同富裕并不能保证，中产阶级会像过去40年那样增长。

他喜欢讲述的是，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如何快速增长。

“30年前，一个中国家庭每月可以吃一顿饺子，”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他目前在北京。“二十年前，也许他们一周能吃一顿。十年前，每天都可以吃。现在，他们可以买车了。”

但林奇表示，到目前为止，除了阿里巴巴和腾讯企业社会责任努力外，共同富裕还没有带来任何具体成果。

在谈到最近对科技公司的打击时，他表示：“许多行业也立即出台了许多监管规定。”“这导致了不确定性，也引发了问题。如果他们转向国内，他们真的需要世界其他地方吗？”

新“社会主义”

共同富裕的核心是让中国社会更加公平，至少在共产党看来是这样。这有可能改变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含义。

全球化智库创始人王辉耀表示：“党现在关心的是普通工人，比如出租车司机、农民工和快递员。”

“中国希望避免一些西方国家的两极分化社会，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分化会导致去全球化和国有化。”

两名妇女在北京三里屯购物时路过一家奢侈品店时戴着防护口罩。但是长期观察中国的人士说，如果党想要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另一种模式真的是党想要的，那么共同富裕就不是正确的道路。

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乔治·马格纳斯（George Magnus）表示：“这是习近平任期内中国向左倾斜的一部分，也是向更大控制倾斜的一部分。”

马格纳斯补充，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复制欧洲式的社会福利模式。他说：“隐含的压力是遵守党的目标。”“将对高收入和'不合理的'收入征税，并向私营企业施压，要求它们为党的经济目标捐款，”他表示，“但不会对累进税采取大的举措。”

自上而下的中国乌托邦

很明显，共同富裕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部分。

随之而来的是，承诺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一个更大、更富有的中产阶级，以及会回报而不仅仅是索取的企业。

一种自上而下的乌托邦式的中国，共产党希望它能成为世界上一个可行模式，而不是西方所提供的模式。

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共产党掌握了更多的控制权和权力。

对于外国企业来说，中国环境艰难，共同富裕意味着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更加

谢选骏指出：1989年以前，大家都说邓小平是“大陆的蒋经国”。而“共同富裕”显然就是“三民主义的均富”一途。

《辛亥革命110年：“共同富裕”是两岸“殊途同归”之道》（台湾撰写：衛木槿 2021-10-08）报道：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在中国内外皆引发不小的讨论。而在大陆官方近期整治互联网垄断企业、教育资本化等一连串行动下，“共同富裕”的提出让企业显得动辄得咎，包括阿里巴巴、腾讯等大企业第一时间纷纷捐款表态，不过，企业竞相捐钱的讯息传到台湾，在长期“恐共”的情绪下，便毫无意外地被理解为中共在“劫富济贫”、施压大企业。

与之同时，西方媒体也多表质疑，认为接下来大陆的经济发展路线是否会有所调整，甚至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走回毛泽东时代的老路云云。

对中共来说，不管是现代化的目标，还是共同富裕的愿景，都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实事求是，避免重蹈历史错误和覆辙。（AP）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如何持续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成为摆在中共案头的头等大事。（AP）

习近平强调在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后，要“在高品质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Getty）

近年，中国将“共同富裕”描述为“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Getty）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如何持续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成为摆在中共案头的头等大事。（Getty）

习近平强调共同富裕是对邓小平让部份人先富起来思想的重大修正，也是中共经济改革和财富分配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向。（AP）

国家的重大使命是“强起来”，而强起来的重要指标就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共同富裕。（AP）

正当西方世界摸不清楚习近平“共同富裕”的内涵与未来时，当前台湾的主流意见大肆吸取西媒的观点，却忘了自身或许是具备理解共同富裕内涵的环境与能力，毕竟百余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孙中山高举的三民主义中“均富”思想，跟如今习近平所强调的共同富裕，有着类似的情怀与理论。

为什么会这么说？翻开被台湾民众遗忘许久的《中华民国宪法》，开章第一条便提示道，“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这一条堪称中华民国治理政务的“定海神针”。

事实上，回顾1949年国民政府播迁来台，1950年代美国宣布协防台湾，复归行事的蒋介石宣称要将台湾打造成“反攻大陆基地”，甚至作为收复大陆后的建国楷模，故要把台湾打造成“三民主义模范省”；其子蒋经国继任后，同样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做为目标。

当时的国民党官员，正是在此种情怀与目标下，在败走内地之后试图救亡图存。也因此，台湾官方施行的土地改革，包括“耕者有其田”、“三七五减租”与“公地放领”等，这些举措被视为按着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节制私人资本”的路线按图索骥，让佃农能逐步握有生产资料，保障农民权益。

紧接着，在1960年至1980年代间，台湾快速进入工业化时代，比如“十大建设”等各种交通、基础建设纷纷被打造。这其实跟孙中山先生揭示，要促进生产工业化，改变经济结构并改善人民生活，经由发达的国家实业来发达国家资本。

而台湾历经土改、工业化建设，的确逐步走向富裕之路。自1950年代以来，经济成长率多呈双位数增长，1970年代甚至能达34%；1980年代末还晋身亚洲四小龙一员，当时造成的“经济奇迹”至今仍为人称道。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肋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它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图为大会情形。（VCG）

1976年，时任“行政院长”蒋经国在“中华农学会”后，在台大操场上看到学生们在练球，“蒋院长”与他们握手寒喧。（联合知识图库）

1975年，时任 “行政院长”蒋经国，关怀台北故宫博物院后山的山崩灾变，下午亲往现场巡视抢救情形，并慰问抢救人员的辛劳。（联合知识图库）

1975年，时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与青年学生晤谈。（联合知识图库）

1978年，蒋经国“总统”在复兴岗政治作战学校，主持陆海空三军军官学校及政战学校联合毕业典礼后，向毕业同学致意。（联合知识图库）

1977年， 总统府资政王云五先生九秩华诞，时任“行政院长”蒋经国亲临祝寿。（联合知识图库）

1974年，孙中山先生哲嗣故“考试院”院长孙科博士葬礼，严家淦“副总统”及“行政院长”蒋经国等首长执绋。（联合知识图库）

此外，为了实践民生主义的精神，台湾在租税、社会福利与保障弱势方面也有良好成绩。比如受到各方赞誉的“台湾健康保险”就被视为是体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标竿。

不过，如此荣景在1990年代后逐步走向衰弱，台湾的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因为国民所得在达到一定水平后，未能突破经济发展瓶颈，难以找到经济增长动力，造成迟滞不前的结果。

与此同时，台湾在1980年代选择步入“自由化、国际化”，更加融入国际市场经济，在自由市场经济引领下，与过往社会主义核心理念逐步走上了分岔路。台湾进入了全然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承受其带来各种贫富差距扩大的后遗症。

加上李登辉上任后对西进大陆市场采取“戒急用忍”的态度，一定程度上阻绝了台湾经济与产业增长与改良的机会；此后甚至逐步在文化与教育上与大陆进行切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精神或许也在李登辉打造“台湾主张”的工程中，被归类为“中国资产”而抛到九霄云外。

虽然三民主义的遗绪被搁置在台湾历史的某个角落，但孙中山在百年前见证的西方资本主义问题正在当前世界不断演变与恶化，百年之前中国面对的是穷困，今日两岸皆富裕起来了，“不均”的问题正在上演。

也因此，不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在治理上各自面临到贫富差距正在扩大的现实问题。虽然从数据上来说，台湾看起来相较其他国家并不严重，往正面想，可能得力于孙中山学说治理的帮助；但从负面角度理解，或也代表民众长期陷入低增长，对于是否不均的感受早已麻木。

在中国大陆，对于贫富不均开出的药方是“三次分配”：由市场机制做一次分配、政府通过税收等做二次分配、企业在道德力量驱使主动捐赠是为三次分配。尽管中共并未拟定具体政策实行，但路径图已被慢慢提示出来。

相较中共的处理方式，台湾民众面对“共同富裕”的情绪就显得复杂，一方面对于共产党“劫富”恐惧再生，但另方面，手无寸铁的普罗大众又深受其理念吸引。或许在这些复杂暧昧不明的情绪中、已被遗忘“三民主义”能被拾起，能渐渐想起台湾是如何从过去走到今日这一步，未来又将在何种精神引领下往前迈进。

不容忽视的是，两岸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吵闹杂讯中，民生问题正在起着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台湾民生经济困顿，底层民众的苦难正在加深，更不用说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两岸在经济道路走的虽是殊途，但或许在对平等、均富的未来道路上有机会走在一块，那条“共途”或许尚未明朗，但各种契机与砖头可能正在铺垫之中。

今（2021）年适逢辛亥革命110周年，有别于十年前100周年时马英九政府的盛大庆祝，蔡英文政府只强调“近半世纪”的“中华民国台湾”历史，还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一辈更认为台湾与辛亥革命，以及两岸关系毫不相关。然而，就实际历史的纵深发展，辛亥革命及其遗绪与台湾乃息息相关，且在台海风急浪高之际，历史话语权背后折射出来现实权力与实力的主导，对于仍视孙中山为“国父”的台湾来说，辛亥革命110周年的两岸比拼，更是台湾未来路向何方的缩影。

谢选骏指出：1989年以前，大家都说邓小平是“大陆的蒋经国”。而“共同富裕”显然就是“三民主义的均富”一途。然而不对！六四屠杀一出，邓小平撕下了假面具，露出了吃人的獠牙——“共同富裕”不是“三民主义的均富”，而是“屠刀下的一起躺平”。

【37、“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是“面朝光海·肉绽皮开”】

《海景房狂跌！4室2厅成交价仅25万元，大量待售》（2024-03-05 第一财经|1条评论）报道：

群山、海浪、飘雪，这三个元素结合在一起，便是“新晋网红”威海的社交媒体形象。

这个冬天，一些网友不去瑞士、不去北海道，而是到中国山东半岛的威海，感受暴雪后海边城市的静谧与冷寂。停泊的巨船成为打卡地，暴风雪塑造出极致的浪漫美学，让一些网友直呼“雪后威海，给去不了北欧的我点点震撼。”

海景永远是旅游的“黄金名片”。从北方的青岛、日照、威海、到南端的北海、惠州、三亚，这些知名海景城市，总会因其旅游资源，出现一轮又一轮的人流旺期，同时吸引资本争相下注，带动当地文旅、住宿、餐饮等投资热潮。

这其中，海景房是一个显著的存在。自中国商品房概念成熟后，海景房热潮便从海南一路向北袭去，开发商蜂拥扎进海岸线，用美景与投资吸引外地购房者。但如今，因行业调整叠加产品属性问题，大量低价海景二手房待售，已不复曾经高光。

从近期被讨论的惠州、到“老网红”威海乳山，海景房价格神话正在一个又一个城市消逝。

风口浪尖的海景房

近几日，惠州碧桂园十里银滩海悦湾备受关注，起因是一张某二手房源成交图显示，“4室2厅的154.11平方米房源，成交价仅25万元，折合单价约1623元/平方米。”

海景房、深圳周边、超低价，这几个关键词组合，让网友震惊且不解。事后经当地中介证实，该房源实为“双拼房”，一套成交25万元，一套成交35万元，加上各类费用，实际成交单价折合约4200元/平方米，但仍引发网友对海景房的又一轮热议。

在社交媒体上，被网友熟知的“白菜价”房源地，一个是鹤岗，一个是乳山。前者地处广袤东北，后者位于山东、标签便是“海景房”。虽然乳山实际房价比鹤岗高，但因遍地低价“海景房”，使其在社交媒体上的形象十分独特。

从整体看，乳山所属的山东威海，经历了楼市尤其是海景房的多年起伏。

威海市位于中国山东半岛东端，三面濒临黄海，有近千公里的超长海岸线，辖环翠区、文登区、荣成市和乳山市。这片土地风景秀丽，海水清澈，有30多处港湾，被168个大小岛屿环绕。在北方大地上，拥有这种风景的城市确实属于少数。

威海一处知名旅游景点，湛蓝的海岸线水天一色，沙滩附近分布着一排排洋房别墅，虽然并非夏天旅游旺季，但海边挤满了打卡的年轻人。在离岸的刘公岛上，海鸥与邮轮上的游客亲密互动，极富海滨城市魅力。

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让威海曾成为海景房的热门之地。

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威海的海景房一大半是北京人买走的，而三亚、北海的海景房，大多是东北人买走的。”据称，在2005年至2010年间，北京人的手机短信常能收到威海海景房的小广告，中介公司会组织看房团坐班车去威海买房。

当时，北京房价逐年上涨，而在山东威海，“首付几万就能拥有一套海景房”，这对当时的中产阶层产生了极大诱惑。他们向往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日子，怀揣着对海景旅居生活的憧憬，成为当时购买威海海景房的主力军之一。

威海的乳山银滩，更是“造梦”的集中地。公开信息显示，最热的时候，乳山银滩一天能成交500套房，买房要靠抢、甚至托关系。大量外省人被看房团带到乳山，还来不及好好考察当地自然环境、斟酌房价是否合理，便交钱上了海景房的车。

因大量开发、供应过热，乳山银滩海景房不久便出现变局。2013年及2015年，央视曾接连报道乳山银滩的海景房烂尾、开发商跑路、市场去库存问题。不过，受房地产行业新一轮上涨影响，从整体来看，威海市场又迎来了一波热炒期。

克而瑞曾发表研报表示，2016年威海房价伴随旅居市场快速上升，市区均价由5000元/平方米翻倍至8000元/平方米，其中恒大海上帝景入市房价率先破万元。2017年，楼市进入量价齐升期，保利、华发等品牌房企集中进驻，带动全市一、二手房价破万。

然而好景不长，海景旅居产业将当地房价炒至高位后，市场开始下行。2018年下半年，威海市场转折向下；2019年后长期量价下行，2021年进入价格普降阶段，市区在售楼盘较高点普降2000元/平方米，2021年后楼盘普遍“低到访”，不复此前热闹。

在过去的2023年，腾策机构数据显示，2023年威海商品住宅市场平稳运行，供应量同比下降6.6%，降幅收窄；成交量同比上升10.1%，成交均价同比下降4.1%。“客户购房态度仍较谨慎，观望情绪显著，购房周期长，更倾向选择现房、准现房项目。”

大量二手房待售

“海景房”听起来美丽，但到实际居住环节，则是因人而异。有人设想着旅居生活，却发现一年到头去不了几次，房屋长期空置；有人则发现，买房时最中意的近海房源，后续换来的是环境潮湿、维护麻烦、生活配套不便，无奈降价出售。

记者在某房产平台看到，在威海乳山银滩旅游度假区，一套面积64平方米的房源，售价仅10.6万元，该房源去年年底挂牌，即便价格已经如此之低，近期还是降价了两次。

从平台图片看，该房源为开发商交付时的状态，阳台较为破旧，没有近期居住过的痕迹。负责该房源的中介说，业主自从多年前买下这套房后，便很少来居住，如今低价出售。“小区平时冬天人很少，夏天人多些，大多是外地老人，顶层房源没有电梯不好卖。”

威海乳山之外，同样有不少类似房源，比如威海荣成某小区一套55平米的房源，目前挂牌价17万元，“出门就是大海，养老度假好地方”，该房源宣传语显示。另一套房源简介直接称，“一线看海房子，躺在床上看大海”，而其售价也仅十几万元。

在遍布海景房的其他城市，上述情况也非孤例。比如惠州大亚湾片区一套38平方米的房源，目前挂牌售价仅12.5万元；在惠东某品牌房企开发的小区，一套面积79平方米的房源，目前挂牌售价35万元，其宣传语也标明“一线海景房”。

整体来看，多个海景房城市，二手房市场都出现跌价情况。比如威海，安居客平台显示，3月其二手房挂牌均价8089元/平方米，同比下跌9.72%，而在2021年初时其二手房挂牌均价超九千元；惠州3月二手房挂牌均价9926元/平方米，同比下降5.99%，2021年初时其二手房挂牌均价过万。其余城市如北海等地，也出现了二手房跌价的情况。

“市场冷淡导致一些海景房二手市场供应量增加，低价房源出现。”诸葛数据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朱丽平告诉第一财经，这些低价房源有的是业主急需资金，或对海景房市场前景持悲观态度。旅游火热之际，一些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短期租赁度假，而不是购买房产。

值得注意的是，大量海景房待售，与曾经的过量供应不无关系。以乳山为例，早期销售火爆时楼盘大量开发，银滩20多公里海岸线上有多达200多个小区，供给远远过量。

威海整体市场，也有过一段土地过量供应期。克而瑞表示，2018年以前威海本土房企密集囤地，后续遭遇市场下行滞销。2018年，市场下行但政府土地出让并未收敛，2020年更是成交37幅宅地。进入2021年，政府供地才明显减少，给予了楼市一定喘息之机。

“现在卖二手房的，很多都是亏钱在卖，整体市场都不太好。”威海当地一位中介人士表示，政府方面也在控制土地供应，以调节楼市供需关系，消化现有住房。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海景房跌价案例频现，但在现实生活中，靠信息差吸引外地人买海景房仍然屡见不鲜。近日记者在河北某商场看到，有销售正鼓动一位老人签订合同，买房目的地便是山东日照，老人表示疑惑与不安，销售则建议她卖掉老家房子迁往远方的海景房。

不过，海景房的度假性质，也决定了其空置率高，人流量少，配套也很难跟得上，正因为此，在这一轮房价下跌周期中，海景度假房几乎成为下跌幅度最大的产品类型。

网民嚎叫：

jincao 2024年03月05日 19:41

一年中只有夏季合适居住。维修费用，管理费用不菲。买不如租。

谢选骏指出：人说——他们向往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日子，怀揣着对海景旅居生活的憧憬，成为当时购买海景房的主力军之一。——我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海子的一首诗歌，听起来美妙，实际上联系海子卧轨自杀的结局来看，这就十分诡异了——因为那不就是“面朝强光·卧轨自杀”吗？大海就是光海，春暖花开就是肉绽皮开！中囶的购房者，不正是听着海子的绝命诗，踏上了购房团的不归路吗？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是“面朝强光·卧轨自杀”！——这是一个绝望的人，对于世界的可怕诅咒。

【38、“托克维尔困境”不适合中国】

《严家祺：中国陷入“托克维尔困境”》（2/26/2013 法广）报道：

摘要：这本书说“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什么是“托克维尔困境”？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是十九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他出生在法国爆发大革命后的十六年，成长在拿破仑第一帝国时代和其后的专制王朝时代。他三十岁时，出版了《论美国民主》一书。当时正值法国七月王朝时代，人们对照美国和法国政治制度，有助于认清当时法国的专制腐败，使这本书获得广泛好评。一八四八年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托克维尔於同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他在议会里参与了第二共和国（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新宪法的起草。一八五一年，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拿破仑三世）在普选中当选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由于宪法规定总统不得连选连任，拿破崙三世在任期届满前几个月发动政变，下令解散国民议会，废除共和，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托克维尔与其他议会代表一同在巴黎聚集反对“总统政变”，被拿破崙三世以“叛国罪”为名逮捕。释放后，四十七岁的托克维尔退出了政坛，与他妻子一同居住於乡间城堡。这时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就像今天的中国一样，正处在工业革命时期，经济高速发展，拿破仑三世实行专制统治，但在“非政治领域”充满自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托克维尔开始撰写《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这时的法国，由于资本主义高速发展和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要求经济平等的思想广泛传播，人们看不到法国走向民主的希望。这本书的第一卷在一八五六年出版，在当时社会上影响很小，完全不能与他的《论美国民主》一书的影响相比。

可以说，《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个主张民主、但对当时法国实现民主看不到希望的人所写的书。事隔一个半世纪，这本书在中国出版后，引起了李克强、王岐山和许多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再加上被中国现在的一批“自由主义”学者通过网路介绍，《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已在中国广为人知。

李克强、王岐山等中国领导人都清醒地看到，从一九八九年镇压学生运动以来，特别是“胡温十年”，在中国形成的制度，在很多方面都与托克维克描述的“旧制度”相同，是一个典型的专制资本主义制度，离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已有十万八千里。这本书说“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许多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中国必须改革，不改革，就会爆发十八世纪法国那样的暴力革命。但是，法国革命的后果，并没有带来民主，而是激进的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把温和的民主派送上断头台、在“热月政变”中，罗伯斯庇尔自己也上了断头台，最后以拿破仑军事独裁、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收场。

所谓当代中国的“托克维尔困境”，归纳起来就是四句话：

一、今天中国的制度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旧制度”。

二、为了改变“旧制度”，愈极端的言行愈有影响力；激进派的影响力超过温和派。

三、对当权者来说，“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就像托克维尔所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四、对“旧制度”的反对派来说，革命在推翻“旧制度”后，在“大革命”中“激进派”将把“温和派”置于死地，“革命”将导致自相残杀，最后以建立比“旧制度”更专制的制度收场，就像以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以互相残杀、拿破仑军事独裁、建立第一帝国收场一样。

简单说，“托克维尔困境”就是“改革”、“革命”都没有出路，“改革是找死、革命是惨死”。在许多中国领导人心目中，中国今天处于大革命前夕，许多领导人把自己的财产存放到外国银行中，让子女移民到国外。“托克维尔困境”使中国只剩下了一部“法”，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没办法”》。

当代中国的“托克维克困境”

“胡温十年”实际上已经陷入了“托克维克困境”。从一九八九年“六四”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南巡”一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制度被抛弃，“市场经济”虽然有“社会主义”之名，实际上，中国开始了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代。中国现代资本主义弊端远比英法等国早期资本主义弊端严重，财富集中到数百个权贵家族手中，贪污腐败、践踏人权、两极分化、环境破坏成了遍及全国的现象。“反贪”的结果，出现的是一个、几个权势人物家族的“合法财富”比所有“贪官”的“非法财富”的总和还要多。由于中国只剩下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没办法”》，江胡时代就把“暴力维稳”作为根本“办法”，愈“维稳”愈“不稳”，以致用来对付人民的“暴力维稳”经费超过了国防开支。

面对中国层出不穷的问题，中国到处都是忧国忧民的热血人士，人们提出了种种主张，从温和的改革到主张暴力革命。中国的政法委和“维稳办”是“维稳产业”的经营者，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经费，就竭力“夸大敌情”，把一批一批发表了一些不同政见到人士投入监狱。中国的“反对派”大部分是政法委和“维稳办”制造出来的。就像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在谈“专制的病症与后果”时说：“越是在这样的国家，激进的声音越受追捧；温和理性的主张越受冷落，即便存在也必然微弱寡助，最后淹没在嬉笑怒骂的汪洋大海之中。既然专制国家禁止自由言论，打破专制造成的万马齐喑需要承担难以预测的风险，勇气成为这个社会最稀缺的资源，勇敢（尤其是敢言）成为这个社会的首要美德，口无遮拦的勇夫就是这个社会最大的英雄。”“不负责任的文人们乐得画饼充饥，构筑一座座虚妄的乌托邦，用激烈的文字博取人民的欢心和拥戴，而人民也乐得从中获得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心理畅快，就如同阅读武侠小说编造的虚幻故事让人们感受公平和侠义的畅快一样。革命主张与其说是治理社会病症的药方，不如说是满足社会心理的兴奋剂，而沉闷的专制社会恰恰需要打破沉闷的兴奋剂。这样，专制国家满地都是充斥幻想的革命者。”（《宪政转型与人格再造的中国使命》）“革命”的声浪把大多数中国领导人吓得不敢进行任何政治改革，因为，托克维尔早就说过“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现在，还没有正式接胡温班的习近平和李克强，不知道他们是否觉得自己也将陷入“托克维尔困境”。

如何走出“托克维尔困境”？

事实上，“托克维尔困境”是一个似有若无、虚无缥缈的“幽灵”。人们相信托克维尔，是因为人们相信托克维尔早年写的《论美国民主》一书，认为他在法国经济大发展的、拿破仑第三的“自由帝国”时代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同样可信。事实上，一八0五年出生的托克维尔，既没有在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中生活过，也没有亲身经历法国大革命。他是在法国经济高速发展、面临严重两极分化、社会不公、而“非政治领域”充满自由的时代谈“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这本书时，托克维尔看不到法国实现民主的希望。

二十一世纪今天的中国，既不同于十八世纪的法国，也不同于二十世纪的苏联。比较一下法国与英国的历史、俄国与法国的历史、中国与俄国的历史，可以看到，在历史大变革时期，法国特别关注英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俄国自由派、改革派和民粹派眼睛盯着法国，在二十世纪和今天，中国又眼睛盯着苏联和俄国。事实上，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发展道路，外国历史不会在本国简单重演。苏联解体了，像胡锦涛这样的“庸人政治家”竟担心中国也会发生解体，就像“维稳办”夸大“敌情”一样，把反对“口头”的“台独”、“藏独”、“疆独”作为自己的“国策”，而极大地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一个经济落后、政治受屈辱、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近两个世纪以来，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中国的富强、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进行探索和奋斗。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他们都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中国富强、希望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复兴，并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事实表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走向复兴必须经过四大步骤：

一是独立自主；

二是国家统一；

三是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

四是建设民主政治。

可以说，孙中山、蒋介石为中国的民主、国家统一、独立自主作出了巨大努力但没有完成，而正是毛泽东实现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统一，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毛泽东不能摆脱中国几千年专制政治的传统，“反右”和“文革”使他从一个“共和国”的主席完全变为中国传统王朝的帝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国改革开放、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一九八二年的宪法和邓小平政治改革的主张，表明他有意识要把中国逐步带离有终身制帝王的封建王朝，但“六四屠杀”，使他前功尽弃。

现在中国在走向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仍然有四件事没有完成：

一是实现台海两岸的和平统一；

二是改变中国经济中的混乱现象，使市场经济建立在财产权受法律保障和市场经济法制化的基础上；

三是，在平反“六四”和其他“冤假错案”的基础上，确立“法治天下”观念，宪法至上、以法治国，同时，依靠人民的支持，有步骤地进行政治改革，建设民主政治；

四是收复钓鱼岛、南海诸岛和其他失地。

今天的中国，处于鸦片战争以来国际环境最好的时期，如果中国接受普世价值、在维护中国主权的同时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将有建设民主政治的更好的国际环境。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说，中国人需要“人格再造”，事实上，确立“法治天下”观念，宪法至上、以法治国，保障每一个人法律规定的“权利空间”不受侵犯，就能逐步改变中国的道德风尚。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通过制定《新闻和网路法》、《结社和组织政党法》等具体法律，使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权利有法律的可靠保障。中国人民享有宪法保障的自由，正是社会普遍安定的基础。看一看法国几乎经常不断的游行示威，法国的政治始终保持稳定，相反，胡温的“暴力维稳”是愈“维”愈“不稳”。

胡温十年，经济得到高速发展，“暴力维稳”更产生了无数“冤假错案”。汉语拼音“胡”“温”两字相拼就是“混”，“胡温之乱”就是“混乱”。假冒伪劣进入了食品领域，是在“胡温十年”发生的。“胡温十年”，是践踏法制、无法无天的十年，“暴力维稳”是名副其实的“授权作恶”。薄熙来在重庆搞的一套更是“授权作恶”。要走出“胡温十年”，首先要像“文革十年”后胡耀邦做的那样，从平反“冤假错案”开始，使中国大地上照亮正义的阳光，为此，要恢复“六四真相”、平反“六四冤案”，为胡耀邦、赵紫阳恢复名誉、释放因“六四”被捕人士、释放宣称“我没有敌人”、声言“我蔑视人群，视社会为乌合之众”的刘晓波、释放没有任何实际暴力行动的王炳章、释放所有因“言论”治罪的“政治犯”，要平反其他各种“冤假错案”。

谢选骏指出：根据我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研究，“托克维尔困境”不适合中国——中国的王朝末日，并非法国式的改革引起的，而是横征暴敛引起的。看看秦二世、隋炀帝，他们哪里有什么改革呢？有的无非是敲骨吸髓、官逼民反罢了。可见“托克维尔困境”的说辞不适合中国。至于上文说到“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他们都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中国富强、希望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复兴，并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我是相当不赞同这种说法的。看看这些人的黑历史就可以知道，他们都是以权谋私的官僚政客，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权位，而不是中国。他们的首要努力，就是制造俯首帖耳的奴隶。

【39、“他老婆”（特朗普）帝国的内部崩溃】

《眼泪、吼叫、辱骂：一场尝试帮特朗普保住总统之位的会议》（MAGGIE HABERMAN 2022年7月13日）：

2020年12月18日，华盛顿白宫。当天，白宫内部进行了一次关于大选结果的混乱会议。

会议持续了六个多小时，已经过了午夜，最后变成房间外都能听到的喊叫。参与者们互相辱骂，几乎动手。一些人哭着离开。

在特朗普的白宫，人们经常互相吼叫，特朗普总统也对他们吼叫，然而即使按照这样的标准，2020年12月18日的会议也被称为“疯了”——它是特朗普在选举失败后拼命想要保住权力的一个转折点。

此前《纽约时报》和Axios等媒体曾报道过这次会议的细节，但在1月6日事件委员会周二的公开听证会上，这场混乱的参与者提供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新细节，描述特朗普与互相对立的两派顾问之间的这次会议。

“情况已经到了大喊大叫的地步，压都压不住，”白宫律师埃里克·赫斯曼在录像证词中告诉委员会。“我的意思是，会有人走进来——那是深夜，那是漫长的一天。而他们的提议，我觉得是有病。”

这些提议包括让总统指示国防部长扣押投票机，以检查是否存在欺诈行为，并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以便有可能指控有人犯罪。该提议由三名外部顾问提出，包括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律师西德尼·鲍威尔，她曾经宣传有关委内瑞拉人密谋操纵投票机的阴谋；上任头几周就被特朗普解雇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以及Overstock.com网站前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伯恩。

另一边是白宫法律顾问帕特·A·希波隆、赫斯曼，以及白宫幕僚秘书德里克·莱昂斯。

在鲍威尔和她的两个同伴被一名初级助手放进白宫，并在没有预约的情况走进椭圆形办公室后不久后，争论开始了。

他们和特朗普单独在那里待了大约15分钟，之后其他官员才被告知她们来了。希波隆回忆说，他接到一名工作人员的紧急电话，要求他去椭圆形办公室。

“我打开门，走了进去。我看到了弗林将军，”他在周二听证会上播放的一段采访视频中说。“我看见西德尼·鲍威尔坐在那里。看到这些人来到椭圆形办公室，我很不高兴。”

当被问及原因时，希波隆说，“首先，我从未见过Overstock那人，我从来都不知道他是谁。”希波隆说，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问伯恩：“你是谁？”“他告诉了我，”希波隆说。“我不认为这些人当中有谁为总统提供了什么好的建议。”

莱昂斯和赫斯曼加入了这个小组。“这不是一次轻松随意的会议，”莱昂斯在录像证词中对委员会说。“有时，人们会互相喊叫，互相谩骂。不是大家坐在沙发上闲聊的那种会议。”

西德尼·鲍威尔的证词录像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播放。她在录像中说，白宫顾问“对总统蔑视和不屑”。

鲍威尔在视频走访中称，特朗普“非常有兴趣听一听”她和她的两名同伴说些什么，就是那些“显然没有人愿意告诉他”的事情。

赫斯曼说，听到的东西让他大吃一惊。

“我问，你是在说民主党人同乌戈·查韦斯、委内瑞拉人之类的合作吗？会议当中，弗林将军还拿出一张图表，说上面显示了世界各地的IP地址，以及谁在通过这些机器与什么人进行交流。还有人说什么Nest恒温器被接到互联网上。”

白宫官员向鲍威尔指出，她在挑战2020年选举结果的数十起诉讼中都败诉了，她回答说，“法官腐败的呀。”

“我想，所有法官吗？”赫斯曼作证说。“你们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案子都输了？每个法官都是腐败的？甚至是我们任命的法官？”

鲍威尔作证说，特朗普的白宫顾问“对总统的态度只有蔑视和不屑”。

白宫顾问们了解到，计划是让鲍威尔成为特别检察官。这个主意得到的反响不佳。

“我不认为西德尼·鲍威尔会说，我认为任命她为特别检察官是个好主意，”希波隆作证说。“我认为她不应该得到任何任命。”

希波隆还作证说，鲍威尔等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坚称选举存在舞弊，这让他感到震惊。“当其他人一直说有情况的时候，答案是，什么情况？到了一定时候，你要么站出来，要么闭嘴。这就是我的观点。”

赫斯曼描述了一个特别紧张的时刻。“弗林对我吼叫，说我打退堂鼓什么的，他一直站着，站在我身边，对我大吼大叫。我终于受够了他，于是我对他喊，‘你要么过来，要么（脏话）给我坐下。’”

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的高级助手卡西迪·哈钦森在椭圆形办公室外可以听到喊声。她给白宫副幕僚长安东尼·奥纳托发短信说，白宫西翼“疯了”。

会议开始后，特朗普的私人律师鲁道夫·朱利安尼被白宫顾问请来反驳鲍威尔。最终，会议转移到了罗斯福厅和内阁厅，朱利安尼一度发现房间里就他一个人，对此他告诉委员会，他觉得这“还挺酷”。

最后，这群人在白宫官邸结束了会议。

鲍威尔认为她已经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这是特朗普宣称自己想要的，包括她应该获得安全许可，而其他助手表示反对。她作证说，其他人说，即使发生这种事，他们也会无视她。她说，如果他们不服从命令，她会当场“解雇”他们。

当20多岁的年轻人在白宫左右大局

她说，特朗普对她说了一句话，大意是：“你看到我在对付什么了吗？我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

最终，特朗普做出了让步，拒绝了外部顾问的提议。但是第二天，也就是12月19日一大早，他发推敦促他的支持者在1月6日抵达国会大厦，这一天，国会联席会议将对选举团的结果进行认证。

“大家都来，会很热闹的！”他写道。

Maggie Haberman是时报白宫记者。她自2015年以竞选报道记者一职加入时报，是2018年因报道唐纳德·特朗普的顾问及其与俄罗斯的联系而获普利策奖的团队成员之一。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maggieNYT。

谢选骏指出：人说“特朗普从来没有输过”。其实不对。他一直在输，只是绝不承认。因为他输不起。输不起就耍赖。但是这次不同了，涉及到了国家最高权力，仅仅耍赖是不行了，必须要动真格的啦！可是他又没有那个胆，于是只好听凭特朗普帝国从内部开始崩溃了。

《特朗普开票日所作所为 策略师班农早已精准“预测”》（星岛日报 2022-07-14）报道：

最新流出的录音资料显示，白宫前策略顾问班农（Steve Bannon）在2020年10月31日参加中国流亡富商郭文贵召集的一次会议中，精准“预料”到特朗普在选举开票日的举动，包括在点票当晚单方面宣布胜利，以及一旦对手拜登领先后，将会作出“疯狂行径”。

综合CNBC及英国《每日邮报》报道，Mother Jones杂志获得的录音显示，班农称，由于共和党选民倾向亲身投票，因此11月3日开始点票当晚，特朗普可能初段领先，也会借此顺水推舟，“特朗普要做的就是宣布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真正）赢家，只是自称”而已。班农继续解释说，民主党选民倾向提前投票，“自然处于被动”，“特朗普将会利用这一点，这就是我们的策略”。事实证明，特朗普在11月4日凌晨向全国发表讲话，不但宣布自己胜出大选，更宣称点票过程出现“重大舞弊”。

在录音中，班农也准确“预测”开票翌日的舆论口径，表示媒体在11月4日将迎来风暴，无论是反法西斯（Antifa）人士、记者还是法庭都会疯狂，成为特朗普嘲笑的对象。

在谈话过程中，班农还模仿特朗普的口吻说“你（拜登）输了，我是赢家，我是国王”，又称特朗普会点名批评拜登的儿子亨特（Hunter Biden），追问“亨特在哪里？亨特在吸毒吗？”。

班农表示，特朗普连任成功后，2024年无论如何无法参选，因此无需顾虑自己的公众形象，言论方面大可肆无忌惮。

对于点票的后续发展，班农在录音中表示，特朗普会解雇他本人任命的联邦调查局（FBI）局长雷伊（Christopher Wray），然后在11月4日深夜再次发出推文，重申自己胜选，但若拜登的得票率上升，特朗普将会声称选举出现舞弊，接下来事情“将变得更加疯狂”，除了继续指控对手“窃选”之外，更会透过司法部干预选举，例如要求“司法部长关闭50州的所有投票站”。在这层推测上，班农某些重点与后来的发展相符，但不同的是司法部大多数官员拒绝配合。

最新流出的录音最令人震惊之处在于，班农以一种惊人的坦率和随便，描述了如何用谎言颠覆民主的计划和细节。

与此同时，班农同意向国会骚乱调查委员会作供后，13日以此为由，再度要求法庭推迟他的藐视国会聆讯，将日期延至10月中旬。他因漠视委员会传票而被控2项控罪，之前要求推迟审讯的要求被法庭驳回。

谢选骏指出：上面所说的，都是阴谋者得个人规划。但是最后却都落空了。因为从个人以外的角度看，历史的时机还不成熟，美国还没有走到必须实行帝国体制的时候，所以无法像列宁那样宣布选举作废，无法像斯大林毛泽东父子那样禁止了一切的竞选。于是乎，“特朗普”就沦为了“他老婆”——“他老婆”是“特朗普”的谐音哪！人说“特朗普看着不像总统？但他老婆很像第一夫人”——将来人们记得的，是他老婆的裸照，而不是特朗普的政绩。“特朗普”諧音“他老婆”，偏偏的特朗普他老婆都來自共產黨國家——這不是很耐人尋味嗎？

【40、“拉闸限电”意味着“一统就死”】

《中国拉闸限电冲击居民生活 背后三个原因》（BBC 2021年9月28日）报道：

中国火电增长几乎停滞，原因是煤炭价格的高速上涨——入夏以来，中国多个省份进入“用电荒”，尤其以广东、浙江、江苏、湖南和云南等省，最为严重。

云南省对高耗电的电解铝产业进行限电——云南神火因为限电估计年产能减少超过11%；云铝股份也披露因为限电而减产超过24%。

江苏省也同样将矛头对准高能耗产业，对综合能耗超过5万吨的企业进行节能监察，涉及323家企业和29个“两高”项目。

湖南省电力公司在9月22日预警称，电力缺口或将超过三成。同时广东全省各市已启动有序用电预案，多地工业企业“开三停四”甚至“开二停五”错峰用电。

这一轮电荒一直持续了整个夏天，但在9月23日，因为东北三省对居民用电进行拉闸限电，舆论反应达到高潮——9月23日下午沈阳大面积突发停电，持续到当晚陆续来电，有道路甚至因信号灯停电而拥堵；邻省吉林在同一天也执行限电，省会长春以及延边的部分地区停电。

去年底，中国就经历了一轮“电荒”，但尚未如本轮电荒一样波及居民用电，BBC中文梳理出背后三个可能原因：电力需求增长过快导致的供给相对不足，电煤价格上涨，以及受到“双控政策”影响。

产能突增

本轮停电多集中在江苏、浙江、广东等制造业大省。

疫情持续影响下，中国作为全球少数几个在受影响下依然开工生产的经济体，吸引了大量国际订单。再加上，东南亚持续受到变种病毒影响，国际订单只好转投中国。

数据也证实制造业的火热——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8月份出口同比增速加快至25.6%，进口增速加快至33.1%，贸易顺差则进一步扩大至583.4亿美元，均高于市场预期。

累计来看，今年前8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33.7%，比2019年同期增长30.3%，贸易顺差3624.9亿美元，同比增加28.9%。

这些数据背后，是企业不断延长的工时，以及大幅增加用电量。而且中国有“金九银十”一说，九月和十月经常是订单高峰期。

疫情持续影响下，中国作为全球少数几个在受影响下依然开工生产的经济体，吸引了大量国际订单。

除了工业用电需求增长，今年的高温天气也推高了居民制冷的用电需求。

以广东为例，9月上旬以来，在副热带高压、“康森”及“灿都”双台风影响下，广东省持续高温干旱，全省平均最高气温达34.4℃，比常年同期偏高2.2℃。

多因素叠加，广东省能源局官网的消息显示，截至9月23日，全省统调最高负荷需求达1.41亿千瓦，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11%，负荷已七创历史新高。

煤价高企

面对旺盛的用电需求，电力供给却跟不上。

首先，今年中国水力发电供应不利，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水力绝对发电量7617亿千瓦时，同比下降1%。

而火力发电量也提不上来，8月份，中国火力绝对发电量516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3%，增幅较7月份收窄12.4个百分点。

火电增长几乎停滞，原因是煤炭价格的高速上涨。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16日至9月23日的一周已经达到1086元/吨，同比上涨近一倍，较年初上涨56.26%。

煤矿是澳洲其中一种主要出口货物。

煤价连续大幅度上涨使火电企业“火电厂发一度电亏一毛多钱”。

中国媒体财新援引广东一煤电厂人士称，现在厂标煤价每吨约1400元，折合为成本的话，燃料成本至少每千瓦时0.448元，再加上财务成本等其他因素，“已经是亏损运营”。当地的燃煤标杆电价为每千瓦时0.463元。

背后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的电价依然实施管制，电价并不能随需求上升而上涨，然而煤价带来的高成本，使得火电企业缺乏动力扩大发电量。

“火电厂发一度电亏一毛多钱，已经亏了一个多月了，这种背景下，电厂怎么可能有动力增加发电供给呢？都没有满负荷发电。”《证券时报》援引业内人士称。

能耗双控

需求增加，以及煤价上涨都是中长期因素，去年底的“电荒”也有类似原因，但今年则叠加了政策影响。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向媒体列出三个原因：电力需求增长过快导致的供给相对不足，电煤价格上涨，以及受到“双控政策”影响。

“双控政策”是指实施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8月中国发改委发布《2021年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显示，全国19个省份为一级、二级预警，包括此次"缺电"严重的江苏、广东、云南等省。

实际上能耗双控并不是新政策，但由于今年需求上升使各地工业生产加码，造成用电量高企。林伯强估计往常全年用电量增长6%左右，今年可能要到12%。

江苏省工信厅副厅长戚玉松也表示，“能耗出现不降反升的局面，主要原因就是重点用能企业无序用能、违规用能。”

东北地区的居民用电受到影响，引起舆论反弹。

然而，被上述“晴雨表”点名的地方政府，开始实施严格的限电措施。“命令式”限电停产直接冲击了工业生产，甚至在东三省地区影响了居民用电。

长期来看，中国能源结构以及电力市场都面临改革需求。林伯强认为，中国相对比较便宜的是居民电价。如果按照供应成本的话，居民电价应该还是要涨一倍左右。不过，发电成本、电力系统的效率、我国的资源禀赋共同决定了中国的电价。

“我认为，未来电价应该会按市场供应成本来改革，但不是因为短期的问题去上调电价，而是如果不上涨的话，碳中和的成本谁来承担，又怎么能起到抑制上游高耗能产业的作用？”

谢选骏指出：BBC不懂，“拉闸限电”意味着“一统就死”，而“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又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恶性循环。

《中国电荒蔓延，产业民生拉警报，“天子脚下”也传停电》（2021年9月28日 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十多个省份出现的电荒和“拉闸限电”现象愈演愈烈，不仅迫使工厂停工停产，而且导致居民区停电、电梯停驶、居民和商家为了照明抢购囤积蜡烛。有些地方的自来水厂也发出警报，一旦停电，城市供水都会出现问题。

电荒持续，吉林省长电厂考察

中国这一轮电荒的主要原因是煤炭价格暴涨，煤炭供应不足，而电厂因为供电价格受国家控制，不能随着发电成本的上扬而让电费上涨，因此出现煤电价格倒挂、电厂发电越多亏损越大的怪异现象。有些电厂为了减少亏损，甚至以设备检修为借口减少发电；而另一方面，部分省份上半年能耗双控或减排未能达标，近期为了完成三季度目标而集中限产，因此对企业生产带来冲击。中国多省份、多地区、多行业的企业遭遇电荒和减排达标的双重压力，被迫限产停产，将严重拖累今年的经济增长前景。

在受电荒冲击最严重的中国东北地区，吉林省省长韩俊星期一（9月27日）前往吉林省内几家供热发电企业和电力公司就煤炭保供和电力稳供问题作现场调研考察。据中国官媒报道，韩俊要求供热和发电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克服电煤价格倒挂、煤炭紧缺、价格暴涨等困难，全力实现满负荷安全运转。韩俊还要求银行与企业对接，支持企业采购煤炭，确保煤炭储备充足。

禁澳大利亚煤炭进口恐失策

煤炭曾经是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的一个主要商品。不过中澳关系恶化后，中国对澳大利亚实施贸易制裁，停止了澳大利亚煤炭的进口。不知目前面对电荒的强大压力，中国是否已经或将要恢复澳大利亚煤炭的进口。

美国之音此前报道，中国东北有些城市一天之内无预警地多次停电，有时一次停电超过12小时。沈阳市有些地方连交通信号红绿灯都停电，引发交通堵塞。包括长春在内的东北多个城市的市民抱怨说，停电的时间越来越长，而两次停电之间的间隔却越来越短。

很多中国网民在社媒上对拉闸限电表达强烈不满。

网民：我们好像生活在朝鲜

法新社引述一位网民的话说，“连续4天，每天停电8次，我已经无语。”

另一位网民抱怨商场提前打烊，而便利店点着蜡烛照明。

“我们就好像生活在朝鲜，”有人说。

由于东北地区拉闸限电频繁，民众被迫抢购蜡烛照明。抢购、囤积蜡烛的情形时有发生。有些蜡烛生产厂商表示，蜡烛订单在一个星期内增加了10多倍。但是由于蜡烛生产厂家也遭受拉闸限电之苦，蜡烛生产也是时有时停。

路透社引述中国官媒的报道说，供电紧缺不仅造成交通信号灯关闭，居民楼电梯停驶，连手机信号的覆盖都遭到影响。工厂停工停产更是家常便饭。吉林省一家自来水厂甚至警告说，停电随时可能影响自来水供应。不过该自来水厂随后又为造成恐慌而发表道歉声明。

“天子脚下”也传停电

中国国家电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日前发布公告称，北京市部分地区自9月27日至10月8日期间因为“计划检修”将导致停电，涉及范围包含城区、朝阳、海淀、通州、门头沟、房山等6个供电局的部分辖区。这一公告引发北京人的担忧，有人甚至质疑电荒居然波及北京，连“天子脚下”也要停电。

为平息民众疑虑，中国国家电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星期二发表紧急声明，强调设备检修是常规工作，首都北京电网供应充足，平稳有序，可确保满足全市用电需求。

苹果、特斯拉供应商受拖累

拥有1300万居民的东北重镇沈阳和大连市深受拉闸限电之苦。坐落在这两个城市中的苹果公司和特斯拉公司的供应商也抱怨说，它们的工厂也受到限电停电的冲击。吉林是中国十多个目前已经实行配额供电的省份之一。

有报道说，中国至少有17个省份和地区在最近几个月宣布了某种主要是针对重工业的限电措施，而这些限电地区的GDP在全国的占比高达66%。中国经济将近有60%要靠煤炭提供动力。

吉林省省长韩俊星期一表示，要从多重渠道确保煤炭供应。他要求供热发电企业派专人前往内蒙古矿区，落实煤炭购销运输合同，另一方面，他表示要争取更多的煤炭进口指标，抓紧推进从俄罗斯、印尼和蒙古国的煤炭采购计划。

电荒重创中国经济增长

高盛（Goldman Sachs）星期二发表的报告估计目前的电荒影响到中国44%的产业活动，并有可能让今年第三季度的GDP按年度计算下跌1个百分点，让今年第四季度的GDP按年度计算下跌2个百分点。

高盛同时将中国2021年GDP的增长预测从之前的8.2%削减到7.8%。

野村证券上周五将中国今年全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从原先的8.2%调降到7.7%之后，星期一又将中国第三和第四季度的GDP增长预测从原先的5.1%和4.4%，分别调降到4.7%和3.0%。

野村证券在上周五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制造商的电力紧缺风暴将会波及并影响全球的股市”，而且全球的纺织品、玩具和机械部件的供应都有可能受到影响。

野村证券星期一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江苏、浙江、广东等经济重镇采取的严格限电措施，可能导致近日将公布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降至荣枯线50以下。

电荒让煤炭期货价格创新高

摩根斯坦利星期一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钢铁、铝业和水泥产业在限电措施中遭受的冲击最大。铝业的产能降低7%，而水泥产业减产高达29%。报告预测，纸张和玻璃行业也可能遭受重创，从而导致供应紧张。化工、染料、家具和豆粕的生产也已经受到影响。

路透社引述摩根斯坦利分析师的话说，停电导致减产如果延续的话，有可能将中国第四季度的GDP增长削减1个百分点。

中国煤炭供应紧缺和工厂订单暴增已经将中国的煤炭价格推向新高。中国动力煤期货价格星期二暴涨7%，达到每吨1324元人民币（约合204.76美元）。

电企代表称不惜代价采购煤炭

代表中国供电企业的中国电力企业委员会星期一发表公告表示，供电企业为了保证冬季供暖和供电，现在正在“不惜一切代价扩大采购渠道”。

该委员会指出，中国需要在确保安全和环保的前提下，增加煤炭的开采和供应。它呼吁供暖发电企业在冬季到来之前签署更多的中长期煤炭采购合同，以增加电厂的煤炭库存。

不过路透社引述专家的话说，增加煤炭进口实际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进口煤炭并不容易

“俄罗斯首先要满足欧洲、日本和韩国的需求，”东北一位贸易商向路透社表示。“印尼的煤炭外运最近两个月又受到下雨天气的限制，而蒙古的煤炭出口主要靠卡车运输，运输量又太小。”

专门研究能源战略的咨询公司大屿山集团（The Lantau Group）中国能源政策研究员余德伟（David Fishman）向路透社表示，目前出现的电力紧缺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价格体制所致。

“短期来看，唯一合理的缓解之道就是从地里挖出更多的煤，但这绝对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主意；否则就是要终端用户为使用的电力付出更高的价格，”余德伟说。

中国不缺电厂，但缺发电积极性

决策者之前就曾经警告过，中国为了应对电力紧缺，需要在2021至2025年间建造更多的煤电厂，不过现有电厂的开工负荷其实也不高。

坐落于赫尔辛基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研究员米利维塔（Lauri Myllyvirta）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表示，中国东北目前拥有10万兆瓦的煤电产能。如果电厂能够放手采购更多的煤炭，就一定能完全满足用电需求。

“没有一个电网报告说负荷达到峰值，所以现有的发电产能根本还远没有用完，”米利维塔说。

谢选骏指出：美国之音不懂，天子尚未来到，哪有天子脚下？“拉闸限电”意味着“一统就死”，那么“开闸放电”呢？那就会“叫放乱收統死”了——“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统，一統就死”。这就是“党的一元化领导之恶果”。

【41、“OpenAI 人等”多么像是“OpenAV 女优”】

《字少事大！OpenAI 创始人等超 350 名大牛再签联名信，一句话声明简短有力：AI 或引发灭绝风险》（核子可乐 2023-05-31）报道：

应该像对待包括流行病和核战争等其他全球性迫切社会问题一样，缓解 AI 引发的灭绝性风险。

全球 AI 大牛又签署一封公开信

本周二，人工智能安全中心（CAIS）发布了一份由 OpenAI 及 DeepMind 高管、图灵奖获得者及其他 AI 研究人员签署的简短声明，警告称他们的毕生成果可能会毁灭全人类。

CAIS 表示，这份声明希望讨论“AI 所带来的广泛且紧迫的风险”。

正所谓字越少、事情越大，声明内容只有一句：“应该像对待包括流行病和核战争等其他全球性迫切社会问题一样，缓解 AI 引发的灭绝性风险。”

在声明上签字的名人包括图灵奖获得者 Geoffery Hinton 和 Yoshua Bengio、OpenAI CEO Sam Altman、OpenAI 首席科学家 Ilya Sutskever、OpenAI 首席技术官 Mira Murati、DeepMind CEO Demis Hassabis、Anthropic CEO Dario Amodei，以及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多位教授， 据悉，目前约超过 350 名从事人工智能工作的高管、研究人员和工程师签署了这份公开信。

作为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声明发表之际 OpenAI 掌门人 Altman 正访问全球，与各国元首就 AI 及其潜在风险展开讨论。5 月初，Altman 还参与了美国参议院关于 AI 行业的监管听证。

这份关于 AI 风险的模糊声明，很快激起了反对者的批评。

从内容上看，这份声明没有对 AI 做出确切定义、也没有提及要如何缓解灭绝风险，只是将这项工作放在了与其他全球性社会问题相同的高度。

但在另一份新闻稿中，CAIS 进一步强调希望“设置护栏并建立相关机构，确保 AI 风险不会让人类措手不及。”

2 个月前，马斯克等人呼吁叫停 AI 研发

2 个月前，AI 领域数十人共同署名、科技富豪马斯克高调参与的一封公开信震惊世界。

今年 3 月 22 日，生命未来研究所（Future of Life）向全社会发布了一封《暂停大型人工智能研究》的公开信，呼吁所有人工智能实验室立即暂停比 GPT-4 更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的训练，暂停时间至少为 6 个月。

马斯克、图灵奖得主 Yoshua Bengio、苹果联合创始人 Steve Wozniak、Stability AI 创始人兼 CEO Emad Mostaque、DeepMind 高级研究科学家 Zachary Kenton、AI 重量级人物 Yoshua Bengio（通常被称为“AI 教父”之一）和该领域研究的先驱 Stuart Russell 等上千名科技大佬和 AI 专家已经签署公开信。

公开信中提到，通过广泛研究和顶级 AI 实验室的调查认可，具备类人智能的 AI 系统很可能对社会和人类构成深远风险。正如广受推崇的阿西洛马 AI 原则中所述，高级 AI 可能代表着地球生命史上一场影响深远的变化，应给予相应的关注和资源进行规划和管理。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级别的规划和管理。最近几个月来，AI 实验室陷入了一场失控般的技术竞赛，全力开发和部署一颗颗愈发强大的“数字大脑”，但就连创造者自己都无法理解、预测或可靠地加以控制。

公开信认为，这种暂停应当对外公开且可加验证，涵盖所有关键参与者。如果未能迅速实施暂停，政府应介入并强制要求其暂停。各 AI 实验室和独立专家则应把握这次暂停，共同开发和实施一套用于高级 AI 设计和开发的共享安全协议，并由外部独立专家进行严格审计与监督。这些协议应确保依其构建的系统具备无可置疑的安全性。AI 研究和开发工作应当集中注意力，努力让目前最强大、最先进的系统变得更准确、更安全、更可解释、更透明、更稳健、更一致，也更加忠诚且值得信赖。与此同时，AI 开发商必须与立法机构合作，加快开发出强大的 AI 治理体制。

通过这封公开信可以看出，人们想要叫停更先进的 AI 系统的研发，无非是担心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AI 发展太快会为人类社会带来一系列潜在隐患和危险。更重要的是，AI 太过强大了，发展到一定成程度时甚至人类都无法掌控它。

AI 伦理专家：并不 Care 这类警告 AI 风险的公开信

但，长期关注 AI 伦理问题的专家，对这类公开信根本不感兴趣。

Hugging Face 公司机器学习研究科学家 Sasha Luccioni 博士觉得 CAIS 的这封信如同儿戏：“首先，声明把 AI 的假想风险跟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等现实威胁混为一谈，这只会扰乱公众的基本判断。这同时也是一种误导，只要把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未来风险上，他们就会忽略当前的更多有形风险，比如 AI 偏见、法律纠纷和同意权等。”

作家兼未来学家 Daniel Jeffries 也发推称，“AI 的风险和危害如今成了一种表明立场的游戏，每个人都想在这波风潮下扮演好人……问题是这么吵来吵去有用吗？看着挺好，但没人真正付出，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CAIS 是总部位于旧金山的非营利组织，目标是通过技术研究和宣传“减少 AI 引发的规模化社会风险”。其联合创始人之一 Dan Hendrycks 拥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之前还曾在 DeepMind 实习。另一位联合创始人 Oliver Zhang 也时常在 LessWrong 论坛上发表关于 AI 安全的帖子。

在机器学习领域，一部分 AI 安全研究者总是担心比人类更聪明的超级 AI 将很快出现、脱离约束，要么控制人类文明、要么彻底消灭人类文明。**作为目前这波 AI 浪潮的发起者，OpenAI 的基础安全工作也是围绕着这种“AGI”（通用人工智能）焦虑而展开。**换言之，AI 末日论在科技行业中已经颇有市场。

但也有不少人觉得，签署这样一封内容含糊的公开信没有任何意义，无非就是让从业者们减轻一点内心深处的道德压力。Luccioni 强调，“这群创造出 AI 技术的人参与声明，无非是给自己博取了个好名声。”

这里澄清一点，Luccioni 和她的同事们并非认定 AI 毫无危害，而是觉得重点考虑未来的假想风险会让人们忽略目前客观存在的 AI 负面影响。这些影响正在带来棘手的道德难题，而科技巨头们却无视威胁、大肆出售相关产品。

Hugging Face 首席伦理科学家 Margaret Mitchell 认为，“某些弱势群体已经因此受到伤害：基于 AI 的监控系统正强迫伊朗女性保持传统穿着，甚至对某些群体施以监视和软禁。”

尽管有朝一日，某种形式的先进 AI 也许确实会威胁到全人类，但批评者们认为 2023 年讨论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不可能带来建设性的帮助。对于尚不存在的问题，如何开展研究？

Jeffries 也发推重申了这一观点，“AI 远期风险是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无法解决并不存在的问题。这完全是在浪费时间，我们应当集中精力解决当下的问题，未来的事就交给未来去办。”

AI“教父”Yoshua Bengio 放话：面对毕生工作成果，我也很“迷茫”

近日，在这封最新的公开信上签名的 AI 大牛科学家，Yoshua Bengio 在接受采访中坦言，他开始对自己这一辈子的工作成果感到“迷茫”。

作为 AI 三大“教父”之一，他在该领域做出了不少开创性的贡献。而 AI 的发展方向和惊人速度正引发他的忧虑。Bengio 教授表示自己曾经出于认同感而投身其中，但如今的状况却让他困惑不已。

“从情感上讲，身处 AI 领域内部的人们肯定都受到了冲击。“迷茫是真的，但我们还是得继续前进，必须参与其中、加入讨论、鼓励他人和自己一同思考。”

这位加拿大学者最近签署了两份声明，敦促对 AI 的未来风险保持谨慎态度。部分学者和行业专家已经发出警告，称 AI 发展过快可能导致这项技术被恶意人士滥用。即使抛开这一层，AI 自身也有可能引发恶劣影响。

Bengio 教授也加入了 AI 监管的行列，并表示他个人认为不该把 AI 的能力给予军方。Bengio 教授认为，一切构建强 AI 产品的企业都应当注册报备。

“政府需要跟踪这些企业的活动，对工作内容展开审计，对 AI 产业起码也要像飞机、汽车或制药等领域一样施加监管。”

“我们还需要推动 AI 相关人员的资质认证……包括道德培训。大家可能不知道，计算机科学家很少能接触到这方面知识。”

Geoffrey Hinton：曾表示痛悔毕生工作

另一位 AI“教父”Geoffrey Hinton 博士也签署了 Bengio 教授参与的声明。

本月月初，有外媒报道称， Geoffrey Hinton 辞去了在谷歌的工作，并警告这一技术领域的持续发展或将带来巨大风险。

Geoffrey Hinton 作为“三位 AI 教父”之一，与另外两位合作伙伴共同获得了 2018 年图灵奖，旨在表彰他们为当前 AI 繁荣做出的基础性贡献。但如今的他却对自己投入一生的研究感到遗憾。

根据《纽约时报》对他的采访，Hinton 在辞去在谷歌的工作，也终于可以畅谈 AI 技术背后的风险了。已经在谷歌工作十多年的 Hinton 表示，“我总在用这样的借口安慰自己：哪怕我自己不做，其他人也会这样做。但目前真的不知道要怎么防止坏蛋利用 AI 来作恶。”

虚假信息的传播只是 Hinton 眼下想要强调的风险之一。从长远来看，他担心 AI 会彻底消除一切需要大量记忆的工作，而随着其逐步编写并运行构成自身的代码，AI 也许会最终取代人类。

Hinton 在采访中指出，“其实不少人都相信，AI 实际上能够变得比人类更聪明，但大多数人认为这还很遥远。没错，我也曾经觉得还很遥远，没准要再过 30 年、50 年甚至更久。但现在，我显然没法再这么想了。”

在接受 BBC 采访时，他甚至提到 AI 聊天机器人已经构成“相当可怕”的威胁。 “据我所知，目前的 IT 还不比我们聪明，但我相信它们很快就会超越人类。”

不一样的声音：Yann LeCun 对 AI 发展比较乐观

不过 AI 领域也有不一样的声音存在。

第三位“教父”Yann LeCun 与 Bengio 和 Hinton 共同凭借开创性贡献获得了图灵奖，但他的态度比较乐观，认为 AI 毁灭人类的警告有点言过其实。

还有人觉得在务虚讨论之前，应当先解决迫在眉睫的真问题。

AI 公司 Huggingface 研究科学家 Sasha Luccioni 博士认为，社会应该关注 AI 偏见、预测性执法和聊天机器人传播错误信息等问题，她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现实危害”。

“我们应当关注这些问题，而不是深陷 AI 可能毁灭人类的假想泥潭。”

除了风险，AI 也确实给人类社会带来不少福祉。上周，AI 工具就发现了一种新型抗生素。而借助 AI 技术开发的微芯片，也让一名瘫痪男子能在意念控制下正常行走。

但好消息再多，也无法抵消人们对 AI 冲击各国经济的深远担忧。众多企业已经开始用 AI 工具取代人类员工，好莱坞编剧正就这个问题组织集体罢工。

Bengio 教授在谈到 AI 现状时认为，“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这就像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一样。我们向大气排放了大量的碳，虽然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停止排放，但我们至少该认真想想当下能够做点什么。”

谢选骏指出：这些“OpenAI 人等”，多像是“OpenAV 女优”——得了便宜还卖乖！

《AI「幻觉」编造答案 研究人员：连简单问题也会错》（编译尤宝琪综合 2023-05-31）報道：

OpenAI的ChatGPT等聊天机器人虽能力惊人，却有一个致命缺点，就是会编造答案，即所谓的「人工智能幻觉」。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报导，ChatGPT不可靠，研究人员指聊天机器人目前仍会有幻觉，连简单问题也错得离谱，且研究人员担忧问题恐无解。

尽管OpenAI的ChatGPT、微软的Bing和谷歌的Bard等聊天机器人，在过去半年间展示出令人惊艳的能力，但它们仍有一个致命缺点，那就是会编造答案，即所谓的「人工智能幻觉」(hallucinations)。

人工智能幻觉指的是，AI自信地生成出看似具说服力、实际却是错误答案的问题，尽管这答案在其训练数据中并不合理。多数研究人员认为，幻觉问题是运行聊天机器人的大型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本身设计的问题。

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员、前OpenAI研究员杜懿伦(Yilun Du，音译)指出，语言模式是设计用来预测下一个词，其中并不包括承认自己不知道答案的训练，而结果就是让机器人形成讨好型人格，宁可编造答案，也不会承认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谷歌母公司Alphabet 首席执行官皮柴(Sundar Pichai)就曾公开警告过AI幻觉问题的严重性。OpenAI首席执行官奥特曼(Sam Altman)5月初在国会作证时也指出，AI可能会通过传播假信息和情绪操纵人类，来「对世界造成重大伤害」。奥特曼30日与数百名AI研究人员与包括谷哥与微软等企业高层，共同签署声明，表示AI对人类构成的风险，与流行病和核战不相上下。

而要如何预防或修复人工智能幻觉，也因此成了目前科技产业员工、研究人员和对AI仍抱持疑论者，急于解决的问题。

有些公司使用人类训练师来重写机器人的答案，然后在反馈给机器人，帮助机器人学习；谷歌和微软虽然已经开始在搜索引擎中使用机器人的大案，但仍同时会检查机器人的搜索结果；麻省理工学院(MIT)最新报告则是提议，让多个机器人相互辩论，来取得更符合事实的答案；剑桥研究人员则是提出，设立SelfCheckGPT系统，让机器人多次回答同一问题，看答案是否一致。

有些AI研究人员则认为，应该要接受人工智能幻觉问题；毕竟，即使人类也有不好的记忆且会无意识的自行填补回忆中的空白。

谢选骏指出：如此“「幻觉」编造答案、连简单问题也会错”的AI，真有能力灭绝人类？

【42、“取消交易”的一个案例】

《严歌苓指控张艺谋“一秒钟”未署其名 电影界沉默以对》（纽约时报 2022-07-25）报道：

作家严歌苓努力推动她的小说《陆犯焉识》在受其启发的电影中获得应有的承认。

2018年，一位著名中国导演准备拍摄一部电影，他的团队给小说家严歌苓寄去一份33页的剧本，每一页上都印着她的名字。严歌苓说，这对她来说很有意义，因为电影的灵感来自她的中文小说。

但是，两年后，《一秒钟》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上映时，她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演职员表上。该片导演是曾获得奥斯卡提名的张艺谋，作品包括《大红灯笼高高挂》和《十面埋伏》。

严歌苓曾公开批评中国政府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应对措施。她说，看到一部中国制作的电影中删去了自己的名字，她并不感到惊讶。但她说，她认为在中国境外发行和推广这部电影的公司或许会同意以某种方式署上她的名字。

自那以后，严歌苓和她的丈夫、同时也是她的经纪人王乐仁(Lawrence Walker)一直要求亚洲、欧洲和北美的公司在电影和宣传材料中署上她的名字。“我认为他们不应该默许这种侵权行为，”居住在柏林的知名华裔美国小说家严歌苓说。

但他们大多保持沉默。严歌苓的行动以及随后沉默的反应让人们注意到，中国一个明显出于审查原因的决定可以在艺术电影世界悄然产生涟漪。“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卷入与中国电影有关的这种问题，”去年，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负责人何塞·路易斯·雷波迪诺斯通过电子邮件告诉王乐仁。雷波迪诺斯还说，尽管他尽最大努力提供帮助，“有时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消失的署名

2020年上映的《一秒钟》以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为背景，讲述了一名囚犯从劳改营逃出，就为了看一部新闻纪录片，希望能看一眼片中出现的女儿。

63岁的严歌苓说，这部电影的情节与她2011年的小说《陆犯焉识》中的情节相似，这部小说讲的是上世纪50年代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被送去劳改的故事。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文学教授黄仪冠说，尽管这部电影在其他方面跟这本书有所不同，但“肯定”受到了它的影响。她说：“我认为至少应该提一下，这部电影的灵感来自严歌苓的小说。”

2011年，导演张艺谋和严歌苓在北京参加《金陵十三钗》的宣传活动。《金陵十三钗》是根据严歌苓的另一部小说改编的电影。

根据《纽约时报》看到的一份合同，2011年，严歌苓将该小说的电影版权卖给了张艺谋。三年后，他推出了根据《陆犯焉识》改编的电影《归来》，讲述“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名政治犯的故事。合同并未明确禁止张艺谋根据同一本书再拍一部电影。

根据严歌苓的丈夫向时报提供的微信对话截图显示，2018年秋天，张艺谋的一名文学顾问通过微信告诉严歌苓，不能说《一秒钟》改编自《陆犯焉识》。该顾问称，这样做可能会给导演带来法律问题，因为他一直与一家中国制作公司有一场与此无关的版权纠纷。

对话显示，作为妥协，这位顾问提出在电影结尾加上一句话，感谢严歌苓的贡献，但不提及她的小说。严歌苓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她同意这样做，因为她信任张艺谋。

“我们在一起合作了这么多年，”严歌苓说。除了《陆犯焉识》，她的另一部小说是张艺谋2011年上映的电影《金陵十三钗》的原型，该片由克里斯蒂安·贝尔主演。

但就在《一秒钟》上映前，她说，这位文学顾问打来电话，说中国政府下令将她的名字从演职人员名单上删除。

沉默的回应

张艺谋和那位曾与严歌苓交谈的文学顾问都没有回应采访请求。国家电影局也没有回应。

《一秒钟》的制作公司之一欢喜传媒在电子邮件中说，这部电影与严歌苓的小说“无关”。该公司还说，中国大陆的电影在获得公开发行许可后不能更改。

2019年，《一秒钟》意外退出柏林电影节，该片的官方微博将此举归咎于“技术原因”——这在中国是政府审查的委婉说法。

王乐仁说，他和妻子了解中国市场的现实。他说，他们不能接受的是，大多数在海外发行或宣传这部电影的公司和电影节都不愿意以任何方式为她署名。

“这不是发生在中国偏远地区的某个可怜人身上的事情，”王乐仁说。“由于中国的审查制度，这正在发生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发生在一名专业编剧和一名美国公民身上。”

但有两个值得注意的例外。

其中一家是位于伦敦的流媒体服务公司Mubi，专门为艺术片爱好者提供服务，现在它将严歌苓列在网站宣传《一秒钟》的页面上。王乐仁曾写信联系这些公司。

另一家是柏林电影集团Yorck，本月，它在放映《一秒钟》之前播放了一段所谓的“介绍性说明“，称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来自严歌苓的小说。Yorck的发言人马文·维切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该公司从严歌苓的律师和最近在柏林参加电影首映式的人那里得知了她未被署名的说法。

“作为一个非常关心艺术表现和所有权的艺术展参展商，我们认为这样的回应会很恰当，”他谈到添加说明的决定时说。但王乐仁说，他没有从Mubi、Yorck或其他参与这部电影国际发行的公司收到消息。这些公司包括香港和美国的公司，以及波士顿和加拿大两个城市的电影节。除了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一位发言人说电影节的导演太忙，没有时间接受采访外，其他人都没有回应时报的询问。

严歌苓没有就她的索赔提起任何诉讼。王乐仁说，目前，她的法律团队正在法国或美国寻求和解。

该电影在巴黎的国际发行商Wild Bunch国际公司的法律和商业事务主管伊莎贝尔·丹尼斯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纽约时报》，该公司不是《一秒钟》的制作公司，因此无权判断严歌苓的关于未被署名的说法，也不能充当她和电影制片人之间的中间人。

大背景

中国是好莱坞的巨大收入来源，严歌苓的情况与之前的中国电影审查事件相呼应。例如，1999年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邪典电影《搏击俱乐部》在中国播出的版本今年删掉了结局。仅在引起国际关注后，这一修改才被复原。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布的佩珀代因大学的法学教授维多利亚·施瓦茨说，在严歌苓的案例中，她的律师可能无法为在《一秒钟》中就她应被署名的问题提出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因为张艺谋从未书面同意这样做。

然而，专门研究娱乐法和知识产权纠纷的施瓦茨教授说，法律风险与声誉风险不同。她说，严歌苓的行动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美国的电影业——包括代表作家的工会——是否应该制定更好的标准来评估来自“受到严格审查的市场”的国际电影。

“是否应该有适当的规范？”施瓦茨教授说。“这些公司是否应该做出更好的选择——不是因为法律的缘故，而是因为这是正确的做法呢？”Liu Yi对本文有研究贡献。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网民嚎叫：

偶偶地来一发 发表评论于 2022-07-25 11:29:30

如果把严歌苓的小说和她以前的所有人类作品比较一下，估计能找出不少她和人家作品雷同的内容。她都署了人家名字了吗？

已经4段 发表评论于 2022-07-25 09:27:42

我本来对严没啥好感, 不过她敢批评中国那个皇帝, 兄弟佩服。皇上整天折腾中国人民, 还不许大家抱怨, 真是要回到毛时代吗？

大中华救国军 发表评论于 2022-07-25 09:25:09

党妈如果不下令除名，楼下五毛照样有舔的理由，如同独裁国家可自称民主，党妈说是最好的，是全过程民主，这屎也可以舔，不论什么屎五毛都可以舔的有滋有味，这不过是一个看家犬的本领，可惜只值五毛，党妈捏死你比碾死个蚂蚁都容易。刘少奇都被捏死了，你算老几？

Leah_lee 发表评论于 2022-07-25 09:06:39

山里歌行 发表评论于 2022-07-25 08:55:00这个Leah_Lee好像患了神经质

====你还是讨论严歌苓和张艺谋吧。说不出什么观点的话，保持沉默不丢人。你不用讨论我，因为我不认识你，也对你不感兴趣。

Leah_lee 发表评论于 2022-07-25 09:01:40

山里歌行 发表评论于 2022-07-25 08:55:00这个Leah_Lee好像患了神经质

=====

我觉得你也是。

Leah_lee 发表评论于 2022-07-25 09:01:07

mapletea 发表评论于 2022-07-25 08:53:36

我认为严歌苓的《陆犯焉识》的灵感来自《八公的故事》，严歌苓也没有让张艺谋在电影中写上“灵感来自于《八公的故事》”，日本作者新藤兼人也可以指控严歌苓“归来”未署其名。

========这就是fractal dimension theory。无限分形会导致无限的变化，但同时又包含着无限的自相似。自然界生物变化如此，人类的思维更是如此。

山里歌行 发表评论于 2022-07-25 08:55:00

这个Leah_Lee好像患了神经质

mapletea 发表评论于 2022-07-25 08:53:36

我认为严歌苓的《陆犯焉识》的灵感来自《八公的故事》，严歌苓也没有让张艺谋在电影中写上”灵感来自于《八公的故事》，日本作者新藤兼人也可以指控严歌苓“归来”未署其名。

GuoLuke2 发表评论于 2022-07-25 08:48:32

后面可以加背注-反革命

zeh 发表评论于 2022-07-25 08:42:23

有本事回国打官司

Leah_lee 发表评论于 2022-07-25 08:38:49

自己搞不出东西，开始灵感讹诈了。糗不糗呀。

Leah_lee 发表评论于 2022-07-25 08:35:50

严歌苓为她的灵感申请专利了吗？过气了也别这样，小心晚节不保呀。劝她去了解一下什么叫fractal dimension theory.

泰傻 发表评论于 2022-07-25 08:34:44

恶意指控

灵感挪用

谢选骏指出：我以前写过《“取消文化”还是“取消交易”》。这不又来了一个案例——这个女人严歌苓出身于解放军娼妓（文工团），和共产党一向“合作愉快”……但是不久之前，因为一次被人放出了私下的谈话，“偶然失足”就把原来的主子再次惹怒，于是列入了“取消交易”的名单，就沦为“取消交易”的弃妇了。

【43、“大疫不过三年”的说法查无实据】

《“大疫不过三年”是在“自欺欺人”》（魏子柠 2022-03-26 ）报道：

导读：准确地说，进入2022年，新冠疫情就进入了第四个年头。因为，从2019年欧美采集的下水管道中的水样中发现，2019年新冠病毒已经在欧美出现，甚至在美国已较广泛地传播。只不过美国政府把它当作“流感”宣传和对待。

新冠疫情结束的重要标志有三个，一是“真正意义上的特效药”的出现，也就是说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只要服了药病就能好。而不是试验意义上的“特效药”；二是“真正意义上的疫苗”的出现，也就是说只要提前打了疫苗，在规定期限内就不会再被感染新冠病毒；三是新冠病毒突然消失，就像2003年的“非典”一样，突然不见了。这三者只要出现一个，人类就可以宣布新冠疫情的结束。但目前这三个突出的特征和标志都没有出现。

过去有句老话，“大疫不过三年”。其实，这只是一个模糊的认知，缺乏实际数据的支持。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人类历史上经历过四次大的疫情。

比方说，发生在1347年中亚地区的“黑死病”，也就是“鼠疫杆菌”，后来被蒙古军队传入欧洲，三年之内横扫欧洲，接下来的20年时间造成2500万欧洲人死亡，占当时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此后的300年间，反复出现，造成2亿人死亡。1910年时又袭击了我国的东北，折腾了两三年。但是，至今“鼠疫杆菌”还经常在人类面前刷他们的“存在感”，不能从根本上消灭它。

再说天花，它的历史跟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在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流行过。仅18世纪，就有1.5亿欧洲人死于天花。当年美国人把天花病毒带到北美，3000多万印第安人只剩下不到100万人。直到20世纪80年代，天花病毒才被人类消灭。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被人类消灭的病毒。

再说霍乱，仅19世纪的100年间，在印度就导致3800万人死亡，仅1837年欧洲就有90万人死于霍乱，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曾发生5次霍乱，死亡人数超过37万。自1961年5月以来，霍乱疫情第七次大流行至今已经持续60多年，1964年霍乱传入亚洲，1970年传入非洲大陆和少数欧洲国家，1973年传入北美洲和大洋洲，1991年袭击拉丁美洲，2020年在埃塞俄比亚肆虐。时至今日，每年全球仍有300万-500万人感染霍乱，死亡人数超过10万。人类与霍乱抗争了200多年，但至今没有彻底消灭它。

再说西班牙大流感，这种完全由美国大兵造成的感染，却堂而皇之地让西班牙背了“黑锅”。正是这种从美国出现的病毒，从美国传到欧洲，从欧洲传到中国，甚至连北极圈的居民都饱受摧残。由于当时处于战争期间，死于人数只能估算，大约在5000万到1亿之间。至今这种病毒还在人类身边，只不过是暂时“蛰伏”起来了。

所以，如果简单用“大疫不过三年”这句话，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因为，目前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特效药，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疫苗”，新冠病毒也不可能像2003年的“非典”，我们更不能简单地用时间来衡量，主观臆断出发。

如果顺利的话，2024年疫情有可能结束。

前提是，我们给科学家们更多的时间，研发出“真正的特效药”、“完全成熟的疫苗”。

谢选骏：“大疫三年”的说法，在网上流行，就像瘟疫本身一样；但是确实查无实据，而且连个出处也没有，都是“古人云”、“俗话说”之类的想当然耳。这大约体现了一种群众心理的期盼，然后强加在古人或俗话的头上了。

《从五运六气理论看新冠肺炎疫情》（光明日报网 2020-03-01 顾植山）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虽为这次疫情的直接致病源，但《黄帝内经》对疫病的发生，有天、人、邪“三虚致疫”的理论，认为没有相应的运气条件，光有病毒是产生不了大疫情的。

随着天人合一、五运六气思想越来越普及，许多专家在分析疫情的产生时都开始结合五运六气。但一些文章在运用五运六气理论时，往往停留在与某一时段常位运气的比照，缺少从多因子综合和动态变化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

《黄帝内经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论述己亥年终之气“其病温厉”，凡学习五运六气者都会关注到。己亥岁终之气产生“温疬”的运气因子主要是在泉之气的少阳相火，这跟年前流感的证候特点比较符合，比之于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就不甚契合了。清代著名温病学家薛雪说：“凡大疫之年，多有难识之症，医者绝无把握，方药杂投，夭枉不少，要得其总决，当就三年中司天在泉，推气候之相乖者在何处，再合本年之司天在泉求之，以此用药，虽不中，不远矣。”联系到三年前丁酉岁的“地不奉天”“柔干失刚”，才能看到“三年化疫”的“伏燥”和“木疠”；从己亥少阳在泉的左间是阳明燥金、接下来庚年的岁运是太商等运气因素综合分析，才会对本次疫情的“燥”邪有较清晰的认识；联系到己亥岁的土运和庚子岁初之气的客气太阳寒水，才能更好地去体验“寒湿”问题。

从“三年化疫”的角度，比较2017年的“柔不附刚”和2000年的“刚柔失守”，2017年的“失守”并没有2000年那么强烈，所以新冠肺炎的烈性程度比不上SARS。但为什么新冠肺炎的传染性又超过了SARS？我们看到SARS的运气因子里是没有“风”的，而己亥年是厥阴风木司天，引动的是“木疠”。由此，新冠肺炎的传染性强于SARS就不奇怪了。另外，2019己亥为土运不足年，厥阴风木司天，风木克土，故新冠肺炎感染更多见消化道症状。

新冠肺炎感染者都有显著乏力症状，这恰恰是伏燥的重要指征。大凡伏气皆病发于里，故早期便可见正虚阴伤。关于伏邪，前人有伏邪发少阴之说，那是对伤寒而言的；若是伏燥则病伏太阴，太阴是肺和脾。SARS时主要发于肺，新冠肺炎则兼发肺和脾。通常的辨证论治常把燥和湿对立看待，但在运气学说中两者关系密切，运气学说中有句名言叫“湿与燥兼”。燥和湿是新冠感染者最普遍的病机，前人云“燥又兼湿者最为难治！”故如何处理好润燥与化湿的矛盾，是防治新冠肺炎的关键所在。

新冠感染中，还有一个病机是“火”。年前的少阳相火明显易识，进入庚子岁后，少阳渐退，庚子的司天之气是少阴君火，在岁气交司之初与初之气的客气太阳寒水兼夹出现，不易觉察。网上反映有些病人“每到半夜就会冷得要命，冷到骨头里，没有这么冷过。”按照《伤寒论》六经欲解时理论，这是辨识少阴病的关键性依据。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首批专家考察回来提出的病机是“湿热”，而第二批专家回来讲的是“寒湿”。孰是孰非？其实从五运六气的动态变化来看不难理解。第一批赴武汉的专家去得稍早一些，彼时刚交了大寒，去岁终之气的少阳相火余焰未烬，加上己岁土运湿气的滞留，见到湿热较多是可能的；随着少阳相火的式微，庚子初之气太阳寒水之气的影响逐渐显露，第二批专家敏锐地感觉到了寒湿之气，前后看似矛盾的结论，其实从一定角度反映了五运六气的动态演变。

综合分析各个运气因子，笔者认为，本次疫情的发生，燥、湿、火、寒、风都有，六淫杂陈，错综复杂。运气理论“疫毒必藉时气而入侵，得伏气而鸱张”，伏气为本，时气为标，故不管湿热还是寒湿，“伏燥”和“木疠”之气是贯穿始终的病机之本，随时变化的火、湿、寒等是病机之标。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于岁气交接之际，又有三年化疫的伏邪因素，病机错综复杂又随时变化，故治疗亦需要察运因变，灵活机动。而且，六气杂陈，要考验中医整体把握的能力。

需要强调的是，五运六气是不断变化的动态周期，要随时应变，与时俱进。

谢选骏指出：查看上文，我推测“大疫三年”的说法，可能是从“三年化疫”的说法中衍生出来的。但如果以下说法如果属实，那么武汉肺炎就不是2019年开始的了，而是2019年开始猛烈爆发的了——“从2019年欧美采集的下水管道中的水样中发现，2019年新冠病毒已经在欧美出现，甚至在美国已较广泛地传播。”如果说，从武汉到美国的传播需要一年的话，那么武汉肺炎就是2018年开始传播的——那就是“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惹的祸害啊！难怪“三年化疫”的说法也遭到了质疑，邢玉瑞、胡勇、张惜燕合作的文章在《医学争鸣卷：12期：5》提出，《素问·遗篇·刺法论》提出“三年化疫”说，明代吴崑对此提出了明确的批判。但从2003年发生非典型肺炎(SARS)起，到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流行，中医界也有一些学者借“三年化疫”说理。综合有关“三年化疫”说现有的研究结果，从何以"三年化疫"的各家解读，分析其理论内在的逻辑矛盾，以及相关证实性研究，得出了证伪性的结论……由此想见，如果武汉肺炎确系“拔十字架、纪念马克思幽灵惹祸的”，那么就绝对不止“三年”了——而可能遥遥无期地进行下去，直到策源消失。

[附注：当然，对于“三年化疫”说法，也有赞同的——《<黄帝内经>“三年化疫”理论五疫成因规律探求》（知网崔洪涛，苏颖）摘要：《素问·本病篇》论述的三年化疫理论，有着深厚的中医运气学背景，是中医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理论。对三年化疫五行属性成因3种情况进行总结归纳：一是上一年"尤尚治天"的司天之气五行所胜之气五行属性相同之疫；二是有与“尤尚治天”之气的五行属性相同的五行之疫；三是与“尤尚治天”之六气五行属性相近之气，所胜之气之五行属性，即为三年化疫所成之疫的五行属性。该总结有助于中医学者更好的理解中医运气学三年化疫的理论，更好地把握三年化疫的规律。——但是谢选骏指出：这只是就“三年化疫”的一般性而言，显然并不适用于目前“百年一遇”的世纪转折。]

【44、“中华”就是“中央贵族”】

《中国时装设计师郭培锦绣华袍惊天下》（凯丝·庞德（Cath Pound）2022年5月8日）报道：

称时装设计为艺术作品可以说是陈词滥调，但用之于中国时装设计师郭培的作品，则当之无愧。

在旧金山荣勋宫（Legion of Honor）博物馆主题为“郭培：时装幻想”（Guo Pei: Couture Fantasy）的展览，正在展示郭培非凡过人的作品。其设计灵感来自中国皇朝时代、欧洲宫廷服装，以及大教堂建筑等所有华丽辉煌的元素。她创作的梦幻般华美的礼服和配饰跨越了时尚、艺术和雕塑的界限。她设计的作品，无论是未来主义风格的套装，还是以瓷器为灵感、沉重多褶皱的华袍，都别出心裁，与众不同。

旧金山美术博物馆（Fine Arts Museums of San Francisco）馆长兼首席执行官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P Campbell）对郭培评价很高。他说，“她不受限于即时的感觉冲动行事。她来自一个迥然不同的地方，以她个人的生活经历和能够将不同的元素结合一体，找到其特殊联系的丰富想象力而另辟蹊径。坦而言之，我想不出有谁能像她那样广泛地综合各种素材。”

郭培为歌手蕾哈娜2015年参加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慈善晚宴（Met Gala）设计制作的曳地橘黄长裙，十分惹人注目（Credit: Getty Images）

坎贝尔第一次看到郭培作品是在2015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的《中国：镜花水月》（Chin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展览上，见识到郭培那件引人注目的作品，名称“大金”的曳地长袍。大金长袍的紧身胸衣和巨大的钟形裙摆整个表面都用金银线刺绣，耗时两年而制成，成本贵得令人咋舌，高达100万美元。

就在这一年，郭培为歌手蕾哈娜（Rihanna）出席大都会博物馆慈善晚宴（Met Ball）设计的一款装饰富丽的檬黄色长裙，使她的才华获得国际关注，这件橘黄色长裙长4.3米，重量惊人，有25公斤。西方可能此时才突然意识到这位中国时装设计师才华横溢，而在此之前郭培淬炼自己独特的时装审美已有几十年。

郭培是在逆境中淬炼出她出众的创新审美意识。她1967年生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童年家庭生活清贫简朴，父亲是军队的一个排长。但她得到生于清朝末年一个精英家庭的祖母之精神启迪。尽管祖母被迫销毁了自己的所有财产，包括衣服、珠宝和旧时的照片，但在晚上，她会向年幼的郭培描述旧时精致服饰之美，在她丰富的想象力中播下服饰美的种子。郭培告诉BBC文化频道说，“因为看不见，我会觉得这些衣服更漂亮，所以我心里埋下一个愿望，让我相信我可以创造出更漂亮的衣服。”

毛泽东去世两年后的1978年，邓小平上台，他推动的改革开放使郭培能进入新成立的国营服装设计学校。然而，当时在中国服装设计学校，无论学生还是老师对全球时尚潮流都所知甚少，所以郭培只能在《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等电影和西方历史小说中寻找灵感。她的老师不知道如何指导她制作自己梦想中的服装，于是送她去剧院求教。文化大革命时期，仍有少数艺术表演可以生存，主要因为毛泽东的妻子是一名演员。

在整个中国都是清一色灰暗服装的时候，只有剧院是服装设计师仍能表达其艺术风格的环境。戏剧舞台感对郭培后来的服装设计和T台时装秀的展示均影响甚深。

郭培告诉BBC文化栏目，“我做毕业设计时，特别想做一条非常大的蓬松裙子，就像我在西方电影里看到的那种裙子，但我不知道裙子的内部需要怎么缝制。我去到剧院，问服装师是否可以帮助我。他们把我带到后台，给我看竹子做的裙撑和藏在裙子里的几层衬裙，让我大开眼界。这帮助我设计缝制了可能是当时中国时装设计行业中最大的一件衣裙。剧院的经验是我制作大裙子的开始。”

郭培以全班最高分毕业，随后进入中国新兴的时装业，并获得了成功。不过尽管成就不菲，她仍感到不能发挥创意，无法在集体企业中设计创造她心中的华丽长裙。1997年，她离开国企，创建了自己的设计公司玫瑰坊（Rose Studio），才真正开始随心所欲，尽情释放自己的创作欲。由于在中国无先例可鉴，郭培按照自己的理想创建了一家时装公司，就像她的毕业设计一样，不是以传统方法行事。

郭培在荣勋宫博物馆展览的策展人吉尔·达亚历山德罗（Jill D'Alessandro）说，“她来自巴黎时装系统之外。她甚至不知道如何搭建一家时装工作室。我觉得她的方法更接近于一种因事制宜的艺术手法。她说：‘我手下的人，学时装设计的人在设计珠宝，也有学家具设计的现在设计鞋子。’但在巴黎，你可能会找特定制作羽毛或刺绣的工作室。”

令人敬畏

到21世纪初，中国人出国旅游前往西方已越来越容易，郭培能够前往欧洲博物馆参观，接触到欧洲历代时装、纺织品和刺绣的精品，她的的审美灵感也因此得到扩展。她在巴黎军事博物馆（Musée de l'Armée）看到拿破仑时代的华丽法军军服，这对她来说象征着人生的轮回，催生她事业的突破，因而在2006年举办了她名为“轮回”（Samsara）的时装展，她认为这是她第一场真正意义的高级时装秀，大金就是这场秀令人叹为观止的压轴登场礼服。

郭培说，“大金对我来说就像太阳，是我心中高级定制时装的开始，意味着我创作的突破，我20年的设计师生涯的这一刻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设计方向。大金代表我艺术创作的开端。”自大金服装发表后，她的设计就再也不拘一格。她最爱的是宽大曳地长裙，她设计的这种长裙会装饰着金色的植物图案或层层像帘布一样的薄纱，带来一种华丽剧场之感。鞋子也别出心裁，鞋身可高耸到让模特举步维艰，鞋料用透明树脂，硕大的鞋身绣满花卉，或者用褶皱的丝绸缠绕上脚踝。

达亚历山德罗解释道说，“她不拘泥于任何形式，而她能够这样做，原因是她的创作工作分两部分，一是为她的客户定制可带来真正时装感的高级时装，二是我们在博物馆所见以及她在时装秀场所展示的，这种形式游走于时装、雕塑和舞台间的作品，后者才是她恣意挥洒其创意，显示卓越才华的地方。这些作品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时装领域。”

郭培的设计以华美繁复的刺绣著称，尽管她刚开始时装设计时几乎不可能找到她需要的刺绣技工。刺绣的教学，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已被放弃，到中国文革时期更没有几个人会刺绣，那时所有人的服装都很简陋朴实。郭培不得不到北京周边的农村地区去寻找具备必要技能的村民，即便如此，这些村民的刺绣技术也只是勉强合格。郭培将她旅行欧洲带回来的刺绣精品作为教学模式，才逐渐磨练和提升了这些绣匠的技能。

郭培说，“我向他们（绣匠）介绍世界各地博物馆和其他地方的刺绣，我还买了很多刺绣书籍，和他们交流，大家一起想象这些精美刺绣是如何完成的。我们今天发展的刺绣风格并不完全是中国传统，而是受到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启发，并融合了他们的特点。”

这种集百家之长的方式完美体现在她独特的时装审美中。诚如坎贝尔所言，“虽然一件衣裙可能含有取材于中国宫廷传统服饰的刺绣图案，但这些刺绣图案也可能出现在一件灵感来自欧洲巴洛克风格礼服的长裙上。她的作品汇集了东西方之美。”

在2015年在大都会博物馆《镜花水月》展获得时装界举世瞩目后，郭培获邀请成为巴黎著名的高级时装商会（Chambre Syndicale de la Couture）的客座会员，这使她成为该商会147年历史中邀请加入成为会员的第二位在中国出生和受教育的时装设计师。在2016年至2020年之间，她在巴黎高级时装周展示了10个设计系列，真正做到了向全球的观众展示她时装设计和T台秀所独有的华美戏剧舞台效果。

达亚历山德罗解释说，“戏剧和时装之间的相互影响在中国的服装设计中有很深的根基。郭培做T台时装秀，如同在剧院舞台上表演。她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角色，她还与戏剧导演合作以提升自己时装秀场的戏剧效果。”

新冠病毒的大流行或许会让巴黎的展览停摆，但郭培对回到巴黎充满期待。她说，“于我而言，巴黎是一个更大的舞台，可以让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看到我的作品。对我来说，创作作品的目的是为了分享，希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能够聚在一起交流和传播文化。”

在展览期间，郭培的粉丝将有机会在自然环境里，即博物馆中，欣赏她充满创意的华美时装设计，可以近距离地细细评味她作品的杰出工艺和细节。

郭培：时装幻想（Guo Pei: Couture Fantasy）于2022年4月16日至9月5日在旧金山荣勋宫博物馆（Legion of Honor Museum）展出。

谢选骏指出：所谓“锦绣华袍”兼有“华丽长袍”或“中华长袍”的意思，而“其设计灵感来自中国皇朝时代、欧洲宫廷服装，以及大教堂建筑等所有华丽辉煌的元素”——因为“华”字本来就有“华丽”与“华族”的双重含义——例如在日本，“华族”指的就是贵族。而日本的这种“华族就是贵族”的观念，正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中华思想”。可惜在美国，“华人”倒沦为“贱人”的代号了——这是中国本土的沦陷所带来的灾难后果，看看“清客”的丑陋形象就略知一二了。现在的华人最好读读书，知道一下“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央贵族”……这样才可以超越自己的父辈奴性，甚至超越祖辈的主人道德，而进化成为上帝的仆人——那就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天子之光了。

【45、百年未有之破局——“破窗效应” 就是裤链掉了的惊慌失措】

《百年未有变局：中国面临严重“破窗效应”》（联合早报 香港01 2023-01-16）报道：

随着中美博弈加剧及带来的分庭契机，日本、英国在内的一些美国盟友开始试图充当枢纽，承担起权力链主角色。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明确遏制，决定了亚洲局势将以中美二元战略博弈为核心，但是中美博弈所带来的战略崛起空间，则为其他大国如印、法、英、德等提供了契机。

英国首相辛伟诚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月11日在伦敦签署一项“意义重大”的新防务协定——互惠准入协定，被视为英日一个多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协定。它允许两国规划和开展更大规模、更复杂的军事演习，并相互部署军队。英国成为第一个与日本签订此类协议的欧洲国家，日本与澳洲也有类似协议。英国作为域外大国对亚太地区的军事深度介入，将引发严重的“破窗效应”。

首先，这一军事协定折射出亚太政治军事格局的几大变化：

一、美国主导的轴辐式联盟领导体系，转向盟友共同主导的模块化合作体系。

几十年来，美国在亚洲的联盟一直通过轴辐式模式联繫在一起。随着中美博弈加剧以及带来的分庭契机，包括日本、英国和澳洲在内的一些美国盟友开始试图充当枢纽，承担起权力链主角色，改变从属关係。《互惠准入协定》是日本与美国以外的另一个国家的首次此类交易，是英国摆脱欧盟束缚，进军亚太的明确信息。对于两国而言，协议意味着两国进入到军事战略自主和对美战略对冲的实质阶段。

此外，日本正在与英国合作共同开发下一代战斗机，标志着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在美国之外开展重大工业防御合作。美国盟友正在积极推进以美国主导的“核心—边缘”的轴辐式联盟领导体系，转向盟友共同主导的“核心—核心”模块化合作体系。

二、欧洲国家佈局亚太呈现“德英日澳+”和“法印+”两条路线。

日本和英国军事合作的加深，意味着日本可能最终会加入澳洲、英国和美国三边联盟的AUKUS集团。同时，法国对AUKUS集团秘密成立，以及对它的军售合同被替代的不满，促使其转向战略盟友印度。两国的合作也日益加深，法国甚至考虑向印度转移70%的“阵风”战斗机生产线。

此外，德国也在不断靠近日本，如德国战机二战之后首次飞抵日本军演、日德“2+2”会谈机制的确定等。正如《读卖新闻》前驻德记者宫吉指出：“在日本眼里，德国是世界上少有值得信赖的伙伴之一。与德国的协调与合作对日本应对俄罗斯和中国非常重要。”对印度来说，英国、日本总是被认为与美国联繫在一起，与法国合作会比同英日的合作更加容易。同时，法国在战略上强调与印度类似的自主独立立场。

三、亚太格局将以“二元对立、多极发展”为特徵。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明确遏制，决定了亚洲局势将以中美二元战略博弈为核心，但是中美博弈所带来的战略崛起空间，为其他大国如印度、法国、英国、德国等提供了契机。它们不会选择完全倒入美国阵营的策略，而是一边鼓动并配合美国对华行动，同时利用美国庇护和盟友抱团，加速中间地带空间的建立。因此，未来的亚太格局将以中美二元博弈为主要特徵，同时印度、法国、德国、英国等大国对亚洲事务的参与力度也会不断加强；中国将同时面临遏制压力和平衡压力的双重压力。

此外，日英签署军事协定带来更多外溢影响：

一、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域外大国将效仿英国加强亚太军事存在。

亚太地区逐渐成为全球博弈的中心点，参与其中也是其他大国显示身份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对中国的忌惮以及对自身实力的担心，导致这些国家犹豫谨慎，如加拿大一直对印太地区有极大兴趣，但其“印太战略”一直秘而不宣，直到最近才出台。随着英国大胆推进与日本这些国家的合作，尤其是军事合作，合作的密度、强度不断加强，以及“全球英国”身份的提高，其他国家势必不甘其后，纷纷采取比较激进大胆的行进措施，尤其是在军事合作方面。

二、“贸易北约”“军事北约”继“网络北约”后，开始被移植到亚太地区。

在“贸易北约”方面，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正试图建立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以西方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尤其是通过对印度、越南的产业转移以及自贸区的谈判，它们对替代中国成为核心产业节点的诉求，也大大加速了“贸易北约”的推进。

在“网络北约”方面，随着韩国、日本先后加入北约网络防御中心，澳洲提交加入申请，围绕俄罗斯、朝鲜和中国建立的“欧美网络分支”“东亚网络分支”和“印太网络分支”共同组建起亚洲“网络北约”。在“军事北约”方面，美英澳AUKUS的建立、日英签署军事协定以及日德军事关係的加强，都显示出“贸易北约”“军事北约”继“网络北约”后，正开始被移植到亚太地区。

三、美国以外大国势力的“第三国合作”，将加强对中国的挤压态势。

在支持美国的同时，日、英等大国都有自己的利益。与西方声称这些联盟是对中国“侵略”的必要回应，或防止“今天的乌克兰变成明天的东亚”相反，他们的联盟试图推进在整个地区投射他们力量的能力。对于美国而言，虽然“第三国合作”不利于加强美国领导权，但可以解决盟友“选边站”的困境，避免盟友倒入中国阵营。

对于地区大国而言，战略自主与联合可以加大对华关係的筹码，要求更多利益的分享和势力范围的划分。对于中国而言，“第三国合作”一定程度缓解美国联合盟友对华的直接遏制压力，但是这些国家平衡压力若处理不善，容易转化为遏制压力。

日英军事协定会导致严重的“破窗效应”，加、德等域外大国纷纷跟进，而印度、日本等国也在中美之间有了“第三条道路”的选择。从主动构建和被动接受方面来看，对于他们而言都是双赢方案，他们可以不在中美“选边站”的要求下，自由展开战略自主对话与合作。对中国而言，一方面，既要考虑如何破解来自美国的战略遏制和打压；另一方面，也须要考虑如何破解其他大国之间的战略合作等平衡行为所带来的势力范围挤压。

网民嚎叫：

美丽泉水 发表评论于 2023-01-17 06:12:31

乌克兰放弃核武器，俄罗斯以为他好欺负。现在看来反而是促成了乌克兰的民族意识崛起。核弹可没有这个效果。

HighEnd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23:50:44

都是毛子惹的禍，現在弱小國家都沒了安全感，還是核彈握在手裡最安全

HighEnd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23:50:44

都是毛子惹的禍，現在弱小國家都沒了安全感，還是核彈握在手裡最安全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22:24:14

Sam大树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20:59:32

美国让床铺砸了四年，名副其实破了窗。现在只好乞求其它国家也破窗，以免光自己吃亏====所以床铺滚蛋了，可是中国比床铺还混蛋那家伙还赖着不走，继续祸害中国，怎么办？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22:21:17

中国有了捅鸡局，什么坏事都能变成好事！

2021年中国公司消失了近五百万，但中国的GDP却增长8.1%。堪称世界奇迹！难道习思想像当年的名妓，卖出了天价？

Sam大树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20:59:32

美国让床铺砸了四年，名副其实破了窗。现在只好乞求其它国家也破窗，以免光自己吃亏

FreeEnergy95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9:24:00

欧洲和俄罗斯还没分出胜负，还要搞中国呢？是有钱撒到亚洲还是产业互补呢？在台面上叫的欢，出钱投资提高军费的时候就啥都没有。中国暗暗在民生工业农业上资助俄罗斯，让俄罗斯放心搞军事工业征兵消耗北约的资源，北约还有资源搞中国呢？

理解可以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8:45:12

zhanglao9 老祖宗认为你做奴才太监最适合，舔狗。

smithmaella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8:34:21

他们没有资格和我们讲从实力地位出发、我们不吃这一套。

from中国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8:28:00

也真的是美国一个国家能力无法遏制中国了。关于日德二战后被阉割，这个如果对美国没有利益，美国一开始就不会做。所以现在让日德武装也是无奈之举。但是如何防止日德翅膀太硬，美国也需要动脑筋。中国有核武，不用担心被攻击。如楼下多说，中国还是要专注于自身势力发展，台湾就在旁边，跑不了！如果中国自己出了问题，就算统一了，也可能又分裂出去。

5mslj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8:06:05

和上海三个月封城一样，全民封家里不干活，GDP都能增长，确实厉害。

5mslj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8:05:03

看一看笑一笑，刚公布的中国2022年第四季度GDP，增长2.9%，在到处封城和突然躺平火葬场排大队的情况下，中国第四季度GDP增长都比欧美快，那2023年实现10%的增长，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

zhanglao9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7:58:23

老祖宗认为，中国人知道君臣父子的礼仪，所以中国人是文明人。蛮夷不懂，所以是野蛮人。既然蛮夷不懂，就没有必要把中国这么好的专制制度强加给他们，而是让他们按照自己的风俗习惯，过自己的日子。所以中华文明是人类最和平的文明。西方文明，讲究唯一性，上帝是唯一的，民主是最好的，不管你是谁，都要搞民主，不搞不行，侵略性很强。

生肖迷宫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7:54:38

万条大道你不走，非要对抗普世价值，死心塌地选择法西斯独裁的道路，万劫不复。

生肖迷宫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7:52:13

中国虽然面临严重“破窗效应”，但是在习外交思想的指导下，必将发挥“破鞋战术”迎战。

abvysk2023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7:50:49

二战之后，德日被限制。现在中俄成了新的邪恶轴心国，德国日本要死灰复燃了。

Radianz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7:41:34

楼下那个zhanglao9听起来好像老佛爷投身。

七点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7:40:00

好，搞个十八国联军，把包子的馅全揍出来。

lucy1975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7:37:00

楼下的张老，你认为的蛮夷不是蛮夷，你国才是蛮夷。

Radianz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7:30:50

@只影向谁去 - 还“中国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你是怎么痛快怎么说呀。你看到的森林是从这个假设开始？ 另外其它国家2023GDP估算也许可信，中国的数据无任何意义，玩弄数据出名。说到分崩离析了，各怀鬼胎。 世界有一心一意的合作么？只要在某些方面利益一致，认定中共武力犯台威胁危害世界格局，就会共同对付中共。 欧美对乌克兰的支持就是这样。“中国经济是火车头”说法已经过时，五年前也许。现在西方已经认识到中国独裁政权不稳定，这是投资大忌。你一相情愿的想法，可惜现实不那样。

zhanglao9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7:25:10

中国对付蛮夷，有五千年的经验。只要坚持老祖宗的传统专制制度，基本上可以保证高枕无忧。如果受骗上当，搞洋人的民主自由，就会国将不国，文明和文化能不能生存下去，都不好说。

Radianz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7:13:09

true?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6:46:52

美国遏制中国跟台海关系不大，那只不过是美国手里用以引爆战争的按钮而已。只要中国继续发展高科技，在某方面有超过美国的可能性，美国就会继续遏制中国。中国要想不被遏制，只能走回生产鞋袜、最多是低级机械电子产品。可这个要求，中国人中只有汉奸才会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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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相关的。 中共对中美贸易不按理出牌，肆意践踏知识产权保护，国家资本主义过度干预。美国根本玩不赢。谈判又蛮横，对一个要改变游戏规则的搅局者，只有遏制。 有了些能力就要动武。 都是中共作的，和世界较劲，中共才是始作俑者的中华民族汉奸。

只影向谁去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7:12:12

写这篇文章的人，和楼下一些人一样，只见片叶，不见森林。首先，西方世界早就是分崩离析了。如果说曾经得美国可以团结西方反中，但到了现在，美国身边，就只剩下加拿大，英国和日本了。其实白痴拜登最错误的事情就是自以为聪明的引诱乌克兰战争爆发，结果将整个西方世界加日韩全都带到沟里去了。今年预测，2023年欧盟经济增长率基本为零（甚至是负值），美国0.5%，日本1%左右。而日元的狂贬，韩国的贸易逆差，跟着美国的，没有一个国家过的好的。而世界上所有金融机构预估中国2023年GDP增长至少4.5%，甚至是5%。也就是说，中国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个时候，欧洲绝大部分国家都希望可以挂在中国的火车头上，让自己国家的经济也可以好起来。而中国根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因为那些很随美国反中的国家（如英国和日本），他们的领导人将会因为经济问题下台，而新上来的领导人必然会像澳洲一样，以经济为主。

走遍北美的小猫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6:50:00

破窗效应，是怕被抓奸在床？放心，组织都换针孔升级摄像头了，破床效应还差不多，这都有Demo了。

true?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6:46:52

美国遏制中国跟台海关系不大，那只不过是美国手里用以引爆战争的按钮而已。只要中国继续发展高科技，在某方面有超过美国的可能性，美国就会继续遏制中国。中国要想不被遏制，只能走回生产鞋袜、最多是低级机械电子产品。可这个要求，中国人中只有汉奸才会答应。

照妖镜007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6:45:53

各怀鬼胎，乌合之众

Radianz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6:31:48

西方包括日本要的是保持现状；台海现状，南海现状。 只要中共维持现状不首先动武，一切平安。现在已经不是殖民时代，美国没有要分解和占领中国本土的意图，只是中共拿这个忽悠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实际，需要改变现状是恰恰是中共，因为台湾在慢慢像西方漂移，南海诸国也没闲着。还在打赌美国衰退的，不如打赌中国衰退更厉害。中国和几年前比已经力不从心。随人口老化，人口下降，西方围堵，经济衰退。和整个西方对抗，中共无胜算。不得不老实。

文田 发表评论于 2023-01-16 16:08:17

英日的驻军协议是美国的毒招。因为美国纵容日本扩军，以防中国。日本军事力量相对增强的同时，需要加强自身的力量。然而美国力量已经用到最大了，不得已只能借重aukus。只是英国将先一步衰退，没有更多的力量跨过半个地球来管东亚的事。未来美国自身衰落的时候，该怎样就是怎样，英国帮不了忙的。中国的问题是自身的问题和内部的问题，内部不出现严重错误，外部是无能为的。未来最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不要在七老八十的时候，还想大干一番或者来个干脆利索，那往往是严重错误的源头。为国选好接班人最重要。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破窗效应”，就是共产党裤链掉了，之后的惊慌失措——这就是“百年未有之破局”！

【46、“反对共产主义”就是极端思想嗎】

《出书抨击共产主义遭免职 美军指挥官公开回应》（2021-05-19 来自网络）报道：

美太空部队第11太空预警中队指挥官洛梅尔（ Matthew Lohmeier）近日由于出版一本警告共产主义在分裂美国军队的书而被五角大楼免职。5月18日（周二），他公开回应说，遭到免职后，他私下得到了数千名现役军人的支持。很多军人表示，他们现在军中已失去了发言权。

据福克斯新闻网报导，洛梅尔由于撰写一本名为《难以抵制的革命：共产主义征服的目标和美国军队的解体》（Irresistible Revolution：Marxism’s Goal of Conquest & the Unmaking of the American Military ）的书而遭到五角大楼的免职和调查，然而这本书5月16日是亚马逊网站上的畅销书。

洛梅尔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吹捧共产主义的人，包括美国很多高级领导人，都并不懂得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却是与美国的立国之本为敌，并在试图解体美国的军队。”他谈到，目前五角大楼在调查他是否是持有某种党派立场，而他所做的仅仅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Lloyd Austin III ）所要求的，“所有的美国人都应该站出来反对极端理论。”他说：“今年2月份，国防部长奥斯汀给所有的现役军人都发送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中写道：‘我们相互发的誓言，我们对美国人民发的誓言都要求我们反对极端意识形态。’”

洛梅尔说，他现在所做的就是反对极端的批判性的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和马克思主义（Marxism）。他说：“我没有批评任何领导，或者国防部的任何人，或者任何当选官员。我只是在提出我认为有害的观点，但是我却在网上遭到丑化。”

他解释说，他暴露和批评批判性种族理论或马克思主义，并非由于他的党派观点。他说：“由于批评种族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是与美国的价值观相对立的，批判性种族理论助长了攻击美国的立国之本的言论，因此我在批评这种观点。”他表示，批判性种族理论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将美国和西方文化谴责为一种“压迫”。批判性种族理论或马克思主义支持者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策略，按照种族、性别和民族的界限来划分人们，并给人贴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标签。

洛梅尔介绍说，他的书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诠释美国思想的伟大，强调包括美国立国之本：《独立宣言》、《宪法》、《权利法案》及公民自由理念的重要性。

第二部分是讨论马克思意识形态的来源和历史。他追溯了从上个世纪到现在的马克思理论发展线性脉络，展示了马克思和恩克斯的《共产党宣言》中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由来，共产主义的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表象；还讨论从马克思主义演变而来的各种运动和理念，例如：美国当前出现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觉醒文化（Woke ideology），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反种族主义（ Anti-racism）、反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政治正确（ Political correctness）、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ies）及批判性种族理论（ critical race theory）。

第三部分比了书中前两部分的内容，分析了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何与美国立国理念向抵触，并阐述了这些理论如何正在解体美国的军事文化。 

书中警告说：“阴险和黑暗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将美国带入一场冷战。这是那些一心要推翻美国政府，并用共产主义独裁政权取而代之的人（在美国）耐心地、有条不紊地发起的一个长期阴谋。”“而美国的主流媒体、社交媒体、公共教育系统（包括大学）以及联邦机构却是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的思想流派的承载者，而这些意识形态一心想摧毁的是美国的历史、西方的传统、特别是犹太-基督教价值观、美国的爱国主义和保守主义。”

书中写道：“这个问题已经变成系统性的问题，考虑到击败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正是我们国家在二十世纪付出大量的牺牲和鲜血成就的伟大事业，这真是一个悲剧……不幸的是，很多在推动这一议程的人都是在不知其严重性的情况下这样做着。”

洛梅尔表示，他相信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一定会在每个美国人和每位现役军人心中激起共鸣。他说：“每一位美国人和美国军人都将能够理解并赞赏这一部分。”

佛州联邦众议员唐纳兹（Rep. Byron Donalds）认为，洛梅尔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因为他不但在保护人民，还在捍卫美国的立国之本。他写道：“洛梅尔中校是一位英雄，他不仅仅每天穿着制服捍卫我们的国家，而且也在捍卫左派暴民试图取消的、他的自由。批判性的种族理论在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军队中和我们整个国家都不应该有一席之地。”

德州联邦众议员、海豹突击队退役队员克伦肖（Dan Crenshaw）也表示，美国的军队应该备战，并确保在战争中取胜，而非评判美国的将士。他在推特上留言道：“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将士为作战和赢得胜利做准备，而非被社会评判。”

克伦肖认为，目前美国的情况非常怪异，因为极左的批评性理论可以在学校中教授，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义士却遭到惩处。他留言道：“大家都应该分享这个消息，别让好人白白地遭罪。”

谢选骏指出：美国大兵为何惨遭免职？因为他不懂——在主流社会看来，“反对共产主义”就是一种极端思想！

《金里奇：美国三代人被马克思主义洗脑 导致今天左派猖狂》（2020-06-18 来自网络）报道：

美国众议院前议长金里奇（Newt Gingrich）周四（6月18日）在福克斯新闻网撰文说，今天美国的左翼和反美国意识猖獗是因为三代人被马克思主义洗脑的结果，使人们忘记了美国历史，从而导致美国精神被侵蚀。 

金里奇的文章说，当我们看到激进分子拆除雕像，污损纪念碑，恐吓想要支持国歌的人，要求解雇写了或说了不符合左翼反美教条的人时，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今天的许多美国人讨厌美国。 

人们问我是怎么变成这样的？我说，所有这些都是三代人被（马克思主义）洗脑的结果，至少可以追溯到出生于德国的加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他在1960年代向美国年轻人教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早在1972年，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就警告说，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正在成为一种自由主义神学，而持不同观点者越来越不被左派接受。 

我们已经看到了强硬的左派人士——那些讨厌美国的极权主义者，他们接管了学术界，想定义哪些是可以接受的言论。而理应由健全的社区领袖组成的大学董事会却拒绝干预。公立大学和学院继续雇用激烈的反美教授，而州议会和州长拒绝干预。校友继续给学校捐款，而学校正在教自己的孩子和孙子们鄙视他们自己。 

我们没有想到最终的现实是，那些被系统教导虚假信息的毕业生会把这些虚假信息融入他们的工作中。正如里根总统所说：“我们自由派朋友的问题并不在于他们无知，而是他们知道很多虚假的东西。” 

正如我在即将出版的《川普与美国未来》（Trump and the American Future）一书中所说的，这种受过教育的无知现在已经侵蚀到了我们的新闻媒体、官僚机构和公司总部。这些是真诚的狂热分子。这种狂热情绪在过去的几周里非常明显。 

《纽约时报》那些自以为是的狂热分子的反叛逼迫他们的专栏编辑被解雇，原因是发表了保守派参议员的专栏文章。《费城问询报》的狂热分子也把他们的编辑解雇了，因为报纸刊登了题为“建筑物也贵重”（Building Matter Too）的头条新闻。在一个个这样的事例中，新狂热主义正在强加一个思想警察模式，该模式深受毛主义传统的公开坦白和思想统一所影响。 

我们被告诫过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在苏联击败了马克思主义后，里根总统对我们国家反美主义的兴起感到担忧。他在1989年1月11日的离职告别演说中警告了对美国的支持将会崩溃。虽然冗长，但引录如下，因为现在回顾这一点很重要： 

“总统告别演说有提出警告的传统，有一件事情我已想过一段时间了。但奇特的是，它始于过去八年来我最引以为傲的事情之一：民族自豪感的复兴，我称之为新爱国主义。这种民族感是好的，但它的份量不重，除非基于深思熟虑和智慧，否则它不会长久。 

“我们需要的不是无知的爱国主义。我们在教我们的孩子有关美国是什么，以及她在悠久的世界历史中代表什么这些方面做得足够好吗？我们那些年龄在35岁左右的人是在另一个美国长大的。我们直接被教导作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我们几乎像通过呼吸一样吸收了对这个国家的热爱和对国家制度的赞赏。 

“如果您没有从家人那里得到这些东西，那么您会从社区，从街那头参加过韩战的父辈人，或在安齐奥（Anzio）战役中失去亲人的家人那里得到。或者您可能会从学校感受到爱国主义。如果所有其他方式都没有，您可能会从流行文化中感受到爱国主义。电影宣传的是民主价值观，并潜移默化地强化了美国与众不同的观念。直到60年代中期，电视也是如此。 

“但是现在，我们即将进入90年代，有些情况已经改变。年轻的父母不确定向现代的孩子毫不含糊地教导对美国的欣赏是正确做法。对于那些创作大众文化的人来说，坚实的爱国主义已不再是一种风格。我们的精神回来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将其重新制度化。我们必须要做得更好，才能使人们了解美国是自由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企业精神自由。自由是特殊而珍贵的。但也很脆弱; 它需要[保护]。 

“因此，我们教授历史必须根据重要性，而不是根据流行时尚。那就是：朝圣者为何来到这里？吉米·杜利特尔（Jimmy Doolittle）是谁？以及‘东京上空30秒钟’意味着什么？要知道，4年前在D日40周年纪念日那天，我读了一封年轻女子写给她已故父亲的信，她父亲曾在奥马哈海滩作战。她的名字叫丽莎·扎纳塔·海恩（Lisa Zanatta Henn）。她说：‘我们将永远记住，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在诺曼底的男孩子们所做的一切。’ 

“好吧，让我们帮助她信守诺言。如果我们忘记了所做的事情，我们将不知道我们是谁。我警告说，消除了美国的历史可能最终会导致美国精神的侵蚀。让我们从一些基础开始：更多地关注美国历史，更加强调公民礼仪。” 

在31年前，当里根总统警告我们传授虚假和反美谎言的后果时，美国要赢得这场斗争都是很困难的。现在就更困难得多了。 

如果我们希望美国在法治下作为立宪共和国能够生存下去，这会保护言论自由权，并致力于使我们每个人都享有造物主赋予我们的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 ，以及对幸福的追求，那么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为打败反美国的人和重树我们的国家而战。 

里根会明白，林肯会明白，自由本身正受到威胁。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为何美国三代人遭到洗脑，因为里根本人就是一个拥抱共干的罪魁祸首。美国既然和共产党建立了“外交关系”，“反对共产主义”怎么可能不在美国成为一种极端思想呢？

《欧媒：欧盟为何难和中共达成协议？都是习的马克思主义理念惹的祸》（2020年9月17日编译）报道：

政治周刊贸易栏目记者Eleanor Mears 当地时间9月16日撰文，分析了欧盟为何难以与中共达成投资协议，甚至无法将中共视为可信的伙伴。她指出，中共的马克思主义理念是导致欧盟无法与中共签署投资协议的主要原因。文章中写道，欧盟领袖9月14日和习近平进行的欧-中峰会上欧盟基本上没有做出任何让步，虽然中共在峰会前派的两位外交大员都在鼓吹，中共欲与欧盟签署一个“开放市场的、多边的、可实现‘双赢’” 的投资协议。 

然而9月14日的视频峰会后，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 ）在会后表示，双方在市场准入权和可持续的发展标准上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她非常沮丧地抱怨，中共不愿意对西方打开其市场。她说：“欧盟仍然需要中共证实，其是一个值得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

冯德莱恩9月16日的欧盟的盟情咨文中更进一步强调了欧洲和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并谴责了中共在香港和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她说：“毫无疑问，我们推动的是完全不同的治理理念和社会体系，我们相信的是民主和人权等普世的价值观。”

文章分析道：欧盟与中国无法达成有价值的贸易协议的根本问题在于，中国（中共）在中国国内强调的是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和国有的经济；习近平吹捧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理论” ；中共的官员对于他们认为他国对中共内政的干涉，无论是香港问题还是新疆问题，甚至是台湾问题发出好战的警告；中共当局控制的媒体发布的是关于国有企业及中共当局控制的经济的重要性的社论。

欧盟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副主席盖布哈特（Evelyne Gebhardst）说：“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我们看到的是中共在海外变得更嚣张，在国内犯下侵犯人权的罪行。”

Mears 表示，中共的这些言论和做法，特别中共最近几个月发表的孤立主义言论都令欧盟担心。例如，习近平于8月15日在中共的《求是》杂志中撰文表示，在中国的未来建设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将仍然是重要部分，而国有企业也将仍然占有优势地位。这种理念与欧盟领袖要求的减少中共对企业的政府援助、公平的竞争环境是相背离的。 文章继而表示，欧盟无法将中共视为可信伙伴还有其他原因，例如中共遭到广泛谴责的港版国安法，以及中共持续公然违反欧盟的政府补助规定的行为外，中共对于COVID-19 来源问题的敏感易脆的态度，欧盟还在担心中共是否能够兑现其在投资条约中做出的承诺。

欧盟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主席布迪克费尔（Reinhard Bütikofer）说：“我无法相信中共做出的、他们会支持开放贸易和反对保护主义的承诺。”

罗马尼亚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布伦扎（Andreea Branza）则分析说，中共官员确实有两种论调，在国内对于中国人他们强调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但是在他们想吸引外来投资时，“他们说的是自由贸易，双赢和多边关系。” 她还表示，中共的某些领袖可能会更开放而且更支持自由贸易、外国投资和经济自由化。她说：“但是最后总是那些斯大林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言论拥有更多的支持者，因此也更有影响力。”

而这也正是欧盟无法与中共达成协议的原因。 

谢选骏指出：上文错了，欧盟难和中共达成协议的原因，并非“习的马克思主义理念惹的祸”。其理由，不但因为中共一直都有马克思主义，而且因为欧盟一直都有马克思主义——在“拒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这两个家伙一直都是臭味相投的……在这两个家伙看来，那么，现在欧盟为何难和中共达成协议呢？在我看来，这无非是两个强盗之间的一种讨价还价的过程。

【47、“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

《“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利玛窦的“北京经验”》（學人scholar 2019-10-08）報道：

利玛窦（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

编者按：作为迄今所知进入北京的第一位西方耶稣会士，利玛窦曾为中西文明交融做出重要贡献。他不仅带来了大量近现代科学知识，还绘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幅世界地图（即《坤舆万国全图》）。此外，他主动采姓汉名，换上中国儒生服装，制定尊重中华民族文化的宣教方式，后人称之为“利玛窦规矩”。种种对于今日中西文化交流亦不无启示。本文节选自北京大学教授欧阳哲生《十七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全文可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北京作为"东方文明的交汇点"，她所展现的宏大与辉煌，始终是诱惑西方的一盏明灯。利玛窦是我们迄今所知进入北京的第一位西方耶稣会士，此举在西方人看来是"登上了月球"。在外人不得随意进入内地游历的背景下，其进京确是充满了神秘和传奇。因此，利玛窦的"北京经验"作为一个范本，向后来的耶稣会士解答了三个问题：一是如何进入北京？二是如何在北京留下来长期居住？三是如何在北京开展传教活动？利玛窦留下的日记、书信及其回忆录，为我们探讨这些问题，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答案。

利玛窦从进入中国境内起，就将进入北京、请求皇帝允准传教作为自己的目标。1595年他在南昌传教时曾获得一个陪伴兵部侍郎石星进京的机会，然而事情的进展并不如意，他走到南京就被迫止步了。他向罗马方面报告这一消息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想要进京的强烈愿望。利玛窦第一次进京是1598年从南京乘船沿大运河北上，途经江苏、山东、直隶三省。通过此行，利氏对大运河在向北京供应物资方面所发挥的功能有了清晰的了解，这也许是利氏"北京经验"的最早收获。利氏的另一个收获是对沿途所经重要城市的纬度作了精确测量，其中北京40度，"这就纠正了那些只凭想象认为北京位于纬度50度的人的错误"。而从南京到北京的距离为3335视距尺。这大概是西人第一次对于南京至北京的距离和纬度的精确测算。

9月8日利玛窦进入北京，这一天正是圣母圣诞节的前夕。进入利玛窦视野的北京城，与此先他所居住的南京城风格迥然不同，他对这两座城市做了比较：

城市的规模、房屋的规划、公共建筑物的结构以及防御都远不如南京，但人口、军队、政府官员的数目则超过南京……皇宫建筑在南墙之内，象是城市的一个入口，它一直延伸到北墙，长度贯穿整个的城市并且一直穿过城市的中心。城市的其余部分则分布在皇宫的两侧。这个皇帝的居处不如南京皇宫宽阔，但它建筑的雅致和优美却由于它的细长的线条而显得突出。由于皇帝不在那里，南京已逐渐衰微，象是一个没有精神的躯壳，而北京则由于有皇帝在而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利氏特别留意到北京人"在多灰尘的季节"戴面纱的习俗，"面纱的质料非常精细，可以看见外面，但不透灰尘"。"戴面纱的习惯对神父们是恰合时宜的。在战争岁月里，外国人走在街上多少有些冒险，但是戴上面纱，他们可以愿意到哪里就去哪里，不受干扰地旅行。"面纱竟然成了掩护神父们活动的面具。

像马可·波罗一样，利玛窦对北京居民使用的燃料——煤发生了兴趣。"这是一种从地下挖出来的化石焦，象列日（Liege）附近的比利时人所用的那种一样。"第一次进入北京，利玛窦遇到的一个难题是持有汇票却不能在北京兑现，这反映了当时中西方汇兑制度的差异和隔阂。

利氏本人对于北京之行的报告现未公布，详情不得而知。美国神父邓恩后来如是评价利玛窦第一次北京之行：

这一次的北京之行，使利玛窦对作为明王朝都城的北京，其政治上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使他更加确信传教工作需要耐心和慎重，同时也坚定了必须建立一个可靠的联络网的信念。这趟旅程也使他们获得了其他方面的知识。在一路北上的途中，利玛窦和郭居静以太阳为参照物，测算出他们所经过的大城市所在的纬度，他们还以中国的"里"为长度单位，测量出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距离。到了北京之后，根据这些数据，利玛窦认为当时的中国与马可·波罗所讲的"契丹"是一个国家。以后，耶稣会士在利玛窦的基础上继续工作，"通过比较和研究在中国、印度以及欧洲所发生的一系列的月食的观察结果，熊三拔确定了北京的经度。与此同时，庞迪我也计算出了从广东到北京的多数主要城市的纬度"。

1600年5月18日利玛窦第二次获机从南京北上，不料在天津遭到太监马堂的扣压，经过神宗的"御批"才得以放行，并终于在1601年1月24日到达北京。利玛窦最初被安排在"四夷馆"居住，这是明朝接待外宾的馆舍，利氏在札记中留有对"四夷馆"的详细记载。不久，神宗打破西人不许长住京城的"祖制"，破例允许利玛窦一行居留京师，并配发相当的俸禄，利氏如实地报告了这一突破性的进展：皇上"恩准我与四同伴居留京师，一如准许供职朝廷的回教人或鞑靼人居留北京一般。因为曾多人相告，在中国获此特恩，颇不容易，而这特恩为我等传教事业却非常有利，因为蒙准居住北京，获皇上恩赐生活费一事，在中国社会中甚受重视，虽然所获为我们全体会士的开支仍显不够，但我及四位同伴则可终老京师，且如已往和在朝廷供职的人一样，有诵经及行动之自由"。最初的两三年，因购置房产费用太高，利玛窦一行挤住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直到1605年8月他们才在城南宣武门找到了一处固定住所，"修建了一间漂亮宽阔的礼拜堂"，这就是南堂的前身。

最早由利玛窦主持修建的北京南堂

在第二次居住北京期间，利玛窦获得大量第一手北京的材料，丰富了他的"北京经验"，现在保留的1602年-1609年期间他所撰写的19封书信，体现了他的这一收获。从利玛窦书札中，我们可清晰地获得利玛窦在北京的传教活动和发展教会组织的线索。据利氏自述，到1604年，北京会院除他本人外，"尚有庞迪我神父与费奇规神父；修士有徐必登与石宏基；另外有学生两人，他们被视为耶稣会中之人，给我们助一臂之力；我们一共十六人，大家每日皆很忙碌。"他们当时已可自由传教，制作了世界地图，甚受中国士人的重视。1605年他们在北京印刷了日常经文、信经、天主十诫以及其他有关天主教信仰的种种问答，分发给中国各教会使用，"这样中国教友有了统一的经文与要理问答。这册较以前使用的与原文更符合"。这一年"北京教友增加一倍，在领洗簿上登记的已有一百人以上"。"其中几位颇有地位，所以在教友数目字上我们不如其它教会；但如以教友的素质而言，我们却在其它教会之上。"1606年，"有三十六人受洗，弃婴不计在内"。徐光启的父亲在这一年的复活节领受洗礼。1607年，利玛窦遇到了一次攻击，但得以安然渡过难关，会务工作继续获得发展，"我们给一百三十、四十个人付了洗，部分来自城市，部分来自乡间"。到1608年，北京教会发展到三百余位教友，"多为知识分子，是好教友"。现今有关17世纪前十年北京天主教教徒人数的统计数据不一，利玛窦书札所记人数应该最为权威。

传教士对当地发生的灾情有着特别的敏感，因为这是他们可以利用的发展机会，利玛窦书札中有多处提到和记载了1604年、1607年北京发生的两次暴雨水灾和随之而出现的传染病流行情况。有关这两次因暴雨所出现的水灾在中文文献中虽有记载，但随后出现的疾役流行情形似不曾见载，而利氏对损失情况之记录则可补中文文献之不足。

利玛窦入乡随俗，为适应北京本地习俗，在生活习惯上做了不少自我调整，包括穿中国式衣服，留胡须和头发，睡木板床，吃大米。但他也有看不惯甚或厌恶的习俗，如炼金术和"企图延年益寿长生不死"，利氏称之为"中国人两种非常愚蠢的作法"，他注意到这种恶习空前流行，"在我们现在居住的北京城里，在大臣、宦官以及其他地位高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什么人是不沉溺于这种愚蠢的研究的"。在给罗马方面的书信中，利玛窦甚至批评当朝的神宗："这位万历皇帝久久不立太子，不接见他的儿子，也不和任何人谈论立太子的事，整日住在宫中……我真不知道我们中有谁能了解中国的这种治理之道？"他实际上已预感到大明王朝正在走向没落。

1608年万历皇帝大兴土木、修筑皇宫，运输建筑材料的车辆从南堂门口经过，利玛窦记下了自己目睹的这一幕情景。为修理钟表，利玛窦常有机会出入皇宫，他注意到皇宫内的情况："宫内有无数太监，分担各种职务。皇帝、皇后、宫女、天子、公主、太后等都住在内宫中，除太监可进入外，任何人都不可以进去……皇帝一般不出皇宫一步，所以老百姓谁也不曾看见过皇帝一面。宫内还养了一些珍禽奇兽。"他好不容易获得了一次参观北京城墙的机会，可见，平时外人不经允许不得随意登上城墙。

作为一个欧洲人，利玛窦有一项重要的"地理发现"，即他花了很大心血终于弄清了历史上欧洲人指称的契丹（Cathy）、汗八里（Cambalu，或鞑靼人所称Campalu）、中国（China）的真实含义。利玛窦为这一问题专门请教当时居京的两位阿拉伯突厥人，"他们明确告诉他，此时此地他们确实居住在大契丹，北京就叫汗八里"。利氏由此推测："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是在鞑靼人占领时期来到这个国家的。他甚至可能是和鞑靼人同来的，根据他解说，中华帝国是以鞑靼人所用名称而为欧洲人所知，鞑靼人称中国为Catai，称首都为Cambalu。""以后，葡萄牙人用中国（China）这个名字，把这个国家的名声传遍全欧洲，这个词很可能得自暹罗居民。同时他们称首都为北京，这是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的名称。"利玛窦在1608年3月8日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信中，无比兴奋地汇报了自己这一"地理大发现"。这一发现随即"传到印度，后来又传到欧洲"。自从《马可·波罗游记》问世以来，西方人带着寻找遥远的"契丹"的梦想到东方探险，他们不知契丹与中国实为一个国家，现在终于有了结果，故对利氏来说，是一个如获至宝的发现。

利玛窦日常工作很大一部分为接客访友。他与京城官员、士人交往、互动频繁，据学者考证，其在京结交的士大夫不下50余位，其中与徐光启的交往和合作被传为佳话。此外，他还须回复其他三地教士和外地中国朋友频繁的来信，"要求代为解决他们所发生的难题"，忙于应对各种应酬和通信，为此他常有精疲力竭之感。1608年，他明显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可能在北京结束："自八年前到了北京，始终都在这里，每天都相当的忙，我想我也将在此结束我的生命，因为这中国在位皇帝不希望我离开京师一步。"于是他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撰写回忆录，完成自己对教廷的交代。

利玛窦在京居留十年，之所以能够在北京作如此长的居留并传教，首先是得益于皇帝的"恩准"所赐，利氏意识到这一点："中国皇帝愿意我留在北京，并提供给我们生活费，保护我们……由于我们享有皇帝的这些特恩，许多人便皈依了基督，我们的同会同仁也能在其它地方享受太平。"其次与他本人的科技素养和力促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意愿有关。他制作的《世界地图》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年前我寄给大人的《世界地图》在中国已翻印十多次了，对我们推崇备至，因为这类作品是中国未曾看见过的。""我在中国利用世界地图、钟表、地球仪和其它著作，教导中国人，被他们视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家；虽然我没有很多有关天文的书籍，但利用部分历书和葡萄牙文书籍，有时对日月蚀的推算较钦天监所推算的还准确，因此当我对他们说我缺少书籍，不能校正中国历法时，他们往往并不相信。所以，我建议，如果能派一位天文学者来北京，可以把我们的历法由我译为中文，这件事为我并不难，这样我们会更获得中国人的尊敬。"再次与他本人所奉行的"适应策略"密切相关，这一策略使利氏与京城士人结成了鱼水般的密切关系。"我们在北京几乎一切均按朝廷指示行事，因此帝国的高官大员无不尊重我们，也常来会院拜访我们，彬彬有礼。"最后，利氏本人的中学素养对他与士人的交往也有极大的助益："去年我曾把我多年翻译的欧几里德的一本书告竣，立刻印刷，藉此书我甚获中国士大夫的景仰，因为我中国书看的不少，而且我是耶稣会在中国最久的神父。"这些因素构成利玛窦在京居留的条件，也是他在京传教布道的诀窍。

利玛窦在1609年2月15日致远东副省会长巴范济神父的信中，倾诉了自己在北京的遭遇和苦衷，从这封信可知，利氏在京十年，虽欲一睹万历皇帝的尊颜，却因皇帝幽居深宫，终无缘觐见。作为万历皇帝的"门客"，他只能在紫禁城周围徘徊，为在北京定居，他实已做出最大的努力。

利玛窦居住北京期间，遇到的困难除了与中方的交流外，还有与本国教会的通信问题。由于当时中国与欧洲没有固定的邮政关系，利氏与本国神甫或罗马教廷的通信，一般均需通过来往北京与广州、澳门之间的传教士或教徒传递，然后从广州、澳门搭船经海路送往印度，再由印度寄往欧洲。可以想象有多么困难，需时之久难以估算。许多信在路途中遗失，利玛窦在信中不断抱怨这一点。1608年3月6日利氏致罗马高斯塔神父信中即提到："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您已四、五年不曾收到我的信。"3月8日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信中不得不解释："今年收到你的来函，您表示已数年不曾收到我的信或消息而感到难受，这本是每年应当写的。我也感到痛苦，因为许多致您的信件在途中遗失了。"1609年2月17日利氏在致阿耳威列兹神父信中对信件的遗失表示非常痛苦："今年收到您1605年12月19日的来信一封，获悉这数年中您不曾收到我的信，感到十分惊讶……当然我不会不给您写信，这是千真万确的，我认为我有义务，而且有很大的义务给您写信。"正因为利玛窦与欧洲之间的通信困难重重，故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他们之间的通信颇为有限。迄至1605年，耶稣会在华仅在北京、南京、南昌和韶州四处设有会院，这四处实际上也就成为耶稣会在内地的通讯联络点。耶稣会士与欧洲教会之间通信的困难，随着耶稣会在中国各地教会组织的发展，联络网络的扩大，才逐渐得到缓解。

利玛窦墓（现位于北京市委党校内）

从中意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看，人们多将利玛窦与马可·波罗相提并论，视之为促进中意文化交流前后并峙的两座高峰。17世纪步利玛窦后尘来京的意籍耶稣会士有20人，但他们并未后来居上，超越利玛窦，留下更为丰富的"北京经验"文献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说，利玛窦既是明末清初中意文化交流的开拓者，又是一座不曾被人逾越的高峰。英译本《中国在16世纪：利玛窦日记：1583-1610》一书译者路易斯·J·加拉格尔称："《利玛窦札记》这本书对欧洲文学、科学、哲学、宗教及生活方面的影响，或许要超过17世纪其它任何的史学著作。"奈杰尔·卡梅伦语词更甚："在所有想欲了解中国人及其文明的欧洲人中，他是最富才艺且最为重要。在所有曾经居留在中国的西方人中，他是唯一一位被中国人以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学对他作为一名学者毫无保留地给予尊重。为达此地位，利玛窦在所有的才艺上至少把自己变成了半个中国人。"西方学术界对利氏越来越高的评价，显现了利玛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

【48、“解放”就是“脱裤子”】

《老三反分子彭德怀反动罪行七十五例》（爱思想 2012-04-26）报道：  

一、恶毒攻击毛主席，竭力反对毛泽东思想

林彪同志说：“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1．一九二八年，平江起义后，毛主席指示红五军、红四军合并，彭担任副军长，他十分不满，主席刚走，他就另立旗号，自封为军长。

2.一九三二年八月，在江西宁都会议上，因其大反毛主席有“功”，被王明封为军委副主席。

3.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以后，确立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彭德怀大为不满，大骂毛主席瞎指挥，并勾结刘少奇、张闻天、黄克诚、杨尚昆大肆散布悲观情绪，企图动摇毛主席的领导。

4.长征后期，毛主席要一军团（林彪同志任军团长）三军团（彭德怀任军团长）合并，彭任总指挥，林彪同志任军团长，彭大为不满，军阀本性发作，造谣一军团欺压三军团。

5.在太行山根据地，彭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己所不施，勿施于人”的谬论，公开反对当时毛主席刚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

6.抗战时期因其在华北做尽坏事，主席调他回延安，进行整风，42． 清算四十天，彭不满，直到庐山会议时还破口大骂“你们X我四十天娘，我X你二十天还不行。”

7.四五年六月七大时，彭胡说什么：毛泽东思想，“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对的，百分之零点一是不对的。”

8.彭攻击毛泽东思想是“狭隘经验，山沟里的东西”，“没有系统化”。

9.彭胡说什么：“毛主席的指示是不成熟的”，“不是句句都管用”。

10.彭曾说：“毛主席著作是过去的东西，今天情况不同了，这些东西不66． 完全适用。”

11.彭放毒说：“毛主席著作只能做参考，不能做指导作战训练部队的指针。”

12.五六年八大会上，彭提出“将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划掉”，并说“我是主张反对‘个人迷信’的”。

13.五八年在南宁、成都会议上，攻击毛主席反对反“冒进”是为了建立个人威信，不注意集体威信。

14.五九年上海会议期间，当主席讲到要亲自挂帅时，彭恶狠狠地攻击说：“过去还不是你挂帅！”

15.彭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

16.彭不准军事博物馆建造毛主席铜像，竟恶狠狠地说：“现在建了干什么，将来还要搬掉。”

17.彭连在军人誓词中“忠于毛主席”这一句都不让写。

18.庐山会议上攻击毛主席“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了”“一人说了算”“不民主”“相信浮夸，只喜欢好听的”。

20.庐山会议上还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犯了错误，叫嚷“大家脱裤子，毫不例外。”

21.攻击毛主席“要防止斯大林晚年的危险。”

二、历史上忠实执行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

最高指示：“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22.彭在国民党军队何健部下干了十二年，刘型师的第一副团长，多次镇压农民革命运动。

23.一九三0年上半年为了扩大自己实力，使用军阀手段，武力吞并坚持井冈山斗争的袁文才、王佐地方部队，大大增加了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困难。

24.一九三0年七、九月曾坚决忠实地执行李立三机会主义路线，攻占长沙。

25.彭是流寇主义典型，一九二九年一月，一九二九年七月，一九三0年四月，三次私自带兵离开井冈山，甚至想打过长江去。

26.一九三三年十九路军反蒋，彭德怀等“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敢联合同盟军共同反蒋，致使蒋介石各个击破，先打败了十九路军，又反动了第五次围剿。

27.一九三五年彭又执行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五次反围剿时采取了堡垒主义，宣扬“拒敌人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占领一寸土地”的谬论，消极防御。彭指挥的黑虎脑战斗是执行消极防御方针的典型。

28.第五次反围剿之后彭又坚持逃跑主义路线。

29.一九三五年八月，张国焘在长征路上带领红四方面军闹分裂，彭主张武力解决四方面军的前敌指挥部，由于主席制止和批判才制止了。

30.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又执行了李立三、王明等人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要求“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31.彭反对毛主席的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喜欢大军团作战。一九四0年八月背着毛主席伙同朱德擅自搞了个“百团大战”，战役进行了三个月二十五天，暴露了我军主力，使日寇攻打蒋介石的军队来进攻我军，保护了蒋介石，使我军和根据地遭受严重损失。当时蒋介石立即电报嘉奖：“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除电饬其他各战区积极出击，以策应贵部作战外，仍希速饬所部积极行动，勿予敌喘息机会，彻底断其交通为要。”彭则马上答应：“把胜利扩大到各条战线上去，扩大到抗战的各方面去”。“彭德怀在给刘少奇打去的电报中暴露了他发动“百团大战”的目的，“百团大战为的是打破当时日寇对重庆的压力”“假使敌人还要进攻，威胁到重庆……我们又要继续，百团大战撑起了蒋介石的腰。”

32.彭德怀在抗日战争中对抗毛主席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指示，认贼作父，肉麻地吹捧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蒋介石是“领导抗战的英明领袖”，甚至说：“八路军……三年来坚决拥护蒋委员长的抗日国策，坚持了华北敌后抗战，建造了很多抗日根据地，维护了敌后方广大人民的心，使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插遍华北每一个角落。”

33.一九四二年五月，“百团大战”后，有次他明知敌人来合围，本来可以离开，但是他调了华北局机关非战斗人员达十万人与敌人拼，结果损失巨大，左权将军也牺牲了，而彭却不顾战士安危，派人到处去找他的老婆。

34.彭德怀忠实执行不超过四年的速胜思想。原因是历史上的战争还没有超过四年的。

35.在抗日战争中，彭一直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每打一个县城，彭就到处找国民党人员来当县长，将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双手交给了国民党。借三.三制政策，行投靠敌人之实。敌人当了县长就反过来整我们。

36.打仗不是严格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而是为了发财，私自决定打宝鸡（当时里面有敌人的大仓库），结果失败，自己差点大概内恶劣俘虏，后又将责任推到当时的四军军长王石太身上，大骂之。

37.抗战胜利后，彭提出：“今天中国的民主就是要求国内各阶级平等”“反对共产党一党治国，以党治国。”

38.保卫延安的历次战役都是按照毛主席的计划打的，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间，主席离开延安，他冒险到敌人心脏里去，结果损失很大。

39.在朝鲜战场上，一、二、三、四次战役都是按照主席计划打的，一直胜利。第五次彭抗拒主席指示，来了个孤军深入，结果造成了入朝作战后的最大失利。

40.在朝鲜彭德怀执行了大国沙文主义，他对金日成大声训斥，使中央很被动。他不仅骂了金日成，还骂周总理。由于他使中朝关系一度紧张，苏修乘机钻空子挑拨中朝关系。

41.毛主席命令炮击金门、马祖，这是对美帝、苏修最好回答。而彭对这一战役不满，托口视察，到西南去了。

三、推行资产阶级建军路线，腐蚀瓦解中国人民解放军

最高指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抢，而决不容许抢指挥党。”

42.否定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反对思想革命化，学苏修，搞一长制，要取消政委。在修改军队基本条令时，把有关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党委集体领导的条款全部勾掉。

43.反对毛主席提出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原则，叫嚷什么：“要防止不适当的强调政治工作特殊地位和特殊权力的倾向。”，“军队的党委工作任务只能根据军队基本任务和各项具体任务去规定。”

44.宣传单纯军事观点说：“部队军事训练的优劣是决定我军今后战斗力高低的基本标准”

45.他在主持军委工作时，不是按主席的备战指示办事，搞军事主义军事路线，认为战争不会打起来，既不搞常备武器，又不搞尖端国防科学研究，提出“管你什么原子弹、氢弹，我有我的山药弹”的混蛋理论。

46.反对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反对全民皆兵，胡说，“形势变了，民兵制度过时了”“不要普遍民兵制”。

47.在军队中搞资产阶级一套，搞元帅服、评军衔，搞薪金制，物质刺激。举行军队舞会、酒会，企图使我军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队伍。

四、疯狂地反对三面红旗

最高指示：“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林彪同志说：“革命的特点就是跃进，就是我们总路线讲的大跃进，不是慢慢的前进。”

48.一九五三年疯狂反对毛主席提出的“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49.一九五五年积极支持刘少奇大砍合作社，疯狂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合作化的方针。

50.五九年做反动诗来攻击三面红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过？请为民鼓与胡。”

51.彭攻击大跃进“是违背客观规律”“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左倾冒险”“头脑发热”的表现，“不老实”“浮夸风”“抄假报告”“全国各地都有这种现象。”

52.污蔑大跃进是“有失有得”，“劳民伤财”，“失是主要的”。

53.攻击我们党在五八年大跃进期间的领导是“命令主义”“脱离群众”，把多年的群众路线置之脑后，“忘记了”，是“主观主义”。

54.污蔑“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要垮掉”。

55.彭攻击三面红旗带来的“严重问题是比例失调”，“每天有九千万人去炼铁”，“要采取积极措施”，“有的要下马一些。”

五、结党营私，里通外国，多次阴谋反动军事

最高指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56.遵义会议后，勾结刘少奇、杨尚昆等散布悲观情绪，企图动摇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57.一九五三年彭与高岗、饶漱石组成反党集团，极力主张“轮流坐庄”，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

58.解放后窃据了军委大权，利用控制的三个总部，私自和黄克诚、洪学智窝藏三十亿军费，阴谋发动政变。

59.一九五七年勾结赫秃、铁托、刘少奇大肆攻击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支持右派向党进攻。

60.一九五九年六月在苏联时说：“我回去要大干，这套军装不准备穿了。”

61.一九五九年六月下旬，彭与张密谈“去年九月的错误情况严重”，“会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红军来”。

62.一九五九年六月三十日彭与贺龙、张闻天同车往庐山开会时说：“只要我们一起来，大家一响应，苏联一出兵，就成功了。”

63.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在小组会发言向党进攻后，彭说：“你讲得比较完备。”

64.一九五五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九年，彭多次出国与赫秃子有勾搭。当着赫面说：“二十大是个勇敢的大会”“开得很好”。

65.一九五X年X月赫秃来中国和彭私通要建立中苏联合舰队，还要在我国建立长波电台。

66.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彭在庐山会议上攻击三面红旗，赫秃七月十八日在波茨坦公开攻击我人民公社。在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赫宣称彭是“正确的，勇敢的”，是他的“最好朋友”。

六、抗拒批评，大搞翻案活动

最高指示：“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67.在庐山会议上说：“我准备撤职”，脑袋“砍掉也可以，开除了党籍还可以劳动生产。”“我今年六十二了，杀头枪毙也不算短命。”

68.在刘少奇的鼓动下，抛出翻案信说：“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没有搞“派别活动”，说阴谋篡党是“莫须有的罪名”……

69.抗拒毛主席庐山会议上对他的批评，胡说“我写信动机是好的”，“有张飞之粗，没张飞之细。”“我认为毛主席讲话太过分了，我有保留”，“主席说我的‘信是招兵买马’‘有野心’‘伪君子’，我怎么能接受得了呢？”“罢我的官我同意，但有保留”，“无官身轻“。

70.彭完全否认中央军委决议，把与张、黄、周几个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党活动说成是偶然谈天相遇，是“右倾思想相符合“，并疯狂叫嚣中央派人去调查军事俱乐部问题。说什么“根本没有那回事，到那里去承认”，“造这些假名单来损害人民解放军，这就无论如何也是不容许的。”

71.他公然否定毛主席给他做的结论，说什么“主席竟把问题提到如此十分严重，如此十分尖锐，提到离开现实情况的高度原则。……因此将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甚至引起党内一段混乱。”“对这个决议案我就是不喜欢看”，“有野心，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野心，有话我要讲，憋不住。”

72.一九六0年在高级党校勾结杨献珍，散布反党言论，企图翻案。

73.经过了三年的周游列国，用金钱收买了一些基层干部，从而收集毛主席的材料，到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抛出洋洋八万余言的翻案书。

74.彭把阴谋篡军说成是“我主持军委，我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不是没举，是举得不够高。”并攻击一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彪同志，“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也是六一年以后才提出的，什么东西都在发展。”

75.他把学苏修一套造成的恶劣影响的责任推给别人，胡说什么自己也不愿穿（元帅服），……穿着象马戏团演员。”“资产阶级影响倒是有的，如军衔礼服，元帅，大家都有责，我也有一份，我是国防部长，我没有提倡。”

（原载《山东红卫兵》)

Quote Tweet任公梦@Rengongmeng：人家有自己的军队，叫国军；人家有自己的货币，叫台币；人家有自己的国名，叫中华民国(已有112年历史)；人家有全球最好的免费医疗体系，叫全民健保；人家的护照可以免签146个国家…人家的生活条件远比你阔得多，共产党它妈有什么资格说要“解放”人家？还整天叫嚣着“武统”人家，共产党它妈真是无耻又邪恶！

谢选骏指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要“毛主席”、党中央“大家脱裤子，毫不例外”，结果引来杀身之祸。虽然“解放军”就是“脱裤军”、“人民解放”就是“人民脱裤”、“全国解放”就是“大家一起脱裤子”……变成一穷二白的穷光蛋。但是毛泽东这个臭流氓王八蛋啊，就想脱掉女同志的裤子，自己却不想当众脱裤。至于党中央的裤子，只准毛主席脱，不准别人来脱——“全国解放”就是“毛主席不能解放”。这是为什么？原来因为——“毛主席”（老毕养的）就是“男性生殖器”、“党中央”（挡中央）就是“女性生殖器”，男女还可以互相转换的。这是“国家最高机密”，严禁外传！

【49、“红码”就是“红军”的报应和普及】

《中国河南有维权储户健康码“被转红” 防疫技术沦为“维稳”工具？》（BBC 2022年6月14日）报道：

在中国中部的河南省，一些人一觉醒来后，便发现自己的防疫健康码变成了红色。紧接着，防疫人员上门，要求他们居家隔离。但很多人随后发现，导致他们成为风险人员的可能并不是新冠病毒，而是他们的身份：维权储户。

据中国媒体报道，近期河南有多家村镇银行因遇到资金危机，无法提供取款服务，涉及数百亿银行存款， 一些储户非常焦虑，便希望前往省会郑州维权。

很多储户称，他们的核酸检测为阴性，健康码却被突然赋“红码”（表示风险人员），有媒体解读称，措施似乎是为了防止维权事件发生。

居住在郑州的刘女士（采访者出于安全考虑，要求匿名）就遇到了类似情况。她对BBC中文说，她在周一（6月13日）发现自己的"豫康码"突然变红，而她的所有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也从来没有接触过确诊人员。

她表示，防疫人员随后上门，要求她禁足在家，而防疫部门拒绝向她解释"红码"的原因。

百思不得其解的刘女士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抱怨有类似经历的人都是村镇银行的储户，她才想起来自己也曾在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存了数万元，而该行也面临着“取款难”。

在中国，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需要出具绿色健康码。

郑州市卫健委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回应查询时证实，有银行村镇储户健康码出现“转红”的问题。“这个情况是有的，目前（人们）只能联系社区提交申请，先做三天两检（三天内两次核酸检测）再转码。”

但在记者提出希望进一步采访，了解为何会出现该情况后，被对方拒绝了。

然而，受该措施影响的人群不止这些银行储户本人。

距郑州200公里之外的驻马店市民王女士（采访者出于安全考虑，要求匿名）表示，自己因突如其来的红码被防疫人员拉到酒店强制隔离，而她“连郑州都没去过”。

“我自己不是储户，是我爸爸在村镇银行存了钱，现在取不出来，他前段时间就去了趟郑州了解情况，结果他回来（健康码）就变红了，然后我们都隔空变红码了，”她说道。

“我周末还有面试，现在正因为这种事头大，”她说道。

一篇题为《犯我者虽远必“朱”：多名维权储户被红码》的社交媒体文章讲述了一些储户的类似遭遇。该文章周一（6月13日）在微信和微博等社交媒体广为流传，引起很多网友对这种做法的愤怒批评。

一些网民指责当局将健康码变成21世纪的“良民证”，还有网友表示，“不受限制的公权力，才是中国最大的疫情”。

随着舆情发酵，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评论员胡锡进周二（6月14日）发文警告称，各地的健康码应只应用于纯粹的防疫目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被地方政府用于与防疫无关的其他社会治理目标”。

“如果有哪个地方为了其他目的通过调控健康码阻止特定人员流动，这显然违反相关防疫法规，也会损害健康码的威信，损害公众对防疫的支持，”他写道。

中国资深媒体人安替表示，“河南当局已经用核酸码为自己的欠债银行服务了”，而他认为，“这些事情必然会发生”。

“历史告诉我们，一旦动用主权例外工具，因为‘无法无天’，必然被普遍滥用，”他在推特上写道。

今年4月中旬，农业大省河南省和安徽省的多家村镇银行均出现储户无法取款的问题，一些银行毫无预警地关闭了线上取款和转账功能。

官方媒体报道称，这几家出现资金危机的村镇银行的大股东通过"资金掮客"吸收公众存款，涉嫌违法犯罪，正在被调查。中国银保监会称，已责成河南银保监局和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配合地方当局“稳妥处置”。

据彭博社报道，5月下旬，河南郑州有数百名抗议者走上街头，聚集到河南银保监局门外。人们手持"还我积蓄"的标语牌示威，但遭到警察驱散。

据报道，目前这些银行涉及的资金至少有数百亿元人民币。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便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健康码对公民进行定位追踪，并对风险人员进行强制禁足。这在早期取得了许多民众的支持，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民众担心该措施会导致公民权利受到限制及隐私遭侵犯。

去年10月，中国东北城市黑河为了防疫，将所有当地户籍居民的健康码变更为"黄码"，该措施甚至导致一些在外地工作的黑河人也行动受限，引发批评。

随着新冠大流行进入第三年，有关如何避免抗疫措施被滥用的讨论也不仅限于中国。

在新冠疫情爆发后，新加坡政府即通过“合力追踪”（TraceTogether）系统追踪确诊者及密切接触者。但在去年1月，一名新加坡高级官员透露，警方可通过刑事诉讼法取得包括合力追踪数据在内的任何数据，引起新加坡民众哗然，当局随后承认错误。

谢选骏指出：“虽远必朱！”朱元璋为何滥杀无辜？原来他姓“朱”，这就意味着“诛杀”了！这个朱屠户，难怪他参加的红巾军后来成了“朱巾军”和“诛巾军”。照此测字，“红码”也就是“朱码”和“诛码”，等于“红军”也就是“朱军”和“诛军”了。

《中国河南村镇银行储户维权行动升级 抗议者遭身份不明人士殴打》（2022年7月11日 BBC）报道：

数以百计的村镇银行储户与警方对峙，并遭到身份不明的人士殴打。

今年4月，河南有多家村镇银行因遇到资金危机，无法提供取款服务，一些储户此前已在郑州举行了多次维权和抗议活动。据报道，此次抗议活动是人数最多的一次。

中国河南省省会郑州市周日（7月10日）爆发抗议集会，数以百计的村镇银行储户与警方对峙，并遭到现场身份不明的人士殴打。

这是河南村镇银行爆发金融丑闻后，储户因无法取款而发动的的最新一次维权行动。

据报道，大批来自中国各地的储户从清晨便聚集到中国人民银行郑州支行前，拉出“没有存款，就没有人权”、“反对河南政府腐败、暴力”等字样的白色横幅。

还有人举出中共建政开国领导人毛泽东的画像，并高喊“李克强，查河南”的口号。

现场影片显示，抗议者被警察包围，而一群身份不明的白衣男子随后强行驱散人群，一些储户遭到殴打。画面显示，有妇女被从银行门口的台阶上直接拖下去。现场警察没有试图阻止。

来自山东的王女士是其中一员，她对BBC表示，当局先用扩音器警告抗议者违反了法律。 11点半左右，一群没有穿警服的人突然冲上来强行驱散储户，在混战中她被人掐住脖子并推倒在地。出于安全考虑，她没有透露自己的名字。

王女士称自己没有大碍，但一些同行者则没有这么幸运。“他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下手特别狠，尤其是对男的，”她说道。“我身边一位戴眼镜的男士被打得满脸血，从脑门到鼻子上都在流血，那一刻我特别害怕。”

河南省政府和河南公安没有回应BBC的置评请求。

有关抗议的视频在微博等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广为流传，引起了数以万计的讨论，但大多在短时间内遭到屏蔽，中国国内官方媒体也对此保持沉默。

周日晚，地方当局发布通报，试图平息这些储户的愤怒。

警方发布的通报称，公安机关新抓获了一批嫌疑人，并冻结了一批涉案资金。而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也表示，当局正在加快核实涉事村镇银行的客户资金信息，制定处置方案。

今年4月，河南有多家村镇银行因遇到资金危机，无法提供取款服务，一些储户此前已在郑州举行了多次维权和抗议活动。据报道，此次抗议活动是人数最多的一次。

警告：以下影片可能包含暴力或令人不适的画面。

“我大概存了有十几万在里面，真的咽不下这口气，非常绝望，”王女士说道。

“因为觉得政府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他们总想把这个事定义为投资或理财产品，然后就可以了事，但这只是存款，”她补充道。

BBC通过多个渠道了解到，很多抗议者被强行拉到大巴车上，送到包括学校、村委会在内的多个不同地点，他们被要求登记信息并签署保证书，承诺不再集会。

王女士说，她被拉到当地的一个村委会大院， 随后由专门指派的工作人员送到郑州高铁站，被迫乘火车离开。

网上传出维权人士受伤的照片，有人眼部受伤流血，还有人似乎躺在医院病床上。但BBC不能独立核实这些信息的真实性。

此前，当局为了避免抗议者集会，曾对一些前往郑州的储户采取“赋红码”的措施，即将他们的防疫健康码变成红色，使一些维权者被强制禁足在家或限制出行，这引发了一场舆论海啸，也使该丑闻引起广泛关注。

郑州市纪委监委6月下旬宣布对多名参与“赋红码”行为的官员进行惩罚，并称该措施“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但据中国媒体报道，一些储户表示，在7月，他们再次遇到了“红码”的问题。

村镇银行出了什么问题？

今年4月中旬，农业大省河南省的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上蔡惠民村镇银行、柘城黄淮村镇银行、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均出现储户无法取款的问题，它们毫无预警地关闭了线上取款和转账功能。

自那以后，有数千名银行储户前往郑州，试图拿回存款。一些储户组织了维权抗议活动。

今年4月，河南有多家村镇银行因遇到资金危机，无法取款，一些焦虑的储户便前往省会郑州维权。

抗议活动在5月下旬不断升级。5月23日，郑州有数百名抗议者走上街头，聚集到河南银保监局门外。人们手持“还我积蓄”的标语牌示威，但遭到警察驱散。

据报道，目前这些银行涉及的资金超过390亿元人民币。影响了数十万储户。出现资金危机的几家村镇银行均被河南新财富集团实际控制，而该集团在2022年2月突然被注销。

警方称，2011年以来，该集团通过“关联持股、交叉持股、增资扩股、操控银行高管等手段”实际控制多家村镇银行，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揽储和推销金融产品，以虚构贷款等方式非法转移资金，并专门设立公司删改数据。

中国媒体《三联生活周刊》报道称，此次丑闻波及的银行客户，大部分并非河南本地人，很多人都是网络客户，他们主要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如百度旗下的度小满、小米旗下的天星金融等）办理业务，主要受利率较高存款服务的吸引。

中国媒体报道称，有储户将毕生积蓄都存进了村镇银行，因为无法取款，只能放弃母亲的癌症治疗。

谢选骏指出：“红码”终于引发了流血事件！到了这时，“红码”显然已是“红军”的报应——两者都是“共产主义的幽灵作祟”。红军号称“赤匪”，专门洗劫人民；红码号称“诛码”，专门致人死地。“红码”就是“红军”的报应和普及！

【50、“中国”就是轴心甚至是核心】

《中国陷“离岸大三角”困局 恐被困锁在欧亚地缘东侧》（上报 汤名晖 2022年05月05日）报道： 

从世界地图来看，美英澳所结成的AUKUS以“离岸大三角”将把中国困锁在欧亚地缘的东侧。（美联社）

乌俄酣战之刻，全球的战略焦点归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转移各国近年关注印太战略议题的热度，一时之间大国问题的焦点又回到陆权的博弈。然而，在地缘政治衝突的焦点之外，中国亦于美欧分心之刻寻求地缘政治的破口，尝试从国际战略创收新的议题作为国内政治的权力基础，作为中共“二十大”换届之际重要的政治叙事工程政绩。

毛泽东提出的“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向来是中共国际斗争的核心思维，他提出的“世界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在今日的中国菁英圈仍旧奉为圭臬。中国尝试从动盪的国际形势中寻求斩获，但在大国关係仰赖关係平衡的变动，无法尽如己意；对边陲国家的介入反而激起美国更大规模的离岸反制，甚至将面对AUKUS的核武包围网。

中国谨慎面对关係平衡　大国关係空间有限

在大国关係方面，中国极力避免在乌俄战事的议题与西方国家碰撞，同时运用与俄国的关係作为筹码，以各国之间的“关係平衡者”（Relation Balancer）的身分周旋彼此矛盾。在资源有限的情形下，中国不以硬实力为先，而以与各国的关係作为槓杆维持自身的利益。今年4月的博鳌论坛，习近平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呼吁共同应对全球治理挑战，便是谋求以多极化的结构平衡美国的战略意图，减少美国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中国谨慎维持与俄国非军事为主的有限合作关係，避免被全面捲入俄国的制裁范围，寻求各主要国家能共同接受的语境。今年4月博鳌论坛中引述“安全不可分割原则”（Indivisible Security），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该此原则曾出现在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和1990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巴黎宪章”中，近期俄国亦曾提出作为论点，意图寻找各国能接受的沟通论述，面对大国关係，中国步步为营。

中德关係转变　寄望戴高乐主义

中欧关係方面，法德换届后的政府也为中国带来新的挑战，中国将注意法国戴高乐主义的传统是否能持续发展，中法关係未来将作为中国对欧政策的重中之重。法国在二战后由戴高乐将军主张独立的外交路线，提倡法国需要个别开展大国的关係，因此首先于西方国家的行列中与中国建交，乌俄战争后连任的马克宏（Immanuel Macron）更致力于欧洲外交政策的独立路线。

对中国而言，由戴高乐主义者领导的欧盟，客观上较容易使美欧关係出现异音，欧洲主体意识的抬头将有望减少美欧共同对中施压的可能，甚至在欧盟内部法德意见相左来营造中国的机会。中国面对德国转向的中国政策，既不能在价值观上取得对话，也难以再运用经济议题让利，德相萧尔兹更将日本视为印太地区更重要的伙伴。但德国的举动或许将使中国降低战狼姿态，避免因周边国家的关係影响中欧之间的经贸互动。特别是中国期盼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持续悬空，整体的中欧关係仍是操之在彼，未能形成中国摆脱困局的有效助力。

在美国“离岸大三角”战略下，中国将与俄国更为贴近，但中国“一带一路”若不大幅修正，也会与俄国“新欧亚主义”发生地缘矛盾。（美联社）

中国欲从边陲反制　反触美澳卧榻之侧

面对美国与其盟邦来自海洋围堵，中国尝试以全球经济区的边陲地带反制美国的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基于既有的“亚非拉人民大团结”的传统，谋求以经济区位边陲国家的认同缓减中国地缘格局的挑战。目前中国成功的突破非洲东岸、南太平洋和拉丁美洲的左派国家，在近期的乌俄战事期间，中国更图谋于西非的赤道几内亚建立第二处军事基地。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汤生（Stephen Townsend）更对此提出警告，中国将有可能威胁美国在大西洋地区的航行自由。

然而，在国际局势未靖之际，美国与其盟邦仍未轻忽中国的对其国际体系的挑战，特别是近年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作为，已对美国与澳洲的安全造成衝撞。2018年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联合声明”牵领该地区八国倒向中国，更让美澳为之不安：吉里巴斯、斐济、东加、巴布亚纽几内亚、密克罗西亚、纽埃、瓦努阿图和近日谈及军事合作的所罗门群岛，处于美澳之间联繫的关键位置，是美澳两国不容侵犯的卧榻之侧。

AUKUS形同核武包围网

基于二战的历史经验，美国不愿见到另一个东亚国家如日本般越过太平洋偷袭珍珠港，使得美国注重太平洋的安全论述，并细心经营防御纵深，自二战结束以来，太平洋地区岛屿多半在联合国的委嘱之下受美澳统辖，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便精心建筑在这些岛屿之上。2021年逐渐成形的“第二岛云”（Second Island Cloud）概念，更扩大吸纳原先不在岛链内的其他列岛，并且透过分散式的军事存在强化生存能力。

美国除独力扩张在太平洋地区的佈署，同时也与英澳两国结成AUKUS，从全球战略的制高点回应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扩张之举。延续前述的“安全不可分割原则”，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也是将安全建立在他国的不安全之上，更何况中国作为国际体系的潜在挑战者，还在美国的眼下大展拳脚，犹如北约东扩造成俄国造成安全疑虑，中国大张旗鼓的举措反而让自深陷入潜在的核武包围网。

澳洲在美国的支持下强化军备、扩张常备军，甚至选择佈署核攻击潜舰作为以回应，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自保之举，未来若佈署核武，进行先制威慑的准备，也只是面对核武大国的核威慑准备。澳洲在太平洋地区是美国最重要的盟邦，更是除美国之外唯二具备自然资源与地理优势的离岸平衡国家，且与美英两国具备相同的文化脉络与民主普世价值，从文化、地缘与核战略所构筑的“离岸大三角”（Offshore Delta）有著深厚共同的利益与安全关係，未来在美国的主导下共享核武，将是中国难以言喻的挑战。

“离岸大三角”敲响文明与地缘警钟

从世界地图来看，美英澳所结成的AUKUS以“离岸大三角”将中国困锁在欧亚地缘的东侧，不只是回应中国“一带一路”对印太地区的扩张，更是基于盎格鲁萨克逊、基督新教文明与资本主义的文明秩序。在进步与文明对话的辩证之下，考验著太平洋能否容下不同价值的两个大国。此一战略设计隐含著西方文明脉络下的前见（pre-understanding），在地缘政治动盪的同时，更隐含东西文明的对话危机，即使澳洲在接连佈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超音速远程武器、核攻击潜舰之后宣告佈署核弹头，恐怕也在AUKUS整军经武的路径。

在美国“离岸大三角”的战略设计之下，或将促使中国与俄国更为贴近，但一个基于东方威权政体的假想敌团体有助于团结西方，且中国的“一带一路”若不大幅修正，也将与俄国的“新欧亚主义”发生地缘矛盾，这也是美国所乐见的情况。中国自2013年告别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路线之时，恐怕未能料见在非洲与太平洋的成果，反成为升高东西文明对立情势的警钟，更成为近现代中国与世界体系相互共存的严肃挑战。

网民嚎叫：

FollowNature 发表评论于 2022-05-06 04:32:00

美国当年侵略阿富汗，就有人说是围堵中国，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

tsingdao355 发表评论于 2022-05-05 21:30:02

不管是aukus，还是印太，中心都不在中国，在印尼和马来

他们想够得着大陆，需要越过印尼，越过马来，还要越过南海才能接近中国。而且美国在南太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大部分南太国家，美国都十几年没有派过大使了，现在想建设外交关系，需要时间，资源

阿宽 发表评论于 2022-05-05 19:59:55

澳大利亚是只是国土面积大吧，其他啥也不大

wang620101 发表评论于 2022-05-05 19:47:32

中国这么大，有什么可怕的？现在即使闭关锁国也不会有大问题，核弹起一定作用，只是中国的皇权思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改

Capitaltwo 发表评论于 2022-05-05 18:54:48

中俄印已经占据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领土，将近世界一半的人口，周边都是小国家，如何围困？没有忘记阿富汗被围了２０年也以失败告终。只要大毛主动归还一部分土地，二毛把一些不毛之地分给三毛，解决了三角债问题后，反包围倒是极有可能的。要吸取当年扶植伊朗和伊拉克的教训，鸟克兰以后究竟会是谁的盟友都是不确定的。历史的教训是现在给的越多，以后反的越厉害。无论猪党还是土共的执政结果都是一样的。

涨保田 发表评论于 2022-05-05 18:27:00

需要捆住中国吗？有大大在，自己会把自己搞得ss的

laocaige 发表评论于 2022-05-05 17:47:17

“一个基于东方威权政体的假想敌团体有助于团结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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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这就是底层逻辑

laocaige 发表评论于 2022-05-05 17:45:47

“基于盎格鲁萨克逊、基督新教文明与资本主义的文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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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差了一个重要的叙述。盎格鲁依赖犹太联盟，也被犹太联盟反侵蚀。

马年生 发表评论于 2022-05-05 17:39:34

还想困住中国，美国自己的抱团还可以撑多久都不知道。第一个要崩掉的就是北约，东盟已经表明不跟老美捆绑反中了。

InNorthTexas 发表评论于 2022-05-05 16:48:35

普习金抱团发抖，遥想冰雕当年。

一阵大风 发表评论于 2022-05-05 16:45:00

那个姓谷的奥运冠军和包子一丘之貉， 都是首鼠两端的小人！

百家争鸣2012 发表评论于 2022-05-05 15:41:59

美国政府和军方很容易被这样的文章忽悠，或许这就是他们的意愿和美梦。但梦总有醒来的时候。

OldPortland 发表评论于 2022-05-05 15:36:00

Misjudg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will occur in China, and the country will be in trouble. Misjudgment of the party is inevitable.

LaoChiu 发表评论于 2022-05-05 15:20:18

此文纯粹纸上谈兵一片胡言。

常言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天下之大，偌大的算盘岂是一家拨的？

此一时，彼一时。咱们走着瞧吧！

村二叔 发表评论于 2022-05-05 15:19:18

习近平昏庸无道，祸国殃民，国内民怨沸腾，

国际上支持普京发动侵略战争，已经被正义力量孤立！

习包子命不久矣！

5AGDG 发表评论于 2022-05-05 15:09:37

大国不尚权谋，土共总以为首鼠两端会两边得利，其实这个只是用于夹缝中的小国。

谢选骏指出：大外宣的《上报》又在突出共产党中国的轴心处境甚至是核心地位了——正如美国2022年通过的“轴心法”[全称为“评估习近平的干涉与颠覆法案”（Assessing Xi's Interference and Subversion Act）]所宣告的那样。但是，也正如我反复强调的，共产党中国早已深陷在一个矛盾的死局之中了——既要“中国”，就得先“去共产党化”；而去了共产党的党化，共产党中国就“国将不国”矣，哪里还可能成为轴心甚至是核心呢。

【51、“鞫谳分司”意味着司法权从行政权的独立】

《宋代鞫谳分司制度的动因和功效》（2022-09-13 史坛典故）报道：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宋朝是一个商品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创新都高度繁荣的时代，曾经有学者推算，在1000年时，宋朝的GDP总量占据了当时世界总量的22.7%，足见宋朝经济的繁荣。

其实除了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成就，宋朝在司法制度上的创新，也是我国古代司法制度建设和完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环。

而在宋朝的司法制度中，鞫谳分司制度是最具代表性的制度之一。

一、什么是鞫谳分司制度？

我们先将这两个生僻字拆开来看：“鞫”字的释义是审问，即案件审理，“谳”则指的是审判定案，即检法议刑，所以，“鞫谳分司”其实指的是一种审判分离的司法制度。

史书记载“评事司直与正为断司，丞与长贰为议司”，断司是鞫司的另一种说法，而议司又称谳司。

在鞫谳分司制度中，审案由“鞫司”负责，而授法定罪则由“谳司”来完成。二者相互协作，共同完成案件的司法程序工作。

在当时，判案主要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鞫司”负责的审案，其具体工作是对案发现场进行查验、搜集案件相关的证据、案件的审问，还有审案过程中对人证的传召和犯罪事实的查证。

“鞫司”接到案件之后，首先勘查现场，搜集证据，如有目击者或案件相关人员，则先获取一些口供，作为案件的第一手资料。然后在公堂上对案件进行审理。

宋朝非常注重司法公正。为了保证犯人的权益，在审理案件结束之后，会要求犯人看一遍供词，在犯人确认过供词无误之后，进行画押。

下一步是结案环节，由“监司”进一步确认案件相关信息，确认完毕之后将犯人和材料都移交给“谳司”，这些材料就作为判决的依据。

而第二个环节就是审判定罪：“谳司”在了解案件的相关事实之后，检索相关的法律条文，找出适合用于此案的条目，然后做出初步的案件判决意见，给上级参考。

由此可见，“谳司”并没有权利直接作出判决结果，但是其援引的法律条文和给出的判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最终的判决结果。

综上所述：“鞫谳分司制度”就是将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分开，“鞫司”负责查明案情和审讯，“谳司”负责量刑和定罪。二者不可互相干涉对方的权利，这样就能互相制衡，可以有效防止司法审批权力的滥用。

二、鞫谳分司制度的动因

1、前代藩镇割据势力过大，给宋朝统治者“敲了警钟”。

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战略，必然会受到前代国家的影响。宋朝之前是五代十国，再前是唐朝。

唐朝初期，中央政权通过府兵制来招募军队。府兵制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兵农合一。府兵们平时是在田地里耕种的农民，只在耕种的间隙训练作战能力。而一旦到了战时，府兵们则需要响应号召，上战场打仗。

府兵制非常依赖土地制度，当你耕种的是国家发放给你的土地，你才有责任给国家当兵作战。如果土地制度无法维系，府兵制自然会大受影响。

而在武周之后，唐朝的土地兼并现象越来越多，这导致府兵制失去了它立足的土壤。后来到了开元和天宝年间，为了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朝廷开始实行募兵制，在这种制度下的士兵不再“农时耕种，战时作战”了，而是依靠当兵谋生，日常训练，战时作战。

为了供养这大批的专职军队，国家先利用了屯田制，后来又把每个驻军地周围一块的军政大权都交给了当地的军队首领。渐渐地这一个个驻军地就发展成庞大的地方军事体系 —— 军镇，其对应统帅被称作“节度使”。

在军镇之内，所有军队的军饷和补给都来自节度使的供养。军队的所有权名义上是中央的，但实际上更偏向于节度使个人的亲兵。各个军镇也更像是独立的小王国，而不是中央的行政区划。安史之乱后，更加剧了这种情况。

唐末，藩镇的势力越来越大，朝廷无法再控制他们，许多藩镇割据一方，到最后朝廷居然受制于藩镇。后来到了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的问题被延续下去，甚至变本加厉。

所以到了宋朝，统治者十分警惕，生怕再出现藩镇割据的情况。宋朝推行“分权制衡”的政策，削弱地方权力，加强中央集权，推行鞫谳分司制度，有一部分原因就在此。

2、维护社会稳定，稳定民心，需要重塑司法机关的公信力。

宋朝成立之前，正好是五代十国，这是一段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当时在中国的土地上存在着许多割据政权，政治、经济局势都非常混乱，到处都是战乱和兵变。

形成这种混乱的原因之一，是当时各地司法制度的混乱。宋朝前的一段时间，司法审判非常严格，提倡“疑罪从有”，百姓被压迫到无法忍受时，就会发动各种兵变和起义。

所以宋朝建立之后，统治者认为“庶政之中，狱讼为切”，就是说刑事案件的审判相当重要，因为事关“人命”。统治者为了能够安抚民心，进而促进社会的稳定，所以对司法制度进行了改革。

“鞫谳分司制度”这种将审和判分离开的制度，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法律程序的公正。对犯人权力的保护，和对审判机关的分权制衡，对民众做出了很好对表率，稳定了民心。

3、为加强中央集权，需要地方官员采取分权制衡策略，审慎分配司法权。

有了前车之鉴，宋代的统治者对地方势力就比较警惕了，不希望再出现地方权力过大，威胁到中央统治的情况。在宋朝建立的初期，统治者就打算采取“强干弱枝”、“设官分职，分割事权”的策略。

在“鞫谳分司制度”中，负责审案的官员没有参与后续检法断案的权力，负责检法判案的官员也没有干涉审案的权力。

朝廷严禁鞫司和鞫司私下接触、研讨案情。这种“分命它官”的理念，目的是“以尽至公”，防止官员独大专断，草菅人命。

但是鞫司和鞫司之间并不是毫无关联的，他们虽然不能在公堂之外讨论案情，但是需要互相监督。一方负责的环节出了纰漏，另一个环节的负责人也会被波及。

这样的制度很符合中央的分权制衡策略，让官员无法在司法程序上一手遮天，削弱了地方官的权力，有效达成了统治者中央集权的目的。

三、鞫谳分司制度的功效

至此，我们已经对鞫谳分司制度的由来和流程有了一定了解。“谳司”与“鞫司”的分权协作、互相制衡，有效限制了官员在司法上的专制权力。鞫谳分司制度对宋朝的影响涉及许多个方面。

其一，在司法层面上：降低了发生冤假错案的可能性。“审”和“判”两个部门独立运行，在审判流程中相互配合，但互相不允许干扰对方工作，双方不能商议审判相关事件，大大降低了错案、冤案发生的概率，大大加强了司法制约，维护了宋代的司法公正。

根据鞫谳分司制度，对案件进行判决处理时，不能仅仅根据案件事实来判决，还需要从浩如烟海的法律条文中找出和案件相关的条目，并在提交材料和判决时加以援引。

在审判中要求提供法律依据，为案件的审判提供了条理清晰的法律依据，让案件的审理过程有据可依，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审判程序的科学性，使审判结果更加合理。

与此同时，在案件审判的过程中，在检索法律条例的时候，又可以不断发现当朝法律的滞后性和不完善之处，从而促进新的更具有适用性的法律条文出台，使宋朝的法制不断完善。

鞫谳分司制度还促进了司法的职业化和司法官员的专业化。端拱元年，朝廷曾颁发过一道谕旨：“诸道州府，不得以司理参军兼莅他职”，可见对鞫司和谳司的职能划分之彻底。

鞫司中有专门收集案情材料的人，在谳司中更是有专门负责检索法条的官员，使司法审判走向更加职业化的方向。

并且，鞫谳分司制度在选人用人这件事上，可以说得上是高标准严要求。在最初就挑选司法素质较好的官员，这大大提高了宋朝司法工作者的专业化。另外还有这样一条规定：司法人员不得兼任。从这条可以看出，宋代非常注重司法官员在专业化上的培养。

其二，在政治层面上，加强了官员之间权力的制衡，有效防止了官员对权力的滥用。其实，在经过鞫司和谳司的二道程序之后，案件还得移交给判决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并不是一个人，而是有很多法官共同参与讨论。

在委员会的全体法官一起讨论之后，如果对判决结果没有意见，就集体签字证明。这种经过集体签字确认的案子，如果将来被揭发为冤假错案，之前签字的所有法官都要为此承担责任。

而如果有个别法官不同意判决结果，也可以签字表明自己不同的意见，这个意见也被称作“议状”，这样若日后该案件被定位冤假错案，留过不同意见的法官，被追究责任的概率会小很多。

即使在判决结果出来之后，案件还需要由首席法官来做最后的定判，首席法官在被告面前宣读判词，询问被告是否同意判决结果，若被告并不同意，案件还得重新审理。

这一道道流程下来，案件经过了许多官员的共同审理，就很难存在某个官员一手遮天的情况，有效防止了官员对司法权对滥用，加强了分权制衡。

对地方司法权的削弱，加强了中央集权。该制度有效削弱了地方藩镇割据的势力，避免了地方势力过大而导致国家政权被剥夺的局面，强化了中央对司法的绝对控制权。

其三，鞫谳分司制度严格要求案件的证据提交必须完整，在审案过程中充分维护犯人的权益，维护了社会和法治的公平正义，同时也保护了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大大增强了社会稳定性。

凡事都要从多个角度来看待，鞫谳分司制度的积极影响之中，也必然映射出它的局限性。

由于审判过程的环节比较多，在提高司法严谨性的同时，也造成了审判过程的繁琐和欠缺灵活性、增加了案件的诉讼成本、削弱了办案效率，影响法律效能的充分发挥。而案件过多的参与者，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冗官”现象，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随着时代发展，法律的改革创新是必然规律。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延续最久的朝代，其对司法变革的态度和对司法公正的要求，在今天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参考文献

董浩. 宋朝鞫谳分司制度研究[D].辽宁大学,2022.

邓灵灵. 宋代鞫谳分司制度的动因和功效[D].华南理工大学,2018.

李瑜. 宋代鞫谳分司制度研究[D].安徽大学,2017.

谢选骏指出：上文认为“‘鞫谳分司’其实指的是一种审判分离的司法制度”。这是不对的。在我看来，“鞫谳分司”意味着司法权从行政权的独立。因为，“鞫”字的释义是审问，即案件审理，“谳”则指的是审判定案，即检法议刑；所以，“鞫”属于行政警察权力，“谳”属于司法审判权力。那么，上文作者为何只说“‘鞫谳分司’其实指的是一种审判分离的司法制度”，而不说“‘鞫谳分司’意味着司法权从行政权的独立”呢？因为若说“‘鞫谳分司’意味着司法权从行政权的独立”——那就会涉嫌“鼓吹西方三权分立”了。这可是“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大罪，为了避免罹祸，所以必须歪曲历史。

Nihilism@xooxoox17 Replying to @xxj2040：是审理和审判分立成两个部门，然而司法权还是没有彻底真正从行政体系里面独立出来。

谢选骏@xxj2040：司法权和行政权都没有从皇权里面独立出来——皇权就是黄泉了。

Nihilism@xooxoox17 Replying to @xxj2040：就算英国的司法，也是在光荣革命权利法案之后，才真正意义上的从行政王权系统里面独立出来。

谢选骏@xxj2040：所以宋朝当时领先全球了——中国要恢复宋朝的文明水平，估计要到二十二世纪吧。

【52、胡思杜——“胡”乱“适”应的“结果”】

《单纯的胡思杜》（2023年6月29日 徐敏）报道：

1948年12月，寒风呼呼，万物萧瑟。北平被数十万大军围困，岌岌可危。南京来的专机已经等候在机场，随时可以起飞。

按照事前的安排，登上这架飞机的，有胡适全家。但令胡适夫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小儿子胡思杜，决定留在北平。无论父母怎样劝说，他都不为所动。

胡思杜说：“我是普通 平民，不担任任何官职。再说我从来没有得罪过共产党，他们不会拿我怎样的。”

儿大不由人。无奈之下，胡适夫妻只好给他留下部分财物，叮嘱他好自为之，就匆匆带上一些书籍离开了北平，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这片故土。

不久，胡思杜被组织安排到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当年，能进革大学习是一种荣耀，是受到组织器重的表现。

动身赴革大学习时，胡思杜把父母留下的钱财存放在了堂舅家。等到将近一年的学习期满，胡思杜回到北大，堂舅找到他退还钱财时，胡思杜却拿去捐给了组织。

没过几天，胡思杜还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文章，标题是《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

胡思杜在文章中说，自己受到党的教育后，学会了正确认识历史，才明白父亲是反动阶级的忠臣，是人民的敌人。

为使文章更像匕首投枪，胡思杜大义灭亲，毫不留情地列举了胡适的种种罪状，诸如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巩固国民党政权等，可谓句句诛心。

这篇反父宣言一经刊出，立即引发广泛关注。身在美国的胡适夫妇，没想到儿子会作出如此举动。就在十多天前，江冬秀还接到过儿子来信，谈他的学习情况，并特意问候了父亲的身体。

1957年全国开展整风运动，各级组织摆出虚心诚恳的姿态，欢迎党内外群众大鸣大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帮助党整顿作风。胡思杜受此激励，认为对党作出新贡献的机会来了，于是积极响应号召，一马当先地给所在学校的院部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怎么也没想到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满腔热忱提出的意见，竟然遭到铺天盖地的强烈批判。

1957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本报讯，报道唐山铁道学院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教师胡思杜“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的领导权”，文中特别注明某部分内容是“胡适的儿子胡思杜所说的”。这让胡思杜百思不得其解，自己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公开宣布和父亲划清了界线，为何此时又把自己与这位“人民公敌”的父亲捆绑在了一起？随着运动的深入，胡思杜一次次被拉出来批斗，直至给他扣上一顶右派帽子。在一系列的不解与恐惧中，胡思杜不甘受辱，于1957年9月21日晚，愤然自尽，上吊身亡，年仅36岁。

胡思杜死前留下过一封遗书，遗书不是写给父母的，而是写给远房的堂兄胡思孟的。胡思孟是个没文化的工人，因而不怕牵连。其他亲戚都和胡思杜保持距离，不相往来，只有胡思孟敢于和他交往。

胡思杜在遗书中写道：“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他把自己的600多元存款、200多公债券和一个手表，全部留给了胡思孟。

胡思孟看到遗书，没有片刻停留，急忙赶到唐山铁道学院。等待他的却是一具冰凉的尸体。周围的院墙上，贴满了批判胡适和胡思杜父子二人的大字报和大幅标语。看到这样的场景，胡思孟明白胡思杜为何要了断自己的生命了。对于宁为玉碎的堂弟，他所能做的，就是替他在郊外找了个空地，立个木牌，让胡思杜入土为安。

胡思杜死后，被认定为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就如同死了一只普通的狗，没有任何媒体发布哪怕是一句话的消息。

他消失得如同一片落叶，无声无息。

1980年，胡思杜获得平反昭雪。翻开他的档案一看，哪有什么问题，整个就是一个透明的人，一个单纯的人。就因为太过单纯，才死于单纯。

谢选骏指出：人说“单纯的胡思杜”——我看这不是单纯，而是“胡”乱“适”应的“结果”——

网文《胡思杜》报道：

胡思杜（1921年12月17日—1957年9月21日），胡适先生幼子。他生性好玩，喜交朋友。因不好读书，在美国八年转了两所大学也未毕业。

1948年回国后被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北平和平解放后胡思杜被派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政治研究院去学习。学习会上他踊跃发言，表示要与父亲划清思想界线。

1950年9月22日，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言辞尖锐，锋芒直指胡适；此后，胡思杜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教文史。

1957年9月21日“反右运动”期间，被定为“右派”分子，他不甘受辱，自杀身亡。

人物关系

父亲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曾用名嗣穈，字希彊，学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籍贯安徽省绩溪县，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母亲

江冬秀（1890—1975），女，安徽旌德县江村人，著名学者与文学大师胡适之妻。江家是旌德县的望族。江冬秀的外祖父曾位至翰林，其舅母是胡适的姑婆。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未征得胡适的同意，就由两家老太太所定。

姐姐

胡素斐（1920.8.16—1925.5），现代著名学者胡适之女，生于1920年，于1925年不幸夭折。

人物履历

早年经历

胡思杜出生于1921年12月17日。这天是阴历10月17日，正好是胡适的生日，给孩子取此名是为了表示对恩师——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感激之情。因在孩子中排行第三，故此儿小名叫小三。

胡思杜少年时候，患有肺病，时读时辍，所以胡适专门请家教对其进行辅导。其中有一个家庭教师，就是胡适的高足，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罗尔纲。罗尔纲一直教了胡思杜5年，所以他对胡思杜比较了解，在罗尔纲先生的眼里，胡思杜幼时虽很顽皮，但却是个十分可爱的优秀少年。罗尔纲先生在其晚年所著的《胡适琐记》中说，胡思杜从小思想活跃且进步，比较爱国。罗先生写道：“他对老保姆杨妈、在他家做杂役的小二，亲如家人”，一点也没有阔少的架子；天资聪慧，两天能看完《水浒传》，又唱得一口好京戏。罗先生甚至有这样的感觉：如果他不是生在胡适家，说不定京戏舞台上会多一个艺术家。罗先生还回忆起胡思杜曾告诉过他一件人们并不知道的故事：胡思杜非常热爱、尊崇鲁迅。那是1932年冬天，鲁迅返北平探母，曾往胡宅访问。胡家向来不绝高朋贵客，但少年胡思杜从来也没有给哪位客人接大衣之类的恭敬，这回他却“赶着去帮鲁迅接大衣”了。

胡思杜在成年后却不怎么好读书，喜欢玩乐，好交朋友，什么朋友都交。抗战开始后，胡适赴美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1939年在西南联大学习航空机械专业的胡祖望去美国留学，进入其父胡适曾就读过的名校———康乃尔大学。胡思杜则随母亲江冬秀避难上海。胡适委托一位竹姓朋友照看他。1940年11月9日，这位竹姓朋友写信给胡适：“小二在此读书，无甚进境，且恐沾染上海青年恶习，请兄赶快注意。”在此之前，胡适每次在给妻子江冬秀的信中，总要不时提醒她少打牌，“盼望你能有多一点时候在家照管儿子。小儿子有一些坏脾气，我颇不放心，所以要你多在家照管照管儿子”。无奈，江冬秀整日一门心思沉湎在牌桌上，无时间也无精力去管教儿子，加之胡适又长期不在身边，这样就使得无拘无束的胡思杜在上海这个“大染缸”里免不了沾染上一些不良嗜好。

留学美国

胡适在1941年5月托人将胡思杜带去美国。胡思杜在国内学的文科，曾先后在上海大学、东吴大学读社会科学。到美国后，胡适将他送进教会学校海勿浮学院就读历史。

胡思杜在美国连续上了两个大学，但均未毕业，只得于1948年夏随胡适的一个朋友回到了北平，来到早已归国的父亲胡适身边。

留在大陆

胡思杜回国后，许多人看在胡适的面子上，纷纷请他到他们的大学任教，其中山东大学历史系最为积极，但胡适皆以“思杜学业未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为由拒绝了所有的邀请。后来胡适安排他到北大图书馆工作。

1948年12月，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平津形势危急。蒋介石亲自打电话催促北京大学校长兼北平图书馆馆长胡适飞来南京。胡思杜不愿随父母南行。

学习改造

北平和平解放后，胡思杜被分配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政治研究院二班七组学习。胡思杜急切地想要融入新社会，为了做一个脱胎换骨的为新政权所需要的干部，他主动上交了父母留下的一箱财物，各方面表现得均很积极和进步，并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他还将胡适留下的书籍装进108个大木箱献给新中国，这些书成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近代史研究所的“镇库宝物”。学习期间，在组织的启发下，他总结了自己的思想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表示与胡适划清界线。他这种迫切要求进步的举动，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赞赏，使他得以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结业后，作为副教授，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现在的西南交通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又名马列部）教历史。

1957年，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各级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欢迎大家“鸣”、“放”，以帮助党整风。胡思杜认为对党作出新贡献的机会来了，于是就响应号召，一马当先的积极主动地给他所在的院部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没想到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所提的意见，立即遭到反右积极分子们的迎头痛击。

愤然自尽

1957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以《河北高等学校教授针对教育领导工作提出批评》为题，发表“本报讯”，报道唐山铁道学院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教师胡思杜“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文中特别注明某部分内容是“胡适儿子胡思杜所说的”。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胡思杜则在劫难逃，多次被拉出来接受革命群众批斗，未久便被学院定为向党猖狂进攻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突遭重创的胡思杜百思不得其解，认为自己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公开宣布和父亲划清了界线，为何此时又把自己与这位“人民公敌”的父亲捆绑在一起而公开示众且口诛笔伐。在一系列不解与恐惧中，胡思杜精神彻底崩溃了，于1957年9月21日晚上上吊自杀身亡，年仅36岁。

1980年11月，胡思杜才被组织上重新审查，平反昭雪。 

人物纪念

在胡适夫妇墓地的东南侧，有一块胡祖望为其弟弟胡思杜而置的约四平方尺的小石碑，上刻：“亡弟胡思杜纪念碑 胞兄胡祖望泐石。”

胡适次子胡思杜：曾刊文与父亲断绝关系，自杀时留下一封遗书

这是一段沉重的历史，然而一个人的一生在历史中，也不过短短几句话。历史已然消弭，但教训仍在。我们可以从一些历史事件中，得到经验和教训。希望随着制度的完善，言论的自由以及权利的平等，不会再有这样的悲剧。

趣观历史百家号金牌导师,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参考资料

1胡适次子胡思杜不幸的人生结局．人民网 [引用日期2020-12-14]

2胡适次子胡思杜不幸的人生结局2．人民网 [引用日期2020-12-14]

3胡适次子胡思杜不幸的人生结局3．人民网 [引用日期2020-12-14]

谢选骏指出：胡思杜与其说是“单纯”，不如说是“会玩”——就像胡适一样，胡乱适应，未达目的不择手段，甚至投靠共产党！共产党也投桃报李，把胡思杜从一个“毛泽东的起点”北大图书管理员，提拔为副教授，分配到马列主义教研室（又名马列部）教历史。可见胡思杜，秉承了胡适“胡”乱“适”应的投机性，但胡思杜“胡”乱“适”应的能力却比胡适递减了（大概率是被他妈的打牌打掉了，或者根本就是遗传了他妈的打牌基因），结果昏头昏脑地自杀了。可见“胡乱适应”这种乱世行为犹如赌博，有赢就有输，胡适赌赢了，他兒子胡思杜却赌输了。

【53、“阿姨学”就是法医学】

《Fwd: 我所理解的阿姨学》（思想起 二月 04, 2018 孙曙光 ）报道：

上个月看完了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作者在抗战之前完成了此书关键部分。想写篇读后感，拖了半个月写不出来。也许写这类文字需要足够多的积累，考虑再三，决定还是退而求其次，先从为什么读这本书开始吧。

我是从一篇对阿姨的访谈中知道这本书的。阿姨对雷海宗的评价是"他是斯宾格勒在中国的真正继承人，他们和主流的差别不在技术上，而在格局上。"

问题来了：斯宾格勒是谁？鬼才知道啊！总之研究历史很有大局观就对了。阿姨亲口推荐，作为阿姨的粉丝，自然是一定要亲自读的。那么问题又来了：阿姨又是谁？

"阿姨"本名刘仲敬，传说在网上别人论战中插话留言说"来来来，阿姨教教你……"，因而得名，他的一些观点也被粉丝成为"阿姨学"。三年前网上有一篇粉丝称颂阿姨的软文，提到文明的兴衰时用了一个类比，大意是"文明的鼎盛时期应当是其发展曲线的二阶导数最大值……"，看得我当时大脑短路，竟然出现画外音：这个类比妙啊（司马懿捻须状），于是在网上找来了阿姨在国内已经出版的两本书的未删节版。一本是《民国纪事本末》，另一本是《从华夏到中国》。通篇文言文风格，看得大脑死机，哪一本都读不下去。没办法，只好从阿姨写的一些短篇看起。

阿姨博闻强识，学贯中西，有人评价他"可能"是当代陈寅恪。上面提到的那个"二阶导数"的类比，现在看来只是粉丝的画虎式模仿。实际上阿姨的短篇文章通俗易懂，类比精妙却不卖弄技巧。同样描述文明兴衰，阿姨可能会这样类比——

"如果文明分四季，夏季才是文明的鼎盛时期，虽然秋季有丰收的繁荣，但是果实成熟，离叶落已然不远"。

谈到古代欧洲物权关系复杂的时空属性，阿姨可能会这样类比——"猫狗都喜欢宣示领地避免纷争，上午一条狗在墙角尿一泡，表示这块地方上午我占了，别的狗狗不要来。另一条狗闻到了气味，他就不会在这里停留。但是猫不属于同一物种，它就会在这里蹭一蹭，宣示自己的领地。等到下午，气味减弱甚至消失了，别的狗闻不出来，就可以来这里再尿一泡，宣示这个墙角下午归自己。"

当然阿姨也有些烧脑的观点，因为自己脑细胞已烧，尚未恢复，以下只能选择三个姨学常见名词，谈谈自己的理解。（如果表述有误，那是我个人的理解问题，和姨学无关。）如果感兴趣，欢迎交流。

一、原始丰饶

特指文明产生初级阶段，此时人民崇尚武德，有纷争时推举有战功的人判决。各种判例累加形成习惯法。因为原始，所以相对于逻辑推理，人们更看重历史记忆。因为丰饶，所以文明的发展方向有更多的可能。随着文明的积累，会进入一个关键"窗口期"，在此期间一些关键变化会改变历史的走向，此后历史被"路径锁定"。

中国有没有原始丰饶时期？如果以尚武精神为标志，这个时期应当是春秋战国。阿姨认为华夏历史的窗口期是秦统一六国之时，因为秦"奋起私智而不师古"，（大意是相信自己的智慧胜过祖先），导致古代健全活泼的社会被断送。即使项羽这个"最后的贵族"出现，也没有改变历史走向。雷海宗认为尚武精神早已衰败，所以对中国历史的划分节点更靠前一些。他这样写道——

"春秋时代当兵不是下贱的事，而是社会上层阶级的荣誉职务。战国时代全体人民当兵，战国后上等社会不服军役，卫国责任转移到贫民甚至无赖流民肩上"。

二、文明输出

文明的等级有高低之分。如果把文明比作水源，低等文明就像水源下游，需要上游的高等文明进行滋养才能发展。如果把文明比作自然中的生态系统，高等文明更复杂，适应变化能力强。文明厌恶真空，权力真空期是窗口期，同生态位的文明会彼此竞争路径，最终锁定历史方向。

我们的文明处在什么位置？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定义"我们"是指什么。是华夏还是中华民族还是中国？我猜答案可能在《从华夏到中国》里面。可惜自己读不下去。

三、民族发明

阿姨认为：先有共同体，有了共同的利益诉求，后面才有民族。民族不是固有的，而是可以通过特殊手段被"发明"的。

怎么理解才好？

举例：爱迪生发明了电灯。

此前没有电灯。爱迪生凭借其聪明才智，经过各种实验，历经多次失败，发明了电灯。

这样一来，就有了画面感。

类比：梁启超发明了中华民族。

…………

还是不太明白。

我的理解是，民族发明没有多次试错的机会，必须抓住关键的窗口期。首先要形成共同体，而共同体的形成需要凝结核，就像冰晶凝结成雪花，雪花滚成雪球一样，共同体最初是由一个团体逐步形成的。团体的核心，在原始丰饶期是武士英雄，在近代文明时是原生土豪。土，是土生土长，是在当地发展而壮大，是与当地人民利益一致；豪，是资本充足，是急公好义，是尚武精神在和平年代的另一种形式。土豪的出现提高了人民自治能力和社会复杂程度，但也同样增加集中管理难度。

姨学还有很多精彩的概念和论述。有些历史规律，在世界历史上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重复被验证，如果可以凝练成文字，比如"求战者安，求安者亡"，阿姨称之为"隐秘法则"；如果不能用现有的逻辑体系解释，所谓冥冥之中自有天数，阿姨称之为"神意"。阿姨笃信自己的理论并且身体力行，在去年受洗成为基督徒并跑路美国。读者如果感兴趣可以关注公众号"冬川豆种子不死"。

这个公号别有深意。阿姨认为传播自己的理念就像播撒种子，总有一少部分会生根发芽。他自称"我将漂流瓶投入大海，自己知道瓶中的文字却有意义，却不能肯定漂流瓶回归向何处，更不知道（假如存在的）读者能否理解这种语言。"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知，“阿姨学”的发明者刘仲敬原在新疆公安局里法医的干活。而所谓的“阿姨学”其实就是“法医学”。

《李尔克：“阿姨学”让人如何评判？》（老资料网 自由撰稿人，广州）报道：

不可否认，近几年来“刘仲敬”这个名字在大陆汉语阅读界或学术界、思想界确实激起了几许波澜。这位以豆瓣大V“数卷残篇”起家、其拥趸赐昵称“阿姨”的“历史学者”以一种横空出世的姿态吸引了一批狂热的追随者，其思想内涵与言语风格不仅塑造了一整套关于历史认知与判断的话语体系，而且逐渐转化成了一种仪式感满满、仿佛具备了秘密会社表象的交往话语，其追随者簇拥在“阿姨学”、“数卷学”的旗号之下，念叨着“土豪”、“游士”、“费拉”、“洪水”等密语，或拙劣或过于机智地模仿着他们的教主的话语，对吾等“费拉”、“末人”恶意而嘲讽地指指点点。至于刘仲敬本人则借着不大不小的声名过上了一个符合当前网络学术红人典型范式的日子；当然了，有出版社编辑的支持，能出出纸质书也是极好的事。

刘仲敬的《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应该是其继《民国纪事本末》与《从华夏到中国》之后出版的第三本(或第二点五本)大作(那些在地下流传的网络版、未删节版、未出版著作的文献史，笔者既无精力也无兴趣了解；至于其译著休谟的《英国史》，则宜用“惨”字形容)。此书的腰封上即已作出一个野心勃勃的宣告：这将是一本“真正的宪制中国史”(特别强调了不是“中国宪制史”)，所要回答的是“什么是中国”、“中国和华夏文明的关系”、“中国的未来”这类“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往何处去”式的终极哲学问题。所谓“经”与“史”，“经”为“基本法和正统性，是衡量价值的准绳”，史则为“基于经(正当性)的价值裁断和历史建构……通过历史编撰行使世界法庭的职能”(第1页)。看到这里，对于刘仲敬过往作品与“史学理路”有所耳闻的读者其实都可以放下本书了，因为这一望而知不过是刘仲敬又一次重复自身布道文的产物。确实，本书的核心思想与《从华夏到中国》如出一辙，不外乎是兜售那套糅合(伪)西方中心主义、(伪)英格兰保守主义、(伪)施宾格勒式的文明季候论、(伪)世界新秩序、(伪)春秋公羊学等“历史理路”与“草蛇灰线”的一种所谓回到以德性为支撑的“小共同体”的政治哲学。只不过，在《经与史》一书中这种种线索被重新由“华夏”的历史线索串联了起来，比起《从华夏到中国》中那更为散乱的论述，就阅读体验而言算是有所改善。

刘仲敬的治史风格从来都是其反对者激烈攻击的对象。这些批评中也不乏总结到位者，一位知乎网友便借刘小枫批现代主义之口形容刘的文章“构想多于观察、诗意铺陈多于描述性分析、解放主张多于症候分析、新异的知识话语的建构多于对显存只是论述的审理。”然而，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评价并不恰当，因为他最擅长做的并不是充满诗性与激情的创新，而恰恰是做搬运工。

事实上，仔细考察刘仲敬笔下的几乎每一个历史性论点，从楚汉之争作为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大决战”(Arm ageddon)，到二十世纪中国乃至东亚作为日苏、美苏霸权之争的外延，无不以不同形式都被刘仲敬所鄙夷的“学院历史学家”所论述、争辩过，只不过这些要么来源于前辈学者，要么就是尚待论证的观点，到了刘的笔下就魔术般地变成了以“智识”与“格局”反抗“材料”暴政的“洞见”。就思想性而言，刘仲敬也并非自诩的“先知”，而只不过是以一套自创而又未必高明的语言重新包装、兜售别人的观点而已。如果把他拔高至犹太先知乃至施宾格勒的层面，那未免有点荒唐可笑了。

就写作而言，刘仲敬的语言风格不外乎是由半文不白的汉语、三流的比喻与惊人的附会炖成一锅的产物(不得不承认，刘的中文功底比笔者的糟糕中文还是来得要好的)。奇怪的是，在《经与史》中，刘仲敬甚至放弃了《民国》与《华夏》中那种文言文为主写作风格，不知这是否暴露出他意图扩大其“福音”传播力度的意图？在这里，刘仲敬又以一种惊人的毅力把这种语言与他所认为的史实及其想象(应该承认他的阅读量、记忆力与惊人的联想力似乎让人无可指摘)融合成一锅大杂烩，以致使那些愿意认真对待其著述的人，似乎只有在拥有像秦晖那样的知识储备、雄辩力与(主要是)体力的情况下，才能充分研判刘仲敬笔下许多句子背后的事实错误与思想的贫乏。

总体而言，刘的《经与史》给人最大的感觉恰恰不是什么离经叛道、惊世骇俗、其力度达到论辩文(polemic)乃至启示(revelation)的奇书，而是一份冗长无趣而又不断故作惊人之语的文本。

其实，《经与史》让笔者更感兴趣的显然不是其主体论述部分，而是刘仲敬在本书的“序”与“跋”中所不再(或不那么)遮遮掩掩作出的宣告。就笔者有限的“阿姨学”知识(显然远远达不到让阿姨教信徒满意的程度)而言，这是刘仲敬第一次比较明确地用一种日常交谈中勉强能令人接受的语言提出自己的治史纲领：“格局”高于材料，“认知图景”决定智识高度，而历史就是为了向精英的统治提供必要的博雅教育。“漂流瓶投入大海，不能确定接收者，但它有自己的受体识别信号，指挥对有心人起作用。文体是识别信号的一部分，自身就构成排斥机制。”(序言第1页)“古老的史学在博雅教育中占有核心地位，主要就是为绅士和士大夫阶级提供这样的认知训练。至于平民百姓，他们不需要知道这些。”(340页)至此，刘仲敬可以算是彻底摆明了立场：他的言传身教本来就不是为我们这些在埃及暴政下沉湎世俗、自甘堕落的俗人与末民准备的，上帝的选民自会从灰烬中崛起而到达迦南乐土。

从基于理性与对现实政治判断的角度而言，笔者当然觉得这样的一种宣言是极其可笑的。我不认为刘仲敬与其崇拜者能成为一股什么样的政治势力；他所心系的“精英阶层”与“世界”帝国，假如存在的话，显然还远远没有沦落到需要他为之背书的程度。

其实，所有真正的对话都需要预设某种双方共同接受的理性交谈与判断的框架。对于一名预设自己立场的真理性的先知与其追随者而言，他人恐怕无法与之展开真正的对话。正如刘仲敬们喜欢说的，时间自会证明一切。对待“先知”，自然无需打压、绞杀，但也确实不必太较真。实际上，“先知”自己最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干什么，对什么人、在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而笔者明知会上当还要花45块钱买“先知”这本书，还真的是too young了。

谢选骏指出：“阿姨学”就是法医学，所以阿姨学的门徒们，大多具有恋尸癖好——

网文《恋尸癖》报道：

恋尸，是个人对尸体表现爱恋或性吸引的现象。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把恋尸列为“性欲倒错”。但是恋尸行为的含意显然颇为多样。研究者在访谈恋尸者的研究中发现，多数会描述自己有欲望占有一个全然不抗拒的对象（68%），或是希望与已死的爱人结合（21%），有些人对尸体感觉性吸引（15%），或者希望透过与尸体结合来克服孤立的感觉（15%），或者透过全然控制死者来寻求个人的自尊（12%）。

拥有这种癖好的人多见于与尸体有职业性接触的男性，如太平间、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外文名necrophilia。

概述

恋尸癖是指从尸体获取性满足。在不少文献或文学作品中，把对死亡配偶尸体的固执性爱恋和对异性尸体的嗜好性凌辱行为也作为恋尸癖。狭义恋尸癖仅见于男性，男性恋尸癖习惯上称奸尸癖或奸尸狂。这种人具有与尸体进行性交的强烈欲望。有时，这种欲望可以通过与尸体性交的想象来满足；有时，这种欲望则只能通过真正地与尸体的性接触来满足。还有些奸尸狂以保留尸体的某些器官为乐趣，这些器官通常是女子的乳房或生殖器。由于有些奸尸狂采取将其被害人杀死的方法来获得奸尸的机会，所以这种行为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威胁。具有恋尸定向的人被所有没有生气的和死的东西所吸引和迷狂，诸如死尸、腐物、粪便和污垢。他们对此类事物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近感，不管内心的态度是喜欢还是厌恶，他们都感到被它诱惑，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注意它，对它作出反应。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言语方面观察到其恋尸倾向。例如有的人津津乐道于病症、埋葬与死亡，还有的人更赤裸裸地谈论血腥场面，描述血淋淋的暴行。

通常，恋尸倾向明显地表现于人的梦境之中。这些梦涉及谋杀、流血、死尸、颅骨和粪便；有时也涉及那些转化为机器的人或像机器一样行动的人。许多人偶尔都会出现这类梦境，但并没有明显的恋尸倾向。恋尸的人经常会有这类梦境，有时还会重复出现。一个人的恋尸定向从他看待周围事物的态度上也表现出来。他总是不太关心别人的情绪，对美不敏感，却首先注意到那些与死尸、粪便、污物有关的东西；他的脑海里时常泛起关于这类东西的联想或幻觉，令他仿佛见到和嗅到似的。

形成原因

多数研究者认为，在这种人身上有一种支配其性交对象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的满足在其性满足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尸体绝对不会反抗他们的命令，因此他们宁愿选择尸体作为性交对象。对于那些活人假扮的尸体，他们则要求其一动不动，如果对方的身体活动了，他们便会感到自己的命令受到了违抗，便会丧失性交的欲望和能力。这种人的本性可能是懦弱的，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可能是一个屡受挫折的失败者。由于他们无法控制活人的世界，所以便转向了死人的世界，在死人面前，他俨然是个强大的主宰者，尸体都对他俯首听命，都不会拒绝他的要求或嘲笑他的无能。总之，他在这种行为中处于支配的地位，而且不必担心失败与挫折。奸尸狂者多伴有明显的精神病，或嗅觉障碍。

奸尸狂有不杀人奸尸狂、杀人奸尸狂、假奸尸狂、幻想型奸尸狂、迷恋型奸尸狂等几种。不杀人奸尸狂是最为常见的奸尸狂行为。这种人并不去杀人，而是利用各种机会与已经死去的人性交。某些可以提供接触尸体机会的特殊职业如太平间、停尸房和殡仪馆等处的工作对这种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杀人奸尸狂是最危险的奸尸狂行为。这种罪犯将其被害人杀死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与尸体性交，既包括正常的阴道性交，也包括肛门性交。因此，这种行为的被害人可以是女性，也可以是男性，其中以女性被害多见。一个杀人奸尸狂可使多人，甚至数十人先后遇害。

假奸尸狂并不真与尸体性交，而是与活人性交，但是性交伙伴必须装成死人。这种情况在正常的夫妻生活中也可能存在，但鲜为人知。有一例假奸尸狂在性交前先让性伴洗冷水澡使身体冰凉，然后往身上涂一层白色爽身粉，好像无血色的死人，在性交过程中性伴直挺挺地躺着，一动也不能动，这样才能使他完成性交，达到快感高潮。倘若性伴躯体动了，就会破坏他的雅兴，而大为恼火。

幻想型奸尸狂也不真与尸体进行性交，他们甚至根本不进行任何真实的性交行为。他们只是在自己的想象中完成奸尸行为。他们常幻想自己获得了一具女性的尸体，然后便与之性交。他们把所有细节都想象得淋漓尽致，并且在这想象中获得性快感和性满足。

迷恋型奸尸狂可能也会与尸体进行性交，但是他们似乎更为迷恋尸体的某些器官，于是他们便把死者的某些器官如乳房和生殖器切割下来。他们把这些器官保存起来，并在观看或触摸这些器官的过程中获得性快感或性满足。有些人还会把这些器官随身携带。

恋尸癖属于性变态的范围，此种病人矫正困难，环境影响和教育措施对这类人往往收效不大。

谢选骏指出：“阿姨学”就是法医学，其门徒却是恋尸癖——恕我直言，法医学还算一种“尸体解剖”的工作，而恋尸癖却只能算是变态了。

【54、“资本主义萌芽”是王朝末年的显著特征】

《明朝末年，真的发生过资本主义萌芽吗？》（网易 2021-01-19 历史心发现）报道：

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人都知道，在初中（还是高中）的历史书上有这样的论述：明朝末年在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其论述大致如下：

“手工业各行业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明朝后期，在南方一些地区的丝织、榨油、制瓷等行业中出现了新的经营手段，即开设工场，使用自由雇佣劳动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类似情况在清朝继续有所发展……其实在明朝中后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有一些江南的手工业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是为资本主义萌芽。”

而这种说法之所以流行，很可能和下述这段wei人讲话有关：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话中认为，中国古代工商业已经在逐步发展中，虽然迟缓，但迟早会慢慢发展出资本主义。毫无疑问，这段话对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造成了很大的指导性的影响，也为明末资本主义萌芽说“指明”了方向。

那么，除了这个“纲领性”的指导，教科书认为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依据是什么呢？

很简单，是指随着丝、麻、棉纺织业的发展，明朝中后期在江南等地出现的纺织作坊。这些作坊由“资方”提供生产资料，雇佣的“员工”则出卖自己的劳动和时间换取一定的收入，双方形成了“劳资关系”的雏形，因此可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乍一看，这种说法似乎无懈可击，但只要稍稍深入思考一下，就可发现其中的一系列问题。

首先，明朝中后期苏杭织造隶属于国家管控。看过大明王朝1566（并不是说这个片符合历史，而是说关于江南织造行业的大体权力架构还算没错）的都知道，一个司礼监的中层太监就能掌握整个江南织造行业的生杀予夺之权。而这些织造局存在的目的，也一点都不“资本主义”。织造局存在的主要目的，是：

负责上用（皇帝所用）、官用（官员所用）、赏赐以及祭祀礼仪等所需丝绸的督织解送。

也就是说，织造出的产品主要不是面向自由市场，而是为了满足小部分权贵的需要。当然，织造的产品也可以用于出口，但同样不是正常的商业行为，而是被权力操纵 ，或为国礼赠送，或在一盘棋统筹下为国家赚点“外汇”。而西方“真正”的资本主义，则是在市场的催生下产生的。以英国为例，羊毛纺织业的兴旺，让更多的人口和资金涌入了这一行业，进而促进了技术的大跨步发展。其生产出的产品，也都是以市场为导，在市场中自由流通的。

而在自由贸易的市场背后，是西方数百上千年来不断发展的公民概念。在贸易-工商业从业人员社会地位还没有那么高的古典世界，公民身份这一概念保证了西方商人绝不会如士农工商中叨陪末座的“商”一样任意被人歧视和欺压（无论是希腊还是罗马，都没有商人不得成为公民，或者公民不得经商的法律）。到了中世纪，商人的聚落形成了商业城市，城市的权力自然就掌握在这些商人公民手中；他们或通过武装抵抗，或通过法律斗争，为自己在皇帝、教士和贵族面前赢得了近乎平等的地位。此外，由于西方成熟的理性法律传统和不断改进，越来越接近正义的审判程序，让商人-公民的权益能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

而这些，在古代中国都是完全不可能存在的（甚至是想都不可能想到的）。在古中国，只有臣民、臣畜、奴才的概念，从不知公民为何物。法律也总是让位于当权者的意志，审判多以严刑拷打为手段，程序正义的概念当然也是闻所未闻。商人又由于对皇权的潜在威胁，而遭到历代暴君的严厉打压。在中国古代，商人始终是最悲惨的群体之一，平日里被苛捐杂税压得踹不过气来。稍有不慎就会被虎狼吏盯上，以各种名义巧取豪夺，像待宰羔羊一般被肆意虐夺。

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外在的贸易和生产关系，更重要的是内核的公民伦理和法治精神。没有这一精神内核，任何形式的商业行为、贸易往来、生产模式都只是皮毛，和真正的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关系。

反观明末，其之所以能和资本主义搭上点关系，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雏形。如果仅仅靠着提供生产资料和支付工资的“雇佣关系”就能算作资本主义萌芽，那么西方早在古希腊-罗马，甚至古埃及时期就资本主义萌芽了。据现在的考证，古埃及建造金字塔的工人很有可能是一群包吃包住还拿工资的自由民；在古希腊，有国家雇佣的挖银矿的奴隶或工人；僭主庇西特拉图会组织（生产资料由城邦提供）跑到城里的手艺人打造更精美更畅销的陶罐器具；古罗马一统地中海世界后，区域内商品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巨额投资土地、押注贸易、举债借贷等金融行为规模庞大，各个行业发展兴旺，雇主雇佣员工生产产品的例子也并不少见。相比明末的织造“公司”，古典地中海世界的生产行为反倒更面向市场。如果这都能算资本主义萌芽，那全世界都不知道萌芽多少回了。

教科书之所以认定明末开始资本主义萌芽。一方面是出于政治需要；另一方面确实是水平过低（望文生义，囫囵吞枣的老毛病又犯了），盲目的将马克思对欧洲历史的阶段划分不加分辨的套用到完全不适用的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对应西方的奴隶社会，秦汉开始对应西方的封建社会（当然，秦汉进入“封建社会”领先白皮几百年）；明朝中后期，正值西方步入近现代工业文明，如果不能跟上步伐资本主义萌芽，岂不是从自古以来都领先变成了自古以来就落后？因此，留给明末的有且只有一个选项：资本主义萌芽。

不过，最新教材似乎删去了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表述，在新教材中，据说是这样描述明清时期经济发展的：

“然而就全社会来看，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经济还占据压倒优势。日益僵化的专制统治，也压制和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转型。正当西方国家大步迈入近代工业文明的时候，中国社会仍旧迟滞不前，埋下了落后挨打的伏笔。”

“史料阅读”一栏中则加了这样一句话：

“一些学者认为，这种生产方式近似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早期形态，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

我已经离开校园几年了，各位可以去查证一下。

对于我们今人来说，我们不仅要搞清楚明末到底存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也有必要从当时的历史中获得教训。不可否认，由于明朝中后期吏治的颓废（导致对各地的控制力度减弱），以及张居正改革的部分作用（作用并不太大），民间士绅自治蔚然成风，（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工商业确实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说明，一旦政府出于各种原因放松了对地方的控制，那么勤劳的人民自己就能源源不断的创造出比被压制的情况下多得多的财富。与其说晚期大明政策好，不如说晚期的大明好就好在存在感大大降低，让百姓有了施展的空间。换言之，最好的大明，就是不存在的大明。

这不由让我们展开遐想，如果江南地区能始终摆脱中央王朝的高压束缚，是否能独立发展出资本主义？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的观点。

谢选骏指出：上文虽然指出了“资本主义萌芽”说是毛狗“wei人”的胡扯，却没有看到，这其实是中国各个王朝末年的共同特征。

网文《资本主义萌芽》（维基百科）报道：

资本主义萌芽是晚明到早清时期（16至18世纪）的经济现象，中国大陆的历史学家把它视为类似于工业化前的欧洲的发展阶段，本土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先驱。朝鲜民族主义史学也采用这个说法。

历史

马克思写道：“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

萌芽论可以追溯到中国社会史论战。据现有文献，最早的相关论述是1935年邓拓的研究，他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已经产生“新的社会经济系统的苗芽”。此后吕振羽在1940年明确提出明末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性的手工业工场的雏形”，清朝则已“培养着资本主义的因素”。

1950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加入了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一段话：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954年对《红楼梦》的时代背景的讨论，引发了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傅衣凌、侯外庐、吴晗、尚钺、翦伯赞、吴大琨、黎澍等中国历史学家相继撰文，后来汇编为1957年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和1960年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他们确定了一些发生于16世纪至18世纪的中国经济进步，包括农业进步和手工艺技术的提高，市场的改善和扩大，以及工资和劳动关系的变化。

文革结束后，讨论继续。值得注意是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于1985年出版，集中反映了中国学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学术成果。1990年代后，相关讨论在中国学术界沉寂下来。

内容

如何定义“资本主义萌芽”：吴承明提出，“第一，应把资本主义萌芽如实地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过程”；“第二，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不是一厂一店”，不能举例论证；“第三，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新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将导向新的生产方式。

研究者已经指出，晚明和清初，雇佣劳动在纺织品、纸张和其他行业增加。然而，他们缺乏欧洲工厂中生产的会计方法。

中国出口到西方，来自美洲的银流入，扩大货币供应量，驱动商业化、市场和税收。接下来的几个世纪看到了加强区域专业化和一体化的农村市场。

评价

日本的中国史专家在20世纪50年代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尽管他们总结说，决定性的转变是不可能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晚明史学家护雅夫说这项工作“未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理论成果，虽然它发现了丰富的迄今未知的历史事实”。

西方的经济历史学家倾向于否认这些发展预示着朝资本主义转变。罗兹·墨菲则评价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把明代的这些发展趋势称为‘资本主义早期的萌芽’，这些见解是非常合理的。”

李伯重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感情的问题”，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是由“别人有，我们也有”的“争气”心态引起的，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表现。因此随着中国国力的提高，年轻学者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兴趣随之减弱。

经济学家菲利普·黄和李伯重大肆抨击“资本主义萌芽”理论。他们质疑这一基本假设仅仅基于欧洲的发展经验，并认为这种类比是以欧洲式的方法扭曲地研究中国历史。

王学典认为包括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内的“五朵金花”问题是“假问题”，但蕴含着“真学术”。

其他

朝鲜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接受萌芽论，以反对认为朝鲜工业化是日本工业化的结果的观点。根据这一理论，17世纪的劳力短缺下，农民采用更有效耕作方法，导致商业化和原始工业化，这被日本19世纪后期的干扰截断。这成为南、北朝鲜的学校教科书的正统理论。然而，自1980年代以来，韩国历史学家对这个理论失望。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把张居正之类的大肆搜刮，叫做“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大肆搜刮毁灭了专制制度的统治基础，权钱交易、贪污腐败、社会解体，因此成为各个“专制王朝”的末期特征——这個敗象，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朝”，也是一目了然的。

【55、“和平崛起”不堪一击】

《太平洋影响力争夺战：中国为何遥遥领先？》（DAMIEN CAVE 2022年5月31日）报道：

斐济苏瓦——在中国外交部长与太平洋十国领导人周一进行会晤的城市里走上一圈，就会发现中国在这里的印记显而易见。

在斐济首都苏瓦的的一侧，能看到一座用中国贷款重建的桥梁，斐济总理曾站在中国大使身旁为该桥揭幕。伊丽莎白女王大道上有北京新建的大型大使馆，身穿亮色背心的工人最近修好了大使馆门口的路，背心上印着一家中国国企的名字。

不远处万国友谊广场巍然耸立，这幢线条硬朗的大厦由一家中国公司承建，本打算建成南太平洋最高的建筑，但斐济政府出于安全考虑叫停了施工。

在习近平访问斐济、欢迎太平洋岛国“搭乘中国发展快车”八年后，中国已在这里完全站稳了脚跟，它的力量虽然并非总是受到欢迎，但也已经不可抑制。这使得美国在与中国的全球竞争中，要在一个愈发关键的舞台上奋起直追。

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中国的规划都更具野心、更引人注目、也更加具有分裂性。这片岛链在“二战”前日本的战略规划中就扮演着重要角色，如今中国在这里的目的也不再仅限于寻找机会。中国外交部长出访八个太平洋岛国行程过半之际，中国正寻求通过协议，将这片广大地区绑在一起，扩大进入其陆地、海洋和数字基础设施的机会，同时承诺以发展、奖学金和培训作为回报。

周一，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苏瓦与斐济总理弗兰克·拜尼马拉马会晤。

最近泄露的一系列文件更明确地显示，中国在太平洋岛屿的利益就始于海上不动产。从巴布亚新几内亚到帕劳，该地区国家所拥有的海洋管辖权范围是美国本土的三倍，从夏威夷以南一直延伸到与澳大利亚、日本和菲律宾相接的专属经济区。

中国渔船队已在该地区约3万个岛屿之间的海域占据主导地位，捕获了大量金枪鱼，并不时分享美国海军行动的情报。如果中国继续增加港口、机场和用于卫星通信的前哨站（在一些太平洋岛国，所有这些都越来越接近现实），将对该国的通信拦截，封锁航道及参与太空作战大有帮助。

中国已经展示了如何在人口稀少、发展需求大、领导人经常压制本地新闻媒体的国家实现“精英捕获”。在这个长期靠协商一致运作的地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尽管未能敲定他所提出的全面协议，但仍然赢得了一些较小的胜利。

最重要的是，王毅在所罗门群岛签署了几项新协议，包括一项安全协议，它将赋予中国派遣安全部队平息动乱或保护中国投资的权力，并可能建造一处用于商业和军事用途的港口。中国官员否认了该计划。但这种开放式协议之所以成为可能，还是因为一些在太平洋地区显而易见、且被广泛讨论的事情：那就是美国在紧迫感、创新以及资源方面的长期匮乏。

在许多观察人士看来，今日南太平洋的局势正揭示了美国的衰落。即便华盛顿官员已经试图加大投入，但还是远远落后，他们错误地认为，高谈阔论、存在利害关系就能产生影响力。

“讨论是有很多，”苏瓦的南太平洋大学政府与国际事务系主任桑德拉·塔尔特说。“但却没多少实质性的东西。”

缺席的美国人

人们常说，美国佬以前的效率是很高的。整个太平洋地区仍在使用的许多机场和医院都是美国及其盟友在“二战”期间建造的。

在其中一些老旧的设施中，有时还能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找到一些纪念牌匾，但这种基础设施大多已经荒废。苏瓦-瑙索里机场是美国海军工程营于1942年建成的。80年过去了，它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太大变化。

澳大利亚的美国法学教授理查德·赫尔自1970年代以来就为太平洋国家担任民主顾问，他说自己一直想知道，为什么所罗门群岛的主要机场——它在“二战”中被称为亨德森机场，是与日本人进行重大战斗的地方——从未使用美国专业技能进行翻修。

任何途经霍尼亚拉的人都很有可能会发出同样的疑问。与该地区许多地方一样，除了可口可乐的商标，美国缺少参与和投入。

“在太平洋地区，美国根本无足轻重，”新西兰梅西大学的安全研究高级讲师安娜·鲍尔斯说道。“华盛顿的人都以为美国的影响力举足轻重，这总让我感到震惊，因为实际上并非如此。”

美国官员指出，美国确实在关岛有大型军事基地，并且与马绍尔群岛等国家关系密切。2月，安东尼·布林肯成为36年来首位访问斐济的国务卿，在那里，他宣布美国将在所罗门群岛重新设立大使馆，并在非法捕鱼和气候变化等问题方面进行更多参与。

斐济时任代总理艾亚兹·赛义德-凯约姆称其为“美国回归”，并且是“非常强大的理念承诺”。问题是这样做是否足够。

布林肯上周表示“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也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做到这一点的国家”。他承诺美国将“塑造中国周围的战略环境，推进我们实现一个公开和包容的国际体系的愿景”。

但在世界的这个地区，上述愿景姗姗来迟。拜登政府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发布了其印太战略，该战略没有太多具体细节，大量使用模糊的短语（“最大程度的有利”），这些短语只有穿着深色西装、佩戴旗帜徽章参加内部聚会的男人能够理解。

即使是国会中认为必须采取措施对抗中国的两党人士，也为一项让美国更具竞争力的法案争论了15个月——而且对于像太平洋这样有争议的地方，它的作用充其量也是很小的。

细看之下，所罗门群岛刚开设的大使馆似乎也没什么了不起。新的大使馆取代了1990年代冷战后美军撤军期间关闭的大使馆，两名美国工作人员和五名当地雇员将在租来的办公空间开始工作。

美国的出现与中国在该地区的存在难以相提并论。例如，在斐济，中国大使馆位于市中心，人员充足，官员的英语比前任更好，而且经常出现在当地新闻媒体上。

相比之下，美国大使馆坐落在远离苏瓦市中心的山坡上一个戒备森严的建筑群中。它包括驻五个国家的大使馆（斐济、基里巴斯、瑙鲁、汤加和图瓦卢），没有全职大使——拜登总统上周才提名了人选——而且人手不足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

前联合国顾问约瑟夫·维拉穆是“正直斐济”的负责人，该组织专注于提升透明度等价值观，他在苏瓦接受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他曾五六次邀请美国大使馆官员参加活动。对方只来过一次——没说多少话，并拒绝拍照。

“我猜他们一定很忙，”他说。

另一个选项是中国

许多太平洋岛国不希望再次进入大国竞争时代。正如所罗门群岛反对党领袖马修·威尔所说，“我们不想成为被大象践踏的草地。”

但他们真正想要的，也是中国目前似乎更擅长提供的，是持续参与和能力建设。

虽然美国曾展示过它用来监管非法捕鱼的海岸警卫队船只，但中国正计划建设海上交通枢纽和高科技执法中心，中国官员可以在这些地方提供专业知识和设备。

虽然美国及其盟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就像汤加海啸发生后那样——但中国正在提供数以千计的奖学金项目，用于职业、外交和灾害应对培训，以及“气象观测合作”。

“中方一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周一在给太平洋岛国外长会的书面致辞中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中国始终是太平洋岛国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太平洋岛国现在需要决定在多大程度上信任或抵制这种友谊。在最敏感的提案上——包括海关系统和其他政府数字化运作方面的合作——王毅尚未获得支持。在像苏瓦这样的地方——五旬节教堂里的赞美诗在雷雨中响起——中国的共产主义可能总是受到警惕。

但周一在苏瓦的会面是过去八个月里王毅与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的第二次会晤，未来还将有更多类似活动。显然，中国意在继续强调友谊意味着建设与提供繁荣的承诺，而作为交换，它也在期待进行新闻审查、获取资源以及获得安全方面的机会。

在世界的这个地方，紧迫的问题是：对于美国来说，友谊意味着什么？

谢选骏指出：《纽约时报》是犹太人的喉舌，而犹太人又是卡尔·马克思一类的经济动物，他们以为不经一战就可以不劳而获，2000年的“和平崛起”、2010年代的“一带一路”，皆此类也。但事实已经证明，“和平崛起”不堪一击；“一帶一路”債務危機——

《王毅遇挫：太平洋10国拒绝与中国达成区域安全协议》（30/05/2022 法广）报道：

十个太平洋岛国周一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关于区域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全面协议，担心这将使它们受到北京的控制。

据法新社5月30日发自斐济首都苏瓦（Suva）的电稿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10个太平洋国家的代表在斐济的会谈失败，这是中国的一个重大外交挫折。

北京的计划引发了强烈的警告，特别是来自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警告，即该战略区域可能落入中国之手。

这个全面协议包括，中国向太平洋国家的提供的援助包括培训执法机构和支持网络安全，以及对海底的精细测绘和更好开发陆地和海洋自然资源。该报道说，北京的诱人条件还有数百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太平洋岛屿和中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前景以及进入巨大的中国市场的机会。

在最近给该地区其他领导人的一封信中，密克罗尼西亚联邦（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总统戴维-帕努埃洛（David Panuelo）将拟议的协议描述为"虚情假意"（fallacieuse），旨在"确保中国对其政府的影响"和对关键部门的"经济控制"。

在会议结束时，太平洋岛国的领导人发表了更为温和的声明，表示由于缺乏区域共识，他们不接受北京提出的"共同发展愿景"。

继续讨论

这次峰会的共同主办方、斐济总理弗兰克-姆拜尼马拉马在会后表示，太平洋国家在做法上要保持一致。据澳洲ABC报道，他在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像往常一样，在关于新的区域协议的任何讨论中，我们都把我们各国之间的共识放在首位。

法新社说，对北京的提议感到不安的国家中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以及在外交上承认台湾的帕劳，帕劳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Soroi Eoe告诉法新社，他对一个区域性的协议感到担忧。他说，"我们更愿意与中国一起处理我们自己的安全问题"。

中国官员在王毅部长在该地区进行的为期10天的外交攻势中，试图为该协议鼓动支持，但他们承认失败。

中国驻斐济大使钱波在苏瓦说："所有10个国家都给予了普遍的支持。"但当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一些担忧，我们同意这些（……）文件将在事后讨论，直到我们达成协议。

在闭门会议结束时，中国外长敦促太平洋10国不要担心中国政府的图谋，他说，有关国家"将继续进行持续和深入的讨论和磋商，以便就合作达成更广泛的共识"。

他还说，"中国将公布自己的立场"，将提到 "我们自己的立场和太平洋岛国的立场"。

法新社说，作为一项面子工程，王毅先生还宣布，作为中国"新丝绸之路"基础设施项目的一部分，这10个岛国已经与中国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海平面上升

许多西方国家对北京的攻势感到恼火，美国国务院警告太平洋国家不要与中国达成"不透明和模糊的协议"。

太平洋国家仍然寻求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或用来进行相互制衡。

斐济总理与中国外长站在一起，对那些参与"为地缘政治得分而竞赛"的人进行了抨击。

他表示：地缘政治"对任何受到海平面上升威胁的人、因冠状病毒大流行而失去工作的人，或因基本必需品价格上涨而影响家庭的人来说，毫无意义。

大多数太平洋岛屿都没有高出海平面很多，这使得它们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谢选骏指出：太平洋10国拒绝经济诱惑、不与共产党中国达成区域安全协议，显然出自英语国家的压力，因为这里是英语国家从法国和日本手里夺来的基业，不经一战、只靠利诱，无法重建“大东亚共荣圈”。事实证明，“和平崛起”不堪一击，除了撒币烧钱，没有业绩。

【56、“孔门”其实只是一个“空门”】

《伏尔泰：欧洲孔门第一弟子》（王学信）报道：

公元1758年，欧洲十八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法国毗连瑞士的边境购买了两处庄园，一处叫图尔内，另一处就是著名的费尔奈古堡。这时，加上他在瑞士境内购置的两幢别墅，四处栖身之所使这位64岁的著名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终于告别了40余年的“客卿”和流亡者的生涯，在属于自己的领地上，向当时掌控着欧洲大地的一切黑暗势力，发起了最迅猛的进攻，燃起一支不熄的启蒙思想的理想火炬，而在这理性的智慧之光中，分外闪耀着中国儒家学说的夺目光辉。

“您是欧洲的孔夫子”

自1760年费尔奈古堡修葺一新后，伏尔泰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18年，而费尔奈对于伏尔泰来说，犹如大西洋中的杰西岛和盖纳西岛之于雨果。在这里，伏尔泰完成了其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论风俗》、《哲学辞典》、《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老实人》等等。与此同时，伏尔泰写了一万多封文笔隽永、风格各异的书信，以及那些思想犀利、内容宏富、数量同样惊人的杂文杰作。在此期间，全欧洲都知道通往费尔奈的道路，每天从欧洲各地前来拜访他的人络绎不绝，而更多的信函则如雪片般飞来。

1767年冬，一位名叫理查德的德国16岁青年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先生，请允许一位素昧平生的人从德国中部向您致意！您是欧洲的孔夫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您的热情和天才，以及您的人道主义的行为，使您赢得了任何世人都不敢企盼的地位：您堪与古代最著名的伟人并列其名……”

诚如斯言，伏尔泰终其一生尊崇、仰慕中国的孔子，不遗余力地宣扬、倡导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堪称欧洲孔门第一弟子。以至在他的四处居所专门辟出“孔子之室”，在这些房间恭敬地挂上孔子肖像，就像中国士子那样朝夕虔诚礼拜，并将每年田地里收获的第一穗谷物供奉在“大成至圣先师”的像前，祭奠这位“教育后代谨守美德”的中国古圣先哲。

法兰西的一颗新星

公元1694年，伏尔泰出生于巴黎一个资产殷实之家，父亲原为一名公证人，后任审计法院税吏。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的伏尔泰在10岁时进入巴黎著名的路易大帝中学学习拉丁文和修辞学，从西塞罗的雄辩演说，到维吉尔、贺拉斯的美妙诗句，给了他以最初的古典人文主义熏陶。

从小就思维敏锐、聪慧过人的伏尔泰12岁时即因优美的诗文而接连获奖，21岁时更以其首部悲剧《俄狄浦斯王》而声誉鹊起。然而，他的自由思想也给他带来一系列坎坷和厄运，先是以几行诗句冒犯了摄政王奥尔良公爵，后因警署怀疑他写诗讽刺当局而被投入巴士底狱11个月。不久，他因与一位青年骑士顶撞，再次被投进巴士底狱。出狱后，他被迫流亡英国。

作为君主立宪制和尊崇新教的国家，英国是当时欧洲最自由最宽容的国度，在这片欣欣向荣的土地上，充满感慨的伏尔泰结识了蒲柏、斯维夫特等名诗人、名作家，读遍了英国最新的哲学名著，全面考察了英国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科技等诸多领域，将见闻及感悟写进他的名著《哲学通讯》。正是这本书，连同他同时期的大量书信、译文及其它作品，法兰西才得以发现洛克、牛顿和莎士比亚。

1729年，伏尔泰载誉回国，他的作品连连出版或上演，深受法国公众喜爱，而心境愉悦的他亦凭借其对金融知识的深刻领悟，在股票市场接连得手，获利极丰，加上丰厚的版税收入，伏尔泰迅速跻身富人之列。

西雷宫使伏尔泰获益匪浅

财富和声望并没有阻止住专制政权对他的迫害，1734年，当局以其《哲学通讯》中反专制、反教会的文字为罪责通缉他。伏尔泰秘密潜往女友夏德莱侯爵夫人的西雷宫暂避，而这一暂避竟将近10年。谁也没想到的是，这10年隐居，却使伏尔泰因祸得福。

在远离城市喧嚣、美丽而幽静的西雷宫，伏尔泰潜心阅读、研究和写作，大批优秀的作品如泉水般从他的笔下涌出，内容涉及政治、历史、哲学、文学、经济、艺术、数学等诸多领域。应该说，这其中夏德莱侯爵夫人功不可没。伏尔泰终生未娶，夏德莱侯爵夫人是他最钟情的女友。

这位侯爵夫人是当时法国上流社会中不可多得的女才子，她兴趣广泛，思想活跃，酷爱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是牛顿著作最早的法文译者。正是在她的启发下，伏尔泰萌生了撰写一部世界文明史的想法，这部最终被命名为《论风俗和各民族的思想》的巨著，其最初的章节，也正是献给这位他一生深深挚爱并崇拜的女友的。

西雷宫的丰富藏书无疑使伏尔泰获益匪浅，其中不少是有关中国的。此外他还尽可能地购买和搜集一切有关中国的资料，认真加以阅读和研究。从利玛窦到金尼阁，从蓝方济到柏应理，近两个世纪来华耶稣会教士们的大批著述纳入了伏尔泰的视野。他们的传神笔墨，使中国这个遥远的东方古国在他的眼前变得鲜活生动，亲切可爱，他为灿烂的中华文化所深深折服，中国成了他心目中的理想之国。于是，伏尔泰开始撰写这部世界文明史，他在前言中充满激情地写道：“让我们一起游历这个地球，看看它那时处于何种状态下，并一起按照文明出现的先后顺序去研究它，即从东方国家始，直至我们这些国家止。让我们首先注意一个民族，她在我们还没有发明文字时，就已拥有一部以固定的语言连续记载的历史了。”

伏尔泰笔下的这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这个东方国家就是中国，他以中国开篇，巅覆了以往欧洲学术界的“西方中心论”。接着，伏尔泰全面地介绍了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古代文化，及其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谈及中国的儒教时，伏尔泰以崇敬的笔调写道：“我们称之为Confucius的孔夫子，生活于距今二千三百年前，比毕达哥拉斯还略早些。他恢复了这个旨在公正的宗教，传授它，且无论地位尊卑，皆身体力行之。他曾位尊至某诸侯国大司寇，亦曾流亡飘泊，贫困交加。他生前收徒三千，死后，历代皇帝、阁老及儒官、文人，以及一切非下等百姓者皆尊其为师。他的家族仍然存在，在一个除了现任官职便无其他显贵可言的国家中，孔氏家族却因老祖宗之荫庇而赫赫然有别于其他家族。而孔子本人，亦享有着一切尊荣。”显然，在西雷宫的史学研究中，耶稣会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和儒教的一致赞美使伏尔泰深深信服，并为其后更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743年，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五伸出的橄榄枝结束了伏尔泰的10年隐居，诗人毕竟充满激情，他渴望亲手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以实现他辅佐贤明君主治国的理想，在这一点上，他很像中国的李白、杜甫和苏轼。他先是受命出使普鲁士，接着在少年时的贵族朋友达让松兄弟和路易十五的宠妃蓬巴杜夫人的力荐下，出任宫廷史官和王室侍从，1746年又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然而，继承了“太阳王”路易十四一切内外交困恶果的路易十五不思鼎故革新，依然挥霍无度，热衷于声色犬马，并维持着绝对君权制。这使得伏尔泰难以容忍，他最终选择了逃离凡尔赛。1749年，夏德莱侯爵夫人在西雷宫不幸病逝，伏尔泰极为悲恸，对法国的极度失望，最终使他踏上了前往波茨坦的旅途。

莫愁宫三年，

一窥中华文化之堂奥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早在当王子时，便深深仰慕这位天才的法国诗人，时常写信求教，有时还寄些幼稚而充满热情的法文诗请老师批改。腓特烈继位后，很想把这位誉满欧洲的老师请到宫中，伏尔泰也为有这样的国王学生和朋友而自豪，而他似乎也相信这位热爱文学与哲学的腓特烈大帝会像少年时那样依然赞同民主思想。

然而，继承了绝对权力宝座的腓特烈已不是当年那位充满激情的少年，他也不可能跨越封建专制的窠臼，绝对权力使他成为一个多疑傲慢、充满恶意的暴君。在腓特烈的波茨坦王宫待了三年，伏尔泰终于不堪忍受其专横跋扈而逃离。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波茨坦“莫愁宫”图书馆有关东方的丰富藏书为他深入研读儒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在华耶稣会传教士的大批著述及对中华文化典籍，尤其是儒家典籍的译作辗转传回欧洲，其中不乏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史》、杜哈德的《中华帝国全志》、柏应理的《中国贤哲孔夫子》、李明的《中国现势新志》、以及《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和《耶稣会士书简集》等名著。特别值得提起的是，当年派遣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均非泛泛之辈，绝大多数都是学有所成的著名专家学者，可谓欧洲学界一时之选，他们在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两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至今令人钦敬。

正是通过他们的著述及译著，伏尔泰更深刻、更全面地了解了中国，深入研读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易经》、《诗经》、《春秋》、《老子》、《庄子》等最重要的儒家、道家典籍。于是，在伏尔泰的笔下，一部划时代的史学巨著《路易十四时代》问世了。在记述和批判路易十四专制时期的腐败、残暴和黑暗、愚昧的同时，伏尔泰将宁静、平和的中国与之做了截然相反的最佳对比。

在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思考中，他发现儒学在中华民族性格及其文化特质的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指出：“这个庞大帝国的法律和安宁建筑在既最合乎自然而又最神圣的法则，即后辈对长辈的尊敬之上。后辈还把这种尊敬同他们对最早的伦理大师应有的尊敬，特别是对孔夫子应有的尊敬合为一体。这位孔夫子，我们称为Confucius，是一位在基督教创立之前约六百年教导后辈谨守美德的先贤古哲。”伏尔泰认为，孔子创立的学说及其高尚行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一切，从社会结构到伦理道德，从民族性格到风俗礼仪，他被中华民族奉为“万世师表”当之无愧。伏尔泰热情赞美中国人的善良、宽容，风俗之淳厚，以及知书达理，对孔子的智慧及蕴含其中极富教育意义的人生哲理，亦表露着由衷的仰慕。显然，“莫愁宫”的三年，确使他不虚此行，在更高的层面上，一窥中华传统文化之堂奥。

中华人文精神的永恒魅力

在“莫愁宫”，伏尔泰写出了他的著名悲剧《中国孤儿》，1755年，《中国孤儿》单行本出版，他赠送了一本给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在附信中，伏尔泰写道：“这出悲剧是我在不幸离开您之前在您的宫中开始写作的。”

元朝剧作家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报仇》描述了春秋末年发生在晋国的一段真实故事：晋国大夫屠岸贾诛杀赵氏，而韩厥、公孙杵臼和程婴等忠义之士为保护赵氏孤儿，不惜自我牺牲和忍辱负重，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地与邪恶势力作殊死斗争，终使正义得以伸张。该剧由杜哈德译为法文载入《中华帝国全志》，于1735年在巴黎出版，次年再版，并迅速译成英文、德文、俄文，在欧洲影响可谓大矣！伏尔泰在杜哈德的《赵氏孤儿》译本中读出了令他深深崇敬的“中国精神”，儒家伦理道德学说孕育出的志士仁人，他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重气节，讲情义，明大理，面临危险“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极可宝贵的中华人文精神。

于是，伏尔泰满怀激情以《赵氏孤儿》为蓝本，将故事背景移至宋末元初，创作了歌剧《中国孤儿》，副题为“五幕孔子的伦理”。剧中主人公张惕在极艰险的处境中仍坚信：“我们的国朝是建立在父权上，伦常的忠信上，正义上，荣誉上和守约的信义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就是我们立国的根本。我们大宋朝虽已被推倒，可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是永远不会灭亡的。”

终于，忠君保国的大宋遗臣张惕和在强权面前宁死不屈的张妻伊达梅的大义凛然，令胜利者成吉思汗自渐形秽，深感差愧。他赦免了张惕一家和宋王遗孤，并请求张惕道：“您是最权威的教官，请留在我的宫中教授法律。用理性、公正和习俗教化百官，让他们都像你一样高尚知礼。让被征服的民族统治征服者，以他们的智慧统帅勇气，将国家治理。”显然《中国孤儿》的故事情节是虚构的，然而，它所阐释的主旨却是千古不易的真理，那就是——文明，必将战胜野蛮，而中华人文精神具有永恒的魅力。

高扬孔子学说的战斗旗帜

定居费尔奈古堡后，伏尔泰在自己的领地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以其如椽巨笔向横行于欧洲大陆的宗教狂热和蒙昧主义，以及封建专制主义发起了空前猛烈的进攻，而在他的战斗旗帜上则镌刻着孔子的睿智、仁厚，闪耀着儒学的理性之光。

历经20余年的研读与深入思考，已逾花甲之年的伏尔泰深得儒学之精要，孔子在他的心目中占据了无可置疑的崇高地位，以至在他1763年2月18日的梦境中，孔子已排在梭伦、苏格拉底等欧洲古代贤哲之前，位居首位。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因为伏尔泰作为弟子与后学，他真切而深刻地理解了孔子学说的真谛及其言行的伟大。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位孔夫子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他是理性之友，狂热之敌，他仁慈且安祥，一点都不将真理与谎言相混。”他推崇《论语》“是一部纯美道德的箴言集，你们在这部书中找不到任何低级趣味或荒谬的预言。”他在诗中赞美孔子：“他使世人不惑／启发了人心／他说圣人之道／决不是预言者的那一套／谁知到处使人相信／也得到了本国深深的爱好。”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孔子和他的学说，伏尔泰不遗余力随时热情褒扬。譬如，在他著名的《哲学辞典》中，他写道：“这或许是西方人的耻辱，出于什么样的不幸，我们要到远东去找寻一位简补的贤哲。他不图奢华，毫不招摇撞骗，在我们俗历六百年前就已教导人们怎样生活幸福。那时，整个北方尚未发明文字，而希腊人的智慧也才刚刚脱颖而出。这位贤哲就是孔子，他是古代立法者中唯一从不欺骗别人的。自他以后有谁倡导过比这更善美的行为准则吗？——‘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泛爱众，而亲仁。’‘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有教无类’。”

在伏尔泰的著作里，就像他在《哲学辞典》中那样，无论是《历史的哲学》、《无知的哲学家》，还是《上帝与人》、《中国信札》，伏尔泰常常直接引用孔子的语录，将他的理想诉诸欧洲公众。在他的周围集聚着几乎当时所有的启蒙思想家，从霍尔巴赫男爵到德比勒夫人，从狄德罗、巴夫尔到德·达朗贝尔、爱尔维修，以及杜尔哥，孔多塞等等，他们同样热爱中国和中华文化，崇敬孔子及儒家学说，并在他们的著述中向公众热情宣传中国和儒家文化，在《百科全书》中，狄德罗高度评价中国民族，他认为：“中国民族，其历史的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

伏尔泰自称“孔门弟子”，且以此为荣，而更多的孔门弟子齐聚在他的大旗下，掀起波澜壮阔的欧洲十八世纪启蒙思想运动，而在欧洲这场影响着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未来的伟大的思想革命中，孔子事实上成了百科全书派最重要的精神导师之一，以至伏尔泰在致其战友的信件中，不断出现下列词句：“我以孔子的名义拥抱您”，“以孔子的名义，我再一次向您道别”等等。而我们知道，在当时，人们往往以上帝的名义向亲人或友人表示致敬，在伏尔泰晚年，孔子在伏尔泰的精神世界竟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位置，伏尔泰对孔子及儒家学说的虔诚与敬仰，令笔者深感震撼。的确，诚如法国学者雷蒙·纳弗所言，孔子作为伏尔泰的“精神教父”，拥有“特有的魅力”，伏尔泰叹服于孔子学说的博大精深及永恒价值，感慨“没有哪一条美德被他遣漏，他的每一条语录都关系到人类的幸福。”“倘若人人以此自律，地球上就再也不会有争斗了。”为此，他坚信“地球上从未有过的最幸福、最体面的时代，就是人们都遵循他的教导的时代。”

“他教导了我们走向自由”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天，法国有个邮政局在整理邮件时，发现一封没有收件人姓名和地址的信，信封上写着：“寄给诗人之王、人民的哲学家、欧洲的守护神、祖国的喉舌、国王的历史学家、英雄的歌颂者、宗教狂的对头、被压迫者的救星、孤儿的慈父、富人学习的榜样、穷人的靠山、善人的典范。”这样一封信该投递给谁呢？“一定是他！只有他才配得上所有这些尊贵的称号。”经手的邮务员毫不迟疑地断定。于是，邮局将这封信投递给著名诗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伏尔泰，果然，信送对了。

1778年，法国专制帝王路易十五死了，暮年的伏尔泰满载荣誉英雄般地从夏尔奈回到故乡巴黎。不久，他因病逝世，巴黎人民为他树立了纪念铜像，而在他的墓碑上则镌刻着这样一句话：“他教导了我们走向自由。”

在北美大陆，公元1775年4月19日凌晨，列克星敦小镇的“自由之子”民兵向英国皇家轻步兵打响了北美独立战争第一枪，次年7月4日，《独立宣言》问世，一个崭新的国家诞生了。接着，公元1789年7月14日清晨，愤怒的巴黎市民高呼“自由万岁”，像大海的怒涛冲向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开始了。是年8月27日，法国制宪会议发表《人权宣言》，随后，在《马赛曲》的歌声中，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正式成立。而在《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所昭示的人类公平与正义的理性光辉中，确实折射出源于儒家的智慧之光。

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曾指出：“当余发现十八世纪西洋思潮多系渊源于中国之事实，余极感欣然”。“吾人皆知彼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河者，固皆深有感于孔子之学说。”

让我们记住伏尔泰，正是他，作为欧洲孔门第一弟子，将孔夫子的人格魅力、道德文章及政治理想直接诉诸欧美公众，将大西洋文明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伏尔泰为首的启蒙思想家，功在当世，亦泽及后人，使风云激荡的十八世纪成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历史时期。

谢选骏指出：人说“伏尔泰：欧洲孔门第一弟子”，我看伏尔泰不懂“孔门”其实只是一个“空门”——那里并没有他所梦呓的自由思想之可能。

【57、“中国”不是朝代不是“支那”】

《在历史经纬和世界秩序中，找准中国的位置》（2022-09-18 北游独立评论）报道：

我们在解释中国历史的时候，可能需要改变一个固有认知，那就是中国是汉儒（汉族+儒学）为绝对主流的单一结构帝国，即“中原中心论”，而要尝试用另一个更加开阔的多视角去诠释和观察。

当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古代史可能更为准确的说，是由中原汉族、草原民族、西域以及雪域高原民族共同博弈和融合，相互深刻塑造出来的一个多元一体的大陆帝国。

此即“多元互构论”。 

在这种视角下，中国的近历史则可以诠释为，“多元互构”的中央帝国在近代跟西方海洋民族的短兵相接中，或被动或主动融入了世界秩序，慢慢从一个大陆帝国切换成了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之中介的身份。 

同时，在世纪之交，因为西方向创新经济转型，制造业因缘巧合被中国承接，形成了超大规模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从而让中国顺利成为“经贸双循环结构”中的中介枢纽。

这是我们看待中国之于世界秩序的一种全新解释框架。

我们先用这套框架来重新诠释中国历史。

01、

如果我们抛弃汉儒正统的中国历史观，把草原、西域、高原、海洋这些之前很少关注的亚区域也纳入构建中国概念的宏大视野中时，我们会洞见到： 

中原汉族王朝和草原游牧民族之间，不再是侵略与反侵略的单一关系，而更多是相互嵌入和融合的过程。

虽然这个过程中不免有非常残酷的战争和杀戮，但公正的说，这并非中国历史独有的现象，而是充斥在世界所有民族的早期历史中。 

一定要提醒注意的是，承认这个构建中国的过程，并非是对其做一个价值肯定，而是承认一个历史事实的存在： 

那就是，所谓“中国”，并非仅仅是指中原汉儒的中国，他同样是蒙、满、回、藏等所有民族共同塑造出来的政治存续实体。 

不承认这个现实，就无法解释历代中国政治秩序上的诸多合法性问题。 

这里插一句，所谓历史观，说到底，就是一种解释框架。 

我之前说过，一个好的解释框架并不要求，它是个完美的框架，能够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它只是做对了一件事，那就是它打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解释力较强。 

在梳理中国历史的内在逻辑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财政体制、地理气候以及技术变迁，这些约束性因素在影响中国历史走向上的重要性。 

比如草原帝国和中原王朝之间的“相杀关系”，可能并不像我们之前所认为的，仅仅是文明发展水平上的不同，一个野蛮，一个文明，野蛮民族就是靠抢劫过日子，没钱了就南下去抢劫文明地区。

这样的理解可能过于武断和简单化了。 

实际上，中原和草原的相处模式，都受到地理、气候和财政体制的巨大影响。 

首先，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会知道，人需要吃饭，中原汉人要吃饭，游牧民族也要吃饭，只是大家的生产方式和生存逻辑不同而已。 

农耕民族的优势在于自给自足，只要风调雨顺，没有自然灾害，汉人吃个饱饭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而游牧民族就不同了，地理条件造成他们的生活资料非常匮乏。 

我们知道，有一条神奇的400毫米等降水线，把中国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南面就是农耕地区，这条线以北就是草原地区。 

有趣的是，长城的线路走向，也几乎与400毫米等降水线重合。虽然没有现代技术，也说不出具体原因，中国古人依然仅凭长期的生活常识洞察出了其中玄机。 

这条等降水线天然的分割了农耕民族和草原民族的活动区域，它不是按照基因和血统来区分，而是因为地理气候的原因，造成了生产方式上的巨大差异。

南方的农民越过这条线，时间久了就变成了牧民；而原来的牧民南下进入中原，久而久之，也就变成了农民。

汉人和游牧民族真有那么大分别吗？事实可能并不如我们之前想象的那么大。 

有了这个基本认知，我们再来具体看看，游牧民族南下的真正原因和动力是什么： 

当气候变化或生活资料匮乏时，北方游牧民族要生存，就只能通过贸易或者战争来解决。 

这两者，很显然贸易的成本更低，也更符合趋利避害的人性。

可是悲催在于，当中原地区诸侯割据时，各个小国处于相互征伐的原因，还会竞相和草原民族做生意，以换取战马，一旦中原统一强大，就往往干涉交易，甚至关闭贸易通道。

依靠贸易生存的人群，一旦贸易关闭，是什么结果？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

比如，明朝所谓“倭寇”猖獗，其实倭寇大多数都是依靠海外贸易生存的沿海中国人。其内在逻辑非常清晰，你不让他贸易，他如何生存？

最后倭寇是如何消失的呢？不是靠戚继光，而是靠开放海禁！能做合法商人，傻子才会提着脑袋去玩命。 

所以，中原统一强大之时，往往成为草原民族大举入侵中原之日，这仿佛成了中原王朝无法摆脱的魔咒。 

这怪谁？历史的误会？ 

不知道。也许历史就是这么吊诡吧，当生产力低下，技术落后，生存方式单一，就注定无法避免相互戕害？ 

但是，我们至少能够肯定一点，随着文明的普适，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的拓展，大规模的生存危机已经基本被人类解决。 

02、

再把话题拉回来。 

这条神奇的降水线隔开了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却阻止不了他们在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上的相互塑造和整合。 

历史上，草原民族的军事力量常常注入中原，成为拱卫帝国政治秩序的重要来源。 

我们应该认识到，纯汉族王朝从来没有建立过跨越长城南北的帝国，只有草原民族做到了。 

原因有二： 

1、草原帝国的战斗力强于中原帝国；

2、中原帝国的财政能力足以供养草原军事力量，形成正循环。 

在草原沿用联盟制的政治秩序，统治者身份是大可汗；在中原地区使用儒家的方式统治，统治者身份是皇帝。只有同时精通这两种治理模式才能建立起横跨长城南北的庞大帝国。 

一手军事，一手财政，缺乏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导致秩序崩溃。 

所以，大清之所以能够打破“胡虏无百年之运”的魔咒，把统治持续了268年，就在于他们拥有高超的二元帝国的治理手段：

即精通草原模式，也懂中原模式。 

然而，仅仅拥有高超的政治手段也是无法持续的。 

要拥有持续稳定的社会秩序，最终依然需要稳定的经济秩序，这里就需要技术革命，而这恰恰是古代中国这样的“内卷化”社会，无法实现的。 

什么是“内卷化”呢？ 

简单理解就是僧多肉少，劳动力超级多，导致没有内生动力去推动技术革命。而没有技术革命催生的工业经济，光靠农业经济是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的。这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整个社会就被锁死在低水平的发展状态。 

这就是内卷化。 

而这似乎是大陆帝国自身无法摆脱的宿命。 

不过，地球总归是圆的，随着近代地理大发现，有着另一套逻辑的海洋秩序迅速拓展到了中央帝国的边缘，开启了中央帝国融入全球秩序的进程。

在历史经纬和世界秩序中，找准中国的位置

03、

和大陆秩序严重依赖土地不同的是，海洋秩序遵循的是另一套生存逻辑：商业贸易。 

毫不夸张的说，近代世界秩序完全是在英国主导的全球经贸体系之下建立起来的。 

肯定有很多人会好奇：英国一个区区岛国，为何有这样巨大的能量？ 

不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有足够碾压全球的军事力量，这种力量他们从来就没有过，而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具备跟全球做生意的秩序储备。 

一是大社会小政府的民间自治形态；二是拥有普通法的法律框架。 

我下面分别来说明下，为什么这两点对于海洋秩序的拓展至关重要。 

大陆帝国之所以总会遇到周期性的衰败，是因为要维护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和军事力量，需要什么？钱啊！而且需要庞大的源源不断的钱进入国库，一旦财政体系崩溃，大陆帝国就会陷入危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以前的大陆帝国的拓展都有极限，就是因为管理成本太高，它们的财政收入根本无法做到长期维系。 

而英国这样的海洋帝国是如何运作的呢？ 

在农牧经济时期，因为岛国狭窄，无需跟大陆帝国一样，维持一支强大的陆军来抵御外敌。所以整体的政治秩序处于国王与地方贵族共治的结构之中，大多数公共议题，都是由民间发起，通过议会决策，中央无法建立起集权，社会自治组织无论从组织能力和财政能力都异常强大。 

关于农牧经济时期，中世纪欧洲的普遍社会形态，参见我之前的文章。（“野蛮”的日耳曼人，缔造了西方文明） 

所以，在近代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后，这些强大的社会力量迅速开始开拓海外市场。也就是说，英国在近代的海外扩张，并非政府行为，而是民间行为。这些巨大的投入和成本并不需要政府来负担，而基本是依靠民间力量在进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英国近代的殖民地大多也沿用自治的模式，能不占领就尽量不占领，只控制一些港口城市或海上交通据点，比如香港、新加坡、好望角、直布罗陀等等，为什么？保证贸易啊！ 

能扶持当地人统治就绝不派官员过去，为什么？省钱啊！ 

海洋逻辑和大陆逻辑非常不一样的就在于他们的目的完全不同： 海洋秩序的关键词是贸易，而大陆秩序的关键词是土地。 

不管你用什么天花乱坠的政治理论，你会发现决定性因素最后都会归到人性的两大诉求上：生存和自由。 

大陆的生存模式依赖土地，所以对土地极为看重，海洋的生存模式是贸易，所以对开放极为看重。 

国际政治的冲突大多由此衍生。 

如果你对此没有深度的洞见，那你只配拥有庸俗的世界观和对历史毫无解释力的沮丧感。 

除了大社会小政府的自治传统，英国人还有一套很能打的秩序武器——普通法。 

对通行于世的两套法律体系——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施展用了两个非常简明精准的词来加以区分。 他说，普通法是“发现”出来的，而大陆法是“发明”出来的。 

因为中国沿用的是大陆法系，同时对“制定法律，规范臣民”的法家传统耳熟能详，所以对英美普通法的思路非常陌生，中国人大多都不太明白，法律明明是被人“发明”、“制定”出来的，如何能是被“发现”出来的呢？ 

这就要回到西方历史中去找答案了。 

我之前在论述中世纪日耳曼蛮族的传统时说过，中世纪众多封建王国的权力结构，是合伙人关系，以契约为基础。原因就在于，中世纪犬牙交错的权力格局，没有任何一个势力能够占到压倒性的优势。 

封建割据，王权和教权长期博弈的结果，就是博弈各方都深知大家如果不遵守契约，游戏就玩不下去，国王的实力有时候还不如大贵族，所以久而久之自觉形成了“王在法下”的潜规则，这不是国王愿意服从法律，而是力不从心的无奈。 

而普通法就是在这些契约的基础上，不断演化出来的法律体系，由一个个的案例所组成。 

所谓“发现”，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这些案例和法律表达不是某个人、某几个人预先白纸黑字写下来的，而是由一份份互动博弈后的契约，在历史长河中慢慢抽象出来的。 

反观大陆法的出现，就是伴随着欧陆国王的日益强大，用罗马法的方式以立法的名义，实际上传达的就是国王的意志，因为这个时候的欧陆国王已经拥有强大的陆军来压制不服的贵族，形成君主专制。 

而英国恰好因为岛国的地理条件，并没有形成强大的王权，还是延续了日耳曼大社会小政府的传统，很好的保存了普通法系。 

那么，为什么说普通法就有利于英国的海外扩张呢？ 

这恰恰是因为普通法是“发现”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互动博弈的产物，天然带有普适性和扩张性，它最擅长的就是在大不相同的文化习俗之上寻找共通规则了。 

英国商人走到哪儿，英国法律就会被带到哪儿，而且他们并不要求对方国家接受英国法律，而是保留各自的法律，去找到超越于各自法律之上的、更有普遍性的一些规则，让大家都能接受的规则。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大陆法就好比强买强卖，我说多少就是多少，而普通法就是自由交易，允许讨价还价。 

那你说，谁会更受欢迎？谁更具备普适性和实操性呢？ 

当然是普通法了。 

于是，英国各种民间组织和商人就靠着这两套秩序武器，把英国的政治秩序和经贸秩序迅速扩展到了全世界，误打误撞的形成了一个遍及全球的庞大帝国。 

要知道，英国政府自身可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它可没有那么大的本钱，这完全是依靠英国商人的冒险和投资行为，自发形成的。 

然而，正是因为扩张发自民间，也让这个扩张成本最低，效率却最高。 

04、

如前所诉，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技术跃迁，海洋秩序很快就扩展到了中央帝国的边境。 

“内卷化”的中央帝国在经受了被列强压制的痛苦过程中，也在不断酝酿摆脱“内卷化”的新出路。 

在历史机遇面前，中国的最佳定位，即不是海洋秩序，也不从属于大陆秩序，而应该是这两种秩序的中介和枢纽。 

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让中国内部本身就同时具备海洋、大陆以及海陆中介这三大部分。 

东部沿海地区是海洋秩序，西部地区是大陆秩序，而中原腹地就是中介连接，负责把东部产生的巨大财富转化为向大陆地区投放的秩序。 

这三大部分本身自成体系，是中国无法替代的核心实力。

中国在融入并重构世界秩序中，香港和新疆是两个关键节点。

香港的二元性，使得中国得以和全球秩序有效连接，获得来自海洋秩序的强大资本；新疆（与欧亚内陆密不可分的历史关联）的二元性，让中国得以和欧亚内陆无缝连接。

香港和新疆本身具备的无可替代的二元性，不但可以让中国获取来自两种秩序的资源，也可以借以向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投放影响力，从而进退自如，这是最符合中国特点和国家利益的定位。

05、

根据美国学者沃勒斯坦的理论框架，之前的世界经济秩序是“中心-外围”的结构，这个“中心”毋庸置疑指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是外围。 

从工业革命以来，作为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全球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技术等等几乎所有秩序，外围国家只能成为中心国家的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 

因为西方国家的强大的综合实力和秩序覆盖能力，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个结构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世纪之交，西方国家开始了创新经济的转型，其制造业开始大量外包。而恰巧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施行分税制和土地财政，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空白工业开发区。

于是，借着这个因缘巧合，中国以超乎所有人想象的方式迅速崛起，成为这场西方制造业大转移中的最大赢家。

中国本身具有的巨量人口和超大体量最终导致，全球的制造业在环中国海地区形成了足以供应全球的集聚区，这就是经常见诸媒体的“世界工厂”的由来。 

全球制造业的大转移导致的结果是： 

西方国家与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在事实上，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经贸隔离。 

什么意思呢？ 

因为亚非拉这些发展中国家工业基础落后，缺乏形成制造业基地的各种条件，在整个生产流程中，只能处于提供原材料的最低端地位。 

在之前的“中心-外围”结构中，研发、制造、销售基本为西方国家所垄断和支配。西方国家需要和这些原材料来源地国家打交道，来获取原材料。 

然而，随着制造业中心转移到了中国，那么情况变了，跟他们直接打交道的国家变成了中国，西方国家只需要跟外包方——中国打交道，这些发展中国家也只需要跟上游环节——中国打交道。

在历史经纬和世界秩序中，找准中国的位置

这就是所谓的“经贸双循环结构”： 

第一循环：中国对西方出口制成品，从西方进口技术、资金以及各种高端服务业； 

第二循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制成品，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原材料。 

在这两个循环中，中国都处于中介枢纽地位。 

虽然全球经济的推动力依然在西方，这是因为制造业的根本需求和驱动力在于创新经济的拉动，这很好理解，没有需求，何来制造呢？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制造业秩序中，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占据了重要一环，也是美国催动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深层忧虑所在。 

美国意识到，不把握制造业，必然受制于中国。 

制造业大量外包，虽然卸下了包袱，提高了效率，也同时增加了风险。

在中美目前政治较劲的关系背后，实际上有着经济、贸易、供应链和高科技上的全方位考量。 

以上所有判断，都是源自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解构，以及中国在古代与近现代与世界的真实连接方式的梳理之上。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全新的解构抛弃了很多可能束缚我们的陈旧观念，使用的工具不老套、不空洞，具备强大的解释力，并拓展了我们在面对未来与世界的更多可能性。

虽然当今的世界并不太平，各国正在激烈对抗并形成针锋相对的阵营，部分脱钩的现实，让曾经赚的盆满钵满的中国的“经贸双循环枢纽”的最佳定位已不复存在。

目前问题已非我们还想不想站稳这个最佳定位的问题，而是美西方已经达成共识不让中国站稳“经贸双循环枢纽”的最佳定位，而试图在自己的价值阵营内自建供应链。

未来的世界将不可抑制的重新走向分崩离析，由全球统一市场进入分割市场的年代，由双循环走向数个内循环。

这是让人遗憾的现实，却也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我们可能不得不需要重新找到另一条路来建立与世界的通路。

在全体化正在走向终结，旧秩序瓦解、新秩序尚未成型的关口，我们将如何抉择和应对，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和勇气。

谢选骏指出：上文显然不懂，“中国”不是一个朝代例如“秦”（或曰China支那），也不是地理名词例如“丝国”（或曰Sina支那）——“中国”是一个文明，而且是文明世界的中心。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写出了《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2004年发表）。

（古代中国有佛教徒以印度为“中国”，称中国为“支那”。支那（源自梵语cīna），亦曾译作至那、脂那、摩诃支那、摩诃至那国等，与震旦同义，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通過佛教经典传入中国。 在中央政权周边国家或地区，如日本、韩国、吐蕃的古代佛教文献也有使用“支那”这个词。）

【58、“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一个地方政权】

《民族主义的“反噬”：为何他们不满北京对佩洛西访台的应对》（袁莉 2022年8月4日）报道：

迎接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周三访问台湾台北。许多中国社交媒体用户对中国允许她的飞机降落表示失望。

普通中国人公开表达对政府失望的情况很是少见。他们说政府让他们蒙羞。他们想退出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

而那些通常对领导人言听计从的民族主义者也有此类愤怒言论，就更是罕见了。

周一和周二的大部分时间里，许多中国人在赞扬政府、军方和媒体人物的强硬措辞，他们都表示要阻止南希·佩洛西议长访台。而后，佩洛西的飞机于周二晚在台湾降落，一些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们对北京的蹩脚应对何其不满。

他们预计台湾海峡会有军事行动，但什么也没发生。没有击落行动、没有导弹攻击、没有战斗机伴飞佩洛西的飞机。只有一些谴责和军演宣告。

许多人不满地表示政府辜负、欺骗了他们。“你不行就不要造这么大的势，”网名为“@shanshanmeiyoulaichi2hao”的微博用户在飞机落地后不久说。“真的是丢人现眼！”

这位用户接着说，政府愧对那些等待数小时希望见证历史的人。“泱泱大国，真够讽刺的！”

网民的激烈情绪显示了公共舆论的复杂性，这是北京在入侵台湾的决策上需要面对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到，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随时可能反过来针对政府。一些反战言论得以逃过审查，即便只是一时的存在，也让人得以窥见乌克兰战争给中国公众造成的心理冲击。

佩洛西周三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

一些用户将解放军比作中国男足，由于迄今只有一次打入世界杯，这支球队在中国一直是被嘲讽的对象。他们对军方在台湾附近军演的宣告嗤之以鼻。“省点油吧，”一名微博用户说。“现在挺贵的，”另一人说。

在微信上，一条关于军演的短视频的评论区成了表达不满情绪的论坛。数千条评论中，有一些共产党员说他们因为觉得丢脸想要退党。一名退伍军人说他可能再也不会跟人说自己的从军经历了。“我气的睡不着，”一位网名“@xiongai”的用户说。

这则短视频的评论区后来被关闭。

有些用户对外交部似乎格外不满。“太失望了！中方：强烈谴责！严正声明！原来都只是说给我们老百姓图一乐啊，”网名“@shizhendemaolulu”的用户这样评论外交部发言人回应佩洛西访台使用的措辞。

“对国内统治那么严，一出去就怂，”这名用户写道。“彻底失望了！”

周三下午，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答有关公众失望情绪的问题时说，她相信中国人民是理性的爱国者，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和政府有信心。

自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执政工具。中国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将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亚洲协会首席执行官、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其著作《可避免的战争——美国与习近平的中国之间发生灾难性冲突的危险》(The Avoidable War: The Dangers of a Catastrophic Conflict Between the U.S. and Xi Jinping’s China)中写道：“民族主义正成为党和习近平个人政治合法性的核心支柱。”

周二晚上，人们在佩洛西下榻的台北酒店外抗议她的访问。

周二晚上，人们在佩洛西下榻的台北酒店外抗议她的访问。 

台湾是一个自治的民主岛屿，北京认为该岛是其领土的一部分，而台湾与大陆的统一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

但正如陆克文等人所说的那样，事实证明，民族主义这个精灵一旦从瓶子里被释放出来，有时很难控制住。“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这个问题逐渐变大，因为民族主义的诉求已经从边缘地带全面转移到中国宣传机器的中心，”他写道。

本周网上的反弹就是一个例子。

大多数中国人并未对佩洛西即将到来的台湾之行给予太多关注，直到周一下午，当时一系列官方和半官方声明让很多人相信，中国可能会采取强硬行动来阻止佩洛西，可能是军事行动。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可能是中国最知名的“战狼”外交官，他在周一警告美国，解放军“绝不会坐视不管。必将采取坚决应对和有力反制措施，捍卫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在中国共产党官方报纸《人民日报》的网站上，关于其评论的两段文字的阅读量达到了270万。

当天晚上，覆盖台湾的解放军东部战区的司令部在微博上发帖称，他们正在等待战斗命令，并将“埋葬一切来犯之敌”。这条微博被点赞100多万次，其中包括轰炸和爆炸镜头的视频被观看了4700多万次。

还有《环球时报》的退休总编辑胡锡进。过去30年里，这份共产党小报在煽动中国民族主义方面可能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胡锡进上周在Twitter上首先提出，如果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应该击落她的飞机。在微博上，他呼吁自己的近2500万粉丝“支持官方的所有反制行动，同仇敌忾”。

“我们一定会有强有力的反制措施出台，打痛美台，”他在周二写道。“尤其要打得台湾当局后悔。”

佩洛西的飞机在台北降落后，中国发表了许多措辞强烈的谴责，并宣布在台湾周边举行一系列令人生畏的军事演习。但由于没有采取任何直接的军事行动，许多民族主义者感到受骗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包括胡锡进和赵立坚，失去了一些光环。

现在，他们又发布了一段赵立坚周一发表强硬声明的短视频，以此来嘲讽赵立坚。

周二深夜，胡锡进的微博账户被愤怒、讽刺和辱骂的言论淹没。一位网名“@KAGI_02”的微博用户评论道：“我是你的话现在我都不敢发一声，非得躲到台湾统一那一天才出来。”

周三，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左）与佩洛西。

哈佛大学毕业的民族主义博主任意周三早上发表了一篇尖锐的评论，敦促遏制胡锡进的影响。

任意在微博发文称，一旦公众的高度期待未能实现，可能会损害政府的公信力。他将这些不切实际的期望归咎于胡锡进，称因为他曾经做过党报主编，人们把他的帖子太当真了。

胡锡进现在是《环球时报》的专栏作家，站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记者的位置上，想把他从这个位置上赶下去的人并非只有任意一人。其他评论员和社交媒体人士也要求追究他的责任。周三早上，胡锡进在微博上写道，他成了一个“出气筒”。

但也有评论指出，胡锡进只是中国对佩洛西访华的回应之一，并暗示把所有责任都指向他可能表明政府可能正在寻找替罪羊。

中国社交媒体上也有反战的声音。有人认为，只有网络好战分子才应该被派往前线。一些家长担心孩子会被征召入伍。还有人试图敦促他们的同胞看看乌克兰和俄罗斯，以了解战争意味着死亡和经济毁灭。

几个月来一直在波兰旅行的作家邹思聪在微信上呼吁人们对战争要有现实的认识，他说他了解到乌克兰人和普通俄罗斯人的经历。

他说，人们应该为周二晚上无事发生感到高兴：“你应该庆幸，你的小生意还可以做，还可以还房贷，还可以明天去上班，做核酸，活着，”他写道。“请祈祷你自己和你在乎的人，能完好无损地走出这场越来越近在眼前的风暴。”

佩洛西和她的随行人员抵达台北，与人权活动人士会面。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人都不知道：只要拿不下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还是一个“革命团体”、“叛乱集团”、“地方政权”。永远无法扶正，获得多少国际承认，都是空的。

《视频曝光：中国军演射了，一旁海滩都是人》（2022-08-04 苹果新闻网）报道：

佩洛西访台前脚刚离开，中国马上在台湾海域周围实施军演，微博网友看似则情绪高亢的自嗨“让湾湾的年轻人听听炮声，闻闻火药的味道”。

不过也有中国网友直斥这样的军演根本不顾人民死活，因为火炮一旁海滩上还有不少民众在戏水，网民开砲“这种没事吧？真要涉及什么了能不把周围民众撤离了？”

中国下午展开军演，拥有738万粉丝的知名军事博主“-四分三十三秒-”也在微博看似兴奋分享实况，写道“开始一小时，远端火力实弹只是个开始。陆军先试试火力怎么样。”、“么多角度的拍摄，让人民很放心的去瞭解解放军陆军的实力。”、“要大惊小怪，这只是陆军开胃菜。后面还有海、空、火箭军呢。”、“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有网友好奇砲弹发射地点，也有人帮忙回应称是“福建福州平潭。”

影片中，能听到导弹轰隆轰隆巨大声响，不过让人意外的是，砲弹发射地点就在游客如织的海滩旁。还有目击民众惊叹“这是什么，导弹吗？为什么飞到上面去了啊”！不过随后又兴奋讚“这里真是绝佳观景台啊！”

不过中国网友舆论不只两极还有好几极，有人看似兴奋留言“对面的老铁七夕快乐啊！爸爸送你的满天烟花。

但也有人质疑这安全性“还有游客在海边游玩”、“这么不避人吗？咱们这边都没清清场啥的？海边一切照常啊？”

不过也有人质疑这是军事机密“但是这些视频真的会暴露很多军事秘密，希望能删掉视频”、“建议不要乱拍，军事机密”、“要不……删了吧……免得被有心人拿去做文章”。

也有人认为根本就是浪费钱“唉，都是老百姓纳税的钱啊，就这么炸鱼了！”

网民嚎叫：

TTT_88 25分钟前

她来了，她走了，留下的是炮声隆隆……蛙蛙们真是不凡的存在，看着一颗比一颗大的“烟花”欢呼雀跃着。可是那些曾经高喊“抗中保台”、“坚如磐石”、“航行自由”的“大英雄”都到哪里去了呢？面对“围台军事行动”，一片死寂……她要是不落地，哪有这一片“繁荣景象”！为蛙蛙送上最美好的祝福！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BBC12 58分钟前

鬼见愁 今天 00:57

中共国习胖战法同乌克兰泽连司机如同一辙，拿民众当掩体或盾牌，自嗨为人民的坚强战斗意志。相信只要台海战争开打时，不管共匪呼什么口号，都意味着它的末日来临。人民终会觉醒，擦亮眼睛，会明白所谓“民族主义”只不过是独裁邪恶集团的遮羞布。独裁统治集团与人民永远不是一个“民族”，它们的“民族”是由盗国贼和协从、党卫军、五毛和共裔构成，把人民视作它们奴役盘剥的对象。平时，它们视人民如寇仇，欺瞒恐吓。战时，把人民当炮灰，当掩体，当盾牌。为了这伙邪恶势力的存在，什么违反人世天理的勾当，它们都会无底线的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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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非常好！

粗略的估计， 此批顽固派人数不会超过1,000万之众，他们是这个独裁制度的得益者。

习大海 今天 07:50

总书记指引世界和平崛起，只秀肌肉 不杀人，国家强大了 海滩民众也嗨皮

Johnny Walker 今天 07:20

西门庆走后，武大郎在自家大门口开始猛力打拳，连打了 3 天！怎奈西门那厮第四天早上又回来了。邻居们捧着瓜到处找大郎，却不曾有人见到他。

丁小明 今天 07:00

这把戏给屁民看，伟大强大

叽叽喳喳 今天 06:35

自佩洛西踏上台湾大地，这出闹剧就已经结束了。

之后的狠话轰炸军演都是阿Q的自嗨。

Lengy 今天 05:25

为什么不在台湾四面八方水域，要北韩进行核试验

鳩姐歪果師_Lee 今天 03:36

拭目以待了，就这样？

a自由人 今天 03:12

还军演个GP！

直接在台岛东侧外海核爆一枚氢弹，同时对蔡英文使用中子弹斩首！

习光腚就是个大草包、耸货一个。

g2j2 今天 02:41

太好看了，祥和欢庆！

frank_ly 今天 02:38

马后屁，放烟花

模糊人生 今天 01:23

就是要在人多的地方發，就要讓中國老百姓知道，中國有反制措施的啊！

鬼见愁 今天 00:57

中共国习胖战法同乌克兰泽连司机如同一辙，拿民众当掩体或盾牌，自嗨为人民的坚强战斗意志。相信只要台海战争开打时，不管共匪呼什么口号，都意味着它的末日来临。人民终会觉醒，擦亮眼睛，会明白所谓“民族主义”只不过是独裁邪恶集团的遮羞布。独裁统治集团与人民永远不是一个“民族”，它们的“民族”是由盗国贼和协从、党卫军、五毛和共裔构成，把人民视作它们奴役盘剥的对象。平时，它们视人民如寇仇，欺瞒恐吓。战时，把人民当炮灰，当掩体，当盾牌。为了这伙邪恶势力的存在，什么违反人世天理的勾当，它们都会无底线的干出来。

谢选骏指出：韭菜们“忧国忧民”，以为自己是根大葱，还好意思自称“纳税人”。共产党可不这么认为，共产党认为人民只是他们打下的江山里面靠着他们的不杀之恩，苟延残喘下來的野生动物，任他们胯骑、任他们殴打，想玩玩的时候就开一个围猎大会，像满蒙鞑子一样“挥斥方遒”、摧残野生动物。《庄子·田子方》：“挥斥八极”。郭象注：“挥斥，犹纵放也。”这样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显然还是一个地方政权，离开“中央政府”，还相距一个第三期中国文明。

【59、“中国人”是一个野蛮的民族或不是魔鬼的子孙】

《「中国人年均读书0.7本，韩国人均7本，日本40本，俄罗斯55本」的数据可靠吗？这里的「本」是以什么书为标准的？》（图书市场）报道：

「中国人年均读书0.7本，韩国人均7本，日本40本，俄罗斯55本」的数据可靠吗？这里的「本」是以什么书为标准的？

其实我更倾向想知道：那个“本”的书的厚度或字数。比如有如像《德川家康》一千多万字的书，也有像周刊那样薄的书，有人一年到晚都捧着一本《红楼梦》《浮士德》在看，也有人每个星期看几本周刊杂志。所以我想知道用“本”来评价人的阅读量是否权威的，因为书有厚薄，大小，深浅。例如有些人看十本书的时间比别人看一本书时间还要少。

数据来源于雅虎读书，文章题目为"国人阅读现状令人担忧，我们真的低智商？"

原引用句为："有人统计，中国人年均读书0.7本，与韩国的人均7本，日本的40本，俄罗斯的55本相比，中国人的阅读量少得可怜。"

"(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在《低智商社会》中说，旅游时所见中国到处是按摩店。中国是典型的“低智商社会”，未来毫无希望成为发达国家。)基于此，我们通过调查淘宝用户购买数据，和雅虎读书网友点击数据，整理出下面这份，中国城市人阅读报告。看了这份触目惊心的点击数据，不禁让人担忧：我们真的“低智商”？"

>大前研一是很严谨的日本学者,只写过『「知の衰退」からいかに脱出するか?』,["知识衰退",如何从中脱离出来?]就算不懂日文也能看出「知の衰退」和《低智商社会》完全是两码事.这本书的的写作背景是日本当前社会,旨在分析抨击日本目前衰退的文化现象.

对于这本书是否针对中国社会,知友@李楠在知乎问题"据说日本学者大前研一根据中国国民的阅读现状，提出中国进入“低智商社会”，没有成为发达国家的希望。他的真实观点是怎样的？"中已经解释的很详细了.

知友@萧璘提供了新华网发布的"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课题组"第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道中的图表很明确的写明了认为阅读"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的人数各占总调查人数的30%.这样一个过五成的数据,要有多荒唐才能被认为有"阅读危机"?

而且在引用数据的时候,新华网给出的原数据是:

"为研究的需要，2010年的调查问卷中增加了对电子书阅读量的考察。数据分析发现，2010年我国18周岁~70周岁国民人均阅读电子书0.73本，按本次调查可推及18周岁~70周岁国民8.40亿计算，2010年我国18周岁~70周岁国民共阅读过电子书6.13亿本。"

是要有怎样的勇气才能把电子书数量当纸质书数量来胡言乱语呢？

"有人统计，中国人年均读书0.7本，与韩国的人均7本，日本的40本，俄罗斯的55本相比，中国人的阅读量少得可怜".

如果认为电子书就能"代表"书籍种类,我很怀疑这位匿名作者的认知水平,确实是少得可怜.媒体就算需要噱头赚取点击率也是要遵守职业操守的,雅虎读书的点击量和淘宝图书的交易量就能代表中国的阅读水平么？草率而盲目的断章取义,字里行间危言耸听,这篇"忧国忧民"的报道实乃地图炮低级黑.

我也很想知道,这篇文章匿名作者的阅读层次到底有多高深.4/11/12再补充.

因为知友@李飞来在问题评论中的补充,现在我们可以完全确定,这条耸人听闻的"国人0.7对比韩7,日40,俄55",是由多条风马牛不相及且不负责的言论拼凑出来的.

因为新华网10月30号刊登的文章也同样质疑了"2011年，中国人均读书4.3本，比韩国的11本、法国的20本、日本的40本、犹太人的64本少得多。"这个数据的来源与真实性.

对此,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徐升国给出了对中国阅读调查的解释:

“2011年，我国18—70周岁国民人均阅读传统纸质图书4.35本，这是我院组织的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得出的结果。”

“去年的调查结果是4.25本，前年是3.88本，2008年是4.75本，所以总的趋势是在徘徊波动中趋稳，但也不值得乐观。”

那么,韩国7日本40俄罗斯55是从哪里来的呢？

通过Google翻译将这段所谓的"中日韩俄罗斯阅读数量"翻译成英日韩俄四国文字进行搜索,再翻译成英文进行内容对照,所找到的比较贴切关键词的信息如下:

俄罗斯说的是莫斯科的文学阅读和购买调查:

"Foundation"PublicOpinion"(FOM)inOctoberconductedasurveyaboutreadingandpurchasingliterature.Thesurveycovered1,500people,plusanadditional600-inMoscow."

"AccordingtoFOM,abouthalf(48%)ofrespondentshaveathomeafewdozen(lessthanahundred)editionsoffiction,andinMoscow,thisproportionislessthan-41%.Another21%ofrespondentsinthehouse,thereareseveralhundredofthesebooks(inMoscow-40%),and2%-morethanathousand(inMoscow-6%).14%ofsuchliteratureinthehomedonothave(inMoscow-4%)."

莫斯科就是整个俄罗斯么？文学阅读就能代表整体阅读数量么？同时找到了韩国报道了名为SafetyCenter119阅读中心中通过借阅记录来看的两个月中读者的平均阅读量:

"SafetyCenter119workers(58)andtheeastern119rescueteam,includingfiredepartmentpersonnel(55people)atotalof103peoplethroughheretoborrowthisbookfirstwentintoeffectfromJanuary2010untilAugustofthisyear,approximately3,000books.Openedsinceuntilnowthepersonwhocolon,accordingtotherecordbookrentalatthefirestation,twoamonthonaverage,readers(多读者)awasread7-8until."

用一个阅读中心两个月的借阅记录来谈韩国整体的阅读数量,原来在源信息发布人的眼中韩国就这么不堪么？至于日本的阅读数量,对不起,日文中文英文都没有找到.唯一相关的是一条报道图书馆的借阅量:

"図書館の貸出数最多の5.4冊　10年度１人平均"

"31,IfoundtheMinistryofEducation,Culture,Sports,Sciencestudysocialeducationinthe(interimreport)thatthispubliclibrariesacrossthecountrylentinfiscal2010willbebooks5.4percapita,wererecordhighs.Theministryhasseentheadditiontotheimprovementofservices,suchasextendedopeninghoursuntillateatnight,Seniorsspendleisuretimeatthelibraryiswillingagingfactoristoohigh."

图书馆的借阅量就能代表日本的国民阅读量么？通过这几段引用再来看这段"有人统计，中国人年均读书0.7本，与韩国的人均7本，日本的40本，俄罗斯的55本相比，中国人的阅读量少得可怜".

用中国的平均电子书阅读数去和他国的文学阅读百分比,某阅读中心两月的平均借阅数甚至图书馆的年借阅量去比较.

试套用一条经典句型,"这位雅虎报道作者,您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么？"

最后来看题主的问题补充:

"其实我更倾向想知道：那个“本”的书的厚度或字数。比如有如像《德川家康》一千多万字的书，也有像周刊那样薄的书，有人一年到晚都捧着一本《红楼梦》,《浮士德》在看，也有人每个星期看几本周刊杂志。所以我想知道用“本”来评价人的阅读量是否权威的，因为书有厚薄，大小，深浅。例如有些人看十本书的时间比别人看一本书时间还要少。"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根据新华网采访的徐升国的介绍来看，因为全国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有差异,这份阅读调查更注重"阅读"这种行为的普及性而不是"阅读质量".

"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开始于1999年，现在每年进行一次，是一项对国民文化消费的长期跟踪调查，有央视市场研究和零点调查公司等专业公司参与，采用国际上社会调查的标准体系，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50个左右城市对居民进行入户调查，获得2万个左右的样本，调查问卷的设置涵盖图书、期刊、音像、网络、手机等载体和途径以及公共阅读服务、读书节、农家书屋等项目".

我想,先注重阅读覆盖面是必然且迫切需要的.毕竟和其他国家的"阅读起跑线"工程相比,我国仍然存在着教育和阅读问题的盲区,还没有实实在在的"全国性阅读工程".只有先通过调查了解到各地的阅读数量和认知程度,才可以更好的建设阅读质量.当然,对与题主"本"的疑问我也无法回复.因为调查涵盖了"图书、期刊、音像、网络、手机等载体和途径以及公共阅读服务、读书节、农家书屋等项目",仅仅用实质性的"本"去刻意作为阅读数量的规定,确实有点较真儿了.

同样在阅读质量上,我同意知友@梁锐伟的观点:

"...很多人不爱看书的现象确实存在，我自己的身边也能感受到。但我觉得这没什么好堪忧的。读书只是自己的事，没必要上升到"堪忧"的高度吧，只要自己坚持读，喜欢读就好了。要不然，别人不爱运动，睡觉不足什么的也能“堪忧”一翻呢."

对阅读的理解来源于个人的认知.个人认知同样又受到了环境的影响.如果说"小说不是书/网络小说不是书"就太片面了.要是拿这个做文章来忧国忧民甚至于忘记了一个普通人的自我修养.以至于神神叨叨上帝视角全开.对于媒体人,对于网民,对于接触到这种言论就开始忧心忡忡甚至提出"郭嘉啊那啥啥"的人,同学,今天的自我修养课,你签到了么？

比如这个网站的文章：（HowManyBooksDoestheAveragePersonRead?）引用了一个智库(PEWRESEARCH)的数据，里面测量的是公民每周的阅读时间。排第一的是印度10小时多，第二的是泰国9小时多，第三的就是中国人每周8小时。

而大家吹嘘的韩国和日本则是榜单末尾，只有3-4小时，比美国还低。

令人惊讶的是趋势。大约72％的美国成年人在2015年只读了一本书，在过去5年中持续逐渐下降（从2011年的79％）。

可怕的的事实是，在阅读书籍方面，美国人整体上落后于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我们在忙着玩CandyCrush、在Facebook和Twitter上发帖，而不是读书。印度人在读书上花的时间最多，其次是泰国人和中国人。与这些国家相比，美国人太懒了，只是印度一半多一点。

而且从数据看，应该是国家越发达，阅读时间越低。这也与西方国家人民的偏见有关：发达国家有更丰富的文化产品：电影、连续剧、比赛等，而读书则被视为一种更落后的汲取信息方式。

当然，数据本身并不是什么有名的智库做的，本身可信度就有很大疑问。编辑于2018-11-1303:24

谢选骏指出：上述“图书市场”的讨论，大概是要反驳一个看法——“中国人”是一个野蛮的民族。

《世界人均读书量排名榜公布！中国人能排第几？最多是这个国家！？（洛华2019年04月17日）报道：

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16日在京发布调查结果。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成年人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7本，成年人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32本。

综合阅读率提升，阅读人群持续增加

从未成年人的阅读率来看，2018年0—8周岁儿童图书阅读率为68.0%，低于2017年的75.8%;9—13周岁少年儿童图书阅读率为96.3%，较2017年的93.2%提高了3.1个百分点;14—17周岁青少年图书阅读率为86.4%，低于2017年的90.4%。2018年我国0—17周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80.4%，低于2017年的84.8%。

国民阅读率调查课题组负责人徐升国认为，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数字阅读的影响。他说，在近些年的调查中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势，手机阅读、平板电脑阅读等数字化阅读方式在未成年人中日趋普及，纸质图书阅读率因此下降。他认为在数字化阅读流行的时代，纸质阅读依然很重要，纸质图书对于培养未成年人良好的阅读习惯、培养专注力，都具有数字化阅读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儿童过早接触手机等数字媒介容易受到娱乐化内容和碎片化思维的影响。

尽管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有所下降，但未成年人的图书阅读量依然在增加，2018年我国0—17周岁未成年人的人均图书阅读量为8.91本，比2017年的8.81本增加了0.10本。

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成年人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80.8%，较2017年的80.3%有所提升，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平板电脑阅读等)的接触率为76.2%，较2017年的73.0%上升了3.2个百分点。图书阅读率为59.0%，与2017年基本持平;报纸阅读率为35.1%，较2017年下降了2.5个百分点;期刊阅读率为23.4%，较2017年下降了1.9个百分点。数字化阅读的发展，提升了民众的综合阅读率和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整体阅读人群持续增加，但也带来了纸质阅读率增长放缓的新趋势。

听书成新宠，超半数成年人倾向数字阅读

手机和互联网成为我国成年人每天接触媒介的主体，纸质书报刊的阅读时长均有所减少。从人们对不同媒介接触时长来看，成年人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间最长。我国成年人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长为84.87分钟，比2017年增加了4.44分钟;人均每天互联网接触时长为65.12分钟，比2017年增加了4.42分钟;人均每天电子阅读器阅读时长为10.70分钟，比2017年增加了2.58分钟;2018年人均每天接触平板电脑的时长为11.10分钟，较2017年减少了1.51分钟。

在传统纸质媒介中，我国成年人人均每天读书时间最长，为19.81分钟，比2017年的20.38分钟减少了0.57分钟，12.3%的人平均每天阅读1小时以上图书，比2017年略有增加;人均每天读报时长为9.58分钟，人均每天阅读期刊时长为5.56分钟。

从成年人对各类出版物阅读量的考察看，2018年我国成年人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7本，与2017年的4.66本基本持平。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32本，较2017年的3.12本增加了0.20本。

听书成为读者新宠，成为阅读新的增长点，移动有声APP平台已经成为听书的主流选择。2018年，我国有近三成的人有听书习惯。对我国成年人听书介质的考察发现，选择“移动有声APP平台”听书的人比例较高，为11.7%;有6.4%的人选择通过“广播”听书。

超过半数成年人倾向于数字化阅读方式，倾向纸质阅读的读者比例下降，而倾向手机阅读的读者比例上升明显。对我国民众倾向的阅读形式的研究发现，38.4%的成年人更倾向于“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比2017年下降了6.7个百分点;有40.2%的人倾向于“手机阅读”，比2017年的35.1%上升了5.1个百分点;有12.8%的人更倾向于“网络在线阅读”;有7.7%的人倾向于“在电子阅读器上阅读”;0.8%的人“习惯从网上下载并打印下来阅读”。

四成以上成年人自认阅读量少，希望多些阅读活动

四成以上的成年人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较少，人们对当地有关部门举办阅读活动的呼声较高。2018年我国成年人对个人阅读数量评价中，只有2.1%的人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多，6.3%的人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比较多，有37.8%的人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一般，41.5%的人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少或比较少。

我国成年人对当地举办全民阅读活动的呼声较高，2018年有67.3%的成年人认为有关部门应当举办读书活动或读书节。其中，城镇居民认为当地有关部门应该举办读书活动或读书节的比例为67.2%，农村居民中这一比例为67.3%，城乡居民选择比例基本一致。

今年的国民阅读率调查还增加了民众阅读指数和城市阅读指数指标体系。阅读指数指标体系共包含25项单一指标，分为“个人阅读指数”和“公共阅读服务指数”两大方面。

经测算，2018年全国阅读指数为68.67点，较2017年的68.14点提高了0.53点。其中，个人阅读指数为71.67点，略高于2017年的71.65点;公共阅读服务指数为65.91点，较2017年的64.90点提高了1.01点。

世界人均读书量排名榜

最爱读书的又是哪些国家呢？那首先要提的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犹太人聪明、会做生意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他们的聪明也离不开他们爱阅读的习惯。据统计，以色列人一年的人均读书量为60本，排在世界第一位，以色列也是全世界唯一没有文盲的国家。

日本人重视教育是世界闻名的，他们为了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下足功夫的，每年都会定期的举办读书周等活动，日本国民也会积极的参与。因此日本就形成了爱读书的氛围，在公交车上、在地铁站里大多数日本人盯着的是书本而不是手机。日本一年的人均读书量为40本，排在世界第二位。

而在欧洲，最爱读书的国家是法国。我们都知道法国人浪漫、感性，但却不知道他们爱读书，法国人看书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习惯，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他们都长期保持着阅读的习惯，甚至他们在聊天的时候也会说：抱歉，我想看书了。其他人都会理解，没有人会觉得你在装，人们都习惯成自然了。法国人一年的人均读书量为20本，排在全球第三位。

韩国人也同样爱读书，韩国人注重从小培养儿童看书的习惯，老师会千方百计的吸引儿童参与阅读，很多韩国人的家里书房就真的是放满书的房间，最重要的是这些书他们都会去看。韩国一年的人均读书量为11本，排在世界第四位。

《2021年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81.6%》（2022-04-23新华社）报道：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当天在京发布。调查显示，2021年我国成年国民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81.6%，人均纸质图书和电子书阅读量继续上升，“听书”“视频讲书”等阅读形式为读书提供更多选择。

2021年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较2020年增长0.3个百分点。其中，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6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30本，均较上年有所提高。纸质报纸和纸质期刊的人均阅读量则呈下降趋势。

从阅读形式上看，2021年有45.6%的成年国民倾向于“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这一数字比2020年更高。中青年群体成为数字化阅读的主体。有77.4%的成年国民进行过手机阅读，71.6%的成年国民进行过网络在线阅读。超过三成的成年国民养成了“听书”的习惯，通过“视频讲书”方式读书成为新的阅读选择。

从阅读时间上看，2021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读书时间比2020年增长一分钟，达到21.05分钟，但仍不敌人均每天101.12分钟的手机接触时长。

调查还显示，2021年我国0至17周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83.9%，人均图书阅读量为10.93本。未成年人阅读情况继续向好。

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2021年8月开始启动，采用网络在线调查和电话调查方式，在162个城市进行样本采集，覆盖我国30个省（区、市），调查可推及我国人口13.22亿。

谢选骏指出：如果按照这两篇报道来看，“中国人”还是一个野蛮的民族，阅读量只有《约翰福音》中耶稣基督所痛斥的“魔鬼的子孙”犹太人的十几分之一。那么，反过来看，是否阅读越少的，就越不是魔鬼的子孙呢？難道，“读书越多越反动”吗。

【60、“西藏”渊源考】

網文《“西藏”渊源考》報道：

[发源]7世纪，吐蕃王朝兴起，统一了青藏高原的大部分，所以唐代汉文典籍用“吐蕃”来称呼吐蕃王朝，同时也指吐蕃王朝所占有的地域，有时还指吐蕃王朝的各部落作为族称。

（1）“吐蕃”一词的含义和来历至今在学术界还有不同的解释，或认为源于藏语，或认为源于吐谷浑语，或认为源于突厥语，或认为源于汉语对南凉秃发氏的称呼，仍然难以得出结论。

（2）不过从敦煌出土的藏汉对照的词语文书看，至少在吐蕃王朝的中期以后，“吐蕃”似乎应是藏文中吐蕃王朝的自称bod的对应词，是bod的音译。实际上，bod作为地域和部族的名称，在吐蕃王朝之前即已出现，最初可能是对苯教的法师的称呼，后来成为对苯教的称呼，再后来成为某些部落联盟的名称，以后又成为这些部落居住的地域的名称。藏文史籍中说，在吐蕃王朝之前，曾有十二种部落集团统治过，其中有两次是用bod khams来称呼其统治的地域。

（3）吐蕃王朝兴起后，用bod作为自称，在与唐朝的交往中，吐蕃王朝以bod chen po（大蕃）来对应唐朝的自称“大唐”。

（4）由于吐蕃王朝的统一青藏高原，高原的各个部落集团形成为一个民族，后来，吐蕃王朝的自称bod演变成为藏族的自称。

吐蕃王朝虽然对外将其所占有的地域总称为“吐蕃”、“大蕃”，但是在其内部区别各个地区时，别有习用的名称。吐蕃王朝最早将其本部划分为四个“茹（ru）”，包括了今天西藏自治区境内的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雅隆河流域，历史上一直是西藏自治区境内社会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在习惯上又因雅隆河谷是吐蕃王朝王室发祥之地，拉萨是吐蕃王朝的首府，故称其中拉萨河流域和雅隆河流域的“伍茹dbu ru”和“约茹gyo ru”为“卫”（dbus），意为中心部分，将年楚河流域及其以西以北的“叶茹gyas ru”、“茹拉ru lag”合称为“藏”（gtsang），意为雅鲁藏布江上游南北两岸地区。“卫”和“藏”合称为“卫藏dbus gtsang”，即表示吐蕃王朝的本部地区。吐蕃王朝后来征服的青藏高原的北部、东部，被称为“多康”（mdo khams），“多”（mdo）意为路口、河谷口，“康”（khams）意为区域，故“多康”意为吐蕃王朝向外发展的通道和基地，同时亦有外围地区之意。随着吐蕃王朝向东北方向的武力扩张，“多康”的范围逐步扩大，后来又把黄河上游到河湟谷地的地区称为“朵思麻”（mdo smad），即“多康”地区的下部，又因这一地区包含阿尼玛卿山（A myes rma chen）和朵拉仁沃山（mdo la ring bo小积石山），故又称“安多”（A mdo）地区。“多康”的其余部分仍沿用“多康”的名称，即后来所说的“康区”（khams）。《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有吐蕃王朝派遣大臣主持这三大片地域的军政首领分别举行盟会的记载，这样，由于吐蕃王朝的行政区划，到吐蕃王朝的后期，乃至在吐蕃王朝崩溃以后青藏高原延续近四百年的分裂时期中，青藏高原的居民习惯上把青藏高原分为“卫藏四茹dbus gtsang ru bzhi”、“多康mdo khams”、“朵思麻mdo smad”等三大部分。

[元朝]元朝统一藏族地区，扶植萨迦派建立地方政权，同时元朝在青藏高原设立了一系列的军政机构。开初，元朝在河州设立吐蕃宣慰司，作为管理整个藏族地区的行政机构，八思巴在1272年到1274年还为此在河州居住两年多。后来因为所辖地面太大，又在康区设置一个宣慰司，到1280年八思巴圆寂后，元朝为了施政的需要，又在卫藏设置一个宣慰司。这样，到元朝中期时，整个青藏高原被划分为三个行政区域：一是“朵思麻”，设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亦称朵思麻宣慰司），管辖今青海省大部、甘肃省南部及四川省阿坝一带；一是“朵甘思”，即吐蕃王朝时的“多康”，设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亦称朵甘思宣慰使司），管辖今青海省玉树、四川省甘孜、云南省迪庆和西藏自治区昌都以及那曲专区的东部；三是卫藏阿里，设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亦称乌思藏宣慰司），管辖乌思藏（即吐蕃王朝时的“卫藏四茹”）及其以西的阿里地区，也即是今西藏自治区所辖区域的大部。元朝在总称藏族地区为“吐蕃”之外，在讲到藏族地区的各个部分时则常用“朵思麻”、“朵甘思”、“乌思藏”等名称。由于元代藏族地区又被归入“西域”的范围，元朝总称西域各族为西蕃（或写作西番），藏族被看作是西蕃之一，所以有时又习称藏族地区为“西蕃”，有时又异写为“西番”，这是在地名上第一次在称呼藏族的“蕃”字的前面加上表示方位的“西”字。这种非正式的把“吐蕃”改换成“西蕃”、“西番”，是后来出现“西藏”一词的第一步，但是“西藏”却并不是从“西蕃”或“西番”演变来的。

[明朝]明朝对藏族地区基本上承袭元朝旧制。不过因入明后朵思麻一带藏、蒙、汉、回等族杂处，明朝设西宁、河州、洮州、岷州等卫管辖，故称这一带为西宁卫、河州卫等，不再用“朵思麻”作为汉文地区名称，又因这一地区邻接青海湖，所以又习称为“西海”。对“朵甘思”地区，明朝设朵甘卫。对于元代的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辖区，明朝分设乌斯（思）藏都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明代的文献中常见“乌斯藏大宝法王”、“乌斯藏阐化王”等，可见明代文献中的“乌斯藏”是有明确范围的地域名称。

明朝中叶以后，蒙古势力再入青海，俺答汗为迎请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到青海湖边会见，其子宾兔准备在青海湖南岸建寺，明朝在讨论应否同意俺答汗建寺迎佛时，兵部给事中蔡汝贤在奏折中说：“盖许之建寺，则西藏一路，往来自由，听之奉佛，则南北诸番，交通无禁”。（《明实录·神宗朝》万历三年四月甲戌条，卷三十七）（5）这是汉文史料中最早见到的“西藏”一词，但是综观上下文义，还有“顺义王俺答建寺西海岸，以寺额请，赐名仰华”和“虏王俺答欲西行迎佛，乞三镇通官会话约誓，摘留头目禁治诸夷，依期贡市，并乞传甘肃、西宁开市卖茶。督臣以闻。兵部尚书王崇古言：今岁春初俺答以书送边寄臣，谓其侄孙套酋切尽黄台，请赴西海迎奉活佛。臣久闻套裘连年抢番，未年得志，欲俺答携众西援，以求报复。……”（6）故知此处的“西藏”，应当是“西海”之误。而且“西藏”一词在明代汉文文献中也仅此一见，因此它与后来所说的“西藏”一词并无关系，不能看成是“西藏”一词最早在明代出现的实例。

[明末清初]明末清初卫拉特蒙古固始汗联合藏传佛教格鲁派统治青藏高原，因此清朝兴起时是通过固始汗与藏族地区建立关系的。蒙古语称藏族为土伯特，并称安多一带藏族为唐古特（源于蒙古在成吉思汗时代即开始称西夏为唐兀）。清朝早期的文献称藏族为“图白忒”或“唐古特”，清顺治帝时称藏巴汗为“图白忒部落藏巴汗”，称达赖喇嘛为“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这里的“图白忒”即源于蒙古语的“土伯特”，而蒙古语的“土伯特”又源于“吐蕃”，即源于藏族的自称bod。到康熙帝时，清朝与藏族地区的关系进一步加深，清朝逐步了解到藏族地区各个部分在政治、社会、民族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各部分的名称也不相同。除继续用“图白忒”统称藏族地区外，清朝将达赖喇嘛、班禅喇嘛所居之地沿用藏族的习惯称为“乌思藏”、“卫藏”，后来又由“卫藏”一词演变为“西藏”。

[文献记载]在《清实录》中，“西藏”一词最早出现于康熙二年（1663年）八月丙申条中：“西藏班禅胡土克图故，遣官致祭。”康熙六年（1667年）十月丙申条中又有：“山西陕西总督卢崇峻疏言：‘……又有上年差往西藏之喇嘛回称：达赖喇嘛遵旨传各台吉申饬，不许生事。’”（7）但是此时的“西藏”一词还没有成为一个固定的地域名称，清朝的文书中对达赖喇嘛管辖的地区，仍用不同的称呼。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第巴桑结嘉措用已经圆寂多年的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上奏，请求封第巴桑结嘉措为王，康熙皇帝即第巴桑结嘉措为“掌瓦赤剌怛喇达赖喇嘛教弘宣佛法王”。而《清实录》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六月癸丑条，康熙皇帝命内大臣索额图等传谕达赖喇嘛使人罗卜臧帕克巴格隆等说：“……第巴原系达赖喇嘛下管事人，朕优擢之，封为土伯特国王。乃阳奉宗喀巴之道法，阴与噶尔丹比，欺达赖喇嘛、班禅而坏宗喀巴之法。”同年八月甲午条康熙皇帝给第巴桑结嘉措的敕谕中说：“……尔第巴原系达赖喇嘛下司事之人，因尔不违达赖喇嘛之语，辅助道法，朕是以优封尔为土伯特国王。今观尔阳则奉宗喀巴之教，阴则与噶尔丹朋比，欺达赖喇嘛、班禅胡土克图，而坏宗喀巴之教。……”《清实录》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月庚辰条，康熙皇帝又在给第巴桑结嘉措的敕谕中说：“……兹尔奏言：‘圣上严旨下颁，心甚忧惧，今惟钦遵圣谕，随力报效，倘轸念达赖喇嘛，乞降温纶。谆切奏请。挰尔既知过引罪，朕岂不念达赖喇嘛通使修礼历有年所乎？且朕若不加眷恤，尔土伯特国岂得安其生耶！·……”这里康熙皇帝多次称西藏为“土伯特国”，但是就在这同时，清朝官员和文书中又称西藏为乌思藏，如《清实录》康熙三十五年九月癸亥条中说：“理藩院议复：‘四川巡抚于养志疏言：臣遵旨会同乌思藏喇嘛营官等查勘打箭炉地界，自明季至今，原系内土司所辖之地，宜入版图。但番人籍茶度生，居处年久，且达赖喇嘛曾经启奏，皇恩准行，应仍使贸易。’番人之事应行文达赖喇嘛，使晓谕营官遵行管理。关系土司之事，着土司管理，勿致生事。至打箭炉四交界之地，该抚细查报部，编入一统志可也。”《清实录》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七月庚辰条四川提督岳升龙奏疏中说：“打箭炉原系本朝版图，竟被乌思藏强行侵占。……”同年闰七月壬子，岳升龙又奏：“……臣查打箭炉各处地方，向系藏人霸占，抚臣从前查勘受贿，通同不问侵占地方，止议贸易。目今诡谋密计，买瞩藏番撤兵，仍将经制弁员送与藏番为质。”《清实录》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三月庚子条清朝刑部衙门题奏：“……查于养志系边疆大臣，私将驿马拨给里藏馈送礼物之人。”而同年七月庚子条康熙皇帝在和大学士等人谈论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的动向时又说：“……朕巡幸蒙古之地颇多，凡事朕皆熟悉。策妄阿拉布坦人虽狡猾，但由博罗塔拉至土伯特，必经哈拉乌苏等艰险之处，路径甚恶，断不能往伐。”可见在这一时期，清朝上下对西藏地区的称呼仍有多种，在称土伯特之外，也称乌思藏，而四川地方官员中将乌思藏简称为“藏”，“藏人”、“藏番”、“里藏”等称呼也开始出现。 

不过至少到《清实录》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正月己亥条，就多次出现“西藏”一词，其中说：“先是，拉臧立波克塔胡必尔汗为达赖喇嘛，青海众台吉等未辨虚实，彼此争论讦奏，上命内阁学士拉都浑率青海众台吉之使入赴西藏看验。至是，拉都浑回奏：‘臣遵旨会同青海众台吉之使前往西藏，至噶木（达木）地方见拉臧，……’寻议：‘……青海众台吉等与拉臧不睦，西藏事务不便令拉臧独理，应遣官一员前往西藏协同拉臧办理事务。’得旨：‘依议。其管理西藏事务着侍郎赫寿去。’”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三月戊寅条则说：“议政大臣等议：‘拉藏及班禅胡土克图、西藏诸寺喇嘛等，会同管理西藏事务侍郎赫寿，疏请颁赐波克塔胡必尔汗以达赖喇嘛之封号。查波克塔胡必尔汗因年幼，奉旨俟数年后授封，今既熟谙经典，为青海诸众所重，应如所请，给以印册，封为六世达赖喇嘛。’从之。”（8）这是在清朝君臣议事时反复使用“西藏”一词的事例。１７２１年清军驱逐侵扰西藏的准噶尔军后，康熙帝撰《御制平定西藏碑文》，其中有“爰记斯文，立石西藏”一语，这就正式把以拉萨为主的卫藏地区命名为“西藏”（9）。

[考据]清朝为什么在沿用“图白忒”、“土伯特”、“乌思藏”、“卫藏”等词之后，又造“西藏”一词来指“卫藏”地区，迄今还未见深入探讨。“图白忒”用作地名时泛指青藏高原，不适合用来专指卫藏地区，而“卫藏”中的“卫”字，与明清时代军政机构中“卫、所”的“卫”字相同，也不宜用作某个地区的专名。康熙皇帝还曾经把“卫藏”中的“卫”误会为《禹贡》中所说的“三危山”的“危”，他曾说：“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旧注以三危为山名，而不能知其所在。朕今始考其实。三危者，犹中国之三省也。打箭炉西南，达赖喇嘛所属为危地，拉里城东南为喀木地，班禅额尔德尼所属为藏地。合三地，为三危耳。”（10）大概后来康熙皇帝也发现此说有误，故不再坚持。康熙皇帝还曾经把西藏地区直接称为“西地”，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收到清军从噶尔丹的使者那里截获的噶尔丹写给西藏达赖喇嘛、第巴桑结嘉措、拉穆护法、乃穷护法等人的信件后，康熙皇帝在信件开首处朱批“噶尔丹致西地书稿十四件”存档（11）。《清实录》记载，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十月丁未康熙皇帝在和大学士等人谈话时又说：“国家承平日久，武备不可一日少弛。……西地健壮者咸欲投军，南方则不然，本身衰老，子弟代充，所以懦弱者众。”可见康熙皇帝把西藏、四川藏族地区都称作“西地”。而藏文“卫藏”中的“卫”字恰与满文中的“西方、西方的”（wargi）一词的读音相近，且卫藏地区又处在中国的西南部分，因此可能是“卫藏”一词先在满文中译为“wargi Dzang”，即“西方的藏”，再从满文译成汉文，即是现今常用的“西藏”一词。今查《满汉大辞典》中，“西藏”一词的满文是wargi　ts’ang，而“西城”一词的满文是wargi　hecen，意为“西边的城”；“西域”一词的满文是wargi　ba，意为“西面的地方”（12）。承蒙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王钟翰教授帮助将《清实录》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三月戊寅条中的“得旨：‘依议：拉藏及班禅胡土克图、西藏诸寺喇嘛等，合同管理西藏事务侍郎赫寿……’”一段的满文查出，此处的满文为：

suwayan tasha inenggi hebai gisurehengge ladzang jai bancan hutuktu　wargi dzang ni geren miyao　lamasa wargi dzang ni baita be kadalame icihiyara ashan　amban heseo　emgi acafi wesimbuhe bade……seme wesimbuhede yabubuha：

这里两次提到西藏时所用的满文词组都是wargi　dzang，也即是“西面的藏”。由此推测，是清朝的满族君臣把“乌思藏”理解为“西面的藏”，称之为“wargi　dzang”，翻译成汉文时译作“西藏”，这样才出现了汉文的“西藏”这个地理名词，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到雍正初年，随着平定青海蒙古罗卜藏丹津之乱，清朝直接统治了整个青藏高原。1726-1728年，清朝派四川提督周瑛、宗室鄂齐、学士班第等察勘划定西藏和青海、四川、云南的地界。当时确定玉树四十族归青海，藏北三十九族归西藏，青海和西藏以唐古拉山为界；四川和西藏以宁静山为界，宁静山以西属西藏，宁静山以东属四川，迪庆中甸属云南。后来“西藏”的范围还有过一些小的变动，但是大体上以雍正年间的划分为基础。

不过，尽管在康熙皇帝的后期清朝的汉文文书中广泛使用“西藏”一词，但是似乎并没有正式确定划一过。雍正九年（1731年）雍正皇帝加封颇罗鼐时，仍封他为“办理卫藏噶隆事务多罗贝勒”，所颁银印的印文即为“办理卫藏噶隆事务多罗贝勒之印”。而乾隆皇帝在1757年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任命第穆呼图克图为摄政，在新达赖喇嘛成年以前代理达赖喇嘛职权时，赐给第穆呼图克图“管理西藏事务掌黄帽教法班丹诺门汗之印”时，印文上的满文将“西藏”一词仅用“dzang”一字对应，可见到乾隆时期满文对于“西藏”已经可以用“dzang”一个字来简称。至于私家著述，仍有记述西藏的书冠以“卫藏”名称者，如著名的乾隆后期的驻藏大臣和琳所编的《卫藏通志》。但是乾隆以后的汉文史籍中“西藏”已成为通用的固定名词，而“乌思藏”、“卫藏”的名称不再有人使用。

由于清朝将“卫藏”地区定名为“西藏”，“藏”成为“乌思藏”、“卫藏”、“西藏”称谓中的主体字，“藏”从本来是指年楚河流域和雅鲁藏布江上游两岸的专用地名变成对整个“卫藏”的简称，以后遂有以拉萨、山南地区为“前藏”，以日喀则、江孜地区为“后藏”的习称。而且这一名词的制定，还对中国其他各民族对青藏高原和它的居民的称呼造成了更大的影响，因为在民国时期又以“藏族”代替“吐蕃”、“西番”、“番族”等称谓，成为汉语对青藏高原世居民族的族称。因此，他们的语言被称为“藏语”，文字被称为“藏文”，他们信仰的佛教也被称为“藏传佛教”。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清朝没有以“西藏”代替“乌思藏”、“卫藏”的称呼，对藏族就应当沿用“吐蕃”、“西番”、“图白忒”、“土伯特”的称呼，在民国时期就可能被称为“蕃族”、“土伯特族”，那么，今天的西藏自治区按照一般的命名原则，就有可能是被称为“乌思藏蕃族自治区”或“卫藏蕃族自治区”、“乌思藏土伯特族自治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建立，西藏一词即成为西藏自治区的简称，单字简称为“藏”。

英文“Tibet”一词，可能源于突厥人和蒙古人称藏族为“土伯特”，在元代经阿拉伯人介绍到西方，也即是源于藏族的自称bod。在民族称谓上，Tibet对应于“藏族”；但是在地域称谓上，Tibet有时对应于“西藏”，有时又泛指整个藏族地区，与“西藏”的含义有重大差异。在法、德、俄、日等文中也是如此，这是翻译外文资料和将有关西藏的资料译成外文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注释]

（2）安才旦《“吐蕃”一称语源及含义述评兼论“吐蕃”源于古突厥语说》，《中国藏学》汉文版，1988年第4期。

（3）第吴贤者着《第吴宗教源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223 224页；巴俄·祖拉陈瓦着《贤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151 152页。这段记载说：“……第七由玛桑九部（九姓）统治，故此地之名为蕃康六福之地，此时出现了箭袋、刀剑、盾牌等武器；第八由龙族统治，故此地之名为蕃康岭古（九洲）。”

（4）王尧编着《吐蕃金石录》所收录的《唐蕃会盟碑》，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13、20页。

（5）（6）顾祖成等编《明实录藏族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二册，1086 1087页；1098 1099页。柳升祺、常凤玄教授最早注意到这一记载并进行了分析，见《中国藏学》汉文版1988年第2期发表的他们的论文《西藏名义辨析》。

（7）（8）顾祖成等编《清实录藏族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一册，34页、186 187页。

（9）此碑至今仍立于拉萨布达拉宫山下，《清实录》康熙六十年九月丁巳条录有碑文全文。 

（10）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上谕，《清实录藏族史料》，第一册，259页。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131页。

（12）安双成主编《满汉大辞典》，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1082 1083页。

（13）欧朝贵、其美编《西藏历代藏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79页、89页、90页。

谢选骏指出：人説——是清朝的满族君臣把“乌思藏”理解为“西面的藏”，称之为“wargi dzang”，翻译成汉文时译作“西藏”，这样才出现了汉文的“西藏”这个地理名词，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我看——西藏人的自稱不是“西藏”，就像中國人的自稱不是“支那”一樣。儘管“支那”還是中國的一個朝代——秦。同樣的，“西藏”也是滿清的屬地。

【61、“思想主权”观念的诞生】

《网络时代的写作——探讨与展望》（任晓雯 Fri Feb 2, 2001 12:21 pm）报道：

你千万不要把清晰的景物误以为离得很近。这感觉就像站在山脊上，越过一大片森林眺望远山的目标。远处的山峰离得如此之近，似乎你伸出手去就能触摸到它。感觉就是这样，除非你置身于树林之中，开始披荆斩棘走向那座山峰。——"Paul Saffo and the 30-year Rule," Design World, 24(1992):18 

互联网正在改变我们的世界。它不仅仅再是一种单纯的提供信息的手段，而是越来越多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在形成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自从1990年代初以来，一些传播学家就一直在预言，在下一个十年中，所谓的信息高速公路网络将通过某种正如未来学家乔治·吉尔德所称的电信电脑——一种将电脑、电信和个人电脑的特性混合起来的新装置，给几乎每一个人带来一个能提供交互信息、娱乐、购物和个人服务不断扩展的世界。1 

新技术的发展及所引起的改变，确实使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我们根本不可能高度精确地预言科技变革结果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集中我们的焦点。我今天探讨的是：网络时代的写作。首先我要理清的概念是：什么是"网络时代"。 

网络时代 

在今天的世界上，变革可能看上去似乎发生得非常快，但是对于历史记载的研究已经表明，这是一种普遍的误解。美国未来学家保罗·萨弗认为：至少在过去五个世纪里，新思想完全渗入一种文化所必需的时间数量，一般约为三十年。他把这称之为30年法则。 

第一个十年：许许多多的兴奋，许许多多的迷惑，但是渗透得并不广泛。第二个十年：许许多多的潮涨潮落，产品向社会的渗透开始。第三个十年："哦，又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一项标准技术，人人都拥有了它。 2 

如果根据30年法则，我们今天还未完成电脑网络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完全渗透。也就是说，我们仍未进入一个叫作"网络时代"的阶段。事实证明，我们之所以有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感觉，是因为有更多的新技术在同一时间出现。正是这些成熟技术的出乎意料的交叉冲击，创造出我们都感觉到的强力加速。 

然而，不可否认，即使是在新时代的前奏阶段，新技术的出现、发展，及其与成熟技术的交叉冲击，也使我们感觉到了巨大的冲击波。我们即将面临的时代，并不是像过往大多数时代那样，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缓慢繁衍递变的过程，这个时代的发展，是突发的、具有爆炸性与革命力度的、甚至是断裂的。这种强大的冲击力，触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激烈而彻底。 

那么这个新时代究竟将何时、何地到来？三十年、更长或者更短？或者所谓"30年法则"只是美国的三十年？事实上，我们很难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界定这个"新时代"，我们的改变是猛烈的、然而又是参差的、渐近的。"网络时代"，与其说是一个时间概念，勿宁说是一种思维方式、意识状态。这种界定冲破了一种传统的在时代问题上的元信仰，即假定时代是自我包含的统一体或前后一致的整体。既然这个时代是与技术休戚相关的，那么它的衍变也必然与生产力、技术等因素紧密相联。而这两种因素在空间分布上的千差万别和在时间维度上的瞬息万变，又使对这个时代作时间上的整体界定显得困难。因此，不妨借用福柯的观点：我们不应将现代性仅仅看作一个处于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一个时代（an era），而更应将现代性看作一种态度。 

从电脑书写谈起——镜映效果、文本的非个人化 

互联网时代，电脑写作使敲击键盘代替了执笔手书，速度的成倍增快使书写具有了某种一泻千里的快感，思维因书写过慢而受阻的现象也大大地减少了。这使得写作比以往更接近"心想手书"的同步状态，也使写作者能更好地捕捉稍纵即逝的意识流；而且，熟练的键盘操作使"手书"成为一种近似于无意识的行为，"手书"意识的减弱，使作者能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心想"上，这样的写作状态更自然、更真实，并减少了书写意识过强时易造成的理性对于初始情感的扼杀。用马克·波斯特的话说，就是"作家与他／她所用的词语之间的相遇方式是短暂而立即就会变形的，简言之，是非物质的。" 3 

（手写或打字写时）一旦这些字从头脑中的意象转化为字形再现，它们就变成其作者的敌人，与他／她对抗，抵制他／她想改变或重新调整它们的努力。在相当程度上，在电脑上写作免去了从思想到字形的转化过程，却又达到同一目的。4 

马克·波斯特称这种现象为镜映效果（mirror effect），也就是电脑书写类似于一种临界事件（borderline event），其界线两边都失去了它们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电脑书写处于划分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界限上。镜映效果使得书写主体双重化。由此可见，所谓"镜映"，简而言之，就是人类"在机器可怕的非物质性中认出了自己"，当书写的阻碍趋近于零时，人们在电脑面前看到的是自己。电脑书写者会发现，机器的能力竟然与人脑的能力类似，甚至在某些地方已经超越了人脑的能力。 

当然，这样的写作也存在着缺点，最明显的是：它使文本非个人化（depersonalizes）了。手稿作为原始件是具有价值的，手稿的增删、文本的衍变、笔迹的变化……可以看出作品被制造出的整个过程，也就是形成文本的物质化过程。手稿的每一笔都会在纸上留下印迹，纸张的空间是有限的，增删的空间也是有限的；而键盘上的写作却具有了极大的随意性：字符可以被随时修改，字段可以整段整段地删除或者移位。而屏幕上显示的，永远是最后一稿。没有过程、没有历史、所以也无法提供作者思路的衍变以供比较。 

电脑化文字处理和作者身份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改变了主体的其它方面。作者是一个个体，一个在书写中确认其独特性的独特存在，他／她通过其作者身份确立自己的个性，从这个程度上讲，电脑可能会搅乱他／她的整体化主体性的感觉。电脑监视器与手写的痕迹不一样，它使文本非个人化，清除了书写中的一切个人痕迹，使图形记号失去个人性（de-individualizes）。5 

我们已经没有理由把键盘敲出来的诗稿再称为"手稿"了，一摞摞压箱底的手稿，此时用一张巴掌大的磁盘便存储完毕。再也没有因纸张的变黄发脆，而产生的历史感。一切都是不可查的。我们无法研究作者写作的时间，心境，没有了作品以外再可玩味出的人的东西。磁盘记录的方式也不可靠，数字化的病毒，人为的误删改都会对诗稿产生致命的打击。在这种情形下，作者肯定不会有对"手稿"的珍视态度。手写／印刷时代的人对手稿的态度令人感动，他们甚至表现出对手稿极色情的冀望，一种在绝对私人化的时空里对手稿的自我欣赏和幻想。数字化的文稿丧失了人格魅力，作者同作品之间的关系变得相当简单，没有了文化上的外延。6 

网络里的写作——文本、作者：改变抑或消解 

如前所说，磁盘取代了手稿，这是传播技术的一大发展。用传统的概念来讲，一张光盘，具有它自身的物理和化学构造，而现在它的更重要的因素都不是这些，而是通过二进位制代码的转换延伸出来的虚拟的"内容"。这是过去非技术时代所没有的。以现代语言学的观点来看，它的"所指"是什么？是一种实体物质呢？还是虚拟影像？语词的差异性原则又将如何面对呢？ 

虚拟现实（VR）的概念改写了我们很多的观念。更多的事物越来越深地介入了"虚拟"这一概念，今天，可触摸的或视觉意义上的物品在全球经济模式中已处于次决定（under-determined）的位置，主决定（determined）的位置已让位于不可见的贸易及流通过程，人们可以避开物品而从事各种与之相关的活动。那么，我们现有的文学艺术单概念边界的延伸是否能跟上科技发展带来的这种概念的拓展呢？ 

在互联网和电视占主流的大众传播时代，我们阅读观赏各种文学艺术作品，大多是在各种媒体上，很少有机会才能看到"原作"，许多人永远只能看到"媒体文本"（media text）或"电子文本"，这是一种当代现象，即第二文本或第N 文本反而变得比第一文本更重要，"原作"的意义处于次级的位置，而"流通"的意义处于更突出的位置。现在，大量的读者包括专业读者接触更多的是媒体文本和复制的影像，一个事件真正显得重要往往是也是因为媒体的作用，如克林顿性丑闻事件。这样我们（读者）看到的与原事物有差异的，而由原事物触发的意义也可能会随媒体的运作过程而发生"质变"。 

除了大众传播时代文本一模一样的复制生成外，在互联网中，第一、第二……甚至第N文本又具有网络独有的特征：那就是：写作的不定型。第一文本和第N文本完全可以是不同的（所以网络上会出现"原始版"、"修改版"、"最终修改版"、"完整版"等名词）。常规的文学作品一经印刷发行，就已定型，广大读者读到的也只有同一个版本，要等到再版时才可能进行修改。但是网络上的创作却是随时可以更动的，网络作品是电子化的这个特点本身就决定了网络作品有永远的可修改性，作品永远以草稿的形式存在，网络作者有责任和权利对这些自己的东西进行不断的完善和改造。无限度的可修改性会使网络作品在短时间内失去可靠的文献意义，但是，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在各自的可修改领域中很难发起真正的文章论战，而论战一般只能在BBS这样的有修改权限制的地方出现。 

信息方式不仅改变了文本的存在方式，淡化甚至消解了"原作"的意义，而且，电脑化的文字处理、网络传播和作者身份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同时改变了写作主体的很多方面。 

一般而言，电脑写作容易比手写篇幅来了得长，而相比之下的不简炼、欠斟酌也是其作品目前的一个普遍问题。如前所述，手稿修改会留下修改前原文的痕迹，这使得反复比较成为可能，而电脑写作过程中的修改相对更感性一些，屏幕上永远留着最近一次修改过后的文字，作者很难认真比较出某处修改了三四遍的文字，到底是哪一遍比较好，通常只能凭大概印象。 

网上信息资源的极大丰富，使得作者有机会获得开放性的阅读：历史的与现时的、国外的与国内的，所有的文本都可以并置在同一平面，这种开放式的阅读方式使作者避免了只受单一思维意思的影响，于是，地域色彩减弱了（当然，城市化也是原因之一），创作群体对个体的影响也减弱了，甚至趋近于无。 

这种变化是缓慢的、潜移默化的。此间，有一个我们所谓的常规化效果。这种新型的写作方式所引起的主体性的新形式很快就会变得习以为常、理所当然、不具新意的了。 

信息方式的诸多方面，诸如电脑书写，导致了差异，但这种差异被压抑和反驳，被否定和抛弃，以便努力维持一种稳定的常规性。人与新的经验有机融合了，因此人也就接受了已经改变了的环境，而同时又否认发生过任何发生。这种常规化或现实效果有助于让人过日子，尤其是当这种日子与以往的日子大不为同的时候。7 

电脑书写还以另外一种方式颠覆了作为中心化主体的作者，即它引入了集体作者的诸种可能性。 

LINUX软件工程的操作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一个人做出了内核，然后公开代码让其他人修改和提意见，接着，更多的人参与进行了功能程序补充，终于把这个系统用网络协作的方法做成功了。甚至，在操作系统的领域已经对龙头老大——微软公司——形成了一种很大的竞争威胁。那么，这种操作手段在网络文学创作上也一样适合，网络协作和可修改性如果可以在某种契机中得到发挥，那么在网络上出现了一种新形态的文学品种也不是没有可能。 

现在已有许多合作性文字的处理方法：一张磁盘可以在不同的作者间传来传去或邮来邮去；两个或更多的电脑可以用调制解调器通过电话线交流；区域网可以给不止一台电脑提供同时进入一个文本的可能。在这些情形中，集体加工很方便，在某些学科中这种作法已很常见。电脑为集体作者提供了一种非同步的同时性（nonsynchronous simultaneity） 8 

这种众手相传的集体创作似乎让我们依稀回望到了过往的史诗年代。以众口相传为主要特征的《荷马史诗》、《伊索寓言》其实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民间口头流传的过程是一个去芜存精的过程，这一时期的文学，所展现的是一个民族的共性；当文学史发展到文人创作的阶段时，作者的个性就从共性中脱颖而出了；而如今，网络上的联手创作，是不是又让我们听到了消解个性、突出共性的新民间文学的前奏呢？也许这一天，便会真正到了罗兰·巴特所说的"作者死了"的年代。 

众语喧哗背后看不见的主流、写作的卡拉OK化 

网络似乎带来了"无限的"民主：挣脱了由杂志、评论家、出版社、书商等因素构成的传统体制的束缚，网络时代的写作显现出前所未有的欢呼雀跃，一派众语喧哗(raznorechie, heteroglossia)的勃勃生机。 

而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网络时代众语喧哗的现象背后。我们将看到的是强化了的、还是削弱甚至瓦解了的主流意见呢？ 

在电视传媒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传播学中出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理论：培养理论。其中心思想是：电视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稳定、散布某种社会规范，使人们的意见趋于与主流意见一致。 

在互联网时代，话语权力被重新分配，人们似乎得到了更多的民主，平民与王孙拥有同等的权力，能在网上畅所欲言，施加自己话语的影响。但我个人认为，这只是一种虚假的民主。 

无限扩大的因特网上，天文数字般的信息呈几何级数增长着，但是所以信息都是由持一定观点的人或人设计的软件程序输入的。这些信息分布在网络的无数站点上，敲入关键词后会出现成千上万的网址。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只能调用主要的，而主要的大型综合网址一般都是各国权力组织的数据库。因此，网络的交互性究竟赋予了用户多少权力，值得讨论。9 

而退一步讲，假定网络上不存在任何影响他人的议程设置，每个自由表达意见的用户绝对没有主动影响他人观点的企图，也会出现"沉默的螺旋"现象，即：在网络上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并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 

因此我认为，互联网上的"众语喧哗"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它的背后是依然强大的主流效果。 

那么什么是网络写作的主流意识呢？ 

首先，方法的不同有时会导致本体的不同。"手稿时代"的严肃的写作者，大多都珍视文字，勤于探讨一些本质性的问题，比如艺术的本质、存在的本质、世界的本质等等。而"数字化的文稿"的作者是生活在虚拟环境中的一代，他们在虚拟的空间用虚拟的身份对话、交流、阅读、受教育。这种数字化生存往往会使人淡忘对本质之类问题的探讨，很简单，Byte就是本质，数字就是本质，一个叫比尔·盖茨的人和他威及全球的公司就是本质。因此，"数字化的文稿"往往会更多地注重现在时，它们解构历史，甚至漠视文化，使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像一场全民狂欢的卡拉OK。 

其次，消费社会的时代背景和大众媒体的无孔不入，为精英意识的瓦解有力地推了一把。网络时代是制造英雄的时代，但也是消解英雄的时代。制造的英雄是科技英雄、经济英雄，科技和经济是推动网络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网络时代的英雄们在其中推波助澜。 

而写作，无论是作为一种职业还是出于一种爱好都越来越趋边缘化。网络时代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以往振臂高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要么大彻大悟地平民化，要么成了独善其身的现代隐士。这是因为，"大众"的存在，是英雄、权威存在的前提，一个不被大多数人认同的英雄不是英雄；一个不被大多数人理睬的权威也不是权威。网络的诞生和普及，以及随之而来的印刷术霸权受到的巨大冲击，加速了文化"小众时代"的大量。传统的三大媒体都已将传播策略由广播转向窄播，而被人誉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更是一个重新分配话语权，消解知识权威与精英的场所。 

探讨与展望 

在发生巨大改变的时期，正如我们所体验的那样，我们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处在混乱状态之中。"混沌是变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混沌的系统在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这就是说，它们表明，几近无穷无尽的变化使得长期预测的模式无法可言"。10 

写作在技术手段变革日新月异的时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仅关系到网络这项新技术的产生与发展，也与人类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网络时代写作的变化是一系列变化的原因或结果，其自身就处于一个混沌系统之中。 

比如，一些变化是写作自身、而并非网络带来的：人类传播信息方式经历了：视觉文化、听觉文化（直观的感受、"看的精神"）→概念性文化（"读的精神"）→新的视与听的文化（"新的看的精神"）三个阶段11 ，所谓"读图时代"的到来，使文字越来越趋于边缘，多媒体和可视形象也许会成为未来人类表达的主体甚至艺术形式的主体。 

又比如，参与网络写作的年轻人群体的发展变化问题极大地影响了网络写作的走向（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目前网络写作的主体）。这是一个复杂的、与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问题，何况这群人正处于成长的过程中，任何仅仅根据表面化的不同而做出的历史断言和预测都极有可能显得轻率。所以，就如米德在《文明与承诺》中所提到的，首先应该是学习、理解、投入、其次才是判断。任何不经认真思考就以预言家身份出现的行为都是不负责任的，很多都是源于某种错觉。就像我在篇首语中所提的那样："你千万不要把清晰的景物误以为离得很近。" 

因此，我这篇文章只能说是对当前某些状态做一个并非全局性的探讨、并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做些有保留的展望。但是，一点是值肯定的：网络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它正在并将越来越影响到我们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书写则是一个在后现代语境中非常值重视的对象，将两者放在一起思考，必将是一种有意义的思考。 

参考资料： 

⒈ [美] 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Media Morphosis: Understanding New Media)，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版。 

⒉"Paul Saffo and the 30-year Rule," Design World, 24(1992):18 

⒊ [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商务印书馆局2000年版。 

⒋ 任晓雯、林剑：《遗失手稿的时代》，http://mind.rongshu.com/xrzjrxw.htm 。 

⒌ 陈力丹：《大众传播理论如何面对网络传播》，原载《国际新闻界》98年5月刊，P.18。 

⒍ 葛鸿雁：《关于视觉传达设计学科名称的思考》。 

注释： 

[美] 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Media Morphosis: Understanding New Media) P.5，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20000年1月版。 

"Paul Saffo and the 30-year Rule," Design World, 24(1992):18 

[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P.150 。 

[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P.150-151。 

[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P.153。 

任晓雯、林剑：《遗失手稿的时代》，http://mind.rongshu.com/xrzjrxw.htm 

[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P.153。 

[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P.154。 

陈力丹：《大众传播理论如何面对网络传播》，原载《国际新闻界》98年5月刊，P.18 

[美] 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Media Morphosis: Understanding New Media)，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版，P.23。 

葛鸿雁：《关于视觉传达设计学科名称的思考》。 

上网日期 2001年02月02日

谢选骏指出：上文仅从“网络时代的写作”来进行探讨与展望，这是不行的；因为这缺失了“对于网络时代的传播及逆行的探讨与展望”之一环。而实际上，和两个环节是一体的两个半圆，二者互相促动，互为因果，缺一不可。另外，“30年法则”已经完全落伍了，因为根据我的计算，互联网时代的思想传播，大概仅仅需要十年。这还是就一种思想“完全渗入一种文化”而言，如果就一种思想的“直接冲击”，几乎直接就是当下的、瞬间发生的了。这就直接呈现了我所说的“思想主权”了。按照圣经的启示，“思想主权”创造了宇宙；但是作为一个观念，思想主权是诞生于互联网共时传播的共振之中的。人爲的障礙完全失效了

【62、利玛窦“记忆之宫”的12个房间】

《利玛窦“记忆之宫”的12个房间》（2010年04月20日顾湘）報道：

为纪念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逝世400周年，意大利马尔凯大区政府和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合作，于2月-7月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三地巡回举办“利玛窦—明末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使者”展览。4月2日-5月23日，展览在上海博物馆举行，展品共计113件（组），由中意两国文博与图书收藏机构共同提供。

利玛窦（1552-1610），号西泰，是第一个变西文姓名为中文姓名的人。1578年的春天，他搭乘“圣路易”号离开里斯本，4年半后由澳门踏上中国的土地，随后越五岭、驻江右、下江南、过山东、进京城、入皇宫。直到1610年5月中的一天，他感到大限将至，当有人问他将留给世人什么时，他回答：“一扇功德之门，但不无艰苦磨难。”次日，利玛窦溘然长逝，万历皇帝赐地安葬。那扇“功德之门”开在明王朝的封闭之上，西方的科学与文艺之风由此吹入，欧洲人也得以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文化。利玛窦以其非凡的智慧和毅力建造了这扇门，用的是信仰、友爱，以及欧洲的数学、天文、地理、哲学、精密仪器、绘画艺术、记忆术……

在利马窦逝世400年后的今天，意大利马尔凯大区政府和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合作，于2010年2月-7月先后在首都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三地巡回举办“利玛窦—明末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使者”展览，以纪念这位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做出巨大贡献的开拓者。4月2日-5月23日，展览在上海博物馆举行，展品共计113件（组），由中意两国文博与图书收藏机构共同提供，其中62件（组）意大利文物来自于罗马、马切拉塔、热那亚等地的数十家博物馆和图书馆，51件（组）中国文物分别来自于上海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等4家单位的珍藏。

神奇的“记忆迷宫”

明代的中国是个舟多于车的国度，利玛窦远渡重洋而来，而他在中国的旅程也同样犹如长年的航行，沧桑浮沉，有时风和日丽、景色宜人，那是他与中国学者们交往、分享学识与友谊的愉悦时光；有时则会遇上风暴，或搁浅困滞，或陷于大雾、无法展望前路。糟糕的情况通常是由于恶劣的天气、盗贼、怀有偏见的乡民、贪婪的官员、爱猜忌和骄傲的皇帝以及不合适的时机造成的。他无法携带许多书，于是写信回欧洲要求那边给他多寄些书来，但那时候的邮政极为缓慢而且变化无常（利玛窦一般以6-7年作为从发信到收到回信的周期，有一次他的上司从澳门发出的一封信花了整整17年才抵达罗马）。有时，他还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失去他所拥有的书。

利玛窦拥有超人的记忆力，这大概是一个古人获得杰出成就的必要条件。在中国生活期间，他对算数、几何、音乐、天文学、光学、测量、制图、地质学以及各种机械装置等等都进行了研究，而关于这些领域的绝大部分知识都是他凭着对上学期间所学知识的回忆而得来的，再加上随身所带的为数不多的书籍提供的信息。他带到中国并逐步加以翻译和重新解释的，基本上都是他在佛罗伦萨耶稣会和罗马学院文学院所学的知识，《畸人十篇》、《交友论》、《二十五言》等著作的完成都是依靠他对大量经典文献，尤其是斯多葛学派或人文主义作品的熟记。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发现，书籍是如此匮乏，以至于我现在印行的绝大多数书籍都是我记忆库的储藏品。”也正是他善于记忆的技能，使他成功地学习了汉语。

利玛窦惊人的记忆力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595年，他在南昌当众表演了他的记忆术：“我告诉他们，他们可以在一张纸上按照他们选择的任何方式写下大量汉字，它们之间不需要有任何秩序和关联——我将这些汉字读一遍后，就能凭自己的记忆按照他们所写的方式和顺序将这些汉字背出来……为了使他们更加惊奇，我又凭记忆，把这些字从后朝前倒背了一遍。对此，他们全都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他们马上就求我同意将形成这种记忆力的神圣法则教授给他们。于是，我的名声便迅速在这些文人学士当中流传开来——说实在的，这种记忆定位体系看起来就像专门为汉字而发明的，因为它确实行之有效，每一个字母都是一个表达意义的形象。”（利玛窦《书信集》）

“1596年，利玛窦向中国人传授建立‘记忆之宫’的方法。”史景迁在传记《利玛窦的记忆之宫》开篇写道。“记忆之宫”是人们头脑中的空间结构，用以安置鲜明的、能唤起记忆的形象，走进“记忆之宫”，便能从有序排列的“房间”中找到需要的内容，按照事物的顺序进行记忆。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完善，“记忆之宫”得以发展成为一种体系，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代，形象记忆技术可能已盛行于当时。利玛窦从罗马学院学到了这些记忆的技巧。他告诉中国人，对于每一件我们希望铭记的东西，都应该赋予其一个形象，并给它分派一个场所，使它能安静地存放在那里，直至我们准备借助记忆的方法来使它们重新显现。

本次展览就犹如一座有形的“记忆之宫”，展览的12个部分是“记忆之宫”中按照利玛窦的生平为序设置的12个房间，在这些房间里，安静地放置着一件件能够唤醒昔日记忆的文物。借助那些种类繁多、依序陈列、意义深远、带给人各不相同的强烈印象和丰富想象的物件，利玛窦的历程和那个伟大的时代在我们眼前展开，伴随着浪涛声、港口和集市热闹的人声、古钟表的滴答声……

第一、第二、第三个房间：故乡、新生、辉煌的“无用之物”——

一幅宽2.5米的布面油画《马切拉塔全景》让我们看到了利玛窦的故乡，它坐落在土地肥沃的乡村中一个锥形的山顶上，被白色的城墙包围，红顶白墙的房子错落在山坡上，天气晴朗可爱，近处郊外有零零散散的人，看起来悠闲而愉快。从东面吹来的风带来海的气息。

中心广场及坐落其上的钟楼和大教堂、教皇使节的寝宫、商会会所、窄小的蜿蜒而下通向附属广场的石街以及坐落在附属广场上的耶稣会学校构成了城镇的主要景致，各式各样的街道有的顺着一道道城墙缠绕在山坡各处，有的时而一条直路急冲山下，时而又变成一级一级台阶。当地的葡萄酒芳香甘醇，在各条道路上，葡萄酒的叫卖声中，身穿礼拜袍服、手拿十字架和旗帜徒步而行的朝圣者往来频繁。然而，就是在这美丽景致中，在利玛窦步行至学校的狭窄的石头小街上，数十年来，阿拉莱诺和佩利卡尼两个家族的年轻人互相跟踪、偷袭，持续着从16世纪20年代便开始的世仇。利玛窦16岁离开马切拉塔前往罗马那年，国内和国外的战争都已蔓延到了马切拉塔。

来到罗马和佛罗伦萨耶稣会学院学习的利玛窦，心中无疑会对近在眼前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的恢弘壮丽图景发出兴奋喜悦的惊叹。当我们进入第二个房间时也会立即感受到几分近似的心情——几幅顶天立地的巨大壁毯覆盖了墙壁，那是17世纪中叶戈贝兰作坊根据拉斐尔的草图织造完成的，取材自《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分别是表现圣彼得生平的《捕鱼的奇迹》、《亚拿尼亚之死》和表现圣保罗生平的《以吕马的失明》。

拉斐尔与利玛窦一样来自马尔凯。1515年，受教皇利奥十世（LeoX）的委托，拉斐尔为西斯廷礼拜堂两侧的墙壁设计壁毯。在当时，壁毯要比湿壁画和油画更加昂贵，整套壁毯所花费用至少是米开朗基罗天顶画的5倍。

能在博物馆亲眼见到这些壁毯令人感动。第一幅《捕鱼的奇迹》宽4米多，高近5米，描绘着使徒彼得和他的兄弟在加利利海，经耶稣的指点捕到了大群的鱼，鱼多得连渔网都装不下，他们必须招呼邻近的船只过来帮忙。它让人想起利玛窦交给程大约出版在《程氏墨苑》一书里的第一幅插图：门徒们乘坐的船只在加利利海的波浪中颠簸，而耶稣踏着海水而来，教彼得凭坚定的信念行在水上。站在壁毯前，你会感叹利玛窦身后丰盛华美的文艺复兴大背景，那个西方历史上最具创造性的天才集中涌现、全才式人物辈出的时代。

利玛窦生活的时代，正进入文艺复兴后期、人文主义的最后阶段，教会力图将年轻的耶稣会士训练成他们所处时代的文化生活的前沿人物。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利玛窦东方关系学院主任菲利普·米尼尼（Filippo Mignini）教授说：“利玛窦通晓各种学问，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巨人。他拥有那么多出色的才能，与他当时的背景密不可分，正是文艺复兴孕育出了如此杰出的人。那个杰出的时代诞生了许多杰出人物，利玛窦是其中之一。”

第三个房间的入口左右分立着费德里科·祖卡里的皮革油画《摩西形象的米开朗基罗》和《先知形象的拉斐尔》，昭示着16世纪的艺术家开始跻身于时代伟人的行列，获得了空前崇高的赞誉，意大利巨匠的成就几乎笼罩了整个欧洲的艺术。这里摆满了“辉煌的‘无用之物’”，在幽暗的展厅中熠熠生辉：拉斐尔的《永恒的天使》、《给兀鹰喂水的小爱神》，提香的《菲利普二世像》，洛伦佐·洛托的《力量与不幸之战》，乌尔比诺制造的施釉彩陶器—怪物和帕立斯审判洗、天使骑狮首墨水瓶盒和纸张盒等等。

第四、第五、第六个房间：建筑、书籍与科学技术

“我们的书大受称羡，因为书的装订非同寻常，而且镀金美观，在有关宇宙和建筑的书中，人们能够看到全世界的众多王国和地区，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名城，宏伟的宫殿、高塔、剧院、桥梁和庙宇。”（《利玛窦中国札记》）

利玛窦到中国后，一直不断要求教会给他寄来欧洲，特别是描绘古罗马建筑的版画，如万神殿、凯旋门、竞技场等，他想向中国人展示他来自一块有着显赫历史的国土。在中国期间，除了一本铜版印刷的《古罗马事记》，他还渴望从欧洲得到一套精美的《普朗坦圣经》，不仅仅由于它是一部多语言的严谨的学术著作，也不只是因为它的宗教内容，最主要的是因为它装帧高级、卷帙浩繁、纸张柔韧、封皮精美，附有由低地国家一流大师制作的一流铜版雕刻插画，总共达8卷之多。在他的有生之年，利玛窦最终得到了这套书：“我们的配有插图和镀金的书籍让我们得到信任，我们是在一个学士的国度。”

我们可以在展览中看到利玛窦当年想尽办法要让我们看到的那些16世纪铜版画，从《万神殿》、《角斗场内景》到《罗马广场景观》，它们仍旧行使着它们的使命：向我们叙述那个古老帝国首都所经历的辉煌，描绘它曾经的显赫。我们也能见到那些原版装帧的16世纪图书典籍，如圣伯纳的《沉思录》、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但丁的《神曲》。如利玛窦当初预期的，我们也会像明朝人那样，“对其精美绝伦的印刷和庄严肃穆之气氲充满了羡慕敬仰之情”，即使“看不懂书中的文字”，也能感受“其字里行间蕴藏着绝妙的教义”。展览的古书还包括阿皮亚努斯的《天象》，克拉维乌斯的《实用算术概论》、《欧几里德原本》，萨克罗博斯克的《天球论》，托勒密的《地理学》等。正如史景迁告诉我们的，利玛窦在罗马学院读书期间的数学老师克拉维乌斯深信科学知识的价值，他强调，对自然现象的细心探索有助于人对精神世界的反思。

对他的学生应该在学院中学些什么，克拉维乌斯有着明确的想法。“一年级学生可以在4个月内学完欧几里德著作的前4卷，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学习实用算术，用两个半月的时间学习行星的运动原理，用两个月的时间学习地理，假如时间还有余的话，他们还可以学习欧几里德的第5和第6卷。二年级学生可以用两个月的时间学习星盘（用于测定行星和恒星的运动），用4个月的时间学习行星理论，用3个月的时间学习透视画法，其余时间用于学习钟表制造和教会立法计算方面的理论。一些表现突出的学生可以在第3年进行自学，研读更先进的天体理论，学习制造万年历、行星表以及使用象限仪，等等。”

这可以解释我们接下来看到的一系列复杂精妙的仪器，它们大多是16世纪制造的：天文工具盒、托勒密浑仪、简易经纬仪、测角仪、天体仪、地球仪、日晷——利玛窦用这些在中国学者中间赢得了声望，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乃至推动了中国重制历法。利玛窦去世后，徐光启、李之藻在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的帮助下修订的崇祯历法,从清初一直用到近代。

最后，我们在这个房间里还发现了一些看上去很新奇，有些还颇具现代感的东西，譬如一座大桥模型、一个接近球形的木制多面体、一副链轮和球轴承、一个风力飞行器、一个男孩青铜胸像形状的蒸汽鼓风机——它们都属于达·芬奇理念博物馆，证明着那个时代最勇于想象和创新的精神。

沿着在奥尔特留斯《寰宇全图》上标注的欧亚远航路线，对利玛窦的回忆终于驶向了东方。

第七、第八、第九个房间：从剃须发到穿儒服

参观者走到这里，有关利玛窦是个普通凡人的印象忽然苏醒并且变得鲜活了—他小心翼翼地在16世纪80年代的中国南方农村贫困家庭中穿行，用结结巴巴的汉语谨慎地为他们祝福；他并不老，可别人惊奇于他的满头华发；他争取到一块城墙外面的地，造了一座砖房，为了房子和地的事跟地方官和地主讨价还价，后来被赶走；他给地方官送礼，设法取悦他们；他的住处遭到一伙歹徒的抢劫，他试图关紧自己的房门，并从窗口跳进花园去求援，扭伤了脚，大声呼救；他乘船时掉进河里；抄着葡语和汉语对照的词，还标注了汉语字词读音的《葡汉辞典》手稿，看起来像是一个人初学外语时的笔记，他一边抄一边希望能记住那些词：“鸽子”、“桥”、“怎么样”、“限期”——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甚至无异于你我，因此他的筚路蓝缕之功愈加惊人、使人钦佩，而后人加之于他的种种揣度和非议，则未免有失公允。

除了古代澳门、肇庆、韶州的小地图和若干示意图，在这部分展厅里还有一些明代佛像和明代的禅师画像，它们带来了一种宁静超脱的气氛。然而，利玛窦对僧道的印象其实很坏。他起初剃了须发，身披僧袍出现在肇庆，结果发现这样的策略是错误的，因为和尚的地位在中国远比在日本卑微，僧道的名声很糟，僧人“不愿学习知识和良好的风范”、“放纵情欲”，道士甚至更不堪，“他们的书籍叙说着各种胡言乱语”，完全是“骗子”。

在儒释道“三个在中国影响较大的宗教派别”中，利玛窦唯独认同“儒教”。受江南贵胄瞿汝夔的启发，利玛窦脱掉僧袍，蓄须发，改穿儒服。“这袍子用紫色丝绸缝制，褶边、衣边、衣领镶有近一掌宽的蓝色丝绸；悬垂的长袖也镶有同样的边，与威尼斯人的服饰样式非常相似。紫色绸袍上还配有一条蓝色腰带用来束腰，以使长袍敞开得更自如些。”利玛窦写信向朋友仔细描述他的新行头时大概不无自得，我们可以看到由马切拉塔国家艺术学院复制的这身装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说：“他头上所戴的四方平定巾，属于当时‘儒士生员监生’的冠制，长袍却是明代规定只有进士才可穿着的颜色，冠服搭配不伦不类，但也可能是他故意这样设计，以彰显他是与中士有别的‘西儒’。无论如何，我们中国人确实特别重视衣衫，利玛窦的新衣服发挥了神奇的功效，他一换衣服，就取得了士绅的同等礼遇，遇官可不跪，个人免税，学者们纷纷前来与他结识。”

第十和第十一个房间：交友与观星

瞿汝夔是礼部尚书的儿子，爱好炼丹术，听说西洋和尚会炼金术，就跑来找利玛窦。不久，利玛窦成功说服了瞿汝夔放弃炼丹术，跟他学习数学、天文学，利玛窦则跟他学习儒学，用拉丁文翻译“四书”。瞿汝夔皈依天主教后，“即刻就让他（利玛窦）分享了儒家的权势。广东的兵备道，韶州的知府，英德的知县，还有南雄州的知府，是瞿的老师、同乡、同学、同年。在中国，儒生的关系网络可以无限编织”（李天纲《利玛窦和中国士大夫的交往和友谊》）。

因为瞿汝夔的介绍，江西巡抚允许利玛窦在南昌居住。南昌住着当朝万历皇帝的堂叔祖，他听说“泰西”有着和儒家一样温雅的礼仪，非常希望听一听“西儒”的“交友之道”。于是，利玛窦用汉语编辑了一本西方古典作家和神甫论述友谊的格言录—《交友论》。《交友论》第八十一条说：“凡出门会人，必图致交一新友，然后回家矣。”利玛窦每次出门，都能交到一两位新朋友。

在中国中部的利玛窦，开始出入士大夫家庭，一边探讨着学问，一边悠闲地享受宴饮的欢乐。他了解到，好友欢聚、社交宴饮是明代上流社会生活的核心部分，中国的每一件事情，包括宗教事务，都是在桌边吃饭品茶时讨论的。

展览中，杜堇的《十八学士图》屏以“琴”、“棋”、“书”、“画”四个场景，描绘了唐代文人风雅闲适而考究的生活；而李岳芸笔下文征明、唐寅、仇英明补充了活跃在明代的书画家的肖像。唐寅本人，像是含笑斜倚在画面外某个地方，穿越时空目睹了崔涯与名妓李端端产生爱情的那个场面，将它画了下来；画中的李端端手持白牡丹，楚楚动人，仿佛正据理巧辩、侃侃而谈，而崔涯放下手中一页纸，静气安坐，凝神谛听，内心折服之情思流溢于眉目间。从这些画里，我们可以看到书籍、优雅的庭院、考究的家具、精美的器玩都在传达着一种雅致。利玛窦也发现了绅士阶层对古董、字画的喜爱。

展览中有一幅着官服的李日华肖像，以及器皿、饰物、印章等器物珍玩。艺术家兼官员李日华也是利玛窦在南昌结识到的朋友，他在他的日记里无意中记下了1603年艺术品商人先后13次向他兜售古董字画的事，这说明与利玛窦观察到的一样，到了明代后期，在明代前期只流传于极少数精英人物中间的具有文化意蕴的物品，被大量地带到了金钱世界。这些物品向应邀前来参观或使用的人们，展示着收藏者的独到鉴赏力和不俗的文化品位。

最后一个房间：北京，敞开的大门

1601年1月的一天，利玛窦用8匹马、30多个脚夫，将献给万历皇帝的礼物运送到了北京。这些礼物并不值很多钱，由他们千方百计募集到的一笔钱和利玛窦在中国期间随身所带的一些物品组成，其中包括：三幅宗教画，一大一小两座自鸣钟，一本金装祈祷书和一本精美的《双半球投影世界地图》，一台楔槌钢琴，还有多棱镜、日晷和沙漏，彩色的腰带和几匹布，欧洲银币，一个犀牛角，几只玻璃瓶。

中国皇帝很喜欢自鸣钟，把小的那只放在自己面前，为放置大钟专门修建了一座木楼。皇太后听说了自鸣钟，她要皇帝叫太监把它送来给她看。皇帝想到她可能会喜欢，到时候会把它留下，便叫管钟的人把管报时的发条松开，使它不能发声，再给她送去。皇太后不喜欢不能鸣时的钟，就把它还给了儿子。

皇帝的钟出了毛病时，利玛窦便能获得随意进出皇宫的许可。在都城安置下来并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使利玛窦有机会同那个时代最有上进心、最具才华的知识界人士交游。1603-1607年间，徐光启与利玛窦交往频繁，共同翻译了《几何原本》的前6卷。尽管利玛窦从朋友们那里得到了“真诚、温暖、慈爱的友情”，但他仍难免感到孤独，他不太喜欢中国的音乐，更讨厌戏曲，想念在欧洲时听惯了的乐器和四线谱。

我们在展览里见到，四线谱纸上记录着的宗教音乐，旁边配有细腻鲜艳的图画。而展出的乐器不单有利玛窦随身带着穿越中国并最终进贡入宫的那种楔槌钢琴，还有一台固定式管风琴和一把腿式维奥拉。此外，一幅《野墅平林图》让人不禁想到利玛窦更多未尽数展露的才华和心底的寂寞。那幅画画在素绢上，尺幅很大，分四屏拼接通景，画的是北京郊外秋天的景色，用的是毛笔和中国产的青石、石绿、赭石诸色，采用了焦点兼散点透视法等西洋画技法，画面美丽而平静。不知是否因为那一潭蓝绿色的湖水，丰美饱满的画中透出一股冷清来。

当利玛窦在宫中教太监如何为钟表上发条、拼装巨大的世界地图、创作可以用楔槌钢琴伴奏的中文歌曲时，他可能会思量那个一方面表现得异常独断专行，另一方面又处处受到掣肘的谜一样的万历皇帝。他从来没有和皇帝谈过话，像科东神父令法兰西和那瓦尔王国国王亨利四世重新皈依天主教那样，使万历皇帝皈依天主教并成为他的告解神父，看来是一个永不可及的梦。

利玛窦为宫人们写下了这样的歌：

一个牧童一天突然感到忧伤；

他恨自己所在山冈；

他想他所望见的远山，

一定远比这座山冈美丽，

到那里去会使一切忧愁烟消云散。

于是他向远山走去，

可当他走进这座山，

却发现它不如远看的那么漂亮。

古往今来的作者都提出同样的劝诫：

让心漂泊在外毫无益处，

心神内敛，意志坚定，

方可得利。

他想象人们在宫廷城墙内外反复咏唱着他的歌词，并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畸人十篇》，记录了他同8位中国文人的谈话，涉及死亡、灵魂不灭、斋戒、灵修、善恶报应、占卜以及财富等诸多方面。在第三、四篇中，徐光启作为对话者，同利玛窦交流了对死亡的思考。书成两年后，利玛窦离开了暂时寄居的这个世界。

谢选骏指出：利玛窦雖然沒有後人，卻給後人留下了經久的记忆。這都是靠著耶穌基督的恩典。

【63、“二十大”拉开了一个新朝代】

《王军涛：新一届中共政治局常委更像习的“军机处”》（法广 2022-10-31）报道：

中共二十大闭幕 习近平不出预期进入第三任期，如何看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班子的组成，习近平在权力得到空前巩固的第三个任期会有怎样的施政？ 是否会在任内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

首先您能谈谈对于周日揭晓的新一届中国政治局常委班子的看法？您对这一结果感到意外吗？您怎么看这一常委的组成？

王军涛： 既意外，也不意外，因为在前几个月，大家都在谈“习下李上”，还有谈习近平好像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那时我就说习近平没有多大困难，习近平是可以掌控二十大的。我一直是觉得习近平在掌控二十大情况下，他会给别人留多少面子，或者说给曾经的别的派系比如江泽民、胡锦涛留多少面子，把他们的多少人留在里面。这个结果出来我不意外，就是习近平的掌控，我也有点意外，就是习原来人家说他裸奔，不穿衣服，他这次是连尿布都不要了，连遮羞布都不要了，这点还是让我有点意外。

其实我再想一想，反正习近平这样做有两个考量。一个在于安全，他现在不再敢让不是他的人留在身边，当然赵乐际和王沪宁还不是他的人，因为他需要的是那种愚忠式的人物，这两个人（对他的忠诚）还是有条件的，那怕现在对他是认同但还是有条件的，不会是愚忠，因为毕竟做过别的派系，但是习要他的这个班子里大多数人是愚忠。

第二，我觉得他可能要做一些大的事情，而这些事情现在一般的人不会赞同他，所以他需要一个比较强有力的军机处的班子。其实这个常委我们都知道就是给习干活的，今天还有人再讨论，说这个人会干什么？那个人会干什么， 我觉得现在这些都不重要，现在只要知道习脑子里再想什么就行，这些人是会完全按照习的意思去做。担任军机处和军机处也不一样，再康熙雍正乾隆时，这几个皇帝时自己直接管事，军机处就是协助他们办理事情。所以我觉得以后这个政治局和常委就更像是协助习近平处理实际事务的。

在这一权力架构下，习近平的第三任期是否非常稳固？

王军涛：那肯定是非常稳定的，但不稳定的情况是什么呢？我们搞政治社会研究的知道，权力核心这一块即谁下谁上现在习近平是掌控了， 但是政治社会中的第二块和第三块（没有）。第三块就是大众这一块，现在再专制体制中，实际上大众是没有什么偏好的，但是在一些大事件发生、发生大的权力斗争的时候，大众才能有机会表态，但是最主要的是中间这一块，就是我们所说的官产学三界，还有包括党政干部、经济技术官僚、企业家等从事经济活动的国有企业的这些老总啊，因为他们跟一般党政干部不一样，还有就是知识分子，包括搞文化的…，我觉得他们对习实际上是采取一种敌视态度，对习感到愤怒已极。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习又是坐的不稳的。他坐在了一个火山口上，这个火山现在是压得住，但到底什么时候火山爆发？比如说这个火山爆发，他可能还能压得住，他现在有一点像手里有八个锅盖，现在如果有五个锅沸腾，他可以压，但如果十个锅要沸腾了，八个锅盖就压不住了。我是觉得这是有可能的，一旦中国比如经济继续滑坡，或者出现军事战败等其它一些因素出现的话，都会导致习近平的崩盘。

您对于二十大闭幕式上胡锦涛被请离会场的这个极为罕见的意外怎么看？是一个意外，还是像有些分析所说的是实际上是一个事先安排？

王军涛：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意外，因为我自己就在共青团十大的时候，我是做过主席团成员，我也做过一天的执行主席。实际上这些主席团成员或主席并不真的讨论事情。所有当天的事情都是有议程送到手里， 每个人坐在什么地方都是告诉你的，桌子上有牌位，你是不应该坐错的，所以那一天胡锦涛如果没有他的牌位，我们先假定说有，他进来后中间出现他必须要离场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做很多的想象，为什么会这样。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没有他的牌位，他是怎么进来的。所以我说这一件事情现在已经被人讨论了那么多的可能，我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说哪种可能性对，不过这件事情不管你怎么解读，它就是一个叫做过去的现象，实际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象征，他象征着一个时代已经落幕了。就是胡锦涛这样被能出去，你说他是被请出去的，还是被驾出去的，总之，这个时代已经被习近平给结束了，现在中国马上要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了。

您对习近平的第三任期对内对外的作为有怎样的预期？

王军涛：习近平在第三任期要大干一番事情，我们看一个政治家我们要看两个，第一他要干什么，第二他怎么去干。那么他要干什么呢？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发改委的网站上，习近平提出了新理念，这个新理念他已经在他的多次讲话中说得很清楚，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这个其实是要延承毛泽东、邓小平和胡锦涛等，就是要走中国自己的路。再一个就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这是习近平的。 新时期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呢？就是毛时期要打天下，邓小平要实现小康社会、脱贫，他现在说在中国脱贫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在要实现现代化，在实现现代化的时候，他要对邓小平的一些东西进行更改，这时候他提出了很多东西，那么在发改委网站上在经济和社会的政策的改革你可以看到，但其它方面的改革就很难说了，比如说他可能还在进行之中，这个简单说，他就是想让中国的经济用创新驱动的高质量的发展，这就意味着两个方面的整顿。

第一方面要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就是向房地产这样的都要进行打压，而要扶持那些真正的、能使中国产业升级到高精尖技术生产的东西。第二要对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整肃。其实我们过去在讲民企坍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概念，习近平是国进民退，他事实上是国进民退，但你可以看到，曹德旺的福耀，还有像宁德时代、任正非的华为，他们还继续得到扶持，甚至为了任正非的华为在美国解套，他不惜动用国家资源、最高层资源，你就知道他希望的企业其实就是要像日本和德国的企业，而不是像美国这种企业。你看实际上美国的制造业已经空了，而中国制造业，从汪洋“腾笼换鸟”开始，中国已经意识到产值到了一定程度时，中国产业要升级时，一些落后的要甩到东南亚去。比如中国在产业发展的时候，台湾和日本产业就升级了，升到了高精尖的制造，台湾的芯片产业就是这么起来的。习近平现在就是打的这个主意。这实际上是一大块了，整个有一个规划，在中央有一个大跃进式的计划。

这讲的是他要干什么，那他怎么干呢？我觉得他现在要建立独裁，他就是要想做这个事情。有些人可能会说，那不是很好吗听起来？问题就是这是个空头支票，20世纪的独裁者，无论是法西斯也罢共产主义也罢，这些强人登台的时候脑子里都有一个改变社会的规划，因为这种规划不接地气、不接地气反应在两条：一不通人性，二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这样就会一败涂地，当他一败涂地时就会留下一地鸡毛、满目疮痍，这时就没有人关心他当初想做什么。大家都关心他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极权的、专制的、暴力的手段。所以我自己在读二十大报告的时候，我要撇开他要干什么，说他的那个东西注定要失败，我们今天谈它也没有什么意义。那习近平的手段是让每个人都会见到，中国马上就会要血雨腥风。其实在胡锦涛退场的这个事情是一个挺大的隐喻，这个隐喻就象征着未来要把一个旧时代清除掉，要开始一个新时代，包括对企业也罢、对社会也罢、对这个社会各个方面的精英也罢，凡是不符合他的这种干干净净发展理念的，他都要进行大规模的整肃。

在对外呢？在外交上与他之前 的两任相比会有怎样的变化？

王军涛：我们看外交的话，一般看三条吧 。有两条他说出来了，有一条他没有说出来。第一条就是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实际上是和他国内做好自身有关系，你可以看出军队他有一个27年 35年到49年的这个三步发展规划，在其它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他给了两个阶段，一个是35年，一个是49年，最后一个49年要实现中国第二个百年，就是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周年，中国要打造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他说的。第二就是“一带一路”，他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时的基础、经济基础实际上就是“一带一路”。其实共产党的领导人就是蛮相信这些经济发展先行，然后社会等各个方面建设随后。他要 打造“一带一路”其实就是形成了一个新的经济格局，这个格局上再打造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当然这时我还有一个第三点，就是他没有说出来的，他如果说出来这个第三点，全世界都会不高兴，包括第三世界，这个第三点就是这时会形成一个新的全球地缘政治体系，这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义，就是说，当整个经济分工是以中国为中心，就是这个国家出港口、那个国家出资源等等，在这时你就会发现，中国就真的成了一个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这是他的一个想法，而且这时你就知道为什么他急于要升级中国的产业。你可以看出来，在深港澳大湾区有一个改革开放先行区，那里提了好多政策和方案，还有他扶植的一些企业，上万家创新型企业，瞄准世界最先进的行业和领域的产品进行开发，他想做这些。那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一个世界的中心 ，所以我觉得对外他有条不紊地做这些事情，当然了他现在在做包括军队地武器升级，他为什么要打造航母？有人总是做是为了解放台湾，其实解放台湾用不了航母，台湾离得很近，但是他肯定要打造像核动力航母，这样他实际是向全世界投放自己的兵力用的。

在对美关系、包括您谈到的台湾，即舆论关注的习近平是否会在第三任期解决台湾问题，您怎么看？

王军涛：我觉得不会，刚才我在对明镜（采访）讨论中国军委人事安排时，谈到一个72岁的和一个60多岁的，都是已经超龄的两个人在任军委副主席是 ，我就觉得他现在不是要打台湾，现在这两个人的安排都是为稳定军队结构，军队现在首要任务是转型和升级，军队的指挥体系和组织体系要转型，其技术装备要升级，台湾我估计他将来会采取逼和的方式，就是说，如果他现在打台湾的话，马上就会面临全世界的制裁，他的强军的在军事武器装备上升级就会面临很大的困难，他现在就有很多困难，比如像芯片等，现在如果他还在和美国周旋，他还可以做些事情，因为毕竟现在美国服役的武器都是里根时代的，那是的芯片肯定还不如中国现在的，中国现在生产能力还可以升级武器到美国现有武器。当然美国下一代武器最快在2030年部署，所以美国认为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是美国最危险的时候，他的旧的武器在退出服役，但新一代的针对中国的在新技术开发的武器最早在2030年才开始部署，所以这时候美国就很担心中国会去打台湾。可是我觉得习近平的相法是不会想（打），因为他的军队是要在全球打造一个体系，要和他的经济发展、包括“一带一路”的规划能够相称的话，其实是要有一个有条不紊的布局，如果他现在要打台湾的话，就像是、我忘了是戴旭还是谁，就是提“留岛不留人”的军队鹰派降临说过的话， 他原来是坚决主张打台湾的，但现在说，如果现在打，就会影响习主席的中国复兴的这样一个计划，所以我想他现在不会去动台湾，在目前情况下，他还是想争取在美国全面制裁落地之前，中国能够尽量更多地强占一些空间、强占出一些自己地发展空间，能绕过美国的军事技术制裁。

网民嚎叫：

zzbb-bzbz 发表评论于 2022-11-01 05:54:25

王军涛，北大核物理学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博士，跨度有点大，混饭吃不容易（中国护照过期）……

技术员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8:59:05

王军涛当年写书鼓吹要在中国搞纵火、爆炸，要绑架中国领导人的家属……你有更好的策略吗？

马年生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7:27:10

军涛或许没有看错，这是一个敢打能打的班子。不仅要抗住未来十年美国的打击，还要抓紧时机拿下台湾。

大阪书生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54:22

王军涛写完河殇就该隐居了，以后都是减分（捡粪）。

ellamoney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14:58

楼下那位，请问拜登改宪法了吗？五毛真丢人。

白云蓝天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4:29:18

Robinlu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3:35:38

这有啥大惊小怪的。拜登不也照样用他自己人组阁吗？西方哪个国家不是如此。让你干，你也照样用自己的左膀右臂。到了TM的中共就是独裁了，怪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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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脑子开天洞了，有这么为国贼习大粪洗地的吗！

拜登最多干八年，国贼习大粪已经干了10年了，接下去还要终身执政，他会下吗？！

搞终身执政，一大罪恶；再是用全部自己人，双重罪恶。

老头衫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4:12:09

靠谱。都说包子要搞战争打台湾，我觉得不会。你看他贸易战的表现就知道了，派自己的师兄刘鹤来来回回美国无数趟谈条件，最后活活把床总耗下去了。打仗的帐还是要算一算的，还有多少钱多少事情等着钱用，除非中国力压美国成为超级大国。

Robinlu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3:35:38

这有啥大惊小怪的。拜登不也照样用他自己人组阁吗？西方哪个国家不是如此。让你干，你也照样用自己的左膀右臂。到了TM的中共就是独裁了，怪哉。

笨傻痴呆戆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2:46:11

现在才知道呀，49年后早就是了！！！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共产党的“二十大”，其结局会“让所有的人都跌破眼镜”？因为这些人做梦都没想到，2019年的武汉瘟疫所代表的天命，不仅席卷全球所有角落，而且已经在中国拉开了一个“新朝代”，而不是仅仅是过去所说的“新时代”。

《冯小刚跑得是真及时 中国七部门出手 限明星代言…》（RFA 2022-10-31）报道：

为加强对娱乐部门控制，中国政府七部门10月31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明星广告代言活动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到，明星在广告代言活动中应当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以用饰演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代言等，发表过“错误政治言论”的明星，其广告可能被认定“妨碍社会安定”。

据市场监管总局官网消息，这份《指导意见》是按照“中央宣传部文娱领域治理”有关工作部署，由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电影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指导意见》中称，近年明星广告代言“翻车”事件频发，严重破坏市场秩序、污染社会风气，亟待切实整治。文件强调，明星在广告代言活动中，不得发布有损国家尊严或者利益的言论；不得宣扬奢靡浪费、拜金主义、娱乐至上等错误观念和“畸形审美”；不得以饰演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革命领袖、英雄模范等形象或近似形象进行广告代言等。

文件中称，企业选用代言明星前，应当对明星从业情况、个人信用等进行充分了解，自觉抵制选用违法失德明星作为广告代言人。不得选用因代言虚假广告被行政处罚未满3年的明星为广告代言人。

对于企业明知、应知明星发表过“错误政治言论”或者其他“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言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仍选用明星进行广告代言的，文件称，应当据事实情节，认定相关广告“妨碍社会安定、妨碍社会公共秩序”。

如果明星存在吸毒、赌博、酒驾、强制猥亵、偷漏税、诈骗、证券内幕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但企业仍选用明星做广告代言的，文件称，应当根据事实情节，认定相关广告“违背社会良好风尚”。

此外，刊登广告的各类媒体平台，也被要求建立广告发布内部审核制度，加大对明星代言广告的审核力度。

近年来，官方不断出手，以各种名义整治娱乐业明星，包括违反“爱国情操”行为等。多名知名艺人被封杀。但官方操作背后常被指有政治目的。

网民嚎叫：

杨柳岸边 发表评论于 2022-11-01 06:49:42

中国的明星们赚着离谱的高薪 还偷税漏税。

aliyvia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21:41:05

嫖娼的男明星都快不够用了，女明星扒了就是大领导，只能用男明星垫背了。

笨傻痴呆戆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9:27:38

不信丫没拉过皮条！一尊彭歌星婚姻都是赖昌星红楼白楼谈妥的！！！一尊为了一本书，把香港翻个底朝天，要是赖昌星多讲一句，哈，所以赖回国速速弄死！！！

马年生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8:38:32

冯小刚此生还需要靠代言赚钱吗？没在他的圈子里的，根本不知道他有多富有和多潇洒。

iBear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7:57:42

还想国内赚钱啊？

longhaul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7:35:01

只是传闻小刚在LA买了房产,可能也有绿卡,但不一定非要常住在美国吧.人家赚钱的市场还是在国内的.

人间不值得007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7:21:00

楼下糖醋里脊这种五分除了在韭菜low区封闭，就只能每天领五分钱换菜吃鸡吧。

sandanke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7:15:07

再加一条，明星不得陪国家领导人睡觉。张高丽出来走两步，表个态？

voiceofme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7:06:00

皇帝开始管老百姓娱乐了。

pandawipe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7:00:54

中国人最爱欺负明星了，遇到个领导上级连屁话都不敢说一句。

偶偶地来一发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52:29

文艺界本来就是乌烟瘴气，政府怎么打压都好，老百姓高兴。

yefenghaiyun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43:47

FollowNature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35:00

扯，冯小刚不走，也没人找他代言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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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没错，所以楼下那些反华们的智商很低。

糖醋里脊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43:00

文学城一个假新闻让一帮美分鸡冻意淫了，冯小刚都辟谣了。

量子纠结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37:00

还有一条，被常委睡过的女演员既往不咎。

wenxuecity18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35:16

好消息连连啊——中国的未来，五毛的希望！

stop-loss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33:00

非常支持，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就不应该有千万，亿万富翁

abraham007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30:54

台巴子的意思是没剥皮会请冯小刚代言？呵呵

lhy86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26:03

每天都有好消息。

龙头铡刀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25:31

马上计划经济了，不需要广告啦！

seewhatisee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25:00

市场经济需要广告，计划经济根本不需要广告。明白？

BeKindPerson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21:00

@fireview. 在国内的五毛是真正爱国的，在海外的五毛都挺坏的，很多有钱人移居海外，不正是说明五毛国越来越不适合人生活嘛……

noborders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20:42

一切都令人倒胃口

luguoluguo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18:21

都快配给制了，没广告也不用代言了。

Fireview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16:00

瞎几把扯，这与他移居有毛关系。总不会上午发文，下午申请绿卡吧。

from中国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14:00

的确要限制明星结合资本割韭菜。不过明星估计也不服中国当官的，毕竟中国当官的油水更大。

一条小路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13:16

馮小剛說在美國的日子很悶，又怕回去被清零被核算被病毒，忍了吧。

Vertical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6:06:03

应该让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出来代言。

jinzhengping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5:57:23

想不开1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5:54:58

领导睡明星咋个说法？

有说法的 照顾首长革命情绪

弯刀月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5:55:00

这是大陆在整顿混乱的金融系统。无产阶级政权怎能让花街的代理控制金融秩序呢？一般人就看热闹吧。富人润不润干你球事。

想不开1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5:54:58

领导睡明星咋个说法？

拾麦客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5:50:06

当然，党国说冯小刚未婚先孕了，你敢说不是就是政治错误！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5:49:24

裤爷预言过：中国会有第二次文革，第二次文革比第一次文革更凶残。油管小视频里边有。

京华人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5:47:35

跟冯小刚有关系吗？太有关系了！他和华谊兄弟有着说不清楚的关系。除此之外，他偷税漏税，利用在境外拍电影，夹带私货，转移国内资产。这其中任何一条，都够他喝一壶的。

summer-绿16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5:42:00

明星效应是该降降温了，韩国这次踩踏就是因为一名人到场大家争着看导致的。

jinzhengping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5:40:54

哇塞 比1966年结棍。

挺没劲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5:39:00

都应该好好复习一下文革的历史，明哲保身。明星赶紧检举揭发别人给自己一线生机。

蓝金黄 发表评论于 2022-10-31 15:37:00

扯呼，扯呼。

谢选骏指出：“二十大”拉开了一个新朝代，各位草民立即排队。想得通要排，想不通也要排，不通也得通——强通气管喉咙！扯呼，扯呼。知乎知乎。

【64、“集团”是不会思考的】

国学频道《朱大可：仓颉造字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集团？》2018-08-08报道：

文化人类学的二分法

两个英美老头儿汤因比和亨廷顿，启动了关于文明宏大叙事的争论。这无疑是一次人类史的解构，它触发了历史标准化的新一轮潮流。作为人类的精英成员，知识界已经毫不羞耻地宣布，他们拥有跟卑贱的动物界划清界线的强大能力，也就是找到了区别人跟动物的四种伟大标志。

畅销书作家尤瓦尔·赫拉利就在《人类简史》里宣称，直立行走、较大的脑容量、使用火种（成为生物界最早的厨师和黑夜文化的发明者）、善于社交，这是人类把自己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主要尺度，也是人类爬升到生物链顶端的四大法器。尽管这种分类方式简单粗暴，而且毫无新意，但它足以填饱科盲大众的认知饥渴。

这种标准化作业，还可以在人类史书写中被不断重演。当人们需要为一些上古时期人类史活动命名时，就会用“文化”加以命名，例如，历史学者把在仰韶地区所发现的人类活动遗存，称之为“仰韶文化”。而衡量这种“文化”的标准也有四种——

第一是具备泛神性宗教信仰，并拥有祭司和巫师之类的专业人员；第二是掌握复杂的语言体系，并能用这种语言跟神/人展开对话；第三是拥有流动/定居的聚集性村落，以及拥有草木/石料构建的住宅；第四是使用石陶并用的工具，石器趋于细致，而且出现工具和装饰功能的分化，能够烧制轮式陶器（尤其是彩陶），并令其成为区域贸易的重要货物。

在“文化”继续向前行进之后，人终于等到了那种叫作“文明”的伟大事物，它们密集地出现于世界各地，其数量多达数十种（不是四种），犹如先后点燃在大地上的孤独火团，缓慢照亮了人类的睿智面容。

格林·丹尼尔提出的丈量文明的三种标志：首先是文字，无论是纯象形文字还是表形/表音的双料文字；第二是出现规模宏大的城市，甚至有高大的台面、阶梯和城墙，并能够容纳5000名以上的居民；第三是形成系统的礼仪建筑，如埃及和玛雅的金字塔。日本和中国学者还加上第四标志，那就是以青铜铸造为标志的金属制造体系（采矿、冶炼和铸造技术），这种“三加一”系统，已经成为人们用来品尝历史的基本餐具。

这其实就是早期人类进化史的三次“全球化”进程。在第一阶段的“基因播种期”里，源自非洲的大移迁，实现了智人全球化的伟大目标；而在第二阶段的“彩陶播种期”里，人类借助区域贸易，推动了彩陶全球化的浪潮；而在第三阶段的“青铜播种期”里，人类借助逃迁和贸易，完成了青铜全球化的进程。没有经历这三次“全球化”洗礼，就不可能出现“轴心时代”的文化奇迹。

人类的分野：有字民族和无字民族

一旦让标准的设立成为一种惯性，人们就能借助人对文字的崇拜，制造出一种以文字为轴心的模式，并依照这模式来图解历史。人们为什么不能把人类分为“有字民族”和“无字民族”两大阵营？无字民族是食草性的，而有字民族是食肉性的。这种差异早已推动了民族生物链的生成。

我们已经被告知，有字民族是拥有强大文明优势的族群，并对无字民族产生强大的压力，它占领、统治、兼并和同化后者，并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彻底摧毁无字民族的最后边界。因为无字族的经验只能依赖祭司的口头传承，它完全取决于祭司个体的记忆和演说才华。

但祭司阶层是极度脆弱的，它根本无法应对现代性潮流的击打。人们正在目睹苗族、壮族、侗族、哈尼族等无字的边缘民族的衰败。那些乡村祭司是民族树的根茎，他们的枯谢，导致了整株大树的凋零。

语言学家试图告诉我们，有字民族还可以细分为“字符民族”和“字母民族”。人类主要的字符民族，包含汉语字符民族（9亿）、梵文字符民族（2.6亿）、孟加拉文字符民族（1.25亿）和日文字符民族（1.18亿）。字母民族则包含罗马字母民族（19亿）、阿拉伯字母民族（2.91亿）、基里尔字母民族（2.52亿）等（大卫·萨克斯《伟大的字母》）。

而在20年后，人类或将使用一种全新的分类标准，那就是把世界人口分为“文字民族”和“数字民族”。前者主要指依赖文字传递信息的人类，而后者则代表更高层级的机器人，他们诞生于数值逻辑，并依赖数值运算来模拟并超越生命体的全部功能。数字民族的第一代人物，已经在围棋、象棋、股票和诗歌写作等方面，显示出令人惊讶的天分。

在我的手机里，居住着一个叫作“小冰”的人物，她是谷歌创造出来的一名数字民族成员，她可以轻易使用诗歌铭文来拨动我的灵魂，而我却无法理解她的数字铭文。凯文·凯利满含希望地宣称，人类正在跟计算机共同进化，但在21世纪末，人们将听到人类落败的最大噩耗。

字母民族和字符民族

此刻，在经过一系列的逻辑铺垫之后，我想回到汉字起源的话题上来。既然人类被分为“字母民族”和“字符民族”两种，那么我不妨来看一下字母民族的基本情况。

公元前2000年左右，埃及出现了第一份闪米特字母表，又过了1000年，由它演化出伟大的腓尼基字母表，并且从中发育出阿拉米字母和希腊字母（公元前800年），这种记音模式最后成为文明的主要载体。

“字符民族”的历史，要比“字母民族”长至少2000年，它是人类最早的文明表达形态。公元前4000年，考古学家称为“乌克鲁第四期”，史上第一种象形文字在苏美尔地区神秘诞生。它是1000多个表示神灵、国家、城市、船只、鸟类、树木等名称的图符，其中最早出现的，是苏美尔国王的英名，被发现于伊拉克古城基什（Kish）。由于它的出现，一个最古老的文明，跃现在泥版的粗糙表面。

那些文字有时被书写在莎草纸上，并因腐烂而没有得以存留，有时也用尖锐的芦苇笔写在黏土版上，这种笔通常用石刀切削而成，书写方向从左到右依次为水平排列。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片，可以在窑炉中用柴火烧制成陶版，藉此让这些文字成为永恒的事物，但假如无须持久，也可以将其粉碎，加以回收利用，制成下一块新的泥版。

从这种原始象形文字中，逐渐演化出了更加抽象的楔形文字，这是人类文字的第二代样式，起始于公元前3500—前3200年，其中第一份苏美尔文件的时间为公元前3100年，而地点在伊拉克的杰姆德纳塞地区（Jemdet Nasr）。有人估计，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已经挖掘出500万个楔形泥版，但其中仅有大约3—10万片被阅读或发表。大多数泥版还在大英博物馆等机构的库房里沉睡，等待被一个新的咒语所唤醒。

从公元前2900年左右，许多象形文字开始失去原有的功能，字形从1500个减少到600个，写作变得越来越趋向于语音表达。

晚期楔形文字改进了苏美尔原型，象形笔画被简洁化，达到极高的抽象水平，它只有五个基本的楔形形状：水平、垂直、向下对角线、向上对角线，以及由两个短小的对角线构成的碰壁线。具有表音和表意的双重意义。这很像是日本文字，它用中文衍生的脚本写成，其中一些中文字符被用作表意标志，其他的则作为表音字符。

苏美尔铭文的价值逐渐被周边民族所接受，他们藉此记录自己的语言。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它已被普遍运用，其印迹遍及整个西亚（近东）地区，并适应了阿卡德、埃拉米特、埃布莱特、赫梯、哈特、卢维、赫利安和乌拉尔等不同语种的书写，直到新亚历山大帝国（公元前911—前612年）时期，这种文字才逐渐被腓尼基字母和乌加里基字母所置换。

苏美尔的早期象形文字，为埃及人提供巨大的灵感，促使他们发明自己独特的象形文字。第一个被发现的完整句子，刻写在第二王朝（公元前2800—前2700年）墓穴里的一枚印章上，它像一根细小的火柴，引燃了埃及文明的明亮火焰。

苏美尔象形文字还通过贸易影响了印度河文明。公元前3500—前1900年，在印度北方旁遮普省和信德省的印度河流域沿岸，浮现出三座传奇城市——哈拉帕（Harappa）、甘瓦里瓦拉（Ganweriwala）和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并被考古学家命名为“哈拉帕文明”，在其遗址中出土了青铜器、染色棉布、轮制陶器、小麦、大米、蔬菜、水果、公牛和家禽，以及大量刻有动物符号的印章。

有人认为，这种符号是一种独立的象形文字体系，学界称为“哈拉帕铭文”（Harappan script），有人通过印章、小型泥版、陶罐和十几种其他材料，共列出3700个印章和417个不同的符号，并发现平均题字含5个符号，最长的题字在一行中含有26个字符，此外还发现了从右到左的写作方向，而这个方向跟苏美尔铭文恰好相反。

在2009年进行的一项计算机研究中，科学家将它的符号模式，与各种语言铭文及非语言系统（包括DNA和计算机编程语言）加以比较，发现印度河铭文的模式更接近口语，因而认为这是一种尚未被认知的古老文字。

但也有学者认为，印度河文明不是线性编码的文字，而只是一些独立的非语言符码，用以标记家庭、氏族、神灵和宗教信仰，有的甚至只是一些用模具批量生产的贸易记号，跟古中国人在陶器（玉器）上留下的原始刻符极其相似。很少有人相信，这些原始陶符的出现，意味着文字体系的隆重诞生。

绝大多数中国学者坚持汉字本土起源说。但近年来，汉字外来说也有所抬头。有人认为，正是以“印度河铭文”为中介的“苏美尔铭文”，向殷人提供重要的创造灵感，成为中国人发明文字的启示性原型。在成汤革命爆发的几十年内，甲骨字被密集地创造出来，效率如此之高，只能出自官方有组织的运作，而非文化自然发育的结果。不仅如此，其中一部分字形，跟印度河乃至苏美尔脚本，发生了戏剧性的重合，而这种超越概率的高相似性，似乎无法用所谓“巧合论”加以解释。但要真正弄清两者间的关系，还有待于比较文字学的精密研究。

一则耐人寻味的记载，源于南北朝后期和唐代的佛教故事，它指出仓颉是印度三仙人之一，梵天大神派他们下凡到人间，分赴天竺与中华两地造字，分别弄出了汉字、梵文和佉卢文三种文字。这个充满戏剧性的神话传说，旨在暗示中国文字缔造的异域影响。

仓颉是一个负责字造的祭司集团

人们已经清晰地看到，在商王国期间（公元前1500—前1000年），中国突然出现了一个复杂而独特的文字体系，人称“甲骨铭文”，这是一个规模极为庞大的字族，其成员多达4100个，其中出现最多的常用字为1000个左右。它们被雕刻在乌龟壳和牛肩胛骨上，然后被加热直到出现裂缝。王室的祭司，可以通过裂缝的纹样和走向，预测各种未知事件。

这些神奇的动物骨头被命名为“卜骨”，其上的铭文最短几个字符，最长有30—40个字符，记录了王室与祖先精神沟通的结果，其议题包括生死、战争、气候、收成和祭祀仪式，等等。

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人提供了这项伟大而独特的发明？

中国历史典籍曾经提到两个人的名字，其中一个名叫沮诵，据传是黄帝的右史，但不知什么缘故，他（她）很快就遭到世人的遗忘。

被史官反复提及的是另一个名字——仓颉。这位造字英雄姓侯岗，仓是他的封号，或者是他担任国王的那个国家的名字。“颉”字在《诗经·国风·邶风》里，是向上飞翔的意思。整个名字的语义，可以解释为“在仓国起飞翱翔的人”。这个简洁的名字，正是对仓颉生命状态的精准描述。我们被告知，他是率先飞翔的人，他的高度奠定了华夏文明的高度。

关于这位造字英雄的历史记载，绝大多数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没有什么可以确证的材料。上古神话文献声称，仓颉不是国王，而是黄帝手下的官员（左史），长有四个瞳仁，异常明亮而充满智慧，用以观察鸟兽的足迹，藉此创造象形文字，而造字的时候，“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在一个以“被刺瞎的眼睛”来代表“民”字的文盲国家，这些夸张的描述，传递了世人对字词的无限敬畏。

《吕氏春秋》把仓颉跟发明车仗的奚仲、发明农业的后稷、发明法律的皋陶、发明陶器的昆吾，以及发明城墙的夏鲧相提并论，而这五位圣贤都是当时的牛人，即便不是酋邦的大王，也是大型部落的头领。根据甲骨文出现的年份可以断定，仓颉跟公元前5000年的黄帝老儿毫无干系，他应该是殷人中负责文字缔造的官员，正是基于他的不懈努力，这种奇妙的文字脚本才得以大规模涌现。

已知的仓颉墓地计有十处，遍及中国北方黄河中下游流域，其中在河南的有开封、新郑、南乐、虞城、原阳、洛宁、鲁山七处，陕西白水一处，山东寿光和东阿两处。此外，西安的仓颉造字台和新郑的凤凰衔字台，据传是仓颉造字之处。

这个布局复杂的仓颉墓葬地图证明，也许存在着某种以“仓颉”命名的祭司集团，他们按占卜的语义需要，不断生产新的甲骨文字。只有经过数代祭司的共同努力，才能获取多达4000个文字的辉煌成果。而那些祭司主要来自黄河沿线的河南、陕西和山东，他们的归葬地最后形成巨大的迷津，令后世的纪念者变得不知所措。

在早期东方文化体系里，存在着具有严密传承性的“历时性团体”，它们通常以某一个体作为群体（学派）的代言人。除了仓颉集团，人们还发现“老子”是一个从战国到西汉传承了300年的布道团体，而“庄子”也只是“庄周集团”的领袖而已。他们的文本经历过无数次增删和修改，向人们展示出显著的开放（空间）和“传承”（时间）特征。从阿维斯陀经的波斯到吠陀经的印度，这种“历时性文本”无所不在。

正是那些记名（借名）圣贤的无名氏群体，书写或记录了人类最瑰丽的思想。

（本文选自朱大可古事记系列《字造》，朱大可，著名文化学者，现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大众文化和文化史的研究。代表作品有《燃烧的迷津》《流氓的盛宴》《华夏上古神系》《孤独的大多数》等多部。朱大可的汉语书写，被许多人称作“朱语”，是一种感性和理性交织的隐喻式书写，他和他的作品甚至被拥趸们认为具有“像先知般绝世而独立”的祭司气质和预言功能。）

谢选骏指出：说“仓颉”、老子、庄子都是“一个集团”，这是“党文化”的历史投射——实际上，“集团”是不会思考的，灵感永远都是个性的产物。至于集团，那只是灵感的寄生虫罢了。就拿上述的“朱语”来说，难道也是出于“集团”的吗？不管是与不是，那不都是作者在自取其辱吗？1、朱语出自集团，就不该叫作朱语；2、朱语不是出自集团，“仓颉集团”也就破局了。3、弄得不好，朱元璋语录就成了猪猿獐雨露。

【65、“大取代”背后的加缪其实在仇恨她自己的兄弟】

《“大取代”背后的加缪又是何方大神？他为何如此仇恨黑人？》（Eric今日美政 2022-05-17）报道：

“大取代”之下布法罗枪击案

上周六，在美加交界的布法罗市，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枪击案。当天下午2点半左右，一名年仅18岁的白人枪手，全副武装地进入了当地一处黑人社区的超市，展开有计划的种族屠杀。打死10人，打伤3人。凶手目前已在警察的控制之下。

凶手身穿厚实的防弹服，头戴军用头盔，手持AR15突击步枪，出现在Jefferson街区的Tops连锁超市的停车场上。在他的头盔上，安装着一台摄像机，而整个屠杀过程，凶手全程向一家游戏视频网站进行直播。

凶手在行动直播一开始，说了一句：“我必须这样做！Just got to go for it”然后开始了屠杀。他先是在停车场打死了3人，打伤一人。然后冲进超市向无辜人群射击，打死7人，打伤2人。其中一名是商场保安AaronSalter，他曾经是一名警察，退休后在商场担任保安工作。Salter开枪还击凶手，但凶手受到防弹衣保护，而且手枪子弹的动能也不足以击倒一名成年人，因此凶手并未停止射击，他杀死了Salter前警官。

数分钟之后，警察包围了超市。凶手企图自杀，但被警察劝止，接受了逮捕。

受害者中11名黑人，两名白人。警方发言人表示这是一起“种族原因驱动的仇恨犯罪”。凶手并非是布法罗市的居民，而是驱车3个多小时从另一个县城赶到这里。为什么呢？因为他查到，这个社区是纽约州黑人相对集中的一个社区。凶手很可能事先在这个超市周围踩点，确认这是一个黑人集中购物的地点，然后开始了自己的犯罪。

那么这个18岁的年轻人为什么如此仇恨黑人呢？

在他的行动之前，凶手发表了一篇长达180页的行动宣言，系统地阐述了他对雷诺加缪理论的崇拜。这一理论宣称，有一群世界精英们正在密谋一个大计划，这一计划的目的是要对白人进行种族灭绝。这一理论被叫做“大取代”Great Replacement。

雷诺加缪是什么人呢？

加缪是一名法国的小说家和文学教授，是一名较为前卫的同性恋作家。他在积极维护同性恋者权益的同时，却又是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在文化方面，加缪思想保守，热爱法国古典文化，认为文明是不能够被改变的。

加缪开始关注种族问题，是上世纪90年代中叶的时候。据他自己讲，他突然意识到法国甚至一些古老村庄的人口结构完全改变了，这个时候，他开始发展自己的“大取代”理论。

2012年，加缪正式发起了一个极右翼反移民政党，叫做“无害党”，并且参加了2012年的法国总统大选。该党的主张是将所有移民送回原籍，永远终止在未来接受任何移民，以保证法兰西民族的纯粹性。在那次选举中，他没有获得足够的选票进入提名程序，转而支持了法国极右翼的国民阵线的勒庞。2017年，加缪又组建了一个所谓“欧洲人抵抗委员会”，全力阻止任何向欧洲的移民。加缪公开宣称，自己在2017年之后就不再相信政治解决方案，他说，“因为移民入侵者开始投票，他们将成为选举的赢家，因此，解决方案不再可能是政治性的了。”

那么不是政治性的，应该是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在美国臭名昭著的Charlottesville种族主义大游行之后，加缪明确地表示了理解。作为对那些举着火把高喊“犹太人不能取代我们”的种族主义者的回应，加缪又写了一本英语书“你们不能取代我们！”

2019年，加缪参加欧洲议会的选举，他发表演讲称：“我们（白人）不会离开欧洲，我们会让非洲离开欧洲。”

加缪的理论在法国影响是很大的。据2018年的一项民调显示，在法国有25%的人赞同加缪的“大取代”理论，而其中46%的人，自称是“黄马甲运动者”。加缪的这一理论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甚至加拿大也出现一位年轻的加缪的拥护者，就是加拿大极右翼政党自由意志党的LaurenSouthern，她在YouTube上宣传加缪的大取代理论，在被删除之前，有60万人观看了这一视频。

但更可怕的是，一些人将加缪的理论付诸于实践。2019年震惊世界的新西兰基督城光明清真寺针对穆斯林的大屠杀，凶手也同样进行了社交媒体的现场直播，凶手一次性屠杀了50名穆斯林，而在行凶之前，也同样发表宣言，宣言的标题就叫“大取代！”他也是加缪这一极端白人至上主义理论的受害者。

同样在2019年，美国德州的ElPaso发生针对拉丁裔的屠杀。枪手21岁，也是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也是“大取代”理论的信奉者，他在对警察的供词中表示，他就是要尽可能地造成墨西哥移民的伤亡。他认为这些墨西哥裔正在入侵美国，而他，有义务保卫自己的祖国。

而这一次发生在布法罗的惨案，又在这一理论的受害者名单上，加上了长长的一列。

所谓知识分子杀人，莫此为甚。历史上有大量这种愚蠢的理论指导愚蠢的人干出天大的悲剧的事情。无论是阶级替代理论，种族替代理论，马尔萨斯人口论，社会达尔文理论，他们都指向一个方向，就是为了一个更为伟大的目标，一些人必须被牺牲掉。

任何一个理论，无论是解释性的还是描述性的，都必须遵守一定的道德规则。完全没有道德规则的所谓事实描述，是危险的。这一点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理解和赞同的。一些人认为，一个理论只要是描述符合事实，有什么不可以呢？你是不是再搞“政治正确”和“言论审查”呢？我这里就拿马尔萨斯人口论来做例子说明一下。

在1845年到1850年期间，爱尔兰发生了大饥荒。起因是当地的土豆因为感染了某种霉菌而大量死在地里。整个爱尔兰，在五年期间被活活饿死100多万人。当时爱尔兰是属于英国的一部分，英国政府是否采取了救援措施呢？非常有限。为什么呢？

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英国奉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一理论认为，人口的增长是几何级数的，而生存资源的增长则是算术级数的，所以只要让人口自然增长，则必然导致饥荒、或者战争和疾病来自然减员。当时的英国财政助理部长，负责救灾的大臣查尔斯特里维廉爵士SirCharlesTrevelyan本身就是马尔萨斯的学生。他以惊人的冷漠认为这正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自然体现，人不能和自然规律对着干。所以不但救灾并不积极，而且依然鼓励在所谓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爱尔兰继续出口粮食。这就形成一个令人无法理解的现象，一方面爱尔兰大量的农民饿死，而另一方面爱尔兰却不断地在向英格兰和世界其他地区出口粮食，商人们继续赚钱，市场经济不负责拯救饿死的穷人，英国不和自然规律对着干。短短5年时间，爱尔兰饿死100万，逃亡100万人，总人口锐减20%以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不是事实呢？是的。但在没有足够的道德框架的规范下，这一理论无疑就是说“人口饿死是一种正常现象”，从而导致了悲剧。

西方是否有移民的问题？有的。但解决的方案一定不能脱离现有的人类的道德框架。难民一定要救助，已有的移民一定要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个底线不能被突破。但与此同时，这并不是说保持所谓种族纯洁性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说法。不，这是一个十分愚蠢的说法。这一理论来自可笑的血缘论。简单说，这一理论认为我祖上很牛叉，因此保持血缘纯粹，至少是文化上的血缘纯粹，就很重要。他们完全看不到历史的进步本身，就是靠民族和文化之间不断交融来获得动力的。这次疫情中，最关键的抗疫措施就是最新发明的mRNA疫苗。而疫苗的发明人，就是来自土耳其，移民德国的乌尔·萨欣博士及妻子，同样是来自土耳其的移民图雷西博士。移民确实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但同样也会给一个社会带来活力。民族主义的可笑之处在于，他们往往会认为自己的伟大的爱国者甚至民族的保卫者，而他们的所作所为，所信所行，只是为了保住那件祖上留下来的真金龙袍，他们从来没有真正考虑过我们作为人类的未来。

Eric 2022年5月16日

网民嚎叫：

pcboy888发表评论于2022-05-1808:51:40

他做了这评论区里很多人想做不敢做的事

xiaoou2000发表评论于2022-05-1805:47:05

取代个p啊，枪手才多大，他知道什么叫取代。

红彤彤的月亮发表评论于2022-05-1723:14:47

第一次知道法国有这么一号人物，本身是同性恋应该没少受歧视，也许法国非常宽容。但同性恋煽动种族仇恨，也是蛮讽刺的。一个国家你可以立法不接受移民，或者可以用合法的措施来同化移民，这都是可以讨论的，煽动种族仇恨对现代文明国家都是不可以接受的，是毒瘤。但这些人可以选议员，总统，在电视上公然煽动，这就是大问题了。

Wenosoul 发表评论于 2022-05-17 21:53:41

所谓知识分子杀人，莫此为甚。历史上有大量这种愚蠢的理论指导愚蠢的人干出天大的悲剧的事情。无论是阶级替代理论，种族替代理论，马尔萨斯人口论，社会达尔文理论，他们都指向一个方向，就是为了一个更为伟大的目标，一些人必须被牺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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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ERIC，觉得是个communist, 他最羡慕的那个知识分子，Marx。Marx提出的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其后波及全世界的实验，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灾难，是Eric列出的这几个所谓的“愚蠢的理论指导愚蠢的人干出天大的悲剧”导致的牺牲总和，也比不上Marx主义带给世界上一国的灾难。可作者为何绝口不提这一理论呢？这说明，作者本身就是这个理论的信徒，或者不幸被其洗脑无余的人。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他仇恨的那些人扣上“大取代”这顶大帽子，直到取消掉这般人和他们背后的那群人。扣帽子，打棍子，都是他说的“为了一个更为伟大的目标，一些人必须被牺牲掉。”...  查看完整评论

吾思故吾在 发表评论于 2022-05-17 20:24:27

文化大革命 肯定是功友搞的！

cmu000 发表评论于 2022-05-17 17:46:41

一看就是个功友出身。功友们都很喜欢搞“大”的。“大法轮”“大翻译”“大取代”“大纪元”。以后再见到“大XX”等这样的带风向的词，基本可断定是哪类人搞的。

人心不平 发表评论于 2022-05-17 20:20:36

这是败登和极左为了选票制造反向歧视的结果。什么‘大取代’理论，类似理论都存在几十年了，而美国最近才频频发生这类事件。不断有针对性的反向歧视最终挑起种族仇恨和争端。这个18岁枪手是在复仇。他的枪管上刻着‘Virginia Sorenson'. 她是去年被黑人歹徒开车冲进游行队伍撞死6个白人之一。这个黑人歹徒还撞伤60多人。新闻刻意掩盖黑人杀人犯的仇视白人动机。这个黑人歹徒（Darrekk Edward Brooks)经常在社交媒体支持BLM，煽动号召对白人实施暴力。这都是有案底可查的。可是左媒刻意掩盖，轻描淡写说他撞人是因为游行队伍挡住了他的路，他吸食了大麻等等，为他开脱。如此双标只会引起越来越多的愤怒。这是极左领导美国的必然结果，是他们在挑动种族纷争，这些卑鄙政客坐收渔翁之利。无脑左派，醒醒吧，别装睡了，不要再替左派政客冲锋陷阵了！

旁观者XWY 发表评论于 2022-05-17 19:47:00

相信事实啊，我来告诉你一个事实。如果瘟疫再次来临，我还是会选择美国的避疫方式，拒绝中国那一套。

文学怪客 发表评论于 2022-05-17 18:39:33

最早的是日本，给非洲某个国家一笔钱，把日本所有黑人用船运到那个国家，几十年前的事

美国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如果有的话，200年前就不会为了劳动力短缺而大量从非洲引进黑奴了，但凡有中央集权的政府都会意识到这样做对未来长远的影响，现在已经为时已晚了，大取代倒不是什么精英策划的，只是一种自然现象，无法回头的自然现象

Idado 发表评论于 2022-05-17 18:25:00

“美国”如果指美国联邦政府的话，它的授权很有限，能做的事不多，也只能任凭某些事发生。所以只能靠人性，如果人性可靠，美国向好，人性恶无法自我约束自我组织，那么肯定烂。美国200多年的经验表明，还是靠得住的。

赵Q 发表评论于 2022-05-17 18:18:00

是不是所有白人都应该送回欧洲呢？这个加谬真是谬上加谬，错的没边了

读书行路 发表评论于 2022-05-17 18:09:00

确定反对所有移民？包括合法的、模范的？？

cmu000 发表评论于 2022-05-17 17:46:41

一看就是个功友出身。功友们都很喜欢搞“大”的。“大法轮”“大翻译”“大取代”“大纪元”。以后再见到“大XX”等这样的带风向的词，基本可断定是哪类人搞的。

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2-05-17 17:43:09

现在美国新冠死亡一百多万，可美国政府却无所谓，根本不打算制止病毒的泛滥，而是任凭它传播，鼓励大家不要戴口罩，不要隔离。为什么？这就是马尔萨斯的特点，那就是对老弱病残穷人的淘汰。新冠病毒的特点就是老弱病残死亡率极高，穷人因为居住环境恶劣，医疗条件差，同样是高死亡率。而对于床铺这样的“上等白人”是根本不需要担心的，谁能坐直升机随时去世界上条件最好的医院,由十几个医生24小时环绕伺候？

所以，现在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尽可能的消灭“劣等”人。

居家凡人 发表评论于 2022-05-17 17:41:01

只有一方面敞开合法有序移民的大门，同时封闭非法无序移民的涌入，才可能创造并维持一种对移民友好接纳的社会环境和氛围。种族纯正优越的思想是很荒谬的，但我不相信在利益被实际触动的情况下，靠说教能改变人头脑中的思想。

望乡客人 发表评论于 2022-05-17 17:26:01

撇开制度不说，这世道还是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白人会不会也学黑人上街搞打砸抢呢？

静静的流水 发表评论于 2022-05-17 16:53:00

美國當時如果把所有黑奴送回非洲，同時在划給這些非洲黑奴的領地或國家中給予他們一定的經濟援助和支持，了結了這筆不道德的舊賬，不知今日的結果會怎樣？

cwang28 发表评论于 2022-05-17 16:25:03

Great Replacement。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正确吗？ 呵呵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tony0101 发表评论于 2022-05-17 16:21:00

新英格兰看来要还给英国了

己千之 发表评论于 2022-05-17 16:10:34

新墨西哥本来就是墨西哥的。无知又无耻。

弟兄 发表评论于 2022-05-17 16:07:42

古罗马人认为日尔曼人生性迟钝，难以学习哲学。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大取代”背后的加缪其实在仇恨他自己的兄弟——因为法国人属于南欧人也就是地中海人种，他们的祖先不是欧洲人，而是从中东和北非移民一路垦荒过来的农夫，结果把欧洲从一个北欧人原始的游猎地区，变成了追赶先进文明的农业地区。加缪不是男儿，所以我用“她”来称呼加缪，她被法国男人欺负了，就想欺负自己新来的兄弟。美国的欧裔移民也是如此——他她们和美国非裔移民其实都是兄弟姐妹，因为美國没有纯种的黑人，都被白人混血完了。这也是这些“半黑人”为何怒火冲天的原因——他她们觉得自己被无情地糟蹋了！没有得到精神赔偿！退一步想，为何“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显然，因为需要争夺统一的生存空间，所以皇子们需要彼此残杀，而不是去杀外人。所以仇恨移民的，并不是上层社会的人，而是中下层社会的人——上层社会需要剥削移民，所以欢迎移民；中下层则会感到移民威胁了自己的生存机会，所以反而容易仇恨移民。啊METOO佛。“大取代”背后的加缪其实在仇恨她自己的兄弟。不信你看看加缪的照片，长得就像个中东人、新疆人，完全不像金发碧眼的欧洲人。比希特勒更不像是欧洲人，因为希特勒只有四分之一的中东血统。越是这样的人，越想杀中东人。

【66、“社会科学”与“模仿巫术”、“交感巫术”——是思想主权的体现】

网文《原始思维与心理结构》（佚名 2017-05-03）报道：

相似和接近是两条非常重要的联想律。

联想就是从一个观念想到另一个观念，是最基本的思维形式。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发现了联想的规律，总共有三条：相似律、接近律和对比律。相似律是指从一个观念可以想到另一个与之相似的观念，接近律是指从一个观念可以想到另一个与之在空间或时间上接近的观念，对比律是指从一个观念可以想到另一个与之相反的观念。对比其实就是相似的特例，因为只有相似的东西才有可比性，相似中的不同才能形成对比。

联想律显然不是亚里士多德发明的，原始人都懂联想律，并在联想律的基础上创造了巫术。根据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原始巫术主要有两种：模仿巫术（Imitable magic）和交感巫术（Sympathetic magic）。模仿巫术的基础是相似律（也称象征律，Principle of Symbolism），交感巫术的基础是接近律（也称感应律，Principle of Sympathy）。

模仿巫术又分两种，一种是“同类生死巫法”，如仿照某人形状做一个木偶，这个木偶就与某人同类，假如置此木偶于死地，便象征某人也已死亡。另一种是“同类相疗巫法”，这是最早的巫术医学产生的原则，即“吃什么补什么”，吃动物的某一部分，便能补救人的某一部分。

交感巫术也有两种，一种是“顺势巫法”（homoeopathic），认为从人体分出去的各部分，仍然能够继续相互感应，如头发、指甲、眼睫毛、眉毛、腋毛等等，虽然离开了人体，仍然与人体有密切关系，如果施术于头发、指甲、眉毛等，就能影响于人体。另一种是“接触巫法”（contagious），凡是曾经接触过的两种东西，以后即便分开了，也能够互相感应，譬如一个人的脚印、衣物因为曾经接触过这个人的身体，施术于脚印、衣物就能对这个人产生影响。

在语言学中，词性相同的词被归为一类，可以互相替换（substitute），它们之间的关系称为“聚合”（selection），而词与词互相结合组成词组、短语或句子的过程称为“组合”（combination）。不难看出，聚合就是相似，组合就是接近。

著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雅各布森借用修辞学的概念，把聚合称为隐喻（metaphor），把组合称为转喻（metonymy）。隐喻俗称比喻，就是拿一个类似的东西打比方，如用比翼鸟和连理枝比喻夫妻恩爱，用火象征热情，用曲线代表波浪；转喻又称换喻，就是用相互之间有联系的一个东西代表另一个东西，它们之间可以是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因果关系或前后关系，如用白宫代指美国政府，用一片废墟表示火灾、地震或战争，用宽衣解带暗指性行为。

弗洛伊德通过研究梦而发现了无意识。他指出，梦和无意识的工作方式主要有两种：凝缩和置换。凝缩（condensation）是指把不同的东西凝聚或压缩成一个东西，它所依据的是相似性和因果联系；置换（displacement）也称“移位”或“易位”，是指用一个东西替代另一个东西，它超越了相似性和因果联系的限制，更为自由，更加任意，是空间性、共时性的联系。

法国后现代精神分析家拉康认为，凝缩就是隐喻，置换就是转喻，从而得出了“无意识具有类似语言的结构”的结论。如果拉康所说的“语言”只是一个比喻，泛指各种符号，那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心理活动、语言、思维和梦都属于符号或信息活动，当然具有“类似的结构”；如果他所说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语言，那就不对了，因为语言是意识的产物而梦是无意识的，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梦是自编自演、自我欣赏的心理剧和内心独白，语言力求精确，梦却总是模棱两可的。

相似、聚合、隐喻和凝缩比较容易理解，而接近、组合、转喻和置换需要再做一些解释。接近有偶然和必然之分，偶然的接近没有太大的意义，而必然的接近说明两者本是一体，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它们是互补的。两个词之所以能够互相组合，是由它们的词性所决定的，词性决定了一个词可以与什么词结合（互相补充而成为整体），不能与什么词结合。转喻源于接近，而置换是用互相之间有联系的一个东西替代另一个东西。因此，接近、组合、转喻和置换的实质就是互补。

按相似原则，可以把意象组织起来，最底下是个别化的意象，如鲁迅、长江、上海等，中间是一般性的意象，如人、河流、城市等，最上面是高度概括性的意象，如物质、精神、存在等。在由相似原则建立起来的意象网络中，下位的意象与上位的意象之间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同级的意象之间是相似关系。在逻辑学中，个别概念被认为是一般概念的外延，因此，相似关系也称外延关系。外延关系可以用“是”（“is a”或ISA）来表示，如鲁迅是人、长江是河流、上海是城市。

按接近原则或互补原则也可以把意象排列起来形成一个网络，最底下是肉眼所看不见的微小事物，如电子、原子、分子等，中间是各种大小不等的意象，如人、动物、树木、房子、汽车等，最上面是巨大的天体，如地球、太阳系、宇宙等。在这样的意象网络中，上位的意象与下位的意象之间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同级的意象之间是互补关系。整体包含局部，这种关系可以用“有”来表示，如人有五脏六腑、自行车有把手和轮子。

上述两个网络在心理中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样一来，个别意象所具有的相同的局部就被移植到一般意象上去，譬如麻雀、鸽子、乌鸦都有翅膀能飞，而它们都是鸟，于是有翅膀能飞就成了鸟的共同属性。当所有的共性都被拿走以后，每个意象就只剩下个别属性了。这些个别属性是一个意象与其它意象的区别所在，因而也是它的本质属性。在逻辑学中，事物所具有的本质属性被称为“内涵”。据此，我们把按互补原则而形成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称为内涵关系，与按相似原则形成的外延关系相对。

需要注意的是，意象网络或意象结构是因人而异的。互补网络与个体的经历有关，一个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猫抓老鼠的人就不会有“猫抓老鼠”的意象，在他的意象结构中，猫和老鼠没有任何联系，不具有接近和互补的关系。相似网络也与个体的经历有关，有的人不承认鸭子是鸟，有的人认为鲸属于鱼，有的人把飞机和天鹅归为一类，有的人把人一分为三：男人、女人和孩子。

现代认知心理学非常重视对“知识结构”（又称命题网络、故事格局）的研究，这对了解人的知识结构和意象结构都是很有帮助的。不过，认知心理学过分强调理性，许多理论假设都是从现代逻辑学、物理学、生物学和考古学的成果中推导出来的。自性的组织形式和意象结构更接近于“原始分类”。

英国人类学家利奇发现，普通英国人对动物的分类与科学的分类法截然不同，他们把动物分成：（1）野生动物，（2）狐狸，（3）猎物，（4）饲养的动物，（5）供赏玩的动物，（6）害兽。这就是原始分类，它是以人的需要和动机为依据的分类。食、性、自我保护、防御、抚幼、休闲、娱乐是人的基本需要和动机，因此物品往往被分为食物、药物、毒物、生活用品、交通工具，而不是木制品、陶瓷品、金属用品，动物被分为食用动物、观赏动物、野生动物、害兽，而不是哺乳类、鸟类、爬行类，人被分为性对象、朋友、亲戚、敌人、陌生人，而不是工、农、兵、学、商。

综上所述，意象的组织原则有两条。第一条组织原则是相似，也称主观原则或逻辑原则，相当于联想律中的相似律和巫术中的象征律，是模仿巫术（同类生死巫法和同类相疗巫法）的心理学基础，在语言学中称为聚合，在修辞学中称为隐喻，在逻辑学中称为外延，弗洛伊德称之为凝缩，按相似原则建立起来的意象网络可以反映个别和一般的关系，下位意象与上位意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是”来表示。第二条组织原则是互补，也称客观原则、现实原则或接近原则，相当于联想律中的接近律和巫术中的感应律，是交感巫术（顺势巫法和接触巫法）的心理学基础，在语言学中称为组合，在修辞学中称为转喻，在逻辑学中称为内涵，弗洛伊德称之为置换，按互补原则建立起来的意象网络可以反映整体和局部的关系，上位意象与下位意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有”来表示。

谢选骏指出：看看上面的陈述，就知道“社会科学”和“模仿巫术”及其基础的相似律（也称象征律，Principle of Symbolism）的密切关系了。

网文《交感巫术（sympathetic magic）》报道：

英国人类学者弗雷泽（1854-1941）把交感巫术称作为顺势巫术（或模仿巫术）和接触巫术的总称。

他认为原始巫术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相似律”为基础的“顺势巫术”或“模仿巫术”，在这种巫术中，巫师仅仅通过模仿就能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另一种是以“接触律”为基础的“接触巫术”，施行这一巫术也就是通过曾为某人接触过的物体而对其本人施加影响。弗雷泽把上述两种巫术统称为“交感巫术”，因为它们都建立在这样的信念基础上，即认为通过某种神秘的感应，就可以使物体不受时空限制而相互作用。

分类介绍

交感巫术分为两种巫术，一种是人体分出去的部分，仍然能够继续得到相互的感应，叫做接触巫术（contagious magic），例如：头发、指甲、眼睫毛、眉毛、腋毛等，虽然离开了人体，依然和人体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施术在其上，就能影响于人体。

另一种则是举凡曾经接触过的两种东西，以后即使分开了，也能够互相感应，这叫做顺势巫术（Homoeopathic magic），施术于脚印、衣物，这些脚印、衣物也能与人体互相感应，受害者将受影响。

“如果我们分析巫术赖以建立的思想原则，便会发现它们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第二是“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的互相作用”。前者可称之为“相似律”，后者可称作“接触律”或“触染律”。巫术根据第一个原则即“相似律”引申出，他能够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从第二个原则出发，他断定，他能通过一个物体来对一个人施加影响，只要该物体曾被那个人接触过，不论该物体是否为该人身体之一部分。基于相似律的法术叫做“顺势巫术”或“模拟巫术”。基于接触律或触染律的法术叫做“接触巫术”。

《四大类巫术之交感巫术》（迪尔凯姆）报道：

交感巫术是以感应律（Principle of Sympathy）原则确立的。即施术给此一物，而同样的另一物却感受到了魔术力。这种巫术称之为交感巫术（Sympathetic magic）。

交感巫术又分为两种巫法。一种是人体分出去的各部分，仍然能够继续得到相应的感应，叫做“顺势巫法”（homoeopathic）。头发、指甲、眼睫毛、眉毛、腋下毛等等，虽然离开了人体，仍然与人体有密切关系，如果施术于头发、指甲、眉毛等，就能影响人体。

还有一种是凡是曾经接触过的两种东西，以后即使是分开了，也能够互相感应，这叫做“接触巫法”（contagious）。一个人的脚印、衣物因为曾经接触过这个人的身体，施术于脚印、衣物，这些脚印、衣物也能与人体互相感应，其人将受影响。

从现在的观念看，古人的原始意识未必体会到这两种巫法的统一性，就心理分析而言，这种巫术称为“交感巫术”，因为它只不过是两种联想的不同的误用。前者是因“相似”的联想而发，后者则是因“接触”的联想而发；前者，把相似当作了同一，后者，则把接触看作永远连接。

从现存文献来看，交感巫术的特征是这样的，即在许多情况下，顺势巫法与接触巫法是交织在一起表现的。某人接触过的东西，如衣服，或原来属于某人的东西，如头发、指甲等，受到了巫术的影响，他们的本主也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它们被火烧，本主就会觉得热不可耐；如果它们被冰冻，本主就会觉得全身战栗；如果他们被毁灭，本主就会性命难保。

正因为一个人曾经接触的东西，尤其是曾经属于一个人身体某一部分的东西，对这个人有很大影响，所以人们对于处理这些东西都是十分小心谨慎的。在以前，有些禽兽是人们怕见或忌见的，这些禽兽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招致人倒霉的。如乌鸦，出门望见它便以为不吉利，有“乌鸦叫祸”之说，又有“猫头鹰叫孝”之说。另一类不但可怕而且能成精，如狐狸。在民间传说中，他们有各种报复人、迷惑人、伤害人的本领，而且特别喜欢攫取人身上与生命有关的东西。《云笈七签》卷四十七云：“凡梳头及发爪，皆埋之，勿投水火，正尔抛掷，一则敬父母之遗体，二则有鸟曰鸺鹠，夜入人家取其发爪，则伤魂。”为什么头发、指甲被鸺鹠取去，人的灵魂会被认为受其伤害呢？因为它们是人身体的一部分，它们的遭遇会影响到本主。这就是巫术观念的传承。

头发指甲不能被禽兽得去，更不能被会施法术的人得到，否则，本主会丧失性命，或者他的自主权被剥夺，或者他的心为人所颠倒支配，唐代有这么一段传说：“人逃走，取其发于纬车上却转之，则迷乱不知所适。”头发旋转不已，人的心也就要迷乱，这可以说是本主与头发同感说的例证。

又如有一个词叫“结发夫妻”。为什么会有这个词呢？民间有这样一个风俗：新年梳头时，将鬓边的头发分出一股，另外从新郎头上取发若干根，同编成一个小爪髻，那新郎的头发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其实是与新娘生命相关的，他既把如此宝贵的头发给了新娘，就好像给了她一张保单。头发相结，心也相连，从此以后他们成为恩爱的夫妻。这种风俗便是来自交感巫术的观念。

这样，交感巫术便有一种复叠型的特征，以此类推，男女双方的衣服复叠一起，也就会互感爱情。高山族的巫术中便有这样复叠型的例证：

“巫师不仅可以为人消灾除病，而且还能教唆鬼神蛊惑人心，使人改变意志和感情。布衣人的巫师神通广大，村里常有小伙子爱上一位姑娘遭到冷遇而求助巫术者，巫师挥动茅草，唱诵默祷以后，窃取男女二人的上衣，复叠在一起，然后拿水果和茅草放在叠合的衣物旁边，一边高声朗诵咒语，请神成全琴瑟之好。巫术之后，巫师托第三者想方设法拿水果给那位姑娘品尝，姑娘从此会一改冷若冰霜的态度，积极主动地去恋爱那位小伙子。据说，巫术既可以把素昧平生的男女撮合成一对鸳鸯，也可以使形影相随的夫妻变成冤家，各分西东。巫师的申通可以说无所不能，因而，人人敬畏。”

这种恋爱巫术，便是复叠型的。总之，顺势巫法与接触巫法都需采用复叠的交感魔力。

交感巫术又表现了多种形态。例如先秦的脚印巫术，汉魏南北朝的治水求雨、性爱求子、和气催眠的巫术。敦煌唐人的煮石巫术与理石巫术，还有石粉巫术。唐代的求偶、代死、男女换衣增爱巫术。宋代的燃目求雨、身夹木片、活人休死妻巫术。元明之际的《感应类从志》，历代鱼的交感巫术，等等。

谢选骏指出：按照上述“交感巫术”的观念分析，则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也有“交感巫术”的影子，而今人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与人，岂不也有“交感巫术”的影子？

“社会科学”因此包括了很多巫术，不仅和模仿巫术有关，还和“交感巫术”相关——它们一起“为政治巫师服务”。

但是我看，“交感巫术”也不能完全否定，例如，现代刑侦技术就是利用人体的某些遗留部分和人们的密切接触物，来影响了人们的命运……以后我想，完全可以依据这些人体资料来设计特殊的武器，向现在还不明确的领域发起攻击！这不就落实了原始巫术的“幻想”吗？其实那不是幻想，而是思想主权的体现！

【67、“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代理选举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维基百科）报道：

本文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的选举。关于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选举，详见香港选举和澳门选举；关于中华民国的选举，详见台湾选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狭义上仅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所规范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制度；广义上也可以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法》和各级各类《组织法》[注 1]等法律所规范的各级人大代表选举、国家公职人员选举以及村居民自治组织选举的总称。[1]

中国内地的9亿适龄选民可以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2]，县级、乡级和不设区地级市的人大代表，每次选举间隔为五年。而设区的地级市及更高级别的人大代表、地方行政长官则由下一级人大代表选举产生，属于间接选举。《人民日报》认为，中国的基层换届选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层民主选举。[3]官方指出，中国现行的选举制度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4]

选举权及其行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直接选举乡镇级、区县级、以及不设区的地级市的人大代表。这些人大代表是由单个的选区选出的。每一选区的人口应“大致相等”，并要选出1到3名人大代表。一般几个村民小组或一个单位组成一个选区（但是人口多的村民小组和人口少的村可以单独辟为一个选区）。而更高级别的人大代表则由下一级的人大代表间接选出。除选举基层人大代表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还可以直接选举出村委会和居委会（这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称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另外，还有专门规定，在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中，每个民族至少都要有一名代表的名额。[5][6][7]

选民资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同时，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必须依法进行登记，在经过资格审查后才能成为正式选民。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公民不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处于拘留中的公民仍然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5]

选民登记程序

目前，选民往往在换届选举前夕前往选举委员会登记资格。一般情况下，选民可以前往选举委员会设置的选民登记站参与登记，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亦会上门发放登记表，以方便合资格选民进行登记。

此外，申请人还可以以电话和网络等方式将申请提交给官方选举机构。根据《直接选举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选举委员会会进行资格审查，即逐一审核申请人提供有关其的年龄、籍贯、居住地以及是否被取消资格等信息，并公告合资格的选民名单。

选民名单往往会在选举日的二十日前由选举委员会加以公布。对登记参加选举的选民名单有异议的民众，也可以根据法律程序[7]，自名单公布之日起十至五日内向选举委员会申诉。选举委员会也应当在自收到申诉之日起三日内作出处理决定，作出解释或者补正。

被选举权及其行使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选举委员会发布的当地人大代表选举提名人名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符合被选举人条件的参选人，由政党、人民团体提名或有选举权的居民10人以上联合提名，即可向选举委员会报名参选。但如果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出现了两名以上的符合当选资格的候选人，则需要通过一个“选民小组”来确定最终候选人。[7][8]

而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选举的提名门槛则较为宽松，根据有关法规的规定，参选人只需符合被选举人条件，视选举模式不同，由有选举权的居民10人以上、户代表5人以上或居民代表3人以上联合提名，即可向选举委员会报名参选。

政见发表

依据《选举法》规定，在选民代表小组会议上选举委员会统一安排代表候选人情况介绍。介绍形式包括推荐者介绍、选举委员会介绍、代表候选人直接回答选民有关其政见的提问等形式。[7]

投票程序

1、亲自投票

投票站通常于投票日白天开放。选民在投票点领取选举委员会发放的选民证，随后便可进入投票站投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直选选票一般分两种，部分地区的选票与全国人大选举类似，每个候选人均有赞成、反对、弃权三个选项，另有一些地区选举的选票上则采用常规的差额选举选票结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选票上往往还有“另选他人”选项，并且出现过通过这一途径当选的候选人[9]。同时，投票站内往往会设置秘密写票处以备写票的需要。

在投票结束时，投票箱顶部会以封条密封封闭。其后投票站的选举工作人员会立即将投票箱集中到选举会场统一开票、公开计票。选举结果由选举委员会当场公布。[7]

2、委托投票

任何有资格投票的人可以将另一名投票人任命为其代理人，代理人可以在选举中代表其投票，这名代理人必须在现或原工作单位、原居住地或户口所在地选区进行选民登记。不论是否亲密关系，任何人只能在每个选区的任何一项选举中，代表最多3名其他选民投票。

各级选举

中国县乡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每五年举行一次，采用直接选举制度。于1979年开始，通过复数选区简单全票制和两轮选举制选出代表，候选人必须得到过半选民支持才能当选，两轮选举首轮采用简单多数决，次轮采用有条件的相对多数决。不过这种制度在实践中容易出现无一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进而无人当选的情形[10]。

地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地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每五年举行一次，采间接选举制度。于1954年开始，通过开放式名单比例代表制和同意投票制选出代表，候选人必须得到总代表数的过半数支持，且依得票数由高至低排列依次当选，直到达到应选人数为止。由于此类选举差额率往往较低，因此容易出现绝大多数提名人均能当选，选举缺乏竞争的情况。

根据《选举法》第二十九条，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全国人大代表由相应省级人大间接选举产生。候选人由政党、人民团体，或十人以上联名推荐。该法还规定，地级和省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也由下一级人大参照这种方式产生。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大代表由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中的选举委员会成员选出36名正式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大代表由在澳门特别行政区中的的选举委员会成员选出12名正式代表。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权未及的台湾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则由各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协商选派”。[7]另有评论指出，居住在大陆地区的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国民如参选人大代表，可能会因违反中华民国政府制订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33条而受到处罚。[11][12]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代表中的解放军代表是由各地驻军召开“军人代表大会”或全体部队直选选出的。其名额多少由当地的人大常委会决定。而解放军代表在全国人大中所占比例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并由一个中央军委办公厅设置的“选举委员会”进行分配[5]。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人大代表由各大军区级单位和中央军委办公厅分别召开军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全国人大任期届满的两个月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必须完成下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如果遇到不能进行选举的非常情况，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全体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可以推迟选举，延长本届全国人大的任期；在非常情况结束后一年内，必须完成下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则由全国人大会议选举产生，一般采取开放式名单比例代表制和同意投票制，代表可划去任意不满意的人选，并使未划去的委员数少于应选名额，即视为有效票。

国家领导人选举

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在填写选票。二人稍后以全票当选首任中国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领导人的选举采取等额、间接选举制度，候选人只须得到总代表数的过半数支持即可当选[13]。

在中国，选举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国务院）、司法（最高人民法院）、检察（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机关（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设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作为国家元首的国家主席、副主席的权限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4][15]一般而言，全国人大选举国家正副主席是经中国共产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党组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提交提名，由全国人大主席团审议并过半数通过取得正式提名，最终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国务院总理则由国家主席提名，大会全会以绝对多数同意任命即可。全国人大选举国家机关往往在该届全国人大的第一次会议进行。

观点

197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颁布，其中第二十七条规定各级人大代表选举都要采取差额选举的方式。不过，1986年在对《选举法》进行修定时，虽然对差额选举做出了明确规定，但是也重新将“等额选举”写入法律条文。目前，一些地方在选举办法中直接规定正职必须实行等额选举。[16]

自1990年代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也开始出现“独立候选人”，并且有成功当选的案例[17]。据西方媒体报道，大部分的独立候选人都被“选民代表小组”在初选中刷下，真正当选的独立候选人寥寥无几[18]。有学者批评一些地方政府对“独立候选人”进行打压与干扰[17]。另外，还有中国大陆学者质疑部分西方媒体将各类争取当选但并未履行法律程序的参选者称为“独立候选人”属于别有用心，并认为假若其默不做声、拒绝参与公开自荐，选民们无从得知他希望被提名，亦无法决定是否要联名推荐他[17]。

有参选人绕过官方的“政见发表”环节，而寻求在选区内选民的直接支持。美国之音认为，当局可以通过操纵选民小组的行为控制人大代表选举。美方指控称，2011年的贵州省贵阳市基层人大选举中，美国之音报道当局以“20元补助费”“贿赂”参与提名作业的选民代表小组成员。这使得参与该次选举的独立参选人未得到正式提名[19]。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指称，在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代表选举，有独立参选人制作了大量选举宣传材料，并向选民发放选举名片和文化衫，后均遭有关机构约谈劝退。[20]有台湾学者于1988年在一篇文章中批评称，在大陆全国人大选举国家领导人的选举模式下，往往形成“提名即当选”的情况，没有任何竞争可言[21]。

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法律委副主委徐显明则认为，在人数如此众多、差异如此巨大的中国，如果每项国家决策都要一人一票，这个国家必将陷入瘫痪。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因此，必须找到一个既能集中人民意志，又能消除异见的办法，这就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人类民主宝库中的中国智慧，是一种高效率的民主制。[3]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国家法室巡视员王世瑚也对现行选举制度表示：“民主政治发展需要一个过程。一些发达国家，也经过了一百年甚至几百年才把选举权从少数人扩大到所有成年人参与的普选。中国要建设自己的民主制度，也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随着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和人民民主意识的提高，中国的直接选举范围将会扩大，有步骤的实行民主建设。”[22]官方同时认为，中国的选举制度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23]。但是同时有许多“选民”称，他们会在连候选人是谁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所在单位强制要求投票。

注释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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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苏联占领军用坦克在1949年于中国大陆建立的伪政权。为了掩人耳目，这个党国制造了一种伪装的选举，号称“人民代表制度”。操纵这种伪装选举的手段之一，就是“‘选民’称他们会在连候选人是谁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所在单位强制要求投票”。但是更典型的还不是这种强制投票，而是一种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委托投票”的“代理选举”——

“任何有资格投票的人可以将另一名投票人任命为其代理人，代理人可以在选举中代表其投票，这名代理人必须在现或原工作单位、原居住地或户口所在地选区进行选民登记。不论是否亲密关系，任何人只能在每个选区的任何一项选举中，代表最多3名其他选民投票。”

这个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不是“代表最多3名其他选举人投票”，而是“最多只有3名代表包办其他选民投票”——也就是说，一个单位只有三个人按照共产党委员会的指示投了票！如此层层选举，“人民代表大会”豈不就是“代理选举大会”了。

【68、“毛骨悚然”是现代艺术的核心】

《刘心武：王小波书写令人"毛骨悚然"》（2021-12-10 新三届）报道：

为什么有的人自杀？多半是，他或她，觉得已经完全失却了与他人、群体之间沟通的可能。爱情是一种灵肉融合的沟通，亲情是必要的精神链接，但即使有了爱情与亲情，人还是难以满足，总还渴望获得友情，那么，什么是友情？友情的最浅白的定义是"谈得来"，尽管我们每天会身处他人、群体之中，但真的谈得来的，能有几个？

一位曾到农村"插队"的"知青"，和我说起，那时候，生活的艰苦于他真算不了什么，最大的苦闷是周围的人里，没一个能成为"谈伴"的，于是，每到难得的休息日，他就会徒步翻过五座山岭，去找一位曾是他邻居，当时插队在山那边农村的"谈伴"。

到了那里，"谈伴"见到他，会把多日积攒下的柴鸡蛋，一股脑煎给他以为招待，而那浓郁的煎蛋香所引出的并非食欲而是"谈欲"，没等对方把鸡蛋煎妥，他就忍不住"开谈"。

而对方也就边做事边跟他"对阵"，他们的话题，在那样的地方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往往会显得非常怪诞，比如："佛祖和耶稣的故事，会不会是一个来源两个版本？"当然也会有犯忌的讨论："如果鲁迅看到《多余的话》，还会视瞿秋白为人生知己吗？"

他们漫步田野，登山兀坐，直谈到天色昏暗，所议及的大小话题往往并不能形成共识，分手时，不禁"执手相看泪眼"。但那跟我回忆的"知青"肯定地说，尽管他返回自己那个村子时双腿累得发麻，但他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那甚至可以说是支撑他继续存活下去的主要动力！人生苦短，得一"谈伴"甚难。但人生的苦寻中，觅得"谈伴"的快乐，是无法形容的。

"谈伴"的出现，又往往是偶然的。

记得那是1996年初秋，我懒懒地散步于安定门外蒋宅口一带，发现街边一家私营小书店，有一搭没一搭地迈进去，店面很窄，陈列的书不多，瞥来瞥去，净是些纯粹消遣消闲的花花绿绿的东西，不过终于发现有一格塞着些文学书，其中有一本是《黄金时代》，"又是教人如何'日进斗金'的'发财经'吧？怎么搁在了这里？"顺手抽出，随便一翻，才知确是小说，作者署名王小波。

1995年1期起，王小波《黄金时代》在《人之初》杂志连载

书里是几个中篇小说，头一篇即《黄金时代》。我试着读了一页，呀，竟欲罢不能，就那么着，站在书架前，一口气把它读完。我要买下那书，却懊丧地发现自己出来时并未揣上钱包。从书店往家走，还回味着读过的文字。多年来没有这样的阅读快感了。

我无法评论。只觉得心灵受到冲击。那文字的语感，或者说叙述方式，真太好了。似乎漫不经心，其实深具功力。人性，人性，人性，这是我一直寄望于文学，也是自己写作中一再注意要去探究、揭橥的，没想到这位王小波在似乎并未刻意用力的情况下，"毫无心肝"给书写得如此令人"毛骨悚然"。故事之外，似乎什么也没说，又似乎说了太多太多。

也不是完全没听说过王小波。我从那以前的好几年起，就基本上再不参加文学界的种种活动，但也还经常联系着几位年轻的作家、评论家，他们有时会跟我说起他们参加种种活动的见闻，其中就提到过"还有王小波，他总是闷坐一边，很少发言"。因此，我也模模糊糊地知道，王小波是一个"写小说的业余作者"。

真没想到这位"业余作者"的小说《黄金时代》如此"专业"，震了！盖了帽了！必须刮目相看。

那天晚饭后，忽来兴致，打了一圈电话，接电话的人都很惊讶，因为我的主题是："你能告诉我联系王小波的电话号码吗？"广种薄收的结果是，其中一位告诉了我一个号码："不过我从没打过，你试试吧。"

那时候还没有"粉丝"的称谓，现在想起来，我的作为，实在堪称"王小波的超级粉丝"。

我迫不及待地拨了那个得来不易的电话号码。那边是一个懒懒的声音："谁啊？"

我报上姓名。那边依然懒懒的："唔。"

我应该怎么介绍自己？《班主任》的作者？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钟鼓楼》的作者？《人民文学》杂志前主编？他难道会没听说过我这么个人吗？我想他不至于清高到那般程度。

我就直截了当地说："看了《黄金时代》，想认识你，跟你聊聊。"他居然还是懒洋洋的："好吧。"语气虽然出乎我的意料，传递过来的信息却令我欣慰。

我就问他第二天下午有没有时间，他说有，我就告诉他我住在哪里，下午三点半希望他来。第二天下午他基本准时，到了我家。坦白地说，乍见到他，把我吓了一跳。我没想到他那么高，都站着，我得仰头跟他说话。

请他坐到沙发上后，面对着他，不客气地说，觉得丑，而且丑相中还带有些凶样。可是一开始对话，我就越来越感受到他的丰富多彩。开头，觉得他憨厚，再一会儿，感受到他的睿智，两杯茶过后，竟觉得他越看越顺眼，那也许是因为他逐步展示出了其优美的灵魂。

我把在小书店立读《黄金时代》的情形讲给他听，提及因为没带钱所以没买下那本书，书里其他几篇都还没来得及读哩。说着我注意到他手里一直拎着一个最简陋的薄薄的透明塑料袋，里面正是一本《黄金时代》。我问："是带给我的吗？"他就掏出来递给我，我一翻："怎么，都不给我签上名？"我找来笔递过去，他也就在扉页上给我签了名。我拍着那书告诉他："你写得实在好。不可以这样好！你让我嫉妒！"

从表情上看，他很重视我的嫉妒。

王小波

我已经不记得随后又聊了些什么。只记得渐渐地，从我说得多，到他说得多。确实投机。我真的有个新"谈伴"了。他也会把我当作一个"谈伴"吗？眼见天色转暗，到吃饭的时候了，我邀他到楼下附近一家小餐馆吃饭，他允诺，于是我们一起下楼。

楼下不远那个三星餐厅，我现在写下它的字号，绝无代为广告之嫌，因为它早已关张，但是这家小小的餐厅，却会永远嵌在我的人生记忆之中，也不光是因为和王小波在那里喝过酒畅谈过，还有其他一些朋友，包括来自海外的，我都曾邀他们在那里小酌。

记得我和王小波头一次到三星餐厅喝酒吃餐，选了里头一张靠犄角的餐桌，我们面对面坐下，要了一瓶北京最大众化的牛栏山二锅头，还有若干凉菜和热菜，其中自然少不了厨师最拿手的干烧鱼，一边乱侃一边对酌起来。我不知道王小波为什么能跟我聊得那么欢。我们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

那一年我54岁，他比我小10岁。我自己也很惊异，我跟他哪来那么多的"共同语言"？"共同语言"之所以要打引号，是因为就交谈的实质而言，我们双方多半是在陈述并不共同的想法。

但我们双方偏都听得进对方的"不和谐音"，甚至还越听越感觉兴趣盎然。我们并没有多少争论。他的语速，近乎慢条斯理，但语言链却非常坚韧。他的幽默全是软的冷的，我忍不住笑，他不笑，但面容会变得格外温和，我心中暗想，乍见他时所感到的那分凶猛，怎么竟被交谈化解为蔼然可亲了呢？

那一晚我们喝得吃得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地点。每人都喝了半斤高度白酒。微醺中，我忽然发现熟悉的厨师站到我身边，弯下腰望我。我才惊醒过来——原来是在饭馆里呀！我问："几点了？"厨师指指墙上的挂钟，呀，过十一点了！再环顾周围，其他顾客早无踪影，厅堂里一些桌椅已然拼成临时床铺，有的上面已经搬来了被褥——人家早该打烊，困倦的小伙子们正耐住性子等待我们结束神侃离去好睡个痛快觉呢！我酒醒了一半，立刻道歉、付账，王小波也就站起来。

出了餐厅，夜风吹到身上，凉意沁人。我望望王小波，问他："你穿得够吗？你还赶得上末班车吗？"他淡淡地说："太不是问题。我流浪惯了。"我又问："我们还能一起喝酒吗？如果我再给你打电话？"他点头："那当然。"我们也没有握手，他就转身离去了，步伐很慢，像是在享受秋凉。

王小波与李银河

王小波喜欢有深度的交谈。所谓深度，不是故作高深，而是坦率地把长时间思考而始终不能释然的心结，陈述出来，听取谈伴那往往是"牛蹄子，两瓣子"的歧见怪论，纵使到头来未必得到启发，也还是会因为心灵的良性碰撞而欣喜。

记得我们两个对酌时，谈到宗教信仰的问题。我说到那时为止，我对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都很尊重，但无论哪一种，也都还没有皈依的冲动。不过，相对而言，《圣经》是吸引人的，也许，基督教的感召力毕竟要大些？他就问我："既然读过《圣经》，那么，你对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又分明复活的记载，能从心底里相信吗？"我说："愿意相信，但到目前为止，还是不怎么相信。"他就说："这是许多中国人不能真正皈依基督教的关键。一般中国人更相信轮回，就是人死了，他会托生为别的，也许是某种动物，也许还是人，但即使托生为人，也还需要从婴儿重新发育一遍——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嘛！"我说："基督是主的儿子，是主的使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但他具有人的形态。他死而复活，不需要把那以前的生命重来一遍。这样的记载确实与中国传统文化里所记载的生命现象差别很大。"我们就这样饶有兴味地聊了好久。

聊到生命的奥秘，自然也就涉及性。王小波夫人是性学专家，当时去英国做访问学者。我知道王小波跟李银河一起从事过对中国当下同性恋现象的调查研究，而且还出版了专著。

王小波编剧的《东宫·西宫》被导演张元拍成电影以后，在阿根廷的一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编剧奖。张元执导的处女作《北京杂种》，我从编剧唐大年那里得到录像带，看了以后很兴奋，写了一篇《你只能面对》的评论，投给了《读书》杂志，当时《读书》由沈昌文主编，他把那篇文章作为头题刊出，产生了一定影响。

张元对我很感激，因此，他拍好《东宫·西宫》以后，有一天就请我到他家去，给我放由胶片翻转的录像带看。那时候我已经联系上了王小波，见到王小波，自然要毫无保留地对《东宫·西宫》褒贬一番。

我问王小波自己是否有过同性恋经验？他说没有。我就说，作家写作，当然可以写自己并无实践经验的生活，艺术想象与概念出发的区别，我以为在于"无痕"与"有痕"，可惜的是，《东宫·西宫》为了揭示主人公"受虐为甜"的心理，用了一个"笨"办法，就是使用平行蒙太奇的电影语言，把主人公的"求得受虐"与京剧《女起解》里苏三带枷趱行的镜头交叉重迭，这就"痕迹过明"了！

其实这样的拍法可能张元的意志体现得更多，王小波却微笑着听取我的批评，不辩一词。出演《东宫·西宫》男一号的演员是真的同性恋者，拍完这部影片他就和瑞典驻华使馆一位卸任的同性外交官去往瑞典哥德堡同居了，他有真实的生命体验，难怪表演得那么自然"无痕"。

说起这事，我和王小波都祝福他们安享互爱的安宁。王小波留学美国时，在匹兹堡大学从学于许倬云教授，攻硕士学位，他说他对许导师十分佩服，许教授有残疾，双手畸形，王小波比划给我看，说许导师精神上的健美给予了他宝贵的滋养。

王小波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但是到头来他毅然辞去教职，选择了自由写作。想起有的人把他称为"业余作者"，不禁哑然失笑。难道所有不在作家协会编制里的写作者就都该称为"业余作者"吗？其实我见到王小波时，他是一个真正的专业作家。他别的事基本上全不干，就是热衷于写作。

他跟我说起正想进行跟《黄金时代》迥异的文本实验，讲了关于《红拂夜奔》和《万寿寺》的写作心得，听来似乎十分地"脱离现实"，但我理解，那其实是他心灵对现实的特殊解读。他强调文学应该是有趣的，理性应该寓于漫不经心的"童言"里。

那时候王小波发表作品已经不甚困难，但靠写作生存，显然仍会拮据。我说反正你有李银河为后盾，他说他也还有别的谋生手段，他有开载重车的驾照，必要的时候他可以上路挣钱。

1997年初春，大约下午两点，我照例打电话约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他回答说："不行了，中午老同学聚会，喝高了，现在头还在疼，晚上没法跟你喝了。"我没大在意，嘱咐了一句："你还是注意别喝高了好。"也就算了。

王小波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大约一周以后，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声音很生，称是"王小波的哥儿们"，直截了当地告诉我："王小波去世了。"我本能地反应是："玩笑可不能这样开呀！"

但那竟是事实。李银河去英国后，王小波一个人独居。他去世那夜，有邻居听见他在屋里大喊了一声。总之，当人们打开他的房门以后，发现他已经僵硬。医学鉴定他是猝死于心肌梗塞。王小波也是"大院里的孩子"，他是在教育部的宿舍大院里长大的，大院里的同龄人即使后来各奔西东，也始终保持着联系。为他操办后事的大院"哥儿们"发现，在王小波电话机旁遗留下的号码本里，记录着我的名字和号码，所以他们打来电话："没想到小波跟您走得这么近。"

骤然失去王小波这样一个"谈伴"，我的悲痛难以用语言表达。生前，王小波只相当于五塔寺，冷寂无声。死后，他却仿佛成了碧云寺，热闹非凡。

甚至还出现了关于他为什么生前被冷落的问责浪潮。几年后，一位熟人特意给我发来"伊妹儿"，让我看附件中的文章，那篇文章里提到我，摘录如下：

王小波将会和鲁迅一样地影响几代人，并且成为中国文化的经典。王小波在相对说来落寞的情况下死去。死去之后被媒体和读者所认可。他本来在生前早就应该达到这样的高度，但由于评论家的缺席，让他那几年几乎被湮没。看来我们真不应该随便否定这冷漠的商业社会，更不应该随便蔑视媒体记者们，金钱有时比评论家更有人性，更懂得文学的值……为什么要这样？我们没有权利去批评王蒙刘心武（两人都在王小波死后为他写过文章）……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发表评论，而是创作……

这篇署名九丹、阿伯的文章标题是《卑微的王小波》，文章在我引录的段落之后点名举例责备了官方与学院的评论家。这当然是研究王小波的可资参考的材料之一。不知九丹、阿伯在王小波生前与其交往的程度如何，但他们想象中的我只会在王小波死后写文章（似有"凑热闹"之嫌），虽放弃了对王蒙和我的批评，而把扳子打往职业评论家屁股，却引得我不能不说几句感想。

王小波"卑微"？以我和王小波的接触（应该说具有一定深度，这大概远超出九丹、阿伯的想象），我的印象是，他一点也不卑微。他不谦卑，也不谦虚，当然，他也不狂傲，他是一个内向的，平和的，对自己平等，对他人也平等的，灵魂丰富多彩的，特立独行的写作者。他之所以应邀参加一些文学杂志编辑部召集的讨论会，微笑着默默坐在一隅，并不是谦卑地期待着官方评论家或学院专家的"首肯"，那只不过是他参与社会、体味人生百态的方式之一。他对商业社会的看法从不用愤激、反讽的声调表述，在我们交谈中涉及这个话题时，他以幽默的角度表达出对历史进程的"看穿"，常令我有醍醐灌顶的快感。

王小波伟大（九丹、阿伯的文章里这样说）？是又一个鲁迅？其作品是"中国文化的经典"？的确，我不是评论家，对此无法置喙。庆幸的是，当我想认识王小波时，我没有意识到他"伟大"而且是"鲁迅"，倘若那时候有"不缺席的评论家"那样宣谕了，我是一定不会转着圈打听他的电话号码的。

面对着我在五塔寺的水彩写生，那银杏树里仿佛浮现出王小波的面容，我忍不住轻轻召唤：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

（本文摘自刘心武著《人生，何以至此》，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年出版。）

谢选骏指出：刘心武以为他这里说出了一个特别的东西，其实他不懂“毛骨悚然”是现代艺术的基本特点。例如梵高的生平和艺术都是如此。我敢说，要不是王小波“死的伟大”，他就很难有这么多的“生的光荣”了。诗人海子不也是一样的吗。他们的死亡让看客们觉得内疚或是满意了，于是他们就被人弄得大红大紫起来了。好残酷的人生百味。好殘好賤的废垃。

【69、“发展中国家”就是丐帮国家】

《中国为什么非要当“发展中国家”？享尽这些好处》（2023-06-09 中央社）报道：

中国媒体今年报导，宁波舟山港年货物吞吐量连续14年蝉联全球第一。

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今天通过法案，支持剥夺中国在一些国际组织里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凭著这个标签，在国际组织享尽好处与优惠。

“发展中国家”地位目前让中国享有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贸易救济与反倾销豁免权、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金融援助、国际组织的科技与金融支援、许多出口产品享有低关税，并享有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农业支援，以及已开发国家给予的科研资金，还被给予更多时间来制定符合国际标准的保护智慧财产权法。

一名中国网友在微博发文说，“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可以获得国际支援，以应付环境和气候变迁挑战，并获得促进永续发展的技术和资金”。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 Development Program）和世界卫生组织（WHO）都在中国启动了一系列社会与经济发展项目，若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已开发国家”，这些项目将面临存续危机。

这名网友指控部分“爱国”网红夸大了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发展，反而变成美国政治人物拿来指控中国在国际享有特权的砲弹。

美国众议员指，中国利用“发展中国家”地位申请援助和贷款，用作“一带一路”债务外交骗局的一环；图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与马来西亚合作的“马东铁”工程。新华社

广东一位专栏作家称，如果中国被列为已开发国家，将不能再享有低关税，出口也会下降，“随著外国对中国实施更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中国科技将无法取得必要的技术和零件”。

同时，如果中国变成已开发国家，将无法向多边开发银行申请低利贷款，就连对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也不行。

一名重庆网友说，中国也有可能因此失去最惠国待遇（MFN），这能让中国出口商享有优惠关税待遇，尤其会特别伤害中国的机械与电子产品出口，并使得燃料和矿物进口成本提高。

其他评论家则称，中国若被列为已开发国家，可能在减少碳排上将面临更大国际压力。中国目前因为发展中国家地位，在减碳进程上享有更大弹性。

中国早在2005年就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根据欧洲联盟旗下联合研究中心（Joint Research Centre，JRC），中国的2021年碳排放量达到130亿7800万吨，创下历史新高，远远超越美国的52亿8900万吨，以及欧盟的34亿3800万吨。

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无异议通过的这项“终止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法案”（Ending China's Developing Nation Status Act）中，美国国务卿须致力改变中国在国际组织内的发展中国家地位。

美国联邦众议院今年3月以415票赞成、无人反对的结果一致通过一项类似法案。法案发起人、共和党籍众议员金映玉（Young Kim）指出，中国在发展中国家豪掷数兆美元从事基础建设计划，“作为其‘一带一路倡议’债务外交骗局的一环”，却仍利用自身“发展中国家”地位，向国际组织申请开发援助和贷款。她表示，中国提领了真正发展中国家所需贷款，作为其一带一路计划资金，“我们早就应该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了”。

法案将要求国务院倡导国际组织将中国的地位从“发展中国家”变更为“中高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或已开发国家”，以更适当地反映中国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

“亚洲时报”（Asia Times）报道，中国评论家警告，如果失去发展中国家地位，中国可能面临更高关税、生产成本提高、更多的减碳义务，以及大大减少国际优惠贷款，这些加总可能导致中国就业率降低。

对于美国国会推动的法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彬日前表示，“中国是各方公认的最大发展中国家。美国想要给中国送一顶发达国家的帽子，对不起，这顶帽子，中国戴不了”。他表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著充分事实依据。2022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毛额为1万2741美元，是发达经济体的1/5，仅相当于美国的1/6。2021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位列世界第68位，人类发展指数世界排名第79位，与主要发展中国家排名相当…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不容剥夺”。

谢选骏指出：所谓“发展中国家”，其实就是丐帮国家，说得好听点，也就是“吃低保的国家”。当丐帮、吃低保，是福利，决不能丢！

《哪些国家大力援助过中国？中国大力援助过哪些国家？》（郑谈）报道：

国与国之间应该互帮互助，互相交流，共同进步，这才是最和谐的外交关系。多年以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受援国之一。

一、哪些国家大力援助过中国？

多年以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受援国之一。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2003年，中国接受的官方援助总额为1072亿美元。

到2009年，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会及欧盟、日本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20多个国际组织和政府，在扶贫、环保、教育、卫生、体改、能源等30多个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发展合作，共接受无偿援助近67亿美元（约469亿人民币），实施项目近2000个。

其中，年均援助额居于前5位的国家依次是日本、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美国位居第六。

作为第一个向中国援助的国家，澳大利亚1978年就给中国提供优惠贷款，截至2011年，共向中国提供12亿澳元援助。

澳大利亚是第一个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早在1978年11月，澳大利亚就主动表示愿向中方提供一笔5000万澳元的贷款，此后澳方不断给中方提供优惠贷款，直至1996年终止。1981年10月，中澳签署《中澳技术合作促进发展计划协定》。截至2011年，澳大利亚共向中国提供12亿澳元援助，已完成合作项目132个，涉及农、林、牧、能源、交通、纺织、教育、卫生、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综合扶贫、体制改革、能力建设、农村发展等领域。正在执行项目4个，包括环境发展伙伴项目、卫生与艾滋病项目、发展合作小项目和发展奖学金。2011年，澳宣布正式停止传统对华无偿援助。

自1979年开始，日本31年对华援助近2900亿人民币，占对华援助的66.9%，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

日本对华经济援助（ODA）开始于1979年。自1981年日本政府开始对华无偿援助。根据日本外务省日本官方发展援助（ODA）数据显示，1979年-2010年间，中国共获得日本33164.86亿日元（约2638亿元人民币）的开发优惠贷款、1557.86亿日元（约124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以及1739.16亿日元（约138亿元人民币）的技术合作资金，总金额高达36461.88亿日元（约2900亿人民币），涉及项目200多个。30多年来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中国的外来援助中有66.9％来自日本。

至2010年底，日本共向中国提供援助资金共执行各类项目144个，涉及卫生、环保、教育、农业、扶贫等多个领域。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援助的重心也开始从码头、能源、港口、铁路、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领域转向环保、技术和人才培养等，贷款的发放方式也由五年一大笔，改为一年一笔。在人员交流、培训方面提供年度金额约3000万美元的援助。截止2003年，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就曾为中方培训了15000名以上的管理人员，日本海外技术者研修协会则培训了超过22000名的中国人。

有人或许认为日本近30年来援助的近3000亿人民币，今年看来不是太多，但对比今天的物价与20年前、30年前的水平，日本当年援助的3000亿人民币相当于现在总有3万亿、5万亿不止吧，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

中国是德国政府对外无偿援助的最大受援国，自1982年开始，30年间德国共向中国提供无偿援助12.1亿美元

1982年10月13日，中德两国政府签署了技术合作总协定，德国政府开始对华提供无偿援助。截止2011年底，德国政府共向中国提供无偿援助12.1亿美元。中国是德国政府对外无偿援助的最大受援国。

2009年10月德国经济合作部长迪尔克·尼贝尔表示："德国必须将援助资金集中使用，给那些最困难的地方，庞大的经济体如中国和印度已不再符合这样的标准。"尽管德国向中国的财政援助已于2008年末中止，但2009年仍面向中国开展了总额达2750万欧元的技术援助；德国表示所有之前已做出的对华援助承诺将继续兑现，而尚在执行的援助项目也将有始有终。

2010年起，德国正式停止对华传统的货币形式的经济援助，即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的传统对华年度双边预算终止。但德国经合部仍通过其区域合作基金对华开展合作。同时与德国环境部及财政部也与中国签署新型的发展合作框架协议。新型合作的主要领域为气候变化、环境政策、自然资源管理、金融等。

2005年，中国成为法国开发署提供资金的最大受援国，到2009年共对华提供无附带条件的贷款5.52亿欧元

法国在援华方面一直比较积极，根据2008年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法国是仅次于日本、德国的第三大对华经济援助国。财政部和法国开发署的合作始于2003底。2004年10月，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与法国开发署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合作框架协议，法国开发署每年对华提供总额约1.2-1.5亿欧元不附带条件官方发展援助贷款，主要用于改善全球大气环境领域项目。

2005年，中国已成为法国开发署提供资金的最大受援国，当年法国资助的项目总贷款达1.52亿欧元，资金主要流向西部五省区市：云南、广西、贵州、四川、重庆，用于能源、公路、铁路、电站等项目建设。截至2009年，中国利用法国开发署贷款共实施了10个项目，总金额达5.52亿欧元。

2011年英国宣布停止传统对华援助后，2012年依旧对华提供约2.7亿人民币援助，23年共无偿援华23亿人民币

1999年中英两国政府签署《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此后英国政府通过英国国际发展部对中国提供无偿援助，将"减贫"作为其援外宗旨。英国国际发展部曾在2006年高调启动了《2006年-2011年对华援助计划》。该《计划》明确这5年英国对华援助工作的总体框架，确定援助的重点仍是帮助中国减贫和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日标"，援助的主要领域是基础教育、艾滋病防治、肺结核防治、供水与卫生。根据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2012年底，中英已开展合作项目24个，金额总计2.3亿英镑。领域集中在卫生、教育和环境及气候变化三个领域。2011年3月，英国宣布结束传统对华发展援助，6月两国政府签署新型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商定未来围绕全球发展议题及减贫的具体发展问题加强合作。

尽管英国已于2011年表示停止援助，但事实上只有对俄罗斯的小额援助项目已经停止。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英国国际开发事务部的数据显示，英国2012年仍然向中国提供了2740万英镑（约合2.7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援助。

截至2012年，美国33年共计对华援助总额约为5.56亿美元，涵盖藏人社区文化保存、艾滋病预防与治疗等30多项援助。

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公开数据，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开始于1980年。其中，1980-1998财年之间的19年间，美对华援助为1941万美元，1999年以来是美国对华援助的快速发展阶段。从1999财年到有公布统计资料的2012财年的14年间，美国对华援助总额约为5.36亿美元。就项目和参与机构而言，美国对华援助项目目前有30种左右，近20个政府机构负责提供资金和项目实施。

例如，美国对华提供经济支持基金援助始于1999年，至2009财年已达1.1亿美元，年均达1000余万美元，占同期美国对华援助的1/4。主要用于促进人权和藏人社区的文化保存、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国际开发署负责资助和实施的对华发展援助(DA)项目，主要涉及法治和环境保护两大领域。此外，国际开发署还通过发展援助项目与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环境、资源、建筑等方面的合作。公共卫生类援助项目在美国对华援助中也占有较大比重，主要由美国卫生部和国际开发署实施，具体援助项目主要包括疾病控制、研究和培训项目、全球HIV/AIDS倡议、儿童生存与健康、2008年新设立的全球健康与儿童生存等。2001-2009财年间，此类援助总额达8260多万美元，约占同期美国对华援助的20%。

二、中国大力援助过哪些国家？

有好东西就给的隔壁邻居——朝鲜

中国对朝鲜的多次援助，“一五”计划期间，自己资金都捉襟见肘，仍慷慨相助朝鲜。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万志愿军支援，战争费用高达7万亿人民币（旧币），1953年，中国与朝鲜签订合作协定，我国将战时军费一笔勾销，并无偿赠送8万亿人民币给朝鲜。

中朝共同作战

1960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抱怨朝鲜过于亲华，单方面大幅度削减对朝经济援助，中国于是承担起更大的对朝援助义务。

1994年，中国在金日成去世后，一次性对朝无偿援助10万吨粮食，被朝中社称赞为“兄弟情深”。

但是北京仅以两票之差丧失了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的时候，许多人都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这次申奥，没有人会认为中国会失败。一切都在算计之中，所以在投票的时候广播电视高规格报道，满以为又可以激起一次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高潮。可是在全国民众翘首盼望的时刻中国却失败了，而出问题的就是朝鲜将关键的一票投给了悉尼。

2012年1月，中国红十字会从辽宁省丹东市向朝鲜新义州提供了6000箱方便面、约相当于30万元的物资。2月下旬，中国政府对朝鲜进行大规模无偿援助，物资包括粮食、建材等，价值高达6亿元人民币，相当于15万吨大米或者26.5万吨玉米，规模是1994年的两倍。

一直以来，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不断，无论是物资还是资源，而且都是大量的援助。如今形势在变化，有些东西不言而喻。

慷慨援助越南

1950年，中国第一个站出来承认越南的主权，并大量出资援助越南，抵抗法国殖民军。50年中国在繁重的抗美援朝的中，已经透支了，但是，越南请求中国支援1500吨-2000吨大米，中国还是决然答应了。

1950年至1978年中国对越南直接提供的物资和中国部队赴越的军费开支，按当时国际价格计算，总额在200亿美元以上，放在今天就更加没法估量了，为中国对外援助历时最长，援助数额最大。在上述援助总额中，除无息贷款约14亿元人民币外，其他均为无偿援助！

战争结束后，中国仍不断援助，帮助越南复苏经济，一直到1975年越南南方解放，中国减少援助。中国当时并不是富有的国家，拿国力，民族牺牲去援助，这是中国人最无私的表现，曾建并肩作战，结下深厚友谊。然而，时过境迁，越南对曾经的盟友并不是很信服，一度想扩张势力，79年入侵柬埔寨，中国果断出兵阻止，中越战阵爆发，直到1991年恢复正常外交关系。

那么今天，越南和我国关系也是最一般，2016年越南还在南海叫嚣，发难中国。

不断索取的阿尔巴尼亚

我国和阿尔巴尼亚1949年建交。曾经，在1960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同意赫鲁晓夫攻击中国，此后，中阿两国便有了“兄弟”之称。中国自古以来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阿失去了苏联的援助，中国主动承担阿的援助，几乎有求必应。1960年中国正式灾荒时期，却还是经济援助阿尔巴亚5万吨粮食。

一直以来，中国像阿无私的支援，1954年支援阿100多亿，并帮助培养技术骨干，然而，阿并不满足，不断索取，先后不断索要烟草，沥青，原油等等。1970年，中阿恋情降温，阿依然向中国请求各种支援，但是，这次，我国没有提供那么多，反被阿在1974年含沙射影攻击。直到邓小平复出，才结束这畸形的外交。

知道索取，却毫无回报，甚至都没偿还。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了，然后回到普通。

目前中国以非洲国家为援助重点，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是中国根据中非合作论坛非方成员的愿望，着眼于中非关系发展的现实需要而决定召开的峰会，本次峰会以“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主题。

中国经济援助最多的非洲国家前10名：

坦桑尼亚

刚果

赞比亚

埃塞俄比亚

莫桑比克

尼日利亚

喀麦隆

塞内加尔

肯尼亚

加纳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一边以“中国”的名义向发达国家进行乞讨，一边以“革命”的名义向地狱国家进行撒币——据不完全统计，几十年对外讨来了一千多亿美元，但却对外撒出了两千多亿美元——典型的赔本赚吆喝，难怪中国大陆的老百姓越来越穷。“发展中国家”就是丐帮国家，但是共产党中国却是一个装阔的乞丐。

【70、“中国人杀子”并不可信】

《为什么希腊人“弑父”而中国人“杀子”》（凤凰网读书 2019年10月23日）报道：

有的时候，历史需要“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地去看，才能发现一些整体性的规律。 比如只有升上太空，你才会看清地球是圆的。 或者说，只有跳出庐山之外，你才能发现庐山的真面目。

“不读中国史，不知中国之伟大； 不读世界史，不知中国之特质。 ”不读世界史，你无法准确地判断中国文明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自身的独特之处。

借用并改写西南联大皮名举教授的话。原话是“不读中国史，不知中国之伟大； 不读世界史，不知中国之落后”。——张宏杰

01、“弑父精神”与“杀子文化”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别。

希腊神话中一个常见的主题是“弑父”，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是俄狄浦斯的故事。

有一位国王，得到一条神谕，说他“将被儿子所杀”。这个国王很害怕，因此甚至不敢和王后同床。有一天，他酒后忍不住乱了一下性，结果生出一个儿子，叫俄狄浦斯。国王很害怕，就把这个婴儿扔到了山里。结果这个孩子被一个牧羊人发现并且养大。长大之后，他和国王在城里狭路相逢。两个人互不认识对方，国王命令俄狄浦斯让路，俄狄浦斯脾气也很暴，盛怒之下把国王也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杀死了。然后他因为能力出众，被民众选为国王，按照习俗与前王后也就是自己的母亲成婚，于是应验了他将“弑父娶母”的神谕。

俄狄浦斯杀父娶母，西方家庭悲剧的源泉

这个故事后来被弗洛伊德引用，形成心理学中的一个著名术语：“俄狄浦斯情结”。

除了这个故事之外，在希腊神话中，“弑父”的例子实际上还有许多。希腊的神界频繁发生父子冲突，父亲通常会对自己的儿子百般提防。天空之神乌拉诺斯把子女们囚禁于地下，结果他的儿子克洛诺斯用大镰刀阉割了父亲，取代了父亲的统治地位。

克洛诺斯成为神界的主人后并不放心，因为他的父亲死前对他说：“你也将像我一样被自己的儿子推翻。”于是克洛诺斯做出了一个残忍的决定：把生下来的孩子全吃掉。所以他的头五个孩子，全都在刚出生时被他一口吞下。第六个孩子叫宙斯，也就是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神，出生之后，被母亲用石头调了包，侥幸活了下来。长大后，宙斯把父亲扔出了王宫，自己成为众神之王。

希腊神话中“弑父”的故事这么多，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而是反映了希腊社会当时的某种现实。

遍观中国上古神话，我们绝对看不到这类“大逆不道”的情节，与此相反，我们看到的多是“杀子”的传说。

比如尧舜禹中的舜很有才干，但是他的父亲瞽叟却不喜欢他，经常无缘无故地毒打他。舜怎么办呢？他从来也不反抗。打得轻，他就乖乖地忍受着；打得重，他就逃到荒野中，一个人痛哭。尧听说了这些事情，认为舜品德高尚，准备重用他。结果瞽叟更不高兴了，他联合自己小妾生的儿子象，要谋杀舜。有一次，瞽叟要舜修房顶。舜刚爬上去，瞽叟和象立马抽走梯子，放火烧屋。好在舜把自己头上戴的斗笠当作降落伞使用，然后跳了下来，逃过一死。结果过了两天，瞽叟叫舜去挖井，舜又老老实实去了，等舜下到井底，他的老爹和弟弟就急急忙忙地挖土填井，想把他给活埋了。幸运的是，舜很有警惕性，知道他们没安好心，一下井就早早在井的侧壁凿出了一条暗道，这才又捡回一条命。

因为这种“百忍成家”、“不惜一切代价建设和谐家庭”的精神，让舜成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圣贤，被万人歌颂，后来又成了领导。这个今天读起来有点儿怪异的传说，在1911年以前，一直被当作教育中国人的最经典的故事之一，列为“二十四孝”之首。

“二十四孝”中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在一个大灾之年，一名叫郭巨的孝子为了省下一口粮食以确保母亲不挨饿，打算把自己的儿子活埋了。他的理论是，儿子死了可以再生一个，母亲死了就不能复生了。这就是二十四孝中著名的“郭巨埋儿”。

这两个故事也不是偶然出现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样极端地强调孝道的故事很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许可以把中国文化解读为“杀子文化”。

02、神话是现实社会的隐喻

那么，为什么西方神话的主题是弑父而我们是杀子呢？

这个原因比较复杂，归根结底还要追溯到中国和希腊地理环境上的不同。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中国地理环境有两个特点。

第一，它是半封闭的，由青藏高原、草原、沙漠、长城围起来。第二，被围起来的这一大块腹地，土地很肥沃，非常适合发展农业，也非常适合定居。

而希腊的地理环境与中国几乎完全相反。

希腊地理环境的第一个特点是开放性。

希腊是个半岛，看希腊地图，给人留下第一个印象的是它的海岸线之长。除了北部，这个半岛的其他任何地方距海边都不过五十公里，海岸天然良港密布，航海条件得天独厚。用顾准的话来说，“这种条件几乎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不具备的”。

第二个特点是土地非常贫瘠。

希腊多山，土壤里有很多石块和沙砾，不利于农业耕作。所以古希腊作家、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希腊“一生下来就是由贫穷哺育的”。

这种地理环境的不同，决定了中国文明和希腊文明的区别。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在黄河两边世代定居下来，很快形成了大面积的、单纯的定居农业模式。中国文明从根上就是农业文明、定居文明。定居文明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不过是对上一代的重复，老年人的经验和智慧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发洪水，什么时候播种。

所以我们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在农业社会，老年人是永远的权威，一切社会资源都掌握在老年人手里，老年人对家族的支配是终身制的，年龄越大，辈分越高，发言权就越大。

所以中国社会是一个“尚老社会”，与“老”有关的一切词都是好的：“老实”“老练”“少年老成”“老板”“老总”……都有成熟、稳重、德高望重的意思。

而希腊人的生活却不是这样。

希腊贫瘠的土地不适合种大米和麦子，不过那些多岩石的山坡能用来种葡萄树和橄榄树，也可以养羊。所以，希腊粮食不能自给，但是可以生产橄榄油、葡萄酒和羊毛。 橄榄油、葡萄酒和羊毛不能吃，怎么办呢？可以卖了换粮食吃。所以希腊人就到海上去做生意，把自己生产的橄榄油、葡萄酒和羊毛卖到别的国家，把别的国家的粮食运回来。

海上贸易和定居农业这两种生活方式完全不同。

大海显然是年轻人的天下。因为大海充满危险，一次远航要用时数月，与风涛搏斗，这是老年人做不到的。

所以在早期的希腊社会，最富有的往往是年轻人。在希腊传说中，我们读到更多的是对青春、活力的赞美。希腊雕塑歌颂的多是青春、健美的人体，因为希腊人崇尚展示青春和力量的体育运动。

这种航海的商业活动更重要的一个作用是打散了血缘纽带。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不可能是一个家族的男女老幼上一条船，只能是各家的年轻人上一条船，在这条船上，人与人之间是平等关系，而不是长幼尊卑的关系。所以一般来讲，在古代希腊，儿子成年后，父亲就会承认他的平等地位。这一传统后来演变成了一条法律：“雅典男性成年后（17周岁、18周岁）即完全摆脱家父的控制，在通过由家父或监护人及立法大会主持的市民资格考察以后，即可获得独立权利而登记造册。”

说到这里，我们回头再看希腊神话。

神话是现实社会的隐喻。

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把西方民主制度的产生直接归因于儿子对父亲的反抗。他认为，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从“原始父亲”的专制向“兄弟联盟”的民主转变的过程。

在希腊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血缘纽带不断松弛，父权不断弱化。成年人以平等的方式组成社会，从而创造出了希腊的民主城邦。

“弑父精神”是推动希腊西方社会不断发展的一个基本精神动力。人们对家庭权威的态度，决定了他长大之后对社会权威的态度。西方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敢于反抗权威，在代际冲突中完成新陈代谢和自我更新。

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鬼魂经常干涉人世的生活，需要人的供奉。而血缘纽带断裂后的希腊并非如此。“在古希腊罗马人的观念中，灵魂犹如飘忽的影像，不具实体，甚至连思考和说话的功能都没有，无力干涉生者的世界。而且，死者一旦获得埋葬或火化，其灵魂即可渡过阴河，进入一去不复返之乡，从此断了还阳的归路。因而，古希腊人对已经安葬，尤其是已经火化的死者的灵魂并没有畏惧感，很少有鬼魂上门造访的故事。”

03、血缘从未断裂，神明已然轰塌

在世界其他主要文明当中，血缘纽带也以其他不同的方式早早地被割断了。比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也很早就从血缘酋邦时代进入分层社会，推动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商业。而商业在两河流域之所以重要，也是因为两河流域的地理环境与中国相当不同。

“古代苏美尔位于两河之间……每一座城市及其卫星城镇都被沙漠和其他的城市分离开来。……苏美尔几乎没有石头或金属，除了棕榈、柽柳、柳树和白杨这些并不太好的建材之外，几乎没有木材。铜、石头和建筑木材，如果需要的话，也只能通过同北部上游的贸易而获得。”

因此，苏美尔文明不存在如中国这样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同地区的物产必须大量交换，大商业特别是长距离的远途贩运在苏美尔社会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并且决定性地影响了社会组织的形成。“在苏美尔人那里……大商业的存在是生产分工或者说社会劳动分工中不可缺少的，而且是将整个社会生活整合起来的黏合剂。”

因此，苏美尔人的血缘纽带也很早就断裂了，血缘纽带断裂的一个表现就是神庙的兴起。因为人群不再以血缘为联系纽带了，自然也就不能用共同的祖先来维系团结了。他们要寻找新的共同的信仰，这就令中东地区出现了巨大的神庙。苏美尔各个城邦都竭尽全力，修建精美的神庙，供奉整个城市崇拜的主神，这些神与祖先是没有关系的。共同的神“是有力的社会黏合剂，将居民团结在一起，团结在国王身边，顺从其作为宇宙秩序的一部分。”人们的社会地位由财产而不是血缘决定，穷人大批地成为富人的奴隶，由此进入奴隶社会。

而在中国，商业自始至终不发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主体。“吉德炜指出，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特点有助于解释其文化发展的形式。早期中国文化的根基是农耕，所以市场的作用似乎很不重要。另外，中国境内主要大河的流向是自西向东的，这种自然环境很难激发地区间贸易的发展，因为它们流经的纬度相同，故而自然资源基本相似。缺少大范围贸易网络也可以用自然资源分布的广泛性来解释，各地日常生活都可自给自足，没有必要进行贸易。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自然环境与此完全不同，社会发展所需的金属矿石、坚硬的石料和优质的木材十分匮乏，都要依赖远程贸易网。”因此，中国历史的发展与其他主要文明不同。

在其他文明血缘断裂的同时，中国却出现了血缘群体的不断扩张，从家庭、家族扩大到部落、部落联合体，最终形成国家。

商代中国看起来和比它早一千多年的苏美尔城邦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比如城市、宫殿、文字和青铜器。但这只是表面类似，骨子里，中国早期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及后来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有很多截然不同的地方：在两河流域，青铜器之所以出现和发展，主要是由于耕种和作战这些实用因素。而在早期中国，青铜器主要被制造成礼器，用于政治目的。虽然中国的青铜文化如此发达，但农民们用的一直都是简陋的石器。苏美尔人创造文字是为了记账，或者说为了服务于经济。而中国的甲骨文记录的几乎都是占卜，而占卜是商代政治的运作方式。在苏美尔，城市是从经济中心或者说商品交易中心发展来的，而在中国，最早的城市都是政治中心，而非经济中心。因此，考古学家张光直强调，推动中国文明形成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是政治而非技术和贸易。而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比如希腊和苏美尔，是相反的。

张光直也因此认为，中国早期文化与玛雅文化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重要特征是连续性的，就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而苏美尔文化“是一个突破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亲属制度被破坏，亲缘关系为地缘关系所取代。”

然而，虽然和中国一样属于连续发育的文化，玛雅文化也没有祖先崇拜，只有神灵崇拜。所以，我们看玛雅文化与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一样，有着巨大的神庙建筑。中国没有这种与民居完全不同的神庙建筑类型，中国的太庙建筑与活人使用的宫殿建筑毫无二致。

因此，血缘这个纽带，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一直牢牢地束缚着中国人。

儒家的政治学说原理，其实就是把血缘原则放大到国家。

有人说，中国人的宗教是儒教，而儒教的核心是孝道，是“慎终追远”“无后为大”。语言学家研究统计，世界上主要的民族的语言中，关于亲属的称谓有25个词左右，但汉语中有多少个呢？350个。与父亲同辈的男性，英语只用一个uncle就打发了，而汉语有伯父、叔父、姑父、舅父、姨父5种称谓。英语中cousin这个词，在汉语中要用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兄、表弟、表姐、表妹这8个词才能表达。这正说明血缘关系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直到明清，太庙仍然建在离皇宫最近的位置上。在中国南方，一个村子中心最精美的建筑基本都是宗祠。而如果你到世界各地去旅游，你会发现，不论是印度、中东还是欧洲，他们城市中心的教堂、寺庙供的都是神，没有一个是供奉祖先的。

中国人的庙供的是祖先，其他文明的庙供的是神。这是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一个根本区别。

最热评论

彤心 [安徽省网友

哗众取宠的玩意，你中国人吗？你家最近“杀子”了吗？

推荐5/回复/举报2019-10-23 13:07

江南旧梦 [河南省网友]

血缘断裂的那些古国早都灭绝了。而中国还巍然屹立。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杀子”和“雷锋做好事”一样，是人造的典型、树立的榜样，也就是说，这都是生活中极其罕见的，并不可信。

《难以相信 中国发现大量弃老遗迹》（中国国家地理 2009年第09期  黄绍坚 望南）报道 ：

湖北郧县等地大量弃老洞的存在和当地广为流传的弃老传说，对中华民族的敬老传统提出质疑和挑战。历史学者黄绍坚对此进行了大量考察，对弃老问题提出全新的见解。

据说，湖北十堰市郧县有数百座崖墓，当地人叫做“寄死窑”、“寄死窑”的弃老洞数量更是很难统计。我们的作者、摄影师在汉江流域展开了大范围寻找弃老洞的行动。

崇祯十二年（1639年），庶吉士郑鄤在京城西市甘石桥下四牌楼刑场被凌迟处死，所挨刀数竟达3600刀之多。郑鄤所受刑罚之惨烈可谓闻所未闻，而其罪名竟然是“惑父披剃”、“迫父杖母”的不孝之名。郑鄤案是崇祯朝的一大冤案，他仗义执言，因言获罪时年仅45岁。其实，研究郑鄤的年谱会发现，郑鄤其实是个孝子，获罪前七年的时间内，郑鄤父母双亡，而其一直尽心守丧。

能够以不孝之名将人陷害，并处以极刑，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孝文化的巨大杀伤力。崇祯以孝闻天下，由此上推一千八百多年，汉文帝刘恒也以仁孝闻名，并以“亲尝汤药”的孝子行为进入了“二十四孝”故事。从帝王到百姓，从宫廷到民间，游荡于千年之中的孝子故事，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温情的一部分。中国人是在一种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孝文化的大环境中长大的，孝似乎是每一个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本性。

谢选骏指出：人说“可怕的习俗：寄死窑，只要年满六十就会被送到这里，任其自生自灭！”我看——这比俄狄浦斯情结如何？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吧。简直是希腊神话专杀长辈的翻版！

网文《寄死窑》报道：

“寄死窑”又称“自死窑”、“寄死窟”、“老人洞”等。指的是在山壁上或灌木丛中挖掘可容一人大小的洞窟用来寄放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专家认为，这一发现不仅印证了中国民间丧葬习俗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也为广泛流传于亚洲国家的“变弃老为敬老”的类型故事找到了一个依据。但也有专家认为，如果这些山洞用于寄死方式，与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孝道历史完全不合。古时也有尊老、敬老传统。

典故简介

寄死窑盐池河境内寄死窑有十几处，其中距离镇政府所在地最近的有两处，一处在盐池湾村叶家垭，距离集镇仅有一华里；另一处在大岭坡村两河口，距离集镇约6公里。据当地人讲，寄死窑是古时候寄放年岁较大的老人的地方。家人把动不了的老人放进寄死窑，送点食物就不管了，基本是让老人在那里自生自灭。寄死窑一般位于较隐蔽险要的悬崖边或悬崖上，选择整块巨大的岩石雕凿而成。窑内一般为长方体空间，宽约1米，长约2米，高约0.8米，可躺2人，窑门窄小而隐蔽。据人类学家研究，我国和其他国家在远古时代及至较近年代，由于生产力过于低下，国家或部族认为人过一定年纪后为无用之人，规定将老人都丢弃到荒山野岭，让其活活饿死。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有一大官之父已到规定岁数，但此人极其孝顺，舍不得丢掉自己的生身父亲，就花巨资专门为父亲打造一个窑，把父亲藏起来，每天送吃送喝。一天送饭时，父亲见儿子闷闷不乐，遂问缘由，儿子告诉父亲缘由，原来外邦送来一只巨大的动物，形状似鼠，没有能降服它的动物。外邦要挟皇帝由此称臣。父亲告诉他准备一只九斤半狸猫，必能降服此物。此人按父亲所说，果然化解危机。皇帝问清一切，便觉老人的智慧对社会很有用，取消了以前的规定。

文化底蕴

自2000年以来，在中国川、陕、鄂、豫交界的汉水流域中游及其支流发现了大批古代“寄死窑”，专供到了60岁的老人自我死亡时使用。

与对日本、韩国的弃老山、印度的弃老国一样，学术界先后提出了死亡地说、古老久远说、生存法则说、灾年不得已说、野葬遗留物说、野蛮习俗说、生产力落后说等等。事实上，“寄死窑”风俗的形成和延续，不仅反映了汉水流域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产力和物质经济的发展水平，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当地社会文化和文明的进化程度，并突出而鲜明地折射出汉水流域人们对待生命和死亡的态度与观念。

寄死窑发现

“寄死窑”成对出现

2009年8月，在湖北省丹江口市官山镇西河村旁一座小山的半腰，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刘守华和几个当地年轻人对鄂西北武当山的民俗遗址进行实地考察。

远处看，两眼窑洞形状规整，隐约留有人工痕迹。相距约百米，皆掩藏于灌木草丛之中。其中大一些的高约80公分，宽50公分，深2米左右，窑中潮湿无物，开凿年代不详。洞口开凿得方方正正，洞内平平整整，里面刚好可容一人，可以躺下也可以蹲着。

另一口“寄死窑”洞口大小相同，只是明显要长一些，据曾早一些时间到此考察的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的学生说，当时他们曾经在洞中躺下测量，刚好有一个大个子的身材那么长。据当地村民介绍这两口窑洞一个给男人用，一个给女人用。类似的“寄死窑”在该村及邻近著名的“民歌村”吕家河村共有二十多处。整个官山镇发现了大约四十多眼古时遗留下来的“寄死窑”。

弃老习俗

证实“弃老”习俗存在

如果说《斗鼠记》的类型故事是保存在口头文学中对于过去社会历史的一种记忆，那么，至今（指2009年）尚存的“寄死窑”遗址恰与口头传说相印证，有力地证实了“弃老”习俗的存在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斗鼠记》的故事在中国汉族地区迄今（指2009年）发现了十多种异文版本，它的广泛流传和寄死窑遗址的大量发现，说明“弃老”的‘野蛮’习俗在中国古代确实流行过。它的存在是由古代极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原始社会的人们为求生存需作极艰苦的努力，维持自身生存才能保证族群延续，为此，人们往往“顾生不顾死”，不得不把丧失谋生能力的长者“弃老于野”，或送进“寄死窑”令其自毙。这种习俗在当时不仅不悖情理，在食物匮乏、生存条件极端恶劣的原始社会，杀死非生产的成员对社会来说是一种合乎道德的责任。

“弃老”的主要原因

根据有关资料推断，造成弃老习俗的原因大概有三：在渔猎和采集时代，首先由于生产水平低下、食物缺乏是对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没有剩余产品养活精疲力竭的老人；其次当时社会处于蒙昧状态，人类积累的知识经验很少，老人丧失向大自然索取现成食物的健康体魄后便成了集体的累赘；同时当时人类以氏族为单位，群居野外的生活方式，造成了供养老人的困难。

废除传说

传说大意是说在古时，麇国有个规矩，“老人无用”，凡是上了60岁的老人，都要被送到偏远的“寄死窑”里去，家人送饭三天后便不得再管，最终让其冻饿而死，谁也不能违抗这个规矩。

一年，某外国使臣携一硕大如黄牛的“犀鼠”欲同麇国斗鼠，败者向对方称臣纳贡。王公尝试了所有的办法，放出凶猛的老虎亦不敌挑战者，举国上下不安。一位农民不忍心送年迈的父亲去寄死窑里受罪，偷偷将老人养在家里。说及斗鼠事，老人告诉儿子：“鼠惧猫，如将一猫养至十三斤半，放出即可击败犀鼠。”此农民听后立刻报告王公，照此办理，果然无敌获胜。这个农民受嘉奖时说出是自己年过六十的父亲献的计策，国王听后认识到“老人是个宝”，于是下令废除了弃老于“寄死窑”的规矩。

这个关于老人以智慧化解国家难题，从而使尊敬孝养老人的习俗得以确立和普及的类型故事，不仅广泛流传于中国很多地区，印度、日本、朝鲜、印尼等亚洲国家也均有同类传说。由印度流传到中国的汉译佛经《杂宝藏经》中有《弃老国缘》的故事，在日本有《弃老山》、《年高智不衰》的传说。

这些故事的情节虽是虚构的，故事中的“难题”也并不一样，但是由老人用智慧化解难题，从而使举国上下认识到“老人有用”，并将“弃老于野”的野蛮习俗转变为“敬老养老”风尚的主题却是一致的。而首次在湖北发现的寄死窑遗址，不仅使这个至今仍有道德伦理教化作用的故事获得了“传说核”，也为研究人类社会风尚和丧葬习俗的演进提供了有重要价值的实证材料。

习俗改变年代

世界舆论指出，亚洲是一个“自古以来就有敬老传统的地区”，在整个亚洲的大家庭中，有着“久负盛名的敬养老人的传统”。至于这种对待老人习俗的大转变发生在什么年代，学术界至今说法不一。武当山地区现存的这些“寄死窑”究竟开凿于何年代？它们是否曾被启用过？又于何年代将其废弃？仍有待于做专门考证。如果能破解这些文化遗迹之谜，或可是研究中国乃至亚洲敬老习俗确立和丧葬习俗演进课题的一把重要钥匙。

现象点评

道德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古时，弃老、食老是道德的，不弃不食反而是不道德的。尊老、养老是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达到了一定水平、文明和道德的的标准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在我们这个星球上，遗弃老人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一种犯罪行为。老人是个宝的理念深入人心，孝敬老人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最珍视的一种传统美德。

网民嚎叫：

活到60岁就被遗弃，中国历史上是否真这种习俗？

自古以来“孝”字就是中国文化中相当重要的一环，崇祯年间，庶吉士郑鄤在京城西市甘石桥下四牌楼刑场被凌迟处死，罪名均是不孝，所凌迟的刀数竟然是3600刀。虽然这是个冤案，但是不难从中看出孝在中华文化当中的地位。但是到了60岁被遗弃，这件事可能真的发生过。

谢选骏指出：弃老洞、寄死窑的存在，说明“希腊人弑父”而“中国人杀子”的说法，实属片面解读、盲人摸象也。实际上，据河南人说，饥荒时节就会逼迫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走入山林等死，以便节约口粮给年轻一代——为了种族繁衍下去，必须牺牲基本人伦。这个时候，敬老爱老的伪装全都撕下了！这不是孤立的——最近到处传闻，许多农村的留守老人为了省去子女的“麻烦”，不惜自杀，为的只是死的时候身边有人给自己送葬！免得死在家裏喂老鼠……

【71、“油腻的中年猥琐男”是一种厌男症状】

《“油腻男”原创、争议作家冯唐做客BBC 谈居英感受》（BBC中文网专访 2022nian 7月24日）报道：

疫情期间，中国大陆争议作家冯唐因各种“阴差阳错”的缘故，在伦敦住了下来。他近日作客BBC中文访谈节目，回答一些有关争议的问题，也谈到了他眼中的英式“油腻”和他舌尖上的伦敦。

提起冯唐，熟悉当代中国文化的人或许都会想起他2017年的那一篇《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即使没有读过的人，或许也对“油腻男”这个形容油腔滑调，世故圆滑，不修边幅，无真才实学却又喜欢吹嘘的中年男性的概念略知一二。

“油腻男”概念一经推出，迅速攻占大陆社交媒体，但同时，也引发了很多反对的声音和对冯唐本人是否陷入中年恐惧的嘲讽。

新冠疫情期间，冯唐因为封城、航班取消和种种他所说的“阴差阳错”的缘故，在伦敦住了下来。既来之则安之的他，也因此多了一个近距离观察和体验英国社会和文化的机会。

冯唐近日作客BBC中文访谈节目，回答了一些有关争议、写作的问题，也谈到他眼中的英式“油腻”。

“不能剥夺别人说话的自由”

冯唐称对于批评的声音，他总的来说是采取姑且听之姑且说之的态度

“出道”以来，冯唐作为妇科医生、经理人的“分裂性”个人经历也常常成为谈资。他曾经就读协和医科大学，攻读临床医学博士，专攻妇科肿瘤专业，之后改行到麦肯锡工作，成为其全球董事合伙人，然后到华润医疗当首席执行官，几年后又到中信资本，在此期间，他的很多文学作品相继问世。

事实上，冯唐的争议作品远不止《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从被官方下架的翻译作品《飞鸟集》，到被指露骨描写性爱的“淫书”《不二》，冯唐的写作生涯中，曾不止一次引来“物化女性”、赤裸裸、“油腻”、狂傲的热议和批评。争议一词，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他身上一个摘不下去的标签。

近年来，在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取消文化”风头渐盛，但随后，也开始有一些人站出来批评此一现象引发人们恐惧心理，深怕一不小心动辄遭罪，上纲上线遭到网友群起攻击。也有人批评“取消文化”缩小了自我表达的言论自由，对于差异性多元化的容忍度也降低了。

那么，冯唐这位争议作家怎么看围绕表述自由的争议事呢？

在冯唐看来，首先，“个体应该有表达的自由”，否则“创造不出伟大、了不起的东西”。

他在接受BBC中文访谈时解释说，“作为一个成人，我没有造谣，没有污蔑，没有故意搬弄是非。应该有自由去表达对一个问题的看法。”

冯唐还说，“不自由表达，总是自己审查自己，无论在西方、在东方，在过去、在现在，只要有很强的自我约束机制，不能自由思想了，不能自由表达了，很有可能就创造不出了不起的东西。”

“没有创意，没有了不起之处，表达就是浪费，还不如去唱卡拉OK，就是重复一下别人而已，”他说。

但是冯唐也承认，身为创造者、发言者，做事“要有度”。

“你不能作恶，不能搬弄是非。应该有底线。有些底线是法律底线，有些是道德底线，有些底线是人心底线，要在这个底线之上说话……”

在英国体会油腻

对于已经成为大陆网络流行语的“油腻男”概念，冯唐自己曾多次表示，其实讲述“油腻”更多是为自省，希望中年男人能够远离“油腻与猥琐”，“敬爱女生，让世界更美好”。

为此他曾提出建议：不要成为一个胖子；不要停止学习；不要呆着不动；不要当众谈性；不要追忆从前；不要教育晚辈；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不要停止购物；不要脏兮兮；不要鄙视和年龄无关的人类习惯。

那么，“油腻”的概念是否局限于中国的特定国情与文化环境呢？在英国生活一定时间以后，冯唐是否对他笔下油腻又有新的认知呢？

冯唐首先说，“我能在英国体会到油腻。”

他对BBC中文解释到，油腻很可能是一个有相对长历史文化的地方多多少少都免不了的现象，“其实它有几个核心词，比如说，不真诚，混，形式主义。”

“找借口”、凭着祖上的荣光“端着”、“装着”，这些都是冯唐说他在英国、特别是伦敦体会到的“油腻”。

“比如，你跟他说这事你做得有缺陷。他第一反应不是说如何把这个事情干好，而是说这不是我的错。我已经发邮件给谁谁谁了，但他没有回我。”

冯唐认为，英国的一大油腻就是凭着祖上的荣光，“装着”、“端着”——再比如，所谓的装。“本来到这里我以为我不需要西装领带了，发现还不行。有些地方（还是）必须穿西装打领带，穿正装，人家才能让你进，才能让你去吃饭。”

“当然要入乡随俗了，这是人家的规矩。但这个‘装’，还体现在别处。比如别人帮你做些事，你需要手写个明信片感谢一下等……这些有美好的地方。但是一旦变成不得不跟随、不得不去遵从的事情，我觉得有点儿累。 ”

伞下和舌尖上的伦敦

虽然诟病了英国的“油腻”，但对于伦敦这座大都市，冯唐其实还是颇有好感的。

秋冬阴冷潮湿，春夏也是灰多于蓝，阴雨早已成了伦敦的象征，但是冯唐却“特别喜欢下雨”。因为，“一有雨的时候，心就能忽然静下来，打开电脑写作”。

不过，冯唐舌尖上的伦敦，却依然颇为迎合“这个国家不会吃”、炸鱼薯条“黑暗料理”的刻板印象。在冯唐看来，伦敦“没有属于自己的美食”。

冯唐承认，“很多朋友抱怨伦敦好吃的不多，其实这是一个有误导性的错误概念。因为，伦敦有好多家米其林餐厅，甚至有四家还是五家米其林三星的饭店。另外，食物也非常多元化。”但是，他也给伦敦餐饮总结了两大问题：一是本地没啥好吃的，“有炸鱼薯条，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第二，即使有国际化美食，“做的也不像香港和东京那么细，太糙了。”

宅家三件事

冯唐说，在英国期间，因为疫情的原因没有能够到处走走，外加“自己本身也比较宅”，所以基本就干三件事。

第一是写作，“终于有足够的时间写东西了。”冯唐说，来英国之前非常忙，平均每周工作80-100个小时，基本没有自己的时间专心写作，所以要进行严格的时间管理，把星期天留给自己。五六个小时可以写个短的，长的基本就是春节期间，大概有十几天的时间，能写5万字，三年写一个长篇。“现在呢，能够睡到自然醒……每天写个两三千字。很舒服。”

第二是涂鸦，也就是写毛笔字和画画。冯唐说，因为经常要签名，小时候还曾经练过三年颜体字，（在伦敦）就开始写毛笔。再加上，“有人愿意办展览和购买，所以也就顺势而为。”

第三是讲课，“做个拐杖”。在英国期间，曾经做过多年经理人的冯唐开始在线上讲解“资治通鉴”。冯唐说，他一直想依据自己的经验和领悟，做一个适用于中国人的通用管理学，称为“成事学”。他说，这不是成功学，是为了帮助任何一个想改善管理、提高效率、让自己有成事能力且能持续成事的人，“我就相当于一个拐杖，帮大家进去。”

谢选骏指出：原来“油腻男原创”就是“油腻男原型”啊！而油腻大叔的基本原则就是“底线”——不能突破底线，所以只能不断改变职业；既然你要坚持做人的底线，所以只能逃之夭夭了，到另一个国度自谋生路。谁说油腻大叔没有原创？

《专访冯唐：为什么中国这么多“中年油腻猥琐男”》（周卫 BBC中文记者 2018年8月2日）报道：

7月香港书展期间，冯唐在香港接受了BBC中文专访。黑色打底T恤，黑灰相间的中袖衬衣，深色牛仔裤，大红色球鞋，伴随着一阵掌声，中国内地作家冯唐出场了。

这是他第四次参加香港书展。今年，他分享的主题是“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数百个座位座无虚席，前来聆听的大部分是女性。主持人说到“猥琐男”，全场发出一阵掺杂着一丝男声但又几乎被女声完全掩盖住的娇笑声。

跟其作品中充斥的自恋不一样，冯唐入座时带着腼腆。尽管入座瞬间没有任何言语和动作，观众席还是发出一阵轻笑，这时一个男生大喊：“太猥琐了！”全场哄笑。

2017年10月，冯唐发布文章《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此后，“油腻中年”成为中国网络流行语，并引发一场标签式群嘲。为远离油腻与猥琐，“敬爱女生，让世界更美好”，冯唐在文中给出十条建议：不要成为一个胖子；不要停止学习；不要呆着不动；不要当众谈性；不要追忆从前；不要教育晚辈；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不要停止购物；不要脏兮兮；不要鄙视和年龄无关的人类习惯。

“油腻男”迅速攻占社交媒体的同时，也引发了很多反对。在一次演讲中，同为中年男人的中国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俞敏洪表现出对这一热词的抗拒——俞敏洪称，这是冯唐自己陷入了中年恐惧。

冯唐还按照自己喜好翻译泰戈尔的《飞鸟集》，这也引发极大争议，比如，他将“The world puts off its mask of vastness to its lover”翻译为“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而这句话的直译应该是“世界会在它爱人面前卸下其莫大的遮掩”。2015年12月，浙江文艺出版社以该书"出版后引起了国内文学界和译界的极大争议"为由，宣布紧急召回《飞鸟集》。

有意思的是，在冯唐自己的微博上，《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一文获得点赞最多的回复是：此文却略带油腻。社交媒体上，甚至有人提问，冯唐自己不就是个油腻的中年男人吗？

冯唐在中国有大量女粉丝

7月香港书展期间，冯唐在香港接受了BBC中文专访。谈话中，他会认真听每一个问题，回答问题时看着提问者的眼睛，全程体现良好修养。以下为对话节选。

BBC中文：你曾经在《奇葩说》说过，写油腻中年男主要是为了自省，你现在自省得如何了？

冯唐：对，我还因此写了本书呢。里面列了十条，我对比了下，我大概能做到八九条。这十条是我的标准，我的自省，从来没有黄金标准。因为我不想胖，所以我就把不要成为一个胖子定成第一个标准。肥胖跟慢性病是有非常直接的科学联系的，我也不想老的时候过得很惨。胖了之后，你的精神劲儿就没了，感觉上就会特别中年化。外国很多七八十岁的人也保持得很健康，你很难想像一个200多斤的人会很健康。

BBC中文：网上很多人把这个概念跟中年危机联系在了一起，你写的时候有自己中年危机的原因吗？

冯唐：它不仅跟中年危机联系在一起，还应该跟国家的很多问题联系在一起。如果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或多或少有点油腻，或者有油腻的可能——当然我也有油腻的可能，因为我每天面对各种诱惑，毕竟洁身自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大家可能要想想，首先可能跟年龄有关。

后来这个文章发酵到不仅仅是中年，青年也有，老人也有，女人也有，不同职业的人也有，这就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的总体环境比较油腻。你如果老实、诚信、实事求是，你可能就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好处。如果长出来的东西都是油腻的，那就可能是这片土地有问题，可能是空气或水有问题。或者换个角度说，是这个社会的三观出现了问题。

BBC中文：你标题里除了油腻，还有猥琐两个字，你怎么定义猥琐？是和性有关？

冯唐：猥琐就是不干净、不敞亮、不正直、不阳光。油腻就是不清爽不规矩。猥琐的定义很广，比如说他认为油腻不是大问题，但不成功才是大问题，宁可油腻而成功，但不可不油腻而不成功。对我来说这就是猥琐。

冯唐拥有大量女性读者。他也经常在自己拥有近千万粉丝的新浪微博主页上评论相关话题。

BBC中文：你写的中年油腻猥琐男，是华语世界特有的还是人类的普遍现象？

冯唐：我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也在欧洲、日本跑来跑去，没见过特别差的地方，但我还是对自己的国家以及周围的人了解得更多，我觉得我们要更油腻一点。举个例子，我见过蛮多四十多岁、不到五十岁的男的女的，放弃学习，放弃对外表的任何要求，放弃对正义、真理的理想，很多人还放弃对自己的相对约束。就是自己舒服就好，自己拿到就好。

BBC中文：你说的中年是多大？在西方，五六十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很年轻，为什么在中国，大家这么在意年龄，以至于过了三十就会被说老？

冯唐：我心目中的中年应该是60岁以上，算晚中年。跟我平常工作的日本人，都是五六十岁的，你不会觉得他们老。所以要奋起，不要那么早就认老。

BBC中文：你有很多女粉丝，是不是女性对这个话题更感兴趣？

冯唐：可能女性天性比较纯洁，偏水性，天性更讨厌那种油腻。她们看到这些世界，也挑不出更好的词。正好有一个人帮她们把这个词选好了，还很好用，她们可以说"你很油腻"、"你很中年"、"你很猥琐"。有三个词可以供她们用。为什么我女读者多？可能是因为我很认真地说实话，还相对有思考有脑子，还告诉她们男生可能是怎么想的。

BBC中文： 很多人说你直男癌，你觉得你是吗？

冯唐：我觉得我没到癌的程度，还不算病入膏肓。我是纯直男。怎么定义直男癌呢？第一，对自己的估计远远大于自己的实际，包括他的长相。第二，他不给女性足够的平等，认为有些事情是女性一定不能做的，女性是弱势的，或者女性是偏低等的。第三，直男癌内心往往很脆弱，他要试图自己呈现出完全不一样，也就是打肿脸充胖子，呈现出一些癌症的状态。从医学角度来说，癌症是细胞的不可控生长。

BBC中文：你内心似乎挺强大，那为什么大家还说你是直男癌？

冯唐： 我的小说里有很多对女性生理的描述，可能因为这个他们觉得我直男癌。按他们的说法，可能是我物化女性。如果你把“物化”定义为“视女性为天地间美好的事物”，我觉得我是。

我也欢迎女性物化男性。如果我跟你举案齐眉，相敬如宾，那人类就不能繁衍了。如果我不想把你扑倒，那怎么会有小孩出来呢？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大家没有把二者仔细分开。尊重平等，那是在日常社会活动中。但是在有些时候，需要彼此物化对方，要把彼此的动物本能激发出来，才能做出一些AI不能理解的事情，否则我们就是机器了。

谢选骏指出：一般人只听说过“厌女症”，没听说过“厌男症”；其实还真有——例如这个“中年油腻男”的説法就是。

网文《男性贬抑》报道：

男性贬抑（英语：misandry），又称仇男、厌男，是种对男性的仇恨或者强烈偏见。与性别歧视或女性贬抑（对女人的厌恶）相比，男性贬抑通常是指女性针对男性的贬抑厌恶，男性也可能有贬抑男性的观念。misandry这个词是从希腊文的miso-（仇恨），和-andria（男人）来的。男性贬抑被认为是种跟种族歧视或者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相类似的政治意识形态。厌男主义的存在是夸张化男性对女性的从属地位。有时男性因霸凌、异性恋霸权等缘故，也会产生类似男性贬抑的情形，例如针对男性的某些负面刻板印象（尽管通常被当作玩笑话）。

注意这个名词常被和男性恐惧症（androphobia）混淆，两者间的差异非常大。在台湾，后者被认为多是因过去的心理创伤导致对男性的恐惧，情况类似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在中国则由于文化不同，故有不同论述。

词源

英文中的Misandry，也作Misandria，是一个利用希腊语词源创造的新词，以对应女性贬抑（英文：Misogyny，希腊语：μισογυνα），其词根是嫌恶、仇恨和男性）。其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1871年的《旁观者》（The Spectator）杂志，1952年的韦氏词典收录了此词。

厌男主义者则叫做Misandrist。中文在心理学上将其翻译为厌男症、厌男主义、男性贬抑等。日文中除了假名音译，也有汉字“男性嫌恶”（日语：男性嫌悪）的用法。

厌男症，除了对男人的讨厌，还包括害怕、愤怒和蔑视。加拿大肯考迪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安东尼辛诺特从几个方面分析了男人为何招人讨厌，原因归根到底就是偏见。

厌男症首先是源自对历史的误读。历史上的大坏蛋似乎都是男的，例如希特勒、本拉登等。但是，坏蛋的罪恶源自权力，而非性别。

在个人的层面，女性和男性在一起的时候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也会造成这种现象。 

这种将性别意识标签化的做法，只会激化矛盾，消解对话空间，无助于性别权利的改善。

谢选骏指出：“油腻的中年猥琐男”是一种厌男症状，既然已经有人靠此出名，不妨乘胜追击，不要开创“成事学”了，干脆来一门“厌男学”——这才不算辜负了油腻大叔的“基本原则”。

【72、“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伪命题】

《唐小兵：30 个人、13 本书、5 个大问题，关于五四应该了解什么？》（好奇心日报｜2019年05月05日）报道：

五四究竟是一场什么运动？如何评价这场运动？它有着什么独特意涵，又如何影响了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站在今天这个节点，我们又该如何回看和纪念五四？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鲁迅曾经在《呐喊·自序》里说过：“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这是民国初期沉闷而绝望的鲁迅与劝他为新文化期刊《新青年》写作的友人钱玄同之间的一场具有深刻隐喻意义的对话，很自然能够让我们从这个“铁屋子”联想到古希腊柏拉图著名的“洞穴”的隐喻：“一群人被铁链锁在山洞里，面向石墙，光的源头在他们身后，他们却看不见。他们只关心光射在石墙上所显现的影像，并努力揣想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终于，其中一人成功地粉碎了他的桎梏，转过身去，看见了太阳。目眩神摇之下，他四处摸索，结结巴巴地把所看到的讲出来。别人都说他疯了。渐渐地，他习惯了用眼睛去注视这道光源，然后，他的使命是回到洞穴的囚犯群中，引领他们走向光明。这个人是哲学家，而太阳代表学问的真理。惟有在这真理之中，我们才不以幻觉与影像为足，而是追求到真实的存在”。[1] 

铁屋子也好，洞穴也好，都认为人的生命与智性被一种蒙昧与昏暗所遮蔽，都需要一种光亮来照亮。对于欧洲的启蒙运动而言，这光亮来自古希腊与古罗马，是西方历史文化中的“内在之光”，而对于近代以后的中国知识人而言，这光亮却来自遥远而陌生的西方（有时候借道作为中介的日本），是“借来”甚至“盗来”的外在之光（这个比喻源自余英时先生），留学潮流的兴起象征着面对政治、社会与心灵秩序危机的中国读书人，已经不能回到传统中国的三代之治与孔孟儒学去寻求解决危机的思想文化与政治智慧，而必须“向西方寻求真理”。就此而言，中国的五四启蒙运动天然就存在一个中国的文明与西方文明这种异质性的因素甚至体系的融合问题，而这一接榫的历史过程到今天尚未完结，也正因为此，启蒙也仍未完成。

毫无疑问，五四绝不仅仅是一场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运动，[2] 它更多的是一场人的唤醒与觉醒的运动，是呼唤形成人的主体性（即解放与自由，也即延续了谭嗣同所言的“冲决网罗”）的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独特意涵就在于，不仅历史中的这场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典范的启蒙运动，而对这场运动的不断回溯与接续也构成 20 世纪以降中国历史中最真实的启蒙式的历史动力，换言之，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与对五四的历史阐释构成了回环往复的启蒙链条，共同推进着中国人寻求自由与民主的历史进程。而在后者中，学术与思想互动的历史写作自然扮演了重要角色。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经典的阐释来自于美国的三大华裔思想史名家张灏先生、林毓生先生与余英时先生。张灏先生在其自选集中有专门的一辑“重访五四”，收录了他论述五四的几篇经典文献：《五四运动的批判与肯定》、《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民主观念》、《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以及后来的一篇讲演《五四与中共革命：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激化》，这些文献对于五四新文化的一些核心命题尤其是启蒙与革命之间的关系，高调民主与低调民主、幽暗意识与民主文化等进行了极为深刻而富有洞见的论述。尤其是张灏教授提出的五四两歧性，让我们充分意识到五四新文化包含着多元而复杂的思想源流，绝非外在的符号化标签可以“盖棺论定”，而对照近些年来不同知识派别对于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反思甚至否定，就更可见张灏先生这一论断的重要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就包涵着克服启蒙运动的病症的思想资源，因此，对于五四百年的反思并不需要超越五四回归传统，更不需要转过身去拥抱西方，而需要聚精会神地进入五四新文化的源流深处去汲取历史的智慧与光亮。

正如张灏教授所言：“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主知主义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诅咒宗教，反对偶像，另一方面，他们却极需偶像和信念来满足他们内心的饥渴；一方面，他们主张面对现实，‘研究问题’，同时他们又急于找到一种主义，可以给他们一个简单而‘一网打尽’的答案，逃避时代问题的复杂性。”[3] 

2009 年在纪念五四 90 周年的会议上，张灏教授进一步指出五四启蒙与革命的历史关系：“中国近代思想在 1895 年以后，传统的核心价值与宇宙观开始解体，在知识分子里产生普遍的精神失落与思想迷惘。在惶惶的文化解体过程中，他们急需一个新的个人与群体生命的方向感、文化认同与精神的归属感。到了五四时代，这种精神失落已经变得很普遍，形成一种文化基本取向的危机。五四健将罗家伦用‘回旋时代’来描写当时他们所面对天旋地转的精神世界，最能凸显这种文化取向的危机震撼。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五四知识分子的领导人物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一面高谈理性主义、怀疑主义、批判精神，另一面不时流露出他们需要新的‘宗教’。他们也像当时郭沫若一样，一方面要打倒偶像，另一方面也要追求偶像。针对这种吊诡的精神状态，我认为在激化的趋势之下，许多知识分子从 1920 年代至 1940 年代在马列主义与毛泽东的革命思想里，找到了一个新宗教，使他们在回旋的时代，能够于精神上维持方向感、认同感、归属感。”[4]

王汎森教授在这个学术论断的延长线上提出 1920 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主义时代”，他指出五四虽然带来了个体的解放与极大自由，但这种被解放的个人发现自己的人生更“烦闷”与“苦恼”，旧的房子拆掉了，而新的房子还没建起来，因此后五四的相当一部分追求进步的青年开始倾心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等激进思潮的接受与传播，而这套价值观念与社会学说与高度政治化、组织化的主义式政党紧密结合，给困惑、茫然和挣扎的新青年提供了一个整全化的制度和心灵依托。

这正如王汎森所指出的那样：“在近代中国，‘主义’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形成一张蓝图，一张沟渠网，把各种零散的力量最后都汇向一个出路，联合成共同的行动。它照顾到的范围不只是政治——即使它的最终目标是政治，它还包括人生观、世界观、日常生活中的烦闷与挫折。它提供了一套新的认知框架来解释烦闷与挫折的情绪，使得一切飘荡的资源可以循着‘主义’所提供的认知框架而得到新的位置与秩序。它将问题置入一个新的架构中，使得原来无以名之、无以解说的问题，在新架构中，一方面结束了它原有的模糊、漂浮、零碎性，转换成了新的了解问题、意义的方式。接着是解答这些问题，而且解答的方法是连珠式的、汇趋式的。像零散的小渠最后汇到一、两条大江、大河，形成共同的方向，最后流向一个共同的‘出路’。所以马列主义不是在 1949 年以后才从上笼罩下来，它一开始是一件宝贝，吸引各式各样的人”。[5]

这种所谓“大经大法”之所以能将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一网打尽”，与五四时代所寻求与确立的个人的特质有极大的关联。尽管胡适呼唤易卜生式的健全的个人主义，鲁迅倡导一种尼采式的拒绝庸人政治的“自立而立人的个人”，陈独秀更是为新青年规划了一系列基本的人格特质，但不得不承认，五四时代并未确立真正意义上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即基于经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个人[6]，用林毓生先生在其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经典著作《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中论述鲁迅笔下的阿Q等人物时所指出的那样：缺乏一个内在的自我。或许正因为缺乏这样一个内在的健全的自我，中国启蒙运动所呼唤和向往的个人主义就缺乏一种稳健的社会和思想根基，在之后的主义时代尤其是革命政治之中，个人主义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就成为一种致命的原罪。

林毓生先生指出：“阿 Q 缺乏内在的自我，阻碍了这一点，因为没有自我觉醒，他不能有意识地培养和发展这种好的因素。由于他几乎是靠本能在生活，即使有外部刺激，他也不可能受到它的激励。他的天真实际上是缺乏内在自我的特殊表现，而不是人格中的道德力量。……阿 Q 事迹所表现得正是对中国人民阴暗面的观察。在农村——中国的缩影——没有什么可以看作积极的希望之源。辛亥革命并没有带来什么变革，相反，暴露了中国人的可恶的本性。除了形式上更改了官衔，摧毁了旧社会的一些标志等而外，旧的文化和社会制度（迷信、风尚、中国社会的森严等级）实质上原封未动。”[7]

阿 Q 成了中国人一个具体而微的象征符号，这个小说人物其实也隐喻着五四新文化的启蒙的悖论，等待或者拒绝被唤醒的底层民众未必能够理解启蒙者的心灵与理性，更未必愿意追随启蒙者去参加各种思想文化或政治的运动，正因为此，后五四时期对于启蒙知识分子而言，思想启蒙的问题被整体地置换成了“革命动员”问题，宣传与组织就显得特别重要。回到鲁迅式的启蒙命题上来，他必须面对一个永恒的困境：启蒙者如何面对被启蒙者？启蒙者如何克服自身灵魂深处的“幽暗基因”？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启蒙者如何面对大众政治尤其是无产阶级政治的兴起？其阶级和社会出身在后五四的革命年代就成了一种“原罪”，瞿秋白才会自称是“高等游民”甚至“废物”。在这一点上鲁迅倒是比较清醒，他自称自己是“大众的一员，既不是大众的导师，也不是大众的奴仆”。这在将劳工和底层神圣化（同时也污名化和漫画化）的五四时期尤其难得，换言之，鲁迅尝试去理解大众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但这种理解并不代表一种认同的态度。

殷海光曾经在与青年时代的林毓生的通信中很精辟地指出了五四知识人的这一困境：“五四人的意识深处，并非近代西方意义‘to be free’[求自由]，而是‘to be liberated’[求解放]。这二者虽有关联，但究竟不是一回事。他们所急的，是从传统解放，从旧制度解放，从旧思想解放，从旧的风俗习惯解放，从旧的文学解放。于是，大家一股子劲反权威、反传统、反偶像、反旧道德。在这样的气流之中，有多少人能做精深谨严的学术思想工作？新人物反旧，旧人物也反新。互相激荡，意气飞扬。防御是尚，于是形成两极，彼此愈来愈难作理性的交通。一九一一年以后的中国就没有日本那样的稳定的社会中心，以及深厚的中间力量。加以左右的政治分化和激荡，更是不可收拾，正在此时，日本从中横扫，遂至整个土崩瓦解。”[8] 解放重在“破”，而自由重在“立”，破并不能代表立，或许正因为此，五四时期也并未形成知识人的“内在的自我”。这也是相当一部分知识人后来走向革命的内在根源（外在的原因是民族主义与救亡图存的号召等）。

林毓生在讨论陈独秀时指出：“陈独秀批判中国传统的部分原因是他的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虽然从未把国家视为尽善尽美或终极目标，但却十分关心中华民族的生存。他的个人主义，因为主要涉及的是个人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桎梏中获得解放，所以在功能上是与民族主义相联系的。他认为，解放了的个人不仅对个人幸福而且对民族-国家（nation）利益都有好处。

陈独秀说：‘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因此，个人的解放具有双重正当理由：它不但对个人道德的完善而且对民族-国家的生存都是必须的。”[9] 这也是史华慈所言的从寻求富强的严复开始，中国知识人追寻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同时也是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富强目标，两者并未呈现出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那样的对峙和紧张。不过，即使在五四时期那样一个因巴黎和会国家利益受损而掀起的民族主义狂飙运动中，陈独秀也坚持了个人在国家利益面前的尊严与完整性，这或许也是晚年陈独秀能够对后来的革命文化做出深刻反思的根源吧。

林毓生先生指出：“在这篇文章中（指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爱国心与自觉心》），陈独秀认为有两种不同的因素——情感和理智——竞相控制人们的思想。爱国主义产生于个人对国家的情感上的献身。爱国主义固然重要，但我们却不应盲目赞美它，因为尽管它非常重要，也必须在人们意识到国家之目的以后才能引导人们爱国，这一点只有通过理智的作用才能理解。国家之目的是什么？是‘保障权利，共谋幸福’。国家为个人而存在，非个人为国家而存在。如果国家不能保障权利和共谋幸福，那么个人就不应当爱国。如果人民爱他们自己的国家，但并不了解国家之目的，那么，机会主义者和窃国之徒很可能滥用权力欺骗人民。”[10] 与清末民初将“国家”神圣化的取向不同的是，陈独秀将国家还原为增进民众福祉和自由的工具，国家如果违背这一基本的原则，则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就成为政党操纵下对普通人进行压迫的工具。

余英时先生曾多次撰文纪念五四，他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不像林毓生先生那样负面，在最近接受笔者的访问中，余先生概略地谈了他在五四百年之际的三个基本看法，其中一点指出：“我认为‘五四’具有多重的复杂性质，不能仅仅把它看成一场激进的思想运动（或革命）。在一般人的理解中，‘五四’的特色在推翻中国的名教传统，运用西方现代的文化成果，特别是‘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把古老的中国转变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和社会。所以‘五四’作为一种‘新文化’或‘新思潮’往往被看作和‘反传统’与‘西化’是分不开的。这一理解或认识大体上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进一步推断：所有接受或认同‘五四’新文化的知识人都必然会走上反传统与激进化的道路。事实上，只要稍作考察，便可发现很多学人当时曾参加‘五四’运动，也接受‘民主’和‘科学’，但对中国传统并不一笔抹杀，而且还能指出传统家族与宗亲关系也有互相支援的一面。他们主张宪政，尊重思想和学术的自由，但反对以暴力改变现状的激进态度。我过去曾指出，萧公权便是一个典型人物，因为和他采取相似立场的学人随处可见。甚至胡适本人也同样具有典型性，晚年(1960)《中国传统和未来》（‘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Future’）一篇讲词便是明证。”[11]可见，五四对于那一代知识人是否构成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仍旧是悬而未决的历史疑案。而从历史事实来看，传统未必会构成中国知识人追寻现代价值与宪政体制的阻力，传统中相对正面的部分思想文化资源甚至可能为中国的进入近代提供精神上的动力。而从已故旅美学人林同奇关于其家族的自述与研究的文章《林氏家风——士大夫生活之一瞥》，更可见传统的教育与理念，并不构成对该家族成员走向专业化和职业化道路的阻碍，反而提供了一种精神助力。林同奇指出：“林氏传统本来无意于敛财聚富，因此不鼓励子弟经商；对于参与政治派系的厌恶又抑制了成为政客的兴趣。对事业的选择只剩下一个，即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专业人士，从传统士大夫到各种现代专家的转化已无可避免。”[12]

相对于上述三位学者从五四时期的传统与现代、启蒙与革命、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等大视角展开的历史思索，美国学者舒衡哲教授在其关于五四运动的经典著作《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中更注重五四知识人的代际问题，同时也更注意作为现代理性觉醒的启蒙运动在中国的历史语境里是如何转化为崇尚暴力的革命的。舒衡哲指出，“为‘五四’启蒙运动开辟道路的师辈，本身深受儒学的熏陶。尽管这一代的多数人都拒绝参加满清政府所主办的延续到 1905 年的科举制度，但他们都有坚实的国学基础。进一步说，他们对他们致力推翻的世界观的了解，远超过书本上的知识。在日常生活中，这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被迫结婚、生儿育女、祭奠父母、遵从师长，与中国自身的伦理传统保持一致。即使 1919 年以前他们曾经留学海外，体验过某些对国内文人而言仍为禁区的思想和行动自由，激进的知识分子怀着单薄的个人解放的希望返回了中国。回国之后，他们先致力于发对清朝统治者的政治革命。受挫后，才着手于对单纯无暇的青年进行文化觉醒的工作。这些专业的教育家敏锐地感受到自己身为新旧文化之间过渡性一代的困境。通过自身在日本与西方游历的见闻，他们对近代科技和启蒙思想记忆犹新，从而无法对中国的落后视而不见。他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旧旗帜下的惰性，因而举起了新的旗帜。”[13]

换言之，对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这一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而言，他们对于传统的反叛有着创深痛巨的日常生活的苦难体验，比如对传统婚姻的背负或者艰难的割舍（胡适的所谓“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鲁迅所谓的母亲赠的“礼物”），也就是一种侵入骨髓而难以切割的生活乃至精神维系，或许正因为此，他们才会呈现出一种激烈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姿态，但与此同时，正如舒衡哲所言，这一代人又是从中国的历史文化里生长出来的，传统中国的文化、生活与趣味又在他们身上有着或深或浅的影响，传统中国就成为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里所言的理性上反思甚至否定而在情感与心灵上有所眷恋的对象。而对于在五四运动中崛起的学生一代而言，舒衡哲很精辟地捕捉到了他们与师长辈的代际差异：“一瞬间，年轻一代似乎改变了年长一代。事实上，这两代人都具有最基本的启蒙信念，即一个科学的世界观有其固有的自由性和进步性。学生们虽然比老师们更强调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但他们也要求高于一切的思想自由。……这些学生越深入探究科学方法论，他们就越加反对弥漫于中国社会的对个人自我表现的禁锢。最后，他们认识到，阻挠自由表达思想的障碍，与其说是由于同胞缺乏科学知识，不如说是因为同胞们本身长期的、内在的自我压抑（self-repression）。是这种他们称之为‘非民主的自我压抑，破坏了他们力图形成一个可代替的认识论的努力。这样，对科学的世界观的探索，使学生们直接与自我怀疑的习性，以及通过家族制度而形成的中国文化中的消极性，相互对立。’”[14]

除了上述著作和专论，研究五四的著作还有美国华人史学家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这本著作更为系统，主要从社会文化史与政治史的视角来考察五四的前因后果，其比较重要的特色之一就是梳理了五四后各国对于这场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运动的观感，同时也很细致地爬梳了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在地方上的扩展，换言之，是作为政治事件的五四为文化事件的启蒙的拓展和深化提供了助力，其对于后五四中国知识界在观念和政治上的分裂，以及后世对于五四的竞争性的历史阐释与历史记忆的构成都做出了一些深入的分析。对于《新青年》的分化，周策纵指出：“《新青年》阵营中的左翼，尤其是陈独秀以及他在上海的助手们就抱怨该阵营中的自由派比如胡适、陶孟和等变得过于保守，太接近研究系。如李大钊所说：‘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那国民系看见我们为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引起点醋意，真正讨嫌！’而自由主义则觉得《新青年》的政治色彩太浓，说它‘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纽约共产党出版的一份每周一次的画报，《新青年》常转载其中的文章)的汉译本’。”[15]

此外，陈平原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强调从文本细读与现场细节入手，重构五四世代的思想语境与历史语境，充满着一种来自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独特思路与气质，他对于五四的遗产也有着积极的认同：“‘五四’除了作为历史事件本身的意义，很大程度成了 20 世纪中国人更新传统、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象征。每代人在纪念‘五四’、诠释‘五四’时，都不可避免地渗入了自己时代的课题和答案。但另一方面，以‘五四’命名的新文化运动，又有其相对确定的历史内涵。其文化口号、其学术思路，萌芽于晚清，延续至今日——可以这么说，在思想文化领域，我们今天仍生活在‘五四’的余荫里。”[16]

高力克的《五四的思想世界》则对于五四时期的各种思想源流（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及其基本内涵，以及相互的论争与关联，做了非常细密的分析，作者也充满着强烈的现实关切，希望能够接续五四的启蒙理想，高力克对于五四知识人在启蒙取向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张有着深刻的洞察：“中国的启蒙运动源于寻求国家富强的民族主义目标，因而启蒙始终与民族主义结伴而行。这也是中国启蒙异于欧洲启蒙之处，欧洲启蒙时代的个人主义精神毋宁是世界主义的。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之说，显然忽略了中西启蒙的历史差异以及中国启蒙的民族主义关怀。实际上，中国启蒙的深层动力正是‘救亡’，与欧洲人文主义式启蒙相比，中国启蒙毋宁说是一种落后民族寻求富强之道的‘救亡型启蒙’。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西方一直以强盗兼导师的矛盾形象而出现。它一方面代表了自由民主的现代文明，另一方面又是欺凌掠夺东方民族的帝国主义者。与西方文明的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两面神相对应，中国现代化运动和启蒙思潮，亦有亲西方的自由主义与反西方的民族主义两种趋向。中国现代思想之‘反西方的西方化’和‘反现代的现代化’的矛盾取向，即源于此。因而，民族主义之于中国启蒙，始终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成为驱策启蒙的精神动力，又可成为抗拒启蒙和现代性的保守因素。”[17]

1969 年，五四 50 周年之际，作为五四精神传人的台湾自由主义精神领袖殷海光，被政治压迫和病魔纠缠的他在去世前完成的最后一篇纪念文章如今读来仍发人深省且毫不过时：“狂热、幻想、激变、神话、偏执，总不是清明的思维活动的征象。我们不能说这些东西真的有助理想世界之实现。民主是‘社会健康’的产品。‘社会健康’回过头来又可增进民主。二者之间的循环是恶性循环反面的‘良性循环’。在这样的情境里，人的独立、尊严和存在的价值才能显现。科学所蕴含的是客观性和普遍性。只有客观性和普遍性撑起，才有‘理性’可言。如果一定要用‘理性’这样的字眼的话，那么我们不妨说科学是人类理性的结晶。人群的现代生活若无理性作骨架，我们不能想象怎样活得下去。现在，五四运动倡导‘民主’及‘科学’五十年后，民主完全落了空，科学的基本态度也很少被人接受。但是，如果二者是人的生活所必不可少的要素，那么就会有许多人不断的追求它们。如果有许多人不断的追求它们，那足见它们还是社会变迁的动力。如果它们还是社会文化变迁的动力，那么迟早可能有再现的日子。”[18]

（原标题为《让历史写作照亮中国的启蒙运动——五四百年的历史反思》）

谢选骏指出：本来是想批驳“1930世代对五四的反思——以余英时、林毓生、张灏为例的讨论”，可是这场讨论没有文本，只在youtube上有个录像，看了一下，觉得这个讨论基本概念混乱不清，把“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完全是中共统战部的路数。

（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公开演讲系列： 1930世代对五四的反思——以余英时、林毓生、张灏为例的讨论演讲者：王汎森教授日期：2023年8月13日）

可是，网上找不到这场讨论的文本，所以只有借用另外一篇同样宣扬“五四新文化”的文章，作为靶子，以便大家思考——

“五四运动”是个政治运动，“新文化运动”却是一个文化运动——把“五四”与“新文化”捏造一起，就不仅仅是一个学术上的无知，而且是一个政治上的阴谋了。

如此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确实是一个伪命题了。其背后的水很深，不仅造成了中国的分裂，而且把“南北朝两个中国”都填了进去，至今还没填满！

【73、“破四旧”就是“去中国化”——解放军是八国联军的华勇营】

网文《破四旧》报道：

破四旧，是指的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后来文革《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但如何破 “四旧”，中央没有说明。

1966年8月19日凌晨，“破四旧”开始。“破四旧”是指“文化大革命”初期，以大中学生红卫兵为主力的，以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相标榜的运动，是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席卷中国大地的。

过程

1966年8月21日，北京西交民巷被改名为反修路。

1966年8月21日，北京西交民巷被改名为反修路。

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首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他们把基于中共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思想文化上的破旧立新，简单化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一系列物化形态的破坏行动。一时间，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成“反修路”、“东风商店”、 “红卫战校”等革命名称，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揪斗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暴力行为成风。行动的狂热，使许多原本置身事外的学生参加到红卫兵的行列。

1966年8月23日，北京东安市场被改名为东风市场。

新华社对此进行了连续的肯定性、歌颂性报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1966年8月23日）：“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对此给予充分肯定。

孔庙大成殿明代彩塑孔子身上贴满标语——因此这股潮流迅速涌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包括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龙门石窟佛头、善本图书），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斗、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打擂台似的相互竞赛，看谁的花样翻新出彩。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没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私生活领域，没有受保护的人身自由，破四旧成了践踏法律、肆意妄为的绝对律令、通行证件。

这些活动在一些地方引起了反弹，工人、农民、军人与红卫兵发生冲突。中共中央批准、转发公安部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1967年10月16日 ，佛山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了“破四旧”办公室《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搜查财物的处理报告》。它规定：凡枪械、凶器“四旧”物资等一律没收，其他物品酌情予以清退。但是被查抄的文物，多数被当时的外贸部门作为工艺品“收购”，用于出口换取外汇。以后香港、日本、东南亚等地收藏家，其不少藏品都来自于当时的大陆外贸出口。还有珍贵的文物，或被毁坏，或在混乱中丢失。

值得注意的是，破四旧给中国文化带来的这场浩劫，破坏的大多是地面上存有的文化文物，一些国宝级的文物由于其价值重大却被保存了下来，比如作为最高皇权象征的故宫，由于周恩来派北京卫戍区一营进驻进行军事保护，以及其作为反面教材的作用，并未遭到直接破坏。

北京市有11.4万多户被抄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一千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多少在火堆中消失！以农村人民公社为单位计，江苏江宁县仅一个禄口公社就有308户被抄，抄走金银器皿、饰物及日用品7500件，毁坏书籍无数。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几书架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只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广东高州帅堂中学在焚烧“封资修”书籍等——红卫兵焚书，无远弗届。远在天边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和老挝为邻，离北京足有三千公里，可革命不落人后：“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外，其他书籍都被列为‘四旧’，大量焚烧。”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中学生冲进县文化馆，将戏装、图书搬到街上，全都烧成了灰。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特别多，破四旧的成果也就特别大。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建于1959年的吴敬梓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游人行至山顶，每见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没头没脑的佛像，无不痛惜万分。但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前去“破四旧”时，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凡是在战火中幸存未毁而他们又够得着的佛像，无一幸免。

用油漆或者黄泥浆涂抹壁画，是“破四旧”一大特色。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红卫兵们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从而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徐文长、吴承恩、吴敬梓等人的故居都被毁坏，蒲松龄被掘墓鞭尸。

席卷全国

商店字号不是“封”，就是“资”：“王府井”百货大楼，“东来顺”涮羊肉，“全聚德”烤鸭，“瑞蚨祥” 绸布，店名都属“封”。还有前门外小饭馆“都一处”，那门匾是前清乾隆皇帝微服光顾后，题制遣人送去的，当然也是“四旧”。

卸下门匾，送进柴火堆，革命便告成功。“亨得利”眼镜店是“资”，上海迁京的“波纬服装店”也是“资”。红卫兵不知道除不穿西服的毛泽东以外的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在那里裁制过西服，仅周恩来一人就做过七套。他们砸烂商店的招牌，将店名改成“红都”，抄了服装大师余元芳的家，将他押送回了浙江老家。

宋彬彬给毛戴袖章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时，有幸给毛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代表是——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穿着旧军衣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宋彬彬把枚红卫兵袖章给毛泽东戴在了左胳膊上。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宋彬彬回答后，毛泽东说：“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泽东说：“要武嘛。”从此，她改名为宋要武。此后，一些人纷纷效仿，把所谓带有“封、资、修”色彩，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名字，例如什么“梅、兰、竹、云”、“春、夏、秋、冬”的，或者带有孔孟之道特征的“仁、义、理、智、信”等等，都改为“革命化”的名字，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则以“报则速批”为原则，表示了对这种“革命行动”的支持。上海某工厂有个人，早先是资本家，名字叫“养民”。说资本家养活了人民，反动透顶。全厂日批夜斗他，并勒令他将名字改成了“民养”。有位中学教师名“念修”，“想念修正主义！”全校大会批斗后，学生把他押到派出所，改成了“仰东”。本意是“敬仰毛泽东”，但其实念起来是“养东”，“养活毛泽东”。幸亏无人追究，否则死路一条。

街道名字中的四旧更是多得数不清。“仁、义、礼、智、信”是国民党的信条，所以哈尔滨市的五条街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改成了光明、光辉、光芒、光耀、光华。

中性的、不属封资修却不够革命的，也在铲除之列。北京苏州胡同小学的“革命师生”张贴《紧急通知》： “我们学校过去的校名苏州胡同小学没有革命的含义，我们坚决要求……改名为‘长征小学’……。”四川宣汉县第一中学被改成了“天兵战校”，校长庞伟烈被天兵们打成重伤后，自戕而死。

除了改人名外，地名、店铺、公交车站、单位名称，都掀起了改名风潮。在北京，公共汽车站的站牌全被红卫兵涂上了“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旧站名，建立新站名”的标语。同仁医院被改成工农兵医院，协和医院被改成了反帝医院，东安市场改成东风市场，长安街被改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

在破“四旧”运动中，位于前门大街享有盛名的全聚德烤鸭店，也受到红卫兵的“革命”。

改名浪潮也迅速波及到全国其他城市。造反的学生和工人称之为：“横扫千军如卷席。”

掘墓狂潮

1966年10月间，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谭厚兰率领两百余名红卫兵来到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发动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声讨孔夫子，要砸烂孔坟。他们先请示了戚本禹又了陈伯达，陈伯达批示“孔坟可以挖掉 ”，于是这里的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被扒墓被掘，三孔书籍化纸为灰，石碑被砸被拔。

1966年11月28、29日连续两天，数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我们摘了下来。……孔老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被偶像被我们捣毁了……”对于这个“致敬电”，毛泽东未予置词。

大改革

破“四旧”中有破除四旧风俗和旧习惯两项，占了“半壁河山”，因此红卫兵对于这项事业投入了很高的热情。

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均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一经查出，立即实施革命制裁。《人民日报》对此举予以声援，引用红卫兵的话说：“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头皮鞋吗？”在上海，革命小将限令西餐店停业，服装、皮鞋店停止出售“奇装异服”，凡发现行人中穿尖头皮鞋者责令脱下，赤脚走路；穿着、发型显得“时髦”的就被剪去一刀。与此同时，上海街头的许多西洋雕塑被砸毁，教堂被冲击。 随着破“四旧”运动的深入，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多。有的红卫兵小将们提出，要求改变中国的现有交通规则，要变右侧通行为左侧通行，他们说右侧通行，是右派分子们的规则。在中国这样的革命国家，应该是左派处处通行。同时，他们还提出交通路口的指示灯也有路线问题，因为交通规则说明，红灯停绿灯行这也不符合左派的要求，红色代表革命，黄色代表资产阶级，怎么能红色一出现就停止呢，怎么处处与红色作对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红灯行、黄灯停才对！

尾声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后，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红卫兵运动逐渐停止，破四旧的种种行为也逐之渐渐消失。

文革中后期仍有“破四旧”的提法，观念上的意识形态批判还延续、伸展着，但已经没有1966年那样简单、激烈的行动了。

损坏文物

破“四旧”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了，文物古迹、图书字画等文化遗产，均成为“革命”对象的重中之重。北京1958年第一次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竟有4922处被毁，其中大部分毁于1966年的八九月间。

就连偏远的新疆，文物古迹也受到冲击。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二十世纪初，俄、英、德国等贪婪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卖到西方。但它们毕竟还珍藏在博物馆里，并未毁掉。而红卫兵却将剩下的壁画中人物的眼睛挖空，或者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使这些珍贵的壁画成为废物。 在红卫兵抄家的过程中，居民家中珍藏的古旧图书和字画，也遭到清洗。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就遭到红卫兵抄家厄运。他后来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在红卫兵破“四旧”过程中，林彪、陈伯达等人对于被列入“四旧”的文物字画进行掠夺。这无疑是对破“四旧”运动最大的讽刺。据北京文物管理处文物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揭发材料，林彪、叶群拿走文物字画1858件，图书5077册，笔134支，纸1451张，本159本，唱片1083张。陈伯达拿走文物432件，字画127件，字帖301册，图书5355册，笔159支，纸13卷，本4本。康生和江青也是“四旧”的收藏者。 1970年秋，江青约康生去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她选了一只18K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仅付了7元钱。 1990年，康生搜刮的文物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将国宝据为己有，被康生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至上千件。

被破坏的著名建筑物：

1．在文革期间，圆明园遗址再次遭到破坏，建筑基址和山形水系仅存轮廓。

2．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属建筑遭严重破坏，并刨挖陵墓内存物抢夺一空。

3．仓颉庙多处石碑被毁，陵墓遭刨挖。

4．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5．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6．西藏大昭寺主奉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7．曲阜孔庙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孔子墓被铲平挖掘，其内孔子遗物与骨骇示众后焚毁，“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大碑被毁。庙碑被毁，孔庙的泥胎塑像被毁。最早进行的破坏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的200余名师生组织，被摧毁的之前登记在册的文物就有6618件，其中画929幅，书籍2700余本，石碑1000余块，墓葬2000余。

8．孔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9．安徽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土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10．霍去病的霍陵也受到破坏。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11．颐和园佛香阁、智慧海被砸，大佛被毁。

12．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塑像）全被毁平。

13．新任太原市委书记下令砸毁庙宇。随即全市190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被保留外悉数被毁。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

14．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

15．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遭焚。

16．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

17．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毁。

18．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

19．河南汤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20．江南最古老经典千年建筑物杭州西湖灵隐寺，周恩来总理派遣一连队士兵堆垒包、架机枪驻守防范红卫兵破坏，仍不免有部份寺内石雕遭红卫兵翻墙入寺敲毁。

21．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

22．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

23．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马被炸圡药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

24．明神宗万历皇帝及后妃遗骸自北京定陵里掘出，着龙袍骷髅吊挂于树上曝尸，然后和皇后骨骸一同焚毁。

25. 明思宗崇祯皇帝自缢的景山槐树被锯断；现存为后再植新株。

26．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

27．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28．北京城内的袁崇焕坟被夷成平地。

29．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墓被挖。

30．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者来此凭吊此故居和墓地。文革时《西游记》成“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被毁为一片废墟”。

31．红卫兵掘开《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坟，尸体被捣毁；墓里除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

32．建于1959年的吴敬梓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

33．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34．张之洞坟刨开。张之洞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至被狗吃掉。

35．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后不知所终。

36．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

37．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38．宋代诗人林和靖（967年或968年－1028年）的墓也在被毁之列。

39．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牺牲。

40．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有为墓，将其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行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象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行街后康氏的头颅被贴上了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

41．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氏旧居，蒋介石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42．南漳县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冢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43．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使国民党政府停止剿共政策，使中共能于大后方扩展势力，有大功于中共，虽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

44．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曾被贪婪的中国商人盗割卖予西方俄、英、德等商人，卖到海外。而“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45．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养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文革后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

46．安徽霍邱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山东莱阳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革期间大成殿被拆除。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的吉林市文庙，“破四旧”中严重受损，荒废多年，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47．唐代高僧褒禅结芦安徽含山县华山，死后弟子易其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襃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

48．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馆被毁。

49．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经另一宋代大家苏轼手书，刻石立碑于安徽滁县（今滁州市）琅琊山脚当初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将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

50．贵州省镇远县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龙洞内所有佛、道、儒三家供奉之像被砸坏，现仅余空房。

51．广西桂林西山唐代石刻、叠彩山等处摩崖石刻佛像头部均被砸毁。

52．珠海陈芳梅溪牌坊群，原有三座，现仅存二座，右边一座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用耕牛和拖拉机拉倒，已无法考证受赐人。

53．藏传佛教象征的寺院等建筑如拉萨的大昭寺等成为破坏的对象，大昭寺屋顶的象征金色的祥麟法圡轮也曾被拆除并丢在地上。大昭寺里面泥塑的佛像更是一个不留全部打掉，仅余被藏人视为全藏最神圣的佛像觉仁波切，其头上用纯金打造的头冠被酥油灯熏的乌漆抹黑没被看出来，而得以保留至今。当时红卫兵们还把大昭寺的一楼拿来养猪。

54．达赖喇嘛的夏居罗布林卡也受到破坏，一段时间被红卫兵们换上“人民公园”的牌子。

影响

破四旧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瑰宝造成的冲击，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很多的文物散落民间，而很多祖传的器物常常是皇家旧藏，极富历史价值，甚至可能是国家的顶级文物，但在破四旧的时候，人们为了防止抄家时被查出而受牵连，亲手毁掉了很多有价值的文物，这些文物永远地消失了，对国家造成了损失，让人为之痛心。

破四旧不仅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混乱，财产、文物的损失，更可怕的是让红卫兵从学生循规蹈矩的行为规范、习惯里挣脱出来，打破了种种文明禁忌。行动赋予了他们青春的自信、权威，使他们崇尚非理性暴力，崇尚可以恣意妄为的权力，唤醒了他们心中的魔障。为红卫兵日后政治性的造反、夺权做了热身演习。而人们也被从日常生活秩序的规行矩步中拽了出来，受了催眠似的，在残害面前变得懵懂麻木，束手就擒，逆来顺受。

文革中后期仍有破四旧的提法，观念上的意识形态批判还延续、伸展。但已经没有1966年那样简单、激烈的行动了。

破四旧运动对于当时以农村为主导的中国社会影响很大。

破四旧给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和面貌带来了打击，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节日，庆典和流传千年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遭受了质疑和破坏，至今无法恢复，对国人精神面貌和民族信仰的摧残更是延续的几代人的时间，至今都无法估量其破坏程度和波及后果。

义乌各学校红卫兵“公审”城隍爷

中国维持了几千年的家谱体系几近摧毁，至今无法恢复。端午，春节，重阳等本应耳熟能详的传统节日被批判，文化艺术遭受空前浩劫，甚至今天有些习俗已成为实际上的“博物”。更严重的是对民族文化的摧残和误读，时至今日，在文化精英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孔子，理学等）时，都是完全继承，发展的破四旧，及批林批孔时的论调和观点，而且大有市场，至今很多人都对“文革论调”深信不疑，非常崇拜。足以见得此运动对中国文化摧残至深。中共中央在文化大革命后曾对历史问题给与定性，明确指出了文革是错误，对中国文化历史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中国各地一些文物得不到相关部门重视，甚至依然遭到以开发为名义的破坏，这应该让今天的我们好好反思。

谢选骏指出：“破四旧”就是“去中国化”，“文革”就是“马裂主义的顶峰”，“毛泽东”就是“头号汉奸卖国贼”！共产党就是共铲党——铲除一切高于共产矮鬼的东西！

【74、“丧尸出笼”不如锁妖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地狱里】

《“丧尸”出笼？美国街头触目惊心奇观引网民热议》（凤凰网 2021-09-07 转载观察者网张照栋）报道：

垃圾、粪便、吸毒用具、露宿街头的流浪汉、姿态怪异的瘾君子……这既不是“丧尸”电影里的末日奇观，也不是漫画中罪恶之城哥谭市的地下世界，而是2021年美国费城肯辛顿大街上的日常。

如此触目惊心的景象引发美国网民热议，有人难以置信地问道：“这是2021年的美国吗？”而费城官方对于肯辛顿大街上的乱象回应称，相较于美国其他几个大城市，费城的流浪汉算少的了。

近日，油管视频博主“kimgary”拍摄的一段费城街头的视频，引发美国网络热议。

视频展现了美国费城肯辛顿大街上的一段景象：垃圾粪便，遍地狼藉；流浪汉衣不蔽体，露宿街头；瘾君子神志不清，姿态怪异，宛若行尸走肉……

翻开“kimgary”的账号主页，这样的奇观，是费城肯辛顿大街上日复一日的寻常景象。

如此触目惊心的景象，引发美国网民的热议。

“这看起来像是一部真正的丧尸电影，难以置信。”

“这是我看过最有冲击力的事情……他们是真正的活着的行尸走肉，这就是2021年的美国吗？”

“我庆幸我有一个栖身之所，可以躺在床上看这个。”

“友情提示，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拍摄的。这个街区还有更深层的东西，你可以想象描绘下它晚上会是什么样。”

还有人表示，别的城市也一样。

“欢迎来到波士顿。”

“不仅仅是费城，旧金山的田德隆区也出现了丧尸。”

有人拿美国脱口秀大师乔治·卡林的话讽刺道：“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称之为美国梦，因为你必须睡着才能相信它。”

据《每日邮报》今年4月的报道，费城肯辛顿大街是臭名昭著的“毒品街”，被称作“海洛因沃尔玛”、“丧尸贫民窟”和“东海岸最大的的露天毒品市场”。在这里，吸毒者们可以买到最便宜最纯的海洛因，连特拉华州、马里兰州和新泽西州的毒贩也经常来这里进货，然后带回去贩卖。

报道称，美国近年来出现了一种由海洛因和芬太尼（一种合成阿片类药物）混在一起的新型毒品，这导致美国因吸食毒品死亡的人数激增。

新冠疫情爆发后，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包括保持社交距离在内的防疫措施，但毒贩和吸毒者仍聚集在街头，毒品问题反而进一步加剧。

美国白宫国家药物控制政策办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代理负责人雷吉娜·拉贝尔4月份表示，2019年8月到2020年8月，美国共有8.8万人死于吸毒过量，比前一年增加了27%。

在美国人口最多的10个城市中，费城的吸毒者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最高。据费城法医办公室（Philadelphia Medical Examiner's Office）的数据显示，从2017年开始，费城吸食阿片类药物（主要是芬太尼）的人数激增，因吸毒过量死亡的案例也随之大幅上升。

费城2017年有1200人死于吸毒过量，这比2016年多了三分之一。到了2019年，费城仍有1150人死于吸毒过量。

费城历年吸毒过量死亡人数 来源：费城法医办公室

毒品泛滥导致了包括枪支暴力在内的犯罪事件激增。肯辛顿警察局称，目前肯辛顿有80多个角落是露天毒品市场，2020年，有47人在这条街上被杀，231人受伤。

今年3月，肯辛顿大街上的萨默塞特车站被迫关闭，因为车站里满是流浪汉瘾君子的粪便尿液和针头垃圾，需要维修整顿；此外，车站员工也不断反应称，受到街上流浪汉和瘾君子的骚扰和威胁。

当地交通运输工会的主席威利·布朗(Willie Brown)直言：“人们处在危险之中，车站被流浪汉占领了……到处都是毒品贩子，到处都是开枪的人。”

萨默塞特车站到处都是粪便、吸毒用具、针头 图源：社交媒体

为了解决肯辛顿大街的问题，费城市长吉姆·肯尼(Jim Kenney)自2015年上任以来，以公共安全和卫生的名义清理肯辛顿大街几乎已经成了常态。

2017年，费城政府还制定了一项名为“营地解决（encampment resolution）”的计划，在之后的两年里，他们清理了翡翠街、郁金香街、肯辛顿大街、法兰克福大街这四个地方的流浪汉“帐篷城”。但瘾君子流浪汉这块“顽疾”从未根除，每次清理完不久，他们就再度聚集到肯辛顿大街上。

肯辛顿大街露宿的流浪汉

据《费城问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当地时间8月19日报道，费城市政府当天再度对肯辛顿大街进行清理，流浪汉们被驱离街道，工人们把街上的折叠椅、靠垫、牛奶箱、手提箱、木栅栏、鞋子和架子拖进垃圾车，收拾吸食毒品的针头，把流浪汉的个人物品装进塑料桶储存，然后街道清洁工入场，清洗道路。

39岁的格雷格·拉姆齐耶(Greg Ramseyer)从4月份就住在了肯辛顿大街上的帐篷里，他说他与毒瘾抗争已经25年了，期间多次被警察从费城的各个大街上驱逐出去，这一次，他拒绝离开，“这是我的家。”

警方人员警告道，如果他拒绝离开，他们就会扔掉他的帐篷。几分钟后，拉姆齐耶的帐篷被扔进了垃圾车。

警察与工作人员清理肯辛顿大街

费城市政府清理街道的举措遭到了一些民众的批评，称他们把流浪汉和吸毒者们驱逐出去，却没有给他们提供足够的“长期住房选择（long-term housing options）”。

对于肯辛顿大街上到底有多少人一事，费城市住房官员称有300人，警方则估计今年夏天最起码超过650人。而美国广播电台（WHYY）6月份报道称，肯辛顿大街附近的应急避难所仅有100张床位。

对此，费城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副主任伊娃·格拉德斯坦回应称，他们的方式是“以服务为主导”，优先让流浪汉入住住房。

一位在肯辛顿街区住了一辈子的居民丹尼斯·佩恩(Dennis Payne)直言，市政府清理肯辛顿流浪汉营地完全是在浪费钱。“再过六个月到一年，他们还是在这儿……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需要将其纳入全国性的层面（去解决）。如果这一点不能实现，我们就会日复一日地浪费金钱。而最可怕的是，在我们得到一个合适的解决制度之前，还有多少人会死去？”

肯辛顿大街一角

据费城最新数据显示，该市符合“无家可归”定义的流浪汉有5700人，其中950人是“没有庇护的（unsheltered）”。尽管肯辛顿大街的景象触目惊心，但费城方面声称，在美国的各个大城市中，费城的流浪汉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是最低的。

谢选骏指出：看来美国的“丧尸”出笼，还不如中共把丧尸鎮妖锁怪暴尸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坑里。

网文《丧尸出笼》报道：

《丧尸出笼》(Day of the Dead) 是乔治·A·罗梅罗执导的恐怖片，约翰·艾姆普拉斯、洛瑞·卡蒂勒等领衔主演。（活死人系列第三部）影片讲述了瘟疫的到来，使死去的人变成了丧尸，躲避丧尸、对付丧尸变得非常紧急了。

主要演员

约翰·艾姆普拉斯洛瑞·卡蒂勒特瑞·亚历山大约瑟夫·佩拉图

《丧尸出笼》(Day of the Dead) 是乔治·A·罗梅罗执导的恐怖片，约翰·艾姆普拉斯、洛瑞·卡蒂勒等领衔主演。（活死人系列第三部）

影片讲述了瘟疫的到来，使死去的人变成了丧尸，躲避丧尸、对付丧尸变得非常紧急了。

中文名活死人之日，外文名Day of the Dead，其他译名丧尸出笼，类型恐怖科幻，出品公司Dead Films Inc，制片地区美国，导演乔治·A·罗梅罗，编剧乔治·A·罗梅罗，主演约翰·艾姆普拉斯洛瑞·卡蒂勒，片长102分钟，上映时间1985年7月19日，对白语言英语，出品时间1985年。

剧情简介

这是个本来安然的世界，由于一场不明原因的瘟疫成了人间地狱。所有被这可怕的病毒杀死的人都成了丧尸，他们以为数不多的幸存者的血肉为食。更可怕的是只要与他们亲密接触一下，你也会成为这样的人形恶魔。这世界比启示录中的情形还要糟糕。莎若是一名研究员，她和一小部分军人是这为数不多幸存者的一员。他们共同寻找这一附近地区的幸存者，但是机会很渺茫。他们下潜到了地下，以躲避丧尸。在地下基地，罗根教授正在试图用抓到的丧尸做实验，以求找到对付他们的方法。他的研究非常成功，他试图通过奖励的方法使丧尸与人和平相处。但是，对于军队的队长来说，这却是不可接受的。

演职员表

演员表

约翰·艾姆普拉斯 饰 Dr. Ted Fisher

洛瑞·卡蒂勒 饰 Sarah

特瑞·亚历山大 饰 John

约瑟夫·佩拉图 饰 Capt. Rhodes (as Joe Pilato)

理查德·雷伯蒂 饰 Logan

乔治·A·罗梅罗 饰 Zombie with scarf (uncredited)

贾拉斯·康罗伊 饰 William McDermott

Anthony Dileo Jr. 饰 Pvt. Miguel Salazar (as Antonè DiLeo)

舍曼·霍华德 饰 Bub (as Howard Sherman)

Gary Howard Klar 饰 Pvt. Steel (as G. Howard Klar)

Ralph Marrero 饰 Pvt. Rickles

Phillip G. Kellams 饰 Pvt. Miller

Taso N. Stavrakis 饰 Pvt. Torrez

格里高利·尼克特洛 饰 Pvt. Johnson

Don Brockett 饰 Featured Zombie (chief)

William Cameron 饰 Featured Zombie

Debra Gordon 饰 Featured Zombie (1st pulled out of mine)

Barbara Russell 饰 Featured Zombie (who kills Miller)

John D. Schwartz 饰 Featured Zombie (as John Schwartz)

Mark Tierno 饰 Featured Zombie (2nd pulled out of mine)

Mike Trcic 饰 Eviscerated Zombie (as Michael Trcic)

J.R. Bookwalter 饰 Zombie (uncredited)

Donald Farmer 饰 Underground zombie (uncredited)

Peter Iasillo Jr. 饰 Elevator zombie (Tip O'Neil zombie) (uncredited)

1/3

职员表

制作人 David Ball、Salah M. Hassanein、Ed Lammi、理查德·P·鲁宾斯坦Richard P. Rubinstein

导演 乔治·A·罗梅罗George A. Romero

副导演（助理） 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Annie Loeffler、Katarina Wittich

编剧 乔治·A·罗梅罗George A. Romero

摄影 Michael Gornick

配乐 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

剪辑 Pasquale Buba

选角导演 克里斯汀·弗瑞斯特Christine Forrest、Gaylen Ross

艺术指导 Cletus Anderson

美术设计 Bruce Alan Miller

服装设计 Barbara Anderson

布景师 Jan Pascale

展开

幕后制作

丧尸出笼 游戏照

僵尸一直以来都是好莱坞的一线明星，它与科学怪人、吸血鬼和狼人等一起构成了好莱坞恐怖影片的中坚力量。美国人似乎对僵尸有着特殊的爱好，以至于这种爱好最终影响到了香港人，使得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也刮起了一阵僵尸电影的狂潮。可以说，僵尸已经成为了全世界家喻户晓的恐怖片明星。

真正让僵尸电影走上辉煌的是该片的导演乔治·罗梅罗，他可以说是世界僵尸的电影之父。1968年，乔治·罗梅罗拍摄了影片《活死人之夜》，影片一经上映便受到了广大的好评。该部影片使得僵尸远离了巫毒教，进而成为全新形象的怪物。而正是因为该部影片的出现，使得僵尸成为了恐怖电影的新宠儿。

此后，乔治·罗梅罗又于1979年推出了他的第二部僵尸电影《僵尸的黎明》，同时，世界各地犹如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大量出现了类似的作品。僵尸电影开始风靡全球。1985年，乔治·罗梅罗拍摄了他的第三部僵尸电影《僵尸出笼》，与前两部影片共同构成了乔治·罗梅罗的僵尸三部曲。

Laurel Entertainment Inc.（美国）Laurel-Day Inc.（美国）

发行公司

United Film Distribution Company （美国）

锚湾娱乐（美国）

Astro Records & Filmworks（德国）

Creswin Distribution（加拿大）

Eden Video（意大利）

Entertainment in Video（英国）

Force Video（澳大利亚）

Image Entertainment Inc.（美国）

Media Home Entertainment（美国）

Video Treasures（美国）

X-Rated Kultvideo（德国）

上映日期

英国

1986年9月12日

法国

1986年12月10日

影片评价

该片不仅仅是在视觉上来彻底击垮观众，还在丧尸影片中探讨了道德、伦理。

与时俱进的僵尸们

时隔20年，乔治罗梅罗再度出山，由于《僵尸三部曲》的成功，乔治罗梅罗和他的僵尸的再次亮相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然而，在这20年的时间里，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僵尸似乎也有了进化。在本片中，僵尸不仅仅是一群行尸走肉了，他们在影片中变得有思想，懂得如何组织和交流，简直就和活着的人类没有多少的区别。其实，早在2004年另一部僵尸题材的影片《僵尸肖恩》中，僵尸们便已经开始进化，和人类没有什么区别了。在那部影片中，僵尸们最后不但和人类共同生活，还和主人公肖恩成为了朋友。看来，智能化、人性化的僵尸将成为未来僵尸电影的发展方向。科技在进步，电影在进步，僵尸也要进步，这真应了当今中国最流行的一个词：“与时俱进”呀。

谢选骏指出：“丧尸”出笼不如锁妖在“毛主席纪念堂”的鬼子陰間，“只有这样的尸灰主义可以就中国”——（只有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

网文《新丧尸出笼》 报道：

《新丧尸出笼》是史蒂夫·迈纳执导的恐怖片，米娜·苏瓦丽、文·瑞姆斯、尼克·卡农、斯塔克·桑德斯等参加演出。影片讲述一场不明原因的瘟疫，让许多人变成丧尸，只要被他们亲密接触一下，对方也会变成丧尸。随着时间的流逝，幸存者越来越少，最后只剩几人幸免于难。

主要演员

米娜·苏瓦丽文·瑞姆斯尼克·卡农伊恩·麦克尼奇

《新丧尸出笼》是史蒂夫·迈纳执导的恐怖片，米娜·苏瓦丽、文·瑞姆斯、尼克·卡农、斯塔克·桑德斯等参加演出。

影片讲述一场不明原因的瘟疫，让许多人变成丧尸，只要被他们亲密接触一下，对方也会变成丧尸。随着时间的流逝，幸存者越来越少，最后只剩几人幸免于难。

中文名新版丧尸出笼外文名Day of the Dead其它译名活死人之日 / 新僵尸出笼 / 僵尸出笼 / Day of the Dead: The Need to Feed出品时间2008年出品公司美国华纳发行公司华纳（Warner Bros.）制片地区美国导    演史蒂夫·迈纳编    剧Jeffrey Reddick类    型惊悚 / 恐怖主    演米娜·苏瓦丽，文·瑞姆斯，尼克·卡农，斯塔克·桑德斯 ，安娜琳·麦考德，马特·里皮片    长85分钟上映时间2008年4月3日分    级R级对白语言英语

剧情简介

美国科罗拉多一个名叫里德维尔的小镇，一种神秘病毒蔓延其中，很多人患上了“流感”。为防止病毒蔓延，政府派出部队严防当地居民离开小镇，镇上的医院则人满为患。下士莎拉·伯曼（米娜·苏瓦丽饰）和大兵巴德（斯塔克·桑德斯饰）带着她生病的母亲去医院，谁知医院内的患者突然转化成凶残无比、嗜血如命的恐怖丧尸。

它们四处攻击未感染者，所有被咬过的人很快也变成丧尸的同类。莎拉和同伴迅速跳上吉普逃亡，却偶然从无线电台中得知她的弟弟特瑞沃（迈克·韦尔奇饰）被困在某栋建筑里的消息。为了救唯一的弟弟，莎拉和同伴再次杀入血肉横飞的丧尸群中。 

演职员表

演员表

米娜·苏瓦丽Mena Suvari 饰 Sarah

文·瑞姆斯Ving Rhames 饰 Captain Rhodes

尼克·卡农Nick Cannon 饰 Salazar

伊恩·麦克尼奇Ian McNeice 饰 D.J. Paul

克里斯蒂娜·坎贝尔Christa Campbell 饰 Mrs. Leitner

瓦内莎·约翰逊Vanessa Johansson 饰 Receptionist

迈克·韦尔奇Michael Welch 饰 Trevor

斯塔克·桑德斯Stark Sands 饰 Bud Crain

Matt Rippy 饰 Dr. Logan

安娜丽尼·麦考德AnnaLynne McCord 饰 Nina

Laura Giosh 饰 Mrs. Nobel

Taylor Hoover 饰 Local Girl

Pat Kilbane 饰 Dr. Engel

Brian La Rosa 饰 Man in the Woods

Linda Marlowe 饰 Francine Bowman

Isaac Meisenheimer 饰 Fire zombie

Jason Miller;Erika Perez; 饰 Zombie

Robert Rais 饰 Mr. Leitner

杰弗里·雷迪克Jeffrey Reddick 饰 Deputy

Hugh Skinner 饰 Kyle

Kent Jude Bernard、Neil D'Monte、Luke Sexton 饰 Zombie(uncredited)

1/3

职员表

导演 史蒂夫·迈纳Steve Miner

编剧 杰弗里·雷迪克Jeffrey Reddick、乔治·A·罗梅罗George A. Romero

制作人 Boaz Davidson、Danny Dimbort、James Glenn Dudelson、Robert Franklin Dudelson、兰道尔·艾米特Randall Emmett、George Furla

配乐 泰勒·贝兹Tyler Bates

摄影 Patrick Cady

剪辑 Nathan Easterling

选角导演 Nancy Nayor

艺术指导 Carlos Silva Da Silva

美术设计 Sonya Savova

服装设计 Gina Hendrix

视觉特效 Nikolay Gachev

副导演（助理） Todd Amateau、Kiril Dimitrov、Steve Griffin、Peter Mechkov、Nanyo Minchev

展开

演职员表参考资料来源

制作发行

上映时间

国家 上映日期

美国 2008年4月8日

德国 2008年5月15日

希腊 2008年6月16日

日本 2008年8月30日

英国 2008年9月1日

影片评价

丧尸一直以来都是好莱坞的一线明星，它与科学怪人、吸血鬼和狼人等一起构成了好莱坞恐怖影片的中坚力量。

真正让丧尸电影走上辉煌的是本片的导演乔治·罗梅罗(George A. Romero)，他可以说是世界丧尸电影之父。1968年，乔治·罗梅罗拍摄了影片《活死人之夜》(Night of the living dead)，影片一经上映便受到了广大的好评。这部影片使得丧尸远离了巫毒教，进而成为全新形象的怪物。而正是因为这部影片的出现，使得丧尸成为了代表近代恐怖电影的新宠儿。

此后，乔治·罗梅罗又于1979年推出了他的第二部丧尸电影《活死人的黎明》(Dawn of the dead)，顿时，世界各地犹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大量出现了类似的作品。丧尸电影开始风靡全球。1985年，乔治·罗梅罗拍摄了他的第三部僵尸电影《丧尸出笼》(Day of the Dead)，与前两部影片共同构成了乔治·罗梅罗的丧尸三部曲。

此作不同于其他丧尸片，其中的主角丧尸们被丧尸爱好者戏称为“超级丧尸”。极快的速度、超强的跳跃能力，都是他们比其他作品中同类优秀的捕猎能力。

不过丧尸出现的原因尤显得老套（笑）。

谢选骏指出：“丧尸出笼”一次还不够，还要再次“新丧尸出笼”，还嫌不够，还要“丧尸上街”——真是不如把它们锁妖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地狱里！

【75、“独裁者”就是“总书记”】

《评论|胡平：为什么要他们用笔记？》（自由亚洲电台 2023.07.10）报道

日前从推特上看到CCTV新闻联播的一个片断：习近平端坐中央，发表讲话；左右两侧分别坐着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每个人都在毕恭毕敬地用笔在一个小本子上记。

这种画面我已经看过很多次了。不过这也只是习近平上台这几年才有的画面。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没有这种画面。习近平上台之初也还没有这种画面。但这决不是习近平的首创。习近平是跟北韩金正恩学的。我们从北韩发的的新闻中就常常看到这样的画面，或者在室内，或者在室外，金正恩或者坐着，或者站着，只要一讲话，跟随左右的文武官员都赶快掏出笔记本，拿起笔来记。

看到这样的画面，感到十分荒谬可笑。都什么时候了，还要拿笔来记？在电子录音这么普及这么方便的今天，为什么还要求大家回到手工时代用笔记呢？在现场用笔记，很容易出差错，很容易有遗漏，为什么不录音呢？在场的都是大领导，手下没有秘书吗？当场录音，下来叫秘书整理成文不行吗？特别是党中央，党中央一不缺钱二不缺人，党中央完全可以在现场录音，然后把讲话整理出来和印出来发给大家。干嘛不呢？在毛时代，在邓江胡时代，当局就是这么做的，为什么到了习近平时代还要人用笔记呢？这里必定是有原因有讲究的。

习近平讲话，左右官员低头用笔记。这幅画面很抢眼。习近平要的就是这种画面。这幅画面显示的是，习近平天纵英武，金口玉言，句句是真理。文武大臣无不心悦诚服，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既然连政治局常委这么大的官都对习近平毕恭毕敬，佩服得五体投地，别人还敢不服么？美国总统拜登说了一句习近平是“独裁者”，中共立刻激烈反驳。其实就看看这幅习近平讲话、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们低头用笔记的画面，就是对“独裁者”这三个字最好的图解。

除了表示对领袖的崇拜与顺从外，这种画面还有别的政治意涵。

1、没叫你传达，因此你不能告诉别人。2、领袖发了指示，必须领会领袖意图，遵循领袖的指示办事。3、事情办好了，自然归功于领袖，是领袖英明。4、事情没办好，照领袖指示办事把事情办砸了，你可不能归咎于领袖，因为领袖的那些指示没留下白纸黑字也没有录音，你的笔记只是你自己写的，不能算数，事情办砸了只能怪自己，领袖不负责任。一切功劳归于领袖，一切过错归于别人。领袖只揽功不担责。

不错，我们知道，领袖发表讲话，中央常常要在事后印发有关讲话的的文件或纪要，但是这类印发的文件或纪要常常会对一些关键的话进行打磨，使它们变得模糊些圆滑些，从而使得领袖更容易推脱责任。在现场，领袖的讲话很可能是比较直白的。不直白，下面的人听不懂，不解其意；但是太直白了事后很难推脱责任，所以中央要做这么一种安排，一方面要大家当场用笔记，尽可能原汁原味地领会领导意图，另一方面又把领导的讲话整理成文字，以文件或纪要的方式印发下去，因为印发的文件或纪经过了精心的打磨，这就使得领袖更容易推脱责任，而你的现场笔记只是你自己记的，不能算凭据。由于没有文字记录和录音录像，外人和后人看不到这背后的猫腻。

通过这一幅画面，我们可以了解到专制独裁的运作特点。

谢选骏指出：人说——英文的dictator来自拉丁文，出自古罗马，本意就是领袖讲，下属们记录。中国人把英文的dictator翻译成独裁者。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就看看这幅习近平讲话、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们低头用笔记的画面，就是对“独裁者”这三个字最好的图解。

我看——14世纪末，dictatour，指的是“拥有绝对权力的罗马首席法官”，源自古法语 dictator，直接源自拉丁语 dictator，是 dictare 的动作名词，表示“经常说，规定”，是 dicere 的频频形式，表示“说，讲话”（源自 PIE 词根 *deik-，表示“展示”，也表示“庄重地宣布”）。在拉丁语中， dictator 是罗马共和国中临时被赋予绝对权力的法官； 这个历史意义是英语中最早的意义。从大约1600年开始，它转义为“绝对统治者，拥有无限政府权力的人”； 从1590年代开始，它的转义为“在任何领域拥有绝对权力或权威的人”。 

……

上面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独裁者”为何就是“总书记”，或曰，“总书记”怎么变成了“独裁者”——

《斯大林是怎样当上总书记的》（2009-04-08 郑异凡）报道：

斯大林作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其对苏联历史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关于斯大林怎样走上权力的巅峰，其内幕却鲜为人知。本文试图解开这一谜团。

无可替代的斯维尔德洛夫

十月革命后，列宁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国务活动上，无法分身处理党务。好在有斯维尔德洛夫挑起了这副担子，担任了中央书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有过人的记忆力和惊人的组织能力，党和政府的各种组织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

季诺维也夫在谈到斯维尔德洛夫时说：“有时觉得，正如二月革命胜利后弗·伊（列宁）带着整个革命的现成政治图纸回到俄国一样，斯维尔德洛夫也是带着有现成的各部门工作人员的安排计划的整个党的工作的现成的组织图纸从遥远的流放地回来的。”

托洛茨基说：“当时所有的机关团体在草创时期都向他（斯维尔德洛夫）要人，而这种首次分配党的干部的工作需要这个人有非常灵活机智的头脑才行，不能依靠机关、记录和档案，因为这一切都还非常不充分……解决这类问题要求有特殊的心理直觉……

‘去同斯维尔德洛夫商量着办！——在很多场合伊里奇都在电话中这样建议。解决首要的实际问题的办法之一，按照不成文法，都是同斯维尔德洛夫商量着办。”

1919年3月，斯维尔德洛夫去世。这时候，在他领导下已建立了4个民族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50个省委，350个县委，1139个乡委。1917年全国只有577个支部，到1919年初已经有8000个左右。

在俄共八大上本来准备由斯维尔德洛夫作组织工作的总结报告的，但因他病逝，只好由列宁来作。列宁在大会上说：“我甚至不能讲出他要讲的百分之一，因为在这个工作中我们只好完全信赖并有充分理由信赖常常一个人就能做出决定的斯维尔德洛夫同志。”

斯维尔德洛夫的突然去世确实是俄共无可挽回的损失。列宁说，他“一个人就完全领导了要一批人才能领导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些最大的工作部门”，“在解决许多重大的实际组织问题时，只要他说一句话，不必召开任何会议，问题就得到了明确的彻底的解决”。“像这样一个有非凡的组织才能的人，我们是永远找不到人代替他的”。“现在要担负起他一个人在组织方面，在挑选和按专长任用人才方面所做的工作，只有把整批整批的人派到斯维尔德洛夫同志过去一个人所管的各个重要部门中去，而且要踏着他的足迹前进，才能勉强完成他一个人所做的工作。”

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俄共决定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某个个人的才能上，下决心建立一套组织系统，凭借组织机构进行组织工作。俄共八大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下成立三个机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前两个机构是新设的，书记处是在原有基础上改组的。

俄共中央机关和书记处情况

先说一下“书记”的来源。书记一词的俄文是Секретарь，按字典的解释是：（1）处理机关团体或个人业务信函、公文的人员，也就是通常说的秘书；（2）会议的记录员书记员，也就是文书；（3）选举出来的组织领导人（通常是政党），即现在党的书记。前两释义是此词的本义，第三种释义是后来发展演变的结果。

俄共当年设书记一职的本意是强调这不是官职，仅仅是从事文案工作、处理来往公文和信函的秘书工作。不过发展到后来，书记作为秘书、文书之类的称呼同大权在握的官方身份有点不相称，于是Секретарь一词的概念就一分为二：在中文里，一个是专管办文、处理日常事务的，仍称“秘书”；一个是掌握权力的长官，称“书记”。俄文用的还是同一个词，所以在翻译时需要加以辨别。

从苏共书记职能的演变也可以看出词义的上述变化。

书记处设立得较早，191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后的8月6（19）日设立了书记处。当天的会议记录写道：“工作的组织部分由书记处负责，应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书记处的成员为：捷尔任斯基、越飞、斯维尔德洛夫、穆拉诺夫和斯塔索娃。”

按照《苏共中央通报》的说法，那时书记处不是中央委员会书记的集体组织，而是中央委员会机关中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小组，中央委员们通过书记处同地方党组织保持联系。书记处组织党的情报信息系统，调节党员干部的分配，从事中央委员会的通信联络工作，统计和监督党的资金，执行其他组织职能。实际上俄共八大之前实际从事书记工作的只有两人，即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塔索娃。

1919年1月16日首次设立组织局，成员为弗拉基米尔斯基、克列斯廷斯基和斯维尔德洛夫。

1919年3月，俄共八大通过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正式规定中央机关为三个：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政治局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其他中央委员可以参加政治局的会议，有发言权。政治局就紧急问题作出决定，每两周向中央例行全会报告工作。组织局也由5名委员组成。每一位组织局委员主管相应的一个部的工作。组织局每周召开会议应不少于3次。组织局管理党的组织工作，每两周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书记处由1名责任书记和5名技术书记（有经验的党的工作人员）组成，斯塔索娃任责任书记。书记处下设立若干部，每两周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此决定写入1919年12月召开的俄共第八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党章。

俄共八大后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是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列宁、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候补委员是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加里宁。组织局委员是：别洛博罗多夫、克列斯廷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斯大林和斯塔索娃。书记处由斯塔索娃担任责任书记。

1920年4月5日，俄共九大后的中央全会选举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为中央书记，他们同时也是组织局委员。此3人在工会问题争论中支持托洛茨基、布哈林的主张，俄共十大后失去了书记和组织局委员的职务。接替他们担任书记处书记的是米海伊洛夫、莫洛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1921年正式确定：“书记处的决定，如组织局委员中无人表示反对，则可视为组织局的决定。”这就明显扩大了书记处的权限。

随着书记处权力的扩大，其编制也不断扩大。斯维尔德洛夫任书记时只有15名助手和30名工作人员。到1919年12月，书记处人员扩大到80名，3个月后为120名，1920年3月增加到602名。从1919年3月起，中央书记处开始组建下属部门，首先成立总务部。1919年6月在总务部的基础上成立财务部和事务管理部，还成立了信息部、登记分配部、组织指导部、检察侦查部、学校教育部、妇女工作部、出版部，等等。

政治局和组织局成立后就开始取代中央全会。1919年4月到11月，按规定应召开16次中央全会，实际上仅召开了6次。政治局单独开了29次会，还同组织局一起召开了19次联席会议，组织局单独召开了110次会议。

“责任书记”是负责领导整个书记处工作的，是书记处的头。后来“责任书记”改称“总书记”，起初职能没有什么变化。可以作为参照的是，当时的《真理报》只有“责任编辑”，没有总编辑的说法。领导该报的布哈林的职务是“责任编辑”。

斯大林是在1922年4月3日俄共十一大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首次被选入书记处，担任总书记的。

斯大林当选总书记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在政府中担任的职务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相对来说是闲职，并且工作也不出色，甚至可以说很差。1921年3月17日，列宁在一封信中说，斯大林“在三年半来实际上从未担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也没有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这是事实。”1923年初，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批评长期由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他写道：“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在成立苏联的过程中才发挥出重要作用，但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和否定。

从列宁的辩解看，似乎还要斯大林继续兼职下去，看不出另有安排。因为如果那时已打算让他担任总书记的专职，并打算解除他的人民委员职务，那就用不着为斯大林的兼职辩解，说无人可代替之类的话了。

列宁参加了俄共十一大以及大会后的中央全会。所以，应该说列宁是同意斯大林担任此职的，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是列宁提名的。

列宁对斯大林粗暴和热衷于行政手段的缺点是清楚的。还在俄共十大期间，列宁就曾对季诺维也夫说过，“这个厨师只会做辣菜”。1920年初，老革命家福法诺娃就她是否到斯大林手下任职征求列宁的意见。列宁经过三天的考虑回答说：“对你说的事我考虑了很多，我甚至征求过娜捷施塔·克鲁普斯卡娅的意见，我们决定，你不应当同斯大林一起工作。你不了解这个人，他对任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都容忍不了……你还知道吗，斯大林是一个爱报复的人。”

在任命斯大林之际，列宁认为，需要严格限制总书记的职权范围，严格限于党务，同时决定尽快解除斯大林的人民委员职务。列宁起草的全会关于书记处工作安排的决定中写道：“责成斯大林同志立即给自己物色几名副手和助手，使他解脱苏维埃机关的工作（除原则性的领导外）。”

1922年4月25日，解除了斯大林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的职务。然而他的民族事务委员一职却一直担任到1923年 7月该部撤销为止。

那时候许多人并不把“总书记”的职务当做一回事，觉得这是纯属机关性质的，并非很高级的职务。

书记处是处理日常党务的机关。1922年8月，俄共第十二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设立政治局负责政治工作，设立由委员5人至7人组成的组织局负责组织工作的总的领导，设立由中央委员3人组成的书记处（这3个中央委员经常在书记处工作）负责日常的组织性的工作和执行性的工作。”这时候虽然已经有“总书记”的设置，但党章中甚至没有提及这一职务。1923年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中央组织报告结束语中称自己为中央委员会书记之一。这时候“总书记”的头衔还不突出，只是书记处的领导，而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

列宁说过，“其实哪个是政治问题，哪个是组织问题，是无法准确划分的。任何政治问题都可能是组织问题，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只有按已经实行的做法，即任何问题都可以从组织局转到政治局，才能恰当地安排好中央的工作。”

列宁的这段话当然没错，但是也给了斯大林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在以后的党内分歧和争论中，所有的政治分歧立即通过组织系统予以解决，大量的反对派成员或与斯大林有分歧的人被开除出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甚至被开除出党。

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后，立即集中全力抓组织人事大权，并在制度上控制这一领域。书记处的工作人员不断增加，到1922年十一大增至705人，而到7月已达892人。人员的增加是由于书记处下属部门的建立和扩大，以及分管的工作范围扩大的结果，书记处已经开始从日常党务工作、技术性工作向政治性工作方向发展。

斯大林领导制定了高级职务名册，建立高级职务的任命制，从而掌握了调动和任命党和政府中高级干部的权力，掌握国内大大小小事件的信息。没多久，总书记还控制了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工作。

列宁在“遗嘱”中说，斯大林掌握了“无限权力”，这并不是总书记一个职务造成的，而是斯大林当时在党中央身兼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总书记三职的结果。这在当时是唯一的，这三个职务的权力加在一起，就使斯大林拥有了“无限权力”。

谢选骏指出：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本来就是“秘书处负责人”，中文为了表示区别，把“秘书处”翻译成了“书记处”——“秘书”成为“书记”，秘书头就成为总书记了。由此可见，“总书记”这个职务和传达指示有关，而“独裁者”这个职务也和传达指示有关——这两者的雷同恐怕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和“组织的运作要靠文件指示”的特点息息相关。

奇怪的不是“独裁者就是总书记”或曰“总书记就是独裁者”，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独裁者”成为了一个骂人的话。大约是从希特勒战败以后。因为在此之前，列宁还公开宣称“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独裁”——对自己的独裁者身份相当自豪。而希特勒正是追随墨索里尼和列宁的脚步，但是通过變色追隨，成为了“具有德国特色的独裁者”的。本来，希特勒的这种角色，只会在俄罗斯、土耳其这种东方国家才可以大行其道。

【76、“封建”“专制”不可同日而语】

《胡玫的封建核心与何新的专制狐媚》（HuaLee 2014-06-10）报道：

“第一女导演” 胡玫，导演了从《雍正王朝》到《汉武大帝》等不计其数的帝王剧。获得了金鹰奖、飞天奖，还有数以千万计的金钱，真可谓名利双收。 

但是，透过这些热播的电视剧，我们看到的都是把这些各时代最残暴、最血腥的皇帝，塑造成勤政爱民的一代明君。在电视剧中，皇帝都是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甚至超过了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同志。那么，伟大领袖的那句题词不妨改成“向雍正同志学习！向刘彻同志学习！”了。 

如果说像港台片的“戏说”，那倒还情有可原；但是，胡玫女士却硬要将其“论证定位为一部严肃的历史正剧”，那便不可原谅了——因为这是以“正剧”的形式肆无忌惮地改写和歪曲历史，并公然为皇权专制主义张目和招魂。在人类普遍追求以人为本、民主自由和科学和谐发展的的今天，我不禁要问：胡玫女士的心中究竟是一把什么样的标尺？学者秦晖在《从“戏说乾隆” 到“胡说雍正”》一文中质疑说：“看着这些古装电视剧，我有一种回到‘文革’时代的感觉。这些宣传封建专制的电视剧‘影射史学’式的‘胡说’方式，‘高大全’的人物塑造法，以及指导其编造‘历史’的‘法家史观’和夸张‘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叙述模式，宣扬的就是封建专制主义，而且是比封建传统中的儒家更为极端的专制极权主义。 

胡玫的丈夫何新同志，是胡玫导演“最崇拜的男人”，他曾活跃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政坛，由于其思想的表面偏激而实含陈腐，终为民众所唾。最后，郁郁不得志的何新终于通过胡玫的电视剧渠道来传播他的思想，这种思想就是要让今天社会主义中国的老百姓，像在封建时代那样，老老实实地当奴隶，简言之，便是“世上惟有奴隶最幸福，你们看皇帝好辛苦”。你们就心安理得地接受命运吧——就像在埃及充当法老王的奴隶的犹太人一样，有棚子住、有肉汤喝，为何还要跑到旷野里去风餐露宿、忍饥挨饿的去追求所谓什么解放呢？这些都与今天我们党提出的民主和谐的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的，更是被世界潮流和时代所不齿的。 

胡玫导演的古代帝王戏中的御笔朱批与何新所提倡理念和治国韬略是一样的。就是弘扬新权威主义的政治哲学，认为只有救世主才可以领苦难的众生出埃及。按照他的说法，中国需要新权威，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这一切都是置于党和国家至上的前提之下。可是，稍微有点脑筋的人都明白，把人类的命运拱手交给新权威，这不是给狼外婆送鸡来了么？当希特勒把整套尼采著作作为贺礼送给墨索里尼时，无疑是在说：老兄，是狼来领导绵羊的时候了，这就是对专制的狐媚。 

我并非一味反对拍摄古装片，美国大片《勇敢的心》和《角斗士》就曾经让我如醉如痴——我关注的不是那些扣人心弦的情节和宏大壮观的场面，而是其中体现出的人类对自由的向往和对自身尊严的捍卫。《勇敢的心》和《角斗士》里的两位英雄的主人公，在各自的时代里绽放出了人性的光辉，这种光辉穿透历史幽深的隧道，直抵我们的心灵。我想，优秀的电影和电视，正是在梦想和现实的张力之间，让我们获得安慰、获得快乐、获得对自我品质的确认。 

韩国电视连续剧《大长今》也是如此：一个卑微的女子居然成为主人公，而皇帝却成为其陪衬；在钩心斗角的宫廷中，长今用她人性的温暖与光明照亮了每一个黑暗的角落。这样的电视剧启示我们，人其实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人其实可以像天使一样飞翔，而不必像蛆虫一样的在粪坑里互相嘶咬。 

在我们的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只有一串串的三寸金莲，闻到的只有裹脚布的恶臭。这些电视剧在絮絮叨叨的教育我们，对待皇帝要像狗一样忠诚，对待弱者要像狼一样残酷，这才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什么神仙皇帝"。我们是崇尚自由民主的无产阶级，我们是埋葬了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让那些光着腚的没有新装的皇帝们滚出所谓狐媚与核心的电视剧吧，皇帝们本来已经“息影”了，你们夫妻就别拿着招魂幡再请他们出山来专制我们了。 

我并不认同“文革”对“帝王将相文艺”的“左”倾讨伐，但如果“帝王戏”越过了多元化的合理背景而畸形“繁荣”，恐怕也不正常。 

今非昔比。但有趣的是从80年代起，史学界与文艺界都一反民国以来对“满清”的贬斥，竞相掀起歌颂清代帝王的浪潮。从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以至多尔衮、孝庄文皇后，个个雄才大略，人人奋发有为，圣明君主之多开历朝未有之盛。这种全盘否定远古传统与极为美化近古帝王的二潮并存现象很耐人寻味。90年代后，“大清颂”的调子更越唱越高了，以至出现“满台大辫子”、“五个乾隆（或七个慈禧等等）闹荧屏”的景观。这里除了市场经济中娱乐文艺自然繁荣的成份外，因回避现实的遁世自娱式“说古”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源自港台的“戏说乾隆”式帝王剧在大陆出现了青胜于蓝的流行，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近来帝王剧出现了新景观，这就是号称“历史正剧”的《雍正王朝》，它以大投资、高档次、权威参与、“大片”派头、舆论宣传加上市场炒作，掀起了空前的“雍正热”。面对这个满口现代话语的有为之君大红大紫，一些史学家乃至爱新觉罗后人纷纷作证说雍正的“政绩与人品”的确伟大，该剧从“大的氛围”、“历史事件”直到“器物层面”的细节都很“真实”云云。倒是据说改编所自的小说原作者二月河委婉地表达了他对这个“高大全” 的雍正难以认同，对电视剧“把雍正塑成无私无畏的、一点缺点也没有的人”颇有微词。 

的确，电视剧中的雍正与二月河小说中的形象已判若两人，而与历史上的雍正更是相差万里。应当说这部片子在艺术上还是比较精彩的，要求创作的作品完全真实而不虚构更无必要。问题在于该剧编导打着“历史正剧”的旗号，否认是在“戏说”雍正。该剧也确实是按照极鲜明的价值取向来编排的，并非消闲性的“戏说”可比。然而该剧不仅远离历史的真实，而且这一远离所体现的取向更属落伍。从“戏说”乾隆到“歪说”雍正，标志着近年来帝王剧景观的一个新发展，而如果说遁世的“戏说”本无害，欺世的“歪说”就更无益了。予以辩正，诚属必要。 

雍正是不是无私的“道德皇帝”？ 

历史上的雍正政绩虽无剧中夸张的那样显赫，但应当说还是个有为之君。传统史观因其残暴而抹杀其政绩的确不公，近年来史学界在这一点上是几成共识的。然而在专制的“家天下”，有为之君未必有德，本也不足奇。如唐太宗的杀兄诛弟、霸占弟媳、逼父夺位，武则天的连杀亲子乃至亲手掐死自己的女儿，明成祖的叔夺侄位、株连“十族”，隋文帝的谋杀小外孙而篡其国，等等，就反映了绝对权力导致绝对之恶的规律和专制极权具有的“道德淘汰机制”。历史上九重之内的宫廷阴谋、厚黑者胜，是不胜枚举的。今天的历史观没有必要把帝王的治国能力与其“得国之正”混为一谈。过去人们以雍正“得国不正”而漠视其治国之绩；如今的电视剧为张扬其治国之绩而把他的“得国”说得高尚无比，其实都是基于同一种陈腐观念。 

当然更重要的不在于观念而在于事实。与历史上的其他“得国” 不正者相比，雍正的特点在于他的“得国”不仅在后世常受谴责，而且在他在位时就有“流言”顶着严刑峻法而四处播散。为了平息指责，雍正挖空心思写了《大义觉迷录》一书以自辩，我们今天看到的电视剧就是以这本奇书中的雍正自道为基础而进一步拔高的。 

根据这种说法，雍正本无心于大宝，只是目睹时艰，“为社稷百姓着想”，又受了父皇嘱其改革除弊之重托，才勉承大任，做了这“有国无家”、尝尽“人间万苦”的社会公仆。而他的政敌则个个阴险恶毒，以私害国害民，大搞鬼魅之伎，与他不仅有“改革”和“保守”的路线斗争，而且有善与恶、光明正大与阴谋诡计的人品较量。他们不顾雍正的宽宏大量，怙恶不悛，死不改悔，不仅在雍正继位前妄图篡国，而且在整个雍正年间都猖狂作乱，从煽动社会风潮、策划宫廷阴谋直到发动军事政变，为破坏“新政”、谋害雍正而无所不用其极。而雍正在忍无可忍时才发动正义的反击，但依然宽宏待敌，仁至义尽。通过雍正自己粗茶淡饭，却给大逆犯曾静享用丰盛御膳、自己大义灭亲杀爱子，却对主要政敌“阿其那（狗）”不忍加诛等“感人场面”，电视剧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爱民第一、勤政第一”、“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仁德天子之浩荡皇恩！ 

这样的歪说也未免太离谱了。封建时代的宫廷阴谋往往成为千古之谜，说法众多难以统一并不奇怪，可是在雍正问题上无论怎样众说纷纭，严肃的史学家没有一个会相信《大义觉迷录》中的雍正自道，包括那些高度评价雍正政绩的人在内。因为该书的拙劣编造早在当时就已是欲盖弥彰，以致雍正一死乾隆立即把它列为禁书。正如我国一流清史专家集体编著的最近著作《清代简史》（多卷本《清代全史》简编本）所说：“由于胤禛与隆科多合谋取得帝位，事出仓猝，密谋不周，以致漏洞很多。雍正即位后，花了很大气力堵塞漏洞，但越堵越漏，《大义觉迷录》就是其中一个典型。”对这样一种连雍正的儿子和指定继承人都羞于示人的编造，这部“历史正剧”的编导却不仅全盘接受，还锦上添花，真是不知“今夕是何年”了。 

冯尔康先生是国内史学界倡导给雍正翻案的代表，曾誉雍正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比较杰出的帝王之一”。但冯先生对雍正伪造历史的劣行也深有体会。中国素有标榜直笔的“史官文化”，虽然实际上历代帝王都干预修史，造成“实录”不实，但像雍正那样不仅伪造历史，而且涂改档案，伪造史料，则还是罕见的。在对照了雍正“加工”过的《朱批谕旨》、《上谕内阁》等档案与故宫中幸存的原件后，冯先生也感叹曰：雍正“爱改史料，实是一个大毛病。”（冯著：《雍正传》522页）宫中档案尚要改，何况《大义觉迷录》这样的宣传品？而雍正所以有此种爱好当然不是闲得无聊，实在是他亏心事做得太多了。 

就以雍正“得国”而言，虽然九重之内的许多细节已成千古之谜，民间种种流言也未必可信（如改康熙遗诏“传位十四子”为“传位于四子”之说显然不实），但今天已能确证的事实是： 

第一，康熙暴卒于畅春园时，胤禛与负责警卫的隆科多控制着局势，真情如何只有他们二人清楚。而《大义觉迷录》所讲的“八人受谕”（即雍正到畅春园以前康熙已向隆科多及七位皇子下达了传位诏谕）之说纯属编造。他为何要编造呢？ 

第二，所谓“康熙遗诏”的汉文原件现仍存故宫内第一历史档案馆，它之为雍正伪造是铁证如山的，冯尔康先生也指出：“毫无疑问，这个诏书是胤禛搞的，不是康熙的亲笔，也不是他在世时完成的。”（同上书62页）当然，冯先生并不认同雍正“篡位”说，但他没有解释：不篡位为什么要矫诏？ 

第三，康熙末年诸皇子在朝臣中声望最高的是皇八子胤祀，康熙本人最器重的是皇十四子胤禵，而胤禛（后来的雍正）并无任何特殊地位，因而其继位大出人们意料。这一背景是明摆着的。 

第四，雍正即位后立即把康熙晚年的近侍、常传达康熙旨令的赵昌诛杀，当时在京的外国传教士马国贤称此举“使全国震惊”。接着又下令要群臣把康熙生前所发的朱批谕旨全部上缴，严禁“抄写、存留、隐匿”。这显然有杀人灭口与防止秘情外泄的嫌疑。 

第五，隆科多与年羹尧是雍正继位的关键人物。隆掌宫禁，传“遗诏”，而年则为雍正派往西北监控争位主要对手胤禵的亲信。即位后雍正一时不顾君臣之礼地大捧他们，称自己不识隆才，“真正大错了”，说隆是先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对年更称为“恩人”：“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还检讨说“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如此肉麻世所罕闻。然而大位一稳，雍正很快翻脸杀了隆、年二人。尤其可怪的是杀隆科多时还特别宣称先帝临终时“隆科多并未在御前”。（《东华录》雍正五年十月）当年被视为“遗诏”传人的人如今竟被认为根本不在场！如非杀人灭口而是仅仅因为其他罪过，这话从何说起呢？ 

此外，雍正即位后似乎害怕康熙亡灵，弃康熙常住的畅春园、避暑山庄而不往，避康熙之陵墓而另在京城相反方向创建西陵作为自己的归宿，等等，都是后人断定雍正“得国不正”的根据，这一切决不是“雍正的政敌造谣”所能解释的。 

显然，雍正谋位成功只是“厚黑学”的成就，何尝有丝毫“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影子！正如冯尔康先生所言，他“结党谋位”至少在康熙五十二年（即康熙死前九年）已开始，“追求储位已发展到不顾罹罪的程度”（同上书48页）。当然，专制时代宫廷斗争无道德可言，“谁上台手脚都不干净”，雍正的政敌也未见得比他好。但无论胤禛还是胤祀，其治国思想都于史无征，他们之间的争夺既谈不上是道德之争，也谈不上是政见、路线之争。 

如果说雍正夺位问题尚有疑云的话，剧中其他地方对雍正的美化就更是“歪说”了。曾静一案，雍正的处理即使从封建法制看也是怪戾的，他残忍地将只有思想异端的吕严沈三族株连惨杀，却留下“现行犯”曾静为他宣讲《大义觉迷录》，电视剧居然把这描绘成仁慈之举！雍正的最后四年一直“安适如常”，他的突然猝死虽史无确证，但包括推崇雍正之治的杨启樵、冯尔康等在内的海内外清史界多认为是妄求长生迷信丹药中毒而亡。电视剧却描绘雍正长期抱病操劳，为治国而“活活累死”。雍正的政敌胤祀、胤禟被他囚禁后不久几乎同时死去，死前被贬称猪、狗，受尽虐待，一般都认为是被雍正授意虐杀。而电视剧不仅将二人被镇压的时间由雍正初年移到雍正末年（以显示二人一直搞破坏，而雍正一直忍让），还描写雍正宁诛己子也要谨守父训，决不肯杀弟弟！如此等等。为塑造这个高大全的道德偶像，真是不遗余力了。 

“天下读书人”挑衅皇帝之说是否成立？ 

如果仅仅出于道德宣传而抬高雍正倒也罢了。这部“正剧”的特点恰恰是按鲜明的观念来剪裁、组装的。这一观念就是：“天下读书人”清流误国，结党乱政，而雍正皇帝依靠家奴治国，推行“新政”，为民作主，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新政”始终。 

为了表达这一主题，该剧精心编造，把历史上本在雍正初年便被囚遇害，而且据乾隆说也“未有显然悖逆之迹”（《清史稿·允传》）的“八王”胤祀说成雍正一朝反对派势力的总首脑，让他猖狂活动直到雍正十二年（即雍正死前一年）虚构的阴谋兵变被粉碎后才失去自由。在这个臆造出来的总司令麾下，聚集了编者想象得出来的一切恶势力：从贪官污吏、关外满洲八旗守旧贵族直到举着孔孟牌位上街游行的“天下读书人”。也真亏他想得出来！极端反汉化的关外八旗守旧贵族与代表汉文化正统的儒家士人居然成了一条战壕中的战友，团结起来与皇上作对！ 

片中屡屡出现关于“清流”乃万恶之渊的现代话语，突出表现雍正敢于杀言官、诛谏臣、惩治“科甲朋党”、为得罪“天下读书人”而不惜“身后骂名滚滚来”的种种豪举。 

应当说历史上的雍正的确有此倾向，他对科举出身的文臣有看法，宁用家奴不用名儒，尤其对直言敢谏、特立独行、以道义自负而“妄谈国是”的古代士大夫清议传统尤为厌恶。作为一个公然标榜“以一人治天下”（《朱批谕旨·朱纲奏折》）的独夫，雍正最不能容忍那种自许清廉而对君主保持某种独立的“海瑞罢官”式行为，在他看来这种“洁己沽誉”的“巧宦”比那种唯君命是从的贪官更坏，也因此惩处了一大批“操守虽清”而奴性不够的儒臣，如李绂、杨名时等。虽然喜欢奴才而讨厌“海瑞”是历代皇帝的通病，但传统儒家意识形态还是要肯定“海瑞”的道德意义的。而雍正不但在行为上不能容忍独立人格，在理论上更是突破儒家道德观，公开批判“洁己沽誉”的清流传统，因此他的确有典型性。 

今天看来，传统士人的确有诸多劣根性：在意识形态上，道学虚伪的一面造成言行不一之弊；在体制上，科举入仕之途造成知识人与官吏身份合一；作为依附于皇权的权贵层，他们不仅难有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甚至也缺乏西方传统中那种抗衡皇权的贵族精神。而在某种情况下，儒生的迂腐确实不如臂指如意的奴才更有“效率”，因此雍正排斥儒臣任用奴才，对雷厉风行地贯彻其治国主张是有一定作用的，放在当时背景下确也无可厚非。但从根本上说，雍正的“反儒”与现代意识对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反思是截然相反的：它反对的不是“天下读书人”对皇权的依附性，而恰恰是对皇权的相对独立性。 

雍正这样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电视剧作者对此的赞赏。岂止赞赏，电视剧实际上是青胜于蓝地强化了这种“雍正思想”。它不仅把知识分子勇于讲真话的一面视为大恶之尤，而且对连在传统文化中也作为正面价值的士大夫清操自守、犯颜直谏的精神都加以嘲弄与攻击，而把目不识丁的皇家奴才塑造为盖世英雄。这样的价值观真叫人目瞪口呆！ 

如今人们常对“宫廷戏”、“辫子戏”充斥荧屏啧有烦言，对清官、忠臣形象满天飞而公民、人权意识萎靡不振多有批评。但老实说，像《雍正王朝》这样连东林、海瑞式的书生意气都不能容忍而赤裸裸地宣扬家奴意识的作品还真少见。 

《雍正王朝》在编造“历史”上走得多远，以下可见一斑： 

雍正一朝的三大“模范总督”是鄂尔泰、田文镜与李卫。鄂尔泰通常都列三人之首，其治绩与影响（包括雍正的评价）更胜田、李一筹。但电视剧却突出田、李而隐去鄂氏，为什么？因为鄂是科举入仕，而田只是监生，李更非“读书人”。但李虽读书甚少，却是个大财主，他是康熙末年“入赀（捐钱买官）为员外郎”而进入官场的（《清史稿·李卫传》）。而电视剧为了突出“清流误国、奴才救国”的主题，把这个李员外“变”成了“要饭的叫化子”出身、被胤禛收为家奴后才苦尽甜来！ 

田文镜、李卫的确是忠心事君、政绩卓著的名臣，但奴性太重也有消极一面。尤其是田文镜习惯于报喜不报忧，他治理的河南年年以钱粮超额受表扬，但雍正八年大水灾，田匿灾不报，还谎称“民间家给人足”并严催钱粮，弄得豫民大量逃亡邻省。邻省告发，雍正查明是实，却为田开脱说：田“多病，精神不及，为属员之所欺瞒耳”（雍正《上谕内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类似情形发生多次。田后来留下骂名，固然有他为皇上办事敢于得罪地头蛇的因素，但老百姓也骂他同样是不可否认的。 

总之，雍正厌“清流”而用奴才是实，但程度没有那么甚，效果更没有那么好。而电视剧在这两点上是夸张得太离谱了。 

雍正年间有过严惩李绂、谢济世、陆生楠“科甲朋党”一案。这其实是个大冤案。李、谢分别于雍正四年三月、十二月各自上疏参劾田文镜，据说是因“天下读书人”受压制而不满。陆生楠并未参与劾田，只因是谢的同乡而受株连，三年后又有人告发他有“抗愤不平之语”，遂罹文字狱之难。这三人的确都有“读书人”的牢骚，但只是各自行事，何来“结党”之说？更何况李、谢之劾田文镜也不是没有田的过错。因此后人多称三人之冤，就连今日推崇雍正的史学家如冯尔康等也认为此案“未免冤抑”（冯著《雍正传》219页）。然而到了电视剧里，却变成了三人带领大批“读书人”出身的官员，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发难于朝堂。李、谢相隔数月的各自上疏也变成了三人领衔的大批人一再集体上疏请愿闹事。 

循着“天子圣明，为民作主，奴才忠诚，书生可恶”的思路，电视剧几乎把从清初以来的一切坏事乃至作者认为坏而其实未必坏的事，都算到了“读书人自私”的账上。吕留良的反清复明思想本在雍正以前，且与清初的民族矛盾和抗清斗争一脉相承，而电视剧却把它说成是一些因“科举不顺”而心怀怨望的自私“读书人”的反社会行为。曾静的反清直接受吕留良影响，也是民族矛盾的体现，而在电视剧里它却成了“读书人”反对“新政”的小丑行径，其原因是“新政”使“我们读书人都没有了好处”！ 

科举制度造成了“儒的吏化”，在“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皇权操纵下形成的“缙绅”阶层，具有知识分子与专制官僚、“读书人”与皇家奴才的双重身份，也因此享有了皇权赋予的种种特权。在“官民一体当差”与摊丁入亩这类改革中，某些缙绅出于私利而百般阻扰，但他们正是以专制官僚与皇家奴才的身份，而不是以知识分子和“读书人”的身份这样做的。电视剧对专制皇权大加歌颂，却把一切罪恶归咎于“天下读书人”的清流、清议与知识分子的敢讲真话（当然是相对而言），这不是颠倒黑白么？ 

雍正的“有为”应该怎么评价？ 

雍正是暴君但不是昏君，他治国有方，在清前期“康乾盛世”中是个承前启后的人。就个性而言，他的勤政与果敢也是比较突出的。但电视剧为弘扬“雍正思想”而把他神化成千古一帝，甚至以丑化康熙时代来突出雍正之治，则很成问题。实际上雍正的许多治绩都有前人奠基、后人续力，其成就也不那么辉煌。 

雍正打击缙绅势力，推行“一体当差”，这实际上是清初顺治时借“奏销案”压抑缙绅并从制度上缩小其特权之举的继续。至于“摊丁入亩”，作为“并税式改革”在我国历史上只是许多实践中的一次，作为由人丁税向土地税的转变也有上千年的历史，就政策本身而言它起源于明后期“量地计丁并为一条”的一条鞭法，因此史家又有把摊丁入亩称为“清代一条鞭法”者。而雍正时期摊丁入亩只是继康熙时在广东、四川等地的试行而逐渐推广，其普行于全国已在乾、嘉乃至道光初，甚至到了清末民初，人丁负担问题也并未完全解决，像陕西关中的一些县就仍然是“地丁属地，差徭属人”。更不用说“并税式改革”本身就有一个“鞭（编）外有编”、简而复繁的循环律，雍正的实践并未打破这一循环。 

电视剧在雍正“平定西北”问题上大加渲染，而实际上雍正时期恰恰是清前期西北边政大失败的时期，冯尔康的《雍正传》曾以《调度乖方，西北两路用兵的失败》为标题专节详述，明确指出西北大败“应当归咎于雍正调度乖方”。事实上，清朝对西北用兵起于康熙，毕功于乾隆，雍正一朝虽有青海之捷，总的看来是败多于胜，无足称道的。 

雍正设军机处强化皇权，也是电视剧阐释雍正思想的浓重之笔。但姑且不论这种强化在今天看来是否值得歌颂，就算值得，我国历史上专制帝王不相信朝臣而用身边亲信班子来架空“外朝”的动作在历史上也不知重复过多少次，雍正的这一次又算得上什么大手笔？关键在于独夫们既什么人都不相信，又什么事都想管，只好借助亲信，但亲信地位一高也就转化为新的“外朝”，下一位独夫只好又物色一个新的亲信机构来架空之了。 

本剧对雍正的颂扬到剧末出现一个“数字化”高潮：据说康熙末年留下的国库存银仅700万两，而经雍正大治之后，他留下的国库存银已达5000万两矣！这数字其实是个巧妙的游戏：康熙末年国库存银是800万而非700万两（见《清经世文编》卷26），但这是康熙年间的低潮而非最高数字。而雍正末年国库存银，一说是三千余万，一说有2400 万两（见同上，又见《啸亭杂录》卷一），只是在雍正五年一度达到过5000万两的最高额。编导妙笔生花，把康熙年间的最低数字（还有误）与雍正年间的最高数字变成了“康熙末”与“雍正末”，一下就把三倍之增扩大成了七倍多！ 

当然，即使从800万增至2400万，也堪称伟大成就。问题在于“国库”之富不等于国民之富，朝廷之富也不就是国家之福。在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古代中国，国富民穷的状况十分常见，国穷民富的情形也间或有之。两宋朝廷长期困于财政拮据，号称“积贫积弱”，但宋朝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远超于盛唐。而明末李自成进京时发现宫中藏银达七千万两之巨，比雍正时的国库要多多了。西汉末新莽朝廷灭亡时，仅集中于王莽宫中的黄金就达七十万斤之多，其数据说与当时西方整个罗马帝国的黄金拥有量相当！而明王朝与新莽王朝都是在饿殍盈野的社会危机中爆发民变而灭亡的。按编导的逻辑，崇祯帝与王莽这两个亡国之君不是比雍正更伟大么？雍正时的民间与康熙时相比总体上如何，史无明证，但从前引雍正最欣赏的总督田文镜在河南的“政绩”看，是很难乐观的。 

雍正的确果敢有为，但“有为”并不一定就有进步意义。某种变化是否能看作进步，取决于一定的价值立场。从一个立场看来是进步的事情，在另一个立场看来就可能是“反动”。 

从全球论，雍正的时代英、荷早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美、法的革命也已在酝酿中；从中国论，明清之际中国已出现所谓“启蒙思想”，即真正的改革思想，黄宗羲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唐甄的“凡为帝王者皆贼也”，顾炎武提出以“众治”代“独治”，王夫之要求“不以天下私一人”。而雍正那种连传统儒家规范他都嫌专制得不够、而赤裸裸要求“以一人治天下”的独夫言行，在这样一个历史进步的背景下，就显得非常刺目。 

同样是在一个世界范围的历史背景中，雍正重农抑商和统制经济倾向，也不具有进步性。在农业政策上雍正只重粮食，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结果导致一些地方官府强行毁掉已种的经济作物令农民改种粮，致使因失农时而绝收。雍正使政府干预强行进入传统时代一般不进入的农户经营中，导致了破坏性结果。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雍正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雍正朝起居注》五年五月初四），他多次表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朱批谕旨·孔毓、焦祈年奏折》这样摧残工商、禁锢市场、统制农业的强硬政策，在有清一代也属最保守的，而且效果也极坏。而电视剧对雍正的这些作为是避而不谈的。 

总之，《雍正王朝》为了塑造一个有为皇帝的高大形象，在对待史料上缺乏严肃性，在历史观和价值取向上更缺乏进步性。这样一部戏在学术进步、思想进步的今天居然创造了这样的轰动效应，令人感到愕然！ 

无疑，《雍正王朝》的收视是相当火爆的。考其原因，除了声势、频道、时段上的优势外，我以为主要有两条： 

首先是人们已经厌烦了泛滥已久的“戏说”式宫廷剧，因而对于风格迥异的“正剧”有耳目一新之感。而这部片子也的确拍得很精心，可看性强，有相当的艺术水平。 

其次，经历20年后我们的改革已进入微妙阶段，利益调整剧烈，公正问题凸显，社会矛盾增加，不确定因素增多，人们心理易于失衡，加上某种文化积淀的作用，人们隐约产生了某种期待：有人能以铁腕扫清积弊，赐予社会以公平与安宁。而电视剧迎合了有些人的这种心理。仅就这一点而论，“雍正现象”便令人担忧：人们难道真能指望一个雍正式的人物吗？ 

谢选骏指出：在共产党的语境之中，“封建专制”常常相提并论；但是在我看来，封建与专制恰恰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无论古今中外，只要是封建的，就无法专制；只要是专制的，就不会封建。

【77、“天上人间”夜总会侵犯了李后主的版权所以下场悲惨】

网文《天上人间》报道：

“天上人间”夜总会的全称是：北京长青泰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外文名The earth nightclub。

“天上人间”夜总会，位于北京朝阳区东三环北京长城饭店西侧副楼，北临亮马河及燕莎购物中心，西临昆仑饭店、南临农业展览馆，是京城繁华高消费的金三角地区。 2010年5月11日，北京警方开展了打击卖淫嫖娼专项行动中因被查获有偿陪侍和消防隐患，而被勒令停业整顿6个月。有《某天上人间夜总会》诗：“承平岁月孽花夭，公子富豪游兴饶。灯雾香尘春复夏，森声沓躅昼连宵。几身肉与钱相兑，诸魄醒同幻错交。莫谓长安帝听近，都风异臭齉司曹。”

天上人间夜总会是公私合营的娱乐性场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3环北京长城饭店西侧副楼，离北京机场路只有5分钟，离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只有5分钟路，天上人间最大股东是美籍华人覃辉，覃辉的股份约占总股份的51%。天上人间为北京最顶级的俱乐部，营业面积约12000平方米，拥有大堂、40个KTV包房、餐厅及桑拿中心等。天上人间之所以被炒作的如此神话主要是因为能在这里消费得起的个人还是很少的，大多数是公司性的消费（也就是烧钱的地方）。而且这里的陪酒卖春女郎很多来自北京高校，硕士学士都有。

服务设施

天上人间大厅的音响是英国原装进口的并由原厂专业音响师设计安装的（绝对一流）价值20-30万英镑。大厅一般是酒店客人常光临的地方年轻人较多。

包厢分为小中大（总统包间）3种，正常价格小（2800加15%服务费）中（4800加15%服务费）大（6800加15%服务费）有好几间总统包间其实也就是大包主要是提供业务招待的房间（价格在10000以上）这里是大公司聚会和“所谓”名流经常出没的场所。包厢内有专职服务员服务且都是女性服务员，男服务员一般只负责传菜酒水给包厢服务生，此外服务员一般是不允许进入包厢的。

包厢服务员的个人素质，所有包厢服务员都是要求很严格的女性身高必须在165-175，年龄28周岁以下18周岁以上（领班部门经理除外）之间，必须熟练掌握普通话和英语必须为大专学历以上（公司每年都会到各大高校招员工）上岗前必须接受正规培训30天以掌握必须的服务知识包括简单日语，韩语等以及各种菜单的价格酒水名称等。

工作时间是晚上8：30到次日凌晨2：00 上下班一般是从员工专用通道进出。薪水为普通服务员底薪3000加包厢提成（包厢消费额的8-10%）规定不允许收小费。部门经理8000-10000加补贴上班实行打卡制度（员工会员卡）通过保安部监督。

主要消费

天上人间的DISCO消费平日是100，假日是120，这是女士的门票，男士是150。其实并不算贵了。还包含一杯饮品，也是大众消费了。关键是进去以后还有消费，因为这种地方去玩的人真的很少，大多数都是找人陪聊天的，说实在的去跳舞的基本没有，而如果找人聊天的话，小费最低500，这是不成文的价钱。当然如果你就想进去看看，一次的消费不会太高。DISCO的音响的确是很好的，而且打碟师一般都会请亚洲比较好的来。

KTV

先说水果，品质是不错的，因为毕竟天上人间是个牌子，水果全进口的，不管是什么，口感都会非常好，要比街上买的好吃，这也是品质的保证。另外，器具都会消毒，也比较放心。进去后，首先会有人递上热毛巾，然后就可以消费了，消费是有最低的，最小的房间2800，但是基本都会消费到3500以上，在这里，应该是没人会算计那么多的。一晚上下来，几个客人去消费5000就差不多了，要是有好奇的，一个人凑个1000，去见识下也够了。

员工

服务生是必须给小费的，小费最低500，去过的人应该都知道，不管有几个服务生，都是要一人500的，而且还要另外给经理500。所以，只是消费，基本就要给出2000。不过大部分英语好像都不是很灵光，只能说基本的。但很多服务员比小姐还要漂亮。

小姐

小姐的确很多，很有钱，也很漂亮，但一般都不会开车去，当然不是钱的问题，是因为小姐有时要陪酒，为避免酒后无法开车，还有其他活动安排，基本都是打车，或有专门的包车带司机的。说漂亮，确实是气质都不错，硕士学位的也有一些。不是常规人理解的小姐，穿的暴露那是站街的，基本上到那的小姐会穿的漂亮，但不会很暴露，只是会突出自己的气质而不是别的。在这家夜总会，只要谈好价钱，客人可以带小姐外出嫖宿，或在包房内发生性关系，甚至有多对男女在包房集体淫乱。

客人

去天上人间的人非富即贵，一般都很见过世面，不会弄那些太低俗的游戏，起码不会在那里玩。还有一个理由，基本上去那里的，都是为了拉拢关系，也就是一个过场，重要的是要去谈事，所以，在KTV里一般都会很正经。当然之后叫小姐回房就是另外的情况了，也就是买春。

酒水

最贵的酒叫金什么的，好像还没有人开，一瓶12万吧，是美金的价，这个当然没见过。但是常见的XO什么的，也分级别，普通消费里最贵的好像是12800。大多数的都在1，2千的价位，果盘一个就300吧，反正有最低消费，叫个果盘，加瓶酒还有富裕，还可以叫些小吃。基本去喝XO的少，可能是过时了吧，喝葡萄酒，干邑的多些。

背景介绍

“天上人间”夜总会的全称是：北京长青泰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天上人间”夜总会。法人代表林美凤，外资企业。覃辉是1995年接手“天上人间”的，他当时在武汉钢铁公司做进口矿石的买卖，第一次被“协助调查”，折戟而归。为了找一个挣钱的买卖，向当时的首都机场管理公司的总经理借款180万美元，并由军队一家贸易公司担保，买下原隶属广泰公司（台湾人）的“天上人间”夜总会。“天上人间”的初期管理由台湾“四海帮”掌门陈永和（外号“宝哥”）派得力干将帮助打理，要求很严。

公司股权

“天上人间”商标的申请日期是1995年11月29日。1997年5月14日，北京长泰歌舞厅有限公司经国家商标局核准取得“PASSION”与“天上人间”中英文组合注册商标。

工商资料显示，1993年3月，北京长泰歌舞厅有限公司以中外合资形式在京注册。注册资金200万美元，有效期限自1993年3月至1999年3月。投资方为北京长城饭店公司和香港广泰国际有限公司，广泰国际法定代表人显示为覃辉。该公司鲁姓董事长为长城饭店方面委派。

1999年9月28日，国家商标局核准该商标注册人变更为北京长青泰餐饮娱乐有限公司。长青泰公司亦为中外合资企业，大股东为覃辉所掌控的北京卓京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另一投资方为长德(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新加坡籍的林美峰。

2005年前后，长青泰公司同意转让其名下股份，深圳某实业公司接替入主。日前，星美影业老总覃宏也曾公开透露，早在2005年，他与兄长覃辉就已经转让了‘天上人间’所有股份。其后，“天上人间”的商标先后出现多次转让。首次转让于2005年11月8日完成。第二次转让申请完成于2007年5月。第三次转让完成于2008年7月。第四次转让完成于2009年11月。据了解，商标申请人是一家名为“石本”的北京投资公司，该公司获得“天上人间”商标至今最多只有几个月。而另据记者调查，“天上人间”的实际经营者，为“北京赛华名豪餐饮娱乐有限责任公司”。据其营业执照显示，该公司成立日期为2001年6月，注册资金3000万。

突击扫黄

2010年5月11日夜，身着治安、巡警、特警多种警服的数十警察突然清查北京东三环外的“天上人间”夜总会。办案人员说，当晚为防走露风声，参与办案的人员统一关机，事先许多警察并不知行动计划。此次专项行动却采用治安、刑侦、巡警、特警等多警种联合行动。查出4家豪华夜总会有偿陪侍小姐557人。

停业整顿

2010年5月11日，北京警方开展了打击卖淫嫖娼专项行动中，朝阳警方兵分四路突查天上人间、名门夜宴、花都、凯富国际等4家豪华夜总会，当场查获有偿陪侍卖淫小姐557人。4家夜总会被勒令停业整顿6个月。朝阳警方透露，天上人间等4家夜总会因存在有偿陪侍，在消防安全上也存在隐患，按照相关处罚规定均被勒令停业整顿6个月。朝阳公安分局一位警官介绍说：“这是有偿陪侍处罚的最高限。”当晚，有偿陪侍小姐被警方遣散，在这4家场所消费的客人也被要求离开。

人间法度

在很多北京百姓的道听途说中，天上人间一直是个神秘场所。日前，朝阳警方兵分四路，夜间突查了位于东三环一带，包括天上人间在内的四家豪华娱乐场所，从而使“一个神话”在一夜之间破灭。从效果看，警方此次行动收获颇丰，不但当场查获了五百多名进行有偿陪侍的小姐，还发现了很多诸如消防安全方面的隐患。警方宣布：对这四家夜总会给予勒令停业6个月进行整顿的处罚，措施之严厉为少见，对“业界”的震动也非同一般。

在这次突查行动中，民间传说的诸多版本在被击破的同时也被一一验证：击破的，是天上人间“不败”的神话；而被证实的，则是有偿陪侍在娱乐场所的大量存在。君不见，大堂中一时涌动“花红柳绿”虽然都有些落魄，但也足够养眼吗？

天上人间于北京形形色色的娱乐场所中一直比较扎眼，其显赫地位犹如地产界。

常言的地标建筑。很多商务活动安排于此，不单是因为那里的硬件设施和软性服务，更是因为其江湖地位。请人者，常以能在此待客显示其实力和排场；被请者，也会拿去过此地消费，而为日后在人前的炫耀增加谈资。最极端的例子是，很多连天上人间门朝哪开都不清楚的“地癞子”，也会拿经常去天上人间消费说事，其搞笑程度令人喷饭。此次警方果断出手，将几家豪华夜总会一举拿下，不仅击碎了坊间诸多传闻，也显示了治理涉黄的示范意义。

其一,任何个人、任何机构，其经营活动都不能游离于法律法规之外。不管有多大来头和多么深的背景，只要违法经营，就要被拿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其二，一时的兴风作浪，躲不过最终的翻船落水。抑恶扬善永远是这个社会的主流，也是执法机关必尽的责任。

其三，对很多喜欢打“擦边球”的经营者来说，天上人间等四家夜总会被查封，无疑是他们在日后经营的反面范本。别老心存侥幸，也别老抖机灵。古人所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说的都是守法经营，若想生意好，还须在法律范畴内多下下工夫才是正道。

此次突查上述四家夜总会的行动，源于北京警方于4月开始的“打击卖淫嫖娼的专项活动”，而今后还将继续保持严打的态势。这就提醒有关部门，如何进一步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 完善、细化现有的规章制度。一方面，娱乐场所有偿陪侍由来已久，亟须在法理层面进行必要的厘清。另一方面，也应使这种“运动式”的集中打击变成常态化的日常监管。打击涉黄和卖淫嫖娼，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更不能像猴皮筋似的时紧时松。时下，有多少经营者是抱着先避开风头，过些日子再卷土重来的想法？这也并不是一种恶意揣测。

领导简介

覃辉，为“卓京系”掌门人，有“民营传媒富豪第一人”的称号，在北京、上海等地拥有几十家传媒公司，同时还是北京新天地的东魅酒吧和京城曾经有名的夜店“天上人间”的大老板。覃辉早期曾经与香港第一美女李嘉欣有过一段绯闻，致使成为娱乐名人，其天上人间更被业界称为“现金奶牛”。

重新装修

天上人间、名门夜宴、凯富国际、花都，这四家在京城大名鼎鼎的夜总会因提供有偿陪侍，于2010年5月11日被勒令停业整顿半年。

“大限”之后的第一天，记者对这四家夜总会进行探访，发现有的准备重整开张，有的则还不确定。当天，京城近千家娱乐场所的负责人与警方签订《责任书》，一旦场所内被发现“黄赌毒”，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老板)、经营负责人均将被追责。

位于长城饭店一层的天上人间夜总会正门半开，里面开着灯但没有客人。停业整顿期间天上人间做了部分内部装修，并对消防设施进行了整改，“相关的材料已经交给有关部门，等待审批”。今后还做KTV，但什么时候开业还不确定。

谢选骏指出：俗话说“没文化真可怕”，“天上人间”夜总会就是如此，貌似漂亮，却侵犯了李后主的版权，果然下场悲惨。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古诗文网推荐诗文名句）报道：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出自五代李煜的《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

译文：过去像流失的江水凋落的红花跟春天一起逝去，今昔对比，一是天上一是人间。

注释：流水落花，形容春残的景象，也比喻好时光的消逝。

赏析此句写得情真意切、哀婉动人，词人长叹水流花落，春去人逝，故国一去难返，无由相见，深刻地表现了词人的亡国之痛和囚徒之悲。

原文

李煜《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译文及注释

门帘外传来雨声潺潺，浓郁的春意又要凋残。即使身盖罗织的锦被也受不住五更时的冷寒。只有迷梦中忘掉自身是羁旅之客，才能享受片时的欢愉。

一个人不要倚着栏杆远眺，昔日的无限江山已不再是南唐河山；离开容易再见故土就难了。过去像流失的江水凋落的红花跟春天一起回去，今昔对比，一是天上一是人间。

注释

此词原为唐教坊曲，又名《浪淘沙令》、《卖花声》等。唐人多用七言绝句入曲，南唐李煜始演为长短句。双调，五十四字（宋人有稍作增减者），平韵，此调又由柳永、周邦彦演为长调《浪淘沙漫》，是别格。

潺潺：形容雨声。

阑珊：衰残。一作“将阑”。

此词基调低沉悲怆，透露出李煜这个亡国之君绵绵不尽的故土之思，可以说这是一支宛转凄苦的哀歌。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暮春时分，五更梦回，薄薄的罗衾挡不住晨寒的侵袭。帘外，是潺潺不断的雨，洒扫着寂寞零落的残春。囚居之人，独自流年，已是无言的况味；落花时节，风雨飘零；这种境地使他倍增凄苦之感。“梦里”两句，回过来追忆梦中情事，睡梦里好象忘记自己身为俘虏，似乎还在故国华美的宫殿里，贪恋着片刻的欢娱，可是梦醒以后，“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却加倍地感到痛苦。

过片三句自为呼应。说“独自莫凭栏”，是因为“凭栏”而不见“无限江山”。

此词是作者去世前不久所作。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九《西清诗话》：“南唐李后主归朝后，每怀江国，且念嫔妾散落，郁郁不自聊，尝作长短句云‘帘外雨潺潺……’含思凄惋，未几下世。”

简析

这首词在低沉悲怆的情调中，诉说着词人被囚禁在汴京时的苦闷与自伤。抒发了其由天子降为臣虏后难以排遣的失落感，以及对南唐故国故都的深切眷念，可以说是一支宛转凄苦的哀歌。全词语言清澈自然，明白如话，情真意切，哀婉动人，将词人的亡国之痛、囚徒之悲和故土之思展现得淋漓尽致，生动地刻画了一个亡国之君的艺术形象。

李煜（937年8月15日―978年8月13日），南唐元宗（即南唐中主）李璟第六子，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莲峰居士，汉族，生于金陵（今江苏南京），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铜山区），南唐最后一位国君。李煜精书法、工绘画、通音律，诗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派词人的传统，又受李璟、冯延巳等的影响，语言明快、形象生动、用情真挚，风格鲜明，其亡国后词作更是题材广阔，含意深沉，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对后世词坛影响深远。

谢选骏指出：“天上人间”夜总会不仅侵犯了李后主的版权，而且不明白“天上人间”的含义，不明白“天上人间”紧邻“流水落花春去也”，是一个典型的败亡。

《天上人间花魁梁海玲悲惨人生，双乳被割惨死家中，死因成谜》（2023-10-04 百晓史）报道：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天上人间”的大名，从那个地方流出了太多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每个人都想窥探一下最高档的夜总会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天上人间之所以会吸引那么多达官贵人，主要是因为它拥有四大花魁，其中知名度最高的就是梁海玲。

可是谁能想到，身为花魁的梁海玲竟然有着悲惨的人生经历，而且她最后双乳被割惨死家中。梁海玲到底经历了什么？她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

女子外出打工，最终误入歧途

梁海玲出生在河北省的一个贫困家庭，由于家里条件实在是不好，还没上完初中的她就被迫外出打工。

1995年，梁海玲独自带着行李来到了北京。没有学历和一技之长的她在这里找不到太好的工作，最后她只能在工厂里做流水线工作。

在工厂里待了一段时间，梁海玲累得筋疲力尽。某天梁海玲决定趁着放假的时间出门逛逛，她想看看首都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结果在附近的商场里，她看到了很多不认识的牌子，那些服务员都高傲的不行，她碰一下里面的衣服就要被服务员教训：“买不起的人别乱碰啊！”

服务员的势利眼让梁海玲很是难过，她想摆脱现在的困境，她想成为上流社会的一份子。就在这时，她看到了天上人间的招聘信息。

天上人间向来出手阔绰，哪怕是里面的服务员都能拿到很高的工资。梁海玲当时就做出一个决定：她要去夜总会上班。

一周之后，梁海玲辞掉了原本的工作。天上人间的经理觉得梁海玲能说会道，于是就安排她当酒水服务员。

事实证明梁海玲确实有销售天赋，她每天都能通过提成赚到一大笔钱。很快，老板覃辉注意到了这个漂亮的小姑娘。

在覃辉的提拔下，梁海玲成了提供特殊服务的服务员。从那天开始，梁海玲跟着那些姐妹们学习化妆以及穿搭技巧，当初的灰姑娘摇身一变成了小花魁。

花魁香消玉殒，真相依旧成谜

天上人间对客人有着一套严格的筛选系统，能够进来消费的人非富即贵，他们出手大方又有分寸感。

在众多服务员里，梁海玲的人气最高，她凭借着漂亮脸蛋以及高挑身材俘获了很多富豪，其中就包括黄任中。

据悉，黄任中曾经花费400万只为了讨梁海玲欢心。不仅如此，还有一个日本富豪愿意花40万见梁海玲一面。

有了这些富豪的支持，梁海玲住上了梦寐以求的豪宅，过上了纸醉金迷的生活。可是谁能想到，2005年11月13日，梁海玲竟然惨死家中。

经过法医鉴定，梁海玲脖子上有明显勒痕，而且她的双乳已经被割掉。这件事很快就引发了外界的讨论，大家都想知道到底是谁杀害了梁海玲。

可惜警方在现场提取到的证据非常有限，再加上梁海玲的人际关系实在是过于复杂，所以警方根本无法锁定犯罪嫌疑人。

不过当初在调查过程中，警方认为梁海玲的司机王大伟很有可能就是凶手。王大伟曾经是梁海玲的爱人，只不过这段关系没能维持下去。

刚开始梁海玲觉得王大伟对自己关怀备至，所以她才愿意跟王大伟在一起。结果相处了一段时间，她才发现王大伟是个赌徒。

每隔一段时间她就要帮王大伟还赌债，时间一长她自然会不高兴。梁海玲提出分手没多久，就被人发现惨死家中。

原本警方打算将王大伟捉拿归案，结果警方还没抓到王大伟，他就意外身亡了。王大伟死亡之后，梁海玲的死就彻底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时至今日，关于天上人间的故事依旧在流传，很多人都想知道梁海玲的死背后隐藏着什么不可见人的秘密。

有人觉得梁海玲知道那些达官贵人的秘密，所以才会被杀人灭口。当然，这终究只是一个猜测，在没有实质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我们不能确定这种说法是否属实。

小编观点

小编认为梁海玲的人生固然悲惨，可是她不该自甘堕落，不该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确实，那个年代没有学历的女孩根本找不到体面工作。

然而她面临着很多选择，她可以利用空闲时间提高学历，她可以慢慢积累工作经验然后爬到更高的位置。

可惜她贪图享乐又不想付出努力，所以才会堕落至此。希望大家都能引以为戒，千万不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捷径存在。

谢选骏指出：“天上人间”这个名头实在不好，等于暗含着诅咒，当初给它命名的人如果有点文化，那就一定是个仇家吧。我看这个世界确有捷径存在，不过，捷径往往让人更早到达人生的目的地——死亡。所以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78、“后真相”打破了“权力伪造的真相”】

《Post-truth|“后真相”的真相》（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6年12月7日）报道：

post-truth 后真相被《牛津英语词典》选为2016年的年度词汇，被定义为“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circumstances in which objective facts are less influential in shaping public opinion than appeals to emotion and personal belief)。

使用post作为前缀的复合词在英语中很常见，通常指某一特定的情境或事件之后，如post-war（战后）、post-match（赛后）等。到了20世纪中叶，这一前缀的含义逐渐丰富起来，出现了post-national（后民族的，在1945年首次被使用）、post-racial（后种族的，在1971年首次被使用）等词汇，其中的post有了更复杂的含义，表示特定的概念变得越来越无关轻重。

根据牛津词典统计，post-truth在2016年的使用率比前一年增长了2000%。考虑到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期间我们所处的信息环境，这种暴增似乎也合乎情理。

中国也不例外。两个月前，一则“公司女员工排队吻老板”的假新闻疯传网络，突显了数字化驱动的“后真相”环境。当然，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因为这里有一个审查制度下的“前真相”基础。

牛津词典部总裁加斯帕·格拉斯沃(Casper Grathwohl)表示，post-truth或许将成为“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词汇之一”。

而在《纽约时报》12月6日的观点文章《“后真相”时代，谁来定义假新闻？》中，作者则阐述了另一种看法——对假新闻的恐慌让人愈发相信，我们生活在后真相时代。但后真相的真相远比字面意义上来得复杂。(But just as with fake news, the truth, if I may still use that word, about post-truth is more complex than many allow.)

假新闻古早有之，“真正的变化不在于新闻造假，而在于旧有的新闻守门人丧失了权力。它们定义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的能力也受到了侵蚀”。而在牵涉到当代政治时，事实或者说真相，也只有“在某种意识形态框架之内才有意义。”

你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后真相”时代吗？

《后真相时代最大的安全威胁》（伊丽莎白·塞格尔（Elizabeth Seger）2021年3月1日）报道：

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明确了一件事：协调整个社会的行为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

考虑一下公众对疫苗的反应。对世界来说，要战胜冠状病毒，需要大多数人同意接种冠状病毒疫苗，很少有民主政府会强制民众接种。但在全球范围内，人们仍对疫苗问题犹豫不决。如果犹豫的人群太多，我们最有希望摆脱大流行的一个途径就会受到损害。这些人的拒绝会影响到每一个人，甚至是接种者。

这一直是大流行的主要话题：在不同时期，公共卫生官员和政客试图说服人们做一些对自己和社区都有利的事情，比如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很多人这么做了，但有些人对建议比较抵触。关于疫苗和口罩的虚假信息、无效治疗以及新冠病毒起源的毫无根据的谣言，使协调公共行为变得极其困难。

这种对重大世界事件的反应反映出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这预示着我们在21世纪可能面临其他危机，包括未来的大流行疾病和气候变化。在这个后真相时代，要确保每个人都消息灵通变得越来越困难。换句话说，即使我们知道如何拯救世界，一个退化的、不值得信任的信息系统也能阻止挽救的进程。

英国艾伦图灵研究所（Alan Turing Institute）最近发表了一份报告，我和我的同事们认为，这种变化不亚于对全球安全本身的威胁。术语“国家安全”或“网络安全”较为人所知。但是我们认为，应该更多地关注“认知安全”。因为如果没有它，社会将失去应对未来最严重风险的能力。

社会中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安全概念，现在有一种新类型需要考虑，即“认知安全”。

如果说家庭安全保证我们财产的安全，金融安全保证钱财的安全，国家安全保证国家的安全，那么认知安全就是保证知识体系的安全。

认知安全中的认知一词（Episteme）是希腊哲学术语，意思是“知道”。因此认知安全涉及到，确保我们真正了解我们所了解的，能够识别未经支持或不真实的主张，以及我们的信息系统对识别假新闻等“认知威胁”是稳健的。

在报告中，我们探索了有助于在民主社会维护认知安全的潜在对策和研究领域。但在这篇文章中，让我们来看看加剧这一问题，并使社会越来越难以应对紧迫挑战和危机的四种主要趋势：

1. 注意力稀缺

早在13世纪远在欧洲发明印刷机之前，学者们就抱怨信息过载。1255年，居住在法国北部城市波维（Beauvais）的多明尼加·文森特（Dominican Vincent）写道：“书籍众多，时间紧缺，记忆力差”。

不过，互联网使大量难以核实的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获得。很难筛选出哪些小道消息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我们有限的注意力被分散过度了。

丰富的信息以及遭到限制的注意力创造出激烈的“注意力经济”，在这种经济当中，政府、记者、利益集团和其他人必须争夺眼球。不幸的是，虽然有效的策略吸引了人们的情绪和信念，但这些来源并不代表是真相。

2. 过滤气泡和有限理性

注意力经济有着特别令人担忧的后果，即是形成过滤气泡。在这种气泡中，人们主要暴露在自己预先持有的信念之下，相反的观点则被过滤掉。

当面对信息过载，人们自然更愿意关注社区中志趣相投的人，而不是不熟悉的局外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形成并加入一个由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统一起来的社区。

过滤气泡的认知结果被称为“有限理性”。如果获取信息是良好推理和决策的基础，那么通过根深蒂固的过滤气泡来限制一个人对潜在相关信息的获取，反过来又会限制一个人的良好推理能力。

过滤气泡可以令不同社区与截然不同信仰相处在一起。

3.对手和轻率粗心的人

发布和获取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但缺点是，同样的技术也使人们更容易有意、无意地传播虚假或误导性信息。

行为者（个人、组织或国家）故意操纵信息，恶意误导或欺骗信息接受者，他们的错误信念被称为“对手”。对手发动“对抗性攻击”，煽动人们根据误导性或虚假信息采取行动。例如，一个政治竞选活动可能会使用深度造假的视频技术，伪造其他政治候选人的犯罪视频，以操纵选举结果，使其对自己有利。

另一方面，通过善意或偶然的方式传播错误或缺乏证据的信念的人被称为“犯错误者”。例如，一位疫苗研究人员担心副作用，不信任医疗权威，可能会在一次采访中发表善意但略有些危言耸听的评论，这些评论可能会被转载并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引发一场广泛的反疫苗运动。

3.侵蚀的信任

人类进化出了决定何时信任他人的技术。比如，如果一个人被多人所相信，那么我们更有可能相信这个人，我们甚至更愿意相信自己社区的成员——这表明他们与我们拥有相似的价值观和利益。我们也会用肢体语言、声音语调和说话方式来判断诚实与否。这些策略可能会出错，但总的来说，它们对人类很有用。

然而现代信息技术可以破坏这些策略。例如，过滤气泡让少数人的观点更加明显，而且似乎比实际情况更被广泛相信。虽然公众更容易看到一些少数人的观点，但当有害的极端主义叙述被渲染得比实际情况主流得多时，就会出现问题。

一些技术还劫持了我们的潜意识倾向，让我们在声音模式和肢体语言中寻找诚实和不诚实的迹象。当有人撒谎时，人工生成的语音或深度造假的视频不会受到提示的困扰。

人们更倾向于相信自己社区的成员，而不是局外人。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对于那些愿意付出努力的人来说，丰富而均衡的媒体饮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获得。但消息灵通往往是大多数人无法轻易承担的时间和资源的特权。

因此，在应对新冠病毒等复杂挑战时（这些挑战需要及时做出决策并协调广泛的集体行动），重要的是，明智的公共卫生建议和安全疫苗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相信解决方案和提供解决方案的人。

在报告中，我们探讨了如果不采取行动可能产生的一些后果。我们把其中一个最坏的情况称为“认知咿呀学语”。这意味着，未来普通民众完全丧失了辨别真实与虚构的能力。虽然信息容易获得，但人们无法判断他们看到、读到或听到的东西是否可靠。因此，当下一次大流行到来时，社会之间不可能合作。这是想法让人不寒而栗——但新冠病毒已经表明，我们比以前想象的更接近这种现实。

網文《后真相》（Post-truth）報道：

后真相（post-truth），网络流行语，外来词，用来描绘“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的情形。 [1]其中，"Post"表示的是“超越”，也就是“真相”不再那么重要。 [2]

2016年11月22日，牛津词典把"后真相"评选为2016年度词汇。这个词反应了2016年政治领域“高度紧张”的状态。 [1]

发展经过

牛津字典把“后真相”定义为“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英国脱欧的大背景之下，“后真相”一词的使用率急遽上升2000%。

“后真相”的“后”，是因为真实与否已经降低到了次要位置，不同的人群只选择相信符合他们各自偏好的信息。而随着2018 年《卫报》等媒体对剑桥分析公司大规模操控网络舆论的曝光，外部权力肆意介入传播过程并操控网民态度的事实几乎淹没了所有对社交媒体的积极期盼。8000 多万脸书用户的数据被非法获取并导入大数据模型分析，进而根据分析结果投放相应信息以控制人们的情感和行为。“后真相”概念的本意或许会获得些许启发。与“网络谣言”、“虚假信息”和“宣传操控”等话题的关注点有所不同，“后真相”并不强调信息准确与否的重要性，而是强调舆论分裂和极化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倾向于选择那些他们更愿意接受的信息，并将其当做“真相”。可见，问题的关键症结不在于传播过程之中，而在于传播过程开始之前的情绪和立场。 [3]

科瓦奇等学者在《真相》一书中，提出以下六步去识别真相： [4]

第一步，我碰到的是什么内容?

第二步，信息完整吗? 假如不完整，缺少了什么?

第三步，信源是谁/什么? 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们?

第四步，提供了什么证据? 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

第五步，其他可能性的解释或理解是什么?

第六步， 我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吗?

引申含义

后真相（post-truth）用来描划"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的情形。 [1]

引用示例

英国脱欧是2016年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主张脱欧的人设计了一个简单然而十分有效的口号: “夺回控制权。”英国人不分阶层和代际差异被打动，因为每个人都抱持把钱从布鲁塞尔拿回来并投入国民健康系统的想法。为了在全民公决中获胜，脱欧阵营不惜谎称英国每周要向欧盟支付3.5亿英镑（合5.1亿美元）。虽然众多事实核查者指出该数字为虚构，依然不妨碍它被刷在活动的大巴上，四处揽票。在英国全民公决结束之际，很少有人能够预测到美国人会愚鲁到选举唐纳德·特朗普为总统。这个前真人秀明星过于耸人听闻，过于种族主义与性别主义，过于无视真相，难以想象美国人民会把他送进白宫。然而在自我标榜为“脱欧先生”之后，这位喜欢发推特的商业大亨没有令人失望：所有人，请向特朗普总统脱帽致敬！[1]

社会评价

造成后真相时代来临的原因众多，如技术与媒体的演进、经济与社会的不确定性以及后现代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全面兴起，但事实的土崩瓦解是最大的原因。事实的坍塌带来一系列后果：真相和客观性的终结、阴谋论的盛行、政治辩论乃至民主的危机。为此，我们需要重建一种基于事实的政治，以发挥"反思和选择"的力量，而摒弃"机遇和暴力"的恶性循环。[1]

社会影响

2016年，牛津词典把"后真相"（post-truth）评选为2016年度词汇。 [1]

谢选骏指出：人説“后真相”的真相；我看“后真相”打破了“权力伪造的真相”——因爲人們以前所説的“真相”，只是權力壟斷下的刻板印象。現在由於技術的發展和普及，這一壟斷被打破了，所以出現了“后真相”的真相。

【79、“半夜听敌台”和“雪夜看禁书”一样是人生的极乐】

《文革口述史：在禁欲的时代，我偷听敌台》（马萧 2016年6月16日）报道：

1967年，在北京，一面墙上贴满了海报，写着关于文革的新闻以及毛主席语录。

受访人简介：李金龙，男，出生于1955年，甘肃兰州人。父亲系国民党傅作义部队独立警卫团成员。1966年文革开始，李金龙读小学，家人受到伤害，1969年，年仅14岁的他参加工作，隶属于冶金部下属的一家企业。后来他在80年代下海经商。采访经过删减和编辑，并经过受访者的确认。

有一个故事，发生在1968年，当时李金龙在兰州读五年级，教材里面有一篇课文，批判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李葆华是李大钊的儿子，文革前是安徽省委书记，文革期间被打倒，并且还被作为“反面典型”编入了小学的教材，其中有“打倒李葆华”的句子。

有一次，老师让李金龙朗读这篇课文，当他读到“打倒李葆华”这一句时，他情不自禁地高举双手，高喊口号，“打倒李葆华”。结果，全班的同学轰堂大笑，连老师笑了，李金龙自己也笑了。原来，李金龙的本名就叫“李宝华”，和“李葆华”是谐音，“李金龙”是他后来改的名字。因此，当他一本正经地高喊“打倒李葆华”的口号时，“在同学们眼里，实际上就是打倒我自己了。”李金龙回忆道。

他的父亲在1949年以前是国民党党员，“很小，我就意识到家庭出身不好。”李金龙说，“自我记事之日起，我就感到被周围的人们排斥、歧视和孤立，这个阴影一直或明或暗地伴随我的成长过程。”

还是在1963年李金龙上学以前，李金龙和周围的小孩们一块玩耍，但是，有些小孩的父母就不让自己的孩子和他一块玩，甚至当着小孩子们的面坦言说他的家庭出身不好，必须让自己的孩子和他划清界限。“在那时，我就朦朦胧胧地意识到，怎么人与人之间会不一样？！因此，从小，我就有一种低人一等的自卑感。”李金龙说。

李金龙的父亲曾经是傅作义的属下，1949年随傅作义“投诚”以后，按照当时共产党对家庭成分的认定标准，李金龙的家庭其实是可以被划为“地主”成分的，但因为他的父亲1951年参加了朝鲜战争，被视作有“立功”表现，因此在划家庭成分的时候，降了一级，被定为富农，即富裕中农。后来，他的父亲从北京分配到了甘肃兰州的一个工厂，实际上这是一种政治流放。

上小学的第一天，老师就拿出一份表格，要求填写每位新入学的学生的个人信息，这是给每位学生建立个人档案，这份档案以后会伴随每个孩子走完他人生的每一步，其中就有“家庭成分”这一栏。当时，李金龙还以为家庭成分越高越好，“因为我们家是富农，这说明我们家有财产，而那些出身于‘贫农’家庭的同学实际上家里什么都没有，所以我还感到挺自豪的。”李金龙说。

很快，李金龙逐渐开始认识到事情远远不像他想像得那样简单——通过学校的教育，他发现，其实家庭成分越高，罪恶感就越大。比如，在小学的教材里，有一篇讲述“刘文学”事迹的课文，故事讲的是一个叫刘文学的小孩，因为和一个偷东西的小偷搏斗，最后被小偷杀害，而这个小偷的家庭成分正是地主。再比如，“半夜鸡叫”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外号叫“周扒皮”的地主，为了催促长工们早一点出工，半夜里起床学鸡叫，却被长工们逮个正着。

这些课文都把那些地主们描绘成剥削、压迫劳动者的反面人物，也逐渐地被孩子们所接受，慢慢地，那些家庭出身好的同学和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之间就有了无形的心理隔阂，“他们会用一种歧视和仇恨的眼光来看待像我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李金龙说

坐“土飞机”

1966年，文革爆发时，李金龙正在读小学三年级，文革一来，学校就不上课了，学生们都起来造老师和学校的反，哪怕是小学，哪怕是远离政治中心的北京，都一样地参与到文革中来。

李金龙的班主任同时也是小学的教导主任，很年轻，只有30来岁，但他1949年以前曾经是国民党的“三青团员”(即三民主义青年团，国民党领导的青年组织)，因此，遭到班上那些出身好的同学们批斗，李金龙对当年的场面记忆犹新，“那些参加批斗的同学一上讲台就狠狠地给了班主任一个大嘴巴子，然后用教鞭抽他，让他坦白自己的历史问题。班主任不敢还手，只是一个劲地说自己有罪，有罪！”

当时的小学生并不叫红卫兵，而是叫红小兵，红卫兵是初中以上的学生的称谓，还有两者佩戴的袖章也是不一样的，红卫兵佩戴的袖章是圆筒的，而红小兵的袖章则是四角棱形的，“当时的袖章都是由学校统一发放的，根据那些表格上的家庭成分发给那些出身好的学生，而像我们这些出身有问题的学生，是没有资格参加红小兵组织的。”李金龙说。

当时，李金龙所在学校的校长姓周，是一位女校长，她被视作“反动学术权威”，可能家庭出身也有些问题，因此成为批斗对象，“她被红小兵们剃了个阴阳头，一边有头发，一边是光头，除此之外，她还坐过‘土飞机’，就是‘喷气式’”，李金龙说，所谓的“喷气式”，就是将被批斗者双手反剪至背后，然后使劲往上拉、提，直到受批斗者受不了为止。“她还被戴过纸糊的高帽子，高帽子里面塞进了砖头，顶在头顶。”

“学校一共有七八位老师成为批斗对象，每逢批斗会，就把他们集中在一块，排成一排，谁上台发表批判演说，演说前就会给他们来一通大耳光，演说完了又是一顿大耳光。之后，又换上别的学生上台演说，又是一顿耳刮子。周而复始。”李金龙回忆，这还没完，等到批斗会好不容易开完了，红小兵们会把这些批斗对象用绳子捆起来，串在一块，围着学校和附近的马路转一圈，同学们跟在后面，高喊口号，“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某某某！”，这叫做“游街”。

有一位女老师，她的家庭成分本来是没问题的，但是，由于夫妻两地分居，结果，她和另外一位已婚男人有了婚外情，被人发现，并且告了密，因此也被批斗。在批斗会上，她的脖子上被挂上了一双鞋子，这叫“破鞋”，“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婚外情是绝对不允许的，有伤风化，那是一个禁欲主义的时代，‘破鞋’甚至比那些出身于“黑五类家庭”的人更丢人。”李金龙说。在毛泽东时代，年轻人谈恋爱，相处三年双方没有彼此牵过手的现象都是正常的，他回忆道。

父母间之差异

金龙的父亲虽然只是富农成分，但因为曾经是国民党党员，所以在文革期间，他也不得不被迫交待“历史问题”，写交待材料，只要运动一来，他就必须写，内容千篇一律，比如，如何参加国民党的，谁是入党（国民党）介绍人，都干了一些什么事情，以及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认识，当然，这只能捡好听的说，诸如此类的事情。

据李金龙回忆，父亲生性胆小，害怕惹事，他是让干啥就干啥的那种人，因此在单位人缘很好，对别人也没有威胁，很少得罪人，而且，他是技术工人，开车的技术很好，所以，虽然他有“历史问题”，但是在文革期间，李金龙的父亲并没有被公开地批斗过。

相比之下，李金龙母亲的遭遇就不同了，李金龙外祖父的家庭成分其实和他的父亲相仿，其实也可以被划作地主成分，但同样地因为参加过朝鲜战争，也被视作有“立功”表现，因此降了一级，被定为富农。但是，李金龙的母亲个性好强，平时得罪的人比较多，因此，等到文革一来，她就遭到了批斗。“那时，工人家属天天开批斗会，几十个人围坐成一圈，发言批斗，而我母亲总是一个被批斗的对象。”李金龙说。

即使平时不开批斗会，那些工人们的家属也会远离她，或者对她冷嘲热讽，谩骂她，称她为“地主婆”，在这种高压的氛围下，李金龙的母亲被逼疯了，特别恨那些“斗争”她的人，“直到1996年母亲去世，她的精神都没有恢复正常。”李金龙说。

“在文革期间，像我父母这种因‘家庭出身不好’而受到羞辱、委屈以及伤害的情况是司空见惯的，而且，比我们家情况悲惨的家庭也多如牛毛，但真正在后来获得国家赔偿的家庭其实只是极少数。”李金龙说。

无休止的运动

1969年10月，李金龙参加工作，当时，李金龙年仅14岁，小学刚刚毕业，正逢工厂招工，李金龙以“工人内部子弟”的名义进入了工厂。那时，并没有“童工”这一说法，也没有“未成年人保护法”，整个社会都没有法律。

到了这个时候，风行一时对着毛主席画像的“早请示，晚汇报”制度已经接近尾声，“工宣队”已经撤离了工厂，由军队直接介入工厂的管理，这叫“军宣队”，实际上是实行“军管”。

紧接着，就是一个“一打两反”的运动，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工厂天天开会，“斗私批修”。这时，推出一个非常有名的政治口号，叫“狠斗私字一闪念”。在工厂里，有一些工人，下班以后挣外块，补贴家用，比如，有七八个工人，去山里面挖“麻黄草”，卖到中药铺，这是一种麻醉药材的原料，后来被人揭发、告密了，于是，工厂天天开会批斗他们。

这个运动中，还冒出来一批新的斗争对象，就是“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有一个人，是工厂附近的城市居民，有一次，他用报纸包了一些包子回家，但报纸上却有毛泽东的画像，这是对领袖的“最大不忠”，结果他被以“现行反革命”的名义判了十年监禁。“这个人我认识，他实际上服了八年实刑，直到1977年才被释放，这两起案例都是发生在‘一打两反’的运动中。”李金龙说。

1971年，林彪出事以后，马上就是“批林批孔”的运动，工厂也同样天天学习、开会声讨，“工人们昨天还在喊着‘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今天，马上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说林彪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都没有，他是个野心家，也是个叛徒，内奸。”李金龙说，“工人们对那些共产党高层的权力斗争都已经麻木了，也不会去反思，基本上，‘上面’说什么，他们就接受什么，总之，毛泽东永远是伟大、正确、英明的领袖，永远不会犯错误。”

“批林批孔”运动以后，有过一段时间，“抓革命，促生产！”成了新的政治口号，实际上，这是在文革和“发展经济”两个方面找一个平衡，但很快，因为过份强调经济建设，从而忽略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因此，又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这是针对邓小平的。“但等到了这个时候，人们对那种无休止的运动风就已经冷漠了，他们也被折腾得疲惫不堪，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毛泽东去世。”李金龙说。

偷听“美国之音”

自从1969年10月参加工作，李金龙就开始真正地人生思考，为什么？首先，他的人生理想破灭了，因为他的家庭出身不好，所以这一生他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因此，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进步。那个年代，人们对“进步”的理解，就是入团、入党，李金龙在小学加入了“少先队”，但是，等到参加工作，他入团、入党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其实，李金龙的工作能力是被工厂里的同事们所认可的，刚参加工作，才14岁，他就被推举为单位的“劳动模范”、“五好工人”、“先进生产者”，但一旦涉及入团、入党的问题，马上就会被压下来，“所以，刚刚参加工作的头几年，我一度备感压抑，对个人的前途和未来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感、悲观情绪和一片渺茫，而这个时候，我还不到18岁，就感到这一生已经不可能再有出头之日了。”李金龙说。

在工厂，工人们的娱乐活动主要有两项，第一是看电影，当时，单位有两个电影院，每周六都会放映电影，电影票是一角钱一张，只要有新的电影上映，李金龙就会去看，当时，工人们中间还流行一段顺口溜，叫“罗马尼亚搂搂抱抱，南斯拉夫飞机大炮，朝鲜的哭哭闹闹，中国的新闻简报。”意思是说，罗马尼亚的电影，里面的人们见面都会互相拥抱，南斯拉夫的电影主要是战争题材的，而朝鲜的电影都是些反映儿女情长的革命电影，里面就有一些哭哭闹闹的镜头，至于中国的电影，一开片就会播放一段毛泽东的语录，或者摘取一段《人民日报》的社论，这已经是中国电影的一种定式思维，因此，年轻的工人们也就戏称中国的电影为“新闻简报”。

除了逛电影院，还是一项娱乐活动就是看由“工宣队”自导自演的“样板戏”，这是当时工厂的工人们全部的精神生活。

到了1972年，李金龙买了一台收音机，他开始偷偷地收听一些国外的广播电台，主要是美国之音和苏联的莫斯科广播电台。从这些电台里面，他开始接受一些以前从前没有听说过的真相和新思想，于是，李金龙对社会就有了一些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在当时，这些海外的广播电台被视为“敌台”，这种收听行动本身就是违法的，如果被人揭发，会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处理，因此非常危险。有一个工人，年龄和李金龙的父辈差不多，因为偷听“敌台”，结果被人告了密，单位派人专门找他谈话，他写了深刻的检讨，悔过，这才没有被深究，但从此就被当作了一个政治上的可疑份子。这件事情发生在70年代中期，如果是在“一打两反”的运动中，像这种行为会直接视作“现行反革命”，判个10年、8年的监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其实一开始，我也是在无意中调到这些频道，后来，就越听越上瘾，因为这些电台披露出来很多被掩盖和遭到故意篡改的真相。”李金龙说。

当时，李金龙住的是工厂的一个单间宿舍，白天是不敢收听的，怕被人发现，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一个人打开收音机，戴上耳机，用被子把整个人蒙住，躲在被子里面偷偷地收听。但是，即便是收听到这些“敌台”，从而有了和周围的人们不一样的想法，李金龙同样也不敢轻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一旦被人告密，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因此，我该游行的时候还和别人一样上街游行，该批斗谁的时候照样跟着喊口号，这种生活是非常痛苦的。”李金龙说，即便到了70年代，整个社会依然处于高压状态，一片肃杀的氛围。

就在这个时候，李金龙结识了几位家庭出身同样“不好”，有过类似生活经历，并且观点接近的“黑五类”子弟，于是，他和他们就在私下里偷偷地聚会，议论一些事情，其中当然包括一些对共产党、对毛泽东不满的言论，“这样的聚会是非常保密的，有时，我也会和他们一块收听美国之音，不过，收听这些‘敌台’必须提前作充分的准备。”李金龙说，所谓的充分准备，要把整个宿舍的窗帘布给严严实实地拉上，房间里人再多，说话也不能大声，不说话是最好的。李金龙回忆他们第一次在一块收听美国之音的场景，当时是在白天，当这些年轻人听到那些播音之后，和他自己的反应一样，既紧张，又害怕，收听完了还约定，谁都不能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一旦作出这种‘出格’的举动，基本上，大家的命运就都捆绑在一起了。”李金龙说。

时间长了，这些年轻人就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做法就有了各自独立的看法，当时，他们在私下里叫毛泽东为“老毛头”，等到毛泽东去世的消息通过广播公布以后，李金龙还把这些平时交往甚密的“地富子女”约到自己的宿舍，喝酒庆贺，“我当时就心想，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年轻人苦到头了，终于有出头之日了。”李金龙说。

然而，这次聚会却被人发现，并且还被告了密，单位的党委书记在一次工人大会还不点名的公开批评，说“有的人，毛主席去世，不但不悲痛，还喝酒庆贺”。李金龙回忆：“虽然那次大会没有被点名，但我内心里清楚他指的就是我和朋友们一块喝酒庆贺的事情，不过，这件事情到后来还是不了了之了。”

坐江山的血统论

谈到对毛时代的观感，李金龙表示，“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对毛泽东的看法呈两极的看法，一种人说毛泽东好，并且不允许别人说毛泽东的坏话，另外一种人就像我，认为毛泽东是个坏人，这也取决于当年共产党划定的所谓‘家庭出身’，那些家庭出身好的人，特别是那些革命者的子女，很多人认为毛泽东时代是好的，哪怕他们的父辈也曾经挨过整肃。”

他认为，“这种认识背后的更深刻的原因是，他们是整个共产党、毛泽东体制的实际受益者，他们今天所拥有的特权、利益都是源自于毛泽东的遗产，而不是来自于公平的竞争规则，或者个人的勤奋与才干。”

在这些被今天的人们称之为“红二代”的家庭当中，流行着一种“打江山、坐江山”的定式思维。李金龙说，这实际上不过是文革中风行一时的“血统论”在今天的延续，“所谓的‘打江山’，其实不过是一种比较委婉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杀人，而‘坐江山’，就是维护他们个人的、家族的特权和利益。”

“因此，我当年还是过份地乐观了，实际上，我的预言并没有实现，没有获得出头之日，今天的体制在本质上依然是在延续毛泽东的体制，我们仍然活得不自由，不敢自由地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特别是对共产党、对党的领袖的批评。”

谢选骏指出：“半夜听敌台”是人生的一大快事。那个时候我就很纳闷，毛泽东既然没有能力彻底屏蔽干扰所有的外国电台，为何不彻底没收居民的收音机呢？看来毛泽东这头魔兽，智能确实不够。

《三十年前半夜听到亲人听“敌台”，你知道敌台说什么吗？》（2015-10-12 荆方）报道：

八十年代，为了学英语，爸爸从单位借了一台日本三洋牌收录机，这台收录机和我家的收音机不同，它的天线特别长，每次爸爸用它听收音机，都会拔出天线、左右旋转，神色凝重，好像在用雷达探寻天外来客。

有一个冬夜，我半夜被尿憋醒，起床找尿盆，这时，突然听见小叔叔房间传出“滋啦滋啦”的电磁波声。在寂静的深夜这声音格外刺耳，只听见滋啦作响的电磁波声中，一个飘忽的女声拉着懒洋洋的长腔飘了出来：“亲爱的大陆同胞们……蒋总统曾说过……”声音又被电磁波打断了。

我听着这个陌生的女声，心里纳闷这完全不同于我听到的播音员那激昂的腔调。蒋总统？我悚然一惊：蒋总统就是蒋介石！敌台！这就是大家说的敌台啊！敌台，是建国后中国政府对台湾电台以及所有海外电台对华广播的称谓。那时候海峡两岸是不同音讯的敌对状态，有点类似如今的南北朝鲜。虽然在八十年代气氛已经宽松，但我们脑子里的红色教育的还是根深蒂固。

敌台里的内容让我浑身起一层鸡皮疙瘩，首先，我们称蒋介石为蒋匪，这里被尊称为蒋总统，其次里面把我的祖国叫大陆，并说要光复大陆。这些陌生的词汇和称呼让我三观顿时凌乱，还有那不同于新华社播音员的懒洋洋的女声，都让我非常震惊的。

我五内俱焚，差点跌坐到尿盆上，我跌跌撞撞摸回床上，钻进被窝手脚冰凉——小叔叔收听敌台！他是不是特务？我该告发他吗？

从那以后，小叔叔只要一靠近那台收录机，我的耳朵马上就竖了起来。有时候他摆弄着那根天线，电磁波“滋啦滋啦”地一响起来，我的心就被揪紧了，这个秘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它象一块石头，沉沉地压在我的心上。

有一天中午，小叔叔又开始“滋啦滋啦”地调收音机，不一会儿，一个柔和的女声又出现了，这和那个懒洋洋的女声又不太一样。我实在忍不住了，胆怯地凑过去问：“叔，这是什么台？”他头也没回，若无其事地说：“这是美国之音，我学习英语听的。”噢，美国之音，那不也是敌台吗？！但是看他坦然的样子，我又生生把心里的疑问压了回去。

周日，我在李爱国家院子里玩，看着他自己组装收音机，他把漆包线的一头缠在收音机的瓷棒上，然后把另一头仔细地缠到他家院子里的枣树枝上，缠好后，他兴奋地拍着树干告诉我：“这就是天线，这样就能听短波！”我不知道什么是长波？什么是短波？但见他拨弄旋钮，“滋啦滋啦”的电磁波响过之后，一个熟悉的，懒洋洋的女声又出现了：“……这里是自由之声……”

我一听这个熟悉的声音，立刻跳起来，用唯一知道的词汇激动地大喊：“美国之音，敌台！敌台！” 李爱国本来津津有味地守在收音机旁边，他显然用这个方法不止听过一回了，但他根本没料到我知道美国之音是敌台，而且还这么二百五地大喊大叫！

惊慌失措的他迅速把漆包线从树上扯下来，然后一把薅住我的胳膊就把我往院外拖，我心想：敌台我也听过啊，你凭什么像对待白痴一样赶我走？我一边挣扎，一边拼命大叫：“我不走！我要听敌台！！敌台又不是你家的！敌台是大家的！我家也能听！”

当时政治气氛虽然宽松，但听敌台毕竟是有风险的事。李爱国听到我的叫喊，脸都气白了，恨不能用臭袜子堵住我的嘴，他恶狠狠地瞪着我说：“别吵！再吵我掐死你！”说完毫不客气把我推搡到院子外面，然后“哐”一声关上院门。我站在他家院门口泪如雨下：李爱国呀李爱国，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你的粉丝我？难道我会去告发你吗？你也太小看我了！我叔叔收听敌台我都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后来，敌台不成为敌台了，大家几乎是半公开地收听，但我再没走进过李爱国家一步，我对李爱国的崇拜已经消失殆尽——这个胆小如鼠的男人！（节选自手绘散文小说《青春期》）

谢选骏指出：1980年代的敌台已经废了——随着世界各国包括台湾推行绥靖政策，它们针对共产党的措辞已经温柔护短多了。要是在1970年代尤其是1960年代，那才劲爆呢！

《请问“雪夜闭门读禁书”的出处是哪？》（2020-02-26 ）报道：

在百度上搜索过这一问题，搜索“雪夜闭门读禁书”、“雪夜杜门读禁书”、“雪夜围炉读禁书”的出处，只有一个回答说出处是金圣叹的《赏心乐事》，但似乎金圣叹并没有这篇文章，其后查阅苏轼的《赏心乐事十六件》和吴从先的《赏心乐事五则》以及金圣叹的《不亦快哉三十三则》也没有找到类似“雪夜闭门读禁书”的词句。所以想请问各位，“雪夜闭门读禁书”的出处是哪里？

受到讥讽的“卖春博士”张竞生是民国第一批留学法国的博士，回国后曾公开向社会征集“性史”。先后收稿300余篇，张竞生选择了其中7篇编为《性史》第一集，1926年4月正式刊印发行。这在今天的中国看来也很大胆的事自然在当时引起社会轰动。据说无论大学生小学生，无论何时何地，均手不释卷。

他在《性史》卷首写道：“天下第一乐事，莫过于雪夜闭门读禁书。”是我能找到的最早最完整的使用者。他这句话又源自哪就不知道了。

我是在《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第一次看到“雪夜闭门读禁书”这句话。搜索之后大部分都说出自金圣叹的《不亦快哉三十三则》，翻阅之后的确跟你说的一样，没有类似的词句。找到了张竞生这一段，觉得很有意思。

雪夜闭门读禁书~孤灯夜雨乱翻书~都喜欢。回答纪念下。

谢选骏指出：“雪夜看禁书”没有出处，就像“半夜听敌台”一样——因为它们都是人生的极乐，其危险程度超过《性史》……所以无人敢于出头冒领，免得遭到杀身之祸。呜呼。

【80、“中国”还不是中国】

《郑若麟：美国与“美国”的斗争，将在十字路口决定世界的选择》（吴梦琦 2023-05-11《文化软实力》）报道：

未来世界学术界在回顾二十一世纪历史时，一定会高度重视2022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二十大。因为正是这次会议，使西方彻底醒悟，“和平演变”中国、使中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完全失去了可能性。

我们今天在观察2022年时，则可以发现，不仅西方正在重新审视他们与中国的关系，世界上其他国家大多也都在询问：我们究竟应该向中国看齐、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应该与美国和西方国家一起来围堵中国？

一个十字路口出现在人类面前。

说一句相当重要的题外话：当我们论及“西方”时，我们往往从传统概念出发，以国家和国家集团为单位，将美国、欧洲以及日、澳、新、加等大致拥有相类似的“民选体制”的国家归为“西方”。而美国不仅是这个“西方”的领袖国家，而且毫无疑问地是一个单元元素。

但今天我们应该认识到的是，不仅仅在这个“西方”的外部，还有俄罗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南美国家、非洲国家联盟以及最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存在；而且在“西方”的内部，也有欧盟、北约、五眼联盟等其他一些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存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某些联盟是以种族为基础而建立的，“五眼联盟”就是美、英、加、澳与新西兰五国以盎格鲁—撒克逊人种构成的一个集团。

更令人深感诡异的，则是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类型（如以秘密社团等形式）而生存的跨国联盟，我们知道的至少就有共济会这样的组织存在。如果我们忽略这些秘密组织实质性的存在，我们就会犯大错误。而这些组织在国际关系领域究竟在起着何等样的作用，我们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共识。但我们已经接受，它们具有举足轻重的份量。

最重要的，则是在“西方”内部，还存在着由共同利益而构成的、时刻在变化之中、但其核心却又始终如一的隐形的跨国集团。比如，我们已经认识到的垄断产业资本，以及所有利益最终都归纳集中至其手中的跨国金融资本等。这些垄断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不仅统领着美国，而且又隐身幕后，因此令人难以辨识。

由于他们利用美利坚合众国作为统治世界的工具，因此我在本文中暂且称之为——“美国”，以区别于美国本身。今天，这个“美国”也在发生分裂。事实上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美国：一个是以国家形式出现的统治机构美国——美利坚合众国，也就是“正常的”美国；而另一个，则是跨国的、垄断的、隐形的利益集团，他们不是美国、超越美国，仅仅是利用“美利坚合众国”作为统治世界的工具。因此他们的作为更多地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而非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由此方能解释很多难以解释的事实。故我要再三恭请读者注意，本文中的“美国”是有所指的，以区别于美利坚合众国本身。

由此出发，当我们在论及西方、美国和“美国”、并开始重新审视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时，我们应该更具体、深入地观察、分析“西方”、美国和“美国”究竟哪个部分对中国形成哪类看法、正在提出哪类对策。这时我们便可以看到，今天我们面对的世界真是五彩缤纷，各有各的思考、各有各的对策。但是，最终我们真正应该面对的却是由最强大的垄断集团——“美国”——所主导着的这个世界。这是我撰写此文的一个前提条件。我们必须放弃某些传统观念的窠臼，来观察今天的世界大局。

下面言归正传。

2022，人类社会抵达一个十字路口

2022年的三件大事——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召开并重返国际外交舞台和美国中期选举——在国际关系领域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政治大洗牌。

洗牌者，无非是要看一看自己手中有哪些好牌王牌绝杀牌、与哪个牌手可以结盟共同对付其他牌手、以主导及控制牌局的未来走向和趋势……

这场大洗牌首先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的问号：

美国在近几年全面压制中国的背景下，习拜在G20巴厘岛峰会期间长达三个小时的会晤似乎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美矛盾，中美关系到底会走向何方？

俄乌军事冲突导致美欧领导的北约与俄罗斯之间走到了战争的边缘，俄罗斯与西方之间会不会爆发战争甚至核大战？

中共二十大之后，德国总理朔尔茨走访北京、法国总统马克龙于今年四月前来中国做客，并因发表“欧洲战略自主”言论而引发了一场国际舆论风波……马克龙有关“欧洲不应成为美国附庸”的发言，是否意味着中欧之间正在寻求一条新的合作道路？

这一系列的问号标志着当今世界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强调，这场大洗牌很有可能如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021年1月27日在世界经济论坛一次著名视频演讲中所预言的那样，一场潜伏的严重危机很有可能使世界陷入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冲突甚至战争之中。俄乌之间的军事冲突已经拉开了这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之序幕。而在今天5月9日俄罗斯“二战胜利日”阅兵时普京总统断言，“一场针对俄罗斯的战争已经爆发”，这绝非耸人听闻，而是坦言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事实。

“所有人反对所有人”，意味着这场冲突将涉及多方面，非常复杂、难以滤清。事实上，当今世界各类矛盾重重叠叠、异常复杂。“俄乌”冲突源于美国为抑制第二大军事强国俄罗斯而试图把北约扩充至俄罗斯边境、但引起莫斯科的强烈反弹而引发；“俄罗斯与美、欧”之间对能源市场的争夺已经构成新的冲突焦点；

“美中”之间则是第一大经济体试图抑制第二大经济体崛起对其形成挑战而导致的“修昔底德陷阱”的二十一世纪版；

“伊斯兰与犹太—基督教”之间的冲突则源于中东地区（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握手言和标志着中东战线的形成），但早已扩展至全球范围、甚至深入到欧洲国家内部；

最后还要提及的，是“美国”内部从欧洲到美洲，“民族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之间也正在发生日益激烈的利益冲突。这一点下面还会提及。

这些冲突均有可能将世界拖进一个无底的深渊。或用一句非常通俗的话来说，即有可能将人类拖进“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这一次很有可能是毁灭人类的核大战。

为什么会出现“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因为一个由“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化，正在走向某种意义上的“死亡”。

这个濒临死亡的全球化，原本是“美国”制定规则、“美国”监督规则的实施、“美国”享受规则带来的巨额红利的全球化，是西方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是在“美国”通过政治上的霸权主义、军事上的干预主义、经济上的殖民主义和文化上的西方中心主义，试图将“美国”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推向全球，建立一个超级资本主义，进而推进所有国家都在政治上实施“民选体制”，最终到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经济＋民选体制”的全球政府，世界便大一统归纳在“美国”（西方）的统治之下。

这一幕并非我个人的臆想，而是法国著名学者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在他的畅销书《未来简史》[ 《Une brève histoire de l'avenir》，法国Fayard出版社2006年初版、2015年再版。]里所描述的。这也是美国著名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的理论依据。

但是，这一在“美国”规划中的全球化进程，却被一个国家打破了。这个国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推行改革、开放国策，并加入世贸组织、彻底融入世界……直至本世纪初，出现了“美国”所不愿意、也未曾预想到的一幕：这个国家在遵守“美国”制定的全球化规则的前提下，竟然一步步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将在本世纪中叶不可避免地迈向第一大经济体。这个国家当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于“美国”和西方而言，中国虽然在多方面已经被纳入其全球化的轨道，但始终坚持独立自主意识，特别是从2012年伊始更是挺直了腰杆，逐渐开始脱离阿塔利们预见的“自由市场经济＋民选体制”的演变轨道。2022年召开的中共二十大则再次强力证明，今天在中国逐渐迈向世界最强大国家之一时，将依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而与此同时，“美国”手中的工具美利坚合众国却在一步步迈向衰落。这就在“美国”和西方预示的全球化大网中捅破了一个窟窿。

更令“美国”和西方愤怒的是，在中国推出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以及人民币全球化战略之后，俄罗斯、伊朗乃至非洲、拉丁美洲等一大批国家都越来越明确地择边而站，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主导的全球化的另一个核心。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华前后所发表的种种言论，则更清晰、明确地表明，甚至连欧洲内部也开始出现一股相对独立于“美国”的苗头。

中国展现出来的发展道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正在为世界上很多采纳了西方“民选体制”发展却始终未能摆脱经济困境的国家，提供了某种新的“另类样版”，提供了“另一种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这是“美国”所无法容忍的。

在这里必须再三强调的是，到目前为止，西方“民选体制”国家遵循的全球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选举产生的政权必然是为资本服务的；更确切地说，是为跨国垄断金融资本服务的，是为“美国”服务的。

也就是说，这样的体制统治下，政权甚至置本国利益、本国民众于不顾，而专门为“美国”服务。中国则明确提出对内是为人民服务，对外则提倡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即为所有人的共同美好未来服务。这一点正在为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所认识、理解和接受。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我们自然能够知晓其潜台词。

至此，今天的人类社会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抉择：走西方“历史终结”式的发展道路，还是走中国倡导的多样化发展道路。人类正面临一个十字路口。

四大力量板块：最不起眼的也许是最根本的冲突

十字路口面前的人类社会正在形成四大主要力量板块和三大冲突。

除了致力于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之外，另外两大力量板块实际上存在于西方内部：它们是欧美“发达国家”内部的民族产业资本力量板块和跨国金融垄断资本力量板块。正是这四大力量板块，构成了三大冲突：中美之间、伊斯兰与犹太—基督教之间、以及西方民族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垄断资本之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两大力量板块实质上是美国与“美国”之争。前者由民族产业资本选出来的特朗普和支持他的“红脖蓝领”阶级所代表，而后者则由华尔街所支持的为跨国垄断金融资本服务的希拉里—拜登所代表（当然还包括了跨国金融资本所控制的欧盟国家中的大部分）。

为什么俄罗斯不会形成一大力量板块？俄乌军事冲突不正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之序幕吗？俄罗斯目前主要力量在于核军力和普京总统的个人魅力。普京总统正是将核武器这张王牌用到了极致，以至于当今世界任何人都不敢轻视俄罗斯。但问题在于，核战争毕竟威慑力大于实际使用，而1952年出生的普京自2000年出任俄罗斯总统以来（除了2008至12年名义上担任总理外），迄今已经领导俄罗斯长达22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后普京时代”总有一天会到来。届时会发生什么事，我们难以预料。他的继任者有没有普京的理解和操控国际格局之天赋，我们均不得而知。我们惟一可以肯定的是，除了核武器，俄罗斯还真是难以构成一大力量板块。当然，这一点我们还要看俄乌冲突的结果而议。

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俄乌军事冲突和美国国内对这场战争的反应和看法，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这场战争，“美国”支持乌克兰而美国则持相对中立态度。这是非常说明问题的。

未来世界格局将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略研判意味着未来国际矛盾将是多样化的，具有非常复杂的多重性；但其中又必然地会有主要的矛盾和次要矛盾乃至更次要矛盾的区别。我们必须认识这种区别，才能抓住主要矛盾。而我们往往忽略的，恰恰是西方内部的这两力量板块之间的矛盾。问题在于，最不起眼的冲突，很有可能恰好是最根本的冲突……

那么为什么我们认为西方内部民族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构成了世界另外两大力量板块，而且他们之间正在产生巨大的矛盾和冲突呢？这正是全球化带来的一个结果。

“全球化”这个词的法语“mondialisation”最早出现在1904年法国纸质媒体《费加罗报》上。从历史上看，全球化实质上是工业化的一个副产品。在工业化之前，虽然也有东西方商品和人员的流通，但那只是一种远距离的贸易而已。我们所谓的全球化是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进而导致殖民主义而开始的。工业化革命进一步使全球化成为利润非常丰厚的事业。这是“全球化1.0版”的大航海时代。很快，率先工业化的英国和欧洲大陆很快就成为全球化1.0版的大赢家。此时出现了以“日不落帝国”大英帝国和英镑为特征的“全球化2.0版”。

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的利益在全球化过程中一直处于完美无缺的结合状态。战争使美国彻底超越英国而成为世界最主要的经济体，而世界金融中心也从伦敦城转向华尔街。就在一战前夕，金融资本经过多年的钻营和努力，终于在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并根据该法成立了联邦储备银行，即美联储，从而使金融资本从服务于产业资本的地位朝着控制和主导产业资本的方面演变。

到上个世纪20年代，一直处于控制与反控制斗争中的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这两大力量终于爆发激烈冲突。美国产业资本掀起一股强烈的反金融资本浪潮，其代表人物正是产业资本的重头悍将、福特汽车集团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与此同时，国际上特别是在欧洲，也出现了德国纳粹和希特勒。美国随后选出罗斯福担任总统，主导并通过了一系列法案，从实质上限制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挑战。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两大资本之间的冲突因为纳粹的出现而出现了转机。“战争”是使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形成共同利益链的一个重要手段。二战结果我们都非常清楚，美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双双从战争中大发横财，成为二战最大的赢家。

二战结束后，美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联手构建了一个新的“全球化3.0版”：以美国军事实力为后盾、美国制造业为基础、金融投资和美元霸权为手段，以联合国、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为工具，建立起美国和“美国”共同主导的新一轮全球化，并在这一轮全球化中，赚得盆满钵满。直到有一天，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

正是在全球化发展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开始登上国际舞台。在改革开放的最初二十年里，中国参与其中的“全球化”给美国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带来的还是巨额利润，但“危机”的种子已经播下。

随着中国从一个世界工厂、廉价劳动力的提供者，逐渐成长为西方的一个竞争对手的过程中，形势开始发生变化。美国和西方民族产业资本首先遭遇中国的挑战，面临企业向外迁移、移民大量入境、企业大量破产倒闭、失业率剧增、中产阶级和底层劳动阶层购买力疲软、生活水平下降、宗教矛盾趋于激化、社会出现动荡等一系列危机。

于是，反全球化的声音渐渐响起。因为全球化到了这个阶段，开始损害产业资本和产业资本所雇佣的劳动力阶层的利益。马克思所没有预见到的一幕出现了：美国制造业企业主和中层管理和技术人员阶层，以及底层劳动人民在反对外来进口商品竞争、反对企业转移到外国、反对外来移民劳动力进入本国等领域，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联合阵线。产业资本家与劳动阶层形成了统一战线。他们的共同口号是：“反对全球化！”

至此，美国及西方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在全球化问题上开始出现矛盾。且随着产业资本面临来自中国越来越明显的挑战，反对还是支持全球化，已经成为西方内部民族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即美国与“美国”——之间的日益尖锐的冲突、斗争！

对于跨国金融资本来说，全球化尽管带来最激烈的竞争，但只要美元的印币权还牢牢地掌握在美联储手中、只要美元仍然是世界惟一的结算货币，全球化就不会构成对美国金融资本——更确切地应该说是“不会构成对跨国金融资本”——的威胁。

尽管这一威胁因人民币的国际化、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的上海石油期货市场的建立，特别是今天人民币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取代美元而成为新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都越来越逼近华尔街，但人民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目前依然受到美元的巨大掣肘：中国货币发行量从某种意义上间接受美元的影响，甚至是控制。当然，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宣布用卢布来结算所有的石油天然气燃料交易，也对美元霸权提出了挑战，但也仅仅是局部的挑战而已。

因此， 跨国金融资本希望继续推进全球化，而产业资本则开始了“逆全球化”的努力。两者之间的冲突，从特朗普时代开始凸显出来。于是，美国与“美国”开始分道扬镳。

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普京总统断言，今天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非常类似，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风险正在走近，其中当然包括西方内部的这两大力量板块。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西方国家内部率先打起来的。

拒绝新殖民主义：中国正在成为跨国金融资本的敌人？

到了最近十来年，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强劲崛起，挑战西方产业资本；而且在金融领域，中国坚持维护本国的金融独立，将货币发行权一直牢牢地掌握在本国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阻击、击垮了跨国金融资本对中国的渗透。更令全球化进程设计者所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不但没有掉进“民选体制”的陷阱，而且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民主道路，吸引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关注甚至模仿。

由此，跨国金融资本也开始露出反华的狰狞面目。其代表性人物索罗斯于2019年9月9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明确表示，“作为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创始人，我对打败当下中国的兴趣，超过了对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关心”[ 索罗斯于2019年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的一次演讲甚至直接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竞争称之为“世界未来前途之争”。]。

这绝对发人深省。

中国全面加入全球化，使跨国金融资本看到在中国赢利的巨大历史机遇。但更重要的是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所有实施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最终都会走向“民选体制”；而一个国家只要引进西式选举机制——除了少数例外，如俄罗斯——跨国金融资本都能通过一手资助政客、一手控制 媒体，来控制这个国家的选举走向和结果，选出跨国金融资本利益的代理者成为国家领导人，进而成为这个国家的幕后主导者和真正统治者。

跨国金融资本认定，中国既然开始了自由市场经济改革，就一定会最终走向“民选体制”，中国就将成为跨国金融资本的囊中之物。而中国迈上这条道路之日，便将是世界“历史之终结”，跨国金融资本就将成为世界的主人，阿塔利所描述的“世界政府”将呼之欲出。

然而跨国金融资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坚持走自己的独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功。特别是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规划，进一步向“世界政府”提出了直接挑战！到底是由资本来建立统治全球的世界政府、还是由中国主导建立全世界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挑战具有历史性的震撼，因此中国便由此而成为跨国金融资本的头号敌人。

中国共产党成功召开二十大以后，跨国金融资本即“美国”以中国为敌的态势更为明确了。因为“和平演变”已成明日黄花；只有推翻中国现政权和体制，才能实现其一统天下的远大目标。对于“美国”来说，中国只能是“敌人”，而不是“竞争对手”。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究竟是美国即西方产业资本、还是“美国”即跨国金融资本才是中国真正的、主要的敌人。

产业资本更多的是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只有在涉及霸权之争时，中国才会成为“敌人”。视中国为“竞争者”是因为工业竞争、视中国为“敌人”则是源于对霸权之争——这里的“敌人”，与其他所有有可能成为美国霸权竞争者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特朗普在2018年7月15日“双普会—普京与特朗普会晤”之前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专题节目“Face the Nation”专访时，公开声称“欧盟是一个敌人”。他说：

“我想我们有很多敌人，我认为欧盟是一个敌人，看他们在贸易上对我们所做的事。现在你不会想到欧盟，但他们是一个敌人。”特朗普在说这段话时，用的是英文单词“foe”，而不是“enemy”；两者在这个层面上的含义应该是相同的。如果特朗普用的是“对手”（adversary）那就完全是另外的含义了。用“foe”这个词，说明在特朗普心目中，欧盟还真是一个敌人。

而在谈到中国时，特朗普说：

“俄罗斯在某些方面是敌人。中国在经济领域是敌人，他们当然是敌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坏的。这并不意味什么。这仅仅意味着他们具有竞争力而已。”

这是美国产业资本对中国和欧盟的看法。

到了拜登时代，不仅“中国是美国霸权的敌人”这一点大致继承下来了，而且中国再度成为意识形态的敌人。我们只要看到索罗斯竭尽全力支持拜登竞选总统就可以看到，跨国金融资本今天对中国的立场是何等的清晰。于是，在中国问题上，跨国金融资本与西方产业资本找到了“共同语言”——“美国”和美国树立起同一个敌人！

只是，我们应该滤清两者在中国问题上的“共同语言”具有不同的潜台词：产业资本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目标是维持美国的领先地位、霸权主义；而推翻中国政治体制则是次要目标；而跨国金融资本则不惜对中国发动一场“新冷战”、甚至热战，以求彻底推翻和消灭中国政治体制，消灭他们一统天下、建立世界政府未来前景中最主要的障碍。

美国与“美国”的决斗：2024年会不会是一个转折点？

在国际关系领域，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对很多发生在西方国家内部的事务并不是十分了解；有时我们甚至对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都一无所知。其中就包括产业资本力量板块与跨国金融资本力量板块之间的斗争、较量。

众所周知，法国是上世纪60年代第一个要求美国兑现美元换黄金的承诺的国家。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意识到美国正在滥印美元，而一旦美元印数超过美国的黄金储备，将不可避免地引发美元危机。结果，戴高乐便下令向美国派出军舰，将法国在外贸中赚取的“绿纸”换回真正有着永恒价值的黄金。

也正是因为如此，几年后，在1968年5月，一股神秘的力量策动了法国本土上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打着“学生运动”旗号的“颜色革命”，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场真正的“颜色革命”。其结果是戴高乐下台；法国和欧洲其他想用美元换回黄金的做法戛然中止。从此不要说拿美元换黄金，甚至想都不敢再想。

这就是两大力量板块之间的第一场决斗。当时美国已经是跨国金融资本的大本营，而戴高乐则是捍卫法国民族产业资本的最坚定的欧洲政治家。68年五月风暴恰恰是我们不太了解的一个例子。

法国“人民共和联盟”党（UPR）总统候选人费朗索瓦·阿塞利诺（Franois Asselineau）经过长期调查发现，欧洲国家建立欧盟、创立欧元，都是在当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跨国金融资本的秘密策动下实现的。当时“美国”的目的是将欧洲纳入金融跨国资本的囊中，进而更全面地控制欧洲。直至今天，我们对此也依然一无所知。

从二战后的历史看，其实法国以及欧洲早就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之中，这是一个只限于部分国际上层人物才了解的“秘密的”事实。只是，处于欧洲对立面的美国，在特朗普当选之前，是支持全球化的、跨国金融资本控制的“美国”；而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则又蜕变为反全球化的产业资本控制的美国。美国同样是美国，只是控制美国的力量发生了变化。特朗普治下的是美国，而其他总统如拜登治下的则是“美国”：跨国金融资本的“殖民地”。

法国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总统（两个任期共十四年）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在逝世前与记者乔治—马克·贝纳姆（Georges－Marc Benamou）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密特朗说出下面这段令人惊心动魄的话，被后者发表在《密特朗的最后时刻》（Le dernier Mitterrand）一书中。

密特朗说：“法国对此一无所知，但我们与美国正处于战争之中。是的，一场永恒的战争之中，一场生死攸关的战争，一场经济战争，一场看上去似乎不会死人的战争。是的，他们冷酷无情，这些美国人，他们贪婪成性，他们一心要独自攫取对世界的权力。这是一场人所不知的战争，一场永恒的战争，看上去似乎不会死人，但实际上是一场会死人的战争。”

贝纳姆将这段话称之为“密特朗的政治遗言”。

密特朗还说：“我是最后一位大总统。我想说的是，最后一位坚守戴高乐路线的总统。在我之后，法国再也没有这样的总统了，因为有了欧盟，有了全球化。在未来，法国可以一直称为第五共和国，但一切都不同了。法兰西总统将成为某种超级总理，地位脆弱的超级总理。”

戴高乐坚持的就是法兰西的自主独立。而在密特朗看来，法国已经失去这一独立，而且是在与美国进行的一场永恒的、人所不知的（尤其是法国人所不知的）战争中失去的。为什么这位法国第五共和国半个多世纪来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统会说过这样的话？实在是值得人们深思。显然，密特朗所言的“美国”，实质上就是当时由金融跨国资本控制的美国。

当民族产业资本的代表人物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开始策动的则是与此前完全相反的行为，是为了解体欧盟。因为美国的代表变了，其所代表的美国利益也就一起变了。特朗普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征服和控制欧洲，方式方法却是“逆全球化”行为。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对特朗普的种种怪诞、非理性、表面上毫无逻辑的行为，就能够一通百通了。而反过来，这时的法国却选出了马克龙，代表着跨国金融资本的利益，继续与特朗普产生种种矛盾……历史就是这样令人匪夷所思！

今天，美国和“美国”的决斗仍在继续。代表着民族产业资本力量板块的特朗普正在试图卷土重来，而跨国金融资本力量板块则明里暗里正在使用一切手段来阻止特朗普再现辉煌。2024年的美国大选将是决定性的一年。民族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这两大力量板块已经到了无法共同生存的地步了。这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我们可以预见，这一年，美国与“美国”的决斗将是异常激烈的。问题在于，会激烈到什么程度？会不会出现流血 事件（特朗普会不会遭遇肯尼迪家族的不幸命运）？会不会出现猛烈的反犹浪潮（“侃爷”Kanye West之类的人物会不会大量出现）？会不会再度发生对大选结果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会不会发生……内战？一连串的问号摆在我们面前。

美国2024，我们拭目以待。

坐山观虎斗：中国的对策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不得不高度警惕的，则是美国和“美国”会不会在内部矛盾无法解决之际，向外转移这一矛盾，共同转身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中国！这是我们最应关注的焦点。

事实上，“全球化”是一个纲，纲举目张；以全球化划线，可以让我们对复杂的国际格局理出一条清晰的线路。特朗普当选就是“反全球化”政治力量的一次成功反击。在特朗普上台后，便率领产业资本和劳动阶层对全球化背后的支持者和主导者发动了一场新“战争”。这场战争既是一场美国的内部战争（即反对华盛顿的权势集团和金融资本、媒体三大权力构成的支持全球化的力量）、但也是一场“美国优先”的国际战争，即同时打击所有支持全球化、且与美国有着贸易顺差的国家的金融资本。这是一场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两大力量板块之间征服与反征服、控制与反控制的“隐形战争”。

拜登在争议声中赢得大选上台后，美国与“美国”的争斗并没有就此划上句号。相反，双方的磨擦更趋激烈，前景十分危险。上面已经提出，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将是一场决斗。基辛格等美国战略家们都看到了这一幕。于是便开始积极地寻找解决方法。而其中最主要的方案，就是矛盾外移，将他们共同的“战略竞争对手”推至矛盾的核心位置。这个“对手”，就是中国，特别是二十大成功召开后的中国。这正是现在至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最危险的时期。

中共二十大成功召开对于西方两大力量板块而言，是他们在中国经营了几十年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彻底破产。对于产业资本而言，中国蜕变为西方的“加工厂”已经成为泡影。中国正在成长为一个足以与西方竞争的技术强国。中国继续以物美价廉的工业产品保持着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继续在国际市场保持着中国低、中甚至高端产品的竞争优势，继续经济的强劲增长。也就是说，继续在导致美国产业的衰落、失业率的增加、经济增长率的减缓。

而对于跨国金融资本而言，尽管他们已经大幅渗入中国，在中国的众多领域已经完成了布局，继续赚得盆满钵满。但在最关键的两点却始终没有得手。一是中国的金融—货币始终控制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不容外部势力染指；另一点则是中国坚持现行的国家政治制度，坚定拒绝演变成西方能够暗中操控的“民选体制”。正是由于这两点，中国迄今一直保持着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大国而屹立在世界东方。

更令整个西方——包括两大力量板块在内——愤怒不已的，是中国不仅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不仅已经成为世界很多发展中国家意欲跟随的榜样，而且中国还提出了与西方“历史的终结”完全不同的一个未来前景：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文已经诠释了“历史终结”和“世界政府”的潜台词。而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所有国家不分大小、不分体制、不分宗教、不分人种、不分富裕程度一律平等，共同发展，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种种挑战。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这一幕前景传播给世界大多数国家民众时，任何追求正义和公平的人们会如何反应。这对整个西方——包括“美国”和美国——而言，都是最大的挑战。

“美国”和美国必然是欲置中国于死地而后快！

因此，今天我们必须尽快制定面对磨刀霍霍、有可能一朝联手的西方两大力量板块的应对策略和战略。

首先我们应该精准打击真正意欲推翻中国政治体制的人物，不管他是跨国金融资本力量板块的人马如索罗斯、佩洛西，还是产业资本力量板块的人马如班农、蓬佩奥之流。精准打击这类人物的最大收益，必然是“消灭”反华生力军，使之失去战斗力。

打击这类人物，惩戒累犯、警戒后人；而国家不会有任何重大损失。我们实际上已经开始在做。但显然做得还不够。竭尽全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将会起到釜底抽薪、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在短期内就会立竿见影，对美国和“美国”形成直接的、兵刃见血的打击。

其次，从国家和国家集团的角度出发，确实，欧盟、俄罗斯、美国和中国构成了今天世界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我们应该北连俄罗斯、西通欧罗巴，这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欧洲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为欧洲不仅是“西方”的一员，而且也是民族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争斗博击异常激烈的地方。前面提及，特朗普甚至一度公开将欧盟视为“敌人”。

而与此同时，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却可能是最具有可塑性的。中欧关系具有三个特征：一是经济上具有强烈的互惠互补性，合作共赢的机率甚高；二是地缘政治上没有直接、必然的冲突；只有欧盟一些国家单方面地要介入南海、台海事务；且完全没有任何民意支持；三是意识形态上只有欧洲、特别是欧洲议会对中国的单向批评，且多建立在谣言和谎言基础上。由此可见，改善中欧关系的牌在欧洲手里。

事实上，欧洲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从德国总理朔尔茨于2022年11月访问中国以来，中德双边关系开始明显改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最近异常成功地访问北京之后，亦明确地宣布欧洲应重新思考其战略定位，应该拒绝在华盛顿与北京之间择边而站。这证明欧洲政界对中欧关系正在开始一定的新思考、新举措。当中欧关系出现转机时，美国和“美国”试图建立起西方反华统一战线的图谋就必然会破产。

但最重要的，则是认清、理解西方民族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两大力量板块的历史构成、现实矛盾和动态前景，以及他们对中国在政、经、金融、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渗入程度和深度、广度，真正从思想上建立起一道强有力的防线。既要防止其建立反华统一战线，利用台独、南海等危机对我发动一场热战，以阻止中国的崛起；更应防止其通过渗透、收买、寻求代理人等多种方式对我进行一场“看不见的”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战争”。这场“精神战争”可以说一直没有停过（还记得尼克松是如何描述对苏联《1999：不战而胜》的吗？）。

我们其实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大力量板块中均有少数支持中国的友华人士的存在。我们要力挺这些人士，使之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我们虽然也在做这项工作，但力度远远不够。今天在西方，公开说一句客观评价中国的话、撰写发表一篇客观介绍中国的文章，均已成为一种“政治不正确”的行为，作者要由此承受巨大的政治和舆论压力。我们应该尽力扭转这种局面，在对方阵营中建立起一支友华、亲华、挺华的政、经和舆论队伍。

除此以外，我们同时要对美国和“美国”之间的激烈争斗采取超然态度。当普京总统断言今天的形势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有着类似的局势，我们应该理解其言下之意。这时，忍耐、等待、韬光养晦、坐山观虎斗……应该成为我们的国策。

如果我们来滤一下即将可能发生的这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的话，从俄乌冲突到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可能的战争，从中东以巴、以伊（朗）冲突到犹太—基督教与伊斯兰世界在全球范围的争斗，从美国暗中支持台独到美国与中国在台海、南海诸领域的磨擦……我们可以发现的一个突出事实是，“美国”——即跨国金融资本力量板块在各大冲突中几乎都处于核心地位。由此出发，我们难道还想不清楚，到底应该如何规划未来、孤立对手、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回应我们的对手向我们发出的挑战？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只知“美国与‘美国’的斗争”，却不知“‘中国’还不是中国”。他说了“美国与‘美国’的斗争”，我就来说说“‘中国’还不是中国”——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异化的中国、苏化的中国、黄俄的中国；而不是自己的中国，甚至还不是一个统一的中国。

【81、“安诺石印”说明了“亚洲一体”】

《从安诺石印看东亚印系的边界》（胡嘉麟）报道：

2000年在安诺遗址发现了一枚青铜时代的石印，上面镌刻的古代文字既不是近东地区的文字系统，也不属于印度哈拉帕印章，而是与中国史前时期的陶文符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通过分析安诺石印的形制和书写系统，从艺术史的角度提出安诺石印是青铜时代东亚印系书写系统西传的制品，并且认为安诺及其邻近遗址出土的印章没有自成体系的传统，主要表现为对周边多元文化的吸收和模仿。

2000年9月，美国—土库曼斯坦联合考古队在土库曼斯坦的安诺遗址发现了一枚煤精石印，上面镌刻的古代文字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个发现首先由发掘者之一的弗雷迪克·T. 赫伯特（Fredrik T.Hiebert）在土库曼斯坦公布发掘成果，后又在当年的《探索》期刊上撰文发表。

《费城问询报》、《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西方媒体也迅速刊登了这个重大发现，推动了中西方学术界对此事件的关注。对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颇有研究的梅维恒（Victor H.Mair）认为，这是四千年前中亚文明中已经消失的一种文字，并推测中国印章的发展，或者说中国的文字书写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中亚文化的影响。约翰·卡拉鲁索（John Colarusso）著文猜测安诺在公元前三千纪得到很大发展，其影响扩展到了中国。

与西方学者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学勤的《中亚安诺遗址出土的印章》、《安诺石印的启发》两篇文章，引发了将安诺石印和中国史前陶器符号联系的思考。水涛的《关于中亚安诺遗址出土的印章及其相关问题》修订和补充了李文对于安诺文化和BMAC的相关介绍。

陈星灿的《〈纽约时报〉关于安诺出土“石印”的争论》是针对西方学者关于“是否文字”、“是否汉字”、“地层是否有误”三个方面的讨论。汪涛和汪海岚夫妇合著的《安瑙印章及其引出的问题》认为，即使目前无法释读印章文字，但是仍不能排除这是汉印的地方仿制品的可能性。

一、安诺石印的发现背景

安诺（Anau）遗址在中亚土库曼斯坦与伊朗的边界科佩特（Kopet）山北麓平原的阿什哈巴德（Asnkhabad）附近，地处卡拉库姆（Kara Kum）沙漠的边缘，这是古代中西交通的十字路口。向东进入阿富汗、新疆等地，东南到达印度河流域，向南经由康特支纳河谷（Keltichinar river）可以越过科佩特山进入伊朗，向北沿阿姆河抵达草原地带。

这个遗址是南北两个巨大的土丘，彼此相距500米。1886年，沙俄将军A.B.库马洛夫（A.B.Komarov）首先在北丘挖了一条沟，在地层内发现了各种遗物和骨架。发掘资料虽未完全公布，但是简略的新闻报道却引起了华盛顿卡耐基基金会组织的土库曼斯坦考察队的重视。1904年，考察队领队庞佩利（Raphael Pumpelly）和考古学家施米特（Hubert Schmidt）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根据地层关系构建了安诺Ⅰ期—Ⅳ期（石器时代—铁器时代）四个文化期。

苏联考古学家М.Е.马松和Б.А.库夫廷在与安诺遗址相邻的纳马兹加（Namazga Depe）、阿尔丁（Altyn Depe）、卡拉（Kara Depe）等遗址展开了积极的发掘工作。后来的学者将这些青铜时代的遗址归入巴克特利亚—玛尔吉亚纳考古学文化类型（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简称BMAC）。BMAC是阿姆河文化的早期形式，以阿姆河中游两侧的巴克特利亚和穆尔加河下游三角洲的玛尔吉亚纳来命名，这些遗址同时具有农业文明和游牧文化的一些特点。M.E.马松根据典型遗址纳马兹加Ⅰ期—Ⅵ期来确定，即纳马兹加Ⅰ期—Ⅲ期为铜石文化时期，绝对年代在公元前3700—前2500年；Ⅳ期—Ⅵ期为青铜文化时期，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500—前1000年。

1995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家赫伯特和土库曼斯坦文化遗产中心的卡喀穆拉德·库尔班萨科哈托夫（Kakamurad Kurbansakhatov）组成联合考古队再次对安诺遗址进行发掘。1995—2000年，联合考古队在南丘AS/1和AS/2—5（AS/2、AS/3、AS/4、AS/5）两个地点进行发掘，这次的发掘位置毗邻1904年庞佩利发掘的“B”区阶地。（图2）AS/1（5米×20米）此处南丘的最高处，根据地层显示年代序列为青铜时代中期（公元前2200年）到铁器时代（公元前500年）。AS/2—5是由四个小方块（5米×5米）组成的田字形结构，出土的陶器表明与BMAC早期阶段的同类器有着相似的风格。

2000年度的发掘主要在AS/2和AS/5两个探方内进行，主要划分为三个地层，年代依次排列为第6层（纳马兹加Ⅴ期中段）、第7层（纳马兹加Ⅴ期早段）、第8层（纳马兹加Ⅳ期晚段）。最初是想研究在纳马兹加Ⅴ期早段，居址如何转变为结构更为庞大、更为专业化的建筑。这枚石印出土于AS/2，发现过程也只是一个不经意的结果。

通过对AS/2的发掘，发现这是由一个建筑物的房间（1区）、一个入口处（2区）、一个庭院（3区）和一条街道（4区）四个区域组成。（图3）建筑物的墙基超过2米，墙壁用50厘米×25厘米×10厘米的泥砖砌筑，地板和墙壁涂有数层石膏，表明这个房屋经过了多次的修整和重建。发掘的早期建筑的房屋出入口开设在西北方向，在二次建筑过程中西北口被堵塞，新的出入口开设在东北方向并且通向街道。通过文化堆积显示，这座建筑最初可能是一个仓库，之后可能是一个管理机构，其地板、墙壁和台阶上有许多印记，表明它们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用途。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建筑的特征和器物的组合说明房间应该具有行政职能。这枚印章出土在房屋西北口两层台阶附近区域的堆积中，由于体积小、质地轻的特点，发掘者起初并未在原址地层中注意到，而是通过筛土的方法拣选出来的，发现时被浅棕色的黏土包裹着。

弗雷迪克·T. 赫伯特：《文明黎明时期的中亚村落：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发掘》，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2003年。

二、安诺石印的年代问题

安诺石印（图4）通高1.5厘米，桥形钮高0.7厘米，有孔可穿绶带。印面边长1.3厘米，厚0.8厘米，右边界略残打破字口，左下角有残缺。阴刻有四个（或者三个）符号，钤印文字为白文。字口宽度0.8～0.9毫米，内残存有红色的颜料痕迹，可能是赤铁矿粉或赭石粉。印面有多处划痕，表明这是经过长期使用的。

这枚石印是用一块黑色的煤精制作的。煤精属于晚第三纪褐煤的一种，是由于特殊的地质作用而形成的一种质地细密、质轻坚韧、富有光泽的黑色结晶体。古代使用煤精作饰品尤其受到北方草原民族的喜爱，进而影响到中原地区。辽宁沈阳新石器时代的新乐遗址、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地、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都可以看到煤精制品。1959年在新疆尼雅文物普查中征集的一枚煤精印（图5），边长2厘米，高1.57厘米，阴刻篆书“司禾府印”，是汉代在西域管理屯田机构的印章。尼雅印和安诺石印的质地相同，文字字形和样式也非常相似，或者说明两者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

尼雅印的风格与汉代官印基本相同，所以发现者认为应该属于汉代的官印。但是，裘锡圭认为尼雅印并非一定是来自汉代中央政府的官印，很有可能是尼雅地方政府对汉印的一个仿制品。并推测安诺印也是汉印的中亚仿制品，时代不早于公元1世纪，可能是混入遗址早期文化层中的晚期物品。对于地层问题的质疑，发掘者赫伯特做了详细的说明，排除了地震的影响和动物的扰乱，坚信地层从未被打破。

如果地层确实无误，安诺石印出土的层位是在第8层和第7层之间，即纳马兹加Ⅳ期晚段到纳马兹加Ⅴ期早段。由于地层内有比较丰富的文化堆积，包括有陶器和人物陶像的残件、动物骨骼、植物种子以及可用于放射性碳元素测量的炭化木料。通过碳14测定（经树轮校正），第8层的一组数据为公元前2870—前2445年，第7层的三组数据为公元前2310—前1920年、公元前2480—前2205年、公元前2280—前1920年。碳14数据推断的石印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000年。

但是，根据库兹米娜对金属器的分期，认为纳马兹加Ⅲ期和Ⅳ期的年代为公元前三千纪中期到公元前二千纪中期，Ⅴ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5—前13世纪、Ⅵ期年代为公元前12—前8世纪。那么，这枚石印作为公元前15世纪左右的产品，也并非没有可能。

从新疆到土库曼斯坦，是否可以用两枚印章将如此广大的地域联系起来，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枚青铜印章就提供了绝好的例证。这枚青铜印章（图6）边长1.8厘米，四字铭文的文字字形和结构与汉印相似，尤其是“ ”字在上述两枚印章上都有出现。这枚印章的出土地不明，原是亚历山大·古宁汉姆爵士的收藏品。古宁汉姆曾任印度考古考察队的第一任队长，在印度地区进行了多次的发掘工作。根据有些学者的推测，青铜印章很可能来自印度西北或阿富汗地区。

20世纪初，大谷光瑞组织的“中亚探险队”前后三次进入西北地区进行考察，所发掘的计有120多枚印章现藏旅顺博物馆。其中一枚煤精石印（图7）高1.24厘米，桥形钮。印面略残，也刻有相同“ ”字，边长为1.31厘米×1.26厘米，重2克。研究者推断，这批印章的年代大部分为东汉后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年代的判断是否准确，却没有相关的出土资料能够佐证。

尽管卡拉鲁索猜测尼雅印要远远早于汉印，可能为公元前700年或更早。但是，尼雅印所体现在公务活动中使用的官方性质非常明确。假设它是仿制品，那么这种仿制也不仅是形式上的，功能和内涵一并吸收。换言之，这是中原王朝对西域政治影响的结果，时代不会太早。单纯的形式仿制，在新疆地区也有不少的发现。斯坦因在尼雅遗址东南部发现煤精石印（N.0015）上刻着类似汉文的文字，根本不能释读。在尼雅木简（N.XY.167）上发现的一个封泥戳印的四个文字（图8），也不能将之当作汉文。文字的结构和布局虽然非常接近汉印，仔细发现其中有三个字的字形基本是完全相同的。这些印章和封泥的年代大体在公元1—5世纪，因此以仿制程度的高低作为时代的判断标准似乎并不可取。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安诺石印时代的讨论应该建立在印章风格和相关文化传统进行比较的大背景下展开。在两河流域、埃及、中国、印度河、爱琴海及希腊的古代文明中都发现了能够反映个人身份、地位的象征，或传递公共权利和私有制信息的印章，它们之间是否有模仿的因素或是嬗变的条件。

三、安诺石印的印文风格

安诺石印虽然发现在远隔数千公里之外的中亚土库曼斯坦，但是它的印文风格明显具有东亚印系的特点，与同时代以苏美尔和阿卡德滚印为代表的西亚印系、以哈拉帕平印为代表的南亚印系截然不同。

印文风格可以分为印文布局和文字系统两个方面。首先来看印文布局，安诺石印仅有文字，不设图像。这个特点是东亚印系文字印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即强调文字本身的艺术性和功能，基本不使用图案进行补充和装饰。但是，在早期的东亚印章中这种特点并非表现得那么绝对。2010年河南安阳刘家庄北地H77祭祀坑内出土的印（图9），时代为殷墟二期。方形青铜印边长2.2厘米，厚0.45厘米，鼻钮高0.46厘米。印文上部并排两个“ ”字，下部为龙纹。

“ ”是商周金文中比较普遍的一种族徽，学界通常释作“尺”。1992年河南安阳苗圃南地墓葬出土了数量众多的 族青铜器，比如M47出土的 己鼎（图10）。印文的龙纹也是商周青铜器比较流行的纹饰，一般作为主体纹饰的补充。这枚印章的主题是族徽“ ”字，龙纹不是印文所强调的内容，只是起到了“补白”的作用。这种风格的印文（文字＋装饰）与苏美尔滚印（图11）、哈拉帕平印（图12）的布局非常相似，三者的文字系统确大相径庭。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这类印章数量极少，此后基本不见。

当然，这种相似性或许只是偶尔的即兴作品，不能将之看作是东亚印系的整体风格。从中国出土和传世的早期印章来看，文字印和肖形印则是两个比较独立的部分，功能和内涵也不相同。例如，2009年殷墟西南部王裕口村南地M103出土的印（图13），相传殷墟出土的亚禽示印（图14）、 印（图15）等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字印。 印略呈方形，青铜材质稍有变形，印面边长2.2～2.4厘米，厚0.45厘米，鼻钮高0.89厘米。印面作阴文，同出器物的年代显示应为殷墟二期。

并且甲骨文中出现的“ ”是武丁时期的一位贞人，属于宾组卜辞，青铜器和卜辞年代可以互证。

按照通例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族徽，往往都是人名、族名、国名三者合一。所以， 印是目前所见通过正式发掘年代准确的第一枚文字印。

另外，1998年殷墟东南部安阳市水利局院内出土的兽面纹印（图16）、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兽面纹印（图17）则是肖形印的代表。安阳水利局的兽面纹印是在一处夯土房基中（T2F1）被发现的，边长1.5～1.6厘米，厚0.33厘米，鼻钮高0.49厘米。印文为阳文的兽面纹饰，地层显示其年代在殷墟三期、四期之际。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印章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受到制陶工具陶印模的影响或启发，但是商代的文字印已经脱离了图案化的模式，与青铜器铭文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族徽印文起到标识印章主人家族姓氏的作用，与后世所用标识主人私名的用法基本相同。《逸周书·殷祝》记载：“汤放桀而复薄，三千诸侯大会。汤取天子之玺，置之天子之坐左，退而再拜，从诸侯之位。”《后汉书·祭祀志》有：“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玺印，以检奸萌。”这些文献提到夏商时期帝王已经开始使用玺印，即私玺。考古发现有力地佐证了文献记载，表明私印在当时社会已经开始比较流行。然而，肖形印的图案却是当时比较普遍的青铜器纹样，反映的是一种通用题材，不具备私人属性。

商代文字印的印文布局本身不乏艺术性，比如亚禽示印的“亚”字形边框，以“禽”字为中心左右对称的两“示”字就显得装饰意味更加强烈。这种艺术性的族徽铭文在商代青铜器上屡见不鲜。安诺石印的行款为竖款右读，虽然没有明显的界格，但是已经出现了文字分格的意识。第一个字形较大，占据上下两格空间，第二字、第三字分占两格，整体布局十分工整。这样的表现形式在商代金文中已经比较普遍，比如 父乙簋（图18）三字铭文的布局。而且一枚相传出自殷墟的青铜印章（图19），印文已经有了明显的界格。

反观之，近东地区的西亚印系则更加注重图案内容。与中国印章的起源不同，两河流域印章可能起源于用陶筹在泥球上压制记号的活动。最早的印章只是一些简单的标记，在泥板上印下证明货主身份的标志，先后出现了扁圆平印和圆筒滚印两种类型。扁圆平印的时代比较早，例如公元前4500—前3600的鹿形印（图20）。但是这种样式的印章却没有能发展下去，逐渐被可以设计图案展示面积更大、更为复杂的圆筒滚印代替，使之成为西亚印系的标志性印章。

圆筒滚印注重图案化的特质决定了印文的内容基本是有层次的浮雕图案，多以动植物的几何纹样、搏斗和宴会场面、神话故事和宗教仪式等为主题，有少数是有文字或纯粹文字的。大体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动植物形状为基础的“锦缎风格”，例如公元前3100—前2900年的蜘蛛纹印（图21）。第二个阶段是反映守卫者和搏斗场景的复杂图案，偶尔出现象形文字的铭文，例如公元前2340—前2279年的英雄与怪兽搏斗纹印（图22）。第三个阶段出现了神话故事和宗教仪式的场景，雕刻技艺更趋成熟和细腻，将主题放在一个连续的横栏中表现，例如公元前1800—前1700年的宗教人物印（图23）。第四个阶段的印文图案是用带框的铭文分开，构成一系列独立的画面，例如公元前1500—前1400年的楔形文字印（图24）。

如此看来，安诺石印的风格与两河流域、埃及和爱琴海诸文化没有什么联系。除了西亚印系，在印度河流域发展起来的哈拉帕印章尤其不能忽视。由于两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频繁的贸易交流，在乌尔城都发现有哈拉帕印章。考古资料证实了从近东地区、中亚到南亚次大陆都可以看到哈拉帕文化的影响力。

20世纪20年代在印度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发现了两个较大遗址，被称为“哈拉帕文化”。

50年代以后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又发掘了将近1000个哈拉帕遗址。这些遗址呈现出一种弧状分布，从印度河北部附近的西印度，横跨古加拉特省（Gujarat）和喀曲市（Kutch），通过巴基斯坦信德省和西部的旁遮普（Punjab），深入印度拉贾斯特邦（Rajasthan）和西旁遮普，直达新德里附近。

沿着阿拉伯海岸，直到伊朗边境和俾路支斯坦（Balochistan），甚至在中亚腹地的阿姆河附近也有发现。哈拉帕文化时代大约为公元前2500—前1700年，早期遗址主要在印度次大陆和伊朗边境，此后分布的范围更加广泛，到达俾路支斯坦和阿姆河流域，年代越晚的遗址距离印度东部和南部越远。

印度河流域在公元前3600年左右就有圆形或方形的印章，印文主要以动物和几何纹的图案为主。印钮样式却没有中国通常所见的大孔桥形钮，而是在圆柱钮或扁圆柱钮上钻小孔（图25），可能与穿物或是悬挂方式的不同有关。公元前2500年出现了图案与文字相结合的印章，即哈拉帕印章。哈拉帕印章多数为正方形，少数是长方形的皂石片。这种印材便于雕刻，阴刻的图案和铭文表示所有者的信息。目前大约出土有4000多枚印章，许多印章被损坏。

哈拉帕印章与两河流域印章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印章形制上，也体现在文字和图案功能的不同。

两河流域早期印章的持有者主要是社会等级较高的人群，印章上的特殊图案足以达到区分辨别的目的。偶尔有铭文的，也主要是神名或人名，头衔或职业铭文的大量出现相对较晚。随着印章所有者范围的扩大，几乎囊括了所有阶层，上到统治者、祭祀，下到士兵、书吏、厨师、商人及普通百姓，甚至从事某一行业的奴隶都拥有私人印章。由于印章的批量生产，图案是事先雕刻上去的，已经不能达到表明自己身份的目的。使用者不得不在印章的预留空白区域刻上铭文来标明身份，这就造成了很多印章中印文与图案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

哈拉帕印章的情况恰恰相反，印文图案最多的是单体动物，比如长角的公牛，也有肉峰凸起的瘤牛（图26），以及水牛、山羊、短角兽、老虎、鳄鱼和大象等等。有的还在这些动物的前面放置一种物品，大体表现为野生或猛兽类动物前有类似盘碟的物体，和家畜前有类似一种篮子或柄状的物体。此外，还有一些印章用多种动物的组合（图27）来表达意义。这些图案揭示了哈拉帕人的社会组织信息，印章的私人持有者组成了超越一般家族的群体。例如，刻有一头牛的印章，表示持有者拥有共同的社会关系，可能属于同一部落或宗族成员。每一枚印章的图案表明持有者所在的某个部落或宗族，独角兽部族是印章中最普遍的一种图案。文字则是合适的名字及修饰物的符号，或者是能够分辨个人身份的信息。哈拉帕印章既有图案又有文字，两者的依存关系也明显不同于中国汉式印章和安诺石印。

其次来看文字系统。将安诺石印的文字符号归入东亚印系的书写系统，是因为四个符号基本可以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找到类似的陶文符号，而且有的史前时期的陶文符号到了商周时期就转换成表意的汉字。安诺石印的文字符号是否具有与汉字相同的音读和意义还需要再研究，但是从符号来源看与中国史前时期陶文的关系非常密切，参看下表。

遗　址 文字符号 年　代 备　注

安诺石印 公元前2000—前1300年

姜寨陶文 公元前4900—前3800年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T109H103.

T254W157.

柳林溪陶文 公元前4400—前3300年

（大溪文化）

T1316.T0716.

T1016.T0817.

杨家湾陶文 公元前4400—前3300年

（大溪文化）

小河沿陶文 公元前3500—前3000年

（小河沿文化） M39

柳湾陶文 公元前2350—前2050年

（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 M935

马家湾陶文 公元前2350—前2050年

（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 T1

马桥陶文 公元前3300—前2000年

（良渚文化） C10

庙前陶文 公元前3300—前2000年

（良渚文化） T102.G3.

王油坊陶文 公元前2500—前2000年

（河南龙山文化） H8

二里头陶文 公元前17—前16世纪

（二里头文化四期） H81

藁城台西陶文 公元前16—前13世纪

（商代早期） T1.T13.

殷墟陶文 公元前13—前10世纪

（商代晚期）

上述所列仅为典型遗址出土的陶文符号，实际上“ ”的发现数量还要多，从西北到华南地区都有分布。而且延续性非常长，其早期意义并不十分明确，晚期的与甲骨文、金文的“五”字写法相同，已经明确属于汉字系统。但是在西亚的陶文符号中，仅在伊朗境内的乔威（Djowi）、沙赫达德（Shahdad）和巴基斯坦的梅加赫（Mehrgarh）发现有“ ”，且构形均是作横置。此外，印度的哈拉巴陶符也是这种横置的样式。另外三种符号在那些地区都未能发现相似的类型。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安诺石印可能借用了中国史前时期的陶文符号，但是在表意方面确是自成体系的。即使在史前时期的中国也不只甲骨、金文一种文字系统，还有丁公陶文、龙虬庄陶文等等。裘锡圭对柳湾陶符的研究表明，这种符号跟以象形符号为主要基础的古汉字不是一个系统的东西。最近的人类学研究表明，纳西东巴文与柳湾符号有许多的相似性。其中“ ”在东巴文中表示“黄”，是由“金”字演化来的。由此可见，一些古老的陶文符号可以长时间地流传和保留下来，并且被赋予当地文化的特殊含义。考虑到安诺石印与古代新疆出土印章的联系，这个区域当是具备了汉式风格影响和地域文化独立的双重特征。

安诺石印与苏美尔早期楔形文字、哈拉帕文字都属于表意文字，但是后两者会将一个或几个符号组合起来，表示一个新的含义。同时每个符号还表示一个音节，由此还构成了多音节的词组。例如哈拉帕文字的“ ”，表示的是一个人挑着一根杆，杆的两头各有一个容器。这个字实际上可以分解为“ ”和“ ”两部分。研究者从印度泰米尔地区的古代民族达罗毗荼人的方言入手，代表一根杆和器皿的“ ”音节是kā，同时又是表示“保卫”或“保护”的同音异义词。代表一个人的“ ”音节是āl，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双音节词“kāāl”。为了语音和谐，相邻的元音被辅音v或y隔开，写作“kāvāl”，翻译过来就是“保卫或保护的人”，这个是在私人印章上对其身份的标识。虽然安诺石印的词义不明，但文字符号都是单体符号，构词方法与早期楔形文字、哈拉帕文字明显不同。

四、安诺印章与中西交流

安诺以及邻近遗址还出土有数量不少的各类材质的印章，这些印章有的明显是受到近东地区陶文符号和哈拉帕印章文字的影响。从安诺以及邻近遗址的文化特征来看，充分展现了包括安诺遗址在内的纳马兹加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安诺AS/5出土了一件红陶纺轮（图28），根据地层显示年代为纳马兹加Ⅴ期中段。这件陶纺轮的底部刻有六个字的符号，实际上是三组两个字“ ”和“ ”的依次旋转排列。这组符号除了“ ”在仰韶文化的姜寨陶文中最早可以见到外，“ ”则是中国史前符号中出现相对偏晚的一种，可称作“亚”形符。在伊朗东南部的亚赫亚（Yahya tepe）遗址发现了两个陶文符号共存一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200—前1800年。其余如伊朗沙赫达德（公元前2500—前2000年）、叙利亚图图尔（公元前3000—前2000年）、叙利亚斯威哈特（公元前3000—前2000年）只有一种符号，未见到有“ ”形符。

1904年庞佩利发掘的“B”区阶地也出土有两件相似的红陶纺轮，“B”区地层的最底层还要稍晚于AS/5，即纳马兹加Ⅴ期晚段至纳马兹加Ⅵ期。两件红陶纺轮的具体层位已经不甚清楚，其中一件是两个符号的形式组合（图29），可以分为“ ”和“ ”两个单体符号。这两个符号见于亚赫亚陶文，其组合形式也是西亚陶文符号中常见的一种类型（图30）。另一件表面刻有一个陶符“ ”（图31），与图图尔陶文符号基本相同。后来这种符号演变为埃兰早期楔形文字的一种，在纳马兹加遗址发现有同样文字的印章。

阿尔丁遗址发现的印章与近东地区陶文符号的关系尤为密切，体现了对陶文符号的直接仿制，还有多种符号的组合形式。阿尔丁印章与陶文符号的时代大体相同或稍晚，从印章形制来看，有的显然是延续了近东地区的传统。例如Ⅰ石印不设钮，在背部一侧开小孔与近东早期的平印基本相同。Ⅲ铜印底边作折缘的凸起状，Ⅳ—Ⅷ印为背部不设钮的样式。由于不清楚这些形式的印章是否有残损，但从AS/5出土的青铜复合印来看，作为同类型的复合印的可能性很大（图32）。

除了近东地区的影响，在阿尔丁遗址还发现有对哈拉帕印章的仿制品。例如，三枚印章（图33）的印钮形式与哈拉帕印章基本相同。第一枚石印文字太模糊，已经无法辨识。后两枚印章的材质为雪花石膏，其中一枚的印文为典型的哈拉帕文字，写作“ ”和“ ”。然而不同的是这枚印章仅有文字而没有图像，不符合哈拉帕印章用图案表示宗族的制度，可以确定这是对哈拉帕印章的仿制。另一枚“ ”文印却是广泛流行于西亚、中亚、南亚和东亚等许多地区的符号系统。在公元前4700—前4200年伊朗的乔威遗址首先发现有右旋的陶符“ ”，这个符号在遗址中出现了7次，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陶文符号。在哈拉帕文字396个符号中，还没有发现这种符号。由此可见，这个符号在南亚次大陆出现较晚，大概是随着雅利安人的南迁带来的。这枚印章的特殊之处，就是结合了哈拉帕印章的外形和近东地区陶文符号的印文。

通过对安诺以及邻近遗址出土印章的情况说明，科佩特山北麓众多遗址的文化面貌不仅相同，由于处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上，对来自各个区域的文化都有吸收和模仿的能力。而且这种交流并非是单向的，而是双向展开的。例如AS/5出土的一件青铜印章（图34），从图片来看应该是一种复合式印章，有正、背两层，两面都有缺损。正面是团花图案，需要注意的是背面的双钮十分特殊。在东亚印系中，从未见到过有设双钮的样式，这种特殊的印钮可能是受到了铜镜镜钮的影响。

一般而言，具钮镜中最普遍的是单钮镜，在中国时代最早的是青海贵南尕马台M25出土的齐家文化铜镜。春秋时期开始出现双钮、三钮等多钮镜，例如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M2出土的（图35）和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M612出土的双钮镜（图36），尤以后者的镜钮样式最为相似。多钮镜主要出土于东北地区，多钮的传统可能是反映草原游牧文化的一种因素，与我们在西亚、北非和地中海地区见到的具柄镜不同。

那么，这枚双钮复合印可能就是来自阿姆河上游的游牧文化对安诺遗址的影响。假设果真如西方学者所言，中国印章的起源是受到安诺石印的影响，那么，这种多钮的样式为什么没有直接影响中国早期的印章和铜镜，在大约一千年后的公元前7世纪才有一些零星的发现？在同一个遗址中年代相近的文化因素，传播到中原地区的年代差异竟然这么悬殊，这是难以理解的。合理的解释是安诺遗址并非是作为文化传播的主体，而是传播受体。无论是来自东亚、西亚，还是印度河流域和北方草原地带的文化进入这个区域，文化传播的能量则大大减弱再无扩散传播。

由于地理位置决定了安诺及其邻近遗址的文化会受到来自各个区域文化的影响，从而在根本上阻碍了自身文化的孕育和形成。有西方学者认为，安诺石印是当地文化的产品仍有待于商榷。原因有二，一是安诺及其邻近遗址出土的印章受到近东地区的影响最为强烈，其次是印度河流域，再次是东亚西北和东北地区。二是这种文字符号，在当地以及近东地区都找不到传统。在一个遭受外来文化影响比较强烈的区域，当地文化符号仅有个别发现显然也不合情理。而且，从遗址中出土的印章性质来说，有不少是对近东陶文符号的吸收利用，或是对哈拉帕印章的借鉴和仿制，那么安诺石印作为东亚印系的仿制品也是合理的。

五、余论

关于东亚印系的界定，孙慰祖在《汉唐玺印的流播与东亚印系》一文中从制度层面提出，从汉晋时期实物形态的传播到隋唐时期制度形态的传播，最终在唐代形成一种体系，即东亚印系。

本文所强调的东亚印系则是一种艺术史的概念，即印章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不同文化体系下的表现和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材质和形制；二是书写系统和文字；三是功能和社会意义。史前时期的艺术史研究由于缺乏文献资料，很难对艺术在人类社会活动中的作用，以及与政治、经济、科技、宗教和哲学等领域的交互得到正确的认识。因此，对艺术形式和文化属性的研究就显得相当重要。青铜时代的东亚印系首先在印章形制、印文内容、表达观念以及使用方式上区别于西亚印系，其次又在印钮样式、文字体系等方面区别于南亚印系，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并延续至汉唐时期。

安诺石印所反映的文化传播问题，对正确认识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十分重大。澳大利亚学者诺埃尔·巴纳德提出“文化滞后”理论，指某些文化因素从传播主体出发，经中介地区传播到受体，不仅文化特征会发生某些变化，而且空间上会发生移位，时间上也将经历一个过程。因此，在传播受体发现有和传播主体相似的文化因素，乃是“文化滞后”的现象。本文研究则揭示了文化传播的另一种模式“共时论”，即重视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体之间的传播中介。如果传播中介是北方游牧民族，那么传播特点就是速度快、影响小，宛如一场暴风骤雨，忽又戛然而止。从安诺石印与中国史前时期的陶文符号基本在中国西北和东北地区，恰好可以推测游牧民族在当中所起到的作用。

但是，作为族群迁徙或是商贸活动带来的文化传播，则是速度慢、持续时间长、影响大。这就能够说明，为什么在安诺以及邻近遗址中近东和印度河流域的文化因素强烈，而东亚和北方草原文化的因素较弱。

何努认为：“一个文化，其文化因素能传播多远，在空间距离上没有限制，决定性的原因在于文化中心的能量所转化的传播能量。”这个中心能量是对文化的认同，重点表现在对文字符号系统的使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可将安诺石印归入东亚印系。但是，东亚印系与汉式印章却并非是可以重合的概念，正如“中国”是一个逐渐形成的历史观念。除了汉字体系的印章之外，在中国历史上还广泛存在诸多非汉字的印章，以及至今仍有许多少数民族行用文字符号，却非汉字表达的情形。这些不同文化类型的印章有着相同的起源，可以在“东亚印系”这个大范畴内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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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埃尔·巴纳德：《对广汉埋藏坑青铜器及其他器物之意义的初步认识》，《南方民族考古》1992年第五辑。

何努：《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与文化因素传播模式论》，《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6期。

谢选骏指出：不论“安诺石印”的来源为何、时代为何，它都是“文化交流”的见证。换言之，不论是中亚文化影响了东亚文化，还是东亚文化进入了中亚文化，都说明了“亚洲一体”，中亚和东亚不可分割了。

【82、“红学”就是一个垃圾桶】

《真本红楼梦横空出世，原作者是他！》（2022-02-10 兴汉运动）报道：

旧时真本横空出世，红学大厦轰然坍塌

2018年2月27日，苏州动物园狮虎山改造工程新年第一铲竟然无意中打通一座古墓。出土300多件文物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部红楼梦全本，学界命名为《吴氏石头记增删试评本》

真本红楼梦横空出世，原作者是他！

《红楼梦》确是一部千古奇书，倾倒了古今中外众多读者。广大红学研究者不断地探佚考证，千万红楼爱好者一遍又一遍地孜孜苦读，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想知道红楼故事的最终结局，想弄清文本背面到底隐藏了一部怎样的“家亡血史”。随着《吴氏石头记增删试评本》的横空出世，真相终大白于天下，几百年来的诸多红楼谜团亦随之迎刃而解！遗憾的是，胡适、周汝昌等红学大师们辛辛苦苦构筑起的红学大厦，顷刻间轰然坍塌了！

《吴氏石头记增删试评本》共有一百零八回，现在网上已公开发布了从第八十一回起的后二十八回。笔者读之再三，感觉除却部分段落语言粗俗外，绝大部分还是作者的原笔原意，文气一以贯之，情节与前回毫无脱节之感，更重要的是人物判词和“畸笏”等人的批语大都得以验证，当属真本无疑。吴祖本的出现，完全颠覆了我们对《红楼梦》的传统认识——原来《红楼梦》隐写的就是明亡清兴、改朝换代的那一段血泪历史！在清初严酷的“文字狱”高压下，作者不得不借“以家寓国”的方式隐写了那段残酷历史（清人编写的历史全是美化自己的），实在算得上是古今天下第一奇书！中国“红学”经过一百年的轮回，最终证明当年蔡元培的“索引派”是正确的，实在是让人感慨！

红楼研究经历二百余年的风风雨雨曲曲折折，如今终归是正本清源、拨云见日了。

《红楼梦》的原创作者是吴梅村

“曹雪芹”只是在原创基础上加以增删润色的修改者，并且只是一个化名。试想在清初“文字狱”高压之下，谁敢在一部“伤时骂世”之书上署自己的真实姓名，不是找死吗？这“曹雪芹”极有可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小团队，与吴梅村志同道合。这些人皆文学功底深厚，兴趣爱好广泛，且深知作品创作底里。现有人考证指出，对原作“增删五次，批阅十载”之“曹雪芹”，是吴梅村的学生严绳孙，笔者在此不发表意见，有兴趣的读者自己探究思考。

吴祖本第一回里有一条非常惊人的批语：

“此书本系吴氏梅村旧作，名曰《风月宝鉴》，故事倒也完备，只是未加润饰稍嫌枯索，吴氏临终托诸友保存，闲置几十载，有先人几番增删皆不如意，也非一时，吾受命增删此书莫使吴本空置，后回虽有流寇字眼，内容皆系汉唐黄巾赤眉史事，因不干涉朝政故抄录修之，另改名《石头记》。”

全书的最后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批语：“本书至此告一段落，癸酉腊月全书誊清。梅村夙愿得偿，余所受之托亦完。若有不妥，俟再增删之。虽不甚好，亦是尽心，故无憾矣。”

单凭这两条批语，就足以证明《红楼梦》的原创作者是吴梅村，即明末清初大诗人吴伟业。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别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大云道人，世居江苏昆山，祖父始迁江苏太仓，汉族，江苏太仓人，崇祯进士。明末清初著名诗人，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又为娄东诗派开创者。长于七言歌行，初学“长庆体”，后自成新吟，后人称之为“梅村体”。

明神宗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五月二十日吴梅村出生于江苏太仓的一个读书人家中。七岁开始读家塾，十四岁能属文。

崇祯四年（1631年），参加会试，遭乌程党人诬陷，被控徇私舞弊，幸崇祯帝调阅会元试卷，亲在吴伟业之试卷上批“正大博雅，足式诡靡”，方得以高中一甲第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

崇祯十年（1637年），迁东宫讲读官，十六年（1643年），升庶子。期间仕途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皆因与崇祯帝之殊遇知遇密切相关，内心十分感激崇祯帝。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梅村号哭痛欲自缢，幸为家人所觉。出于对明王朝之依恋，尤其对崇祯帝之感恩，吴梅村在其编撰的《绥寇纪略》中，极力诋毁、攻击李自成、张献忠起义。

在明亡后长达十年，吴梅村一直屏居乡里，保持名节。顺治十年（1653年），不得已乃应诏入都，授秘书院侍讲，寻升国子监祭酒。顺治十四年（1657年），吴伟业借口身体有病，辞官请假归乡里。对此经历，内心深感耻辱。

康熙十年（1671年）夏，吴伟业旧疾大作，留下遗言：死后敛以僧装，墓前立一圆石，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后葬于苏州元墓山之北。

吴伟业晚年深为自己仕清失节而痛悔，不愿以入清官职“祭酒”相称，而自许为普通一“诗人”。（注：吴伟业简介摘自网络。）

《红楼梦》的成书时间大大提前

既然确定了吴梅村为《红楼梦》的原创作者，那《红楼梦》的成书时间就不是主流红学专家确定的乾隆年间，而是康熙年间。初稿完成不会晚于吴梅村去世的1672年，修改润色稿则不晚于康熙癸酉年，即公元1693年。

其实以胡适、周汝昌为代表的新红学始终有一个死穴，就是《红楼梦》的成书时间问题。因为一旦证明《红楼梦》的成书时间不是乾隆时期，那他们的“（北京）曹雪芹作者说”就被抽去了脊梁骨，“曹学大厦”就会因失去根基而瞬间轰然倒塌。

尽管许多专家学者多次提出质疑，并且摆出了一些有力的证据，然曹学大师们百般抵赖，死不改口。笔者也曾近怀疑过，生于败落之家穷困潦倒的（北京）曹雪芹，自己的温饱都成问题，那还有精力创作一部近百万字的皇皇巨著。况且到雪芹时，曹家早已败落，凭他的生活经历，不可能写出宛如帝王的生活场景，大量的细节如果不是生活在其中，是很难靠想像描写出来的。现在证明，《红楼梦》与北京曹雪芹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这对于近百年的红学研究无疑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胡适、周汝昌已先后作古，但他们的继承者们在铁的事实面前仍是固执己见，极力维护他们的“红学大厦”。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无论你如何巧舌善辩口吐莲花，都无法改变“《红楼梦》原创作者是吴梅村”这一铁的事实，红学大厦的坍塌也只不过是顷刻间的事。其实推到伪红学，在其废墟上重新建一座“新新红学”楼阁，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该是把曹雪芹（曹霑）请下神坛的时候了！

网民嚎叫：

奥维尔 今天 05:56

冒璧疆。万维以前介绍过，证据可以说是无可置疑。

小编一付上次懒到没读的样子，又转此贴瞎诈呼。

renweida 今天 00:21

“吴氏石头记”的倒塌

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18-02/27/nw.D110000gmrb_20180227_2-07.htm

renweida 今天 00:15

这些无良文人造假造到了红楼梦头上。可恶

renweida 今天 00:14

《吴氏石头记增删试评本》，又称“癸酉本”、“何初本”，是通过互联网流出的所谓《红楼梦》旧抄本，其真实性遭到广泛质疑。2008年，网民何莉莉（化名，男性）将癸酉本后28回内容委托刘俊俊（化名，即金俊俊）上传至网络，声称此本为祖父母偶然得到，并由自己和几个表妹抄写过，原本已遗失。[1]癸酉本全文108回，符合周汝昌的理论；后28回的许多内容与前文脂批符合，并且在末文给出了“情榜”。[2]但是癸酉本文字粗鄙，与《红楼梦》的原文有云泥之别，并且公开至今已经过多人多次修订。[3]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杜春耕则指出，何莉莉回忆的抄本前80回情节中有一部分来自清末吴克岐创作的本子。[1]

2014年，金俊俊、何玄鹤于九州出版社出版《〈癸酉本石头记〉后28回》；2015年何莉莉、王晓丰于线装书局出版《吴氏石头记增删试评本》。[1]

部分批语造假

在癸酉本中有两条批语，分别是：“此书本系吴氏梅村旧作，共百零八回，名曰风月宝鉴……”“本书至此告终，癸酉腊月全书誊清。梅村夙愿得偿……”，指明《红楼梦》是由吴梅村创作，经曹雪芹增删润色而成。何莉莉後來説此二条批语为伪造。[1]

雨村 2022年02月10日 22:27

这是谣言！苏州的报纸早已辟谣，根本就没有苏州动物园挖出红楼梦全本一事。你不核实就传谣，非常错误！

谢选骏指出：“红学”就是一个垃圾桶——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

《苏州动物园挖出旧版《红楼梦》，曹雪芹并非红楼梦作者？》（搜狐 2018-12-16）报道：

近些时候，一条名为《旧时真本横空出世 红学大厦轰然坍塌》的消息引起众多网友关注。

文章作者宣称：

“随着《吴氏石头记增删试评本》的横空出世，真相终大白于天下，几百年来的诸多红楼谜团亦随之迎刃而解！遗憾的是，胡适、周汝昌等红学大师们辛辛苦苦构筑起的红学大厦，顷刻间轰然坍塌了！”

关于所谓的“吴氏石头记”，早在大概10年前就出现了。18年2月，光明日报采访到该版本《红楼梦》的持有者何莉莉，专门做了辟谣：关于所谓《吴氏石头记增删试评本》一书中提到的批语（正是在批语中注明《红楼梦》作者为吴梅村）为何莉莉本人伪造。

然后呢，最近这则谣言披了一层马甲又出来妖言惑众了，还说苏州动物园出土了这本书。大概是最近书卖的不好，再来一波营销。谁知道辟过谣的文章又刷爆朋友圈，阅读量直奔10万+。

最有力的辟谣证据就是，《红楼梦》的成书时间。《红楼梦》甲戌本成书于乾隆19年（1754），这本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而生活在17世纪的吴梅村（1609-1672），如何写出尚未发生的18世纪历史？在《红楼梦》中有具体例证如下：

第十八回“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元妃的仪仗中有“一把曲柄七凤 金黄伞”。在乾隆10年（1745）以前，皇贵妃、贵妃的曲柄七凤伞均用红缎。 乾隆10年（1745）谕旨：嗣后皇贵妃、贵妃仪仗内 红缎曲柄伞改为金黄色缎，之下用红缎曲柄伞。

第九十五回“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颠”， 贾雨村补授大司马，协理军机，参赞朝政。协理军机，实为历史上 雍正10年（1732）设立军机处的相关职务。

《吴氏石头记》的一些地方令人难以认为这就是原本，到令人觉得这是一本高明当代人的伪续。

若说原作者是吴梅村（1609～1672），曹雪芹（约1715～约1763）只是增删修改，假定雪芹自二十岁开始删改，那自雪芹开始删改的时间来看，中间也隔了大约60年。为何在这60年的时间里没人提到过吴梅村这个原本？连只言片语也没留下呢？

假设这就是吴梅村的原稿，那为何书中许多情节和现实中的曹家如此接近？以至于胡适先生为首的大多数红学家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

前八十回中人物形象基本已经建立起来了，可是为什么《吴氏石头记》后二十八回许多人物的形象却崩塌了？最明显的比如鸳鸯，谁能想到后文她会与强人勾结，按照前文所写，鸳鸯又有没有可能做出这等事呢？

《吴氏石头记》末回情榜展演中，金陵十二钗正副又副三副考语除宝钗、元春、可卿、司棋外皆是“情某”，只有这几人是“某情”。按末回情榜乃是借鉴冯梦龙之《情史》，《情史》中以“情某”作为回目名，这突然的几个“某情”，令人看觉得突兀，所谓的对称美和谐美就这样丢掉了？

世间万事真假难辨，但正如《红楼梦》中云“假作真时真亦假”。关于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各类证据已非常充分，读者足够了解，方可百毒不侵。

谢选骏指出：其实上文不懂“曹雪芹改编”才是重中之重——

《吴氏石头记的作者吴梅村写了红楼梦的原稿吗》（2020-06-04 网易）报道：

梅村的住所叫‘‘鹿樵精舍’’他也号‘鹿樵生’，其实和"蕉下客"蕉叶覆鹿的典故一样，吴梅村也自比被樵夫遗忘的鹿，怀才不遇。我之前一直疑惑红楼梦的日常生活有明显的明末清初两代混杂的特点，曹雪芹一个清朝人怎么会写明末生活这么详细。而吴氏石头记暗讽清朝，同情明朝正是因为吴梅村受崇祯知遇大恩，所以林妹妹无论如何矫情，使小性她依然是作者最爱。

另外红楼梦这个女性角色如此之多的一部小说，光靠凭空想象恐怕不行，需要两性阅历足够，有一定原型才行。红学家们一贯认为曹雪芹有过官宦生活，红楼梦中女性都是以他家中女性为原型，且不说他家中是否有如此众多的女性，就算有他的姐妹亲眷能个个像金陵十二钗这样优秀吗，只有吴梅村所熟识的秦淮八艳等名妓们才有那样的美丽才情，他与晚明风流人物钱谦益，候朝宗、昌襄等前明名士以及卞玉京、寇白门、董小宛、柳如是等秦淮名妓交往甚密，吴本人跟卞玉京有过一段情，（ps所以红楼梦有黛玉，妙玉等，我觉得黛玉湘云妙玉这三个都是卞玉京一个人的化身，）而吴的好友钱谦益，侯方域，冒辟疆等跟秦淮八艳有各种的关系，卞玉京跟秦淮八艳好几个是好友李香君跟卞玉京还一起避难到庵里修行过一段。所以吴对秦淮名妓们很熟悉，而她们在明亡之后的命运都很悲惨少有善终的，就像贾家这个大家庭没落后各姐妹的下场都是很惨的。

元春爆竹这个灯谜，是因为吴氏石头记的背景是明末清初，也就是说作者是把一个个明末抗清的人物都写成了女儿身，元春影射的是袁崇焕[山西方言里元春念法就是yuan chong]，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化灰这两字用得最悲壮，袁崇焕死法如何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另外有人指出，黛玉影射崇祯，贾宝玉影射传国玉玺，而薛家影射金兵[大清]，王夫人影射天启，王熙凤影射魏忠贤，贾琏应该影射杨涟，作者是把当初波澜壮阔的历史巧妙地写成了一个大家族里男欢女爱的故事，细心点的读者搜索一下前80回的一些批语和情节以及人物特点去和历史人物对照就能发现几乎严丝合缝。没流传下来后面的大概是因为后面实在是太露骨了，实在没法遮掩。如果单纯就是个家道中落的买办家族发发牢骚的故事，大清**总局真的没必要把它列成满清第一禁书。我曾经认为索隐派很荒唐，但是我越想证明它荒唐就越发现它是正确的。我现在觉得我真的白读了这么多年红楼梦，我不知道我接触过的什么还是假的。可真的是假作真时真亦假了。红楼梦真的不愧是古今第一奇书，那么多年一直觉得自己看透了，其实我不过就是正照着风月宝鉴的贾瑞，只看着眼前那点虚幻情感小心思罢了。

谢选骏指出：“红学”就是一个垃圾桶——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结果各种垃圾工人纷纷出动，各个变成了“红学大师”。

《“红楼梦”作者再起风波 学者提“吴梅村原著说”》（2004年07月16日 中新网）报道：

百年以来，关于曹雪芹是否是《红楼梦》作者的争论从未停止，即使到了近代，专家们陆续肯定了曹雪芹就是《红楼梦》的作者，但仍有研究者注意到《红楼梦》所表现出的士大夫生活细节与曹雪芹的坎坷生平相对照有着不符之处。

北国网报道，最近，抚顺市社科院院长、研究员傅波和抚顺市地方史研究会常务理事、抚顺市政府处级调研员钟长山历经6年研究，抛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吴梅村是《红楼梦》全书一百二十回的真正作者，曹雪芹“只是《红楼梦》前八十回的重要增删、编修者”。

“曹雪芹不是作者”

傅波告诉记者，曹雪芹为《红楼梦》的整理者这是不容质疑的。在较早的甲戌本《红楼梦》中记载着：“(空空道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记为《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

研究《红楼梦》作者已经多年的钟长山表示：这段话已明确指出曹雪芹是在原著的基础上“披阅十载，增删五次”。

另一个较早版本的《红楼梦》———程伟元乾隆五十六年最早刻本的序文中说：“《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

傅波表示，从他们目前研究的结果来看，可见《红楼梦》从开始流传时起，都不曾说曹雪芹为《红楼梦》作者。直到近代，专家们的一番考证，才最终形成《红楼梦》作者就是曹雪芹。

那曹雪芹干什么了

但傅波和钟长山表示，曹雪芹是《红楼梦》前八十回的增删、编修者，家道败落的曹雪芹在得到《红楼梦》这部小说后，对前八十回进行了整理改动和润色，一些不妥的语言也进行了修改，而后四十回曹雪芹尚未来得及修改就去世了，因此，没整理好的后四十回一方面证明了曹雪芹对前八十回修改的妥当，另一方面在一些人物和细节中，也证明了前八十回是经过修改的。

对于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真正作者的依据，傅波和钟长山找了很多，比如说：他们注意到，曹雪芹如果是《红楼梦》的真正作者，不会通过焦大、柳湘莲之口，当面辱骂曹家列祖列宗，也不会通过尤三姐托梦来诋毁他的列祖列宗。

傅波和钟长山观点中最重要的一环是：以曹雪芹的生活经历，不可能写出宛如帝王的生活场景，大量的细节如不是生活在其中，在当时那个年代很难靠想像描写出来。

作者为什么是吴梅村

傅波和钟长山认为，《红楼梦》中，“悼红轩”、“怡红院”、“红楼梦”等一些名词不是凭空而来。只有清初的明朝遗老才能写得出来，事实上明朝遗老在清初也写过大量的反清复明诗词文章。曹雪芹身处文纲森严的雍乾王朝，不会有如此气魄。

那么谁会是《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呢？通过仔细研究《红楼梦》，傅波和钟长山发现，较早版本的《红楼梦》中记载：“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风月宝鉴》一书，乃其弟棠村序也”，这句话也引起了不少红学界的争论，怀疑者认为，有可能吴玉峰或者孔梅溪或者棠村就是《红楼梦》的作者，但是当傅波和钟长山把上述几个人名进行了一番组合，结果出现了吴梅村3个字。

傅波和钟长山并不认为自己是在牵强附会，他们解释称，很有可能是后人担心作者因写作《红楼梦》而落入残酷的文字狱，因此采用了如此隐讳的方式把作者的姓名隐含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中许多人物、场景的生活原型都能在吴梅村诗中找到。如《清凉山赞佛诗》是根据清世祖和董小婉的爱情传说所作。《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与清世祖和董小婉的爱情传说极其相似。曾有红学家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把江南名士吴梅村当作了贾宝玉的原型。

另外，由于《红楼梦》有着较高的文学造诣，而吴梅村恰好也具有高超的写作技巧。同时，吴梅村的政治观点同《红楼梦》创作主题相合。更为重要的是，相对于曹雪芹难以维持生活的窘境来看，曾经隐居十年的吴梅村具有写作这样一部鸿篇巨著的时间。

吴梅村其人

吴梅村其实叫吴伟业，梅村是他的号，他的名句“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怒为红颜”脍炙人口，根据有关记载，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太仓人，明崇祯进士。吴伟业出身在一个没落的书香之家，14岁即能写一手好文章。明崇祯四年，他以会试第一、殿试第二的优异成绩考取进士。当时有人为了攻击主考官周廷儒，连及吴伟业。崇祯帝亲自审阅了他的试卷，作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的批示，这场风波才算平息。此时，吴伟业尚未成婚，崇祯帝又特赐他归里娶亲，荣极一时，以后，他历任翰林院编修、东宫讲读官、南京国子监司、左中允、左庶子等职。后来，他在南明弘光朝任少詹事，因与把持朝政的权奸马士曲等不合，居官两月就辞官归里。明亡后，他闭门不出。写下了不少悯时伤世之作，如《避乱》、《读史杂感》、《琵琶行》、《圆圆曲》等，诗风趋于沉郁苍凉。

清顺治十年，朝廷征诏至，他再三推辞不过遂任秘书院侍讲、国子监酒。清顺治十三年，因丧母辞官回家，以后一直居家不仕。

傅波和钟长山同时指出，从吴梅村简历可知，他一生坎坷，经历了明清两朝的政治斗争，因“吊明之亡”随时有入狱的危险，“牵累几至破家”。这一经历使他本人吊明之亡的感情加以升华，对清产生了愤恨，而这种对封建官僚社会的深恶痛绝之情，却因有所避忌只能用“不能补天”的顽石来做喻托，通过闺友闺情而披露自己一段极不寻常的情感史话和政治主张。所以他是有写《红楼梦》这样一部明为“不涉及朝廷”，而实为揭露清朝之失的长篇巨著的思想基础。

目前，傅波和钟长山已经把自己关于《红楼梦》作者新考的观点开始向外界披露，同时，两人也表示，关于《红楼梦》作者之说，只是自己的一家之言，希望国内外红学界有关专家针对他们的观点给予指导。

谢选骏指出：其实，红区也和红学一样，就是一个垃圾桶——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

《吴梅村才是“红楼梦”的原作者》（知县 2018-02-24）报道：

不久前，一位安徽的藏家公布了一早期的《红楼梦》抄本《吴氏石头记增删试评本》（癸酉本）后28回的内容。藏家透露，在癸酉本的第一回有一条批语明确承认原作者是吴梅村，原作叫《风月宝鉴》，有108回，该批语内容为：此书本系吴氏梅村旧作，共百零八回，名曰风月宝鉴，每回仅三四页也，故事倒也完备，只是未加润饰稍嫌枯索，吴氏临终托诸友保存，闲置几十载，有先人几番增删皆不如意，也非一时，吾受命增删此书莫使吴本空置，后回虽有流寇字眼，内容皆系汉唐黄巾赤眉史事，因不干涉朝政故抄录修之，另改名石头记。（癸酉本不是广为流传的抄本，在文字狱盛行的年代可以出现作者的真名）可以推测吴梅村先是写了《风月宝鉴》，现在的《红楼梦》前80回内容是后人（曹雪芹参与其中）在《风月宝鉴》的基础上增删润色写成的。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证据能证明吴梅村是《红楼梦》的作者呢？请看以下钟长山先生的考证观点。

一、吴梅村是《红楼梦》的作者

《红楼梦》是以隐寓的方法创作的小说，作者的姓名是不会直接告诉我们的，只能采取更加隐密的方法来提示我们。

甲戌本第一回：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　在上文的《风月宝鉴》处有眉批：“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

吴玉峰，孔梅溪、棠村三个人名中正好含有吴梅村的名字。文本和批语就是以这样巧妙的方式提示读者，作者是吴梅村。吴梅村就是明末清初的着名诗人吴伟业，号梅村。

另一处提示作者的文字是“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吴梅村祖籍昆山后移居太仓，昆山有名山因产玉而得名“玉峰”。吴梅村以家乡的山名为化名吴玉峰，既为逃避文字狱，又不能埋没其首创《红楼梦》之功。“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九字为甲戌本所独有。“吴玉峰”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想到昆山的文坛巨匠吴梅村，想到《红楼梦》的作者是吴梅村。为避文字狱，在四阅评本中被删掉了。

凡例的提示。凡例称“红楼梦旨义”而非“石头记旨义”，“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说明脂砚斋不同意《红楼梦》这一书名，“红楼梦旨义”非脂砚斋手笔。“吴玉峰题曰《红楼梦》”，证明“红楼梦旨义”为吴玉峰所出。吴玉峰即吴梅村，吴梅村既题了书名，又写了“红楼梦旨义”，《红楼梦》也应该出自吴梅村之手。

上述三处提示是我们认定吴梅村是《红楼梦》作者重要根据。另外，从吴梅村去世时间来看，也与《风月宝鉴》流传时间相合。“雪芹旧有《风月宝鉴》”的“旧有”，是时间比较久的意思，吴梅村于康熙十年去世，至曹雪芹康熙二十三年开始增删《红楼梦》，已有十三年之久，可谓“旧有”。

二、吴梅村与《红楼梦》作者经历相合

我们看一看吴梅村的经历是否与《红楼梦》作者的经历相合。吴梅村是一个体弱多病却又富有充沛才能的文学巨匠。他十四岁便熟读经书，好三史，通经博古，精于医术。二十二岁中举，二十三岁摘取会试第一的桂冠，继而又在殿试上获榜眼的称号。从政后，崇祯皇帝对其恩宠有加，崇祯帝首先赐旨成婚，天下人无不倾颈羡慕。后升任东宫侍讲，主试湖广，乔迁南京国子监司业、中允、谕德，由九品升迁至正六品。崇祯十二年已卯（1639），虚岁三十一岁的吴梅村赴南京任，他在南京任职六年，在这六年中他与晚明风流人物钱谦益，候朝宗、昌襄等前明名士以及卞玉京、寇白门、董小宛、柳如是等秦淮名妓交往甚密，还与卞玉京发生了爱情，这段生活经历也成了他晚年回忆和诗作的基本内容。

甲申年明王朝复灭，身受皇恩的吴梅村本应像其他许多朝臣和百姓那样，以死来共赴国难，而他却选择了苟且偷生。南明小朝廷建立，他一度任少詹事、正四品（仅两个月）。他惧于阮大钺和马士英等奸人把持朝政而辞职回乡。

吴梅村有居所称“梅村”，旧为王士骐贲园，吴梅村更名为“鹿樵精舍”。中有乐志堂、梅花庵、交芦庵、娇雪楼、鹿溪舍、苍溪亭等名胜。其后又建一方旧学庵。吴梅村在这里渡过了大约十年的光景。

当听到吴三桂引狼入室消息后，他曾以一腔悲愤写出了《圆圆曲》。“扬州十日”后，清兵七月初三屠嘉定，初六屠昆山，十二月屠常熟。吴梅村不但亲身经历了清兵压境时的社会动乱，还曾经历率百口之家历时两月有余的避难历程。

顺治十年（1653）春天，吴梅村参加了规模盛大的同声社、慎交社合盟大会，九郡人士不下千余人前来赴会。吴梅村被推举为盟主。这年秋天，他被清廷征召入京。授秘书院侍讲，充修、太宗圣训。后来也只委任个国子监祭酒，从四品官职。在乡间蛰伏了十年，再次出山还背负了个贰臣的恶名。四年煎熬，吴梅村终于忍受不了内心的失落所带给自己的巨大痛苦，于顺治十四年（1656年）二月以母病为由辞官南归，年四十八岁。

顺治末年，朝廷下严禁拖欠钱粮之令，违禁官绅，一律斥革追索。江南巡抚朱国治列举欠粮士绅一万三千五百十七人，指为“抗粮”，尽行褥革，枷责追比，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奏销案。吴梅村及同乡顾湄、黄庭表等数人在秦销案中被追查，吴梅村自己由此受到牵累，几乎破家，经花钱疏通，才得以过关。

这一期间吴梅村家庭的变故也相当大，母亲朱太淑人和女儿相继去世。对他打击更大的是他的儿女亲家当朝大学士陈之遴被革职，藉没家产，流徙盛京。陈之遴全家人除夫人陈灿外都客死他乡。儿女亲家的不幸和奏销案的牵累，让他耗费巨大，几至破家。这一连串的事故、事件，沉重地打击了吴梅村。在此后所剩下的十几年的时间内，他几乎已无意发表任何政治见解，生活上也一反从前的名士派头，修身养性，深居简出，专事著作。

在与子暻疏云：“毎东南有一狱，长虑收者在门。”临终词云：“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佗解我肠千结。追往恨，倍凄咽。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沈吟不断，草间偷活。”天下第一大苦人的内心可见一斑。

康熙十年吴梅村在家乡病逝，他留下遗言：“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时一境不历艰苦。吾死后，敛以僧袍，葬邓尉、灵岩之侧，坟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铭。”他本意以明朝官服入敛，当时的形势是不可能的。而清朝给他的官服，他心灵深处是不愿意穿的，这同“勿起祠堂，勿乞铭”的心态是一样的，只能敛以僧袍，坟前立一圆石，实在是无耐之举。吴梅村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巨匠，留有《吴梅村全集》于后世。

吴梅村经历同《红楼梦》的凡例所记的作者经历相合。我们都知道《红楼梦》甲戌本有后出各本所没有的“凡例”。凡例中有《红楼梦旨义》，吴梅村不但著了书，题了书名，而且还写了《红楼梦旨义》。有人说“旨义”是脂砚斋所撰。脂砚斋不同意用《红楼梦》这个书名，他“甲戌再评仍用石头记”。如果是脂砚所撰，应称《石头记旨义》。吴梅村创作了《红楼梦》，题了《红楼梦》书名，又撰写《红楼梦旨义》是合情合理的。其创作手法是“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吴梅村在“旨义”中重申，“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矣”。他如此惧怕触犯时政，正是那个时代严酷的文字狱在他的心理上投下的阴影所致。

“旨义”中写出了梅村的一生坎坷和创作《红楼梦》的目的。吴梅村经过甲申之变，一身侍二主，自毁名节，终生悔恨不己。书中“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批语中“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和“骂死宝玉，却是自悔”等都表明吴梅村自己的忏悔充斥《红楼梦》字里行间。吴梅村亲家、当朝大学士陈之遴遭北党迫害，抄家发配到东北，陈之遴之儿媳即吴梅村次女在途中死去。国破家亡和政治上的失势，造成批语中常有“悲夫”、“痛乎”的感叹。经奏销案后，南党在经济上又受到沉重打击，吴梅村同江南士绅们一样几乎破家，批书者提到的三十五年前的“树倒猢狲散”正是指这一连串的磨难。

吴梅村创作《红楼梦》正是处于江南士绅没落之时。吴梅村一身世二主，故有“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之叹，又有“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之悔。一连串的政治上、经济上的沉重打击，唤醒了梅村创作《红楼梦》（《情僧录》）的灵感。

他创作的目的，一是揭露摄政王（宁国府）的糜乱生活，以及宫庭内部的政治斗争内幕；二是想弘扬“秦淮八艳”在明末清初所表现出的崇高的民族气节。吴梅村认为这八位女子“一一细推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他曾为她们写过许多诗，而且还同其中的卞玉京有过一段爱情故事。卞玉京后来嫁给七十多岁的医生，后又出家当了尼姑。这就是《红楼梦》中妙玉的生活原形。故有批书人在靖藏本四十一回有“红颜屈从枯骨”之批。秦可卿的某些部份形象又是以秦淮八艳柳如是为原型。吴梅村还将当时社会公众人物写进了《红楼梦》，如柳湘莲就是以当时的著名艺人柳敬亭为生活原型。吴梅村在《红楼梦》中采用“幻笔”的创作方法，表面上是写陈之遴的家事，是写“秦淮八艳”等有气节的女性，实际上是分写摄政王多尔衮和顺治。宁府是写多尔衮的淫乱，而荣府则是写顺治与董鄂妃的爱情故事。因吴梅村认为顺治对自己有知遇之恩，故写荣府的坏事少，而写宁府的坏事多。梅村又设计出一个会芳园，让宝玉等一群少年男女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他试图通过会芳园这理想中的“桃花园”，达到其个人精神避风港的目的。

吴梅村从小患病，他钻研医术，可以给自己开药方治病。《红楼梦》庚辰本二十八前总批：“自‘闻曲’回后，写药方，是白描颦儿添病也”。开“写药方”是吴梅村之所长。说明吴梅村的《风月宝鉴》自“闻曲”之后，为白描黛玉病的不断加重的过程，而“写药方”。吴梅村坟前立一圆石，是否意谓着自己是一块不能补天的顽石？是否暗示后人《石头记》是他所作？

三、吴梅村的作品与《红楼梦》内容相合

吴梅村所撰《秣陵春》，在形式上和内容上有许多与《红楼梦》相似之处，这也是吴梅村创作《红楼梦》的又一证据。一是两书书名相合。秣陵指南京，南京古称石头城。《秣陵春》就是《石头春》，同《红楼梦》另一个名称《石头记》极其相似；二是两书都以“真”“假”做为人物姓氏。《红楼梦》中有“甄宝玉”、“贾宝玉”，《秣陵春》中有“真大爷”、“贾姐姐”；三是两书都以“曹”姓人物做起始。《秣陵春》以曹善才弹琵琶怀念旧主开头，又以曹善才弹琵琶迎送旧主亡灵为结束。第十五回《红楼梦》提到一个“善才庵”，这个“善才”是不是从贾善才演化而来？而《红楼梦》则是以曹雪芹在悼红轩为起始，又以曹雪芹在悼红轩为结尾；四是两书都以“镜子”和“玉”做为贯穿全书的线索。《秣陵春》中有旧主所赐的“宜光宝镜”，《红楼梦》中有太虚幻境警幻仙子的“风月宝鉴”。“鉴”就是“镜子”，隐言“史鉴”，即故国兴亡的史鉴。《秣陵春》中展娘有“玉杯”，《红楼梦》中宝玉有“宝玉”，皆以“玉”为线索。种种相似之处给我们一种提示，《秣陵春》就是《石头记》传奇，后又改为小说《情僧录》。

在吴梅村的诗作中也有可以证明其为《红楼梦》作者的诗句。如《破砚》诗中写道：“一掷南唐恨，抛残剩石头。江山形半截，宝玉气全收。”这“石头”同《石头记》的“石头”，同吴梅村的“顽石”墓碑，在思想上和政治内涵上何其相似。此“宝玉”与《红楼梦》中的宝玉，还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很有可能此时梅村正在从事《红楼梦》的创作，或是已完成了的《红楼梦》的构思。

吴梅村的诗作被称为史诗，他的诗记录了清初那段历史。他的诗同《红楼梦》历史背景是一致的，采用的隐寓手法也是一样的，悼明刺清的思想是相同的。他所著的《清凉山赞佛诗》被人们认为是《红楼梦》的雏形。他描写女性的诗篇具有独特的特点。赵翼《瓯北诗话》称：“梅村诗本从香奁入手，故一涉儿女闺房之事，辄千娇百媚，妖艳动人”。

《红楼梦》中有些诗文正是“从香奁入手”。例如，第十七、十八回宝玉为大观园题对额的诗句都是香奁正体。“绕堤柳借三篱翠，隔岸花分一脉香”。宝玉此题诗，受到脂砚的称赞，在庚辰本有双批：“恰极，工极！绮靡秀眉（媚），香奁正体”。宝玉还有一题诗：“新缘涨添浣葛处，好云香护采芹人”。此处脂砚又有批语：“采风采雅都恰当，然冠冕中又不失香奁格调”。梅村擅长从香奁入手创作诗文，《红楼梦》中又以“香奁正体”、“香奁格调”做诗，两者必有内在联系，可能这类诗文就是梅村《风月宝鉴》中的原文。

为什么梅村在遗嘱中没提到《红楼梦》呢？因为当时小说之类不受社会重视，再加之梅村创作的《红楼梦》还没有修改到成熟阶段，也可能是创作《红楼梦》初始阶段就有其它文友参与其中，由于怕殃文友及后代等原因，所以在梅村给长子吴暻的遗嘱中并没有提到《红楼梦》。吴梅村著作的《红楼梦》后经孔梅溪的批改，题名为《风月宝鉴》。曹雪芹所“旧有”的“风月宝鉴”正是吴梅村所著的《红楼梦》。从现有的资料看，吴梅村已完成了《红楼梦》一百零八回的创作。

谢选骏指出：看来不仅“红学”是个垃圾桶——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而且在红区，“红楼梦”本身也是一个垃圾桶——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了。

【83、“时间只能使邪恶增值”=“恶推动历史”】

《胡平：阅读布罗茨基》（2015年07月01日 lixindai）报道：

已故美籍俄裔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被誉为“普希金之后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不过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他的散文和谈话。例如他那句话“时间只能使邪恶增值”，冷峻深刻，令人过目不忘。

同是天涯流亡人，我自然很关心布罗茨基是怎样看待他的流亡的。

1972年，32岁的布罗茨基被苏共当局驱除出境，流放到西方。一般人都不假思索地以为，在自由的西方，布罗茨基将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或者说他的生活将有一个新的起点。

可是，布罗茨基来到西方后却说：“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过完余生。”

这话讲得如此尖锐，无怪乎让他的访谈者、音乐家兼文化学家所罗门·沃尔采夫感到如同针刺，十分不解，十分难忘。

布罗茨基的解释很简单。布罗茨基说：“要知道，无论是我们的信念还是我们的原则，当时在某种程度上都已经形成了。我们这些年纪上的人，自主或不自主地就已经是定型的生物了。基础、起跑－－都发生在祖国。我们在俄国的存在是原因。今天所获得的是结果。”

沃尔采夫问：“您难道没有感觉到，在您来到纽约之后，恰恰相反，这次移居也提供出了一个新起点的可能性？”

布罗茨基答：“的确没有过。对于我来说，总的说来，并没有过这样一种起点的感觉。”

布罗茨基在纽约生活多年，住在一个优雅的街区，和周围的人都很熟识。在外人眼中，布罗茨基在纽约的生活应该是非常舒适的，至少要比起在苏联的时候更有预见性更为稳定。

但布罗茨基本人的感受却不是这样。布罗茨基强调，他在美国的生活并不是什么外在的生活。另外，他在内心上并不依赖于他在街道、地铁、大学等地所遭遇的一切。这就是说，布罗茨基不觉得美国社会对他有多大关系或影响，他并没有融入美国，他仍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们知道，布罗茨基原来在苏联的生活就是内在的生活，缺少外在的生活。因为他和苏联社会格格不入。他从来就没有融入过苏联的生活，他始终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么，在美国的生活呢？按说，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酷爱自由的布罗茨基来到美国会不会有回家的感觉，会不会和美国水乳交融？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布罗茨基说，“在这里，在西方，这种内在生活的程度还超过了在苏联的时候”。布罗茨基解释道：“或许是因为，这里的环境毕竟有些陌生。”注意，布罗茨基讲这话的时候，他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按说早就熟悉了，但他仍然感到陌生。这是一种奇特的陌生－－熟悉的陌生。就像几年前有人问我：“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习惯了吧？”我说：“还是不习惯，不过也习惯了－－习惯了不习惯。”

布罗茨基说，从他这一方面来说，这或许是一种保护反应。在外人看来甚至是自我封闭。但正如布罗茨基所说：当你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某种单调。

我们知道，一个专心致志于某一件事的人，也就是一个对其他事都心不在焉、漫不经心的人。布罗茨基被流放到西方时已经32岁了。布罗茨基已经是布罗茨基了。他已经是俄语诗人，以后当然还是俄语诗人。因此对于他，流放西方只好比搬了个家。他没有、也不打算、或许也不可能融入西方，过另一种生活，他还是像原来一样地生活－－主要是写作，继续当他的俄语诗人，用俄文写关于俄罗斯的诗歌。

沃尔科夫向布罗茨基提到了另外三个移居美国的俄国文化名人：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作家纳博科夫和舞蹈家巴兰钦。这三个人从前都是俄国彼得堡人，都是彼得堡现代主义外国分支的代表；在西方，他们成了世界主义者，成了西方文化的重要人物；他们都实现了由民族文化到世界文化的转变。

布罗茨基对这种人不大以为然，至少他认为他自己不属于这一类。在西方，他仍然坚持俄文写作，写关于俄罗斯的诗歌。

沃尔科夫问：一位诗人居住在异国他乡，却继续用母语写作，会有什么感觉呢？布罗茨基答：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他引用托马斯·曼移居美国说过的话：“我在哪里，哪里就有优美的德文。”当然，布罗茨基也承认，散文和诗歌不大一样，写诗更需要某种语言环境。布罗茨基的英文很不错。他能用英文写作，写优美的散文，他的英文散文之优美，连英美的作家也赞赏不已。但是布罗茨基不能用英文写诗。他的诗都是用俄文写成的，他只在《纽约客》上发表过一首英文诗－－而这首唯一的英文诗也是从俄文翻译的，译者就是他自己。

“可是要知道，”沃尔科夫提醒道，“散文和诗歌之间毕竟存在某种差异。”布罗茨基承认，诗歌方面的事情当然要更复杂一些。为了能写出诗来，就需要在语言的习惯中持续不断地熬煮。也就是说，要持续不断地谛听这些习语。也就是说，写诗更需要语言环境。

沃尔科夫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沃尔科夫问：“在西方，（当人们谈到）俄罗斯的诗歌，这首先就是指20世纪的诗歌，而与此同时，人们对俄罗斯小说的了解却主要集中在19世纪的作家们身上。为什么会这样呢？”

布罗茨基用美学解释前者，用社会学解释后者。

布罗茨基说，19世纪的俄罗斯诗歌有自然的韵律，翻成英文时要保留这些韵律，这就让当代的英文读者不喜欢。20世纪的英文诗歌主要是无韵诗，把20世纪的俄罗斯诗歌翻成英文也使用无韵诗，因此可以比较完整地保留原作的信息，更容易被英文读者理解和接受。

至于小说，布罗茨基认为，要想读一部小说，应该多多少少能够想象出它背后的现实。20世纪的西方和十月革命前（19世纪）的俄国差不多，都是资本主义。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境和两难选择，就是他自身的处境和两难选择，他能够辨认出这些东西来。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方流行的原因。可是，20世纪的俄国（指苏联）和西方大不相同。一般西方人对苏联的历史缺乏了解，他们必须紧张地思考才能接受反映那一现实的小说，而这可不是任何一个读者都能够做得到的。

正像一般西方人读不懂20世纪的俄国小说，他们也读不懂当代中国的小说。很多优秀的当代中国小说，虽然翻译成了西文，但在西方却没有多少读者。据说，那位写下剖析极权主义的巨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波普，一次收到一位美国青年的来信，表示对其理念的热烈认同。波普觉得很奇怪：极权主义这种怪物，在美国这样的自由世界，除了极少数专家学者，一般人根本弄不懂，怎么会有一个美国小伙子成了他的知音呢？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个美国青年来自共产国家匈牙利——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金融家索罗斯。

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说：布罗茨基“家是俄语。不再是俄罗斯。也许，对很多人来说，他生命后期最令人吃惊的决定，是他在前苏联解体之后以及在无数崇拜者的力劝之下，仍拒绝哪怕是短暂的回国访问，以此表明他的立场。因此，他在别处——这里(指美国)——度过他大部分的成人生活。俄罗斯是他的思想和才能中一切最微妙、最大胆、最富饶和最教条的东西的来源，而它竟成为他出于骄傲、出于愤怒、出于焦虑而不能回去也不想回去的伟大的别处。”

布罗茨基至死都不回他的故国，哪怕仅仅是观光访问。这一点倒确实很奇特。当然，作为一个俄语诗人，他的俄语诗歌能回到俄罗斯，那已经很好了。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60期 2015年6月26日—2015年7月9日

soderwild 南野原@soderwild Replying to @HuPing1：成年之前沉浸其中的语言和文化对人的影响太深了，构成人的精神活动的基础。因为这个牵绊，成年之后对于异乡很难发展出归属感。

谢选骏指出：布罗茨基的“时间只能使邪恶增值”，不过重复了洗脑了作者早年的黑格尔马列的“恶推动历史”——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的形式，这句话怎么理解？》（知乎 2021年）报道：

在黑格尔（Hegel）辩证法

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的形式，这句话怎么理解？

（一）

第一个疑问：在原始状态为什么会有“纯粹的善”？难道不是无善无不善吗？

在理解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来看看原文：

“善恶不是原始的天然的观念，是历史发展到精神阶段的产物。在人类社会和国家出现前，人们处在一种无法无天的、无善无恶的、天真的、乐园的生活状态。宗教的天堂就是这种乐园的生活状态的人类信仰的产物，但那里只是禽兽的乐园，不是人类能勾留的园囿，因为只有人类才是精神，才是自在自为的。这种自为的存在和自觉，同时就是那个自在的“普遍的和神圣的精神的”分离自觉使任性任意、具有无限自由的自我，离开了意志的、离开了善的纯粹内容，这样我便违背了善，而选择了恶。罪恶只是因为有了知识：知识取消了自然的统一，就是堕落的罪恶的东西。“罪恶生于自觉，这是一个深刻的真理：因为禽兽是无所谓善或恶的；单纯的自然人也是无所谓善或者恶的。”

就这个原文而言，黑格尔表达的是如下的意思：

1、首先“善与恶不是天然的观念，是历史发展到精神阶段的产物”。

2、而这个历史，或者说是作为这个精神阶段是什么阶段呢？是“人类社会和国家”出现。就是说，只有人类是被实现为一种社会，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作为一种“国家”这样一种形式的时候，才会出现“善与恶”的这样的一种观念的对立。

3、而就这样一种“善于恶”对立的观念而言，是观念地被表达在“宗教”中，是被表达在那个宗教的神话中——《失乐园》中。

4、就这个宗教的神话而言，它所表达的是人类精神的一种阶段。而这种精神的阶段就是精神意识到自己。而这个精神的意识，是作为一种自觉。而这个自觉的标志就是精神已经意识到自己同“动物”同“禽兽”的区别，而这样的一种区别就构成了人类‘社会’的规定性。

5、就是说，就精神的进步所达到的那种国家形式或者人类自身的社会形式而言，精神，它意识到自己自身的“真理性”:精神是高于自然的，精神是作为对动物那种自然状态的超越或者否定，而精神的这种意识，就构成精神真正的“自觉”。

6、就精神的这种自觉而言，精神意识到存在一种“普遍的神圣的精神”，这种普遍的神圣的精神，就是“神”，或者说就是上帝。而这样的认识，是以宗教的意识所表达的对“真理”的肯定。

7、这样的一种以“上帝”概念体系所表达出来的真理性，是作为一种“理想性”的——自在自为的自由。

8、精神设定这样的一种自由或者一种“纯粹的善”，只是对人自身的规定。而这样的一种规定仅仅是作为一个‘概念’，它还没有现实性。这样一来，这个纯粹的善，是作为一种“纯粹的”精神自身，是作为人类自身的纯粹自由的规定。因而它是作为一种“自在自为的”一种“无限的自由”。

9、但是这种无限的自由，或者这种纯粹的善，它是不“完善的”——没有现实性的，所以，作为精神自己，它要把自己现实出来，或者实现出来，而这样的一种实现，就是取得精神自己的“实在”——而精神的这种实在，就是一种“有限的自由”——而这种有限的自由是以“国家”的方式所呈现出来的。

10、所以，就精神的这种现实化过程而言，它是作为一种不完善的“善”，是对“善”的一种“有限物”，所以，它是作为一种“恶”。而这种恶，它之所以是恶，只是因为它还不是那种“纯粹的恶”，是作为一种具有欠缺的“善”。

11、也就是说，人类走向“恶”只是因为人类摆脱了那种纯粹的“自在”，那种纯粹的抽象的善，那种无限性的善，而这样的一种“恶”，是作为人类自身对“自身知识”的践行。而这样的一种践行就表现在具体的国家形式中。

12、所以，就“善与恶”这样的一种对立而言，善是作为人类对自身“自由”的一种设定，而恶是作为人类通向善的一种具体的道路或形式。

就以上的讨论而言，我们就可以回到题主的问题了：在原始状态为什么会有“纯粹的善”？难道不是无善无不善吗？

就这个问题而言，就这个原始状态的“纯粹的善”是作为神话意义上的那种人与上帝的和谐的那种设定。而就这种设定而言，它是作为人与上帝，人与真理的合一的设定。而不是指作为“无法无天的、无善无恶的、天真的、乐园的生活状态”。因为就后者而言，人类社会还没有建立起来，人是作为纯粹的禽兽。而就禽兽而言，是不存在那个善与恶的观念的。

第二个疑问：怎样理解“恶是历史发展动力借以表现的形式”

我们先看原文：

“善恶正是自觉和认识从感官性里分别出来的，和感官性相反对的，发展它自己的思想的活动而被发现的。但真正讲来，善恶要靠以社会和国家为基地对知识和意志无穷的训练，才可以找出和获得。这种训练和教化的过程就是善恶发展斗争的历史，就是人类争取至善自由的历史。社会和国家限制了纯属兽性的情感和原始的本能或者限制了放纵和热情考虑的意图，这种限制是解放的必要条件，是真正的合理的和依照概念的自由的意识所由实现的手段，社会和国家正式自由所实现的情况，”

就这个原文而言，黑格尔表达的是如下的意思：

1、黑格尔认为，就善与恶的分别或者认识而言，它是作为精神的一种自觉，而这个精神的自觉，它是超越“感官性”的。

2、但是，善与恶作为精神的，它就不是一种纯粹的观念，而是作为具有实在性或内容规定的善与恶。而作为具有内容的善与恶，它是以“社会和国家为基地对知识和意志无穷的训练”。

3、就黑格尔看来，这个社会和国家作为一种教化形式，是实现人类自由的一种必备条件。就是说，就这种教化而言，是通过国家的形式来展开对人类“善”的规定性，而这个善的规定性，它又是通过对“恶”的克服和完善而进行的。

4、而“恶”它之所以是“恶”，就是因为它不是“善”，而是对善的一种欠缺，但善的内容和规定性就是通过对这种“不完善的恶”的克服和否定才获得的。

就以上的讨论而言，我们就可以回到题主的问题了：恶是历史发展动力借以表现的形式

所以，从人类历史来看，人类的或者历史的前进就表现为这种“否定”，这种对“恶”的否定。而通过这样的一种恶的否定进而一步步达到自己的“善”。

就是说，恶，它是作为一种“现象”一种形式，一种本身包含“善”但又不是完全的善的东西，而这样的一种“恶”本身，它就是“善”的过去，在这种恶的自身中，同时又包含了“善”的未来的东西。

就是说，如果善是作为人类自由自身的话，作为一种具体的自由的话，它就是这样历史第达到——一步步对“恶”的克服，一步步走向“善”，而就这个走向而言，是精神自己的自觉，是精神自己走向自己——自由（作为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

（二）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批判费尔巴哈片面强调“善”的作用时,引用了黑格尔的一段话:“有人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并进一步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

恩格斯的这段精辟论述经常被人们引用,但引用者对这段话的理解却各不相同。有人怀疑恩格斯只是在转述黑格尔的观点,有人则认为恩格斯在这里提出了“恶动力说”,即道德上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甚至依此来为现实中的道德堕落寻求解释和辩护。那么,恩格斯本人是否认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不是所有的恶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本文依据文本并结合恩格斯的其他论述,对这段话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相对客观的回答。

一、谁提出了“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的命题?

人们一般认为恩格斯的这段论述表明,黑格尔持“恶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恩格斯十分赞赏黑格尔的这一观点并作了进一步解释,也就是说恩格斯本人也认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有人则对此提出质疑,这段话中明明写着“在黑格尔那里”,因此这段话只能理解为恩格斯对黑格尔思想的概括性转述,而决非恩格斯本人的观点。恩格斯的意思是说,黑格尔看到了恶的历史作用,比费尔巴哈单纯鼓吹善的作用更为全面和深刻,并非申明自己主张“恶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究竟谁主张“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黑格尔还是恩格斯?

黑格尔主张“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吗?让我们看一下恩格斯引用黑格尔的那段话:“有人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这句话确实是对黑格尔思想的一个转述。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表述是:“在冲动的评价方面,其辩证法表现如下:直接意志的各种规定,从它们是内在的从而是肯定的来说,是善的。所以说人性本善。但是由于这些规定是自然规定,一般地与自由和精神的概念相对立的,从而又是否定的,所以必须把它们根除。因此又说人性本恶。在这个观点上,决定采取上述任何一个主张,都是主观任性。……人性本恶这一基督教的教义,比其他教义说人性本善要高明些。”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恩格斯引用黑格尔的那句话中,黑格尔只是从辩证法的角度认为善是肯定的方面(正),恶是否定的方面(反),从辩证法“正一反合”的发展角度来说人性本恶的思想比人性本善的思想更为伟大高明。虽然黑格尔在认为人的情欲和冲动激发了人的热情,在人的活动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黑格尔并没有认为它们是恶的,而认为“现在谈起的这种情欲和冲动等等,它们可能是善的,也可能是恶的。由此可见,黑格尔并没有提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恩格斯的那段论述不是对黑格尔思想的简单转述,而是对黑格尔“人性本恶的思想比人性本善的思想更伟大”这个观点作了发挥,进一步提出了“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的伟大思想。恩格斯加上“在黑格尔那里”这几个字,只是指出了这一命题的思想的来源。

那么,“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是否就意味着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呢?这就需要我们对这一命题的内涵进行分析。

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的内涵

恩格斯指出这一命题有两重意思,下面我们逐一进行分析。

恩格斯所说的第一重意思是:“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对恩格斯的这句话我们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恩格斯在这里主要是在批判费尔巴哈片面强调善的作用的伦理道德思想,因此,我们首先从伦理道德层面来分析这句话。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中,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变化,因此,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人们的道德也在不断变化。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指出:“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从他们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道德观念也就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这样,某些被旧的道德观念当作善的神圣的东西,在新的道德观念看来就不再神圣甚至成了恶的东西;而被新的道德所大力提倡崇奉的东西,在旧的道德观念看来是无法接受的恶。由于道德观念的变化,历史每前进一步都体现了对某些神圣事物的亵渎和对旧有秩序的叛逆。超出伦理范围,更深一层从哲学的角度来考察,恩格斯在这句话中所说的“恶”实际上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否定性环节。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每一种现存的事物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它的否定因素,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展开矛盾。当一事物由于已没有存在的根据和条件而失去其现实性时,虽然它暂时还存在着,但已经是失去了存在根据和合理性的存在了。因此,具有合理性的否定方面就会通过斗争代替已过时的肯定方面而变为现实,从而实现新旧事物的更替。历史上每一种新的进步,都要通过对旧事物的否定来实现。这种否定就意味着对已经没有存在根据但仍然存在着的旧事物的“亵渎”,因而往往被现存的保守的社会势力看作“叛逆”,予以反对和压制,在实践上甚至形成新旧势力较量的暴力冲突,甚至爆发革命。这种否定的力量,当然被旧秩序的维护者看作“恶”,看作大逆不道。

“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一命题的第二重意思是:“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如果说第一重意思中讲的恶是相对的恶,即在某一时代某些人看来是恶的东西,在另一时代另一些人看来却是善的,那么,第二重意思讲的恶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绝对的恶,从古至今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恶的东西－－贪欲、权势欲等人的恶劣情欲。而自人类步入文明时代以来,恰恰是人们对物质财富和权力地位的欲望推动着人们从事各种活动。因此,恩格斯颇为愤慨地说:“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到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这里我们要注意,作为推动人们行动的动力的恶劣情欲虽然是恶的,但由于人们采用的手段不同,所造成的结果也不同。同样是追求个人的财富,如果采用对他人有利的(至少是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手段,那么造成的结果就可能是善的，只有采用损害别人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其结果才会是恶的。而且恩格斯认为出于卑鄙的动机又采用不道德的手段所造成的恶在历史上也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盗、强制、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把它引向崩溃。而这一新社会自身,在其整整两千五百余年的存在期间,只不过是幅区区少数人靠牺牲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绝大多数人而求得发展的图画罢了,而这种情形,现在比从前更加厉害了。”)这里的恶明显是道德的恶,从目的和动机上说是出于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和卑劣的名利欲,从手段来看采用了卑鄙的偷盗、强制、欺诈和背信,这些无论目的还是手段都是恶的行为导致了氏族社会的崩溃,其后建立起来的奴隶制推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无疑也是恶的,但这种恶却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力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成为必要、同样又得到公认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看不到恶在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就无法理解历史,也不利于面对现实改造世界。“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螽,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注意!恩格斯在这层意思中只是强调了恶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并没有肯定恶就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把人的恶劣情欲看作历史发展的杠杆只是强调了情欲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杠杆只是动力起作用的一种工具,它本身并不是动力,同样恶只是历史发展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它本身并不等同于历史发展的动力。

三、恩格斯主张“恶动力说”吗?

恶动力说主张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不只强调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而且否认了恶在历史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消极作用。它容易使人误以为所有的恶都能推动历史发展,而忽视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的积极作用,进而为现实作恶的人提供理论上的辩护。那么恩格斯主张这种恶动力说吗?

通过第二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提出的命题并不是“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是“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并不等同于历史发展的动力,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并不是恶,而是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特别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基本的物质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而构成历史发展的最后动力的动力,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这就是说,归根结底是人民群众的行动推动着历史的进步,因此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善与恶的矛盾只是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在不同利益关系中所表现出的形式。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伦理领域可以以恶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不排斥它也可以以善的形式表现出来。“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既不意味着所有的恶都可以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也不排斥具体的道德上的善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恶能否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表现出来的形式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还要看它能否适应历史发展的规律,只有顺应历史发展规律、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恶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才能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成为历史发展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偷盗、强制、欺诈、背信等邪恶手段在氏族社会崩溃时期客观上促进了社会历史的转变,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起到了一定积极的作用,成为历史发展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而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偷盗、强制、欺诈、背信等只能恶化社会治安环境,破坏社会信用体制,客观上只会破坏社会生产,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阻力。“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也并不排斥善对历史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恩格斯虽然严厉批评了费尔巴哈片面强调爱和幸福的作用而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但恩格斯并没有否定善的历史作用。在人类历史上,善推动社会进步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历代劳动人民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养成了勤劳勇敢、诚实守信等美德和追求自由、平等的高尚精神,无疑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杰出人物的优良品德也在历史上闪烁着夺目的光辉,他们的优良品质是那个时代人民的愿望和民族美德的荟萃,对当时社会的风尚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由此来看,恩格斯提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一命题只是强调了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并没有主张“恶动力说”;恶在历史发展中即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这并不矛盾;而说恶既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又是历史发展的阻力,则是自相矛盾的。而且恩格斯在论述恶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对这些恶进行了道德上的批判和遗责,因此,任何人不能打着恩格斯的旗号用恶动力说来为现代社会中的欺诈、背信、贪污、受贿等恶的行为作辩护。

（三）

我们知道，西欧基督教思想之中，善恶是对立，善是归属于上帝之城，是上帝的本性。而恶，是世俗的本性，两者是被机械对立起来的。

而德意志哲学不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的，从歌德、费希特到黑格尔，都有这么一种观点，就是人类的精神是一种能动的精神。

在他们看来，在人类思维觉醒之前，确实出现过一个无善无恶的自然状态，但是精神绝不会满足于这种自然状态，他一定是要创造，否定自身，从而产生精神的分裂。

那么，人本身是无善无恶的，但是人是有罪的。这里的罪根植于人的有限性之中，而人又是潜在的无限本质，所以人类精神必然要超越这种有限性，抵达那个无限性的本质。

但是由于你是有限的，所以你的任何行为都不是圆满的，都是片面，这就是你一定会作恶。黑格尔说自我就是善与恶的实际体现……，正如恶不是别的，只是精神的特殊自然存在之深入自身，与此相反，善便是进入现实生活，并且表现为一个特定存在着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善与恶与人的创造性是辩证统一的。

这种辩证统一，统一在人类精神的否定性和创造性过程。人类的精神一旦否定自身，他就一定出现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就会使人从原始自然状态分离开来，这就是与自然发生了对立，这就是恶。

但是善是什么呢？善也是来自于人类的创造能力，即人类通过劳动不断地改善自己的生活，人类的创造性就是善。所以善就是恶，恶就是善。

我们固然可以奢望一个自然状态的无善无恶的状态，但是一旦人类历史开始了，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而人是有限的，人创造历史总是片面的，这就是恶。但是正因为这个恶的推动，背后是人类创造力的体现，是这个创造力导致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所以在这个层次上，善与恶统一在人的创造性之上。于是可以说，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所以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其实不是说”恶“是动力，而是恶所代表的那个人类创造力才是动力。

（四）

黑格尔的这句话所表达的思想意义与儒家“人之初，性本善”是相反的。后者是在人性没有得到证明之前，就先天预设了人性善的性质，既没有经验证实，也没有科学数据支持，它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道德哲学而虚构的一种逻辑断定。

恶与善是一母同胞的“兄弟”，其“兄”就是“恶”，先于“善”而生。在恶没有出现之前，没有善这回事。我们常说自然经济下的农村村民…“淡泊名利，相互礼让，和睦相处，世风纯朴”，甚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那样一种“清平”社会…。但这些都不是善，而是一种“不得而为之”的生存方式。这样的社会形态没有时间，只能长期停滞在凝固的同质性共同体中…

康德对这类所谓充满“善良”社会的“人”有这样一个形象描述：这是一种和谐、安逸、满足各彼此友爱的“阿伽底亚的牧歌式生活世界，人们如果像他们所畜牧的羊群那样的好脾气，就不会比畜类更高的价值…”。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恶的存在，不但无法达到善良，而是长期停滞在这种类似的“畜类社会”…

人类毕竟是从动物界进化而来，只是后天的文化培育或熏陶才早就了“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这样一种“怪物”。在“觅食、寻偶”等本能的强烈驱动下，唤醒他们的全部能力，驱使他们克服懒惰，通过渴望荣誉，权力和财富去追求地位。这些“恶”表现出的“形式”…就是贪婪欲望，无情的追逐名利，疯狂的占有财富和权力。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些，人类一切优秀自然才能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康德又举例说：

树木，只有在茂密森林中，各为争取阳光而竞相生长，才能长的高大笔直。如果孤零零的生长在空旷土地上，让它任意生枝，就反而生长的低矮弯曲…。

这就“恶”推动历史发展动力的人性原理。所以，人类的历史必然是从“恶”的开始，它的表现形式就是无情的竞争，实现利益最大化。虽然人类这些“恶”的表现形式是贪欲，攫取，互损，但正是从这里起步，通过制度，文化（包括道德，司法，审美）逐步克服这类“恶”的泛滥，逐步走向法治，自由，平等和博爱…

（五）

此话貌似有理，事实好像也是如此，但经不起推敲。

问题就在于如何定义善和恶。套用老子的一句话，善兮恶之所依，恶兮善之所伏。

比如杀人是恶，美国人两颗原子弹杀死几十万鬼子，肯定推动了历史，是大恶还是大善？

黑格尔的意思其实是他的存在即合理的另一种表现，恶是存在，也是合理的。真的合理吗？

恩格斯的说出人性恶比论人性善更伟大，赤裸裸地主张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性恶论，更伟大吗？

站在帝国和资本家的立场，揭开了温情脉脉的道德面纱，贪婪剥削合理伟大，是理性还是胡扯呢？

我个人认为两位大师都违背了理性，陷入了道德判断，却冷酷无情，泯灭了是非善恶。

两个小孩看电影，分善和恶，分好人坏人，争论是谁推动历史剧情发展。

在大人看来，善和恶，好人坏人，显然都不可或缺。战争与和平共同推动历史。

冷静的说战争之恶伟大，迷糊的觉得善恶难辨，清醒的认为性恶性善难说谁的主张更伟大。

要分善恶，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阶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立场道德观。

历史唯物主义论历史规律，不论伦理道德，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不论善恶。

（六）

黑格尔的这种说法属于法哲学，不属于实践哲学。

例如，懒就是恶，正因为懒，自然就会找窍门，找省劲，这必然会促进科技的发展，物质文明的进步，诸葛亮的木马流牛就是如此。就一个懒来说，动力很小，但依然是动力。同理，小时候特别调皮叛逆的孩子，在大人眼里就是恶，然而他们却是未来的潜力股。

但是回到现实生活，我们就不能提倡鼓励人人学懒，老师也不能表扬调皮捣蛋。因此，马克思作为伟大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专门为此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只言片语，谨供参考，不做辩论。

（七）

善是利人利物之道，善的概念形式一定存在其对立面形式的恶，没有恶的概念形式也就没有善的概念形式。概念形式存在是以其对立面存在而相辅相成的。善恶的对立统一合题就是无形无极的绝对精神实体了，是形而上的存在。

人的思维知性意识是以概念形式进行的，而概念形式并不是真理本身，在黑格尔看来，概念的本质内容才是真理本身。概念内容就是其绝对精神内涵，所以概念形式都在不断否定自己而回归绝对精神。可以说人的形式知性意识就是善恶两极的同时出现，也可以说是恶的由来。形而下的形式知性意识与形而上的感性灵魂真理意识对抗斗争，不断否定知性形式才能通往善，也就是在自在自为的绝对精神那里才能走向善和选择善。因为人的天赋本性精神是向善和择善的。

唯物认知论完全是形而下看待一切，早就把黑格尔哲学改造的面目全非，唯物认知论不明白对立统一是形而上的精神实体。

先秦儒家经典从来没有说过人性可以至善，而是人性是向善和择善的。孔子说过，善人是看不见的，有天道信仰（恒念）就可以了。儒家的中庸就是超越形式知性两极看世界，让知性回归形而上的天赋本性精神真理，这才是中庸之道。以物质形式表象看世界本身就是极端的，物质形式表象就是极端的两极存在，阴阳和合的道是无极无形的，是决定物质形式两极存在的原因。

谢选骏指出：以上种种，可以帮我们知道——“布罗茨基‘时间只能使邪恶增值’=黑格尔马列主义的‘恶推动历史’”。

《朱其：艺术如何表达一百年来的国家和个人？》（搜狐 2017-10-21）报道：

从国家主义视角看，中国从鸦片战争走至今天，确实是“伟光正”的，虽然中间发生了太多的问题。

中国一百多年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1、革命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即为了崇高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个目的就是把中国从国家分裂和民族危亡中拯救回来；这个目标到1949年基本实现，虽然没能保住民国的完整版图；

2、斯大林式的集体主义，即一切私财充公、剥夺基本自由和通过农村的剪刀差来强行奠基工业化，这导致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大崩溃，因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共产主义只有在高度物质文明的基础上才可实现，而不可能在未完成资本积累前提前实施集体主义制度；

3、黑格尔式的进步主义，即以恶推动历史，通过龌龊的暴发户和邪恶的贪官推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从92年以后补上了资本主义物质文明这一课。现在似乎要重新公私合营，可以实行新共产主义。

应该说，从鸦片战争以来150年，这个国家快速完成了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物质繁荣，从国家主义的角度说，为了成全一个国家的繁荣，这个繁荣和统一的过程太过于残忍、不公平甚至邪恶，它是几代人的财富、青春乃至生命牺牲堆出来的，多少人的财富被剥夺、多少人的青春、尊严遭践踏，多少人的生命被无情的牺牲。

关于这个国家走到今天的历程，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1、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过去使用的手段，有没有可能更少牺牲的政策和制度，以牺牲亿万个人为代价的国家繁荣，以后如何善待个人？

2、艺术如何表达中国这个走向统一和繁荣但又极其残忍的过程？显然，艺术不应该站在国家的立场，艺术要以人性的记录为中性，以真实为立场，表达中国走向繁荣的现代性过程的一切，包括它好的一面，以及它的残忍、邪恶乃至龌龊。

艺术不能站在国家宣传的正面表达的方式，国家的成功只是艺术作品表达的背景，艺术要表达亿万具体的个人在这一轮回过程中所经受的折磨、痛苦以及苦中求乐，艺术要表达的是人的真实轮回以及人性的美好和龌龊并存的真实，这是一个基本铁律。形式可以是多样的，可以是现实主义的，亦可以是超现实主义或Video影像的。

中国的当代艺术家，远远没有准备好通过艺术表达这个国家史诗性的恶的重生过程所需要的历史视野和思想准备，要么停留在低层次的发泄和冷嘲热讽，要么逃避在形式主义审美。历史已经完成了大体的过程，一切就看艺术如何站在历史高度，去俯瞰苦难的现代性的民族历程。

谢选骏指出：我对位于共产党中国的搜狐网站至今还能保存这样的网页，感到惊讶，于是赶紧复制下来。二十多年来，我见证了许多文章被消失在“404”里面。《谢选骏全集》里面保存了不少这样的文章，我做不到“举逸民”，但我努力“存逸文”了。

【84、“亚衣”的感觉像是蓝衣社】

[推荐亚衣《流亡者访谈录》（2005.05.03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胡平）]报道：

凡是长期阅读《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杂志的人，想必都对亚衣先生的人物采访有很深的印象。不久前，亚衣先生把他的采访整理成册，交由香港夏菲尔出版公司出版，取名《流亡者访谈录》。全书共六百多页，大约六十万字。读者一书在手，便可把亚衣十年来对六十几位流亡者的访谈一览无遗。作为亚衣的老同事，我为亚衣高兴，也为读者高兴。

亚衣，本名周义澄，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本科，1986年获得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担任《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杂志的责任编辑。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亚衣采访了一大批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其中，有八九学生领袖，如王丹、项小吉、熊焱、张林；有各个时期各个地区民主人权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如牟志京、王希哲、魏京生、徐水良；有自由派知识份子、作家、学者，如方励之、刘宾雁、苏绍智、王军涛、黄翔、郑义夫妇；有新闻从业人员和自由撰稿人，如张伟国、安琪、凌锋、吴学灿；有原中共体制内官员，如于浩成、吴国光、阮铭、金尧如；有海外人权团体和民运组织负责人，如刘青、吴方城、倪育贤、刘国凯；还有西藏流亡者，如阿沛晋美、达瓦才仁；还有几位美国的和台湾的知识份子，如杨力宇、林培瑞、赵弘章等，他们不是流亡者，但是由于他们长期关注中国大陆的人权民主事业，所以也把对他们的采访收入本书。综观这本《流亡者访谈录》，其访谈人数之多，代表性之广，访谈之深入细致，在中文世界无疑是相当突出的。

随着大众传播业的迅猛发展，人物访谈这种表达形式也愈见流行。不过我们平常读到的人物访谈，大多数是应景的、充数的、速食式的，顶多只有一次性阅读的价值。很多采访者对采访物件不熟悉不了解，对相关主题也缺少足够的背景知识，提不出恰当的问题，或者是浅尝辄止，提出了恰当的问题却不知如何推进如何深入。另外，发表的文字往往欠缺整理，语句显得粗糙断裂——毕竟，能出口成章的人不多。亚衣的访谈则不然。首先，由于长期在海外民运刊物工作，早先又有大陆学术界的经历，耳闻目睹，亚衣对他的采访物件相当熟悉，和其中许多人都直接打过交道，有些还是老朋友。其次，亚衣的学养深厚，阅历丰富，对当代中国历史更是了若指掌，不论是谈反右，谈文革，还是谈大陆思想界文化界，谈国内民运和海外民运，都胸有成竹，如数家珍。尽管具有这些优势，每逢采访，亚衣仍然兢兢业业，要做很多准备工作，从不大而化之。每次将采访记录整理成文后，亚衣都要将初稿交受访者审阅修改，最后发表的文字明晰流畅，受访者和读者都很满意。

亚衣做采访，一是力求公正，一是力求真实。所谓公正，我理解其中一点是对受访者公正。在流亡者中间，观点主张有很多分歧，其间还免不了有派系和个人恩怨，对此，亚衣都是心中有数的，但他总是能超脱于这些纷争之上，不把自己的倾向强加给受访者和读者。所谓真实，是指作者保证他笔下记录的都是一个个真实的叙述，这不等于保证所有叙述的真实，尽管作者对重大问题均多方求证。

作为亚衣的同事，收入本书的采访我原来都是读过的。现在打开这本书，仍然读得津津有味。可见这些访谈能经受时间的检验，具有一读再读的价值。《流亡者访谈录》既是人物小辞典，又是民运大事记。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个动人心弦的故事和曲折复杂的精神发展历程；可以了解到若干由直接当事者提供的第一手资料的历史事件，以及关系中国命运的重大理论争议和深沈思考。在序言里作者讲到自己的一个想法：“也许在未来的几十年间，本书将成为某些博士学位论文的主要参考书。”“中国当代民间民主运动及其衍生的海外流亡运动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乃是题中应有之义。”对于作者的这一想法，我深信不疑。

谢选骏指出：“亚衣”给人的感觉，像是带着一个面具、穿着一种伪装，隐藏很深，很不真实——像是“蓝衣社”。他喜歡穿個西裝背心，所以有人説他——“脱了马甲，我也认得你！”

《刘晓波与共产党》（《北京之春》月刊2018年7月号周义澄[亚衣]）报道： 

自2009年底刘晓波被判处重刑以来，有两个词一直在脑子里打转：刘晓波，共产党。于是就写下这个题目。“刘晓波”这个词很清楚，指的是一个住在北京，戴眼镜，说话有点口吃的“不自由撰稿人”；“共产党”这个词比较模糊，有时是主席台上一群正襟跪坐的官员，有时是腰缠万贯的董事长，有时候又成了机枪坦克或法庭判决书。不管怎样，刘晓波与共产党有一种非常紧密的关系，这种关系连接到中国当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

刘晓波没有煽动颠覆中国国家政权

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完全可以被颠覆

共产党在当代两次颠覆了国家政权

20年来共产党对刘晓波的重大处置有3次：1991年1月26日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逮捕关押刘晓波，后免予刑事处分（事因刘晓波参与1989年民主运动和避免六四天安门广场更大屠杀事件））；1996年9月26日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对刘晓波处以劳动教养3年（事因刘晓波与王希哲一起发表“致国共两党的双十宣言”）；2009年12月24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刘晓波判处11年徒刑（事因其撰写一些政论文章和带头起草发布《零八宪章》）。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沿革看，今天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以往“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替代词。不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内涵与外延远远没有当年“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那样明确清晰。在文化革命年代，“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举国上下对此非常明白。而在今天，并没有一条法规清楚地表明反对胡主席或温总理就是“颠覆国家政权”。

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里的“国家政权”意义也极其含糊，可以被理解为“国家主权”，也可以被理解为执政党主导的“政府政权”。如果被理解为“国家主权”，那就是说犯罪者（通常应该是国家公务员，主要是高级公务员）要合同敌对国家来颠覆中国，使之沦为敌国的统治地或者使中国的领土、安全受到损害，也就是在许多国家的法律中所称的“叛国罪”（Treason）。这种罪名绝对按不到刘晓波的头上，他没有也不可能颠覆中国国家的主权。在今天的中国，祇有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人比如国家主席，政府总理，某部部长，北京、上海之类直辖市的市长，江苏、浙江之类省的省长，西藏、新疆之类自治区的主席，以及从中央总书记到地方省市自治区的中共党委书记等官员才有可能叛国。这些官员可以通过与他国政府部门或商业机构签订不平等的条约，通过自己掌控的政府的社会政治、经济政策之制定与改变——比如对与某个接壤国家有争议的边界的划定，对本国货币汇率的控制及所持外汇投资方向的操纵，对土地占有权、使用权的法规制定，来维护某些中外权贵集团的私利而损害中国国家整体或者某一部分的领土、安全、财产等国家主权。这类“颠覆国家政权”的叛国行为在某些中共官员身上已有发生。

在中国司法部门的实际操作中，给持不同政见人士按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通常采用上面所说的第二种理解。中国的检察官、法官们一般都把“颠覆国家政权”理解为，解释为颠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府或颠覆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不过就这一点来说，刘晓波也没有煽动颠覆共产党执政的政府，祇是写文章对执政者作了不同程度的批评。中国的司法机关历来认为批评中共各级政府或者其官员就是“颠覆国家政权”，这在法律上、逻辑上说不通，事实上却通行无阻。

刘晓波没有颠覆中国国家主权，也没有颠覆共产党政府政权，这是一回事；但是，这个政权可不可以颠覆又是一回事。如果说改变（change）执政者就是颠覆（overthrow）一个政权，那么依照现代许多国家中通行的民主法治的观念，一个国家的现存政府是可以被颠覆的，那就是公民（选民）按照法律，用选票来颠覆——改换一届政府。在大多有政府领导人任期限制的民主国家里，政府不仅可以被颠覆，而且必须被颠覆，不颠覆还不行。在美国，每4年或者8年，共和党或民主党的政府就被选民颠覆一次；在台湾，国民党长期执政的政权2000年被民进党颠覆，2008年民进党执政的政权又被国民党颠覆了过来。在民主法制国家，颠覆不是罪，妨碍颠覆、阻碍颠覆倒是罪。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制造的水门事件（Watergate scandal），就是试图妨碍或者破坏反对党按照法律通过选举改变政府，因而犯罪。

在现代民主国家，没有和平颠覆政府之罪，祇有暴力或鼓吹暴力推翻政府之罪。其罪并不在于推翻或颠覆政府，而在使用暴力或鼓吹使用暴力——而且一定要是即时发生实际后果的暴力，比如鼓动军队政变，组织民间武装起义；如果仅仅是著书作文演讲主张使用暴力——那还属于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范围。刘晓波一介文人，从未使用暴力，也未鼓吹使用暴力。多年来，在他连篇累牍的政论文章中，有很多主张对暴政的“反抗的非暴力原则”的话句，甚至得出结论说“群体性的暴力反抗，很容易导致以暴易暴，使社会陷入暴政的恶性循环，而且新暴君比旧暴君更为残暴”，并因此招来民运队伍中某些激进人士的严厉批评；刘晓波还从基督教的理念，引出“对人类的爱、对敌人的宽容”，“宁愿接受暴力镇压和恶法的审判及其惩罚，甚至不向上帝提出惩罚刽子手的要求。”（《人性恶与自由宪政》）共产党检察院、法院的办案人员一定看到过不少这类言论。无论从哪个角度，使用暴力或鼓吹使用暴力的罪名都加不到刘晓波的头上。

包括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等人在内的一批国际政治家提议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将今年的该奖项颁发给刘晓波，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认为刘晓波“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毫不退缩地坚持和平改革的主张”(always the way to peace, unswervingly pursue reform，《纽约时报》2010年9月20日) 。本届和平奖委员会的颂词也指出，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是“表彰他为促进中国基本人权，长期且非暴力式的抗争。”这里所肯定的，均是刘晓波坚持的和平、非暴力行为，与暴力颠覆道路完全相反。

那么，在中国现代史上有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事件呢？有的。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终结了中国几千年帝王时代，成立了中华民国，是一个宏大的历史颠覆。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就成了中国当代史上国家颠覆、政权颠覆的最大肇事者，在中国大地上成功地实现了两次大规模的颠覆。第一次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的对中华民国的颠覆；而且不是用选举的方式，是采用暴力手段，通过杀人，发动多次大规模国内战争、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甚至包括借用敌对国家日本侵略者军事力量的方式颠覆了中华民国。至今人们对共产党1949年确立的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时有质疑，原因就在于此。第二次是文化革命结束之后30年号称“改革开放”的政权颠覆，把原先“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中国颠覆为权贵资本主义、阀族资本主义（nepotic capitalism）私有制的国家。虽然中国的执政党依然是中国共产党，但是这个政权已经不是原先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意义上的政权，这个国家已经不是原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那种社会主义国家了。共产党的第一次颠覆由毛泽东领导完成，第二次颠覆由邓小平领导基本完成。所不同的是，第二次颠覆基本上采用和平演变的方式，虽然其中夹杂了1976年逮捕四人帮的宫廷政变和1989年六四军队镇压的暴力手段（这里所说的“第二次颠覆”是一个非常值得单独研究的理论课题，包括它是不是1949年第一次颠覆的必然的逻辑延伸）。从这样的历史看，共产党确实历来祇许州官防火，不许百姓点灯。祇许它前28年井冈山造反，南昌城起义，百万雄师过大江；后30年白猫黑猫横行，抓百姓当老鼠，官僚子弟政商勾结掠夺公有财产先富起来，农村强制圈地城镇武力拆迁，坦克血洗长安街，而不许大学生们上街游行，访民们进京告状，文人们写批评文章。

中国检察机关从刘晓波写的近800篇文章约500余万字中挑出6篇文章及《零八宪章》中的300余字作为罪证。从这些罪证中可见刘晓波对执政党的一系列批评没有说错，毫无“颠覆”之意。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批评错了，也不为罪。此外，根据法院的“判决书”统计，自2005年至2008年的3年多来，刘晓波的6篇文章被点击得最多的为748人次，最少57人次，共有2207次点击，平均每篇文章为368人次；在点击的读者中，按照毛泽东喜欢使用的90%以上群众是共产党拥护者的说法，刘晓波文章可能煽动的总数量不超过220人次。中国《刑法》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并无相应的定量标准（如称被煽动者超过200人可判10年以上徒刑），祇说“首要份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在13亿人口的国家里，煽动总量不超过220人次，肯定算不上“罪行重大”。

中国共产党不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政府不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形式逻辑可以解决的简单问题，在相当多掌权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脑子里始终没有弄清楚或者也不想弄清楚。为了不让有权者将如此严重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再加在普通百姓头上制造冤假错案，2004年2月，刘晓波等102人曾经就湖北省网络作家杜导斌被指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发表呼吁信，提出确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犯罪主体制条件应在主观方面具有以暴力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现行政体的动机，在客观方面有主张或支持以暴力方式颠覆国家政权的煽动行为。吁请最高人民法院就此罪的犯罪构成及其与“宪法”确认的言论自由条款之间的界限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避免司法机关滥用该款践踏公民权利；吁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此作出相应的立法解释，刹住地方当局利用此罪打击不同政见、压制民间和平批评建议、妨碍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恶劣趋势，结束中国因言获罪的司法历史（《北京之春》2004年3月号）。遗憾的是几年之后，这一含混不清的罪名又落到了刘晓波的头上。

第二，刘晓波有恩于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今日执政者恩将仇报

人们曾经将1989年风云时代在天安门广场与学生一起绝食、六四清晨又与戒严部队谈判促使最后一批学生市民和平撤退的侯德健、刘晓波、周舵和高新统称为“天安门四君子”。1993年刘晓波在美国接受本人采访时说他讨厌“四君子”的称呼，但也再次明确表示，当时如果不谈判，学生不撤退，后果不堪设想。戒严部队的指挥者某上校告知“我们接到的是死命令，不惜任何手段，天亮前清场。”（亚衣：《流亡者访谈录》，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230-240页）刘晓波等人的行动避免了天安门清场过程中更多人死伤，这一点连得当时共产党官方也承认。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90年1月关于刘晓波案的刑事判决书中清楚地说明，“刘晓波在戒严部队进入天门广场前，呼吁、组织学生、群众撤离天安门广场，阻止暴徒使用武器，有重大立功表现，……”（转引自《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92年，21页）。当时刘晓波他们是两头冒险：一是在戒严部队大军压境前的冒险，二是在坚持拥有“徒有虚名”的武器（学生领袖柴玲演说中用语）的广场上“视死如归者”前的冒险——刘晓波曾声泪俱下地跪求两名市民放弃一挺重机枪。

如果没有刘晓波他们的谈判促成的最后一批广场坚守者的和平撤离，天安门前真的会血流成河，共产党担负的杀人罪名将严重得多，之后它要度过六四屠杀造成的难关也会艰难得多，也许就过不了这个关头，历史就得重新写过。当然，历史的虚拟式没有现实的价值，祇有思维操练和逻辑推演上的意义。但无论如何，今天共产党当权者至少不应该忘记，当年刘晓波等人挽救了广场上数千名年轻人的生命，也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老百姓和政府当局都是一个大善，是历史功劳。

有些批评者指责刘晓波六四事件之后在电视讲话中说六四那天在天安门广场没见有死人是为中共的屠杀“洗脱罪名”，这种批评缺乏事实根据。由于中共当权者对资讯的垄断和刻意掩盖，人们对于六四屠杀事件的全过程以及死伤的确切人数至今无法得到清晰的暸解。刘晓波是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清晨在天安门广场的当事者，他所表述的是在自身所见范围（天安门广场，而不是木樨地、复兴门或长安街）获得的事实。个人的经验判断祇能用个人的经验判断来否定，而不能用一般的逻辑判断来否定。如果批评者中至少有一个也是当时天安门广场的在场者，此人提供其所见事实是在6月3日深夜XX时或者4日凌晨XX时，在广场XX地段见到XX个人被军人所杀，这种批评就有说服力。可惜在那些起劲的批评者中，似乎没有一个人当时在广场呆过，祇是远距离的隔岸观火者。

回想共产党执政几十年来，在处理那些红军时期、八路军新四军时期、解放军时期出山的各类老干部中的犯罪者时，从来都充分考虑到他们的历史战功，采取将功抵过或者将功赎罪的方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现时的中共执政者对今日无罪昨日有功之人刘晓波判处得如此狠毒，无疑是恩将仇报。人们不需要太复杂的思考就可以看到，与20年前相比，在对待刘晓波和其他持不同政见的异议份子的处置上，胡锦涛政权比邓小平、江泽民政权似乎更为凶狠。

共产党的政治手段有很大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在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客那里也有，在台湾政客那里也有。但是由于宪法、法律的限制，法治国家中政治手腕随意性的空间比较小，而中国共产党的政客可以将这种随意性发挥到极致，这是当代中国的一大悲哀。

第三，共产党极权统治造成了中国的非常态社会和人物

共产党使得包括刘晓波在内的许多知识份子不务正业

刘晓波的经历非常独特，可以说是非常态的中国社会中的非常态个体。以后在研究中国当代史的中外学者中，估计会有人撰写关于刘晓波的专论（刘晓波获奖消息传来，我与朋友商议准备编一本《论刘晓波》文集，后听说香港有这类书飞速出版而放弃）。刘晓波属于人们简称为“老三届”之后的一批人——我在这里试称之为“后老三届”或者“外老三届”。老三届是值得中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研究的一个复杂的特殊群体，指的是文化革命开始时尚就读于初中和高中的，应当在1966、67、68三届毕业的学生。后老三届或者外老三届更为复杂，他们年龄更小，那时还没有进入中学大门；或者虽然年龄相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脱离了中学学业。他们带有老三届的大部分特征而且表现得更加强烈。老三届被文化革命强行中断了中等教育，又被阻止按常规继续获得高等教育；后老三届或者外老三届则从接受初等教育开始就变形，并与老三届一样到农村“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简言之，对于老三届和后老三届，社会没有提供常态的学校教育，却让他们过早地在工厂农村取得了超越自身年龄层次的社会经验；也同时摆脱了传统教育制度的羁绊，在少年时代获得了普遍不自由社会中一小片自由的天空。这种特殊经历对他们今后的发展带来了长期深刻的心理影响。上世纪70年代末期，大批“老三届”、“后老三届”以及“老大学生”（指文革中在大学就读的1961至1965年入学、1966至1970年毕业的大学生）通过1977年恢复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和1978年恢复的研究生招考制度，潮水般地涌入了全国各地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由于高校考试科目的基础覆盖面较大——比如文科也要考数理基础，而研究生考试科目相对集中在专业课及专业基础课，此时发生了一批人在77年高考落榜而在78年顺利靠上研究生的“奇迹”）。这些年轻学子们在大学图书馆和阅览室中找到了前所未见的新世界，阅读西方大师小师们的著述，一往情深地追求思想的自由、制度的民主，人本、人性和人道。他们一下子站上了巨人的肩膀，发现以往熟知的语录之浅薄，看看中国那些个“精神领袖”、“青年导师”也不过尔尔。他们带有痞子风格勇敢地批判各种权威，向各个领域包括自己不懂得不熟悉的领域无畏地进军，寻找捷径快速出名成家，形式风格比较张扬。在之后80年代“反传统”、“全盘西化”和“文化热”中，他们东冲西撞，作文演讲，充当急先锋。

刘晓波成了其中的一个典型。文革开始时候他才11岁，学生时代和文化革命同时起步；14岁随父母下乡到内蒙古，19岁作为知青插队到吉林省农村，继而在长春市当工人。1977年22岁时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获学士学位，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硕士，1984年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86年开始读博士学位，1988年获文艺学博士学位。刘晓波的学历是不完整的，几乎没有小学、初中、高中的常规基础，大学本科5年比较厚实，随后两个两年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则显得快捷。之后，崇尚创造力以及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论自由、法律至上，认为全盘西化就是现代化且讨厌“中国特色”民族性的北京师大青年教师刘晓波，将矛头直指以研究康德批判哲学和阐述美的历程起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泽厚，用个人主体性驳斥集体主体性，以“现代化”立场反对“传统”，成为中国文化界的“黑马”。

可以在此时的刘晓波身上找到一些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他对西方学术界精细严密的逻辑，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到的罗素的数理逻辑大加赞扬，另一方面又频频对诸如“中国人”、“中国知识份子”这类全称概念发动猛烈的攻讦，全不顾自身逻辑上可能出现的漏洞；一方面他力主平等的批判辩论，宣称不做俯视众生的神仙和仰视权贵的奴隶，另一方面，在书名为《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中，对所抨击对象的言论不加征引，没有出处，一泻千里地自说自话，毫不遵守学术辩论的规则；一方面被公认为是新时代的狂人，宣称中国需要300年殖民地，指责北欧汉学家大多是废物，另一方面又不乏自知之明，坦承自己空白得太惨，落伍太久，心甘情顾地从头学起。1988年，在反自由化运动的余波中，在教委主任何东昌的阻拦中，无所畏惧的刘晓波聪明地请来50年代的胡风分子、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王元化出任其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任，这位思想包容，又是体制内官员的坐镇，使得刘晓波的论文顺利通过。

在这些看似矛盾的行为后面，刘晓波始终如一地坚持的是崇尚自由，反抗权威的价值观和学术立场。其博士论文讨论的是美学，也可以看作是一份自由宣言书：祇有当个人从各种集体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时，自由才有可能。刘晓波痛斥“在保持和巩固绝对的等级专制的权力的前提下，通过把群体、社会、人民抽象化、偶像化、神圣化而全部剥夺掉每个个体的具体权利。”

作为共产党主要文化对手之一的刘晓波就是这样产生出来了。1991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将当时走红的全国政协专职委员何新（与刘晓波同属“后老三届”）与受难的刘晓波作过一个比较：“多年前在大陆与学生闲谈如何成名，我戏称有两种方法。一种叫刘晓波法，一种叫何新法。前者是抓住一个名人开战，后者是拉一个名人作依靠。当年刘晓波作为一个博士研究生，确实是在对李泽厚进行学术批判后才为学术界知晓的。我和同事们知道何新的名字，是在读了李泽厚为何新第一本着作《诸神的起源》写的序言之后。……刘晓波、何新所走，代表了两条不同的具有典型意义的道路。刘晓波继续在反权威的道路上走了下去，从反李泽厚这个学术权威到反专制政府这个更强大且可怕的权威。何新继续在依靠权威的道路上走了下去，从借助李泽厚这个学术权威到靠向中国共产党这个超级全能的权威。”（“评何新《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中国之春》1991年3月号）

刘晓波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古典美学，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1988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88年他应邀赴挪威奥斯陆大学讲授中国当代文学，之后又到美国作学术访问。在一个常态发展的社会里，刘晓波在大学任教之后理应继续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搞文学批评和美学研究，这个学术领域够他折腾一辈子。可是，1989年的中国改变了他的学业航程。这么多年来，从刘晓波笔下吐出来的几乎全是政论时评。文学——美学博士演变成了一个政论写手，可以说是道道地地的不务正业，而这种不务正业又是共产党一手造成的。文化革命结束之后的中国共产党曾经宣布拨乱反正，但是很快又重韬覆辙。当权者制造的大环境把大批中国知识份子引上或逼上了新的歧路。就1989年之后的刘晓波而言，还是钟情于自己原有的专业领域的。在1993年刘晓波再访美国时我对他的采访中，讨论过他在中国大陆所作的关于大众文化的1500人的调查。当时他表示自己将来还会写文学评论、美学和哲学方面的东西（亚衣：《流亡者访谈录》，230-240页）。回国之后，他果然与小说家王朔合作了文学批评对话论集，并在2000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美人赠我蒙汗药》。这本书通过王朔与老侠（刘晓波）的对话，对大众文化、知识份子、中国电影、传统文化以及现代文明等话题进行了尖锐锋利的评论。大众文化的无聊和某些知识份子的无耻是书中两大论题。其中对红灯笼张艺谋、黄土地陈凯歌导演们的投机，对余秋雨故作深沉的一唱三叹，赵本山装疯卖傻的庸俗小品此类浑浊、劣质文化的抨击，可谓入木三分，精彩之极。在我知道了刘晓波这个颇为成功的专业活动之后曾经设想，也许几年以后他会再出一本文化批评续论，书名就叫《回她什么猫头鹰》——这可以说是中国知识份子对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本份贡献。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刘晓波很有可能成为当今中国一代宗师式的文学评论家和美学家，深受学生欢迎的大学教授。

实情的真实发展并非如此。手头有一份刘晓波2005年至2006年我所经手的他在《北京之春》上发表文章的清单，其中大多是政治或者政治史的评论。2006年，博大出版社出版了刘晓波的论文集《单刃毒剑——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批判》，刘晓波认为民族主义本为善恶双刃剑，独裁政权煽动的民族主义连“双刃剑”都不是，祇是单刃毒剑。——顺便说一下，这个书名在语文上就有问题，因为世界上没有单刃之剑，凡剑均为双刃；单刃兵器谓之刀。没有单刃剑，单刃毒剑也就无从谈起。刘晓波此书名是对被文人们普遍使用的“双刃剑”这个冗词或赘词的不当引申（详细可以见拙文：“关于‘双刃剑’一词的质疑”）。语文用词的错失还不是大问题，可是倘若有细心的读者将刘晓波书中一系列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深刻批判文字同1996年8月他与王希哲合作发表的《致国共两党的双十宣言-——对当前我国若干重大国是的意见》中激昂的民族主义语调作一对比，还会发出更多疑问。现在无法就此向刘晓波求证，我猜测“宣言”中有关这一内容主要是王希哲的观点，这可以在1996年我对刚到美国的王希哲的访谈中找到佐证（亚衣：《流亡者访谈录》130-132页）。

共产党制造的社会环境使得包括刘晓波在内的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不务正业。刘晓波以大量社会政治题材作为写作主题，一方面是良知和正义感的驱使，另外也是出于无奈。他痛惜失去了酷爱的大学讲台,没有可能再从事原先的专业研究，而且还需要稿费收入维持生计。常态社会里的自由撰稿人和非常态社会中的不自由撰稿人为了稿费写作，如同工人职员上班拿工资那样无可厚非。也因为如此，来到海外的一批流亡者，无论以往专业领域为何，祇要会写字，都可以成为政论家。刘晓波近年来的写作题材绝大部分与原专业无关，也有比较明显是为稿费写作的。共产党剥夺了他正常就业、做学问的权利，又迫使他不得不以许多精力钻入非本行的题材中辛苦经营。可以这样说，共产党毁掉了一个优秀的文学批评家、美学——哲学家刘晓波，共产党又造就了一个杰出的政论时事评论家、宪政民主政活动家乃至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这个时势正是当权者共产党造出来的。写到这里，我想起当年采访刘晓波的时候他说的一段话：对手的愚蠢给你制造了许多莫须有的光环，大陆的英雄严格地讲是共产党制造的。

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评定委员会在今年宣布刘晓波得奖前后曾经遭到中国政府多次施加压力。其实挪威方面完全可以坦率地告诉中国当局，正是中国共产党造就了刘晓波这个和平奖得主。我以为，一年前中国法院重判刘晓波的时候，缺乏远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会想到今天的这个结果。

第四，刘晓波给中国知识份子的启示

这一次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社会的双重意义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在全世界面前得到了一次立体显示的机会。我以为其个人特征少可以给中国大多数知识份子提供如下三点启发。

一是他所具有的严厉的忏悔精神，毫不留情，有时简直鲜血淋漓的自我解剖。这种精神在他年轻时代的文章讲演中已经具有，在六四之后出版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表达到了极致：其中有对自己投机、自私心理以及“认罪”行为的深刻忏悔。尽管他是最后撤出天安门广场的人之一，仍然忏悔没有在大屠杀后的血腥恐怖中挺身而出。也许这种自我解剖过于彻底，反而招致有人对他的忏悔心生疑虑；有些人则被刘晓波对“伟大运动”中的丑恶的批评触到痛处，反过来说刘晓波给太阳抹黑；共产党历来不容许对革命、人民、党的正义性之类有任何怀疑，当然绝对谈不上忏悔。中国需要的是忏悔，而不是故意抵赖或无意忘却。共产党建政以来，在包括反右运动和文化革命在内的历次大小政治运动中，制造出大批变节、出卖、背叛、告密和同流合污者，可是有多少人真诚地忏悔过？1989年六四前后撤退、转进、外逃的英雄们中，又有多少人为当年的真假激进行为和过失检讨自责过？刘晓波是至今为止我在中国知识界遇到的最具有自我解剖精神和忏悔行为的人，这种精神和行为与几十年中国共产党的党文化完全对歭。也正是基于这种精神，他在监狱里听到诺贝尔获奖消息之后流着眼泪对妻子表示，这个奖属于六四亡灵。

二是坚守知识份子的独立品格，远离权贵，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年轻时敢与权威争高下，到如今不向霸王让半分，这是刘晓波的真实写照。看看今日中国的酱缸，“学而优则仕”的优秀传统年年发扬光大，且不说那些寄生于中南海的皇家幕僚和智囊，或者各个层次的卖身投靠者，即便是号称“体制外”的一些个体，也已经锻炼得几乎炉火纯青。他们尽心提高打擦边球的球艺，常常恰到好处；他们关怀着老百姓的痛痒，同时又考虑到当权者们的苦衷，精确地评估文字风险，确保自己出入国境和出版新着的自由；他们以自由主义者自居，却喜欢以上帝的名义打压其他异议人士；某些名声嘹亮，以敢于发表新论著称的“公共知识份子”用优雅的姿势和堂皇的理由避开了在高危险的《零八宪章》上签名。在海外，当年共产党的精英，昨日民进党的宾客，今天国民党的贵人，三套衣服在一些人身上换穿不停。文人理应崇尚傲骨，在祇见媚骨的当代，刘晓波的傲骨与反骨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三是始终不渝地坚持对极权体制和平的长期不屈不绕的抗争，这不是一时怒发冲冠的拍案而起，而是长期不悔；不是以暴向暴，而是和平理性。为了中国百姓的未来，甚至可以作种种妥协，一批人因此在反对刘晓波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公开信中称刘晓波是一个“有争议的‘合作派’代表人物，甚至说《零八宪章》主张的和解合作是“少数人的幻想或者骗子的骗术”。说这些话的人不妨回顾一下1977年捷克的《七七宪章》——它声明不打算变成政治反对的基础，不打算提出自己的政治或社会改良或社会变革的纲领，企图与政党和政府当局进行建设性对话，在可能犯错的冲突场合中担任调解人角色。

我理解签署《零八宪章》是一个“和而不同”的运动。此文件最初签名者有300多人，后来发展到上万人，这么多人不可能对一个文本的解释毫无歧义。但是在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上，大家认同一致。而在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方面提出的19项主张中，在财税改革，联邦共和，寻求社会和解上都可能会有不同意见；至于“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的结论，也大有可商榷的余地。《零八宪章》在技术上也略显粗糙，记得我当时收到这个文本的时候就发现，“宪章”对签署者规定的格式是写明姓名，所在地，职业，但是有40多人在“职业”栏中写的是“维权人士”、“人权工作者”、甚至还有“北大右派学生”这类非规范表达。所以当时在《北京之春》发表《零八宪章》的文本时不得不在最后作了一个说明：本刊依来稿原件发表，对文章内容未作任何删改，包括某些签名人士未按照签名规则规定之签名格式填写职业项目之类。（《北京之春》2009年1月号）。

《零八宪章》所宣扬的基本理念与专制政权截然对立，《零八宪章》所主张的前进道路是和解合作，正因为这样，这个签署运动才引起中共当局的恐慌和镇压，才导致对刘晓波的重判。此时此刻，一群男女精英和非精英在海外自由安全的环境中高呼革命的激进口号，一脸正气地反对在中共监狱中坐牢的刘晓波的和平妥协，真可谓是一幅滑稽的图景。有人在网络上以写侦探小说般地猜度中共当局判处刘晓波重刑“其中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猫腻”，那更是落井下石的不厚道之举。

刘晓波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表扬中国政府做出签署联合国两大国际人权公约的承诺，肯定人大修宪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还特地提到北京半步桥看守所设施上的改善及人性化管理，提到刘姓管教的真诚、正直、负责和善心。在这里，刘晓波以最大的善意对待共产党政权的敌意。可以说，“我没有敌人”的最后陈述，是打动诺贝尔和平奖评定委员会，使得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重要文件。面对罪恶的国家机器，面对着判处自己重刑的共产党人，受害者刘晓波大声宣称“没有敌人”。这就是和平奖得主的境界，一个很多旁人听不懂、学不会的境界。

刘晓波获得和平奖，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上述的刘晓波的忏悔精神、独立精神、和平精神的充分肯定，对中国当代社会的政治进步具有重大意义。如哈维尔等人所说，通过颁授此奖，将传达一个信号，那就是：中国和世界上的许多人，将与刘晓波携手并肩，继续为13亿中国人的自由和人权坚定奋斗。刘晓波得奖为中国人树立了一面旗帜，和平的宪政民主的非暴力的旗帜。这面旗帜会使得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普世价值在中国逐渐深入民心，独裁专制或者权威主义威权主义不得人心；使得和平非暴力的宪政民主道路在充满暴戾之气的中国深入人心，暴力革命以牙还牙的方式不得人心。从达赖喇嘛的中道思想到刘晓波的宪政民主，和平、和解之意一脉相承，它会在十多亿中国人心中潜移默化。越来越多的人将认识到，仅仅宣称热爱和平远远不够，还需要那种深入骨髓的和平理念，包括将残酷迫害人民大众和自己的政党和个人也不视为敌人。今天还在监狱中的刘晓波让以往轻信暴力革命救中国的人换一种思考：祇有宪政民主才能救中国。共产党怕的不是高举大旗上街号召人民拿起枪杆武装抗暴，怕的是挨家挨户轻声言说保障宪法实施和维护公民权利。

兴高采烈地欢呼刘晓波得奖的人们应当预见到这一事件对中国文化知识界可能发生的负面作用。那就是，在远离政治喧哗的专业学术领域中的努力创造者会更加稀少，在非专业领域中冒险投机者会增多。上世纪70至80年代，就在刘晓波们到处呼风唤雨奔波演说，一批人竞选人民代表的时候，少数不为时风所动，愿意沉下心来走纯学术道路的研究生基本上在自己的学术圈子里苦心耕耘。20多年来他们已经在专业领域中显示出领导作用，成为今天中国各门学科的栋梁。然而，当年他们耐得住寂寞，今日却担忧弟子寥落。

几十年来中国现代文化得不到顺利发展的原因，就是共产党造成的制度胁迫、诱惑知识份子向权贵献媚靠拢，充当各级书房行走；剩下的优秀知识份子又不得不为民请命，随时随地挺身而出在非专业领域不断发出抗议的声音，担任公众社会利益的代言人,使得在专业领域中从事创造性劳动者越来越少。共产党造成的社会环境让包括刘晓波在内的中国许多知识份子屡屡不务正业，在自己并不熟悉的政治领域中忙个不停。在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里，知识份子应当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从事知识产品的创造和生产，而不是在现实政治中过多地发表意见。知识份子的社会责任与人道关怀是一回事，在本专业领域中的学术生活又是一回事。几十年间，共产党的政治体制让太多的中国知识份子以太多的时间与精力关注份外，过问政治；这不是正常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刘晓波不幸成为其中突出的一员。文学评论不见了，美学和哲学的批判不见了，大学的讲台消失了，社会的现实政治关怀盖过了他的原先成为博士的专业领域的创造性活动。这是共产党对中国知识界、学术界的最大的毁坏，是中国知识界（包括人文、社会、自然和认知科学）落伍的主要原因。共产党迫使刘晓波们走上了这一条道路，又利用强权将走上这条道路的刘晓波们判处重刑，犯下了双重罪行。国际社会给予刘晓波和平奖，是对共产党反人权行为的否定，又是对共产党将刘晓波从美学家、文学评论家改变为政治活动家这一事实的默认。这个事件可能助长本来已经严重政治化的中国知识份子，尤其是年轻知识者不务正业的倾向。现代中国需要的是诺贝尔的物理奖、化学奖、生物医学奖、经济奖乃至文学奖；从1989年的达赖喇嘛到2010年的刘晓波，两次诺贝尔和平奖落入非官方人士身上，显得太多，并非中国社会的荣耀；就此而言，获得和平奖的刘晓波也并非中国学朮界的榜样。

我想以20年前曾经就文化创造与知识份子问题写过的一段话与中国知识界同行，尤其是年轻一代共勉：

“立志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做出贡献的知识份子，要有一种健全的心理状态。一方面，不能与现实社会隔离，把自己锁在职业专家的小圈子里，要像爱因斯坦、罗素那样伸张正义，对社会问题负责地发表意见；另一方面，又要注意不可过深地陷入政治问题，被权力和利益的魔性迷住心窍，分散了自己潜心于清文化创作的注意力。要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尽力修筑人类的清文化的象牙之塔。在这里，兴趣获得了满足，痛苦寻到了解脱，理性被充分光大，这是知识份子幸福之所在。”（“清文化与知识份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三期）

（2010年10月16日。本文关于法律部分的写作得到过北京莫少平律师、美国纽约项小吉律师的帮助。）

谢选骏指出：人说，“刘晓波与共产党关系复杂，一言难尽”；化名為“亞衣”的周义澄也是如此——他经常出入中国大陆却平安无事，也是一言难尽。我看“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乃是古训。尤其是面对“亚衣”的时候。因爲“亞衣”這個名字，顯然具有一種僞裝的意味——“你地狡猾狡猾地”、“良心大大滴坏地”！

【85、“资本主义社会”是个伪概念】

《“资本主义”概念的起源和传播》（重田澄男 2011-06-16 [日]重田澄男　著　卫华　译）报道：

日本学者重田澄男(Sumio Shigeta)在德刊《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论丛·新辑》2004年卷发表《“资本主义”概念的起源和传播》一文，对“资本主义”概念在学术史上的起源、演变和定型作了深入而简明的梳理，文章还特别对马克思使用“资本主义”及其相关概念的情况作了考证。现将文章翻译如下。另外，重田澄男2007年在同一刊物上对自己的论述作了补充，用表格的形式展示了马克思使用相关术语的频率，译者节译了相关内容附在文后。

一、关于“资本主义”概念的起源

对“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进行研究，首先应当搞清楚，是谁引入这一概念的。其次应当解释，这一概念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被当作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同义词而确定下来的。

第一个对“资本主义”这个词语的起源进行的研究是理夏德·帕索夫在《资本主义：概念和术语的研究》(耶拿1918版)中作出的，该研究详细考察了资本主义概念的起源和传播。根据帕索夫的研究，“资本主义”这一术语首先出现在路易·勃朗1850年的著作《劳动组织》(巴黎第9版)中(帕索夫，第2页)。而让·杜布瓦在他的著作《法国1869—1872年政治和社会词汇》(巴黎1962年版) (伦敦1975年版)中举出了一个更早的使用该词的例子；埃里克·J·霍布斯鲍姆在其《资本的年代：1848—1875》中将这部著作评价为“详尽的研究”(霍布斯鲍姆，第1页)。根据杜布瓦的研究，“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已经由皮埃尔·勒鲁在他1848年的著作《马尔萨斯和经济学家：是否总有穷人？》(布萨克，巴黎)中使用了(霍布斯鲍姆，第319页；杜布瓦，第25页)。以《牛津英语辞典》为根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1997年第2版(主编为托姆·博托莫尔，莫尔登，牛津，墨尔本版)，则声称威廉·麦克皮斯·萨克雷1854年的著作《新来者：一个最值得尊敬的家庭的传记》(企鹅出版社， 1996年伦敦、纽约、维多利亚、多伦多、奥克兰版)是最早使用“资本主义”一词的文献(第72页)。这些分歧甚大的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表明，国际学术界还未能确定地回答，实际上是谁引入了“资本主义”这一术语。

为了推进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必要更加仔细地看一看同资本主义概念的出现相关的文本以及该文本中出现的术语。

皮埃尔·勒鲁被认为是法国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大卫·欧文·伊文斯在他的著作《浪漫社会主义———皮埃尔·勒鲁和他的同时代者》(布萨克1948年版)中引用了勒鲁的《马尔萨——是否总有穷人？》下面一段文字作为使用“资本主义”概念的证据：“资本主义工业(l industrie capitaliste)让我想起布雷斯特和土伦的划桨苦役。我看到整个整个被奴役的民族，在资本主义(capitalisme)的皮鞭下劳作。”(勒鲁， 1848年版第25页；伊文斯，第81页)。然而在勒鲁该著作的第二版中，“资本主义”一词消失了，同一段文字是这样的：“我看到整个整个被奴役的民族，在资本家(capitaliste)的皮鞭下劳作。”(勒鲁，1849年版第28页)。在这里，“资本主义”一词换成了“资本家”。由此可以推测，“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对于勒鲁来说同“资本家”这一术语的含义一样。

在法国二月革命期间，路易·勃朗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进入政府内阁的社会主义者，在他那里“资本主义”概念是这样使用的：“让我们看看，构成巴师夏先生全部论证的基础的诡辩是什么。这种诡辩就是经常混淆资本的有用性和我称之为资本主义(capitalisme)的东西，而资本主义，也就是说，一部分人占有资本，而把另一部分人排除在外。……因此你就可以高呼：资本万岁！我们维护资本，而我们以更大的热情反对资本主义(capital-isme)，即资本的死敌。下金蛋的母鸡万岁！保卫下金蛋的母鸡，反对企图杀鸡取卵的人！”(《劳动组织》第9版第161—162页)。他使用“资本主义”这一术语，是为了表达资本是排他性的占有物这种性质。

威廉·萨克雷是查尔斯·狄更斯之外维多利亚时代英国长篇小说家的代表，他使用“资本主义”概念来指称资产阶级的情感：“资本主义(capitalism)的感觉使保罗·德·弗洛拉克清醒，适于表达他的情绪。”(《新来者：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家庭的传记》第4章《1854年12月》，伦敦1996年版第488页)。

此外，法国革命家奥古斯特·布朗基可能写于1869—1870年的文章《社会批判》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窥伺时机、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e)抓住了协作这个工具……”(《布朗基选集》巴黎1971年版第147页)。后面还写道：“然后，资本主义(capitalisme)站在窗前，心安理得地看着人民在水沟中挣扎。”(第164页)显而易见，布朗基在这里使用的“资本主义”一词是同“资本”和“资本家”相关联的。

所有的例子都表明：1850年前后勒鲁、布朗和萨克雷，以及将近60年代末布朗基，都使用了“资本主义”概念，用以表达一种经济社会发展的总合状况，这种状况的特征如下：在现代经济制度产生的背景下，出现劳动阶级的贫困化；资本主义企业家为赚取利润而肆无忌惮；社会上贫富差距日益增大。在这些地方，“资本主义”还没有像今天最终形成的定义那样，用来表达现代社会的独特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形式。

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概念的使用

马克思将他在《资本论》中研究的问题领域，并没有归结为“资本主义”(Kapitalismus)概念，而是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尽管如此，还是能够证明马克思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使用了“资本主义”这一术语。然而，在马克思自己出版的著作、文章当中，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即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也是在1860年以后———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着手撰写《资本论》以后———的手稿中才出现的。在此前的文本中马克思是在其他概念下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学问题的。下面本文予以简要解释。

在我们今天称为“资本主义”的问题领域内，马克思所研究的是现代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独特的历史形态，他认为这种独特的历史形态是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决定因素，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对于马克思来说，这种独特的历史形态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中表现出来的。马克思在致安年柯夫的信和《哲学的贫困》中首先通过“资产阶级生产形式”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这种表达赋予这一思想以具体的形态。这些说法指的是现代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独特历史形态，因此它们同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期间阐发的概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致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发现”是在致安年柯夫的信和《哲学的贫困》中开始的。

把这种思想译入德文发生于1847年的文章《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在这篇文章中出现了“资产阶级生产”、“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等概念(译者未在该著中找到“资产阶级生产”[bürgerlicheProduktion]这一术语。———译注)。这种表达方式在随后十年里，从《共产党宣言》或者《雇佣劳动与资本》直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在马克思的著作里确定下来，在对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关系进行分析时被用来说明关键问题。

直到1857—1858年马克思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这种情况才有了变化。马克思在《大纲》中力求寻找“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替代概念。在《资本章》的开头马克思研究了资本在生产中的职能，也就是在雇佣劳动的依附性中资本进行的运动；在这种职能中对资本的定义完全不同于在资本同商品和同货币的关系中对资本的定义。在这个阐释过程中我们反复遇到如下表达方式：“建立在资本上的生产关系”、“受资本统治的生产关系”、“以资本为前提的生产方式”、“典型的名副其实的资本生产方式”。“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概念马克思几乎已经不再使用。

这里对“建立在资本上的”生产或者生产方式所尝试的各种不同表达方式，马克思用来取代以前使用的概念“资产阶级生产”或者“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从这个特点来说，它们在术语发展上代表通向《资本论》的中间阶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资本主义生产”或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概念赋予资本主义问题领域以新的术语形态。

这两个概念是马克思在1859年1月到1861年夏天他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二分册(后来以不同的方式在《资本论》中得到采用)的时候阐发的。这部阐释资本的本质的著作以《大纲》的《资本章》为基础。这里阐发的术语随后在《资本论》的一部庞大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以及在《资本论》本身中一再出现，而且，正如其很高的使用频率所体现的，作为固定的表达方式确定下来。“资产阶级生产方式”马克思再也没有使用过。

如果要回答为什么马克思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bürgerliche Produktionsweise)的概念改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kapitalistischeProduktionsweise)这个问题，那么就一定要看到同“资产阶级的”(bürgerlich)这一概念相联系的含义所具有的局限性。用这个词不可能表达出现代社会中以其现实形态出现的生产关系的全部问题领域。对“资产阶级的”(bürgerlich)概念的这种不足的日益加深的认识，促使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kapitalistischeProduktionsweise)的概念，从这一概念中后来出现了“资本主义”(Kapitalis-mus)这一术语。

三、“资本主义”概念的阐述和扩展

1870年，即马克思发表《资本论》第一卷三年后，接近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的阿尔伯特·E·F·谢夫莱发表了他的著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Kapitalismus und Sozialismus)。谢夫莱除了在标题中，还在正文中反复使用了“资本主义”概念。“国民经济学上的形态学”中的“经济联系的形式”成为他理解现代社会的关键。因此谢夫莱在术语上用“资本主义”来称呼作为“当今国民经济的支配性组织形式”和不同的个人组成的“社会综合秩序”的企业。

当然我们并不清楚，谢夫莱的“资本主义”这一表达源自何处。上文已经指出，马克思并没有使用这一术语。然而谢夫莱本人引证了马克思的话并声明说，马克思是在同他自己极其相近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为了避免误解，我要指出，马克思把资本理解为私人资本，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解为在统治上与雇佣劳动者相对立的独特的经营形式。……因此，他的资本主义(Kapitalismus)概念比我迄今所使用的这个词的概念要窄。”(第310页)怎样才能解释谢夫莱对马克思的令人感到矛盾的引证呢？谢夫莱在同《资本论》进行争论的时候，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已经有了一套自己的理论理解。由此出发，他用自己的理解解释了马克思的结构性的阐述。谢夫莱由此得出自己的理解：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的结构性概念面对他本人的阐述显示出意义上的局限性。

另外一个阐述来自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同英国正统的学术观点不同，霍布森认为，工人阶级的过低消费引发了经济危机。他在1894年发表的著作《现代资本主义的演化：机器生产研究》(伦敦版)中，将“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理解为“机器生产”的不断扩展。从这个角度出发，他研究了作为机器生产的结果的工业、企业和市场的各个方面的变化。霍布森在他的著作的第一版中这样表达他对“资本主义”概念的理解：“是现代工业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中心因素由一个专门用于现代工业的描述性称号———资本主义———表示出来。”(第4页)在霍布森那里，工业生产中机器的运用形成资本主义概念的中心因素；“资本主义”由此被用来表达工业的技术性质。这一概念的社会因素，即表达人的社会关系的生产关系和建立在赚取利润的基础上的独特的对价值的理解，在这种定义中就没有得到考虑。

霍布森在受到威尔纳·桑巴特1902年出版的著作《现代资本主义》(慕尼黑、莱比锡)的启发后，对他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演化》作了大幅度的修订和扩充，在新版中他对他的“资本主义”概念作了修改和进一步的阐发。现在霍布森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工业形式，这种工业形式必须具备如下五个重要的因素：(1)积累； (2)无产阶级的存在； (3)工业技术； (4)市场； (5)资本主义意志。这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描绘的是经济企业的一种制度，它是在这样一种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霍布森作了这样的界定，就是将作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的表达的“资本主义”概念扩充到国民经济方面。

桑巴特本人则给出了另外一种定义。《资本论》第三卷一出版，桑巴特就发表了一篇受到恩格斯肯定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探讨了《资本论》的内容和意义。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桑巴特通过与手工业概念的对比最终得出如下定义：“我们用资本主义来称呼一种经济方式，其中特有的经济方式是资本主义企业。”(第195页)对桑巴特来说，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企业的形态之上的，它在雇用经营者的基础上，以赚取利润为目的。

随后，桑巴特在1909年发表了《资本主义企业主》一文(《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文库》第29卷第689—757页)，对自己的资本主义概念进行了修改。 《现代资本主义》第二版(1916年)就是以这个修改了的定义为基础的，它同第一版中运用的定义明显不同。在第二版中，资本主义是这样定义的：“说到资本主义，我们的理解是一种确定的经济制度，它具有如下的特征：它是一种交换经济的组织，在这种组织中通常有两个居民群体———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们同时掌握领导权，是经济主体，以及没有财产的纯工人(作为经济客体)———通过市场联系起来，一起发挥作用；这种组织受到营利原则和经济理性主义的支配。”(第319页)在这里，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被理解为社会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关系；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表达了社会的一种独特的经济组织形式。

此外，桑巴特还努力从以“资本主义精神”为印记的资本主义企业出发，来解释资本主义的产生。为了给这种“精神”———最终为资本主义的产生负责的因素———以具体的形态，他把“企业精神”说成一种“钱财欲、冒险乐趣和创造精神的综合”，把所谓的“市民精神”说成人的经济方面，它和宗教以及其他各种因素一样，都对人的思想精神上的根本立场产生影响。

四、结论

1850年前后开始得到使用的资本主义(Kapitalismus)概念，一开始只不过被当作“资本”(Kapital)概念或者“资本家”(Kapi-talist)概念的同义词来运用。直到在马克思那里，这个概念才获得了一种抽象的意义，但是还没有形成最终的术语形式。在表达现代社会中的生产方式的独特历史形态———这种独特的历史形态又是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征———时，马克思阐发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这一术语，马克思凭借这一术语能够清楚地阐明“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随后，谢夫莱、霍布森和桑巴特等人以马克思开创的结构性阐述———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描述了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为基础，各自提出了对这一概念的定义。由此他们深化了“资本主义”这一术语的含义，他们不再把这一术语直接当作某种特定的生产方式的表达。确切地说，他们把“资本主义”理解为现代社会的总体经济制度，这一总体经济制度受到一定的关键原因的制约，而每一个这样的关键原因又都会塑造出另外的一些关键原因。

附录：重田澄男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论丛·新辑》2007年卷中发表了《关于重田澄男〈“资本主义”概念的起源和传播〉》，对他的这篇文章作了补充。他首先列举了他在马克思著作中发现的使用名词“资本主义”的例子(相当于《国外理论动态》本期所载《关于马克思著作中名词“资本主义”使用的考证》一文所列第1、2、5、7、8、9、10、11例)，然后他制了两个表来展示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和《资本论》三卷中使用相关术语的频率：

[重田澄男还作了补充论证，以下为其中的部分段落：]

我并不认为马克思使用的“资本主义”表现了资本主义一词在术语学中的自身的独特特征和意义。原因如下。马克思在他出版的著作和文章中从未用过“Kapitalismus、capitalisme、capitalism”。只是在手稿和书信中他才使用了“资本主义”。而且如上表所示，使用“资本主义”的情况极为罕见。此外，书信中使用该词时是英语或法语，只是在谢夫莱的书名中是德语。而且，“资本主义”一词的含义在马克思那里实际上同“资本主义生产”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样。

[……]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草稿)》中，马克思谈到：“李嘉图把资产阶级的生产，确切些说，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看作生产的绝对形式。”(MEGA II/3·4， S·12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6卷III第54页])马克思在这里指出“资产阶级生产”这一术语并没有精确地表达资本主义生产的确定内容。

问题不仅仅是用来表达对现代社会相关因素的观念的术语是什么。马克思非常精确地阐述和确认了它的内容(同雇佣劳动相关的经济基础，现代社会以生产的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关系，同商品和货币关系有鲜明区别)，根据有关这一内容的观念，马克思确定了新的术语(“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新的术语(“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适合于更为精确地表达马克思获得的有关现代社会相关因素的新观念。■[卫华：中共中央编译局]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2期，第16-21页。

[日]重田澄男　著　卫华　译

日本学者重田澄男(Sumio Shigeta)在德刊《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论丛·新辑》2004年卷发表《“资本主义”概念的起源和传播》一文，对“资本主义”概念在学术史上的起源、演变和定型作了深入而简明的梳理，文章还特别对马克思使用“资本主义”及其相关概念的情况作了考证。现将文章翻译如下。另外，重田澄男2007年在同一刊物上对自己的论述作了补充，用表格的形式展示了马克思使用相关术语的频率，译者节译了相关内容附在文后。

一、关于“资本主义”概念的起源

对“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进行研究，首先应当搞清楚，是谁引入这一概念的。其次应当解释，这一概念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被当作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同义词而确定下来的。

第一个对“资本主义”这个词语的起源进行的研究是理夏德·帕索夫在《资本主义：概念和术语的研究》(耶拿1918版)中作出的，该研究详细考察了资本主义概念的起源和传播。根据帕索夫的研究，“资本主义”这一术语首先出现在路易·勃朗1850年的著作《劳动组织》(巴黎第9版)中(帕索夫，第2页)。而让·杜布瓦在他的著作《法国1869—1872年政治和社会词汇》(巴黎1962年版) (伦敦1975年版)中举出了一个更早的使用该词的例子；埃里克·J·霍布斯鲍姆在其《资本的年代：1848—1875》中将这部著作评价为“详尽的研究”(霍布斯鲍姆，第1页)。根据杜布瓦的研究，“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已经由皮埃尔·勒鲁在他1848年的著作《马尔萨斯和经济学家：是否总有穷人？》(布萨克，巴黎)中使用了(霍布斯鲍姆，第319页；杜布瓦，第25页)。以《牛津英语辞典》为根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1997年第2版(主编为托姆·博托莫尔，莫尔登，牛津，墨尔本版)，则声称威廉·麦克皮斯·萨克雷1854年的著作《新来者：一个最值得尊敬的家庭的传记》(企鹅出版社， 1996年伦敦、纽约、维多利亚、多伦多、奥克兰版)是最早使用“资本主义”一词的文献(第72页)。这些分歧甚大的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表明，国际学术界还未能确定地回答，实际上是谁引入了“资本主义”这一术语。

为了推进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必要更加仔细地看一看同资本主义概念的出现相关的文本以及该文本中出现的术语。

皮埃尔·勒鲁被认为是法国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大卫·欧文·伊文斯在他的著作《浪漫社会主义———皮埃尔·勒鲁和他的同时代者》(布萨克1948年版)中引用了勒鲁的《马尔萨——是否总有穷人？》下面一段文字作为使用“资本主义”概念的证据：“资本主义工业(l industrie capitaliste)让我想起布雷斯特和土伦的划桨苦役。我看到整个整个被奴役的民族，在资本主义(capitalisme)的皮鞭下劳作。”(勒鲁， 1848年版第25页；伊文斯，第81页)。然而在勒鲁该著作的第二版中，“资本主义”一词消失了，同一段文字是这样的：“我看到整个整个被奴役的民族，在资本家(capitaliste)的皮鞭下劳作。”(勒鲁，1849年版第28页)。在这里，“资本主义”一词换成了“资本家”。由此可以推测，“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对于勒鲁来说同“资本家”这一术语的含义一样。

在法国二月革命期间，路易·勃朗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进入政府内阁的社会主义者，在他那里“资本主义”概念是这样使用的：“让我们看看，构成巴师夏先生全部论证的基础的诡辩是什么。这种诡辩就是经常混淆资本的有用性和我称之为资本主义(capitalisme)的东西，而资本主义，也就是说，一部分人占有资本，而把另一部分人排除在外。……因此你就可以高呼：资本万岁!我们维护资本，而我们以更大的热情反对资本主义(capital-isme)，即资本的死敌。下金蛋的母鸡万岁!保卫下金蛋的母鸡，反对企图杀鸡取卵的人!”(《劳动组织》第9版第161—162页)。他使用“资本主义”这一术语，是为了表达资本是排他性的占有物这种性质。

威廉·萨克雷是查尔斯·狄更斯之外维多利亚时代英国长篇小说家的代表，他使用“资本主义”概念来指称资产阶级的情感：“资本主义(capitalism)的感觉使保罗·德·弗洛拉克清醒，适于表达他的情绪。”(《新来者：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家庭的传记》第4章《1854年12月》，伦敦1996年版第488页)。

此外，法国革命家奥古斯特·布朗基可能写于1869—1870年的文章《社会批判》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窥伺时机、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e)抓住了协作这个工具……”(《布朗基选集》巴黎1971年版第147页)。后面还写道：“然后，资本主义(capitalisme)站在窗前，心安理得地看着人民在水沟中挣扎。”(第164页)显而易见，布朗基在这里使用的“资本主义”一词是同“资本”和“资本家”相关联的。

所有的例子都表明：1850年前后勒鲁、布朗和萨克雷，以及将近60年代末布朗基，都使用了“资本主义”概念，用以表达一种经济社会发展的总合状况，这种状况的特征如下：在现代经济制度产生的背景下，出现劳动阶级的贫困化；资本主义企业家为赚取利润而肆无忌惮；社会上贫富差距日益增大。在这些地方，“资本主义”还没有像今天最终形成的定义那样，用来表达现代社会的独特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形式。

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概念的使用

马克思将他在《资本论》中研究的问题领域，并没有归结为“资本主义”(Kapitalismus)概念，而是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尽管如此，还是能够证明马克思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使用了“资本主义”这一术语。然而，在马克思自己出版的著作、文章当中，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即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也是在1860年以后———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着手撰写《资本论》以后———的手稿中才出现的。在此前的文本中马克思是在其他概念下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学问题的。下面本文予以简要解释。

在我们今天称为“资本主义”的问题领域内，马克思所研究的是现代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独特的历史形态，他认为这种独特的历史形态是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决定因素，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对于马克思来说，这种独特的历史形态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中表现出来的。马克思在致安年柯夫的信和《哲学的贫困》中首先通过“资产阶级生产形式”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这种表达赋予这一思想以具体的形态。这些说法指的是现代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独特历史形态，因此它们同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期间阐发的概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致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发现”是在致安年柯夫的信和《哲学的贫困》中开始的。

把这种思想译入德文发生于1847年的文章《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在这篇文章中出现了“资产阶级生产”、“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等概念(译者未在该著中找到“资产阶级生产”[bürgerlicheProduktion]这一术语。———译注)。这种表达方式在随后十年里，从《共产党宣言》或者《雇佣劳动与资本》直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在马克思的著作里确定下来，在对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关系进行分析时被用来说明关键问题。

直到1857—1858年马克思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这种情况才有了变化。马克思在《大纲》中力求寻找“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替代概念。在《资本章》的开头马克思研究了资本在生产中的职能，也就是在雇佣劳动的依附性中资本进行的运动；在这种职能中对资本的定义完全不同于在资本同商品和同货币的关系中对资本的定义。在这个阐释过程中我们反复遇到如下表达方式：“建立在资本上的生产关系”、“受资本统治的生产关系”、“以资本为前提的生产方式”、“典型的名副其实的资本生产方式”。“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概念马克思几乎已经不再使用。

这里对“建立在资本上的”生产或者生产方式所尝试的各种不同表达方式，马克思用来取代以前使用的概念“资产阶级生产”或者“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从这个特点来说，它们在术语发展上代表通向《资本论》的中间阶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资本主义生产”或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概念赋予资本主义问题领域以新的术语形态。

这两个概念是马克思在1859年1月到1861年夏天他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二分册(后来以不同的方式在《资本论》中得到采用)的时候阐发的。这部阐释资本的本质的著作以《大纲》的《资本章》为基础。这里阐发的术语随后在《资本论》的一部庞大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以及在《资本论》本身中一再出现，而且，正如其很高的使用频率所体现的，作为固定的表达方式确定下来。“资产阶级生产方式”马克思再也没有使用过。

如果要回答为什么马克思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bürgerliche Produktionsweise)的概念改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kapitalistischeProduktionsweise)这个问题，那么就一定要看到同“资产阶级的”(bürgerlich)这一概念相联系的含义所具有的局限性。用这个词不可能表达出现代社会中以其现实形态出现的生产关系的全部问题领域。对“资产阶级的”(bürgerlich)概念的这种不足的日益加深的认识，促使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kapitalistischeProduktionsweise)的概念，从这一概念中后来出现了“资本主义”(Kapitalis-mus)这一术语。

三、“资本主义”概念的阐述和扩展

1870年，即马克思发表《资本论》第一卷三年后，接近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的阿尔伯特·E·F·谢夫莱发表了他的著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Kapitalismus und Sozialismus)。谢夫莱除了在标题中，还在正文中反复使用了“资本主义”概念。“国民经济学上的形态学”中的“经济联系的形式”成为他理解现代社会的关键。因此谢夫莱在术语上用“资本主义”来称呼作为“当今国民经济的支配性组织形式”和不同的个人组成的“社会综合秩序”的企业。

当然我们并不清楚，谢夫莱的“资本主义”这一表达源自何处。上文已经指出，马克思并没有使用这一术语。然而谢夫莱本人引证了马克思的话并声明说，马克思是在同他自己极其相近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为了避免误解，我要指出，马克思把资本理解为私人资本，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解为在统治上与雇佣劳动者相对立的独特的经营形式。……因此，他的资本主义(Kapitalismus)概念比我迄今所使用的这个词的概念要窄。”(第310页)怎样才能解释谢夫莱对马克思的令人感到矛盾的引证呢？谢夫莱在同《资本论》进行争论的时候，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已经有了一套自己的理论理解。由此出发，他用自己的理解解释了马克思的结构性的阐述。谢夫莱由此得出自己的理解：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的结构性概念面对他本人的阐述显示出意义上的局限性。

另外一个阐述来自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同英国正统的学术观点不同，霍布森认为，工人阶级的过低消费引发了经济危机。他在1894年发表的著作《现代资本主义的演化：机器生产研究》(伦敦版)中，将“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理解为“机器生产”的不断扩展。从这个角度出发，他研究了作为机器生产的结果的工业、企业和市场的各个方面的变化。霍布森在他的著作的第一版中这样表达他对“资本主义”概念的理解：“是现代工业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中心因素由一个专门用于现代工业的描述性称号———资本主义———表示出来。”(第4页)在霍布森那里，工业生产中机器的运用形成资本主义概念的中心因素；“资本主义”由此被用来表达工业的技术性质。这一概念的社会因素，即表达人的社会关系的生产关系和建立在赚取利润的基础上的独特的对价值的理解，在这种定义中就没有得到考虑。

霍布森在受到威尔纳·桑巴特1902年出版的著作《现代资本主义》(慕尼黑、莱比锡)的启发后，对他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演化》作了大幅度的修订和扩充，在新版中他对他的“资本主义”概念作了修改和进一步的阐发。现在霍布森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工业形式，这种工业形式必须具备如下五个重要的因素：(1)积累； (2)无产阶级的存在； (3)工业技术； (4)市场； (5)资本主义意志。这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描绘的是经济企业的一种制度，它是在这样一种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霍布森作了这样的界定，就是将作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的表达的“资本主义”概念扩充到国民经济方面。

桑巴特本人则给出了另外一种定义。《资本论》第三卷一出版，桑巴特就发表了一篇受到恩格斯肯定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探讨了《资本论》的内容和意义。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桑巴特通过与手工业概念的对比最终得出如下定义：“我们用资本主义来称呼一种经济方式，其中特有的经济方式是资本主义企业。”(第195页)对桑巴特来说，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企业的形态之上的，它在雇用经营者的基础上，以赚取利润为目的。

随后，桑巴特在1909年发表了《资本主义企业主》一文(《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文库》第29卷第689—757页)，对自己的资本主义概念进行了修改。 《现代资本主义》第二版(1916年)就是以这个修改了的定义为基础的，它同第一版中运用的定义明显不同。在第二版中，资本主义是这样定义的：“说到资本主义，我们的理解是一种确定的经济制度，它具有如下的特征：它是一种交换经济的组织，在这种组织中通常有两个居民群体———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们同时掌握领导权，是经济主体，以及没有财产的纯工人(作为经济客体)———通过市场联系起来，一起发挥作用；这种组织受到营利原则和经济理性主义的支配。”(第319页)在这里，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被理解为社会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关系；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表达了社会的一种独特的经济组织形式。

此外，桑巴特还努力从以“资本主义精神”为印记的资本主义企业出发，来解释资本主义的产生。为了给这种“精神”———最终为资本主义的产生负责的因素———以具体的形态，他把“企业精神”说成一种“钱财欲、冒险乐趣和创造精神的综合”，把所谓的“市民精神”说成人的经济方面，它和宗教以及其他各种因素一样，都对人的思想精神上的根本立场产生影响。

四、结论

1850年前后开始得到使用的资本主义(Kapitalismus)概念，一开始只不过被当作“资本”(Kapital)概念或者“资本家”(Kapi-talist)概念的同义词来运用。直到在马克思那里，这个概念才获得了一种抽象的意义，但是还没有形成最终的术语形式。在表达现代社会中的生产方式的独特历史形态———这种独特的历史形态又是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征———时，马克思阐发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这一术语，马克思凭借这一术语能够清楚地阐明“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随后，谢夫莱、霍布森和桑巴特等人以马克思开创的结构性阐述———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描述了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为基础，各自提出了对这一概念的定义。由此他们深化了“资本主义”这一术语的含义，他们不再把这一术语直接当作某种特定的生产方式的表达。确切地说，他们把“资本主义”理解为现代社会的总体经济制度，这一总体经济制度受到一定的关键原因的制约，而每一个这样的关键原因又都会塑造出另外的一些关键原因。

附录：

重田澄男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论丛·新辑》2007年卷中发表了《关于重田澄男〈“资本主义”概念的起源和传播〉》，对他的这篇文章作了补充。他首先列举了他在马克思著作中发现的使用名词“资本主义”的例子(相当于《国外理论动态》本期所载《关于马克思著作中名词“资本主义”使用的考证》一文所列第1、2、5、7、8、9、10、11例)，然后他制了两个表来展示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和《资本论》三卷中使用相关术语的频率：

[重田澄男还作了补充论证，以下为其中的部分段落：]

我并不认为马克思使用的“资本主义”表现了资本主义一词在术语学中的自身的独特特征和意义。原因如下。马克思在他出版的著作和文章中从未用过“Kapitalismus、capitalisme、capitalism”。只是在手稿和书信中他才使用了“资本主义”。而且如上表所示，使用“资本主义”的情况极为罕见。此外，书信中使用该词时是英语或法语，只是在谢夫莱的书名中是德语。而且，“资本主义”一词的含义在马克思那里实际上同“资本主义生产”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样。

[……]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草稿)》中，马克思谈到：“李嘉图把资产阶级的生产，确切些说，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看作生产的绝对形式。”(MEGA II/3·4， S·12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6卷III第54页])马克思在这里指出“资产阶级生产”这一术语并没有精确地表达资本主义生产的确定内容。

问题不仅仅是用来表达对现代社会相关因素的观念的术语是什么。马克思非常精确地阐述和确认了它的内容(同雇佣劳动相关的经济基础，现代社会以生产的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关系，同商品和货币关系有鲜明区别)，根据有关这一内容的观念，马克思确定了新的术语(“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新的术语(“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适合于更为精确地表达马克思获得的有关现代社会相关因素的新观念。■[卫华：中共中央编译局 责任编辑　周思成]

谢选骏指出：不知为何，上文作者没有提及《共产党宣言序言》中多次提到“资本主义”。不论这是出于无知，还是出自隐瞒，都很能说明，共产党人很想掩盖“资本主义”的宣传性质，而想把“资本主义”打扮成为一个学术名词。

不过在我看来，“资本”是一个名词，“资本主义”是一个形容词，“资本主义社会”则是一个幽灵——一个共产党宣言捏造出来的幽灵。与此相同的还有“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纪元”等共产主义的幽灵系列……

《“资本主义”：一个基本概念的生成及其使用》（2018-02-01 曹龙虎）报道：

内容提要虽然各类工具书在介绍“资本主义”概念时都直接将其表征的经济生产方式至少追溯到15、16世纪，但事实上，该词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零星出现在一些学者的著作和论述中间。20世纪以后，该词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广泛兴起的背景下，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词汇得以广泛传播，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基本概念。作为一个政治色彩浓厚的基本概念，“资本主义”最主要的使用领域是“政治—社会”领域。除此之外，“资本主义”概念还在学术界被广为使用。极强的知识生产功能是这一基本概念的重要特性，通过储存或者统摄其他概念和其诸多的衍生形式，以及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频繁使用，“资本主义”概念的基本含义不仅得以明确，也真正转化为一个人们不假思索便可脱口而出的词汇。

在人类近代史上，“资本主义”一词可谓最为人所耳熟能详的概念之一。按照历史教科书的流行叙事，人类大约从15、16世纪开始进入“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代，并在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后建立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人类进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相对抗的时期。很多学者在著书、立说时都直接用“资本主义”一词总体概括今天依然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模式。总之，“资本主义”一词是我们描述人类近代历史发展的关键词汇之一。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不过，既有研究的着力点主要在于挖掘“资本主义”的思想内涵，对“资本主义”概念问题的探讨比较少。近年来，随着关键词、观念史、概念史等方法的引入，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从概念溯源的角度来梳理“资本主义”一词，试图厘清这一重要概念的使用情况。大体来说，已有研究为我们明晰了“资本主义”一词的生成路径，尤其是马克思等人对“资本主义”一词的使用，但是对“资本主义”一词在使用过程中的诸多特性，如领域划分、知识生产功能等的挖掘显得不够。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概念在近代的生成和使用状况重新作一梳理。除了“资本主义”概念词源学的详细考证外，笔者还希望对“资本主义”使用的基本领域和这一概念的知识生产功能略作探讨，以增进人们对这一人类政治、社会生活中基本概念的认识。

一、 “资本主义”的词源学考证

作为一个含义无比丰富的概念，如果仅仅着眼于“capitalism”这个概念的词语本身，可能很难厘清这个概念在词源上的来龙去脉。例如，布罗代尔在讨论“资本主义”一词的词源时就说：“‘资本’和‘资本家’是‘资本主义’的支架并赋予其含义。若仅仅用于历史探索，只有当你把‘资本主义’一词认真地用‘资本’和‘资本家’两个词套起来的时候，你才能界定其含义。”按照这样的思路，笔者将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之上，依次梳理“capital”、“capitalist”和“capitalism”在西方语境的使用及语义变化情况，以明晰这一概念形成的语义变化脉络。

（一）“capital”的语义变化及使用

在现代英语中，当“capital”作为名词使用时，有资本、本钱、本金、首都、都城、大写、会议等含义；作为形容词使用时，有资本的、首都的等含义。根据《柯林斯拉丁语——英语双向词典》，“capital”的拉丁文书写形式“capitālis”的词源来源于拉丁词汇“caput”，含义有头部（head）、顶部（top）等，其词根是“capiō”，意思有抓住（take）、捕捉（seize）、攫取（catch）、占有（capture）等，而“capitālis”有致命的（mortal）、极端的（deadly）、危险的（dangerous）等意涵。大约从13世纪初开始，“capital”一词开始进入中古英语。

坎南和理查兹等学者考察了“capital”一词在英语中的早期使用历史，他们发现在英语中具有经济意涵的“capital（或者是capitall）”一词最早出现在那些教授英国商人怎样用高级方法进行记账的书籍中。他们都举了一个名叫杰姆斯·皮尔（James Peele）的会计的例子。其中，坎南发现，1569年这名会计在教授一门名为“意大利商人记账的艺术”（the art of Italian merchants accounts）课程时，使用了“capitall”，并将“capitall”与表示资金等含义的“stocke”连用。显然，这里的“capitall”有经济意涵。而理查兹则发现1569年杰姆斯·皮尔（James Peele）在一篇名为《通往完美之路》（The Pathe waye to perfectnes）的会计论文著作中使用了“capitall”一词。其中，“capitall”与“stocke”、“money”、“debts”等连用，显然也在经济意义上被使用。

大约从17世纪开始，表示经济意涵的“capital”一词开始在英语世界被广泛使用。1611年，英国人兰德尔·科特格雷夫（Randle Cotgrave）在其编纂的《法英词典》中，就收录“capital”一词，并把它的意思界定为“wealth，worth; a stocke，a mans principall，or chiefe，substance”。法语中“capital”一词的使用和德语中“Kapital”一词的使用与英语中“capital”一词的历史和逻辑非常相似。约从17世纪开始，表示经济意涵的“capital/Kapital”开始在法语和德语中流行开来。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出，早期英语中的“capital”、法语中的“capital”以及德语中的“Kapital”的都是在一种具体含义上使用的，用来指一笔钱、一笔债款或者一笔商业资金。不过，这么简单明了的意涵似乎很难得到今天各种辞典、工具书的佐证。以《不列颠百科全书》为例，在该词典的界定中，“capital”一词虽然也有上述含义，但其更多是作为专业术语用于经济学领域，“广义的资本可以包括生产系统中一切物质的、非物质的和人力的投入；不过一般来说，更加有用的定义是将此术语限制为指生产企业所掌握的物质性生产。按照这种意思，有两种形式的资本。货币或金融资本是一种用于投资的、流动的、无形的资本。货物资本——即实际或物质资本——是在生产中产出的或用以生产其他货物和服务而使用的有形项目，诸如建筑物、机械、设备等。货币资本是为融资获得实际资本或货物资本而销售股票和债券来筹集的资本。货物资本和储蓄相类似，为了供应将来生产和消费的物品，二者都需要延迟当前的消费。”1776年，亚当·斯密将能够创造收入的财产称为“资本（capital）”。

马克思不仅将“资本”作为专业术语使用，还赋予其一定的政治意涵。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的本质是“生产资料”，“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Kapital verwandelten Produktionsmittel），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或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按照这样的思路，马克思在著作中为我们区分了各种类型的资本，包括货币资本、现实资本、生息资本、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等，并为我们厘定了一个把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特定过程。

如是，我们大体可以这样描述现代西方语境中的“capital”一词的语义变化情况及现代含义：作为“capitalism”概念的一个重要支撑，“capital”在15、16世纪以前，只是一个混杂在若干表示金钱、财物词汇中的一员；从17世纪开始，其使用程度开始日趋频繁，并开始从其他表示金钱的词汇中分离出来，“capital”开始作为一种经济学的专业术语和政治术语被使用。

（二）“capitalist”的语义变化及其使用

在英语中，“capitalist”的出现时间比“capital”要晚，但比“capitalism”要早。根据《牛津英语词典》对“capitalist”一词的解释：1792年，英国农业经济学家亚瑟·杨格（Arthur Young）在其创办的期刊《法国旅游》（Travels in France）中使用这个词，“解决这两个弊端的唯一措施是禁止低于支付责任的土地所有权划分；或者，干脆取消土地税。这些措施的一个总的弊端是导致那些有钱人（moneyed men）或资本家（capitalists）逃税。只有消费税才能影响他们。”在这里，“capitalist”的含义比较表面，被当作有钱人的同义词。而1823年，英国湖畔诗人塞缪尔·科勒律治在其谈话性著作《茶话》（Table-Talk）中讨论济贫法的颁布缘由时，也使用了这个词，“济贫法(Poor-laws)是一个全面商业和制造业系统的不可避免的补充。……将伊丽莎白女王的法案说成为这个国家创造了济贫法无疑是大谬不然。贫困费（the poor-rates）乃是由资本家们（capitalists）由于雇佣劳工而支付的体恤费，或者说是代表他们所支付的。它就是劳动价格，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从文中可以看出，这里面的“capitalist”的含义已经不仅仅指有钱人，而是开始与劳动力（labor）、需求（demand）等联系在一起。

雷蒙·威廉斯在其《关键词：文化与社会词汇》中除了引述《牛津英语词典》中的上述两个例子去说明“capitalist”的含义变化之外，还引用了英国社会主义作家托马斯·霍奇金（Thomas Hodgkin）在《劳方对资方主张之辩驳》（Labour Defended against the Claims of Capital）中对“capitalist”一词的使用，“在生产食物和制造服装、生产工具和使用工具的人们之间，横亘着资本家（capitalist），他既不生产也不使用它们，还将自己视为两者的生产者。”托马斯·霍奇金将“capitalist”描述为既不制造也不使用工具、却将这些生产挪为己用的人。这里面对“capitalist”的界定与后来马克思著作中的相关描述和批评已经比较接近了。

法语中“capitaliste”一词在大概出现于17世纪中叶。根据布罗代尔的说法，《荷兰信使报》（Hollandlsche Mercurius）在1633年曾使用过一次，1654年又使用了一次。而且在1699年，联合省（Provinces-Unies）三级会议制定的新税也把“capitaliste”与其他的群体区别开来。而德语中的“Kapitalist”概念流行则要到17世纪最后三十多年。最初的“Kapitalist”，部分指代商人（Kaufleute），部分指代能借出金钱的银行家（Bankiers）和纯年金收入者（Reine Rentiers）；另外，富裕的农民按照占有的土地面积也可以被归入小型（kleinen）、大型（groen）或者超大型资本家的行列。

（三）“capitalism”的早期使用

一般认为，在英语中最早使用“capitalism”一词的文献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长篇小说家威廉·萨克雷于1854年出版的著作《新来者：一个最值得尊敬的家庭的传记》。该书在描述一个名叫德·蒙孔图尔（de Moncontour）的王子在巴黎的经历时，使用了“The sense of capitalism”这一用法，翻译成中文即“资本主义的意识”。这里的“capitalism”与“sense”联系在一起，表示一种“capitalism”的情感、感觉或者意识。

法语里面最早使用“capitalisme”一词的例子可追溯到路易·勃朗等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1848年，路易·勃朗在其《劳动组织》（Organisation de travail）一书中写道：“我们可以审视一下作为巴师夏先生所有推论基础的诡辩是由何构成的，这种诡辩就在于无休止地混淆了资本（capital）的和我以后将之称为资本主义（capitalisme）的用法。也就是说，资本被一些事物的占据也就意味着对其他东西的排除。正是这样，事物使用的结果是它的独占而非它的本质。”在路易·勃朗这里，“资本主义”是对“资本”的一种超越状态，表示一种资本对事物进行排他性占有的特征。

在德语中，根据《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辞典》的考证，1815年在德国南部出现“C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资本主义生产）概念，与现代的“资本主义”概念有相似之处，表示一种制造剩余价值和储备物的生产活动，但使用较少。该词典认为“Kapitalismus”（资本主义）概念可能是从当时的法国引入的，并且从18世纪中期开始“Kapitalistischer Betrieb”（资本主义生产）和“Kapitalistische Hilfsmittel”（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两个概念在德国自由主义人士中已经被广为使用。1869年，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Rodbertus-Jagetzow）在其著作《解释和纠正目前涉及土地所有权的信贷》（Zur Erklorung und Abhülfe der heutigen Credit noth des Grundbesitzes）中，开始独立使用“Kapitalismus”这一概念。

从上述梳理可以看出，“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的最早使用是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的，不过，当时该词只是零星出现，并未大规模流行。以马克思（1818—1883）为例。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正好横跨19世纪，但根据重田澄南、徐洋等学者的考辨工作，马克思很少使用“资本主义”的名词形式——“capitalismus/capitalism/Kapitalismus”，在绝大部分场合，马克思都是使用“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资本主义生产）和“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术语来表达他所分析的、在今天被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或者社会形态。

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开始渐渐流行开来。1870年，即马克思发表《资本论》第一卷三年后，德国学者阿尔伯特·谢夫莱（Albert Schffle）就在其著作《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Kapitalismus und Socialismus）的标题中出现了“Kapitalismus”（资本主义）这一词，并且在著作中反复使用这一概念。1894年，英国学者J.霍布森出版了著作《现代资本主义的演化：机器生产研究》。在这本书中，霍布森不仅使用了“capitalism”这一概念，还界定了这一概念的基本要素；1902年，桑巴特出版了著作《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这样，最早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最晚甚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开始广为流行开来。如今，基本上所有重要的词典、社会科学工具书都收录了“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的词条，并对之进行了或严格、或宽泛、或具体、或抽象的定义，“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人们平时生活中最为常用的基本概念之一。

（四）“资本主义”概念确立过程的回顾和补充说明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断言，“capitalism”一词不可能在1848年以前出现，也不可能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广泛流传。笔者通过相关词汇在西方语境的使用及语义变化情况的梳理，大体印证了这一结论。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很多学者在用“资本主义”概念来阐述观点、表达见解时，都至少将其追溯到15、16世纪，但实际上，西方“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的出现是非常晚近的事情。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资本主义”概念的确立过程呢？

作为“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更高阶的词语范畴，“ism/isme/ismus”（主义）这一用法是在16世纪以后才变得流行起来，而且其在早期主要用来指称教派。在今天表示某种学说、理论、思想体系等意涵的用法，形成于17—19世纪各种近代哲学思想发展起来之后。“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显然就是“ism/isme/ismus”（主义）这一用法扩大后的产物。但是，正如诸多辞典、工具书所揭示的，我们今天称之为“资本主义”的产生非常早。如此，在“资本主义”书写形式，即“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形成之前，人们只能借助其他的词汇来表达相关思想了，虽然这种表达在理论层次尚在浅表。

从“capital/Kapital”（资本）、“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两个词汇的形成时间和使用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出，比“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形成更早的“capital/Kapital”（资本）、“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两个词应该在早期人们表达对“资本主义”的理解过程中充当了重要作用。从时间上来说，“capital/Kapital”（资本）一词最早，在15、16世纪就被广为使用，而在17世纪以后则日趋频繁。马克思对其的阐释确立了“capital/Kapital”（资本）的经济术语和政治术语地位。“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一词则自广泛使用起，就与人们基于某种价值理念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联系在一起了。而在很长的时间里，此类表达经由文学作品、理论著述而变得广为人知。

宽泛言之，人们对“capital/Kapital”（资本）、“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等词语的使用，属于我们理解“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据笔者查考，没有任何资料显示“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出现时，人们对这一词汇的使用有陌生感或者突兀感，无论是阿尔伯特·谢夫莱，还是约翰·霍布森，抑或是桑巴特，大家都在一种不言自明的状况下使用该术语。笔者以为，这一现象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capital/Kapital”（资本）、“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等术语的使用。当然，前文提及的马克思频繁使用的“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资本主义生产）、“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术语也功不可没。原因很简单，由于之前人们借助“capital/Kapital”（资本）、“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资本主义生产）、“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术语来积累了丰富的关于“资本主义”所表征的经济制度、组织形式等问题的认知，所以当“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出现时，人们对其的容受就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障碍了。

二、 “资本主义”概念使用的两个基本领域

英国学者毛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将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类型归纳为三类：第一种从生产方式这个特定的角度出发，进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和发展规律，并预测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取向；第二种从文化的视角出发，重点研究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以及继续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精神内涵；第三种将资本主义视为自然经济或者传统农业经济之后的一种具有现代特征的经济形态，着重分析这种经济形态的形成历史、内部组成要素及现实影响等。在毛里斯·多布区分的基础上，笔者将第一种研究取向（马克思主义学派）单列出来，将其使用的领域命名为“政治—社会”领域；并把第二、三种研究取向统一纳入学术领域进行讨论。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毛里斯·多布的区分，还是笔者的区分，都并非严格意义的截然划分，而只是在考虑研究问题内在属性的基础上，为了叙述的便利进行的适度区隔。

（一）“政治—社会”领域中的“资本主义”概念

这一领域的“资本主义”概念的意涵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其后继发展则与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密切相关。所以，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领域的“资本主义”概念，我们首先要对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资本主义”的基本意涵进行阐述。一般认为，虽然在1844年之前，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已经从批判普鲁士封建国家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探索，但此时并未形成对资本主义的完整认识；直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马克思通过对“需要”的讨论，开始对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的“资本主义”有所体认；继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一批政治作品中，马克思开始确立理解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社会历史的一般方法；最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揭示了一种资本的生产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运作形态。囿于篇幅所限，本文不拟从时间的角度来详述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观的形成过程，而只是对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两重含义，即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和作为历史分期的“资本主义”进行分别说明。

1.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对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阐述得最为经典的著作无疑就是《资本论》一书了。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即言：“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Produktions-und Verkehrsverholtnisse）。”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二重性、商品的二重性、剩余价值的产生过程、资本循环过程等的分析，为我们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并最终从生产关系入手，通过对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揭示，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sweise）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kapitalistische Aneignungsweise），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kapitalistischen Era）的成就的基础上，即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在“资本主义”概念的现代使用中，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是诸多义项中最重要的意涵。近乎所有的辞典在界定“资本主义”一词的意涵时都从生产方式入手来说明这一概念。例如，由英国学者汤姆·博托莫尔编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就是从“生产方式”这一角度首先阐述“资本主义”一词。书中写道：“资本主义（capitalism）一词是指一种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以其各种形态出现的资本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同样，由国内学者赵德水编著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辞典》也突出了“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这一条线索，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内部因小生产的分化而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两个前提条件是：（1）出现大批获得人身自由但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他们只能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2）大量的货币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从而使他们具备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剥削雇佣劳动的能力。”

2.作为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确立“从物质生产出发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一般方法；而在《共产党宣言》中则勘定了“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发展序列位置和代替关系；最终，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了“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样的论断。

前文提及的日本学者重田澄男曾这样总结“资本主义”概念的起源和传播。他认为，马克思虽没有直接使用“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词，但正是由于马克思的卓越贡献，“资本主义”概念开始成为一个解释力极强、并且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此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后继者们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有了很多新进展。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展开，马克思学说与政治社会斗争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马克思主义视野中“资本主义”概念开始越来越渗透“政治—社会”领域。这也是本文将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资本主义”视为“政治—社会”概念的缘由。

总的来说，在本文总结的“政治—社会”领域中，“资本主义”既是一种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社会形态。作为一种革命学说，马克思主义以颠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方式、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为目的。由于“资本主义”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重要地位，后世的很多学者多少受到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相关论述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相关政治活动或者革命运动在全世界范围的展开，“资本主义”概念也一次次地以政治口号或者宣言的形式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人们文字论述甚至口头表达中频繁使用的基本术语。

（二）学术领域中“资本主义”概念的使用及其争议

前文提及的阿尔伯特·谢夫莱、约翰·霍布森、维尔纳·桑巴特等学者对于“资本主义”一词的使用，都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一词在学术领域使用的案例。由此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概念很早就被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所使用了。不过，要想让那些对专业属性有极高要求的学者们毫无障碍地接受语义复杂、具有政治色彩的“资本主义”一词，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事实上，在学术领域中使用“资本主义”概念一直饱受争议，很多学者都拒绝在学术著作、论文中使用这一词汇。作为一个在“政治—社会”领域广泛使用，并且与诸多政治运动、革命运动联系紧密的概念，“资本主义”概念的政治色彩显然与专业领域研究时的“价值中立”要求相悖离。布罗代尔就认为，“自从本世纪初和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该词（资本主义）不断在增加新的含义，因而它使太多的人感到为难”，并转述历史学家郝伯特·希顿的观点说道：“在所有以主义结尾的词中，资本主义一词最容易招惹是非”。黄仁宇也持类似的看法，“要给这名词（资本主义）适当的定义，则非常困难。……即使我们引用到‘资本主义’这四个字，也可能前后用意不同，更害怕别人顿生误会。”不过，布罗代尔、黄仁宇等人都是在声明了“资本主义”一词的含混和政治色彩浓烈之后，继续使用了这一概念。就像布罗代尔说的，“继续使用该词的一个很好的理由是，任何人都没有提出一个更好的词来代替它，包括对它批评最严厉的人在内。”但是，抵制这一概念的学者也非常多。法国学者米歇尔·于松在《资本主义十讲》就提到，很多经济学家，诸如夏尔·吉德（Charles Gide）、坎瓦斯(Canwas)、马歇尔(Marhshall)、塞利格曼(Seligman)、卡塞尔(Cassel)，都拒绝使用这一概念。甚至到20世纪60年代，雷蒙·巴尔（Raymond Barre）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économie politique）中还是刻意回避这一概念，而是使用“分权经济”（économie décentraliée）这一说法。

（三）“政治—社会”领域和学术领域之间的区隔与交错

为了方便讨论，笔者将“资本主义”概念的使用领域分为“政治—社会”领域和学术领域，并分别叙述了这两个领域“资本主义”概念的基本意涵和使用情况。客观而言，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诸多论述中，除了《共产党宣言》明显的政治纲领色彩之外，其他著作如《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都是严肃的政治经济学作品。笔者将其纳入“政治—社会”领域中加以考察，主要是考虑到马克思学说与后来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密切关联。笔者以为，在“资本主义”概念使用的两个基本领域中，“政治—社会”领域与学术领域虽有区隔，但更多的是交错，并且“政治—社会”领域的“资本主义”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术领域“资本主义”概念的独立性。不少工具书在阐述“资本主义”概念时，都尤为突出其政治意涵。例如，安德鲁·海伍德在《政治学核心概念》中讨论“资本主义”概念时，开篇即陈“很少有什么问题能像资本主义那样使政治争论分化为两极。……左∕右意识形态的分歧一般都被理解为是反资本主义和亲资本主义两种立场之间的论战。”如此，我们也就更能明白为什么倡导“价值中立”的学者们在使用“资本主义”概念时的犹豫不决了。

三、 “资本主义”概念的知识生产功能

根据当代西方著名话语分析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的观点，“话语”具有建构世界的知识生产功能，“话语在社会意义上是建构性的……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显然，作为“话语”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表现形态的“概念”肯定也是具有这一特征。例如，科塞雷克在为著名历史学家斯特凡·约尔丹主编的《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撰写的“概念史”词条中，就认为：“对于概念史而言，语言一方面是此前已被发现的‘事实’的指示器，另一方面又是发现这种事实的因素。……概念史斡旋于语言史和事件史之间。它的任务之一就是分析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概念与实情之间关系的一致性、偏移性或差异性”。

作为“话语/概念”在社会实践层面功能发挥的一种概括，“知识生产功能”的涵盖面甚广，很难面面俱到地呈现。一个恰当的选择可能是对其外化出来的表现形式进行总结，继而探析其与政治实践的密切关系。显然，“话语/概念”知识生产功能的直接外化形式就是一个概念对其他概念的储存或者统摄和概念的衍生性这两个方面。这两个特性在“资本主义”概念的使用过程中反映得特别明显。就“资本主义”概念对其他概念的储存或者统摄特征来说，“资本主义”概念经常与“封建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产阶级”、“生产”、“消费”、“交换”等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资本主义”概念本身也必须借助这些词语/概念才能得到清晰界定。而就“资本主义”概念的衍生性特征而言，“资本主义”概念也体现得很清楚。在笔者查阅的诸多工具书中，有很多都是在收入“资本主义”词条的同时，对“资本主义”概念的诸多衍生形式进行了收录，并加以解释。有些甚至囿于“资本主义”概念的复杂性，只是对“资本主义”概念的诸多衍生形式进行了收录和解释。例如，1918年，理夏德·帕索夫（Richard Passow）在《资本主义：概念与术语的研究》一书中，为我们列举了“早期资本主义”、“高度资本主义”、“贸易资本主义”、“将来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效果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乡镇资本主义”、“卡特尔资本主义”、“信任资本主义”、“出口资本主义”、“老资本主义”、“封建资本主义”、“组织资本主义”、“社会化的资本主义”（Vergesellschaftungskapitalismus）、“社会资本主义”（Soziakapitalismus）等16种“资本主义”概念的衍生形式。值得一提的是，很多“资本主义”概念的衍生概念，例如“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实质上也已经有了越来越强地成为“自主”概念或者“独立”概念的倾向。

当然，“资本主义”概念知识生产功能更真切的体现应该是在具体的政治、社会实践过程中。关于这一点，无论是近代以来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还是前几年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都可以佐证。从概念生成的角度来说，概念之所以成为概念，正在于其通常不会被刻意地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词汇专门使用，而是与很多相关概念、词汇混合、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复杂的概念图景，这是一个术语或者词汇转化为基本概念的标志。通过储存或者统摄其他概念和其诸多的衍生形式，以及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频繁使用，“资本主义”概念的基本含义不仅得以明确，也真正转化为一个人们不假思索便可以脱口而出的词汇。

本文根据概念史的相关问题意识对“资本主义”概念进行了词源学考证，并分析了其在“政治—社会”领域和学术领域的相关使用情况以及这一概念的知识生产功能。囿于“资本主义”概念本身的含混性以及其所涉及问题的复杂性，下面为了更好地阐述本文的主题，兹再做以下几点说明。

首先，与“democracy/民主”、“republic/共和”等很多近代政治概念在历史变化发展中不断获得并丰富其含义的过程不同，我们可以用“事实在先，概念在后”这一句话来总结资本主义概念的形成过程。具体来说，虽然各类工具书在介绍“资本主义”概念时都直接把其表征的经济生产方式至少追溯到15、16世纪，但事实上，该词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零星出现在一些学者的著作和论述中。直到20世纪以后，该词才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广泛兴起的背景下，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词汇得以广泛传播，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基本概念。不过，虽然“资本主义”（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一词出现的时间非常晚，但可能由于之前人们早已借助“capital/Kapital”（资本）、“capitalist/capitaliste/Kapitalist”（资本家）、“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资本主义生产）、“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术语来积累了丰富的关于“资本主义”所表征的经济制度、组织形式等问题的认知，所以当作为词汇的“capitalism/capitalisme/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一经产生并流传开来以后，就迅速聚集了人们的相关知识，而成为人们频繁使用的基本概念。

其次，“资本主义”概念的最大特征就是其作为“社会主义”概念的对立面被频繁用到“政治—社会斗争”领域。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资本主义”既是一种生产方式，又是一种社会形态。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相关政治活动或者革命运动在全世界范围的展开，“资本主义”概念也一次次地以政治口号或者宣言的形式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人们文字论述甚至口头表达中频繁使用的基本术语。就“资本主义”概念而言，虽然除了“政治—社会”这一范畴之外，“资本主义”还长期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被很多学者使用，但由于“资本主义”概念的政治色彩，也让其在学术领域使用时充满争议。

最后，作为典型的政治概念，“资本主义”概念不仅直接作用于政治、社会运动，还在其中拓展意涵。具体来说，“资本主义”概念一经生成，就与其周边概念或者其他政治概念结合在一起，派生出诸多子概念，形成一幅复杂的概念图景。这一概念图景的生成在让“资本主义”一词从一个术语演变为人们常用的基本概念，在不同阶段和有不同追求的人们中间，有不同的使用方法和不同的含义。

文章转载自“世界历史编辑部”公众号；原文载《世界历史》2017年第3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谢选骏指出：人说——事实上，在学术领域中使用“资本主义”概念一直饱受争议，很多学者都拒绝在学术著作、论文中使用这一词汇。作为一个在“政治—社会”领域广泛使用，并且与诸多政治运动、革命运动联系紧密的概念，“资本主义”概念的政治色彩显然与专业领域研究时的“价值中立”要求相悖离。布罗代尔就认为，“自从本世纪初和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该词（资本主义）不断在增加新的含义，因而它使太多的人感到为难”，并转述历史学家郝伯特·希顿的观点说道：“在所有以主义结尾的词中，资本主义一词最容易招惹是非”。黄仁宇也持类似的看法，“要给这名词（资本主义）适当的定义，则非常困难。……即使我们引用到‘资本主义’这四个字，也可能前后用意不同，更害怕别人顿生误会。”不过，布罗代尔、黄仁宇等人都是在声明了“资本主义”一词的含混和政治色彩浓烈之后，继续使用了这一概念。就像布罗代尔说的，“继续使用该词的一个很好的理由是，任何人都没有提出一个更好的词来代替它，包括对它批评最严厉的人在内。”但是，抵制这一概念的学者也非常多。法国学者米歇尔·于松在《资本主义十讲》就提到，很多经济学家，诸如夏尔·吉德（Charles Gide）、坎瓦斯(Canwas)、马歇尔(Marhshall)、塞利格曼(Seligman)、卡塞尔(Cassel)，都拒绝使用这一概念。甚至到20世纪60年代，雷蒙·巴尔（Raymond Barre）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économie politique）中还是刻意回避这一概念，而是使用“分权经济”（économie décentraliée）这一说法。

我看——“分权经济”说明这不是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集权经济，这是因为，在自由法治的社会里，金钱成为自由的媒介罢了，这就是资本。至于资本主义，是共产党作为它们构想的“社会主义”的对立面人为捏造出来的“靶子”，就像唐吉诃德把自己想象成正义的骑士，去讨伐名为恶魔实为风车的假想敵。

至于“资本主义社会”，更是一个伪概念——是共产党为了制造阶级冲突，煽动社会分化、策划动乱和暴乱，而妖魔化了的自由法治社会。

所以我现在看书，哪位使用了“资本主义”的概念进行社会分析，哪位就是打家劫舍的马匪无疑了。

【86、“阿姨学”——“法医学的操刀手”在做“英国史的博士后”】

网文《阿姨学：政治哲学、宣传与历史》报道：

“她早年没有料到自己后来的成就，没有准备政治宣传以外的东西。等到需要奠定理论基础的时候，她在社会上的名誉已经太大、政治上的立场已经凝固。在这种情况下，她无法考虑修正自己原先说过的话，动摇徒子徒孙的忠诚和信念。” ——刘仲敬《安兰德传》

阿姨曾直言不讳自比几百年前的英国 “小册子作家”。刘仲敬的专业是英国史，自然对 “小册子” 这个行业有着外行无法相比的认识。熟悉阿姨学的人都知道他蔑视辩论，强调宣传，而对辩论与宣传的区分则是小册子研究的基础。这篇文章的研究对象是阿姨学，不是刘仲敬的一切文本：他的博士论文绝无可能是阿姨学的一部分，否则他绝对毕不了业；再如他在某些正式场合的政治正确之语，也与阿姨学不相干；他对前苏和民国人物的评传也不是历史学（传记学和史学的区别：对前者而言背景被接受为现成的，对后者而言背景本身是争论焦点和对象。伊丽莎白与埃塞克斯的故事只是传记，而同时代一个普通磨坊主的生平研究若能折射出当时的经济和文化状况，就是史学）。这些文字虽是刘仲敬所写，对阿姨学而言却无关紧要。按照阿姨自己的说法，唯一重要的是 “解释体系” 和搭建这些解释体系的概念。历史学对 “文本” 的研究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方法，原因在于很多“文本”属性模糊不清。然而一旦认定某些文本是意识形态宣传小册子，研究方法就已被这种文本特征所限定。刘仲敬对剑桥学派那一套显然是有所了解的（见本文第二部分），对于将小册子文本当作言语行为（speech-act）来研究应该不会意外。

言语行为论绝非研究一切政治作品的最佳途径，却是研究意识形态话语的不二法门。波考克提醒过其同事们：不能用解读伯克的方法来解读霍布斯，小册子宣传和政治理论是两回事。假如你翻开《独裁者手册》这种只讲权力的结构及其运作原理且对“自由”等概念的 “真正意义” 不屑一顾的作品，就应当将其观点视作有待判断真假的“命题”。对于此类作品只有政治学模型研究才有价值，史料对错与作者意图都不重要（也只有严格的理论才配称“材料错误无法击溃理论大厦”）。相反，假如一本书旨在作意识形态修辞宣传，我们就不能将其视作命题，因为这些话语纯属无意义（nonsense）。它们不是真或假的，从命题的观点看：意识形态修辞无意义，连被判为真或假的资格都没有。这种文本在政治学上是价值不是零，而是负的。如阿姨自己所说：明知故犯的意识形态诱导 “不是为增加外行的政治理解力，而是让他们忘记自身的真实处境”，也就是洗脑。从历史的观点看：意识形态修辞虽无意义，却能借一定的语境发挥语效。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常见误解：剑桥学派的 “语境” 并不是指同时代，而是指这些意识形态词汇获得意义的话语体系，这些话语极可能与其施力的事件之间有很大的时代错乱，甚至出自凭空杜撰。而时代错乱的根源在于语义断裂被遮蔽了（剑桥学派的工作之一就是将表面上连续的历史被揭露为断裂的语义史）。因此当我们谈论意识形态小册子（例如阿姨学）的 “语境” 时，连接到的恰恰不是21世纪的中国语境，而是些奇怪的时空或文本穿越。阿姨自己承认其语境源自十九世纪史学，认为当代的史学专业研究只是 “考据” 的 “史农”，并对学院派多次表示了鄙视。这看似坐实了一些人对他的抨击：“刘仲敬是个民间史学家。”而本文要指出的是：阿姨学的所谓“解释体系”，多是对近五十年来史学观点的有意删改。这样一种文本实践必然充满自相矛盾，阿姨也常为自己的诸多矛盾辩护，甚至赞美 “有机的矛盾”，直言不讳 “逻辑一致的思想是病态的”。而本文要指出的是：阿姨学中“自相矛盾”的文本，在服务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幻觉的根本目的上皆无矛盾。如果你觉得矛盾，那说明你没将阿姨学当作小册子宣传来研究，更没理解阿姨的意图。斯金纳年仅29岁时写出一篇被后世称为“剑桥学派宣言”的文章 http://philpapers.org/rec/SKIMAU ，谈到我们不能预设政治思想家的文本都是自洽的，有时我们必须承认它们自相矛盾。然而斯金纳毕竟民哲，也是图样图森破：意识形态的 “意义” 并非语言哲学的那个 “意义”（前者在后者看来恰是nonsense），而是修辞营造的幻觉。如果无所谓逻辑，何来的矛盾？世间最常见的逻辑错误就是误用“逻辑”这个词。其次，剑桥学派的涉猎范围主要是英语世界，而在英语政治思想史上，意识形态话语确实多有着较明确的现实政治意图，然而这不能从理论上排除以意识形态本身为目的的可能。想想从 “十九世纪对十八世纪的反动” 直到海德格尔 “是希特勒背叛了我，除非他先向我道歉。”——不是为政治而意识形态，而是为意识形态而政治。在斯宾格勒的故乡，现实与虚幻、功利与浪漫的地位颠倒了，以言行事论这种骨子里透着英美实用主义味道的哲学，岂可直接照搬来解释来自德国的大师。

倘若一门政治思想的意图完全没落在现实政治上，而是落在了意识形态上，那么看似再矛盾的文本，从理论上讲都必然能被毫无矛盾地理解。如果你达不到这种理解，那只能说明你在方法上仍被理性自利人的现实主义政治模型左右，在价值观上仍被 “幸福-痛苦” 的功利之维主宰；你太正常了，以至于对“什么是正常”缺乏界限意识，也就无法理解疯狂。

意识形态研究注定是对谬误的研究，只有在谬误中人才会暴露自己。刘仲敬的正确之处并无特色，阿姨犯下的系统性错误才勾勒出了阿姨学的轮廓。然而人毕竟是有语言的动物，有语言则必然追求逻辑自洽。这也构成了姨教徒的通病：他们将阿姨的话奉为真理，而真理总是自洽的。这也回答一个在开始前必须回答的问题：谁是姨教徒？——将阿姨学视作“真实”或某种“解释体系”的都是姨教徒：任何解释体系都是关于历史真实的解释体系，然而对待阿姨学的正确方法，只能将其视作宣传。姨教徒会思考阿姨自相矛盾的话语和 “理论” 该如何解释，是否该视情况舍弃某一部分，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舍弃哪部分。甚至出现了一种奇葩现象：许多姨教徒自以为不是姨教徒，自认为能 “批判地” 提炼出姨学 “核心”。还有姨教徒将阿姨学中的概念作出悖离寻常语义的解释，似乎这样就“合逻辑”了，殊不知阿姨煞费苦心故意使用这些词汇正是为了利用它的寻常语义来作宣传。

组织资源

贯穿阿姨学的一个概念就是“组织资源”，而且无论在何种时代，阿姨都采用了地方主义的组织资源。这绝不是因为他缺乏广阔的视野：恰恰相反，阿姨格局极大，常持一种真·国际主义立场：让邪恶占据一些地区产生威胁是好事，这样能营造紧迫的局势，逼迫另一些地区倾向于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然而格局如此之大的阿姨却将人类从古至今所有时代的“组织资源”都限定在保守主义的土豪、封建、城邦、民族，显然是不正常的。

阿姨要求 “事先的全局理解”，然而史学学者刘仲敬深知史学反对任何统一的解释。“历史哲学” 注定是伪学科。不借助模型人就无法看清社会，然而每个时代都有独属于它的模型及独有的用以构建模型的概念。历史学中不存在方法先行，每个时代都有最适合它的方法，方法与对象在相互磨砺的过程中不断修正彼此。任何解释模式都依赖概念，语言却不断变迁：最不稳定的语言是意识形态概念，例如 “民主” 这个词的歧义曾经大到妨碍交流的地步。日常语言具备意识形态话语所没有的稳定性，你不可能把 “十年徒刑” 通过 “解释学” 变成八年；朝鲜的十年徒刑虽和挪威的十年徒刑极为不同，但未来历史学家总能区分二者。人类语言中最稳定的是物理语言，但即便物理语言也只在当前的历史研究中显得稳定：地球时代的历史学家只需在牛顿时空观下做交通史研究，几千年后的历史学者若不掌握相对论的时空计算法则，是不可能研究银河联邦的历史的。

阿姨强调的“组织资源”属于最不稳定的语言：每个社会都有很多种组织资源，不同的人对它的想象完全不同。只有这样的词能用来构建 “经学”、“历史哲学” 等伪学科。阿姨认为现代的组织资源被政府垄断，比过去弱。这只是他的宣传。古代以“土豪”为核的组织资源极为贫乏，只局限在村社规模。这种规模的组织不可能与在全国都掌握资源政府抗衡。组织资源的力度完全取决于地理上的联动程度，在现代国家任何地方主义组织资源都不堪一击。阿姨是学英国史的，但他没谈过英国史上的乱世中确有过地方主义 “组织” 的典范：英国内战期间许多地区都有一种叫 “clubmen” 的人，邻居们拿起农具团结自保。然而这种组织资源与更现代的资源比效果如何？阿姨说它是 “密封水仓”，然而1642-1651年不列颠人口减少了5%，该比例超过了1789-1802的法国革命和20世纪远程杀伤武器和总动员战争模式下的国共内战、韩战。阿姨认为地方主义越强，在战乱中就越能提供类似“密封水仓”，若做共时性横向比较，在比英国更分裂的德意志地区，三十年战争令全境人口损失1/3，一些小邦人口损失过半。平克这本书 http://book.douban.com/review/7595793/ 说明了小共同体那点儿组织资源何其脆弱，以及为何现代战争和屠杀尽管疯狂残酷，死亡人数占比例一般都小于古代。阿姨虚构出了一个 “散沙”，再拿小共同体那点可怜的组织和无组织的“散沙”相比（理想状态的 “散沙” 不存在），就像在细沙里看到了一粒比较大的沙石就以为是巨岩。

现代社会的组织是跨地区的。更重要的是：当韦伯式国家的力量伸展到了全境，组织资源的规模也必须伸展到全境，否则就不堪一击。当今小共同体只是在对内 “自治” 上比较厉害而已。最初的全境规模的组织资源叫什么？阶级。你姨的专业是英国史，但他不会告诉你彼得·拉斯莱特为何认定在1901年维多利亚驾崩前的英国其实只有一个阶级，即统治阶级。那是因为在1901之前只有统治阶级做到了全国联合，一切被统治 “阶层” 都尚未做到全国规模的联合。不过阶级可是 “左派” 的组织资源。随着大众民主的到来（文化上的）阶级的消解并没有弱化组织资源，而是铸造了全民规模的共识政治。这种组织资源是最强的，既然这些现代组织资源强度远胜地方主义，阿姨为何不提倡呢？因为这些较强的组织资源，要么需要依赖他所厌恶的左派意识形态，要么会滑向意识形态的消解。

阿姨认为意识形态的消解必然导致人们陷入 “短视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囚徒困境”，被一种叫 “政府” 的密不透风、绝对团结的神秘如单子般的实体各个击破。他能得出这种答案，并非对政治学无知，而是为吓唬你们投身意识形态。政治学根本无需意识形态来解释 “执法者为何守法” 问题。认为法律的效力源自它被奠基在神圣宪法之上，仿佛宪法是一种具有神力的符咒，是不入流的迷信。迷信总诞生于对力量赖以运作的真实原理的无知。立法者为何不能订立特权法律？没有任何英美议员会提案“议员工资涨百倍”，尽管这提案并不违宪。执法者为何守法？这是出于每个执法者对其他人的行为预期（expectation）。“预期” 概念是现代政治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以这个概念可以对一切法治社会进行人治解释。从政治学观点看，法治和人治的区分也是外行说法：法治就是每个甲都预期（expect）有乙会出于自利在甲违法时控告甲的人治。阿姨中葛兰西的毒太深，将 “国家”、“政府” 及其暴力机关视作铁板一块，若真如此，世上一切国家必然都是专制国家，区别只在仁慈和残酷的专制，这显然不合现实。为何没有一个美国总统敢称帝？没有一个总统傻到预期军队会支持他，没有一位将军傻到预期他的手下们会服从政变命令，而非逮捕他去国会邀功名垂青史。每个人都知道称帝之路九死一生，那自然无人敢称帝。在每个人都预期有他人会出于自利阻止其违法行为的社会，根本不会出现“短视版马基雅维利囚徒困境”，谁若短视倒霉的也只有他自己一人。

“法统” 也不是政治学概念。阿姨认为不谈法统就无法区分僭主和君主，借亚里士多德之名为他背书。然而亚氏论僭主的重点在于解剖其行为策略，且不止一处说过民选的僭主其实合法。阿姨将亚氏对君主 / 僭主的区分判定从政治的偷换成了意识形态的。根据亚氏，斯大林是僭主而戈尔巴就不一定；但若按照 “法统”，所有前苏领导人都一样、没区别。再说Tyrannus这个词就如Rex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无贬义，也绝非全无功绩。庇西特拉图行了梭伦的法、削弱了地方主义和贵族、促进了雅典民主；希腊只有一个城邦从未经历僭主期，永远地僵化在了军事贵族制，那就是斯巴达，也是人类史上最符合阿姨所谓“征服者VS降虏”模型的社会。这些才是阿姨不谈具体政策，却以贵族主义意识形态来批判僭主的原因。

可以看出阿姨并非真的赞美 “组织资源”，他所赞美的只是地方主义、小共同体意识形态的 “组织资源”。这种组织资源虽孱弱却 “保守”。阿姨不是想要组织资源，他恰恰不希望人们发现：小共同体意识形态对于任何工业革命完成后的社会（无论是否已完成了大众民主）都是多余的——不仅多余，甚至会削弱、撕裂共识政治的组织资源而非加强、巩固它。阿姨说了：意识形态不怕人反对。因为意识形态就是依赖虚假对立、制造无谓仇恨保持活力的。它最大的恐惧是被揭露为多余之物，被历史遗弃。

2. 作为诗学意象的“古老宪法”、“封建”、“辉格史学”

阿姨说 “历史叙事本质上是文学”，这是因为他自己的语义不稳定，就宣布整个历史学都一样坏。这和他谴责后现代主义时说差生往往持相对主义价值观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区别。阿姨学诞生于当今不仅因为当下中国话语混乱，也因为国人对历史的想象离作为一门学科的史学差距太大。当大量知识垄断在少数人手中，他们大可以趁这话语混乱的窗口期为自己的心理癖好参点私货，待混乱过去就没机会了（刘仲敬反复强调 “节点” 是决定未来的关键，大意即是趁你脑子不清把你骗上船，至于此后你即便醒悟过来，耗费十倍努力都无法扳回）。阿姨好引用人不给出处，已有多人提过，但多是关于中国古代史的。而我要说的是：其实就连编织阿姨学的最核心观点也是西方史学删改来的。换言之，阿姨学并非如刘自称的那样是休谟、麦考来的后人，而是现代西方史学的删改版。阿姨要隐瞒出处，不能简单归因于他要维持 “教主” 相望就不能把自己放低在 “中间商”、“转译者” 或 “搬运工” 地位：无论阿姨主观上是否想做教主（多半是姨教徒太low把他捧成了教主），他都不能引用西方学者，这是因为他必须将这些史学观点剥离语境才能扭曲到荒谬的地步。例如 “古老宪法” 这个词：谁若看过讲17世纪意识形态史的书《古代宪法与封建法》，就知道阿姨至少是了解其主要内容的。阿姨不提波考克，是因为省了你们读完波考克后回来批判他。不肖劣徒的最佳选择就是不报师门。“古老宪法” 既不是17世纪的也不是中世纪的，它是17世纪（尤其是早期斯图亚特）对中世纪的错误想象，他要的就是复活这种错误想象。而这套以 “溯古” 为特征的政治哲学的最终下场，并非被历史学证伪了（史学证伪仍是在究古，仍是对古代人权力的承认），而是在光荣革命后变得无足轻重，甚至成为当时新兴文体即 “讽刺” 的调侃对象。所谓 “古老宪法”、“封建法” 的想象，不过是过渡期充当一时权宜的意识形态。剑桥学派认为意识形态小册子影响历史的力量强于严密的政治理论，阿姨继承了这一观点：尽管如今世人只知霍布斯而不知柯克，却是柯克而非霍布斯短促而有力地影响了17世纪。然而当阿姨因一意孤行搞意识形态宣传被学院派鄙视时，却从未抬出剑桥学派来为自己辩护。这是为何？因为剑桥学派恰是要避免时代错乱，将这些小册子的影响限定在它的那个时代。而阿姨学本就是一种时代错乱的文本。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阿姨强调地方主义和小共同体是舍近求远、弃强求弱：这说明他不是真的为培养 “组织资源”，而是为了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他对封建的赞美也不是真的想复封建，姨教徒的这种念头完全荒谬。刘仲敬不仅清楚这绝不可能，有应该清楚（如波考克指出的那样）英国史上的普通法与封建法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这两套话语会最终导致王在法下VS作为立法者的国王的矛盾，只有柯克那代人意识不到这个矛盾。但阿姨不是柯克：柯克处处流露出普通法的心智（这涉及比思想史更深、更诚实的心智史领域），阿姨却有着高度自觉的防御性，这既是由于刘仲敬的智识远超柯克，更是由保守主义在当代意识形态光谱上的守势决定。即便普通法和封建法之间曾有矛盾，二者在服务于保守主义修辞宣传上却不矛盾：阿姨不关心 “要” 古老宪法还是 “要” 封建，因为在21世纪这一宣传必然是作为 “不要” 现代性出现的。然而一系列社会经济因素已极大地限制了现代政治的可能性。人口与城镇规模、交通效率及安全程度、运输成本、人的生活半径、识字率、印刷出版效率和自由、信不信巫术、社会人口构成、意识形态强度……在这些问题上有利于维持封建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状况均不可得兼。研究英国史的刘仲敬岂能不知？但写小册子的阿姨又怎会告诉你这些？社会经济史的方法从头到尾就是“准马克思主义”的，强调物质能力和物质需要的作用。“封建” 在他那里只是一个诗学意象，用来宣传宣传保守主义幻觉。“封建”、“中世纪” 之于阿姨学不过是个噱头，完全不具备政治现实中的指称。

阿姨曾自比 “辉格史学”，其实远远不是。各位若想知道何为辉格史学，BBC的16集《君主制》纪录片就是一种辉格史学。至于英国人既保守又进步、既虔诚又宽容的形象，最典型的例子不是麦考莱，而是小册子写手伏尔泰，种种夸张只为刺激法国人效仿他所想象中的远方。辉格史学就像18世纪的辉格党一样具有保守和进步的双面性。阿姨自比辉格史学，这种策略不过是承认自己犯了个小错来隐瞒其大错。辉格史学和阿姨学的相似只在一点：它们都将历史想象成连续整体，精确和进步的现代性是从粗陋和保守的古代 “生长” 而来。阿姨推崇19世纪辉格史学，藐视当今史学界，那当今学者中谁能入得了他的法眼？麦克法兰。刘仲敬赞扬他是 “问题意识强烈的人类学家”。

简要说下麦克法兰。首先我想说，麦克法兰在中国流行并非因为其史学作品广受好评，而是因为极受争议。他的观点很非主流，争议之大不亚于当今中国流行的另一些人：施特劳斯、施密特、海德格尔。这些都与当下国内所处时代密切相关。麦克法兰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Marriage and Love in England和谈日本法律的讲座中，都暴露了这个功能主义人类学家几乎全无时代意识。想当然地认为中世纪的爱情和18世纪相差无几、以战国时代类比当今日本人的心智，斯金纳、图利说“占有性个人主义”版的洛克已有时代错乱之嫌，而他竟将这概念套在13世纪！他的强项是横向比较：当研究被限定在约1550~1650的百年之内，埃塞克斯巫术与欧陆的差异就被勾勒出来了（James Sharpe仍认为他对时代变化的研究粗糙了）；现代世界发源于英格兰-荷兰的 “西北欧例外论” 在16-17世纪是可能论证的，但若像麦克法兰那样把“现代性萌芽”前推到12世纪就是笑话，不比刘仲敬一向鄙视的 “宋朝资本主义萌芽” 更高明。阿姨赞同麦克法兰的纵向叙事，岂非哪壶不开提哪壶？不，阿姨的真正目的恰是借用这巨型时代错乱，塑造 “从大宪章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的离奇幻觉。刘仲敬嘲讽左派史学：只有在无知的黑夜里，天下乌鸦才是一般黑。而他所推崇的又是什么呢？只有在瞎子的想象中，古今英国自古就是一色白。

接着说英格兰。英格兰启蒙看似不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一环，是因为它早在苏格兰、北美殖民地和法国启蒙开始之时就几乎完成了。英国 “经验主义” 盛行其实反过来说明理性方法已被调配恰当，否则人无法从升腾的雾气和漂浮的羽毛中发现引力。洛克和皇家学会的科学家们要比苏格兰人和法国人早上整整半个世纪。1735年英国巫术法判定行巫者乃骗子而非魔鬼，中上识字阶层已经接受了祛魅的世界观，并将该世界观以法律形式强加给下层。纵使法国哲士对其想象中的 “英国”（尤其是牛顿和洛克）推崇到了偶像崇拜的程度，他们拿什么和1695之后伦敦的自由出版业相比？18世纪初英国印刷业史无前例地爆增，英国人对 “无偏见性”、“非党派性” 的强调以及对夹带私货的厌恶也飞涨到了空前地步，对语义公共性（这才是 “反私人语言” 的价值所在）的要求也借印刷术之力强化了语义确定性。阿姨说印刷术促进意识形态竞争和狂热，这种说法放在16-17世纪印刷品流通效率尚不足以制造出全国性 “reading class” 时是对的，放在18世纪之后就不对，企图从中推出全球化会强化民族主义就更错乱。印刷术发达和识字率提升令诸意识形态被迫共存，各异的神棍真理都被揭露为偏见。这在当今也是适用的：刘仲敬最令人瞠目结舌的神棍话语都是在小圈子里的，他越是频繁地在正式场合发言，就越少谈阿姨学那一套（这样做的负面效果就是把阿姨学的解释权越来越出让给姨教徒）。阿姨说全球化和互联网会强化民族主义，纯是为了姨教徒士气，毕竟姨教徒的脆弱心理只懂得机会主义：凡建立在 “历史趋势”、“未来胜利” 的许诺上的价值主张都是机会主义的。信念坚定之人无需看到显著的 “整体” 效果，仍会坚持自己该做的事情：如果未来美好那么我所做的也令我周围的世界更美好，如果未来惨淡那么我也能让我周围的世界不那么惨淡，这就够了。姨教徒把阿姨学当作 “历史成功学” 投机指南，low。

凡现代化起步早的国家就平稳，越是后发地区，刚开始变革英国已经领先你几代人，短视和急功近利就会想在一代人内赶上，于是各种激进思潮就会成为诱惑。同时前现代文化和习俗的遗留越多，保守主义倾向就会越强。后发地区的现代化任务面临着激进和保守的两面夹击。阿姨说越是落后国家的人越爱追求理论正确逻辑自洽，纯属胡说；康德道德哲学最充满矛盾和歧义，如果单论理论自洽性，是无法与同时代铁了心的激进启蒙者边沁相比的。难道英国比德国落后？18世纪的普通法学家布莱克斯通即便被实证法学家边沁批判得狗血淋头，也从没有拿过“民法出则忠孝亡”当挡箭牌，是因为最后的封建早已在内战时代寿终正寝。英国的漫长现代化是温水煮青蛙，其他国家的迅速现代化或多或少都是惊心动魄的弑父。

最后说下封建和专制：比较二者优劣是比关公战秦琼更荒谬的事情。西欧国家都经历了从封建到专制到民主的变迁（连雅典城邦走的都是贵族-僭主-民主路线），而“封建”这个词在这一转型中扮演的其实恰恰是“专制”的角色：当你在17世纪的英国或旧制度的法国赞美封建，这个词语的意思不是恢复某种分封秩序，而就是维护君权。中世纪意义上的封建英国的没落自伊丽莎白朝的北方伯爵叛乱失败就已注定，内战结束后已消失，权力集中于首都而非分散于地方。封建与专制孰优孰劣是伪问题，但以下问题不是伪问题：是否王权较弱的国家，民主转型一定较易？其实就连这都不一定，要看历史机遇。专制程度比英国高，但民主转型比英国代价小的国家太多了。你们辉格周曾反驳罗斯巴德 “封建和专制一样坏”，觉得封建契约是现代法律的前身，这种说法的荒谬程度和阿姨所谓“秦制现代国家”或拿罗马法类比1832改革之后的现代法律是差不多的。辉格还提到如果衡量典型的封建和专制，不该拿英国和欧陆对比，而该拿英国和（完全无封建的）中国比。英国优于中国，故封建优于专制。这种低级错误只能怪辉格的人类学是自学的。刚说到麦克法兰长于横向比较，他在解释为何不选英国和东亚为对照案例时说得很明确：相差极大的文明无法做变量比较。中国不仅没有封建，中国没的东西多了去了。就算华夏一直分裂也别想出牛顿和莎士比亚，仅非字母文字限制了活字印刷效率和识字率这一条，就能把华夏文明自发演进的程度限制在西欧1700之前。要问中国何以落后，还得从荷马史诗与诗经、欧式几何与九章算术讲起……（以下省略一千万字）

3. 历史终结的幻想与保守主义的处境

阿姨数次鄙夷地谈到 “历史终结”（他认为该词等同于 “宪制既定”）之后的平庸。要问的是：什么情况下可能出现“宪制既定”状态？只有在变化缓慢的且文化被小部分人垄断的世界里，当已知世界的意识形态修辞可能性已被穷尽，它才可能归于长久稳定。阿姨认为中国历史变化之剧莫过于周秦之变，此后的两千年都不过是历史终结状态。这种状态是意识形态修辞意义被穷尽的结果：因为只要意识形态仍信仰旺盛，它就会在遭遇生活世界中的诸多他者时激发出对立解释；只要存在对立解释，它们的相互湮灭就不会停息。黑格尔那一套也就是关于道德真理（幻觉）的生灭历史。然而需要注意阿姨所说的两千年历史终结状态，只不过是因为中国没有遇到足够体量的他者，是地理隔绝的结果，而不是说其意识形态运动真的寿终正寝了。换言之汉尊儒术后的 “宪制既定” 只是一种假象。而对于两千年后清末民初的意识形态剧变，阿姨极少提及：他对清末民初的历史解释限于国际关系学，将其归于统治者的 “路径选择”。在另一次演讲中，他认为英国现代化得好是因为英国本身就是现代化的标准，并假设平行宇宙中倘若楚国最先完成了现代化，全球现代性也就是楚式现代性。这两个例子暴露了阿姨学的最核心幻想：在历史终结（现代性完成）时刻占优势的意识形态，将形成 “路径依赖”，主宰历史终结之后的漫长岁月。

因此阿姨版的 “历史终结” 并非意识形态在功利幸福面前的退场萎缩，而是他者的消失所导致的意识形态相对稳定，这并未说出 “消去意识形态” 和 “让意识形态暗暗作用不被发现” 之间的区别。阿姨认为只有意识形态才能构成宪法原则，这句话如果翻译成 “功利主义不是一种道德哲学/政治哲学” 就立刻显出了荒谬之处。倘若自秦皇汉武到晚清（遭遇西方）算 “历史终结”，那么从狄奥多西罢黜百家独尊基督直到（遭遇阿拉伯）文艺复兴之间的时间也是 “历史终结”。变化放缓并非意识形态的消解，而是它的稳定，但混淆二者正是阿姨必须做的：把千年帝制说成 “历史终结” 才能捏造 “历史之人” 相比 “史后之人” 的优越性。阿姨如是解读托克维尔：人类的平等化 “如熵增”（有比这更神棍的比喻吗？现代世界比古代更丧失活力？）无可避免，区别在于自由或不自由的平等；加速平等化是无益的，重要的是要保住“自由的”平等。他说封建之心是珍贵的 “雪花”、“种子”，岂能浪费在封印 “红炉” 的进程中？译成大白话就是：务必在全球化大成之前尽量保存或扩大保守主义，历史的终结时刻就会偏保守些。民小进步派走在历史终结的路上，意识形态家的终极幻想是历史终结之后鹿死谁手。但后者却没有意识到：变化缓慢的古代文明只要不遭遇他者，洞穴里的文盲很少怀疑既成秩序，然而现代世界的信息传播效率，注定意识形态哪怕不遭遇他者也会不断弱化（参见：http://www.douban.com/note/533572166/ ）。

关于历史终结论这一神棍学多说两句：它必然意味着政治哲学的终结。彼得·拉斯莱特在1950年代就宣判过 “政治哲学已死”，然而接下来的后现代时代拯救了政治思想乙烷的命运，使它一直药丸、后药丸、后后药丸着。但这无济于事：如果要求具备现实性的思想才是思想，那么拉斯莱特仍是对的：政治哲学在半个世纪之前乙烷了。百年后做history of mentalities的史学家会说我们的时代就是功利主义时代：功利主义既定义了它的真实力量，也定义了对它的焦虑和遮掩。只有做intellectual history的史学家会告诉你，曾有一个叫罗尔斯的古人。不过更有趣的是学者们的悲观态度：想一想，两百年间曾有多少智者与勇者将意识形态的终结视作一次值得庆祝的死亡，一场光荣的别离。

（美国大选在即，顺便再补一段：你们辉格曾以为两党极端化、美国意识形态空前分裂，便是事关 “道路分岔” 的 “大决战”，说明他已被姨学忽悠到沟里去了：连四年一轮、八年必下的选举和政教（育）分离媒体自由都忘了。民主制纠错能力就是为消去所谓 “历史节点” 的不可逆性而设计的。有怎样的年轻人就有怎样的未来，谁都别幻想在 “历史节点” 塑造 “路径依赖” 预订未来史。15年5月人口普查年轻人中基督徒人数骤降、6月民调绝大多数年轻人支持同性婚姻合法，这对保守派硬核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保守派人数在减少，少数硬核保守派却越来越极端、自觉了。2015~16的共和党对未来历史学家而言会是个非常有趣的题目，不知刘博士是否这样想？）

英美是保不住的。英美的习俗保守主义（而非德、俄式神棍保守主义）的真正力量在于 “它符合庸俗大众习俗”，而非 “它是真理”。不顾一切坚持真理是典型的启蒙主义性格，这种性格令他们在己方人数极少的近代启蒙初期，以智性真诚为傲无惧于人数多出他们百倍的愚昧之徒。英美保守主义的目标却非坚持真理，而是保护庸俗大众的心理需要不被少量知识分子破坏。然而当今西方饱和的教育资源培育出来的“庸俗大众”已今非昔比，更关键的是：1900前后美国农业生产者占人口近2/3，而今已不到2%（对农业与工商社会之间的巨大差别不敏感的人参见此文：https://book.douban.com/review/7838194/ ）。总而言之英美保守主义只能在人数优势期抵抗少数知识分子，当进步主义者在人数上占了优势，当庸俗大众本身大规模倒戈支持同性婚姻，保守主义的败局就无法挽回。顺便说下：稍有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用进步史观解释过去是幼稚的，为什么呢？进步史观能否适用于一个时代，本身由这个时代的共识水平决定，寄希望于一部分人（例如 “优秀民族”、“先进阶级”）来改造世界的理想是不行的。但未来还长着呢。

启蒙主义者又需要担心什么？保守主义吗？知识分子批判 “愚昧” 总是容易的：廖凯原太愚昧了！但保守主义并不愚昧：反智和愚昧是不同的，正如“传统主义和传统是不同的”，前者出自更 “深刻”、“复杂” 的历史观。（想想德国浪漫派对英国功利主义的鄙视：http://www.douban.com/note/532724773/ ）。黑格尔曾批判启蒙主义：“启蒙的核心概念是有用性，然而宗教却是最有用的东西。” 这些深刻和复杂的吸引力是建立在民智不可提升的前提上的。因此真正能打击启蒙主义者的只有廖凯原那样的人，一个廖凯原顶一千个保守主义者。当廖凯原们沦为绝对少数后，保守主义就少有可保守、也少有可担忧的对象了。“完全消灭愚昧” 是不可能，“止于至善” 也无需预设至善是可企及的；这都是意识形态家树的稻草人，不必理会。社科或人文问题都只在某种历史格局下才有意义，时代变化、代际更替的最大威力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让旧问题被遗忘，进步主义者就是要让那些 “深刻”、“复杂” 少有用武之地。智术师的天敌有着不亚于智术师的智力，却只希望将来能有一个傻白甜们也能幸福生活的世界。进步主义者不求后来人理解他们的祖先。

以上也是我对阿姨的批判一直很零碎，很迟才写出这篇文章的原因。我懒，我有懒的资本。阿姨必须勤快，必须笔耕不辍，连良莠不齐的网文也舍不得扔，硬编成随笔集只求广撒网多传教。这是因为他的立场所面临的情势非常紧迫。阿姨说秦始皇修长城是因为他意识到秦的逐渐衰败是注定的，于是要 “在自己战斗力最强的窗口期以最有利条件划定边界”——保守主义的衰退是注定的，若不能趁此窗口期占领中国，世俗主义的全球胜利就是迟早之事。他说秦始皇 “越善于把握未来趋势，越高估发展速度，越妄想在有生之年毕其功于一役” ——保守派必须毕其功于一役，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启蒙主义者有的是时间，保守派却等不起。去年阿姨刚出道，我就说他这种路数贵胜不贵久，而功利主义贵久不贵胜，不知你圈中还有几人记得。我也笑过姨教徒：千秋万载？你们那套词汇能撑过三年不沦为笑话就是奇迹。刘仲敬设计 “阿姨学” 时根本不给长期辩论预留攻防阵地，全为趁国人与学界尚未反应过来抢得宣传上的速胜，速胜不成则一败涂地沦为笑柄。这种战术必须趁热打铁，一旦节奏间断就再难翻身。然而当今世人智识已非八十年代，想必他也早有一败涂地的准备。姨教徒竟天真到相信阿姨学是 “漂流瓶” 内耐过 “冬川” 的 “种子”？这比喻太荒谬了。若要比喻，最恰当的喻体是偷袭珍珠港一赌初战决胜的联合舰队。阿姨说 “时间和路径是历史的主人，个人智慧只是化妆师”；站在他的立场上，这是最无奈的诅咒。阿姨说 “宋襄公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句话才是他的自我安慰。“刘仲敬现象” 这场疾风骤雨最令人惊叹的部分，正在于刘仲敬是在深知时间紧迫的前提下仍决意一赌的，唯因此，阿姨才会宁可破绽百出也要剑走偏锋只攻不守，因为孤注一掷是他唯一渺茫的胜机。

这才是阿姨学看起来爽的真正原因，愚蠢的姨教徒又懂什么呢？尼采说在一切书中他独爱以血写就的，阿姨笔下的人物是他的灵魂，这本是伟大小说家的天赋，可惜用错了地方。不过话说回来，学历史的人还写什么历史小说？要写就写太空歌剧。

阿姨想在鱼龙混杂的汉语世界干一番事业。然而就中国目前的趋势也无法指望：互联网十余年已经极大地弱化了年轻人的发问底线。无论公知五毛，想不被嘲笑的话起码要装作讲道理而非诉诸宇宙真理。对 “历史虚无主义” 越强烈谴责，越说明混淆历史和神话的做法已时日无多。带鱼等浮沫之辈只能拖延它，绝不可能像瓦哈比那样组织起强大逆流。面对这群被阿姨称为 “本质上不近神学” 的中国实用主义者（即半吊子功利主义者：徒有功利主义者的世俗，却无功利主义者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强度），就连言必称日耳曼黑森林中古土壤的你姨也无比尴尬：海德格尔式的泰然任之（Gelassenheit）早已不复有，我们时代的神棍早已沦为了洪水界的成功学专家，自降逼格到了兜售洪水特色 “生存智慧” 的境地。

谁都知道当今一大问题在于缺乏共识，当人遇到这种必须解决又暂时无解的问题，就会病急乱投医；阿姨说政治共识源自 “共同体认同” 就是江湖老中医了。你与火星人就地球政局的共识可能比你和你爹妈的共识大得多，但就共同体（community）而言你肯定是和你爹妈绑在一起的。共识政治难以形成的唯一原因是意识形态光谱奇葩：极左的张宏良居然连写几篇文章为极右的希特勒辩护，这种语境哪来共识？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老了，在代际更替之前求共识是不现实的。待意识形态光谱略正常些，谈共识才有点可能性。共识政治是政治语言日常化的结果，阿姨却在加剧话语混乱和撕裂。港台话语的意识形态冷淡比大陆更明显。相比这种不可逆转的淡化，阿姨意识到在政治话语极度混乱的大陆仍有机会：只要虚构出彻底混乱的剧本，整个现代政治学都会失灵。当政治学重新变回历史学的一部分，未来就貌似万事皆有可能。

关于政治学和历史学我多扯几句。黑格尔曾批判霍布斯，说他无法把握从自然状态到社会契约的“过渡”，无法回答后者如何历史地扬弃前者。这是整个现代政治思想的根本软肋：它是静态的和非历史的，它是历史终结后的“静力学”。当它改造世界的欲望遭遇历史中的意识形态阻力，在幸福、不幸、好、坏等基本价值评价之外就会派生出另一些评价：右派曰文明与野蛮、左派曰进步与落后。与此相反，古代政治学大多本就是史学的分支，修昔底德、普鲁塔克、塔西佗甚至马基雅维利皆如此。在强劲无常的历史洪流中理论的作用可谓稀薄，然而相比意识形态 “谬误的力量” 之明显易见，“逻辑的力量” 难以成为研究对象并非因为逻辑没有力量，而是因为这种力量无处不在。稀薄的力量一旦有了方向，也会在漫长岁月中将无常、偶然和缺乏方向的混沌塑成自己的模样；那些意识到了这一过程并故意要阻碍它的人，也被它塑造成了颠倒对立的模样。

4. 发明民族与全球化

关于国家规模、中央与地方的权衡是几百年来讨论过很多次的话题，可是你们阿姨从来不引用这方面的理由：大国躲不开边陲问题与发展不均衡问题，诸多小国可以相互牵制，若有小国出现人道危机他国可以干预，议会人数给它所能有效代表的人口设了上限……这些都是小国比大国的好处（大国相比小国的好处也有，由于和阿姨立场相反就不提了）。小国在经济发展上的优势是连环球胡编都不止一次承认过的。阿姨热爱 “诸夏” 厌恶 “暴秦” ，却从不谈小国的这些现实好处。为何？无非是因为倘若人们都知道了这些现实好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就成了多余的：我们既然能用更简洁的理由直接追求更好的东西，何必绕弯子？既然现代政治学提供了清晰易懂的廉价9成正确，又何必追求语义模糊的昂贵7成正确？所谓后现代就是放着廉价9成正确思路不要，一味追求昂贵7成正确；否则他们的虚无病就会发作，就无法忍受生命之轻。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他 “发明民族” 的最终目的不是政治的，而是意识形态的。阿姨的最终目的不是希望让华夏与春秋战国对接，延续什么东周封建的 “过早死亡的可能性”；也不是因为什么奥斯曼与罗曼诺夫必须成为诸民族国家才能被纳入威尔逊世界，此模型出自《想象的共同体》，阿姨写文章不给引用出处，不肖劣徒的策略就是不报师门：安德森这本书放在中国语境下，恰恰说明无论从时代还是地域看汉地认同分裂皆无可能，发明民族纯属痴话：汉字统一性远高于18、19世纪极端繁杂多样的欧洲语言，且历史发明的浪漫已经过去。将大清比作奥斯曼，这些荒谬的类比想象也是拜梁启超们所赐。阿姨学并非真如他所扮演的那样，是梁启超的批判者，而是颠倒了的梁启超。况且阿姨多次坦言民族叙事之荒谬，人又岂能相信明知是假的东西呢？

无论左右都谴责殖民者在非洲划的几何国界：无视民族习俗，理性狂妄地试图以几何学方法重塑人性。非洲诸部落意识形态无法安于殖民者粗暴划下的几何界限，冲突频频；然而却鲜有人问为何美国诸州之间的地界也是几何直线，却从不会产生冲突。阿姨教导你们：划定边界的过程是残酷的。然而他若抛弃 “以民族立国家” 的意识形态，联邦诸state（州）之间的划界只要不过于荒谬都不会产生流血冲突。美国各州不是以各州民族认同来保障州议会立法权和州民兵的。欧美日澳诸国的和平也是民族主义弱化所赐。民族主义退潮是全球化的结果。在我们时代，想要消解单一民族单一国家的认同政治与文化同一性幻觉，是比发明民族远为简单的。阿姨又为何舍近求远呢？（有人说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是盟友。这在19世纪大体正确，放在今天这个每种意识形态都被后现代化了的世界里，就明显荒谬。）这一切都只能说明阿姨不是为了现实政治目的而做意识形态宣传，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阿姨指出中国发展的最大的捷径就是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但既然要走向国际化，发明民族岂不是绕了很远的路？钱乘旦的那套 “现代化”、“克服专制” 不也要融入世界与国际全面接轨？他所谓威尔逊、霍布斯、达尔文三个世界，和主张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的文明（欧美）、半开化（东亚）、野蛮（非洲）三个世界有关联：刘仲敬曾以1900前后日清两国的国际地位变化类比其构想：日本终被接受为文明国家脱亚入欧，大清江河日下无力回天。阿姨只提福泽谕吉如何放弃泛亚主义转向脱亚论，不提他年轻时就从西学、反中医、反儒家、嘲弄迷信的同学。阿姨的一大窘境在于他无法否认 “劝学篇” 与 “脱亚论” 互为内外，并与保守主义抬高封建忠孝贬低现代民法格格不入；阿姨是拜英国教徒，其同道是福泽谕吉、伏尔泰等激进启蒙者；阿姨推崇伯克，他最典型的知音却是德国浪漫派。（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浪漫主义不可分，参见伯林或萨弗兰斯基：https://book.douban.com/review/7712682/ ）当阿姨讨论共时断层下的跨地区比较时，他是盎格鲁-撒克逊中心的；然而当他以历时性书写的历史变化时，他的问题意识多是欧陆式的现代性困惑。

这就导致无论在启蒙西化派还是本土保守派眼中，阿姨都是个半吊子的三心二意者。一年前阿姨横空出世居然两边都有人当他是自己人，是学理上的冲突暂时被宣传需要遮蔽；然而学理的力量远比宣传更持久，这即是为何如今两边都不待见他。阿姨主张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这意味着政治语言的通约，必然意味着意识形态必须弱化。现代的社会总是相似的，保守的传统各有各的保守。民族主义与融入现代国际社会之间的矛盾无法消除。用姨学黑话说：发明民族只能铸造一个个（挣扎在达尔文世界边缘）的霍布斯国家，却不可能将其纳入威尔逊世界。只有当意识形态卸下为政治目的服务的任务，仅为其自身、以其自身为目的存在，二者间的矛盾才能同时服务于保守主义宣传，才能够被兼顾。

5. 共同体与洪水

阿姨说，“思想改变历史的窗口已经关闭”，然而他却是当今中国唯一试图以思想改变历史的人。学者没有思想：思想史学者只负责忠实呈现古人充满矛盾的思想，哲学学者只负责消除思想（语言）中的矛盾 http://www.douban.com/note/484386965/ 。如果说从休谟到黑格尔是形而上学的终结期，同时代从吉本到兰克就是历史学的开端。实证的诞生其实就是幻梦的消逝而已。“形而上学的终结” 不是说世间再无神棍，而是说再无任何 “思想” 能宣称智慧具备独立的尺度。古代意识形态的关键词是“真理”，现代意识形态的关键词是 “需要”。古代人活在历史中，他们的意识形态幻象是超验的永恒；现代人活在历史终结的路上，当今的意识形态幻象是历史性的连绵延续。催逼着保守主义者奋笔疾书的不是对真理的心安理得，而是心安理得的丧失。现代思想意识到自己是被投入到唯一共在的、相互关联的生活世界中的，也意识到任何思想的变迁、兴盛与衰落，最终取决于那些对它有利或不利的政治、经济或技术因素。学术训练令刘仲敬深知若要根本上扭转保守主义的败局，所需更改的绝不仅是文化，而必须消灭启蒙 “路径” 赖以获得优势的政治、经济或技术环境。阿姨学几乎不谈社会经济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姨教徒认为这是因为在 “右派” 眼里一切否认意识形态独立性、是被政治或经济需要决定、被技术和人口等社会因素限制的思想，皆是准马克思主义。然而神棍阿姨的真实身份可是史学博士刘仲敬，姨教徒别把人家想得和你们一样弱智。作为大学知识分子，他当然知道这种史学是对的，但他从来不说。你若问及近年来政治话语之变化，他不会强调互联网技术的作用，但阿姨他自己正是网络起家的。

人类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一大障碍，在于诸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本身有利于维持诸传统意识形态，而这些意识形态也反过来维护政治稳定。类似的是：现代西方的政治结构正是有史以来最擅长消解意识形态的政治装置，意识形态降温反过来也有助于维护其稳定。典型的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都是稳定状态，二者之间难有跃迁。西方文明相较东方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打破前者的稳定状态，过渡到后者（而不是说现代民主建成之后只有西方人适合，东方人不适合）。阿姨要做的恰恰相反：既然目标是为了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赢得优势，就得尽可能地回到前现代的政治经济结构；既然这不可能，就得靠虚构。他意识到在现代民主已经稳定的欧美，不仅复辟不可能，就连虚构它都是可笑的。而不处于两种稳定状态中的任何一种的中国，却正处在宝贵的窗口 “节点”。古代社会长期处于他所谓 “达尔文社会” 边缘，残酷而动荡的前国家形态（所谓 “洪水”）是促成小共同体的最理想场景，厮杀和仇恨也是维持民族界限所必须。

无论姨教徒对 “洪水” 有多少种千奇百怪的解释，它的正解只可能是无政府且无（比家庭更大的）组织的状态。姨教徒的N种解释都是在寻求“真理”，而阿姨学中的概念却只能作为制造幻觉的宣传文本才能被理解。阿姨不会告诉你的是发明民族与 “洪水学” 有另一层关系：洪水无法仅靠对洪水的恐惧引发，因为恐惧会转变成风雨之中紧抱利维坦的自利选择。刘仲敬钻研英国史，对democracy = many headed monster这种“乱”的保守修辞怎会不知？“土豪学” 有配合乡贤治国论之嫌，刘还反大众民主，令好些公知怀疑他是五毛：你若吠起来像五毛，你就是一只五毛。然而他的另一些话又极端反贼，就看似矛盾了。相似性是思想最大的敌人，原理上完全不同的东西也可以很相似。阿姨的意图是为传播意识形态，他奇葩地认为“没有比传统更重要的事……政治成败只是琐屑的浮沫”，这是无论公知还是五毛都想不到的。意识到其言语行为是为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而非以意识形态服务政治，才能跳出阿姨究竟是公知还是五毛的伪问题。历史中不存在 “chaos”，它是个神话词汇，任何历史研究都是对秩序的重构，宏观秩序崩溃时也有微观秩序。在姨教徒的想象中 “乱” 意味着新民族界限未定，与周边产生你们阿姨所说的 “残酷的划界斗争”。然而放眼冷战后的世界，凡战乱不休之地一定有民族或宗教问题，反之则根本不可能 “乱”。因为在现代政治中除了这些信仰不可妥协外，其他一切都是能相互讨价还价的。然而为什么阿姨要发明民族呢？他不是民族主义者：一个人绝不可能信仰自己想发明的东西。他的目的其实是在虚构一种荒谬想象——

——这样的虚构对传播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有利：

天下大 “乱”，各地组织武装团体自保。集体主义、人多欺负人少的 “抱团武德” 时代。在此等条件下三百保守主义斯巴达人足以屠杀成千上万的 “散沙”、“原子个人”。假如美国的公权力散架，成了一个小共同体社会，那么同性婚姻是不可能合法的，因为“抱团武德”的三百斯巴达文盲完全可能武力剥夺不抱团的一千雅典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的投票权。为防姨教徒抹黑阿姨、拉低阿姨的智商我需要说一下，阿姨和姨教徒是不同的。姨教徒把键盘抱团的集体自愚等价为现实中的集体武装，却不知现实中的集体是由你的地理居所决定的邻居，谁若和邻居们关系不好就可能被当作女巫烧死，比如整天说 “支”、“费拉” 等词汇的姨教徒们肯定是第一个被邻居们烧死的。姨教徒鄙，未能远谋。

——这样的现实条件对保守主义不利：

在现代民主世界中键盘政治家没有人身危险。“抱团武德”、“集体武德”、“组成能烧死塞尔维特的共同体” 这种三百斯巴达勇士为克服心理犹豫抱团烧死一个女权主义者的被姨教徒审美观奉为高贵德性的现象不太可能在键盘世界发生，因此抱团效果不大。相反，你是否真诚地相信自己的话尤其重要：启蒙主义者对“智性真诚”“不顾一切说出真理”的无条件忠诚、永远忠诚远远超过了保守主义者。这就是为何在同婚案上双方气势完全不同：支持同婚合法的“万恶的知识分子”与过半数的美国人根本不屑于隐藏自己的观点，保守派却支支吾吾缺乏三个自信。

阿姨教导你们：路径之间并无所谓绝对优劣，只是有的路径适合在资源贫瘠之地生存，有的更能在资源丰富之地发展。无非是说：经济教育资源越丰厚，就越能提高人民的各项素质。越是挣扎在生存边缘，就越适合简单粗暴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则是其中最成熟的。同样是剑桥学派的历史学家强调：一切意识形态宣传都必然在既有（conventional）意义上使用它的词汇，这意味着激进左派无法凭空造出 “未来语”：后现代法左话语必然是从保守派神棍语义库里东挖西挖拼贴一下（典型例子 http://book.douban.com/review/7680709/ ）。所以激进左派与保守主义之间的战争还未开始就已注定前者必输无疑。保守派嘲笑左派是 “意识形态的”，是因为不成熟的新意识形态拼贴得更拙劣可笑，它的意识形态性也暴露得更明显；然而面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者，保守派却转过身来宣称任何价值都是意识形态的。发明民族只是一句空话，不是为了自保于洪水；阿姨之所以虚构洪水，是因为这本身就是最适合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的环境，而意识形态化的环境的最大受益者就是保守主义。

6. 姨式保守主义是反功利的

阿姨曾说 “就像蒋介石在时没人觉得他好，等蒋介石失败后人们才开始怀念他。” 这些话本身不奇怪，自干五不知说了多少遍。怪的是阿姨自称极右反贼却也作此判断。矛盾吗？不矛盾。有“逻辑”才有所谓矛盾。因此当你觉得明知某种事态更坏却偏要这种事态是 “自相矛盾”，你一定已经预设了功利主义道德哲学。你啊拿衣服，阿姨乃真·后现代·法左，岂会受制于 “好”、“坏” 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肤浅语言？要时刻记住阿姨学的目的根本不是政治功利的，而是意识形态。“人类依靠意义生活，甚于依靠眼睛和面包。在意义世界中，没有比传统的建立和延续更重要之事。现世的失败和肉体的毁灭都是琐屑而非决定性的泡沫”。它不是非功利的，而是反功利的：唯有炼狱中才有千年的希望，唯有恐惧中才有永恒的信仰，唯有绝望中才有不灭的彼岸。否则心理脆弱者又怎会需要鸡汤安慰呢？Keith Thomas在其专业必读书中指出城市化和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支配所构建起来的稳定世界观是巫术衰落的原因。阿姨反其道而行之：要光复神棍学，就必须先虚拟一个混乱的世界。海德格尔说荷尔德林是诗人的诗人，我说阿姨是意识形态家的意识形态家。阿姨不是某一意识形态的信徒，他代表着一切意识形态的那个 “意识形态性”。信仰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信仰，这是戈培尔博士的名言。他们不对任何价值信以为真，却信仰信仰。顺便介绍另一句更精辟的据说也出自戈培尔的名言：撒谎就要撒弥天大谎，人们只对弥天大谎上瘾。

意识形态可为现实政治服务，政治局势为何不能反过来为意识形态服务？阿姨曾直言不讳地将发明民族和 “重启历史” 并称。正如阿姨明知地方主义组织资源之孱弱无法与全民跨阶层跨地域共识的组织资源相比；他也不认为后现代 “认同政治” 比现代的共识政治更可欲（desirable）。然而 “desirable” 是堕落的功利主义者的语言与尺度，阿姨不屑一顾。阿姨所做皆是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优势，而非他那套深奥难懂的 “七成正确”：任何七成正确仍是关于功利最优解的 “七成”。况且保守传统习俗在此地根本不正确：任何地区的 “保守主义” 若想获得一定规模的支持，其内容都由本地习俗决定。他说天不生大英万古如长夜，说现代性乃从英格兰古老习俗中 “生长” 而出。具体哪些习俗？英格兰男女能否结婚自古与经济挂钩，黑死病后农民财产增多更形成了只有一定经济水平的男女方可结婚的习俗，因为不愿新添赤贫人口。该习俗令早期近代英格兰男性为经济积累平均婚龄达27岁，女性25岁，1600-20出生的人口中有20%终身不婚，在穷人中比例更高。这时你们倒谈起穷人就该多生，养儿防老了？英格兰在工业革命之前两百年就普及了nuclear family，你们倒赞美起闽粤大宗族了？保守主义对习俗的袒护只在习俗碰巧以unintended consequence方式符合现代性时才未沦为反动。你们也知曼德拉既要现代民主又舍不得非洲文化是药丸的，怎么到了自己头上就开始捏什么“楚国古老宪法”了呢？

2012年时我曾看到王某一条微博，大概是说当下也许正是考验与恩典，若某国和西方一样不存在这么多世俗不公，基督信仰也会淡去。这与他的政治观相矛盾，很多人都活在这种矛盾之中。阿姨不矛盾、不犹豫：他在智力上远超王某之辈，怎会瞧得起这种小市民的政-教纠结？某些姨教徒对大洪水信以为真，这样的棍是天真的；若意识到了政-教问题，这样的棍是感伤的；你姨早就超越了天真与感伤的棍的区别，以要神棍的意志，抵达了为棍而棍的境界。阿姨想得非常彻底：他热衷于攻击俄布党，却从不说大众民主的好话，反而有不少批判之辞。地道的网红都知道生存空间即公知圈或国师圈，阿姨却奋其私智，将自己的生存空间定位于公知圈和国师圈的夹缝，将意识形态置于功利幸福之上。然而韩国、台湾的现代政治之路与英国清教内战、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等强意识形态革命完全不同，凡意识形态强烈的地区不仅转型代价大，而且事后问题不断，伊斯兰世界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也是公知圈和阿姨党之间的最大不同。右圈横跨公知圈和阿姨党，已就意识形态VS功利优先爆发过N次内部撕逼。每种意识形态的信徒都会遭遇当其教义明显不合功利时的取舍问题，选择是迟早要做的。

然而一切功利幸福上的损失在意识形态家眼里算得了什么？维持保守主义对进步主义的优势比一切都重要，为了维护文明的 “土壤” 即便付出亿万性命也在所不惜。不少姨教徒为元首的盲动痛心疾首，怪他葬送了保守主义的未来。元首认为维持日耳曼文化对犹太、共产、斯拉夫麻瓜的优势比一切更重要，屠杀上千万人是为了完成庸人们所不能理解的高远目的，是为了阻止人类堕落。阿姨教导你们：“乐园是不存在的，你若身在乐园之中，一定是有好战的人为你守住了边界。” 与如此伟大的使命相比，功利主义庸人的不解算什么呢？先知是不求理解的。“假如种子不死，无虑花果凋零”——阿姨一再提醒你们诸神之争是残酷的，甚至 “无所谓道德”；肤浅的现代道德哲学家都要皱眉头了，但这在他的立场上很好理解：只要你将 “道德” 一词的词义原教旨地等同于 “意识形态准则”，善恶的界限就仅取决于诸神之争的战果（这就是自然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分野，自由主义则是两者之间的妥协产物）。历史牺牲得了古代人，现代人这些次要的 “花果” 怎就牺牲不得？没有律法的费拉死了也是德性匹配的下场。功利主义者之所欲是让人人都听得起贝多芬，美的艺术必须超越时代和地域，必须属于全人类：让被诸习俗所严厉分割的，重新团结在一起；在欢乐女神羽翼之下，人类团结成兄弟。这种幼稚的白左理想与深刻的阿姨学相比多么肤浅啊！现代人只顾保存和扩散文明的 “果实”，阿姨学却要营造能产出果实的 “土壤”：只有盲目的希望、痛苦的判决、压迫性的特权、粗粝的普通法、犁与剑、鲜血与土地、部落与祖先，才是汇聚起超人的精神力量再次谱写日耳曼歌剧的前提。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因为黑暗的 “积累” 比文明的 “挥霍” 更重要。这些词汇若有意义，只可能是心智史（history of mentalities）意义上的隐喻，只讲政治史的阿姨从没谈过这个领域。刘小枫知道 “古典心性” 是政治神学的首要条件，阿姨却从不谈心智史；这是他的愚蠢吗？非也，这是因为history of mentalities的变化更多取决于history of science而非history of ideologies，心智史和装饰艺术（例如埃及的直线、希腊的曲线）的联系都比和意识形态的联系更紧密：例如艺术史学对任何主题的理解最终都服务于对母题的深究，否则这种艺术史就是残次的，而意识形态史却没有这个要求（当然，较严苛的学者会认为这整个学科都是残次的，我对此不予评价）。即便意识形态也表达了某种心智，也是以遮蔽它的曲折方式表达的。心智史与意识形态史不同，它是关于醉梦的历史而非装睡的历史，这个领域宣传家必须躲着走。然而不提 “心性” 是有代价的，它意味着放弃对此的要求（对比：在国产施派那儿“心性”是核心要求），也导致两年来姨教徒素质每况愈下一low到底。只有装作古人和今人心智相同，姨教徒才会误以为只要在政治 “格局” 上复封建，“积累”、“原始丰饶”、“发明民族重启历史” 就能重获可能性。一旦古人心智被历史地呈现，姨教徒们就会怯步于古今人性的可怕鸿沟：中世纪的人不知小时无论分秒，“千年终点” 遥不可及却不知是何年；文盲率98%的世界里没有日记遑论照片，回忆又曾是一片多么广袤的草原。他们不渴望在世间刻下独特个人存在，对埋葬在无名墓碑下者而言 “向死而生” 毫无意义；他们没有历史意识，文艺复兴初期的画家仍认为耶稣的时代与自己的时代并无不同；一生的经验超不出狭小的几十里，山的那一边是异邦山贼，海的那一边是狗头人和双头人；对病人而言，圣物的神迹是治疗的最佳手段，隔壁的寡妇是下咒的最大嫌犯。此种黑暗足以窒息一切精神或物质资源的积累，因为它取消了积累之必要：既看不到改变的可能性，也无所谓对永恒的渴望。黑暗时代的生命是毫无意义的浮沫且安于这一命运，闭塞而狭隘的心智只会如岩石一样野蛮粗粝：他们不顾生死正如他们冷血残酷，皆因尚不知丰富的生命所需经历的幸福与悲怆，后人若将黑暗时代的争勇斗狠也误认作英雄气概、古典德性，便是天大的误解。它所能积累下的唯有 “immemorial past”、“自古以来” 审美误解，为已身居富足和平的世界却无法忍受无聊的叶公制造出龙的幻象罢了。

7. 要虚无，胜过什么都不要

如上是你姨所说的 “自由”，即 “盲目与希望”。我们最后来问：他究竟为何执行这样奇葩的、以意识形态（而非政治）本身为意图的言语行为？我们之前说过，阿姨误以为威尔逊世界扩张到全球即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会作为重叠共识 “基调” “底色” 长期存续（再说一遍，这纯属妄想 http://www.douban.com/note/533572166/ ）。然而这尚不足以解释为何阿姨会采取如此奇葩而极端的宣传。自觉的意识形态宣传家区别于真诗人的特点之一，在于前者皆有明确的目标读者群体，他的极端、奇葩不完全由自己的审美偏好决定，更多是由其目标读者的心理需要决定的，沉溺在该意识形态塑造的心理感觉中的是姨教徒而非阿姨。阿姨说生命就是 “有机的矛盾”，然而古代的真睡者尚未意识到矛盾，梦中的行为岂是咕哝着 “逻辑一致才是病态的” 的装睡者所能再造？逻辑一致不是病态，尚未意识到自己逻辑不一致也不算病态，唯独已意识到逻辑不一致却固执坚持者才病态。

姨教徒一读到古代英雄的坚毅无畏就恨不能生在时光的彼岸。他们如是自我想象：他若能是罗伯特·李，一定会解放了家中的黑奴，再为蓄奴州弗吉尼亚而战的；他若能是朗德纳克侯爵，为旺代封建不惜屠戮村庄，却也不会后悔折回塔楼救下三位孩子的。他们怨恨：若不是二十世纪政治学取消了主人和奴隶的语义，只剩下 “利益群体”，历史女神的胎动中定能产出另一位李将军；若不是二十世纪政治学取消了领主和农奴的语义，只剩下 “利益群体”，他们此生定是有机会追随侯爵大人直到塔楼下的。真是一种奇怪的心理：一位解放了自家黑奴同时拒绝为南方服兵役的农场主，或一个火场中舍生忘死救下孩子的普通人，都不曾唤起他们同样巨大的尊敬。盗亦有道给予他们的心理慰藉远大于精益求精，懦夫、奴才和斯德哥尔摩症患者总对善心未泯的压迫者倾注巨大的热爱，“德性” 二字对姨教徒而言不过是屠刀之后的成佛——不用很累也能成佛，只要先射箭再画靶，依照自己那点苟且的心理需要和卑贱的趣味来定义道德就行了。可恨的实证知识，可恨的话语分析。所有怨恨最终汇聚成一句话：若不是现代政治以简单的方法就达成了古代英雄们流尽鲜血都无法保护的幸福，英雄的心灵本不会衰老的。然而这些人有何资格谈论英雄的心灵呢？世上最可鄙可怜的哀叹，就是哀叹自己所知过多再也无法回到愚昧。这是一个人所可能达到的对命运的最大怨恨，这与爱命运的英雄主义岂有丝毫相似？

于是姨教徒说这是虚无主义。什么是虚无主义？他们说：不信意识形态就是虚无主义。这个答案恰是懦夫不敢正视自己的虚无编造出来的谎言。真相是：只有当一个人心理上需要信仰却又无法信以为真时才会有虚无主义。对道德感良好的人而言，若能做到不忍众生苦，又何恐圣教衰。相反对于一边强调宗教信仰一边赞美狭隘、把 “圣母” 当贬义词泼给 “白左” 的姨教徒，我已想不出什么比这更信仰败坏的丑类。同样，我也无法设想还有什么比“一切价值皆源自意识形态”更虚无主义的鬼话，这难道不比“世界没有任何价值”这句nonsense更虚无、更堕落、更丑陋百倍。阿姨认为若无“民族”等想象的共同体，便只剩下“天地不仁、宇宙孤寂”，认为这样的世界中 “史后之人” 注定沦为 “无意义的布朗运动”。这暴露了姨教徒们的虚无：没有意识形态的宇宙是孤寂的？诗人的宇宙何其辽远静谧，音乐家的星辰何其恢弘壮阔，与意识形态何干？保守主义者将生命置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数亿人的民族community幻觉中，然而一旦要把这个community的范围扩大到更久远广阔的全世界他们就不寒而栗。其实想象上亿人的community和想象几十亿人的community都远超出了人类的认知能力，因此他们真正恐惧的是等级的消失，在他们的世界里，只有嫉妒才是优越的源泉。

阿姨说“幸福”是末人语言，我想请诸位自省：有几人敢说真正做到了追求幸福，若真要做到这一点又需何等勇气与毅力。顺从邻人道德、放弃幸福是再轻巧不过，颓废者无不如此。姨教徒无能为个体生命的存在赋予意义，需靠想象community的文化同一性以邻人为镜。有人说只求幸福的功利主义剥夺生命意义的完整性（integrity），那又是何种生命意义？在意义的世界里，没有比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更善，没有比众生平等慈悲为怀更博大，幸福怎会和这些意义冲突？懦夫和命运怨恨者把 “道德” 之义篡改为 “给予我心理安慰” 抱团退缩到 “立场” 这种典型的相对主义话语中，竞相责怪对立意识形态是相对主义！他们一边将后现代斥为 “解构性负典”，一边却热爱 “认同政治”；他们嘴上反对多元文化，却不知造成多元性无法调和的正是他们那样的偏执。如此苟且的生命又怎能理解既能承受生命之重，又无惧于存在之轻的现代人。“现代性的光芒……”黑森林里的农民纳粹哲人咕哝道，“比一千个太阳还要亮”，光明若将黑暗扫荡殆尽，遮蔽和去蔽的暧昧游戏岂不是玩不下去了。愚昧者的勇敢只是因为不深思，当他们一停下来思考，就怯懦了，“爱愚昧”的反智之徒不仅愚蠢而且懦弱，更是等而次之。然而现代人早已能安享宁静欢乐，不以挎剑终日的浮夸之举为武德，是因为我们的勇气源自我们相信自己说的每一句话。且我们相信：未来属于那些更严肃地对待生命，更严肃地相信自己所说的话的人们，在苏格拉底的时代如此，在异教衰落基督教兴起的时代如此，在路德的时代如此，在伽利略的时代如此，在戈尔巴乔夫的时代如此，在当今也如此。

结论：

阿姨学出自一名自比小册子作家的英国史博士之手。只有将其当作以意识形态本身为目的（而非借意识形态实现政治目标）的言语行为（speech-act）时，它才可能被不含矛盾地理解：这意味着不仅不能将它视为命题或政治学模型，也不能将其视作为达到某种政治目标而作的意识形态修辞宣传。它必须被理解为一股力，无论它的诸多源泉看似多么复杂矛盾，其思想倾向（即其合力）的方向是异常清晰的。只要能结合当代的语境，并具备和刘仲敬相当的专业知识，推论出阿姨学的意图与手法是不难的。然而这样的 “意识形态（解释体系）先行” 的做法不可能长久，阿姨最初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早期扩张招揽信徒。意识形态若要不暴露出荒谬性则必须依靠良好的直觉，这种高要求远超一般外行的能力：对外行而言要么信仰要么不信。因此姨教徒的日益疯癫化是必然的事情（在一个已经祛魅的世界，对于仍决定坚守意识形态的信徒而言，原教旨化是必然的事情）。现如今原教旨姨教徒已是阿姨（乃至中文世界的保守主义）的负资产。他们的存在使刘仲敬难堪，无法公开放弃自己建立的“解释体系”。

我们时代的意识形态不再单向地为政治服务，一些政治规则本身是为意识形态 “心理需要” 续命：意识形态就像毒品，既制造心理需要，又满足它。区别在于后现代主义者是为了让意识形态一直以“后”“后后”“后后后”的半死不活方式闷声大续命，然而阿姨想要获得宣传规模，即便不可能玩儿真格的也得装作玩真格的，才能显得比其他意识形态家更真诚些。阿姨的真正思想资源就是他的学术训练（而非如他所说是19世纪麦考莱那一套）：深知极端保守主义只有在乱世才会被需要，单纯的洗脑无法抵御世界的祛魅和智性启蒙的步步进逼，所以他要营造洪水的修辞意象。马克思的教诲他一直谨记：意识形态没有独立的历史。必须有政治经济史的结构变化，才能塑造有利于某种意识形态的条件。

阿姨承认自己是个小册子宣传家也是迫于学界压力，不可能装作自己说的是真话，于是就坦言阿姨学只是“说说而已”的宣传品。我能在此文中作出以上判断恰是因为阿姨绝非 “民间史学家”：正因为他的英国史训练，他故意犯下的这些大错才这么有迹可循。阿姨学的所有谬误和隐瞒都指向一个结论：它完全蔑视世俗幸福，为了让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获得优势一切皆可牺牲（但这并不意味着刘仲敬蔑视世俗幸福）。秦晖说他有滑向法西斯的危险，后来姨教徒中就流传一句话，大意是若是极权说你法西斯，说明你是对的，所以“不要怕被极左说成法西斯”。他们活在一个被虚构的极左和极右厮杀的屠宰场里，虽然荒唐，姨教徒还是信了。1991至今的四分之一世纪可能算得上人类史上最安全最繁荣的时代，然而在极端的年代——请意识形态家们记住了——从奥斯维辛到神风战机，无谓血海里的每一滴血，都浸饱了你们及你们的狂信者们的罪孽。

P. S.：

这两万字的 “阿姨学研究” 是去年写成的，它是一篇关于21世纪初汉语世界意识形态小册子的文章。我常说凡意识形态皆须制造集团对立，唯有削弱之方能追求世界大同；凡意识形态皆需 “扎根” 于古老迟缓的过去，唯有削弱之方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未来。我是在他首次公开露面讲 “缺少土豪的世界” 时就立刻批判他，当即称其为 “神棍语” 进行语言批判的。那时很多人觉得他是史学奇才，不过是自己外行罢了。有人佩服他旁征博引，也是外行之见：凡治史学就没有不旁征博引的。同样篇幅的史学论文的参考文献得有哲学论文的三倍。别的学科都精研核心材料，唯独史学要求泛读大量文献。阿姨谈商鞅还好，谈起《利维坦》也是《商君书》的水平就明显是在胡诌了。这也是为何意识形态宣传小册子只可能以（伪）史学面目出现，很难假借法学或政治学。阿姨最多狐假虎威地借自然法之名反对实证法，是不可能和你谈哈特与富勒，讨论下 “最低限度自然法” 是否多余的。

要说历史学的方法革命，“古史辨” 式的对史料的怀疑意识只是做侦探的基本素质。然而重构历史远比重构案发现场复杂得多：案发现场的时代语境是现成的，重构历史却必须构建出它的语境来。因此当今史学界正在发生一次 “语言学转向”：当你使用某概念重构历史，首先要说明此概念是否恰当。这道坎大多汉语学界的学者还没跨过去，很多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谈 “启蒙”、“民主” 这些大词时，仍会令学哲学、政治学的同学们瞠目结舌，阿姨学这种通篇玩虚假概念的文本能大行其道也不足为奇。

启蒙要求揭露权力与语义的关系。只有揭穿了意识形态之后，自然的价值判断才能显现，秩序与可能性才会变得清晰：媚俗将无法伪装成优美，神棍也将无法伪装成崇高。本文挑选阿姨学作为案例，是因为它代表了意识形态家的最彻底的意志和最高妙的谋略，将欧洲史上曾有的各种弥天大谎活学活用到了极致。意识形态本是神话传说中的怪物，意识形态批判乃屠龙之技。本文不仅是为了帮助更多人看穿阿姨学：真正有价值的批判永远是借批判某个具体对象，来展示批判方法。凡是看穿了阿姨学并掌握了看穿它的方法的，都不会再受到任何较粗劣的意识形态诱惑。我曾推荐学英美语言哲学的人读海德格尔：倘若你能操着《我们赖以为生的隐喻》或《哲学研究》中的思路，把晚期海德格尔解剖得一干二净，那么任何玩弄语言的粗劣把戏都不可能瞒过你的眼睛。

讽刺的是，阿姨学最好的防卫正是学理上的破绽百出：读惯了学术书（顺便推荐 http://www.douban.com/note/521885657/ ）的学院派早被这种浑身破绽到处咆哮的疯狂行为惊得瞠目结舌，之前有几位学者尝试批判他，也就寥寥几句无从下笔。《我的奋斗》在德国出版令负责批注的学者们无比头痛，因为面对此类疯狂文本根本不知从何驳起。任何针对阿姨学的史学真伪批判都要耗费数倍于其的篇幅，此时阿姨已经炮制出了更多谬论，而姨教徒凭借 “你未能批判阿姨学之整体” 总能精神胜利。

当代西方大学收纳税人的钱供给文科的重要功能，即培养权力和话语的分析者，成为其道德理想的卫道士或其政治实践的修补匠。其原理就在于日常语言和现代民主之间的相辅相成。几代语言哲学家和史学家的操练，就是为了磨砺对民主的潜在敌人的敏捷反应，将这种斯宾格勒式神棍语镇压在歧视链底层。这就是作为当今政治经济装置一环的西方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国内学术界对阿姨的确少有批判，使得姨教徒得以吹嘘阿姨老仙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法驾中原。除中国学术界水平不如西方外，也因中国学术界不对现代民主负责。海德格尔说思想要有 “扎根性”，施特劳斯说博雅教育是守护 “土壤”，前些年这俩人在汉语世界大红大紫，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变化之急乃人类史上空前未有。阿姨在文青民哲神棍界被硬捧成教主，也是因为此。

凡读过《西方的没落》者都知道阿姨在修辞上完全无法与斯宾格勒相提并论，那是大神棍时代（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36851627/）。阿姨自称轻辩论重宣传，是在和我这类人比；若和斯宾格勒比他简直是个学究。当代学术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自觉极大地增加了神棍的生存难度。姨教徒读过斯宾格勒吗？真·神棍之心也，不知比你姨霸气到哪去：从头到尾开脑洞说胡话，全无提防辩论的蛛丝马迹。相比德棍的悲观，英美神棍已算进步：真·科幻作家H.G.Wells的The Outline of History中的 “未来世界政府” 到福山皆是例子，而神棍学最高水平当属69年Kenneth Clark在BBC做的纪录片Civilisation。阿姨学模仿了上述神棍们的某些诗学意象，但却是自觉受宣传意图驱使；装睡者只能拼贴破碎的意象，却无法模仿真睡者的浑然不觉。

阿姨学暴露了学术界的孱弱。由于它是意识形态宣传而非史学，其对政治哲学界的羞辱大于在史学界引发的尴尬。而当今政治哲学的问题远不仅是汉语学界的，而是世界性的。人无论持何种道德哲学，道德行动皆需出自善良意志；无论研究何种政治，政治最终必然归为自利的暴力与算计。两者对人的心智的影响截然相反，却又缺一不可。政治学最终是以赏罚写成的实践伦理学，研究越深，普遍关联的现代生活世界就越向你展露它的全貌。因此研究越深所涉越广，对研究者的心胸和勇气也会要求越高：研究中世纪村社的史学家只需关心一村邻里，研究现代政治者必须心怀天下。“无偏见性（impartiality）” 由启蒙时代的思想要求变成了现代世界的现实要求。学者也是人，其所赖精神滋养仍源自生活，依赖青年时代形成的性情和审美，这方面百年来进步不大。结果很多学者的精神强度不足以支撑他们在面对一个比原来大得多的世界时的智性真诚，本该最是山巅风光无限，他们却觉得高处不胜寒。朋霍费尔说愚蠢之缺陷在于道德能力而非智力，而先哲巨人们最令人动容的，也正是其严密朴素的文本背后漫溢着的英雄气。近半个世纪以来德性论哲学的出现恰恰说明德性出了需要解决的病症，这在莎士比亚与贝多芬的杰作中是不存在的。谁能说今人的精细严密和古人的勇敢骄傲无法并存。然而对于无力在赐福世界的过程中赢获生存价值者，向意识形态妥协以换取 “意义”、“幻觉” 和 “立场” 偏见几乎是必然。更何况这是在一个连新左 + 施式保守的奇葩都能成为教主的、甚至开着廖凯原思想课程的学术界，镇不住 “刘仲敬现象” 绝非意料之外。

本文初成于去年秋，却等了半年才加以修改并贴出：执念可破而不可断，若在很多人爱阿姨爱得死去活来时说这些，他们怎听得进去？但如今，除了少数癫狂的姨教徒外还有谁会信什么古老宪法、封建、土豪、民族发明学呢？就连刘仲敬本人都很少谈这些了。不止一人曾问我何不写长文批判阿姨学，我都说长文早已写好，但“批判”是没意思的，不到阿姨学气数已尽我不会发出来。我宁愿剖析一段刚刚过去的历史，也不愿在其如日中天之际击倒它；宁愿让这阵话语癫狂耗尽老死，也不要让它看起来偶然中断、命不该绝。这也让那些没节操却懂些史学或政治哲学（大多政治哲学本就是意识形态）的人看清：不要看阿姨一时暴得大名就欲步其后尘，不用太久你就会看到阿姨学成为刘仲敬的负资产。大家都是聪明的年轻人，但聪明的年轻人是很多的，且很快会越来越多。国人水平虽差，但亿万之众绝不缺聪明人，岂容怪力乱神胡作非为。这是一个不屑于隐瞒自己观点的世界，网络令政治话语空前裸露：政治哲学的交锋最终拼的不是修辞，而是你的语言能有多无私，你就能有多无畏。阿姨该知足了，你能把那些僵尸词汇折腾上两年，已是人类奋其私智的极限；我手下留情到现在，则是为了让时间自身展示这一极限。阿姨学贵胜而不贵久，然而在这个加速变化的地球村，意识形态话语只会越来越短命。就神棍学而言刘仲敬高于田园施派是肯定的。成于互联网幼稚期的施派能忽悠上十年，阿姨学却注定比施派隐微术更快地沦为笑柄，绝非个人才智所能弥补。后来者水平再高也注定只会败得更快：小枫、仲敬尚能在史书上留下一笔墨迹，你们绝没这个机会。思想之力贵久而不贵胜，你们的每次失败都会增强人们对神棍话语的免疫力和批判意识，每次短命的发明话语都会推进政治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政治哲学大词已经越来越暴露为省察而非信仰的对象，我们就看着一代代意识形态家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等这些走马灯越转越快，快到了只剩下模糊一片时，它也就该结束了。

网民哀嚎：

台灣鄉民 2016

不到阿姨学气数已尽我不会发出来。呵呵。

不過在我來看有一點是真的：所謂的阿姨學是為了對付中華人民共和國而發展出來的東西，所以其中有些放在其他地方看上去或想起來會可能不大合理／無法通盤解釋的地方也是很自然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知“阿姨学出自一名自比小册子作家的英国史博士之手”，却不知道这个博士以前是个法医学的操刀手。在我看来，“阿姨学就是‘法医学的操刀手’在做‘英国史的博士后’——而且误把活人当作了僵尸”。

【87、“壮志饥餐胡虏肉”是真实的历史】

《真实的长津湖：志愿军断粮7日靠吃美军尸体活命》（ 真实故事计划 2021-10-07）报道：

大家好，我是陈拙。前几天我和朋友去看了场电影。这场电影我从开机就开始等，一直等到上映，就想知道它最后到底被拍成什么模样。因为我听亲历者讲过真正的长津湖战场。

他说在当年的朝鲜战场，天寒地冻，食物断绝，无数战士被活生生冻死，饿死。为了活命，战士连敌军的尸体都吃。

讲故事的人叫孙佑杰，是长津湖战役的随军记者，他记录了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但因他把战场还原得太过逼真，所以他的书稿一直没有机会和读者见面。

今天的故事，除了想告诉你们，真实的战场远比电影拍出的画面更加残酷，还想让你们和我一起见证，那些埋葬在冰雪中的牺牲和爱情。

1995年，我出版了《鸭绿江告诉你》一书。

刚出版，就有人写信告我的状，说我侮辱丑化人民志愿军，要禁止这本书发行。

军部下令成立了一个专家组，开始对书进行“地毯式”检查。

这书的内容全部来源于我在朝鲜的战地日记和采访手记，难道就因为真实，而不该被人看见吗？

我是一个战地记者，如果不能讲真话，那我宁愿沉默。

为出这本书，我已等了40年。

我还记得那清一色的闷罐车，像是被憋疯了，喘息着，呼啸着，吼叫着，无论大小车站，一路不停，昼夜向前飞奔。

我所在的闷罐车厢，全是27军政治部营职以下的战士，部队这是到哪里去，又干什么去，谁也说不清道不明，一切只能凭猜测。

车厢里的唯一光亮是两盏马灯，晃来晃去的晕光，让闷罐车厢越发出奇的安静。

闷罐车到了山海关停下来，一名通信干部送上来一份密封文件，铁门又很快关上了。

一直到车过山海关，部队才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密电令：27军出兵朝鲜作战。

密电是1950年10月27日16时发出的。

消息一经公开，闷罐车厢里像是炸开的热锅，大家热烈地讨论起来。我清晰地看到，大家的脸上挂着的不光有亢奋，还有凝重。

赴朝路上的“闷罐”火车

唯一的马蹄表时针已经指向了22点，照纪律规定该熄灯睡觉了，可大家让尿憋得无法入睡，都在等停车方便过后再入睡。

好在车厢内没有女同志，个别人实在憋不住了，干脆走到车厢铁门前尿起来。人人都知道这样不雅，可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

“咣当咣当……”闷罐车终于在一个隧道里停下来，大家有10分钟的方便时间。

忽然，后面车厢底下有女兵在大声喊叫：“喂！请自觉一点，车下有人哪！”

这是巴木兰大姐的声音。

巴木兰是我在军文工团时的战友，事后她对我讲，文工团是男女同乘一个闷罐车厢，腼腆的女兵苦于无处小便，实在坚持不住了，有的竟盖着大衣，褪下棉裤，坐在自己的包裹上，让小便慢慢渗进包裹里的衣服上。

当听到车门被打开后，女兵们便纷纷下车，四处寻找方便的地方。隧道里的站台很窄，不时还有手电晃动，女兵们就齐刷刷钻到了火车底下。

车厢里的男人见女兵们下车了，迫不及待拥到车厢门口，对着门外尿了起来，都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哗哗”的尿声如拧开的水龙头一般。

最后一拨还没尿完，前面传来了开车的口令。火车下的女兵们一听急了，赶忙朝车门跑来，因为害怕掉队，就迎着骚气熏人的尿液登车。

然而，七八位正在小便的男人，一时又刹不住，只好边尿边提裤子，硬是将半截尿憋了回去。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个个佯装什么事也没发生，引得车厢内一阵哄堂大笑。

巴木兰天真活泼，有什么话都愿意和我说。车到安东，她依旧忍俊不禁，笑着和我说起这件事。

我听过后，却半点笑不起来。

凭多年的战争经验，我已经察觉到，出兵朝鲜，将比八年抗战与三年内战还要残酷。

部队一到安东，马上进入了临战状态。

相对于一般人，我们这些在战场上见惯了血腥与生死的老兵。已经很难有事情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有一件事，却令我十分惊讶。

部队下了一道命令，彻底消除“人民解放军”的痕迹，摘下帽徽，取下胸章，抹掉装备上的所有徽号，收缴部队番号的印信。

这在中共军队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那帽徽上的“八一”五星，胸章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是新中国军人的标记。每个士兵视若珍宝。

现在出国替别人打仗，他娘的会随时牺牲不说，连自己部队的标记都没有，这是打的哪门子的仗。

许多战士想不通，我也想不通。

可军令如山，骂归骂，命令还得执行。我索性瞒过军政治部的首长，冒着受纪律处分的危险，私自带上了七把刻刀和两块刻板，准备刻版画。

11月4日，部队到达了鸭绿江边的安东，刚准备进入朝鲜，发现东线山区有美军向北推进，部队又奉命撤回，转到吉林的边境临江。

就这样，27军的79师后卫变前锋，我跟随79师跨过鸭绿江上的一座水泥大桥，第二次进入朝鲜，去对付东线北进的美军。

部队冒着风雪，经过一夜的急行军，于黎明前到达了朝鲜的中江镇。

正在雪地上行军的志愿军

中江镇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大村子，坐落在南北走向的公路边。这里是北朝鲜最冷的地方，气温最低达零下43度。

但志愿军的到来，让在冰冷中沉睡的村庄沸腾了。

一听说我们要去前方打侵略的美军，男女老少个个喜笑颜开，热情帮助部队搬东西，腾房子，烧开水，烤棉鞋，唱歌跳舞地欢迎志愿军。

天放亮后，为了防备美机空袭，部队吃过早饭一律到村边山上隐蔽休息。

我所在的237团3营7连指导员非常关心我，说我是随军记者，见多识广，是在村里继续休息，还是去山上隐蔽，可以由我自己定。

我觉得部队第一天秘密入朝，离东线的敌人还远着呢，美军的飞机也不一定来。于是，决定先在房东的热炕头睡一觉，再到山上去隐蔽。

正当我酣睡之际，屋外传来房东大娘一阵惊恐的呼喊声：“旁空！旁空！扁机瓦扫，扁机瓦扫，帕里帕里卡！。”

入朝前，政治部朝鲜日常用语培训抓得紧，所以我听得懂房东大娘的喊声：“防空！防空！飞机来了，飞机来了，赶快跑啊！”

我深知美机的猖獗与厉害，急忙跳下土炕，顾不得拿背包和大衣，提着手枪就往外跑。

趁着美机转弯之机，我一口气跑出了村庄，在积雪的河滩上匍匐前进，钻进两堆灌木丛中后，我累得一动不动，已经没有力气再跑了。

我仰望天空，庆幸自己逃出了轰炸圈。不料，一架美机朝我俯冲下来，它一抬屁股，几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声音就下来了。

美军的飞机为了制造恐怖，特地在炸弹上安装了风哨子，炸弹一出弹仓，“呜呜”的刺耳声响彻天空。

我懂防空知识，落在远处的炸弹是长的，落在近处的炸弹是圆的。经验告诉我，其中一发炮弹会落在我的南侧。

跑是来不及了，我立即向北打了一个滚儿，脸面朝下，闭上眼，张大嘴。

心想，该死该活就这么着了。

一声山崩地裂般的巨响过后，我随即被沙土活埋了，只觉憋得喘不过气来。等奋力从沙土里抬起身来，才知道毫发未损。

我擦掉脸上的沙土，发现身边一米多处被炸成了一个巨大的深坑。如果不打那个滚儿，我的命就丢在河滩上了。

敌机飞走了，整个中江镇都在燃烧。我突然想起刻刀和刻板还在屋中。我不顾一切，急忙向镇中跑去。

我在战时使用的木刻刀具

路上正好碰上了七连通讯员小刘。他刚才去房东家没发现我，便带着我的东西出来找我。

谢天谢地，认识我的人都知道这堆破木头板子就是我的命根子，看着它们落了单，自然要来找我。

没想到找我这一趟，反倒救了他的命。

原来早饭后，指导员再三交代他要保护好我的安全，接着就和连长到镇北面营部开会去了。

我一听顿觉凶多吉少，立即同小刘向镇北烟火弥漫的营部住处奔去。

天哪，灾难的惨状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

营部的住房已成了废墟，来三营营部开会的各连连长和指导员，加上营部的领导和通讯员，总共20多人，除教导员负重伤被抢救出来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而且都被烧得面目全非。

小刘冲进还在燃烧的木屋，在惨不忍睹的死人堆里找到自己的指导员，跪在雪地里嚎啕大哭。说自己没有保护好指导员，还不如死了算了。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说的就是这样的场景吧。

这时的中江镇里已不见人影，昨天大家还在一起热闹的地方，转眼就被大火烧成一片废墟。

当时大家的心情完全一样，恨不得几步跨入阵地，与美国鬼子对打厮杀，为牺牲的战友报仇雪恨。

掩埋了牺牲的战士，在冰天雪地里，部队又开始了夜行军。

27军预设的阵地在长津湖一带。

我跟随7连进入东部的狼牙山脉后，雪更大了，风更狂了，酷冷达到了滴水成冰的程度。

在冷得浑身颤抖的时候，还得靠吃冰雪解渴。

路上每个人都成了雪人，浑身上下白花花的，连眉毛胡子上也结了冰凌。

我很幸运入朝前发齐了棉装，可有些战士仓促入朝，未来得及领齐棉帽、棉鞋和棉手套，行军中吃了大苦头。

236团2营6连的许多战士脚上穿的还是力士胶鞋，由于急行军两脚有热气，开始雪花落在鞋面上化成水，继而又结成了冰，最后双脚、袜子和鞋冻在一起，走起来“嘎嘎”作响。

脚面皮肤皴裂后，鲜血再顺着冰碴缝隙往外渗，直到第二天拂晓宿营，才看到胶鞋上有一片淡红色的花纹。

行军途中休息，一个江苏籍的战士累得站在冰冻的路上没动地儿，结果力士鞋就与冰雪地面冻在一起。

待开始行军，他用力一抬双脚，鞋帮与鞋底分了家。还没有一分钟，袜子与地面又冻在一起，他再一抬脚，袜子也冻在地上了，露出了两只光脚板。

一位四川籍老兵，胡子上结了冰凌，他嫌冰凌碍事，用手往下一捋，竟连胡子带皮全扯了下来，痛得“嗷嗷”直叫。

炮兵16团2营的一个炮兵，出发前习惯性地去摸摸迫击炮身，手掌瞬间被粘去了一层皮，当时他还觉不出来，停了一会儿才疼得龇牙咧嘴。

但雪天里，部队无法一直行军，还要休息。

所谓休息，也别提什么军用帐篷和借宿的民房，只能雪山露营，这对物资稀缺的志愿军部队来说，是一项极大的挑战。

当时，每人只有一床薄棉被，一床小棉褥子，一件棉大衣，还有一块方雨布，根本经受不住高山严寒的侵袭。

第一次露天宿营，随军摄影记者史云问我怎么睡，我对他讲，打通腿，睡一个被窝。

我和战友史云

我们在避风的雪地上挖出一条雪槽，垫树枝树叶，铺上雨布和褥子，俩人头靠着脚，背靠着腿，屁股贴屁股，再盖上两床被子和另一块雨布，最后用各自的大衣蒙住头。

我入朝后的第一幅木刻作品叫《露营》，里面刻画了两位冰天雪地里宿营的志愿军，一个说的是我，另一个说的是史云。

我的木刻作品《露营》，1951年刻于朝鲜战场

开始，还能听到风雪的呼啸声，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仿佛全身都进入了冬眠状态，直到有人喊集合了才醒来。

如果没有集合声，很多人就会这么一直睡下去，永远醒不过来了。

除了步兵，最苦的要属配合27军作战的炮兵16团。

对他们来说，马命比人命金贵。

炮团运炮全凭战马，榴弹炮用10—15匹马拉，野炮用6—8匹马拉。若失去了战马，大炮寸步难行，所以炮团的战士把战马看得比自己还要紧。

一天夜里，炮团刚爬上一个山顶，天就亮了，为防美机空袭，只好在树木稀少的山顶露营。

战马休息也需要伪装和保暖，战士们找来松树枝叶搭在战马的身上，可是战马觉得不舒服，一会就把松树枝叶抖搂掉了。

无奈，战士们只好把自己的棉大衣反过来披在战马的身上，再拆下自己棉被的白布里，将棉大衣绑在战马的身上。

结果，这次高山露营，战马安然无恙，但却冻伤了100多名战士。

部队继续昼宿夜行。一天夜里，7连刚要过一座桥，却被炮团的炮车挡住了去路。

我走向前一看，一门10匹战马拉的榴弹炮停在那里没法动弹。原来一匹枣红马的前蹄陷进了桥缝，大炮进不得也退不得。

奔赴长津湖，十万火急。唯一的办法是将这匹战马枪毙，再换一匹备用战马。

而炮兵视战马为“无声的战友”，怎么也不忍心朝战马开枪，只好请步兵开枪。

步兵不管这一套，一位班长拔枪就要打。这时，旁边几名炮团战士冲过来，护着战马的头对步兵说：“战马也是人，你有能耐，朝老子开枪。”

步兵班长得令在先，也是不依不饶：“你以为老子不敢哪，你若贻误军情，和这匹马一样，照样枪毙。”

眼见炮兵和步兵要打起来了，炮团的值日军官——宣传股长叫张采正，赶紧上前呵退了炮兵战士。

一声枪响，战马倒地毙命，炮团的战士们哭了。

一个高个子大脸盘的炮兵抱着战马的脖子，边流泪边自语道：“我们一起南征北战好几年，可来朝鲜还没打一仗，你就牺牲了。”

行军中的炮兵部队，战马拉大炮

团宣传股长张采正是我的中学同学。入朝后，他带工作组下到炮团2营，这匹被枪毙的战马就是炮团2营的。

行军路上，张采正曾经告诉我炮兵部队有个传统，即便再饿也不吃自己的战马。炮兵的生活更是比战马还苦，自己挨饿也不能让战马挨饿。

有个战士实在饿极了，偷吃了几颗喂战马的生黄豆粒，不但吃坏了肚子，还按规定受到了纪律处分。

如今毙命的战马刚被移走，几名步兵就拿着刀要来砍马肉，那几名炮兵护住战马的尸身不许砍，哭着大骂：“他妈的，你们步兵心太黑了，让狗叼走了，啊？”

愤怒的炮兵赶走了步兵，然后用雪把战马埋了，齐刷刷敬过军礼后，才含着泪离开。

没想到等炮兵走远后，步兵又把战马扒出来，嘁哩喀喳，一会儿的功夫，那匹肥壮的战马只剩了一堆骨头架子。

我愣愣地站在一边，看着眼前的一切，心在流泪。这场战争，让人心变得无情，又十分的脆弱。

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些心碎的场面如实记录下来。

很少有人知道，我这个年龄的人，当初的理想是什么？

我是山东文登人，那里历史悠久，乡人更是以爱读书、有学问出名。

抗战爆发后，文登最先拿起武器抗击日寇的，也是一些读书人。

我初一的一天夜里，在一名地下党的带领下，昼宿夜行，穿过数道日伪封锁线，辗转到了栖霞北部山区的胶东抗大，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

这一年，我刚满18岁。

中国人要想过上好日子，必须将日本鬼子打出去。

可是抗大毕业后，一纸调令，我成了宣传队的一名文艺兵。我一心一意想上前线杀日寇，心里一百个不情愿，可我只有服从命令。

原来，胶东抗大刚成立了宣传队，急缺文艺骨干。我有文化、会画画，还能拉一手好胡琴，宣传队选人时第一个就选中了我。

长津湖战役结束后的我

来宣传队前，部队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是“以文为枪”。当时，宣传队只有十几个人，虽然都有些爱好，但要排演文艺节目实在困难。

我一天到晚琢磨着“以文为枪”这句话，受当地皮影戏启发，我想到了尝试制作起了“土电影”。

一天晚上，我找来一个放大镜，固定在硬纸壳上，再用煤油灯光照射，室内墙上立马映出了玻璃幻灯片。

在抗大修械所工程师的帮助下，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制成了以汽灯为光源的铁制幻灯机。

后来，我又对幻灯机进行了改进，研究出了同时放映一静一动两幅幻灯片的方法，让十分宝贵的抗战照片和我画的美术画成了会动的“土电影”。

这个“土电影”，在胶东抗日根据地是首创。

抗战期间，我虽然没当成杀敌英雄，但凭自己发明的“土电影”，当选为屈指可数的胶东抗大模范工作者。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胶东抗大宣传队奉命调入华野9纵文工团，我的任务仍然是搞“土电影”。

因为要搜集制作“土电影”的素材，我经常要深入作战前线，时间久了，心里萌生了一个念头，我要能当上一名战地记者该有多好！

1950年10月初，凭着我写的一篇战地新闻，我被调到27军《胜利报》报社。

这时，27军已经自江浙一带北上山东津浦铁路沿线集结，随时准备参加抗美援朝，我成了一名副其实的战地记者。

但直到见识过战争的残酷，我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如果现在再问我，我的回答会更简单：“打完仗，过太平日子，能吃上饱饭。”

这是那个年代所有人的梦想。打日本鬼子是这样，三年内战和抗美援朝也是这样。

部队的战士绝大多数是农民，想法很朴素，也很真实。

部队除了打仗，吃穿也是少不了的。可在朝鲜，打仗难，吃穿更难。

起初，先头部队入朝，当地老百姓杀猪宰鸡，捞大米干饭，有的还拿出高丽参和黄酒招待志愿军，但到后来，连朝鲜人不稀罕的土豆也稀缺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美军更懂得这个道理，它的飞机专门轰炸运输部队的火车和汽车。

美军先进的装备，随军的坦克大炮

27军仅有的15辆汽车，入朝的第一天就报废了12辆，剩下的3辆也没有按时到达预定位置，几万人的后勤运输线一时被完全切断了。

这时，饥饿难耐的战士到了宿营地，以连、排为单位自行到附近村里寻找食物。

只要找到能吃的东西，留下署名部队代号的纸条，什么都拿，能拿多少拿多少，顾不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

一天早晨，部队在一个山村宿营。为了跟当地人学朝鲜话，我带上手枪独自进了村里。

可家家户户“空舍清野”，不用说吃的，连个人影也不见。我接连进了几户人家，都是房门紧闭。

突然，听到不远处有志愿军在争吵，走过去才明白，原来7连司务长发现菜园地窖里有土豆，便通知各排来领土豆。

来领土豆的人中，有一位分管连队群众纪律的同志，他见老乡不在家，坚决不同意。

这位战士的理由很充分：“我们志愿出兵，朝鲜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动，随便拿人家的土豆，这是违反群众纪律。”

另一位战士不服气：“你拿纪律当饭吃啊，吃饱了肚子好去打美国鬼子，打败美国鬼子是最要紧的纪律。否则，我们来遭这个罪干啥？你说来这鬼地方干啥？”

事务长见我来了，就把难题抛给了我：“你是军部的记者，这儿就你最有文化，你来决定吧。”

起初，我也是犹豫，可面对饥饿难耐的战士我犹豫不得。

我对那位分管群众纪律的战士说：“现在让大家吃饱肚子是头等大事，土豆可以拿走，但要给老乡留下借条。”

部队离开之前，文书在一块木板上写下了部队的代号和拿走土豆的数量与日期，牢牢地插在了土豆窖子上。

战争夺走了人们的理智和气节，面对饥饿，人们甚至会变得比野兽还疯狂。

经过十几天的长途跋涉，27军终于出其不意地到达长津湖畔的预定作战地区，将美军的7师31加强步兵团死死围住了。

这支队伍是美国陆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因成功攻入俄国西伯利亚，被时任的美国总统授予“北极熊团”称号，并亲自授予“北极熊”旗。

被我军缴获的美军“北极熊”团团旗

长津湖地区是朝鲜北部最为苦寒的地区，海拔在1000至2000米之间，林木茂密，道路狭小，人烟稀少，夜间最低温度接近摄氏零下40度，当年又是50年不遇的严冬。

志愿军士兵穿着的都是华东温带的冬季服装，团以上干部的棉衣还没有发放。

11月27日夜间，长津湖战役打响。打到第三天的29日，伤亡严重的27军停止了攻击。

当天夜里，我冒着鹅毛大雪走了10多里夜路，循着电话线，好不容易找到了27军阵前指挥所。

军前指设在半山坡上的一栋草屋里，除了一位值班参谋和两位哨兵外，其余的人都在屋里睡觉。满屋都是沉沉的呼噜声，一副好几年都没睡觉的样子。

里面的人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草屋里外两间火炕上，躺着军长彭德清、政委刘浩天和各个部门首长，以及参谋警卫和房东老乡30多人，人挤得像是沙丁鱼罐头。

借着昏暗的马灯，我费了好大劲才挤进一只脚，可引来一位朝鲜小女孩烦躁的喊叫声。小女孩一喊，我的睡意没了。

我来到外间和值班参谋聊天。我问对方为啥指挥所这么安静。

值班参谋面色惨淡，告诉我部队冻伤过万，冻死上千，攻击伤亡也很大，而且弹快尽粮已绝，只有原地休整后，到30日夜间才能继续发起进攻。

为了获取第一手阵前情报，我又问值班参谋，哪个部队打的最惨烈。他让我去找驻扎在内洞峙和新兴里的80师。

草屋外面有个喂牲口的草棚子，棚子底下有个大草筐，我钻进草筐里迷瞪了一个多小时，天刚亮就启程去了80师在内洞峙、新兴里的阵地。

在80师，我走了几个阵地，每到一个地方心就咯噔一下子。眼前活生生的景象告诉我，英勇的27军已经无力再战了，部队根本打不动了。

阵地上的战士们饿的眼睛冒光，见美军也停止了反击，纷纷到庄稼地里扒开厚厚的积雪，寻找老百姓收割时落下的一些谷穗，捡到了的直接放进嘴里嚼吞，捡不到的失望而归。

我的老战友戴庆奎的那个连队，断粮整整一周了。

部队饿疯了，为了保持战斗力，每天都要派人去抢回几个美军尸体，用刺刀割下美军尸体腿肚子上的肉，再用火烤一烤，半生不熟的，闭上眼睛，胡乱咽下去了事。

戴庆奎还对我讲过一件事，我至死都不会忘记。

连队发起冲锋前，有位战士对连长说：“连长，我不怕死，你让我吃顿饱饭吧！填饱了肚子，我好有劲去杀美国鬼子！”

刚烈的连长转过身去，他哭了！因为他和战士们一样，也是几天没吃东西了。

戴庆奎已经去世多年，但这位和连长要食物的战士名字，我至今没有查到，是牺牲还是健在，已经不得而知了。

长津湖战役期间，部队一直靠缴获敌人的食品生存，啃树皮吞棉花的也有，直到占领了咸兴后，才送来了炒面和牛肉干。

志愿军战士们在吃炒面

炒面只够吃一顿，牛肉干每人一小包。那牛肉干是宝贝啊，这是入朝一个多月来，第一次吃到祖国运来的肉食。

我舍不得吃啊，每次只含一小片，像吃糖块一样，用口水化着吃。因为长期在一线阵地采访，我的眼睛被美军炮弹散发的气体熏坏了。

去后方医院治疗也不见好转，不仅疼痛流泪，夜里也无法入眠，有时连稿子也看不清，再拖下去，恐怕会完全失明。部队只好安排我回国治疗。

第二天晚上，我乘军后勤部的汽车到了鸭绿江边。我跳下志愿军27军后勤部的汽车，独自一人走在大铁桥上，没人知道我在想些什么。

我心里想的不是出发时“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战歌。

我在想，那猫也不过九条命，我怎么就活着回来了，我早该死了。

当时，我神魂不定，若不是桥上川流不息的汽车，我就栽进鸭绿江喂鱼了。

站在大桥上，我瞭望南北，朝鲜这边一片沉寂，对岸的祖国灯火辉煌。就这么一江之隔，却是两个决然不同的世界。

回国后我被安排住进了野战医院，眼睛得到了彻底治疗。

虽然我已远离了朝鲜，远离了战场，可除了编稿子，过去种种仍旧在我心头日夜萦绕，让我无法安宁。

夜里我常常无法入眠，经常需要服用安眠药。

眼睛刚好，我就开始动手写抗美援朝实录，可写了3万字就打住了。

因为那个时候，你只能写高大上的歌颂文字，鲜为人知又活生生的事不能写，写了也无处发表。

如果不能讲真话，那还不如保持沉默。

一直到1995年，21万字的《鸭绿江告诉你》才出版，我已经70岁了。

我在《鸭绿江告诉你》付梓之际的照片

虽然还有人想禁止这本书发行，但27军政治部专家组对书检查后，最后的结论是书很真实，在细节上没有杜撰的地方，看后感人肺腑。因为他们也是军人，知道真实的战争就是这么残酷。

让我没想到是，这本书不但引发了国内的调查，还引起了国际的关注。

在南北朝鲜，最先关注我这本书的是韩国人赵纪贞。

赵纪贞是木浦大学的中文教授，他将《鸭绿江告诉你》翻译成韩文，这是韩国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反映朝鲜战争的书。

赵纪贞还力主韩国出版商，邀请我去韩国访问。

1996年，接到邀请的我有些犹豫，因为我们曾是你死我活的敌人，况且我还是一名志愿军。

可去了一看，并不是那么回事，对方待我很友好。

我问木浦大学的教授们，我曾是你们的敌人啊，为什么还这么欢迎我。

其中一位教授说，因为我尊重历史，我写的朝鲜战争非常真实，从来没有人这么写朝鲜战争。

他们还邀请我去板门店的“三八线”参观。站在“三八线”上，遥望着北部朝鲜，我百感交集。

我想起了那匹被枪杀的战马，想起了冲锋前要吃顿饱饭的战士，想起那个自残后流血死去的“胆小鬼”，想起了那两名奸污朝鲜姑娘被枪毙的“孬种败类”……

我也想起了平生的第一个恋人，一位十分俊俏的朝鲜族姑娘。

那是1951年秋天，27军结束第五次战役后，奉命将金城防御阵地交给67军，转移到元山的马转里休整。

我下连队采访时，借住在当地一家朝鲜老乡的家里。房东是金大爷，家里除了金大娘，还有他们17岁的女儿。

那姑娘一身白裙子，脸上总是挂着甜甜的笑，一有空闲就给大家唱歌跳舞。熟悉了，我们就喊她“甜姑娘”。

“甜姑娘”原本住在里间，为了让我安静写东西，她就搬到了外间，和父母睡一起。

有一日，金大娘得了重感冒，苦于缺医少药，“甜姑娘”来找我。我让文书买来一只鸡蛋，这在当时属于稀缺品，然后用老家姜丝炒鸡蛋发汗的土法，治好了金大娘的感冒。

有天上午，我将洗好的手绢晾晒在院子里，下午取回来发现上面多了一行歪七扭八的字：“最可爱的人！”

我一看就知道是“甜姑娘”绣的，因为这五个汉字是我教给她的，这让我心潮激荡。

我能感觉到，在我治好了金大娘之后，“甜姑娘”似乎对我动了心，待我更好了。

她是我入朝后见到的最漂亮的一位朝鲜姑娘。

她身高一米六的样子，体型很匀称，乌黑的短发，面色像金达莱花一样，白里透红，一双大眼睛，一对小酒窝。

我看在眼里，只觉无可挑剔。

当时的朝鲜有“四多一少”，老人多，小孩多，年轻媳妇和姑娘多，青壮年男人少，他们都上了前线。

当时，朝鲜姑娘追求爱情大胆泼辣，这或许是一个因素。

当时美丽的朝鲜姑娘

可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那么多优秀的志愿军官兵，“甜姑娘”单单喜欢我，说明她有自己的爱情思量。

可我身处战场，说不定今儿活明儿死，不说一线战士，光27军部的战地记者就已经牺牲了三位。

但即便是幸运活下来，部队有铁的纪律，国家也有政策规定，光明正大地和一位朝鲜姑娘结婚，难上加难。

如果双方不结婚，那叫玩弄女性，绝没有好下场。

我决定把这份感情埋在心底，可“甜姑娘”却“埋”不住了。

我离开金家的前一天晚上，依旧写稿子到深夜，钻进被窝后烦躁的不行，“甜姑娘”知道我为期两周的连队采访就要结束了，她把火炕烧得“滚烫”。

翻来覆去之际，“甜姑娘”轻轻推门进来了。这是我下连队熄灯后，她第一次进我的房间。

她站在炕边，不说一句话。

我赶紧坐起来点上松油灯，一看她已经脱去了外衣，只穿着细线背心和短裤，身体几乎裸露在我的眼前。

明摆着，这是要以身相许。

一瞬间，我像被一股电流击打过，整个身体火烧火燎，后背开始冒汗。

那时我25岁，正值壮年，心上人以身相许，我怎能不动心。可我不能娶人家，就不能玷污人家的清白。

我咽了一口唾沫，下炕给她披上了自己的军大衣，劝了好半天，将她送出了房间。

“甜姑娘”到了外间，我听见她低低的哭声，我又何尝不是心碎。

第二天早上，我去连队伙房吃过早饭就要回军部了。回来告别时，金大爷、金大娘依旧待我很热情。

金大娘拉着我的手说，她的儿子在朝鲜人民军里当班长，第四次战役刚开始就牺牲了，她是真心希望我能做她们家的儿子。

我流泪了，感动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27军牺牲的三名战地记者中，我与王志中最要好，得知他牺牲时，我也没有流泪，心里只有仇恨。

可在远离战场的后方，我却被金大爷一家感动得一塌糊涂。

“甜姑娘”没有出来送我，但透过木窗棂子的薄纸，我分明看到她在坐在窗前的身影。

自朝鲜战场归来的战友们，记得最清、说得最多的是长津湖、“三八线”和上甘岭，但我心里比别人多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北朝鲜元山的马转里，这里有个女孩叫“甜姑娘”。

人的初恋刻骨铭心，一生也不会忘记。我今年94岁了，只要一想起抗美援朝，就自然会想起这位“甜姑娘”。

当年长津湖畔饿死我那么多兄弟，就是想让“甜姑娘们”都能过上太平日子。

可惜，70年过去了，“甜姑娘们”还是没吃饱饭。

这篇稿件在《真实战争故事》发布时，曾因标题“战士吃美军尸体”太残酷受到质疑。

其实在孙佑杰的书出版之初，因为这个细节，直接导致书被举报，还要接受“地毯式”清查。

但27军组成的专家组对书逐字审查后，最终得出结论：真实感人。只有血肉横飞的真相和一条条消逝的生命，才能让人铭记战争的残酷。

转身避而不见，只会让人低估了这份残酷，轻视了烈士的付出。

这也是我将这篇故事转发到天才，带给你们的原因。

就像孙佑杰老人的那句格言：“如果你没法阻止战争，那你就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

网民哀嚎：

Jennifer074 发表评论于 2021-10-09 00:57:04

编造的痕迹太明显。长津湖战役如果真是胜利，中共为何到70年后才拍电影？不顾士兵死活，后勤无保证，零下40度穿着单衣，冻死了三分之一士兵。10:1的兵力不宣而战突然包围美军，但美军却全建制撤退，带走全部装备、伤兵，更难能可贵的是成功掩护了10万朝鲜难民撤离，其中就有现在韩国总统文在寅。刘伯承曾在南京军事学院将长津湖战役当作一次教训给军官讲课，而美军却一直将这场战役视为一种光荣，颁发了很多勋章，谁在撒谎一目了然。

中共为了煽动仇美公然造假，想让韭菜们为他们去作冰雕连，不惜组织人集体去看这部片子洗脑，但很多人已经觉醒，不会再被骗。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1-10-08 17:29:29

2021-10-08 16:26:36 by 阿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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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什么自豪？凭小米加步枪可以打下中国，打平美国啊，旅顺、香港、葡萄牙多大？中国又多大？如果这还不够自豪，那还有什么可自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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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吃！志愿军清一色苏联装备，哪里来地小米，步枪？

为了苏联淘汰的二战武器，毛泽东可是花了大价钱的，不然怎会有后来的苏联逼债？

放着占领中国旅顺的苏联不去解放，放着台湾，香港，澳门不管，去当苏联的狗腿，帮助朝鲜统一，你自豪个鸟？

这个能自豪，慈禧都比毛泽东强，她可是挑战了全世界！

爱吃面包的人 发表评论于 2021-10-08 17:03:43

应该说，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炮灰万岁，应该说，彭大将军带领这群炮灰去送死，可却活着回来了 是中华民族最大的耻辱 应该说，老贼毛泽东想让自己的儿子去朝鲜镀金 回来当太子 结果一命呜呼，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报应。

谢选骏指出：以前读岳飞《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一句，以为是豪情壮志，现在看来确是历史的真实！

《比长津湖更震撼的砥平里之战，这不是战争而是屠杀！》（AntiBolshevik 2021-10-06）报道：

砥平里战役，共军韩战首次惨遭的滑铁卢，

关于韩战；

是中共和北韩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的战争

始于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入侵韩国开始，

1950年6月25日凌晨4点，朝鲜人民军以反击侵略作为借口越过三八线大举进攻韩国，势如破竹三天内占领韩国首都汉城。此为朝鲜战争之起点。

6月下旬，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常任理事国苏联缺席的情况下相继通过第82号和第83号决议，声明此举为“北朝鲜部队”对大韩民国的武装侵略，并敦促其立即停火，要求朝鲜军队撤回38度线。

6月27日美国正式参战。

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84号决议，

由联合国成员国的16个国家的军队和5个国家的医疗力量组成的“联合国军”参与朝鲜战争，对大韩民国（ROK）提供军事和医疗协助。其中美国提供88%的战斗人员，占据主导地位。联合国军受美国统一指挥，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

迅速扭转战局，切断北韩人民军退路，北韩陷入被动挨打不利地位。汉城被美军收复

10月8日，毛泽东签发命令，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参战，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

10月19日，联合国军夺取包括平壤在内的大部分地区，逼近中朝边境。

10月19日当晚，首批中国人民志愿军越过鸭绿江，开始激烈的攻防战斗。

中共志愿军长驱直入。在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第三次战役中连续击退联合国军，将战线推回三八线甚至一度接近三七线，

并于1951年1月4日再次攻占汉城。

联合国军在此后的第四次战役和第五次战役中击退中共志愿军的进攻，使战线在开战一年后再次回到三八线并一直陷入胶着状态。

1953年5月双方于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朝鲜停战协定》

当时战争双方的实际控制线多在三八线以北，

北韩与中共方面曾要求以三八线为停战分界线，而联合国军方面要求基本以实际控制线来定。

6月7日，大韩民国总统李承晚拒绝美国领导的停战，并撤出开城韩国停战谈判代表团。不过谈判仍继续进行。

1953年7月27日，参战四方中的三边

中国人民志愿军、

朝鲜人民军、

联合国军

大韩民国总统李承晚拒绝美国领导的停战

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停战协定，宣布停战。协定建立朝韩非军事区作为缓冲区，并就战俘遣返问题作出安排。随后，南北双方仍继续保持外交冲突和军事对峙，持续至今 。

终于1953年7月27日在签署停战协定后停战。

北韩在停战后的实际控制面积少于韩战前的控制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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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长津湖更震撼的砥平里之战，这不是战争而是屠杀！

遍地都是志愿军的尸体

砥平里战役是韩战中的长津湖战役两个月之后的又一次中美决战

（砥平里之战，属于 第四次战役。1951年2月13日至2月15日）

（长津湖之战，属于第二次战役。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6日）

美军称扭转韩战局势的砥平里战役为

“朝鲜战争的盖茨堡战役”

“第二次仁川登陆”

砥平里

砥平里——朝鲜南部一个极为普通的小村镇，位置在横城以西、杨平以东、南汉江以北,距离汉城40公里，其直径约为5公里，四周都是小山包，砥平里就坐落在这个小小的盆地中。

1951年2月1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联合国军，在这里展开了一场令全世界为之震憾的血腥战斗：参与作战的志愿军5个主力师（5万余人）向被包围的美步兵23团（4000余人），连续2个夜晚发起进攻，最后阵亡3万余人，抛下1万多具尸体，无奈地撤出战场。

这段历史的真相，被中共隐瞒了近40年，直至1990年代以后，才逐渐在大陆浮出了水面，为国人所知道。

1950年10月25日和11月25日，45万“中国人民志愿军”不宣而战，在朝鲜西线和东线战场，连续发动了两次大规模战役，使得毫无准备的联合国军措手不及，陷入了中国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11月29日，麦克阿瑟将军下令，联合国军从朝鲜北部全面撤退。

就在联合国军撤退的同时，中共却源源不断地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至12中、下旬，中共再次将20万解放军冠以“志愿军”的名义投入到了朝鲜战场。此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已全面撤退到三八线以南地区，中国军队取得令全世界震惊的空前“大捷”。

为了防止战争扩大，印度、埃及等联合国13个中立国家呼吁交战双方举行停火谈判，并邀请中国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如果中共接受停战谈判，就此罢手，那么朝鲜战争就会以中国“志愿军”的全面胜利而宣告结束。然而毛泽东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联合国军已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强有力打击下全线崩溃。毛在中央军委会上说：“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提出先停火再谈判，分明是想借谈判获得喘息时间。我们决不上当。我们一定要打到釜山去，把侵略者赶下太平洋，不消灭朝鲜境内的敌人决不班师。

信奉斗争哲学、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毛泽东，绝不会留给对手任何机会，12月13日，毛泽东致电“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我军必须越过三十八度线”。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12月31日，彭德怀司令指挥志愿军全面越过三八线，将战争的火焰再一次燃向南方。在志愿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下，1月4日，联合国军撤出汉城，退至平泽、原州、三徙一线。

同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韩国首都汉城，开创了一个国家的首都在短短半年中三易其主的先例。

汉城的沦陷，又一次引发了南朝鲜百姓的逃难浪潮，深受战争荼毒的50多万汉城居民，怀着对共产政权的恐惧，再次惊惶出逃：几十万难民背着包袱、扶老携幼，争先恐后地向汉江拥去。冰冻的江面上，到处是紧抱着婴儿的母亲，背着老人、病人、残疾人的男人以及扛着大包袱和推着小型两轮车的人们，没有人去扶助那些跌倒的人，也没有人理会躺在雪地上，奄奄一息的人—–。

汉江上，美军搭建了两座临时浮桥，难民们争先恐后地涌上浮桥，狭窄的桥面由于挤满了车辆和人流在不断摇晃，不断有人被挤下浮桥掉到冰冻的江面上，凄厉的哭喊声和呼唤声在寒风中久久回荡。

这场由金日成发起的战争，给韩国南北人民带来的是无尽的灾难。

1950年12月23日，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将军也在撤退途中遭遇车祸身亡。12月26日，马修.李奇微被麦克阿瑟将军任命为美第8集团军司令。

麦克阿瑟将军任西点军校校长时，李奇微是该校的一名年轻的上尉教官，由于他的出色军事才能，引起麦克阿瑟将军的注视。李奇微将军到达朝鲜战场后，果然不负麦克阿瑟将军重望，朝鲜战争的发展轨迹就此发生了改变。

李奇微中将接任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后，着力提高士气，增强情报工作，采用阵地战步步为营，发挥空军炮兵的装备优势，不以夺取领土为最终目标，而以消耗对方有生力量为主[145]。他于1951年1月25日发动上任后首次攻势“霹雳行动”，志愿军被迫撤退到汉江以北。1月25日起，“联合国军”乘志愿军和人民军尚未得到充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全线进攻；中朝军队在开始的第四次战役中，不得不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的局面。

自志愿军第二次战役以后，美军开始了其战略撤退。所谓“第三次战役”，其实并没有进行过实质性战斗，志愿军基本上是一路尾随在美军后面走过来的。

汉城，作为不设防的城市被中国军队占领后，毛泽东被表面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这个一心想成为“全世界革命领袖”的富农的长子，就此以为志愿军的军事实力真的可以和美军平起平坐了，他对秘密访华的金日成说：“打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胜利了，但还不够，还要接着打。你敢越过三八线北进，那我为什么不能越过三八线南进？”他不无得意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开始要“喊着打！”

中共的报纸和电台广播也开始连篇累牍地报导志愿军的“赫赫战果”：兴南、元山、平壤、春川相继被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所攻克，几十万美军和李承晚伪军被击溃，正在狼狈逃窜，中国人民志愿军横扫千军、锐不可当。

汉城被中国军队占领后，毛泽东下令北京放鞭炮焰火庆祝，全国各地同时组织了数百万人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1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祝汉城光复》的社论，号召志愿军：向大田前进！向大丘前进！向釜山前进！把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

不明真相的中国老百姓，其实并不知道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真实惨况，他们在共产党的组织下载歌载舞，敲锣打鼓地欢庆胜利，成千上万兴奋狂热、情绪高亢的青年学生纷纷报名参军，要求赴朝鲜战场去打击“美帝侵略者”。

然而，在这场闹剧中唯一头脑清醒的是志愿军司令彭德怀元帅，随着志愿军不断向南推进，战线越来越长，志愿军的后勤支援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朝鲜南部地势平坦，极有利于美军机械化重装备部队的展开，志愿军已经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彭德怀有一次在军事会议上回忆起“第三次战役”时说道“我打了一辈子的仗，从来没有害怕过，可志愿军打过三八线，一直打到三七线时，我环顾左右，确实非常害怕。美军几乎是不战而退。志愿军都知道，三八线并不是我们打过去的，可以说是走过去的”。

然而，这些战场的真相，对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来说，就像无数被中国政府深埋在红色历史坟墓中的“黑匣子”一样，永远不得而知 

就在中共大肆庆祝汉城被“光复”的第三天，1月7日，联合国军停止了退却，李奇微将军下令第8集团军在西线和东线战场同时向中国军队发动了代号为“猎狗行动”和“雷霆作战”的反击，漫天的炮火再次倾泻在志愿军阵地上，首当其冲的志愿军部队在美军的炮火打击下，死伤累累，北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官金策大将也被美军炮火炸死，中国军队的进攻势头终于被遏制了。

 

1月25日，彭德怀急电毛泽东，说明前线战事紧急，要求立即停止进攻将部队后撤。但毛28日的回电让彭大吃一惊：“我军必须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二万至三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为目标……”。毛告知彭德怀，一百多万中国军队已经集结在中朝边境，正在等待开赴朝鲜。毛充满必胜信心地指示彭：“中朝两军在占领大田安东以后，再进行2至3个月的准备工作，然后进行带最后性质的第五次战役。。”毛泽东此时似乎已经看到了朝鲜战争最后胜利的曙光。

 

在毛的命令下，彭德怀不得不硬着头皮策划再次发动进攻，并按照毛的指示，把战役目标定为三六线的大田、安东。

正当西线的志愿军第38军、第50军死死地阻击联合国军的反攻，而东线北进的联合国军却一路突破中国军队防线,迅速向前推进，进抵邸平里的美23团和占领横城一线的南朝鲜第3、第5、第8师就这样从整个战线上突了出来。

战场上出现的这种状态，使正对战场局势一筹莫展的彭德怀突然感到有了一次扭转战局的机会。彭德怀的设想是，死死地顶住西线，把大兵团快速集中于东线，对相对实力较弱的南朝鲜部队进行大规模反击，如果反击成功，将打破联合国军的进攻态势，改变目前志愿军节节败退的局面，使中国军队重新掌握战场主动权。

 

事实上彭德怀的反击计划具有很大的冒险成分，因为东线战场的志愿军要组织起有效的反击，必须具备两个重要条件：

1．在西线作战的志愿军必须把美军牢牢地阻止在汉江以南。如果西线的志愿军被击垮，那么不用说反击了，整个东线作战的志愿军将陷于被包围的危险处境。

2．东线的志愿军有把握对被包围的敌军予于歼灭。

这两点，对于装备落后，靠“骡马运输、徒步行军”的中国军队来说，都是不确定的因素，尤其是第二点，长津湖战役已经表明，武器简陋的中国军队即使包围了美军，也没能力将其歼灭。然而作为中方军队统帅的彭德怀却依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以为志愿军还是可以像国共内战时一样，单靠“人海”的优势就能弥补这些不足。

 

战场上的机会稍纵即逝，彭德怀决定抓住这次机会。有一点让彭放心的是，毛承诺的100多万“志愿军”已在鸭绿江边集结，正在开赴朝鲜战场，即使战役进行得不顺利，彭也可以通过这次战役，掩护志愿军增援部队安全抵达，从而与美军展开一场更大的决战。

2月5日，彭德怀电令志愿军第42军和北朝鲜人民军第2、第5军团对东线北进的联合国军进行阻击，同时，邓华指挥的第39、第40、第66军奉命向东移动，准备按照计划发动反击。

 

志愿军的“第四次战役”就在这种情形下展开了。

 

2月11日晚，战斗首先在横城打响，彭德怀以志愿军4个军（第39军、40军、42军、66军），以及北朝鲜人民军第2、第5军团，二十几万兵力，向位于横城一线的南朝鲜第3、第5、第8师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彭德怀期望由此打开缺口，进而击破东线美军在原州的防线。

在志愿军猛烈的攻击下，战斗力薄弱的南朝鲜军队一触即溃，尤其是南朝鲜第8师，遭到突然攻击后，没有组织有效抵抗就纷纷溃退，致使美步兵第2师的侧翼完全暴露，使之不得不与美空降187团一起紧急后撤，从而打乱了联合国军的部署，战役一开始似乎开始朝着有利于志愿军方向发展。

志愿军在横城战役取得首仗胜利，使得驻守在邸平里的美23团独自孤零零地突出在中国军队的攻击线上，“志司”按照计划，将攻击之矛指向邸平里，打算用一个晚上的时间，解决美23团。按照志愿军司令部的估计，驻守邸平里的美23团，说不定已经准备逃跑了，志愿军必须趁其在逃跑之时，在运动中给予消灭。

2月13日晚，战役总指挥、志愿军副总司令邓华调集了39军、40军、42军的5个师（115师、116师、117师、119师、126师），向驻守在邸平里的美步兵2师第23团发起猛烈进攻，一场惨烈的战斗，就此拉开了帷幕。

正如志愿军司令部所判断的那样，战役开始之前的13日中午，美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将军也乘直升机到达邸平里，就砥平里23团的处境和团长弗里曼上校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由于南朝鲜军队的溃败，导致在邸平里的美步兵第2师23团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阿尔蒙德军长听取了弗里曼团长关于立即撤退的建议及其理由，也得出结论：23团应在人数众多的中国军队尚未形成包围态势之前，尽快撤出邸平里。

 

阿尔蒙德飞走以后，弗里曼团长下达了撤退命令。

 

正当美23团的士兵们收拾行装准备撤离时，弗里曼团长收到了一份紧急电报：

（坚守砥平里，不准撤退！——命令来自美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将军，正是这份电报，改变了朝鲜战争的历史进程。）

 

坚守砥平里的决定出自李奇微将军对整个战局的独到判断，李奇微接替阵亡的沃克将军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还不到2个月。他一到朝鲜战场，就被卷入了联合国军的撤退洪流中。由于中国军队的强势参战，美军上下充满了悲观的情绪，南朝鲜军队更是一触即溃，望风披靡。李奇微将军乘坐一架轻型飞机，带着几名助手，在战场上到处奔波，直接同战地指挥官见面，了解战况，分析局势，在这段时间里，他查阅了美第8集团军和美第10军与中国军队所有的战斗报告，从中发现了中国军队的4个致命的弱点：

（1） 人数庞大的中国军队，由于受给养的限制，每次进攻持续时间不超过7天；

（2） 徒步前进的中国军队，每天推进距离不超过20公里；

（3） 以步枪、手榴弹为主要武器的中国军队，其攻坚能力极其低下，即使包围美军，也无能力歼灭。

（4） 为了躲避美机轰炸，中国军队白天不敢行动，所有进攻只能在晚上进行。

 

因此，掌握了这些弱点以后，面对中国军队在横城地区表面上的强大攻势，李奇微将军没有丝毫惊慌，他十分清楚中国军队在目前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还居然胆敢冒险发动攻势，只会令其陷入更大的困境，只要美23团将中国军队主力吸引在邸平里，联合国军就可利用其强大的空中力量和地面炮火，将其完全摧毁。李奇微将军认为，孤立无援的陆战1师在北部长津湖地区被十几万中国军队重重包围，也能做到全身而退，那么在南部的三七线，在东西战场已经连成一体的联合国军防线面前，中国军队将为他们的进攻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据守砥平里的联合国军除了美军第23团外，还有一个坦克中队、一个炮兵营和一个法国营，总兵力约四千人，防守面积仅直径1.5公里。其中法国营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志愿军”，其成员全部是拥有法国国籍的战场老兵，许多志愿者为了加入该营而自愿降低自己原来的军衔，尤其是营长拉尔夫。莫尔克拉中校。

拉尔夫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法国军人，他原是法国军队中的一名中将，为了抵制共产赤祸，宁愿将自己军衔降为中校赴朝鲜参战。该营由1017人组成，共有3个步兵连，一个重武器连和一个营部连，隶属美步兵第2师23团。

法国营于10月25到达朝鲜，由于战况紧急，原定3周的美式武器适应训练缩短为10天即被投入战场。该营作战经验丰富、作风彪悍顽强，1月31日和2月1日两天，法国营和美23团3营一起在双联隧道地区击溃了志愿军第125师，使得美军对其战斗力不得不刮目相看。

接到李奇微将军坚守邸平里的命令以后，弗里曼团长下令部队立即修筑防御工事，士兵们将数千米环状铁丝网铺设在阵地前沿，密集地布置了防步兵地雷和照明汽油弹。施工机械也在紧张地挖掘壕沟，20辆坦克作为机动火力被布置在前沿阵地，各阵地之间的接合部，全部用M－16高射机枪和坦克严密封锁，弗里曼上校还在防御圈内设下炮兵阵地，集中使用26门野战榴弹炮和51门迫击炮。弗里曼上校还建立了步兵、坦克、炮兵之间的通信联络方式，使美军强大的火力尽可能发挥出最大的功效。

防御工事完成不久，天色渐渐黯淡下来，广袤的雪野显得一片寂静。23团接到美侦察机发来的报告：数目庞大的中国部队正在从北面和东面向邸平里开进。弗里曼上校向部队发出了“准备迎击中国人进攻”的命令。

黑夜中，联合国军士兵们一个个紧握武器，匍匐在战壕里，神情紧张地等待中国士兵的出现。

13日深夜21时，成千上万志愿军士兵的身影浮现在雪地上，他们的胶鞋底磨擦在冻土上发出的声音十分令人恐怖。随着凄厉、刺耳的喇叭声，中国士兵开始了进攻。

一位当年参战的美军士兵的描述道：“夜幕降临时，四周响起了凄厉的军号声，他们(指中国军人)满山满谷地涌了出来，不畏生死地冲向我们，然后一排排地象麦捆似的被机枪火力搁倒，后面的人又一排排地往上冲，又被搁倒。我们的机枪狂吐着火焰，枪管打得通红，臂膀打得酸痛，看着满坑满谷的尸体，我对自己说，这不是战斗，这简直就是屠杀。”

就这样，中国士兵一波紧接一波的进攻，一往无前，无所畏惧，中国士兵踏着同伴们的尸体不顾一切地冲锋，令他们毛骨悚然，就连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美军老兵也是第一次看到如此血腥的场面，这是一支比日军更不顾惜士兵生命的军队。

环形防线里的美军坦克和重炮猛烈地轰击志愿军的冲锋集群，平均每百平方米瞬间落下十几颗炸弹，随着火光闪耀、弹片横飞，鲜血染红了的整个砥平里，一百多人的志愿军连队往往几分钟后就只剩七八人。仅一个晚上，被打死的39军117师的士兵就达4000人以上，投入进攻的志愿军357团3营在一次进攻之后，只有数人生还。炮火连天的邸平里战场，中国士兵就这样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同美军的飞机坦克、榴弹炮、高射机枪对决。整整一个晚上，在猛烈的炮火打击下，117师的士兵除了肢体横飞、死伤惨重以外，没能攻下一处阵地。

在激烈的战斗中，美23团团长弗里曼上校也被弹片击中臂部而受伤。

2月14日。

39军指挥部设在砥平里以北一片茂密的松树林中，林间的空地上架着几座电台，报务员头戴耳机正在紧张工作。军长吴信泉、副军长谭友林只是一个劲地在抽烟，两人愁眉苦脸，焦虑万分。他们刚接到一个雷击般的消息：担任阻击骊州、原州向砥平里增援的39军116师，在行军至注岩里途中，被美军空中侦察机发现，美军立即调集原州附近的炮兵群，在空军的配合下，集中炮火轰击这个纵队达四小时之久。就这样，这支一万多人的志愿军纵队在到达战场之前，就被美军猛烈的炮火打击下，死伤7千余人，最后不得不撤出战场。

吴信泉，这位在云山战役时，号称要将美骑兵1师“包饺子”当“下酒菜”的中国“王牌军”军长，此时才真正领教了美军凶悍的战斗力，面对39军一个晚上就遭受如此巨大的伤亡，他的手禁不住发抖了，他已经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骄狂。2月12日，吴信泉刚接到攻打邸平里任务时，根本没把邸平里的美军放在眼里，“志司”副司令邓华布置以39军的115、116、117师为主力，40军的119师、42军的126师协助进攻的方案时，吴信泉心里还觉得暗自好笑，他认为邓华过于谨慎，区区邸平里的一个团的美军，只不过是一块送到“志愿军”嘴边的“肥肉”，还不够39军“吃”的，根本没有必要再安排其他两个师。因此13日深夜，在116师、119师、126师还未赶到战场的情况下，吴信泉军长独自下令发起进攻，致使117师在进攻中死伤惨重。

奉命南下包抄邸平里的39军115师，经过白天隐蔽，晚上行军，一路坡高崖陡，以至连马匹都被丢弃，好不容易行军至砥平里以东时已是13日深夜。115师于十四日凌晨发起攻击，但打下以后从俘虏口中才知道，他们攻下的只是邸平里外围的一个叫马山的山头，砥平里还在西南方向。此时砥平里的枪炮声已经停止了，39军117师已被打得尸横遍野，已经没有能力再发起进攻了。

参加对砥平里攻击的第42军126师也犯了和115师同样的错误。这个师接到攻击邸平里的任务被配属给第39军后，按照地图上指示的路线向砥平里进军。当按照判断的方位和计算的行进时间应该到达邸平里的时候，部队发现了山谷中一个小村子，于是126师毫不迟疑地开始了进攻，攻占了这座村庄。直到天亮以后才搞清楚不是邸平里，而是位于邸平里东南方向10公里处的一个叫田谷的村镇。

天亮了，轮到占据马山的志愿军115师成为美军攻击的靶子。为了夺回制高点，美军集中重炮向马山展开凶猛的轰击，美空军也加入攻击战斗，数十架美海盗式攻击机超低空扑向志愿军阵地，轮番扫射，投掷大量凝固汽油弹，马山阵地沦陷在一片火海中，中午时分，邸平里美23团出动坦克和步兵向马山志愿军阵地猛烈反击，115师三个团在美军反复轰炸和扫射下，死伤狼籍，一位参加战斗的美军士兵回忆道，美军飞机在对志愿军阵地轰炸时，他们连队就在山脚下面，只听见从山上传来一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啸鸣声，后来才知道，这是中国士兵被凝固汽油弹烧着时发出的惨叫，一直传到山下—–

志愿军434团2营王少白营长给团长王扶之打电话时哭着说，他的营死了三分之二，快要打光了，要求撤离马山。

然而，115师要求撤出马山的要求没有得到军部批准，吴信泉军长知道如果马山丢了，砥平里战役更没办法继续下去了，他命令115师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死守马山。

14日下午，一架直升机轰鸣着，徐徐降落在美23团团部后面的空地上，美军士兵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将军，头戴一顶美军特有的防冻绒帽，胸前挂着两个手雷，从直升机机舱里爬了下来。

李奇微将军是亲自来到邸平里视察战况的，他对美23团士兵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依然保持着高昂的士气感到欣慰，他见到了手臂负伤的弗里曼团长。李奇微将军告诉弗里曼上校，邸平里战役是整个朝鲜的作战计划中非常关键的一环。他完全清楚23团的危险境地，他对弗里曼团长说：“你一定要再坚持一个晚上。”李告诉弗里曼，他已经命令美国骑兵1师增援砥平里。美军在原州一带的重炮部队也将为23团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援。

李奇微将军亲临前线，极大地鼓舞了23团士兵的士气，但也仅此而已，因为接下来的一个晚上，美23团不得不为自己的生死，孤军奋战了。

美第10军军部得知弗里曼上校负伤的消息后，专门派出1架直升机接他去后方治疗，被弗里曼一口回绝，他说：“我既然把士兵们带到这里，我就要把他们带出去。”弗里曼上校命令部队利用白天加紧加固防御阵地，准备应付志愿军的夜袭，以坚持到援军的到来。（注：弗里曼上校一直坚持到援军——美骑兵5团的坦克15日下午低达邸平里后，才乘直升机离开战场。）

14日晚，志愿军第40军119师和第42军126师到达了战场，自此，参战的志愿军攻击部队全部到齐。中国军人从四面八方把邸平里围得水泄不通，天黑不久，邸平里南面升起了几颗信号弹，志愿军向这个直径仅1.5公里的联合国军环形阵地又一次发起了攻击，最后的决战开始了：

砥平里周围山坡上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黑夜中他们一个个手执火把，在喇叭声、锣鼓声和山崩地裂般的喊杀声中，犹如一支庞大的蚂蚁军团，密密麻麻、浩浩荡荡、漫山遍野地涌向美23团防御阵地。

联合国军的士兵们在震惊之余迅速反应过来，开始集中坦克和火炮猛烈地拦阻射击，各轻重武器和平射的高射机枪也在阵地前组成了密集的火力网，冲在前面地志愿军士兵成排成排地倒在火力网下，可是后面的士兵毫不在意，踏着同伴的尸体继续冲锋，完全不把生死当一回事。

夜战的景象惊心动魄，照明弹、曳光弹、飞散的信号弹以及四射的火花把邸平里夜空点缀得绚丽缤纷。每隔五分钟，美军阵地上就腾空升起一排排照明弹，数十条曳光弹组成的光带接连不断地交叉在夜空。

美C—47运输机也飞抵战场，用降落伞投下一批又一批照明弹，这些照明弹宛如一盏盏巨大的灯笼，长时间地漂浮在砥平里上空，把整个战场照耀得雪白如昼。在明亮刺眼的白光下，中国士兵的影子满山满坡地在蛹动着，他们穿着臃肿棉袄，步履笨拙地迈向美军阵地。在美军设置的铁丝网前，不计其数的志愿军士兵被打死，美军发现中国士兵面对铁丝网显得束手无策，他们甚至连简单的破坏工具都没有，只能试图从网下钻过去，而这正在美军机枪的有效射程之下，不一会，铁丝网前就堆满了中国士兵的尸体，有好几处地方中国士兵的尸体已经高过铁丝网，形成了一座座尸体桥，把整段铁丝网都压扁了。

一波又一波、一群又一群，志愿军排山倒海式的冲锋接连不断，中共指挥官丝毫不惜啬士兵的生命，一拨又一拨地将士兵投入杀戮战场，成百上千的中国士兵就这样被美军猛烈而无情的炮火吞噬，撕成碎片。

战场上，到处散落着中国士兵的躯体及残肢断臂，白雪覆盖的邸平里雪原已被志愿军士兵的鲜血浸泡成黑红色。

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英国著名演员迈克尔.凯恩，是一名出身贫困，思想左倾的青年，曾对共产主义颇具同情，然而，朝鲜战场的经历使他从此厌恶这个制度，他告诉《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作者张戎女士说，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士兵像大海的波浪一样，一潮一潮地往前冲锋，用自己的身体去抵挡西方的子弹。他当时就想，这些人连自己人的生命都不顾惜，我怎么能指望他们关心我呢？

在中国士兵一轮又一轮的“万岁冲锋”下，联合国军的防御阵地也险象环生，法国营有一个防御点上的士兵全部阵亡，蜂拥而来的志愿军士兵攻占了这个防御点，营长莫尔克拉中校迅速调动高射机枪排向冲上阵地的志愿军士兵密集扫射，弗里曼上校也派出美军一个排前来支援，终于将冲进阵地的几百名中国士兵击毙，重新夺回了阵地。

然而美军G连防守阵地上的形势却越来越危急，G连士兵已经连续击退了中国军队的十几次进攻,但眼前突然又出现了令人惊劾的一幕：五、六百名头绑白布条，身强力壮的志愿军敢死队员，每人将一个六磅重的炸药包捆在一根长长的树棍上（用来炸毁美军的工事），一面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吼叫，一面不顾一切地向前冲锋，全然不顾迎面而来的子弹，冲在前面的敢死队员一批一批地倒在美军的机枪扫射下，但更多的中国士兵继续沿着被鲜血染红的山坡向上狂冲，不少人被自己同伴的尸体绊得踉踉跄跄，但依然疯狂地冲向美军所布下的铁丝网和地雷区，一些中国士兵被地雷炸飞以后，残缺的肢体落下挂在带刺的铁丝网上，形状十分骇人，尸体的后面，有更多数不清的中国士兵涌了上来。美军的重炮和高射机枪虽然不停地开火打死许多进攻的中国军人，但还是有不少志愿军士兵越过了铁丝网和地雷区闯入美军阵地。

午夜时分，G连防守的阵地终于被中国军队攻破了，在炮弹和手榴弹连续不断爆炸的闪光中，黑压压的中国士兵如蚂蚁一般地爬上了G连的防御阵地，许多美军士兵阵亡，幸存下来的人不得不退到阵地背后的山坡下。

由于G连阵地的失守，美军环形防线被撕裂了一个很大的缺口。弗里曼上校调集两辆坦克进行反击，但没有奏效，近千名中国士兵已经涌入了阵地，并且继续向美军阵地纵深发起攻击，美军环形防线上的缺口越来越大，弗里曼上校不得不将最后的预备队——23团的突击连和工程连投入战场，来阻挡蜂拥而来的中国军队的士兵。命运的天平开始偏向了中国军队。

两军激烈的攻防此起彼伏，惨烈的白刃战和肉搏战在邸平里的每一处阵地上演，金属的撞击声、咆哮的喊杀声、子弹的射击声和炸弹的爆炸声汇成一片。然而，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推移，“志愿军”最害怕的时刻又一次来到了——天，开始亮了。

15日黎明，太阳从云层里钻了出来，对邸平里的美23团官兵来说，最危险的黑暗时刻终于过去了。

从美海军航母上起飞的轰炸机编队，一批接一批地飞抵邸平里上空，将成吨成吨的炸弹和凝固汽油弹倾泻在志愿军阵地上，把志愿军阵地炸成一片火海，攻占G连阵地的一千多名志愿军士兵也在猛烈的爆炸声中化为灰烬。

志愿军的攻势被遏制了，韩国的白天，是美国空军的天下。

天亮以后，美空军给驻守邸平里的美23团运来大批补给和弹药，同时将200多名伤兵用直升机运至后方。美航母舰队的舰载机介入战场以后，攻击任务主要由美航空兵和邸平里附近的美军炮兵部队进行。在天黑以前，志愿军是不敢展开大规模攻击的。

邓华指挥部对39军军长吴信泉连续两个晚上没有拿下邸平里极为不满，15日上午发来电令，要求部队加紧准备，最迟一定要在16日晚上拿下砥平里。

军长吴信泉心里叫苦不迭，参与直接攻打邸平里的志愿军三个师共只有三个炮兵营，加起来才36门炮，而且只剩三百多发炮弹，原本配合攻击砥平里的炮兵第四十二团，因为马匹受惊暴露了目标，遭到美军飞机轰炸全部被毁，这就意味着火力本来就弱的志愿军失去了炮兵支援，只能靠手中的轻武器作战了。

“没有炮兵协同，这仗怎么能打？”谭友林副军长愤愤地对吴信泉说。

吴信泉默默抽着烟没有开口。这时从砥平里南方不断传来的爆炸声令他焦急万分，他知道守卫马山的115师也已经陷入灭顶之灾，正在经受美军重炮、坦克和飞机的反复轰炸，这位中共“王牌军”军长心里十分清楚，以志愿军步兵的轻武器与美军强大火力对抗下去，其后果只能是全军覆没。

吴信泉下了决心，喊来作战参谋：“给“邓指”发报，讲明砥平里的情况，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

然而吴的建议并没有得到“邓指”同意，鉴于39军死伤惨重，已实际上失去战斗能力，15日中午，邓华指挥部发来电报，参加邸平里战役的志愿军部队，归40军指挥，由40军119师师长徐国夫负责组建“前指”，同时指派40军军长温玉成立即赶赴邸平里指挥战斗。

美23团在邸平里遭到十倍以上中国军队的攻击，14日，李奇微将军命令美骑兵1师第5团北上增援砥平里。15日上午，美第5骑兵团出发，这支由3个步兵营、2个炮兵营、2个坦克连、一个工兵连以及28辆补给卡车和19辆救护车组成的增援部队，上路不久即受到中国军队的阻击。 

中国军队占领了山边公路两侧，居高临下射击，虽然火力猛烈，但效果甚微，美骑兵5团在美军飞机的支援下向公路两侧的高地进攻，拿下了一个又一个高地，几百名中国士兵被打死，然而美骑兵5团团长柯罗姆贝茨上校发现：“伤亡巨大的中国军队好像越打越多，中国士兵的忍耐力和对死亡的承受力令人吃惊。”

由于志愿军的顽强阻击，美军进展十分缓慢，整整一个上午，美第5骑兵团如蜗牛一般地前进。如果美第5骑兵团不在太阳落山之前到达邸平里，邸平里的美23团和美第5骑兵团都将陷入危险境地。柯罗姆奇泽上校下了决心：放下那些载满物资的卡车以及仍然在山岭两侧与中国军队作战的步兵，只率领坦克连，凭借着厚厚的装甲直冲砥平里。

下午3时，坦克突击纵队组建完毕：一共23辆坦克，160名步兵，由柯罗姆贝茨上校亲自率领，45分钟以后，这支孤注一掷的坦克突击纵队开始前进了，美军的轰炸机沿着坦克纵队前进道路上的所有高地实施了猛烈的轰炸，公路两侧两个营的美军则全力向中国阻击阵地发动钳制火力的进攻，联络飞机在头顶来回盘旋，担任引导炮兵射击和报告前方敌情的任务。为了防御志愿军的伏击，坦克突击纵队以每辆坦克的间隔50米，总长度为1.5公里的战斗队形迅速朝前推进。

坦克纵队在通过一个叫曲水里的小村庄（位于邸平里以南6公里）时，遭到中国士兵的猛烈阻击，阻击美骑兵一师五团的是在注岩里被美军炮火击溃的志愿军第39军116师的残部。中国士兵从村庄两侧的高地上向坦克分队进行射击，成束的手榴弹在坦克上爆炸，但对厚装甲的坦克毫无作用，最后，中国士兵在军官的命令下抱着炸药包，躺在坦克行进的道路上引爆炸药。坦克纵队的数辆坦克被炸毁，搭乘坦克的L连160名士兵也只剩下了60人。几辆被炸断履带停泊在路旁的坦克请求支援时，被柯罗姆贝茨上校拒绝了，他吼道：“不能停下！停下来就全完了！”他命令余下的坦克不要理会，继续前进，迅速冲过志愿军把守的曲水里村庄。

在距离砥平里西南约两公里的地方，坦克纵队穿过了由115师343团占据的一段险要的路段：这是一段位于望美山的右侧，于山腰凿开的极其狭窄的豁口，全长140米，两侧的悬崖断壁高达15米，路宽仅能勉强通过一辆坦克。当时志愿军343团团长王扶之发现远处大路上烟尘滚滚，还以为是自己的增援部队，因为曲水里有116师打援，美军过不来。等到发现是美军坦克时，已经来不及了，倾刻间，美骑兵5团的十余辆坦克隆隆而至，343团团长王扶之慌忙派出团部警卫连进行阻击，在悬崖上面的中国士兵把成束的手榴弹和数个捆在一起的炸药包扔了下来，又有30多名在坦克炮塔上的美军士兵在交战中阵亡，但志愿军343团并没能阻挡坦克的前进，柯罗姆奇泽上校率领的坦克突击纵队，迅速穿过了隘口。

经过1小时15分钟，美骑兵5团的坦克突击纵队成功地突破了志愿军的6公里防线，于下午17时到达邸平里。虽然这支增援部队只剩下十几辆坦克和23名步兵（其中还包括13名伤员），但却给了邸平里的联合国军带来了极大的鼓舞，战壕中的美军士兵看到骑兵5团的坦克出现在战场时，禁不住欢呼起来。

一位参加邸平里战斗的美军老兵回忆：“当骑兵5团的坦克出现在中国军队背后时，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还在作战的中国士兵突然惊慌失措起来，他们一个个从散兵坑里爬了出来，扔下武器向四处逃散，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景象，防御阵地四周的山丘上都是逃跑的中国士兵，密密麻麻，漫山遍野！此时飞机追着俯冲轰炸、坦克猛轰、防空高射机枪在怒吼，步兵用各种自动武器向逃跑的中国士兵开火射击！真是难以相信的一天！我们就这么解围了。” 

15日傍晚，40军军长温玉成奉邓华副司令的命令抵达砥平里战场时，志愿军的战线已经崩溃，温玉成军长登上邸平里的北面207高地，拿望远镜俯瞰整个战场，也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憾：在美军阵地前面，志愿军士兵的尸体堆积如山，尤其是邸平里南侧望美山的整个山坡，像一个巨大的露天坟场，全部被尸体覆盖，场面血腥，惨不忍睹。

面对如此场景，温玉成军长不得不打电报给邓华副司令，明确地表示，这是一场打不赢的战役，必须立即撤出战场。

战场的败局已无可挽回，当日黄昏，邓集团指挥部终于做出撤离砥平里的决定。

15日夜，天空开始下起了大雪，守候在砥平里环形阵地中的美军士兵和法军士兵还在紧张地等待着中国军队的再次攻击。

漆黑的阵地前沿此时出现了数百支中国士兵的火把，闪烁的火苗犹如死亡士兵的幽灵，时隐时现、吵吵嚷嚷地在美军阵地四周晃动了整整一夜。

这天夜里，中国士兵没有发动进攻，而是在尸体堆里翻找尚未死去的同伴和抬走部分阵亡者的遗体，由于大部分中国士兵尸体来不及搬走，很快就被大雪掩埋了。

天亮以后，美军士兵惊愕地发现，战场上的中国士兵一个个都不见了，阵地周围的尸体也全都消失了，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寂静的山岗和白茫茫的雪原，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砥平里战役，以志愿军的血腥惨败而告终。 

据美军资料记载，参与邸平里战役的志愿军共有5个主力师，5万余人，其中115师、负责打援，直接攻击邸平里的是116、117、119、126四个师。

战斗结果：116师还未赶到邸平里战场就被美空军的炮火消灭，其他3个师在连续强攻2昼夜之后反被打得支离破碎，死亡人数超过了2万，最后不得不自行退出战场。而驻守邸平里的美23团仅伤亡200余百人。中国军队仅遗弃在美23团阵地上的尸体就有一万多具，另外还有一百多名中国士兵因为难忍饥饿而向美军投降。

志愿军359团3营的官兵在邸平里战役中几乎全部战死，该营营长牛振厚在撤退时哭着喊着，死也不肯离开遍布他手下士兵尸体的阵地，最后被硬抬下来。

志愿军357团团长孟灼华在向上级汇报士兵伤亡的情况时，因痛苦万分而泣不成声。

这些在国共内战时期久经战火锤炼的战场老兵，也是第一次经历如此惨烈的战斗，在美军雷霆万钧的炮火下，他们的意志和精神全都崩溃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是林彪“四野”属下韩先楚的“三纵”，号称“旋风部队”，在国内战场所向披靡，从东北的黑龙江一直打到海南岛，没想到在砥平里仅一个晚上，这股“旋风”就被美军的一个团打得丧失了战斗力。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原是林彪“四野”属下的5纵，该师在辽沈、平津战役中，战功卓著。朝鲜战争爆发时，42军126师作为志愿军首批入朝参战部队之一于10月19日夜跨过鸭绿江。第一次战役中，该师在东线黄草岭、赴战岭地区奉命阻击联合国军的进攻，荣获了“黄草岭守备英雄连”及“烟台峰守备英雄连”称号。邸平里战役以后，该师已不成编制，不得不“回国休整”。

在邸平里战役中死伤最为惨烈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这支“四野”的“攻坚尖刀”，在国共内战中更是屡建奇功。在林彪将军的指挥下，39军从东北雪原的长白山一直打到西南边陲的镇南关。

朝鲜战争爆发后，39军成为第一批出征朝鲜的部队。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发动的云山突袭战中，39军一举击溃美骑兵1师5团，并全歼美骑兵5团第3营，还缴获了4架飞机，震动了美国朝野。39军因此成为朝鲜战争中唯一一支整建制消灭美军部队的中国军队，美第5骑兵团3营也因此被美陆军部取消了番号。

在志愿军发动的“第三次战役”中，39军更是一马当先，率先进入汉城，也成为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支开进敌国首都的军队。然而令人没有料到，这支所向无敌的军队，在邸平里不足1.5平方公里的战场上，被美步兵23团打得尸横遍野，开战前拥有3万多名士兵的39军，两天以后，人数已不足1万人—–

16日凌晨，围攻邸平里的志愿军39军残兵败将，用马匹驮载着尸体，搀扶着伤兵、在漫天大雪中，凄惨不堪地朝三八线退去，同一个月前这支雄壮威武的部队开进汉城时不可一世的情形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由于仓皇撤离，大部分牺牲的中国士兵尸体被遗弃在战场上，被大雪掩埋。

这场死伤惨烈的战斗，让39军军长吴信泉内心痛疚不已，风雪中，这位身经百战的中共将领骑在马上，不断地回望砥平里，泪水盈满了眼眶。此时，他想起了在汉城第8集团军司令官邸的墙壁上，李奇微将军留下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第8集团军司令官谨向中国军队总司令官致意！” 

现在他终于明白“致意”的含义了。

40年后的某一天，一位年届8旬，在中共某“干休所”颐养天年的老人从电视新闻中看到一则消息：韩国建筑工人在砥平里一带施工中，挖掘出十九具士兵尸骨，据辨认，这些死者生前系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战士，遗骸四周的泥土里还散埋着中国士兵用过的遗物，除了子弹、手榴弹以外，还有水壶、饭盒、牙刷、胶鞋、皮夹子等私人物品……，根据停战协议条款，这些尸骨和遗物将交还三八线以北中朝一方安葬。 

这则新闻使得这位年愈古稀的老人顿时激动起来，只见他胸口起伏、嘴唇颤抖，浑身不停地哆嗦着，泪水和鼻涕沾满了衣襟。

原来，这位老人就是这段惨痛历史的见证人——志愿军第39军军长吴信泉，40年过去了，邸平里战场的惨烈情景，依然是他一生中挥之不去的噩梦。

“邸平里志愿军烈士遗骸”是原志愿军第39军军长吴信泉临终前看到的最后一则新闻，几天以后，这位老人在病榻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砥平里战役是整个朝鲜战争的转折点，中国军队令全世界恐惧的“人海战争”，被美军的一个团——步兵23团在邸平里击得粉碎，彭德怀发动的“第四次战役”从此烟消云散。在这场战役中，志愿军除了丢下3万多具士兵尸体以外，连大田、安东的影子都没有见到。

邸平里战役，使得中国军队极其低下的攻坚能力暴露无遗。这场战役后，联合国军从战略退却开始转入了战略进攻。

“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在朝鲜战场上包围过美军的任何一支部队。

1952年5月，李奇微将军在美国众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作证：“我要简短的提一下弗里曼上校指挥的美国陆军第23团和配属的法国营的部队，虽然他们在远离主力战线的前方被数量众多的中国军队包围，在接近零度的严寒天气下，他们击退了敌军的反复进攻，最后成功地坚持到了援军的到来。我想说，这些美国军人和他们的法国战友，在作战中的杰出表现，证明了他们是两国有史以来最好的作战部队。

资料显示：美军死亡五万多，中共军队死亡70万到一百万（不包括韩国、北朝鲜双方死亡军民。）

（一）伤亡数字各有说法，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出：

1．投入兵力：从1950年夏投入的朝鲜族解放军4个师，到秋末投入6个军到30个军，直到双方对峙，车轮大战，轮流大换班：一个军严重伤亡撤下休整补充，换上补充兵员休整过后的生力军。伤亡严重成为战争特色； 

2．当时军队300万到500万，一个小小的朝鲜半岛，三千里狭长战场足够用了，但从1951年起全国发起参军热潮，鼓动起大量16、7岁的青少年，开赴朝鲜战场，这很能说明牺牲数量之巨大，致使战场兵员不足；

3．中朝方面无制空权，任由联合国飞机尽情搜索轰炸，破坏朝鲜后方运输，形成到处是前线，无所谓后方，包括汽车团、人力运输队（小推车师、团）兵站、山野仓库、医院、防空部队在内百万后勤士兵，天天在美军飞机全面封锁下拚死向前线送弹药、食粮、接运伤员，三年积累无计量士兵死亡；

4．从动员抢救力量的范围看：军队全国各大军区的医院都开赴前线还不够！除各军区军医大学外，还动员了全国各大城市医院的大夫、护士，各地医科大学在校学生志愿到朝鲜支援，连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许多大夫都到了朝鲜，我就曾被远在西南边陲的贵阳医学院男女学生验血。可见抢救任务繁重：大量伤员在运输途中，在战地医院里因条件恶劣而死亡。

5．从全国接收前线伤员之众，地域之广，可见伤亡巨大，军队医院全部饱和，各大城市医院也任务繁重，如大连把海关对外繁忙的检疫所都装满伤员，北京的协和医院，以及没有外科手术条件，不适合接收伤员的北京中医医院都住满了伤员。

谢选骏指出：美军的尸体虽然被志愿军吃掉了，但是更多的志愿军尸体却只能留待田鼠啃食了——“壮志饥餐胡虏肉”是真实的历史，但是还有比这更为悲惨的“老鼠吞噬志愿军”！为苏联卖命就是如此下场。

【88、“自由主义”就是“君主立宪”的灭亡】

《从期待改革到呼唤革命——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变迁》（《民主中国》首发|2015-07-19 王天成）报道：

“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中国最近有一个新的倾向，就是革命思想的复兴。将来的历史很可能会证明，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向。这里所说的“革命”，并不是我们因深受其害而熟知的共产革命，而是摆脱共产革命所造成的奴役、压迫的民主革命。

自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在超过20年的时间内，占主流的思想是希望通过渐进改革实现民主宪政。“告别革命”是许多人的共同看法，他们认为渐进改革才是通向自由的最现实和代价最小的路径。但是，2011年似乎是一个明显的分界线。从那时起，思想氛围开始变化，革命的呼声开始上扬，以至迅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滕彪博士提议汇编相关讨论，邀请我参与，目的就是为了反映这一新的、重要的转向，以方便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阅读，同时也作为这个非常年代的一个记载。

在此，我将跨越30多年的历史为读者梳理这一转向的由来和意蕴。这一转向是对90年代以来的思想的一个反动，90年代的思想则是对80年代思想的一个反动，所以，我将追溯到80年代甚至更远一点。我将首先追溯当代中国独立思想、特别是自由民主思想的发祥，以及80年代人们对于如何实现民主的看法，然后进入90年代，评述渐进改革主义，最后讨论革命思想在今天的复兴。

一、

当代中国自由民主思想的出现，是从1970年代末极权主义衰落、向兼具极权主义色彩的威权主义过渡开始的。极权主义是二十世纪出现的一种新专制，它是一种全面、彻底的专制，专断权力从政治领域而深入到整个社会，不仅宰制外在行为也宰制内心思想。在思想上，它信奉、也只允许信奉一个主义，那是一种类似于宗教地位的、排他性的意识形态。那是一种一元论的（monistic）的意识形态，试图用一个理论原则来解释一切，包括终极意义、历史目的、社会现实。在政治上，它由信奉这一意识形态的政党实施一党专政，而该党通常又由一个最高领袖实施独裁领导。-一个主义、一个政党，是所有极权政体的共同特征。极权主义的第三个必备特征，就是所有国民、整个社会的政治化。国民被洗脑、动员、鼓励、强迫参加政治活动，包括被用作高层内斗的工具，人们连保持沉默、退缩到个人狭小圈子的自由都被剥夺了。[1]

具体到当代中国的极权主义，所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最高领袖”是什么，是大家都再熟知不过的，我就不必说明了。至于全社会的政治化,所有曾经历或目睹过70年代末以前的种种批斗会、群众运动的人，都记忆犹新。此外，当代中国的极权统治，也像苏联等共产极权国家一样实行了国有化、计划经济。它不仅是没有效率的、对于作为常态的饥饿匮乏负责，也经由控制人的生计而控制了人的意志。

建立于1949年的当代中国极权主义，在持续了10年之久的“文革”达到顶峰，数十年中所造成的灾难和进行的迫害罄竹难书。迫害和灾祸孕育了极权统治的衰落，而作为极权统治巅峰的“文革”，是导致其衰落的尤其关键的事件，。

“文革”之所以对于导致极权主义的衰落是尤其关键的，因为它预备、造就了去毛化的力量。“文革”缘起于高层分歧和内斗。毛泽东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清洗整肃其明显和想象的对手，打倒了一大批高级干部亦即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中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包括后来主宰了中国政坛将近20年的邓小平等共产革命元勋。“祸起萧墙、殃及池鱼”，在这场整个国家被卷入的内斗中，遭受迫害的普通人远远多于党政官员。不过，正是被打倒或靠边站的那些革命元勋成为毛泽东死后去毛化运动的决定性力量。去毛化从华国锋上台后就开始了，但复出的元老、高级领导人们要求走得更远。平反毛时代的“冤假错案”,针对“两个凡是”[2]的、被称为“思想解放运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停止“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这些举措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了毛泽东统治的荒谬，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强烈震撼。

然而，邓小平等复出的元老们所要求、推动的去毛化运动是有限度的。为了巩固自己重新获得的权位，以及将毛泽东的继承人华国锋排挤出局、控制最高权力，他们需要-一场去毛化运动。当他们达到目的、确立了自己的新正统地位后，便停滞不前了，守护他们在其中享有特殊权力和利益的后毛时代共产党政权成为最高考虑。作为老练的政客，他们深知自己的最大利益在于有限而不是彻底否定毛泽东，担心彻底否定会对共产政权-构成后果难测的伤害。

不过，正是在有限的去毛化的情境之下，以近30年共产统治的残暴与造成的苦难为大背景，当代中国独立思想发祥了。很长时间中，人们几乎普遍被共产党的欺骗宣传所左右。到林彪事件发生时，在极其有限的资讯下，一部分人开始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产生质疑，不过既没有机会表达，也不能确信质疑是否正确。当官方开始推动去毛化、纠正毛泽东时代的错误后，人们从中获得了进一步觉醒所需要的资讯，表达的机会或者说“缝隙”也来了。邓小平等元老们害怕彻底否定毛泽东而危及共产党一党专制，但是，知识分子和许多普通人——在见证、亲历了个人独裁和共产党统治所造成的灾难后——认识到毛泽东其实不是症结所在，产生了毛泽东的专制制度恰恰是症结所在，1949年以后共产党所竭力剿杀的对于自由、民主的渴望重回人们的心中。

极权主义从此无可挽回地衰落了。邓小平等强硬派一直试图将人们的思想统摄于所谓“四项基本原则”之下，曾数次发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但应者寥寥，“文革”及“反右”运动中那种大批判、大揭露的风光不再。共产党已经无法彻底控制人的思想，一种区别于官方意识形态的亚文化（subculture）逐步冲破障碍向前发展。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公有制的衰落（所谓“改革”其实是部分回归1949年前），专断权力失去了更多所能控制的领域。中国进入了兼具极权主义色彩的威权主义时代，或者说后极权主义时代。

在有限的空间里，以不同形式反思、批判共产专制，重新出发探讨和表达对自由民主的渴望与要求，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独立思想的基调。要求民主的第一次明确而有影响的呼喊，来自于1978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虽然魏京生等运动的代表性人物没有受过较好的理论训练却表现出令人钦佩的敏锐洞察力。文学作品是读者最广泛的，一批记者、报告文学家、小说家揭露描述了共产统治下官员的专横、人性的扭曲、人的命运的怪诞悲惨，著名的作品例如刘宾雁的《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白桦的《苦恋》等。哲学家王若水、文学家周扬等试图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发现、突显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政治学家严家祺不仅提出了领导职务限任制的共和制原则，还以文学的笔调介绍洛克、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要求从非程序政治过渡到程序政治。法学界发生了一场“人治与法治”的争论，此后，“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是“专政工具”的观点也受到挑战。龚祥瑞的《比较宪法与行政法》虽然晦涩，却是一些青年学生了解西方法治和限权政府思想的启蒙读物。哲学家李泽厚通过研究思想史，得出了一个有名的判断，亦即中国近代以来一个教训就是“救亡压倒启蒙”，国家的危难、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对自由平等民主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胡平发表了他广为人知的《论言论自由》，它迄今依然是汉语界关于言论自由的最佳作品。包遵信、金观涛等组织出版了《走向未来丛书》，介绍西方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新成就。西方学术著作开始被大量翻译出版，例如商务印书馆在累积的基础上集中推出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备受欢迎、影响了很多青年学子。

在80年代后期，“文化反思热”发生了，70余年前的“五四”精神重现。许多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对延续不断的专制主义负责、要得到民主就必须弃绝传统文化。在这个反思热中，刘晓波鼓吹摆脱正统道德束缚、解放人性；梁治平批判了中国传统中的法观念，有力地传播了法应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思想；苏晓康、远志明、谢选骏等人制作的系列电视短片《河殇》将反思热推上高潮，它认为中国文明是黄色即农耕文明、不同于孕育了民主的西方蓝色也就是海洋文明。正当“文化反思热”高潮之际天安门民主运动爆发了，它的结局将对中国知识界产生巨大震撼，特别是关于如何在中国实现民主的看法。

80年代理论界没有发生过民主转型路径问题的争论。有争论的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时间、顺序问题，当然，这一争论并非与路径问题没有关系。当时，西方50年代至70年代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开始传入，谈论现代化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种时尚。在现代化研究热中，产生了一种“民主缓行”的论调，它就是萧功秦、吴稼祥、张炳九等人鼓吹的“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者们以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Huntington）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秩序的研究为理论基础，推崇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式，主张由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新型专制权威推动经济改革、实现经济腾飞，然后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民主化。这种观点受到广泛的质疑。多数人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中已经表现出来的困难和障碍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应对，只有在民主的前提之下经济改革才有可能合理和成功。

在80年代后期一段时间曾流行“球籍论”，认为失败的社会主义试验导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进一步扩大，如果不尽快进行包括政治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而奋起直追，再过几十年，中国将重现鸦片战争时的状况，由于落后而面临在这个地球上的生存危机——被开除“球籍”。文化反思热借批判传统文化、批判孔子来批判当下的专制，情绪的激昂充分体现了对专制的厌恶、对自由民主的急切渴望。

这里还想提到历史学家钱乘旦、陈意新所著的《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它是“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本小册子，据我所知，也是80年代惟一一本研究现代化路径的专著。钱乘旦、陈意新归纳了三种政治现代化模式，即英国的“渐进改革之路”、法国的“人民革命之路”、德国的“民族失败之路”，并将印度、菲律宾、沙特、埃及、墨西哥等第三世界国家非别归列于“渐进改革之路”或“人民革命之路”两种模式之下，但没有进而讨论中国如何实现政治现代化，是通过“渐进改革”还是“人民革命”。

“改革还是革命”并不是80年代的争论。没有人出来说需要一场民主革命，也没有人争辩说应该告别革命、通过改革实现民主。这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于革命并没有90年代后那样多顾虑和负面看法，相反，人们对于历史上推翻专制暴政的革命普遍持正面看法。当时并没有像90年代那样反思所有的革命，无论社会革命还是政治革命，尽管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必定会导致一些人对共产革命的价值发生怀疑——。。另一方面，共产党已经开始了改革，气氛比以前大为宽松，而且经济改革迅速取得了成效，知识界总体的共识是促成进一步改革。在这种情况下，80年代最奇妙的一件事或许是，在官方主导的舆论氛围中，“革命”没有受到质疑、批判，而革命的话语却在让位于改革的话语。

靠革命起家的共产党在攫取政权后依然定位为革命党，认为自己在从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在它的话语体系中，革命受到褒扬，改良遭到贬斥。凡是“革命的”都是好的、进步的，“改良”则是“保守的”、“反动的”[3]。但到了70年代末，共产党这个一贯高扬革命、贬斥改良的政党，不得不做出某些调整和改革。所以，进入80年代后，在官方一边，盛啸数十年的革命话语终于衰落，而让位于改革话语。根据已故异议人士、独立学者陈子明的统计，1977年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革命”出现225次，“改革”出现零次；1982年十二大政治报告71次提到“革命”，而仅有18次提到“改革”；1987年十三大政治报告中“革命”出现23次，“改革”出现175次[4]。

官方话语中的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一个著名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这应该是邓小平最开明的讲话了，但其真实意图所指是华国锋，为华的下台做理论、舆论造势，而非真要进行政治上的制度性变革。即便是这样一篇讲话，由于发表后不久赶上了波兰团结工会事件，要也被中宣部要求不要再做宣传。改革话语是围绕经济体制而兴起的。在80年代初，关于如何对待毛时代形成的经济体制，共产党高层分歧很大，1984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改革派对于保守派的重大胜利。从此，改革成为全国上下的热点话题这个决定没有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不过，到了1987年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所作的政治报告，则专门辟出一部分谈论政治体制改革。那是中共历次代表大会最开明的政治报告，但它的着眼点依然是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是，对政治体制中不适应经济改革需要的部分进行改革——，例如党政关系、中央地方关系、人事制度、社会矛盾的协调处理等。这与民主转型所要求的政治改革是两回事。

尽管如此80年代的知识界总体上比较乐观，对政治改革有一种期盼。自去毛化运动以后，官方调整了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比过去明显宽松一些。-邓小平曾数次发动的“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似乎并没有妨碍人们对于改革的期盼，一如没有阻挡住“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蔓延。一个带来了人类罕见灾难和迫害的专制政权，当它开始改革以后，哪怕是有限的、跛足的改革，也同样能激起人们的乐观和期待。经济改革已经开始了，人们便联想到进而并非没有可能发生政治改革，虽然或许没有人能说清楚、敢说清楚到底能走多远。围绕经济体制，高层形成了改革派与保守派，人们认为改革派是开明的，由此想象他们在政治体制上也不是没有可能向前跨出一步。当时的领导人许多都曾在“文革”遭受迫害或冲击，根据陈子明的回忆，“在1980年代，人们普遍相信，觉醒后的受害者起来拆毁曾经加害于他本人的旧模式、旧体制，是有可能的”[5]。说这是人们普遍的看法也许有些夸大，但夸大得并不多。改变旧体制有多少和程度之分，我那时候是一个学生-，根据我的了解，没有人相信共产党会在短期之内放弃对权力的垄断，不少人只是希望尽快有部分政治上的开放。

一些的具体改革呼吁所要求的都是部分政治开放。曹思源在80年代以呼吁修宪而知名，他在1981年、1988年两次提出的修宪主张中，巧妙地提到了应该承认三权分立的合理性，但并没有清楚地将其作为尽快兑现的诉求。他走得最远的是要求删除宪法序言中的人名，其实也就是删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特别希望宪法条文写得更细一些，从而划定政府对言论的干涉、惩戒边界，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能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共产党的政策主张需要拿到那里去讨论通过才能推行实施。另一个非常活跃的呼吁政治改革的人温元凯走得更远一些，提出了“直接选举人民议员”、执政党和其他党派“不能随意由国库支取活动经费”（“党理党费”）、“执政党要容忍其他政党（包括遵守宪法的反对党）”（“党容党派”）、“建立宪法委员会实行违宪审查”等主张。这些主张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大胆的，已经超出了-有限的部分政治开放的范围。90年代以后的渐进改革主义者们鲜有提出如此系统的、直指原则性变革的要求。

有一个观点如果不提到，关于-80年代政治思想的记录，是严重残缺的。它只是一个常识性的看法，却非常重要，也不幸被经常遗忘。那就是，民主需要用实际行动去争取。“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而是从下到上争取的”，当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的方励之1986年12月4日学生集会上这样说的时候，他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80年代中后期频发的学潮，与知识界渴求变化的急切思想氛围有关，更是“民主需要争取”的思想的结果。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是自发性的，也就是并没有事先的战略计划。那一年4月中旬，没有人预料到会从悼念前中共温和的领导人胡耀邦开始而演变出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运动的目的是希望撕开裂口、促成政治变革，而不是进行一场立即结束中共统治的革命。实现与政府对话、得到政府的合理回应，是激励运动坚持下去的重要因素之一。在5月14日与统战部长阎明复的对话中，学生的诉求除了要求改变官方视学潮为动乱的定性外，还要求进行政治改革、落实宪法规定的政治自由。运动导致了共产党高层的分裂，在温和派的努力授意下短暂地开放了部分媒体报道。假如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真的如其参与者所愿，从转型政治学的角度看，由此在中国发生的转型则既不是完全的革命，也不是纯粹的改良，而是革命与改良的混合（可以简称“革改”）。

不幸的是，激昂的80年代是在北京城的血光中结束的。在等待它的90年代，知识界分化了，在政治上退却、转向保守。在一段跌入深渊般的沉寂之后，知识界会重新出发传播自由民主的价值，并超越80年代，然而，它的总体精神气质是保守的。

二、

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悲剧性结局、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以及1992年邓小平决定实行市场化改革，共同构成了90年代中国知识界重新出发、转向的大背景。1980年代最后一年北京城的呼喊与血光，给予有些人悲壮的激励，给更多人的则是沉重的打击[6]。1989年6月4日凌晨碾过北京宽阔街头的坦克，不仅粉碎了天安门民主运动，也终结了一个时代——纯朴而活跃、较少顾虑、勇于面对未来、强调政治改革的80年代。“六四”之后，人们不能公开谈论它，但它对知识界和对更广泛的领域的影响是巨大的。

同样是在1989年6月4日，在波兰，人们涌上街头庆祝团结工会在议会自由选举中出人意外的压倒性胜利，揭开了苏联东欧共产主义阵营整体性迅速崩溃的序幕。官方舆论对于东欧国家在民主建构和经济改革方面的成就讳莫如深，而对于俄罗斯、东欧国家原本就处于危机中的经济在市场化改革开始后的大幅但暂时的下滑，则着力渲染。许多人对于苏东转型的过程和成就并不了解，他们的看法总体上是相当负面、灰暗的；苏联的崩溃震撼很大，其原因后来被许多人想当然地归结于改革速度太快[7]。因而，本来是人类自由重大胜利的苏联东欧剧变，在中国留下的也是阴影，挫伤了对转型的渴望，激起的是对转型的惶恐。

“六四”镇压之后，知识界面临着一个不同的国内政治环境。统治集团清洗、整肃了内部的温和派，立法废止了宪法承诺的游行示威权利，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和“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他们以前所未有的高调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似乎只有专制才能维持稳定、才能发展经济，如果实行民主就会乱、经济就发展不起来。在一段时间内，官方不再谈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甚至经济体制改革也停滞了。不过，到了1992年，邓小平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六四”之后最初的一段时间，知识界许多人都“有—种窒息感，一下子坠入没有边际的时间深渊”，“真的好像死过—次”[8]。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他们的心情又变得轻松、乐观起来，因为“历史又在前进”了，因为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符合一个广为人知的理论——民主政治必须立足于自由市场经济之上。他们由此重新产生了对更广泛的改革的期待和联想。

在“痛定思痛”、重新活跃起来之后，知识界许多人对于自己曾置身于其中的80年代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可以说，80年代的思想是从反思共产极权、专制统治开始的，90年代的思想则是从反思80年代的知识界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开始的，而且，在相当程度上，80年代更多地是反思、批判专制的年代，90年代则主要是重新思考转型路径的年代。

天安门民主运动盛大的场面和悲剧性的结局尖锐地提出了路径问题，一部分人更坚决地走上了对抗的道路，更多的人则退却了。由此，对激进主义的批判开始了，“告别革命”横空出世，渐进改革主义兴起——80年代呼吁“改革”，90年代无数人鼓吹“渐进改革”。

下面，我将简略追溯知识界的转向是如何在学理上发生的，“渐进改革主义”是如何在学理上得到论证的。限于篇幅和本文的目的，我的讲述只能着重于90年代以来知识界思想的一个侧面，但是，我相信，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到90年以来知识界思想的主线和精神特质。

90年代上半期发生的一场关于“激进与保守”的争论，是中国知识界思想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来源。激发这一争论的是1988年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在香港的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演讲。余英时在演讲中揭示了晚清以降中国思想演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就是不断激进化——从主张西方政治制度，进而全盘否定中国的文化传统；从倡导政治改良到要求政治革命，到主张共产主义社会革命，最后发展到主张文化革命。余英时是最有影响的新儒家倡导者之一，他的演讲最后落在对80年代下半期比“五四”反传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文化反思热的反思上。这篇演讲在90年代初传到大陆之后激起了热烈的反响，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正式开始了。

在余英时那里，并非所有激进的都是不可取的，保守的是可取的，例如，他并不反对辛亥革命。他的观点是，“‘激进’和‘保守’应该在紧张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但‘保守’则对‘激进’发生一种制约作用”，“在一个要求安定的时代，‘保守’常常是思想的主调，而‘激进’则发挥着推动的作用”[9]。然而，大陆知识界经过这场“激进—保守”的讨论之后，在长期被官方舆论污名化的“保守”获得正名的同时，“激进”却被污名化了，似乎大凡“保守的”就是正确的、现实的、好的，“激进的”则是浪漫的、灾难性的。

在这一批判“激进”、转向“保守”的思潮中，李泽厚、刘再复的对话录《告别革命》1995年横空出世了。“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政权的激烈行动”[10]。“我（李泽厚）赞成英国式的改良，不赞成法国式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这种革命方式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11]。辛亥革命带给中国的是一个大烂摊子，是一大堆无序的混乱、破坏。“辛亥革命未必必要”,“戊戌变法可能成功”[12]。所以，他们要告别革命，无论推翻专制的政治革命，还是共产革命那种改造整个社会的革命。他们说，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命运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对其充分反省才是最根本的反省，二十一世纪不能再革命了。。“改良比革命好”[13]。“法制、理性、渐进、建设”[14]。政治民主“远不是当今中国现实所急需”，中国未来的发展应该遵循“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的逻辑顺序[15]。

李泽厚在80年代是思想界核心人物之一，到了90年代依然有影响，但并不像以前那样受欢迎。由于并不明确的原因，甚至没有人将他列为自由主义学者之列。然而，这并不影响知识界整体性地倒向保守主张渐进改良。反激进主义已成为时尚，李泽厚、刘再复的对话录也是这个已经开始的时尚中的一个插曲，著名的一个插曲。

西方学术界关于英美的自由主义传统与以法国为代表的欧陆自由主义传统的区分，是反激进主义潮流最主要的理论灵感来源。反思批判的对象则是从晚清到80年代末的所有激进主义，其中当然包括共产革命，以明确未来的目标和道路。法国的传统是理性主义的，法国革命是暴烈的，造成了历史的曲折，也是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源头。英国的传统是经验主义的，革命是温和的，道路是渐进改良，是通向自由的顺利、成功之路。推崇英国道路于是成为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思想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在许多人对英国道路的表述中有一个并非可忽略不计的矛盾。一方面，所有人都知道英国曾发生过革命，也不对英国革命持否定态度，另一方面，在概括英国道路时，却只说是“渐进改革”、“渐进改良”，似乎革命从来没有在英国发生过。实际上，英国不只发生过光荣革命。作为英国宪制开端的1215年《大宪章》就是贵族起义的结果，此后还发生过带来关键性制度变革的起义。1688年“光荣革命”确立英国立宪政体大本大原之后，英国才没有发生过革命，只是渐进改良和演化，因为革命已经不需要了，立宪政体给了合理改革必要的政治前提和空间。但这些相反的历史事实并没有妨碍不少人视渐进改革为中国的最佳选择，认为它是我们过去在晚清的最佳转型选择，更是我们现在或未来的最佳选择[16]。

1990年代知识界的一个重大事件，是自由主义公开亮出旗帜。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当然不是到90年代才开始的。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个人权利、法治、分权、议会民主等自由主义基本政治原则都已经提出来了，不过并没有亮出自由主义的旗帜。作为启蒙的初始阶段，那时甚至较少提到自由，而更多地提到的是民主。自由、民主、法治、共和、宪政等自由政府元素在概念上不被区分，当谈到民主的时候指的可能是所有这些元素，它们彼此的复杂关系也有待探讨。1990年代以后，对这些元素的认识和阐释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17]，使宪政成为一个流行词和诉求，并亮出了自由主义的旗帜、梳理了自由主义的不同传统。然而，90年代的自由主义虽然在理论知识上超越了80年代，在精神气质上却是退却、保守的。它认为自己承继、传播的是英美传统，是经验主义的、真正的自由主义。正是这一自认为找到了正宗的自由主义，为渐进主义提供了最有影响的学理论证，因为相较于其他思潮，自由主义更受信任，它被认为代表了中国政治的未来和希望。

有三个西方思想家对于90年代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特质的形成有着决定性影响。18世纪的英国政治家、思想家埃德蒙·柏克（EdmundBurke）对法国革命的批判，奠定了西方保守主义的原则。长期以来，深刻影响了法国革命者的卢梭在中国备受推崇，柏克却被污名化、不受重视。进入９０年代后，在反激进主义思潮的激励下，以及随着对西方学术界关于柏克研究的接触的加深，中国学术界也重新认识、解读了柏克及其开创的保守主义。在重新解读保守主义和传播自由主义方面都很有影响的刘军宁认为，保守的柏克与自由的柏克是同一个柏克，保守主义实际上是自由主义传统的一个分支。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界限在中国因此被模糊了。深入讨论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已超出了这里的范围，但需要略加说明的是，柏克之被定义为思想史上的保守主义者，不是因为他否认自由的价值，而是因为他不只推崇自由的价值（他还推崇传统、宗教等），更是因为他对于变革的态度。保守主义者并不一定反对变化，保守主义的定义性特征是反对快速、剧烈的变革。哈耶克（FriedlichA.Hayek）就将保守主义定义为“反对急剧变革的态度”[18]。柏克生活在光荣革命以后的英国，担心法国革命的精神传染给英国人，强调历史的连续性，持一种演化主义的历史观，主张渐进改革的发展路径。

哈耶克将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了捍卫人类自由、反对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上。４０年代，西方国家对于市场经济的前途缺乏信心，哈耶克写下了其成名作《通向奴役之路》，警告如果引入计划经济，结果将是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主义。他继承了柏克的演化主义历史观，复兴了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提出了“自生秩序”（spontaneousorder）、又称“扩展秩序”（extendedorder）的概念，以批判建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icrationalism），即试图对社会实施整体控制、根据理性原则来设计社会。所谓“自生自发秩序”并不是离开人们行为的自然秩序，它也是人的行为的结果，但却不是人类设计、强加于社会的秩序，而是人们在交流交易中所形成的规则、从社会内部逐渐演化产生的秩序。哈耶克的著作在90年代被大量引进到中国，其“自生秩序”概念风行于知识界。这一原本为了反对计划经济、极权主义的概念，在中国流行开来时计划经济已被宣布放弃，虽然仍有重要的批判、认知意义，所起的一个作用竟然是被许多人拿来反对快速的政治变革，主张逐步演化、发展的路径。

卡尔·波普（KarlPopper）批判了历史决定论即认为科学可以认识历史发展规律、预言人类未来的思想，以及与这一思想紧密相连的“整体或者说乌托邦社会工程”（holisticorutopiansocialengineering），而主张以符合人类认识逻辑的“零星社会工程”（piecemealsocialengineering）改良社会。整体或者说乌托邦工程“目的在于根据一个明确的计划或蓝图再造整个社会”，零星社会工程师总是“努力作出一些能够不断改进的小规模的调整和再调整来实现其目的”[19]。整体工程是不科学、不理性的、反民主的。科学不能研究作为整体的社会，只能研究社会的某些方面。人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来制定改造整个社会的计划。改造整个社会将给许多人带来不便，革命者们会选择压制批评和不同意见。最终，他们极可能会形成一个新阶级，新社会的新统治阶级、新官僚贵族。零星社会工程是科学、理性、民主的。零星工程师的心态是开放的，知道自己的知识非常有限。其方法是试错的。它对治社会最严重、急迫的弊病，而不是追求最大的终极美善。零星工程不会导致权力的集中。其成败更容易评估，即使失败了，也不是大错，能容忍人们自由讨论。波普这一反极权主义、捍卫自由民主的学说，90年代在中国流传开来以后，也被用来反对快速的民主转型。结束专制、建立民主被当作了整体工程，被认为应该分解为许多细小的部分缓慢推进。

1998年被一些人界定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亮出旗帜的一年。那年底，朱学勤在《南方周末》上发表文章宣布，经由李慎之为《顾准日记》和刘军宁所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所写的序言、王焱对陈寅恪的评价、围绕作家王小波生平的议论，自由主义“挤”出门缝开始了学理上的公开言说。朱学勤这样界说自由主义：“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20]

朱学勤被认为90年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这一界说将渐进演化的变革观置于优先地位、视其为自由主义的定义性特征，从中近可以看到哈耶克、波普，远可以见到柏克，然而未必是完整解读的哈耶克、波普[21]，也未必是恰当运用的柏克。

我并不打算断言我国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是渐进改革主义者或者退却到极点的演化主义者，但是，柏克的保守主义、哈耶克和波普为代表的２０世纪英美自由主义，对于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影响的巨大，却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90年代中国传播的自由主义是保守的自由主义，或者说是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合流的产物，大致是没有错的。

回顾西方政治思想史，自由主义曾与王权主义、保守主义相对立，积极要求改变现状，包括主张革命，是激进的。随着社会主义、极权主义的兴起，它反对人为设计改造整个社会，只赞成渐进的改良和演化，变成保守的。西方自由主义的这种转向，目的在于守卫西方社会的自由，并不是为了解决专制国家的转型问题。1990年代以来在中国传播的正是为了守护西方社会自由而发展起来的保守的自由主义。由于解读的偏差，其保守更超过了西方的保守的自由主义。

尽管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在传播自由民主价值上所作的贡献是显著的，对自由主义传统的界分选择、重新认识阐发丰富了对共产极权主义的缘起和荒谬性的认识，但是，所传播讲述的自由主义中保守的精神气质并不适合一个需要大变革的国度。

三、

现在我就简略说明一下，在90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语境中，“渐进改革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它的问题在哪里，并进而评述近年来在革命思想的兴起。为此，首先需要说明一下什么是民主转型。它的内容并不难理解，是一些常识性要求。民主转型包括两个阶段、两个维度，即政治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政治自由化主要是开放言禁、党禁，关键是容忍政治反对派的存在。政治民主化指的则是自由、直接选举全国政府。

那么，中国学者所说的“渐进改革”是什么意思、它与民主转型有什么关系呢？无数的人鼓吹渐进主义，有的人有自己的理论视角和较系统的设想，有的人则没有。有较系统观点的，彼此也有差异。例如，在知名的渐进主义者中，俞可平、周天勇等官方学者与周舵、张千帆、张博树、胡星斗、季卫东等民间或偏民间的学者在论述和主张上就不一样，而且，官方学者之间、民间学者之间也各不相同。不过仍然可以厘清渐进主义的基本思路和倾向。

首先，看看渐进主义是什么或者说主张什么。从众多涉及渐进改革的作品，可以发现：第一，渐进主义主张逐步的、慢速的改革；第二，渐进主义主张先从较小的、不触动现制度大原则的问题改起，从小到大、从局部到整体碎片化地推进；第三，渐进主义假定小改革会导致大改革、开启民主转型之路，或者认为许多小改革累积起来最终会形成自由民主制度；第四，渐进主义认为只有逐步的、碎片化的改革，才能代价最小、最平稳地过渡到民主。那么，渐进主义不是什么或者说反对什么呢？第一，渐进主义既反对暴力革命，也反对快速、剧烈的整体性变革，认为这些都是激进主义；第二，除少数例外，渐进主义不要求政治自由化，也就是不要求尽快开放言禁、党禁，不认为民主转型要从自由化开始；第三，渐进主义不要求甚至反对尽快举行全国大选，认为中国还不具备举行全国大选的条件；第四，渐进主义假定或者说担心快速、剧烈的整体性变革会导致大的动荡甚至国家的分裂。

概而言之，在中国的语境下，所谓渐进主义是这样一种思潮，即认为中国的民主转型应该从细小的改革开始，慢速地、碎片化地推进，转型的关键内容，也就是涉及整体原则的变革，特别是开放党禁、全国大选，可以也应该缓行，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平稳地、以较小的代价获得自由民主。与刚才所说的民主转型所要求的种种政治上的开放比较一下，可以用7个字概括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渐进改革主义的特点，那就是“回避要害”、“绕圈子”——民主转型所要求的重大变革被回避了。由于思维方式的扭曲，没有任何渐进改革主义者提出在近期内举行全国议会、领导人的直接选举即民主化。热情传播自由民主价值、将民主作为中国政治转型方向的人，竟然在实际上没有提出民主化的要求，这不能不令人诧异。

需要说明的是，在国外比较政治学著作中，有时也会出现“某某国家通过渐进改革转型为民主”之类的说法。但是，那些著作中所谓“渐进改革”（gradualreform）是与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渐进改革”很不相同的，须慎辨其涵义。例如，70年代西班牙的转型是由政府主导的，首先放宽了媒体控制，报纸、杂志展开了政治改革的热烈讨论，在大量沟通基础上起草的《政治改革法》获得议会通过后交付全民公决，然后开放了党禁（先开放了除共产党之外的党禁，不久后也取消了对共产党的限制），几个月之后举行了全国议会大选。转型从自由化到民主化即第一次全国大选所历经的时间不到1年7个月。它是由西班牙政府分阶段、分步骤进行的，所以，西方学者可能会说那是渐进改革。然而，再明显不过，那种“渐进改革”与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渐进改革”别如天壤（为了能区分开来，不致引起误解，我宁愿称前者为“逐步改革”）。

不论主张者们的初衷如何，当代中国话语中盛行的渐进改革主义，其实是对民主转型的性质和过程缺乏基本认识而提出的一种想当然的路径设想。就其将重大的、整体性的变革推迟到无限期的未来而言，当代中国的渐进主义，客观上不是一种关于民主转型的战略。毋宁说，它是一种在头脑中想象为以实现民主为导向、实际上乃是回避甚至反对民主转型的言说，是一种伪渐进主义。

支配着渐进主义者们的种种观念和假定，是不成立的或有疑问的。渐进主义者们很注意“策略”。他们认为，只有提出较低、不触动现制度根本原则的要求，统治集团才有可能接受，从而开启政治变革之门。然而，以统治集团是否可能接受来作为提出诉求的标准，表明他们缺乏一种动力观、不懂得民主转型的发生原理。民主转型在许多情况下，是依靠民众抗争所造成的强迫性形势发生的，而不以统治集团单方面的意愿为转移。他们回避开放党禁、全国大选之类的关键性要求，试图通过降低要求来说服或诱惑使统治集团开始改革，不仅高估了统治集团的公益心，也减轻了统治集团的压力，方便了统治集团回避任何有意义的变革，将民主转型推迟到无限期的未来。事情非常明显，如果连要求都不提出来，实现的可能性不会更高，而会更低。渐进主义者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启动政治改革，只要改革开始了，即使是微小的，也会由小到大直线向前发展，而实际上，微小的、不具有关键性意义的改革，即使开始了，也是可以停止、取消、逆转的，在世界范围内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案例。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慢速、小步向前推进才是稳健的、安全的，大步走会摔倒，实际上，一旦变革开始了，如果太慢、转型的过程太长，不确定性会更高。他们反复渲染快速、大幅变革会乱，营造了一种“转型恐惧症”，使人们没有信心、勇气面对未来，从而也使转型更不可能发生了。

渐进主义者们总是强调“渐进改革是代价最小的”，这种反复渲染传递的是不愿付代价的信息，几乎无异于在鼓吹免费午餐主义。可是，这个世界的真相是，自由不是免费的（Freedomisnotfree）。渐进主义者们认定“统治集团主动启动的改革是代价最小的”，而实际上，历史表明，主动改革的代价可能是小的，也可能是惨重的。改革者的诚意、决心和战略选择，改革的速度、节奏和改革的程度，以及制度架构的设计选择等，决定改革的成败和代价的多少。渐进主义还有一个严重的政治后果，就是导致了一种等待主义，坐等“渐进”改革的发生。

渐进改革主义从90年代开始，在中国流行了20余年。它与民主转型只有想象而非真实的联系，但这种联系正是它能流行20余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产生和流行的原因不止来源于理论的认知，也来源于内心的怯懦。90年代以后知识界保守的自由主义所提供的复杂的理论背书，使其为许多人所深信不疑。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如果有人对它提出质疑，会被冠以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已经被污名化、意味着不“现实”不“策略”的“激进”一词。鼓吹渐进主义的人如此之多，使得它的影响没有止于中国国境。流亡海外的一些异议人士也一度认同“渐进改革是最佳路径”[22]。甚至一些经常与中国学者接触的西方学者也受到了影响，认为中国是如此之大，最好是慢慢地改，快了会乱。

但是，到了2011年左右，它正式开始走向衰落。2011年前后，发生了两件对渐进改革主义思潮非常不利的事情。如果按时间顺序说，一是本人拙著《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从2010年底开始在网络杂志《中国人权双周刊》连载，在互联网上流传开来。我在书中，以1970年代以来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转型案例研究为基础，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对于当下中国语境中渐进改革主义的批评，并提出了一种我成为称为“大转型”的替代性战略思考框架。我批评了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解释了“非暴力革命”是革命概念在当代的发展，并介绍了“革改”即“革命+改革”的转型模式。在此之前，已有一些人对“告别革命”论非常不满，也有人对渐进主义提出了质疑，但一直没有系统的论述与之抗衡。

另一件事情是2011年早春发生在北非的“茉莉花革命”浪潮，它开始于突尼斯，席卷埃及、利比亚，波及也门叙利亚等中东国家。它的消息、进展通过不能被彻底控制的互联网及时传播到处于远东的中国，像是在进行一种实况的民主转型发生学教育，对许多人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有网民利用推特上一个发布匿名消息的推特账户「秘密树洞」，号召中国人也到各大城市一些特定地点聚集举行「茉莉花革命」，结果基本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是使警察疲于奔命。那是一场“影子革命”，虽然没有成为真革命，却有力地传播了革命的观念。

此后，关于“革命”的讨论和对改良、渐进改良的批评，在推特、微博等“短平快”网络空间的讨论多了起来。莫之许是这些空间在这方面最活跃的发言人之一。2011年底，萧瀚发表了《简议“改良”与“革命”》、《论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它们是身居国内的学者近年来最早主张革命的文章。

2012年初的一个事件，清楚地表明了思想氛围有了一个大变化，一种主张革命的文化兴起了。它就是韩寒三篇博客文章——《论革命》、《说民主》、《要自由》所引发的一场罕见的热烈争论。韩寒是一位人气很旺的青年作家和评论家，他在这三篇文章中反对革命、主张渐进改良，像当年李泽厚一样断言“民主并不是当今中国所急需”，立即引来了许多人的批评，“革命——改良”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2013年，由于中共领导人王岐山向官员们推荐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研究法国革命的名著《大革命与旧制度》，该书一时有些洛阳纸贵，围绕托克维尔再次发生了“革命——改良”讨论的一个小热潮。博源基金会举办了“中国能否告别革命”的座谈会，秦晖、朱学勤、荣剑等受邀参加，从与会者的发言看，有人从过去保守的立场有所退却。

这次革命话语的复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对改革期望的破灭。从70年代末开始，就有人盼望政治改革。80年代的共识是促成政府不仅进行经济改革，也进行政治改革。1989年北京城的呼喊仍然是寄希望于政府开始政治改革。“六四”镇压给了人们沉重的打击，但是1992年重启经济改革并且是走向市场经济，人们又恢复了乐观的情绪，开始对政治改革的联想和期盼。在排斥了革命的情况下，人们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政府改革上了，对改革的期盼不是降低了而是提升了。当胡温接掌权力的时候，人们曾对他们寄予很高的期望，希望他们站稳脚跟后会有所作为。可是，不仅政治改革没有发生，经济改革也停止了，停在一种半吊子的市场经济上，或者说权贵资本主义中。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导致的社会不公、两极分化等问题越来越尖锐地表现出来。2008年以后经济的下滑加剧了人们的焦虑和不安。人们愿意给政府渐进改革的机会，但一直没有看到有实质意义的突破。现实的状况不仅是停滞，没有表现出政治改革的真诚意愿，而且对艰难弱小的公民社会的打压更加严厉。对于改革的呼吁已经太多了，改革还是没有发生。在现实面前，原本就没有给出清晰路径的、90年代以来的渐进改良主义显得越来越没有说服力。

当然，并不难理解，在这次革命话语的复兴中，知识界不会像90年代整体性倒向保守那样，整体性地倒向另一边——激进或比较激进的立场。而且，那样也未必是好事。压迫性的政治环境、自我否定勇气的不够、学术地位个人利益的考虑、认知的原因等，都会使不少人继续坚持保守、渐进改革主义的立场，特别是那些在这方面有过著述的人以及在生存上需要依赖官方学术机构的人。自由的渴望和保守的言论在他们那里还会继续纠结在一起。不过，“革命”的话语终究回归了，一种革命的文化终究在兴起了。在一个需要大变革的时代，弥漫的不再是保守的精神了。这会对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呼唤革命”是指什么革命，特别是它应该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经典的革命概念指的是暴力革命。不过，革命概念在当代有一个新发展，就是将民众的大规模和平抗议击败专制建立民主也视为革命。关于暴力与非暴力，中国的异议人士中间一直有争议。随着革命话语的回归，这种争议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发生了。我是一直主张非暴力的。基于2008年以后到海外所作的民转型研究，我更加坚信应该走非暴力抗争之路。

国际著名智库“自由之家”2005年完成的一项统计研究-发现，过去30年近70个政治转型中，绝大多数依靠的是非暴力抗争。在67个人口100万以上、发生了转型的国家中，非暴力抗争起了关键性作用的达50个、多于70%；由掌权者自上至下的改革所推动的转型只有14，还有3个则是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干预下开启的；反对派没有或几乎没有使用暴力的占40个，诉诸过暴力但对转型的发生没有起关键作用的有20个。

这个统计还发现，非暴力抗争对于转型起了关键作用的国家，也比通过自上至下的改革转型或反对派诉诸过暴力的国家，享有自由度更高、更稳定的民主：在14个发生过自上至下改革转型的国家中，到2005年，只有2个变成了自由国家，有8个是部分自由国家，有4个回归了不自由国家；反对派使用过暴力的20个国家中，只有4个成了自由国家，12个部分自由国家，4个回归了不自由国家。[23]

上述数据表明，经由改革实现转型是小概率事件，暴力革命则更加不现实，由于改革的局限性和暴力行为的副作用，也更少可能获得和保持充分的自由。所以，民主派既不能坐等改革的发生，也不能在当今时代梦想暴力革命，而应该诉诸非暴力抗争、追求通过天鹅绒即温和革命造成强迫性的形势开启民主转型。

那么，这样的革命是否可能呢？特别是在习近平接掌政权以后，是否可能呢？习近平不属于这个时代，他的头脑是毛时代的。他上台以来，不仅没有表现出向前走的意愿，相反，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他要往回走。在统治集团内部，他追求个人绝对独裁；对于思想、舆论和公民社会，其控制与打压是“六四”以来最严厉的。过去20多年来异议群体和维权运动所艰难找到、取得的有限空间，被挤压殆尽。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需要更明显了，似乎也更困难了。不过，革命是否可能归根结底只能由未来的历史回答。

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提出一个更积极的问题，那就是革命如何可能？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经济正在陷入大麻烦。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改革和数十年高速的经济增长帮助延长了共产党的寿命，然而，这次它可能没有30多年前那样的好运气了。习近平往回走是在进行一场冒险，他很可能成为中国最后一位独裁者。改革期望在他的统治下快速破灭，这未必是坏事。当人们对中南海绝望了的时候，才更有可能回头发现并释放自己的力量。

本书文章收录的重担主要是滕彪博士所承担的。原本打算不仅收录主张革命和主张改良两方面的文章，以体现一种“激辩”的气氛。但是，鼓吹渐进改良主义的文章太多，从90年代一直到现在，人们对其中许多观点是熟悉的。多选近几年出现的倾向革命的文章，反而更能体现出“激辩”的气氛，因为读者知道另一方在哪里。关于选文标准等，请看滕彪博士撰写的编选说明。

注释：

1、这里的描述系基于胡安·林茨（JuanLinz）关于极权主义的经典解释。参见JuanLinz(2000):TotalitarianismandAuthoritarianism,PP.65-75。

2、“两个凡是”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它首先出自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关于“两个凡是”与毛泽东的继承人、时任中共主席的华国锋的关系，目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去毛化在华国锋当政后就已经小心、然而速度并不慢地开始了。不过，1980年底华国锋被迫辞去中央主席职务，对他的指控之一就是坚持“两个凡是”。

3、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伯恩斯坦的改良主义是反动的，清末的立宪改良是骗局；法国革命、美国革命、辛亥革命等“资产阶级革命”有进步意义，尽管有局限性；最“伟大”、最“正确”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作为最“伟大”、最“正确”的革命，当然不允许反对，反对共产党、试图革它的命则是“反革命”，罪莫大焉，必须坚决镇压。这些都是是官方历史、政治教科书中的标准话语。

4、陈子明《从“改革”到“革政”——近三十年话语与思想史片论》，《领导者》总第44期（2012年2月）。

5、同上文。

6、由于时间的仓促，本文第二、第三部分有些内容直接摘自我的《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香港晨钟书局，2012年）。

7、2007年，著名的“加图研究所”（CatoInstitute）发表了经济学家奥拉·哈夫里立辛（OlehHavrylyshyn）的研究报告，总结了前苏东地区转型15年后的结果：变革快速、广泛的东欧国家要比变革较慢或只进行了有限改革的独联体国家，在经济增长、制度建构、吸引外资、贫富差距、减少贫困等方面的表现都明显要好，社会所承受的痛苦、付出的代价也更少。当时在经济转型上存在两种战略主张，一是快速的，二是渐进的。大爆炸战略主张者们认为，变革的迟缓会导致严重的寻租行为，产生对变革的抵制甚至使变革逆转。他们认为组织、制度的建构是非常重要的，但应在经济自由化之后实现。渐进主义者们担认为步子太快会导致更大的社会代价、给人们带来更大的痛苦。他们主张在自由化、私有化之前应先建立组织、制度，以保证得到最大效应。后来的历史证明大爆炸主张们的担忧和判断是正确的。独联体国家的改革速度普遍要慢一些，经济自由化程度也明显不及东欧国家。其中，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体制仍然非常类似于过去的计划经济。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贫富差距悬殊，少数寡头控制了庞大的财富。（长期以来，国内知识界以为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是快速、激进的，但实际上并不准确。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流产了，改革速度放慢，改革也并不彻底，只实行了中等程度的经济自由化）。参见OlehHavrylyshyn：FifteenYearsofTransformationinthePost-CommunistWorld：RapidReformersOutperformedGradualists.（TheCatoInstitute.CenterforGlobalDevelopmentandProsperity.DevelopmentPolicyAnalysis.November9,2007,no.4（http://www.cato.org/pub_display.php?pub_id=8781））。

8、刘再复的一段表述体现了许多人在“64”之后的心境：“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我有—种窒息感，一下子坠入没有边际的时间深渊，这种体验真是“刻骨铭心”。“经历了一次大沉重之后，反而轻松了。我真的好像死过—次，开始了第二人生。”（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第2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第5版）。

9、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见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激荡》第1-29页。

10、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第24页。

11、同上书，第60页。

12、同上书，289页。

13、同上书，289页。

14、同上书，294页。

15、同上书，第22页。

16、李泽厚之后，以渐进改良主义的观点来审视晚清的改革和革命的人很多，例如，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位。过去几十年一直受到赞颂的辛亥革命被不少人否定了，完全被污名化的预备立宪得到了肯定，甚至要求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的立宪派也被一些人认为是激进的，未来应该从中吸取教训。这方面的文章、著述构成了“自由主义言说”的一部分，其“应用”而非其“学理”部分。

17、2011年，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高全喜出版了《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新看法，认为《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是使得辛亥革命成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18、讨论基础概念的、辨析基础价值的文章很多，比较有代表性、传播较广的，包括刘军宁的《共和·民主·宪政》和我的《论共和国》等。

19、哈耶克说，“严格说来，保守主义是一种正统的，或许是必要的，无疑是广泛传播的反对急剧变革的态度。”“法国革命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保守主义在欧洲政治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兴起之前，保守主义（在欧洲）的对立面是自由主义。”FriedlichA.Hayek:TheConstitutionofLiberty,p397(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8)。

20、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南方周末》，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５日）。

21、国内学者将哈耶克的“自生秩序”、波普的“零星工程”用于民主转型路径的思考，作为反对快速大幅变革、支持渐进改良主义的依据，其实是对他们学说的片面解读和滥用。在哈耶克那里，“自生秩序”的范围是有限制的。在波普那里，“整体社会工程”并不泛指所有重大的变革，指的只是该找试图改造整个社会的“乌托邦工程”。波普也不相信在专制政体下会发生合理的改革，认为专制政体只能通过暴力推翻。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请参见本人《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108-113页。

22、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长期坚持在国内抗争，他对转型路径的看法也被弥漫的、“渐进改革是最佳道路”的观点所裹挟。他2008年被捕后在法庭上说，他所主张的是“渐进、可控、有序”的转型道路。这一表述直接来自于另一位渐进主义者周舵。

23、参见AdrianKaratnyckyandPeterAckerman：HowFreedomisWon:FromCivicStruggletoDurableDemocracy（AspecialreportofFreedomHouse,2005）;StephenZunes:WeaponsofMassDemocracy:NonviolentResistanceIstheMostPowerfulTacticAgainstOppressiveRegimes(2009)(http://is.gd/G6CMSE)。

谢选骏指出：如果说，“从期待改革到呼唤革命”就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变迁”——那么，现在的“自由主义”岂不就是清末的“君主立宪”了。可以看到，“君主立宪”转向革命，那就是满清的末日了；可以想到，“自由主义”转向了革命，那就是后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末日了。所以我十几年前在2009年時就写过了《<零捌宪章>与君主立宪》，以警世人。而刘小波之死，可以视为“自由主义=立宪派”的灭亡。

【89、“三年困难时期”毛太猪吃人无数不吐骨头】

佚名网文《三年困难时期》报道：

三年困难时期又称三年大饥荒——地点，中国大陆；时间，1959年－1961年（官方）；1958年－1962年（民间）；总死亡1,500万人－5,500万人；起因，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农业集体化）、制度弊端、国策错误等。后果，大跃进运动终止；七千人大会召开，毛泽东退居二线……文革直接起因。

三年困难时期，又称三年大饥荒、三年自然灾害，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59年–1961年间发生全国性饥荒的一段时期，也有学者将1958年、1962年划入饥荒时期[1][2][3][4][5][6]。据各方估计，三年困难时期间发生的大饥荒共造成了中国大陆1500万人–55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被广泛视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也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2][3][4][5][6][7][8][9][10]。三年大饥荒类似于1932年苏联大饥荒的事件重演，主要成因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制度性问题、外交困境等[1][2][3][4][5][6][7]。

名称

学术界

学术界称法包括“三年困难时期”[11][12][13][14][15]、“三年大饥荒”[16][17][18]、“中国大饥荒”[4][5][9]、“中国三年大饥荒”[7]、“大跃进饥荒”[10][19][20]、“毛氏大饥荒”[6][21]等。而事实上，大饥荒所发生的时期有不同说法、并不局限于“三年”。贾斯柏·贝克、巴兹尔·阿什顿（Basil Ashton）、文贯中[21][22][23]、杨继绳、冯客、周逊等人的著作均采用1958-1962年，还有一些情报机关（如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认为是从1958年开始的[24][25]。

中国政府

对于1959-1961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大饥荒，中国官方对此有“三年自然灾害”[26][27][28]、“三年严重自然灾害”[29]、“三年困难时期”[27][28]、“三年经济困难时期”[27]、“三年暂时困难时期”[30]等称法。

1962年初，时任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公开将大饥荒的成因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论点[31]。但此举引发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等人的不满（毛认为应当坚持三面红旗、成绩大于错误），并成为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批斗和迫害的原因之一[32][33][34][35][36]。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人为因素正式被指为主要原因[1][26]。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并将主要成因归结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1][26][37]。

历史背景

工业化及大跃进

主条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史、反右运动和大跃进

49:17

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

土法炼钢

从1955年开始，由于批判右倾思想的影响，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层层抬高经济指标的趋势，特别是基本建设规模越来越大，项目越来越多，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8）的指标。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发现很多计划超越了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指出现在“有急躁冒进的现象”[38]。1956年2月份，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等，决定把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要求的180亿元压缩到147亿[38]。1956年6月10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财政部提交的预算报告初稿，其中写道“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加重了反冒进的份量， 同时更进一步把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147亿元进一步压缩到140亿元[38]。由于周恩来等人反“冒进”，暂时遏制住了经济建设大幅冒进的趋势，但是1956年经济还是有冒进的问题，以致财政第一次出现了10亿的赤字；在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57年经济计划时，周恩来等人还继续坚持反冒进，把一些过高的经济指标压了下来[39]。

1956年9月5日到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提到“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40] 同时提到“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40] 但是，毛泽东对此并不认可，认为1956年对经济工作中过急情况的纠正是“反冒进”，对此作了批评，并提出“反反冒进”[38][41][42]。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右运动”，对民主党派、学术界以及知识分子等各界人士造成了极大打击，自此中国大陆进入了由中国共产党实质性一党专政的时代，民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为大跃进埋下祸根[38][43][44]。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41]。从1956年9月的八大一次会议到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对国内基本矛盾的估计和对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开始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39]。但此后，1958年10月起，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一定转变，他在11月20日的武昌会议上说：“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明年的生产指标要降下来，不能总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否则，“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注：指广西饿死550人的事情），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45][46]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供体制

中国共产党为保障其高级干部的食物、肉类及香烟不虞匮乏而批示“特需供应”的报告，依官员级别满足所需，造成特权供应[47]。1960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高级干部实行食品特殊供应[48]。1961年2月起，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经济工作5人小组组长陈云按照老婆于若木的建议，又对高级干部以下级别的其他干部，供应定量的白糖和黄豆[49][50]。在大饥荒时期，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政策，在全民计划配给体制中，城市居民的食物供应比农村好得多，机关干部又比一般平民好，干部又按照级别高低获得不同的饮食待遇。以下是部分人士对饥荒时期特供的回忆：

高干韦君宜回忆三年困难时期特供：“后来，中央终于决定实行干部食物补贴。大概因为有些年老的民主人士吃不消这样的苦，有的已经病倒了。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51]。”

当时中共甘肃省委书记汪锋向毛泽东写了一份调查报告：1961年4月27日至29日，汪锋同志带了五个人在甘肃临夏州新集公社新1号生产大队调查农村食堂时对妇女病和妇女生育情况作了深入调研，发现甘肃大饥荒三年里农村出现了比较少见的妇女病，如子宫脱垂和闭经。子宫脱垂为饥饿造成的营养不良和过重的体力劳动等因素所致，过度饥饿引起闭经，只有干部妻子经期正常[5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潜的女儿程丹在接受《国家人文历史》杂志专访时回忆：“北戴河即便是困难时期，供应一直不错[53]。”

历史学家王曾瑜忆三年困难时期：看到高干身份的北京大学校长脂肪丰富的腹部，心里就生气[54]。其并回忆说：“在寒冬腊月，北风成天呼啸的时候，村里三天两头死人嚎丧。死的都是老人，其实是在饥寒交迫之下，得了感冒，便成不治之症[55]。”

对于毛泽东本人的特供及生活情况，存在着不同描述。一方面，1968年后担任毛泽东伙食管理员的吴连登说：“大家都知道，毛主席爱吃红烧肉，但在最困难时期，毛主席的餐桌上没有了红烧肉，鸡、鱼、肉、蛋都没有了，全是素菜。举个例子，毛主席特别爱吃鱼，但在那个时候，他连鱼都不吃了”[56]。卫士封耀松则说1960年毛泽东在生日那天，正倚枕看文件。“半年多来，封耀松帮他按摩时，他脚背和小腿的肌肤失去了弹性，按下去一个坑，久久不能平复。这是浮肿。老人家已经六七个月不肯吃一口肉。青黄不接的季节，他二十多天不吃一粒粮，常常是一盘子马齿苋（一种野菜）便充一餐饭，一盘子炒菠菜，便能支撑着一天工作”[57]。

毛泽东在杭州阅读《人民日报》（1961年）。照片显示毛泽东的身体富态。[58]

然而，也有与此类描述大相径庭的说法：1954年秋天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经常陪他吃饭，并为1960年毛生日餐当事人之一的秘书林克为此专门打电话询问了毛泽东当时的保健医生、护士长。大家一致表示：“根本没有这种事，如果我们使毛泽东得浮肿病，那我们就犯了大错误，是严重的失职，中央也不会允许”[59]。1960年12月26日，毛泽东给被派到农村搞调查的身边工作人员林克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亦可见中南海的高干食品特供部门北京市食品供应处34号供应部并不像中国其它地方一样物资缺乏[60]。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61][62]。经常陪毛泽东吃饭的卫士张景芳回忆称，大饥荒时期有一次陪毛吃红烧海参，毛看他不吃，给他夹海参，太滑掉在桌上，为了节俭，毛把它捡起来吃掉[63]。

毛泽东在1961年7月的伙食费开支654.82元，另有水果费86.65元，一般杂费54.22元，小孩生活费47元，首长杂费17.04元，房租费86.80元，澡费3.6元，汽车费2.70元。按1961年的黄金价格3.04元/克算，折合黄金243.9克，换算成2012年的价格在8万元人民币左右。同期北京市民一个月生活费13元左右。1961年10月，公债开支私人客饭59.84元和115.11元两次[64]。有报道指，毛泽东在三年大饥荒时期，烟酒肉茶一直没有间断，生活待遇相对于其他中国人是优越和奢华的，譬如，许多省、市大兴土木，为毛以及其他高阶官员建造行宫[58][65][66][67]。

饥荒情况

产粮下降

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大幅度下降，1959年中国大陆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1961年产量只有1958年的70%[68]，全国各地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应1951年的水平[69]。具体数字上，全国粮食产量由1958年的4000亿斤，下降到1959年的34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亿斤，低于1951年产量，1961年略有回升仍只有2950亿斤[70]。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62年出版的文件中称，1961年，中国大陆粮食产量出现下跌，有工厂关闭，教育和科学的发展被扰乱，数以百万的人严重营养不良。并且出现广泛的饥荒(widespread hunger)[25]。在另一份中情局于1962年9月24日出版的THE RISING DEATH RATE IN COMMUNIST CHINA（《共产中国的上升死亡率》）中，文件第1页中称，自1958年以来，死亡率（中国大陆）由于营养不良、对疾病抵抗力减弱和食物短缺而快速上升，此外中国大陆在1959年到1961年的年粮食产量也低于1957年的水平[24]。

死亡人数

中国大陆人口数量变化图。可以看到在“大跃进”期间出生率的大幅降低和死亡率的显著提高。

受政治因素影响，各方对于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的估计，均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71][72]。中国大陆官方在1953年和1964年进行了两次全国人口普查[73]。此外，1950年代中期，中国建立了基本完整的经常性人口普查制度，每一年，户籍管理部门都对人口总数、出生、死亡、迁入、迁出等项目作出统计，并且层层上报汇总[74]。在中国出版的各省人口资料和各地县志中，大多都可找到当年统计的死亡人数和其他人口数据[75]。《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从1949年到1957年，每年都增加1000多万人[76]；1960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1000多万人，扣除出生率下降因素，死亡人数应在1000万以上。这还仅仅是1960年一年的数字[76]。中共官方出版社出版的很多著作也承认大量人饿死，如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前夜的中国》和《曲折发展的岁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年自然灾害长篇纪实》等，中共官方主办的各种报纸杂志和网站亦有大量的文章承认了大规模饿死农民的历史事实。

中国统计部门公布的人口出生和死亡数据 (单位：万)[77]

年份 出生人数 死亡人数 时期 出生人数合计 死亡人数合计

1954年 2245 779

1955年 1978 745 1954—1956年 6199 2230

1956年 1976 706 1955—1957年 6121 2139

1957年 2167 688 1956—1958年 6048 2175

1958年 1905 781 1957—1959年 5719 2439

1959年 1647 970 1958—1960年 4941 3444

1960年 1389 1693 1959—1961年 4224 3602

1961年 1188 939 1960—1962年 5037 3298

1962年 2460 666 1961—1963年 6602 2289

1963年 2954 684 1962—1964年 8143 2152

1964年 2729 802

中外研究人员估计的数字大多在1500万到5500万之间，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村的农民[2][3][4][5][6][7][8][9][78][79][80]。

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程恩富与福州大学的詹志华在考察1953-1964年死亡漏报的情况之后，对1955-1957年平均死亡人数进行调整，然后根据调整后的1955-1957年平均死亡人口，以及1962-1964年平均死亡人口和1964-1966年平均死亡人口，估计出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00-500万人[15]。

2011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编辑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人口数”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的“全国人口状况”两份统计报表得出，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净减少1000万；同时引用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中国的人口》的说法：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81][82][83][84]。

2011年，徐州师范大学的数学教授孙经先作出的死亡人数估计为学界最低，他认为三年困难时期的“营养性死亡”（饿死的粉饰性说法）人数在250万以下，并同杨继绳、曹树基、洪振快、蒋正华等人发生了激烈的辩论；2020年，孙经先称其论敌均已采用“鸵鸟战术”，不回应质疑或是退出争论，可证“饿死三千万”一说的虚假。[85][86][87][88][89][90][91][92][93][94]

2010年12月，北京大学学者孙尚拱根据国家人口年鉴的总人口数据估算，认为1961-1962年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4400万人[95]，但他没有区分出生人口的减少和死亡人口的增加。

2010年9月，荷兰历史学家冯客（时任伦敦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香港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出版《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指出，他用了四年遍阅全国解密档案，认为1958年初至1962年底的大饥荒至少造成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至少250万人（占总体6%-8%）死于酷刑或直接处决[96][97][98][99][100][101]。但冯客的数字受到爱尔兰经济史学家科马克·奥·格拉达的批评和质疑，认为该书使用的人口粗死亡率过低，因此高估非正常死亡人数[102]。

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列举各方观点，结论是从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144万，如果从1958年算起，那总数接近3000万[103][104]。

2006年，哈佛大学再版费正清的《中国新史》认为1958-1960年饿死人数是2000-3000万[105]。

2005年，前中央党校教师、独立学者余习广经过约20年的档案研究，出版《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认为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达5500万，该数字获得历史学家冯客、陈意新（北卡罗来纳大学威明顿分校）等人的引用[10][97][106][107][108]。

2005年，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的研究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在3250万人左右[109]。曹思源根据中央档案馆解密档案，算出饿死3756万，与曹树基的结果相近[110][111][112]。

2000年，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披露，饥荒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00万[113][114]。

1999年，《大英百科全书》称中国大跃进饥荒为“二十世纪两次最大饥荒”之一，“造成了多达两千万人丧生”。《共产主义黑皮书》也称之为“史上最大饥荒”[115]。

1996年，赵紫阳幕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表示，该所根据中共党内文件所写成的秘密报告，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300万-4600万[116][97]。另一份提供中共中央领导参阅的资料认为人数达4000、5000万：河南780万，安徽800万，山东750万，四川900万，青海90万，江西640万，湖南470万[116]。据《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英文版第272页，此数字于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前曾得到包括赵紫阳在内的中共高层确认[116]。

1993-95年，金辉、丁抒等人则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4000万以上[117][118]。

1989年，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提出，“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1500万人”（《生存与发展》第39页，科学出版社，1989年）[113][119]。

1987年，美国人口学家、美国人口普查局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朱迪丝·班尼斯特（Judith Banister）在其著作《变化中的中国人口》一书中估算非正常死亡人数在3000万人左右[120]。

1986年，西安交通大学蒋正华教授接了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下达的课题，以生命表的纯统计学方式计算出死亡1700万[121]。这项结果收入《中国人口年览·1987》、《中国人口·总论》，被视为官方承认的死亡下限。

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认为蒋正华的1700万死和美国人口学家安斯利·科尔（Ansley J. Coale）的2700万死最为可靠，两者综合考虑取2200万人死[122][123]。

1984年，巴兹尔·阿什顿（Basil Ashton）等人的论文估算非正常死亡人数3000万人，与此同时出生减少3300万人[22]。

1984年，作为第一位研究大饥荒死亡人数的学者，美国人口学家、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安斯利·科尔（Ansley J. Coale）在其出版的《1952-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中，认为中国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2700万人左右[22][124]。

1962年9月24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刊发的一份名为《共产中国的上升死亡率（THE RISING DEATH RATE IN COMMUNIST CHINA）》的文件的第1页中称，自1958年以来，由于营养不良、对疾病抵抗力减弱和食物短缺而造成了（中国大陆）死亡率快速上升[24]。又另一份中情局1964年7月31日出版的文件的82页称，在1960到1961年有超过500万人“非正常死亡”（unnatural deaths）[125]。但是于1964年后CIA的报告中依据统计资料修正更改了前几年报告的论述，依据数据大约有4400万人在运动后不知去向。

虚假宣传

1960－1961年，包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曾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人有足够的粮食[126]。中国政府甚至下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买食物，以免泄露国情[127]。1961年9月，退役的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来访中国，从9月6日开始，蒙哥马利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参观访问。在延安访问期间，蒙哥马利受到蒙骗，误以为中国没有闹饥荒。其访问中国期间，和党主席毛泽东见面谈话2次，亦与总理周恩来和外长陈毅等中共高级干部多次见面[128][129]。除了蒙哥马利，后来担任法国总统的法兰索瓦·密特朗也被宣传欺骗[130][131]。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大跃进期间周游中国后报道称“关于饥荒的事情全是不真实的谎言”[132]。

进入1980年代后，随着有关资料逐步解密，饥荒情况方才为外界所知[133]。

各省情况

四川：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曾经表示，大饥荒四川“死了1000万人”，并直接导致四川省经济衰退，退出比较发达省份的序列，成为和湖南、江西、湖北一样的中下等经济省份[134][135]。这个数字与载《中国人口科学》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的研究结论940万相吻合[136]。根据官方的《四川省志》，四川人口从1958年到1961年连续四年负增长，1960年人口死亡率达到了最高的53.97‰，当年全省有65个县人口负增长超过 50‰，17个县超过80‰，7个县超过100‰[137]:458。1961年底全省人口为6459.2万人，比57年的7081万人，减少约621.8万人[138]:102。其中仅乐山专区1958-1961年人口即减少55万[139]，南充专区人口减少36.5万[140]；记者惠文在成都平原简阳县进行整社时写下了日记，在题名为《无声无息的代价》的一则日记中，他写石盘公社的六合、中和两个大队1958年转为公社时人口为2580人。但到了1962年11月，死去590人。石盘公社的大石、边界两队，1958年转公社时人口为246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132人，死去46.47％。普安公社人口也由12000人左右下降为6900人左右。青龙公社的人也死了40％以上。”[141]

安徽：当时安徽副省长张恺帆在回忆录中表示，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是548万，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数等，安徽饿死500万人[142]。而依据地方志，可以推测大饥荒期间安徽非正常死亡应有400万人，最低估计也不应少于350万人[143]。中共中监委农村处处长李坚调查安徽截至1961年3、4月间饿死人的总数，将生产队、公社，再到每个县的统计数字逐级汇总，安徽全省饿死人总数350万，正式上报为300万。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在文革后表示：核实结果，安徽饿死350万没错[144]。根据丁人卜的《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无为县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县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饿死了320,422人，百分比为32.5%[145]。

河南：依据地方志，1958－1960年河南共死亡325.9万人，其中1960年死亡193.8万人，粗略估计非正常死亡约150万人，主要发生在1960年，达135万人[143]。南阳：1960-1961年间全区共减少27.6万人[146]；许昌：1959-1961年全区共减少8.5万人[147]；商丘：1959-1961年全区共减少5.4万人[148]。

山东：根据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援引山东省一位领导1960年的大会讲话内容“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149]。”

甘肃：1954年5月张仲良调任甘肃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是三年大饥饿时期，治下饿死人最多的五个地方最高长官之一。三年困难时期该省饿死的人口达100万[150]。甘肃定西地区的通渭、会宁、定西等县，以及平凉地区的静宁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这一带县皆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151] 。特别的是，甘肃酒泉境内的夹边沟农场曾爆发过“夹边沟惨案”[152][153]。

贵州：官方统计数字指1959年至1961年贵州省全省共饿死250多万人，而曹树基在《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中认为全省非正常死亡174.6万人[154]。1960年6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一说全县不足10万人却饿死了4万人；而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155]。

浙江：浙江的非正常死亡14.1万人[156]。

陕西：

主条目：三年困难时期的陕西省

2013年，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在陕西省委党报《陕西日报》上发表文章，纪念父亲习仲勋诞辰100周年，其中提到陕西也发生了饥荒[157]。

湖南：据湖南省统计局公布的《湖南统计年鉴—2021》数据显示，1959年-1961年间，湖南省出现了死亡人口剧增，出生人口锐减的情况。具体见下表。

1955年-1964年湖南省出生人口、出生率、死亡人口、死亡率数据[158]

年份 出生人口/万人 死亡人口/万人 出生率/‰ 死亡率/‰

1955 107.32 56.46 31.10‰ 16.36‰

1956 103.27 40.17 29.59‰ 11.51‰

1957 119.00 37.01 33.47‰ 10.41‰

1958 108.99 42.38 29.96‰ 11.65‰

1959 88.38 47.83 24.00‰ 12.99‰

1960 70.76 106.81 19.49‰ 29.42‰

1961 44.27 61.86 12.51‰ 17.48‰

1962 147.14 36.36 41.40‰ 10.23‰

1963 172.97 37.53 47.29‰ 10.26‰

1964 158.26 48.30 42.20‰ 12.88‰

2005年曹树基的各省统计数据（单位：万）[109]

省名 全部府数 灾区府数 全部县数 灾区县数 灾前人口 非正常死亡人口 比例 排序

安徽 13.0 13.0 74.6 73.6 3446.0 633.0 18.37 1

四川 26.0 23.0 201.0 188.0 7191.5 940.2 13.07 2

贵州 16.0 15.0 81.0 74.0 1706.4 174.6 10.23 3

湖南 17.0 17.0 96.0 91.0 3651.9 248.6 6.81 4

甘肃 13.0 12.0 108.0 87.3 1585.7 102.3 6.45 5

河南 13.0 13.0 128.7 106.7 4805.8 293.9 6.12 6

广西 12.0 12.0 75.0 72.7 2009.9 93.1 4.63 7

云南 22.0 22.0 132.0 112.0 1918.3 80.4 4.19 8

山东 12.0 12.0 140.0 126.0 5343.5 180.6 3.38 9

江苏 12.0 11.0 84.0 63.0 5296.3 152.7 2.88 10

湖北 11.0 11.0 79.8 72.6 3074.9 67.5 2.20 11

福建 11.0 11.0 70.0 56.0 1547.9 31.3 2.02 12

辽宁 1931.0 33.0 1.71 13

广东 15.0 12.0 110.0 72.0 3839.3 65.7 1.71 14

黑龙江 1564.0 19.0 1.21 15

河北 18.0 17.0 183.0 135.0 5544.6 61.0 1.10 16

江西 14.0 13.0 89.0 51.0 1713.6 18.1 1.06 17

陕西 12.0 4.0 101.0 30.3 1832.0 18.7 1.02 18

吉林 1280.9 12.0 0.94 19

浙江 11.0 10.0 91.0 51.4 2570.3 14.1 0.55 20

山西 1621.1 6.0 0.37 21

合计 248.0 228.0 1844.1 1462.6 63474.9 3245.8 5.11

具体事件

1958年4月至8月在河北景县，曹朴庄、白王柯枝和沈家李志窑三个村就因粮食虚报，加上有关部门和上级拖延应对，造成粮食供应困难，导致共8人饿死、另1人自杀。事后地方当局关注，而组成省、地、县三级联合调查组到当地查明情况，但中共河北省委是在过了两个半月后，才转发调查组已上交的报告给中共天津市委等其他机关[159]。

吃人事件

于是各个农村的公共食堂粮食短缺，导致了严重的饥荒，有许多人因此被饿死，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160]。艾塞克斯大学历史系讲师周逊（时任香港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冯客的助手），从中国官方档案中节选出121个，2012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档案汇编《中国大饥荒，1958-1962》，档案中包括饿死与人吃人的记载[161][162][101]。1988年，作家沙青的《依稀大地湾》获大陆“中国潮”报告文学一等奖，其中纪录了大饥荒时期的真实片段：“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163]

四川：前四川泸州中共地委书记邓自力说：“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长宁（县）是个烂摊子，20多万人口就饿死了7万多。肿病流行，省委调拨了些粮来，社员又无钱买[164]。

安徽、甘肃：三年困难时期任甘肃临夏州委书记的李磊在她的自传体著作《悠悠岁月》一书中提及临夏市所属的十个公社中，“588人吃掉337具尸体。例如红台公社小门沟生产队共吃掉尸体125具，活人五名。小门沟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六个发生吃人的情况。23户吃掉57人。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2013年11月20日，美国劳改基金会在华盛顿的国会山庄向媒体公布了安徽和甘肃两省人吃人事件的中国官方调查文件[165]，根据该文件，临夏和和政两地共有75人被吃掉，其中11人是被杀死后吃掉[150]。2008年10月，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主办的《炎黄春秋》杂志以《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为题报道了甘肃通渭“人吃人”的惨状[166]。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安徽省委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当中提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起（吃人事件）”， “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中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该报告送到安徽省委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只让少数人知情，并指示安徽省公安厅要严格控制知情范围，并且要销毁有关档案[167]。此外，退休干部梁志远回忆三年困难时期：安徽亳县每公社都有人吃人[168]。

山东：时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赵健民在一次发言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内，全省非正常死亡65万人，外流109万人，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169]。

青海：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170]。

贵州：于1959年至1979年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的晏乐斌回忆表示他曾在1961年“发现一位40来岁的妇女正在她家堂屋用菜刀砍一具小孩的尸体，这个小孩尸体的手脚被肢解，头部已砍下放在一边，尸体发出腥臭，我们询问她为什么杀孩子，她回答：‘不，不，不，不是我杀的，是孩子今天早上饿死的，全家人饿饭，没有办法，为了救命，不得不拿来吃啊！’又说：‘哪个人狠心吃自己的孩子啊！’”[154]据湄潭县县委办公室负责人介绍，1959年至1960年5月，“全县出现了人吃人，杀人而食，易子而食的惨剧，吃死人就更多了”[154]。

反抗与暴乱

崖县暴乱

1958年12月，广东省崖县（现属海南）发生暴乱，参加者近3000人，杀死水库工地主任等4人。暴乱平息后，有105人被以反革命罪判刑。[171]

“顺天会保民军”

1958年，福建省建瓯县跃进公社组织200馀人烧炭、挖矿、炼铁，工人吃睡在山上。有不满者利用原来的刀会，组织“顺天会保民军”，杀死乡长及其兄弟2人。[171]

山东红枪会

1960年3月21日，山东益都县“红枪会”发起暴乱，打死干部1人，打伤7人。事后发生了大量捕人的情况，仅第一季度共捕2048人。[171]

刘桂阳案

主条目：刘桂阳案

1960年7月，湖南籍女工刘桂阳为反映民众的困苦，在国务院北门外请愿、张贴标语，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案件，在文革后被平反。

信阳事件

主条目：信阳事件

信阳专区地委书记路宪文禁止信阳专区农民逃荒，派出多队巡视员拦截逃荒者，并禁止当地信件外流。

河北还乡道等

1961年1月，河北省永年县以曹某为首，串连纠合八个村的“还乡道”、“梅花拳”、“黄沙会”等道徒，企图砸抢粮库，进行暴乱。[171]

中国劳动党

在饿死20余万人的安徽无为县，1960年由原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黄立众（1956年考入北大，因说农村有人饿死，被校长陆平开除）看到众多乡亲被饿死组织而组建了“中国劳动党”，并针对当时的情况制定了《惩治官僚主义腐败分子临时条例》，准备在1961年春节期间发动暴动，后被两个连的部队剿灭。1982年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给予部分平反[172][173]。

饥荒成因

大跃进

主条目：大跃进和三面红旗

人民公社食堂

大跃进时，出现了“浮夸风”和“大炼钢铁”，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人力，农村大量人口去大炼钢铁，导致无法及时收割粮食。例如四川《巫山县志》就记载：“农村青壮劳力上山炼钢铁，田间生产仅依靠老妪妇孺，成熟粮食多烂在田里，丰收未能归仓”[174][175]。而浮夸风也是导致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期间知名的口号包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176][177][178]。

此外，大跃进及其后的“农业学大寨”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对农业生产造成负面影响[179][180][181]。

人民公社

主条目：人民公社

大跃进时期起，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粮食被浪费，而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又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极端的平均主义下，人民生产积极性低[182][183]。

打麻雀运动

主条目：打麻雀运动和除四害运动

打麻雀运动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

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十七条》）过程中，决定将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列为必除的“四害”[184][185]。1956年1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最高国务会议正式通过扩充版本的《纲要草案》，其中第27条规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184][185]。“打麻雀运动”正式兴起后，1956年包括朱洗在内的一批生物学家提出反对意见，但未起作用；1957年1月18日《北京日报》发表了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周建人的文章《麻雀显然是害鸟》，提出“社会已经改变了，但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仍然会残留着”，并断定“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184]。

大跃进初期，大规模的“除四害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1958年3月-5月间，毛泽东在数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八大二次会议上，都号召要消灭麻雀[184][186]。据不完全的统计，1958年全国捕杀麻雀2亿多只（一说约21.1亿[185][187]），结果到了1959年的春天，中国许多城市街道两侧的树叶几乎都被害虫吃光了[184][188][189]。当时流传着一首民谣《擂鼓鸣金除四害》[190][191]：

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坏。千家万户快动手，擂鼓鸣金除四害。

1958年4月21日，《北京晚报》发表了郭沫若所作的《咒麻雀》诗一首[184][190][192]：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歼灭麻雀的结果使农田当中的害虫几乎没有天敌，而让次年的粮食严重欠收，发生极为严重的饥荒问题[185][193]。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所长朱洗、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德培、张香桐等科学家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185][189]。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就麻雀问题写了一份报告，并附上了这些科学家和国外科学家的看法，两天后获得毛泽东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185][189] 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185][189] 消灭麻雀运动终于得以正式停止。

制度因素

统购统销

主条目：统购统销

农村除了口粮、种子、饲料以外的粮米全须上缴，而粮食则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负责，农民不能储粮。当中央派员到地方征收粮食时，是以地方干部上报被严重夸大的粮食产量来计算征收量的。征收量超出实际粮食产量，地方干部为了填补缺口，逼迫农民将口粮、种子、饲料也全都上缴。经济学家孟昕、钱楠筠研究大饥荒的制度原因，发现1959年大饥荒开始的时候，粮食产量是食用所需的三倍以上。而人均粮食产量高的地区，反而饿死的比率比较高。他们认为这是中央计画经济下，政府难以搜集产量新资讯并且作出调整的结果[194][195]。

1956年初，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普遍建立，正在大批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变。同年10月6日，国务院出台《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统购统销的规定》，施行粮食统购和农村统销。“不论高级社或初级社，一般以社为单位，根据一九五五年分户，分社核定的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数字，统一计算和拟定。归社统一计算的结果，粮食有余的为余粮社，粮食不余不缺的为自足社，粮食不足的为缺粮社。”合作化后，国家不再跟农户发生直接的粮食关系。国家在农村统购统销的户头，就由原来的一亿几千万农户简化成了几十万个合作社。《规定》提出：“国家对粮食丰收地区的余粮社，可以在定购数量以外，适当增购一部分，但增购部分不得超过余粮社增产部分的40%。”1957年10月11日，国务院又作出补充规定，根据一九五六年的经验和供销矛盾的新发展，提出在坚持“三定”的基础上，实行以丰补歉的方针。对超过粮食“三定”的余粮社、自足社，必须增购一部分粮食，对缺粮社必须减销一部分粮食。

1959年4月，国务院秘书厅把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缺粮的情况上报给毛泽东，又把15省多达2500万人缺粮挨饿的情况上报。面对这样大面积的灾情，毛泽东没有采取任何全面措施，反而在1960年初继续“大跃进”。1958-1960年期间，向农民征购的粮食年度量一直保持增加状态。1960年4月，大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国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假如当时能够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最终，1959到1961年平均征购数占粮食总产量的34.4%，超正常年份的20%左右近一倍。[196][197]

户籍制度

主条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制度

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实行，取消了农民自由迁徙权，这样事实上的农村隔离封锁政策使得信息传递以及逃荒成为不可能。而1958年又正是中国农村大饥荒的起始年。

大饥荒出现以后，饥民逃荒开始增多，但各级政府对流动人口严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农民外逃，另一方面，对逃荒农民严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窜犯”的名义加以拘留、拷打、游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披露，1960年流动人口曾经达到600万，1961年1月－8月，全国收容207万人，1962年1月－8月全国共收容140万人，全年估计收容近200万人[198]。

中共党营媒体人民网——《国家人文历史》则总结指出：在户籍制度严格执行的时代，“禁止农民流动求生”，农村人无法离开土地，只能在家等死。并称“按保守估计，农村有上千万人饿死[199]。”

高压管控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蒂亚·库马尔·森认为，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粮食减产，也因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粮食分配，而且通常结合着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匮乏甚至是被有意的误导[200]。在中国这场59－61年的大饥荒中，城镇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粮。与此相对比的是，因为新的集体经济，农村的下级官员因抢着虚报他们公社收获产量，而留给当地农民很少剩余。阿马蒂亚·库马尔·森认为导致饥荒的自然原因，比如天灾，在导致包含中国大饥荒在内的现代饥荒的各种原因中是相当次要的，因为这些自然因素很容易通过合理的政府经济政策来应对。而当时的中国在毛泽东的经济政策每年饿死百万计人的情况下，却没有在议会或者报纸出现批评的声音。因为缺乏反对党和新闻自由，经济政策持续三年而没有得到校正，从而造成了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

《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冯客教授查阅了中国官方的档案后发现，“非正常死亡人口”中，不仅仅包括了饥饿所导致的死亡，还有一部分死于阶级斗争。在大饥荒中饥饿的人，很多是因被减少给予食物的量而导致的。因为人们的住房被拆，财产归公社所有、不能自己烧饭，所以人人都需要被公社“喂养”，不能劳动的病、弱者被视为负担，他们所分得的食物也会因其劳动量的减少而缩减。

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于中共党办的人民网刊文《“大跃进”后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记载了安徽省当时，有近几十万农民在饥饿死亡面前逃往山区去找野生动、植物充饥而被公安机关等暴力武装机关抓回打成“反坏分子”，其并明确指出：“大跃进”时期安徽饿死了那么多人，同不断进行以“镇压反革命”为名而野蛮进行社会控制，密切有关[201]。

历史学家宋永毅则据中国公安部的一个绝密报告披露，仅1957年就有过数百起中国农民的要饭吃的所谓叛乱，甚至遭到正规军队使用机关枪进行武装镇压[202]。由宋永毅主编，哈佛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包含七千多份档案资料，二千多万字，其中有三千多份中共内部档案[203][204]。宋永毅在总导言中表示，大饥荒的本质，是中共对中国农民进行的一场的“粮食战争”[203]。

外部因素

1950－1960年中国粮食国际贸易情况（单位：万吨）[205][206]

年份 出口 进口 净出口

1950 122.58 6.69 +115.89

1951 197.11 +197.11

1952 152.88 0.01 +152.87

1953 182.62 1.46 +181.16

1954 171.10 3.00 +168.10

1955 223.34 18.22 +205.12

1956 265.12 14.92 +250.20

1957 209.26 16.68 +192.58

1958 288.34 22.35 +265.99

1959 415.75 0.20 +415.55

1960 272.04 6.63 +265.41

合计 2500.14 90.16 +2409.98

对外出口

中国为了体现国际主义和加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大举对外援助，也加剧了经济困难的程度[207]。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换取工业原料、机械及技术，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致使粮食问题更加严重[208]。1960年1月，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访华，中国给予对方6000万美元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1961年1月，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希望阿尔巴尼亚持反对赫鲁晓夫的立场，赠予五亿卢布，并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209]。此外，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记载[210]：

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还有支援阿尔巴尼亚15000吨小麦，援助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211]。

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决定援助15吨。

1965年5月10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表示，截至去年，建国14年来，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而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为集中。

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尚长风分别在中共党办刊物《中共党史资料》 2009年03期发表了《1961年中国粮食进口研究》[212]、《百年潮》 2010年04期发表了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粮食进口实情》[213]，公开了当时的粮食进口和外国援助情况。1959年的粮食产量比1957年度减少了2500万吨，而1959年的粮食出口却增加到415.75万吨，为历史最高[205][206]。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继续出口粮食272.04万吨，同时还出口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珍贵的食品[214]。直到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开始紧急调运和进口粮食，并开始采取大幅度减少粮食征购、提高粮价等紧急救灾措施。[70]

苏联债务

参见：中苏交恶和苏联逼债

1960年底，苏联体谅中国的国情，提出“还债的事可以延缓”。1961年初举行的中苏贸易会谈中，双方同意延期还债[211][215][216]。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则在其回忆录里叙述其曾向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当面提出支援，周恩来答复说：领导上已经讨论过了，决定对苏联同志表示感谢，但对援助表示拒绝，说会自行解决[217]。在中国官方与民间舆论中，将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撤走专家、逼债”归咎为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因素之一[1][218]。沈志华表示：传闻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219]。

中美关系

1962年，美国肯尼迪政府尝试通过粮食援助改善两国关系，但美国拒绝从台湾撤军，而中国坚持要求撤军，并因此拒绝了援助[220]。基于中国支持东南亚共产主义夺权以及中印战争等因素，肯尼迪政府最终放弃了对华政策调整和援助提议[221]。

自然灾害

1958年黄河水灾期间，周恩来总理（中）查看济南泺口黄河铁路大桥。此次防汛工作相对成功[222]。

对于自然灾害在大饥荒中扮演的角色，存在一定争议[2][4][7]。一方面，据《中国灾情报告》记载，1958年，“1-8月，全国大面积旱灾……冀、晋、陕、甘、青与西南川、滇、黔及华南粤、桂等省区。春旱时间长，波及面广，严重影响农作物播种、生长。河北省中部、东部连续200多天无雨雪……5月中旬……西南、华南及冀东持续干旱。入夏，华东、东北800多万顷农田受旱。吉林省266条小河、1384座水库干枯，为近30年未有的大旱。年内，旱灾波及24个省区2236万公顷农田。”[223] 1959年，“1-4月，冀、黑严重春旱。”[223] 1960年的旱灾期间，“1-9月，以北方为主的特大旱灾”、北方地区60%的农业耕地未有任何降水[223]。1961年，旱情持续，但气候环境有所缓和，其中“1-9月，全国范围的特大旱灾。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1865.4万公顷。”[223] 1962年，“1-9月，全国大面积旱灾。”[223]

另一方面，据杨继绳研究，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薛暮桥于1958年曾说道“我们汇报上级想要的任何数据”以夸大自然灾害、减轻官员对饥荒死亡的责任[224]。许多国外的观察家也持有相似观点，认为自然灾害的程度和影响力被夸大了[225]。 一些学者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气象日志研究指出，气候最恶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难时期[226]。杨继绳调查了全国范围内350个非政府气象站的气候数据，结果显示1958-1961年的气候属正常，并无特大旱灾、特大水灾或异常低温[224]。历史学家冯客也指出，大饥荒时期的许多水灾并不是由于异常天气所致，而是大跃进期间大规模地不合理修建灌溉工程所致[227]。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1964年7月31日的文件中称，自然灾害本身无法解释的整个事情，而当时中国大陆的领导层要为这次事件负上主要责任[125]。还有学者指，“根据当年的气象资料，1958年无论从官方的记载，还是老农的回忆来看，都是风调雨顺的一年。...... 至于1959年到1961年气候方面的负面影响，最多也只是局部性的，绝对不是蔓延全国且长达三年之久的大饥荒产生的主要原因。况且，受灾面积不等于成灾面积。在粮食供应充沛的条件下，即使发生大灾，农民也有体力和积极性将灾害损失控制到最小。”[7] 此外，在1949-1983年间，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灾面积为3273万公顷，32年的年均成灾面积为1295万公顷，几乎年年都有自然灾害，但除了1959-1961年大饥荒期间，中国的粮食产量几乎都处于年年增长的状态[228][229]。

1960年降水量距平均值百分率约为负30％、属一般干旱，其干旱幅度与1955、1963、1965-1967等年份比，并非特别突出[230]。作为对比，1978年的旱灾远比1960年严重，而且恰处于文革结束不久的“经济濒临崩溃”的时期，却没有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

1959、1961年降水量距平为约为80％、属一般涝年，但其涝程度远远低于1954、1973等年份；此外，1958年黄河中下游发生了水灾，但防汛工作相对成功[231][232]。涝灾分为一般涝、大涝两个等级，1954年长江有大涝，有人死在洪水之中，但也没有出现大规模饿死的现象。4－10月是农作物生长期，这个时期的降水量直接影响农作物的产量。从总的趋势上看，1959－1961年的生长季降水量距偏离幅度是40年来较小的，这三年是常态年份。

气温对农作物的生长同样有重要影响，1958年－1961年的气温同历史平均水平的偏差比较正常。1959-1961年气温偏离也不算大，没有出现超常低温。[39]

事件后续

文化大革命

主条目：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

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观看话剧《千万不要忘记》（1964年）。

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31]。党主席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后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主持中央具体事务，而林彪在会上依然坚定支持毛泽东路线；该会议提倡“民主集中制”，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进一步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31][233][234][235]。此后，刘少奇主导推出“三自一包”政策以恢复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存条件，获得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人的支持[234][236][237]。1962年7月，邓小平在一次内部会议中提出了改革开放后广为流传的“猫论”（早期版本）：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238]。

但此后，毛泽东与刘、邓等人之间分歧加大，尤其在阶级斗争等问题上[233]。1962年8、9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八届十中全会上，与会人士多着重于如何提高粮食生产等问题，而毛泽东则集中讲了阶级斗争形势问题，号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同时批评了邓子恢等人的“包产到户”是在搞资本主义[34][239][240][241]。1963年，毛泽东在全国发起“四清运动”，毛与刘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逐渐升级[241][242]。1964年2月9日、29日，毛泽东先后会见两个外国党的领导人，说道[234][243]︰

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更多。夏季我们开了工作会议、中央全会，把这些问题都抖落出来了。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文革中均遭到迫害，其中刘少奇于1969年被迫害致死、“三自一包”成为刘少奇的主要罪状[234][244]；邓小平则遭到下放劳动。

改革开放

主条目：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

邓小平当政后三年困难时期才能被客观地讨论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的工农业生产模式发生了系统性的转变， 完成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到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45][246]。拨乱反正期间，1980年2月23-29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刘少奇获得彻底平反，《人民日报》称“刘少奇的冤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247]；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时说[248][249]：

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提到[248][249]：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提到[1][37]：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但是，对于大饥荒，中国大陆在1990年以前宣称是由于政策的误判加入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所致，而现在中国大陆官方和主流媒体则开始回避这一讨论[2][80][250]。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并没有收录“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普通高中教科书称之为“我国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251]。

各界评论及观点

学术界

北京广播大厦（1959年）及一旁的大跃进标语“干劲一鼓再鼓，上游一争再争”。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库马尔·森从制度层面研究饥荒。他认为全世界历史上，民主正常运作的国家从来不会发生饥荒[252][253]。民主“正常运作”指有自由表达不同观点，而不是多数人暴政[254]。他表示，中国大跃进失败造成1958-1961年饿死三千万人，而政府却不修正错误的政策，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可想像的。另一个因素是缺乏资讯；公社里的人当然看到眼前的不好，但是他们看到报纸上说形势一片大好（这是没有新闻自由的结果），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自己失败了，而不是政策有问题，所以他们数字造假。当大饥荒达到高峰的时候，北京根据造假数字，得出的结论是收成比实际多出一百万吨[255]。还有学者的观点是：将大灾难的责任归结到毛退居二线之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一线领导负有直接责任，或认为毛是无责任的受害者，譬如，新加坡学者董玉振在其著作《巨人的背影——为毛泽东辩护及当代中国问题省思》第三章“大饥荒解析”，称饥荒的主要责任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256]。 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的亲属派系后代则将主要责任归结为毛的好大喜功独断专行，并称刘周邓陈等是冒着政治生命终结的风险与毛做了斗争。

2013年9月，徐州师范大学数学教授孙经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否认大跃进饿死上千万人口；其认为，大跃进造成的死亡人数应该在250万人以下[87]。杨继绳认为孙经先依据的原始数据并不可靠，因此从方法论上站不住脚。孙经先依据的原始数据是公安部三局户籍处提供的。当年户籍处处长张庆五说大饥荒那几年的误差主要是死亡漏报造成的。1960年到1961年这个差额最大，主要原因是非正常死亡。他个人估计大饥荒死亡人数2000多万，工作人员王维志计算结果为三年非正常死亡大约3500万人。又指孙经先以“迁移后不上户口”解释人口变化，而没有解释没有户口如何获得粮食配给[257]。孙经先反驳称粮食配给制针对当时的城镇居民，农村居民通过参加生产小队劳动而分得粮食，因而不需要购买实行配给制的商品粮[88]。杨继绳此后仍坚持没有户口就无法得到粮食和其它生活必需品的观点，称孙经先对农村粮食情况缺乏了解，当时农民生产的粮食除交公粮之外，余粮全部卖给国家以完成征购任务，然后才能按照户口购买从国库返销的粮食[91]。随后孙经先也质疑杨继绳不了解实际情况，继续反驳称“返销粮”不是广大农村地区基本的粮食制度和政策，《人民公社六十条》规定粮食由生产小队直接分配，社员口粮在收获后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258]。

2013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撰文表示，“‘两个三千万’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当然，说明这一点需要写专文论证。”[259]

2012年，香港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周逊认为：“大饥荒是中国近代史上很重大的一件事，也是20世纪人类的一个很大的惨案。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中，这一段被抹掉了。中国的历史书上没有大饥荒的记载，就连大饥荒这个词都没有，只是说“3年自然灾害”，或者是‘困难时期’。”[260]

2011年6月，历史学学者曹树基在《盲人摸象：有关大饥荒的不同回忆》一文中说道：“ 一位学者就曾经这样质问我，死亡2000万人口与死亡3000万人口有什么区别？还有必要进行这样的深究和追问吗？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这是因为，每一个饿死的生命都有平等的价值，没有理由说，谁的生命重于泰山，谁的生命又轻于鸿毛。对于大饥荒的制造者，屈死的生灵和他们的家属永远保持追究责任的权利，即便对于那些死绝的饿殍，存活的人们也有义务为他们讨回公道。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造成人口死亡的这场大饥荒，开始淡出人们的记忆。对于大饥荒中死亡人口数据的质疑，开始蔓延，有渐渐变成一种社会思潮的趋势。”[261]

2011年3月，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表示，《墓碑》一书是作者杨继绳“为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也是为三千六百万饿死[262]的中国人立墓碑。”杨继绳在此书中写道：“真理的旗帜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不少人愿意为这个伟大的理想作出牺牲。自己挨了饿，家里饿死了人，还认为这是个别现象，为了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作出这样的牺牲也是应该的。强大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人们驯服，新闻封锁使人愚昧。饿死上百万人的‘信阳事件’、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通渭问题’，不仅当时邻近地区不知有其事，甚到几十年后还严加保密。处理这些重大事件的办法是，把全局问题当作个别问题来处理，把一个地方饿死人当作‘一个指头’，在承认‘一个指头’的同时，大讲‘九个指头’的成绩。”[263][264]

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采访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时，袁表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265][266] 2013年，袁隆平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说再次提道：“那个时候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湖南叫做过苦日子，那真难受。我亲眼看到五个饿殍，倒在田埂上、路旁边和桥底下，饿死几千万人啊。... 刚刚日子好了一点。1959年、1960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过了1962年开始好转，还没几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搞得乱七八糟，又把知识分子搞倒一批。国家命运前途。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么一个文明古国，搞得这么乱七八糟。”[267]

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把大饥荒的责任归咎于毛泽东设计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268]

1991年，费正清教授出版《中国新史》专章讨论“大跃进”，开宗明义即说中国共产党所强行实施的政策是大饥荒的原因之一[105]。

中国共产党人士

从左至右：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1962年7月）。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起，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人关于大饥荒和经济形势困难的估计，以及采取的“三自一包”改革政策，感到不满[32][33][34][269]。7月10日，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与刘少奇第一次发生直接冲突，毛当面斥责道：“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则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34][269][270][271]

林彪曾对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表达过不满[272]。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说：“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农村饿死几千万人，工人阶级没能给予（农民）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粮，有副食供应，有布票，保证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273]

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说：“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274][275]“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276]

前国务院副总理、长期负责经济工作的薄一波说：“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十五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277]“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274][278]

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兼秘书长、八十年代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邓力群回忆这段历史说：“（1960年初）李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家中死人妇女穿白鞋吊丧）。怎么造成这样一种情况的？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严重的浮夸，征了过头粮。还有特别厉害的一条是，没有饭吃了，村子里能够吃的、能够找到的都吃光了，为了保住他那个浮夸，竟不让逃荒，让民兵把着。这里没有饭吃，到别的地方去逃荒，历史上哪朝哪代都是这个办法，解放以后遇到大灾大荒之年也都是这个办法，不让逃荒，强迫命令，把本来可以活下来的人饿死了。”“（在七千人大会的口头报告中）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时候，他（刘少奇）情不自禁地骂了一句，并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279]

前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2004年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280][281]

其他在各种公开场合承认大规模饿死农民的中共高级干部还包括：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282]、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113]、出狱后的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其声称全国当时大致饿死500万人左右）、前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李锐等[283]。

媒体界

2013年，旅美作家宋琳（笔名“依娃”）采访两百多名大饥荒幸存者的口述历史《寻找大饥荒幸存者》出版，她调查大饥荒的动机之一，是有家人在大饥荒中饿死[284]。她曾表示，中国应该在天安门广场修建一面哭墙，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大饥荒死难者的名字[285]。她认为，在没有战争、没有天灾、没有瘟疫的情况下，饿死了四千至五千万的人口，是当时统治者的政策错误。她亦反对使用“非正常死亡”这个词代替饿死[286]。

2012年11月，媒体工作者何三畏刊文《大饥荒报道——假新闻也是真历史的草稿》，对“五毛”以及“自干五”的言论做出了嘲讽[287]。

2012年4月，《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通过新浪微博否认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上千万人，引发部分网友激烈抗议。次日，北大教授孔庆东等人转发微博支持林治波，表示饿死人是谣言，是外国人写的党史。

2012年5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16期封面白底黑字，为大饥荒做了专题报道，提到：“大饥荒发生在上世纪中叶。从它结束的时候算起，到今年已经50年了。50年足够漫长，足够我们把那段历史看得更清楚——在中国，历史从来都是越远越清楚”[288]。

其他

2005年，作家余杰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开演讲《蔡元培与“五四”精神》，到了提问时，有学生问及毛泽东和“五四”的关系。余杰指出：毛泽东掀起“大跃进”造成大饥荒，致使三四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毛是冠绝古今的暴君[285]。

2014年，署名“北原”的安徽行政学院退休职工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批评“三年困难时期，因‘左’的错误所造成的农村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确实是存在的，损失是极其惨重的”，“这一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探索性质的错误”，但同时认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像西方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刻意隐瞒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整和纠错的能力是很强的”，并且批评“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反复炒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而且一再夸大”，“人口学研究被某些西方媒体和一些敌对势力所利用，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炒作，已经远远超出纯学术范围了，并且以此质疑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289]。网名“东方明珠”的作者则在文学城博客上发文声称“有人说饿死几千万是‘某些西方敌对势力炒作’的、‘企图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是无稽之谈”，“讨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不是饿死了几千万，就像讨论八年抗战是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成立于1949年一样荒谬绝伦，因为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实”[290]。

参见

饥荒列表、中国饥荒列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中国人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

反右运动及大跃进

大鸣大放

双反运动

超英赶美

打麻雀运动

大炼钢铁运动

庐山会议

反右倾运动

三面红旗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大跃进

人民公社

七千人大会

八字方针

三自一包

四清运动

文化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政治运动列表

中国大屠杀列表

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大屠杀

丁戊奇荒

爱尔兰大饥荒

1932年苏联大饥荒、农业集体化

乌克兰大饥荒

1932年哈萨克斯坦大饥荒

苦难的行军

相关著作

中国大饥荒，1958-1962

墓碑——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中国大饥荒纪实

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

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

寻找大饥荒幸存者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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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大同社会”是诈骗集团的话术】

《人类历史是人性展现的历史》（王和）报道：

一、问题的源起

关于人性与人类历史的关系，若干年来一直时隐时现萦回于头脑；但作为一个日益清晰的问题而予以认真思考，则是在最近几年。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近年来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与学生们的沟通互动而获得的诸多启发。一位同学曾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现代社会由于科技发展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使人类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但同时也使人变得越来越自私，人际关系的功利色彩越来越浓重。如果照此发展，人类还有救吗？

我回答说：有救。这基于三点：第一，因为人是群居的动物。人倘若像熊瞎子一样独来独往，只有发情的时候才在一起，则人类肯定没救。正因为人不能索居独处，是具有群体生活需求的动物，所以才有群体规范和群体法则；这种群体规范和群体法则从古至今，随着人类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日益改善；虽然直至今天仍然问题极多远非完美，但总体的趋势显然是在逐渐进步。这使得人类社会虽经跌宕起伏种种曲折，但从总体来说逐渐走向相对公平。第二，因为人有感情。正如古人所感慨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正因为人有感情，所以肯于甚至甘心为自己认为值得付出和牺牲的人或事去付出和牺牲，从古至今一直如此。即使在今天的功利化社会里，这一点仍未改变。第三，因为人有理性。尽管今天的一些学者往往崇扬古代的价值理性和贬低现代的工具理性，但我相信无论是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当事关人类根本前途和最终命运时，这两种理性的综合作用终将会使人类警惕和自省，避免走向毁灭的深渊。正是由于以上三点，人类因此而有可能具有光明的前途——但仅仅是可能而并非必然。

还有一位同学问：人类自古以来的历史——无论是个人之间、族群之间还是国家和民族之间，始终受“丛林法则”的支配，至今仍然如此；那么，人类未来的希望和出路究竟在哪里？我回答说：倘若只有“丛林法则”，那么，人类社会自古至今便根本不可能进步和发展——特别是在道德和精神方面。所以，“丛林法则”所体现的，仅仅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方面。而且就总体来看，必须承认这一法则对于人类的影响与作用是在逐渐消减和弱化的。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因经济、文化和人的素质的不断发展与提高，以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相互之间联系的日益紧密，而导致人类的“共同利益圈视角”逐渐扩大，和社会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人类未来的希望和出路便在于此。

又有一次，一位同学的提问更加直截了当：您是否相信大公无私？或者换个说法，“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回答如下：这位同学的问题涉及教育的功能、方式、目的和效果，比较复杂，可以在以后慢慢讨论。大致来讲，我不相信大公无私，但相信有可能做到公而忘私。至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既不相信也不赞同，但相信并且赞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同学们的提问和我的回答，其实都属于“人性”所包含的范畴。我们过去对于涉及人性的许多看法和认识，都是非常值得商榷与重新思考、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而我们既往对于历史的解释，更是要么完全回避人性的作用、要么建立在那些对于人性的错误认识之上。所以，这些问题倘若不予澄清，我们对于历史的解释便不可能拥有一个正确的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在现代中国，由于我们的人性观和历史认识总是与意识形态宣传和道德教育紧密相连，这种错误的观念认识便必然会影响到我们意识形态宣传和道德教育的结果。特别是道德教育，说到底，它是对于“人”的行为的约束和规范，故其基础不但应当、而且只能是“人性”。实际上，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取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成为我们的宣传和教育所标榜的旗帜与目的之后，这种宣传和教育就背离了人性，从而也就在根本上失去了其存在的坚实基础，成为一种既不可能真正深入人心、也不可能单纯依靠“革命激情”而以虚假的表象长久存在下去的空洞说教。长期以来，我们意识形态宣传和道德教育的真正效果之所以值得认真反思，几代“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饱受“共产主义红色教育”的青年一旦进入社会、面对现实之后，却纷纷如梦初醒幡然明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今天的中国，对于人性问题的重新认识与阐释，实际上如同人类在中世纪晚期突破神权意识形态统治的桎梏一样，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祛魅”过程。

二、关于人性的概念以及人性与历史的关系

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人类的历史，而人之能够有异于世间万物，便在于人有其独特的性质，这种独特的性质便是人性。所以，人性当然是人所共有的，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任何生物的根本标志。而人所具有的所有其他属性——包括任何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都是建立在具有共同的人性内涵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首先是具有区别于世间其他任何生物的独特性质的人，然后才是社会的人和阶级的人。因此，人性不会因为人的社会属性、阶级属性乃至任何其他属性的不同而不同——这似乎应当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定论，因为无论从事实讲，还是从道理讲都是如此。

若从事实来讲，人类历史全部过程以及由此而凝聚的历史感与常识感，都确切无疑地向所有人昭示和证明着这一点。而若从道理上来讲，倘若人性因为人的社会属性、阶级属性乃至任何其他属性的不同而不同，那么，实际上人性就没有了特定的内容；这样的话究竟什么是人，便根本无法界定了。然而，非常奇怪的是：我们既往乃至至今的认识却并非如此。请看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于人性的解释：“人性：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①

那么什么是本性？相应的解释是：“原来的性质或个性。”②

其他一些词典的解释大致相同。根据这样的解释，人性既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原本所具有的性质或个性”，又与“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既然“人性”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历史条件”，那么，顺理成章的结论便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的本性是不同的。换言之，倘若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发生变化，那么，人的本性也就会发生变化。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观和人性观的指导之下，我们才坚信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普遍的、抽象的人性，而认为只有“历史的”、“具体的”、“阶级的”亦即相对的人性。我们既往耳熟能详的如下论断：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就是最为典型的认识。照此逻辑，所谓“人性恶”只不过是不合理的、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度的产物。所以，无产阶级的人性是高尚的、大公无私的；而资产阶级的人性则是卑劣的、唯利是图的。亦所以，对待无产阶级的阶级兄弟，便应当“像春天般的温暖”；而对剥削阶级的阶级敌人，则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亦唯其如此，无产阶级只要推翻了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的政权，便自然建立了根除剥削制度、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这种政权是由具有高尚的、大公无私的人性的无产阶级掌握的，因此，便从根本上消除了不合理的、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度这一“人性恶”存在的基础。

过去曾经长期主宰我们思想的这种认识，显然是传统的极“左”的社会观和人性观的体现，是典型的“阶级斗争思维”的反映，从我们今天来看无疑是错误的和荒诞的——之所以是错误荒诞的，其原因也很简单，即它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人类自茹毛饮血的远古直至声光电化的今天，其全部历史的全部事实都可以证明其谬误，而无法证明其正确——正如贫农造反取天下之后无法也从未建立过具有“贫农人性”的政权一样，无产阶级造反取天下之后，同样无法也从未建立过具有“无产阶级人性”的政权。

但问题的可怕之处即在于：既然至今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和其他词典对于人性的解释依然如此，便说明“阶级斗争思维”的流毒直至今天仍未得到有效肃清。

对人性的经典解释之二：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感情和理性。这一解释显然也有缺陷。因为非正常的感情和非理性，无疑也属于人性应当涵盖的范畴。综上所述，可知对于“人性”，必须重新予以定义。笔者根据个人的认识，将“人性”初步定义如下：人性是人与生俱来的独有特征，包括生理的和心理的，如欲望、感情、理性、非理性，等等。③

实际上，人类所有的历史事实都告诉我们：自古至今，尽管人类社会的一切内涵——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如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民族、国家、思想、宗教、意识形态、道德、风俗等，在发生改变，但唯有人性始终不变——虽然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情境下，人性的不同侧面的表现会有所不同，但人性的本质并没有改变。④

故人类的历史归根到底，是人性展现的历史。因此，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应当以解读人性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去解读历史。而过去曾被十分强调的所谓“带阶级性的人性”，归根结底不过是人性在阶级层面的展示与体现而已。所以，不是阶级性统驭人性，而恰恰是人性统驭阶级性。历史已经昭示我们：绝不存在超越一般的共同人性的“阶级的人性”。所谓“阶级的人性”，不过是一般的共同人性在阶级范畴内的特定体现，其实质仍然是一般的人性。所以，对于人性的一切褒义或贬义的评价和描述都是人本身所具有的，与人的阶级性全然无关。

汤因比曾特别强调：人类文明的历史归根到底是人性的历史。人性是构成文明的基础，这既表现在人的创造力使文明成长，也表现在由人性所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人性是不会改变的，在任何社会都一样：

无论人类灵魂的本性将被证明是什么，我们都已经能够或多或少地确定，在象我们这样的现代人类中，在象新几内亚土人和中非洲小黑人那样的彻底原始人中，人类的本性大体上是一样的。⑤

揆诸历史，我们应当承认汤因比的结论非常精辟。

只要深入分析便不难发现：迄今为止地球上所有地域、民族和国家的人类活动，无论其表现怎样丰富多彩万象纷呈，其演变怎样多种多样——或发展、或停滞、或断裂与延续、或倒退和灭亡，诸如此类，都是人性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表演和创造的结果。

所以，实际上，人性既是历史的动力，也是历史的惰力。古往今来，人类活动的所有表现和状态，包括一切地域、国家和民族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停滞倒退乃至衰亡毁灭，无一不是人性在特定环境条件下展现与作用的结果。人类之发展是由于人性，人类之停滞倒退是由于人性，人类之衰亡毁灭同样是由于人性。所以，是人性的作用导致历史变化。

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能够遵循实事求是原则，从“依据人性去分析人的活动”的角度解释人类历史上各种纷繁现象的历史观，称作人性史观。

三、人性如何作用于历史以及人性的本质

那么，人性究竟是怎样具体地作用于历史呢？倘若依此去分析，便不难发现：人类活动的本质，是人性驱动下的利益斗争与协调。这种利益的斗争与协调，既包括人类为追求美好生活而进行的适应自然和征服自然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斗争与协调(人类生产力的一切发展进步均可作如是观)，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斗争与协调。倘若单纯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自古至今，人类的历史始终是一部相互之间利益斗争与协调的历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此，集团与集团、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关系是如此，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样如此。

所以，导致历史变化(无论是发展，停滞或倒退)的原因和动力，是人性所决定和制约的人对利益的需要与追求。故归根到底，人对利益的需要与追求是历史变化的根本动力和原因。

从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讲，自有人类以来，世界上不同地域、国家与民族的人类社会的个人与个人之间，便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地存在着各种利益的斗争与协调。

从群体和各式各样共同体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讲，自有人类以来，世界上不同地域的人类便依各种以类别相区分的联系纽带和辨识标记，而形成各种大小不同的利益共同体或准共同体，如体征的、血缘的、民族的、阶级阶层的、行业的、信仰的、意识形态的，诸如此类等等。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利益共同体或准共同体之间，小至家庭、家族之间，大至国家和民族之间，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地存在着各种利益的斗争与协调。而在任一利益共同体或准共同体的内部，同样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地存在着各种利益的斗争与协调。

当任一利益共同体内部的利益斗争激化时，便会发生“兄弟阋墙”；而当另一影响该利益共同体整体利益的外部因素出现时，该利益共同体便会暂时消解或搁置内部矛盾而“外御其辱”。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家族、氏族、部族、民族、种族、国家、阶级阶层、集团教派之内或之间的斗争，大抵不外如此。

“不同阶级的这种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向来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却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当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就要分成不同的营垒，彼此兵戎相见”。⑥这是恩格斯总结的一条不同阶级的联合与斗争的历史规律。实际上，这种现象的存在绝不仅仅限于“不同阶级的联合”，在同一阶级的内部同样如此。人类历史所展示的更多的情况，是内外部斗争同时存在。而且，往往内部斗争的激烈与残酷更甚于外部斗争。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内部的利益斗争更直接，更现实，更迫在眉睫。从某种意义讲，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所有主动性变革，包括改良和革命，都是出于利益斗争或协调目的的尝试。

由此不难看出，所谓阶级斗争，不过仅仅是人类利益斗争的一种形式和一部分内容，而且阶级斗争并非仅仅或主要表现为阶级之间的斗争，很多时候阶级内部的斗争甚至更为残酷和激烈。

从历史的事实看，不但地主阶级内部的利益斗争是如此，农民阶级内部的利益斗争也是如此——其他一切阶级内部的利益斗争无不如此。由此也不难看出：过去所说的“只有阶级的人性，从来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和抽象的人性”云云，是完全错误的。即如本文前面所说：实际上所谓“阶级的人性”，不过是一般的共同人性在阶级范畴内的特定体现，其实质仍然是一般的人性。

由此亦可知，如过去那样按照某些特定的标准，而把某一阶级定性为“道德高尚的阶级”，并将“大公无私”之类的美誉判定为其专有的阶级属性；同时将某一阶级定性为“道德卑劣的阶级”，并将“自私自利”之类的恶谥判定为其专有的阶级品质；更是完全错误的；相反，我们倒可以肯定地说：绝不存在超越一般人性的阶级的人性。

我曾有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既然早在两千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已经设计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乃至“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大同”社会(《礼记》)。何以人类一直不能实现这一理想？人难道不是作为“万物之灵”的、有思想有道德有理性的动物而存在的吗？后来才逐渐了解和体会到：人类社会从来就不是按照“应该怎样”发展，而是按照“可能怎样”去发展的。而“可能怎样”的真谛，说到底就是不同个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的斗争与协调。历史所呈现的，便是这种利益斗争与协调的过程和结果。

笔者曾讲过这样一段话：

根据历史概念，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侵略者尽管一时强大，但终会失败；被侵略者尽管暂时弱小，但终将胜利。然而历史却告诉我们：事实往往并非如此。能够证明这观点的史实固然不少，与此观点截然相反的史实同样很多。美洲印第安人反抗欧洲殖民者英勇而悲壮的斗争，难道不是正义的么？结果如何？非正义的入侵者胜利了。今天，即使是想象力最丰富的人也不会预言：总有一天美洲将如十六世纪以前那样，重新成为印第安人的世界。同样，达罗毗荼人反抗雅利安入侵者的斗争，不也是正义的么？但谱写了以后印度历史的，却正是作为侵略者的雅利安人。实际上，历史本身便是由不公平、残忍和血腥写成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不但是自然界的铁则，也是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的事实——从个人、家庭直到村落、城市、民族和国家，人类社会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⑦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人性作用，决定了人类的历史步伐展示出如此善恶交织的矛盾表现？由此，便促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人性的内涵。历史向我们揭示的确切无疑的事实是：人是最高贵的动物：有思想，有感情，有理想，有道德观念，有精神需求，有牺牲精神；崇尚善良博爱，追求公平正义；能够舍身取义，舍己为人。故而，人类历史自古至今，留下了很多激动人心、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但历史同时又告诉我们：人又是最卑劣的动物，具有任何动物所没有的恶劣品质：自私，贪婪，凶残，诡诈，忌妒，伪善，好名利，擅权术，欺世盗名，无恶不作。故而，人类社会从其产生伊始，便与掠夺、战争和杀戮相伴，无数文化和文明因此而毁灭，无数财富和成果也由此而积累。亦唯其如此，恩格斯才有“人的卑劣欲望是历史进步的杠杆”的深刻论述。

自古及今的其他先哲，从中国的荀子到西方的尼采、华生、弗洛伊德等，都有类似体悟。故西谚有云：人之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何以如此？换言之，人性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概括地说，无论就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所体现的人的欲望与需求而言，人性包含的内容一般都可以分为人的“个体性”与人的“群体性”两大部分。这两者的关系可大致归纳如下：

第一，人的个体性与群体性是一对矛盾统一体，两者既相互对立制约、矛盾斗争，又相互交融、密不可分。例如，作为社会成员与群体中一分子的任何个人，无不“希望得到他人的尊重”，这种欲望便既反映了人的“个体性”，也反映了人的“群体性”。而人内心因“私利”与“公德”的激烈冲突而导致的“天人交战”，则是人的个体性与群体性两者矛盾斗争的直接结果。这里，“私利”体现的是人的“个体性”，而“公德”则是群体规范内化为主体的自觉意识之后，通过人的“群体性”所形成的自我心理约束。

第二，人性的一切内容，归根结底体现的都是人的“自我”需求。所以，在人的个体性与群体性这对矛盾统一体中，“个体性”居于主导地位，是人性的最根本基础，用传统语言讲即“主要矛盾方面”。从人的个体性角度来说，就像生物界的一切个体一样，由于每一个人都是具有生存与发展需要的独立个体，故趋利避害、牟取自身利益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所以人是自私的。亦所以先贤才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第三，但正如本文前面所说，人不能脱离群体而索居独处，故人的本性中除了个体性之外，还有群体性。这种群体性同样是每一个作为个体的独立的“人”与生俱来、不可或缺的本质需求。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说”，人的需求由低到高依次为：生存需求、安全需求、交往需求、被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不难看出，当人的“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等低层次需求满足之后，自“交往需求”以上，人的高层次需求都体现了人不能孤独生存的群体性。所以，人有感情，有理性，有信念，有协作与牺牲精神。所以，人不仅可以“为私”，同时也可以“为公”，在特定的情境与状态下甚至可以做到“公而忘私”。

再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说明。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人心”(human mind)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本我”(Id)、“自我”(Self)和“超我”(Superego)。其中，“本我”是指人的心理中本能的生物欲望和动物性冲动；“超我”是个人人格中的道德与良心；而“自我”则是两者的中介，体现为当个人的生物欲望与社会要求发生利害冲突时的一种理性考虑。

这里，“本我”体现的是单纯的人性中的“个体性”；而作为理性考虑的“自我”和道德良心的“超我”，则体现了人性中的“群体性”，以及“个体性”与“群体性”的相互作用和矛盾统一。例如，“本我”使人具有“占有财富”的欲望；“自我”则提示主体：只能用合法的手段占有财富；当主体做出以非法手段攫取财富的行为时，“超我”便会使人的内心产生“情绪制裁”，亦即产生道德良心上的自我谴责。

人为满足个体的种种欲望，诸如获取异性、权势、成功时，倘若其行为违背了公认的社会规范，都会使内心产生“情绪制裁”。这种“情绪制裁”，无论是西方的“罪感取向”还是东方的“耻感取向”，体现的都是人性中的“群体性”，以及“个体性”与“群体性”的矛盾统一。

第四，人类历史的演变离不开人的个体性。人的个体性既是人类发展进化的基础，也是与“恶”相对应的那些内容与行为的根源。一方面，人类任一社会的总体的进步，都是该社会众多个体成员努力奋斗的综合结果与集成，故个体性所导致的、人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做出的努力与奋斗，便构成了人类发展进化的基础——美国人所崇尚和宣扬的以个人奋斗为主题的“西部牛仔精神”，体现的就是这一点。亦所以，每个人个体性展示和发挥的空间越广阔，越充分，越自由，该社会的活力和生机便越是充沛。马克思所说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表述的就是这样的意思。另一方面，由于“个体性”居于主导地位，是人性的最根本基础，所以人性中自私的一面不会消除。从而，它也就构成了人世间一切与“恶”相对应的那些内容与行为的根源。由人性中的“个体性”所决定的人的“趋利避害”本能，使人为追求个人利益而可以无恶不作。亦所以，无论在文明多么发达、法制多么健全的社会里，犯罪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第五，人的群体性是人类历史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因。仅从生物的个体性看，人的一切为谋求自身利益而做出的行为都是合理的，无所谓对错。而所有的道德判断，包括善—恶、凶残—仁爱、卑劣—高尚，如此等等，都是以人的群体性需求为基础的。所以，从根本上说，所谓“善”与“恶”等道德判断，便是人的群体性对于个体性的制约，其具体的体现就是群体规范。

从长时段的历史进程看，人类发展进步的过程，也即是其群体规范的适用范围逐步扩大，并不断从相对野蛮、粗陋与低俗，向相对文明、精致与优雅进化的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讲，衡量一社会总体文明水平与发达程度的深层次标准和维度，并非或不仅仅是该社会的生产力与科技等物化的硬件，而是其群体规范的水平，以及由此所体现的人的素质与教养的文明程度。同时，由于不同地域、民族与国家的人类社会所依存的自然环境和交往环境各有不同，故这些地域、民族与国家的人类社会，其群体规范也各具不同特色。例如，文化讨论中学者们所热衷于探讨的“东方式嫉妒”与“西方式嫉妒”、“耻感取向”与“罪感取向”的差异，即是如此。当代学者所津津乐道的古代崇尚的“价值理性”与现代崇尚的“工具理性”的差异，也是如此。这种文化和心理的价值观差异，并不说明人性中的个体性与群体性本质存有差异；而仅仅是体现了因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交往环境的不同，以及发展水平的高下不一，所导致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的不同。所以，不同地域、民族和国家的人类社会至今为止所表现出的一切差异，包括人的素质、教养和道德的差异，都是因其各自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与交往环境的差异，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历史特色差异，综合展示的结果，而与“人性”全然无关。

同一地域、民族和国家的人类社会所表现出的不同个体差异也是如此。孔子所说的“性相近而习相远”，实际上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是说人的本性差不多(性相近)，但因每个人的后天环境不同(特别是所受教育不同)，所以行为规范(包括教养、习惯、品德等等)差异很大(习相远)。亦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地说：作为人，尽管每个人的个体特征与差异各有不同，但其人性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人既是谋求自身利益的独立个体，又是具有群体生活需求的互动个体。前者决定了人是利己的，后者则决定了人是不仅仅利己而且可以利他的。这种利己与利他的对立统一，亦即人性中的个体性与群体性的对立统一，就是人性的本质。

人性的这种本质，从原始人类直至今天都没有改变。原始人类是这样，今天的人类仍然是这样。当然一般来讲，社会环境与人际关系越复杂，人性的具体表现也就越复杂——例如，简单地依靠“用拳头说话”的原始人，便不大可能娴熟运用诸如口蜜腹剑、笑里藏刀之类的阴谋诡计。所以，生存环境与交往环境不同所导致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特色的不同，可以使不同时代、地域与族群的人类群体的人性，表现出各具特点的种种差异——例如，过去常见的评价“淳朴的爱斯基摩人”与“奸诈的犹太人”就是如此。但就人既是利己的又是不仅仅利己而且可以利他的这一人性的本质来讲，爱斯基摩人与犹太人并无区别。换言之，人性的表现虽有差异，人性的本质则实无不同。

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无论是哪一人种哪一民族，在人性的本质上都不存在高下优劣之别——世界上从来没有人性高尚的、优秀的人种或民族，也从来没有人性低贱的、卑劣的人种或民族。至于所谓“阶级的人性”乃至“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不同人性”，自然更不存在。

第六，从历史的纵向演变和横向比较来看，每一个人的个体性的空间越广阔越充分，对该社会群体规范发展水平的要求便越高。故两者的关系相辅相成，其发展水平适成正比。之所以如此，是由人的本性中的个体性与群体性的对立统一导致的，是两者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利益斗争主要由人的个体性导致，利益协调主要由人的群体性导致。

第七，倘若把眼光进一步放大，当我们把“人”本身作为历史演进的内因的时候，便不难发现：导致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内因与外因的共同作用。其中，内因是人性主导的利益斗争与协调，外因则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交往环境。

人类社会的内因亦即人性主导下的利益斗争与协调是恒久不变的，而外因则各不相同。不同地域与时代的人类社会或相对稳定(包括长期停滞)，或变动不居(包括发展、倒退甚至衰亡)，都是由于其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如何从人性展现的角度认识历史

按照笔者的预想，倘若未来的历史研究能够着重从人性的角度去观察与阐释人类历史，那将会极大地扩展我们的视野。就认识论与方法论更新的意义来说，对于中国的史学工作者更无异于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使我们的面前充满了前所未见的奇异风景。个人的初步体会是：从人性展现的角度去认识人类历史，将会使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和阐释更加丰满、贴切、真实而深刻，更加符合历史实际，从而具有真正令人信服的魅力。与此同时，那些貌似伟大崇高、实则背离人性的无益清谈，则将丧失蛊惑人心的能力。从而，如前所说，既往数十年不断重复的、几代“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饱受“共产主义红色教育”的青年一旦进入社会面对现实之后，却纷纷如梦初醒幡然明悟的悲剧性现象，才不会继续重演。所以，只有用“人性的历史学”取代“说教的历史学”，历史学才能真正实现它本应具有的、体现“以史为鉴”真实意义的教育功能。

如此，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和体会到：人类社会之所以从来就不是按照“应该怎样”去发展，而是始终按照“可能怎样”去发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可能怎样”的真谛，说到底就是人性所制约和主导的、不同个人之间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斗争与协调。人类历史所展现的，始终是这些人性制约下的利益斗争与协调的过程和结果。而当代与未来的人类必须而且应当关注的，便是如何促使这种人性制约下的利益斗争与协调更加公平合理，更加符合人性；从而，更加有利于人类的现实利益和未来前途。这种新视角的历史诠释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限于本文的篇幅，以下仅选取一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名词，按照“人类历史是人性展现的历史”这一视角，进行新的解读。

(一)国家

国家是历史研究中最为常见的一个概念。按照过去熟悉的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成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所以，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剥削阶级统治镇压被剥削阶级的机器——已往我们的历史研究，凡涉及有关国家与阶级的一切问题的分析，都是建立在这一基本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那么，是否会有既长期存在着鲜明的阶级与阶级对立，又始终不具备国家形态的人类社会？换言之，是否存在早已分裂为阶级、而国家机器又非必要的人类社会？过去，由于我们所熟悉的理论并未回答这一问题，所以，人们便对此不加考虑。但根据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研究，这样的人类社会是存在的。例如，过去一度曾被史学界高度关注的凉山彝族社会便是如此。倘若单纯从阶级与阶级对立的角度看，民主改革前的凉山彝族社会无疑是典型的奴隶社会，其社会久已分裂为奴隶与奴隶主两个阶级。无论是在政治地位或经济地位上，都存在着奴隶和奴隶主的尖锐对立。这种尖锐对立的状况已经存在了极其漫长的岁月(至少超过一千年)。按照我们熟悉的理论，这说明凉山彝族社会的经济发展久已达到国家必要产生的阶段。但凉山彝族社会的政治组织却始终没有出现国家形态，而仍然保留着明显的氏族部落社会特征。上述事实清晰地告诉我们：国家的产生除了阶级对立之外，还需要其他的条件。因此，对于国家，我们需要有新的解读。

那么，究竟什么是国家呢？按照笔者的诠释，“国家”的最基本定义可概括表述如下：国家体现着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复杂程度时，对于专业化管理的要求，和对于超越所有具体个人与群体的利益矛盾斗争之上的利益协调的需要。

从最根本的原因讲，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因人口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其社会与组织结构已经复杂到一定的程度，其利益矛盾也愈益凸显，从而需要一个专门的管理机构和协调该社会日益复杂的利益关系的、具有强制力和权威性的专业组织。所以，国家的性质与特点的区别主要是社会的、时代的、经济形态发展程度的。在人类历史上——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在那些虽然已经出现阶级或阶层分化，但其社会与组织结构以及其所体现的该社会利益关系尚处于比较简单状态、从而不需要专门的管理与利益协调机构的地方，就不会出现国家。

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所反映的，主要是不同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例如，古代游牧经济形态的国家与农业自然经济的国家，以及古代商品经济的国家，或者同属农业自然经济但发展程度不同的领主制国家与中央集权制国家，其国家政权的结构与特点大不相同。

不言而喻，国家机器当然要体现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但社会对于管理和利益协调的需要，始终是国家的首要职能。而从“利益协调”的角度讲，任何国家机构都不可能单纯维护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集团的利益，而必须兼顾其他各个阶级与各个阶层的利益；否则，其国家统治便不可能稳定和长久——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严格区分“士农工商”的角色、地位和权益，原因即在于此。所以，我们过去仅仅将国家视为“阶级压迫的工具”，显然是片面与错误的，是为了适应“阶级斗争”与“革命”需要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

一切国家机构和权力都是由具体的人来掌握、操作和体现的，由于人性的作用，所以，国家权力总是首先着重体现权力掌握者个人、家族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利益共同体的利益。故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国家一旦出现，代表国家机器自身的统治者及其官僚机构便形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群体，并存在着在一定条件下丧失其管理与协调社会利益矛盾的功能、而异化为整个社会对立面、成为单纯攫取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工具的可能。历史上的国家政权之所以制定一系列诸如禁止官员本土任职、严格实行三年一迁等制度，原因即在于此。历史上的一切野心家无不热衷于革故鼎新取现政权而代之，原因亦在于此。

实际上，倘若把外部的因素(如外族入侵和严重的天灾)暂且抛开不论，单就任何一个已经发展到国家阶段的人类社会自身的变化而言，其表现为激烈外部冲突形式的社会大动荡，主要都是由国家权力异化为整个社会的对立面而引发的。历史上一切“革除天命”的暴烈行动之所以屡屡发生，其原因即在于当时的国家政权已经基本乃至完全丧失了“满足社会对于管理和利益协调的需要”这一最重要与最根本的国家职能，从而使得该政权不再具有“天生民而为之立君”的存在意义。这是一切“革命”产生的根本动因，也是既往所说“历史周期律”的实质缘由所在。

而事实上，在过去传统表述所说的中国历史上的“封建时代”，所谓“地主阶级的剥削”，从来都不是引起“革命”的主因。因为根据学者们已有的研究，在任何一个王朝建立的初期和末期，广大地主对于农民收取地租的比率并无变化或变化不大，真正大幅变化从而危及人民生计的，是以国家名义征收的徭役和赋税。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任何一个革命即将暴发的王朝末期，试图竭力维护旧国家政权的只有与皇室和官僚集团密不可分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农民起义之所以屡屡爆发且众多非官僚集团的地主参与其中(如秦末与明末)，其原因即在这里。所以，国家政权稳定的程度，取决于其管理与协调利益矛盾的水平与能力，和这一政权所能代表的社会阶层和阶级的利益的广度——而这，与国家权力受到的监督与制约程度，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国家性质异化程度紧密相关。

历史上的革命都是为了解决国家异化问题，但代价巨大，故革命是不得已的行为。自有国家以来，人类面临的最为艰巨的一个问题，便是如何做到不以大规模暴力的剧烈外部冲突形式来制止国家异化。民主的意义和作用便在于此。所以，民主的主要作用，在于不使“公权力”转化为“私权力”，即制约、监督与防止国家政权的异化，而不在于任何其他。亦所以，在一切建立了民主制度，从而解决了不以大规模暴力的剧烈外部冲突形式来制止国家异化这一问题的地方，革命便成为历史。

(二)群体规范

作为概念来讲，“群体规范”本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以下是笔者从历史学的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新的解读。之所以要做这样的解读，是因为个人认为这一问题极为重要，涉及的范围既有经济基础，又有上层建筑，几乎涵括了人类历史的全部内容。而我们既往的研究对它却缺乏应有的重视。

群体规范：体现人性本质中的群体性需求的、一切强制性的和非强制性的社会规定。除自然科学知识外，人类历史上一切地域、民族和国家的所有人文社会知识教育的核心，便是群体规范；而体现于人类所有行为与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的实质内容——从一般的生产关系、人际关系和风俗习惯，到道德标准和法律制度——也是群体规范。自古至今概莫能外。群体规范是人类活动长期累积的结果，是人的群体性需求的社会化体现。且一旦形成便具有顽强的自我延续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演进变化发展进步的历史，就是群体规范的内容逐步深化完善与适用范围不断扩展放大的历史。这是因为，尽管无论从何种意义讲，生产力都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基础，但最终体现国家、民族与社会发展水平的最重要标志，却并非一般意义的生产力水平乃至科技水平等物化的条件，而是反映于每一社会成员行为之中的整体素质和教养的、该社会群体规范的先进、优雅与精致程度。

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即在于，一社会群体规范的进步和由此而导致的每一社会成员素质和教养的提高，远较一般意义的生产力水平乃至科技水平等物化条件的进步与提高，滞后与艰难得多。故只有以群体规范的进步、优雅与精致程度而体现的人的素质和教养的先进，才是说明该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先进的最终标志，并具有人类在高层次精神需求层面获得发展提高的、体现人本身进步的真正意义。

从这个意义讲，现代中国之所以虽然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却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便不仅仅是由于人均GDP产值的不高，更是由于体现于总体国民素质和教养上的相对水平低下。在当下大量中国人的出国旅游中所体现的、不但为世界也为国人所诟病与深以为耻的种种不文明行为，以及总体的“暴发户形象”，即是一个鲜活的说明与例证。

群体规范的状况与社会发展的状况同步。一般来讲，人类社会的总体状况越发达，该社会的群体规范便越发达。群体规范由野蛮落后进步至发达优雅，是人类文化最可贵的结晶。其形成十分艰难，需要漫长时间的总结、熏陶与教育过程；而其丧失则相对轻易。群体规范当然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一社会群体规范的性质和内容，取决于该社会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当该社会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其原有的群体规范便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乃至崩溃。特别是，当发生全社会性的、以大规模外部颠覆的形式展现的巨大变化时，群体规范的变化尤巨。

从历史的进程看，这种变化和崩溃既可能导致社会的进步，也可能导致社会的倒退。即便从总体看它是一种革新与重生，但往往也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原有优秀规范的部分乃至大部的丧失，使社会化群体规范的总体水平大为倒退，重返落后、粗野与浅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一切“乱世”，原有的社会秩序均不复有用，而暴力和强权却必然要成为主导人际关系的最根本基础。故而，“丛林法则”和人性中最自私、最黑暗的一面，便必不可免地被最大化地凸显出来。一切粗鄙、野蛮、凶残、反理性反道德的做法都大行其道，而一切文明、优雅、精致、理性而道德的行为均遭到贬斥。这样的“乱世”，远者如孔子所痛心疾首的“礼崩乐坏”，近者如“文革”中习见的“咱是大老粗，你可是臭知识分子”之类黑白颠倒、以耻为荣的价值观，都是具有典型性的表现。所以，这样的“乱世”不但毁坏经济和文化，更严重的是毁坏世道人心，戕害经过长久的日常教育才得以形成的人的道德观念，其负面的恶劣影响往往几代人也难以消除。本文前面之所以说高水平的群体规范形成十分艰难，需要漫长时间的总结、熏陶与教育过程，而其丧失则相对轻易，原因就在这里。

群体规范包含的范围甚广。就本质而言，法律和道德都是群体规范。法律所体现的，是强制性的群体规范；道德所体现的，则是非强制性的群体规范。一切社会道德，体现的都是人性中的群体性对于群体规范的要求。因此，一切道德都是社会的道德、时代的道德。而所谓阶级道德，不过是人性中的群体性对于群体规范的要求在阶级范畴的体现。族群、教派、社团乃至其他所有人类集群的道德，率皆如此。所以，不存在所谓超越人性的阶级道德；相反，却存在超越阶级的社会道德和时代道德。

从社会道德和时代道德的关系讲，一方面，这种超越阶级性的社会道德和时代道德，便是该时代和该社会的人类道德，体现的是该时代和该社会的人性中的群体性对于群体规范的总体要求。“普世价值”的意义即在于此。另一方面，由于在任何一个时代，不同地域、民族与国家的人类各自所处社会的发展水平都是多样的和不平衡的，故“普世价值”的内容与适用范围，在任何时代都具有多样性和局限性。这种因价值观差异与对立所导致的矛盾冲突，是人类利益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古代如此，现代同样如此——历史上的一切宗教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均可作如是观。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远前景看，随着共同利益圈视角与全球一体化程度不断向更高水平发展，这种多样性普世价值的内涵将逐渐接近趋同，其适用范围也将不断扩大，最终达至为全人类所共有。所以，如何合理地把握现实状况与终极理想之间的关系，使人类任一社会对于“普世价值”的追求和践行既具有不脱离实际的可操作性，又能够向该时代的先进者看齐，从而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这始终应是一切卓具远见、理性与进步的领导者不懈努力的奋斗目标。

五、人类的前途和希望在哪里

以上的全部论述最终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人性既然如此而且不变，那么，人类的前途如何？人类的出路何在？我在本文开始曾经提出：人类未来的希望和出路，在于因经济、文化和人的素质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以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相互之间联系的日益紧密，而导致人类的“共同利益圈视角”逐渐扩大，和社会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

若干万年之前，当原始人类通过谋求生存的活动，将自己的足迹从非洲逐渐扩展至地球上的各大洲的时候，任何地域的任一人类社会的规模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共同利益圈视角”，都是非常狭小的。之后，在漫长的艰苦图存岁月中，随着人口的增殖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人际关系日益密切，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圈视角”不断扩大，“社会一体化”的程度也不断提高。事实上，从人类历史的全过程来看，人类作为一个总体的进步过程，就是其“共同利益圈视角”逐渐扩大，和社会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以下，仅以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试做说明。

如前所述，人类历史的进程是非常复杂的。简单地讲，人类社会始终是按照“可能怎样”去发展，而不是按照“应该怎样”去发展的。而“可能怎样”的真谛，说到底就是利益的斗争与协调。这种利益斗争与协调的结果，制约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向，也决定着不同个人、民族和国家的认识视角。

对人类的发展过程稍作梳理便不难发现：历史上，凡是国家与民族内部以及外部的利益斗争和利益协调处理得较好、因而相互之间的矛盾表现得比较和缓的时候，国家与民族之间就有和平，人民就能安居乐业，这样的时代便是所谓“太平盛世”。反之，凡是国家与民族内部以及外部的利益斗争和利益协调处理得不好、因而相互之间的矛盾表现得尖锐和激化的时候，国家与民族之间就会爆发激烈冲突乃至战争，人民就会颠沛流离饱受苦难，这样的时代便是所谓“乱世”。自有人类以来，无论古今中外，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为争夺财富、资源和生存空间而导致的矛盾冲突乃至战争从未停止，而交流和友好往来也从未停止。故而，冲突与友好、战争与和平似乎便成为了亘古以来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循环往复的变奏曲，永远奏响着悲喜交替的乐章。所以，西方的政治家曾说，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然而，倘若进而深究，便会发现隐藏于不变背后的变化，即随着人类总体的进步与发展，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近数十年，由于以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为标志的全球化趋势日益加速，而导致的国际关系变化更加明显。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从人类道德与价值观的变化说起。两千年前，当凯撒率领战无不胜的罗马军团攻城略地的时候，他曾经极其自豪地向人夸耀：经他之手贩卖的非罗马人奴隶就有上百万人，他因此而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和荣誉。凯撒号召罗马人奋勇杀敌，“以敌人的尸骨建筑城墙”，并通过将俘获的非罗马人贩卖为奴隶而致富。凯撒所宣扬的，便是当时罗马人的道德、价值观和真理。这种道德、价值观和真理无疑得到了全体罗马人的认同，并成为鼓舞所有罗马战士英勇作战的强大动力。

七百年前，当成吉思汗统率被当时的西方人惊呼为“上帝之鞭”的蒙古大军纵横驰骋的时候，他曾号召其战士们“杀死你们的敌人，把他们的子嗣作为奴隶，把他们的女人虏为妻妾”。成吉思汗所表达的，便是当时蒙古人的道德、价值观和真理。同样，这种道德、价值观和真理无疑得到了全体蒙古人的认同，并成为鼓舞所有蒙古战士英勇作战的强大动力。

这样的道德、价值观和真理，对于生活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显然已经绝对无法认同。所以，到了今天，即使是在战争状态下，“精确打击”也已取代了“斩尽杀绝”，尽量少伤及平民百姓已成为文明国家参与战争时必须考虑的通则。

尤其令人惊异的是，距今不过60多年以前，当希特勒以“纯洁种族”的荒谬借口大规模施行灭绝犹太民族的残忍行为时，还曾经获得过相当数量的德意志人的赞同。但仅仅过了60多年，这种借口在正常的人类思维里却已经变得几乎不可想象。在今天，即使是再偏执极端的执政者，也不敢公然提出“种族灭绝”的主张。而除了极少数极端偏执的狂人，也不会有人赞同这种主张。这说明仅仅在最近短短的数十年间，人类的意识和观念便起了极大的变化。

何以如此？为什么古人与今人的道德与价值观有如此之大的差异？导致这些不同道德与价值观建立的基础是什么？导致这些道德与价值观变化的因素又是什么？特别是：为什么近数十年来，人类道德与观念的变化如此巨大？究其实而言，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整个地球上的人类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其经济联系和由此所体现的共同生活圈不断扩大且急遽紧密，其社会一体化的程度空前提升。由是，而使人类生活的“地球村”日益变得狭小，而人类的“共同利益圈视角”则不断扩大，从而促使人们更多地从“整个人类”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生活于部族与自然经济时代的人们，其所关心的对象和所考虑的利益范围，仅仅是以部族为基础的“血缘共同体”；因为只有这个“血缘共同体”，才与每一部族成员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至于与其他部族的关系是友好相处抑或矛盾冲突，甚至兵戎相见，则取决于之间的利益协调与斗争的状况。而生活于近代民族国家与初期工业化时代的人们，其所关心的对象和所考虑的利益范围，仅仅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家共同体”；因为只有这个“国家共同体”，才与每一国家成员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这种情形，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至少延续了数万年之久，直至近年才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

人类发展到了今天特别是近二三十年，当信息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势头初露端倪、而同时“现代化”的负面成果也日益凸现，从而使人类清晰地意识到他们所生活的地球既不无限广阔也非资源无竭、而他们之间的经济、文化乃至全方位的联系日益密不可分的时候，他们突然开始体会到：整个地球上的人类其实是在同一条船上。由是，而使生活于以全球化、信息化和经济一体化为时代特征的今日的人们，比此前任何时代的人们都更加关注那些在过去仅限于极少数哲人才会思考的、属于“全人类”的问题。究其原因，或许即如美国学者曼弗雷德·弗林斯所说：“从太空观察到的人类历史的这番景象会立刻促使我们去思考和我们所有人都有关的这样一个问题：在浩瀚的宇宙中，我们这些地球人会是完全孤单的吗？”⑧

正因为如此，过去那种非胜即负你死我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诸如此类的“冷战思维”和“阶级斗争思维”，在近年来开始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摈弃；取而代之的流行语则是“妥协”和“双赢”——特别是“双赢”，这样一个过去从未被使用过的国际政治学词汇，在近年来出现之后很快便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和运用。这种新的思维，本身便标志着人类在现代以来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所谓妥协和双赢，即发生冲突和斗争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试图完全彻底地战胜对方甚至消灭对方，从而获得绝对的胜利——因为在现代环境下即使抛开道德层面的考虑不论，其操作层面的结果也只能是两败俱伤，在毁灭性的核战争中更是只能同归于尽。所以，成熟的政治家无不深谙此理：在谋求己方利益的同时，必须兼顾对方的利益，通过妥协谈判，最终达成双方均能接受的结果。由此可知，社会一体化的范围和程度，是制约道德与价值观的根本因素。

一般来讲，社会一体化的程度越高，该社会的内耗成本便相对越小。从根本上讲，人类历史自古至今不断向更高形态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其共同利益圈视角，和体现这种视角的社会一体化程度与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从氏族到部族，到民族和民族国家，再到全球一体化，莫不如此。同时，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社会,的群体规范和群体法则的适用范围也逐渐扩大，随着人类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进步而不断向更加先进、优雅和精致发展，日益改善。

由此角度去认识，当人类最终具有了以高度分工的经济依赖为基础、逐渐超越国家与民族界限、在极其广大乃至全球的地域范围内实现的、体现全人类经济物质与精神的紧密联系无所不在的、以整个人类为关注对象的“共同利益圈视角”，人类也就达到了社会一体化的最高形态。也许，人类未来的出路和希望便在于此。

六、结语

关于人性问题，无论就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乃至文学艺术来讲，都是一个十分古老的问题。倘若认真梳理一下便不难发现：在人类历史上，古今中外涉及人性问题的分析研究，其作品与著述数不胜数，真可谓汗牛马充栋。然而，倘若就人类对于人性认识的变化与局限来说，其意义又历久而弥新。只要我们回顾一下无论东方西方对于人种、血统、种族和民族的各种背离真实人性的偏颇认识，便不难清晰地明了这一点——希特勒以人性的高下(雅利安人的无私奉献与犹太人的自私利己)划分的“优秀人种”与“劣等人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从问题的实质来讲，现代世界至今存在的各种不同形式的种族歧视和民族歧视，都是基于对“人性”错误认识的、或直接或迂曲的体现。亦所以，我们实在无法断言这一古老的重要问题已经真正解决。而本文的观点则是力图说明：不同地域、民族和国家的人类社会至今为止所表现出的一切差异，包括人的素质、教养和道德的差异，都是因其各自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与交往环境的差异，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历史特色差异，综合展示的结果，而与“人性”优劣全然无关。

此外需要提及的一点是，现代科学的研究已经揭示：人的种种个体差异(包括性格、心态乃至行为——例如，内向抑或外向、理性程度、对于他人攻击性的强弱等等)都与由基因所决定的遗传密码紧密相关，这使人类对于自身的进化充满美好的憧憬。尽管尚有待于证明，但笔者期待并愿意相信：未来人类的人性将会随着生物工程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变得更加善良、更加宽容、更加具有利他意愿与合作精神。这虽然无法改变人性的本质——即人永远是个体性与群体性的对立统一体，但的确将更加符合人类健康发展的需要。

注释：

①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093、62页。

③这里还牵涉人性与动物性的异同问题，例如，孟子就认为人之异于动物者几希。关于动物的研究，近年来新成果极多，且多涉及动物的社会性，包括组织结构甚至心理与情感，非常复杂。限于篇幅，本文暂不探讨这一问题。

④所谓人性的本质，按照笔者的理解，就是人的个体性与群体性的对立统一，具体论述参见本文第四部分。

⑤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沈辉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1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1—512页。

⑦王和：《历史感、史学心态与知识更新》，见肖黎主编：《我的史学观》，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23页。

⑧参见曼弗雷德·弗林斯：《舍勒的心灵》序言，张志平、张任之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2—3页。曼弗雷德·弗林斯的看法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现代的主流看法。

（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1期。录入编辑：里德）

谢选骏指出：大同社会不懂天国，却企图把天国搬到地上——结果造就的只能是人间地狱。上文不懂“大同社会”并非一个“设计”，而是一个“忽悠”——是诈骗集团的话术。例如洪秀全、康有为、毛泽东这些骗子手，就是惯用这一伎俩的奸賊。

历史就是人性的体现，这对现在和未来就像对过去，同样有效——因此可以预期，原罪必然是社会构成的基础——故意忽视这一点，不过是在编排新的诈骗集团的话术。所有这一切……都是由“碳基生物的基本特点预定了”的。

【後記、“南下干部”類似蒙古滿洲的牲口】

《岑浩辉参选澳门特首：北京栽培四十年的“南下干部”与“京人治澳”的争议》（李澄欣BBC中文记者2024年8月30日）報道：

岑浩辉参选澳门特首，他在记者会上形容自己是“老澳门人”。

距离澳门特首选举只剩下一个多月，继现任特首贺一诚突然宣布不寻求连任后，62岁的岑浩辉辞去澳门终审法院院长一职，正式参选。

澳门自1999年主权移交以来，除了第一届特首选举有两人参选外，其余四届都是“一人独跑”，预料岑浩辉也会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当选。

岑浩辉在记者会上形容自己是“老澳门人”，但有别于以往的特首，他并不在澳门土生土长，是在上世纪80年代才移居当地，被指是中共培训的“南下干部”，有“十三太保”或“十三金刚”之称。

“他八十年代已经以外派干部身份过来，在澳门新华社（中联办前身），专门研究澳门法律。”曾任多届立法会议员的澳门民主派元老的区锦新对BBC中文说。“他和同期那批‘京人’，全部去过葡国受训，带着政治任务。”

岑浩辉是谁？

关于岑浩辉的公开资料不多，他1962年出生于广东中山一个农村家庭，1980年代中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担任过执业律师。

他在1986年移居澳门，1990年到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University of Coimbra）修读葡萄牙语言文化和法律课程，1993年返回澳门，1995年成为首批法院司法参事之一，同时在法院及检察院工作。 1999年12月澳门治权移交后，他年仅37岁就获任命为终审法院院长，至今25年。

“现在35岁以上的澳门人，很多都在大陆出生，但岑浩辉绝对不是单纯的新移民。”澳门民主派元老的区锦新说。

在澳葡殖民时代，葡萄牙人垄断大部分政府要职，1988年《中葡联合声明》确定1999年澳门治权移交给中国，北京开始考虑澳门回归后政界、司法界的运作，于是派遣一批精英到澳门，培训他们接管治澳工作，这批人到过葡萄牙读法律，返回澳门后直接进入政府的政法机构，政界中人称他们为“十三金刚”或“十三太保”。

另一名澳门民主派元老吴国昌表示，当时中方与葡萄牙政府合作，安排他们到葡国进修语言和法律，因为在澳门从事司法工作必须懂葡文。 “他们都是同一班同学，这在澳门政界有一点点敏感，好像抢了澳门的管治权。”

除了岑浩辉，现任行政法务司司长张永春、保安司司长黄少泽，都被指是——“十三金刚”的成员。

坊间另有“十四金刚”的叫法，第十四人为前检察院长何超明，是该批治澳人才中唯一土生土长的，但同样在中国读法律毕业、获北京栽培并曾到葡国进修。他2009年和2014年曾被视为特首选举“黑马”，但2016年涉贪遭羁押，被控1500多项罪名，翌年被判入狱21年，是前運輸工務司司欧文龙世纪巨贪案之后判刑最高的澳门高官。

吴国昌说：“何超明回归后想选特首，被认为是妄自参与选举，他到现在也在监狱里。而最近十三金刚这班人当中有人被调动，政界人士都有个观念，就是党和国家做出了决定。 ”

在贺一诚宣布不再连任后，62岁的岑浩辉、57岁的张永春、55岁的黄少泽都被视为特首大热，最终由年纪最大的岑出线。

熟悉中国事务的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对BBC中文说，以岑浩辉的年龄和中共“七上八下”的惯例，本届是他的唯一机会，“他等了那么久，也要满足一下十三太保的象征人物，其他两位还有时间”。

他分析指，澳门回归初期北京让本地家族做特首，“但现在够时候了”，改为任用中央信任的“自己人”，有关人事安排符合中共政治文化。

他引述中共党史学者杨奎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指出，中共向来重视南下干部多于南方干部，前者长期在中央周边，更能领会中央精神，后者则长期在地方工作，熟悉当地实际情况，但往往不获中央高层信任。

“这是中国官场的内部惯性。由非本地人担任特首是迟早的事，国内的人一早预计在内，毫不奇怪。”

“改土归流”还是打贪？

距离澳门特首选举只剩下一个多月，继现任特首贺一诚突然宣布不寻求连任。

本届澳门特首选举将于10月13日举行，由400名选委投票。此前历任三位行政长官何厚铧、崔世安、贺一诚，都来自澳门本土商人家族，岑浩辉参选被指象征着一国两制下的特区“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指中国历朝为了中央集权，废除本地土官治理的制度，改由中央政府委派流官直接统治。

对此，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陈建新持保留态度，他对BBC中文指岑浩辉实实在在于澳门司法界“打滚”长达二十多年，“如果委派南下干部，为什么不直接由中联办的人坐这个位置，而要用八十年代就已经在澳门工作的人？”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李芝兰也认为，把单一事件总结为中央治理特区方针的改变和趋势，是言之过早。 “虽然中央政府重视顶层设计、画蓝图，但实质上政策制定很多时候都是渐进式（incremental）的，是因应当时的环境和需要去做。 ”

她指出，中央让岑浩辉参选特首这一步，的确与此前几届有明显不同，“如何解读这一步？是否澳门内部管治真的很糟糕？”

现任特首贺一诚在8月21日以“身体健康尚未全面恢复”为由，宣布不竞逐连任，是澳门治权移交后首次有特首未能连任。此前，他在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5月访澳后不久，请了39天假期，引发各种揣测。

贺一诚的父亲是澳门工业第一人贺田，他2019年上任行政长官，任内处理新冠疫情、赌牌竞投、横琴深度合作区成立、实施《澳门国安法》等。

贺一诚发布上任后首份施政报告 明言澳门要“稳定压倒一切”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一场摸着石头过河的实验？

他饱受澳门民众批评用人唯亲，安插亲属到政府机构，例如儿子贺建东、女儿贺凯琪分别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信托委员会和青年事务委员会，其“400亿元宇宙”计划也引起广泛质疑，当局其后澄清没有使用公帑进行该项目。

在他不连任的消息公布后，有澳门网民留言表示“赚够了就走”、“不如交代一下400亿”、“他不做，是不是廉署可以开工了”、“中央一定要好好调查这个家族，别让贺一诚跑了”，也有人认为“不是民选，谁做都一样”、“不要天真，制度不改变，只是换另一班人上位贪”。

岑浩辉曾担任25年的终审法院院长，多次强调法官和司法人员须坚持廉洁自律，他审理过的大案包括欧文龙和何超明涉贪案。

“京人治澳”？

根据公开资料，岑浩辉1962年出生于广东中山一个农村家庭，1980年代中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担任过执业律师。

根据澳门《行政长官选举法》，参选人须符合的条件包括：为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年满40周岁、在澳门通常居住连续满20年、不具有或承诺就任前放弃尚有的外国居留权等、拥护澳门《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澳门特别行政区等。

民主派区锦新指出，岑浩辉移居澳门四十年，在法律上无容置疑是“澳人”，但其政治背景显然是“京人”，打破了传统意义上“澳人治澳”的惯例。尽管如此，他认为澳门民众对于“京人治澳”并不反感。

“澳门与香港情况完全不同，2019年之前的香港人不信任中央，对北京干预很反感，但澳门人是觉得澳门特区政府不行，希望中央出手，甚至会有人觉得，不如叫大陆直接派人来做特首更好。”

历史上，早在1966年“一二．三事件”后，澳门的华人社会已被亲中左派力量主导，成为“半个解放区”，实质上中葡共治。

“1997年香港回归，彭定康挥手道别，不少香港人感触落泪，但1999年澳门回归，澳门人是在关闸夹道欢迎解放军。所以是‘京人’还是‘澳人治澳’，民间其实不太介意，反正之前20年的特首都是澳门人，但也不见得是真正维护澳门人的利益。”

面对质疑声音，岑浩辉在记者会上形容自己是“老澳门人”，80年代移居澳门后在当地成家立室，儿孙两代都在澳门出生长大。 “澳门的山山水水、横街窄巷我都去过，我对澳门的了解，相信不比很多知名人士差。”

学者陈建新认为，岑的说法言之成理，因为澳门作为土地面积仅33.3平方公里的小城市，人口密度高，不同阶层的距离不太远，交流频繁，“我们经常落街吃碗粥面，也会看到高官”，他相信岑浩辉足够“贴地”（贴近群众）。

不过，并非所有澳门人都有同样观感。从事法律工作的澳门市民袁先生对BBC中文指，岑浩辉一直担任法官，与民间社区联系有限，也缺乏行政经验，认为他十分“离地”（脱离群众）。

他又说，虽然不在意他是新移民的背景，但认为“澳人”和“京人”在政策执行上还是会有差别。

圣诞元旦人流冷清，澳门重开后旅游业未有大起色

他举例指，在港珠澳大桥开通前，澳门只有两个关口往来中国大陆，开放时间为早上7点到凌晨12点，大陆当局一直希望改为24小时通关，但与澳门希望留住赌客的利益相违背。

“于是澳门政府想出一个办法，只把开放时间延长到早上6点到凌晨1点。这就是澳门人的侧侧膊（蒙混过关），交了功课就算，而澳门一向是乖孩子，中央也收货。 ——如果岑浩辉做了特首，他还会侧侧膊吗？我有点怀疑。 ”

另一名澳门市民、任职社工的谭先生也说，担心新特首上场后会牺牲澳门本土利益。“他宣布参选的记者会上，不断强调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大湾区什么的，但没有怎么提出经济政策的具体想法，好像不是从澳门人的角度去考虑。”

民主派元老吴国昌也认为，新特首过分紧跟中央政策，可能会引起民意反弹。“例如现在因为要把澳门融入大湾区的国家政策，加剧了北上消费潮，导致澳门社区经济没落，政府会否愿意派消费券，规定必须在澳门内使用？他可以不抵触中央，又照顾到澳门的利益吗？”

香港会否仿效？

澳门政坛改变也在一水之隔的香港掀起涟漪。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表示，港澳同为特别行政区，但很多法律和政策都在澳门先行先试行，香港其后跟随。

“澳门先有国安法、国安委，澳门经济也是先由国家规划，融入横琴等等。所以这次南下干部取代南方干部的做法，也令香港官场有机会上位的官员有疑虑，所谓官不聊生。”

为什么BBC中文网说港澳“移交”？

他补充指，若岑浩辉当选，港澳特首都会是保安和司法系统出身、但不熟悉经济的人，某程度上反映了中央高层现在的思维。

已移居英国的香港社会政策及公共行政学者钟剑华博士则对BBC中文表示，香港与澳门情况有别，澳门人早在六十年代拥护北京，多年以来都有新移民进入政府做官，加上澳门社会没有香港复杂，国际性较弱，任用大陆背景的人担任澳门特首所引起的反弹小很多。

但他认为，随着北京高压钳制香港和不尊重《基本法》，未来委任京官治港的可能性不可排除。“大陆新移民多年来慢慢走入政府，很难说是‘京官治港’，用这一个来做突破口，可能性可能更大。 ”

谢选骏指出：人説——岑浩辉参选澳门特首：北京栽培四十年的“南下干部”与“京人治澳”的争议。我看——“南下干部”類似蒙古滿洲的牲口，也就是蒙古獸兵、滿洲獸兵——他們是日本獸兵和蘇聯獸兵的先行軍。

（另起一页）

硅基时代第五十四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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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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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全集第35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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