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194卷：

 中国通史批判第五卷

（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共主时代——隋唐时期）

Criticism of Chinese General History Volume Five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suzerain era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2022年2月第一版

February 2022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94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94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隋唐时期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共主时代，正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王国时代。再往前推，可见——1、周朝以前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王国时代，2、殷末西周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共主时代，3、东周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春秋、战国，4、秦两汉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帝国时代。

Synopsis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were the second period of  suzera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just as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were the second period of the kingdom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ushing further forward, it can be seen that - 1. The Zhou Dynasty was the first period of the kingdom era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2.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t the end of the Yin Dynasty was the first perio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arring States, 4, Qin and Han is the first period of the imperial era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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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国通史第六卷 中古时代 隋唐时期》】

【第六卷　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册）】

【甲编 序说】

第一章 基本史料

第一节《新唐书·艺文志》乙部

第二节《新唐书·艺文志》甲丙两部

第三节《新唐书·艺文志》丁部

第四节隋唐以后有关隋唐

第二章 考古资料

第一节 隋唐城址

第二节 唐代的重要遗址

第三节 隋唐帝陵

第四节 隋唐墓葬

第五节 隋唐时期的墓葬壁画

第六节 隋唐时期的瓷窑与瓷器

第七节 隋唐金银器、铜镜、织物

第三章 研究概况

第一节 隋唐史研究领域、方法和观点的发展变化

第二节 隋唐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清末民初的隋唐史研究

第三节 隋唐史研究中一些重要问题的争论

第四节 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及研究

第四章 本卷编写旨趣

【乙编 综述】

第一章 年代与历法

第一节 历史年代

第二节 历法

第二章 自然环境的利用和变迁

第一节 长安附近的水道及灌溉网的形成

第二节 黄河下游富庶地区的变化

第三节 长江下游太湖区域农田水利的发达

第四节 半农半牧地区的利用及部分段落疆界的变化

第五节 长江口外的海岸及扬州的繁荣

第三章 疆域和行政区划及其变迁

第一节 疆域的轮廓

第二节 疆域的盈缩变迁

第三节 行政区划及其有关制度

第四节 唐代的羁縻州制度及渤海、南诏的疆域区划

第四章 隋唐各民族的分布及迁徙

第一节 突厥

第二节 铁勒

第三节 吐蕃的昌盛和吐谷浑、党项等民族的内徙

第四节 东北诸族契丹的分布和崛起

第五节 蛮僚诸族 岭南俚族洗、冯家族

第六节 隋的统一隋文帝的改革

第六章 隋末农民大起义和唐朝的建立

第一节 隋炀帝的暴政穷奢极欲

第二节 隋末农民大起义

第三节 唐朝的建立

第七章 强大的封建专制国家 （武德、贞观到开元）

第一节 武德贞观年间的稳定发展

第二节 高宗武则天时期的继续发展

第三节 开元时期的繁荣盛况

第八章 唐中叶的变乱（天宝到元和）

第一节 天宝年间的社会危机

第二节 安史之乱

第三节 藩镇林立与朝廷集权的削弱

第四节 宦官专政局面的形成

第五节 “永贞革新”与“元和中兴”

第九章 唐皇朝的没落（元和末年以后）

第一节 唐皇朝的没落

第二节 农民大起义

第十章 封建经济的发展

第一节 阶级关系的变化

第二节 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

第三节 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

第十一章 学术文化的发展

第一节 经学的一统和发展

第二节 史学的发展

第十二章 隋唐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节 高水平的文化使中国成为东方文化的渊源

第三节 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丙编 典志】

第一章 农牧地区的演变及其影响

第一节 农牧地区分界线的初步规定及其演变

第二节 隋时及唐代前期关中的富庶和漕粮的主要供给地

第三节 隋唐时期半农半牧地区的养马事业

第四节 江淮以南农业的发展及关中漕粮主要供给地的南移

第五节 漕粮运输途中的艰辛及养马地区的丧失对唐朝的影响

第二章 农学和农业技术

第一节 农田水利的兴修

第二节 农业生产工具和耕作栽培技术

第三节 园艺和茶的栽培技术

第四节 畜牧兽医

第五节 农书

第三章 官私手工业

第一节 官府手工业

第四章 工程、手工业技术

第一节 建筑

第二节 水利

第三节 纺织

第四节 采矿

第五节 冶金

第六节 机械

第七节 造船和航海

第八节 造纸

第九节 印刷

第十节 陶瓷

第十一节 制糖

第十二节 石油天然气

第五章 户籍·田制·赋税

第一节 户籍

第二节 田制

第三节 赋税

第六章 商业与货币

第一节 商品种类的增多与生产中心的南移

第二节 市场结构的变迁

第三节 商业城市的变迁

第四节 商业交通路线的变化

第五节 货币的铸造与流通

第七章 交通与都会

第一节 交通体制及其治理

第二节 隋唐两代都城长安及其辐射出来的道路

第三节 隋唐两代的陪都与其有关的道路

第四节 以“扬一益二”见称的经济都会的交通道路

第五节 开元年间十五道采访使的治所

第六节 十万户郡或州的治所

第七节 边州赴域外的道路及沿边沿海的都会

第八章 长安和洛阳

第一节 隋唐两代以长安和洛阳作为都城和陪都的缘由

第二节 长安和洛阳作为都城和陪都的规模

第三节 强大的政治中心和繁荣的经济都会

第四节 东西并峙交相辉映的文化中枢

第五节 唐未迁都后的长安和洛阳

第九章 隋唐科举制

第一节 科举制的性质

第二节 科举制的萌芽

第三节 科举制的创立

第四节 科举制的发展形成

第五节 进士科与社会风习

第十章 隋唐官制

第一节 隋代朝廷官制的结构

第二节 隋代地方行政机构的简并

第三节 隋代官吏入仕制度的变革

第四节 隋代官吏等级与俸禄

第五节 唐代官吏机构的设置与运转

第六节 唐代科举制度以外的入仕途径

第七节 唐代官吏的考核与升迁

第八节 唐代官吏的职责与待遇

第九节 唐代诏令文书的运行机制

第十一章 隋唐兵制

第一节 府兵制的充分发展

第二节 府兵制的破坏和彍骑的兴废

第三节 藩镇兵的兴盛

第四节 禁军的盛衰

第十二章 隋唐律令

第一节 隋唐统治者的立法思想

第二节 隋唐律令的制定概况

第三节 隋唐律令的基本形式

第五节 隋唐律令的历史影响

第十三章 隋唐音乐

第一节 隋朝的官廷燕乐

第二节 唐朝的官廷燕乐和音乐机构

第三节 唐代的民间音乐活动

第四节 唐代的乐曲和曲子词

第五节 隋唐时代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

第十四章 隋唐礼俗

第一节 服饰

第二节 婚姻礼俗

第三节 丧葬礼俗

第四节 祭祀礼乐

【原《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下册）】

【丁编传记】

第一章 隋文帝

第一节 谋取北周政权

第二节 改革政治制度

第三节 处置民族关系

第四节 平定南方

第五节 发展经济

第六节 隋文帝与独孤后

第二章 隋炀帝

第一节 称帝以前“声名籍甚”

第二节 兴东都

第三节 政治措施

第四节 穷兵黩武

第五节 隋的灭亡

第三章 高颎 宇文恺

第一节 高颎

第二节 宇文恺

第四章 李密 窦建德 杜伏威

第一节 李密

第二节 窦建德

第三节 杜伏威

第五章 李勣 魏徵

第一节 李勣

第二节 魏徵

第六章 唐高祖

第一节 晋阳起兵

第二节 进取关中

第三节 削平群雄

第四节 玄武门之变

第七章 唐太宗

第一节 从起兵到即位

第二节 “贞观之治”

第三节 求贤和纳谏

第四节 统一边疆

第五节 太宗晚年

第八章 长孙无忌 房玄龄

第一节 长孙无忌

第二节 房玄龄

第九章 李靖

第一节 才识与胆气

第二节 平定江南

第三节 北灭突厥

第四节 西击吐谷浑

第五节 杰出的军事家

第十章 弃宗弄赞 文成公主

第一节 吐蕃的兴起

第二节 弃宗弄赞的少年时代

第三节 嗣位和平叛

第四节 迁都逻些

第五节 文成公主与唐蕃联姻

第六节 立法建制

第七节 吐蕃和唐朝的友好关系

第十一章 陆德明 颜师古 孔颖达

第一节 陆德明

第二节 颜师古

第十二章 姚思廉 李百药 令狐德棻 李延寿

第一节 姚思廉

第二节 李百药

第三节 令狐德棻

第四节 李延寿

第十三章 欧阳询 虞世南 褚遂良

第一节 欧阳询

第二节 虞世南

第三节 褚遂良

第十四章 玄奘 义净 鉴真

第一节 玄奘

第二节 义净

第三节 鉴真

第十五章 李淳风 孙思邈

第一节 李淳风

第二节 孙思邈

第十六章 吕才 傅奕

第一节 吕才

第二节 傅奕

第十七章 武则天

第一节 家世

第二节 从才人到皇后

第三节 由干预政事到垂帘听政

第四节 承前启后的武周政权

第十八章 王勃 杨炯 卢照邻 骆宾王

第一节 王勃

第二节 杨炯

第三节 卢照邻

第四节 骆宾王

第十九章 陈子昂

第二十章 唐玄宗附杨贵妃

第一节 少年时代

第二节 从平王到初登大宝

第三节 除旧布新

第四节 骄侈怠政

第五节 天宝之乱

第六节 忧郁孤凄度残年

第七节 杨贵妃

第二十一章 姚崇 张说

第一节 姚崇

第二节 张说

第二十二章 一行

第一节 身世

第二节 在仪器制造及天文观测方面的成就

第三节 《大衍历》的九服晷影算法及其正切函数表

第四节 《大衍历》的插值算法

第二十三章 刘知幾 吴兢

第一节 刘知幾

第二节 吴兢

第二十四章 王维 吴道子 周昉

第一节 王维

第二节 吴道子

第三节 周昉

第二十五章 李白 杜甫

第一节 李白

第二节 杜甫

第二十六章 安禄山 田承嗣

第一节 安禄山

第二节 田承嗣

第二十七章 唐代宗

第一节 率军平叛

第二节 平定安史之乱

第三节 藩镇割据的祸端

第四节 崇信佛教

第五节 理财和用人

第二十八章 郭子仪

第一节 力战叛军

第二节 宦官谗毁

第三节 御敌边关

第四节 威镇天下

第二十九章 李光弼 高仙芝

第一节 李光弼

第二节 高仙芝

第三十章 唐德宗

第一节 讨伐藩镇，指挥失当

第二节 泾原兵变

第三节 李怀光之叛

第四节 收复长安

第五节 起用李泌

第六节 贞元年间的其他弊政

第三十一章 陆贽

第一节 政治经历

第二节 政治思想

第三节 经济思想

第四节 军事思想

第五节 “可为后世法”

第三十二章 颜真卿 柳公权 怀素

第一节 颜真卿

第二节 柳公权

第三节 怀素

第三十三章 刘晏 杨炎

第一节 刘晏

第二节 杨炎

第三十四章 李晟

第一节 勇猛善战

第二节 入神策军

第三节 平定朱泚之乱

第四节 治理泾州

第五节 失兵权而忠心不贰

第三十五章 异牟寻

第一节 南诏同唐的关系

第二节 异牟寻归唐

第三节 联合唐军

第三十六章 唐宪宗

第一节 重用人才

第二节 财政上的困难和缓解

第三节 削平藩镇 讨刘辟

第四节 晚好神仙

第三十七章 杜佑

第一节 一生为官

第二节 《通典》的编纂

第三节 “始终言行

第三十八章 韩愈 柳宗元

第一节 韩愈

第二节 柳宗元

第三十九章 白居易

第一节 以诗得罪权豪

第二节 思想气质与其诗作

第三节 文名为诗名所掩

第四十章 裴度

第一节 早年的政治生涯

第二节 横身讨贼

第三节 避祸东都

第四十一章 贾耽 李吉甫

第一节 贾耽

第二节 李吉甫

第四十二章 李训 郑注

第一节 李训

第二节 郑注

第四十三章 高力士 鱼朝恩 仇士良

第一节 高力士

第二节 鱼朝恩

第三节 仇士良

第四十四章 李德裕 牛僧孺

第一节 李德裕

第二节 牛僧孺

第四十五章 张议潮

第一节 驱逐吐蕃

第二节 加强守备

第三节 张氏后裔经理河西

第四十六章 黄巢

第一节 投身义师

第二节 纵横中原

第三节 转战南北

第四节 建立大齐政权

第五节 败死狼虎谷

第四十七章 数学

第一节 数学教育

第二节 算经十书

第三节 《缉古算经》与三次方程

第四节 二次插值法

第五节 实用算术的发展与敦煌算书

第六节 中外数学交流

第四十八章 天文学

第一节 隋代的历法

第二节 中国星官体系的完善

第三节 天文仪器的复杂化和功能综合化

第四节 一行的大地测量创举

第五节 唐代的历法

第六节 古代天文文献的收集和整理

第七节 中外天文学交流

第八节 气象知识的进步

第四十九章 地理学

第一节 地志

第二节 地图

第三节 旅行家和游记

第四节 水文著作

第五节 地质矿物著作

第六节 沿革地理著作

第七节 堪舆著作

第五十章 生物学

第一节 本草学与生物学

第二节 地区性和园林动植物著作

第三节 植物形态和生态知识

第四节 动物形态和生态知识

第五节 生物学的其他成就

第五十一章 物理学

第一节 力学知识

第二节 热学知识

第三节 声学知识

第四节 光学知识

第五节 静电知识

第五十二章 化学

第一节 炼丹术的兴盛

第二节 火药的发明

第五十三章 医学

第一节 基础医学理论的发展

第二节 我国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

第三节 孙思邈和《千金方》

第四节 王焘与《外台秘要》

第五节 蔺道人与正骨医术

第六节 太医署和医学教育

第七节 国内外医药学术交流

第八节 隋唐时医学家的批判精神

第五十四章 妇女

第一节 洗夫人

第二节 平阳公主

第三节 妇女书和宋氏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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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国通史》第六卷】

【甲编】

【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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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本史料】

历代皇朝多重视史书的撰修，设置史官，专董其事。隋唐两代亦因前代，从事踵修。贞观以后，多以宰相监修国史，遂成故事。在其初年，皆曾为前代修史，稍后则专重本朝。隋时所修的前代史书，据《隋书·经籍志》所载，为魏彦深的《后魏书》、牛弘的《周史》、崔子发的《齐纪》、王劭的《齐志》，《隋志》未载李德林所撰的《齐史》，殆以其子李百药沿其旧作另撰《北齐书》，可是两《唐书》则于《北齐书》外，均以李德林的《北齐未修书》列于著录之中。

唐初承隋之旧，亦为前朝修史，于是姚思廉等撰《梁书》和《陈书》，李百药撰《北齐书》，令狐德棻等撰《周书》，魏徵等撰《隋书》。此五代史皆仅有纪、传而无志，故稍后又别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志，撰者多人，仍由魏徵领衔撰修。史志本为别行，自成一书，其后附于《隋书》，实非其旧。当时亦撰有《晋书》，虽亦出于众家之手，以唐太宗曾经执笔，为陆机、王羲之两传撰论，因称全书为御撰。今传世尚有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亦为唐代初年所撰定。其时张大素亦撰有《后魏书》、《北齐书》和《隋书》，惜皆未传世。隋唐两代对于前代史书犹如此重视，为之补撰，则对于其当朝史事，自当特为保存和撰修，为后世治史者遗留下珍贵的史料，这是值得称道的。

第一节 《新唐书·艺文志》乙部

所著录的隋唐人所撰述并传于今世的史料隋唐两代诸史家对于其有关当代史事的撰述，《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例皆予以著录，而且分门别类，示人以规矩。隋祚短促，虽有作者，为数势难甚多，《隋书·经籍志》皆备为搜罗，靡有遗阙。唐代史家先后辈出，络绎不绝，官私撰述，均称丰硕。然《旧唐书·经籍志》的著录，大体以开元为断。其序文中就曾经说过：“天宝已后，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记礼法之沿革，或裁国史之繁略，皆张部类，其徒实繁。臣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只有《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最为详赡。这里就据以立论。其中偶有阙遗，则当略为补苴，以见一代的规模。

《隋书》、《北史》和《南史》隋代历年虽甚短促，已有其本朝史籍的撰修。王劭于《齐志》之外，就另著有《隋书》，虽为未成之作，亦见于《隋书·经籍志》的著录。《隋书·王劭传》说：其所撰《隋书》，“多录口敕，又采迂怪不经之语及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辞义繁杂，无足称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将善恶之迹，堙没不闻”。唐初撰集前代史书，《隋书》与《梁》、《陈》、《周》、《齐》诸史，皆同时草创。王劭所撰，即令已经杀青，恐尚难以之入选。《隋书》撰修经过，《旧唐书·经籍志》著录《隋书》，谓为魏徵等撰。《新唐书·艺文志》则《隋书》与《志》连言，而谓为颜师古、孔颖达、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与（令狐）德棻、敬播、赵弘智、魏徵等撰。四库馆臣据刘知幾《史通》所载，以撰纪传者为颜师古、孔颖达，撰志者为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令狐德棻。并谓他书尚有不同记载。至宋时仍不能划一。宋仁宗天圣时重刊，始定以领修者为主，分题魏徵与长孙无忌。今本则统称魏徵等撰，不再作详细题名。

《隋书》诸志本是《五代史志》，只是附于《隋书》之后，仿佛仅记有隋一代。诸志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十门。分门虽多，却是各朝分记。《地理志》虽以隋时疆域为主，而附其他四朝沿革于下，然总称“九州”，亦非隋时定制。《经籍志》综载前代，却因时而先后排列，次序井然，不稍紊乱。当时按四部分类，不仅为后来两《唐书》的《经籍》和《艺文》两志所遵循，而且直至清代和民国初年相沿未变。

这里还应提及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李延寿尝参预《五代史志》的撰修。李延寿，两《唐书》皆有传。所撰的《北史》中，实包括隋代史事在内。《南史》之本也参有隋事。其所论述的史事，全用《隋书》的旧文，仅有少许删改处。殆以当朝撰修的《隋书》，不便多事笔削的缘故。

《大唐创业起居注》与《顺宗实录》历代撰述本朝史事，率先从事于起居注和实录。有了这样的基础，才能使后来者有所依据。隋时已有《开皇起居注》，唐初温大雅始撰《大唐创业起居注》。《新唐书·艺文志》又载有《开元起居注》，其他殆无所闻。隋时未有实录的撰述，炀帝即位未久，天下即告云扰，殆已无暇及此。唐初自其高祖即已撰有《实录》，其后至于武宗，相继连绵，尚无断阙。惟迄今多已亡佚，所存者仅《大唐创业起居注》和韩愈诸人所撰的《顺宗实录》。《顺宗实录》则以编入《昌黎先生外集》，得以保全至今，亦难能可贵之事。撰述《大唐创业起居注》的温大雅，为并州祁（今山西祁县）人。自唐高祖起兵之初，即被引为记室参军，处于帷幄之中，故能悉记其所闻见。所记自其所谓义旗初举之时，至于即位称帝之际，故以创业为名。其中间有与两《唐书》不尽相合处。《四库全书总目》谓所叙兴师本议起于高祖，与两《唐书》本纪所谓举事由秦王说不合。盖当时秦王尚未为太子，故未着重渲染，有以然也。其他不尽相合处，似亦当以温大雅所说为正。盖用兵征伐，虽千头万绪，殆不容稍有参差。随事属笔，当亦不容间或出入。撰起居注本为帝王当朝后的措施，武德之前尚不容有此，大雅以此名撰述，正可显示其用功的细腻，当不至多所讹误。顺宗以永贞纪年，前后不足一载。然以与宦寺有关，故当时多有议论，甚至谓韩愈撰史，叙事拙于取舍，以致繁简不当。盖以所记诸事多为北司所不喜，故议论横生，且多有修改之说。《新唐书·路隋传》曾记其中一些曲折，并说文宗时，“有诏摘贞元、永贞间数事为失实，余不复改”。文宗上去永贞已久，余波始告平息。若非所记大率翔实，何至使宦寺积恨若此。

《通历》唐人在已有当代起居注和实录的基础上，亦曾撰修其时的纪传体史书，据《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就有《唐书》100卷，又130卷，为吴兢，韦述等所撰，又有《国史》106卷，又113卷，则不著撰人。别有刘芳《唐历》、韦澳等《续唐历》和吴兢、韦述，陆长源三家各自所撰的《唐春秋》，还有陈岳《唐统计》和焦璐《唐朝年代记》，均已亡佚。所能流传于今世的，则为马摠《通历》。马摠，两《唐书》皆有传，为扶风（今属陕西）人。《新唐书》称“摠笃学，虽吏事倥偬，书不去前，论著颇多”，《通历》盖其中一种。此书曾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著录。其所叙肇自远古，仅迄于隋代，并未稍及于其当代史事。

《大唐新语》、《国史补》及《传载》《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所著录的杂史甚多，唐人所撰当代的史书亦殊不少，惟率多佚失，今所存者为刘肃《大唐新语》等十种。或涉及一代，或仅叙一时，自难得一致。刘肃《大唐新语》及李肇《国史补》，不著撰人的《传载》，论篇幅皆不甚过多，《传载》一书，仅有一卷，其所涉及，却相当广泛，可以相提并论。撰述《大唐新语》的刘肃，《艺文志》于其目下注云：“元和中江都主簿。”然本书结衔，则为“登仕郎守江州浔阳县主簿”。若无后人窜改明证，自当以此书为正。其自序说：“今起国初，迄于大历，事关政教，言涉文词，道可师模，志将存勒。”是书曾为明人窜改名称，以之作为《唐世说》，此固是明人的妄为，亦是其书上承《世说新语》的体例，遂为所窃改。明人不仅窜改其书的名称，且曾擅动其中的条目，有劳四库馆臣为其重订，恢复原貌。所谓条目共有三十篇，如匡赞、规谏、极谏、刚正等，大都有裨于劝戒。其中多记典章制度以及官吏名人轶事。有些轶事就是始见于此书因而流传后世的，“李白脱靴”就是一端。亦兼载社会风俗，如扬州王四舅和俞大娘航船等，就多为近来治唐史者所引用。今书题名为《唐国史补》，与《艺文志》所著录的，稍有不同。至于不著撰人的《传载》，《艺文志》列于林恩《补国史》之后，而《补国史》则又列于李肇《国史补》之后。林恩《补国史》不传于世，可能所补的就是李肇之书。《艺文志》于《补国史》之下注为“僖宗时进士”，则《传载》的撰者亦当是晚唐时人。《宋史·艺文志·小说类》也著录此书，仍不著撰人。《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家类》著录有不著撰人《大唐传载》，当系此书。李肇《国史补》，后来称为《唐国史补》，与此同例，《传载》亦可称为《大唐传载》，因易代之后，历年久远，仅以《传载》为名，就颇不易得其真谛所在。是书前有自序，谓“南行岭峤，暇日泷舟传所闻而载之”。四库馆臣还曾指出：此书“所录唐公卿言论颇详，多为史所采用，间及诙谐谈谑及朝野琐事，亦往往与他说部相出入。”可见诙谐谈谑的记载，唐人著述中多未能全免。并非小说家言即不复能为史家所采用。此书既为撰者泷舟所记，自当多系传闻之辞，故也难免有与他书有冲突及不相符合处，是用之者须斟酌的。

《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广陵妖乱志》、《次柳氏旧闻》《艺文志·杂史类》所著录诸书流传于今世的，还有郑处诲《明皇杂录》、郑棨《开天传信记》、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和李德裕《次柳氏旧闻》。《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和《次柳氏旧闻》于《四库全书总目》中亦如《大唐新语》等被列入于《小说家类》，盖以所载并非尽是实录。郑处诲为德宗时宰相郑余庆之孙。郑棨当为郑綮之误，其人曾相昭宗，所谓“歇后郑五为宰相，时事可知”，即是其人。两人上去开天时皆已久远，得之传闻之辞，不能谓其必无讹误。两书皆多记明皇时宫廷细事兼及当朝人物，就是社会杂闻亦皆信笔书载，殊有裨于唐史，惟《开天传信记》中间杂有神异之说，稍嫌病疵。郑处诲别撰有《广陵妖乱志》，记高骈镇扬州时为吕用之所惑，导致一方乱离事。此书另有罗隐所撰本。罗隐于僖宗时依附镇海节度使钱镠，为其节度判官，论年晚于郑处诲，上去广陵乱离已稍远，然犹以之见于撰述，可知吕用之为祸的惨烈，广陵蒙难的严重。《次柳氏旧闻》是得之于史官柳芳的传述，李德裕因撰次其说，故以次柳氏旧闻相称。柳芳曾因获罪被窜于黔中，其时高力士亦被流放于巫州（治今湖南黔阳西南），因相与周旋，得悉以前禁中诸事，皆芳所不能知者。柳芳以其所闻，撰成《问高力士》一书，不久即亡佚。后来李德裕之父李吉甫与柳芳之孙柳冕俱被谪东出，复得获闻柳冕所道及由其祖处所得的旧事，李德裕因加以录集，遂传于世。这是李德裕为是书所撰的序文所说的，应该是确实的。然其书中多荒诞不经之谈，仿佛与辗转传授之迹不尽相符合，可能有后人羼入的地方，不能即以之为实录。虽然如此，明皇时的旧史能有这些书籍流传下来，也可以看到开元天宝的往事是能引起后人的注意的。

《安禄山事迹》撰述《安禄山事迹》的姚汝能，仕履无考，仅知其曾为华县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此见于著录。是书记安禄山一生始末，兼及安庆绪、史思明父子事。记述虽稍嫌琐杂，亦近于详赡。说者谓《新唐书·安禄山传》所载可能取材于是书，如果这样说法果属确实，则姚汝能的撰述自当有一定的价值。

《奉天录》《艺文志》著录诸家所撰《奉天录》，今传世本为赵元一撰著。是书记载唐德宗为其叛臣朱泚所逼，逃避于奉天（今陕西乾县），又复受厄于李怀光，再播迁于梁州（今陕西汉中）事。据书中自序说：“起自建中四年孟冬月上旬三日泾原叛命，终兴元二年孟秋月中旬有八日皇帝再返神都。”盖德宗辗转迁徙时，撰者皆扈从其役，目睹耳闻，备悉全部历程，故所记颇为详赡。德宗播迁，虽肇因于朱泚和李怀光，山东藩镇亦尝措手于其间。德宗的得返长安，固是由于朱泚、李怀光的先后破灭，也是唐朝廷和山东藩镇妥协的结果。据赵元一此书，就可以明白其中的曲折究竟。

《贞观政要》和《东观奏记》《艺文志》于此还著录了吴兢《贞观政要》和裴廷裕《东观奏记》。吴兢曾参与撰修《唐书》和《则天实录》，熟谙唐初史事，因撰《贞观政要》，记唐太宗和其大臣之间的言论。贞观之治颇为后世所称道，故此书也相应为后世所推崇。裴廷裕于昭宗时为翰林学士。《艺文志》于此目下注说：“大顺中，诏修宣、懿、僖实录，以日历注记亡缺，因摭宣宗政事奏记于监修国史杜让能。”其具体内容，也不外如此。

《六典》《新唐书·艺文志·职官类》所著录诸书，唐人的撰述居其大半。其中最值得称道而又流传于今世的，厥为《六典》。《六典》今称《唐六典》或《大唐六典》，若推本溯源，当以《六典》为正。《艺文志》详述某撰述的经过：“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被诏集贤院修《六典》，玄宗手写六条：曰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张说知院，委徐坚，经岁无规制，乃命毋煚、余钦、咸廙业、孙季良、韦述参撰。始以令式象《周礼》六官为制。”这是说全书是按照当时的官制从事叙述。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门下）、尚书令共议国政，也就是宰相之职。中书决策，门下审议，尚书执行。实际上是共同负责。唐更因前代旧制，设置三师、三公，位于三省之上。故《六典》的叙述，最先是三师、三公，接着才是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尚书执行朝命，事务较繁，其所辖六部就分别依次叙述，再其次则是所谓台、寺、监、卫、府。各分别论述其员数和职掌。其中一些职掌涉及到全国各处，因而就可以略觇全貌。就如刑部尚书属下的司门郎中和员外郎的职务，为“掌天下诸门及关出入往来之籍赋，而审其政”，所管辖的关共有二十六所，就分布于全国各地。《六典》不仅为当时官方正式的撰述，且多出于名家之手，论一代典章制度，皆应有所取法。此书撰于开元二十六年，自难包括其后至于天宝年间的新制，不能以玄宗一朝的规矩视之。天宝以后更无从涉及了。户部郎中所掌有十道的贡赋，《六典》于此就分叙十道所辖的州数。其山南道所辖的州中竟然还有唐州。唐州治所在今河南泌阳县，本来是隶属于河南道，至德以后始割属山南道。开元时撰修《六典》诸家如何能知至德后事？这显然是后来窜入的。

《翰林志》、《翰林学士院旧规》及其他有关的撰述《艺文志·职官类》著录有李肇《翰林志》和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不著撰人的《翰林内志》。其中《翰林内志》佚失已久。而《翰林志》和《翰林学士院旧规》为南宋洪迈编入《翰苑群书》中，得以广为流传。洪迈之书中且收入韦执谊《翰林院故事》、韦处厚《翰林学士记》、元稹《承旨学士院记》、丁居诲《重修承旨学士壁记》，皆以唐人记载唐事，殊为可贵。翰林院为当时文学之士待诏之所。而当时掌制诏书敕者多为此中的学士。其后选用益重，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更为特殊的，甚至受拜为宰相。这一清华处所，深为当时所重视，故亦得多所记载。李肇撰《翰林志》时，以监察御史入学士院，身历其境，故所记颇为详赡。其他韦执谊、韦处厚、元稹诸人，亦莫不如此。杨钜为懿宗宰相杨收之子，昭宗时为翰林学士，从昭宗东迁，寻卒，则其所撰述应为唐人有关翰林学士院的最后记载。

《高氏外传》和《朝野佥载》《艺文志·杂传记类》著录有郭湜《高氏外传》、张鷟《朝野佥载》、封演《封氏闻见记》和李绰《尚书故实》四种，皆传于今世。

《艺文志》在著录《高氏外传》时，即注“力士。湜，大历大理司直。”所谓《高氏外传》，当记高力士的生平。郭湜因得罪宦官李辅国而被贬逐于巫州，当时高力士亦被贬于其地，因得相与谋面。郭湜在《高氏外传》中说：“况与高公俱婴遣累，每接言论，敢不书绅。”按所记，尚多为两《唐书》所失载者。唐玄宗由蜀中归来，颇受制于李辅国，《旧唐书·宦官李辅国传》谓“辅国起微贱，贵达日近，不为上皇左右所礼。虑恩顾或衰，乃潜画奇谋以自固。”然所记仅移上皇居西内一事。《新唐书》所记亦仅此一事，只是较为详备而已。而《高氏外传》所记，则玄宗自蜀中归至凤翔后，即已见于形色，其他更非一事，故可补史文的阙失。

撰《朝野佥载》的张鷟，其生平事迹，两《唐书》皆附见于其孙张荐传首。生当武后之时，下及开元中年，故其所记诸事以武后时为多。盖耳闻目染，随笔记载，也是难得的。《旧唐书》谓其“下笔敏速，著述尤多，言颇诙谐。是时天下知名，无贤不肖，皆记诵其文。”《新唐书》则谓其“浮艳少致理，其论著率诋诮芜猥”。张鷟著述不少，《新唐书》所说未必就是指《朝野佥载》而言，然读其书时，就不能不有所警惕，而须再作考核。虽说如此，究竟是当时闻见的记载，属于第一手的史料，其功也未可见没。

《封氏闻见记》和《尚书故实》撰《封氏闻见记》的封演，两《唐书》无传。据其书中所见，其初为天宝时太学生，其后为藩镇幕僚，德宗建中年间，尚在魏博田悦的幕中。书中随年纪事约有百余条，惟脱落殊多，难为完帙。《四库全书总目》说：“唐人小说多涉荒怪，此书独语必征实，前六卷多陈掌故，七、八两卷多记古迹及杂论，均足以资考证。末二卷则全载当时士大夫轶事，嘉言善行居多，惟末附诙谐数条而已。”这样的评论是相当恰当的。《四库全书总目》每以唐人杂史改入《小说家类》，惟以封演之书与李绰《尚书故实》仍列于《杂家类》中，显示其间似有不同处。李绰于所撰的《尚书故实》中曾述其撰述的缘起，他说：“宾护尚书河东张公，三相盛门，四朝雅望，绰避难圃田（圃田在今河南郑州市北），寓居佛庙，叨遂迎尘，每客侍话，凡聆征引，必异寻常，足广后生，可贻好事，遂纂集尤异者，兼杂以诙谐十数节。”也许是杂有诙谐的缘故，故其所记颇为芜杂。不过既是张公对客之言，当不至过于诬罔。其中小有讹误处，亦是难免，因随意道出，固不易作详赡的订正。《艺文志》于此书之下注：“尚书即张延赏。”《四库全书总目》谓“书中称嘉贞为四世祖，又称嘉祐为高伯祖，则所谓张尚书者当在彦远、天保、彦修、曼容兄弟间”。张延赏为德宗时宰相，乃张嘉贞之子，非其四世孙也。《国朝传记》和《传记》《艺文志·杂传记类》又著录有刘■《国朝传记》。《艺文志·小说类》中还著录有刘■《传记》，并注说：“国史异纂。”刘■为刘知幾之子。两《唐书》皆有传，即附于其父传后。刘知幾为唐代知名史家，以著《史通》为当时后世所景仰，■兄弟亦皆以学术知名于世。《新传》谓其“著《史例》，颇有法”。《旧传》于《史例》之外，还说到他所著的《传记》，皆未曾涉及《国史异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于其《小说类》著录有《刘■小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小说家类》于《刘■小说》之外，复著录刘■《隋唐嘉话》，皆与《新唐书·艺文志》不同。按李肇《国史补序》说：“昔刘■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是刘■之书本以《传记》为名。其所以称为《国朝传记》者，可能仅指唐初至于开元一段史事，别自单行。如果这样说法不太舛讹，则《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之时，此书已分成两本，故分别见于著录。《郡斋读书志》著录《刘■小说》时，曾有简短的言辞说：“纂周汉至晋江左杂事。”这和李肇《国史补序》所说是一样的。可能是所著录的《刘■小说》又被割裂，不仅不复至于开元，而且尚未兼及隋代，因而只能说“至晋江左杂事”。这时的割裂与《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又不复相同。既然以所记的隋事移后，与唐初事并列在一起，就不能再以国朝相称，故另赐佳名，称为《隋唐嘉话》。今本《隋唐嘉话》多载隋唐时的人物言行事迹，不能即以小说目之。也许是因李肇所说，因而置之小说之中。《隋唐嘉话》所记隋时事，只有十几条，记唐时事竟多至一百多条。可见那时割裂原书，以所记唐时别为一书，以《国朝传记》相称，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大唐开元礼》和《大唐郊祀录》《艺文志·仪注类》著录《开元礼》和王泾《大唐郊祀录》。据其所记当时撰《开元礼》的经过：“开元中，通事舍人王喦请改《礼记》，附唐制度，张说引嵒就集贤书院评议。说奏：‘《礼记》，汉代旧文，不可更，请修贞观、永徽五礼为《开元礼》。’”《艺文志》又载长孙无忌等所撰的《大唐仪礼》和《永徽五礼》。前者于贞观十一年上（637），即所谓贞观礼；后者成于显庆三年（658），书名以《永徽五礼》相称，也就是所谓的永徽礼。《开元礼》自当是综合贞观礼和永徽礼而成的。自后再未见有大举修撰礼书的记载，想见其已臻于相当完善的地步。后来杜佑撰《通典》，其《礼典》所记率多取自《开元礼》，其重要意义可见一斑。至于王泾所撰的《大唐郊祀录》，则专叙述郊祀之礼，这当然是诸礼中的组成部分。《艺文志》谓其书为贞元九年（793）所上，时为太常礼院修撰。当是为当时郊祀特别准备的仪式。前代的礼虽亦有所承袭，因时而有所改变，也是势所难免。故贞观、永徽、开元各有其礼仪。贞元时另有新礼，亦属寻常之事。因王泾所撰集得以略见中唐以后的礼仪细节，可以称为难能可贵的载籍。

《唐律疏议》《艺文志·刑法类》著录的隋唐律令不少，大部已不传世。今传者仅永徽年间长孙无忌等所撰集的《唐律疏义》。两《唐书》著录此书，皆作《律疏》。宋时始以之作《唐律疏议》。唐律为有唐一代的**，它承袭前代一些旧规，对后世亦颇有一定的影响。唐律的厘定，始于太宗贞观年间。《旧唐书·刑法志》说：“（房）玄龄等遂与法司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有笞、杖、徒、流、死五刑。”这就是《艺文志》所著录的《贞观律》12卷。其他还有《令》、《格》、《留司格》、《式》，并见《艺文志》著录。其后到高宗永徽时再加修订。当时曾颁下诏书说：“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鉴定。”这就是《艺文志》所著录的《唐律疏》。长孙无忌等所撰的《疏义》仍本《贞观律》的名例等十二部分，惟具体条文为五百零二条，可能其中有所增删。在这些条文中，可以反映出唐代有关阶级关系、等级关系、以及官制、兵制、田制、赋役制度等各方面的问题，应该是研究唐史的重要资料。

《元和姓纂》唐代承南北朝之后，亦崇尚门第姓氏，致使风俗为之浇薄。唐太宗曾命高士廉重为厘定，“普责天下谱牒，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这就是《艺文志·谱牒类》中所著录的《大唐氏族志》。《大唐氏族志》的撰著，只是厘正其间等第的高下真伪，并没有遏止这种社会风气。因而门第姓氏依然为各方所重视。有关撰述也非只一家，而见于《谱牒类》的著录并传于今世的，则为林宝《元和姓纂》。《四库全书总目》说：“宝，《唐书》无传，其名见于《艺文志》，诸家书目所载并同。惟《唐会要》称王涯撰，盖以涯曾作序而讹。郑樵《通志》又称为李林宝撰，则因李吉甫命宝作是书，当日二名连书，传写脱去吉甫字，遂并为一人。观樵《姓氏略》中讥宝作《姓纂》，而不知林姓所自出，则《艺文略》中本作林宝可知也。焦竑《国史经籍志》亦因之作李林宝，误之甚矣。”《四库全书总目》于此并论是书的得失，所言亦多中肯。《总目》说：“其论得姓受氏之初，多原本于《世本》、《风俗通》，其他如《世本》、《族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诸书，不传于今者，赖其征引，亦皆斑斑可见。郑樵作《氏族略》，全祖其文，盖亦服其该博也。但宝以二十旬而成书，援引间有讹谬，且当矜尚门第之时，各据其谱牒所陈，附会攀援，均所不免。观《白居易集》自序家世，以白乙丙为祖，而云出自白公胜，颠倒时代，悖谬显然，其他可知。洪迈《容斋随笔》称《元和姓纂》诞妄最多，盖有由也。”其所讥刺并非无谓。同时也是唐人好自傅会标榜，故弄玄虚，有以致之。就是他人另撰，也是不易摒除此中恶习的，然是书所载人物多轶出于两《唐书》之外，可以互为补苴校正，亦不可偏废。

《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和《皇华四达记》《艺文志》史部诸书最后所列者为《地理类》。唐代以地理名家者甚多，故所著录者亦最为繁博。尤以李泰和李吉甫最称巨擘。李泰当时受封魏王，故习俗仍多以魏王泰相称。魏王泰所撰著的为《括地志》，李吉甫所撰著的为《元和郡县图志》。《括地志》据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大簿论述。当时全国有州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书中并增添了平高昌后所增置西州都护府和庭州六县，足以显示一代的宏图。《元和郡县图志》撰于唐宪宗时。其时李吉甫正为当朝宰相，论述一代舆地自有其方便之处。唐代自安史乱后，藩镇日多，德宗姑息养奸，一些藩镇愈加跋扈难制。宪宗始改旧规，奋力挞伐，号为中兴。李吉甫撰述是书，正是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故其在序文中说：“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郡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书中于各府州的政区、户数、道里、贡赋、县邑备加记载，亦皆为后来地理书所沿袭。堪与魏王泰和李吉甫并称的厥为贾耽。贾耽为唐德宗时宰相。《旧唐书》本传说：“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艺文志》著录其所著书有《地图》、《皇华四达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贞元十道录》、《吐蕃黄河录》等，可以说相当丰硕，而今亦皆已亡佚。《新唐书·地理志》篇末所附入四夷路，当是据《皇华四达记》撰成的。

《十道志》等尚有辑本的地理书《艺文志》还著录有梁载言《十道志》。梁载言，两《唐书》的文艺传皆附于《刘宪传》传后。载言为武后时人，所撰《具员故事》及《十道志》并传于世。与《十道志》并见著录的有虞茂《区域图志》和郎蔚之《隋诸州图经集》。郎蔚之名茂，《隋书》有传，炀帝时为尚书左丞，工法理，为世所称。虞茂事见颜师古所撰《大业拾遗记》，炀帝时曾为起居舍人。两书并见《隋书》及两《唐书》的著录。虞茂的书，两《唐书》皆作《区域图》，与《隋书》略有不同。郎蔚之书，《隋书》作《隋诸州图经集》，两《唐书》皆作《隋诸州经集记》，本传则作《州郡图经》。名称虽有不同，实各本一书。《大业拾遗记》称虞茂的书，“叙山川则卷首有山水图，叙郡邑则卷首有郡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城隍公馆图”。其书以《区域图志》为名，是有来由的。《隋书·经籍志》还著录了《冀州图经》、《齐州图经》和《幽州图经》。《艺文志》也著录有吴从政《襄沔记》。三州图经皆未知撰人，亦未一言及吴从政身世。《太平广记》所引《兴业寺》一条，提到唐景龙元年（707）造堂宇事，知其为唐代人。既系唐人，所记应多唐代事。这里所涉及的地理书，今传世的仅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已非全帙，其他皆已亡佚。幸后世多有辑本。

《两京新记》《艺文志》地理类著录的诸书尚能流传于今世的，还有韦述《两京新记》、刘恂《岭表录异》、莫休符《桂林风土记》、段公路《北户杂录》、樊绰《蛮书》。韦述，两《唐书》皆有传，为当时有名史家，曾参预撰修《六典》和《国史》。《旧唐书》说：“国史自令狐德棻至于吴兢，虽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类例，补遗续阙，（终于）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新唐书》也说：“先是，诏修《六典》，徐坚构意岁余，叹曰：‘吾更修七书，而《六典》历年未有所适。’及萧嵩引述撰定，述始摹周六官领其属，事归于职，规制遂定。”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两京新记》记长安和洛阳的皇城、里坊。本为五卷，今已残缺，仅余第三卷的一部分，所记为长安西部诸坊和西市，杂有其间的寺观、祠庙、府廨、园宅等，亦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的流亚。其后宋敏求撰《长安志》和《河南志》，能得有所祖述，并非偶然。

《岭表录异》、《桂林风土记》和《北户杂录》撰《岭表录异》的刘恂，史书无传。《四库全书总目》据宋僧赞宁所撰《筍谱》，谓恂于唐昭宗朝出为广州司马，官满，上京扰攘，遂居南海。《总目》又说：“陈振孙《书录解题》亦云，昭宗时人。然考书中云：唐乾符四年；又云，唐昭宗即位。唐之臣子宜有内词，不应直称其国号。且昭宗时人，不应预称谥号，殆书成于五代时欤？”是书既见于《艺文志》著录，若为成于五代时，则撰《新唐书》诸人当无不知之理，似不必作过细的推敲。且是书迭经散佚，今传本为由《永乐大典》辑校得来。辗转传钞引用，难保不为后人窜改，旧本所题，既与《艺文志》著录相符，宜仍以旧说为是。《四库全书总目》还说：“诸书所引，或称《岭表录》，或称《岭表记》，或称《岭表异录》，或称《岭表录异记》，或称《岭南录异》，核其文句，实皆此书。殆以旧本不存，转相裨贩，故流传讹异，致有数名。惟《永乐大典》所题与《唐志》合，今特从之，以存其真。”今按其书中所记，多为当地风俗民情以及各种物产，还有制作贩卖等事，皆与北方中原不尽相同，以录异为名，正与所记相合。

撰《桂林风土记》的莫休符，史书亦无传记。书中称其于昭宗光化二年（899）以检校散骑常侍守融州刺史时，撰成是书。融州治所在今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其东就是桂州。融州为唐初析桂州置，其实皆古桂林郡地，而为当时桂管观察使所辖地，故此书所记不以融州一地为限。所记兼及名胜、古迹、山川、城址、风俗、土产，就是名人轶事也在记载之中。唐代桂管仕宦的姓氏亦得借以保存，是已近于后来研地兼论人的方志了。

《艺文志》著录《北户杂录》时，随文附注其撰者段公路为“文昌孙”。文昌为穆宗宰相。文昌子成式，所撰《酉阳杂俎》亦著录于《艺文志》。公路书中著咸通年号，则已至唐懿宗时。书首结衔为知京兆府万年县尉，又无其他仕历可考。未知何以远居岭南，并在其地撰文著述。北户之名始见于秦时。《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地，谓二十六年，“南至北向户”；二十八年琅邪刻石，又说到“南尽北户”。《汉书·地理志》日南郡下颜师古注：“言其在日之南，所谓开北户以向日者。”按其所说，北户当在今越南中部，唐时为驩州境。公路此书泛记岭南风土，于当地物产尤为详备，盖取北户之名，并不以日南为限。《艺文志》著录作《北户杂录》，当为其书的本称，今本作《北户录》，可能是传写过程有所省略。

《蛮书》《艺文志》著录《蛮书》时，并注明其撰者樊绰为“咸通岭南西道节度使蔡袭从事”。《四库全书总目》谓“《通鉴》载袭实官安南经略使，与绰所记较合，则《新书》失考也”。是书异名甚夥，近人向达曾作考核，据说：“《新唐书·艺文志》作《蛮书》，《宋史·艺文志》作《云南志》，又作《南蛮记》；晁氏《郡斋读书志》作《云南志》，温公《通鉴考异》、程大昌《禹贡图》、蔡沈《书集传》、《直斋书录解题》作《蛮书》，苏颂《图经本草》引樊绰书作《云南记》；《太平御览》引作《南夷志》；《永乐大典》又作《云南史记》。四库馆臣则依《新唐书》及温公、程大昌、蔡沈所引谓应作《蛮书》。今人方国瑜《滇南旧事》七《论樊绰云南志》又谓应依晁氏《读书志》及《宋史》作《云南志》。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今案本书卷十末有云：‘咸通五年六月左授夔州都督府长史，问蛮夷、巴、夏四邑根源，悉以录之，寄安南诸大首领，详录于此，为《蛮志》一十卷，庶知南蛮首末之序。’此所谓《蛮志》一十卷事，当即指本书而言。是樊氏此书原名或系《蛮志》，《新书》所记，差得其实。”从所记载的项目看来，虽不乏风俗物产，但并不以此为限。这是和上面所说的有关岭南诸书不尽相同处。特别是云南境内的道里对于当时交通往来，所关实大。这应是贾耽《皇华四达记》以后少见的撰述。《蛮书》中特别记载六诏，对于当时边事的经略是相当重要的。樊绰作为安南经略使的从事，笔墨自是必不可少的。文宗太和三年（829）南诏攻入成都，为一代大事，经过此役，对南诏文化的发展确有影响，樊绰所记就是实录。

《释迦方志》和《经行记》道宣《释迦方志》和杜环《经行记》，两书皆未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今有通行本传世。

道宣为唐初佛教大德，撰述丰富，见于《艺文志》著录的就有《广弘明集》和《续高僧传》等数种。道宣此书是在玄奘《大唐西域记》的基础上撰著的，既举其要点而又相应作了补充。按说，这两部书在这里是应该相提并论的，因为不仅其间撰述有关，而且都是属于地理的著作。以《释迦方志》为名，就是由于它叙述释迦所在的天竺诸国的地方情景，由于印度为当时佛徒取经的地域，中土僧侣往来不绝，其间道路也是不容不加以记载的。其书上卷分封疆、统摄、中边、遗迹四篇，下卷为游履、通局、时住、教相四篇，和玄奘依所经行各国次序的论述就很相同了。

道宣是居无常处，曾周游晋魏，顾步江淮，虽曾协助玄奘译经，却未至异域求法。杜环所撰的《经行记》则是其亲身经历的自叙。杜环曾从高仙芝西征。高仙芝于天宝十载（751）与大食战于怛罗斯（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为大食所败，杜环多人被俘。其后辗转归来，撰为此书。杜环为杜佑从子，故《通典》中间有引用。《通典·边防·西戎总序》说：“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杜佑既得见杜环所著书，故能多所引用，见于《通典》的就有疏勒、康居、师子国、石国、大食各国条中。杜环既亲至大食，故所记亦最详备，当时大食已有绫绢机杼，并有金银匠、画匠。其作画的为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为河东人乐■、吕礼，当是与杜环一起被俘者。即此亦可略见中土文化西传的痕迹。

第二节 《新唐书·艺文志》

甲丙两部所著录的隋唐时人所撰述并流传于今世的史料隋唐时人所撰的史书，《新唐书·艺文志》皆著录于其乙部诸书之中，甲丙两部诸书中亦有可考核隋唐史事的撰述，也一并加以论述。

《教坊记》、《乐府杂录》和《羯鼓录》《艺文志·乐类》著录仍流传于今世的撰述，就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和南卓《羯鼓录》。

崔令钦所论述的教坊，为唐代所置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据《新唐书·百官志》说，武德时“置内教坊于禁中”，开元初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优杂伎”。崔令钦此书就是记述开元时教坊的制度、轶闻及乐曲的内容或其起源。《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此书于《小说家类》，并谓崔令钦仕历已无可考。然《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博陵安平崔氏于隋时有恒农太守崔玄度者，其后人有国子司业崔令钦，当是撰《教坊记》者。《全唐文》收有《教坊记·序》，并为之撰小传说：开元时官著作佐郎，历左金吾卫仓曹参军，肃宗朝迁仓部郎中。其序中说：“开元中，余为左金吾仓曹，武官十二三是坊中人，每请俸禄，每加访问，尽为余说之，今中原有事，漂寓江表，追思旧游，不可复得，粗有所识，即复疏之，作《教坊记》。”书中除教坊制度外，附载有当时流行各种歌曲，约三百有余。唐玄宗最嗜音乐，唐代音乐亦以开元天宝间最为繁盛。得崔令钦所记，当时盛况亦可借以略觇其梗概。

《艺文志》于著录段安节《乐府杂录》时，注安节为文昌孙。《新唐书·段志玄传》说：“成式子安节，乾宁中，为国子司业，善乐律，能自度曲。”而未言及其撰《乐府杂录》事。安节自序其书说：“洎从乱离，礼寺隳颓，簨虡既移，警鼓莫辨，梨园弟子半已奔亡，乐府歌舞咸皆丧坠。安节以幼少即好音律，故得粗晓宫商，亦以闻见数多，稍能记忆，尝见《教坊记》，亦未周详。以耳目所接，编成《乐府杂录》一卷，自念浅拙，聊且直书，以俟博闻者之补兹漏焉。”可以看到，《乐府杂录》对《教坊记》有所补缀，可能所辑录曲调较为周详。《四库全书总目》说：“（此书）首列乐部九条，次列歌舞俳优三条，次列乐器十三条，次列乐曲十二条，终以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然有说无图，其旧本佚之欤？”由此足觇其所记载的丰硕。《总目》又说：“惟乐曲诸名，不及郭茂倩《乐府诗集》之备，与王灼《碧鸡漫志》亦互有同异。盖茂倩书备载古题之目，灼书上溯宋词之源，而此书所列，则当时被之管弦者，详略不同，职是故也。”安节书作于离乱之后，礼寺隳颓之际，自难求其完备。郭王后来补缀，较前有所增多，也是事理的必然，大不足作相互的较量，惟彼此参照，使有唐一代的乐曲，多能仍现原貌，亦是难能可贵的事例。

撰《羯鼓录》的南卓，两《唐书》皆无传。《艺文志·杂史类》著录其所撰《唐朝纲领图》，并注明其字昭嗣，大中黔南观察使，段安节《乐府杂录》亦称之为黔帅，其生平可以略知。羯鼓，如其名称所示，是从域外传入的乐器。《旧唐书·音乐志》说：“羯鼓，正如漆桶，两手具击，以其出羯中，故号羯鼓，亦谓之两杖鼓。”唐明皇最喜击羯鼓，故在当时社会上成为一种风尚。《四库全书总目》说：“其书分前后二录，前录成于大中二年，后录成于四年。前录首叙羯鼓源流，后录载崔铉所说宋璟知音事，而附录羯鼓诸宫曲名。”其中有篇末文不相属处。四库馆臣因之就说：“乐工专门授受，犹得其传，文士不谙歌法，循文生解，转至于穿凿而不可通也。”这不仅《羯鼓录》如此，即如《教坊记》和《乐府杂录》所传诸曲调，恐也难免有同样的归宿，盖曲调极易失传，曲调失传，文字记载也只能领会其意。作为史事记载，正不必肆意求其能被诸管弦也。

《艺文志·甲部》著录诸书可以作为隋唐时史料的，大体如斯。

《魏郑公谏录》《艺文志·丙部》首列儒家类。其中著录有魏徵《谏事》。《旧唐书·魏徵传》：“徵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则所谓谏诤言辞并未撰著成书。今传本《魏郑公谏录》，所记即魏徵谏诤言辞。魏徵曾受封为郑国公，殁后谥“文贞”，故书名如此。是书撰人为王方庆。方庆名王綝，以字行，两《唐书》皆有传，曾相武后。本传称方庆博学好著述，所撰书凡二百余卷，惟未一道及撰《魏郑公谏录》事。《艺文志·故事类》著录有王方庆《文贞公事录》，又《杂传记类》著录有王方庆《魏文贞故书》，皆与《谏事》不同。《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此书，并说：“此乃所录魏徵事迹，《唐书·艺文志》以为《魏徵谏事》，司马光《通鉴书目》以为《魏元成故事》，标题互异，惟洪迈《容斋随笔》作《魏郑公谏录》，与此相合。”盖先有是书传本，而后确定其撰述者，期其能与各种记载相吻合。两《唐书·王方庆传》虽未能备举所撰述的书名，然就所撰《文贞公事录》和《魏文贞故事》，亦可略知其对魏徵崇敬的情绪，故以此书为方庆所撰，当得其实。魏徵谏诤为唐初朝中盛事，见誉于当时后世，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亦多所记载。两《唐书·魏徵传》所述，可能亦多出自此二书。四库馆臣说：“司马光《通鉴》所记徵事，多以是书为依据，其未经采录者，亦皆确实可信，足与正史相参证”，所说应是持平之论。今传世尚有《魏郑公谏录续集》，为元翟思忠所撰集。四库馆臣谓其“捃拾旧说，与史传间有异同，且有实非谏诤之事，而泛滥入之录中者。”虽有这样的小疵，其续补之功，还是可以称道的。

《历代三宝记》和《大唐内典录》、《续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艺文志·儒家类》之后，当数到“道家类”的释氏。这里可得论述的为费长房《历代三宝记》、道宣《广弘明集》和《续高僧传》、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玄晖《法苑珠林集》、玄奘《大唐西域记》、道宣《大唐内典录》、智昇《续大唐内典录》等。

费长房为隋时人。《历代三宝记》亦见《隋书·经籍志》中杂家类的著录。这是东汉以来佛经目录的总集。不仅集录历代的译经，并将译经人的小传附于所译的经目之后，还将每部经的年代逐一交代清楚，使阅者能以备知有关的情况。是录虽远至东汉之时，却也集录了隋时诸经。据其所记，自东汉至于隋时，译述之人共有一百九十八人，所翻译撰述共两千一百七十部，其中隋时为十九人和七十五部书。由此可以了解隋时佛教的承受及其发展的过程。其后至于唐代，道宣所撰集的《大唐内典录》和智昇撰集的《续大唐内典录》也起到同样的功效。《艺文志》著录《大唐内典录》，仅于其下注西明寺僧撰，道宣曾为西明寺上座，故《艺文志》称其书为西明寺僧撰。《大唐内典录》撰成于唐高宗麟德元年，故智昇为之续撰。智升书撰于唐玄宗开元年间，亦难总括有唐一代。智昇还曾撰《开元释教录》。此书不见于《艺文志》著录。《大唐内典录》虽以大唐为名，其实也如《历代三宝记》一样，兼列前代，甚至照抄《历代三宝记》。《续大唐内典录》以续为名，自是续麟德以新增的译本。《开元释教录》虽亦以开元为名，却是著录从东汉以至开元年间的经书。书中皆先列译人名氏，次列所译经名，卷数及其存佚现况，末列小传，各详其人的生平始末。其后半为别录，分别为有译有本录、有译无本录、支派别行录、删落繁重录，补阙拾遗录、疑惑再详录、伪妄乱真录、入藏录。这应是对当时译经的再整理，可以据之了解隋唐两代佛教流行的盛况。

《广弘明集》和《续高僧传》道宣的撰述很富。《广弘明集》最受当时和后世的称道。梁释僧佑曾撰集《弘明集》，辑存东汉以下至于梁代阐述佛法的文章。《广弘明集》实为《弘明集》的续编，不过体例稍有不同。其**分为归正、辨惑、佛德、法义、僧行、慈济、戒功、启福、悔罪、统归等十篇，分别辑集帝王、僧俗论述弘扬佛法的文章，以见佛法的无边。如《广弘明集》之例，《续高僧传》自亦是续前人之作。梁慧皎曾撰述《高僧传》。道宣所作即系续慧皎之书。其中分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遗身、读诵、兴福、杂科等篇。大体遵循慧皎体例，而间有所变动。其中有正传，且有附传。据近人统计，见于正传者为四百九十八人，见于附传者二百二十九人。其中隋时见于正传者一百六十九人，见于附传者六十二人。唐时见于正传者一百八十九人，见于附传者六十七人。皆远超于前代。①《艺文志》于道宣《续高僧传》下注：“起梁初，尽贞观十九年（645）。然本书《昙光传》叙昙光逝世于高宗麟德二年（665），已在贞观之后。《艺文志》于道宣《续高僧传》之后，接着又著录其《后集续高僧传》。《旧唐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并著道宣《续高僧传》两种，一作20卷，一作30卷。当如《艺文志》所著录，而省去“后集”二字。可能后来两本相合，成为一本，因而就有贞观以后的记载。如所记载的麟德二年，尚在唐初，已有如许高僧，可知其时佛教发展的盛况。《艺文志》于道宣《续高僧传》和《后集续高僧传》之外，还著录僧道宗《续高僧传》。不仅重出，而且还是误载。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法师传》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义净为与玄奘先后皆往印度求法，又同享①《中国佛教》第四册，苏晋仁《续高僧传》。

盛名的高僧。当时中土僧众前往印度求法者络绎不绝于道，蔚然成为风气，其中获有成就的高僧，为数不少，义净以其亲身经历，就其所见所闻，撰为是书，使当时顶礼膜拜的僧徒，见于记载，也是难得的盛事。在印度求法的高僧，自以中土为主，也间有朝鲜、越南的僧众，更有来自中亚细亚的。据其所记，中土的高僧有玄照、道希、师鞭、道方、道生等四十四人，朝鲜阿离耶跋摩、慧业等八人，越南运期、木叉提婆等六人，还有中亚细亚的两人。每人一传，记各人的乡里籍贯，西行所经的道路和在各国学习佛法的情况。义净还撰有《南海寄归法师传》，《艺文志》未见著录。义净赴西域求法，来往俱取道海上，中途多在室利佛逝（位于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留住。此书即撰著于室利佛逝，故称《南海寄归法师传》。书中多记载印度和南海各地僧徒日常行事的法式，间及中土僧徒践行的违异处，可以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参阅。

《法苑珠林集》《法苑珠林集》，《艺文志》著录撰人为玄晖，今本作道世撰。玄晖为道世的字，以避唐太宗讳，故以字相称。曾参预玄奘的译场工作。道世所撰，初为《诸经集要》，顾名思义，应是据佛经钞撮而成，其后因扩充成为《法苑珠林集》。其书每篇前各有序文，称为述意。子目前有的也有述意，有的则付阙如，体例似非一律，皆按佛经故实分类排列，尚便于参考引用。

《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艺文志》于著录玄奘《大唐西域记》之后，兼著录辨机《大唐西域志》。不仅书名相同，即卷数亦均为12卷。《艺文志》于玄奘条下注：“姓陈氏，缑氏人。”玄奘，《旧唐书》有《传》，《传》作洛州偃师人。偃师和缑氏邻县，今皆为河南偃师县。《传》称：“贞观初，随商人往游西域。玄奘既辩博出群，所在必为讲释论难，蕃人远近皆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记》十二卷。”其时辩机为大总持寺沙门，曾助玄奘译经，不应于玄奘所撰之外别撰《大唐西域志》。《艺文志》所著录，当是重出。陈振孙《书录解题》作大唐三藏法师玄奘译，大总持寺僧辩机撰，当是其时撰述的具体情况。今传世慧立和彦悰所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云的三藏法师就是玄奘。是书未见《艺文志》著录，以编入《大藏经》而得流传于世。是书记载玄奘生平，由载诞于缑氏起，至玉华宫舍化止。中间对于玄奘的远游西域各国及归来译经诸事，皆缕缕叙述，使读者想见其为人。以之与《大唐西域记》参照，更可略见其壮志与毅力。《唐大和上东征传》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唐时，日本国僧徒真人元开撰有《唐大和上东征传》和圆仁撰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义净《南海寄归法师传》和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一样，《艺文志》对真人元开和圆仁的著作也未著录。当时西行求经，渡流沙，攀高山，途中皆历经艰险，而越海至扶桑，波涛汹涌，其艰险亦当不下于流沙和高山，且其所记殊有关于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不可不记。《唐大和上东征传》记鉴真渡海传法事。鉴真自幼即入扬州大云寺为僧，曾至洛阳、长安等地潜心研究三藏，钻讨律学，成为江淮一带闻名的授戒大师。他发愿东去日本传法，先后五次起程，历经挫折，未能如愿。直至第六次始得安抵东土。《东征传》中绝大部分篇幅，详叙其浮海历程。当时中日之间船舶往来水路的曲折及风波的艰险，显示无遗；书中兼叙其在日本传法的事迹，为研究中日之间的交往者所不可或阙的撰述。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圆仁，为日本平安初期的僧侣。他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浮海入唐，在中土留居十载，于宣宗大中元年（847）归去。书中按日记体裁记其所见所闻的经历，不仅记其中土各处的山川、道路，人情、风俗，甚至生活琐事亦在记载之中。圆仁久居长安，于都城中的寺院、佛法所记尤多。圆仁居于长安时，正值会昌毁佛，为了避难，易俗服外逃，因而归国。毁佛在国史并非仅此一次，其他各次由于无具体记载，不易备知详情。会昌毁佛，由圆仁所记可知其首尾经历的全部过程，也是难得的际遇。

《刊误》和《资暇》《艺文志》于子部诸书中，特有《小说家类》。虽说是小说，其中可资证史的亦殊不少。如李涪《刊误》、李匡文《资暇》、苏鹗《杜阳杂编》和《演义》、韦绚《刘公嘉话录》、赵璘《因话录》、段成式《酉阳杂俎》、高彦休《阙史》、范摅《云溪友议》、张固《幽闲鼓吹》、《桂苑丛谭》、《玉泉子见闻真录》等十一种。

撰《刊误》的李涪，《艺文志》无说，两《唐书》亦无传。《四库全书总目》据本书结衔所称的国子祭酒考核，亦未得确证，大约为唐末之人。四库馆臣说：“其书皆考究典故，引旧制以正唐末之失，又引古制以纠唐制之误，多可以订正礼文。下卷间及杂事，亦颇资博识。”还说：“唐末文人日趋佻巧，而涪独考证旧人，亦可谓学有根柢者。”这样说来，李涪在当时应为有心之人，故其书亦颇资参证。撰《资暇》的李匡文，《四库全书总目》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当为李匡义，字济翁，其说诚是。《读书志》谓其序文称：“世俗之谈，类多讹误，虽有见闻，嘿不敢证，故著此书。上篇正误，中篇谭原，下篇本物，以资休暇云。”今本序文已佚，亦不著三篇之目。然其叙述仍仿佛序文所云。其中论述虽间多非其本朝事故，亦可有助于唐史的论证。今本作《资暇集》，盖后来所增益的。

《杜阳杂编》和《演义》撰《杜阳杂编》的苏鹗，《艺文志》于其注说：“字德祥，光启中进士第。”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其“家住武功杜阳川，杂录广德以至咸通事”。《艺文志》又著录苏鹗所撰的《演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著录是书，并以之与李涪《刊误》、李匡文（义）《资暇集》、丘光庭《兼明书》同列，谓“此数书者皆考究书传，订正名物，辨证讹谬，有益见闻”。李涪、李匡义的撰述，如上所说，是颇有可取之处的。陈振孙以苏鹗书与之并列，足证其气味的相同。《四库全书总目》也说：“片羽吉光，弥足珍贵。”《总目》虽称道是书，却对于《杜阳杂编》稍有微辞。除指出其若干舛迕处，并说：“铺陈缛艳，词赋恒所取材，固小说家之以文采胜者，读者挹其葩藻，遂亦忘其夸饰，至今沿用，殆以是欤！”

《刘公嘉话录》和《因话录》《艺文志》于著录韦绚《刘公嘉话录》时，并注：“绚，字文明，执谊子也。咸通义武军节度使。刘公，禹锡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也著录是书，并说：“（韦绚）幼从学于禹锡，录其话言。”书首有韦绚自序，谓是撰于大中十年，其时绚正为江陵少尹。并叙述其于长庆元年从刘禹锡问学的经过，据说：“（刘公）语论，大抵根于教诱，而解释经史之暇，偶及国朝。丈人剧谈卿相新语，异常梦话，若谐谑卜祝，童谣佳句，即席听之，退而默记其不暇记因遗忘者，不知其数，在掌中梵夹者，百存一焉。今悉依当时日夕所话而录之，不复编次，号曰《刘公嘉话录》，传之好事，以为谈柄。”仅由这篇序文，也就可以略知是书的轻重。《艺文志》于著录赵璘《因话录》时注说：“字泽章，大中衢州刺史。”本书结衔却说是“员外郎赵璘”。撰述的体例是以宫、商，角、徵、羽分部。宫部记载有关帝王诸事。因此指出“商为臣，凡自王公至有秩以上，皆入此部”。角部所记载的为人凡不仕者。徵部所记载的为凡不为其人与物而泛说者。这是说记事，因为徵为事的缘故。至于羽部，所涉及的事物不能附于以上诸部的皆入此部。《四库全书总目》指出：由于璘家世显贵，能多识朝廷典故，娴于旧事，故其书虽体近小说，而往往足与史传相参，可资考证，在唐人说部中犹足以称为善本。

《酉阳杂俎》和《阙史》《艺文志》著录段成式《酉阳杂俎》。段成式为穆宗宰相段文昌之子，两《唐书》有传，皆附载于文昌传后。成式自序其书说：“及怪及戏，无侵于儒。”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谓“所记故多谲怪，其标目亦奇诡，如《天咫》、《玉格》、《壶史》、《贝编》、《尸穸》之类”。《四库全书总目》也说：“其书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征引。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莫或废也。”成式所记涉及的范围至为广泛，也不尽属怪异不经之说，其中《寺塔记》就足以作为证明，其中所记，自大兴善寺以下共有十六寺，寺中雕塑、绘画以及舍利塔皆详细记载，迄今能知当时寺院的盛况，端赖此书，未可以其杂有怪异而摒之不足相数。《艺文志》著录是书30卷，未曾说到有续集。今传本有前集20卷，又有续集10卷，合为30卷，与《艺文志》所著录的不同。可能是后来有人辑佚补缀，因而前后参差不一。《新唐书·艺文志》于所著录的《阙史》仅说为高彦休所撰，别无其他说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高彦休自号参寥子，乾符中人。《四库全书总目》谓高彦休应为五代时人，五代时人的撰述何以能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中？是书虽著录于《小说家类》中，于唐代后期掌故轶事多所记载，不尽作玄怪之说，也是难能可贵的。

《云溪友议》和《幽闲鼓吹》《艺文志》著录诸书中有范摅《三溪友议》，并注：“咸通时，自称五云溪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是书“记唐开元以后事”。并说：“摅，五溪人，故以名书。”《四库全书总目》曾举出其中属于委巷流传，失于考证的若干条，并谓其颂于頔的宽仁，诋李绅的狂悖，毁誉不免失当，然亦不能不承认其中所说诗话，大抵为孟棨《本事诗》所未载，逸篇琐事颇赖以传。《艺文志》著录张固《幽闲鼓吹》，别无他说。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张固为懿僖间人，所纪唐二十余事（按：此为袁本所说，衢本则作“纪唐史遗事二十五篇”）。《四库全书总目》也说：“固所记虽篇帙寥寥，而其事多关法戒，非造作虚辞，无裨考证者。”按其所记，虽篇帙寥寥，然上起开天之际，涉及元和、会昌年间，下至宣宗大中之时，其间轶闻琐事，颇见叙述，也是相当广泛的。

《桂苑丛谭》和《玉泉子见闻真录》《艺文志》还著录有《桂苑丛谭》，其下注冯翊子子休，当是撰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后志》以之入于《杂史类》，并说：“杂记唐朝杂事，僖昭时。当是五代人。邯郸云，姓严。”所谓邯郸云，当是李淑《邯郸书目》。按是书中甘露寺一条，称吴王收复浙右之岁，其时为昭宗天复二年，杨行密于这一年始封吴王，故书中有这样的称道，撰者有这样的记载，当是由唐入于五代，不必即因此而谓其人为五代人。所记虽多为僖昭朝杂事，然亦有涉及前代的。治唐末史事，不失为可资参考之作。《艺文志》接着著录《玉泉子见闻真录》。《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不著名氏的《玉泉笔端》，并说：“有序，中和三年作。末有跋云扶风李昭德家藏之书也。即故淮海相公孙。又称黄巢陷洛之明年跋，亦不知何人。别一本号《玉泉子》，比此本少数条，而多五十二条，无序跋，录其所多者为一卷。”所谓别本《玉泉子》自当与《玉泉笔端》有关，出自一人之手。《玉泉子》虽无序跋，《玉泉笔端》的序跋却已明示中和三年和黄巢陷洛之明年，则当为僖宗时人，所记亦当以唐代后期事为多。《四库提要》谓今本共八十二条，或即陈振孙所录之一卷，而《书录解题》讹八字为五字耶？

《茶经》和《耒耜经》

《艺文志》的《小说家类》中还著录了陆羽《茶经》。陆羽《茶经》如何能著录于《小说家类》？这显示出《艺文志》的分类并非完全恰当。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于《杂艺类》，《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于《谱录类草木鸟兽虫鱼之属》，似均未妥。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于《农家类》，颇得其宜。因是书“载产茶之地、造作器具、古今故事”。书中所记，以造作器具和古今故事为多。陆羽立意，自以品茶为主，可是也不能不讲求茶的产地。唐人嗜茶，茶税为朝廷的一项重要收入，论唐代经济史的不能舍茶而不论，故陆羽的书仍未可偏废。这里还可以顺便提到陆龟蒙《耒耜经》。是书虽记载江东的农业，未能兼及全国。唐人有关农业著述不多，是书亦未为《艺文志》所著录，与陆羽《茶经》相比照，似未能偏废。

《历代名画记》和《书法要录》《艺文志》的《杂艺术类》著录当时名画很多，足见当时对于此道的重视。其中著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彦远又撰有《法书要录》，著录于《艺文志·小学类》。《小学类》并注彦远为弘靖孙，乾符初大理卿。《新唐书》弘靖即附见于其祖《张嘉贞传》中。《传》称弘靖“家聚书画，侔秘府”。彦远能撰成这两书，当与其家世有关。故其自序说：“家世藏法书名画，收藏鉴识，自谓有一日之长。”彦远既能面对真迹，所言或不虚妄。《书法要录》虽是集古人论书的言辞，且远及于东汉，然其下则迄于元和，所述唐代书家仍居有相当重要部分。《历代名画记》自亦论述远古，然唐代画家就有二百零七人，远超于以前各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唐代颇重宗教，寺观画壁率出名家手笔，能有详细记载，洵属难能可贵的盛事。

《书断》和《唐画断》《艺文志》著录《书断》于《甲部·小学类》，今移于此，与《唐画断》比类论述。《书断》为张怀瓘所撰。《艺文志》著录此书时并注：“开元中翰林院供奉”。书中论述各种书体，如古文、大篆等，也是远征前代，兼及当世。唐太宗以下的书家也都在叙述之列。《四库全书总目》说：“其记述颇详，评论亦允。张彦远《书法要录》全载其文，盖当代以为精鉴矣。”张彦远及张怀瓘所述，皆兼及前代，其专论有唐的则有朱景玄《唐画断》。《唐画断》也见于《艺文志·杂艺术类》的著录。《艺文志》并说朱景玄为会昌时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有《唐朝画断》一书，并说：“唐翰林学士朱景玄撰。一名《唐朝名画录》。前有目录，后有天圣三年商宗儒后序，与《画断》大同小异。”《书录解题》原来是以《唐朝名画记》另作一目，《唐朝画断》条所说的“一名《唐朝名画录》”以下数语，本在另一目《唐朝名画录》条内，乃为后人所移动，遂改写于《唐朝画断》下，而《唐朝名画录》一目并未删去，仿佛另是一书。书中以神、妙、能、逸四品分论当代画家，共一百二十人，当时能手当皆荟萃于此了。

《艺文类聚》和《北堂书钞》《艺文志》的《类书类》所著录的书，著名的是欧阳询《艺文类聚》，虞世南《北堂书钞》、《初学记》，杜佑《通典》和《白氏经史事类》。《艺文志》于著录《艺文类聚》时，并注：“令狐德棻、袁朗、赵弘智等同修。”《旧唐书·孝友·赵弘智传》说：“十数人同修《艺文类聚》。”据《旧唐书·儒学·欧阳询传》，同修者尚有裴矩、陈叔达。其他则尚待考索。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其“分门类事，兼采前世诗赋铭颂文章，附于逐目之后”。所分门类共有四十八部，州郡、帝王、后妃、储宫、礼乐、职官、封爵、治政、刑法、祥瑞、灾异等皆在其中。是书撰述于唐高祖武德年间，自不能具载当时史事，不过隋世旧史仍可据以参考。其中间杂武德以后诗人的篇什，当为后来所窜入，不能以之为小疵。

《北堂书钞》的撰者虞世南，两《唐书》均有传。虞世南于隋大业时累迁秘书郎。北堂为秘书省的后堂，世南当年撰述就在北堂，故其书以《北堂书钞》为名。诸家著录皆称唐虞世南撰。虞世南由隋入唐，其事业主要为唐时的成就，不过是书撰述却在隋时。《隋书·经籍志》著录不著撰人《书钞》，当是虞世南所撰述的。《隋志》作74卷，两《唐志》皆作73卷，若不是一书，何至卷数竟尽乎相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是书分八十部八百一类。其中曾杂有帝王、后妃、政术、刑法、封爵、设官、礼仪等项。是书虽多记前代，然撰述于大业年间，上距隋的开国已经稍久，自易间杂隋初诸事。今传本为明人陈禹谟所删补，至以贞观后事及五代十国之书杂入其中，尽失其真。这些都和撰书的年代显然不同，是容易区分的。

《初学记》《艺文志》于所著录的《初学记》下加注：“张说类集要事以教诸王，徐坚、韦述、余钦、施敬本、张烜、李锐、孙季良等分撰。”所谓张说类集要事，就是《艺文志》于《初学记》之前所著录的《玄宗事类》。是书本是玄宗教子学文，因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故以《初学记》为名。此事见于刘肃所撰的《大唐新语》的《著作》篇中，应是实录。今按其编制体例，每篇先为《叙事》，次为《事对》，再次则为《诗》、《赋》、《赞》、《颂》、《文》等，皆是便于初学的取次。是书共分二十三部三百一十三子目。其中有天、地、州郡、帝王、职官、礼、乐、政理、文、武、道释、居处等部，皆不乏可作史事参考的材料。

《通典》撰述《通典》的杜佑，为唐德宗、宪宗宰相，两《唐书》皆有传。《旧唐书·传》说：“（佑）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传》还说：“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杜佑虽因刘秩的书而另撰新著，并未遵守刘秩成规，两书因而并传于世。《艺文志》也就一并著录。《政典》久已不传于世，可能就是由于《通典》的大传于时因而佚失的。《四库全书总目》称道杜佑此书说：“其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四库馆臣这样的称道，其实并未中肯。杜佑这部书，固然是上肇始于黄帝唐虞三代，然其下限并非至于南北朝以及隋时，而是迄于天宝之末。这是刘秩《政典》原来的规模。杜佑既是广刘秩的书，是不会缩短其所记载的年代的。按照杜佑的本意虽是迄于天宝，可是肃、代以后，间有沿革，还是一并附注的。从其书叙述的内容来看，显然是略古详今，隋唐两代是不容偏废的。考唐以前之掌故者，以是编为渊海，就是探索隋唐两代的史事的，同样也要以是编为渊海。二百卷的《通典》共分九门，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每门各有子目若干。杜佑自序说：“既富而教，故先食货。行教化在设官，任官在审才，审才在精选举，故选举、职官次焉。人才得而治以理，乃兴礼乐，故次礼、次乐。教化隳则用刑罚，故次兵、次刑。设州郡分领，故次州郡。而终之以边防。”可以说是治国的要务都全面顾及到了。后来两《唐书》的撰修，所立各志，大体也皆和《通典》的八门相仿佛，而间有出入。可是《通典》所论述的，并未全为两《唐书》各志所采撷。唐代各项仓粮，为国计军糈所倚赖，而义仓所储更为备荒的要政。两《唐书》虽皆有所论述，诸仓储蓄总数，却均未道及。《通典》则详细列举天宝八载（749）仓储，备见全国的确数。书中分别举出这一年关内、河东、河西、陇右和籴的石数，也举出北仓、太仓、含嘉、太原、永丰、龙门诸仓储粮的石数，更分别举出全国各道正仓、义仓、常平仓所储的石数。这些仓粮的石数，后来都为郑樵、马端临所引用，载入《通志》和《文献通考》之中，可见是相当重要的。若仅依两《唐书》，就难免有误。

《白氏经史事类》《艺文志》于所著录的《白氏经史事类》下注：“白居易撰，一名《六帖》。”今传本作《白氏六帖事类集》。今传世又有称为《白孔六帖》的，盖宋时孔传亦曾撰《后六帖》，后人因合刊为一书，另取此名。白居易，两《唐书》均有传。《郡斋读书志》亦著录此书，并说：“以天地事物分门类为对偶，而不载所出书。”又说：“世传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数千各题名目置斋中，命诸生采集其事类投瓶内，倒取之，钞录成书，故所记时代多无次序。”《四库全书总目》谓“其体例与《北堂书钞》同，而割裂饾饤，又出其下”。既与《北堂书钞》有相同的体例，作为类书，还是可以备翻检的。

第三节 《新唐书·艺文志》丁部所著录的唐人撰述并传于今世的史料

隋唐时代的文集相当繁多，凡能文和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人士，莫不各有其文集。诸家身世不同，经历各异，文笔亦有差别，因之其所撰文集就各有风采，难得一律。不过当时人士于身没之后，其子孙多为之树碑立传，延请能文的人为之撰墓志铭，竟成为社会风气。诸家文集中殆无不备录其所撰的墓志铭。这些墓志铭既列叙墓主的生平功绩，兼及其交游过从，其中不乏与史料有关的事迹，为治史者所珍视。按照这样的说法，则所有的文集都应视为史料，也非过份。只是在这里逐一论述，却似嫌繁多，因而就不把有关墓志铭的部分包括在内。

《王勃集》、《盈川集》、《卢照邻集》、《骆宾王集》

唐初文士以“四杰”最为著名，即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四人各有文集，《艺文志》著录《骆宾王集》、《卢照邻集》、又《幽忧子》、杨炯《盈川集》和《王勃集》。四人者，两《唐书》皆有传。《旧唐书》在《文苑传》中，《新唐书》在《文艺传》中。《骆宾王集》，《四库全书总目》作《骆丞集》。当系骆宾王曾为临海丞，故有是称。今两本并行于世。《卢照邻集》，《艺文志》兼著录《幽忧子》，幽忧子为照邻号，兼著录两本，显示两本各不相同。《崇文总目》仅著录《幽忧子》，遗掉《卢照邻集》。《四库全书总目》又作《卢昇之集》。昇之为照邻字。名号不同，书名也就有了差异。今各种不同名称的文集，并行于世。杨炯曾为盈川令，故其文集以盈川为名。今亦有直称《杨炯集》者。王勃字子安，其文集亦称《王子安集》。王勃和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承六朝之后，以骈体撰文，多为后来人所非议，杜甫且直斥四人的轻薄为文。不过骆宾王以曾参与徐敬业征讨武则天的战事，所撰的《代李敬业讨武氏檄》，与高宗武则天之际的史事就颇有关系。由其他三人的集中也可略知唐初有关的史事，就史论史，倒不必专论其文章的体裁。

《陈子昂集》陈子昂，两《唐书》皆有传。子昂字伯玉，曾官右拾遗，故其文集亦称《陈伯玉集》或《陈拾遗集》。其所撰《谏灵驾入京书》，两《唐书》皆已采入本传。书中论当时关中灾荒事，皆得其实。《上西蕃边州安危事》，论安抚金山十姓，于同城权置安北府以及巩固甘州诸事，皆为当时北边防的要务。《上蜀川安危事》和《上蜀川军事》，论减少蜀川输粮于边事，《上军国机要事》，论宜重视突厥、吐蕃，不宜多与契丹较量事，亦切中时弊。其外尚有他篇，皆可与史文相对照，也许还可以补史文疏略之处。

《张说集》张说，两《唐书》皆有传，为玄宗宰相，受封燕国公，其文章典丽弘赡，与受封为许国公的苏■并称为燕许大手笔。《艺文志》著录其文集，作《张说集》。今本或作《张燕公集》，从其封号；或作《张说之文集》，说之为张说的字。张说既以文章著称，又在朝中，故所撰文多与时政有关。其所撰《谏避暑三阳宫疏》，即为两《唐书》本传所采撷。《谏泼寒胡戏疏》，指出由西域传入的泼寒胡戏在长安中所起的不良影响。当时由西域传入的文化，所涉及的范围至为广泛，张说还为玄奘《大唐西域记》撰序，可知其对西域文化不至于有所反感。泼寒胡戏使他特疏请求禁止，显示外来文化并非皆是尽善尽美，甚至与中土文化格格不入者。唐代前期，朝野上下皆重文事，然武功亦并未稍懈，边兵驻屯，东西弥望无际，而决胜于疆场之间，尤有赖于骑兵。骑兵所恃惟马，自唐初起，即重视养马，而陇右尤为养马的适宜场所。张说所撰《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对于自唐初以来陇右养马的成就，娓娓论述，可见一代的典制。《四库全书总目》说：“（说所撰）《为留守奏庆山醴泉表》，称万年县令郑国忠状，六月十三日县界霸陵乡有庆山，见醴泉出。而《唐书·武后传》载此事乃作新丰县，皆与史传颇有异同。然说在当时，必无讹误，知《唐书》之疏失多矣。”

《张九龄集》张九龄，亦为唐玄宗宰相，两《唐书》皆有传。《艺文志》作《张九龄集》。今传本或如《艺文志》之旧，作《张九龄集》，或作《张曲江集》、或作《曲江集》、或作《张子寿集》。九龄为韶州曲江人，字子寿，集名殆即因此而稍有歧异。九龄为相久，制诰多出其手，所撰制诏大体编入集中。尤多关于周边各部落和镇抚边庭的将帅，可以见当时边防的策略。《四库全书总目》说：“其他诏命亦可多与史传相参考。如集中有《敕奚都督右金吾卫大将军归诚王李归国书》，而核之《唐书·外国传》所载奚事，自开元以后，仅有李大酺、鲁苏、李诗延、宠婆固诸酋长名，而不及归国，知记载有所脱漏，允可以补史之阙。”集中有《张守珪奏裨将安禄山失利送戮京师批》，谓禄山不宜免死。两《唐书》本传皆引用此批，并明白指出出于张九龄之手，而不为玄宗所采用，其后遂酿成大乱。可知这道批文实为当时关键所在。《王维集》开元、天宝间，王维以工草隶，善画有名于当时。两《唐书》皆有传。

《艺文志》著录有《王维集》。今传本除称《王维集》外，又有《王摩诘集》和《王右丞集》。摩诘为王维的字，故以之名集。王维曾为尚书右丞，称为《王右丞集》，就是以官名相称。王维佞佛，其集中多存有和佛教有关的文章。集中有《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宴集序》、《洛阳郑少府与两省遗补宴韦司户南亭序》。唐时韦杜两家为长安城南望族，所谓“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就是指他们说的。既是世家望族，庭园别墅皆以华丽为人所瞩目。这两篇序文就可略见当时豪奢的景况。

《高适集》高适，两《唐书》皆有传。其集《崇文总目》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并见著录。《四库全书总目》却未予著录。高适官终左散骑常侍，故今本亦有作《高常侍集》。所撰《陈潼关败亡形势疏》，显示当时军令的不统一，监军的不恤军务，焉有不败之理。《唐书》虽亦有所记载，似不如此的明显。《送窦侍御知河西和籴还京序》指出，当时河西驻军犹仰江淮运来的粮饷，而皇朝却在河西和籴。其间隐情，《序》文自不便明言，这是很值得研讨的。《李白草堂集》和《杜甫集》唐代诗人以李白、杜甫最为名家。两《唐书》皆有传，各分别在《文苑传》和《文艺传》中，《新唐书·艺文志》中自亦著录其全集。李白为《李白草堂集》。《艺文志》并说：“李阳冰录”。《杜甫集》后还著录《小集》，也并说：“润州刺史樊晃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有《李翰林集》、《杜甫集》和《集外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著录《李翰林集》和《杜工部集》。李白曾待诏翰林，杜甫曾官检校工部员外郎，故皆以名其集。《书录解题》谓王洙合《唐志》所著录的《杜甫集》和《小集》，遂为定本。今传世作《李翰林集》、《李太白集》和《杜甫集》、《杜工部集》。李杜二人皆为诗家。诗家歌辞亦多与史事有关。杜甫的“三吏”、“三别”皆可显示出乱离之时人民的痛苦，而《丽人行》更显示皇室贵戚的穷极奢侈。李白所撰《兖州任城县令厅壁记》，谓兖州为郡有十一县，任城县有户超过一万七千。这可与《旧唐书·地理志》相较，以见所记的兖州各县人户相差至为悬殊。杜甫所撰《东西两川说》论当时两川防守治乱，可以和史籍相参证。《岑参集》岑参生平见元辛文房《唐才子传》，曾为嘉州刺史，故其集亦称《岑嘉州集》。岑参于天宝年间先后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北庭都护封常清幕中，因得远历西域各地，所赋诗多能描述西域风物。《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开篇就说：“热海亘铁门，火山赫金方”，以见唐时疆域的广阔。

《元结文编》《艺文志》著录《元结文编》。元结，《新唐书》有传。其字次山，号漫叟，曾为道州刺史。今传本有《唐元次山文集》、《元次山诗集》、《唐漫叟文集》。元结为刺史时，道州曾为“西原蛮”所攻破。所撰《奏免科率状》和《奏免科率等状》，《新唐书》曾采撷入本传中。所撰《道州刺史厅壁记》，当系道州尚未为“西原蛮”残破时的作品。其中记所谓前辈刺史贪婪害民事，“不觉涕下”。这样的记载为以前所少见。《新唐书》不以之叙入本传中，当属阙失。

《刘长卿集》《艺文志》录《刘长卿集》特别叙述刘长卿生平，直至其终于随州刺史。今传本就直称《刘随州集》。长卿文章不多，诗篇不少。长卿以诗名于上元、宝应间，其时上去安史乱离已稍远，社会残破仍多未恢复。《送河南元判官赴河南句当税苗充为官俸钱》有句说：“鸟雀空城在，榛芜旧路丘，山东征战苦，几处有人烟？”《新息道中》说：“古木苍苍乱离后，几家同处一孤城。”这样的描述在史籍中是不多见的。

《颜鲁公集》安史之乱时，颜杲卿、真卿兄弟最受人称道。杲卿殉国，真卿其后为皇朝重臣。两《唐书》皆为其兄弟立传。真卿撰述丰富。《艺文志》著录所撰《吴兴集》、《庐陵集》和《临川集》。《四库全书总目》谓北宋时都已亡佚，其时有吴兴沈氏和宋敏求所编本，南宋时皆已漫漶不完，别有留元刚所编本传世。颜真卿曾受封为鲁郡公，殁后谥为文忠，故今传世有《颜鲁公文集》、《颜鲁公诗集》和《文忠集》。所撰《论百官奏事疏》，两《唐书》皆已采撷入于本传中。所撰李光弼神道碑，以之校两《唐书·李光弼传》，其中多有为传文所未载者。即此已可补史籍之阙。真卿练达世事，其文可补史阙的，也就不仅李光弼神道碑一文。

《毗陵集》《艺文志》著录有独孤及《毗陵集》。独孤及，两《唐书》皆有传。独孤及官至常州刺史。常州旧为毗陵郡，故其集以毗陵为名。陈振孙《书录解题》著录作《常州集》，当是因毗陵改称的。今传本仍作《毗陵集》。所撰《送韦评事赴河南召募毕还京序》叙天宝时征南诏募兵事。所说的相国卫公指的就是杨国忠。所召募的为燕赵少年和韩魏劲卒，凡万八千人。《旧唐书·杨国忠传》仅说“其征发皆中国利兵”。《新唐书·兵志》曾说过“宿卫不能给，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而未说远征军士的来源，独孤及所说就可为之充实。

《欧阳詹集》欧阳詹，《新唐书·文艺传》有传。其字行周，曾为国子监四门助教。

今传本作《欧阳行周文集》，或作《唐欧阳四门集》、《欧阳行周集》。其所撰《同州韩城县西尉厅壁记》，指出当时全国县的等次，其赤、畿、望、紧、上五等县的首县，分别为万年、渭南、郑县、夏阳和韩城。所记和《新唐书》大略相同，而与《大唐六典》颇有差异，这当是后来的更改。一代制度，前后未能尽属一致，欧阳行周所记，就是具体的例证。

《吕温集》吕温，两《唐书》皆有传。吕温为八司马之一。王叔文受贬时，温出使吐蕃，得免于难，其后官至衡州刺史，故其集亦称《吕衡州集》。吕温字和叔，因又称《吕和叔集》。今皆有传本。所撰《简获隐户奏》，记为衡州刺史搜括隐户事。当地不税户竟超过差科户一倍有余。唐代前期，户口逃亡已成为严重问题。开元时，宇文融以搜括逃户，颇著功勋。全国十道共括得客户八十余万。平均算计，一道也只是八万余户。吕温在衡州竟括得一万六千余户，论情形当更较开元时为严重。为什么逃户如此的众多，是应该探索的。吕温说：“（逃户所在），州县虽不增征科，所由已私自率敛，与其潜资于奸吏，岂若均助于疲人。”可见虽是逃户，仍难逃避剥削。

《权德舆集》《艺文志》著录权德舆《童蒙集》10卷，《集》50卷和《制集》50卷。权德舆，字载之，曾相宪宗，谥为文公，两《唐书》皆有传。《旧唐书》说：“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代。”不言《童蒙集》和《制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权德舆集》50卷，并说：“尝自撰《制诰集》五十卷，杨凭为序，今亡逸。《文集》孙宪孙编次，杨嗣复为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权丞相集》50卷，并说：“杨嗣复为序序又言九年掌诰，自纂录为五十卷，不在此集内，今未之见。”是《制集》亡逸已久。诸家皆不著录《童蒙集》，可能并未传世。今传本有作《权德舆集》的，也有作《权文公集》和《权载之集》的。元和年间，宪宗对于藩镇不再姑息，不时挞伐镇抚，德舆亲历其间，曾多所建白，所撰《请置防御军状》、《徐州事宜奏》、《淮西招讨事宜状》、《昭义军事宜状》、《恒州招讨事宜状》、《山东行营事宜状》，虽是当朝议论，实可与史籍相互比证，不容舍置不论。

《韩愈集》和《柳宗元集》《艺文志》著录有《韩愈集》和《柳宗元集》。韩柳文章不惟有声当时，就在后世，其声誉也未稍减。韩愈，字退之，昌黎人。官至吏部侍郎，谥曰文。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官至柳州刺史。两《唐书》皆有传。柳宗元文，《崇文总目》著录作《柳子厚集》。今传本除作《柳宗元集》外，还有作《柳先生集》、《柳河东集》、《柳柳州集》、《河东先生集》，也有径作“柳文”的。韩愈文今传本为《韩昌黎集》、《韩吏部集》、《韩文公集》、《昌黎先生集》，也有径作“韩文”的。韩愈和柳宗元虽皆以文章有名于当世，其中不乏和史事有关的篇章。况且其时有些大事都是他们所亲历的，所撰写的文章更为史家所重视。唐宪宗佞佛，自凤翔迎佛骨至长安。韩愈上《论佛骨表》，愈因此被贬为潮州刺史，这是当时震惊朝野的大事。两《唐书》皆采撷入《韩愈传》。在此以前，裴度平定淮西吴元济，韩愈受命撰《平淮西碑》。据说此碑未多叙李愬功，愬诉于禁中，诏令磨韩愈所撰文，别命段文昌重撰。此事载于《旧唐书·韩愈传》中，《新唐书·韩愈传》未予记载，《资治通鉴》也未有一言涉及。可知宋祁和司马光等仍然重视韩愈的碑文。柳宗元以曾为王叔文所引用，被贬为永州司马，在永州撰《捕蛇者说》，以具体事例论述当时的苛政，可知唐代后期民不聊生的原因。所撰《段太尉逸事状》，记段秀实事三则。他说：“宗元尝出入岐周邠邰间，过真定，北上马岭，历亭鄣堡戍，窃好问老校退卒，能言其事。”这应是确实无误的撰述。《旧唐书·段秀实传》竟未稍加引用。《新唐书·殷秀实传》采撷所记在邠州折制郭子仪的儿子郭晞所部士兵不法事和在泾州代农民偿还泾大将焦令谌田租事，遂使传文更为生动。另一事为不受朱泚馈赠，《新传》未为引用，则这篇记事状仍当为治史者所乐读。

《刘禹锡集》和《元氏长庆集》、《白氏长庆集》《艺文志》著录《刘禹锡集》、《元氏长庆集》及《小集》、《白氏长庆集》。并于《小集》注为元稹，《白氏长庆集》下注为白居易。白居易与元稹游，时称“元白”。后又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元稹，字微之，曾相穆宗。白居易，字乐天，自号香山居士。刘禹锡，字梦得，曾为太子宾客。两《唐书》皆有传。元、白两家文集皆编于长庆年间，故均以《长庆集》相称。刘禹锡以曾为太子宾客，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刘宾客集》，且有《外集》。陈振孙于所著录《白氏长庆集》下说：“集后记称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之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五十七卷。时会昌五年也。《墓志》乃云‘集前后七十卷’。当时预为志，时未有《续后集》。今本七十一卷，往往皆非乐天自记之旧矣。”今传本，元氏所撰作《元氏长庆集》，或《元稹集》。白氏所撰作《白氏长庆集》，或作《白香山集》、《白乐天文集》、《白氏文集》、《白居易集》。刘禹锡所撰作《刘禹锡集》，或作《刘宾客文集》、《刘梦得文集》。元稹所撰《同州均田状》，显示同州虽行两税，而非两税田亩竟有各色各等，甚至还有左神策军军田，田亩之外，税钱更多。同州还是畿辅之地，尚且若此，其他偏远的州县，恐多有负担。所撰《浙东论罢进海味状》，说到明州每年所进奉的海味三石，运送到京，约计需九千六百余人，这也应是一宗苛政。若不是见于文字记载，是不会明了其间的真象的。白居易所撰的《新乐府》，其中有些篇什都是对于当政的讽刺。《杜陵叟》有句说：“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卖炭翁》有句说：“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同样显示生民的疾苦。刘禹锡所撰《山南西道新修驿路记》，记修筑自散关至剑阁千一百里的驿路。蜀道难行，旅人视为畏途，历来多有修凿，得有文字记载其修筑经过，也可以补史籍的阙文。

《李翱集》和《皇甫湜集》李翱，两《唐书》皆有传。翱字习之，殁后谥曰文，今传本文集或作《李文公集》，或作《习之先生全集录》。皇甫湜，字持正，《新唐书》有传。今本文集称《皇甫持正集》。李翱曾累次上疏，对朝政有所匡正。其《疏改税法》就提出建中年间推行的两税法，本以便民，当时绢重钱轻，税户纳绢米不多，即可完税。可是后来粟帛日贱，虽税额不变，民间已不堪负荷。因此，李翱疏中就要求“改税法，不督钱而纳布帛，则百姓足”。两《唐书·食货志》皆再载元和十五年改税法事，仅说中书门下据群官杨於陵等议。两《唐书·杨於陵传》亦未一道及此事。杨於陵当时为户部侍郎，当是依例转奏。始创这种意见的可能就是李翱。这篇疏文很可以补史籍的阙文。皇甫湜不轻行文，故所撰不多，其《论进奉书》亦切中当时的弊病。当时藩镇及地方官吏欲求恩宠，就借口地方财政间有羡余，以之进奉到皇室的内藏。皇甫湜在这里特别指出：“凡诸州府，必有羡余，不归于王廷，必没于私室。”因之他请求藩镇或地方官罢使或卸任之后，一定要说明羡余的数目，妥事收管，以作地方上非常的用项。皇甫湜的建议是难于为皇室所接受的，可是这确实是当时民间共同的愿望。

《会昌一品集》《艺文志》著录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姑臧集》、《穷愁志》和《杂赋》。李德裕，字文饶，封卫国公，两《唐书》皆有传。武宗会昌时，兼守司徒，故其集称《会昌一品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皆为著录，并著录所撰《平泉诗》和《别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会昌一品集》和《别集》、《外集》。并说：“《一品集》者，皆会昌在相位制诰、诏册、表疏之类也；《别集》诗赋、杂著；《外集》则《穷愁志》也。”《直斋书录解题》另著录有《李卫公备录》，其中有《姑臧集》、《献替记》、《辨谤略》诸书。并说：“《姑臧集》者，兵部员外郎段令纬所集，前四卷皆西掖、北门制草，末卷惟《黠戛斯朝贡图》及歌诗数篇。其曰‘姑臧’，未详。”张宗泰《鲁岩所学集》中有《跋陈振孙书录解题》，其《三跋书录解题》说：“十六国之吕光据姑臧，其地为今凉州，德裕为剑州西川节度使，当是取其地之相近者以名集也。”这样羌无故实的言辞，是难得取信于人的。今传本除用《会昌一品集》外，又有《李卫公会昌一品集》、《李文饶文集》、《李卫公文集》、《李文饶公文集》等名称，皆兼有《别集》、《外集》等，有的还有《补遗》。李德裕于穆宗朝即已为翰林学士，号令大典册，咸出其手，会昌时独柄国事，前后六年，文集中所载诏诰尤为繁多，这都是治唐史者应作为资料的。

《樊川集》和《沈亚之集》《艺文志》著录杜牧《樊川集》和《沈亚之集》。杜牧，两《唐书》皆有传。唐时，都城南韦、杜两家皆为望族，杜家所居即在樊川，故杜牧以樊川为集名。今传本仍作《樊川集》。沈亚之，字下贤，今传本即作《沈下贤集》。杜牧《樊川集》中的《上李太尉论**书》，叙述当时**以其劫掠的所得，入山博茶，得茶之后，便出为平人，可以到处贩卖，不畏人吏。据说：“濠、亳、徐、泗、汴、宋州贼，多劫江南、淮南、宣、润等道，许、蔡、申、光州贼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财物，皆是博茶北归本州货卖，循环往来，终而复始。更有江南土人相为表里，校其多少，十居其半。”这竟然是长江下游南北普遍情形。史籍是难得看到记载的。杜牧久官江左，所言当得其实。沈亚之为吴兴人，曾游历西北边地，所撰《临泾城碑》，记郝玼兴筑临城事。自临泾筑城，吐蕃内侵，不敢再过其地。两《唐书》虽皆为郝玼立传，所记至为简略。沈亚之这篇碑文相当详赡。据其自述：“余西道塞，历岐陇，而边人无幼老，尽能诵郝玼之功”，故为之记。有了这篇碑文，两《唐书·郝玼传》就更为生动。沈亚之所撰《陇州刺史厅记》，也可以说明在与吐蕃的争战中陇州的重要地位。

《文泉子》《艺文志》著录刘蜕《文泉子》，并注：“字复愚，咸通中书舍人。”

曾为左拾遗。文泉子盖其自号。今传本作《文泉子集》，亦有作《刘拾遗集》的。今传本已非旧帙，其首篇为《论令狐滈不宜为左拾遗疏》。令狐滈之父为令狐绹，其时方为当朝宰相。刘蜕慷慨陈辞，令狐滈终于改官，而刘蜕亦被贬为华阴令。此事两《唐书·令狐楚传附令狐滈传》中皆有记载，当非细事。《令狐滈传》皆作右拾遗，当依刘蜕疏以左拾遗为正。

《经纬集》《艺文志》著录孙樵《经纬集》，并注：“字可之，大中进士第。”今传本或作《孙樵集》，或作《经纬集》，亦有作《孙可之集》的。集中于晚唐政事多所议论，《复佛寺奏》直指大中初年恢复佛法的非是，《寓汴观察判官书》斥责汴军所侵州县者，反逾东西军，皆能切中时弊。《兴元新路记》记沿途道里，曲折尽致，文中并说：“郿多美田，不为中贵人所并，则籍东西军，居民百一系县。”可知当时生民的不易。

《一鸣集》《艺文志》著录司空图《一鸣集》。司空图，字表圣，两《唐书》皆有传。司空图生当唐末乱世，曾营别墅于中条山王官谷，并撰有《山居记》以记其事。记中说，所居有濯缨亭，一鸣牕。集以一鸣为名，当是这一缘故。今传本皆作《司空表圣集》。《四库全书总目》举《集》内的《韩建德政碑》说：“《五代史》谓乾宁三年昭宗幸华州所立，还朝乃封建颍川郡王。而碑称为乾宁元年立，已书建为颍川郡王，盖史之误。”这样称道是不错的。所撰还有《复安南碑》，记高骈征安南事。此事两《唐书》皆有记载。而史文简略，司空图的碑文，亦可有所补益。

《樊南甲集、乙集》《艺文志》著录李商隐《樊南甲集》和《樊南乙集》。李商隐，字义山，两《唐书》皆有传，分别列于《文苑传》和《文艺传》中。商隐撰著不少，著录于《艺文志》的尚有《玉溪生诗》及《赋》、《文》。今传世有《李义山文集》、《李义山诗集》以及《樊南文集》。商隐名位不达，多为入幕之宾。其集中所录的以代幕主所写文书为主，虽非出自己意，亦多与史事有关。其中有《代仆射濮阳公遗表》。所谓濮阳公即镇守河阳的王茂元。茂元曾为吕元膺留守东都判官，李师道潜谋洛邑之役，茂元以幕僚首膺其锋，表中所说“蓝衫不脱，竹简仍持，因为麾兵，虏其元帅”，亦是纪实之笔。此事《旧唐书·王茂元传》中未见记载，《新唐书·王茂元传》所记与《遗表》略同，可以互相对勘。集中又有《为荥阳公贺幽州破奚寇表》，这是因卢龙张仲武大破奚寇而进的贺表。表中备载是役诛杀数目。《新唐书·奚传》亦备载是役所获，与遗表所言略同。《旧唐书·奚传》则说：自至德之后，奚、契丹亦少为寇，何也？

《翰苑集》《艺文志》著录陆贽《论议表疏集》12卷和《翰苑集》10卷，并于《翰苑集》下注“韦处厚撰”。陆贽于德宗时为翰林学士，门下平章事，殁后谥为宣公。两《唐书》皆有传。《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翰苑集》22卷，并说：“自南宋以后，已合议论表疏为一集，而总题以翰苑之名。”今传本仍作《翰苑集》，亦有题为《唐陆宣公翰苑集》。唐德宗为李怀光所逼，南幸兴元，情势相当危急，德宗下诏罪己，所下的诏书即为陆贽所撰，为《奉天遣使宣慰诸道诏》。据说这道诏书颁布后，“虽武夫悍卒，无不挥涕感激。”陆贽所撰诏诰很多，两《唐书》本传间有采撷。所撰《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尤能显示当时社会不安的因素，治史者皆不宜忽略。

《论事集》《论事集》为李绛撰。李绛曾相宪宗，两《唐书》皆有传。《艺文志》著录此书，并注：“蒋偕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作李绛《论谏集》，并说：“其甥夏侯孜所编，大中史官为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李司空论事》，并说：“唐大中史官蒋偕录。司空者，李绛深之，元和宰相也。”《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作《李相国论事集》，并说：“旧本题曰《李深之文集》。”今传本亦作《李相国论事集》。《四库全书总目》称道此书说：“遗闻旧事，纪录颇详，多新旧《唐书》所未载，亦足以备参考。”还说：“王楙《野客丛书》引其救郑絪一条，谓足补《唐书》之疏。叶梦得《避暑录话》引其论吐突豕璀安南寺碑楼一条，订《唐书》之误，是亦有裨史事之一证矣。”这是有益史学的撰述，也是值得重视的。

《桂苑笔耕》唐代人士有关其当代史事的撰著，有崔致远《桂苑笔耕》。《艺文志》著录崔致远撰著，并称崔为高丽人，宾从及第，曾为高骈淮南从事。自《崇文总目》以下，诸家多不著录。书中所记晚唐史事，多能和史籍相参证，是不该弃置的。所撰《奏请叛卒鹿晏弘授兴元节度使状》就是一例。《旧唐书·僖宗纪》：“中和三年六月，杨复光卒于河中，其部下忠武八都头鹿晏弘等各以其众散去。十二月，忠武大将鹿晏弘陷兴元，逐节度使牛勖，自为留后。”崔致远的文章却说是“陈许军溃散，节级鹿晏弘领兵马二万余人，打破金、洋等州，突入兴元府”。崔致远的奏状请求即授节钺。《旧唐书·僖宗纪》于中和四年九月记载：“山南西道节度使鹿晏弘为禁军所讨”，则显然已不是留后。《旧唐书》有关的记载，显得隐隐约约，似仍为唐皇室讳，得崔致远所撰文，就可稍稍明了其中的究竟。

《本事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孟启《本事诗》，列于总集诸书中。孟启，当为孟棨，盖因形似而误。孟棨，两《唐书》无传。王定保《唐摭言》曾道及其人的生平，《四库全书总目》据之，并据书中有关记载，谓此书作于唐僖宗避难于兴元之时。《总目》还指出，书中所记惟乐昌公主及宋武帝二条为六朝事，余皆唐人。所记间有失实处，然唐代诗人的轶闻琐事颇赖以保存流传。

《浣花集》《浣花集》为韦庄所撰。韦庄，生当唐代末季，后入仕前蜀王建处，两《唐书》皆无传，《新唐书·艺文志》亦未著录所撰书。《浣花集》所录韦庄的诗篇，亦如其他所赋，多为感兴之作，殊不足以之作为当代史料。《浣花集》中未编入所作《秦妇吟》。此诗描述农民起义军攻入长安后，城中乱离的现象，兼叙此妇经由汴河辗转入蜀途中艰苦的经历，为史籍所不易叙及的事迹。其中对起义军多所诋毁，但也暴露唐军的一些罪行。据说此诗写成后，颇为时人所惊讶，韦庄因而亦自讳言，故亦未收于《浣花集》中。清末始于敦煌所藏唐五代写本中发现。近年重印《浣花集》，因以补入，有裨于唐代末年的史事研究。

第四节 隋唐以后有关隋唐史事的撰述

唐人素重史事，其初年创业始定，就开始撰修“五代史”，《隋书》就是其中之一部。接着又撰修起居注和实录，列为定制。稍后更撰修纪传体的《唐书》和《国史》。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唐书》及《国史》，共有四种。其中130卷本下注：“（吴）兢、韦述、柳芳、令狐峘，于休烈等撰。”《崇文总目》作了较为详备的记载，据说：“原释唐韦述撰。初，吴兢撰《唐史》，自创业迄于开元，凡一百一十卷。述因兢旧本，更加笔削，刊去《酷吏传》，为纪、志、列传一百一十二卷。军德、乾元以后，史官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而史官令狐峘复于纪志传后随篇增辑，而不加卷帙。今书一百三十卷，其十六卷，未详撰人名氏。”《崇文总目》既有著录，又作较详的论述，是当时这部原始的《唐书》依然存在。《崇文总目》还著录有唐各帝实录，自唐高祖至于武宗。武宗以后，虽仍续有撰修，由于乱离频仍，难得都能保存下来。就是《武宗实录》也有阙损。《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武宗实录》为30卷，《崇文总目》仅著录1卷，可知佚失很多。后晋时曾颁下诏令，搜求武宗及其以后各帝实录，可能并无所获，《崇文总目》的著录，就是具体的证明。

今传世的《唐书》有两种，就是《旧唐书》和《新唐书》。《旧唐书》以“旧”相称，是因为有了《新唐书》，易于区别，才添字改称的。

两《唐书》的修撰

《旧唐书》的撰者，从《崇文总目》起，就作为刘煦等。其实刘煦只是以宰相监修国史，并非执笔撰修者。《旧五代史·晋书·少帝纪》于开运二年（945）六月记载：“监修国史刘煦、史官张昭远等以新修《唐书》纪、志、列传并目录凡二百三卷上之。”刘煦于开元元年七月始以宰相监修国史，前后亦只一年①，何能有若此作为？石晋撰修《唐书》，起意于天福元年（936），其时赵莹即以宰相监修国史①。其后至天福六年（941），又复下诏，命张昭远、贾纬、赵熙、郑受益、李为光等同修《唐史》，仍由赵莹以宰相监修②。《五代会要》还特地采录赵莹于这一年的奏文，一则要求下诏征求旧史，举凡武宗与其以后各帝实录，以及自会昌至天祐六十年间的传记和中书银台史馆日历制诰册书等，再则陈述撰修帝纪、列传、十志的意见③。可知撰修工作是这一年才正式开始的。

撰修《唐书》，赵莹虽是最初的监修者，发其端者却是贾纬。《旧五代史·晋书·贾纬传》曾明白记其间的经过。传文中还说：“纬属文之外，勤于撰述，以唐代诸帝实录，自武宗而下，阙而不纪，乃采掇近代传闻之事及诸家小说，第其年月，编为《唐年补录》，凡六十五卷，识者赏之。”这是①《旧五代史》卷八三《晋书·少帝纪》。

①《旧五代史》卷七六《晋书·高祖纪》。

②《旧五代史》卷七九《晋书·高祖纪》。

③《五代会要》卷十八《前代史》。

为撰修《唐书》所作的准备工作。有人说，当时李崧也曾参预撰修，其实这是不确实的。当贾纬提出应该从事撰修时，李崧还曾经反对过。《旧五代史》李崧本传也没有记载，显然是靠不住的。

刘煦等撰修《旧唐书》时，是能够获致较为有利的条件的。当时上距唐天祐倾覆之际，只不过三数十年，尚非过久，故老旧人仍有存者，可以据以搜访往事。而吴兢、韦述等人所撰的《唐书》和唐代诸帝的实录大都还未佚失，可供采撷修补。《武宗实录》既多所散佚，宣宗以后诸帝的实录又复不存，也就是会昌至天祐六十年间的史事多有阙略，好在贾纬的《唐年补录》或可稍供补缀。正是由于有这些较为有利的因素，《旧唐书》还能保存许多原始的史料。经前人考校核实，代宗以前的数朝纪传，就是多钞实录国史原文。其中且有直言今上者。所谓今上是史臣对当时皇帝的称谓，正显示所录并是旧史原文①。然而还有更为明显的，当时执笔史臣的姓名，也还有依然未能改正。《顺宗纪》后的“史臣韩愈曰”，《宪宗纪》后的“史臣蒋系曰”，就都是明显的例证。至于其他仅著史臣而未称姓名的尤非鲜见②。能够保存如许的原始史料，就是值得称道的所在。

当然，像这样有200卷的史书，也并非就毫无疵病。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就曾经指责过：“因韦述旧史增损以成，繁略不均，校之实录，多所漏阙，又是非失实，甚至以韩愈文为大纰缪。”《四库全书总目》也说：“长庆以后，本纪则诗话、书序、婚状、狱词、委悉具书，语多支蔓；列传则多叙官资，曾无事实，或但载宠遇，不具首尾，所谓繁略不均者，诚如宋人之所讥。”《旧唐书》的撰修正当五代乱离之时，四郊多垒，戎马倥偬，能够撰修成书，实为难得。书成未久，契丹已攻陷汴京，未遭佚失，也是一宗幸事。

《旧唐书》撰成后，到了北宋仁宗时，又有《新唐书》的撰修。旧籍俱在，为什么又要另撰新书？曾公亮在进《（新）唐书》表文中，曾经有所说明。表文以为有唐几三百年的史事，应该“粲然著在简册”，可是由于“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才不能不另行撰修。这显然都是对于《旧唐书》的指责。前面曾征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对于《旧唐书》的批评，晁公武由所批评的言辞，得出结论说：“故仁宗时删改盖不得已焉。”《新唐书》的撰修人为欧阳修和宋祁。其实当时参预撰修的还有他人。

曾公亮的进《（新）唐书》表中曾列举有欧阳修、宋祁、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等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论述《新唐书》撰修的经过说：“初，庆历中，诏王尧臣、张方平等刊修，久而未就。至和初，乃命修为纪、志，祁为列传，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同编修。”也有人说，欧阳修只撰修了帝纪，至于志和表，则是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诸人分别撰修的①。曾公亮当时是提举编修，故书成后，得以领衔进上。

①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六《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

②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二一章《隋唐五代学术》。

①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五。

曾公亮的进书表中，对《新唐书》的成就曾作概括的评述，表中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至于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传纪实，或增或损，义类凡例，皆有依据。”这事增文省的说法，自来几乎成了对《新唐书》的定评。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旧唐书》撰修于乱离之世，文献记载，多有丧失，虽曾下诏访求佚书，所得并非甚多。《旧唐书》循《隋书》成例，也撰成一篇《经籍志》，以著录前代旧籍和唐人新著。志中所载天宝以后的撰述，实甚稀少，几乎寥若晨星。这应是当时皇朝的庋藏，也应是撰史诸人所能见到的图书。这样稀少的图书，而欲求所撰修的史籍了无漏遗，实在是戛戛乎难哉！《新唐书》撰修的时候，上距宋朝的开国，已经将近一百年了。长期的承平使散佚的文献，陆续逐渐出世。成书于仁宗庆历元年（1041）的《崇文总目》所著录的撰述，即远较《旧唐书·经籍志》为繁多，《新唐书》撰成于仁宗嘉祐五年（1060），距庆历元年才二十年，《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群籍，已有尚未见之于《崇文总目》的。史料丰富若此，怎么能不使所记载的史事较前有所增加？还应该指出，《旧唐书》撰修时，晚唐史事所可作为凭借的，只有贾纬的《唐年补录》。《新唐书》撰修时，宋人对于唐史的论著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举其著者，如孙甫《唐史记》、赵瞻《唐春秋》、陈彭年《唐纪》，而赵邻还追补唐实录会昌以来日历，参预撰修《新唐书》的宋敏求，亦补撰唐武宗以下六帝实录①，而胡旦也撰有《唐乘》②。撰修《新唐书》诸家自可利用这些新得的成就，从事补缀刊正。因而所谓事增自然是必然的趋势。以《新唐书》和《旧唐书》相比较，综计《新唐书》删去《旧唐书》的传61篇，增添的新传三百三十一篇，另外还增添了两篇志和四篇表。这不仅是事增，而且所增加的还是很多的。

这里所说的只是列传和志表的总的篇数，至于列传中具体增添的事例，那当然就更为繁多了。赵翼在所著的《廿二史札记》中特列了《新书增旧书有关系处》一目，罗列所增的与史事有关的文句，如《代宗沈后传》，《旧唐书》仅说：“陷贼后，不知所在。”《新唐书》则于其下增：“高力士女冒为后，迎还上阳宫，力士子知其非，具言其情，诏贷之。”这样的增添，共有九十七传。有的传所增添的还不仅一事，合起来算计，当然就更多了。赵翼于此还另立一目为《〈新书〉立传独详处》。据说：“《新书》诸传，较《旧书》多大同小异，不过删其芜词而补其未备，无有大相径庭者，惟刘晏、陆贽、李绛、高骈、高力士六传，所增于《旧书》，几至倍蓰。”所增的段落，这里就不必一一征引。可以说所谓事增，确系事实，并非称道者的过誉。

《新唐书》在事增的同时，还显得文省。《旧唐书》的一些芜词就多被删去，还有一些骈文，或者被删去，或者被改动，自然会减少篇幅。《旧唐书》200卷，《新唐书》225卷。卷数增多，是事增的表现。据说《旧唐书》全书共为三百零九万字。《新唐书》全书共为三百六十九万字。《新唐书》卷数增多了，字数相应也有所增多。其间差别并不是很大，可能是《新唐书》要稍多些。不过应该指出，《新唐书》在纪传和志之外，还有《宰相世系表》等四种表。表是不应和纪传在字数方面相提并论的。如果实际算起来，《新唐书》的字数也许还要少些。这应该是文省的具体例证。

曾公亮自诩的这种优越之处，也遭到一些非议。《四库全书总目》就曾说过：“是书本以补正刘煦之舛漏，自称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刘安世《元城语录》则谓事增文省，正《新书》之失，而未明其所以然。今即其说而推之，史官记录，具载《旧书》，今必欲广所未备，势必搜及小说，而至于猥杂。唐代词章，体皆详赡，今必欲减其文句，势必变为涩体，而至于诘屈。安世之言，所谓中其病源者也。若夫《史》、《汉》本纪，多载诏令，古文简质，至多不过数行耳。唐代王言，率祟缛丽，骈四俪六，累牍连篇，宋敏求所辑《唐大诏令》，多至一百三十卷，使尽登本纪，天下有是史体乎？祁一例刊除，事非得已，过相訾议，未见其然。”所言大致可说是较为公允的。像这样一部巨著，欲求了无瑕疵，也是难于避免的。

①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六《新唐书》；《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

②《宋史》卷四三三《胡且传》。

应该说，《新唐书》可以称道的篇章也还是不少的。《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和《宰相世系》四表，较之《旧唐书》，可谓是独辟蹊径。史籍有表，肇源甚早，司马迁和班固相继制作，就颇受人称道。陈寿、范晔及其后来的撰述者皆未能追踪前贤，显然有所不足。《新唐书》能够补苴这样的遗阙，就不能置而不论。《宰相表》略同于《汉书》的《百官公卿表》。唐代同中书门下三品同时就有数员，有时更代频繁，专列一表，自有其可取的地方。唐中叶后，方藩兴起，几遍全国，若不为之列表，是不易知其起伏曲折的。唐代承南北朝之后，崇尚门第，《宰相世系表》的制作也是自有其社会的因素，不过其间亦借以保存若干和宰相有关人物的名字，为后世治史者提供考核的方便，并非毫无作用。《新唐书》撰修时，吕夏卿曾参预其事。夏卿通谱学，世系表的编制就是出于夏卿之手，《宋史》称他“于《新书》最有功”①。可知《新唐书》诸表能够见称于世，不是没有来由的。

《旧唐书》初撰修时，赵莹就提出建议，谓于纪传之外别撰十志②。其后书成，却撰修了十一志。多寡虽少有不同，篇目则仍因袭前代旧规，并未稍事溢出。《新唐书》有所增加，成了十三志。新增的为《选举志》和《兵志》。唐代以科目取士，虽是因隋旧制，科目繁多，却远超于隋时。这是一代的大政，专列成一志，是有必要的。唐代始建皇朝，强兵猛将，实为当时主要的凭借，中叶以后，反为兵事所困，列志论述，和《选举志》有同样的必要。其中容有记载不尽属实的地方，这就有待于后来的考核了。还应该称道的是《地理志》论述的详备。《地理志》不仅记载州县沿革、人口、贡赋和矿产，还特别记载各地的农田水利，这不仅超过《旧唐书》，而且也是以前各史的《地理志》中少有的。有了这样的记载可以显示一代农业的规模，对于治史者也是别开生面的助力。

有关《隋书》、两《唐书》的考核、订正和补苴的撰述《新唐书》的创修是因为《旧唐书》的卑弱浅陋，未符众意；可是《新唐书》撰成之后，也招致了非议。《四库全书总目》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王得臣《麈史》，谓吕夏卿私撰《兵志》，宋祁别撰纪志，因谓同局且私心不满。其实也未必见得就是如此。据晁公武所记，吕夏卿曾戒其子弟勿妄传出所撰《兵志》事，当系所撰未为同撰修者所通过，而又未忍抛弃，故“自秘之”。很可能是始撰时，分工未能明确，以致有这样一些事故，不应认为是私心不满。虽然如此，也并非就了无异议。稍后的吴缜就别撰《纠谬》。吴缜指责撰修《新唐书》有八失，并以所提出的谬误之处，归纳为二十门，每门之中各举出具体的事例。今按其所述，多有中肯之处，也有不免过于求疵的地方。像《新唐书》这样出于众手的巨著，也不能说其中就没有牴牾踳驳的记载。就是到现在，这样的考核订正还是不少见的。吴缜还撰《五代史记纂误》。这是继《新唐书纠谬》之后，继续订正欧阳修撰史的作品。如前所言，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追循《春秋》笔法，侧重于褒贬，于史事的考核稍欠功力，故吴缜得以抉出其中的阙误。这对于研治唐史，还是有所裨益的。

①《宋史》卷三三一《吕夏卿传》。

②《五代会要》卷十八《前代史》。

两《唐书》先后撰成，并行于世。这充分显示有唐一代史料的丰富。两《唐书》合计，共有225卷，翻检起来，就难免有些麻烦。还是在宋时，已有《新唐书略》的编撰。此书见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陈振孙说：“吕祖谦授徒，患《新史》难阅，摘要采出，而门人钞之，盖节本之有伦理者也。”这样说来，当时相似的编撰应不只吕祖谦这一部书，可能是吕祖谦名重一时，故特见于著录。元明两代未见有这样的编撰，《明史·艺文志》著录梁寅《宋史略》和《元史略》，性质可能相同，只是转移到《宋史》和《元史》。迄于清时，才有沈炳震所撰的《新旧唐书合钞》。吕祖谦的书仅以《新唐书》为主，沈书则兼取两《唐书》。既兼取两书，篇幅就会相应增多，不过两书合计，删去的还是不少。纪传皆以《旧唐书》为主，诸志则以《新唐书》为主。这不仅是由于《新唐书》诸志的记载较为详备，而且还增添了《选举志》和《兵志》，如皆以《旧唐书》为主，这两志就将无所附丽。所谓为主者，则是纪传各篇皆以《旧唐书》作为正文，而以《新唐书》所载不同于《旧唐书》的作为注文，附于其下。至于诸志的编撰，亦同此理，就是以《新唐书》为正文，而附注《旧唐书》的歧异记载。其间互相违异之处，也曾略作考核，不过只是以本书参证，或两书互证，而未多所涉及，显得较为局促。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丁子复《唐书合钞补正》，当是匡正沈炳震之书的。

对于所说的两《唐书》互相违异之处，也还有人继续考核。赵绍祖《新旧唐书互证》，就是其中的一种。此书不若沈炳震书的备录原文，仅摘录其违异之处，而论证其间的是非。核实来说，是以《旧唐书》论证《新唐书》的谬误处，与吴缜《新唐书纠谬》稍有不同。书中多引用吴缜旧说，也可以略见其绍递的痕迹。《清史稿·艺文志》于赵绍祖《新旧唐书互证》之后，还著录张道《旧唐书疑义》和罗士林等《旧唐书校勘记》，《清史稿艺文志补编》更著录岑建功《旧唐书佚文》，虽未获读其书，当亦属于考核校订补佚之作，惟已不以《新唐书》为限，而转着眼于《旧唐书》了。

作为两《唐书》的考核订正，还应该提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并著有《十驾斋养新录》、《诸史拾遗》，赵翼著有《陔余丛考》，王鸣盛亦著有《蛾术篇》，可以一并论及。《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和《十七史商榷》，如书名所示，所论述的皆系多种史籍，不过论述唐史，在其书中仍各占有相当地位，不应以其不专论一史而稍事忽略。欧阳修撰《新五代史》，追踪《春秋》，以褒贬为主。其实这在《新唐书》中已稍露端倪。钱大昕因此就说：“欧公《本纪》颇慕《春秋》褒贬之法，而其病即在此。”①

①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唐书直笔新例》。

王鸣盛也评论《新唐书》过于简略，并举例证说：“德宗出奔奉天，全赖陆贽草诏罪己，以激厉将士，而新纪尽削不载，贽本传载奏议甚详，而语令不便入之，所谓武人悍卒感动流涕者竟不一见于史，此其失也。”②赵翼《廿二史札记》尤多论述两《唐书》和两《五代史》的撰修经过及其各自之间的相互比较，文辞精湛，论证详确，不仅论证彼此的互异和谬误处，而且还涉及传世版本的脱误处。这些论证都能有助于对唐代史料的利用和探索。

清代学者治史，多以其所得撰为札记，并以之流传于当时和后世。钱大昕、赵翼、王鸣盛三家都以史名其书，故得以综论如上。其他虽不以史名其名，书中也不乏有关史事的论述。顾炎武《日知录》就是具体的例证。《日知录》中就有专论《旧唐书》和《新唐书》的条目。而论《新唐书》尤为繁多。其中说到“德宗兴元之诏不录于书，徐贤妃《谏太宗疏》、狄仁杰《谏武后营大像疏》，仅寥寥数言，而韩愈《平淮西碑》则全载之。”并说这都是宋祁不喜对偶文字，因而取去失中。所说也不是毫无理由的。顾炎武以后，这样的论述更是不乏其人，阎若璩《潜丘札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都有有关的论述，这里就不必一一列举了。

纪传体的史书起自《史记》，就是以前所称的正史。《史记》成书后，陆续有为之作注释，迄今裴骃、司马贞、张守节三家注犹附《史记》并传于世。其后《汉书》及《后汉书》亦皆有注。自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后，这种作注风气就暂衰息。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樊先生《注唐纪》，和窦苹《唐书音训》，后来不复再见著录，当是早已佚亡。直至清末，始有唐景崇者撰《唐书注》，行于世的仅为所注本纪部分。书以注《唐书》为名，其实只是《新唐书》。所注多所采撷，不限于以本书纠正本书，或两《唐书》互证。惟志、传部分尚未面世，显得有所不足。

一代史书所涉及的岁月，往往相当悠长，所记载的史事就难免有不周之处。鸿博加班固的《汉书》，其中志表就有人为之疏证校补。而《后汉书》、《三国志》以及南北诸史的疏记校补尤为繁多。《隋书》和两《唐书》也就都是少不了的。对于《隋书》的疏证校补，也是集中在志表两个方面。所补的表为万斯同《隋诸王世表》、《隋将相大臣年表》和黄大华《隋唐之际月表》。万斯同著有《历代史表》，自梁陈以迄隋时诸表，皆取之于《历代史表》。诸王表因当时受封者究属有限，表中所列，易于了然。将相大臣年表乃是师法《汉书·百官公卿表》的旧规，以显示一代当朝的人物。举凡三师、三公、尚书令、左右仆射、纳言、内史令监、诸部尚书皆列入表中，能够起到和《汉书·百官公卿表》相似的作用。《隋唐之际月表》所记更为详赡。隋唐之际，群雄并起，有首义的农民，有地方官吏，还有一方豪俊。据所统计，不下一百二十余人，自大业七年（611）王薄、窦建德等起兵，至贞观时次第为唐所削平，其间十余年，纷扰无宁日，其间兴亡一一列之于表，检阅就会相当方便，是可以称道的。

②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〇《新旧唐书二》。

至于对志的疏证校补，则集中于《地理志》和《经籍志》两志。前面说过，《隋书》各志本是《五代史志》，只是附于《隋书》之中，并不限于有隋一代。《地理志》以隋时疆域为主，附载梁、陈、周、齐的沿革于各州县之下。南北朝的疆域沿革至为杂乱，梁、陈、周、齐当南北朝的后期，承其余绪，建置更为繁多，《志》文简略，所记就不易周详。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也辑录于《廿五史补编》中。书中随文考证，更能显示个中曲折。《隋书·地理志》记长安城东、西、南面各有三门，仅举各门的名称，而未备载各门的具体位置。杨守敬书据《长安志》谓东面三门，北为通化门，中为春明门，南为延兴门。其西、南两面各三门也准此。又如《隋书·地理志》于东莱郡观阳县下说：“开皇十六年分置牟州”，杨守敬书则说：“《元和志》，开皇三年置牟州，《寰宇记》同，非分置也。”这就不仅限于疏证了。

《隋书·经籍志》的记载较之《地理志》，更为丰硕，所著录各书，不仅限于五代，其上可以直追《汉书·艺文志》。清代为其补苴考证者三家。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仅就《隋书》列传中所载有关的撰述，补其所未及著录各书。章宗源和姚振宗皆撰有《隋书经籍志考证》，对于《隋书·经籍志》著录各书，逐一加以考证。姚振宗书后出，往往引用章宗源书，并时加以订正。章宗源书亦广事征引，所论述率多以阐明各书的渊源，而且兼及其内容，有的还加以是正补苴。姚振宗书则于涉及著录之书的有关文献，率皆尽量征引，显得更为完备。《隋书·经籍志》著录《汉书》115卷，并注：“汉护军班固撰，太山太守应劭集解。”章宗源考证说：“今存颜师古注本，较应劭本多五卷。《唐志》两本并存，而脱‘应劭集解’四字。”姚振宗于《隋书·经籍志》本条之下加注说：“应劭当作蔡谟”。接着就依次征引《太平御览》、范晔《后汉书·班固传》和《列女·班昭传》、《史通·六家篇》和《正史篇》以及《玉海·艺文篇》，以见班固及班昭撰史的经过，接着又引《晋书·蔡谟传》和颜师古《汉书叙例》，以见蔡谟确曾为《汉书》作过《集解》。接着更引《唐日本国见在书目》、《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宋书·艺文志》和《四库简明书目》，以见《汉书》之有颜师古注。最后征引章氏《考证》，并加按语说：“章氏以此为应劭本，不知实蔡谟本也。”这样的考证确实显得渊博，却也不免失之繁琐。

对于两《唐书》，补苴订正的尤多。首先赓续隋代，万斯同《历代史表》中又复制有唐表，计有《唐将相大臣年表》、《唐功臣世表》、《唐镇十道节度使年表》、《唐边镇年表》、《唐宦官封爵表》、《武氏诸王表》、《唐诸蕃君长世表》，黄大华亦撰有《唐藩镇年表》，唐代历年悠久，皇朝将相名称时有变更，武德初年，三公之外，仅有中书、门下、侍中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和左右仆射，阃外之事则仅有一西讨元帅。贞观初年，朝内有了吏部侍郎参预朝政，阃外又有行军总管。贞观后期更有了同中书门下三品。其他变更改革也屡见不鲜。中叶以后，盐铁使和观军容使，都成了中枢的大员。这样繁多的名称和执掌，能够列于表上，一目了然，也是方便的。其他一些表也都能起到相应的作用。撰《新旧唐书合钞》的沈炳震也撰《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这不是补苴，而是如书名所示的从事于订讹。沈炳震说：“《新书·宰相世系表》舛讹特甚。其小疵则以孙为子，以弟为兄，甚则以甥舅为父子，合二氏为一族。”沈炳震还提出更为严厉的指责，甚至说到“举可废也”。前面曾提当时参预《新唐书》撰修的吕夏卿。吕夏卿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以当时公认精于谱学的名家，制成《宰相世系表》，竟受到这样的指责，可见谱学是不易讲的。

诸家补表之外，劳经原也撰有《唐折冲府考》。折冲府为唐代前期有关府兵的设置。唐代前期兵力的强盛，得力于实行府兵制度。《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和《兵志》以及《庸六典》和《通典》都有记载。就是后来《文献通考》、《玉海》等也都有论述。劳经原皆总为汇集，列于篇首。《新唐书·兵志》仅举十道折冲府的数目，而未详其确地。《地理志》虽于有关府州举出若干折冲府的名称，阙佚者甚多。《唐折冲府考》主要是补苴这些府名及其所在地。在论述关内道之初，先举出有府的数目，接着发凡起例说：“今补十五府。”如果说是补苴，应该是补《新唐书·地理志》的不足处。

《资治通鉴》的《隋纪》、《唐纪》及其有关的撰述以编年体记载隋唐两代史事的，有司马光撰的《资治通鉴》。这部书本来仅称《通鉴》，后来宋神宗为之写序，改称《资治通鉴》，并且说：“贤于荀悦《汉纪》。”以资治为名，是因为可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的缘故。当时襄佐司马光撰修的为刘攽、刘恕和范祖禹。南北朝部分的主持者为刘恕，唐五代部分则为范祖禹所主持。其中《隋纪》8卷，《唐纪》81卷。隋文帝开皇九年（589）以前的几年，则见于《陈纪》之中。

《资治通鉴》网罗各方面有关的史料，剪裁考订，汇为一书，博大精深，历来都受治史论政者的推崇。可是其中名物训诂并非尽为世人所了解，因而多有为之撰注者，不过传世的仅胡三省一家。胡三省的注文当其最初撰述时，本是依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先例，别为《广注》单行。后经乱离，原稿散失，再次补撰，因以注文散入《资治通鉴》有关各条之下，就是现在所见的传本。《资治通鉴》既已弘博深邃，无所不包，注文也就随之作出相应的解释和说明，举凡天文、历法、礼乐、庶政皆都有所注释。胡三省尤精于地理，注文也以此见长。例如河西九曲的得失和唐与吐蕃的强弱很有关系，得胡三省的注解，其地所在就更为明了。河西九曲本为唐朝的疆土，由于金城公主的下嫁，吐藩才以金城公主汤沐邑的名义，取得其地。两《唐书·睿宗纪》皆失载此事，仅于《吐蕃传》略一涉及。两《唐书·吐蕃传》亦未指明九曲的所在。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时，陇右尽失，故也难说到九曲，仿佛已成化外。胡三省在这里特为注明：“九曲者，去积石军三百里，水甘草良，宜畜牧，盖即汉大小榆谷之地，吐蕃置洪济、大漠门等城以守之。”像这样的注释，散见于《资治通鉴》各纪文下，使读者能多所了解。司马光曾经自己说过：“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有了胡三省的注文，是应该好一点的。到了清代，更有专论胡三省注文的撰述，《清史稿·艺文志》就著录有陈景云《通鉴胡注举正》、钱大昕《通鉴胡注辨正》和赵绍祖《通鉴注商》三书。

司马光撰成《资治通鉴》，同时又撰《资治通鉴考异》和《资治通鉴目录》。《资治通鉴》撰修时，曾经搜罗当时的古今史籍，据说，除正史之外，杂史多至三百二十二种。各种史籍不尽相同，且有极为抵牾的。这些不同的记载当然不能并载于《资治通鉴》之中。《资治通鉴》所载的乃是经过司马光详细的考核，而著其所认为正确的结果。《资治通鉴考异》本是单行成书的，这种单行成书的版本今仍有传世。另一种则是附于《资治通鉴》相应的本文之下，这是胡三省所附入的。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中曾说过：“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这样和《资治通鉴》同书并行，对于阅读的人们是有很大的方便的。由于所考证的条目很多，在现在通行本《资治通鉴》中随处可见。如安禄山乱事初起时，唐玄宗听信监军边令诚的诬告，遂于潼关斩封常清和高仙芝，其时封常清曾有表文奉上，《明皇幸蜀记》、《安禄山事迹》和《旧唐书·封常清传》都不相同。司马光采用了《旧唐书》的说法，并说明其所采用的原由。其他条目大致都是这样。这是显示他的撰修史书认真的态度，也是对后学的示范。

《资治通鉴》为294卷的大著，上起战国，下终五季，历时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欲求一目了然，却也并非易事。《资治通鉴目录》的撰述就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司马光在进书表中就曾说过：“略举事目，以备检阅。”《资治通鉴》是按年撰述的，目录当然也是按年撰述。这和《史记》、《汉书》的年表差相仿佛。胡三省在所撰《新注资治通鉴序》中说：“《目录》三十卷，年经国纬，不特使诸国事杂然并录者粲然有别而已。前代历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实著于《目录》上方，是可以凡书目录观邪？”可见和一般目录的作用不尽相同。后来到南宋时，吕祖谦别撰《大事记》，就以《史记》年表所书，编年系月以纪春秋以后事。这样的撰述和《资治通鉴目录》差相仿佛。《大事记》仅止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再未接续撰述下去。其实已有《资治通鉴目录》，《大事记》也就不必撰述下去。目录之中仅记大事，由目录以概括全文，也由目录可以了解重要事故，用以检阅《资治通鉴》，应该是很方便的。司马光有关的撰述，尚有《通鉴释例》，乃是撰述《资治通鉴》时，所定的凡例。此书未与《资治通鉴》同时进奉传世，南宋时始为世人所知。当时传世的尚有《通鉴释文》，分别为司马康和史照所撰，皆多乖剌处。胡三省因之别撰《资治通鉴释文辨误》指正两书的讹误。《释文辨误》援据精核，有助于阅读《资治通鉴》本书。

《资治通鉴》以编年叙事，一宗史事往往不是一年之中就能具见始末，而一年之中，可资记载的史事又不仅一宗，这样兼容并载，自不易得到头绪。袁枢所撰的《通鉴纪事本末》恰能解决这样的困难。这是分钞《资治通鉴》的原文，以事为类，各自另立标题，自成起讫。虽皆为《资治通鉴》原文，而去取剪裁，体例极为精审，在当时已为史家所称道，后来梁启超也是盛加赞赏，以为善钞书者亦可成书。其实只是钞撮之功，于隋庸史料并无所增益。《资治通鉴》所涉及的事物至为广泛，普遍钻研自是正理，专攻其中一端，也有其必要的意义。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如书名所示，就是专就地理而言的。其中首列《历代州域总叙》，隋州郡、唐十道、十五道、二十四都督、十节度、六都护、河北二十四郡都在论述之中，更特列《十道山川考》和《唐三州七关十一州考》，隋唐地理亦可据以粗得其轮廓。

范祖禹《唐鉴》则依《资治通鉴》所记载的重要史事再加以论断。范祖禹曾参预撰修《资治通鉴》，分掌唐史，因以其所得，撰成《唐鉴》。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每于得失兴亡重要关节处，以“臣光曰”开端发为议论。范祖禹的《唐鉴》也应是按照司马光的旧规，发抒其个人的政治见解。范祖禹在《唐鉴》的序文中说：“谨采唐得失之迹，善恶之效，上起高祖，下终昭宣，凡三百六篇，为十二卷，名曰《唐鉴》，唐之事虽不能遍举，而其大略可以睹矣。”据说范祖禹此书曾进呈宋仁宗，并为当时所重视，南宋理宗淳祐年间，张端义撰《贵耳集》，记高宗与讲官言：“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可见当时重视之一斑。

南宋时，朱熹撰《通鉴纲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此书，并说：“始，司马公《通鉴》有《目录举要》。其后，胡给事安国康侯又修为《举要补益》。朱晦翁因别为义例，表岁以首年，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分注以备言，自为之序，乾道壬辰也。大书者为纲，分注者为目，纲如经，目如传。”其实朱熹并未亲自撰述。《四库全书总目》就曾明白指出：“朱子因司马光《资治通鉴》以作《纲目》，惟凡例一卷出于手定，其纲皆门人依凡例而修。”就是这样一部书，经过康熙皇帝的批览，遂成为《御批通鉴纲目》。其实朱熹当时撰写这样的凡例，并着人编撰，也只是想使作资治的《通鉴》，更能发挥资治的作用，并不是对史事多所补益。这和范祖禹的《唐鉴》一样，虽然都受到一时重视，都难得说到在史料方面的价值。康熙皇帝的批览也当不是从其史料方面着眼。其时吴乘权撰《纲鉴易知录》，也许如其名称所示，只是便于初学，虽曾为人所习知，是说不上有什么学术的意义的。

《唐大诏令集》《唐大诏令集》，宋敏求撰。《宋史》有其传，附于其父宋绶传后。他曾参预撰修《新唐书》，并补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148卷，是谙熟唐代史事的史家。《唐大诏令集》是搜集和编撰唐代帝王所颁的诏令而成的。宋敏求自序说：“厘十三类，总一百三十卷，录三卷。”《旧唐书》多采撷诏令，以入史文，但汇集到这样多的篇目，却是少有的成就。其中政事类共包括三十八项，自礼乐、刑法以至于讨伐、平乱，涉及到全国许多方面；蕃夷类也包括绥抚、盟文等十项，都关系到皇朝的大政，是唐代史事的重要部分。其余帝王、皇太子、诸王、公主、大臣等类，也都包括为数不同的项目，皆可以用之核证史文，不可或缺。

诏令既是当时皇朝颁布的正式文书，所涉及的人物、官制、地名以及相关的史事，不容出现任何的差错。一代史书其中的不少部分就是依据这些诏令撰修而成的，辗转采撷引用，就难免出现若干讹误。因而再以诏令核对史书，就可有所校正。这样的事例，以前也曾有人指出过，这里还可再列举一二。《唐大诏令集》的《蕃夷类》中收有《命薛讷等与九姓共伐默啜制》，这是玄宗开元四年（7）颁下的诏令，可是两《唐书·薛讷传》皆未道及。《旧唐书·玄宗纪》却说：“突厥可汗默啜为九姓拔曳固所杀。”《新唐书·玄宗纪》更说：“大武军子将郝灵俭杀突厥默啜。”皆不载此制诏，仿佛和薛讷无关。《唐大诏令集》的《政事类》中收有开元十三年（725）颁下的《改丹水为怀水敕》。丹水在泽州（治所在今山西晋城）。《敕》中更明白指出：“宜改丹水为怀水，改丹水府为怀仁府。”可是《新唐书·地理志》却说：“泽州高平，有泫水，一曰丹水有省冤谷，本杀谷，玄宗幸潞州，过之，因更名。”泽州属府五，首为丹川府，也并没有改为怀仁府。《新唐书·地理志》素以详赡见称，有关丹水和丹川府的记载，当是依据开元十三年以前的册籍转录，仿佛并无改称事。《敕》文于“改丹水府为怀仁府”下，接着还说：“其乡里名号，亦仰州长官随事改易。”《新唐书·地理志》所说的杀谷改为省冤谷事，当是依据《敕》文改正的。杀谷既已因《敕》改正，奈何丹水和丹川府尚存旧名，这就不能不说是预修《新唐书》的人采访未周了。宋敏求之后，再未见有续作辑录补苴，看来并非易事。赖有《唐大诏令集》原书具在，史家就藉以考核唐史，订正讹误。钱大昕《诸史拾遗》就不乏例证之作。钱大昕曾据懿宗咸通九年（862）颁布的《分岭南为东西道敕》所说的：“宜分岭南为东、西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以广州为岭南东道，邕州为岭南西道宜割桂州管内龚州、象州，容州管内藤州、岩州，并隶岭南西道收管”，以证明《新唐书·方镇表》咸通九年下所说的：“升邕管经略使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增领蒙州”的蒙州应为象州之误。这样的以《唐大诏令集》参证唐史，自然是相当重要的。

《唐才子传》和《登科记考》宋代及以后诸代，为唐人作传的并非多见，有之，当推元时辛文房《唐才子传》。辛文房为西域人，以能诗著名。《四库全书总目》谓是书由《永乐大典》辑出。原本10卷，总三百九十七人（当为九十八人）。中间有散佚处，经过补苴，共得二百四十三人，又附传者四十四人，共二百八十七人。是书国内虽有散佚，日本却保存有完帙，刊于《佚存丛书》中。列传二百七十八人，附见者百二十人，与原本相符。所列诸人中见于《新唐书》的约百余人。此百余人传记即取材于《新唐书》。《旧唐书》虽有异说，殆皆置之不论。如《陈子昂传》记其于圣历初解官归里事，即取材于《新唐书》，《旧唐书》则未涉及此事。其间斟酌去取，对《新唐书》也多有是正。《新唐书》以陈子昂举进士在文明初。文明元年（684）为唐高宗崩逝的次年，恐亦无暇开科取士，《唐才子传》以之置于开耀二年（682），似较为合理。徐松《登科记考》亦从其说。然其书往往来撷当时传记或小说家言，不免有夸大失实的地方。《唐才子传》以论诗为主，诗人的生平事迹虽稍有穿凿傅会和不尽真实之处，也是难于完全避免的。

《新唐书·艺文志》的《杂传记类》著录崔氏《唐显庆登科记》、姚康《科第录》、李奕《唐登科记》，今皆佚失不存。唐代重科举，而进士尤为重要。每次所取进士的名额并非很多，然名列榜上的率能获致高位，为世所重。诸家所撰的《登科记》所记自是科举的盛事。崔氏所撰以年代标书名，可知当时撰述者甚多，不仅所著录的三种。到了清代，徐松撰《登科记考》，由有关的史籍、方志、类书、总集、别集、笔记小说、碑志石刻等记载中广为搜罗采撷，撰集成书。全书30卷，前24卷，按年记载，当时有关的文诰政令，考题，答卷，进士姓名，而且兼及进士以外的其他各科。其后两卷则叙五代诸朝事。另有附考和别录数卷。附考叙未有确实年代的进士、明经、制科、诸科登第者的姓名。别录则摘录有关科举的各种记载。这样的撰述，对于一代科学取士的制度、措施、科目、登第者的姓名，皆备加论列，而考证又皆精辟，是值得称道的科举史料的汇编。

由《崇文总目》到《四库全书总目》对于有关隋唐史籍的著录《新唐书·艺文志》于乙部史录的《刑法类》之后列有《目录类》，所著录各书，今皆亡佚。《宋史·艺文志》踵其旧迹，继有撰述，所著录的亦复不少。然多已亡佚。今传世习见的为王尧臣、欧阳修《崇文总目》，尤袤《遂初堂书目》、《秘书省书目》，陈骙《中兴馆阁书目》，张攀《中兴馆阁续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郡斋读书志》有袁本和衢本，两本间有差异，未能尽同。今传世尚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惟未为《宋史》所著录。宋以后，撰述的尤多，《四库全书总目》后出，著录的亦复不少。这些目录撰述，有的仅列书名，有的则作题解。题解亦有繁简差别。《四库全书总目》则每书皆有提要，于著者姓氏，书的版本以及有关评论，多能详为陈说。各家书目均备录所见各书，隋唐史书自亦包罗在内，随时翻检，有关史料的存佚就可具知，其中记载亦可稍悉其崖略。

有关隋唐史料的金石文字撰述《宋史·艺文志·小学类》中著录欧阳修《集古录》和赵明诚《金石录》。如隋唐诸史《经籍志》和《艺文志》的体例，可是在《目录类》中又再加著录。以金石证史，为史家重要功夫，似以列入《目录类》为宜。

《集古录》为欧阳修所撰，录其所藏金石的跋尾。今传本共有四百余跋，分为10卷，与其初本的篇数不尽相合。或其间有所增益。10卷之中，有关隋唐时跋尾为5卷，最后一卷中尚有数篇。隋碑仅有14篇，不足与唐碑相比。欧阳修在《自序》中说：“可与史传正其阙缪者，以传后学。”其子棐在所撰《录目记》中也引用了这句话，可知其搜集遗物撰述整理的意义所在。以金石证史，跋文中殊不少见。《隋陈茂碑》所载陈茂仕官履历，曲折详尽，跋文因说：“《隋书·列传》载茂事尤多阙缪”，并说：“碑云茂字延茂，史亦阙。”《唐张九龄碑》所载与《唐书》时有违异处，甚至年寿官爵亦不相同。跋文就指出：“年寿官爵，其子孙宜不缪，当以碑为是也。”

《金石录》，宋赵明诚撰。是书上承欧阳修《集古录》的体例，著录其所藏的从上古三代至于隋唐五季以来的钟鼎铭文和碑铭墓志的金石文字，有的还作有跋尾。赵明诚在其所撰的序文中说：“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牴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因考其异同，参以他书，撰成是书。书中所著录金石碑刻共有二千，其中属于隋代的八十四件，属于唐代的一千四百三十五件。就是五代也有十五件。跋尾，属于隋代的九篇，属于唐代的多至一百六十七篇，可说是相当丰硕的。

后来到了清代，金石证史更为学人所重视，撰述者前后相继，钱大昕就撰有《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钱大昕，传在《清史稿·儒林传》中。大昕著述宏富，有《潜研堂文集》行世。此金石文字跋尾不在其集中。《跋尾》涉猎广泛，所跋唐人碑刻墓志亦非少数，且多能与史文相对勘。《九成宫碑》为欧阳询所书，欧阳询结衔称兼太子率更令。称兼是唐初制度，并非以他官再兼率更令，而是欠一级的称谓。这种称谓得到这样的解释，可为了解唐初制度略得助力。《李抱真德政碑》结衔中有礠州，而两《唐书·地理志》、《五代职方考》皆作磁州。钱大昕因此指出：“州县之名当从其时本称，史臣秉笔，任意更易，非得石刻，何由决其然否，此金石之有益于史学也。”与钱大昕同时的王昶亦撰有《金石萃编》。其所搜罗更为丰富。王昶在自序中曾谓其收集金石的不易，历经种种困难，“而后自三代至宋末辽金始有一千五百余通之存。”全书0卷，其中隋时3卷，唐时78卷，两相合计已超过一半，如果加上五代4卷，就更为繁多。书中不仅备列金石上所刻的文字，而且还附载各家的题跋，如其序中所说：“题跋见于金石诸书及文集所载，删其繁复，悉著于编。”就全书稽考，自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后，各家撰述，殆无阙失。各篇之后，又多为按语，对于前人所说，每加匡正，可以说，乃其时集大成之作。其按语中，多有以金石证史的论证，可以说明论史是少不了金石的。

王昶于《金石萃编》著录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所刻的《郎官石柱题名》。所谓郎官指的是唐尚书省所领的二十四司的长官，即郎中和员外郎。二十四司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分管全国的政务，故其地位相当重要。《题名》由吏部郎中起，温彦博、杨纂皆在其列，而温彦博前尚有郑元敏等七人，可知题名始于唐初。温彦博和杨纂，两《唐书》皆有传，传中均未记载任郎中事，则《题名》可补传文的阙遗。大中以前郎官姓名多见于此，其重要意义不言可知。王昶于著录《题名》后，复撰《郎官石柱题名考》，其后赵钺和劳格又撰《郎官石柱题名考》，较王昶所撰更为详赡。王昶说：“今所题名只左丞一柱，拓亦不全，存者只七面，内多泐字，计其姓名可见者凡三千一百九十二人。除去姓名不全者二百七十七人，其全者有二千九百十五人。内姓名再见者五百四十七人，三见者一百四十人，四见者二十六人，五见者六人，通共重见者七百十九人。”王昶据两《唐书》列传、《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全唐诗》小传考核，可考者仅得五百七十六人，无考者一千六百廿四人。赵钺和劳格所考，收获殊多，无考者仅一百九十余人。各部补遗得六百三十四人，补辑礼膳两部共得二百十一人，著录郎官总数四千一百五十余人。不仅超过王昶所考，而且远溢于《郎官石柱题名》之外。

王昶于《金石萃编》中又著录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的《大唐御史台精舍碑铭》。御史台为唐代掌刑法典章、纠正百官罪恶的机构。精舍本为僧侣讲道之所，御史台有台狱，建此精舍当是借以起感化的作用。在这样的精舍立碑，却题各级御史的姓名，因而也成为重要的刻石。王昶仅著录此碑铭，未再作考核。赵钺和劳格则撰有《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王昶著录此碑时，曾加按语说：“碑阴题名：上截凡侍御史并内供奉一百二十二人，殿中侍御史并内供奉四百九十七人；下截及左右棱不书官位者一百一十九人；中间搀入‘郑韬会二十七日寓直’一行；左侧题一百三十三人，右侧题侍御史兼殿中一百三十八人；碑额题监察御史四十二人；碑阴额题知杂事御史五十一人。”并指出：“碑阴题名重复，自再见以至三见四见者不一而足，或由前后屡任则屡书之，然亦不尽符合者。”赵钺和劳格则另加考核，举出其人的籍贯、出身、经历，并注明出处，共得八百三十一人，已超过题名总数的三分之二。其成就也是可以称道的。

王昶撰《金石萃编》之后，后续者仍颇不乏人，据《清史稿·艺文志》所著录的，就有黄本骥《金石萃编补目》，陆耀遹《金石续编》、王言《金石萃编补略》……其中隋代5卷，唐代50卷，如果加上五代的3卷，共有58卷，将及全书的半数。亦如王昶旧例，附载有关各家跋尾，惟上距王昶为时并非过久，所附跋尾就不如王昶的繁多。可是王昶以后新撰而又未能广为流行的有关著述，如严可均的《平津馆金石萃编》、吴荣光《筠清馆金石记》皆以能见诸征引，而多为世人所知。然亦有为《金石萃编》所不应阙的，如唐《巂州都督姚懿碑》，已见《金石录》和《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姚懿为姚崇之父，既赵、钱两家皆已著录，《金石萃编》奈何竟然遗之，又隋《梁州使君陈茂碑》，为开皇十八年所立，《金石萃编》作十四年，《补正》为之指出，确是能以正之。惟两书皆备列《陈茂碑》文，《补正》后出，反不若《金石萃编》的详尽，而不详尽的地方，又未指出其所阙字，复未作出说明，仅引《平津馆读碑记》说：“茂，《隋书》有传，以碑校之，传所载官阶多阙。”如按所录碑文参证，则《隋书》所载官阶诚有阙少处，却不能指责为多阙。可能是当时撰集时，未能细加核对，致有此不符处。则引用是书，还应细加斟酌，不宜炫其丰硕，而尽相信其偶有不符处。

还可以提到的则为林侗《唐昭陵石迹考》。张弨《昭陵六骏赞辨》和孙三锡《昭陵碑考》，皆为《清史稿·艺文志》所著录。昭陵碑刻虽仅分布于其陵园之内，然实关系唐代初年的史事，考核辨正，当能充实其时的史料。唐人年谱的撰述唐时谱牒最为盛行，华族名门无不有其家谱。到了宋代，更有年谱之作。年谱按谱主的生平经历，按年记述，虽亦可溯源于家谱，流派却各异其趣。宋人洪兴祖撰有《昌黎先生年谱》，记韩愈的行事。鲁訔亦撰有《杜工部年谱》，鲁訔之前，吕大防已撰《杜工部年谱》，惟亡佚不存。《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有赵子栎《杜工部年谱》，惟谓“其援引亦简略，不及鲁谱之详”。迄至清时，撰年谱之风大为盛行，为唐人所撰的却殊不多见。见于《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仅有丁晏《陆宣公年谱》，与《汉郑君晋陶靖节魏陈思王年谱》合编。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的亦仅江榕所辑《陆宣公年谱辑略》一种。

记载隋唐地理的图书地理撰述可以上承贾耽《十道志》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当数到北宋初年乐史所撰的《太平寰宇记》。乐史撰述此书，也就是参酌贾耽和李吉甫的旧规，再作考核，而且也增加了新的项目。书中征引繁博，前人撰述的地志、杂记、诗赋、文集，在所不遗。许多佚失已久的记载，还能略见其梗概。贾耽《郡国县道四夷述》，宋初犹存，《太平寰宇记》就多所引用。清人王谟辑佚，共得五十四条。其中出自《太平御览》的仅有七条，而出自《太平寰宇记》的就有四十七条。唐代其他著作也多赖以保存。此书撰于宋初，即依宋时疆域区划分别撰述。其时尚未改行路制，仍存道名，惟已分为河南、关西、河东、河北、剑南西、剑南东、江南东、江南西、淮南、山南西、山南东、陇右、岭南十三道，不尽与唐时相同，但所改易的并非多数，各道府州仍多因唐旧，论及隋唐地理亦相当详赡，可与《元和郡县图志》相互参证。

其专论隋唐两代全国地理的，则有清代末年杨守敬所撰的《历代舆地图》中的《隋地理志图》和《唐地理志图》。杨守敬于历代地理志用力最深，前曾述及其所撰的《隋书地理志考证》。《隋地理志图》和《唐地理志图》分别据《隋书·地理志》和两《唐书》的《地理志》绘制，有助于《隋书》和两《唐书》的钻研。

隋时仍以长安为都，惟于龙首原下另建新城，唐代因之不改。绵延久长，几三百年。长安于宋时已废不为都，却仍为世人所重视。宋敏求就曾撰述《长安志》。《长安志》虽泛及周秦往事和建都于长安的皇朝，隋唐旧迹实为其主要论述所在。唐时韦述的《两京新记》，叙述长安和洛阳的城郭里坊，惟不免疏略。宋敏求依其所述，更为周备。举凡城郭、宫室、官府、山川、道里、津梁、邮驿以及风俗、物产、寺院、道观，莫不毕具。尤其对于坊巷、住宅、肆市、园林等更是纤悉无遗，为研究隋唐都城史事不可或缺的撰述。今《两京新记》已残缺不全，《长安志》就弥足珍贵。

宋敏求还撰述《河南志》。《河南志》的撰述还在《长安志》之前。《长安志》的体例当是遵循《河南志》的旧规。其后元人再撰《河南志》，即多移录宋志原文。宋志遗佚已久，仍可于《元河南志》觇其本来面目。

对于长安旧迹的记载，应该提到张礼的《游城南记》。张礼于宋哲宗元祐年间撰成此书，记其在长安城南的游踪。其时上距唐末都城东迁已逾百年。长安外郭城早已拆毁罄尽，惟樊川风物尚依旧可观。张礼所记举凡门坊、寺观、园囿、村墟以及前贤遗迹见于记载的，皆据其耳闻目见详加描述，使读者按图索骥，仿佛就在目前。书中间有续注，无注者姓氏，详其文义，当是出于金时人的手笔，可见是书见重于世，为时已久。

更推而广之，则为《雍录》。《雍录》为南宋程大昌所撰述。其时长安久已为金人所据有，程大昌自难亲历其地，因而就只能以前人的撰著为依据，于关中古迹悉加考订，尤着意于周秦汉隋唐五代的都城，于唐代更为详备。《四库全书总目》虽指出其体例丛杂和未免疏漏，然亦不能不称许其搜罗既富，辩证亦详，在舆记之中固为最善之本。

下至元代，李好文复撰有《长安志图》。北宋时即已有《长安图记》，吕大防称之为《长安故图》，并为之说。此图旧有碑刻，在西安碑林，今已残缺。《四库全书总目》说：“好文因其旧本，芟除讹驳，更为补订，又以汉之三辅及元奉元所属者附入，凡汉唐宫阙陵寝及泾渠沿革制度皆在焉。总为图二十有二。”然今本实有图二十，与所说不同。此二十幅图中，唐代宫殿陵墓图就有七幅。今本题河滨渔者编类图说。必中达为其《泾渠图》作序，称其人为李惟中。惟中即李好文之字，河滨渔者盖其别号。

元代骆天骧还撰有《类编长安志》。如书名所示，是就宋敏求的《长安志》分类辑出。骆天骧在其自序中说：“每患《旧志》散漫，乃剪去繁芜，撮其枢要。”所谓《旧志》即指《长安志》而言。他还说：“自汉、晋、隋、唐、宋、金迄皇元更改府、郡、州、县，引用诸书，检讨百家传记，门分类聚，并秦中古今碑刻，名贤诗文，长安景题及鸿儒故老传授，增添数百余事，裒为一集。”全书分为京城、宫殿室庭等三十一目，可谓详赡，惟间有排比杂错，遗漏重复之处。书中列有石刻一目，备载当地的碑碣。由于在当地撰述，易于发现，如《杨玚先庙碑》、《李晟先庙碑》，当时仍立于原处，故能为所载及。《金石录》未能加以著录，盖赵明诚未能涉足关中故也。

迄至清代，徐松又撰《唐两京城坊考》。徐松在其自序中说：他在纂辑唐文时，于《永乐大典》中得《河南志》，为宋敏求旧帙，与《长安志》相配合。因采集金石传记，合以程大昌、李好文的《长安志图》，作《唐两京城坊考》。此书5卷，前4卷叙长安，后1卷叙洛阳。叙其间的宫城、皇城、外郭城以及皇宫、苑囿、渠道等，并附绘制有关舆图。因为是依据《长安志》和《河南志》撰述的，即因两志之旧，而加以佐证和补阙。《长安志》于朱雀门街东三街由北向南第十一坊昭国坊内载有裴子余、郑絪、庾敬休、李寰、崔琯五家宅。《唐两京城坊考》据《独异志》补前进士李蒙宅，据《唐语林》补检校司徒、兼太子少师郑余庆宅，据《乐府杂录》补将军韦青宅，据《白氏长庆集》补刑部尚书白居易宅，据温宪《程公墓志》补集贤直院官、荣王府长史程修己宅，据《酉阳杂俎》补泾原节度使段祐宅。像这样佐证和补阙，在其两京的叙述中，是随处可见的。

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唐晏《渤海国志》，又著录黄维翰《渤海国志》。《渤海国志》论述唐代位于粟末水（今松花江）上的渤海国。这是对于唐代周边各国少见的论述。《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这两部撰述于《史部载记类》中。载记为记载非正统者事迹的史书，《晋书》记载刘元海、石勒事，即称为“载记”。渤海国不能与前赵、后赵相等，如何也入于“载记类”中？《新唐书·艺文志》以张建章《渤海国记》著录于《地理类》中，《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自应遵从旧规，不宜自标新奇。

记述唐代掌故轶事的小说首先应提到的是王定保《唐摭言》。《崇文总目》以下各家目录皆著录于“小说类”中。记唐朝进士应举登科杂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其书共分六十三门，然今本实为一百五门。岂晁公武所见本与今本不同，其间曾有所颠倒？唐代重科举，科目相当繁多，有明经、俊士、明法、进士等五十八科。而进士最为当世所重视。由《唐摭言》所记载的掌故、轶事，足以看到一代的风气。书中虽多载掌故、轶事，亦可以补《新唐书·选举志》的不足。唐初，贡士由吏部策试，主其事者为考功员外郎。其后改归礼部。这是选举制度的一大转折。《选举志》记其间经过，仅说：“开元二十四年，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此始。”这样简单的言辞，不足以见其间的过程，《唐摭言》的《进士归礼部》篇，记载相当详赡，有助于了解。《选举志》还提到曲江会和题名席，而未稍作说明。《唐摭言》的《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也都作了详赡的记载。

其次是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王仁裕曾历事前蜀、后唐以迄后汉诸朝，两《五代史》皆有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是书，并说：“蜀亡，仁裕至镐京，采摭民言，得开元天宝遗事一百五十九条。”其中多记宫中琐闻杂事，兼及宫内外习尚。间有与史实不合处。民间传言间有讹误，也是难于尽免的。

其时南唐尉迟偓撰有《中朝故事》，见于《郡斋读书志》著录，记唐懿、昭、哀三朝故事。尉迟偓仕于南唐，南唐李氏自谓承唐统绪，故称长安为中朝。书中所记诸事间与史事违异，未尽翔实。《四库全书总目》说：“其时去唐未远，故家文献所记，亦往往足征。如崔彦昭、王凝相仇一事，司马光虽摘其以彦昭代凝领盐铁之误，而其事则全取之，与正史分别参观，去讹存是，亦未尝不足以参证也。”所说诚是。

南唐刘崇远亦撰有《金华子》。《郡斋读书志》说：“金华子，崇远自号也，录唐大中后事一本，题曰《刘氏杂编》。”晁公武并以刘崇远为唐人。刘崇远诚生于唐末，然仕于南唐，不应复以唐人相称。《四库全书总目》说：“核其所记，皆唐末朝野之故事，与晁氏所云录唐大中后事者相合。”并说：“（其中）不免传闻异词，然要其大致，可信者多，与《大唐传载》诸书摭拾委巷之谈者，相去国悬绝矣。”这样的评论，也颇公允。今本由《永乐大典》辑出，题《金华子杂编》。

当时曾仕于荆南高氏的孙光宪，亦撰有《北梦琐言》。《崇文总目》及《郡斋读书志》并加著录。《郡斋读书志》还说：“记唐至五代及十国杂事”。孙光宪曾劝高继冲以三州地归宋，为宋朝所重。《宋史》有传。所记相当广泛，于皇室、宰辅、酷吏、藩镇、科举、门阀、文士、僧道皆有涉及。《四库全书总目》虽讥其“记载颇猥杂，叙次亦颇冗沓”，然亦不能不认为“遗文琐语，往往可资考证”。

入宋以后，犹有相似的撰述，钱易的《南部新书》即其中的一种。钱易之父俶为吴越王，《宋史》有传。钱易撰述丰富，《传》中备载《南部新书》及其他撰述。《郡斋读书志》著录是书，仅说是记唐故事，《直斋书录解题》也说是所记多唐遗事。《四库全书总目》谓其“多录逸闻琐语，而朝章国典，因革损益，亦杂载其中。故虽小说家言，而不似他书之侈谈迂怪，于考证尚属有裨。”

北宋后期，王谠复撰《唐语林》。《郡斋读书志》著录是书，并说：“未详撰人，效《世说》体，分门记唐世事，新增《嗜好》等十七门，余仍旧云。”《直斋书录解题》则指出为王谠所撰。谠为徽宗时人，已在北宋后期。《四库全书总目》颇称道此书，谓“虽仿《世说》，而所记典章故实，嘉言懿行，多与正史相发明，视刘义庆专尚清谈者不同。且所采诸书，存者亦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没”。

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撰集的《太平广记》为当时的古今小说集大成之作。主其事者为李昉、扈蒙等十余人。书成于太平兴国年间，故以《太平广记》为名。撰集此书时，于野史、传记、故事、小说皆广为搜罗，据近人统计，所引书共四百七十五种。全书按题材分为九十二大类，又分一百五十余细目。篇幅虽然浩瀚，却也易于翻检。所采用各书，由汉代以迄宋初，唐人所撰，为数殊为不少。陈鸿祖《东城老父传》、陈鸿《长恨传》皆在其中。唐人撰述诸书多有亡佚，幸赖此巨著得以流传。

《唐会要》唐代史籍有一种新的体例，称为会要。会要是记载一代典章制度、文物、故实的史籍，分门别类，易于翻检，也记载周边各族和国家。会要的撰述，始于苏冕。《旧唐书·儒学·苏弁传》后附有传称“冕缵国朝攻事，撰《会要》四十卷，行于时”。《新唐书·宣宗纪》：“大中七年，崔铉进《续会要》四十卷，修撰官杨绍复、崔瑑、薛逢、郑言等，赐物有差。”《艺文志·类书类》亦著录苏冕《会要》和《续会要》。《续会要》修撰官除杨绍复、崔瑑诸人外，还有裴德融、周肤敏、薛廷望、于珪、于球等。可是《唐会要》却说：“杭州刺史苏弁撰《会要》四十卷。弁与兄冕缵国朝故事为是书。弁先聚书至二万卷，皆手自刊正。今言苏氏书，次于集贤、芸阁焉。”①然《旧唐书·苏弁传》只说其聚书事，而以撰《会要》为其兄苏冕事，与《唐会要》所说不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苏冕叙高祖至德宗九朝沿革损益之制。大中七年诏崔铉等撰次德宗以来事，至宣宗大中七年，以续冕书。“晁公武也没有道及苏弁，则苏冕撰书事应是确实的。

①《唐会要》卷三六《修撰》。

今传世的《唐会要》为宋王溥所撰。王溥，《宋史》有传。《传》称：“溥好学，手不释卷，尝集苏冕《会要》及崔铉《续会要》，补其阙漏，为百卷，曰《唐会要》。”《郡斋读书志》叙述苏冕和崔铉撰《会要》和《续会要》后，接着也说：“溥又采宣宗以后事，共成百卷，建隆二年奏御，文简事备。”今苏冕和崔铉的撰述久已佚失。王溥书中曾频道及苏冕《会要》，或称“苏氏曰”，或称“苏氏议曰”，则王溥就不仅是续撰，应该是对苏氏的原著有相当多的改动处，甚至是另行撰述的。

《唐会要》的分目，相当繁多，据统计，竟多至五百一十有四，对于唐代沿革损益之事的记载是相当详赡的。撰会要可能和修史不尽相同，一代有关的诏诰奏议以及私家著述，修史之时虽可全文征引，究竟还有一定的体例，不免有删削的地方，甚至文句也或有所改动。王溥所撰书却多事征引，全文录载。好在每事各成一条，也不至于显得过分繁琐。

王溥所撰书分目既多，所涉及的方面也就相当普遍，街巷琐事也在记载之列。玄宗开元年间，颁下敕令：“（京洛两都）城内不得穿掘为窑，烧造砖瓦，其有公私修造，不得于街巷穿坑取土。”文宗太和年间，长安左右巡使奏请：“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并请“如非三绝者，请勒坊内开门，向街开门，悉令闭塞。”①唐时兵备，马匹为主要设施之一，因而对于马匹十分重视，各监牧的马匹都须加盖印章。规定：“凡马驹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监名依左右厢印印尾侧。”②这样琐碎的事务皆见于记载，可知其包罗的宏富和详备。

《通典》的续编和《通志》、《文献通考》《会要》与《通典》不同，《新唐书·艺文志》并著录于《类书类》中，可见其中有相近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皆以之著录于《典故类》中，虽有改易，两书仍在同一类中。《通典》也有续撰的。《直斋书录解题》就著录有宋白《续通典》，并说：“起唐圣德初，迄周显德末。王钦若言杜佑《通典》上下数千载，为二百卷，而其中四十卷为开元礼。今之所载二百余年，亦如前书卷数，时论非其重复。”宋白所续书，早已失传，今有辑本，尚可见其一斑。

清代乾隆年间，撰《皇朝通典》时，也曾撰《续通典》。亦如宋白之例，由唐肃宗圣德元年续起，迄于明崇祯末年。其书于唐代后期诸事，率皆缀辑旧史记载，鲜有增益，仅略备一格而已。

南宋时，郑樵始撰《通志》，《宋史·艺文志》著录于《别史类》。郑樵，《宋史》有传。《通志》200卷，其中《帝纪》、《皇后列传》、《年谱》、《列传》，共149卷，居全书四分之三，以之著录于《别史类》中，自是十分恰当。这些纪传大抵是删录前代史书旧文，仅稍有移掇，别无新意，故不为史家所重视。其余49卷为二十略。《通志》和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并称《三通》。《通典》和《文献通考》皆无纪传。《通志》能与《通典》、《文献通考》并称《三通》，主要还是在这二十略。

①《唐会要》卷八六《街巷》。

②《唐会要》卷七二《诸监马印》。

二十略为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草木。皆叙述历代，隋唐两代自在叙述之列，大可取之以证史。《四库全书总目》对于这二十略多有疵议，并指出六书、七音乃小学的支流，非史家的本意。还指出礼、乐、职官、食货、选举、刑法六略皆删落《通典》，无所辨证。其他诸略也多有钞自他书事例。不过最后却指出：“特其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

《四库全书总目》对于二十略中的《艺文略》也多所指责，说是分门太繁，而又多前后歧出，甚至所列门类也有很不恰当的地方，并举出若干例证，以相证实。这些指责既有实例，自不容代为辨别。不过也并非就和所说的其他篇目一样，尽是移录前史旧闻。《艺文略》前后8卷，篇帙繁多，难以备举，这里就以《地理》一门略事陈述，以见一斑。《地理》门中，又分《地理》、《都城》等十二子目，其中有关唐代及其以前的地理撰述，并非完全取之于《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隋唐及其以前的地理撰述，又较《艺文志》为多，其多竟达数十种。应该说，这是可以补苴《艺文志》的疏略的。当然，其中也不乏重出和误入的。郎蔚之《隋诸州图经集记》、贾耽《皇华四达记》就皆前后重出，杨孚《异物志》和《交州异物志》又一书而二名了。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撰成于元代初年。据其《自序》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言一行可以典故之得失，证史官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文献通考》的得名，正是这样的道理。全书共分二十四门，也就是二十四篇考。据说，前十九门“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这是不错的。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等八门，就由《通典》的《食货典》分出来的。不过这不是简单的离析，而是有不少的补益的。同样，《选举》和《学校》两门，则是由《职官典》离析的，《郊祀》、《宗庙》、《王礼》三门，则是由《礼典》离析的。而《乐》、《兵》、《刑》、《舆地》和《四裔》，则仍遵《通典》的旧规，仅改《州郡典》为《舆地考》，《边防典》为《四裔考》。另外还有《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则是《通典》原所未有，而采摭诸书新增的。

这样348卷的巨著，虽是采撷征引前贤时人的论著，也难得了无讹误。

《四库全书总目》曾摘出不少条款，认为是脱漏或讹误之处。其中提到《经籍考》，并说：“《经籍考》卷帙虽繁，然但据晁陈二家之目，参以诸家著录，遗漏宏多。”这一点的指责也确是并非过枉。仅就《地理类》而论，尤属显然。其中唐人的地理撰述，只有二十八种，加上唐以前的撰述，也不过再添九种，以之和《新唐书·艺文志》相较，所差实多，不过也有补苴《艺文志》之处。郑常《洽闻记》和李德裕《西南备边录》就是较为重要的两部。《西南备边录》13卷，其下注：“巽岩李氏曰：‘唐李德裕撰，今特存其第一卷。而《崇文总目》亦只载一卷，岂嘉祐以前已亡逸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著录《西南备边志》12卷，为宋人邓嘉猷所撰，可能是一书的讹传。现在皆已不传，难于详加考索。

《文献通考》的《兵考》也与《职官考》等一样，是沿袭《通典》的成规。其实只是名称的沿袭，具体内容却是独出心裁。《通典·兵典》乃是以孙武所著十三篇为主，而以历来用兵作为具体的例证。《文献通考》的《兵考》，则是分别叙述历代兵制、禁卫及郡国之兵、教练之制以及车战、舟师、马政等。两者迥然不同。唐代的兵制以及有关各项措施和设备亦皆在论述之列。可以和《新唐书·兵志》相参证。

宋人编纂的与隋唐史事有关的类书北宋初年，曾以皇朝的力量撰修了四大部书，前面提到的《太平广记》就是其中的一部。与《太平广记》的名称相近的为《太平御览》。另外还有一部《册府元龟》。诸家著录皆以这两部书列入类书类中。主其事的，亦为李昉、扈蒙诸人。《直斋书录解题》说：此书“以前《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参详条次修纂，本号《太平总类》，太平兴国二年受诏，八年书成，改名《御览》。”全书共分五十五个部门，部门中又分细目，总计不下五千。即如所列的《皇王部》，由《叙皇王》开端，接着每一朝代的每一帝王皆列一目，直至唐哀帝，故相当繁多。引用众书也极为渊博，据书首所列的《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书中征引的载籍共有一千六百九十种。其中间有重复数见的书名，近人核实统计，谓不过一千多种。就是一千多种，采摭也是极为丰硕的。所采摭各书迄今已多有亡佚，赖是书得以流传。清代学者喜辑佚前哲遗著，就多取材于此书。王谟等人所辑的唐人地理著作，也惟此书是赖。就是隋唐时期已佚的史籍同样也可由此书中采求。

《册府元龟》撰修于宋真宗景德年间。由王钦若、杨亿撰集成书，论述历代君臣事迹。总五十部，一千余门。部有总序，门有小序。论其篇幅，较之《太平御览》还要多到一倍。可说是鸿篇巨制。陈援庵（陈垣）为《影印明本册府元龟》作序，谓前人多重视《太平御览》而轻《册府》。因而具体指出：乾隆中四库馆辑薛《五代史》，大部分出自《册府元龟》，而标榜采用《永乐大典》。道光间，刘文淇诸人为岑氏校勘《旧唐书》，即大用《册府》，成绩卓著。并说：“《册府》所采唐五代事，不独用刘薛二家之书，当其修《册府》时，唐五代各朝实录存者尚众，故今《册府》所载，每与旧史不尽同也。”仅此一端，《册府》有裨于史学，岂浅鲜哉。

南宋时，王应麟又撰《玉海》。王应麟，《宋史》有传。传中备举其所撰著，《玉海》即列于其中。是书分门繁多，计有天文、律宪、地理、艺文等二十一门。每门各分子目，凡二百四十余类。王应麟撰集此书，是为了当时词科的应用，故钞撮群籍，然亦间杂己见。所依据的前贤旧籍，相当繁富。分门别类，依次钞撮，实便翻检。所钞撮的群籍，上起秦汉以前，下迄宋世，隋唐两朝去宋未远，采摘更多。如述名山，即采唐吴均所撰《天柱吴记》，述白渠，又采《白氏六帖》，皆非出自两《唐书·地理志》与其他舆地专著。《文苑英华》和唐人诗文集的汇编隋唐时，文人学士的文集至为繁多，多各自单行，间有合并汇编，亦未能囊括一代。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始有《文苑英华》的纂集，是由李昉、扈蒙、徐铉、宋白主持其事，其后苏易简、王祜亦曾参修。其书上起梁代末年，盖其本意为续《文选》之作，非皆为隋唐撰述的总集。不过还是广事搜罗，隋唐各家集得以保存，也是应该称道的。

《文苑英华》由于综录各家撰述，故篇幅至为繁多，流传就难免有一定限度。其后姚铉因之另编《唐文粹》。姚铉，《宋史》有传。或谓此书为徐铉所编，徐铉虽亦有名当世，然姚铉编次是书，明见其本传之中，当非诬妄。《文苑英华》有卷一千，所收文章自是相当渊博，《唐文粹》只有百卷，也就较为精粹。两书编纂虽皆不以史事为主，但隋唐人的文章中不能说皆与史事无关，因而可以史料视之。

到了清代，更有《全唐诗》和《全唐文》的纂集。《全唐诗》纂于康熙年间，以明胡震亨《唐音统签》为稿本。《四库全书总目》说：“诗莫备于唐。然自北宋以来，但有选录之总集，而无辑一代之诗共为一集者，明海盐胡震亨《唐音统签》始搜罗成帙，粗见规模，然尚多舛漏。”因而《全唐诗》就以之为稿本，而再事搜罗补苴，成此新编。据说共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纂集的体例是“冠以帝王、后妃，次以乐章、乐府，殿以联句、逸句、名媛、僧道、外国、仙神、鬼怪，谐谑及诸体，其余皆以作者先后为次，而以补遗及词别缀于末。”《四库全书总目》还列举了前人所传的伪托讹误。《全唐诗》现在已点校重印。点校说明中也举出其中的缺点，如误收、漏收，作品作家重出，小传、小注纠误，编次不当等等，这都有待于重新彻底整理。不过这样近一千卷的大书，有缺点也是难免的。能把数百年中两千多诗人的作品汇集在一起，对于阅读者还是方便的。

《全唐文》是嘉庆年间继《全唐诗》后纂集的。全书1000卷，裒辑唐五代文章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八篇，作者三千零四十二人。较之《全唐诗》更为鸿博。据说是书以当时内府所藏善本《唐文》一百六十册为依据，参校《四库全书》中的唐人别集，汇编成书。并钞撮前人编成的总集，兼收各有关的记载，以及金石碑刻资料，故内容相当丰富。然篇幅既多，缺点亦所在多有。现在《全唐文》重印出版。在其出版说明中，也曾举出其中缺点多种，特别是书中所附的小传错误更多，阅读时自宜多所注意。不过《全唐文》和《全唐诗》一样，都能汇集有唐一代的诗文，可以省却读者若干翻检之劳，还是应该称道的。前面论述隋唐时人文集，曾列举其中最为重要的若干种，其余备见《全唐诗》和《全唐文》中，就无须再行罗列了。

（谢选骏指出：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摘引再多的文献目录，又怎能掩盖思想的贫乏？）

【第二章 考古资料】

第一节 隋唐城址

隋唐长安城

长安城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大规模的勘察、发掘，先后完成了对外郭城、皇城、宫城及城内街道、坊市、渠道的探查，并据此绘制了长安城的实测图和复原图。①宫城位于外郭城的北部正中。整体作长方形，南北长1492.1米，东西宽2820.3米。四周围墙夯筑，墙基宽14—18米。宫城有五座门，已探出南壁正中的承天门（隋称广阳门）和北壁中部偏西的玄武门。承天门址，东西残长41.7米，进深19米，三个门道，门基铺石条或石板。宫城被隔墙分为三部分：正中是宫殿区为皇帝正衙之所，东侧是东宫，西侧是掖庭宫。皇城北接宫城，也作长方形，南北长1843.6米，东西宽与宫城同。

皇城有七座门，南面三门、东面二门均已找到，西面二门为现代建筑所压未能探明。据文献记载，皇城内街道为东西向街七条，南北向街五条，已探出东西向、南北向街各一条。

郭城平面长方形，东西宽9721米，南北长8651.7米。城墙夯筑，墙基宽度一般为9—12米。城墙外侧有宽9米，深4米的城壕。东、西、南三面各开三门。已探出的城门中，以南面中部的明德门最大，五个门道。其余各门除东面居中的建春门外，皆三个门道。①皇城的两侧及其以南地域，为居民区，分布着由纵横街道划分出来的坊、市。依照文献，郭城内共有南北向街道十一条，东西向街道十四条。经勘察和复查，皇城以南，共发现南北向街十一条，东西向街十条。其中通南面三门和贯通东西六门的六条街道，是城内的主干大街，宽度最大。除延平门至延兴门的东西大街宽55米外，余皆宽100米以上，尤其是由皇城南的正门朱雀门至明德门的朱雀大街宽达155米。不通城门的大街，宽度稍次，在39—68米之间。顺城街最窄，宽20—25米。各街道两侧均设有排水沟。纵横街道将郭城内地面分为两市一百零八坊（一说一百一十坊），已为文献所记。据探测，坊均长方形，按面积大小可分为三类：皇城以南、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坊最小，南北长500—590米，东西宽558—700米；皇城以南其余六列坊较大，南北长为500—590米，东西宽1020—1125米；皇城两侧六列坊（每侧三列）最大，南北长838米，东西宽1115米（据金光门内居德坊实测）。各坊四周，有夯筑坊墙，墙基宽2.5—3米。朱雀大街两侧四列坊，坊内仅有东西向街一条，应有东、西二门；其余各坊内有十字街道，应有东、西、南、北四门，门址皆已破坏。①两市分别位于皇城的东南和西南。东南者隋称都会市，唐称东市；西南者，隋称利人市，唐称西市。两市平面皆长方形，各占两坊之地。

①宿白：《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代长安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0年田野工作的主要收获》，《考古》1961年第4期。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代长安城明德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1期。①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钻探组：《唐长安城兴化坊遗址钻探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城内共探出渠道三条，主要是为了解决宫廷、园林的用水问题。

隋唐长安是一座封闭式城市，它在总体设计上以宫城、皇城、郭城的正南门构成南北中轴线，“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宫城置于北部正中，其南另筑皇城以置中央衙署，把一般居民与皇室的住地分开，“朝廷官寺居民市区不复相参”，加强了宫城的防卫。

唐太宗以后长安城的扩建与变化，主要是大明宫、兴庆宫和坊市的演变。大明宫创建于贞观八年（634），高宗时增修，龙朔三年（663）成为唐朝廷的主要朝会之所，其遗址位于宫城东北禁苑的龙首原上。平面略呈梯形，南宽北窄，南墙实为郭城北墙的一部分，长74米，北墙长1135米，西墙长2256米，东墙有一转折，比西墙略长。城墙皆夯筑，转角处和城门内外包砖。城角可能原有角楼之类的建筑。唐代后期还在东、西、北三面城墙的外侧增筑了夹城。大明宫的四壁皆有门，多已探出。正南的丹凤门三个门道，北面的玄武门一个门道。城内发现宫殿遗址20余处②。

兴庆宫位于兴庆坊，原为唐玄宗藩邸。玄宗登基后以之为离宫。开元十四年（726）以后扩建，成为皇帝听政之所。兴庆宫平面长方形，东西宽1080米，南北长1250米，已探出东、西、南三面部分门址。宫内北部是宫殿区，南部是园林区。南区探出椭圆形水池，应是龙池遗迹，其西南发掘建筑址17处。一号址靠近宫城南壁，长方形，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可能是勤政务本楼的基址。兴庆宫建筑址发现的瓦件甚多，仅莲花瓦当就有73种。①隋唐洛阳城洛阳城主要由宫城、皇城、郭城组成，但布局与长安不同。

宫城位于全城西北隅，平面近方形，东壁1270米，西壁1275米，北壁1400米，南壁正中向南凸出，长约1710米。城墙夯筑，宽15—米，内外皆包砖。宫城探出五座门，城内中部以南分布主要宫殿区。宫殿区东面是东宫。宫城东北、西北两角各有一隔城。

皇城围绕宫城的东、西、南三面，城墙亦夯筑，南北长70米。

宫、皇城之北还有曜仪、圆璧二城。曜仪城为狭长方形，东西2100米，南北120米。圆璧城平面呈梯形，东西2110米。东城紧接皇城之东，北墙长620米，东墙残长1270米。东城之北是含嘉仓，东西宽约600米，南北长约700米。

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马得志：《唐大明宫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6期。

①马得志：《唐兴庆宫发掘记》，《考古》1959年第10期。

郭城平面近方形，南宽北窄，城墙夯筑。东墙长7312米，南墙长7290米，北墙长6138米，西墙曲折，长6776米。南、北、东三面共开八门，南面三门及东面的建春门已探出，门址皆三个门道。南面正门是定鼎门，宽28米。城内的街道大都探出，洛河以南的南北向街十二条，东西向街六条。洛河以北，探出南北向街四条，东西向街三条。已探明的诸街中，通城门的各街较宽，一般在41—59米左右，其中定鼎街从郭城定鼎门通皇城正门，宽达121米。城内坊的布局整齐，坊呈方形，内有十字街道，周围筑坊墙，长、宽一般在500—580米之间。洛阳共设三市。①长安、洛阳城内重要遗址长安城东、西市的发掘长安城内的东、西市，经勘探表明，西市南北长1031米，东西宽927米。东市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924米。两市四周有夯筑围墙，其内有井字形街道和小巷，并沿墙设街。街道两侧修排水沟，排水沟相互沟通，组成完整的排水系统。西市井字形街中心部位探出铺地砖和残砖墙，应是市场管理机构市署或平准署所在地。井字形街道两边房屋基址密集，大者宽10米左右，小的宽3米左右，进深皆3米左右，应是各种店铺的基址。西市南大街东端路南发掘出陶盆、陶罐、三彩器残片及大量瓷片，房址内发现石杵、石臼，临街处清理出小圆坑数处，并埋有坛罐，这一带为饮食业所在区域，南大街中部街南遗址，出土大量骨制装饰品、珍珠、玛瑙、水晶装饰品及金饰品，似为珠宝商行遗址，并附有加工作坊。东市的东北角发现两处椭圆形水池遗迹，可能是唐代的“放生池”。①长安城麟德殿和含元殿遗址麟德殿位于大明宫内太液池西。殿基长方形，四周以青砖镶砌，殿基上建南北相连的三殿，长达85米。前殿东西宽58米，面阔九间，进深四间，正中减六柱。前附副阶一间，副阶前有东西阶址。前殿后为宽8.2米的东西通道接中殿。中殿面阔同前殿，进深五间，左右各有方形台基一处，即东西亭址。前、中殿的地面大部分原铺有表面磨光的矩形石块。后殿紧接中殿，二殿有东西山墙相连。后殿面阔同中殿，进深三间，左右各有一矩形台基或为“郁仪楼”和“结邻楼”遗基。后殿的北面附一面阔九间、进深三间的建筑。麟德殿遗址出土长方砖、方砖、板瓦、筒瓦、瓦当和绿釉琉璃瓦及兽头石刻等。②含元殿位于龙首原南，是大明宫的主殿。殿基高出地面13米左右，东西长75.9米，南北宽42.3米。殿面阔十一间，进深四间。南面原未筑墙，其他三面为夯土壁。殿基左右两端中部稍偏北，各有一向外延伸并转而向南的廊道，分别与殿基斜前方的“翔鸾”、“栖凤”二阁衔接。二阁仅存长方形夯土台基，高出地面15米左右，周围原包砖壁。殿基向南筑70米左右的龙尾道，由三条间距8米相互平行的斜坡台阶道构成。含元殿遗址出土石柱、螭首残片、素面方砖、莲花方砖等。③长安城内揭露出一个院落遗址，由主院、东南院和西南院构成。院落中有殿址、回廊、房址、井等，出土了一些建筑材料、佛教遗物、碑刻和日常生活用品。其中一件已残的石茶碾是少见的发现，其上刻“西明寺”、“石茶碾”等字。据考证，这里是唐代西明寺遗址的一部分。①

①参见第103页注①。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城西市遗址发掘》，《考古》1961年第5期。

②郭湖生：《麟德殿遗址的意义和初步分析》，《考古》1961年第11期。③傅熹年：《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原状的探讨》，《文物》1973年第7期。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

青龙寺遗址青龙寺位于长安城新昌坊的东南隅，原为隋灵感寺，唐景云二年改名青龙寺，发掘遗址两处，一处为塔址，塔基平面方形，并有一方坑居于正中，当是地宫部分。另一处是殿址，在塔址东部，台基呈长方形，基面已被破坏，现存东西五排、南北六排的夯土墩，其上原承柱础石，中心缺两墩，可知是一面阔五间，进深四间的建筑，中心减柱部位，似为一台座遗迹。台基四周仅存部分包砖，东西对称部位各有夯土遗迹，应为与殿堂相接的廊址。北部有踏道，南面伸出小月台。出土遗物主要为砖瓦，还有小鎏金铜佛，小银佛，石刻、经幢残片和许多壁画残片。②洛阳含嘉仓遗址含嘉仓位于洛阳城宫城的东北部，含嘉仓的东北及偏南部探出粮窖259个，排列整齐，东西成行。各窖都是口大底小的圆罐形，口径最大的18米左右，深12米左右。最小的口径8米左右，深6米左右。发掘了其中6个，窖的结构是底部夯打、火烧、铺烧土块和黑灰等，然后铺木板或草，再铺谷糠和席，窖壁砌木板，窖顶是木架结构的草顶，上涂很厚的混合泥。窖内还存有大半窖已变质炭化的谷子，原应有25万公斤。还在三个窖内出土了共八块铭文砖，记载着粮窖的位置、粮食种类、来源、数量、入仓时间及负责运输、入仓的职官姓名。①唐代洛阳宫城内还出土了哀帝的玉册十枚，为首次发现的唐代皇帝即位册文。

扬州城唐代的扬州仅次于当时的长安与洛阳两个京城。1986年以来对该城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察与发掘。现已探出子城的四面城墙、城内的两条道路，东和南两个城门。罗城亦探出四面的城墙、七座城门、五条道路和河道。子城的西城墙和西北角进行了探沟发掘，发现有汉、六朝、隋唐、五代、宋的地层，表明子城的营建年代久远。罗城的西城墙、南城墙各发掘两条探沟，城内的石塔路发掘了10×10米的探方三个，还发掘了西门址。扬州城的勘察与发掘表明，唐代扬州分为两个部分，子城在全城的西北角上，整座城南北长6030米，东西宽3120米。子城内的南北道路和东西道路位于城中间，十字相交。罗城的南北路和东西路都与城门相对应。罗城未发现隋唐以前的遗迹，初步判断唐代罗城始建于中唐或偏晚，废于五代末。②扬州城内扬州教育学院在基建工程中还发现了唐代的建筑遗迹、古河道、陶瓷器和建筑构件等。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青龙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5期。①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市博物馆：《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年第3期。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扬州城考古工作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

第二节 唐代的重要遗址

重要发现有唐代山西蒲州唐蒲津桥、陕西临潼华清宫汤池、南京九华山铜矿遗迹。

蒲津桥唐蒲津桥及铁牛文献多有记载，是唐代东北陆路进入关中的要塞，是为当时交通命脉。自古以来对此桥几度寻觅未能发现，1989年终于在山西蒲州古城黄河古道东岸找到并发掘，发现了唐蒲津桥桥头遗址和气势磅礴的铁牛、铁人、铁山、铁柱等遗物。铁牛、铁人、铁山、铁柱是用来结缆系舟，固定浮桥的重要部件。铁牛共四尊，编号为1—4，1号牛在西北方位，2号牛在东北方位，3号牛在西南方位，4号牛在东南方位，皆坐东向西，伏卧状，各铸于长方形宽2.3米，长3.5米，厚0.7米的铁板之上。四尊铁牛的形态各异，膘肥体实，肌肉隆起，圆目似怒，竖耳倾听，尾贴后股各向外。每牛下有四根大铁柱，入地丈余。牛的重量约十五吨。每牛尾后有一根横铁轴，各长2.33米，直径0.5米，是用来拴桥铁索用的。一号牛身长3.3米，身高1.5米。其他三牛基本相同。四牛外侧各有一尊铁人随牛编列。四尊铁牛中间有两座铁山，作用是帮助铁牛、铁人加重地锚的重量。整个牛、山、人布局的正中入地一根大铁柱作中央轴，露出地面0.75米，周长1.03米，是一完整的浮桥桥头遗址。①华清宫华清宫位于今陕西临潼县城西南，遗址发掘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清理出汤池、砖砌水道、陶质水管道、水井等。汤池遗迹七处，编号为T1—T7。T3位于唐文化层以下的秦汉文化层，池底用打磨规整的砂石砌成，伴出有秦汉时期的建筑材料和初唐时期修补的绳纹砖。其时代上自秦汉，下及初唐以前。T6用砂石料砌成，地层位于唐代文化层以下，秦汉文化层之上，又有唐代修缮遗物，上限不超过北魏，下限应迄唐天宝六载。T2为上下两层台式，上台平面呈对称的莲花形状，下台平面为较规整的八边形。池北壁正中有四层石台阶，池底用青石板平铺，东、西、北三面各有一个两层的台阶可供上下。据它的形制特点和文献记载，应是华清宫内的莲花汤，即御汤九龙殿，为唐玄宗李隆基沐浴之所。T4小巧玲珑，设计独具匠心，平面形状酷似海棠花，北檐墙的基石上刻有“杨”字，证明其为唐玄宗在华清宫内为宠妃杨玉环修筑的海棠汤。T1位于T2的西南方，据文献，T1有可能为唐华清宫内的太子汤。T5和T1中间原有一水源，应为唐华清宫内的尚食汤。华清宫内各汤池供排水系统设计合理，自成体系，互不干扰，并回避地面建筑物，充分利用了建筑物以外的空间地带。这一遗迹的发现，特别是皇、妃所用的汤池的发现为重要的收获。①九华山铜矿唐代九华山铜矿位于南京江宁汤山镇东北，是在现矿区开掘坑道时发现的。目前已知有古坑道暴露段12处、古采场4个。采场是分层采掘同一矿体柱后留存的空间，工作面还留有古人开凿时搭设的木结构工作台及残存的框架结构。四个采场的顶部及壁面共发现10个天井和28个巷道口。调查中发现的遗物有木钩、木框架提升器、竹篓、瓷碗等。还清理了一处冶炼遗迹。从地表陷落区的范围及其他遗迹现象分析，地下的古采场应具有相当的规模。铜矿中出土的瓷器特征与唐代宜兴窑的产品相似，时代大体为唐代中、晚期，这一发现弥补了唐代矿冶遗址的空白。①此外，还调查了陕西铜川市郊的唐代玉华宫、陕西长安县的唐代翠微宫的遗址。

①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九华山古铜矿遗址调查报告》，《文物》1991年第5期。

第三节 隋唐帝陵

隋文帝泰陵

隋高祖文帝杨坚及文献皇后独孤氏的太陵位于今陕西扶风县东南。陵的封土高27.4米，呈覆斗形，夯筑而成。四周围绕城墙，东西长756米，南北宽652米，四墙的中部都发现大量的砖瓦残片，当为门庭址，城墙的四角亦有砖瓦等，说明原建有阙楼。陵冢之南立有清毕沅书“隋文帝泰陵”（《隋书》等作“太”）石碑，此外无其他石刻遗存。文帝祠庙遗址在太陵东南，1953年调查时发现石碑一通，石柱础一排七个，墙垣残迹尚存。①唐代帝陵唐代帝陵，除李晔和哀帝李祝陵分别在河南渑池和山东菏泽外，其他均葬于今陕西渭北的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和蒲城六个县，称“关中十八陵”。他们是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乾陵、僖宗李儇的靖陵、肃宗李亨的建陵、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宣宗李忱的贞陵、德宗李适的崇陵、敬宗李湛的庄陵、武宗李炎的端陵、高祖李渊的献陵、懿宗李漼的简陵、代宗李豫的元陵、文宗李昂的章陵、中宗李显的定陵、顺宗李诵的丰陵、睿宗李旦的桥陵、宪宗李纯的景陵、穆宗李恒的光陵和玄宗李隆基的泰陵。这些唐代帝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乾陵和桥陵作过小范围的试掘。

唐陵陵园坐北朝南，地势北高南低。关中十八陵可分为依山为陵和积土为陵两类。

依山为陵者有乾陵、泰陵等十四座，分布在北山山脉之上。积土为陵者有献陵、庄陵、端陵和靖陵，分布在北山山脉以南的渭北高原上。

依山为陵者的玄宫位于山峰南面的半山腰中。山峰的四周围以神墙，每墙各辟一神门，东、西、南三门大都正对玄宫，南神门为正门，北门因地势而筑。献殿建于玄宫之南（昭陵除外）。下宫多在陵的西南、鹊台西北。乾陵以下各陵的陵园四神门外4—10米各有石狮一对，石狮再外20—40米为阙楼一对，陵园的四角有角阙楼，神道南有乳台，有的唐陵在乳台南保留有鹊台。均为夯筑，其外包砖，基址底部四周筑以石条。据桥陵的墓道试掘可知，其墓道水平长70、宽3.78米。墓道中排列整齐有序的青石条镇封，石条间以铁栓板套接，熔铅灌缝，坚固异常。①积土为陵者的陵台为覆斗形，封土夯筑。

唐陵石刻堪称中国古代大型石雕艺术的瑰宝。石刻主要布置在神道西边和四神门外，每种石刻均左右对称。神道石刻东西列间距25—50米，北神门起东西列仗马间距25—70米。石刻的种类有望柱、翼马、鸵鸟、狮，虎、犀牛、人、“蕃酋”。

①罗西章：《隋文帝陵、祠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①王世和、楼宇栋：《唐桥陵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初唐的献陵和昭陵，石刻形制大，内容组合尚未形成定制。盛唐时的乾陵、定陵、桥陵，继承了石刻形制大的特点，门狮一般高为2.7—3米。石刻种类和数量大为增加，组合形式基本形成制度。中晚唐的泰陵至靖陵十三座唐陵，石刻变得较小，门狮高为1.5—1.7米。组合刻意追求对称，并有改变现象。如马、狮左右分雌雄，石人左右分文武；景陵的北神门的仗马外又置小的蹲狮和行狮各一对；端陵、简陵和靖陵的石刻的数量减少。

唐陵中有的有宗室和功臣的陪葬墓。据调查，献陵和昭陵最多，乾陵、定陵和桥陵次之，中晚唐的泰陵以下诸陵和陪葬墓甚少，有的没有。献陵的陪葬墓多在陵北和东北，从昭陵开始陪葬墓均在陵南和东南。诸陵的陪葬墓多为见于史籍的唐代著名人物，许多在墓前立碑，还有的墓前列石刻。现已发掘的唐代帝陵陪葬墓有十几座。

其他陵墓帝陵之外，还调查、发掘了几座称陵的墓葬。唐高宗和武则天之子、太子李弘葬于河南省偃师县，“墓号恭陵，制度尽用天子礼”。陵园座北朝南，平面方形，神墙四面中部各开神门，四角有角阙，地面下有砖砌的墙基。南门外有立狮一对，东、北、南门外为坐狮。神道在南门外，两侧有石人、石碑、石马、石望柱。灵台封土呈覆斗形，夯筑，东北50米有一方锥形土冢，应为李弘之妃哀皇后陵寝。①陕西咸阳的顺陵，原为武则天之母杨氏墓，随着武则天权势日盛，杨氏墓的等级屡经改易，后称顺陵。其布局制度极似恭陵②。唐高祖李渊之父李昞之墓称兴宁陵，位于陕西咸阳，封土圆形，前有石雕两排，有天禄、石马、石狮。陵园已为耕地，不能辨其形制③。此外，河北省隆尧县还有唐高祖李渊第四代祖宣皇帝李熙的建初陵和第三代祖光皇帝李天赐的启运陵。

唐懿德太子李重润，永泰公主李仙蕙墓也“号墓为陵”。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等：《唐恭陵实测纪要》，《考古》1986年第5期。②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顺陵勘察记》，《文物》1964年第1期。

③咸阳市博物馆：《唐兴宁陵调查记》，《文物》1985年第3期。

第四节 隋唐墓葬

隋唐两代墓葬发掘甚多，出土了大量的遗物。根据各地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方面的差异，可分为两京地区、北方地区、朝阳地区、敦煌吐鲁番地区，长江上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赣江流域、福建地区、岭南地区等若干个区域。区域性特征的形成，与隋唐时代的行政区划并不等同，而与自然山脉、河流的分布和阻隔形成的区域更为接近。按各地区差异的大小，总体上以淮河流域为界分为南、北两大系统。

北方地区隋唐墓北方“两京”地区是隋唐的长安和洛阳，为隋唐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一地区发现的墓葬最多，也最具隋唐文化的代表性。墓葬主要有双室砖墓、单室方形砖墓、单室土洞墓，也有少量的双室土洞墓。单室土洞墓又有方形、长方形、“刀形”等。隋和唐初，流行长斜坡墓道多天井的单室墓。唐高宗时期有一些带前、后室的砖室墓。武则天以后土洞墓中又有墓道偏于一侧的“刀形”墓，这类墓在唐玄宗以后常见，而且墓道逐渐缩短，天井、小龛数量减少，有的墓使用了竖井与短斜坡相结合的墓道，唐德宗以后这种墓更为流行，带小龛的墓较少，出现在甬道或墓室内设放十二时的龛。

许多隋唐墓葬出土墓志，其上记述墓主人的身份、埋葬时间，有些还记载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社会风俗等。不同形制的墓葬，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及不同的埋葬时间关系密切，并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历史问题。隋唐墓葬一般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隋代。

主要的墓葬有李和、姬威、罗达、张盛、李静训、田德元、刘世恭及西安、洛阳发现的大量无明确纪年和无墓主人姓名的平民墓。

这一时期墓葬绝大多数为单室土洞墓，墓葬尺寸的大小及随葬品的数量多少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有关。隋代大体按三品以上、七品以上、八品以下来划分墓葬的不同等级，低品官的墓与平民墓区别不大。

第二期，唐高祖至唐太宗时期。

主要的墓葬有李寿、独孤开远、司马睿、段元哲、苏永安及西安洛阳发掘的平民墓葬。

李寿为正一品官，墓为方形砖室；独孤开远为从二品官，墓为近方形的土洞墓；司马睿、段元哲、苏永安分别是正四品至从七品官，也为土洞墓，但墓葬的尺寸略低。其他平民墓多用长方形的土洞墓。这一时期的墓葬与隋墓的情况较接近。

第三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

这一时期发掘的墓葬甚多，其中有一批帝陵的陪葬墓，如陕西富平县唐高祖献陵陪葬墓房陵大长公主墓，李凤、苏君墓，昭陵陪葬墓张士贵、尉迟敬德、郑仁泰、阿史那忠、李贞、安元寿墓。乾陵陪葬墓李重润、李贤、李仙蕙墓。还有杨思勖、独孤思贞、宋祯、鲜于庭诲、李守一、李景由墓。李重润、李仙蕙墓为大型双室砖墓，长斜坡墓道，有六七个天井、6至8个小龛，墓葬的总长在80米以上。葬具用石椁。墓主人生前分别为太子和公主，后被武则天陷害致死。唐中宗复位以后，昭雪改葬。李重润、李仙蕙墓“号墓为陵”，是已知唐代墓葬中规模最大的墓。出现这样的墓，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

尉迟敬德、郑仁泰等也是双室砖墓，但墓的规模和其他设施比前者略低，墓葬的总长50多米。他们均是见于记载的著名人物，生前立有赫赫战功，地位很高，死后以特别的礼仪埋葬。

张士贵、阿史那忠等为方形单室砖墓，墓主人生前为三品以上的高官。

宋祯、独孤思贞等为长方形土洞墓，这类墓所葬的为四、五品官吏。

李守一、李景由等墓也为长方形的土洞墓，但尺寸略小。墓主人生前为七、八品官。

还有一些单室土洞墓，形状多为不规则的长方形，无墓志出土，应是平民墓葬。

这一时期的墓葬形制上的区别反映出当时的埋葬等级制度十分严格。

第四期，唐肃宗至唐末。

主要的墓葬有李良、瞿昙譔、李文政、董氏、董盈、高克从、闾知诚、张叔遵墓。

这一时期稍早一些的李良、瞿昙譔墓，墓主为三品以上的官吏，瞿昙譔墓是单室方形砖墓，李良却用单室长方形的土洞墓。晚一些的李文政、董氏、董盈也都是三品官，墓葬均用长方形单室土洞墓，而同时期的宦官高克从、闾知诚、张叔遵，官品均在三品以下，却都用了第三期三品以上官吏的方形单室砖墓。反映出以前墓葬等级制度的破坏和宦官地位的提高。

两京地区的隋唐墓内的随葬品内容和数量因墓主人的地位和时代的早晚而不同。

墓中出土大量的俑是隋唐墓的特点。唐高宗、武则天时及以前，墓中流行用军事武装气氛很浓的仪仗俑随葬，品官墓内都有出土，三品以上的官吏的墓中一般在几百件，多者上千件。唐玄宗时的俑类突出反映了家内生活的仆侍俑和游乐内容的骆驼载乐、游山、歌舞俑等。唐玄宗以后出土的俑类减少。

陶瓷器是墓中最普遍的随葬品。碗、罐、壶等在隋唐墓中自始至终都有，也有一些流行于一定阶段的器物。自隋至唐高宗时期，陶器和青瓷器较多，瓷器的釉多施于器物的上半部，而且内外皆施釉的器物不多。常见器形有四耳罐、鸡首壶、龙柄壶、子母盏等。装饰手法以划花、堆塑为主，纹样多为绳纹、凸棱、莲瓣、联珠。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白瓷器和黑、黄、酱釉等釉色瓷器增多。器形中碗、盘、杯、盒、唾盂等实用器皿较多。最引人注意的是“唐三彩”广泛流行，并用来制作大型的俑类。唐德宗以后，瓷器数量增加，品种丰富，器类也明显增多，注壶，多曲花瓣形的碗、盘、碟和托盏等流行。纹样常见花卉、禽鸟。

隋唐墓中经常出土铜镜，不同时代的铜镜的形制和纹样有很大的区别。

中晚唐的墓葬中出现了用铁猪、铁牛随葬的现象。

黄河以北河套以东地区发现的隋墓很少，唐墓较多。墓葬的形制呈现出与唐代两京地区不同的特征。有方形、长方形、圆形、多边形的砖室墓，长方形的墓中还有土圹墓、砖椁墓。有代表性的墓葬为河南新乡张枚墓、山西太原金胜村五号墓、河北永年大中十二年墓、河北定县唐墓、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何弘敬墓、王元逵墓。

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墓道向南，斜坡式，里面填充不规则的石料。墓道靠近甬道处有对称的小龛4个，墓道两侧也各有两个小龛，龛的附近发现壁画残片。墓室为方形石室，东西长5.54米，南北宽5.05米，两侧各有一长方形的耳室，墓室的西北部有一直径1.5米，深1.75米的井状坑。墓中出土遗物有玉、金、石、陶、瓷、铜等器数十件，最引人注意的是玉册44枚，包括谥册和哀册各一套。可知该墓为著名的“安史之乱”中的重要人物史思明之墓。何弘敬、王元逵墓破坏的较严重，但可知何弘敬墓中有石雕残块、石柱等，王元逵墓是由墓道、前后室、东西耳室、甬道组成。这一地区的墓葬反映出，安史之乱以后，许多地方的高官，在埋葬制度上僭越，墓葬的规模已超过同时期两京地区的同品级的官吏。

河南新乡张枚墓、山西太原金胜村五号墓、河北永年大中十二年墓等都是方形的砖室墓，有的墓有耳室或在甬道带小龛，有的在墓室内设平台放置随葬品，时代较晚的还有的用砖砌出仿木建筑结构和桌椅等。还出现一些平面为圆形和多边形的墓葬。山西太原附近的墓葬，壁多绘壁画，并以树下人物的屏风为特点。

朝阳地区已知的多为开元、天宝以前的唐墓，主要有张秀墓、中山营子唐墓、八里堡唐墓、韩贞墓、朝阳师范M2、M3、左才墓。

这一地区的墓葬更流行圆形墓。长方形的墓多为砖椁墓。如中山营子唐墓直径12.88米，带石墓门，墓内又分隔出五个小室。墓葬有的在墓门外砌“翼墙”，有的墓内也砌出放随葬品的平台。

黄河以北河套以东及朝阳地区唐墓出土的随葬品，除了陶瓷器外，还有一些如人首鸟身、人首鱼身、双人头蛇身和其他怪兽。人物俑类在朝阳地区已知的均为彩绘泥俑，有的墓还用家畜、家禽实物随葬。

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先后进行了十几次考古发掘，其中包括了许多麹氏高昌和唐代的墓葬，并出土大量的文物。

麹氏高昌时期的墓葬，主要流行带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墓室的四壁微向外弧出，墓顶平圆。埋葬方式多是在墓室内作放尸台，台上铺苇席，陈尸其上。随葬品以黑陶器为特点，这种黑陶器的表面多带彩绘，典型纹样是以红、自、绿三色绘出圆点、弦纹、莲瓣。墓中较多地出现砖墓志，也有土坯、木板和砂石做成的。有的墓中还发现绘有伏羲、女娲形象的绢画。

唐代的墓葬主要是贞观至大历年间，即唐设西州时期的。与麹氏高昌时期相比，墓葬的规模增大，墓室四壁明显外弧。出现了双室墓、带甬道的墓和刀形墓，有的墓道上凿天井。墓顶有圆形、纵券、横券和平顶。尸体仍采用筑台陈放的方式。死者口中常含钱币。随葬品中的黑陶器减少，火候较低及未经烧制的器物增多。较多地出现武士、文吏、女侍、镇墓兽等俑类。墓内较普遍地出土绘伏羲、女娲形象的绢画。个别墓中还出有屏风绢画，内容为舞乐、牧马、贵妇弈棋等。

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地区的气候、地理环境和丧葬习俗，使墓葬中大量的文书和织物得以完好保存，从而成为这一地区墓葬出土遗物的重要特点。

文书大都是当时作为已废弃的物品，用其纸张制作他物而出现于墓葬之中的，如纸棺、俑类的服装、鞋袜等，但却成为保存下来的珍贵史料。麹氏高昌和唐代的文书达两千四百余件。其中有契约、籍帐、官府文书、私人信件、经籍写本、随葬衣物疏等。内容极为丰富，广泛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宗教等各个方面。①南方地区的隋唐墓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墓葬较多，为南方隋唐墓的中心区域。墓葬可分为长方形、梯形，凸字形和中字形。砖室墓主要是凸字形和中字形，墓的左、右、后常砌出小壁龛，龛内置十二生肖俑。墓室正中有砖砌长方形棺床，棺床与墓壁间设排水道。土坑墓以梯形和长方形为多，有的墓带壁龛。长江中游地区的隋唐墓可分为六期。

第一期，隋代。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湖北武汉M29、武昌M17、湖南湘阴隋墓、长沙M275、浙江江山隋开皇十八年墓、江山隋大业三年墓、衢州M20。

隋代以凸字形、长方形、梯形的砖构和土坑墓最为流行，有的设耳室和小龛，小型墓居多。

第二期，唐高祖、太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赤峰山M3、M4、武昌M359、安陆杨氏墓。

出现了较大型的墓葬。从这一时期开始，砖室墓的墓壁砖上盛行模印花纹，内容为叶脉纹、花草纹、小花纹、忍冬纹、钱币纹、网格纹。有的墓还在墓壁上镶嵌画像砖。

第三期，唐高宗、武则天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四川万县冉仁才墓、长沙咸嘉湖唐墓、湖北陨县李徽墓、长沙黄土岭唐墓、长沙牛角塘唐墓。

出现了与北方两京地区相类似的方形砖室墓。砖室墓出土的随葬品较丰富，应与墓主人的地位有关。

第四期，唐中宗至玄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丝茅冲唐墓、九江唐墓、武昌M270、陨县李欣墓、武昌M285。

第五期，唐肃宗至敬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益阳唐墓、武昌M290、武昌M342、武昌40、长沙唐墓。

第六期，唐文宗至唐末。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王清墓、黄石M1、长沙上大垅M31、武昌M528。

第四期以后，仍流行砖构和土坑墓，以平面呈长方形的土坑墓为多。

长江中游地区隋唐墓的随葬品以生活用品为主，最多的是陶瓷器。一、二、三期的墓葬中陶器较多，瓷器次之。器形多为五联罐、圆形五足炉、较瘦高的盘口壶、四耳罐、深腹碗、小口的唾盂、高足杯，并在部分墓葬出土俑类。四、五期的墓中出土瓷器较多。器形较粗胖的盘口壶、双耳罐、浅腹碗、大口的唾盂、长颈瓶、花口碗及较多的注子。

①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文物》1977年第3期。

南方地区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风格统一性较强，主要区别是发展的时间不同。长江中游在入唐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长江下游约在唐高宗时才表现出明显的改变。长江上游、赣江流域、福建、岭南地区在唐玄宗时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总体上看，南方是在八世纪中叶，即唐玄宗末期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出现了新的变化。

岭南地区的唐“尚书右丞相赠荆州大都督”张九龄墓，是一座由甬道、耳室和主室组成的砖墓，主室四角攒尖顶，墓内四角砖砌假柱，砖砌长方形棺床设于墓室中央。主室和甬道绘有壁画。墓虽被盗，仍出土30件器物。①福建地区的闽侯杜武墓，平面呈凸字形，用花纹砖砌成，棺床砌于墓室后部，前部放置随葬品。②漳蒲县刘坂乡唐墓，平面为中字形，主室左、右壁各砌五个壁龛，室内还砌出两个方形坑。出土40余件具有特色的俑，有男女、“千岁老人”俑及镇墓兽和人首蛇身、人首鱼身、马头鱼身、鳖形等怪兽。③

①广东省文管会等：《唐代张九龄墓发掘简报》，《文物》1961年第6期。②黄汉杰：《福建闽侯荆山杜武南朝、唐墓清理记》，《考古》1959年第4期。③《福建漳蒲县刘坂乡唐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11期。

第五节 隋唐时期的墓葬壁画

隋唐壁画墓

隋代的壁画墓发现不多，山东嘉祥徐敏行墓是一座保存较好的墓，此墓的过洞绘武装侍卫，墓室内有四神、牛车、女侍、犬、伞盖、鞍马，后壁为墓主人夫妇坐帐内饮宴，帐前列乐舞。①唐代壁画达到了空前兴盛时期，描绘于建筑之中的虽已荡然无存，唐代发掘出的壁画墓，则保存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壁画反映了唐代的社会风貌，显示了绘画艺术的成就。唐代墓葬壁画主要出现在地位较高的贵族墓葬中，壁画墓的形制一般由墓室（有的为前、后双室）、甬道、过洞、墓道组成，壁画分绘于各个地方。壁画题材、所绘的部位大致如下：

1.四神图。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用以表示方位，饰于墓道的东西壁及墓室的南北壁。

2.仪卫图。由步、骑或步、车、骑仪仗组成，分布在墓道东西壁，见于高级贵族的墓葬中，为墓主人生前地位的象征。

3.启戟图。官吏出行和门第列戟表现身份和荣耀。所绘戟数的多少与墓主人的官品高低有关。

4.建筑图。是墓主人生前宅第的写照。

5.妇女及内侍图。妇女中有贵妇、宫官、侍女。多绘于墓室内，也见于甬道和过洞中。表现贵族行乐生活。

6.农牧生产图。反映墓主人经营庄园的场景。

7.打球图。画面为数名骑手执球杖驱马抢球，场面宏大。属于贵族官吏生活的内容。

8.客使图。为异国及其他民族的使者。

此外，还有乐舞、人物故事、游猎、树下人物等内容。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西安是唐代壁画墓最为集中的地区，墓葬壁画的内容因时代早晚而不同。

唐初的壁画墓主要有李寿、杨恭仁墓。

李寿墓，墓道绘由飞天引导的出行游猎图。过洞为步卫、属吏，农牧、厨事、列戟。甬道是属吏、内侍、女侍、寺院和道观。墓室绘马厩、仓廪、宅院、女乐。凡家内生活的内容，多以复杂的庭院为背景：农牧、厨事、马厩、仓廪，寺院道观等题材不见于以后的墓葬壁画中，这些内容许多应渊源于十六国迄隋墓葬中的壁画。壁画人物的体态清瘦，稍显呆板。

唐高宗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段简璧、阿史那忠、李震、执思奉节、郑仁泰、苏定方、李爽、房陵公主、李凤、安元寿墓。尽管各墓壁画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但内容基本清楚。

阿史那忠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鞍马、骆驼、牛车、步卫、属吏、武士。过洞为影作木结构建筑、属吏、女侍、列戟。李凤墓的甬道绘影作木结构建筑、女侍，墓室为影作木结构建筑、人物花卉、天象。

①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1年第4期。

影作木结构建筑是这一阶段较普遍的现象，在过洞、甬道及墓室壁上绘粗线条的阑额、廊柱，廊柱既是建筑的象征，又兼作界格，将壁面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画面，其间描绘的男、女侍等人物，使墓内宅院化这一唐墓的特点更加鲜明。另外，这一阶段壁画的人物形象和服饰特征，还在今塔吉克斯坦等的居室壁画中见到，反映了当时东西文化的交流。人物造型略显圆腴，形象较为生动。

唐中宗至玄宗开元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李重润、李贤、李仙蕙、韦泂、薛氏、契苾夫人、薛莫、韦氏、冯君衡墓。

李重润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山林城阙、步骑仪卫、轺车、鞍马、官吏。过洞为胡人牵豹、男侍牵犬、驾鹰、女侍、影作木结构建筑、列戟、步卫、牛车、女侍。甬道皆为女侍，间绘花木草石。墓室绘影作木结构建筑、捧物及乐器的女侍、天象。李贤和李仙蕙墓的壁画内容和布局与李重润墓的基本相同，唯李仙蕙墓过洞顶部还绘平綦、云鹤。李贤墓的墓道还有出行狩猎、击球、礼宾图。

这一阶段在过洞，甬道、墓室所绘的人物，大都以象征式廊柱建筑为背景，墓室的壁画生活气氛更为浓厚，游乐场面增多，出现了云鹤的内容。有些墓的墓道壁画简化。车马、仪卫的场面缩小，有的省去。人物形象丰满匀称，婀娜多姿。

唐玄宗天宝以后至唐顺宗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苏思勖、宋氏、张去奢、张去逸、高元珪、韩氏、郯国大长公主墓。

苏思勖墓的甬道绘属吏、女侍、两人抬箱。墓室绘朱雀、玄武、舞乐，六扇树下人物屏风，女侍、天象。张去奢、张去逸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捧物女侍。其他墓的墓室内多绘乐舞、花卉、屏风。

这一阶段出行，仪卫的内容不见了，影作木结构建筑被淘汰。壁画内容多为四神、男女侍，新出现绘墓主人像的作法。最重要的特征是出现了折扇式屏风画。墓道壁画走向衰落，有的只有青龙、白虎，有的空置起来。人物体形十分丰腴。

唐宪宗至唐末的壁画墓主要有梁元翰、高克从、杨玄略墓。

三座墓除高克从墓在甬道有女侍外，壁画都出现在墓室内，并均为六扇屏风，突出了云鹤的题材。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中多次出现列戟题材，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淮安郡王李寿墓，绘列戟两架十四竿；永泰公主李仙蕙墓，绘列就两架十二竿；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绘列戟四架，合为两副，一副二十四竿，一副二十五竿，万泉县主薛氏墓，绘列戟两架十竿；被推定是苏定方的苏君墓，绘列戟两架十竿。列乾制度是唐代等级的标志之一，壁画的列戟数目的多少，可与文献中关于列戟等级相对照。

其他地区唐墓壁画北方的今山西地区也发现了较多的壁画墓。

太原化工焦化厂唐墓，墓顶正中为星象图，四面分绘四神。墓室绘仿木建筑，并由柱将墓壁分成界格，格内绘壁画。南壁是侍卫图。东西两壁的南部各有一侍女，之后各有三幅并与北壁的一幅相连组成的八扇屏风画，北壁正中为一幅驼、马人物图。屏风画的内容是树下人物。山西地区的其他各墓壁画内容和布局与之基本相同。

唐代南方也有壁画墓发现，主要有杨氏、李泰、李欣、张九龄、钱宽、水邱氏、冉仁才墓。

南方地区的唐墓壁画，因地下潮湿多已剥落。残存的情况表明，壁画绘于甬道和墓室中。张九龄墓的甬道绘侍女，墓内为四神和侍女。钱宽墓的墓室绘有天象图、盆花等。

第六节 隋唐时期的瓷窑与瓷器

隋唐时期是中国瓷器发展的重要阶段，产品种类增加，成为社会普及的生活用品。生产地区扩大，区域性特征明显。北方以白瓷为主，南方以烧青瓷为主。文献中所记的唐代各个著名窑口，也已基本找到。

北方地区北方地区的隋唐时期瓷窑发现于河北的内丘、临城、曲阳、磁县；山西的平定、浑源；山东的淄博、枣庄；河南的安阳、巩县、密县、登封、辉县、郏县、鲁山；陕西的铜川等。瓷窑以生产白瓷为主，兼烧黑、青、酱、黄、白釉绿彩、黑釉蓝彩及搅胎、搅釉、三彩等。发现的窑为圆形、椭圆形、马蹄形。

邢窑位于河北内丘、临城。临城陈刘庄发现窑址23处，采集到隋代较完整的器物30多件，有青瓷和白瓷。窑具有支钉、三叉形垫片、支柱。主要产品是碗和钵盆，其次是杯、罐和壶。烧造方法为叠装、套装和单件装。内丘发现窑址28处，采集到的属于隋代的器物有碗、杯、盘、盆、壶、罐、瓶等。除青瓷和白瓷，并已用桶式匣钵烧成了细白瓷。邢窑在唐代的烧造更为兴盛，白瓷的产量大、质量高。器类增加，又出现了盂、高足杯、砚等，还采集到与唐代长安大明宫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碗一致的“盈”字白瓷片。邢窑以烧白瓷为主，是中国古代的名窑，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烧造白瓷的窑址。安阳窑位于安阳市北郊洹河之滨。窑炉的形制是圆形，内径约1米。窑具有支烧和垫烧的器托。产品以碗、盆、钵、瓮、四系罐、高足盘为主，还有瓷俑等。器物的胎色灰白；釉呈青绿色透明；纹样有刻、划或印的莲花、忍冬、草叶、波浪和三角纹。另外，安阳的张盛墓、西安的李静训和姬威墓中，也出土有青、白、白釉彩绘等精美的瓷器，尤其以张盛墓中的白瓷最突出，白釉的色调稳定，白度较高，有的白瓷俑、兽还以黑色加以彩绘。

巩县窑隋代始烧，唐代进入极盛，主要烧白瓷和三彩，可能即是《元和郡县志》所载的“开元中河南贡白瓷”的产地。巩县的大、小黄冶村窑是烧唐三彩的主要窑场，器物种类繁多，有黄、绿、红釉和搅胎器。还采集到唐代窑址中少见的翻制马、象、狗、骆驼，鸟、狮及器物部件、纹样的范模，并有单模、双模、多模之分。

枣庄的中陈郝的隋代窑，由火道、窑门、火膛、出灰道、中心柱、窑床、烟囱组成，平面略呈椭圆形，火膛与窑床交接处筑中心柱支撑窑顶。窑炉南发现木炭，可知是以木柴为燃料。窑址出土遗物有三足支钉、支柱、托座、匣钵、垫圈、五齿支具、蹄形印模等。装烧方法流行叠式裸烧法，有的小型器物可能是装在匣钵中烧成的。器物有碗、罐、盆、盘、高足盘、钵、杯、盘口壶、器盖和砚等，以青釉瓷为主。唐代的器物增加了注壶和水盂，除了青釉外，出现了少量的褐釉。

陕西铜川的耀州窑于1959、1973、1984—1985年进行了发掘。唐代的窑炉平面呈马蹄形，由燃烧室、窑床和两个烟囱组成。以木柴为燃料。产品以烧黑、白瓷为主，其次是黄、绿釉，还烧白釉褐彩、素胎黑彩、釉下彩等。釉下彩绘不见贴花，与湖南长沙窑的釉下彩的风格不同。1985年重要的是发现了唐三彩的作坊和窑炉。唐三彩的作坊由七个窑洞组成。以3号为例，室内有半圆形火塘、方台、辘轳、泥胎、试釉的平台、凹槽、大陶缸、坩子泥、狮范及碗、烛台、盒、蹲狮、盆的坯件。其他各室中也有工作场、工具、原料等，从各室内布局的情况看，其中1号似为工匠居室，2号是凉坯或施釉的地方，3号是拉坯、翻模、成型的主要场所，4号是制作陶塑和施釉的地方，5号是拉坯、成型制作三彩灯的地方。6、7号是单把短流壶制坯、成型的场所。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分工细致，主次分明，工艺程序清楚的生产单位。窑内还出有桶状匣钵。三彩窑炉发掘出三座，分布在作坊附近，平面呈马蹄形，由窑门、长方形的窑床、扇形的燃烧室和两个烟囱组成。这组三彩窑约建于盛唐，连续生产到中晚唐。

河北曲阳涧磁村的定窑为北方的名窑，始烧于晚唐，五代时期窑的形制为马蹄形，长5.8米，宽2.6米，由烟囱、窑室、火膛三部分组成，烟囱长方形，窑室方形，火膛半圆形，皆用耐火砖砌建。火坑内残存木炭，说明是以木材为燃料。唐代的窑应与之略同。窑具有匣钵、支垫等。窑址内出土的制瓷工具，如楔子、釉座、铁刀、瓷凳等，为了解定窑瓷器的烧造工艺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唐代的产品以白瓷为主。

北方地区隋唐瓷窑首先兴起于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和山东淄博、枣庄等地，以后逐渐扩大。著名产白瓷的邢窑产地的中心因地质构造条件较复杂，采矿量无保证，大和九年又有洪水泛滥和晚唐较大的战争，逐渐衰落下去，其北部的定窑和南部河南窑群及西部的铜川耀州窑等迅速兴起。

南方地区南方地区的窑址数量多、分布广。约自东汉开始烧造青瓷以后，历代不衰，隋唐时代的窑址已在浙江、江苏、江西、湖南、安徽、四川、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大量发现，均为青瓷窑，个别窑烧造白瓷。其中以浙江省的窑址最多。由于各地都采用本地瓷土为原料，产品的胎质、釉色略有差异，因而形成不同风格。南方创烧于南朝甚至东汉的窑基本延续到隋唐，其中不少窑在隋唐进入盛烧时期。

越窑以浙江的上虞、余姚、慈溪最为兴盛，发现了30余处窑址。唐代的产品种类丰富，釉色以青泛黄为主，光泽晶莹，唐初的器物胎体较厚重，一般无纹样，唐后期的胎薄质细，火候高，以划、印并兼刻、雕、镂、彩绘等技法装饰纹样，题材以花卉为主，也有禽兽、人物。宁波镇海的唐代窑址发现的窑具有垫座、间隔窑具和匣钵。据目前所知，越窑使用匣钵是在中晚唐。浙江临安水邱氏墓、上虞咸通七年且轸墓出土的瓷器，嵊县元和十四年、余姚大中四年等的刻铭的器物，为越窑青瓷的盛烧时代器形、纹样的演变提供了标准器物。江苏宜兴涧众窑，产品具有越窑的作风。窑利用土墩倾斜的地势修建，有空室、挡火墙、窑床，残长28.4米。火膛平面作不规则的圆形，作调节温度用，室内发现有木炭块，说明是用木柴为燃料。挡火墙置于空室与窑床中间，其中部留出随时可堵、可拆的火道，烧火时临时堵塞，出窑时拆掉。窑床的坡度平缓。窑具为垫座、垫片、泥钉及套钵，套钵出土时内都装有叠烧的青瓷器，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匣钵的作用。装窑采用套装法，产品按大小自下而上叠放，大套小置于套钵内，为充分利用空间，多是按钵、碗、盘、罐或按器类套装，一般交替叠放，器间垫以泥钉，每叠放四五件器物加垫垫片，保持其稳固性。套钵置于垫座上，其作用是使器物升高，产品受热均匀。产品比较简朴，以民间日常使用的碗、钵、罐、盘、灯盏为主，绝大部分是青瓷，施釉的方法有浸釉和荡釉。

浙江金华地区的窑址普查，发现唐代窑址22处，重要的是婺州窑的确认。婺州窑是继越窑之后不久兴起的南方名窑，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唐、北宋。隋唐时较普遍地在瓷器的胎外施用化妆土，使暗灰和深紫的胎色得到覆盖，烧出光滑滋润的器物。有的器物为青釉施大褐斑。

湖南湘阴岳州窑，是长江中游盛唐前重要的瓷窑。隋唐产品以碗、杯、盘、壶、罐为主，釉色有青、酱绿、酱褐、酱黄等多种，胎呈灰白、棕灰色，纹样以印、划、雕塑等技法饰出的莲花、卷草、几何形为多，也有人物和鸟兽等。隋代器物的纹样丰富，入唐后较简单。隋代出现匣钵，唐代大量地使用。

湖南长沙铜官窑，斜坡长条形的龙窑，产品数量多，以壶、碗、盘为主，各式的壶是长沙窑最具特色的品种。玩具、文具用品、俑也不少。胎色多灰白，质细腻，不少器物是先涂化妆土后再施釉，釉色有青、黄、褐、白等。釉下施绿、褐等彩绘。以印、刻、划、剔、雕塑、镂空的技法饰出繁缛的纹样。釉下彩绘和在器物上题有文字是长沙窑的产品的特征。长沙窑的盛烧期在中晚唐，较早的壶及碟等与湘阴的岳州窑相近，可能是从岳州窑演变而成的。

安徽淮南市的寿州窑，创烧于南朝中晚期，兴盛在隋唐，发现窑址10处，已发掘的窑炉呈圆形，窑具有匣钵。唐代除了烧造青、黑釉瓷外，主要是以氧化焰烧制黄釉瓷。胎色为淡黄红、青灰等。产品有碗、杯、钵、高足盘、壶、注子、罐、炉、枕等。寿州窑以烧黄釉瓷著称。

江西丰城的洪州窑，窑炉依山而建，呈斜坡式，全长18米，为长方形的龙窑。窑具有各种匣钵和垫饼、垫环、支钉。出土大量的青黄、酱褐瓷器，施釉前涂一层化妆土使瓷釉明亮。盛行刻划、模印的莲花和重环纹。产品中有各种形式的杯、盏等茶酒具。已发掘的遗址表明洪州窑兴盛时期为隋至中唐。

四川邛崃县的邛窑，窑床为斜坡长条形的龙窑，窑具中除常见的匣钵、锯齿形支垫、支钉外，还有环形的板托。唐代盛烧青釉下施褐、绿彩器，一般再无其他装饰。胎色呈灰或土黄、朱红，主要产品为碗、盘、杯、碟、壶、罐、钵及大量的动物玩具。

南方在唐代也出现了不少白瓷。仅长沙地区出土白瓷的唐墓就约有50座，湖南益阳赫山庙唐宝应二年墓出土一件白瓷碗，是有年代可考的白瓷，说明南方白瓷可早到中唐。这些白瓷与北方的邢窑白瓷不同，器物的成型工艺和施釉方法接近长沙窑。

青花瓷是中国古代具有特色的瓷器品种，过去一般认为宋元时代开始烧造。从七十年代末在扬州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唐代青花瓷片，这些青花瓷片胎较粗松厚重，色灰白或白中泛黄；胎釉之间均施一层化妆土，釉色白中带灰或白中泛黄；器物内外施釉，圈足无釉；青花纹样大都发色鲜艳，青花料中可见明显的黑色结晶。

南方的窑以长条斜坡状的龙窑形制为主。龙窑一般建在山上，利用自然坡度建窑省工省时，瓷器的原料瓷土和烧窑的燃料木材也取材便利，龙窑长达几十米，能装烧的器物很多。唐代各地的瓷窑先后使用了匣钵，使装窑的方法和坯件的烧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瓷器的釉面光洁，色泽均匀，胎体减薄，可生产精细的产品。匣钵多用耐火土制成，由于耐高温，可叠装很高，为加高窑室，增加窑内装烧空间创造了条件。因而，南方的瓷器产量和质量在唐代有了很大的发展。

唐代的瓷器大量出口，主要是越窑和长沙铜官窑的产品。越窑青瓷器，已知在日本、朝鲜和南亚、西亚、非洲等地区发现，出口的鼎盛时期在晚唐。长沙铜官窑的产品，在湖南长沙的古墓中很少发现，但在武昌、扬州、宁波等地却大量出土。而且，朝鲜、日本、印度和东南亚、西亚、非洲也有发现。长沙铜官窑的产品是中晚唐时中国重要的外销瓷器。

第七节 隋唐金银器、铜镜、织物金银器

隋唐金银器皿，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不断出土。最重要的有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江苏丹徒丁卯桥、陕西扶风法门寺三大批发现。

1970年何家村发掘出两瓮唐代窖藏文物，内有金银器1000余件，包括200多件器皿，种类丰富，器形多样。主要器类有人物纹八棱金杯、鸳鸯莲瓣纹金碗、团花金杯、舞马衔杯仿皮囊银壶、折枝花纹银碗盖、莲花纹银碗、双鱼纹银盘、双狐纹双桃形银盘、鸾鸟纹银盘、狩猎纹银高足杯、鸳鸯纹银耳杯、双鸿纹银盒、飞狮纹银盒、凤鸟翼鹿纹银盒，葡萄纹香囊、折枝鸿雁纹银匜、鹦鹉纹提梁银罐及金锅、大小金银盒，银铛等。器物的制造技术多采用锤揲成形，加以掐丝、铆焊、鎏金等。何家村窖藏埋藏的时间是八世纪中或稍晚，今何家村是唐长安城兴化坊中部偏西南的位置。

1982年江苏丹徒丁卯桥在一处唐代居住址发现银器窖藏，共出土银器近千件，器皿类有瓮、龟负“玉烛”、盒、盆、茶托、盘、碟、碗、杯、壶、瓶、熏炉、锅、盖等。其中银瓮口径26厘米，腹径42.5厘米，底径29.5厘米，通高55厘米，器上刻“酒瓮壹口并盖■子等共重贰百陆拾肆两柒钱”，其他大部分器物都装在瓮里。器皿上许多刻有“力士”二字，这批器物的造型、纹样的风格表明它们为晚唐的作品。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遗址出土金银器121件（组），大量是器皿，包括盆、盒、波罗子、羹碗、碟、香炉、香囊、茶具一套、钵盂、瓶。许多器物上刻有“文思院”制造的文字，还有如“浙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臣李福进”、“进奉延庆节金花陆寸方合壹具重贰拾两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臣李进”、“五十两臣张宗礼进”、“桂管臣李杆进”等，说明这批器物分别制造于南方和北方。与金银器同时出土了《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和《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后者详载了金银器的名称、数量、重量和来源。

金银器皿成批的发现还有：1957年西安市玉祥门外发掘的隋大业四年李静训墓出土一批金银器，主要有金项链、手镯、戒指、高足杯、银碗、高足杯、小杯、盒、盘等，1957年西安和平门外唐代居住址中出土7件鎏金银茶托。其中一件刻“大中十四年八月造成浑金涂茶拓子一枚金银共重拾两捌钱三字”，一件刻“左策使宅茶库金涂拓子壹拾枚共重玖拾柒两伍钱一”；另五件刻“左策使宅茶库一”，这些器物形制基本相同，为唐宣宗大中十四年前后左策使茶库之用具，出土地点是唐长安城平康坊东北隅。1958年陕西权县柳林背阴村发现窖藏陶罐一件，内装件银器皿，有银碗、银盘、三足银罐、银杯、银茶托等。其中一件银碗刻“宣徽酒坊宇字号”；一件银碗刻“马马明”；一件银盘刻“盐铁使臣敬晦进十二”。这批器皿的造型、纹样风格一致，是同时期的产品。“宣徽酒坊字字号”碗，显系唐“宣徽院”的物品，“敬晦”其人，据两《唐书》等文献考证，于唐宣宗大中年间先后任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浙西观察使等。故这批银器埋藏时间应在此之后。1963年西安东郊沙坡村唐代居住址出土银器皿15件，有银香囊、银碗、银高足杯、银盒、银壶等，器物的风格表明它们的时代为八世纪中叶及以前，今沙坡村位于唐长安城兴庆宫南，靠近春明门的长乐坊的东部。1976年今内蒙昭盟喀喇沁旗哈达沟门发现银器6件，包括4件银盘、1件银罐、1件鱼形银壶。6件器物的风格一致，其中一件盘上刻“朝议大夫使持节宣州诸军事守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采石军等使彭城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臣刘赞进”。据文献记载，刘赞死于贞元十二年，故这批银器埋藏时间在德宗时期或以后。浙江临安天复元年（901）水邱氏墓出土银器38件。

隋唐时期的金银器皿还有许多零星的出土，重要的、带有刻铭或可考其年代的有：西安西北郊坑底村出土一件银盘，上刻“浙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裴肃进”；陕西蓝田出土一件银盒，上刻“内园供奉合咸通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造使臣田嗣莒重一十五两五钱一字”。

此外，在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瑞典、法国等的博物馆和私人手中也收藏许多隋唐时期的金银器。

隋唐时期的金银器生产可分为八世纪中叶以前，八世纪中叶至八世纪末，九世纪三个时期。器物的形制特征、制造技术、纹样风格等表明，早期受中亚、西亚的影响较大，中期形成了中国独特的风格，晚期进一步发展。金银器的制造技术除了隋唐以前使用的铸造、焊接、掐丝、锉磨、抛光及嵌铸和粘贴等外，还发展出切削、铆、两次焊、掐丝焊等，技巧纯熟、精湛。有些器物上切削加工形成的螺纹痕迹清晰，说明当时已有简单的机械车床。纹样的处理，大都是锤出凸凹起伏的纹样基本轮廓，再加以细部的錾、刻、划，许多还在纹样部分鎏金。

隋唐时期金银器的空前发展，其原因是当时经济繁荣，金银产地和产量增加，冶炼、工艺、装饰达到了新的水平，为金银器制造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中亚、西亚传统的金银工艺技术对隋唐产生了影响，促进了这门手工业的发展；皇室贵族追求奢侈生活，并以金银器作为赏赐、行贿、供奉和对外交往的物品，增加了社会的需求；唐代在中央官府专门设置了作坊，民间也有私人经营，保证了产品质量的提高、普及和多样化。铜镜铜镜主要发现于墓葬之中，隋唐时期的大量墓葬都有出土。目前已出版了许多著录铜镜的专著，零散发表在考古发掘报告中的也很多。铜镜是隋唐时期手工业的产品的重要种类，由于在隋唐时期主要由官府及少数地点制作，其造型、纹样风格有很大的一致性，时代变化也较清楚。它们经常在墓葬中与其他遗物同时出土，故可作为一些遗迹与遗物的断代标准器物。

铜镜的正面用以照人，背面装饰纹样，并有各种形制。铜镜的形制和纹样是其制造、流行年代的标志。隋唐时期主要流行的铜镜类有：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葡萄镜、花鸟镜、瑞花镜、神仙人物故事镜、盘龙镜、八卦隋至唐高宗时期，主要流行四神十二生肖镜类中的十二生肖镜、四神镜、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类中的瑞兽铭带镜、瑞兽花草镜，还有瑞花镜类中的宝相花铭带镜（又称团花镜）。圆形镜最多，主题纹样突出灵异瑞兽。武则天至唐玄宗开元时期，流行铜镜为葡萄镜类，包括瑞兽葡萄镜、葡萄蔓枝镜、瑞兽鸾鸟葡萄镜；瑞花镜类中的菱花形宝相花镜；花鸟镜中的雀绕花枝镜，盘龙镜，圆形、菱花形镜较多，主题纹样由瑞兽向花鸟过渡。唐玄宗天宝年间至唐德宗以前，以花鸟镜、瑞花镜类为主，流行花鸟镜中对鸟镜；瑞花镜类中的葵花形宝相花镜；神仙人物故事镜类中的月宫镜，飞仙镜、“真子飞霜”镜。圆形和葵花形的镜最多。

唐德宗至唐末，除了瑞花镜类中的花枝镜，花叶镜外，还流行八卦镜类唐代铜镜在制作技术上有许多创新，有时与其他技术相结合，如金银平脱镜，是在铜镜的背面用漆粘贴金银花饰片而成。螺钿镜，是在铜镜的背面用漆粘贴螺蚌贝壳，然后打磨刻划纹样。这些用特种工艺制成的镜，多为盛唐及稍晚时期的作品。

隋唐铜镜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品，也是当时珍贵的艺术品，其铸造技术和纹样题材反映了工匠们卓越成就。铜镜经常作为赏赐和进贡的物品，有时还是避邪免灾之物。隋唐铜镜当时便输出国外，日本出土和收藏了大量的唐代铜镜，朝鲜、蒙古、伊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都发现隋唐铜镜，而且还有唐镜的仿制品。唐代的铜镜纹样也借鉴了中亚、西亚国家艺术题材。

织物

由于地理气候等原因，新疆地区隋唐时代的墓葬中的织物保存较好，考古发现的实物主要出土于这一地区。其品种有锦、绮、绫、罗、纱、縠、绨、纨、绢、缣、絁、刺绣、染缬等十余种，又以数量众多、制作复杂、绚丽多彩的锦最具代表性。

曲氏高昌时期锦的数量开始增多，锦的纹样有传统题材中的瑞兽、植物，也有波斯、中亚风格的联珠对禽、联珠对兽。具有外来纹样特点的锦时代稍晚。锦多用经纹和斜纹的传统经锦织法织成，用色复杂，提花准确，锦面细薄，牢度大。也有的织锦采用斜纹纬线起花的织法织成，这是波斯锦的传统。唐代锦的数量剧增，色彩、纹样、织造技术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唐代锦的纹样在中宗以前主要是各种几何纹，小团花纹，联珠对禽、对兽、禽兽纹。联珠圈内饰禽、兽为纹样的锦出土最多。约在中宗以后，出现了宝相花纹，一直流行到代宗大历年间。大历年间还出现了以团花、折枝花和飞鸟组成的花鸟纹锦。唐锦的织造方法也分为经锦和纬锦两类，纬锦略多。新产品有彩条斜纹经锦和晕■提花锦，出现于开元时期的墓葬中。晕■提花锦有的是以黄、白、绿、红、褐五色线为经，织成晕色彩条纹的斜纹经锦，其上又以黄色纬线织出蒂形小花。阿斯塔那出有大历十三年文书的墓葬中发现的彩条花鸟流云平纹经锦，以蓝、绿、浅红、青、褐、白六色丝线织成，其中蓝、绿、浅红三色施晕■，是目前唐代具有代表性的晕■锦。阿斯塔那206号张雄夫妇墓还出土了双面锦和缂丝，过去以为双面锦创始于明代，缂丝起源于五代，但这两件标本出于唐代垂拱四年的纪年墓中。①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也发现了较多的唐代织物，是皇室贵族向法门寺的供奉品和其他遗物的包装、附属品。遗物以平纹绢、纱、绫为多，其次为罗、锦及精美的织金锦。织物中还包括了大量的刺绣品。重要的遗物有捧真身菩萨绣袱残件、棕红色大花罗地绣袱、莲花纹绣袱、紫红素罗地蹙金绣残件、绛红罗蹙金绣随捧真身菩萨衣物模型、蹙金绣夹半臂、蹙金绣夹裙、蹙金绣袈裟、蹙金绣坐垫等。②唐代织物上的染色也达到了新的高峰。据统计，织物中可见到的颜色达20多种，施染均匀，至今色泽鲜艳。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染缬，包括有蜡缬、夹缬和绞缬等。阿斯塔那永淳二年的墓葬中出土一种复杂的绞缬绢，以淡黄色绢为地，连续折叠缝缀，染成具有晕■效果的棕色菱花纹样，是为精品。染缬的织物，有用碱剂印花及化学防染印花法制成的。通过研究和实验，绞缬工艺也是一种防染法，即在织物上按纹样设计加以针缝绑扎，染色时，使局部得不到染色而形成纹样，其技术有缝绞法、绑扎法、打结法和夹板法。①

①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78年第7、8期。

（谢选骏指出：网文说，历史都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王夫之说“太宗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心无毫发之存者也。”于是李世民可以按照他的想法来编史书。其实从一些方面，就可以看出来，玄武门事变并没有那么简单。历史上对这件事的记载非常少，只是交代了背景和结局，其他的史书上统统没有记载。要知道这件事的影响力非常大，可以说是改变了唐朝的走势，一件影响力如此之大的事情，在史书上的记载却只有寥寥几笔，这显然不符合编写史书的做法。所以玄武门事变的真相，很有可能被隐藏了。而且李建成的墓志上，只有短短的五十五个字，墓志上没有记录任何有关于李建成的功绩，甚至墓志上还有一个字，有涂改的痕迹。李建成作为失败者，死后有大臣向李世民提议，赐予李建成一个戾的谥号，这个谥号有贬低的意思，同时也是为了凸显李世民夺权的正义性。只不过李世民并没与采纳这条建议，而是赐给了李建成一个隐的谥号。墓碑上的字样有被涂改过的痕迹，可见最开始戾这个谥号是被确定下来的，只不过后来李世民临时改变了主意，才做出了这样的调整。或许李世民也是认识到了，自己亲手干掉了自己的兄弟。既然已经成为了皇帝，如果再追封恶谥的话，很可能会被百姓认为是小肚鸡肠。又或者是李世民想到了他们之间的兄弟之情，大家觉得李世民的这种做法，是出于什么原因呢？——我觉得这是李世民为了做个明君，而进行的努力，他用和平的理性克服了自己凶残的天性。）

【第三章 研究概况】

隋唐不仅是中国史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也占有辉煌的一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当史学界用新观点、新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史时，这段历史就备受史家瞩目。其间虽因社会政治原因而使史学研究受到一些干扰，但总的趋势是隋唐史研究人员不断增多，人才辈出，出版了一批论文专著。其中一方面是发掘、整理、考订材料的基础工作，另一方面是对诸多重大历史问题作了深入的史事分析和理论探讨，涉及内容包括政治军事、阶级阶层、典章制度、经济发展、人口迁移、宗教传播、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等，在这两方面学界都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成就。我国台湾及香港地区的学者在隋唐史研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国外学者在隋唐史研究上的成果逐渐增多，从而使隋唐史研究在国际史学界占有了一席之地。

第一节 隋唐史研究领域、方法和观点的发展变化

自1911年迄今的八十多年里，隋唐史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这主要体现在研究的领域、方法、观点上，大致上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从1911年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在研究领域上史家多从微观入手，对单个人物事件作细致考辨，澄清了史实中诸多含混不清之处，纠正了很多荒谬的说法，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从而为进一步开展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方法上则受传统史学方法影响较深，侧重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排比，将乾嘉以来的考据学推进到一个新水平，为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提供了一定的前提。但是，考据学研究只能对史实史事加以辨证，对特定的历史现象加以钩稽，却不能全面系统地研究历史，因此难以揭示史实之间的联系和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影响到隋唐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在理论观点上，除少数史家运用唯物史观分析隋唐史外，多数史家仍旧依循传统史观或资产阶级进化论来研究隋唐史。

从1949年到1966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在研究领域上大多从宏观角度展开，对隋唐时期带有一般性的社会问题作了综括阐释，论证了包括历史地位、历史特点、发展规律等重大问题。在方法及观点上，史学界已普遍接受唯物史观，注重从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研究重大历史问题，特别重视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及阶级斗争理论去分析隋唐历史的发展规律。但由于处于探索阶段，未能较好地解决唯物史观与传统史学的有机结合问题，致使在研究中出现了一些生搬硬套唯物史观的现象，从而使隋唐史研究受到一定影响。

在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革”时期，隋唐史研究与其他学科一样，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强调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从而中断了科学的历史研究及百家争鸣。在论述中往往用教条化的公式套历史而不作具体分析，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将历史现象与现实生活机械地比附，为现实需要甚至不惜割裂历史事实、曲解历史，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从1976年迄今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隋唐史研究逐步走上科学轨道，进入一个新阶段。首先，研究领域大为扩展，既重视具体历史事件的微观研究，又重视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宏观考察，并在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上取得了极大进展，在广泛地、多层次地选择课题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次，在方法与观点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更新观念，开拓视野，吸收新观点，引进新方法，对隋唐史作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以便客观准确地把握隋唐历史的发展规律。在观念上突破了以往那种公式化的类比研究、教条化的抽象概括的束缚，将隋唐史作为一有机整体，运用系统论、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对这段历史进行综合研究和分析。在方法上也开始运用系统观察、社会调查、定量分析、纵横比较等方法，取得了一定成绩。最后，研究领域的扩大及思想方法的更新使资料的使用发生了质的变化，早先受重视的政治、经济方面资料有了新意义，而被忽视的社会风俗、心理等方面的资料则被发掘利用起来，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考古资料的运用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总之，近二十年来的隋唐史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视野，加强了研究深度，获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第二节 隋唐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清末民初的隋唐史研究清人沈炳震以《旧唐书》为主，用《新唐书》校注增补其记事所缺略或歧异处，作成《新旧唐书合钞》一书。但此书有一大缺点，即其史料比勘局限于两《唐书》，未曾引证其他史籍。有鉴于此，王先谦利用《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籍中有关资料，为沈撰《新旧唐书合钞》作补注，成《新旧唐书合钞补注》一书，从而弥补了原书不引用其他史料的缺陷。此二书对两《唐书》作内容对勘并作史料总汇，指出其间异同，此可为研究者提供方便，只是王书迄今未能刊行。此外，唐景崇亦有志为《新唐书》作注，凡与《旧唐书》有异者皆加考辨，同时又广搜博采正史、文集、类书、典制专书、史部考证书及金石、野史、小说等百余种，对之作纠谬、补阙、疏解的注释工作，成《唐书注》，颇有参考价值，惜所刊者仅本纪注10卷。

《旧唐书》未对唐代兵制作专门记载，《新唐书》虽列《兵志》，但很空疏，于府兵制所述有缺，而《新唐书·地理志》对折冲府名的记载亦零落不全。清人劳经原及其子劳格搜集多种资料，详考折冲府名，作《唐折冲府考》一书。罗振玉又利用所收藏的唐墓志拓本以及造像、虎符等材料，对劳书作订补，著《唐折冲府考补》及《唐折冲府考补拾遗》各一卷，已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中。罗著极为精审，可作深入研究唐朝兵制的参考。

《新唐书》有《方镇表》6卷，但只表地而不表人，仅记各方镇的兴废及其区划变革，没有列出节度使、观察使等节帅的任免时间。吴廷燮搜集大量文献资料，诸如正史杂史、政书类书、总集别集、方志碑志、笔记小说等，撰成《唐方镇年表》一书。此书以方镇为纲，按时间顺序列载节度使、观察使等节帅的更替情况，涉及唐代节帅人物共一千三百五十七人，并附注史料及出处，如果史料记载有分歧而需考证的，就列入书末《考证》部分。尽管有不少缺漏、错填及史料讹误之处，但此书仍不失为一部有很高参考价值的唐史工具书。今有1980年中华书局本。

《隋书·经籍志》是具有很高史料、学术价值的史志目录，历代受到重视，但其中重复颇多，注与本文多有错离，撰人时代又多舛误，所以，张鹏一在清人考证的基础上撰成《隋书·经籍志补》二卷，于《隋书》多所是正，颇具参考价值。今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中。

此外，丁谦对隋唐史地及这一时期的域外地理有诸多考证，他对《新唐书》的突厥传、吐蕃传、回纥等国、沙陀传、北狄传、南蛮传、西域传及《旧唐书·西域传》皆作了地理考证，还撰有《释辩机地理考证》、《地理考证》等，1915年“浙江图书馆丛书”本。

陈寅恪对隋唐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陈寅恪就成为国内外公认的著名史学家，在隋唐史研究上，具有开拓性的建树，其成就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陈寅恪的两部代表作，在隋唐史学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中的学说自成体系，阐明和解决了隋唐时期许多重大的历史现象和问题。《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对隋唐制度的渊源及其演变作了综合研究，形式上则分为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等专题，“以阐说隋唐二代制度之全体因革要点与局部发展历程”①。他提出隋唐制度的渊源虽然十分复杂，然究其来源不外三方面：一是渊源于北魏、北齐，二是梁、陈，三是西魏、北周。三者之中，又以北魏、北齐为主。而北魏、北齐一源的内容又极为复杂，它汇合了汉魏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含有东晋南朝前半期的因素以及保存在河西凉州一带的汉族文化。南朝梁、陈的源流则是南朝文化的总结。西魏、北周的源流则系鲜卑风俗加上曹魏西晋遗风的关陇文化。就各个方面而言，礼仪的源头是东晋南朝前半期的礼仪制度，职官、刑律的源头在于北齐，音乐则继承了北魏、北齐的胡乐遗风，兵制与北周的府兵制有密切关系，财政制度的两大渊源则是河西地方的和籴之法与江南地方的纳布代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则集中探讨了唐代的政治制度、统治阶级、党派之争、内外政策等重大问题。书中从三个方面论述唐代政治，一是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二为政治革命及党派的分野，三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以唐代统治集团的升降为中心，全面考察了唐代政治发展的基本线索，将唐代政治史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唐高祖、太宗继续实行“关中本位政策”时期；二是武则天逐渐摧毁关陇集团势力，推行科举制度，大量选拔新兴阶级分子，逐渐取代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三是“安史之乱”后，朝廷出现党派之争和藩镇割据，以迄唐亡。他指出因为统治集团之升降而致政治社会的变化，促成党派的分野和斗争；因为政治社会的变化而使府兵制消亡，到唐中期更加依靠胡兵，从而爆发了“安史之乱”，此又促使唐对沙陀族之忍让；因为对待外族入侵有不同态度，大臣中形成党派，唐后期党争与外患有关。陈寅恪的这两本著作代表了他在隋唐史领域的最高成就，“虽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进行研究，但他具有朴素的辩证观点善于发现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影响重大的突出现象，善于注意事物的发展和变化，注意表面无干而实际有联系的事物，然后融会贯通，找出线索，阐明前因后果，提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成体系的看法。”①陈寅恪在隋唐史研究的实践中，不断地重新认识史料，扩大史料的使用范围，以诗文证史，以小说证史，就是他的一大发明。如在《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一文中，举出元稹、白居易诗中涉及官吏俸料钱的地方，和史籍上的有关记载进行比观，发现凡在朝廷任职的官吏，其应得俸料钱的数额，史籍上所记和元白诗文中所言是一致的，只是地方官吏的俸料钱数额，二者的说法大有出入，由此推断“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②。又如在《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一文中，由杜甫的诗证明所谓“杂种胡”即中亚的昭武九姓胡，“唐人当日习称九姓胡为杂种胡，‘杂种’之目非仅混杂之通义，实专指某一类种族而言也”①。再如举出元稹《连昌宫词》诗末章“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等句，据以论证宪宗、穆宗两朝在对待藩镇上“用兵”与“销兵”的不同政治策略②。

①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①王永兴：《陈寅恪》，《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8期。

②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①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②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另外，还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中，用牛僧孺的小说《续玄怪录》比观韩愈的《顺宗实录》，揭示出顺宗让位宪宗的内幕和宪宗被宦官所杀的隐秘③。这样，就为唐史研究开辟了新途径。而《元白诗笺证稿》更是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不仅能“从诗看史”，而且更上一层楼，又能“引史证诗”，对元稹、白居易的一些著名诗篇采用诗史互证的方法加以分析，不仅对唐代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确凿的论证，而且对唐代文学史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如“新乐府”的体裁、“古文”与“小说”的关系等，为唐代文史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也是陈寅恪研究唐史的一大成果④。书中的批注之语都是他研读两《唐书》的心得，虽多为寥寥数语，却能以小见大，显出真知灼见。批注的内容还十分广泛，除文字校误、史实考订、人物评价、旧说辨证等方面外，对产生历史现象的一些社会经济根源也多有涉及，如在财政收入、估价、水运、转输、义仓、赋役、外贸、盐茶等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上，每每有精辟独到的见解，或给人以深刻的启发。岑仲勉的研究成果岑仲勉是史学界一位成果累累的专家，他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在先秦史、民族史、隋唐史、文献学、中外交通史和史地学等领域均有建树，成绩斐然，尤其是对隋唐史及隋唐文献的研究多有创见，成就最大。《隋唐史》为岑仲勉研究隋唐史的代表作之一。书中全面论述了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并在叙述各种问题时，尽可能上溯其起源，下探其流变，“求类乎通史之‘通’，不锢于断代史之‘断’”①。

③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④包敬第、王永兴等辑录：《陈寅恪读书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①岑仲勉：《隋唐史》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

在史事的编排上，凡有时序或重点可依循的，仍按先后叙述，并补通史所略，例如北周、北齐相争，都交结突厥；突厥可汗摄图为北周复仇，几路兵马并进，隋文帝疲于奔命；突厥围困隋炀帝于雁门，加速隋朝的灭亡；突厥可汗颉利被擒，开创唐太宗之大业，等等，都与突厥的活动有关。如果仅立突厥一节来叙述突厥之事，就无法说明某个时代彼此之间的联系。书中还特别重视对隋唐时期的中外关系进行研究，如在《试用辩证法解说隋史》一节中，就专门以当时的世界史为背景来论述隋朝的丝绸贸易问题。又以突厥而言，其所得北周、北齐每年馈送的丝绸，不适合自己使用，便要谋取专利而转卖给波斯，波斯不应，又远求之于东罗马，于是发生了突厥、波斯之间的战争。书中的注释尤多精辟之处，考证异同，辨别真伪，对各家的见解主张，则既有剖析辩驳，也有独抒己见，如在《文字由骈俪变为散体》一节的有关注释中，针对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是由于萧颖士等数人之倡导及‘安史变乱之刺激反应”的说法，认为这“非特无视唐人之公论”，“亦极忽视历史之时间性”，于是详加辨正，一一指陈。又如《牛李之李指宗闵、李德裕无党》一节的注释文字竟超过正文，力证传统说法的错误，缕述个人独特的观点。《唐史余沈》是岑仲勉研究考证唐史的一部力作。书中研讨的范围，除正史外，还包括杂史、金石、诗文以及近代新发现的各种史料。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依据别史来补充正史；依据正史来考证别史；依据唐史来考论唐朝有关制度，如“守”条专谈兼官守官，“唐史中之望与贯”条撮录两《唐书》中郡望、籍贯交相互见的记载，用来说明望与贯的逐渐分离；依据唐史来考证它书之误，如“杨仲宣条”纠正《唐文粹》中年号的错误，辨正诗文中典故沿袭的讹误，如“司空见惯”条关于苏州刺史问题；驳斥吴缜、钱大昕等人旧说的错误①。严密考订，相互印证，立论确凿，既廓清了许多史事上的旧错误，又发掘出不少史料的新价值。《府兵制度研究》是岑仲勉研究北魏至隋唐时期兵制的专著，在第一章中对唐长孺的南北同源说提出质疑；在第二章中总述了西魏府兵制，立国初期的军队编制和北魏没什么区别，但是只就西魏来说，“兵农各籍”还是真的；在第三章中论证了东魏也实行府兵制，而北齐不是兵农合一；在第四章中论证了八丁兵和府兵制无关，强调府兵编入民籍这件事是隋朝府兵的重大变革，考证隋朝的强盛是因为依靠了府兵；在第五章中考察了府兵的最高领导、直系官制、征发差遣及折冲府数目等一些问题；在第六章中对府兵制与西周东周、契丹和蒙古兵制进行比较，并论述了府兵制与均田制的关系；在第七章中指出唐朝募兵制盛行，府兵便完全被替代；在第八章中指出中唐人和宋朝人所认为的兵农不分或兵农合一乃是一种错觉，同时论述了安史之乱以及后来的藩镇割据与废除府兵有无关系的问题；在第九章中对府兵制作了总的评价。①岑仲勉曾对古代东突厥汗国和西突厥汗国的历史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历时甚久，获得两大成果：《突厥集史》和《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前者是把古代史籍、文集、杂著、笔记和碑志中有关突厥的资料一一摘录出来，按系年先后和类别编排，运用突厥文物与资料互证的方法，详尽考释突厥时代的史事、人物和地理，以及突厥与隋唐王朝的相互关系等。另外，还附录论文十五篇，除其他人译的两篇外，其余都是他本人多年研究突厥史的学术成果，如在《突厥各朝传略》一文中系统地论述了突厥的种族起源及其各个时代的历史；又如在《敕勒与铁勒、高车与回纥之别》一文中指出铁勒是通名，高车、敕勒充其量只能是铁勒的一部分，而回纥对高车只是一时臣属，高车不是回纥的祖先。②后者是补正冯承钧翻译法国学者沙畹所著《西突厥史料》一书中关于中文资料部分的缺略，把中国史书，碑志中涉及西突厥的时间性资料，除去《隋书》、《通典》及两《唐书》中的西突厥专传外，都一一采录，编附于适当的或相近的年份；补缺部分遇有疑难的地方，便就所见附加考证，而对于比较复杂的问题，则别作专文探讨，例如在《西突厥以何时分立》一文中考定西突厥的完全分立，应以隋炀帝大业六、七年间的射匮可汗继位之时为标准，而沙畹认为的东、西突厥之分从公元六世纪中叶土门可汗、室点密可汗之时开始，以及政治分立在公元582年摄图可汗之时完成，则是不妥当的说法。①这两部专著的问世，引起了国内外研究突厥史学者的重视，称誉他对中国的突厥史研究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①岑仲勉：《唐史余沈》，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①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②岑仲勉：《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①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版。

岑仲勉致力最勤、造诣最深、成绩最大的还是对隋唐史事的研究及文献整理上。《元和姓纂四校记》是一部有着很高学术价值的唐史研究工具书，是岑仲勉在四库馆臣、孙星衍、罗振玉对唐人林宝的《元和姓纂》已作了三次校订的基础上，再作第四次校订而成的。全书近二百万字，洋洋大观，博采年谱碑志典籍，征引各家考证，进行刊误、拾遗、正本、辨误四个方面的深入细致的校订增补，②为唐史及谱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参考文献。《隋书求是》是一部工具性质的资料著述。先对《隋书》85卷中的各种错误按照顺序逐条进行校正，考订的文字长则上千，短则三五句。其次，对《隋书》传中未见诸人，以碑志为据，撮录成七个人的事略。再次，是把隋朝的三百四十四个州郡编列成表，依时间先后填记刺史太守的姓名和任免，兼有考订。最后是辑录隋朝石刻目录。③《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是一部考史之作，“侧重在比事方面”，即用有关的典籍文献、碑刻文字与《资治通鉴》的隋唐纪部分进行“比读”勘验，以订正《通鉴》原文的讹误，主要集中在人名、地名和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上。如遇不能断定的问题，则审慎地只记异同。④可以作为研读隋唐史的参考之用。唐人写作诗文，都喜欢用行第相称，这在当时是一种通行的习惯，可对后人来说却是很费思量的事，往往会导致对诗文的误读误解。所以，岑仲勉穷二十多年之心力，从《全唐诗》、《全唐文》、两《唐书》、《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和唐人文集、笔记以及敦煌文书、出土墓志中辑录出使用行第称呼的例子，并对其行辈、官职、经历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探求考索，作成一部深受唐代文史研究者所欢迎的必备工具书——《唐人行第录》。①另外，岑仲勉还有两部主要利用石刻资料考证唐史的学术专集——《金石论丛》和《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前者由《金石证史》，《贞石证史》、《读贞石证史》、《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等二十一篇考证文章组成，解决了唐史研究中许多具体而微的问题。②后者包括正篇《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一种及附录《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补唐代翰林两记》、《登科记考订补》三种，对有关的唐代石刻文献及史籍文献所作的订误、补缺、考异、释疑，多超出了前人的研究，创获甚丰。③岑仲勉在对隋唐文献的研究考证上，“虽间或有琐碎繁杂的弊端，可商之处亦不少”，但是，“国内外的史学评论都以先生（岑仲勉）著作材料的丰富，以及考证的缜密而感到获益不浅”④。

吕思勉、向达、金毓黻等对隋唐史的研究吕思勉通读二十四史三遍，具有非常深厚的史学修养，所以，很早就写了一部高水平的《白话本国史》①，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又写出另一部《中国通史》②。这两部书都设专门章节论述隋唐历史，而且有些论点对史学界的影响很大，如认为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与此前的全盛时有显著的不同，于是把秦以前称为“上古”，唐朝全盛时期以前称为“中古”，安史之乱以后称为“近古”。后来他又用十年精力写就《隋唐五代史》。此书上册为政治史，叙述了隋朝兴亡，分析了唐朝盛世的因果，说明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变化，同时对重要人物作了评述。②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③岑仲勉：《隋书求是》，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④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中华书局1964年版。

①岑仲勉：《唐人行第录》，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岑仲勉：《金石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③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④陈达超：《岑仲勉》，《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12期。

①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②吕思勉：《中国通史》，开明书店，上册1940年版，下册1945年版。

下册叙述社会组织、等级、人民生计、实业、社会生活、政治制度以及学术、宗教等内容，资料十分丰富。如有关各种制度的史料原来很分散，经过一番搜集、排比和考订，就具有了很高的研究参考价值。书中除了分析促成隋唐时期高度发展的社会政治原因以外，也注意君主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他并能运用比较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对其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认为“贤主”像隋文帝、唐太宗等，也是具有两面性的。③另外，吕思勉还写下了大量的读史札记，总汇为《吕思勉读史札记》，以甲、乙、丙、丁、戊分次。丁帙《隋唐以下》含读《隋书》、两《唐书》等史籍的心得若干条，戊帙《通代》也有论及隋唐史的。其中所论，多有新见，如在《唐高祖称臣于突厥》条中说：“盖唐室先世，出自武川，其自视原与鲜卑无异，以中国而称臣于突厥，则可耻矣，鲜卑则何有焉！此正犹石敬瑭称臣于耶律德光，沙陀之种，原未必贵于契丹也。”④这里用人种族别来解释隋唐史学界长期争论的唐高祖称臣于突厥的问题，就是颇为新颖的见解。

向达对于唐代中外文化关系，西南少数民族、文学艺术、文献典籍以及敦煌文书等方面都有研究，其研究成果大致汇编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①。在这本学术论文集里，除了少部分论著是关于佛教石刻及目录学的以外，大部分是有关唐史的，既有论述唐朝与西域地区的交通及文化关系的文章，提出了新颖的见解；也有研究当时西南少数民族历史的文章，提出了很少为人注意的南诏史上与民族、文化及史料有关的一些问题；还有关于唐代胡乐、佛曲和俗讲、变文等方面的文章，则属于开创性研究。集子里的文章，内容翔实，资料丰富，独具创见，至今仍对学术界有很大影响。

金毓黻著有《中国史学史》一书④，其中有关唐代史学的专章论述，以及另外发表的关于唐朝修史制度和刘知幾《史通》的专篇论文①，都是研究唐代史学的重要成果。而他在古代东北史地和唐朝东北少数民族及所建地方政权的研究上，更负盛名。

③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④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①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79年版。

②向达：《记现存的几个古本》，载《文物》1962年第1期。③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④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

①金毓黻：《唐宋时代设馆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第3卷第8期1942年；《论之渊源及其流别》，《制言半月刊》1939年第54期。

渤海国是唐至五代时期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有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但因史料贫乏，难以展开研究。民国建立以后，在东北地区发现和发掘出一批渤海国的遗物和遗址，给了解渤海国的历史提供了新的珍贵资料，也使沉寂千年之久的渤海国史研究活跃起来。在中外学者取得廓清渤海国史迷雾的探索性成果时，金毓黻推出了后来居上的重大成果——《渤海国志长编》②。“金毓黻的《渤海国志长编》出版，对于渤海国族的研究，可说已登峰造极，所引我国书籍八十六种，朝鲜书十三种，日本书三十九种，确是一部伟著，只是体例上考证上还不免有可议之处，而史料的搜辑上还不免有疏漏的地方”③。此后，金毓黻对渤海国史的研究仍在继续，并结合新出资料作进一步探讨，学术价值显著提高，为研究唐代民族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前代史学遗产的基础上，将隋唐史作为整个封建社会的一个时期，对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全面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包括隋唐史在内的古代史发展规律及重大问题作了系统的叙述①。今天看来，尽管其中有个别问题的论述还欠妥当，但对问题的分析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

至于那些正确的论断，则对此后深入研究隋唐历史问题有着积极影响。

贺昌群的隋唐史研究，早年主要集中在文化史和中外关系史上，发表论著十余篇。后来转向包括隋唐二代在内的封建社会前期土地制度史的研究，有专著两种。②他认为从汉武帝到唐玄宗的九百年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如一条红线贯穿着，是公田制即封建国有土地制占主导地位，均田、屯田、占田、名田、限田等田制、田令的规定，都建筑在这个基础上。这个时期的兵制、赋税也和封建国有土地制有着密切关系。因而上层建筑——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等，无论直接间接也都脱离不了国有土地制这个支配力量的影响。这段时期各朝代的历史发展虽有差异，但封建国有土地形式一直延续到安史之乱。两税法的施行逐渐改变或缩小了它的形态。均田制、府兵制、租庸调，都不是唐朝才开始建立起来的，而是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隋的一个长时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而三者的形成都以生产关系上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为其枢纽。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土地所有制作理论分析和综合研究，突破了以往诠释史料式的研究方法，深化了对隋唐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

②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辽海丛书》本，1931年。

③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下编，《沿革地理的研究与成绩》，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最早撰写于1940年，并在延安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几次修订，出版了修订本的第3版。隋唐部分在修订本第三编第一、二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上册最早撰成于1941年，在重庆出版；下册完成于1948年，第二年在香港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几次修订，出版了修订本的新版。隋唐部分在新版上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②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唐代实际耕地面积》一文，征引大量的文献资料，推定唐玄宗天宝时期全国的实际耕地面积，大约在八百万顷至八百五十万顷之间①。这一说法比较接近历史实际，已被史学界所采用。他的另一研究成果是《唐太宗与贞观之治》，把唐太宗这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放在隋末唐初社会的大背景下全面系统地评述，并根据时事形势论述了贞观之治的由来②。史论结合得很好，对唐初政治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唐长孺对唐史研究的贡献，以军事制度研究成就最为突出。《新唐书·兵志》记载：“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彍骑，彍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其议论条理不清，史实也不相符。事实上，彍骑在唐朝兵制演变中并不占重要地位，方镇的士兵来源于“健儿长住边军”。唐长孺解决了这个长期不清楚的问题③。他认为《新唐书·兵志》的“记载并不全部正确，也多缺略”，于是按照《新唐书·兵志》的顺序而援引其原文，一是找出兵志的史料来源，勘对其间的差异；二是根据原始的资料，纠正兵志的错误。如《新唐书·兵志》记：武德“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废十二军，改骠骑曰统军，车骑曰别将，居岁余，十二军复。”他在《唐书兵志笺证》中先笺出《唐会要》的《京城诸军》条：武德“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废，八年五月，以突厥为患，复置十二军”，及《通典》的《将军总叙》条：武德“五年省。七年，以突厥寇掠，复置十二军。”然后指出《通典》的“纪年与《兵志》，《会要》不合”。再引用《资治通鉴》武德六年二月所记“废参旗等十二军”，武德八年四月所记“复置十二军”，同时考辨说：“四月甲子朔，无辛亥。五月甲午朔，辛亥则十八日也。《通鉴》辛亥上脱五月二字，与《会要》纪年相同。”则《通典》所记“七年”是错误的。又考证说：“五年正当刘黑闼起事，山东大扰，至六年正月始平，安得谓天下已定。”由此可知《通典》所记“五年”也是错误的①。全书既笺注兵志的史源，也辨证史料的错误，还补其疏略，从而以资料丰富，考订翔实，成为阅读《新唐书·兵志》和研究唐朝军事制度必备的学术参考书。此外，《山居存稿》汇集了多篇他有关隋唐史研究的精心之作②。

①汪■：《汪■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唐长孺：《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季刊），第9卷第1期，1948年。

①唐长孺：《唐书兵志笺证》，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②唐长孺：《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版。

王仲荦的《隋唐五代史》，分上下两册，共百万余字，洋洋大观，以朴实流畅的笔调，对隋唐五代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作了全面的阐述。资料丰富，论据翔实。又因晚出，可以尽量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新出史料。所以，这部专著既代表着个人对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最高成就，也充分反映了国内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书中有许多好的见解，如认为均田和府兵两种制度未在南方出现，只能在北方形成，因它们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而是由于十六国之后，鲜卑族人进入中原地区，将其原有的村社残余带到北方，出现了份地制度，又从份地制度上产生了府兵制度。这对隋唐均田制、府兵制的研究极有学术参考价值。这部专著在写作上还有一显著特点，就是以注文的形式征引丰富的资料，作为叙事的依据，而且引录敦煌、吐鲁番文书资料特别多，有不少注文与正文的篇幅几乎相当，如第三章第二节《租庸调制的破坏与两税法的实施》的注文，引用的材料就多达一万余字①。另外，全书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来叙述隋唐五代的文化思想及文学艺术，这也是高出其他同类著作的地方。

《唐律疏议》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承前启后，影响深远，不仅是研究唐史必须稽考的文献，而且国际上从事法制史研究的学者，还把它与《罗马法》相提并论，从而成为国际性的史学研究课题。杨廷福研究唐史多年，颇多创获，所撰《唐律初探》②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史论结合地进行实事求是研究的一大成果。书中所论，既有对旧问题的重新研究，也有对新课题的独到探索。如历来认为《唐律疏议》是对高宗永徽四年修撰的《永徽律》的律疏，可日本学者先是提出怀疑和否定的论断，后又进一步考定为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新颁行的《开元律》的律疏，“此说曾轰动了国际的历史学界”，而中国学者也颇“附和之”，“似乎已成为‘定论’了”。于是，杨廷福在本书《〈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一章中，先详细罗列日本学者的论据论点及考证经过，尔后征引大量史料，进行细密的考证，对其作了一一驳正，仍“考定其为《永徽律疏》”，令人信服。另外对唐律反映的阶级关系和对法律产生于皇权、司法隶属于行政、法律与伦理结合、礼治与法治互为表里，家族法并入法律体系、司法官责任制度等唐朝法律体系的基本特征所作的深入探讨上，以及在用辩证统一的观点对唐朝法的阶级性与法的社会性所作的阐述上，都包含着新的见解。《唐律初探》是对唐律深入研究的结果，为唐代法制史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谷霁光对古代史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史事的探索，也有对制度的考释，主要反映在《史林漫拾》这部论文集中①。其中又以隋唐兵制的研究最为突出。他早年即撰有《唐折冲府考校补》一书，用当时所能见到的墓志等石刻资料校补前人考证折冲府之未备，并附以总结性的“折冲府志略”，受到好评。而《府兵制度考释》，是以三十年的功夫研究北朝隋唐府兵制的重大成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府兵制的由来、演变、发展及其衰落的历史。“这是一本好书，不仅材料丰富，而且分析细致深入，处处有新义”②。如对府兵制的渊源问题、初期府兵的军备给养问题的看法，要比陈寅恪的意见更全面。对唐朝府兵制演变的勾画也十分清晰，太宗贞观十年以后进入全盛时期，高宗、武则天以后趋于破坏，到玄宗开元元年为第一阶段，天宝八年前为第二阶段，此后名存实亡达三十年而退出历史舞台，这对进一步研究唐朝兵制是很有帮助的。

①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杨廷福：《唐律初探·引言》，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①谷霁光：《史林漫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何兹全：《读〈府兵制度考释〉书后》，《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对兵农合一、折冲府数目、折冲府与地方行政的关系、府兵制是不是唯一的兵制和府兵是不是唯一的禁军，唐朝府兵制对宋朝兵制的影响等问题所作的探讨，也都有明确而独到的见解。另外，“书中对府兵制度提出了一些可供讨论的新问题”，如军府上面冠以地名，本来是很细小的问题，可是从它的演变中却能窥见到，那原是防守冲要的驻屯军队，逐渐变成了随时能够调遣的常备军，又进而构成为经常性的封建军事学校。这对进一步研究隋唐兵制，既是新的启示，也是新的问题。韩国磐的隋唐史研究范围很广泛，举凡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关系史、农民战争史、文化交流史、文学艺术史以及敦煌学都有涉及，发表的论著也很多。《隋唐五代史纲》、《隋唐五代史论集》即其数十年间研究隋唐五代史的主要成果①，还有几部专论性的研究著作②。这些论著既有对一般史实的清晰叙述，也有对重点问题的深入探讨，资料丰富，立论翔实，多有创见，自成体系，为隋唐史研究作出了非同一般的贡献。

史念海对隋唐历史地理研究的贡献隋唐历史地理是史念海进行古代史研究工作的重点之一，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发表了校理两《唐书》地理志的论著，为阅读和利用唐代地理文献提供了极大方便。之后，不断有研究成果问世，且多创见。如在《开皇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一文中，首先指出关中地区在人口、军队不断增加的新形势下，粮食的消费与日俱增，但调运粮食又很艰难，因而唐朝廷便大力兴修水利，力求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又注意在西北边地屯田，以解决军需，由此缓和粮食的供应问题。随后指出黄河中下游在隋朝和唐朝中期以前担负着接济关中粮食的重要任务，因此，隋唐统治者很注意发展这个地方的农业生产，建造水利设施，开凿运输通道，使之日益富庶起来。于是到了天宝初年，各道粮食的储备就大为增加，从而为唐朝的强盛提供了物质基础。①又如在《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农业的发展》一文中，认为隋唐时期南方地区的农业在前期虽有所发展，但仍比不上北方地区，至天宝后，从人口的增加和水利兴建的进步上显示出江南农业生产有了快速发展。②另外，他撰文指出隋朝和唐朝前期的关中以东地区农业发达，经济富庶，而陇右的半农半牧地区可以养马，作为军用，这样好的两大地区列置在都城长安的东西，好似朝廷的左右臂，所以能够获得强盛太平；安史之乱以后，关中以东地区的农业经济遭到破坏，但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则可替代它，而朝廷的左臂尚在；陇右半农半牧地区的丧失，却使得朝廷缺了条右臂，自然会导致唐朝国力大大减弱③。这都是从隋唐历史地理的具体变化来论证问题，辨析精审，很有说服力。此外，对唐代的社会及文化，史念海也有所涉及④。

①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三联书店1979年版；《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年版。②韩国磐：《隋朝史略》，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隋炀帝》，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①史念海：《河山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

②《河山集》。

③史念海：《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年版。

④史念海：《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开元天宝时期长安的文化》，《唐史论丛》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第三节 隋唐史研究中一些重要问题的争论

唐太宗评价

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自古就为人所津律乐道，颂扬备至，即便今天，他仍是史学界关注的热门人物，研究成果很多。总的来说，学界对他的雄才伟略和他对中国历史所作出的重大贡献都给予积极的肯定①，但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评价上还有分歧。

一、关于唐太宗篡改国史及相关的建唐问题。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唐太宗篡改了国史。例如玄武门事件，“经胜科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②。意即唐太宗夺取帝位后曾修改了国史。贞观年间，史臣遵太宗意旨，于修撰高祖、太宗两朝实录时篡改建唐史实，将太宗抬高到奠基者的位置上，贬低高祖的作用③。所谓太宗与刘文静首谋晋阳起兵之说，乃是贞观年间对实录、国史作了伪造的结果④。事实上，唐高祖是一位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反隋建唐的斗争中起着领导作用①。但也有人认为唐太宗是否真的篡改过国史还需深入研究，而且必须肯定他在建唐中的首创之功②。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说唐太宗“策动父亲李渊从太原起兵的事，或者认为由于他称帝后史书被改动，他不是唯一的主谋者，但这也无关紧要，横竖唐太宗是原谋者之一”③。

二、关于唐太宗发动玄武门兵变的性质及其评价问题。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玄武门之变属于唐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具体而言，有的说是“争夺皇位的斗争”④，有的说是“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争夺皇位继承的斗争”⑤，有的说是因“储位之争”而导致的“家庭变故”⑥，还有的说是“杀兄逼父”的行为⑦。但也有些学者把玄武门之变看作一种社会政治斗争，说是“进步倾向代替腐朽倾向”的“行动”⑧，又说是“改革”势力战胜“保守”势力的斗争⑨。

①万钧：《唐太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唐太宗与贞观之治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袁英光、王界云：《唐太宗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胡如雷：《李世民传》，中华书局1984年版。②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④徐连达、仲富兰：《唐太宗首谋晋阳起兵吗？——关于李渊的历史评价问题》，《复旦学报》1981年第2期。

①牛致功：《李渊建唐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何敦铧：《论唐太宗在创唐和统一全国过程中的作用》，《福建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杨希义：《大唐创业，功属太宗——也谈晋阳起兵的几个问题》，《西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③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年版。

④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⑤《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⑥岑仲勉：《隋唐史》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

版。

⑧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1965年版。

⑨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1979年版。

还说是主要由“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谋臣猛将”组成的李世民集团“同主要由宗亲贵戚和隋旧官僚组成的李建成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⑩。另有一种折衷的说法，认为就其性质而言是争权夺利的，但唐太宗的胜利在客观上对唐初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所以，既不能笼统地加以完全否定，也不可简单地加以全面肯定①。

三、关于唐太宗的民族政策问题。唐太宗不太歧视少数民族，除对突厥的侵扰用兵外，主要是采用怀柔的政治手段处理民族问题，方法比较妥当，政策比较开明，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这是已发表的研究唐太宗的大多数论著所具有的共同看法。但也有学者提出了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局限性问题，认为唐太宗有大汉族主义的意识，掠夺少数民族，还用分化离间少数民族关系的手段来达到使他们相互牵制的目的②。

武则天评价如果说对唐太宗的评价，由于是在总体肯定前提下的一些小争论而显得像和风细雨，那么，对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皇帝武则天的评价，则因争论激烈而显得像暴风骤雨。归纳起来，史学界对武则天的评说主要有三种：一是肯定，二是否定，三是毁誉参半。武则天在其身后的千余年间，主要是受批判和责难的，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人们才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她。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妇女们要求权利、争取解放的呼声很高，故社会各界对武则天的评价也很高③。到了五十年代初，开始有学者发表专论性文章，驳斥封建地主文人对武则天的种种诬蔑，高度肯定武则天的作为①。六十年初，郭沫若正面描写武则天的历史剧《武则天》上演后，在史学界引起了对武则天的讨论，其中持肯定观点的居多数②。在七十年代前期，武则天研究被套上了影射史学的框子，不顾历史事实的任意吹捧，完全丧失了学术意义。八十年代后，从历史研究和学术讨论的角度对武则天作肯定评价的观点仍然有，如有的学者认为武则天在掌管军国大事的五十年间，“不单没有使唐朝衰落，而且有胆有识，放手选才，治国有方，文武听命，促使唐朝继续向前发展”。“她为人正派，德才兼备，得到了各阶层的爱戴和尊敬。”“她是古今中外少有的伟大政治家。”③这几乎是全面赞誉。也有学者对武则天持否定态度，甚至出现了全面贬抑的观点。如早先就有些学者说武则天是“暴主”，并对旧史家称道武则天“能用人”等好评加以指斥④；“近人对则天有恕辞，然即使撇去私德不论，总观其在位廿一年实无丝毫政绩可纪。”⑤后来，又有些学者对武则天进行了更加激烈的抨击，提出的有关问题既尖锐又重要。

⑩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①宋家钰《李渊、李世民与玄武门之变》，《学习与研究》1982年第10期。②胡如雷：《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局限性》，《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③振之：《我国女权运动者——武曌》，《妇女杂志》第15卷第12期，1929；邵冲霄：《伟大的革命政治家——武则天》，《妇女月刊》第3卷第1期，1943。

①罗元贞：《武则天批判》，1951年9月22日《光明日报》。

②《武则天在历史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1961年3月9日《人民日报》。③罗元贞：《关于武则天的出生地》，《中国唐史学会会刊》1985年总第3期。④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⑤岑仲勉：《隋唐史》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

如认为武则天的家庭出身不是庶族地主，而是士族中的新贵；武则天及其集团是唐初士族地主的代表人物；武则天一生靠两面派的手法搞阴谋诡计，夺取了政权；武则天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所采取的措施都是倒退的反动的，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风气呈现了全面的倒退，是历史的一次逆转。⑥又如认为“唐朝的全盛时期的到来比两汉、明、清都要推迟了三、五十年”，与武则天的“倒行逆施”有关①。与前两种看法既有所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是第三种看法，即对武则天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既肯定她的历史功绩，也否定她的消极行为，在评价上显得较公允，从而在史学界得到普遍认同。如有的研究者认为武则天是中国古代史中杰出的女政治家，但某些缺点也相当严重，像推举酷吏、奖励告密、崇信佛教、劳民伤财，任用庸儒武家而削弱国防力量等类问题便是②。有人认为武则天有两点做法在客观上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应受到充分肯定，“一、她帮助了普通地主的兴起，进一步打击了大地主、豪强地主；二、基本上消灭了关中地区的军事贵族的部曲、佃客制，为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可是，武则天时代的政治和太宗时还是不能相比的”，遗留下一些突出问题③。还有人认为“武则天是个有才能和政治野心的人”，既注意选拔贤才，使其管理国家大事，也亲近一些奸佞小人，任用酷吏制造冤狱，但又能进行有效的控制，“在她掌权的半个世纪里，李唐的皇权一度受到很大损害，但李世民开创的政治局面并未终止，社会经济还是继续发展的。”④其他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国史稿》，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王仲荦《隋唐五代史》等，都有相同或近似的观点。

均田制问题

均田制一直是隋唐史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虽经长时期广泛的探讨争论，并获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但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分歧的意见。

首先，均田制的施行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这种土地制度在隋唐时期是实施了的。陈寅恪说隋、唐“俱有均田之制”①。谷霁光说：“唐代继北魏、北齐、北周和隋代之后施行均田制度。”②韩国磐说隋唐皇朝不仅颁布过均田令，如《唐律疏议》就有详细的记述，而且都作过具体的均田工作，地方官也能对豪强占田作一定限制，敦煌吐鲁番文书关于户口和受田、退田的记载更可证明均田制推行过③。胡寄窗说：“隋帝国的均田制以北齐的制度为基础”，“唐帝国接受了隋代的均田思想，在建国后第七年（武德七年即公元六二四年）又颁布均田法令。”④

⑥熊德基：《论武则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①魏良弢：《论武则天》，《新疆大学学报》1979年第1、2合期。

②缪钺：《关于武则天评价的问题》，1961年5月8日《四川日报》。

④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①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②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③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④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胡如雷说：“唐太宗利用隋末农民战争打击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成果，更有效地推行均田制。”⑤翁俊雄经过一番稽考后指出隋王朝不仅颁布过新均田令，而且内容上还比较丰富⑥。另外，贺昌群、吴枫、王仲荦等也持同样的观点①。但也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看法，如邓广铭就认为唐初没有施行均田制，均田制只是“纸上空文”。他说像唐人杜佑《通典》这样重要的典制之作竟未记载武德七年均田令；应为均田制施行重点的潼关以东、黄河南北地区，直到贞观六年还荒凉不堪，关东地区也没有实施均田迹象；敦煌残卷所载各户之田也与均田制原则相违背。所以，唐初宣布的所谓均田令，只是把全国民户私有土地更换一下名称罢了②。又如傅筑夫认为隋朝只是承认一下北齐的均田令，并没有颁布新令，也没有认真推行。而唐朝的均田制度仅为有名无实的空文，对豪强兼并土地未起什么阻止作用，只可看作土地占有形式的一种变化③。还有一种略区别于此的看法，认为即使在推行均田制的时期和地区，大土地所有制仍占极大比重，所以，均田制从未照规定执行过④。其次，关于均田制实施程度和推行范围的问题。虽然众多的史学家主张隋唐施行均田制，但对其实施程度的高低和推行范围的大小却颇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均田法实行的程度，关东地区最高，关中地区最低，长江流域居中”⑤。有的认为唐初在一定限度内，以高低不等的程度在不同地区施行均田制⑥。有的认为隋朝的均田制在“长江以南地方未必正式实施”①。有的认为唐朝推行均田制的范围主要在畿内②。有的认为唐初推行均田制的重点在于宽乡占田，奖励垦荒，故在人口稀少而田地宽广的地方实施的程度就高③。有的认为唐初不仅在关中地区推行均田制，就是在关中以外也有相当广泛的推行，只是“江南地区似没有实行”④。有的认为均田制在唐朝的“关中、河东、陇右诸道”大力推行了，而在江南地区“不过徒有其名”，至于“岭南诸州”，则“没有推行过均田制”⑤。有的认为“唐朝实行均田制的时间最长、地域最广”⑥。有的认为唐朝的均田制并不拘限关中、河西、河东、河南和淮南等地域内，而且将它推广到山南、江南和剑南等道⑦。

⑤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版。

⑥翁俊雄：《隋代均田制研究》，《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①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吴枫：《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让1988年版。②邓广铭：《唐代租庸调法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

③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三联书店1980年版。

④钱君晔：《论唐代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式问题》，《历史教学》1979年第6期。⑤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①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②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③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④袁英光、王界云：《唐太宗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⑤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⑥杨际平：《均田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⑦霍俊江：《关于唐代均田区域问题的札记》，《河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

第三，关于均田制的性质问题。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较多，分歧也较大，其中主要的说法有四种：一是封建国有土地说。如李必忠认为封建国家把土地分给贵族、官吏和农民，他们只有占有权，所有权则属于封建国家，因此均田制是国家土地所有制表现得最为明显的一种土地制度⑧。又如韩国磐认为在均田制下，“不仅农民就是官吏对土地也没有所有权，土地所有权是掌握在封建国家手中”⑨。再如杨际平认为“隋唐的均田制，无疑是一种国有的土地制度”①。二是封建土地私有制说。如胡寄窗说：“即使在均田制大力推行的时候，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形式，仍然是当时最基本的土地所有制形式。”②又如田泽滨认为唐朝前期均田制，实际上是通过授田形式有秩序地肯定封建式的私有，确保地主对土地的“安定的垄断”③。再如王仲荦认为“均田制是带有村社残余性质的一种”“封建社会地主土地所有制”④。三是私有制和国有制并存而又以私有为主说。如胡如雷说：“在均田制实行的范围内，桑田和永业田基本上是私有土地，露田和口分田的国有性质超过了私有性质”，而土地私有制相对土地国有制来说，是居于支配地位的⑤。又如唐耕耦认为均田制实行时期既存在国有土地，又存在私有土地，但占支配地位的是地主土地私有制⑥。再如王永兴说：“唐代实行均田制时期（自武德初至大历末），全国土地大别两类：一为官田，即国家所有土地，亦可称之为国家土地所有制；二为私田，其一为地主的土地，亦可称之为大土地（因亩数多面积大）所有制，其二为自耕农民的小块土地，亦可称之为小土地所有制在土地所有制中，自耕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是主要的。”⑦四是国家所有制说。如金宝祥认为隋唐时期的均田制，乃是“以地主所有制为前提、小土地所有制为内容的国家所有制”①。

第四，关于均田制破坏的问题。史学界对于把均田制破坏的时间定在唐朝中期，是没有分歧意见的，但对于破坏的原因却有不同理解。一般认为：一是因为封建国家掌握的官田荒地越来越少，二是因为私人田产的存在，三是因为土地自由买卖而使土地的兼并越来越厉害，于是均田制便无可挽回地废弛了。但也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如有的认为只讲土地兼并而不讲也是国家佃农依附关系减轻的过程，没有将问题说透，应当以生产者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为主要特征加以分析②。还有的认为官田荒地的减少，只能影响“授田”数量的多少，不会使均田法令根本弛坏，而私人田产的存在和土地的买卖也不是唐朝特有的历史现象。所以，“均田”法令弛坏的根本原因，是唐初的统治者没有制定出能适应于已经变化了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土地政策③。

⑧李必忠：《唐代均田制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商榷》，《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⑨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年版。

①杨际平：《均田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②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③田泽滨：《唐中叶前后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变化》，《吉林师大学报》1980年第1期。④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⑤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版。

⑥唐耕耦：《唐代均田制的性质》，《历史论丛》第2辑，齐鲁书社1982年版。⑦王永兴：《陈门问学丛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①②金宝祥：《北朝隋唐均田制研究》，《甘肃师大学报》1978年第3期。③郭庠林：《试论“均田制”的缘起及其弛坏的根本原因》，《复旦学报》1981年第3期。

士庶问题

士族庶族早已成为研究隋唐史的一个重点问题，涉及到隋唐史的众多方面，诸如隋唐皇朝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地位，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力量的消长嬗变，以及经济发展、政治斗争、官私谱学、党派集团、科举制度、社会变革等，所以在史学界受到高度重视，研究成果较多，但分歧也较大。至今仍有所争论的主要问题，大体上可归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隋唐士族、庶族概念的内涵。通行的看法是把门阀势族看作士族，而把寒门出身的中小地主或新兴地主阶级看作庶族。唐长孺、周一良等对此则有不同看法，认为由现代学者提出的唐代庶族与魏晋南北朝庶族在内涵上有很大不同，后者是相对于皇室而言的，是士庶自称的说法，两者不应混淆。

所以，有人据此提出可以考虑不用庶族这一概念来表述唐代中小地主或新兴地主阶级①。有的认为用士族和庶族概括唐朝地主阶级并不全面，可以把唐朝地主阶级分为贵族地主、官僚地主、豪强地主和普通地主这样四个阶层②。有的认为可将他们分为地主阶级在朝派和在野派③。有的则反对用士族、庶族来划分唐代的地主阶级，认为经过隋末农民战争的扫荡，所谓士族、庶族的记载虽仍见于史籍，但已失去往日那种表现在政治、经济等封建特权上的士、庶之别④。

第二个方面是隋唐士族、庶族的政治势力和社会地位问题。经过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沉重打击，到了唐朝，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已衰落了，对此，史学界没有异议。但衰落到什么程度，即对其势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之估计，史学界存有不少歧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士族仍有较强的势力。如杨志玖说士族势力和门阀观念在隋唐时期都曾受到打击，但没能解决，直至五代才完全消除⑤。又如王仲荦说门阀士族经过隋末农民起义的巨大冲击，其政治，经济势力比起魏晋南北朝的全盛局面来，确实减小了，但并不是说世家大族自此便一蹶不振，所以，对隋唐士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势力，还不能低估的”①。再如韩国磐说：“隋唐时的士族就是魏晋以来士族的继续，他们仍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特权，有着很大的经济势力。”②第二种意见认为士族已基本消亡或完全消亡。如吴枫说长期左右政局和统治人民的门阀士族，“到七世纪六、七十年代，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③。又如何汝泉说在隋末农民大起义后，作为一个特殊阶层的士族地主已经退出历史舞台④。第三种意见认为旧门阀士族的政治、经济权利在隋唐时期已经失去，其残余势力主要表现在社会意识形态中。①②③阎守城、赵和平：《唐代士族、庶族问题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④张国刚、叶振华：《关于唐代地主阶级的几个问题》，《中国古代地主阶级研究论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⑤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①王仲荦：《〈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文史》第9辑。②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年版。

③吴枫：《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④何汝泉：《关于武则天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

如吴宗国说：“隋政权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地方佐官由中央任免的制度，取消了士族地主世代做官，世代控制地方行政的特权，把山东士族从北魏以来，特别是历次农民战争的打击而失去的特权，用法律形式予以废除。”⑤又如胡如雷说：“士族在唐初索取‘陪门财’，既反映他们还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又反映出没落的一面。”⑥第四种意见认为士族、庶族已经合流。如乌廷玉对唐代士族与魏晋南北朝士族作了六个方面的比较区别，说：“唐朝根本没有南北朝那种士族地主，只存在具有士族血统之人。”①又如张泽咸说唐代士族不再享有世袭特权，并且由于科举制度盛行，从而使士庶合流了②。

第三个方面是唐皇朝对士族、庶族的政策。唐朝前期的最高统治者通过官修氏族志来表明和体现他们对待士族、庶族的态度和政策，学者们对此无异议，但对这种做法的目的却有异议。关于唐太宗下令修撰《氏族志》，有的认为这是对山东旧士族的一种“压抑政策”③；有的认为这是有意树立以关陇贵族的主要家庭为轴心、当朝大臣为外围的新门阀④；有的认为这是想造成以唐宗室和大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⑤；有的认为其目的在于严士、庶之辨，既压抑了一部分旧士族，又提拔了一部分新进士族，为世家大族和当代勋贵服务⑥；有的认为这样做是打击了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旧门阀士族，开了唐朝士、庶合流之滥觞⑦。关于武则天以唐高宗的名义下令改编《氏族志》为《姓氏录》，有的认为这是为了打击关陇集团当权派的势力，提拔“以文词为清流仕进”的“新兴统治阶级”⑧；有的认为这是“武则天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世和打击李唐军事封建贵族集团的势力”⑨；有的认为这样做是提拔了庶族地主，但在主观上，武则天并没有扬庶族地主、抑士族地主的愿望①。

第四个方面是隋唐士庶与关陇集团、牛李党争。“关陇集团”的论断由陈寅恪提出，认为隋唐皇室出自西魏宇文泰创建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而它是以北魏六镇鲜卑贵族为主体，联合关陇地区汉族豪强地主组成的，历北周、隋朝至唐初，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②。此说对隋唐史学界的影响很大，其中就产生了隋唐时期的关陇集团是不是士族的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关陇集团属于士族。韩国磐说隋文帝以“关陇集团的上层人物”身份建立了隋朝，唐朝“是以关、陇士族集团为骨干的王朝”③。

⑤吴宗国：《唐代士族及其衰落》，《唐史学会论文集》第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⑥胡如雷：《门阀士族兴衰的根本原因及士族在唐代的地位和作用》，见《唐史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①乌廷玉：《论唐朝士族与南北朝士族的差别》，《历史教学》1987年第4期。②张泽咸：《“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的质疑》，《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第3辑，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③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④汪海骸锻艉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⑤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⑥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文史》第9辑。⑦瞿林东：《唐代谱学简论》，《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

⑧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⑨《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①李必忠、陈贤华：《有关武则天评价的几个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②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③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晏金铭说隋朝的统治是关陇士族集团成员，其政权是魏晋门阀士族统治的继续④。还有人认为关陇集团从西魏以来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集团，唐初掌握了全国最高的政治权力，唐人已认定其为士族，所以，它应是唐代士族的重要组成部分⑤。王仲荦很同意唐人柳芳把魏晋至隋唐时期门阀士族分为五个地域性的大地主集团的说法，其中就包括了“代北鲜卑姓（以武川镇为骨干的军事贵族）和关中郡姓两大地集团”。而由这两大集团“组成的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则自应属于士族了⑥。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为关陇集团并非士族。陈寅恪虽未明说关陇集团属于士族抑或庶族，但他却说当时人对士、庶的认识是以“礼法门风”为分界，不用“高官厚禄”来判断，则关陇集团当乃新贵而非士族①。关陇集团虽“自以为贵”，却“并不算清”，当非士族②。邓文宽说关陇集团是胡汉杂糅的“军事贵族”，不是唐朝的“士族”③。还有人认为关陇集团是以军功、武装力量为基础而取得政权的新贵，不具备经学、礼法、婚宦、门风等传统意义上的士族特征，因而，不能算作士族④。“牛李党争”的社会历史背景即士、庶之间长期斗争的论断，也是陈寅恪所提出的，认为“牛李两党之树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牛党代表“新兴阶级”，即庶族，而李党代表“山东旧族”，即士族⑤。此说一出，在隋唐史学界引起长期争论，有极力赞同的、如韩国磐、翦伯赞⑥；有激烈反对的，如岑仲勉⑦。另有一种意见认为牛李党争在表面上是士、庶之争，实质上则不过是官僚之间争权夺利的相互倾轧⑧。又有一种意见认为牛李党争并非士、庶之间的斗争，牛党既不代表庶族地主或中小地主，李党也不代表山东士族或门阀残余，而是两个政治集团在如何对待藩镇势力方面形成的两种政见的斗争①。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牛僧孺、李德裕都是大派系。这两个大派系，没有严格的政治观点的差异，没有阶层利益的区别，也就是说他们不代表两个不同政见的政党，只是两帮政客的派性斗争而已”。这自然与所谓士、庶之争联系不上了②。④晏金铭：《隋朝的门阀士族统治与社会阶级矛盾》，《学术月刊》1981年第2期。⑤阎守城、赵和平：《唐代士族、庶族问题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⑥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①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②《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邓文宽：《唐前期三次官修谱牒浅析》，《唐史学会论文集》第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④阎守城、赵和平：《唐代士族、庶族问题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⑤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⑥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年版；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⑦岑仲勉：《隋唐史》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⑧柳诒徵：《中国文化史》，钟山书局1932年版；《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①胡如雷：《唐代牛李党争研究》，《历史研究》1979年第6期，瞿林东：《唐代谱学简论》，《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

②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农民战争史研究

对隋唐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主要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展的，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已取得不小的成就，如一些通史和断代史中用较大篇幅专门论述隋唐时期农民的反抗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还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此外，也出版了不少专著和普及性读物③。但到“文革”期间，隋唐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步入了歧途。1978年以后，研究又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并且向纵深发展。对过去研究较少或没有涉足的课题也作了深入的或开创性的探讨，并且在利用发掘新史料和对旧史料进行重新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新的观点，取得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①。同时，也存在着争论，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

一、关于让步政策的问题。五十至六十年代初，史学界在对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作用，以及与唐初社会发展、贞观之治的关系所作的研究中，主要流行的是让步政策论，吴枫等就持这种观点②。后来又出现了一种反攻倒算论的观点，于是引起了争论③。至七十年代末，这个有争议的老问题又引起更大的争论。倪正太仍坚持让步政策论，认为“在我国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以后，封建统治者迫于形势和压力，不得不对农民退让，实行一定程度的‘让步政策’。”而隋末农民大起义也不例外地逼使唐初统治者实行了“让步政策”。所以，“肯定这种政策的积极意义，也就是肯定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④。李斌城认为唐太宗确实推行了让步政策，这在客观上既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又有利于阶级矛盾的缓和，故出现了贞观“盛世”。但也应看到这一政策的阶级实质，不应赞美它⑤。苏双碧不同意把唐初统治者所实行的政策、措施说成是“反攻倒算”或“让步政策”，认为其性质是一种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是发展经济的有力措施，是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表现①。朱伯康认为唐朝经济发展和繁荣，最主要的是隋末农民大起义和重新形成的中国各民族大融合这两个历史条件②。赵文润认为隋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既有直接的，又有间接的。

③漆侠：《隋末农民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赵俪生：《王仙芝和黄巢》，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宁可：《黄巢起义》，中华书局1959年版；万绳楠：《隋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1961年版；林烨卿：《黄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①胡如雷：《唐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1979年版；李泽咸：《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同上；陶懋炳：《窦建德李密杜伏威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俞兆鹏：《黄巢起义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王永兴：《隋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2年版；方积六：《黄巢起义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②吴枫：《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③《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第五篇《隋唐五代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④倪正太：《隋末农民战争和唐初的“让步政策”》，《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⑤李斌城：《“让步”政策与“贞观之治”》，《魏晋隋唐史论集》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①苏双碧：《试论唐初经济发展的原因》，《历史教学》1979年第8期。②朱伯康：《论唐代封建经济的变化》，《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1辑。

直接的作用是推翻了隋炀帝的残暴统治，打击了士族地主的腐朽势力，间接的作用是促使唐初统治者实行一些缓和矛盾的政策措施，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对“反攻倒算”的说法表示反对③。徐连达也对反攻倒算论发表了反对意见，并强调了生产活动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他认为隋末农民战争大大改变了当时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至唐初阶级对抗基本结束，土地矛盾大为缓和，出现了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局面，使绝大多数农民对通过生产活动来“改变自己的生产地位”抱有希望，因此，他们的“勤于耕稼”就是“造成‘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④。二、关于平均主义的问题。这是唐末农民战争史研究中长期争论不下的一个问题。首先争议的是认为唐末农民起义军提出了平均主义口号所依据的史料是否真实。五十年代的史学界都说王仙芝、黄巢起义时提出过平均主义口号，依据就是王仙芝自称的“天补均平大将军”，至六十年代又有人另把黄巢的“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称号作为依据，而且逐渐流行开来，越来越被当作信史看待。后来有人对后者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认为记载这条史料的《新编五代史平话》叙述史事颠倒、错讹、虚拟，而黄巢的“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称号就是此书作者凭空杜撰的①。但也没有被认作定论，至今在有关的唐史论著中仍引用它。其次争议的是唐末农民起义军所提出“均平”的含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要求均分土地。如侯外庐说这是对地产要求重新分配的平等思想②；达人说黄巢大起义“不仅提出了土地问题，而且还实际地剥夺了地主阶级的土地以及其他财产”③；赖家度说黄巢起义军的“禁刺史殖财产”等政策是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土地问题”④。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是要求均平财产赋税。如唐森说黄巢提出的“均平”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分府库、夺粮仓、吃大户、不组织生产⑤；王大华说这种均平的经济内容是以杀富济贫均分浮财为表现形式的平均产品分配权，不是均田，而是均税⑥。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一种政治上要求平等、经济上要求平均的思想反映。如林烨卿说王仙芝的称号是表示“要率同天下的英雄豪杰，来代替老天爷补不足，均不平”⑦；赵国华说王仙芝的“均平”反映了广大农民变革社会、实现平等的革命要求，而黄巢则提出了更加鲜明的“冲天”、“均平”纲领，要冲垮地主阶级天下，“均世上贫富的不平”①。

三、关于李密评价的问题。王丹岑曾评说李密是“革命的投机分子”，是农民起义军的“叛徒”②。

③赵文润：《略论隋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兼评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两个公式》，《陕西师大学报》1979年第4期。

④徐连达：《论“贞观之治”——兼论隋末唐初阶级矛盾与统治阶级政策的相互关系》，《学术月刊》1979年第10期。

①宋家钰：《关于唐末农民起义领袖“天补均平”称号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②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历史研究》1959年第4期。③达人：《黄巢大起义也曾提出过土地问题》，1961年4月12日《光明日报》。④赖家度：《试论黄巢“禁刺史殖财产”》，《历史教学》1964年第9期。⑤唐森：《“均平”与黄巢起义》，《暨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⑥王大华：《论均平在唐末农民战争中的经济内容》，见《陕西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⑦林烨卿：《黄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①赵国华：《黄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王丹岑：《中国农民革命史话》，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52年版。

张戈扬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李密参加并领导瓦岗军与隋皇朝作殊死斗争，是农民起义领袖③。于是引起了一场如何评价李密的争论。如段文渊认为李密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参加农民起义军的，并且篡夺了领导权，后来又出卖了瓦岗寨义军。另外，李密也没有主动帮助唐皇朝完成统一④。又如江克厚认为李密虽有缺点，但他是翟让代表群众推举的义军领袖⑤。而韩国磐认为李密“对于唐朝的统一工作也起了一定的作用”⑥。谷祖英则进一步认为翟让虽发动起义五、六年而不能有所发展，李密仅加入一年而“瓦岗军却陡然壮大起来，而成为领袖群伦的一支力量”，所以对李密应该给予公允而正确的评价⑦。至八十年代，史学界又兴起一次有关李密评价的争论。一部分人认为李密虽出身贵族，但不应以唯成分论来代替阶级分析；李密参加瓦岗义军后，为翟让出谋划策，对这支起义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很大贡献；李密不是通过玩弄阴谋获得领导大权，而是翟让自己交出的；翟让死后，李密领导的瓦岗义军在政治路线、纲领上没有改变；李密暂降唐皇朝不失为一种革命策略，不可看作是对农民起义军的背叛；李密说服许多支规模较小的起义军，到瓦岗寨聚义，才使瓦岗军成为隋末农民大起义的主要力量①。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李密是篡夺农民革命胜利果实的野心家；不能为了抬高李密而贬低翟让。

把瓦岗军起义的胜利及其发展壮大，一概归因于李密的看法是不对的；李密与翟让的矛盾，实质上是当权封建贵族与丧权农民领袖的矛盾，是两个对抗阶级的生死搏斗；出身于贵族的李密参加瓦岗军是另有打算的，也就是要攫取农民革命的果实②。

四、关于朱温评价的问题。过去在一般的隋唐五代史论著中，朱温常被写成可耻的叛徒，认为在农民起义军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叛变投降了唐皇朝，不但影响极其恶劣，而且是黄巢大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如傅衣凌、周宝珠认为朱温的变节降唐似不能由他一人负责，其中有他与孟楷的矛盾；降唐在朱温一生中并不重要，黄巢没有做到的事，倒是由他完成了③。而胡如雷又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把朱温的降唐归因于他和孟楷的矛盾恐不符合当时情况，他降唐的主要原因是想利用手中掌握的起义军武装达到政治投机的目的④。黄朴民、马丁则对朱温作了较高评价，认为那种把朱温斥为叛徒的说法“不一定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他在降唐后的作为不仅对当时的历史发展有所贡献，而且唐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他的较开明统治体现出来①。王仲荦认为朱温“虽然中途叛变，但民间的疾苦，他还是了解一些，所以宣武镇的租赋比较轻，人民略得安生”②。

③张戈扬：《关于王丹岑的《中国农民革命史话》，1953年7月11日《光明日报》。④⑤《关于李密问题的讨论》，1953年9月19日《光明日报》。

⑥韩国磐：《关于李密问题的意见》，1953年11月1日《光明日报》。⑦谷祖英：《翟让究竟是在哪一年起义的》，1953年11月14日《光明日报》。①陈建国：《李密与瓦岗农民起义军——兼与孙达人同志商榷》，《思想战线》1980年第1期；陈瑞德：《应当重新评价李密——李密的一生及其功过》，《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年第2期；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黄惠贤：《李密洛口政权兴衰述评》，《江汉论坛》1985年第9期；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③傅衣凌：《关于朱温的评价》，《厦门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周宝珠：《朱温叛变与黄巢起义失败的关系》，《史学月刊》1960年第9期。

④胡如雷：《关于朱温的评价问题》，1959年9月17日《光明日报》。

①黄朴民、马丁：《论朱温》，《温州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

②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第四节 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及研究

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价值今甘肃省的敦煌在唐朝属于沙州，是内地通往西域地区的门户。唐朝佛教非常兴盛，敦煌这个远处边陲之地也不例外，形成了规模宏大的莫高窟石窟寺群。1899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其中一座小石窟中发现了大批古写本经籍残卷，内中大部分是佛经，小部分是儒家经典、子书、史传、杂记、地志、图经、账簿、户籍、契约，以及诗文、信札等，时间从晋到宋都有，以唐朝的为最多，总数在四万件以上，被人们称为敦煌文书，或称为敦煌遗书。随后，这批珍贵文书的大部分被英国、法国、沙皇俄国、日本等国的所谓“探险家”劫掠到国外，只有一小部分留存于国内，顾颉刚和姜亮夫对其流散情况有较详细的记述③。

今新疆的吐鲁番在唐时属于西州，是气候特别干燥的地方。

所以，人们从这里的古代墓葬中掘出大量记有文字的纸文书，虽经一千多年而仍未腐烂，多是官方文书，其余为私人文书，还有少量古籍抄本残页，年代从晋到唐都有，被人们统称为吐鲁番文书。这些文书中有少量是作为随葬品被完整地放在墓里的，如随葬衣物疏、功德录、告身抄件、契券等，而绝大多数则是作为废纸利用的，如剪成衣、帽、靴等穿戴在死者身上，又做成被褥等服饰，甚至还有用文书糊成纸棺材的，所以大部分已残损不全。1949年以前掘出的文书大部分被盗劫到德国、日本等国，此后经科学发掘出土的文书大都入藏新疆博物馆。

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而对于唐史研究来说尤多资助，史料价值不仅很高，而且很丰富。这里面除大量宗教经卷是研究宗教的上好材料外，其他的可大体分成七个门类。一是法令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的律令、刑法，以及约束官吏的法纪、奖惩制度等情况。二是地理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西部边陲及西域的地形、交通、水利、物产和社会组织等情况。三是公私籍帐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兵役制度、劳役制度以及人口分布、社会生产、财物分配等情况。四是公私契约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的阶级关系、社会风俗、民间经济、生活状况等方面的情况。五是公文档案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的行政制度、馆驿烽燧、屯田马政以及公文写作格式、递送程序等情况。六是诗文，不仅可用来研究唐朝的文学，而且从这些诗文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唐朝社会生活也是多方面的，诸如生活习尚、人情风俗、衣食住行、婚丧礼仪等，故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七是典籍抄本，虽然大都是缺损不全的，但仍可用来对唐朝的已佚或已残文献典籍作辑佚和补缺，即使今存者，亦可资校勘。

因此，在敦煌、吐鲁番文书尽管已大量流散到海外的情况下，中国学者仍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很早就开展了抢救、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并最早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①。

③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中编，《敦煌石室所藏典籍的发现与著录》，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①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向达：《唐代俗讲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79年版。

敦煌文书的研究与整理罗振玉在1909年整理刊印了《敦煌石室遗书》，1913年整理影印了《鸣沙石室佚书》，1924年整理刊印了《敦煌石室碎金》。其中所收文书有许多是研究唐史的原始资料，价值极高，如《沙州志残卷》、《西州志残卷》、《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残地志》、《敦煌录》等，对于研究考订唐朝的地理提供了新资料，而对于两《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也有校勘价值。其中记载当时的西部地理尤为详赡，涉及建置、城址、山形、河流、水渠、湖泊、学校、祠庙、关塞、古迹、祥瑞、风俗、歌谣等。还有对莫高窟佛寺的建筑形式及规模的记述，是研究敦煌石窟的第一手资料。又如《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是一部涉及中外的游记，可用来研究唐时的中亚南亚地理、宗教、物产、民风及中外关系。再如《沙州文录》、《张延绶别传》等传记碑文，对研究补证唐代人物、史事等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他如《水部式》、《职官书》、《太公家教》、《食疗本草》，可用作研究唐朝的职官、海运、教育、医药等方面的上好史料。罗振玉还利用这些资料撰成《高昌麹氏年表》1卷、《瓜沙曹氏年表》1卷、《补唐书张义潮传》1卷，为唐史研究作出了贡献。

王仁俊编撰并于1911年由国粹堂出版《敦煌石室真迹录已》一书，分上、下卷。上卷是影写敦煌卷子本《开元律疏名例》一种的原文，下卷是对此件文书内容所作的校勘研究，从资料上为进一步探索唐朝的法律制度提供了极大方便。

法国人伯希和把窃取的敦煌文书藏入巴黎国家图书馆，刘复在法国期间，从这些文书中抄录整理出一百零四件，然后分类排比，分为三辑，编成《敦煌掇琐》一书，于1925年刊刻问世。上辑是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绎、艺术；中辑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诉讼、官事、婚事、教育、宗教、历书、迷信、杂事；下辑是语言文字。蔡元培在序言中对此书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作了非常高的评价。其中有关唐朝的资料不少，至今为唐史研究者所引用。

当伯希和将劫掠的敦煌文书携至北京展示时，“罗振玉、李盛铎等吁请学部，将所余敦煌卷子运京，交京师图书馆保存。此项残存，陈垣先生编有《敦煌劫余录》六册，凡得八千六百七十九号，复由胡鸣盛先生检阅未登记的残叶，又编成一千一百九十二号，共为九千八百七十一号。”①并于1931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此书著录极详，唐史研究者可从中查寻有关的资料。

许国霖整理并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是从北平图书馆所藏的九千多号敦煌文书中抄出的资料，胡适在序言中有高度评价。其中属于唐朝的多是民间通俗之作，而尤以各类契牒和《贞观氏族志》为研究唐史的宝贵史料。契牒有典儿契、卖地契、贷丝契、雇人力契、雇牲畜契、借麦种牒等种类，从许多方面反映出唐朝的社会关系。《贞观氏族志》仅残存六十余郡、二百余姓及后记，但对研究唐初士族、庶族问题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①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中编，《敦煌石室所藏典籍的发现与著录》，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

黄文弼在三十年代前后曾数次随中外考察团到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并撰写了多份考察报告。1954年由中国科学院刊印的《吐鲁番考古记》，就是他在吐鲁番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后所写考察报告的整理本，分为考察经过、遗物说明、遗物图版三部分。其中所收三十多件古文书，大都是唐朝前期统治西州时的遗物，如缴纳地租、户籍、军屯、诉讼牒状等，对研究唐朝西部边地的社会经济很有价值。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并于196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敦煌资料》第1辑，是将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社会经济的部分加以整理汇编，为研究唐朝的均田、赋税、户等、兵役、徭役、高利贷、租佃契约关系和寺院经济等，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至今仍被唐史研究者所经常引用。

敦煌文书中有许多古籍抄本残卷，所以，自1909年起，就有不少专家学者为之撰写题跋，如王国维、刘师培、罗振玉、陈寅恪、向达、王重民等，1925年后，报刊上又发表了不少有关的研究论文。这些题跋、论文多是记述卷子形式、内容，考订其篇目、作者、年代，并论证其价值。王重民就将其中有关经、史、子、集部分收集起来而汇编为《敦煌古籍叙录》一书，并于195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有不少记述唐朝典籍的资料，可为唐史研究者所利用。

从1959年至1975年，国家组织考古工作者，在今新疆吐鲁番县的阿斯塔那、哈剌和卓两大墓葬区先后进行科学发掘十三次，共清理自晋至唐古墓近四百座，获得了大批珍贵文物，其中包括数以千计的汉文文书。此后，在唐长孺的主持下，对这些文书进行了细致地整理，并编辑为《吐鲁番出土文书》，由文物出版社于1981年开始分册出版。从第四册起，就基本属于唐时的文书，其类型有居民、匠人、僧侣的户籍名册，各种租佃、借贷、买卖、雇佣的契约，以及上下行公文、公私杂物帐、家书、医药方、随葬衣物疏等，都是研究唐朝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地理、文化、风俗的第一手资料。中国学者在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同时，在运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古代史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尤以研究唐史的成果最为突出。早在三四十年代，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陈寅恪除在他的论著中一再引用敦煌文书资料外，还曾使用《常府君碑》、《大云经疏》、《秦妇吟》等，撰成多篇颇具创见的专文①。向达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唐代文化及中外交通而获得重大成果②。金毓黻则用敦煌文书对唐朝官制有所考论③。郑振铎在俗文学研究上的收获更是得益于敦煌文书④。

①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②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79年版。

③金毓黻：《敦煌写本唐天宝官品令考释》，《说文月刊》第3卷第10期，1943。④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小说月报》第20卷第3期，1929；《怎样叫变文和后来的宝卷诸宫调等文体有怎样的关系》，《文学百题》，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版。

建国以来对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成果

五六十年代，学者在研究隋唐五代史中除使用敦煌文书外，又开始利用吐鲁番文书，并取得长足进展。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经济史，如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探讨隋唐均田制和租庸调，其成果除反映在几部已出版的隋唐五代史专著中外，就是王永兴、唐长孺、韩国磐、唐耕耦等人的重要论文①；孙达人、沙知等探讨唐五代租佃关系的文章也很有学术价值②。二是文化艺术史，如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唐代俗文学、曲子词、语言文字等，除向达和王重民继续对俗讲、变文等作更深入研究并取得新成果外③，又有其他几位敦煌学家的重要专著问世，研究曲子词的有《敦煌曲校录》④，研究语言文字的有《敦煌变文字义通释》⑤，进行综合研究的有《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⑥。另外，还有不少研究论文散见于报刊杂志上，如《敦煌古写本丛谈》、《敦煌遗书概述》等⑦。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大部分是汉文文书，也有一小部分是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如吐鲁番文文书、回鹘文文书等。五十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在研究汉文文书的同时，也开始对它们进行整理研究，如冯家升的《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即属于这方面的成果。所谓“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就是记载唐初著名僧人玄奘一生事迹的汉文典籍《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玄奘传》）。这本被译成回鹘文的传记可能是从吐鲁番出土的，并在三十年代初被牟利者撕为几部分出卖给西方“探险家”和中国学者，于是分散藏在中国、法国、前苏联和德国四处①。冯家升整理和研究的就是北京图书馆所收藏的一部分。这份珍贵的资料及其研究成果，不仅对了解唐代回鹘民族的语言文字，而且对了解唐代西域地区的佛教、玄奘在佛教界的巨大影响及其生平事迹都是有参考价值的②。

七十年代，在正常的学术研究受到很大干扰的情况下，文物工作者及部分唐史学家仍能坚持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及研究工作，并取得一些成果。其中主要有发表在《文物》1973年第10期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吐鲁番阿斯塔那左憧憙墓出土的几件唐代文书》，以及《文物》1975年第10期的《新疆阿斯塔那三座唐墓出土珍贵绢画及文书等文物》，为唐史学界提供了一大批新出土的珍贵文书，而一些学者正是利用它们写出了研究唐史有关问题的学术文章①。

①王永兴：《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历史研究》1957年第12期；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韩国磐：《根据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文件略谈有关唐代田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唐耕耦：《从敦煌吐鲁番资料看唐代均田令的实施程度》，《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②孙达人：《对唐至五代租佃契约经济内容的分析》，《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沙知：《吐鲁番佃人文书里的唐代租佃关系》，《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

③王重民等辑：《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④任二兆：《敦煌曲校录》，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版。

⑤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⑥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⑦张铁弦：《敦煌古写本丛谈》，《文物》1963年第3期；史树青：《敦煌遗书概述》，《历史教学》1964年第8期。

①卡哈尔·巴拉提：《回鹘文译本〈玄奘传〉的发现与研究情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11期。②冯家升：《回鹘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考古学集刊》丙种第一号（1953）。①韩国磐：《卜天寿〈论语郑氏注〉写本和唐代的书法》，《文物》1973年第5期；王仲荦：《试释吐鲁番出土的几件有关过所的唐代文书》，《文物》1975年第7期。

八十年代以后，史学界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隋唐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研究领域扩大，研究成果丰硕。过去主要局限在几个狭窄领域内的研究被很大地突破了，范围扩大到职官制度、公私诉讼、门阀氏族、人口、马政、粮仓制度、馆驿制度、烽燧制度、西域政局变化、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民族关系、唐王朝对西部边地的管辖、农民反抗斗争、古籍残卷年代考订、文字校释、版本流传等，大大丰富了隋唐史的内容，填补了许多空白。而且，不只在面上有突破，原有领域的研究也有质的飞跃，出版了多种专著及论文集。较为重要的专著有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张弓《唐朝仓廪制度初探》，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程喜霖《汉唐烽堠制度研究》，杨际平《均田制新探》等。较为重要的个人论文专集有唐长孺《山居存稿》、卢向前《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王永兴《陈门问学丛稿》②。专业性论文合集有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辑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唐长孺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沙知、孔祥星合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韩国磐主编的《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中国敦煌学会编辑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等。还有数以百计的单篇论文散见于报刊上。

另外，对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吐蕃文、回鹘文等文书的整理研究也取得一些成果。如王尧、陈践对吐蕃文文书的整理很有成绩①，又如耿世民、黄盛璋对回鹘文文书的研究也有收获②，这对进一步研究唐代民族史及唐史的其他问题都有裨益。

②唐长孺：《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版；卢向前：《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王永兴：《陈门问学丛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①王尧、陈践：《敦煌木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

②耿世民：《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民族语文》1979年第4期；耿世民：《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学术论文选集》，1980年；黄盛璋：《回鹘文译本〈玄奘传〉残卷五——玄奘回程之地望与对音研究》，《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

（谢选骏指出：1951年2月，翦伯赞在《学习》杂志上发表《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指出：“每一次大暴动都或多或少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因为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因而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农民暴动或农民战争，可以说，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里程碑。”“让步政策论”的现实作用，是在警告中共不要过分残暴，至少要像古代帝王那样“行行仁政”；但是结果丝毫无济于事，中共统治日益乖戾。在历史上，让步也是不可能的——社会压力的缓和，是因为天下大乱之后，秩序初定的时候，经过屠杀的人口减少了，自然可以与民休息了。）

【第四章 本卷编写旨趣】

本卷是《中国通史》第六卷，即隋唐史卷。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期，特别是唐代前期更是如此，较之秦汉还尤过之。以前史家以汉唐疆域相比较，谓唐时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这是指开元、天宝之际来说的。其时唐代东疆不渡辽河，不如汉时尚有辽东和玄菟两郡。其实早在唐高宗时，东占高丽和百济，不仅东渡辽河，而且已过鸭绿江了。唐时于西疆设安西都护府。都护府所辖的四镇并不以葱岭为限，而所设的羁縻州竟远至于波斯，也就是现在的伊朗。其后波斯王卑路斯为大食所迫，尚归老于长安，这也是前代所绝无仅有的。这样广土众民的皇朝，为史书所少见。

自西晋永嘉乱离之后，民族间的纷扰和冲突，仿佛无有已时。不过由纷扰而逐渐重新组合，却也是势所必然的趋向。隋唐两代承南北朝之后，重新组合已成定局。既已重新组合，就会发出新的力量。隋代历年虽甚短促，这样的力量就已经有所显现。到了唐代更是分明可见。唐朝中枢大员，不必细考其个人的生平履历，仅从姓名之间就可略见其时的风尚。唐穆宗长庆年间，元稹曾为平章事。元稹殁后，白居易为制挽诗，有句说“元魏帝孙唐宰相”。至于边庭将帅，尤其是无间华夷。重新组合并处，得以各尽所力，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在这样泱泱大国中，如何普及中枢政令，求其如臂使指，不误朝夕，就必须讲究交通。隋唐时期承前代之旧，交通道路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唐时驿道的设置，为当代后世所艳称，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唐初始定鼎，为高昌所轻。高昌所恃者，是所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而碛路艰险，唐兵难以猝至，而唐兵竟然迅速达到碛口，高昌就不能不束手受缚。唐初驿道初创还是如此，其后更加完备。

由隋初至于天宝年间，可以说是隋唐时期的承平盛世。中间虽有大业末叶的乱离，创痛并非细小，唐初休养生息，也就得到恢复。由于承平日久，封建经济就会得到发展，唐初所制定的租庸调制度，在当时说来，还算是取民有度，至少比起南北朝时期，应该说是好一些。虽然在开元年间逃户还成了问题。封建社会是有难以克服的缺陷的。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工商业也就相应地兴旺起来。黄河流域丝织业的兴盛可以说超迈前代。丝绸之路虽不创始于唐代，唐代得益更多，更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就会显得富庶。杜甫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正是当时社会的写照。社会富庶显示国家的强盛，也是强盛的基础。唐代前期不时对外用兵，这是府兵制度的优越处，而一再出兵远征，并未引起经济的困窘，也是实际的情形。

由于国力的强大，也使文化昌盛起来。隋唐以前，由于南北分裂，文化也就各成体系，隋初统一全国，南北文化相应融为一体。而域外文化因之相随俱来，特别是西域文化更特别为当时人所喜爱。中华民族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隋唐时期就是具体的例证。中华民族固然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也不吝于向外传播中华文化。中华声教被于四方，也显示出强盛皇朝的气派。这样的盛世丰采，强盛的显现，应该是这一时期的特色。本卷对于这一特色反复作了说明，使这一特色更易为世人所知。

隋唐时期也和其他皇朝一样，自有其典章制度，而且也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中有的还流传下来，为后世所遵用，有过若干影响。隋唐两代都以尚书省总绾全国政务，省内各设六部，各有专责。部的名称前后不尽相同，唐时始确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样的制度一直为后来各皇朝所沿用，直到近代，部数才不断增多起来。推本溯源，固可以追踪于《周礼》六官。但即令当时已有这样的制度，后来却未延续推行，直到隋唐才又重新提起。其实所谓《周官》六官之说，不过是隋时创立新制的借口，不一定就是渊源的所自。虽不一定就是承前，但确是启后，对后来还是有影响的。和六部的道理相仿佛的还应数到科举。隋初废除南北朝以来九品中正取士的旧制，改为科举。唐代踵行新制，益加周密。其中由进士科取得的人才，率能获升高位，主持皇朝大计。后来各代皆遵循这样的制度，科目名称虽不免有所改变，总的体制却是一脉相承，未离旧轨。直至清代末年，兴办学校，才行停止。

就是赋税制度也相仿佛。唐初定制，以租庸调法作为赋税制度，征取民间财物，用这样的收入，推行政治和豢养兵士。租庸调法是以人丁为本，户籍不整，田亩卖易，遂使租庸调法难以继续运用。中叶以后，改行两税法，分夏秋两季征收。此法施行后，为后世所遵用，直至明代另创一条鞭法，始告一段落。当然还有其他的典章制度，也起到相似的作用。这样一些典章制度的创立和推行，不能说和当时国力强盛没有关系，法制紊乱和不行，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就难以避免了。

唐代的盛世到了开元、天宝年间遇到了转折点。盛极而衰，这在以前的皇朝都曾经有过类似的遭遇。当然其间的因素和过程也还不尽相同。就唐代来说，安史之乱的前后迥然而异。安史之乱虽告平定，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内而藩镇跋扈，外而强邻侵略，再加上朝臣朋党，将帅离心，几乎成了遍地荆棘，步履维艰。从安史之乱开始，就是皇帝也难于安居，玄宗和僖宗先后避难到过成都，代宗避难到过陕州，德宗避难到过梁州，狼狈匆促，仿佛不可终日。当然还不免发生过农民起义。黄巢虽然没有取代了唐帝，李家皇朝的日月也是屈指可数了。唐代的倾覆也和以前所有的皇朝一样，是难于避免的规律，却自有其前因后果，不能一概而论。

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唐代由强盛转向衰弱的标志，因此，一般历史家往往把安史之乱作为唐朝前、后期的分期线。主张唐史三段论的学者，也并没有改变安史之乱的这样的历史地位。

就在唐走向衰弱过程中，也促使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这是说，全国经济重心是在黄河流域的下游，这时南移到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这对唐朝的盛衰有很大的影响，对以后的历史演变影响更为巨大，不能漠然视之。这种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远在唐代以前就不断在发展之中，安史之乱时黄河中下游所受的摧残，至为惨酷，促成人口的大量南迁，其后藩镇割据，征发无厌，竟使中原经济难于稍有恢复，更说不上重心所在如旧复原。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的经济本来远不能和黄河流域中下游相比较，由于在不断发展中，相差已非过多，安史乱时，人口突然增多，发展就更显得迅速，因而就凌驾于黄河中下游之上了。对于当时皇朝的影响，最为显著的就是漕粮的供给。隋唐皆都于长安，长安位于关中平原，虽以富庶见称，但皇朝所需的粮食，还是须由关东漕运而来。运输漕粮的地方，隋及唐代前期就没有指望过江淮之间及其以南的地方。安史之乱中原遭到破坏，乱后也无从恢复，皇朝所需的漕粮就不能不仰给于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再廓而大之，就是东南八道。这是说，由江淮之间一直伸到南岭的北麓了。由东南八道运输漕粮达到长安，主要依靠一条汴河，唐代后期，皇朝为了和跋扈藩镇争夺汴河的控制权，曾经费了偌大的心力。

自从经济重心南移之后，皇朝所致力的是如何解决都城所在的粮食问题，不能足食，就难以足兵。在那个时期，要想足兵，还须豢养马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军队的装备问题，有兵源而无马匹，也是无济于事的。隋及唐代前期，养马是一项要政。陇右道就是最为适合的养马地区。唐代前期兵力所向无敌，就是不仅有兵源，还有最好的马匹。安史乱时，吐蕃乘机东侵，夺去了陇右道，这不仅使长安受到威胁，养马之地也随着完全失去。皇朝自己没有兵力，就不能不受地方势力的摆布了。

应该说，经济重心的南移，还不仅是漕粮运输的问题，经济是基础，是能够影响上层建筑的。因而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特别是文化方面更为明显。随着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经济的发达，文化也就随着昌盛，这在唐代后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这种趋势不仅限于唐代，唐代以后一直没有改变，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隋唐时期的这些历史特点，都应在本卷的论述之列，这些都是重大的历史问题。我们虽缺欠雄健的史笔，但也要尽其所能地向这个方向努力。

（另起一页）

【乙编】

【综述】

（另起一页）

【第一章 年代与历法】

第一节 历史年代

公元581年，总揽北周军政大权的杨坚迫使周静帝宇文阐（即宇文衍）让位，建立隋朝，年号开皇。开皇九年（589），隋灭陈，结束了西晋灭亡以来二百七十余年的分裂局面。

武德元年（618）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杀。五月，李渊在长安逼隋代王杨侑退位，自己做了皇帝，改国号称唐，年号武德。天祐元年（904），朱全忠迫使唐昭宗迁都洛阳，不久，朱全忠杀昭宗，另立昭宗子李祚（即李柷）为帝，是为哀帝。开平元年（907），朱全忠废哀帝，自立为帝，另建梁朝，遂开始了五代的历史。

隋自公元581年建立，到618年灭亡，历时凡三十七年。唐自公元618年取代隋朝，到907年灭亡，历时凡二百八十九年。

第二节 历法

隋唐两代制定的历法很多，隋有《开皇历》、《皇极历》，唐有《戊寅历》、《麟德历》、《光宅历》、《景龙历》、《大衍历》、《至德历》、《五纪历》、《正元历》、《观象历》等。其中以《皇极历》、《戊寅历》、《麟德历》、《大衍历》的科学价值较高，也有较大的影响。

皇极历《皇极历》为隋刘焯所制定。刘焯，信都（今河北冀县）人，他聪明好学，是个博学之士，当时有人认为他是“数百年已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①。他写《历书》10卷，所制定的《皇极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刘焯的创见很多，例如，他算出的岁差数值最精确。什么是岁差数值？按照天体运行的规律，地球绕太阳一周是一年。但准确地说，这一个冬至点到下一个冬至点的位置是有变化的，冬至点在黄道（从地球上看太阳一年在天空移动一圈，实际上地球绕太阳一圈，人们看到的太阳移动路线就叫黄道）上大约每年西移50.2秒，就71年8个月差一度。这种冬至点在黄道上的移动距离就是岁差数值。

晋代以前，我国天文学家还不知道有岁差存在。晋成帝（325—342在位）时，虞喜第一次提出，50年冬至点西移一度。南北朝时，祖冲之首先在历法中考虑到岁差，但他认为45年11个月岁差一度。到了隋代，刘焯在历法中使用75年差一度的岁差数值。这与准确的岁差数值已经非常接近。当时，西方还是沿用100年差一度的数值，可见刘焯的《皇极历》是先进的。

刘焯的另一贡献，是在《皇极历》中采用了定朔的方法。

定朔是针对平朔而言。月亮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形的，当月亮运行到近地点时速度最快，到远地点时速度最慢。由于运行的速度有变化，由这一个朔日到下一个朔日也不是固定的。有时长达29天19小时多，有时则仅有29天6小时多，其平均长度为29天12小时44分03秒。根据这个平均数来决定朔日即为平朔。当然，古代并没有把数字推算得如此准确。

朔日这一天的特点，是月球和太阳的黄经相等，也就是日、月几乎是同时出没。用平朔法决定朔日和这种实际情况不完全一致。于是，南朝刘宋时何承天撰《元嘉历》就主张用定朔法决定朔日，也就是把日、月黄经相等时，即日、月同时出没这一天定为朔日。但由于定朔法可能导致四个大月相连和三个小月相连的情况，遂遭人反对而未实行。

刘焯继承了何承天、祖冲之等人的先进思想，制定《皇极历》时采用了定朔法，考虑了祖冲之的岁差法。同时，还创用一种内插法，也就是计算定朔的校正数的方法。

刘焯的各种成就，使《皇极历》的科学程度大有提高，虽因太史令张胄玄的反对而未被采用，但其科学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①《隋书》卷七五《刘焯传》。

戊寅历

《戊寅历》为道士傅仁均所制定。傅仁均，滑州白马（今河南滑县）人。因他“善历算、推步之术”①，武德初年由太史令庾俭、太史丞傅奕推荐，被高祖召令改修旧历。他向高祖上疏，指出旧历的缺点很多。例如，日蚀或在月末或在月初，不在朔日；月蚀或在望日前或在望日后，不在望日。还有月末月亮在东，朔日月亮在西。这都是采用平朔法制历的结果。为改正这些缺点，他用定朔法制定《戊寅历》。他的历书，虽然遭到中书令封德彝、吏部郎中祖孝孙、太史丞王孝通等人的反对，但他据理力争，最后公布实行。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由朝廷颁布的采用定朔法的历法。采用定朔法，虽然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太阳、月亮、地球之间的关系，但由于连续出现大月或小月的问题没有解决，贞观十九年（645），还连续出现四个大月。于是，平朔法又取代了定朔法。到麟德二年（665），高宗又颁行了《麟德历》。

麟德历

《麟德历》为李淳风所制定。李淳风，岐州雍（今陕西凤翔）人，他“博涉群书，尤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贞观十五年（641）为太常博士，不久又为太史丞。贞观二十二年（648）迁太史令。他参与过《晋书》及《五代史》（《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的编写，其中的《天文》、《律历》、《五行志》，都是他撰写的。②贞观十九年（645）以后，由于《戊寅历》中存在的问题不易解决，另外制定新历就成了社会的必然要求。龙朔年间（661—663），李淳风参考刘焯的《皇极历》，另撰新历，于麟德二年（665）颁布施行，故称《麟德历》。《麟德历》也采用定朔法，但李淳风用变通调整的办法，解决了四个大月或三个小月连续出现的问题。例如，把朔日提前一天，使第四个大月成为小月；把朔日推迟一天，使第三个小月成为大月。这样一来，反对派就失去了指责定朔法的口实。这种变通调整的办法一直沿用到元朝。

在计算方法方面，李淳风简化了计算过程。他废除了古历中用章（19年7闰月为一章）、蔀（四章为一蔀）、纪（二十蔀为一纪）、元（三纪为一元）的计算，并以1340为各种天体运动周期（如回归年、朔望月等）的奇零部分的公分母，大大简化了计算步骤。同时，还废除了闰周（闰月的周期），完全由观测和统计来求得回归年和朔望月的长度。

《麟德历》在当时得到了好评，被认为是较精密的历法。从此以后，定朔法一直在历法中沿用下来。

①《旧唐书》卷七九《傅仁均传》。

②《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

大衍历

《大衍历》为僧人一行所制定。一行，本名张遂，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人。他聪敏好学，“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当时就有人把他和孔子的高足颜回相提并论，是一位有名的学者。武则天侄武三思慕其学行，想与其交友，他遂出家为僧隐于嵩山。后来，又到荆州当阳山学习梵律。开元五年（717），玄宗强征其至京，“访以安国抚人之道”。由于《麟德历》在行用过程中常有误差，故玄宗于开元九年（721）命一行“考前代诸家历法，改撰新历”①。一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制定《大衍历》的。一行为编制新历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他组织了一批天文学工作者进行观测，取得了一系列关于日、月、星辰运动的第一手资料，发现了恒星的位置与汉代相比较，有了相当的变化。于是，他废除了沿用八百多年的二十八宿的相距度数，重新测定二十八宿的相距度数。这样，必然提高新历的精确程度。

为了取得可信的资料，他在全国选择了几个观测点，利用他发明的测量仪器“复矩图”进行测量。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南宫说等人在河南的白马（今河南滑县）、浚仪（今河南开封）、扶沟（今河南扶沟）、上蔡（今河南上蔡）等四个地方的测量最重要。这四个地方相距不远，大体上处于南北一条线上，这里的测量取得了重要成果。一行还测量了子午线一度的长度。根据实测，南北两地相差351里80步（相当于今制129.22公里），北极高度相差一度，这就是子午线一度的长度。这个数值，与现在实测所得数一度长111.2公里比较，虽然还有差距，但在世界上他最早用科学方法测量子午线。开元十五年（727），《大衍历》修成，年仅四十五岁的一行于当年去世，玄宗赐谥曰大慧禅师。开元十七年（729），根据《大衍历》编纂的历书颁行全国。开元二十一年（733）又传入日本。

《大衍历》以刘焯的《皇极历》为基础，并加以发展。例如，他指出刘焯对于太阳运动规律的认识是错误的。刘焯认为：春分前一天太阳运动的速度最快，后一天运动的速度最慢；秋分前一天太阳运动的速度最慢，后一天运动的速度最快。一行指出“其说非是”。一行认为：冬至太阳运动的速度最快，夏至太阳运动的速度最慢，这是“自然之数也”①。事实证明，一行的看法是正确的，他纠正了刘焯的错误。

《大衍历》颁行后，曾遭到天竺历数家瞿昙罗的反对。瞿昙罗在高宗时曾制定经纬历，与《麟德历》参照实行；武则天时又作《光宅历》，未成而罢。由于他未能参与《大衍历》的制定，心怀不满，遂上疏玄宗，指责《大衍历》沿袭了他从天竺介绍到中国来的《九执历》，而且还不完备。经过太史令的认真比较，《大衍历》优于《九执历》。这说明《大衍历》的科学水平是很高的。宋代史学家认为：“自太初（前104—前101）至麟德（664—665），历有二十三家，与天虽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数立法固无以易也。后世虽有改作者，皆依仿而已”②。这个评价，也说明《大衍历》是有其重要历史地位的。

①《旧唐书》卷一九一《一行传》。

①《新唐书》卷二七下《历志》三下。

②《新唐书》卷二七上《历志》三上。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从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的文明在历法方面的体现”这一角度，去总结中国历法的发展历史。）

【第二章 自然环境的利用和变迁】

隋唐两代幅员广大，皆为前世所少有。这样广大的版图，当时的自然环境如何？隋唐两代如何能够在这里建立它们的皇朝？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世之治史者一般皆置之不论，殆以自然环境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观今就可以知古，无容再琐琐道及。殊不知自然环境也时时在变化之中，参以人为的力量，当更加速这样的变化。隋唐两代固与其前后各时期不同，就是在其统治的三百多年中，前后亦多未能一致。这虽然没有政治权力变化那样明显易见，却是不能稍加忽视的。现在全国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首推长江下游太湖周围各地，可是隋代及唐代天宝以前，都城所需的漕粮却主要来自太行山以东和黄河下游各地，这就不能用现代的现象作解释了。因此，对于隋唐时期全国的自然环境及其变化加以说明，对于研治这一时期的史事也许还不至于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

第一节 长安附近的水道及灌溉网的形成

隋唐两代皆以长安为都城。都城建在长安，自有其关于对内对外的策略处，而地理的因素实居于主要的地位。如何利用当地的河流水道，使其有助于都城形势和促进都城的繁荣，实为当时不可或缺的要务。这里仅就长安周围的水道略事论述。

长安城内外诸引水渠道长安城外的八水远在汉代即已有名于当世①。这是指泾，渭，潏，涝，丰，鄗，灞，浐而言的。泾水发源于六盘山（今宁夏南部）东麓，东南流至长安城东北入于渭水。渭水发源于鸟鼠山（今甘肃渭源）下，东流经长安城北，合泾水东流，入于黄河。其余六水皆出于秦岭。涝水和丰水皆流经长安城西，北入渭水。潏、鄗两水皆流经长安城南，再折而经长安城西，入于渭水。灞、浐两水皆流经长安城东，浐水流入灞水，灞水再流入渭水。隋唐时期，鄗水下流虽已堵塞，其上源却以交水相称，注入丰水，不复独流入渭②。这八条河流分别流经长安城四周，形成“八水绕长安”的形势。这样的形势为隋唐时期前后各皇朝的都城所未曾有过。隋唐时期正是善于利用这样特有的自然环境，使长安城更为繁荣和壮丽。

隋皇朝始建基业，首先就考虑到都城的问题，废弃了已有将近八百年建城历史的汉长安城，迁都于旧城东南的龙首原下，其中一个原因乃是汉代故城中的水已经咸卤，不适于饮用。新都建成后，城内用水主要就是引用八水中的交水、潏水和浐水。引水的渠道分别是永安渠、清明渠和龙首渠①。永安渠亦称交渠②，所引用的就是交水。清明渠引用的为潏水，清明渠入城的地方在外郭城南面西侧的安化门西，永安渠更在其西，两渠之间只隔一个坊，永安渠直向北流，流到城外，入于渭水。清明渠则由外郭城，流经皇城，再入宫城，潴为西海、南海和北海③。龙首渠引用的是城东的浐水，因此也称浐水渠。这条渠道由外郭城东面北侧的通化门南流入城中，再经皇城流入宫城，潴为东海。另有一支，绕外郭城东北角外，流入禁苑。④

①司马长卿：《上林赋》，《文选》卷八。

②《水经·渭水注》：“鄗水上承鄗池于昆明池北”，是鄗池为鄗水源头。鄗池湮塞，鄗水也就断流。鄗池为一蓄水池泊，如何能为鄗水源头？昆明池为汉武时所凿，池水主要引自交水。在昆明池未开凿前，交水当就是鄗水的上源。

①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

②《唐会要》卷**《疏凿利人》。

③宋敏求：《长安志》卷十《唐京城》四。

④宋敏求：《长安志》卷六《宫室》，卷九《唐京城》三。

这里应该提到的是隋文帝引用渭水所开凿的广通渠。广通渠的开凿并非为了供应城内的用水，而是作为运输关东的粮食的渠道，一直向东通到潼关和渭水相汇合。这条渠道引用渭水是在长安城西，如何通过长安城再向东流，自来没有详细的记载。核实来说，它是由外郭城西面三座城门中间的金光门入城，经过西市，曲折流经皇城之东，再流经大明宫含元殿之北，绝浐、灞两水向东流去⑤。广通渠在唐时称为漕渠，所引用的渭水中含沙量大，有时候就堵塞不通，还需要不断疏凿。唐玄宗天宝二年（714），韩朝宗引渭水入金光门，置潭于西市，以贮材木⑥。这次引水实际是疏导广通渠的故道，说者不明究竟，以为引渭水入长安是不可能的，韩朝宗所引的应该是潏水，不是渭水⑦。这样的说法是不明白长安周围的地形。如果不能引用渭水，那么，隋时广通渠是怎样开凿成功的？韩朝宗之后，接着到了唐代宗大历二年（767），黎幹自南山开漕渠抵景风、延喜门，入于禁苑以漕薪炭①。景风门和延喜门是皇城东面的两门，这是说漕渠是由皇城之东向北流去。其实黎幹所开的漕渠，是引潏水直流到金光门外，与广通渠会合。现在这条漕渠仍然存在，是由当时的金光门北再向北流，流入渭水。当时由金光门流到长安城这一段，据说也是黎幹开凿的，渠道开成后，唐代宗也曾亲自前来观看，可见是一宗大事。这条水渠在长安城内所流经的地方，都是一些重要街道和里坊，如果不是旧有的渠道。怎么能为运输木炭而动这样的大工？可能是原来渠道久湮，已不引人注意，因而使黎幹以此显名。这条广通渠故道，到唐文宗太和（827—835）初，还曾彻底修过一次，由渭水旁的兴成堰修起，直到潼关的永丰仓。这样的疏浚完全是为了漕运②，漕道当然还是穿过长安城的。

然而更重要的则是引水灌溉，促进农业的发展。秦汉以来的郑国渠、白渠和成国渠都得到继续维修，发挥其已有的效益。唐时所谓三辅渠③、郑白渠《和刘公渠④，都是郑国渠和白渠的继续和发展。唐初在修治成国渠时，并加引韦川、莫谷、香谷、武安四水，以增加水量，又一再修复六门堰⑤，都显出一定的成就。就在长安城附近也还有贺兰渠和清渠。贺兰渠也称丰水渠，是引丰水至交水的渠道⑥，清渠自鄠县（今为户县）引用丰水，由长安城的西北城角外流入渭水①。就是引水入长安城内诸渠，在供给都城用水之外，也有部分用于灌溉。唐文宗开成年间，就曾以引浐水入城的龙首渠水的十分之九用于灌溉②。龙首渠如此，其他各渠也应都有余水可以用作灌溉的。流入曲江的黄渠就有一支流入樊川灌溉稻田③。这些渠道修凿成功，就使环绕长安的八水，实际上组成一个相当广大的水利网。这个水利网是以长安城为中心，层层加密，不仅保证长安城中的用水供给，也使关中农田得到灌溉。变干旱地区为水乡，更增加了长安城作为两代都城的重要性。

⑤黄盛璋：《西安城市发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与开发》，《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⑥《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卷一一八《韩朝宗传》；《唐会要》卷八七《漕运》。⑦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四《漕渠》。

①《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卷一四五《黎幹传》，《唐会要》卷八七《漕运》。②《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旧唐书》卷一七二《李石传》。

《旧唐书》卷九八《李元纮传》。

④《旧唐书》卷九五《宣惠太子业传》，卷一一八《王缙传》。

⑤《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

⑥宋敏求：《长安志》卷十四《兴平》引李石记。

①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二《长安》引《括地志》。

②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二《长安》，《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三《西安府》。③《旧唐书》卷一七七《崔珙传》。

这些水道的分布显示出如下的一些情况。当时环绕长安的八水，其流量都比较洪大，水流也比较清澈，就是河床也不至于过深。前面说到唐代宗时黎幹曾引潏水入城。开凿漕渠是为了把南山的木炭运输到长安城里。这是说漕渠可以行船，而且行船到长安城里。这是其以前的人所不敢想象的事情。无怪乎连唐代宗也都要亲自观看。建国之后，还曾在长安县西温国堡潏水河床中发掘出一只沉船，更是真确的物证。应该指出，在黎幹开凿这条漕渠之前，已经有一条清明渠引潏水入城。虽然有了这两条渠道，并没有使潏水为之断流。不仅潏水如此，就是丰水也是一样的。就在温国堡发掘出沉船的前后，丰水河床中也有沉船发掘出来。可见能行船的不仅是一条潏水。

环绕长安的八水中，泾渭两水之外都是出自长安的南山。发源于南山的河流，流量都很大。当时南山的森林相当茂密。茂密的森林可以涵育更多的水源。这就促成源出南山的河流都有相当大的流量，所以当时能充分供给长安城中的用水，还可普遍进行灌溉，使长安城内外具有特异的景色。现在潏水的水流不仅难于行船，甚至还可以徒涉，其他各水夏日有的往往干涸无水，又怎能组成水利网呢？

广通渠的开凿和漕粮的运输广通渠和引入长安城中的其他渠道不同。它不是供给长安城中的用水，而是用来从事运输关东的漕粮的。广通渠在唐时一般称为漕渠。这条渠道的开凿和湮塞关系到长安城的粮食供给，因而再作论述。

广通渠是隋初开凿的。开凿之初，隋文帝曾颁布了一封诏书。诏书中说：“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途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泛舟之役，人亦劳止。”④渭水多沙，对于航行船只自有一定的影响，但在隋时充其量只是“动移气序，不能往复”，也就是说，船只受到阻阂，延误时日，还不到不能航行的地步。虽然如此，隋文帝还是特意开凿了这条渠道。这不仅泽及当世，就是唐朝也受其遗惠。唐朝虽也受到遗惠，却并未完全解决漕运的困难。因为唐朝重视不够，漕渠就不免时有湮塞。漕渠湮塞了，漕粮运输仍旧仰仗于渭水，甚而还要陆运，长安城中缺粮问题就无法解决，浸假还演变成为危机。唐德宗贞元（785—805）初年，长安缺粮，关辅宿兵斗米千钱，太仓供天子和六宫的膳食，连十天都难以支持。关东运来的漕粮积储在华阴的永丰仓中，竟难以借渭水转运，只好采取陆运的办法，陆运的牛几乎都死完了①。再后到文宗太和初年，由于天旱，渭水水小，漕舟只好掊沙而进。在兴成堰再事疏浚之前，仍然依赖陆运，由于需牛过多，影响了关中的农耕①。隋文帝颁布如上的诏书是在开皇四年（584），由那时至唐德宗贞元元年为一百九十一年，由贞元元年至太和元年，又为四十二年。两百年上下，渭水中的泥沙竟多到这样的程度。长安附近农田灌溉面积的减少，还不至于引起过分的焦虑，经过渭水运输的漕粮不能按时到达，举朝都会为之惶惶不安。

④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一《万年》。

①《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①《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

第二节 黄河下游富庶地区的变化

黄河下游的河道隋唐两代皆以长安为都城，长安居于关中富庶的农业地区，如上所说，由于泾、渭等八水的环绕，成为水利网的中心，产粮自来是有名的。由于都城的设立，人口大量增加，粮食的供应就成了问题。解决的办法是由关东运输漕粮。这在秦汉时期就是如此，到了隋唐时期依然因而未改。秦汉时期关东漕粮的取给主要是在鸿沟系统诸水的上游和济水流域以迄于东海之滨。隋唐时期主要则是在当时的黄河下游及其南北各地。当时的黄河下游流经荥泽（今荥阳东北）、原武和阳武（今原阳）、新乡（今新乡）、汲（今汲县）、酸枣（今延津西）、灵昌（今滑县西南）、白马（今滑县东）、临河（今濮阳西）、濮阳（今濮阳南）、清丰（今清丰西）、顿丘（今清丰西南）、鄄城（今鄄城北）、临黄（今范县南）、朝城（今范县东北）、武水（今聊城西南）、阳谷（今阳谷东北）、聊城（今聊城东北）、高唐（今高唐）、平阴（今平阴）、平原（今平原）、安德（今陵县）、长清（今长清）、临邑（今临邑南）、滳河（今商河）、临济（今章丘北）、邹平（今邹平北）、厌次（今惠民南）、蒲台（今滨县东北）等县境②。这条黄河在现在黄河之北，也在原来的济水之北。荥泽、原武、阳武、酸枣、灵昌、白马、濮阳、鄄城、阳谷、平阴、长清、临邑、临济、邹平、蒲台诸县，当时属河南道，其余诸县属河北道。清丰以上属今河南省，鄄城以下属今山东省。

黄河下游及其两侧的富庶地区隋代及唐代前期，最为广大的富庶地区首推黄河下游及其南北一些州郡，由隋时的荥阳郡，也就是唐时的郑州（治所皆在今河南郑州）起，直至东海之滨，都包括在内①。黄河以北，直至隋时的河间和博陵两郡，也就是唐时的瀛州和定州（治所分别在今河北河间和定州），黄河以南还可达到隋时的汝阴郡和东海郡，也就是唐时的颍州和海州（治所分别在今安徽阜阳和江苏连云港），其中不包括隋时鲁郡和琅邪郡，也就是唐时的兖州和沂州（治所分别在今山东兖州和沂州）之间的山地，用今天的地理来说，就是沂蒙山区。

这个地区用唐代的地理来说，包括了河北道的南部和中部，也包括了河南道的绝大部分，除东都洛阳附近各州和兖、沂两州的山区外，都包括在内。在这黄河下游南北一望无垠的平原上，从隋文帝开皇年间起一直到唐玄宗天宝末年，都是皇朝主要财赋取给的地区。唐玄宗在所颁布的诏书中，曾经说过：“大河南北，人口殷繁，衣食之源，租赋尤广。”②

②《旧唐书》卷一七二《李石传》。

节度使的设置是唐代重要制度之一。始设于睿宗景云二年（711）。本来是设置于沿边各地，有利于捍御外来的强敌，保障边陲的安全。迄于玄宗开元年间，全国亦只有安西（驻地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北庭（驻地在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河西（驻地在今甘肃武威）、朔方（驻地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河东（驻地在今山西太原西南）、范阳（驻地在今北京）、平卢（驻地在今辽宁朝阳）、陇右（驻地在今青海乐都）、剑南（驻地在今四川成都）等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驻地在今广东广州）。这显然和当时的行政区划没有什么关系。

安史之乱爆发，西北防边的军力皆相继内撤，参预平定乱事。因为勘乱的需要，立有军功的将帅，也都授与节度使的称号。争战既在内地进行，征发调用也就和有关的地区多所牵连，涉及行政事务。肃宗乾元元年（756）颁布的诏书说：“近缘狂寇乱常，每道分置节度，其管内缘征发及文牒兼使命往来，州县非不艰辛，仍加采访，转益烦扰，其采访置来日久，并诸道黜陟使便宜且停，待后当有处分。”也就是在这一年改成观察处置使③。实际上这样的使号已逐渐成了节度使的兼衔。《旧唐书·地理志·序》更说得具体：“至德以后，中原用兵，刺史皆治军戎，遂有防御、团练、制置之名，要冲大郡，皆有节度之类，寇盗稍息，则易观察之号。”这样说来，节度使所辖的地区竟可与道相混淆了。就在这样的局面之下，道的制度并未明令废除。由于节度使的辖地大小不一，因而各道之中，节度使的数目也多少不等。也有一些节度使的辖地伸入邻近的另一道之中，参差不一是可以想见的。节度使的置废分合也多所变更，难得一致，兹参照有关的记载，以宪宗元和八年（813）为准，列举如下：关内道凤翔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凤翔；泾原节度使，治所在今甘肃泾川；邠宁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彬县；鄜坊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富县；灵武节度使，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夏绥银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北；振武节度使，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北；丰州都防御使，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东北；陇右经略使，治所在今陕西陇县；丹州防御使，治所在今陕西宜川。

河南道

陕虢观察使，治所在今河南三门峡西；汴宋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郑滑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滑县东南；陈许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许昌；徐泗节度使，治所在今江苏徐州；蔡州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兼有淮南道的申、光两州地；淄青节度使，治所在今山东东平北。

③《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三。

河东道

河中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永济蒲州城；河东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西南；泽潞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长治，兼有河北道邢、洺、磁三州地。

河北道

河阳三城怀州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孟县西北；魏博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恒冀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正定；易定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定州；沧景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沧州东南；卢龙节度使，治所在今北京。

山南道

山南东道节度使，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山南西道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汉中；荆南节度使，治所在今湖北沙市北；金商都防御使，治所在今陕西安康。

淮南道

淮南节度使，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寿州团练使，治所在今安徽寿县。

江南道

浙西观察使，治所在今江苏镇江；浙东观察使，治所在今浙江绍兴；鄂岳观察使，治所在今湖北武汉，兼有淮南道的安、黄、蕲三州；江西观察使，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宣歙观察使，治所在今安徽宣城；湖南观察使，治所在今湖南长沙；福建观察使，治所在今福建福州；黔州观察使，治所在今四川彭水，兼有山南西道涪州地。

剑南道

西川节度使，治所在今四川成都；东川节度使，治所在今四川三台。

岭南道

岭南节度使，治所在今广东广州；桂管经略使，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邕管经略使，治所在今广西南宁；容管经略使，治所在今广西容县；安南都护节度使，治所在今越南河内。①唐代节度使的辖区因其力量的强弱和作用的大小，经常发生变化。元和以后，变化益加频繁，史家早已有“禹迹九州，瓜分脔剖，或并或析，不可备书”的叹息。不过陇右道还应再加论述。陇右道于安史乱后，即为吐蕃所据有。吐蕃虽未尝效法唐朝，在其国内划州设县，但在据有唐的疆土后，却仍遵循唐朝旧贯，并未稍有改置，唐朝恢复版图，仍是原来的州县设置。宣宗大中三年（849），唐始得秦（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原、安乐（治所分别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和同心东北）三州，其后张议潮又以瓜、沙、伊、肃、甘（治所依次在今甘肃安西东南、敦煌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甘肃酒泉、张掖）等十一州归国，寻又取得淳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县），陇右道大部皆已恢复，因在其地设置秦州节度使（治秦州）、凉州节度使（治凉州）和瓜沙节度使（治瓜州），与其东各道相仿佛。

节度使辖区虽是军事设置，节度使兼领采访、观察等官衔，其所辖的区域也就和道相仿佛了。而且有些节度使辖区就沿用道的名称，山南东道节度使和山南西道节度使就是具体的例证。不仅名称相同，就是节度使的驻地和道的治所，也都还是同一地方。因而两者就容易混而为一。宪宗元和三年（807），“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不申户口，“每岁赋入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①。这是当时正式文书，又见于史书的记载，应该是了无讹误的。可见节度使辖区和原来的道已混为一谈，也可以说元和三年这一年，全国共有四十八道。而元和八年则为四十七道。

①史仓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第五章《统一的王朝行政区域的划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以上略去第二章第三章若干章节）

第四节 唐代的羁縻州制度及渤海、南诏的疆域区划

羁縻州制度的创立及其设置的地区

隋唐两代，周边各族种类既多，分布地区亦广。各族情况不尽相同，其所设施，亦因时因地而有所差异。大抵以游牧为生涯的民族，皆随畜迁徙，居处靡常。有的虽有城郭庐舍，也往往未能经常居处①，与以农耕为生涯的民族迥异。这些以游牧为生涯的民族也曾分部落治理其疆土。如突厥就有别部①，契丹分其国人为八部②，靺鞨亦有数十部③。由于没有固定的住处，因而难于备悉其中的具体区分。

唐时，这些从事游牧生涯的民族在内降之后，唐朝就按照内地久已通行的制度，在它们的疆土上设置州县，并设置都督府以统辖所设的州县。当时在回（回）纥的土地上曾设置过六府七州④，在党项的土地上曾设置过四州⑤，都是具体的例证。这样设置的都督府和州县，一般都用本部落的人为都督、刺史、县令，这是和内地的州县不相同的，为了互相区别，这样的设置一般称为羁縻州。这是唐代特有的制度。

《新唐书·地理志》论羁縻州的设置，谓始于太宗平突厥之时。贞观四年（630），颉利可汗破灭，唐因分其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云中都督，二府统之⑥。可是在《地理志》中就有不同的记载。①《旧唐书》卷十四《宪宗纪》上。

①《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

②《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③《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契丹传》。

④《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靺鞨传》。

⑤《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⑥《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

《地理志》中所载的以奚族土地所建的羁縻州中有鲜州和崇州，以契丹土地所建的羁縻州中有威州和慎州，皆谓在武德时就已经建立。并谓鲜州和崇州乃是由饶乐都督府析置的。而饶乐部督府始置于唐初，中间曾经废止过，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复置。如所言无讹，则羁縻州制度自唐初即已有之。核实而论，若追溯其渊源，还应上及隋时。唐戎州都督府（治所在今四川宜宾）所属的“诸蛮州”中，就有昆州、协州和曲州。这三州都是隋时所置，隋末乱离时废除，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开南中复置。可能当时尚无此羁縻州的名称，故不为人所重视。按照唐时的规定，羁縻州制度有都督府和州县的不同等级。都督府有领州的，也有不领州的。州也有领县和不领县的分别。这都是斟酌当地具体情形而有增损的。都督、刺史、县令不仅以其本部落人为之，而且皆可以世袭。举凡关内、河北、陇右、剑南、江南、岭南诸道皆有羁縻州。关内道的羁縻州是以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诸部设立的，分隶于单于、安北二都护府和夏州（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北）、灵州（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庆州（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延州（治所在今陕西延安）四都督府。河北道的羁縻州是以突厥的别部及奚、契丹、靺鞨、降胡、高丽诸部设立的，分隶于安东都护府和营（治所在今辽宁朝阳）、幽（治所在今北京）二州都督府。陇右道的羁縻州是以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的别部及龟兹、于阗、焉耆、疏勒、河西内属诸胡、西域吐火罗等十六国设立的，分隶于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和凉（治所在今甘肃武威）、秦（治所在今甘肃天水）、临（治所在今甘肃临洮）、洮（治所在今甘肃临潭）四州都督府。剑南道的羁縻州是以羌、蛮诸部设立的，分隶于松（治所在今四川松潘）、茂（治所在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嶲（治所在今四川西昌）、雅（治所在今四川雅安）、黎（治所在今四川汉源）、戎（治所在今四川宜宾）、姚（治所在今云南姚安）、泸（治所在今四川泸州）诸州都督府。江南道的羁縻州是以蛮部设立的，皆隶于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都督府。岭南道的羁縻州也是以蛮部设立的，分隶于安南都护府和桂（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邕（治所在今广西南宁）、峰（治所在今越南越池东南红河之南）三州都督府⑦。

应该指出，这些羁縻州最初都是设立在周边各民族的疆土上。如为回纥所置的瀚海、燕然、金徽、幽陵、龟林、卢山六府，即分别设于回纥、多览、仆骨、拔野古、同罗、思结诸部①。可是到后来有很多的羁縻州竟然侨置在唐朝的版图中，贞观初年为突厥诸部所置的定襄和云中两都督府，后来就分别侨置于宁朔县和朔方郡②。宁朔县在今陕西靖边县东，当时属于夏州，而朔方郡就是夏州。这仅是当时侨置羁縻州的一例，当时像这样的侨置实甚繁多，殆不胜枚举。这显示着唐代的力量己难以控制有关民族的疆土。至于西域吐火罗等十六国所置的羁縻州，则已随安西和北庭两都护府的失陷和陇右交通的阻塞，而无由闻问。当时未在吐蕃境内设置羁縻州。对于吐蕃的疆域及其间的区划，唐人亦鲜有记载，详情无由知悉。

渤海的疆域及其行政区划

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人习定居，有城郭邑聚，故能仿照隋唐皇朝的典章，划土分州，以相治理。高昌远在西域，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东南，犹有其故城遗址。迄高昌亡时，其地共有三郡五县二十二城③。

⑦《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①《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②《旧唐书》巷一九五《回纥传》。

③《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高昌亡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9）。其时唐已恢复州制。高昌犹沿袭隋时旧规，故仍以郡相称。高昌曲氏传国九世，历时一百三十四年②。大体皆在隋唐以前，入唐后仅有二十余年，即告灭亡，未能据以觇唐代的影响。其时在疆域制度方面最受唐代的影响的，当推渤海和南诏。渤海在唐的东北，南诏在唐的西南。南北虽各不同，所受的影响都相当巨大。

渤海盛时，其国土有今吉林、辽宁两省的东部，黑龙江省的东北部，南有今朝鲜的北部，东有今乌苏里江以东迄于日本海。其国内共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五京各领一府，府皆领州，领州多寡，则因地而异，不尽相同。最多可以领到九州，少者亦可有二州。上京龙泉府，乃肃镇故地，府治在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上京之南为中京显德府，府治在今吉林敦化北。东京龙原府，亦曰栅城府，为■貊故地，府治在今吉林珲春。南京南海府，为沃沮故地，府治在今朝鲜咸兴。西京鸭渌府，为高丽故地，府治在今朝鲜慈城东北鸭绿江南岸。五京所领诸府之外的府为长岭府（治所在今吉林桦甸南）、扶余府（治所在今吉林四平）、鄚颉府（治所在今黑龙江阿城）、定理府（治所在今俄罗斯境内苏城）、安边府（治所在今俄罗斯境内奥耳加）、率宾府（治所在今俄罗斯境内双城子）、东平府（治所在今黑龙江密山东兴凯湖畔）、铁利府（治所在今黑龙江依兰）、怀远府（治所在今黑龙江同江）、安远府（治所在今俄罗斯境内伊曼），另外还有郢、铜、涑等三个独奏州①。独奏州犹如现在的直辖州，这是隋唐两代都少见的。

南诏的疆域及其行政区划南诏的疆土据《新唐书·南诏传》所载，乃是居于永昌、姚州之间，铁桥之南，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永昌在今云南省保山县。姚州在今云南省姚安县。铁桥城据说在剑川北三日程③。剑川今为云南剑川县。依此推求，铁桥城当在今云南维西县东北金沙江畔。唐时，爨有西爨和东爨，亦即白蛮和乌蛮。两爨虽各有居地，大要在曲靖和宣城之间①。曲靖即今云南省曲靖县。宣城之地虽无考，亦当在今云南省东部。摩伽陀未知确地，据樊绰所记，南诏之西有大秦婆罗门国和小婆罗门国，未见涉及摩伽陀②。按唐时安南通往域外的道路，其中一途经过南诏的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再至于摩揭陀国③。摩揭陀即摩伽陀④。然此国在今印度境内，恒河之南，距南诏甚远，不当与南诏毗邻。大秦婆罗门国当为大婆罗门国之讹。其国在永昌北，弥诺国江西，小婆罗门国当在今印度阿萨密南部，自阿萨密北部以西至于恒河流域，应为大婆罗门国⑤。阿萨密和恒河距南诏皆仍属过远，亦难据以为言。然大婆罗门国在弥诺国江之西，弥诺国江当即弥诺江，此江为今缅甸境内的亲敦江⑥，当为南诏的西界。南诏西南的骠国，为今缅甸。南诏之南的女王国当为后来的八百媳妇⑦。而八百媳妇的故地则在今缅甸掸邦东部。又按文宗太和三年（829），南诏曾攻入成都，及其南归，至大渡河，谓此河为南诏境界①。

①②《旧唐书》卷一九八《高昌传》。

③《新唐书》卷二一九《勃海传》。

①《蛮书》卷六《云南城镇》。

②《蛮书》卷四《名类》。

③《蛮书》卷十《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

④《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⑤《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

⑥向达：《蛮书校注》卷十。

⑦《蛮书》卷二《山川江源》；法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十七。

①向达：《蛮书校注》卷十。

所谓南诏疆域北抵益州，就是止于大渡河畔。综合这些地方来说，南诏盛时的疆域，北至于今云南维西县北，东北达到大渡河畔，东臻于今云南、贵州两省之间，西抵缅甸境内的亲敦江，南部当已伸入缅甸的东部以及老挝和泰国的境内。南诏以羊苴咩为都，其地在今云南大理县。其别都在善阐府，为今云南昆明市。于其境内分设节度、都督和睑。南诏盛时已在唐代后期，其时唐代各地皆设有节度使，南诏亦以节度统治各地，应在情理之中。都督也是唐代的旧称，仅睑为当地土语，实际上就是州的意思。南诏盛时，共有六节度、二都督和十睑。六节度为弄栋、永昌、银生、剑川、拓东、丽水。两都督为会川、通海。十睑为云南、白涯（亦称勃弄）、品澹、登川、蒙舍、大厘（亦称史睑）、苴咩（亦称阳睑）、蒙秦、矣和、赵川②。都城羊苴咩周围自成一个区域，不隶属于节度或都督。弄栋节度治所在今云南姚安县，永昌节度治所在今云南保山县，银生节度治所在今云南景东县，剑川节度治所在今云南剑川县，拓东节度治所在今云南昆明市，丽水节度治所在今缅甸密支那南恩梅开江畔，会川都督治所在今四川会理县，通海都督治所在今云南通海县。至于十睑的治所就不必在此琐陈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隋唐两代疆域的广大。隋祚短促，尚无若何变化。

唐代中叶以后，由于安禄山乱事的影响，版图颇有削减。吐蕃强大，不仅陇右一道大部沦陷，而西域道阻，安西、北庭两都护所辖土地，亦无由闻问。西南的南诏也称雄一方，大渡河南皆成化外。后来虽能乘吐蕃内部多事，相继收复陇右各处，然国力衰弱，是不可与天宝以前相比拟的。

隋唐两代承南北朝之后，对于疆域制度多所厘正。最为显著的是改原来的州、郡、县三级制为两级制。这是因当时州和郡几乎相差无几，不能不加以改革。隋唐两代州郡两个名称曾更迭代用，其实还是一样的。唐代更创立府制和道制，也是一时的新猷。道制到宋代改成路制，府制却递相因袭，至于清代末年。

隋唐两代亦如其以前各皇朝，其文化以及典章制度对于周边各族都有一定的影响。疆域区划也不例外。周边各族如突厥、回纥等习于游牧生涯，往来无恒居，自然说不上有什么州县设施。唐代虽在各族疆土中设立羁縻州县，还难以起到和内地相同的作用。可是像渤海、南诏等从事农业生涯的民族，习于定居，有城郭邑聚，因而在其版图内设官置吏，分疆治理，俨然和中原相同，虽一些名称设施稍有违异，那是无损于整个趋势的。

②《新唐书》卷二二一中《南诏传》下。

（谢选骏指出：羁縻州制度类似西周的封建制。网文云——羁縻[jī mí]州是指古代朝廷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所置之州。以夷制夷，因其俗以为治﹐有别于一般州县。《史记·司马相如传·索隐》解释说：“羁，马络头也；縻，牛蚓也”。《汉宫仪》云：“马云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所谓“羁縻制度”是历代封建王朝在多民族国家里对社会发展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一种民族政策。羁縻制度的演变：萌芽于先秦，确立并完善于汉唐，衰微于元明清。——为何羁縻制度的演变是“萌芽于先秦，确立并完善于汉唐，衰微于元明清”呢？在我看来，因为羁縻制类似封建制，唐朝的羁縻州制度尤其类似西周的分封制——盛行于文明的初始阶段，而到了文明晚期的帝国时代，在大一统治下，当然也就显得“衰微”了。但是说羁縻制度衰微于元明清，只是对现代中国的版图以内而言的。事实上，清朝把羁縻制度扩大到了蒙古、朝鲜、越南和东南亚例如缅甸。）

【第四章 隋唐各民族的分布及迁徙】

第一节 突厥民族起源与突厥汗国建立

突厥可汗自称与“九姓回纥”同族，而回纥族出铁勒。铁勒于战国、秦汉时称“丁零”，因民俗喜乘高轮车，所以北魏时亦号“高车”，“或曰敕勒，讹为铁勒”③。突厥既与回纥同源，则亦应源自铁勒。隋唐之际，突厥强悍，役使铁勒诸部为种族奴隶，遂模糊了其族出铁勒的真相。

突厥的最初活动地在准噶尔盆地之北，约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后来迁移到高昌的山北。公元五世纪中叶，柔然攻占高昌，由是突厥沦为柔然的种族奴隶，被迁徙到金山（今阿尔泰山）南麓，世为柔然“锻奴”（突厥人工于锻铁）。①“金山状兜鍪（即战盔），俗呼兜鍪为突厥”，因而这支定居于金山之阳的铁勒部落，遂以突厥为族号②。西魏大统十二年（545），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降铁勒五千余户，由之部落强大，为中原皇朝刮目，西魏文帝遂于大统十七年（551）以长乐公主妻之。西魏废帝元年（552），土门大败柔然，自称伊利可汗，建突厥汗国于漠北地带。土门死，子科罗（乙息记可汗）、俟斤（木杆可汗）先后继立。木杆可汗在位时（553—572），灭柔然，破■哒，走契丹，并契骨，威震塞外，“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今里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五、六千里皆属焉”③。

突厥汗国的分裂北齐后主天统三年（567），伊利可汗（即土门）弟阿史那室点密灭亡■哒（又称滑国，建都于今阿富汗之北巴里黑城），击败波斯，自立为西面可汗。室点密征西域时，其下“有十大首领”，且“有兵十万众”，及平西域诸国和自为可汗后，号其部为“十姓部落”①。达头可汗（室点密子）时，因“兵强而位下”，遂与东面沙钵罗可汗（即乙息记可汗之子阿史那摄图）争战。时隋根据长孙晟建议，对突厥东、西可汗实行“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反间政策②，更加深了突厥内部的裂痕。

③《新唐书》卷二二二上《南诏传》上。《蛮书》六《云南城镇》：“云南、拓东、永昌、宁北、镇西及开南、银生等七城，则有大将领之，亦称节度。贞元十年掠吐蕃铁桥城，今称铁桥节度。”则当时所置为八节度。《南诏野史》上，则亦谓南诏有八节度，然其名称不尽与《新唐书》和《蛮书》相同。除其中有六个节度之名同于《新唐书》外，另有东川、通海两节度。又《蛮书》五《六睑》：“太和谓之大和睑，羊苴咩谓之阳睑，大厘谓之史睑，邆川谓之睒睑，蒙舍谓之蒙舍睑，白涯谓之勃弄睑。”亦与《新唐书》不同。此处从《新唐书》之说。

①《新唐书》卷二一七上《突厥传》上。

②林斡：《突厥史》第三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③《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种族》。

①《周书》卷五〇《突厥传》。

②《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

于是，达头联合阿波可汗（即木杆可汗子阿史那大逻便）及贪汗可汗等离心于沙钵略的势力，于隋文帝开皇三年（583）正式独立。自是突厥一分为二。西突厥“居乌孙之故地，东至（东）突厥国，西至雷翥海，南至疏勒，北至瀚海”③。即尽有今新疆和中亚大部地区。而东突厥于启民可汗（沙钵罗子阿史那染干）时，为西突厥达头可汗所迫而南迁臣降于隋。开皇十九年（599），文帝命长孙晟于朔州筑大利城（今内蒙古清水河县境）以安置启民及其部众。不久，因启民部落“归者日众”，天子又采纳长孙晟意见，“于夏、胜二州之间（今陕西靖边及内蒙准噶尔旗地带），东西至河（黄河），南北四百里，掘为横堑，令处其内，使得任情畜牧。”①在此前后，突厥自漠北“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在今呼和浩特西北）”，接踵降隋者数十万众。文帝仁寿三年（603），窃居漠北的达头可汗，由于铁勒诸部造反，达头遁走吐谷浑，其漠北部众复归启民可汗。炀帝大业五年（609），启民卒，其子阿史那咄吉继立，是为始毕可汗。始毕乘隋末中原大乱，不惟使其族摆脱了隋朝统治，且将东突厥推向极盛阶段：“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②西突厥处罗可汗率部内属炀帝大业初年，西突厥泥橛处罗可汗（即达头曾孙阿史那达漫）因“抚御无道”，致“其国多叛”，又“大为铁勒所败”。朝廷因处罗生母向氏（汉人）居留京师，遂以向氏之命招降处罗。大业五年（609），炀帝西巡，令处罗会于大斗拔谷（即今甘肃民乐东南甘、青二省交界扁都口隘路），处罗辞以他故不至。炀帝大怒，从裴矩之策，鼓动处罗叔父阿史那射匮攻之。处罗大败后率数千骑东走高昌，并于大业七年（611）降隋。炀帝对内徙处罗部众分三处安置：使处罗弟阙度设统羸弱万余口，居于会宁（今甘肃靖远）；特勤（即王子）阿史那大奈将余众居于楼烦（今山西静乐）；命处罗将五百骑扈从天子巡幸，并赐号“曷萨那可汗”③。后来，李渊起兵太原，阿史那大奈“提其众隶麾下”①。阙度设于隋末自称吐乌过拔阙可汗，后为割据武威的李轨所灭。曷萨那可汗则于唐武德初年，被始毕可汗使者所杀。②东突厥破亡后部众的迁徙和分布武德二年（619），东突厥始毕可汗卒，其弟俟利弗设继立，是为处罗可汗。次年，处罗卒，更立其弟咄苾，是为颉利可汗。颉利自恃强大，几乎年年南侵唐土。

③《隋书》卷五一《长孙晟传》、卷八四《突厥传》。

①《通典》卷一九九《边防十五·突厥下》。又据《隋书·西突厥传》，其与东突厥以郁都斤山（今蒙古杭爱山之北山）为界。

②《资治通鉴》卷一七八，文帝开皇十九年。

③《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十三·突厥上》。

①《隋书》卷八四《西突阙传》；《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八年。②《新唐书》卷一一〇《史大奈传》。

贞观三年（629），太宗乘其内外交困和频年灾荒，派兵一举灭亡其国，生擒颉利，俘突厥人十余万口。“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万口”③。此后，太宗于贞观二十年（646）破薛延陀，高宗于永徽元年（650）擒建牙帐于金山之北的东突厥别部酋长车鼻可汗。至此，东突厥“尽为封疆之臣”④。

朝廷对破亡后的东突厥降人颇为优待，而这种优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突厥人的地理分布。

其一，约半数的东突厥降人入居京师。

降唐的东突厥酋帅有大批人留于朝中任职，“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此，其部众“入居长安者近且万家”⑤。按，最初降唐者约十万口，以每家五口计，入居长安者约为东突厥降户的半数。这种情况给长安居民的社会生活以颇大影响，突厥习尚不仅渗透民间，连上层社会亦为所染。

其二，即其部落，广置突厥府州。

为了安置东突厥降人，太宗在东自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的广大地带，主要以突利可汗（颉利侄）过去所统部落，置顺（今北京顺义）、祐（今宁夏境）、化（今陕西横山北）、长（今内蒙古红柳河上游西部地区）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过去统治的漠南地区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侨治宁朔，今陕西靖边东北），右设云中都督府（侨治朔方，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各以降酋为都督刺史，以统东突厥部众。①其三，复立突厥汗国和舍利，苏农等州的设置。

贞观十三年（639），发生突厥降将阿史结社率等行刺太宗的未遂事件，于是朝中哗然，多云突厥居留黄河以南不便。太宗遂册阿史那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令率突厥和胡人渡河，返归漠南故地。十五年（641），思摩于定襄故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建可汗牙帐，东突厥返还者三万户，胜兵四万，马九万匹，分布于“南至大河（黄河），北至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以北”的今内蒙河套以北、以东地区②。但这次大迁徙历时不久就因薛延陀南下侵逼和思摩不能抚御其众，突厥人“悉弃俟利苾（即思摩）南渡河，请处于胜（治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夏（治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之间”①。朝廷为管理这两州的突厥民众，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十月，以舍利吐利等部置舍利等五州，并隶云中都督府，以苏农等部置苏农等六州，并隶定襄都督府。②其四，完善和发展东突厥行政建置。

③《册府元龟》卷九六七《外臣部·继袭二》④《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⑤《贞观政要》卷九《安边》。

①《贞观政要》卷九《安边》。

②《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阙传》上，《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①《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十三·突厥上》。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八年。

高宗永徽元年（650），朝廷将车鼻可汗降部安置于郁督军山（今阿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东支）一带，设狼山都督府（在今阿尔泰山北）以统领之。并于漠北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单于都护府领狼山、云中、桑乾三都督府、苏农等二十四州；瀚海都护府领瀚海、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等八州。“即擢酋领为都督、刺史”。至是，东突厥“尽为封疆臣”，“凡三十年北方无戎马警”③。

贺鲁破灭后的西突厥及其原役属民族的分布阿史那贺鲁，室点密可汗五世孙，原为西突厥叶护（突厥一等大臣，或别部大首领），居多逻斯川（今新疆额尔齐斯河），领处月、处蜜、姑苏、葛罗禄、弩失毕五姓之众。贞观二十二年（648），贺鲁为乙毗射匮可汗逼逐，遂率众内属。次年，以讨伐龟兹功，被太宗擢瑶池府都督，领其部居于庭州莫贺城（今新疆吉木萨尔西）。自是贺鲁密招离散，部众益盛。高宗永徽二年（651），拥众西走，击破乙毗射匮可汗，建牙于双河（今新疆博乐西）和千泉（今中亚塔什干北），自称沙钵罗可汗，并统一西突厥十姓部落和胁迫西域诸胡国多归属之。当贺鲁羽毛丰满后，遂公开叛唐，入寇庭州，攻陷金岭城和蒲类县（今新疆奇台东南旧奇台城），杀掠唐边民数千人。

对拥有胜兵数十万和不断侵扰唐西境的阿史那贺鲁，自永徽三年（652）起，朝廷数遣师征讨，并于显庆二年（657）彻底平定了叛乱；“尽收其所据之地，西域悉平”④。

“贺鲁已灭，裂其地为州县，以处诸部”①。

以西突厥十姓部落所置都督府主要有：处木昆部为匐延都督府；突骑施索葛莫贺部为嗢鹿部督府；突骑施阿利施部为洁山都督府；胡禄屋阙部为盐泊都督府；鼠尼施处半部为鹰莎部督府。以上六都督府分布于今中亚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我国新疆的广大地带。又于碎叶川（今中亚楚河）以东置昆陵都护府，以西置濛池都护府，擢贞观中降唐并在讨贺鲁中立功的西突厥贵族阿史那弥射为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押十姓中的五咄陆部落，阿史那步真为右卫大将军、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押十姓中的五弩失毕部落。高宗还授权于弥射、步真等根据降者“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②。降唐的五咄陆部落为：处木昆律部（活动于今新疆塔尔巴哈台一带）；胡禄屋阙部（活动于今新疆乌鲁木齐西北马纳斯河西）；摄舍提暾部（活动于今新疆博乐西博乐塔拉河流域）；突骑施贺逻施部（活动于今伊犁河下游北岸）；鼠尼施处半部（活动于今新疆焉耆西北裕勒都斯河流域）；五弩失毕部落为：阿悉结阙部；哥舒阙部；拔塞干暾沙钵部；阿悉结泥孰部；哥舒处半部③。

史称五咄陆部居于碎叶（在今中亚楚河南岸楚伊斯阔叶附近）以东。五弩失毕部分布的具体方位史籍缺载，其大致范围应为：东北与五咄陆部相接，西跨药杀水（今中亚锡尔河），南邻昭武九姓国（今中亚阿姆、锡尔两河流域）。

③《唐会要》卷七三《安北都护府》，《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三年。④《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①《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五》。

②《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

③《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资治通鉴》卷二〇〇，高宗显庆二年。

十姓之外，西突厥的诸多别部也先后附唐，朝廷亦即其部落设置羁縻府州：葛逻禄谋落部（分布于今宰桑湖东额尔齐斯河南岸），显庆二年（658）

置阴山州都督府；葛逻禄炽俟部（分布于今新疆额尔齐斯河以南乌伦河下游地带），显庆三年（659）置大漠州都督府。后又析其部置金附州都督府；葛逻禄踏实力部（分布于今宰桑湖西南地区），显庆三年置玄池州都督府；咽面部（分布于今巴尔喀什湖以西地带），置咽面州，长安二年（702）

升都督府；处月部（分布于今乌鲁木齐东北），永徽五年（654）置金满州，龙朔二年（662）升都督府；沙陀部（分布于今新疆巴里坤湖东），置沙陀州都督府。

其他诸部如莫贺达干部、都摩支部、处密部（分布于今乌鲁木齐西北）、伊吾部（分布于今新疆哈密地区）、易萨部（分布于今里海一带）等亦当置有羁縻府州。以上诸府州及二都护府，皆隶于安西都护府。①贺鲁既平，“其所役属诸国”，亦“皆分置州府，西尽波斯，并隶安两都护府”①。龙朔三年（661）六月，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吐火道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②。这些府州的民族和城邦国家主要是：吐火罗（今阿富汗东北部昆都士）、■哒（今阿富汗马札里沙里夫西）、诃达罗支（今阿富汗加兹尼）、解苏（在今塔吉克境）、骨咄施（今塔吉克境）、罽宾（今阿富汗喀布尔河北）、帆延（今阿富汗巴米安），石汗那（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北）、护时犍（今阿富汗北境希巴尔干南）、怛没（今乌兹别克捷尔梅兹西北）、乌拉喝（今阿富汗北境）、多勒建（今阿富汗木尔加布河流域）、俱密（今中亚苏尔哈布河流域）、护密多（今阿富汗东北伊什卡什姆）、久越得犍（今塔吉克境卡菲尔尼甘河下游库巴的安）、波斯（今伊朗札博勒）。③此前，西域其他诸族和城邦置府州的主要有：龟兹（今新疆库车）、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还有昭武九姓胡之康（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何（撒马尔罕西北）、石（今乌兹别克塔什干）、米（今乌兹别克朱马巴札尔）、安（今乌兹别克布哈拉）、东安（今布哈拉东北）、史（今乌兹别克沙赫里夏勃兹）、拔汗那（今乌兹别克塔什干东南）等国也都置有羁縻府州。①又有以“杂戎胡部落”置、“寄于北庭府界内”、隶于北庭都护府（治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的诸府州。

①《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

①《通典》卷一九九，《新唐书》卷四三下、卷二一五下，冯承钧译沙畹：《西突厥史料》，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林干：《突厥史》，薛宗正：《突厥史》等。

②《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

③《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按：《通鉴》、《新唐书》等与《会要》所载府州数不完全一致。①《唐会要》卷七三，《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如盐禄州都督府、阴山州都督府、轮台州都督府以及玄池、哥系、金附、孤舒、西盐、东盐、叱勒、迦瑟等州。②此外，以“河西内属诸胡”置而府州难于确定今地的，还有很多。③从以上唐在西部疆域的蕃州设置，可大体知道以西突厥为主体的西域诸民族的分布情况：西起今里海，逾咸海，溯锡尔河，涉楚河，东至我国新疆北部地区，为西突厥十姓部落及其别部游牧栖息地带；今中亚两河（锡尔、阿姆河）流域，为昭武九姓和吐火罗道十六国诸民族的城邦分布地；今新疆塔里木盆地北、西边缘地带为传统的城邦民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定居处。

西突厥十姓部落的散亡及迁徙

贺鲁破灭后的数十年间，因十姓二可汗内讧、后突厥汗国的寇侵和西突厥别部突骑施的崛起，十姓部落散亡殆尽。其间，有部分种落徙居内地。兴昔亡可汗兼崑陵都护阿史那弥射，为继往绝可汗兼濛池都护阿史那步真的族弟，早在贞观六年（632），步真就因弥射被唐太宗册为可汗而不服，为取而代之，遂谋杀弥射弟侄二十余人，弥射被迫率部落入朝。步真自立为叶护后，因部落离弃，步弥射后尘，亦携家属入朝。及至唐高宗册二人为可汗，步真又伺机陷害弥射。龙朔二年（662），弥射、步真从■海道大总管苏海政讨龟兹，步真为找借口兼并弥射部落，遂向行营主帅苏海政诬弥射“欲造反”，海政竟为其惑假传圣旨收斩弥射及五咄陆诸首领。乾封中（666—667），步真亦死。由是“十姓无主数年，部落多离散”④。

调露元年（679），东突厥24州叛唐，数年后，一个强大的后突厥汗国兴起于颉利故地。其可汗阿史那骨咄禄和阿史那默啜在屡寇唐境的同时，竭力向西扩张，“自垂拱（685—688）已后，十姓部落频被突厥默啜侵掠，死散殆尽”①。

在十姓多年无主的情况下，西突厥突骑施部兴起。其酋长乌质勒、苏禄等善于抚循其下，由是为十姓和附近诸胡所归附。在西突厥有了新主的形势下，朝廷却频遣弥射步真子孙入西突厥袭兴昔亡、继往绝可汗。由之遭到了突骑施等部的强烈抵制。故被册立者或被拒之门外，或勉强回到本蕃，又终因突骑施“强狠不能制”，而不得不返归长安。更惨者如为玄宗所册立的十姓可汗阿史那昕（步真曾孙），在半道就为突骑施可汗莫贺达干所杀。自是，“西突厥遂亡”②。

在西突厥衰亡过程中，曾有两次较大规模的内徙。一为武周天授元年（690）十月的阿史那斛瑟罗的率众内迁。斛瑟罗为步真之子，原为在朝供职的右玉钤卫将军。垂拱三年（686），册为可汗。在其还蕃治理五弩失毕期间，屡遭后突厥侵掠，致部众“散亡略尽”。为回避寇扰，斛瑟罗于天授元年（690）十月“收其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拜右卫大将军，改号竭忠事主可汗”①。②《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

③《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三。

④《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①《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

②《通典》卷一九九《边防十五·突厥下》。

另一次大的内徙发生于玄宗开元二年（714）九月至次年四月。这次内徙，是因统治西突厥旧部的突骑施可汗娑葛为后突厥可汗默啜擒杀，致十姓及别部某些首领率众内附以求庇护。据《册府元龟·外臣部·降附》载，先后有葛逻禄三姓部落、五咄陆胡禄屋阙等部、五弩失毕诸部二万余帐（户），分别诣凉州、北庭内属。玄宗为安抚来归者，敕令北庭都护汤嘉惠等接援；下制“皆以河南处之”②。又，“寄在凉州界内”有“兴昔部落”，且置有隶于凉州都督府的“兴昔都督府”③，当为斛瑟罗前次或此次五咄陆内徙者。

此外，居于“金娑山（今新疆尼赤金山）之阳，蒲类之东”的西突厥沙陀部，于宪宗元和三年（808）因不堪吐蕃压迫，亦悉众内迁。其部先被置于盐州，后移众于定襄川至神武川一带。④后突厥的灭亡和迁徙高宗永淳元年（682）至玄宗天宝三载（744），为东突厥民族复兴时期。颉利族人阿史那骨咄禄等尽复东突厥汗国故地，建立了强大的后突厥汗国。但这个靠征服和镇压维系的多民族政权，终因内乱和回纥等族的叛离而灭亡。天宝四载（745），被玄宗册封的回纥怀仁可汗攻杀了后突厥最后一个君长白眉可汗，立国半个多世纪的后突厥遂寿终正寝。后突厥破亡，其部众或依附回纥并最终为回纥所同化，或南徙降唐，或西迁中亚，其在中国境内，基本上不再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存在。

由于回纥“尽有突厥故地”①，后突厥余部大部归化于回纥。如“本突厥之族”的葛逻禄“在乌德犍山（今蒙古杭爱山东支）者”，以及突厥拔悉密部徙嗢昆河（今蒙古阿尔浑河）流域者，就率先加入回纥民族，成为回纥十一姓部落的重要构成。②后突厥附唐者不少于万余帐。天宝元年（742），后突厥贵族“西杀”妻子、默啜之孙勃德支特勤、毗伽可汗女大洛公主、伊然可汗小妻余塞匐、登利可汗女余烛公主、宰相康阿义屈达干以及阿布思、阿史德等部落五千余帐，驱驼马牛羊二十余万，款塞归朝，玄宗“赋诗用纪其事”③。事实上，这批降人远不止五千余帐。据《通典》等载，仅阿布思部落就有万余帐投唐。玄宗将这些降户安置于“朔方河南之地给其廪食，每岁仍费缯絮数十万段，其河曲郡县仓廪为之空虚”①。而南迁的突厥又不只被“处之朔方河南之地”，如宰相康阿义屈达干投唐后，曾被安禄山密奏为部落部督并兼范阳藩镇先锋使②，可知降部中当至少有一支被安置于河北道一带。安史之乱中的胁从如康阿义屈达干、阿史那承庆等，当为徙入河北地区的突厥部酋。又，从安禄山反者还有阿史那从礼所率突厥、同罗、仆骨五千骑，后自长安遁归朔方，其中之突厥骑士，即为南徙“朔方河南之地”后突厥部。

①《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

②《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则天后天授元年。

③《资治通鉴》卷二二一，玄宗开元三年。

④《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三，《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①《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四载。

③《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种族》，《唐会要》卷九八《回纥》、卷一〇〇《葛逻禄》。①颜真卿：《康阿义屈达干碑》，《全唐文》卷三四二。

②《通典》卷一九九《边防十五·同罗》。

此后史籍中只有一些有关突厥的零星记载，据《通鉴》等透露，开成二年（837）居于振武的突厥有一百五十帐反叛，“剽掠营田”，但很快被击破。③此外，后突厥在散亡中，走依吐蕃、突骑施、中亚诸国者也大有其人。

如西迁中亚、西亚的突厥人，其后裔在阿富汗、土耳其等地曾建立过政权。④

③颜真卿：《康阿义屈达干碑》。

④《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文宗开成二年。

第二节 铁勒

族类及早期分布

铁勒，战国秦汉时称“丁零”，为匈奴所役使，故史称其“本匈奴别种”⑤，或讹为“匈奴之苗裔”①。北魏时号“高车部”，或称“勅勒”，后讹为“特勒”、“铁勒”。

其种类最多，“自西海（今咸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③。分布于独乐河（今蒙古土拉河）以北的有仆骨、同罗、韦纥（即唐代的回纥，韦纥、袁纥、乌护、乌纥均为初称）、拔也古、覆罗、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部；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今天山），则有契弊（即契苾）、薄落职、乙咥、苏婆、那曷、讙、纥骨、也咥、于尼讙护等部；金山（今阿尔泰山）西南有薛延陀、咥勒儿、十槃、达奚等部；康国（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一带）北，傍阿得水，则有诃咥、曷■截、拨忽、比干千、具海、曷比悉、何嵯苏、拔也未渴谒达等部；得嶷海（今里海）东西有苏路羯、三索咽、蔑促、萨忽等部；拂林（即东罗马帝国）东则有恩屈、阿兰、北褥九离、伏嗢昏等部；北海（今贝加尔湖）南则有都波等部。诸部分隶于东西突厥；自突厥立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②。

铁勒种类如此之多，早期分布如是之广，很难认为其诸部来自同一源流。契苾、薛延陀的崛起和迁徙隋文帝开皇末年，晋王杨广北征，时占据漠北的西突厥步迦可汗（即达头）被隋军击破，臣隶于西突厥的铁勒漠北诸部亦因此多有离散。大业元年（605），西突厥击金山、白山等地带的铁勒，并滥诛薛延陀等部魁帅数百人，因而激起铁勒反抗，共拒处罗，推契苾部酋长俟利发俟斤契苾哥楞为易勿施莫何可汗，建牙帐于贪汗山（今新疆博格多山），并立薛延陀酋长乙失钵为小可汗。“莫何勇毅绝伦，甚得众心，为邻国所惮，伊吾、高昌、焉耆诸国悉附之”④。不久，哥楞慑于西突厥强大，去可汗号，复隶于突厥。隋末，徙部于热海（今中亚伊克塞湖）附近。

唐高祖武德初年，薛延、契苾、回纥、都播、骨利干、多滥葛、仆固、拔野古、同罗、浑、思结、斛薛、奚结、阿跌、白霫等十五部，“散布碛北”。回纥等六部在郁督军山（今蒙古杭爱山东支）者，隶于东突厥始毕可汗，薛延陀等在金山者，西臣于西突厥统叶护可汗。①贞观二年（628），西突厥大乱。薛延陀乙失钵之孙夷男，率七万帐东依颉利可汗。时值东突厥衰落，夷男反攻颉利大胜，铁勒共推夷男为主。三年（629），唐太宗为联合铁勒夹击颉利，遂册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夷男建牙郁督山下。四年（630），东突厥破灭，朔塞空虚，夷男继续东迁，据有颉利故地，徙牙帐于独乐水之阴（今土拉河南）。

⑤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五册。

①《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

②③《隋书》卷八四《铁勒传》。

④《北史》卷九九《铁勒传》，《隋书》卷八四《铁勒传》，《通典》卷一九九。①《册府元龟》卷一〇〇〇《外臣部·强盛》。

至是，薛延陀有胜兵二十万，辖境东至室韦（在今额尔古纳河流域），西至金山，南至东突厥降唐部落，北抵瀚海（今贝加尔湖）。②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等“诸大部落皆属焉”④。

铁勒诸部“并为州郡”

自贞观十五年（641）起，薛延陀数南下入寇。十九年（645），夷男死，其子拔灼引兵寇河南，唐将执失思力大败拔灼于夏州，俘其众数万，拔灼轻骑遁走，第二年被回纥攻杀。继立之伊特勿失可汗降于唐大将李绩。至是，薛延陀破灭。

因薛延陀破亡，“铁勒百余万户”，“远遣使人，委身内属，请同编列，并为州郡”③。贞观二十一年（647）正月，太宗即其部落设置十三个羁縻府州：瀚海府（在今蒙古朱尔马台河畔），以回纥部置；金微府（在今蒙古肯特省一带），以仆固部置；燕然府（在今年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南），以多览葛部置；幽陵府（在今蒙古东方省一带），以拔野古部置；龟林府（在今蒙古格勒河流域），以同罗部置；卢山府（在今蒙古杭爱山东南一带），以思结部置；皋兰州（在今蒙古土拉河东），以浑部置；高阙州（在多览葛、同罗北），以斛薛部置；鸡鹿州（在同罗东北），以奚结部置；鸡田州（在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北），以阿跌部置；榆溪州（在今蒙古中戈壁省），以契苾部置；■林州（初在今内蒙境，后侨治凉州），以思结部置；置颜州（在今内蒙大兴安岭西南至蒙古东方省一带），以白霫部置。①随后内属的铁勒其他部落，也都先后设置羁縻府州：以骨利干部置玄阙州（在今贝加尔湖一带）；以结骨部置坚昆府（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地带）；以俱罗勃部置烛龙州（在今西伯利亚赤塔东）；以薛延陀余部置溪弹州（在今阿尔泰山东南）；分薛延陀余部置祁连州（在今宁夏境）；以薛延陀南徙部落置达浑都督府（侨治宁朔县，在今陕西靖边东北），以领溪弹等五州；以白霫别部置居延州（在今内蒙巴林左旗东北）。

羁縻府州是即蕃人部落而设，故从以上铁勒州府分布可知诸部落所在。

②④《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

③《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传》附《薛延陀传》。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年。

后突厥汗国建立后，在漠北的铁勒诸部不堪突厥的奴役，回纥、契苾、思结、浑四部中主支率先度碛，徙于甘、凉二州之间。同罗、霫等继至，诏置大武军（在今山西朔州）北。由之在内地沿边州县出现了大批铁勒侨治羁縻府州：多览葛所置燕然州都督府，侨治回乐县（今宁夏灵武西南）；奚结所置鸡鹿州，侨治回乐县；浑部所置东皋兰州，侨治鸣沙县（今宁夏青铜峡西南丰安故城）；掘罗勿部所置烛龙州，侨治温池县（今宁夏盐池西南）；仆骨部所置金微府改称仆固都督府，侨治朔方县（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回纥瀚海府、契苾贺兰府、思结卢山府、浑皋兰州，侨治凉州境。①等等。

回纥的兴衰及其民族的迁徙铁勒回纥部，汉时称“乌揭”。南北朝时游牧于独乐河（今蒙古土拉河）以北者称“袁纥”，为东部“高车六部之一”；散处于伊吾以西、焉耆以北者称“乌护”。至隋曰“韦纥”。唐武德初年以后，称“迥（回）纥”。至元和四年（809），其可汗改称回纥为“回鹘”，“义取回旋轻捷如鹘也。”①薛延陀破灭后，回纥一跃而为铁勒最大部落。贞观二十一年（647），其酋长药罗葛吐迷度被太宗委任为怀化大将军和世袭瀚海府都督，又“自称可汗”，“一似突厥”，自是回纥日渐兴盛。天宝三载（744），回纥击破后突厥后，其领袖药罗葛骨力裴罗被玄宗册为怀仁可汗，遂借大唐声势，统一漠北，强大的回纥汗国由是崛起。

回纥汗国在与唐修好、联姻、受唐册封的同时，并综合了部分突厥民族和东部铁勒诸部。回纥本部，原有九大姓氏，一曰药罗葛，二曰胡咄葛，三曰啒罗勿，四曰貊歌息讫，五曰阿勿嘀，六曰葛萨，七曰斛嗢素，八曰药勿葛，九曰奚爱邪勿，号为回纥“内九姓”。后破突厥拔悉密、葛逻禄，遂“总十一姓，并置都督，号十一部落”②。其实，后突厥其他余部留居故地者，亦应为回纥所融合，这从留居者罕见于史籍记载可以推知。①又，唐初散居漠北的铁勒至少有十三部，玄宗之后，除少数部酋（如浑部酋长浑释之、浑瑊父子，阿跌部酋长阿跌良臣、阿跌光进父子等）入居内地为官，因而演变为“蕃将世家”外，多数人则与回纥融为一体，并有仆固、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契苾、阿布思、骨仑屋骨恐等八部同回纥组成“回纥外九姓”。还有未列入“外九姓”的■跌（即阿跌）部，其都督世为回纥宰相，且于贞元十一年（795）后，取代药罗葛氏为回纥可汗。这种铁勒诸部回纥化的现象十分普遍，以至于唐后期罕有铁勒民族的记载；史籍中偶尔出现的铁勒诸姓部人，在讲其族属时，每冠以“回纥（鹘）”出身。其他民族归化回纥者，如突厥、昭武九姓人，乃至汉人，也无不如此。如是大规模地综合西北诸民族的情况，致使回纥汗国时期（744—840）的回纥民族分布范围极为宽广：西起伊丽河（今伊犁河）流域，东到东可敦城（今蒙古乔巴山市西）东；北至小海（今贝加尔湖）以北，南与唐接；可汗牙帐置于乌德鞬山（今蒙古杭爱山）东端，即今蒙古鄂尔浑河畔，可汗行宫建在剑河（今叶尼塞河）上游，即今俄罗斯沙戈纳尔。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年。

①《新唐书》卷四三下《羁縻州》、卷一一〇《契苾何力传》、卷二一七上《回鹘传上》，《旧唐书》卷一〇三《王君传》，《太平寰宇记》卷一九八《白霫国》，《全唐文》卷一八七《契苾明碑》等。②《北史》卷九九、《隋书》卷八四、《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并见两《唐书》回纥传等。又据《册府元龟·外臣部·褒异》，唐前期已有称回纥为“迴鹘”（贞观二十二年）、“回鹘”（天宝四载）者，这里姑且存疑。

①《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上。

文宗开成四年（839），由于上层内讧和自然灾害，回鹘②急剧衰落。第二年，黠戛斯（即结骨）十万铁骑攻破回鹘都城（即牙帐所在），杀其可汗，诛其宰相，立国百年的回鹘政权至是灭亡。其民族也由是分五支南下、西迁。南下者两支：一为特勤嗢没斯等所率残部；另一支为新立之乌介可汗所统部众。

嗢没斯系被黠戛斯所杀的厔馺可汗的兄弟，开成五年（840），与宰相赤心、仆固和特勤那颉啜各率其众抵天德军（在今年蒙五原县境）塞下，请求内属。朝廷一方面要求边将不得邀功生事，另一方面运粮二万斛赈济温没斯所领饥民。次年三月，嗢没斯约天德军使田牟诱杀“桀黠难知”的赤心和仆固。那颉啜收赤心部众七千帐东走横水（在今内蒙杭锦旗西北），后来在东窥幽州（今北京）时，被节度使张仲武击破，尽收其众数万人，分遣于诸道节度使下听用。而嗢没斯则于同年四月率其国特勤、宰相等二千二百余人降唐。不久嗢没斯入朝，天子以其部为归义军，授嗢没斯归义军使。嗢没斯请置家太原（今山西太原），与诸弟为唐捍边。八月，皇上赐嗢没斯姓名曰李思忠。后来李思忠与归义军副使爱弘顺（爱邪勿赐名）等统回纥、契苾、吐谷浑、沙陀兵讨击乌介，所至立功。其后人于唐末五代附李克用父子，复置家太原，思忠孙彦图官拜太原少尹。①乌介可汗本名乌希，王子出身，于会昌元年（841）被部众拥立为可汗后，南下保错子山（在今内蒙杭锦后旗乌加河北三百余里处）。由于乌介骚扰唐朝边民，侵逼振武（在今内蒙和林格尔县西北）军镇，并劫持和亲公主，遂遭至唐军讨击，杀胡山（又称黑山，在今内蒙和林格尔以北）一战，大败乌介，斩首万级，收降两万余人。乌介仅统三千多人遁走黑车子（室韦）。会昌六年（846），乌介为其宰相所杀，其弟遏捻继立，复有五千多人。宣宗大中初年，又为张仲武和黠戛斯所破，其众或降，或为黠戛斯收归碛北，或散匿山林②。

据上述材料，回鹘南下两支十余万众，多数降唐，并被配隶诸道。唐末五代时，河东、河北地区的一些回鹘出身的节度使和大将，即为南迁回鹘的后人。

多数回鹘人则分三支西迁。《旧唐书·迴纥传》称：宰相馺职“拥外甥庞特勤及男鹿并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新唐书·回鹘传》则认为，投奔吐蕃、安西的两支为回鹘“残众”，这就是说，西迁主支为入葛逻禄的十五部。

应指出的是，这里的葛逻禄与回鹘十一部中的葛逻禄不同。十一部中的葛逻禄是指原隶于东突厥车鼻可汗、永徽元年（650）被高宗迁入郁督军山者。②突厥见于中晚唐、五代、宋初文献的，只有一些零星记载，这里不赘。①元和四年（809）回纥改称回鹘，以下均称回鹘。

②两《唐书·迴（回）纥（鹘）传》，《册府元龟》卷九四六《外臣部·褒异三》，《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卷二四八。

而庞特勤十五部主支徙入之葛逻禄，则是未曾东迁者。西部葛逻禄先隶于西突厥、突骑施，尔后于肃宗至德中（756—757）寖盛，徙入西突厥十姓故地，并“与回纥争强”。因其同回纥为夙敌，故庞特勤徙入时，势当有很大纷争。由于史籍缺载，我们很难确知其详。近年学者考证，迁入葛逻禄的回鹘后裔，曾于十世纪中叶在葱岭以西建立强大的喀喇汗王朝，其辖境包括中亚的怛逻斯、讹打喇和我国新疆的喀什、莎车、于田、和田等广大地区。喀喇汗王朝汗族因自己原为中国漠北民族出身，故常以“桃花石”（即中国）名其国家，并自称“桃花石汗”。①关于庞特勤十五部中的“残众”迁入吐蕃，实际上主要是指迁入处于吐蕃统治之下的河西走廊地区。据《新唐书·回鹘传》载：宣宗大中（847—859）时，庞特勤“已自称可汗，居甘州，有碛西数城”，且同唐互有使者往来，天子册封庞特勤为“怀建可汗”。按：早在武周时代，就曾有漠北回纥徙入甘、凉二州，所以庞特勤部人的到来，如鱼得水，并乘吐蕃之衰，遂以甘州为中心，将势力扩展到肃（今甘肃酒泉）、瓜（今甘肃安西）、沙（今甘肃敦煌）、凉、兰（今甘肃兰州）、秦（今甘肃秦安西北）等州①。而此地的世家大族（如瓜、沙二州的张、曹家族），慑于甘州（或称河西）回鹘的强大，都不得不以附庸地位隶于可汗。甘州回鹘自大中年间立国，相继传袭十汗，政权延续近两百年。

西迁安西者，是指徙入安西部护府所辖西州（治高昌）等地，贞观十四年（640）至显庆三年（658）的安西部护府治所就置于此。回鹘“残众”迁至后，曾于此建国，史称“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然而，《新唐书·回鹘传》谓：“有特庞勒（按，即庞特勤）居焉耆城，称叶护，余部保金莎岭（今阿尔泰山），众至二十万。”这就是说，这支回鹘最初的政治中心在原为安西四镇之一的焉耆镇，其部众分布虽广，但西州并不为其所有。懿宗咸通七年（866）二月，归义军（在沙州）节度使张议潮奏报朝廷说：北庭回鹘大酋仆固俊击吐蕃，“克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②这条史料清楚地表明庞特勤将政治中心自焉耆移于西州，则是在其部众西迁二十年之后的事情，其部称“高昌回鹘”，也只能是在这之后而不可能在此之前。史阙五代时的“西州回鹘”与中原皇朝的具体交流记载，仅云其人“尝见中国”①。综上，西迁三支回鹘，根据最后定居地域的差异，入葛逻禄者，因活动于葱岭西楚河一带，被称为葱岭西回鹘；入安西、北庭境者，最后形成高昌（或西州）回鹘；入河西走廊者，因建牙甘州，史称甘州（或河西）回鹘。而这三支回鹘的奠基人，从诸史籍记载看，都集庞特勤于一身：或云庞特勤率十五部奔葛逻禄，或称其为叶护居焉耆，或讲他称可汗居甘州；这说明庞特勤不仅是回鹘西迁行动的组织者，且是西迁后形成的三地区回鹘的共主。

①两《唐书·迴（回）纥（鹘）传》，《册府元龟》卷九四六《外臣部·褒异三》，《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卷二四八。

①魏良弢：《关于喀喇汗王朝的起源及名称》（《历史研究》，1982年第2期）；并见林幹《突厥史》第二章。

②《新五代史》卷七四《吐蕃传》、《回鹘传》；林幹：《突厥史》。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〇，懿宗咸通七年。

第三节 吐蕃的昌盛和吐谷浑、党项等民族的内徙

吐蕃的兴起和扩张

吐蕃是今天我国藏族的祖先，又是公元七至九世纪于青藏高原建立的受唐册封的古藏人的政权名。

早在新石器时代，青藏高原上就有人类居住。东汉时，诸多西羌部落，如越巂羌（即牦牛部）、发羌、唐旄羌等先后徙入今西藏地区，并逐渐同当地土著居民孟族融合。至隋时，在今西藏和青海西南等地分布着苏毗（在今藏北和青海西南）、羊同（在今藏西北）、女国（在今藏西、葱岭南）、附国（在今川西和西藏昌都地区）、牦牛部（在今西藏山南地区）等羌人部落和政权。其中，以牦牛部落建立的吐蕃政权实力最强。约在隋末唐初，吐蕃赞普（即国王）朗日论赞兼并了苏毗。其子松赞干布即位后（629—650年在位），又征服了羊同，进而统一了西藏高原，定都逻些城（今拉萨）。贞观八年（634），遣使与唐通好。十五年（641），太宗以宗女文成公主出嫁赞普。自是唐蕃结甥舅之好，“和同为一家”。两百年间，新赞普继位，必得请唐天子“册命”，否则就不是名正言顺的君王。②然而，吐蕃在接受唐朝册封的同时，并未稍减向外扩张的势头，不仅破灭与其接壤的诸羌胡政权，而且入侵唐朝边州和羁縻府州。

高宗龙朔三年（663），吐蕃发兵大破吐谷浑，吐谷浑王慕容诺曷钵与弘化公主（唐宗女，诺曷钵妻）引残部遁走凉州。咸亨元年（670），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切吉平原）一战，唐军大败，吐蕃“遂灭吐谷浑”①，并进而攻占唐以党项等羌所置羁縻州三十和龟兹拨换城（又称威戎城，即今新疆阿克苏），致使唐“安西四镇并废”②。由于不断对外侵伐，吐蕃版图日益壮阔，至永隆元年（680），“东与凉、松、茂、嶲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疏勒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汉、魏以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③“安史之乱”中，朝廷尽征河西、陇右、朔方诸镇兵入靖国难。因此，乾元（758—759）以后，吐蕃乘唐西北边防无备，遂攻占唐凤翔以西、邠州以北数十州之地。乃至广德元年（763）一度攻入长安。建中四年（783），双方约和，于清水会盟中正式划界：泾州以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唐界；兰、渭、原、会四州为吐蕃守镇；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河西南，为吐蕃界。又在黄河以北、故新泉军以北至大碛、以南至贺兰山骆驼岭置“闲田”，作为唐蕃在北段边界和缓冲地。①简言之，这条唐、蕃新界，基本上是南北走向，即北起贺兰山以北，沿贺兰山南行，经六盘山和今甘肃清水、成县，再西南至大渡河，东为大唐，西则吐蕃。

唐、蕃新界划分，表明吐蕃民族的分布，早已超越了其初兴时的青藏高原的局限，不仅拥有唐前期的西域地区，而且扩张到唐帝国的关内道到剑南西川一带。

②《新五代史》卷七四《回鹘传》。

①《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资治通鉴》卷二四六，武宗会昌二年。②《册府元龟》卷一〇〇〇《外臣部·亡灭》。

③《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

①《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

晚唐时期，吐蕃内讧势衰，唐朝乘机收复了河西陇右的一些“陷蕃百余年”的失地。但其昌盛时北徙东迁的吐蕃居民并没有完全返归故土，如今甘肃天祝县的藏胞自称“蕃蕃”，疑即唐代吐蕃民族之余绪。

吐谷浑亡国前后的民族分布

吐谷浑原为鲜卑慕容部的一支，西晋初年，游牧于今辽宁锦县西北一带。约在西晋武帝太康四至十年（283—289），酋长吐谷浑因与弟慕容廆争牧场结怨，遂愤而率部千余家西走。②初徙今内蒙阴山地区，“永嘉之乱”时（291—306），“始度陇而西，其后子孙据有西零（今青海西宁）已西东甘松之界（即今甘南一带），已西极乎白兰数千里（今青海都兰一带）”①。其孙叶延时，“自谓‘曾祖奕洛韩（即慕容涉归）始封昌黎公，吾为公孙之子，案礼公孙之子得以王父字为氏’；遂以吐谷浑为氏焉”②。自是吐谷浑既为族称，亦为政权称号。叶延六传至阿豺时（417—426年在位），“兼并羌狄，号为强国”③。阿豺又九传至夸吕（535—591年在位），“始称可汗”，“地兼鄯善、且末”，建都伏俟城④。大约在夸吕时，以鲜卑和诸羌为主体，综合境内其他民族，基本上形成了吐谷浑民族。

隋开皇十一年（591），夸吕卒，子世伏、伏允先后继立，并复以慕容为姓。炀帝以吐谷浑阻遏西域通道，遂于大业五年（609）的西巡中，一举击破吐谷浑，伏允遁走党项，“部落来降者十余万口”，“其故地皆空”。于是吐谷浑民族分布地“自西平临羌城（今青海湟源东南）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今祁连山）以南，雪山（今阿尼玛卿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⑥。吐谷浑亡国不久，就值隋末大乱，慕容伏允乘机复国，“悉收故地”⑤。唐建立后，伏允一面贡使不绝，一面连年内寇。贞观九年（639），太宗派李靖等大破吐谷浑，伏允遁走中自尽。其子顺降唐后不久，又为臣下所弑。太宗册立顺子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并以宗女弘化公主妻之。诺曷钵事唐恭谨，同唐建立了极为亲密的依附关系。而强邻吐蕃，因赞普尚文成公主，亦同吐谷浑通好共处。

高宗永徽元年（650），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卒，其孙以幼年即位，大权旁落大论（宰相）禄东赞之手。禄东赞极力奉行对外扩张政策。显庆元年（656）出兵击败白兰羌（分布于今柴达木盆地）。龙朔三年（663），吐谷浑大臣素和贵叛逃吐蕃，泄漏吐谷浑虚实。于是，吐蕃发兵大破吐谷浑，诺曷钵偕公主率数千帐弃国走凉州，“请徙居内地”。

吐谷浑既亡，故地尽没于吐蕃。其族除部分内徙，多数则为吐蕃役属。

②《册府元龟》卷九八一《外臣部·盟誓》。

①吐谷浑西迁时间，说法不一，此据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②《晋书》卷九七《吐谷浑传》。

③《北史》卷九六《吐谷浑传》。

④⑥《通典》卷一九〇《边防六·吐谷浑》。

⑤《隋书》卷八三《吐谷浑传》。

吐蕃为统治该族，立吐谷浑王子为王，并以吐蕃公主嫁之。①吐谷浑王及臣民则要向吐蕃履行交纳苛重的贡赋和服兵役的义务。作为吐蕃的附庸，只领有今青海湖西和柴达木盆地的部分荒凉地带。后来，吐谷浑族屡有迁徙，留下来的或归化于吐蕃族，或同其他民族组合为今天的土族。

内徙的吐谷浑，分布区域极为宽广，西自河西走廊，中经灵、丰、夏、延、朔、蔚、潞、岚等州，均有吐谷浑人的活动足迹。其基本情况如下：其一、唐高宗置安乐等州以处吐谷浑王室。

诺曷钵奔凉州后，一度图谋复国，因而于咸亨三年（672）在唐援助下，徙居鄯州浩门河（今青海大通河）南。可是终非吐蕃对手，不久即退至灵州。高宗于灵州置安乐州，以诺曷钵为刺史。②后因部众增多，又增置长乐州。诺曷钵的后人如慕容复等袭该州刺史直到德宗贞元十四年（798）以后。①而袭安乐州刺史也有八十余年，直到安史乱后，“吐蕃复取安乐州”，残部再东迁至朔方（今陕西靖边）、河东（今山西），其族称也发生变化，“语谬为‘退浑’”②。

其二、武则天以归德等州安置后至吐谷浑降人。

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吐蕃大相论钦陵（禄东赞子）为赞普所攻，兵败自杀。钦陵弟赞婆率部千余人内降，则天命他领众镇守洪源谷（在今甘肃武威东南、古浪西北）。钦陵子论弓仁亦以所统吐谷浑七千帐来降。接踵又有吐谷浑部落一千四百帐内附。③弓仁等所领近万户吐谷浑落脚何处，史籍语焉不详。但《拨川郡王碑》为我们提供了线索。拨川郡王乃论弓仁卒后追封爵号。碑云“自公拔身向化，首变华风；泽、潞之间，始见戎州矣开元五年（717），兼归德州都督”④。碑文说明圣历二年的吐谷浑降户被安置于河东道的泽、潞二州之间和关内道的党项归德州。按，归德州侨治于银州。论弓仁降后，于银州、长安两处置家，故其子孙“因家”于“自银州至于京兆”⑤。弓仁之所以置家于银州，当因其所统吐谷浑部落的多数被安置于此。又，银州还是内徙党项的集中居地，归德州初置，就是为内迁党项而设。论弓仁既为归德州都督，正说明其所统吐谷浑降人至少有一部分被安置于此。归德州为羁縻州，而羁縻州的都督刺史均为世袭，故论弓仁的孙子论惟清就曾世袭归德州都督府都督。⑥安史之乱爆发后，论氏家族曾率部落兵自银州等地南下勤王。①至于安置于泽、潞一带的吐谷浑部落，从晚唐时期泽潞节度使刘从谏（825—843年在镇）一次就屠杀吐谷浑豪族三百余家②，可知徙居该地的吐谷浑人亦不在少数。

①《旧唐书》卷一九八《吐谷浑传》。

②王尧、陈践：《敦煌吐蕃历史文书》。

①《资治通鉴》卷二〇二，高宗咸亨三年。

②《册府元龟》卷九六七《外臣部·继袭》。

③《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吐谷浑传》。

④《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则天后圣历二年。

⑤张说：《拨川郡王碑》，《全唐文》卷二二七。

⑥吕元膺：《论惟贤碑》，《全唐文》卷四七九。

①常衮：《授论惟清朔方节度副使制》，《全唐文》卷四一三。

②《论弓仁传》附《论惟贞传》，并见《论惟贤碑》，《新唐书》卷一一〇。

除归德州外，还至少有两个羁縻州系为内徙吐谷浑而设。一曰浑州，为高宗仪凤中（676—679）以自凉州而至的吐谷浑所置，侨治于延州金明县（今陕西安塞东南旧安塞）西境，且设有以“羌部落”、“閤门”为名的两个军府（即折冲府）③。二曰宁朔州，以代宗时（762—779）内属之吐谷浑部置，侨治于朔方县城（今陕西靖边白城子），有户三百七十四④。后来郭子仪将宁朔州吐谷浑徙于夏州以西地区。⑤吐谷浑内徙者，一般是先至河西走廊的凉、甘、肃、瓜、沙等州，再陆续迁往内地。对同一支年徙者的多次安置，侦朝廷不胜其烦。因此，圣历三年（700），武则天曾采纳凉州都督郭元振的意见，诏使吐谷浑降附“即其所置之，因所投而居”⑥。故凉、瓜、沙、甘、肃诸州多有吐谷浑部落，并置有隶于凉州都督的吐谷浑羁縻州——閤门州都督府。⑦此外，吐谷浑部落中还有先奔后突厥复又投唐者。如开元三年（715），吐谷浑大首领慕容道奴与高丽莫离支高文简、■跌都督■跌思泰等，“合万余帐”，相继自后突厥远来附唐，玄宗“诏内之河南”（今河套南），并授道奴左威卫将军兼刺史、封云中郡开国公①。道奴既擢部落刺史，表明朝廷当即其部落置羁縻州。其部落既被置于河套以南地带，其州亦应在该处。

其三、吐谷浑赫连铎等部与代北沙陀的争夺。

文宗开成元年（836），生退浑（谓新附的吐谷浑）赫连部三百帐诣丰州内属，文宗命振武节度使刘沔以善地处之。后沔徙镇太原，赫连部又迁至云州境。时云州浑河川和蔚、朔、岚、石等州及以西的振武、天德军、夏、银、绥等州均散处有吐谷浑部落。赫连部进入这一带后，如鱼归渊，很快形成此地区强大的吐谷浑实力集团，并同本地区的沙陀李国昌、李克用集团发生正面冲突。酋长赫连铎在朝廷的支持下，一度于广明元年（880）大败沙陀，李国昌、李克用父子遁走鞑靼。鞑靼原为突厥统治下的部落，唐末游牧于漠南一带。李克用等既被逐出，赫连铎遂以朝命为大同军节度使，称雄代北。参预讨沙陀的吐谷浑另一酋长白义诚亦授蔚州刺史。但不久，李克用东山再起，中和三年（883），以镇压黄巢起义、收复长安殊功拜河东节度使。于是，两支蕃人势力争霸代北的战火重又点燃。自昭宗大顺元年（890）至乾宁元年（894），彼此攻战历时四载，李克用“大破吐谷浑，杀赫连铎，擒白义诚”②。自是赫连部衰微，残众散处蔚州地区。

五代时的吐谷浑，处并、镇、蔚、忻、代等州，先后被后唐、契丹役属。后汉刘知远杀其首领白承福及大姓赫连海龙、白可久、白铁匮等，“其羊马赀财巨万计，皆籍没之”，“吐谷浑遂微，不复见”①。

此外，晚唐时因吐蕃政权瓦解，分布于柴达木盆地的吐谷浑获得了自立的机会，而侨居河西走廊的吐谷浑由是有迁归故土者②。又，党项拓跋（李）氏、折氏于唐末五代兴起于夏、绥、银、府等州，在这些州同党项杂处的吐谷浑人，则融合于当地统治民族——党项之中。

③《新唐书》卷二一四《刘从谏传》。

④《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⑤《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

⑥《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

⑦《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吐谷浑传》。

①《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三，《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②《册府元龟》卷九七四《外臣部·褒异一》。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昭宗乾宁元年。

②《新五代史》卷七四《党项传》。

党项的内属、迁徙和分布党项，“三苗之裔”，“西羌之别种”③。魏晋时，其族微弱，及北周灭宕昌、邓至等羌，“党项始强”④。

隋时，党项分布地“东接临洮、西平，西距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⑤。

唐时，党项东界扩及松州。⑦党项的种族，隋时有宕昌、白狼等羌，“皆自称猕猴种”⑧。按，吐蕃亦自谓猕猴种，可见党项与吐蕃同源。唐和五代时的党项，以姓别为部，一姓又分出若干小部落，大者万骑，小者数千，不相统一。其著姓有细封、费听、往利、颇超、野辞、房当、米禽、拓跋、折氏等，“而拓跋最强”⑥。从其种族包容宕昌、白兰诸羌，而且“以姓别为部”和“不能相统”的情况，可知党项羌为隋唐时西羌之总称。党项诸羌初臣于吐谷浑，后为吐蕃役使。自贞观元年（627）始，党项诸部相继内属，朝廷即其部落设置为放极多的羁縻府州，并擢其部酋为世袭都督刺史。这些府州主要有：轨州都督府（在今四川阿坝附近），贞观三年（629）以细封步赖部置。

领县四。①崌、奉、岩、远州（在今四川松潘西），贞观元年（627）至五年置。②河曲（今青海东南黄河曲流处）十六州，贞观五年（631）以内属河曲党项三十万口置。③懿、嵯、麟、可等三十二州（在今四川若尔盖与南坪交界处岷山一带），为贞观初和以后陆续置。并设西戎州都督府，以拓跋赤辞为都督，领懿等三十二州。④以上二府五十二州皆隶边州松州都督府。但实际上，松州都督所领党项府州远不只这些。据《新唐书·羁縻州》载，唐前期松州都督管党项州多达七十一个。然而这个数字仍不确切，据天宝十二载（753）的版籍所记，松州府有党项州一百零四，“其二十五州有额户口，余七十九州皆生羌部落，或臣或否，无州县户口，但羁縻统之”⑤。

③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使的几种资料跋》，《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④《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种族》。

⑤⑦《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

⑥⑧《隋书》卷八三《党项传》。

①《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新五代史》卷七四《党项传》。②《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

③《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④《册府元龟》卷九一七《外臣部·降附》。

⑤《唐会要》卷九八《党项传》。

此外，陇右道的秦、成二州山谷地带置有马邑州（开元二十七年置）；临州有保塞州；洮州有党项密恭县；叠州有党项安化、和同县，又有宕、津、序、壹、枯祐、嶂、王、盖、立位、桥等党项州，并隶于叠州都督府。此外，剑南道西部白兰狗羌于武德六年（623）内属，第二年，以其地置维、恭二州；高宗永徽五年（654），特浪生羌卜楼部和冻就部内属，以其地为剑州，于此前后，这一地区还置有西雅、娥、拱等羁縻州。①松赞干布之后的吐蕃，频繁出击吐谷浑和党项诸羌。显庆元年（656），侵占白兰羌地（今青海柴达木盆地），又破吐谷浑国、白狗、舂桑（在今青海果洛、四川阿坝一带）等羌，“并为吐蕃所破”②。至永隆元年（680），“尽收羊同、党项及清羌之地，东与凉、松、茂、嶲等州相接”③。由之，导致大量的党项羌州的废弃和诸多党项羌人的内徙。如乾封二年（667）至咸亨二年（671），因吐蕃入寇，隶于松州府的都、流、厥、调、湊、般、匐、器、迩、锽、率、差、蚕、黎等十四个党项州被迫废弃。安史之乱后，吐蕃陷河陇，松、叠二州以南的懿、盖、嵯、诺、嶂、祐、台、桥、浮、宝、玉、位、儒、归、恤诸州及西戎、西沧、乐容等州府，“皆内徙，余皆没于吐蕃”④。内徙党项大都被安置于灵、庆、银、夏四州境内。据《新唐书·地理志》卷七载，侨治于以上四州的党项州共五十一，府十五：兰池州都督府。神龙二年（706），改六胡州置，后为宥州，处党项拓拔部，唐末拓拔思恭勃起于此。初隶灵州都督府。

相兴州都督府。初隶庆州都督府，后隶灵州都督府。

永平、旭定、清远、忠顺、宁保、静塞、万吉等七都督府。永泰元年（765）置。隶灵州都督府。

乐容都督府。领东夏州。隶灵州都督府。

静边州都督府。贞观中，以拓拔部置，初在陇右，天授三年（692）后侨治庆州境，复侨治银州。领布、北夏、思义、思乐、昌塞、吴、朝，归、浮、祐、卑、西归、嶂、■、开元、归顺、淳、乌笼、恤、嵯、悦、盖、迴乐、乌掌、诺等二十五小州。徙银州后，领小州十八。隶灵州都督府。

芳池州都督府。以野利部置。初侨治庆州怀安县（今甘肃华池西北怀安镇），后徙绥（今陕西绥德）、延（今陕西延安）。领宁静、种、玉、濮、林、尹、位、长、宝等九小州。

宜定州都督府。本安定州，后更名。以拓拔、野利等部置。初侨治庆州，后于代宗时与芳池州并徙绥、延二州。领党、桥、乌、西戎、野利、米、还等小州。

安化州都督府。以拓拔部置。侨治庆州境。领永利、威、旭、莫、西沧、琮、儒等七小州。⑤又，宝应元年（763）十二月，党项归顺、乾封、归义、顺化、和宁、和义、保善、宁定、罗云、朝凤等十州部落，“并诣山南西道都防御使、梁州刺史臧希让请州印”①。希让奏报朝廷，并满足了这些部落的要求。日本学者有人认为，这十州是指天授三年（692）所置朝、吴、浮、归等州。①

①《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四。

②《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四，《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③《唐会要》卷九八《党项羌传》。

④《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

⑤《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①《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卷二二一上《党项传》。①《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

国内学者中则有人认为，十州指长寿元年（692）二月由吐蕃境内党项部落万余人内附置，并考证这十州置于泾（今甘肃泾川县）、陇（今陕西陇县）地区，且由之得出结论：党项州并非只徙于灵、庆、银、夏之境。②因羁縻府州是就蕃人部落所置，所以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府州伴随着部落迁徙而流动，故被人称“行州”，因此羁縻府州的所在地就一定有部落的存在。但这并不是说凡有蕃人部落分布的地方就必有羁縻州之设。

值得注意的是，内徙党项的人数极多。如武周天授三年（692），党项“内附户凡二十万”，“散居灵、夏间”；肃宗上元元年（760）前，徙处泾、陇二州的党项有十万众。③又，党项在故土时，诸部落间“不相统一”，可是内迁后，由于互相依存，逐渐形成三大部落集团：其一，由野利越诗、野利龙儿、野利厥律、儿黄、野海、野梅悉等部落组成“六府部落”；其二，居庆州者，“号为东山部落”；其三，居夏州者“号（平）夏部落”④。后来平夏部酋拓跋（李）氏统一了党项诸部，并于宋代建立了强大的西夏政权。

②冈崎精郎：《唐代党项的发展》，《东方史论丛》第1卷，养德社，昭和二十二年。③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

④《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

第四节 东北诸族契丹的分布和崛起

契丹和奚同属东胡民族，最初居于漠北，后为匈奴所破，分别保鲜卑山（在今内蒙科尔沁右翼中旗西）和乌桓山（在今辽宁阿鲁科尔沁旗以北）。故二族之先民应为鲜卑、乌桓部落。北魏道武帝拓跋圭初年，为慕容元真所破，遗落“俱窜于松、漠之间”⑤登国三年（388），拓跋圭亲征二族并“大破之”，契丹和奚遂于“逃迸”后“分住”①。契丹分布于潢水流域的东部，奚则居其西边。

隋时，契丹部落渐众，依托纥臣水（今老哈河）游牧，在“东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的范围内活动②。唐初，其族兴起，“东与高丽邻，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治所在今辽宁朝阳市），北至室韦”，“地方二千里”③。其君长大贺氏，有胜兵四万，统八个部落，虽臣于东突厥，受其“俟斤”之号，但一有机会，就试图摆脱突厥役属。早在隋开皇五年（885）就曾“悉其众款塞”。开皇末，又有“别部四千余家背突厥”附隋⑤。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内稽部落投唐，天子为置威州以处之。后来，威州侨治营州城中，复又南徙，寄治幽州良乡县④。二年后，别部酋帅孙敖曹求内附，“诏令当州（按，谓营州）城旁安置”⑥。太宗贞观二年（628），酋长摩会率部内属，致使颉利可汗恐惧不安。自是契丹彻底挣脱了突厥的控制，其松漠、乙失革、曲据（即李去闾）等部落相继附唐，太宗特置玄州（侨治范阳鲁泊村）、昌州（侨治昌平清水店）以安之。

贞观二十二年（648），契丹君长“举部内属”。太宗为置府州，以羁縻之：松漠州都督府（治所在今内蒙巴林右旗南、西拉木伦河北岸）。以窟哥为使持节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封无极男，赐氏李。

峭落州，以达稽部置。

弹汗州，以纥便部置。

无逢州，以独活部置。

羽陵州，以芬问部置。

日连川，以突便部置。

徒河川，以芮奚部置。

万丹州，以坠斤部置。

匹黎、赤山二州，以伏部置。①十州刺史则以契丹诸辱纥主（即部酋）充任。松漠府所统十州之地，“在柳城郡之北”②，即今内蒙西拉木伦河流域及支流老哈河中、下游一带。后来，武则天又于载初元年（689）析昌州置沃州（后侨治蓟县南之回城），⑤《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种族》。

①《魏书》卷一〇〇《库莫奚传》、《契丹传》。

②《北史》卷九四《奚传》、《契丹传》。

③⑤《隋书》卷八四《契丹传》。

④《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契丹传》。

⑥《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①《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

②《新唐书》卷二一九《契丹传》。

万岁通天元年（696）以乙失活部置信州（侨治范阳境）。睿宗景云元年（710）析玄州置青山州（侨治范阳水门村）。玄宗开元四年（7），更名弹汗州为归顺州，天宝元年（742），改为归化郡。③以上契丹府州，“皆隶营州都督”②。万岁通天元年（696），松漠都督李尽忠（窟哥孙）与内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孙敖曹孙），因愤于营州都督赵文翙侵侮，遂举兵杀文翙，陷营州。朝廷为削弱反叛者的社会基础，遂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将玄州曲据部徙徐州（今江苏徐州）、宋州（今河南商丘）地区；威州内稽部徙幽州（今北京）境；昌、师、带、信诸州的松漠、乙失革、乙失活等部徙青州（今山东益都）。中宗神龙初年（705），因契丹之乱平息，遂又将南迁诸部徙还，“皆隶幽州都督府”②。

又，神功元年（697），契丹大将李楷固、骆务整等率部降，武则天命楷固等平息契丹余叛，因而酬功拜楷同为左玉钤卫大将军、燕国公，赐姓武氏。③久视元年（700），楷固婿李楷洛亦率部投降。④从楷固子承悦任檀州（今北京密云东北）刺史、密云军使，孙景略“以门荫补幽州功曹”⑤，可推知其部落当被置于檀州，隶幽州都督府。而楷洛子名将李光弼，《碑》称“京兆万年（今西安东部）人”⑥，则表明李楷洛及其族人降后定居长安。

再，开元二十年（732），奚酋李诗琐高率奚众及契丹怒皆部五千帐降唐，玄宗置归义州（侨治良乡县，今北京房山）以处降人。唐后期的成德军节度使王武俊等，即出自内徙之契丹怒皆部落。⑦河北的“胡化”与割据，多与此辈有关。

唐末五代，契丹崛起，在其领袖耶律阿保机（872—926）领导下统一契丹八部，东灭靺鞨所建渤海郡国，西控室韦等族，南与中原皇朝争雄，其子德光更割取后晋燕云十六州之地，契丹民族遍布于大半个中国，乃至于域外人以契丹为中国之代称。

奚族游牧地和侨州

奚族原称库莫奚，与契丹“异种而同类”①。隋唐时的奚族，“东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河（今大凌河），北至霫国（今内蒙乌兰浩特至巴林左旗一带），自营州西北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以至其国”②。贞观二十二年（648），酋长可度者率部内属，太宗即其部设饶乐都督府（治今内蒙宁城境），以可度者为饶乐都督，赐姓李氏。

③《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二年“胡三省注”。

②《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③《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④《资治通鉴》卷二〇七，则天后久视元年。

⑤《全唐文》卷四二二杨炎《李楷洛碑》。

⑥《旧唐书》卷一五二《李景略传》。

⑦颜真卿：《李光弼碑》，《全唐文》卷三四二。

①《旧唐书》卷一四二、《新唐书》卷二一一《王武俊传》。

②《隋书》卷八四《奚传》、《契丹传》。

并设五州以隶饶乐都督府：弱水州，以阿会部置；祁黎州，以处和部置；洛瓌州，以奥失部置；太鲁州，以度稽部置；渴野州，以元俟析部置③。

以上五州大致分布于今辽宁朝阳以西老哈河上游和河北承德西北地带。

此外，自高祖武德年始，不断有奚人南徙，故有诸多奚人侨州建置：鲜州，武德五年（622）置，侨治潞县古县城（今河北三河西南）。

崇州，武德五年置。贞观三年（629）更名北黎州。治营州之废阳师镇，后侨治潞县古县城。

顺化州，侨治幽州境。

归义州，开元二十年（732）以奚酋李诗琐高所率奚、契丹内附部落五千帐（户）置。④万岁通天中（696），契丹反，奚亦叛附后突厥，与契丹“常为表里，号为两蕃”①。朝廷为隔离饶乐府五州部落与内徙部间的联系，遂一度徙鲜州于青州境，崇州于淄、青二州。③唐末五代，契丹势盛，“室韦、奚、霫皆服”。奚王苦于契丹统治者酷虐，“以别部西徙妫州”，称为“西奚”，而居琵琶川的“东奚”，则被“契丹所并，不复能自见”②。

靺鞨族的分布和渤海国的建立

靺鞨是五代以后的女真族的先民。先秦西汉时称“肃慎”，东汉魏晋时又称“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称靺鞨。

靺鞨族部类繁多，大部有七：一曰粟末部，“依粟末水以居”；二曰汩伯咄部，居粟末之北，相当于今天吉林省舒兰和黑龙江省五常一带；三曰安车骨部，居伯咄东北，即今黑龙江宁安、牡丹江地带的牡丹江流域；四曰拂涅部，居伯咄部东，即今兴凯湖一带；五曰号室部，居拂涅东，分布于今俄罗斯滨海地区；六曰黑水部，居安车骨东北，即今黑龙江下游地区；七曰白山部，分布于粟末东南，即今吉林朝鲜族延边自治州。④地处最北的黑水部，又由十六个部落组成：其中思慕部居今俄罗斯共青城一带；郡利部居黑龙江入海处；窟说部在库页岛（萨哈林岛）；莫曳皆部在今鞑靼海峡西部沿岸一带；虞娄部在今俄罗斯境捷尔内伊、奥尔加沿海地带；越喜部在今黑龙江富锦、饶河一带；铁利部分布于今黑龙江佳木斯以南地区。地处最南的粟末部与最北的黑水部最为强大。

粟末靺鞨的突地稽部和渤海部由于接近隋唐边州，因此同朝廷的关系最为密切；前者以内徙和受天子优礼著称，后者以建立受唐册封的渤海郡国闻名。

③《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奚传》。

④《新唐书》卷二一九《奚传》。

①③《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②《唐会要》卷九六《奚传》。

④《新五代史》卷七四《奚传》。

突地稽为粟末酋帅，大业八年（612），炀帝初征高丽，突地稽与兄瞒咄率部至营州内属。瞒咄死，突地稽代总其众，被炀帝拜右光禄大夫、辽西太守，封扶余侯。突地稽悦中原风俗，“请被冠带”，“帝嘉之，赐以锦绮而宠之”。唐高祖武德元年（618），遣使朝贡。四年（621），与契丹孙敖曹请内附。①朝廷遂以寄治于营州的隋辽西郡为燕州，以突地稽为燕州总管。六年（623），率部内徙于幽州昌平城（今北京昌平西南）。侨居幽州地区的突地稽部，天宝有二千零四十五户，一万一千六百零三口。突地稽后人世为酋长，“门擅英豪，代承恩宠”。其子李谨行累迁营州都督、右卫大将军，封燕国，陪葬乾陵。谨行子李秀《碑》称族出“范阳李氏”，“范阳李者，其先出自陇西”②。说明这支南迁之粟末靺鞨，至第三代业已汉化，并与汉族高门“陇西李氏”认同。

粟末靺鞨的另一支于武后圣历元年（698）建立以大氏为王的地方政权。

先天二年（713），唐封其王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以其部为忽汗州，以大祚荣为都督。其政权初称振（震）国，至是改称渤海国。渤海国于辽太祖天显二年（926）为辽所灭，先后传袭十五王，历二百二十九年。渤海国是以粟末靺鞨为主体并有高丽等民族的多民族政权，但其王室则应为突厥人①。其国初建时，“地方二千里，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②。至二世国王大武艺（719—737年在位），“斥大土宇，东北诸夷皆畏臣之”③。约在三世国王大钦茂时（738—794年在位），仿照内地建置，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的行政管理体制，标志着渤海国进入其全盛阶段。当其时，“南与新罗、与唐为界，东际海，西界契丹，东北至黑水靺鞨，西北至室韦，地方五千里”④。即包有今吉林、黑龙江、辽宁及俄罗斯滨海地区和朝鲜咸镜北、南道、两江道、慈江道、平安北道的全部或部分地区。

室韦民族的分布

室韦，亦作“失韦”，契丹之别种，“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北魏时始见记载。室韦初有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大室韦等五大部落，分布于今嫩江流域和黑龙江上游南、北岸地区。五部“不相总一”，“并无君长”，“突厥常以三吐屯（突厥达官之一）总领之”⑤。唐代关于室韦居处的记载更为具体：其族“居■越河北”，“东至黑水靺鞨，西至突厥，南接契丹，北至海”；①有九大部落，其中岭西室韦、山北室韦、黄头室韦、大、小如者室韦、婆芭莴室韦、讷北室韦、骆驼室韦等八部“并在柳城郡之东北，（距郡）近者二千五百里，远者六千二百里”，八部之北曰大室韦，傍望建河而居，并延伸到今外兴安岭以北，至于海；又有乌素固部、移塞没部、塞曷支部、和解部、乌罗护部、那礼部、达姤部、乌丸部、蒙兀部、西室韦、东室韦，等等。②室韦诸部臣隶于唐，朝廷置室韦都督府以统之。室韦乌罗护部落有内徙者，如以讨安史之乱闻名的乌承恩、承泚兄弟，即出此族。

①《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种族》；《新唐书》卷二一九《黑水靺鞨传》；王承礼：《渤海国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隋书》卷八一《靺鞨》；《册府元龟》卷九七〇、九七七。

①《新唐书》卷一一〇《李谨行传》；乾陵博物馆馆藏《李谨行墓志》；《李秀碑》，岑仲勉：《金石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②《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谓大氏，“本高丽别种”，但《新唐书·渤海传》称大祚荣父为舍利乞乞仲象，即应为突厥舍利部人，是乞乞仲象应为居于高丽、粟末靺鞨人中间的突厥人。③《旧唐书》卷一九九下《渤海靺鞨传》。

④《新唐书》卷二一九《渤海国传》。

⑤金毓黻：《东北通史》，社科战线出版社1981年版。

①《隋书》卷八四《室韦传》。

②《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室韦传》。

第五节 蛮僚诸族

岭南俚族

洗、冯家族

俚族即今海南黎族先民。其族源于百越，东汉时称“里人”，至隋始曰“俚”，唐时则有称“黎”者。因其为古越人后裔，故隋唐史籍对居于岭南（今五岭以南）诸郡的俚人亦称“越族”或“南越”人。自南朝梁、陈迄隋、唐，俚族在首领洗氏及其汉人冯氏子孙的领导下，据有数千里河山，成为岭南地区的第一大政治势力。

俚族女酋洗氏，高凉郡（治今广东阳江西）电白（今广东电白）人③，“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由于善抚俚众，“海南（今海南北部）、儋耳（今海南西部）归附者千余洞”①。梁大同（535—545）初，洗氏嫁于罗州（今广东化州）刺史冯融之子高凉太守冯宝为妻。融为汉人，祖父业自北燕浮海归宋，“三世为守牧”。因“他乡羁旅，号令不行”，为使“政令有序，人莫敢违”，遂有洗冯两大俚汉家族联姻。③“侯景之乱”中，洗氏与冯宝协助高要郡（治今广东高要）太守陈霸先平叛，由之他们又成为陈朝的开国功臣。其子冯仆因而被擢阳春郡（治今广东阳春）太守，洗氏被拜为中郎将、石龙太夫人。陈亡后，岭南数郡“共奉夫人，号为圣母，保境安民”④。及隋遣使安抚，洗氏又不失时机地依附新朝，被文帝册为谯国夫人。时其夫冯宝、子冯仆已卒，则拜其长孙冯魂为仪同三司、次孙冯暄为罗州刺史、幼孙冯盎为高州（治今广东阳江西）刺史。自是冯家在洗氏的荫庇下，据有今广东湛江地区和海南省的大部土地，威力所及，达于今广东珠江三角洲、西江一带和广西东南部分地区，成为岭南越族的最大首领。②隋亡，“南越一隅，未有行定”，冯盎“克平五岭二十六州”，并于武德五年（622）以岭南数千里附唐。唐高祖析其地为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州，授盎上柱国、高罗总管，封越国公。盎子智戴拜春州刺史、智戣拜东合州刺史。①冯盎有子三十人，如智玑、智戣、智式等亦次第拜授刺史。直到武周时代，岭南冯、洗家族才门庭败落，冯盎孙君衡以“谋反”罪名被诛，君衡子冯元一（即高力士）被净身入宫。②分布极广的僚族僚族，“盖南蛮之别种”。原居今陕南至川南一带，“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多有”③。魏晋以降，今黔、滇、桂、湘、粤诸省区的某些蛮族亦泛称僚人。其族人数众多，十六国时，仅巴西等地造反的诸僚就有十余万落（户）。北魏时，巴州隆城镇所管僚民多达二十万。

③《唐会要》卷九六《室韦传》。

①王兴瑞：《洗夫人与冯氏家族》，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③④《隋书》卷八〇《谯国夫人传》。

①王兴瑞：《洗夫人与冯氏家族》。

②《旧唐书》卷一〇九、《新唐书》卷一一〇《冯盎传》。

③《高力士残碑》，《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

隋唐时的僚人，不只分布广，而且名号甚多。一日南平僚。分布于今四川巴县一带，“部落四千余户”。其酋朱姓，“号为剑荔王”。贞观二年（628），遣使内附，“以其地隶于渝州”④。南平僚徙入岭南者，则有宁氏家族，自陈至唐，世袭钦州都督、刺史，实力同俚族洗、冯家族相埒。①二曰山南西道诸僚。巴、洋、集、壁等州均有山僚分布。三曰剑南诸僚。邛、眉、益、雅、嘉、纳等州均有僚民分布于山地。又，戎、泸二州间有称“葛僚”者，“居依山谷林菁，逾数百里”③。四曰黔中僚。琰、明、巫等州亦为僚人居地。五曰岭南诸僚。除钦州宁氏为南平僚分支，还有罗窦洞僚、龚州东西五洞僚、桂州山僚等。④此外，其他地方如秦、陇等州亦都有僚人居住。④今天的仡佬族当与隋唐僚族有渊源关系。

牂牁蛮地处“北去充州一百五十里，南至交州，西至昆明九百里”⑤。相当于今黔东、中南部地带。首领谢龙羽，于隋末据有其地，拥胜兵数万人。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其族内属，因复置牂州，以龙羽为刺史，封夜郎郡公。开元二十五年（737），“乃以赵氏为酋长”。天宝中，酋长赵国珍以功授黔州都督，“在五溪凡十余年，中原兴师，唯黔中封境无虞”⑥。

武陵蛮。分布于今湖南西部和黔、川、鄂邻接处的沅水上游地区，由沅水源头的雄、■、酉、沃、辰五条溪流得名。五溪为群蛮荟萃之地，唐末诸蛮于此攻城略地，朝廷无力镇压，遂授诸蛮酋为刺史。⑦西原蛮西原蛮“居广容之南，邕、桂之西”①。因唐初于其地置西原州而得名。其族分布约相当于今广西左、右江流域和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东部广南、富宁县一带。这一带属于岭南南平僚宁氏的势力范围，但直接统治该蛮诸部的则为黄、韦、周、侬、莫、廖等本族大姓，其中尤以黄氏为最强。黄氏与韦、侬等氏“相唇齿”，“据十余州”。唐后期，西原蛮在其豪姓大族黄乾曜、黄少卿、黄昌沔等三代首领组织下，多次反抗唐朝的统治，参加造反的动辄二十万，岭南桂州经略使等所管十八州都被卷入。③西原蛮当属岭南僚、俚，并当为今壮族先民之一。

南诏蛮隋唐时，在今滇、川南、黔西，分布乌蛮、白蛮等民族。其中乌蛮别种六诏部落之蒙舍诏（即南诏）最强大。其首领细奴逻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在巍山建立以大蒙为号的地方政权。后来，其王皮逻阁在玄宗支持下统一了六诏，并兼并乌蛮、白蛮等其他部落，据有今云南全境和川南、黔西以及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的部分地区。其王姓蒙氏，玄宗赐皮逻阁名曰“归义”，册封为云南王。贞元十年（794），即蒙归义曾孙异牟寻时，德宗册异牟寻为南诏王。

南诏原为六诏之一。六诏为：蒙嶲诏，分布于今云南巍山北境；越析诏，居今云南宾川境；浪穹诏，在今云南洱源境；邆赕诏，居今云南剑川境；施浪诏，在今洱源东；蒙舍诏，又称蒙氏蛮，因地处最南，故又名南诏。

南诏“本乌蛮之别种也”，“自言哀牢之后”。乌蛮主要分布于“东爨”境域；“在曲、靖州，弥鹿川，升麻川，南至步头，谓之东爨”③。白蛮主要分布于“西爨”地区；“在石城、昆川、曲轭、晋宁、喻献、安宁至龙和城，谓之东爨。”②两爨大致以今云南大关（或谓曲靖）至建水一线为界，界东为东爨，界西为西爨。以乌蛮、白蛮为主体的两爨蛮，以首领姓爨而得名。早在南朝梁元帝时，西爨首领爨瓒就已“据其地，延袤二千余里”②。唐高祖武德中，授其孙弘达为昆州刺史。此后诸帝又于其地广置羁縻府州，隶于南宁州都督。南诏崛兴后，蒙归义等通过联姻和武力征服等手段，将两爨蛮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⑦《通典》卷一八七《边防三·西赵蛮》。

①《新唐书》卷一八六《邓处纳传》。

③《新唐书》卷二二二下《西原蛮传》。

②《云南志校释》卷四《名类》。

南诏在兼并两爨的同时，还对云南境内外的其他诸蛮用兵。被其征服的主要民族有：河蛮。又称洱蛮、西洱河蛮，属白蛮种类。原居西洱河（今洱海）一带城邑，为蒙归义击败后，北迁依附浪穹诏。贞元十年（794），浪穹诏为南诏破，“复徙于云南东北拓东以居”③。

独锦蛮。乌蛮族类。分布于“秦藏川南，去安宁两日程”②。其酋同南诏王室世为婚姻。

弄栋蛮。白蛮族类。因原处弄栋县而得名，后部分人北徙，“散居于磨些江侧”的剑川等地。贞元十年（794），被异牟寻迁于永昌。②青岭蛮。白蛮种类。“本青岭县部落”。天宝中，其首领尹氏率族人投靠南诏。后来的南诏清平官多出自该蛮。④汉裳蛮。本汉人部种。居铁桥城北。贞元十年（794），异牟寻破吐蕃铁桥城，获汉裳蛮数千户，被徙于云南东北诸川地。⑤长裤蛮。乌蛮种类。原居剑川，后为南诏徙今丽江塔城东。⑤施蛮。乌蛮种类。居铁桥城西北大小施赕和剑寻赕。贞元十一年（795），南诏攻破施蛮并虏其王。⑥顺蛮。乌蛮种类。初与施蛮杂处于剑、共诸川。蒙归义败施浪诏、浪穹诏，二浪北走中逐施、顺二蛮，二蛮遂散处铁桥城一带。贞元十一年（795）异牟寻虏其王，其部散隶东北诸川。⑧磨些蛮。乌蛮种类。散居铁桥城、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明等川。南诏破其部后，有万户人被“分隶昆川左右及西爨故地（滇池附近）”⑨。朴子蛮。哀牢夷后人，今崩龙族先民。开南城、银生府、永昌府、寻传、铁桥城西北等处，均有朴子蛮分布。朴子蛮隶于南诏永昌、丽水等节度使。⑨寻传蛮。本嶲州羌人部落，分布于今宁安河、雅砻江与金沙江合流处，后迁至今云南宏州以西地区，同朴子蛮杂处。寻传蛮为今阿昌族先民。③裸形蛮。又称“野蛮”。分布于今高黎贡山和腾冲以西，与朴子、寻传蛮杂处。南诏阁罗凤平定寻传蛮后，令裸形蛮散处山谷，并于大赕（今缅甸迈立开江上游地区）中筑城，“管制野蛮”③。裸形蛮为今景颇族先民。浪稽等蛮。六诏北有浪稽、罗哥谷蛮；东有婆秋、乌皮蛮；南有离东、锅锉蛮。浪稽等蛮出自哀牢夷，锅锉蛮当为今拉祜族和苦聪族先民。②金齿等蛮。金齿、黑齿、银齿、绣脚、绣面诸蛮，“并在永昌、开南”④。金齿等蛮为今傣族先民。

芒蛮。分布于自今保山南部经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连傣拉祜佤族自治县至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一带。芒蛮为今傣族先民之一。⑤穿鼻等蛮。穿鼻、长鬃、栋峰等蛮“并在拓东（今昆明）南”⑦。

③《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下。

②《云南志校释》卷四《名类》。

⑤新唐书》卷二二二上《南诏蛮传》，并见《云南志校释》卷四。

⑥《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德宗贞元十一年。

⑨《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德宗贞元十一年，《云南志校释》卷四。

③《云南志校释》卷二《山川江源》。

②《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94页。

④《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诏蛮传》。

⑤《云南志校释》卷四《名类》。

和蛮。乌蛮种类。今哈尼族先民。分布于今云南境内的红河流域。南诏兴起后，开其地为郡。⑧望蛮。分布于今澜沧江以西地区，佤族先民。“其人勇捷”，打仗时，南诏令望蛮为前驱，时呼勇士为“苴子”，故其族又称“望苴子蛮”。望蛮有外喻部，居永昌西北。⑧东蛮。乌蛮族类。有勿邓、丰琶、两林等部落，散处嶲州泸水以东地区，故称东蛮。其西昆明、昌明一带之磨些等族，谓之西蛮。“勿邓地方千里”，有邛部六姓，一姓为白蛮，五姓为乌蛮。又有初裹五姓，“居邛部、台登之间”。属于勿邓部落的还有东钦、粟、雷、梦诸小部。两林部落在勿邓部落以南的今四川喜德县东部地带，有十低、阿屯、亏望等小部。丰琶部落在两林部落南，有阿诺等小部。东蛮诸部推两林首领为酋长，“号都大鬼主”①。东蛮先后臣隶唐、吐蕃、南诏。东蛮为彝族先民之一。

昆明蛮。分布于今云南东北和贵州普定一带。⑤松外蛮。白蛮族类。北自松外城（即今四川盐边），南至西洱河（今洱海）地区的民族，泛称“松外诸蛮”。松外蛮“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赵、李、董为名家，各据山川，不相役属”③。贞观中，唐将梁建方讨松外诸蛮，“谕降者七十余部，户十万九千，署首领蒙和为县令”⑤。后羁属南诏剑川节度使。

唐于诸蛮的羁縻州之设唐朝羁縻府州，“皆傍塞外，或寓名夷落”④。因此，从诸道蛮州之设，亦可知诸蛮分布的大概。

剑南道（治今四川成都）置蛮州百余，“皆无城邑”，寓州名于部落，“羁縻而已”。其中雅州都督府管押以“生羌”、“生僚”所置十九州；黎州都督府统制“徼外生僚”五十四州；泸州都督府管押“夷僚”十州；戎州都督府管押诸蛮州六十四；嶲州都督府统领思亮等十六蛮州；姚州都督府统押曾隶戎州的十六蛮州。⑥黔中道（治今四川彭水）置蛮州五十一，均隶黔州都督府，“皆寄治山谷”②。

岭南道（治今广州）置蛮州九十二。其中内纡、归思等七州隶桂州都督府；椳、归顺等二十六州隶邕州都督府；德化、郎茫等四十一州隶安南都护；爨蛮州十八隶峰州都督府。③

⑧《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289—299页。

①《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289—299页。

⑤《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下。

③《云南各族古代史略》。

④《通典》卷一八七《边防三·松外诸蛮》。

⑥《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谢选骏指出：“隋唐各民族”经过西周式的开化过程，就成为“五代”，进而成为宋辽金元各个战国列强——这就是汉朝与元朝之间的“千年王国共主时代”。最终形成了元明清的大一统帝国，也就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秦两汉大一统帝国”，一个成熟而腐败的结局——然后他们同样终结于一个宗教革命——“太平道与太平军”。）

【第五章 隋的统一】

第一节 隋的建立

隋的建立者是文帝杨坚。杨坚父名杨忠，杨忠是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

北周时，杨忠又任柱国大将军、大司空，封隋国公。后来，杨坚袭父爵为隋国公。周武帝统一北齐后，杨坚为定州总管，后又任亳州总管。宣帝即位，因杨坚系皇后的父亲，内调上柱国、大司马，掌握军权。静帝大象二年（580），宣帝死，静帝年仅八岁，不能亲理政事，杨坚遂乘机总理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

杨坚执政后，采取各种措施，千方百计地巩固自己的地位。他怕周室诸王发动兵变，遂以千金公主（赵王宇文招女）将嫁突厥为借口，征赵、陈、越、代、滕诸王入朝。由于周室诸王想发动政变，杨坚又正想除掉他们，于是，杨坚就以各种借口把他们先后杀死。后来，杨坚又接受虞庆则的建议，尽灭宇文氏，在朝廷排除了一切敌对势力。

除了一些阴谋发动政变者之外，还有公开举兵反抗者。最早起兵反对杨坚的是相州（治所在今河北临漳西南）总管尉迟迥。尉迟迥是宇文泰的外甥，他统治原北齐之地，权力很大。杨坚欲派韦孝宽代替他的职务，于是，尉迟迥于大象二年（580）六月起兵反坚。七月，荥州刺史宇文胄、徐州总管司录席毗罗等，都纷纷起兵，响应尉迟迥，反对杨坚。尉迟迥拥兵数十万之众，对杨坚形成很大威胁。

在长江流域响应尉迟迥的，还有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原来的北齐之地及今湖北、四川一带，都为杨坚的敌对势力所有了。

杨坚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派韦孝宽为行军元帅，不久又加派高颎为监军，东讨尉迟迥。韦孝宽进军至永桥城（今河南武陟西南大虹桥，当时桥旁有城），尉迟迥的儿子尉迟惇率十万大军沿沁水布阵。尉迟惇欲乘韦孝宽军东渡沁水之际进行袭击，故稍作退却。由于退军未作周密布置，故稍退阵地即发生动摇。韦孝宽抓紧有利时机，鸣鼓进军，致使尉迟惇全军溃乱，败退邺城。韦孝宽乘胜进逼邺城，尉迟迥倾其所有十三万人，列阵城南。韦孝宽初战不利，继又发动攻势，迫使迥军退守邺城。韦孝宽攻破邺城，尉迟迥兵败自杀。尉迟迥从起兵到失败，历时仅六十八天。接着，席毗罗、宇文胄也先后战败被杀，关东地区的兵变均被平定。

与此同时，杨坚又以王谊为行军元帅，进讨司马消难。司马消难以郧、随、温、应、土、顺、沔、儇、岳九州及鲁山等八镇投降陈朝，陈宣帝乘机攻取了沿江一些城镇。王谊继续南进，司马消难逃奔陈朝，这场兵变又被平定。

在西南方面，杨坚任命梁睿为行军元帅，出兵二十万，自剑阁进逼成都。王谦亲率精兵五万，迎击梁睿，结果战败被杀，杨坚又取得胜利。

从大象二年六月尉迟迥起兵，到王谦于这年十月失败，总共不到四个月时间。既然周室诸王已除，三方面的战争又胜利结束，杨坚就感到自己的地位已经巩固，遂于周静帝大定元年（581）代周称帝，国号隋，并改大定元年为开皇元年。不久，又杀周静帝，历时二十四年的北周退出历史舞台了。

第二节 隋的统一

隋文帝的改革

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改革，这些改革，为实现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

开皇元年，杨坚刚做了皇帝，就按照少内史崔仲方的建议，在朝廷废除北周模仿《周礼》所建立的六官制度，确立三省六部制度。三省就是尚书、门下、内史。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尚书省的事务庞杂，任务繁重，故又下设吏、礼、兵、都官（刑）、度支（民）、工等六部，分管各项政务。这种制度，总结了秦汉以来的统治经验，发展和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因为同时几个宰相执政，可以防止外戚或个别大臣专权篡位，以利于巩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

开皇三年（583），在地方职官方面，又采纳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杨尚希的建议，把齐、周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杨尚希说：“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已众，资费日多；吏卒增倍，租调岁减；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于是，他建议“存要去闲，并小为大”，这样，“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良”①。杨坚根据这一建议，废去郡一级机构，裁减了冗员，节省了国家开支，加强了统治机器。

开皇元年与三年，隋文帝先后两次派高颎、郑译、杨素与苏威、牛弘等人修订齐、周以来的法律。修订成的新律就是《开皇律》。《开皇律》与前代法律相比，有不少进步的地方。例如“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轘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减从轻。”不仅废除了一些残酷的刑法，而且还准许有冤者上诉。律文规定：“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第二次修订的结果，又前进了一步，“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千余条，定留唯五百条。”同时还规定：“断决大狱，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后依断。”②由此可见，《开皇律》比前代的法律对人民的压迫是有所减轻的。

封建法律是地主阶级意志的体现。尽管它较《北齐律》有所进步，但它的阶级实质是依然如故的。例如，“唯大逆谋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斩，家口没官”。所定“十恶之条”（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正是从各方面维护封建秩序，巩固统治者的地位。反之，统治阶级则有各种特权。例如，凡在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之科的皇亲国戚、勋臣，还有七品以上官员，犯罪者都可以“例减一等”③。九品以上官员犯罪者可以铜赎罪。更为甚者，是统治者可以抛开法律条文，随心所欲地加重刑罚。隋文帝不仅根据自己的喜怒每于殿廷打人、杀人，甚至还规定盗一文钱或边粮一升，或三人共窃一瓜者，也要处死。可见，隋朝的法律所表现的阶级压迫也是极为残酷的。

从开皇元年开始，隋文帝、隋炀帝曾经三次继续推行均田制度。均田的办法，大抵沿袭北齐。按照这种办法，农民虽然受田不足，而官僚地主却能占永业田多者一百顷，少者四十亩。不过，这种制度多少也可使无地农民得到一些土地，地主兼并土地的**稍稍受到一些限制，从而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社会经济有所发展。

①《资治通鉴》卷一七五，长城公至德元年。

②《隋书》卷二五《刑法志》。

开皇三年，隋文帝又实行轻徭薄赋政策。按北周制度，民年十八岁成丁，今改为二十一岁成丁，开始服役的时间推迟了三年。北周丁男每年服役一月，今改为二十天。调绢一匹原来是四丈，现改为二丈，减少了一半。开皇十年（590），又规定民年五十岁者，可以庸代役。减少农民赋役的负担，既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朝廷对地主豪强争夺劳动人手。

开皇五年（585），隋文帝为了增加赋役的来源，从事户口整顿。南北朝时，豪强地主把大量的朝廷编户变为依附佃客，还有一些农民为了逃避赋役的负担，诈老诈小，使户籍与实际情况不符。山东地区，特别严重。因此，隋文帝下令，“大索貌阅”。就是朝廷按照户籍上的年龄和本人体貌进行核对。查出有谎报年龄者，基层官吏保长、里正都要流徙远方，并鼓励民户互相检举。结果，朝廷的户籍当年就增加了四十四万三千丁，一百六十四万余口。

另外，还根据高颎的建议，实行了“输籍之法”。就是朝廷规定划分户等的标准，每年正月，地方官负责在乡里挨户依照标准定等，当作征发差役、确定税额等的依据。这样，不仅使户籍制度更加完善，同时也使一些脱籍逃亡的农民加入朝廷的户籍，从而扩大了国家赋役的来源。

其他方面，隋文帝还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强和巩固隋朝政权。

开皇三年，为了从经济上充实都城长安，从河东与中原一带向长安大量运米，并在卫州置黎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输，把关东、汾晋一带的粮食陆续运到长安。由于渭水沙多，深浅不常，影响潼关至长安的运粮，隋文帝又于开皇四年（584）利用渭水开广通渠三百余里，更加方便了粮食的运输。

开皇五年（585），隋廷又在各地设置义仓。就是要百姓与军人都要按规定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以备荒年之用。后来，关中大旱，关东水灾，义仓都发挥了赈济的作用。

隋朝的各项政治、经济政策，巩固了政权，发展了社会经济，使隋朝很快富强起来。

统一全国与此相反，正当隋朝日益富强的时候，陈朝则每况愈下，正在走向衰亡。陈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是陈叔宝。由于他荒淫奢侈，无所作为，所以：“权要所在，莫匪侵渔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朝，耽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众叛亲离”①，这样，必然加重农民的负担，以致民不聊生，破产的农民日益增多。本来，从东晋到宋、齐、梁、陈，以陈的疆域最小，再加上政治**，对农民的剥削严重，迫使农民大量破产，脱离朝廷户籍，所以，朝廷控制的人口大量减少。南朝刘宋大明八年（464），有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而到陈亡时则只有户五十万，口二百万。可见陈朝已经是一片没落气象了。

实现全国统一，是历史前进的要求。根据隋与陈的实际情况对比，隋灭陈是必然的。

①《陈书》卷六《后主纪》。

隋在灭陈之前，先统一了后梁。后梁为南梁武帝萧衍之孙萧衍所建，初都襄阳，后迁江陵，前后三个皇帝，共三十三年。后梁实际上是北朝西魏、北周、隋的附庸。西魏、北周、隋都曾在江陵设置总管，以监统其国。开皇七年（587），隋文帝征后梁皇帝萧琮至长安，并派兵进据江陵，废掉梁国。开皇八年（588）十月，隋设淮南行台省于寿春，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全面负责灭陈的战役。不久，又以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杨广出**，杨俊出襄阳，杨素出永安，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青州总管燕荣出东海。各路隋军共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杨广节度。东自海，西至巴蜀，向陈发动了全面进攻。

面临隋军的大举南下，陈叔宝优柔寡断，不作任何应战准备，反而自我安慰说：“王气在此。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摧败。”都官尚书孔范也附和说：“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邪！”并诬蔑“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①。于是，隋军顺利渡过长江。

开皇九年（589）正月，贺若弼、韩擒虎先后渡江。当时，建康尚有陈军十余万人，但由于陈叔宝怯懦无能，也不懂军事，唯日夜啼哭，把一切大权交给嫉贤妒能的施文庆，有才能的文官武将不能发挥作用，致使隋军很快攻下建康。陈叔宝与其爱妃张丽华跳入枯井，后被隋军所俘。长江上游的陈军知大势已去，也都解甲投降。至此，陈朝灭亡，全国又告统一了。

隋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西晋以后，分裂局面的出现，是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结果。所以，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的对立，包含着民族矛盾的内容。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落后的民族征服先进的民族以后，在先进民族社会生活的影响下，必然要与先进的民族组合在一起。西晋灭亡以后的北方游牧民族，逐步接受了中原地区汉族人民的先进生产方式，由氏族社会末期或奴隶社会很快地进入封建社会。在这种封建化的过程中，各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活，文化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都逐步与汉族接近而一致。这样一来，民族的界限渐渐消失，民族矛盾也就随之而不存在了。

在民族矛盾突出的时候，南方人民支持南朝政权包含着反对民族压迫的意义。随着民族矛盾的消失，南朝政权又日益**，阶级矛盾逐步激化，致使南方人民不再支持南朝政权。这就意味着广大人民要求统一。唐朝初年，李大师、李延寿父子编撰《南史》与《北史》，就是为了从思想上进行统一。李延寿说：“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①不难看出，李大师、李延寿撰史的动机，首先是要消除南北的互相歧视，达到思想上的统一，其次是从体例上消除各个断代史只有局部，没有整体的缺点。存在决定意识，这正是人们从思想上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反映。长期以来，北方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隋朝政权的巩固与强大奠定了基础。隋文帝利用这种条件，进行各种改革，使隋朝在政治上强于南方，军事上超过南方，形成了北方统一南方的必然之势。由此可见，隋的统一，是隋文帝在已经形成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人为作用的结果。

①《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长城公祯明二年。

①《北史》卷一〇〇《序传》。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一边说隋灭陈是必然的，一边责怪陈的灭亡是由于陈后主的不抵抗政策——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杂交出来的奇怪论调。这都是因为他们不懂“南北朝的文明背景——由此可见，“马列主义”相比于“谢选骏论说”，就像是一堆垃圾！）

【第六章 隋末农民大起义和唐朝的建立】

隋朝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建立，到炀帝大业十四年（618）灭亡。

共三十七年的历史。隋文帝统一全国，结束了西晋灭亡以来二百七十多年南北分裂的局面；同时，还采取了多种措施，巩固并发展了封建国家，致使隋朝出现了富强繁荣的景象。但是，好景不长，仅仅三十多年，唐就取隋而代之了。这主要是隋炀帝倒行逆施。推行了一系列暴政，迅速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农民大起义的结果。

第一节 隋炀帝的暴政

穷奢极欲，纵情声色

隋文帝时，虽然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但封建社会固有的矛盾也在发展。由于长期以来，未经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冲击，地主、官僚占有大量土地的情况，没有得到缓和，如大贵族杨素，除按官品占有永业田和职分田外，还曾两次得到赐田一百三十顷。这样一来，就使许多农民不能按均田制的规定得到土地，隋朝均田制规定，一夫受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露田，但实际上有些“狭乡”每丁只能有田二十亩。这种根本问题的存在，决定阶级矛盾必然逐步激化。隋文帝虽然以“节俭”被史书所称道，但统治阶级的本性决定这只能是一些表面现象，实际上仍然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不惜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开皇十三年（593），杨素给他修仁寿宫，由于工程大，时间短，劳动者死亡上万人，隋文帝同独孤皇后看到仁寿宫豪华壮丽，对杨素大加称赞，并赏钱百万，锦绢三千段。同时，隋文帝还随心所欲地加重刑罚，任意杀人。如前所说，甚至规定凡盗一文钱或边粮一升，以及三人共窃一瓜者，也要处以死刑，这些都是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因素。至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如争夺太子地位的斗争等，也无不影响政权的稳定。因此，魏徵说：“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①并非没有道理。

如果说隋文帝时阶级矛盾正在发展，那末，隋炀帝的各种倒行逆施的暴政就迅速激化了阶级矛盾。

隋炀帝一登上皇帝的宝座，就开始了穷奢极欲、纵情声色的腐化生活。

首先，他不满足于京师的物质享受。仁寿四年（604）七月做了皇帝，十一月他就东赴洛阳，下诏营建东都。诏书中说修建要“务从简约”②，但事实则完全相反，第二年修建东都时，“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①。所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龙鳞渠，萦纡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彫落，则翦彩为华叶，缀于枝条，色渝则易以新者，常如阳春。沼内亦翦彩为荷芰菱芡，乘舆游幸，则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竟以殽羞精丽相高，求市恩宠”②。同时，还派人“往江南诸州采大木，引至东都。所经州县，递送往返，首尾相属，不绝者千里”。如果说修建东都是为了把政治中心东移，减少每年大量向京师运粮的困难，即使有些浪费，也还算做了些有实际意义的工作。但事实并非如此。隋炀帝在位总共不到十四年的时间，以他为中心的政治集团，大部分时间是四处巡游，不在洛阳。大约统计，隋炀帝在洛阳的时间，断断续续，总共不过四年左右。在京师的时间不足一年，其他时间都在各地巡游。

①《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〇，文帝仁寿四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〇，炀帝大业元年。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一切国家事务的最高决策者。他到哪里，也就是政治中心到那里了。况且，隋炀帝每次游幸，都兴师动众，“从行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须，皆仰州县”③。由此可见，在隋炀帝外出期间，大批国家官吏与军队都不在洛阳，洛阳既未真正起到政治中心的作用，从而也就无法肯定他修建东都的积极意义了。其实，营建东都只不过是隋炀帝“无日不治宫室”的一个方面。尽管“两京及江都，苑囿亭殿虽多，久而益厌，每游幸，左右顾瞩，无可意者，不知所适。乃备责天下山川之图，躬自历览，以求胜地可置宫苑者”①。因此，很多宫殿，遍布各地。他每次到各地宫殿游幸，都极奢侈豪华。最突出的是南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已上给黄蔑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②。游幸次数之多，时间之长，而且如此阔气排场，均为前所未有。

其次，隋炀帝为了炫耀自己的显赫地位，往往不惜一切代价，大肆挥霍，浪费难以数计的人力和财力。大业二年（606），突厥启民可汗来到隋朝，隋炀帝“欲以富乐夸之”，“于是四方散乐，大集东京”，“伎人皆衣锦绣缯彩，舞者鸣环佩，缀花毦；课京兆、河南制其衣，两京锦彩为之空竭”③。大业六年（610）正月，“诸蕃酋长毕集洛阳”，隋炀帝命“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周边一些民族派人到洛阳丰都市（东市）交易，隋炀帝就“命整饬店肆，簷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给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④。隋炀帝就是这样，把民脂民膏大肆挥霍，致使人民负担急剧加重，阶级矛盾很快激化。

至于隋炀帝贪恋声色的糜烂生活，一直到他在江都面临末日的时候也没有任何收敛。

徭役繁多，破坏生产阶级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莫过于隋炀帝劳民伤财，破坏生产。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停止劳动生产，人们就会因冻饿而死，这个国家或民族自然就要灭亡。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真理。正是这种人人都知道的真理，隋炀帝却置若罔闻。他既想要得到劳动人民的各种生产成果，却又例行逆施，把大量的劳动力用于非生产方面，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大肆征发劳动人民服役，就是这种矛盾的突出表现。

仁寿四年年底，隋炀帝刚刚即位，就“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渡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①。大业元年，杨素营建东都，每月役丁二百万人，由于“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②。同时，又征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征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在这年游江都时，仅揽船工就用了八万余人。

③《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四年。

②《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③《资治通鉴》卷一八〇，炀帝大业二年。

④《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六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〇，文帝仁寿四年。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〇，炀帝大业元年。

大业三年五月，“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③。七月，又征发丁男百余万修筑长城。大业四年正月，征发河北百余万人开永济渠，丁男不足，妇女也被征发了。七月，又征发二十余万人修筑长城。把这样多的民力用于非生产方面，必然导致生产停滞，不能发展。

当然，运河的开凿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与其他劳民伤财的工程相提并论似乎不甚妥当。其实，认真分析一下，也并无不妥之处。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是开凿运河的客观效果。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人们需要用绝大部分时间去从事保证人类生存的农业生产。隋炀帝强迫农业劳动者去从事远远超出劳动者的负担能力的巨大工程，显然是脱离实际的。用大量劳动者的生命去满足自己游幸的需要，即使客观效果有好的一面，也不能忽视劳动者的悲惨遭遇，去歌颂发号施令者的功绩。抛开大量劳动者的伤亡，生产的中断，去侈谈长远的效果，就是割断历史。如果不是农民战争推翻隋炀帝政权，为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开辟道路，运河的客观效果是不能显示出来的。由此可见，严重破坏生产力的结果，是劳动者走投无路、被迫造反。反之，如果隋炀帝不是劳民伤财，破坏生产，社会财富会更加丰富。在社会财富更加丰富，劳动者的负担能力许可的情况下，用较长的时间去开凿运河，无疑会促进历史的前进。

直接导致农民起义的是进攻高丽。从大业八年（612）到大业十年（614），隋炀帝三次对高丽进行战争。大业七年（611）为了准备进攻高丽，派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工匠被迫站于水中昼夜劳动，腰以下溃烂生蛆，死亡什之三四。又征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又命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衣甲幔幕。为了转运军粮，“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又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①。

大业八年，第一次进攻高丽，动用军队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二百万。运送给养的比军队还多一倍。萨水（在今朝鲜平壤北）战败，致使三十万五千作战部队仅剩下二千七百人。至于第二、第三两次进攻高丽的战争，也同样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隋朝最盛时，全国人口是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仅进攻高丽的战争，直接、间接参加的就有三四百万，各种频繁的徭役，更是难以计算。但可以肯定，大部分青壮年劳动者都离开了生产岗位，这是对生产力最严重的破坏。“耕稼失时，田畴多荒”②，正是生产力遭到破坏的实际情况。《隋书·食货志》说：“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疆场之所倾败，劳敝之所殂殒，虽复太半不归，而每年兴发，比屋良家之子，多赴于边陲，分离哭泣之声，连响于州县。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饥馁，妇工纺绩，不足以赡资装宫观鞠为茂草，乡亭绝其烟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不仅如此，更加“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以致“百姓困穷，财力具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③。这就是说，在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劳动人民为了不被冻饿而死，只有相聚起义，高举农民革命的大旗了。

③《资治通鉴》卷一八〇，炀帝大业三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七年。

第二节 隋末农民大起义

王薄首举义旗首举起义大旗的是王薄。王薄是齐郡邹平（今山东邹平）人，大业七年，他首先在长白山（在今山东章丘）发动起义。为了号召群众参加起义军，他自称“知世郎”，表示自己是先知先觉者。同时，他还作《无向辽东浪死歌》，鼓动群众拒绝参加进攻高丽，激发群众的反隋情绪。因为隋炀帝为进攻高丽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最为沉重的灾难。

王薄起义，揭开了全国农民战争的序幕。革命的熊熊烈火，遍地燃烧起来。与王薄起义的同时，翟让也在瓦岗发动了起义。另外，孙安祖在高鸡泊，张金称在蓨县，高士达在蓨县，刘霸道在豆子■也先后起义。

大业九年（613），又有孟海公在济阴周桥、孟让在齐郡、郭方预在北海、郝孝德在平原相继起义。封建史籍所谓“群盗蜂起，不可胜数”①，正说明农民起义的烽火已遍地燃烧。

杨玄感起兵

在阶级矛盾迅速激化的影响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充分暴露了。

大业九年，正当第二次进攻高丽的时候，隋朝贵族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反隋。杨玄感的父亲杨素是隋炀帝的亲信，他曾帮助隋炀帝夺取了帝位。杨玄感因其父有功而位至柱国，又迁礼部尚书。第二次进攻高丽时他在黎阳督运军粮，他看到隋炀帝倒行逆施，天怒人怨，认为有机可乘，遂起兵叛隋。他举兵南下，进攻东都，顺利到达洛阳城下，众至十余万人。杨玄感进军顺利，迅速发展壮大了势力，正是他的行动迎合了广大人民反对隋炀帝的要求。所以，杨玄感虽然因进攻高丽的军队南下，使其腹背受敌而失败，但也反映了在阶级矛盾急剧激化的情况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是一触即发的。

在杨玄感起兵的影响下，农民起义的浪潮更加高涨了。大业九年七月，刘元进在余杭拥众数万人，响应杨玄感。八月，吴郡朱燮起义，“民苦役者赴之如归”①；管崇在晋陵起义，众至十万人。正当杨玄感围攻东都时，梁郡韩相国也举兵响应起义，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杨玄感于八月失败，九月就有东海彭孝才起义，有众数万人；十月，吕明星进攻东郡，十二月，扶风向海明起义。众至数万。另外，还有杜伏威、辅公祏、苗海潮等人在各地起义。这些起义军，虽然没有直接打起响应杨玄感的旗号，但在杨玄感狠狠打击了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之后，至少说是对他们的起义减少了困难，增加了有利因素的。由此可见，杨玄感起兵对隋末农民起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起义军的不断发展，使隋炀帝失去了控制全国的能力，长安、洛阳、江都，都成了农民起义的汪洋大海中的孤岛。到大业十二年（6），农民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由分散走向集中，原来遍布各地的起义军，逐步形成了三支强大的农民军队伍。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七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二，炀帝大业九年。

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

窦建德是清河郡漳南县人，由于他同情穷苦农民，肯帮助别人，所以在当地的威信很高。

大业七年（611），隋炀帝征发农民，进攻高丽，窦建德被选为二百人长。他的同乡孙安祖也被选为征士。孙安祖因家遭水灾，妻子饿死，不愿前往，遂遭县令怒笞。孙安祖刺杀了县令，去找窦建德。窦建德表示：“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①要他到高鸡泊中去聚众起义。孙安祖接受这个建议，带着窦建德给他招募的几百人，到高鸡泊正式起义了。由于起义军不断打击着隋朝的黑暗统治，地方官就到处搜捕与起义军有关的群众，窦建德也是搜捕的对象。窦建德在全家被杀后，忍无可忍，聚集了二百多人，参加了高士达的起义军。

窦建德参加起义军后，一直保持着俭朴的生活作风，与群众同甘共苦；并且作战勇敢，屡立战功。于是，威望越来越高，很快就由一个小头目成为一支大规模起义军的领袖了。

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于大业十三年（617）正月在乐寿建立政权，窦建德称长乐王，第二年，又改国号为夏，改元五凤。这支起义军首建功绩，是打败隋朝涿郡通守郭绚。

大业十二年，郭绚率领一万多人进攻高士达。高士达命窦建德负责指挥作战，自己守卫辎重。窦建德率七千精兵，假称投降，麻痹郭绚。待郭绚松懈以后，窦建德突然出击，大败隋军，杀其数千人，得马千匹。郭绚带数十骑逃走，又被窦建德追上斩首。隋军闻风丧胆。自此以后，窦建德的威望大大提高了。不久，高士达在与隋军作战中牺牲，窦建德就成为这支起义军的当然领袖了。

河北起义军的第二次重要战绩，是大败隋涿郡留守薛世雄。薛世雄是很受隋炀帝赏识的隋军将领，三次进攻高丽，他都参加了。进攻高丽失败归来，他当了涿郡留守。大业十三年，瓦岗军逼近东都，隋炀帝命他率军三万人南下，镇压沿途的起义军，并解东都之围。这时，窦建德刚于乐寿县称长乐王，起义军已发展到十余万人。薛世雄南下，河北起义军首当其冲。

薛世雄兵行至河间七里井，窦建德一面将重兵埋伏起来，一面声称要远去豆子■。薛世雄误认为窦建德逃跑，于是麻痹大意起来。窦建德认为时机已到，亲率敢死队一千人，向隋军猛烈进攻，隋军措手不及，全军溃乱，死一万余人。薛世雄逃入河间城内，忧郁成疾，回到涿郡，就郁郁而死了。隋朝在北方的这支主力军被消灭，加速了隋炀帝政权的灭亡，壮大了农民军的声威。

河北起义军的再次战功，是消灭以宇文化及为首的隋军残余势力。

宇文化及本为隋右屯卫将军，在江都缢杀了隋炀帝，立秦王浩为帝，率领十余万隋军沿通济渠北归。由于瓦岗军的阻击，不能在中原立足，遂转向北去，到了魏县（今河北大名西南）。就在这穷途末路的时候，宇文化及又杀了傀儡皇帝杨浩，自己当了皇帝，国号许，建元天寿。窦建德闻讯，立即进攻魏县。宇文化及战败，退往聊城（今山东聊城东北）。起义军又跟踪追击，攻破聊城，活捉宇文化及，彻底消灭了这支跟随隋炀帝多年的基本队伍。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在推翻隋炀帝的黑暗统治过程中，功绩卓著，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①《旧唐书》卷五四《窦建德传》。

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

大业七年（611），东郡法曹翟让因犯罪而被下狱，狱吏黄君汉私自释放了他。于是，他逃亡瓦岗（今河南滑县东南）聚众起义。同郡的单雄信、徐世勣也都前往参加。他们在永济渠沿岸劫夺来往船只，以致“资用丰给，附者益众”①，起义队伍逐步扩大起来。

大业十二年（6），贵族出身的李密，在参加杨玄感起兵失败后，投奔瓦岗军。李密较有政治眼光，他建议翟让积极发展势力，扩大影响。翟让重视李密的建议，首先攻取了荥阳。

荥阳是中原的战略要地，向东是一片平原，向西是虎牢关。虎牢关以西的巩县有隋的大粮仓洛口仓。取得洛口仓不仅可以得到大量的粮食，而且已逼近东都洛阳。可见，夺取荥阳是瓦岗军发展势力的重要一步。

面临强大的瓦岗军，荥阳太守杨庆无可奈何，隋炀帝特派“号为名将”、“威振东夏”的张须陁为荥阳通守，镇压瓦岗军。李密认为张须陁勇而无谋，遂建议翟让与张须陁正面接战，佯败而北走。李密率精兵埋伏在荥阳以北的大海寺附近，张须陁紧跟翟让十余里，到大海寺以北的林间时，李密伏兵四起，隋军陷入重围。张须陁本来掉以轻心，更加突如其来的强兵，使他措手不及，战败被杀。这次失败，隋军“昼夜号哭，数日不止”①。可见，这次瓦岗军的胜利是对隋炀帝政权的沉重打击。

大业十三年（617）二月，瓦岗军攻取洛口仓，并开仓济贫。贫苦农民大量参加起义军。隋朝在洛阳的越王侗派遣虎贲郎将刘长恭率军二万五千人前往镇压。翟让、李密预先侦知了隋军的动向，作了周密的部署。刘长恭对瓦岗军的情况则一无所知，表面看到瓦岗军的人数不多，遂麻痹大意起来，瓦岗军乘隋军初来乍到，饿饥疲惫之时，大举进攻，隋军大败，死者十之五六。刘长恭仓皇逃回东都。瓦岗军得到大量的辎重器甲，力量壮大，声威大振。四月，瓦岗军逼近东都城郊，攻破回洛仓（在今河南洛阳东北），致使东都粮食缺乏，陷入困境。九月，瓦岗军又攻破黎阳仓（在今河南浚县东南），开仓济贫，起义军增加了二十多万。这时，瓦岗军有数十万之众，控制了中原广大地区，达到了鼎盛时期。瓦岗军还公开宣布了隋炀帝的十大罪状，明确表示要推翻隋炀帝政权了。

正当瓦岗军日益强大的时候，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激化了。由于李密在屡次作战中所发挥的作用较大，其威望也就越来越高，翟让遂主动把领导权让给了李密。后来，翟让的哥哥翟弘以及王儒信等人又劝翟让夺回领导权，这样一来，矛盾日益激化，以致最后李密杀了翟让。

瓦岗军内部的分裂，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武德元年（618）六月，宇文化及率江都隋军北上，瓦岗军虽然对宇文化及作战取得胜利，但也损失严重。九月，东都隋军乘机发动进攻，瓦岗军全面失败，李密走投无路，于十月奔赴长安，向新建的唐朝投降了。

瓦岗军是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农民军队伍，在中原消灭了大量的隋军，割断了江都与洛阳的联系，迫使隋炀帝陷入江都孤岛，不能控制全国。最后虽然也走向失败，但仅有的洛阳隋军残余势力也已面临末日了。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三，炀帝大业十二年。

①《隋书》卷七一《张须陁传》。

杜伏威、辅公祏领导的江淮起义军杜伏威、辅公祏起义是在大业九年（613）年底。杜伏威是齐州章丘（今山东章丘）人，由于其“家贫无以自给”，遂和有“刎颈之交”的辅公祏聚众起义。在和官军作战时，他非常勇敢，“出则居前，入则殿后”①，从而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很自然的成了领袖人物。

杜伏威起义后，先入长白山，加入左君行领导的起义军。后来，由于和左君行意见不合，离开长白山，转战到淮南去了。这时，在下邳有一支苗海潮领导的起义军。杜伏威为了壮大力量，用软硬兼施的办法迫使苗海潮率众加入自己的队伍。另外，还有海陵赵破阵领导的起义军也被并入了他的队伍。这支起义军的力量因此就更加可观了。

正当杜伏威领导的起义军发展壮大的时候，隋朝的校尉宋颢率军前来镇压。起义军与隋军稍一接触，即佯败后退，诱隋军入葭芦中，然后纵火焚烧，使隋军全军覆没。

大业十三年（617），隋炀帝又派右御卫将军陈稜带精锐部队八千人进攻起义军。陈稜慑于杜伏威军的威力，不敢正面进攻。杜伏威为了激怒陈稜，派人送他一套妇女衣服并致书称他“陈姥”。陈稜恼羞成怒，倾巢而出。杜伏威身先士卒，农民军奋力冲杀，隋军全线溃乱，陈稜仅以身免。杜伏威乘胜攻破高邮，占据历阳，在历阳自称总管，同时，还派遣所部分别取得附近许多地方。在这种形势下，江淮之间许多小股起义军纷纷加入这支队伍，杜伏威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就成了江淮一带力量最强大的起义队伍了。

宇文化及杀了隋炀帝以后，杜伏威向洛阳的越王侗上表称臣。越王侗命他为东道大总管，封楚王。不过，当时隋朝的统治已经分崩离析，越王侗并不能支配杜伏威，所以，事实上杜伏威的起义军仍然是一支独立活动的力量。武德二年（619）八月，杜伏威又向唐朝投降。唐高祖命他为扬州刺史、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淮南道安抚使，进封吴王。以辅公祏为行台左仆射，封舒国公。

武德五年（622）七月，杜伏威到了长安。第二年八月，辅公祏又举兵反唐，并于丹阳（南京）称帝，国号为宋。唐高祖命襄州道行台尚书左仆射赵郡王李孝恭、岭南道大使李靖、齐州总管李世勣等，分别进军淮南，镇压辅公祏。武德七年（624）三月，唐军攻破丹阳，辅公祏战败，出走途中被俘。辅公祏起义，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但是，在长期战争之后，社会生产急待恢复，经济的发展，刻不容缓。所以人心思安，希望能有安定的环境。正因为这样，辅公祏起义就不能像王薄起义那样，点燃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因此，它不能像隋末农民起义那样，迅猛异常，势不可当，而是很快失败了。由此可见，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都不能超出他所处的时代所允可的范围。

①《旧唐书》卷五六《杜伏威传》。

第三节 唐朝的建立

李渊建立唐朝

唐朝的建立者是李渊。李渊是西魏的八柱国之一李虎之孙。李虎因有功于西魏而死后被追封为唐国公。李渊的父亲李昞，曾为北周安州（治所在今湖北安陆）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封唐国公。李昞死后，李渊又袭封唐国公。在隋朝，李渊先后做过州刺史、郡太守。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又以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镇压农民起义，大业十三年（617）初，李渊为太原留守。就在这一年，他起兵反隋了。

在太原起兵之前，李渊早有取隋而代之的打算，他刚做了太原留守，就视河东为自己的地盘，一面镇压厉山飞等人领导的起义军，一面又北向突厥讲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同时，还积极收罗人才，发展力量。例如，隋的右勋卫长孙顺德，右勋侍刘弘基，为了逃避进攻高丽，都亡命在太原，依附于他；左亲卫窦琮也因犯法而逃到太原。收罗这些隋朝的犯罪官员，显然是要和隋炀帝分道扬镳了。

大业十三年七月，李渊经过充分准备，率军三万人，向关中进发。十一月，李渊攻破长安，迎代王侑为皇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以尚书令、大丞相的身份掌握了实际大权。

武德元年（618）三月，宇文化及等人缢杀了隋炀帝。从四月到五月，代王侑被迫让位，李渊表面辞让，群臣劝进，经过几次反复，李渊自认为已经是名正言顺了，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就是唐高祖。

统一全国李渊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他颇有远见，不像刘武周、梁师都、李轨、薛举那样，满足于割据一方，做中国的一隅之主；而是要做全中国的皇帝。因此，他在做皇帝的同时，就开始了统一全国的事业。

李渊统一事业的第一步是平定薛举与李轨。

薛举原是隋朝金城府（在今甘肃兰州）校尉。隋末，陇右一带也爆发了农民起义，薛举乘机发展势力，割据一方，自称西秦霸王，建元秦兴。大业十三年七月，薛举又在金城称帝。薛举先后占领鄯罕鄯州、廓州、秦州等地，还东进扶风，欲攻长安，号称三十万众。这对李渊来说，当然是极大的威胁。武德元年（618）七月，薛举又进兵豳州、岐州一带，李世民所率唐军与其初战失败，薛举也因病死，而未能东进。

薛举死后，其子薛仁杲（果）继承其帝位，住在折墌城，继续与唐为敌。八月，李世民又率军西进。十一月，唐兵至高墌，薛仁杲多次挑战，唐军坚壁不出，相持六十多天，薛仁杲军粮用完，其部将梁胡郎又向唐军投降，李世民认为时机已到，遂即发动进攻，直逼折墌城下。薛仁杲看到大势已去，只得举城投降。

李轨原是隋朝武威鹰扬府司马，薛举在金城割据称雄以后，他感到随时有被进攻的可能，遂于大业十三年七月自称河西大凉王，也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十一月，李轨即皇帝位，改元安乐。

当李渊对薛举作战时，曾派人联络过李轨，李轨的态度反复无常，时而欲降，时而拒降。武德二年五月，李渊派安兴贵去劝李轨降唐，安兴贵是李轨部将安修仁之兄，当安兴贵劝李轨降唐无效时，遂与安修仁密谋，发动兵变，围攻李轨。这时，李轨内部矛盾重重，互不谐调，从而很快分崩离析，李轨被俘。至此，唐朝又平定了河西，向东进军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唐朝统一全国的第二步是大败刘武周，巩固太原。

刘武周原是隋朝马邑鹰扬府校尉。大业十三年二月，他杀了马邑太守王仁恭，自己做了太守。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对突厥始毕可汗进行贿赂，突厥遂立刘武周为定杨可汗，刘武周也就自命不凡，以皇帝自居了。

武德二年（619）四月以后，刘武周勾结突厥，逐步扩张势力，逼近太原。九月，刘武周兵临太原城下。留守太原的李元吉弃城逃回长安。刘武周占据太原后，又派宋金刚攻陷晋州（治所在今山西临汾），进逼绛州（治所在今山西新绛），直捣龙门。宋金刚长驱直入，直达黄河岸上，长安大为震动。十一月，李世民率唐军渡河，十二月，于美良川（在今山西夏县北）大败宋金刚部将尉迟敬德。武德三年（620）四月，唐军又败宋金刚部。唐军乘胜北进，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战数十合，在雀鼠谷（在今山西介休与霍县之间）再败宋金刚。刘武周闻讯，惊恐万状，放弃太原，北走突厥，后被突厥所杀。宋金刚看到残局不可收拾，也想逃奔突厥，结果也被突厥所杀了。原来刘武周所控制的州县，全都归唐所有了。

唐朝统一全国的更重要一步，是镇压河北农民军，攻取洛阳。

隋炀帝时，洛阳逐步成了全国的政治中心。大业十二年（6）七月，隋炀帝最后一次离开洛阳到了江都。由于农民起义军遍地而起，他无法再回到洛阳。从此以后，洛阳就成为隋军残余势力的据点。

大业十三年初，瓦岗军逼近洛阳，越王侗向隋炀帝告急，隋炀帝遂派江都郡丞王世充率部增援洛阳。王世充到了洛阳，虽然多次进攻瓦岗军，但始终没有改变洛阳隋军被围的困境。隋炀帝被杀后，越王侗也在洛阳做了皇帝，但实际大权都掌握在王世充手中。武德元年（618）九月，瓦岗军打败宇文化及后，自己也损失严重，“其劲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①。王世充乘机打败瓦岗军，加强了自己在洛阳隋军中的地位。武德二年四月，他强迫越王侗让位，自己做了皇帝，建国号为郑，成为洛阳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了。

武德三年六月，唐军平定了刘武周，七月，李世民就奉命东进洛阳。王世充率军三万人与唐军在慈涧（在河南洛阳西）交战。经过激战，王世充败退城内。李世民命行军总管史万宝由宜阳进据龙门（在今河南洛阳南），命将军刘德威围攻河内（郡治在今河南沁阳），命怀州总管黄君汉进攻回洛城（今河南洛阳东北），命王君廓至洛口（今河南巩县），断绝王世充的粮道，主力军屯驻于洛阳北的邙山，对洛阳形成了包围的形势。

唐军与王世充相持于洛阳时，河北的窦建德起义军是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唐和王世充都曾派人去争取窦建德。窦建德一面表示愿和唐军联合，同时请求唐罢围洛阳之兵；一面又向王世充表示愿意派兵相助。

当时，唐高祖要统一全国是不可动摇的方针。所以，唐军首先严辞拒绝王世充“息兵讲好”的请求，接着，又拒绝窦建德“退军潼关，返郑侵地，复修前好”的建议，同时又威胁窦建德说：增援王世充“良非上策”，望择善而从，否则，“恐虽悔难追”①。这样软硬兼施，阻止他增援王世充。武德四年三月，窦建德率军十余万，号称三十万，增援王世充。窦建德进军至成皋（即虎牢，在今河南荥阳西汜水）的东原，通知王世充，希望能够东西夹击唐军。

面临腹背受敌的威胁，李世民与将佐认真研究了形势。李世民认为：“世充兵摧粮尽，上下离心，不烦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将骄卒情，吾据武（虎）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险争锋。吾取之甚易。”②窦建德若入虎牢关，与王世充很快合兵一处，就难对付了。于是，他使屈突通等辅佐李元吉围困洛阳，自己亲率精锐部队东赴虎牢关。几次交锋，唐军都取得了胜利。

五月初二这一天，窦建德全力以赴，发动进攻。北距黄河，西薄汜水，南属鹊山，南北二十里（即今河南荥阳西旧汜水县至黄河沿汜水一带），鼓行西进。唐军以逸待劳，坚守不出，自早至午，农民军饥倦疲惫，正争饮水时，唐军突然出击。窦建德措手不及，战败受伤，退至牛口渚（今河南荥阳西旧汜水东北），被唐军所俘。窦建德失败，王世充所属的偃师（今河南偃师）、巩县（今河南巩县）等地官吏相继投降唐军，王世充看到大势已去，也只得举城投降。

从此以后，中原、河北一带，基本上为唐所统一了。

武德四年九月，唐高祖命河间王李孝恭等人率唐军自夔州（治所在今四川奉节）沿江东下，进攻割据于江陵（今湖北荆沙）的萧铣。萧铣是后梁宣帝的曾孙，隋炀帝时为罗县（今湖南湘阴东北）令。大业十三年，他乘农民起义之机，割据一方，自称梁王，次年，又称皇帝，以江陵为中心，逐步发展力量，以至“东自九江，西抵三峡，南尽交趾，北距汉川，铣皆有之，胜兵四十余万”①。

萧铣听到唐兵压境的消息，大为恐慌，仓猝迎战。唐将李靖把所得舰只弃而不用、尽散江中，顺水而下，萧铣所调援军见了散之江中的舟楫，以为江陵已破，不敢前进。于是，唐军集中力量围攻江陵。萧铣看到大势已去，遂下令开门出降。至此，长江中游与岭南一带也全为唐所统一了。

武德七年（624），唐军镇压了辅公祏起义，统一了长江下游。这时，除了仍然割据于朔方（郡治在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的梁师都（贞观二年被统一）以外，全国又复统一起来了。

①《资治通鉴》卷一**，高祖武德四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五，高祖武德元年。

（谢选骏指出：隋炀帝和秦始皇一样，都是终结在巡游的路上——如果他们龟缩在自己的都城，是否能够改变命运这倒也难说，但起码可以多活几年。）

【第七章 强大的封建**国家（武德、贞观到开元）】

唐朝建立后，自武德元年（618）到开元二十九年（741）的一百二十三年期间，是封建**国家的巩固、发展、富强阶段。这时的唐朝，政治上强大，经济上繁荣，文化也有很大发展，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着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史上也有很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节 武德贞观年间的稳定发展

唐高祖拨乱反正武德年间（618—626），当隋末战乱之后，一方面需要统一全国，一方面又需要恢复稳定封建秩序，发展生产，以利于新建政权的巩固。唐高祖正是这样顺应客观形势的要求，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又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恢复或新建各种制度，巩固唐朝政权的。武德年间的各种措施，为后来“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

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的倒行逆施，中断了正在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

沉重的徭役负担，迫使广大农民离开土地，生产无法继续下去，正在走向富强繁荣的形势急转直下。唐高祖在这种情况下走上历史舞台，建立唐朝，必然面临拨乱反正的使命。

唐高祖认为，汉高祖“拨乱反正”，纠正了秦的错误，从而出现了汉初的繁荣景象；他要“拨乱反正”①，纠正隋的错误，使唐朝富强。姜谟说：“唐公有霸王之才，必为拨乱之主。”②可见，唐高祖发挥“拨乱反正”的作用，既是历史前进的要求，他本人也具备了条件。

当时的“拨乱反正”，只能是把打乱了的封建秩序再恢复起来，使其遵循固有的规律继续前进。尽管封建制度是束缚劳动人民手足的枷锁，但由于人们不能超越历史所允许的范围进行活动，所以，唐高祖恢复发展封建制度实际上就是为历史的继续前进创造条件。

武德二年（619），唐高祖初定租、庸、调法，规定在限额之外，“不得横有调敛”③。显然，这有限制统治集团不得为所欲为的意思。把对劳动者的剥削与奴役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是有利于历史前进的。

土地制度是赋役制度的基础。自北魏实行均田制以来，对恢复发展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唐高祖为了使隋末大量离开土地的农民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以利于政权的巩固，遂于武德七年（624），实行均田制。所实行的均田制与租庸调法，是隋朝均田制与租调力役制的继续和发展。所谓“发展”，就是因历史的前进出现了新的内容。

新的内容很多，例如，隋遵北齐之制，一个丁男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另外，每丁又受永业田二十亩，夫妇共受田一百四十亩。但是，一对夫妇所纳之赋税却倍于单丁。由于单丁受田一百亩，仅纳一对夫妻受田一百四十亩的一半赋税，从而就出现了许多人不愿结婚或隐瞒妻子的现象。唐初的均田令中，规定妇女不受田，不纳税，正是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制度较合理些，无疑会促使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另如，北魏、北齐时，官僚地主可以通过奴婢与牛领受大量土地，唐朝取消了奴婢与牛的受田。这主要是各级官吏可以通过另一途径得到永业田、职分田、公廨田，不必要再通过奴婢与牛受田。再者，唐初又规定僧、尼、道士、女冠也可以受田。这主要是因为隋朝以后，佛教、道教在统治者的倡导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寺院、道观都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因而，法令中不得不承认这些既成事实。由此可见，土地制度的发展，正反映了历史前进的内容。其他，像土地买卖范围的扩大，以庸代役制的普遍推行等，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均田制与租庸调法在唐朝实行了一百多年，说明它在唐初还是很有生命力的制度。唐朝前期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富强，与此制度密切相关。

①《旧唐书》卷七五《孙伏伽传》。

②《册府元龟》卷三四五《将帅部·佐命六》。

③《资治通鉴》卷一八七，高祖武德二年。

古代货币的发展，到武德年间也起了很大变化。从西汉到隋朝，五铢钱一直在货币流通领域占主要地位。隋末，私铸钱大量出现，劣币盛行，“千钱初重二斤，其后愈轻，不及一斤，铁叶、皮纸皆以为钱。高祖入长安，民间行线环钱，其制轻小，凡**万才满半斛”①。针对这种情况，武德四年（621）下诏铸“开元通宝”钱。

“开元通宝”钱的流行，在我国货币发展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元”，即开国的意思，“通宝’，即流通的宝货。其中不包含货币的重量，与秦半两钱、汉五铢钱（二十四铢为一两）比较，显然是改变了以重量为币名的传统。同时，以钱为宝，也反映了人们对货币的作用有进一步的认识，还说明把货币视为财富的观念大大增强了。从此以后，历代的铜钱都不再以重量为名，都称为“通宝”、“元宝”。这说明货币的发展已到了更高级的阶段。《唐律》在古代法制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对亚洲各国古代法典的形成与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唐律》是在武德、贞观年间逐步形成的。《通典》卷一七〇《刑八》：“高祖初至京师，革隋峻法，约为十二条，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及受禅，诏宰相刘文静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尽删大业苛惨之法，制五十三条，务存宽简，以便于时。”可见《唐律》是根据《开皇律》而来的。贞观年间，唐太宗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进一步修定为五百零二条12卷的《唐律》。长孙无忌等人又对《唐律》逐条逐句进行诠解和疏释，成为《唐律疏议》。这种国家法典，有唐一代，没有大的变化。

唐代的官制也在武德年间确定下来。《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武德七年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次御史台；次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为九寺；次将作监；。”三公地位高，无实权，实际上是荣誉职务。六省中的尚书、门下、中书是朝廷机关，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其中尚书省系执行机关，政务繁多，故又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管理有关事务。由于这些部门在政权机构中所起的作用最大，所以，后来往往把唐朝廷的官制概括为三省六部制度。其他三省与政权机关无大关系，不甚重要。御史台是监察机关。寺、监是分别管理朝廷兵、刑、钱谷事务的机构。这些都是“京职事官”，另外，还有“州县、镇戍、岳渎、关津为外职事官”。这种官制，后来虽然也有过变动，但朝廷的三省六部制，地方的州县两级制，基本上是沿袭武德年间的。

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开创于隋，唐代逐步完善起来。《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自高祖初入长安，开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员，自京师至于州县皆有数。既即位，又诏秘书外省别立小学，以教宗室子孙及功臣子弟。其后又诏诸州明经、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称者，县考试，州长重覆，岁随方物入贡；吏民子弟学艺者，皆送于京学，为设考课之法。州、县、乡皆置学焉。”从京师到州、县、乡皆置学，使宗室子孙、功臣子弟、吏民子弟都有就学机会。州、县通过考试入选，“随物入贡”，实际上就是“乡贡”。这种通过考试在政治上进行竞争的办法，正是科举制度的基本内容。《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也有大体类同的记载，并且认为“斯我唐贡士之始也”。由此可见，隋末中断了的科举制度到唐初又恢复起来了。科举制度对封建的等级制度、门阀制度，都有一定的冲击作用，含有一定的平等竞争意义，在当时是进步的制度。

府兵制度，从西魏开始到隋末中断，唐高祖“以天下未定，事资武力，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①，在武德初年又将其恢复起来。贞观十年（636），唐太宗又在全国设置六百三十四个军府，仅关内就有二百六十一府。不难看出，唐初设置军府，是以关中为重点的。关中是京师所在之地，这说明唐朝廷掌握着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

以上各种制度，在武德贞观年间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为唐政权的巩固与国家的富强发挥了积极作用。

恢复发展各种制度，实际上就是恢复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的作用，就是使统治者能够继续统治下去，被统治者能够在可以忍受的剥削奴役下继续生活下去。唐太宗利用这种社会秩序巩固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并使国家富强繁荣起来。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唐初的统治者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常从历代皇朝的治乱兴衰中寻找借鉴。唐高祖就十分重视秦、隋很快灭亡，汉、唐乘机兴盛的历史变化。同时，为了“多识前古，贻鉴将来”①，还下诏修撰魏、周、隋、梁、齐、陈等六史。在这方面，唐太宗更为突出，他明确说过：“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②贞观六年（632），他还谓侍臣曰：“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朕又闻桀、纣，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则以为辱。颜、闵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则以为荣。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①既然从历史上认识到周、秦统治时间的长短在于统治者本身，周因“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持久，秦因“恣其奢淫，好行刑罚”，故而短暂。于是，他就从政治、经济各方面采取措施，促使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

唐太宗认为，解决民的问题最重要。他说：“夫民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②“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③解决民的问题，主要是发展生产，与民休息。

①《通典》卷二八《职官十·武官上·将军总叙》。

①《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

②《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①《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

②《帝范·君体篇》。

③《贞观政要》卷一《君道》。

他说：“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④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曾下诏停修劳民伤财的洛阳乾元殿，并且表示：“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⑤为了不误农时，还把太子举行冠礼的日子由二月改到十月。当有人提出“用二月为胜”的时候，他又明确表示“农时甚要，不可暂失”⑥。这充分说明唐太宗重视农业生产，接受了隋炀帝大量征发徭役，迫使农民走投无路，从而暴动的教训。另外，他还尽量减轻农民负担，反对竭泽而渔。他说：“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⑦有鉴于此，他多次下诏减免赋税。贞观元年（627），山东大旱，免当年租赋。贞观二年（628），关中旱灾，有卖子为生者，他命出御府金帛代为赎回。贞观三年，免关中二年租税，关东给复一年。类似此例颇多。此外，他还竭力防止统治集团内部骄奢淫逸。在他看来，“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敝。”也就是说，统治者的奢侈可以激化阶级矛盾。因此，他下诏“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矣”①。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农民发展生产。

唐太宗是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取政权的。唐朝建立后，李建成以李渊长子身份被立为太子，其弟李世民被封为秦王，李元吉被封为齐王。在统一战争过程中，秦王战功较多，与其谋臣猛将逐步形成一个秦王集团。秦王集团势力日益强大，李建成感到对自己是严重威胁，遂与李元吉联合，组成一个与之对抗的集团。双方斗争的核心是皇位问题。最初，是双方在政治上互相倾轧，争取李渊的信任与支持，削弱对方，壮大自己；最后，就发展到兵戎相见，水火不容了。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秦王有预谋地安排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等人，率精兵在玄武门设下埋伏，待建成、元吉早朝到来时，出其不意，突然袭击，建成、元吉被杀，所部冯立、薛万彻等率众与秦王兵激战失败。这就是玄武门之变。不久，秦王被立为太子。八月，唐高祖被迫让位，秦王做了皇帝，他就是唐太宗。

在唐太宗政权中，存在着各种政治力量。有原来隋朝的官员，有农民起义军的将领，还有统一战争中敌对势力的成员与李建成、李元吉集团的重要人物。各种政治力量，都需要以唐太宗为中心进行重新组合。唐太宗顺应了历史前进的要求，竭力促进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

在用人方面，唐太宗根据自己的选人标准，不管是哪一种政治力量，只要有才行即加以重用。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刚刚登上皇帝的宝座，就有人要求“秦府旧兵，宜尽除武职，追入宿卫”。唐太宗说：“朕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广朕德于天下也。”①他主张“惟贤是与”，反对以新旧为别，正是对各种政治力量一视同仁，广其德于天下。他还明确提出：“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②④⑥《贞观政要》卷八《务农》。

⑤《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⑦《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

①《贞观政要》卷六《俭约》。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元年。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七年。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玄武门之变以后，尽管李建成集团中，“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③。另外，当唐太宗还是秦王的时候，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就设置了文学馆十八学士，作为自己的智囊团。十八学士中的房玄龄、杜如晦等，都是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的骨干力量，可见文学馆学士都是唐太宗的亲信。但是，在他刚登上皇帝的宝座以后，武德九年（626）九月，就另设弘文馆学士代替文学馆学士，弘文馆学士不限十八人，增加了原秦王集团以外的成员。胡三省说：“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天下既定，精选弘文馆学生（士），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然则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④唐太宗用人，先“西北骁武之士”，后“东南儒生”，是根据实际需要而变化的，没有亲疏之别。这种用人之道，无疑可使大量的人才聚集在唐太宗周围。

再者，他对各种类型的人才还善于因材使用，并不求全责备。他说：“明君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他还说：“智者取其智，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①对人各取其长，当然可使各类人都发挥作用。

纳谏，是唐太宗从另一方面笼络人才的手段。皇帝纳谏，是对臣下的极大尊重，臣僚必然竭力效忠皇帝。这是儒家思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②的具体表现。唐太宗与魏徵的关系，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魏徵在隋末参加过瓦岗军，投唐后又为李建成的洗马，本来是唐太宗的敌对力量。但在玄武门之变以后，唐太宗非常重视他的意见，魏徵视唐太宗为“知己之主”，“知无不言”，前后共谏两百余事，使唐太宗非常满意。魏徵死后，唐太宗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③另如，唐太宗与裴矩也是这样。裴矩佐隋炀帝时虽居高位，却“无所谏诤，但悦媚取容而已”④。投唐以后，则一反常态，对唐太宗的所作所为，他不同意的，敢于直言不讳的批评，极力劝阻，从而颇受唐太宗的赞赏。这都说明，纳谏是皇帝发挥臣僚作用、巩固自己地位的有效手段。难怪司马光说：“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⑤看来，君臣关系的改变关键在于君。唐太宗在这方面是有所认识的。

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唐太宗对少数民族的基本态度，是“降则抚之，叛则讨之”①。也就是各少数民族只要不公开与唐对抗，就对其实行羁縻政策，以各部的酋长为都督、刺史，仍按其原来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对本族进行统治。反之，侵扰内地或对唐有严重威胁者，就用武力解决。唐初，突厥经常大兵压境，甚至进兵关中，威胁京师。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派李靖、李勣率军十多万人，分道出击突厥，消灭了东突厥，俘获颉利可汗。贞观八年（634），又遣大军进攻吐谷浑，获取全胜，解除了对河西各州的威胁。

③《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④《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注。

①《帝范·审官篇》。

②《论语·八佾》。

③《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④《旧唐书》卷六三《裴矩传》。

⑤《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年。

另外，还对高丽、薛延陀等也先后有过战争。但总的看来，还是以羁縻为主要策略。各族首领到了长安，都以礼相待。打败突厥后，对隋末没于突厥的内地人，不是迫使突厥送回，而是以金帛赎之，凡得男女八万口。贞观四年（630），“四夷君长诣阙请”唐太宗为“天可汗”②。贞观二十一年（647），诸酋长自称“唐民”，要求“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仍请能属文人，使为表疏”③。唐太宗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贞观七年（633），唐高祖也曾于故汉未央宫置酒，命颉利可汗起舞，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④这种和谐的气氛，正说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胜利。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在总结历史经验后认为：“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原，不能服戎狄。”他之所以超过了古人，关键在于“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①正是由于这种良好的民族关系，才出现了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结婚的友好范例，才取得了“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的盛况。唐太宗还举汉武帝的例子说：“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敝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②尽管这是唐太宗的自我欣赏，但所反映的事实大体不错。大概这是唐太宗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果。

由于唐太宗从经济、政治、民族关系各方面采取积极措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安定，民族关系的改善，使贞观初年的人口稀少，灾情严重，粮价昂贵，百姓东西逐食的情况大大改观。政治上，“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社会秩序方面，“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经济方面，“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这些“古昔未有”③的现象，正是“贞观之治”的具体反映。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③《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④《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七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二年。

③《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第二节 高宗武则天时期的继续发展

贞观遗风与改立皇后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去世，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

李治是太宗第九子。贞观十七年（643），太子李承乾被废，文德皇后之兄长孙无忌竭力称赞晋王李治“仁孝”，太宗遂立其为太子。高宗即位以后，颇有所作为，非常重视解决民的问题。他曾召朝集使道：“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从此，还“日引刺史十人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由于他勤于政事，故而“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①。另外，他还注意纳谏，不计较进谏者的言辞是否妥当。永徽五年（654）十月，雇雍州四万多人筑长安外郭城，雍州参军薛景宣进谏道：“汉惠帝城长安，寻晏驾；今复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宁认为薛景宣出言不逊，请高宗杀之。高宗则说：“景宣虽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②遂不加追究。这种豁达大度的作风，必然有利于下情上达，便于处理政事。

唐太宗虽然是封建社会杰出的政治家，但在晚年也像秦始皇等人一样，有面临末日之感，总想求取长生不死药，妄图长期居于统治地位。贞观二十二年（648），王玄策出使印度回来，带一方士名娑婆寐，娑婆寐自称有长生术，“太宗颇信之，深加礼数，使合长生药”。同时，还派人到处寻求制药的原料。由于药未制成，方士被放还。高宗即位后，娑婆寐又来长安，年轻的李治根本不相信他的奇谈怪论，命他回去。当王玄策又极力推荐的时候，高宗果断地说：“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求之，疲敝生民，卒无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又进一步提供证据道：这个方士再来的时候，“容发衰白，已改于前，何能长生！”①后来，娑婆寐死于长安，证实长生不死是荒唐的梦想。在这个问题上，高宗与太宗截然不同。他没有太宗晚年那种悲观情绪，而是立足现实，积极进取，充分体现了一个年轻皇帝颇有朝气的精神面貌。

高宗很有作为，还表现在废立皇后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主张，排除了元老派的干扰。本来，废立皇后是皇帝的私事，但皇后的地位不仅与皇后本人直接相关，而且往往涉及复杂的政治背景，从而使废立皇后的问题成为政治斗争。

废立皇后的问题是因武则天引起的。武则天，名曌，并州文水（今属山西）人。其父武士彟是木材商人，曾帮助李渊从太原起兵，建立唐朝，于是，就从富商走上了政治舞台。他官至工部尚书，封应国公，也是开国功臣。武士彟先后娶过两个妻子，先娶相里氏，生了两个儿子；后娶杨氏，生了三个女儿，武则天就是杨氏所生的第二个女儿。

贞观十一年（637），当武则天十四岁时，被太宗召入宫中，立为才人。

太宗去世，她到感业寺削发为尼。李治为太子时，曾和武则天有过接触。李治做了皇帝，王皇后将她接到宫中。

武则天再次入宫，深知王皇后的心意，遂对王皇后卑躬屈膝，百依百顺。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元年。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五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〇〇，高宗显庆二年。

王皇后不断在高宗面前称赞她，更加深了高宗对她的宠爱。高宗的宠爱为她提供了步步登高的阶梯。

在武则天得宠的同时，王皇后、萧淑妃都遭冷遇了。最后，高宗决心要废王立武，改换皇后。他也深知此事非同小可，遂事先征求有关大臣的意见。长孙无忌是开国功臣，又是太宗长孙皇后之兄，高宗的舅父。高宗以太宗第九子的地位被立为太子，长孙无忌起了关键作用。褚遂良参与过太宗很多军政大事的决策，被太宗视为“忠烈”之臣。太宗临终时，特意向他们两人托付后事，并明确表示：“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①“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同时又谓高宗道：“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②显然，废立皇后是非听取这二位顾命大臣的意见不可的。

高宗先礼后兵，自己亲自前往长孙无忌住宅表明态度，武则天母亲杨氏、许敬宗等人也曾劝说长孙无忌顺水推舟，都无济于事。接着，高宗又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等人入内殿，征求他们对改立皇后的意见。李勣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借口有病，根本没有入内。于志宁胆小怕事，不明确表态；褚遂良、长孙无忌坚决反对。勿庸置疑，高宗要改立皇后，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永徽六年（655）十月，高宗不再考虑元老派的反对，下诏废王皇后，十一月立武则天为后，皇后正式易人。不仅如此，长孙无忌、褚遂良又先后被贬官。显庆三年（658），褚遂良死于爱州（治所在今越南清化），显庆四年（659）七月，长孙无忌于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被逼自杀。长孙无忌这棵大树一倒，许多元老派人物都受到株连。从此以后，高宗在政治上不再受人制约，一切都自作主张。

高宗废王立武，改换皇后的问题，已超出了皇帝家务事的范围。褚遂良坚决反对的理由，是“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轻易废后，即是“违先帝之命”，即使“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①。王皇后出身名门大族，武氏出身低微。这种门第观念，反映着士族官僚与庶族官僚的矛盾。士族地主势力的没落，庶族地主势力的上升，是南北朝后期以来的历史潮流。高宗敢冒“违先帝之命”的风险，打破士族势力的威胁，直接掌握政权，正是他不愿任人摆布，敢作敢为的具体表现。昏懦的皇帝是不可能有这种胆量和作为的。

武则天执政

显庆五年（660）以后，高宗经常头晕目眩，影响处理政务。武则天乘机插手政治，开始参与国家大事。

武则天取得皇后的地位并不满足，她还想进一步掌握政权。于是，她一方面排除异己，扫清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一方面又组织力量，培植私人势力，为自己进一步掌权做准备。

在排除异己方面，除了害死王皇后、萧淑妃以外，还积极支持高宗打击元老派。后来，宰相上官仪认为武则天干预政事，请求高宗废之。当她知道此事后，立即使许敬宗陷害上官仪，致使上官仪死于狱中。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三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与此同时，武则天还抓紧培植私人势力，笼络人才，组织支持自己的力量。她建议高宗设置北门学士就是这方面的重要措施。

北门学士的任务，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与各种表疏。设置北门学士的目的，是削弱宰相的权力。由于北门学士直接参与国家重要政事，武则天掌握他们就更有利于自己参与政事。另外，武则天还根据政治的需要安排北门学士为其编撰必要的书文。元百顷、刘祎之、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等人，都是北门学士的重要成员。他们先后编撰了《列女传》、《臣规》、《百僚新诫》、《乐书》等一千多卷。武则天编撰书文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例如，武则天对太子李贤不满，遂命北门学士撰《少阳正范》（少阳指太子居住的东宫）及《孝子传》以赐太子。李贤接受这种必读之物，惶恐不安，可见，北门学士所撰的书文是有鲜明的针对性的。北门学士是武则天的政治助手。

北门学士名称的由来，是因为他们为了避免与南衙发生冲突，而从北门出入。“南衙”是以宰相为首的朝廷机关所在地，武则天于朝廷之外另立办事中心，当然是与宰相分庭抗礼。

武则天为了取得政权，还想尽一切办法表现自己的政治才能。上元元年（674），她向高宗提出十二条建议：（1）劝农桑，薄赋徭；（2）给复三辅地；（3）息兵，以道德化天下；（4）南北中尚禁浮巧；（5）省功费力役；（6）广言路；（7）杜谗口；（8）王公以降皆习《老子》；（9）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10）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11）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12）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①这十二条建议，涉及范围很广，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方面都有关系。高宗曾下诏实行。至于实行的效果如何，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资料，尚难作出确切的说明。不过，从其建议内容看，武则天确有相当的政治才能是勿庸置疑的。如果实现她的建议，有利于发展经济，争取民心，巩固其统治地位也是肯定的。

高宗的健康状况不佳，武则天懂得文史，才能出众，政权由高宗向武则天手中转移的趋势逐步形成。

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病死，中宗即位，尊武则天为皇太后，实际上一切政事均由武则天定夺，中宗只不过是个傀儡。这个二十七岁的年轻皇帝，不甘心听其母亲的摆布，自作主张，把皇后的父亲韦玄贞自普州参军提升为豫州刺史，很快又要以其为侍中。此事触怒了武则天，武则天立即废中宗为庐陵王，另立豫王旦为皇帝，是为睿宗。同时，武则天又重用武氏家族，光宅元年（684），命其异母兄之子武承嗣为礼部尚书，很快又为宰相。武承嗣请求立武氏七庙，武则天立即同意。这些事实，说明武则天要进行改朝换代了。

武则天随意废立皇帝，欲改朝换代，既与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水火不容，又直接威胁李氏家族的地位。这样一来，势必引起一些人公开反对武则天。首先起兵反对武则天的是李（徐）敬业。李敬业是李（徐）勣孙，眉州（治所在今四川眉山）刺史，后被武则天贬为柳州（治所在今广西柳州）司马。其弟盩厔（今陕西周至）县令李敬猷也被免官。另外，还有唐之奇、骆宾王、杜求仁等，也都遭贬官处分。光宅元年（684），这些人会集扬州（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声称扬州长史陈敬之谋反，遂取而代之。李敬业自称匡复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以匡复庐陵王为号召，很快聚集十余万人，发布檄文，公开讨伐武则天。

骆宾王起草的檄文，脍炙人口，很有文采。该文指责武则天道：“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说：“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武则天看了这篇檄文，也赞不绝口，认为文章精采。当她知道这是骆宾王所为时，感叹地说：“宰相之过。安失此人？”①看来，武则天确有政治家的风度，她对敌对势力的人才，不是嫉妒，贬低，而是称赞，并为未能得到他而深感惋惜。

李敬业起兵，武则天当然不能容忍，况且，扬州是交通枢纽，经济意义非常重要，于是，立即命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大总管，率军三十万，镇压李敬业。同时，又追削李敬业祖考官爵，复姓徐氏。

李敬业起兵后，由于其内部意见不一，不能抓紧有利时机，主动进攻，而是在李孝逸军逼近时才被迫应战，结果，李敬业全军溃败，自己也在逃跑中被杀。这场反对武则天的战争，不到五十天就很快结束了。

第二次起兵反对武则天的是唐宗室诸王。

垂拱四年（688）四月，武承嗣为了迎合武则天想做皇帝的需要，使人献上一块白石，上凿文“圣母临人，永昌帝业”①。武则天欣喜万分，命白石曰“宝图”。后又自加尊号“圣母神皇”。这就更接近于皇帝的称号了。

武则天得寸进尺，使唐宗室感到岌岌可危。他们于七月开始酝酿起兵反对武则天。参与这次反武斗争的有：豫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刺史越王李贞（太宗第八子）、绛州（治所在今山西新绛）刺史韩王李元嘉（高祖第十一子）、青州（治所在今山东益都）刺史霍王李元轨（高祖第十四子）、邢州（治所在今河北邢台）刺史鲁王李灵夔（高祖第十九子）、通州（治所在今四川达县）刺史黄公李譔（元嘉子）、金州（治所在今陕西安康）刺史江都王李绪（元轨子）、博州（治所在今山东聊城）刺史琅邪王李冲（李贞子）等。八月，琅邪王李冲开始募兵，同时，分别通知韩王元嘉、霍王元轨、鲁王灵夔、越王贞等，立即起兵，共趋神都。武则天针锋相对，速派左金吾将军丘神勣统兵进讨。

李冲募兵五千人，先攻武水（今山东聊城西南），武本县令闭门拒守，李冲力攻不下，七日而败。李贞于豫州举兵响应李冲，武则天派兵十万前往镇压，李贞仅有数千人，也因寡不敌众，兵败自杀。

本来，诸王相约起兵，共同行动。但尚未准备充分，约定发动日期，李冲即仓猝起兵，只有李贞响应，其他诸王均未发兵，故而声势不大，力量不强，致使武则天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接着，武则天又迫使李元嘉、李灵夔、李譔、常乐公主（高祖女）等自杀，其亲党皆受牵连而死。李元轨被贬黔州，于途中死去。武则天为改朝换代进一步削弱了阻力，减少了障碍。以后，又陆续有宗室诸王多人以各种罪名被杀。仅天授元年（690）八月，一次就杀唐宗室十二人，同时又鞭杀李贤二子，唐宗室尚存的一些幼弱都流岭南，还诛其亲党数百家。不难看出，武则天登上皇帝的宝座已是指日可待了。

①《旧唐书》卷六七《李敬业传》。

①《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则天后垂拱四年。

武周皇朝天授元年（690）九月，侍御史傅游艺联合九百余人上表，请求改唐为周。接着，又有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共六万余人上表，支持傅游艺的请求，睿宗也自请赐姓武氏。武则天认为时机已到，条件成熟，遂改唐为周。自己又加尊号称“圣神皇帝”，把睿宗改称皇嗣，赐其姓武。又立武氏七庙于神都。武则天开创先例，成为女皇帝了。

封建社会的帝位继承制度，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既是武则天称帝的思想障碍，也是政治上的强大阻力。要改变旧的制度，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所以，武则天除了武力镇压公开的敌对势力以外，还需要从政治上打击反对者。她为了防止有人暗中密谋造反，非常重视告密。特别是镇压了徐敬业以后，她十分清楚唐宗室与一些大臣对她掌权进而称帝心中不服，怀疑时刻会有人暗算她，故而大开告密之门。凡有告密者，臣下不得过问，不论是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对告密满意者，加官褒奖；无事实根据者不加追究。这样一来，四方告密者蜂起，许多官员提心吊胆，感到朝不保夕。索元礼、来俊臣等酷吏，都是因告密而得到武则天重用的。

提倡告密，重用酷吏，固然起了巩固武氏政权的作用；但也有消极的一面，使一些官吏逆来顺受，唯唯诺诺，不能发挥其积极作用。有一宰相名娄师德，当其弟赴任代州刺史时，他告诫其弟说：为了保持荣宠富贵，即使有人“唾汝面”，也“当笑而受之”①。还有一个苏味道，当宰相数年，“依阿取容”，办事不明确表示意见，总是模棱两可，被人称为“苏模棱”。②宰相们逃避政治斗争的态度，正说明武则天时期笼罩着恐怖的政治气氛。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敌对力量。

本来，武则天做皇帝就是困难重重，做了皇帝，人们还视她为武氏之女，李氏之妇，所以，她不能像男皇帝那样，视夫族为外戚，按照武氏世系传授帝位。为了减少这方面的压力，她把政治中心由长安迁到洛阳，从高宗死到她退位的二十多年里，仅有两年住在长安，其余时间都在洛阳，并把东都改为神都。实际上这是另起炉灶，企图削弱李氏的影响。但在夫权思想的束缚下，她不能像刘邦代秦，李渊代隋那样，与前一皇朝彻底决裂，更不能把前代皇帝当作反面人物，以此说明改朝换代是合理的。因而，她只能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逐步升级地爬上皇帝的宝座，而且与李氏皇族藕断丝连，不能彻底否定唐朝。她虽然在洛阳立了武氏七庙，但并没有改变长安唐太庙的地位。武则天以周代唐，是不能与历史上的其他改朝换代相提并论的。

外来的压力，女皇帝本身的弱点，都决定武周政权不能长期维持下去。

武则天晚年，不断有人劝她传位于儿子，她都犹豫不决。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重，其男宠张易之、张昌宗，狐假虎威，独断专行。反对派既不能以和平方式使中宗复位，就只有采取暴力手段了。参与宫廷政变的主要成员，有宰相张柬之、崔玄■，司刑少卿桓彦范、袁恕己，中台右丞敬晖。这些人经过密谋策划，拥兵入宫，杀张易之、张昌宗，迫使武则天传位于中宗。中宗尊武则天为“则天大圣皇帝”，复国号曰“唐”，改神都为东都，短暂的武周政权寿终正寝了。

①《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则天后长寿二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则天后圣历元年。

从高宗即位到武周政权结束，共五十六年，在这段时期里，统治集团内部虽然矛盾重重，有过激烈的斗争，但武德、贞观时期建立起来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基本上延续下来，经济继续发展，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唐朝仍然沿着富强的道路前进。这与高宗、武则天的各项措施密切相关。高宗颇有作为，但由于他实际执政时间不长，所以，武则天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武则天开创了妇女称帝的先例，在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封建社会里，必然碰到强大的敌对势力。这就决定当时的政治斗争必然通过这一问题反映出来。武则天的各项措施也都无不与此有关。

武则天在政治上的主要倾向，就是打击反对她执政的元老派与门阀地主。所谓元老派，就是对建立唐朝有功的旧贵族，他们是西魏、北周以来逐步形成的政治势力，也就是关陇集团。这股势力，既区别于东汉以来的士族门阀地主，同时，两者也有一致之处。例如，唐太宗刚做了皇帝，“语及关中、山东人，意有同异”。殿中侍御史张行成奏道：“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有东西之异，恐示人以隘。”①看来，唐太宗是以关中人自居的。贞观十二年（638），他为了反对“山东人士崔、卢、李、郑诸族，好自矜地望”①，不与别人通婚，遂命高士廉等人修《氏族志》，以抬高自己的门第。唐太宗既反对旧的门第观念，又树立新的门第观念，正是关陇贵族与旧士族有区别又一致的标志。长孙无忌与褚遂良指责武则天不是天下“令族”，骆宾王斥武则天“地实寒微”，都说明旧的士族门阀地主与关陇贵族都是武则天的敌对势力。

武则天为了对抗敌对势力，发展科举制度，开创了“殿试”。皇帝可以亲自主持考试，选拔人才。还开创了武举，选拔军人；新办自举，招求贤人。尽管也有一些滥竽充数者，但还是为庶族地主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方便，收罗了不少人才。有人认为：“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②这种评论，颇有见地。武则天通过各种途径确实选用了不少有用的人才，如狄仁杰、姚崇、宋璟，张柬之等人，都在政治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另外，许敬宗等人因《氏族志》不叙武氏本望而请求改为《姓氏录》，也是为了讨好武则天，其目的也是为庶族地主走上政治舞台创造条件。这一切说明，武则天一方面尽力打击门阀地主以及元老派，另一方面又促使庶族地主势力的增长。这种总的政治倾向，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靠才能走上政治舞台，比靠门第或先辈的权势地位走上仕途者，更了解社会的实际，能够更有效地提出政治主张，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武则天的各项措施是有利于历史发展的。当然，武则天也没有彻底抛开门第观念，修《姓氏录》就是为了抬高武氏的门第。正因为如此，过高地估价武则天的历史作用也是不适当的。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太宗贞观十二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第三节 开元时期的繁荣盛况

平息宫廷政变中宗重新即位以后，政治上毫无抱负，武则天虽然退位，国号也以唐代周，但武氏势力仍然相当强大，政权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由于中宗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他的皇后韦氏就乘机参与政事，妄图效法武则天，独掌政权。武三思（武则天侄）与韦后，由私通发展到政治上的互相利用，结成武韦集团。韦后嫁女安乐公主于武三思子武崇训。安乐公主也颇有政治野心，于是，韦后、安乐公主、武三思狼狈为奸，千方百计想左右政局。

发动政变，迫使武则天让位的张柬之、桓彦范等人，虽然暂时掌权，但由于武韦集团对他们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张柬之等人多次劝中宗消灭武氏势力，中宗都置若罔闻。反之，武三思、韦后诬称敬晖等“恃功专权，将不利于社稷”①，中宗却相信不疑。他按照武三思的意见，表面上封敬晖为平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张柬之为汉阳王、袁恕己为南阳王、崔玄■为博陵王，以示对其尊宠，实际上解除了张柬之、袁恕己的宰相和其他人的职务。武三思、韦后为了争取民心，表现自己的政治才能，上表建议天下士庶为出母（被父休弃的生母）服丧三年，百姓年二十三岁为丁（原二十一岁成丁），五十九岁免役（原六十岁免役）。中宗都表示赞成。不久，武三思又促使中宗把张柬之等五王贬出京师，到外地去做刺史。神龙二年（706）五月，武三思又使人诬告五王参与了驸马都尉王同皎谋害武三思的活动，于是，朗州刺史敬晖被贬为崖州司马，亳州刺史桓彦范被贬为泷州司马，襄州刺史张柬之被贬为新州司马，郢州刺史袁恕己被贬为白州司马。七月，武三思又陷害五王欲废韦后，与安乐公主内外配合，加罪于五王，中宗又流五王于岭南。接着，武三思又派人赴岭南，杀害五王。这时，张柬之、崔玄■已死，桓彦范、袁恕己、敬晖被杀。

武三思除掉五王，更加肆无忌惮，他得意忘形地说：“我不知代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①安乐公主也更为恃宠骄恣，甚至卖官鬻狱。因为太子李重俊非韦后所生，武三思、韦后、安乐公主等，都经常凌辱太子，甚至呼其为“奴”。安乐公主竟然要求废皇太子，立自己为皇太女。李重俊当然愤愤不平。

景龙元年（707）七月，李重俊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发动兵变，杀死武三思、武崇训及其同党十余人。由于兵力不强，很快失败，李多祚被杀，太子走终南山，最后为左右所杀。

太子的失败，韦后、安乐公主更为骄横。安乐公主又嫁武延秀（武承嗣子），他们互相勾结，卖官鬻爵，宰相以下，多出其门。安乐公主要把昆明池据为己有，中宗不允，她又另夺民田作定昆池，方49里。安乐公主的一条裙子，值钱一亿。针对这些**情况，中宗不仅未表示反对，反而还加以纵容。如安乐公主常派人掠百姓子女为奴婢，侍御史袁从之把掠民为奴婢者逮捕入狱，安乐公主上奏中宗，中宗竟下敕释放。更为甚者，安乐公主还自为制敕，掩其文要中宗签字，中宗也笑而从之。尽管中宗如此昏庸无能，还不能满足韦后临朝执政，安乐公主欲做皇太女的要求。于是，景云元年（710）六月，韦后与安乐公主密谋策划，毒死中宗。

①《资治通鉴》卷二〇八，中宗神龙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〇八，中宗神龙二年。

由于太平公主（武则天女）的干预，韦后与安乐公主的目的仍未达到。

李重茂（中宗子）先被立为太子，后即皇帝位（殇帝），尊韦后为皇太后。武韦集团并不甘心，中书令宗楚客、太常卿武延秀、司农卿赵履温等，力促韦后效法武则天，谋害殇帝，另立国号，但他们又惧怕太平公主与相王（即睿宗，中宗复位后被封为相王）从中阻挠，故不敢轻举妄动。

实际上真正对韦武集团构成威胁的是相王的第三子李隆基。李隆基当时是临淄王，他颇有胆识，很有作为，在统治集团内部的频繁变乱中，他暗聚才勇之士，在羽林军中发展势力。他乘中宗被害，武韦集团声名狼藉之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杀韦后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又迫使殇帝让位于相王，恢复了睿宗的帝位，李隆基被立为太子。

在消灭武韦集团时，太平公主自恃有功，睿宗又颇念兄妹情谊，对她极为尊重。每逢宰相奏事，睿宗总要先问是否与太平公主议过，于是，太平公主更为擅权弄法。太子李隆基不愿任人摆布，必然与太平公主发生矛盾。太平公主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把李隆基视为最主要的敌人。睿宗懦弱无能，无力处理这些矛盾，借口有彗星出现，要“传德避灾”，表示愿让位于太子。太平公主怕太子即位对自己不利，遂与同党极力劝阻。睿宗坚持己见，终于让位。景云三年（712）八月，太子即位，是为玄宗，尊睿宗为太上皇，改元先天。

实行改革，促成开元盛世太平

公主结党营私，“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①，阴谋废玄宗。先天二年（713）七月，玄宗尽杀太平公主同党，赐太平公主死于家中。十二月改元开元。至此，武周以来的多次宫廷政变暂时结束，开始了政权稳定，经济繁荣的开元盛世阶段。

开元年间（713—741），玄宗在政治上很有作为，他勤于政事，从各方面采取措施，巩固发展了唐朝政权。

为了从历史上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他很重视阅读史书。他说：“朕听政之暇，常览史籍，事关理道，实所留心。”②由于史书“事关理道”，所以，他认真阅读，但因为有些地方不易读懂，遂又设置了侍读，马怀素、储无量就是他最早的侍读。显然，这是继承了太宗“以古为镜”的传统。

玄宗还反对奢靡，提倡节俭。开元二年（714）七月，他针对当时的“风俗奢靡”下诏曰：“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同时，“罢两京织锦坊。”③九月，又下诏禁止厚葬。他认为厚葬“无益亡者，有损生业”，“既竭家产，多至凋敝”。于是，他明确规定：“冥器等物，仍定色数及长短大小；园宅下帐，并宜禁绝；坟墓茔域，务遵简俭；凡诸送终之具，并不①《资治通鉴》卷二一〇，玄宗开元元年。

②《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得以金银为饰。”①这种风气，虽然是有始无终，坚持时间不久，但至少反映了开元初年玄宗奋发图强的精神状态。开元二十二年（734），他还亲自在苑中种麦，并和太子等人都参加收割。同时还对太子等人道：“此所以荐宗庙，故不敢不亲，且欲使汝曹知稼穑艰难耳。”接着又对侍臣道：“比遣人视田中稼，多不得实，故自种以观之。”②他既要使太子等人懂得稼穑之不易，还要了解农民生产的实际情况，正反映了他要加强自己的地位，不甘受人蒙蔽的积极进取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支配下，开元年间的政治措施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首先，在政治上为了励精图治，重用贤才，裁汰冗吏。姚崇、宋璟，就是他重用的著名宰相，后人多把姚、宋与唐太宗时的房（玄龄）、社（如晦）相提并论，说明他们在开元年间起过重要作用。姚崇建议“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不与群臣亵狎”③等，从刑法、用人、赋税等十个方面整顿政治，玄宗全部采纳。宋璟为宰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④他还建议恢复贞观年间史官公开记事的制度。贞观时，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向皇帝奏事，史官随同，记录所奏内容，故大臣奏事不敢随心所欲，任意歪曲事实。高宗以后，许敬宗、李义府专权，为了任意密奏其事，不准史官记录其所奏内容。玄宗重视宋璟的意见，恢复了这种制度。政事的相对公开，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抑制政治**的作用。姚宋两人还能互相配合。司马光说：“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进见，上辄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①两人合作的效果很好，玄宗尊重他们，两者是互为因果的。

开元四年（7），有人认为，当年的官吏选拔太滥，县令多不合格。玄宗立即召集县令，以“理人策”进行考试，结果有45人不合格被罢官。淘汰**无能的官吏，必然加强政权的作用。

开元十三年（725），玄宗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宴于集仙殿。他认为“仙者凭虚之论”，“贤者济理之具”②，遂改东都的集仙殿为集贤殿，表示他有重视贤才的求实精神。

其次，玄宗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开元三年（715）到四年（7），山东发生蝗虫灾害，广大农民无可奈何，只得“于田旁焚香膜拜设祭”。姚崇积极主张捕杀，但有人认为“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姚崇坚决反对坐视蝗虫食苗而不救的悲观论者。玄宗接受姚崇的意见，派人详察各地捕蝗的情况，结果是“连岁蝗灾，不至大饥”③。

①《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二年。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〇，玄宗开元元年。

④《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十三年。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三年、四年。

开元年间，还多次兴修农田水利，直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开元二年（714），在文水东北开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引文谷水溉田数千顷。开元四年（7）河（今河北三河）修渠河塘、孤山陂，溉田三千顷。开元中，彭山（今四川彭山）开通济大堰一，小堰十，溉田一千六百顷。开元二十七年（739），武陵（今湖南常德）修北塔堰，溉田千余顷。①再者，玄宗为了从经济上削弱贵族的势力，加强朝廷集权，还改变食实封的制度。唐初，凡受封的王公贵族，封户的租调由受封者征收。但唐初受封者仅二三十家，封户也不过千余户。中宗以后，受封者增多，所封户数也远远超过唐初。中宗时的受封者多达一百四十余家，封户遍及五十四州，安乐公主食封四千户，长宁公主三千五百户。睿宗时太平公主食封一万户。食封者不仅征收租调，影响朝廷收入，还任意敲榨封户，使封户增加许多额外负担。玄宗改变旧制，封户的租调由朝廷统一征收，食封者到朝廷定额领取。这样，既加强了朝廷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也减少了封家对封户的许多苛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抑制佛教的泛滥，也是开元年间的重要措施。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南北朝时期有很大发展，唐代更为盛行，武则天提倡佛教，更使佛教泛滥。不少人为了逃避徭役，多削发为僧尼，一些贵族官僚为了从中取利，也争营佛寺。“中宗时，公主外戚皆奏请度人为僧尼，亦有出私财造寺者，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②开元二年（714），玄宗接受姚崇的建议，命伪妄僧尼还俗者一万二千多人，同时，还不准再建佛寺。这样，实际上也提高了朝廷控制经济的权力。

兵制的改革，也有很大影响。随着均田制度的破坏，府兵制度已难以维持。一方面是农民逃亡日多，兵源枯竭；一方面是府兵不按时更番，久征不还者难以自备资粮，致使许多农民倾家荡产，逃避兵役的斗争日益高涨，“时当番卫士，浸以贫弱，逃亡略尽”①，正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玄宗接受张说建议，在开元十年（722）募兵十三万，充当朝廷的宿卫（后称■骑）；开元二十五年（737），根据边防的需要，“于诸色征人及客户中召募丁壮，长充边军，增给田宅，务加优恤”②。朝廷供给衣粮，长期戍边。次年，又遣返所有非募而来的边兵。从此，强制征发的府兵制演变为募兵制。兵农分离的募兵制，有利于农民安心农业生产。

开元年间，由于玄宗从政治经济各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结束了政治上的不稳定局面，使唐朝进入了富强繁荣时期。

当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端。”③这些情况，虽然可能有些夸张，但大体上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情况。同时，也说明杜甫在《忆昔》诗中说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并非诗人无中生有。由于经济的繁荣，人口也大量增加。开元二十八年（740），全国户数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数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零九，较唐初甚至武则天时期有大幅度的增加。

①《新唐书》卷三九、四〇、四二《地理志》三、四、六。

②《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①《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五年。

③《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

开元二十五年（737），由于“岁稔谷贱伤农”，玄宗命提高粮价十分之二三，在京畿和东都一带购粮，两地各得数百万斛。于是，停运当年江、淮之租。同时，“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东幸”。另外，还下诏河南、河北租应输含嘉与太原仓者，“皆留输本州”①。京师出现不依靠关东粮食的局面是难能可贵的，各地粮食都留输本州，说明国家的粮仓存粮已满。天宝八年（749），全国各地存粮共有九千六百零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②，各地“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帑藏充牣，古今罕俦国用丰衍”③的情况，正是以开元年间的生产发展为基础的。由于经济的繁荣，国力强盛，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阶级矛盾都有所缓和，故而政权稳定。开元年间是唐朝的黄金时代。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五年。

②《通典》卷十二。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八载。

（谢选骏指出：唐朝暴力夺权，却说拨乱反正，真会公关。看看李氏父子兄弟都自相残杀，他们又怎么可能拨乱反正呢？好在李世民知道见好就收的道理，没有一条路走到黑。然而坏的榜样已经树立，宫廷政变旋踵而至，高宗以下，代代不得安宁矣！所谓“胡越一家”，更是招致了安史之乱。这是马列狗的“民族政策的胜利”，却是华夏的大悲剧——安史之乱后，燕云十六州落入了夷狄之手，直到现在都是鞑靼种人的杂胡遍布。马列狗还说高宗并不昏聩，真是睁着眼睛说胡话——武氏当权就是世民噬亲的报应。我严重怀疑唐高宗就是被她用慢性毒药毒死的。）

【第八章 唐中叶的变乱（天宝到元和）】

唐中叶，自玄宗天宝元年（742）到宪宗元和十五年（820）的七十九年里，是唐朝从政治上由盛到衰的转变时期。这时，爆发了安史之乱，削弱了朝廷集权，形成了藩镇割据。在朝廷与地方的矛盾中，宦官势力乘机滋长，致使宦官专政成为唐中后期的重要问题之一。

第一节 天宝年间的社会危机

边兵尾大不掉

在开元年间富强繁荣的情况下，潜在的社会危机也在发展。到天宝年间（742—755），潜在的社会危机已经成为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

唐初，为了加强朝廷集权政治的需要，兵力的分布是内重外轻。后来，由于边防战事频繁，募兵制取代府兵制，边防的驻军日益增多，故而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节度使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自睿宗时起，就开始设立节度使。到天宝初，从西北到东北，共设立了八个节度使。即安西节度使，驻龟兹（今新疆库车）；北庭节度使，驻北庭都护府（治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河西节度使，驻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陇右节度使，驻鄯州（治所在今青海东部）；朔方节度使，驻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西南）；河东节度使，驻太原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西南）；范阳节度使，驻幽州（今北京）；平卢节度使，驻营州（治所在今辽宁锦州西）。另外，还有西南的剑南节度使，驻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岭南的经略使也类似节度使，驻广州（治所在今广东广州）。这些边镇，共有兵力四十九万，马八万余匹。

节度使的权力愈来愈大。最初，节度使只掌兵权，后来，又逐步掌握了政权、财权，成为事实上的独霸一方者。这些节度使，表面上听命于朝廷，实际上阳奉阴违，我行我素，千方百计地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们为了邀功请赏，作战时“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于是，更加受到皇帝的重视。节度使为了拉拢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以其部下官爵。本来，授官者应是有功的将卒，按兵部的规定，因战功授官者只能是千分之一二，但到天宝以后授官者就大大增多了。例如，“易州遂城府、坊州安台府别将、果毅之类，每一制则同授千余人，其余可知”。官多俸禄多，朝廷的开支大大增加，很多粮仓都因此而空了。例如，“关辅及朔方、河、陇四十余郡，河北三十余郡，每郡官仓粟多者百万石，少不减五十万石，给充行官禄。暨天宝末，无不罄矣”①。全部边防经费的支出，数字越来越大，开元初年，每年边费约用钱两百万贯，开元末年就增加到一千万贯，到天宝末年又增加了四五百万贯。这些情况，说明唐廷的危机来自边防，但并不是敌人的威胁，而是边将势力的日益强大，朝廷难以控制，同时，边费的支出愈来愈多，使国家的仓库逐步空虚。这就是说，来自边防的经济困难与政治威胁，已使玄宗陷入难以摆脱的危机之中。

玄宗骄奢淫逸唐玄宗本人的变化，是当时社会危机难以克服的主要原因。他刚即位时，励精图治，采取各种措施振兴唐朝，致使开元之治受到时人的称赞。例如，开元二十一年（733），韩休为宰相。他像魏徵对太宗一样，经常向玄宗进谏，致使玄宗提心吊胆，稍有一点小的过失，就赶快向左右道：“韩休知否？”为此有人对玄宗说，韩休为相，陛下操劳过度，比过去瘦多了，何不免去韩①《通典》卷一四八《兵一》。

休的职务呢！玄宗道：“吾貌虽瘦，天下必肥。”有人常按我的意思奏事，但我不放心；韩休常和我有争执，我却能睡好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①这样的皇帝必然使贤人受到重用，不肖之徒难以施展其伎俩。天宝年间的玄宗就截然不同了，他“自恃承平，以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②。玄宗的变化还表现在各个方面。

开元初，他注意节俭，反对铺张浪费。天宝时则骄奢淫逸，挥霍无度。

对后宫的赏赐钱不计其数，户部郎中王鉷为了投其所好，“岁贡额外钱百亿万，贮于内库，以供宫中宴赐”，并且还告诉玄宗：“此皆不出于租庸调，无预经费。”玄宗不仅不问这些经费的来源，反而对“务为割剥以求媚”的“中外嗟怨”者，“益厚遇之”①。并以王鉷为御史丞、京畿采访使。杨国忠为了讨好玄宗，屡次向玄宗报告说仓库如何丰富，故而玄宗帅群臣参观左藏（皇宫的仓库）。因为杨国忠早把各地应输往京师的租和地税变成布帛，存于左藏，玄宗看了当然高兴。于是，他“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②。

在用人方面，玄宗不再是任人唯贤，而是专用投其所好者。李林甫、杨国忠都是因此而受重用的。李林甫是“口有蜜，腹有剑”的人物，凡是才能在他之上而被皇帝所重视的人，他都千方百计的将其除掉。他忌妒有学问之人，对于有学问的人他表面与其友好，暗中却阴谋陷害。他收买玄宗左右的人，致使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为他所掌握。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随时采取各种措施，去迎合玄宗的需要。由于玄宗不理政事，李林甫的阳奉阴违手段可以发挥作用，于是，玄宗在天宝六载（747）把天下所有的贡物都赏赐给李林甫。杨国忠本名杨钊，天宝九载（750）十月玄宗赐名国忠。他是杨贵妃的从祖兄，因杨贵妃受宠而飞黄腾达，他自侍御史以至宰相，身兼四十余职，各种权力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他的儿子杨暄，因“学业荒陋”而举明经“不及格”，礼部侍郎达奚珣暗中向他透露消息，杨国忠大怒道：“我子何患不富贵，乃令鼠辈相卖！”①杨暄很快做了户部侍郎。就这样，他还对别人说，他升官太慢了。杨国忠不仅在政治上专横跋扈，而且还利用其权势大肆贪污，以致“中外饷遗辐凑，积缣至三千万匹”②。即使如此，玄宗仍然对杨国忠相信不疑。所以，史家认为：“开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国忠而乱”资。这完全符合事实。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玄宗开元二十一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一载。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四载。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八载。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二载。

面对各种社会问题，玄宗毫无改弦更张之意，仍然沉溺于酒色之中，每年十月照例到华清宫去过冬。安禄山为了讨好玄宗和杨贵妃，在得知玄宗要在华清宫新开浴池的时候，立即在范阳以白玉石制成鱼龙凫雁，还有石莲花，置于池中，使玄宗喜悦异常。每到华清宫，杨贵妃姊妹（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都陪同前往。她们为了标榜自己的地位，竞为车服，车上“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如果骑马，就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长长的车马队伍，引起广大市民的反感。他们在华清宫都有豪华的住处，生活用费非常惊人。杨国忠说：“某家起于细微，因缘椒房（皇后）之亲，以至于是。吾今未知税驾（归宿）之所，念终不能致令名（美名），要当取乐于富贵耳。”③于是，他更加骄奢淫逸，擅权弄法了。表面的升平，掩盖不了潜在的危机，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

③《旧唐书》卷一〇六《李林甫、杨国忠传·史臣曰》。

第二节 安史之乱

安禄山叛唐

杨国忠与安禄山为了在玄宗面前争宠，互相倾轧，都想压倒对方，抬高自己的地位。天宝十四载（755）二月，安禄山要求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吏部侍郎韦见素与杨国忠坚决反对，玄宗派宦官辅璆琳到范阳去观察安禄山的动静。安禄山对辅璆琳行贿，辅璆琳回京对玄宗盛言安禄山竭忠奉国，没有二心。这时，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使杨国忠颇感不安。于是，杨国忠、韦见素又建议把三镇节度使由三人分担，以便削弱安禄山的兵权，玄宗也未采纳。

安禄山为杂种胡人，由于他懂六种民族语言，初为互市牙郎，又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部下。他抓紧一切机会，厚赂朝廷来往使者，逐步取得玄宗的信任。当杨国忠在想方设法除掉他时，他也针锋相对，准备造反。杨国忠为了搜集安禄山的罪状，使京兆尹包围安禄山在京的住宅，逮捕安禄山客人李超杀之。安禄山子安庆宗因尚荣阳郡主在京师为太仆卿，他将京师情况密报其父，更加速了安禄山造反的准备。天宝十四载（755）六月、七月，玄宗两次手诏安禄山赴京，他均置之不理。十一月，安禄山伪称“奉命讨伐杨国忠”，率十五万众，号二十万，造反于范阳。

安禄山率兵南进，“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④。这些事实，迫使玄宗采取相应的对策。他派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立即赴洛阳募兵。封常清很快就募兵六万人，又断河阳桥（在今河南孟县），加强洛阳的守备。同时，以荣王琬（玄宗第六子）为征讨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在京师募兵十一万，准备东征，十二月，高仙芝率军进至陕州（治所在今河南三门峡）。两京陷落安禄山自灵昌（今河南卫辉东）渡过黄河，攻陷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继又攻下荥阳（今河南荥阳）。封常清在东都所招募的军队，未经训练，在武牢（在今河南荥阳西汜水）一战，溃败退回洛阳，在洛阳又遭失败，安禄山进占唐东京。高仙芝帅众至陕州，看到叛军来势迅猛，遂退守潼关。安禄山占据洛阳后，打算称帝，暂缓向西进兵，玄宗才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这时，唐朝廷本来应该整顿军备，加强潼关的防御力量，但玄宗的措施却适得其反。

封常清从洛阳退至潼关，高仙芝从陕州退至潼关。这是两支临时凑合起来的军队战斗力太差的结果。但监军的宦官边令诚却认为，封常清以叛军的声势动摇军心，高仙芝不仅放弃潼关以东数百里的土地，还盗减军士粮饷。玄宗相信边令诚，杀了封常清与高仙芝，另派因病在家的哥舒翰去守潼关。其实，封常清三次向玄宗报告战况的表文，玄宗根本没有看到。由此可见，皇帝的昏庸，宦官的专权，是战局难以扭转的重要原因。

当安禄山帅军南进的时候，他的后方也发生了危机。平原太守颜真卿在④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平原（治所在今山东陵县）举兵抗击安禄山叛军，常山太守颜杲卿在常山（治所在今河北正定）举兵，威胁叛军的后方。同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也奉命东征，静边军（驻地在今山西右玉）一战，消灭叛军七千人，继又攻下云中（郡治在今山西大同）、马邑（郡治在今山西朔州东），打通东陉关（今山西代县东），为继续东进开辟了道路。这时，颜真卿联络颜杲卿，切断安禄山的后路，颜杲卿还声言朔方军即将进驻河北，“于是河北诸郡响应，凡十七郡皆归朝廷，兵合二十余万；其附禄山者，唯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而已”①。这些情况，必然是安禄山的后顾之忧。

至德元年（756）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这时，在饶阳（治所在今河北深州）一带的叛军将领史思明，为了改变对叛军的不利形势，攻陷常山，颜杲卿被俘。二月，唐新任命的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军一万多人，东出井陉（今河北井陉东），攻下常山。已经离去的史思明又卷土重来，企图夺回常山。双方相持四十余日，不分胜负。后因郭子仪援助李光弼，在九门（今河北正定东）大败史思明；继又战于嘉山（今河北曲阳境内），叛军全线溃败，河北十余郡皆杀叛军守将而降唐。这时，郭子仪曾建议北取范阳，以减轻潼关的压力，但没有得到玄宗的许可。

至德元年（756）六月，玄宗急于打败叛军，收复洛阳，遂命哥舒翰出关东进。叛军将领崔乾祐于灵宝（今河南灵宝东北）西原把主力埋伏在险要之处，另以老弱兵引诱唐军东进。结果唐军中伏大败，哥舒翰投降叛军，叛军夺关西进，长安危急万分。

玄宗无可奈何，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顿卫队，离京逃命。在玄宗到达咸阳时，咸阳县令已逃跑，故而逃难的皇帝狼狈不堪，只得以杨国忠临时买来的胡饼充饥。其他随从人员，看见农民送来的粗饭，争相抢食，也未吃饱。晚上到了金城（今陕西兴平），县令也早逃走，皇帝的随从也不断有人离队，食宿无人安排。夜间无灯，不分贵贱，混睡一起，皇室贵族的威风扫地以尽。又西行至马嵬驿（陕西兴平西北），由于所随将士饥饿疲惫，怨声载道，陈玄礼等乘机发动兵变，杀杨国忠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等，又迫使玄宗缢杀杨贵妃。虢国夫人虽已远走至陈仓（今陕西宝鸡南），也被追上斩首。马嵬事变以后，玄宗逃向成都，太子李亨逃到灵武（今宁夏灵武西），七月李亨即皇帝位，改元至德，他就是唐肃宗。肃宗命郭子仪率军到灵武，并以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兼宰相。

平定叛乱

至德二年（757）二月，郭子仪率部从洛交进攻冯翊县，继又攻取河东。

唐军既达关中，肃宗也移住凤翔。四月，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元帅为皇子李俶），继续讨伐叛军。叛军到了长安，“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①。这就给唐军收复长安提供了机会。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四载。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四载。

九月，郭子仪率唐军十五万之众，逼近长安，与叛军十万人相持于长安西香积寺北沣水之东。经过激战，叛军全线崩溃，唐军收复长安。这时，洛阳的叛军统治集团因争权夺利，安禄山已被杀死，其子安庆绪继位称帝。在唐军继续东进的时候，安庆绪放弃洛阳，北走邺郡（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唐军收复洛阳。

乾元元年（758）九月，肃宗调动九个节度使的数十万兵力进攻安庆绪。

在这些节度使中，郭子仪、李光弼的战功最多，威信最高，肃宗不愿把军权交给他们，所以不设主帅，只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揽全局。九节度使围邺，并引漳水灌城，安庆绪不仅遭水灾之苦，而且城中极其缺粮，甚至老鼠也成了贵重食物，一只老鼠可卖四千钱。这正是破城良机，但因兵众无主，无人统一指挥，致使史思明能够从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援邺。史思明截劫自江、淮与汾、晋运粮的舟车，断绝唐军的粮源。同时，又不断用声东击西的办法袭击唐军，使其处于疲于应付的状态。

乾元二年（759）三月，唐军与史思明军展开激战。正当激战之际，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昏地暗，咫尺不辨敌我。一场混战，双方均遭重大损失。叛军内部又起内哄，史思明杀安庆绪，引兵还范阳，自称大燕皇帝。唐军九节度使各自退回，郭子仪被命为东畿、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京留守。后因鱼朝恩嫁罪于人，把邺郡战争失败的责任推给郭子仪，致使肃宗召郭子仪还京，以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驻守东京。

九月，史思明再度南下，攻取洛阳。十二月，史思明又派李归仁西攻陕州，被唐军击破。上元二年（761）二月，史思明欲西破潼关，受阻后退回永宁（今河南洛宁）。这时，叛军内部矛盾又突然激化，史思明长子史朝义利用一些将领对史思明的不满情绪，策动兵变，杀史思明，自己继位称帝。同时，又派人到范阳杀了与其争夺帝位的异母弟史朝清，还杀了持不同政见者数十人。这种自相残杀，引起大规模的内哄，致使数月之内，范阳有数千人为此而死。

宝应元年（762）十月，新即位的代宗（四月即位）命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继续平定叛军。唐军东进，很快攻下洛阳。帮助唐军平定叛乱的回纥兵到了东都，大肆烧杀抢掠，死者上万人，大火多日不息。宦官鱼朝恩统率的神策军也把东京、郑州（治所在今河南郑州）、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汝州（治所在今河南临汝）一带视为贼境，任意掳掠。致使这些地方“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①。十一月，史朝义自濮州北渡黄河。唐军追至昌乐，又打败史朝义。于是，叛军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洺、邢四州降唐，恒阳节度使张忠志以赵、恒、深、定、易五州降唐。代宗赐张忠志姓李，名宝臣，并命其为成德节度使，仍统原来五州之地。广德元年（763）正月，史朝义败走莫州（治所在今河北雄县南），其部将田承嗣赶走史朝义，自己降唐。史朝义又走范阳，其范阳节度使李怀仙也已降唐。史朝义部众看到大势已去，都纷纷离去。最后，史朝义带数百胡骑欲北去奚或契丹，李怀仙又穷追不舍，史朝义走投无路，自缢于林中。至此，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才被平定。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年。

第三节 藩镇林立与朝廷集权的削弱

藩镇林立

在安史之乱中，唐朝很快失去洛阳、长安两京，唐朝廷直接控制的两支军队土崩瓦解。肃宗靠朔方军的力量取得皇帝的宝座，进而回到长安。最后，又靠各地节度使的力量平定了安史之乱。由此可见，唐朝廷的存在，离不开地方势力的支持。但由于安禄山叛乱的事实，使肃宗、代宗等人总是心有余悸，所以，他们既利用一些节度使平定叛乱，又不相信他们。

在平定安史之乱中，郭子仪是功绩卓著的。但肃宗、代宗都对他很不放心。乾元元年（758），肃宗调动九节度使的兵力围攻安庆绪，郭子仪也在其中，肃宗命宦官鱼朝恩总揽全局，不任命郭子仪为主帅。战后，又相信鱼朝恩对郭子仪的诬陷，免其军职。后来，党项等羌人在京西不断制造事端，威胁长安。肃宗为了借重郭子仪的盛名，命其为邠宁、鄜坊两道节度使，但又不准其离开京师，使其有名无实。宝应元年（762），住绛州的朔方军发生兵变，主帅李国贞被杀，肃宗只得命郭子仪出镇绛州。郭子仪解决了粮饷问题，整顿了军纪，稳定了军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不久肃宗死，代宗即位，郭子仪又被解除兵权，调回长安去了。

平定安史之乱的天下兵马元帅是皇子，实际指挥作战的是副元帅。最初的副元帅是郭子仪，代替郭子仪的是李光弼，后来是仆固怀恩。史思明再次攻破洛阳后，肃宗相信鱼朝恩，迫使李光弼在不利的形势下反攻洛阳，结果兵败，只得辞职。仆固怀恩原是郭子仪部下大将，因其战功卓著继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因受代宗猜疑在驻地汾州（治所在今山西汾阳）不敢进京，后被迫叛唐，兵败病死。这些为唐朝廷立过汗马功劳的节度使尚且如此，皇帝对其他节度使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朝廷对这些节度使既要利用，又不敢相信，所以不得不采用笼络的政策。这样一来，在安史之乱中新设置的节度使以及安史旧部，就都成为拥有一定实力的藩镇了。

朝廷集权削弱

在这些藩镇中，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原名张忠志）、幽州卢龙节度使李怀仙、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昭义节度使薛嵩，都是安史旧部。当史朝义最后失败时，天下兵马副元帅仆固怀恩怕平叛结束自己失去作用而不受重视，朝廷也因战争持久而感疲惫，同时，吐蕃也在西北形成威胁，都使唐朝廷希望早日结束战争，故而对安史旧部采用笼络手段，使其仍为节度使。这些藩镇，“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他们还“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摩而已”①。还有一些藩镇，他们有时倾向于朝廷，帮助唐廷讨伐叛乱的藩镇，有时也和朝廷对抗。总之，各地藩镇的林立，严重影响了唐朝在政治上、军事上的统一，大大削弱了朝廷集权。所以史家认为：“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①所谓“姑息之政”，正是皇帝对藩镇无能为力的表现。

朝廷集权的削弱，不仅使唐皇朝无力控制地方，同时也失去了边防的防御能力。安史之乱开始后，朔方、陇右、河西诸镇的兵力大量内调，吐蕃乘机发展势力，致使西北数十州之地相继沦没。广德元年（763）九月，吐蕃又大举东进，宦官程元振根本不把边将告急的事报告代宗。十月，吐蕃破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过邠州（治所在今陕西彬县），代宗才有所闻。接着，吐蕃又攻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北），京师震骇，代宗才命其子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这时京师无兵可发，郭子仪赴咸阳仅带二十骑，面对吐蕃二十余万之众，当然无能为力。于是，吐蕃很快逼近长安，代宗不知所措，仓猝出奔陕州。后经郭子仪多方组织力量，才收复长安，使代宗回京。

永泰元年（765）九月，仆固怀恩勾结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等数十万众再次东进，代宗还是无兵可发，遂召郭子仪于河中（府治在今山西永济西南），使其守泾阳（今陕西泾阳），又命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守东渭桥，滑濮节度使李光庭（李光进）守云阳（今陕西泾阳北），镇西节度使马璘、河南节度使郝庭玉守渭河便桥（在今陕西咸阳），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守凤翔，宦官骆奉仙、将军李日越守盩厔（陕西周至），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守同州，鄜坊节度使杜冕守坊州（治所在今陕西黄陵）。后因郭子仪利用吐蕃与回纥的矛盾，削弱他们进攻的力量，才缓和了这次危机。代宗调动各地节度使的兵力，加强京师的防御，说明唐朝皇帝是离不开藩镇的。

在经济上离不开藩镇也很明显，德宗时长安经济极感困难，浙江东西道节度使韩滉大力支持了德宗。兴元元年（784），关中因为战乱，米价上涨，“斗值钱五百；及滉米至，减五之四”①。贞元二年（786），“关中仓廪竭”，禁军相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德宗忧而不知所措。不久，韩滉运米三万斛到达陕州。德宗闻讯，喜悦异常，速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神策六军的“军士皆呼万岁”①。

德宗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改变对藩镇的依赖局面，也曾采取过一些强硬措施，但还是无济于事。建中三年（782），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唐。第二年九月，德宗调泾原兵往中原作战，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军路过京师，因赏赐菲薄而发生兵变。德宗召禁兵防卫，竟无一人前往。德宗无可奈何，仓猝出奔奉天。叛军在长安拥曾任泾原节度使的朱泚为首，朱泚自称大秦皇帝，公开与德宗分庭抗礼。幸有邠宁节度使李怀光率朔方兵抗击朱泚，奉天才暂时稳定。后来，李怀光也对德宗不满，与朱泚联合反唐，德宗又南走梁州（治所在今陕西汉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德宗重用神策行营节度使李晟，他组织驻邠宁（治所在今陕西彬县）、奉天、昭应（今陕西临潼）、蓝田（今陕西蓝田）一带的唐军，再和从汉中出击的浑瑊部唐军互相配合，才打败朱泚与李怀光。兴元元年（784）七月，德宗回到长安，这次战乱才告结束。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永泰元年。

①《新唐书》卷五〇《兵志》。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德宗兴元元年。

以上事实，说明在藩镇林立的局面下，朝廷已经没有力量自卫，更无能力消灭藩镇，但又离不开藩镇在军事上、经济上的支持。这就是朝廷既不像玄宗以前那样坚强有力，但又能够继续存在的原因。

第四节 宦官专政局面的形成

宦官是皇帝周围的杂役，一般来说，在皇帝勤于政事，积极有为的时候，宦官是难于插手政治的。反之，在政治**，皇帝不理政事或难于理政的时候，宦官则往往乘隙而入，染指于政，甚至左右政局。唐代的宦官专政局面也是这样形成的。

太宗的时候，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宦官的作用也不过“守门传命而已”。中宗时，宦官的人数增加，品级也有提高，七品以上的就上千人；但衣绯者（五品以上衣绯，三品以上衣紫）还为数不多。玄宗时，宦官增加到三千多人，“除三品将军者浸多，衣绯、紫至者千余人，宦官之盛自此始”②。开始在政治上有所影响的是高力士。高力士因助玄宗平定韦后之乱有功而受重用，后来直接参预玄宗理政。“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玄宗常说：“力士当上，我寝则稳。”当时许多在政治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如宇文融、李林甫、韦坚、杨慎矜、杨国忠、安禄山等，其所以飞黄腾达，都和他有关。甚至肃宗为太子时也呼他为二兄，“诸王公主皆呼‘阿翁’，驸马辈呼为‘爷’”①。安史之乱爆发后，他随玄宗逃往成都。再回长安时，已是肃宗执政，他才不能再干预政事。

肃宗时的李辅国（本名静忠），因随肃宗到灵武称帝而成为有名的宦官。肃宗还京后，“宰臣百司，不时奏事，皆因辅国上决”。府县政府处理问题，“必诣辅国取决，随意区分，皆称制敕，无敢异议者”。太上皇玄宗回到长安，居兴庆宫，后来他对玄宗不满，就私自把玄宗移住太极宫。上元二年（761）八月，他做了兵部尚书还不甘心，又要求做宰相，肃宗没有答应。代宗即位后，他更加专横，他公开对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代宗虽然也怒其不逊，但因其掌握禁军，也只好“乃尊为尚父，政无巨细，皆委参决”①。

接替李辅国掌权的是程元振，他因助代宗即位而掌权。代宗以他为判元帅行军司马，掌握禁军，又加镇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由于他“专权自恣，人畏之甚于李辅国。诸将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进攻长安，他不及时反映真情，致使代宗狼狈不堪，出奔陕州。代宗“发诏征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齿而莫敢发言”②。可见宦官专政的程度是日益加深了。

鱼朝恩在安史之乱中即掌握重要军权，九节度使围攻安庆绪，他是最高统帅；代宗逃往陕州，他有救驾之功，因而更受重视。窦文场、霍仙鸣两个宦官，因率宦官随德宗逃往奉天，也逐步掌握了禁军。宪宗虽然是奋发有为的皇帝，但最后也被宦官陈弘惠所害，继位的穆宗也为宦官所立。这更进一步说明宦官在政治上有愈来愈大的作用。

②《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德宗贞元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〇，玄宗开元元年。

①《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

②《旧唐书》卷一八四《李辅国传》。

第五节 “永贞革新”与“元和中兴”

“永贞革新”

安史之乱以后，政治**日益严重，到顺宗、宪宗时，他们也想有所作为，进行一些政治改革，这就是顺宗时的“永贞革新”与宪宗时的“元和中兴”。

永贞元年（805）正月，顺宗在病中即位。他重用王叔文、王伾、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在政治上进行改革。

第一，罢宫市。宫市是宦官在长安东西两市掠夺民间财富的手段。德宗晚年，宦官在市上购买宫中所需要的物品，往往用宫中无用的东西换取高价货物，常以值百钱之物强取数千钱之货，甚至有以驴负柴的农民，驴和柴全被掠去而未得一文钱者。可见宫市对长安市民是一灾害，大大影响市场的繁荣。顺宗罢宫市，无疑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第二，罢五坊小儿。五坊是指宫中的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小儿是指在五坊的服役者。五坊小儿经常借口五坊需要而敲榨人民的财物。他们到处张网捕鸟，甚至把网张在住户门上，不准其出入；或张网于井上，不允人们取水，迫使受害者出钱物求谢才罢。顺宗为太子时就知道这些情况，做了皇帝，罢五坊小儿，也为人民减少一害。

第三，罢盐铁使月进钱。唐后期，盐铁专卖是朝廷的重要收入，盐铁使专门经营这项业务。后来，增加了所谓盐铁月进钱，也就是在正课以外每月向皇帝送羡余钱，供皇帝私用。顺宗取消这项额外收入，当然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第四，欲剥夺宦官的兵权。安史之乱以来，宦官掌军权的为害相当严重。顺宗命很有威望的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命度支郎中韩泰为左右神策军行军司马，欲取代宦官俱文珍等人的兵权。但由于宦官有所准备，未能如愿。

第五，抑制藩镇的势力。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人到长安，要求兼领三川（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为三川），王叔文严词拒绝。

以上改革，虽然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因顺宗在位时间很短（七个月），许多政治问题也积重难返，改革派很快失去权力，所以，改革没有继续发展下去，未能取得显著的效果。

“元和中兴”

宪宗是个奋发有为的皇帝，他即位后，“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他把“太宗之创业”、“玄宗之致理”，都当作效法的榜样。为了纠正朝廷权力日益削弱、藩镇权力膨胀的局面，他提高宰相的权威，平定藩镇的叛乱，致使“中外咸理，纪律再张”，出现了“唐室中兴”③的盛况。

③《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广德元年。

宪宗最主要的功绩是改变了对藩镇的姑息政策。元和元年（806），宪宗刚刚即位，西川节度使刘辟就进行叛乱。宪宗派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等率军前往讨伐。刘辟屡战屡败，最后彻底溃败被俘，被送到长安斩首。

元和九年（814）九月，彰义（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自掌兵权。朝廷遣使吊祭，他拒而不纳，继又举兵叛乱，威胁东都。第二年正月，宪宗决定对淮西用兵。淮西节度使驻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地处中原，战略地位重要。自李希烈以来，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宪宗对其用兵，正是改变这种状态的决心表现。

对淮西用兵，震动很大。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感到威胁，就采用声言助官军讨吴元济，实际上支持吴元济的两面派手法，企图巩固自己的地位。他首先派人暗中潜入河阴漕院（今河南荥阳北），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把江、淮一带集中在这里的租赋都烧毁了。接着，又派人到京师暗杀了力主对淮西用兵的宰相武元衡。不久，又派人潜入东都，打算在洛阳焚烧宫阙，杀掠市民，后因事泄未能得逞。

李师道的恐怖手段，虽然也曾使一些人动摇，但宪宗始终坚持用兵。元和十二年（817）七月，宪宗命自愿亲赴前线的裴度以宰相兼彰义节度使。裴度立即奔赴淮西，与随邓节度使李愬等，大举进攻吴元济。九月，李愬军首先攻破蔡州，大败淮西军。吴元济没有料到李愬军快速异常，毫无防备地束手就擒。持续三年的淮西叛乱宣告结束了。

吴元济败死，李师道恐惧，初欲献地归顺朝廷，并以长子入侍为质，后又举兵叛唐。元和十三年（818）七月，宪宗调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诸镇前往讨伐。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李师道内部矛盾激化，其都知兵马使刘悟杀李师道，淄、青、江州地复为唐有。

元和十四年（819）七月，宣武节度使韩弘入朝，并两次贡献大量绢帛、金银、马匹，要求留在京师。宪宗以韩弘守司徒，兼中书令，另以吏部尚书张弘靖充宣武节度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讨伐李师道有功，宪宗以其兼侍中。他为了向宪宗表示忠心，使其兄弟子侄皆到朝廷做官。

以上情况，都说明宪宗在削弱藩镇势力，加强朝廷集权方面是有显著成绩的。但是，在其他方面，许多问题都没有解决。元和十四年（819）库部员外郎李渤上疏道：“臣出使经行，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閺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摊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唯思竭泽，不虑无鱼。”这就是说，官僚地主的剥削和压迫，造成广大农民的逃亡，影响生产的发展。所以，他向宪宗指明：“夫农者，国之本，本立然后可以议太平。”①但这些根本问题，宪宗都没有解决。由此可见，所谓的“元和中兴”，并没有恢复唐朝富强繁荣的局面。

①《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下·论》。

（谢选骏指出：唐朝和藩镇的关系，类似周朝和诸侯的关系——因为唐朝就相当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西周。）

【第九章 唐皇朝的没落】

（元和末年以后），唐末农民大起义宪宗以后，藩镇林立与宦官专政的问题还在继续发展，另外，又增加了朋党之争和南衙北司的斗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广大农民日益贫困。面对各种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统治集团**无能，束手无策，终于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导致唐皇朝的灭亡。

第一节 唐皇朝的没落

朋党之争

朋党之争就是官僚集团内部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派系斗争。唐朝晚期的这种斗争，集中表现在牛僧孺、李宗闵和李德裕两派之间的对立。元和三年（808），宪宗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对策中极力指责时政之失。主持考试的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对牛僧孺、李宗闵大加称赞。但由于宰相李吉甫的反对，韦贯之等人都被贬官。这可以说是朋党之争的开端。元和九年（814）十月李吉甫死，其子李德裕继续与牛僧孺、李宗闵持对立态度，朋党之争也就愈演愈烈了。

朋党之争表现在各个方面，凡有机会，他们就互相攻击。长庆元年（821），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贡举，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都以书要求照顾与自己有关者，结果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极力攻击礼部所取进士都没有才学。李德裕支持他们的攻击。牛党的李宗闵因其婿苏巢被取，也成为被攻击者。

太和五年（831）九月，吐蕃维州（今四川汶川西北）副使悉怛谋率众奔赴成都，向唐投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接受其降，并派兵占据维州。但宰相牛僧孺却极力反对，迫使李德裕交还维州，送回悉怛谋，致使悉怛谋及所有降唐者均遭吐蕃残杀。

李德裕是因其父李吉甫为宰相的关系而飞黄腾达的。所以，他认为科举取士未必能得到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公卿子弟熟悉朝廷的礼仪制度，有利于从政。反之，他又认为通过科举入仕者，主司与门生之间有“谢恩”、“答拜”等烦琐的礼节，还有曲江会、雁塔题名等各种活动，都没有必要，应该罢去。他明确表示：“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①勿庸置疑，这是把矛头指向李宗闵、牛僧孺等通过科举入仕者的。

朋党之争，从宪宗到宣宗，历经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六帝，四十年之久。两派之间，没有严格的政治观点的区别，也并非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利害冲突，而是两派政客争权夺利的斗争。李德裕和牛僧孺、李宗闵都曾多次为相，互有胜负，但不管哪一家胜利，都没有改变唐朝每况愈下的局面，反而更加剧了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

南衙北司的对立

南衙是指以宰相为首的朝廷机关，北司是指宦官集团。在玄宗以前，国家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宰相手中。安史之乱以后，宦官势力日益膨胀，宦官不仅掌握军政大权，而且还操纵皇帝的废立。这时，稍有作为的皇帝，就想利用宰相压制宦官；宦官也不甘示弱，总是伺机反扑。南衙北司的对立就是这样形成的。

早在顺宗时，王叔文、王伾、韦执谊等人进行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夺取宦官的军权。但由于大宦官俱文珍等竭力反击，致使王叔文等很快失败。王叔文无可奈何，只得吟杜甫的《诸葛亮祠堂》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以求自我安慰。

①《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渤传》。

文宗很想有所作为，他“励精求治，去奢从俭，诏宫女非有职掌者皆出之，出三千余人省教坊、翰林、总监冗食千二百余员，停诸司新加衣粮”①。敬宗时每月视朝一二次，他每逢单日就视朝，以致群臣对他寄托很大希望。这就决定他对宦官专政的局面必然不能容忍。

文宗想利用宰相李训、凤翔节度使郑注的力量，打击宦官。太和九年（835）十一月，文宗于紫宸殿上朝，在百官站定以后，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报告，左金吾听事后石榴树夜有甘露，宰相李训、舒元舆率百官向文宗祝贺出现了吉祥之兆，并劝文宗亲自前往观看。文宗派宰相前往察看，李训看后向文宗奏道，不一定是真甘露。文宗遂派仇士良、鱼志弘率宦官再去察看。仇士良发现韩约有脸色异常而流汗的表情，还发现有执兵器的伏兵，遂慌忙迎文宗还宫。李训急呼韩约所部左金吾兵上殿，杀宦官十余人，其余宦官在与金吾兵奋战中随文宗进宫。仇士良等立即调动禁军五百人进行报复，对中书、门下官员大肆屠杀，以致“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①。宰相李训、舒元舆、王涯、贾■等，不管是否参与此事，均遭逮捕被杀。你死我活的所谓“甘露之变”，以宦官的胜利宣告结束了。从此以后，宦官更加专横跋扈，政治也更为**了。

朋党之争、南衙北司的对立、宦官专政等各种问题都不是孤立的，而是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唐末的社会危机日益严重。

社会危机日益加深

在各种社会问题积重难返的时候，唐朝统治集团虽然也有个别人看到问题的严重，想有所作为，但也孤掌难鸣，无济于事。就整体上说，统治集团的**有增无减。政治上的**，又在进一步加深社会危机。

敬宗“昵比群小，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①。淮南节度使王播为了要求恢复他失去的盐铁转运使职务，向大宦官王守澄送钱十万缗。敬宗很快恢复了他的职务，虽然谏官屡争，但敬宗置之不理。

有些宦官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有意诱使皇帝骄奢淫逸，不理政事。会昌三年（843）六月，大宦官仇士良年老离职，其同党送其还私第，他向同党传授政治权术说：“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暗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他就是这样“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的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本来庸庸碌碌的皇帝自然更加玩物丧志了。

①《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三，敬宗宝历二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文宗太和九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四三，敬宗宝历元年。

由于佛教的盛行，寺院财产的增加，直接影响朝廷的财政收入，武宗曾经灭佛。但宣宗就反其道而行之，又修复寺院，增加僧尼。懿宗更加崇佛，咸通十四年（873）三月，他派人到法门寺迎佛骨，群臣多有谏阻，甚至有人把宪宗之死和迎佛骨联系起来，也无济于事。他很有决心地说：“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于是，他“广造浮图、宝帐、香辇、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佛骨到京师以后，“导以禁军兵仗、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竞为侈靡”。先将佛骨迎入禁中，三日后又出置安国崇化寺，“宰相以下竞施金帛，不可胜纪”①。

朝廷的各级官吏也贪污贿赂成风，很多人用钱买官，“自咸通之后，上自宰辅以及方镇，下至牧伯县令，皆以贿取”②。有人买通宦官到外地去做节度使，到任后就尽力搜括，压榨百姓。这就必然促使阶级矛盾的激化。

封建社会固有的土地兼并问题，到唐后期更为严重，“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正反映了尖锐的两极分化。失去土地的农民加入逃亡户口的队伍，朝廷把逃亡农民原负担的赋税转嫁到未逃亡的农民头上，这样就更促使逃亡户口的增加。恶性循环的结果，形成“乡闾屡困于征徭，帑藏因兹而耗竭，遂使从来经费色额，太半空系簿书。缓征敛则阙于供须，促期限则迫于贫苦”③。这就是说，广大农民已经极其穷困，无法再照旧生活下去；唐皇朝已经断绝了税收来源，也无法再照旧统治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民不能不铤而走险，公开推翻唐朝政权了。

①《新唐书》卷二〇七《仇士良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五二，懿宗咸通十四年。

③《全唐文》卷八四六《崔烈论》。

第二节 农民大起义

浙东裘甫起义

唐后期的农民反抗斗争，不断有所发展，由零星的分散的反抗斗争逐步走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裘甫起义拉开了唐末大规模农民战争的序幕，庞勋起义猛烈地冲击了唐朝的反动统治，黄巢起义使唐朝名存实亡，唐朝终于被农民起义所埋葬。

唐朝后期，江淮一带是朝廷主要的财政来源地。由于封建皇朝的横征暴敛，这一带的贫苦农民很多被迫破产逃亡，这正是促使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大中十三年（859）十二月，农民裘甫率领一百来人发动起义，首先攻下象山（今浙江象山），继又屡败官军，致使明州（治所在今浙江宁波）地方官惊慌失措，白天也紧闭城门。咸通元年（860）正月，裘甫起义军与官军大战于天台山桐柏观（在今浙江天台境内），官军大败，裘甫乘胜攻破剡县（今浙江嵊县）。浙东观察使郑祇德重新组织力量，卷土重来。义军又在剡县两边山谷拦塞溪水，诱敌深入，出其不意放水，唐军被水淹没。这次胜利，大长起义军的声威，队伍很快发展到三万人。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废弃唐朝皇帝的年号，改元“罗平”，铸印“天平”，建立了农民政权。接着，义军又破唐兴，夺上虞，下余姚，进慈溪，占奉化，还据有诸暨、宁海，官军接连败退，毫无招架之力。

面对这种形势，懿宗派前安南都护王式为浙东观察使，取代郑祇德。王式要求增加军队，有的宦官认为增加军队就要加大费用。王式反驳道：兵多可以迅速取胜，实际上是减少费用。如果拖延时日，起义军势力发展，国家就会失去财政的来源地江淮一带。懿宗接受王式的意见，下诏发忠武、义成、淮南诸道兵赶往浙东。

王式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人物，统治集团对他寄托很大希望，起义军对他的到来也很重视。王式到达浙东后，一面开仓济贫，收买人心，一面又整饬军纪，加强戒备，清除内部与义军有来往的官员。另外，还招募在江淮一带的吐蕃、回纥人充当骑兵，又调集“土团”（地主武装）与官军进行配合，共同镇压起义军。

在对付官军的策略上，起义军内部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刘暀认为，应西进浙西，北取扬州，占据石头城，再南取福建，把东南一带富庶之地都据为己有，就可抗拒官军。王辂则认为，像孙权那样割据于东南一带，是天下大乱时的情况，现在是国家统一，割据难以成功，不如据险自守，“陆耕海渔，急则逃入海岛，此万全策也”①。裘甫犹豫不决，实际上放弃了刘暀积极进取的意见，摆出了被动挨打的架势。

咸通元年（860）五月，官军对义军发动大举进攻，攻克宁海后，占据海口，阻挡义军逃往海上。六月，官军进攻义军最后的据点剡县。官军打算断绝义军的水源，义军竭力反攻，三日八十三战，义军虽然失利，官军也损失惨重。最后经过决战，裘甫等突围未成，刘暀、刘庆等战死，裘甫被俘送往京师斩首。历时七个月的浙东农民起义，在统治者剿抚兼施的进逼下，最后失败了。

①《旧唐书》卷十九上《懿宗纪》。

庞勋起义

由于南诏的威胁，唐廷于咸通三年（862）从徐州、泗州募兵二千人到邕州防守，其中八百人驻守桂州。原定三年调换，但过六年后，唐廷还不准他们还乡，徐、泗观察使崔彦曾以经费困难为由，拒绝派人前往替换。戍兵不能容忍，遂杀死都将王仲甫，公推粮料判官庞勋为首领，违命北归。

咸通九年（868）七月，庞勋率戍兵北进，朝廷表面上赦其罪，实际上又准备镇压。庞勋兵行至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唐监军就打算设计解除他们的武装。山南东道节度使崔铉严密布阵，准备消灭他们。这时，庞勋才感到形势的严峻，于是，没有和敌人决战，而是从湖南沿江东下，经浙西进入淮南。

庞勋沿途吸收贫苦农民和逃亡士卒，扩大起义军队伍，同时，制造兵器，加强军备，准备和唐军作战。十月，庞勋攻陷宿州（治所在今安徽宿州），庞勋把所得财货分给众人，取得了宿州百姓的支持，参加庞勋队伍者数千人。接着，庞勋兵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城内百姓盼望庞勋攻城，推草车堵塞城门然后焚之，庞勋很快攻破彭城，崔彦曾被俘，城中参加庞勋队伍者一万余人。庞勋募兵，农民踊跃应募，“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断鉏（锄）首而锐之，执以应募”①。在这种一片胜利的欢呼声中，庞勋不是勇往直前，推翻唐朝，反而对朝廷抱有幻想，上表要求皇帝授以节钺。

十一月，懿宗诏以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都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共同进攻庞勋义军。康承训还要求沙陀、吐谷浑、鞑靼、契苾诸酋长率众随同前往，懿宗也表示同意。

十月，戴可师率官军三万人与义军战于都梁城（今江苏盱眙东南）。起义军先放弃城池，继又乘官军得空城立足未稳，在大雾天气突然反攻，官军大败，戴可师被杀，传首徐州。义军的胜利，震动很大，淮南的地主官吏纷纷向江南逃跑。庞勋则自认为无敌于天下，骄而轻敌，一些与庞勋同在桂州起义的老兵也自认为功大资格老，不守军纪，影响和群众的关系。淮南节度使令狐綯为了不受攻击，表示愿为奏请节钺。庞勋又发生动摇，对朝廷寄托希望，希望能够得到节度使的官职，像其他藩镇一样割据于徐州，有一个合法的地盘。

咸通十年（869）正月，康承训率唐军七万余人屯徐州西南的柳子（今河南永城东南）之西，从新兴（河南永城西南）到鹿塘（河南永城南）三十里，布阵备战，对徐州形成威胁。二月，义军将领王弘立率军三万人夜袭鹿塘寨，由于王弘立轻敌，准备不足，结果损失极为惨重，牺牲两万余人，王弘立仅以身免。三月，康承训又与义军在柳子数十战，义军都未取得胜利。在此情况下，庞勋才对朝廷放弃幻想，彻底决裂，杀了崔彦曾及监军张道谨、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潞、温庭皓等所俘唐官员。同时告其众曰：“勋始望国恩，庶全臣节；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勋与诸君真反者也，当扫境内之兵，戮力同心，转败为功耳。”①广大群众热情支持庞勋，又有三万人参加义军队伍。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〇，懿宗咸通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一，懿宗咸通九年。

庞勋留其父庞举直与许佶留守徐州，自己率军西击康承训。由于康承训事先得到消息，早有准备，致使庞勋又遭重大损失，牺牲数万人，被迫退回徐州。咸通十年（869）八月，唐军进攻宿州，驻守宿州的义军将领张玄稔是唐军的降将，这时又背叛义军降唐。为了改变被动局面，庞勋再次留庞举直、许佶守徐州，自己引兵而西，袭击宋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又南袭亳州（治所在今安徽亳州），都没有取得胜利。庞勋打算再回徐州，不料徐州已被唐军攻陷，庞举直、许佶已经牺牲。同时，唐军对庞勋也穷追不舍，最后在蕲县（安徽宿州南）一战，庞勋战死，义军失败。

庞勋起兵，其初只是唐军的兵变，但它具有农民反对服兵役的内容。后来，随着大量农民的参加，兵变逐步转化为农民起义，成为唐末社会危机的反映。唐朝虽然镇压了这次起义，但更大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之中，所谓“唐亡于黄巢，而祸基桂林”①，正说明后来的黄巢大起义与庞勋起义有着必然的联系。庞勋起义对唐朝统治者的冲击，为进一步大规模农民起义提供了有利条件；庞勋起义的经验和教训也为后来的农民大起义提供了借鉴。

王仙芝起义

唐军虽然镇压了裘甫起义和庞勋起义，但各种社会矛盾都没有解决，潜在的社会危机仍在日益加深。乾符元年（874）正月，翰林学士卢攜向僖宗上表道：“关东去年旱灾，自虢至海，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贫者硙蓬实为面，蓄槐叶为斋；或更衰羸，亦难收拾。常年不稔，则散之邻境；今所在皆饥，无所依投，坐守乡闾，待尽沟壑。其蠲免余税，实无可征；而州县以有上供及三司钱，督趣甚急，动加捶挞，虽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费，未得至于府库也。或租税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傥不抚存，百姓实无生计。”他要求停征欠税，再加赈济。僖宗虽然接受意见，但所发诏令，“有司竟不能行，徒为空文而已”①。由此可见，僖宗根本无力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僖宗束手无策。所以，“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的情况，没有任何改变；“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的问题必然更加速社会危机的发展。广大群众忍无可忍又“无所控诉”的时候，“相聚为盗，所在蜂起”②，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一，懿宗咸通十年。

①《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诏下·赞》。

②《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僖宗乾符元年。

乾符二年（875）五月，濮州（治所在今山东鄄城东北）人王仙芝于濮阳（河南濮阳西南）聚众数千人起义，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并发布檄文，指责官吏贪污者很多，赋税很重，赏罚不平，号召广大农民起来造反。六月，王仙芝及其同党尚君长攻陷濮州、曹州（治所在今山东定陶西南），众至数万人。冤句（曹州西）人黄巢聚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王仙芝与黄巢都曾以贩卖私盐为业。黄巢“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在他看到唐朝政治**，面临末日的时候，遂放弃进入仕途的念头，与其本族兄弟八人，还有其外甥林言等，参加王仙芝的起义军队伍。由于起义军的反压迫斗争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②。

十一月，农民起义军“剽掠十余州，至于淮南，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③。面对起义军的迅速发展，僖宗慌忙下诏，命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等五军节度使和监军，对义军采用软硬兼施的两面手法，既实行军事镇压，也兼及招抚。十二月，王仙芝进攻沂州（治所在今山东临沂），平卢节度使宋威主动要求讨伐王仙芝，僖宗当然同意，遂命他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并赐禁军三千人，甲骑五百名，同时指挥河南地区藩镇参加镇压起义军的军队。

乾符三年（876）七月，宋威与王仙芝战于沂州城下，王仙芝因作战失利而远离沂州，宋威找不到王仙芝，遂向皇帝奏称王仙芝已死，并遣散各地军队，自己回到青州（治所在今山东益都西北）。正当朝廷庆贺胜利的时候，王仙芝又突然出现，一如既往地在各地活动。八月，王仙芝攻陷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直接威胁东都洛阳。接着，王仙芝又进逼汝州（治所在今河南临汝），更接近洛阳。统治集团惊恐万状，僖宗急忙调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发兵镇压，并命昭义节度使曹翔保卫东都宫、左散骑常侍曾元裕守东都，还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守汝、邓要路，又调邠宁节度使李侃、凤翔节度使令狐绹守陕州、潼关。可见，京师长安也受到震动了。

九月，王仙芝攻陷汝州，生俘刺史王镣。“东都大震，百官脱身出奔”③。有产之家也都“挈家逃出城”。僖宗感到形势严重，遂下诏“赦王仙芝、尚君长罪，除官，以招谕之”①。但王仙芝不如理睬，很快又攻陷阳武，继攻郑州。因在中牟遭昭义监军判官雷殷符的袭击，遂又南攻唐州、邓州。十一月，又攻陷郢州、复州。十二月，又先后攻克申州、光州、寿州、庐州、舒州、蕲州等地。淮南节度使刘邺束手无策，请求救兵，僖宗命感化节度使薛能选精兵数千人前往增援。在短短半年时间里，王仙芝起义军在今山东、河南、湖北、安徽等广大地区，所向无敌，使唐朝统治者上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最初自告奋勇与起义军为敌的宋威，也失去昔日的勇气，他总结康承训镇压庞勋的教训说：“昔庞勋灭，康承训即得罪。吾属虽成功，其免祸乎？不如留贼，不幸为天子，我不失作功臣。”②这种对起义军的观望态度，遭到宰相郑畋的猛烈抨击，僖宗不得不罢了他的官。

王仙芝进攻蕲州时，朝廷内部经过激烈争论，僖宗最后批准蕲州刺史裴偓的建议，对王仙芝实行招降。王仙芝率黄巢等三十余人入城，朝廷派宦官授王仙芝以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并赠予大量财货。在王仙芝甚为喜悦的时候，黄巢等人却甚为不满。黄巢怒不可遏地说：“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独取官赴左军，使此五千余众安所归乎！”同时还打伤王仙芝，“其众喧噪不已”①。王仙芝感到众怒难犯，未敢受命，但从此王仙芝与黄巢分道扬镳，各自行动了。

③《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僖宗乾符元年。

①《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黄巢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僖宗乾符三年。

①《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黄巢传》。

乾符四年（877）正月，王仙芝攻破鄂州。七月，王仙芝、黄巢共攻宋州，因作战失利而撤围远去。八月，王仙芝又先后攻下安州、随州，生俘随州刺史崔休徵。接着，又转战于复州、郢州等地。十一月，驻兵于邓州的唐招讨副使、都监杨复光对王仙芝再次招降，王仙芝遣尚君长前往接洽，又被唐朝廷起用的宋威于中途劫取了尚君长。十二月，宋威向僖宗奏称是在颍州作战时生俘的尚君长，杨复光又揭穿了宋威的谎言。二人争功求赏心切，互不相让，僖宗派人查处，也难明真相，结果尚君长被杀，迫使王仙芝继续与唐军进行战斗。

乾符五年（878）二月，唐招讨使曾元裕于黄梅和王仙芝义军进行决战，结果王仙芝战败被杀，余众在尚让率领下参加了黄巢的队伍。

王仙芝是唐末大规模农民战争的发起人，他主张“均平”，对动员群众反抗唐朝的黑暗统治起了推动作用，他是唐末农民战争初期的领袖人物。但由于他受封建思想的影响，经不起高官厚禄的引诱，一再动摇，影响内部的团结，致使起义军分裂，最后战败牺牲，延缓了起义军的发展和壮大，推迟了唐朝统治的灭亡。

黄巢起义

乾符三年（876）十二月，黄巢与王仙芝分兵行动以后，第二年二月即攻克郓州，杀天平节度使薛崇。三月，攻陷沂州。七月，又与王仙芝共攻宋州，在作战失利后，又单独南进蕲州、黄州，因受唐军阻击，于十一月又北进匡城、濮州，僖宗命颍州刺史张自勉率诸道兵镇压起义军。

乾符五年（878）二月，尚让率王仙芝余部归附黄巢后，称黄巢为冲天大将军，废唐僖宗年号，改元王霸，设置官署，建立了农民政权。这时，僖宗又用招降的办法，以黄巢为右卫将军，令就郓州解甲，黄巢置之不理。三月，黄巢自滑州进攻宋州、汴州，继又攻卫南，接着，又攻叶、阳翟，使东都受到威胁。僖宗急忙调河阳兵千人赶赴东都，又调驻兵荆、襄的曾元裕速到东都，还命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为东都应援防遏使，统率河阳、宣武、昭义三镇兵守卫洛阳。同时，还加强洛阳外围重要据点的守备。

黄巢没有强攻洛阳，使统治者出乎意料地突然挥戈南下，横渡长江，相继攻下虔州（治所在今江西赣州）、吉州（治所在今江西吉安）、饶州（治所在今江西波阳）、信州（治所在今江西上饶）等地。八月，黄巢兵向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州），受阻后转进浙东，开辟了七百里山路，进入福建。十二月，巢军攻下福州，观察使韦岫弃城逃走。乾符六年九月，黄巢攻克广州，俘虏广州节度使李迢。在广州期间，因起义军多是北方人，不能适应广州的气候，因病而死者不少。黄巢根据部下建议，转进桂州，然后沿湘江而上。在取得潭州全歼守敌的胜利以后，尚让乘胜进逼江陵。面对号称五十万众的起义大军，江陵的唐军不满万人。荆南节度使王铎不敢交战，留其将刘汉宏守江陵，自己率众走襄阳。王铎去后，“汉宏大掠江陵，焚荡殆尽，士民逃窜山谷，会大雪，僵尸满野”②。十几天后，起义军才到江陵。由此可见，唐军在镇压起义军的同时，还在继续残害百姓，激化阶级矛盾。

②《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僖宗乾符三年。

乾符六年（879）十一月，起义军兵向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曹全晸联兵于荆门阻击。刘巨容伏兵于林中，曹全晸出兵迎战，佯败而退，诱起义军至伏兵处，起义军突然遭到袭击，损失惨重。黄巢与尚让整顿队伍，渡江东走。有人劝刘巨容穷追黄巢，刘巨容则认为起义军被镇压后他就无处发挥作用，从而不被重用；若使起义军继续存在，他还可以有用武之地，有求富贵的机会。于是，黄巢军从容东去。由此可见，在阶级矛盾全面爆发的时候，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仍然有增无减。

黄巢过江后，先后转战于鄂州、饶州、信州、池州、宣州、歙州、杭州等15州之地，众至二十万人。

广明元年（880）五月，黄巢屯兵信州，淮南节度使高骈又用招降的办法，表示愿为黄巢求请节钺，欲使黄巢归附于他。这时，昭义、感化、义武等军都已到达淮南，高骈不愿他们分享其功，遂向朝廷反映，他很快即可平定起义军，请求其他各军返回原地。僖宗同意他的意见。黄巢知道各军离开淮南后，立即和高骈开战，高骈大败，黄巢又一次声势大振。七月，黄巢自采石北渡长江，进击天长、**。高骈自认为势单力薄，不敢出战。故在严加防备的同时，又上表朝廷告急。十月，巢军攻陷申州，又相继转战颍州、宋州、徐州、兖州等地。所到之处，官僚地主四处逃亡。十一月，黄巢破汝州，自称“天补大将军”，并向官军宣称：“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①显然这是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僖宗，意欲分化瓦解唐朝廷与地方的力量。

面对黄巢逼近东都，僖宗急忙召宰相商讨对策，当有人提起要重视安禄山入关，迫使玄宗入川的教训时，僖宗极不愉快，但又无可奈何，只得命观军容使田令孜、左军马军将军张承范、右军步军将军王师会、左军兵马使赵珂等人，负责防守潼关。黄巢很快攻陷东都，挥戈西向。

张承范等人所率的神策军，多是平时募集起来的长安富豪子弟，他们往往贿赂宦官，取得军籍，以求厚赐。现在出征打仗，都与家人相聚哭泣，许多人以金帛雇贫人代行。这样的军队，当然没有战斗力。十二月初，张承范率二千人赶赴潼关，黄巢军也已抵关下。张承范与汝郑把截制置都指挥使齐克让共守潼关。齐克让初战失利，败退关内。黄巢乘胜破关，兵向长安。巢军逼近长安，僖宗在田令孜所率五百神策兵的保护下，惶惶如丧家之犬逃离长安。

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帅文武数十人迎黄巢于霸上，起义军浩浩荡荡进入长安，市民夹道聚观。尚让向市民宣布“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①。起义军碰到贫者，往往赠与财物；对唐朝的官吏则多杀之，特别是唐宗室更是得之者皆杀。

黄巢在长安建立大齐政权，改元金统。黄巢下令，“百官诣赵璋第投衔者，复其官”②。但宰相豆卢瑑、崔沆，左仆射于琮，右仆射刘邺，太子少师裴谂，御史中丞赵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汤等人，拒不从命，均被义军捕杀。将作监郑綦、库部郎中郑綦，仇视起义军又无可奈何，只得举家自杀。张直方表面投降，暗中又与唐官吏过从甚密，也被黄巢杀死。

中和元年（881）正月，僖宗到达成都。二月就任命凤翔节度使郑畋为宰相兼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郑畋是坚决与起义军为敌的死硬派，僖宗南逃后，关中各地还有唐军数万人，他派人到处联络，想把这些军队组织起来，对抗黄巢。他还约朔方节度使唐弘夫、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共同讨伐黄巢军。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僖宗乾符六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广明元年。

当黄巢派人对他进行招降的时候，他又杀了黄巢的使者，以示决不投降。四月，唐各路大军逼近长安，黄巢主动放弃长安，移军霸上。唐军入城后，肆意抢掠，秩序混乱，黄巢乘机反攻入城，唐军溃不成军，死者十之**，程宗楚、唐弘夫均被义军所杀。这次胜利，又大长了起义军的声威。黄巢再克长安后，并没有继续扩大战果，彻底消灭唐军残余势力，而是仍然仅据有以长安为中心的部分地区。这样，势必不能持久下去。

中和二年（882）四月，以中书令兼诸道行营都统王铎为首的各路唐军又逼近长安，起义军所辖地区仅只长安到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华州（治所在今陕西华县）一带。由于人口增多，生产也受战争的影响，粮价大幅度上涨，斗米值三十缗钱。九月，黄巢的同州防御使朱温向唐投降，更增加了大齐政权的困难。十二月，沙陀首领李克用率军四万人自河中渡河，到关中同州。中和三年（883）二月，李克用与其他唐军和起义军将领尚让十五万之众大战于乾阬、梁田陂一带，结果起义军失利，损失数万人。在东西两面受敌的情况下，李克用又不断派人潜入长安在暗中捣乱。黄巢感到形势颇为不利，遂发兵三万人，扼守蓝田通往中原的交通要道。

中和三年（883）四月，黄巢与李克用等唐军在长安激战以后，撤出长安，经蓝田、商州东去。五月，黄巢军名将孟楷进攻蔡州，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投降。接着，又攻陈州。由于陈州刺史赵犨早有准备，加强城防，存积粮草，多募勇士，大大提高了陈州的防御能力，故而起义军初战不利，孟楷牺牲。十二月，赵犨求援于邻道，许州节度使周岌、武宁节度使时溥、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即朱温，他降唐后，僖宗赐名全忠），都出兵增援。这些援军仍然不及黄巢军力强大，他们又共求救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中和四年（884）二月，李克用率蕃、汉兵五万人自陕、河中渡河而东，向陈州进发。

李克用会许、汴、徐、兖各路唐军，于四月攻克黄巢在陈州以北的据点太康，又攻陷黄巢在陈州以西的据点西华，黄巢被迫退军故阳里。陈州也就解围了。五月，黄巢向大梁转进，朱全忠向李克用求援，在中牟北一战，起义军战败，尚让向时溥投降。黄巢余众不足千人，东向兖州。六月，黄巢与少数义军到狼虎谷（今山东莱芜西南），自感势单力薄，难有东山再起的可能，遂自刎而死。黄巢死后，虽然还有他的侄子黄浩领导其余部继续进行反唐斗争，但也为时不久，最后失败。

轰轰烈烈的黄巢大起义，采用流动作战的方式，避实攻虚，走遍今天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陕西等省广大地区，动摇了唐朝的黑暗统治。但由于长期流动作战，没有稳定的后方，起义军始终在战争中生存，缺乏经济上的保障和群众基础，故而很难持久下去。就唐朝来说，僖宗政权虽然摇摇欲坠，但仍然得到各地方势力的支持。由于黄巢得此失彼，朝东暮西，故没有彻底摧毁唐地方政权与军事力量，仍然是唐政权存在的土壤；同时，还有沙陀李克用等军队的支持以及在关键时刻朱温等义军将领的投降等，都促使起义军最后失败。

黄巢起义失败了，但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起义军沉重地打击了唐朝的黑暗统治，在很多地方惩罚了罪大恶极、民愤很大的地主官僚，大长了劳动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志气，大灭了地主官吏的威风。唐朝政权虽然继续存在，但已名存实亡，实际上成了藩镇手中的傀儡。

王仙芝、黄巢起义，是唐末大规模农民战争的两个阶段。王仙芝称“天补平均大将军”，虽然不是把“平均”当作革命口号，但它反映了广大农民要求平均的愿望。因为封建社会的财产占有不均和赋役负担不均，都是造成农民贫困的原因。正因为如此，虽然是通过起义军领袖的称号曲折地反映出来的农民要求，也是极为重要的，它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斗争前进了一步。黄巢起义军持续时间之久，涉及范围之广，也是历史上所少有的。这说明不管从深度或广度上，唐末农民起义军都对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进行了沉重的打击，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②《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广明元年。

（谢选骏指出：黄巢现象是西周所没有的，因为唐朝的封建化程度不及南北朝和西周。但是黄巢游击天下却开创了五代十国，也就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战国时代——在这种意义上，黄巢的作用类似犬戎。李克用就是一个真正的犬戎了——后来的“后晋”和“后汉”也是如此这般的“少数民族政权”。）

【第十章 封建经济的发展】

第一节 阶级关系的变化

隋代的士族门阀

隋唐时期的阶级关系，主要还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

地主阶级包括皇室、贵族，还有士族门阀地主和庶族地主两个阶层。这一时期地主阶级内部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士族门阀的衰落及其退出历史舞台。

隋代的士族门阀是魏晋士族门阀的继续和发展。自东汉以来逐步形成的士族门阀，到了东晋，发展到了极盛时期。南北朝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隋唐时期，是士族门阀的最后阶段。

隋代的士族门阀，在社会上仍然占着很重要的地位。隋朝的建立者杨坚，是在多数士族的支持下取得政权的。

杨坚是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东汉太尉杨震的后代，关中的望族之一。他的父亲杨忠是随周太祖宇文泰进据关中的功臣。因宇文氏在北魏的地位并不十分显要，故而他不得不依靠关中士族，还有陆续进入关中的山东士族和江南士族。隋文帝正是在这些士族的支持下取周而代之的。隋文帝在和皇太子的对话中明显地透露了这个问题。怀州刺史卢贲，因居功自傲，使隋文帝颇为不满。皇太子杨勇道：“此辈并有佐命之功，虽性行轻险，诚不可弃。”隋文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刘昉、郑译及贲、柳裘、皇甫绩等，则我不至此。”①隋文帝提到的这些人，郑译、卢贲是山东郡姓，柳裘、韦謩（与柳裘等共助隋文帝夺取政权者）是关中大姓。皇甫绩的外祖是韦孝宽，韦孝宽是关中大姓，皇甫绩也不会例外。至于刘昉，虽非名门士族，但据其家世，也不会是寒门。隋文帝在这些人犯罪的时候还多加迁就，可见他们和隋文帝的关系十分密切。隋文帝说若非这些人支持他不至于做皇帝，确是肺腑之言。

在隋朝政权中，士族官员也有重要地位。开皇年间，被称为“四贵”的杨雄、高颎、虞庆则、苏威，都是士族。高颎是世代公卿之后，渤海名门望族；苏威是关中大姓；按虞庆则的家世，至少也应当是士族中的低门；杨雄是皇族。这说明开皇年间的士族，在政治上还是举足轻重的。

另外，作为关中郡姓首望的杨素，更是家世显贵，权大位尊。隋南伐陈时，他为行军元帅，因功封越国公。后又为宰相，很受隋文帝重用，故而他的政治地位崇高，经济实力也十分雄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颇能左右时局。大业年间，虏姓士族的宇文述，关中郡姓的裴矩，江南士族的虞世基等，都是政治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由此可见，隋朝政权中的士族门阀势力还是相当强大的。

由于士族势力的强大，门第观念也影响深远。元孝矩是虏姓士族首望，隋文帝“重其门地，娶其女为房陵王妃”①。

①农民起义部分的编写，参考了李斌城主编的《中国农民战争史》（隋唐五代十国卷）有关部分。还对张泽咸编《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有所借鉴。

①《隋书》卷三八《户贲传》。

后来房陵王杨勇做了太子，当然元孝矩女就是太子妃了。清河武城（今山东武城）的崔儦，因其“世为著姓”，越国公杨素“重儦门地，为子玄纵娶其女为妻。聘礼甚厚”①。这些都是门第观念在婚姻关系上的反映。

更有甚者，在隋朝末年，农民起义遍地爆发的时候，还有些人不敢冲破门第观念的束缚。大业十三年（617）十月，巴陵（郡治在今湖南岳阳）校尉董景珍、雷世猛等人，眼看隋炀帝政权朝不保夕，欲起兵反隋。大家共推董景珍为主。董景珍推辞道：“吾素寒贱，不为众所服。罗川令萧铣，梁室之后，宽仁大度，请奉之以从众望。”②后来，果然是萧铣做了首领。萧铣是侨姓士族。在农民起义遍地爆发的时候，人们的门第观念还如此浓厚，唐代士族仍然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

唐代的士族门阀

隋代的士族势力虽然还相当强大，但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也遭到削弱。例如，杨素权大位显，独揽朝政，致遭隋炀帝猜忌。杨素重病在身，隋炀帝唯恐他不死。其子杨玄感也“自以累世尊显，有盛名于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将吏，复见朝纲渐紊，帝又猜忌日甚，内不自安，遂与诸弟潜谋废帝，立秦王浩”③。后来，乘进攻高丽之机，起兵反隋，因失败而遭灭门之祸。在这种此伏彼起的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必然有一部分士族势力遭到削弱。另外，隋末农民战争的冲击，也使一部分士族受到打击。不过，多数士族还是通过各种途径延续下来了。例如，李密、窦建德这两支强大的农民起义军，都笼络了不少士族官僚，还有很多士族官僚归顺了唐朝。这就是说，唐朝建立后，士族门阀势力仍然活跃在历史舞台上。

唐朝的建立者李渊就非常重视门第，他曾对裴寂说：“我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祢，姻娅帝王，及举义兵，四海云集，才涉数月，升为天子。至如前代帝王，多起微贱，劬劳行阵，下不聊生。公复世胄名家，历职清要，岂若萧何、曹参起自刀笔吏也。”唐德宗时的苏冕更具体地说：“创业君臣，俱是贵族，三代以后，无如我唐。高祖，八柱国唐公之孙，周明懿、隋元真二皇后外戚，娶周太师窦毅女，毅则周太祖之婿也。宰相萧瑀、陈叔达，梁、陈帝王之子；裴矩、宇文士及，齐、隋驸马都尉；窦威、杨恭仁、封德彝、窦抗，并前朝师保之裔；其将相裴寂、唐俭、长孙顺德、屈突通、刘政会、窦轨、窦琮、柴绍、殷开山、李靖等，并是贵胄子弟。比汉祖、萧、曹、韩、彭门第，岂有等级以计言乎？”④显而易见，唐初统治集团自以出身显贵而洋洋得意，直到德宗时统治集团还以此而感到自豪。从这些事实中，也可以看出在唐初政权中士族力量的强大。

宰相是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成员。从武德、贞观年间成员的变化也可以看出士族势力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武德年间（618—626），前后任宰相的是：裴寂、刘文静、萧璃、窦威、窦抗、陈叔达、杨恭仁、封德彝、裴矩、宇文士及。这些人都来自士族。可见武德年间的政权，士族门阀是其骨干力量。

①《隋书》卷五〇《元孝矩传》。

②《隋书》卷七六《崔贲传》。

③《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④《隋书》卷七〇《杨玄感传》。

武德四年（621），秦王李世民以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勗、于志宁、苏世长、薛顺、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等十八人为文学馆学士。实际上这是李世民组织的智囊团。这些人中，除了孔颖达、盖文达、颜相时三人外，其他十五人都来自士族。

贞观年间（627—649），先后曾任宰相的二十八人。其中曾有六人（裴寂、萧瑀、陈叔达、封德彝、杨恭仁、宇文士及）原是武德年间的宰相。另外，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高士廉、高季辅、李靖、王珪、温彦博、杨师道、褚遂良、许敬宗等十一人也是士族出身。非常明显，贞观年间的宰相中，士族势力仍占绝对优势。

从发展的趋势看，贞观年间的士族势力比武德年间稍有削弱。这主要是唐太宗用人的标准并不是唯看门第，而是颇重人才。例如，魏徵被唐太宗视为一面镜子。太宗曾说：“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徵而已。”①可见魏徵在贞观年间所发挥的作用是别人无可比拟的。另如马周，因偶然的机会被太宗所重用，官至中书令，使太宗须臾不能离开。太宗说：“我于马周，暂时不见，则便思之。”①还有刘洎，每有所谏，都得到太宗的重视。这些人都出身寒门。这说明贞观年间的士族，在政治舞台上已不是舍我无他了。

在士族内部，也存在差别，社会地位并不完全相同。这种矛盾的存在，使士族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太宗针对山东士族崔、卢、李、郑诸族的自恃门第最高，批评他们“虽累叶陵夷，苟他族欲与为昏姻，必多责财币，或舍其乡里而妄称名族，或兄弟齐列而更以妻族相陵”。遂指定高士廉、韦挺、令狐德棻、岑文本等编撰《氏族志》。但高士廉等仍以崔民幹为第一。太宗甚为不满地说：“汉高祖与萧、曹、樊、灌皆起闾阎布衣，卿辈至今推仰，以为英贤，岂在世禄乎！高氏偏据山东，梁、陈僻在江南，虽有人物，盖何足言！况其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卬然以门地自负，贩鬻松槚，弃廉忘耻，不知世人何为贵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勋劳，或以文学，致位贵显。彼衰世旧门，诚何足慕！而求为昏，虽多输金帛，犹为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厘正讹谬，舍名取实，而卿曹犹以崔民幹为第一，是轻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他规定必须遵照“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的原则，重新修订。这样的结果，就出现了新的“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为第三”①的谱系。

太宗修《氏族志》，是调整士族门阀内部的社会地位。但客观上却起了削弱士族势力的作用。因为他主张“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也就是“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②。这样一来，由寒门出身的官僚当然也可跻身士族，这就使魏晋以来那种严格的门阀制度出现了缺口；对崔、卢、李、郑等高层士族无疑是一次打击。

①《唐会要》卷三六《氏族》。

①《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①《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太宗贞观十二年。

高宗、武则天时，士族势力进一步遭到削弱。高宗为立武则天为皇后，曾遭到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的反对。长孙无忌说：“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褚遂良也说：“陛下必欲以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①后来，李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在骆宾王的讨武檄文中也指责武则天“人非温顺，地实寒微”②。这都是说武则天出身寒门不配被立为皇后。另外，还有来济也曾上表谏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择礼教名家，幽闲令淑，”③。士族门阀素以儒家的礼教作为自己行动的规范，“幽闲令淑”是名门大家理想的小姐。这又是说武则天不符合士族门阀的标准。既然如此，武则天必然对传统的门第观念十分反感。

武则天执政后，褚遂良、长孙无忌，甚至不明确表态的于志宁都削官被贬。李游道、王璿、袁智弘、崔神基、李元素，因遭人诬陷而被流放岭南。另外，还有韦巨源被贬麟州（治所在今陕西神木北），苏味道被贬集州（治所在今四川南江），陆元方被贬绥州（治所在今陕西绥德）。总之，武则天在打击敌对势力的同时，严重削弱了士族的势力。

在打击士族势力的同时，武则天又通过科举考试、试官等各种途径提拔中下层人士充任各级官吏。甚至连卖饼为业的文盲侯思止也做了朝散大夫、侍御史；被人视为“素无行”的王弘义也做了殿中侍御史。④更为甚者，凡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当时人称这种现象为：“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怨脱校书郎。”这样“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实际上武则天有她自己的用人标准，“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①。这就是说，武则天的用人标准是有利于她夺取政权，巩固自己的地位。这和士族标榜门第，鄙视寒门的门阀观念格格不入。大量中下层人士登上政治舞台，必然削弱士族的势力。

当然，武则天并不是有意站在庶族人士的立场上，打击士族门阀，而是为了打击政敌而在无意中削弱了士族。武则天及其走卒也想抬高自己的门第，于是，他们就想修改贞观时期的《氏族志》。《唐会要》卷三六《氏族》载：“许敬宗以其书不叙明皇后武氏本望，李义府又耻其家无名，乃奏改之。”经孔志约、杨仁卿等修改的结果：“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九等。于是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豫士流，时人谓之‘勋格’。”②这就是《姓氏录》。尽管武则天是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修《姓氏录》，但其结果使“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者皆可加入士族，无形之中就使以往的士族门阀制度难以维持了。

①《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③《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则天后光宅元年。

④《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则天后天授元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玄宗用人也不重视出身。开元二十四年（736）十月：“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节用度，勤职业，仓库充实，器械精利”，玄宗欲以他为尚书。宰相张九龄反对道：“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骤居清要，恐羞朝廷。”玄宗怒形于色道：“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阀阅？”张九龄答曰：“臣岭海孤贱（张九龄是韶州曲江即今广东韶关人），不如仙客生于中华（牛仙客是泾州鹑觚即今甘肃灵台人）；然臣出入台阁，典司诰命有年矣。仙客边隅小吏，目不知书，若大任之，恐不惬众望。”对此，李林甫也发表意见说：“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③由此看来，玄宗、张九龄、李林甫等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都不赞成按门阀的标准用人。

从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看，开元、天宝年间虽然也有不少士族宰相，但真正掌握实权的宰相大多不是士族。例如，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李林甫等，都是玄宗时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士族势力日益衰落的时候，从景龙元年（707）到开元二年（714），中宗又命柳冲、魏元忠、张锡、徐坚等人修改《氏族志》，最后，由柳冲、魏知古、陆象先、徐坚、刘子玄、吴兢等人撰成《姓族系录》（《唐会要》称《姓族录》，《新唐书》称《姓系录》）。为什么要修撰《姓族系录》呢？《旧唐书》卷一**下《柳冲传》说：“初，贞观中太宗命学者撰《氏族志》百卷，甄别士庶；至是向百年，而诸姓至有兴替，冲乃上表请改修氏族。”近百年间，虽然曾经有过高宗显庆年间的《姓氏录》，对《氏族志》有过修改，但由于中宗复辟后，为了表明他的正统地位，立即改周为唐，同时，“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①也就是所谓“神龙元年制书，一事以上，并依贞观故事。”①政治形势的变化，修改《姓氏录》而为《姓族系录》也就十分必要了。

《姓族系录》是因为士族诸姓“至有兴替”而修撰，开元二年（714）成书的结果是“取德、功、时望、国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藩酋长袭冠带者，析著别品”②。也就是说，在《姓族系录》中地位的高低不决定于原有的门第，甚至“夷藩酋长袭冠带者”也可占一席之地。这和玄宗的用人标准完全一致。由此可见，自唐初至玄宗时，士族门阀的地位每况愈下，庶族势力日益增长，士庶合流的倾向愈来愈明显了。

安史之乱以后，士庶合流的倾向进一步发展，又经过唐末农民战争的冲击，旧的士族门阀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自东汉以来兴起的士族门阀制度，到五代就寿终正寝了。《新唐书》的作者说：“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时人皆土著，故名宗望姓，举郡国自表，而谱系兴焉，所以推叙昭穆，使百代不得相乱也。遭晋播迁，胡丑乱华，百宗荡析，士去坟墓，子孙犹挟系录，以示所承，而代阀显者，至卖昏求财，汩丧廉耻。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屡抑不为衰。至中叶，风教又薄，谱录都废，公靡常产之拘，土亡旧德之传，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悠悠世胙，讫无考按，冠冕皂隶，混为一区，可太息哉！”③宋朝人这样叙述士族门阀发展的过程，大体上符合事实。

③《资治通鉴》卷二〇〇，高宗显庆四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〇八，中宗神龙元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〇八，中宗景龙元年。

③《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

唐代士族门阀的特点

唐代的士族门阀在演变过程中显示了三个特点。

其一，与其经济势力的强弱和其官品的高低密切相关。从《氏族志》、《姓氏录》到《姓族系录》，反映了唐代士族门阀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主要内容，就是士族门阀的社会地位逐步和官品的高低融合为一体。按照唐代均田制度：“其永业田，亲王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各五十顷，国公若职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顷，郡公若职事官从二品各三十五顷，”各级官吏都有“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④的永业田。这些永业田，都免课役。显而易见，各级官吏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是一致的。随着政治地位的演变而消长的士族门阀势力，必然也从经济上和各级官吏的政治地位相适应。均田制破坏以后，各级官吏还可以通过赏赐、兼并等途径得到大量土地，各级官吏和士族门阀势力在经济上的融合还继续有所发展。

其二，士族门阀的地位和官品的高下相一致，促进了士族门阀制度的没落。由于科举制度的实行，更加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重才轻门第的用人标准，使很多庶族人士跻入士流，从而打破了原有士族门阀不可逾越的鸿沟。原有的士族，虽然在武德年间还在政治上保有绝对优势，但贞观以后，由于士族成分的变化，士庶合流的倾向已日益明显，遂使士族门阀制度江河日下，以至退出历史舞台。

其三，士族的社会地位往往受到皇帝的削弱。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针对一些士族“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但还有“新官之辈”，“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的情况，下诏“禁卖婚”。显庆四年（659），高宗针对李义府向士族求婚不成事，下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玄孙，凡七姓十一家，不得自为婚姻。仍自今已后，天下嫁女受财，三品已上之家不得过绢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过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资妆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①这些措施，再加上《氏族志》、《姓氏录》、《姓族系录》等，不断调整士族内部各姓的地位，加速士庶合流的进展，都促使士族门阀制度日益衰落。尽管旧的士族也曾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地位，但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到了五代，士族门阀制度就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了。郑樵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簿系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五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①这种论述，符合实际情况。②农民阶级农民阶级包括自耕农、客户、佃民等。自耕农就是占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他们先后按照租庸调制和两税法向朝廷交纳赋税。这个阶层，始终处于分化状态中，其中的少部分可能上升为地主或官僚地主，但大部分则受天灾**的影响，仅可勉强维持生活，甚至破产流亡，成为客户或佃民。

④《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赞》。

①《通典》卷二《食货》二。

①《唐会要》八三《嫁娶》。

②《通志·氏族略》。

客户是指因各种原因失去土地流离失所的劳动者。他们之中有的成为流民，有的成为佃客、佃家、佃户等佃民。历代统治者为了争取更多的剥削对象，都非常重视客户的问题。隋高颎制定输籍法，就是用轻税的办法使很多客户成为国家编户的。唐后期实行两税法，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③，也是要把客户改为朝廷的编户，以便成为朝廷的纳税对象。朝廷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因为客户为摆脱朝廷繁重的赋税和徭役，背井离乡，逃亡他乡去做私家的佃户，或者带着自己少量的土地成为私家的荫附户口。这样一来，朝廷的税源大大减少。因此，封建朝廷和各种地主之间也常常为此而发生矛盾。地主阶级内部这种争夺劳动人手的矛盾，正说明客户的数量很多，同时，更说明地主阶级的各个阶层及其政权都是靠剥削劳动者而存在的。

各种佃种土地的劳动者，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租种私人土地的佃户，一类是租种封建国家的职田、公廨田、营田的佃民。他们没有土地，佃种地主或官府的土地，忍受残酷的剥削和奴役。私家的佃户，对地主虽有相当的依附关系，但可以自立户籍，和南北朝时相比是松弛多了。佃种官田和逃户田的承佃尸，最初课税轻些，以后有可能发展成类似自耕农的编户。在屯田（营田）耕作的除了士兵以外，还有召募来的客户。这些客户也有可能上升为自耕农。他们和自耕农是农民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生产战线上的主力军。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主要根据土地占有情况和封建国家的政策不断演变。

隋文帝实行了各种改革措施，隋初的自耕农民数量增多，也就是农民占有土地相对多一些，故而阶级矛盾较为缓和，生产有所发展。大业年间，隋炀帝倒行逆施，横征暴敛，迫使大量农民离开土地，从事各种无偿的劳役，致使土地荒芜，生产停滞，故而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唐朝初年，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稳定社会秩序，实行均田制，使农民回到土地上进行生产，故而阶级矛盾较为缓和。

土地兼并是封建社会始终存在的问题。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还有天灾**的影响，占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不断处于分化状态中。农民的土地不断向地主手中转移，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客户和流民，这就必然使阶级矛盾不断激化。正当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时候，唐统治集团内部也有重大变化，从武德到开元初年那种注意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玄宗骄奢淫逸，沉湎酒色，致使政治**，阶级矛盾激化。同时，均田制的破坏，安史之乱的爆发，边防战争的频繁，也都是激化阶级矛盾的因素。因此，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尽管也采取过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如德宗时实行两税法，顺宗时的永贞革新，宪宗时削弱藩镇势力等等，但都没有改变阶级矛盾逐步激化的趋势。同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政、朋党之争等各种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发展，也促使阶级矛盾有增无减。正是这些原因，唐后期的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宣宗时的浙东裘甫起义、懿宗时的庞勋起义、僖宗时的王仙芝、黄巢起义等等，终于使唐朝走向灭亡。由此可见，隋唐两代一样，其建立、兴盛和衰落，都是受阶级关系的变化所制约的。

③本节参考了田廷柱著《隋唐士族》。

第二节 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

河陇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

早在隋唐以前，这一地区就已形成了民族杂居的局面，如统治高昌的麹氏，本是金城郡榆中（今属甘肃）人；就是高昌人民，很多也是从内地迁徙去的，所谓“彼之甿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①。唐太宗攻灭高昌，改置为西州（治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后又击败西突厥，将西域置于唐朝的统治下。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一批粟特人迁入河陇地区。此后，唐朝又将归降的诸族人陆续迁入，如陈子昂在安北都护府时，曾上奏朝廷说：“窃见碛北归降突厥已有五千余帐，后之来者，道路相望。又甘州先有降户四千余帐，奉敕亦令同城安置。”①开元十一年（723），“吐谷浑率其众诣沙州内属，诏张敬忠安存之”②。安史之乱后，吐蕃攻占河陇地区，又有大批吐蕃人随之迁入。回鹘被黠戛斯击破后，大批回鹘人西迁，居于西州的称高昌回鹘，居于甘州（治今甘肃张掖）的称甘州回鹘。据考证在高昌回鹘境内的民族主要有：回鹘、汉族、吐蕃、吐火罗、高车、■哒、突厥、众熨（一作仲云）、黠戛斯等③。这种人口迁徙的活动直至五代时期仍在继续进行。长期的人口迁徙，使得河陇地区成为当时全国杂居民族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

众多的民族杂居于同一地区，诸种文化、经济得以互相交流，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诸族人民逐渐组合，共同发展，向封建化过渡。所谓封建化，是指社会制度的封建性质，而社会制度的性质却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通过研究这一时期河陇地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可清楚地看到诸杂居民族逐渐向封建化过渡的轨迹。

高昌早在西汉征服车师后，就在那里“置戊己校尉屯田”①。十六国时期，高昌仍广有屯田。在麹氏统治时期，高昌的土地大体可分为官田和民田两类，官田除屯田外，也有出租现象。“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②。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也有交纳粟麦的现象。民田出租必须向田主交纳田租，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属于麹氏统治时期的租佃契约就有十七件③。说明早在隋唐以前这里就已经存在着封建生产关系。唐朝改置为西州以后，在这里普遍推行了均田制，随着土地关系的变化，租佃制更加发达，租佃契约更加盛行，这一切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都有大量的反映。高昌的政治制度及文化也深受中原皇朝的影响。麹氏高昌“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④，“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

①《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

①《北史》卷九七《高昌传》。

②陈子昂：《上西蕃边州安危事》，《全唐文》卷二一一。

③《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

①程溯洛：《高昌回鹘王国史中一些基本问题论证》，《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②《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

③《通典》卷一九一《边防典七》。

④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2至5册。

学校设置亦仿中原，“有毛诗、论语、孝经、历代子史，集学官弟子，以相教授”。“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大同”⑤。“所置官亦采中国之号焉”①。其郡县行政制度包括乡里组织和内地也相一致②。说明高昌已经建立了和其经济基础相符合的封建上层建筑。回鹘本是游牧民族，安史之乱后，和唐朝建立了比较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在唐的影响下，阶级分化加快，开始向封建制过渡。回鹘迁居高昌后，利用当地优越的农业自然条件，过起了定居的农业生活，正是这种定居的农业生活，大大地加速了高昌回鹘的封建化。他们建立了一套从都护、宰相、枢密使、于尔齐、断事官到各级大小伯克的官制，构成了当地封建统治阶级；同时也产生了卡朗奇、伊得如、库瓦克、图图克、卡达施等各种农民或农奴，属于被统治阶级③。回鹘人包括融合当地已有的汉人、吐蕃人、粟特人、吐火罗人、突厥人、印度人等，除了主要经营农业外，兼营一部分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也有较大发展。从已发现的吐鲁番回鹘寺庙壁画看，回鹘人男的着唐式衣冠，穿半长靴，女的穿唐草纹样的大襟衣服④。说明直到这个时期，中原文化对他们仍有着深刻的影响。

河陇地区的农业，以河西走廊、湟水流域自然条件最好。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灌溉条件较好，唐廷在这里兴置了大量的屯田、营田。“甘州诸屯，皆因水利，浊河灌溉，良沃不待天时，四十余屯并为奥壤”⑤。其他州郡亦有不少自然条件较好，如河州（治今甘肃临夏），“大田多稼，人和岁丰，■军廪师，处勤余裕”，唐高宗也说：“河州军镇要冲，屯田最多。”①经过唐朝一百几十年的发展，到天宝十二载（753）时，“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②。由于河陇地区西连吐蕃，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又是丝绸之路的必由之路，加之农业生产发达，自然条件良好，所以唐朝对迁入这里的胡族极少置侨州县，大多令其散居。在有些地方也采取与内地一致的基层乡里制进行安置，如敦煌十三乡之一的从化乡，就是为安置粟特人而专门设置的。从已发现的敦煌文书看，入迁胡族同汉人一样授田，并负担赋役。这样就使入迁河陇地区的胡族原有的部落结构自然解体，血缘纽带联系被斩断，经过一段时间与汉族的杂居，完全变成了唐朝的编户齐民。由于河陇地区的杂居民族封建化比较彻底，诸族人世居于此，以至于他们以当地为自己的本籍。如昭武九姓人石崇俊“曾祖奉使至自西域，寄家于秦，今为张掖郡人也”③。其以甘州而不以粟特本土为籍，说明他们早就居于此地并仿汉俗为籍，然后东向进入长安。

⑤《北史》卷九七《高昌传》。

①《通典》卷一九一《边防典》七。

②《旧唐书》卷一九八《高昌传》。

③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的高昌郡县行政制度》，《文物》1978年第6期。④程溯洛：《高昌回鹘王国政治经济文化史略》，《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⑤耿世民：《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①陈子昂：《为乔补阙论突厥表》，《全唐文》卷二〇九。

②张说：《河州刺史冉府君神道碑》，《全唐文》卷二二八。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二载。

安史之乱后，吐蕃攻占河陇地区，在沙州（治今甘肃敦煌西南）推行部落制，征收赋税及商品交换不用钱币，加之丝路堵塞，中西贸易中断，商品经济停滞不前。在土地制度上，推行带有国有性质的计口授田制；在社会结构上，出现了奴婢与各种依附农民数量的增多和僧尼人数增加的变化。④河陇其他州郡情况，由于均为吐蕃统治，大致和沙州相同。这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倒退，生产关系逆转的现象。唐宣宗时期，唐朝收复河陇地区，马上着手恢复封建制度，下诏曰：“其秦、威、原并七关侧近，访闻田土肥沃，水草丰美，如百姓能耕垦种莳，五年内不加税赋。五年以后已量定户籍，便任为永业。其京城有犯事合流役囚徒，自今已后，一切配十处收管。温池盐利，可赡边陲，委度支制置闻奏秦州至陇州以来道路，要置堡栅，与秦州应接，李玼与刘皋即使度计闻奏。如商旅往来，兴贩货物，任择利润，一切听从，关镇不得邀诘。其官健父兄子弟，通传家信，关司并亦不得邀诘阻滞，如要垦辟种田，依百姓例处分。三州七关，如少器械，长吏与量据所申闻奏。”①与此同时，张议潮在沙州也开始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和恢复农业生产。重新进行户口和田地登记，并在这一基础上进行土地调整、清射和均割，赋税制度也相应作了改变。②这样就在河陇地区再次恢复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使得遭到破坏的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此后，唐末五代的高昌回鹘、沙州曹氏、甘州回鹘等政权，都是封建性质的政权，并和中原皇朝保持了较密切政治、经济、文化联系。

灵、夏、朔、代、幽、蓟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周边诸族内附，在隋朝尚不多见，从唐初以来，诸族纷纷归附。为安置降附的诸族人，唐朝在周边地区采取了两种办法：一种是在各族原居住地设羁縻府州安置，另一种是在唐朝原边界州内设置侨置州县，以管理内迁各族人口。前一种府州对民族的迁徙影响不大，后一种由于内迁到唐朝原边州内，形成民族杂居局面，促使内迁民族的内部结构、生活方式及生产关系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唐朝在关内道的灵（治今宁夏灵武西南）、庆（治今甘肃庆阳）、银（治今陕西横山东北）、夏（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四州境内，共设置侨州府一百零二个，用来安置内迁的突厥、铁勒、党项、吐谷浑、粟特（昭武九姓）等族。在河北道的幽（治今北京西南）、蓟（治今天津蓟县）、营（治今辽宁朝阳）三州境内，共置侨州二十个。营州被契丹攻陷后，即迁原属侨州于幽州境内，用来安置突厥、靺鞨、奚、契丹、室韦、新罗等族归附人口③。此外，唐朝在灵、夏二州南境设置了鲁、丽、塞、含、依、契等六州，合称“六胡州”，用以安置内迁的粟特九姓人和突厥人。④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页。

①参见杨际平：《吐蕃时期沙州社会经济研究》，《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②《唐大诏令集》卷一三〇《收复河湟德音》。

③参见冷鹏飞：《唐末沙州归义军张氏时期有关百姓受田和赋税的几个问题》，《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

开元十一年（723），废六胡州，迁六州胡人于河南、江淮地。开元二十六年（738），迁还六州胡人，置宥州（治今年蒙鄂托克旗南）安置，宥州遂成为唐朝的“正州”，不再属于侨置州。太宗时，粟特九姓人安胐汗率众五千人内附，其孙安思慕曾经任鲁州刺史①。这里的鲁州即指六胡州之一的鲁州。河东道的朔（治今山西朔县）、代（治今山西代县）二州一带虽无置侨州县，也安置了不少内迁胡族。唐朝廷在这些侨府州内安置了大批的内迁民族人口，如贞观十年（636），阿史那社尔率突厥一万余众内属，唐朝“处其部于灵州”②。贞观十三年，李思摩奉命率突厥部众渡河出塞，“几十万，胜兵四万”，“至十七年，相率叛之，南渡河，请分处于胜、夏二州之间，诏许之”①。高宗时，“突厥内属者分处丰、胜、灵、夏、朔、代间，谓之河曲六州降人”。开元三年（715），十姓突厥“合万余帐相踵款边，诏内之于河南”②。再如吐谷浑，“咸亨三年二月，徙吐谷浑于灵州，其故地皆入于吐蕃”③。灵、庆、夏及延（治今陕西延安北）、盐（治今陕西定边）等州，都有其部众分布。其后“其部众又东徙，散在朔方、河东之境”④。太宗、高宗、武则天时期铁勒诸部曾大规模入迁，多置于灵、庆一带。开元初，回纥、同罗、仆固、拔曳固等部再次大规模南下，唐廷将其安置到大同军（今山西朔县东北马邑）。天宝初年，同罗万余帐来降，唐廷“处之朔方河南之地”⑤。党项早于唐初就开始内迁，贞观“五年诏，开河曲地为十六州。是年党项等羌前后内属者三十余万口”⑥。天授三年（692），党项内附，“凡二十万口，分其地置朝、吴、浮、归等十州，仍散居灵、夏等界内”⑦。到唐武宗时，据李德裕言，党项人口还有增长，“缘党项自麟、府、鄜、坊至于太原，遍居河曲，种落实蕃”⑧。其居住已经靠近关中及太原（治今山西太原西南）。沙陀原附吐蕃，元和三年（808），归降唐朝，“诏处其部盐州”。不久，奉命迁往河东，安置于黄花堆（今山西山阴东北）①。唐僖宗时，沙陀首领李克用召募鞑靼万余人充实其部，开赴关中镇压黄巢义军，有功，唐朝授以河东节度使之职，这些鞑靼人也就留居河东了。幽州境内的胡族人口在天宝中（742—755）可考的有两万多户②，分属于八个民族。其实并不止于此数，史籍漏计的当不在少数。

周边诸族除粟特人等一些民族外，大多都从事畜牧业，兼以狩猎为生，极少从事农业。内迁以后逐渐改变了其社会生产结构，大都改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等。这一方面是唐皇朝有意引导，另一方面是面对内地以农业为主的新的生活环境，受汉族影响不得不改变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唐初击败突厥后，面对大量内迁的突厥人，中书令温彦博就极力主张“收处内地，将教以礼法，职以耕农”③。唐太宗听取了这个主张。从此唐朝廷基本上就是按这样的思路安置内迁诸族。①《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②李至远：《唐维州刺史安侯神道碑》，《全唐文》卷四三五。

①《新唐书》卷一一〇《阿史那社尔传》。

②《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

③《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④《唐会要》卷九四《吐谷浑》。

⑤《旧唐书》卷一九八《吐谷浑传》。

⑥《通典》卷一九九《边防十五》。

⑦《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

⑧《唐会要》卷九八《党项羌》。

①李德裕：《请先降使至党项屯集处状》，《全唐文》卷七〇二。

②《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

③《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

张俭任代州都督时，对境内胡族，“劝其营田，每年丰熟”④。开元八年（720），为了安置关内、河东、河西新附胡族，唐廷下诏说：“部落有疾苦，使量给药物，无令田陇废业，含养失所”⑤。唐宣宗时，对降附党项“令就夏、银界内指一空闲田地居住”，要求其“各守生业，自兹必令永戴恩信，长被华风”⑥。唐朝廷在安置内迁胡族时，虽允其聚居，但却不是举族而居，往往分割为若干个小聚落，与汉族交错杂居。如河北境内的契丹族，就分属昌州（领龙山县，侨治安次县常道城，今河北安次西）、威州（领威化县，侨治良乡县石窟堡，今北京周口店北）、师州（领阳师县，侨治良乡县故东闾城，今北京房山境内）、青山州（领青山县，侨治范阳水门村，今河北涿县境内）等八州，天宝时所领户口多者不过千余户，少者只有百余户，大多为数百户。名为州县，实则相当于内地州县中乡的规模。关内道的侨置州府大体也是如此，如夏州境内突厥，分属于十六个侨治州，共领二千三百一十九户，每州的户口数也是很少的①。唐朝廷的这种政策，虽有便于控制内迁胡族之意，但更大的意义在于“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可以化胡虏为农民”②。尽管内迁胡族封建化的道路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这项政策的推行对改变胡族生产结构却是比较显著的。贞观十二年（638），唐廷在对突厥首领李思摩的诏书中就说：“今岁以来，年谷屡登，种粟增多，畜牧蕃息。缯絮无乏，咸弃其毡裘；菽粟有余，靡资于狐兔”③。武则天时，突厥“又请粟田种十万斛，农器三千具，铁数万斤”④。说明他们已经改变了原有的生产结构，开始耕织生产了。

在行政管理上，唐朝对内迁胡族允其首领任侨置府州的都督、刺史，享有固定的俸禄，但必须接受当地军政官员的管辖，所谓“诸道军城，例管夷落”⑤。对其人口按内附时间长短分为“熟户”和“新降”。“内附后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为蕃户也”①，即是“熟户”。“熟户既是王人，章程须依国法”②。可见从内迁胡族的第二代起，就同当地百姓一样，完全成为唐朝的编户齐民了。如“兰池胡久从编附，皆是淳柔百姓，乃同华夏四人（民）”③。在唐代虽然侨置州县曾几次发生反唐起义，其原因多是当地官吏、军帅残酷剥削压迫而引起的，所谓“困于诛求，起为盗贼”④，“无故杀伤，致令怨恨”⑤。其性质是反对阶级压迫和封建剥削。

④《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⑤《旧唐书》卷八三《张俭传》。

⑥《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八《赐入朝新降蕃酋敕》。

①《唐大诏令集》卷一三〇《平党项德音》。

②以上见《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卷三九《地理志》一。③《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④《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八《突厥李思摩为可汗诏》。

⑤《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①《册府元龟》卷九九二《外臣部·备御》五。

②《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

③《册府元龟》卷九九二《外臣部·备御》五。

④《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五。

⑤《元稹集》卷四八《王元琬银州刺史制》。

侨置州县的人口既是国家的编户齐民，其户口自然是要上报户部的。从《旧唐书·地理志》中列有的天宝年间灵、夏、幽、蓟等州境内的数十个侨置州的户口统计数看，是向朝廷申报了户口的，这有别于贡赋版籍不上户部的普通羁縻州府。同时也要承担赋税徭役，唐朝规定：凡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四等已上为上户，七等已上为次户，八等已下为下户。上户丁税银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一口，无羊之处，准白羊估折纳轻货。若有征行，令自备鞍马，过三十日已上者，免当年输羊”⑥。内迁胡族的第二代就要按汉族百姓的标准承担赋税徭役。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凡是内迁较久的胡族人户基本上都已变为封建制下的编户齐民。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地的情况和社会环境不同，内迁人口封建化的进程也不相同，甚至有反复现象出现，然封建化和民族组合的趋势却是不可扭转的。

长安、洛阳及内地诸州杂居民族的封建化

隋唐时期周边民族及外国人口入居中国内地的很多。在隋代朝廷有意识迁徙人口入内地还不多见，在唐朝统治时期就不断地把周边胡族人口迁往内地，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唐太宗进攻高丽，“前后虏获数十万计，分配诸州，无处不满”⑦。总章二年（669），“敕徙高丽户三万八千二百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之地”①。从代宗大历（766—779）年以来，唐朝在战争中每俘获吐蕃人，“亦令中官部统，徙之江岭”②。会昌三年（843），“回鹘降幽州者前后三万余人，皆散隶诸道”③。唐宣宗时，“突厥居特峨者千二百人”降附，河中节度使徐商“因请从齐、鲁之间隙地以居之，编籍为耕民”④。镇海节度使李锜叛唐，浙东观察使王式镇压裘甫起义，都曾征集境内胡族人入军，说明散居于江淮地区的内迁胡族人口数量不少。在唐朝居住的外国商人也是很多的，如上元元年（760），扬州（治今江苏扬州）刘展作乱时，“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⑤。乾符五年（878），黄巢义军攻下广州（治今广东广州），据说波斯、大食商人被杀者“数达十二万以至二十万人”①。新罗、百济人在中国居住的也很多，楚州城内（治今江苏淮安）和涟水县（今江苏涟水）就有新罗人聚居的“新罗坊”②。隋唐时期在中国各地居住或经商的外国人，还有天竺（印度）、罗马、日本、高丽、林邑（越南中南部）、真腊（柬埔寨）、骠国（缅甸）、狮子国（斯里兰卡）、尼婆罗（尼泊尔）、固失密（克什米尔）等国人。⑥《唐大诏令集》卷一三〇《平党项德音》。

⑦《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

①房玄龄：《谏伐高丽表》，《全唐文》卷一三七。

②《资治通鉴》卷二〇一，高宗总章二年。

③《唐会要》卷九七《吐蕃》。

④《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武宗会昌三年。

⑤李骘：《徐襄州碑》，《全唐文》卷七二四。

①《旧唐书》卷一一〇《邓景山传》。

②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上册第258页。

由于在华外国人的增多，以至于沿海及内地一些大城市中出现了不少外国人聚居的“蕃坊”，并有蕃长专门负责管理坊内事务和对官方交涉③。

长安、洛阳作为隋唐两朝首都与陪都，也有大批的胡族与外国人居住、学习和经商。隋炀帝营建洛阳后，就有大批的诸族、诸国人入居经商，到了唐代人数有增无减。长安在唐太宗时，突厥人“其入居京师者近万家”④。“擢酋豪为将军、郎将者五百人，奉朝请者且百员”⑤。“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者皆归之”⑥。在长安、洛阳居住和生活的胡族人并不仅此，还有党项、粟特九姓人、契丹、奚、吐蕃、靺鞨、同罗、室韦、铁勒、南诏等族以及大批的外国人。吐蕃攻陷河陇后，仅西域诸族、诸国使者，就有大批人阻滞不归，留居长安，仰靠鸿胪寺供给，给唐朝廷造成很大负担。贞元三年（787），宰相“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岁省度支钱五十万缗”。而胡客“无一人愿归者”⑦，全都成为唐朝臣民，可见长安居住的胡族和外国人之多。当时长安的胡商也很多。唐文宗时曾下诏说：“如闻顷来京城内衣冠子弟及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举诸蕃客本钱，岁月稍深，征索不得”①。如此多阶层的人向胡商借债，说明在长安的胡商人数确实不少。从“岁月稍深”一句，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匆匆过客，而是多年居住在长安。此外在长安学习的胡族和外国人也非常多。早在唐朝初年，“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遂至八千余人”②。指国子监所辖诸学及弘文馆、崇文馆的中外学生总数。龙朔二年（662），洛阳置国子监，学生中也有不少胡族和外国人。日本先后多次公派留学生入唐学习，也有自费入唐学习的。至开成二年（837），新罗在长安诸学中留学的学生已达二百一十六人③，为诸国遣唐留学生之最。周边诸族中入学的人数，唐初以吐蕃最多，后以渤海人为多，其他如粟特九姓、南诏、契丹、突厥等族人，都有子弟入国学学习。

③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

④参见范邦瑾：《唐代蕃坊考略》，《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

⑤《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十三。

⑥《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⑦《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四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德宗贞元三年。

②文宗：《禁与蕃客交关诏》，《全唐文》卷七二。

③《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

众多的胡族和外国人迁入内地诸州和长安、洛阳，打破了他们原有的社会组织，与汉族杂居，生活在共同的地域之中，经济文化互相交流，逐渐形成共同的经济生活。杂居内地的胡族，往往转营农业并迅速地封建化。从上述入迁胡族在内地“买田宅”、“殖资产”的行动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说明胡族迁入内地，与汉族杂居后，在汪洋大海般的封建经济占绝对优势的社会环境中，接受当地的生产方式是必然的趋势。

杂居民族在共同经济生活中，形成共同语言，通常是以多数人的语言为共同语。同时，各民族的文化、风俗也逐渐改变，慢慢地趋向一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先进的经济、文化，这是一条数千年来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的客观规律。在唐代，胡族内迁后，往往“服改毡裘，语兼中夏”。不少人“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觌朝章，知经国之要，窥成败于国史，察安危于古今”④。受汉族文化熏染已经到相当深的程度。外国商人久居不归者，也都努力学习汉文化，其中有些还颇有造诣，能赋诗作文，如波斯商人李珣就著有《海药本草》，其诗歌有数首见于《全唐诗》卷七六〇。外国留学生大都有较深中国文化造诣，其中不少人考中过进士。《东文选》八四《送奉使李中文还朝序》载：“进士取人，本盛于唐。长庆初，有金云卿者始以新罗宾贡，题名杠师礼榜。由此以至天祐终，凡登宾贡科者五十有八人。”大中元年（847），大食人李彦升赴长安，“天子诏春司考其才，二年以进士第名显”①。外国人科举及第后，可以入朝做官。唐制：“新罗、日本僧入朝学问，九年不还者，编诸籍。”②连外国侨僧都要登记户口，那么商人、留学生、使者等各类外国人，数年不归者自然也要入籍，如居留不归，就成为具有唐朝国籍的人口了。有一点需要说明，文化、风俗的影响是相互的，民族杂居地区尤其如此。胡乐、胡舞、胡服、胡食等，在唐代汉族人中一度风行。经过长时间的吸收消化后，诸种文化渐趋一致，到唐末五代时期，对这些文化现象也就极少区分“胡”、“汉”，而成为同一地域的共同文化。

内地各族相互通婚，促使了各族体征差别的消失，最终使民族意识逐渐消失，完全组合为同一民族。在组合中，总是先进的、人口占多数的民族保留了较多的民族特性，而人口较少、较落后的民族则较少保留民族特征。唐人陈鸿祖撰《东城老父传》中说：“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即使诸国诸族使者，唐朝法律也允许他们娶汉族妇女，只是不准带走③，故其多在当地定居安家。远在岭南，情况也是如此，“蕃獠与华人错居，相婚嫁”①。对发展岭南经济、文化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久居内地，与汉族人世代通婚的胡族人非常普遍，如铁勒人契苾何力，娶唐宗室女临洮县主，生三子，其子契苾明又娶李孝义之女，生三子。其后世的汉族母系血统反倒多于胡人父系血统。诸族互相通婚，繁衍出大量的混血子孙，在改造着汉族民族构成的同时，也推动着经济、文化的发展，相继走上封建化的道路，给当时社会带来了既深且广的影响。

④《唐会要》卷三六《附学读书》。

①薛登：《请止四夷入侍疏》，《全唐文》卷二八一。

②陈黯：《华心》，《全唐文》卷七六七。

③《唐会要》卷四九《僧籍》。

①《唐会要》卷一〇〇《杂录》。

第三节 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

远在秦汉时期，经济重心乃在河济之间，按现在的地理来说，是在黄河下游。由于黄河的不时决口泛滥，也由于黄河流域累次发生战争，社会不安，原来经济重心的繁荣景象不复存在，甚至显得经济萧条。在这期间，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的经济却有所发展，见重于世。三国时的吴国以一隅之地与中原的曹魏相抗衡，东晋和南朝也都以半壁江山和北方诸政权相较量，正是由于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发展中的经济的支撑，才能够较长时期存在下去。

这种局面到隋统一南北之后，才有所扭转，黄河下游经济的发展，使经济重心得以再现。不过南移的趋势并未完全消泯，到后来还是移到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去了。

隋唐以前黄河流域的乱离与经济萧条黄河下游能够发展成为经济重心的所在，是有一定的自然条件的。我国的气候自古迄今虽不时有所变化，但在黄河下游大体还是温和时较多，适于农业的经营。而雨量又多适中，间有亢旱，也并非过于频繁，尤其可以称道的是土壤较为肥沃。在无垠的平原旷野里，纵横的河流更可资利用，如果能够开渠引水，随处灌溉，就可不虑旱魃的为虐。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的社会里，只要是不起兵革，社会较为安定，农民安心处于畎亩之中，经济还是能够得到发展的。

在隋统一南北以前，黄河流域的争战相当频繁。且不说较远的汉魏之际，由西晋末年肇始的十六国起伏的乱离，黄河流域就已残破不堪，汉魏以迄西晋的都城洛阳竟成为废墟，无一霸主愿在其地再建都城。这样乱世一直延长到北魏统一黄河以北各地。东晋末年，刘裕北伐，灭掉后秦和南燕，与北魏隔着黄河相互对峙。当然黄河侧畔仍为争战的场所。其后南风不竞，起先还是防河，逐渐变为防淮，最后只能防江。这是说在南朝转变为防淮之时，黄河下游已经平静下来，可以渐次恢复生产了。虽然北魏分裂之后，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之间仍时有兵争，所涉及的地区并非过于广大，到了北齐的邺都时候，已经近于尾声了。

经济地区人户的增多经济地区的发展，固在于有优良的自然条件，尤在于有充足的人力，从事经营。我国最初的完整户口的记载，始见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二年）。其时共有户超过了一千万②。魏晋以后，战乱频仍，户口大为减少。隋代统一南北，顿告升平，人户就显著增多，其最盛之时，全国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①，虽不及两汉之时，较之南北朝时增益确是很多了。

②《新唐书》卷一八二《卢钧传》。

①《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隋书·地理志》依《禹贡》九州之制，综记全国各郡、各州的人户超过百万的仅雍、豫、冀三州，而冀州且超过两百万。这三州恰又都在黄河流域。当然各州广狭不一，属郡多寡又复不尽相同，未可一概而论。若按各郡所属的每县平均户数来说，则最多的为恒山郡（治所在今河北正定），每县有户二万二千，其次为清河郡（治所在今河北清河），每县平均为二万一千户，再其次为襄国（治所在今河北邢台）、济阴（治所在今山东定陶）、武阳（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平原（治所在今山东陵县）、河东（治所在今山西运城）、京兆（治所在今陕西西安）、荥阳（治所在今河南郑州）、信都（治所在今河北冀县）、武安（治所在今河北永年东面）、襄城（治所在今河南临汝）、汝阴（治所在今安徽阜阳）、汲郡（治所在今河南卫辉）、河内（治所在今河南沁阳）、赵郡（治所在今河北赵县）、河间（治所在今河北河间）诸郡。多者有户一方六千，少者亦不下一万三千户。②这些郡大都在黄河流域，更多聚集在黄河下游，仅襄城和汝阴两郡在汝河流域，不过襄城郡就在河南郡（治所在今河南洛阳）和荥阳郡之南，与黄河流域还是有一点牵连的。隋唐之间的乱离，促使全国人口都有所缩减，贞观中，仅得三百零四万一千八百七十一户，与隋代盛时比较，相差殊甚。当时十道中各州的每县平均户数，只有京兆府和汴州为一万一千户，其他各州殆皆不及万户，已难侈言经济重心的所在①。经过百余年的休养生息，至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户部计帐，有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②，天宝元年（742），有户八百三十四万八千三百九十五③，已与隋时差相仿佛。天宝十四载（755）有户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零九④，则较之隋世略有增益。

天宝十四载各州的具体户数已无由得知。两《唐书·地理志》皆记载天宝元年的户口数，这一年黄河流域各府郡中，每县平均户数最多郡当推河间郡，具体户数为一万九千。其次有一万八千户的为京兆府和陈留郡。陈留郡即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再次景城郡（即沧州，治所在今河北沧州东南，隋为渤海郡）有一万七千户。济阴郡和邺郡（即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隋为魏郡）皆有户一万六千。广平郡（即洺州，隋为武安郡），有户一万五千，平原郡有户一万三千。这些郡中，京兆、陈留、景城、邺郡、广平诸郡的户数较之隋时，皆有增多。当然还有一些郡有所减少。不过能够有所增加，也并非易事。

黄河流域农田水利的开发

人户众多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条件。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人力是生产力的主要因素，但取得农作物的丰收，还有赖于农田水利的开发。隋时重视开凿运河，而且获致相当的成就，可是对于农田水利，竟未多所致力。唐时在这方面的经营远远超过隋代。唐时黄河流域的农田水利为数不少，关中和太行山东尤为繁多。关中本是郑白渠灌溉的旧地，唐时有所谓三白渠⑤，其在高陵县界的各渠段，其中最短促就有三十里，最长的可达四十里①。当时长安城中的用水，是开凿渠道引用由南山流下的浐河和潏河等河道的水流。其中有的渠水就可用来灌溉。引自义谷水开凿的黄渠，就有一条分支，流入樊川灌溉稻田②。关中土地素称肥沃，灌溉所及的地区应是当时粮食的主要产地。

然而最应称道的则是太行山东的河北道。唐代前期，河北道不少的州县都有农田水利的设置，这是当时其他地区所少有的。灌溉地区范围的广大和相关的灌溉地区的密集，也是其他各地所少有的。太行山下相州属县中有邺县，远在战国时，史起和西门豹引漳河水灌田，有声当时，泽及后世，这是史起、西门豹措置得宜，也是当地的地势宜于引水。唐时相州所属六县，其中安阳县（为相州治所）有高平渠，邺县有金凤渠，尧城（在今安阳东）有万金渠，临漳有菊花渠、利物渠。而天平渠兼灌邺县和临漳两县的农田，仅临漳县境这条渠道就屈曲流经三十里，实为巨大的工程。就是渤海岸旁的沧州也是一样的。沧州的清池县（为沧州治所）就有引浮水流注毛氏河的渠道和流注漳河的渠道，另外还开凿有无棣河和阳通河。相州、沧州之间的冀州（即隋信都郡）和贝州（即隋清河郡）的农田水利也都可以称道。冀州所治的信都县有葛荣陂，南宫县有通利渠；衡水县（今河北衡水）有羊令渠，堂阳县（今河北新河）的渠则自邢州（即隋襄国郡）巨鹿县流来，下游流入南宫县，应该不是短促的。贝州的清河也有一条张甲河，同样用于灌溉③。这里所举的只是部分例证，应该说太行山东各州像这样的农田水利工程还是很多的。

人户增多，农田水利有了具体措施，能够比较充分地利用自然环境的因素，再加上社会稳定，不虞猝起兵革，农业就会得到发展。关中虽亦号称富庶，然以都城所在，仓廪就不易丰登。还在隋文帝开皇三年（583），为此颁下诏书，漕运关东及汾、晋之粟，充实京师①。汾、晋两州（治所分别在今山西汾阳和临汾）在汾河流域，关东自是泛指黄河下游而言。征集漕粮众多的地方，其经济应该是相当发达的。

唐初都城长安用度不广，水陆漕运，一岁不过二十万石，这是容易取给的②。这样的现象并未能较为长久地显现下去。直到玄宗开元十八年（730），裴耀卿主持漕政的时候，遂益漕晋、绛（治所在今山西新绛）、魏（隋武阳郡）、濮（治所在今山东鄄城）、邢（隋襄国郡）、贝、济、博（治所在今山东茌平和聊城）的租赋①。这几州除晋、绛两州外，其余全在黄河下游。开元时的规定较之开皇时更为明显。这是说，黄河下游在当时仍然是皇朝漕粮主要的取给地区，是其他各处所难于比拟的。

②《隋书》卷二九《地理志·总序》。《志》中各郡户数总和，实为九百零七万五千七百九十一户。①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22《隋各州郡户数及每县平均数》。②梁方仲上引书，甲表24《唐贞观十三年各道府州户口数及每县平均户数和每户平均口数》。③《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

④《通典》卷七《食货》七。梁方仲上引书甲表26《唐天宝元年各道郡户口数及每县平均户数和每户平均口数》则作八百九十七万三千六百三十四。

⑤《通典》卷七《食货》七。

①《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京兆府》。

②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七《高陵》。

③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一《万年》。

①《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三。

②《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①《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

黄河流域的产绢之州

隋唐时期，田土所出，粮食而外，兼重桑麻，而桑尤为重要。

隋时征调，桑土以绢絁，麻土以布②。唐时亦有蚕乡和非蚕乡之分③。其调绢、絁、布，各随乡土所出④。绢絁虽同为户调的主要物品，而绢尤见重于当世。因为绢还可以作为货币在市场上使用。唐时虽曾规定：“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合皆通用。”⑤而绢尤为习见，不与其他诸种相同。这样的规定始见于唐玄宗开元年间，亦只是以皇朝的制诰，明确久已流行于民间的惯例。绢有精粗的分别，实际价值亦当有所差别。据《大唐六典》所载，全国所产的绢共分八等。一等为宋、亳两州；二等为郑、汴、曹、怀四州；三等为滑、魏、陈、卫、相、冀、德、海、泗、濮、徐、兖、贝、博十四州；四等为沧、瀛、齐、许、豫、仙、棣、郓、深、莫、洺、邢、恒、定、赵十五州；五等为颍、淄、青、沂、密、寿、幽、易、申、光、安、唐、随、黄十四州。六等至八等还有三十八州⑥。当时全国列入等第的产绢之州共八十七州，其中位于黄河流域的为三十二州，居全国的三分之一强。当时蒲州的常贡绫绢，虽未列入等第，也是蚕桑的地区①。这样众多的产绢之州，而质量都属上等，其他各道是难于比拟的。

黄河流域的都会

《隋书·地理志》的撰者遵循《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的旧规，于各州的后序中也曾提到都会。其所称的一都之会有太原、京口、南海、交趾，还有蜀郡等所谓“蜀之旧域”。能够称为一都之会的不外乎当地人物殷庶，货物杂凑等原因。《隋书·地理志》没有提到长江下游的扬州，至于黄河下游则更未有所涉及。

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其主要的原因应是羡慕扬州的繁荣，并欲亲临其地。扬州与京口隔江相对，可能其繁荣程度尚不及京口，故未见道及，京口于当时隶属丹阳郡。丹阳为东晋南朝的旧京。隋初平陈，曾拆毁殆尽，然为时未久，市廛列肆，即已埒于二京②，也就是说和长安、洛阳相比拟了。北周灭北齐时，也曾摧毁了邺都，并迁其人户于安阳，因为人户尽迁，邺都遂未能像丹阳那样，复现其繁荣的景况。

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助长了扬州的繁荣。由于通济渠的畅通，也促成其沿岸都会的兴起。隋炀帝还开凿了永济渠，同样取得了效果。通济渠畔的都会应该数到汴州和宋州（治所为今河南商丘），永济渠畔的都会应该数到魏州和贝州。宋州为隋梁郡。魏州和贝州为隋武阳郡和清河郡。这是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汴州为唐时所设置，其治所浚仪县于隋时为荥阳郡的属县。可知当时通济渠和永济渠虽已凿通，这几处都会尚未都能繁荣起来，所以《隋书·地理志》未能皆以一都之会相称道。

②《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

③《通典》卷五《食货》五。《隋书》卷二四《食货志》作“麻土以布绢”。绢字当系衍文。④《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

⑤《通典》卷六《食货》六。

⑥《通典》卷九《食货》九。

①《唐六典》卷二〇《太府寺》。

②《通典》卷六《食货》六。

这几处都会于唐代前期都相当繁荣。唐人称道汴州，曾说到“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漕运”③，大梁就是汴州的旧称。称道宋州的话是“名今亚陈留，剧则贝魏俱”①。陈留就是汴州的郡名。这是说，宋州的繁荣仅次于汴州，和贝、魏两州并驾齐驱了。贝州在当时曾被称为“天下北库”，因为江淮州郡输往北方的租布按制度都要运储到清河郡②，而魏州的繁荣也是能通江淮之货③。前面说过：邺都自北齐灭亡后，即遭到拆毁，未能再恢复起来。这固然是人户尽行迁走，无力恢复，也是由于邺城所恃的交通要道白沟随着邺都的被毁而湮塞了。永济渠的开凿代替了白沟，因而魏州也就代替了邺都繁荣起来。

由于隋炀帝所开凿的运河的畅通，沿岸兴起的都会不仅汴、宋、魏、贝四州，不过像这几州都在黄河下游，而且彼此相距都不甚悬远，还是少有的。就是加上《隋书·地理志》所提出的几个“一都之会”，和长安、洛阳东西两京，黄河流域的都会还是比较多的。

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经济的发展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说就人口较为稠密的州郡的众多，粮食较为富饶的产地的广大，绢类丝织产品的精良，以至于繁荣都会的集中而论，都可以说明其时经济重心是在黄河流域，而且是在黄河的下游。这样的重心由隋初开始形成，中间一再发展，直至唐代，规模就更为具备。事物是经常在变化，这样经济重心的变化也是在所难免，到后来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就代之而起。唐玄宗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使这种变化更为明显。不过远在安史之乱以前已经有了南移的趋势，就是没有安史之乱，这样的重心还是会向南移徙的。

如前所说，唐代前期由贞观年间到天宝年间，黄河下游各州的人户大都皆有所增加，有些州增加的更多，宋州和曹州就都增加了十倍，相、贝、沧、洺、魏各州亦依次增加九、八、七、六、五倍。汴州增加较少，所增加的还不到一倍，当然还有不如汴州的。在相同的环境下，长江下游及其以南的一些州也在增加，江南道的婺（治所在今浙江金华）、宣（治所在今安徽宣城）、常、润（治所分别在今江苏常州和镇江）四州天宝元年的户数都在十万以上。婺州有十四万四千零八十六户，宣州有十二万一千二百零四户，常州有十万二千六百三十七户，润州有十万二千零二十三户。与贞观十三年的户数相较，宣州和常州都增加了五倍，婺州和润州也都增加了四倍。就是江北的扬州，天宝元年有户七万七千一百零五，也较贞观十三年增加了三倍。这样的增加倍数虽然不能和黄河下游人户稠密的州相比较，却还不至于不如作为通济渠畔都会的汴州。这就说明了黄河下游的经济有了发展，长江下游也有可能在后面紧紧追随，已经逐渐可以攀比得上了。

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的自然环境是有利于农业经营的。当地河道纵横，本已易于引水以灌溉农田。就在唐朝前期还不断有农田水利的兴修。

③《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

①刘宽夫：《汴州纠曹厅壁记》，《全唐文》卷七四〇。

②杜甫：《遣怀》，《全唐诗》卷二二二。

③殷亮：《颜鲁公行状》，《全唐文》卷五一四。

见于记载的就有昇州（治所在今江苏南京）、湖州和杭州（治所在今浙江湖州和杭州）以及扬州，其附近各州也都有所兴修④，因而相得益彰，促成农业的发展。唐代初年，踵行隋时旧规，漕运租米，主要取给于黄河流域，特别是在黄河下游南北各州，并未多仰赖于江淮各处。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裴耀卿始陈漕政，以江南户口多，可以多送租、庸、调物。并陈阶级转运的方法。当其总绾漕政之时，虽是更多地漕运晋、绛、魏、濮、邢、贝、济、博的租输，如前文所曾陈述过的，然重视江淮租米，却是超越其前人的见识。当然，如果江淮农业没有发展，也是难得有这样见识的。天宝元年，韦坚为水陆运使，聚江南诸郡船只于长安广运潭中，陈列各郡所产的宝货诸奇物，然船中皆有米，足证漕粮还是大宗。这一年漕山东粮食四百万石，江南租米应有相当多的数量。①韦坚所陈列于船上的宝物诸奇物，绫锦等物实为其主要的部分。广陵（即扬州）、丹阳（即润州）、晋陵（即常州）、会稽（即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吴郡（即苏州）诸郡的船只都有所装载。绫锦在当时虽不如绢的贵重，韦坚以之奉陈于唐玄宗之前，足证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及其附近地区丝织业的发达。杜甫诗中有句说：“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稉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②越罗和楚练能够和东吴的稉稻一同由海上转输到渔阳，而且舆台之人都能用上，应非等闲的物品。

这里还应该提到扬州作为都会的繁荣。唐代称道扬州的繁荣，说是“扬一益二”。这是说：扬州的繁荣居全国第一，其次才是益州。这是唐代后期人士的口头禅，不过唐代前期，甚至隋代，扬州的繁荣已见重于当世。前面曾经提到隋炀帝的开凿通济渠，就是迷恋扬州的繁荣。扬州的繁荣在隋代以前已经有声望于当世，通济渠的开凿成功，更促进扬州的繁荣。天宝初年，韦坚在长安广运潭中所聚集江南的船舶，固然有扬州近旁广陵、丹阳、晋陵、吴郡、会稽等郡的船舶，还有更远的南海（即广州）、豫章（即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始安（即桂州，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宣城（即宣州）诸郡的船舶。这些船舶都是经过扬州城下，再北进入邗沟，广通渠才能够达到长安的。这是说扬州的交通不仅借邗沟和通济渠达到长安和洛阳东西二京，还可借长江及其支流赣江和湘江，达到长江中上游和岭南各地，有这样广泛的交通网络，扬州当然就会更加繁荣起来，也带动了扬州周围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的发展，再加上人户的滋长和自然条件的优越以及农田水利的不断兴修，就显得蒸蒸日上，与前不同。扬州既地冲要，自多富商大贾，也多珠翠珍奇的货物，因而出任当地的封疆大吏，莫不罗致数万，偶有清廉者还受到称誉①，这也可以显示扬州繁荣的具体情况。

④《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三。

①《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昇州本润州的江宁县。唐肃宗至德二载（757）置州，后废，唐末复置。②《旧唐书》卷一〇五《韦坚传》。

①杜甫：《后出塞》，《全唐诗》卷二一八。

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的更大发展，乃在安史之乱以后。安史乱起，中原板荡，人户南迁，促成这样的发展，浸假代替黄河下游成为经济重心的所在。若追溯其间的渊源，由隋代以迄唐代前期，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逐渐明显，已为其奠定了基础。这是不容漠视的。当时人户南迁，固多趋往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迁往长江中游洞庭湖周围的也非少数。据说：“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升邑，十倍其初。”①可是后来经济重心的所在，并非移徙到荆南江湘等处，其间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①《旧唐书》卷八八《苏瑰传》。

（谢选骏指出：唐朝大肆引进异族人口的结果，无异促进了中国的异化，结果就为安史之乱埋下了伏笔。大量人口南迁的结果，进一步敞开了空间，为五代的异族政权和辽金元的步步入侵，打开了里应外合的华夏门户——各种“汉奸”粉墨登场，层出不穷。）

【第十一章 学术文化的发展】

隋唐两代是我国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隋朝国祚短促，但承继南北朝学术发展余波，学人辈出，为唐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兴盛奠定了基础。唐人在经学、史学、医学等方面的贡献相当突出。

第一节 经学的一统和发展

经学的一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经学有“南学”、“北学”之分，表现为“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②，“南人约简，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②，各自以不同方式推动经学向前发展。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统一全国。文帝虽好释佛，但曾一度“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①。炀帝“征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③，“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④。“以《三礼》学称于江南”的吴郡人褚辉，“明《尚书》、《春秋》”的余杭人顾彪，“撰《毛诗章句义疏》四十二卷”的余杭人鲁世达，均被征召。何妥、元善、羊彦之、刘焯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学问家。

然而，好景不长，隋末农民起义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许多经学师尊或遇难身亡①，或逃遁荒鄙担任教授，儒经的教授传习也由滔滔洪波转为涓涓细流。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唐朝建立，高祖深知“武创业，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举天下之于仁义，莫若儒”②，因而，武德二年即诏令国子学、太学、四门学、郡县学置生员传习经传。时为秦王的李世民出于不同的目的，于秦王府设文学馆，广引南北硕学名儒十八人为学士，赡给丰足，轮番供值；即位之后，又精选天下文儒之士如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引入内殿，讲论经义，商讨政事。当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亦遣派子弟请入国子学随名儒晓习经籍。隋末唐初著名的学问家如陆元朗、曹宪、徐文远、欧阳询、张士衡等，均不同程度得到唐高祖、唐太宗的礼遇。唐朝境内习儒谙经蔚为风气。

但是，经过南北朝经学的南北浪淘沙，汇集京城的儒经师尊各述己说，难能统一，这和唐皇朝一统宇内，力求思想文化趋同如一的国策是相违背的；同时，唐太宗看到儒学典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令中书侍郎颜师古在秘书省考定“五经”（《春秋》、《诗经》、《周易》、《礼》、《尚书》），对“五经”中讹缺的文字详作订正，书成后奏上。为使该书获得时人承认，太宗召集当时名学硕儒重新论对；这些人长期传习儒经各有心得，而颜氏所作五经《定本》，多尊从其祖颜子推《颜氏家训》中的说法，也就是说，颜师古依据“南学”经疏训校五经，故受到“北学”儒士的责难，虽则如此，颜师古多引晋、宋以来江南传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③。贞观七年（633）十一月，唐朝廷颁布五经《定本》于天下，令学人此后以《定本》作为传习儒经的依据。

②《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

①②《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序》。

③《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序》。

④《隋书》卷七五《褚辉传》。

①《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序》。

②《隋书》卷七五《刘焯传》。

③《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传序》。

贞观十一年（637），太宗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谋求统一，因而诏令国子祭酒孔颖达，会同当时著名的学者如贾公彦等人撰定《五经义训》。贞观十六年（642），孔颖达等人历五年之功完成了《五经义训》180卷（其中《周易正义》14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40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正义》36卷），后易名为《五经正义》。太宗下诏褒奖说：“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①尽管这样，当时国子博士马嘉运等学者认为孔颖达诸人所撰《正义》“繁酿”，并且著文“掎摭其疵”②，“至相讥诋”③。太宗诏令重新裁定，迄未竣功。高宗永徽二年（651），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复审考订。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增损遗冗。永徽四年（653），考订告一段落，始向全国颁布，并以其作为每年全国科举考试明经类的经典依据。清人皮锡瑞说：“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夫汉帝称制临决，尚未定为全书；博士分门授徒，亦非止一家数；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并认为，这是经学发展史的一大变易④。今人范文澜说：“唐初孔颖达撰《五经正义》，结束了东汉魏晋南北朝历代相沿的经学，这是适应政治上全国统一的巨大事业，很有助于统治阶级的思想统一”，并且说：“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颜师古定五经《定本》对儒学的影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同样重大的意义。”①无论怎么说，唐皇朝采取行政手段统一学术思想，不仅对唐宋科举制的渐进完善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改变三国两晋南北朝经学南北异途的互相指责，为经学走向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使其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对人民教化中起到主导作用。

唐初私家治经学的学者有：徐文远、朱子奢、盖文达、萧德言、王元感诸人治《春秋》；陆德明、王勃、僧一行等人治《周易》；王元感等治《尚书》；魏徵、王元感、王方庆、李敬玄、张士衡、许叔牙、王恭诸人治《礼》。这些学者对经学的疏证研究颇具成就，他们的著作多见于两《唐书》艺文志。在经学一统的前提下，私家著述无疑对增加经学研讨的学术气氛，提高经学对全社会成员大面积教化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另外，初唐吴人陆元朗长于经学论辩。陆氏陈、隋时即治经学，他所著《经典释文》“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访异同，校之苍雅”②，保存了汉魏六朝的经学研究成果。《经典释文》的出现，“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余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以外，惟赖此书以存真，所谓残膏剩馥，沾溉无穷者也”③。陆氏还著有《老子疏》15卷、《易疏》20卷，并行于世。

①《旧唐书》卷七三《颜师古传》。

②《旧唐书》卷七三《孔颖达传》。

③《新唐书》卷一九八《马嘉运传》。

④《新唐书》卷一九八《孔颖达传》。

①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98页。

②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第242页。

③陆元朗：《经典释文序》，《全唐文》卷一四六。

经学的发展

安史之乱后，唐朝一步步走向衰落。这时，朝廷颁行的经学范本已不为学者所重视，一些治经的学者独辟蹊径，对儒经重作诠释疏证，开一代学风。最具代表性的是当时《春秋》之学大盛，名家辈出，著作繁多。著名的《春秋》学者是啖助、赵匡、陆质。啖助，天水（治所在今甘肃天水）人，后流寓丹阳（今江苏丹阳），大历初年在丹阳病逝。啖氏精通经学，特别熟谙《春秋》，历经十年，考订《春秋》三家优劣，“缝■漏缺”，著《春秋集传》；又摄其纲目，编为例统；认为公羊传、穀梁传虽是“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故多乖谬，失其纲统”，而左氏（左丘明）“解义多谬，其书乃出于孔氏门人。且《论语》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类非同时”，又“《左氏传》、《国语》，属缀不伦，序事乖剌，非一人所为。盖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后人谓左氏，便传著丘明，非也”①。啖氏并不以此为终，他“考核三传，舍短取长，又集前贤注释，亦以愚意裨补缺漏，商榷得失，研精宣畅，期于浃洽尼父之志”②。在这里，啖助抛弃了此前治经者注重注家臆解，而是舍传求经，独立地发挥自己的见解，首开宋儒附会臆断的治学风气。啖助的学生赵匡，河东（郡治在今山西永济西南）人，曾经做过洋州刺史；陆质，吴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人，通“经学，尤深于《春秋》”③，著有《集注春秋》20卷，《类礼》20卷，《君臣图翼》25卷，《春秋集传纂例》10卷，《春秋微指》3卷，《春秋集传辨疑》10卷。陆氏发展了啖、赵二人的学说，极力攻伐三传，以孔子笔削本意为辞发挥自己的见解，影响了整个朝野。陆质的学生多为当时的名流士子。吕温“从陆质治《春秋》，并言‘某以弱龄，获谒于公。旷代之见，一言而同’”①。柳宗元师从陆质引以为荣，陆质亦曾做过唐宪宗的老师。此后，研治《春秋》的学者撰著多沿袭陆氏的见解。如卢仝所撰《春秋指微》一书，即解经不用传，韩愈赠卢仝诗云：“春秋三传束高阁，犹抱遗经究始终。”这种状况反映了一些学人在唐政权日益衰落的形势下，力图通过研习《春秋》微言大义，“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改立法制以致太平”②，主张加强朝廷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思想。如吕温即认为：“所曰《春秋》者，非战争攻伐之事，聘享盟会之仪也”，“必可以尊天子，讨诸侯，正华夷，绳乱贼者，某愿学焉。”③大历年间，吴人施士匄在研治《诗经》之学的同时，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经教授秩落当去，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④。后唐文宗曾向宰相李石询访施士匄所撰《春秋传》，并大加赞赏。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茝等人研治《礼》，其中仲子陵“通后苍、大小戴《礼》”⑤。蔡广成治《周易》，强蒙治《论语》，皆自成体系，堪称流派。

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三《五经总义类》。

②《新唐书》卷二〇〇《啖助传》。

③《春秋集传纂例》卷一《啖氏集传注义第三》。

①有学者认为：“陆淳（质）说春秋，无所建白不见陆氏自有所说。”《唐史》第三册，香港龙门书店1979版，第515页。

②吕温：《祭陆给事文》，《全唐文》卷六三一。

③皮锡瑞：《群经通论》卷四。

④吕温：《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全唐文》卷六二七。

⑤《新唐书》卷二〇〇《儒学传》下。

文宗太和、开成年间，研习经学再成风气。时任宰相郑覃“长于经学，稽古守正”①，“不喜文辞，病进士浮夸，建废其科”④。他上奏文宗，认为“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缺”④，文宗诏可。开成初，郑覃奏起起居郎周墀、水部员外郎崔球、监察御史张次宗、礼部员外郎温业等校定“九经”文字，很快，经文就刊刻完毕，这就是著名的“开成石经”。虽然自石经刊布之后，当时人评说纷纭，认为“芜累甚矣”，但“自熹平石经散亡之后，惟开成石经为完备，以视两宋刻本，尤为近古”③。唐朝以国家的力量刊布石经，这不仅有利于学人研习经典，而且是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为此后经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

总之，唐代经学经过唐初义疏的规范化，到唐中叶以啖助为代表的《春秋》之学兴盛、开成石经的刊布，使经学的发展更进一步。此后，经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①《新唐书》卷二〇〇《儒学传》下。

④《旧唐书》卷一七三《郑覃传》。

③《新唐书》卷一六五《郑珣瑜传附郑覃传》。

第二节 史学的发展

武德四年（621）十一月，起居舍人令狐德棻面奏高祖李渊，说：“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于周隋多有遗缺。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是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无可纪录”⑤，“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①这说明如果不尽快修史，再过十数年修史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同时说明修史的目的是“贻鉴今古”，即为以后的统治者提供借鉴。李渊对此表示关心。武德五年（622）十二月二十六日，唐朝廷正式下达诏令，任命专门人选撰修前代史书，但因种种原因，这次修史“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②。贞观三年（629），太宗再次下诏，重撰“五代史”（梁、陈、齐、周、隋）。可以说，令狐德棻的奏言，肇启了唐代以国家名义修史的先声。

史馆的设立与初唐史书的撰修

唐代以前，历代都设有史官，所谓“君举必书，书法不隐，所以慎言行，示劝戒也”③。史馆的得名，起自北齐④，当时邢子才作诗酬魏收有“冬夜直史馆”之句。唐朝建立后，因袭隋朝制度，置史官隶属秘书省著作局，设郎二人，佐郎四人组成。太宗贞观初，简省起居舍人改置起居郎二人，隶属门下省。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至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大明宫筑成后，史馆移至门下省南面⑤。同年，唐朝开始大规模的撰修“五代史”，这样，《梁书》、《陈书》、《隋书》、《周书》、《北齐书》以及《南史》、《北史》、《晋书》经数年相继修成。

中国史学史中，父子相承修史多见史载，司马谈在弥留之际嘱咐司马迁承继己业，司马迁铭记父志，历经艰难，百折不挠，完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著《史记》；班固在其父班彪未撰成的《史记后传》基础上，“潜精研思，欲就其业”⑥，历经二十余年，修成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初唐史家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从而不仅保证了史书编撰的权威和质量，而且形成了初唐史书编撰的突出特点。

《梁书》、《陈书》作者姚思廉，其父姚察曾任南朝陈代吏部尚书，入隋为秘书丞；临终前曾将未完成的梁、陈两代史序论及纪传阙略部分，嘱姚思廉按原有体例修撰，“思廉泣涕奉行”①。隋末大乱，姚思廉辗转四奔，难成其愿。⑤《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采撰二》。

①《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采撰二》。

②令狐德棻：《请修近史奏》，《全唐文》卷一三七。

③《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

④《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总序》。

⑤《唐六典》卷九《史馆》。

⑥《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

①《后汉书》卷四〇《班彪附班固传》。

贞观三年（629），太宗下诏，命其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陈二代史，思廉才得以秉承父志。他兼采当时谢炅诸家有关梁、陈二代的撰述，在其父撰修梁、陈二代史的基础上，撰成《梁书》50卷，《陈书》30卷，“魏徵虽裁其总论，其编次笔削，皆思廉之功也”②。十年（636）奏上。清人赵翼评述姚氏父子所撰梁、陈二代史，云：《梁书》“虽全据国史，而行文则自出■锤，直欲远追班、马。盖六朝争尚骈俪，即序事之文，亦多四字为句，罕有用散文单行者”，得出“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③《北齐书》作者李百药，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其父李德林“善属文，辞核而理畅”④。隋文帝开皇初受命撰《齐史》，书未成即病终。李百药贞观初官中书舍人，贞观元年太宗敕令撰《齐书》。他遵循其父的编纂意旨，并详加考论，于贞观十年撰成《北齐书》（区别于萧子显《南齐书》）50卷。宋人对《北齐书》多有评论，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对《北齐书》多用当时俗语就颇为推崇。另外，《北齐书》到北宋时就散佚不全，后经宋代史家校勘辑佚，才得以传流至今，如许多纪传即兼采《北史》，“今《北齐书》各纪各列传凡称神武、文宣及无论赞者，皆非百药作，皆《北史》也”①。《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寿，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人。其父李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对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的状况甚为关注，因而“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②，即编撰通史以正其缺略。李大师分别于隋末和武德九年（626）两次撰修此书，“既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焉”④。李延寿贞观中曾奉诏参与撰修《晋书》、《五代史志》，在修撰之余，“思欲追终先志”，将齐、梁、陈五代旧事他书未载的条目，昼夜抄录。这样，从贞观二年至十八年（628—644），李延寿终于完成《南史》80卷、《北史》100卷的撰写。接着，他将撰就的史书交与监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详加勘正，“许令闻奏”，又“遍谘宰相”⑤，然后书《上南北史表》奏上。显庆四年（659），《南史》、《北史》获唐朝廷批准传布，唐高宗亲自为之作序，但这篇序到宋代就已失传③。《南史》、《北史》的作者一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所修史书的单一片面性，以统一国家的姿态撰述史事，体现了统一的唐朝思想上的需要及史书所反映出的社会现实。同时，《南史》、《北史》开启了唐朝编撰通史的先河。

贞观十年（636），唐朝廷修成《梁书》、《陈书》、《齐书》、《周书》、《隋书》，这五部史书原是一部书，即称为《五代史》。虽则《五代史》的修撰者分别为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棻和魏徵，但总负责人却是魏徵。魏徵不仅全面负责组织工作，而且撰写了梁、陈、周、齐诸史的总论和《隋书》的序、论。这种修史体制的完善，既便于对史书体例等的统筹规划，又可发挥撰修者各自所长，《晋书》、《五代史志》的撰修即是这样。

②《陈书》卷二七《姚察传》。

③《旧唐书》卷七三《姚思廉传》。

④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

①《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

②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五。

③④⑤《北史》卷一〇〇《序传》。

《晋书》题唐太宗御撰，实际主持修撰的是司空房玄龄、中书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参加撰修的有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辛玄驭、刘裔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等。在此之前，有关晋朝的史著已有十八家，唐廷重撰晋书，是因十八家《晋书》“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书亏实录”①。撰修者以臧荣绪《晋书》为底本，参考其他史著，“分功撰录，莫不传考前文，旁求逸蔓，举其精要”②。同时，著名史家令狐德棻等人“详其条例，重加考正”④，经数年撰修，至贞观二十年三月书成奏上，总10帝纪、10志、70列传、30载记，共130卷。后世对《晋书》多有评说③，但从总体来说，《晋书》的编撰还是比较成功的，如载记部分，天文、律历、五行诸志的撰修，皆堪称观采，特别是唐太宗御撰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更增加了《晋书》的权威性。由于《晋书》的广泛流传，此后十八家《晋书》多失传。

《隋书》的编修起自贞观三年。史官孔颖达、许敬宗参撰，魏徵“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①。贞观十年（636），《隋书》纪、传部分修成，与已修讫的《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合称为《五代史》。然而，这五部史书都缺少“志”，于是，贞观十五年，太宗令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等续修《五代史志》。初令令狐德棻监修，后由太尉长孙无忌监修。显庆元年（659），《五代史志》30卷修成。《五代史志》起初单独流传，后晋时才与《隋书》纪、传部分合为一书。《五代史志》中的“经籍志”最为有名，编撰者首次将我国古籍以经、史、子、集四大类加以著录。《五代史志》是继《南史》、《北史》之后的又一部通史著作，反映了统一国家文治的需要。

除初唐正史编撰之外，史官刘知幾私修的《史通》20卷，贞元年间（785—805）杜佑编著的《通典》200卷也很有名，开创了我国史评体著作和典章制度通史的先河。

《汉书》、《史记》的传注早在南北朝时期，学者对《史记》、《汉书》的研究就已开始。隋朝著名学者有兰陵人萧该、东海人包恺。萧该“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撰有《文选音义》一书。包恺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多有心得。曾“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②。隋末李密就喜读《汉书》，想以包恺为师①。后天下大乱，一些名儒流徙于乡野传授，形成了唐初许多各有源流的学问及其系统的研究风气。如颜师古就有家学渊源，其父颜思鲁“以儒学显”，其叔父颜游秦撰《汉书决疑》12卷，为当时学者称道。师古“少博览，精故训学，善属文”②。

①《北史》卷前说明。

②《修晋书诏》，《全唐文》卷八。

③④《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采撰》二。

①《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五。

②《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

①《隋书》卷七五《儒林传》。

②《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贞观中曾受命注《汉书》，他采用其叔父质义，“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③，太宗令编入秘阁，对颜师古亦予以嘉奖。后来，房玄龄认为颜氏所注《汉书》“文繁难省”，因而使“有良史之才”的著作郎敬播“摄其机要，撰成四十卷，传于代”④。同时代人姚思廉，其父姚察撰有《汉书训纂》，“思廉少受《汉书》于察，尽传其业”；姚思廉的孙子姚珽，据其祖所著，立意发挥，著成《汉书绍训》40卷。以上为有家学渊源的。高宗时人王方庆，“尝就记室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并随之卒业。⑤祖士季从同郡顾野王受班氏《汉书》亦见诸史载。曾经注解过《文选》的扬州人李善，撰有《汉书辨惑》30卷，高宗乾封以后“以教授为业，诸生多自远方而至”⑥，以上为师授源流。到永徽以后，以长安、洛阳为中心，逐渐形成一种专门学问，即“汉书学”。当时著名学者有刘伯庄、秦景通兄弟、刘讷言等人，其中秦景通、秦纬兄弟“俱有名，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形成了独立的《汉书》学研究体系，在当时治《汉书》学者中影响最大；所谓“当时治《汉书》，非其授者，以为无法云”⑦；其次，乾封年间都水监主簿刘讷言给沛王讲授《汉书》。后沛王为皇太子，就是章怀太子李贤。李贤集诸儒共注范晔《后汉书》，刘讷言为主要参与者。可以说，太子李贤组织人力注《后汉书》，其兴趣多来自刘讷言讲授《汉书》所得。当时治《汉书》学的还有高宗朝的郝处俊、开元时的殷践猷及唐末的柳璨。

研治《史记》的学者有褚无量、高子贡，而王玄感坚持不懈，“并所注《孝经》、《史记》稿草，请官给纸笔，写上秘书阁”①；刘伯庄撰《史记音义》、《史记地名》、《汉书音义》各20卷，从不同角度、侧面研究《史记》。武后长寿年间的许子儒，“其所注《史记》，竟未就而终”，实为憾事。这一时期研治《史记》的集大成者，是开元年间司马贞所著《史记正义》和张守节著《史记索引》，不仅是当时治《史记》的高水平之作，而且为后代进一步研究《史记》提供了详确的资料。

谱系学近人章群认为“唐承隋祚，犹之汉承秦业，其相因袭者甚多，惟以唐而论，究以隋祚短促，与其谓因袭于隋，毋宁谓其祧于南北朝也”②。魏晋六朝时期选举以“九品中正”为前提，从而形成魏晋时代谱学大盛的局面。当时“晋散骑常侍贾弼、太保王弘、齐卫将军王俭、梁北中郎将谘议参军知撰谱事王僧孺之徒，各有《百家谱》”。另外，宋何承天撰《姓苑》，后魏河南亦有《官氏志》，谱学家以此二书为范本①。

③《新唐书》卷一九八《颜师古传》。

④《旧唐书》卷七三《颜师古传》。

⑤《旧唐书》卷一**《敬播传》。

⑥《旧唐书》卷**《王方庆传》。

⑦《旧唐书》卷一**上《李善传》。

①《新唐书》卷一九八《秦景通传》。

②《旧唐书》卷一**《王玄感传》。

①章群：《唐史》第一册《序》，香港龙门书局1978年版。

刘宋时谱学家王弘因“日对千客而不犯一人讳”为时人所仰慕。“唐代谱学本脱胎于魏晋六朝谱学，因而，这种鲜明的门阀观念和森严的等级界限当然也得以继续传播”②。尽管统治者自觉不自觉想削弱这种门阀观念，但官修、私修谱系本身，无疑对维系于统治阶级有利的等级制度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另外，谱学是唐代史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皇朝不定期组织人力编撰，私家修谱亦多见史载，谱学名家亦层出不穷。

贞观五年（631），唐太宗以“山东人为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因而诏令吏部尚书高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定姓氏”，收聚天下谱牒，考其真伪，褒进忠贤，贬黜悖逆，撰成《氏族志》一书，定山东崔幹为第一等。太宗览后大为不满，明确指出撰修《氏族志》“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③。经修订，贞观十二年，《氏族志》100卷面世，列皇室为第一等，后族为第二等，山东士族崔幹为第三等。由于编撰者多精于谱学，该书又几经修改，《氏族志》修成后，“升降去取，时称允当，颁下诸州，藏为永式”④。

高宗显庆四年（659），许敬宗为奉迎皇后武则天，认为“其书不叙明皇后武氏本望”①，中书令李义府“耻其家代无名”，上奏要求修改《氏族志》。高宗诏令礼部侍郎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等十二人，以“皇朝得五品者，书入族谱”②为标准。高宗自裁体例，制写序言，总括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书成后，搢绅大夫多以入选为耻，称此书为“勋格”。从《氏族志》到《姓氏录》，唐政权内等级门阀的覆盖面增大，而一些士族门阀以此为耻的心情亦可理解。

中宗景龙元年，左散骑常侍、谱学家柳冲认为，自贞观年间诸儒修《氏族志》至此七十年间，此书“甄差群姓，其后门胄兴替不常”，故上奏请求改修，中宗诏柳冲及尚书左仆射魏元忠、史官张锡、徐坚、刘宪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加修撰。当时“共取功、德、时望、国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蕃酋长袭冠带者，析著别品”③，然而，由于参加编撰的魏元忠等相继去世，撰修一度中止；到玄宗先天中，又诏柳冲、徐坚、吴兢、魏知幾、陆象先、刘知幾等接撰，书成，名《姓系录》200卷。开元初，玄宗又诏柳冲及薛南金“复加刊窜，最后定式”。这样，《姓系录》撰修前后历经十一年，经三次大规模的修撰，最后得以成书。《姓系录》是官修谱书的集大成者，也标志着唐代谱学研讨达到顶峰。

除此之外，乾元年间（758—759）著作郎贾至撰《百家类例》10卷，永泰二年太常博士柳芳撰《皇室永泰谱》20卷，开成四年翰林学士柳璟撰《续皇室永泰谱》，都是以唐皇室作为谱本的。元和七年（812），太常博士林宝撰《元和姓纂》10卷，是官修质量较好的谱书之一。

②《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

③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第108页。

④《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

①《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

②《唐会要》卷三六《氏族》。

③《唐会要》卷三六《氏族》。

私家撰修的谱学著作有：武则天时太子左庶子王方庆撰《王氏家牒》15卷、《家谱》20卷；四门博士王玄感撰《姓氏实论》10卷。史家刘知幾撰《刘氏家史》15卷、《谱考》3卷，考其先世源出，“皆按据明白，正前代所误，虽为流俗所讥，学者服其该博”④；开元时左散骑常侍韦述“好谱学，乃于《柳录》之中，别撰成《开元谱》二十卷”①；天宝时集贤校理萧颖士，“通百家谱系”②，著《梁萧史谱》20卷；孔至著《姓氏杂录》1卷。唐代著名的谱学家，除上面提到的之外，最有名的有武德年间文学馆学士、天策府仓曹参军李守素，时称“肉谱”③，即活的人物典。武则天时太子司仪郎路敬淳，“尤明姓系，自魏晋以降，推本其来，皆有条序”，著《姓略记》20卷、《衣冠谱》60卷。此后的谱学家，如柳冲“博学，尤明世族，名亚路敬淳”，韦述、萧颖士、柳芳，虽“各有撰次，然皆本路氏”④，柳芳自己更认为“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足见路敬淳对唐代谱学界影响之大。

④《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

①《旧唐书》卷一〇二《刘子玄传》。

②《旧唐书》卷一〇二《韦述传》。

③《新唐书》卷二〇二《萧颖士传》。

④《唐会要》卷三六《氏族》。

（谢选骏指出：我认为上文侈谈“隋唐学术文化的发展”却没有提到王通的名字，可以说是识虑短浅——因为，王通是隋唐学术发展的关键现象。王通对于三教合一缺乏认识，试图树立新的经学来代替五经，这怎么可能呢！王通的失败可以说是隋唐学术发展的关键现象，此后经历了五百年，才有理学的出现。这说明，王通的野心远远超过了他的时代和他的能力所许可的范围——他的事业后来是由宋明诸子分别完成的。但是这不能构成对他避而不谈的理由，相反，我把他看作一个里程碑。）

（另起一页）

【中国通史丁编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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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隋文帝】

第一节 谋取北周政权

隋文帝（541—604）姓杨，名坚，弘农郡华阴县（今属陕西）人。父亲杨忠是帮助宇文泰开创北周基业的功臣，位至柱国、大司空，封随国公。母亲吕苦桃，西魏大统七年（541）六月十三日生坚于冯翊般若寺。及长，“性严重，有威容，外质木而内明敏，有大略”①。凭借父亲的地位和自己的才能，由成纪县公、大兴郡公而继承了随国公的爵位。建德五年（576），杨坚为右三军总管，从北周武帝伐齐，破邺城，进位柱国。又与宇文宪击灭了北齐最后的反抗势力任城王高湝，以功除定州总管。

宣政元年（578），北周宣帝继位，立杨坚的长女丽华为皇后。以坚为上柱国，大司马，不久又迁升为大前疑。宣帝每次出巡，常命外戚杨坚留守京城，因此位望日隆。

北周宣帝是一个荒淫无耻的暴君。他恣情声乐，“多聚美女，以实后宫”。立了五个皇后。颁布《刑经圣制》，用法苛刻，外自群臣，内至宫女，被杖打、诛杀的人很多，以致“内外恐惧，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①。这种情况对杨坚夺取政权自然极为有利。

本来鲜卑宇文氏建立的北周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汉族士人的力量。

杨坚系出弘农杨氏，是士族中的高门，拥有宗兵（杨氏私兵）多至三千人。他在政治上是有一番打算的，曾经对密友郭荣说过“吾仰观天象，俯察人事，周历已尽，我其代之”②的话。他做定州总管的时候，庞晃就曾向他建议：“燕代精兵之处，今若动众，天下不足图也。”③杨坚觉得这样的时机虽然还没有到，但所结纳的人自然是越来越多，形成一个有力的政治集团。刘昉、郑译、高颎、李德林等便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大象二年（580），周宣帝死了，八岁的儿子宇文阐做了皇帝。于是以杨坚为首的这个政治集团便乘机进行夺取政权的活动。在内史上大夫郑译等的策划下，矫诏引杨坚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同时，以赵王宇文招将嫁女于突厥为名，把北周在外的藩王都征召到京城来，防止他们反抗。这样，杨坚便以左大丞相迅速掌握了北周的军政大权。

但这时反对杨坚集团的地方势力，以相州总管尉迟迥为首，立即发动了武装对抗。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相继起兵响应。尉迟迥以北周重臣，据形胜之地，众至数十万。“又北结高宝宁以通突厥，南连陈人许割江淮之地”①，声势至为浩大。①《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①《周书》卷七《宣帝纪》。

②《隋书》卷五〇《郭荣传》。

③《隋书》卷五〇《庞晃传》。

①《周书》卷二一《尉迟迥传》。

杨坚派韦孝宽率重兵进攻相州，并以王谊、梁睿分别进击郧、益两地。这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但久已厌乱的人民群众都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尉迟迥“昏耄已甚，消难、王谦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而“在朝将相，多为身计，竞效节于杨氏”②，这就可以看出当时人心的向背。加以在军事上的措置得宜，三处的反抗武装，很快就被击破。尉迟迥兵败自杀，司马消难南逃于陈朝，王谦也被杀死。杨坚的这一胜利，稳定了内部的统治秩序。接着便以谋反的罪名，先后杀掉了北周宗室毕王宇文贤、赵王宇文招、越王宇文盛、陈王宇文纯、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逌等、清除了鲜卑族中的反对力量。同时又拉拢元谐、元胄、宇文忻等部分鲜卑贵族。这样就使杨坚集团改朝换代的计划，不再受到任何阻碍。大定元年（581）二月，由随国公晋封随王，“位在诸侯王上”的杨坚，经过一番“禅让”之后，便正式做了皇帝，国号隋③，改元开皇，定都长安。历史上称他为隋文帝。从此，隋文帝便以汉人天子取代了长期统治北中国的胡人政权。

①《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①《周书》卷七《宣帝纪》。

②《隋书》卷五〇《郭荣传》。

③《隋书》卷五〇《庞晃传》。

①《周书》卷二一《尉迟迥传》。

②《隋书》卷六六《柳庄传》。

③隋文帝建国后，恶随字带辶，辶训为走，故去辶为隋。其建国以前所称随公、随王，仍应作随。说见殿本《隋书目录考证》。

第二节 改革政治制度

隋文帝在开始掌握北周政权的时候，就一反周宣帝所为，“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①。他做了皇帝以后，更是“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②。在这样励精图治的情况下，为了整顿制度，开创规模，在政治、经济方面采取了许多革新措施，以巩固和发展新建立的隋政权。

首先改革行政制度，以加强朝廷的权力。隋文帝即位之初就废除了北周时代从《周官》抄袭来的那一套古老的制度，命苏威等综合汉魏以来历朝的官制，制定新的制度。在朝廷分设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御史、都水二台，太常、光禄、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十一寺，左右卫、左右领军等十二府。朝廷的五省中，秘书省职掌较闲，内侍省全是宦官，并不重要。政权所寄，全在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尚书省事无不总，是一个执行各种政令的机构。置尚书令一人，左右仆射各一人，统领吏、礼、兵、都官（后改刑部）、度支（后改民部）、工六部。六部各设尚书一人，分统三十六侍郎，执行部务。门下省置纳言二人。内史省置内史令二人。三省长官共同定令立法，参决军国大政，担任宰相的职务。三省六部制度便从此确立起来了。

在地方，隋初沿袭前代的州、郡、县三级制。但当时南北各地均置侨州、郡、县，“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因而造成“民少官多，十羊九牧”③的情形。开皇三年隋文帝根据杨尚希等的建议，废除郡级机构，并省州县，裁减冗官。不仅节省了国家开支，而且提高了行政效率。对于地方各级官吏，统由尚韦省的吏部负责选任，所谓“大小之官，悉由吏部”①。这样就使“执政参吏部之职，吏部总州郡之权”②，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

在整顿吏治方面，隋文帝“妙简良能，出为牧宰”。擢“仁明著称”的广汉太守柳俭为蓬州刺史③，以“奉国尽心”的驾部侍郎辛公义为岷州刺史，擢“治术尤异”的临颍令刘旷为莒州刺史④，“清名善政，为天下第一”。任“达于从政”的房恭懿为新丰令，“政为三辅之最”。文帝还经常遣使考察地方官吏，褒奖良能，惩处贪污。治书侍御史柳彧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贪污不称职的长吏二百余人。库狄士文为贝州刺史，对官吏尺布升粟之赃，无所宽贷，检举了一千多人，隋文帝都把他们发配到岭南去了。文帝又以“典吏久居其职，肆情为奸”，下令“诸州县佐史（《高祖纪》作“吏”）三年一代，继任者不得重居之”⑤。这些措施对澄清吏治，减轻人民痛苦，起了一定的作用。

①《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③《隋书》卷四六《杨尚希传》。

①《隋书》卷七五《刘炫传》。

②《通典》卷十八《选举》六“杂议论”下。

③《隋书》卷七三《柳俭传》。

④《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⑤《隋书》卷二五《刑法志》。

开皇初年，隋文帝力矫北周末年“用法深重”、“诛杀无度”的弊政，命高颎、郑译、杨素、裴政等修订刑律。裴政为主要修订人，上采魏晋旧律，下及齐、梁，讨论折衷，制定新律。废除了前代的枭首、轘裂及鞭刑，还废除了大棒、束杖、车辐、鞵底、压踝、杖桄等讯囚酷法。民有枉屈，县若不理，可以逐级上诉至朝廷，凡属死罪，都应上报朝廷，“三奏而后决”，以昭慎重。开皇三年，隋文帝根据刑部的奏报，认为犯罪人数还很多，乃因刑律太严。命苏威、牛弘等再定新律，删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一千多条，从此“刑网简要，疏而不失”①。当然，隋律的职能仍旧是镇压劳动人民，而且相当残酷；但它终究废除了前代许多“苛惨之法”，而且标榜“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立法原则②，在中国法律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魏、周以来的府兵制度，隋文帝也作了重要的改革。因为“府兵制初建立时，在主观上是要以军民分治的形式维持种族矛盾，以部曲制度的形式维持部落组织”③，所以起初兵士都是鲜卑人，“自相督率，不编户贯”④。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制度也就逐渐发生变化。北周武帝时，“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⑤。开始打破了兵制上的民族界限，但仍然“兵农各籍”⑥。开皇十年，隋文帝下令：“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⑦于是府兵“始一寓之于农”⑧。这不仅使府兵制的民族意义完全消失，并使大批的劳动力投入生产，对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隋文帝对选举制度也作了重大改革。随着南北朝以来封建经济的发展，中小地主与富裕农民的数量日益增多，他们要求打破门阀士族的限制，在政治上得到发展。这一要求与隋朝打击豪强地主，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是相符合的。因此，魏晋以来为豪强地主所操纵的选拔官僚的“九品中正制”，就在开皇中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以考试选士的科举制度。开皇三年正月，“诏举贤良”。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开皇十八年，“诏京官五品以上及总管、刺史，并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①。这里的贤良，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科，就是唐代制科的由来。还有词科也在这时出现了。如韦云起“开皇中，明经举”；杜正玄“开皇末，举秀才”；房玄龄“年十八本州举进士”②。玄龄卒于贞观二十二年，年七十。以此推算，他十八岁时，正当开皇十六年。由此可见，明经、秀才、进士诸科都在开皇时设立了。唐以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①②《隋书》卷二五《刑法志》。

③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87页。④《北史》卷六〇《李弼等传论》。

⑤《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⑥叶适：《习学记言》卷三九《唐书表志》条。

⑦《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⑧《新唐书》卷五〇《兵志》。

①《册府元龟》卷六四五《贡举部》。

②韩国磐：《关于科举制度创置的两点小考》，《隋唐五代史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第三节 处置民族关系

隋文帝建国之初，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如突厥、吐谷浑等每每劫掠边疆，严重地威胁着隋朝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统一，隋文帝采取了武装防御的措施，以求得边疆的安定。

突厥是匈奴的别支，兴起于北魏末年。到木干可汗时，势力极盛，“西破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③，成为北方一个强大的军事政权。北周与北齐对峙时，争与突厥结姻好，输财物以求援。北周末年，曾以赵王宇文招女千金公主嫁与沙钵略可汗。隋文帝夺取北周政权时，沙钵略可汗与营州刺史高宝宁合谋，进拢边地，攻占临渝镇（今山海关）。千金公主又极力劝说沙钵略替她娘家北周报仇，于是突厥大举进攻。武威、天水、安定（今甘肃泾川北）、金城（今甘肃兰州）、上郡（今陕西富县）、弘化（今甘肃庆阳）、延安等地遭到严重的抄掠杀伤，弄得“六畜咸尽”①。面对突厥的侵犯，隋文帝坚决进行了还击。他派河间王杨弘、上柱国豆卢绩、窦荣定、左仆射高颎、右仆射虞庆则并为行军元帅，分道迎击突厥，打败了沙钵略的进攻。于是隋文帝一面加强防御工事，兴筑长城和沿边的城堡，一面采取长孙晟“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②的建议，利用突厥首领沙钵略可汗、达头可汗、阿波可汗等人之间的矛盾，进行离间，使他们互相攻击。结果，阿波可汗投归建牙葱岭以西千泉（怛罗斯河畔）地方的达头可汗。此后达头可汗也正式从沙钵略大可汗的统属之下分裂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的势力，于是突厥便分为东西两部分。沙钵略在西突厥和契丹东西两面威胁之下，便在开皇四年上表称臣，愿意“永为藩附”③。从此保持了边境的和平。吐谷浑，本为羌族，据有今青海和新疆南部。其首领则为鲜卑人，魏、周之际始称可汗，都于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隋文帝初立时，吐谷浑统治者吕夸也乘机进扰，致使隋文帝一度废弃弘州，给隋朝很大的威胁。文帝命上柱国元谐率步骑数万出击，吕夸战败逃走。但不久又来寇边。开皇三年，汶州总管梁远又大败吐谷浑。到隋统一南北后，势力强盛，吕夸才不敢再来骚扰。开皇十一年，吕夸死，子世伏立，隋把光化公主嫁给他。世伏为部下所杀，弟伏允立，仍以光化公主为妻，“自是朝贡岁至”①，双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此外，地处东北的契丹、靺鞨等族，或款塞归附，或遣使贡献，隋文帝对他们都作了妥善的处置。

隋文帝对周边各族，采取了军事上的防御和政治上的招抚政策，有效地处理了民族矛盾，使各族人民赢得了一个“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②的生活和生产的安定环境，为隋代统一南北，发展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

③《北史》卷九九《突厥传》。

①《隋书》卷八四《突厥传》。

②《隋书》卷五一《长孙晟传》。

③《隋书》卷八五《突厥传》。

①《隋书》卷八三《吐谷浑传》。

②《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史臣曰》。

第四节 平定南方

由于内迁的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晋室南移，北方各族统治者互争雄长，形成南北分裂的局面。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以及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促进了北方经济发展和民族组合的进程。与此同时，南方地区由于北方人民不断南迁，人口增加，生产技术有所进步。南方经济也得到了发展。这就使得南北分裂，不但失去了民族斗争的意义，而且徒然给南北人民造成战争威胁，并且阻碍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因此实现统一便成为当时南北人民一致的要求。

隋文帝取代北周以后，便有并吞江南之志，任用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广陵（今江苏扬州），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庐州（今安徽合肥），以伺察陈国的动静。又用杨素为信州总管，在永安（今四川奉节）大造战舰，以备水战之用。当时群臣竞献平陈之策，虢州刺史崔仲方上书：“今唯须武昌已下，蕲、和、滁、方（今江苏**）、吴、海等州更帖精兵，密营渡计。益、信（今湖北巴东）、襄、荆、基（今湖北钟祥）、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蜀、汉二江，是其上流，水路冲要，必争之所。贼虽于流头、荆门、延州、公安、巴陵、隐矶、夏首、蕲口、盆城置船，然终聚汉口、峡口，以水战大决。若贼必以上流有军，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渡。如拥众自卫，上江水军鼓行以前。虽恃九江五湖之险，非德无以为固，徒有三吴、百越之兵，无恩不能自立。”①隋文帝看了非常高兴，从此确立了平陈的方略。

开皇七年（587），隋文帝因萧琮入朝，遂灭后梁。梁宗室萧岩、萧奔陈。晋州刺史皇甫绩进言陈有三可灭：“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无道，二也；纳叛臣萧岩，于我有词，三也。”②于是隋文帝便以陈国纳萧岩为借口，发动对陈国的战争。

开皇八年三月下诏伐陈，并且宣布了陈后主的二十条罪状。十月，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于是杨广出**，杨俊出襄阳，杨素出信州，刘仁恩出江陵，王世积出蕲春，韩擒虎出庐江，贺若弼出吴州，燕荣出东海，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都受杨广节制。隋文帝亲自到定城（今河南潢川）誓师，以要必胜。

正当隋军分道进发的时候，消息传到陈朝，施文庆、沈客卿用事，“并抑而不言，故无备御”③。及闻隋军临江，陈后主还说：“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兵再度至，无不摧没，虏今来者必自败。”①孔范也说隋军决无渡江之理。这个腐朽的统治集团，在末日已经降临的顷刻之暇，还“奏伎纵酒，作诗不辍”②。

开皇九年（589）正月，贺若弼自广陵渡江，攻下京口（今江苏镇江）。

韩擒虎自横江渡采石，进拔姑孰（今安徽当涂）。贺、韩两军东西夹攻建康。陈将萧摩诃被俘，任忠出降。隋军直入朱雀门，城内文武百官纷纷逃散，陈后主与张贵妃、孔贵嫔躲到景阳宫内枯井中，为隋军所获。

①《隋书》卷六〇《崔仲方传》。

②《隋书》卷三八《皇甫绩传》。

③《陈书》卷六《后主纪》。

①②《南史》卷十《陈后主纪》。

杨素与刘仁恩率水军下三峡，大破陈将吕忠肃，乘胜至汉口，与杨俊相会。时建康已破，杨广使陈后主以手书招降上江诸将及岭南女首领洗氏，于是南方全部平定。

隋文帝的这一巨大胜利，使西晋末年以来二百七十多年的分裂局面，重新获得了统一。不久，又镇压了婺州汪文进、越州高智慧、苏州沈玄■等豪强地主的叛乱，并下令销毁“人间甲仗”，对于江南诸州私造的大船，也“悉括入官”③，进一步巩固了全国的统一。

③《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第五节 发展经济

隋文帝在发展经济方面也采取了许多措施。首先是继续推行魏、周以来的均田制。除授予贵族官僚大量土地外，农民一夫一妇规定授田一百四十亩。开皇十二年（592），隋文帝派遣使者到全国各地推行均田法，宽乡农民可以得到足数的土地，狭乡每丁才得二十亩，老幼所得更少。但无地少地的农民终究得到了一些土地。隋文帝又把北周岁役一月的十二番法，减为岁役二十日。又改定服役年限，由北周规定的十八岁至五十九岁，改为二十一岁至五十岁。裁减了服役年限，并缩短了每年的役期。隋文帝还加意农田水利的兴修。①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针对北齐以来，“豪党兼并，户口租调，十亡六七”②的情况，隋文帝进行了户籍整理，以扩大租调收入。他首先制定了保闾制度，畿内以五家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正。畿外保上为里，设里正；里上为党，设党长。由保长、闾正、族正、里正、党长等办理均田、征税与户籍。开皇五年（585），“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③。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户口检查。在检查中，奖励人民互相举发，凡亲属自“大功以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④。这次检查的结果，得到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为了进一步防止户口隐漏，高颎又建“输（租赋）籍（户籍）之法”，由朝廷制作“输籍定样”，下令各州县依样确定户等上下，减轻税额。“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太半之赋；为编甿，奉公上蒙轻减之征”，自此“奸无所容”⑤。这样就使隋廷获得了大量的劳动力，户口也迅速地增加起来。

开皇二年（582），隋文帝以长安城“凋残日久”，在城东南龙首山创建了一座新的都城，名叫大兴城。城内有东西二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因系国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①，成为当时最大的商业都市。隋文帝鉴于前此币制的混乱，铸造标准的五铢钱，禁用古钱和杂钱。五铢钱“所在流布，百姓便之”②，使货币得到统一。开皇时，又规定以古尺一尺二寸为一尺，以古斗三升为一升，以古秤三斤为一斤，采冀州刺史赵煛所定的“铜斗铁尺”③，颁行全国，度量衡也统一起来了。至于“除入市之税”，“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④，这都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由于隋初以来政治安定，经济发展，社会上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隋书》称：“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⑤这虽不免有溢美之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所谓“开皇之治”的实际情况。

①参见胡如雷：《隋文帝评价》，《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

②③④《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⑤《通典》卷七《食货七·丁中》。

①《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

②《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③《隋书》卷四六《赵煚传》。

④《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⑤《隋书》卷二《高祖纪论》。

第六节 隋文帝与独孤后

隋文帝在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中，是一个比较重视节俭的皇帝。他即位之初，就宣布“犬马服玩，不得献上”⑥。对于以布袋进干姜，以氈袋献香料的官吏，都认为是浪费，“大加谴责”⑦。史称：“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宜补用；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后宫皆服浣濯之衣。”①生活特别俭约。

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553—602），是北周功臣独孤信的女儿。十四岁嫁给隋文帝，两人感情很好。有一次幽州总管阴寿报告一个情况，在与突厥的互市中，有一箧价值八百万的明珠，劝她买了。独孤后说：“非我所须也。当今戎狄屡寇，将士罢劳，未若以八百万分赏有功者。”②可见她的识见非同一般，文帝因此也很敬畏她，许多事情都听取她的意见。文帝临朝时，独孤后一同前去，坐在阁内，派宦官打听情况，“政有所失，随则匡谏”③。因此宫中称为“二圣”。

开皇十三年（593），下诏建仁寿宫于岐州之北，使杨素监造。平山填谷，以建宫殿，规模很大。因督役严急，丁夫死者以万数。开皇十五年，仁寿宫修成。文帝到了那里，看到宫殿十分壮丽，大怒道：“杨素殚民力为离宫，为吾结怨天下。”④杨素听了，很怕受处分。但独孤后对这所离宫感到很满意，文帝的态度也就变了。第二天召见杨素，赐钱百万，锦绢三千段。

独孤后生性嫉妒，后宫不敢进御。尉迟迥的孙女有美色，文帝很喜爱她，在仁寿宫得幸。独孤后伺帝上朝，暗地把她杀死。文帝得知后，大为愤怒，从苑中单骑出走，入山谷二十多里。高颎、杨素慌忙追去，扣马苦谏。文帝叹息道：“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高颎说：“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⑤好容易把文帝劝回宫中。后来皇后听到高颎说她是一妇人，心怀愧恨，便常在文帝面前短毁他，高颎终于被陷害而除名为民。

太子杨勇性宽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他曾经把蜀人所做的精美的铠甲，再加装饰，文帝看了很不高兴，告诫他“当以俭约为先，乃能奉承宗庙”①。后来遇到冬至节日，百官都到太子宫，太子张灯奏乐来庆贺。文帝大不以为然，下诏责难太子，从此父子便生猜忌。独孤后又因太子妃元氏无宠，遇心疾而死，疑有他故，颇为不平，乃派人伺察太子过恶。而晋王杨广则矫情饰诈，内谄母后，外结朝士，特别是拉拢权臣杨素，积极进行夺取太子地位的活动。开皇二十年，隋文帝在众口铄金的情况下，废黜了“抚军监国几二十年”的太子杨勇②，立杨广为太子。

⑥《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⑦《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〇，文帝仁寿四年。

②《隋书》卷三六《后妃传》。

③《隋书》卷三六《后妃传》。

④《资治通鉴》卷一七八，文帝开皇十五年。

⑤《隋书》卷三六《后妃传》。

①《资治通鉴》卷一七九，文帝开皇二十年。

②《隋书》卷四五《文四子传》。

仁寿四年（604），隋文帝卧病在床，一次看到宠姬宣华夫人仓促从外面进来，神色有异，问她出了什么事。陈氏不觉流泪说：“太子无礼！”文帝大怒道：“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诚误我！”③便叫柳述、元岩，让他们草诏召回杨勇。杨素得知，立刻告诉太子，矫诏逮捕了柳、元二人，派亲信右庶子张衡入寝殿侍疾，把宫人全部赶走。隔不多久，隋文帝就死了，时年六十四。《隋书》作者在列举了隋文帝的主要政绩以后，称赞他为“近代之良主”。并且指出他素无学术，诛废功臣，听信谗言，用法严峻等缺点④，虽不失为持平之论，但未说明隋文帝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范文澜则有一个很恰当的评价：“隋文帝主要的功绩，在于统一全国后，实行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使连续三百年的战事得以停止，全国安宁，南北民众获得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隋两朝都有巨大的贡献，不能因为历年短促，忽视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①③《隋书》卷三六《后妃传》。

④《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谢选骏指出：范文澜是个马屁精，他吹捧隋文帝是因为期待共产党也能统一中国。殊不知，南北朝的统一，就是隋朝灭亡的开始。共产党迄今为止七十多年拿不下台湾，所以还能苟延残喘；一旦彻底消灭了“中华正统”，北朝夷狄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第二章 隋炀帝】

第一节 称帝以前“声名籍甚，冠于诸王”

隋炀帝（569—618），姓杨，名广，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个儿子。开皇元年（581）封为晋王，任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总管，时年十三。次年，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杨广为行台尚书令。文帝特选项城公王韶为行台右仆射①，齐安公李彻总晋王府军事②，作为他的辅佐。王韶性情刚直，杨广遇事则向他请教，因而得免违背法度。

开皇六年（586），杨广改任雍州（治今陕西西安）牧、内史令，掌管出纳王命的内史省和京城地区的行政事务。过了两年，他被调往寿春（今安徽寿县）担任淮南道行台省尚书令，主管伐陈的战事。他以行军元帅，在长史高颎、司马王韶的辅佐下，统领兵马五十一万八千人，进攻江南。开皇九年（589）春，攻下建康，灭亡陈朝。杨广下令处死了施文庆、沈客卿等一批邪恶的官吏，又派人收集图书，封存府库，资财一无所取，因此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

杨广得胜回朝，进位太尉，再次出任并州总管。不久，隋文帝鉴于江南豪强势力高智慧等人的叛乱，为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派杨广为扬州总管，镇守江都（今江苏扬州），每年入朝一次。开皇十四年冬，以武候大将军从文帝东祀泰山，事毕归藩。开皇二十年夏，西突厥达头可汗入侵，又以杨广为行军元帅，督率杨素、史万岁等分道抗击，西突厥大败，杨广胜利班师。这时他三十二岁，已经是出将入相，屡建功勋，“声名籍甚，冠于诸王”①，因而也就不断滋长了他的政治野心——阴谋夺取太子杨勇的地位。

①此据《隋书》卷六二《王韶传》。《隋书》卷三《炀帝纪》上及《北史》卷一二《隋本纪》下均误作“项城公歆”。

②此据《隋书》卷五四《李彻传》。《炀帝纪》上作“安道公才李彻”，安道公乃李彻后来封号，“才”字为衍文。

①《隋书》卷四五《房陵王勇传》。

①《隋书》卷四五《房陵王勇传》。

弑父诛兄，夺取帝位

隋文帝有五个儿子，杨勇最长，开皇元年立为太子。以次为晋王杨广、秦王杨俊、蜀王杨秀、汉王杨谅，他们都是独孤皇后所生。杨勇为人率意任情，无所矫饰。曾因“文饰蜀铠”，为文帝所不喜，告诫他不要奢华。后遇冬至节，杨勇穿法服，陈音乐，在东宫受百官朝贺。文帝认为这事违反了君臣礼制，更加生气，下令禁止，从此对杨勇逐渐产生疑忌。杨勇还很好色，专宠爱姬云昭训，却不爱嫡妃元氏。开皇十一年（591），元氏突然得病死亡，独孤后怀疑她被暗害，很不满意杨勇；对云昭训专擅东宫，更为不平。经常派人侦察杨勇的过失。杨广得知这些情况，特别矫饰自己的言行，表面上装作只与萧妃相处，不近其他女色。每次入朝，车马侍从也很俭约，又虚情假意地讨得父母欢心，说他不知何故得罪太子，太子有意加害于他。独孤后听了忿然说：“我在尚尔，我死后当鱼肉汝乎？”①杨广探知皇后已有废立之意，更是积极进行活动。那时反对废立的高颎已经失势，而杨素则大权在握，可以左右朝政。他便派人联络杨素，取得杨素的支持。杨素一面向独孤后称誉杨广，诋毁太子，与宫内联成一气；一面又在外廷中大肆活动，说太子的坏话，连太史令袁充也说：“臣观天文，皇太子当废。”这时杨广又收买了东宫幸臣姬威，探听太子的动静，密告杨素，于是太子的过失便在宫廷内外传开了。隋文帝本来对太子不满，因此更加恼怒，开皇二十年，下令废杨勇为庶人，杨广终于夺取了皇太子的地位。

仁寿四年（604），隋文帝卧病仁寿宫（在今陕西麟游西），杨广随侍宫中。他写信问杨素如何处理后事，杨素的回信被错送给文帝，文帝看了非常生气。同时，杨广又无礼于文帝的宠姬宣华夫人，文帝大怒道：“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诚误我！”立刻令兵部尚书柳述和黄门侍郎元岩起草诏书，要召见杨勇付托后事。杨素闻知，立刻告诉杨广。广矫诏执柳述、元岩下狱，派亲信张衡杀害了隋文帝，又派人杀死杨勇。在这年七月杨广登上帝位，改元大业。

第二节 兴东都，开运河，频繁巡游兴建东都

杨广席丰履厚，奢侈无度。即位之初，就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据诏书说，营建东都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洛阳地处中原，“水陆通，贡赋等”，漕运较便，可以解决粮食、物资供应的困难。二是“南服遐远，东夏殷大”①，洛阳地位适中，可以照顾全局。他的根本意图，在于进一步巩固隋政权对全国的统治。

在营建东都之前，隋炀帝下令调发丁男数十万，自龙门（今山西河津西）东接长平（今山西晋城西北）、汲郡（今河南浚县西南），抵临清关（今河南新乡东），渡河至浚仪（今河南开封）、襄城（今属河南），达于上洛（今陕西商县），挖了一条长达两千多里的弧形壕沟，沿沟设置关防，作为保护长安、洛阳地区的重要防线。接着在大业元年（605）的春天，命尚书令杨素领营东京大监，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为副监，于洛阳旧城西十八里处另建新城，称为东都。新城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洛水横贯城中。周围有七十三里多。为了修建这座都城，每月征发丁夫两百万人，星夜赶修，十个月就建成了。隋炀帝把旧城的居民和各地的富商大贾，迁到那里居住，他自己也常住洛阳，洛阳便成了政治、经济的中心。

营建东都的同时，又在洛阳城西修建显仁宫和西苑。显仁宫南接皂涧，北跨洛滨，周围十余里。崇峦曲涧，异草奇花，极园林之胜。西苑周围两百里。苑内有称海的人工湖，海上造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岛），高出水面百余尺，台观殿阁，分布其间，掩映生姿。海的北面有龙鳞渠，迂回曲折，流注海内。沿小渠立十六院，每院设一个四品夫人的妃子以主管院事。苑中楼堂花木，穷极华丽。隋炀帝最喜乘月夜，携宫女数千，跨马来游，往往弦歌达旦。

开通运河

隋炀帝兴建的又一巨大工程是南北大运河。这条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分为四段：第一段是通济渠。大业元年（605），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从洛阳的西苑（谷、洛二水相会处）引谷（即涧水）、洛水入黄河，从板渚（今河南成皋东北）引黄河水入汴；又从大梁（今河南开封）东，引汴水以达淮河，至于山阳（今江苏淮安）。这段河道主要是就旧有的浪荡渠（又名鸿沟，在成皋附近）及其下游的汴河加以疏浚而成。

第二段是山阳渎。从山阳起，利用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故道，加以疏浚扩大，引淮水至扬子（今江苏仪征东南）入长江，全渠广四十步，两旁均筑御道，种柳树。沿途多置离宫别馆，在扬州建有江都宫。

①《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第三段是永济渠。大业四年（608），又发河北军民一百余万人开挖永济渠，引沁水南至黄河，又连接卫河北通涿郡（治蓟，今北京西南郊）。由于“丁男不供，始役妇人”①。可见徭役的特别繁重。

第四段是江南河。大业六年（610），又开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引江水到余杭（今浙江杭州），入于钱塘江。全长八百余里，广十余丈。在短短的六年中，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源郡，南至余杭，长达四千八百多里的大运河开通了。在开凿过程中，几百万劳动人民栉风沐雨，忍饥耐劳，日夜不停地工作着。他们克服了无数的困难，发挥了高度的智慧，终于完成了这项举世罕见的伟大工程。

大运河的开通与隋炀帝巡游享乐的动机，不能说没有关系，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南北经济特别是江淮、河北地区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南北物资的交流成为迫切的需要，大运河就是适应这种历史情况而出现的。它一方面通过漕运，交流南北物资，一方面在军事上有利于加强对东南和东北地区的控制。对后来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频繁的巡游与这些兴建相伴而来的，是隋炀帝的到处巡游。他即位后的第一年即大业元年，就坐船游江都；三年，北巡榆林（今年蒙古准格尔旗东北黄河南岸十二连城）；四年，到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南黄河北岸），出塞，巡视长城；五年，西巡河右（即河西）；六年，再游江都；七年至十年，三次东征高丽；十一年，又北巡长城，被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十二年，第三次游江都，直至十四年被杀。通计他居京时间不到一年。每次出游，“从行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须，皆仰州县”①。还按照州县官吏供献的多少，加以奖罚，“丰厚者进擢，疏俭者获罪”②。因此官吏都拚命地剥削人民，借供献以饱私囊，无不“家累千金”，而广大人民却要遭到“逆折十年之租”的惨祸③。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四年。

①《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②《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③《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第三节 政治措施

隋炀帝对开皇时所定的各种制度作了一些修改，有的出于复古，有的意存改进，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

官制方面，大业三年，改内侍省为殿内省，与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并为五省。尚书省各曹原有侍郎三十六人，改为吏、户、礼、兵、刑、工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副尚书。其余诸曹改称为司，侍郎改称为郎。又从太府寺中分出少府监，下设左尚、右尚、内尚、司织、司染（后并为织染）、铠甲、弓弩（后废此二署）、掌冶等署，专管各项手工业。唐朝的六部侍郎和少府监，即沿此而来。

隋文帝时废郡留州，实行州县两级制。炀帝复古，改州为郡，郡置太守，成为郡县两级制。又设司隶台，派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诸郡。每年二月出巡，十月入奏，加强对地方官的监督。自隋文帝罢九品中正制，始立科举。炀帝时设进士等科，并命按十科举人，科举制度有所发展。

法律方面，大业二年，炀帝因“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①。次年由牛弘等撰成新律，即《大业律》，凡十八篇，五百条。在某些地方虽较前有所减轻，但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便“生杀任情，不复依例”②，法律不过具文而已。

经济方面，炀帝即位之初，因府库盈溢，下令免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男子年二十二成丁，对赋役略有减轻。大业五年，又下诏“天下均田”③，继续推行均田制。又以户口多漏，用民部侍郎裴蕴建议，仍用以前“大索貌阅”的办法，普遍检查户口。于是诸郡计账，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二百。用这种争取劳动人手的政策，来加强官府的经济力量。文化方面，隋文帝曾在仁寿元年（601）废除太学、四门学和州、县学，只留国子学，不久又改国子学为太学。炀帝即位，恢复国子监，依旧置国子祭酒，并加置司业一人。四门学和州、县学也恢复了。

文帝时曾采牛弘建议，搜访遗书及平陈朝所得，经籍渐备。藏在宫中及秘阁的书籍，有三万多卷，合重复本共八万卷。隋炀帝命写副本，藏在东都观文殿东西厢。东厢藏甲（经）、乙（史）两部，西厢藏丙（子）、丁（集）两部。殿后起二台，分藏魏晋以来法书名画。还在内道场聚集道经和佛经，分别编写目录。对历代藏书做了大量的搜集整理工作。所以《旧唐书》说：“炀皇好学，喜聚逸书，而隋世简编，最为博洽”。④这些书后来虽有损失，但大多为唐朝所得了。

炀帝所推行的这些制度和政策，主要是在大业五年以前，国家尚在承平之时，后来随着阶级矛盾的日趋严重，也就无暇顾此了。

①《隋书》卷二五《刑法志》。

②《唐六典》卷六《刑部尚书》。

③《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④《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

第四节 穷兵黩武

隋炀帝自恃国富兵强，“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①。即位之后，就对周边各族不断进行各种军事、外交活动，进一步扩张隋朝的国势。

大业元年（605），契丹侵扰营州（今辽宁朝阳），炀帝命通事谒者韦云起，发突厥兵进击契丹。韦云起率突厥骑兵二万，诈称往柳城（治所营州）与高丽交易，乘机偷袭，俘获契丹男女四万和许多畜产。韦云起以功升为治书侍御史。由此加强了东北边防。

大业三年（607），炀帝北巡，到达榆林（今属陕西），突厥启民可汗来朝。为了向突厥示威，炀帝出动了大批军队，“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②。并命工部尚书宇文恺制造大帐和观风行殿，行殿能容侍卫数百人，可分可合，下施轮轴，移动便捷。大帐可坐数千人，炀帝在大帐中，备仪卫，建旌旗，大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表演“百戏”为乐。这样盛大的军容和奇巧的制作，使突厥人“惊以为神。每望御营，十里之外，屈膝稽颡，无敢乘马”③。连启民可汗也亲执佩刀，为炀帝芟除牙帐中的秽草。炀帝志得意满地写诗道：“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④但是好景不长，八年之后，炀帝再次北巡长城，就被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今山西代县），差点丢掉了性命。

西突厥，隋文帝时已经来归。炀帝西巡河右时，曾遣使召处罗可汗来会，处罗不至。于是用裴矩之议，离间西突厥内部，使处罗部下射匮可汗袭击处罗，处罗大败，东走高昌。大业七年（611），处罗朝炀帝于涿郡临朔宫，炀帝大喜，“接以殊礼”①。西突厥的归附，有利于发展对西域诸国的贸易往来。西部边疆的吐谷浑，正当通往西域诸国的要道。大业四年（608），炀帝采纳裴矩的建议，利用突厥铁勒部打败吐谷浑。又派观王杨雄、许公宇文述等乘机进击，大败吐谷浑，伏允可汗率众退保覆袁川（今青海湖东北）。五年（609），炀帝西巡河右，命内史元寿等率兵围攻，伏允逃走，部众多归降，故地尽为隋有。于是高昌王麹伯雅、伊吾吐屯设等及西域二十七国，相率来朝。一时焚香奏乐，歌舞喧噪。炀帝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嗔咽，局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②。吐屯设献西域数千里之地。因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命卫尉卿刘权镇守河源郡积石镇（今青海兴海一带），大开屯田，扞御吐谷浑，以通西域之路。

在南方，大业元年，驩州道行军总管刘方，率军进攻林邑（今越南境），连战皆胜，进至国都，林邑王梵志弃城奔海。刘方班师，梵志遣使通好，从此林邑和中国贡使往来不绝。但在这次战争中，兵员损失也很大。

大业三年，炀帝派遣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往使赤土（在马来西亚南部）。从南海郡乘船出发，走了二十多天，将要到达时，赤土国派了三十条船来迎接，并以极为隆重的礼节招待使者。常骏等回国时，赤土派使者携带厚札，随同来华报聘。后来婆利（北婆罗洲）、真腊（柬埔寨）等国，也都遣使入贡，因而促进了中国与南洋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①《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②③④《资治通鉴》卷一八〇，炀帝大业三年。

①《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五年。

在东方，最重要的是通使流求，也就是今天的台湾。大业三年，炀帝派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到达流求。第二年，又派朱宽前往招抚，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①。后来，炀帝又派虎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周率船队、兵万余人，从义安（今广东潮州）前往流求。当地人见到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②。可见台湾与祖国大陆早已有贸易往来。从此以后，大陆人民移居台湾的日益增多，海峡两岸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

隋炀帝的这些军事、外交活动，开拓了疆域，保障了边境的安全，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对高丽进行的三次战争，遭到失败，从而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

高丽位于朝鲜半岛的北部，西晋灭亡以后，乘机入据辽东。隋文帝时，高丽王高元联合靺鞨侵扰辽西，遭到隋军的反击，遣使谢罪而罢。

隋炀帝为欲恢复辽东故地，声言“眷彼华壤，翦为夷类”，并指责高丽“兼契丹之党，虔刘海戍，习靺鞨之服，侵轶辽西”③。因此借口高丽王不肯入朝，下令东征。在东莱（今山东掖县）海口督造战船三百艘，以供水军之用。在河南、淮南、江南等地，制造兵车万辆，以供军需运输之用。大业八年（612年），大军云集涿郡，共一百一十三万人，分二十四军出发，炀帝自率六军殿后。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绵亘，一千余里，直奔辽东。水军由来护儿率领，从东莱出发，指向平壤。高丽军据城守御，顽强抵抗。水军登陆后虽有小胜，但在平壤城下大败而退。宇文述等率领陆军三十多万人进攻平壤，面对坚城，亦因粮尽引还。高丽军四面抄击，隋军大败于萨水（清川江）。士兵战死逃散，回到辽东的只有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亡荡尽”①。

隋炀帝并不甘心失败，大业九年，又发动了对高丽的第二次进攻。正当陆军进抵辽东作战，水军刚要出海的时候，礼部尚书杨玄感突然起兵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围攻东都。炀帝闻讯，立即撤军回救洛阳，平息内难。高丽军尾随追击，军资器械，损失甚重。

大业十年，隋炀帝仍以“拔海移山”之志，第三次进攻高丽。来护儿军至卑沙城（今辽宁金县东大黑山），打败高丽军，正要进攻平壤，高丽亦因困敝不堪，遣使乞降，囚送叛将斛斯政。炀帝看到国内形势不佳，便借此班师，转而镇压国内的农民起义军。

①《隋书》卷八一《流求国传》。

②《隋书》卷六四《陈稜传》。

③《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八年。

第五节 隋的灭亡

隋炀帝即位以来，为了满足无穷的欲壑，大兴土木，广事征调，到处巡游，挥霍浪费，以致“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②。又加连年发动对高丽的战争，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痛苦。山东、河北一带为出兵高丽的基地，兵役、力役最为严重。大业七年，邹平县民王薄首先起义于长白山（今山东邹平南），作《毋向辽东浪死歌》，反对用兵高丽。于是义军蜂起，刘霸道起于平原豆子■（今山东商河、惠民境），孙安祖、窦建德起于高鸡泊（今河北故城西），鄃县（今山东夏津）人张金称、蓨县（今河北景县）人高士达亦各在境内起义。隋炀帝一开始就用严刑酷法镇压人民的反抗怒火。下令为盗者随获随杀，甚至抄没全家。樊子盖镇压汾、晋间起义军时，大肆烧杀；王世充镇压刘元进领导的起义军时，一次坑杀三万人。但是屠杀只能激起人民更大的愤怒，起义队伍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大。大业十二年，隋炀帝不顾廷臣的劝谏，第三次南巡江都。他写诗留别宫人说：“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面对土崩瓦解的形势，他却说得如此轻松！他在江都一年多的时间里，生活更加荒淫。自知末日快到，对萧后说：“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陈后主），卿不失为沈后（陈后主妻），且共乐饮耳！”又对镜对萧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萧后惊问其故，他笑道：“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①这些话表现出他在农民起义的压力下，狼狈不堪的情景。

大业十三年（617），农民起义有了巨大的发展。齐郡杜伏威率众渡淮，攻占历阳郡城（今安徽和县）；渤海窦建德据有河北，在乐寿（今河北献县）称长乐王；李密据洛口城（今河南巩县东南）称魏公，威胁洛阳。隋炀帝见中原大乱，不敢北归，谋建丹阳宫，保据江东。但随从的骁果卫士多是关中人，怀念家乡，时有逃散。大业十四年（618）三月，虎贲郎将司马德戡、元礼和监门直閤裴虔通等，利用骁果的不满情绪，推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为首，发动兵变，把炀帝用腰带勒死，时年五十。历时三十八年的隋朝统治到此便告结束了。

②《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五，高祖武德元年。

（谢选骏指出：说隋炀帝因为穷奢极欲而导致灭亡，就像说秦始皇因为横征暴敛而导致灭亡一样，都是大乱之后陷入社会破产的人们对于他们的统治者们的控诉和总结——这多少有点像是现在人们所说的“文化大革命导致了改革开放”。在我看来，横征暴敛和穷奢极欲、文化大革命，并非旧秩序瓦解的原因——改朝换代的真正原因在于，秦朝、隋朝、共产党朝，都未能真正整合分裂已久的中国社会。它们虽有军事政治的整合措施，但社会文化的整合过程却夭折了。）

【第三章 高颎 宇文恺】

第一节 高颎

隋代第一名臣

号称“真宰相”的高颎（541—607），是隋代的第一名臣。他字昭玄，一名敏，渤海落（今河北景县）人。父宾，仕东魏，因避谗奔西魏，大司马独孤信引为僚佐，赐姓独孤氏。颎少时明敏有器局，略涉文史，尤善辞令。年十七，北周齐王宇文宪引为记室。武帝时，袭爵武阳县伯。由内史上士，迁下大夫。以平齐有功，拜开府。宣帝即位，隰州稽胡为乱，颎从越王宇文盛讨平之，开始表现出他的军事才能。

北周末，杨坚为左大丞相，总揽朝政，阴图禅代。素知高颎强明，又习兵事，多计略，想要用他为辅佐，派杨惠前往示意。高颎欣然承命说：“愿受驱驰。纵令公事不成，颎亦不辞灭族”①。这样他就做了相府司录，成为杨坚的心腹。就在这时，相州总管尉迟迥发动了反对杨坚的战争。杨坚派名将韦孝宽等出击，军至武陟（今属河南），与敌军隔沁水为阵，相持不进。杨坚以诸将不一，恐生变故，要派心腹一人前往监军。先叫少内史崔仲方去，仲方以父在山东为辞。又叫刘昉、郑译去，刘昉说他没有带兵打过仗，郑译说他母老不便远行。杨坚正在感到棘手的时候，高颎却挺身而出，自请前往，杨坚非常高兴地应允了。高颎奉命以后，连母亲也来不及辞别，便立即出发。他到了前线，在沁水上架桥，渡过军队以后，便下令焚桥，以绝士卒反顾之心。于是韦孝宽率军奋击，大破敌军，敌将尉迟惇（迥子）单骑逃走。韦孝宽乘胜前进，追至邺下（今河南安阳），尉迟迥全力拒战，孝宽等军不利而却。高颎与大将宇文忻、李询等设计破之，遂平尉迟迥。因此高颎更加得到杨坚的信任，进位柱国，改封义宁县公，迁相府司马。杨坚称帝，以颎为左仆射，兼纳言，进封渤海郡公，又拜左领军大将军。一时贵宠，“朝臣莫与为比”。在这以后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高颎辅佐隋文帝，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政治方面，开皇元年（581），高颎奉命与郑译、杨素等修订刑律，“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①，制定新律，奏请颁行。新律废除了枭首、轘身及鞭刑，减轻了徒刑，还取消了一些“楚毒备至”的讯囚酷法，如用大棒、束杖、车辐、鞵底、压踝之类。对旧律作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开皇二年，隋文帝以长安旧城，自汉以来，屡经战乱，凋残日久，在苏威、高颎等人的谋议下，决定在龙首原创建新都，以高颎领新都大监，“制度多出于颎”。为后来唐代长安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其他行政、官制等各种制度，也大都在高颎的主持下，斟酌损益，建立新的制度，巩固了隋朝的统一局面。

①《隋书》卷四一《高颎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①《隋书》卷二五《刑法志》。

在经济方面，自北齐以来，“暴君慢吏，赋重役勤”，贫苦农民很多被迫沦为豪强的荫户，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高颎建议采用“输籍定样”的措施，“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征”。于是“烝庶怀惠，奸无所容”，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杜佑在《通典》中评论道：“设轻税之法，浮客自归于编户。隋代之盛，实由于斯”①。开皇八年，高颎认为“诸州无课调处，及课州管户数者，官人禄力，恒出随近之州”，不大合理，奏请“于所管户内，计户征税”②，也较妥善地解决了这部分官吏的俸禄问题。

在军事方面，高颎的表现也很突出。开皇二年，他就参与伐陈之役，因陈宣帝去世，颎以礼不伐丧，奏请班师。于是隋文帝向高颎询问取陈之策，高颎建议，每值江南秋收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彼必屯兵御守，足得废其农时”。既收之后，“密遣行人，因风纵火”，烧其“储积”，“由是陈人益敝”。开皇九年，隋军大举伐陈。晋王杨广等为行军元帅，高颎为元帅长史。“三军咨禀，皆取断于颎”。颎“区处支度，无所凝滞”③。及陈叔宝被俘，高颎先入建康，杨广派人驰告，令留陈叔宝宠妃张丽华。高颎说：“昔太公蒙面以斩妲己，今岂可留丽华！”便把她杀了。杨广得知，立刻脸色大变地说：“昔人云：‘无德不报’，我必有以报高公矣！”④从此对高颎怀恨在心。高颎又与元帅府记室裴矩收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这次战争结束了东晋以来南北纷争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高颎以功加上柱国，进爵齐国公，赐物九千段。隋文帝慰劳他说：“公伐陈后，人言公反，朕已斩之。君臣道合，非青蝇所间也。”文帝曾命颎与贺若弼言及平陈事，颎说：“贺若弼先献十策，后于蒋山苦战破贼。臣文吏耳，焉敢与大将军论功！”文帝大笑，赞扬他有谦让的美德。

高颎在反击突厥的战争中，也屡立功勋。隋初突厥势力极盛，屡次寇掠边境。开皇三年文帝下诏，大举出击，以河间王杨弘、上柱国豆卢勣、窦荣定、左仆射高颎、右仆射虞庆则并为元帅，分道出塞。沙钵略可汗战败逃走。颎还，赐马百余匹，牛羊以千计。

沙钵略后来归附隋朝，维持了一段时期的边境和平。后来都兰可汗又为边患，开皇十九年，诏以汉王杨谅为元帅，左仆射高颎出朔州道，右仆射杨素出灵州道，上柱国燕荣出幽州道，大举攻击都兰。高颎使上柱国赵仲卿将兵三千为前锋，至族蠡山，与突厥相遇，交战七日，大破之；追至乞伏泊，又破之，虏获生口、杂畜甚多。突厥复大举而至，仲卿为方阵，四面拒战，坚持了五天。高颎率领大军赶到，合力进击，突厥败走，追度白道，逾秦山七百余里而还。①杨素也打败了达头可汗，因而大获全胜。

①《通典》卷七《食货七·丁中》。

②《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③④《资治通鉴》卷一七七，文帝开皇九年。

①《隋书》卷七四《赵仲卿传》。

①《隋书》卷五三《史万岁传》。

高颎不但才能出众，而且善于识拔人才。隋朝有名的文武大臣，几乎都出于他的引荐。《隋书》称：“颎有文武大略，明达世务。及蒙任寄之后，竭诚尽节，进引贞良，以天下为已任。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等，皆颎所推荐，各尽其用，为一代名臣。自余立功立事者，不可胜数。”高颎还敢于保护人才。隋文帝尝因事欲杀大将史万岁，颎为请求道：“史万岁雄略过人，每行兵用师之处，未尝不身先士卒。尤善抚御将士，乐为致力，虽古名将未能过也。”①万岁因此免于一死，后来在出击突厥时建立了殊功。高颎忠于隋文帝，论臣节在封建社会里也是少有的。遇事发言献策，深中肯綮，得到文帝的采纳。他也敢于进谏，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当隋文帝有意要废太子杨勇，另立晋王杨广为太子的时候，对高颎说：“晋王妃有神凭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高颎长跪而言道：“长幼有序，其可废乎？”文帝听了默不作声。但已深深引起独孤皇后的猜忌。开皇十八年，高丽一度入寇辽西，隋文帝要出兵讨伐，高颎坚决请求不要用兵。但是文帝不听，以汉王杨谅和王世积并为行军元帅，率水陆大军三十万伐高丽，而且派高颎作汉王长史，实际上主持军事工作。高颎还是服从文帝的决定，应命出征。不料陆军出临渝关（今山海关），发生疾疫；水军自东莱（今山东掖县）泛海，遇大风，船多漂没。士卒死亡十之**，结果无功而还。

从失宠到被杀

长期以来，隋文帝对高颎十分信任和倚重。高颎深避权势，一再辞让官爵。文帝下诏说：“公识鉴通远，器略优深，出参戎律，廓清维海，入司禁旅，实委心腹。自朕受命，常典机衡，竭诚陈力，心迹俱尽。此则天降良辅，翊赞朕躬，幸无词费也。”这番话充分表示了他们君臣相得之深。尽管当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如右卫将军庞晃、将军卢贲等，在文帝面前说高颎的坏话，结果反被“疏黜”。文帝因此对高颎说：“独孤公犹镜也，每被磨莹，皎然益明。”①开皇十年，文帝往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命高颎居守。及回京，赐缣五千匹，又赐行宫一所以为庄舍。高颎的妻子卧病，文帝遣使询问，络绎不绝。高颎的儿子高表仁娶太子勇的女儿为妻，与皇室结亲，赏赐不可胜计。

但是“天性沉猜，素无学术”的隋文帝，对高颎的信任并不能保持始终。这与皇室内部的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隋文帝有宠姬尉迟氏被独孤皇后杀了，文帝愤而出走山谷中，高颎追上，扣马苦谏道：“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②独孤后本以高颎是她父亲的家客，甚见亲礼。这时听到高颎说她是一妇人的话，便心怀不满。那时隋文帝夫妇正想废掉太子勇，另立晋王广为太子。高颎表示反对，独孤后便想暗地把他除掉。等到高颎的妻子死了，独孤后对文帝说：“高仆射老矣，而丧夫人，陛下何能不为之娶！”文帝把这话告知高颎。高颎流泪致谢道：“臣今已老，退朝之后，唯斋居读佛经而已。虽陛下垂哀之深，至于纳室，非臣所愿。”文帝因此作罢。不久，高颎的爱妾生个男孩，文帝得知很高兴，皇后却不喜欢。文帝问她是什么缘故，独孤后说：“陛下当复信高颎耶？始陛下欲为颎娶，颎心存爱妾，面欺陛下。今其诈已见，陛下安得信之！”文帝听信妇言，也就开始疏远高颎了。

征伐高丽的战争，高颎本来不同意，结果师出无功，独孤后便对文帝说：“颎初不欲行，陛下强遣之，妾固知其无功矣！”隋文帝又以元帅汉王杨谅年少，专委军事于高颎。“颎以任寄隆重，每怀至公，无自疑之意，谅所言多不用。”杨谅因此对高颎很不满意，回京后，哭诉于皇后道：“儿幸免高颎所杀。”文帝听了这话，很为不平。

①按高颎父宾曾赐姓独孤氏，隋文帝对颎“每呼为独孤而不名”。

②《隋书》卷三六《后妃传》。

开皇十九年，凉州总管王世积因事被杀。当审讯时，有宫中秘事，说是从高颎处得知，文帝极为惊异。法司又奏高颎曾与王世积交通，收受他赠送的名马。高颎因此而被问罪。上柱国贺若弼、吴州总管宇文■、刑部尚书薛胄、民部尚书斛律孝卿、兵部尚书柳述等都证明高颎无罪，隋文帝更加激怒，把他们统统拘留起来，从此朝臣中没有再敢为高颎说话的人。这年八月高颎罢官，以齐公就第。

不久，文帝在秦王杨俊府中召高颎侍宴。指责高颎“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紧接着高颎的国令上书揭发他的阴事，说高颎的儿子表仁对他说：“司马仲达初托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于是文帝大怒，把高颎囚禁起来加以审讯。法司又奏称：沙门真觉曾对高颎说：“明年国有大丧。”尼令晖也说：“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过。”文帝听了更加恼火，当着群臣说：“帝王岂可力求！孔子以大圣之才，作法垂世，宁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颎与子言，自比晋帝，此何心乎？”法司请斩高颎。文帝说：“去年杀虞庆则，今兹斩王世积，如更诛颎，天下其谓我何！”于是除名为民。高颎初作仆射时，他的母亲告诫他说：“汝富贵已极，但有一斫头耳，尔宜慎之！”高颎从此常恐发生祸变。及得为民，欢然无悔恨之色。

开皇二十年，也就是高颎被黜后的第二年，在杨素、杨广等阴谋策划下，太子杨勇被废，杨广当了太子。又过了四年，杨广谋害隋文帝，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是为炀帝。高颎被起用为太常卿。那时突厥启民可汗将入朝，炀帝要以富乐相夸。下诏征集周、齐乐家子弟及天下散乐。高颎上奏道：“此乐久废，今若征之，恐无识之徒弃本逐末，递相教习。”炀帝不悦。高颎对太常丞李懿说：“周天元以好乐而亡，殷鉴不远，安可复尔。”颎又以炀帝于启民可汗礼遇过厚，对太府卿何稠说：“此虏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又对观王杨雄说：“近来朝廷，殊无纲纪。”有人把这些话告知炀帝，炀帝认为高颎诽谤朝政，便下令把他杀了。时在大业三年（607），颎年六十七岁。

高颎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对隋代的统一和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贡献。唐初史家在所修《隋书》中评论他说：“当朝执政将二十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治致升平，颎之力也。论者以为真宰相。及其被诛，天下莫不伤惜，至今称冤不已。”杜佑纵观历代名相，作了这样的评论：“历观制作之旨，固非易遇其人。周之兴也得太公，齐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强也得商鞅，后周有苏绰，隋氏有高颎，此六贤者，上以成王业，兴霸图，次以富国强兵，立事可法。”①又说：“隋氏资储遍于天下，人俗康阜，颎之力焉。功规萧、葛，道亚伊、吕，近代以来未之有也。”②可见，高颎的业绩对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①《通典》卷十二《食货·总论》。

②《通典》卷七《食货七·丁中》。

第二节 宇文恺

蜚声中外的唐代都城长安，以及东都洛阳，实际上都是在隋代建造的，创建这两座历史名城的第一功臣是杰出的建筑学家宇文恺。

宇文恺，字安乐，鲜卑人，西魏恭帝二年（555）生于长安。他出生在北朝后期一个显赫的豪门。其父宇文贵。据《周书》本传说，“少从师受学，尝辍书叹曰：‘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后来从军，屡建军功，地位也扶摇直上。北魏时，即爵封革融县侯，官拜武卫将军，閤内大都督。西魏时，进爵化政郡公，先后任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兴州刺史，大都督，小司徒，益州刺史。北周时，进位柱国，拜御正中大夫，封许国公，历大司空、大司徒、太保等重要官职。北周天和二年（567）卒，赠太傅，谥曰穆。宇文恺的长兄宇文善，西魏和北周时历位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柱国，洛州刺史，上柱国。二兄宇文忻，十七岁时即以军功被北周政权赐爵兴国县公，拜仪同三司，后又因战功进位开府、骠骑将军，进爵化政郡公，北周末位至上柱国，进爵英国公。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的宇文恺，二岁时就被赠爵双泉县伯，六岁时袭祖爵安平郡公，但身在将门的宇文恺却不好弓马，而喜好读书。《隋书》本传说“恺少有器局。家世武将，诸兄并以弓马自达，恺独好学，博览书记，解属文，多伎艺，号为名父公子。”这段记载可窥知他为学的大致情况。

北周末，宇文恺累迁右侍上士、御正中大夫、仪同三司。大象二年（580），杨坚任北周宰相后，宇文恺又被任命为上开府、匠师中大夫。据《唐六典》卷二三“将作都水监”记载：“后周有匠师中大夫一人，掌城郭、宫室之制及诸器物度量。”又据考证，北周设有“匠师中大夫，一人，正五命”①。因此可以推知，当时年轻的宇文恺已经在建筑科学和工程管理方面崭露锋芒。世界第一城——大兴城的营建581年，杨坚建立隋朝，是为隋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大肆诛杀北周宗室宇文氏，以清除北周残余势力。宇文恺原也被定入诛杀之列，由于宇文恺家族与北周宗室有别，二兄宇文忻又拥戴隋文帝有功，加上他本人的才华深得隋文帝的赏识，因而方幸免一死。隋文帝“修宗庙”，宇文恺被起用，任营宗庙副监、太子左庶子，负责宗庙的兴修事务。宗庙建成后，被加封为甑山县公，邑千户，随后投入了隋代都城大兴城的营建工程。

隋朝建立之时，仍承袭北周以长安城为京都。长安城始建于汉代，已有近八百年的历史，城市已显得过于狭小，宫宇亦多朽蠹，加上供水、排水严重不畅，污水往往聚而不泄，生活用水受到严重污染，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的需要。因此，隋文帝嫌其“制度狭小，又宫内多妖异”，通直散骑常侍庾季才也奏云：“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②于是决定另建新都。

①王仲荦：《北周六典》卷七，冬官府第十二，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隋书》卷七八《庾季才传》。

开皇二年（582）六月，隋文帝下诏：“此城从汉，凋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众所聚”，“今区宇宁一，阴阳顺序，安安以迁，勿怀胥怨。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公私府宅，规模远近，营构资费，随事条奏。”①于是“诏左仆射高颎、将作大匠刘龙、巨鹿郡公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叉等创造新都”②。“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恺有巧思，领营新都副监”③。由于杨坚在北周时曾被封为大兴公，故新都命名为大兴城。

大兴城的营建，史称“制度多出于颎”④，“高颎虽总大纲，凡所规画，皆出于恺”⑤。宋代的宋敏求在《长安志》中也说在隋大兴城兴建时，“命左仆射高颎总领其事，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创制规模，将作大匠刘龙、工部尚书巨鹿郡公贺楼（娄）子干、大（太）府少卿尚龙义并充使营建”⑥。可见高颎主要是提出都城的总的制度，并负责总的施建方针，而具体的规划、设计则是由宇文恺完成的，其他的副使主要是协助负责施工和材料管理诸事务。大兴城的兴建，不是在旧有基础上进行改建、扩建而成的城市，而是在短时间内按周密规划兴建而成的崭新城市。全城由宫城、皇城和郭城组成，先建宫城，后建皇城，最后建郭城。开皇二年（582）六月开始兴建，十二月基本竣工命名大兴城，次年三月即正式迁入使用，前后仅九个月，其建设速度之快实令人惊叹。整个工程的规划、设计、人力、物力的组织和管理都应是相当精细和严谨的。在规划设计和建设施工中，还得考虑地形、水源、交通、军事防御、环境美化、城市管理、市场供需等的配套，以及都城作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特点等诸多方面的因素，解决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因此大兴城的兴建标志着当时的中国所达到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有人曾列举世界古代十座城市的面积进行比较①：（1）隋大兴城（唐长安城），583年建，面积84.1平方公里；（2）北魏洛阳城，493年建，面积约73平方公里；（3）明清北京城，1421—1553年建，面积60.2平方公里；（4）元大都，1267年建，面积50平方公里；（5）隋唐东京（洛阳城），605年建，面积45.2平方公里；（6）明南京，1366年建，面积43平方公里；（7）汉长安（内城），建于公元前202年，面积35平方公里；（8）巴格达，800年建，面积30.44平方公里；（9）罗马，300年建，面积13.68平方公里；（10）拜占庭，447年建，面积11.99平方公里。

①②《隋书》卷一《高祖纪》上。高龙叉，宋敏求《长安志》作尚龙义。③《资治通鉴》卷一七五，宣帝太建十四年。

④《隋书》卷四一《高颎传》。

⑤《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⑥《长安志》卷六。

①参见《中国建筑史》编写组：《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

从上所列可以看到，中国古代都市的规模之大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而大兴城则更是位列榜首，堪称世界第一城。

大兴城的规划吸取了曹魏邺城（故址在今河北临漳邺镇东）、北魏洛阳城的经验，在方整对称的原则下，沿着南北中轴线，将宫城和皇城置于全城的主要地位，郭城则围绕在宫城和皇城的东、西、南三面。分区整齐明确，象征着皇权的威严，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京都规划和布局的独特风格，反映了统治者**集权的思想和要求。特别是把宫室、官署区与居住区严格分开，是一大创新。北宋吕大防在《隋都城图》题记中，曾称赞大兴城的布局思想：“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廷官寺，居民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制也。”清代徐松也说：“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事，于是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居，公私有辨，风俗齐整，实隋文之新意也。”①宫城位于南北中轴线的北部，“东西四里（不含掖庭宫），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崇三丈五尺”②，实测东西长2820.3米（含掖庭宫）③，南北宽1492.1米。城内有墙把宫城分隔成三部分。中部是大兴宫，由大兴殿等数十座殿台楼阁组成，是皇帝起居、听政的场所。东部为东宫，专供太子居住和办理政务。西部为掖庭宫，是安置宫女学习技艺的地方。

皇城（又称子城）在宫城南面，由一条横街与宫城相隔，“东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步”④，实测东西长与宫城相同，南北宽为1843.6米。皇城是军政机构和宗庙的所在地。“城中南北七街，东西五街。左宗庙，右社稷。百僚廨署列于其间，凡省六，寺九，台一，监四，卫十有八。东宫官属，凡府一，坊三，寺三，率府十”⑤。

郭城，又称罗城、京城，“东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周六十七里，其崇一丈八尺”①，实测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7米。全城由南北向大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十四条，划分为一百零八个里坊和两个商市，形成棋盘型的布局。白居易有诗云：“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②既形象又贴切地描绘了大兴城的布局特征。

城中的街道都很宽。通向城门的街道之宽度都在百米以上；最宽的是界于宫城和皇城之间的横街，宽达220米以上；位于南北中轴线上的主干道朱雀大街宽150米；不通城门的街道宽42—68米；最窄的是四周沿城墙内侧的顺城街，宽25米。里坊都筑有坊墙，坊中也有街道。大的里坊四面开四个坊门，中辟十字街；小的里坊开东西二门，有一条横街。这些纵横相交的街道形成一个交通网络，井然有序。各大街的两侧都开有排水沟，街道两旁植以榆、槐为主的行道树，株行距整齐划一，使道路成为宽广笔直的林荫大道，为城市增添了风采。

①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

②宋敏求：《长安志》卷六。

③参见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08页。④宋敏求：《长安志》卷七。

⑤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

①宋敏求：《长安志》卷七。

②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十二街”指东西向大街，不包括两条顺城街。③王建：《早青五月西望诗》。

在大兴城的规划和兴建中，对于环境美化和给排水问题，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整个城址位于渭水南岸，西傍沣河，东依灞水、浐水，南对终南山。根据其地理环境和河道情况，开凿了三条水渠引水入城。城南为永安渠和清明渠，城东为龙首渠，龙首渠又分出两条支渠。三条水渠都分别流经宫苑再注入渭水，不但可以解决给排水问题，而且可以进行生活物资的运输。水渠两岸种植有柳树，形成了“渠柳条条水面齐”③的宜人景色。城东南还开辟有曲江“芙蓉园”，其“花卉周环，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秋节。江侧菰蒲葱翠，柳荫四合，碧波红蕖，湛然可爱”①，是全城的风景区和旅游区。在大兴城的规划、设计中，也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其突出者有三：其一是没有很好地考虑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城市规模过大，超越了时代的要求。其城南四列里坊，经过隋唐两代三百多年的时间，始终没有多少住户，非常冷落荒凉。正如宋敏求所说：“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其注又云：“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②其二是大兴城的道路虽然很宽，但全是土路，雨雪时泥泞不堪，难以通行，有时连上朝都得停止。为了排水，路面都是中间较高，两侧有宽、深各两米多的水沟，但由于城内地形起伏较大，排水仍有困难，以致暴雨后常有坊墙倒塌，居民溺死的事故发生。

其三是在漕运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问题。有时漕运不通，即造成粮食供应匮乏。为此，终于酿成了都城的东迁。

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科技条件下，大兴城有如此规模的建设和成就，是值得人们赞颂的。

大兴城的设计和布局思想，不但对中国后世的都市建设有着很大的影响，而且对日本、朝鲜的都市建设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日本飞鸟、奈良时代的都城藤原京、平城京，就是仿效大兴城的布局特点而建造的。平城京东西三十二町，南北三十六町，每隔四町均有大路相通，形成整齐有序的棋盘状。宫城也是位于城北正中，四周以官衙和贵族邸第围绕，明显地体现着大兴城的特征。

东京洛阳城的营建

营建东京是宇文恺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另一个重大成就。开皇四年（584）六月，宇文恺又受命负责开凿广通渠工程。据记载：“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浅不常，漕者苦之”，“诏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帅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漕运通利，关内赖之。”①其后，宇文恺出任莱州（今山东掖县）刺史，“甚有能名”②。

开皇六年闰八月，宇文恺之二兄上柱国、杞国公宇文忻因谋反被诛，宇文恺也受株连而解职，“除名于家，久不得调”③。

开皇十三年（593）二月，隋文帝令杨素在岐州（今陕西凤翔）北营造仁寿宫。杨素以宇文恺有巧思，“奏前莱州刺史宇文恺检校将作大匠”④，负责仁寿宫工程的筹划和设计。“于是夷山堙谷以立宫殿，崇台累榭，宛转相属”，整个宫殿区“制度壮丽”⑤，是一组极其雄伟的宫殿建筑群。①唐骈：《剧谈录》。

②宋敏求：《长安志》卷七。

①《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长城公至德二年。

②③《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④⑤《资治通鉴》卷一七八，文帝开皇十三年。

开皇十五年三月，仁寿宫建成，宇文恺被任命为仁寿宫监，授仪同三司，接着又被任命为将作少监⑥。

仁寿二年（602）八月，隋文帝皇后独孤氏卒。闰十月，杨素和宇文恺受命营造皇陵太陵。独孤皇后葬后，宇文恺复爵安平郡公，邑千户。

仁寿四年七月，隋炀帝杨广继位。鉴于大兴城位置偏西，又水陆交通不便，也为了更进一步加强对河北、山东以及江淮地区的控制，决定在洛阳故都附近建造新城，作为东京。十一月癸丑，隋炀帝在巡幸洛阳时下诏说，洛阳的地理位置“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①。

据《隋书·炀帝纪》记载，大业元年（605）三月丁未，隋炀帝“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又据《资治通鉴》卷一八〇记载，“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大业二年春正月辛酉，“东京成”②，其营建过程前后仅历十个月，是又一座在短时间内经周密规划、设计、建造而成的大型城市。在营建东京时，宇文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③。故此宇文恺博得隋炀帝的欢心，被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其间，宇文恺还受命在河南郡寿安县（今河南宜阳）营造显仁宫，“南接皁涧，北跨洛滨”，为此，曾“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④。

东京一名东都，又谓“新都”⑤。它位于汉魏洛阳城之西约十公里，北依邙山，南对龙门，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正如李吉甫所说：“北据邙山，南直伊阙之口，洛水贯之，有河汉之象，东去故城一十八里。”①由于水陆交通方便，自隋代至北宋，一直作为陪都，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和交通的中心。东京的营建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始建东都，以尚书令杨素为营作大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大业杂记》中记载：“初卫尉刘权、秘书丞韦万顷总监筑宫城，一时布兵夫，周匝四面，有七十万人。城周匝两重，延袤三十余里，高四十六尺。六十日成。其内诸殿基及诸墙院，又役十余万人。直东都土工监常役八十万人，其木工、瓦工、金工、石工又役十余万人。”唐初张玄素曾对唐太宗言及他所见营建东都的情况，说：“臣又尝见隋室造殿，楹栋宏壮，大木非随近所有，多从豫章（今江西境）采来。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若用木轮，便即火出。铁毂既生，行一二里即有破坏，仍数百人别赍铁毂以随之，终日不过进三二十里。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功，则余费又过于此。”②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到其用工量的大致状况。建造大兴城的用工状况，虽缺乏史料记载，但参照有关东京的记载，当与东京的用工数量相当。

⑥《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①②《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③《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④《资治通鉴》卷一八〇，炀帝大业元年。

⑤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

①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

②《旧唐书》卷七五《张玄素传》。

东京规模略小于大兴城。据勘探，它的东城墙长7312米，南城墙长7290米，北城墙长6138米，西城墙长6776米，总计周长275米，合55里。平面呈南宽北窄的不规则长方形。全城亦是由宫城、皇城、郭城所构成。洛水由西而东穿城而过，把城分为南北二区。由于地形的关系，东京不似大兴城那样强调南北中轴线和完全对称的布局方式，其宫城和皇城建于西北部，但整个规划力求方正、整齐，仍与大兴城相似。

宫城名紫禁城，“东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一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以象北辰藩卫。城中隔城二，在东南隅者太子居之，在西北隅者皇子、公主居之。城北隔城二，最北者圆璧城，次南曜仪城”①。宫城内有乾阳殿、大业殿等数十座殿、阁、堂、院，极其富丽堂皇。李吉甫称：“（东京）宫室台殿，皆宇文恺所创也。恺巧思绝伦，因此制造颇穷奢丽，前代都邑莫之比焉。”②其中以乾阳殿最为奢华，是皇帝举行大典和接待重要外国使团的地方。“殿基高九尺，从地至鸱尾（房脊两端的兽）高一百七十尺，十三间二十九架，三陛轩。文掍镂槛，栾栌百重，楶拱千构，云楣绣柱，华榱璧珰，穷轩甍之壮丽。其柱大二十四围，倚井垂莲，仰之者眩曜。南轩垂以珠丝网络，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飞鸟。四面周以轩廊，坐宿卫兵。”“殿庭东南西南各有重楼，一悬钟，一悬鼓，刻漏即在楼下，随刻漏则鸣钟鼓。”③宫城正门则天门，“门上飞观相夹，门外即朝堂”④。因其太奢，致武德四年（621）唐高祖李渊令人焚毁另建。

宫城西面是上林西苑，又名会通苑，在今洛阳涧西一带。据《大业杂记》记载：“（大业）元年夏五月西苑，周二百里，其内造十六院，屈曲绕龙鳞沟。”苑内引涧河汇水成海，周十余里，海中造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台观殿阁布置在山上，风景非常壮观。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堂殿楼观，极为华丽。为了引洛水入苑，宇文恺还修筑了月陂。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记载：“洛水，在（洛阳）县西南三里。西自苑内上阳之南弥漫东流，宇文恺筑斜隄束令东北流。当水冲，捺堰九折，形如偃月，谓之月陂。”

宫城的东北面为含嘉城，城里为含嘉仓，是一座贮藏粮食的大型国家粮仓。据《大业杂记》记载：“大业元年，炀帝建东都洛阳，在宫城东建含嘉仓。”据1969年以来的考古发掘，含嘉城的总面积约43万平方米，四面有城墙，城墙为挖槽夯筑而成。在仓城的东北和偏南地区，勘探出大小不等的圆形或椭圆形的地下粮窖287座，估计全城的地下粮窖应在400座以上。由于东京漕运方便，又在含嘉城内储藏了大量粮食，避免了大兴城发生粮荒的问题，使其粮食供应得到了保障。

皇城名太微城，亦称南城、宝城，“东西五里一十七步，南北三里二百九十八步，周一十三里二百五十步，高三丈七尺。其城曲折，以象南宫垣”①。城中有五条南北向街道，四条东西向街道，分列省、府、寺、卫、社、庙等建筑。

①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

②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

③《大业杂记》卷六〇。

④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

①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

郭城称罗郭城，隋时仅筑有短垣，“东西五千六百十步，南北五千四百七十步”②，实测南北最长处7312米，东西最宽处7290米。全城纵横大街各十条，一般宽41米，把全城划分为“里一百三，市三”③。这些里坊分布在北区的东部和整个南区，其中南区的里坊与街道最整齐。里坊平面作方形或长方形，面积比大兴城的里坊略小，坊内辟十字形街道。由于里坊小街道窄，临街开门的住宅随之增多，这样就使城内各部分的关系显得比较紧凑。

晚年的建筑活动

大业三年（607）六至八月，宇文恺跟随隋炀帝北巡。在此期间，他奉命修筑长城，创制了三项活动性的建筑物。

关于宇文恺修筑长城事，有的论著仅引述《隋书》本传的记载：“及长城之役，诏恺规度之。”未指明修长城时间，所修是哪段长城。查史籍记载，隋炀帝在位时修长城有两次。第一次修长城在大业三年七月，“发丁男百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二旬而罢”①。榆林郡系大业三年所置，其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及黄河东岸托克托、和林格尔一带。紫河在定襄郡大利县，《隋书·地理志》中记载：“大利县，大业初置，带郡。有长城，有阴山，有紫河。”大利故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南部清水河县境。紫河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山西省西北长城外之浑河，蒙古语名为乌兰穆伦河。第二次修长城在大业四年七月，“发丁男二十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九月“诏免长城役者一年租赋”②，可见该役已结束。据《资治通鉴》卷一八〇记载：“此榆谷当在榆林西。”可推知此次所修长城为由榆林郡治向西至榆谷一段。据《隋书》本传记载，宇文恺规度长城事是在“进位开府，拜工部尚书”之后，而据《隋书·炀帝纪》上记载，宇文恺拜工部尚书是在大业四年，因而其所修长城似应为第二次。实际上此记载有误，因宇文恺大业四年七月未到榆林，他是大业三年随隋炀帝北巡时，于六月至八月逗留榆林的。在《隋书》本传长城役记载之后，也说“时帝北巡”，宇文恺在此期间造大帐和观风行殿。故可判定，宇文恺规度长城之役为炀帝时的第一次修长城，即大业三年七月，所修长城为榆林至紫河一段。

宇文恺创制的三项活动性建筑物为：

1.大帐，造于七月。《隋书》本传记载：“时帝北巡，欲夸戎狄，令恺为大帐，其下坐数千人。”《资治通鉴》卷一八〇也记载：“帝欲夸示突厥，令宇文恺为大帐，其下可坐千人。甲寅（15日）帝于城东御大帐，备仪卫，宴启民及其部落，作散乐。诸胡骇悦，争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北史·炀帝纪》上亦云：“甲寅，上于郡城东御大帐，其下备仪卫，建旌旗，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戏之乐。”

2.观风行殿，造于八月。据《隋书》本传记载：“又造观风行殿，上容待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见之，莫不惊骇。”又《资治通鉴》卷一八〇也记载：“令宇文恺等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倏忽推移。”

3.行城，造于八月。《资治通鉴》卷一八〇记载：“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为干，衣之以布，饰以丹青，楼橹悉备。胡人惊以为神。”

②《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二。

③《隋书》卷三〇《地理志》。

①《北史》卷一二《隋本纪》下作“二旬而罢”，《资治通鉴》卷一八〇作“二旬而毕”，《隋书》卷三《炀帝纪》上作“一旬而罢”，今从《北史》所载。

②《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其中，大帐当是大型帐篷。观风行殿应是一种活动性建筑，上面为宫殿式木构建筑，可以拆卸和拼装；下面设置轮轴机械，可以推移，惜其具体形制和结构史无明言，难以详悉。行城应是一种板装并附有布屏的围城，《资治通鉴》虽未明言系宇文恺所作，但其记述紧接在造观风行殿之后，当亦是宇文恺负责制作的。

另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一记载，大业五年（609）六月，隋炀帝西巡，至张掖（今甘肃张掖）时，亦“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此观风行殿是否即是大业三年宇文恺所造的，抑或是重造，录以备考。

这些大型的活动性建筑，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他在机械制造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

除了规划、设计和主持施工，建造了一系列大型建筑工程外，宇文恺还在明堂设计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明堂原是周代朝廷的前殿，传说其形制是周公所立，并“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①。后世追崇周制，把明堂制度神圣化，成为中国古代举行大典和宣明政教的大殿，凡朝会及祭祀、庆典、选士、教学等大典，都在其中举行。也可以说，明堂象征着帝王的权威，即所谓“天子坐明堂”②。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对明堂制度非常重视，但具体的明堂形制是什么样子，则仅凭臆测，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因而各代虽都有制定明堂制度之举，却均未能形成定制。

隋文帝平陈之后，也把建立明堂制度提上了议事日程。开皇十三年（593），诏命礼部尚书牛弘等议定明堂制度，当时任检校将作大匠的宇文恺曾献上明堂本样。他“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样，重檐复庙，五房四达，丈尺规矩，皆有准凭”①。宇文恺所献的明堂木样受到隋文帝的赞赏，但由于诸儒异议，久不能决，而作罢。“高祖异之，命有司于郭内安业里为规兆。方欲崇建，又命详定，诸儒争论，莫之能决。弘等又条经史正文重奏。时非议既多，久而不定，又议罢之。”②隋炀帝继立之后，宇文恺又上“明堂议”及明堂木样。关于宇文恺所上明堂议及木样事的具体时间，据《隋书·礼仪志》一记载：“及大业中，恺又造《明堂议》及样奏之。炀帝下其议，但令于霍山采木，而建都兴役，其制遂寝”，则似应该是在大业元年三月营建东都开始之前，即大业元年一、二月间。但此时隋炀帝刚登位不久，忙于巩固其统治地位，又欲兴建东都，宇文恺是很会揣测帝心的，想不致于在此时奏上“明堂议”及木样。而此记载也仅言大业中，若是在大业元年初，当会指明是大业初，而不会称“大业中”的。据《隋书·宇文恺传》记载：“帝可其奏，会辽东之役，事不果行。”《资治通鉴》卷一七八引《隋志》亦说：“会辽东之役，不果行。”隋炀帝征辽东之役，是大业七年着手进行准备，第二年发兵的，则宇文恺所上的奏议和木样当在大业六年底至七年初之间，这应是比较可信的。

①《礼记正义·明堂位第十四》。

②《古乐府·木兰诗》。

①②《隋书》卷六《礼仪志》一。

宇文恺所上的《明堂议表》除引经据典，考证明堂制度外，还附有建筑设计图和立体木制建筑模型。为完成此一工作，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他“远寻经传，傍求子史，研究众说，总撰今图。其样以木为之，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③。这是一篇很有学术价值的建筑考古学文献。虽说其所议定的明堂制度只能作一家之说，无能定论，但从他所绘制的建筑图和据此制作的木制立体模型，却可以推断他已经使用了比例尺。这种利用比例关系绘制建筑图和制作立体建筑模型的方法，在中国建筑史上是一大创举，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大业八年三月，隋炀帝征伐辽东（今辽宁辽阳）时，宇文恺亦随行。为了渡过辽水（今辽宁大凌河），“帝命工部尚书宇文恺造浮桥三道于辽水西岸，既成，引桥趣东岸，桥短不及岸丈余更命少府监何稠接桥，二日而成”①。宇文恺所造浮桥虽因测量河宽不准确而未能成功，但却为何稠的接桥工作奠定了基础。为此，他“以渡辽之功，进位金紫光禄大夫”②。

宇文恺在建筑学方面的著述有《东都图记》20卷，《明堂图议》2卷，《释疑》1卷，均见行于世。但除《明堂图议》的部分内容保存在《隋书·宇文恺传》、《北史·宇文贵传》和《资治通鉴》等史籍中外，其他的后来都亡佚了，这实是建筑学史上的一大损失。

大业八年（612）十月，五十七岁的宇文恺卒于工部尚书之位，谥曰康。

宇文恺的一生，主要是担任营造方面的高级官员，主持过许多大型的建筑工程，起着相当于现在工程总指挥、总设计师和总工程师的作用。他在建筑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有些成就甚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也应该指出的是，在他设计和主持的工程中，除了开凿广通渠，客观上有利于国计民生外，其余大多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统治需要，尤其是宫殿建筑，不顾劳民伤财，取悦帝王。如营造仁寿宫时，“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顿颠仆，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时天暑，役夫死者相次于道，杨素悉焚除之”①。营建东京时，他“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②。“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今河南荥阳），北至河阳（今河南孟县南），相望于道”③。长城之役，“死者十五六”④。建仁寿宫和东京的工程，宇文恺虽挂的是副职，但他是实际的负责者，因此功过与他都有直接的关系。

③《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八年。

②《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①《资治通鉴》卷一七八，文帝开皇十三年。

②《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③《资治通鉴》卷一八〇，炀帝大业元年。

④《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谢选骏指出：秦朝和隋朝比汉朝和唐朝更有爆发力，但却无法持久。“中国古代都市的规模之大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而大兴城则更是位列榜首，堪称世界第一城。”——但与此同时，世界上也没有比隋朝更为短命的政权了。这种“爆发力与持久力的的反比”，值得现代史家注意研究。）

【第四章 李密窦建德杜伏威】

第一节 李密

李密（582—618），字玄邃，一字法主，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

先世自北魏、北周以来都做大官。父亲李宽为隋上柱国、蒲山公，“骁勇善战，干略过人”①，号为名将。开皇中，李密袭父爵为蒲山公。大业初，以荫为左亲卫府大都督、东宫千牛备身。他生得“额锐角方，瞳子黑白明澈”②。隋炀帝见了，对许公字文述说：“左仗下黑色小儿为谁？”宇文述答道：“蒲山公李宽子密也。”炀帝说：“个小儿视瞻异常，勿令宿卫。”③宇文述因此便劝李密当以“才学取官，三卫丛脞，非养贤之所。”④李密听了很高兴，便辞去宿卫，专以读书为事。师事国子助教包恺，受《史记》、《汉书》，励精忘倦。密多筹算，才兼文武，志气雄远，常以济物为己任，与杨素的儿子杨玄感为刎颈之交。

大业九年（613），隋炀帝再伐高丽，征兵调粮，海内骚然，人心思乱。

在黎阳督运军粮的杨玄感起兵反隋，以李密为谋主。密献三计，上策是挥师入蓟（今北京西南），截住隋炀帝的归路，可以不战而擒；中计是西入长安，据险自固，必克万全之势；下计是就近进攻东都，顿兵坚城之下，胜负未知。杨玄感却以李密的下计为上策，久攻东都不下。隋炀帝回师攻打杨玄感，杨玄感败死。李密在逃亡中被捕。时炀帝在高阳，李密等在解送途中，用计逃脱。自此数年，密辗转于平原、淮阳间，过着亡命的生活，十分潦倒。

大业十二年（6）各地农民起义军有了很大的发展。韦城（今河南滑县）法曹翟让据有瓦岗寨，李密因翟让的部将王伯当之荐，走投翟让。他为翟让画策，自往游说邻近的小股义军，所至皆附，因此得到翟让的信任。李密对翟让说：“今兵众既多，粮无所出，若旷日持久，则人马困敝，大敌一临，死亡无日。未若直趋荥阳，休兵馆谷，待士马肥充，然可与人争利。”翟让采纳了这个意见，引兵攻破要塞金隄关（今河南滑县南）和几个县城。荥阳地势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隋炀帝派张须陀为荥阳通守，带精兵两万前往镇压。翟让曾经屡次被张须陀打败，听说他又来了，有些害怕，想引军退避。李密说：“须陀勇而无谋，兵又骤胜，既骄且狠，可一战而禽。公但列阵以待，保为公破之。”翟让不得已，勒兵将战，李密分兵千余人埋伏在大海寺北丛林中。翟让与战不利，稍向后退，伏军突然从敌后杀出，张须陀陷入重围，兵败身亡，瓦岗军第一次获得全歼敌军的大胜。

①《隋书》卷七〇《李密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②《新唐书》卷八四《李密传》。

③④《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由于李密作战有功，翟让叫他建立牙帐，别统所部，号蒲山公营。密又躬行俭素，所得财宝都赏给部众，因此很得军心。这时李密又提出袭取兴洛仓（一名洛口仓，在今河南巩县境内）的建议，说：“今东都士庶，中外离心，留守诸官，政令不一，明公亲率大众，直掩兴洛仓，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先发制人，此机不可失也。”大业十三年（617）春，李密与翟让率精兵七千人，出阳城北，翻越方山，从罗口袭取兴洛仓。打开仓库，“恣人所取，老弱襁负，道路不绝，众至数十万。”①兴洛仓为东都粮食所取给，东都留守越王侗遣虎贲郎将刘长恭率步骑二万五千进攻瓦岗军。双方隔石子河而阵。李密亲率勇士埋伏在横岭下，翟让接战不利，密设伏兵横冲隋军，隋军大败，“士卒死者什六七”，瓦岗军“尽收其辎重器甲，威声大振”②。

在瓦岗军的胜利发展中，李密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全军中有了很高的威望，于是翟让就推李密为主，号为魏公。大业十三年二月庚子，李密在巩县南设坛即位，自称为永平元年，开始建立政权机构。其文书行下，称行军元帅魏公府，置三司、六卫，元帅府置长史以下官属。拜翟让为上柱国、司徒，封东郡公，以单雄信为左武侯大将军，徐世勣为右武侯大将军，房彦藻为元帅左长史，邴元真为右长史；杨德方为左司马，郑德韬为右司马，祖君彦为记室，其余封拜有差。风声所至，赵魏以南，江淮以北，义军首领如孟让、郝孝德，王德仁、房献伯、王君廓、李士才、魏六儿、李德谦、张迁、李文相等，都归附李密。密各给官爵，“置百营簿以领之。道路降者不绝如流，众至数十万”③。

李密筑洛口城，周围四十里，作为魏国的都城。隋大将裴仁基率兵降李密，密使仁基与孟让率兵三万余人袭破回洛仓（河南洛阳隋故城北七里），入东都，烧天津桥，为东都兵所败。李密乃亲自率兵三万，再次攻下回洛仓，大修营堑以逼东都。李密又用徐世勣建议，派世勣率兵五千自原武渡河，会郝孝德、李文相等军袭破黎阳仓（今河南浚县西南），“开仓恣民就食，浃旬间，得胜兵二十余万”①。这时窦建德、朱粲等也遣使附密，“密为海内豪杰共推盟主”②。

在这一形势下，李密移檄四方，声讨隋炀帝十大罪状，如云：“广立池台，多营宫观，穷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资财；”“科税繁猥，不知纪极，头会箕敛，逆折十年之租，杼轴其空，日损千金之费；”“年年历览，处处登临，家苦纳秸之勤，人阻来苏之望；”“恃众怙力，强兵黩武，义夫切齿，壮扼腕；”“愎谏违卜，蠹贤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害，遂令君子结舌，贤人缄口。”总之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③号召各地起义军同心戮力，推翻隋朝的统治。

正当李密兵锋甚锐，威逼东都的时候，隋炀帝命监门将军庞玉、虎贲郎将霍世军将关内兵，江都通守王世充将江淮劲卒，增援东都。东都驻军十余万人都由王世充指挥，进击李密于洛口，与密军夹洛水互击，各有胜败。由于李密的势力日益强大，他和翟让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激化起来。李密虽为翟让所推，但也心存戒备，平日“恭俭自励，布衣蔬食，所居之室，积书而已。子女珍玩，一无所取。密又仪形吵小，让弗之忌”④。①《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三，恭帝义宁元年。

③《资治通鉴》卷一八三，恭帝义宁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②祖君彦：《为李密与袁子干书》，《全唐文》卷一三二。

③《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④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

及密建蒲山公营，“麾下士卒多为让士卒所陵辱，以威约有素，不敢报也”①。李密既为魏公，威权日高。翟让的司马王儒信劝他自己作冢宰，执掌大权，翟让不从。兄翟弘又说：“天子汝当自为，奈何与人！汝不为者，我当为之。”②翟让大笑，不以为意。李密得知后却很不高兴。翟让又对左长史房彦藻说：“君前破汝南，大得宝货，独与魏公，全不与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③这就不免引起李密左右的疑惧，他们劝李密说：“让贪愎不仁，有无君之心，宜早图之！”李密虽然表示：“今安危未定，遽相诛杀，何以示远！”④但经不起他们的一再怂恿，终于同意采取行动。大业十三年十一月，在石子河击败王世充之后，李密置酒宴请翟让。席间房彦藻将翟让随从引开，密出良弓，请翟让试射。翟让刚刚拉开弓弦，李密部将蔡建德突然举刀从后面砍杀翟让。翟让大吼一声，倒了下去。让兄弘、侄摩侯、亲信王儒信等同时被杀。徐世勣仓皇走出，被守门的兵士砍伤了脖子。单雄信叩头求活。其余随从人员一时惊扰，不知所措。李密大声说：“与君等同起义兵，本除暴乱。司徒专行暴虐，陵辱群僚，无复上下，今所诛止其一家，诸君无预也。”⑤翟让部众都想散去，李密使单雄信前往宣慰，又单骑入营中加以安抚。令徐世勣、单雄信、王伯当分领其众。这样，混乱的形势虽得稳定，“然密之将佐始有自疑之心矣”⑥。

翟让被害之后，王世充募兵飨士，欲乘月晦偷袭仓城。李密事先从王世充降卒口中，探知敌情，有所准备，命郝孝德、王伯当等分兵屯于仓城之侧以待之。那天夜里王世充兵果然来了，诸军齐发，王世充大败，斩其骁将费青奴，士卒战溺死者千余人。世充移营洛北，越王侗加拨七万兵给他。王世充又命诸军各造浮桥，渡洛水进攻李密。密初战不利，世充进迫城下。李密选锐卒数百人，分三队出击。王世充又被打败，争桥溺死者万余人，诸将杨威、王辩、霍世举、刘长恭等皆死于阵。世充逃往河阳。李密乘胜取偃师（今河南偃师县东），修金镛城（今洛阳东北）以居之。窦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圆朗等都奉表劝进，部属裴仁基等也劝李密称皇帝。李密说：“东都未平，不可议此。”①大业十四年（618）三月，隋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兵变，杀死隋炀帝，引兵十余万西进，因李密占据巩、洛，便取东郡（大业初改兖州为东郡），攻黎阳。李密率步骑二万壁于清淇（今河南浚县西），命徐世勣退保仓城，宇文化及攻之不能下。密知化及少食，利在速战，既不与交锋，又断其归路。假意言和，还送给他粮食，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后知中计，化及与李密大战于卫州童山（即同山，在今河南浚县西南）下，打了一整天，密中流矢，堕马闷绝，左右奔散，赖秦叔宝捍卫，得免于难。叔宝复收兵与化及力战，把他打退了。化及力竭粮尽，部将陈智略、张章仁等“率所部兵归于密者前后相继”。化及北走魏县（今河北大名西南）。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三，炀帝大业十二年。

②③④《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⑤《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⑥《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高祖武德元年。

当宇文化及由江都北上的时候，东都君巨大为震惧，越王侗遣使“说李密与之合势拒化及”，封李密为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令先平化及，然后入朝辅政。李密为解除后顾之忧，接受了东都的封号，因得奋力击败化及。李密将要入朝，行至温县，得知东都已发生兵变，王世充夺取大权，原来主张联合李密的大臣元文都、卢楚等被杀，因此返回金镛。

李密见东都兵屡被击败，将相间又自相残杀，以为东都旦夕可平。不料王世充掌权之后，厚赏将士，缮治器械，积极准备进攻李密。这时李密虽破宇文化及，而“劲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①。武德元年九月，王世充简练精锐两万余人，马二千匹，出击李密。李密留王伯当守金镛，亲率精兵出偃师迎敌。当时密车内部对于作战方案意见不一，裴仁基主张扼守要路，阻止世充东进，同时分兵三万，乘虚以逼东都，迫使敌军回救。彼救则我守，彼攻则我逼，如此反复，使之疲于奔命，一定可操胜算。李密也认为东都兵锐不可当，“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斗不得，求走无路，不过十日，世充之头可致麾下”②。但是单雄信、陈智略等却轻视王世充兵力，力主迎战。李密“惑于众议”，于是双方展开决战。第一天接战时，就遭到失利，裴行俨、程咬金等骁将十余人都受重伤。李密又恃傲轻敌，不设壁垒，敌军乘夜潜伏溪谷中。第二天正当激战时，王世充把事先准备好一个形貌类似李密的人，牵过阵前，大呼“已获李密矣”！敌军士气倍增，伏兵又乘高而下，奔向密营，纵火焚其庐舍。密军大溃，部将张童仁、陈智略皆降；密与万余人弛向洛口。守卫洛口仓的邴元真暗引王世充军入城，单雄信坐视不救，投降王世充。李密直奔虎牢，将往黎阳依徐世勣。有人说：“杀翟让之际，徐世勣几至于死，今疮犹未复，其心安可保乎！”时王伯当弃金镛，保河阳（今河南孟县南），李密便往河阳会王伯当。他对王伯当说：“兵败矣，久苦诸君，我今身刎，请以谢众。”伯当抱密，号叫恸绝，部众都流泪不止。于是李密提议“共归关中”，投奔唐朝。随从李密入关的还有两万人。

李密西行途中，唐派遣迎劳的使者相望于道。密喜道：“我拥众百万，一朝解甲归唐，山东连城数百，知我在此，遣使招之，亦当尽至；比于窦融，功亦不细，岂不以一台司见处乎！”及至长安，礼数渐薄，唐以李密为光禄卿、上柱国，封邢国公。执政者又来求贿，意颇不平。过了不久，李密向唐高祖建议，愿往关东招抚旧部，以图报效。高祖令与王伯当同行，分其部众半留华州（今陕西华县），半随李密出关。密至稠桑驿（今河南灵宝北），唐高祖改变了主意，驿召李密回京，更受节度。李密早就听说有人反对他出关，因此大为疑惧，不听王伯当等的劝告，杀了来使，袭破桃林县（今河南灵宝北老城），打算投奔故将伊州刺史张善相，以图再举。中途为唐军截击，李密被杀，时年三十七岁。徐世勣表请收葬于黎阳山南，坟高七仞。《旧唐书》评论李密：密“心断机谋，身临阵敌，据巩、洛之口，号百万之师，窦建德辈皆效乐推，唐公给以欣戴，不亦伟哉！及偃师失律，犹存麾下数万众，苟去猜忌，疾趋黎阳，任世勣为将臣，信魏徵为谋主，成败之势，或未可知。至于天命有归，大事已去，比陈涉有余矣！”①由此可见，李密在组织群众，摧毁暴隋，扫除虐政方面起到重大的历史作用。

①②《资治通鉴》卷一八六，高祖武德元年。

①《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第二节 窦建德

窦建德（573—621），清河漳南（今河北故城）人。他家世代务农。他有胆气，有勇力，在乡里有点名声。他当过里长，曾因犯法出逃，遇大赦才得回家。父死，乡里送葬的有一千多人。人们给他赠送的财礼，一概不收。大业七年（611），隋炀帝募兵伐高丽，窦建德被选为二百人长。时县人孙安祖因家中贫苦，不愿应征，县官把他抓起来打了一顿。安祖一怒之下杀死了县官，投奔到窦建德家。建德对他说：“往岁西征，疮痍未复，百姓疲弊，累年之役，行者不归。今重发兵，易可摇动。大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①因劝安祖往高鸡泊（今河北故城西南）聚众起事。高鸡泊在漳南附近，宽广数百里，港汊交错，芦苇丛生，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在孙安祖的同意下，窦建德“招诱逃兵及无产业者，得数百人”，让孙安祖率领往高鸡泊去了。

这时鄃（今山东夏津）人张金称纠集百来人，在河阻中起义，蓨（今河北景县）人高士达聚众千余，在清河（今河北清河西北）界中起义。由于这些起义军不侵犯窦建德的家乡，官府怀疑建德和他们有交结，把建德的家属全杀了。建德在外听到这个消息，便带领所部两百人投奔高鸡泊的高士达。高士达自称东海公，以建德为司兵。后来孙安祖为张金称所杀，部众数千人归附建德，建德从此发展到一万多人。建德能“与士卒均执勤苦”，很得部众的拥护。

大业十二年冬，涿郡通守郭绚率兵万余人，攻打高士达。士达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便以建德为军司马，让他指挥战斗。建德选拔精兵七千，假称和高士达有仇怨，向郭绚投降，引郭至长河地界相会，共图士达。郭绚信以为真，“益懈而不备”。于是建德发起突然袭击，大破绚军，杀略数千人，获马千余匹，并追斩逃跑的郭绚。

就在这时，隋将杨义臣消灭了张金称，乘胜至平原（今山东陵县），将进攻高鸡泊。窦建德看到隋军锐气方盛，劝高士达暂时退却，使杨义臣“欲战不得，空延岁月，将士疲倦，乘便袭击，可有大功”。高士达不听建德的话，让他留守，亲自率兵迎战。获得小胜，就“纵酒高宴，有轻义臣之心”。建德得知道：“东海公未能破贼，而自矜大，此祸至不久矣。”过了五天，杨义臣果然大破高士达，并斩士达于阵，乘势追击建德。建德寡不敌众，带了百余骑后撤。杨义臣以为高鸡泊的起义军已经解决，便把军队撤走了。窦建德乘机攻占饶阳（今属河北），收编余部，为士达发丧成礼，安葬阵亡将士，士气复振，开始自称将军。由于他不杀隋官，隋朝的郡县长吏也有以城降附他的，兵力发展到十几万人。

大业十三年春，窦建德建都乐寿（今河北献县），称长乐王，年号丁丑，开始设置百官。①建德率兵攻占信都（今河北冀县）、清河诸郡，并俘斩隋将杨善会于清河。

这年七月，隋炀帝命左翊卫将军、涿郡留守薛世雄率兵三万，驰援东都，“所过盗贼，随便诛剪”①。当薛世雄军进抵河间七里井（今河北河间南）的时候，窦建德预先选拔了精兵数千，埋伏在水泊里边，故意撤走各路军队，扬言要撤往豆子■（在今山东商河、惠民北）去。薛世雄果然“以为建德畏己，乃不设备”。建德侦察好了敌情，率勇士一千人，在弥漫的大雾中突然袭击隋军兵营。隋军顿时大乱，“军不成列，皆腾栅而走”②，自相践踏而死的就有一万多人。薛世雄只带着几百名骑兵逃回涿郡。窦建德乘胜出击，取得了河北大部分郡县。

武德元年（618）十一月，乐寿出现了五只大鸟，还有几万只相从的鸟，窦建德以为祥瑞，改元五凤。又有宗城人献玄珪一枚，景城丞孔德绍说：“昔夏膺箓，天赐玄珪，今瑞与禹同，宜称夏国。”于是改国号为夏，以宋正本为纳言，孔德绍为内史侍郎。

这时杀死隋炀帝的宇文化及，已由江都北上，称帝于魏县（今河北大名西南）。窦建德对宋正本、孔德绍说：“吾为隋之百姓数十年矣，隋为吾君二代矣，今化及杀之，大逆无道，此吾仇也。请与诸公讨之，何如？”孔德绍也认为宇文化及“篡隋自代，乃天下之贼也，此而不诛，安用盟主！”武德二年春，建德举兵进讨化及，连战连胜。化及保据聊城，建德以撞车抛石，四面急攻，打进城内，擒杀了宇文化及。

起初一些起义军“得隋官及山东士子皆杀之”，窦建德却“每获士人，必加恩遇”。他得到饶阳县长宋正本就引为谋主。河间郡丞王琮投降以后，建德部下因王琮守郡时杀伤起义军很多，要将他处死。窦建德却认为王琮是“义士”，并称从前在高鸡泊可以“恣意杀人”，现在要“安百姓以定天下”，就不能那样做了。他即日叫王琮做瀛州刺史。景城户曹张玄素被俘以后，建德让他做治书侍御史，他坚辞不干，直到炀帝被杀，才接受黄门侍郎的任命。建德歼灭宇文化及之后，俘获了大批的隋官，一一加以任用。以裴矩为尚书左仆射，崔君肃为侍中，何稠为工部尚书，柳调为左丞，虞世南为黄门侍郎，欧阳询为太常卿。其余也都随才授任，委以政事。建德立国以后，文物法度未备，裴矩替他“创定朝仪，权设法律，建德大悦，每咨访焉”①。建德自奉俭约，布衣蔬食。妻曹氏不穿丝绸。在战斗中缴获的财物，都分给将士，自己一无所取。家中使唤的婢妾很少，得隋宫人以千数，一概放散。得隋文武官及骁果，尚且一万，也听任散去。

这年八月，建德攻占洺州（今河北永年东南），在这里筑万春宫，作为新的都城。“始自尊大，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下书言诏”。隋义成公主先嫁突厥，遣使迎接萧皇后（隋炀帝之后），建德遣千余骑送萧后往突厥。“既与突厥相连，兵锋益盛”。建德在洺州劝课农桑，发展生产。《太平寰宇记》载贝州清河县枯下渠称：“大业十三年，窦建德于广平郡又疏此水入柳沟，遂与永济合流。”可见窦建德早已注重水利的兴修，这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因而“境内无盗，商旅野宿”②。

正当窦建德雄踞河北的时候，王世充击溃李密，在洛阳自称郑帝，成为河南最强大的军事集团。李渊已在长安建唐称帝，决心东向争夺中原之地，实现全国统一。武德三年七月，李世民带兵出关，攻打洛阳，河南郡县大半归唐，洛阳成了孤城。王世充几次派人向窦建德求援。窦建德开始不予理睬，想在唐、郑斗争中坐收渔人之利。十一月，窦建德率军渡河南下，攻打济阴孟海公。次年二月，克周桥（今山东定陶），虏孟海公，遂并其众。这时洛阳的形势日趋危急。中书舍人刘斌建议：“今唐有关内，郑有河南，夏居河北，此鼎足相持之势也。闻唐兵悉众攻郑，首尾二年，郑势日蹙，而唐兵不解。唐强郑弱，其势必破郑。郑破，则夏有齿寒之忧。为大王计者，莫若救郑。郑拒其内，夏攻其外，破之必矣。若却唐全郑，此常保三分之势也。若唐破后，而郑可图，则因而灭之，总二国之众，乘唐军之败，长驱西入，京师可得而有，此太平之基也。”建德大喜，认为这是“良策”，决定援救王世充。三月，亲率大军十余万，向洛阳进发。一路攻城掠地，直抵荥阳，泛舟运粮，水陆并进，驻军成皋（今荥阳西北汜水镇）的东原，筑宫于板渚（今荥阳高村西北牛口峪附近），以示必战。建德一面派人通知王世充，内外相应；一面致书李世民，要求唐军退至潼关，把侵占的地方还给王世充。唐军面对这一新的情况，有人主张退守新安（今属河南，在洛阳西），等待时机，再图进取。李世民认为，王世充士卒精疲力竭，粮食已尽，上下离心，不须大力进攻，就可取胜。窦建德新破孟海公，将骄卒惰，并不可怕，只要扼守虎牢（今荥阳汜水镇），使敌军无法西进，世充很快就会崩溃。那时城破兵强，气势自倍，就可收到“一举两克”的奇功。于是李世民一面分兵围困洛阳，一面亲自率军据守虎牢，阻击夏军。

窦建德迫于虎牢之险，不能西进，而且和唐军相持月余，数战不利，人心思归。粮运又被唐军抄袭，大将张青特被俘，形势更为不利。国子祭酒凌敬建议：渡河攻取怀州（今河南沁阳）、河阳（今河南孟县南），然后越太行山而入汾、晋，趣蒲津（在今山西永济蒲州镇）。如此，一则师出万全，二则拓土得兵，三则郑围自解。窦建德本想接受这个意见，但因部将收受了王世充使者的贿赂，都把凌敬的建议，说成“书生”之见，窦建德因此不予采纳。其妻曹氏又向建德说：“祭酒之言可从，大王何不纳也？请自滏口（今河北磁县西北鼓山）之道，连营渐进，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关中，唐必还师以自救，此则郑围解矣。今顿兵武（虎）牢之下，日月淹久，徒为自苦，事恐无功。”建德说：“此非女子所知也。且郑国悬命朝暮，以待吾来，既许救之，岂可见难而退，示天下以不信也！”窦建德一心决战，不听别人的劝告。

这时窦建德想乘唐军刍草已尽、牧马河北的时机，袭击虎牢。李世民侦悉这一情况，于五月一日渡河，察看敌情，当晚回营。留马匹千余，放牧河边，引诱夏军。第二天早晨，窦建德果然全军出动，自板渚出牛口（今荥阳西北）布阵，北拒大河，西薄汜水（今荥阳县东北），南连鹊山（今荥阳西南），长达二十里。李世民登高瞭望，对诸将说，窦军“度险而嚣，是无纪律，逼城而阵，有轻我心。我按甲不出，彼勇气自衰，阵久卒饥，势将自退，追而击之，无不克者”①。

①《资治通鉴》卷一**，高祖武德四年。

夏军士兵等到中午，不见唐军出战，又疲劳，又饥饿，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到河滩上去取水喝。李世民看到夏军显得疲乏，阵势已经松动，认为时机已到，就命令将士渡过汜水，向夏军发动猛烈攻击。这时窦建德正在举行朝会，仓猝应战，阵势大乱。李世民率领精骑插入夏军阵后，树起唐军的大旗。夏军将士回头一看，以为唐军占领了大营，无心再战，纷纷逃散。建德在混战中被刺伤，退至牛口渚，为唐军所俘。李世民将窦建德等解至洛阳城下，令与王世充相见，王世充见大势已去，便投降了唐军。

建德妻曹氏及左仆射齐善行带领几百名骑兵逃回洺州，余众要立建德养子为主，继续抗争。善行主张“不如委心请命，无为塗炭生人”。便将府库财物分给士卒，各令散去。善行乃与裴矩、曹旦及建德妻等率官属举山东之地投降唐朝。七月，窦建德解至长安被害，时年四十九。

窦建德自起兵至败亡，首尾共历十一年。①旧史评论道：“建德义伏乡闾，盗据河朔，抚驭士卒，招集贤良，中绝世充，终斩化及，不杀徐盖，生还神通，沉机英断，靡不有初。及宋正本、王伏宝被谗见害，凌敬、曹氏陈谋不行，遂之亡灭，鲜克有终矣。”旧史指出窦建德的失败在于“愎谏”，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但窦建德的遗爱，仍然长期存留在河北人民的心中。河北大名县有“窦王庙”，父老群祭，历久不衰。大和三年（829），魏州书佐殷侔有感于其事，特在庙中立了一块纪念碑。

①两《唐书》本传说他自起兵至灭亡凡六年，不确。

第三节 杜伏威

杜伏威（？—624），齐州章丘（今属山东）人。少时落拓不羁，不事生产，家境极为贫困。他与临济（今山东章丘西北）人辅公祏为刎颈之交。公祏姑家以牧羊为业，公祏屡次暗地送羊给伏威。姑家因此举报他们偷盗的事，官府缉捕很急，伏威与公祏便逃亡在外，聚众起义。这时伏威才十六岁。杜伏威是一个很勇敢的青年，每次战役，“出则居前，入则殿后”①。所以部众都很佩服他，推他做首领。

当时山东人民苦于隋炀帝的征役，王薄、左君行等首先起义于长白山（今山东邹平西南会仙山）。大业九年（613），杜伏威率众往投左君行，没有得到左君行的重视，便离开长白山南下，辗转到达淮南，自称将军。当时下邳（今江苏宿迁东南）有苗海潮部起义军，杜伏威派辅公祏前去对海潮说：“今同苦隋政，各兴大义，力分势弱，常恐见擒，何不合以为强，则不患隋军相制。若公能为主，吾当敬从，自揆不堪，可来听命，不则一战以决雄雌。”海潮不敢抗，便率众归附伏威。接着，江都留守派校尉宋颢领兵攻击伏威，伏威佯为败走，将隋军诱入芦苇丛中，顺风纵火，使陷入沼泽中的隋军全部烧死。海陵（今江苏泰州）义军首领赵破陈听说伏威兵少，有些轻视他。派人要求伏威合并过去。伏威叫辅公祏领兵在外待变，自己带了十来个人抬着牛酒去见赵破陈，破陈很高兴，把伏威请进营帐中，召集所有头领，纵酒高会。伏威突然在席上杀死了赵破陈，在座的人惊慌不及救，伏威又杀了几十个人，辅公祏的兵及时赶到，便把赵破陈的部众合并过来，共有几万人，势力更强了。

大业十一年，起义军李子通部一万来人，也从长白山到达淮南，和杜伏威部联合。伏威选军中壮士养为假子，凡三十余人，以王雄诞、阚稜最为强勇。不久，李子通谋杀杜伏威，派兵袭击他。杜伏威受了重伤，掉下马来，王雄诞背负他逃到芦苇丛中，收集散兵，重整旗鼓。隋将来整乘机进攻，黄花轮一战，伏威大败，又被重创。部将西门君仪的妻子王氏，勇而多力，背负伏威逃走。王雄诞率壮士十余人随行保卫，与隋兵力战，才得脱脸。伏威收集余兵得八千人，在盐城（今属江苏）歼灭了隋将公孙上哲的军队。

大业十三年，隋炀帝派右御卫将军陈稜以精兵进攻杜伏威，时伏威屯**（今属江苏），率众抵御。陈稜闭壁不战，伏威送他一身妇人衣服，称他为“陈姥”，以此激怒隋军。陈稜果然出战，伏威挥军奋击，冲进敌阵中，把隋军打得大败，陈稜狼狈逃跑了。伏威乘胜破高邮（今江苏高邮西北），引兵渡淮，据有历阳（今安徽和县），自称总管，以辅公祏为长史。分遣诸将掠取属县，江淮间义军纷纷归附。伏威常选敢死之士五千人，称为“上募”，待遇优厚，与同甘苦。每有攻战，使上募先击。战斗完了，查看背上受伤的就杀掉，因为这种人是“退而被击”的。所获资财，都赏给战士。士卒有战死的，把他的妻子殉葬，“故人自为战，所向无敌”。

①《旧唐书》卷五六《杜伏威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宇文化及既杀隋炀帝，以杜伏威为历阳太守，伏威不受。仍上表于东都，皇泰帝（即越王侗）以伏威为东南道大总管，封楚王。武德二年（619）九月，唐高祖遣使招抚杜伏威，伏威请降。唐以伏威为和州总管、东南道行台尚书令，封楚王。①逾年又以为使持节总管江淮以南诸军事、扬州刺史、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淮南道安抚大使，进封吴王，赐姓李氏。

这时大江南北，沈法兴据毗陵（今江苏常州），杜伏威据历阳，陈稜据江都，李子通据海陵，彼此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斗争。武德三年，陈稜、沈法兴既已为李子通击溃，杜伏威遣辅公祏将卒数千攻李子通。公祏渡江攻下丹阳（今江苏南京），进屯溧水（今属江苏），大败李子通。子通弃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尽入于伏威。伏威徙居丹阳，从此“进用人士，大修器械，薄赋敛，除殉葬法，其犯奸盗及官人贪浊者，无轻重皆杀之”。采取了一些强化政权，安定社会的措施。武德四年冬，杜伏威遣王雄诞进攻李子通，子通迎战于苏州，大败，退保杭州。雄诞追败子通于城下，子通穷蹙请降，伏威执送长安。雄诞又破汪华于歙州（今属安徽），于是伏威“尽有江东淮南之地，南接于岭，东至于海”，成为南方最大的力量。

唐高祖既平河南、河北，武德五年遣使征伏威入朝。伏威“俯首应诏，不悦于躬”①。时李世民新平刘黑闼，进攻徐圆朗，声震淮泗，伏威心怀畏惧，又经李百药等劝说，终于西行入朝。唐拜伏威为太子太保，仍兼行台尚书令，留居长安，位在齐王元吉上，以示尊宠。

杜伏威“崇尚佛理”②，尤信道教，“好神仙长年术”③，服食云母中毒，于武德七年二月暴卒。时辅公祏在丹阳起兵反唐，诈称伏威之命，以蒙蔽部众。唐将李孝恭既平公祏，把公祏的反书送给唐廷，高祖信以为真，乃夺伏威官爵，没入家产。唐太宗即位，知道伏威蒙受冤屈，恢复了他的官爵，并以公礼成葬。

①《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①《续高僧传》卷十四，《唐苏州通玄寺释慧頵传》。

②《续高僧传》卷十四，《唐苏州通玄寺释慧頵传》。

③《新唐书》卷九二《杜伏威传》。

（谢选骏指出：李密又提出袭取兴洛仓的建议，说：“今东都士庶，中外离心，留守诸官，政令不一，明公亲率大众，直掩兴洛仓，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先发制人，此机不可失也。”大业十三年（617）春，李密与翟让率精兵七千人，出阳城北，翻越方山，从罗口袭取兴洛仓。打开仓库，“恣人所取，老弱襁负，道路不绝，众至数十万。”——此举开了“打土豪，分田地”之先河，仿佛古代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也。但是，一度声势浩大的他，为何很快衰败呢？不能有效整合内部，导致人心涣散了。看看近代，北洋军阀不能整合内部，所以败了；国民党不能整合内部，所以败了；毛泽东不能整内部，所以败了；邓小平不能整合内部，所以败了。内部都不能整合，如何整合国家？如何整合世界？）

【第五章 李勣 魏徵】

第一节 李勣瓦岗起义

李勣（594—669），他本姓徐，名世勣，曹州离狐（今山东东明东南）人。唐高祖赐姓李，又避太宗讳，遂单名勣。李勣出身于土豪，“家多僮仆，积粟数千钟”。他为人慷慨，仗义疏财，与他父亲“皆好惠施，拯济贫乏，不问亲疏”①。大业十二年（6），翟让在瓦岗（今河南滑县南）聚众起义。这时，十七岁的李勣也前来参加。他劝告翟让说：“东郡于公与勣皆为乡里，人多相识，不宜侵掠。荥阳、梁郡、汴水所经，剽行舟，掠商旅，足以自资。”翟让采纳了他的建议，率军西进，很快攻入二郡境内，掠取公私商船，因而“资用丰给，附者益众”②，队伍很快发展到一万多人。瓦岗军的发展与壮大，引起了隋皇朝的恐惧与不安，立即派荥阳通守张须陀率军前来镇压。翟让用李密的计谋，于荥阳大海寺附近同张须陀交战，李勣与李密将隋兵团团围住，经过浴血奋战，杀死张须陀，壮大了起义军的声威。

李勣见李密的才干胜过翟让，便与王伯当共同劝说翟让推李密为主，于是李密被尊为魏公，成为瓦岗军的最高统帅。不久，李勣以奇计于洛水大破隋将王世充军，因功封为东海郡公。当时，河南、山东发生了严重的水灾，饿殍满野，隋炀帝虽命令开黎阳仓救灾，但由于政令紊乱，仓吏又不能及时散发，致使每天饿死数万人。李勣遂向李密献计说：“天下大乱，本是为饥，今若得黎阳一仓，大事济矣。”李密接受了他的建议，命他率本部五千人马向黎阳仓进发，在其他义军的配合下，当天即攻占了黎阳仓，并迅速开仓济贫，任民所取，因而博得了饥民的热烈拥护，纷纷加入了起义军，“一旬之间，胜兵二十万余”。从而迅速地壮大了队伍，开创了起义军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义宁元年（617），瓦岗军发生内讧，李密设计杀死翟让，李勣也被门卫砍伤。李密将李勣扶入帐内，亲自为他上药，并让李勣与单雄信等人统率翟让旧部，“中外遂定”①。

事后，李密骄傲自大，又不抚恤士兵，仓粮虽多，但府库无钱帛，战斗获胜，又无所赏赐，兵士不满。李勣见军心不稳，一再提醒李密，指出他的失误。李密很不高兴，遂命他出镇黎阳。“虽名委任，实亦疏之”②。

①《旧唐书》卷六七《李勣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三，炀帝大业十二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六，高祖武德元年。

宇文化及于江都缢杀隋炀帝后，率十万大军北上，奔东都洛阳而来。越王杨侗刚即帝位，自度抵挡不住，遂诱降李密，命他讨伐宇文化及。李勣奉命守仓城，于城外掘深沟，加强守备。宇文化及来势汹汹，架设攻具，四面攻城，但受深沟所阻，不能到达城下。李勣又于沟中挖地道，出击敌人，宇文化及大败而去。

武德二年（619），李密被王世充击败，入关降唐，李勣仍据守黎阳等十郡之地，未有归属。后听从魏徵的劝说，决定归唐。他对长史郭孝恪说：“魏公既归大唐，今此人众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献之，即是利主之败，自为己功，以邀富贵，吾所耻也。今宜具录州县名数及军人户口，总启魏公，听公自献，此则魏公之功也。”于是派人至长安献于李密。使者初到京城，唐高祖听说没有表奏，唯有给李密的信函，感到奇怪。使者奏明了李勣的本意，高祖十分高兴，并称赞他“感德推功，实纯臣也”。即诏授他为黎阳总管、上柱国，加右武候大将军，封曹国公，赐良田五十顷，甲第一区。其父李盖也受到了封赏。并令李勣统“河南、山东之兵以拒王世充”。

不久，李密叛唐被杀。李勣崇尚义气，上表请准其收葬。高祖归还了李密尸体，李勣备君臣之礼，“大具威仪，三军缟素”，安葬于黎阳山。礼毕，才与将士脱下丧服。他的这种“事君以忠”的举动，再次博得了人们的赞许，“朝野义之”①。

投唐立功

武德二年（619）十月，窦建德率大军南下，与李勣的巡逻部队遭遇，混战一场。建德进攻黎阳，一举破城，俘获了淮安王李神通、魏徵与李勣父李盖，唯李勣率百余骑突围而出。但因其父被俘，又返回来投降窦建德，授任左骁骑将军，仍守黎阳。②李勣虽投降了窦建德，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想脱身归唐，又怕其父受到连累，便与郭孝恪定计，先立功效以取信窦建德，然后再寻机脱身。于是他主动出击王世充，攻破获嘉城，俘获很多；接着又袭击新乡，俘虏其骑将刘黑闼，都献给窦建德。李勣屡建战功，得到了窦建德的信用，使防范松弛，遂于武德三年（620）正月归唐。有人劝窦建德杀死李盖，他说：“世勣，唐臣，为我所虏，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①遂舍而不杀。

李勣归唐后，仍任总管。不久，随从秦王李世民平定刘武周，大获全胜。接着，又参加了平定王世充的战斗。这年九月，唐军于邙山击败王世充军，进逼洛阳，其管州总管杨庆请求投降。杨庆原李密旧将，李世民派李勣率军赴轘辕道安抚其众，于是，荥、汴、淆、豫九州相继来降。②这时，王世充子玄应镇守虎牢，屯军于荥阳、汴州之间，闻知管州降唐，欲率军收复管州，被李勣击退。接着，李勣让郭孝恪致书荥州刺史魏陆，魏陆降唐，并擒获了王玄应的四员大将。翌年二月，李勣进军虎牢，王世充郑州司兵沈悦暗中投降，并做内应，遂一举攻占虎牢，活捉了刺史荆王王行本。王世充一面死守洛阳孤城，一面向窦建德求救。窦建德以为唇亡齿寒，遂率大军南下救援，相继攻占了管州、荥阳。李世民与李勣扼守虎牢，以阻止窦建德军西进。三月，李世民与李勣等在虎牢东观察窦建德营垒，与其游兵相遇，窦建德立即派出五六千骑兵追击。李勣率伏兵奋力冲杀，大破敌兵，斩首三百余级，并活捉其二员骁将，凯旋而归。①唐军很快俘虏了窦建德，平定了王世充，胜利返回长安。在这次东征中论功行赏，李世民为上将，李勣为下将。李勣以自己的骁勇善战位居诸将之首，与秦王都身披黄金甲，乘戎辂，向太庙告捷。

①《贞观政要》卷二。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八，高祖武德三年。

②《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

①《资治通鉴》卷一**，高祖武德四年。

李勣很重义气。他在瓦岗时曾与单雄信结拜为兄弟，誓同生死。后李密兵败，单雄信投靠了王世充。单雄信作战勇猛过人，在唐军围攻洛阳时，他驰骋沙场，挥枪几中齐王李元吉。平定洛阳后，单雄信被俘，将要处死。李勣请以自己的官爵赎雄信之罪，李世民不准，他哭着对雄信说：“平生誓共为灰土，岂敢念生，但以身许国，义不两遂。虽死之，顾兄妻子何如？”因用刀割下一块股肉，请雄信吃下，说：“示无忘前誓。”②在处死窦建德不久，唐高祖又征调窦建德旧将入长安，原旧将惊惧不安，于是刘黑闼又串通李密旧将兖州总管徐圆朗起兵反唐。河北各地窦建德旧将及豪右多杀官吏响应，一时发展到数万人，声势浩大。刘黑闼攻陷了冀州，进逼宗城（今河北威县东）。时李勣任黎州总管，屯守宗城，抵挡不住，欲退保洺州，途中遭黑闼追击，步兵五千人，皆没于阵，李勣幸免于难。李世民奉命讨伐刘黑闼，双方对峙于洺水城。李勣率兵逼近黑闼勇将高雅贤营垒，杀高雅贤，攻破其营。在平定刘黑闼后，李勣又奉命进击徐圆朗。唐军乘胜而进，徐圆朗连战失利，最后弃城夜逃，为人所杀，“其地悉平”③。

武德六年（623），李勣又随从李孝恭、李靖讨伐辅公祏。他率步兵一万人，渡过淮水，一举攻占了寿阳（今安徽寿县）。公拓之将陈正通率兵十万驻守梁山，派其大将冯惠亮率水军十万，把大舰锁连江中，以阻断水路，还于江西筑造营垒，分守水陆要道，以阻止官军。李勣率军攻破其营垒，惠亮单舟逃走。李勣乘胜进击，正通兵溃，逃回丹阳（今江苏南京）。辅公祏见全线崩溃，遂丢弃丹阳城，连夜逃去。李勣“纵骑追之于武康，江南悉定。”镇守并州，进击高丽武德八年（625），东突厥颉利可汗屡次掳掠并州一带，高祖命李勣为并州行军总管，以抵御突厥。唐太宗即位后，拜为并州都督（治太原）。并州是唐朝的发祥地，又是北方的门户，军事要地。从此由李勣开始经营，独当一面。

李勣知人善任，举贤荐能。早在瓦岗时，常与魏徵、高季辅、杜正伦等才能之士交往频繁，他一旦发现人才，“即加礼敬，引入卧内，谈谑忘倦，”经他引荐的，后多位至通显，当时人称其有“知人之鉴”。在他镇守并州初年，张文瓘以孝悌闻名，明经及第，补为并州参军。李勣见文瓘一表人才，曾称赞他为“今之管（仲）、萧（何）”。一次李勣入朝，文瓘与同僚二人为他饯行，李勣分别赠给那二个同僚佩刀与玉带，而对文瓘却一无所赠，文瓘不解其意，心中疑惑，李勣遂解释说：“子无为嫌。若某，冗豫少决，故赠以刀，欲其果于断；某放诞少检，故赠以带，俾其守约束。若子才，无施不可，焉用赠？”①因极力引荐，高宗朝张文瓘位至宰相。

②《隋唐嘉话》卷上。

③《旧唐书》卷五五《徐圆朗传》。

①《新唐书》卷一一三《张文瓘传》。

贞观三年（629）十一月，突厥再次入寇河西。诏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率十几万大军出击，以李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从云中进军，在白道与突厥颉利可汗兵遭遇，大败突厥兵。颉利可汗派使者请和，太宗派鸿胪卿唐俭出使突厥。李勣与李靖一起议论军事，认为颉利可汗虽然兵败，人马尚多，若进入碛中，与九姓互保，道路险阻，难以追及。今唐俭在那里，防备松弛，我军若迅速出击，突厥必不战而降。这一策略正和李靖不谋而合，他高兴地说：“公之此言，乃韩信灭田横之策也。”果然，李靖袭击颉利可汗牙帐，颉利可汗欲逃入碛中，李勣早已屯军碛口。颉利可汗前进受阻，后有追兵，其大酋长率其部落一并投降了李勣。李勣俘虏五万多人，胜利而归。李勣镇守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四夷宾服，号为称职。贞观十五年（641），征为兵部尚书，封英国公。唐太宗深有感触地说：“隋炀帝不解精选贤良，镇抚边境，惟远筑长城，广屯将士，以备突厥，而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勣于并州，遂得突厥畏威远遁，塞垣安静，岂不胜数千里长城耶？”①李勣尚未赴京就任，薛延陀真珠可汗乘唐太宗君臣东封泰山之机，纠合同罗、回纥等族军队二十万，穿过漠南，袭击已归降的突厥，俟利苾可汗抵御不住，率部落进入长城内，派使者告急。太宗立即调兵遣将，反击薛延陀。新任兵部尚书的李勣为朔州道行军总管，率步兵六万，骑兵二千屯守羽方。②十二月，薛延陀可汗之子大度设率三万骑兵逼近长城，适遇李勣率唐军赶到。大度设见尘埃冲天，兵威强盛，望而生畏，遂率其众从赤柯泺北逃。李勣从部下及突厥兵中选精骑六千，由直道拦击。他越过白道川，于青山与薛延陀军相遇。大度设整军迎战，列阵长达十里。突厥兵先出战，结果败下阵来。大度设乘胜追击，恰好李勣率军赶到。薛延陀万箭齐射，唐军马伤亡很大。李勣命骑兵下马，手执长槊，一直朝前猛冲，薛延陀溃不成军。这时，副总管薛万徹又及时赶到，夺取了薛延陀战马，唐兵合力冲杀，斩首三千余级，俘虏五万余人。大度设狼狈北逃，到了漠北，又遇上了特大暴风雪，“人畜冻死者什**”①。

唐军反击薛延陀大获全胜，其使臣回国时，唐太宗教训他说：“吾约汝与突厥以大漠为界，有相侵者，我则讨之。汝自恃其强，逾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将才数千骑耳，汝已狼狈如此！归语可汗，凡举措利害，可善择其宜。”②战事结束后，李勣入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的才干与忠贞，博得了唐太宗的亲重和殊遇。一次李勣患有暴病，药方说胡须灰可以治疗，太宗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胡须剪下，为他调药。李勣感动得涕泪交流，在入谢时顿首出血。翌年，李治立为太子，太宗让他辅佐太子，因转任太子詹事，加官特进，仍知政事。在一次宴会上，太宗对李勣说：“朕将属以孤幼，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③李勣流泪辞谢，噬指流血。不一会儿，李勣喝醉了酒，太宗脱下御服，亲自披在他的身上。

①《贞观政要》卷二。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太宗贞观十五年。羽方，《新唐书》本传作“朔州”。①②《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太宗贞观十五年。

③《贞观政要》卷二。

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将进击高丽，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步兵、骑兵及兰、河二州归降的胡兵计六万人，向辽东进发。第二年三月，李勣从柳城（今辽宁朝阳）出师，先虚张声势，给人以出击怀远镇的假象，而暗中进军甬道。四月，从通定镇渡过辽水，抵达玄菟（今辽宁铁岭南）。高丽惊慌失措，关闭城门自守。接着李勣攻占了盖牟城（今辽宁抚顺），俘虏了二万余人，缴获粮食十几万石。李勣又乘胜进军，兵临辽东城（今辽宁辽阳）下。①李勣开始攻城，唐太宗也率一万甲骑赶到。高丽害怕唐军抛石车，乃于城上积木筑战楼，以抵御抛石。李勣把抛石车排列在城下，抛石击城，块块巨石飞射城上，无坚不摧；另一方面又用撞车撞其楼阁，所撞之处，无不倾倒。这时又刮起了南风，李勣乘机纵火，点着了城西南楼。大火迅即蔓延到城中。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全城立时浓烟滚滚，烈焰腾腾，城内一片混乱。唐军一举攻克了辽东城，烧死俘虏高丽兵万余人。②在攻占辽东城后，唐军乘胜围攻白岩城（今辽阳东南）。白岩城靠山临水，四面险绝难攻。李勣以撞车撞城，又用抛石车飞石击城，飞石流矢雨点般射向城中。高丽守将孙代文抵挡不住，遂举城请求投降。③于是，唐军又攻占了白岩城。

贞观二十年（646），刚从辽东班师不久，薛延陀部发生了内乱，李勣奉命率兵讨乱，在乌德鞬山大破其军，大首领梯真达官率众投降，咄摩支可汗向南逃往荒谷之中。李勣派通事舍人萧嗣业前去招降，其部落犹首鼠两端，李勣遂派兵进击，前后斩首五千级，俘虏三万余人。④唐太宗十分欣赏李勣的军事才干，又钦佩他的忠诚。贞观二十三年（649），在临终前，唯恐他身为两朝元老，难以驾驭，特意将他出任为叠州都督，并向太子面授机宜，说：“李勣才智有余，屡更大任，恐其不厌服于汝，故有此授。我死后，可亲任之。若迟疑顾望，便当杀之。”李勣似明白唐太宗的心意，奉诏之后，“不及家而去”①。

密表劝请，支持废立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召回李勣，授任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进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密，不久，又拜尚书左仆射。他惧怕盈满，遂于永徽元年（650）上表，请求解除了左仆射职务，但仍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知政事。四年，又被册为司空。早在贞观年间，李勣以勋庸图形于凌烟阁，至此，高宗又命人为他画像，并亲自为他写序。②永徽六年（655），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昭仪武则天为皇后。此事在朝臣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以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元老坚决反对，李义府、许敬宗等政治上的失意者却极力支持。李勣在表面上同意长孙无忌等大臣的意见，而暗中却赞成此事。他曾与许敬宗等人“密表劝请”③。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九年。

②③《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

①《唐语林》卷五。

②《新唐书》卷九三《李勣传》。

③《旧唐书》卷七八《于志宁传》。

这年九月，一天退朝后，高宗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入内殿，再次商议废立皇后之事。褚遂良以破釜沉舟的决心，表示誓死力争。李勣见此情形，却“称疾不入”，巧妙地回避了，而褚遂良因死力相争，几乎招致杀头之祸。过了几天，高宗私下向李勣表示：自己愿立武昭仪为皇后，顾命大臣坚决反对，自己感到棘手难办。李勣不以为然地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李勣虽未明言支持立武昭仪，但他劝高宗把此事看作家事，不必理会外廷的意见，实际上是支持高宗废立皇后的举动，因此，“上意遂决”①。在李勣的暗中支持下，唐高宗不顾长孙无忌等人的反对，决定立武则天为皇后。这年十一月初一日，高宗临轩，李勣奉命赍玺绶册封武则天为皇后。在废立皇后一事的激烈政争中，决定了朝臣的沉浮。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反对派，先后被贬到地方，有的自缢身死，有的被治罪。支持者李义府等人则飞黄腾达，李勣也格外受到亲重。在高宗东封泰山时，他任封禅大使。在途经他的故乡时，皇后亲自去看望他寡居的姐姐，赐给衣物，还封为东平郡君。李勣不慎坠马伤足，高宗亲自慰问，并把御乘赐予他。

褚遂良、韩瑗因极谏而遭杀身之祸，此后群臣多缄默不言。一天高宗与侍臣议政，谈及了隋炀帝，说：“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虚心求谏，而竟无谏者，何也？”李勣顺口阿谀说：“陛下所为尽善，群臣无得而谏。”②

再击高丽，陪葬昭陵

乾封元年（666），唐朝再次出兵高丽。十二月，高宗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六总管分水、陆两军出发。这位年逾古稀的老将军风采不减当年，能谋善断，指挥若定。翌年二月，李勣率军渡过辽水，抵达新城（今辽宁铁岭南），他对诸将说：“新城是高丽西境镇城，最为要害，若不先图，余城未易可下。”遂至城西南，依山筑栅，围困新城。城中窘迫，遂开门投降。由于攻克了新城，进军很顺利，“自此所向克捷”，接连攻下十六城。①总章元年（668）二月，李勣攻下扶余城（今吉林四平），高丽王子泉男建派五万兵前来救援，在薛贺水与唐军相遇。李勣军奋力冲杀，大破高丽兵，斩获三万余人，接着挥师南下，九月，攻克了大行城（今辽宁丹东南），唐军诸路人马与李勣会师，进至鸭绿栅，再破高丽兵，追击二百余里，攻下了辱夷城，进而包围了平壤城（今朝鲜平壤）。高丽王高藏派王子泉男产率九十八人打着白旗投降。李勣又活捉了泉男建，于是“高丽悉平”②。李勣胜利归来，在到达京师近郊时，高宗先命把高藏献于昭陵，以告慰九泉之下的唐太宗；然后具备盛大的军容仪式，高奏凯歌，进入京城。为了嘉奖李勣的赫然战功，加封太子太师，增实封通前一千一百户。

总章二年（669）十一月，李勣患病，且病情逐渐加剧。高宗及太子屡赐良药，又召回其在外地的子弟侍臣。子弟请医治病，李勣不许进门，说：“我山东一田夫耳，攀附明主，滥居富贵，位极三台，年将八十，岂非命乎？修短必是有期，宁容浪就医人求活！”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〇一，高宗麟德二年。

①《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〇一，高宗总章元年。

李勣见房玄龄、杜如晦辛苦创家立业，但后来被不肖子孙倾家荡产，深感痛心，他自以为病体难愈，遂把子孙们召来，当面向其弟李弼嘱托后事说：“我见房、杜平生勤苦，仅能立门户，遭不肖子荡覆无余。吾有此子孙，今悉付汝。葬毕，汝即迁入我堂，抚养孤幼，谨察视之。其有志气不伦，交游非类者，皆先挝杀，然后以闻。”①十二月三日，李勣病卒，享年七十六。②高宗悲痛地流着眼泪说：“勣奉上忠，事亲孝，历三朝未尝有过，性廉慎，不立产业。今亡，当无赢资。有司其厚赗卹之。”③令在光顺门为他举哀，七天不上朝。并赠官太尉、扬州大都督，谥贞武，陪葬昭陵。在安葬那一天，高宗于未央古城楼哭着送丧，还诏令百官送丧至故城西北。所造坟墓按照汉代卫青、霍去病故事，形似阴山、铁山及乌德鞬山，以旌表他破突厥、薛延陀之功。这座形似三山的坟墓至今仍矗立在陕西礼泉县九嵕山之下，成为其功绩的历史见证。

李勣在其戎马生涯中，能谋善断，有杰出的军事才干。他每次行军作战，“用师筹算，临敌应变，动合事机”。因而在攻灭东突厥，平定薛延陀，征服高丽等重大军事战役中，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唐太宗曾极口称赞他“古之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岂能及也”④。上元元年（760），唐肃宗把他与李靖一起，誉为历史上十大名将之一，配享武成王（姜太公）庙⑤。

李勣在政治上也很有建树。在隋末天下“同苦隋政”之时，他踊跃投身于农民起义的洪流中，为发展、壮大瓦岗军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为推翻隋皇朝的残暴统治发挥了作用。在唐皇朝平定天下、维护国家的统一中也建有功勋。尤其在维护边境的安定与和平上更是战功赫然。唐太宗曾高度评价他说：“参经纶而方面，南定维扬，北清大漠，威振殊俗，勋书册府。”①

①《资治通鉴》卷二〇一，高宗总章二年。

②李勣享年，《旧唐书》本传云七十六，《新唐书》本传云八十六，按《金石萃编》卷五九李勣碑亦云“春秋七十有六”，今从《旧唐书》本传与碑志。

③《新唐书》卷九三《李勣传》。

④《贞观政要》卷三。

⑤《新唐书》卷五《礼乐志》五。①《唐大诏令集》卷六二。

第二节 魏徵备经丧乱，仕途坎坷

魏徵（580—643），字玄成，钜鹿曲城（今河北巨鹿）人。父魏长贤曾仕北齐为屯留令。魏徵少年时父亲即去世，家道中衰，陷于贫困境地。但他“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曾出家做过道士。从小爱好读书，多所涉猎。时值隋末，天下渐乱，他“尤属意纵横之说”②。

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武阳郡丞元宝藏举兵反隋，以响应李密，召魏徵为典书记。从此，他成为农民起义军的一员。义宁元年（617）九月，元宝藏受李密封爵，命魏徵写信致谢。李密因喜爱魏徵的文辞，特召请他为元帅府文学参军，掌记室。从此，魏徵即在李密属下任职。

武德元年（618）九月，李密在击败宇文化及后，“劲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王世充又出兵洛口，欲乘机歼灭李密军。李密召集众将商议，多主张应战，魏徵却劝告长史郑颋说：“魏公虽骤胜，而骁将锐卒死伤多矣；又军无府库，有功不赏，战士心惰，此二者难以应敌。未若深沟高垒，旷日持久，不过旬月，敌人粮尽，可不战而退，追而击之，取胜之道。且东都食尽，世充计穷，意欲死战，可谓穷寇难与争锋，请慎无与战。”魏徵知己知彼，提出了十分正确的建议，郑颋不但听不进去，反蔑视为“老生之常谈”。他生气地说：“此乃奇谋深策，何谓常谈？”遂拂衣而去。果然不出魏徵所料，交战之后，李密军全线溃败，死伤大半，郑颋等将佐被俘，李密走投无路，遂入关降唐。

魏徵随李密归降了唐朝，久久不被任用，便自请安辑山东，于是被授任为秘书丞，乘驿传到达黎阳。这时，李密旧将李勣仍拥兵据守，魏徵致书李勣，认为李密拥兵数十万，一蹶不振，已归降唐朝；今黎阳为兵家必争之地，宜早归降，以免后患。李勣得魏徵信后，遂决意降唐，并开仓运粮，支援淮安王李神通军。①不久，窦建德攻陷黎阳，俘获了魏徵，任其为起居舍人。至武德四年（621），秦王李世民擒获窦建德，魏徵再次归唐。太子李建成闻其名声，引荐他任太子洗马。从此，魏徵成为东宫的座上宾。

魏徵事奉皇太子，竭智尽力。他见秦王位望隆重，暗中有夺宗之志，为提高太子声望，稳固储君地位，便与太子中允王珪劝告太子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①太子依从其建议，奏请了高祖，总领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统河南、河北诸州军马，以讨伐刘黑闼。魏徵随太子远征，在洺水（今河北曲周东南）连破黑闼军。鉴于以前的高压政策，致使窦建德余部再次起兵，他遂向太子建议说：“黑闼虽败，杀伤太甚，其魁党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欲降无由，虽有赦令，获者必戮，不大荡宥，恐残贼啸结，民未可安。”②《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①《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〇，高祖武德五年。

太子听从了他的建议，“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②。因此，刘黑闼也很快束手就擒，从而结束了河北一带动荡不安的局面。

魏徵见秦王功勋越来越大，威望越来越高，严重威胁着太子地位，常常劝说太子快想对策，李世民也风闻此事。武德九年（626）六月，玄武门事变，秦王诛杀了太子及齐王元吉，召来魏徵，责问他为何“离间我兄弟”，他却毫无惧色，直言不讳地说：“皇太子若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秦王听了虽一时很气愤，但一向器重他的才干与耿直，仍以礼相待，引荐他为詹事主簿。

不久，魏徵任谏议大夫。原太子及齐王之党羽散亡在民间，虽有赦令，犹不自安，有的人还告捕以邀赏，闹得人情不安，于是派魏徵宣慰山东，并允许以便宜行事。魏徵到达磁州（今河北磁县），正遇州县押送前东宫千牛李志安、齐王府护军李思行去京师。他说：“吾受命之日，前宫、齐府左右皆赦不问；今复送思行等，则谁不自疑！虽遣使者，人谁信之！吾不可以顾身嫌，不为国虑。且既蒙国士之遇，敢不以国士报之乎！”③遂当即命令全部释放。李世民听到后，对魏徵不顾嫌疑、忠心奉国深为敬佩。

极言直谏，一代诤臣

魏徵备经丧乱，仕途坎坷，阅历丰富，因而也造就了他的经国治世之才，他对社会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而且为人耿直不阿，遇事无所屈挠，深为精勤于治的唐太宗所器重。太宗屡次引魏徵进入卧室，“访以得失”，魏徵也“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对于朝政得失，频频上谏。唐太宗曾褒奖他说：“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不久，迁任尚书左丞。贞观三年（629）即以秘书监参知国政，进封郑国公。魏徵的直言极谏是著名的，当时以“识鉴精通”而闻名的宰相王珪曾高度评价他说：“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①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徵向太宗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太宗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②。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难以伦比的。

魏徵的谏诤涉及面很广，朝廷军国大事的失误自然是他上谏的主要内容。为了医治隋末战乱的创伤，他规谏太宗要与民休养生息，一改隋炀帝奢靡之风，反对营造宫室台榭和对外穷兵黩武；为了社会的安定，他规谏太宗要废除隋的严刑峻法，代之以宽平的刑律；为了政治清明，他规谏太宗用人要“才行俱兼”，对官吏中的贪赃枉法之徒要严惩不贷。在刑赏问题上，他认为刑赏之本在于劝善惩恶，在王法面前，“贵贱亲疏”一律对待；在君主的思想作风上，他规谏太宗要兼听广纳，认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以防止贵臣壅蔽，下情不得上达。他规谏太宗要以“亡隋为戒”，接受历史教训，居安思危，力戒骄奢淫逸。对这些有关国家治乱、社稷存亡的大问题，魏徵在上谏时一向是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对唐太宗的失误批评也是尖锐的。

②《新唐书》卷七九《隐太子建成传》。

③《资治通鉴》卷一九一，高祖武德九年。

①《贞观政要》卷二。

②《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

他提倡上书言辞激切，无所顾忌。贞观八年（634），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说：“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太宗看后大怒，要给他定以讪谤之罪。魏徵马上劝谏说，昔日贾谊给汉文帝上疏说：“可为痛哭者三，可为太息者五。”自古上书，都是言辞激切，不这样就不能引起皇帝的警觉，激切并不是讪谤。太宗听后有所悔悟说：“朕初责此人，若责之，则谁敢言之。”①魏徵对唐太宗常常是面折廷诤，有时弄得他面红耳赤，甚至下不了台。一次罢朝后，太宗曾余怒未息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又说魏徵“每廷辱我”②。不难看出，魏徵的犯颜直谏，往往是一针见血，甚至到了太宗难以忍受的程度。

除了军国大事外，魏徵对太宗其他一些不合义理的做法也提出善意的批评。贞观六年（632）八月，长乐公主下嫁，太宗以公主是长孙皇后所生，敕令资妆要倍于永嘉长公主。魏徵上谏，以为长公主尊于公主，公主之礼不应超过长公主。长孙皇后听到此事后，十分钦佩魏徵的刚直敢谏，颇有感触地对太宗说：“尝闻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实乃能以义制主之情，可谓正直社稷之臣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蒙礼待，情义深重，每言必候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为之《说难》，东方称其不易，良有以也。”①之后，便亲自去魏徵家，赐帛五百匹。魏徵的直言极谏，甚至说出了连长孙皇后也不敢轻易说出的话。

尽管太宗对魏徵的尖锐批评一时难以接受，但他毕竟认识到魏徵是忠心奉国，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对他的犯颜直谏曾感叹说：“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当然，唐太宗的开明政治是魏徵屡次极言直谏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回答说：“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这一番话也并不只是谦逊之辞。

魏徵对朝政失误的批评，对贞观政治纠谬补缺，多所裨益。太宗已感到自己不可一日离开他。太宗曾把魏徵比作良匠，自己比作金子，金子原在矿石里，它之所以称贵，是由“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史家高度评价魏徵说：“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

①《魏郑公谏录》卷一。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六年。

①《旧唐书》卷五一《长孙皇后传》。

偃革兴文，与民休息

魏徵鉴于隋末人口流亡、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事实，力劝太宗偃革兴文，实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休养生息政策，表现了他政治上的“致化”思想。太宗即位初，曾与群臣谈及教化百姓之事。太宗认为大乱之后，恐怕难以教化。魏徵则认为：“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他举例说，犹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一样。他还批驳大臣封德彝的“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的说法，认为商汤灭夏桀，周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他又进一步说：“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①魏徵坚持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是积极可取的。太宗采纳了魏徵的建议，制定了经国治世的基本国策，对于贞观之治有着深远的影响。魏徵还提出了以静为化之本的施政方针。他认为隋朝虽然府库充实，兵戈强盛，但由于“甲兵屡动，徭役不息”，最后虽富强而丧败，其原因就是因为“动”。在大乱之后，百姓疲敝，人心思治，当以安静为本，“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非微而难察也”②。

魏徵以静为本的思想，主张社会有个安定的环境，与民休养生息，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为此，魏徵曾屡次劝谏太宗停止兵事，提倡轻徭薄赋，布德施惠。贞观初年，岭南诸州奏说高州酋帅冯盎反叛，太宗将调发江南、岭南数十州兵讨伐。魏徵立刻上谏说：“中国初定，疮痍未复，岭南瘴疠，山川阻深，兵远难继，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他认为冯盎数年“兵不出境，此则反形未成，无容动众。”如果派遣使者，“分明晓谕，必不劳师旅，自致阙庭。”太宗依从了他的意见，不动一兵一卒，岭南果然相安无事。太宗高兴地说：“岭南诸州盛言盎反，朕必欲讨之。魏徵频谏，以为但怀之以德，必不讨自来。既如其计，遂得岭表无事，不劳而定，胜十万师。”①遂赐绢五百匹。

为了防止劳役百姓，魏徵还劝谏太宗停止周边诸国的入朝贡献。贞观二年，高昌王麹文泰将入朝，西域诸国也欲遣使贡献。魏徵上谏说：“中国始平，疮痍未复，若微有劳役，则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经州县，犹不能供，况加于此辈。”太宗听了，马上下令追回迎接西域使臣的使者。

魏徵还劝谏太宗停止一些规模较大的活动，以减少费用。贞观六年，文武百官都以为封禅为帝王盛事，又天下乂安，屡次请求东封泰山，唯独魏徵不同意。他认为尽管太宗功高德厚，国泰民安，四夷宾服，“然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②。在魏徵的规谏下，又恰遇河南、河北数州闹水灾，遂停止了东封活动。魏徵认识到，帝王崇饰宫宇，奢侈无度的结果必然疲劳百姓。在与太宗谈及此事时，曾以“亡隋为鉴”，说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书籍所传，亦陛下目所亲见”③。提醒太宗慎自惕勉，以防重蹈覆辙。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②《贞观政要》卷八。

①《贞观政要》卷九。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六年。

③《贞观政要》卷六。

④《魏郑公谏录》卷一。

太宗曾让在益州及北门制造绫锦、金银器，魏徵上言，劝止此事。他说：“金银珠玉，妨农事也，锦绣纂组，害女工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饥；一女不织，天下有受其寒。古人或投之深泉，或焚之通衢，而陛下好之，愚臣不胜其耻。”④太宗在位既久，忘记了俭约的作风。贞观十一年（637），他东巡洛阳，住在显仁宫，因州县官吏供奉不好，大都受到了谴责。魏徵认为这是渐生奢侈之风的危险信号，于是马上给他敲一下警钟：“隋惟责不献食，或供奉不精，为此无限，而至于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当兢惧戒约，奈何令人悔为不奢。若以为足，今不啻足矣；以为不足，万此宁有足耶？”之后，魏徵又上疏，表示“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①。

魏徵的“偃革兴文”的政治思想是符合唐初国情民意的，有利于医治隋末战乱的创伤，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国威远扬。太宗颇有感慨地对宰臣长孙无忌说：“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威慑四夷，远人自服。唯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安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驿，相望于道。凡以此事，皆魏徵之力也。”②兼听广纳，君臣共理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说：“何谓为明君暗君？”魏徵率直地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列举了历史上的唐、虞，“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故不塞听与迷惑；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偏听偏信，致天下溃败而不自知，于是他结论说：“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③可见，兼听纳下，也是魏徵的政治思想之一，这和他的“致化”思想是相一致的。

魏徵主张君主兼听纳下，有利于君主听取臣下的正确意见，以克服君主的主观片面性。帝王久居深宫，视听不能及远，再加上自己的特殊身份，很难了解社会实际。因此，魏徵奏言太宗：“陛下身居九重，细事不可亲见，臣作股肱耳，非问无由得知”①。在魏徵看来，只有兼听纳下，才能更好地掌握下情，才不至于被“壅蔽”。这是克服帝王独断专行的作风、减少失误的有效措施。太宗接受了这一思想。贞观四年，太宗曾对侍臣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②魏徵认为，开国之初，君主往往能兼听广纳，但很难坚持始终。贞观十四年（640），他向太宗表明了这种思想。他说：“臣观古来帝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慎，采刍荛之议，从忠谠之言。天下既安，则恣情肆欲，甘乐谄谀，恶闻正谏。”③讽劝太宗要善始善终。

兼听纳下不仅只讲君主的思想作风，而且还包含发挥臣下的聪明才智，以使君臣协力，共治天下的思想。魏徵曾上疏太宗说：“臣闻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体或不备，未有成人。然则首虽尊极，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借股肱以致治。”他说明君臣共为一体的道理，强调了臣下的股肱作用，指出了君臣同心同德，才能导致天下大治，如果君主闭目塞听，“委弃股肱，独任胸臆，具体成理，非所闻也”。魏徵的这种君臣一体，同心求治的思想博得了太宗的赞赏，他曾多次对臣下说：“既义为一体，宜协力同心。”

①《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

②《魏郑公谏录》卷五。

③《贞观政要》卷一。

①《魏郑公谏录》卷五。

②《贞观政要》卷一。

③《贞观政要》卷三。

魏徵从治乱得失的比较中，提出的君主要“兼听纳下”的政治思想对于调整君臣关系也起了积极作用。在封建**的时代，君臣关系处于既统一又对立之中。魏徵在奏疏中引用了孟子的话说：“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他主张君主对大臣要诚信不疑，如“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这样“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治矣”①。因此，君主对于臣下的信任是至为重要的。

唐太宗在实践中推行了兼听纳下的思想，调整了君臣关系，改变了帝王传统的孤家寡人做法，臣下对朝廷施政中的失误之处上书规谏，纠缪补缺，匡弼时政。君臣和舟共济，集思广益，上下同心，从而开创了贞观年间的谏诤成风的开明政治。

知人善任，惩恶劝善在一次奏疏中，魏徵援引了管仲回答齐桓公在用人问题上妨害霸业的五条，一是不能知人，二是知而不能用，三是用而不能任，四是任而不能信，五是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②可以说，知、用、任、信、不使小人参之，基本上概括了魏徵的吏治思想。

知人是用人的首要问题。在用人问题上，魏徵特别强调君主的知人。他给太宗上疏说：“臣闻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万国咸宁，一人有庆，必借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则庶绩其凝，无为而化矣。”①魏徵指出君主知人，才能任用忠良、俊乂之士，这是“无为而化”、天下致治的先决条件。

魏徵认为识别人臣的善恶是知人的一个重要内容。贞观六年，太宗与他谈及了“为官择人”一事，他回答说：“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怎样才能“审访其行”呢？就是要注意对官吏的严格考察，他说：“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②魏徵认为在不同的环境中，观察人的所作所为，是考核官吏才行的时机。

在不同的时期，在用人标准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天下未定之时，一般是“专取其才，不考其行”，天下太平之时，“则非才行兼备不可任也”③。他的这一用人思想，是和变化的客观形势相适应的，也是可取的。

①《贞观政要》卷三。

②《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六年。

②③《贞观政要》卷三。

贞观五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天才无行，与侍御史李仁发俱以告讦得到了太宗的恩宠，因此他俩更是有恃无恐，任意弹射，不少大臣受到谴责，心中愤然不平。魏徵认为告讦并非正直，进谗言只能是陷害大臣，也不是忠的表现，即上谏太宗说：“万纪等小人，不识大体，以讦为直，以谗为忠。陛下非不知其无堪，盖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万纪等挟恩依势，逞其奸谋，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厉俗，奈何昵奸以自损乎！”①魏徵直言批评了唐太宗以告讦为正直、重用奸佞小人的错误做法，太宗开始默然不语，后来觉得他说的有理，赐绢五百匹。

扬长避短是魏徵用人的一个卓越思想。他在奏疏中比较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舍其所短”②。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人都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魏徵主张“因其才以取之”，要扬其长而避其短，不能因其短而掩其长。他的这一用人思想，祛除了求全责备的弊病，拓宽了用人之路。

赏罚分明，不徇私情，也是魏徵的用人思想中的一个内容。他在奏疏中，曾深入地谈论过这一问题，他说：“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③贞观三年，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罪被罢免官职。相寿曾是秦王府幕僚，凭借这一关系，他请求太宗宥免。太宗赐绢一百匹，还命他仍任旧职。魏徵知道后，立即进谏说：“今以故旧私情，赦其贪浊，更加以恶赏，还令复任，然相寿性识未知愧耻。幕府左右，其数众多，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④太宗欣然接受了他的批评，改变了原来的做法。

魏徵反对重用宦官。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屡次以宦官充任使者，他们回京后又妄加弹奏，常使太宗发怒。魏徵即上奏说：“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谮，为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无所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源”。太宗听后高兴地说：“非公，朕安得闻此言！”①魏徵在唐初已看到重用宦官的隐患，并劝太宗要为子孙后代着想，表现了他在用人方面的卓识远见。唐后期的宦官专权也恰好印证了他对宦官“为患特深”的英明预言。

居安思危，善始慎终魏徵在与唐太宗等人讨论创业与守业之难时说：“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敝，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②这里，虽然魏徵对披坚执锐、出入生死的创业之难估计不足，但分析守成之难却是鞭辟入里的。

魏徵认为，要守成帝业，使国家长治久安，最重要的就是居安思危。贞观五年，太宗谈到虽然国内相安无事，四夷宾服，但自己仍“日慎一日，惟惧不终”。魏徵则回答说：“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③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五年。

②《贞观政要》卷三。

③《贞观政要》卷三。

④《魏郑公谏录》卷一。

①《魏郑公谏录》卷二。

②《贞观政要》卷一。

③《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五年。

魏徵熟谙历史，见历史上不少帝王都以居安忘危、骄奢怠惰，因而天下大乱，因此在贞观六年与太宗谈论古代帝王兴衰时说：“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④他认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是由于帝王忘乎所以，无心政治，因而导致了国家的危亡与覆灭，以此提醒太宗，要小心在意，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魏徵常以亡隋为借鉴，以说明居安思危的迫切性。贞观十一年（637），他接连上疏，反复强调“以隋为戒”的重大意义。在奏疏中说：隋“统一寰宇，甲兵强盛，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土崩瓦解，原因何在呢？是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因此他告诫太宗“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并表示“臣愿当今之动静，思隋氏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魏徵总结隋亡的教训，作为太宗治理国家的一面镜子，以做到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诗经》所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几乎成为一条规律。魏徵明了这一点，他在奏疏中说古代帝王“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原因何在呢？他解释说：“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当志得意满之后，玩物丧志，骄奢淫逸。因此，他特别告诫太宗“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①他这种慎终如始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是保证帝业兴盛不衰的重要因素。从善始慎终的政治思想出发，魏徵特别留意观察太宗政治上的变化，及时提醒他注意。贞观六年，太宗与侍臣论安危之本，近来政事如何时，魏徵认为政事不如贞观之初。他比较说：“贞观之初，陛下志在节俭，求谏不倦。比来营缮微多，谏者颇有忤旨，此其所以异耳！”魏徵有的放矢，太宗听了心悦诚服，拍手大笑说：“诚有是事。”①此后，魏徵还经常劝谏太宗要保持即位之初孜孜求治的思想作风。贞观十一年（637）五月，他上疏说：“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批评了太宗政事不如贞观之初，并指出：“陛下往以未治为忧，故德义日新；今以既治为安，故不逮。”他列举了不少太宗勉强从谏的事例，说明与贞观之初从谏如流的作风大不一样。太宗听后很满意，褒奖他说：“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②贞观十三年五月，魏徵乘太宗诏五品以上官上封事之机，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政事不如贞观之初的事实，上奏太宗，这就是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疏中列举了太宗搜求珍玩、纵欲以劳役百姓、昵小人、疏君子、崇尚奢靡、频事游猎、无事兴兵、使百姓疲于徭役等不克终十渐，批评了太宗的骄满情绪，再次提醒他慎终如始。太宗看完奏疏后，欣然接纳，并对他说：“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有违此言，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哉！方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兼录付史官，使万世知君臣之义。”③遂赐黄金十斤、马二匹。

④《贞观政要》卷一。

①《贞观政要》卷一。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六年。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太宗贞观十一年。

③《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

助成文治，名垂后世

魏徵喜逢知己之主，竭尽股肱之力，辅助太宗理政，已成为太宗的左手右臂。魏徵建言行事，匡正朝政失误，助成贞观之治。太宗曾说：“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并亲手解下佩刀，赐予魏徵。

贞观十六年（642）七月，魏徵染病，卧床不起。太宗手诏慰劳，并说：“不见数日，朕过多矣。今欲自往，恐益为劳。若有闻见，可封状进来。”魏徵不顾疾病在身，又上言数事，对太宗近来临朝时“常以至公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辟”的言行不一的做法提出了批评。魏徵平素为官清正，生活简朴，以至家无正堂。太宗下令停止营造小殿，用其木材为魏徵建造正堂。建成后，又根据魏徵的好尚，赐给他素屏风、素被褥、几、杖等家物。①贞观十七年（643）正月，魏徵病情恶化，太宗命一中郎将住在他家中，及时通报病情，所赐药膳无数，中使相望于道。太宗与太子两次亲临病榻看望，并而许将衡山公主下嫁给他儿子叔玉。十七日，魏徵病卒。时年六十四。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陪葬昭陵。安葬时，其妻裴氏遵照魏徵的夙愿，以布车载着灵柩。太宗悲恸之极，登苑西楼望丧痛哭，还诏令百官送丧至郊外。并亲自撰写碑文，亲笔书写。他思念魏徵不已，对侍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②太宗论定功臣，魏徵得以图像于凌烟阁。他望着魏徵画像思绪万千，遂吟诗曰：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

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③太宗对魏徵的特殊礼遇与尊宠引起了某些人的妒嫉，经魏征举荐入相的杜正伦、侯君集或以罪被黜免，或以叛逆受诛，因指摘魏徵有朋党；又扬言魏徵将前后谏诤之语抄录给史官褚遂良，太宗信以为真，很不满意，遂终止了衡山公主与魏叔玉的婚事，并下令推倒了亲自书写的纪念碑。①直到贞观十九年（645），太宗亲征高丽，战士死伤数千人，战马损失十分之七八，他深深悔恨这一举动，不禁慨然叹息说：“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②于是立命驰驿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徵，又重立纪念碑。

魏徵是唐初卓越的政治家，他刚正不阿，素以有胆有识、犯颜直谏而著称，辅弼唐太宗拨乱反正，以成贞观之治。太宗曾说：“为政者岂待尧、舜之君，龙益之佐，自我驱使魏徵，天下乂安，边境无事，时和岁稔，其忠益如此。”③史家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说他“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移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这并非是谀美之辞。魏徵的名字与贞观之治将同垂于青史。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太宗贞观十六年。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太宗贞观十七年。

①《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十九年。

③《魏郑公谏录》卷五。

（谢选骏指出：徐世勣和魏征都是李密的部下，却能一再更换主子而毫发不伤——这都是由于他们善于表演忠心耿耿，于是配合唐朝演出了翻云覆雨的权力更迭。尤其徐世勣，马屁拍到了红三代，直接拍在了武媚娘的腿上，真是无耻之尤也。但是古往今来的史家和政客却不能像我这样道破徐魏二人的瓦岗叛军的诡诈机谋，何也？因为他们也都是在混饭吃，也都需要隐恶扬善、继续演戏。）

【第六章 唐高祖】

第一节 晋阳起兵

唐高祖（566—635）是唐朝的开国君主，姓李，名渊。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①，其后屡经迁徙，至渊高祖李熙、曾祖李天赐均居赵州昭庆县（今河北隆尧）②。祖父李虎西魏时赐姓大野氏，拜柱国大将军，与宇文泰、独孤信等为著名的“八柱国家”③，北周时追封为唐国公。父李昺，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唐国公爵。

李渊七岁袭封唐国公，母独孤氏与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都是独孤信的女儿。妻子窦氏是隋定州总管神武公窦毅之女，其母为北周武帝姊襄阳长公主。因此李渊与隋朝上层统治集团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隋初李渊为千牛备身，得到独孤皇后的关爱，累转谯（今安徽亳县）、岐（今陕西凤翔）、陇（今陕西陇县）三州刺史。大业初，为荥阳（今河南荥阳）、楼烦（今山西静乐）二郡太守，征为殿内少监。九年，迁卫尉少卿，掌管宫廷禁卫事，开始由文官转任武职。隋炀帝第二次征辽时，派李渊往怀远镇（今辽宁辽中附近）负责督运。杨玄感起兵反隋，又命李渊往镇弘化郡（今甘肃庆阳）兼知关右诸军事。大业十一年夏，炀帝巡视太原，看到山西一带农民纷纷起义，便命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承制黜陟选补郡县文武官，仍发河东兵讨捕群盗”①。李渊留家河东，率军至龙门（今山西河津西北），打败了毋端儿部的起义军。又代樊子盖进攻绛郡起义军敬盘陀、柴保昌部。樊子盖在军，焚毁村坞，坑杀降人，“百姓怨愤，益相聚为盗”②。李渊一反樊子盖所为，软硬兼施，对降人往往“引置左右”，于是降者“前后数万人，余党散入他郡”③。大业十二年，迁右骁卫将军，这年十二月任太原留守。

这时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经燃遍全国，尤其是大河南北和江淮地区的农民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猛烈地冲击着隋朝的统治基础。与此同时，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加剧。杨玄感兵变之后，隋炀帝越来越猜忌文武大臣。先后杀害了宿将鱼俱罗和董纯，逼死了名将吐万绪。又以郕国公李浑名应“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语，杀了他一家三十二人，因此使得人人自危。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使时，副使夏侯端就对他说：“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并且指出炀帝“切忌诸李，强者先诛，金才（即李浑）既死，明公岂非其次？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④。李渊“深然其言”。及任太原留守，他便对次子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然历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时也。”①这表明了李渊起兵的意图和策略。所以他到任以后，首先带兵在雀鼠谷击溃了活动于太原以南的历山飞别将甄翟儿部，稳定了山西的局势。

①此据《旧唐书·高祖纪》，《新唐书》作陇西成纪（甘肃静宁西南）人。历来对李唐先世的说法不一。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有考证，可参考。

②参见《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

③《周书》卷十六“史臣曰”。

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一八二，炀帝大业十一年。

④《旧唐书》卷一八七上《夏侯端传》。

①②③④⑤《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但在对突厥入侵的防御战中，前时虽曾获胜，这次派副留守高君雅和马邑太守王仁恭作战，却遭到失败。炀帝下令系渊而斩王仁恭。李渊对世民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弟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②过了不久，炀帝又遣使者驰驿赦渊及仁恭，使复旧职。李渊高兴地对世民说：“天其以此使促吾，吾当见机而作。”于是“雄断英谟，从此遂定”③。经过这次事故，李渊便加速了举兵反隋的活动。

李渊为人“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接待人伦，不限贵贱，一面相遇，十数年不忘。山川冲要，一览便忆”④。他是一个胸有成竹，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早就授意长子建成在河东“潜结英俊”，次子世民在晋阳“密招豪友”。建成兄弟“俱禀圣略，倾财赈施，卑身下士”，“故得士庶之心”⑤。当时晋阳令刘文静看到李渊“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托”。及刘文静坐与李密联姻系狱，李世民前往探视，共商大计。刘文静根据当时天下大乱的形势，主张“驱驾取之”。并且指出，招集大军，“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盈半岁，帝业可成”⑥。大业十三年二月，鹰扬府校尉刘武周起兵马邑，进据汾阳宫，自称天子，国号定杨。李渊乘机以讨伐刘武周为名，募集兵员，“旬日间众且一万”①。又暗中派人往蒲州召儿子建成、元吉至晋阳，准备起事。副留守高君雅、王威对李渊颇怀疑惧，将为不利。五月甲子，李渊借口高、王二人“潜引突厥入寇”，把他们杀了，正式起兵。

李渊派刘文静出使突厥，自为手启，卑辞厚礼，对始毕可汗说：“欲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突厥和亲，如开皇之时。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若但和亲，坐受宝货，亦惟可汗所择。”②突厥可汗复书说，如李渊自为天子，愿以兵马相助。六月己卯，建成、元吉自河东到达晋阳，裴寂等乃因建成兄弟，请“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③。李渊完全照办了。西河郡不肯从命，李渊使建成、世民将兵攻破郡城，斩郡丞高德儒。自此李渊自称大将军，署置府僚，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温大雅为记室，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为左右统军。自余文武官员，随才授任。以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领左三统军等；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领右三统军等，各置官属。又“开仓库以赈穷乏，远近响应”④。遂定入关之计。

⑥《旧唐书》卷五七《刘文静传》。

①《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③《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④《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第二节 进取关中，建立大唐

炀帝大业十三年（恭帝义宁元年）七月壬子，李渊以四子元吉为太原留守，委以后事。第二天，李渊自率甲士三万誓师，由晋阳出发，沿着汾河谷道南下河东。表面上打着“志在尊隋”①的旗号，宣布尊立代王为帝。始毕派人送马千匹，驻在楼烦的突厥阿史那大奈也率兵相助。渊军行至贾胡堡（今山西灵石西南），代王侑（炀帝孙）派遣虎牙郎将宋老生率精兵两万屯霍邑（今属山西），左武候大将军屈突通将骁果数万屯河东，阻击渊军南下。这时正值秋雨连绵，道途泥泞，渊军不得前进，军粮也感匮乏。外间还谣传突厥将与刘武周乘虚掩袭晋阳，因刘文静出使突厥未归，不知虚实。李渊召集将佐商议对策。裴寂等主张“还救根本，更图后举”②。建成、世民则力主进军。他们认为：“武周位极而志满，突厥少信而贪利，外虽相附，内实相猜。突厥必欲远利太原，宁肯近忘马邑。武周悉其此势，未必同谋。”再者，“今来禾菽蔽野，人马无忧，坐足有粮，行即得众。李密恋于仓粟，未遑远略；老生轻躁，破之不疑。定业取威，在兹一决。”③李渊经过慎重考虑，终于作出了继续进军的决定。八月己卯，雨止天晴，军粮也从太原运来了，李渊便率军进攻霍邑。先以轻骑挑战，宋老生统兵三万由东门、南门出而迎战，渊兵少却，宋老生以为李渊畏惧，引兵前进，离城里余而阵。殷开山率步兵抵挡宋老生，建成、世民绕向宋老生阵后，分别屯守东门和南门，断其归路。正当双方激战的时候，李渊派人高呼“已斩宋老生”。宋老生部众听了，阵势大乱，纷纷往回逃走，渊兵所向奋击，打得敌军“血流蔽地，僵尸相枕”④，宋老生也被杀死了。李渊乘胜挥兵登城，攻克霍邑。进军临汾（今山西临汾南），克绛郡（今山西新绛），直抵龙门县（今山西河津）。这时刘文静从突厥赶到，同来的还有突厥大将康鞘利所带的兵士五百、马匹二千。沿河守臣也纷纷来降。李渊以书招降冯翊农民军首领孙华。及渊进军壶口（今山西吉县西南黄河畔），孙华渡河来见，渊以孙华为左光禄大夫、武乡县公，领冯翊太守，赏赐甚厚，仍使回河西接应。又遣左右统军王长谐、刘弘基及左领军长史陈演寿等将步骑六千，自梁山渡河，以待大军。李渊自率诸军围河东，屈突通婴城固守。渊见城坚不易攻取，意欲引兵西往长安，与将佐商议。裴寂说：“屈突通拥大众，凭坚城，吾舍之而去，若进攻长安不克，退为河东所踵，腹背受敌，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东，然后西上。长安恃通为援，通败，长安必破矣。”李世民则持相反意见，他说：“兵贵神速，吾席累胜之威，抚归顺之众，鼓行而西，长安之人望风震骇，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取之若振槁叶耳。若淹留自弊于坚城之下，彼得成谋修备以待我，坐费日月，众心离沮，则大事去矣。且关中蜂起之将，未有所属，不可不早招怀也。屈突通自守虏耳，不足为虑。”①李渊综合两种意见，扬长避短，决定留兵围困河东，自统主力军西进。遂自壶口渡河，舍于朝邑长春宫（在今陕西大荔朝邑镇西北），“关中士民归之者如市”②。李渊分军两路，命李建成、刘文静率王长谐等数万人屯永丰仓（今陕西华阴东北），扼守潼关，以备东方援敌；命李世民率刘弘基等数万人，掠取渭水北岸之地，对长安采取钳形攻势。

①②《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③④《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

①②《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李渊在关中的亲属，听到渊军到来的消息，纷纷响应。他的女儿（柴绍之妻，开国后封为平阳公主）在鄠县（今陕西户县）别墅散家财，招集南山亡命，得数百人。又遣家人马三宝说降邻近的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部，众至数千。李渊的从弟李神通也在鄠县起兵，众至数千。李渊的女婿段纶在蓝田起兵，有众万余。其中平阳公主的势力最大，招集诸部攻下盩厔（今陕西周至）、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始平（今陕西兴平）等县，众至七万人，号称“娘子军”。李世民一路西进，所到之处，“吏民及群盗归之如流”①。及至泾阳（今属陕西），胜兵九万，与“娘子军”相会，声势大张。李渊乃命建成率永丰仓精兵，自新丰西进长乐宫，世民回师北屯长安故城。李渊引军西行，“所过离宫园苑皆罢之，出宫女还其亲属”。十月辛巳，渊至长安，驻营春明门（长安城东面三门之一）外。合军二十余万，大修战具，围攻京城。十一月丙辰，发起攻势，一时“云梯竞耸，楼橦争高，百道齐来，千里并进”②。军头雷永吉等先登，守军溃散，遂克长安。李渊入城，迎代王侑于东宫，迁居大兴殿后。渊还居长乐宫，“与民约法十二条，悉除隋苛禁”③。杀隋大臣右翊卫将军阴世师、京兆郡丞骨仪等，余无所问。于是文武将佐请李渊即帝位，李渊不听，仍在观望和等待时机。王戌，迎立十三岁的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遥尊炀帝为太上皇。甲子，渊自长乐宫入长安。隋恭帝授渊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录尚书事，进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改教称令，视事于虔化门（在大兴殿前东偏）。“诏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设官，任无贵贱，宪章赏罚，咸归相府”④。置丞相官属，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李纲为司录。李建成为唐国世子，世民为京兆尹、秦国公，元吉为齐国公。

义宁二年（618）三月，隋炀帝在江都为宇文化及等所杀，消息传到长安，隋恭帝被迫让位，李渊便在文武官吏一片劝进声中，于五月甲子正式做了皇帝，国号唐，改元武德，是为唐高祖。以世子建成为皇太子，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其余官属，自相国府长史裴寂以下，均进位有差。李渊从晋阳起兵到长安称帝，正好费了一年的时间。

①③④《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②《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

第三节 削平群雄，统一全国

李渊称帝时，群雄纷争。北方边境有李轨、薛举、梁师都、郭子和、刘武周、高开道；黄河流域有王世充、李密、窦建德、孟海公、徐圆朗；江淮之间，有杜伏威、李子通、陈稜；江南一带，有沈法兴、林士弘、萧铣。面对这一形势，李唐的战略方针是，首先巩固关中根据地，然后进军关东，逐步统一全国。

以上邦（今甘肃天水）为都城，雄踞陇右，自称秦帝的薛举，当李渊攻占长安之后，即令其子薛仁果（一作杲）率兵进攻扶风郡城（今陕西凤翔），被唐军打退。武德元年（618）六月，薛举亲自统军进攻泾州（今甘肃泾川），高墌（今陕西长武西北）一战，唐将刘文静等以轻敌失败，薛举方欲乘胜前进，突然病死军中。其子仁果继位，居于折墌城（今泾川东北）。李世民乘机进军高墌，与秦将宗罗■相持两月有余，乘仁果粮尽、将士离心之际，在浅水原大败宗罗■，进围折墌，薛仁果穷蹙降唐。

平定薛仁果之后，唐军便把锋芒指向河西的李轨。除联络吐谷浑以孤立李轨外，主要用分化手段来瓦解李轨集团。武德二年五月，唐高祖派安兴贵至姑臧（今甘肃武威），招抚号称凉帝的李轨，轨不从。安兴贵乃与其弟安修仁引胡人发动兵变，颠覆了李轨的政权，河西五郡并入唐的版图。

正当唐廷经营西北的时候，代北的刘武周大举进攻太原，唐军战败，太原留守李元吉弃城逃走。刘武周部将宋金刚南下攻取浍州（今山西翼城），兵势直达夏县、蒲坂，关中震骇。唐高祖“悉发关中兵”①，命李世民统领抵御。世民自龙门渡河，驻军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与宋金刚部僵持五个月之久，到武德三年四月，唐军乘宋金刚军粮匮乏，向北撤退的时机，迅猛追击。在吕州（今山西霍县）、介休（今属山西）一带，经过几次激烈的战斗，把宋金刚打得大败。宋金刚和刘武周一起逃往突厥，后来都被突厥杀死。唐军完全占领了山西地区。这样就巩固了关中根据地，扫除了进兵关东的障碍。

这时关东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李密为首的瓦岗军，遭到洛阳王世充的沉重打击，已经失败降唐，后来又因图谋东山再起被杀。据有河北地区的窦建德，击溃了由江都北上的宇文化及统率的隋军残部，又渡河消灭了占据周桥（今山东定陶）的孟海公。王世充则在洛阳自称郑帝，雄踞河南，与河北的窦建德遥相对峙。江淮之间，杜伏威在与李子通、陈稜等的斗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统一了这个地区。长江中游仍有萧铣割据称王。

武德三年（620）七月，李世民奉命率领大军出关，进攻王世充。世民屯军北邙山（今河南洛阳北），指挥各军对洛阳采取大规模的包围形势。洛阳虽有坚城利器，但围困既久，粮食短缺，死者相属。王世充面对强敌，几次派人向窦建德求援，建德起初颇存观望，意图坐收渔人之利。后来看到洛阳十分危急，认为“郑亡则夏不能独立”①。于是乘战胜孟海公的余威，在武德四年三月率兵援救洛阳。李世民面对这一新的情况，对战守的利害进行了剖析，决定采取“围郑击夏”的策略。亲率精锐，驰往武牢，据险御敌。窦建德迫于武牢之险，无法前进。留屯累月，军心懈怠，竟为唐军所败，建德被俘。王世充见大势已去，投降了唐军。李世民一举消灭了窦、王两大劲敌，加速了统一关东地区的进程。

①《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八，高祖武德三年。

唐廷既杀窦建德，对他的旧部多加迫害，并下令征召建德故将范愿、董康买等赴长安，范愿等畏祸，共推刘黑闼为首，起兵漳南，各地纷纷响应。不到半年时间，就恢复了窦建德的故地。黑闼自称汉东王，仍都洺州。旧时官员，“半复本位”②。武德五年初，李世民再度出兵，打败刘黑闼，黑闼逃奔突厥。这次唐军虽然赢得了战争，仍然没有赢得河北的人心。过了两个月，刘黑闼在突厥骑兵的掩护下又回到河北，仍然得到旧部曹湛、董康买等的支持，“山东豪杰多杀长吏以应黑闼”③。旬日之间，刘黑闼就完全占领了以前失去的旧境，并拥兵南下，“相州以北州县皆附之”④。这次唐高祖派太子建成率军攻打刘黑闼，并对俘虏宽大处理，以安定人心，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刘黑闼在被唐军打败退却途中，为部将诸葛德威所执，被送洺州杀害。

还在唐高祖攻克长安时，就派光禄大夫李孝恭招慰山南，击破朱粲。自金川（今陕西安康）出巴、蜀，“檄书所至，降附者三十余州”①。孝恭被拜信州（旋改夔州）都督。大治舟舰，训练水师，积极备战。武德四年九月，唐以李孝恭为荆湖道总管，统水陆十二军，进攻占据江陵（今属湖北）、自称梁帝的萧铣。铣将文士弘拒战失败，萧铣出降。唐军一举平定了荆湖地区。淮南的杜伏威，已于武德二年归附于唐。中原既定，伏威奉诏入朝，留输公祏据守。武德六年，公祏“诈言伏威不得还江南，贻书令其起兵”②，遂举兵反唐，称帝于丹阳。唐高祖命赵郡王李孝恭率诸将水陆并进，以讨公祏。七年三月公祏败死，江南全部平定。

武德七年，高开道为其部将张金树所杀，金树以地降唐。同年，唐将李世勣讨平徐圆朗。至此，唐廷基本上削平了隋末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②《旧唐书》卷五五《刘黑闼传》。

③④《资治通鉴》卷一九〇，高祖武德五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②《旧唐书》卷五五《辅公祏传》。

第四节 玄武门之变

唐高祖的皇后窦氏生有四子，除第三子玄霸早夭外，长子建成立为皇太子，为人宽厚有干才，辅助高祖处理政务，稳定后方，支援前线，起过重要的作用。次子世民，封秦王，才艺不凡，经常领兵出征，战功卓著，随着李世民威望的提高，与李建成之间便产生了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高祖第四子齐王元吉一直支持李建成。

还在武德二年，太子詹事李纲就规劝过建成，“不宜听受邪言，妄生猜忌”①。指的就是对李世民的猜忌，这可能是他们之间矛盾的开始。到李世民削平关东以后，矛盾就更深了。刘黑闼再度起兵时，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徵提醒建成说：“秦王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因而建议他去讨伐刘黑闼，以图“立功”，“因结山东英俊”②。建成为树立自己的威望，实践了这一建议。为了加强军事势力，建成私募骁勇二千余人，屯守东宫左右长林门，号称“长林兵”。又拉拢后宫妃嫔，特别是高祖宠妃张婕妤和尹德妃，使之吹捧自己，短毁世民。还联合元吉多次策划谋害李世民。至于李世民呢，封德彝就曾指出：“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③这并非妄测之辞。在李世民的周围，早就团聚一批才能出众的文官武将，还有蓄养在外的勇士八百余人。他虽因赏赐李神通田庄事，得罪过张婕妤，但也“遍见诸妃”，“有以赂遗”④。他的妻子长孙氏也在高祖和妃嫔之间，“尽力弥缝”⑤，以争取后宫的支持，但收效不大。

武德六年以后，李世民深感“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⑥，矛盾更加尖锐了。七年六月，唐高祖避暑仁智宫（今陕西宜君西南），建成乘居守之机，私下叫庆州总管杨文干“募健儿送京师，欲以为变”⑦。这事被揭发后，高祖大怒，召建成至宫究问，又令世民前往讨伐举兵反叛的杨文干，并说：“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诛杀骨肉，废建成作蜀王，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①世民很快平定了杨文干，但高祖在元吉与诸妃的请求及封德彝的游说下，改变主意，仍令建成回京居守，“惟责以兄弟不睦”，归罪于东宫和秦府的臣僚王珪、韦挺和杜淹，加以流放而已。后来，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酖之，世民心痛吐血，高祖因此对他说：“观汝兄弟，终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竞。汝还行台，居于洛阳，自陕以东，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②建成、元吉认为放走世民，于己不利，暗中阻挠，一面派人上书谏止，一面派人对高祖陈说利害，高祖遂罢此议。这时建成加紧活动，翦除世民的羽翼，或进行收买。①《旧唐书》卷六二《李纲传》。

②③《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

④《新唐书》卷七九《隐太子建成传》。

⑤《旧唐书》卷五一《太穆皇后窦氏传》。

⑥《贞观政要》卷五。

⑦《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

①②《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

房玄龄、杜如晦皆以谗言被逐出秦府，尉迟敬德、段志玄等成为收买的对象，形势显得非常紧迫。因此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③，世民犹豫未决。恰在这时突厥入寇，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诸军北征。“元吉请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府三统军秦叔宝等与之偕行，简阅秦王帐下精锐之士以益元吉军”④。率更丞王晊又向世民告密，说建成将乘为元吉饯行时暗害世民，并尽坑敬德等人。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世民便与房玄龄等密商发动政变。世民向高祖密奏建成、元吉“**”后宫，并说：“臣于兄弟无丝毫所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亦耻见诸贼！”高祖听了很惊讶，告诉他说：“明日当勘问，汝宜早参。”⑤六月四日，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伏兵玄武门，杀死了建成、元吉。高祖方泛舟海池，尉迟敬德戎服入见，高祖大惊，问道：“今日乱者谁耶？卿来此何为？”敬德说：“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时裴寂、陈叔达等均在，高祖对裴寂等说：“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说：“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高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①高祖只好表示同意，并下达“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手令，才平息了这场事变。过了六天，高祖便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且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②到了八月间，便正式传位于太子，以太上皇徙居大安宫，不再预闻国事。高祖晚年亲见贞观时期的太平景象，有一次在未央宫为高级官员举行的宴会中，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使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高祖笑道：“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③太宗举杯上寿道：“臣早蒙慈训，教以文道，爰从义旗，平定京邑。重以薛举、武周，世充、建德，皆上禀睿算，幸而克定。三数年间，混一区宇，天慈崇宠，遂蒙重任。今上天垂祐，时和岁阜，被发左袵，并为臣妾，此岂智力，皆由上禀圣算。”④高祖欢喜极了，宴会一直进行到深夜才罢。贞观九年（635）五月庚子，唐高祖病卒，年七十，葬于献陵（在今陕西三原）。

③④《资治通鉴》卷一九一，高祖武德九年。

⑤《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

①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一，高祖武德九年。

③④《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谢选骏指出：李渊晚年苦中作乐，强颜欢笑罢了。回顾李渊一家巧取豪夺——从晋阳起兵到长安称帝，仅仅费了一年的时间。唐朝李氏一门和隋朝杨氏一门，其实都是鲜卑狼奶出来的白眼狼，其实不分轩轾，为何一个短命，一个长寿？这都是时也势也。隋朝初定南北，很快分崩离析，处境类似秦朝；唐承隋制犹如汉承秦制，顺理成章了。何况隋唐还是亲戚，比秦汉更为密接。）

【第七章 唐太宗】

第一节 从起兵到即位

唐太宗（599—649），姓李，名世民。唐高祖李渊的次子。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于武功（今属陕西）别馆。李世民生长在军事贵族家庭，从小就娴习武艺，很会骑马射箭。他所用的箭，比通常的箭要大一倍，能够在百步之外，“射洞门阖”①。他也喜爱读书，写得一手好字。为人豪爽有识见，“临机果断，不拘小节”②，具有进取向上的性格。

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被突厥围困在雁门，下诏求援。十八岁的李世民应募从军，隶屯卫将军云定兴部下。他向云定兴提出“必赍旗鼓以设疑兵”的策略，认为始毕可汗“敢围天子，必以国家仓猝无援。我张军容，令数十里幡旗相续，夜则钲鼓相应，虏必谓救兵云集，望尘而遁矣。不然，彼众我寡，悉军来战，必不能支矣”③。第一次表现了李世民根据敌我力量采取对策的军事才能。十二年，李渊与农民军甄翟儿在雀鼠谷作战，李世民率领骑兵冲破义军的包围，从而取得了胜利。开始表现出李世民善于以骑兵冲锋陷阵的英勇战斗精神。大业十三年，李渊由晋阳进军关中的过程中，李世民统军作战，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唐军占领长安，李渊以丞相辅政，世民为京兆尹，封秦国公。武德元年（618），高祖即位，世民为尚书令、右翊卫大将军，进封秦王。以击溃陇右的薛举集团的功勋，拜右武侯大将军、太尉、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这时刘武周侵占并州，世民统军出击，大破刘军，收复并州，拜益州道行台尚书令。世民旋即率军东征，一举消灭了河北窦建德和洛阳王世充两大劲敌，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武德四年六月，唐军凯旋，世民“被金甲，陈铁骑一万，介士三万，前后鼓吹，献俘于太庙”①。高祖“以自古旧官不称殊功”②，加号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位在王公上。五年，再度东出，打败窦建德余党刘黑闼于河北，黑闼奔突厥，加拜左右十二卫大将军。这时海内渐平，世民“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③。以武功见称的李世民，从此也很重视文事了。

由于李世民战功卓著，威胁着太子建成的地位。武德晚期，双方为争夺皇位继承权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唐高祖虽然重视有功的次子世民，但一直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太子建成的地位。世民深感“有功高不赏之惧”，便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建成、元吉，唐高祖被迫立世民为皇太子，不久就传位于世民，改元贞观，是为唐太宗。

①《酉阳杂俎》卷一。

②③《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

①《新唐书》卷二《太宗纪》。

②《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③《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

第二节 “贞观之治”

贞观时期（627—649），由于唐太宗的励精图治，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国势极为强盛，出现了历史上艳称的“贞观之治”。这一时期，特别是贞观前期的主要业绩如下：第一，在政治方面，唐初沿用隋制，而略有改革。朝廷设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贞观时因太宗曾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便以左、右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中书令、侍中号为宰相。宰相品位既高，太宗常以参议朝政、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中书令、侍中都是三品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义，任职位较低，又有才能的官员，担任宰相职务。这样不但有利于进用贤才，而且宰相的人数多了，可使互相制约，避免个人专断，从而加强了皇权。

三省各有分工，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尚书管执行。唐太宗对三省长官要求很严，他曾对黄门侍郎王珪说：“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①后来太宗又一次对侍臣说：“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毋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①唐太宗因此重申三省旧制，凡军国大事，由中书舍人各抒己见，并且署名，叫做“五花判事”。制敕草成后，经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查，再送门下省，交由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复奏以后，然后施行。“由是鲜有败事”②。唐初地方行政分州、县两级，设刺史和令为州、县长官。地方官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的休戚。唐太宗很重视地方官的人选，他说：“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③他经常把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屏风上，对他们治绩的好坏，分别列于名下，以便考察。由于马周建议朝廷不可独重内臣，而轻视刺史、县令，太宗宣布：“刺史朕当简择，县令诏京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④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地方官的素质。贞观年间，各地循吏辈出，如邓州刺史陈君宾“储仓充羡”，通、巴二州刺史李桐客“治尚清平”，沧州刺史薛大鼎、瀛州刺史郑德本、冀州刺史贾敦颐“皆有治名”，河北人民称道他们为“铛脚刺史”⑤。因而使唐初吏治出现了“法平政成”的局面。

唐初为改变隋末苛法滥刑的局面，制定《武德律》，“大略以开皇为准”⑥，而删其苛细。贞观元年，太宗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本着“意在宽平”⑦的精神，重加删定。贞观十一年书成，定律五百条，分为12卷，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

①《贞观政要》卷一。

①《贞观政要》卷一。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三年。

③④《贞观政要》卷三。

⑤《新唐书》卷一九七《循吏传》。铛有三脚，故以为喻。

⑥《唐会要》卷三九。

⑦《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

“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①。改革后的《贞观律》成为唐律的定本，对后世封建法律起过重要影响。第二，在经济方面，继续推行武德末期颁行的均田制。贞观初，泽州刺史长孙顺德发现“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顺德并劾而追夺，分给贫户”②。贞观十一年七月二十日暴雨成灾，太宗“诏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分给河南洛阳遭大水户”③。这说明当时确实给农民分配过土地。不过这种土地除没官及官地外，大多为“荒闲无主之田”④。因此荒地较少的“狭乡”，农民受田往往不足规定的数量，所以贞观初“朝廷立议，户殷之处，得徙宽乡”⑤。贞观十一年新颁唐律规定，宽乡占田违限不以违令论处。原因是“务从垦辟，庶尽地利，故所得虽多，律不与罪”⑥。贞观十八年二月，唐太宗“幸灵口（今陕西临潼县零口镇），村落偪侧，问其受田，丁三十亩”。太宗因忧授田不足便“诏雍州录尤少田者并给复，移之于宽乡”⑦。均田制的推行，使贫困的农民多少得到一些土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唐太宗经常派遣使者巡视各地，考察官吏，劝课农桑。他告诫使者到达州县时，当“遣官人就田陇间劝励，不得令有送迎，多废农时”①。为了不误农时，唐太宗还在法律中规定，“诸非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②。以此防止非时调用民工，有利于季节性很强的农业生产。

唐太宗还很重视水利建设，除朝廷设置专官，以“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外，各地兴修水利，颇著成效。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贞观中所修水利，北方多渠道，有如虢州弘农渠，太原晋渠、栅城渠，河中涑水渠、十石垆渠、马鞍坞渠，冀州葛荣渠，陕州利人渠，瀛州长丰渠、滹沱渠，沧州无棣渠等，南方多塘堰，如福州材塘，泉州诸泉塘、永丰塘、横塘、颉洋塘、回清塘，绵州折脚塘、云门堰、洛水堰，资州百枝池，扬州雷塘、勾城塘，杭州阳陂湖等，不下二十余处，其他不见记载的可能更多。水利的兴修，自然使“百姓获其利”。

贞观时期，由于社会安定，人口增加，生产不断发展。贞观初年，霜旱为灾，米谷踊贵，一匹绢才得一斗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逐食外地的人民“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③。贞观四年，“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④。

①《旧唐书》卷五〇《刑法志》。

②《旧唐书》卷五八《长孙顺德传》。

③《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

④《文献通考》卷二《田赋》。

⑤《旧唐书》卷一九一《崔善为传》。

⑥《唐律疏议》卷十三《户婚》。

⑦《册府元龟》卷一〇五《惠民》。

①《贞观政要》佚篇，罗振玉校录。

②《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律》。

③《贞观政要》卷一。

④《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

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⑤。这就是所谓“贞观之治”的太平景象。

第三，在文化方面，唐太宗尊崇儒学，自称：“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①因为儒家之道，是“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②而有利于封建统治的精神工具。贞观二年始以孔子为先圣，在国学中设置庙堂，以备祀典，并下令各州县都置孔子庙。

为了培养更多通晓儒学的士人，唐太宗大力兴办学校。在朝廷设立国子监，下隶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六种学校，收教各级官僚子弟。另有弘文、崇文两馆，专为皇亲国戚和大官僚子弟而设。在地方设京都学及府、州、县学，但主要是州、县两级学校。这些学校就其规模、种类、数量和课目来说，都比前代为进步。特别是专科性质学校的出现，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太宗的崇儒，引起了对经学的重视。贞观四年，他以经籍流传已久，文字颇多讹谬，命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颜师古是名儒颜之推的孙子，少传家业，尤长训诂、声韵、校勘之学。他据晋、宋以来经籍古本，悉心校正，完成了《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定本，于贞观七年颁行全国。是为统一经学的第一步。不久，太宗又以儒家师说多门，章句繁杂，命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定“五经”义疏，贞观十六年书成，凡180卷，名曰《五经正义》。参与这项工作的有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二十多人。书成以后，由于博士马嘉运提出许多批评意见，至高宗永徽四年重新裁定，明令颁行。《五经正义》的编撰，实现了前此未有的经学思想的统一。

唐太宗还很重视历史对政治的借鉴作用。他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因而贞观时期，在史书编纂上取得了重要的成绩。贞观三年，太宗诏修齐、周、隋、梁、陈五代史，于中书省置秘书内省以司其事。由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药修齐史，姚思廉修梁、陈史，魏徵、颜师古、孔颖达修隋史，以房玄龄、魏徵为总监。贞观十年五代纪传修成。计《周书》50卷，《齐书》50卷，《梁书》56卷，《陈书》36卷，《隋书》55卷。为与五代纪传相配合，贞观十五年，又命于志宁、李淳风、令狐德棻等纂修《五代史志》，历时十五年，成书30卷，编入《隋书》，故《隋书》共85卷。贞观二十年，有诏重修《晋书》，先后由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监修，参加编纂的有令狐德棻、李淳风、李延寿等十八人。逾二年成书，凡130卷。以上六史均系官修，那时史家李延寿又私撰《南史》80卷，《北史》100卷，统称为唐初“八史”。

在修撰前代史的同时，也开始修撰国史。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别置史馆于禁中，专掌国史”①。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体的国史，粗成30卷，嗣后续有修撰。贞观十七年，唐太宗要观看国史，要求房玄龄“撰以闻”。“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②。从此，除纪传体的国史外，又创立了编年体的实录，历朝相继纂修不辍。由此可见，贞观时史学盛极一时的情况。

⑤《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二年。

②《旧唐书》卷一**上《儒学传序》。

①《唐六典》卷九《史馆》。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七年。

第三节 求贤和纳谏

作为政治家的唐太宗，一个重要的长处就是善于求贤和纳谏。他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①。即位之前，已收罗了不少文武贤才。即位之初，就要求右仆射封德彝举贤，德彝久无所举，理由是“于今未有奇才”。太宗对他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②这说明人才无时不有，关键是在善于发现人才。贞观三年，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③强调宰相的职责在于举用贤才。这年夏天，因天旱下诏求言，中郎将常何条陈二十余事，深切时宜。太宗看了很奇怪，常何是武将，怎能写出这样的好奏章呢？问知是出于他的门客马周之手，太宗立即召见马周，留置门下省供事，后来马周官至中书令。太宗用人，不问亲疏，不论贵贱，不分畛域，一视同仁。在他的大臣中，有出身寒素的马周、戴胄、杜正伦、张玄素、刘洎、岑文本、崔仁师等，有来自敌方的屈突通、尉迟敬德、李世勣、秦叔宝、程知节等，有出身贵族的萧瑀、陈叔达等，有拔于怨仇的魏徵、王珪、韦挺等。因此史家称赞唐太宗“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所以屈突、尉迟，由仇敌而愿倾心膂；马周、刘洎，自疏远而卒委钧衡。终平泰阶，谅由斯道”④。

为了更好地发挥人才的作用，唐太宗特别注意了解官吏的优缺点。贞观四年，在一次有宰相参加的宴会上，太宗让“识鉴精通”的王珪悉加品藻。王珪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治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①唐太宗深以为然。贞观十八年，太宗还亲自对司徒长孙无忌等作了一番评论。他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于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②就在这一年，太宗与侍臣论及右卫大将军薛万徹等时说：“于今名将，惟（李）世勣、（李）道宗、万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徹非大胜则大败。”③对文武大臣才能这种深刻的了解，充分表现了太宗用人的明达。

①《贞观政要》卷七。

②③《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元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三年。④《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②③《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八年。

唐太宗不但明于知人，而且善于纳谏。他“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贞观初，曾对公卿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借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他深以“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为鉴，鼓励臣僚“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①。因此贞观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名的谏臣，如王珪、魏徵、刘洎、褚遂良等，而魏徵尤为特出。例如：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②因举尧、舜之所以明，在于通达下情；秦二世、隋炀帝之所以暗，在于偏信谗佞。太宗听了很满意。贞观十年，太宗问侍臣：“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左仆射房玄龄认为，群雄竞起，战胜乃克，草创为难。魏徵却说：“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与人授，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敝，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魏徵从现实需要出发，强调守成之难，识见更为深远。所以唐太宗说：“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③贞观十三年，魏徵看到唐太宗“近岁颇好奢纵”，上疏进谏，从十个方面指出太宗初期所为与近年不同。如始则体恤人民，近则轻用民力；始则亲君子疏小人，近则昵小人而疏君子；始则不事畋游，近则畋游无度；始则谦虚若不足，近则恃功骄矜；始则虽遇灾荒而民不逃怨，近则百姓疲于徭役而生怨心等，④无不切中时弊，深得太宗的嘉奖。贞观十七年魏徵病逝，太宗哭道：“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①贞观之世，群臣之所以敢于进谏，主要原因就在于唐太宗能够虚心纳谏。“贞观之治”的出现，也是和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纳谏的政治表现分不开的。

①《贞观政要》卷二。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二年。

③《贞观政要》卷一。

④《贞观政要》卷十。

①《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

第四节 统一边疆，促进各民族交往

贞观初期，边疆上存在着两个威胁力量，一是北部的突厥，一是西部的吐谷浑，而突厥对唐的威胁尤为严重。

唐高祖起兵时，为了取得突厥的支持，一度对颉利可汗称臣。及统一全国后，突厥不断侵扰唐境。太宗即位之初，颉利可汗以为有机可乘，率领重兵进逼长安。太宗亲自领兵隔渭水而阵，指斥颉利背信弃义，颉利无辞以对。在唐军的严加备御下，颉利不敢轻进，结果双方在渭桥上，“刑白马设盟”②，突厥被迫退兵。太宗有鉴于此，决心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士兵战斗力。每天引数百人在显德殿前教射，亲自临试，对射中的人赏以弓刀、布帛，由此“士卒皆为精锐”③。太宗又整顿府兵制度，改天下军府为折冲府。当时共有军府六百三十四，而关中置府二百六十一，“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足以克敌制胜。

正当唐太宗积极准备反击突厥的时候，突厥汗国由于颉利可汗“纵欲逞暴，诛忠良，暱奸佞”，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及被统治各部族之间的矛盾，又加“塞北霜旱，糇粮乏绝”④，给唐朝出兵以有利的时机。贞观三年十一月，太宗以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行并州都督李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徹为畅武道行军总管，统军十余万众，分道出击突厥。次年春天，李靖自马邑（今山西朔县）出恶阳岭（今山西平鲁西北），大破颉利于定襄（治大利，今内蒙清水河）。颉利北走碛口（内蒙二连浩特市西南），途经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西北）。李勣先已伏兵于此，又把颉利打得大败。李靖乘胜追击，李勣又伏兵碛口，堵住颉利逃往大漠的道路，颉利可汗穷蹙被俘，东突厥灭亡。原来隶属于东突厥的各族都举唐太宗为“天可汗”。唐军在这次反击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唐初，吐谷浑虽一度与唐通好，但多次侵扰兰州、凉州等地，阻碍唐与西域的交通。贞观九年（635），太宗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率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诸军进击吐谷浑。李道宗在库山（今青海天峻南库库诺尔岭）击溃了吐谷浑精锐。吐谷浑王伏允逃入沙碛。唐军深入追击，他们克服了高寒缺水的困难，经行了上千里的无人之境，其中侯君集率领的一支军队一直到达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札陵湖）。伏允在逃窜中为部下所杀，其子慕容顺降唐。唐军凯旋，从而解除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威胁。

平定吐谷浑之后，唐太宗继续经营西域，用兵高昌。高昌地处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是通向天山南北的要道。由于高昌依附西突厥，阻绝西域诸国与唐通商，并侵扰唐的伊州（今新疆哈密）。贞观十三年冬，太宗命交河行军大总管、吏部尚书侯君集率军数万人进击高昌。次年八月，唐军越过“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①，长达二千多里的沙碛，进抵高昌，击破田地城（今新疆鄯善县西南鲁克沁），迅速包围高昌都城。唐军填堑攻城，飞石雨下。在众寡不敌的形势下，高昌王麹智盛被迫出降。唐军取得了高昌三州五县二十二城的地方，以其地为西州，置安西都护府。命郭孝恪为安西都护、西州刺史。

②③《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

④《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三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太宗贞观十四年。

贞观十八年，由于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勾结突厥与唐为敌，郭孝恪经过奏请，亲自率兵平定焉耆。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为完成西域的统一，以阿史那社尔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与契苾何力、郭孝恪等，率领大军十万进攻龟兹（都城在今新疆库车）。次年冬，唐军攻下龟兹都城，龟兹王布失毕逃保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唐军围攻四十日，城破，生擒布失毕，遂平龟兹。于是设置龟兹、焉耆、于阗（今新疆和田）、疏勒（今新疆克什）四镇，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统之，有效地控制了广大的西部边疆，从而促进了中国与西域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唐太宗除用军事力量对付敌对势力外，也用和亲政策保持边疆的安定，而以唐与吐蕃和亲影响最为深远。松赞干布是吐蕃杰出的君主。他向慕汉族文化，于贞观八年遣使入贡，后来又奉表求婚，得到唐太宗的许可。贞观十五年，太宗命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前往吐蕃，不仅带去了大量的金银、绸帛、珍宝，还带去了内地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精美的手工业品，带去了内地的菜种、蚕种以及各种药物和典籍，也带去了大批工匠和乐队。松赞干布对这桩婚事感到异常高兴。为了照顾文成公主的生活习惯，他“别筑城郭宫室而处之”，自己还改服汉人的“纨绮”①。文成公主进入吐蕃，对西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东北边疆，长期占据辽东一带的高丽，阻挠新罗、百济与唐朝的通使，而且不时侵犯辽西，杀害边民。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决定进攻高丽，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水军四万，分乘战舰五百艘，自莱州（今山东掖县）渡海趋平壤；以太子詹事、左卫率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步骑六万趍辽东。第二年，李世勣攻下盖牟城（今辽宁抚顺），进攻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张亮袭取卑沙城（今辽宁金县东），曜兵鸭绿江上。唐太宗自统大军，亲到辽东前线督战。唐军攻破辽东城，进军安市（今辽宁海城东南），击败了高丽大将萨延寿、高惠真率领的援军，延寿、惠真降唐。但安市城守甚严，久攻不下。这时天气转冷，粮食将尽，太宗只好下令班师。

正当唐军征辽的时候，漠北的薛延陀乘机侵入河套。贞观二十年，唐太宗派江夏王李道宗等分兵数路，进击薛延陀，将其灭亡，原来服属薛延陀的诸部降唐。次年，唐于铁勒诸部设置六府一州，以各部酋长为都督、刺史。设燕然都护府于西受降城（今内蒙自治区五原县）东南的大单于台，以统新置各府、州。还根据各部酋长的请求，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以供往来使者的食宿。唐朝的势力已达到漠北的广大地区。

唐太宗在统一边疆的过程中，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他认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①。因而他很注意改善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了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

唐平东突厥后，将突厥降众安置内地，让他们保持原有的生产和生活习惯，仍以其酋长担任都督等职，统治原有的部众。突厥首领在长安被任为五品以上将军、中郎将的官员有一百多人，“殆与朝士相半”①。定居长安的突厥人将近一万家之多。吐谷浑平定以后，仍以慕容氏为可汗。后来又把弘化公主嫁给诺曷钵可汗。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太宗贞观十五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八年。

唐太宗对少数民族与汉人民表示同样的关怀。隋末以来，边民多为突厥所掠，北疆平定以后，下令“访求没落之人，赎以货财，给粮递还本贯。其室韦、乌罗护、靺鞨三部人为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赎还”②。对汉民“没落外番投化，给复十年”③。“四夷降户，附以宽乡，给复十年”④。对各族将领都视为一体，不分畛域。当时有不少战功卓著的少数民族将领，如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左领军将军执失思力、右领军将军契苾何力、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右卫大将军李思摩（即阿史那思摩）等，尤为有名。至于被任为将军而在地方任职的那就更多了。

由于唐太宗大量吸收了各民族的代表人物参加政权，密切了民族关系，促进了各族人民的交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当时突厥与吐谷浑各请互市，他们从内地得到了大量的布帛，而内地“资于戎狄，杂畜被野”⑤，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乏耕牛”的困难。内地的盐、茶、绸缎、文具、饰品与吐蕃的马匹、药材、皮毛等的互市，也十分活跃。特别是文成公主进藏，带去了大量的生活用品、医药、生产工具、蔬菜种子等物品，以及经史、诗文、工艺、医药、历法等书籍，使中原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传入了吐蕃。在唐朝规模庞大的国学中，学生多达八千余人，其中有不少是西域、吐蕃、渤海等族酋长的子弟。在吐鲁番等地还曾发现《论语》、《史记》、《汉书》、《神农本草》等书的残片。这都说明唐文化对边疆地区的深刻影响。同时，西域的贵族、僧侣、乐工、画师等大量进入内地，带来了不同风格的音乐、舞蹈和绘画艺术。高昌葡萄酒的酿造法和海马葡萄纹的铜镜，也传入内地，并被普遍采用。在“四海宁一”的条件下，正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唐代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

①《通典》卷一九七《突厥》上。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③《唐律疏议》卷四《名例》。

④《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

⑤《资治通鉴》卷一九一，高祖武德八年。

第五节 太宗晚年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一诗句对唐太宗来说不太适合，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贤君。但他晚年的行事，也确实不如早年的兢兢业业，谦虚谨慎。这样就引起人们对他前后期政治的不同观感。贞观前期，唐太宗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遂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他曾经自鸣得意地说：“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此又文过于古也。昔周秦已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颡，皆为臣妾，此又怀远胜古也。”①这种自满情绪使唐太宗在政治上产生了前后不同的变化。贞观十一年，魏徵上疏说：“贞观之初，侧身励行，谦以受物。盖闻善必改，时有小过，引纳忠规，每听直言，喜形颜色。”顷年则“高谈疾邪，而喜闻顺旨之说；空论忠谠，而不悦逆耳之言”。这是说纳谏不如以前了。魏徵又说，“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顷年以来，意渐深刻。虽开三面之网，而察见渊中之鱼，取舍在于爱憎，轻重由乎喜怒。”②这是说用法不如以前了。就在这一年，马周也上疏说：“贞观之初，率土霜俭，一匹绢才得粟一斗，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忧怜之，故人人自安，曾无谤誌。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十余石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忧怜之，咸有怨言，以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故也。”这是说徭役比以前繁重了，繁重到“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③这表现在哪里呢？首先是营建宫殿。从贞观八年，太宗断然不顾群议，修复洛阳宫后，接连在洛阳修飞山宫，在汝州修襄城宫，在长安修翠微宫，在宜君修玉华宫，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其次是对边疆的用兵不戢，贞观末年，西取龟兹，东击高丽。为准备再次征辽，大量征发江南、剑南民工造船，既役民力，复征“船庸”，因此“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④。激起了雅（四川雅安）、邛（四川邛崃）、眉（四川眉山）三州僚人的反抗。

贞观后期，唐廷还出现了废立太子之争。太子承乾放荡不羁，不近正士，不听规谏，甚至纠集党羽，密谋为变，终于贞观十七年谋泄被废。太宗原想立魏王泰取代承乾，但遭到魏徵等人的反对。承乾被废后，在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大臣的推戴下，太宗经过反复考虑，决定立晋王治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唐高宗。

太宗少娴骑射，驰骋疆场，长习文事，优游翰墨，身体本来很好。但早年曾患气疾，累年不愈。在征辽的归途中，得过癰疾。贞观二十一年，又得风疾。由于疾病缠身，就在这年前后已“饵金石”①。所谓金石，大概就是丹药。次年，有个印度方士那罗迩娑婆，“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太宗“深加礼敬，馆之于金飚门内，造延年之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不可称数”。但是“药成，服竟无效”②。实际上太宗服食此药，不但无效，而且是中毒暴亡。高宗时的郝处俊和宪宗时的李藩都谈到这件事，李藩说：“文皇帝服胡僧长生药，遂致暴疾不救。”③因为他时代较后，忌讳较少，所以说得很坦率。唐太宗卒于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时年五十二。葬昭陵（在今陕西礼泉东北九嵕山）。

唐太宗论其私德虽有不足，但他作为一个历史的巨人，则光照简册。他少娴军事，能征善战。自晋阳起兵，北翦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轻扫刘黑闼，奠定了全国统一的基础。即位以后，他吸取历史上各朝特别是隋朝的统治经验和隋末农民战争的深刻教训，励精图治，明于知人，善于纳谏，厘改政治制度，发展社会经济，提倡学术文化，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贞观之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他既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位罕有的英明皇帝，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②《旧唐书》卷一九八《天竺传》。

③《旧唐书》卷十四《宪宗纪》。

（谢选骏指出：唐太宗囚禁父亲杀害兄弟，费尽力气却没有继续作恶，而是表演明君戏码，我还是应该表彰他一下。不过我看唐太宗一生的事业，似乎在为武则天称帝和接下来的安史之乱做了预备工作——这不是历史的笑谈，而是历史的力学。所以需要把话说透，免得误导世人，以为他真是一个好人。）

【第八章 长孙无忌 房玄龄】

第一节 长孙无忌

戚里右族，秦王腹心

长孙无忌（？—659），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先世出自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祖父长孙兕仕北周，官至开府仪同三司，袭爵平原公。父长孙晟，为隋朝右骁卫将军。长孙无忌从小爱好读书，因而“该博文史”①，通达颖悟，富有谋略。其妹十三岁“嫔于太宗”，即唐太宗文德皇后。隋义宁元年（617）七月，李渊起兵太原，向长安进发。九月，渡过黄河，进入朝邑（今陕西大荔东）长春宫，长孙无忌即前来进见。李渊见他有才略，授任渭北行军典签。从此，长孙无忌常随从李世民征战，成为他的心腹人物。后因功擢任比部郎中，封上党县公。秦王李世民在平定天下时屡建大功，位望隆重，从而威胁着李建成的太子地位，于是他们兄弟之间围绕着储位暗中角逐，并逐渐表面化了。武德九年（626），太子建成以反击突厥侵犯为名，欲乘机调出秦王府精兵猛将，并与齐王元吉谋杀秦王。长孙无忌见形势十分危急，极力劝说秦王先下手为强，杀掉太子。他说：“今大王临机不断，坐受屠戮，于义何哉？若不见听，无忌等将窜身于草泽，不得居王左右。”①六月三日，秦王命长孙无忌等将房玄龄、杜如晦召入王府，共商对策。经过筹划后，决定先发制人。六月四日凌晨，长孙无忌等随秦王伏兵于玄武门。当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早朝路经此门时，发动了突然袭击，成功地杀死了太子与齐王。事变后，秦王李世民被立为太子，无忌任太子左庶子。

贞观佐命元勋唐太宗即位后，无忌迁升左武侯大将军。贞观元年（627），再迁任吏部尚书。唐太宗论定佐命功臣，以无忌为第一等大功，又进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无忌身为佐命元勋，又为皇后兄长，受到唐太宗的特殊礼遇，并得以经常出入太宗卧室。很快又升为尚书左仆射，开始执掌朝政。

这一年，东突厥内乱，不少大臣上言欲乘机攻灭突厥。唐太宗感到：突厥君臣昏乱，不出兵则坐失了良机；出兵又违背了同盟之义。他犹豫不定，一时难以决断，便召问宰相。萧瑀以为“兼弱攻昧，击之为善”。而无忌却主张：“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他主张休养生息，反对穷兵黩武，显然是符合客观现实的，因而得到了唐太宗的赞同。

唐太宗非常亲重长孙无忌。贞观二年（628）在南郊祭祀完毕，即命长孙无忌与司空裴寂同乘金辂。裴寂推辞，太宗说：“以公有佐命之勋，无忌亦宣力于朕，同载参乘，非公而谁！”①于是三人同乘而归。

①《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①《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传》。

①《旧唐书》卷五七《裴寂传》。

有人上表说长孙无忌权宠太盛，对长孙无忌深信不疑的唐太宗手持奏表对他说：“我与公君臣间无少疑，使各怀所闻不言，斯则蔽矣。”并转而对群臣说：“朕子幼，无忌于我有大功，视之犹子也。疏间亲、新间旧之谓不顺，朕无取焉。”②尽管太宗对他毫无嫌疑，而无忌却自惧盈满，请求辞职，长孙皇后也屡次劝说。太宗不得已，遂解除了他的左仆射之职，授任开府仪同三司。

贞观七年（633）十月，长孙无忌被册拜为司空，位居三公。无忌再三推辞，太宗总是不允。他又让高士廉上奏说：“臣幸居外戚，恐招圣主私亲之诮，敢以死请。”太宗仍然不答应，并说，任官必择才行，若无才行，即是至亲，也不虚授，任用无忌是取其才行，“无忌聪明鉴悟，雅有武略，公等所知，朕故委之台鼎”。无忌又亲自上表辞让，太宗诏令回报他说：“昔黄帝得力牧而为五帝先，夏禹得咎由而为三王祖，齐桓得管仲而为五伯长。朕自居藩邸，公为腹心，遂得廓清宇内，君临天下，以公功绩才望，允称具赡，故授此官，无宜多让也。”

唐太宗追思创业之艰难及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力，于是作《威凤赋》赐与他。太宗在赋中把无忌比喻成一只威凤，“资长风以举翰，戾天衢而远翔。西翥则烟氛闭色，东飞则日月腾光。化垂鹏于北裔，驯群鸟于南荒。殄乱世而方降，应明时而自彰”，以颂扬其功。

长孙无忌认为，治理好国家在于君臣同心同德，孜孜于治。贞观十一年（637）春，唐太宗巡幸洛阳宫时，曾谈及隋朝的灭亡。无忌奏说：“隋氏之亡，其君则杜塞忠谠之言，臣则苟欲自全，左右有过，初不纠举，寇盗滋蔓，亦不实陈。据此，即不惟天道，实由君臣不相匡弼。”太宗深以为然，当即表示说：“朕与卿等承其余弊，惟须弘道移风，使万世永赖矣。”①这年六月，唐太宗以为封建亲贤当是子孙长久之道，分封了诸王之后又要分封功臣为世袭刺史。长孙无忌被封为赵州刺史，改封赵国公。长孙无忌认为实行分封有害无益，遂与房玄龄联名上《请罢功臣袭封表》，以规谏太宗。他们的上表，首先陈述了历史上的变迁，时代变了，不应墨守成规。他说：“臣闻质文迭变，皇王之迹有殊；今古相沿，致理之方乃革。缅维三代，习俗靡常，爰制五等，随时作教。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礼乐节文，多非己出。迨夫两汉，用矫前违，置守颁条，蠲除曩弊。无益之文，覃及万方，不易之礼，有逾千载。”接着又分析了世袭刺史的弊病，指出了四不可：一是“违时易务，曲树私恩，谋及庶僚，义非佥允。方招史册之诮，有紊圣代之纲”；二是或“器识庸陋”，或“情缘右戚”，搞世袭是“重裂山河，愈彰滥赏”；三是“孩童嗣联，义乖师佥之方”，他们专擅地方，就可能“上干天宪，彝典既有常科，下扰生民，必致余殃于后，一挂刑网，自取夷灭”；四是“求贤分政，古称良守，寄在共理”。如行世袭，“封植儿曹，失于求瘼，百姓不幸，将焉用之”①。上表极陈世袭刺史于国、于民、于功臣之弊，剖析事理颇深。太宗见了上表，又发现功臣多不愿世牧外州，遂停止了分封功臣的做法。显而易见，无忌等反对分封世袭，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安定，防止分裂割据形势的出现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贞观十六年（642），长孙无忌被册拜为司空。翌年，唐太宗于凌烟阁为功臣图像，他身居二十四功臣之首。

②《新唐书》卷一〇五《长孙无忌传》。

①《贞观政要》卷十。

①《文苑英华》卷六〇七《请罢功臣袭封表》。

就在这年四月，太子承乾被废为庶人，魏王李泰又有夺宗之心。有的大臣也赞成立魏王为太子，太宗一时尚举棋不定。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等大臣支持立晋王李治。当太宗表示要立晋王时，无忌当即表示说：“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询问他朝臣对立晋王的意见如何时，他又果断地回答说：“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伏乞陛下召问百僚，必无异辞。若不蹈舞同音，臣负陛下万死。”在无忌等人的大力赞助下，晋王李治终于被立为太子。同时，他也被任命为太子太师，以辅佐太子。

事后不久，唐太宗感到太子仁厚懦弱，似不尽称心如意。他又感到吴王李恪英明果断，类似太宗本人，想改立吴王为太子。当太宗向长孙无忌说明了这一意思后，他马上劝谏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也。且举棋不定，前哲所诫，储副至重，岂可数易！惟陛下审思之。”②太宗只好放弃了这一念头。

李治为长孙皇后所生，也许是念舅甥之情，无忌是极力拥戴李治为太子的。之后他又不时称道太子的功德。贞观十八年（644），苑西监穆裕不知因什么激怒了唐太宗，太宗大发雷霆，命令于朝堂上将穆裕斩首。皇太子见此情景，马上犯颜规谏，最后使太宗息了怒。无忌便乘机称赞说：“自古太子之谏，或乘间从容而言。今陛下发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颜之谏，诚古今未有”①。从此以后，唐太宗不再有更立太子的想法了。

长孙无忌位高权重，但他对朝廷的失误很少犯颜直谏，唐太宗对此似不太满意。一天，太宗曾对无忌说：“朕闻主贤则臣直，人苦不自知，公宜面论，攻朕得失。”他听后却回答说：“陛下武功文德，跨绝古今，发号施令，事皆利物。《孝经》云：‘将顺其美’。臣顺之不暇，实不见陛下有所愆失。”太宗不喜欢他的阿谀之辞，当面批评他说：“朕冀闻己过，公乃妄相谀悦。朕今面谈公等得失，以为鉴诫。言之者可以无过，闻之者可以自改。”于是看着无忌说：“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太宗对无忌的评论，既有褒扬，也带有批评之意。

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出兵讨伐高丽。起初，高丽盖苏文弑其君而专国政，太宗不欲诉诸武力，长孙无忌也说：“高丽无一介告难，宜赐书安慰之，隐其患，抚其存，彼当听命。”②可是高丽又与百济联兵进攻与唐朝关系密切的新罗，又不听唐朝的一再警告，于是太宗决定亲自东征高丽，令长孙无忌代理侍中职务。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唐太宗患了重病，在生命垂危之际，将长孙无忌召入含风殿。君臣相遇三十余年，一旦离去，感到不胜悲痛。太宗摸着他的面颊，激动地说不出话来。过了几天，太宗又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召入卧室，说：“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善辅导之！”又转而对太子说：“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他还嘱托褚遂良说：“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谗人间之。”①可见，长孙无忌是唐太宗生前最宠信的大臣。

②《册府元龟》卷三二七《宰辅部》。

①《贞观政要》卷二。

②《新唐书》卷二〇二《高丽传》。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三年。

忠信获罪，无名受戮

唐高宗即位后，进封长孙无忌为太尉、检校中书令，知门下、尚书二省事。无忌坚决辞去知尚书省事，高宗同意了他的请求，仍令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年间（650—655），无忌为顾命大臣，位在百官之首，又兼为元舅，倍受高宗尊宠和倚重。洛阳人李弘泰曾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诏令立时处斩。无忌与褚遂良悉心辅政，以天下安危为己任，高宗也很尊重二人，拱手以听，“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②。

永徽二年（651），由长孙无忌监修国史。唐高宗曾广开献书之路，以从中发现人才，予以提拔重用。但是上疏虽多，却都没有价值，不足采用，心中不太高兴。无忌劝高宗说：“陛下即位，政化流行，条式律令，固无遗阙。言事者率其鄙见，妄希侥幸，至于裨俗益教，理当无足可取。然须开此路，犹冀时有谠言，如或杜绝，便恐下情不达。”

永徽三年（652），驸马都尉薛万徹遭贬后不满，遂与房遗爱、司徒荆王李元景谋反。事情败露后，长孙无忌奉命审理此案，查清了罪状，高宗诏令将遗爱、万徹等斩首，赐李元景及公主自尽。吴王李恪名望高，素为无忌所忌恨，也因房遗爱诬与同谋而冤死。江夏王李道宗平时与无忌、褚遂良不和，因与房遗爱有来往而受株连，被流放于岭南。

尽管唐高宗在处理军国政事时非常尊重长孙无忌等人的意见，但在册立武则天为皇后的问题上却固执己见，并由此导致君臣关系由疏远而至最终破裂，从而决定了长孙无忌晚年的不幸遭遇。

大约在永徽二年，武则天由感业寺再次入宫。早在贞观年间，身为才人的武则天以她的妩媚打动了太子李治的心扉，据说两人关系暧昧。这次武则天入宫后很快拜为昭仪，倍受高宗的宠爱，王皇后、萧淑妃也因而相继失宠，于是册立武昭仪为皇后的问题很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尽管高宗一心一意要立武则天为皇后，但却遭到元老重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激烈反对。唐高宗心里明白，废立皇后一事能否得到朝臣的赞许，关键在于打通长孙无忌这一关节，于是他与武昭仪带着重礼亲自到无忌家里拜访。在酒酣耳热之际，高宗当面封无忌宠妃所生三子为五品朝散大夫，还赠送了十车金银珠宝与缯帛之物。之后，高宗流露了要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意思。尽管无忌接受了厚礼与封赏，但却“对以他语，竟不顺旨”。高宗与武昭仪无计可施，只得怏怏而归。此后，武昭仪还让生母杨氏出面，到无忌府上“屡有祈请”①，均遭到拒绝。礼部尚书许敬宗也多次相劝，也遭到长孙无忌的严厉斥责。

尽管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等人执拗不从，但在李勣、许敬宗等朝臣的支持下，高宗仍然废掉了王皇后，并册立武昭仪为皇后。在这场废立皇后的政争中，支持者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加官晋爵，飞黄腾达，而反对者褚遂良、韩瑗等宰相相继被贬出京城。长孙无忌虽然以他那特殊身份未遭贬斥，但也是势单力薄，特别是面对着过去曾被他极力反对的武则天皇后，心里更有几分不安。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五年。

武皇后对长孙无忌怨恨不已。她刚被立为皇后，尚能克制自己，时间久了，地位稳固了，就开始了对长孙无忌的严厉报复。于是便让新擢任中书令的许敬宗乘隙陷害他。显庆四年（659）四月，洛阳人李奉节告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搞朋党，诏令许敬宗审理。许敬宗审讯急迫，韦季方自杀未遂，许敬宗则乘机诬奏韦季方“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机谋反，今事觉，故自杀”①。由于废立皇后问题舅甥之间的政治冲突，他已渐渐失去了高宗往日的尊宠。但高宗似不相信长孙无忌会谋反，只对许敬宗耸人听闻的诬奏感到惊讶和疑惑。于是自叹“我家不幸，亲戚中频有恶事”。许敬宗又摇唇鼓舌，煞有介事地说：“房遗爱乳臭儿，与女子谋反，岂能成事？且无忌与先朝谋取天下，众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可谓威能服物，智能动众。臣恐无忌知事露，即为急计，攘袂一呼，啸命同恶，必为宗庙深忧。诚愿陛下断之，不日即收捕，准法破家。”素以仁厚见称的唐高宗仍半信半疑，不肯下手，命许敬宗再加审查。第二天，许敬宗上奏，诡称昨晚韦季方已承认与长孙无忌共同谋反，还编造了谋反的口实，极力敦促高宗以法收捕。许敬宗见高宗怕留下杀舅父的恶名，迟迟下不了决心，又例举了汉文帝杀其舅父薄昭，至今天下仍称为“明主”一事，以消除其疑虑，还进一步说：“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无忌今人之奸雄，王莽、司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迁，臣恐变生肘腋，悔无及矣！”①唐高宗被许敬宗这些危言耸听弄得昏头昏脑，在他的一再劝说下，竟不召见长孙无忌，仅凭许敬宗的一面之辞，即下诏剥夺他的官爵、封邑，流放于黔州（今四川彭水），并发兵立即遣送。他的家族也受株连，从弟渝州刺史长孙智仁，族弟长孙恩，儿秘书监、驸马都尉长孙冲，族子驸马都尉长孙铨、长孙祥等也诛贬相继。或许高宗仍念舅甥之情，或念他有拥戴之功，特准许按一品标准供给饮食。

这年七月，唐高宗又命司空李勣、中书令许敬宗等五名宰相再次审理长孙无忌一案，许敬宗命大理正袁公瑜到黔州再鞫无忌谋反罪状。他一到黔州，则逼迫无忌投绳自杀身死，并籍没其家②。身为三朝元老重臣的长孙无忌竟因执意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一事，遭许敬宗诬构而被无辜地杀害了。

长孙无忌对唐皇朝建有功勋，又因死非其罪，到了上元元年（674）九月，一时醒悟的唐高宗特颁下诏令，追复他的官爵，并以他的曾孙长孙异袭爵为赵公；并准许归丧，陪葬昭陵。长孙无忌的冤案至此才得以昭雪。

该博经史，制律定礼

长孙无忌不仅是唐初佐命元勋，而且在文化典制方面也颇有建树。他虽然出身于鲜卑族，但由于他爱好读书，该博经史，如饥似渴地吸收汉文化，因此他对中国古代的律法、礼仪、史学比较精通，在为唐代制定律法、礼仪及修史等方面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①《资治通鉴》卷二〇〇，高宗显庆四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〇〇，高宗显庆四年。

②《新唐书》卷一〇五《长孙无忌传》。

首先，在唐律的修定上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唐武德年间，唐高祖命裴寂等撰定的《武德律》，大略以隋《开皇律》为准。唐太宗即位后，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复定旧令，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①。唐高宗即位后，再次命长孙无忌与李勣等人撰定律令格式。律、令、格、式是唐代律令的四种形式。据《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的记载，长孙无忌参加撰定的律令有：与中书令房玄龄等人撰定了贞观《式》30卷，凡律五百条，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条，格七百条。与司空李勣撰定永徽《留本司行格》18卷，是“以尚书省诸曹为目，其常务留本司者”。又删定《散颁格》7卷。《散颁格》是颁行天下的律令。特别是由长孙无忌主持撰定的《唐律疏议》。据史籍载：“（永徽）三年诏曰：‘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准凭，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监定。’于是太尉赵国公无忌，参撰律疏，成三十卷。明年十月奏之，颁于天下。”②《唐律疏议》最初编撰的目的是为律文提供“定疏”，它对五百零二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诠解和疏释，并以问答形式，辨异析疑，大大丰富了律文的内容。同时，由于该书又是官修诏颁，具有极大的权威性，所以它不仅是唐律的注释书，也同样具有法律效能，成为唐代国家的重要法典。在撰定《唐律疏议》时，长孙无忌强调刑法的轻重、宽猛要适宜，他曾在《进律疏表》中指出：“轻重之失序，则系之以存亡；宽猛乖方，则阶之以得丧。泣辜慎罚，文命所以会昌；斫胫剖心，独夫可荡覆。”他认识到，严刑峻法并不能起到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因此，他“崇宽简以弘风，树仁惠以裁化”①。这比隋皇朝残暴的法制统治思想无疑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长孙无忌熟谙儒家的礼仪。贞观十一年（637），由他与房玄龄主持撰成《大唐仪礼》100卷，其中《吉礼》60篇，《宾礼》4篇，《军礼》20篇，《嘉礼》42篇，《凶礼》6篇，《国恤》5篇，总130篇。显庆三年（658），他又主持撰定《永徽五礼》130卷，削掉了《国恤》，定著299篇。②时时处处以礼仪行事。在他辅政期间，对违背或不符合礼仪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永徽二年（651），以唐太宗配明堂，而礼司却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长孙无忌与礼官议论此事，以为“自三代以来，历汉、魏、晋、宋，无父子同配于明堂者”③。遂上表，建议遵照礼仪行事。高宗依从了他的奏议，乃以高祖配于圆丘，太宗配于明堂。显庆元年（656）九月，他鉴于武德年间所撰《衣服令》，规定天子祭祀天地“服大裘冕，无旒”一事，认为自周以来，俱用衮冕，按《周礼》，“衮与大裘，事乃有异”，不合礼仪，“请遵历代实诸祭并用衮冕”。他还认为，皇帝为诸臣及五服亲举哀，按照礼仪要着素服。而如今“令乃云白帢，礼令乖舛，须归一涂”，因此奏请改用素服，“以会礼文”①。高宗都一一依从了他的奏议。

长孙无忌历仕三朝，做宰相三十多年，有文武之才，为唐初有名的政治家。他身为贵戚，权重而不专，对唐皇室忠心耿耿，尽智尽力，为唐朝的典章制度的制定作出了贡献。正如史家所评论的那样：“无忌戚里右族，英冠人杰，定立储闱，力安社稷，勋庸茂著，始终不逾。”②

①《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

②《册府元龟》卷六一二。

①《唐律疏议》附录《进律疏表》。

②《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

③《新唐书》卷十三《礼乐志》三。

①《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

②《旧唐书》卷六五“史臣曰”。

第二节 房玄龄秦府十年

房玄龄（579—648），字乔松③，齐州临淄（今属山东）人。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祖父房熊，任州主簿。父房彦谦仕隋，历司隶刺史。

玄龄少年时就很聪敏，又喜欢读书，因而博览经史，善写文章。他曾随父亲到了长安，当时天下太平无事，人们都以为隋祚久长，而善于见微而知著的房玄龄却看出了将乱的征兆，悄悄地对他父亲说：“隋帝本无功德，但诳惑黔黎，不为后嗣长计，混诸嫡庶，使相倾夺，储后藩枝，竞崇淫侈，终当内相诛夷，不足保全家国。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①房彦谦虽然不让玄龄明说此事，但心里却也同意他的见解。

隋开皇十六年（596），年仅十八岁的房玄龄即由本州举进士，授任羽骑尉，并于秘书省担任校雠。这时，素以知人见称的吏部侍郎高孝基见了他的举止言谈，便对裴矩说：“仆观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当为国器，但恨不见其耸壑昂霄云。”②后来补为隰城（今山西汾阳）尉，因地近太原，受汉王杨谅谋反事件的牵连，被贬职后转任上郡（今陕西富平）。

隋末天下大乱，中原地区农民反隋浪涛汹涌澎湃，隋皇朝在风雨中飘摇。这时，房玄龄“慨然有忧天下志”。隋义宁元年（617），李渊挥师进据京师长安，秦王李世民出兵渭北，他走马投身于世民麾下。两人一见如故，即授任渭北行军记室参军。从此，便随从李世民转战南北。房玄龄的忠诚及才干深受李世民的赏识，他很快成为秦王府的心腹及决策人物。

房玄龄喜遇知己之主，他对李世民更是“罄竭心力”，知无不为。他尤其注意招揽人才，每次战胜敌人，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寻求金宝，唯有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与之潜相申结，各致死力”③。在击破王世充后，玄龄认为张亮“倜傥有智谋”，遂推荐给李世民，任秦王府车骑将军，“委以心膂”④。其他诸如才思敏捷的薛收，有“王陵、周勃节，可倚大事”的李大亮，“聪明识达，王佐才”的杜如晦等都是经房玄龄举荐以后才受到李世民重用的，后都位至卿相。因此，一些猛将谋士纷纷辐辏于秦王府，致使秦王府人才济济。李世民曾颇为感慨地说：“汉光武得邓禹，门人益亲。今我有玄龄，犹（邓）禹也。”①房玄龄在秦王府近十年，先被授任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又以本职兼任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秦王府开设文学馆，又加授文学馆学士。他常主典管记，遇有军书表奏，他总是“驻马立成，文约理赡，初无稿草”。玄龄的杰出才干也博得了唐高祖的赞许，他曾极口称赞房玄龄说：“此人深识机宜，足堪委任。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

③房玄龄名字诸史书记载歧异，今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碑，参见《容斋随笔》卷十二《房玄龄名字》条。

①《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②《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

③《贞观政要》卷二。

④《旧唐书》卷六九《张亮传》。

①《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

武德末年，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围绕着储位问题的激烈竞争，很快由暗争发展为明斗，势如水火，互不相容。善于审时度势的房玄龄极力赞助李世民的武力夺宗斗争，并劝世民先发制人。他私下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祸机将发，天下忷忷，人怀异志。变端一作，大乱必兴，非直祸及府朝，正恐倾危社稷。此之际会，安可不深思也！仆有愚计，莫若遵周公之事，外宁区夏，内安宗社，申孝养之礼。古人有云‘为国者不顾小节’，此之谓欤。孰若家国沦亡、身名俱灭乎？”房玄龄的老谋深算及李世民的亲遇，遭到了太子李建成的忌恨，遂乘机诬告于唐高祖，正在他与李世民加紧策划之际，高祖下令将他与杜如晦一起驱逐出秦王府，不得事奉秦王。

武德九年（626）六月三日，秦王李世民决定采取行动，派长孙无忌等召回房玄龄谋事。为了防止他人发现，他穿着道士服，秘密而来，经过密谋策划，决定翌日凌晨伏兵于玄武门，乘太子早朝时突然袭击。结果一举射杀了太子及齐王元吉，助成了李世民夺宗的成功，由此擢任太子右庶子，赐绢五千匹。

贞观良相唐太宗即位，房玄龄被擢为中书令。在论功行赏时，他与长孙无忌等五人为第一等功，进爵邗国公，赐实封一千三百户。淮安王李神通以为房玄龄等人为刀笔之人，不应功居第一。太宗回答说：“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画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①贞观三年（629），进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改封魏国公。他位居辅弼以后，更是精诚奉国，孜孜求治，史称他“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论者称为良相焉”。房玄龄对尚书省的政务一向是认真负责，对省中的公牒、狱讼都亲自披阅，予以妥善处理，不辞辛苦。唐太宗见他如此勤苦，对他说：“公为仆射，当助朕广耳目，访贤材。比闻阅牒讼日数百，岂暇求人哉？”于是敕令尚书省“细务属左右丞，大事关仆射”②。让他从繁杂的事务工作中解脱出来，以帮助唐太宗更好地处理军国大事。

房玄龄追随唐太宗平定天下，出入生死，备尝创国立业之艰辛。一次在太宗与侍臣讨论创业与守业之难时，他深有体会地说：“方时草昧，群雄竞逐，攻破乃降，战胜乃克，创业则难。”①玄龄还认识到，创业之主历经艰险，了解民情，精勤于治，一般说国家治理得较好，而子孙却易骄奢败亡。在他回答太宗的“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的问题时说：“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②可见，他时刻不忘创业之难，警钟长鸣，力戒骄奢淫逸，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房玄龄重视吏治，认为吏治问题是求治的根本问题，而官吏的公平正直又是治国之要道。一次与唐太宗论治，曾谈及了隋朝名相高颎的公平正直，他颇有感慨地说：“臣闻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故《尚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又孔子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今圣虑所尚，诚足以极政教之源，尽直公之要，囊括区宇，化成天下。”这话正好与唐太宗不谋而合，他高兴地说：“此直朕之所怀，岂有与卿等言之而不行也？”③房玄龄的这一吏治思想，对贞观时期的吏治清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选举官吏的问题上，唐太宗主张“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房玄龄忠实地贯彻了他这一思想，大力简政，并省官吏，“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④。唐太宗依从其议。房玄龄精减官吏的做法，对经隋末大乱、人口锐减的唐初来说，既裁去了冗官滥职，避免了十羊九牧，有利于提高朝廷各部门的办事效率，同时也节省了国家的财政开支，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

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分封功臣为世袭刺史，房玄龄以本官为宋州刺史，改封梁国公。他与司空长孙无忌联名上表，极陈其弊，列举了世袭分封的四不可①，最终使唐太宗宣布废止了早已过时的功臣刺史世袭制。

修定朝章国典房玄龄精通典制政令。贞观初年，时值天下初定，朝章国典还很不完备，他与尚书右仆射杜如晦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代之誉”②。

在修定律令方面，房玄龄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审定法令，意在宽平”，在修定律令时，基本上贯彻了这一思想。唐太宗即位不久，他即奉诏与长孙无忌撰定律令，“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后来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驳律令四十余条，又诏令玄龄与弘献重加审定。房玄龄认为，古代有五刑，其中一为刖刑。及肉刑废除后，现以笞、杖、徒、流、死为刑，而又刖足，这样即为六刑，比古代尚繁。根据房玄龄的意见，“除断趾法，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③。旧令规定，兄弟分居，荫不相及，但是连坐俱处以死刑。唐太宗对此提出异议。房玄龄等人又议论，认为“祖有荫孙令，是祖孙重而兄弟轻”。于是改为：“反逆者，祖孙与兄弟缘坐，皆配没；恶言犯法者，兄弟配流而已。”④房玄龄与法司撰定律五百条，分为12卷；一是名例，二是卫禁，三是职制，四是户婚，五是厩库，六是擅兴，七是盗贼，八是斗讼，九是诈伪，十是杂律，十一是捕亡，十二是断狱。分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这次制定的律令，删繁就简，务求宽平，史称“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其当徒之法，唯夺一官，除名之人，仍同士伍。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①。既简化了律令，又除去了隋朝的苛酷刑房玄龄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条，分为13卷。贞观十一年（637），正式颁行天下。

③《贞观政要》卷五。

①《文苑英华》卷六〇七《请罢功臣袭封表》。

②《旧唐书》卷六六《杜如晦传》。

③④《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

①②《旧唐书》卷五〇《刑法志》。

接着，又删改武德、贞观以来敕格三千余条，最终删削二千三百余条，定留七百条，分为18卷，称为《贞观格》，留作诸司施行。《贞观格》也是“斟酌今古，除烦去弊，甚为宽简，便于人者”②。

史家对房玄龄修定唐律给了很高的评价。《新唐书·刑法志》说：“自房玄龄等更定律、令、格、式，讫太宗世，用之无所变更。”其实，不仅贞观朝如此，以后有唐都没有发生过多大变动。唐高宗时长孙无忌主持撰定的《唐律疏议》只是在于“律疏”，并未作什么改动。唐律对后世影响很大，而房玄龄确有首创之功。尽管作为法律来说，唐律也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阶级的依据，但它比较宽简，较隋律有所减轻，人民总比生活在摇手触禁、动辄得咎的严刑峻法的统治下要好一些。

房玄龄对封建的礼仪也颇为精通。早在武德二年（619），诏命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高祖释奠时，又以周公为先圣，以孔子为配。贞观二年，房玄龄认为此做法不符合礼教，遂与博士朱子奢建议说：“周公、尼父俱圣人，然释奠于学，以夫子也。大业以前，皆孔丘为先圣，颜回为先师。”于是唐太宗依从房玄龄的意见，罢去了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并于贞观四年诏令州县学校都立孔子庙。①在唐太宗平定突厥后，五谷丰登，群臣曾请封泰山。唐太宗命秘书少监颜师古等人召集当时名儒博士杂议封禅的仪式，但久议而不决。太宗又命房玄龄与魏徵等人博采众议奏上，对于坛之大小，玉牒、玉检的尺寸等作了详细规定，“遂著于礼”②。

房玄龄奉诏与魏徵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最后定著五礼，总138篇，分为100卷，名为《大唐新礼》。另外，房玄龄还与礼官一起，对不合时宜的旧礼作了改定。他认为，“依礼，有益于人则祀之。神州者国之所托，余八州则义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八州等八座，唯祭天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对皇太子入学、天子大射，农隙讲武，天子上陵、朝庙等礼仪，“皆周、隋所缺，凡增多二十九条”。其余的也都依准古礼，稽考历代，择善而从。得到了唐太宗的赞可，遂“颁于内外行焉”③。

房玄龄在修史方面也很有成绩。贞观三年，唐太宗诏命再次撰修北周，隋，南朝的齐、梁、陈五代史书，房玄龄以左仆射的身份为总监。④在贞观年间，先后撰成了《晋书》、《魏书》、《周书》、《北齐书》、《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计八部史书。其中《晋书》130卷，乃房玄龄亲自主持撰定。另外又撰高祖、太宗实录各20卷。

①《新唐书》卷十五《礼乐志》五。

②《新唐书》卷十四《礼乐志》四。

③《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一。

④《新唐书》卷一〇二《令狐德棻传》。

忠肃恭懿，更得殊遇贞观十三年（639），唐太宗又以房玄龄德高望重，加授太子少师，以教谕太子。他自惧盈满，屡次上表请解除左仆射职务。唐太宗诏令回报他说：“公忠肃恭懿，明允笃诚。草昧霸图，绸缪帝道。仪刑黄阁，庶政惟和；辅翼春宫，望实斯著。而忘彼大体，徇兹小节，虽恭教谕之职，乃辞机衡之务，岂所谓弼予一人，共安四海者也？”不得已，他只得以本官就职。当时，皇太子欲行拜见师傅之礼，并准备好了仪卫，以等待房玄龄的到来。但房玄龄得知此事后，“深自卑损”，不敢谒见太子，悄悄回到家里。“有识者莫不重其崇让”。

贞观十六年（642），房玄龄又进拜司空，仍综理朝政，依旧监修国史。

他已居端揆长达十五年之久，其女为韩王妃，子遗爱又尚高阳公主，深感自己贵显与尊宠之极，又以年老为口实，上表请求致仕。太宗特派使者劝谕他说：“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自知衰竭，当更奏闻。”①在唐太宗的劝说下，房玄龄只好留任原职。

贞观十七年（643），房玄龄与司徒长孙无忌等图形于凌烟阁，为他写的赞语说：“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对房玄龄的才行作了很高的评价。太宗改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后，他又进为太子太傅，仍知门下省事，并依然监修国史。

房玄龄反对穷兵黩武，主张对周边诸国与少数民族实行亲睦政策，赞助唐太宗以修旧好。贞观十五年，薛延陀部乘太宗东封泰山之机，进攻唐属国突厥，被唐兵击败。第二年，薛延陀可汗夷男另派叔父前来求婚，言归于好，并贡献马三千匹。当时，太宗认为“北狄世为寇乱，今薛延陀部崛强”，是以武力征灭，还是“结以婚姻，缓辔羁縻”，一时还拿不定主意。这时房玄龄上奏说：“今大乱之后，疮痍未复，且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唐太宗听从了玄龄的意见，当即表示：“朕为苍生父母，苟可以利之，岂惜一女？”①遂决定与其和亲。

贞观十六年十一月，高丽东部大人盖苏文弑其王，更立王弟子藏为王，遂专擅国政。消息传到长安，唐太宗表示，盖苏文弑君攘国，取之甚易，但又不愿劳民伤财。房玄龄马上表示赞同太宗的意见，说：“陛下勇而力有余，戢不用，所谓‘止戈为武’者。”②司徒长孙无忌也不同意出兵，于是便对高丽采取了安抚政策。

贞观十九年（645）春，唐太宗执意亲自远征高丽，他命房玄龄留守京师，委以重任，并对他说：“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忧矣。”凡军粮器械，军伍行留，由玄龄“悉裁总之”③。唐太宗对房玄龄十分倚重，特命他“得以便宜行事，不复奏请”。当太宗离开京师不久，有人来到留台，声称有密告。玄龄问密告何人，那人回答说告房玄龄本人，他听说二话没讲，即命乘驿将告者递送太宗所在。太宗听说留守有表送告密人，马上料到是诬告房玄龄，不由怒气冲天，命左右执长刀而后接见他，问密告何人，回答说是房玄龄。果然不出太宗所料，立即喝令腰斩，并玺书告谕房玄龄，责备他不能自信，又再次重申：“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①由于房玄龄知人善任，唐太宗在选任官吏时，十分尊重他的意见。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幸翠微宫时，曾擢任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这时房玄龄正留守京城。①《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①《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

②《新唐书》卷二二〇《高丽传》。

③《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九年。

适遇一官吏从京师来翠微宫，太宗便问他房玄龄听说任李纬为尚书有何意见时，那人回答说：“但云‘李纬大好髭须’，更无他语。”②太宗听后，即将李纬改授洛州刺史。

房玄龄事奉唐太宗小心谨慎，兢兢业业，但缺乏像魏徵那样面折廷诤的骨鲠品质，遇到太宗处事失误之处，不敢极言谏诤。贞观五年，（631），相州人李好德因患有疯癫病，言涉妖妄。大理丞张蕴古上言，说好德患病，不当判罪，太宗将宥免他。但蕴古却将此事秘密地告诉他，还与他博戏。此事被人弹奏。唐太宗一怒之下，将蕴古斩首于东市。事后，太宗又非常后悔，即批评房玄龄等人说：“公等食人之禄，须忧人之忧，事无巨细，咸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见事都不谏诤，何所辅弼？如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复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③批评了房玄龄不能直言规谏，以致使其处事出现了失误。

贞观二十二年（648）七月，房玄龄留守京师，病情渐重。太宗将他召入玉华宫，坐肩舆进入殿内，直到御座侧才下，君臣相见涕泪不止。太宗特意将他留在宫内，每听说玄龄病情好转，则喜形于色；一听说病势加剧，则面容忧悴。

唐太宗对房玄龄的尊宠使他感激万分，这使得他对唐太宗一再扬言东征高丽一事的过失再也不能缄默不言了。他对诸子说：“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无事，唯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死有余责。”于是他拖着沉重的病体，上表劝谏。上表说：“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功名威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决一重囚，必令三复五奏，进素膳，止音乐者，重人命也。今驱无罪之士卒，委之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独不足愍乎！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愿陛下许高丽自新，焚凌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臣旦夕入地，倘蒙录此哀鸣，死且不朽！”唐太宗看完上表，十分感动，对玄龄儿媳高阳公主说：“彼病笃如此，尚能忧我国家。”①房玄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唐太宗为便于探病，遂凿通苑墙，特开一门，频频派中使候问。在他生命垂危之际，太宗又亲临病榻，与玄龄握手话别，悲痛难忍，还诏令皇太子与他诀别，并当面将其子房遗爱擢为右卫中郎将，遗直为中散大夫。贞观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房玄龄病卒，享年七十岁。为了深切悼念他，唐太宗特废朝三日，册赠太尉、并州都督，谥曰文昭。为给房玄龄办理丧事，特赐绢布二千段，粟二千斛，并陪葬昭陵。

房玄龄生前极力辅佐唐太宗治理军国大政，同时也善于料理家事。他早年服事父母以孝而闻名。父亲曾身染重病，卧病十旬，他尽心料理药品与膳食，百余天“未尝解衣交睫”。父死后，他悲痛万分，五天不食不饮。他事奉继母也是“恭谨过人”。母亲病了，每逢请的医人来到家门，他“必迎拜垂泣”。在他守母丧期间，“尤甚柴毁”。唐太宗特命散骑常侍刘洎前去安慰，并赐与寝床、粥食、盐菜等物。

①房玄龄对其妻也以礼相待，恩爱很深。

②《贞观政要》卷三。

③《贞观政要》卷八。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二年。

在他年轻时，病得将死，便对其妻托以后事说：“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后人。”由于夫妻感情笃厚，其妻卢氏听了二话没说，哭泣着进入帷帐中，用刀自剜一目，以向玄龄表示誓无二心。玄龄病愈后，“礼之终身”②。

房玄龄治家也有法度，尝告诫诸子“以骄奢沉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特意搜集古今圣贤家诫，书于屏风，令各取一具。并对他们说：“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还说：“袁家累叶忠节，是吾所尚，汝宜师之。”只是到了高宗时，次子遗爱所尚高阳公主疾恨遗直居嫡，遂与遗爱阴谋夺其封爵，事情败露后，遗爱被诛，公主赐自尽。遗直虽以父功特予宥免，也除名为庶人，把房玄龄辛苦经营的家业荡涤一空。

房玄龄一生辅佐唐太宗安定天下，凡三十二年，他孜孜奉国，举贤任能，亲自主持制定了朝章国典，初创唐朝规模，权重而不专，位望崇隆而谦虚谨慎，与杜如晦一起被称为唐初贤相。

①《贞观政要》卷五。

②《新唐书》卷二〇五《房玄龄妻卢氏传》。

（谢选骏指出：网文说长孙无忌与房玄龄表面和睦，暗地里却展开了杀机四伏的权力斗争——唐朝实行群相制，李世民当朝二十三年，总共用了二十七位宰相。房玄龄是宰相中的领头羊，是当之无愧的贞观第一宰相。长孙无忌不服房玄龄，但是被亲妹妹压制，只能对房玄龄羡慕嫉妒恨。长孙皇后去世之后，唐太宗让长孙无忌出山担任宰相。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为了太极殿正当中那把椅子，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长孙无忌支持大外甥李承乾，房玄龄支持魏王李泰。房玄龄这样级别的人物，不能亲自出面支持魏王李泰，否则就有结党营私的嫌疑。房玄龄在幕后遥控指挥，他让儿子房遗爱加入魏王幕府，还让岑文本等人，成为拥立李泰的马前卒。长孙无忌一开始就明确支持大外甥李承乾，得罪了二外甥李泰。李承乾被废之后，如果李泰上位，长孙无忌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长孙无忌当机立断，拥立三外甥李治。长孙无忌联合褚遂良等人，战胜了以房玄龄为首的魏王党，把晋王李治扶上太子宝座。欧阳修编撰的《新唐书》记载，李世民宣布立李治为太子的时候，当着房玄龄等人的面，对李治说：“舅许汝矣，宜即谢。”李治听父皇这么一说，马上按照外甥拜舅舅的礼节，拜谢长孙无忌。李世民册封李治为太子，标志着房玄龄拥立李泰失败了。此时的房玄龄虽然还是首相，但是有了失宠的迹象。……房玄龄知道长孙无忌容不下自己，也知道唐太宗更信任长孙无忌。房玄龄审时度势，主动递交辞呈，申请辞去宰相职务。李世民想让长孙无忌成为托孤大臣，他早就在等房玄龄的辞呈。李世民接到房玄龄的辞呈，没有马上批准，而是按照流程慰留。房玄龄审时度势，再三申请辞职。李世民在演足了慰留戏码，高度评价了房玄龄对大唐的贡献，然后就批准了房玄龄的辞呈。房玄龄用辞职的方式，向长孙无忌认输，希望长孙无忌能放过自己和家人。长孙无忌心胸狭隘，在房玄龄认输的情况下，长孙无忌依然不肯放过房玄龄。长孙无忌嫉妒心理作祟，非要和房玄龄见个高低。房玄龄活着的时候，有李世民罩着，长孙无忌奈何不了房玄龄。唐太宗驾崩，李治登基称帝。长孙无忌一手遮天，此时的房玄龄已经配享太庙。长孙无忌把对房玄龄的羡慕嫉妒恨，发泄到房遗爱身上。长孙无忌炮制了“房遗爱谋反案”，把房玄龄家族害得是家破人亡，还把房玄龄的牌位扔出太庙。可怜的房遗爱，其实是房玄龄与长孙无忌斗争的牺牲品。房遗爱谋反案，本质上就是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权力斗争的余震，仅此而已。——在我看来，长孙无忌这不是胜利，而是在找死……因为恶有恶报，而且来得很快；被他扶上马的龟孙子李治，马上有样学样，对他也是翻脸不认人了。）

【第九章 李靖】

第一节 才识与胆气

李靖（571—649），字药师①，京兆府三原（今属陕西）人。出生于官宦之家，祖父李崇义曾任殷州刺史，封永康公；父李诠仕隋，官至赵郡太守。李靖长得仪表魁伟，由于受家庭的熏陶，从小就有“文武才略”，又颇有进取之心，曾对父亲说：“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事，以取富贵。”他的舅父韩擒虎是隋朝名将，每次与他谈论兵事，无不拍手称绝，并抚摩着他说：“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②李靖先任长安县功曹，后历任殿内直长、驾部员外郎。他的官职虽然卑微，但其才干却闻名于隋朝公卿之中，吏部尚书牛弘称赞他有“王佐之才”，左仆射杨素也抚着坐床对他说：“卿终当坐此！”③大业（605—617）末年，李靖任马邑郡（治今山西朔县东）丞。这时，反隋暴政的农民斗争已风起云涌，河北窦建德，河南翟让、李密，江淮杜伏威、辅公祏等领导的三支主力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涤荡着隋皇朝的腐朽统治。身为隋朝太原留守的李渊也暗中招兵买马，伺机而动。李靖察觉了他的这一动机，遂“自锁上变”，将往江都，以告发此事。但当到了京城长安时，关中已经大乱，因道路阻塞而未能成行。不久，李渊于太原起兵，并迅速攻占了长安，俘获了李靖。李靖满腹经纶，壮志未酬，在临刑将要被斩时，大声疾呼：“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李渊欣赏他的言谈举动，李世民爱慕他的才识和胆气，因而获释。不久，被李世民召入幕府，充做三卫。武德元年（618）五月，李渊建唐称帝，李世民被封为秦王。为了平定割据势力，李靖随从秦王东进，平定在洛阳称帝的王世充，以军功授任开府。从此，李靖开始崭露头角。

①《旧唐书·李靖传》云“本名药师”，按《新唐书》本传、《宰相世系表》、《金石萃编》卷五一李靖碑皆作“字药师”，今从《新唐书》传、表及碑。

②《旧唐书》卷六七《李靖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③《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第二节 平定江南

当进击王世充的战役打响不久，盘踞在江陵（今属湖北）的后梁萧铣政权派舟师溯江而上，企图攻取唐朝峡州（今湖北宜昌）、巴、蜀等地，被峡州刺史许绍击退，遂退守安蜀城及荆门城。为了削平后梁萧铣这一割据势力，唐高祖李渊调李靖赴夔州（今四川奉节）安辑萧铣。

李靖奉命，率数骑赴任，在途经金州（今陕西安康）时，适遇蛮人邓世洛率数万人屯居山谷间，庐江王李瑗进讨，接连败北。李靖为庐江王出谋划策，一举击败了蛮兵，俘虏甚多。于是顺利通过金州，抵达峡州。这时，由于萧铣控制着险塞，再次受阻，迟迟不能前进。李渊却误以为他逗留不前，贻误军机，秘密诏令许绍将他处死。许绍爱惜他的才干，为他请命，才免于一死。

不久，开州蛮人首领冉肇则叛唐，率众进犯夔州，赵郡王李孝恭率唐军出战失利，李靖则率八百士卒袭击其营垒，大破蛮兵。后又在险要处布下伏兵，一战而杀死肇则，俘获五千多人。当捷报传到京师时，唐高祖高兴地对公卿说：“朕闻使功不如使过，李靖果展其效。”立即颁下玺书，慰劳李靖说：“卿竭诚尽力，功效特彰。远览至诚，极以嘉赏，勿忧富贵也。”李靖的精诚至忠博得了李渊的信用，改变了对他的成见，并亲笔写敕与李靖说：“既往不咎，旧事我久忘之矣。”

武德四年（621）正月，李靖鉴于敌我双方的情势，上陈了攻灭萧铣的十策，得到了唐高祖的重视，二月即任命李孝恭为夔州总管，擢任李靖为行军总管，兼任孝恭行军长史。高祖又以为孝恭不太精通军旅之事，“三军之任，一以委靖”。李靖实际上已成为三军统帅。

李靖组织人力和物力大造舟舰，组织士卒练习水战，做好下江陵的准备。同时，他见巴、蜀之地归附唐皇朝不久，各部族还不太稳定，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他劝说李孝恭把各部族酋长子弟都召集到夔州，根据才能的优劣分别授以官职，安置在左右，“外示引擢，实以为质”①。这对于稳固巴、蜀政局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年九月，唐高祖诏令调发巴、蜀兵士，集结于夔州，并任命赵郡王李孝恭为荆湘道行军总管，李靖兼行军长史，统辖十二总管，自夔州顺流东进；又任命庐江王李瑗为荆郢道行军元帅，出襄州道，为北路军；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为南路军；黄州总管周法明出夏口道，为东路军。四路大军分头并进，一齐杀向江陵，发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军事攻势。

这时，适值秋天雨季，江水暴涨，流经三峡的涛涛江水咆哮狂奔而下，响声震撼着峡谷。萧铣满以为水势汹涌，三峡路险难行，唐军不能东下，遂休养士兵，不加防备。唐将也大都望而生畏，请求待洪水退后再进兵。李靖以他那超人的胆识和谋略，力排众议，说：“兵贵神速，机不可失。今兵始集，铣尚未知，若乘水涨之势，倏忽至城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纵彼知我，仓卒征兵，无以应敌，此必成擒也。”孝恭依从其议，遂率战舰二千余艘，沿着三峡，冲破惊涛骇浪，顺流东进。由于萧铣毫无防备，唐军连破荆门、宜都二镇，并乘胜前进，十月即抵夷陵城（湖北宜昌）下。这时，萧铣的骁将文士弘率数万精兵驻守在附近的清江。李孝恭大兵一到，即想进击。李靖劝告他说：“士弘，铣之健将，士卒骁勇，今新失荆门，尽兵出战，此是救败之师，恐不可当也，宜且泊南岸，勿与争锋，待其气衰，然后奋击，破之必矣。”李靖的避其兵锋，挫其锐气，然后一战可擒的战术是很正确的，但李孝恭由于连战告捷，错误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没有听从他的劝告，遂命李靖留守军营，自己率兵出战。果然不出李靖所料，双方一交战，孝恭军大败，即逃奔南岸，损失很大。文士弘获胜以后，即纵兵四出抢掠，兵士肩扛手提，多有收获。李靖见敌军队伍大乱，遂不失时机，迅即指挥唐军出战。文士弘军队一时难以收拢，措手不及，结果被唐军打得落花流水，被杀及溺水而死者将近一万人，获得舟舰四百余艘。①攻下夷陵之后，李靖又马不停蹄，率轻骑五千为先锋，直奔后梁都城江陵，李孝恭率大军继后。李靖首先攻克江陵外城，接着又占领水城，缴获了大批舟舰，却让孝恭全部散弃江中，顺流漂下。诸将对此做法都困惑不解，认为缴获敌船，正好充当军舰，为何却遗弃江中，以资敌用？李靖胸有成竹地说：“萧铣之地，南出岭表，东距洞庭，吾悬军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军四集，吾表里受敌，进退不获，虽有舟楫，将安用之？今弃舟舰，使塞江下，援兵见之，必谓江陵已破，未敢轻进，往来觇伺，动淹旬月，吾取之必矣。”②李靖的疑兵之计果然奏效，长江下游的萧铣援兵见江中到处都是遗弃散落的舟舰，以为江陵已破，都疑惧不前。交州刺史丘和、长史高士廉等将赴江陵朝见，在行进途中听说萧铣已败，便都到孝恭营中投降。

唐军把江陵围得水泄不通。萧铣见内外隔绝，外无援兵，城内又难以支持，走投无路，遂开门投降唐军。李靖率军进入城内，号令严肃，秋毫无犯。这时，诸将都以为萧铣将帅抗拒官军，罪大恶极，建议籍没其家财产，用以犒赏官军将士。李靖立即出面劝止，晓以大义，说：“王者之兵，吊人而取有罪，彼其胁驱以来，藉以拒师，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宽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坚城剧屯，驱之死守，非计之善也”③。李靖高瞻远瞩，宽宏大度，不贪财宝，确比诸将更高一筹。他这一做法颇得人心，由是江、汉纷纷望风归降。萧铣投降几天之后，有十几万援军相继赶到，听说萧铣已经投降，唐朝的政策宽大，也都放下兵器不战而降。①李靖佐助李孝恭出师，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即消灭了江南最大的割据势力后梁，战功卓著，唐高祖诏封他为上柱国、永康县公，赐物二千五百段。攻取江陵的战斗历程，表现出了李靖杰出的军事才干，他进一步得到了唐高祖的倚重。战事刚一结束，即擢任为检校荆州刺史，命他安抚岭南诸州，并特许承制拜授。

①《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②《资治通鉴》卷一**，高祖武德四年。

③《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①《资治通鉴》卷一**，高祖武德四年。

这年十一月，李靖越过南岭，到达桂州（今属广西），派人分道招抚，所到之处，皆望风归降。大首领冯盎、李光度、宁真长皆派遣子弟求见，表示归顺，李靖承制都授以官爵。于是连下九十六州，所得民户六十余万。自此，“岭南悉平”。高祖下诏劳勉，授任岭南道抚慰大使，检校桂州总管。李靖以为南方偏僻之地，距朝廷遥远，隋末大乱以来，未受朝廷恩惠，若“不遵以礼乐，兼示兵威，无以变其风俗”，遂率其所部兵马从桂州出发南巡，所经之处，李靖亲自“存抚耆老，问其疾苦”，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于是“远近悦服”②，社会安定。

武德六年（623）七月，原投降唐皇朝的农民起义军将领杜伏威、辅公祏二人不和，辅公祏乘杜伏威入朝之际，窃据丹阳（今江苏南京），举兵反唐。高祖命李孝恭为帅，李靖为副帅，率李勣等七总管东下讨伐。辅公祏派大将冯惠亮率三万水师驻守当涂（今安徽当涂），陈正道率二万步骑驻守青林，从梁山用铁索横亘长江，以阻断水路。并筑造建月城，绵延十余里，以为犄角之势。孝恭召集诸将议军事，大都认为，公祏劲兵连栅，固守不战。若直取丹阳，捣毁其巢窠，惠亮则不战自降。李靖透辟地分析了敌方形势，认为公祏留守的也是精锐部队，他们极力坚守，“若我师至丹阳，停留旬月，进则公祏未平，退则惠亮为患，此便腹背受敌，恐非万全之计”。惠亮、正道虽然据城持重，“今若攻其城，乃是出其不意，灭贼之机，唯在此举”。孝恭依从其计。李靖遂率黄君汉等水陆并进，经过浴血奋战，杀伤敌军万余人。冯惠亮招架不住，落荒而逃。接着李靖又乘胜而进，率轻兵直抵丹阳城下，公祏惊恐不安，兵虽众多，但人无战心，不得不弃城出逃，后被活捉，于是“江南悉平”。

李靖运筹帷幄，判断准确，很快地平定了辅公祏的反叛。高祖为了嘉奖他的军功，赐物千段，并赐奴婢一百口，良马一百匹。设立东南道行台，授任他为行台兵部尚书。高祖十分钦佩他的军事才干，极口赞叹说：“靖乃铣、公祏之膏肓也，古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何以加！”

①②《册府元龟》卷三九七《将帅部》。

①《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第三节 北灭突厥

江南的局势安定以后，北方的形势又一时紧张起来。隋末唐初，东突厥势力强大，李渊太原起兵时，曾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以换取北方的相对安定。唐皇朝建立后，突厥一方面支持薛举、刘武周等割据势力，与唐皇朝分庭抗礼；另一方面，又自恃兵强马壮，不断举兵南下侵扰。在平定江南中功勋卓著的李靖又被调到北方，以反击突厥。

武德八年（625）八月，突厥颉利可汗率十余万人越过石岭，大举进犯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唐高祖马上命李靖为行军总管，统率一万多江淮兵驻守太谷，与并州总管任瑰等迎击敌人。由于突厥来势凶猛，诸军迎战多失利，任瑰全军覆没，唯李靖军得以保全。不久，又调李靖为灵州道行军总管，以抗击东突厥。

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刚即位不几天，突厥颉利可汗乘唐朝皇帝更替之机，遂率十几万精锐骑兵再次进犯泾州（今甘肃泾川西北），并长驱直入，兵临渭水便桥之北，不断派精骑挑战，还派其心腹执失思力入朝，以观察虚实。当时征调的诸州军马尚未赶到，长安市民能拿兵器打仗者也不过几万人，形势十分危急。在此种情况下，太宗曾冒险亲临渭水桥，与颉利可汗结盟，突厥才退兵。事后，太宗擢任李靖为刑部尚书，不久转任兵部尚书。因他作战屡建功绩，赐实封四百户。

此后不久，东突厥国内发生了变乱，所属薛延陀、回纥、拔野古诸部相继叛离，又恰遇暴风雪，羊马死亡甚多，因而发生了饥荒，族人纷纷离散。贞观三年（629）八月，唐太宗接受了代州都督张公瑾的建议，决定出击东突厥，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以张公瑾为副，发起了强大的军事攻势。又任命并州都督李勣、华州刺史柴绍、灵州大都督薛万徹等为各道总管，统率十几万军队，分道出击突厥。

贞观四年正月，朔风凛冽，李靖率领三千精锐骑兵，冒着严寒，从马邑（今山西朔县）出发，向恶阳岭挺进。颉利可汗万万没有想到唐军会突如其来，兵将相顾，无不大惊失色。他们判定：如果唐兵不倾国而来，李靖决不会孤军深入，于是“一日数惊”。李靖探知这一消息，密令间谍离间其心腹，其亲信康苏密前来投降。李靖迅即进击定襄，在夜幕掩护下，一举攻入城内，俘获了隋齐王杨暕之子杨正道及原炀帝萧皇后，颉利可汗仓皇逃往碛口（今内蒙二连浩特西南）。李靖因军功进封代国公，赐物六百段及名马、宝器等。太宗高兴地对大臣说：“李陵以步卒五千绝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书竹帛。靖以骑三千，喋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澡吾渭水之耻矣！”①在李靖胜利进军的同时，李勣也率军从云中（今山西大同）出发，与突厥军在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北）遭遇。唐军奋力冲杀，把突厥军打得溃不成军。颉利可汗一败再败，损失惨重，遂退守铁山，收集残兵败将，只剩下几万人马了。

颉利可汗处于山穷水尽的境地，他派执失思力入朝请罪，请求内附，并表示愿意入朝。其实，他内心尚犹豫未决，意欲赢得时间，以苟延残喘，俟草青马肥之时，逃到大漠以北，以卷土重来。

唐太宗派遣鸿胪卿唐俭等前去安抚，又诏命李靖率兵迎颉利可汗入朝。

①《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李靖率兵抵达白道，与李勣谋议说：“颉利虽败，其众犹盛，若走度碛北，保依九姓，道路且远，追之难及。今诏使在彼，虏必自宽，若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往袭之，不战可擒矣。”②商议已定，遂率军连夜出发，李勣继后而进。

李靖率军进至阴山，遇到突厥斥候千余帐，一战而全部俘获，命与唐军同行。这时，颉利可汗见到唐使臣，放松了戒备。李靖前锋苏定方率领的两百余骑又乘着大雾，悄然疾行，直到距牙帐七里远的地方才被发觉。如同惊弓之鸟的颉利可汗慌忙骑马逃走，突厥军也四散而逃。李靖大军随之赶到，杀敌一万余人，俘虏十几万，缴获牛羊数十万只（头），并杀死隋义成公主。颉利可汗率万余人想北过大漠，在碛口受李勣所阻，不能北逃，其大酋长皆率众投降。不久，颉利可汗被大同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擒获，并送到京师。东突厥从此宣告灭亡了。

自隋朝以来，突厥是西北的强国。李靖等灭了东突厥，不仅解除了唐朝西北边境的祸患，而且也洗刷了唐高祖与太宗向突厥屈尊的耻辱。因此，唐太宗颇有感慨地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来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稽颡，耻其雪乎！”①太上皇李渊也欣喜万分，他把太宗、贵臣十几人，还有诸王、王妃、公主等召至凌烟阁，设宴庆祝。他一时兴起，还亲自弹起了琵琶，太宗起舞，大臣们也接连起身举杯祝贺，一直延续到深夜。

李靖虽在战场上勇猛善战，叱咤风云，但却性情沉厚。事后御史大夫萧瑀妄加劾奏李靖治军无方，在袭破颉利可汗牙帐时，一些珍宝文物，都被兵士抢掠一空，请求司法部门予以审查。太宗虽一时不明缘由，特赦不得审查。在李靖入见时，唐太宗仍严加责备，李靖却不加辩白，只是顿首谢罪。太宗以其功劳大，加授左光禄大夫，赐绢一千匹，加实封户，通前为五百户。后来，唐太宗知道李靖受了诬告，又赐绢二千匹，并由兵部尚书晋升为右仆射，成为宰辅。在宰相议政时，又“恂恂似不能言”①。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①《贞观政要》卷二。

①《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第四节 西击吐谷浑

李靖在青少年时曾锐意进取，然而一旦富贵在身，又深惧盈满，能知足而退。到了贞观八年（634）十月，担任宰相职务刚满四年的李靖即以足疾辞任，而且言辞恳切。唐太宗明白他的心意，并十分欣赏他的这一举动，派遣中书侍郎岑文本转告他说：“朕观自古已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甚少。不问贤智，莫相自知，才虽不堪，强欲居职，纵有疾病，犹自勉强。公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为一代楷模。”特颁下诏书，加授特进，赐物千段，尚乘马两匹。如足疾稍好一些，每二三天可到中书、门下平章政事。不久，又特赐李靖一条灵寿杖，以帮助他疗养足疾。

可此事还未过两个月，就发生了吐谷浑进犯凉州的事件，朝廷决定兴兵反击。在任命统帅时，唐太宗自然想到了足智多谋、威名震撼边庭的李靖，认为他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可惜足疾未愈。而这位年逾花甲的老将军一听到朝廷将远征吐谷浑的消息，顿时精神抖擞，他顾不上足疾与年事已高，主动去求见宰相房玄龄，请求挂帅，亲自远征。唐太宗大喜过望，这年十二月，即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又分别任命兵部尚书侯君集、刑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凉州都督李大亮、右卫将军李道彦、利州刺史高甑生等五人为各道行军总管，统由李靖指挥。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吐谷浑的战争序幕拉开了。

李靖奉命赴任之时，正值寒冬腊月季节。他一路踏着冰雪，风餐露宿，备尝艰辛。翌年闰四月，唐军在库山（在今青海天峻）与吐谷浑交战，李道宗部大败吐谷浑，唐军首战告捷。

狡诈的吐谷浑可汗伏允一面往西败退，一面令人把野草烧光，以断绝唐军马草。干草已被烧光，春草尚未萌生，诸将大都认为战马瘦弱，不可长途追击。侯君集认为吐谷浑已“鼠逃鸟散，斥候亦绝，君臣携离，父子相失，取之易如拾芥，此而不乘，后必悔之”①。李靖完全赞同他的意见，决定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于是兵分两路：李靖与薛万均、李大亮等从北道，侯君集、李道宗从南道，两路大军一齐进发。

李靖亲自率领的北路军进展顺利。不几天，其部将薛孤儿于曼头山（今属青海）击败吐谷浑军，杀其名王，用缴获的大批牛羊充作军食。接着李靖的主力军也先后于牛心堆、赤水源两次大败吐谷浑军。侯君集、李道宗所率南路军进展也很迅速，他们深入荒漠二千余里。这里荒无人烟，温差变化大，有时酷热难忍，有时寒冷得令人颤栗。有时无水，他们只能刺马饮血解渴。唐军克服了种种困难，长途奔袭，到了五月，终于在乌海（今青海兴海）追上了伏允可汗，又大败其军，俘获了其名王。薛万均等于赤海也打败了吐谷浑的天柱王军。

李靖都督各军继续进击，又连战告捷。李大亮军于蜀浑山击败吐谷浑军，获其名王二十人。部将执失思力也在居茹川击败吐谷浑军。唐军乘胜进军，经过积石山河源，一直打到吐谷浑西陲且末（今新疆且末）。部将契苾何力追击伏允可汗，破其牙帐，杀数千人，缴获牛羊二十多万头（只），并俘虏了其妻子。

伏允可汗率一千多骑兵逃到碛中，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部下纷纷离①《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九年。

散。不久，伏允可汗为部下所杀。其长子大宁王慕容顺杀死天柱王，率众降唐。李靖率军经过了两个月的浴血奋战，平定了吐谷浑，并向京师告捷。唐朝为了控制吐谷浑旧境，封慕容顺为西平郡王、趉故吕乌甘豆可汗，并留下李大亮协助防守。

在进击吐谷浑时，利州刺史高甑生任盐泽道总管，未按期到达，贻误了军机，受到李靖的责备，他心怀不满。战事结束后，即串通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诬告李靖谋反。唐太宗令调查此事，弄清事实真象，判定高甑生以诬罔罪减死，流放边疆。从此，李靖“乃阖门自守，杜绝宾客，虽亲戚不得妄进”。

不久，李靖以功进封卫国公。贞观十七年（643），又与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图像于凌烟阁，尊奉为功臣，并进位开府仪同三司。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亲自征伐高丽，把李靖召入阁内，对他说：“公南平吴，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浑，唯高丽未服，亦有意乎？”这位年过七旬的老将虽染病在身，仍表示愿意从行，对太宗说：“往凭天威，得效尺寸功。今疾虽衰，陛下诚不弃，病且瘳矣。”①太宗见他实在年老体衰，未同意他远征。

李靖虽未从征高丽，但对前线的战事颇为关注。唐太宗进至驻跸山（今辽宁辽阳南）时，高丽兵倾国出动，内部空虚，李道宗曾请求率精兵五千，奇袭平壤，太宗未答应。事后回京，太宗询问李靖说：“吾以天下之众，困于蕞尔之夷，何也？”素以出奇制胜的李靖以为太宗未能听从李道宗的计谋，便说：“此道宗所解。”太宗询问李道宗，他说明了当时的建议未被采纳，太宗听后怅然说：“当时忽遽不忆也。”①李靖明察事件，善于见微而知著。唐太宗要他教给侯君集兵法，后来侯君集上奏太宗，说李靖将反，因为每到精微之处，李靖则不教授。太宗听后责备李靖，李靖却回答说：“此君集反耳。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安制四夷矣。今君集求尽臣之术者，是将有异志焉。”此时，君集尚未有任何反迹，太宗似不相信。一次，朝后回尚书省，君集骑马越过省门数步尚未发觉。李靖见到这种情况，便对人说：“君集意不在人，必将反矣。”②至贞观十七年四月，侯君集果然与太子承乾谋反，事情败露后被杀，证明了李靖的预见准确无误。

①《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①《唐语林》卷五。

②《大唐新语》卷七。

第五节 杰出的军事家

在李靖的戎马生涯中，他指挥了几次大的战役，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不仅因为他勇敢善战，更因为他有着卓越的军事思想与理论。他根据一生的实践经验，写出了优秀的军事著作，仅见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有《六军镜》3卷，《阴符机》1卷，《玉帐经》1卷，《霸国箴》1卷，《宋史·艺文志》著录的还有《韬钤秘书》1卷，《韬钤总要》3卷，《卫国公手记》1卷，《兵钤新书》1卷和《弓诀》等，可惜后世都失传了。今传世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或称《李卫公问对》）系宋人所撰，盗用李靖之名，不足为据。①但从散见于杜佑《通典·兵典》及《太平御览·兵部》中的《卫公兵法》，犹能管中窥豹，有关李靖的治军、行军作战、扎营斥候等都有所记载。

李靖严于治军，赏罚分明，不避亲疏与仇雠，以惩恶劝善，激励将士。

《卫公兵法》说：“尽忠益时、轻生重节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惰、败事贪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质直敦素者，虽重必舍；游辞巧饰、虚伪狡诈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赞，恶无纤而不贬，斯乃励众劝功之要术。”他欣赏诸葛亮斩马谡的军法严明，又称道曹操因违犯军纪而割发示众。为了严肃军纪，提高军队的战斗素质，李靖申明了二十四条法令：如漏泄军事斩之，背军逃走斩之，或说道释、祈祷鬼神、阴阳卜筮、灾祥，讹言以动众心，并与其往还言议者斩之，吏士所经历侵略者斩之，奸人妻女及将妇人入营斩之，吏士破敌滥行戮杀、发冢焚庐、践稼穑、伐树木者斩之。②这样，就能造就出一支战斗力强、军纪严明、深得民心的军队。

在对敌作战方面，李靖特别主张善于因势利导。《卫公兵法》说：“凡事有形同而势异者，亦有势同而形别者。若顺其可，则一举而功济；如从未可，则暂动而必败。故孙膑曰：‘计者，因其势而利导之。’”他认为：“如我方士卒已齐，号令已行，奇正已设，布阵已定，誓众已毕，上下已怒，天时已应，地利已据，鼓角已震，风势已顺，敌人虽众其奈我哉？”他还比喻说，面对张牙舞爪的猛虎，头有利角的凶兕，自己手无寸铁，身无蔽护，却要与之搏斗，势不可能，其道理也是非常明白的。他总结出：“兵有三势：一曰气势，二曰地势，三曰因势。”如果将勇轻敌，士卒乐战，三军之众，“志励青云，气等飘风，声如雷霆，此所谓气势也”；如关山狭路，大阜深涧，道如“龙蛇盘阴，羊肠狗门，一夫守险，千人不过，此所谓地势也”。如果因敌怠慢，劳役饥渴，“风波惊忧，将吏纵横，前营未舍，后营未济，此所谓因势也。”①善于因势利导，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

①参见蓝永蔚：《李靖问对伪辩》，《安徽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②《通典》卷一四九《兵典》二。

①《通典》卷一五八《兵典》一一。

在以步兵、骑兵作战为主的时代，李靖认为善于利用地形、地物是至关重要的。《卫公兵法》说：“《军志》云：‘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不其然矣’。”他指出，要根据双方的地利条件，及时决定自己的战略战术。比如：彼此都具有有利的地形，这时就要采取“让而设伏，趋其所爰而傍袭之”的战术；如彼此地形都不利，则采用“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击之”的战术；如在平旷的地方，适用骑兵冲杀，则要“率骑而与阵”；在地势险隘之处，则适于步兵作战。他还指出几点指挥者禁忌的地方：在阴暗的沼泽之地，“沮洳幽秽、垣埳沟渎，此车之害地也”。在有进无出之地，“大阜深谷，洿泥堑泽，此骑之败地也”。他善于利用地物，在“深林盛薄”之地，可以使用矛铤杀敌；在“芦苇深草”之地，则必用风火。他总结说：“凡战之道，以地为主，虚实为佐，变化为辅，不可专守险以求胜地也。仍须节之以金鼓，变之以权宜，用逸待劳，掩尽为疾，不明地利，其败不旋踵矣。”②李靖认为，为了战胜敌人，使用反间计，促使对方相互猜忌，上下离心离德，这是瓦解敌人，战而胜之的策略。《卫公兵法》说：“夫战之取胜，此岂求之于天地，在乎因人而成之。历观古人用间，其妙非一也。即有间其君者，有间其亲者，有间其贤者，有间其能者，有间其助者，有间其邻好者，有间其左右者，”他还进而指出了行使反间计的方法：“且间之道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潜伺察而致词焉；有因其事，故泄虚假，令告示焉；有因敌人之使，矫使其事而返之焉；有审择贤能，觇彼向背虚实而归说之焉；有佯缓罪戾，微漏我伪情浮计使亡报之焉。”要更好地使用反间计，达到预期的目的，“皆须隐秘，重之以赏，密之又密，始可行焉”。李靖还进一步指出，在我方使用反间计的时候，还要提高警惕，严防自己中敌人的反间计。他说：“且夫用间以间人，人亦用间以间己，己以密往，人以密来，理须独察于心，参会于事，则不失矣。”①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如果只考虑用反间计，却不提防对方也会使用反间计，以离间我方，就可能出现螳螂在前，黄雀在后的危险了。

《卫公兵法》还列举了将帅不善于统兵作战的十大失败因素：“军中有贤能而不能用者败；上下不相亲而各谈己长者败；赏罚不当而兵士多怨者败；知而不敢击，不知而击之者败；地利不得，而卒多战阨者败；劳逸无别，不晓车骑之用者败；觇候不审而轻敌懈怠者败；行于险道，而不知深沟绝间者败；阵无选锋，而奇正不分者败。”之所以会导致这十败，是因指挥者不善于用人抚士，不知己知彼，不懂地理，不懂阵法等所造成的。因此他结论说：“凡此十败，非天之殃，将之过也。”①李靖对下营安寨及斥候也有一套理论。《卫公兵法》说：在平原广袤、无险可守之地扎营，要作方营，即把军队分为七军，“中军在中央，六军总管在四畔，象六出花。”为了防止敌人偷袭，必须放哨警戒，安排好斥候，哨兵“须择勇敢之夫，选明察之士，兼使向导，潜历山原，密其声，晦其迹”，哨兵必须精明强干，见微而知著，“见水迹则可以测敌济之早晚，观树动则可以辨来寇之驱驰也”②。

贞观二十三年（649），李靖病情恶化，唐太宗亲临病榻慰问。他见李靖病危，涕泪俱下，十分难过地对李靖说：“公乃朕生平故人，于国有劳。今疾若此，为公忧之。”③这年四月二十三日，李靖溘然逝去。享年七十九岁。

①《太平御览》卷二九三。

①《太平御览》卷三二三。

②《通典》卷一五七《兵典》十二。

③《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唐太宗册赠司徒、并州都督，给班剑、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谥曰景武。坟墓如同卫青、霍去病故事，筑坟形如同突厥内燕然山、吐谷浑内积石二山形状，“以旌殊绩”④。

李靖军功卓越。上元元年（760），唐肃宗把李靖列为历史上十大名将之一，并配享于武成王（姜太公）庙。他才兼文武，出将入相，为唐朝的统一与巩固立下了赫赫战功。唐太宗曾给予高度评价：“尚书仆射代国公靖，器识恢宏，风度冲邈，早申期遇，夙投忠款，宣力运始，效绩边隅，南定荆扬，北清沙塞，皇威远畅，功业有成。”⑤同时，他治军、作战又积累了一套成功的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军事思想和理论。

④《贞观政要》卷二。

⑤《加李靖特进制》，《全唐文》卷四。

（谢选骏指出：李靖本是李渊父子的仇敌，但是唐朝却能始终容纳之——这在帝国时代是很难做到的，看看汉朝和明清的大杀功臣的系统工程，就可以略知一二了。不独唐朝如此，宋朝也是这样，这都是得益于王国共主时代的多元性。所以我说，假皇帝比真皇帝好，最好当然是立宪君主。）

【第十章 弃宗弄赞 文成公主】

弃宗弄赞（617—650），又号为松赞干布，是我国古代吐蕃王国第三十二世赞普。在他一生中，承继父祖基业，稳定内部，巩固王权，创建统一的吐蕃王国，并发展经济，对沟通汉藏文化友好关系，有过重大贡献，是我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

第一节 吐蕃的兴起

吐蕃王国是羌族的一支（今藏族）所建。羌族是居住在中国西部的古老游牧民族，所居地是以西海（今青海）为中心，向四方伸展。早在战国初期，其中氂牛部率众向南迁徙，居留在越巂（今四川西昌）一带，称为越巂羌。这些部落迁徙无常，以后进入西藏。到公元五世纪，在西藏高原散布许多羌族部落，其中以氂牛部势力最强，分为六个兄弟部落。酋豪弃聂弃自称为天神之子，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的雅隆河谷（在今西藏山南地区泽当、琼结一带），成为六氂牛部的王。后来弃聂弃自立一部，降服其余六部，六部酋长被称为父王六臣，另外有三个通婚部落，称为母后三臣。这时羌族部落已处于氏族社会末期，部落中已有等级分化，有立君长的需要，弃聂弃被称为赞普，意为雄强的丈夫。①以后其子孙世袭赞普称号。到第七代支弓赞普时，发生内乱，赞普被他臣下罗阿木所杀。以后其子集结同族消灭了罗阿木势力，被拥为赞普，即第八世布岱巩甲赞普。这时吐蕃居住在琼巴地方。吐蕃人已会冶炼银、铜、铁，制造犁具，引水灌溉，从事农耕。到了第十五世赞普提肖烈时，建立琼巴堡寨（今西藏山南琼结，汉文史籍称为疋播城，跋布川）。到十七世赞普时，出现了政权机构，在政权机构中，设置大论②辅助赞普统理国事。吐著从二十六代赞普弃脱赞（又称为瘕悉董摩）起，才有赞普世系的记载。到第三十世赞普达布聂西（又称讵素若）时，吐蕃开始强盛，“侵伐不息，土宇渐广”，经济文化逐渐发展，统一邻近各部，初步形成为国家。

在公元六世纪，西藏高原上，小邦林立，堡寨遍布，由于奴隶制的发展，各邦贵族间相互攻伐，强者兼并弱者。在互相争夺中，吐蕃、苏毗以及西部的羊同，先后发展成为西藏高原上三个最强的国家。尤其苏毗，北接于阗，东邻多弥（居住在青海通天河一带的部落），南至吐蕃，统辖着雅鲁藏布江以北直至昆仑山脉广大地区的吉曲河（今拉萨河）流域，比吐蕃更为强盛。苏毗有两个都城，女王达甲瓦，驻于年卡宁波（今西藏日喀则一带），小女王弃邦孙，驻在儒那堡寨（今拉萨）。苏毗发生内乱，贵族年纪颂纳波杀死女王，立弃邦孙为国王，吞并了达甲瓦的领地，引起一些贵族的不服，以綝·臧古和巴·鱼泽布为首的贵族，暗中与吐蕃赞普达布聂西勾结，先遣使通款输诚，然后又潜至疋播城和吐蕃赞普达布聂西共立盟誓，密谋叛变，共同反对苏毗。

大约在619年，达布聂西病死，论赞弄囊继为赞普，綝·臧古、巴·鱼泽布等苏毗贵族再和他订立盟约。大约在620年，经过一番准备，论赞弄囊便亲率精兵万人渡过雅鲁藏布江进攻苏毗，在苏毗贵族的内应下，很快攻下儒那堡塞，杀了弃邦孙和权臣念氏，苏毗王子逃往西突厥，占有了苏毗的领土和吉曲河流域的一些地方。论赞弄囊发布命令，把吉曲河流域原名岩波，①《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云：“其俗谓强雄曰赞，丈夫曰普，故号君长曰赞普。”②吐蕃王廷的宰相称为大论，副相称为小论，唐人译为宰相平章国事。

改名为彭域。原苏毗贵族和当地庶民向他进上赞普尊号，称颂他“政比天高，盔比山坚”，号为朗日论赞。论赞弄囊也按功行赏，把原来苏毗贵族所占城堡、土地和奴隶封赐给綝·臧古、巴·鱼泽布、农·仲波、哲蚌·纳生，这四个原苏毗的大贵族，由于助吐蕃有功，都成为吐蕃的新贵族，吐蕃赞普的重要大臣。苏毗领主琼波·邦色也杀了藏博小邦主马尔门，率藏博二万户归附吐蕃，论赞弄囊即将二万户赐给邦色，以后达波贵族叛乱，企图脱离吐蕃，论赞弄囊领兵平定了叛乱，并征服达波全境，从此西藏高原主要地区都为吐蕃所有。

第二节 弃宗弄赞的少年时代

弃宗弄赞是朗日论赞的独生子，在公元617年他出生于吐蕃旧都亚隆札对园的降巴木决岭王宫。他父亲朗日论赞是吐蕃的赞普，母名萨颓格姆。藏族传说他从小聪慧，沉毅，多才多艺，故其臣僚奉以尊号松赞干布。一些史书记载也都称赞他“为人慷慨才雄”，“骁武绝人”，“多英略”，“通达工艺、历算、武技”，是一个聪明而有才干的英雄。弃宗弄赞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人物，这是与他的家庭和所受的熏陶、教育分不开的。他是朗日论赞的独生子，吐蕃赞普的合法继承者，家庭和吐蕃臣民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大的幸福和发展。从幼年起他就在骑射、击剑、武术等方面受过严格的训练，十岁以后已经成为武艺超群的勇士。在文化修养方面，他能背诵赞普的世系，十分熟悉历史英雄传说。他喜欢吐蕃民歌，长于诗歌创作，常常在宴会上即兴赋诗，他的作品是现在流传的吐蕃文学作品中最早的。

朗日论赞十分关心对弃宗弄赞在品德方面的培养。为他选择的朋友，都是道德品质好、行为端正、诚实谨慎的人，如吐蕃著名的大相尚囊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经常一同骑射、游猎、唱歌、跳舞，也喜欢做陆博、围棋等游戏。弃宗弄赞虽是王子，他对待朋友都是推心置腹，以诚相见，性格豪爽而无骄贵习气，因而深得人心。

弃宗弄赞出生以后，就过着宫廷豪华优越的生活。当时的琼巴，不仅是政治中心，经济也十分繁荣，商贾云集，远方的食盐、布帛、以及松耳石、珠翠等装饰品，珍奇的物品，也都运到这里，王宫的仓库中收储着各类珍宝和特产，供给王室的需要，弃宗弄赞就是在这种物质条件下度过他的童年。弃宗弄赞是在吐蕃势力蒸蒸日上的年代成长起来的，所以从幼年起就立志光大祖先的事业，把吐蕃蓬勃发展的形势推向前进，对于未来充满信心。

第三节 嗣位和平叛

朗日论赞征服苏毗，平定达波以后，西藏高原得到统一，吐蕃王朝一时出现了升平的景象。但是在这和平的景象中却蕴藏着危机。

朗日论赞依靠綝·臧古、巴·鱼泽布、农·仲波等原苏毗贵族的力量兼并了吉曲河流域等地，赐给他们领地和奴隶，使他们成为效忠于自己的新贵族，凡事都与他们商议，并且任命綝·臧古的儿子尚囊为大论。这样新贵族的地位就超越了旧贵族，在国家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王权因此大为增强。朗日论赞的重用新臣，却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引起吐蕃旧臣（主要是父王“六臣”和母后“三臣”）的不满，因为他们不仅没有在征服苏毗过程中分享到一土一民，而且原有的地位反而降低，因之心怀怨恨，阴谋叛乱。公元629年的一天，朗日论赞吃了有毒食品突然死去。父王“六臣”和母后“三臣”等贵族一起举兵进行叛乱，达波、工布、娘波等地区都被叛乱者所据，吐蕃西部的羊同、敌国苏毗也与旧贵族内外呼应，苏毗王子回到藏博乘机进行“复国”活动，他们与苏毗旧贵族结合，起兵驱逐琼波·邦色的官吏和驻军，发兵攻打吐蕃，新建的吐蕃王国面临新的危机。

这时，弃宗弄赞年仅十二岁，在这突如其来的危机时刻，在他叔父论科耳和宰相尚囊等亲信的大臣拥戴下，登上赞普宝座。他一方面坚守山南琼结、泽当一带，一方面追查阴谋毒害他父亲的人，经过一番追查，查出为首的几个人，消灭了许多旧贵族，并消灭了在宫廷内部的敌对势力，局势很快就稳定下来。旧贵族力量逐渐削弱，羊同的进攻也被在年楚河地区的娘氏力量所抵制。

松赞干布在局势稳定以后，便亲自渡过雅鲁藏布江到吉曲河谷地区进行巡视，受到逻些贵族和庶民的欢迎和拥戴。彭域地区人们向他进献贡品，并表示对他效忠，北方地区得到巩固。弃宗弄赞见到支持他的人很广泛，对重新统一吐蕃增强了信心。有些大贵族看到弃宗弄赞年幼，表现十分自负，弃宗弄赞为了招集和训练士卒，与他们曲意周旋。他作为王子的骄贵任情，受到压抑，性格变成沉默寡言，少年老成，更符合“松赞干布”的尊号。藏语“松赞”是端庄尊严的意思，“干布”是深邃沉宏之意。松赞干布在此结托中小贵族，深入民间，问民疾苦，厚赏士卒，经过三年，军队十分精锐，大约在632年，开始出兵平定叛乱。在人心归服，将士用命的情况下，很快平定了叛乱，攻占了叛乱者所占地方，旧贵族兵败投降。这样，松赞干布把他们所占有的土地、民众和军队完全收归赞普统辖之下，吐蕃的统一又得到恢复。旧贵族受到严重打击，他们丧失了原有的特权。

第四节 迁都逻些，统一西藏

弃宗弄赞平定叛乱以后，便产生了迁都的想法。他北巡彭域时，曾到逻些地区，这里的险要地理形势，秀美的原野，雄峙的布达拉山，令他十分喜爱。在他平叛之前，曾在这里招集士卒，训练军队，与这里的部落首领及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得到他们的拥戴，他平定叛乱的武力，都是这里的部落成员，如果想控制着这支兵力，就不能远离这个地区。山南的琼结、泽当一带，虽然是吐蕃的发祥地，那里有祖先的坟墓，但由于朗日论赞的被害，他始终对那里的旧贵族心存疑虑。与小而窄的雅隆河谷相比，吉曲河谷地域更为广阔，逻些（今西藏拉萨）地处吉曲河下游，是彭域的中心，曾是苏毗的根据地，具有西藏高原政治中心的地位。逻些北有念青唐古拉山作屏障，东连娘波、工布等地，西邻羊同，南依雅隆河谷，位置适中。迁都逻些，更有利于防御北面的苏毗和西方的羊同。由于以上各种考虑，在平定叛乱后，弃宗弄赞和大相尚囊等人相度形势，决定迁都到逻些。

633年，适应形势，弃宗弄赞把都城从山南琼结，迁到逻些。随着都城的迁徙，许多依山而居的部落也纷纷迁到平原中居住，更多的人从事农耕，过去的游牧也改变为定居放牧，促进生产的发展。迁都逻些，使吐蕃真正据有西藏高原心腹地区，可以居中控制四方，为吐蕃的发展与强盛提供了有利条件。迁都以后，平原出现了大片农田，牛羊遍野，马匹肥壮。

吐蕃国力日益强盛，弃宗弄赞开始他统一西藏高原的计划。当时吐蕃北面的诸羌中，最大的是苏毗，平叛以后，虽然苏毗的进攻被遏止，但其威胁仍然存在。所以弃宗弄赞决定派具有政治和军事才能的宰相尚囊出征苏毗。尚囊在打败苏毗的抵抗后，采取招抚的办法，宣传松赞干布接纳归附者的政策，对苏毗庶民与吐蕃本部民户一样对待，使之安居乐业；允许苏毗贵族保留自己领地，按规定缴纳贡赋，所以很快就招降了苏毗各部，从此吐蕃的国土扩展到青海南部。收复苏毗后，东部的多弥、白兰、党项等部也相继臣服。在吐蕃西南，和田之南有羊同（又称象雄），朗日论赞时，曾与吐蕃联姻。平叛以后，弃宗弄赞亲自征讨羊同，羊同因而再次臣服吐蕃。弃宗弄赞将妹妹赛玛噶嫁给羊同王为妃，对他进行笼络。公元638年，弃宗弄赞攻打吐谷浑进兵唐边境时，羊同也出兵随征，也曾与吐蕃使臣朝见唐太宗。但羊同王不甘心役属于吐蕃，对征调财物深为怨恨，屡次进行反吐蕃活动并发生军事冲突。羊同王对赛玛噶疏远，宠爱原有王妃，赛玛噶也决意消灭羊同王。公元644年，弃宗弄赞发兵攻入羊同，杀了羊同王，羊同部众都归附吐蕃，收为编民。这样，弃宗弄赞完成了西藏高原的统一。以后羊同人和吐蕃境内人民经济文化关系更加密切，逐渐融合形成统一的藏族，使我国西部边疆得到开发。

在迁都逻些以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泥波罗（尼泊尔）国也开始与吐蕃通聘。泥波罗当时已进入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都很发达。国王鸯输伐摩于630年开始摄政，实行重商政策，极力开展对外贸易。泥波罗的工艺品极为精巧，其雕刻、绘画、建筑等都达到很高水平，为了向吐蕃推销手工艺品，与吐蕃进行贸易，主动派使者到吐蕃通聘。弃宗弄赞为了建设都城，需要泥波罗人帮助，便立即答聘。在修建布达拉山顶的红宫时，招聘不少泥波罗工匠。在638年松赞干布向泥波罗求婚。639年，鸯输伐摩国王把他女儿尺尊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同年松赞干布派禄东赞、吞米等去泥波罗迎娶尺尊公主。尺尊公主入藏时带来释迦佛像、琉璃宝钵、珍宝绫罗、男女仆从等。尺尊公主的入藏，使吐蕃和泥波罗的关系更为亲密。

第五节 文成公主与唐蕃联姻

文成公主是唐宗室之女，可能是唐太宗族弟江夏王李道宗的女儿。李道宗随从高祖李渊太原起兵，又助太宗剿灭群雄而定天下，以后又讨伐突厥、吐谷浑，功勋卓著，位极尊隆。所以当唐太宗许婚弃宗弄赞时，为了在政治上结托吐蕃，而选中了他的女儿。文成公主是皇室宗女，出生皇家，自幼就受过良好教育。她熟读经史诗文，通达礼仪。由于当时唐朝佛教盛行，因而使她虔诚信仰佛教，诵读过不少佛教经典，还通晓占卜之术。文成公主是一个有才识而端庄的女子，也是我国历史上的杰出女性，她为汉藏两族的友好关系作出很大贡献。

吐蕃与唐联姻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吐蕃各部很早就和中原地区有密切联系，在朗日论赞时，中原的医药、历算等书籍就已传入吐蕃。唐朝是中原的大国，地域辽阔，政治修明，典籍丰富，国力强盛，经济文化发达，声威远播于西域。自从629年，唐太宗击败东突厥，统一漠南地区，薛延陀、回纥、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等国和奚、契丹、室韦等部，都遣使入朝称臣纳贡。吐蕃东北的党项、白兰等也都归附于唐。各国君主和首领，都以娶得大唐公主为荣，并可借此倚大国之威以服其众。弃宗弄赞做了赞普以后，对于中原文明就十分仰慕，因此在634年，征服苏毗、羊同之后，便遣使者到唐朝通好。唐太宗对吐蕃首次通使很为重视，当时唐朝正准备出兵征讨吐谷浑，希望与吐蕃建立友好关系，因之便立即派冯德遐为使者带着国书和礼物到吐蕃报聘。弃宗弄赞隆重地接待了冯德遐，见到唐朝使者有很高的文化修养，雍容优雅的态度，更加喜欢和汉族亲近。从唐朝赠送的礼物，具体体验了唐朝丰富多采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对中原文明更加羡慕，立即决定派遣使者携带珍贵礼品随同冯德遐一起到唐朝，向唐皇室求婚。当时边疆民族的国王和首领有很多向唐朝请求婚配公主，把唐朝公主下嫁看成是了不起的特殊恩典，等于得到唐朝的信任和支持，是一种殊荣。如636年，唐太宗把皇妹衡阳公主许配给突厥都布可汗阿史那社尔，把弘化公主下嫁给吐谷浑可汗诺曷钵，这些都使弃宗弄赞加深了他要和唐朝结亲的急切心情。弃宗弄赞第一次派使求婚，由于唐太宗从各方面慎重考虑，并未轻易答应，婉言拒绝了弃宗弄赞的请求。

吐蕃使者回去后，由于没有完成求婚的使命，又不能直说唐朝不许婚，恐怕伤了弃宗弄赞的自尊心，恰好他出使唐朝时吐谷浑的诺曷钵也到长安朝见，因此便编造谎言对弃宗弄赞说，初至唐时，唐朝待他甚厚，而且许婚，只是由于吐谷浑可汗到后，从中离间破坏，婚姻才未成，把罪责推到诺曷钵头上。弃宗弄赞听了后，很是恼怒，吐谷浑王能配公主，只有自己遭到拒绝，这有损自己在各族中的威望。于是立即征调境内和羊同的军队，进攻吐谷浑。诺曷钵不能抵抗，逃到青海湖以北，牲畜和人民多为吐蕃所掠。以后弃宗弄赞转兵东向，攻破党项、白兰（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公元638年，弃宗弄赞率二十万大军进攻松州（今四川松潘），唐都督韩威领兵抵抗被打败。原已归顺的阔州、诺州的党项部落也叛唐归附吐蕃。弃宗弄赞用兵的目的主要是对吐谷浑进行报复，同时也是向唐炫耀武力，迫唐许婚。吐蕃进攻松州后，于638年八月，唐太宗任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右武卫大将军牛进达、右领军将军刘兰，率步骑兵五万人分四路出击吐蕃，大败吐蕃兵。弃宗弄赞以武力求婚未能如愿，一些吐蕃大臣纷纷劝他罢兵回国，他不接受，有八个大臣因气愤先后自杀。直到在松州失败后，乃觉悟到这种做法的失策，引兵而回。

弃宗弄赞回到逻些后，派大论禄东赞为使入唐谢罪，带着嵌有朱砂宝石的金甲作为礼物，再次表示求婚的诚意。唐太宗考虑吐蕃是西陲的强国，为了确保边境的安宁，宽恕了他的侵犯，允许他的请求。使者回到吐蕃，向弃宗弄赞报告了唐朝许婚。弃宗弄赞十分欢喜，立即准备了丰厚的聘礼，黄金五千两，珠宝珍玩数百件，命大论禄东赞到长安纳聘。贞观十四年（640）十月，禄东赞到达长安，朝见了唐太宗，向唐太宗述说弃宗弄赞仰慕大国，殷切请求结亲的愿望和诚意，得到了唐太宗的信任，下诏准其所请，决定以文成公主下嫁弃宗弄赞。

为了等候公主赴藏，禄东赞在长安逗留了三个多月，目睹中原风物，京城雄伟气派的建筑，皇宫的庄严壮丽，居民之多和街市的繁华，甚为赞叹。在逗留期间，唐太宗和文成公主曾多次召见了他。唐太宗见他机智聪敏，精通谋略，非常喜欢，给他优厚礼遇，想把琅玡公主外孙女段氏许他为妻，禄东赞上奏说，国中已有妻室，不可遗弃，况且这次是为赞普迎亲，赞普还未会见公主，自己怎能先娶？他的深明礼义，忠于职守的品格，颇为唐太宗和群臣所赞赏。

在文成公主入吐蕃以前，做了许多准备工作。首先是确定由唐太宗的族弟江夏王李道宗前往护送。入吐蕃的行程，事先也作了周密的安排，在吐谷浑边境修筑了行馆，作为公主和随从人员中途作较长时间的休息，熟悉高原的气候。约定文成公主在进入吐蕃时弃宗弄赞率兵到河源亲迎。订婚以后，文成公主并没有沉湎在远离家园和父母的哀伤之中，而是悉心筹划到吐蕃后如何迎接新生活、如何从事高原的建设。她召见禄东赞了解吐蕃地方的物产、风土人情各个方面，准备了妆奁和各种物资。在她的妆奁中，有大量金银、绸帛、珍宝；还有大批书籍，除了儒家经典、史书、名家诗文、佛经外，还有种树、医药、历法、工艺技术等书籍。还准备了耐寒抗旱的芜菁、各种谷物的种子，准备到吐蕃试种和推广，并把中原的先进文化和科技知识介绍给吐蕃人民。

除了一些物质准备外，还组织一支人数众多的随从公主到吐蕃去服侍和服役的队伍，其中有公主奶母一家，官属和他们的家属、侍女、卫士，制造日用品的工匠和厨役等。为了公主的安全，李道宗挑选了一支工队，人马精悍，装备整齐，衣甲鲜明。这是最早进入西藏高原的汉族人，他们对汉藏民族友谊和西藏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次年（641）一月，一切准备就绪后，便择日启程。临行前唐太宗为禄东赞等吐蕃使臣设置了丰盛的宴会，为之饯行。启程之日，载着珠宝、绫罗、衣服、饰物、书籍等妆奁的马骡骆驼列成大队前行，还另备洁车载着释迦牟尼佛像。衣甲鲜明的卫队前后护卫着文成公主所乘的绣车，一些侍婢、官属随从人员也各乘车马，浩浩荡荡地离开长安。朝中文武百官也到郊外欢送。文成公主等行进到大城鄯城（今西宁）时，大队作了停留，然后前行两百余里到险峻的赤岭，下车换乘马，进入吐谷浑境内，文成公主第一次经历了高原的风霜后，受到河源郡王诺曷钵和弘化公主的热烈欢迎，住在早已建成的行馆。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息，解除旅途疲劳以后，又继续西行。在吐谷浑和吐蕃边界柏海（今青海扎陵湖）地方，弃宗弄赞带着禁卫军按约早已到此等候迎接。弃宗弄赞和文成公主会见，对公主娴静文雅的仪表十分爱慕，对于随从人员的众多，妆奁的丰厚，繁缛的礼节，都感到新奇。见到前来护送的李道宗，非常恭敬，执子婿礼。弃宗弄赞陪同公主观览河源风光，见到侍女们华丽衣着，珠宝饰物，隆重的亲迎仪式，尤其是文成公主的学识、风度，盛赞中原服饰之美，礼仪之盛，不胜羡慕。行过亲迎礼后，李道宗告别公主和弃宗弄赞回朝复命。因为道路险阻，弃宗弄赞先启程回逻些，公主带来的汉族工匠也先行出发，和吐蕃人民一起为公主平整道路，设立驿馆，开辟一条联系唐蕃的驿道。禄东赞和吐蕃大臣共同护送公主缓慢前行。文成公主在路过的农业区，安装碾硙，留下芜菁种子和各种谷物种子，教导吐蕃人民各种种植方法。

文成公主到达逻些以后，吐蕃人民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吐蕃人民穿着节日的盛装，载歌载舞庆祝赞普的婚礼。弃宗弄赞为公主举行盛大的宴会，婚礼十分奢华，热闹。弃宗弄赞对亲近的大臣说：我祖上从来没有与中原上国通婚的先例，现在我能娶大唐公主，实在太幸福了，应当为公主筑一座城，以夸示子孙后代。吐蕃人的习俗，人们都以赭色涂面，公主看了很不习惯。弃宗弄赞立即下令停止这种习俗。弃宗弄赞在他和公主相处时，都脱去毡裘，穿着唐朝所赐的华贵汉装。弃宗弄赞和文成公主结婚时年二十五岁。

在文成公主入吐蕃以前，弃宗弄赞便大兴土木进行沼泽的平整，修筑逻些市街，建筑神殿。文成公主到逻些后，根据公主的心愿先后修建了小昭寺和十二座神殿，也为泥波罗尺尊公主修筑了大昭寺。把文成公主带去的一尊觉阿佛像，供奉在小昭寺内。为了纪念和公主结婚，弃宗弄赞在公主经过的道路上建筑一座城寨，如中原的雕楼，气魄雄伟，十分壮观。

吐蕃的习俗，王室冬天住在逻些王宫中，到了夏季，便移居琼结，在原野里建起巨大帐幕，用于居住，官吏也在此处理公事。山南泽当一带，柳林茂密，翠色宜人，文成公主喜欢这里的景色类似中原，也到这里定居，命令她所带来的随从人员和工匠，向当地人民传授整地开畦等耕作方法，安装水硙等技术。命侍女们教授当地人民纺织、刺绣，吐蕃人民很快便掌握了这些技术，对于吐蕃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弃宗弄赞非常赞赏工匠的技巧，下令免除他们的差役。并且派使者到唐朝要求赠送蚕种，派遣酿酒、碾硙、建筑等各种技术工匠到吐蕃，帮助建设，唐朝满足了他这个要求。

为了进一步学习中原文化，弃宗弄赞派遣很多贵族子弟到唐朝国学学习诗书，还聘请中原儒者为他掌管文书奏章，加强唐蕃文化的交流。文成公主的出嫁，密切了唐蕃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增强了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

第六节 立法建制，发展文化

在朗日论赞时期，吐蕃虽然已形成国家，实际上仍是一个贵族的军事联盟，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机构，各贵族独立统治自己的领地，拥有自己的家臣和军队，赞普只是联盟的最高首领。弃宗弄赞平定叛乱以后，统一西藏高原建立吐蕃王国后，深深体会到要想巩固国家统一，必须加强王权，建立集中的统治机构，制定法律和各项制度。在他继位为赞普以后，就极力从事政权的建设，决定把唐的政治制度作为借鉴。

吐蕃王廷官制，原来专设大论（宰相）一人，统领内政外交，权力极大，往往难以控制。弃宗弄赞深感改革的必要，乃仿效唐朝制度，在大论以外，增设宰相多人，其中有小论（副相）、兵马都元帅宰相同平章事、副元帅同平章事，统领全**队。此外，还有掌管民政的四个最高长官，都称为“宰相同平章事”，他们与大论共掌国政，一切重大国事都由宰相会议研究决定，报请赞普批准后执行。在宰相之下设置各类官员，分掌各种政务。其中有曩论（内相），掌管官员升迁调补等内政，相当于吏部尚书。纰论（外相），相当于鸿胪寺卿，掌管外国使臣的接待等外政事务。“岸奔”（度支使），分掌财政。资悉波折逋（大会计官），掌管征收赋税。喻塞波掣逋（断事官长），又称“整事大相”，掌管刑政，相当于刑部尚书。此外还有掌管宣发诏令的给事中等官员，合称宰相僚属。在上述诸官中，大论最尊，总揽政务，事无大小，必须由他批准。上述的官职都由贵族担任，父死子代，世袭其职。这样国家政治、军事等各项政务由王廷统一管理，贵族就不能各行其是，加强了王廷权力。

弃宗弄赞在官吏制度上还仿效唐朝，制定了官阶品级制度，向各级官员颁发告身（一种章饰），分六种，各有大小二等，共十二等。最上等为瑟瑟，次为金、银、镀金、铜、铁。

在兵制和地方官制方面，弃宗弄赞把地方行政组织与军事组织结合起来，把吐蕃全国分成四个如：伍如（中翼），辖以逻些为中心的雅鲁藏布江以北地区；约如（右翼），辖以雅隆河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叶如（左翼），辖雅鲁藏布江上游南北之地；拉如（后翼），辖雅鲁藏布江中游南北之地。征服苏毗后又设一孙波如。“如”有“翼”、“旗”的意思，是吐蕃的大军事区和行政区。每如分为上下两个分如，共八个分如，每个分如各有四个千户所，每个如又各有一个下千户所，四如共有三十二个千户所和四个下千户所。另外，还有四个禁军千户所分镇四如。每个分如有元帅一人，副将一人，判官一人。分如在旗帜和马匹上各有不同颜色，作为区别。军队编制以一百余人为单位，设一个百夫长。一个大五百统帅五个百夫长，一个千夫长统率两个大五百，实际上每个千夫所有各约万人左右，统率二十个大五百，以后称为万户府或万夫长。各千户既是军事组织单位，也是地方行政单位，同时也是原来的贵族领地。大将以下各级官员，都是由当地的大小贵族担任，世袭其职，但须经王廷的任命。所有士兵都登记造册，由朝廷掌管，全**队由兵马都元帅统率，调动以赞普的金箭为凭。

随着吐蕃国家制度的完善，在统治上也有加强法制的需要，弃宗弄赞继为赞普以后，积极学习文字，制定和颁布法律。据吐蕃史书说“松赞干布在位，以臣民于君前忿教争竞，无礼无仪，乃创十善法律，使善者有所劝，恶者知所戒”。据记载当时颁布的律文有二十条，其主要内容在于：“令行善者劝，作恶者惩，强梁者以律绳之，贫弱者以法扶之，设四兵以为禁卫”。“定度量衡之法，设阡陌之制。教民习书，为马装备，创兴礼义。”这都是说的立法的意义。至于法律律文，有“争斗者罚金，杀人者依其大小抵偿。盗窃财物者，罚赔八倍，并原物为九。通奸者，断肢体而流之。诳语者，割舌”（刘立千译《史鉴》）。各种记载不同，有的说弃宗弄赞有“十善法律”，有的说有“德行诫命十八条”，多为道德训条，有些是出于后世附加的。根据史籍记载弃宗弄赞时制定法律，用刑罚来维护社会秩序，是符合当时历史情况的。史书记载说吐蕃“用政严酷，人无敢违”。“其刑，虽小罪必抉目，或刖、劓，以皮为鞭，抶之从喜怒，无常算（数）；其狱，窟地深数丈，纳囚于中，二三岁乃出”。当时吐蕃社会发展比较落后，制定这样落后的刑罚，也完全符合奴隶制度的情况。

弃宗弄赞为了改变吐蕃的落后情况，一方面吸取各国的先进文化，同时也积极从事本民族的文化建设。他和文成公主结婚后，加强了唐蕃的文化交流，派遣贵族子弟到唐朝学习，积极地引进唐朝的生产和工艺方面的知识和技术，开启学习唐朝文化的风气，造就许多兼通汉藏文化的人才。让汉族医生帮助吐蕃医生翻译医学典籍，发展藏医学。

弃宗弄赞在文化上突出的建树，就是创造吐蕃文字。吐蕃原来没有文字，“其吏治，结绳齿木为约”。公元633年（？），弃宗弄赞派遣吞米·桑布札等十六名贵族子弟到天竺留学，在克什米尔向大婆罗门李敬学习文字学，学成回到吐蕃以后，吞米·桑布札等把梵文与西域各国文字，特别是和阗文互相比较，采取笔画简单易于书写不同形体，制定了三十个藏文字母，这三十个字母都是辅音，利用辅音重叠或在辅音上加上符号的方法构成复辅音，另外又制定四个元音符号，加在字母上下，用以拼写藏语。桑布札又著《文法三十韵》，作为藏文学习的书籍。藏文创造以后，弃宗弄赞大力提倡，他专心学习了四年，强制贵族子弟学习，号召大臣们学习，采取了许多奖励学习的办法，这样很快得到推广和应用。从此，朝廷的公文、法令，军队和人民的册籍都使用藏文记录，还用藏文翻译汉文医书和梵文佛经，创作文学、史学等作品，对于吐蕃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藏文的创造，也推动了医学的发展。文成公主带了许多医书，汉医韩信杭帮助吐蕃人哈律马哈德娃和德日马郭吉两人翻译成藏文。韩信杭和印度医生巴惹多札、大食医生朵利诺波共同研究，合著《无畏之武器》医书。在汉医学的影响下，藏医的医学理论、医疗技术和处方等都有了发展。

在唐朝文化的影响下，由于弃宗弄赞的提倡和推广，文学、算学、历法、历史等，都有所发展。无论是大食、突厥、印度、泥波罗各国的先进事物，弃宗弄赞都积极学习，兼收并蓄，在周围各族的先进文化影响下，结合吐蕃固有文化的改造，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吐蕃文化。

弃宗弄赞在发展文化的同时，对佛教也采取保护的政策。吐蕃人原来信奉苯教。苯教以占卜休咎、祈福禳灾、治病送死、役使鬼神等为主要活动。苯教首领在朝廷中有较高地位。后来佛教徒进入吐蕃传教，当时苯教势力较大，并未被统治阶级所接受，因此吐蕃不仅没有佛教徒，也没有佛殿和佛像。弃宗弄赞先娶泥波罗尺尊公主为妃，后又娶文成公主为妃。泥波罗是著名的佛教国家，唐朝佛教也盛行，两位公主都信仰佛教，她们都把佛像、佛经、法物等带到吐蕃。吞米·桑布札从印度留学回来也带来佛经，并译成藏文，从此佛教在吐蕃开始流传。在两位公主影响之下，弃宗弄赞也接受了佛教，并为尺尊公主、文成公主修筑了大昭寺、小昭寺，弃宗弄赞又建立了十二座寺庙，这样佛教和苯教同样在吐蕃国内传播开来。弃宗弄赞曾迎请天竺、泥波罗和唐朝僧人到逻些兴佛法，资助翻译佛经，据说译出的佛经有二十五部之多。但终弃宗弄赞之世，吐蕃人没有出家的。

第七节 吐蕃和唐朝的友好关系

在朗日论赞时，吐蕃与唐朝就有经济、文化的交流，两族人民之间就有交往。文成公主入吐蕃以后，吐蕃和唐朝成为“甥舅之国”，汉藏两族人民间的亲密关系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弃宗弄赞在文成公主的帮助下，积极进行经济、文化建设，在人力物力以及技术等各方面，都得到唐朝的支援与帮助，两国人员往来频繁，互相援助。以前两国间时有边境冲突，自从和唐朝联姻以后，十余年边境相安无事，弃宗弄赞一直以唐朝的子婿自居。在公元644年，唐太宗远征高丽回朝，弃宗弄赞派遣大论禄东赞奉表庆贺，其表说：“圣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国，并为臣妾，而高丽恃远，阙于臣礼。天子自领百万，渡辽致讨，隳城陷阵，指日凯旋。夷狄才闻陛下发驾，少进之间，已闻归国，雁飞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预子婿，喜百常夷。夫鹅，犹雁也，故作金鹅奉献。”向唐太宗献上金制的七尺高金鹅，可盛酒三斛。

648年，唐朝使臣出使印度（天竺）。中天竺阿罗那顺劫夺诸国贡献的名贵贡物，使者王玄策战败逃至吐蕃，弃宗弄赞立即派出一千多精兵与泥波罗七千多骑兵，随从王玄策攻讨劫贼，擒了阿罗那顺，然后遣使向唐献捷。649年，唐太宗崩，高宗即位，授弃宗弄赞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

弃宗弄赞接受唐朝官爵封号，深以为荣，以臣礼自居，致书给唐顾命大臣、司徒长孙无忌等人说：“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赴国除讨。”表示愿尽臣属的义务。同时献上金银珠宝十五种，请求奠祭于唐太宗灵座之前，表示对唐太宗深切哀悼和怀念之情。唐高宗对弃宗弄赞的忠诚友好，非常赞赏，于是晋封他为宝王，并在唐太宗陵前竖立他的石刻像。弃宗弄赞向唐朝请求蚕种、造酒、碾硙、纸、墨的匠人，唐高宗允其所请，选派优秀工匠去吐蕃传授技术，帮助吐蕃建设。

649年，吐蕃赞普弃宗弄赞患病，居住在彭玉色莫冈别墅养病，于650年春季逝世，把遗体安置在琼瓦，文成公主派使者到唐朝报丧，夏五月到达长安后，高宗派遣武卫将军鲜于匡济赍玺书赴吐蕃进行吊唁。弃宗弄赞逝世时，他的嫡子贡日贡赞早已亡故，他的儿子贡日贡赞与昆交芒木杰赤噶生子芒伦芒赞。在他逝世后，其大臣拥立他的孙子芒伦芒赞继位为赞普。弃宗弄赞逝世以前，泥波罗尺尊公主已故世，除文成公主以外，弃宗弄赞又娶象雄妃、如羊妃、木聂妃三人，但均未生子。

弃宗弄赞娶文成公主后，九年中和公主共同生活有三年之久。弃宗弄赞逝世，文成公主并未要求回到唐朝，继续留在吐蕃生活了三十年，直至680年，文成公主逝世。唐高宗又派使者吊祭。在这期间，她仍热爱吐蕃人民，关心生产和人民生活，得到吐蕃人民的尊敬和热爱。唐朝和吐蕃两国间曾一度失和，进行战争，但吐蕃人民对她敬爱如故。她逝世时吐蕃为文成公主举行隆重的葬礼仪式，并记载在吐蕃史书中，这是吐蕃以前都没有的。吐蕃人对文成公主十分怀念，在人民中流传着许多关于文成公主的故事。诗歌歌颂文成公主，戏剧、舞蹈都纪念文成公主，说明吐蕃人民对文成公主有十分深切的感情。

（谢选骏指出：所谓弃宗弄赞，其实就是松赞干布——文成公主本来就不是什么公主，而是一个临时上阵的冒牌货，她去西藏也不是结婚嫁人，而是被唐太宗李世民这个人贩子，卖给了深山老林里的野人——文成公主的命运，是不是很像那些不幸被人贩子集团拐卖给老农的现代少女？唐朝和汉朝，都是这样意义的人贩子集团！吐蕃人民对于文成公主的感情，可以说是一种幸灾乐祸的怜悯，就像村民围观受害妇女一样。）

【第十一章 陆德明 颜师古 孔颖达】

第一节 陆德明

陆德明，名元朗，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约生于梁末陈初，历仕陈、隋、唐三代。青年时代，随从梁、陈时代知名人士周弘正学习，善于谈论老、庄和《周易》。陈宣帝太建年间，太子陈叔宝即后来的陈后主召集全国各地名儒，在建康皇宫的承光殿举行一次关于儒家经学的讨论会。那时，陆德明年方二十，应邀前往参加，坐在最末的席位上。由德高望重的国子监祭酒徐孝克①主讲儒经经义，他依仗自己的声望和地位，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趾高气扬，旁若无人，与会的名儒们在这个权威的面前甘拜下风，谁也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唯独叨陪末坐的年轻人陆德明敢于起来同他争辩，多次指出徐孝克讲解中的弱点，深中要害，博得满座的赞赏，也受到陈后主的重视。从此，名声大震，步入陈朝名士之林。陈朝朝廷任命他当始兴王王国的左常侍，后升迁为国子监助教。陈朝灭亡以后，回到故乡吴县。

隋炀帝即位后，搜罗南朝著名学者到长安任职，陆德明被任命为秘书省学士。炀帝大业年间，下诏召集京城及各地通晓儒经的名士到长安讲学，命陆德明同名儒鲁达、孔褒同到门下省会合诸儒讲授经义，互相诘难，互相争辩，谁也没有辩论过他。于是加授他为国子助教。不久，礼部侍郎许善心推举陆德明和徐文远、包恺、褚徽、鲁达等为学官，授陆德明和包恺、鲁达、褚徽为太学博士，徐文远为国子博士。当时人评论陆德明讲《易》、徐文远讲《左传》、褚徽讲《礼》、鲁达讲《诗》，都是高水平的。

隋炀帝被宇文化及所杀后，隋朝东都留守王世充拥立越王杨侗为帝，号皇泰主。杨侗任命陆德明为国子监司业，命他进殿中讲授经书。不久，王世充废黜杨侗，自立为帝，封自己儿子王玄恕为汉王，任命陆德明为散骑侍郎，充当汉王师傅。充当王世充儿子的师傅一事，陆德明自认为是莫大的耻辱，但又深知王世充为人残忍，不便当面拒绝，便想了一条苦肉计来推辞这件差使。就在举行拜师礼的前一天，他服用一剂喝了要腹泻的巴豆散。第二天他卧床在东墙壁下。王玄恕到来后，跪在床前向他大礼参拜，他竟然当面腹泻起来，装着病势十分沉重的样子，既不回礼，也不答话。王玄恕无奈只得以师傅得痢疾向王世充禀告。然后陆德明以养病为名，移居洛阳以东的成皋县，同一切人断绝往来。

不久，唐秦王李世民率兵攻克洛阳，平定王世充，派遣使者征召陆德明到长安，任命他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命长子中山王李承乾随从他学习经书。秦王对他十分敬重，使阎立本写真形，褚亮为之赞曰：“经书为贵，玄风可师，励学非远，通儒在兹。”①不久，补授太学博士。后来唐高祖亲自到太学祭奠先哲先圣，祭奠后，召开了一次儒、佛、道三家经义讲习会，由大儒徐文远主讲《孝经》，高僧惠乘主讲《波若经》，著名道士刘进喜主讲《老子》。讲授完毕后，由陆德明先依据各家经义，分析其要旨；然后提出问题请这三位名流回答，他们都给难住了，最后还是由陆德明把问题一一解说清楚。高祖叹赏说：这三位大儒、高道、名僧学问渊博，能言善辩，但都被陆德明问得哑口无言，他真是一位学术精深的贤才啊！赏赐他丝帛五十匹。太宗贞观初年升为国子博士，封吴县男。不久病故。他生平著作颇多，主要有《经典释文》30卷，《老子疏》15卷，《易疏》20卷，流传当代。后来太宗阅读《经典释文》，对陆德明学识的渊博善辩甚为嘉奖，赏赐其家布帛二百段。陆德明的儿子陆敦信，唐高宗龙朔、麟德年间历任门下省左侍极、同东西台三品、检校右相等职，封嘉兴县子，后任大司成，因年老多病致仕归家。

①徐孝克，《旧唐书》卷一**上《陆德明传》作徐克。

①《大唐新语》卷三。

第二节 颜师古青出于蓝

颜师古（581—645），名籀，以字行②，祖籍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祖父颜之推为南北朝时的著名学者，先后仕于梁、北齐、北周，终于隋，于是家居关中，遂为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人。颜之推学识渊博，尤善《周官》、《左传》，著有文集30卷、《颜氏家训》20篇，并行于世。颜之推从山东辗转跋涉到关中，跨越了南北阻隔，在读书治学的实践中，发现了不少典籍在流传中产生的问题，以及语言因古今、地域的不同而出现的差异，他对这些问题作了开创性的探讨，把这些心得与其他内容一并写入《家训》以备子孙遵循。

颜师古的父亲颜思鲁，以儒学显名，撰有《汉书决疑》。武德初年他为秦王府记室参军事。师古受家学熏陶，博览群书，精训诂之学，善作文章。隋仁寿年间，经人举荐，授安养尉之职。后因失职罢归长安，此后长达十年未能调任新职，迫于生计，以授徒为生。

唐初，师古拜为燉煌公府文学，后迁中书舍人，专掌机密。由于他办事机敏，谙熟国家政事，又正逢军国事务繁多之时，诏令一概出自他手，所写册奏无人能及。太宗即位，师古备受重用，拜中书侍郎，封琅邪县男，后又因公事获罪免官。贞观七年，师古拜为秘书少监，专司刊正之事，对那些令人困惑的奇书难字，他都能原原本本地将疑难剖析明晰。当时秘书监引入很多后进之士任校雠，担任秘书少监的颜师古却压制清贫寒士，而优先任用勋贵权势之人，就连富商大贾之流亦混迹其中，舆论称师古收受贿赂，于是被贬为郴州刺史。赴任前，太宗怜惜师古的才华，责备他“事亲居官，未为清论所许。今之所授，卿自取之”。希望他“宜深自戒励也”①。于是仍留任秘书少监。

颜师古不论为官还是赋闲，都能遵循家训坚持读书，研习学问，所以能胜任经史的考定和注释。太宗尝“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令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颜师古多所厘正。书成，太宗诏诸儒重加详议，诸儒各守门户，同声非难师古，师古则依据晋、宋以来古今传本，对诘问一一答复，解答中援引证据简赅透彻，才情溢于言表，令诸儒无不折服。贞观年间，颜师古还参与了《五礼》的修撰①，十一年，《五礼》撰成，颜师古进封为子爵。后又奉太子承乾之命，为《汉书》作注。颜师古在广泛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多有创新，解释翔实明晰，深受时人称许，誉其为班孟坚忠臣。太子将《汉书注》奏上朝廷，太宗下令将此书编入秘阁，并赐师古物二百段、良马一匹，以示褒奖。十五年，太宗下诏将祭泰山，主管部门与公卿博士集议其仪式，众说纷纭，颜师古上奏：“臣撰定《封禅仪注书》在十一年春，于时诸儒参详，以为适中。”②于是将此著交付公卿定其可否，多赞同其说，但祭泰山事终未成行。不久，颜师古调职秘书监、弘文馆学士。十九年，随太宗东巡，途中病逝，终年六十五岁。

②此据《旧唐书》本传。《新唐书》则曰名师古，字籀。

①《旧唐书》卷七三《颜师古传》。

①即《旧唐书·经籍志》所著录《大唐新礼》，《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大唐仪抢瘛贰*

②《旧唐书》卷七三《颜师古传》。

颜师古所注《汉书》、《急就章》大显于时，又有文集40卷传世③。永徽三年，其子颜扬庭将其遗作整理成《匡谬正俗》8篇奏于朝廷。保留至今者有《汉书注》及《匡谬正俗》。

汉书功臣在颜师古之前，已有多人为《汉书》作注，对此清人王先谦有个总结。

他说：“颜监以前注本五种：服虔、应劭、晋灼、臣瓒、蔡谟也。”①这五本中有集注本，如晋灼就在服、应二氏之外，又增伏俨、刘德等十四家，而臣瓒又增刘宝一家，总共有二十家，其中不乏像应劭、服虔、韦昭这样的名家。但颜师古《汉书注》一出即受到时人的称道，显然因其有魅力。他自称注《汉书》的宗旨：“近代注史，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至有诋诃言辞，掎摭利病，显前修之纰僻，骋己识之优长，乃效矛盾之仇雠，殊乖粉泽之光润。今之注释，翼赞旧书，一遵轨辙，闭绝歧路”②。颜师古明确反对借注《汉书》攻击《汉书》，进而阐述自己的想法，他主张“一遵轨辙”，即依照《汉书》原文客观地注《汉书》，“翼赞旧书”也只是为了正确地解释《汉书》。从此出发，他注《汉书》，首先要订正《汉书》在流传中产生的讹误脱漏，恢复《汉书》的原貌，其次要阐明由于时代的推移所出现的语音、词义的变化，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的不同等问题。

颜师古在《叙例》中提到《汉书》表中有“前后失次，上下乖方，昭穆参差，名实亏废”的问题，他“则寻文究例，普更刊整”，做到“非止寻读易晓，庶令转写无疑”。但是为了“一遵辙轨”，不便改动《表》的内容，于是就在与表有关的传中加以说明，如卷三三《韩王信传》提到其后裔韩说，“以校尉击匈奴，封龙頟侯。后坐酎金失侯，复以待诏为横海将军，击破东越，封按道侯”。师古注曰：“《史记年表》并《卫青传》载韩说初封龙頟侯，后为按道侯，皆与此传同。而《汉书·功臣侯表》乃云龙頟侯名■，按道侯名说，列为二人，与此不同，疑表误。”对令人困惑的表，颜师古则予以说明，决不妄加己意。如卷十五上《王子侯表》序结尾有注：“侯所食邑，皆书其郡县于下。其有不书者，史失之也。或但言某人嗣及直书薨，不具年月，皆阙文也。”这显然是对此表的批评，这批评符合事实，有助于读者了解原文，与“攻击本文”有本质区别。至于那些在流传中出现的讹误，颜师古也多是指出错误，阐明理由，而不轻易改动。如卷四三《朱建传》“建乃求见孝惠幸臣闳籍孺”，下注曰：“《佞幸传》云高祖时则有籍孺，孝惠有闳孺，斯则二人皆名为孺，而姓各别。今此云闳籍孺，误剩籍字，后人所妄加耳。”颜师古这样做意在“归其真正”，而按照颜之推“不妄下雌黄”原则不予改动，可以避免新的“以意刊改”，不仅保持了《汉书》原貌，而且为以后的校勘树立了典范。

③《新唐书·艺文志》作60卷。

①《前汉书补注序例》，见《汉书补注》卷首。

②《汉书叙例》见《汉书》卷首。

颜师古作《汉书注》，参酌二十家注释，对前人注释的甄别采取了不同做法。对于“汎说非当，芜辞竞逐，苟出异端，徒为烦冗，祗秽篇籍，盖无取焉”①。而“凡旧注是者，则无间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隐”②。如卷五一《邹阳传》“有白头如新”，其下只有孟康注：“初相识至白头不相知。”而颜师古不置一辞。但不是所有注都能如此简单地全取、全舍，有的注“指趣略举，结约未伸”③，颜师古则“衍而通之，使皆备悉”④。如卷五七下《司马相如传》“罔若淑而不昌，畴逆失而能存？”下引应劭注：“罔，无也。若，顺也。淑，善也。畴，谁也。”此注把难解的词都分别解释了，但对此句的意思仍不甚了了，于是颜师古注曰：“言行顺善者无不昌大，为逆失者谁能久存也。”这样此句的内在含义就很清楚了。还有的注则“诡文僻见，越理乱真”，这样的注本可不采，但是它们已经造成不好的影响，为了正确地理解《汉书》原文，对这些错误的注释，必须“匡而矫之，以祛惑蔽”①。如卷七《昭帝纪》“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下引文颖注：“贾谊作《保傅传》，在《礼大戴记》。言能通读之也。”晋灼注：“帝自谓通《保傅传》，未能有所明也。”臣瓒曰：“帝自谓虽通举此四书，皆未能有所明，此帝之谦也。”师古则曰：“晋、瓒之说皆非也。帝自言虽通《保傅传》，而《孝经》、《论语》、《尚书》犹未能明也。”

《汉书注》是一部《汉书》的新注，颜师古根据新注的需要利用旧注，但这还不够，因为“旧所阙漏，未尝解说”②，颜师古作新注，“普更详释，无不洽通”③，并且是“上考典谟，旁究《苍》、《雅》，非苟臆说，皆有援据”④。这样，颜师古所作新注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引据确凿，有很强的说服力。颜师古注中有关注音、解词、辨古今字的内容较多，有人称颜注是重训诂一类的史注，这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汉书》多用古音、古字，到唐代已有古今之隔，这是注释《汉书》必须做的。为了疏通《汉书》文句，颜师古不仅注音解词，而且还串讲语句，指出词句由何演化而来。如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曷尝不建辅弼之臣所与共成天功者乎”。下注曰：“天功，天下之功业也。《虞书·舜典》曰‘钦哉，惟时亮天功也’”。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颜师古根据《汉书》是史书的特点，非常重视时间、地点、史实的补充和注释。如卷三六《楚元王传》“大雨雹”，下注曰：“事在僖二十九年秋，及昭三年冬，四年正月。”又如卷二五上《郊祀志》“兵车之会三”，注曰：“谓庄十三年会于北杏以平宋乱。僖四年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六年代郑围新城也。”颜师古反对考辨正文，但注中也存有异说，如卷五五《卫青传》“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下注曰：“言众寡不敌，以其坚战无有退心，故士卒丧尽也。一说，若建耻败而不自归，则亦被匈奴禽之而去。”这样兼容并存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不同解释，其目的仍是为了正确理解原文，决无“多引杂说”哗众取宠之意。另外，《叙例》有这样一条耐人寻味，“字或难识，兼有借音，义指所由，不可暂阙。若更求诸别卷，终恐废于披览。今则各于其下，随即翻音”。如卷二二《礼乐志》记“高祖说而叹曰”，下注：“说读曰悦。”下段记文帝事，“天子说焉”，亦注：“说读曰悦。”这不仅表明颜师古深感难字、假借字是读懂《汉书》的主要障碍，同时也考虑到读者会因“更求诸别卷，终恐废于披览”而影响正确理解原文。

①②③④《汉书叙例》，见《汉书》卷首。

①②③④《汉书叙例》，见《汉书》卷首。

语言大家

《匡谬正俗》是颜师古另一部重要著作，全书分8卷，一百八十二条，前四卷五十五条，主要论诸经训诂音释，后四卷一百二十七条，则博及诸书，以论诸书字义、字音与俗语相承之异为主。《匡谬正俗》是一部未完稿，结构亦不完备，但就其具体条目而言，则引征丰富，论述中肯，尤其是颜师古能指出某些解释的谬误是因音读的差别造成的，从而推出同音假借之说，更有价值。故《四库全书总目》称他“与沈重之音《毛诗》，同开后来叶音之说”。

《匡谬正俗》主要探求造成解释谬误与读音的关系，而这关系往往有古今之别、雅俗之异。我国南北方语言本来就有很大差别，加之南北朝时南北长期隔绝，难以交流，造成不少读音、字义的不同。对此，颜之推已有所察觉，在《颜氏家训》的《书证》、《音辞》两篇中有所论述，并表示出寻求异音相承关系的意向。颜师古从此得到启发，把字音与字义的解释自觉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很多难以理解的字义迎刃而解，这不仅使颜之推寻求异音间相承关系的意向付诸实践，而且创后世叶音之说，为注释又开新径。《论语》、《尚书》、《史记》作为《匡谬正俗》的条目并不辨正某些词语的解释，而是涉及书的思想、某一体例的运用及流传中的一些情况。如《史记》条追溯《太史公自叙》与《尚书序》的相承关系，以及后人对《太史公自叙》和《汉书叙传》的曲解等等。这类以书名为题的条目虽为数不多，却反映出颜师古对具体词汇的解释是建筑在对全书的统观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而《汉书注》也是如此。

颜师古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名物、制度、习俗有了改变，与其相应的词汇也不可避免地随之变化，或是损益、或是消亡、或是与原意相反，而这类词汇变化的来龙去脉，是解释词汇时必须说明的。如卷五解“郎署”：“《冯唐传》云，‘文帝辇过郎署，见冯唐而问之’。郎者，当时宿卫之官，非谓趣衣小吏；署者，部署之所，犹言曹局，今之司农、太府诸署是也今之学者不晓其意，但呼令史、府史为郎署。自作解释云，郎吏行署文书者，故曰郎署。至乃摛翰属文，咸作此意，失之远矣。”唐代学者不明郎署自汉至唐，内涵已有损益，以唐郎署解汉郎署当然不免失之远矣。

《匡谬正俗》的宗旨是纠正诸经、诸书部分音读、注释的错误，并对出错的原因加以探讨。如卷一“甲”条，颜师古认为甲有狎音，不是假借为字，而是因甲训为狎，后世把甲训为狎误认为假借，故使甲有狎音。这说明音读讹误的原因之一，是将释义词的读音与被释词读音相混（包括字义相同读音相混），同时也澄清了假借的概念，假借是指因甲乙二字同音，即可互为代替，这与因二字义同，即将二字读如一音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另外，由于读音造成解释错误或障碍，在典籍中也屡见不鲜。而出现这些不同的读音，或因古今音，或因方言，或因俗语，颜师古在书中以充分的论据，对不同的情况作了具体的说明。

颜师古《匡谬正俗》纠正不少音读、注释的错误，内容非常丰富。从这里可以看到，文献典籍在流传中因口传、笔抄出现不少错误，而这些错误随着时间的延续，已被当做正确的东西流传。颜师古撰《匡谬正俗》正是为防止谬误继续蔓延，贻误后人。颜师古纠正典籍音读、注释的错误，不是简单地标其正误，而是征引大量资料，阐明其产生谬误的前因后果，这样不仅使其结论有充分的说服力，而且客观上保存了很多宝贵资料。颜师古从诸多谬误原因中，总结出一条教训：“《传》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苟不明练，岂宜臆说，以误将来。”①此可谓整理古代文献的千古不易箴言，值得遵循。

第三节 孔颖达

孔颖达（574—648），字冲远②，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祖父孔硕，北魏时任南台丞。父亲孔安，北齐时任青州（州治今山东益都）法曹参军。他八岁入学，非常勤奋，每天能背诵书本一千余言。成年以后，遂贯通经史，尤其是对于汉儒服虔所注《春秋传》、郑玄所注《尚书》、《诗经》、《礼记》以及王弼所注《周易》都有较深的造诣，并擅长文学，通晓算术历法。同郡大儒刘焯是知名学者，孔颖达慕名前去拜访，刘焯见他年轻，态度有些傲慢，后通过言谈议论，问难答疑，才知道后生才识不凡，不觉肃然起敬，非常佩服。

隋炀帝大业初年，改州为郡，下诏各郡推举通晓经书的贤良文学，孔颖达被本州推举，朝廷授以河内郡（今河南沁阳一带）博士职。当时炀帝征召各郡儒官在东都洛阳集会，命国子监、秘书省所属各学士同他们一起讨论经义，互相问难。孔颖达出类拔萃的学识崭露头角，使那些以前辈自居的著名学者大吃一惊。他们因为在辩论中被这个年轻人驳倒而感到羞惭，也因为他一举成名而妒火中烧，竟然不择手段雇了一名刺客去刺杀他，幸而礼部尚书杨玄感把他藏在家中，得免于难。不久补授太学助教。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孔颖达避乱迁居武牢（即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

唐太宗平定洛阳王世充后，搜罗文学之士，授孔颖达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武德九年，升任国子博士。贞观初年，封曲阜县男，调任给事中。当时太宗初即位，励精图治，留心政事，以孔颖达屡次进忠言规谏，对他更加亲信。太宗曾经问他：《论语》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是什么意思？孔颖达回答说：这是圣人教人谦虚的话。意思是说：自己虽然有能力，并不妄自尊大，仍然向那些能力不如自己的人请教，询问自己不会的事情；自己的才艺虽多，还以为不足，仍然向那些才艺不如自己的人请教，更求集思广益。自己虽然有智谋，切勿锋芒外露。自己虽然有真才实学，仍须态度谦虚。不仅匹夫庶民应当这样，就是有的君王也应如此。凡是有德的帝王内心虽然蕴藏着神明，但外表必须沉默不露，使人不能测知其深浅。所以《周易》说：长上教化百姓必须用启发蒙童的方式培养他们的德性；又说：君上有神明之德必须隐晦不露，使臣民潜移默化。①如果身居帝王高位，好炫耀自己的聪明，把自己的才智凌驾于臣民之上，从而掩饰自己的缺点，拒绝接受群臣的谏诤，就会导致下情不能上达，上下隔阂，君臣大义也就荡然无存，自古以来灭国亡身，都是由此引起的。唐太宗听了，深以为然。

①《匡谬正俗》卷五《隄》条。

②《旧唐书》、《新唐书》俱作“字仲达”，《旧唐书》校勘记根据于志宁《曲阜宪公孔公碑铭》改作“字冲远”。

①易经：“蒙以养正”，“明夷以莅众。”见《易传》蒙第四，明夷第三十六。

贞观六年，太宗任用孔颖达为国子司业。一年余，升任太子右庶子，仍兼国子司业，与诸儒议论历法、明堂各项事宜，多按孔颖达的意见议定。又同魏徵撰成《隋史》，以论撰功劳，加授散骑常侍。贞观十一年，他又同朝臣修定《五礼》，遇有疑难，都向他咨询决定，书成后，进爵为子，赐帛三百段。皇太子李承乾命孔颖达撰写《孝经义疏》②，他针对太子过失，在文中借题发挥，多方规劝。太宗知他在东宫屡次进谏，赐他和左庶子于志宁每人黄金一斤，绢一百匹。贞观十二年，拜国子祭酒，仍在东宫侍讲。贞观十四年，太宗到国子学参加释奠典礼，命孔颖达宣讲《孝经》，宣讲完毕后，他上《释奠颂》，太宗亲写诏书嘉奖。后来太子承乾不遵守法令制度，他多次进谏，太子乳母遂安夫人对他说：太子已长大成人，不应当面数说他的过失。他回答说：我受国家厚恩，应当进谏，虽死不辞。进谏次数更多，言词也更为恳切，太子未能采纳，后来终于因过失被废黜为庶民。贞观十七年，孔颖达年老致仕。十八年，图形于凌烟阁，赞语说：“道先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掞辞飚起。”主要是称赞他在弘扬儒学经典上的功绩。贞观二十二年（648），孔颖达病逝，终年七十五岁，赠太常卿，谥曰宪，并赐予陪葬昭陵的恩典。

孔颖达死后，其子孔志继承父业，官至国子司业。后来孙子孔惠元也继承父祖当过司业之职，官至太子谕德。他们祖孙父子三代相继任国子司业，时人传为美谈。

孔颖达是唐代著名儒家大师之一。贞观年间，他奉诏命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撰写“五经”义训共一百八十余篇，号称《义赞》，太宗下诏改为《五经正义》，即《周易正义》14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40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正义》37卷，因为孔颖达是主要撰稿人和纂稿人，所以这几部书都署名孔颖达撰。撰成后，太宗下诏表彰说：“卿等博览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令国子监采用，并赐孔颖达帛三百段。《五经正义》对唐以前各家著作详加考订，采其所长，舍其所短，博览群书，成一家之言，在经学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仍有不少错谬或繁琐之处。博士马嘉运对此一一驳正。太宗下诏加以修改裁定，没有完成，孔颖达已经病故。高宗永徽二年（651），诏令中书、门下西省召集国子监三馆博士以及弘文馆学士等共同考订，后由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担任总裁，加以增损，然后定稿，颁行天下。这部经学名著的编成，对于后世经学研究有重要的影响。

②《旧唐书》作《孝经义疏》，《新唐书》作《孝经章句》。

（谢选骏指出：孔颖达欺世盗名——顶着“孔子第31世孙”的名堂，卖于杀兄夺父乱伦的秦王府，成为十八学士之一狗；后来受封曲阜县公，奉命编纂《五经正义》，融合了诸多经学家的见解，是集魏晋南北朝以来经学大成的著作。这是一部集体创作——修《周易正义》的有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于志宁、马嘉运、赵乾叶、苏德融、赵弘智等；修《毛诗正义》的有王德韶、齐威、赵乾叶、贾普曜、赵弘智等；修《尚书正义》的有王德韶、李子云、朱长才、苏德融、隋德素、王士雄、赵弘智等；修《礼记正义》的有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頵、张权、周玄达、赵君赞、王士雄、赵弘智等；修《春秋正义》的有谷那律、杨士勋、朱长才、马嘉运、王德韶、苏德融、隋德素、赵弘智等。这个四平八稳的“国家工程”，与孔颖达何干。）

【第十二章 姚思廉 李百药 令狐德棻 李延寿】

第一节 姚思廉

文史世家

姚思廉（？—637），字简之，一说名简，字思廉。约生于梁末陈初，在八十岁左右去世。世居吴兴（今浙江湖州）。他随父姚察在陈朝灭亡后到隋朝做官，迁至北方，故两《唐书》中《姚思廉传》称其为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祖父姚僧垣“少好文史”，还“医术高妙，为当世所推”①。曾多次治愈皇帝和王公大臣的疑难病症，得到赏赐颇多。名声也越来越大，以至于边地和外域都前来求医。僧垣“每得供赐，皆回给察兄弟”②。姚察、姚最兄弟就是靠这种较充裕的收入，游历求学，购聚图书，见闻日益广博。姚察十三岁时就显露出才华，“于宣猷堂听讲论难，为儒者所称”③。姚察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保持终生，即使在当了陈朝吏部尚书以后，仍大力寻求天下图书，遇到没见过的书即马上抄录下来。他聚书多达万余卷，并都阅读过①，为梁、陈、隋之际公认的著名学者。隋平陈以后，隋文帝杨坚也以能得到姚察而高兴，他对臣下说：“闻姚察学行当今无比，我平陈唯得此一人。”②姚察的著作很丰富，有《汉书训纂》30卷，《说林》10卷，《西聘》、《玉玺》、《建康三钟》等记各1卷，还有《文集》20卷，并行于世。此外，还有未撰成的梁、陈二史。

这样的家学传统，对姚思廉有良好影响，少年时就喜好史学，不仅聪颖，而且勤奋学习，除了读书，再没有其他嗜好，甚至从不过问家人的生计状况。三朝仕宦姚思廉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由南北朝分裂走向隋唐大统一之际，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陈时，为衡阳王府法曹参军，转会稽王主簿。入隋后，补汉王府行参军，掌记室，寻除河间郡司法。入唐后，授秦王府文学，贞观初迁著作郎、弘文馆学士。贞观九年（635）拜散骑常侍，赐爵丰城县男。在仕途上还较顺利。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李渊乘农民大起义浪潮，在太原起兵直取长安。这时镇守长安的是隋炀帝孙子代王杨侑，姚思廉正任职于隋朝，为代王侍读。李渊率兵占领长安后，代王府僚属都惊骇走散，唯独姚思廉依然服侍代王，不离左右。唐兵涌入王府，思廉大声呵斥道：“唐公举义本匡王室，卿等不得无礼于王。”正往里冲的众兵将闻听此言十分惊愕，见思廉独自一人伴随代王而面无惧色，心中也觉钦佩，于是纷纷停立在大堂台阶之下。李渊闻知，于是准许思廉扶代王下堂。直到代王被安置到顺阳阁后，思廉才哭泣着拜辞而去。目睹此事者都很感慨，称他为“忠烈之士”。李渊、李世民父子由此便赏识和重用姚思廉。李渊称帝后，即授思廉为秦王文学。秦王李世民开文学府，招揽一些有文武韬略、兼通文史的博学之士，如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褚亮、陆德明、孔颖达、许敬宗等十八人，受到延聘亲重，姚思廉就是“十八学士”之一。

①《周书》卷四七《姚僧垣传》。

②③《陈书》卷二七《姚察传》。

①《册府元龟·总录部·赐书·聚书》。

②《陈书》卷二七《姚察传》。

武德年间，李世民曾率军赴鲁南征讨徐圆朗，战争间隙，他与人议论起隋朝事，谈到姚思廉挺身而出保护代王之举，感慨叹道：“姚思廉面对利刃而显示大节，即使古人也很罕见。”当时思廉远在洛阳，于是李世民专派使者带帛三百段赏赐思廉，并附信说：“想节义之风，故有斯赠。”这是很不寻常的优礼之举。李世民命著名画家阎立本画“秦府十八学士图”，并命文学褚亮各为赞语，对思廉的评价是“志苦精勤，纪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①。从史学才能和政治节操两方面对思廉作出褒奖。“玄武门事变”之后，李世民当上太子，思廉也随即升迁为太子洗马。

姚思廉对于政事“直言无隐”，督促太宗勤于国事。太宗因思廉是秦府旧人，许可他随时就政事的得失直接秘密上奏，思廉也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充分发表自己对政事的见解，“展尽无所讳”②。有一年夏天，唐太宗准备往九成宫避暑，思廉劝谏说：“离宫游幸，秦皇、汉武之事，固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言辞恳切尖锐。唐太宗只好下谕解释说：“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固非情好游赏也。”为奖赏姚思廉的直谏，赐帛五十匹。姚思廉去世后，唐太宗深为哀悼，为之废朝一日，赠太常卿，谥号“康”，特准许葬于昭陵。

撰梁、陈二史姚思廉的一生，除了政治上有所作为，主要建树是在史学方面。

隋大业五年（609），姚思廉奉炀帝之命，与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区宇图志》，这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共250卷。

唐代史家刘知幾在叙述唐修国史情况时指出：“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粗成三十卷”①。这是武德、贞观二朝唯一的一次修成纪传体国史。由于思廉修这部国史是在贞观初，因此推知其内容应是“武德朝”史。这部国史的本来面目已无法窥见。唐高宗显庆元年（656），长孙无忌与令狐德棻缀集武德、贞观二朝史为80卷，显然，思廉所撰的国史为其奠定了基础。

姚思廉费时数十年撰写的重要史著，当推继承父业而成的《梁书》、《陈书》。其父姚察不仅以文知名，而且潜心于修梁、陈二史，他在梁、陈、隋朝都任过史职，参与过国史的修撰。并且在陈宣帝时开始修前代史——梁史。陈亡入隋后，开皇九年（589），隋文帝诏授姚察秘书丞，命其撰梁、陈二代史。这样，在官方的支持下，姚察开始了全面系统的编纂工作。大业二年（606）姚察去世，二史尚未修成。在临终时他将修撰体例交给儿子，嘱他继续写完。思廉哭泣着接受了父亲的嘱托，从此，就开始了续撰工作。经内史侍郎虞世基奏闻隋炀帝，从而得到了官方的支持。

①《旧唐书》卷七三《姚思廉传》。

②《新唐书》卷一〇二《姚思廉传》。

①《史通·古今正史》。

唐初，曾两次诏修前代史，姚思廉均参予撰修工作。第一次是武德五年（622），唐高祖诏修前代六史，对梁、陈史的分工是：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修梁史，秘书监窦琎、给事中欧阳询、秦王府文学姚思廉修陈史。但这次修史没有成功就作罢了。第二次是贞观三年唐太宗诏修前代五史，思廉受诏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陈二史。贞观十年（636）正月，《梁书》、《陈书》与同时所修《北周书》、《北齐书》、《隋书》一起修成上进。

梁、陈二史是姚氏父子接续而作。魏徵也在贞观初参与了修撰。那么，姚思廉对梁、陈二史做了多少工作呢？从书中史论的署名上大体可见端倪。《梁书》有三卷无史论，署“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二十五篇，另有署“史臣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一篇（“史臣”二字当为衍文）；署“史臣曰”二十七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一篇。《陈书》有一卷无史论，署“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二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一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考览记书，参详故老，云”一篇（兼补充史实）；署“史臣曰”三十三篇。由以上数字可大体看出，就《梁书》而言，姚察与姚思廉所撰基本相当，而《陈书》，则多为思廉所撰。魏徵是以监修身份加以指导，共写了三篇论。虽然姚察有开创之功，但思廉对梁、陈二书的贡献是最大的。从撰述数量上看，思廉明显多于姚察，而且，思廉在贞观初奉诏修史，又要根据唐皇朝的政治需要，对姚察所撰部分作必要改动。思廉对梁、陈二书是有续撰、整理、定稿之功的。没有思廉的竭尽全力，这两部史书就很难问世。因此梁、陈二书题姚思廉撰，世人从无异议。这两部书也基本上反映了姚思廉的史学思想和文风特点。

撰史之风从梁、陈二书中，可以看到姚思廉治史的优点和不足。

一、注重史料价值。《梁书》56卷，记载了梁天监元年（502）至陈永定元年（557）共五十六年的历史。《陈书》36卷，记载了陈永定元年至祯明三年（589）共三十三年的历史。这两部书是关于梁、陈二代史的最早的较完备记载。思廉注重史书的史料价值，注意对史料博采善择。二史对比，关于梁史可资参考的著述很多。梁人所著就有：沈约《武帝本纪》14卷，周兴嗣《梁皇帝实录》5卷，鲍行卿《乘舆飞龙记》2卷，萧子显《普通北伐记》5卷，谢吴（或作谢昊、谢炅）《梁书》49卷，萧韶《梁太清纪》10卷，萧世怡《淮海乱离志》4卷等①。梁亡后，著梁史的有：许亨《梁史》53卷，姚察《梁书帝纪》7卷，刘⒑沃髯读旱洹?0卷，阴僧仁《梁撮要》30卷，姚最《梁后略》10卷等。关于陈史可资参考的著述略少，有陆琼《陈书》42卷，赵齐旦《陈王业历》1卷，顾野王、傅縡各撰《陈书》3卷。《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杂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等类，还有不少有关梁、陈史的著述。另外，姚察曾为梁、陈史官，可以接触到梁、陈二代国史，因此，梁、陈国史也是修梁、陈二书的重要依据，在书中有多处显出国史的痕迹。

①著者或作萧大圜、萧圆肃。

梁、陈二书较多地保存了有关农民起义的珍贵史料，如发生在齐的唐■之起义，赵续伯起义，乐宝称、李难当起义，帛养起义，雍道晞起义，程延期起义。发生在梁的焦僧护起义、始兴起义、吴承伯起义、徐道角起义、姚景和起义、会稽起义、鲜于琛起义、李贲起义、刘敬躬起义、王勤宗起义、胡通起义等。

梁、陈二书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多收录诏册、奏表、书札、文赋，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如《梁书·武帝纪》载大同七年（541）十一月、十二月两诏，透露了梁代社会黑暗、阶级压迫严重的事实。《陈书·章华传》载章华上书，反映陈末严重的社会危机。

《梁书·诸夷传》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和一些外国历史的记载较详，有其有利的客观条件。由于梁、陈时代佛教兴盛，中外僧人往来增多，加之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使人们对外部世界了解加深，思廉所能参据的史料也就相应丰富。

姚氏父子并有文名，为时人所重，思廉对文化亦有特殊的兴趣，梁、陈二书卷数不多，文化史料却颇多。思廉多为学者立传。《梁书》的《儒林》、《文学》两传就为四十二名学者立传，另外《处士》传中也多记学者。《陈书》的《儒林》、《文学》传，也为三十一名学者立传，还有些学者另外立传。著名学者如范缜、锺嵘、刘勰、阮孝绪、裴子野、顾野王、沈约、徐陵等人，都有内容较详的传，他们的事迹及学术成就得以保存。思廉较多地记载了史学史方面的宝贵资料。梁、陈二代较知名的史家都有传，并录其著述，有时略加评论，或注明其著作是否行世。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较快发展。梁、陈二代，佛教极为兴盛，对社会生活影响很大。姚思廉注意到了这一社会现象。他如实记载涉及佛教的史事及重要信佛事例，如《梁书·武帝纪》记述梁武帝数次舍身寺院而又由群臣重金赎回。《陈书·傅縡传》记傅縡笃信佛教，收录其关于佛教的论辩文章《明道论》，长达二千五百余字。《梁书·范缜传》叙范缜“卓越不群而勤学”，“盛称无佛”。与竟陵王萧子良辩论，“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缜退论其理，著《神灭论》”。传中收录了《神灭论》这一篇幅较长的哲学史、思想史的珍贵文献。这篇论文对佛教泛滥而造成的蠹俗害政的恶果给予了深刻揭露。“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较形象地刻画了范缜大无畏的战斗者形象。

二、是文风朴实。梁、陈二书全用散文写成，其语言通晓简练，在唐初“八史”中首屈一指。六朝盛行骈文，唐初行文仍多用骈文。但这时的骈文已失去了它在勃兴时对文化产生的积极作用，表现为专意注重辞藻用典，过分强调音韵对偶。这种形式主义文风往往影响思想内容的表达，颠倒了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的主从关系。就史书而言，唐以前的《宋书》、《南齐书》，叙事及论赞时用骈文。贞观年间所修《晋书》，其论赞仍喜用骈文。唐太宗亲撰的四篇史论即用骈文写成。可见唐初仍有崇尚骈文的风气。但姚思廉坚决抛弃以骈文写史的做法，代之以朴实、准确的散文。清人赵翼对《梁书》的散文大加称赞：“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①。这一见解是非常正确的，一般学者都认为韩愈是唐宋古文运动发起者，但韩愈（768—824）为中唐人，而姚氏父子在梁至初唐之际，就以实际行动开拓古文运动了。姚思廉仿司马迁笔法，常常引用当时口语，既能反映时代特点，又能使①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古文自姚察始》条。

文字活泼通俗。如《梁书·侯景传》记僧通与侯景对话：“僧通取肉揾盐以进景。问曰：‘好不？’景答：‘所恨太咸。’僧通曰：‘不咸则烂臭。’”思廉运用语言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使人物语言个性化。符合人物特定的身份、经历、环境，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如《梁书·曹景宗传》中曹景宗的一段自白就很自然、生动。思廉还在梁、陈二书中经常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对文风的见解，如在《梁书·简文帝纪》、《梁书·裴子野传》、《陈书·蔡景历传》、《陈书·江总传》等，都推崇古文，批评浮艳文风。

三、是叙事简严。思廉叙事不好铺张，行文简洁。他不轻信奇闻异事，不好采琐事入史。李延寿和姚思廉同在史局，思廉地位又高于延寿，一般说来延寿所见之修史资料，思廉也能够见到。但延寿作史多采入琐言碎事和神鬼怪异事，而思廉不采或极少采，可见二人识见之差别导致史笔之异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一一连举二十余例说明《南史》增《梁书》琐言碎事。但是，这两部书在编纂上也有一些缺陷和不足。其一是隐讳，如《梁书·敬帝纪》和《陈书·刘师知传》都不载陈武帝指使刘师知害敬帝事。其二是文饰，在叙及梁代齐、陈代梁史事时，在帝纪中长篇累牍地照录加九锡文、禅位诏、策、玺书等虚伪的文字，也有作人情佳传现象。另外，《梁书》不为萧詧立传，使后梁事失载，是一大缺陷。思廉还不重视科技，甚至在为父姚察作传时隐讳其祖父姚僧垣以医术知名。梁、陈二代科技方面史实记载甚少。史学思想姚思廉的史学思想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一、是以史为鉴的著述宗旨。唐初统治者极其重视修前代史，甚至唐太宗和一些主要大臣都亲自参与修史，这是急需总结历史经验为当时政治服务。思廉承旨而撰梁、陈二史，也就突出了以史为鉴的宗旨。姚察先撰的部分已有这个思想，而思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以继承和发扬。

《陈书·何之元传》中记述何之元修史事较详，并录其《梁典序》，称何“屏绝人事，锐精著述，以为梁氏肇自武皇，终于敬帝，其兴亡之运，盛衰之迹，足以垂鉴戒，定褒贬”。“垂鉴戒”，主要着眼于总结前人的得失成败经验；“定褒贬”，主要着眼于对前代人物作出是非功过的评价，力图“敦励风俗”。

姚思廉写人物很注意褒扬或贬斥，以期用著史来影响世风。他为良吏立传，注意突出各人的特点。如《庾荜传》叙其生活俭朴，为官廉洁；《沈瑀传》叙其执法严明；《孙谦传》叙其体恤民情，重视生产；《何远传》叙其抑富扶贫。为“悖逆”之人立传，均置于全书末尾，以示贬斥。

二、是注重人事的进步史观。姚思廉多次总结梁代太清之乱和陈代祯明沦覆的历史经验，着重强调国家的治乱安危取决于人事情况如何，决定历史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他认为，历史是发展的，政权的兴亡更替是必然现象，“夫道不恒夷，运无常泰，斯则穷通有数，盛衰相袭”①，认为历史取决于人事。他在《梁书》的第一篇史论中，就鲜明指出，梁之亡国，“虽历数斯穷，盖亦人事然也”。他评述梁武帝从夺取帝位到饿死宫城这几十年经历，是始终以人事来说明历史的。他指出齐末政治昏乱，把萧衍推上历史舞台，颇有时势造英雄之意，接着又指出萧衍成功的原因和措施，又总结萧衍晚年之失。

①《梁书》卷五六史论。

②陈太建九年（577），陈派将军吴明彻率军北伐，被周军打败，“众军皆溃”，明彻被俘，病死于长安。姚思廉认为，“金陵虚弱，祯明沦覆，盖由其渐焉”③。他把吴明彻吕梁之败与祯明年间陈亡于隋联系起来考察，这种原察始终的方法是有一定识见的。陈亡的起因虽然不能仅仅归结为吕梁之败，但思廉能够认识到，陈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陈亡的萌芽显现较早，属于人事问题，这就是对天命的否定。思廉还进一步分析吕梁覆师的原因。他指出，陈宣帝初即位时，命将出师，开拓土宇，取得很大成功。但以后则失之于骄傲，“享国十余年，志大意逸，吕梁覆军，大丧师徒矣。江左削弱，抑此之由”④。姚思廉也有个别论述未完全摒弃天的作用，如论述侯景、王伟成篡盗之祸，在《陈书·后主纪》述陈亡原因，都是人事和天命并举，这说明，由于封建皇朝宣传方针的制约，思廉不可能在头脑中完全排除天命论的影响。

②《梁书》卷三史论。

③《陈书》卷九史论。

④《陈书》卷五史论。

第二节 李百药

隋唐间的政治遭遇

李百药（565—648），字重规，定州安平（今属河北）人。由于幼年时体弱多病，祖母赵氏就为他取名“百药”，寓祛病防疾之意。父李德林，字公辅，学问渊博，名重于时，在北齐、北周、隋都做过高官，负责起草诏令和重要文件。

百药幼时很聪慧好学，七岁就能理解文章大意。有一次，父亲的朋友陆乂、马元熙来他家作客，谈诗论文。客人读陈时著名学者徐陵文章，对其中一句“既取成周之禾，将刈琅邪之稻”，颇感迷惑，不知出自何典。百药在旁应声答道：“《传》称‘鄅人藉稻’。杜预注云‘鄅国在琅邪开阳。’”①客人听后大为惊叹。

百药二十岁左右，正值隋朝初年，被授东宫通事舍人，步入仕途。不久，升迁为太子舍人，兼东宫学士，成为陪伴太子的学者。年少有才的百药招来一些人的嫉妒和诽谤，为避祸，他随即称病辞官。开皇十九年（599），因父亲去世，袭爵安平公。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很看重百药，于是奏请授百药为礼部员外郎，太子杨勇又将百药召为东宫学士。从此，百药发挥自己的才学，奉诏参与修《五礼》，定律令，撰《阴阳书》，作奏议文表。然而正当百药积极施展才能抱负之时，却突然被卷入最高统治层的争斗中，成了受害者。原来，隋文帝第二子晋王杨广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物。他对其兄杨勇的太子之位早存觊觎之心，乘出镇扬州（今属江苏）之机，四处招揽人才，培植个人势力。他召百药为幕僚，但百药称病推辞，杨广由此对他怀恨在心。仁寿四年（604）隋文帝死，已谋得太子之位的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百药被贬出京城，为桂州（今广西桂林）司马。后来罢州置郡，百药的司马一职也被免去，于是回归乡里。大业五年（609），百药出任鲁郡（治所在今山东曲阜）步兵校尉，大业九年（613），戍守会稽（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后又授建安（治所在今福建建瓯）郡丞。这时，隋末农民大起义正如火如荼地兴起，百药去建安途经乌程（今浙江吴兴南）时，隋炀帝被部将宇文化及杀死于江都，隋皇朝统治机构一片混乱。百药没有到建安就职，参加了反隋的农民起义，先后任职于沈法兴、李子通、杜伏威军中。杜伏威占有江南一带，北方李唐势力浩大。李渊派使者招抚杜伏威，百药力劝杜伏威归唐。杜伏威听从，遂前往京城，命部将辅公祏与百药留守。但杜伏威在途中又有些犹豫后悔，遂写信密令辅公祏杀百药，幸杜伏威养子王雄诞极力保护，百药得免于死。随后辅公祏起兵反唐，任命百药为吏部侍郎。有人告知李渊，百药与辅公祏同反，李渊大怒。平定辅公祏后，李渊就要治百药之罪，恰好这时发现杜伏威令辅公祏杀百药的密信，证明百药与辅并非同党。李渊这才怒气稍平，但仍以反唐罪名将百药流放泾州（今甘肃泾川北）。一直到武德末年，百药始终未获唐高祖的任用。

①《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

唐太宗即位后，他很看重百药的才名。贞观元年（627）召百药为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并命其参与修撰《五礼》及律令。百药又奉诏撰北齐史，贞观十年（636）正月《北齐书》上进，得到嘉奖，加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赐物四百段。第二年，《五礼》及律令撰成，百药爵位又从“男”进为“子”。这个时期是百药一生中最惬意时期，才能得到较充分发挥，官位显赫，生活安定。他自然对唐太宗尽心竭力，以报知遇之恩。由于以往百药经历坎坷，几经贬官，数次遭人谮害，甚至险些丧生，因而他生活阅历丰富，积累了较多的政治经验。从他撰《封建论》和《赞道赋》两件事中可看出李百药的政治眼光和对李唐皇朝的忠心耿耿。

《封建论》和《赞道赋》贞观初年，朝廷中有一次重大的政治辩论，即，是实行封建制还是实行郡县制。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唐太宗对大臣萧瑀说：“朕欲使子孙长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萧瑀答道：“臣观前代国祚所以长久者，莫若封诸侯以为磐石之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代而亡；汉有天下，郡国参建，亦得年余四百；魏晋废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实可遵行。”萧瑀是守旧贵族势力的代表人物。他是后梁明帝萧岿之子，年九岁就封新安郡王。因此他极力鼓吹分封制是不奇怪的。他的这一通似是而非的议论竟引起唐太宗的注意，于是，“始议封建”①。诸大臣各抒己见，展开辩论。魏徵、长孙无忌、于志宁、马周等都反对实行封建制，但有理有据、系统深刻阐述这一观点的，当推李百药所上长篇奏疏《封建论》。

百药认为，时代变了，制度也须改变，实行郡县制是必然趋势。赞成分封者，是不通古今变化。当今若实行分封，就如同“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刘、曹之末”，等于“锲船求剑”。这是一种朴素的历史发展观点。

接着，百药具体分析了分封制的危害：封邦建国之后，使受封家族以高贵门第自傲，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不愿靠个人才干而进取，莫不一代比一代骄奢残暴。并且数代之后，王室一旦衰弱，所谓藩国屏障就会变成仇敌，封国各行其是，强国欺凌弱国，争夺土地人口的战事不断。百药以“春秋二百年间，略无宁岁”的史事来说明，分封制造成了连绵不断的攻伐征战。另一方面，百药大力推崇郡县制的优越性：设官分职，任贤使能，内外百官都由朝廷决定。可以从士人庶民中提拔人才，可以像水镜那样清晰地考察他们。以资格及辛劳程度确定其官职阶品，以政绩优劣确定废黜或迁升。总而言之，爵位不世传，启用贤人之路就广；百姓无定主，与朝廷的离心力就不大。①《封建论》表现出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进步倾向，充分肯定了郡县制取代封建制是历史的进步。百药卓越的政治见解，深深打动了唐太宗，“太宗竟从其议”②。唐中叶，柳宗元有一篇著名的《封建论》，可以看作是百药《封建论》的继承和发展。

还有一件事反映出李百药对唐皇朝的忠心耿耿。贞观四年（630），唐太宗授百药太子右庶子，令其辅教太子承乾。起初太子对学习经籍颇有兴趣，但后来耽于享乐，嬉戏过度。于是百药便作《赞道赋》一文以规劝太子。唐太宗见到此赋后非常赞赏，派使者对百药说：我在太子处见到你所献的赋，以历来储君成败事告诫太子，很是精辟切实。我选你辅佐太子，非常称职，希望能善始善终。赐百药彩绢五百段。

①《旧唐书》卷六三《萧瑀传》。

①②《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

百药以才学和操行闻名于世，受到各方面名流的敬重。他为人沉静寡言，乐于引进青年，提携后进，又不喜聚敛财富，所得俸禄，多散分亲友。百药不但在史学上有突出成就，而且文学上也造诣颇深，尤其擅长五言诗，通俗易懂，“虽樵童牧竖，并皆吟讽”，可见影响之广。唐太宗晚年曾作《帝京篇》，让也进入晚年的百药以此题另作一篇。文成，唐太宗极为赞叹：“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乎！”①贞观末，百药因年老执意辞官，回到故里。贞观二十二年（648）去世，年八十四。有文集30卷。

撰写《北齐书》李百药撰成《北齐书》，这是他在史学上的重大贡献。《北齐书》50卷，大致记载了东魏、北齐（534—577）的历史。由于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而东魏的军政大权掌握在高欢手中，高欢之子高洋建立北齐，因此从历史叙述的系统完整性来看，《北齐书》记载由叙高欢事迹开始，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百药撰《北齐书》，有数家北齐史可供参考，最主要的是其父李德林的未完稿。李德林在北齐官中书侍郎，曾奉诏修国史，终北齐末，修纪传体北齐史27卷②，全书未成。入隋后，李德林续撰，增至38卷，送交朝廷，藏于秘府。其他北齐史有，王劭《齐志》及《齐书》。王劭，字君懋，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历仕北齐、北周、隋，为著名史家。他最初撰编年体《齐志》20卷，又撰纪传体《齐书》100卷。①此外还有崔子发《齐纪》30卷。②百药治史有几个特点。首先，《北齐书》记载了不少当时口语，叙事生动活泼，如：卷十二《高俨传》：“帝（后主，俨之兄）召俨，俨疑之。陆令萱曰：‘兄兄唤，儿何不去。’”

卷二三《魏兰根传》述魏恺迁青州长史，推辞不就，文宣帝高洋闻知大怒，对杨愔说：“何物汉子，我与官，不肯就！明日将过，我自共语。”待高洋见到魏恺时说：“死与长史孰优，任卿选一处。”魏恺答：“能杀臣者是陛下，不受长史者是愚臣，伏听明诏。”高洋对杨愔说：“何虑无人作官职，苦用此汉何为，放其还家，永不收采。”

卷二四《杜弼传》：“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讳！’”

卷五〇《高阿那肱传》记北周军进攻北齐，齐将安吐根在齐后主面前夸口说：“一把子贼，马上刺取掷着汾河中。”

这类例子很多。刘知幾赞扬王劭《齐志》多记当时鄙言。由于《齐志》为百药所参考，所以《北齐书》采用不少口语，大约是受了王劭的影响。其次，《北齐书》保存多方面珍贵史料。

①《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

②此据《史通·古今正史》。又，《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云李德林北齐末修书24卷。①《隋书》卷六九《王劭传》。

②《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

一是有关农民起义。北魏末年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各族人民大起义，东魏、北齐时期，农民起义也接连不断。李百药尽管主观上不能意识到农民起义的重要历史意义，但他为了表现高氏统治集团镇压农民起义的发迹过程和社会激烈动荡的现实，还是对农民起义作了一些记载，这在同时所修的几部正史中是较突出的。李延寿《北史》中有关东魏、北齐内容，基本上取材于《北齐书》，但删去了不少农民起义史料。在《尉长命附子兴传》、《任祥传》、《斛律羌举传》、《叱列平传》、《慕容绍宗传》、《薛修义传》、《封隆之传》、《高季式传》，共删掉《北齐书》中同传所载九次农民起义。另外，《北齐书》的《高市贵传》、《李元忠附李愍传》中所载五次农民起义，因《北史》未给高市贵和李愍立传，因而也失载。《北齐书》记载的这些农民起义，有些规模是很大的，如《封隆之传》载，天平初“阳平民路绍遵聚众反，自号行台，破定州博陵郡，虏太守高永乐，南侵冀州”。

二是有关生产科技。李百药比一般封建文人及士大夫有见识之处，表现在他不轻视生产技术和发明创造。他在《北齐书》中立《方伎列传》，记载了当时著名科技人物的事迹。

数学家信都芳，河间（今属河北）人，少年时就擅长算术，在州里很有名声。他专心致志研究问题时，往往废寝忘食，走路时也看不见坑坎。撰《器准》一书，将历来的浑天仪、地动仪、欹器、漏刻等科学仪器作了具体记述，并且附有图。他还私撰历书，名为《灵宪历》，一年中分大月、小月，天象记载很符合实际。

《方伎列传》还记载了医学家马嗣明的事迹。马嗣明熟悉医家经典，如《甲乙》、《素问》、《明堂》、《本草》，并且能融会贯通。他为人治病，能在一年前预知病人生死。他很擅长治痈肿，烧石取屑，然后加醋调匀，涂患处，“无不愈”。他针灸也敢于创新，取穴往往与《明堂》不同。

记述较详的还有一位冶炼专家綦毋怀文。他善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钢。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百药还指出其方法流传后世，“今襄国冶家所铸宿柔铤，乃其遗法”。

三是有关哲学史、史学史、文学史。百药较详细记载了杜弼与邢劭“共论名理”的一场辩论。邢劭认为，人死之后，不会复生，也没有灵魂存在，“神之在人，犹光之在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杜弼则认为灵魂和人体可以分离，既不是一同产生的，也不能一同消灭，“神之于形，亦犹君之有国。国实君之所统，君非国之所生。不与同生，孰云俱灭？”此次辩论是两人在扈从东山途中进行的，以后他们又以书信形式继续辩论，“前后往复再三”①，可见思想斗争之激烈。李百药虽然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看待这场辩论，但毕竟记载保存了邢劭唯物主义思想的基本观点。

《魏收传》内容详赡、文笔精采，是一篇很出色的人物传。此传简述魏收袒籍、少时经历、在魏时修史事迹及出使梁朝事，着重记述北齐建立后魏收如何撰魏史，并追述在魏收之前关于魏史的撰述情况，如著作名称、卷数、撰人，加以简要说明。对于魏收修史过程中用人多非史才、纳贿受金及《魏书》成后“众口喧然”的激烈反应，都记载生动具体。对于魏收的评价，既赞其“硕学大才”，又指出其“既缘史笔，多憾于人”。这些记载对于后人了解此期史学史是很有帮助的。

《文苑列传》序，述有齐一代文学发展概况，实际形同北齐文学小史。

①《北齐书》卷二四《杜弼传》。

百药《北齐书》第三个特点是，较多暴露统治集团的丑行恶事。

在唐初修成上进的梁、陈、周、齐、隋五代史中，《北齐书》的这个特点是较突出的。如卷九《皇后列传》述高澄妻元氏，“文宣（即高澄弟高洋）受禅，尊为文襄皇后，文宣渐致昏狂曰：‘吾兄昔奸我妇，我今须报。’乃淫于后。其高氏女妇无亲疏，皆使左右乱交于前。”宫闱中的禽兽之行代代相传。武成（高湛）即位后，又逼文宣皇后李氏**，并威胁说：“若不许，我当杀尔儿。”卷八《幼主高恒纪》的记载反映出北齐灭亡之必然。后主高纬“不喜见朝士。自非宠私昵狎，未尝交语”。所任佞臣“各引亲党，超居非次，官由财进，狱以贿成，其所以乱政害人，难以备载”。“宫掖婢皆封郡君，宫女宝衣玉食者五百余人，一裙直万疋，镜台直千金，竞为变巧，朝衣夕敝”。除“增益宫宛”外，“又于晋阳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所爱不恒，数毁而又复。夜则以火照作，寒则以汤为泥，百工困穷，无时休息。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然油万盆，光照宫内”。上行下效，官僚、地主也奢暴惊人。卷二二《卢中传附子宗道传》载，卢宗道“尝于晋阳置酒，宾游满座。中书舍人马士达目其弹箜篌女妓云：‘手甚纤素。’宗道即以此婢遗士达，士达固辞，宗道便命家人将解其腕，士达不得已而受之。将赴营州，于督亢陂大集乡人，杀牛聚会。有一旧门生酒醉，言辞之间，微有疏失，宗道遂令沉之于水。”百药之父李德林入仕在北齐，并累迁至高官，但百药却大量揭露了北齐诸帝和官僚、地主的罪恶，并没有像一般封建史家那样曲笔掩饰。这是什么缘故呢？这一方面是反映百药对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行径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李唐皇朝视北齐和南朝各代为僭伪。暴露“僭伪”皇朝的“无道”，是希图反衬“正统”皇朝的“有道”。

李百药的历史观是较复杂的。《封建论》一文中所反映出的历史观，有进步的一面，如认为历史是发展运动的，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必然趋势，统治政策应随时代发展而变化。但也有落后的一面，即较突出的天命论思想。如“臣以为自古皇王，君临宇内，莫不受命上玄，飞名帝箓”，“祚之长短，必在天时，政或盛衰，有关人事”。

综观《北齐书》全书中的叙事及论赞，百药对史事得失成败的看法是天命、人事并重。关于北齐亡国之原因，百药指出，文宣帝高洋“纵酒肆欲，事极猖狂，昏邪残暴，近代未有，飨国不永，实由斯疾”①。武成帝高湛“爱狎庸竖，委以朝权，帷薄之间，淫侈过度，灭亡之兆，其在斯乎？”②后主高纬“罕接朝士，不亲政事，一日万机，委诸凶族”，“卖狱鬻官，溪壑难满。重以名将贻祸，忠臣显戮，始见浸弱之萌，俄观土崩之势，周武因机，遂混区夏，悲夫！盖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③。这些分析都切中要害。但百药又认为天命也在起作用。卷八《幼主纪》之末，一连举四个例子说明天意，一是“武成梦大蝟攻破邺城”，“识者以后主（高纬）名声与蝟相协，亡齐征也”。二是“妇人皆剪剔以着假髻，而危邪之状如飞鸟，至于南面，则髻心正西。始自宫内为之，被于四远，天意若曰元首剪落，危侧当走西也”。三是“又为刀子者刃皆狭细，名曰尽势”。四是“游童戏者好以两手持绳，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盖高氏运祚之末也”。用这四个例子来说明齐亡征兆，显然是极牵强荒唐的。但百药却由此得出结论，“然则乱亡之数盖有兆云”。由于百药把天命和人事混在一起，主次轻重不甚分明，因而监修魏徵在《北齐书》帝纪后又写一总论，强调“天道深远，或未易谈，吉凶由人，抑可扬榷”。“抑又闻之：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齐氏之败亡，盖亦由人，匪唯天道也”。应当看到，百药较浓厚的天命论思想还受到其父李德林和王劭的影响。

①《北齐书》卷六史论。

②③《北齐书》卷八史论。

李德林仕隋时，曾为隋文帝劝降江南梁士彦及元谐，作《天命论》，宣扬“帝王神器，历数有归。生其德者天，应其时者命，确乎不变，非人力所能为也”①。王劭仕隋，屡屡上书言符命，取悦于隋文帝。甚至撰写专门著作，“采民间歌谣，引图书谶纬，依约符命，捃摭佛经，撰为《皇隋灵感志》，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②。李百药修史主要参据了李德林和王劭所著齐史，从《北齐书》来看，李、王的天命观对他有所影响。

①《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

②《隋书》卷六九《王劭传》。

第三节 令狐德棻

一生荣华

令狐德棻（583—666），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出身于名门望族，祖父令狐整为北周大将军，父亲令狐熙在北周位至吏部中大夫、仪同大将军，“善骑射，解音律，涉群书，尤明《三礼》”①。德棻才华出众，博涉文史，早年就有文名。隋炀帝末年，德棻授官为药城（今安徽亳县东南）长。当时天下纷乱，炀帝已是穷途末路，德棻很明智地没有远程跋涉去就职。待李渊起兵反隋后，李渊从父弟李神通在今陕西鄠县起兵响应，德棻就加入了这支反隋军队，在总管府任记室。李渊入据长安后，先为丞相，奉代王杨侑为傀儡，德棻即任大丞相府记室。李渊称帝后，德棻随即转为起居舍人，“甚见亲密”②，又迁秘书丞。在贞观年间德棻历任礼部侍郎，兼修国史，太子右庶子，雅州刺史，秘书少监；在唐高宗时，任过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太常卿，国子祭酒，兼授崇贤馆学士。龙朔二年（662），德棻以八十高龄致仕，仍加金紫光禄大夫，又四年，卒于家。

德棻的爵位是步步上升的。贞观六年（632）赐爵彭阳男，又五年，进爵为子，高宗时，进爵为公。在近半个世纪的仕宦生涯中，他同唐初三位皇帝都有较亲密关系。皇帝信重德棻，不断委以修史重任，而德棻也殚精极虑，竭诚尽忠。由于令狐一门为关中望族，而李唐皇家也发迹于关中，故把关中贵族集团作为政权的重要支柱。

奏请购募遗书令狐德棻在唐初倡举了两件事很有历史意义。其中一件是奏请购募天下书。唐初，德棻任秘书丞，职责是掌管经籍图书之事。当时经隋末大乱，经籍图书大量散失，德棻向唐高祖建议，以朝廷之力广泛收求天下书，对献书者“重加钱帛”，予以奖励，对所收之书，“增置楷书，令缮写”。在唐高祖支持下，这个计划顺利执行，“数年间，群书略备”。这项工作的成绩是很可观的，至武德九年（626）九月唐太宗即位，已是“于宏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①。这其中除了武德初得隋旧书八万余卷外，另十二万余卷则是购求而来，并且已分类别，足见成绩之大。这项工作随后也坚持了下去，贞观年间，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相继为秘书监，继续购求遗书，选书手、雠校百余人，缮写群书，藏于内库，由宫人掌管。②特别是贞观二年（628）魏徵带领学者，对购求之书按“四部”分类，进行校订，“数年之间，秘府粲然毕备”③。德棻在新朝建立之初，百废待举之时，及时向皇帝提醒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建议并主持购募遗书，从而及时地抢救了大批散失的古书图籍，表明了他的远见卓识。这一大规模求书壮举，为贞观初的古籍整理工作和大规模修史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唐代文化**的到来奠定一个良好基础。参与八史撰修德棻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首倡修史。唐初史学成就是极辉煌的，而“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①《周书》卷三六《令狐整传》。

②《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下引两《唐书》本传，不另加注。

①《唐会要·宏文馆》。

②《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序》，《旧唐书》卷一九〇上《崔行功传》。③《唐会要·经籍》。

武德四年（621）十一月④，德棻对高祖李渊说了一番言辞恳切的话：“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数十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这段话从史学和政治两个角度，十分扼要地强调了修前代史的重要性。从史学上看，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史学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朝代兴替频繁，反映各朝历史的撰述也大量涌现，一朝史可达几种至十几种。但由于多以私人之力完成，内容又往往不能包举一代，所以资料丰富、首尾完整的著作并不多见。而且由于战乱频繁，史书随出随亡。德棻所举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均无完整史书。其中梁、陈、齐，尚有一些文籍保存，而周、隋文籍散失尤为严重。所以，如果不利用时代相连、“耳目犹接”的有利条件抓紧修史，那么以后再修就困难了。可见德棻具有史家的高度责任感。

从政治上看，隋代北周，唐代隋，一脉相承，而且恰好这三代帝王祖籍同出关中武川，①并且李渊的祖父李虎是北周政权的核心“八柱国”之一，死后追封为唐公，李渊的父亲李昺也在北周袭封唐公，为柱国大将军。所以德棻指出“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果能通过修前代史而向世人强调北周一隋一唐的一脉相承的正统观念，进而宣传李唐祖先功业，那么对于巩固刚刚建立的唐政权，是再好不过的明智之举了。德棻的及时建议和扼要分析引起了唐高祖的慎重考虑，经过一番筹划，于武德五年（622）十二月正式下诏修前代魏、周、隋、梁、齐、陈六史，对各史编修人员作了分工。负责周史的是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但这次修史“历数年，竟不就而罢”。未成的原因虽然史无明文，但据事分析，大约有以下几点：一是未明确诸史撰修的总监和主编，各组撰修人员工作不会很协调。编纂方针、内容和体例的意见不一，是避免不了的；二是没有很好地考虑各人特长。若要使集体修史扬长避短，就要既发挥众人协作的长处，又要以有专长者为主，免得众口不一。如北齐史，隋时李德林已有部分撰述，梁史也有陈时姚察撰述相当多篇卷，但诏令却没有安排李百药和姚思廉分别主修北齐史和梁史，使他们未能继承父业，未能发挥家学优势。而另一方面，诏令中指定的修史人员近半数并不长于撰史；三是当时地方战事未完全平息，隋末造成的破坏还未很好恢复，大规模修史所需甚多，但此时财政和图书资料是难以充分保证的。

④此时间据《唐会要·史馆》。

①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五《周隋唐皆出自武川》。

待到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又下诏修前代史，则计划措施显然更周密切实了。这次由于众议以《魏书》已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决定不再修《魏书》。对其他各史的分工是：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德棻又奏引崔仁师佐修；李百药修齐史；魏徵、孔颖达、许敬宗修隋史；姚思廉修梁、陈史；魏徵与房玄龄总监诸史。值得注意的是，令狐德棻和魏徵起了全面负责指导的作用。魏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①。德棻除主周史外，“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可见，所修五史均有德棻参与。所谓“总知类会”，即是负主编之责。有意思的是，魏徵作为总监，为隋史写了序论，为梁、陈、齐三史各写了总论，但独于周史未写，这反映了他对德棻是相当尊重的。此次修史，由于有长于史学的魏徵和长于运筹的房玄龄为总监，主编令狐德棻又为当时史家先进，分工考虑到修史诸人特点，加上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人力物力财力都能保证，因而工作效率很高，贞观十年（636）正月五史修成上进。由于这五史只有纪、传两部分，没有志，贞观十五年（641）诏修《五代史志》，德棻又参加了修志，其他参加者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敬播等，至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德棻升任《五代史志》监修。是书于高宗显庆元年（656）上进，共10志，30卷，后附入《隋书》，称《隋志》。

贞观年间修成的另一部正史是《晋书》。贞观二十年（646）闰三月，唐太宗诏修《晋书》，当时德棻以公事免职在家，于是房玄龄特意奏请起用德棻参与修撰。在当时同修的二十余人中，“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可见德棻深为当时史家所推重。

李延寿在当时史家中，年纪较轻，地位不高。他继承父亲李大师遗志，撰成《南史》、《北史》，因是私人修史，对能否得到官方认可没有把握，于是先请任监修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审查，德棻作为史学前辈，大力提携后进，充分肯定了李延寿的工作，并作了一些修改，之后这两史才正式奏进于朝廷，获得公开流传的机会。

唐代所修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共八部正史，或饱含着德棻的大量劳动，或受到德棻的具体指导，总之，均和德棻有直接、实际的联系。一个人的名字能与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发生联系，这实在是史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国史、实录及其他令狐德棻的史学贡献除了修前代史，他还参加了本朝国史和实录的撰写。

据《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载，“显庆元年（656）无忌与史官、国子祭酒令狐德棻缀集武德、贞观二朝史为八十卷，表上之”①。

永徽元年（650），德棻参与修撰的《太宗实录》上进，起贞观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勒成20卷。②显庆四年（659），德棻参与修撰的《高宗实录》上进，起高宗贞观二十三年即位至显庆三年，成书20卷。

令狐德棻还撰有《凌烟阁功臣故事》4卷，《令狐家传》1卷，《皇帝封禅仪》6卷，《令狐德棻集》30卷，但可惜这些著述均已遗佚。流传至今的令狐德棻文字，《全唐文》卷一三七收上奏二状和二碑铭并序，《全唐诗》卷三三收五言诗一首。

①《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

①据《唐会要·史馆》，国史“起义宁尽贞观末，凡八十一卷”。

②《唐会要·史馆》。

令狐德棻是一个异常博学的人，他的著述才能也是多方面的，并不仅局限于史学。他曾参与了类书、政书、律书等各方面的大量撰述。

武德五年（622），德棻与侍中陈叔达等受诏撰《艺文类聚》，成书100卷，武德七年奏上。

贞观十一年（637），同修《新礼》上进，成书100卷。③贞观十二年（638），同修《氏族志》上进，成书100卷。①永徽元年（650），同撰定律令，第二年上新删定律令格式，勒成律12卷，令30卷，式40卷，颁行全国。②令狐德棻勤奋一生，“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预”，“暮年尤勤于著述”，他以自己过人的才华和罕见的勤勉，在中国史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写出灿烂的一页。

《周书》的特点令狐德棻著述虽富，但传至今最有价值是《周书》。《周书》主要为德棻所修，助手有岑文本、崔仁师。岑文本，字景仁，邓州棘阳（今河南南阳南）人。贞观元年（627）除秘书郎，兼直中书省。《旧唐书》本传称：“与令狐德棻撰周史，其史论多出于文本。”但《新唐书》本传不载其同修周史。崔仁师，定州安喜（今河北定县）人，武德年间由陈叔达荐为史官，曾参与修梁、魏史。贞观初，为殿中侍御史。两《唐书》本传均不载其参与修周史。由于德棻主修《周书》，又负同修诸史的主编之责，因此可以认为，《周书》的编纂形式，内容去取和点明鉴戒之处的史论，主要体现了令狐德棻的思想意图。后人了解德棻的政治、历史观点也主要根据《周书》。在同时所修的五史中，《周书》突出地全面体现了李唐皇朝的修史宗旨、观点。

北周自公元557年由宇文觉取代西魏而建立，到公元581年外戚杨坚代周建隋，立国仅二十五年。但事实上宇文氏政权的历史是从东、西魏分裂，宇文泰拥立西魏文帝（535）开始的，所以《周书》也就增加记载了西魏的历史，这符合历史实际，表明了德棻的识见。

①《旧唐书·太宗纪》称130卷。

②《唐会要·定格令》。

德棻在修前代史建议中曾强调史书的作用是“贻鉴今古”，接着唐高祖修史诏也指出史书的作用为“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太宗更是经常阐述“以古为镜”的思想。德棻既负“总知类会”之责，对唐皇朝的意图自然领会得相当透彻，在《周书》中，以史为鉴的观点得到了全面体现。《周书》中各个类传的立意，都与封建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孝义列传》树立了一些愚忠愚孝的典型，传序明确指出这些忠孝事迹可以“垂范方来”，“有助于名教”。《儒林传序》则着重指出儒学的重大现实意义就在于“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周书》对方术技巧也有新的见解。一般封建统治者和封建史家，或把方技视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而不屑一顾，或是迷信其修仙炼金之诡说，耗费钱财，甚至送命。《周书》的《艺术传》则把方技视为对于社会有广博用处的技术手段，并且可以和仁义教化相辅相成，“仁义之于教，大矣，术艺之于用，博矣”。①贞观初，唐太宗对监修国史房玄龄说：“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②唐太宗要求史书所载内容以能否资治为取舍标准。德棻对皇帝的这一指示心领神会，如《乐逊传》中就这样记载：“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经时，诏百官上封事。逊陈时宜一十四条，其五条切于政要。”对崇治方、省造作、明选举、重战伐、禁奢侈五条，因“切于政要”而全部照录传中，其余九条全删。

德棻不但崇儒，也笃诚于佛教。唐高宗为稍抑佛教，提高君权，于龙朔二年（662）下“制沙门等致拜君亲敕”，令僧、道对君、亲也要行致拜礼节。僧、道行不行俗礼，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事情，敕文一下，在朝野引起轩然大波。一个月后，朝廷九品以上文武官员和州、县官等千有余人，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这件事。令狐德棻慷慨陈词，认为僧、道为出家离尘之人，“功深济度，道极崇高”，如拜俗则不伦不类，“披法服而为俗拜，践孔门而行释礼，存其教而毁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详稽理要，恐有未惬”。会议之后，唐高宗于六月八日又下“停沙门拜君诏”，许不拜君，但须拜亲。①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德棻推崇儒家礼义王道之说，却同时又笃于佛教之规，颇耐人寻味。还在东晋时，儒佛两家就围绕僧人见皇帝应否跪拜发生争执，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儒、道、佛三家逐渐调和，既相互斗争，也相互补充，有合流的趋势。德棻既崇儒又尊佛，就是一个例证。

德棻在《周书》中所表现的历史观，是完全符合唐皇朝要求的。同时所修诸史关于天人关系的看法，姚思廉的《梁书》、《陈韦》和魏徵的《隋书》，表现出注重人事的进步史观；李百药的《北齐书》，虽然也承认人事的作用，但过多地突出了天命的作用，以至于魏徵不得不在该书帝纪总论中加以匡正；德棻所主《周书》则天命人事并举。如认为魏“水历将终”，北周代魏是以木代水，天命所归，不是人力可以左右的。“大宝”不可以“力征”，“神物”不可以“求得”。宇文泰本来“田无一成，众无一旅”，但能成功，就因为“属兴能之时，应启圣之运”，天命系于此人，“非夫雄略冠时，英姿不世，天与神授，纬武经文者，孰能与于此乎”①。但天命也须人事相配，宇文泰“推至诚以待人，弘大顺以训物德刑并用，勋贤兼叙，远安迩悦，俗阜民和”②。德棻所宣扬的天命人事并举的观点是符合李唐利益的。唐朝建立于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君臣深切感到总结前世施政经验教训的迫切性，但同时为了欺骗人心，又要给新皇朝披上应天命的外衣，所以唐初统治者的总的宣传方针总是天命和人事均予以强调。

①《周书》卷四七《艺术传·史臣曰》。

②《贞观政要·文史》。

①以上均见《广弘明集》卷二五。

①②《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周书》对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重要史实记载较具体，保存了一些珍贵资料。西魏、北周地处较偏僻的西北，本来经济落后，国弱民穷，在与东魏、北齐的抗衡中处于劣势。但经过宇文泰和其子宇文觉、宇文邕的相继改革，国力逐渐强盛，终于统一了北方。所以，改革是西魏、北周历史上的关键事件。《周书》对此记载颇为详明。宇文泰所建立的府兵制，在北周统一北方过程中发挥很大作用，并且为隋、唐所沿用，直至唐玄宗天宝年间才名存实亡。关于府兵制的一些情况、特点，《文帝纪》、《苏绰附苏椿传》、《韩褒传》、《郭彦传》、《韦瑱传》等都有记载。西魏、北周时期，各族人民起义屡屡发生，《周书》出于总结教训和宣扬统治者武功的目的，对这些起义记载较多、较具体，这在同时所修诸史中是最突出的。从中可以看出起义之多，声势之大。

《周书》很注重记载周边各民族情况和邻国大事，显示出德棻具有纵观全局的眼光和风度。《异域传》共2卷，序文说：“斯皆录其当时所记”，可见所据资料来源于魏、周人当时记录，史料价值是很高的。另外，《周书》对于东魏、北齐和南朝梁、陈的重要史事，都在本纪或有关列传中简要叙及，显示出天下大势的主要脉络，这是个突出的优点。

《周书》的文字比较简洁，反映出令狐德棻出色的史学才能。清代史家赵翼称赞《周书》“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①。

德棻修《周书》主要采三种资料，一是西魏大统年间秘书丞兼领著作柳虬所修起居注；二是西魏、北周的国史；三是隋开皇中秘书监牛弘追撰《周纪》十八篇。从《周书》行文中，仍可见到采用周代国史之语句，如，“陈人于是以鲁山归我我师不利”②。

德棻所修《周书》并不是没有缺点的。例如人情佳传之多，在同时所修诸史中是较突出的。推崇门阀士族的倾向也是较明显的。德棻对“并在周时”的李唐“二祖功业”是尽力宣扬的，在排列八柱国十二大将军顺序时，将李世民曾祖李虎赫然列第一位。还夸耀说：“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③德棻既出身于阀阅之家，对自己家世门第也是很自豪的。《周书》为德棻祖父令狐整立传，附述德棻父令狐熙、叔祖令狐休等，炫耀令狐家族官爵、门第。这虽与当时社会风气有关，但作为史家而津津乐道于此，则不能不说是史学思想的局限了。

①赵翼：《陔余丛考》卷七。

②《周书》卷三九《杜杲传》。

③《周书》卷十六卷末。

第四节 李延寿

先世

李延寿，字遐龄。有关他生平流传下来的记载很少。两《唐书》中仅在令狐德棻传后有附传。甚至没有记载他的年龄情况。李延寿自撰的《北史·序传》，为后人了解他的家世、生平提供了宝贵资料。其先人原是陇西的名门大户，后迁居相州（今河南安阳），待他出生时，家居相州已有数代了。受魏晋南北朝以降门阀制度影响，唐初仍存留一些崇尚门第习气，李延寿也未能免俗，他在《北史·序传》中津津乐道地讲述先世事迹，自称帝颛顼高阳氏、周柱下史李耳为“李氏之先”。被尊为道教教主、太上老君的李耳，在唐朝是有特殊身份和地位的。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定三教顺序为道、儒、佛，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宣布李耳是他的祖宗。李延寿以李耳为祖，意在表明自己为圣贤之后，并且与当代皇帝同出一祖。在同一序传中长篇累牍地列举了历代祖先的仕宦情况和功绩，形同撰述家谱，表现出较强的门第观念。他既迷恋于先祖的光荣，又流露出对现时自己名位较低的不满。

像那个时代的多数史家一样，李延寿之所以走上治史道路，是与家学渊源分不开的。曾祖李晓，字仁略，“博涉经史，早有时誉”，“训勖子弟，咸以学行见称”①，很受当时人称赞；祖父李超，字仲举，“博涉经史，不守章句业”，颇有创新学术的气概。特别给延寿重大影响的是他的父亲李大师。李大师，字君威，“少有著述之志”，勤奋好学，知识广博，善于作文，尤长史学，“备知前代故事，若指诸掌；商较当世人物，皆得其精”。大师一生经历坎坷，他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升迁极慢。隋炀帝末年，政治**，官吏贪污成风，大师任信都（今河北冀县）郡司户书佐，“独守清戒，无所营求”，生活很窘迫。郡丞鞠孝稜感佩地说：“后于岁寒，此言于公得之。”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窦建德据有河北，大师在建德军中为尚书礼部侍郎。起义军被唐兵镇压后，大师被流放到西会州（今甘肃境内）。他在那里郁闷不乐，作《羇思赋》以寄怀。当时镇守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的杨恭仁见到此赋，很赞赏大师的才学，于是把他召至府内，深相敬重。大师早有编著南北朝史的志向，此时正有闲暇时间，而且杨恭仁家中藏书丰富，可以尽情阅览。于是大师在辛勤著史中度过了几年时光。到了武德九年（626），唐朝廷大赦天下，大师才得以回到京城长安。他的旧友房玄龄、封德彝已为朝中高官，劝他留京做官，他已无心仕进，便回河南家乡继续编写南北朝史。不幸的是，两年以后，他就病逝了，著述尚未完成。

史学生涯

李延寿承继家学，专意治史。大师去世后第二年，即贞观三年（629），延寿就正式成为一名史官，在颜师古、孔颖达督导下编撰《隋书》。从此，他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修史中度过的。

延寿参加贞观三年至十年的“五代史”修撰工作后，于贞观十五年（641），又参加了编写《五代史志》，同修的还有令狐德棻、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这次修志费时达十六年，成书30卷，在唐高宗显庆元年（656）由长孙无忌奏进。贞观二十年（646）诏修《晋书》，李延寿也是撰人之一，两年后修成。

①《北史》卷一〇〇《序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李延寿也参加了本朝史的修撰。显庆元年（656）七月三日由长孙无忌等奏进国史81卷，起于义宁，尽于贞观末。参加修撰的有于志宁、崔敦礼、令狐德棻、李义府、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

值得称道的是，延寿还撰《太宗政典》30卷。在他去世后，唐高宗看到了这部书，大为赞赏，诏赐延寿家属绢五十匹，诏书中称延寿“艺文该洽，材兼良史，撰政典一部，词殚直笔，虽其人已亡，功有可录”①。评价是很高的。还命将《太宗政典》详细刊正，抄录三部，交秘书省存二部，赐皇太子一部。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从名称上看属于政书。学者一般以刘秩《政典》为政书之始，但延寿的《太宗政典》则更早数十年。中唐又有杜佑《通典》。这一段时期，三部政书相继诞生，说明封建制度的发展和史学的进步，客观上要求政书的出现。李延寿在政书方面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李延寿的一生在仕途上是平稳的。既未飞黄腾达，也未贬斥流离。贞观初，延寿曾任太子典膳丞（负责太子的膳食事务）、崇贤馆学士（掌管经籍图书，教授生徒）；贞观中，延寿为符玺郎（掌管皇帝印玺及国家符节）；贞观末，延寿为御史台主簿（管理御史台文书事务）。延寿专注于史学，似乎对于做官没多大兴趣，尽管官职屡有变动，始终没有做到大官，以致他的《南史》、《北史》写成后，当时人还因为他地位不高而“不甚称其书”。《南史》与《北史》延寿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独立完成两部正史——《南史》、《北史》。

写南北朝史是李大师的夙愿，这也是个大胆、新颖的做法。那个时代，史家已习惯于或仿班固写某朝某代史，或仿司马迁写从古到今的通史，那么李大师为什么单单要把数代历史连起来写呢？他认为，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南北各政权相互攻击，各国修史者均站在本国立场上，南称北为“索虏”，北称南为“岛夷”，由于偏见作怪，记他国事既不详备，又往往失实。这些史书在隋唐大统一之后更显得与时代不协调。为了全面真实反映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李大师计划仿《吴越春秋》的体例，著一部南北朝编年体史书。可是，李大师没来得及写完这部编年史就死了。李延寿从任史官之始，就着手搜集资料，决心完成父亲的遗愿。

李大师的南北朝编年史完成了多少呢？李延寿在《北史·序传》谈到，在父亲旧稿中，齐、梁、陈、周、隋五代的事“所未见”。可见李大师编撰的是南朝宋、南齐和北朝魏这三代史事。大师在世时，这三代已有较完整系统的史书可供参考，即沈约所著的《宋书》，萧子显所著的《南齐书》，魏收所著的《魏书》。恰好，李延寿在贞观年间所参与撰修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正是大师旧稿中所没有的内容，延寿正可以凭借修史的有利条件续补。所以延寿除了完成史局规定的任务，“因于编辑之暇，昼夜抄录之”，工作极为辛苦。过了两年，延寿因事离开史局，资料远未抄录完，“以所得者编次之，然尚多阙，未得及终”。幸运的是，在贞观中、后期，延寿又获准参加修《五代史志》和《晋书》，于是他进一步“遍得披寻”，继续全面搜集史料。延寿还利用自己能够接触官藏史书的有利条件，对父亲旧稿内容加以完备，“因兹复得勘究宋、齐、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由于五代史修成后，暂时未予公开流布，只是藏于秘阁，延寿“不敢使人抄录”，只能自己以史官身份去翻阅抄写，又因“家素贫罄”，无钱雇人誊写，所需各种史书不得不自己动手去抄。延寿从八部正史之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1000余卷，皆以编入，其烦冗者，即削去之。八代正史共566卷，加上杂史1000余卷，延寿在抄录、勘究这么巨大数量史书的基础上，才写成《南史》、《北史》180卷，史料准备和最后成书的比例大约是十比一左右，可见延寿作史的勤奋精神和认真态度。

①《高宗皇帝赐李延寿家物诏》，《全唐文》卷十三。

延寿自述“始末修撰，凡十六载”，指的是具体编写过程所费的时间。

他从贞观十七年（643）着手编纂，“本纪依司马迁体，以次连缀之”，到显庆四年（659）成书上进，时间为十六年。如果将贞观三年至贞观十七年的搜集史料时间也包括在内，那么延寿为《南史》、《北史》的诞生付出了三十年的艰苦劳动。

延寿虽继父遗志修史，并参考父亲的未成稿，但并未遵循父亲旧稿的体例。李大师所作是仿《吴越春秋》，为编年体；延寿所作则仿《史记》，为纪传体，但又与《史记》不完全一样，是介于《史记》和《汉书》间的一种体例。

人们都熟悉，司马迁的《史记》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上自远古黄帝，下迄西汉武帝。班固的《汉书》是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记叙西汉一代史事。后世史家纷纷仿效《汉书》的体例纂修前代史。到了唐初，官方又把《史记》以下的历代纪传体断代史列为“正史”，视为史学正宗。不过，唐以前所修的七部正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魏书》）都是私家所修或是由官方批准，以个人之力完成。延寿所处时代，官修史书，宰相监修制度已确立，官修前代纪传体断代史的一统局面已定。南北朝的各代纪传体史书除前代所修三部外，其余均由本朝刚刚补齐，并且这些书都是本朝“钦定”。李延寿不过是一名普通史官，却要重修南北朝史，对本朝皇帝批准的正史加以整理刊正，显示出他是一位较有勇气和责任心的史家。他之所以这样做，原因之一是要完成父亲的修成南北朝通史的遗愿，原因之二是他对已有的南北朝各断代史不满意，他在《进书表》中批评这些史书记叙矛盾，“互陈闻见，同异甚多”，又认为这些史书采集史料不广，而那些被忽视的史料“易为湮落”，如不抓紧利用，以后即使想纠史书之失，也会“求勘无所”。

李延寿欲以南、北二史代魏、齐、周、隋、宋、齐、梁、陈八史，气魄雄心之大是勿庸赘言的，那么他在编纂上下了哪几方面的功夫呢？

一、“编次别代，共为部秩”。他采用纪传体通史的体例，分别对南、北朝史事做贯通的叙述。他把魏（包括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四代史事编成《北史》，起魏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元年（386），至隋恭帝杨侑义宁二年（618），共二百三十二年。其实，隋已统一全国，本不应单列于北史，延寿此举可能有两点考虑，一是隋承继北周，将隋列入北史在编写上较方便，否则要在南、北两通史外再编一隋史，易给人体例混乱之感；二是将隋列入《北史》，可以突出唐统一的重大意义，为本朝政治利益服务。延寿把南朝宋、南齐、梁、陈四代史事编成《南史》，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至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共一百六十九年。

正因为李延寿用通史体例叙述南、北朝史事，所以打破了朝代的断限，分别对北朝、南朝的人物、史事作归纳集中，两史的帝纪、后妃、宗室均依照朝代先后顺序排列。以下的诸臣列传则大体有先后顺序，对一些高门大户则其子孙附其父祖传中，连缀书之。《南史》以王、谢二大姓为主，《北史》以崔、卢二大姓为主，家族体系分明。其他类传更进一步打破了朝代的断限。这种作法，引起后世某些学者不满。清代修《四库全书总目》的学者认为延寿叙例为家传之体，不应用于国史。①著名考据家王鸣盛批评延寿使国史变成家谱，最为谬妄。②其实这些批评者有些过于拘泥正史体例，没有看到李延寿对正史作法是因循中有创造。《南史》、《北史》为数代之通史，正为断代正史之变例，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首先，南北朝各代统治时间都不长，往往一人历经数朝，有时很难恰当把某人归入某朝，所以延寿把断代之体变为通史之体；其次，南北朝时门第之风大盛，王、谢、崔、卢等高门大族与南北朝相终始，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举足轻重，延寿注重谱牒世系是对历史的如实反映，而且世族牵连附传，便于读者检寻。

二、“鸠聚遗逸，以广异闻”。李延寿之《南史》、《北史》，并非简单将旧史删节、离合而成，而是尽量充实了一些新的史料。针对旧史作者重视官方资料而忽于私人记载，延寿有意把自己补充史料的重点放在“易为湮落”的“小说短书”上，他认为这些材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延寿之后的著名史评家刘知幾也持同样观点：“大抵偏记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①这两位史家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官方记载受种种牵制，往往不能据事直书，隐讳必多，而私家记载多记亲历之事，没有审查之类的控制，较能求其真。南、北二史和《南齐书》、《梁书》、《北齐书》、《北周书》比较，增加了不少重要的史实。就梁代史来说，《南史》比《梁书》多立了王琳等十余传，对原有的某些传也充实了内容，如《范缜传》。延寿所增内容固然有关于“人之善恶，事之成败者”，但由于延寿对奇闻异事兴趣较浓，导致所增内容中有不少神怪荒诞之事和无关宏旨的琐言碎事。如阴子春传中，《南史》就比《梁书》增：青州有神庙，刺史王神念毁之，栋上一大蛇，长丈余，遂入海。子春夜梦一人乞地安置，乃办牲醴，请召安置一处。夜梦前人来谢曰：“当以一州相报。”后果因破魏兵，授南青州刺史。此类怪诞事入史，显然失当。

三、“除其冗长，捃其菁华”。宋、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史共566卷，而经延寿改作为南、北二史，减至180卷，可见删掉了相当多的文字。总的看，延寿删《魏书》、《宋书》最多，原因是这两部书在八史中原来卷帙就最多，《宋书》100卷，《魏书》更达130卷，延寿欲省减南、北史篇幅，宋、魏二书必为砍削重点。另外，宋、魏二书为前朝人所修，南、北朝相互攻击之辞甚多，延寿作史目的之一即是纠正此弊，斧削起来又不必有得罪本朝史官的顾忌。

延寿所删多为诏诰、符檄、章表，认为重要者则以简略语言概括之，意图简净。另一删削重点为南、北征战攻伐之事，这是因为延寿深知，原来各史关于战争记载多不实，夸胜讳败已为作史者惯例，延寿在此时一一核定战争胜败之迹实非易事，所以多删去。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正史类·北史》。

②《十七史商榷》卷六八《并合各代每一家聚为一传》。

①《史通》卷十《杂述》。

四、“若文之所安，则因而不改”。对原有八史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延寿并不随意改动，只要是他认为合适的内容，则或全抄旧文，或离合编排。特别是对《陈书》、《隋书》，延寿基本上无大的增删改动。如《北史》中隋文帝、炀帝、恭帝纪论全录自《隋书》，仅《文帝纪》开头一句“龙德在田，奇表见异”，改为“树基立本，积德累仁”。

南、北二史和八史各有千秋，相辅相成，对于后人了解这一历史时期来说都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长处，所以后世学者大都把南、北史和八史对照起来读，互为补充。

李延寿修史思想的核心即是“以史为鉴”，这同唐初官修史书的主导思想是相一致的，但延寿的特点在于，他善于选择一些细小而又富有典型性的事件、情节来表达出自己的思想，这当然得益于他重视“小说短书”的独特眼光和更勘杂史一千余卷的勤奋劳动，史书因此也增加了趣味性。对于某人行为不单靠直接叙述，而是通过他人的谈话来显示，也易于给读者新鲜深刻印象。

李延寿赞成国家统一的思想倾向是很明显的，他纠正了南北分裂时期某些史书的种种狭隘偏见，力求实事求是地描述历史，不带狭隘的地域观念，有力地向读者展示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民族团结、民族大融合的趋势是不可抗拒的。

两史比较，《北史》比《南史》写得更好，因为李延寿和父亲李大师均为北方人，因此，对北朝的历史、掌故、风俗、人情都较熟悉，所能见到的史料也较多；另外，李唐起源于北朝，官方对北朝各代史的研究格外重视，客观上给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北史》的记载比《南史》详明。

李延寿的南、北二史在普及历史知识上颇有功绩。由于卷帙不繁，易于抄写，所以得到较广泛流传，清代学者梁章钜在《退庵随笔》中就指出：自《南史》、《北史》行世以来，原有的八部正史就变得不重要了，很少有人诵习，所以时间愈久，八史阙佚愈严重。这说明南、北二史比八史更受到社会重视，更有效地传播了历史知识。后代史家对延寿曾有较高的评价，后晋人所作《旧唐书》中赞道：“李延寿研考史学，修撰删补，克成大典，方之班、马，何代无人？”①宋代杰出史家司马光精研史学，博览历代史书，他在给刘道原信中感叹道：“乃知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祥诙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也。”①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李延寿当年主要是依据八史来编纂南、北二史，可是到了北宋刊印正史时，《魏书》、《北齐书》、《北周书》的一些残缺反而要靠《南史》、《北史》来补足了，可见，南、北二史在客观上还起了保存历史资料、维持八史基本完整的作用。这个贡献当然是李延寿当年未想到的。

①《旧唐书》卷七三“史臣曰”。

①司马光：《与刘道元书》，《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六二。

（谢选骏指出：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棻，都先后在隋唐两朝做官，从他们的行迹和命运看，隋唐两朝具有极强的继承性，这是和秦汉两朝很不相同的，尽管人们常说“汉承秦制”和“唐承隋制”似乎相同，但是在人员构成上，秦汉却绝不相同于隋唐的一脉相承——尽管有人研究“隋唐制度渊源”，却没有人研究“隋唐官吏渊源”。在我看来，“隋唐官员渊源”之所以存在，因为这属于王国共主时代——尽管隋末的大乱，并不比秦末和元末的大乱来得逊色。但是，秦汉交替和元明交替乃是帝国的更迭……所以不仅没有官员渊源可言，而且即使完全彻底重起炉灶的汉明，内部还要继续革命、残杀不断——这就是帝国时代不同于王国时代的“绝不宽容”。）

【第十三章 欧阳询 虞世南 褚遂良】

第一节 欧阳询生平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属湖南）人，生于南朝陈武帝永定元年（557）。祖欧阳頠，陈初任大司空。父欧阳纥，陈宣帝时为广州刺史，征召为左卫将军，不应召，举兵反，被宣帝诛杀。按照当时刑律，欧阳询应当处死，有人把他隐藏起来，幸免于难。陈朝尚书令江总同欧阳纥非常友好，便私下收养欧阳询，亲自教他读书写字。他虽相貌丑陋，却聪明过人，读书一目数行，于是博览群书，精通经史，成为学问渊博的名儒。隋朝建立后，搜罗各地才学之士，他以贯通儒经，被任用为太常博士。唐高祖李渊在隋朝任职时，也同他交游，招他为唐公府宾客。李渊即位后，任他为官，经过多次升迁，官至给事中。武德七年，高祖下诏命欧阳询和裴矩、陈叔达同撰《艺文类聚》100卷，书成之后，上奏朝廷，高祖赐以丝帛二百段。太宗贞观初年，欧阳询历任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之职，封渤海县男。贞观十五年（641）卒，享年八十五。

书法成就欧阳询擅长书法，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被誉为唐初四大书法家。他初学王羲之，“后更渐变其体，笔力险劲”，①独自成为“欧体”，所写的碑帖书信，遂成人们学习书法的楷模。他写的字不仅誉满当时，也流行国外。高丽就几次派遣使臣到唐朝求欧阳询的书法，高祖叹赏说：“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彼观其迹，固谓其形魁梧耶！”欧阳询在书法艺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除了天资聪明外，主要是他长期勤学苦练结成的硕果。比如，有一次他看到晋朝著名书法家索靖所写的碑帖，非常赞赏，看后很久才离去，但走了几步，觉得留恋不舍，又回转仔细鉴赏，站立久了，又坐下来看，直到把这幅碑帖的长处领会才悄然离去。

后代书法评论家对欧阳询的书法艺术作了高度的评价：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辑有唐人张怀瓘所著《书断》说：欧阳询“八体②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飞白冠绝，峻于古人，有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浓之势，风旋电激，掀举若神。真行之书，虽于大令③，亦别为一体，森森然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④，润色寡于虞世南。其草书迭荡流通，视之二王⑤，可为动色，然惊奇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又说：欧阳询的“飞白、隶、行、草入妙；大令小篆、章草入能。”意思是说，欧阳询的书法技巧非常全面，对于各种书体都很有造诣，不仅精于篆书、飞白书，而且擅长正书（楷书）、行书、草书，虽然笔法出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最初摹仿二王，但能有所发展，自成一体，超出了著名书法家智永，可以同当代书法大家虞世南相比拟。其隶书也被《书断》列为妙品。

①《旧唐书》卷一**上《欧阳询传》。

②八体：指书法上八种主要书体，如宋周越所说：“自仓、史逮皇朝，以古文、大篆、小篆、隶书、飞白、八分、行书、草书通为八体，附以杂书。”

③大令，指东晋王献之。

④智永，王羲之七代孙，陈朝著名书法家。

⑤二王，指王羲之、王献之。

宋人《宣和书谱》亦称：欧阳询“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面折廷争之风，或比之草里蛇惊，云间电发。至其笔墨工巧，意态精密俊逸处，而人复比之孤峰崛起，四面削成。论者皆非虚誉也。”但是该书佚名作者认为欧阳询的书法，应以他的正书为最，为其“翰墨之冠”。他说：“然询以书得名，实在正书，若《化度寺石刻》，其墨本为世所宝，笔者虽尽力不能到也。而张怀瓘又称其飞白、隶、行、草入妙，大小篆、章草入能，盖亦各具一家之见。然而询虽以正书为翰墨之冠，而至于行字，又复变态百出，当是正书之亚，此得其行字为多焉。”清人梁《承晋斋积闻录》说：“欧（阳询）《皇甫》、《虞公》二碑是一条路，是自成一家时，其用笔用意，折处是险，峭处是险。”他的《详书帖》也说：“人不能到而我到之，其力险；人不敢放而我放之，其笔险。欧书凡笔险必力破余地，而又通体严重，安顿照应，不偏不支，故其险也，劲而稳。”可见险劲二字足以代表欧字的风格面貌。清人冯武编著的《书法正传》辑录了欧阳询关于书法理论的论述：一是欧阳询《用笔论》：“莹神静虑，临池志逸。虚拳直腕，指齐掌虚，意在笔前，文向思后。分间布白，勿令偏侧。墨淡即伤神采，绝浓必滞锋毫。肥则为钝，瘦则露骨，勿使伤于软弱，不须怒降为奇。调匀点画，上下均平，递相顾揖，筋骨精神，随其大小。不可头轻尾重，易令左短右长，斜正如人，上称下载，东映西带，气宇融和，精神洒落。省此微言，孰为不可也。”强调写字时必须精神贯注，注意执笔手法、和墨浓淡、字体肥瘦、调匀点画、上下对称等各方面。

二是欧阳询八法：这是指点笔画的具体写法。三是欧阳询付善奴诀：“每秉笔必在圆正，重气力，纵横重轻，凝神静虑。当审字势，四面停匀，八边俱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欹正。最不可忙，忙则失势；次不可缓，缓则骨痴。又不可瘦，瘦当形枯；复不可肥，肥则质浊。细详缓临，自然备体，此是最妙要处。”这一练字秘诀从强调秉笔运神开始，然后指出关键之处在于考虑每个字的形体和态势对其笔画的四面八边结构作出妥当安排，即“四面停匀，八边俱备”。如本书编著者冯武所说：“此即方法，此八字惟欧公独妙，他人不能也。”此外，对于笔画的短长、粗细、疏密、斜正也必须适中，下笔时不可忙，也不可缓，不可瘦也不可肥。他认为这些都是写字的奥妙之处。他的书法论著尚有《三十六法》，但近人考证不大可信。他的书法和书法理论对于后代书法都有深远的影响。

欧阳询墨迹传世者颇多，据宋人《宣和书谱》称御府所藏欧阳询笔迹有四十品，流传至今的，行书主要有《卜商请书帖》、《张翰帖》、《梦奠帖》等，正书主要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邕禅师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以及隶书《唐宗圣观记碑》等。

小欧阳欧阳通也是著名书法家，他是欧阳询晚年得的幼子，人称小欧阳。母亲徐氏教他学习父亲的书法，恐怕他不勤奋，经常命他拿钱到市上书肆购买父亲写的字帖，“通乃刻意临仿以求售，数年，书亚于询，父子齐名，号‘大小欧阳体’”①。故唐人《述书赋》云：“学有大小夏侯，书有大小欧阳。”但欧阳通的字体“瘦怯于父。常自矜能书，必以象牙犀角为管，狸毛为心，覆以秋兔毫，松胡为墨，末以麝香，纸必须坚薄滑者，乃书之。盖自重其书”②。“然行草得询之险劲，盘结分布，意态则有所未及，亦不失其为名书也”③。欧阳通历仕太宗、高宗、武后三朝，高宗仪凤年间，官居中书舍人之职。武后垂拱年间，升迁殿中监，天授年间，转司礼卿判纳言事，不久，因不同意立武承嗣为太子，被酷吏来俊臣诬告杀害。《宣和书谱》称其“风节学艺，父子表见，一时为唐名臣，亦已美哉！”

①《新唐书》卷一九八《欧阳询传》。

②《朝野佥载》。

③《宣和书谱》卷八。

第二节 虞世南早期生活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生于陈武帝永定二年（558）。他是隋朝内史侍郎虞世基之弟。祖虞检，萧梁时，任始兴王府咨议，父虞荔，陈朝时，任太子中庶子，均为知名之士。他继承家学，少年时，同兄长虞世基受业于吴郡名儒顾野王名下，勤奋好学，精思不倦，对经学、文学都有较深的造诣。在文学上仿效当时名家徐陵，徐陵称赞他的文风深得自己的旨趣，由此知名。同郡人智永禅师，继承其先祖王羲之书法，在当时负有盛名，虞世南又拜他为师，得到他的真传，并有所创新，擅长书法之名更超过了文学。陈文帝天嘉年间，征召虞世南为建安王法曹参军，后主至德年间，转调西阳王友。

陈朝灭亡后，虞世南、虞世基兄弟从建康到了长安，都以擅长文学获得声誉，当时人把他们比作西晋时代的二陆。那时隋炀帝杨广为晋王，听说虞氏兄弟很有才学，同他的兄弟秦王杨俊争着聘任他们为王府属官，结果晋王依仗权势把他们招致门下。炀帝大业年间，任用虞世南为秘书郎，后转起居舍人。炀帝虽然爱重他的才学，但由于他为人正直，不善于逢迎，所以不肯重用，十年之久仍然是七品官。虞世基却因善于阿谀奉承，得到宠信，官至内史侍郎，颇有权势。虞世南素来勤俭清廉，过着清贫生活。隋末，虞世基随同炀帝被宇文化及所杀，虞世南则随宇文化及到聊城（今山东聊城西北）。后他被窦建德擒获，任用为黄门侍郎。

归唐以后窦建德所建农民政权覆灭后，虞世南归唐，被任用为秦王府参军，不久，转任记室，授弘文馆学士，与房玄龄同掌秦府文书。秦王为太子后，升任他为太子中舍人。太宗即位后，转著作郎，仍兼弘文馆学士。虞世南以年老，多次请求致仕，太宗不许，升迁为太子右庶子，辞谢不就，转秘书省少监，贞观七年，升任秘书监，赐爵永兴县子。八年，晋爵县公。太宗器重虞世南学识的广博，每逢处理政事后有闲暇时间，便同他共观经史，互相议论。他虽是一个体弱多病容貌儒雅的文人，但是秉性刚正不挠，每当太宗向他询问时事，或同他议论古代帝王政事的得失时，他都能直言敢谏，因势利导，提出一些兴利除弊的意见。贞观八年，陇右地区山崩，各地多次出现大蛇，山东和长江、淮河流域相继发生水灾，太宗感到忧虑不安，向虞世南征求意见。世南举出历史上一些山崩地震，洪水泛滥，大蛇出现的例子。说明深山大泽是龙蛇所居，出现大蛇，不足为怪；山崩、洪水等自然灾害，只要实行德政，“施惠于天下”，“修德可以销变”，太宗采纳他的意见，派使者到各地赈济灾民，平反冤狱，从而减轻了人民的疾苦。

太宗喜好宫体诗，写了一首命虞世南唱和。虞世南进谏说：“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而今而后，请不奉诏。”①太宗嘉奖他的直谏，赐绢50匹。太宗颇好畋猎，虞世南多次规谏，①《大唐新语》卷三。

都被采纳，史称其“有犯无隐，多类此也”①。

虞世南的直言规谏，深受唐太宗的器重，“太宗尝谓侍士曰：‘朕固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②“帝每称其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③唐人《隋唐嘉话》亦称“兼是五善，一人而已”。他的直言敢谏，为官清正，对于促成“贞观之治”是有影响的，不仅是书法、文学见长而已。

博学与文采

虞世南在陈、隋、唐三朝都以博学文采著名当世。据《隋唐嘉话》记载：“太宗将致樱桃于酅公④，称奉则以尊，言赐则以卑，乃问之虞监，曰：‘昔梁武帝遗齐巴陵王⑤称饷’，遂从之。太宗常出行，有司请副书以从，上曰：‘不须，虞世南在此，行秘书也。’”“太宗令虞监写烈女传，以装屏风，未及求本，乃暗书之，一字无失。”

虞世南的生平著作，除有文集30卷外，尚有《北堂书钞》。据《大唐新语》所载：“太宗顾见前代帝王事得失，以为鉴戒。魏徵乃以虞世南、褚遂良、萧德言等采经史百家之内嘉言善语，明王暗君之列，为五十卷，号《群书理要》。”可惜他的著作大部散失。

贞观十二年（638），虞世南因年老多病再次请求致仕，得到朝廷准许，不久病逝，终年八十一岁。虞世南逝世后，太宗对他十分悼念，赠礼部尚书，谥文懿，陪葬昭陵。贞观十七年，太宗下诏图画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虞世南即其中之一。他的儿子虞昶，官至工部侍郎。

书法成就

虞世南书法渊源于王羲之父子，幼年从智永禅师学书。智永笔法又来自家传，故唐人《云仙杂记》称：“虞世南书冠当时，人谓其有（王）羲之鬼”。宋人《宣和书谱》谓：“释智永善书，得王羲之法，世南往师焉。于是专心不懈，妙得其体，晚年正书遂与王羲之相后先。”虞世南作品之佳者可同王羲之相比。清人梁《承晋斋积闻录·名人书法论》对虞世南书法艺术也有很高评价：“唐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李邕、徐浩，皆第一等书也。”①虞世南在中国书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虞出自王氏嫡传，欧阳询则从王氏脱体另树风格；欧擅长各种书体，比虞全面，虞则专精正行草书，较欧严谨；虞书内含刚柔，欧书筋骨外露，各具特色。在唐太宗君臣珍惜王氏父子书法的影响下，出自王氏嫡传的虞氏当然更受重视，因而唐代书法评论家自张怀瓘开始以欧书外露筋骨，虞书内含刚柔为名，引用“君子藏器”的说法。

①②《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

③《新唐书》卷一〇二《虞世南传》。

④隋恭帝杨侑禅位后，唐封之为酅国公。

⑤齐和帝刘准禅位后，梁封之为巴陵王。

①引自清人戈守智《汉谿书法通解校证·述古卷第一》。

虞世南在书法理论方面的论述，主要有唐人张彦远所辑《法书要录》中所录《书旨述》，清人冯武编著的《法书正传》中辑录的《虞永兴笔髓》。其中《笔髓》一篇影响较大。

虞世南书法真迹保存至今的为数不多，其中最受推崇也较可信的代表作当为《孔子庙堂碑》，凡四十行，三千余字，碑成于贞观七年，为虞氏晚年作品。“用笔俊朗圆腴，外柔内刚，字形稍狭长而尤显秀丽。横平竖直，笔势舒展，一派平和中正之气象。然端观之，其中每一波法，无不一过而三折；每一浮鹅，无不调锋而再三；其一纵一横，无不平铺而直过者；乃至每一点划无不精思俯会，如见其血脉之流动”①。除《孔子庙堂碑》外，其他尚有《昭仁寺碑》、《破邪论序》、《汝南公主墓志》以及散见于刻帖的《大运帖》、《用笔赋》、《书指述》、《演连珠》、《景纬成象》、《孔有新制帖》、《积时帖》、《朝会帖》、《瘦朽帖》、《临乐毅论帖》、《潘六帖》、《世南伏奉三日疏》、《醒滞帖》等。这些碑帖中，有些是伪作，有些是集碑文钩摹而成，可信的为数甚少。

①汪谷兴：《虞世南的书法》，《书法》1985年第1期。

第三节 褚遂良贞观诤臣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②，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父褚亮，历仕陈、隋、唐三朝。隋末贬官凉州西海郡（今青海青海湖西）司户。薛举称帝割据凉州时，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唐平定凉州后，授秦王府文学。太宗贞观年间，官至散骑常侍。褚遂良隋末被薛举任为通事舍人。后随父归唐，被任命为秦王府铠曹参军，掌管兵器铠甲事务。太宗贞观初，升迁至起居郎。他博览文史，擅长书法，尤工隶书楷书。自从虞世南死后，太宗常常叹息说：“虞世南死，无与论书者！”①魏徵推荐褚遂良精通书法，令其谒见，果然非凡，于是太宗命他充当侍书。太宗深爱王羲之书法，当时正好下令广泛收购王羲之墨迹，各地纷纷进献，但是真假难辨，于是命褚遂良加以鉴定。他接过这些法帖，精心挑选，去伪存真，指出哪些是真，哪些是假，论据充分，令人信服，经过反复验证，他的鉴定完全正确无误。从此，他逐渐得到太宗的信任，君臣之间谈论的内容，也逐渐从论书转移到论政，而他又以直言敢谏著名于贞观、永徽之际。太宗曾说：“朕始得魏徵，朝夕进谏，徵亡，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继之。”②贞观十五年（641），太宗准备效法古代帝王举行封禅，到泰山祭祀天地，命群臣扈从，从长安到了洛阳，这时天上出现彗星。褚遂良以为封禅泰山，劳民伤财，便假借彗星出现，进谏说：“陛下拨乱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辄见，此天意有所未合。”③太宗采纳他的意见，下诏停止封禅。不久，升任谏议大夫，仍兼知起居事。太宗问他：“卿记起居，大抵人君得观之否？”他说：“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也，善恶必见，戒人主不为非法，未闻天子自观史也。”太宗又问：“朕有不善，卿必记耶？”他回答说：“守道不如守官，臣职载笔，君举必书。”①太宗阅览古书所载：“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谏者十余不止。”深感奇怪，认为区区小物，何必如此？褚遂良进谏说：“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也。漆器不止，必金为之。金又不止，必玉为之，故谏者救其源，不使得开，及夫横流，则无复事矣。”②认为这些不是小事，人的**是逐渐升级的，一旦奢侈成风，就无法制止了。太宗听了他这番治国必须防微杜渐的议论，非常赞叹。

唐初，在政治制度上有一种特殊的惯例，即皇帝的子弟不论年纪长幼一律充当各州都督、刺史。褚遂良上书进谏说：“今州县率仿秦法，而皇子孺年并任刺史，陛下诚以至亲捍四方。”③并指出各州刺史是亲民之官，是人民的表率，任用是否得人，对于人民生活，国家安宁至关重要，所以必须革除以年幼皇子充当州刺史这一荒唐可笑的弊政。经过褚遂良的直言规谏，太宗翻然醒悟，立即表示采纳。

②一说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县）人。

①《新唐书》卷一〇五《虞世南传》。

②《新唐书》卷九九《刘洎传》。

③《新唐书》卷一〇五《褚遂良传》。

①②③④《新唐书》卷一〇五《褚遂良传》。

太宗晚年，锐意经营四方，他为了安抚在平定突厥中起过支援作用的薛延陀，曾经答应以公主下嫁薛部可汗，并已接纳其聘礼，后来又后悔，宣布断绝婚姻关系。褚遂良进谏劝太宗对边疆藩属部落首领要守信义，以免挑起边患。由于太宗有灭薛延陀的打算，所以没有采纳。后太宗准备伐高丽，平辽东。褚遂良又规劝：“一不胜，师必再兴；再兴，为忿兵。兵忿者，胜负不可必。”④太宗表示采纳谏言，后因李勣极力反对褚遂良计策，遂决心东征。遂良感到畏惧，又上言劝阻。太宗虽没有听从他的谏阻，但还是嘉奖他的忠谏，升迁他为黄门侍郎，掌管机要，参与朝政。不久，因父亲褚亮去世，在家服丧罢官，服丧期满，拜中书令。

受命托孤，反对废后

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病危，召见褚遂良、长孙无忌，命为顾命大臣，对他们说：“汉武帝寄霍光，刘备托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尽诚辅之。”对太子说：“无忌、遂良在，而（尔）毋忧。”①因命褚遂良草拟太子继位遗诏。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封河南县公，晋升郡公。不久，因事牵连出任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刺史。第二年，召回朝廷，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并监修国史，兼任太子宾客。不久，进职尚书右仆射，主持尚书省政务。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高宗将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宣召大臣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和褚遂良入宫。事前，他们都已知道这个消息。有人以为赵公长孙无忌德高望重，又是皇亲国戚，应当先谏，褚遂良说：“太尉，国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弃亲之讥。”又有人以为英公李勣劳苦功高，又为皇上敬重，应先进言，褚遂良还是认为不可，他说：“司空，国元勋，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吾奉遗诏，若不尽愚，无以下见先帝。”进言以后，高宗说：“罪莫大于绝嗣，皇后无子，今欲立昭仪，谓何？”褚遂良进谏说：“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执陛下手语臣曰：‘我儿与妇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无它过，不可废。”高宗听了，很不高兴。当天，未作出决定。次日，再议，褚遂良直言不讳说：“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请更择贵姓。昭仪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高宗羞愧不言。遂良把手中所持朝笏放在金殿台阶上，叩头流血，说：“还陛下此笏，丐归田里。”高宗大怒，命人把他牵出金殿。武昭仪从金殿后的帷帐中高声呼喊：“何不扑杀此獠？”长孙无忌启奏说：“遂良受顾命，有罪不加刑。”这时李勣提出异议，认为废立皇后是皇帝家事，大臣不能干预，遂立武昭仪为后，贬褚遂良为潭州都督。显庆二年，调任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不久，又贬爱州（属岭南道，今越南北部）刺史。褚遂良心中忧惧，恐怕死在爱州，而高宗不了解自己的拥立功劳，死后不能自明，遂上表启奏，希望能迁徙内地，但高宗畏惧武后，对他的奏章置之不理。显庆三年（658），褚遂良死于爱州，终年六十三岁。死后二年，许敬宗、李义府诬奏褚遂良煽动长孙无忌谋反，高宗下诏削去他的官爵。他的两个儿子褚彦甫、褚彦冲流放爱州，不久被杀。中宗复唐后，以遂良忠于唐室，下诏恢复其官爵。

①《新唐书》卷一〇五《褚遂良传》。

书品与书迹

褚遂良擅长书法，颇负盛名，为唐初四大名家之一。

历代书法评论家对褚遂良在书法上的造诣都有较高评价，也指出其不足之处。唐人李嗣真《书后品》说：“褚氏临写右军，亦为高足，丰艳雕刻，盛为当今所尚；但恨乏自然，功勤精悉耳。”因而把他的书法列为上品下。唐张彦远《法书要录》中所辑张怀瓘《书断》称褚遂良“善书，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说褚遂良的正书不在欧、虞之下，行书草书则在其下；并把他的隶书、行书列入妙品。清人戈守智《汉谿书法通解校证·述古卷》引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说：“褚书如熟战御马，举动随人意，而别有一种骄色。”今人杨仁恺《中国书画》评褚书说：“他的书法融欧、虞为一，方圆兼备，波势自然，结体较方，比欧、虞舒展，用笔强调虚实变化，节奏感较强，晚年益发丰艳流动，变化多姿。唐人评其书风‘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①褚遂良书迹流传后世的，碑刻主要有《伊阙佛龛碑》、《雁塔圣教序》、《同州圣教序》、《房玄龄碑》、《孟法师碑》、《随清损墓志》；碑刻以外墨迹，主要有：楷书《倪宽赞》、《赐观帖》、《大字阴符经》，小楷《小字阴符经》、《灵符度人经》、《千字文》；行书《枯树赋》、《帝京篇》、《文皇哀册》、《千字文》、临王羲之《兰亭集序》；草书《阴符经》等。其中《雁塔圣教序》原石仍在西安。最早宋拓本曾为赵世骏藏，已佚，此碑行笔瘦劲，风华宛转，为褚书杰作。

①杨仁恺主编：《中国书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页。

（谢选骏指出：“历代书法评论家对褚遂良在书法上的造诣都有较高评价，也指出其不足之处。”——因为他竟然反对武媚娘专宠封后，阻碍唐高宗沦为一只滑稽可笑的疯猴。）

【第十四章 玄奘义净鉴真】

第一节 玄奘释门千里之驹

玄奘，俗姓陈，名祎，法号玄奘。生于开皇二十年（600），一说生于仁寿二年（602）。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附近）人①。

他的曾祖陈钦，做过北魏的上党（今山西长治）太守，祖父陈康，做过北齐的国子博士，父陈惠，在隋朝时一度任江陵（今属湖北）县令，以后回到故乡，过着且耕且读生活。陈惠对于儒家经术很有研究，又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他有四个儿子，玄奘最小。当时佛教盛行，玄奘的二兄陈素在洛阳净土寺出家，法号长捷。受兄影响，幼年的陈祎常去寺内，对佛学产生强烈兴趣，十一岁时即能“诵《维摩》、《法华》”。十三岁时也在洛阳出家②。他天资聪颖，专心致志研究佛学，很快就掌握了《涅槃论》等佛教基本经典。隋末天下大乱，僧众纷纷西游，玄奘随兄入川受学，数载钻研，学业大进。为追求更高的目标，他不顾二兄的劝阻，毅然顺长江东下，先后在荆州、赵州、相州等地遍访名师，广涉佛经。贞观元年（627），他移住长安大寺院庄严寺，从道岳学《俱舍论》，又从法常、僧辩“二大德”学习。二十八岁时，由于玄奘超群的智力和刻苦的求学精神并达到一定的水平，受到“二大德”的称赞，被誉为“释门千里之驹”而驰名长安①。玄奘在苦心钻研佛学中，发现当时国内佛教经论的体系杂乱，有些问题各家说法颇多分歧，部分经典的翻译又差错较多。尽管他已深研国内主要经典，遍访名师，但对佛家经典依然“莫知适从”②。贞观元年十二月，印度学者波颇蜜多罗来到长安，该僧对《瑜伽师地论》备极推崇。玄奘听说天竺（古印度）地方有很多佛经，于是决心西游，“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③。《十七地论》即《瑜伽师地论》，该经为大乘瑜伽学的要典。弄清《瑜伽师地论》的真义，是玄奘誓游西方的重要原因。玄奘深知西行的艰难，所以除了积极学习梵文外，还有意经受各种痛苦的磨练，创造西行的条件。

西行求法唐朝初年，西突厥势力很大，西北边塞局势不稳，玄奘邀集西行的僧侣虽一再申请西行，都未被批准。同行者纷纷退出了西行行列，但玄奘依然不改初衷。贞观三年（629）月间④，长安闹饥荒，朝廷同意僧侣外出就食，玄奘乘机离开长安，私自跟一些商人向西进发，来到边塞重镇凉州。凉州都督李大亮为执行朝廷禁止私自出塞的规定，逼令玄奘返回长安。幸得当地高僧慧远的帮助，玄奘昼伏夜行，经过张掖抵达瓜州。这时，朝廷的访牒也到了瓜州，通令玄奘返京。瓜州州吏李昌为玄奘这种立志求经、勇往直前的精神所感动，毅然放行。

①《续高僧传》卷五。

②《续高僧传》卷四。

①②③《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

④出长安时间另据《新唐书》作贞观元年。

途中玄奘碰到一位熟悉西行地理情况的老翁。老翁告诉他：“西路险恶，沙河阻远，鬼魅热风，遇无免者。”①玄奘则表示自己不到天竺不东返，就是死在路上也决不后悔。老人深为所动，便将一匹往返伊吾（哈密）国十五次的老马送给他。

唐初，西行之路出玉门关后分南北二路，北路由天山南麓过葱岭，南路由昆仑山北麓向西过葱岭，玄奘选择了北路，他与向导乘夜出发，但不久向导借故离他而去，玄奘独自一人继续赶路。茫茫荒野上，玄奘靠着一堆堆驼马粪和骸骨的痕迹前进，过了四座烽火台，便踏上了莫贺延碛（意为大戈壁，即今安西至哈密一段沙漠）。碛长八百余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险途莫测。入沙漠后，玄奘便迷失了方向，找不到野马泉，匆忙中又弄翻了水袋，沙漠中没有水，就等于没有生命，玄奘打算回返取水，走了十余里，想起自己的誓言，宁可西行而死，决不东归而生，便又重新西进。四五天后，由于没有滴水入喉，他浑身热燥，眼睛也睁不开了，最后昏到在黄沙之中。半夜里昏迷中的玄奘被凉风吹醒，他又振作精神，继续前进。幸而老马识途，终于在附近找到了水泉，玄奘得救了。

出了大沙漠，玄奘经伊吾（今哈密）来到高昌国（今吐鲁番）。高昌国王麹文泰笃信佛教，他久闻玄奘大名，热情挽留，竟给玄奘造成了意外的困难。因玄奘拒绝留居高昌，高昌国王采取强硬措施，坚决不许玄奘离开高昌。玄奘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最后以绝食表示决心。到第四天，高昌国王终于同意放行，条件是玄奘为高昌臣民讲经一个月，取经回来先在高昌讲经三年。①玄奘继续西行，经阿耆尼（焉耆）、层支（库车）而进入凌山（一名冰达板，今天山山脉的腾格里山穆素尔岭）。凌山高入云天，山顶冰雪不化，登攀极为不易，特别是食宿困难，只能“悬釜而饮，席冰而寝”。玄奘转道中亚地区，再爬过艰难程度超过凌山的大雪山（即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翻越黑岭（兴都库什山南面的大岭），终于在夏末进入北印度。玄奘从高昌国到这里，经过了大小二十多个国家，从离开长安那天到这时，跋涉了将近一年。

天竺求学与讲学当时的天竺分为五部。玄奘进入北印度后，即瞻仰佛教圣迹并随处求学，足迹遍及北印度、中印度的四十余国。贞观五年（631），他进入中印度到达伽耶城（今印度比哈尔邦加雅城），即前往著名的那烂陀寺（一名施无庆寺）学习。那烂陀寺建寺已有七百余年的历史，是当时印度最大、最壮丽的佛教寺院和文化中心。该寺除讲习佛经外，对因明（逻辑学）、声明（音韵学）、婆罗门经典乃至医术等也都有研究，僧众人数常在万人以上。寺院的经费由政府负责供给，并支持该寺的各种活动，所以那烂陀寺久盛不衰。寺内学徒勤学苦练，学风严谨，学术思想自由活跃，经常举办各种讲学、辩论活动。主持法师戒贤这时已年逾百岁，学问、道德为人所景仰，大家尊称他为“正法藏”。戒贤之外，还有不少精通佛学的高僧。戒贤在问明玄奘西行的目的后十分感动，表示欢迎，并在生活上给玄奘以上宾的待遇。那烂陀寺内达到上宾待遇的，包括玄奘在内只有十人。戒贤法师因年事已高，多年不讲学了，这次破例主讲大乘佛教“瑜伽”学派主要经典《瑜伽论》等，从听者达千余人。至此玄奘求学《瑜伽师地论》的目的经过几年的努力达到了。还听了戒贤主讲《顺正理论》、《显扬》以及因明、声明、集量、中、百等学问。他不时地提出学习经典时所存在的疑问。其间玄奘的梵文、婆罗门文的水平有很大提高。

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

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

在那烂陀寺刻苦学习五年后，玄奘又到南印度等地考察学习。六年后再次返回那烂陀寺。这时的玄奘学术已达到极高的水平。戒贤对玄奘也极为钦佩，安排玄奘以留学生身份主持讲席，为全体僧众讲授《摄大乘论》、《唯识决择论》等。这两论是属于那烂陀寺以外的体系，戒贤让玄奘主讲，足见该寺学术空气的活跃。

寺内有个戒贤的高徒师子光，专讲“中观”法门中的主要经典《中观论》、《百论》，而对“瑜伽”学说颇有非难之词。这是由于他存在偏见，不能融会贯通。玄奘为了团结他，消除彼此误会，就以梵文著《会宗论》三千颂，说明大乘佛教中“瑜伽”和“中观”两大派并不相悖的道理，戒贤以及寺中僧众看了交口称赞，把它刊布流通。

师子光愤然离去，从东印度请来高僧旃陀罗僧诃，怂恿他前去辩论，想借此驳倒玄奘。谁料该僧来到后听了玄奘讲论的佛经，心悦诚服，不敢再出面辩论。这样一来，玄奘的声誉益发远扬。

玄奘刻苦钻研印度各种佛教经典的成就，受到了印度各界的尊敬和重视。在印度大、小乘纷争无法统一的情况下，各国国王都把统一的希望寄托在玄奘身上。东印度的迦摩缕波国国王鸠摩罗遣使邀请玄奘赴该国讲授大乘教义。戒贤本已同意殷切思归的玄奘返回唐朝，因而尽管使者往返说明还是拒绝了鸠摩罗的请求。不意鸠摩罗求请玄奘心切，见被拒绝便以武力相胁，如果不答应，“必当整理象军，云萃于彼，踏那烂陀寺，使碎如尘”。戒贤只好同意玄奘前往讲学。北印度羯若鞠阇国雄主戒日王听说玄奘在鸠摩罗处讲学，便遣使请鸠摩罗急送玄奘来该国。两王为此发生纷争，差一点就动了武。最后双方协商，决定在曲女城召开学术辩论大会，请玄奘主讲。

曲女城在羯若鞠阇国的首府，即今印度北方邦坎诺吉城。贞观十六年（642），参加这次大会的有五印度的十八个国家的国王，通晓大小乘的僧人三千余人，婆罗门等二千余人。那烂陀寺也去了千余人，前来观礼的人更是人山人海。曲女城大会成了印度历史上空前的学术盛会。会议开始，戒日王、玄奘先入宝座，后依次是十八国国王，各国名僧及婆罗门等，其余道俗僧尼在会场门外。玄奘以主持的身份宣讲自己所撰的《会宗论》和《制恶见论》，阐发大乘精义。玄奘宣讲后，由明坚法师宣读全文，并抄写一份悬于会场门口，征求辩论。在场数千僧众，仅少数偶尔提出疑问，一经解释又深表折服，此后再无人提出问题。这样十八天过去了，无人能难倒玄奘。大会结束后，戒日王按印度传统请玄奘坐在饰有锦幢的大象背上，由高贵的大臣陪同巡游。他们掀着玄奘的袈裟，向周围观众宣扬：“支那国法师立大乘义，破诸异见。自十八日来无敢论者，普宜知之！”当时万众欢呼，群情悦服。从此，玄奘博学名声，传遍印度。

归国译经

玄奘在印度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但并未改变玄奘学成归国的初衷。贞观十七年（643）春，玄奘带上多年搜集的佛经佛像，离印度返回祖国。戒日王的赠赐十分丰厚，玄奘仅留下路上所需，其余婉言谢绝。他改走从葱岭南端越过大山，经于阗回国。沿途由于有戒日王的文书，所以顺利地到达于阗。在得到唐太宗的诏书之后，玄奘继续向长安进发。

贞观十九年（645）正月，玄奘终于回到了长安。不久，玄奘到洛阳朝见准备东征高丽的唐太宗。玄奘归国成为唐朝举国上下共闻的盛事。

玄奘冒险西行的原因之一就是求取包括《瑜伽师地论》在内的佛教经典。此次从印度带回的佛经有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归国三个月后，玄奘谢绝了唐太宗的召用，全神贯注地从事译经。由于取经印度在唐朝引起强烈反响，人事交往成为译经的严重障碍，为了能有个安静的环境，玄奘向唐太宗提出到幽静的少林寺译经的请求，太宗没有答应，而将为其母亲修建的位于长安的弘福寺选为译场，并指令守卫者严加把守。除弘福寺外，慈恩寺、西明寺、玉华宫等地都先后成为翻译场所。十九年间，玄奘孜孜不倦地译出梵文经典七十四部①，共1335卷。比我国早期著名高僧鸠摩罗什、真谛、不空三人翻译的总和还多600多卷。玄奘译著数量惊人，质量也很高。唐代以前佛经的翻译已有一段历史，出现过鸠摩罗什、真谛等著名译家。他们虽然精通梵文，但对汉语却不在行。他们翻译时是“手执胡本，口宣秦言”，再由助手笔录，这样“则校竟终日，卒无所成”①，他们只能意译，经助手笔录润色，文章固然流畅又富文学色彩，但译出的文章却“虽得大意，殊隔文体”②，常出现辞不达意或错译的情况。而一些精通汉文的中国僧人，则对梵文又缺乏了解，译成的作品也是“终隔圆通”③。玄奘兼通汉梵语，水平也极高。在去印度之前，他既“广求诸蕃，遍学书语”④，到印度后又集中精力学习婆罗门《声明记论》，了解其音韵变化，达到了能以梵文著书立说的熟练程度。在印度各地“百有余国君臣谒敬，言议接对，不待译人，披析幽旨，华戎胥悦”⑤。因此在翻译时达到了出口成章、下笔即是的程度。尽管有优越的条件，但玄奘对翻译工作仍十分认真。在他主持下，建立了效率很高的翻译机构。译场由译主、证义、证文、书手、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等十个环节组成，彼此分工协作，各司其职。玄奘选拔了像灵润、法祥、辩机、道宣等一流学者有二十余人，因此助译的水平也是很高的。后又有文学大臣参加，更是锦上添花。

为了保证译著的质量，玄奘审选版本，往往“备详众梵本”，“殷勤省覆、方乃著文”，遇到疑义，便校多本以定。如《大般若经》即是通过三个版本翻译的。在具体翻译过程中，玄奘突破了鸠摩罗什以来的意译局限，不拘泥于直译或意译的框框，以直译配合意译，坚持既不违原意，又便于中国读者阅读的原则，达到了文从字顺和文义切合。例如“印度”一词的翻译即是明证。《大唐西域记》记载：“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这个准确称呼就是玄奘时定下来的。玄奘的译文语言精练，切合原著，形成了鲜明、精严、凝重的翻译文体。

①《大唐内典录》卷五作六十七部，冥祥《行状》作七十五部，均不确，以《慈恩传》卷十的七十四部为据。

①《出三藏记集》卷十。

②《高僧传》卷三。

③《出三藏记集》卷一。

④⑤《续高僧传》卷四。

除了将梵文译成汉文外，玄奘还将汉文译成梵文，如老子《道德经》，《大乘起信论》等。玄奘的翻译事业为促进中印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大唐西域记》玄奘到印度取经，前后十九年，行程数万里，历尽艰辛。他计划把自己旅行的情况记述下来，以了解西域各国的政治、经济、地理情况，并教育后人。他与弟子辩机合作，据他的口述，辩机笔录，将西行经过撰成《大唐西域记》共12卷。弟子慧立、彦悰也据玄奘事迹撰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两部书从不同角度记述玄奘西行途中的所见所闻。其中包括玄奘亲身经历的一百一十国以及传闻听说的二十八国的详细情况。《大唐西域记》以行程为经、地理为纬，“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详国俗之刚柔，系水土之风气”①，具体是地理环境、山川走向、气候物产、城市关防、交通道路、种族人口、风土民情，宗教信仰、衣食住行、政治文化等等。这些记载成为研究这些地方和国家古代历史以及当时中西交通的宝贵资料。如关于千泉的介绍：“素叶水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南面雪山，三垂平陆。水土沃润，林树扶疏，暮春之月，杂花若绮，泉池千所，故以名焉”①。对其他地区的介绍也是方位准确，距离清楚。如阿旃陀石窟和那烂陀寺就是根据《大唐西域记》提供的线索得以确认。至今对《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

碎叶城和怛罗斯城是唐朝在中亚地区的名城，碎叶是唐朝的安西四镇之一，怛罗斯以发生唐军与大食军队的激战而闻名。唐朝的史书对两城的介绍甚略，而《大唐西域记》则记述颇详：“清池（咸海）西北行五百里，至素叶水城（碎叶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糜麦、蒲桃”。“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怛逻私城（怛罗斯），城周**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气序，大同素叶。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三百余户，本中国人也。昔为突厥所掠，后遂鸠集同国，共保此城，于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辞仪范，犹存本国”②。这两条记载是研究这两城和唐朝与中亚地区交往的重要史料。

①《大唐西域记·跋》。

①②《大唐西域记》卷一。

在中印关系史上的影响

玄奘去印度取经的过程，直接沟通了唐朝与中亚、西亚、南亚的联系，特别是中国与印度的友好关系。唐朝以前中印之间虽有往来，但限于复杂的地理条件，除了佛教事务之外，交往不多。随着玄奘西行取经，交往迅速发展。“初，玄奘在印度，声扬五天，称述支那（中国）人物为盛”，引起了印度僧俗的强烈兴趣。东印度的鸠摩罗王听说后，便遣使表示“弟子愿见支那大德，愿师发遣，慰此钦思”①。戒日王思玄奘更切，点名要鸠摩罗“急送支那僧来”！他们“思闻此国（中国），为日久矣”。所以才这样要见玄奘。戒日王见到玄奘时问及中国的政治形势，特别是谈到舞蹈，他说：“师从支那来，弟子闻彼国有《秦王破阵乐》歌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复有何功德，致此称扬？”②玄奘盛赞了唐太宗统一中国、周边少数民族臣服的功绩，戒日王当即表示：“我当东面朝之”③。玄奘回唐朝后，双方“各遣中使，赍诸经宝，远献东夏。是则天竺信命，自奘而通”。贞观十五年（641）摩伽陀王遣使上书，唐太宗令云骑尉梁怀璥持节慰抚。后又有王玄策出使印度的活动，中印来往进一步加强了。直到今天，中印人民仍共同认为玄奘是中印友好的象征。

业绩垂千古麟德元年（644），玄奘在长安郊外玉华寺圆寂。玄奘在印度求学时就得到“三藏法师”的称号，这是对精通包括《经藏》、《律藏》、《论藏》在内佛学经典的大师称号。他归国之后，唐太宗亲自撰写了一篇长七百八十一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文中称赞玄奘“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足见评价之高。唐高宗得到玄奘病危的消息，即时派多名御医救治。玄奘逝世后，高宗哀恸伤感，为之罢朝，反复叨念“朕失国宝矣”①。

直到近现代，人们依然对玄奘业绩和精神难以忘怀。近代学者梁启超说：“玄奘是中国第一流学者，决不居第二流以下。”②印度著名学者柏乐天教授说：“无论从哪方面看来，玄奘也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翻译家。在中国以外没有过这么伟大的翻译家，在全人类的文化史中，只好说玄奘是第一个伟大的翻译家。中国很荣幸的是这位翻译家的祖国，只有伟大的中国才能产生这么伟大的翻译家。”③

①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

③《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天竺传》。

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

②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六章。

③《翻译通报》第2卷第6期。

第二节 义净立意西行

义净（635—713），俗姓张，字文明，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县），一说齐州（今山东济南）④。义净七岁时，父母送他入齐州西南四十里的土窟寺，从善遇和慧智两位法师学习。善遇法师博学多能，精通佛经，对六艺、天文、地理、阴阳、历算亦有很深的研究。慧智禅师研习《法华经》数十年，造诣极深。在他们的教导下，义净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在佛学方面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贞观二十年（646），善遇法师去世，义净就跟慧智禅师学习，把精力集中于佛教内典的修习，“昼夜勤六时而不倦，旦夕引四辈而忘疲”①。贞观二十二年，义净受具足戒，正式出家为僧。数载勤学，义净学业大进。慧智见他天资聪颖，前途无量，遂劝他出外求学。义净辞别土窟寺，来到佛教中心洛阳、长安。

在东都洛阳，义净修习《对法》、《摄论》诸经，佛学水平又有提高。

但其时佛教各派纷争，观点歧异，典籍的记载与解释亦互不统一，故义净在学习中产生各种疑问。于是他又来到长安，学习了《俱舍》、《唯识》等经，但胸中疑问不减。为祛蔽解疑，义净认为必须赴印度取经求法。咸亨元年（670），他在长安结识了并州的处一法师、莱州的弘祎法师，众人志同道合，相约赴印度取经。当时往印度的道路主要有三条，陆上的“丝绸之路”因西域动乱而阻隔不通，吐蕃道则不仅道路艰险而且常受唐蕃关系的影响。相对而言，海路较为通畅。唐朝强大富庶，南亚、西亚诸国纷纷前来贸易，海舶云集广州诸地，搭乘商船赴印度求法取经成为义净诸人的一致选择。计议已定，遂相约离京东下，处一因母年高而罢，弘祎至江宁而止。义净等途经丹阳时，又有玄逵加入。咸亨二年（671），义净坐夏扬州。秋，接受龚州（今广西平南）冯孝诠的邀请，同达广州。冯孝诠及其家人皆笃信佛教且家资雄厚，他们敬佩义净西天取经的志向，遂资助西行费用，冯孝诠并与波斯船主商定，许义净等人附船前往印度。其时的广州，万商云集，是唐朝南方海上交通的中心，港中停舶着婆罗门、波斯、狮子国、大食等国的船只，这些海船一般形体较大，船深往往有六七丈，符合海上航行的要求。义净深知此去印度的艰难，遂在等船期间返回齐州，向慧智禅师等故乡师友告别。再回广州，同行者唯有门人善行，其他人均因故罢退。

取经求法

海船出广州后，经二十天左右，义净到达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这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道。义净在此地居住半年，学习声明（音韵学）。其间唯一的同行弟子善行因病无法前行，被迫回国。义净只身继续前行，于咸亨三年（672）五、六月间到马来半岛南端的末罗瑜国。由末罗瑜再经羯荼国，到达裸人国，西北行半个月后到达耽摩立底①。耽摩立底为东天竺的南界，义净在此居住一年有余，从僧人大乘灯学习梵语。大乘灯原籍爱州（今越南清化），幼时随父母迁往杜和罗钵底国，后出家，到长安从玄奘受具足戒，在乘船前往印度途经耽摩立底时被强盗劫掠，被迫滞留十二年。耽摩立底虽距中天竺的那烂陀寺不很远，但途中常有强人出没，很不安全。他们等到一个机会，随同几百名商人结伴前往中天竺。不幸的是义净途中染病，“身体疲羸”、“孤步险隘”，落在众人后面，又遭强人打劫，受尽凌辱，几乎丧命，但义净还是坚持到底，赶上了大队，来到了朝思暮想的那烂陀寺。

④关于义净的原籍，《宋高僧传》卷一作范阳，《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开元释教录》卷九作山东齐州。

①《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

到达那烂陀寺后，义净又北行至毗舍离国①，再西北行至拘彝那竭②，又西南行到波罗奈城东北的鹿苑鸡岭，此后重回那烂陀寺，向著名僧人宝师子和智月等学习经典，研究瑜伽、中观、因明、俱舍论等学，并进行佛教经典的翻译，同时考察印度佛教教规和社会习俗。前后十一年，兢兢业业，锐意进取。大约在垂拱元年（685），义净乘船离开印度东归。垂拱三年，他到达室利佛逝，停留二年有余，专心从事翻译和著作。为了得到纸和笔，曾于永昌元年（689）随商船回到广州，得到贞固律师等人的帮助后，又于当年十一月返回室利佛逝。天授二年（691），义净派遣大津将著作及新译的佛经送回国。武周证圣元年（695），义净与弟子贞固、道宏离开室利佛逝回国。

译经事业

武则天对义净的归来十分重视，不仅派出使者前往迎接，而且亲自率众人到洛阳上东门外迎接，诏命义净住在洛阳佛授寺。此后，义净先后在洛阳延福坊大福先寺、西京长安延康坊西明寺、东京福先寺、长安荐福寺等寺院翻译佛经。先天二年（713）正月，在长安荐福寺经院圆寂，享年七十九岁。葬于洛阳北原上，建有灵塔。乾元元年（758），以塔为中心，建立了金光明寺。

义净毕生从事佛事活动，特别在译经和著述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他译经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入抵印度那烂陀寺至室利佛逝返国前，他试译了《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一百五十赞佛颂》。第二阶段是回国后至自主译场之前，主要是整理原来的译著，并参加于阗三藏实叉难陀法师主持的《华严经》的翻译。第三阶段，在则天久视元年（700）以后义净自设译场，亲自翻译佛经，先后在洛阳、长安诸寺译出的佛经有几百卷之多。①义净的翻译活动得朝廷和僧众的大力支持。在福先寺、西明寺译《金光明最胜王》等二十部佛经时，印度沙门阿儞真那，中国僧人波仑、复礼、慧表、智枳、法宝、法藏、德感、胜庄、神英、仁亮、大仪、慈训等分别为证梵文义、笔受、证义，朝廷的成均（即国子监）和太学助教许观监护，译文经缮写后进呈朝廷。武则天十分高兴，亲制《圣教序》，对义净的功业大加称赞。中宗神龙元年（705），义净在东都洛阳翻译《孔雀王经》、在大福先寺译《胜光天子》等经时，兵部侍郎崔湜、给事中卢粲润文正字，秘书监驸马都尉杨慎交监护。

①耽摩立底国，法显《佛国记》中作多摩梨国，玄奘《大唐西域记》作耽摩栗底国。

①毗舍离国，《大唐西域记》作吠舍厘。

②拘彝那竭，义净译为俱尸国。

①义净所译佛经，《开元录》作239卷，《贞元录》作289卷，《义净法师之塔铭并序》作428卷。

景云元年（710），义净在大荐福寺译《浴象功德经》等二十余部佛经时，吐火罗（今阿富汗）沙门达磨末磨、中印度沙门拔弩、罽宾（今克什米尔地区）沙门达磨难陀、居士东印度伊舍罗、沙门惠积、文纲、惠诏、利贞、胜庄、爱同、思恒、玄伞、智枳等中外僧人为证梵文、证梵本、读梵本、证义、笔受、证译，而修文馆大学士李峤、兵部尚书韦嗣立、中书侍郎赵彦昭、吏部侍郎卢藏用、兵部侍郎张说、中书舍人李又等二十余人次文润色，左仆射韦巨源、右仆射苏环监护、秘书大监嗣虢王邕同监护。景云二年（711），在大荐福寺译《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等经时，太常卿薛崇嗣监护。②中外名僧参加助译、朝廷名臣润色，使得翻译活动得以顺利进行，义净发挥了关键作用。义净不仅精通汉、梵文，又有在印度生活了十几年的经历，而且又经过试译、助译的实践锻炼，因此翻译起来得心应手。尽管如此，义净在翻译过程中依旧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坚持直译的特点，在原文下加注说明，订正译音译义，介绍产物制度，在语译方面，区分俗语雅语，又常在意译汉字下标出四声和反切，以求得准确的发音，因此在总体上他继承了玄奘的翻译特点，同时也有自己的独创之处，这一切使义净的译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学术贡献

义净的西行和翻译佛经活动对唐朝的佛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印度归来时，义净除了带回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佛经外，还带回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这些都成为中国宗教界的瑰宝。所译佛经以律籍为主，其中特别是根本说一切有部体例范围都较完备。另外如《集量》、《法华》等也很重要。除律部外，他也重视瑜伽一系的学问，他认为“所云大乘，无过二种：一则中观，二乃瑜伽瑜伽则外无内有，事皆唯识”①。他译出的佛经中也有瑜伽系的内容，同时适应当时崇尚密宗的风气，还译出了《金光明经》及一些陀罗尼经，有的还附有密宗源流的资料，这些都丰富了唐朝的佛学典籍。跟从义净译经和求学的僧人很多，他很赏识的有崇庆、崇勋、元廓、玄秀、玄睿、惠神等，跟随身边的有崇俊、玄晖、昙杰、宝严等，远在各地的有法明、敬忠等，这些弟子的佛学观点都受到义净的影响。

除了在佛学和翻译方面的贡献外，义净在地理、外交方面也很有功绩。

他在归国途中逗留室利佛逝时，写出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书，这些著作记述了前往印度的僧人，其中二十余人从吐蕃道去印度，三十余人经广州出海去印度，这样海陆两途的情况在书中都有了记录。陆路的情况中对尼婆罗（今尼泊尔）多有记载，玄会等僧人就是从尼婆罗返回唐朝，而客死旅途的。至于书中记录的海道情况尤显重要，由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载了陆路的所见所闻，法显的《佛国记》详于陆路而略于海路，因此义净记述的有关南海各地的情况，就成为流传至今的关于南海各地的最早历史地理材料，为各国研究历史、地理和外交者所重视。书中有关印度的珍贵史料，其中对医学记载颇多，如《南海寄归内法传》第二十七章就讲到印度传统的医学——“八医”，并指出“西方药味与东夏不同，互有互无，事非一概”。第二十八章专讲印度进药的方法，其中提到印度人患病时常用少食的方法来治疗，这颇具科学性。还有关于印度人的卫生习惯，如沐浴、食前洗手、散步等。

②《宋高僧传》卷一。

①《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

“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新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①，这是义净对法显、玄奘功绩的评价。其实在探险、求法、翻译，著述等诸方面，义净正是继法显、玄奘之后最有贡献的代表人物。

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第三节 鉴真“独秀无伦，道俗归心”

鉴真（688—763），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扬州）人。

唐代扬州佛教盛行，云集着中外僧人，佛寺多达三四十所。鉴真的家庭充满着浓厚的佛教气氛，他父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居士，经常到大云寺参禅拜佛，并随大云寺智满禅师受戒。在家庭的影响下，幼年的鉴真也对佛教产生浓厚兴趣。他“总丱俊明，器度宏博”①。十四岁时，有一次他随父亲到大云寺拜佛，为佛像庄重、慈祥的造型所感动，随即向父亲提出要求出家为僧。父亲见他心诚志坚，在征得智满禅师的同意后，他在大云寺出了家。从此鉴真成了他的法名。

唐中宗神龙元年（705），鉴真在大云寺从道岸律师受戒。道岸是高僧文纲的弟子，也是一位著名僧人。

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后，他随道岸禅师来到佛教最盛的洛阳、长安游学。二十二岁时，在长安名刹实际寺从高僧弘景②顺利地通过了具足戒。文纲、道岸、弘景都是律宗的传人，鉴真在名师的影响下，对戒律的研究已很精熟，并开始讲佛布道。律宗出现在唐初，与佛教的其他宗派如天台、法相、华严、密、禅等同为著名的佛教派别。律宗是以戒律为立宗原则，重视从内心巩固和发展“止恶兴善”的作用，内部又分为南山、相部、东塔等派别。鉴真研究的是以南山律宗为主。他以青年人特有的热情，巡游佛迹，苦读《四分律行事钞》、《四分律疏》等经典，并先后从西京禅定寺义威、西明寺远智、东京授记寺金修、慧策、西京观音寺大亮听讲《律钞》等①，由于他聪明好学，矢志不移，很快成为文纲、道岸、弘景之后律宗的后起之秀。

在西京学习时，鉴真不仅融合佛教各家如法相、天台等宗所长，形成了自己的独立见解，而且对其他方面的知识也广泛涉猎和研究。佛教并不是一门孤立的学问，如五明之学（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即涉及语言文字、工艺技术、医药、思辨逻辑和佛教各宗等学问。鉴真在钻研佛学的同时，对建筑、医药等也有很高的造诣，成为后来到日本传播建筑、雕塑、医药、艺术等的基础。

开元元年（713），二十六岁的鉴真回到扬州，为大明寺（今法净寺）的大师。他从事佛事活动，由于学识和道德高尚，声名与日俱增。开元二十一年（733），道岸的另一弟子义威圆寂后，鉴真是这一地区的佛教“宗首”②。他不仅讲佛写经、剃度僧尼、修寺造佛，而且还从事救济贫病、教养三宝等活动。当鉴真四十五岁时，由他传戒的门徒达四万多人，成为江北淮南地区“独秀无伦，道俗归心”的著名高僧。

①《宋高僧传》卷十四。

②《宋高僧传》卷五作恒景。

①《唐大和上东征传》，汪向荣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该书附录将多种记录鉴真事迹的文字搜罗于一处。下引本传及附录文字，不另加注。

②《宋高僧传》卷十四。

六次偷渡

佛教自六世纪中叶传入日本，开始在上层统治者中间流传。大化革新中，日本仿照唐朝推行租庸调制。由于两国国情不同，租庸调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人民为躲避沉重的剥削和逃避兵役，为了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寄托，不是“逃亡他所”，就是“寂居寺家”①，当时出家为僧基本没有什么限制，最高的是受三净聚戒（即摄律仪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受戒不必三师七证，只要有一戒师即可，而且就是没有戒师，只要自己认为条件成熟，也可自誓受戒，所以当时日本僧人差不多都是“自度”、“私度”为僧的。大化革新后，虽然中央集权得到加强，但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并未停止，奈良天平时期，社会矛盾仍然尖锐，为了“规避课役”②而入寺的农民，往往“动以千计”，这是因为一进佛门就不必再负担政府赋税。政府一方面要利用僧籍地主打击世俗豪强地主的势力，即通过佛教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一方面又考虑寺院势力的过分增长，对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威胁，因而又力图控制佛教的发展，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怎样才能达到既利用佛教，又控制佛教的目的呢？遣唐使学问僧在唐朝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学习唐朝通过佛教内部控制佛教的办法，即实行受戒制度，由著名佛师主持仪式，通过考试确定受戒资格的办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元兴寺隆尊针对日本缺少名僧不能主持受戒仪式的情况，提出了向唐朝聘请戒师的建议，得到了掌握实权的舍人亲王的支持。日本天平四年即唐开元二十年（732），日本政府准备任命遣唐使时，隆尊和尚向政府推荐了有“跨海学唐朝之志”的青年和尚荣睿、普照。政府同意他们随遣唐大使多次比广成代表日本使唐聘请名僧赴日讲佛授戒。开元二十一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来到中国，在长安的十年学习期间，他们一直物色合适的名僧，中国僧人道璇曾应召前往日本，但限于他的能力和威望，日本尚不能满意，两人继续了解名僧动向。天宝元年（742）十月，荣睿、普照准备回国，中国僧人道航、澄观、德清及高丽（今朝鲜）在唐朝的僧人如海与其同行。

回国途中，他们来到鉴真所在的扬州大明寺，想听鉴真的意见。他们向鉴真讲了日本虽有佛法，但没有剃度僧人必要手续及缺少合适授戒名僧的情况，请求鉴真帮助，能否同去日本弘法。鉴真见他们“辞旨恳至”，也就动心了。他想起关于中国南岳慧思禅师转生为日本王子的传说，以及日本长屋王子崇敬佛法，亲赠袈裟给中国僧人的故事。自己虽已五十四岁，但为了弘扬佛法，不惜生命危险，也要前往。鉴真当即征求在场弟子的意见，问他们谁愿意同行？大家都沉默不语。后来弟子祥彦才说：“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①祥彦的话并不夸张，当时从唐朝去日本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由于造船技术的局限和对季风规律掌握的差距，从扬州穿越东海经常发生船毁人亡的事故，和尚道福、义向、圆载先后在遣唐和归途中为风涛吞没。没有视死如归的冒险精神是不敢扬帆启航的。人为的困难也不少，唐朝对私自出国限制很严，没有朝廷同意而出境，将受到法律制裁。鉴真深知航海的危险、朝廷律令的威严，但态度非常坚决，说：“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他的决心感动了弟子，当即有祥彦、思托等二十一人表示愿意同行。

①《续日本纪》卷十二，天平九年九月。

②《续日本纪》卷七，元正天皇养老元年。

①《续日本纪》卷二四，天平宝字七年五月。

由于鉴真一行没有出国证明——过所，他们便假称到天台上国清寺参加供奉活动，而秘密准备去日本的物资。又通过道航的关系，得到当朝宰相李林甫哥哥李林宗的介绍信，便在扬州打造海船。一切准备就绪，正待出发之际出现了意外的变故，同行的道航认为高丽僧如海品行不端，不适合去日本弘化佛法，而建议他留下。如海不满，跑到采访厅诬告道航勾联海盗准备造反，采访使班景派人去各寺搜查，逮捕荣睿、普照等。后经道航解释并出示李林宗介绍信得以无罪，但官府以海上不安全为由，拒绝了鉴真等从海上去国清寺的要求，同时没收了海船。第一次东渡失败了。

不久，鉴真个人出钱八十贯买下一条退役的军船，雇用十八名水手，准备各种佛经、佛像、佛具等，连同祥彦、道兴、德清、荣睿、普照、思托等十七人，还有玉作人、画师、雕佛、刻镂、铸写等各种技艺人才八十五人，于天宝二年十二月启程，不料即遇大风，第二次东渡又失败。

第三次东渡至舟山群岛附近，再遇大风，船触礁后鉴真一行在荒岛上忍饥受冻三天三夜，后被救至明州（宁波）阿育王寺安歇。

第三次东渡失败后，鉴真决定在朝廷不甚注意的福州出发，然而当地僧众出于担心鉴真东渡发生危险的好心，对鉴真看护甚严，并将其行踪报告官府。鉴真在从阿育王寺前往福州的途中被官府追回送至扬州。

前四次的失败，并没有改变鉴真的初衷。他在扬州继续准备东渡物资。

天宝七载（748）六月二十七日，鉴真僧众、水手等三十人在扬州出发。出长江后遇大风，船在风浪中完全失去了控制，随风浪漂泊，淡水早已用完，人们严重晕船，食物难咽，死亡威胁着每一个人。十一月间，失去驾驭的船在海上一连漂了十四天，终于靠了岸。上岸后才知道，他们到了海南岛的振州，受到当地官民的欢迎。他们留居一年有余。鉴真在那里修寺造佛，登坛授戒。后决定重返扬州，他们从振州出发，经广西、广东的返途中，行至端州（今广东高要）时，荣睿积劳病重，去世。行至韶州（今曲江）时，普照离鉴真北去。荣睿的死，普照的离去，第五次东渡的失败，加之旅途的艰辛，使鉴真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损害，他感受暑热，眼睛渐渐模糊起来，虽经医治未见好转。至吉州（今江西吉安）时，祥彦又因病去世。祥彦是鉴真最得力的优秀弟子，他最先表态支持东渡，一直追随其左右。如今祥彦的死使六十三岁的鉴真再次受到沉重打击。这一系列打击和挫折并没有吓倒鉴真。相反，东渡的决心更坚定了。天宝十载（751）春，鉴真回到扬州，又着手筹备第六次东渡。

天宝十二载（753）十月十五日，日本政府派出由藤原清河大使率领的第十次遣唐使团，从长安返回日本途中经扬州，到延光寺拜访鉴真。藤原清河将邀请鉴真和唐玄宗拒绝鉴真出国一事告诉了鉴真，并希望他自己决定。鉴真当即表示愿意同行，经商量后决定在十月十九日出发。

日本使团的来访，引起了扬州僧俗的注意，出于对鉴真安全的考虑，扬州僧众对他看护很严，鉴真无法脱身，眼看十九日就要到了，东渡计划再次受到了考验。

正在这时，鉴真弟子仁婺从婺州（浙江金华）来到扬州，听说师傅东渡受阻，十分同情，便决定用自己来时乘坐的船接鉴真离开扬州，到黄泗浦（今张家港西北长江之滨）搭乘日本遣唐使船，开始了第六次东渡。

与藤原清河等会合后，又发生了麻烦。广陵郡的地方官已听到鉴真准备渡海去日本的传闻，因此决定检查日本遣唐使船，机警的副使大伴古麻吕秘密将鉴真等安排在自己的船上，躲过众人的注意。不久，在第五次东渡失败后离去的普照也闻讯从阿育王寺赶来。这次遣唐使船同航的有四艘，第一号船是大使藤原清河，第二号船是副使大伴古麻吕，第三号船是副使吉备真备，第四号船是判官布势入主。唐朝僧人除鉴真外，还有法进、义静、昙静、思托、法载、法成等十四人及女尼智首等三人。

十一月十六日，四船出发，一路顺风。二十一日第一号、第二号两船到达阿儿奈波岛（日本冲绳），北行至多祢岛（种子岛）西南，遇第三号船，十二月六日，海上又起南风，第一号船在航行中遇难。鉴真所乘的第二号船终于在二十日到达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今鹿儿岛川边郡坊津町秋目）。天宝十二载十二月二十六日（天平胜宝五年，即753年初），经四十天的海上颠簸，鉴真一行在僧人延庆的引导下进入日本九州的太宰府（今日本福冈）。鉴真一行前后历时十二年，六次启行，五次失败，航海三次，几经绝境。先后有三十六人死于船祸和伤病，二百余人退出东渡行列。只有鉴真笃志不移，百折不挠，终于实现了毕生的宏愿。

弘法日本

鉴真来到日本的消息，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极大震动。天宝十三载一月初十日，朝廷得到大伴古麻吕的报告，知道鉴真已经到达日本。二月一日，鉴真至难波国师乡（今属大阪府）时，受到了先期到达的崇道和日本佛教大师行基弟子法义的热情款待。后住在藤原鱼名的官厅，日本政府特派使者前来迎接慰问，催促鉴真入京。二月四日，向都城平城京（今奈良市）进发。京城僧侣和政府官员早已等候在南闾门前，政府使臣正四位安宿王代表日本政府慰问欢迎。鉴真在众人的簇拥下，穿过市区来到东大寺安歇。东大寺是日本最著名的佛寺，此前一年仿唐建造了一尊五丈三尺高的大佛像。

三月的一天，吉备真备代表政府再一次慰问鉴真一行，并传达了圣武太上皇的决定：“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和上。”又授“传灯大师”及“大僧正”的称号。四月初，在鉴真的指导下，东大寺大佛像前筑起了一座戒坛，成为日本举行受戒仪式的主要地点。鉴真首先为天皇授菩萨戒。接着皇后、皇太子登坛受戒。以后澄修等四百余沙弥受菩萨戒。日本名僧灵福、贤璟等八十余僧也重新受具足戒，开创了日本佛教徒登坛受戒的仪式。从此，无论什么人，如果没有经过指定的戒坛受戒，就不能取得僧籍。

由于日本僧众要求到东大寺学习的人数日益增多，佛院的经费又不足，有些来者不得不失望而返。天皇知道后，便把备前国（今冈山县）垦田一百町（一町即一公顷）赐给鉴真，后又加赠新田部亲王的一处旧宅。鉴真就在这块宅地上建起了一座新寺院，叫做唐招提寺。原备前国垦田由招提寺经营作为经费。

759年，唐招提寺建成，鉴真僧众搬进居住。从此，鉴真就在寺中讲律授戒。当时鉴真年事已高，健康情况每况愈下，弟子们感到有必要将鉴真奋斗一生的历史记录下来，思托撰成了《鉴真和上东征传》。

日本天平宝字七年（763年），为播佛法奋斗了一生的鉴真，在唐招提寺面向西方端坐，安详圆寂，终年七十六岁。他的遗体经火化后，葬在寺后面的松林中。

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鉴真东渡的主要目的是弘化佛法，传律授戒。鉴真僧众在日十余年的活动达到了这个目的。由于天皇的重视，鉴真被授于“大僧都”的职务，成为“传戒律之始祖”。“从此以来，日本律仪，渐渐严整，师师相传，遍于寰宇。”鉴真所建唐招提寺成为日本的大总寺。日本的佛经多由百济僧侣口传而来，错漏较多。鉴真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他惊人的记忆力，纠正日本佛经中的错漏。由于鉴真对天台宗也有相当研究，所以鉴真对天台宗在日本的传播也起了很大作用。

鉴真的东渡弟子及随行人员中，有不少是精通建筑技术的。在鉴真的设计及领导下，建造了著名的唐招提寺。寺内的大堂建筑，坐北朝南，阔七间，进深四间，三层斗拱式形制，是座单檐歇山顶式的佛堂。日本《特别保护建筑物及国宝帐解说》中评论说：“金堂乃为今日遗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建筑物”。由于鉴真僧众采用了唐代最先进的建筑方法，因而这座建筑异常牢固精美，经过一千二百余年的风雨，特别是经历1597年日本地震的考验，在周围其他建筑尽被毁坏的情况下，独金堂完好无损，至今屹立在唐招提寺内。金堂成为研究了解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最有价值的珍贵实物之一。

鉴真及其弟子在雕塑艺术上也留下了宝贵的遗产。鉴真随船带有佛像，在日本又用“干漆法”（又称夹纻法）塑造了许多佛像，著名的是唐招提寺金堂内的卢舍那大佛坐像、药师如来立像、千手观音菩萨像等。这种夹纻法我国早在东晋时已经出现，到唐朝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武则天时用夹纻法塑造的大佛高达九百尺。鉴真及弟子将这种雕塑艺术在日本推广并发扬光大。鉴真晚年，弟子忍基等用于漆夹纻法制作了一尊高八十点零四厘米的坐像，表示对这位中国高僧的纪念。鉴真结跏趺坐，双目紧闭，神志安详，栩栩如生。它不仅再现了鉴真的真实形象，而且着意刻画了精神气质，温和中流露出刚毅，安详中凝聚着严肃，微笑中体现出沉思。这尊塑像一直供奉在唐招提寺内。

鉴真随船带到日本的还有绣像、画像、书帖等，其中有王羲之父子的真迹，后来成为日本书法的准绳，对日本书法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相传唐招提寺的匾额即为孝廉女帝仿王羲之体而写成。

鉴真在扬州时曾对医药学很有研究。他到日本后亲自为日本光明太后治疗顽疾，使其病情大有好转。由于鉴真双目失明，便以鼻嗅、口尝、手摸、牙咬、耳闻之法鉴别药物，传授中草药知识，留下了一卷《鉴真上人秘方》。鉴真在日本医学界是位备受尊敬的先师。十七、十八世纪时，日本药店的药袋上，还印着鉴真的图像，可见影响之深。

（谢选骏指出：鉴真东渡日本五次失败，第六次的成功靠的却是日本遣唐使的船只——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佛教界甚至中国社会的耻辱。但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宗教家还是具有一定的传教布道的精神的。这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事情。现在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中国人，还没有体现出这样的传教布道的能力。如果有天，第三期中国文明体现出了这样的能力，那就是文明成熟、文化输出的时候到了。）

【第十五章 李淳风 孙思邈】

第一节 李淳风

天算世家

李淳风，岐州雍（治今陕西凤翔①）人。其父李播在隋朝任高唐尉，因“秩卑不得志，弃官为道士，颇有文学，自号黄冠子”②。对天文学多有研究，写过《天文大象赋》③，注释《老子》，撰《方志图》，有文集10卷行于世。李淳风自幼博涉群书，尤明天文、历算、阴阳等学问。《旧唐书·李淳风传》言李淳风年六十九卒，未及生卒年月。今据其所著《乙巳占》中“余于大业九年在江都，时年十三”之句④，考得李淳风生于隋仁寿二年（602），卒于唐咸亨元年（670）。

唐贞观（627—649）初年，傅仁均所造《戊寅元历》预报日食屡出误差，李淳风上疏驳傅仁均历，所论十八条意见，经过辩论和检验，其中七条被采纳，由此得到唐太宗赏识。“授将仕郎，直太史局”。贞观七年（633），制造浑仪，并著《法象志》七卷奏呈唐太宗，“太宗称善，置其仪于凝晖阁，加授承务郎”。贞观十五年升为太常博士，后转太史丞。贞观二十二年出任太史令。显庆元年（656），因修订国史有功，被封为昌乐县男。龙朔二年（662）改授秘阁郎中，咸亨（670—673）初，唐官制复旧，李淳风还为太史令。①李淳风的学术研究涉及到天文、数学、历法、星占、气象、仪器制造各个方面。他对浑仪作出重大改革；编制《麟德历》，撰写《晋书》、《隋书》中的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主持编定与注释十部算经。他的著作还有《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秘阁录》、《法象志》、《乾坤变异录》，并演《齐民要术》等凡十余部。

十部算经的整理

李淳风在数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编定和注释著名的十部算经。这十部算经后被用作唐代国子监算学馆的数学教材。《隋书·百官志》记载：“国子寺祭酒统国子、太学、四门、书（学）、算学，各置博士，助教、学生等员。”这是国家专门数学教育的开始，唐代在隋的基础上继续举办数学教育，并以算取士。②显庆元年（656）于国子监内设算学馆，同时着手选编算学教科书。据《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载：“先是，太史监侯王思辩表称《五曹》、《孙子》十部算经，理多踳驳，淳风复与国子监算学博士梁述、太学助教王真儒等受诏注《五曹》、《孙子》十部算经。书成，高宗令国学行用。”《唐会要》卷一六称：“显庆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奏置，令习李淳风等注释《五曹》、《孙子》等十部算经，分为二十卷行用。”

①乾隆《岐山县志》：唐昌乐县男李淳风墓在县东北五里，墓旁有祠。

②《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

③瞿良士辑《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天文大象赋”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页。④李淳风：《乙巳占》卷二。

①《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

②《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

十部算经又称算经十书，是指《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缀术》、《五曹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术》这十部数学著作。它们是唐代以前的主要数学著作，代表了我国古代数学的光辉成就。

传本《周髀算经》，有赵爽注、甄鸾注等，当时虽被称为“算经”，但原文与赵爽、甄鸾的注文都有不尽完美之处。李淳风的工作纠正了这部书存在的缺点，使这部书趋近于完美。李淳风的注释指出了《周髀》中的三点重要错误：一是《周髀》作者以为南北相去一千里，日中测量八尺高标竿的影子常相差一寸，并以此作为算法的根据，这是脱离实际的；二是赵爽用等差级数插值法，来推算二十四气的表影尺寸，不符合实际测量的结果；三是甄鸾对赵爽的“勾股圆方图说”有种种误解。李淳风对以上错误逐条加以校正，并提出了自己的正确见解。更为重要的是，李淳风在批评《周髀》中的日高公式与“盖天说”不相符合的同时，重新依斜面大地的假设进行修正，从而成功地将不同高度上的重差测望问题转化为平面上一般的日高公式去处理，并且首次使中算典籍中出现了一般相似形问题，发展了刘徽的重差理论，使得“盖天说”的数学模型在当时的认识条件下接近“完善”①。并在《麟德历》中重新测定二十四气日中影长，首次引入二次内插算法，以计算每日影长①。李淳风注释《九章算术》，是以刘徽的注本为底本的，但李淳风与刘徽作注的背景、环境都不相同。李注的目的是为明算科提供适当的教科书，注释以初学者为对象，重点在于解说题意与算法，对于刘徽注文中意义很明确的地方，就不再补注。如盈不足、方程两章就没有他的注文。但也有人认为是由于后人抄书残缺所致，如南宋鲍澣之说：“李淳风之注见于唐志凡九卷，而今之盈不足、方程之篇咸阙淳风注文。意者，此书岁久传录，不无错漏。”②李淳风等在注释《九章算术》少广章开立圆术时，引用了祖暅提出的球体积的正确计算公式，介绍了球体积公式的理论基础，即“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这就是著名的“祖暅原理”。在《缀术》失传之后，祖冲之父子的这一出色研究成果靠李淳风的征引，才得以流传至今。

《海岛算经》是刘徽数学研究的独创成果，但刘徽著作的原文、解题方法和文字非常简括，颇难理解。李淳风等人的注释详细列出了演算步骤，从而给初学者打开了方便之门。

李淳风等对“算经十书”的注释也有不足之处。如在理解圆周率时，轻视了刘徽割圆术的伟大意义，是不公正的。

①曲安京：《李淳风等人盖天说日高公式修正案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2卷第1期（1993），第42—51页。

①纪志刚：《麟德历晷影计算方法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3卷第4期（1994），第325页。

②鲍澣之：《〈九章算术〉后序》，《宋刻算经六种》。

十部算经成为唐以后各朝代的数学教科书，对唐朝以后数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为宋元时期数学的高度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十部算经以后，唐朝的《韩延算术》、宋朝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杨辉的《九章算术纂类》、秦九韶的《数书九章》等，都引用了十部算经中的问题，并在十部算经的基础上发展了新的数学理论和方法。后人对李淳风编定和注释十部算经的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如英国的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就说过：“他大概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著作注释家。”①《麟德历》唐高祖武德二年（619），颁行了傅仁均的《戊寅元历》。《戊寅元历》首次采用定朔，是我国历法史上的一次大改革。在《戊寅元历》之前，历法都用平朔，即用日月相合周期的平均数值来定朔望月。《戊寅元历》首先考虑月行迟疾，用日月相合的真实时刻来定朔日，从而定朔望月，要求做到“月行晦不东见，朔不西眺”。由于《戊寅元历》的一些计算方法有问题，颁行一年后，对日月食就屡报不准。武德六年，由吏部郎中祖孝孙“略去尤疏阔者”，后又经大理卿崔善为与算历博士王孝通加以校正。贞观初年，李淳风上疏论《戊寅元历》十有八事。唐太宗诏崔善为考核二家得失，结果李淳风的七条意见被采纳。②李淳风为改进《戊寅元历》作出贡献，被授予将仕郎。贞观十四年（640），李淳风上言：《戊寅元历》术“减余稍多”，合朔时刻较实际提前了，建议加以改正，这个意见又被采纳。贞观十八年，李淳风又指出：《戊寅元历》规定月有三大、三小，但按傅仁均的算法，贞观十九年九月以后，会出现连续四个大月，认为这是历法上不应有的现象。于是唐太宗不得不下诏恢复平朔。改用平朔后，《戊寅元历》的问题更多，改革势在必行。

李淳风根据他对天文历法的多年研究和长期观测，于麟德二年（665）编成新的历法。经司历南宫子明、太史令薛颐、国子祭酒孔颖达参议推荐①，唐高宗下诏颁行，并命名为《麟德历》②。《麟德历》的主要贡献有二：第一，在我国历法史上首次废除章蔀纪元之法，立“总法”1340作为计算各种周期（如回归年、朔望月、近点月等）的奇零部分的公共分母。

我国古历的“日”从夜半算起，“月”以朔日为始，而“岁”以冬至为始。古历把冬至与合朔同在一日的周期叫做“章”，把合朔与冬至交节时刻同在一日之夜半的周期叫做“蔀”。古历以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纪年、日，如果冬至与合朔同在一日的夜半，纪日干支也复原了，则这个周期叫做“纪”；如果连纪年的干支也复原了，则这个周期叫做“元”。古代制历都要计算这些周期，但这些周期对历法计算并非必要，反而成为历法的累赘，李淳风毅然把它废除了。《麟德历》以前的各种历法都用分母各不相同的分数来表示各种周期的整数以下的奇零部分。这些周期，如期周（回归年）、月法（朔望月）、月周法（近点月）、交周法（交点月）等，都是历法计算必须预先测定和推算的重要数据。因为这些周期参差不齐，计算十分繁琐，比较各种数据也很不方便，李淳风就立“总法”1340作为各种周期奇零部分的公共分母，这样，数字计算就比以前的历法简便得多。《畴人传》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盖会通其理，固与古不殊，而运算省约，则此为最善，术家遵用，沿及宋元，而三统四分以来，章蔀纪元之法，于是尽废。斯其立法巧捷，胜于古人之一大端也。”①第二，重新采用定朔。《戊寅元历》虽首次采用定朔，但因为有关的计算方法未完全解决，又倒退到用平朔。为了使定朔法能站得住脚，《麟德历》改进了推算定朔的方法。李淳风早年仔细地研究过隋朝刘焯的《皇极历》，并撰写皇极历又一卷。刘焯在北齐张子信关于日行盈缩的观测结果的基础上，创造了推算日月五星行度的“招差术”，即二次函数的内插公式。李淳风总结了刘焯的内插公式，用它来推算月行迟疾、日行盈缩的校正数，从而推算定朔时刻的校正数。为了避免历法上出现连续四个大月的现象，他还创造了“进朔迁就”的方法。《新唐书》卷二六所载的《麟德历经》说：“定朔日名与次朔同者大，不同者小。”这里日名指纪日干支中的“干”。还规定：“其元日有交、加时应见者，消息前后一两个月，以定大小，令亏在晦、二，弦、望亦随消息。”消息是消减与增长的意思。按这一规定，就可以做到“月朔盈朒之极，不过频三。其或过者，观定小余近夜半者量之”。这就是说，用改变一月中未满一日的分数（即小余）的进位方法，来避免历法上出现连续四个大月或小月。但应指出，这种“进朔”法是为了避免历书上出现连续四个大月而人为迁就之法，并不是日月运动规律的正确反映。按近代的推算方法，采用定朔就有可能连续出现四个大月。

①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Ⅲ，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9.

②《新唐书》卷二五《历志》一：贞观初，直太史李淳风又上疏论十有八事，复诏善为课二家得失，其七条改从淳风。

①《新唐书》卷二五《历志》一：司历南宫子明、太史令薛颐等言：“子初及半，日月未离。淳风之法，较春秋已来晷度薄蚀，事皆符合。”国子祭酒孔颖达及尚书八座参议，请从淳风。②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颁行麟德历诏》：“昔落下闳造汉历云：‘后八百载，当有圣人定之。’自火德洎我，年将八百，事合当仁，朕亦何让！宜即宣布，永为昭范。可名曰《麟德历》，起来年行之。”

《麟德历》为完成中国历史上采用定朔这一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近代精数者，皆以淳风、一行之法，历千古而无差，后人更之，要立异耳，无逾其精密也”①。此说虽有溢美之辞，但由此可见《麟德历》对后世历法的重大影响。它作为唐代优秀历法之一，行用达六十四年（665年至728年）之久。《麟德历》还曾东传日本，并于天武天皇五年（667）被采用，改称为《仪凤历》。

《麟德历》的最大缺点是不考虑岁差。晋代虞喜发现岁差后，祖冲之首先把它用于制历，大大提高了历法的精密度。此后，隋朝张胄玄的《大业历》、刘焯的《皇极历》、唐初傅仁均《戊寅元历》都考虑了岁差。但李淳风却利用《尧典》四仲中星的内在矛盾，根本否认岁差存在。他与数学家王孝通一起责难《戊寅元历》考虑岁差，致使“岁差之术，由此不行”。后在728年张遂（一行）在编制《大衍历》时，才重新考虑岁差。

改革浑仪

浑仪是古代观测天体位置和运动的重要仪器。据考，最迟在公元前360年就已制成“先秦浑仪”②。西汉落下闳、耿寿昌与东汉贾逵、张衡都制造过浑仪。前赵光初六年（323），孔挺对浑仪作了重大改革，他创造的浑仪由两重规环，即李淳风所称的**仪与四游仪组成。北魏时，晁崇、斛兰用铁铸造浑仪，其结构与孔挺的大体相同。这些浑仪都是赤道式装置，仅贾逵的黄道铜仪是在赤道装置上增设黄道环。

①《畴人传》卷十二《李淳风》。

①《旧唐书》卷三三《历志一》。

②徐振韬：《从帛书“五星占”看先秦浑仪的创制》，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4—47页。

唐太宗贞观初年，李淳风指出：现在灵台所用的观测仪器，“疏漏实多”，“推验七曜，并循赤道。今验冬至极南，夏至极北，而赤道当定于中，全无南北之异，以测七曜，岂得其真？”①在历法计算中，要按黄道度推算日月五星的运行，才能既简便又精确地算出朔的时刻、回归年长度等重要数据，于是他在总结历史经验和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建议制造按黄道观测日月五星运行的浑仪。

唐太宗采纳了这一建议，下令制造李淳风所设计的浑仪。贞观七年（633），此仪制成。据《新唐书》卷三一记载，该浑仪是铜制的，基本结构是：“表里三重，下据准基，状如十字，末树鳌足，以张四表。”浑仪的十字形“准基”是一种校正仪器平准的装置，它是根据后魏晁崇、斛兰发明的浑仪上的“十字水平”制造的，采用这一装置可以提高仪器的观测精度。浑仪三重中的外重叫**仪，有天经双规、金浑纬规、金常规，即子午环、地平环、外赤道环，上列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经纬三百六十五度；内重叫四游仪，“玄枢为轴，以连结玉衡游筒而贯约规矩。又玄极北树北辰，南矩地轴，傍转于内。玉衡在玄枢之间而南北游，仰以观天之辰宿，下以识器之晷度。”可见四游仪包括一个可绕赤极轴旋转的四游环和一个望筒（即玉衡），望筒能随四游环东西旋转，又能南北旋转，可指向天空任一位置，测定星体的赤道坐标。这两重的基本结构在孔挺的浑仪上已经有了。李淳风对浑仪的重大改革在于：在外重**仪与内重四游仪之间，嵌入了新的一重——三辰仪。三辰仪“圆径八尺，有璿玑规、黄道规、月游规，天宿距度，七曜所行，并备于此，转于**之内”。北宋沈括说：“所谓璿玑者，黄赤道属焉。”①可见三辰仪中有黄道环、内赤道环，还有白道规，即表示月球轨道的规环。三辰仪也能旋转，它是为了实现按黄道观测“七曜所行”而加上的。李淳风的浑仪仍然是一个赤道式装置，它除了可测得去极度、入宿度（即赤经差）、昏旦夜半中星外，还能测得黄经差和月球的经度差等，只是测得的黄道度不准确，所以它只能部分地解决按黄道观测七曜所行的问题。

李淳风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浑仪分为**仪、三辰仪、四游仪三重，其影响相当深远。唐开元十一年（721），一行与率府兵曹梁令瓒制作了一科黄道浑仪，也是三重之制。虽然一行说李淳风的浑仪“用法颇杂，其术竟寝”②，但正如沈括所指出的，梁令瓒他们是“因淳风之法而稍附新意”③。北宋周琮、苏易简、于渊制作的“皇祐浑仪”（1050），也基本上是按李淳风的设计制造的。北宋末，苏颂、韩公廉制作了一架包括浑仪、浑象、报时装置三大部分的天文仪器（1096），其浑仪部分也与李淳风的浑仪大体相同。李淳风的浑仪虽有其优点，但过于复杂，其规环达十一个之多，这些规环要保证同心十分困难，因而难免产生中心差；规环太多，观测时常常互相遮蔽视线，很不方便。北宋以后，浑仪就逐步由繁向简发展了。

①《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

①《宋史》卷四八《天文志》一。

②《旧唐书》，卷三五《天文志》上。

③《宋史》卷四八《天文志》一。

预修《五代史志》贞观十五年（641），李淳风受诏“预撰《晋书》及《五代史》”，“其天文、律历、五行志，皆淳风所作也”①。《五代史》为梁、陈、周、齐、隋五代的历史，后来其中的“十志”并入《隋书》，所以《五代史志》就是《隋书》中的“志”。

李淳风撰写天文、律历志时，对自魏晋至隋朝这段历史时期天文、历法与数学的重要成就，作了较全面的搜集和整理。

《隋书·律历志上·备数》有云：“事物糅见，御之以率，则不乖其本，故幽隐之情，精微之变，可得而综也。”“率”，是中国古算所研究的最基本的数量“关系”，它在算术中有极其广泛的应用，是中算许多理论的基础和算法的源泉。李淳风首次将“率”载入官修正史而赋予其显赫的地位，足见李淳风对中算理论真谛的深刻认识。对此李淳风进一步阐述如下：“夫所谓率者，有九流焉：一曰方田，以御田畴界域；二曰粟米，以御交质变易；三曰衰分，以御贵贱廪税；四曰少广，以御积幂方圆；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积实；六曰均输，以御远近劳费；七曰盈朒，以御隐杂互见；八曰方程，以御错糅正负；九曰勾股，以御高深广远。皆乘以散之，除以聚之，齐同以通之，今有以贯之，则算数之方，尽于斯矣。”①《隋书·律历志上·备数》一节还有如下记述：“古之九数，圆周率三，圆径率一，其术疏舛。自刘歆、张衡、刘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设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更开密法，以圆径一亿为一丈，圆周盈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数在盈朒二限之间。密率，圆径一百一十三，圆周三百五十五。约率，圆径七，周二十二。”这是我国现在史书中关于祖冲之圆周率的最早记载。用现代数学语言表达，就是祖冲之求出：3.1415926＜π＜3.1415927，圆周密率为，约率为。祖冲之的圆周率已准确到小数点下第七位，他的335113227“密率”是分子、分母在1000以内表示圆周率的最佳近似分数，欧洲人在一千一百多年后才得到这一结果。祖冲之所著的《缀术》早已失传，他的这一光辉成就因被李淳风编入史书，才得以流传至今。

在《晋书·律历志》中，李淳风详细地记述了刘洪撰的《乾象历》法。

刘洪实测月行迟疾之率，创立了推算定朔、定望的一次函数的内插公式，测出黄白交角为五度多，测定近点月为27.55336日，与今测值相近，这些都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的重要成就。刘洪的《乾象历》是《四分历》以后历法改革的关键性阶段，可是在《晋书》之前撰成的梁朝沈约的《宋书》，却出于偏见，略而不载，对刘洪的科学成就只字未提。李淳风则在《晋书·律历志》中，原原本本地详细记述了刘洪的科学成就。

在《天文志》中，李淳风创立了一种格式，在这一格式下，包罗了古代天文学的各个方面：说明天文学的重要性和历代传统，介绍有关天地结构的理论研究、天文仪器、恒星及其测量、各种天象记事等。在介绍言天各家理论时，简要说明其理论，多引原话而不转述，写出作者简介及与其争论者的名字、观点，使后人对当时探讨天地结构的论争得到清晰的概念。

①《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

①《隋书》卷十一《律历志》上。

六世纪中叶，北齐张子信积三十余年的天文观测，终于发现了太阳与五星视运动不均匀性现象，李淳风在《隋书·天文志》中记述了这一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堪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现。在《隋书·律历志》里，还记载了隋朝刘焯的《皇极历》法，其中有刘焯创立的二次函数的内插公式，和刘焯最先提出的“黄道岁差”的概念及相当精确的黄道岁差数据。《皇极历》法包含了刘焯首创的定气法、定朔法和躔衰（即日行盈缩之差）法，还有以前历法所没有的推算日月食位置、食的始终、食分多少及应食不食、不应食而食等方法，推算五星也比以前的历法精密。《皇极历》是一部优秀的历法，“术士咸称其妙”，对后世历法有重大影响，可是，由于种种阻挠而未能颁用。李淳风通过比较研究看出《皇极历》实为隋历之冠，将其详细记入《律历志》，成为中国历法史上唯一被正史记载而未颁行的历法。

《隋书·天文志》还记述了前赵孔挺制作的浑仪的结构和用途，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关于浑仪具体结构的确切记载。同一卷里还记述了从汉魏至隋朝的浑仪、浑象、刻漏的发展情况，以及姜岌关于大气吸收和消光作用与何承天、张胄玄关于蒙气差的发现。《晋书》、《隋书》天文志对那时期的日月食、流星、陨星、客星（新星）、彗星及其他天象记录，也“搜罗至富，记载甚详”。因此，它们被誉为“天文学知识的宝库”①。

《乙巳占》

《乙巳占》10卷，是李淳风的一部重要的星占学著作。

星占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与天文学共生同在，可谓英华与糟粕混杂，科学与迷信并存。中国古代许多著名的天文学家都涉猎星占。受其父的影响，李淳风“幼纂斯文，颇经研习”②。他相信“政教兆于人理，祥变应乎天文”③，故于天文、星占情有独钟，《乙巳占》即是李淳风“集其所记，以类相聚，编而次之”④所成。李淳风于书中“采摭英华，删除繁伪”⑤，全面总结了唐贞观以前各派星占学说，经过综合之后，保留各派较一致的星占术，摈弃相互矛盾部分，建立了一个非常系统的星占体系，对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星占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①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Ⅲ，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9.②《乙巳占序》。

③《晋书》卷一一《天文志上》。

④《乙巳占序》。

⑤《乙巳占序》。

不过，清代学者陆心源对《乙巳占》另有独到的见解：“夫灾异占候之说，原不足凭。然《易》言天垂象见吉凶，《周礼》保章氏以日月星辰、五云十二风。辨吉凶祲祥丰荒，其所由来者久矣。淳风虽以方技名，修德篇屡引经传，以改过迁善为戒，司天篇深著隋氏之失，淳淳于纳谏远佞，不失为儒者之言，非后世术士所能及也。”⑥作为一部重要的文化史典籍，《乙巳占》中除去星占方法和应验情况外，还保留许多科学史料。如天象的记录，天象的描述，当时分至点的位置，浑仪的部件及结构，岁差的计算值，等等。《乙巳占》卷一以《天象》为第一，列举八家言天体象者而独取浑天。在《天数第二》一节中给出了关于天球度数、黄道、赤道位置、地理纬度（北极出地）及其相应的计算公式。李淳风在《麟德历》中没有采用岁差，而被后人叹之为“智者千虑之失”①。但在《乙巳占》中李淳风却明确地论述岁差的存在。如，“淳风按：王蕃所论冬夏二至，春秋二分日度交道所在，并据刘洪乾象所说，今则并差矣！黄道与日相隋而交，据今正（贞）观三年己丑岁，冬至日在斗十二度，夏至在井十五度，春分在奎七度，秋分日在轸十五度，每六十年余差一度矣。”②另有一条：“日行一度，即是日法一千三百四十分、一年行三百六十五度、一千三百四十分度之三百二十八，每岁不周天十三分矣。”③《乙巳占》成于前（约645），《麟德历》撰于后，李淳风为何在《麟德历》中否定岁差的存在，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在《乙巳占》中，李淳风对奇异天象的描述很有特色。如按字义猜，今人会把飞星、流星当成同一天象的两种说法，李淳风则清楚地说明了它们的区别，书中写道：“有尾迹光为流星，无尾迹者为飞星，至地者为坠星。”④《乙巳占》对彗孛也给出了清楚的差别：“长星状如帚，孛星圆如粉絮，孛，孛然。”⑤虽说飞流与彗孛各是流星与彗星，但一字之差却带出了形态之别，对于了解流、彗星运动方向和物理状态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除了天文占之外，《乙巳占》中的气象占和候风法还记下了重要的气象现象。李淳风在《乙巳占》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两种风向器。一种是“于高迥平原，立五丈长竿，以鸡羽八两为葆（羽盖），属于竿上，以候风”①。另一种是：“可于竿首做盘，盘上作木乌三足，两足连上，而升立一足（古代神话相传太阳中有三足乌）系羽下而内转，风来乌转，回首向之，乌口衔花，花旋则占之。”②这两种风向器，与汉代史籍中记载的“伣”（在长杆上系以帛条或乌羽而成的简单示风器）③和“相风铜乌”（乌状铜质的候风仪）④非常相似。

李淳风对气象学的贡献，还表现在他对风的观测和研究方面。在封建社会初期，对风的观测已比过去更为详细了。由风的4个方位发展到了8个方位，因之有八风之名。李淳风在观测研究和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把风向明确定为24个。他还根据树木受风影响而带来的变化和损坏程度，创制了八级风力标准，即：“动叶，鸣条，摇枝，堕叶，折小枝，折大枝，折木飞砂石，拔大树和根。”⑤李淳风是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定级的人。

①陈久金、杜昇云：《天文历数》，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页。②《乙巳占》卷一《天数》第二。

③《乙巳占》卷一《天占》第三。

④《乙巳占》卷七《流星占》。

①《乙巳占》卷十《候风法》。

②《乙巳占》卷十《候风法》。

③《淮南子·齐俗》。

④《三辅黄图》。

⑤《乙巳占》卷十《占风远近法》。

过了一千多年后，英国人蒲福（Francis Beaufort，1774—1857）于1805年才把风力定为12级共13个等别。以后又几经修改，风力等级自1946年以来已增加到18级。

《乙巳占》中还保留了重要的历法数据，已有学者据此考证出李淳风早年撰写的另一部历法《乙巳元历》和《历象志》。①

①刘金沂：《李淳风的〈历象志〉和》，《自然科学史研究》第6卷第2期（1987），第157—3页。

第二节 孙思邈生平

孙思邈（581—682）②，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孙家原）人。他自幼天资聪慧，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之年已通晓诸子百家，尤善谈老子、庄子并且还喜好钻研佛教典籍，曾被人称为“圣童”。

当时的社会风尚是“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医治之术，缺而弗论”③。孙思邈目睹民众缺医少药，回顾自己幼遭风冷之疾，屡造医门，为治病而罄尽家产的痛苦经历，遂志学做一名“苍生大医”，毅然放弃仕途。他以历代名医为榜样，刻苦钻研医药典籍。对于诊疗疾病的方法，采药和制药的法度，养生保健之术，凡有一事长于己者，他总是不远千里，伏膺取决。在他二十岁左右时，便打下了一定的医学基础。

孙思邈年长时，因避当时战乱和朝廷征辟，曾隐居太白山，后又隐居终南山。唐武德年间与道宣律师相识，结为知交，每一往来，谈论终夕，使他们在医学上都得到裨益。佛教的“医方明”也是有关医学研究的学问。孙思邈的医书佛教典籍中有关于印度医学的“四大”——地、水、火、风学说，百一学说，耆婆、阿伽佗诸方，天竺国按摩等内容。而道宣的医学知识对孙思邈是有影响的。相传“天王补心丹”就是道宣发明的。

据《华严经传记》卷五所载：“义宁元年，高祖起义并州，邈在境内，高祖知其宏达，以礼待之，命为军头，任之四品，固辞不受，后游历诸处，不恒所居。”但他曾与亲友说过，待将来社会上出了贤明君主时，我可以出来做些济世活人的事。唐太宗即位以后，特将孙思邈召诣京师，准备授以爵位，孙思邈仍婉言谢绝。此次进京，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长安医家，阅览各类医药书籍。孙思邈与甄权甄立言兄弟关系密切。他推崇甄权的针法。深州刺史成君绰患急症，颈部肿胀，喉中闭塞，滴水不下已三日，求治于孙思邈，孙思邈请甄权会诊，由甄权针刺而愈。①他还记录下了甄立言治心腹冷痛五辛汤方，指出该方有良效。②孙思邈不但重视书本知识，而且更注重实践。他遍历关中的山川，并在贞观年间南下到四川考察风土人情、采集药材、炼制丹药、沿途施诊。此行丰富了他的医药知识，开阔了视野，积累了实践经验。他曾在峨眉山道士处得高子良服柏叶法，在江州（今江津县）治愈前湘东王的脚气病，为梓州（今中江县三台）刺史李文博治愈消渴病。在此期间，他亲自为六百多麻疯病人作过治疗，治愈者达十分之一。归途上又为梁州（今陕西汉中）汉王李元昌治疗水肿获效，为陇州韩府君用马灌酒治疗风疾，还用瞿麦丸治愈了一位中流矢者，使其身上的箭头经服药后自行脱出。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孙思邈有感于医方本草部帙浩繁，忽遇急症求检困难的情况，遂博采群经，删裁繁重，务在简易，结合他个人的学术经验，②关于孙思邈生年，据李经纬考定为581年。还有509、514、518—519和541年等不同说法。

③孙思邈：《千金要方序》。

①《千金翼方·针灸》。

②《千金要方·心脏》。

于永徽三年（652）撰成了《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30卷。他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①故以“千金”两字命名。该书较系统地总结我国自古以来至唐初的医药学成就：“上极文字之初，下讫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②。故被医家和学者所尊崇。

显庆四年（659），唐高宗召见孙思邈，欲授以谏议大夫，他辞谢不受。

此年正好是《新修本草》问世。这次应诏孙思邈在长安达十六年之久，其间曾随从唐高宗到避暑的胜地麟游九重宫等地。上元元年（674），孙思邈以疾病为由请求回乡，朝廷赐以良马代步，又将京城光德坊一所旧宅赐给他居住。于是孙思邈只得再次居留下来。当时的知名之士如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人，皆以孙思邈为师尊，请教学问。

孙思邈晚年回到故乡，住在罄玉山。这里山势巍峨，古柏茂密，胜迹颇多。他继续从事医药研究，坚持著述，于逝世前又撰成了《千金翼方》30卷，书名取“輗軏相济”、“羽翼交飞”③之意，藉以对三十年前撰成的《备急千金要方》进行补充并对新的学术经验作一总结。

永淳元年（682），年逾百岁的孙思邈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嘱其家人薄葬，不藏冥器，不须宰杀牛羊来举行祭祀活动。但他“功在生民，则民祀之”①。人们为了纪念孙思邈，尊其为“药王”，将他晚年隐居的五台山称为“药王山”。“箫鼓年年拜药王”，已成了孙思邈故乡人民千百年的习俗。

孙思邈终生精勤不倦，著述很多，除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还有《老子注》、《庄子注》、《枕中素书》1卷、《会三教论》1卷、《福禄论》3卷、《摄生真录》1卷、《龟经》1卷等。

德识才学孙思邈学识渊博，在《千金要方·序例》中论述了作为“苍生大医”的两个基本条件：“精”、“诚”。

所谓“精”，是指精深的医学造诣和精湛的医疗技术。他在《大医习业》中指出：凡想学医并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好医生，首先必须熟读古代的医药典籍、熟记医学理论和各家的学术经验。如对《素问》、《甲乙经》、《黄帝针经》、《明堂流注》等书；对人体十二经脉循行及主病、三部九候的脉学理论、五脏六腑的生理病理变化、表里孔穴的位置、药物学，也要了如指掌；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名医的著作也要精读，细心领悟奥妙。同时，又须妙解阴阳、五行、《周易》、相法等数术，只有这样，才可能成为“大医”。不然犹如“无目夜行”，“动致颠殒”。其次是读医书当寻思妙理，留意钻研，这样才有探讨并与人切磋学术的起码条件。另外，还须涉猎群书，必须具备除医学之外的哲学、文学、史学和其他有关自然科学知识，才能使自己在医学上精益求精。如对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孙思邈尤为推崇。在写《千金要方》时，他未能看到该书全本而感遗憾。

①《千金要方·自序》。

②《新校正备急千金要方序》。

③《千金翼方·自序》。

①陕西耀县孙家原《真人祠重修碑记》。

后经过几十年的搜寻，终于在晚年时觅得。他在医疗实践中首创以法类证、以方类证等研究方法。

所谓“诚”，就是对病家、对同道怀有一片赤诚之心。他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都讲了医德问题，《大医精诚》论述了医德与医术的辩证关系。他认为：“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伎，始终循旧，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九候，动数发息，不满五拾，短期未知决诊，九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管窥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固亦难矣，此皆医之深戒。”①只有用心精细的人，才有从医的资格，否则，虚而损之，盈而益之，热而温之，寒而冷之，只会使病情加重。所以孙思邈指出：“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及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②孙思邈回顾自己初学医时，对治狂犬病无把握，治疗辄不效验。“自此锐意学之，一解已来，治者皆愈，方知世无良医，枉死者半，此言非虚。故将来学者非止此法，余一一方皆须沉思留心作意，殷勤学之，乃得通晓，莫以粗解一两种法即谓知讫”①。他反对这种学不稽古，守株待兔的学风，认为这是“识悟非深”②的表现。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指出：凡大医治病，必须安神定志，无私心杂念，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人们的疾病伤痛。假如遇到患有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或人所恶见的病人，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

关于大医之风度仪表，孙思邈认为：须得端庄，望之俨然，度量宽宏，从容不迫，不皎不昧，有涵养性。诊断疾病，专心致志，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方用药，或施针刺，不得有误。遇到危重急症，要须临事不惑，应当审谛覃思，不能在病人的性命大事上草率，或以此来夸耀自己，去追求虚名。到了病人家里，即使绫罗满目，也不要东张西望，不要被音乐、佳肴、美酒所迷惑。更何况病人正在痛苦之中，医生怎能分心去享乐呢？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他人短长，炫耀自己，恶语攻击同道，妄自尊大。偶然治好一病，便仰首戴面，自以为了不起。这些都是医家特别要注意的道德问题。

在《千金要方·道林养性》中，孙思邈还指出：即使医生处于条件优越或简陋的条件下，都应恪守医德、坚定专业思想，不要以贫富易志改性。学有所得，不应当大吹大擂。有了突出的成就，也不要沾沾自喜，自我陶醉。孙思邈还列举古代医生相互嫉害的史事，如秦太医令李醯妒贤嫉能，派刺客杀害了在秦国行医的名医秦越人（扁鹊）。以此告诫医林中人，“不得使愚医相嫉，贼人性命，甚可哀伤”①。他还从正反两方面论述医德的重要性，指出：“愚医不通三部九候及四时之经，或用汤药倒错，针灸失度，顺方治病，更增他疾，遂致灭亡。哀哉！蒸民枉死者半，可为世无良医为其解释。”

①《千金要方·治病略例》。

②《千金要方·大医精诚》。

①《千金要方·备急》。

②《千金翼方·禁经上》。

①《千金要方·治病略例》。

②孙思邈更进一步又把医生分为上中下三等，从医学与社会的高度来评述，认为上医医国，医未病之病；中医医人，医欲病之病；下医医病，医已病之病。③学术成就孙思邈对医药学的研究及其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继承前代医药各家学派，发扬光大，通过实践而注入新的学术内容。

医经学派研究的重点是关于医学基础理论如何指导临床实践的。孙思邈对此非常重视，在《千金要方》中系统地记载并论述了脏腑的生理、病理、诊断及治疗。从卷一一至卷二〇为肝脏、胆腑、心脏、小肠腑、脾脏、胃腑、肺脏、大肠腑、肾脏、膀胱腑，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其学术渊源既遵循《黄帝内经》、《难经》、《中藏经》和谢士泰的《删繁论》，又在研究整理中加入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和方药，以便实用。他把咽归于肝胆，这与《内经》的说法不同，反映了他遵古又不泥古的思想倾向。在脏腑病诊断上重视四诊合参，注重脏腑辨证和八纲辨证，在疾病症型分类和治疗方面，自成系统。

经方学派在汉唐之际主要是研究经验方，稍后也包括对张仲景经论方的研究。孙思邈在这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择其善者，或经验证后著录。他说：“吾见诸方，部帙浩博，忽遇仓卒，求检至难。比得方讫，疾已不救矣。”①于是，孙思邈平生都注意收集各类医方，仅《千金要方》就载方六千三百余首。这些方剂都是他采诸群经、删裁繁重而成的，其目的在于简要实用，有些来自古代，有些采自隋唐当代，有些采自太医院或皇室档案中，相当多的方剂来自民间，如齐州荣姥方、韩光治疗肿方等等。孙思邈认为：“多从旧方，不假增损，虚而劳者，其弊万端，宜应随病增减。”②他在筛选治痢方时说：“古今痢方千万首，不可具载，此中但撮其效者七、八而已。”③对少数民族有效的方剂，予以推广，对外来的方剂，使之中国化，为国人所接受并应用。孙思邈在“服菖蒲方”下自注说：“天竺摩揭王舍城邑陀寺三藏法师拔摩来帝，以大业八年与突厥主使至。武德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为洛州大护德法师主矩师笔译出。”④特别是那些一方治多病的效验方剂如阿伽陀圆（丸），可用于内、外、妇、儿等科五十余种病症的治疗，孙思邈尤为推崇。孙思邈目睹当时伤寒病流行，而时医又多不解疗，或乱投药物或囿于经论，江南诸师秘仲景方不传的不良医风，尽力搜集张仲景方论，直到撰《千金翼方》时才见到《伤寒论》全本，遂创分类研究经论方之先例。

②《千金要方·诊候》。

③《千金要方·诊候》。

①《千金要方·自序》。

②《千金要方·处方》。

③《千金要方·脾藏下》。

④《千金翼方·养性》。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将妇科列于各科之首，认为“妇人之别有方者，以其胎妊生产崩伤之异故也。是以妇人之病，比男子十倍难疗”①。并希望人们掌握有关妇女卫生保健的知识，教子女学习“妇人方”，令其精晓，以便实用。“产育者，妇女性命之长务，若不通明于此，则何以免于夭枉者哉，故傅母之徒，亦不可不学，常宜缮写一本，怀挟随身，以防不虞”②。所以在其著《千金要方》中“妇人方”有3卷，在《千金翼方》中载“妇人方”4卷，收载了大量的医论及方药，论述了妇女的生理、心理、病理特点，探讨了有关月经病、崩中带下、求嗣种子、妊娠诸病、养胎宜忌、难产、产后诸病及妇科杂病。指出不孕症当为男女双方或有五劳七伤、虚羸百病所致，不能只责之于女方，在治疗上男女皆治，则无不见效。同时还引述转录了前人关于妇科的方论，列举了有关绝育、引产的方药与灸疗法。孙思邈的医著从排列体例上，体现了“先妇人小儿，而后丈夫耆老”③的原则。认为“生民之道，莫不以养小为大，若无于小，卒不成大”④。将小儿科分为初生出腹、惊痫、客忤、伤寒、咳嗽、癖结胀满、痈疽瘰疠、杂病等门类。在序例中对小儿的发育、哺育、卫生及母病对小儿健康的影响，作了详细论述。认为“小儿病与大人不殊，惟用药有多少为异”⑤。但他注意到小儿的生理特点，最早提出抢救新生儿窒息，防止新生儿肺炎、破伤风、脐部感染等措施。重视小儿营养和消化、皮肤、五官科诸疾，对不同年龄的小儿采用不同的药剂，给药途径有内服、外敷、滴鼻等，尤重灸法在儿科病症防治方面的应用。孙思邈《千金要方·少小婴孺方》使小儿科学有了独立的学科内容，为儿科学家所遵循。

在内科病的防治方面，按脏腑病症逐一论述，这是孙思邈对内科学的一大贡献。将神经和脑血管病分为偏枯、风痱、风懿、风痹进行诊治。记载了神经病人在认识、情感、思维、语言和行为等方面的障碍，在治疗上按病症分类用药，如惊痫药品、失魂魄药品及其他疗法。指出消渴病（糖尿病）患者要节制饮酒、房事、咸食及含糖较高的食品。在治疗上不要使用针灸，以防外伤成疮久不痊愈；除用药物治疗外，还要用饮食疗法，如牛乳、瘦肉等食物。记述了数十种内科急症，如癫痫、惊厥、眩晕、卒心痛、咯血、吐血、腹痛、瘟疫、尸厥等诊治抢救。广泛地使用黄连、苦参、白头翁治痢；用常山、蜀漆治疟。认为霍乱等传染病并非鬼神所致，皆因饮食不节不洁所生。对于慢性消耗性疾病的防治和老年病，孙思邈主张用药物、饮食、运动等调养方法。用含碘丰富的动物甲状腺（靥）及海藻、昆布来治疗甲状腺肿（瘿），用富含维生素A的动物肝脏来治疗夜盲症。用地肤子、决明子、茺蔚子、青葙子、车前子、枸杞子来防治维生素A缺乏症。用谷白皮、麻黄、防风、防己、羌活、吴茱萸、桔皮、桑白皮、茯苓、薏苡仁、赤小豆来防治维生素B1缺乏症。

对于骨伤科病患，孙思邈提倡首先当复苏、止痛，可用大麻根叶止痛、热土熨等物理疗法。重危创伤用烧烙法处理伤口，用蒲黄、阿胶、当归、大黄、侧柏、生地等服用以治内伤出血。用补血和活血化瘀法治跌伤昏厥症。推广小夹板局部固定骨折和按摩复位法。创用葱管导尿法。用鹿筋渍软，一端萦之为弹丸，一线系之吞下取除食道和咽部的异物。用瞿麦丸内服治疗箭镞入骨肉不出，从而免除了手术之苦。孙思邈还将疔疮归纳分类为十三种，要求及早诊治，并广泛采用单验方。他认为常见的疔肿，多由外邪侵入人体，或人体抵抗力不强，致使病邪顿折皮肤、流注于经脉，使腠理拥隔，荣卫结滞，阴阳之气不得宣泄，变成为痈疽、疔毒恶疮诸肿。同时又指出发背的原因，多为服寒石五石更生散，或单纯服钟乳石，或由上代人服石而遗传病因于下一代者，避除发病的诸种因素，是减少疔疮痈疽病的重要环节。

①②《千金要方·妇人方上》。

③④⑤《千金要方·少小婴孺方》。

《千金要方》专列“备急”，记载了魇、中恶、自缢、中暑、溺水、冻烂疮、醉酒，虎、蝎、蜂、蠼螋、射工、沙虱、水蛭、水毒、狂犬等动物所伤，从高坠下、竹木刺、恶刺、生漆引起的过敏疮伤，金疮、烧伤、烫伤、毒箭伤，诸种救急方药和疗法，特别提到上述许多伤病是完全有可能预防的。孙思邈把目、口、舌、唇、齿、喉、耳、面的疾病，统称为“七窍病”，系统地总结了《内经》、《难经》和《伤寒杂病论》中对七窍病认识和防治经验之精华，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例如对眼病病因的认识，认为是由于“生食五辛、接热饮食、热餐面食、饮酒不已、房室无节、极目远视、数看日月、夜视星火、夜读细书、月下看书、抄写多年、雕镂细作、博弈不休、久处烟火、泣泪过多、刺头出血过多”①。对预防近视、失明及其他眼病提供了依据。列举了“洗眼汤”、滴眼药水方、眼药粉、眼药膏、湿敷法、药枕等，均有较好的疗效。采用中药冲洗剂治疗鼻炎、用油膏药治鼻部干燥、用蔷薇根治口疮、用汤药漱口治齿痛，同时还用外科手术治疗鼻出血不止、胬肉攀睛等。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防治面部色素沉着、面上风、面无光泽、面皮粗涩、皱、■、粉滓、■疮、热毒恶疮等病的面药，如散剂、丸剂、汤剂、膏剂、泥糊剂、澡豆、散粉剂、挺（丹）剂、胶剂、酒浸剂等二百余首，分为内服、外用、热冷熨各种给药途径。孙思邈还呼吁医界，希望公开秘传的面脂手膏、衣香澡豆，“欲使家家悉解，人人自治”①。

爱清洁、讲卫生，孙思邈对此竭力宣传倡导。他要求人们注意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要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多栽植树木花草和种植既有观赏价值又有药用效果的药物，如竹子、枸杞、百合、牛膝、黄精、牛蒡子、商陆、五加、甘菊、苜蓿、莲、栀子、枳等。居家勤洗、外出携带备急药，养成不随地唾痰的习惯。要安不忘危，用调气、导引、饮食诸法来增进健康、预防疾病。许多疾病可以食治，食治不愈，然后命药，而针灸之功，往往过于汤药。

在针灸学术上，孙思邈参考了隋唐名医甄权的明堂人形图，绘制了三幅经络腧穴彩图，十二经脉以五色作之，奇经八脉以绿色标出，正面二百八十二穴，背面一百九十四穴，侧面一百七十四穴，这对于针灸的形象教学和针灸学术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阐发腧穴名称涵意，使人们能够在理解古人命名腧穴时所采用的形象、意会、解剖、医学的方法，便于记忆穴名。还创用“指寸法”以确定人体穴位，对民间针灸经验进行了整理。提出“孔穴主对法”，以利临床实用。

对临床各科病症的诊断与鉴别，孙思邈有许多精辟见解，认为：“为医者虽善于脉候，而不知察于气色者，终未尽要妙也。故曰：上医察色，次医听声，下医脉候。是知人有盛衰，其色先见于面部，所以善为医者，必须明于五色，乃可决生死定狐疑。”在《千金翼方·色脉》中具体列述了脏腑在正常和病理情况下的病人肤色、目色、脉象，以及重危病人的脉色。掌握诊断法还须会在临床上应用。有的医生不懂得水肿与蛊胀的区别，如“又有蛊胀，但腹满不肿；水胀，胀而四肢面目俱肿，大有医者不善诊候，治蛊以水药，治水以蛊药，或但见胀满，皆以水药，如此者，仲景所云愚医杀之”①。因此，特别要求学医者和经验不多的医生，要细细鉴别，慎重诊治，万无一失。对有些疾患，医生应该详细了解病史，才有利于诊治，例如“脚弱”之病，自古至晋代少有，从永嘉之乱，北方人南迁之后，才开始有了此病，概由偏食精米所致。所以宋齐间释门深师、仰道人、支法存等医家留心经方，偏善治脚弱之疾，多获全济，而魏周之际的《姚公集验方》、《徐王选录》对此病语焉不详，关西河北的医生当时不识此病。孙思邈认为自然与社会情况都在变化、医家应重视诊疗新出现的病，不能总是用老一套方法诊治复杂的疾病。

①《千金要方·七窍病》。

①《千金翼方·妇人》。

在药物学方面，孙思邈在广泛深入地继承前人学术经验的基础上，经常到药源丰富的山区去考察、采集标本和地道药材，及时吸收外来药物。他强调采药的时节性，指出采药若“不知时节，不以阴干、暴干，虽有药名，终无药实，故不依时采取，与朽木无殊，虚费人功，卒无裨益。其法虽具大经，学者寻览，造次难得，是以甄别，即日可知耳”②。他对两百多种最常用的药物的采集都有论述。其次，论及炮炙，如乌头、附子等有毒性的药物，通过炮炙可降低其毒性，而对地黄，则分生、熟两种，经过蒸制之后，可以改变生地黄的寒性为甘平，变平宣功效为温补，并详载蒸大黄的工艺过程。他强调干燥和封闭对贮藏与保管药物的重要作用，以及对药房建筑都有较完整的设计。对药物的煎服很讲究，要求用井华水煎药，然后绞去药滓，可尽取药效，须注意服药的时间、药量、禁忌和药后的护理。在研究药物的基础上，孙思邈更重视对方剂的收集、研究、化裁与创新。在两部《千金方》中约载方八千余首，包罗之宏大，内容之丰富，为前世所罕有。孙思邈善于用炼丹术来增进方药的研制，最早用砒霜来治疗疟疾，为了防止中毒，改用枣泥合药。他还指出了服石的危害性以劝诫世人。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孙思邈的学术思想中，有一定的迷信和糟粕，如御女术、服石、禁咒等。但他的功绩得到后世学者的高度评价。药王山一座托名石碑上写道：“凿开径路，名魁大医。羽翼三圣，调合四时。降龙伏虎，拯衰救危。巍巍堂堂，百代之师。”

①《千金要方·平脉》。

②《千金翼方·药录纂要》。

（谢选骏指出：孙思邈可以辞官不受，说明那个时代的专业人士还有一定的自由，同时他又不得不留在首都为皇家官府服务，说明那时的自由又是有限的。但是毕竟，他退休以后还可以回到故乡，说明基层社会还有相当自由——天高皇帝远，天高任鸟飞。这就是古代专制社会比现代极权社会较为松动的地方。更加何况，唐朝还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的王国共主时代之中，尚未进入元明清的帝国时代。）

【第十六章 吕才 傅奕】

第一节 吕才

蜚声乐坛，博学多能吕才（600—665），博州清平（今山东临清东）人。出身于寒门。年轻时对音律即有较深的造诣，闻名于公卿之间，贞观三年（629），太宗命祖孝孙“增损乐章”，孝孙与熟谙音律的王长通、白明达共同斟酌，但三人意见不合，一时争执不下，难以定论。太宗不得不令侍臣再举荐高明，中书令温彦博遂举荐吕才，说他“聪明多能，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一闻一见，皆达其妙，尤长于声乐”。侍中王珪、魏徵也素闻其名声，也在太宗面前极口称赞他的“学术之妙”，魏徵还特意赞叹他的尺八律管说：“（吕）才能为尺十二枚，尺八长短不同，各应律管，无不谐韵。”①在公卿大臣的大力举荐下，太宗遂征用吕才，令直弘文馆。

有一次，太宗披阅周武帝撰著的《三局象经》，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说太子洗马蔡允恭小时曾做过此戏，太宗召来问他，允恭也因停废年久，遗忘殆尽，于是又召问吕才。吕才回去研究，“寻绎一宿，便能作图解释”。允恭看过吕才的图解以后，“依然记其旧法，与才正同”。这样旷废多年，无人知晓的《三局象经》戏经吕才图解后又起死回生了，吕才也由此蜚声乐坛。此后，吕才被擢任为起居郎。

贞观六年（632）九月，太宗驾临庆善宫。庆善宫本太宗降诞之所，因此在宫里与从臣举行盛大宴会，并赏赐闾里。太宗非常高兴，即席吟诗作赋，起居郎吕才又和以管弦之乐，取名为《功成庆善乐》。并播之乐府，用64名儿童进行演练，“冠以德冠，紫袴褶，长袖，漆髻，履履而舞，号《九功舞》。进蹈安徐，以象文德”①。之后，每逢享宴及国家大庆之日，即进行表演。

贞观七年正月，太宗为了表示“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将过去的《秦王破阵乐》制成舞图，其形式为“左圆右方，先偏后伍，鱼丽鹅鹳，箕张翼舒，交错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战阵之形”。吕才依照舞图，以乐工128人“披甲执戟而习之”。此舞有三个变化，每次变为四个战阵，有来往、快慢、击刺之象，动作与《秦王破阵乐》节拍相应，不几天即演习成功。后来魏徵等人修改了歌词，并取名曰《七德舞》。正月十五日正式表演，观者见其“抑扬蹈历，莫不扼腕踊跃，懔然震悚”，武臣列将一起上前祝贺说：“此舞皆陛下百战百胜之形容。”②于是群臣皆称万岁。

吕才亲自教练而成的《九功舞》、《七德舞》获得了成功。自此，每年元旦、冬至朝会庆贺时，两舞都在廷中演奏，成为唐初的名舞。这表现了吕才的精湛技艺与卓越才识。不久他又被擢为太常博士。

贞观十七年（643）前后，唐太宗计划亲征高丽，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事先特命吕才造《方域图》及《教飞骑战阵图》。博学多才的吕才对四方疆域及阵法也很精通，所绘制的地图及阵法图“皆称旨”，因摧授太常丞。

①《旧唐书》卷七九《吕才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①《新唐书》卷二一《礼乐志》；《唐会要》卷三三《庆善乐》。

②《唐会要》卷三三；《新唐书》卷二一《礼乐志》。

显庆年间（656—660），唐高宗以为有名的古琴曲《白雪》至唐时似已绝迹，遂命太常增修旧曲。不久，吕才上《进白雪歌奏》，以他在音律的渊博学识，对《白雪》琴曲的原始本末作了详尽的说明，指出《白雪》琴曲“未宜和歌，以其调高，人和遂寡”，自楚国宋玉以来千余年，未有能歌《白雪》曲的人。尽管湮废已达千年之久，这位精通音律的学者仍“依琴中旧曲，定其宫商，然后教习，并合于歌，辄以御制《雪诗》为《白雪》歌词”。吕才在考察古今的乐府时发现，凡奏正曲之后，“皆别有送声，君唱臣和，事彰前史”。于是又取太尉长孙无忌、仆射于志宁等《奉和雪诗》以为送声，合十六节，经过演习证明，“并皆合韵”。高宗十分高兴，又作了《白雪歌辞》十六首，交付太常，以编于乐府。

吕才还参与编修工作，曾与右仆射高士廉等人奉诏共同编修《文思博要》，全书1200卷，目录12卷。他还精通谱牒，与中书令许敬宗等人撰成显庆《姓氏录》，全书200卷，重新品定氏族门第的高下。后来右监门长史苏敬上奏高宗，说陶弘景所撰《本草》药书，“事多舛谬”，于是高宗又诏命吕才与中书令许敬宗等官员及诸名医，增损旧本，并由司空李勣总监定。经过刊正以后，改正了旧书的舛谬，并图合成54卷，“大行于代”，可见，吕才在医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另外，吕才还精通史学，自撰《隋记》20卷，流传于当时。

无神论思想吕才的博学多能，最难能可贵的是具有无神论思想。这一思想集中反映到他所奉命刊正削存的阴阳书中。

在战国时期形成的阴阳五行学派，以阴阳五行观念为基础，掺杂一些宗教、巫术和迷信，用以解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从而形成了唯心论与神学的思想体系。传世的阴阳书，荒诞怪迂，甚至连唐太宗也不能容忍，称所传阴阳书“多谬伪浅恶，世益拘畏”，于是命吕才及宿学老师“删落烦讹，掇可用者”。

在刊正阴阳书的过程中，吕才“于持议儒而不俚，以经谊推处其验术，诸家共诃短之，又举世相惑以祸福，终莫悟云”①。吕才的无神论思想虽属于儒家思想范畴，但并不拘泥，“以经谊推处其验术”，他批驳了阴阳书中的宗教迷信，用儒家思想创立了一种无神论体系。

尽管吕才刊正削存的百余卷阴阳书得到了唐太宗的认可，并诏颁天下，但该书绝大部分已经佚失，现仅存《叙宅经》、《叙禄命》及《叙葬书》三篇残文。

在《叙宅经》篇中，吕才首先援引《易经》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以宫室，盖取诸《大壮》。”至殷、周时，始有卜宅以定吉凶的说法。师巫“更加五姓之说”。五姓是指宫、商、角、徵、羽等，认为“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吉凶，以此为法”。可见，《宅经》的有神论思想在于“五姓之说”。因此，吕才重点揭露与批判了五姓之说的虚妄。

首先，吕才指出五姓“配属”方法是自相矛盾的。他说：“至如张、王等为商、武，庾等为羽，欲以同韵相求；及其以柳姓为宫，以赵姓为角，又非四声相管。其间亦有同是一姓，分属宫商，后有复姓数字，徵羽不别。”他从矛盾律原理出发，指出“五姓之说”违背了逻辑规律，难以自圆其说。其次，他稽考经典，古代本无五姓之说，诸阴阳书，也无此语，“直是野俗口传，竟无所出之处”。指出乃“近代师巫”的无知妄说，不足为训。最后，他从姓氏起源来考察，指出五姓之说的荒诞不经。在黄帝之时，“不过姬、姜数姓，暨于后代，赐族者至多”。至如管、蔡、郕、霍等十六姓，“并是姬姓子孙；孔、殷、宋、华等八姓，“并是子姓苗裔”。至于其他无不如此。他大量地列举了姓氏，并分别指出它们“因邑因官，分枝布叶，未知此等诸姓，是谁配属？”吕才还稽考了《春秋》一书，其中以陈、卫、秦并同“水姓”，齐、郑、宋皆为“火姓”，其姓之来源，“或承所出之祖，或系所属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宫、商、羽、徵，共相管摄”。他得出结论说：“此则事不稽古，义理乖辟者也。”吕才详明地叙述了姓氏的源流以后，五姓之说的迷信思想也就不攻自破了。

在《叙禄命》篇中，吕才首先考察了禄命之说的源流。在《史记》中记载有宋忠、贾谊讥讽司马季主的故事，出于卜筮之口。“夫卜筮者，高人禄命以悦人心，矫言祸福以尽人财”。王充的《论衡》也称“见骨体而知命禄，睹命禄而知骨体”。由于禄命之说行之既久，又“多言式中”，于是人们遂信以为真了。吕才指出人的祸福、贵贱、寿夭与禄命绝对无关：“今时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夭寿更异”。禄命书说秦始皇“为人无始有终，老而弥吉”。吕才据《史记》记载，指出秦始皇是“有始无终，老而弥凶”，结果活了不过五十岁。他还考察汉武帝、魏孝文帝、南朝宋高祖等人的生平，说明禄命法也同样不验，从而揭穿所谓“高人禄命以悦人心，矫言祸福以尽人财”，完全是虚伪与骗人。

在《叙葬书》中，吕才援据儒家经典，批判驳斥《葬书》所宣扬的迷信思想。首先考察了丧葬的原始情况。据《易》、《礼》等书记载，“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来才有“圣人易之以棺椁”。“葬”字的原义，“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见之”，到了后来，才有阴阳葬法。由于阴阳家和巫者一再宣扬迷信思想，遂使葬术一时颇为流行，致有一百二十家之多，他们“各说吉凶，拘而多忌”。

为了揭穿丧葬中的吉凶、禁忌等迷信，吕才列举了历史上从国王、诸侯、大夫、士及庶人的殡葬情况，说明丧葬只不过有“贵贱不同，礼亦异数”，但都“葬有定期”，因而得出了葬“不择年月”的结论。葬书中所谓“富贵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曰坟垅所招”及“丧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等说法，都是“巫者诈其吉凶，愚人以徼幸”。至于“擗踊之际，择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选葬地以规财禄”，均为无识者的愚昧，巫者的狡诈诳谝。

吕才以大量历史事实和深刻的推理分析，揭露了宅经、禄命、葬书的荒诞虚伪，充分显示了他的无神论思想的价值。但是，他“以经谊推处其验术”，时时用《易》、《礼》、《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立论根据，而对儒家经典中的一些迷信思想失去了批判能力。如在《叙宅经》中，对《堪舆论》记载“黄帝对于天老，乃有五姓之言”，这本是五姓之说的源头，他却避而不谈；在《叙禄命》中，在谈到人生禄食运数时未否定“天命”，说：“但以积善余庆，不假建禄之吉；积恶余殃，岂由劫杀之实。皇天无亲，常与善人，祸福之应，其犹影响。”表明了他的无神论思想是不彻底的。

尽管吕才的无神论思想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在阴阳迷信充斥、“举世相惑”的时代，他对《宅经》、《禄命》、《葬书》的深刻批判，仍然放射出唯物论思想光辉。

第二节 傅奕富有革新精神

傅奕（555—639），相州邺（今河南安阳）人。从小博学，聪敏善辩，谈吐流畅。他素不信佛，轻视僧尼，别人崇拜佛像，他却不以为然，认为“石象为砖瓦之用”①。

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傅奕在汉王杨谅属下任仪曹。杨谅欲起兵反叛朝廷时，问傅奕：“今兹荧惑入井，是何祥也？”傅奕诡对曰：“天上东井，黄道经其中，正是荧惑行路所涉，不为怪异；若荧惑入地上井，是为灾也。”②杨谅听后很不满意。不久杨谅果然兵败，傅奕虽然幸免死罪，但也被贬到扶风郡任职。

此时李渊任扶风太守，曾以礼相待傅奕。后李渊即帝位，遂召他入京师，拜为太史丞。时任太史令的庾俭因其父庾质曾谈论占候，违忤炀帝旨意死于狱中，他以此为鉴戒，并耻以数术进身，遂荐傅奕自代。傅奕迁升太史令后，却屡次排毁庾俭，而庾俭并不怀恨他，人们都赞扬庾俭仁厚而称赞傅奕率直。傅奕还赞助唐高祖设置参旗、井钺等十二军号，并修改漏刻，撰成《漏刻新法》，上奏朝廷，颁行于世。

唐初，国制草创，多因袭隋代旧制。傅奕在政治上不因循守旧，认为唐承乱世之后，应当有所变更，遂上《请革隋制疏》。疏中他首先叙述了历史不沿旧制的事例：“龙纪、火官，黄帝废之；《咸池》、《六英》，尧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袭汤礼。《易》称‘巳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时大矣哉’。”他还认为，有隋之季，“违天害民，专峻刑法，杀戮贤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如今已改朝换代，处于拨乱反正之时，官名、律令等仍用隋旧，这正如伤弓之鸟害怕曲木一样，天下百姓久苦隋政刻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因此，他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变律令，革官名，功极作乐，治定制礼，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时也”。鉴于当时弊政，他还具体地提出两项改革方案：一是裁减官员。他在奏疏中说：“官贵简约，夏后百官，不如虞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他主张官多不如官少，精减官员，既可防止十羊九牧，又能减轻国家开支与人民负担。二是减轻刑罚。他在奏疏中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卫鞅为秦制法，增凿颠、抽胁、镬烹等六篇，始皇为挟书律，此失于烦，不可不鉴。”①刑法越来越烦，隋朝更是“专峻刑法，杀戮贤俊”。因此他主张应引以为戒，减轻刑罚。他的这两项建议是符合实际和积极可取的。

当时，有太仆卿张道源也曾建议：“官曹文簿繁总易欺，请减之以钤吏奸。”文牍繁杂是历代封建官府的一大弊病。可是公卿都不想改变现状，反对这一建议，唯独傅奕积极赞成。最终由于“为众沮訾，不得行”①。

①《太平广记》卷一一六《傅奕》。

②《旧唐书》卷七九《傅奕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①《新唐书》卷一〇七《傅奕传》。

①《新唐书》卷一〇七《傅奕传》。

反佛思想及活动

南北朝以来，佛教盛极一时，寺院遍及各地，僧尼人数与日俱增。鉴于这种情况，武德四年（621）六月，傅奕上奏《请废佛法表》，请求废除佛教。在奏表中，他首先回顾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情况，“窃闻八十老父，击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为乐。耕能让畔，路不拾遗。孝子承家，忠臣满国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俦，相来羽翊。乃有守道含德，无欲无求。宠辱若惊，职参朝位。”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情况，傅奕认为主要是“当此之时，共遵李、孔之教，而无胡佛故也”。在傅奕看来，只有遵从李耳的道家和孔子的儒家学说，才能使“天下大治”。这是站在儒家、道家学说的立场上反佛教的。他还列举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盛行的弊病，请求唐高祖“定天门之开阖，更新宝位，通万物之逵否，再育黔黎，布李老无为之风，而民自化；执孔子爱敬之礼，而天下孝慈”。为了说服唐高祖，他列举了庖牺氏至汉高祖，历二十九代，四百余君，“但闻郊祀上帝，官治民察，未见寺堂铜像，建社宁邦”。因此，他请求将“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秃，长揖国家，自足忠臣，宿卫宗庙。则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无事，为牺皇之民”①。从这上表中，可见他是在竭力捍卫儒家传统思想及老子道家学说，以维护封建政权的利益。

傅奕随同《请废佛法表》一起上奏的还有“益国利民”十一条，原文已佚。清人修《全唐文》时，将经书中所引尚存的梗概搜集起来，附载于表后，虽非完篇，仍可窥其一斑。这十一条摘要如下：一是青壮年僧尼不婚不嫁，以致减损户口。这是“违天地之化，背阴阳之道”，“请僧尼六十以下简令作丁，则兵强农劝”，有利于国计民生。二是西域诸国兵员虽少，“皆得绍其王业，据其土地，自相征伐，屠戮人国”，今大唐丁壮僧尼二十多万，“其结胡法，足得人心”，应防其不测。三是佛教“广致精舍，甲第当衢，虚费金帛”，请求诸州县“减省寺塔，则民安国治”。并请将寺舍分给“孤老贫民，无宅义士”，规定三万户的州设置一寺，胡僧二人，“草堂土塔，以安经像”，并销毁铜铁像，不得更铸，以保证泉货不再损毁，“益国利人，兴家多福”。四是让僧尼“衣布省斋，则贫人不饥，蚕无横死者”，不让僧尼挥霍浪费。五是禁止僧尼拥有过多的财产，“断僧尼崌贮则百姓丰满，将士皆富，礼佛不得尊豪，设斋不得富贵”。六是帝王不崇信佛教则“大治、年长”，信佛则“虐政、祚短”。七是建议将周孔之教封送西域，以抵制佛教思想的流传。八是视佛经为邪说，称其为“家鬼”。认为，“佐世治民，惟《孝经》一卷，《老子》二篇，不须广读佛经”。九是“隐（稳）农安近，市廛度中，国富民饶”。十是“帝王受命皆革前政”。十一是“直言忠谏，古来出口，祸及其身”，要君主虚心纳谏。②傅奕所上的“益国利民”十一条，大部分是主张限制佛教的发展，同时也表述他的经国治世的政治见解。

武德七年（624），傅奕再次上《请除释教疏》，主张禁断佛教。在上疏中，又提出了“生死寿夭，由于自然”的唯物论观点，从而有力地批判了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说的虚妄。在教权与皇权的斗争中，傅奕是站在了皇权的一方，进一步陈述了他反佛的思想。傅奕把国家的兴衰治乱统统归之于佛教，显然是有偏向的，因为他只看到了佛教“乱儒教化”的一面，而对封建统治者利用佛教维护其统治则视而不见。

①《请废佛法表》，《全唐文》卷一三三。

②《请废佛法表》附注。

傅奕的这次上疏引起了唐高祖的注意，诏令百官议论除佛之事。朝臣中信佛者较多，唯有太仆卿张道源支持傅奕的主张，而中书令萧瑀带头发难，攻击傅奕为妄说：“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但傅奕不畏权势，与萧瑀唇枪舌剑，激烈论争。傅奕据理反驳说：“礼本事于亲，终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萧瑀非出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臣闻非孝者无亲，其瑀之谓矣！”萧瑀被傅奕批驳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最后一合双手，喃喃地说：“地狱所设，正为是人。”

当时唐高祖厌恶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又见寺观“邻接廛邸，溷杂屠沽”，认为傅奕的奏疏颇有道理，于是依从奏疏，下令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规定“其精勤练行者，迁居大寺观，给其衣食，毋令缺乏。庸猥粗秽者，悉令罢遣，勒还乡里。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所，余皆罢之”①。诏令下达以后，唐高祖即传位于唐太宗，因此这一诏令未能实行。

在玄武门之变前，傅奕曾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唐高祖把状交给了李世民。平素“虽究阴阳术数之书，而并不之信”的傅奕却诡称天意，显然在宫廷的政争中，他是倾向李世民的。

一次唐太宗临朝，曾问傅奕：“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他回答说：“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庄、老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唐太宗听了，深以为然。

贞观十三年（639），傅奕病卒，享年八十五。他崇尚儒学和道家学说，反对佛教，曾撰写了《老子》2卷、《音义》，并搜集魏晋以来驳斥佛教的言论，撰写了《高僧传》10卷。临终时告诫他儿子要学习老、庄之道和周、孔学说。傅奕虽精通阴阳术数之书，但他本人并不相信，所以平素患病，也从不求医服药，任其自然。他为人一向谨慎，“既职占候，杜绝交游，所奏灾异，悉焚其稿，人无知者”①。故没留下来任何著作。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一，高祖武德九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太宗贞观十三年。

（谢选骏指出：傅奕虽然没有留下著作，却可以说是韩愈辟佛的先驱。从李渊父子的行迹看，他们继承了周武帝的灭佛思想。周武帝结束了石勒开始的佛教化政策——这个抛物线显示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自觉终于开始了”。）

【第十七章 武则天】

第一节 家世

武则天，名曌，原籍并州文水（今属山西）。生于唐高祖武德七年（624）。祖先在北朝魏、齐和隋朝当过中下级官吏，据《新唐书·后妃传》载：五世祖武克己任北魏散骑常侍，高祖武居常任北齐殷州司马，曾祖武俭任北齐永昌王咨议参军，祖父武华任隋朝东郡丞。父亲武士彠凭借先世富厚的家财经商致富，结交贵官，招揽宾客。隋末，唐公李渊奉命到并州管理军队屯田事务，经常住宿武士彠家。后来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委任武士彠为府中掌管兵甲的铠曹参军。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太原后，又任用他为大将军府铠曹参军，随同唐兵平定长安。唐朝建立后，升授光禄大夫，封义原郡公；经过多次调迁，授工部尚书，进封应国公。后又调任利州（今四川广元）、荆州（今湖北江陵）都督。武士彠之所以能从一个庶族地主出身的豪商平步青云，贵为三品以上的高官，封为国公，正如李渊对他说的：“以能罢系刘弘基等，其意可录；且尝礼我，故酬汝以官。”①原来李渊父子起兵反隋时，武士彠是没有参与密谋的；但在起兵前李氏父子派亲信刘弘基、长孙顺德募兵的过程中，引起隋将王威的怀疑，准备逮捕他们，幸亏武士彠向王威进言，才免予追究，因此李渊给他记下这笔功劳。另外，还记起他在家殷勤款待自己的厚情，所以一再重用提拔。李唐统治者对于庶族出身的功臣不仅予以高官厚爵，而且还提高他们的门第地位，钦赐为士族。唐太宗为了打击山东门阀士族，提高功臣的社会地位，令高士廉等修《氏族志》，规定评定士族，“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为等级”①。按照武士彠的官阶爵位来说，应该是属于新升的高级士族了。所以武则天已不是出自庶族地主官僚家庭，而是出自由庶族地主官僚上升的士族官僚家庭。

①《新唐书》卷二〇六《武士彟传》。

①《新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

第二节 从才人到皇后

武则天是武士彠的次女，自幼聪慧，有才智。武士彠病故时，她才十二岁。不久随母亲从荆州搬回长安居住。十四岁时，被唐太宗选入后宫，充当才人。临行时，生母杨氏痛哭不已，她却安静如常，对母亲说：“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②进宫叩见太宗后，赐号“武媚”。高宗当太子时，经常到父皇宫中问安，受到武才人的殷勤接待，一见倾心。太宗逝世后，凡未生育的妃嫔均要出家为尼，武才人亦不例外，到长安感业寺落发。这时，高宗的王皇后多年没有生育，又对高宗宠爱萧淑妃深为不满。有一天，高宗到感业寺上香，遇见武才人，才人悲哀啼哭，高宗很受感动，回宫后心神不宁。王皇后探知情况，暗中派人把武才人接进宫来，侍奉高宗，图谋使萧淑妃失宠。武才人进宫之初，十分小心谨慎，千方百计取得王皇后的欢心，王皇后多次向高宗称誉她，因而进宫不久，便从才人晋升为昭仪。但武昭仪并不以此为满足，她在夺去萧淑妃的宠爱以后，便积极设计取代王皇后的地位。她利用王皇后性格稳重而倨傲，对上不肯奉承、对下又不体贴的弱点，用皇上赏赐的财物结交宫中内监女官，特别是对王皇后不满意的人，恩情更厚，让她们刺探王皇后和萧淑妃的言语行动，有过失立即上报；但并未发现有重大过失。于是，武昭仪便采取诬告手段，诬告王皇后扼杀她的女儿，又诬王皇后同她的母亲柳夫人用巫术诅咒皇上，高宗信以为真，遂决定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辅政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和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等都认为王皇后没有重大过失，不应废黜，高宗不肯采纳他们的谏诤。中书舍人李义府、卫尉卿许敬宗揣知高宗旨意，上表请立武昭仪为后。面对反对、赞成两种不同意见，高宗犹豫不决。有一日，“李勣入见，上问之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上意遂决。”①永徽六年（655），高宗下诏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立武昭仪为皇后。

②《新唐书》卷七六《则天武皇后传》。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第三节 由干预政事到垂帘听政

武后“素多智计，兼涉文史”②，对政事很感兴趣，而且权势欲很强，不同于一般居深宫的后妃。她城府很深，真情很少外露，为了成就大事，能屈能伸，在未立为后时，尚能屈己待人，因此高宗误认为她日后能顺从自己，所以不顾大臣们的劝阻，立她为后。但到了地位巩固之后，她便逐渐干预政事，利用高宗庸懦无能，极力树立自己的威权，于是不久权势遂凌驾于高宗之上。高宗“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①，想要伺机夺回失去的权力，一度产生了废黜武后之心。麟德元年（664），武后秘密召道士郭行真入宫施行巫术，宦官王伏胜向高宗报告，高宗大怒，派人把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秘密召进宫来，商议如何处置武后？上官仪以为武后跋扈专横，使天下臣民失望，莫如把她废黜，与高宗意见不谋而合，于是高宗命上官仪草拟废黜武后诏书。高宗身旁内监急忙告知武后，武后立即赶来申诉。高宗见武后突然来到，十分狼狈，既羞愧，又害怕，反而怕武后生气，安慰她说：“是皆上官仪教我！”②把责任推到上官仪身上。不久，武后唆使许敬宗诬告上官仪、王伏胜伙同废太子李忠谋反，处以死刑。“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③。从此，朝廷政事，武后俱参与裁决。

上元元年（674），朝廷下诏尊皇帝为天皇，皇后为天后。当时天后虽是掌握实权，但仍居于后台地位。上元二年，高宗患风眩症，欲禅位于天后，“使摄知国政”，正式临朝称制。宰相郝处俊进谏说：“昔魏文帝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①中书侍郎李义琰也附和他的意见，高宗才作罢。

②《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二〇一，高宗麟德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〇二，高宗上元二年。

第四节 承前启后的武周政权

弘道元年（683），高宗病逝，太子李显即位，是为中宗，“尊无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②。次年九月，太后废黜中宗为庐陵王，立中宗弟豫王李旦为帝，是为睿宗，改嗣圣元年为光宅元年，由太后临朝改制。天授元年（690）九月，太后宣布革命，改唐为周，自称圣神皇帝，降唐帝为皇嗣，追尊武氏祖先为帝，立太庙于神都洛阳，改置社稷，改载初元年为天授元年，后来又先后改元长寿、延载、天册万岁、万岁通天、万岁登封、神功、圣历、久视、大足、长安，在位凡十五年。如果从立为皇后之日与高宗共同执政时算起，至神龙元年（705）中宗复位时为止，武则天前后执政达五十余年之久。她是中国历史上正式称帝的唯一女皇帝。

武则天出身勋贵家庭，对于历代兴亡及政治得失颇有了解；又侍奉唐太宗多年，“贞观之治”对她有深刻的影响，所以她在执政的五十年间不少政策措施基本上是沿着“贞观之治”的道路继续前进的，但有她自己的特色。这一时期主要政策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发展农业，继续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

武则天号称天后时，建言十二事，作为施政纲领：“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①其中前五条都是关于提倡农业、减免赋役、与民休息的内容，把它放在施政纲领中的首要地位，由高宗下诏加以施行。为贯彻诏命，规定对地方官吏的考核，以农业生产是否发展作为重要标准，如果州县官吏所在地区“田畴开辟，家有余粮”者则予以奖赏；反之，如“为政苛滥，户口流移”者则加以惩罚②。为了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还延揽著名农学家们编写农书《兆人本业记》颁行全国，作为务农的依据。

第二，广开言路，注意纳谏。

善于纳谏，是封建统治经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则天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在建言十二事中，“广言路”、“杜谗口”，也占了重要地位。垂拱二年（686）三月，“太后命铸铜为匦。其东曰：‘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密计者投之”③。铜匦设在朝堂上，鼓励群臣上书言事。

武则天虽然政令严明，刑罚严峻，“当其忍断，虽甚爱，不少隐也”④。

②《资治通鉴》卷二〇三，高宗弘道元年。

①《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

②《唐大诏令集》卷一一〇《诫励风俗敕》。

③《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则天后垂拱二年。

④《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

但是她对于直言敢谏的臣民却十分敬重，尽量采纳他们的建议，即使言语有所冒犯，也能加以宽容，免予追究。兹举数例以明之：“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好面引廷争，太后每曲意从之。”①长安元年（701）三月，“大雪，苏味道以为瑞，帅百官入贺。殿中侍御史王求礼止之曰：‘三月雪为瑞雪，腊月雷为瑞雷乎？’味道不从。既入，求礼独不贺，进言曰：‘今阳和布气，草木发荣，而寒雪为灾，岂得诬以为瑞！贺者皆谄谀之士也。’太后为之罢朝。”②长安元年，武邑（今属河北）人苏安恒上疏劝说太后“何不禅位东宫？”并将武氏诸王“黜为公侯”。“疏奏，太后召见，赐食，慰谕而遣之”③。长安二年五月，“苏安恒复上书曰：‘臣闻天下者，神尧、文武④之天下也。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居。当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之陵？臣以为天心人事，还归李家。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必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万乘之国哉！’太后亦不之罪。”⑤“太后又多选美少年为奉宸（府）内供奉，右补阙朱敬则谏曰：‘陛下内宠有（张）易之、（张）昌宗足矣。臣闻右监门卫长史侯祥等，明自媒炫，丑慢不耻，求为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臣职在谏诤，不敢不奏。’太后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段。”⑥长安二年十一月，“监察御史魏靖上疏，以为‘陛下既知来俊臣之奸，处以极法，乞详覆俊臣等所推大狱，伸其枉滥’。太后乃命监察御史苏颋按覆俊臣旧狱，由是雪免者甚众。”①长寿元年（692）一月，“太后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时人为之语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碗脱尚书郎。’有举人沈全交续之曰：‘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②为御史纪先知所擒，劾其诽谤朝政，请杖之朝堂，然后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等不滥，何恤人言！宜释其罪。’先知大惭。”③从以上事例中，可见武则天的勇于纳谏，善于纳谏，比起唐太宗并不逊色。虽然有人在谏诤中直言不讳，触犯她的**，或是劝她退位，或是涉及她的私生活，甚至有人背后议论她的缺点；但她能大度包容，并不降罪，有的还受到奖赏，比如在谏诤中涉及她个人私生活的朱敬则就得到赏赐，后来被提拔到宰相地位。同时她对在镇压反对势力的过程中放纵酷吏滥杀无辜等缺点并不完全回护，平反了不少的冤假错案。在她统治时期，很少有人因为直谏获罪的，因之直言敢谏在朝中蔚然成风，使下情得以上达，这对于改革弊政、促进政治清明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注意整顿吏治，严惩贪吏，拔擢贤才。

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二〇七，则天后久视元年、长安元年。

④高宗时追尊唐高祖为神尧皇帝，唐太宗为文武圣皇帝。

⑤《资治通鉴》卷二〇七，则天后长安二年。

⑥《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则天后久视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〇七，则天后长安二年。

②圣神皇指武则天。

③《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武则天承袭贞观年间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的政策，“尝与宰相议及刺史、县令”，并派遣“使者以六条察州县”④，考核州县官吏是否清正称职。对于贪赃枉法官吏，不论官位高低，一律严惩不贷，如宰相李迥秀“颇受贿赂，监察御史马怀素弹奏之，迥秀贬庐州刺史”①；又如宰相苏味道“谒归葬其父，制州县供葬事。味道因之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监察御史萧至忠劾奏之，左迁坊州刺史”②。武则天所亲信的酷吏来俊臣“纳贾人金，为御史纪履忠所劾，下狱当死。后忠其上变，得不诛，免为民”③。另一亲信酷吏索元礼“以苛猛，复受赇，后厌众望，收下吏，死狱中”④。反之，对于贤才则破格拔擢。武则天对于为官清正、正直不阿的臣僚是非常器重的，对于有才能有学识的人士是非常赏识的，一一加以重用。例如：“侍御史张循宪为河东采访使，有疑事不能决，病之，问侍吏曰：‘此有佳客，可与议事者乎？’吏言前平乡尉猗氏张嘉贞有异才，循宪召见，询以事；嘉贞为条析理分，莫不洗然。循宪因请为奏，皆意所未及。循宪还，见太后，太后善其奏。循宪具言嘉贞所为，且请以己官授之。太后曰：‘朕宁无一官自进贤耶？’因召嘉贞，入见内殿，与语，大悦，拜为监察御史；擢循宪司勋郎中，赏其得人也。”⑤张嘉贞后为玄宗朝有名宰相。

“天官侍郎安平崔玄，性介直，未尝请谒，执政恶之，改文昌左丞。月余，太后谓玄■曰：‘自卿改官以来，闻令史设斋自庆，此欲为奸贪耳；今还卿旧任。’乃复拜天官侍郎。”⑥武后晚年，崔玄■被擢升为宰相。

“时，契丹入寇，军书填委，夏官郎中硖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条理，太后奇之，擢为夏官侍郎。”①姚元崇后为玄宗朝有名宰相。

“太后命宰相各举堪为员外郎者，韦嗣立荐广武（今甘肃永登东南）令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长倩为累。’②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员外郎。”③岑羲在睿宗时官至宰相。

由于武则天能够注意整顿吏治，赏罚严明，赏其当赏，罚所当罚，明察善断，有知人之明，因而能从广泛搜罗人才中拔擢贤才以为己用，正如《资治通鉴》所评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④第四，镇压反对势力，打击旧门阀士族，扶植庶族地主出身官僚，发展科举制。

④《资治通鉴》卷二〇七。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〇七。

③《新唐书》卷二〇九《来俊臣传》。

④《新唐书》卷二〇九《索元礼传》。

⑤《资治通鉴》卷二〇七，则天后长安二年。

⑥《资治通鉴》卷二〇七，则天后长安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

②岑长倩，武周时宰相，酷吏诬其谋反，被诛杀。

③《资治通鉴》卷二〇七，则天后长安四年。

④《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唐朝初年，汉魏以来兴起的士族门阀制度逐渐由盛而衰。以王、谢为首的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已经销声匿迹，只有以北方的崔、卢、李、郑为首的山东士族，以北周时代八柱国家为首的关陇士族，还保有一定的势力和社会地位。由于隋、唐皇室出自关陇集团，关陇士族依然保持较多的特权和较高的官位。唐太宗修《氏族志》，根据士族衰落庶族兴起的新形势，以官位品秩尊卑定门第高低，主要是打击山东士族，把出身庶族而品秩较高的功臣升为高级士族。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彠就是如此，唐高宗在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诏令中就强调“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⑤。然而这些由皇朝钦赐的新士族却得不到旧士族的承认。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新士族还是门第卑贱的庶族。当唐高宗决定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时，顾命大臣关陇士族代表人物长孙无忌同山东士族官僚褚遂良极力反对。主要理由之一是王皇后出自“名家”，“必欲易皇后，伏请妙选天下令族，何必武氏？”①徐敬业的起兵檄文中也有所谓：“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②就是沿袭这种说法。武后对这些旧门阀士族十分痛恨，册立不久，立即诛杀贬逐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等。高宗死后，武后废黜其子中宗为庐陵王，宠信武氏诸王，引起“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③。光宅元年（684），徐敬业等起兵扬州，以“匡复庐陵王”为辞攻下扬州各州郡。

镇压了徐敬业的反对势力之后，武则天就继续把打击方向直指唐室诸王。“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④垂拱四年（688），唐宗室诸王听说太后图谋杀尽诸王，密谋起兵，约定同时发动，不料事机泄漏，越王李贞在豫州、琅邪王李冲在博州提前起兵，其他诸王因未响应，不久就失败了。武则天任用酷吏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用密告、罗织方式对反对势力大肆镇压，“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⑤。从此，显要地位的关陇士族受到沉重打击而失势了。

武则天同时还通过各种途径扶植庶族地主官僚，从庶族地主中搜罗更多的人才，扩大其统治基础。一是由朝廷派遣存抚使到全国各地搜罗人才，送到京城，由皇帝亲自考试，这就是制举、策问，如《大唐新语》所载：“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雄阳城南门，亲自临试。”①成绩优异者，不拘资格，破格录用，任以要职。二是下令“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②，准许官吏、百姓自己推荐自己，以免荐举有所遗漏。三是进一步发展以乡贡（贡举）即由州县保举为主的科举制度，不仅科目增多了，录取人数也大为增加，平均每年录取人数，比起贞观年间增加一倍以上③；而且还首创殿试制度，如天授元年（690）二月，“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④；另外，长安二年（702），还“初设武举”，扩大了选官范围。

⑤《资治通鉴》卷二〇〇，高宗永徽六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②③《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则天后光宅元年。

④《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则天后垂拱二年。

⑤《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①《大唐新语》卷八《文学》。

②《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③据徐松《登科记考》：贞观二十三年中录取进士为二百零五人，武则天执政的五十余年共录取进士一千余人。

④《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则天后天授元年。

武则天选官范围广泛，不免有滥竽充数；但确实选拔了不少贤才，如《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所说：“太后不惜爵位，以笼络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这些贤才不仅是当时加强武则天统治的重要支柱，其中有些人还是后来辅佐玄宗“开元之治”的名臣贤相。陆贽说：“（太后）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旋黜，才能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助。”⑤此外，武则天在同高宗共同执政时还下诏修订《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更加明确规定“皇朝得五品者皆升士流”，进一步打击了旧门阀士族，提高了庶族官僚的地位，因而中唐以后出现“冠冕皂隶，混为一谈”①的情况；特别是自安史之乱以来，有不少平民出身的士卒因军功得授五品官以上官秩，上升为士族，于是从前士庶之间严格界限便逐渐消失，凡是姓郑的都自称荥阳郑氏，姓李的都自称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无从辨别其为旧士族还是新士族了。

第五，注意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维护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一。

武则天在贞观年间国势强盛的基础上，能够继续推行前朝促进多民族封建国家巩固发展的政策。如采纳陈子昂的建议，在河西地区的各州县以及西域地区大兴屯田，有利于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巩固；并派遣裴行俭、王孝杰等率兵打退了吐蕃贵族对河西地区和西域地区的侵扰，恢复了安西四镇（于阗、龟兹、焉耆、疏勒），使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得以畅通无阻，促进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还打退突厥余部和契丹贵族对北方地区的侵扰，保障中原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东北边境的安定，使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以上各项政策措施的推行，促进了唐朝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在武则天执政时期，虽然爆发过徐敬业和宗室诸王发动的叛乱；但是吏治清明，政局稳定，使广大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因而社会生产有发展，垦田和户口数字大幅度的增长。以户口增殖为例，唐高祖武德年间，经过隋末唐初长期混战之后，全国户口仅有二百余万户，贞观初年增至三百万左右，高宗永徽三年（652）又增至三百八十万户，至中宗神龙元年（705），全国人口上升至六百一十五万户，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五十年间增长了二百余万户之多。可见武则天执政时期唐朝国势仍在持续上升，是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之治”。她是把唐朝国势推向极盛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历史人物。新旧《唐书》把武则天称帝视为“僭位”；但也不得不承认“僭于上而治于下”①，“泛延谠议，时礼正人”②，无法否认武则天的治绩。

武则天一生中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晚年时期，她逐渐走向奢侈腐化，大修宫殿、佛寺，“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亿万计，府藏为之耗竭”；“所在公私田宅，多为僧有”③；又修建歌功颂德的“天枢”：“天枢成，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④她宠信张易之、张昌宗、武三思等小人，朝廷政治也逐渐**下去。在镇压反对势力的过程中，信用一些贪赃枉法的酷吏，大肆罗织株连，滥杀了一些无辜臣民。尽管如此，同她主要的治绩相比，还是功大于过的。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危，宰相张柬之、崔玄■等联络文武官员多人率领禁军入宫，逼迫武则天退位，拥戴中宗复位，复国号为唐，上太后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徙居上阳宫。这年十一月，太后病逝，终年八十二岁，与高宗合葬乾陵，谥曰则天大圣皇后，玄宗开元四年，追号“则天皇后”，后代沿用了这一称号。

武则天除治理政事外，还爱好文学、书法。《旧唐书》称其“著有文集一百二十卷，藏于秘阁”。宋人《宣和书谱》称：“武后本喜作字，初得晋王导十世孙王方庆者家藏祖父二十八人书迹，摹拓把玩，自此笔力益进，其行骎骎稍能，有丈夫胜气。”传世书迹有《荐福寺题额》、《崇福寺题额》、《周升仙太子碑》等。《宣和书谱》又称宋时御府藏有武后《夜宴诗》。可惜这些墨迹大都散失了。

⑤《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

①《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

①《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

②《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③④《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则天后天册万岁元年。

（谢选骏指出：上文人云亦云，照抄古史资料，没有深究甚至没有提到鲜卑蛮族风俗对于武媚娘可以乱伦唐宫父子的直接影响。王皇后一念之差，让武媚得以死灰复燃，如果她有武媚娘一半的狠毒，派个人入庙毒死后者，历史就全然改观了。可惜世无英雄，就让武则天能在朝臣的马桶间里偷窥所有官员的男性生殖器，并且据此决定谁可以晋升为太后的男宠，同时也顺便决定了唐朝官员的任免！由此可见，历史极为偶然，不停滚动变幻，只有非常琐屑的意义。）

【第十八章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生活在唐高宗和武后初年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是唐代诗坛的佼佼者，号称“初唐四杰”。

第一节 王勃

王勃（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祖父王通，是隋末学者，著有《元经》、《中说》行于世，去世后谥为“文中子”。叔祖父王绩是唐初著名诗人，父亲王福畤做过文职小官。王勃自幼聪明过人，六岁时就能作文章，构思敏捷，词情豪迈。九岁时他得到颜师古《〈汉书〉注》，便作《指瑕》，指出注中的错误。颜师古是颇负盛名的学者，王勃敢加以评论，表现了少年老成的不凡胆识。兄长王勔、王勮都很有才气，当时王福畤的友人杜易就称这兄弟三人为“王氏三珠树”。

麟德元年（664）右相刘祥道巡行关内，王勃写了一篇《上刘右相书》。

他指陈朝政，主张“信赏而必罚，道德而齐礼”，提倡“重耕耘之务”，阐发了“德治”和“法治”并用的政治思想。虽然不是什么新的创见，但出自一少年书生之口，刘祥道深为赏识，称誉他为“神童”。刘祥道上表朝廷加以推荐，对策得高第，被任朝散郎，时王勃才十四岁。

乾封元年（666），唐高宗封禅泰山，王勃写了《宸游东岳颂》，东都洛阳造乾元殿，他又上《乾元殿颂》。沛王李贤听到他很有名声，召为沛府侍读兼修撰，他奉命撰写《平台秘略》10篇，沛王对他非常爱重。当时，诸王之间盛行一种斗鸡的游戏，王勃戏作一篇《檄英王斗鸡文》，风传一时。此文为高宗得知，斥责其意在挑拨诸王的矛盾，禁止他入府。以后他漫游江汉，客居剑南，登山远望，睹物思古，并赋诗以抒怀。

咸亨元年（670）王勃到虢州，经友人推荐，被补为参军。这时他写了不少诗赋。但由于他耿介清高，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忌。有个官奴曹达犯了罪，逃到王勃处隐藏起来。王勃担心被人发觉危及自己，于是杀曹达以灭口。结果事泄被告发，应判死刑，幸逢上元元年八月改元大赦，得免一死。他父亲时任雍州司户参军，因受其连累，贬职为交趾令。

上元三年（676）王勃再次前往交趾探望父亲。在渡南海时，不幸溺水，被人救起后，心悸而死。年仅二十七岁。

王勃寿命很短暂，但有不可忽视的文学成就，其诗文在唐代及以后有很大影响。《新唐书》本传说他“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时人谓勃为腹稿”①。这是很出名的文学典故。他的散文虽然承袭了汉魏六朝骈体文的文风，辞藻华美，却能推陈出新，写出前人未能道及的意境。王勃写《滕王阁序》是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据《唐摭言》卷五载，显庆（656—660）年间，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曾在章江和广润门之间修建了一处滕王阁。后阎伯屿继职任洪州都督，上元三年（676）九月九日重阳那天在滕王阁上设宴。阎公让自己的女婿吴子章写好一篇宴滕王阁的文章，借此在众宾客面前夸耀女婿的才华。勃正往南方探望父亲，路过洪都，也被邀请参加。宴会开始，阎公故作姿态，拿出纸笔，遍请各位来宾作序，知情的宾客都推辞了。当阎公请到王勃时他一点也没有谦辞，接过纸笔满怀信心地写了起来。阎公因精心安排被打乱，非常生气。

①《新唐书》卷二〇一《王勃传》。

借口更衣离开了宴席。可是他不放心，遣人窥探王勃所撰之文，并一一汇报。起初，报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阎公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老生常谈。又报，“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阎公听了沉吟不语。当听到再报：“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两句时，阎公便矍然而起，感叹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①这篇有名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通称《滕王阁序》。这篇序文与六朝堆砌辞藻、晦涩难懂的骈文文风不同，表现了很高的艺术技巧。如“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翔舟，下临无地”；“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等，描写了眼前自然景色和楼台殿阁的壮丽，极为简练优美又富有情趣。其中以“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最为精绝，成为千古名句。

王勃还在文中抒发了自己的感慨：“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表明自己仕途屡遭坎坷，但不甘自弃，仍要振作精神、有所作为的强烈愿望。

王勃一生虽年未满三十岁，但著作不少，据统计，文章有数百篇，文集30卷，可惜多已亡佚，仅存40余篇。①王勃写诗反对六朝以来的浮艳诗风，说：“沈、谢争骛，适足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止周、陈之祸。”②他的作品使初唐的诗风为之一变，特别是反映社会现实而富有价值的五七言诗。七言诗代表作有《采莲曲》、《腾王阁》。如《滕王阁》写道：

滕王高阁临汪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诗中即景抒情，表现了物存人亡，岁月无情的感慨。其风格高昂，气势雄放，与六朝的浮靡诗风迥然不同。

王勃五言律诗写得尤有特色。如：《山中》写道：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

况复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历来为人们传诵的名作。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是王勃在长安时为去四川的友人杜某送别之作。第三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语言豪放，意境高雅，明白贴切，炉火纯青，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其他如《九日》、《咏风》、《别薛华》等也都很有特色。《全唐诗》收有王勃诗2卷，60余篇。还有杨炯所编并序的《王子安集》行于世。

①辛文房：《唐才子传》。

①万曼：《唐集叙录》。

②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

第二节 杨炯

杨炯，华阴（今属陕西）人。生于高宗永徽元年（65O）。幼年时聪明好学，善于作诗文。显庆四年（659），被举为“神童”。上元三年（667）应制举，授校书郎，掌管校勘书籍之事。

仪凤年间（676—679）。太常博士苏知己上表朝廷，建议公卿以下冕服制度重新议定。皇帝下令有司审议。杨炯写了《公卿以下冕服议》，回顾了古代典制，指出苏知己的建议为不经之论，使其建议未能得到皇帝的采纳。永隆二年（681）被中书侍郎薛元超推荐为崇文馆学士，后又改任詹事司直，掌太子东宫庶务。

武则天统治时期，杨炯由于堂弟杨神让参与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的活动，受到牵连，在垂拱二年（686）贬为梓州（今四川三台）司法参军。任满后被选授为婺州盈川令。

天授元年（690）杨炯回到洛阳，在习艺馆任教。他虽因官职不高，心中抑郁，但却对武则天仍尽情颂扬。如意元年（692）七月十五日，宫中出盂兰盆，设斋分送各佛寺，武则天在洛南城门楼上与群臣观看。杨炯献上《盂兰盆赋》，称颂武则天“周命惟新”，并希望武则天作为“神圣皇帝”能够“任贤相，惇风俗、远佞人，措刑狱，省游宴捐珠玑，宝菽粟，罢官之无事，恤人之不足”，成为帝王的楷模。

杨炯擅长诗文，与王勃一样，恃才傲物，为人所嫉忌。他讥讽一些伪善的朝官为“骐麟楦”：“今假弄骐麟戏者，必刻画其形覆驴上，宛然异物。及其去皮，还是驴耳。”言词极为尖刻，因而引起了一些朝官的忌恨。又据《旧唐书》本传记载，杨炯任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杀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宰相张说有《赠别杨盈川箴》诗告诫他：“才勿骄吝，政无烦苛”。这一坦率的批评，显然是有所指的。约在长寿二年（693）杨炯死于盈川令任上。时年约四十四岁。

初唐时人称王、杨、卢、骆为“四杰”，杨炯听后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有人觉得此言有理。如崔融说：“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张说认为“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①。杨炯有文集30卷，后多亡佚。仅存明人皇甫汸所辑佚散诗文成《盈川集》10卷，有诗30余首，文40余篇。

杨炯善写五言律诗，《夜送赵纵》、《出塞》、《紫骝马》、《战城南》等都是名篇。如《夜送赵纵》：

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

送君还旧府，明月满前川。

写边塞生活诗最富有特色，《从军行》为代表作：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①《旧唐书》卷一九〇《杨炯传》。

这首诗描述了战事的紧急和边塞的激战场面。最后两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表达了诗人投笔从戎为国立功的志愿。全诗对仗工整，音韵合律，笔力苍劲，是杨炯的成功之作。

杨炯的文章，主要是赋、序、赞、碑铭等，用骈文写成。辞采华丽，文风与王勃接近。如《公卿以下冕服议》，《旧唐书》本传全文转录。此文旁征博引，论辩有力，为人所重。他所写的《王勃集序》谈文体的演变，痛斥“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的华而不实文风，指出其“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必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这些言论对于唐初文风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节 卢照邻

卢照邻，字升之，幽州范阳（今北京大兴附近）人。生于贞观中期。自幼好学，十余岁跟随文字学家曹宪学《埤苍》、《尔雅》，又随学者王义方学经史等。所以有良好的文学素养。

永徽五年（654）卢照邻不及二十岁，被授任为邓王府典签。据《朝野佥载》所记，邓王李元裕府中“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邓王非常爱重他，对群官们说：“此郎，寡人相如也。”

卢照邻的一生很坎坷。早年因“横事被拘”坐过牢，并为“群小所使”，要予以加罪，后得友人援救，才得出狱。①乾封三年（668年）左右，卢照邻被任命为益州新都（今属四川）尉。此时期他心情是较低沉的，写的诗如《寄赠柳九陇》：“提琴一万里，负书三十年关山悲蜀道，花鸟忆秦川。”《赠益州群官》：“一鸟自北燕，飞来向西蜀日夕苦风霜，思归赴洛阳。”都表现出他怀才不遇远客西蜀，孤独悲苦的心情。就在新都尉任上，不幸染上了风疾，病情很重。任满之后，不得不辞官。咸亨四年（673），他在长安养病，曾“伏枕十旬，闭门三月。”当时名医孙思邈正与他同住在光德坊的官舍里，他得以有机会向孙思逸请教医道，实际上他已得不治之症。后来，卢照邻由长安转居太白山。据《新唐书》本传所记，他在此“得方士玄明膏饵之，会父丧，号呕；丹辄出，由是疾益甚”。后又移居东龙门山。此时他的家境每况愈下。为了给他治病，他的母亲和兄长不惜破产以供医药。他的家庭经济状况非常拮据，过着“布衣藜羹”的艰苦生活。由朋友韦方质、范履冰等不时供给他衣、药。可是病情严重恶化，一手残废，两脚痉挛，行动艰难，他在《释疾文》中自述：“余羸卧不起，行已十年，宛转匡床，婆娑小室，未攀偃蹇桂，一臂连蜷；不学邯郸步，两足匍匐，寸步千里，咫尺山河。”②他仍以坚强毅力克服疾病的折磨，常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遭腐刑而著《史记》的精神激励自己，先后写出《释疾文》、《五悲》等作品，这些作品在写法上“颇有骚人之风，甚为文士所重”③。

后来卢照邻全身瘫痪了，他在难堪的疾病长期折磨中极度绝望。约在调露二年（680年）前后，自沉颍水而死，结束了悲惨的生涯。

卢照邻的作品，今存有《幽忧子集》7卷，其中诗有90余首，文有20余篇。他以七言歌行成就最高。前期作品以《长安古意》为其代表作。

诗中以托古讽今的手法揭露了唐代京城长安上层社会的骄奢淫逸生活和统治集团的矛盾斗争。诗的前半部分铺陈长安的繁华景象，并以冷眼旁观的态度指出其好景不长：

节候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

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

后四句则以穷愁著书的汉代学者扬雄自况：

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

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①卢照邻：《穷鱼赋并序》。

②卢照邻：《释疾文》。

③《旧唐书》卷一九〇《卢照邻传》。

这与前四句描写长安繁华的场面形成鲜明的对照，表达了诗人有着迥然不同的生活情趣。全诗文笔纵横奔放，结构条理有致，善用排比铺陈。这首诗虽然在词句上没有完全摆脱六朝宫体诗的遗风，但在初唐前期七言古诗中是很少见的，它对歌行体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四节 骆宾王

骆宾王，字观光，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生于贞观十一年（637）前后。父亲骆履元，曾为青州博昌（今山东博兴南）令。幼时天资聪明，喜欢读书，七岁就能写诗。有一次在池边戏水，看到群鹅游于水中，便随口而咏成《咏鹅》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因此被人誉为“神童”。

骆宾王从小随父到博昌。后父亲病故在任上，他随母亲迁居兖州瑕丘（今山东兖州），过着“糟糠不赡”、“箪食无资”的艰苦生活。后又流落在京、洛一带。

龙朔元年（661），骆宾王被道王李元庆辟为府属。龙朔三年（663）朝廷诏令各地荐举人才。李元庆让他自叙所能。他在《自叙状》中却自持清高：“说己之长，言身之善，腼容貌进，食禄要君，此凶人以为耻，况吉士以为荣乎”，拒绝推荐。后又任过奉礼郎、东台详正学士等职。

乾封元年（670），吐蕃东犯，骆宾王以奉礼郎从军西域。他写了许多边塞诗。记述了边塞军事生活的艰苦和自己慷慨从军保卫边疆的壮志。两年后，他又到四川，参加过姚州道大总督李义征讨蒙俭的战役。此后又在蜀中宦游多年，曾任武功主簿。

上元三年（670）吐蕃进犯鄯、廓、河芬等四州。朝廷任命吏部侍郎裴行俭为姚州道左二军总管进行征伐。裴行俭想要骆宾王任掌书记，骆宾王以母老为由婉辞，后调任明堂县主簿。有名的长篇歌行《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并启》就是在调任之前写的。这篇长篇歌行以豪放的语言描绘了长安的繁华壮丽，“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帝居壮，安知天子尊。”同时又对王侯权臣的奢侈腐朽生活作了揭露，“王侯贵人多近臣，朝游北里暮南邻。陆贾分金将宴喜，陈遵投辖正留宾侠客珠弹垂杨道，娼妇银钩采桑路。倡家桃李自芳菲，京华游侠盛轻肥。”最后诗中对这些“自言千载长骄奢”的人发出警告，要他们知道会有“须臾失浪委泥沙”的那一天。这篇歌行与齐、梁宫体诗情趣迥异，它吸收了六朝乐府的格调，写法灵活，抒情叙事，运用典故，音节和谐，语言流畅，用数字对仗也较巧妙，是一篇为人所重视的作品，所以《旧唐书》说“当时以为绝唱”。

仪凤三年（678），骆宾王补为长安主簿，后为朝官侍御史。当时正值武则天以“天后”掌政，制定告密法。由于骆宾王多次上疏讽谏言语不慎，被御史弹劾，诬告他任长安主簿时贪赃而获罪下狱。在狱中他写有《狱中书情通简知己》、《在狱咏蝉》、《萤火赋》等篇，咏物抒怀，申诉了自己的冤屈，并流露忧国之情。其中《狱中咏蝉》最为人所传诵：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

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

诗中以蝉自喻，托物寄情，为自己的不幸遭遇，鸣冤叫屈。“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含蓄地表达了周围的政治气氛和自己的不得志。最后用“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的深沉有力语言抒发了自己的清白无辜，但又难以诉说的强烈感慨。此诗以蝉自喻，情与物融为一体。对仗工整，语言精练，是五言诗的名作。

仪凤四年（679）唐高宗主东都洛阳，改元“调露”，大赦天下，骆宾王获释出狱。他写了长篇歌行《畴昔篇》，叙述自己的坎坷遭遇。随后北赴幽燕，被裴行俭招为幕府，出征突厥。有一首《于易水送人》即在此时所写：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与此同时还有《宿温城望军营》、《夕次蒲类津》、《边城落日》、《边夜有怀》等反映边塞生活的诗篇。

调露二年（6s0）骆宾王被授为临海（今浙江天台）丞。他到临海后，郁郁不得志，不久弃官而去。嗣圣元年（684）骆宾王来到扬州。当时前相国之孙徐敬业，被贬为柳州司马。由于他们的处境有某些相近之处，逐渐结合成为政治上的伙伴。徐敬业与其弟徐敬猷，联络被贬为括苍县令的给事中唐之奇、贬为黟县令的詹事府司直杜求仁、出使扬州的监察御史薛璋，还有宰相裴炎、左骁骑卫大将军程务挺等人，以“皇唐旧臣，公侯家子”的身份，“匡复庐陵王”为号召，在光宅元年（684）九月于扬州起兵，领扬州大都督，讨伐武则天。在扬州的骆宾王也参加了徐敬业的幕府，任艺文令。有名的《讨武氏檄》（即《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就是由骆宾王起草的。这篇慷慨激昂的檄文，是骆宾王个人长期郁积在胸中悲愤和仇恨的总爆发，也反映了一些具有正统观念的封建士大夫对武氏统治不满的心声。檄文言辞激烈，有很强的号召力。最后两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诘问有力，发人深思，成为传诵千古的名句。全篇采用骈体，辞采华丽，对仗工整，刚毅有力。无论是叙事、说理、抒情都挥洒自如。据说武则天在读这篇檄文时，看到“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句，只是微笑而已。可是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句，便矍然问道：“谁为之？”当左右的人回答说是骆宾王所写时，她说：“有如此才不用，宰相过也。”①可见武则无也不得不佩服骆宾王的文才。

武则天派遣了三十万大军镇压徐敬业。高邮一仗，徐敬业全军覆没。关于骆宾王在兵败后的下落各书记载说法不一。《旧唐书》、《资治通鉴》等说骆宾王“伏诛”；而《新唐书》说：“敬业败，宾王亡，不知所之。”也有书说他“投江而死”。据孟棨的《本事诗·征异》载：“当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总之，骆宾王的一生是非常坎坷，以悲剧告终的。

①辛文房：《唐才子传》。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只说初唐四杰命运悲惨，却不知他们运气奇佳——生活在一个能够让他们发挥才干、并能得到举世公认的社会，是多么扬眉吐气！连挨骂的武后都不得不赞叹骂她的骆宾王！马列狗说他们不幸，仅仅因为他们没有得到荣华富贵——由此可见，历史唯物主义多么令人作呕，远远不如他们所批判的“唯心主义”和“封建社会”……）

【第十九章 陈子昂上书论政】

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少年时，喜好射猎、赌博，十八岁时痛改前非，发愤读书。数年之间，遂以擅长诗文著称。京兆府司功王适看到他所作《感遇诗》三十八首，非常叹赏，说：“此子必为天下文宗矣”①，由此远近知名。

唐睿宗文明年间（684），陈子昂自蜀进京，考举进士。此时唐高宗已病逝洛阳，朝廷下令驻东都大军和文武百官护送灵柩回长安安葬。陈子昂上书进谏，指出关中地区频遭灾荒，百姓流离失所，如护灵柩回京，不仅沿途骚扰百姓，供应困难；修筑陵墓要征发徭役，必将耽误农业生产，一旦民不堪命，铤而走险，奋起反抗，都是令人忧惧的。洛阳乃形胜之地，莫如就地安葬，何必舍近求远。武则天读奏章后，虽未采纳他的建议，但见其文采词藻，叹为“奇才”，在金华殿召见了他。他貌不出众，应对敏捷，慷慨陈词，武后擢升其为麟台正字。

垂拱元年（685），武则天下诏策问群臣“调无气当以何道？”就是如何燮理阴阳，调和元气以达到太平。陈子昂上书劝“兴明堂”、“立太学”，认为乃是调元气致太平的根本。因为“王政莫先于安人。故人安则阴阳和，阴阳和则天地平，天地平则元气正”①。

武则天阅览奏章后，觉得太迂阔，未加采纳，但仍召见他，赐以笔札，命其在中书省对时政最关紧要问题“条上科害”。陈子昂对三个问题上书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是在全国九道派遣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即考核官吏和视察民间疾苦。他认为派遣大使出巡是非常必要的，人选要派有德有才的充任；如果不得其人。则足以祸国殃民，莫如不派。

二是任用州县刺史、县令人选必须慎重。州县刺史、县令是亲民之官，如任人不当，必然祸国殃民，这是关系国家兴衰的大事。

三是偃武修文，与民休养生息以平息危机。他认为当时崇尚武功，人民兵役劳役负担过重，易出危机，因而提出“修文德，去刑罚，劝农桑，以息疲民”。只有这种安民政策，才可能防止危机。

这时，吐蕃贵族开始进扰西北。陈子昂上书指出：河西乃中原通向西北的咽喉之地，必须驻重兵固守，欲固守河西，又必须广开屯田。

当武则天听信将相建议，准备从蜀地开辟山道，由雅州（今四川雅安）

西出攻占生羌地区，然后由此袭击吐蕃。陈子昂又上书举出七验（即七条理由）来谏止。武则天又召见他，“使论为政之要”，但禁止援引古事，必须针对当时政事上不便之处陈述意见。陈子昂乃上奏八条：一是措刑。认为“刑急网密，非为政之要”。二是官人。认为“官人惟贤，政所以治也。”三是知贤，四是去疑，五是招谏，六是劝赏，七是息兵，八是安宗子。此次书奏以后，不久被调任右卫胄曹参军。

①《旧唐书》卷一〇五《陈子昂传》。

①《新唐书》卷一〇七《陈子昂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陈子昂这些谏书奏章，所述内容除兴明堂、立太学议沿袭儒家旧说较迂腐外，其他大多议论时政、军事的得失，并提出建议，是颇有识见的，说明他很有才识，故得到武则天的赞赏，多次予以召见。但他在评论时政得失时，直言敢谏当朝的失误，势必触犯一些有权势者，武则天也不会高兴的，因而这些建议没有完全被采纳。《新唐书》本传说他“虽数召见问政事，论亦诸■切，故奏闻辄罢”。可见他的性格倔强正直。

忧愤而死

陈子昂对武周革命抱积极赞扬的态度，曾作《周受命颂》上呈武则天；但对权势显赫的武氏贵族并不阿谀奉承。武则天的侄儿武攸宜奉命率兵讨代契丹部族首领，有一些知名人士作他的幕僚，陈子昂被荐任参谋。唐军进到渔阳（今天津蓟县），前锋部队战败，引起全军震恐。武攸宜素不知兵，军纪松懈。陈子昂规劝说：战局的安危成败在此一举，决不能草率从事。凡是行军必须法令严明，选拔可靠的人担任将领，以防发生叛变。久驻边境，停留不进，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建议派出部下精兵一万人担任前锋，自己志愿充当前驱。武攸宜对陈子昂的直言，认为有意触犯自己的尊严，便以儒者不懂军事为名而谢绝。陈子昂又向武攸宜献计，武攸宜迁怒而把他降职使用，自此陈子昂不敢再说了。

武周圣历元年（698），陈子昂因父老病上表请辞还乡。朝廷下诏准许他保留官职回乡供养。不久父病逝，他在墓旁设庐舍服丧，每逢哀思痛哭，闻者无不下泪。射洪县令段简是个赃官，他听说陈家是县中首富，图谋勒索大笔钱财，陈子昂家属送了二十万缗尚嫌少，借口把陈子昂加罪入狱。陈子昂忧愤而死，终年四十二岁。临终前他是未解职的朝廷谏官，但朝廷始终不过问。直到代宗大历年间，东川节度使李叔明在梓州为陈子昂立旌德碑，表彰他在振兴文学上的重大贡献。

“海内文宗”

从初唐到中唐，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转折时期。唐初，继承南北朝时代骈体文、宫体诗的遗风，追求雕词琢句的形式美，内容却空虚贫乏，陈子昂反对这种只讲形式不重内容的文风，他在《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①中大声疾呼：“文章道尽五百年矣”，必须改变魏晋南北朝以来“采繁竞丽而兴寄都绝”，“逶迤颓靡，风雅不作”，发扬《诗经》风雅颂和西汉散文的优秀传统，才能使文学振兴起来。他在创作中就是贯穿了“诗以言志”，文必达意古雅的新文风。他的代表作：《登幽州台歌》、《感遇诗》38首就是这样。《新唐书》本传说：“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子昂所论著，当世以为法。”在他的倡导下，文体文风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下启唐诗和古文兴起的新局面，陈子昂是促成这一重大转变的先驱人物。唐代人王适称他为“海内文宗”，是当之无愧的。

①《陈子昂集》卷一。

（谢选骏指出：陈子昂献媚于武媚，大概梦想出任男宠，谁知武后势利眼，嫌他没有利用价值。但是陈生还不死心，真不把自己当作外人，对武家的狗腿们也摇头摆尾，结果还是碰了一鼻子灰。陈子昂真是可怜，他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哀嚎，大概也是由此而发。谁知道勒索他的贪官，是不是因为鄙视他的为人，而下此毒手的呢？他哪里知道，不被武后母狗待见，那才是诗人的幸运，如果像杨炯那样阿谀奉承，就等于自己跳进了茅坑了。）

【第二十章 唐玄宗附杨贵妃】

第一节 少年时代

唐玄宗（685—762），名隆基，唐睿宗李旦第三子。因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故又称“唐明皇”。生于武则天垂拱元年（685）。此时正是唐朝宫闱多事之秋。在他降临世间的前一年，他的祖母武则天与宰臣裴炎把他的伯父中宗废为庐陵王，其父豫王李旦被立为皇帝，是为睿宗。睿宗名为大唐国主，年富力强，却只能居于别殿，不许听政。而武则天年逾花甲，仍临朝称制，军国政事由她专断。武则天在镇压徐敬业起兵之后，兴告密之风，冤狱迭起，唐宗室及朝臣中的反对派不少人受到迫害。史称“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①。

李隆基三岁时被封为楚王。六岁时，武则天正式废唐改周。睿宗被降为皇嗣，仍回东宫。天授二年（691）初，年仅七岁的楚王开始出阁，建置官属。这年八月，因为尚方监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私自谒见皇嗣，武则天知道后，杀死二人，并严令禁止睿宗接见公卿大臣，玄宗兄弟与二伯父李贤的三个儿子再次入阁，“皆幽闭宫中，不出门庭者十余年”①。长寿二年（693）腊月，玄宗被改封为临淄王。这一年，其母亲窦妃被户婢团儿诬谄为“厌蛊咒诅”，在正月初二朝后，与刘妃一起被秘密地杀死于宫中，不知埋在何处。这年八月，其父也被诬告有“异谋”，武则天命酷吏来俊臣审理，幸亏太常工人安金藏大义剖腹，“以证明皇嗣不反”，才躲过了这场灾难。②李隆基在宫中被幽闭了七年之久。圣历二年（699）他十四岁时，才与诸兄弟再次出阁。这时武则天年事已高，经大臣狄仁杰等人的规谏，放弃立武承嗣为太子之念，李显被接回洛阳，仍被立为太子，皇嗣被封为相王。长安年间（701—704），李隆基先在亲卫府任右卫郎将，后任尚辇奉御，负责掌管皇帝的内外闲厩马匹。在此期间，以张柬之为首的朝臣进行政变，杀死了武则天男宠张易之兄弟，迫使她让位于中宗。弱冠之年的李隆基目睹了这场政变。

①《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则天后天授二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则天后长寿二年。按，武则天于天授元年（690）改用周正，以夏正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夏正月为一月，故李隆基改封临淄王实为692年十二月，其母被杀在692年十一月，其父被诬实为693年一月。

第二节 从平王到初登大宝

唐中宗复位，皇族子孙也得以“量叙官爵”。李隆基擢任卫尉少卿。不久兼任潞州别驾，主管一州军事。潞州治所上党（今山西长治），地连太行山脉。在兼任潞州别驾期间，有机会接触社会。他有一首诗《早登太行山中言志》：“野老茅为屋，樵人薛作裳。宣风问耆艾，敦俗劝耕桑。”①反映了他有敦化风俗，劝课农桑，发展生产的意向。

唐中宗软弱无能，只知享乐游玩。韦皇后乘机掌握大权，重用武三思。

专掌制诰的上官昭容与之相呼应。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也是恃宠骄恣，野心勃勃，欲做皇太女。她们和外廷宰臣宗楚客、纪处纳、韦巨源等朋比为奸，排除异己，与武三思相勾结，形成了一个“韦武”集团。这个集团先是夺取了张柬之等“五王”的实权，继而又以各种借口把他们贬到地方并加以杀害。景龙元年（707）七月，太子李重俊矫诏发羽林军欲诛灭韦武集团，未能成功。事后，他们声称相王等也参与了此事，欲将他置之死地，赖大臣极力辩护而得以保全。

对于韦武集团篡夺皇位的阴谋，李隆基早已察觉。景龙三年（709）十一月，他回京城参加郊祀，感到皇室又面临着一场政治危机，决定留在京城，准备应变。他暗结万骑果毅葛思顺等人，以争取羽林军，成为决胜的力量。景云元年（710）六月，当韦皇后一伙毒死中宗时，他果断发动了宫廷政变，把韦武集团一网打尽。事后，恢复了睿宗的帝位，李隆基因安定社稷之功被封“平王”。

诛灭韦武集团，拥戴父王复位，平王在朝廷中骤然提高了政治地位，在他的周围逐渐聚集了一股较强的政治势力。因此，在确立皇太子时，身为嫡长的宋王成器一再声称“时平则嫡长，困难则归有功”，哭着恳让与平王李隆基。宰相刘幽求更是直言不讳：“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亲之难，论功莫大，语德最贤，无可疑者。”①在大臣们的拥戴下，兄弟中排行第三的平王就做了皇太子。

平王被册封为皇太子后，很快形成了一个辅弼班子：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姚崇兼太子左庶子，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宋璟兼太子右庶子，侍中韦安石为太子少保，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苏瓌为太子少傅，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张说兼任太子侍读。皇太子政治势力的增长引起了姑母太平公主的不安。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沉敏多谋略”，有政治野心，他曾参与推倒韦武集团的宫廷政变，为恢复睿宗帝位出过力，因此睿宗对她有言必从。每逢宰相议事，睿宗必先问：“与太平议否？”然后才问：“与三郎（李隆基）议否？”起初，太平公主以为李隆基年少，不放在眼里。立为皇太子后，又见他手下有一批得力的人，成为她干预朝政的障碍。她一方面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太子非长，不当主”，借以挑拨离间太子兄弟关系；另一方面又亲自出马拉拢朝臣，排除异己。景云二年（711）正月，她竟把宰相邀截到宣政殿光范门内，明目张胆地劝宰相更易太子，遭到宋璟的严词拒绝，阴谋才未能得逞。太平公主与皇太子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愈演愈烈，睿宗对此感到不安。二月间，他听术士说：“五日内有急兵入宫”，更加感到局势严峻，遂颁下诏书，命太子监国。延和元年（712）七月，又不顾太平公主的反对，正式下制传位李隆基，改元“先天”。但在太平公主的劝说下，退为太上皇的睿宗仍“自总大政”②。

太平公主的阴谋活动仍在加紧进行。她利用玄宗虽即帝位却未能全面掌握国政之机，逐步排斥异己，尽力安插亲信。开元元年（713）六月，在朝廷中她占了优势：“太平公主依太上皇之势，擅权用事，与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①太平公主公然提出要废掉玄宗，因遭陆象先反对而未遂。后又密谋定于七月四日发动政变。

玄宗获悉后，决定先发制人，七月三日率羽林军袭杀了太平公主的党羽。太平公主闻讯仓皇逃入南山，后被赐死。太上皇睿宗遂退居百福殿，“高居无为”。至此，朝廷军国大政才真正转移到玄宗手里。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〇，玄宗先天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〇，玄宗开元元年。

第三节 除旧布新，开元之治

玄宗登上皇位后，针对当时社会政治中存在的问题，采取多方面措施，以解决这些弊病。

安定皇位为了安定皇位，稳定政局，玄宗采取了出刺诸王、严禁朝臣交结诸王和抑制功臣等措施。

出刺诸王的动议最早是在睿宗朝由宰相姚崇、宋璟提出的，但未能实行。这时，玄宗的兄弟仍掌管禁军，宋王成器为闲厩使、左卫大将军，申王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岐王、薛王也分典左、右羽林军。再加上宋王是睿宗的嫡长子，邠王守礼是高宗的长孙。由于他们在皇室中的特殊身份，很容易被阴谋家所利用。因此，在宰相姚崇等人的赞助下，于开元二年（714）六、七月间，玄宗解除了诸王的兵权，分别将宋王出为岐州刺史，申王出为豳州刺史，邠王出为虢州刺史，岐王出为华州刺史，薛王出为同州刺史。

玄宗还规定这些出为刺史的诸王，“令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是后诸王为都护、都督、刺史者并准此”。上佐是指州长史、司马。诸王虽名为一方牧守，但并不能掌握一州的军政大权，从而失去了兴兵作乱的条件。同时为了减少京官与诸王接触的机会，还规定“宗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周而复始”①。使诸王不能同时留居京城。

玄宗还抑制功臣权势。一些曾参与诛灭韦武集团与太平公主势力的朝臣，这时也都加官晋爵，身居高位，有的居功自傲，难以驾驭，这也是造成政局不稳的因素之一。因此，玄宗或罢免他们的宰相职务，或出任地方。如刘幽求因“郁怏散职，有怨言”，被罢知政事，贬为陆州刺史；时有“内宰相”之称的户部尚书王琚，因“谲诡纵横，可与履为，不可与共安”，被出为泽州刺史；太子詹事钟绍京也“与幽求并以怨望得罪”，被贬为梁州刺史。玄宗在即位之初所采取的解除诸王禁兵兵权，并出刺外州以及抑制功臣权势的措施，对于频仍的宫廷政变来说，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它消除了动乱隐患，使唐朝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

整饬吏治开元三年（715），玄宗明确宣布：“官不滥升，才不虚授，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①他决心选贤任能，量才授职，整饬吏治。

首先是严格铨选制度，裁汰冗员。唐中宗以来，铨选制度十分紊乱，王妃、公主与权戚不仅卖官鬻爵，而且不经吏部大搞“斜封官”，请托之风日盛，致使员外、试、检校等官名目繁多，冗官滥吏充斥官府。开元二年，玄宗敕令罢免所有的员外、试、检校官，严格控制官吏的选举，规定今后没有战功及别敕，吏部、兵部不得注官，结果“大革其滥，十去其九”②。这样，既克服了官吏冗多、人浮于事的现象，提高了官府办事效率，又减省了国家开支。

①《资治远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①《唐会要》卷八一。

②《通典》卷十九。

在裁汰冗官的同时，又提拔重用了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为宰弼，协助治理国事。

姚崇是玄宗即位后首先启用的政治家。在武周、睿宗朝已两次入相，办事干练，素有“救时宰相”之称。开元元年十月，玄宗将姚崇由同州刺史召回京师，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委以枢衡，凡军国大事都由他赞助裁决。姚崇富有改革思想，“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鉴于当时弊端丛生，他曾向玄宗建言十事，如不贪求边功，宦官不得参与朝政，外戚不任台省官，拒绝贡献，杜绝营造佛寺道观，允许大臣犯颜直谏，法行自近亲等。姚崇的“十事要说”，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玄宗开元初年的施政提供了依据。所以杜牧称赞他“首佐玄宗起中兴业”①。

另一位宰相宋璟与姚崇并称为贤相，为人刚正不阿，遇事敢于犯颜直谏，玄宗既尊敬他又惧怕他。还有张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他善用人才，进用文儒名士。辅政期间，首倡开集贤院置学士，修太宗之政，有助玄宗以成文治之功。②又如张九龄出身寒微，以文学进身，继张说之后为相。他常给玄宗敲警钟，还进《金镜录》5卷，论述前代兴衰治乱之道，多所裨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玄宗开元时期所任用的宰相评论说：“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③玄宗选用宰辅的特点是选贤任能，人尽其才。玄宗以前，由于时人重京官而轻外任，地方官都是选用年高而才疏者充任。为了革除这一弊端，玄宗开元二年特颁下制令，从京官中选用有才识者到地方任都督、刺史，又从都督、刺史中选拔有政绩者任京官，“使出入有常均，永为恒式”。他特别重视县令的选任。开元四年，新选任的县令被召入大明宫宣政殿，由皇帝亲自出题考试，考查县令是否通晓经国治民之道，结果有二十多人不入第，暂且让赴任就职，另有四十五人被淘汰，“放归学问”④。同时，还颁布了《整饬吏治诏》，每年十月委派各道按察使对刺史、县令的政绩进行考察，分为最、中间、殿三等，依次定为优劣，作为改转升降的依据。①玄宗所采用的精减冗官，进用贤能及整饬等措施，进一步改革了吏治。

①《樊川文集》卷十二。

②《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④《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①《全唐文》卷二七。

发展经济

玄宗也较注意发展经济。玄宗即位不久，即率先禁绝奢靡之风，这对发展生产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了把人力更好地集中到农业生产中去，开元二年下诏说：“天下毋得更采珠玉、织锦等物。”对于违令者处以杖罚。为了禁止社会上的奢靡之风，他还把乘舆服御、金银器物销毁，并把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并规定后妃以下不得服用珠玉锦绣。②针对当时的社会实际，玄宗采取了一些具体改革措施：一是检田括户，抑制兼并。自武周末年以来，贵族及地方豪强兼并有所发展，他们在均田制以外，大量地侵占了农民的小块土地，称为“籍外占田”。失掉土地的农民背井离乡，因而出现了大量的佃户、浮户、流民，逐渐沦为依附于大地主的“私属”，总称为客户。这样既影响了国家租庸调的正常收入，又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开元九年（721），玄宗任命监察御史宇文融为复田劝农使，具体主持检查土地和搜括户口事宜。后颁下了《置劝使安抚户口诏》，号召在农村组织“农社”，使“贫富相恤，耕耘以时”，并规定，“雨泽之后，种获忙日，州县常务，一切停减”，以使“丁壮就田”、“人无遗力”①。

这次检括土地和户口，历时四年，共括得客户八十余万，年终征得客户钱数百万，并括得众多的籍外田，分给贫民耕种。这一措施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兼并活动，对于增加国家赋税的收入，安定农民与发展农业生产起有积极作用。

二是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玄宗在《春中兴庆宫酺宴》的诗序中写道：“所宝者粟，所贵者贤。故以宵旰为怀，黎元在念。尽力沟洫，不知宫室之己卑。”②表达了他对水利的重视和关心。他大力表彰兴修水利的官员。陕州刺史姜师度素“有巧思，颇知沟洫之利”，修复通灵陂，引洛水、黄河水灌溉，种稻田二千余顷，“收获万计”，特加金紫光禄大夫，又擢升为将作大监。③据《新唐书·地理志》统计，全国共兴建了五十六项农田水利工程，相当于有唐一代水利工程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这些水利工程的建设，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是组织垦荒，扩充屯田。唐初建置过一些屯田，规模较小。开元时有了较大的发展。屯田分为军屯与民屯两种，由屯田郎中掌管屯田政令。军屯多在边疆，“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诸屯分田役力，各有程数”④。民屯设在内地，生产者一般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至开元末年，各道屯田共计一千零四十四屯左右，其中关内道就有二百五十八屯之多。⑤屯田的收入也是很可观的。以开元二十五年为例，玄宗诏令各地屯田官叙功，丰歉为上下，天下屯田收谷一百九十余万斛。按《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开元盛时国家每年收租粟为一千九百八十余万斛来计算，屯田的收入约占总数十分之一。可见，玄宗实行的屯田制大大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同时还招抚了大量的流散农民，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①《旧唐书》卷一〇五《宇文融传》。

②《全唐诗》卷三。

③《旧唐书》卷一八五下《姜师度传》。

④《大唐六典》卷七。

大兴文治玄宗统治前期，社会安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唐人郑棨说：“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①这为大兴文治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玄宗本人崇尚儒学，爱好坟典。有人说玄宗“锐意政理，好于观书”，“既勤书，海内之风，翕然率化”②。因此兴起了文治之风。

这一时期，整理古籍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开元三年，一次宴会上，玄宗因内库书“所有残缺，未遑补辑，篇卷错乱，难于检阅”，提出让左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等人进行整理。开元五年十二月，马怀素提出了具体建议，时玄宗正行幸东都，他立即表示赞同，命国子博士贺知章、桑泉尉韦述等学者二十人于东都乾正殿编校群书，刊正经史。③并以马怀素为修图书使，总领其事。

此后，又诏令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都暂借给官府缮写，并于著作院里设置修书院，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又创置集贤书院，由学士刊正失误。并召集学者通撰古今书目，取名为《群书四录》，用了一年的时间撰成上奏①，凡书489卷。

开元十一年（723），玄宗设置丽正书院，召集文学之士徐坚、贺知章等学者著书立说，或讲经论道，并以宰相张说总管院事。玄宗提倡著书立说，诏令起居舍人陆坚于集贤院修撰《六典》，并亲自写了六条类目：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和事典。全书历时十几年撰成。《大唐六典》全书30卷，把唐代的律令加以简括，分别系于官吏的职责之下，保存了唐代前期的田亩、户籍、赋役、选举等典制。

由于玄宗的提倡与重视，经籍整理与著述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宋人欧阳修高度评价说：“自汉以来，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为六艺、九种、七略；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②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元五年，玄宗听说一行和尚学问渊博，尤其精通天文历法，即征聘他到京师。为了备顾问，特意将一行安置在皇宫光太殿内，并多次去看望他，询问治国安民之道。③开元九年（721），玄宗诏令一行改造新历，以纠正旧历的失误。一行先制造了黄道游仪，以确定黄道的进退。接着，一行用它测量二十八宿与天体北极的度数。在实际测量中，发现了二十八宿的位置与古籍记载的不同，从而证明了恒星的位置是不断移动的。这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1718年提出恒星自行的学说早了将近一千年。

①《开天传信记》。

②《松窗杂录》。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五年。

①《旧唐书》卷一〇二《元行冲传》。

②《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序》。

③《旧唐书》卷一九一《一行传》。

一行另一科学成就是首次测量子午线的长度。开元十二年（724），玄宗命太史监南宫说等进行实测南北各地晷影和北极高度，测知影差与距离的比例并不固定，证明了过去“王畿千里，影差一寸”学说的谬误①。一行又使用自己设计的“覆矩图”仪器，利用勾股图计算，得出了南北两地相距351里80步（约合今129.22公里），北极高度相差一度的结论②。一行等人实地测量了子午线的长度，不仅在中国天文史上是一次创举，在世界上也属首次。所测子午线长度虽不十分精确，但和近代测定的数字（111.3公里）相近，方法也是科学的。

《大衍历》的撰成是唐代天文历法领域所取得的一项新成就。一行在研制成黄道游仪的基础上，参考了历代历法，考其得失，于开元十五年（727）写成了草稿。一行病逝后，由特进张说、历官陈玄景继续编次，翌年撰成上奏，十七年开始颁行新历。《大衍历》提出了比较正确的“定气”概念，推算出与农时相应的二十四节气。自汉初《太初历》至唐高宗《麟德历》共有二十三家，虽然与天体的运行比较接近，但都不如《大衍历》精确，“其倚数之法固无易也。后世虽有改作者，皆依仿而已”③。

总之，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使唐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盛局面，国力达到了鼎盛阶段。“自开远门（长安城西边北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数。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其瑞叠应，重译■至，人情欣欣然”①。这是唐代文人所勾画的“开元盛世”图景。

①《新唐书》卷三一《天文志》。

②《旧唐书》卷三五《天文志》上。

③《新唐书》卷二七《历志》。

①《开天传信记》。

第四节 骄侈怠政，盛世转衰

拒谏饰非

玄宗在励精图治，取得成就以后，骄侈心代替了求治心。过去焚锦绣毁珠玉，矢志俭朴的作风被抛在一边，在生活上渐渐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他越来越崇道好仙，以为可以安享太平了。

玄宗的骄惰荒政大致发端于开元后期。开元二十一年（733），守正不阿的韩休为相，玄宗“小有过差”，他即据理力谏，弄得玄宗“殊瘦于旧”，玄宗虽然口头上称“吾貌虽瘦，天下必肥”②，但内心却很厌恶，因此韩休只做了七个月宰相，即被赶下台去。开元二十四年（736），要用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极力劝谏，玄宗对张九龄的谔谔之言更是不耐烦，勃然大怒：“事皆由卿邪？”③张九龄也被罢免相职。

宠信奸佞、宦官

玄宗在拒谏饰非的同时，却提拔重用奸佞之臣。“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因善于迎合而擢任宰相。李林甫惯于耍阴谋。为了自专大权，他威吓谏官说：“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①一些朝臣明哲保身，钳口不言。这样的奸佞人物却深得玄宗信任。天宝三载（744），玄宗曾对高力士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经高力士劝谏而止。②在李林甫当权时期，排斥了李适之、韦见素等贤能大臣，制造了韦坚、杜有邻、杨慎矜等冤狱。因此，他在相位十九年，朝政乌烟瘴气，致使天下大乱。

王鉷原任户部郎中，他见玄宗用度奢侈，遂投其所好，敲剥百姓，每年于租调之外征敛巨亿万，供天子私用。玄宗却以为王鉷有富国之术，宠遇日厚，遂擢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又兼任二十余使职，宠任仅次于李林甫。他在居第旁建大院办公，“文书丛委，吏争入求署一字，累数日不得者。天子使者赐遗相望，声焰薰灼”③。

杨国忠是个奸邪小人，因远房堂妹杨贵妃的专宠而屡被擢用。他先是趋附李林甫，以监察御史兼领十五余使职。后来代林甫为相，“立朝之际，或攘袂扼腕，自公卿以下，皆颐指气使，无不詟惮。”至此，凡领四十余使职①。玄宗在重用奸佞之臣的同时，还懒懒散散，把大部分政事交给宦官去处理。他打破了唐太宗“内侍省不置三品官”的成命，对称心如意的宦官往往授任三品左右监门将军，穿朱紫之服的高级宦官竟多达千余人。这时的宦官已不再是宫中受人驱使的家奴，已开始干预政事了。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玄宗开元二十一年。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三载。

③《新唐书》卷一三四《王鉷传》。

①《旧唐书》卷一〇六，《杨国忠传》。

在诸宦官中，高力士是玄宗最宠信的人物。高力士善于骑射，在诛灭韦武集团与太平公主党羽时曾建有大功，因迁为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玄宗对他深信不疑，常说：“力士当上，我寝则安。”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送高力士，力士除了大事上奏玄宗，一般事则自行处理，几乎成了玄宗的代理人。因此，李林甫、王鉷、安禄山等多“因之而取得将相高位，其余职不可胜纪”②。

纵情声色，追求享受

玄宗把军国大事交付李林甫之手，左右又有宦官代理，从此便怠于政事，追求享受。

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宠爱的武惠妃死去，他终日闷闷不乐。高力士献殷勤，说玄宗的儿媳、寿王妃杨玉环“姿色冠代”，玄宗一见钟情。开元二十八年（740），先以女道士之名召入宫中，后又册为贵妃。杨贵妃时年二十一岁，不仅“姿质丰艳”，还精通音律，能歌善舞，“智算警颖，迎意辄悟”③。这正中玄宗心怀，遂“三千宠爱在一身”，终日沉醉于声色之中，“**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①。对于军国大政，他已无心过问了。玄宗还极力追求物质享受。大造离宫别馆，开元二十六年冬，在两京建行宫、殿宇各千余间。他每次进餐，“水陆珍羞数千，一盘之贵，盖中人十家之产”。他还鼓励公主进食，为此还特命宦官袁思艺为检校进食使。②每次外出，都由杨贵妃姊妹随从，其奢侈豪华，无不惊人。

为了益寿延年，玄宗崇道好仙。开元二十二年，把“自言有仙术”的张果迎入宫中；开元二十九年（741）他梦见玄元皇帝，把老子画像迎置在兴庆宫。此后，一些投其所好的奸人或诡称见到玄元皇帝真容，或扬言听到玄元皇帝谈话，他也不辨真假，一律给予奖拔。这就更加荒废了朝政。

②《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

③《新唐书》卷七六《杨贵妃传》。

①《长恨歌》。

②《明皇杂录·补遗》。

第五节 天宝之乱

唐玄宗在位的天宝后期，政乱刑淫，封建统治渐趋腐朽，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朝廷是奸臣当道，上层的内部矛盾斗争也很激烈。李林甫尸骨未寒，杨国忠就诬告他与人谋反，因而剥夺了其官爵，清洗了其党羽。杨国忠与安禄山也势若水火，他奏请哥舒翰为河西节度使，以与安禄山相抗衡。均田制已破坏，官僚、商人大地主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土地兼并严重，“开元之季，天宝之末，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帝）之间”③。为了防御外敌，曾在沿边地区设置了节度使，至天宝元年（742），全国拥有57万多军队，而分布在军镇的就多达49万①。形成了内轻外重的军事格局。再加上玄宗贪求边功，有“吞四夷之志”，穷兵黩武，因而民族矛盾也有所激化。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安禄山，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胡人，开元末年曾在幽州藩帅张守珪部下任捉生将，后又任营州都督、平卢军使等职。他迎合玄宗好大喜功的心意，屡次挑起边事，以邀功赏，得到了玄宗的赏识，先后担任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

安禄山见玄宗春秋渐高，不理政事，纲纪废毁，精兵悍将多集中在边镇，朝廷力量空虚，于是便蓄有政治野心。他罗致了一大批文臣武将，于范阳筑造雄武城，贮藏了大量兵器，又从同罗、奚、契丹人中精选了八千强健者，作为他的“假子”②。当他准备就绪后，遂于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九日率十余万大军南下，以诛杨国忠为名，发动了武装叛乱。由于承平岁久，中原武备松弛，兵不习战，叛军一路势如破竹，至十二月十三日即攻陷了东都洛阳。

“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时沉湎于声色中的玄宗如大梦初醒，顿时慌了手脚，匆忙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赴东京募兵；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率兵东征。同时还起用在京养病的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让他率大军讨伐安禄山。

各地军民奋起抵抗叛军。河北平原郡太守颜真卿组织河北军民抗战，有力地打击了叛军，一时失陷的各城纷纷脱离了叛军；唐将李光弼率兵出井陉，连下数城，与颜真卿遥相呼应，严重地威胁着叛军的后方。张巡率兵扼守睢阳，与叛军血战数百次，阻止叛军不得南下江淮。哥舒翰也镇守潼关，叛军不能西进。这样使叛军一时处于困境之中。

但在至德元载（756）六月，昏庸的玄宗被叛军的假象所迷惑，屡次催促哥舒翰出关收复失地；杨国忠因害怕哥舒翰图谋自己，也极力赞成此事。结果在灵宝一战，唐军溃败，潼关失守，玄宗连夜仓皇出逃。在逃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时，扈从的六军将士痛恨杨国忠的祸国殃民，发生了哗变，射杀了杨国忠，逼迫玄宗，缢杀了杨贵妃，这才平息了众怒，才得以逃往成都。京都长安也很快落入叛军之手。

安禄山的叛乱，使唐朝的半壁河山陷入兵荒马乱之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繁华的都市变为废墟，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从此，唐朝再也无法恢复元气了。

③《通典》卷二。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元年。

②《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

第六节 忧郁孤凄度残年

在玄宗起驾马嵬驿，逃往成都之时，太子李亨在一些人的支持下与玄宗分道北上灵武（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担负起反击叛军、光复两京的重任。这时中原群龙无首，在军民的拥戴下，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称帝，改元至德，是为肃宗。玄宗被尊为太上皇。

肃宗从河西、安西征调了万余名精兵，又调回了河北前线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和河北节度使李光弼所部五万军队，灵武一时军威强盛。接着又任命了朝官与将帅，建立了一套新的军事系统，对抗击叛军也作了全面部署。应肃宗之请，回纥也派来精锐骑兵助战。这时又适遇叛军内讧，安禄山为其子安庆绪所杀，部下不服，战斗力也随之削弱，形势急转直下。至德二载（757）十月，唐军先后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十二月，玄宗被迎回京城，安置在兴庆宫。

玄宗不再过问政事。他居住在兴庆宫，偶尔也去大明宫。侍卫他的仍是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与内侍监高力士。另有玄宗的亲妹玉真公主与旧时宫女、梨园弟子为他娱乐。

玄宗对杨贵妃之死一直是耿耿于怀。他从成都回来后，即派人去祭悼她；后来又想改葬，遭宦官李辅国反对而停止，却密令宦官将贵妃遗体移葬他所。宦官献上了贵妃的香囊，玄宗把它珍藏在衣袖里。

上元元年（760），宦官李辅国为了立功以固其恩宠，上奏肃宗说：“上皇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今六军将士尽灵武勋臣，皆反仄不安，臣晓喻不能解，不敢不以闻。”这年七月，李辅国乘肃宗患病之机，矫诏强行把玄宗迁居西内。在途经夹城时，李辅国又率射生将五百骑，剑拔弩张，气势汹汹地拦住去路。玄宗胆战心惊，几乎坠下马来，幸亏高力士挺身而出，玄宗才安全地迁居甘露殿。事后，肃宗没责怪李辅国，反倒安慰他几句。②不几天，玄宗的几个亲信也遭到清洗：高力士以“潜通逆党”的罪名，被流放于巫州；陈玄礼被勒令致仕；玉真公主也出居玉真观。剩下玄宗只身一人，茕茕独处，形影相吊，好不凄惨。之后，肃宗另选后宫百余人，到西内以备洒扫。①宝应元年（762）四月，唐玄宗在郁闷中，溘然逝世。终年七十八岁。葬于金粟山，名为泰陵。

唐玄宗是唐代在位最久的皇帝。他统治时期曾锐意改革，使唐朝进入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后期骄惰怠政，奢侈**，酿成了天宝之乱，从明主堕落为昏君。正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他给人以有益的启迪，但也给人以深刻的反思。

①《杨太真外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上元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上元元年。

第七节 杨贵妃

杨贵妃（719—756），小字玉环，祖籍弘农华阴（今属陕西），后迁居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父杨玄琰任蜀州司户，故出生于成都。她幼年丧父，后寄养在叔父玄璬家。杨玄璬时任河南府士曹，她是在洛阳长大的。杨贵妃从小学得能歌善舞，通晓音律，又娴熟各种器乐。开元二十三年（735），她十七岁那年被选为玄宗第十八子寿王李瑁的妃子。②开元二十五年（737），唐玄宗宠爱的武惠妃死去，他悼惜不已，后宫数千人，在他看来竟无一人中意。高力士深知主子的心思，遂外出寻觅，终于发现寿王妃杨玉环是最理想的人选。

开元二十八年（740）十月，玄宗行幸骊山温泉宫，经高力士引荐，命人从寿王邸召来了杨玉环，玄宗十分满意，马上别赐汤沐。沐浴之后的杨玉环在进奏《霓裳羽衣曲》时，舞姿翩翩。玄宗十分高兴，当晚即赠给她金钗钿合，为定情信物；还到梳妆间亲自给她戴上了金首饰。①杨玉环毕竟是唐玄宗的儿媳，为掩人耳目，玄宗命杨玉环自己乞请为女官，号“太真”，正式与寿王离异，住进了内太真宫。不到一年，其宠遇如同武惠妃，宫中称她为“娘子”，仪礼如同皇后。

天宝四载（745）七月，玄宗特诏册立左卫勋二府右郎将韦昭训的次女为寿王妃子；八月，即于凤凰园册立杨玉环为贵妃，位在诸妃之首，地位仅次于皇后。②杨玉环册为贵妃后，杨氏家族的人个个飞黄腾达。其亡父玄琰被追赠为太尉、齐国公，母封凉国夫人，叔父玄珪擢为光禄卿；家族的兄长杨铦擢为鸿胪卿，杨锜为侍御史。贵妃的三个姐姐也被迎接到长安，赐给良第，大姐被封为韩国夫人，三姐被封为虢国夫人，八姐被封为秦国夫人，玄宗并称为姨。

杨贵妃的远房哥哥杨国忠本是一个不学无术、嫖赌无行的小人，一向不为宗族所齿，也由贵妃姊妹荐引，被任为金吾兵曹参军、闲厩判官。不到一年，即兼领十五余使职。后代李林甫为相，执掌了国政。

玄宗得到杨贵妃后，曾对宫人说：“朕得杨贵妃，如得至宝也。”为此，他还特意谱写了一支《得宝子》的曲子。从此与杨贵妃形影不离。

在《霓裳羽衣曲》中，贵妃舒展广袖，翩翩起舞，使得玄宗龙颜大悦。

贵妃又善弹琵琶，诸王、郡主、贵妃的姊妹都拜她为师，称为“琵琶弟子”。每弹奏一曲，大家都献给她许多金宝珍玩。她所用的琵琶精美别致，是用逻逤檀木做成，木质“湿润如玉，光采照人”，上有金缕红纹，绘成双凤。所用琴弦，是末诃罗国贡献的，用渌水蚕丝做成，“光莹如贯珠瑟瑟。”贵妃还善于击磐，“拊搏之声泠泠然，多新声”，即使梨园弟子也都望尘莫及。玄宗特命采用蓝田绿玉，琢磨成磬。磬架和穗子用金钿珠翠加以装饰，又专门造了两个金狮子，以做磬座，其豪华奇丽，“一时无比”①。

②《唐大诏令集》卷四〇《册寿王杨妃文》。

①陈鸿：《长恨歌传》。

②《杨太真外传》卷上，《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四载。

①《杨太真外传》卷上。

杨贵妃极度奢侈。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女工多达七百余人，为她雕刻熔造者又数百人。她的奇服秘玩，变化无穷。四方争先进贡珍奇之物，达到“动骇耳目”的程度。岭南节度使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求良工精制奇器异服，都加官晋爵，擢居显位。杨贵妃小时长在四川，喜欢吃荔枝。岭南的荔枝果肉晶莹如玉，浆液酸甜如酪。但荔枝色味易变，玄宗不惜千里迢迢，每年命岭南驰驿传送，即使盛夏酷暑，送到长安后也色味不变。②杨贵妃善于迎合玄宗的心意，整天与他戏谑**。每至酒酣兴奋之时，常自统宫妓百余人，玄宗统小宦官百余人，在掖庭中排成两队，称为“风流阵”。双方用彩锦做旗帜，互相攻击打斗，败者要罚喝十大杯酒，以相戏笑。③偶尔杨贵妃也有惹玄宗发怒。天宝五载（746）七月，玄宗以她“妒悍不逊”而大发雷霆，把她遣送宫外杨铦家里。诸姊及铦以为大祸将临，吓得聚在一起抱头大哭。玄宗虽因一时之怒赶走了贵妃，却感到异常空虚、无聊，到了日中，即使山珍海味也不想吃。他心中烦躁不安，左右宦官时而横遭捶楚。乖觉的高力士熟谙主子的心意，请求将贵妃院中的供帐、器玩百余车送给贵妃。当晚又奏请贵妃归院，玄宗命打开兴安坊门，接回了贵妃。杨贵妃一见玄宗，立时哭泣着伏地请罪，玄宗十分高兴。“自是恩遇愈隆，后宫莫得进矣”①。

天宝九载（750）二月，杨贵妃因偷吹了宁王的紫玉笛，玄宗一时感到不快，再次将她遣送宫外。杨国忠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便向户部郎中吉温问计。吉温答应劝玄宗回心转意，遂入奏说：“妃，妇人，无智识。有忤圣颜，罪当死。既尝蒙恩宠，只合死于宫中。陛下何惜一席之地，使之就戮？安忍取辱于外乎？”玄宗本来就有些懊悔，听了吉温的话，遂停止用餐，马上派宦官张韬光把御食分赐给贵妃。杨贵妃见到韬光，哭泣着说：“请奏：妾罪合万死。衣服之外，皆圣恩所赐。惟发肤是父母所生。今当即死，无以谢上。”说着用刀剪下一缕秀发，以留诀别。玄宗闻奏以后大惊失色，立即把她接回，恩宠依然如故。②杨贵妃的三个姐姐也都深得玄宗的欢心，“每入宫，移晷方出”。玄宗赐给虢国夫人的照夜玑，秦国夫人的七叶冠，杨国忠的锁子帐，都是希世珍宝。③每年给韩、虢、秦三夫人的胭脂钱，就多达一千贯。杨铦任三品、上柱国，并于私第立戟。她姊妹昆仲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宫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住宅华丽，每建造一堂，费用以千万计。如见到有的楼堂馆舍，其规模宏伟要超过自己的，又马上拆毁重建，毫不珍惜，土木之工，昼夜不停。玄宗每次赏赐及天下贡献，五家一样，史称“开元已来，豪贵雄盛，无如杨氏之比也”①。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五载。

③《开元天宝遗事》卷下。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五载。

②《杨太真外传》卷上，《新唐书》卷七六《杨贵妃传》。

③《杨太真外传》卷上。

①②《旧唐书》卷五一《杨贵妃传》。

玄宗每次出游行幸，贵妃姊妹昆仲都要随从。贵妃要是乘马，则由高力士执辔授鞭。在每年十月幸华清宫时，贵妃姊妹昆仲五家竞相豪华，每家各为一队，穿一色服装，鲜艳夺目，五家若合为一队，则“映照如百花之焕发，而遗钿坠舄，瑟瑟珠翠，灿烂芳馥于路”②。

杨氏家族贵盛，权势凌人。天宝十载（751）正月十五上元节，杨氏五家夜游，在西市门与广宁公主相遇，为争先出门，杨氏家奴气势汹汹，挥鞭乱抽，一鞭把广宁公主打下马去，驸马程昌裔去扶，也挨了数挝。事后，公主向玄宗哭诉此事，玄宗仅诏令把杨氏家奴一人处死，公主虽为受害者，其夫程昌裔却被停官。玄宗还诏令为贵妃父玄琰立家庙，并亲笔书写碑文。诸王子孙凡是婚嫁，必先贿赂韩、虢国二夫人，由她俩奏请玄宗。凡经她俩奏请的，玄宗无不应允。因此，有的王孙竟以数百千金相酬谢。

安禄山因有边功，倍受玄宗恩宠。在他初次入朝时，玄宗让他与杨铦、杨锜、贵妃三姊妹叙为兄弟。大概安禄山看到杨贵妃在朝廷中的地位与作用，为了求恩固宠，尽管他比杨贵妃大十五岁，却请求做杨贵妃的养子。每次朝见时，安禄山总是先拜贵妃，玄宗感到奇怪，问是什么缘故，他故意装作傻呆的样子说：“胡人先母而后父。”①逗得玄宗一阵大笑。

天宝十载正月，安禄山生日那天，玄宗与贵妃赏赐给他许多金银宝器衣物。第三天，例行为儿沐浴，将安禄山召入宫中，贵妃用锦绣做了大襁褓包着他，宫人还用采舆抬着，戏谑声、欢呼声动地，声彻宫外。玄宗听到后宫欢笑声，问其原因，左右回答说，贵妃与禄山作三日洗儿，洗了又绷禄山，所以欢笑。玄宗兴致勃勃地去观看，赏赐了贵妃洗儿金银钱，又厚厚赏赐了安禄山。从此，宫中皆称禄山为禄儿，他随便出入宫掖，“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②。

安禄山对杨贵妃百般恭维驯服，但却不把平庸的宰相杨国忠放在眼里。

杨国忠几次试图拉拢这个手握重兵的藩帅，都未能成功。因此杨国忠在清除了李林甫在朝廷的势力后，矛头对准了安禄山，屡次奏说安禄山有反状。后来安禄山反叛朝廷时，以诛杨国忠为名，从而也导致了杨贵妃的悲惨下场。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蓄谋已久的安禄山于范阳起兵，挥师南下，金鼓声打破了天下的太平。在玄宗派出将帅反击安禄山失利后，年已古稀的玄宗表示要率师亲征，使太子监国。太子一向憎恨杨国忠的专权，他监国后势必给杨氏带来厄运。杨国忠惊恐万状，马上找韩、虢、秦三夫人商议对策，他们聚在一起大哭，之后，决定由三夫人去劝说贵妃，由贵妃亲自出面，“衔土请命于上”，玄宗遂取消了亲征的行动计划。③杨氏家族也暂时渡过了这一难关。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六载。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载；《安禄山事迹》卷七。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四载。

至德元载（756）六月，由于玄宗指挥失误，潼关失守，通往长安的大门被打开了。玄宗与杨贵妃等连夜逃离京师。当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时，扈从的六军将士一路风餐露宿，疲惫不堪，怨恨杨国忠的乱政误国招致了这次动乱，于是怒不可遏的六军将士发动了兵变，杀死了杨国忠及其子户部侍郎杨暄，韩国、秦国夫人也同时遇害。之后，余怒未息的将士包围了驿站。玄宗走到驿门，慰劳军士，命令收兵，军士却屹立不动。派高力士前去询问，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回答说：“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玄宗听后，依杖垂首而立，迟迟不表态。最后经京兆司录韦谔与高力士苦苦相劝，再三陈述利害关系，玄宗迫不得已，强忍着内心的巨大痛苦，走进行宫，扶着贵妃出厅门，至马道北墙口与她诀别。贵妃泣涕呜咽，语不胜情，最后说：“愿大家好住。妾诚负国恩，死无恨矣。乞容礼佛。”玄宗说：“愿妃子善地受生。”高力士把她缢死在佛堂前的梨树下，经六军将士验明已死后，将尸体埋在西郭外一里多远的道路北坎下。时年三十八岁。①杨贵妃在她十几年的宫廷生活中，受玄宗宠极一时，唐代政治家曾指出：“天宝之季，嬖幸倾国，爵以情授，赏以宠加，纲纪始坏矣。”②奸佞杨国忠利用了这一裙带关系，得以平步青云，执掌国政，蠹政害民，促成了天宝之乱。因此，虽然不能完全归咎于杨贵妃，但仍可以说她是天宝之乱的一个罪人。

①《杨太真外传》卷下；《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载。

②《新唐书》卷一五七《陆贽传》。

（谢选骏指出：杨玉环本是李隆基的儿媳，他却可以取来交配——不是偷偷摸摸地行淫，而是大张旗鼓地结婚……这种明目张胆的乱伦行为，显然不是中国人的礼俗，而是少数民族的习惯。因为胡人就是可以父子聚麀的——唐玄宗真是不愧为唐高宗的孙子，他奶奶武则天就是与唐太宗唐高宗父子乱伦的一条母狗。杨玉环贵妃则是乱伦于唐玄宗父子的一条母狗。两条母狗带着各种母狗上窜下跳，祸水横流，唐朝能不大乱吗？）

【第二十一章 姚崇张说】

第一节 姚崇

武周贤相姚崇（651—721），本名元崇，字元之。武则天因突厥叱利元崇叛逆，忌有大臣与其同名，故命以字行①。后又避唐玄宗开元年号，遂改名崇。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南）人。父姚懿在贞观年间（627—649）任■州都督，因对唐有功，死后赠幽州大都督，谥曰文献。

姚崇在十二岁时成为孤儿②。他少年时代为人豪爽，崇尚义气，但不知读书。约在咸亨元年（670），他二十岁时开始发愤读书，做了孝敬挽郎。由于他才华横溢，仪凤二年（677）应下笔成章制举③，授官濮州司仓参军，后调任郑州。几年后又至京城任司刑丞，参与审定刑狱。天授年间（690），武则天大兴告密之风，重用酷吏，唐宗室和公卿大臣不少人被无辜杀害，冤假错案数不胜数。大臣每次上朝，都是提心吊胆，闹得人人自危。姚崇任司刑丞后，持法公正，反对罗织罪名和滥用刑法，因而保全了许多人的性命。①不久，即升任为夏官（兵部）员外郎、夏官郎中。

万岁通天元年（696）十月，北方的契丹大举侵扰河北一带，连续攻陷了数州。当时军务繁多，各州司檄书雪片般飞来，而姚崇“剖析若流，皆有条理”②。武则天十分赏识他的军事才干，因由郎中擢为夏官侍郎。不久，又擢为凤阁鸾台平章事。

圣历元年（698）九月，武则天曾与侍臣谈论起周兴、来俊臣主持刑狱时，朝臣反逆案件颇多一事，怀疑其中是否有冤狱。姚崇则直言不讳地说：“自垂拱已后，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诬而死。告者特以为功，天下号为罗织，甚于汉之党锢。陛下令近臣就狱问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辄有动摇？被问者若翻，又惧遭其毒手，将军张虔勖、李安静等皆是也。赖上天降灵，圣情发寤，诛锄凶竖，朝廷乂安。”为了防止残害朝臣的悲剧重演，他竟以自身和全家百余口性命向武则天担保：“今日已后，臣以微躯及一门百口保见在内外官更无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状，但收掌，不须推问。若后有征验，反逆有实，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武则天听后很高兴，说：“以前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说，甚合朕心。”③当即赐银千两，以表奖姚崇的忠贞。

长安元年（701）三月，姚崇任凤阁侍郎。四月，姚崇赴并州以北检校各军州兵马，以整顿边防，加强战备。不久兼知夏官尚书。当时，武则天男宠张易之飞扬跋扈，目无法纪，擅自把京城大德寺中的十名僧人调到定州，以充实私置的寺院，僧人表示反对，因而上诉，由姚崇断停。张易之又屡次说情，均遭到姚崇的拒绝。因此，张易之极力在武则天面前诽谤姚崇。长安四年（704）九月，姚崇被贬为司仆卿，出为灵武道大总管。后改任安抚大使。姚崇即将离京赴任时，武则天让他推荐宰相。姚崇认为张柬之沈厚有谋，能决断大事，且已年迈，请武则天立即提拔重用。同年十月，年近八十岁的秋官（刑部）待郎张柬之，得以任命为相。

①《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张说《梁国公姚崇神道碑》均言姚崇“字元之”。《旧唐书》本传言“改为元之”，当误。

②《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载姚懿卒于龙朔二年（662），时姚崇当十二岁。③徐松：《登科记考》卷二。

①《梁国公姚崇神道碑》云：“天授之际，狱吏峻密，公持法无颇，全活者众。”载《文苑英华》卷八八四。

②《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

③《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患病，宰相张柬之与桓彦范等五人欲乘机发动宫廷政变，除掉张易之、张昌宗，拥护中宗复辟。这时恰好姚崇也从灵武道回到京城，张柬之高兴地说：“事济矣！”遂把其计谋密告了姚崇。姚崇参与了密谋计划。张柬之等成功地杀死了张易之及其党羽，迫使武则天退位。姚崇因功被封为梁县侯，实封二百户。①武则天被迁往上阳宫，中宗上朝听政，文武百官无不喜庆雀跃，唯独姚崇却呜呜咽咽，流涕不止。桓彦范、张柬之见此情景，不以为然，对他说：“今日岂公涕泣时邪！恐公祸由此始。”姚崇则回答说：“元之事则天皇帝久，乍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从公诛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②张柬之等人听了不太满意，当日姚崇即出为毫州刺史。后又历任宋州、常州、越州、许州刺史。

辅佐睿宗景云元年（710）六月，韦皇后与安乐公主合谋毒死唐中宗，专擅朝政，并欲步武则天之后尘。临淄王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等人发动了宫廷政变，诛灭韦氏党羽，拥戴相王李旦即位，是为睿宗。唐睿宗一向熟知姚崇的政治才干，即位后立即把他从许州召回，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辅佐睿宗，与当时宰相宋璟齐心合力，“革中宗弊政，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①。

早在中宗时期，安乐公主等人卖官鬻爵，又大搞“斜封官”。宰相萧至忠上疏中宗，指出当时冗员倍多，且与日俱增，致使“台寺之内，朱紫盈满”②。

①《资治通鉴》卷二〇七，中宗神龙元年；《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②《资治通鉴》卷二〇八，中宗神龙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〇九，睿宗景云元年。

②《旧唐书》卷九二《萧至忠传》。

为了整肃吏治，精减冗官，姚崇与宋璟于同年八月向唐睿宗建议：请把以前的“斜封官”一律罢免。由于睿宗的优柔寡断，这项正确建议未能施行。太平公主身为皇妹，在诛灭韦氏集团时又有大功，于是她结党营私，干扰朝政。诸王也手握兵权，威胁着皇太子的地位。景云二年（711）正月，他和宋璟密奏睿宗，认为这些都是导致政局动乱不安的因素，请将睿宗的长子宋王、高宗的长孙豳王等出为刺史；罢免岐王、薛王的左、右羽林军职务，改任太子左、右率，以侍奉太子；并请把太平公主及其夫武攸暨迁居东都，以免干扰朝政。姚、宋的建议，有利于稳定当时的政局，但睿宗却把此事泄露给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十分恼火，并严厉责怪太子。太子李隆基为了摆脱一时的困境，遂奏称姚崇等“离间”姑兄关系。于同年二月，姚崇被罢免宰相，贬为申州刺史。宋璟也同时被贬。“自是纲纪紊乱，复如景龙之世矣”①。此后，姚崇又历任徐州、潞州刺史，迁为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等职，后又迁同州刺史。在地方任职期间，他忠于职守，政法简肃，吏治较为清明，人们曾为他建立德政碑，颂扬功德。在他离任时，“阖境民吏泣拥马首，遮道不使去，所乘之马鞭、镫，民皆截留之，以表瞻恋。新牧具其事奏之，褒诏美焉”②。可见其政绩卓著，深得民心。

“救时之相”

开元元年（713）七月，唐玄宗平定了太平公主的谋乱，就想到姚崇是个人才。十月，乘在新丰进行讲武检阅军队之机，召姚崇入朝议论国是，欲加重用。姚崇侃侃而谈，针对当时弊端向玄宗建言“十事”，大意是：实行仁政，不贪边功，法行自近，宦官不参与朝政，拒绝租赋外的贡献，戚属不任台省官，对朝臣要以礼相待，纳谏从善，杜绝营造佛道的寺观，以两汉外戚专权为鉴戒等③。唐玄宗听完这十项建议，欣然接受。次日，便正式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又迁紫微（中书）令。

姚崇当宰相后，没有辜负唐玄宗对他的信任。他辅佐朝政，革故鼎新，大力推行社会改革，兴利除弊。从整伤制度入手，罢去冗职，选用官吏，各当其才；并抑制皇亲国戚和功臣的权势，注意发展生产，为“开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故杜牧称赞姚崇“首佐玄宗起中兴业”①。

张说与姚崇有私怨，他曾试图阻止姚崇入相，未能得逞。姚崇为相后，张说心里不安，就私自到岐王家“申款”，以求内助。在一次退朝时，姚崇诈称有足病，行动缓慢；当玄宗询问病由时，他又说心中有忧虑，痛不在足。接着便说：“岐王陛下爱弟，张说为辅臣，而密乘车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②唐玄宗忌讳宰臣与诸王交通，恐谋不轨，遂将张说贬为相州刺史。唐中宗以来，贵戚争先营造佛寺，滥度人为僧尼。有些富户强丁也乘机削发为僧，借以逃避国家徭役。开元二年（714）正月，姚崇上奏提出裁减僧尼，减少寺院的办法，得到唐玄宗的支持。还俗者共一万二千多人。接着，又下令禁止滥造佛寺，规定自今以后“毋得创建佛寺；旧寺颓坏应葺者，诸有司陈牒检视，然后听之”③。这就抑制了中宗以来滥度僧人和大肆营建佛寺的弊风。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〇，睿宗景云二年。

②《开元天宝遗事》卷上；《唐语林》卷一。两书皆云此事在荆州任职时。但考姚崇生平，并未在荆州任职。《大唐新语》卷六载：“历牧常扬，吏并建碑纪德”，当为扬州。

③《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司马光以为天下事“须因事启沃，岂可一旦可邀”，“难以尽信”。故《资治通鉴》不取。王鸣盛等认为“此乃所谓新书滥采小说不可信则非”。见《十七史商榷》卷八七。按姚崇前已两任宰相，明了社会弊端，建言十事，似无不可。

①杜牧：《樊川文集》卷十二。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〇，玄宗开元元年。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姚崇严格要求官吏，他撰有《五诫》，向官吏提出了在道德规范上的具体要求。其中在《持称诫》中，他要求官吏像持称那样，“不差毫厘，使锱铢不惑，轻重无疑，智不能矫，愚不能欺，存信去诈，以公灭私”。在《辞金诫》中，他极口称赞了“昔子罕辞玉，以不贪为宝；杨震辞金，以四知为惧”的为政廉慎的高贵品质，要求官吏廉洁：“尔以金玉为宝，吾以廉谨为师；尔以夜昏可纳，吾将暗室不欺。”他告诫官吏贪赃受贿必将暴露，“欲人不知，莫若勿为；欲无悔恡，不若守慎”。在《冰壶诫》中，他赞扬了冰清玉洁、表里如一的为政者，抨击了“当官以割剥为务，在上以财贿为亲”的卑鄙龌龊行径，并规劝官吏说：“在位禄厚官尊，当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冰壶是对，炯诫犹存。”①姚崇主张行法公正，不避权贵。开元二年，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骄横不法，仗势欺压百姓，遭到御史的弹劾，将依法治罪。李业闻讯后，立即到唐玄宗那里去求情，玄宗念舅甥之亲，下令重新审理此案，旨在宽免。姚崇知道后，与另一宰相卢怀慎联名上奏：“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无所枉，不可纵舍。”姚崇坚持法行自近，即便是皇亲、近臣犯罪，也决不宽贷。玄宗只好同意依法惩治，“由是贵戚束手”②。

另一件事是申王李成义私自把本府中的录事（流外官，从九品）阎楚珪破格提拔为府中参军（正七品上），唐玄宗已批准。姚崇和卢怀慎闻讯后，即刻上奏表示反对，说：“先尝得旨，云王公、驸马有所奏请，非墨敕皆勿行。臣窃以量才授官，当归有司；若缘亲故之恩，得以官爵为惠，踵习近事，实紊纪纲。”姚崇坚持任人唯贤，终于迫使玄宗收回成命，“由是请谒不行”③。

五月，姚崇又以荒年为口实，赞助唐玄宗罢免了中宗以来的“斜封官”，如员外、试、检校官等一律免职；并规定自今以后，非有战功及别敕，不得注官。由于大力整顿吏治，结束了长期以来任官驳杂、冗官滥吏充斥官府的局面。

有人告发太子少保刘幽求、太子詹事钟绍京因居闲职而有怨言，唐玄宗命紫微省下狱审讯，刘幽求表示不服。姚崇等人对玄宗说：“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闲职，微有沮丧，人情或然。功业既大，荣宠亦深，一朝下狱，恐惊远听。”①玄宗听了姚崇等人的建议，停止下狱审查。不久，把刘幽求贬为睦州刺史，钟绍京贬为果州刺史，紫微侍郎王琚也因同党被贬为泽州刺史。姚崇既保全了功臣的名誉，又抑制了功臣的权势，对于稳定政局，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年五月，黄门监魏知古因与姚崇有私憾，在知东都选举时，向唐玄宗告发了他的两个儿子受人馈赠，搞私人请托，干扰选举之事。在一次朝会时，玄宗问姚崇儿子的才德如何。姚崇马上揣测出玄宗的意思，回答说：“臣有三子，两在东都，为人多欲而不谨；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问之耳。”唐玄宗满以为姚崇会袒护自己的儿子，没想到他却毫不隐讳。姚崇又解释说：“知古微时，臣卵而翼之。臣子愚，以为知古必德臣，容其为非，故敢干之耳。”玄宗听后，反倒以为姚崇大公无私，而魏知古却忘恩负义，于是要罢免他。姚崇又坚决请求说：“臣子无状，挠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为私于臣，累圣政矣。”②在姚崇的一再请求下，玄宗这才应允。

①《五诫》包括《冰壶诫》、《执镜诫》、《持称诫》、《辞金诫》、《弹琴诫》。全文载《文苑英华》卷三六八或《全唐文》卷二〇六。

②③《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开元初年，唐玄宗的兄弟们仍然主典禁军。宋王李成器为左卫大将军，申王李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岐王李范、薛王李业也分掌左、右羽林军。因此姚崇等人上奏，请将诸王出刺外州。玄宗等人依从了姚崇等人的奏议，次年六月，命宋王兼岐州刺史，申王兼豳州刺史，豳王兼虢州刺史。后又命岐王兼绛州刺史，薛王兼同州刺史。①同时还规定：诸王赴任后，只是总领大纲，其余州务，皆委州上佐主持。此后，凡是诸王兼都护、都督、刺史的，一律照此行事。从此，诸王被解除了政务与兵权，从而失去了兴兵作乱的把柄，消除了长期以来导致政局不稳的隐患。

十月，唐军与吐蕃军在武街展开了激战，大败吐蕃军。姚崇与卢怀慎上奏：“顷者吐蕃以河为境，神龙中尚公主，遂逾河筑城，置独山、九曲两军，去积石三百里，又于河上造桥。今吐蕃既叛，宜毁桥拔城。”姚崇等人维护唐朝疆域完整的奏议，得到了唐玄宗的批准。②开元三年（715）正月，姚崇遇有子丧，请假十几天，结果案牍积压。宰相卢怀慎迟迟不能处理，心里有些害怕，就到唐玄宗那里谢罪。玄宗听后说：“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镇雅俗耳。”姚崇假满复职，十几天积压的政事，不一会即裁决完毕，自觉很得意，对紫微舍人齐澣说：“余为相，可比何人？”齐澣一时没有回答。姚崇又说：“何如管（仲）晏（子）？”齐澣听后说：“管、晏之法虽不能施于后，犹能没身。公所为法，随便更之，似不及也。”稍停了片刻又说：“公可谓救时之相耳。”③可见当时人对姚崇明于吏道，“剖断若流”的推崇。

捕蝗救农开元四年（7）山东地区发生严重的蝗虫灾害。在“天命论”和崇佛思想的影响下，老百姓对蝗虫无能为力，在路旁烧香磕头，乞求上天开恩，眼看着蝗虫食禾苗，不敢捕杀。满朝文武也都一筹莫展。唯独姚崇上疏积极主张捕杀蝗虫。他引经据典，极力说服玄宗：“《诗》云！‘秉彼蟊贼，付畀炎火。’汉光武诏曰：‘勉顺时政，劝督农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贼。’此除蝗谊也。”他又提出了灭蝗办法，“且蝗畏人易驱，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惮勤。请夜设火，坎其旁，且焚且瘗，蝗乃可尽。古有讨除不胜者，特人不用命耳。”①他建议派遣御史，名为“捕蝗使”，分头督促各地灭蝗。

当时朝议鼎沸，众口一词蝗虫是天灾不宜捕，唐玄宗也一时犹豫不定。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按诸王出刺外州，此处说是群臣所请，未明言姚崇。

②③《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①《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

玄宗也认为，蝗虫是天灾，“诚由不德而致焉。卿请捕蝗，得无违而伤义乎？”姚崇则回答：“捕蝗之术，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古人行之，所以安农，陛下行之，所以除害。臣闻安农，非伤义也，农安则物丰，除害则人丰乐，兴农去害，有国之大事也，幸陛下熟思之。”玄宗听了才下决心，高兴地说：“吾与贤相讨论，已定捕蝗之事，敢议者死！”①姚崇虽然说服了唐玄宗，但是公卿百官中的许多人仍疑惧不安。卢怀慎担心他捕蝗不成，反会丢了官爵，就私下劝他说：“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外议咸以为非。又杀虫太多，有伤和气。今犹可复，请公思之。”姚崇则毫不动摇地说：“楚王吞蛭，厥疾用瘳；叔敖杀蛇，其福乃降。赵宣至贤也，恨用其犬；孔丘将圣也，不爱其羊。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礼。今蝗虫极盛，驱除可得，若其纵食，所在皆空。山东百姓，岂宜饿杀！此事崇已面经奏定讫，请公勿复为言。若救人杀虫，因缘致祸，崇请独受，义不仰关。”②姚崇忧国忧民，他的治蝗行动受到人们钦佩，评价他说：“姚元崇为相，忧国如家，爱民如子。”③开元四年（7）四月间，山东再次发生严重蝗灾。姚崇一如既往，立即派“捕蝗使”，促令各地捕蝗救灾。汴州刺史倪若水认为：“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刘聪时，尝捕埋之，为害益甚。”因此对抗御史，不肯从命。姚崇听到此事后，不胜愤慨，立即牒报倪若水说：“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他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警告他说：“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其无德致然！”倪若水见牒以后，十分恐惧，不敢抗拒，只好乖乖地照令行事。五月，姚祟又派遣使者去各州县进一步检查捕蝗情况，并把各州县官吏捕蝗的勤惰、政绩大小上报朝廷，以促进州县捕蝗救灾①。姚崇督责捕蝗，始终如一。因此捕蝗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仅汴州一州，就捕蝗十四万石，投入汴渠顺流而下者尚不可胜数。把蝗灾减少到最低限度。虽然山东连年发生蝗灾，也没有造成很大的饥荒。

②《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①郑棨：《开天传信记》。

②《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③《开元天宝遗事》卷上。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晚年恩遇优渥

开元四年（7）十一月，黄门监卢怀慎病卒，姚崇也患了疟疾，卧床不起。玄宗因姚崇居第僻远，咨询政事殊感不便，让他迁居罔极寺，每天派使者数十人，前去探望病情。每有军国大事，都令宰相源乾曜去征求姚崇意见。每当源乾曜奏事时，凡是符合旨意的，玄宗便说：“此必姚崇之谋也。”有时不合乎他的旨意，则说：“何不与姚崇议之？”为了咨询方便，源乾曜奏请唐玄宗，请姚崇迁往四方馆。姚崇以四方馆华丽宽大，且有不少簿书，不是病人应住的地方，坚决推辞。唐玄宗说：“设四方馆，为官吏也；使卿居之，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辞！”②不久，姚崇辞去了宰相职务。辞职原因一是由于他的两个儿子广交宾客，一再接受别人馈赠的财物，招致了人们的非议；二是中书省主书赵诲为姚崇所亲信，他接受了蕃人的贿赂，事情揭发后，唐玄宗亲自审讯，被捕入狱，定为死罪，姚崇又设法营救，玄宗很不满意。正赶上曲赦京城罪犯，敕令中特别标名赵诲，“杖之一百，流岭南”。于是，姚崇忧惧不安，以为自己不宜再做宰相，数次申请，要求回避相位。最后，唐玄宗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根据他的举荐，由宋璟取代了宰相职务，他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罢知政事。姚崇与宋璟共事多年，深知其德行和才能。他的举荐，颇受史家好评。

宋人洪迈说：“姚崇避位，荐宋公自代。唯贤知贤，宜后人之莫及也。”①宋璟继任为辅相，建言行事，绳愆纠过，对朝政多所裨益，与姚崇并称为开元贤相。

开元五年（717）正月，玄宗将巡幸东都，却突然发生了太庙崩坏的事件。当时的宰臣附会阴阳灾异之说，妄加解释说：“陛下三年之制未毕，诚不可行幸。凡灾变之发，皆所以明教诫。陛下宜增崇大道，以答天意，且停幸东都。”说得唐玄宗六神无主，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他又询问姚崇：“朕临发京邑，太庙无故崩坏，恐神灵诫以东行不便耶？”姚崇客观地分析太庙崩坏的原因，说：“太庙殿本是苻坚时所造，隋文帝创立新都，移宇文朝故殿造此庙，国家又因隋氏旧制，岁月滋深，朽蠹而毁。”他还建议说：“以臣愚见，旧庙既朽烂，不堪修理，望移神主于太极殿安置，更改造新庙，以申诚敬。车驾依前径发。”玄宗听后高兴地说：“卿言正合朕意。”②遂赐绢二百匹。

此后，唐玄宗命姚崇五日一朝，仍然入阁参与朝议，恩遇更加优厚，遇有重大的军国之事，仍然要咨询姚崇。开元八年（720），又授官太子少保。开元九年（721）九月，姚崇病故，终年七十一岁①。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文贞②。

姚崇临终前，曾先把家里的田园资产分成几份，让他的儿子、侄儿各守其分，以免死后儿子们发生争执。并且作了遗令，告诫子孙不要厚葬。遗令说：“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须厚葬，使伤素业。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复何用违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资。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季之衣，各一副而已。”姚崇生前反对佛教，在遗令中不惮其烦地列举了北齐、梁武帝、胡太后、中宗韦皇后等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咸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的历史事实，告诫子孙不得迷信佛教，“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余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③。严禁为他“追福”而挥霍大量财物。

姚崇是唐代杰出的政治家，他与宋璟等人辅佐唐玄宗，前后三任宰相，皆兼兵部尚书。直到至德元年（756），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逃到成都，当得知唐肃宗任命房琯为将时，他喟然长叹说：“此不足以灭贼也。”又说：“若姚崇在，贼不足灭也。”并盛赞他的“宏才远略”④。

①洪迈：《容斋随笔》卷五。

②《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①两《唐书》本传皆说姚崇享年七十二岁，而张说《姚崇神道碑》说“七十有一”。此从碑文。②两《唐书》本传皆说“谥曰文献”，碑文作“文贞”。今从碑文。

③《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④《大唐新语》卷八；《新唐书》卷二二三《李林甫传》略同。

第二节 张说历仕四朝

张说（667—730），字道济，一字说之，祖籍范阳，世居河东（今山西永济西南），后迁居洛阳。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知其父官职卑微，仅为洪洞县丞。张说为文运思精密，年轻时很有造诣。垂拱四年（688），武则天策试贤良方正，亲临洛阳城南门主考，张说应诏对策为天下第一。武则天以为近古以来没有甲科，张说遂屈居为乙等①，授任太子校书，迁左补阙。长安初年（701），诏令张说与徐坚等人撰修《三教珠英》，由麟台监张昌宗及成均祭酒李峤总领此事。昌宗不学无术，只是广引文词之士，高谈阔论，“历年未能下笔”。唯张说与徐坚“构意撰录，以《文思博要》为本，更加《姓氏》、《亲族》二部，渐有条流”②。书修成后，迁右史、内供奉，兼知考功贡举事，后又擢任凤阁舍人。

长安三年（703），女皇男宠张昌宗诬陷御史大夫魏元忠与人私议“太后老矣，不若挟太子为久长”，称此是谋反，并胁迫张说作证，张说应允了。当上廷作证时，再次威胁他，张说却慷慨陈词，对女皇说：“陛下视之，在陛下前，犹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今对广朝，不敢不以实对。臣实不闻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诬证之耳！”张昌宗阴谋败露后，又气急败坏地反诬称张说与魏元忠同谋反。张说又据理反驳，最后并说：“且臣岂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附元忠立致族灭！但臣畏元忠冤魂，不敢诬之耳。”张说理正词严，揭露了张昌宗的非法行为，保护了耿直大臣魏元忠，但武则天却不分是非曲直，反认为张说是“反复小人”，再次鞫审，最后竟被无辜流放于岭外。①唐中宗复位后，张说入为兵部员外郎，后转工部侍郎。景龙年间（707—709），遇母丧离职，服丧未满，中宗欲起复授黄门侍郎，当时“风教颓紊，多以起复为荣”②，张说却推辞不受，颇受有识之士的称赞。服丧期满，复授工部侍郎，不久改为兵部侍郎，加弘文馆学士。

景云元年（710），唐睿宗即位，张说迁任中书侍郎，兼雍州长史。这年秋天，谯王李重福潜入东都，欲谋夺皇位。兵败后，东都留守捕获了其党羽数百人，审讯多月，迟迟不能定案，睿宗即命张说前去审理。张说很快查清了此案，一宿即捕获了谯王的主谋张灵均、郑愔等，弄清了其全部罪状，其余误捕下狱的一律宣布无罪释放。张说办事干练，深受睿宗的嘉奖，称赞他说：“知卿按此狱，不枉良善，又不漏罪人。非卿忠正，岂能如此？”翌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

①《登科记考》卷三，《大唐新语》卷八。

②《旧唐书》卷一〇二《徐坚传》。

①《资治通鉴》卷二〇七，则天后长安三年。

②《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下引本传及《新唐书》卷一二五《张说传》，不另加注。

这时，李隆基尚居东宫为太子，张说为侍读，备受亲近礼敬。太子姑母太平公主交结朝臣，朋比为奸，干预朝政，图谋废掉太子。这年二月，唐睿宗曾对待臣说：“有术者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侍臣们明白，此事显然是旨在离间挑拨父子关系，以动摇太子地位，都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张说则直言不讳地说：“此是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睿宗听后十分高兴，即日下制止皇太子监国。第二年，又下制皇太子即位。

睿宗虽然退居为太上皇，但仍控制着朝政大权。太平公主仍依恃皇兄权势继续干预政事，变本加厉地谋害玄宗。她恨张说不趋附自己，便奏请睿宗，将他贬为尚书左丞，并出为东都留守。张说洞知太平公主之党暗中怀有异谋，遂遣使者献给玄宗一把佩刀，暗示他要果断行事，以铲除太平公主之党。故史称“张说独排太平之党，请太子监国，平定祸乱，迄为宗臣。”在平定了太平公主的谋乱之后，玄宗即召张说拜中书令，封燕国公。

开元元年（713）十月，玄宗欲召回同州刺史姚崇为相。张说因与姚崇不和，暗中指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劾，玄宗不予理睬。接着，张说又使殿中监姜皎向玄宗建议，任命姚崇为河东总管，以阻止姚崇入相。玄宗知是张说的计谋，不顾一再阻挠，仍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姚崇任相后，张说就私自到岐王李范家申述诚意。姚崇告发此事，张说被贬为相州刺史，充河北道按察使。①边防建树张说被贬不久，又因他事牵连，再贬为岳州刺史。苏颋擢任宰相，张说以与其父苏瓖为故交，撰《五君咏》献苏颋，其中一则是记苏瓖事。苏颋读后很感动，上奏称张说为“忠贞謇谔，尝勤劳王室，亦人望所属，不宜沦滞于遐方”。开元六年（718）二月，张说迁任荆州长史①。不久又迁任右羽林将军，兼检校幽州都督。

幽州地与奚、契丹接壤，为北方重镇。这一年契丹首领李失活死，大臣可突于争权，发生了内乱。唐朝派兵镇压，结果失利。张说上表，陈述利害，说：“臣熟知幽州兵马寡弱，率欲排比，未可即用，城中仓粮全无贮积。”因此，他请求加强战备，以防止边患。②在此期间，张说考虑到“国储未赡，边军未息”，为了“静人业农”，他上表情求屯田：“臣闻求人安者莫过于足食，求国富者莫先于疾耕。臣再任河北，备知川泽。窃见漳水可以灌巨野，淇水可以灌汤阴，若开屯田，不减万顷，化萑苇为粳稻，变斥卤为膏腴，用力非多，为利甚博。”因此，他希望朝廷“不失天时，急趋地利，上可以丰国，下可以廪边，河漕通流，易于转运，此百代之利也”③。屯田既可增加国库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又方便了水利交通，是一项很有益的措施。

开元七年（719），张说检校并州大都督长史，兼天兵军大使，摄御史大夫，兼修国史。他再次上表论奏边事，主张对周边少数民族实行安抚和睦政策，用兵不过是迫不得已的。④后可突于终于立李失活的族弟郁于为国主，并遣使请罪。玄宗即册立郁于，唐与契丹的纠纷终于圆满解决了。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〇，玄宗开元元年。

①《明皇杂录》卷下，参岑仲勉《唐史余沈》卷二。

②《幽州论戎事表》，《文苑英华》卷六一四。

③《请置屯田表》，《文苑英华》卷六一六。

④《并州论边事表》，《文苑英华》卷六一四。

开元八年（720）秋，朔方大使王晙密奏原突厥降户勾引突厥，谋陷军城，因诛杀殆尽。此事引起了散居在大同、横野军附近的拔曳固、同罗诸部的恐惧不安。为了平息事端，张说只率二十从骑，持节去各部安抚，晚上还住在他们帐中。拔曳固、同罗诸部听到后深为感动，“由是遂安”①。

开元九年（721）四月，原突厥降将康待宾诱使诸降户反叛，一时攻陷了兰池六州。诏令王晙率兵讨伐，并令张说知经略。康待宾暗中与党项通谋，攻破了银城、连谷，还占据了粮仓。张说率马步兵一万人出合河关（今山西兴县）袭击，康待宾等大败而逃。张说率军乘胜追击，当追到骆驼堰时，党项部反戈。张说招抚党项流散人员，使各安其业。讨击大使阿史那献以为党项反复无常，请全部诛杀。张说制止了这一滥杀的做法，说：“王者之师，当讨叛柔服，岂可杀已降邪！”即奏请设置麟州，“以镇抚党项余众”②。同年九月，召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开元十年（722），诏命张说为朔方节度大使，并去朔方巡视边防，处置兵马。这时，康待宾余党庆州方渠康愿子反叛，自立为可汗，劫掠牧马，西渡黄河出塞。张说率兵追讨，至木盘山擒获了康愿子，并俘虏三千人。为了防止这一带的突厥降户再次骚乱，于是议请将居住在河曲六州的降户五万余人强行迁往中原的许、汝、唐、邓、仙、豫等州。这样，朔方之地，空荡无人。张说因功赐实封二百户。

张说历经边镇数年，熟知边防事宜。当时沿边镇兵多达六十余万，他以时无强敌，奏请精减兵员，罢免二十余万。玄宗对裁减三分之一有些犹豫。张说解释说：“臣久在疆埸，具悉边事，军将但欲自卫及杂使营私。若御敌制胜，不在多拥闲冗，以防农务。”

张说还着手对府兵进行了改造。当时诸卫府兵，成丁入伍，六十岁免役，其家又不蠲免杂徭，渐渐贫弱，大都逃亡。先天二年虽然有所改革，规定二十五岁入伍，五十岁放免，屡次征镇者，则十年免役。但实际上徒有此令，并未能付诸实施。因此这时府兵之法日渐破坏，番役更替多不按时，卫士逃匿，宿卫之士无法得以保证。鉴于这种情况，张说建议，请召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逋逃者必争出应募。”玄宗同意募兵，不过十几天，即得到精兵十三万人，“分隶诸卫，更番上下。兵农之分，从此始矣”①。张说的精减边兵、改革府兵，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也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八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九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十年；《新唐书》卷五〇《兵志》。②《读通鉴论》卷二二。

王夫之评论说：“张说所奏罢之二十万人，无一人可供战守之用，徒苦此二十万之农民于奉拚除、执虎子、筑■场，供负荷之下。故军一罢，而玄宗知其劳民而弱国也，而募兵分隶之议行，渐改为长从，渐改为彍骑。穷之必变，尚可须臾待哉？”②政改与文治开元十一年（723），张说进为中书令。在政治制度上所进行的重要改革是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政事堂在唐初设于门下省，为宰相议政之所。贞观之后，中书省权力渐重。武周时裴炎由侍中改任中书令，为便于政务推行，迁政事堂于中书省，但仍是宰相议政之所。张说任中书令后，将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并“列五房，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同时，政事印为“中书门下之印”①。这一改制，使政事堂有其所辖部门与属官，由宰相议政之所变为朝廷最高权力机构。

唐玄宗统治前期，经济繁荣，政治升平，进入盛世。好大喜功的玄宗粉饰文治，特置丽正书院，聚集文学之士，或修书，或侍讲，以张说为修书使总领其事。由于文学之士受到宠遇，对其供给也十分优厚。中书舍人陆坚以为他们“无益于国，徒为糜费”，欲上奏罢免学士。张说反驳其言，说：“自古帝王于国家无事之时，莫不崇宫室，广声色，今天子独延礼文儒，发挥典籍，所益者大，所损者微。陆子之言，何不达也！”玄宗听到后，“重说而薄坚”②。

开元十三年（725），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定书院官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张说以宰相为学士知院事。他虽然地位显赫，却很谦逊。玄宗欲授任张说为大学士，他推辞说：“学士本无大称，中宗崇宠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为称。”后来在集贤院举行宴会，照旧例，官位高者先举杯，张说欲打破陈规，便对诸士子说：“吾闻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阀为先后。”于是，众学士一起举杯同饮，一时传为佳话。张说雅重词学之士，善于用人之长。当时，在文学上有造诣、有名声的韦述、张九龄、许景先、袁晖，赵冬羲、孙逖、王翰等“常游其门”，赵冬羲兄弟六人，韦述兄弟六人并词学登科，张说极口称赞：“赵、韦昆季，今之杞梓也。”①张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是当代无人能企及的。他一生著作宏富，除了参与修撰《三教珠英》、主持改撰《开元五礼仪注》以外，还主持编撰了《大唐六典》。又奉玄宗之命，与他人一起类集要事，为诸王子习读而编写了《初学记》30卷。后人收集他的诗词、文赋、表奏、碑文、墓志，总成文集30卷。

积怨虽多，宠遇不衰张说有才智，但脾气暴躁，又好受人贿赂。百官凡奏事有不合他心意的，“好面折之，至于叱骂”，所以与同僚的关系不甚融洽。开元十四年（726）二月，玄宗召回河南尹崔隐甫，欲授任要官，张说却认为他不通文学，遂奏请拟任金吾大将军；前殿中崔月用与张说关系密切，便推荐他为御史大夫。玄宗拒绝了他的意见，即以隐甫为御史大夫，隐甫心里怨望张说。②御史中丞宇文融，曾建议检括天下游户及籍外占田，设置十道劝农事，分行郡县督责检查，张说担心扰民，屡次从中阻止。这时，宇文融又请求吏部设立十铨，与苏颋等分管选举，凡有论奏，张说又极力抑止，“于是铨选失序”。宇文融愤怒已极，即联合崔隐甫、李林甫共同弹劾张说，说他招引术士王庆则“祠祷解，而奏表其闾”，引僧人道岸“窥诇时事，冒署右职”；其亲吏张观、范尧臣依据张说权势，“市权招赂”，又擅自给太原九姓羊钱千万，言辞“丑惨”。玄宗十分恼怒，即敕令源乾曜、崔隐甫、刑部尚书韦抗于御史台鞫审张说。

①《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册府元龟》卷三〇八。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十一年。

①《旧唐书》卷一〇二《韦述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十三年。

源乾曜奉诏鞫审张说，罪状多属实，玄宗派高力士去看张说，见他蓬首垢面，坐在草地上，使用的是瓦器，吃的是粗食，以表示“自罚忧惧”。高力士将此情况回报玄宗，并说：“说往纳忠，于国有功。”玄宗听后也很怜悯他，仅罢去中书令职务，命在集贤院专修国史，只诛杀王庆则等人，受株连者十余人。

开元十五年（727）正月，御史大夫崔隐甫与中丞宇文融唯恐玄宗再进用张说，一再上言诋毁他。于是“各为朋党”，相互攻讦。玄宗疾恨朝臣朋比为奸，因命张说致仕，隐甫被免官，宇文融也被出为魏州刺史。①开元十六年（728）二月，以尚书右丞相致仕的张说兼任集贤殿学士。张说虽罢知政事，专文史之任，但玄宗对他的宠遇不衰，“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访之”②，以征询张说的意见。

开元十七年（729），再拜张说为尚书右丞相，集贤院学士。不久，又代源乾曜为尚书左丞相。他上任那天，玄宗特命有司供帐，奏音乐，具酒馔，并作御诗一篇以叙此事，仪式热烈而隆重。不久，又以修撰谒陵仪注有功，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其长子张均为中书舍人，次子张垍尚宁亲公主，拜驸马都尉。“当时荣宠，莫与为比。”

开元十八年（730），张说患病，玄宗每天都遣中使前去看望，并御笔写药方赐予他。由于医治无效，这年十二月病卒。时年六十四岁。赠太师，谥曰文贞。玄宗还亲自为张说撰神道碑文。

张说曾三任宰弼，擅长文学。一生掌文学之任三十多年。有助成文治之功，也颇有武略，可谓文武兼资。他明于政体，改革不合时宜的政治和军事制度。故史家称赞他“发明典章，开元文物彬彬，说居力多”，是推动“开元之治”的一位重要人物。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玄宗开元十五年。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说姚崇是个贤相，其实姚崇是个“贰臣”——这个婊子养的“曾任武后、睿宗、玄宗三朝宰相常兼兵部尚书”。他多能鬼混啊！史载“姚崇初以挽郎入仕，迁兵部郎中。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侵扰河北，连陷数州，军务繁杂，檄书如雪。姚崇剖析若流，皆有条理，得到武则天赏识，擢兵部侍郎、同平章事，迁兵部尚书、名列宰相。神龙元年（705年），协助张柬之发动神龙革命，清除张易之兄弟及其党羽势力，迫使武则天还位于唐中宗，受封为梁县侯。同情武则天遭遇，出任亳州刺史。入为中书令，革除弊政，颇有作为。不肯依附太平公主，贬为申州刺史。唐玄宗亲政后，拜兵部尚书、同平章事，迁中书令，封梁国公。提出《十事要说》，力主实行新政，推行社会改革。兴利除弊，整顿吏治，淘汰冗职，选官得才；抑制权贵，发展生产，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如此说来，他就不仅是混江龙，而且是变色龙了！姚崇真会邀宠！执政三年，誉为“救时宰相”，与房玄龄、杜如晦、宋璟并称“唐朝四大贤相”，以开府仪同三司致仕。——不过在我看来，所谓“救时宰相”，不过就是“姚崇邀宠”罢了。）

【第二十二章 一行】

第一节 身世

一行（683—727），俗名张遂，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人。祖父张公谨是唐代开国功臣，被封为郯国公。父亲张擅为武功县令。

他“少聪敏，博览经史”，常到藏书丰富的长安城南玄都观去看书，颇受观主尹崇赏识。一次，他从尹崇处借得西汉扬雄《太玄经》，此书意旨深奥，尹崇自称研读数年尚不能晓，张遂仅数日就读完，并能究其义而撰《大衍玄图》一卷。尹崇大惊，对人说：“此后生颜子也。”年轻的张遂成了长安城里的知名学者。

时值武则天之侄武三思任春官尚书，封为梁王。武三思有权有势，但没有才学，想与张遂结交。张遂为逃避纠缠，到嵩山出家当了和尚，取法名一行。

一行不仅道学功底深厚，也刻苦钻研天文学和数学。他曾到天台山国清寺（在今浙江天台）投师学算。开元五年（717），一行被唐皇朝强征回京，由于他不愿做官，被安置在长安城内的华严寺编译佛经。开元九年（721），“太史频奏日食不效”。当时所用《麟德历》行用了五十多年，误差渐大，已需改革历法。于是，唐玄宗诏令一行负责主持制订新历。

一行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从开元九年到开元十五年（721—727），为了编制新历法，在一行领导下进行了大量的天象观测工作。为适应实测的需要，又必须首先创制一些新的科学仪器，如“覆矩”、“黄道游仪”和“水运浑象”等。最后，在大量新的实测数据的基础上，编制出《开元大衍历法》即《大衍历》。

开元十五年（727），《大衍历》草成，就在这年，一行在随驾去洛阳的途中死于新丰（今陕西临潼新丰镇），年仅四十五岁。一行去世后，唐玄宗诏张说与历官陈玄景写定《大衍历》，分为《历术》（又称历经）7篇、《略例》1篇、《历议》10篇，到第二年完成，开元十七年（729）起正式颁行。一行在科学方面的贡献主要在天文仪器制造、大地测量、编制《大衍历》三个方面。尤其是《大衍历》受到世人的称颂。如道士邢和璞称赞一行说：“汉之洛下闳造历云：‘后八百岁当差一日，必有圣人正之。’今年期毕矣，而一行造《大衍》正其差谬，则洛下闳之言信矣，非圣人而何？”①可见当时人们对一行贡献的崇敬。

①《旧唐书》卷一九一《一行传》。

第二节 在仪器制造及天文观测方面的成就

天文仪器制造天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天文观测的新成果。一行十分重视天文实测工作。

他受命改治新历，首先就策划为配合改历所需的一系列实测工作。他奏请朝廷：“今欲创历立元，须知黄道进退，请太史令测候星度。”①但是，当时太史局所用测候星度的浑仪上没有黄道环，不能直接测出天体的黄道入宿度②。于是，一行提出要制造一架新的仪器，并与率府兵曹参军梁令瓒先用木料做了一件黄道游仪的模型，后于开元十一年（723）制成了铜仪。一行、梁令瓒所制的黄道游仪的结构为三重环组。最外一重有三个环，包括地平、子午和卯酉环。其中卯酉环为过天顶和正东、西方向的一个圆环，这一重环组是固定不动的，起骨架作用。最里一重环组是夹有窥管的四游环，它的外圆周是一丈四尺六寸一分，即以四分弧长为角的一度。中间的一重与李淳风的三辰仪相当，所不同的是在赤道环上每隔一度打一个洞，使黄道环能沿赤道环移动，以适应古人所理解的冬至点沿赤道退行的岁差现象。这是浑仪发展过程的一个创举，第一次在仪器上体现了岁差现象。同时，这也是黄道游仪的名称由来。由于黄道和白道的交点也是在不断移动的，因而也在黄道上每隔一度穿一个孔，过一定时间后，就把白道环移动一孔。

此外，为了能更方便地进行中天观测，黄道游仪中的四根支柱安放在四个斜角方向。

一行用黄道游仪做了许多工作，主要有月亮的运动和恒星的黄、赤道度数（即经度）及去极度（相当于纬度）的测定。其中月亮运动的观测对《大衍历》的制定有很大意义，特别是为交食计算的准确性提供了基础。而在恒星观测中则发现了恒星位置和南北朝以来的星图、浑象所标的位置已经有所不同。①根据这些实测结果，《大衍历》革除了沿用了数百年的陈旧数据，取而代之以新的观测数值。一行在恒星观测方面是成绩卓著的。

①《旧唐书》卷三五《天文志》上。

②李淳风于贞观七年（633）制成一架浑天黄道仪，这架仪器有三重环组，中间一重环组由黄道环、赤道环和白道环组成，称为三辰仪。它不仅能直接测得天体的入宿度，而且还可以区别黄道度与白道度。但是，李淳风制造的这架仪器被放在宫内，皇家天文机构所用的浑仪仍然是后魏制造的铁仪。①这些变化经研究都可以解释为由岁差原因所引起。见席泽宗：《僧一行观测恒星位置的工作》，《天文学报》第4卷第2期（1936），第212—217页。

一行在天文仪器制造方面的第二件创作，是他与梁令瓒及诸术士合作制造的一台名叫“水运浑天俯视图”的浑天象。它不但能演示天球和日月的运行，而且立了两个木人，按刻击鼓，按辰撞钟，集浑天象与自鸣钟于一体。《旧唐书》对此台仪器的结构有详细的记载：“铸铜为圆天之象，上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数。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日一夜，天转一周。又别置二轮络在天外，缀以日月，全得运行。每天西转一匝，日东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转有余而日月会，三百六十五转而日行匝。仍置木柜以为地平，令仪半在地平下，晦明朔望，迟速有准。又立二木人于地平之上，前置钟鼓。以辰刻，每一刻自然击鼓，每辰则自然撞钟当时共称其妙。”①一行还创造了一种测量北极出地高度（即所测地的地理纬度）的专用新仪器——“覆矩”（又叫“覆矩图”）。关于覆矩的式样，史料没有详细记载。研究者猜想它可能如图1所示的形式②。

根据我们的考证，“矩”在我国古代天算典籍中有两种含义：一是形似木工曲尺的平面区域，即所谓的“积矩”；一是勾股形中的勾边加股边夹一直角构成的直角折线，即所谓的“矩线”③。“覆矩”当理解为将积矩开口向下。《旧唐书·天文志》有“以覆矩斜视，北极出地”多少度的记载，又说：“以图（即覆矩图）校安南，日在天顶北二度四分”。这说明一行的覆矩是一种用“角度”表示地平高度的测量工具。如图1所示，在覆矩的直角顶点系以重锤，在两直角边间安装一个0到91.31度（因我国古代历法多取圆周为365.25度，故直角当为91.31度）的量角器。使用时，把覆矩的一个特定边指向北极，使此边恰好在人眼和北极的连线上，则重锤线即能在量角器上直接读出北极的地平高度。

一行发明的覆矩是一种简便的测量北极高度的仪器，它在一行领导的开元年间天文大地测量活动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子午线测量一行受诏改历后组织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天文大地测量工作。这次测量，用实测数据彻底地否定了历史上的“日影一寸，地差千里”的错误理论，提供了相当精确的地球子午线一度弧的长度。

一行发起这次大规模的天文测量主要目的有二。其一，我国古代有一种传统理论：“日影一寸，地差千里。”①刘宋时期的天算家何承天根据当时在交州（今越南河内一带）的测量数据，开始对此提出了怀疑，但长期未能得到证实。隋朝天算家刘焯则提出了用实测结果来否定这一错误说法的具体计划，他说：“交爱之州，表北无影，计无万里，南过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实差。”他建议：“请一水工，并解算术士，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数百里，南北使正。审时以漏，平地以绳，随气至分，同日度影。得其差率，里即可知。则天地无所匿其形，辰象无所逃其数，超前显圣，效象除疑。”①但这个建议在隋朝没有被采纳。一行的测量则实现了这一计划。其二，当时发现，观测地点不同，日食发生的时刻和所见食象都不同，各节气的日影长度和漏刻昼夜分也不相同。这种现象是过去的历法所没有考虑到的。这就需要到各地进行实地测量。

①《旧唐书》卷三五《天文志》上。

②梁宗巨：《僧一行发起的子午线实测》，《科学史集刊》，1959年第2期，第144—149页。③李继闵：《商高定理辨证》，《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2卷第1期（1993），第29—41页。①《周髀算经》、《尚书纬·考灵曜》等书里都有记载说，南北相距千里，夏至日中午，高八尺的竿子的影长就相差一寸。

①《隋书》卷二六《天文志》。

这次测量过程中，由太史监南宫说及太史官大相元太等人分赴各地，“测候日影，回日奏闻”。而一行“则以南北日影较量，用勾股法算之”②。可见，一行不仅负责组织领导了这次测量工作，而且亲自承担了测量数据的分析计算工作。

当时测量的范围很广，北到北纬51度左右的铁勒回纥部（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南到约北纬18度的林邑（今越南的中部）等十三处，超出了现在中国南北的陆地疆界③。这样的规模在世界科学史上都是空前的。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由南宫说亲自率领的测量队，按刘焯的计划在黄河两岸平原地区测量的四个点，由北向南有滑州白马（今河南滑县）、汴州浚仪太岳台（今开封西北）、许州扶沟（今河南扶沟）、豫州上蔡武津馆（今河南上蔡）。其中白马在黄河北，其他三点都在黄河以南。它们均介于东经114.2—114.5度之间，差不多在同一经度上（即刘焯所说的“南北使正”）。总计白马至上蔡526里270步，北极高度相差1.5度，从而得出大约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北极高度相差一度的结论。这实际上给出了地球子午线一度的长度。

由于对唐尺数值的大小，人们目前的看法还不一致，故评价一行这次子午线测量的精度受到限制。初步的估计结果是，一行的测量值与现代值相比，相对误差大约为11.8％。

国外最早的子午线实测是在公元814年，由天文学家阿尔·花剌子米（约783—850）参与组织，在幼发拉底河平原进行了一次大地测量，测算结果得出子午线一度长为111.815公里（现代理论值为110.6公里），相当精确。但这已在一行之后九十年了。

②《通典》卷二六《职官典·秘书监》。

③梁宗巨：《僧一行发起的子午线实测》，《科学史集刊》，1959年第2期，第144—149页。

第三节《大衍历》的九服晷影算法及其正切函数表

我国古代历法从东汉《四分历》开始，就有各节气初日晷影长度和太阳去极度的观测记录，漏刻、晷影成为古代历法的重要计算项目。隋朝刘焯发明二次等间距插值法之后，李淳风首先将二次插值法引入到漏刻计算中，由每气初日的漏刻、晷影长度数求该气各日的漏刻、晷影数。但是，各历法中所记载和计算的漏刻和晷影大多是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告成镇）的数值。一行在编制《大衍历》时，曾进行了大规模的天文测量，通过观测知道，随去极度变化的影长，又因地方而异，但同太阳的天顶距有固定的对应关系。一行在《大衍历》中发明了求任何地方每日影长和去极度的计算方法，叫做“九服晷影”。

古人把阳城作为测影的标准地点，即所谓的地中。如图2所示，若NP为阳城的北极高度，S1、S2、S3为阳城夏至、小暑、大暑等日的太阳上中天位置，则PS1、PS2、PS3为阳城夏至、小暑、大暑诸气太阳的去极度，取α1＝PS2－PS1、α2＝PS3－PS2，则α1、α2分别为阳城夏至到小暑、小暑到大暑的去极度差数，也是太阳天顶距的差数。且这个差数对任何地点的相应季节都是相等的。

设有某地北极高度为NP′，则夏至、小暑、大暑等日的太阳上中天位置为S′1、S′2、S′3。显然，有α1＝PS′2－PS′1，α2＝PS′3－PS′2。

阳城夏至、小暑、大暑太阳天顶距为ZS1、ZS2、ZS3等，故α1＝ZS2－ZS1，α2＝ZS3－ZS2，同样，有α1＝ZS′2－ZS′1，α2＝ZS′3－ZS′2。

历法中已给出阳城各气初日的太阳去极度，则各气的去极度差即为已知，同样各气的太阳天顶距差亦为已知，而这个差数对于任一地点都是相等的。这样一来，对于任一地方，只要知道某一节气（如夏至）的太阳天顶距，其他各气的太阳天顶距都可以通过加减这个差数求出。剩下还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其一，如何求某地夏至（或冬至）的太阳天顶距；其二，已知天顶距如何换算出晷影长。这两个问题都可以通过建立一个影长与太阳天顶距的对应数表来解决。

如果列出一张以天顶距为引数，每隔一度的影长的数值表，则以上两个问题都可以解决：先在所测地测出（冬）夏至晷影长度（在一行领导的大地测量中，在每处都进行了这样的测量），由影长查表得出太阳天顶距，再加减一个如前所述的差数αi即可求出该地各气的天顶距，返回再查表得影长。一行在《大衍历》“步晷漏术”中就建立了这样一个从0度到80度的每度影长与太阳天顶距对应数表，这是世界数学史上最早的一张正切函数表。①在国外，大约920年左右，阿拉伯学者阿尔·巴坦尼（al-Battani，约858—929）根据影长与太阳仰角之间的关系，编制了0度—90度每隔一度时12尺竿子的影长表，这实际上是一个12ctgα的数表。另一位阿拉伯学者阿尔·威发（Abul-Wafa，940—998）在980年左右编成了正切和余切函数表，每隔15度和10度给出一个值。他还首次引进了正割和余割函数。②一行和阿尔·巴坦尼差不多沿着相同的途径编成正切和余切函数表。一行用太阳天顶距，阿尔·巴坦尼用太阳仰角，两者互为余角，所以他们两人的发现是相同的。而一行的正切函数表比阿尔·巴坦尼的余切函数表早近两百年，比阿尔·威发的正切表要早二百五十年。尽管一行的正切函数表只从0度到80度，误差也相应大一些，但它毕竟是世界上最早的正切函数表。

①刘金沂、赵澄秋：《唐代一行编成世界上最早的正切函数表》，《自然科学史研究》第5卷第4期（1986），第298—309页。

②参见梁宗巨《世界数学史简编》；D.E.Smith，History of Mathematics，Vol.2。

第四节 《大衍历》的插值算法

今天常用的牛顿插值公式，其不等间距的形式比等间距的形式要复杂得多。天算史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在中国古代，唐朝天文学家、数学家一行在其《大衍历》中发明了二次不等间距插值法，且一行还有意识地应用了三次差内插法近似公式①。因此，一行在插值法方面的贡献备受中外天算史研究者的关注。

我国古代非线性插值法，是刘焯在其《皇极历》（604）中考虑到太阳运动不均匀性为计算太阳行度改正值时首创的。有关中国古代插值法的算理研究的新成果表明，刘焯二次等间距插值法的造术原理建立在源于《九章算术》描述匀变速运动的模型基础之上，认为太阳每日的运行速度之值构成一等差数列。质言之，所用数学方法就是构造一等差数列并求其前若干项和。一行的插值法并没有人们所想象那样的推广意义。就插值算法本身，一行算法与刘焯算法实质完全相同②。所不同的是，《皇极历》是在以平气为间隔的日躔表基础上插值。而《大衍历》是在以定气为间隔的日躔表上插值。

《太初历》以后，各历都以平分一回归年365.25日为24等份而得每节气长15.22日，这样规定的二十四气称为“常气”，或叫“平气”。张子信指出“日行春分后则迟，秋分后则速”，于是刘焯造《皇极历》时体会到二十四气皆应有“定日”，他说：“春、秋分定日去冬至各八十八日有奇，去夏至各九十三日有奇。”但刘焯并没有搞清楚太阳速度的加减和季节的关系，他的日躔表是把秋分定日后到春分定日前平均分为12段，每气14.54日；春分定日后到秋分定日前也平分为12段，每气15.45日。这显然不是“定气”。一行则认为，太阳在一回归年365.2444日**行365.2444度，每气行15.2185度。冬至附近日行速度最急，故二气间所需运行时间最短，夏至附近日行速度最缓，故二气间的时间最长。实际上，《大衍历》这里首先提出了平分黄道为24等份，以太阳实际走完每个等份的时间长度为各节气长度，这就是通常所称的“定气”概念。一行提出正确的定气概念以后，在计算太阳改正时自然就以定气为插值间隔。至于插值法本身则完全是沿用刘焯的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刘焯在日躔表中规定太阳视运动一年内的变化规律是：冬至最快，冬至后渐慢，到立春时开始加快，春分时又达到最快，冬至到春分这段时间内日速比平均速度快。春分后太阳视运动的速度突变为最慢，之后逐渐加快，到立夏时又开始减慢，夏至达到最慢。春分到夏至时段内比平均速度慢。夏至以后的变化情况以夏至处为镜面对称，如图3所示。

《大衍历》盈缩分一年内的变化趋势则如图4所示。盈缩分在冬至附近最大，以后逐渐变小，夏至时最小，之后又逐渐增大。这相当于把冬至作为太阳视运动的近日点，夏至为远日点。这种认识是正确的，而《皇极历》的规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①严敦杰：《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的特点》，《科技史文集》（第1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版，第1—4页。

②王荣彬：《中国古代历法中的插值法构建原理》，见曲安京、纪志刚、王荣彬：《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探析》，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317页。

说一行有意识地应用了三次差内插法的近似公式，是指《大衍历》的月亮极黄纬算法和五星中心差改正算法中所用的插值法。当对我国古代历法中的插值法的构造原理有了深入的认识之后，研究者进一步通过将这两处插值法的有关术文与刘焯二次等间距插值法的术文进行对比研究，证明两者在实质上也是相同的。

人们之所以会认为《大衍历》使用了三次差插值法，是因为《大衍历》在上述两种算法的插值法中都引入了“中差”概念的缘故。但实际上一行引入“中差”的原因在于，刘焯日躔表中的各气陟降率之差是相等的，而《大衍历》月亮极黄纬等数表相邻两栏的差一般不等。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一行受命改历时作了大量天文观测的结果。若仍照搬《皇极历》的做法，就会出现同一点处有可能得到两个不同的值的现象，这就迫使一行必须在计算方法上进行一点细节上的调整。

（谢选骏指出：唐僧一行，为何能够编出《大衍历》？大约他懂得外国文字，可以学习印度天文学，达到第一期中国文明所没有到达的境地。网文说中国创造的筹算制传入印度，直接导致了印度位值制的产生。隋朝时，印度的一些天文历算书籍传入中国。在唐代，高僧释一行参阅印度历法制定了大衍历大数记法通过丝绸之路引入中国。印度的一些药方也传入中国，唐代医学家孙思邈的《千金翼方》借鉴了印度医学理论。印度天文学僧侣迦叶孝威、俱摩罗等曾来华。在艺术方面，印度式窣堵婆式塔大量出现在中国，最终与中国式佛寺建筑融为一体。西域和内地的石窟开凿也受到印度、中亚的影响，并逐渐中国化。佛教的人物造像艺术和琉璃瓦也随佛教传入中国，琉璃瓦在南北朝时用作建筑的装饰物。唐十部乐也包括天竺乐，天宝年间在吸收天竺《婆罗门曲》的基础上创作名曲《霓裳羽衣曲》。唐朝的健舞和软舞也均受到印度影响，经中亚和西域传入中原。——在我看来，第二期中国文明得益于西域佛教，就像第三期中国文明得益于西方基督教。）

【第二十三章 刘知幾 吴兢】

第一节 刘知幾①

好学少年，博览史籍

刘知幾（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父亲刘藏器在唐高宗时任侍御史。善于词章，文史很有造诣。有三个儿子，知幾排行第三（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刚十岁出头的刘知幾学《尚书》，由于深奥难懂，学习不专心，常常被父亲责打。一天，知幾看见父亲给哥哥们讲《左传》，就放下手里的《尚书》，偷偷跑去听，听了几次，对《左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左传》中有很多生动的历史故事，像曹刿论战、卫懿公好鹤、唇亡齿寒等等，人物写得活灵活现，还讲明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比起类似文件汇编的《尚书》，显然好懂易学。他兴奋之余又想到自己功课，不禁叹息说：“书如是，儿何怠！”这话传到刘藏器耳朵里，就同意小儿子也学《左传》。知幾学完《左传》，这时刚十二岁。此后，他又学习《左传》的注疏文字，并读了《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学名著，仍感到不满足。他的志向并不在于仅仅了解一些历史事实，而更喜好探究古今沿革状况和历史发展的大势。他读史的范围逐步扩大，到十七岁时，已广泛涉猎汉代以来的各种体裁的史书，包括唐朝皇帝实录。这些书多数是借阅的，有的部帙残缺。通过勤奋苦读，刘知幾不但获得了大量历史知识，而且也对各种史书的思想观点、叙事体例、文字特点，有了基本的了解和掌握。

读这些史书时，刘知幾不盲目崇拜前代史家，敢于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如他认为：《汉书》既然是写西汉一代之史，就不应有《古今人表》（班固《汉书》中的《古今人表》所收录人物起自远古的太昊伏羲氏，止于秦末陈胜、吴广等，未收录西汉人物）；谢承的《后汉书》应该为西汉末起义军所立的更始皇帝（刘玄）立“本纪”。当时听到刘知幾这番议论的人，都责备他不该这般议论前辈大学者。后来他读到了张衡、范晔的文集，发现他们对《汉书》、《后汉书》的批评，竟与自己的批评一样，自己许多看法有与前人不谋而合之处。这极大增强了刘知幾在钻研学问上的自信心。从此，刘知幾更加活跃地独立思考，在钻研史书过程中，一有创见就随手写成札记。日子久了，学问就越来越渊博，为后来撰写《史通》打下了基础。

以文知名，步入仕途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刘知幾考中进士，被任命为获嘉县（今属河南）主簿，这时刚二十岁。有了官职之后，他面临两条发展道路：一是以声名继续词章之学，以利于仕途发展，求名利双收；二是重新钻研历代史书，但此不为时人所重，影响个人的声望和升迁。他选择了后者，把精力投向史学。有一段时间，他去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从官方和私家广泛借阅史书，尽情披阅。

①本节主要依据《旧唐书》卷一〇二《刘子玄传》、《新唐书》卷一三二《刘子玄传》、《唐会要》卷三六《修撰》、卷六三《史馆上》、卷六九四《史馆下》、《史通》、《全唐文》卷二七四。

刘知幾虽然对史学异常执著，但对政治也并非漠不关心。他在任获嘉主簿期间，曾多次上书皇帝，表达革新政治的意见。当时正值武则天当政。武则天一方面严厉打击长期把持政权的贵族集团，一方面不拘常规大量提拔下层地主阶级成员。文章写得好的人可以做官，普通人可以自荐当官，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做官。这样一些有才干者可以得到破格提拔，但也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刘知幾上书请求淘汰不称职的官员。证圣元年（695），刘知幾再次上书，他指出：“每岁一赦，或一岁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说：“君不虚授，臣不虚受。妄受不为忠，妄施不为惠。”可以看出，刘知幾的政治眼光是较敏锐的。他所指出的问题，触及到当时政治中突出的一些弊病。武则天见到刘知幾的几次上书，虽然很赞赏他的直率敢言，但却未采用。当时朝廷一方面大量任官，造成官爵泛滥；另一方面任用酷吏，致使法网严密。很多官员每天上朝前，与家人别离就像生死诀别一样。每任命一个官员，仆役们窃窃私语：“又来了一个鬼。”不到十天一月，可能就被满门抄斩。刘知幾深感置身官场祸福无常，于是作了一篇《思慎赋》放在案头，警戒自己时时保持小心谨慎。这时刘知幾的思想是很矛盾的，他既想奋发有为地干一番事业，又担心成为统治阶级内部争斗的牺牲品。刘知幾很不善于在官场上周旋逢迎。他性情耿直，不得上司欢心，任获嘉县主簿一连十九年不能升迁。

三为史臣，再入东观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刘知幾被调任定王府仓曹，并参加编写大型类书《三教珠英》。原来北齐时祖珽等编有《修文殿御览》360卷，唐初高士廉等编有《文思博要》1200卷。武则天认为这两部类书还不够完备，于是命张昌宗、李峤、徐彦伯等二十余人编修《三教珠英》，在《文思博要》的类目之外，新增佛教、道教、亲属、姓名、方域等部。被挑选来的编修者多是天下饱学之士，这是刘知幾第一次同全国著名学者们共事。无疑，在两年多的修书过程中，他大大开阔了眼界，他的学识也被别的学者所了解。

在《三教珠英》修成的第二年（702），四十二岁的刘知幾终于正式成为国家的一名史官，他被任命为著作佐郎兼修国史，不久又升任左史，撰写起居注。他在晚年曾回顾说：尝欲自班、马以降，迄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愚俗，采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载笔见推，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可见，刘知幾在进入史馆之前，以孔子自勉，对史学有一番宏伟抱负。

刘知幾从四十二岁起，到六十一岁逝世，绝大多数时间都任史职或兼任史职，中间有几次短时间未担任史职，所以他晚年自称“三为史臣，再入东观”。东观，是东汉时官藏图书之处，并在此组织集体修史，因而后来成为史馆的代称。

刘知幾当史官后很快就发现，在史馆修史很难发挥自己的创见，往往要遵循一些陈腐的修史格式，或者违心地去歪曲历史真相。他在入史馆的第二年奉诏和李峤、朱敬则、徐彦伯、吴兢等编写《唐书》，即修撰本朝纪传体国史。领衔修史的武三思，是武则天的侄子，不学无术，只会争权夺势。由他来领导修史，怎么能写出真实可信的历史呢？更何况是写和当时政局、人物有密切关联的史事。史馆监修常以迂腐的见解干扰史官的写作。如刘知幾被分配写《李义琰传》，根据李义琰家在魏州（今河北大名）昌乐已经居住三代的事实，写道：“义琰，魏州昌乐人。”这本无可非议，但监修一见则大笑，认为李义琰的祖先原是从陇西（今甘肃陇西）迁过来的，应改为陇西人。知幾无可奈何，只好改写。但后来在《史通》中说明了这件事，并指出：写人物的家乡籍贯应依据父祖以来的实际居住地，而不应依照先祖的发源地。他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因为追溯过远就失去了记籍贯的意义。

刘知幾在史馆参加集体编修的史书，除《唐书》成书80卷外，还有《高宗实录》20卷、《中宗实录》20卷、《则天皇后实录》30卷、《睿宗实录》20卷。所谓实录，按年、月、日顺序记载皇帝在位时的事件。最早有南朝周兴嗣编修的《梁皇帝实录》，记载梁武帝萧衍之事。以后也出现几种皇帝实录，但直到唐贞观年间编《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后，史官编写在位皇帝或前朝皇帝的实录成为定例。实录的编写主要根据起居注，再参考其他朝廷档案文件。实录记载史事较详细具体，是编写纪传体正史的基础。由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派别的斗争，使史官在编写实录时受到很大干扰。因为对每个人物的评价和对每件大事的记载，都可能成为官场倾轧的材料。监修实录的大臣和史官有时凭个人的好恶，对某些人物和史事作歪曲性描写，实录不实是常见现象。刘知幾在编写实录时，感到处处受牵制。

唐初官修史书、宰相监修制度的确立，表明皇帝对修史的控制大大加强，史官要受到皇帝和监修大臣的严格监督。史馆监修往往把如何记载史事作为打击政敌的工具，一些才德不高但善于逢迎的人担任了史官。刘知幾是有独立见解的人，自然对史官所受的束缚更加敏感。

刘知幾在史馆无法充分发挥才能，渐渐产生了脱离史馆的念头。唐中宗神龙二年（706），中宗李显率百官护送武则天灵柩由洛阳回长安，刘知幾请求留在洛阳，在那里闭门治学。过了三年，有人报告朝廷，说刘知幾身为史官，不为国事尽力，取乐于园林，私自著述。于是他又被石回京城。这时史馆的情况更复杂了，竟同时有五个宰相监修国史。长官多，意见又不一致。如记载某件史事，监修杨再思说必须如实书写。另一监修宗楚客说应该隐讳真情。这使刘知幾无所适从，难以下笔。这时，又有一个监修萧至忠几次责备他编写史书没有成绩。刘知幾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愤然写出辞职信交给萧至忠。信中，刘知幾尖锐批评了史馆现存的五大弊病：其一，人多观望。史官多而不精，又都妄自尊大，每记一件事、一句话，都互相观望，迟迟不写，所以等到头发变白也写不出史书。

其二，资料不足。前代是把天下各种史料汇送史官，可是如今史官只能自己采集史料，而且得不到各部门支持，困难重重。

其三，权贵干涉。史馆人多嘴杂，保密很难。一个史官要是记载某人恶事，著述未完，内容已传遍朝野上下。因此史官畏惧权贵的干涉报复。

其四，监修牵制。史官修史要处处秉承监修意见，而监修多，意见分歧，好比十羊九牧，史官无所适从。

其五，职责不明。监修不定具体章程，史官各自分工不明，使得写作无所遵循，遇事互相推诿，坐等时光流逝。

由于刘知幾久居史职，对史馆里的弊病洞若观火，因而所言皆击中要害。萧至忠见信后大为惭愧，实在无言以对，但又舍不得刘知幾这个人才，于是不批准他辞职。而其他监修则对刘知幾的批评大为恼怒，这样一来，刘知幾受到的排挤更加严重，处境愈发艰难。

发愤著作《史通》

刘知幾在史馆里郁郁不得志，满腹才华无所寄托，他又担心后世没有人能够理解自己，“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初次成书是在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后又作修改。他写此书时，就有人嘲笑他愚。书成后，由于臧否了许多古今人物和史书，因而又引来各种指责。唯独集贤院学士徐坚深知此书的价值，说：“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

刘知幾的著作很多，如《刘氏家史》15卷，《刘氏谱考》3卷，《刘子玄集》30卷，但最重要的而又流传至今的，只有《史通》。

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刘知幾的大儿子刘贶因罪流放。刘知幾感到不平，上书辩解，惹得唐玄宗发怒，将他贬职为安州（今湖北安陆）都督府别驾。六十一岁的老人，经不住长途跋涉，加之心情悲愤，很快就病逝了。刘知幾的一生虽抑郁不得志，但《史通》却为他树立起一座永远的丰碑。《史通》的基本宗旨是对过去的史学作出批判性的、建设性的全面总结。刘知幾依照流派和体例，将众多史书概括为“六家”和“二体”。所谓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所谓二体，即纪传体和编年体。由于当时二体中，纪传体占优势，其编纂技术也更为复杂，所以《史通》对纪传体的分析较多。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五篇，专门探讨纪传体各个组成部分，《论赞》、《序例》、《序传》则兼论纪传体与编年体共有的部分。刘知幾评析史书体例的通常方法是，先追溯该体例之渊源，然后述其流变，再归纳一个简洁的定义，接着便用此定义去检讨相关史书的违例之处。

例如，关于世家，《史通》中的《世家》篇首先指出：“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以此衡量，《史记》就有毛病，因为陈胜起义称王仅六个月就兵败身死，子孙未嗣，封地亦无，“无世可传，无家可宅”。因而《史记》列陈胜于世家，是“名实无准”。另外，世家之作应区别诸侯和大夫，“家国本别”，但《史记》竟将一些大夫记入世家，“使君臣相杂，升降失序”。刘知幾还认为，世家应记“**一国，绵绵瓜瓞，卜世长久”者，而汉代的诸侯王和古代诸侯有很大不同，“或传国唯止一身，或袭爵才经数世”，应入列传。而《史记》将汉代诸侯与先秦诸侯并列世家，“虽得画一之宜，讵识随时之义？”

刘知幾对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等，均用类似方法评论。其优点是严整了史书体例，循名责实，促进了历史编纂技术的提高。但缺点是有时过于拘泥体例，不免有一些迂腐之见。如指责《史记》将项羽列入本纪，陈胜列入世家，既表现出比司马迁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又未通史书变例之义。

刘知幾对于史书编写方法的探讨是相当细致的。如关于史书结构编排，《载言》篇谈到如何处置辞章、诰令、章表的问题。《断限》篇谈到收载史事的起讫时间问题。《编次》篇谈到纪、传区分和纪元采用等问题。《品藻》篇谈到对史书所记人物的品评分类问题。

关于史书内容取舍，《书事》篇谈到取舍的标准，即在荀悦所说的“立典有五志”外，增加叙沿革、明罪恶、旌怪异三科。《人物》篇谈到史书应记“恶可以惩世”，“善可以示后”之人，舍去“才非拔萃”、“行不逸群”之人。

刘知幾甚至还费了不少笔墨探讨史书行文的技巧、风格等问题。《因习》、《模拟》二篇指出，不能盲目照搬前代史家的记事方式和言辞，不要“貌同而心异”的模拟，而要“貌异而心同”的模拟。他又进一步展开论述了史书“叙事”的三个要点，即“尚简”、“用晦”、“戒妄饰”。此外，《采撰》篇具体论述了史料的选择和使用方法。

判断一个史家在史学史上的地位，还要看他的史学观及史学思想。刘知幾提出的史家“三长”论和“一家独断”说，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有不小的影响。

所谓史家“三长”，即“才”、“学”、“识”。《史通》的《核才》、《鉴识》、《杂述》等篇，对“三长”分别有论述，但较详细的说明还是他和礼部尚书郑惟忠的一段对话，见于《旧唐书·刘子玄传》。

礼部尚书郑惟忠问：“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

刘知幾回答道：“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梗柟斧斤，终不能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如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由此看来，史识，指正确的观点、见解和秉笔直书的精神；史才，指编纂史书、叙述史事的能力；史学，指掌握丰富的史料，学问渊博。这“三长”，是对优秀史家的标准的恰当而贴切的说明，不仅当时人觉得精辟，而且得到后世史家的公认和发挥。

刘知幾长期任职于史馆，强烈感受到官修制度对史家自主性的压制，因而提出了“一家独断”的主张，他在批评史馆的种种弊病后，说：“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辨职》）这是当时史学领域里官方控制与反控制矛盾的反映，表明刘知幾不愿向史馆中的恶势力低头的坚定信念。史馆之积弊在修史中的最坏影响，莫过于“曲笔”。刘知幾对撰史中故意歪曲史实的“曲笔”现象给予了愤怒的批判，鲜明地提出了“直笔”论。他认为，直笔，象征一个史家的气节，是史家最可贵的道德表现，“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他称颂历史上敢于奋笔直书的史家为“壮夫”、“烈士”，“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直书》）

曲笔和直书，一虚一实，一恶一善，是非既如此分明，为何世间还是多曲笔而少直书？刘知幾指出，曲笔的总根子在统治者身上，“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笔获罪”（《曲笔》）。说真话要招来灾祸，说假话却可安然无事。当然，刘知幾不可能超越阶级的、时代的局限，不可能将主直反曲的观点贯彻到底，他说：“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曲笔》）

此外，“疑古”、“惑经”论表现出刘知幾史学思想上的一些进步因素。他指出：《尚书》、《春秋》虽经孔子编定，为史书之楷模，但也不可盲目轻信。孔子修《春秋》，存在很多毛病，如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真伪不分，是非不清，省略大事，保留小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动称耻讳，厚诬来世。刘知幾之所以“疑古”、“惑经”，是由于他认为孔子修史态度、方法和《尚书》、《春秋》等儒家经典存在谬误，非加以纠正不可。这些错误既造成古史的混乱不实，又因书法体例不一而给后世史学带来不良影响。由于世人多认为儒家经典很完美，“善无不备”，会愈加以讹传讹，所以他要大胆批评，纠正错误。

隋唐时代，史学批评进入繁荣阶段。刘知幾集前代史学批评之大成，撰成近九万字的《史通》，《史通》奠定了中国古代的历史编纂学、史学史研究、史学批评学的基础。《史通》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古代史学批评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较全面的理论系统，表明史家已能够对史学研究的各个环节进行整体的审视。《史通》对于史学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后代史家无不从《史通》中受到教益，汲取营养。封建史家虽然多指责刘知幾“侮圣”，“离经”，为“名教罪人”，“工诃古人，拙于用己”，“高自标榜，前无贤哲”，但是对于《史通》的成就也给予肯定。宋人黄庭坚把《史通》与《文心雕龙》视为史学、文学领域之双璧，“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于后学焉。”

刘知幾的许多合理意见为后人所采纳和发挥，促进了史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如刘知幾认为，在纪传体史书中可以增加《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这一意见为宋代史家郑樵所采纳，郑樵的《通志·二十略》中就有《氏族略》、《都邑略》、《草木昆虫略》。清代考史名家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举出了《史通》启发后人的几个例子：“刘氏用功既深，遂言立而不朽，欧、宋新唐，往往采其绪论。如受禅之诏策不书，代言之制诰不录；五行灾变，不言占验；诸臣籍贯，不取旧望；有韵之赞全删，俪语之论都改；宰相世系，与志氏族何殊；地理述土贡，与志土物不异。丛亭（指刘知幾）之说，一时虽未施行，后代奉为科律，谁谓著书无益哉。”刘知幾对清代史学批评家章学诚的影响就更明显了，章著《文史通义》对《史通》的许多观点都有明确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节 吴兢

一代诤臣

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武周时入史馆，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唐中宗时，改右补阙，累迁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时，为谏议大夫，修文馆学士，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台、洪、饶、蕲等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封长垣县子，后改邺郡太守，回京又任恒王傅。与同时代其他官员相比，吴兢的仕途还是较为顺畅的，没有大起大落。

在魏元忠、朱敬则双双为相的长安年间（701—704），吴兢被举荐“有史才”，“因令直史馆，修国史”，从此吴兢步入仕途。他为史臣，耿直敢于犯颜直谏，保存至今的吴兢几篇奏表反映了他的事迹，如《上中宗皇帝疏》是对当时政治局势较有影响之作。武则天去世后，唐中宗李显无力驾驭全局，武三思、韦后、安乐公主都在觊觎最高权力，阴谋之事连接不断。一时朝中人人自危，气氛恐怖。吴兢不计个人安危，毅然上表中宗，直率指出把相王李旦说成太子李重俊的同谋，是一场阴谋。他劝中宗珍惜与相王“亲莫加焉”的兄弟之情，“若信任邪佞，委之于法，必伤陛下之恩，失天下之望”。吴兢分析说，如果相王被诬治罪，那么中宗本人也将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地。由于吴兢奏表颇有影响力，加上御史中丞萧至忠的进谏，终于使相王平安无事。数年后，相王李旦继位，是为唐睿宗。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之初，“收还权纲，锐于决事”，一反中宗、睿宗难以独掌权柄的局面，然而权力的集中也带来负面影响。群臣面对玄宗不敢大胆进谏。吴兢感到这种状况不利于唐室，遂上疏劝玄宗对进谏者有所区别，改变赏簿罚重的做法，如进谏者“所言是”，则“有益于国”；即使“所言非”，也“无累于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吴兢在奏章中举出了前代皇帝虚心纳谏致胜和骄横拒谏致败的实例，还特别赞扬了太宗李世民虚怀若谷、导人使谏的故事。

吴兢所上谏疏皆关乎封建政治之大事。他的《谏十铨试人表》即是一例。当时在选用官员时，皇帝绕开吏部而在禁中做出决定。吴兢很反对，认为朝廷各个部门应各司其职，选官事必须由吏部主之。他强调的是要按既定法规行事，甚至皇帝也不能例外，任意改变制度，“上自天子，至于卿士，守其职分，而不可辄有侵越也”。

从上述事例，说明吴兢在政治上颇有献替，他的直言敢谏，不愧为一代诤臣。

史坛骁将

吴兢是在魏元忠、朱敬则双双为相时被荐举为史官的，年纪三十左右。

《唐会要·史馆上·在外修史》中有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时吴兢在集贤院和史馆修史的记载，这时他六十八岁。他担任修史工作至少近四十年。

①本节主要依据《旧唐书》卷一〇二《吴兢传》，《新唐书》卷一三二《吴兢传》，《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唐会要》，《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卷二〇七、二〇八、二〇九。

吴兢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都献给了修史事业，可是在史馆修史工作并不顺利，史料记载中有他几次请求调离史职的奏表。

刘知幾和吴兢所在的史馆，已与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史馆大不相同。贞观时史官位尊权重，甄选严格，通籍禁门，优礼有加，“得厕其流者，为一时之美事”。修史也具有相当高的效率。然而其后每况愈下。史馆或因政争而动荡，或因庸才充斥、监修弄权而混乱。刘知幾在阐述辞职理由时说：“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吴兢的辞职表中也有类似语言：“臣自掌史东观十有七年，岁序徒淹，勤劳莫著，不能勒成大典，乞罢今职。”此时史官俸禄的确不高。吴兢自父亲退休之后，顿感经济困窘，不得不提出了加俸的请求，“又兢父致仕已来，俸料斯绝，所冀禄秩稍厚，甘脆有资，乌鸟之诚，幸垂矜察”。

吴兢这一次请辞职是在任史官十七年后提出的，时间是开元初年，没有被批准。后吴兢又以居丧为由，上三次表文，坚拒起复史职。但是，吴兢请求辞职并不说明他不重视或不热爱史官工作。从他所上的三次表文中清楚看到，他对史官一职的宗旨及职能有相当透彻认识和高度推崇之情。他说：“史官之任，为代准的，树终古之风声”，“定一代之是非，为百王之准的。”这可以看作是对史官修史根本宗旨的认识。正由于吴兢对于史官一职寄托厚望，所以也就愈不能容忍妨碍史馆正常运作的种种不端现象。作为一种抗议，他才愤然提出辞去无比热爱的史职。

吴兢的另一种抗议手段是自己别撰本朝国史。既然自己的史学主张无法在史馆中实现，既然史馆中所修国史有种种歪曲、不实之处，为保留一代信史，就必须自己动手别撰一套国史了。他在开元十四年（726）上奏唐玄宗，披露了自己从武后末期及唐中宗时开始私撰国史的经过。从奏表中可以了解有关此事与他的想法。

第一，二十几年来，吴兢个人撰修国史两种，已成128卷。《唐书》为纪传体，《唐春秋》为编年体。吴兢在公余时间，以个人之力撰写，该要付出多么大的艰辛。

第二，吴兢对自撰国史的质量是较有自信心的，“皇家一代之典，尽在于斯矣”。此亦可佐证他辞史职时自述个人能力不足，是故意自贬。

第三，吴兢之所以披露私撰一事，首先是即将撰成，接近定稿，这就“不敢不奏”；其次是遇到缮写困难，因卷帙较大，个人之能力、财力均不足以承担，不得不请求官方帮助。

身处乌烟瘴气的史馆，吴兢除了辞职以抗议、私撰以抵制外，还尽最大可能保持自己的史学特色，为维护史学的优良传统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特色之一：尚简。

吴兢撰史，简明扼要。他撰的史书今日所能见到只有一部《贞观政要》。这部书分专题记述贞观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礼仪、教育等方面状况，有对话、诏诰、奏表，有事件描写，有经验总结，较系统反映了贞观年间的施政方针和实践效果，是历史上对贞观之治记载最为周详扼要的著作，后人了解贞观之治必须借助此书。然而，这样一部书仅八万字左右。《旧唐书·吴兢传》称他“叙事简要，人用称之”。《新唐书·吴兢传》称他“叙事简核，号良史”。可见，吴兢史笔简明这个特点，是为当时人们所公认和赞赏的。

特色之二：直笔。

吴兢初入史馆即愤愤然于武三思等的“苟饰虚词，殊非直笔”之行径，认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他私撰本朝国史，就是为保留历史真相。他对玄宗说明自撰国史的特点也是“虽文则不工，而事皆从实”。可见，吴兢最为关注、突出强调的史学特质就是“直笔”二字。

吴兢所撰的本朝国史，实质就是当代史。他奏表上说所撰国史上限为隋大业十三年（617），一直写到他上奏表的开元十四年（726）。显然，这部当代史中的人物与现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是家眷子孙在世，或是至友下属当政，甚至本人也还活着。吴兢以“善恶必书”的直笔进行褒贬，判定每个人物的是非功过，一方面固然可以展示某些人的功绩，但另一方面也会揭开某些人的疮疤，这就不能不使一些人坐立不安。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是秉笔直书，就必然会得罪一些人，甚至是权贵。但是吴兢坦然处之，表现出铮铮铁骨。

可是，吴兢的秉笔直书使他遭致不少排挤和报复。吴兢自开元十四年公开披露私撰国史，并请求朝廷派楷书手缮写之后，私撰之史就成公开之史，私室之贬斥就变成公开之揭露。不久，开元十七年，吴兢“坐书事不当，贬荆州司马”。究竟吴兢因记述何事而闯下大祸，今天已无从知晓。但从逐吴兢出史馆，将他由京官贬为地方小官来看，处分是严重的。所谓“书事不当”，即“书”了“不当”“书”之“事”，换言之，记载了权势者不愿被如此记载的事。

根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两《唐书》中《吴兢传》、《唐会要》、《宋史·艺文志》等典籍的检索，吴兢著述独撰有种，计2卷，与人合撰有8种，计725卷。

独撰有《梁史》10卷，《齐史》10卷，《周史》10卷，《陈史》5卷，《隋史》20卷。《唐书》100卷（或作98卷），《唐书备阙记》10卷，《唐春秋》30卷，《贞观政要》10卷，《太宗勋史》1卷，《开元升平源》1卷，《开元名臣奏》3卷，《吴氏西斋书目》1卷，《乐府古题要解》1卷（或作2卷），《保圣长生纂要坐隅障》3卷，《五藏论应象》1卷。

合撰有《唐书》130卷（与韦述、柳芳、令狐垣、于休烈等合撰），《国史》106卷，《唐高宗实录》19卷，《睿宗实录》20卷，《则天实录》30卷，《中宗实录》20卷，《姓族系录》200卷（与柳冲、徐坚、魏知古、刘知幾等合撰），《群书四部录》200卷（与马怀素、元行冲、韦述等编）。千古名著《贞观政要》一部《贞观政要》，足以使吴兢千古留名。

吴兢在《序》和《上表》都对写此书的背景有说明。在序中介绍说：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是大唐立国以来的良相，“每克己励精，缅怀故实”，对贞观之治极为景仰，深感“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于是授意他编撰本书，为的是继承祖宗的优良传统和致治方略。

封建社会到唐代已进入繁盛期，统治阶级有了全面总结施政经验的自觉意识，并在实际上也完全有可能对统治制度、方针和政策进行系统反思了。贞观初，唐太宗欲了解前代帝王之得失，命魏徵、虞世南等大臣编撰《群书政要》。编撰者从历代经史子集等文献中抉摘资料，总结的是从上古至晋代的历朝帝王之得失。

唐太宗本人也亲自撰写这类著作。他在辞世前终于将《帝范》13篇完成，于贞观二十三年（649）正式赐予皇太子李治，并语重心长地对左右大臣说：“圣躬阐政之道，备在其中矣。”唐太宗此举自然会启发后来者。《帝范》和《贞观政要》的篇名有不少是相同或相似的。两书对照（《帝范》在前，《贞观政要》在后）如下：《君体》——《君道》、《政体》；《建亲》——《封建》；《求贤》——《任贤》；《审官》——《择官》；《纳谏》——《纳谏》；《去谗》——《杜谗邪》；《戒盈》——《谦让》；《崇俭》——《俭约》；《赏罚》——《刑法》；《务农》——《务农》；《阅武》——《征伐》、《安边》；《崇文》——《崇儒学》、《文史》。可见，《帝范》12篇均为吴兢所参照吸取。唐玄宗也为总结前代得失兴亡之事，撰成《开元训诫》，说明《贞观政要》的出现并非偶然。

《贞观政要》共10卷，分为40篇，每篇的篇名反映该篇的基本内容，内容相近的若干篇合为一卷，每卷大体反映一类问题。由于此书内容是分门别类编排，因而非常便于查阅和应用。

此书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有唐太宗和大臣的对话（类于记言之书）；有诏书和奏表的原文或节录（类于文集）；有某件史事的经过（类于纪事本末体）；有人物的传记（类于纪传体）；在同一篇中所记内容基本依发生时间的先后排列顺序（类于编年体）。尽管所记内容丰富、事项繁杂，所运用的体裁也相当灵活，但不变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宣传唐太宗的德政与治术，总结能够使封建皇朝长治久安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卷有《君道》、《政体》2篇，反映的是封建“大统”问题，事涉要害，所以居全书之首。《君道》是全书的纲，各篇无论反映哪方面内容，都要归结到君王之意向指归。吴兢记载了唐太宗与诸臣论为君之道，诸如“必须先存百姓”，“必须先正其身”，“兼听”，“慎守成”等原则。《政体》篇则对朝廷机构（中书、门下等机要之司）的运转程序和政坛规范进行载录。第二卷有《任贤》、《求谏》、《纳谏》3篇，反映的是君王对臣下应有的态度。论证了君臣“共相切磋，以成治道”的观点。对于共同促成贞观之治的主要大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等人均立个人小传，揭示出君臣契合才能致治的道理，揭示出“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过”的客观必然性。第三卷有《君臣鉴戒》、《择官》、《封建》3篇，反映的是君王与臣下的相辅相成、荣辱与共的依存关系。指出了君与臣各自应有的责任与义务，阐说“君为元首，臣作股肱，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任官惟贤才”，“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道理。

第四卷，有《太子诸王定分》、《尊敬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4篇，关注的是皇朝继承人问题。吴兢特立四篇从不同侧面细致地论证接班人问题。强调对太子、诸王要“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尊嫡卑庶”，“陈君臣父子之道”，“授以良书，娱以嘉客。朝披经史，观成败于前踪；晚接宾游，访得失于当代”。“勿纵欲肆情，自陷刑戮”。

第五卷，有《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5篇，讲的是伦理道德在求治中的作用问题，记录了太宗非常重视仁义忠孝观念的实用价值。

第六卷，有《俭约》、《谦让》、《仁恻》、《慎所好》、《慎言语》、《杜谗邪》、《悔过》、《奢纵》、《贪鄙》9篇，揭示统治者的个性修养对于致治的影响。吴兢特别称颂贞观年间“风俗简朴”，记录了唐太宗改变厚葬陋俗的诏书，提出“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指责此陋俗使“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贫者破资产而不逮，徒伤教义”，“宜为惩革”。第七卷有《崇儒学》、《文史》、《礼乐》3篇，讲的是文化建设及礼乐教化问题。贞观君臣的有关议论很多，如，选拔人才“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

第八卷有《务农》、《刑法》、《赦令》、《贡赋》、《辩兴亡》5篇，反映的是治国的几条大政方针。唐太宗以重农为基本国策的认识很明确：“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并指出“人君”对保证农民依时劳作负有特殊责任：“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就是要求清静无为，不穷兵黩武，不徭役无度。

关于刑法，吴兢主张“用法务在宽简”，对于死刑判决，要建立“覆奏”制度。同时，必须坚持法律的严肃性，功臣犯法当与百姓同罪。量刑之轻重亦当以法为标准，不依执法者的喜怒好恶而变化。

第九卷有《征伐》、《安边》2篇，关注的是军事问题，也含有如何处理朝廷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问题。吴兢记录唐太宗认真总结借鉴前代对外用兵之经验，“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前代帝王，大有务广土地，以求身后之虚名，无益于身，其民甚困。假令于身有益，于百姓有损，朕必不为，况求虚名而损百姓乎！”

第十卷有《行幸》、《畋猎》、《灾祥》、《慎终》4篇。反映的是君王通常进行的两项活动和需要正确看待的灾祥和晚年问题。从吴兢选择的史料来看，他的观点是君王行幸本身无所谓对错，关键是看行幸的目的和内容。祥瑞灾异历来是帝王和侍臣津津乐道、百般揣摩的话题。吴兢看来是不迷信祥瑞的，他在《灾祥》篇首录唐太宗之语：“朕比见众议以祥瑞为美事，频有表贺庆。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但吴兢显然很欣赏灾异对君主的示警作用，如录唐太宗所云：“天见彗星，由朕之不德，政有亏失，是何妖也？”“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颇有自矜之意，此吾之过也。上天见变，良为是乎？”所以，如果对灾变能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未尝不是件好事，如魏徵所说：“陛下因有天变，遂能戒惧，反复思量，深自克责，虽有此变，必不为灾也。”

全书40篇，以《慎终》居末，与开篇《君道》呼应，颇具匠心，饶有深意。篇中录魏徵谏唐太宗《十渐疏》，语重心长，掷地有声。指出唐太宗“顷年已来，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渐不克终”。故强调“战胜易，守胜难”，“居安思危，孜孜不怠”之理。《贞观政要》之成书时间，由开元初而至开元末，其时也正是唐玄宗由励精图治渐趋安逸奢侈之时。因而《慎终》篇又格外具有现实意义。

吴兢虽然对唐太宗推崇备至，但本着“直笔”准则，依然做到了“爱而知其丑”，在书中也如实记录了一些唐太宗的过失和缺点。如《纳谏》篇记他为一马暴死而盛怒，欲杀养马人。又记他曾宠信过小人权万纪、李仁发。《封建》篇记他大封皇室诸王和功臣数十人为世袭刺史。特别是《慎终》篇照录魏徵《十渐疏》，疏中将太宗在贞观初期和贞观中期的不同表现一一对照列举，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地指出太宗的现实毛病。当然，吴兢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撰述此书，书中提倡的“爱民”、“保民”思想，也并非是站在人民立场上说话，实质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

《贞观政要》对于唐朝来说是一本很及时的书，被以后的皇帝当作座右铭，“书之屏帷，铭之几案”（戈直：《贞观政要序》），还被当作皇家子弟的学习教材。

唐宪宗李纯、唐文宗李昂、唐宣宗李忱是晚唐稍有作为的君主。他们都注重研习《贞观政要》，从中汲取施政经验。元和四年（809），宪宗仿《贞观政要》体例又编撰《君臣事迹》14篇，记上古以降历代圣君贤相之事。唐宣宗曾“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

唐朝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也很推崇这部书籍。元朝皇帝曾多次提起《政要》一书，并请当代儒臣讲解书中内容。明朗规定，皇帝除三、六、九日上朝以外，每天中午都请侍臣教授《政要》。明宪宗朱见深特别注意《政要》的刊行工作，亲自为之作序，以示推崇。清朝康熙、乾隆皇帝都很熟悉《政要》内容，并且十分仰慕“贞观之治”。乾隆皇帝说：“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

《贞观政要》在国外也很有影响。约在九世纪前后，这部书就传到了日本，并立即引起日本封建统治阶级的注意。镰仓时代，1205年博士菅原为长专任讲官，为幕府讲解《政要》，对当时日本政局影响很大。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在15年颁布的《禁中并公家法度》十七条中，第一条就规定天子必读《贞观政要》，以“明古道”。此后，《政要》一书在日本得到了广泛流传。

（谢选骏指出：“刘知幾当史官后很快就发现，在史馆修史很难发挥自己的创见，往往要遵循一些陈腐的修史格式，或者违心地去歪曲历史真相。”——马列狗只会评说古代史官如此下贱，不敢评说当代历史学家也是一样的贱货……他们要么为王朝服务，要么为党国效力。“刘知幾在史馆里郁郁不得志，满腹才华无所寄托，他又担心后世没有人能够理解自己，‘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初次成书是在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后又作修改。他写此书时，就有人嘲笑他愚。书成后，由于臧否了许多古今人物和史书，因而又引来各种指责。唯独集贤院学士徐坚深知此书的价值，说：‘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刘知几的《史通》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具有《二十四史》所无的地位。刘知幾的著作虽然不少，例如还有《刘氏家史》15卷、《刘氏谱考》3卷，《刘子玄集》30卷等等，但除了《史通》最后全都失传了！而这些失传的，偏偏是比较私人化的——由此可见，越是具有公共性质的著作，就越不容易失传；越是涉及重大主题的，就越是容易流传。）

【第二十四章 王维 吴道子 周昉】

第一节 王维

王维（701—761）字摩诘，祖籍太原祈（今属山西）人。因父处廉终官汾州司马，徙家于蒲州（今山西永济西南），遂为河东人。从小天资聪明，九岁时即能写文章，十七岁时写了一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脍炙人口，诗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②这首诗成为千古传诵的佳句，显示了王维超群的才华。

青少年时的王维不仅以文章知名，还擅长音乐，尤善弹琵琶。据传开元九年（721）春，岐王把他引荐到公主家，在公主面前用琵琶弹奏一曲，名《郁轮袍》，“声调哀切，满座动容”，大受公主称赏。又进诗若干首，都是人们素所诵读的诗篇，更令公主称奇。公主遂召试官至第，举荐他为解头，一举进士登第。③王维同唐室亲王交往较多，并很被看重。宁王李宪乃玄宗长兄，曾让太子位给玄宗，倍受玄宗尊宠，一时贵盛。一次宁王见一卖饼者之妇，长得“纤白明媚”，十分喜欢她，便给饼师很多钱，把她纳为妾，宠爱无比。过了一年多，宁王问她还想念饼师吗？并接来了饼师。她见了饼师后，“双泪垂颊，若不胜情”。时在座的十几个宾客，皆是有名文士，见此“无不凄异”。宁王让大家赋诗，王维才思敏捷，最先赋成，诗云：“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诗以春秋时代息夫人的故事来讽咏眼前这位无人身自由的妇女的遭遇，于是宁王乃将她归还饼师，“使终其志”①。王维通过吏部释褐试，授官太乐丞，正是用其所长。后因擅自令舞黄狮子而被出。黄狮子舞是天子所用乐舞，王维擅自令舞是越格，被出为济州司仓参军。

开元十四年（726年）春，王维离开济州，来到洛阳候选。时韦抗知选事，见王维才学过人，遂辟举他到朝廷任职。②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张九龄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维献诗《上张令公》、《献始公》二首，受张九龄汲引，拜官右拾遗。开元二十五年（737）转为监察御史，出使河西。翌年秋，回到长安。开元二十八年（740）曾以殿中侍御史知南选事。天宝三至四载（744—745）任左补阙，迁库部郎中。这时，其母崔氏病故。王维平时以孝闻名，在居丧期间，他“柴毁骨立，殆不胜丧”。除服后，拜吏部郎中。天宝末年，为给事中。③至德元载（756）六月，安禄山叛军攻陷潼关，唐玄宗仓皇逃往成都，王维扈从不及，为叛军所俘获。他故意服下泻药，并假装喑哑。安禄山素知其才，把他迎置洛阳，拘留在普施寺中，强授伪给事中。一次安禄山于凝碧宫宴会群伪官，召梨园弟子奏乐。时国破沦丧，梨园弟子个个哀叹流泪不止，无心奏乐。乐工雷海清更是不胜悲愤，扔下乐器，向西恸哭。安禄山恼怒，把他绑在戏马殿前支解而死。王维听到此事后很悲恻，便写诗道：“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①表达了他对唐廷的眷念之意。

至德二载（757）十月，官军收复了东都。王维以受伪官与郑虔等皆被囚禁于宣阳里杨国忠旧宅。宰相崔圆知王维等三人善画，遂召王维等三人于其私第作壁画数幅。当时崔圆功勋很大，王维等人望其救解，故“运思精巧，颇绝其能”②。后肃宗返回长安，凡朝官受安禄山伪官者，据情节不同，分六等治罪，王维被定为三等罪。因肃宗曾读过他的《凝碧诗》，嘉奖他的忠诚。其弟王缙时任刑部侍郎，又请求以己官为兄赎罪，肃宗特加宥免，贬为太子中允。乾元中（758—759）迁任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不久再迁给事中，转尚书右丞。③王维以弟王缙久任蜀州刺史，不能入为京官，于是上表朝廷说：“己有五短，缙有五长，臣在省户，愿归所任官，放田里，使缙得还京师。”朝廷没有怪罪他，过了很久，才召王缙为左散骑常侍。

王维兄弟都奉事佛道，平时常吃蔬食，不吃荤腥。到了晚年，则长年吃素食，不穿文彩锦绣衣服。他曾得宋之问的蓝田别墅，在辋口（在今陕西蓝田县境），绿树环绕房舍，为风景胜地，有华冈、欹湖、竹里馆、柳浪、茱萸沜、辛夷坞诸景点，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又将诸友聚集在其田园所作的诗搜集成编，号《辋川集》。王维在京师多与名僧来往，每日施舍给几个名僧饭食，“以玄谈为乐”。他在京师的居第，只有茶铛（煮茶器皿）、药臼、经案、绳床而已。每当退朝之后，则点起香，独自一人静坐，以诵读经书为事。妻亡三十多年，也不再续娶，又无子女，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

上元二年（761），王维病卒。终年六十一岁。在临终之时，王维忽然索求笔墨，写信与在凤翔的王缙诀别，还与平生亲故写了数张诀别书信，其中内容“多敦励朋友奉佛修心之旨”，写完搁笔而死。

王维卒后不久，唐代宗因爱好文学，对宰相王缙说：“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王缙上奏说：“臣兄开元中诗百千余篇，天宝事后，十不存一。比于中外亲故间相与编缀，都得四百余篇。”于是将王维诗篇上奏。

王维多才多艺，又工草隶书法，尤其以诗画著称。他是盛唐诗人的代表。王维长年在京师做官，又多与亲王贵主交接往来，文名盛极一时，被公认为开元、天宝时期的文宗。①他擅长五言诗，又因他精通音乐，故其所作五言诗容易合乐，传播既广，声名亦高。

①本节材料凡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文中不再作注。

②《唐诗纪事》卷十六。

③《太平广记》卷一七九。

①《唐诗纪事》卷十六。

②参见王勋成《王维谪济州参军年月及行踪考》，《兰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③参见杨军《王维生平的若干问题》，《西北师范学院报》，1986年第1期。②《新唐书》卷二〇二《郑虔传》；《太平广记》卷一七九。

③《旧唐书》卷一九〇下《王维传》。两《唐书》本传皆云迁太子中庶子，按唐制分左、右庶子，无中庶子之官名。中疑为左或右之误。

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第287页。

②《唐诗纪事》卷十六。

在文学史上称他与孟浩然同为“隐逸诗派”的代表人物。王维爱慕他人诗文中的佳句，往往直接引入自己的诗文中，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文苑英华》集中的诗句；“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又是李嘉之祐诗句，故有人称“王维好取人嘉句”①。唐代宗对王维的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批答王缙进集表手敕》中说：“卿之伯氏，天下文宗，经历先朝，名高希代时论归美，诵于人口。”到了唐朝末年，梨园弟子仍相沿唱王维绝句，足见其影响之深。

王维在绘画上也很有成就。他首创破墨山水画之体，务求淡雅。其画的山水松石“■似吴生，而风标特出”。他在长安千福寺西塔院的掩障上作了两幅画，一画枫戍，二图辋川，画的“山谷郁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栩栩如生，妙笔传神。他对自己的绘画非常自负，常自题诗云：“夙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他又在慈恩寺东院，与毕庶子、郑广文各作一壁画，时号“三绝”。他还在庾右丞住宅的墙壁上画了一幅山水画兼题记，“其山水松石，妙上上品”②。王维所创作的富有诗意的“文人画”，以后从者渐多，对他的评价也更高。宋代名家苏轼说：“吴生（道子）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像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称为南宗（文人画）之祖。

王维不仅有丰富的绘画知识，还精通乐律。有人在长安照国坊庾敬休的屋壁上画了一幅奏乐图，王维仔细看完之后，不觉笑了起来。有人问他为何发笑，他说：“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迭第一拍。”人们还不尽相信，好事者召集乐工验证，“一无差谬”①。

苏轼在《书摩诘蓝田风雨图》中对王维的诗与画评论说：“观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②这确实恰如其分地概括了王维诗画的艺术成就和造诣。

①李肇：《国史补》卷上。

②《太平广记》卷二一一引《唐画断》。

①《唐国史补》卷上。

②《东坡题跋》卷五。

第二节 吴道子

吴道子，又名道玄（玄宗召入禁中后所改），东京阳翟（今河南禹县）人。盛唐时期的杰出画家，生卒年不详。少年时孤苦穷困，起初曾从书法大家张旭、贺知章学习书法，未能成功，后遂发愤改攻绘画，渐渐掌握了绘画的妙法。③由于他的刻苦好学，年未弱冠之时，已“穷丹青之妙”④。

景龙三年（709），韦嗣立擢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封逍遥公。

这时吴道子在其属下任小吏。他“好酒使气，每欲挥毫，必须酣饮”⑤。后来，又任瑕丘（今山东兖州）县尉。约在开元初年，吴道子不再做官，开始“浪迹东洛”。由于他能“穷丹青之妙”，在画坛上有些名气，不久即被唐玄宗召到京都长安，入内供奉，充任内教博士，并命他“非有诏不得画”。后官至“宁王友”①。

吴道子入内供奉之后，多在宫中作画，有时也随从玄宗巡游各地。一次，他随驾去东都洛阳，会见了将军裴旻和书法家张旭，三人各自表演了自己的绝技：裴旻善于舞剑，当即舞剑一曲；张旭长于草书，挥毫泼墨，作书一壁；吴道子也奋笔作画，“俄顷而就，有若神助”。洛阳士庶，一时大饱眼福，人们都高兴地说：“一日之中，获睹三绝”②。后来，裴旻将军居母丧，请吴道子于东都天宫寺画神鬼像数壁，“以资冥助”。吴道子回答说：“废画已久，若将军有意，为吾缠结，舞剑一曲，庶因猛励，获通幽灵。”裴旻听了，遂脱去缞服，如平时装束，走马如飞，剑在手中“左旋右抽”，忽地将剑抛向高空，距地面有数十丈，落地如电光下射。裴旻举起剑鞘，不左不右，正好插入鞘内。观者数千人，齐声喝彩。吴道子看了裴旻的舞剑英姿，一时灵感大兴，遂挥毫作画，“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这是吴道子一生的杰作，“得意无出于此”③。

开元十三年（725），唐玄宗东封泰山，吴道子陪同前往。事后还至潞州（今山西长治），车驾过金桥，御路“曲折萦转”。玄宗见数千里间“旗■鲜洁，羽卫整肃”，心中非常兴奋，对左右侍从说：“张说言‘勒兵三十万，旌旗千里间，陕右上党，至于太原’。真才子也。”左右皆呼万岁。于是召来吴道子、韦无忝、陈闳等，命他们三人共同绘制《金桥图》。陈闳主画玄宗真容及所乘照夜白马，韦无忝主画狗马、骡驴、牛羊等动物之类，而桥梁、山水、车舆、人物、草树、雁鸟、器仗、帷幕等主题部分则由吴道子主画。《金桥图》绘成后，“时谓三绝”①。

③夏文彦：《图绘宝鉴》卷十二。

④朱景玄：《唐朝名画录》。

⑤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①《图绘宝鉴》卷十二。

②《唐朝名画录》。

③《太平广记》卷二一二《吴道玄》条。

①郑棨：《开天传信记》。

天宝年间（742—755），一天唐玄宗忽然想起蜀中嘉陵江山清水秀，妙趣横生，遂命吴道子乘驿传赴嘉陵江去写生。到了嘉陵江，吴道子漫游江上，纵目远眺，此地好山好水，一幕一景地掠过，当时的体会与感受，便深深铭记在心上，并没有绘制一张草图。当吴道子游览了嘉陵江的山山水水之后回到长安，玄宗问他绘画的情况时，他回答说：“臣无粉本，并记在心。”玄宗命他在大同殿壁上绘画。吴道子不是将嘉陵江山水表面罗列一番，而是把握住嘉陵江一山一水、一丘一壑引人入胜的境界，即把这一带的山川壮丽优美与自然特色作了高度的概括，凝神挥笔一日而成，嘉陵江三百里的旖旎风光跃然纸上，玄宗看了啧啧称赞。在此之前，大画家李将军（思训）擅长山水画，也曾在大同殿壁上画嘉陵江山水，虽然画得也十分奇妙，但却“数月方毕”，不如吴道玄画得又快又好。因此，玄宗颇为感慨地说：“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玄一日之迹，皆极其妙也。”②可见吴道子画技高超，笔法娴熟。吴道子不仅善于画山水画，画动物也颇能传神。他在大同殿上曾画了五条龙，“麟甲飞动，每欲大雨，即生烟雾”，真是生龙活现。《卢氏杂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吴道子去访问某僧人，欲讨杯茶喝，但此僧对他不太礼貌。他很气愤，即请来笔砚，迅即在僧房墙壁上画了一头驴，然后离去。不料一天晚上，他画的驴变成了真驴，恼怒异常，满屋地尥蹶子，把僧房的家具等物都给践踏得乱七八糟，十分狼藉。这僧人知道是吴道子所画的驴在作怪，只好去恳求他，请他把壁上画涂抹掉。①以后则相安无事了。画上的驴变成了真的，固然是一种神奇的传说，但却反映了吴道子画动物具有传神之笔。

乾元年间（758—759），吴道子尚健在。卢稜伽是吴道子的门生，“乾元初，于殿东西廊下画行道高僧数堵”。后又在庄严寺三门绘画，“锐思张开，颇臻其妙”。一天吴道子见了卢稜伽的绘画，觉得他有很大的长进，酷似自己的笔法，于是惊叹说：“此子笔力，当时不及我，今乃类我。是子也，精爽尽于此矣。”②由于卢稜伽竭尽全力，呕心沥血地绘画，过了一个来月，即离开了人世。由此可知，乾元年间，吴道子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至于以后吴道子的生平仕履，因史籍失载，也就无从考证了。

吴道子长于山水画，他主画的《金桥图》令人拍手称绝。在他独自画《嘉陵江山水三百里图》的过程中，其绘画技艺更有所创新。唐人张彦远高度评价说：“因写蜀道山水，始创山水之体，自为一家，其书迹似薛少保（稷）。”③陈怀瓘也称赞“禽兽山水，台殿草木，皆神妙也，国朝第一”④。

吴道子酷爱绘画，具有巨大的创作热情，一生所作的壁画，仅在长安和洛阳就有三百余间，据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和段成式的《京洛寺塔记》等记载统计，总数也有百壁以上。在卷轴画方面，见于历代著录的有《明皇教授箓图》、《十指钟馗图》、《金桥图》、《朱云析槛图》、《群驴图》、《天王送子图》等一百五十多幅，真可谓洋洋大观了。

②《太平广记》卷二一二《吴道玄》条。

①《太平广记》卷二一二《吴道玄》条。

②《益州名画录》。

③《历代名画记》。

④《太平广记》卷二一二《吴道玄》条。

唐代佛教、道教都十分流行，宗教艺术也有长足的发展。因此，吴道子的佛画艺术有很高的成就。他在东、西两京寺观作壁画四十（一作四百）余间，而且“人相诡状，无一同者”。西京兴唐寺御注金刚经院、慈恩寺塔前面文殊普贤及西面降魔盘龙、小殿前面菩萨，景公寺地狱帝释龙神，永寿寺中三门两神等，“皆妙绝当时”。吴道子画中门内神，圆光最在后，一笔而成。坊市老幼，每日有数百人“竞候观之”；及其下笔之时，“望者如堵”，只见他“风落电转，规成月圆”，围观的人群见他画技如此高明，“喧呼之声，惊动坊邑，或谓之神”①。他画的人物，使人感到“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②。可见，他画的人物形象鲜明，真切感人。他画人物，人体各部分比例十分精确。

吴道子所画的《地狱变相》是其代表之作。《东观余论》记吴道子在景云寺所画《地狱变相》时说：“视今寺刹所图，殊弗同。了无刀林、沸镬、牛头、阿房之像，而变状阴惨，使观者腋汗毛耸，不寒而慄。”既然画中无“刀林、沸镬”的恐怖的直觉形象来辅助画面的“阴惨”，那么作品中当然要有比神灵鬼怪等更能强烈地感动人心的力量。据景云寺的老僧玄纵说：“吴生（道子）画此地狱变成之后，都人咸观，皆惧罪修善，两市屠沽，鱼肉不售。”③其艺术效果如此惊人，足见吴道子在佛画艺术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吴道子在绘画艺术上之所以取得如此卓然超群的成就，是由于他刻意求新，勇于创作。《历代名画记》记载了他这样两句话：“众皆密于盼际，我则离披其点画众皆谨于象似，我则脱落其凡俗。”由此可见他在绘画艺术上不落俗套，大胆创新的精神。因此他的作品成为画师们所学习的楷模，绘画作品称为“吴家样”。故唐人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序》中品评了唐朝诸画家“近代画者，但工一物以擅其名，斯即幸矣，惟吴道子天纵其能，独步当世，可齐踪于陆（探微）、顾（恺之）。”①吴道子还弘扬绘画艺术，悉心教授弟子，把自己高超的技艺传给下一代，使绘画艺术后继有人。据《图绘宝鉴》和《历代名画记》记载，他的弟子很多，其中较知名的有卢稜伽、李生、张藏、韩虬、朱繇、翟琰等。韩虬“以丹青自污，学吴道玄，尤长于道释”。朱繇从师于吴道玄，也“妙得道玄笔意”。吴道子对弟子言传身带，不是让弟子们背诵口诀、研色等，就是让弟子们临摹他的画稿，或者依照他的吩咐去填染色彩。《历代名画记》便有这样的记载：“吴生（道子）每画，落笔便去，多使琰（翟琰）与张藏布色。”有时，吴道子作壁画时只描一个大概，其余便让弟子来完成，在洛阳敬爱寺中，吴道子所描的“日藏月藏经变”即由翟琰完成的。吴道子的绘画艺术对唐代的绘画有着深刻影响，他被画工尊为“师祖”、“画圣”。

①《太平广记》卷二一二《吴道玄》条。

②《历代名画记》。

③《太平广记》卷二一二《吴道玄》条。

①《全唐文》卷七六三。

第三节 周昉

周昉字景玄（一字仲朗），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生卒年月不详。他生活于中唐时期。出身于“传家阀阅”之门，父祖曾任藩镇节制。长兄周皓受家庭尚武风气的影响，善于骑马射箭，随从名将哥舒翰西征吐蕃，在攻取石堡城的战役中，骁勇善战立了军功，因授任执金吾。①哥舒翰攻克石堡城事件发生在天宝八载（749年）六月，这时周皓的年龄当在二十岁以上。周皓是周昉的长兄，若以此来推测，周昉约生于开元（713—741）末年。

周昉自幼不尚武功，性好属文，尤其酷爱绘画。他孜孜不倦，刻苦钻研，“穷丹青之妙”。张萱是唐代著名的人物画家，以画贵妇人见称，而周昉“初效张萱画，后则小异”②。可见，他学绘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临摹，而是在绘画实践中有所变化。

周昉何时进入仕宦生涯，尚不清楚。据史载，大历（766—779）中，他任越州（治今浙江绍兴市）长史，郭子仪听说周昉善于写真，请他为其女婿赵纵侍郎画肖像。赵纵于大历元年十二月任工部侍郎，由此看来，大历初年周昉已官至越州长史了。③之后，周昉又任宣州别驾。据《新唐书·百官志》四载，上州别驾于肃宗上元二年（761）复置，德宗在位时（780—804）再次省去。可见，周昉任宣州别驾的时间是在上元二年至建中元年（780）之间。

唐德宗修造章敬寺，闻知周昉善画，命周皓再次召请周昉画章敬寺神像。时间大概是贞元年间（785—803）④。

至于以后的仕履情况，也就不得而知了。

周昉的绘画艺术造诣很深，技法精湛。他以善画仕女著称，又以画佛像见长。朱景玄曾给他以高度的评价，说他“佛像、真仙、人物、仕女皆神品”①。

周昉创作的仕女画，被人誉为“古今冠绝”。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御府共收藏了周昉的七十二幅作品，仕女画计二十八件，约占百分之四十。其中有《写武后真》、《明皇斗鸡射鸟图》、《杨妃出浴图》、《妃子教鹦鹉图》、《纨扇仕女图》、《烹茶仕女图》、《吹箫仕女图》等，既描绘了统治阶级上层如唐明皇、杨贵妃等生活情趣，也反映了下层侍女的生活情景，这些题材都如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方面，揭露了统治者饱食终日，闲散无聊的生活本质。他的这些绘画作品，都有鲜明的时代感，而且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高超的技巧。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终于成为一个卓越的仕女画家。宋代诗人黄庭坚看了他所画的《美人图》后题诗云：丹青有神艺，周郎能独兼。

图画绝世人，真态不可添。

这可以说是恰切真实的赞美了。②①《图绘宝鉴》卷二、《太平广记》卷二一三。

②《历代名画记》卷二。

③《唐朝名画录》、《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

④参见金维诺《周昉》，《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期。

①《唐朝名画录》。

②参见冯立《唐代长安卓越的仕女画家周昉》，《人文杂志》1982年第6期。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纨扇仕女图》是周昉的仕女画代表作。在这幅仕女画长卷里，通过几组人物的活动，刻画了宫廷生活的某些侧面。

其中有一组为四人，坐着的妃子现出了日长慵困的情景，一女侍轻轻摇扇，二女侍已为她准备好了梳洗妆具。这里所表现的是那妃子午睡初醒的一刹那情景，似乎妃子还在追忆着梦幻里的情景。那情态会使你浮想联翩：华贵的服饰，娇柔艳丽的风采，显示出她的恩宠；森严的宫禁消磨着她的青春，这只能使她依靠回忆、睡梦来消蚀她心头的郁闷。周昉不是简单地用愁苦的面孔来表现她的内心世界，而是用初醒犹凝神深思的一刹那，表现了妃子的郁闷心情，耐人寻味，这正是他颇具匠心的艺术手法所在。

周昉所画的仕女，是以体态丰厚，装束艳丽为特征的。张彦远说他的绘画“颇极风姿，全法衣冠，不近闾里，衣裳劲简，采色柔丽”①。元人汤垕说：“周昉善画贵游人物，又善写真；作仕女多秾丽丰肥，有富贵气。”这种艺术风格是与他所处的时代至为相关的。

周昉出生于开元末年，成长于天宝年间，出身于世代官宦人家的贵游子弟，经常出入于卿相之门，所接触的大都是贵族中的上层人物，很少接触闾里下层人物，这对他的艺术风格势必产生极大的影响，遂使他的艺术作品形成了一种健壮丰肥的时代风格。宋代人也作过这样的分析：“世谓（周）昉画妇女多为丰厚态度者亦是一弊。此无他，昉贵游子弟，多见贵而美者，故以丰厚为体。而又关中妇人纤弱者为少，至其意秾态远，宜览者得之也。此与韩不画瘦马同意。”②这种评论无疑是很中肯的。

画佛像，也尤为周幹所长。自魏晋、南北朝以降，佛教日益兴盛，道教也很流行。寺观遍及各地，故唐代的绘画艺术以反映宗教的内容居多。但这时候的绘画与过去的明显区别是，把佛典仪范宗教画，与以现实生活为范本的人物统一起来了，使作品能够从现实生活中吸取新的素材，因而赋予它们以蓬勃的生命力，周昉在这方面的艺术创造更为典型。①据记载，周昉曾在很多寺观挥笔作画。章敬寺、广福寺、胜光寺、禅定寺、上都水月观等寺观都有他的笔迹。宣和御府收藏了他的七十二幅画卷中，其中各种天王像、老君等神像计三十二幅，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唐人张怀瓘说：“今上都有观自在菩萨，时人云水月，大云西佛殿前行道僧，广福寺前面两神，皆殊妙也。”又说：“其画佛像、真仙、人物、仕女，皆神也。”②在画佛像中，周昉发挥了高度的艺术创造能力。《清河书画坊》记载，传闻他画的妇女像“目波澄鲜，眉无连卷，朱唇皓齿，修耳悬鼻”，不作纤弱娉婷的姿态。显然是周昉把宗教美术世俗化了。这也无疑促使绘画艺术走向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在这方面，周昉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水月体。这种水月体是在上都有观自在菩萨画像中表现出来的，以笔法柔丽、形象端严而闻名，故后人称作水月观。张彦远说：“衣裳劲简，采色柔丽，菩萨端严，妙创水月之体。”③①《历代名画记》卷十。

②《宣和画谱》。

①参见冯立《唐代长安卓越的仕女画家周昉》。

②《太平广记》卷二一二。

③《历代名画记》卷十。

周昉的人物画也十分出色，写实技巧相当高。他的作品气韵生动，妙于以形传神，着重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大历（766—779）初年，尚书令郭子仪请人为他的女婿赵纵侍郎画像，先请著名画师韩幹，画完之后，大家都以为形象逼真，赞不绝口。又请长史周昉画了一张，大家又齐声称妙。二人当时都颇有名气，郭令公将两张画像并挂于墙壁上，反复比较，一时难以决定二者的优劣。这时正好赵夫人回家探亲，令公问她此画何人，她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是赵郎。再问她哪一幅画得逼真，她说两画都相似，后画者为佳。又问其所以，赵夫人说：“前画空得赵郎状貌，后画兼移其神思、情性、笑言之姿。”由此，郭子仪才决定了以周昉画为优，当日送给锦彩数百匹。①这个故事说明，在人物写真上，韩幹只得其形似，而周昉却能得其精神姿质，画技更高一筹。它反映了周昉能够入微地揭示出人物的心灵世界，达到以形传神的境地，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周昉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肃、一丝不苟的。在创作时，他反复琢磨，冥思苦想，“精意至于感通梦寐，示现相仪，传诸心匠，殆非积习所能致。故俗画摹临莫克仿佛”②。传说他任宣州别驾时，在禅定寺画北方天王，连日凝思，“常于梦中见其形象”，他的功力很深，故能达到以形传神的境地。也正因为他的人物画独具匠心，其他画师临摹他的作品，都难以相仿。

周昉虽然画技超群，名气很大，但他并不自以为是，而是虚怀若谷、认真地听取别人的意见。贞元年间（785—804），唐德宗召请他画章敬寺神。周昉初落笔时，撤去帷幕，任凭过往行人观看。章敬寺在长安都城通化门外，行人颇多，贤愚混杂。观众有的称赞他的妙处，有的指摘某处还似欠缺，七嘴八舌地评论其得失。周昉严肃地对待群众的评议，“随所闻改定，月余，是非语绝，遂下笔成之，无复瑕类，当时推为第一”③。章敬寺神像臻于尽善尽美的境地，这和他谦逊诚恳地对待群众的意见是密不可分的。

周昉还教授了一批弟子，传授自己的绘画技艺，培养和造就了一些造诣较深的绘画人才。太原人王朏，官至荆州刺史，从小喜欢绘画，师从周昉学画，与赵博文都是周昉的高才弟子。程修己也是周昉的得意门生。周昉任越州长史时，程即拜他为师，从周昉学了二十年。周昉呕心沥血，悉心传授绘画技巧，“凡画之六十病，一一口授，以传其妙”。终于使他成为一个著名的画师。唐文宗好古，召程修己于文思殿画竹障。他画的竹子栩栩如生，跃然障上，文宗啧啧赞叹，赐诗云：良工运精思，巧极似有神，临窗乍睹繁阴合，再盼真假殊未分。①程修己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正是周昉心血的结晶。

周昉的绘画作品不仅在国内颇负盛名，而且蜚声国外，对东方某些国家也产生了较深的影响，特别受到了新罗人的喜爱。贞元末年，新罗国有人于江淮，“尽以善价收市数十卷，将去”。据说，至今日本还保留有周昉风格的仕女画。可见周昉的绘画艺术在国外影响之大。

①《太平广记》卷二一三、《宣和画谱》②③《宣和画谱》卷六。

①《太平广记》卷二一三。

周昉的绘画对后世的绘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后来绘画者学习的楷模。后来善于画佛画的吴筠，“天王笔法师周昉，颇臻其妙”，因其天王画能传神，到了元代，他的绘画别的已湮没不闻，“独天王传于世”②。善画仕女画的杜霄，也“得周昉笔法为多，尤工蜂蜨及曲眉丰脸之态，非风流蕴藉，有王孙贵公子之思致者未易得之”③。他也承继了周昉画仕女健壮丰肥的绘画风格。

周昉在绘画史上盛誉流播，往往见于名士诗篇中。晚唐诗人杜牧的《屏风绝句》云：屏风周昉画纤腰，岁久丹青色半销。

斜倚玉窗鸾发女，拂尘犹自妒娇饶。①周昉的绘画艺术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宋代米芾在其《画史》中把他与晋代的名家顾恺之、南朝的陆探微、唐代的吴道子三人并称为人物画的四大家。

②③《图绘宝鉴》卷二。

①《樊川文集》卷三。

（谢选骏指出：吴道子画的驴马真能变成活驴吗？当然不能。那么吴道子的信笔涂鸦真能变成嘉陵江的生动写照吗？同样当然不能。那么，传说为何如此呢？这还不是因为玄宗老儿的狗嘴里竟然吐出了“象牙”，所以把假的都变成真的了！那么，马列狗又为何把这样可笑的“胡说”当作史实呢？因为马列狗作为胡人的走狗，当然喜欢胡说也就是“西方的真理”了。而在我看来，吴道子的作品甚至缺乏基本的比例，最多不过现代中学生的水平罢了。）

【第二十五章 李白杜甫】

第一节 李白①好任侠，喜纵横

李白（701—762），字太白。据李阳冰《草堂集序》所记述：“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居绵州昌隆（今属四川江油）青廉乡。白父李客，不曾入仕，亦无文名。李白自幼读书，成绩卓著。其《上安州裴长史书》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这话虽未免夸大，但《新唐书》本传也说他“十岁通诗书”；《唐才子传》亦称“十岁通五经”。李白少时，好任侠，且喜纵横。魏颢撰《李翰林集序》、刘全白撰《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都称其“少任侠”。《新唐书》本传也说他“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从这些记载看来，李白自幼为学，便异于常人。此后交游，也多豪侠之士。

开元十三年（725），李白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沿江而下，到达江陵，结识司马承祯，甚被赏识。此后从江陵东下，历洞庭、庐山，到金陵，抵扬州。在安陆与许圉师的孙女结婚，在湖北滞留较久。在这期间，李白也与当时的一般宦游士子一样，曾经多次投书长吏，干谒求仕。其后又西入长安，小隐终南。谋官不成，复返安陆。开元二十二年，到襄阳，谒见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韩朝宗。此后数年之间，又与洛阳、太原、东鲁等地的道士、隐士交游，远近闻名。

天宝元年（742），李白奉诏入京，于翰林院中待诏供奉。这时李白结束了漫游生涯，暂作宫廷侍从。此后未见重用，又遭谗毁，于是一年以后，便上疏求去。天宝三载，又离京远游。

在这次远游中，李白结识了杜甫和高适，三人曾经周游梁（今开封）、宋（今商丘）。同时，李白又从北海高天师，求仙学道。

在这期间，李白前妻亡故，又再婚许氏，许氏亡后，又娶宗氏。这时身家多故，国家多事。李白一面求仙学道，一面企图为国建功。对于国家安危，颇多关切，虽然仍事漫游，已与过去有所不同。

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发生，李白避居庐山。这时永王李璘出师东巡，邀李白入幕。至德二载，永王兵败被杀，李白被捕入狱。出狱之后，又被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附近）。乾元二年（759）于途中遇赦，乃沿江东还。至当涂，依李阳冰。宝应元年（762），病逝于当涂。《旧唐书·文苑传下》、《新唐书·文艺传中》均有传。

①本节材料主要参考书为新旧唐书本传，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本）和《李白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本），文中凡引上述资料，不再一一作注。

综观李白一生，正当唐皇朝由盛转衰之时，由于初唐、盛唐出现了“贞观”、“开元”之治，朝政相当开明，一般文人学者，多半积极用世。李白年少之时，也曾抱有建功立业之志，但时值开元之末，朝政已经大坏，张九龄被黜，李林甫擅权，是由盛转衰的开始。崔群《论开元天宝讽上皇甫鎛书》云：“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用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当安史之乱前夕，有些文人学者，对于时局，已甚不满，忧时念乱，已经形诸文字。但李白这时年轻气盛，尚多幻想，好任侠，喜纵横，误将开元季世当作晚周战国。其实，时与世异，任侠、纵横，都是行不通的。

李白这时又希望建功之后，退隐归山，排难解纷而不受赏，颇慕战国鲁连之风。但待诏翰林不久，便不为权臣所容，“权臣妒盛名，群犬多吠声”（任华：《杂言寄李白》）。这时李白对于现实的认识，才稍微清醒。

但李白在朝，为时甚短，对于朝廷、官场，虽粗知大概，而阅历尚浅，因此，他这时虽对现实政治有所批判，却不似萧颖士、元结等人之忧时念乱。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隐居、出仕，在李白胸中，一直是矛盾的。永王东巡，他应征入幕，完全出于用世、报国之诚。至于最高统治者的内部斗争，他根本不懂。由此而身陷囹圄，以至流放，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李白一生的政治抱负极大，但他的实际成就只在文学，诗与杜甫并称。

文名虽为诗名所掩，但有些文章，亦颇为世传诵。

积极用世，不恋荣名李白早年漫游期间，所作诗文，都充分表达了布衣文人的追求仕进之心。《与韩荆州书》、《上安州裴长史书》都是此时有代表性的文章。《与韩荆州书》有云：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所以龙盘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愿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宾中有毛遂，使白得脱颖而出，即其人焉。

这是一封干谒之书，也等于“毛遂自荐”。李白年少气豪，积极求仕，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

与此篇类似之文，是《上安州裴长史书》，此文有云：白窃慕高义，已经十年。云山间之，造谒无路，今也运会，得趋末尘，承颜接辞，**度矣。常欲一雪心迹，崎岖未便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再辱英盼。白必能使精诚动天，长虹贯日，直度易水，不以为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

这篇文章，不仅年少气盛，而且吐辞命意，颇似战国纵横家言。唐代的布衣文人，写过许多投书干谒的文字，但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作者的笔下，其内容和风格都有所不同。李白的这类文章，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既不同于王勃等人的“怀才不遇”，也不同于韩愈等人的“不平之鸣”，而是充分地体现着一种狂放不羁的个性。

李白写于这时之诗，与其干谒之文同一格调。例如《古风》之十：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

鲁连之在战国，号称高士，为人排难解纷，而不受封赏。李白景仰其人，引为同调，这是他的生活理想：积极用世，却不恋荣名。

但李白这样的生活理想是不现实的，在他这段生涯中，虽然诗名大振，而投书干谒，并未见用。杜甫所谓“醉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恰可作为对他此时生活的写照。李白这时写的另外一些诗篇如《将进酒》、《襄阳歌》、《江上吟》、《梁园吟》等，也都倾泻了他的满腔愤闷之情。《将进酒》中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自是材不见用而发的牢骚；《襄阳歌》中所谓“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咸阳市中叹黄犬，何如月下倾罍”。也是借酒销愁的愤辞。

“醉饮狂歌”，放浪江湖李白待诏翰林之时，处于宫廷侍从的地位，又写过一些应制供奉之诗。

《宫中行乐词》数首，据《本事诗》所载，即应玄宗诏命之作。其遣词造语，显与前此之作不同。例如其三：卢桔为秦树，蒲桃出汉宫。烟花宜落日，丝管醉春风。笛奏龙吟水，萧鸣凤下空。君王多乐事，还与万方同。

时当开元之末，朝政正在由盛转衰，玄宗本人，也由一代明君，渐变为末代庸主。此时有识者已在忧时念乱，但李白初进宫廷，所见尚浅，应诏随笔，便写出了这类歌咏升平的诗篇。还有《清平调》三首，也是同样的作品。当然，李白虽处宫廷侍从的地位，他毕竟不同于“柔媚的词臣”。尽管写了这类歌咏升平的作品，与此同时，他也抒发了不同于一般侍从的情感。例如《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一诗，便表白了自己一贯的思想：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当时结交何纷纷，片言道合唯有君。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

隐而求仕，仕而后隐，这是李白选择的一条道路。虽在“幸陪鸾辇”、“身骑飞龙”、“直上青云”之时，他也没有忘怀归隐。

李白离开长安，再度漫游时期，由于对朝廷和官场有了一些认识，思想便发生了变化，作品也发生了变化。虽然这时阅历仍浅，却已看到世事之艰难。《古风》和《行路难》中的许多篇章，都比较深沉地表达了这个时期的情感，诗风也有所转变。例如《古风》第24首云：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像这样的内容，在李白过去的诗中不曾有过。他不仅揭露了中贵人、斗鸡者之飞扬跋扈、横行霸道，而且指斥了当朝天子。“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锋芒所向，显然在最高统治者，这样的语言，是很有深度的。

与此篇相似的作品，是《古风》第二首。其中有云：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淮阴市上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篲折节无嫌猜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行路难，归去来！

这样的诗中充溢着不平和失望，与前期某些抱着幻想的作品大不相同。

李白此时写得更为慷慨激昂的诗，是《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其中有云：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鱼目亦笑我，谓与明月同。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黄金散尽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韩信羞将绛灌比，祢衡耻逐屠沽儿？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这诗不仅更充分地抒发了对于自身遭遇的愤激和不平，而且讲到李北海、裴尚书之含冤被害，最后表达了决心与官方决裂的态度。“董龙更是何鸡狗”，“见此弥将钟鼎疏”，如此云云，说明李白此时对于朝廷、世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样的作品，比从前所作，显然也更有深度了。李白在此后漫游的过程中，写出了大量的“醉饮狂歌”的作品。这些作品，和前期的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也更有深度。如《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在这里，“昨日之日”的豪情壮志，“今日之日”的愤激忧愁，对比之下，已无法排遣，于是放浪江湖，也就成为必然的出路了。在他过去的诗中，虽然也曾讲过“功成身退”的话，那是以“高士”自居，功成而不受赏；而此时此刻，则是功未成而志不遂，心烦意乱，愤而远游了。

李白退居庐山之时，又有《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秀出南斗旁，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好为庐山谣，兴因庐山发，闲窥石镜清我心，谢公行处苍苔没。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求仙学道，在过去的作品中，曾经不断出现；而在这首诗中，也比过去更为现实，成了解脱苦闷的唯一的出路。从“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来看，李白此时颇似真有遗世不顾之意了，但可惜的是他终于受命永王李璘，以致成为终身之憾。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李白入幕永王，曾经抱有幻想，这时他又以谢安自比，以鲁连自期。《永王东巡歌》之二云：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这里以谢安自比，虽然拟非其伦，但李白的“大济苍生”之志，始终不渝，亦于此可见。

更能表明李白此时思想的，是《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一诗：月化五白龙，翻飞凌九天，胡沙惊北海，电扫洛阳川。虏箭雨宫阙，皇舆成播迁。英王受庙略，秉钺清南边。云旂卷海雪，金戟罗江烟。聚散百万人，弛张在一贤。霜台降群彦，水国奉戎旃。绣服开宴语，天人借楼船。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卷身编蓬下，冥机四十年。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愿与四座公，静谈“金匮”篇。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

这里称永王李璘之受诏出师为“英王受庙略”，说自己之被征入幕为“如登黄金台”，篇末且有“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之语，李白一心报国的思想情感在这里表露无余了。当然，“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功成而身退，这也是他一贯的思想。但可惜的是，这一切都未能实现。他对于当时统治上层的矛盾似乎一无所知，对于前途的估计过于乐观。

但为时不久，李璘兵败，李白入狱，随后又被流谪夜郎。他这时有《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首长诗，叙事抒怀，沉痛之至。其中有云：仆卧香炉顶，飡霞嗽瑶泉，门开九江转，枕下五湖连。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这里说的“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似与前面讲的“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云云，有些矛盾；但“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当是事实。“辞官不受赏”的思想，也是始终如一的。此诗最后又云：五色云间鹊，飞鸣天上来，传闻赦书至，却放夜郎回。暖气变寒谷，炎烟生死灰。君登凤池去，勿弃贾生才。桀犬尚吠尧，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旌旆夹两山，黄河当中流，连鸡不得进，饮马空夷犹。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头！被赦放还，李白自然是高兴的。但他此时不仅庆幸自身遇赦，而且仍在关怀国家安危。“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头”，他的忧虑还是很深的。

李白被赦放还之日，还写了《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一诗，其中说到“得罪岂怨天，以愚陷网目”，这话似较为清醒。其中又说到“大驾还长安，两日忽再中，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弃剑学丹砂，临炉双玉童。寄言息夫子，岁晚陟方、蓬”云云，似乎更有所醒悟。对于进用不抱希望，对于仕途亦有戒心，则弃剑而学丹砂，也就是唯一的出路了。诗中不再讲功成身退的话，此亦李白诗歌内容的新的变化。

对于李白晚年的遭遇及其作品，前人多所评论，与李白同时的杜甫，对他的遭遇是最同情的。其《梦李白二首》之二有云：“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无辜受累，而名传千秋万岁，这话不仅出自友情，而且是至公至当的。

宋人诗话之评李白者，于其晚年，毁誉参半，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蔡宽夫诗话》所论，较为持平。其言曰：太白之从永王璘，世颇疑之，《唐书》载其事甚略，亦不为明辨其是否，独其诗自序云：“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然太白岂从人为乱者哉？盖其学本出纵横，以气侠自任，当中原扰攘时，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东巡歌》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亦可见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广，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难。议者或责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萧颖士察于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已。这里对于李白晚年入幕永王以致被罪一事的分析，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李白一生所作诗文甚富，丧失亦多，在他生前，曾以所作嘱托王屋山人魏万（又名颢）编集，“尽出其文，命颢为集”（魏万：《李翰林集序》）。其后李白流放夜郎、遇赦而还之时，遇到江夏倩公，又曾将他“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最后，李白将终之日，又托李阳冰编辑其集，李阳冰《草堂集序》有云：“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遐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临当挂冠，公又疾殛，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太白草堂集二十卷》，称“李阳冰录”，当即根据李阳冰所编之本。李白的“千秋万岁”亦赖此而得传。

第二节 杜甫

在群星璀璨的盛唐诗坛上，杜甫是与李白齐名的另一伟大诗人。

家世和早年壮游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河北），曾祖父杜依艺为巩县令，遂居巩县（今属河南），杜甫于玄宗先天元年（712）生于巩县。远祖杜预是西晋名将，又是注释《春秋左氏传》的学者。祖父审言，是武则天时代的膳部员外郎，与沈佺期、宋之问齐名的诗人。父亲闲曾任兖州司马，终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杜甫对这个“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又有诗歌创作传统的家庭，是很引为骄傲的。母亲崔氏，在杜甫年幼时就故去。崔家也是有名望的世家大族，所谓“舅氏多人物”，“吾舅尽知名”，他一生中曾多次和亲疏不等的舅父、表弟相遇。

杜甫自称“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到十四五岁，就“出游翰墨场”。杜甫少年时期有机会受到各种文化艺术的熏陶，这对他日后的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例如他五六岁时在河南郾城看过舞蹈家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后在洛阳尚善坊的岐王李范宅里，遵化里玄宗宠臣崔涤堂前，听过李龟年的歌声；在洛阳北邙山顶玄元皇帝庙里欣赏过画圣吴道子画的五圣尊容、千官行列，这在他以后的诗歌创作中都有所反映。当时社会名流崔尚、魏启心看到他习作的词赋，夸奖他有班固、扬雄之风。还有李邕、王翰这样的长辈也屈尊来访问他。看来他自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并不是吹牛。

杜甫生当“开元全盛日”，当时农村经济繁荣，交通也很发达，所谓“九州道路无豹虎，远行不劳吉日出”，许多积极追求功名的青壮年读书人中，盛行着全国漫游的风气。杜甫从二十岁左右到三十五以前，也曾经三次出游。第一次是南游吴越，江浙的山水人物，引发他无限想象。开元二十四年（736），他第一次参加进士考试，失败了，于是他又带着蔑视考功郎的傲气，与苏源明等一起，到齐赵平原，作第二次漫游。大概这时他父亲正在兖州做司马，他在齐赵一带过了四五年“裘马轻狂”的“快意”生活，也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几首诗：《登兖州城楼》，是省侍父亲于兖州时的作品；还有《画鹰》、《房兵曹胡马》两首，以青年人的热情歌颂了雄鹰和骏马；还有一首《望岳》，更是其中的杰作，结尾的两句是流传千古的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流露了诗人少年时代不平凡的抱负。

天宝三载，杜甫在东都遇到了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大诗人李白。同年秋天，李白和杜甫同游梁（今开封）、宋（今商丘一带），会见了诗人高適。这是第三次漫游。他的《遣怀》诗说：“忆与高李辈，论交入滔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天宝四载，他在齐鲁又与李白相见，在饮酒赋诗之外，又讨论了炼丹求仙，而且共同访问了兖州城北的隐士范野人。两人还互赠了诗篇。杜赠李的诗说：“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李赠杜的诗说：“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两人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面。

杜甫一生引为“快意”的读书游历时期，到三十四岁就结束了。

困守长安的十年

天宝五载（746），杜甫“西归到咸阳”了。这时长安浪漫游乐风气尚未过去，汉中王府、郑驸马宅等贵族达官第宅都向他开过门。但他来长安的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参加科举考试，谋取官职。这时当权的宰相，正是以妒贤忌能、阴险奸诈著名的李林甫。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诣京师就选。李林甫以为草野之士猥多，恐有俚言，污浊圣听。结果，这一年的科试中，布衣之士，无有第者，李林甫为了掩盖自己的恶劣行径，又表贺皇帝“野无遗贤”。在这种情况下，杜甫当然也无由仕进了。

此后，杜甫生活日渐贫困。“卖药都市，寄食友朋”，也难免饥寒交迫。明知干谒可耻，也不得不向一些达官贵人投诗乞怜。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里，他一面陈述致君尧舜的抱负，同时也倾诉了干谒权贵的悲愤与辛酸：“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天宝十载（751），玄宗在正月内连续三天举行祭祀玄元皇帝、太庙、天地三个盛典，杜甫觉得这是展现他诗赋才华的机会，献了《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宰相出题，在集贤院考试他的文章。哪知召试的结果，只是说他“名实相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只给了一个候选官吏的资格。到天宝十四载（755），才补了一个河西尉的小官，他不乐就职，又赐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

十年困守长安的生活，虽然备受饥寒疾病之折磨，却使他认清了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贵族的腐化面目，对广大的士卒人民的苦难，对国运的危机，也有了越来越深广的感受和认识，在揭露穷兵黩武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的《兵车行》里，他愤怒地指责：“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在讽刺杨氏兄妹奢侈荒淫生活的《丽人行》里，他鲜明地点出：“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最后，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长诗里，他总结了自己一生的思想生活道路。“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是他一生的政治抱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是他一生忧乐爱憎的基本倾向。所以当他中夜离京城，凌晨过骊山，听见君臣们通宵达旦的歌舞的声音，便向那些享有“赐浴”、“与宴”特权的达官贵族们，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向那些享受着轻歌曼舞、珍肴美味的“神仙”们，大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最后他自己的那个“十口隔风雪”的家庭也发生了“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的悲剧。这时他还不知安禄山已经起兵范阳的消息，却给大唐皇朝的政局画出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

从陷贼、脱险到为官、弃官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起兵范阳，十二月攻下东京洛阳，次年六月，攻下潼关，玄宗匆匆奔蜀，长安沦陷。这个时候，杜甫正带着妻子儿女从奉先北上三川，到了鄜州（今陕北富县），听到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及时安顿了家属，就“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被驱赶回长安。他目睹沦陷后的长安面目，写了一系列“诗史”名作。

当杜甫从旁探知房琯所帅的官军在陈陶斜战败的消息，写了《悲陈陶》，记载了“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的景象。《月夜》一诗中，他留给我们千古难忘的诗句：“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写出了千古以来战争中妻离子散的悲哀。他还写了人人都熟悉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首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从长安逃到凤翔，见到了唐肃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任命他为左拾遗。他这个入仕不满一年就逢战乱的小官，能够担任这个天子近臣的谏官，心里是非常激动的。“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他半生以来抱着“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愿，现在觉得自己致肃宗于尧舜的时机到来了。但是任拾遗不到一月，就遇到肃宗罢房琯宰相之职的大事，他上疏营救，说房琯“少自树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肃宗因为听信贺兰进明的挑拨，以为房琯只忠于玄宗，不忠于自己，就把杜甫交三司推问，幸而新任宰相张镐、御史大夫韦陟出来说：“甫言虽狂，不失谏臣体。”才免予刑事处分，只下了一纸墨制，叫他回鄜州探家。这次回家，他写出了《北征》、《羌村三首》两篇杰作。

《北征》是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相媲美的杰出长诗，全文七百字。杜甫从凤翔出发，在黄土高原上大概走了十天半月，开始是“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末了又是“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更使人惊讶的是写他到家与妻子儿女相见后那段最真实的素描，把一系列家庭生活的小镜头，插在万方多难的时代画卷里。《羌村三首》是与《北征》互相映照，互相补充的名作。其中写邻居父老持酒来慰问自己的动人场面：“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当杜甫在羌村短暂休息的时候，唐皇朝的官军和回纥的骑兵，在郭子仪率领下，于九月收复了长安，十月收复了洛阳。肃宗还长安，十一月杜甫也从鄜州带着家眷回长安，继续任左拾遗之职。

本来杜甫在回鄜探亲时已敏感到肃宗对自己的疏远，但他未必觉察到已被投闲置散的房琯仍然是肃宗的眼中钉，更不会觉察到肃宗及其心腹李辅国等人正在罗织所谓“房党”，包括贾至、严武、刘秩、杜甫等。所以乾元元年春天，他还与王维、岑参一起写了《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的颂圣诗。不料当诗人们唱酬之声犹在耳边时，贾至就首先被贬出朝做汝州刺史去了。六月，肃宗就下诏贬房琯为鄜州刺史，刘秩为阆州刺史，严武为巴州刺史，杜甫也同时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

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率师北上，讨伐安庆绪，出师不久就取得渡黄河、围邺城的胜利。杜甫在这年冬天来到离前线不远的东都，一方面探视洛阳东偃师土娄庄的故居，一方面就近探问官军围攻的消息。第二年春天，他听说邺城不日可得，非常兴奋地写下了一首长诗《洗兵马》，开端写出大快人心的胜利形势，结尾又描绘“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鼓励前线战士迅速攻下邺城，退伍还乡，帮助妻子春耕播种。诗人在喜胜利、颂中兴、望太平的时候，又特别语重心长地加上“独任朔方无限功”的建议，针对肃宗命九节度出师之时没有立元帅，唯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的错误，有所规谏。此外，他还怀着重重的隐忧：“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表面是称颂肃宗对太上皇克尽孝道，实际上是针对李辅国、张良娣等人离间玄宗、肃宗父子的阴谋敲起警钟。

然而，就在朝野上下都在等待着官军收复邺城，生擒安庆绪的时候，在乾元二年三月三日，唐朝的六十万官军就因为没有统帅，在邺城外围遭到了一次奇耻大辱的大溃败。郭子仪率朔方军退守河阳。

杜甫也就在东京兵荒马乱中，经新安、石壕、潼关，回到华州。一路上目睹官吏们不顾百姓死活，处处强迫征兵拉伕，只听见妇孺老弱在倾诉、啼哭，同时他也看到不少人民积极支援官军。这一次途中见闻，给他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写成了六首“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组诗，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的不朽名作。这六首诗不仅写出人民为战争付出的代价，而且写出人民奋不顾身的自我牺牲的精神。

回到华州，旱灾的威胁就开始了：“飞鸟苦热死，池鱼涸其泥。万人尚流冗，举目惟蒿莱。”老百姓在天灾加战争负担双重压迫下毫无活路，杜甫这个小官也一筹莫展，这年七月，他只得弃官不做，带着家小远走秦州（今甘肃天水），另谋生路。他弃官的原因不止是逃荒。从九节度之师溃败以来，他早已看出肃宗小朝廷已经无法容纳正言谠论，纲纪已乱，“庸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

杜甫到秦州曾打算在东柯谷、西枝村觅一块隐居之地，但是这个羌胡杂居，吐蕃势力又不断扩张的地方，他无法久住下去。不过在秦州居留的三个多月中，却在他诗卷中增加了不少边塞题材的新作。例如：“州图领同谷，驿道出流沙。降虏兼千帐，居民有万家。”（《秦州杂诗》）“一县蒲萄熟，秋山苜蓿多。”“羌女轻烽燧，胡儿掣骆驼。”（《寓目》）到十月，他怀着“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的念头，又领着全家南下同谷（今甘肃成县）了。可是奔波了几十天，到同谷后，竟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这种种惨痛经历都写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里。在同谷住了一个多月，又在十二月一日起程赴成都。

从秦州到同谷、又从同谷到成都这两段路程中，杜甫曾有计划地写了二十四首纪行诗，每段十二首，记述了自己一步步走过来的山川胜迹的真实面貌。前段十二首记述陇西到陇南山川中，《青阳峡》的高峰深谷最为突出。而后段十二首写跨越陇、秦、蜀三省的奇山大川，更胜前段。写同谷东南的《木皮岭》，他惊叹：“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到嘉陵江上的《水会渡》，则见：“大江动我前，汹若溟渤宽。篙师暗理楫，歌笑轻波澜。”而汉中略阳县的《飞仙阁》，竟是：“土门山行窄，微径缘秋毫。栈云阑干峻，梯石结构牢。”到川陕交界的《五盘》：“仰凌栈道细，俯映江木疏。地僻无网罟，水清反多鱼。好鸟不妄飞，野人半巢居。”入川以后，更见《剑门》：“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两崖崇塘倚，刻画城阁状。一夫怒临夫，百万未可傍。”显出了无比雄奇的山势。

回顾这一年，《发同谷》诗里有一句总结：“一岁四行役”，赵次公注说：“一岁之中，自东都而趋华，自华而居秦，而赴同谷，自同谷而赴剑南。为四度行役也。”可以说这是他艰苦奔波的一年，也是他思想变化最大的一年，更是诗歌创作空前丰收的一年。

“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

在关辅饥荒，中原再乱的年代，成都以“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的繁华都市面目呈现在杜甫面前。他全家初到成都，是寄居在一座僧徒寥落的古寺里，靠着“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全家人的生活不仅可以暂时维持，而且从第二年就开始经营浣花溪西岸的草堂住宅了。《卜居》诗：“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无数蜻蜒齐上下，一双鸂鶒对沈浮。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入小舟。”在战乱中奔波多年的杜甫，总算有了个栖身之所了。他卜居初定，就一面忙着种树、种竹、种菜，一面还得为完成营建工程，到蜀州、新津、青城等外县去访问乞贷于亲友，他步行或乘舟来往，无意中就写成了不少怡情适意的小诗：“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榉柳枝枝弱，枇杷树树香。”“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可惜，好景不长，上元二年五月，他草堂边的一棵有两百年寿命的柟树被暴风连根拔起，更不幸的是同年八月，他新建的草堂又遭一场暴风，“卷我屋上三重茅”，使他全家“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他在不眠的长夜里，不禁从自家的苦难想到天下无数流离失所的人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同年十二月，老友严武由绵州刺史升任兼管东西两川的节度使。上元三年（762）春夏，杜甫和严武往来互相访问不止一二次，在唱和诗篇中，严武曾劝他出来做官，他则希望严武能理解自己疏懒的个性。同年四月，玄宗、肃宗父子两人相继去世，代宗即位，七月召严武入朝。杜甫亲自送严武到绵州奉济驿才分手，不料这时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就在成都发动了叛乱，严武被兵阻出不了剑门，杜甫也回不了成都，只得转到梓州，依靠李梓州、严二别驾等新朋友。八月，徐知道的叛乱被高適镇压下去，但动乱未止，杜甫只得把家属移到梓州来，并打算离东川，投三峡，赴西京。

中原战局这时大有好转，代宗即位后命长子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讨伐史朝义，大胜敌军。广德元年（763）正月，史朝义被迫自杀，河南河北各州全部收复。消息传到梓州，杜甫高兴得热泪横流，写了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是他“平生第一快诗”，末两句尤其写出他当时归心似箭的激情。但是，当时他全家逃难在梓州，要回乡谈何容易，这一年在他诗集中只见他送朋友一个个“下峡”，“归京”，“入朝”；也仍然“自怜犹不归”。这一年高適任剑南节度使。吐蕃兵入大震关，代宗出奔河南陕州，高適率兵临吐蕃南境，欲牵制其主力，师出无功，致松、维等州相继陷没。朝廷不得已，只得重派严武入蜀。杜甫得知严武重来的消息，喜出望外，于是在广德二年（764）春天，又从阆州领着妻子赶回成都：“得归茅屋赴成都，直为文翁再剖符。”三月回到成都，严武就启奏他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回到草堂，“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他本有一番修饰环境的打算，“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远近的邻居朋友也想一一相会，但一入节度使署，就进入练兵备战的气氛中，“公来练武士，欲夺天边城”。七月，严武亲临前线写了《军城早秋》的诗，九月，杜甫写了和诗，赞美严武破吐蕃七万余众，拔当狗、盐川的胜利：“已收滴博云间戍，欲夺蓬婆雪外城。”他在幕府半年，“晓入朱扉启，昏归画角终”，生活拘束，与同僚之间亦难免有“分曹失异同”的不愉快纠纷，于是在永泰元年（765）正月三日辞幕府归浣花溪。四月严武病卒，杜甫在成都无所依靠。五月就携家沿岷江东下，有《去蜀》诗：“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世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

杜甫随着东下的小船，五月到嘉州，六月到戎州、渝州，七月到忠州，秋天到云安。他的消渴病，又兼疟疠犯了，遂馆于严明府之水阁，过了一冬春。大历元年（766）移居夔州白帝城。同年秋，从成都调来夔州任都督的柏茂琳到任，对他“频分月俸”，又不时派园官给他送些瓜菜。大历二年三月，他在夔州瀼西买了四十亩果园，还带有“茅斋**椽”，柏氏又委托他代管东屯稻田百亩，生活比过去富裕一些了。在不到两年时间中，他写下了四百多首诗，不仅数量上达到**，诗的内容形式也颇具特色。他回忆、反思了自己前半生生活经历和创作历程，写了《壮游》、《昔游》、《往在》、《遣怀》等自传性的长篇，历史的光明与黑暗与自己的爱憎倾向融合在一起，酝酿出无限的沉痛与辛酸。他仍然是“穷年忧黎元”的诗人，但他晚年的诗除描述“千家野哭”、“万国征戍”而外更特别关心人才，特别是能拨乱反正、真正忧国爱民的人才，他说：“天地则创痍，朝廷当正臣。异才复间出，周道日维新。”读了元结《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以后无比激动：“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稍安可待矣。”赞美做梁州刺史的李勉：“■公制方隅，迥出诸侯先。封内如太古，时危独肃然。”再读他的《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八哀诗》、《寄韩谏议注》等诗，可以看出他的人才观，眼光独到，胸怀博大，他对同时代人的评论与新旧唐书史臣的见解大有出入。他还写了不少夔府景物、气候、风土、民生疾苦的诗篇。三峡景物正如他的两句诗：“江城含变态，一上一回新。”不仅一年四季的多变，就是雨、雪、雷、火、月，甚至八月十五、十六、十七三夜的月他都有不同的观察和感受。人民生活方面，不仅注意“打鼓发船”、“负盐出井”的劳动男女，他甚至关心到儿童教育：“小儿学问止论语。”柏茂林派来供他驱使的“獠奴”为他“伐木”，“修水筒”，“修果树枝蔓”的种种劳动过程，他也用亲切感激的心情作了记录。对诗歌艺术，更用尽苦心。“陶冶性灵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为了探求七律这种形式的艺术表现力，他努力尝试了“拗格”这种既有较大难度，又有新的韵律的诗体十几首，有的又自注：“强戏为吴体”。他又有目的地写了三组组诗，扩大七律的题材领域。《咏怀古迹五首》融咏怀与咏史怀古为一体，七律中前所未有。《诸将五首》，环顾了西部、北部、中原、岭南、西南五个地区的国防形势，虽笔有褒贬，但深重的忧患意识仍是全组诗的基调。这是诗史，更是现实性很强的政论。至于传诵更广的《秋兴八首》，虽然可以“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两句概括他怀念旧国旧都的一般主题，但他思念的内容之深广繁复，举凡人事之兴衰，景物之变换，都让人觉得难以数言说尽。

“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

大历三年（768）正月，当“雪篱梅可折，风榭柳微舒”的早春季节，杜甫把去年所买的果园草屋一并赠给吴南卿，就全家登舟出峡了。下水船走得很快，“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无，曲留明怨惜，梦尽失欢娱。”融入山水的神话和历史，像一系列朦胧的意象，匆匆地在眼前消失了，新建为南都的江陵府就到了。江陵本来有郑审、李之芳和他比较亲近，郑任江陵少尹，李原任太子宾客，现任尚书，在夔州时就有诗歌互赠，杜集中那首最长的千字排律就是寄给郑、李俩人的。但是到江陵后，只见他们和杜甫多次雅集，饮酒赋诗，但他的家眷却过着“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的生活，后来，李之芳又病故，四川又发生兵乱，渐渐波及川东，江陵也非久居之地，“社稷缠妖氛，干戈送老儒”，只得南下公安，也只暂住了两个月，年底又漂泊到岳阳，写下了他的名作《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这年冬天，岳阳下了一场大雪，他又写了长诗《岁晏行》，写出“潇湘洞庭白雪中”，那些为“割慈忍受还租庸”而卖儿卖女的哭声，还有那些被私铸的铅锡假钱所欺骗的百姓的怒声和骂声。大历四年春天他又解缆南征，三月到潭州（长沙），虽然是一个“右臂偏枯两耳聋”的老翁，还能满怀高兴地游岳麓山道林二寺，接着他又南下投奔衡州刺史韦之晋，韦是他少年时在山西郇瑕认识的朋友，不料到衡州后，韦又调任潭州刺史，与他途中错过。不久，又传来韦之晋死于潭州的消息，他非常悲痛，又折回潭州。

大历五年（770）春天，也是杜甫在人间的最后一个春天，他在潭州写了好几首抒情诗：他追酬十年前高適赠给他的那首诗，情辞反复，哀悼高適，也是哀悼自己。他又与飞来舟中的燕子对话，茫茫有身世无穷之感。最为人们赞美的是《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首时间跨度很大的小诗，饱含着无限今昔盛衰之感。

这年四月，湖南兵马使臧玠杀死湖南观察使崔瓘，占据潭州作乱，杜甫全家又逃到衡州。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逃难，他的《入衡州》、《逃难》、《白马》、《舟中苦热遣怀奉呈阳中丞通简台省诸公》等诗中叙述了动乱的发生，与全家奔波逃难，以及衡州刺史阳济联合各郡讨伐臧玠的过程。

随后，杜甫又带着全家溯湘江而上，想去郴州投靠舅父崔伟，船至耒阳方田驿，江水大涨，无法前进，在此挨了五天的饿。耒阳县令听到消息，派人给他们送来牛肉白酒，算是没有饿死。杜甫写了《聂耒阳以仆阻水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来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对县令又是歌颂又是感谢。船既无法南行，只得返程北上潭州，等到秋天，先后写了《回棹》、《登舟将适汉阳》、《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诸诗都表明了他的小船离潭州后将北上襄阳、秦中。此后，直到冬天，老杜又写了《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是他卧病舟中，苦力挣扎，写成的一首绝笔之作。诗的发端以轩辕、虞舜将休止制律弹琴，比喻自己将停止写诗；诗的末尾以葛洪尸解、许靖难任，比喻自己将死于道路，无力远行；这些都是将死的哀音。“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水乡霾白屋，枫岸叠青岑。郁郁冬炎瘴，濛濛雨滞淫。”说明诗人在舟中最后看到的正是岳阳洞庭湖边冬雨中的景物。“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更清楚地说明这首诗写于大历五年的冬天。“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说明诗人此时还在关心着战乱中的祖国和人民。此诗写成后不久，他就死在这条船上了。家属把他殡葬在岳阳。四十三年后，他的孙子杜嗣业才把他的灵柩归葬河南偃师。并请诗人元稹作了墓志铭。元稹在墓志中高度评价了杜甫在诗史上的地位：“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描述李白杜甫，只会平铺直叙，毫无新意不说，而且陈腐不堪，连抄书的基本功都不具备。）

【第二十六章 安禄山田承嗣】

第一节 安禄山①

家世和得宠安禄山（703—757）营州（今辽宁朝阳）人。其父可能是康姓胡人，母阿史德氏是个突厥巫婆。相传，其母多年不生育，便去祈祷扎荦山（突厥尊扎荦山为战斗之神），遂于长安三年（703）正月初一感应生子②，故名扎荦山。其父死得早，他从小随母在突厥部族生活。后其母改嫁于突厥将军安波注之兄延偃。开元初年，其族破落离散，他与将军安道买之子孝节，安波注子思顺、文贞一起逃离突厥，遂与安思顺等约为兄弟，从此即冒姓安氏，名禄山。③安禄山长大以后，性情残忍，狡诈多智，善于揣度人意，开始任诸市牙郎，史称他懂得九种民族语言。开元二十年（732），张守珪任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因盗羊，遭追捕者围打，他大声呼喊道：“大夫不欲灭奚、契丹两蕃耶？而杀壮士！”守珪见其言貌不凡，乃释放他，令其与同乡人史思明同为捉生将。安禄山骁勇过人，又熟谙山川形势，故每次出击，都能以少胜多，擒获不少契丹人，后因功擢为偏将。其后更是“所向披靡”，深受张守珪喜欢，被收为养子，并以军功加员外左骑卫将军，充衙前讨击使。①开元二十四年（736），安禄山任平卢将军，在讨伐契丹时失利，张守珪奏请朝廷斩首。此前安禄山入朝奏事，宰相张九龄对侍中裴光庭说：“乱幽州者，必此胡也。”这次作战失利，他遂提笔批示奏文说：“穰苴出军，必斩庄贾；孙武行令，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唐玄宗看了批文说：“卿岂以王夷甫识石勒，便臆断禄山难制耶？”终未准奏。②开元二十八年（730年），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安禄山“百计谀媚”，又多出金钱贿赂其手下人，以结私恩。于是，张利贞入朝后极力为他美言，因授任营州都督、平卢军使、顺化州刺史。对过往的使者，安禄山暗中都加以贿赂，使者回朝后一再称赞他，逐渐受到了玄宗的青睐。天宝元年（742），分平卢为节度，遂以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

①本节资料凡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作注。

②参杨志玖：《安禄山、史思明生年考辨》，《南开学报》1987年第2期。③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

①②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

天宝二载正月，安禄山入朝，玄宗倍加宠待，“谒见无时”。为了讨得玄宗的欢心，他谎奏说：去年七月，营州境内出现了害虫，蚕食禾苗，臣焚香祝天说：“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祇，愿使虫散。”忽然来了一大群红头黑鸟，霎时把虫吃得精光。安禄山讲得绘声绘色，煞有介事，玄宗以为他对己忠诚无二，于翌年三月，命安禄山代替裴宽兼任范阳节度使。礼部尚书席建侯为河北黜陟使，大概也受了贿赂，在玄宗面前大力称道安禄山公正无私，裴宽与宰相李林甫也随声附合。三人又都是玄宗所信任的人，“由是禄山之宠益固不摇矣”①。在安禄山离京还范阳时，玄宗特命中书门下三品以下正员外郎长官、诸司侍郎、御史中丞等群官于鸿胪寺亭子为他饯行，给以殊遇。

天宝四载（745），安禄山欲以边功邀宠，屡次侵犯北方的奚与契丹。以前，唐分别把公主嫁与奚与契丹，双方关系友好和睦，至此，各杀公主叛唐。安禄山进击契丹回军后上奏：称梦见先朝名将李靖、李勣“向臣求食，乃于北郡建祠堂，灵芝又生于祠堂之梁”，以此取悦玄宗。时李林甫恐怕儒臣出将入相，会动摇自己的权位，而蕃人目不识丁，难以入相。为了专宠固位，他奏称儒臣怯弱，不胜武力，而蕃将雄武，多立战功，请求任用蕃将为边帅。玄宗正有吞并四夷之志，李林甫的奏请正合他的心意，“故帝宠禄山益牢”。天宝六载，安禄山入朝。曾因内宴承欢时，上奏玄宗说：“臣蕃戎贱臣，受主宠荣过甚，臣无异才为陛下用，愿以此身为陛下死。”玄宗命杨铦、杨锜、杨贵妃与禄山以兄弟相称，而禄山见贵妃宠冠六宫，与她搞好关系对自己十分有利，尽管他比杨贵妃大十八岁，却甘心做她的养儿。从此，安禄山侍奉杨贵妃如母，因而得以随意出入禁中，有时与贵妃对面而食，有时在宫中通宵达旦，外面流传着不少丑闻。安禄山媚事杨贵妃，对太子却另眼相看。一次玄宗命太子会见安禄山，他见了太子却不肯下拜，左右感到奇怪，问他为何不拜，他说：“臣蕃人，不识朝仪，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解释说：太子是储君，朕百岁后要传位于太子。禄山说，“臣愚，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当万死。”左右令他下拜，他这才下拜。①安禄山每次入见时，常常先拜贵妃，后拜玄宗，玄宗感到奇怪，问他为何先拜贵妃，他回答说：“胡人先母而后父。”安禄山身体特别肥胖，腹垂过膝，自称腹重为三百斤。他每次走路，由左右抬挽其身才能迈步。他乘驿马入朝，每驿中专筑一台为他换马用，称为“大夫换马台”，不然，驿马往往要累死。驿站还专门为他选用骏马，凡驮得五石土袋的马才能使用。鞍前特装一小鞍，以承其腹。玄宗见他如此肥胖，问他的肚子里有什么，他诙谐地回答说：“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逗得玄宗哈哈大笑。尽管他身体肥胖蠢笨，但是在玄宗面前跳起胡旋舞来，却旋转自如，“其疾如风”②。

逆谋反叛

安禄山表面上装得呆头呆脑，其内心则狡黠异常。他命部将刘骆谷常驻京师，专以窥测朝廷内情，一有动静则飞马报讯，故范阳虽距京师有数千里之遥，但安禄山对朝廷的情况却了如指掌。或有应上的笺表，骆谷也代作上通。他每年除献俘以外，所献杂畜、奇禽、异兽等珍玩之物相望于道，“郡县疲于递运”③，安禄山却以之博得玄宗的恩宠。

其时天下承平岁久，玄宗春秋渐高，嬖幸艳妃，骄情荒政，李林甫独专大权，纲纪大乱。安禄山“计天下可取，逆谋日炽”。于是安禄山表面上对玄宗忠诚无二，暗中作谋反准备。他以防御敌寇为名，在范阳城北筑了雄武城，里面储藏了不少兵器和粮食。为了兼并西北的雄兵劲旅，他奏请让陇右、朔方、河东、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率兵前来助役，欲乘机留下其精兵猛将。也许是王忠嗣识破了他的醉翁之意，故“先期而往，不见禄山而还”①。并上奏禄山有谋反之意。安禄山欲兼并西北劲旅的阴谋破产了。

天宝十载（751），玄宗命在长安亲仁坊为安禄山建造新宅，敕令“但穷壮丽，不限财力”，厨厩之物也都用金银装饰，其奢侈华丽，“虽宫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安禄山进入新宅时，玄宗特意停止了击毬游戏，命诸宰相前来贺乔迁之喜。

此时，安禄山已身兼数职，既任平卢、范阳两镇节度使，又兼任河北采访使、御史大夫、左羽林大将军，封东平郡王，又请求任河东节度使，玄宗把河东节度使韩休珉征为左羽林大将军，以安禄山代之。安禄山母及祖母皆赐封为国夫人，他的十一个儿子皆由玄宗赐名，长子庆宗为卫尉少卿，加授秘书监，尚荣义郡主；次子庆绪为鸿胪少卿兼广阳郡太守。玄宗给安禄山一家人的加官晋爵，反倒使得他踌躇满志，更加骄恣。他招降纳叛，极力扩充实力。他延用了一批有才学的文臣如高尚、严庄等为幕僚，成为自己的心腹。同时又从行伍中提拔了一些智勇兼备的将校如史思明、安守志、李归仁、蔡希德、崔乾祐、尹子奇、武令珣、田承嗣等为自己的爪牙，委以重任。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文臣武将。

安禄山还从同罗、奚、契丹降者中选拔精壮八千余人，称为“曳罗河”（壮士之意），又养家僮百余人，人人皆骁勇善战，打起仗来冲锋陷阵，勇不可当。又畜战马数万匹，多聚兵仗，还派遣商胡去各地贩卖，每年交纳珍货数百万，同时还私下做了数以万计的绯紫袍、鱼袋，以备后用。

这一年秋，安禄山率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兵数万进击契丹，并以二千奚兵作向导。军至土护真河（在今内蒙赤峰东），他对部下说：“道虽远，我疾趋贼，乘其不备，破之固矣。”乃下令兵士每人持一条绳，以备捆契丹人之用。于是昼夜急行军三百里，至契丹牙帐，适遇大雨，弓弛矢脱不可用，兵士也疲惫不堪，安禄山拒绝了大将何思德让兵士略为休息的建议，促令进兵，结果被契丹兵打败，奚兵也叛唐，与契丹兵合力夹击唐军，杀伤略尽。安禄山中了流矢，只领数十人走山路而逃，慌乱中又连人带马跌进坑里，安庆绪与孙孝哲好容易才把他拖出来，遂连夜逃奔平卢。①天宝十一载三月，安禄山调动蕃、汉步骑二十万击契丹，欲雪去秋之耻。他还奏请朝廷命朔方节度副使阿布思助战。阿布思部下有同罗精兵数万，人人能征惯战，又与安禄山不和。安禄山欲借其助战之机兼并其精锐部队。阿布思识破了他包藏的祸心，拒不助战，在别无出路的情况下，他率数万骑兵叛逃漠北。安禄山也按兵不动。第二年，阿布思部被回纥兵击溃，安禄山又用重金诱降了阿布思骑兵，“由是禄山精兵，天下莫及”①。

安禄山招兵买马，极力扩军备战，其不臣之迹自然难以掩饰。这时宰相杨国忠屡次奏告玄宗，说安禄山有“反状”，但玄宗却不以为然。杨国忠之所以屡奏安禄山有“反状”，也许是发现了他的叛乱迹象，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两人之间矛盾冲突所致。在杨国忠入相前，本与安禄山关系十分密切。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六载。

①《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两《唐书》将此事记于天宝十一载，今从《安禄山事迹》、《资治通鉴》作十载。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二载。

安禄山入朝时，杨国忠与杨贵妃姊妹皆出外远迎，视如贵宾。当时他任御史中丞，正承恩用事，他见安禄山身体肥大，行动不便，每逢上下朝登殿阶时，都要亲自搀扶他。这是杨国忠有意讨好安禄山，希望他能作为自己强大的外援。但是，安禄山惧怕阴狠毒辣、老谋深算的李林甫，对才能平庸的宰相杨国忠却“视之蔑如也”②。这不能不使他十分恼火，故屡奏安禄山谋反，欲将他置于死地。

河西节度使王忠嗣与宰相杨国忠先后上告安禄山谋反，起初玄宗并不相信，因为他对安禄山恩遇甚厚，宠爱过于他人，认为他不会背叛自己。这时皇太子似发现了安禄山的不臣之迹，也上奏说他欲反。玄宗虽然仍不太相信，却也不可一听了之，安禄山毕竟是三镇节度使，手握十几万精兵，如有不测，祸乱非小。所以他听信了杨国忠试召安禄山入朝，以观其变的建议。

杨国忠原以为安禄山必不敢来京。也许是安禄山揣知了玄宗的真实意图，当他接到玄宗要他入朝的手诏后，却出人意料地迅即飞驰入京。安禄山的这一举动，使得杨国忠很难堪，玄宗也难以相信杨国忠说安禄山谋反的话了。

天宝十三载（754）正月，安禄山入见玄宗，他向玄宗哭诉说：“臣本胡人，陛下不次擢用，累居节制，恩出常人。杨国忠妒嫉，欲谋害臣，臣死无日矣。”玄宗好言安慰劝解，并加官尚书左仆射，赐实封通前一千户，又封其一子为三品官，另一子为五品官，奴婢十房，住宅各一所。①玄宗还欲加授安禄山同平章事，已命翰林学士张垍起草制书。杨国忠闻讯后即上谏说：“禄山虽有军功，目不知书，岂可为宰相！制书若下，恐四夷轻唐。”遂中止。

安禄山见玄宗对自己的恩宠依然如故，遂乘机求兼领闲厩、群牧；玄宗即任命他为闲厩、陇右群牧等使。他又求兼总监，玄宗又任命他兼知总监事。安禄山利用职权之便，密派其亲信选健马能战者数千匹，另加饲养。安禄山还奏请玄宗，说部下讨伐奚、契丹等建立了功勋，请“不拘常格，超资加赏”。于是“除将军者五百余人，中郎将者二千余人”。

三月一日，安禄山告辞玄宗将回范阳。玄宗亲临望春亭给他饯行。临别时，还把御衣脱下赐给他，同时又派高力士在长安城东的长乐坡再次为他饯行。从此，凡是上言安禄山谋反的人，玄宗皆命执送于安禄山，任其处理，“由是人皆知其将反，无敢言者”。

安史之乱

安禄山这次来京如闯龙潭虎穴，冒着很大的风险。如果宰相、太子奏请将他留在京师，他可能会遭灭顶之灾。因此一旦允许他离京，便急急如漏网之鱼，疾驱出关，然后乘船沿黄河顺流而下。他嫌船慢，又命船夫拿着绳板立于岸边拉纤，十五里一换班，“昼夜兼行，日数百里，过郡县不下船。”①安禄山虽平安返回范阳，仍心有余悸。这时已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军事格局。

①《安禄山事迹》卷中。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三载。

早在天宝元年，他所控制的三镇兵力约十九万，占当时边兵的40％，占全国兵力的三分之一，后来又兼并了阿布思的数万精兵，总兵力将有二十多万，在军事上是举足轻重的。杜佑说：“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凝，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安禄山决定起兵反叛。

天宝十四载（755）正月，安禄山遣副将何千年奏表朝廷，请求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玄宗命中使宣付中书门下，即日便写告身交付千年。宰相杨国忠、韦见素奏言玄宗，认为安禄山以蕃将代汉将“其反明矣”，但玄宗虽不相信，他听从了宰相加封安禄山带左仆射平章事衔，追赴朝廷的建议，却将起草制书留而未发，暗中遣中使辅璆琳以送柑子为名，去范阳观察安禄山动静。不料璆琳受安禄山贿赂，回来后不据实以报，反大谈安禄山竭忠奉国之事，玄宗信以为真，遂烧掉了制书草稿。③安禄山决定反叛后，对朝廷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对朝廷来的使者一般称病不出迎，会见时，也是刀枪林立，戒备森严。四月，玄宗命给事中裴士淹宣慰河北，至范阳后过了二十多天，在武士的挟持下安禄山才召见了他，根本没有臣子的礼节，士淹回来后却“不敢言”。

杨国忠屡奏安禄山谋反而玄宗不听，他决定采取更加露骨的做法以激怒安禄山。他让京兆尹包围其住宅，搜求反状，并逮捕了其门客李超等，送御史台缢杀。禄山闻讯后，心中恐惧。六月，玄宗为安庆宗与荣义郡主完婚，手诏禄山观礼，禄山辞病不至。可是到了七月，安禄山突然上表献马三千匹，每匹有二人护送，并由二十二名蕃将押送。河南尹达奚珣疑禄山其中必有阴谋，建议推迟至冬天再献，并由官府给马夫。这时，玄宗始怀疑安禄山别有用心，正巧辅璆琳受贿事泄露，借故把他处死，即派中使冯神威持手诏告谕安禄山冬天献马，并说：为卿新作一汤池，十月于华清宫待卿。冯神威至范阳宣旨，安禄山坐在床上微微起动身体，也不下拜，听了诏书后淡淡地说：“圣人安稳。”又说：“马不献亦可，十月灼然诣京师。”之后即把他置于馆舍，不再见他。冯神威受到如此冷遇，回京后向玄宗哭着说：“臣几不得见大家”。①安禄山虽已决计发动武装叛乱，但并没有立即亮出反唐旗号，他行动仍然十分诡秘，只与他的几个心腹密谋过此事，知其内情的也只有孔目官、太仆丞严庄，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将军阿史那承庆三人，其余将佐尚一概不知。从八月起，安禄山常常犒劳士卒，秣马厉兵，似战前的准备工作，不知内情的人还感到十分奇怪。十一月六日，安禄山突然召集大将们举行宴会，在酒酣耳热之时，拿出了事前绘制好的地图给大家看，图上标明了从范阳至洛阳沿线的山川形势、关塞要冲，向将领暗示了他的进军路线。宴会结束时，向每人赏赐了金帛，并授予一张地图。

②《通典》卷一四八《兵典·序》。

③《安禄山事迹》卷中。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四载。

安禄山叛乱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十一月八日，恰巧奏事官从长安回到范阳，安禄山很快伪造了诏书，立即召集诸将，把假诏书展示给诸将看，并说：“有密旨，令禄山将兵入朝讨杨国忠，诸君宜即从军。”诸将听后，面面相觑，没有一人敢有异议。接着，安禄山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守平卢，别将高秀岩守大同，其余将领皆随他出战。除调动本部兵马外，又征调了部分同罗、奚、契丹、室韦人马，总计十五万，号称二十万，连夜出发。次日凌晨，安禄山出蓟城南，检阅了军队，并举行誓师，以讨杨国忠为名，并于军中张榜说：“有异议扇动军人者，斩及三族！”于是挥师南下。安禄山乘铁甲战车，“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事前，安禄山已命其将何千年、高邈等率二十名奚族骑兵，以献射生手为名，于十日抵达太原城下，北京（唐以太原为北京）副留守杨光翙出城迎接，被何千年劫持而去。安禄山责备他依附杨国忠，斩首示众。太原及东受降城先后上报安禄山叛乱的消息。①唐玄宗确认安禄山反叛之后，匆忙部署军队平叛。先命特进毕思琛赴东都，金吾将军程千里赴河东，各自招募数万人以抵御叛军；接着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赴东都募兵，加强洛阳守备。过了几天，玄宗杀死安庆宗，罢免了安思顺朔方节度使职务，并命荣王李琬、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正、副元帅，率数万兵出潼关东征，还在各地新设节度使、防御使，以阻止叛军。

安禄山率十五万大军南下。当时，天下承平岁久，以致百姓不识兵革。

因此当突然听到范阳起兵的消息，不少官吏吓得魂飞魄散，弃城四逃。叛军所过州县，有的望风瓦解，有的开城出降，一路上所向披靡，进兵迅速，至十二月三日即抵达河南道灵昌郡（今河南滑县）的黄河北岸。第二天，过了冰冻的黄河，进入河南道境内。

安禄山指挥叛军进攻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河南节度使张介然刚上任不几天，守城兵士未经沙场，一听到叛军号角鼓噪之声，吓得“授甲不得，气已夺矣”。故叛军一到，立刻土崩瓦解，张介然被俘，兵士降者近万人。安禄山见河南道张贴悬赏购其首的榜文，又听说安庆宗被杀，遂进行了血腥的报复，张介然及上万降卒接连倒在叛军的屠刀之下，“流血如川”①。安禄山乘胜西进荥阳（今河南荥阳）。荥阳太守崔无波登城拒战，守城兵士一听见鼓角声，纷纷“自坠如雨”，于是崔无波及官将“尽为贼所虏”②。

安禄山杀了崔无波，留其将武令珣守荥阳，兵锋指向洛阳。封常清奋力抵抗，但其兵士都是新召募的佣人或商贩，未经训练，经叛军铁骑一冲，即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封常清三战败北，只得丢弃洛阳，西奔陕郡，与高仙芝退守潼关。安禄山命其将崔乾祐屯兵陕城，窥视潼关，而弘农、临汝、濮阳、济阳和云中等郡相继陷于叛军之手。

安禄山从范阳起兵，长驱直入，至十二月十三日攻占东都洛阳，仅用了三十五天时间。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就控制了河北大部郡县，河南部分郡县也望风归降。其时，唐廷从各道征集的兵马尚未赶到长安，京师守备空虚。但是安禄山进入洛阳后，忙于做登基称帝的准备，减弱了攻势，这给唐廷以喘息机会，各道援兵渐渐云集长安，加强了守备。

至德元载（756）正月一日，安禄山于洛阳自称雄武皇帝，国号大燕，改元圣武元年，设置丞相等朝官，封其子庆绪为晋王，庆和为郑王，达奚珣为左相，张通儒为右相，严庄为御史大夫。定洛阳为都，以范阳为东都。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四载。

①《旧唐书》卷一八七下《张介然传》。

②《旧唐书》卷一八七下《崔无波传》。

安禄山命史思明、蔡希德等攻略河北各地。平原郡太守颜真卿与常山太守颜杲卿东西联兵抗敌，杀死了叛将李钦凑、高邈，活捉了何千年，打开了土门，河北十七郡又先后归顺了唐廷。安禄山率军进攻潼关，行至新安，听说河北形势吃紧，马上返回洛阳，命蔡希德率万余人增援河北，杀颜杲卿，河北各郡又相继陷落。其年二月，李光弼、郭子仪先后出兵井陉，大败叛军，斩敌四万人，“于是河北十余郡皆杀贼守将而降。渔阳路再绝，贼往来者皆轻骑窃过，多为官军所获，将士家在渔阳者无不摇心”①。

安禄山命张通晤和杨朝宗向东攻城略地，东平太守嗣吴王李祗、济南太守李随起兵抗拒，单父县尉贾贲率吏民杀张通晤，真源令张巡守雍丘，与叛将令狐潮、李怀仙等数万叛军浴血奋战，巧妙周旋，阻止叛军南下江淮。安禄山命其将武令珣等率兵南下攻略南阳各郡，南阳节度使鲁炅、虢王李巨扼守南阳，屡败叛军，使叛军不得南下江汉。

五月，安禄山西进潼关受阻，东不过雍丘，南又兵阻南阳，北路也几乎断绝，除了老巢范阳之外，只不过局限于河南西部一隅之地，一时陷入困境。安禄山有些害怕，召来高尚、严庄骂道：“汝数年教我反，以为万全。今守潼关，数月不能进，北路已绝，诸军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郑数州而已，万全何在？汝自今勿来见我！”高尚、严庄也束手无策，数日不敢面见安禄山。安禄山见形势紧迫，“议弃洛阳，走归范阳，计未决”①。

在安禄山进退维谷之时，昏庸的唐玄宗与奸相杨国忠下令哥舒翰出关作战。此前，高仙芝守潼关，遭宦官边令诚诬陷致死，遂启用在京养病的哥舒翰代守潼关。六月四日，哥舒翰被迫出关作战，结果十七八万官军一战士崩瓦解，潼关失守，哥舒翰被缚到洛阳，投降了安禄山。

潼关失守，长安已无险可守，唐玄宗率部分朝官仓皇逃往成都。安禄山没想到玄宗会如此之快地逃离长安，他先曾命崔乾祐兵留潼关，十天之后，才命其将孙孝哲进入长安，并以张通儒为西京留守，崔光远为京兆尹，使安守志率兵驻扎苑内，以监关中诸将。叛军进入长安以后，以为大功告成，遂“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不想西出追击，故玄宗“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无追迫之患”②。

安禄山命孙孝哲对未逃离长安的皇室成员、百官家属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先于崇仁坊杀霍国长公主及王妃、驸马，剖其腹，用其心脏祭祀安庆宗。凡是杨国忠、高力士之党及禄山平时所厌恶者皆处死，凡八十三人，“或以铁棓揭其脑盖，流血满街”，使人惨不忍睹。接着又杀皇孙及郡、县主二十余人。后来，安禄山听说长安百姓乘乱盗窃府库财物，又命在长安大肆搜索三日，翻箱倒柜，不论是府库财物，还是个人私物，一概搜掠殆尽。同时还令府县追查，“铢两之物无不穷治，连引搜捕，支蔓无穷，民间骚然”①。安禄山又令搜求玄宗的歌舞、杂技、舞马、犀牛，把搜掠的宫嫔、乐工、骑士以兵仗护送到洛阳，获得梨园弟子数百人，在东都禁苑凝碧宫奏乐，宴会众伪官。

安禄山派其将高嵩持书信、备缯彩赴西北，以诱降河西、陇右将士，但被大震关使郭英乂所擒获，计未成功。郭子仪、李光弼听说潼关失守，玄宗西逃，遂撤兵守井陉，河北大部分郡县再次落入叛军之手。安禄山派兵攻颍川，太守薛愿、长史庞坚奋力拒守，坚持了一年。十二月，又使叛将阿史那承庆率兵急攻，薛愿等浴血苦战十五日，城破被俘，被执送洛阳。安禄山把他捆在洛水冰上，被活活冻死。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载。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载。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载。

安禄山之死

安禄山原患有眼疾，自起兵以来，视力渐渐减退，至此又双目失明，看不见任何物体。同时又患有疽病，性情变得格外暴躁，对左右侍从稍不如意，非打即骂。稍有过失，便行杀戮。他称帝后，常居深宫，诸将很少能面见他议事，都通过严庄转达。严庄虽受亲重，也时而遭安禄山鞭挞。宦官李猪儿常为安禄山穿衣解带，服侍左右，挨打最多，怨气也大。安禄山宠幸的段氏，生下一子名庆恩，也受禄山宠爱，常想以庆恩代庆绪。安庆绪时常担心被废，严庄也恐怕宫中事变于己不利，于是，严庄与安庆绪、李猪儿串通一气，谋害安禄山。

至德二载（757）正月五日夜，三人悄悄进入安禄山住所。侍卫见是严庄和安庆绪，谁也不敢动。于是严庄、安庆绪持刀站立在帐外，李猪儿手持大刀直入帐内，对准躺在床上的安禄山腹部猛砍一刀。安禄山平时总把佩刀放在床头防身，事前已被李猪儿偷偷拿走，这时他挨了一刀，知大事不好，急忙去摸刀，哪里还摸得着？他气急败坏地摇着帐竿大声喝叫：“贼由严庄。”在喊叫声中，血和肠从腹部流出数斗，很快死于非命。卒年五十五岁。安庆绪当即在其床下挖了一个数尺深坑，用毡子裹着安禄山的尸体，连夜埋在坑中。并诫令宫中严加保密。①第二天早晨，严庄对部下宣告说：安禄山病危，诏立安庆绪为太子，军国大事皆由太子处分。随即即帝位，尊禄山为太上皇，然后发丧。安庆绪虽然杀父篡位，但他本性昏暗懦弱，语无伦次，严庄恐诸将不服，不让面见。庆绪每日纵酒为乐，不理政事，称严庄为兄，加授御史大夫、冯翊王，“事无大小，皆取决焉”②。

安禄山狡黠多智，善于迎合唐玄宗心意，投其所好，因而格外受到宠遇，一再加官晋爵，专任方面。在玄宗骄惰荒政、朝纲隳紊之时发动了武装叛乱，把鼎盛一时的唐皇朝推向了战乱的深渊。

①《安禄山事迹》卷下。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肃宗至德二载。

第二节 田承嗣

叛军骁将

田承嗣（705—779）平州卢龙（今属河北）人，出生于一个行伍家庭。

祖父田璟，为郑州司马。父田守义，官至安东副都护，以豪侠闻名于辽左。开元末年，田承嗣任安禄山卢龙军前锋兵马使，屡次擒杀奚、契丹人，因功补为左清道率，迁武卫将军。他治军严整，在任兵马使时，安禄山曾在一个大雪天巡视各军营，刚走进田承嗣军营，营内寂静无声，若无一人。但进入营内检阅士籍，又无一人不在营内。因此深受安禄山器重。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反叛于范阳，率十五万大军南下，田承嗣为其主将之一。当时，天下承平岁久，唐廷内部防务空虚，因此叛军所过州县，多望风瓦解。叛军连破蒿城，陷灵昌，下荥阳，势如破竹。在攻占荥阳郡后，安禄山命田承嗣与安忠志、张孝忠三人为前锋，向唐东都洛阳挺进。田承嗣骁勇善战，在洛阳东郊一战，把唐将封常清新召募的数万官兵打得丢盔弃甲，落花流水。于是叛军攻占了洛阳。至德元载（756）正月，安禄山于洛阳自称大燕皇帝。

安禄山叛军以洛阳为基地，分兵四处，攻略唐郡县。唐将鲁炅坚守南阳（今属河南），叛将武令珣久攻不下。至德二载五月，田承嗣奉命率军攻南阳。南阳城已被叛军围困数月，城中兵粮奇缺，一只老鼠即卖四百钱，死者相枕。田承嗣乘其危难之际，一举而攻破南阳。鲁炅突围而出，退守襄阳（今湖北襄樊），田承嗣穷迫不舍，又转战二天，见襄阳一时难以攻下，即班师而还。接着，田承嗣又率军东进，将庸将来瑱围困于颍川（今河南许昌）。来瑱善于抚循士卒，田承嗣久攻不下。

十月，官军大力反击，先后收复了长安、洛阳，陈留人又杀叛将尹子奇，叛军主谋严庄也投降了唐朝，安庆绪只率三百从骑，狼狈退守相州（今河南安阳），形势急转直下。这时，田承嗣从颍川遣使者向郭子仪请降，在还没有得到回复时，他又变了卦，遂撤离颍川，与守南阳的武令珣合军，有数万人，即北上驰援相州。

乾元元年（758）十月，唐将郭子仪率兵包围了卫州（今河南汲县），安庆绪发兵救援，分为三军，崔乾祐率上军，田承嗣率下军，安庆绪率中军，直奔卫州，遭郭子仪迎头痛击，叛军被迫退守相州。郭子仪等九节度使率步骑六十多万，把相州城围得水泄不通。

乾元二年二月，史思明自范阳率十三万大军南下，攻破了魏州，以救安庆绪。三月，在安阳河北交战。官军虽然人多势众，但没有统帅统一指挥，难以协同作战，结果官军一溃不可遏止，各节度使逃还本镇。叛军转危为安，声势复振。史思明杀安庆绪，率兵返回范阳。

九月，史思明再次从范阳率军南下，兵分四路，向唐军发起了巨大攻势。田承嗣为史朝义军前锋，再次攻陷洛阳，授伪魏州刺史。上元二年（760）十一月，史思明派田承嗣攻略淮西，攻占了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后任伪睢阳节度使。

宝应元年（762）十月，回纥再次出兵，与官军一起对叛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很快收复了洛阳。史朝义节节败退，逃至卫州。十一月，田承嗣从睢①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作注。

阳率四万大军前来救援。唐将仆固玚击败史朝义，叛军退至漳水。田承嗣见无船渡河，遂请环车为营，让妇女坐在车内，辎重陈列于车旁，并埋伏了兵士以待官兵。官军追至漳水，与叛军交战，田承嗣诈败退走，官军争抢财宝，队伍大乱，叛军回头冲杀，伏兵也乘机杀去，官军措手不及，败退了数十里，才稳住阵脚。史朝义退守莫州，官军也很快追至城下，多次出战，皆被官军所击败。

降唐自保广德元年（763）正月，田承嗣见官军已收复大部分州郡，伪大燕政权已分崩离析，士气低落，又知史朝义不肯投降，便欺骗他说：“不如身将骁锐还幽州，因（李）怀仙悉兵五万还战，声势外张，胜可万全。臣请坚守，虽玚之强，不遽下。”史朝义信以为真，依从了田承嗣的建议，握住他的手，以“存亡为托”，他也“顿首流涕”，表示奉命。可是当史朝义夜间刚刚突围出城，他马上召集诸将，声言过去曾“发人冢墓，焚人室庐，掠人玉帛，壮者死锋刃，弱者填沟壑”，以表示悔悟，如今降唐，“能改往修今，是转危即安矣”①。将士们一致赞同，遂将史朝义老母及其妻子执送仆固玚营中，向官军投降。并多用金帛离间仆固玚将领。仆固玚本不愿接受他的投降，因担心部下发生不测之乱，遂约定日期受降。田承嗣怕不能保全自身，便诈称有病不出。仆固玚欲驰入城内擒捉他，他又在身旁排列着许多刀斧手，无从下手。最后，田承嗣又以重金行贿，仆固玚才算罢休。后来，田承嗣与旧将张忠志、李怀仙、薛嵩等前往唐主将仆固怀恩营内谢罪，表示愿执鞭随蹬，以效犬马之劳。

时承大乱之后，城邑残破，人口流亡。唐肃宗务在“禁暴戢兵”，屡次赦宥，安、史旧将多既往不咎。仆固怀恩又自诩功高，“虑贼平宠衰，欲留贼将为援”，遂奏请田承嗣及李怀仙、张忠志、薛嵩等四人分帅河北诸郡。因而原安、史降将又受到重用，专方面之任。

割据称雄唐廷为防止田承嗣等降将再生事端，对他们实行了笼络政策，屡屡加官晋爵，自广德元年（763）闰正月授任田承嗣为莫州刺史起，至大历八年（773）九月为止，在这十年之间，田承嗣先后迁任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魏博节度使、检校太尉、雁门郡王。唐代宗还将其女永乐公主下嫁给田承嗣之子田华，以示恩宠，欲结其心。

田承嗣“生于朔野，志性凶逆”，多年随从安禄山，素以戎马为事，“不习教义”。皇帝的频频恩宠，只能使他志得意满。而他一旦得志以后，便肆行其意。他“阴图自固，重加税率，修缮兵甲，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数年之间，其众十万”。他还专擅管内政治、经济、财力，“郡邑官吏，皆自署置，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虽曰藩臣，实无臣节”。使得魏博镇很快成为一个独立王国。

田承嗣还召募军中骠悍的子弟置于部下，作为自己的侍卫，号称牙军。

①《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史朝义传》。

平日皆“丰给厚赐，不胜骄宠”。牙兵“父子世袭，姻党盘互，骄悍不顾法令”。当时有句谚语说：“长安天子，魏府牙军。”①这支强悍的牙军，成为田承嗣割据称雄的马前卒。

田承嗣还同任河北各藩镇节度使的安、史旧将胶固朋比，与成德节度使李宝臣（赐名张忠志）、相卫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等“结为婚姻，互相表里”；同时还招降纳叛，网罗安、史余党，“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②。

大历八年（773）九月，田承嗣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在自己管内分别为安禄山、史思明父子立祠堂，并尊称为“四圣”。安史之乱，祸国殃民，早已为人们所唾弃与切齿，但田承嗣却明目张胆地为其主子扬幡招魂，还尊为“圣人”，足见其狼子野心不死。对于这一严重事件，唐代宗并没有大张挞伐，只是让内侍孙知古因出使魏博之时，劝谕他毁掉。之后还应其所请，于十月加田承嗣同平章事，以示褒奖。

田承嗣对皇帝的恩宠无动于衷，朝廷的姑息也只能是养虎遗患。在他戴上大唐辅相的桂冠之时，他的分裂割据活动也悄悄开始了。

相卫节度使薛嵩死，朝廷以其弟薛崿知留后。田承嗣诱使昭义镇将吏作乱。大历十年（775）正月，昭义兵马使裴志清出兵驱逐了留后薛崿，归附魏博。田承嗣乘机出兵，声言救援，其实是欲袭相州，并很快攻占了相州。战事发生以后，朝廷立即选用与薛嵩同族的薛择为相州刺史，薛雄为卫州刺史，薛坚为洺州刺史，同时还派魏（一作孙）知古赴魏州告谕田承嗣等，“使各守封疆”，不越雷池。但田承嗣却拒不奉诏，仍然派大将卢子期攻取洺州，杨光朝攻取卫州。在耀武扬威的同时，还诱使卫州刺史薛雄归附自己，薛雄不从，即暗中派人将其妻子老小屠杀以尽。于是，田承嗣一举“尽据相、卫四州之地，自置长吏，掠其精兵良马，悉归魏州”①。从而扩大了他的地盘，增强了实力。为了名正言顺，他还胁迫魏知古与他一同巡视磁、相二州，而暗中却使其侄田悦劝说诸将割耳剺面，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到中使那里去请求以田承嗣为帅，使者畏惧而不敢追究。

唐廷讨伐田承嗣终以武力夺取了相、卫四州之地，说明了唐廷对藩帅的笼络与姑息政策的彻底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唐廷才不得不用武力征讨。这年四月，唐代宗下诏，暴露田承嗣劫夺州郡、对抗朝廷的罪状，将他“贬永州刺史，仍许一幼男女从行”，同时还诏命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幽州节度留后朱滔、昭义节度李承昭、淄青节度李正己等八节度使，合力讨伐田承嗣。

本来田承嗣与河北藩帅同为安、史旧将，气味相投，兼以婚姻关系，朋比为奸。但由于他平日一向轻慢李宝臣、李正己，又逢李宝臣之弟李宝正（田承嗣女婿）在魏州击马球时，因马受惊撞死了田承嗣之子田维而被田承嗣所杖杀，由此两镇关系恶化。这时，二李主动请求讨伐田承嗣。再加上朱滔方恭顺皇室，因此河北诸藩帅一时还都为朝廷效力。

①《新唐书》卷二一〇《罗绍威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永泰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年。

朝廷讨伐田承嗣的诏命下达以后，各藩帅很快行动起来。朱滔、李宝臣与河东节度使薛兼训率军从北面进击，李正己与淮西节度使李忠臣从其南侧进击，一时大兵压境。讨伐战争进展很快，魏博军连吃败仗。五月，田承嗣将领霍荣国举磁州之地投降，接着李正己也攻破了德州，李忠臣率步骑四万包围了卫州。但田承嗣并不甘心束手待毙，他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六月，派其将裴志清进攻冀州，不料裴志清却投降了李宝臣。田承嗣亲自率兵进围冀州，也被李宝臣击败，烧毁了辎重，只得狼狈逃回。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化。田承嗣见各道兵马渐渐围拢，部将也多叛逃，余下的也多惶恐不安，再难以相持，遂于八月上表，“请束身归朝”。但是，他的“请束身归朝”并不是真心俯首认罪，而是缓兵之计。事过不几天，即派其将卢子期进犯磁州。①九月，李宝臣与李正己合力进围贝州，田承嗣率兵去救。因朝廷对二李两军赏赐各有厚薄，士卒有怨言，恐怕发生事变，二李遂自行撤军。接着，李宝臣与朱滔进攻沧州，因田承嗣堂弟田庭玠固守，一时也未能攻克。

北线虽暂时稳住了阵脚，南线形势却十分紧张。卢子期进攻磁州，眼看州城即破，大功垂成，不料李宝臣与昭义留后李承昭率援兵赶到，内外攻击，卢子期兵败被俘，斩于长安。与此同时，在河南诸将的攻击下，田悦的军队在陈留也吃了大败仗。这使得田承嗣心里着实恐惧与不安。

为了摆脱眼前的困境，田承嗣施用了奸谋诡计，首先是尽力与李正己恢复友好关系。原先李正己派往魏州的使者，被他囚禁起来，至此，田承嗣一反常态，对使者礼遇崇隆，他把管内户口、甲兵、谷帛之籍簿送与李正己，并对他说：“承嗣今年八十有六，溘死无日，诸子不肖，悦亦孱弱，凡今日所有，为公守耳，岂足以辱公之师旅乎！”他跪拜于使者面前，亲自奉予簿书。同时又在大厅里悬挂了李正已的画像，如尊神一样，“焚香事之”。田承嗣的甜言蜜语与假情假意，使得李正己为之陶醉，遂按兵不动。“于是河南诸道兵皆不敢进。承嗣既无南顾之虞，得专意北方”①。

田承嗣在取悦于李正己、稳住了南线的阵脚以后，又挑拨离间北线藩帅的关系。他得知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乡里在范阳，小时在乡里成长，常欲得到故乡之地，便雕刻一石，上书两句谶语：“二帝同功势万全，将田为侣入幽燕。”暗中使人把它埋在李宝臣故乡之地，又使望气者声称那里有王气，李宝臣派人去挖掘，果然得到一石。之后，田承嗣又令说客劝他说：“公与朱滔共取沧州，得之，则地归国，非公所有。公能舍承嗣之罪，请以沧州归公，仍愿从公取范阳以自效。公以精骑前驱，承嗣以步卒继之，蔑不克矣。”李宝臣被他说得神魂颠倒，大喜过望，又以此事和“谶语”相符，“遂与承嗣通谋，密图范阳。承嗣亦陈兵境上。”②时范阳节度留后朱滔驻军瓦桥，李室臣选精锐骑兵二千，夜间急驰三百多里，直趋瓦桥。因两军平索一直相处友睦，当朱滔军遭到李宝臣骑兵突然袭击时，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毫无准备，仓皇出战，结果大败。李宝臣欲乘胜攻取范阳，但朱滔已使雄武军使刘怦严加守卫，李宝臣知有防备，不敢贸然进军。田承嗣得知李宝臣中了圈套，两军已经交战，无暇他顾，遂率兵南下，并派使者告诉李宝臣说：“河内有警，不暇从公，石上谶文，吾戏为之耳！”①李宝臣这才如梦初醒，既恼怒又羞愧，但悔之已晚，只好退兵。北线也相安无事了。

故伎重演唐廷调动了八个藩镇的兵力进讨魏博镇，战争打了近一年，始终未能取得多大进展，双方相持不下。这时，田承嗣曾两次上表，请求入朝谢罪；李正己也屡次上表为他说情，请朝廷允许他改过自新。大历十一年（776）二月，唐代宗下诏，赦免其罪，恢复其官爵，准许与家属一起入朝，“其所部拒朝命者，一切不问”②。

田承嗣的再次请求入朝，不过是故伎重演。虽然获得了朝廷的再次赦免，恢复了官爵，并准许入朝，但他并非诚心归顺朝廷，因此逗留不朝。仅过了三个月的时间，便再次挑起了战端。同年五月，汴、宋留后田神玉卒，都虞候李灵曜杀死兵马使、濮州刺史孟鉴，并勾结田承嗣为外援，欲专擅汴、宋。但朝廷却任命永平节度使李勉兼汴、宋等八州留后，以李灵曜为濮州刺史。李灵曜以有田承嗣在背后撑腰，拒不奉行诏命。朝廷无亲，即改命李灵曜为汴宋留后，并派遣使者前往汴宋宣慰。田承嗣为了表示支持李灵曜，不久即出兵攻略滑州，击败了永平节度使李勉。

有田承嗣为靠山，李灵曜虽被任为汴宋留后，却得陇望蜀，**更大。

他仿效河北诸镇，擅自把自己的党羽分别任为八州刺史和县令。对于李灵曜的骄横不法，朝廷不得不兴师动众。九月，诏命淮西、永平、河阳三城、淮南、淄青五镇出兵讨伐李灵曜。五镇进兵神速，其势难当，李灵曜连战失利。十月，即被诸镇兵围困于汴州城内。田承嗣见李灵曜危在旦夕，即派田悦率兵火速救援。田悦率兵南下，于匡城击败永平、淄青两镇兵，并乘胜向汴州挺进。不料在汴州城北安营后，夜间遭淮西裨将李重倩率轻骑数百袭击，“纵横贯穿”，大杀一阵，营内惶恐不安，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河阳三城使马燧乘机“鼓噪而入”，田悦军不战而溃，“将士死者相枕藉，不可胜数”。李灵曜绝望无救，连夜出逃，逃跑中被俘，被送往京师处斩。①田承嗣始终不入朝，再加上助李灵曜作乱，又激怒了朝廷，于是唐代宗于大历十二年（777）三月再次诏令讨伐。这次颁行的讨伐诏令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田承嗣又一次上表谢罪，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朝廷又很快“悉复承嗣官爵，仍令不必入朝”②。

这时，田承嗣已据有魏、博、相、卫、洺、贝、澶七州之地，拥有军队十多万人，成为河北三镇中的强者。他与其他藩帅“相与根据蟠结，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专擅官爵、甲兵、租赋与刑杀之权，在境内筑垒、缮兵，因此，“虽在中国名为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③。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年。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一年。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一年、十二年。

③《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遗患后世

大历十四年（779）二月，田承嗣卒①。时年七十五。田承嗣虽有十一个儿子，但他更喜爱的是勇冠三军的侄子田悦，及其临终时，遂命田悦知军事，让诸子辅佐。自田承嗣专擅魏博镇以后，四世传袭，历时四十九年。

田承嗣是安史之乱中的干将，他骁勇善战，又狡诘多算，反复无常。降唐后，又桀骜不驯，悍然劫夺他州郡，与朝廷分庭抗礼，首开河北三镇割据称雄之肇端，致使河北三镇，“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②。田承嗣则是其罪魁祸首。

①田承嗣卒年史书记载不一，《旧唐书》本传作“大历十三年九月”，今从《资治通鉴》与《新唐书》本传。

②《新唐书》卷二一〇《藩镇魏博序》。

（谢选骏指出：唐玄宗的最大败笔就是没有早点退休！大家可以发现，安禄山到处受到欢迎，明显具备“克里斯玛”(charisma) ——人说这是巫术文化中的重要概念，是指某种特殊的超自然的人格特质，据说它可以遗传或继承，具有支配力量，使人产生对它的效忠和献身。还有人说，克里斯玛一词源自《新约·哥林多后书》，意指神授的能力，是追随者用来形容诸如摩西之类具有非凡号召力的天才人物的用语。马克斯·韦伯认为克里斯玛人格是历史中富有创造性的革命力量，有着这种人格的人物以传统的名义出现，却是传统大刀阔斧的改造者。由于有了克里斯玛人物，传统以一种同以往不大相同的形式与实质而延续下来。但是在我看来，安史之乱的首要分子都不得善终，推而广之看，克里斯玛人物显然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所以往往不得善终。这是马克思韦伯一类的蠢货没有看到的。）

【第二十七章 唐代宗】

第一节 率军平叛，收复两京

唐代宗（726—779）初名俶，肃宗长子，开元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生于东都上阳宫。十五岁时封为广平王。玄宗诸孙百余个，只有李俶为嫡皇孙，相貌又与诸孙不同，故玄宗格外喜欢他。他从小好学，专攻《周礼》与《易经》，学习儒家经典，仁孝温恭，言谈举止皆符合礼仪，器宇度量弘深，宽厚能断，喜怒往往不见于外表。

至德元载（756）六月，安禄山叛军攻占潼关，李俶从肃宗、玄宗逃往成都，在马嵬驿事变后，他与弟建宁王李倓劝说肃宗北上灵武。肃宗于灵武即位后，组建朝廷，以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诸将皆归他指挥调度。时李泌为元帅行军长史，元帅府置于禁中，广平王与李泌朝夕计议，以处理军机之事。当时朝廷草创，临时召募的兵员少，又没有战斗力。广平王“推心示信，招怀流散”，及随肃宗到达彭原后，“兵众数万”。

至德二载（757）正月，狡猾阴险的宦官李辅国附会肃宗宠幸张良娣，互相唱合。建宁王李倓屡次向肃宗奏言此事，李辅国与张良娣反诬奏建宁王“恨不得为元帅，谋害广平王”①。肃宗一怒之下，赐死建宁王。广平王李俶为此有些内怕，欲谋杀李辅国和张良娣，经李泌劝说而止。

宰相房琯进击叛军失败，郭子仪奉命回军凤翔时在途中又遭叛军重创，因此叛军一时气焰嚣张，屡次袭扰凤翔，广平王“选求勇干，频挫其锋”，肃宗朝廷安宁，“士心大振”。

九月，广平王李俶为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率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兵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从凤翔出发，东讨叛军。广平王与回纥叶护结为兄弟，叶护大喜。官军进至长安西，于香积寺北大破叛军，斩敌六万人，叛将张通儒弃城逃走，官军一战收复长安。回纥军欲入长安，大肆抢掠。原来肃宗曾与回纥约定：攻克两都之后，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归回纥，因此回纥欲按约定行事。广平王拜于叶护马前说：“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叶护立即跳下马答拜，跪下捧着王足，说：“当为殿下径往东京。”百姓、军士、胡兵见广平王下拜，皆感动流泪说：“广平王真华、夷之主！”肃宗听到此事后，也高兴地说：“朕不及也！”②官军整队入城，百姓老幼夹道欢呼悲泣。广平王在长安停留了三天，安抚士庶，休养将士，之后以太子少傅虢王李巨为西京留守，自己率大军东追叛军。

广平王进至曲沃（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安庆绪尽征洛阳守兵十五万人，于新店抗击官军。官军与回纥军夹击，叛军再次大败，死尸遍野。广平王胜利进入陕城（今河南三门峡西），接着收复了东都。广平王进入东都后，原投降安禄山父子的官员陈希烈等三百余人，皆身穿素服，哭泣着请罪。广平王遵照肃宗旨意，皆释而不问，命他们赴西京听候处理。

①本章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纪者，不再一一作注。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肃宗至德二载。

②《资治通鉴》卷二二〇，肃宗至德二载。

肃宗返回长安后，大赦天下，李俶改封为楚王。乾元元年（758）三月，又改封为成王。四月，立为皇太子，并改名为豫。上元二年（761）末，肃宗患重病，不理朝政，即命太子监国。宝应元年（762）四月，玄宗去世，肃宗病危。张皇后惧太子“功高难制”，暗中把越王李係召至宫中，阴谋废立太子。宦官李辅国、程元振知其密谋，遂发动禁兵收捕越王李係，将张皇后幽闭于别殿。接着肃宗驾崩，太子即位，是为代宗。

第二节 平定安史之乱

代宗即位时，叛军再度攻陷了洛阳，大难未平。因此，他颁下诏书说：“国之大事，戎马为先，朝有旧章，亲贤是属。故求诸必当，用制于中权，存乎至公，岂惭于内举。特进、奉节郡王适可天下兵马元帅。”李辅国因有翊戴之功，由兵部尚书、判元帅行军司马、闲厩使进号为尚父、司空兼中书令，程元振进为右监门将军。

李辅国居功自傲，骄横狂妄。他对代宗说：“大家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代宗愤然不平。六月，即解除了他的兵部尚书、元帅行军司马之职，并出居宫外。不久，又派人暗中将他杀死，消除了这一祸害。①十月，代宗将对叛军发起强大攻势，命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欲以郭子仪为副元帅，由于程元振、鱼朝恩从中作梗而止，只得以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同平章事兼绛州刺史，领诸军节度行营为雍王之副，会合回纥骑兵进击洛阳叛军，河南等道副元帅李光弼也率军参战。官军于洛阳北横水大破叛军，斩敌六万人，俘虏二万人，遂收复了东都。史朝义节节败退，官军乘胜追击。河北叛军各节度使见大势已去，纷纷向官军投降。广德元年（763）正月，史朝义见四面楚歌，遂逃至温泉栅（今河北卢龙境，走投无路，被迫在林中自缢而死。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至此终于平定了。

第三节 藩镇割据的祸端

经仆固怀恩奏请，代宗分别任命史朝义降将薛嵩为相、卫、邢、洺、贝、磁六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仍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其时，河北诸州皆已投降，薛嵩皆迎拜于仆固怀恩马前，“乞行间自效”，如果将安、史旧将调往他地任职是轻而易举的，这将可以避免出现藩镇独立割据的局面。但是仆固怀恩“恐贼平宠衰”，故奏请田承嗣等分帅河北，“自为党援”。唐代宗也缺乏长远的政治眼光，“厌苦兵革，苟冀无事，因而授之”①。这一决策，铸成了河北三镇独立的大错，开唐代藩镇割据称雄的先河。

唐西北边防军兵强马壮，战斗力很强，但由于大都陆续调入中原平叛，吐蕃遂乘虚而入，先后蚕食了河西、陇右之地。广德元年九月，吐蕃军大举入寇，边将再三告急，程元振皆抑而不报。十月，投降吐蕃的泾州刺史高晖引导吐蕃军过洺州，寇掠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逼近京师。代宗获悉此事后，急命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御敌。但为时已晚，代宗匆促逃离京城，到陕州避难。幸亏郭子仪巧妙与敌周旋，迫使吐蕃退出长安，代宗才于十二月返回长安宫。百官论奏骠骑大将军、判元帅行军司马程元振“专权自恣”，贻误了军机，代宗遂罢免了程元振官爵，放归乡里，后又流配于江陵①。

广德二年（764），仆固怀恩为河东节度使辛云京等人激反，勾引回纥、吐蕃三十万军马进逼奉天，代宗命郭子仪率兵抵御。怀恩得暴病死于途中。仆固怀恩两次勾引胡寇，成为国家的大患，但代宗前后所发制敕，未曾说他反叛，及听到他暴死的消息，还对侍从说：“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耳！”②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二，代宗广德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三。

②《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永泰元年。

第四节 崇信佛教，宠任宦官

代宗崇信佛教，相信因果报应之说，每有边患，则令僧人念《仁王经》以禳灾。永泰元年（765）九月，吐蕃军进至奉天，京师戒严，代宗命从宫内取出两部《仁王经》，分别送于资圣、西明二寺，在每寺内设百尺高座，由僧人高声诵读，直至吐蕃军逼近京师，才停止这一活动。十月，吐蕃军至邠州，代宗再次命僧人于资圣寺讲《仁王经》。

大历二年（767）六月，鱼朝恩奏请以先赐庄为章敬寺，用以为章敬太后冥福。修造得极其宏伟壮丽。都市的木材不够用，又奏请拆毁曲江及华清馆，以取其木材用。进士高郢上书说：“古之明王积善以致福，不费材以求福；修德以消祸，不劳人以禳祸。今兴造急促，昼夜不息，力不逮者随以榜笞，愁痛之声盈于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①代宗仍置之不理。

代宗尝于禁中供养一百多个僧人，胡僧不空官至卿监，还封为国公，出入禁中，势如权贵，“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代宗还下令，不许箠曳僧尼。在五台上造金阁寺，“铸铜涂金为瓦，所费巨亿”。宰相王缙尤为佞佛，他见代宗闲暇时，则多谈论佛事，“由是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②。代宗优宠宦官。凡宦官奉命出使四方，从不禁止其所求取，即使奉命恩赐妃族，回来后也问宦官所得多少。如果给宦官的财物少，代宗则以为轻慢天子使者，“由是中使公求赂遗，无所忌惮”。宰相常贮钱于阁中，每逢中使来赐一物，宣一旨，从未有空手回去的。若宦官出使州县，传送文书取货，“与赋税同，皆重载而归”。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倍受尊宠，权势甚至超过宰臣。但是，代宗也能惩治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大宦官，李辅国、程元振先后遭诛贬。大历五年（770）三月，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左监门卫大将军兼神策军使、内侍监鱼朝恩宠幸无比，势倾朝野，凌辱宰相。朝廷政事要是没有他参预，他则愤怒地说：“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代宗知群臣皆怨恨他，便与宰相元载密谋，一次禁中宴会，会后将他留下，侍卫把他缢死，对外则声称“朝恩受诏乃自缢”。①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代宗大历二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代宗大历五年。

第五节 理财和用人

代宗在位时期虽平定了安史之乱，但所面临的是经济残破，户口流散，农桑失业，财赋收入锐减的局面。再加上抵御吐蕃的进犯，兵革岁动，军费增大，财政更是拮据。在这种情况下，他重用了杰出的理财家刘晏。刘晏先以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因与程元振有涉，罢知政事，不久又以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常平使，后再次进为吏部尚书，领使职如故。刘晏掌管全国财赋十几年，他兴利除弊，改革漕运和榷盐中的弊端，使江南财赋源源运进关中，“民不加赋，而国富饶”，有力地支持了平叛与对外防御战争。代宗始终重用刘晏，在代宗晚年，宰相常衮欲夺其实权，奏任尚书左仆射，代宗以刘晏“使务方理，代其任者难其人”②，仍然让他兼领使务。

代宗还重用了名将郭子仪。代宗即位初期，曾屡次欲起用郭子仪，由于遭大宦官鱼朝恩、程元振、李辅国的反对而未能如愿。自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来犯开始，以郭子仪为关内副元帅抵御起，此后又让其兼任河中、朔方等节度使，进为司徒、中书令，封汾阳王，对他一直深信不疑。代宗女升平公主下嫁子仪子郭暖，一次两人发生了口角，郭暖说：“汝依乃父为天子耶？我父薄天子不为。”公主怒告其父，代宗听了却毫不见怪，对公主说：“此非汝所知。彼诚如是，使彼欲为天子，天子岂汝家所有邪！”郭子仪因儿子说了这样犯上作乱的话，马上囚禁了郭暖，并入朝谢罪。代宗并未将他治罪，反安慰他说：“鄙谚有之：‘不痴不聋，不做家翁。’儿女子闺房之言，何足听也！”①代宗的宠信，使郭子仪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军事才干，在维护国家的安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当然，代宗也有用非其人之处。就他任用的宰相而言，先任用的宰相元载，专擅朝政，贪赃枉法，贿赂公行；晚年又以宰相常衮当国，虽杜绝贿赂，用人却无所鉴别，贤愚同滞。故有人评论说：“代宗惑释氏业报轻重之说，政事托于宰相，而元载专权乱国，事以货成。及常衮为相，虽货贿不行，而介僻自专，升降多失其人。或同列进拟稍繁，则谓之濌伯。”因此，京师人编了一首打油诗：“常分别，元好钱，贤者愚，愚者贤。”崔祐甫也指责朝政说：“朝廷上下相蒙，善恶同政。清曹峻府，为鼠辈养资，岂所以裨政耶？”②这不能不说是唐代宗用人的失误之处。

②《旧唐书》卷一二三《刘晏传》。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代宗大历二年。

②《唐语林》卷三。

代宗任用安、史旧将为河北藩帅更是他的重大失误。首肇祸端的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先为安、史父子立祠堂，还尊为“四圣”，并向朝廷求任宰相。这分明是为叛逆之首扬幡招魂，说明其叛乱之心不死。代宗却不敢大张挞伐，只令内侍孙知古讽劝他毁掉祠堂，并加平章事，以满足其奢望。大历十年（775），田承嗣唆使昭义镇将吏作乱，然后他以救援为名，出兵攻取了相州。接着又暗杀了卫州刺史薛雄，乘机兼并其地。代宗曾调发藩镇征伐，当田承嗣见形势于己不利时，则上表谢罪，并请入朝，代宗赦免其罪。但不久，田承嗣又故伎重演，攻掠其他州县。翌年五月，田承嗣助汴宋留后李灵曜作乱，朝廷下令讨伐，当李灵曜兵败，形势于田承嗣不利，他又上表谢罪，代宗“亦无如之何”，并“悉复承嗣官爵，仍令不必入朝”。①由于代宗对田承嗣的独立割据无力讨伐，姑息养奸，至代宗末年，河北藩镇割据的局面已基本上形成。平卢节度使李正己据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在平定李灵曜之乱时，又兼并了曹、濮、徐、兖、郓五州，拥兵十万，雄踞东方。田承嗣据魏、博、相、卫、洺、贝、澶七州，李宝臣据恒、易、赵、深、冀、沧七州，各拥兵五万。他们“相与根据蟠结，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如果朝廷建造一城，增一兵，他们则有怨言，往往猜忌，而在自己境内则大肆筑垒缮兵。河北三镇“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②。终唐之世，这种分裂割据的局面也未能改变。

代宗处理政事有时还很认真。大历十二年（777）十月，京兆尹黎干奏说水灾损害农田三万一千顷，而户部侍郎、判度支韩滉却说损害不多。兼渭南令刘藻曲附韩滉，也声称部内土地未受水灾。代宗派御史赵计检查渭南受灾情况，他又曲附韩滉说未受灾。代宗说：“水旱咸均，不宜渭南独免。”于是再命御史朱敖去复查，上奏说渭南受灾面积为三千顷。代宗感叹说：“县令职在字人，不损亦宜称损，损而不闻，岂有恤隐之意耶！”遂将刘藻、赵计贬官。

代宗对皇亲国戚要求尚严，不容戚属违法乱纪。大历四年（769）七月，皇姨弟薛华因酒色私忿杀死了三人，并将尸体丢在井下，以掩盖其罪恶。事发后，代宗将皇姨弟拘捕入狱，诏令赐其自尽。并为此还特意颁下一道诏书。大历十三年（778）正月，泾水流域百姓上诉说，泾水为水硙所阻塞，不能灌溉土地，京兆尹黎干为民请命，代宗诏令撤去泾水所置水硙，放水与民灌溉土地。正巧升平公主及其夫郭暖家皆立硙于水上，公主入见父皇，请予保留。代宗说：“吾为苍生，若可为诸戚唱！”升平公主听了，即日与郭暖家将水硙拆毁，“由是废者八十所”①。

大历十四年（779）五月三日，代宗患了重病。二十一日制命皇太子监国，当晚晏驾于紫宸殿之内殿。时年五十四。十月葬于元陵，庙号代宗。

唐代宗早年曾指挥了平叛战争，收复了两都，即位后平定了安、史之乱。由于决策失误，任用安、史旧将分帅河北，加上国力不足以平定跋扈的藩帅，遂姑息养奸，终于促成了河北三镇独立割据的局面。他优宠宦官，但又能惩治作恶多端的大宦官，没有出现宦官之祸。代宗在位十八年，内忧外患连绵不断，但他信用刘晏与郭子仪，才艰难地维持其统治地位。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二年。

①《新唐书》卷八三《升平公主传》。

（谢选骏指出：吐蕃占领中国首都的事件影响深远——使得西藏再也无法脱离中国的势力范围。后来占领中国的辽金元清也是沿着这样的死路继续前进，无一不是“一一合并于中国”……从这种意义上看，日本和俄罗斯，未来也将很难逃此“中国引力”的陷阱。西伯利亚终将回归中国——因为那里发生了太多的对于中国的入侵，早就是中国共同体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了。）

【第二十八章 郭子仪】

第一节 力战叛军，克复两京

郭子仪（697—781）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父敬之，历绥、渭、桂、寿、泗五州刺史，赠太保，追封祁国公。子仪长得体貌出众，始以武举高等补为左卫长史，历任诸军使。天宝八载（749），于木剌山置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命子仪领其使，拜左卫大将军。十三载（754）又因该地偏僻不能耕种，遂迁于永清栅北（今内蒙乌拉特旗东北），改横塞为天德军，以子仪为军使，并兼任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翌年，安禄山反叛于范阳，在艰苦的平叛战争中，他立下了卓越的战功，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干和尽忠报国的思想。

天宝十四载（755）十月，安禄山发动了武装叛乱，十一月即攻占了东都洛阳。玄宗任命郭子仪为卫尉卿，兼灵武郡太守，充朔方节度使，并命他率军东征。子仪迅即率军出单于府（今内蒙和林格尔北），收编了静边军，杀叛将周万顷，又于河曲击败叛将高秀岩，进而收复云中（今山西大同）、马邑（今山西朔县东），开通了东陉（今山西代县东），为官军进军河北扫清了道路，因功加官御史大夫。

至德元载（756）正月，叛将蔡希德攻陷常山郡（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被俘，河北大部分郡县失守。李光弼受郭子仪举荐，出任河东节度使，先进军河北，收复了常山。四月，郭子仪率朔方精兵出井陉，与李光弼合军，于九门县城南大败史思明军，接着又南攻赵郡（今河北赵县），俘虏四千人。郭子仪与李光弼回师常山，史思明又收集散兵数万尾随其后。子仪选骁骑轮番挑战，乘叛军疲惫之机，于沙河大败之。安禄山听说河北失利，急派精兵数万增援。当官军至恒阳后，叛将史思明、蔡希德、尹子奇也随之而至。郭子仪一方面坚壁固守，另一方面又采取了“贼来则守，贼去则追，昼扬其兵，夕袭其幕”的灵活机动战术，使叛军昼夜不得休息。至六月，子仪见叛军疲惫不堪，遂与李光弼出军，于嘉山大败叛军，斩敌四万人，活捉五千，缴获战马五千匹，史思明露发跣足狼狈逃往博陵，“于是河北十余郡皆斩贼守者以迎王师”，官军声威大振。

这时，叛军西面受阻，南进不得，形势有利于官军。郭子仪与李光弼上奏玄宗，“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并请求让哥舒翰扼守潼关，“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①但由于玄宗的昏庸，错误地逼迫哥舒翰出关作战，致使二十万大军一战而瓦解，潼关失守，玄宗逃往成都，太子北上灵武组建朝廷，郭子仪也只得退守河东。

肃宗重新部署军事力量平叛。八月，郭子仪与李光弼奉命率步骑五万开赴灵武，时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兼朔方节度使。肃宗阅兵之后，大军南下彭原，逼近长安。宰相房琯自请讨伐叛军，反为叛军击败，丧师近万人。肃宗惨淡经营的军队损失过半，“唯依朔方军为根本”。十一月，叛将阿史那从礼率同罗、仆骨部五千骑兵出塞，诱使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数万人，欲袭击肃宗所在地。郭子仪与回纥首领葛罗支联兵进击，斩获数万人，遂平定了河曲，解除了朝廷的后顾之忧。

①本章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作注。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载。

至德二载（757）三月，郭子仪率兵进攻潼关，叛将崔乾祐退保蒲津。原陷入叛军的唐官吏赵复等四人为官军做内应，郭子仪进攻蒲州时，内外呼应，叛军大败，崔乾祐逃往安邑。子仪进兵永丰仓，击败叛将安守忠，遂收复了陕郡永丰仓，“自是潼、陕之间无复寇抄”。

其时，叛军发生内讧。安禄山为其子安庆绪所杀，安庆绪即伪帝位，众叛将不服。唐肃宗欲发动攻势，以收复两京。四月，遂以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命他率兵赴凤翔（今陕西凤翔）肃宗所在地。子仪奉命率军西进，行至长安西清渠，遭叛将安守忠、李归仁阻截，相持七日，官军不能前进。五月，叛军以退兵引诱官军追击，设长蛇阵，分首尾两翼夹击官军，官军大败，“军资器械尽弃之”①。子仪退守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因清渠之败，引咎自贬，为尚书左仆射。

九月，肃宗请回纥出兵助战，以收复两京，怀仁可汗子叶护率精骑四千至凤翔。临行前，肃宗对副元帅郭子仪说，事情成败，在此一举，子仪表示说：“此行不捷，臣必死之”②。决心为收复两京以尽死力。十二日，郭子仪与元帅广平王李俶率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兵计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出师凤翔，东取长安。二十七日，进至长安西，于香积寺北、沣水之东摆开阵势，郭子仪为中军，叛将李归仁率十万之众迎战，两军激战，回纥兵从叛军背后出战，前后夹击，战至傍晚，叛军全线溃败，伤亡六万多人，余众逃入城内，叛将张通儒当晚弃城逃往陕州。官军一战收复了长安。郭子仪率蕃、汉兵乘胜追击，至潼关，连克华阴、弘农二郡。

十月，安庆绪命严庄尽调洛阳之兵十万增援陕州，与张通儒共拒官军，屯驻陕城之西，依山为阵。郭子仪率大军从正面进攻，回纥军从背后袭击。回纥军登山时，因搜捕伏兵，交战稍晚，官军初战不利。当回纥军在叛军背后出现时，叛军立即溃败，死尸满山遍野。严庄、张通儒丢弃陕州逃回洛阳，又很快与安庆绪逃往河北相州。子仪奉广平王进入东都，并于天津桥南陈兵侍卫。此时，河东、河西、河南的失地大部已收复，子仪因功加司徒，封代国公，食邑千户。不久，郭子仪入朝，肃宗命以兵仪军容于灞上迎接，并慰劳他说：“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十二月，郭子仪又返回东都，奉命经营北讨安庆绪事。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肃宗至德二载。

第二节 宦官谗毁，失权无怨

乾元元年（758）七月，郭子仪于黄河之上击败叛军，并擒获叛将安守忠上献，遂入朝京师。肃宗诏令百官于长乐驿迎接，并亲自于望春楼等待子仪，进为中书令。不久，肃宗诏命九节度使合力讨伐安庆绪，以郭子仪、李光弼皆为元勋，难相统属，只用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却不设立元帅。十月，郭子仪率兵从杏园渡过黄河，军至获嘉（今属河南），击败安太清军，斩四千人，俘五百人。安太清逃往卫州（治今河南汲县），据城而守。子仪遂乘胜进围卫州，鲁炅等节度使也相继来到卫州城下。安庆绪闻讯，调动相州之兵七万，并亲自南下救卫州。子仪先使射手三千人埋伏于营垣之内，并告诫他们说：“我退，贼必逐我，汝乃登垒，鼓噪而射之。”两军交战不久，子仪假装兵败，退至垒下，伏兵立刻登上垒垣，乱箭齐发，箭如雨下，叛军纷纷中箭，只得退走，子仪遂回军追击，安庆绪大败而逃，其弟安庆和被俘处死。郭子仪一战而攻克了卫州，并乘胜追击，直指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其他各节度使也先后率兵抵达相州。安庆绪困兽犹斗，收拾散兵败将于城西愁思岗负隅顽抗，又被官军击败。此战前后斩三万人，俘获千余人。安庆绪黔驴技穷，龟缩在城内，派人向史思明乞救。官军遂包围了邺城①。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围困相州，筑壁垒两道，挖了三道壕沟，把这座孤城围得水泄不通。官军还堵截漳水，引河水灌城，城内井泉溢水，人们“构栈而居”，粮草俱尽，州城危在旦夕。“而诸军既无统帅，进退无所禀”，城久攻不下，官军懈怠，“上下解体”。乾元二年（759）三月，史思明以为时机成熟，亲率精兵五万于安阳河北与官军决战。时官军多达六十万，李光弼军等先与叛军交锋，“杀伤相半”，郭子仪尚未布好阵势，忽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大树连根拔起，霎时天昏地暗，对面不见人。两军大惊而溃。官军因无统一号令，诸节度使各自逃归本镇。郭子仪军退向河阳，毁河阳桥，以保东都。这次兵溃，朔方军战马万匹，只存三千；甲仗十万件，遗弃殆尽，损失极为严重。而且东都士民惊骇，纷纷逃往山谷躲避。①郭子仪军至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兵士相惊，又奔缺门（今河南新息东），诸将相继而至，将士仍有数万人。子仪依从了都虞候张用济的建议，以守河阳有利，即派都游弈使韩游瓖将五百骑兵急趋河阳，张用济率步兵五千人继之。官军刚至河阳，叛将周挚也随之赶到，见有官军守卫，即自行撤走。各节度使因相州兵败而上表请罪，肃宗皆释而不问，还任命郭子仪为东畿、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都留守。

相州之败，肃宗未责怪诸节度使，身为观军容宣慰使、实际上起统率九节度使作用的鱼朝恩不但不引咎自责，反因忌害郭子仪军功，把相州之败的责任都推到子仪的身上，并在肃宗面前说了他不少坏话。七月，肃宗将郭子仪召还京师，命赵王李係为天下兵马元帅，以李光弼为副帅，代领朔方节度使，从而剥夺了郭子仪的兵权。但他却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子仪虽失兵柄，乃心王室，以祸难未平，不遑寝息”。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〇，肃宗乾元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乾元二年。

当时，东都再次陷入叛军之手，史思明率军于河阳同官军猛烈交战，并数次西攻陕州，气焰嚣张。同时，党项也乘机侵扰边城。在这种情况下，百官多认为不应该把郭子仪置于散地，使英雄无用武之地。上元元年（760）正月，以郭子仪为邠宁、鄜坊两道节度使，却不让赴镇，仍留在京师，不过“假其威名以镇之”。直到九月八日，在朝官的强烈呼吁下，才命郭子仪出镇邠州（今陕西彬县）。党项素闻郭子仪威名，听说郭子仪已赴镇，遂撤兵而去。二十一日，肃宗又颁下制书，命郭子仪统率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阳，然后回师平定河北，并征调射生英武等禁军及朔方、鄜坊、邠宁、泾原诸道蕃、汉兵共七万人，“皆受子仪节度”。这一作战方案，李泌早已向肃宗建议过，不失为英明决策。如果能付诸实施的话，史思明有后顾之忧，而且郭子仪与李光弼成南北夹攻之势，必将会加快平叛进程。但是祸国殃民的宦官鱼朝恩以私害公，制书已颁下十来天，“复为鱼朝恩所沮，事竟不行”①。

宝应元年（762）二月，河东节度使为乱军所杀，推立代州刺史辛云京为节度使。绛州突将王元振也作乱，杀朔方等诸道行营都统李国贞。朝廷担心太原乱军与绛州合纵联合叛军，不是一般将领所能镇服的，遂封郭子仪为汾阳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泽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等军副元帅。子仪辞行时，肃宗正患重病，将他召入卧室，付以重托说：“河东之事，一以委卿。”叛军见河东兵乱，有机可乘，史朝义派兵包围泽州。郭子仪调定**前去救援，叛军听说援军将到，即撤围而去。郭子仪至行营，王元振自以为有功。原来朔方将士不喜李国贞治军严厉，皆思子仪治军宽厚，故王元振乘机作乱。但郭子仪不徇私情，斥责他说：“汝临贼境，辄害主将，若贼乘其衅，无绛州矣。吾为宰相，岂受一卒之私耶！”五月，收捕王元振及其同谋者四十人，皆处以死刑。河东节度使辛云京知郭子仪惩治了乱将，也处死作乱者数十人，“由是河东诸镇率皆奉法”。②唐代宗即位后，宦官穆元振专权用事，自以为有翊戴之功，忌妒宿将大臣，以郭子仪功高难制，极力从中挑拨离间，于是又罢免了郭子仪的副元帅之职，加实封七百户，充肃宗山陵使。郭子仪怕谗言坏了大事，为了表明自己对国家的忠诚无二，以消除新即位皇帝对自己的猜疑之心，遂将自灵武出师以来肃宗前后所赐手敕、诏书千余件，汇编成二十卷，上奏代宗。代宗看过之后，下诏书答谢说：“肤不德不明，俾大臣忧疑，朕之过也。朕甚自愧，公勿以为虑。”以好言好语来安慰郭子仪。

七月，再次任命郭子仪知朔方、河东、北庭、泽、潞、沁、陈、郑等节度行营及兴平等军副元帅。八月，郭子仪自河东入朝，程元振忌妒子仪功高任重，屡次在代宗面前诋毁他。子仪心中忧虑不安，上表请解除副元帅、节度使职务，代宗安慰他一番，遂留其在京师。时承李光弼邙山新败，官军受挫，叛军谋攻陕州。十月，代宗任命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雍王刚过弱冠之年，不熟悉军旅之事，代宗欲以历经战阵的老将郭子仪为副元帅，佐雍王平定乱军，再次遭到宦官程元振、李辅国的阻挠而止。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上元元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肃宗宝应元年。

大历二年（767）十二月，郭子仪父亲之墓被人盗掘，官府未能捕获盗墓人。人们都以为鱼朝恩一向妒嫉郭子仪，怀疑是他指使人干的，子仪也深知其原由。盗掘祖坟，是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污辱。当郭子仪入朝时，人们都以为会喋血京师，公卿大臣也深感不安。可是当代宗向他讲述了此事，他却哭泣着说：“臣久主兵，不能禁暴，军人残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郭子仪宽厚待人，犯而不校尽力把大事化小，朝廷上下才相安无事。

尽管鱼朝恩一再诋毁、离间，坏事做绝，郭子仪对他仍是以诚相待。大历四年（769）正月，郭子仪入朝时，鱼朝恩邀他去章敬寺，宰相元载暗中使人告诉子仪“朝恩谋不利于公”，子仪不听。将士们请内衣甲三百人随从侍卫，他又不允，说：“我，国之大臣，彼无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来，汝曹欲何为！”遂以家僮数人随从前往。朝恩亲来迎接，见其随从甚少，很感惊讶，子仪把所听到的事如实相告，并且说：“恐烦公经营耳。”朝恩听了很受感动，抚膺捧手，流着眼泪说：“非公长者，能无疑乎！”①郭子仪英勇绝伦，功高盖世，因此屡遭宦官鱼朝恩、李辅国、程元振忌妒，多次失掉兵权，但他为人宽厚，不计较个人恩怨，一心奉国，殊不介意。他前后“遭罹悻臣程元振、鱼朝恩谮毁百端，时方握强兵，或方临戎敌，诏命征之，未尝不即日应召，故谗谤不能行”。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代宗大历四年。

第三节 御敌边关，安定社稷

自安史之乱以来，西北的精兵猛将多调入中原参加平叛战争，而留下的多老弱病残，不堪战斗，吐蕃遂乘虚而入，几年间，西北各州相继沦陷，而且吐蕃势力还渐向内地延伸。因此，在平定安史之乱后，唐廷又面临着边患问题。在平叛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郭子仪已近古稀之年，又马不停蹄，投入了抵御边患的战斗中。

广德元年（763）四月，叛首史朝义刚传首京师，被置于闲散之地的郭子仪屡次向代宗奏言：“吐蕃、党项不可忽，宜早为之备。”①这位老将军已经洞察出吐蕃、党项等对唐朝的严重威胁，再三提请代宗予以高度重视。七月，吐蕃军大举进攻，边将频频告急，大宦官程元振皆扣压不报，代宗一无所知。到了十月，吐蕃军进犯泾州，刺史高晖举城投降，又为吐蕃作向导，因此吐蕃军很快下邠州，进至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京师震动。代宗这才知道吐蕃军已逼近京畿，急忙命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并火速出镇凤翔，以抵御吐蕃。

时郭子仪闲废日久，手下部曲离散，至此召募，仅有二十骑。刚行至咸阳，吐蕃会同吐谷浑、党项、氐、羌等二十余万人，弥漫数十里，已从司竹园（今陕西周至）渡过渭水，循山东进。郭子仪兵马甚少，无法应敌，急使判官中书舍人王延昌入奏，请增加兵马，但却遭程元振拒绝。

代宗方调兵遣将，吐蕃军已过便桥（今陕西咸阳西南），措手不及，便仓皇逃往陕州，六军逃散。郭子仪急忙从咸阳回长安，及至长安，代宗已渡过浐水。时射生将王献忠叛唐，率四百骑兵进入长安，胁迫丰王李珙等十王西降吐蕃。至城西开远门时恰遇郭子仪，郭子仪责备了丰王之后，便派人将丰王一行押送到代宗处。

吐蕃军进入长安，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帝。郭子仪循南山至商州（今陕西商县），收得武关防兵及六军散卒四千人，军势渐振。代宗恐吐蕃军东出潼关，命他赴陕州。子仪上表说：“臣不收京城无以见陛下，若出兵蓝田，虏必不敢东向。”②随即命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率二百骑兵出蓝田以观察吐蕃情况。全绪与前光禄卿殷仲卿率守蓝田兵千余人渡过浐水，吐蕃一时不知虚实，有些畏惧。全绪又使射生将王甫入城纠集数百少年，夜间在朱雀街击鼓呐喊，吐蕃军遂惊惶逃出。吐蕃军占领长安仅十三天。代宗以郭子仪为西京留守。

自代宗狼狈东逃，百官都归咎于程元振，谏官频论此事。程元振心里害怕，又以郭子仪新立大功，不想还京，劝说代宗以洛阳为都。代宗应允，迁都的诏书已颁下数日，郭子仪闻知后，迅即上表论奏此事，认为长安地势险要，东都久陷于叛军，残破不堪，表示愿练兵御敌，再造邦家。代宗阅完奏表，感动流泪，对侍臣说：“子仪用心，真社稷臣也。可亟还京师。”十一月，代宗驾还长安宫，郭子仪伏地请罪，代宗停车慰劳他说：“朕用卿不早，故及于此。”遂赐以铁券，并图子仪像于凌烟阁。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二二，代宗广德元年。

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唐廷于各地多置节度使以制要冲之地。郭子仪认为现在平叛战争已经结束，而诸道节度使仍拥有重兵，“耗蠹百姓”，且易于割据称雄，于朝廷不利，遂上表请罢免诸道节度使。为使这项工作能顺利进行，请首先从他自身开始。广德二年（764）六月，罢免了郭子仪河中节度使的职务，子仪又请解除自己的关内副元帅之职，代宗未能同意。尽管郭子仪率先请罢免自己兼任的河中节度使职务，但由于当时藩镇割据的局面已基本形成，阻力很大，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仆固怀恩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战功卓著，但由于各种矛盾的斗争，最终走上了叛唐的道路。并勾结回纥、吐蕃军进攻东都。代宗召问郭子仪御敌方略，子仪胸有成竹地说：“怀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归之士耳。怀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锋刃相向，以此知其无能也。”代宗遂命郭子仪出镇奉天御敌。十月，回纥与吐蕃军进逼奉天，诸将请战，子仪不同意，他说：“敌军深入吾地，利于速战，吾坚壁以待之，彼以吾为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战而不利，则众心离矣。敢言战者斩！”①第二天夜里，子仪于乾陵之南布阵。翌日未明，敌军大队人马赶到，原以为郭子仪毫无准备，欲袭击奉天，忽见大军阵列，一时惊慌失措，遂不战而退。子仪使裨将李怀光率五千骑兵追击。敌军至邠州，又攻不下，于是便渡过泾水而逃。十二月，代宗加授郭子仪为尚书令，子仪以太宗曾任此官，坚决推辞不受。不久还镇河中。

永泰元年（765）九月，仆固怀恩假称代宗晏驾，郭子仪也死，再次勾引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剌等率三十万大军深入唐朝内地，在掳掠了泾州、邠州后进入礼泉（今陕西礼泉北）、奉天县境。唐代宗即忙命郭子仪屯兵泾阳（今属陕西），并亲自率兵驻扎于苑中。

郭子仪奉命进驻泾阳，兵将才一万人。刚到泾阳，回纥、吐蕃数十万骑兵已经从四方云合，把泾阳城围困起来。在强敌面前，郭子仪沉着镇静，一面使部将李国臣、高升、魏楚玉、陈回光、朱元琮各当一面，而自己率甲骑二千人出入于阵中。回纥原以为郭子仪去世，代宗晏驾，才与吐蕃军联合进犯。至此听说郭子仪健在，知道上了仆固怀恩的当。郭子仪派使者告谕回纥首领说：“昔回纥涉万里，勘大憝，助复二京，我与若等休戚同之，今乃弃旧好，助叛臣，一何愚！彼背主弃亲，于回纥何有？”回纥首领动心，欲面见子仪，子仪将往，左右劝谏说，戎狄不讲信用，不可深入虎穴。子仪为了社稷安全，已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对大家说：“虏众数十倍，今力不敌，吾将示以至诚。”左右请以铁骑五百护行，子仪又不答应，只以数十骑相随前往。回纥军见郭子仪走近，个个剑拔弩张。子仪摘下头盔，面见回纥首领，对他说：“诸君同艰难久矣，何忽亡忠谊而至是耶？”回纥兵皆放下兵器，下马而拜。子仪又与首领共同饮酒，赠送锦彩联欢，誓结友好。子仪还乘机劝他们说：“吐蕃本吾舅甥国，无负而来，弃亲也。马牛被数百里，公等若倒戈乘之，若俯取一芥，是谓天赐，不可失。且逐戎得利，与我继好，不两善乎？”回纥首领应允了。吐蕃军见郭子仪独与回纥相来往，心中猜疑，遂连夜退走。郭子仪先派部将白元光与回纥军追击，自己率大军继之而行，在灵台西原（今甘肃泾川境）击败吐蕃军。郭子仪冒险与回纥首领面晤，以诚相待，使回纥军反戈一击，大破吐蕃军，化险为夷，为保卫唐朝的安全再建大功，加实封二百户。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广德二年。

第四节 威镇天下，功盖一代

郭子仪威镇中外。魏博节度使田承嗣飞扬跋扈，屡次侵扰他镇，对朝廷傲狠无礼。郭子仪派其使者至魏州，田承嗣朝西跪拜迎接，他指着自己的两膝对使者说：“兹膝不屈于人若干岁矣，今为公拜。”李灵曜作乱，窃据了汴州，凡过往其境的公私财赋，一概扣留不放，运河交通阻断，唯郭子仪封币过其境时，不但不敢扣留分文，还令人武装护送。诸藩帅畏惧如此。

郭子仪麾下宿将数十人，“皆王侯贵重”，子仪“颐指进退，如部曲然”，其幕府六十余人，后皆为将相显官。表现了他的取士得才，知人善任。他赏罚分明。郭子仪禁止无故在军营中走马。妻南阳夫人乳母之子犯了禁令，被都虞候杖罚致死，诸子向子仪哭诉，并说都虞候专横，被子仪斥退。第二天，他将此事告诉了幕僚，并叹息说：“子仪之子，皆奴材也。不赏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①但郭子仪处事也偶有失误之处。大历十三年（778），朔方节度副使张昙性情刚正直率，子仪却以为他是武人轻视自己，心里怨恨他。孔目官吴曜正为子仪所信任，便乘机构陷他，子仪便诬奏张昙“扇动军众”，将他处死。掌书记高郢极力为张昙分辩，子仪执意不从，又上奏朝廷，将他贬为猗氏县丞。其僚佐见他处事如此不公，多称病请求离去。这时郭子仪才翻然悔悟，把求去的僚佐都向朝廷加以推荐，并说：“吴曜误我。”遂将吴曜从军中逐去。②大历十四年（779）闰五月，德宗即位。时郭子仪以司徒、中书令的身份兼领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关内·河东元帅、朔方节度、关内支度·盐池·六城水运大使、押蕃部并营田及河阳观察等使，集多职于一身。代宗尝因他“权任既重，功名复大，性宽大，政令颇不肃”，欲分其权又感到为难，经久不决。闰五月十五日，德宗诏令尊郭子仪为“尚父”，加太尉兼中书令，增实封满二千户，子弟、诸婿迁官者十余人，罢免了其副元帅与诸使之职，以其裨将李怀光等人分领其任。③建中二年（781）夏，郭子仪患了重病，德宗命舒王李谊去郭府传达诏旨，表示慰问。六月十四日卒，时年八十五岁。德宗听到噩耗，为之震悼，废朝五日，并特下诏书，颂扬了郭子仪在平定内乱、安定社稷及保卫国家、“柱石四朝”的丰功伟绩，赠官太师，陪葬建陵。丧葬费用，皆由官府供给。百官依次前去吊哭。旧令一品坟高一丈八尺，德宗特恩准将其坟墓再加高十尺。在送葬那天，德宗亲至安福门，临哭送丧，百官陪位哭泣。谥曰忠武，配享代宗庙庭。

郭子仪家族贵盛，宅居长安亲仁里，占其四分之一。八子七婿，皆为朝廷显官。诸孙数十，甚至不能识别。每年俸禄收入二十四万缗，尚不计其他私财在内，“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园、甲馆不胜纪”。

郭子仪历经玄、肃、代、德四朝，身居要职，“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他为人宽厚大度，对国家赤胆忠心，不计较个人恩怨，虽屡遭幸臣诋毁、失去兵柄而毫不介意。唐代史臣裴垍称赞他：“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君子不之罪。”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代宗大历三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三年。

③《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四年。

（谢选骏指出：郭子仪在唐中期被人敬仰？因为他比较克己复礼，虽然不能使得“天下归仁”，却还能得到仁义的评价。这是因为郭子仪的活动期，唐朝的三百年刚过了一多半，虽然盛极而衰了，但是毕竟遗风犹存；如果再过一百年，他这样的风度就会被人耻笑了，而到了唐末，如此行事甚至是不能善终的了。）

【第二十九章 李光弼 高仙芝】

第一节 李光弼

进军河北，初战告捷

李光弼（708—764），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人。父李楷洛，原为契丹族酋长，武则天时归附唐朝，先后任左羽林大将军、朔方节度副使，封蓟国公，以骁勇善战闻名，在一次反击吐蕃的战斗后，死于归途中，赠营州都督，谥曰忠烈。李光弼从小为人严肃，深沉而刚毅，喜欢读班固的《汉书》。开始入军旅任左卫郎，以后累迁左清率兼安北都护。天宝五载（746），得到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的青睐，补为兵马使，充任赤水军使。王忠嗣特别器重他，常说：“光弼必居我位。”天宝十三载（754），李光弼进为朔方节度副使，知留后事。

翌年，“渔阳鼙鼓动地来”，震惊中外的安史之乱，李光弼在艰难的平叛战争中得以发挥其军事才干，因而使他成为“中兴名将”。

唐玄宗晚年荒怠朝政，政治日趋**，对安禄山叛乱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军事防御，因此，安禄山自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于范阳起兵南下，所过州县，多望风瓦解，势如破竹，只用了三十多天的时间，即迅速攻占了河北、河南大部，东都洛阳也陷于叛军之手。玄宗一面命哥舒翰率十几万大军驻守潼关，阻止叛军西进，另一方面下令朔方、河西、陇右各节度使率兵赶赴京师。经郭子仪推荐，李光弼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又加任魏郡太守、河北道采访使等职。至德元载（756）二月，率蕃、汉步骑万余人及太原弓弩手三千人东出井陉，以收复常山郡。

常山郡（治今河北正定）是河北的军事要地，其“地控燕、蓟，路通河、洛”，西有井陉之险，是叛军南北的咽喉之地。李光弼率军进至常山，郡内团练兵（地方部队）立即响应，捆绑叛将安思义出降。李光弼由大西北刚到河北，人地两生，便亲自为他解绑，好言劝降了他，并询问他一些军事情况。安思义很受感动，遂向李光弼出谋划策说：“大夫士马远来疲敝，猝遇大敌，恐未易当；不如移军入城，早为备御，先料胜负，然后出兵。胡骑虽锐，不能持重，苟不获利，气沮心离，于时乃可图矣。思明今在饶阳，去此不二百里，昨暮羽书已去，计其先锋来晨必至，而大军继之，不可不留意也。”李光弼觉得他言之有理，遂将军队开进城中待敌。①史思明闻报常山失守，立刻停止围攻饶阳，迅速率大军赶来。第二天黎明，先头骑兵即奔至常山城下，史思明也随之而到，共有二万多骑兵，直压城下。李光弼命五千名步兵从东城门出战，叛军却堵住城门不肯后退，唐军不得出。李光弼遂命五百名弓弩手于城上齐射，叛军只得后退；李光弼又把弓弩手一千人分为四队，轮番射敌，叛军招架不住，史思明收军于道北。李光弼又出兵五千人，于道南组成枪城，夹滹沱水布阵；思明屡次以骑兵搏战，唐军弓弩手乱箭齐射，叛军纷纷落马，人马中箭者过半。史思明见只用骑兵难以取胜，暂时退下阵去，等步兵赶到再行决战。

①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注出。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七，肃宗至德元载。

这时，忽然有人来报告说：叛军步兵五千人从饶阳来，昼夜行军一百七十里，如今正在九门南逢壁（今正定县东）休息。李光弼闻报，立刻派出数千轻骑，偃旗息鼓，悄悄奔至逢壁，此时，叛军正在吃饭，唐骑兵一阵冲杀，犹如秋风扫落叶一样，几乎斩尽杀绝。史思明失去步兵，势孤力单，只好退守九门县。李光弼初战告捷，河北军民受到鼓舞，常山郡所属九县，唯九门、蒿城尚为叛军据守，其余七县重又归唐。

河北大部分郡县仍为叛军占据，李光弼虽收复常山郡大部，但由于孤军深入叛军腹地，史思明又常用骑兵断绝粮道，因此其处境一时仍十分困难。这年四月，郭子仪亦率大军至常山，与李光弼会师，蕃、汉步骑计十余万，官军力量大为增强。李光弼与郭子仪进击史思明，于九门城南大败叛军。叛将史思明逃奔赵郡（今河北赵县），蔡希德逃往洛阳向安禄山求援。李光弼又乘胜进攻赵郡，一战破城，史思明又逃往博陵（今河北定县）。李光弼军纪严明，当攻破赵郡后，他坐在城门上，每逢见到抢劫了财物的士兵，立命归还原主，城中百姓大悦。于是“景城、河间、信都、清河、平原、博平六郡皆结营自守，以附光弼”。

五月，李光弼与郭子仪回师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数万尾随其后。郭子仪与李光弼先选骁骑轮番挑战，持续了三天，弄得叛军人困马乏，迫使史思明退军，官军又乘机追杀，于沙河大败叛军。这时，安禄山使蔡希德率步骑二万北上，加入史思明军；又使牛廷珍从范阳等郡发兵万余人增援。这样史思明军又猛增至五万余人，其中同罗、曳落河（即壮士）占五分之一。因此，叛军一时声势大振，遂鼓噪而来。李光弼与郭子仪一面“深沟高垒”，一面又采取了“贼来则守，去则追之，昼则耀兵，夜斫其营”的灵活机动的战术①，叛军日夜不得休息。数日之后，叛军锐气尽挫，李光弼则与郭子仪抓住战机，与叛军在嘉山决战，大破叛军，斩首四万级，俘虏千余人。在混战中，史思明跌下战马，丢失了头盔与靴子，露出发髻，光着脚，拿着折断的半截枪，至日暮才狼狈逃回军营。他感到军营难以坚守，遂弃营逃往博陵，李光弼随即包围了博陵。

李光弼、郭子仪的嘉山之战，是平定安史之乱中的首次大捷，它沉重地打击了叛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河北军民的抗敌斗争，河北十余郡皆杀贼守将而相继归唐，叛军从范阳至洛阳的南北通路再次受阻，叛军“往来者皆轻骑窃过，多为官军所获，将士家在渔阳者无不摇心”②。

固守太原，痛歼叛军

李光弼与郭子仪在常山站稳脚跟后，便上言玄宗，请求率兵北击范阳，以捣毁叛军巢穴。这时，叛军西部受阻于潼关，南部受阻于睢阳，北路又几乎断绝。在安禄山一筹莫展的时候，唐玄宗却错误地决定让镇守潼关的哥舒翰出关作战，致使哥舒翰十几万大军一战而溃，潼关失守。接着玄宗逃往成都，西京长安也沦陷了。整个形势急转直下，李光弼与郭子仪不得不撤兵西守井陉，以阻止叛军西进河东。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载。

不久，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肃宗组成了新朝廷，又调集诸路军马，重新部署兵力，以收复失地。李光弼奉命率军会师灵武。接着，肃宗任命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兼太原尹、北京（唐称太原为北京）留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率景城、河间郡兵五千人开赴太原。

在李光弼开赴太原前，原节度使王承业军政荒乱，玄宗命侍御史崔众代其职务。崔众为人骄横，轻侮兵将，李光弼就任时又不肯即时交出兵权，光弼将崔众拘禁待斩。这时恰好使者奉敕来拜崔众为御史中丞，李光弼执法如山，不理会敕令，并斩钉截铁地对使者说：“今只斩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斩中丞；若拜宰相，亦斩宰相。”使者畏惧不敢宣制。翌日，将崔众斩首示众，“威震三军”。

至德二载（757）正月，叛军已攻占了绕阳、赵郡、常山数郡，河北全境落入叛军之手，这时叛将史思明从博陵，蔡希德从太行，高秀岩自大同，牛廷玠自范阳，四路军马计十几万人，同时向太原进发，来势凶猛。史思明对诸将说：“光弼之兵寡弱，可屈指而取太原，鼓行而西，图河陇、朔方，无后顾矣！”企图在攻克太原后，长驱直入，以攻占唐西北重地。光弼先经河北苦战，后赴灵武时精兵皆已留下，如今手下只有团练兵等乌合之众尚不满万人，众寡悬殊。一听说叛军十几万鼓行而来，部将们莫不大惊失色，纷纷建议军民一起动手加固城防。李光弼则不以为然，他说：“太原城周四十里，贼垂至而兴役，是未见敌先自困也。”于是亲自率士兵与百姓在外城掘壕以自固，并做土坯数十万块，将士们都不知有何用。当叛军兵临太原城下后，猛烈攻城于外，光弼则令士卒用土坯增垒于内，坏辄补之。李光弼又制作抛石车，从城上飞射巨石，一发则击毙叛军二十多人。叛军一时伤亡很大，被迫退后距城几十步远。①史思明率十几万大军围攻太原，满以为能马到成功，不料一个多月也未能攻克。他开始改变战术，选骁骑组成游兵，并约定说，我攻其城北，你们则奔城南，我攻城东你们则奔城西，利用一切空隙攻城。但史思明这一声东击西的战术未能奏效，因为李光弼军令严整，虽不见叛军来攻城，警戒巡逻未曾松懈。叛军在城下大声辱骂，以激官军出城作战，李光弼则选用善挖地道者从城内向外挖地道。叛军只顾仰着脸辱骂，忽然被唐军拖入地道，然后押到城上斩首示众。从此，叛军行走时，提心吊胆，往往低头看地，唯恐被拖入地道中去。叛军又用云梯攻城，还修筑土山，光弼则挖地道，一靠近城，云梯与土山则陷入地道中，梯毁人亡。

恼羞成怒的史思明命叛军拼死攻城，李光弼诈降，派人与史思明约定某日出降，却暗中把地道挖到叛军营内，营房底下几乎挖空，先用木头支撑着。至约定投降这一天，先派裨将数千人出城，装作投降的样子，叛军将士拭目相看，不设防备。忽然轰隆一声，营中地陷，死伤千余人，叛军惊乱喊叫，乱成一团。李光弼乘机鼓噪而出，斩首与俘虏万余人。

当史思明围攻太原处于进退维谷之际，叛军发生了内讧，安庆绪杀死了安禄山，自立为皇帝，下令史思明归守范阳，留下蔡希德仍围攻太原。这时，叛军上下离心，李光弼及时抓住这一战机，率敢死士出击，大破叛军，斩首七万余级，蔡希德夺路逃命，军资器械，全都抛弃不管了。自此，遂解除了叛军对太原的包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肃宗至德二载。

李光弼的唐军不满万人，却以一当十，同十余万叛军巧妙周旋了五十多天，歼灭了七万多人。在此期间，他在城东南隅设一幕帐，早晚即在帐里处理军务，从未回府，与将士同甘共苦。他有时路过府门，也不回顾。解围三天后，军务处理完毕，才回府第。李光弼以少胜多，转弱为强，成功地坚守太原，不仅守住了河东的这座军事、政治要地，而且打破了叛军进犯西北的军事计划，有效地保护了唐肃宗在西北的大本营，并从容组织力量平定安史之乱。

激战河阳，力挫敌锋

乾元元年（758）十月，郭子仪与广平王李俶率军收复了东、西两都，并与李光弼等九节度使率军六十万将安庆绪围困于邺城（今河南安阳），史思明率十三万大军从范阳南下，以救安庆绪。第二年三月，双方大战于安阳河之北。由于唐军缺乏统一指挥，步调不一。加上一交战，忽然狂风骤起，飞沙走石，霎时天昏地暗，虽近在咫尺却不相辨。两军大惊，官军一溃遂不可收拾，其他诸军损失惨重，唯李光弼与王思礼“整勒队伍，全军以归”①。这年七月，郭子仪遭宦官鱼朝恩谗毁而解职，李光弼代其朔方节度使、兵马副元帅之职，并知诸节度行营。李光弼奉命离开太原，走马赴东都上任。不久，史思明分四路南下，兵临汴州（治今河南开封）。汴滑节度使许叔冀未能遵照李光弼坚守的指示行事，一战失利，投降了叛军，致使东都无险可守。李光弼认为叛军乘胜而来，利在坚守，不利速战。洛阳之北的河阳（今河南孟县）北连泽、潞两州，利则进取，不利则退守，表里相应，使叛军不得西进。于是他整军退守河阳。史思明进入洛阳时，已人走城空，一无所获，他又怕李光弼从背后袭击，不敢居洛阳宫，退驻白马寺南，并于河阳南筑造月城，与李光弼军南北对峙。

史思明有良马千余匹，每日于河南岸洗马，以示其多。李光弼于诸营搜罗牝马五百匹，当史思明的良马来到水边时，群牝马嘶鸣不止，史思明战马闻牝马叫声，皆浮河水而来，被唐军抓获赶到城内，史思明千余匹良马一时丧失殆尽。史思明欲断绝唐军粮道，李光弼驻军野水渡设防。傍晚回河阳城，留下部将雍希颢率千余人守栅寨，并对他说：“贼将高晖、李日越、喻文景皆万人敌也，思明必使一人劫我，我且去之，子领卒待贼于此，至则勿战，降则俱来。”诸将莫明其妙，有的还觉得好笑。这天，史思明果然召来李日越，让他引兵至野水渡，袭劫光弼军营。最后还告诉他说：“必获李君，不然无归。”李日越率骑兵于凌晨突至野水渡唐军营，方知李光弼已回城，怕回去被史思明杀害，遂投降，与雍希颢一同来拜见。将士们无不佩服李光弼料事如神。①得此消息，史思明气极败坏，列战船数百艘，前面是火船，欲顺流烧毁河上浮桥。李光弼事先制造了数百根百尺长竿，后边以巨木支撑着，竿头装用毡包着的铁叉，以阻止火船。由于火船不能靠近浮桥，不一会**而灭。光弼军又于桥上发射炮石，叛军战船多被击中而沉入水中。最后史思明损兵折将，狼狈败逃。①史思明重整旗鼓，再次进攻河阳。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乾元元年。

①《太平广记》卷一**。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乾元二年。

河阳有南、北、中三城。李光弼命骁将李抱玉守南城，自己据守中城，兼顾北城。史思明与伪宰相周挚先攻南城，李抱玉血战两天，杀伤甚多，史思明攻不下，改命周挚攻中城。李光弼先于城外设置木栅，栅外挖壕，深、宽各二丈，由大将索元礼据守。周挚依仗人多势众，直逼木栅。又用车运土填壕，并开栅为门。当叛军刚进栅门，立脚未稳时，索元礼率敢死士突然冲出，奋勇杀敌，大败叛军。

周挚收兵，整军布阵，猛攻北城。李光弼立即率军进入北城。这是一场殊死战。李光弼命其将郝廷玉率三百名骑兵攻击敌阵西北角，又命论惟贞率二百名铁骑攻击东南角，其余将士进击中部。他与诸将约定：要视麾旗作战，如麾旗挥动缓慢，任你们自由冲杀；如连挥三下触地，则万众齐入，拼死冲杀，少退者格杀勿论。他常把短刀置入靴中，这时对诸将说：“战，危事，吾国之三公，不可死贼手，万一战不利，诸君前死于敌，我自刎于此，不令诸君独死也。”表示誓与诸将同生共死。部署已毕，诸将率军冲入敌阵。经过一阵厮杀后，李光弼见时机成熟，连挥三下，麾旗触地。唐军立时奋勇百倍，呼声震天动地，一起拼命冲杀，叛军抵挡不住，溃不成军。这一仗，叛军被斩首千余级，俘虏五百人，溺水而死者又千余人。叛军大将徐璜玉、李秦授被俘。周挚率数骑逃去。史思明不知周挚军全线溃败，仍在攻南城，李光弼出示俘囚，史思明才知周挚败退，只得垂首丧气退回。①河阳大战的胜利，不仅极大地挫折了史思明叛军的锐气，也阻止了叛军的西进，保全了西京长安，使关中地区免遭叛军的再次蹂躏。李光弼劳苦功高，肃宗加授他为太尉兼中书令，并诏令褒奖其赫赫战功。诏令说：“自狂胡构祸，寰宇未清，义勇竭于臣心，勋庸著于王室。顷者余孽，尚稽天讨，蚊蚋相依，仍侵河外，是用仗其深略，为我长城，有穰苴之法令，亚夫之威略，远能挫群凶之锐，全百胜之师，为庙堂之宗臣，成军国之重任。”②邙山之败，愧恨而卒李光弼于河阳同史思明大战数月，成功地阻止了叛军的西进，同时又收复了河阳之北的重镇怀州（今河南沁阳），改变了腹背受敌的局面。这时有人传言：驻守洛阳的叛军都是燕地人，久戍思归，上下离心，如果出击，可一战破敌。毫无军事经验的陕州观军容使鱼朝恩信以为真，屡次上言肃宗，请进攻洛阳。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唐肃宗又犯了当年玄宗迫使哥舒翰出关作战的错误，命令李光弼立即进取东都洛阳。深谙敌情的李光弼上奏说：“贼锋尚锐，未可轻进。”这时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嫉恨李光弼军法严明，也随声附和鱼朝恩，妄称东都可取。于是，唐肃宗促使李光弼进取洛阳的使者相继于道。李光弼迫不得已，命郑陈节度使李抱玉守河阳，遂与仆固怀恩率兵并会同鱼朝恩及神策节度使卫伯玉进攻洛阳。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乾元二年。

②《唐大诏令集》卷六〇。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肃宗上元二年。

上元二年（761）二月，唐军在洛阳之北邙山摆开阵势。李光弼命唐军依险设阵，而仆固怀恩却布阵于平原开阔地。李光弼告诫他说：“依险则可以进，可以退；若平原，战而不利则尽矣。思明不可忽也。”①命他把军队移到险处，勇而刚愎的仆固怀恩却拒不听命。史思明乘唐军布阵未定之际，挥师冲杀过来，唐军阵脚大乱，死者数千人，军资器械遗弃殆尽。李光弼、仆固怀恩渡过黄河，退守闻喜（今山西闻喜），鱼朝恩、卫伯玉也逃回陕州。李抱玉听到邙山溃败的消息惊慌失措，丢弃河阳而逃。邙山一战，官军损兵折将，河阳、怀州这两个军事要地皆拱手让给了叛军。叛军乘胜西进，惊恐不安的唐廷急忙增兵陕州，以阻止叛军西进。

邙山之败完全是由唐肃宗轻信宦官鱼朝恩的无知妄言而作出的错误决策所造成的，但身为副元帅的李光弼却引咎责躬，一再请求贬职，肃宗只得罢免了他的副元帅、太尉之职，以开府仪同三司、侍中，领河中节度使。

叛将史朝义乘邙山之捷率军南下，进攻申、光等十三州。唐肃宗不得不再次启用深孚众望的李光弼，任命他为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都统河南等八道行营节度，出镇临淮（治今江苏盱眙）。李光弼奉命，即刻带病开赴临淮，而监军却以为兵少，请退保扬州，以避敌锋。李光弼拒绝了这一建议，他说：“朝廷以安危寄我，贼安知吾众寡？若出不意，当自溃。”遂一路疾驱进入徐州，然后挥师西进，一举收复许州，斩敌千余人，并活捉了二十二名叛将。史朝义分兵攻宋州，李光弼又击败其军。宝应元年（762），李光弼进封临淮王，并图像于凌烟阁，给以功臣殊誉。

安史之乱已持续了七年之久，关中、河北、河南连遭兵燹，唐朝的赋税收入主要依靠江南八道，人民负担日渐加重，于是在翁山（今舟山群岛）爆发了以袁晁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军迅速攻占了台州（今浙江临海）、信州（今江西上饶）等郡，一时发展到二十万人。李光弼遂命部将张伯仪进攻衙州，击败了袁晁义军。至广德元年（763），张伯仪擒获了袁晁，镇压了这次农民起义。

宦官鱼朝恩因建议肃宗进取洛阳，致有邙山之败，他在羞愧之余，反迁怒于李光弼。骠骑大将军兼内侍监程元振嫉贤害能，也深忌李光弼的战功。肃宗末年，二人专权用事，一再中伤李光弼。自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遭程元振谗言被诛，李光弼深自不安。这年十月，吐蕃军进犯京师，即位不久的唐代宗仓皇逃至陕州，诏令李光弼勤王。他虽拥有重兵，但因惧怕遭鱼朝恩等宦官的陷害，迁延不敢赴援。代宗返回京师，任命李光弼为东都留守，以观察其意向。李光弼又以就江、淮运粮为由，领兵返回徐州，拒不就任。代宗将其母迎至京师，供给优厚，以解嫌疑。

由于李光弼处危疑之地，拥兵不朝，诸将田神功等举止轻慢，李光弼从此失去了往日的威严。他抑郁成疾，于广德二年（764）八月卒于徐州。享年五十七岁。赠官太保，谥曰武穆。

李光弼足智多谋，在其戎马生涯中，善于出奇制胜，以少胜多。他治军威严而有方，代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后，营垒、士卒、麾帜无所更改，而当他号令后，军威更加威严。被誉为“自艰难已来，唯光弼行军治戎，沉毅有筹略，将帅中第一”①。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史家称他“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而战功推为中兴第一”。

①《册府元龟》卷三九三《将帅部》。

第二节 高仙芝

征小勃律国告捷

高仙芝（？—755年）本是高丽人。出身于将门之家。父名舍鸡，起初在河西军做事，后立军功，官至四镇十将、诸卫将军。仙芝姿容俊美，善于骑射，骁勇果敢。少年时随父至安西，因父有功授游击将军。到了二十余岁时即拜为将军，并与父班秩相同。他先在节度使田仁琬、盖加运手下任职，未受到重用。后夫蒙灵詧发现了他的才干，一再提拔重用。到了开元末，即升任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

小勃律（今克什米尔）原为唐属国，又是吐蕃通往四镇的交通要道，吐蕃赞普把公主嫁给小勃律王苏失利之为妻，小勃律国遂归附于吐蕃，吐蕃进而控制了西北各国，因此“西北二十余国皆臣吐蕃”，中断了对唐朝的贡献，“安西都护三讨之无功”③。天宝六载（747），唐玄宗任命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率步骑一万进讨小勃律。当时步兵皆有私马相随，于是高仙芝率军从安西出发，经过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进入握瑟德（今新疆巴楚东北），再经过疏勒（今新疆喀什），翻过葱岭（今帕米尔），过播密川，抵达小勃律特勒满川。高仙芝一路跋山涉水，行军百余日。至此，他分兵三路：命疏勒赵崇玭从北谷道，拨换贾崇瓘自赤佛道，高仙芝与监军边令诚一起从护密道，约定七月十三日辰时会于吐蕃连云堡（小勃律西北部）。连云堡南面依山，北临婆勒川。堡内有兵千余人驻守，城南又因山为栅，栅内有九千多兵士据守。当唐军进至婆勒川时正是早晨，河水低缓。高仙芝命兵士每人自备三天干粮，迅速涉过了婆勒川。仙芝对边令诚说：“向吾方涉，贼击我，我无类矣。今既济而阵，天以贼赐我也。”连云堡守兵连做梦也不曾想到唐军会突然自天而降，遂惊慌依山拒战，炮石檑木如雨。高仙芝下令说：“不及日中，决须破虏。”郎将李嗣业为陌刀将，手持一旗，领陌刀手自险处先登，奋力杀去，未到中午即攻占其城，斩五千人，活捉千人，获得战马千余匹，衣资器甲数以万计。高仙芝欲乘胜深入小勃律内地，监军边令诚畏惧而不肯行。仙芝只好留下老弱兵二千人，让边令诚领着守城，自己率兵继续深入。高仙芝率军南行三日，将至坦驹岭（今克什米尔北部德尔果德山口）。

②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作注。

③《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小勃律传》。

山岭险峻，多悬崖峭壁，岭长四十里，下岭即阿弩越城。他料到兵士惧怕险阻不敢下岭，即暗中先派出二十名骑兵，穿阿弩越城着胡服，假称阿弩越城人前来迎接，以消除兵士的惧怕心理。当大军将下岭时，兵士果然恐惧不肯下，并对仙芝说：“公驱我何去？”话未说完，其事先派出的二十人恰巧从岭下赶到，并说：“阿弩越城胡来迎，已断娑夷桥矣。”娑夷桥是一座藤制桥，是小勃律通往吐蕃的唯一之路，断桥则吐蕃不能入援。兵士听了，畏惧心理顿消，高兴地下岭。下岭不久，果然有胡人来迎。第二天即顺利进入阿弩越城。高仙芝命将军席元庆率精骑一千先行，让他先告诉小勃律国王说：“不窥若城，吾假道趋大勃律耳。”城中有五六个酋领，皆死心塌地投靠吐蕃。仙芝又与元庆约定说：“若酋领逃者，递出诏书呼之，赐以缯彩，至，皆缚以待我。”元庆按他的命令行事。当高仙芝到达时，席元庆已缚住了那五六个酋领，命将斩首。小勃律国王及吐蕃公主已逃入山洞，仙芝招谕，才肯出降，“遂平其国”。仙芝急令席元庆砍断娑夷桥。当天傍晚，吐蕃入援大军赶到，但桥已砍断。这座藤桥长有一箭之地，修复需要一年的时间。吐蕃虽心急如焚，却坐视不能相救。九月，高仙芝押着小勃律国王及吐蕃公主经赤佛堂路回到连云堡，与边令诚会师后，班师回安西。自平定了小勃律国之后，“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服”。

九月末，高仙芝回军至播密川，即令刘单起草捷报，并派中使判官王廷芳进京告捷。由于事前未告诉四镇节度使夫蒙灵詧，招致了他的妬嫉与怨恨。当高仙芝一行人回到河西时，他不派一人前来迎接慰劳，反以“噉狗肠”、“噉狗屎高丽奴”等污言秽语把高仙芝骂得狗血淋头，认为高仙芝经自己举荐才步步高升，今天却不告知自己而擅奏捷报，是忘恩弃义。最后又训斥他说：“据高丽奴此罪，合当斩，但缘新立大功，不欲处置。”高仙芝忧惧不安。监军边令诚感到夫蒙灵詧对待此事殊不公正，遂将此事上奏朝廷。其年十二月，朝廷为嘉奖高仙芝的赫赫战功，制授鸿胪卿、摄御史中丞，代夫蒙灵詧为四镇节度使，并征调夫蒙灵詧入朝。

高仙芝虽擢任为安西四镇节度使，见了夫蒙灵詧仍是“趋走如故”，毫无报复之意，这倒使他心里不安。副都护程千里、大将军毕思琛、行官王滔、康怀顺、陈奉忠等，也曾在夫蒙灵詧面前诋毁过高仙芝，他领节度使后批评程千里说：“公面似男儿，心如妇人，何也？”又责备毕思琛过去凭借威福，擅夺他城东一千石种子庄，最后还对思琛说：“我欲不言，恐汝怀忧，言了无事矣。”又把王滔等叫到面前，命拉下去将笞打，过了一会又都释放。由于高仙芝把过去彼此之间结下的怨隙一一挑明，并予以宽免，使军将们消除了顾虑，“由是军情不惧”。

天宝八载（749）十一月，吐火罗（在今阿富汗北部）叶护失里伽罗上表唐廷说，朅师国（在今巴基斯坦北部奇特拉尔）王亲附吐蕃，受小勃律镇军困苦，运粮受阻，欲发兵击破朅师国，请求唐朝调发安西兵助战，来年正月至小勃律，六月进至大勃律。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奉命出军，遂于翌年二月击破朅师国，俘虏其国王勃特没。三月，唐廷册立勃特没之兄素迦为朅师王。①怛逻斯战役之败天宝八载十二月，高仙芝上奏石国（昭武九姓之一）无蕃礼节，请求进讨。经唐廷允许后，遂发兵进攻石国。高仙芝派人先与石国约和，然后乘其不备，出兵掩袭，遂俘虏石国王及其部众，胜利而归，并尽杀其老弱。高仙芝为人贪婪，掠得石国瑟瑟（碧珠）十余斛，黄金五六骆驼，“其余口马杂货称是，皆入其家”②。

天宝十载（751）正月，高仙芝入朝，献其所俘获的突骑施可汗、吐蕃酋长、石国王、朅师王。玄宗以其功勋卓著，加授开府仪同三司。不久，又任命他为武威太守，并代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但由于安思顺讽劝部下“割耳剺面”苦苦相留，此令未能实行。遂改任右羽林大将军。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八载。

高仙芝以欺诈的手段攻破了石国，并大肆杀掠，石国王子将此遍告昭武诸胡，激起了他们的愤慨，便暗中联合大食国共同进攻安西四镇。高仙芝获知此事后，遂于其年四月亲率蕃、汉兵数万进攻大食，深入其境七百余里，至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江布尔城附近），与大食军遭遇，双方激战五日，未见胜负。在双方相持的重要时刻，唐军中的葛罗禄部众突然叛变，与大食夹击唐军，高仙芝大败，乘夜间逃跑。由于道路阻隘，拔汗那部众又在前面挡住去路，人马壅塞道路，幸亏右威卫将军李嗣业奋起大棒，为他杀开一条血路，才得以逃脱。这次战役，“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千余人”。①枉死于宦官的屠刀下天宝十四载（755），高仙芝封为密云郡公。十一月，安禄山叛反于范阳，挥师南下。唐玄宗在派出封常清东讨叛军之后，又以荣王李琬为元帅，高仙芝为副元帅，统率飞骑、彍骑及朔方等兵，又出禁中钱召募了关辅新兵，计五万人。十二月一日，高仙芝从长安出发，玄宗亲自在勤政楼为荣王、高仙芝举行宴会，又到望春亭为他们送行，并命边令诚为监军。

高仙芝率军进驻陕郡（今河南三门峡西）。由于天下承平岁久，兵不习战，再加上中原地区防务空虚，安禄山叛军迅速逼近东都，把封常清军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狼狈逃往陕郡。不久前曾夸口“挑马箠度河，计日取逆胡首以献阙下”的封常清这才认识到叛军锐不可当，劝高仙芝退守潼关，以阻止叛军西进。高仙芝依从了封常清的建议，急忙打开太原仓，把库中的缯布全部分赐给将士，放火焚烧了仓库，率兵向潼关方面撤退，中途被叛军追及，官军一触即溃，“甲仗资粮委于道，弥数百里”。官军退入潼关后，高仙芝马上整顿部伍，缮修守备，士气也渐渐振作起来。叛军前锋很快兵临关下，攻关不下，只得退走。

潼关是长安的东大门，潼关以西，长安已无险可守。官军扼守潼关，完全能阻止叛军西进关中，高仙芝退守潼关的战略决策是十分正确的。但是，监军边令诚常常以私人相请托，遭到高仙芝的拒绝，因而怀恨在心。在他入朝奏事时，具言仙芝、常清的所谓逗留桡败的情状，并诬奏高仙芝“盗减军士粮赐”。昏庸的玄宗听信宦官的一面之辞，误以为真，十分恼怒，敕令将二人处以死刑。

十二月十八日，边令诚手持敕书到了潼关，先杀了封常清，暴尸于芦苇之上。这时高仙芝恰好回到厅上，边令诚调来一百多名陌刀手作为侍卫，然后来到厅上对仙芝说：“大夫亦有恩命。”接着宣布了高仙芝的罪状，并处以斩首。仙芝听了感到十分冤枉，极力分辩说：“我遇敌而退，死则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谓我盗减粮赐则诬也。”他回头对麾下说：“我募若辈，本欲破贼取重赏，而贼势方锐，故迁延至此，亦以固关也。我有罪，若辈可言；不尔，当呼枉。”于是军中遂异口同声，高呼“枉！”其声震天动地。①尽管如此，不以大局为重，执意以私害公的边令诚并不顾忌这些，高仙芝终于死于他的屠刀之下。

高仙芝是唐玄宗时期的名将。他镇守安西，为维护唐西陲的安全、加强与西域的联系作出了贡献。他退守潼关，暂避敌锋，有利于阻止叛军西进长安。但由于宦官的诬陷，唐玄宗的偏听偏信，遂致身死，令人惋惜。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载。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四载。

（谢选骏指出：高仙芝是一个高丽人，他出任唐军将领绝非孤立现象。事实上唐朝军队充满了各种夷狄，就像唐朝的宗室一样——因为唐朝是一个周朝那样的王国联盟，而不是秦两汉与元明清那样的统一帝国。如此看来，唐朝与大食的冲突，也就不是两个帝国之间的冲突，而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儒释道与伊斯兰之间的冲突。怛罗斯之战的结果是儒释道败于伊斯兰——儒释道不仅在此役之中在中亚细亚败于伊斯兰，而且也在后来节节败退，在中国国内不断败于伊斯兰扩张——直到今天，回教据点已经遍布中国各地，处处扰乱社会秩序。回民白寿彝甚至领衔杜撰这部《中国通史》二十二卷，大肆歪曲中国历史。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第三十章 唐德宗】

唐德宗，名李适（742—805），代宗之子。广德元年（763）代宗即位，史朝义占据东都洛阳，代宗任命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晋封鲁王，后又改封雍王，率军讨代史朝义。不久河北平定。李适被任为尚书令。广德二年（764）被立为太子。大历十四年（779）李适即位。时为三十七岁，正年富力强，一心想使唐中兴。

第一节 讨伐藩镇，指挥失当

安史之乱后，唐朝内忧外患重重，政治危机四伏，最使统治者感到烦恼的就是藩镇割据。河北、淮西的割据势力最为强大，“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他们拥有大量军队，修筑城堡，自设文武官吏，自己征收赋税，不向国家缴纳贡赋，同时互相勾结抗拒朝廷。唐肃宗、代宗时期由于统治者无能为力，对藩镇采取了姑息容忍的政策。德宗即位后，藩镇势力有增无减，德宗再也不能容忍，一心想要平定藩镇。建中元年（780）他接受了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为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也为讨伐藩镇提供了军费。

建中二年（781），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成为唐讨伐藩镇的重要契机。在此之前，李宝臣和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相互串通，力图在藩镇内实行父传子的世袭制。因而在大历十四年（779）田承嗣死时，李宝臣极力向朝廷请求，立田悦为魏博节度使，得到了唐代宗的准许。所以到此时田悦接连为李宝臣之子李惟岳向朝廷请求继任节度使，德宗正想革除以前的弊病，没有答应。有人劝谏德宗说：“惟岳已据父业，不因而命之，必为乱。”德宗说：“李惟岳本无资以为乱，皆藉我土地，假我位号，以聚其众耳。向日因其所欲而命之，而乱日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乱而适足以长乱，然则惟岳必为乱，命与不命等耳。”德宗终究没有准许。于是田悦与李正己等派遣使者暗中谋划，联合起来对抗朝廷。

建中二年（781）五月，魏博镇田悦进攻邢州和临洺县，挑起了战端。德宗下令任命李晟为神策都知兵马使与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联合授救临洺。六月，由于梁崇义据有襄、汉七州，不听招抚，顽固抗拒朝命，德宗授予李希烈南平郡王的爵位，加任为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统领各道兵讨伐梁崇义。杨炎劝谏德宗，指出李希烈为人心狠，不讲情义，其曾为董秦（李忠臣）养子，董秦对他信任无比，而他最终却驱逐了董秦取而代之。其人“无功犹倔强不法，使平崇义，何以制之”。德宗没有听从劝告。

七月，唐官军将领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李晟在临洺大败田悦军，同时唐将又在徐州大败魏博、淄青军。当时平卢、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已死，他的儿子李纳擅自统领军务，被唐军击败后，退回濮州，接着唐德宗命令卢龙节度使朱滔攻打成德李惟岳，李惟岳战败逃回恒州。这时藩镇内部出现了一些矛盾，李惟岳的部下王武俊杀死了李惟岳，投降了唐朝。在此之前的建中二年八月，李希烈攻打襄、汉，取得了胜利，梁崇义兵败自杀。德宗对于一时取得的胜利缺乏清醒的估计，对藩镇的割据形势、内部之间的相互关系，没有认真的分析，因而采取了一些失当的措施，使平定藩镇的斗争遇到了严重的挫折，导致了更大规模的战祸。

当时德宗任命成德镇降将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二州都团练使，另一降将康日知为深、赵二州都团练使。将德、棣二州分给朱滔，目的是在给降将和有功之臣赏赐的同时，分散和削弱藩镇的力量。结果，王武俊认为自己功劳大，地位反而比张孝忠低，和康日知并列，很不服气，拒绝接受朝廷的任命。朱滔想要取得深州，已经屯兵据守，不想交给康日知，对朝廷这样的安排也很不满。于是这一纸任命促使朱滔、王武俊反倒与田悦、李纳相互勾结，共同反抗朝廷，使藩镇战争进一步扩大。朱滔又写密信给他的哥哥凤翔节度使朱泚，约定共同谋反，信被马燧查获，唐德宗就将朱泚召到长安，进行监视。同时又派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协助马燧攻打河北三镇，李怀光先胜而后败，唐军与叛军处于相持状态。这样叛军各将帅就相约称王，明目张胆地与朝廷对抗。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拥立朱滔为盟主。李希烈在击败梁崇义后就已不听朝命，叛军各将乘机劝李希烈称帝，以相互声援。

建中三年（782）十二月，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李希烈兵强粮足，势力最强。他派兵四处抢掠，并包围郑州，威胁洛阳，李希烈的反叛使战火由河北扩大到河南。建中四年（783）八月，李希烈率领三万兵包围襄城，攻打哥舒曜。九月，宣武节度使李勉派遣部将唐汉臣率兵一万援救襄城，德宗派刘德信率军助战。李勉奏称：“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许州空虚，若袭许州，则襄城围自解。”①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积极建议，但是李勉派遣二将奔往许州，未到数十里，德宗就派遣中使责备李勉违背诏令，将二将追回，结果遭到许州叛军的拦击，官军大败，死伤过半。李希烈的军队掠夺到伊阙，李勉派四千人加强防守东都洛阳，被李希烈断绝后路。宣武军从此士气不振，襄阳城处境更加危急。这些都是德宗指挥失当的恶果，不仅错过了战机，而且使自己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二八，德宗建中四年。

第二节 泾原兵变

建中四年（783）九月，德宗征发泾原等各道兵马援救襄城。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兵五千来到长安，士兵们冒着雨，天气寒冷，希望能得到朝廷的优厚赏赐，结果一无所得。士兵们出发到了浐水，德宗下诏，命令京兆尹王翔犒赏军队。王翔只给粗饭素食，引起了士兵的不满，导致哗变。士兵们扬言：“吾辈将死于敌，而食且不饱，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闻琼林、大盈二库，金帛盈溢，不如相与取之。”于是击鼓呐喊，攻入京城。姚令言正入朝辞行，听说后急忙赶来劝解士兵们说：“诸君失计！东征立功，何患不富贵，乃为族灭之计乎！”②士兵们不听，用兵器胁迫姚令言向西进兵。德宗急忙命令每人赏赐布帛二匹，众人更加愤怒，用箭射中使，德宗又令中使安抚士兵们，可是乱军已到了通化门北，中使一出城门便被乱兵所杀。德宗又命令拿出二十车金帛赏赐给士兵，这时乱军已经入城，不可阻挡，德宗带领部分皇妃、太子、诸王等人仓皇出逃。

自从鱼朝恩被杀后，宦官不再掌管军队，此时，曾在东宫服侍过德宗的两名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统领宦官及左右的人仅一百人随从，让普王李谊为前导，太子殿后。司农卿郭曙正领家兵数十人在禁苑中打猎，听说德宗出行，也立即随从，右龙武军使令狐建正在军中教练射箭，得知消息后也率领部下四百人从行。翰林学士姜公辅拦在马前提醒德宗说：“朱泚尝为泾原帅，得士心，昨以朱滔叛，坐夺兵权，泚常忧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使陪銮驾，忽群凶立之，必贻国患。臣顷曾陈奏，陛下苟不能坦怀待之，则杀之，养兽自贻其患，悔且无益。”①但德宗逃命要紧，哪还顾得上听从他的话。德宗经由咸阳到了奉天，下诏征发附近各道的兵马入援，左金吾大将军浑瑊来到奉天。由于浑瑊平素很有威望，众人心里才逐渐安定。

乱军进入皇宫后，大声喧哗呼喊，争相进入府库夺取金帛。姚令言与乱军商量，认为众人没有主帅，难以持久。于是从私宅中迎接朱泚入宫，拥立为主帅。当时一些朝官劝朱泚迎接皇上车驾回宫，朱泚不听。光禄卿源休劝朱泚称帝，赋闲而居的李忠臣、张光晟等人也支持朱泚叛乱，凤翔泾原大将张廷芝、段诚谏也率兵从襄城投奔而来，朱泚认为是众望所归，决心反叛。于是与河北各藩镇相呼应，并准备进军奉天。

当时有人告诉德宗说：“朱泚被乱兵拥立为帅，将要攻城，要做好防守准备。宰相卢杞咬牙切齿地说：“朱泚忠贞，群臣莫及，奈何言其从乱，伤大臣心，臣请以百口保其不反。”德宗也认为朱泚不会背叛，又听说各大臣劝朱泚奉迎他回宫，就下诏给各道来到的援军，让他们都安营在三十里外。姜公辅劝谏说：“今宿卫军寡，防虑不可不深，若（朱）泚竭忠奉迎，何惮于兵多；如其不然，有备无患。”德宗才把全部援兵招入城内。朱泚果然派泾原兵马使韩旻率兵三千人，谎称迎接皇上车驾，然而在段秀实等人的拚力阻止下，阴谋没能得逞。

①《旧唐书》卷一三八《姜公辅传》。

德宗刚到奉天时，嫌奉天地方狭小，想移驾凤翔。户部尚书萧复听说后，急忙朝见德宗说：“陛下大误，凤翔将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与之同恶者。臣尚忧张镒不能久，岂得以銮舆蹈不测之渊乎？”德宗说：“吾行计已决，试为卿留一日。”第二天，果然听说凤翔部将李楚琳作乱，杀节度使张镒，投降了朱泚。德宗总算幸免不测。右龙武将军李观率领一千多卫兵跟随德宗在奉天。德宗命他召募军队，几天之内召集到五千多人，列队在交通要道，旗鼓严整，使城内的人精神为之一振。

此时，朱泚从白华殿进入宣政殿，自称大秦皇帝，自设文武官吏，公开亮出了反唐的旗号。同时，朱泚写信给朱滔说“三秦之地，指日克平，大河之北，委卿除殄，当与卿会于洛阳”。表明要与河北藩镇势力联合推翻唐朝。朱泚称帝，打破了德宗的幻想，他向魏县行营告急，李怀光率领朔方军前来救援，李晟也沿路收编士卒回救，浑瑊坚守奉天。朱泚则加紧进攻奉天，亲自督战，围攻了一个月，形势极为危急。奉天城内的财物、粮食都已耗尽。德宗派人出城侦察敌情，由于天气寒冷，这些人跪着奏请给短袄、套裤各一件，德宗为他们到处寻求，竟无所获。

朱泚忧虑长安内部局势不稳，就更加紧攻击奉天，并制造了大型云梯、轒辒车等攻城器具，集中进攻城的西北角，箭石如雨而下，城内死伤的人不可胜数。叛军已经有登上城的人，德宗和浑瑊相对而哭，群臣只有抬头向天祷告。德宗拿出了从御史大夫、食实封五百户以下的空名告身一千多通给浑瑊，让他召募敢死勇士抵抗。城内敢死士击鼓呐喊，努力奋战，烧毁云梯，叛军大败。此时，又得到李怀光援军即将来到的消息，城内军民一时士气大增。紧接着李怀光又在礼泉击败朱瑊的军队，朱瑊感到害怕，领兵退守长安，奉天城转危为安。

第三节 李怀光之叛

奉天解围后，汴滑行营兵马使贾隐林直言不讳地向德宗指出：“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虽朱泚败亡，忧未艾也！”①事情果不其然，由于德宗的昏庸，没有给予李怀光以适当的安抚，却一味地听从卢杞的意见，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招来李怀光叛乱。

李怀光性格粗略，多疑，他从山东赶来奔赴国难，多次对人说卢杞、赵赞、白忠贞三人奸诈、谄媚。并且说天下之乱，都是这些人造成的，见了皇上，应当请求处死他们。奉天之围解脱后，李怀光居功自傲，认为德宗一定会以极高的礼仪迎接他。有人传告赵赞说：“怀光缘道愤叹，以为宰相谋议乖方，度支赋敛烦重，京尹犒赐刻薄，致乘舆播迁者，三臣之罪也。今怀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诚，询访得失，使其言入，岂不殆哉！”王翃、赵赞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卢杞，卢杞心里害怕，就很狡猾地对德宗说：“怀光勋业，宗社是赖。臣闻贼徒破胆，皆无守心。若因其兵威，可以一举破贼；今若许其朝觐，则必赐宴，赐宴则留连，使贼得京城，则从容完备，恐难图之。不如使怀光乘胜进取京城，破竹之势，不可失也。”①德宗认为有理，遂令李怀光直接率领军队驻屯便桥，与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马使杨惠元按规定日期一同攻取长安。李怀光自以为行走数千里，竭尽诚心，奔赴国难，击败朱泚，解开重围，而近在咫尺之间，不能见到天子，心中非常不满。说：“吾今以为奸臣所排，事可知矣！”于是领兵屯驻咸阳，而不进兵。又多次上表，揭露卢杞等人的罪恶，众人也议论纷纷，指责卢杞。德宗不得已，在十二月贬卢杞为新州司马，白志贞为恩州司马，赵赞为播州司马。

李怀光胁迫朝廷驱逐了卢杞等人后，自己内心感到不安，遂萌背叛朝廷的意图，又厌恶李晟独当一面，担心他讨伐叛军取得成功。就奏请与李晟合为一军，企图乘机并吞，朝廷不明真相，下诏同意两军联营。但由于李怀光心怀鬼胎，作战计划总是和李晟不一致，相互之间很不协调，李怀光在咸阳驻守了几个月，停滞不前。德宗多次派中使催促他。李怀光借口士兵疲惫，抵制朝命。暗中却与朱泚相互勾结，阴谋逐渐暴露。兴元元年（784）二月，李晟上奏朝廷要求移军东渭桥，最后终于脱离了李怀光。

李晟认为李怀光谋反的迹象已经明显，形势危急，上奏德宗应该有所防备，通往蜀、汉的道路不能阻塞，请任命副将赵光铣等人为洋、利、剑三州刺史，各领兵五百人驻守，以防患于未然，德宗犹豫不决，未能采纳。德宗想要亲自带领禁兵到咸阳，以安抚慰劳为名，督促各将进兵征讨。有人告诉李怀光说，这是汉高祖伪游云梦的计谋，李怀光大为惊恐，谋反的想法更加强烈。德宗将要出发到咸阳，李怀光言词更加无礼，德宗还怀疑被坏人所离间，就加任李怀光为太尉，来进行笼络，并且赐予铁券。使者宣布圣旨，李怀光当着使者的面将铁券扔在地上说：“圣人疑怀光邪？人臣反，赐铁券，怀光不反，今赐铁券，是使之反也！”于是奉天开始严守门关，加强防备。加任李晟为河中、同绛节度使，继而又加任为同平章事，把挽救唐朝的危机寄托在他的身上。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九，德宗建中四年。

①《旧唐书》卷一三五《卢杞传》。

李怀光利用夜间袭击了鄜坊节度使李建徽及神策行营兵马使杨惠元的军队，夺取了他们的军队。并且宣布：“吾今与朱泚连和，车驾且当远避。”①公开亮出了反叛的旗号。李怀光派他的部将赵升鸾进入奉天，约定晚间派遣别将放火烧乾陵，让赵升鸾作内应，威胁皇上车驾。赵升鸾将此事告诉了浑瑊。浑瑊告诉了朝廷，请德宗到梁州。朝臣及将士随德宗而行，情形非常狼狈。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〇，德宗兴元元年。

第四节 收复长安，藩镇得势

李怀光的反叛，使唐朝刚缓和的局势又转恶化，不少唐官投降了朱泚。

甚至马燧也感到绝望，撤回了救兵。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李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力挽狂澜，表现了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当时李怀光、朱泚两股反叛势力联同一气，李晟以孤军处在两个强敌之间，内无粮食，外无救兵，仅仅以忠义激励将士们，虽然势单力薄，但锐气不衰。

而李怀光的部下有许多人不愿意跟随其反叛。他的部将李景略劝他“取长安，杀朱泚，散军还诸道，单骑诣行在，如此，臣节亦未亏，功名犹可保”。他最终没能听从，内部很不稳定。后来朱泚对他态度很傲慢，彼此之间产生了隔阂，还有的将士逃离了他而投降了李晟。李怀光内忧部下兵变，外怕李晟袭击，于是领兵向东投奔河中。

李晟“修城隍、缮甲兵”，征收渭北粮草，做好了进攻长安的物质准备，同时，骆元光的华州军、尚可孤的神策军、戴休颜的奉天军，韩游瓖的邠宁军等相继来到，都接受李晟指挥，军势为之大振。

德宗到梁州后，由于山南土地贫瘠，百姓穷困，自安史之乱以来遭到盗贼的抢掠，户口减少了一大半，虽然控制十五州，租赋不如中原的几个县。当德宗的车驾一到，粮食供应出现困难。因而德宗想要西去成都。朝臣严震奏告德宗说：“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图收复，藉六军以为声援。若幸西川，则晟未有收复之期也。”众人议论不决，适逢李晟上奏表指出，陛下驻扎在汉中，可以维系众人之心，形成消灭叛贼的有利形势。“迁都岷、峨，则士庶失望，虽有猛将谋臣，无所施矣！”①德宗去成都的想法才作罢。严震则千方百计征收财赋，使百姓不至于贫困而供应又能得到保证。

兴元元年四月，加任李晟为鄜坊、京畿、渭北、商华副元帅。五月，李晟大规模列兵，向将士们宣布要收复京城长安。为了保护百姓的安全和皇城的完好无损，李晟制定了从宫苑北部进攻，直捣叛军腹心的策略。五月二十二日，尚可孤在蓝田击败朱泚的叛军，五月二十五日夜间，李晟把军队从东渭桥转移到光泰门外，逼近京城。大批叛军攻上前来，被官军打得大败，李晟军乘胜进入光泰门，斩杀叛军数以千计。五月二十八日，李晟派遣牙前将史万顷率领步兵直抵苑墙，已开苑墙二百步，叛军树栅栏堵住，官军不能前进，后史万顷率军拔去栅栏而入，骑兵随后进击，叛军大败。追击到白华门，朱泚、姚令言率领一万多叛军逃跑。李晟收复了京城，官军号令严明，秋毫无犯，长安秩序安定。与此同时，浑瑊与戴休颜也在咸阳击败叛军三千，韩游瓖则率军追击朱泚到泾州。六月，李晟将收复京城的文告送到梁州，进呈给德宗。德宗感激涕零，群臣表示祝贺。德宗加任李晟为司徒，兼中书令。朱泚、姚令言逃往泾州，泾州田希鉴闭门不纳，姚令言被士卒所杀。朱泚后又逃往彭原，被其部将韩旻所杀，把首级传送到梁州。七月，德宗车驾回到长安，至此，历时九个月的朱泚之乱才告平息。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〇，德宗兴元元年。

李怀光到河中后，无所施展。德宗回到长安后，李怀光曾派他的儿子向朝廷表示谢罪，请束身归朝。德宗考虑到他有奉天解围之功，想要赦免他的罪过。于是下诏授予李怀光太子太保的官爵，允许他从其部下中选择功劳大的一人统领他的部众。德宗派遣给事中孔巢父前往河中宣布诏令，但李怀光不接受诏令，孔巢父也被他的部下杀害。德宗就派浑瑊、马燧围攻河中，贞元元年（785）八月，李怀光兵败自杀。

由于泾原兵变、朱泚叛乱，唐与河北藩镇的矛盾居于次要地位。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则利用王武俊和朱滔的矛盾，劝说王武俊归顺朝廷。德宗在奉天被围困时，派人向田悦、王武俊、李纳说明，可以赦免他们的罪过，并给以优厚的官爵，使他们归顺朝廷。三人看到割据的地位可以得到承认，就秘密向朝廷表示归顺的诚心。兴元元年（784）春，德宗下罪己诏，宣布大赦天下。诏令中说：“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咸以勋旧，继守藩维，朕抚驭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一切并与洗涤，复其爵位，待之如初。”除朱泚之外，“并从原宥”。这个诏书虽然不能根本改变藩镇割据的状况，但对于缓和与河北各藩镇的矛盾，把矛头集中指向朱泚、消灭朱泚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王武俊、田悦、李纳见到赦诏，都自去王号，上表谢罪。德宗任命王武俊为恒冀深赵节度使，李纳为平卢节度使，田悦早已为魏博节度使，此时，特加检校左仆射官号。朱滔因与朱泚相呼应，出兵南下，和田悦发生矛盾，而攻打魏博，后被李抱真和王武俊击败而一蹶不振，退回幽州。贞元元年（785）朱滔病死，将士们拥立刘怦为主帅，朝廷就任命刘怦为幽州、平卢节度使。贞元二年（786）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所杀，陈仙奇归降朝廷，朝廷任命他为淮西节度使。后来吴少诚又杀死了陈仙奇，自为留后，朝廷就又任命他为淮西留后。德宗对藩镇的战争，最后以承认藩镇既得利益的妥协政策而宣告结束。

第五节 起用李泌，通好回纥

兴元元年（784），德宗从奉天逃往汉中后，征召了曾侍奉过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老臣李泌。任命他为左散骑常侍。李泌具有丰富的政治阅历，目光敏锐，善于洞察事物，又足智多谋。他对德宗的弱点有较深刻的了解，并善于劝谏，对德宗的后期统治具有不可忽视的辅佐作用。在朱泚叛乱之际，德宗曾约定吐蕃出兵援助，许诺割让安西、北庭作为代价。后朱泚大败，吐蕃虽然出兵但并没有给予有力的援助，大掠武功而回，长安平定后，吐蕃请按约定取得安西、北庭二镇。昏庸的德宗竟然想割给两地。李泌劝阻说：“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皆悍兵处，以分吐蕃势，使不得并兵东侵。今与其地，则关中危矣，且吐蕃向持两端不战，又掠我武功，乃贼也，奈何与之？”①并指出：“两镇之人尽忠竭力，为国家固守近二十年，诚可哀怜。一旦弃之以与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国，他日从吐蕃入寇，如报私仇矣。”于是德宗拒绝了吐蕃的要求。

贞元元年（785），李泌被任命为陕虢观察使，贞元三年，又被提升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成为宰相。德宗对他更加信任，李泌则以他的聪明才智对德宗的错误思想进行疏导，取得了很大成效。

德宗曾与李泌论及即位以来的各个宰相。说：“卢杞忠清强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觉其然。”李泌说：“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独不觉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为奸邪。倘陛下觉之，岂有建中之乱乎！杞以私隙杀杨炎，挤颜真卿于死地，激李怀光使叛，赖陛下圣明窜逐之，人心顿喜，天亦悔祸，不然，乱何由弭！”德宗说：“杨炎以童子视朕，每论事，朕可其奏则悦，与之往复问难，即怒而辞位。观其意，以朕为不足与言故也。以是交不可忍，非由杞。建中之乱，术士豫请城奉天，此盖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李泌立即反驳说：“天命，他人皆可言之，惟君相不可言。盖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则礼乐政刑皆无所用矣。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德宗说：“朕好与人较量事理卢杞小心，朕所言无不从；又无学，不能与朕往复，故朕所怀常不尽也。”李泌指出：“杞言无不从，岂忠臣乎？夫‘言而莫予违’，此孔子所谓一言丧邦者也。”①由于李晟、马燧久战沙场，屡建大功，受到了德宗的猜忌，李晟、马燧感到疑虑不安。贞元三年（7s7），李泌初任宰相，即与李、马二人一同朝见德宗，李泌直言不讳地对德宗说：“愿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马燧有大功于国，闻有谗之者，虽陛下必不听，然臣今日对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万一害之，则宿卫之士，方镇之臣，无不愤惋反仄，恐中外之变不日复生也今晟、燧富贵已足，而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无虞，国家有事则出从征伐，无事则入奉朝请，何乐如之！故臣愿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则天下永无事矣！”德宗听了李泌的剖析，深感这是关系国家安危之大计，表示接受，一席话消除了君臣之间猜疑。德宗对李泌的劝谏总是感到说理深透，心悦诚服，不能不从。它如对李勉失守大梁的处理，韩滉聚兵修石头城的疑虑，在李泌的开导之下也都使德宗慎重处之。李泌对德宗贞元时期的内政外交，作了许多有益的事。贞元三年，回纥合骨咄禄可汗，多次要求和好，并提出和亲。李泌根据当时的形势，及时地提出了“北和回纥，南通云南（南诏），西结大食、天竺”来对付吐蕃的方针。但由于德宗在以前回纥援助唐朝平定叛乱时曾受到回纥可汗的侮辱，始终耿耿于怀，因此当回纥要求和好时坚决反对，说：“朕于卿言皆听之矣，至于回纥，宜待子孙，于朕之时，则固不可！”李泌以极大的耐心，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对德宗进行了十五次劝谏，指出“回纥不可怨”。说明回纥可汗已经杀死曾侮辱过德宗的牟羽可汗，回纥人有两次收复京城的功劳，有什么罪过呢？而吐蕃则对唐国幸灾乐祸，乘机攻占了河陇地区数千里的土地，又领兵进入京城，使先帝流亡陕州，蒙受耻辱，这才是百代必报的仇恨。“宰相不为陛下别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纥，此为可怨耳。”德宗说：“朕与之为怨已久，又闻吐蕃劫盟，今往与之和，得无复拒我，为夷狄之笑乎？”李泌回答说：“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为胡禄都督，与今国相白婆帝皆从叶护而来，臣待之颇亲厚，故闻臣为相，安有复相拒乎！”又指出与回纥和好之后，可使唐朝“威加北荒旁慑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德宗终于听从了他的意见。

①《新唐书》卷一三〇《李泌传》。

①《旧唐书》卷一三〇《李泌传》。

过了不久，回纥可汗称臣，与唐和好，德宗极为高兴。问李泌与回纥和好后，对云南、大食、天竺采取什么对策。李泌回答说：“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赋役重，未尝一日不思复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为最强，白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唐朝又答应将咸安公主嫁给回纥可汗。贞元四年（788）回纥合骨咄禄可汗遣使迎娶公主，极为隆重。并说：“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之！”①于是回纥与吐蕃断绝关系。

贞元年间西川节度使韦皋为了劝说南诏归唐作了长时间的努力，多次遣使抚慰。贞元九年（793）云南王异牟寻分三路派遣使者向唐朝表示归顺的忠心。贞元十年派使者献地图、土贡及吐蕃所给金印，请求恢复南诏国号，表示脱离吐蕃归唐。贞元以来吐蕃经常对唐的西北边境进行骚扰，并曾以会盟为名，对唐进行了袭击。至此，吐蕃的两个与国成为敌国，形势大变。吐蕃处境困难，对唐朝的威胁得以解除，李泌的对周边各族的策略取得了成效。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三，德宗贞元四年。

第六节 贞元年间的其他弊政

比起建中时期（780—783）的大规模动乱，相对而言，贞元时期虽然也不安宁，但总的来说比较平稳，各藩镇割据势力的要求得到了基本的满足，朝廷得到名义上的尊奉。这是唐朝廷和地方割据势力相互妥协的结果。

在这个时期，由于德宗多少还能听一些谏臣们的正确意见，避免了一些政治失误。但由于德宗的昏庸，还有许多弊政给唐朝的政治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宦官掌兵权是此时的一大弊政。唐朝自从鱼朝恩处死以后，宦官不再典兵。但这种情况到了德宗时期发生了变化，德宗即位后本来也不信用宦官，泾原兵变时，由于情况紧急，曾在东宫侍奉过德宗的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就率领宦官及左右的一百人随从，使窦、霍二人得以掌管禁卫之军。以前德宗把禁卫军全部交给神策军使白志贞统管，白志贞多接受富人的贿赂把他们补为禁军，“名在军籍受给赐，而居市廛为贩鬻”。司农卿段秀实上奏说：“禁兵不精，其数全少，卒有患难，将何待之。”①德宗不听。致使泾原之变时，竟无一人出来抵御乱兵。到了奉天后，德宗将白志贞贬斥，把左右军交给窦文场、霍仙鸣统领。兴元初年，任命窦文场监神策军左厢兵马使，宦官才开始典兵。德宗回到长安后，对于一些宿将颇为疑忌，凡是掌管许多兵马的人，全予罢免，而诏令窦、霍二人掌管左右神策军。贞元十二年（796）特设立护军中尉两人、中护军两人率领禁军，于是任命窦文场为左神策护军中尉，霍仙鸣为右神策军中尉，神策军扩大到十五万人，使“窦、霍之权振于天下，藩镇节将多出禁军，台省清要时出其门”②。为唐后期宦门挟持兵权，专掌朝政，废立皇帝埋下了祸根。

收取进奉，兴办宫市是此时的又一大弊政。为了满足德宗的贪欲，节度使以进奉为名，巧立各种名目，对百姓进行额外的剥削。节度使有的每月进奉，称为“月进”，有的每天进奉，称为“日进”，每年进奉的钱财约为五十万缗，给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贞元年间，宫中还以宦官为使，以低价强买百姓物品，称之为宫市。他们在长安东西两市及热闹场所设置了数百东西张望的人，称为“白望”，他们察看人们出卖的物品，人们不敢询问他们的由来及讲论价钱的高低。一般是用价值一百钱的物品来换取价值几千的物品。他们用破旧的衣服布帛染上红紫色，按照尺寸付给卖主，还要勒索脚价钱。名为宫市，实为强夺。所以“商贾有良货，皆深匿之。每敕使出，虽汁浆、卖饼者皆撤业闭门。尝有农夫以驴负柴，宦者称宫市取之，与绢数尺，又就索门户，仍邀驴送柴至内，农夫啼泣，以所得绢与之；不肯受，曰‘须得尔驴’，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值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者。”可见宫市给人民带来了多么大的危害！

崇信奸臣是德宗一朝致命的弱点，给他的统治增添了浓重的阴暗色彩。

在建中年间他崇信卢杞，不仅使颜真卿等忠臣身受其害，而且加剧了建中年间的动乱。一直到贞元年间，他又宠任奸臣裴延令掌管财政，裴延令为人奸诈，欺君罔上，为了迎合德宗的贪欲，不顾百姓贫困，大肆聚敛财物。宰相陆贽上奏书极力揭露裴延令奸诈欺妄，不可信任，其“侵削兆民，为天子取怨于下”，将会招致祸乱，言语极为深切。但德宗却不听忠告，反而贬斥陆贽等人。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八。

②《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

贞元十五年（799）德宗任命常州刺史李鉤为浙西观察使、诸道盐铁转运使。李鉤以刻剥百姓，专事进奉、贡献，来取悦德宗。李鉤恃宠骄纵，无所顾忌，以致盗取国库财物。浙西的平民崔善贞来到京城密奏李鉤不法之事，德宗看到后，很不高兴，将他用枷锁拘禁送给李鉤。李鉤即将崔善贞连同枷锁一齐活埋在道旁，远近的人听说了，不寒而栗。可见德宗愚妄到什么程度。由于德宗的纵容，致使李鉤成为宪宗时地方割据势力的一大祸患。

贞元二十一年（805）德宗去世，终年六十四岁。德宗在位二十五年，自称励精治道，但没有玄宗开元盛世那样辉煌业绩，却有天宝之乱那样动荡不安。

（谢选骏指出：网文说唐德宗在位27年，为什么最后成了一个昏君？因为唐德宗的人生履历同唐玄宗有很大的相似点，这个相似点便是前明后暗。正如刚才提到的一样，唐德宗继位的初期，可以说是一派新朝气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唐德宗却没能将自身的美好形象一直维持下去。以至于，在其执政的中后期，犯下了诸多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对于唐王朝此后的历史来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唐德宗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同“奉天之难”有很大的关系。在“奉天之难”后，唐德宗对于藩镇则采取了姑息的策略。这样的情况下，使得本已经受到一定打击的各地藩镇势力死灰复燃。这是因为，唐王朝国策的转变，使得此前削藩的成果近乎被付之一炬。尤其是“河朔三镇”，在德宗之后，完全成为了铁板一块。如果说削藩政策的改变，完全是迫于无奈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些举动则完全是唐德宗自身的问题。在“奉天之难”过后，唐德宗一改此前励精图治的模样，完全成为了一个视财如命的存在。这个时期的德宗，恢复了四方的来贡，并且常常向地方州县索要贡品。而唐朝的地方官吏，往往也以此为借口欺压百姓。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能发现，在经历了德宗一朝前期的战事过后，到了德宗执政后期，民生非但没有得到有效的恢复发展，反而陷入了凋敝的境地。——不过在我看来，这样的“微观历史学”是“明足以察秋毫而不见舆薪”的，完全忽略了王朝生命的“七十年周期”。因为唐朝的四个周期，到了德宗已经过了二百年，也就是三分之二都多了了，已是“秋后的蚂蚱”，没有多大力气了。）

【第三十一章 陆贽】

第一节 政治经历

陆贽（754—805）字敬舆，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十八岁登进士第，任为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尉，可谓少年得志。后又任渭南县主簿、监察御史。唐德宗当太子时就听说过他的名声。建中元年（780）德宗即位，陆贽被召为翰林学士，参与机谋。陆贽一心想报效恩遇，锐意于治，“政或有缺，巨细必陈”，为德宗所看重。

当时，德宗承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之弊，政局混乱，在即位的第二年，因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要求继位，德宗不准而引起藩镇连兵。继而在建中四年（783）八月，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进攻襄城（今属河南），九月德宗调发泾州、原州（今甘肃镇原、固原）之兵五千人前往援救，因接济不周，引起士兵哗变，攻入长安城，拥立朱泚为帝。唐德宗仓皇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陆贽也从驾在左右。

当时天下大乱，机务繁忙，千头万绪，一日之内诏书数百，而陆贽才思敏捷，一挥而就。“莫不曲尽事情，中于机会。”并且又通俗易懂，人人可晓。同僚都很佩服他的才能。陆贽继而被任为考功郎中，掌管内外文武官吏的考课。德宗与他经常形影不离，在南奔梁州（今陕西汉中）的途中，由于路险，德宗“尝与贽相失，经夕不至，上惊忧涕泣，募得贽者赏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①。可见尊崇之深。

德宗是个“昧于经国之务”的君主，陆贽以敏锐的政治目光，从大局出发，及时对德宗的过失进行劝谏。

在德宗出奔的途中有献瓜果的人，德宗竟想授以试官给予嘉奖，陆贽加以劝阻说：“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轻用。”如果滥施赏罚：“爵以情授，赏以宠加，纲纪始坏矣”。使献瓜果的人比冲杀在疆场不顾生死的将士获得的奖赏还高，就难以劝勉臣下了。

泾原兵变后，群臣有给德宗上尊号之举，陆贽指出：“此乃人情向背之秋，陛下宜深自惩励，收揽群心，痛自贬损不可近从末议，重益美名。”使德宗以改兴元年号而作罢。并在改元的同时接受陆贽的建议，下大赦令。兴元元年（784）一月，王武俊田悦、李纳接受朝廷赦令，去掉王号，上表谢罪，局势略有缓和。

在奉天，陆贽还对德宗处在危难之中，要设立“琼林”、“大盈二库以贮存四方贡物”，不敦行俭约，流露出骄奢之情，加以谏止。

在当时复杂的军事斗争中，陆贽能够洞察形势，进行分析，作出正确决策。在平定朱泚之乱的过程中，李怀光心怀异志，不全力追讨叛军，逗留不前，陆贽多次上奏李怀光反状已萌，促使犹豫不决的德宗同意李晟移军东渭桥，以防止被李怀光所吞并。又向德宗指出李建徽、阳惠元二节度使之军也将为李怀光所并吞，并说：“太上消慝于未萌，其次救失于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祸难垂成。”敦促德宗采取果断措施，防患于未然。但德宗迟疑不决。在李晟移军东渭桥不久的兴元元年二月，李怀光果然和朱泚通谋叛唐，夺得李、阳二节度之兵，迫使德宗又从奉天逃亡梁州。《旧唐书》说陆贽“练达兵机，率如此类”。

①本章材料依据旧、新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注出。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〇，德宗兴元元年。

德宗在奉天、梁州的危机重重的时期里，虽有宰相，可是大小之事，都由陆贽出谋画策，因而陆贽有“内相”之称。由于一些权臣的嫉妒和谮毁，又由于陆贽过于骾直，德宗虽很看重他，却久久不任他为宰相。在梁州时他被任为谏议大夫。兴元元年七月，平定了朱泚之乱，德宗回到长安，仅授以中书舍人之职。但陆贽仍一如既往，“政不便于时者，多所条奏，德宗虽不能皆可，而心颇重之”。贞元七年（791）任为兵部侍郎知贡举。贞元八年，反对陆贽的宰相窦参受到贬斥，于是陆贽任为中书侍郎、门下同平章事，当了宰相。

陆贽从政之时，由于藩镇割据，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尖锐又复杂，政治斗争已发展为直接的军事对抗。李贽从维护唐朝的封建统治出发，先后向皇帝写了近百条奏疏，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主张。

第二节 政治思想

治乱由人，不在天命

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都遭到了严重破坏。藩镇割据，山河破碎，战火纷飞。到德宗时出现了一派萧条破败的气象，田园荒芜，人烟断绝。“四海骚然，靡有宁处”①。泾原兵变后，长安失守，国难益重。但唐德宗在谈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时却说：“此亦天命，非由人事。”针对德宗的这种“国家兴衰皆由天命”的错误思想，陆贽指出把国家兴衰说成由于天命是荒谬的。认为“天视自我人视，天听自我人听，则天所视听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否定了天有思想、有意志、能主宰人类社会的命运，得出了“天命在人”的结论。并说：“人事治而天降乱，未之有也；人事乱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②说明了治乱由人，不在天命。陆贽还辩证地分析了“治”和“乱”的关系。充分肯定了人在治理社会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理（治）或生乱，乱或资理，有以无难而失守，有以多难而兴邦”，所以他面对于乱并不悲观失望，而是充满“治”的信心。他踌躇满志地劝诫唐德宗“其资理兴邦之业，在陛下克励而谨修之”。不要忧虑“乱”，不要害怕“厄运”，只要“勤励不息，足致升平，岂止荡涤妖氛，旋复宫阙”③。陆贽的这种反天命，重人事的进步的历史观，构成了他治国思想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理乱之本，系于人心”

在分裂混乱之中“海内波摇，兆庶云扰”，“人心惊疑，如居风涛，汹汹靡定”①，谁要想在这种局面中取得支配地位，人心向背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陆贽进一步阐发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儒家思想，认为“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夫欲治天下而不务得人心，则天下固不治。”②陆贽反复强调人心的作用，这是他的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所说的“得众”、“得人心”的阶级内容当然主要是指广大农民对李唐皇朝的同情和支持，也包括在统治阶级内部取得地主阶级的拥护。那么怎样才能“得众”、“得人心”呢？陆贽曾恳切而又深刻地向唐德宗谈了自己的想法：“臣谓当今急务，在于审查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难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陛下安可不审查群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同趣，以靖邦家乎？”又说：“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顺水之道乃浮，违则没，君得人情乃固，失则危。”作为一个贤明的君主必须要使“其欲从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③。当然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是根本不同的，两者之间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同其欲恶”。所谓“同其欲恶”不过是相对而言，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在不损害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协调和农民阶级的关系。

①《陆宣公翰苑集》卷二。

②③《资治通鉴》卷二二八。

①《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

②《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二。

③《资治通鉴》卷二二九，德宗建中四年。

这就必须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最大局出发，适当地考虑一些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扫求利之法，务息人之术”①，以便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和拥护，尽可能地集中目标打击主要敌人——破坏统一的割据势力。

为了取得民心，陆贽请求赈救灾民。贞元八年（892）河南、河北、江、淮、荆、襄、陈、许等四十余州发生水灾的时候，他劝德宗给予抚恤，并说：“所费者财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忧乏用。”②为了取得人心，陆贽提出国家必须要用度有节，躬行俭约，罢京城及畿县间架等杂税以弭民怨。他要求“均节赋税”来减轻人民的负担。为了取得人心，陆贽建议德宗“痛自引咎，以感动人心；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并为之亲自起草罪己诏。诏书中还特别宣布对那些受到“凶逆”煽诱的胁从者，如能幡然悔悟，就既往不咎。诏书下，“虽武夫悍卒，无不挥泪感泣”。后来李抱真入朝对德宗说：“陛下在奉天、山南时，赦令至山东，士卒闻者皆感泣思奋，臣是时知贼不足平”。陆贽的这些措施和建议收到了一些效果。缓和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或多或少提高了唐皇室的政治形象，使一些顾瞻观望的势力能够倾向于唐朝，在一定程度上分化瓦解了藩镇。

立国之权，居重驭轻安史之乱后，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到唐德宗时有增无减，“假王者四，僭帝号者二，其他顾瞻怀贰，不可悉数”。河南、河北、淮西早已拥兵自守，不听朝廷号令。泾原兵变后，京畿地区也为割据势力所控制。节度使的权力不断扩大，有的已经世袭，他们可以“自置文武将吏，私贡赋”，并可以大量召募军队，拥有很大权力，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决定，“天子不能制”①。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保持独立，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虽称藩臣，实非王臣”②。显然李唐皇朝要想恢复昔日的统治，消灭藩镇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大问题。

①《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二。

②《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德宗贞元八年。

①《新唐书》卷二一二《李怀仙传》。

②《旧唐书》卷一四三《李怀仙传》。

陆贽是一个博通古今，明于治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他总结了历史经验，尤其是吸取了西汉贾谊在《治安策》中所阐述的加强皇权集权的思想，深刻地指出：“立国之安危在势。”认为“立国之权，在审轻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适称而不悖”。这就必须要采用强干弱枝之术。加强皇权实力，削弱地方势力，这样才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安定，有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为此他对唐朝前期的历史作了一番回顾：谈到在唐太宗时，由于妥善地处理了朝廷和地方的关系，内重外轻，“举天下不敌关中”，处于“居重驭轻”的有利地位，因而能够保持安定统一的局面。可是后来“承平渐久”，内地武备放松，地方的节度使权力日益扩大，关中实力日益削弱，外重内轻，倒持太阿，授人以柄，结果“安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发动叛乱，两京不守。这就从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阐明了“居重以驭轻，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的道理。否则“失居重驭轻之权，忘深根固柢之虑”，就会酿成大乱。他告诫唐德宗要“追鉴往事”，并申明：“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废则危；居重以驭轻，倒持则悖。”因而提出了“修偏废之柄以靖人，复倒持之权以固国”①的方针。要求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加强关中实力以巩固皇权，逐渐削弱藩镇势力，以便最后剪除“凶逆”。陆贽的这些主张无疑是正确的。

“求才贵广，考课贵精”

陆贽认为能否正确地使用人才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问题。要想使唐朝有所振作，不整顿吏治、广开才路是不会取得什么成效的。而昏庸的唐德宗既不能求贤任能，又缺乏知人之明，“累叹乏才，惘然恍见于色”②。又往往对臣下吹毛求疵，求全责备。针对唐德宗的用人弊病，陆贽在《论朝官阙员及刺史等改转伦序状》中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为人才之多寡和统治者的政治思想有很大关系。说“汉高禀大度，故其时多魁杰不羁之才，汉宣精吏能故其时萃循良核实之能”。并向德宗指出：“朝之乏人，其患有七”：第一，人才之进用与否不由人才是否合适为准，而由推荐人才的宰相是否受到皇帝的宠信来决定；第二，听信谗言而不加以任用；第三，求全责备，标准太高；弟四，对于有“过错”的人，因痛恨太甚而不复用；第五，考察不当，只看表面，不看本质；第六，根据一个人一言一事来决定用与否，不是全面地看一个人；第七，援引旧例使用朝官阙员，而有才干的人不得升迁。为了能够合理地使用人才，发现人才，提高吏治水平，他花了很大功夫对吏治问题在理论上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提出了“求才贵广，考课贵精”①的重要原则。所谓“求才贵广”就是要求广泛地选拔人才，使人“各举所知”，不仅宰相可以推选官吏，而且台省长官也可以荐举贤能。认为“唯广求才之路，使贤者各以汇征，启至公之门，令职司皆得自达”。才能通过更多的渠道得到更多的人才。要像武则天那样：“弘委任之意，开汲引大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他反对对人吹毛求疵，求全责备。说：“凡今将吏，岂得尽无疵瑕”。认为“人之才行，自古罕全，苟有所长，必有所短。若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②。他反对“以一言忤犯，一事过差，遂从弃捐”，终身而不复用的错误做法，认为这是造成“乏才”的原因之一。并指出：“贬降之辈，其中甚有可称者”，也应该录用，何况其中有些是因“连累左黜，或遭谗忌外迁”③的人，只有做到这样广泛地搜罗人才，才能使“人无滞用，朝无乏才”。为了广开才路，在陆贽的协助下，唐德宗又开策问贤良方正能直言敢谏科、策问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策问识洞韬略堪任将帅科。量才取士。招揽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材，以满足封建国家各方面的需要。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八，德宗建中四年。

②《陆宣公翰苑集》卷十四。

①②《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七。

③《陆宣公翰苑集》卷十四。

所谓“考课贵精”就是“按名责实”，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考核，加强吏治的管理，以便高标准地培养地主阶级的官吏。为了全面地了解一个官吏的政治思想和工作能力，陆贽提出了考课的具体内容，即所谓“八计听吏治”，有以下八个方面：一、视户口丰耗以稽抚字；二、视垦田盈缩以稽本末；三、视赋役薄厚以稽廉冒；四、视按籍烦简以稽听断；五、视囚系盈虚以稽决滞；六、视奸盗有无以稽禁御；七、视选举众寡以稽风化；八、视学校兴废以稽教导。在考课的过程中他强调不能注重言论，而要注重行动。不能看表面现象，而要看内在思想。指出口拙寡言的人不一定就愚笨，能言善辩的人不一定就聪明；直朴而冒犯的人不一定是背叛，阿谀奉承的人不一定就忠实。因而“所举必试之以事，所言必考之于成”①。通过实践检验是非优劣。这种比较实事求是的考核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对于防止官吏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贪污怠惰是有一定作用的。同时通过考课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才能，合理使用，使举得其人，任得其所，更好地发挥官吏应有的作用。他认为“才如负焉，唯在所授，授逾其力则踣，授当其力则行”②。必须使其才干和所授之官相一致，如果委非所任，处非所宜，就会使器大者不能人尽其材，才小者不能承担重任，这是不利于地主阶级的统治的。

为了使奖惩分明，升降得当，在考课的基础上陆贽还提出了核才取吏的三术：“一曰拔擢以旌其异能，二曰黜罢以纠其失职，三曰序进以谨其守常。”③这样才能使有政治才能的人得到重用，使庸碌无能、尸位素餐的人受到贬斥，使吏治清明，提高官僚机构的工作效率。

广开言路，改过求治陆贽非常推崇唐太宗，尤其是对唐太宗从谏如流的政治风度特别赞赏，认为“太宗有经纬天地之文，有底定祸乱之武，有致理太平之功”。而“从谏改过为其首焉”。说：“谏而能从，过而能改”是“帝王之大烈”①。把对于纳谏作用的认识，提到一个空前未有的高度。可是唐德宗却对纳谏一无所知，他“严邃高居”，很少“降旨临问”，以致出现了“变乱将起，亿兆同忧，独陛下恬然不知，方谓太平可致”②的可悲局面。这是非常危险的。鉴于这种情况，陆贽对君主纳谏这个问题进行了极为认真的总结，从理论上作了比前人更为详细更为具体的分析。他上书唐德宗，力陈要“广咨访之路，开谏诤之门，通雍郁之情，宏采拔之道”。要召见群臣“备询祸乱之由，各使极言得失，不能当耳目闭塞的孤家寡人”。并进一步指出世界广大，社会复杂，“以一人之所览，而欲穷宇宙之变态”是不可能的。只有虚受广纳，勤与接下，“总天下之智以为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③，才能使下情上达，上情下知，君臣一致，政权巩固。

①③《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一。

②《陆宣公翰苑集》卷二〇。

①《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三。

②《资治通鉴》卷二二九，德宗建中四年。

③《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二。

陆贽认为要使谏路畅通，必须克服堵塞谏路的九种弊病。其中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君主的六种弊病是：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臣下的三种弊病是：谄谀，顾望，畏懦。九弊之所以阻塞谏路是因为：上好胜就一定嫉恨直谏，这样下边谄谀的人就顺情说好话，而真实情况就听不到了；骋辩给就必然不让人把话说完就给顶回去；炫聪明就必然自以为是地加以猜测而怀疑别人欺诈，这样顾望的人便不敢多说话，而一些有深刻道理的见解就不能尽言；厉威严就一定不能和颜悦色地待人接物，恣强愎就一定不能承认自己的过错而接受劝告，这样下边畏懦的人避免进言得罪，而一些合情合理的意见就得不到发表。所以必须克服这九种弊病以广谏诤之路。要“以求过为急，以能改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使臣下敢于尽言。认为谏者多，才能表明君主喜欢纳谏；谏者直，才能表明君主的优容大度；谏者冒犯而不罪责，才能表明君主的容忍宽恕。“惟恐谠言不至”①，这样才能使谏路畅通无阻。

①《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二。

第三节 经济思想

陆贽不仅是一个政治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个经济思想家。对当时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考察和研究，提出了“均节赋税”、“养人资国”等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的改良措施。

“均节赋税”

唐中期以后均田制遭到破坏，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出现了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地的状况。这样租庸调制就难以实施。由于长期用兵，战事频繁，兴师动众，人民的徭役负担繁重。同时军费开支庞大，人民遭受的赋税剥削越来越残酷：“常赋不充，乃令促限，促限才毕，复命加征，加征既殚，又使别配，别配不足，于是榷算之科设，率贷之法兴。”①而且征收赋税时，催促紧迫，不分季节，“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据敛谷租”，丝不容织，谷不暇舂，农民不堪于这种剥削和压迫，纷纷破产。有的不得不当佃客依附豪强，成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房屋，终日劳苦，长年不息，仍然难以维持生计。而地主阶级对人民的横征暴敛超过了封建国家的赋税剥削，而且又大放高利贷，坐食租税，大肆聚敛，以致出现了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局面。②广大劳动人民处于艰难竭蹶之中，许多人离乡背井，奔波流亡，转死沟壑，出现了十室九空，都市化为丘墟，遗骸遍于田野的凄惨景象。生产力遭到严重的摧残，民困国穷，财政枯竭，经济处于崩溃状态。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日益激化的矛盾，解决国家的财政经济危机，陆贽上疏提出：“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系统地阐述了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进行改良的思想。

“养人资国”

关于人在创造物质财富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中如何能更好地发挥这种作用，陆贽认为“财之所生，必因人力”。他主张保护在生产力中起决定性因素的劳动力，指出：“建官立国，所以养人也；赋人取财，所以资国也，故立国而不先养人，国固不立矣。”所谓“养人”就是说要使劳动者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有一个从事奴役性劳动的条件。他看到了“养人”和“资国”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只有“养人”，充分使农民的个体经济得到发展，发挥他们在生产力方面的作用，才能尽可能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使民“富”国强。因此，他反对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毁家取财的极度剥削，认为这是统治阶级“厚其所资，而害其所养”，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的做法。相反地他认为“当今之务在于厚人而薄财，损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则少损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财必赡焉，则暂薄者所成永厚也”。所以他强调必须要“等以厚生之业”。“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给而敛其余财。遂人所营，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敛必以吋。”只有这样才能使简单的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才能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得到保证，达到“养人以资国”的目的。

①《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一。

②《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

为此陆贽主张采取以下一些改良措施：限制土地兼并，“凡所占田，约为田限”。实行轻徭薄赋，要“量人之力”征收赋税，降低剥削率，十分取一，“裁减租价，务利贫人”。适当缩小“贪富悬绝”的巨大差别。“微损有余，稍优不足，损不失富，优可赈穷”，使“贫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节约国家开支，“量入以为出”，使用度有节。认为“不节则虽盈必竭，能节则虽虚必盈”。为了“啬用节财”，他提出“窒侈欲以荡其贪风，息冗费以纾其厚敛”①。这些措施总的指导原则是“安富恤穷”，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寻找平衡。这一方面表现出陆贽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阶级本质，另一方面他兼顾农民阶级的利益，表现出他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极大同情。这些措施在当时对限制统治阶级的无节制的聚敛，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调整生产关系，发展生产，解决面临的经济危机，加强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还是有意义的。

①《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

第四节 军事思想

陆贽是个多才多能的人，对于军事方面也非常重视，他认为要想治国，“未尝不文武并兴，农战兼务”②。只有这样才能足食足兵，平息暴乱，安定国家，进而提倡政教风化，把加强军事看作是治国之本。

在当时复杂的军事斗争中，唐廷如何加强军事力量，发挥对内讨伐藩镇，对外保卫边疆的作用，是一个关系到唐政权能否巩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朱泚之乱平息之后，西北边防空虚的弱点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陆贽对加强边防，建立一支统一指挥、训练有素、供养充足的军队极为关心。指出：“备边御戎，国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备御之大经。兵不治则无可用之师，食不足则无可固之地。”①因此围绕着如何治军，保证衣食供给这两个问题，对唐廷存在的弊病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治军针对德宗时，大都征调关东比较富庶地区的士兵轮番戍守边防，士兵缺乏训练，不能适应边疆的艰苦环境；边帅身不临边而在内地，又选精兵锐卒自随左右，把守边防要塞的士兵，更加缺乏战斗力的情况，陆贽建议：选派士兵“必量其习性，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恶，用其力而不违其性，齐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责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处其所不欲”。加强训练，严明纪律，又要抚以恩惠，安排好家属，安乐其居，使之思想稳定，才能发挥战斗力。做到“出则足兵，居则足食，守则固，战则强”。于是他提出取消各道将士轮番防秋制度。按原来军队人数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委命本道节度使招募年轻力壮愿住边城者而迁移之；一部分则由本道但供衣粮，委命关内、河东各军州招募蕃汉子弟愿入边军者以供给之；一部分由本道仅出衣粮，加给应募之人，作为新迁居的费用，又命度支在各道和市耕牛，兼雇手工业者到各军城修造器具。召募的人，每家给耕牛一头和各种农田水火器具，使其完备。这样“寇至则人自为战，时至则家自力耕”②。军事力量必然增强，粮食供给必然充足，避免了轮番征发之苦，又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②《陆宣公翰苑集》卷六。

①②《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九。

①《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九。

善择将帅开元、天宝之际，西北边防仅设有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还担心权分力散。德宗时，又将朔方之地分由三个节度使统领，其余各镇军，将近四十多个，都由皇帝任命，并有宦官监军，彼此之间各自独立。如同一国三公，十羊九牧，节制多门而人心不一。陆贽认为这样：“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建军如斯可谓力分于将多。”①因而建议选择文武全备的能臣，一人为陇右元帅，统管泾、陇、凤翔、长武城、山南西道等兵马；一人为朔方元帅统管鄜坊、邠宁、灵夏等所节度的兵马，一人为河东元帅统管河东、振武等所节度的兵马。三帅各到临边要害之州作为治所。不重要的节度随所便进行合并，只有元帅可置统军，其余全部罢免。只有这样才能使将帅专一，人心不分，号令一致，进退可齐，指挥如意，机不会失，气势自壮，无往而不胜。

放权当时边军行动，多由朝廷决定选派将帅，只求容易驾驭。“遂令分阃责成之义度”。陆贽认为，两军相持，抓住战机，刻不容缓，“况乎千里之外，九重之深，陈述之难明，听览之不一”，要想使决策没有差错，就是圣贤也难以办到。因而强调：“将贵专谋，兵以奇胜，军机遥制则失变是以古之贤君选将，而任分之于阃，誓莫于也，授之以钺，俾专断也。”①主张给将帅以自主权，可以便宜从事，才能使其充分发挥智谋，作出果敢决策，不失战机，取得胜利。当然这样的将帅必须称职。陆贽认为“选用将帅，必先考察行能”，使真正有军事才能、指挥能力的人担当重任。

奖惩分明由于没有严明的奖惩制度，有功不能赏，有罪不能罚。出现违反法纪现象，互相推委。遇敌失守，“将帅则以资粮不足为词，有司复以供给无阙为解”，朝廷不追究是非曲直，漫不经心，置若罔闻。同时在军资供给方面，也极不合理。长期戍守边防的士兵，处在危难之地，服役劳苦，勇于杀敌，衣粮供给不足，常有冻馁之色；而不在边塞的关东士兵服役时间短暂，不耐劳苦，怯于作战，却衣粮供给丰厚，高于前者数倍，两者相比，差别悬殊。“事业未异，而给养有殊，人情之所不能甘也。”结果“怨生于不均”。这些都大大削弱了军队的士气。

陆贽认为：治理军队，必须要奖惩分明，“赏以存劝，罚以示惩”②，勉励有功的将士，严惩邪恶不法之徒。同时又主张根据士卒劳役的轻重，贡献的大小，所处安危的情况，制定衣粮供给的等级，合理分配给养，以避免“怨生于不均”，保证士卒之间的团结，提高军队的士气。

贮积军粮陆贽注重军事，尤其注重军粮的贮积、供给和运输。

①《陆宣公苑翰集》卷十六。

②《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九。

德宗时，军粮的供应非常紧张，费用很大，运粮的人又很辛劳，千里运粮，长途跋涉，运米一斛抵达边军，运费钱需五六千。一年四季，持续不断，“倾财用而竭物力”，仍然满足不了供应的需要。陆贽向德宗指出：“屯兵守土以备寇。戎至而无粮，守必不固。”当时吐蕃侵扰边地，朔方、五原相继失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军粮，他认为造成这种状况是由于敛导无方、筹划不当。所以他建议采取“就军和籴之法以省运，制与人加倍之价以劝农”，对于有力无资、愿意住在边地的士卒，贷其种食、工具、耕牛，就可以使戍卒忘归，贫人乐徙。既可以有足够的军粮，又可以充实边防。“无屯田课责之劳，而储蓄自广；无征役践更之扰，而守备益严。”如果能付诸实施，可以说是长久之计。

陆贽又对于当时征调军粮不顾各地粮食的丰歉，不知各地谷价的贵贱，不能权衡轻重灵活变通，而一味地按照旧例从江淮运粮，深感筹划失当。如关辅一带谷贱伤农，宜加价籴谷，以劝农桑；江淮一带谷贵民困，宜减价粜米，以救凶灾。结果宜籴之处无钱，宜粜之处无米，而又“运彼所乏，益以所余”。乖于事理，浪费又很大。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了改革漕运的措施。在沿边各州连年丰收的情况下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所得费用先在关中进入和籴。根据当时的价格计算，一年和籴之数，足当转运二年；一斗转运之资，足以和籴五斗。然后将所余之钱以供边镇和籴。这样可以“不劳人，不加赋税，不费官钱”。惟于漕运一事，稍权轻重所宜，于常用之内收其枉费之资，可以使成百万石粮食“坐实边鄙”；又可以劝课农桑，赈济穷困之人。一举而两得，筹划颇为精细。①

①《陆宣公翰苑集》卷十八。

第五节 “可为后世法”

作为历史上的一个政治家，陆贽的政治遭遇是很不理想的。他的政治才能没能得到充分的施展，这是有其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的。首先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使他难以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取得显著成效。从整个历史趋势来看唐朝已经由盛而衰，安史之乱后的分裂混乱状态，到德宗时已持续了二三十年，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病入膏盲，积重难返，非一般改良所能解决。其次，唐德宗有时虽能采用陆贽的建议，但总的来说他是一个昏庸的君主，对于陆贽的许多重要主张“虽嘉之”而“不能用”，“爱重其言”而“不从”，有时“虽貌从”而“心颇不悦”，“所用才什一”。这样，尽管陆贽后来身居宰相之位，也极大地限制了他的政治作用。第三，腐朽邪恶势力裴延龄等“以聚敛为长策”，虽然引起社会的不满，但“独幸于天子”，他们结党作恶，“朝廷无敢言其短”，而陆贽“独身当之”，与他们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后来裴延龄等造谣中伤，以不实之词进行诬陷，结果唐德宗听信谗言，移陆贽为忠州别驾。陆贽直至去世，十年之内未能发挥政治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悲剧。

实际上，陆贽的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唐书》的论赞中说他的思想“可为后世法”。司马光非常推崇陆贽，在《资治通鉴》中引用陆贽的议论，达三十九篇之多，长者近千言，基本上把《陆宣公文集》的主要内容都概括了。像这样连篇累牍地记录一个人的政治主张，在长达二百九十四卷的《资治通鉴》中是罕见的，可见陆贽言论“资治”作用之大。苏轼则说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并把陆贽的奏议文集进呈给当朝皇帝说：“若陛下能自得师莫若近取诸贽。”“圣言幽远如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而推择，而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治乱之龟鉴。”①南宋也有人把陆宣公的奏议进呈给皇帝，说：“斯皆治道之急务”，“无片言不合于理，靡一事或失于机，策之熟，见之明，若烛照”。希望皇帝把它“置坐之隅”②，以引为鉴戒。直到明清，一些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对陆贽仍然颂声不绝。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王夫之认为“唐室为之再安，皆敬舆悟主之功也”③，范文澜《中国通史》称“陆贽是唐朝中期卓越的政治家”，这个评价是当之无愧的。

①苏轼：《进呈奏札子》。

②《进呈唐陆宣公奏议表》，见《陆宣公翰苑集》卷首。

③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四。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一边说“治乱由人，不在天命”，一边说“理乱之本，系于人心”——殊不知这两种说法是完全对立的，天命就是人心，人心就是天命。马列狗只说阶级斗争，不知基本人性，不亦漏壶？陋乎哉？不陋也——煽动暴乱，乱中夺权，趁机专政，为所欲为也。马列主义就像一把夜壶，在黑暗时代可以用用——总比直接尿在床上为好；但是到了光明时代，夜壶还有什么用呢？赶紧把它倒掉吧。）

【第三十二章 颜真卿 柳公权 怀素】

第一节 颜真卿

出身名门，为官刚正

颜真卿（708—785），字清臣，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是北朝著名学者颜之推的后代，唐初学者颜师古的五世从孙。颜真卿少年勤学，知识广博，善写文章，尤擅长书法。开元年间考中进士，曾为礼泉尉，据《云溪友议》所载，又曾任临川内史，使“浇风莫竞，文政大行”，颇受赞誉。后提升为监察御史。一次出使到河陇地区，当时五原有冤狱，很长时间没能作出判决，适逢天正早，颜真卿作出裁决后，天下了雨，五原郡的人称之为“御史雨”。以后，颜真卿又相继担任殿中侍御史、东都畿采访判官、武部员外郎等职。由于杨国忠怨恨他不归附自己，把他调出京城，担任平原太守。当安禄山谋反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的时候，颜真卿以预防连绵大雨为由，修缮城防，召集壮丁，贮备粮食，而对外却仍会集宾客文士，泛舟饮酒、赋诗，以免安禄山疑心。安禄山发动叛乱后，河朔一带全部沦陷，唯独平原城防守完备。在唐玄宗刚刚听说爆发叛乱时，曾感叹地说：“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等听到平原派来的使者奏报后，极为高兴，对左右的人说：“朕不知颜真卿形状如何，所为得如此！”

安禄山攻陷了洛阳后，杀死洛阳留守李澄、御史中丞卢亦、判官蒋清，派使者段子光将三人的首级向河北宣示，颜真卿恐怕人心动摇，就哄骗各位将领说：“我识此三人，首皆非也。”就腰斩了段子光，秘密收藏了三个人的首级。几天后，用草结成他们的身体安葬，并设立灵位，大声痛哭，他的部下更加拥护他。颜真卿召募勇士，十天内共得一万人，向他们宣布举兵讨伐安禄山。颜真卿为国家遭逢祸难失声痛哭，勇士们都为之感动。安禄山派遣他的部将李钦凑、高邈、何千年等人把守土门。颜真卿的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与长史袁履谦用计谋杀死了李钦凑、高邈，活捉了何千年，送往京师。攻破土门之后，河北十七郡归顺了朝廷，共同推举颜真卿为主帅，聚集了兵马二十多万，横向贯穿在燕赵之间，阻绝安禄山的叛军。朝廷任命颜真卿为户部尚书，仍为平原太守，不久又加任为河北招讨采访使。

当时清河太守派使者李萼来向颜真卿请求援兵，颜真卿为他发兵六千，并征求他抵抗叛军的意见。李萼出谋划策说：“今闻朝廷使程千里统众十万自太行东下，将出■口，为贼所扼，兵不得前。今若先伐魏郡，斩袁志泰，太守司马垂使为西南主；分兵开■口之路，出千里之兵使讨邺、幽陵；平原、清河合同十万之众徇洛阳，分兵而制其冲。计王师亦不下十万，公当坚壁，无与挑战，不数十日，贼必溃而相图矣。”①颜真卿表示赞同。于是传令清河等郡，派遣大将李择交、副将范东馥、和琳、徐浩等人进兵，与清河、博平五千人联兵驻扎在堂邑。叛军袁知泰派其部将率二万人前来交战，被打得大败，斩首一万多人。

①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作注。

①《旧唐书·颜真卿传》。

肃宗在灵武即位后，颜真卿多次派使者奏报情况。肃宗任命他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河北采访招讨使。当时军费枯竭，李萼建议他收景城盐利，“使各郡相输，用度遂不乏”。

安禄山乘虚派史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各郡再次被叛军攻陷，唯独平原、博平、清河三郡依然固守，但人心动摇不安，形势危急，局面难以挽回。至德元年（756）十月，颜真卿只得弃城率众渡过黄河，经过江、淮、荆襄辗转来到凤翔，朝见肃宗。肃宗下诏任命他为宪部（刑部）尚书，不久，又加任御史大夫。在任官期间，颜真卿对于一些不守礼法的官吏加以弹劾。“军国之事，知无不言”，因而受到宰相的忌恨，被从朝廷排挤出去，任冯翊太守，后改任为蒲州刺史，又被御史唐旻所诬陷，贬为饶州刺史。

乾元二年（759）颜真卿任浙西节度使。当时淮南节度使刘展将要谋反，颜真卿预作防备。都统李峘认为这是制造事端，进行非议。朝廷就征召颜真卿为刑部尚书。后来，刘展果然谋反，而李峘则逃奔到江西。

颜真卿到朝廷后，宦官李辅国假传诏令将玄宗迁到西宫，颜真卿率领百官上表请问起居，为李辅国所痛恨，被贬为蓬州刺史。

代宗即位后，任命颜真卿为利州刺史，未上任，旋又改任为吏部侍郎。

后又任命他为荆南节度使，没有上任，改任为尚书右丞。代宗从陕州回到长安，颜真卿请先拜谒陵庙而后还宫，宰相元载对此有所非议。颜真卿气愤地说：“用舍在相公耳，言者何罪，然朝廷之事，岂堪相公再破除邪！”元载因此对他深加怀恨。没多久颜真卿改任检校刑部尚书知省事，封为鲁郡公。当时元载援引私党，害怕朝臣论奏他的过失。就请百官凡是要论事先告诉长官，长官再告知宰相，然后上奏皇帝。颜真卿就此上书给代宗，指出：“今陛下欲自屏其耳，使不聪明，则天下何望焉？”认为：“今天下疮痏未平，干戈日滋，陛下岂得不博闻谠言，以广视听，而塞绝忠谏乎？今宰相宣进止，御史台作条目，不得直进，从此人不奏事矣。陛下闻见，止于数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钳口结舌，陛下便谓无事可论，岂知惧而不敢进，即林甫、国忠复起矣。臣谓今日之事，旷古未有，虽林甫、国忠犹不敢公为之。陛下不早觉悟，渐成孤立，后悔无及矣。”言词非常激切，于是中人抄写内本，传播于朝廷内外。后来颜真卿掌管太庙时，指出祭器不整齐，元载认为是诽谤。大历元年（766）被贬为峡州别驾，继而改任吉州司马，后又提升为抚、湖二州刺史。

元载被处死后，在杨绾的推荐下，代宗召回颜真卿，任他为刑部尚书。

代宗去世时，被任命为礼仪使。德宗即位后，杨炎为宰相，因颜真卿耿直而厌恨他，改任为太子少傅，仍为礼仪使，表面上给予尊宠，实际上是夺取了他的实权。

“忠至灭身”，三军痛哭卢杞专权时，忌恨他的耿直，改任他为太子太师，免去了礼仪使之职，并想把他排挤出朝廷，安排到方镇。颜真卿对卢杞说：“真卿以褊性为小人所憎，窜逐非一。今已羸老，幸相公庇之。相公先中丞（卢杞之父）传首至平原，面上血真卿不敢衣拭，以舌舐之，相公忍不相容乎？”卢杞惶恐四顾，起身下拜，但对颜真卿更加怀恨在心。

建中四年（783），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反叛后，攻占了汝州。德宗向卢杞问计。卢杞回答说：“希烈年少骁将，恃功骄慢，将佐莫敢进止，诚得儒雅重臣，奉宣圣泽，为陈逆顺祸福，希烈必革心悔过，可不劳军旅而服。颜真卿三朝旧臣，忠直刚决，名重海内，人所信服，真其人也。”①德宗表示赞同，于是命令颜真卿到许州安抚李希烈，诏令下达后，整个朝廷都大为震惊。李勉听说后，认为失去一位元老会给朝廷带来耻辱，秘密上表，请求留下颜真卿，又派人拦路截留他，没有来得及。颜真卿乘驿车来到东都洛阳，河南尹郑叔则认为此去难免一死，劝他稍作停留，等待朝廷后发的命令，颜真卿认为君命不能回避，毅然前往。

刚到许州时，颜真卿要宣布诏旨，李希烈指使养子一千人环绕着他谩骂。并拔出刀剑对着他，作出要分割他、吞食他的恣态。颜真卿纹丝不动，面色不变。李希烈急忙上前用自己的身体遮挡住颜真卿，喝令众人退下。把颜真卿安排在馆舍中以礼相待，但逼迫他上表朝廷，洗刷自己的罪过，颜真卿没有听从。

当时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河北藩领主帅各自称王，他们派遣使者向李希烈称臣，劝他称帝。李希烈就召颜真卿来看，说：“今四王遣使见推，不谋而同，太师观此事势，岂吾独为朝廷所忌无所自容邪！”颜真卿反驳道：“此乃四凶，何谓四王，相公不自保功业，为唐忠臣，乃与乱臣贼子相从，求与之同覆灭邪！”李希烈听了很不高兴。过了几天，李希烈又让他与四镇的使者一同参加宴会，四位使者说：“久闻太师重望，今都统（李希烈）将称大号而太师适至，是天以宰相赐都统也。”颜真卿斥责他们说：“是何宰相耶！君等闻颜杲卿无？是吾兄也。禄山反，首举义兵，及被害，诟骂不绝于口。吾今年向八十，官至太师，守吾兄之节，死而后已，岂受汝辈诱胁耶！”四镇使者不敢再说话。李希烈于是将颜真卿拘禁起来，命令十名士兵看守馆舍，在庭院中挖了一个坑，扬言要活埋他。颜真卿泰然自若，见到李希烈说：“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剑相与，岂不快公心事邪！”李希烈只是向颜真卿谢罪。

建中四年（783）三月，荆南节度使张伯仪在安州被李希烈击败，失去旌节。李希烈派人把旌节和俘虏带给颜真卿看。颜真卿见后号啕大哭，跌倒在地，气绝而复苏，从此不与人说话。后来李希烈的大将周曾等人谋划袭击汝州杀死李希烈，尊奉颜真卿为节度使。事情泄露，李希烈将颜真卿拘送到蔡州，颜真卿考虑必死无疑，于是写好了遗书、墓志、祭文。李希烈僭越称帝时，派人问他称帝的仪式。颜真卿回答说：“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者诸侯朝觐礼耳。”

兴元元年（784），唐军重振，李希烈担心蔡州发生变故，就派他的部将辛景臻、安华来到颜真卿所住之处，在院庭中堆满了柴草，浇上油，对颜真卿说：“不能屈节，当自烧。”颜真卿起身投向火中，辛景臻等人急忙制止了他。七月，德宗车驾回到了长安，李希烈的弟弟李希倩由于参与了朱泚的叛乱，被处死。李希烈听说后极为愤怒，就在八月三日，派中使与辛景臻等人将颜真卿缢死，时年七十七岁。

颜真卿的被害，在朝野引起了很大反响，三军为之痛哭，德宗停止朝见五日，谥号为文忠，下诏称他：“才优匡国，忠至灭身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拘胁累岁，死而不挠。”《新唐书》称他“立朝正色，刚而有礼，非公言直道，不萌于心，天下不以姓名称，而独曰鲁公”。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八，德宗建中四年。

书法上的卓越成就

颜真卿以造诣超群的书法艺术名高天下，他善写正书、行书，“自篆籀分隶而下同为一律号书之大雅”。颜真卿的书法艺术吸取了前代和同时著名书家的长处，陆羽称他的字体得王羲之之筋骨心肺，他的笔法还师承了唐代书法家张旭，并请教过僧人怀素。他对笔法很有研究，《广川书跋》称“其过人处正在法度备存而端劲庄特”。曾作笔法十二意。他以善写正书而名垂后世。字形具有蚕头燕尾的特点。“论者谓其书，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此其大概也，至其千变万化，各具一体。若《中兴颂》之宏伟，《家庙碑》之庄重，《仙坛记》之秀颖，《元鲁山铭》之深厚，又种种有不同者，盖自有早年书《千佛寺碑》已与欧、虞、徐、沈暮年之笔相上下，及中兴以后笔力迥与前异，亦其所得者愈老也。”①他的书法遗迹一直为人们所珍爱，并给予极高的评价。宋代欧阳修得其断碑题跋说：“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严尊重，使人畏而爱之，虽其残阙不忍弃也。”又说颜真卿“忠义之节明若日月，而坚若金石，自可以先后传世无穷，不待其书，然后不朽。然公所至必有遗迹，故今处处有之，唐人笔迹见于今者，惟公为最多。”①明代学者陈继儒得到颜真卿所写的朱巨川告身墨迹，就将其书房命名为“宝颜堂”。总之，他的高超书法和他的高尚品格一样，可以并传而不朽。

①佚名：《宣和书谱》。

①欧阳修：《六一题跋》。

第二节 柳公权

柳公权（778—865），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为唐朝名臣柳公绰之弟。少年时好学，十二岁时能写辞赋，他博通经书，元和初年，考中进士，任秘书省校书郎，李听镇守夏州时，征召他为掌书记。他通晓音律，擅长书法，精于正楷，初学王羲之，后又遍阅近代各家笔法，而主要得力于欧阳询、颜真卿两大书家，笔力遒劲刚健，结构谨严，自成一家，与颜真卿并称为“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说，是对后来影响很大的书法家。穆宗即位时，柳公权入朝上奏，穆宗召见他说：“我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当天就任命他为右拾遗、翰林侍书学士，后又提升为右补阙、司封员外郎。当时穆宗荒淫、放纵，不务政事，曾问柳公权用笔之法，柳公权回答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穆宗听后，脸色为之一变，知道柳公权是以笔法为喻进行劝谏。

柳公权经历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一直在宫廷之中作为侍书。他的哥哥柳公绰在太原任官，就写信给宰相李宗闵，说明家弟本来有志于专研儒学，却以侍书之职为朝廷所用，和卜筮之官颇为相近，心里感到耻辱，请求更换一散官。于是改任为右司郎中，后又改任为司封、兵部二郎中、弘文馆学士等职。

但文宗对他很思念，又重新召他为侍书，并提升为谏议大夫，不久又改任为中书舍人，担任翰林书诏学士，文宗曾夜间召对柳公权，蜡烛已经燃烧尽而话没有说完，宫人就把蜡液粘在纸上继续用来照明。一次从幸到未央宫，停下车驾，文宗对柳公权说：“我有一喜事，边上衣赐，久不及时，今年二月给春衣纥。”柳公权上前表示祝贺。文宗说：“单贺未了，卿可贺以诗。”柳公权随即应声说：“去岁虽无战，今年未得归，皇恩何以报，春日得春衣。”文宗非常高兴，称赞道：“子建七步，尔乃三焉。”

还有一次与其他六位学士在便殿问对，文宗谈及汉文帝节俭，随即举起自己的衣袖说：“此澣濯者三矣。”学士们都赞誉文宗节俭的美德，唯独柳公权默然不语，文宗就把他留下问他为何不语。柳公权说：“人主当进贤良，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服澣濯之衣，乃小节耳。非有益治道者。”文宗对柳公权说：“极知舍人不合作谏议，以卿言事有诤臣风采，却授谏议大夫。”第二天，下诏任命他为谏议知制诰，学士之职依然。

开成三年（838），柳公权被任为工部侍郎。一次，文宗召见他询问政治得失，柳公权回答说：“自郭旼除授邠宁，物议颇有臧否。”文宗说：“旼是尚父（郭子仪）之从子，太皇太后之季父，在官无过。自金吾大将授邠宁小镇，何事议论耶？”柳公权说：“以旼勋德，除镇攸宜。人情论议者，言旼进二女入宫，致此除拜，此信乎？”文宗说：“二女入宫参太后，非献也。”柳公权说：“瓜李之嫌，何以户晓？”并引用王珪谏太宗出庐江王妃故事，使文宗随即将二女送还郭旼。柳公权以忠言来匡正当时的弊政，大多类此。以后又晋升为学士承旨。

②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另注出。

武宗即位后，柳公权被罢学士承旨之职，任为右散骑常侍，后宰相崔珙引荐为集贤殿学士，掌管院事。李德裕平时对柳公权很优厚，但因为崔珙所引荐，心中很不高兴，将其降职为太子詹事，改任为太子宾客。后又接连被授予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等官爵，食邑二千户。后又重新任命为左常侍。有一次，武宗重新召见一失宠的宫嫔，对柳公权说：“朕怪此人，若得学士一篇，当释然矣。”就把面前的数十张蜀笺给了他，柳公权略加思考，而成一绝曰：“不分前时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长门。今朝却得君王顾，重入椒房拭泪痕。”①武宗看后极为高兴，命令宫嫔上前拜谢柳公权。以后又先后担任国子祭酒，工部尚书等职。咸通初年，为太子少师，咸通六年（865）柳公权去世，终年八十八岁。追赠为太子太师。

柳公权在当时以书法名扬天下，上自皇帝以至公卿、大夫及来入贡的外国人无不喜爱他的墨迹。一次，文宗在夏天与学士联句。文宗说：“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柳公权接着说：“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其他几位学士也都相继联句，文宗唯独吟咏柳公权所续两句，称“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就让柳公权题写在殿阁的墙壁上。字方圆五寸，文宗看后赞叹地说：“钟（繇）、王（羲之）复生，无以加焉！”宣宗尤为珍爱柳公权的墨宝，曾召柳公权到殿前，由军容使西门季玄捧着砚台，枢密使崔巨源拿着笔，柳公权用真书在一张纸上写了“卫夫人传笔法于王右军”十字；用行书在一张纸上写了“永禅寺真草千字文得家法”十一字；用草书在一张纸上写了“谓语助者焉哉乎也”八字。宣宗赏给他锦彩及瓶盘等银器。又让他自写谢状，不拘真书、草书。当时公卿大臣之家的碑志，不是出自柳公权的手笔，别人就会认为子孙不孝。外国人入贡专门准备钱财来购买柳公权写的字。柳公权曾写京兆西明寺《金刚经》，具有钟、王、欧、虞、褚、陆各家的笔法，为其得意之作。其流传的书碑很多，以《玄秘塔碑》、《金刚经》、《神策军碑》为最著名，书迹有《送梨帖题跋》。

①《唐诗纪事》。

第三节 怀素

怀素（725—785），字藏真，本姓钱，长沙（今属湖南）人，后为京兆（长安）僧人，法号怀素。早年致力研究佛法，性格粗放，不拘小节，酷爱书法，据唐人陆羽《怀素传》所载：怀素“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时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由于家贫无纸练字，曾在家乡种芭蕉以供挥笔练字，所居号称“绿天庵”。但仍然满足不了他练字的需要，就漆一盘练习写字，又漆一木板练习写字，因为用力勤奋，不断摹写，使盘板都被磨破。“然恨未能远睹古人之奇迹，所见甚浅，遂担笈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名公。”①到长安后，吏部尚书韦陟看到他的书法极为赞赏，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说：“此沙门札翰，当震宇宙大名。”怀素感到“学无师授，如不由户而出。”于是拜金吾兵曹邬彤为师，学习笔法。邬彤对怀素说：“草书古势多矣。惟太宗以献之书如凌冬枯树，寒寂劲硬，不置枝叶。张旭长史又尝私谓彤曰‘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余师而为书，故得奇怪，凡草圣尽于此。”怀素连声说：“得之矣！”经过了一年多，怀素告辞而去。邬彤在他临行之前对他说：“万里之别，无以为赠，吾有一宝，割而相与。先时人传彤有右军恶溪小王骚劳三帖，拟此书课，以一本相付。”①这些对于怀素书法的进步是很有益的。怀素还与书法大家颜真卿多有来往，两人切磋琢磨，相互探讨，对笔法的理解更深刻了。怀素潜心于书法，颇有悟性。一天晚上观看夏天的云彩随风而动，变化无常，“顿悟笔法，自谓得草书三昧”。他练字下了很大功夫，以致秃笔成塚，他以擅长草书而闻名，尤其狂草最为人们所赞叹，论者称他的狂草如“惊蛇走虺，骤雨狂风”。当时的文士名流如李白、戴叔伦等人都曾写诗赞美他的狂草。李白的《草书歌行》称：“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说他的字“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怳怳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如楚汉相交战。”在此之前，唐人张旭的草书享有盛名，号称“张颠”；而怀素的草书则称为狂，说他是“以狂继颠”②。

怀素晚年的字更臻化境，字字如同飞动，圆转之妙，宛若有神。传世的字帖有《自叙帖》、《苦笋帖》等。元代书法家赵孟頫在《山高水深帖》题跋中称：“怀素书所以妙者，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终不离魏晋法度故也。后人作草，皆随俗缴绕不合古法，不识者以为奇，不满识者一笑。此卷是素师肺腑中流出，寻常所见，皆不能及之也。”①这不仅是对《山高水深帖》的评价，也是对怀素书法的高度评价。

①《唐文拾遗》怀素《自叙帖》。

①陆羽：《怀素传》。

②佚名：《宣和书谱》。

①《三希堂法帖》第五册。

（谢选骏指出：书法家在中国社会获得如此崇高的地位，其实是文明的悲哀——这是真正创造性思想受到窒息的结果！这是比“以词害意”更甚一步的“以书害词”，尤其是那些到处涂鸦的坏人，简直在污染环境——毛泽东就是如此偷学怀素，不成体统，横七竖八当作龙飞凤舞，真乃一代奸人也。马列狗不明此意，算是白白活在二十世纪了。）

【第三十三章 刘晏 杨炎】

第一节 刘晏

幼有神童之誉刘晏（715—780）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开元十三年（725），玄宗东封泰山，十岁的刘晏献上《东封书》，玄宗读后十分欣赏他的才华，遂命宰相张说试其才能。张说测试后，大为称奇，对玄宗说：“国瑞也。”即授任秘书省正字，从此号为神童，“名震一时”。

一次，玄宗于勤政楼前盛设乐舞和百伎杂耍。时教坊有个叫王大娘的女妓，善戴百尺高竿，竿上装有木山，状似瀛洲、方丈等仙山，还有一小童在上面钻来钻去，歌舞不停。玄宗把小小的刘晏召到楼上帘下，贵妃很喜欢他，让他坐在自己膝上。玄宗问他：“卿为正字，正得几字？”刘晏回答说：“天下字皆正得，唯有‘朋’字未正得。”贵妃让他咏王大娘戴竿，刘晏才思敏捷，应声而出，诗云：“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玄宗、贵妃与诸嫔妃乐得哈哈大笑，遂赐给他牙笏及黄纹袍。①行政干才天宝年间（742—755），刘晏累授夏县（今属山西）令，以干练闻名，虽未曾督责赋税，却“输无逋期”。又举贤良方正科，补为温县（今属河南）令。政绩卓著，“民皆刻石以传”。不久又升为殿中侍御史。

安禄山叛乱后，刘晏避难于襄阳（今湖北襄樊）。永王李璘欲任他为官，他坚决推辞。时肃宗在灵武组建朝廷，刘晏致书宰相房琯，论今日的分封与古制不同，认为“今诸王出深宫，一旦望桓（齐桓公）、文（晋文公）功，不可致”。主张加强皇权。肃宗诏拜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领江淮租庸事。刘晏赴任至吴郡，正遇永王李璘起兵叛乱，沿江东下，刘晏遂与采访使李希言计议抗拒。刘晏守余杭（今浙江杭州西），李希言交战失利，败归刘晏。刘晏乃调发义兵坚守壁垒。永王兵败后，欲转而攻略州县，听说刘晏早有防备，遂从他道逃去。不久，肃宗诏拜他为彭原（今陕西镇原东）太守，转任陇、华二州刺史，迁河南尹，进为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等使。不久又兼京兆尹。他“总大体不苛，号称职。”后遭司农卿敬羽诬劾他泄漏禁中事，宰相萧华又忌其才干，遂贬为通州刺史。

代宗即位后，于宝应元年（762）六月，刘晏再次入为京兆尹、户部侍郎，领度支、盐铁、转运、铸饯、租庸使。时颜真卿以文学正直出为利州刺史，刘晏举荐他代己为户部侍郎，改国子祭酒，又将京兆尹一职让于严武。翌年正月，擢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依然兼任诸使职。广德二年（764）正月，因与宦官程元振交通的罪名，仅做了一年宰相的刘晏被贬为太子宾客，罢知政事。

①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作注。

①《明皇杂录》卷上。按此贵妃非杨贵妃。

改革漕运自安、史之乱以来，潼关、洛阳一带受阻，江、淮财赋溯长江入汉水，抵达梁州、洋州，迂险劳费，汴渠也堙废不治。广德二年三月，关中米每斗涨至千钱，“百姓挼穗以给禁军，宫厨无兼时之积”①。在这种情况下，代宗又擢刘晏为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常平使，以发展漕运，增加财赋收入。

刘晏受命以后，以转运为己任，为了弄清多年漕运的利弊，或坐船，或乘马，亲自对过去漕运沿线进行实地考察。他坐船由淮水经泗水进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黄河。他到过河阴、巩县和洛阳，考察了宇文恺建造的梁公堰，分黄河水流入通济渠，又视察了大夫李杰新堤。他驱马陕郡城郊，右循砥柱、硖石，察看了三门渠津遗迹。经过他长途跋山涉水，实地调查研究漕运情况，“尽得其病利”。他要治理漕运，又担心受别人牵制，其治理方案难以推行，为了得到当政宰相的有力支持，他致书元载，具体陈述了漕运中的“四利”“四病”。其四利为：一是京师三辅之民徭赋繁重，江、淮粟至，可减少其一半徭赋；二是东都凋残，人口流亡，漕路流通，村落人口从此滋多；三是在边诸将，外虏入侵，听说江、淮贡赋增至，军食丰足，可以震耀夷夏；四是今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云集，可追复贞观、永徽之盛。其四病为：一是从宜阳、熊耳、虎牢、成皋五百里，人烟稀少，百姓穷困，转车挽漕，功且难就；二是黄河、汴水自天下乱离以来，河岸崩塌，所在淤塞，“涉泗千里，如网水行舟”；三是东垣、砥柱、渑池、北河之间六百里，“戍逻久绝，夺攘奸宄”，多不安全；四是从淮阴至蒲坂，长达三千里，屯戍相望，常言衣食不足，挽漕所至，船到便留，“非单车使者折简书所能制”。刘晏所陈述的四利四弊，既指出了开通漕运利国利民，可以振兴经济，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困难，如不解决这些难题，漕运仍然是纸上谈兵。元载正独揽朝政，看了刘晏的书信，极力赞成其事，因此刘晏“得尽其才”。从此，江、淮财赋才得以运至关中，代宗很高兴，派卫士备鼓吹于东渭桥迎接刘晏，还派使者慰劳他说：“卿，朕酂侯（萧何）也”。大凡每年运至四十万斛，“自是关中虽水旱，物不翔贵矣”。

刘晏恢复了旷废日久的漕运事业，使江、淮财赋源源运进关中，缓解了关中财政紧张的局面，这主要是由于他改革漕运的结果。他从漕船的制造，水手的雇用与训练，到督航、护航等环节都改变了旧法，漕运由朝廷直接经管。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广德二年。

为使船坚固耐用，保证运输途中安全无损，刘晏于扬子设十场造船，每艘船给千缯钱，要比一般的船价高出一倍多。有人不太理解，认为“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刘晏则解释说：“不然，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若遽与之屑屑校计锱铢，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刘晏洞察了官场之弊，多给船费，宁可给“执事者”以“私用”之钱，以求免得官吏偷工减料或以次充好，影响船的质量。后至唐末，有司计费付钱，无有富余，因此“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矣”。①实践证明了刘晏的做法还是正确的。

在漕运中，刘晏也改变了旧法。旧时转运船由润州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刘晏改用口袋装米而以舟运送，可减费钱十五；由扬州至河阴，斗米费钱一百二十，刘晏做“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载一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派军将部送至河阴、三门，号“上门填阙船”，米每斗减钱九十。他调来巴、蜀、襄、汉地麻竹筱作绹挽舟，以朽索府材代薪，“物无弃者”。他还采用分段漕运，“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把江南漕运的货物存放在扬州，汴河漕运的存放在河阴，黄河漕运之物存放在渭口，渭船漕运之物进入太仓。②过去漕运关东之谷进入长安，因河流湍急，一斛能运至八斗的“则为成劳，受优赏”。刘晏因地制宜，根据长江、汴水、黄河、渭水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训练漕卒，使其识水性，分段漕运，“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石，无斗升沉覆者”③。大大提高了漕运能力和减少了损失。刘晏所用篙工，也改变了旧法。过去，州县多取富人督责漕挽，谓之“船头”；主邮递，谓之“捉驿”；税外横取，谓之“自著”，“人不堪命，皆去为盗贼”。刘晏改用“以官船漕，而吏主驿事，罢无名之敛，正盐官法，以裨用度”。他从经营的盐业中出钱雇用船工，从江淮至渭桥，大抵漕运十万斛用傭钱七千缗，并补纲吏督运。因此，他主管的漕运“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盖自古未之有也”①。

①③《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

②《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

①《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下。

改革榷盐法

刘晏还改革了榷盐法，用盐税以充军国之用。当时，许、汝、郑、邓州以西之民，皆食用河东池盐，由度支掌管；汴、滑、唐、蔡州以东，皆食用海盐，由刘晏掌管。在他掌管的食海盐区，坚持了原先第五琦的官营原则，同时又在官营与私商、盐户的关系方面作了调整，改为官督、民产、商销较灵活的形式。刘晏以“盐吏多则州县扰”，因此，他只在产盐之乡“因旧监置吏”，负责收盐户所煮之盐；转卖给商人，对盐商则“纵其所之”，其余州县不再设官。在距产盐区较远的江、岭地区，则设置“常平盐”，如盐商不至，则官府把盐减价卖给百姓，结果“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刘晏又以盐“生霖潦则卤薄，暵旱则土溜坟”，于是他“随时为令，遣吏晓导，倍于劝农”。因此，在吴、越、扬、楚州等地“盐廪至数千，积盐二万余石”。在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场和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十监，每年得盐税为百余万缗，约等于百余州的赋税收入。为了保障销售官盐的商人获利，从而确保官盐营利，刘晏奏罢诸道对盐船过境，州县收税的做法，“禁堰棣邀以利者”，使盐船所行畅通无阻。同时，又于淮北十三处如扬州、汴州、宋州、淮西等地置巡院，以“捕私盐者”，“奸盗为之衰息”。刘晏这种“官督民产商销”的政策，是以官商分利的榷盐法代替了过去官方专利的禁榷制度，促进了盐业的发展，因而也大大增加了盐税的收入。刘晏开始榷盐时，盐利每年收入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年，竟达到六百万缗，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收入中举足轻重，“天下之赋，盐利过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①。刘晏改革榷盐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时，河北魏博藩帅田承嗣兴兵作乱，吐蕃等也不时侵扰，兵革连年，军费支出庞杂，第五琦始榷盐以助军旅，刘晏代之以后，“法益密，利无遗入”。汴宋都虞候李灵曜北连田承嗣反叛后，河南藩帅有的也不奉行朝廷法令，擅自征收赋税，州县税收减少，刘晏却以羡余相补，“人不加调，而所入自如”，人们无不称赞其能。大历末年，每岁赋税收入一千二百万缗，而榷盐收入占其大半，而“民不告勤”。一次京师盐价暴贵，诏令刘晏漕运三万斛盐以济关中，盐船从扬州出发，四十天即迅速运至京师，“人以为神”。改革常平法刘晏对常平法也进行了改革。广德二年（764），他兼领常平使。大历元年（766）他与第五琦分掌天下财赋，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荆南、山南东道等地的铸钱、常平、转运、盐铁使由刘晏兼领。他利用这一地区商品经济比较活跃这一有利条件，充分发挥了常平的营利效能。此前，常平业务由各州自办，由于政局的动荡，各州常平营利不多，现改由朝廷直接经营常平业务。刘晏于诸道设巡院，设专官专理各州常平仓。为便于掌握各地市场行情，巡院“皆募驶足，置驿相望”，这样四方物价的高低、商品的盈余与短缺，虽极远不过四五日即能知悉，故“能权万货重轻，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自言见钱流地上”。

举贤任能，廉洁奉公刘晏认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他的用人之道是“勾检簿书，出纳钱谷，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之所以如此，他觉得“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洁廉，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其所属官，“虽居数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语言，无敢欺给。”①他所任用的各级管理人员，都是选用有能力的人，并能人尽其才。“凡所任使，多收后进有干能者。其所总领，务乎急促，趋利者化之，遂以成风。”对于一些权贵豪门如以亲戚相请托，刘晏虽也给予安排闲散职务，俸禄给多少，任官的快慢，都满足其要求，“然未尝得亲职事”。其所领要务，“必一时之选”。故刘晏卒后二十余年，掌管国家财赋的大臣如韩洄、元琇、裴腆、包佶、卢徵、李衡等都是他的故吏。

①《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

刘晏本人也十分勤奋，孜孜不倦。每次早朝，骑在马上一边走，一边挥动马鞭计算财赋收入情况。每天天刚亮即开始料理事务，夜半方止，“虽休澣不废”。而且处理事务迅速，“事无闲剧，即日剖决无遗。”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刘晏虽掌管天下财赋，位高势盛，经手的钱物数不胜数，却为官廉洁，不谋私利。他治家以俭约著称，所居修行里，“粗朴庳陋，饮食俭狭，室无媵婢。”他常说：“居屋安便，不务华屋；食取饱适，不务多品；马取稳便，不务毛色。”①人们无不钦佩他的廉洁简朴。

刘晏理财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以爱民为先”。他这一思想是建立在“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基础之上的。他的做法是：每月把各州县雨雪丰歉的情况报告给使司，“丰则贵籴，歉则贱祟”，使老百姓不至挨饿流散。各知院官见到歉收的迹象，也先将情况上报，某月须蠲免赋税多少，某月须救济多少。到期以后，刘晏不待州县申请即上奏朝廷，因此往往能应民之急，未曾失时，不等农民困弊、流亡，即及时赈济，“由是民得安其居，户口蕃息”。刘晏初兼转运使时，天下户口不过二百万，其末年乃增至三百余万。故史称“在晏所统则增，非晏所统则不增也”。

被诬致死，“天下以为冤”

大历四年（769）三月，刘晏再次擢任吏部尚书，知三铨事。他明于吏治，有识鉴能力，故“推处最殿分明，下皆慑伏”②。大历十二年（777年）三月，代宗以宰相元载专横，多纳贿赂，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缙依附元载，也贪赃枉法，遂命刘晏审理。刘晏以元载“居任树党，布于天下，不敢专断”，经奏请代宗，又命御史大夫李涵、右散骑常侍萧昕、兵部侍郎袁■、礼部侍郎常衮、谏议大夫杜亚与刘晏同治此案。经过审查，元载与王缙伏罪。在处死元载以后，刘晏认为王缙与元载有主从之别，罪恶轻重不同，欲复奏朝廷，区别处理。遂对李涵等人说：“重刑再复，国之常典，况诛大臣，得不复奏？又法有首从，二人同刑，亦宜重取进止。”李涵等依从其议，遂复奏朝廷，代宗乃免王缙死罪，贬为栝州刺史，“缙之生，晏平反之力也”。

大历十三年（778）十二月，宰臣常衮专政，以刘晏“久掌铨衡，时议平允，兼司储蓄，职举功深”，担忧他的“公望日崇，上心有属”。因而妒嫉他，奏称刘晏为“朝廷旧德，宜为百吏师长”，应擢任左仆射。表面上尊崇他，而实际上剥夺他的实权。代宗以刘晏“使务方理”，又难以找到代替其职务的合适人选，故虽擢任左仆射之后，仍使他兼领使务，知三铨事。

当时，江淮特产茶与柑桔，刘晏常与本道分别入贡，而刘晏所贡往往早于地方州府，招致了他们的不满。另外，刘晏常馈送四方名士，对一些爱说长论短的人“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人们议论刘晏有意固宠保位。在大历年间，军国费用皆依赖刘晏，故未曾对此检查。德宗即位后，一些人屡次上言请罢其使职，刘晏也一再推辞，德宗不但不允许，反又加授关内、河东、三川转运、盐铁及诸道青苗使。

不久，道州司马杨炎入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此前元载为宰相时，杨炎为吏部侍郎，因文学才望颇受元载亲重，但与吏部尚书刘晏关系不洽。刘晏奉命治罪元载，杨炎也遭外贬。这时杨炎为当政宰相，衔恨旧怨，并欲为元载报仇。当时传言代宗宠爱独孤妃，又喜爱其子韩王李迥，刘晏曾密表劝代宗立独孤妃为皇后。尽管并无确凿根据，杨炎却如获至宝，上奏德宗说：“赖祖宗福祐，先皇与陛下不为贼臣所间。不然，刘晏、黎幹之辈，摇动社稷，凶谋果矣。今于以伏罪，晏犹领权，臣为宰相，不能正持此事，罪当万死。”他涕泗交流，煞有介事。另一宰相崔祐甫表示反对，他说：“此事暧昧，陛下以廓然大赦，不当究寻虚语。”带有宰相职衔的朱泚、崔宁也从旁救解，当时，虽未对刘晏治罪，但德宗对刘晏遂生嫌隙，终于建中元年（780年）正月罢免了其转运、租庸、盐铁等使。二月，又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

①《唐语林》卷二。

②《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

刘晏虽已外贬，杨炎仍不肯善罢甘休，他得知庾准往日与刘晏有私怨，把他擢任荆南节度使。庾准按照杨炎的意图，诬奏刘晏曾致书朱泚，语言怨望，并召集士卒，擅取官物，胁迫诏使，阴谋作乱，杨炎还出庭作证。德宗并未详察，遂于其年七月遣使者就忠州缢杀刘晏。时年六十六岁。过了十九天，德宗才颁下赐死诏书，公布其所谓罪恶。家属发配岭南，受株连者数十人，“天下以为冤”。时杨炎兼删定使，提议要籍没其家，但遭到群臣的反对，被迫停止。当时簿录其家财产，仅有书两乘，米麦数斛，“人服其廉”。刘晏的无辜被杀，天下人都以为冤枉。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上表朝廷，以为“诛晏太暴，不加验实，先诛后诏，天下骇惋”，请求召还其远流的妻子。但德宗尚不悔悟，见表未有表示。直到兴元（784）初，德宗才渐渐悔悟，允许归葬。贞元五年（789），德宗还擢任刘晏一子执经为太常博士，另一子宗经为秘书郎。刘执经以其父冤死，无所赠谥，请求退还己官，求追命其父，于是才诏赠郑州刺史，又加司徒。

刘晏是中唐时期著名的理财家。时承安、史之乱，经济凋敝，财政拮据，民生窘迫。他掌管财赋以后，革故鼎新，兴利除弊，“通拥滞，任才能，富其国而不劳于民，俭于家而利于众”。他的“民不加赋，而国丰饶”的经济改革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被誉为“管（仲）、萧（何）之亚”，表现了他治理财赋方面的卓越才干。

第二节 杨炎

才能和缺点

杨炎（721—781）字公南，凤翔天兴（今陕西凤翔）人。擅长文学，文章词藻华美，在汧州、陇州一带很有名气。刚入仕途，被任为河西节度掌书记。杨炎的报复心很强，神乌令李太简曾因醉酒侮辱过杨炎，杨炎后借机报复，令人将李太简反绑，用铁棒拷打几乎致死。当时，因节度使吕崇贲爱惜杨炎的才干，才没有处他罪。李光弼奏请杨炎为判官，他没有接受。朝廷征召他为起居舍人，他也坚决推辞。服丧满后，被任为司勋员外郎，又改任为礼部郎中，知制诰，后又为中书舍人。他与常■共同掌管起草诏书，常衮擅长起草授官诏令，杨炎善于起草恩诏。由于他们两人起草的诏书文字优美，时并称为“常、杨”。

杨炎以荐举贤能为己任，所以许多士人都愿意归附他。代宗时，元载为宰相，因杨炎与元载是同乡，且有才干，元载就引荐他作为自己的亲信。由于元载结党营私、贿赂公行、侈僭无度、专横跋扈、多为不法，因而被代宗处死，杨炎也受到牵连，贬职为道州司马。

革除弊政，倡行两税法大历十四年（779）德宗即位，商议任用宰相，崔祐甫推荐杨炎有文学才干。德宗在东宫为太子时也曾听说过杨炎名声，于是就起用为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他上任不久，就在经济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

按照旧制，凡天下的钱帛均贮存于“左藏”（国库之一），由太府一年分四季上报数额，由比部（掌核簿籍）核实钱帛的收支情况。第五琦担任度支使、盐铁使时，京城中豪绅很多，索取赏赐不加节制，第五琦无法制止。他就上奏朝廷，请将左藏所贮全部贮藏归大盈内库，由宦官来掌管，皇帝也认为如此取用方便。由此“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窥其多少，国用不能计其赢缩，殆二十年矣”。这样，宦官中掌管内库者有三百多人，他们牢牢地把持着内库。杨炎任宰相后，决心革除积弊，就向德宗奏告说：“夫财赋，邦国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乱轻重皆由焉。是以前代历选重臣主之，犹惧不集，往往覆败，大计一失，则天下动摇。先朝权制，中人领其职，以五尺宦竖操邦之本，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知，则无以计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辅，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参校蠹弊，无斯之甚。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经费一岁几何，量数奉入，不敢亏用。如此，然后可以议政。”德宗接受了他的建议，下诏：“凡财赋皆归左藏库，用旧式，每岁于数中量进三五十万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数闻。”杨炎的奏请政见，得以革除弊政，天下的人都很称赞他。

唐初，征收赋税实行租庸调制，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这是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到玄宗末年，户籍制度废弛，居民转移死亡，土地买卖，财产变化，久未调查，也未重新登记造册。这时，均田制已遭到破坏，但征税时，官府不管实际情况，只凭旧户籍向乡里按丁收税。安史之乱后，户口削减，按丁收税已无法实行。至此，租庸调制积弊①本节材料依据旧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作注。

甚久，“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到至德年间，由于战祸，到处向人民征收赋税，逼迫催促索求，也没有固定标准，官吏巧立名目，随意增加赋税，新旧税接连不断，没有限度。“民富者，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①而征收赋税的官吏借机对百姓进行侵夺，百姓无旬无月不在纳税，因不堪忍受而大多逃亡为浮户，留在本地的百姓百无四五。

为了革除税收的弊病，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并解决对藩镇的军事费用，建中元年（780），杨炎向德宗建议实行“两税法”。具体办法是：“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变，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可是掌管赋税的官吏反对推行。他们认为租庸调制实行了四百余年，旧制不可轻改。德宗坚信不疑，使之得以贯彻实施。

两税法的推行，在当时确有其一定的优越性，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旧唐书·杨炎传》称：实行两税法“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两税法与租庸调不同，它“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①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赋税不合理现象。同时，贵族官僚和商人也要按财产纳税，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两税法是中国税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报恩复仇，终罹杀身之祸杨炎作为一个被贬之官，起用为相后，仅几个月，以自己的政见开导德宗，给予有力的辅佐，很有政绩，一时受到朝廷内外赞誉为“贤相”，寄予很大希望。不久，因崔祐甫患有疾病，不能处理政事，另一宰相乔琳也被免职，使杨炎得以独揽大权。杨炎心胸狭隘，专权不久，便开始专意报恩复仇。杨炎由于对元载感恩戴德，总想有所报答。建中二年（781）二月，他先奏请实施元载生前提出的在原州修筑城堡的规划。德宗就派遣中使询问泾原节度使段秀实此举的利弊。段秀实是一个正直不阿的人，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凡安边却敌之长策，宜缓以计图之，无宜草草兴功也。又春事方作，请待农隙而缉其事。”杨炎听说后大怒，认为段秀实是在遏制自己。于是解除了段秀实节度使的职务，征召为司农卿。任命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让他率军转移到原州驻扎，派遣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朱泚，御史大夫崔宁各统领士兵万人作为他的羽翼，同时下诏命令泾州将士准备筑城工具。泾州将士愤怒地说：“吾属为国家西门之屏，十余年矣。始居邠州，甫营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泾州，披荆榛，立军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属何罪而至此乎！”李怀光为朔方军帅，法令严苛，接连杀死大将，泾州副将刘文喜就利用人们怨恨的心情，拒不接受朝命，上奏疏要求段秀实重新担任主帅，如不用段秀实就请用朱泚为帅，于是朝廷任命朱泚代替李怀光。可是刘文喜又不接受诏命。泾州有强兵二万，刘文喜以此拥兵自守，并请求吐蕃援助，当时天热干旱，人心不安，许多朝臣请求赦免刘文喜，德宗不听，命令朱泚、李怀光等军进攻。幸好泾州别将刘海宾斩杀了刘文喜，否则必然会产生边患。这些都是由于杨炎以个人喜怒撤换主帅所造成的后果。

杨炎还构陷了著名理财家刘晏的冤案。早先，左仆射刘晏任吏部尚书时，杨炎担任侍郎，二人已有不和。后元载之案，主要由刘晏审理，元载被杀，作为其余党，杨炎也受到连累被贬，因此他对刘晏深加怨恨。德宗即位后，由于刘晏长期掌管财政大权，许多朝臣都很妒忌他，就上奏书说转运使可以罢免，德宗又风闻刘晏秘密上奏劝代宗立独孤妃为皇后。杨炎任宰相后，一心想要为元载报仇，就在德宗面前，流着眼泪说：“刘晏与黎幹、刘忠翼同谋，臣为宰相不能讨，罪当万死。”又建议“尚书省，国政之本，比置诸使，分夺其权，今宜复旧”，以便剥夺刘晏的财权。于是德宗罢免了刘晏的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建中元年（780）初，杨炎又以刘晏奏事不实为由，贬其为忠州刺史。当时司农卿庾准也与刘晏不和，杨炎就任命庾准为荆南节度使。不久，庾准迎合杨炎的意图，诬告忠州刺史刘晏写信给朱泚请求营救，言语多有不满，又诬告刘晏召补州兵，想要抗拒朝命。杨炎作证说明确有其事，德宗信以为真。七月就秘密派遣中使到忠州杀死刘晏，然后下诏赐死。朝野上下都认为刘晏冤枉。

节度使李正己多次上表朝廷，询问刘晏何罪被杀，讥讽斥责朝廷。杨炎“恐天下以杀刘晏之罪归己”，遂派遣使者前往各镇，将过错推给德宗。德宗知道后，派宦官到李正己那里核实情况，果然如此，自此产生了诛杀杨炎的想法，但当时隐而未发。就提升卢杞为门下侍郎、平章事，改任杨炎为中书侍郎，仍为平章事，但不再专任杨炎了。

杨炎与卢杞二人同时执政，卢杞相貌丑陋，又无文学才干，杨炎对他很轻视，往往假托有病不和他在一起共事，议事又多有不合，卢杞因此怀恨在心。卢杞为人狡诈，为了发展自己个人的势力，树立自己的威信，对于不依附自己的人必欲置之于死地。于是荐引太常博士裴延令为集贤殿学士作为自己的羽翼，来图谋异己势力。

梁崇义自代宗即位以来，就据有襄、汉七州之地，拥兵自守。德宗即位后，对他进行招抚，但他态度顽固，抗拒朝命。建中二年（781）六月，德宗任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统领各军讨伐梁崇义。杨炎劝谏说：“希烈为董秦（即李忠臣）养子，亲任无比，卒逐秦而夺其位。为人狼戾无亲，无功犹倔强不法，使平崇义，何以制之。”杨炎坚持己见，争议再三，德宗不听。在此之前，杨炎回归朝廷时，路经襄、汉，努力劝说梁崇义入朝，梁崇义没有听从，已经图谋反叛。不久，杨炎又派自己的党羽李舟去劝说梁崇义，梁崇义顽固不听，最后终于反叛。议论的人都归罪于杨炎，认为是他促成梁崇义反叛的。此时，杨炎劝德宗不用李希烈，德宗对他更加不满。德宗又曾询问宰相，大臣之中谁可担当大任，卢杞推荐张镒、严郢，而杨炎推荐崔昭、赵惠伯，德宗认为杨炎议论疏阔，于是罢免杨炎宰相之职，为左仆射。过了几天，杨炎入朝谢恩，在延英殿问对后，急弛而归，没有到中书省与卢杞见面，卢杞对杨炎更加怒恨。不久卢杞引荐严郢为御史大夫。以前严郢担任京兆尹时，不依附杨炎，杨炎对他很不满，就指使御史张著弹劾严郢，罢免严郢京兆尹之职为御史中丞。杨炎又提拔了与严郢有矛盾的源休为京兆尹。严郢后来又因犯有度田不实之罪，改任为大理卿，当时人们感到惋惜。此时，卢杞则迎合众人的要求，又利用严郢与杨炎有积怨，故意引荐他为御史大夫。杨炎的儿子杨弘业很不成才，常违法犯禁，又接受别人的贿赂和请托，后严郢审理此案，便不遗余力，并查出了杨炎的其他罪行。

先前杨炎为修建家庙，就请河南尹赵惠伯为他出卖东都的私宅，赵惠伯就把此宅买来作为官署。严郢审理后，认为赵惠伯是“贵估其宅”，杨炎得到不少余利。卢杞召请大理正田晋处理此案。田晋认为：获取余利，以索取论罪，应该剥夺他的官职。卢杞对这样判处很不满意，就将田晋贬为衡州司马，而召请其他官吏重新议罪，后判为：“监主自盗，罪绞。”此外，又有流言蜚语说：杨炎在曲江南修建的家庙，“此地有王气，炎故取之，必有异图。”德宗听说后更加愤怒，等到台司把审讯结果呈上，下诏三司重加覆按。于是在建中二年（781）十月下诏宣布：尚书左仆射杨炎凭借他文学才艺多次位居要职，但“不思竭诚，敢为奸蠢，进邪丑正，既伪且坚，党援因依，动涉情故。隳法败度，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顾于国。”“询其事迹，本末乖谬，蔑恩弃德，负我何深！考状议刑，罪在难宥。”为顾全大局，特加宽宥，贬为崖州司马。诏书下达后，杨炎踏上了流放的路途，途经鬼门关，他似乎已预感到前景不妙，写诗感叹：“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是，生度鬼门关。”在走到离崖州百里的地方，德宗又下诏赐死，终年五十五岁。

杨炎追随元载，被贬起用为相后从个人恩怨出发，打击报复，并陷害刘晏，引起了人们的不满，遂使卢杞得以施展奸计而罹杀身之祸。

（谢选骏指出：一个国家到了“重视经济学家”甚至“经济学家举足轻重”的时候，说明这个国家已经陷入了财政破产的境地。）

【第三十四章 李晟】

第一节 勇猛善战，名闻河西

李晟（727—792）字良器，洮州临潭（今属甘肃）人。祖父李思恭、父亲李钦，都是陇右的裨将。李晟性强劲刚烈，善于骑射，喜欢读孙子兵书。十八岁从军，为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的部下。他勇敢超群，名闻河西，一次随军攻打吐蕃，有一吐蕃猛将守城抵抗，使唐军伤亡很大，王忠嗣大怒，召军中善射的人射他。李晟应召，引弓而射，一发而将蕃将射死，三军为之欢呼、振奋。王忠嗣抚摸着他的后背称他为“万人敌”。后又跟随凤翔节度使攻打反叛的羌人，取得了胜利，提升为左羽林大将军。在代宗广德初年，因攻打党项有功，授予特进、试太常卿。

李晟作战勇敢，很有谋略，在征战中常常能以少胜多，出奇制胜。大历四年（769），吐蕃进犯灵州，当时李抱玉镇守凤翔，任命李晟为右军都将，李抱玉让他率领五千士兵抵抗吐蕃。李晟说：“以众则不足，以谋则太多。”于是请率领一千士兵，迅速从大震关出击，直奔临洮，扫平定秦堡，“焚其积聚，虏堡帅慕容谷钟而还”。吐蕃军解除对灵州的包围而去。李晟因战功卓著，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的官位，兼右金吾大将军，泾原、四镇、北庭都知兵马使。

李晟不但勇猛善战，而且敢于除暴安良，公正廉洁。据《金石萃编》录《李晟碑》所载，他客居武都时，有一不法豪酋作乱，杀掠平民百姓，李晟见义勇为，“与所从十数驰而射之，殪其为魁者，余党遂遁，寇所虏获积如丘山”。李晟一无所取，“椎椎牛酾酒享士而去”。不久，节度使马璘在盐仓与吐蕃军交战失败，李晟率领所属士兵，救出马璘，因有功被封为合川郡王。

李晟的早年军事生涯主要在河西、凤翔一带，他为抵御吐蕃的进犯，保卫唐朝的西北边防作出了贡献。

①本章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作注。

第二节 入神策军，讨伐河北叛军

大历年间，李晟入京朝见，代宗把他留在京城宿卫，任为右神策军都将。神策军是一支朝廷禁军，创立于天宝年间。此军原为陇右的一支边军，广德元年（763），吐蕃攻陷京城长安，代宗逃到陕州，神策军由陕州护驾入京，驻守京城，才成为禁军。后又经过扩充，吸收了西北和其他军镇的地方武装，成为由皇帝直接控制的武装力量。神策军为保卫唐皇朝，镇压各地叛乱发挥了很大作用。李晟进入神策军后军事才能得到进一步发挥，并扩大了他的政治影响。

德宗即位时，吐蕃进犯剑南，蜀中大为震惊。德宗下诏命令李晟率领神策军前往援救，李晟“逾漏天，拔飞越，廓清肃宁三城，绝大渡河，获首虏千余级”。击退吐蕃，保卫了唐的西南边防、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建中二年（781）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由于德宗决心要扫平藩镇，没有对他的儿子李惟岳的继任给予承认，而导致了对河北三镇的战争。当时魏博田悦、淄青李正己、山南东道梁崇义与成德李惟岳相互勾结，抗拒朝廷。田悦率军包围了临洺和邢州，德宗下令任命李晟为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与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联合援救临洺。在战争中，河东、昭义两军在临洺南攻打田悦部将杨朝光，李晟与河东骑将李自良、李奉国在双冈攻打田悦军，阵斩了杨朝光。接着在临洺与田悦军进行激战，田悦全力顽抗，唐各军都退却了，而李晟“引兵渡洺水，乘冰而济，横击悦军”，使唐军重新振作起来。建中三年（782）一月，在洹水交战，将田悦军打得大败，解除了对临洺、邢州的包围，继而向魏博进军，使魏博的处境极为艰难，唐军形势较为有利。

这时，由于德宗对各军奖赏失当，引起了朱滔和王武俊的不满，他们两人与田悦相互勾结，背叛了朝廷，率军包围了赵州。李抱真分兵二千人把守邢州，加强防范。结果引起了李、马二人的不和，马燧于是想领兵回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马燧领兵而回，就会导致唐军内部的崩溃，但李晟从大局出发，及时地对马燧进行劝解，指出：“李尚书（李抱真）以邢、赵连壤，分兵守之，诚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众谓公何？”①使马燧顿时感到心悦诚服。于是他单人匹马来到李抱真军营中相互抛弃前嫌，结为友好。李晟的军队先是隶属于李抱真，又向朝廷请求兼属于马燧，以表示李抱真、马燧两人之间的协力合作，德宗都听从了他的安排。这样就弥合了唐军内部的矛盾，共同对付叛军。表现了李晟顾全大局的非凡气度。但由于京城长安突发事变，李晟讨伐河北叛军的行动不得不半途而废。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七。

第三节 平定朱泚之乱，收复长安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泾原之变发生，德宗仓皇逃往奉天，乱军拥立朱泚为主帅，围攻奉天，形势紧急。消息传到魏博行营，李晟接到求援诏书，立即奔赴国难，从河北战场回到关中，昼夜兼程而行，到代州时被任为神策行营节度使。又从浦津渡过黄河，驻扎在东渭桥。李晟在路上，一边行军，一边招集士兵，开始时仅有士兵四千，由于李晟善于抚慰，能与士卒共甘苦，人们都乐意归附他，旬月之间，发展到一万多人。

此时，朔方、邠宁节度使李怀光也率领五万士兵从河北战场撤回赴援，来到长安附近，并在礼泉击败了朱泚的叛军，其他各路援军也都分别相继来到，奉天的包围已被瓦解，朱泚只好退守长安，危局有所扭转。兴元元年（784）春，由于德宗听信卢杞的话，没有给李怀光恰当的礼遇和进行安抚，使李怀光心怀疑忌，以致和朱泚彼此勾结，背叛朝廷，使刚刚好转的局势，又开始恶化。

在这危难之际，李晟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挽狂澜于既倒，使唐皇朝度过了这一危机四伏的艰难时期。

当时李怀光驻守在咸阳，背叛朝廷的面目还没有公开暴露，为了吞并李晟之军，他曾奏请朝廷与李晟合为一军，朝廷不明真相，竟同意了他的要求。李晟与李怀光两军联营，营垒还没有修筑完毕，朱泚的大批军队已经来到。李晟认为战机已到，对李怀光说：“贼若固守宫苑，或旷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战，此天以贼赐明公，不可失。”但李怀光借口“军适至，马未秣，士未饭”，不同意匆忙出战。李晟的军队军纪严明，其军每次与李怀光军一同出征，李怀光的士兵往往抢掠百姓的牛马，李晟的士兵则秋毫不犯。李怀光的士兵厌恶李晟的士兵不和自己一样抢掠，就将其所得分给李晟的士兵，李晟的士兵始终不敢接受。李怀光在咸阳驻守了几个月停滞不前，德宗多次派遣中使催促他出战。李怀光借口士兵疲惫，应该休息观察时机再行动。李晟也派人诚恳地劝说李怀光说：“贼据京邑，天子暴露于外，公宜速进，虽晟不肖，愿为公先驱，死且不悔。”李怀光不听，暗中却与朱泚串通，谋反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李晟很机警，多次上奏德宗，忧虑李怀光会反叛，要求将军队移驻东渭桥，以免被吞并，但德宗仍寄希望于李怀光。而李怀光却企图在各军之间制造矛盾，以激怒士兵，上奏称：“诸军粮赐薄，神策独厚，厚薄不均，难以进战。”德宗感到为难，就派翰林学士陆贽到李怀光军营中进行安抚，并召见李晟一同商讨军粮供给之事。李怀光想要李晟自己请求减少粮食的供给，使他失去士兵的拥护，以达到破坏和阻止他在军事上取得成功的目的。于是说：“将士战斗同而粮赐异，何以使之协力？”陆贽没有说话，多次用眼色暗示李晟，李晟就非常巧妙地回答说：“公为元帅，得专号令，晟将一军，受指纵而已，至于增减衣食，公当裁之。”李怀光沉默不语，无言以对，只好作罢。接着李晟以有诏令移军为名，“结阵而行，归东渭桥”，脱离了李怀光。而不久与李怀光联营的鄜坊节度使李建徽、神策行营节度使杨惠元二军都为李怀光所并吞。

李晟认为李怀光叛变的阴谋已经明显暴露，上奏德宗，指出：“缓急宜有备，蜀、汉之路不可壅”，请以裨将赵光铣为洋州刺史、唐良臣为利州刺史、张彧为剑州刺史，各率军五百以防患于未然。德宗没有采纳。李怀光并吞李、杨二军亮出谋反旗号后，德宗仓皇逃奔到梁州，感叹地说：“早用李晟言，三蜀之利，可坐有也。”又担心地问浑瑊，李晟之军在叛贼腹心，兵力孤绝，能否取胜。浑瑊回答说：“晟秉义挺忠，卒然不可夺，臣策之，必破贼。”德宗才安下心来。于是任命李晟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加任为河中、同绛节度使。挽救唐朝命运的重任落在了李晟的肩上。李晟“治城隍，缮甲兵”，做收复京城长安的准备。当时李怀光、朱泚联合，气势极为嚣张，车驾南奔，人心惊慌，李晟率领孤军处在两股反叛势力中间，内无资粮、外无救援，处境极为险恶，在这紧要关头，他临危不惧、充满信心，以忠义激励全军，顽强、机智地与叛军周旋。李晟为了从思想上瓦解叛军，对他们进行了攻心战，他写信给李怀光“谕以祸福，劝之立功补过，故怀光惭恧，未忍击之”①。又任命判官张彧为代理京兆尹，征收渭北的粮草，不到十天就充足有余，做好了进攻长安的物质方面的准备。同时，骆元光统领的华州军，尚可孤统领的神策军，以及戴休颜统领的奉天军，韩游统领的邠宁军，都接受李晟指挥，甚至连李怀光的部将也率众投奔李晟，军势为之大振。而李怀光军内部则离心离德，势力逐渐削弱，李怀光又与朱泚产生了矛盾，他内忧部下哗变，外恐李晟袭击，只好率军回奔河中。不久，李晟又兼任京畿、渭北、鄜坊、丹延节度使。

德宗到梁州后，粮食供应困难，想要西往成都，朝臣议论不决。李晟立即上表说：“陛下驻跸汉中，所以系亿兆之心，成灭贼之势。若规小舍大，迁都岷、峨，则士庶失望，虽有猛虎谋臣，无所施矣。”①德宗去成都的想法才作罢。

兴元元年（784）四月，又加任李晟为鄜坊、京畿、渭北、商华副元帅。

五月三日，李晟大规模列兵，向将士们宣布要收复京城长安，并领兵来到长安的通化门外，叛军已经丧失了锐气，不敢出击。为了保护百姓的安全和皇城的完好无损，李晟召集各位将领询问他们如何攻取长安。将领们都要求“先取外城，据坊市，然后北攻宫阙”。李晟认为“坊市狭隘，贼若伏兵格斗，居人惊乱，非官军之利也。今贼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溃其腹心，贼必奔亡。如此，则宫阙不残，坊市无拢，策之上者也”②。各位将领都表示赞同，就与各军约定日期会集在长安城下。

五月二十二日，尚可孤在蓝田击败朱泚叛军。二十五日夜间，李晟把军队从东渭桥转移到光泰门外米仓村，逼近京城，李晟占据高处指挥。二十六日，朱泚的猛将张庭芝、李希倩率领大批士兵来到，李晟说：“吾恐贼不出，今冒死而来，天赞我也。”命令副元帅兵马使吴诜等人发兵攻击。当时华州军营在北边，兵少，叛军集中兵力进攻，李晟命令牙前将李演、孟华率领精兵去援救。李演等人努力奋战，叛军败走，李演等人乘胜进入光泰门。

五月二十七日，李晟再次出兵，各位将领请求等西部军队来到夹攻，李晟说：“贼数败，已破胆，不乘胜取之，使其成备，非计也。”①叛军又出战，官军多次取胜。二十八日，李晟列阵在长安光华门外，派李演及牙前兵马使王佖率领骑兵、派牙前将史万顷率领步兵直抵苑墙神■村。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〇，德宗兴元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〇，德宗兴元元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德宗兴元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一。

在此之前，李晟已先派人在夜间打开苑墙有二百多步长，等到李演等人来到，叛军已经树立了栅栏堵住。他们从栅栏中刺射官军，官军不能前进。李晟愤怒，叱责各位将领说：“安得纵贼如此，当先斩公等！”史万顷害怕，率领其部众首先冲进，拔栅栏而入，王佖、李演带领骑兵跟随其后进击，叛军大败。官军分路前进，姚令言率领叛军仍在顽抗。李晟命令决胜军使唐良臣率领步骑兵进逼，且战且前，搏斗几十余合，叛军不能支持。到了白华门，叛军有数千骑兵出现在官军的后面，李晟率领一百多骑兵回身抵御，左右的人呼喊：“相公（李晟）来了！”叛军都惊恐逃散。朱泚率领败兵逃离长安，李晟派遣兵马使田子奇追击。其余叛军相继投降。

李晟驻军在含元殿前，住在左金吾仗（含元殿东），下令各军说：“最赖将士之力，克清宫禁，长安士庶，久陷贼庭，若小有震惊，非吊民伐罪之意。晟与公等室家相见非晚，五日内无得通家信。”并对居民进行了安抚。李晟的大将私取叛贼妓女，尚可孤的士兵擅取叛贼马匹，都被李晟按军令斩杀。军队号令严明，“公私安堵，秋毫无犯，远坊有经宿乃知官军入城者”②。李晟率军在渭桥时，曾出现了“荧惑守岁”的星象，过了很久才消失，宾客们都祝贺说：“荧惑退舍，皇家之福也，宜速进兵。”李晟认为“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敌而已，天象高远，谁得知之。”攻取长安后，才对部下说明，以前并非不信你们，听说五星的主客变化无常。“万一复来守岁，吾军不战自溃矣！”大家都佩服地说：“非所及也。”

六月四日，李晟让掌书记丁公异起草文告送到梁州，进呈给德宗，说明已经肃清了宫禁、宗庙，建筑、钟磐等设施完好无损。群臣都表示祝贺，奏称：“古之树勋、力复都邑者，往往有之，至于不惊宗庙，不易市肆，长安人不识旗鼓，安堵如初，自三代以来未之有也。”德宗也感动地说：“天生李晟，为社稷万人，不为朕也。”

朱泚逃到彭原西城被部将杀死。七月，德宗回驾长安，这样历时九个月的朱泚之乱完全平息了。李晟被任为司徒、兼中书令，实封二千户。为表彰李晟的功勋，德宗下令立纪功碑于东渭桥。

②《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德宗兴元元年。

第四节 治理泾州，防御吐蕃

收复长安后，李晟考虑到泾州临近边界，且为军事重镇，然此地治理不善，多次发生兵祸，为此，他主动奏请前往泾州。于是，德宗任命李晟兼为凤翔、陇右节度等使及四镇、北庭、泾原行营副元帅，进爵为西平郡王，进驻泾州。当时，泾原之变中，凤翔发生军乱，杀主帅张镒，立部将李楚琳。泾州兵杀死主帅冯诃清，立别将田希鉴。八月，李晟来到凤翔，治杀死张镒之罪，斩杀王斌等十多人。泾原节度使田希鉴，感到疑惧，就派使者到凤翔进行观察，摸清虚实。李晟说：“泾州逼近吐蕃，万一入寇，州兵能独御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书意。”使者把情况报告给田希鉴，田希鉴果然请求援兵，李晟就派心腹将领彭会英等戍守泾州。过了不久，李晟假托巡视边防来到泾州，田希鉴出来迎接，李晟和他并驾齐驱入城，两人叙说旧情，结为友好。田希鉴不再起疑。李晟设宴，田希鉴与他的部将都来到了李晟军营。李晟在外廊埋伏了士兵。正喝得酒酣耳热，彭令英带领泾州各将来到堂下，李晟说：“我与汝曹久别，各宜自言姓名。”于是得知参与叛乱的石奇等三十余人，李晟责备他们说：“汝曹屡为逆乱，残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全部将他们斩杀。李晟对田希鉴说：“田郎亦不得无过，以亲知之故，当使身首得完。”①于是亦将田希鉴缢杀。李晟进入田希鉴的军营，说明杀死田希鉴的原委，众人都胆战心惊，没有人敢动。李晟将情况报告了朝廷。德宗感慨地说：“泾州乱逆泉蔽，非晟莫能理之。”李晟归还军镇后，表荐右龙武将军李观为泾原节度使。李晟尝说：“河陇之陷也，岂吐蕃力取之，皆因将帅贪暴，种落携贰，人不得耕稼，展转东徙，自弃之耳。且土无丝絮，人苦征役，思唐之心，岂有已乎！”就拿出自家的钱财来赏赐投降的人，进行怀柔，有一酋帅浪息壤投降，李晟奏请封他为王，每当吐蕃使者来到，李晟必安排就坐，穿着锦袍，佩有金带，以示尊崇，使吐蕃人感到羡慕。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德宗兴元元年。

吐蕃对李晟极为畏惧，吐蕃相尚结赞尤为厌恨李晟。他们认为唐朝的名将只不过是李晟、马燧、浑瑊三人而已，“不去三人，必为我忧。”于是实施反间之计，派遣使者通过马燧请和，请和之后就进行会盟，再通过会盟之际劫虏浑瑊，来出卖马燧。贞元二年（786）九月，吐蕃用尚结赞之计，兴师动众进犯陇州，抵达凤翔，无所掠夺，并且说：“召我来，何不以牛酒犒劳？”然后慢慢退去，以此来离间李晟。李晟先派衙将王佖率领精兵三千人埋伏在汧阳，告诫他说：“蕃军过城下，勿击首尾，首尾纵败，中军力全，若合势攻汝，必受其弊。但俟其前军已过，见五方旗、武豹衣，则其中军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王佖按着他所指示指挥，将吐蕃击败，因士兵不认识尚结赞，使其得以逃脱。十月，李晟派步骑兵五千袭击吐蕃摧沙堡，遇吐蕃军二万，吐蕃军大败，李晟军乘胜追击，攻占摧沙堡，烧毁吐蕃军资蓄积而还。自此尚结赞多次遣使求和。十二月，李晟到长安朝见，上奏说：“戎狄无信，不可许。”宰相韩滉支持李晟的意见，请求调发军粮供给李晟，命令率兵攻击吐蕃。德宗正厌战，疑心将帅生事以获取功劳。适逢韩滉去世，张延赏执政，与李晟不和，多次在德宗面前诋毁李晟，说不能让李晟长时间掌管兵权，想用刘玄佐、李抱真主持西北边事，让他们立功来压制李晟。德宗竟然采纳了张延赏的意见，削去李晟的兵权。在贞元三年（787）三月，册封李晟为太尉、中书令，只是按时朝见而已，没有实权。这一年闰五月，浑瑊与尚结赞结盟，果然被吐蕃所劫，六月，罢免了马燧的河东节度使之职，这些都中了尚结赞的计谋。

第五节 失兵权而忠心不贰

李晟虽然失去了兵权，但对唐朝始终如一。曾有通王府的长史丁琼，也被张延赏所排挤，心怀怨恨，就求见李晟，说：“太尉功业至大，犹罢兵权，自古功高，无有保全者，国家倘有变故，琼愿备左右，狡兔三穴，盍早图之？”李晟愤怒地说：“尔安得不祥之言。”急忙将其捉获奏报朝廷。李晟对魏徵能直言敢谏，尽忠朝廷非常敬佩，并把他作为自己的楷模。在凤翔时，对宾客说：“魏徵能直言极谏，致太宗于尧舜之上，真忠臣也，仆所慕之。”行军司马李叔度回答说：“此搢绅儒者之事，非勋德所宜。”李晟严肃地说：“行军（李叔度）失言。传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各位将相，心有不可，忍而不言，岂可谓有犯无隐，知无不为者耶！是非在人主所择耳。”所以李晟做宰相时，皇上有所询问，必极言无隐，尽其忠心。李晟性格沉静、治军严谨、善于明察，对部下功劳大小、能力如何了如指掌，憎恨部下结为朋党，嫉恶好善，治家也很有礼法。

贞元九年（793）八月李晟去世，终年六十七岁。德宗亲临吊祭，废朝五日，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追赠为太师。

李晟戎马一生，既勇敢善战，又能深谋远虑，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他为平定朱泚之乱，挽救唐朝的命运，保卫西北边防，抵御吐蕃作出了贡献。

（谢选骏指出：李晟不听挑拨离间是对的，但将人捉拿上报朝廷，则是特务行为了。）

【第三十五章 异牟寻】

第一节 南诏同唐的关系

异牟寻（？—808），南诏第七世国王。其父凤迦异曾入唐宿卫，拜为鸿胪卿。母是独锦蛮之女。他继王位后，致力于南诏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南诏本为哀牢夷中的乌蛮族。诏为蛮语王的意思。南诏部落最先有六个渠帅，号称“六诏”。蒙■诏、越析诏、浪穹诏、邆睒诏、施浪诏、蒙舍诏。六诏势力大致相等，不相臣服。其中蒙舍诏地处诸部最南方，所以称为南诏。南诏国王姓蒙，其始祖名舍尨，因避仇家从哀牢（今云南保山）迁居到蒙舍川（今巍山蒙化坝），耕于巍山（今巍山城南巍宝山）之麓，经营二十余年，据有巍山以北蒙舍川的土地。舍尨子名独逻，又名细奴逻。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南诏王细奴逻派遣其子逻盛炎入朝，高宗赐给锦袍，并授给细奴逻巍州刺史之职。从此唐朝与南诏建立了联系。武则天时期，逻盛炎继位为南诏王，亲自入唐朝见，当时他妻子正怀孕，在他走到姚州时，听说他妻子又生了一个儿子，非常高兴。逻盛炎在长安受到武则天热诚款待，还赐予锦袍、金带等物。所生的是第二个儿子，名盛逻皮。逻盛炎死后，其长子炎阁立为南诏王。唐开元年间炎阁死，盛逻皮继南诏王位。盛逻皮之子皮逻阁，后继位为南诏国王，唐玄宗授为特进，封为台登郡王。当时五诏与河蛮部落，在吐蕃的威胁下，经常依附吐蕃而不臣服唐朝，只有南诏始终依附唐朝。在唐朝支持下，南诏势力逐渐强大，而其他五诏势力微弱。开元末年（737），皮逻阁出兵进攻河蛮，攻取大和城（今云南大理），又袭大釐城。由于皮逻阁征讨洱河诸部有功，唐玄宗下诏赐皮逻阁名蒙归义，特加礼遇，派遣使者驰往南诏，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赐给他锦袍、金钿带等。皮逻阁这时谋划乘胜兼并五诏，派他的谋臣请求唐剑南节度使王昱，代为向朝廷请求合并六诏为一。当时唐朝和吐蕃争夺安戎城，进行激烈战争，攻取五诏有牵制吐蕃作用，便允其所请，并派中使王承训、御史严正诲参与军事，很快统一六诏，在西洱河地区建立统一的南诏国。开元三十九年（739），皮逻阁把都城迁到大和城。

天宝四载（745），皮逻阁派遣他的孙子凤迦异入朝宿卫，唐玄宗拜他为鸿胪卿，特别恩宠，赐给他许多文物，还有胡部、龟兹两个乐队。从此南诏和唐朝较长时期都保持友好关系。到了天宝七载（748），皮逻阁死，其子阁逻凤继位为南诏国王，以他儿子凤伽异为阳瓜州刺史。到天宝末年，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性急躁，不懂方略。南诏王谒见都督，往往都带妻子一同来。天宝九载，阁逻凤来谒见都督时，路过云南，云南太守张虔陀侮辱同来的妇女，并勒索贿赂，阁逻凤不答应，张虔陀派人进行辱骂，并向朝廷告发他的罪过，引起阁逻凤的愤怒，起兵攻破云南，杀了张虔陀，夺取羁縻州三十二州。

天宝十载，唐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领八万大军讨伐南诏，南诏王阁逻凤派遣使者谢罪，请求归还俘掠而去。并且说：“现在吐蕃大兵压境，如不许和，我将归附吐蕃，云南就非唐所有。”鲜于仲通仗恃兵多，不许请和，囚禁南诏使者，进军至西洱河，被阁逻凤打败，唐军士卒死六万多人，鲜于仲通只身逃脱。南诏本贫弱之国，必依附大国，既与唐关系破裂，只好归附吐蕃。翌年，吐蕃弃隶缩赞赞普册封阁逻凤为“赞普锺（蛮语称弟为锺）南国大诏”，“赐为兄弟之国”。阁逻凤自立国号为大蒙。吐蕃给他金印，号“东帝”。阁逻凤在国门刻立石碑，即南诏德化碑，申明他叛唐是出于不得已，并对臣下说：我世世奉事唐朝，受其封爵，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给唐使者看，知我的背叛非我本意。天宝十三载（754），唐剑南留后李宓率兵七万进攻南诏，到大和城，被打得大败，士卒死有十分之八。

第二节 异牟寻归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南诏王阁逻凤死，其子凤迦异早死，其孙异牟寻继立为南诏王。同年十月，南诏与吐蕃联合用十万大军，分三路进犯：一路出茂州（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一路出扶州（今四川南坪）、文州（今甘肃文县），一路出黎州（今四川汉源北）、雅州（今四川雅安）。连连攻陷州、县，刺史弃城逃走，士民们逃走隐藏在山谷中。这时唐德宗即位，对此深以为忧。杨炎上奏建议发禁卫军和幽州军与山南兵合击南诏军，德宗乃发禁卫军四千人，让泾原都知兵马使李晟统帅，并发邠宁、陇右二镇及范阳兵五千，命金吾大将军曲环统帅，联合当地兵，从东川出兵，从江油向白坝（今四川江油北），与山南兵联合进击吐蕃、南诏军，大破南诏军，范阳兵追赶到七盘（今四川旺苍东南），又破南诏、吐蕃军，遂收复维、茂二州。李晟军追击于大渡河外，又打败敌军，斩首六千多，俘虏杀伤的也很多，吐蕃、南诏兵饥寒交迫，堕入崖谷死的有**万人。吐蕃人后悔又愤怒，把引导来的使者杀死。异牟寻也很恐惧，迁徙到苴咩城（今云南大理）筑城居住，把城扩大十五里。吐蕃封异牟寻为日东王。

南诏归附吐蕃以后，吐蕃向南诏征收繁重的赋税，把南诏地势险峻的地方都夺去设立兵营和哨所，每年向南诏征兵，鉴于这些情况，异牟寻甚为苦恼。当时有清平官郑回，原是唐朝的西沪县令，阁逻凤攻破隽州时，把他俘虏到南诏。阁逻凤对郑回的学问和人品很是看重，赐他称号为蛮利，让他教王室子弟读书，授权可以责罚学生，郑回很有威望，南诏国人对他很敬畏。后来他当上清平官，深得国王信任。他见异牟寻由于吐蕃的求索而苦恼，便劝异牟寻说：“中国是礼义之邦，对邻国很少求索财物，如果归附唐朝，就可免去出兵帮助吐蕃战守，利莫大于此。”异牟寻听从了他的意见，暗中谋划归唐，然而不敢公开反对吐蕃。

南诏王异牟寻想内附唐朝，但不敢自己派使者去唐朝，便先派遣东蛮鬼主骠旁、苴梦冲、苴乌星入唐，到唐后，唐德宗在麟德殿设宴，款待他们，给他们很多赏赐，封骠旁为和义王、苴梦冲为怀化王、苴乌星为顺政王，并授给他们印鉴，送他们回南诏。

德宗贞元四年（788），吐蕃屡次派人到南诏去，引诱和胁迫南诏。正值唐剑南节度使韦皋安抚各蛮族有恩惠，得到各蛮族的信任，各蛮族把异牟寻欲归附唐朝的话，告诉了韦皋。韦皋于贞元五年（789）二月，派密使写信给异牟寻，信中说：回鹘屡次请求天子一同灭吐蕃，王不早日定计，一旦被回鹘抢在前面，则王累代的功名都白白抛弃。况且云南久受吐蕃的屈辱，现在不乘这个机会依靠大国的势力来报仇雪恨，后悔就来不及了。韦皋给异牟寻去信，吐蕃得知后甚为怀疑，因此让南诏派大臣子弟到吐蕃为质，这使异牟寻更为怨恨。

唐剑南节度使韦皋修书招南诏王异牟寻后，经过几年没有得到答复。然而吐蕃每次征发南诏兵，南诏都派去很少。韦皋知道异牟寻有心归附唐朝。韦皋的讨击副使段忠义，本来是阁逻凤的使者。在这一年六月，韦皋派遣段忠义回南诏，并写信给异牟寻敦促告谕于他。吐蕃知道韦皋使者在云南，派使者指责异牟寻，南诏王异牟寻骗他说：唐使本是蛮族人，韦皋听从他的要求让他回来，没有什么阴谋。因而便把段忠义送往吐蕃。吐蕃多取南诏大臣之子为质，使异牟寻更是怨恨。

南诏勿邓部酋长苴梦冲，暗中与吐蕃勾结，煽动诱惑各蛮族，隔断南诏使者去唐通路。韦皋派遣三部落总管苏峞领兵到琵琶川，于贞元八年春二月，捉住苴梦冲，数说他的罪恶并把他斩了，往云南的道路才得畅通。从此吐蕃和南诏之间更是日益猜疑，每次南诏兵到边境上，吐蕃也发兵，声称互相响应，实际上是加以防御。贞元八年（792）十一月，韦皋又派人致书给南诏王，表示欲和他共同袭击吐蕃，把吐蕃驱逐到云岭以外，把吐蕃的城堡全平定，并助南诏在境上修筑大城，设置军队互相守卫，永远成为一家。

贞元九年（793），异牟寻决心归附唐朝，派出三个使者，分三路，一出戎州（今四川宜宾），一出黔州（今四川彭水），一出安南（今广西西部），都携带生金和丹砂，去成都见韦皋，以金表示坚定，丹砂表示忠心赤诚，把韦皋给他的信分为三，各带一份，最后都到了成都。给韦皋的信中说：异牟寻世为唐臣，过去由于张虔陀的侮辱，而中国使者到后，又不为澄清昭雪，所以产生了异心，鲜于仲通前次出兵，想改过自新而没有因由，后来吐蕃欺侮使我背约曾祖时曾得先帝恩宠，以后继承者都蒙恩袭承王位，人所以知道礼义，都是受唐的风情教化，异牟寻愿竭尽忠诚日新，归附亲近天子，请求增加剑南、西山、泾原等州的戍守兵力，安西镇守，扬兵四临，委回鹘诸国，所在侵掠，使吐蕃势力分散，不能为强，这西南边隅地区，不烦劳天兵，可以立功。于是上表请求归附唐朝。韦皋送南诏使者到长安，韦皋上表祝贺。德宗赐以诏书，对异牟寻加以嘉勉，并命韦皋遣使者持牒加以慰抚。

贞元九年（793）十月，韦皋派遣他的节度巡官崔佐时带着诏书去南诏，并且自己也以帛书给异牟寻。崔佐时到南诏都城羊苴咩城，当时有吐蕃使者数百人先在南诏。这时郑回暗中接见崔佐时并介绍了南诏情况。崔佐时劝异牟寻把吐蕃使者全杀掉，去掉吐蕃所立的封号，恢复南诏原来的名号，异牟寻一一听从。乃率领他的儿子寻梦湊和清平官与崔佐时一起到点苍山神祠进行盟誓，修载书四，一藏在神祠石室，一沉在西洱水，一放置在祖庙，一进献给唐天子。并把吐蕃使者全部杀掉，刻金契以献，又派遣曹长段南逻、赵伽宽随崔佐时入朝。

最初，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进行大战，死伤很多人，便向南诏征调万人，异牟寻想要袭击吐蕃，表示国小人少，请求发兵三千人，吐蕃嫌人少，最后增至五千人，吐蕃允许了。异牟寻表面表示寡弱，在派出五千人以后，自己率领数万人跟在后边，昼夜兼程，袭击吐蕃，在神川和吐蕃展开大战，大破吐蕃兵，截断了铁桥，淹死吐蕃兵一万多人，俘虏其五王，降伏吐蕃士卒十余万，派使臣到唐朝献捷。

贞元十年（794）六月，南诏王异牟寻派遣他弟弟湊罗栋和清平官尹仇宽等二十七人入朝献地图、土贡和吐蕃所给的金印，请求恢复南诏称号。德宗加以赏赐，拜尹仇宽为散骑常侍，封为高溪郡王。为了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以祠部郎中袁滋持节领使，成都少尹庞颀为副使，崔佐时为判官，俱文珍为宣慰使，刘幽宕为刺官。赐银窠金印，印文是“贞元册南诏印”。袁滋一行至大和城，异牟寻派其兄蒙细罗勿等用良马六十匹进行迎接，奏金钟玉珂，兵士振铎夹道列阵，异牟寻身披金甲、蒙虎皮、手执双铎■，千人执长矛保卫，有十二大象在前导引，骑兵、步兵也依次排列。到黎明时，进行册封，异牟寻率领官吏北面而立，宣慰使面向东方，册封使南向，宣读诏书册封。司仪者引导异牟寻离位，跪下受册封，异牟寻叩头再拜，又接受所赐服装备物。退下后说：“开元、天宝中期，曾祖和祖父都蒙册封袭承王位，自此五十年。贞元皇帝洗去旧痕录取功绩，又赐给爵命，子子孙孙永远为唐臣。”并设宴招待使者，宴会上，异牟寻拿出玄宗所赐的银平脱马头盘两个，对袁滋说：这是天宝时期先君凤伽异以鸿胪少卿入京宿卫时，皇帝赐给的。又指头发垂白的老笛工、歌女对袁滋说：这是先君回国时，皇帝赐给胡部、龟兹乐二列，今天已经丧亡略尽，就这二人还在。袁滋回京，异牟寻又派遣清平官尹辅酋等七人答谢天子，献上铎■、浪剑、郁刀、生金、瑟瑟、牛黄、琥珀、■、纺丝、象、犀、越睒统伦马等物。

第三节 联合唐军，屡破吐蕃

贞元十一年（795）十一月，异牟寻进攻吐蕃，攻取昆明城（今云南盐源彝族自治县），取得食盐池。又攻破施蛮、顺蛮，并俘虏其王，置白厓城；因之定磨些蛮，隶属昆山西爨故地；又攻破茫蛮，掠弄栋蛮、汉裳蛮，充实到云南东北部。

贞元十五年（799），异牟寻谋划出击吐蕃，以邆川、宁北等城正当进路，乃凿山挖深沟进行作战准备，德宗答应出兵相助。异牟寻请求韦皋派大臣子弟到剑南为质，韦皋推辞，异牟寻坚决要求派子弟为质，韦皋无奈答应到成都来住，都遣他们读书就学。异牟寻对韦皋说：“昆明、隽州与吐蕃接壤，不先出兵，就为威胁，反而成为我们的祸患。”请求韦皋出兵进攻吐蕃。当时唐军屯于京西、朔方、大峙的粮食，想在南北一齐进攻故地时用，然而南方的粮转运延迟时期，士兵不能全部聚集。这年夏季，吐蕃麦未成熟，又发生瘟疫，赞普死，新赞普刚立，韦皋揣度吐蕃不敢出动，所以劝异牟寻暂缓出兵比较安全，比速而无功为好，现在边境上的兵比往年要多十倍，而且行营都在隽州，扼住西沪吐蕃的道路，昆明、弄栋可以无患。异牟寻遂约定他年。

吐蕃大臣认为岁在辰，宜于出兵，谋划袭取南诏。乃检阅士卒整治运路，将在十月围攻隽州，在昆明屯兵八万，准备一年粮草。吐蕃赞普以其舅攘鄀罗为都统，派遣尚乞力、欺徐滥铄屯兵在西贡川。异牟寻和韦皋得到情报后，韦皋命部将武免率领三千弓箭手前往，命亢荣朝率万人屯驻黎州，韦良金率二万五千人屯驻隽州，和南诏约定，紧急时一起出兵。吐蕃率领五万兵自曩贡川分二军进攻南诏，一军从诺济城进攻隽州。异牟寻害怕东蛮、磨些蛮为吐蕃作向导，想先用兵进击，韦皋告知说：“隽州实为往来通道，可以捍卫掩护几个州，敌人屡次窥探，所以用兵严加防守，屯兵和壁垒互相监视，粮食器械处处都有，东蛮岂敢怀有二心。”异牟寻乃通知东蛮、磨些诸蛮把粮食收入城中，不然全部烧掉。这时，吐蕃颙城将领杨万波来约投降，事情泄露，吐蕃用五千兵进行守卫，韦皋派兵击破。韦皋大将扶忠义又攻取末恭城，俘获牛羊以千计。吐蕃大将既煎让律在离十贡川一舍之地屯兵，其国师马定德率领种落出来投降唐军。西贡节度监军野多输煎也投降扶忠义军。吐蕃欺徐滥铄到铁桥，南诏军在水中下毒，吐蕃军人多被毒死，因而迁徙到纳川，坚壁防守。这一年吐蕃境内霜雪下得早，出兵不捷便速退去。吐蕃苦于唐和南诏联合进军，因而不敢进攻南诏，韦皋命令武免在隽州按兵镇守，在南诏边境也加以屯戍。

到贞元十七年（801），因剑南节度使韦皋和南诏王异牟寻配合作战，屡破吐蕃，转战千里，攻克城池七座，军镇五，焚烧敌堡一百五十多所，斩首万余级，俘虏六千，降户三千，德宗为韦皋加官为检校司徒兼中书令，赐爵南康郡王。南诏王异牟寻在对吐蕃交战中攻其腹心，俘获尤多，德宗特遣中人尹偕到南诏进行慰问和安抚。

在南诏西南有骠国，国王摩罗思那听说南诏异牟寻内附于唐，非常羡慕。因而请异牟寻引荐，派他儿子悉利移入朝进贡，献其音乐。异牟寻每年都向唐朝献纳地方产品，唐德宗对他尤加礼遇。

南诏的各项制度，都是在阁逻凤时建立的，异牟寻基本上是承袭这些制度。

元和三年（808），异牟寻死，他的儿子寻阁劝继位为南诏王。寻阁劝又称梦湊，自称骠信。异牟寻死，唐宪宗诏令太常卿武少仪持节到南诏去进行吊祭。异牟寻从公元779年即王位到公元808年死，在位三十年，建立了与唐朝的友好关系，为民族融合作出了贡献。

（谢选骏指出：我为何不认为唐朝是一个统一帝国，而只是一个像西周那样的王国联盟呢？因为有南诏、吐蕃、回纥、高句丽这样的番邦存在。只是到了元明清，这些板块才像秦两汉那样凝为一体。所以唐朝的天可汗就像周朝的周天子，更像一个宗主，而不像一个皇帝，所以我会称之为“假皇帝”，就像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宋辽金的假皇帝那样——他们更像是区域性国家的国王……所以在唐朝，那就出现了藩镇割据的盛况——一个藩镇，就是一个独立王国，一个文明的温床，这也就是唐朝的包容之所在——没有藩镇的孢子，何来宽容的因子？是安史之乱，卸掉了皇家的架子。）

【第三十六章 唐宪宗】

第一节 重用人才

唐宪宗（778—820），名李纯，顺宗长子，母庄宪皇后，琅邪人。

宪宗自幼受到继承皇统的教育。六七岁时，其祖父德宗抱置膝上，问曰：“汝谁子，在吾怀？”对曰：“是第三天子。”德宗异而怜之。贞元四年（788）封广陵王，永贞元年（805）四月，册为皇太子，七月乙未，“权勾当军国政事”。八年庚子即皇帝位。次年改年号元和。

唐宪宗是一个奋发有为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削平了藩镇，加强了皇权，为唐后期的中兴奠定了基础。

唐宪宗将“军国枢机，尽归之于宰相”，“能用忠谋，不惑群议”，他先后任用了一批进士出身，年轻有为，忠谠有才干，力主削藩，反对宦官干扰军政的宰相。

宰相李吉甫，反对宦官操纵朝政，力谏取淮西。

宰相杜黄裳，坚决主张讨刘辟，以法度整肃诸侯，铲平藩镇。

宰相裴，请贬宪宗最宠幸的宦官吐突承璀，罢其军权。宪宗初平吴蜀，励精思理，裴垍总机务，甚称中旨。裴垍在翰林，举李绛、崔群同掌密命，及在相位，用韦贯之、裴度知制诰，擢李夷简为御史中丞，其后继踵入相。宰相李绛，运筹分化河北，不战收魏博。主张京西北神策军割隶当道节度使以防吐蕃。朝臣柳公绰、白居易等人为奸人所排陷遭贬黜，绛每密疏申论，皆获宽宥。

宰相武元衡，坚决削除割据的藩镇李琦，主淮西用兵，被藩镇李师道派人刺杀。

宰相裴度，坚决支持宪宗讨淮西，亲自挂帅督战平淮西。在淮西决战阶段，废除监军制，兵权归将帅，取得胜利。

宰相崔群，在翰林，说言正论闻于时。

宪宗周围还有一批极言直谏，维护政治清明的大臣，如翰林学士、左拾遗白居易反对宦官吐突承璀挂帅出征，主张国家征战责成将帅；东台御史元稹纠劾不法，与中使抗争；刑部侍郎韩愈，谏止宪宗迎佛骨佞佛等。

①本章材料据新、旧唐书本纪者，不另作注。

第二节 财政上的困难和缓解

宪宗朝的财政形势宪宗朝的财政形势，虽比肃、代、德宗时有所改善，但仍是困难的。元和二年（807），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呈宪宗资治。当时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县千四百五十三。藩镇割据，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外，每岁赋税依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江南人民负担沉重。而且，当时天下养兵八十三万，大率二户资一兵。

元和六年（811）元月，中书门下奏：“国家自天宝已后，中原宿兵，见在军士可使者八十余万。其余浮为商贩，度为僧道，杂入色役，不归农桑者，又十有五六。则天下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衣待食之辈。今内外官给俸料者不下一万余员今天下三百郡，一千四百县，故有一邑之地，虚设群司，一乡之甿，徒分县职，伏请州县可并合者并合之。”①藩镇割据，庞大的军队，以及庞大的官僚队伍，给宪宗朝的财政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财政上的缓解唐宪宗任用裴垍为相，采取措施，减轻江淮人民的赋税负担。旧制，民输税有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两税，货重钱轻，是后货轻钱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实估，以重敛于民。裴垍责令天下留州送使物，请一切用省估。其观察使，先税所理州以自给，不足部分征收所属州的税。由是江淮人民稍苏息。

唐宪宗又任用李绛为相，绛在北边营田养兵，减轻财政开支。元和七年（812）李绛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万顷，请释能吏开置营田，可以省费足食，宪宗准奏。李绛命度支使卢坦经略，四年时间，开田四千八百顷，收谷四千余万斛，岁省度支钱二十余万缗，边防赖之。

宪宗还委任了一批理财的宰相，如元和元年（806）以李巽为度支盐铁转运使，巽充使一年征课所入达到刘晏征收最高年份，明年过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万缗。“旧制，每岁运江淮米五十万斛抵河阳，久不盈此数，唯巽三年登焉。”①元和四年（809）李巽上奏章荐举彬州司马（王叔文党，八司马之一）程异，吏才明辨，请以为扬子留后，宪宗准许。程异复为扬子留后、淮南等五道两税使，江淮钱谷之弊，多所铲革。元和四年（809）三月，以河东节度使李鄘充诸道盐铁转运使。

元和六年（811）天下大稔，米斗有值二钱者。元和七年（812）四月，盐铁转运使王布奏：六年（811）卖盐铁计收六百八十五万九千三百贯。

元和年间，由于宪宗任人得当，财政危机稍得纾缓。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宪宗元和六年。

①《旧唐书》卷一二三《李巽传》。

第三节 削平藩镇

讨刘辟，除李琦宪宗施政图治，“志平潜叛”，削平藩镇。

永贞元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病死，支度副使刘辟自为留后，阻兵自守，并要求朝廷同意他兼领三川（即西川、东川、山南西道）。宪宗不许。刘辟发兵围东川节度使李康于梓州，对抗朝廷。宪宗旋即命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将步骑五千为前军，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将步骑二千为次军；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共同讨伐刘辟。高崇文克成都，擒刘辟，解至长安并族党诛之。既平辟，宰臣入贺，宪宗目示杜黄裳说：“此卿之功也！”杜黄裳是坚决主张讨刘辟、削平藩镇的。

铲除镇海李琦。元和二年夏，“蜀既平，藩镇惕息，多求入朝”①，镇海节度使李琦亦不自安，请求入朝。宪宗下诏征调，拜右仆射。会入朝，李琦又称疾不至。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武元衡主张削藩，以为不可放纵。宪宗也认为应行威令。冬十月，诏征李琦为尚书左仆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为镇海节度使。李琦不受征，宪宗削除李琦宦爵及属籍（淮安王神通后代），以淮南节度使王锷统诸道兵为招讨处置使，征宣武、义宁、武昌兵，并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江西兵出信州，浙东兵出杭州，以讨之。执李琦，械送京师，乃并其子师回腰斩之。并籍没李琦资财，赐浙西百姓，代当年租赋。

收魏博元和七年（812）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去世，依故事，立其子怀谏为副大使，知军务。怀谏十一岁，不能主军，军政皆决于家僮蒋士则等人。宪宗与宰相议魏博事，宪宗欲以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郑滑节度使，控制魏博。宰相李绛建议利用藩镇自身的矛盾收魏博：“臣窃观两河藩镇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隶诸将，不使专在一人，恐其权任太重，乘间而谋己故也军府大权必有所归，彼不依朝廷之援以自存，则立为邻道所■粉矣。故臣以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归也此所谓不战而屈人兵也。”宪宗称善。既而，魏博兵变，牙内兵马使田兴早晨入军府，士卒数千人大噪，环绕田兴而拜，请求田兴为留后，田兴惊讶地仆倒在地，众人仍不散，久之，田兴见势不可免，乃谓众人说：“汝肯听吾言乎？”皆曰：“惟命！”田兴部署：“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请官吏，然后可。”皆曰：“诺！”田兴乃杀蒋士则等十余人，迁怀谏于外。①冬十月，魏博监军将这种状况向朝廷作了报告，宪宗以田兴为魏博节度使。李绛又建议：“魏博五十年不沾皇化，一旦举六州（魏、博、见、卫、澶、相）之地来归，刳河朔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不有重赏过其所望，则无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邻劝慕。请发内库钱百五十万缗以赐之。”宪宗即遣知制诰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钱百五十万缗赏军士，六州百姓免租赋给复一年。军士受赐，欢声如雷。

魏博归朝廷，引起河北、山东、淮西等强藩的巨大震惊。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宪宗元和二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宪宗元和七年。

平淮西元和九年（814）淮西节度使（也称彰义节度使）吴少阳病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以父病闻于朝，自领军务。

宪宗自平蜀，即欲取淮西。宰相李吉甫也力主取淮西，“淮西非如河北，四无党援，国家宿存数十万兵以备之。失今不取，复难图矣”①。宪宗先礼后兵，遣工部员外郎李君何吊祭。吴元济不迎敕使，发兵四出，屠舜阳，焚叶，掠鲁山、襄城，关东震骇，李君何不得入而还。宪宗决意讨淮西，冬十月，以忠武节度副使李光颜为节度使。以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讨吴元济，命内常侍知省事崔潭峻监其军。又笼络强藩，十年（815）春正月，加韩弘守司徒。弘镇宣武，十余年不入朝，颇以兵力自负，朝廷方倚其形势以制吴元济。命宣武等十六道讨吴元济。光颜又奏破淮西兵于南顿。

淮西战事连着山东、河北割据势力的存亡，吴元济纵兵抗衡，王承宗、李师道暗中配合，给予政治声援和军事援助，淮西之役，是一场十分激烈的斗争。吴元济遣使求救于恒、郓，于是王承宗、李师道数上表请赦免吴元济。宪宗不答应，李师道遣大将率二千人趋寿春，声言助官军讨吴元济，实际上在军事上制肘官军。李师道又派刺客数十人，发盗数十人攻河阳转运院，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于是人情恇惧。群臣多请罢兵，宪宗坚决削藩，不许罢兵。诸军讨淮西久未有功，五月，宪宗遣中丞裴度诣行营宣慰，察用兵形势。裴度还朝，分析了淮西必胜的形势，并推荐李光颜为将。不久，李光颜败淮西兵于时曲（陈州殷水县西南），淮西兵大溃。李师道又派出刺客刺杀宰相武元衡和裴度。结果，武元衡被刺死，裴度头受伤坠沟中，因毡帽厚，得不死。京城因此大骇。朝士未晓不敢出门。早朝，宪宗在御殿久等，班犹未齐。诏中外所在搜捕，于是京城大索。朝臣有的请求罢裴度的官，表示退让，以安恒、郓之心，宪宗愤怒地说：“若罢度官，是奸谋得成，朝廷无复纲纪，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贼。”①裴度伤好以后，宪宗召裴度入宫对话，以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裴度向宪宗进策：“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②宪宗与裴度在削藩见解上完全一致。

十一年六月，蔡州行营唐邓节度使高霞寓讨淮西大败于铁城，仅以身免。中外骇愕，宰相入见，多劝宪宗罢兵，宪宗却坚定地说：“胜负兵家之常，今但论用兵方略，察将帅之不胜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岂得以一将失利，遽议罢兵耶？！”当时举朝皆言罢兵，只有裴度“言贼不可赦”，宪宗于是独用裴度之言。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宪宗元和九年。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宪宗元和十年。

元和十二年，官军讨淮蔡，四年不克，“度支供饷，不胜其弊，诸将玩寇相视，未有成功”，宪宗也很惆怅，以问宰相，李逢吉等竞言师老财竭，意欲罢兵。裴度独无言，宪宗问裴度，度回答：“臣请自往督战。”宪宗亲自为裴度送行，以裴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充淮西宣慰处置使，以刑部侍郎马总为宣慰副使，右庶子韩愈为彰义行军司马。度驰赴前线，实行元帅事，以郾城为治所。当时，诸道军中皆有中使监阵，进退不由主将，胜则先使献捷，不利则陵挫百端。裴度当即奏请免去监军，诸将始得专军事，战复有功。裴度治军，“军法严肃，号令画一，以是出战皆捷”③。十月十四日，唐随邓节度使李愬自将三千人为中军，命李祐、李宪将牙队三千人为前锋，李进诚将三千人为后军，出军东行，直奔吴元济营垒蔡州。“时大风雪，旌旗裂”，李愬冒着风雪，率军日夜兼行，于十五日“四鼓，愬至城下，无一人知者”①。官军从天而降，迅速攻下蔡州城，吴元济穷蹙请降。吴元济被槛车送往京师，十一月斩首。淮西割据三十多年后，复归唐皇朝统治。

进讨李师道淮西平，宪宗削藩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朝廷处于优势，官军得以集中兵力进攻河北山东藩镇。

十三年（818）春正月，以淮西平，李师道忧惧，不知所为。遣使奉表，请使长子入侍，并献沂、密、海三州。宪宗受降，并遣左常侍李逊诣郓州宣慰。

王承宗惧，求告于田弘正（即魏博田兴），请以二子为质并献德、棣二州，输租税，请官吏。田弘正为之奏请，宪宗准许归降朝廷。夏四月，魏博遣送王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图印至京师。

李师道在兵危巢倾的严重形势下，先降后悔。朝廷宣慰李逊至郓州，李师道大陈兵戈以迎之，继而表言军情不听纳质割地。宪宗决意发兵讨李师道。五月以忠武节度使李光颜为义成节度使，自许州徙镇滑州。秋七月，下制罪状李师道，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兵共讨之，以宣歙观察使王遂为供军使。朝廷兴师讨李师道，韩弘惧，九月自将兵击李师道，围曹州。十一月，裴度指挥田弘正将全师自杨刘渡河，距郓州四十里筑垒，贼中大震。十四年春正月，韩弘拔考城，杀二千余人。武宁节度使李愬拔台（唐属兖州）。田弘正奏败淄青兵于东河，杀万余人。又奏败平卢兵于阳谷。二月，李愬败平卢兵于沂州，拔丞县（唐蓝陵县）。李师道闻官军侵逼，发民治郓州城堑，修守备，役及妇人，民情益恐惧怨恨。终于发生李师道军中兵变自溃。李师道部下率兵反叛，攻下郓城，捕索师道与二子置牙门外隙地，皆斩之。刘悟将师道父子三首遣使送田弘正营。弘正大喜，露布以闻。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宪宗削藩获得很大胜利，自代宗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赋税，至此，尽遵朝廷约束。

③《旧唐书》卷一七〇《裴度传》。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宪宗元和十二年。

第四节 晚好神仙，宠任宦官

淮西既平，宪宗渐骄侈。宪宗统治后期，好神仙，诏天下求方士，诏柳泌居兴唐观炼药（丹）。元和十五年（820）春，宪宗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宪宗暴崩中和殿，年四十三。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其党吏讳之，但云药发，外人莫能明也。唐中后期历史上两大问题，一是宦官专权，一是藩镇割据。宪宗以削藩为己任，却不以铲除宦官为己任，而是信任依靠宦官，维护宦官神策军中尉的军权。宪宗削藩胜利，却败死于宦官专权。

（谢选骏指出：秦国要是不修骊山坟墓，就不会急速崩塌；秦始皇要是不求神仙，就不会半道而死——从来的祸端就在于贪心不足，吃得太饱终于撑死了。为何“任何好事就是坏事”？而不仅仅“好事转化为坏事”？因为人既然活着就不可能不动，其结果就是动辄得咎，因为无法持盈保泰。所以唐宪宗，在“重用人才”、“削平藩镇”的上山之后，不得不走向“晚好神仙”、“宠任宦官”的下山了——他总不能停在原地不动，只好按照物理定律抛物线了。）

【第三十七章 杜佑】

第一节 一生为官，政绩斐然

杜佑（735—812），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出身于仕宦世家。父希望，以熟谙边事，为鄯州（今青海乐都）都督留后，在任边境安定，粟帛盈余，很有政绩。擢升鸿胪卿，历任恒州刺史，西河太守。

杜佑幼年读书就很勤奋，经传之外，尤其重视历史典籍的学习。年十八，以父荫为济南郡参军、郯县丞。天宝末年，杜希望的好友韦元甫做润州（今江苏镇江）刺史，杜佑特意前往看望。韦元甫以故人子留居住所。有一次，韦元甫遇到一件疑案，不好处理，便征询杜佑的意见。杜佑对答如流，很得要领，元甫非常满意，便派他做司法参军。后韦元甫为浙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杜佑一直在他的幕府中任职，深得信任，由殿中侍御史转主客员外郎。大历七年（766），韦元甫既死，杜佑始由淮南入京，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转抚州（今江西临川）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州（今广西北流）刺史兼容管经略使。前后在江西、广西一带做了好几年地方官。

大历十四年，德宗即位，励精图治，不次用人，以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征杜佑入朝为工部郎中，历任金部郎中、权江淮水陆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籴等使。那时正用兵河北诸镇，军需紧急，“馈运之务，悉委于佑”。不久便迁升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度支总领全国经费，当时军费开支浩繁，每月费度支钱一百多万贯。由于用度不足，德宗下令借富商钱，于是官吏大索商贾财货，闹得“长安嚣然如被寇盗”①。杜佑看到这种情况，认为“百姓颇困，加赋攸难”②，主张裁减官吏，节省开支，特地写了一篇《省官议》献给德宗。指出“设官之本，为理众庶，所以古昔计人置吏”③，但自中宗以来，用人无制，从朝廷到地方都有一大批重复的闲散的官员，糜费国家大量的开支，应该加以裁并。因为宰相卢杞当权，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卢杞为了排除异己，出杜佑为苏州刺史。由于前任刺史以母丧去官，杜佑有母在堂，不愿赴任，于是改任饶州刺史。不久以御史大夫为岭南节度使。贞元三年（787），召为尚书左丞，复以御史大夫领陕州长史、陕虢观察使。过了两年，迁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

杜佑从贞元六年赴任扬州，在淮南经历了十三年，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第一，杜佑初到淮南时，遭逢旱灾，饥荒严重。他一面下令富户出售粮食，救济灾民；一面革除苛捐杂税，安定社会。扬州久经兵乱，官舍多被毁坏。驻军没有营房，很多士兵住在破庙里；储备没有仓库，很多粟帛留在支郡中。杜佑庀材鸠工，兴建营房和仓库，解决了军队用房和财赋储存的问题。当时联营三十区，士马整饬。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修整旧有的雷陂（江苏扬州市北），还开凿了新渠，以资灌溉。又开滨海弃地为稻田，稻子产量很高，积米至五十万斛。于是淮南兵精粮足，为四邻所畏。

①本章材料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另作注。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德宗建中三年。

②③《通典》卷四《职官》二二。

第二，贞元十六年（800），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死了，军士拥立其子张愔，求为节度使，唐廷不许，于是加杜佑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徐、濠、泗节度使，叫他讨伐张愔。杜佑调集大批战船，派部将孟准为前锋，进攻徐州。但孟准的军队渡过淮河以后就吃了败仗，杜佑因此不敢进兵。这时泗州刺史张伾出兵攻埇桥（在今安徽宿县南古汴水上），也大败而回。唐廷不得已任命张愔为徐州团练使，分濠、泗两州隶淮南，以杜佑兼濠、泗观察使。

第三，杜佑生平好学，手不释卷。公事之余，勤于著述。贞元十七年完成了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通典》，派人献给了朝廷。

第二节 《通典》的编纂

《通典》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产生的一部历史名著。

杜佑少时亲眼看到过开元、天宝的盛世，但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迅速走向衰落的时期。这一时期，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集权统一的政治局面转变为藩镇割据的政治局面；维系集权统治的均田制度和府兵制度瓦解了；从前震慑于唐朝声威的边疆各族也转而多事了。这些变化促使当时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曾经赫赫一时的唐帝国，已是岌岌不可终日了。这就使得当时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不能不为此而惊心动魄，焦虑苦思，极力想把唐朝的统治从风雨飘摇中挽救出来。首先是刘晏、杨炎等人在财政上成功地进行了改革，接着王叔文、柳宗元等也想在政治上着手革新，但是他们遭到腐朽势力的反对而失败。生活在这种形势下的杜佑，也就极意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和“富国安人之术”。他曾为杨炎所引，赞襄两税法的推行。认为两税法使“赋有常规，人知定制”，“诚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①。这就不难看出杜佑在政治上的抱负和主张，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性。

杜佑虽位极将相，而好学不倦。他为学不重术数，不尚章句，以为诸经率多记言，罕存法制，故究心于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得失，意图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为施政的张本，这就是他编纂《通典》一书的动机。他自己在《通典·序》中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在《进通典表》中，他也提到“将施有政，用乂邦家”的话。十分明显，他著书的目的，在于“经世”，在于“政治”。所以他论田制则深慨兼并之弊，论军事则力主强干弱枝，论边防则极诫穷兵黩武，凡此之类，无一不反映出他对现实政治的究心和主张。

杜佑编撰《通典》是在刘秩《政典》的启示之下进行的。刘秩是著名史家刘知幾的儿子。他在开元末年，仿《周礼》六官之法，采经史百家之言，分类诠次，著《政典》三十五卷。杜佑十分重视这部书，但又觉得它的内容还不够详备，因此就以它为蓝本，博采诸书，扩充整理，而成《通典》。他从大历元年（766）开始编纂，到贞元十七年（801）成书，前后经历了三十六年的时间。《通典》进献以后，德宗下诏嘉奖，命藏书府，在社会上流传也很广。

《通典》凡二百卷，分为九门，以食货居首，次为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门又各分子目。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止，肃宗、代宗以后的变革，有时也附载于注文中。书中不但载入前人的有关议论，而且每篇之首，皆有序引，并用说、议、评、论的方式①，提出撰者的见解和主张，以示劝诫。《四库全书总目》评论此书“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②。指出了《通典》不同于一般资料性的类书，这是很对的，但它的价值还有比这更为重要的地方，值得注意。

①《通典》卷七《食货论》。

①详见《通典》卷四二《郊天》注。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一《通典》条。

第一，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制。自从《史记》创为八书以记典章制度，历代相沿，许多纪传体的史书，都列有书志一门。但历代典章制度的演变，都有着前因后续的关系，而各史断代为书，不相照应，这样就如梁启超所说，发生了两种困难：不追叙前代，则原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阙遗，见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③。《通典》综合历代史志中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分门别类，竟委穷源，可以收会通之效，为史书编纂开辟了新的途径，确是一部具有创造性的著作。继之而起的有郑樵的《通志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清朝一再续修的“三通”，都是沿袭《通典》的体例而编纂的巨著，在中国历史编纂学上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

第二，发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自班固《汉书》在年表十篇及《地理》、《艺文》二志中，创为自注之法，魏晋以下，史注渐行。但自注者少，他注者多。杜佑在《通典》中特别注意到自注的运用。他的注文，大致可分五类：（一）释音义，（二）举故典，（三）补史事，（四）明互见，（五）考史料。这些自注，不但可以补正文的不足，而且指出材料的出处，便于稽考。特别是对于史料的考辨，表现了杜佑严谨的治学精神。他对于前史所载，从不轻于置信。或参稽载籍，或博访通人，认真地加以考订。例如，他在《州郡典》中援引了《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但对于分野之说，根据史实指出了它的舛谬无凭。为了订正《华阳国志》中“猩猩能言，取其血可以染朱泚”的记载，不但博考诸书，而且“遍问胡商”，证明“元无此事”①。杜佑这种治学的精神和方法，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

第三，表现了进步的史学思想。《通典》是一部属于文化史性质的专书，在处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时，杜佑着重阐述了物质生活条件对于文化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他在《通典自序》中说：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

基于这一认识，他在《通典》中，特别把关于叙述财政经济的《食货典》，放在首要的地位。历代史书中，不少立有食货志，但从没有把食货放在这样重要地位的，这就不能不说是杜佑卓越的见解了。

杜佑从“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这一观点出发，特别注重农业生产的发展。他一则说，“农者有国之本也”①；再则说，“谷者人之司命也”②。他认为只有使“天下之田尽辟，天下之仓尽盈，然后行其轨数，度其轻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风，率循礼义之方，皆登仁寿之域，斯不为难矣”③。十分明显，杜佑是以农业生产的发展，作为封建社会政治与文化发展的基础，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

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

①《通典》卷一八七《边防典·哀牢》条。

①③《通典》卷十二《食货典评论》。

②《通典》卷一《食货典·田制上》。

在杜佑的著作中，还表现出历史进化的观点。他与颂古非今论者不同，认为上古朴质少事，固然很好，但多鄙风敝俗，不如后世文明。他指出上古之世，“有祭必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饮血焉，有巢居穴处焉，有不封不树焉，有手抟食焉，有同姓婚娶焉”④。这些鄙风敝俗，只有到后世才被革除，如穴居野处，易之以宫室；不封不树，易之以棺椁；同姓婚娶，易之以同姓不婚；以手抟食，祭必立尸等习俗，也都不复存在了。这就说明，在杜佑看来，不是世风日下，而是今胜于昔。

杜佑在评述历史上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争论时，认为“法古者多封国之制，是今者贤郡县之理，虽备征利病，而终莫究详”，因而提出“在昔制置，事皆相因”的论点。说明封建制是在承认远古氏族首领以来既有权力的基础上产生的，并非什么古先圣王按照个人意图而创设的一种制度。后来由于诸侯兼并，造成秦朝的一统，于是废封建，行郡县，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所以他说：“欲行古道，势莫能遵”。他还说：“汉、隋、大唐，海内一统，人户滋殖，三代莫俦”，肯定郡县制的汉、唐远胜于封建制的三代。杜佑处于藩镇割据、皇权衰落的中唐时代，他要求的自然是一种有利于“君尊臣卑，干强枝弱”的郡县制度①。他从历史进化的观点来论证封建制与郡县制的相因相继，而不可以古易今。这种见解，不但胜过曹冏、陆机以来主张封建制的政论家②，也比李百药、马周等主张郡县制的政论家前进了一步③。杜佑说：“李（百药）、马（周）陈谏，乃称冥数素定，不在法度得失，不关政理否臧”④，批评他们用所谓“冥数素定”的神秘主义观点来解释制度演变的历史现象。

杜佑在《通典》中还不止一次地批判了颂古非今的思想，这是和他历史进化的观点相一致的。他在《礼典》中说：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详古今之异制，礼数之从宜详观三代制度，或沿或革不同，皆贵适时，并无虚事。岂今百王之末，毕循往古之仪？⑤杜佑这番话虽是就礼仪方面说的，但它的精神却不限于这一方面。他主张一切事情，应该“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⑥；反对拘守成规，因循不改，甚至斥是古非今论者为“滞儒”①。这就可见杜佑从历史的发展变化中，认识到政治的必须随时更新，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的桎梏。

杜佑对待历史的这种唯物思想，洋溢在他的著作中，这并非偶然。随着中国封建经济在唐初的重大发展，科学技术也有所发展，特别是天文历数达到了比较精密的程度；对外交通的发达，也使人们扩大了眼界，增加了知识，进一步认识了自然和社会。另一方面，由于唐初史学的发展，不少史家竞以著述相高，特别是刘知幾卓越的史学评论，给予后人以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了杜佑的名著和他的出色的史学思想。

《通典》成书以后，杜佑感到卷帙太多，不便阅览，又在贞元十八年，摘取其要义，写成《理道要诀》十卷，献给朝廷。朱熹说，“这是一个非古是今之书”，又说：“杜佑可谓有意于世务者”②。这都可以看出杜佑著书的宗旨所在，可惜这部书已经亡佚。

④《通典》卷四八《礼典·立义》条。

①以上引文均见《通典》卷三一《职官典·王侯总叙》。

②见《全三国文》卷二〇曹冏《六代论》，《全晋文》卷九九陆机《五等论》。③《唐会要》卷四六《封建杂录上》。

④《通典》卷三一《职官典·王侯总叙》。

⑤《通典》卷五八《礼典评论》。

⑥《通典》卷十二《食货典评议》。

①《通典》卷七四《宾礼叙》。

②《朱子语类》卷一三六。

第三节 “始终言行，无所玷缺”

贞元十九年，杜佑由淮南入朝，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顺宗即位，摄冢宰，寻进检校司徒充度支盐铁等使。当时王叔文以副使进户部侍郎，锐意革新政治，不久失败。佑奏李巽为副使，颇有建树。

元和元年（806），杜佑拜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岐国公。这时河西党项潜引吐蕃入侵，边将贪功，请兵出击。杜佑上书反对用兵。他历述前代开边默武，兵连祸结的历史教训，明确指出党项寇边的原因是，“边将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便贿方物，征发役徒，劳苦既多，叛亡遂起”。因此不应轻易出兵，但当慎选良将，加固边防，“来则惩御，去则谨备”就可以了。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过了一年多，杜佑因年老请求致仕，宪宗不许，但令三五日一入朝，平章政事。

元和七年（812），杜佑因病，累表求退，宪宗不得已许之。杜佑就在这年冬天逝世，终年七十八岁，赠太傅，谥曰安简。

杜佑元配安定梁氏，中年去世，遂以侧室李氏扶正，贞元十五年，封密国夫人。史称杜佑“始终言行，无所玷缺，唯升嬖妾李氏为夫人，时论非之”。其实杜佑言礼，贵在“随时”与“通变”，以妾为夫人，在他看来，也不过是行所当然罢了。

杜佑本为长安巨族，作镇扬州，家财巨万。在京城安仁里有府第，在城南樊川又有别墅，亭馆林池，最称佳胜，常与宾客置酒为乐。子弟都在朝中做官，一时贵盛无比。

（谢选骏指出：唐朝的皇帝真好，不仅不搞文字狱，还会进行“文字奖”——“《通典》进献以后，德宗下诏嘉奖，命藏书府，在社会上流传也很广。”唐朝皇帝之所以这么好，因为他们都是“假皇帝”——王国共主时代的君主；而不是帝国时代的君主“真皇帝”——真皇帝就是真王八蛋了，至于僭主时代的总统总理总裁主席书记，那就比王八蛋都不如了。杜佑虽然不是东西，德宗还能待之以礼，终能上演了一出文明戏。这是二十世纪的僭主中国远远不及的。）

【第三十八章 韩愈 柳宗元】

第一节 韩愈①

文章世家和仕途沉浮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今属辽宁）。故他又自称昌黎人，世称韩昌黎。

韩愈的高祖、曾祖、祖、父都做过朝官或地方官。但其“三岁而孤”，由其兄韩会抚养。韩愈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自言“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可能与韩会的抚育有关。父辈能文者有韩云卿，李白称他“文章盖世”。韩愈也说：“愈叔父当大历世，文辞独行中朝。”由此看来，韩愈既出生于官宦之家，叔父与兄又都以文章名世，这样的门第对于他后来的趋向有一定的影响。韩愈时，家道已中落，而且韩会早死，韩愈随寡嫂颠沛流离，《祭郑夫人文》云：“就食江南，零丁孤苦。”韩愈二十岁时，赴京师求官，又曾“穷不自存”。

韩愈初到长安谋考进士，在《答崔立之书》中说：“仆始年十六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乃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但此后举进士，三次落第，终于寄食于人。

直到贞元八年（792），韩愈二十五岁，始中进士。这次考试，由陆贽主考，梁肃、王础为佐，号称得人。“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除韩愈外，还有李观、李绛、崔群、欧阳詹、王涯、冯宿等，“皆天下之选”①。韩愈此后又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但前后三年，终于落选。此后，韩愈便上书宰辅，以求闻达。贞元十一年（795）三月之内三次上书，竟无消息。于是离开京师，到地方为佐吏，先佐汴州，又佐徐州。直到贞元十八年（802），韩愈才得国子监四门博士。贞元十九（803）年十月，又与柳宗元、刘禹锡等同为监察御史。

韩愈以书生而得官，立即上书言事，却不料《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奏，即得罪“专政者”，贬为连州阳山令②。十年谋官，两月即贬。当“永贞革新”的期间，韩愈正在贬所。永贞元年（805）八月，宪宗即位，韩愈遇赦，移官江陵，为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6），奉诏回长安，充国子博士。因避谤毁，求为分司东都，移官洛阳。又因“日与宦者为敌”，降职河南县令。

①本节主要参考新、旧唐书本传；《韩昌黎文集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版；《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古典文学出版社版。下引是书，不另作注。

①《新唐书》卷二〇三《欧阳詹传》。

②皇甫湜：《神道碑》。

韩愈这几年的贬官生涯，对于思想文章都有裨益。可惜贬官不久，又回长安。元和六年（811），迁为尚书职方员外郎，坐论柳涧，调为国子博士。元和八年，迁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元和十二年，因附议裴度用兵淮西，被任为行军司马，功成之后，迁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正当宪宗妄图福田，迎接佛骨之时，他又上书直谏。《论佛骨表》一疏，引起宪宗震怒。一封朝奏，夕贬潮阳。一到贬所，他立即上表请罪，长庆元年（821）又返长安做官。由兵部侍郎转吏部侍郎、京兆尹。

韩愈二十年间，两次贬官，都由极谏，说明其人确有正直的品质。但贬官不久而又升官，则是他的不幸。如果长期被贬，成就可能更高。晚岁定居长安，没有写出更好的文章。

韩愈卒于长庆四年（824），终年五十七。韩愈的生平事迹，见《旧唐书》卷一六〇、《新唐书》卷一七六及皇甫湜所撰《神道碑》、李翱所撰《行状》。著作有《昌黎先生集》。

行道和明道

韩愈一生，积极求官，努力为文。据他自己说，求官不仅是为衣食，也是为了行道，为文也不仅是好古人之辞，而是为了明道。韩愈为人所行之道，及其为文所明之道，都可从他一生实践得到证明。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韩愈的“道”，是主张“忧天下”而不赞成“独善自养”的，也即是主张“兼济天下”而不赞成“独善其身”。可以看出，他虽然继承了儒家“兼济”的思想，却又有所不同。对于这一点人们一向很少注意，其实应该着重指出。这在当时是相当积极的一种政治态度。其《上宰相书》至于再三，固然是为了做官，但他做官确有行道的目的。为了行道，韩愈还曾希望做个谏官。他在《龊龊》诗中说：“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做个谏官，这是唐宋两代一些忧国忧民的庶族地主阶级文人的一个共同愿望。因为谏官的地位虽不高，却有言事进谏的机会。韩愈写《争臣论》一文，就曾以言责批评谏议大夫阳城。当他自己一旦做了御史，有了言责，便立即上书言事。《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是一篇体现韩愈行道的重要文章。

第二，韩愈之道也是主张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他反对藩镇割据，还不仅因为自幼身经藩镇割据所造成的生活困苦，主要还是因为他看到了藩镇割据给国家造成的危害。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的言行是明显的，最突出的表现是他积极主张讨伐淮蔡，并且亲自参加了这次战役，淮蔡平定之后，韩愈还奉命写了《平淮西碑》，此碑行文鲜明地表达了主张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其文有云：“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主悉臣。”这是维护皇朝的大一统思想，立场是明确的。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他奉命宣抚王廷凑一事。长庆元年（821），镇州叛乱，王廷凑自立。二年，韩愈奉命宣抚。当时执行这个使命是有危险的。《新唐书》本传说：“（韩愈）既行，众皆危之。元稹言：‘韩愈可惜。’穆宗亦悔，诏愈度事从宜，无必入。”但韩愈无所畏惧，竟“疾驱入”。他在论辩中正告王廷凑：凡是割据作乱的藩镇，从安禄山、李希烈，到吴元济、李师道，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的。在这里，韩愈反对割据、维护统一的言行也是突出的。在当时，反对藩镇割据是个重要的政治态度，也是韩愈行道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三，韩愈的道又是关心社会现实、反对佛老的。在唐代，反对佛教虽不始于韩愈，但兼辟佛老，则以韩愈为最。一篇《原道》竟然提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还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这是十分激烈的主张。当然，韩愈更激烈的言论还是《论佛骨表》。他在表中首先历数自古帝王长寿者不曾奉佛，而奉佛者大都短命。这话和当年傅奕所言者似乎相同；但因讲话的时间不同，对象不同，韩愈这话就有更强的针对性，也冒更大的风险。这时正当淮蔡初平，宪宗自以为太平天子，幻想福田长寿，而韩愈竟说奉佛短祚，这等于冒“天子”之大不韪，在当时真是敢发狂言。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情况下，而能独立不惧，是很难能的。

第四，韩愈之道又是主张重视人材、选拔人材的。重视人材，这是韩愈为人行道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终其一生，始终注意培养人材、推荐人材。《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韩愈不但自己培养人材，也向别人推荐人材。《行难》一文反复说明选拔人材的重要；《与祠部陆员外书》曾向陆■推荐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群玉、沈杞、张苰、尉迟汾、李绅、张后余、李翊等。韩愈认为，为国家选拔人材，乃是一种“深思长虑”，是“为国家树根本之道”。

在唐代，选拔人材也是庶族地主阶级文人的一个共同愿望。韩愈培养人材、重视人材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在隋唐以前，在贵族世袭的制度之下，庶族地主子弟很少参与政治的机会。韩愈当时重视人材的言论具有新的时代特征。重视人材，这是韩愈行道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韩文的特点在文以明道的信念之下，韩愈写了一系列出色的文章。这些文章的特点之一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发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状》都有这个特点。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论佛骨表》。其中所讲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话。在封建社会里，在皇帝的淫威下，在权臣的妒嫉中，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的胆识。正因此，韩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不仅表现于他在皇帝面前敢讲真话，而且还表现于他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敢讲违背旧说的话，甚至说了同自己别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话。例如《读墨子》一文曾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对于这样的言论，前人指为“刺谬”，其实这正是韩愈虽然尊儒却不墨守的表现。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还不仅敢于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有时也敢于突破社会上的流俗之见。例如他写《讳辩》一文，是专为李贺不得应举而发表的意见。李贺之父名晋肃，晋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一篇《讳辩》。

韩愈的《师说》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曾经说过：“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又《报严厚与书》说：“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人师。”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抗颜而为师，是要有些勇气的；能够写出《师说》这样的文章，也是相当大胆的。

韩愈文章的再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而且慷慨激昂，忧愤甚广。从韩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论及人材，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例如《杂说》有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这就是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发的不平之论。同样，《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所谓“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云云，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云云，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

《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他写道：“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韩愈自己是屡试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对于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无限叹惋。悲歌慷慨，发自肺腑。

韩愈还有一篇类似俳谐而实质是抒发才高见屈、忧愤甚广的文章《进学解》。历来的论者都说此文源于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其实这篇文章的意义要比“自喻”广阔得多。其中有“自喻”，却不仅是“自喻”，主要还是宣传选拔人材的观点。文章的开始一段云：“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这一席话几乎都是反语。自“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至“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究其本意，都是恰恰相反的。韩愈的正面意见应该是：方今之君不圣，相亦不贤，凶邪当道，畯良疏远。才能不被录用，有司不明不公。本来是愤激不平的牢骚，却表现为冠冕堂皇的说教，这大概正是前人所谓韩愈行文的“狡狯”之处。“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这是韩愈一贯的选贤任能的主张。这样的观点在《行难》一文里也曾说过，他曾说选举人材，不一定都是“大贤”，只要“贤于人之贤”也就可以入选。这正是“占小善”、“名一艺”都可录用的意思。在《行难》里韩愈是正面发表议论，而在《进学解》里表达的方式有些曲折罢了。韩愈从正面发表这种议论的文章还有《原毁》。他在这篇文章里讲了“责己”和“待人”两个方面。主要是讲“君子”如何“待人”。认为君子待人应该“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只要有“一善”或“一艺”，就不要求全责备；而且应该不究既往，弃旧图新。但“今之君子”不仅对人求全责备，而且忌才害能。于是韩愈十分愤慨地说：“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这里讲到为士处世之难，可见感慨并非全为自己而发。当时许多庶族地主阶级的文人学者都是人同此心的。

韩愈文章的另一特点，是不但真率、大胆、慷慨激昂，而且还写得自然随便、如话家常。这类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促膝谈心，无所拘束，生动活泼。《与崔群书》、《与孟东野书》、《答崔立之书》、《题李生壁》等，都属这类作品。例如《与崔群书》先说自己对崔群为人的认识，中发贤者不遇之叹，后讲自己困穷之状，是一篇感慨很深的杂文。

在韩愈看来，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个没有缺点的朋友。但是，对于这样的朋友也有人怀疑。于是韩愈十分感叹，他说：“自古贤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群之贤，说到贤者不遇，而不贤者反而得势。这样的文章很像司马迁的《伯夷列传》。刘大魁说：“公与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间感贤士之不遇，尤为郁勃淋漓。”

“感士不遇”本是历代文章的一个传统题目，韩愈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为深广的。

韩愈为文的又一特点是突破传统写法。例如墓志铭这一文体，在韩愈笔下，便颇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样，甚至“一人一样”（李涂《文章精义》）。与墓志近似的文体，还有哀祭之文。这类文字韩愈也有独创，不同寻常。例如《祭河南张员外文》，茅坤就评为“奇崛”。姚范以为“他人无此”。刘大櫆也说：“祭文退之独擅。”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国藩虽然认为这类文章“究以用韵为宜”，但他又说：“韩公如神龙万变，无所不可。”就是说，韩愈之写祭文，也是变化不测的。

韩愈文章之别开生面者，还有送序一类。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见的文体，前辈作者如王勃、陈子昂、李白、任华，所为送序，都很出色。但从多数文章的写法看，大抵不出一种格式。先叙离情，后缀风景，情致物态，尚似六朝。林纾所谓“狃于六朝积习”者，即指此类。但到韩愈笔下，送序之文就多种多样了。

韩愈有的送序之文几乎通篇议论。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林纾曾说：“韩昌黎集中无史论，舍《原道》外，议论之文，多归入赠序与书中。”例如《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曾国藩就看作“条议时事之文”。

韩愈的几篇“游戏”之文，也是新体。同前代的俳谐文字比较，是有新的特点的。例如《毛颖传》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寻常俳谐之作视之。柳宗元《答杨诲之书》云：“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但与此同时，裴度却对这类俳谐之文很不满意。他在《寄李翱书》中说：“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可以看出，裴度是把韩愈的俳谐文字看作“以文为戏”，很不赞成的。

现在看来，时人“罪俳”，大概不止一个裴度。像柳宗元那样肯定《毛颖传》这类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书”，不是无缘无故。因为，自从六朝以来，俳谐之文如张敏的《头责子羽文》、沈约的《修竹弹甘蕉文》等等，虽有寓意，并不深远。而《毛颖传》一篇，则与前此诸作不同。虽说所写不过一篇“兔传”，实际则写一个多才多能而终被废弃之人。文章写到最后，韩愈对毛颖之“以老见疏”无限同情。这里又一次流露了韩愈痛惜人材不尽其用的一贯的思想。这样的俳谐之文，前所未有。

韩愈行文之超越前辈者，除了上述文体的独创之外，还有吐辞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关于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经多所称道。例如《进学解》一篇之中就有“业精于勤”、“刮垢磨光”、“贪多务得”、“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等，都已传为流行的成语；还有一些成语如“提要钩玄”、“焚膏继晷”、“闳中肆外”、“啼饥号寒”等等，也是从这一篇的语句中凝缩而来的。

自古以来，一篇文章之中能够选出如此大量的历代流传的成语，此文之外，恐不多见。韩愈文章之所以传诵不绝，之所以为一代所师法，历代之典范，其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辞章造诣，在他前后，很少有人企及。

韩诗的特点韩愈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文，但其诗亦有特色，为一代大家，对后代有较大的影响。

就思想内容而言，韩愈为诗，亦如为文，对于国计民生，多所关切。例如《龊龊》一诗有云：秋阴欺白日，泥潦不少干。河堤决东郡，老弱随惊湍。天意固有属，谁能诘其端？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排云叫阊阖，披腹呈琅玕。致君岂无术，自进诚独难。这样的作品，与他的《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文，思想倾向基本一致。这样的思想内容，与安史之乱前后元结、杜甫的某些作品，一脉相承。但韩愈为诗的新的特点，还不是表现于这类作品，而在于他那“以文为诗”的一些篇什。例如《山石》一诗发端有云：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支子肥。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又如《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有云：纤云四卷天无河，清风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声影绝，一杯相属君当歌。君歌声酸辞且苦，不能听终泪如雨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

对于这样的作品，前人多所评论，方东树《昭昧詹言》谓前篇乃“古文手笔”，后篇亦“古文笔法”。这样的“手笔”和“笔法”，和初唐、盛唐的前辈诗人相比，显然有不同者。因此，叶燮《原诗》认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所谓“大变”，正是韩愈之诗新的特点。

第二节 柳宗元

家世和生平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解县（今山西永济）人，故人称“柳河东”。唐代宗大历八年出生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曾祖和祖父都做过县令，父柳镇历任地方官职，贞元中为殿中侍御史，曾因触犯窦参而被贬，为人号称廉直。宗元随父到过安徽、河南、湖南、湖北等地，经历过河北诸镇和李怀光等的叛乱。在动乱的年代他开始立志学习，在后来写的《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中说：“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

贞元九年（793），二十一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士。贞元十四年（798），又中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与韩愈相比，宗元仕途可称顺利。但他对自己期望甚高，并不自满。他在《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中说：“举甲乙，历科第，固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因为志在“远大”，所以对于科举的得失不很在意。

此后几年，宗元丧父丧妻，又值淮西之乱、陆贽阳城被贬，对于家国，多所忧虑。贞元十七年（801）调为蓝田尉。在这期间，宗元对于现实环境十分不满。他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讲到这时的心绪时说：“其间与常人为群辈数十百人，当时志气类足下，时遭讪骂诟辱，不为之面，则为之背，积**年。日思摧其形，锄其气，虽甚自折挫，然已得号为狂疏人矣。及为蓝田尉，留府廷，旦暮走谒于大官堂下，与卒伍无别。居曹则俗吏满前，更说买卖，商算赢缩。又二年为此，度不能去，遂学老子：和其光，同其尘。虽自以为得，然已得号为轻薄人矣。”由此看来，宗元科第虽然顺利，做官却不顺心。置身于“大官”和“俗吏”之间，他感到无地自容。

贞元十九年（803），宗元调任监察御史里行，与韩愈、刘禹锡等同官，这时结识了王叔文。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顺宗即位，改元永贞，王叔文等当权，柳宗元任礼部员外郎，参与革新活动。这时他对于自己的际遇是满意的，但也是天真的。后来在《寄京兆许孟容书》中他说：“宗元早岁与负罪者（即王叔文）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由此可知，宗元当时对于政治革新看得比较容易。由于缺少阅历，不免过于乐观。“唯以中正信义为志”，这是任何时候都行不通的。即使当朝天子的位置不变，也未必能够成功；何况顺宗不久逊位，改革失去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这是注定要失败的。果然，宪宗八月即位之后，王叔文等便相继被贬。柳宗元也一贬再贬，初贬邵州刺史，未及到任，又加贬永州司马。刚要“兴尧舜孔子之道”，就遭此横祸，这是宗元根本不曾涉想的。

①本节材料主要参考新、旧唐书本传及《柳河东集》，文中不再一一作注。

遭贬之后，宗元处境十分险恶，他在《寄京兆许孟容书》中还讲过下面这些情况：“末路孤危，阨塞臲■，凡事壅隔，很忤贵近，狂疏谬戾。蹈不测之辜，群言沸腾，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誌。以此大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煽，尽为敌仇。”在这里宗元分析了自己得罪的因由，也列举了罪上加罪的缘故。首先是得罪了“贵近”，其次也是得罪了“射利求进者”。再加上自己这几个人“暴起领事”，便四面受敌了。

这些分析是不错的，但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他没有认识到，即“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最浅显的常识。他和王叔文等都是前朝天子之臣，新朝天子即位，即使他们不曾得罪贵近，也未必能够继续做官。前朝的忠臣，往往不容于易代的天子，这在历史上本是常事。苟非身为佐命之臣或随风使舵之辈，都难免罢官的。更何况宗元与王叔文等所改革者，乃“利安元元为务”，诸如取消“宫市”之类，都是削减宫廷的特权享受的措施，并非最高统治者都肯支持的。

宗元在《与裴埙书》和《与萧翰林俛书》中还说到自己得罪主要是由于年少得官而被人嫉妒，并且认为误加之罪“久当自明”，希望在朝的君子为他剖白。这样的想法也是不切实际的。宗元对自己得罪认识得比较清醒的文字，是《愚溪诗序》，其中说到“余以愚触罪”云云，似是有所觉悟的。现在看来，宗元之所以得罪，主要在“愚”，亦即杜甫所谓的“愚拙”。宗元之愚拙表现在：他太相信尧舜孔子之道，以为经由此道，就可以达到“利安元元”的目的。他却不曾知道当时统治者的要求乃在“利安天子”，他之所以得罪，首先是得罪了天子，至于他人的诋诃构煽，都在其次。

但宗元正因愚拙，从此乃发愤著书为文，不再求仕进。这在《寄京兆许孟容书》中也曾说到。他说：“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穷愁著书，本是历代文人的一个传统。宗元既不得志，于是也要著书以贻后世。又在《与李翰林建书》中说：“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著书亦数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远寄，但用自释。”一面读书，一面著述，《非国语》诸作，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之下写出来的。

宗元这时一面从事著述，一面开始着意于为文。他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说：“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特是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今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邪！”这段话是很重要的，由此可以看出，宗元贬官之前，虽为文已久，却不自重视。因为他是想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行“辅时及物”之“道”，而不想凭借文章取得名誉。到了被贬之后，感到这“辅时及物之道”行不通了，于是才想通过文章传给后世。垂文以明道，这是宗元贬官之后的为文的目的。

到了元和十年（815），宗元与同时遭贬诸人被召回到京师，但不久又出为柳州刺史。中途有《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云：“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召而再贬，这是宗元等人所料不及的。韩愈撰《柳子厚墓志铭》称他们这次召而复贬为“例召”与“偕出”，其实也有例外。《旧唐书》本传说宗元贬后不复起用，是因为“众畏其才高”，这也不是主要的原因。宗元之一贬再贬，主要还在他的为人不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同样被贬的程异，就因为善于理财而得到擢用，“以钱谷奋而至宰相”。一为皇家敛财，一为生民除弊，天子的爱憎，历来是不同的。宗元遭遇不同于程异，无可怪者。

宗元既为柳州刺史，虽然仍属远谪，但比为司马官职为高，这时他可以做些份内可行之事，尽管不得大“兴尧舜孔子之道”，而变革“土俗”，改易“乡法”，使贫人儿女免为奴婢，也算是稍遂其“辅时及物”之志了。与此同时，他也曾希望有人给他援助。元和十三年（818），李夷简为御史大夫，进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宗元以为其人可托，曾有《上门下李夷简相公书》说：“及今阁下以仁义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实拊心自庆，以为获其所望，故敢致其辞以声其哀。若又舍而不顾，则知沉埋踣毙无复振矣。”这大概是宗元最后向人的一次求援了。故此书最后又说：“生死通塞，决在此举。”果然，此后不久，元和十四年（819）十月，宗元卒于柳州。《旧唐书》卷一六〇、《新唐书》卷一六八均有传。著作有《柳河东集》。

文章特征：立论新颖，出言多讽柳宗元文章著作之成就，主要得力于贬斥之时。处于贬斥的地位，不仅可以发愤读书，而且可以懂得更多的人情世故，对历史对现实都可以有更深的认识和了解。宗元文章的深度也就由此得来。韩愈和刘禹锡说宗元之文“深博无涯涘”（《柳子厚墓志铭》），“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是看出了柳文的深度的。

宗元文章之最有特色者大概可分两类：一为论说杂文，一为讽谕杂文。

唐代前期好为议论之文者，与汉代前期有些相似。这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到了韩愈、柳宗元时，虽然言路渐窄，但作者的政治抱负尚高，遇事敢言的风气未改，宗元怀着辅时及物之心，而又不得行道，于是就一寓于文了。首先就是论说杂文。论说杂文的代表作品是《贞符》和《封建论》。《贞符》动笔于被贬之前，写成于既贬之后。贬前贬后写这样的文章都是不合时宜的。被贬之后而向天子献上这样的文字，尤其不识时务。当时宪宗初继帝位，识时务者应该歌颂当今，而不要上论前代。宗元则是从上古说起，驳斥了前人关于帝王受命于天的言论。

文章说：“仲尼叙《书》，于尧曰‘克明峻德’，于舜曰‘濬哲文明’，于禹曰‘文命只承于帝’贞哉，惟兹德实受命之符。”但是，到了后世，一些“妖淫嚚昏好怪之徒，乃始陈大电、大虹、玄鸟、巨迹、白狼、白鱼、流火之鸟以为符。斯为诡谲阔诞，其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贞。”至于汉之“封禅”，亦“《尚书》所无有”。下至魏晋，都没有贞符。什么才是贞符？当然要推唐代。但文章说，唐代受命之符也不在天而在于人：“人之戴唐，永永无穷。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文章后面还惩戒天子说：“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而且希望天子：“黜休祥之奏，究贞符之奥，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备，以极于邦理，以敬于人事。”总的看来，这是宗元一篇文以明道的典型作品。在他看来，这里所说的，都是本之六经的孔子之道。文章内容的特点是和传统的符命之说相反，驳斥了董仲舒以来的许多天人感应的说教。这样的文章是有见解的，不但超过了前代的董仲舒等，也不同于当代的魏徵诸人。与同辈的韩愈相比，更为独特。在他以后，这样的文章也就无人再写，可以说是一篇空前绝后的文字。

宗元另一篇重要的论说文章是《封建论》。这也是一篇推原“圣人之意”的明道之文。这篇文章的一个基本论点是“封建非圣人意”。他一开始便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封建既非圣人之意，当然是应该废除了。但秦废封建，却引起了后代许多非议。此中是非，不可不辨。文章最后作了一反前人的论断。

苏轼《志林》卷五《秦废封建》对于这篇文章是赞同的。他说：“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有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这是说宗元的文章超过了前代和同代的所有论者。在这以下，东坡还“附益”说“凡有血气必争，争必以利。利莫大于封建。封建者，争之端而乱之始也。自书契以来，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贼杀”，无“不出于袭封而争位者”。“至汉以来，君臣父子相贼虐者，皆诸侯王子孙，其余诸侯王不世袭者，盖未尝有也。近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这些“附益”的话，对《封建论》作了重要的发挥，但他认为“后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云云，则大不然。宗元所论封建之祸，在整个封建社会中都不曾杜绝。其影响也至深且巨。关键即在“继世而理”，荫封世袭，历代皆然。名虽不存，其实具在。宗元立意，极为深远。

《贞符》和《封建论》，是宗元论说文章两种类型的代表作品，这两篇之外，与《贞符》思想倾向一致的文章尚有《天说》、《■说》和《非国语》中的一些片断以及《永州龙兴寺息壤记》等，这些文章都是论证古今，学究天人，敢破传统，独立不惑。例如《非国语·卜》云：“非曰：卜者，世之余伎也。道之所无用也。圣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圣人之用也，盖以驱陋民也。”这是从明道出发，对于占卜的批评，以为“道之所无用”。但圣人亦卜，如何解释呢？宗元认为，圣人用卜，实际上是愚民之计。“以驱陋民”，盖婉言之。在《非国语》中，像这样的议论不少，其《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曾反复说明著书之旨在明“圣人之道”。

与《封建论》思想倾向一致的文章还有《六逆论》、《晋文公问守原议》、《伊尹五就桀赞》、《梁丘据赞》以及《非国语》中的另一些篇章。这些文章也是论证古今，破传统之见，且针对时弊，不为空谈。例如《六逆论》云：“《春秋左氏》言卫州吁之事，因载六逆之说曰：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六者，乱之本也。余谓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是三者固诚为乱矣；然其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虽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乱？”这是就《左传》隐公三年石碏之言而发的一篇议论。石碏所谓六逆，宗元反驳其三。石碏所谓“乱之本”者，宗元看作“理之本”，这也是破除传统之见。宗元这样的看法，显然是站在贱者、远者、新者的立场，反对贵者、亲者、旧者。宗元的《春秋》之学，本受陆质的影响，这样的观点，也不免受到《春秋辨疑》的启发；不过，更主要的，仍是宗元从庶族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出发，才有这样的主张。前人或谓此篇系为王叔文个人而发，却不见得。

柳宗元的讽谕杂文所包甚广。一类是杂说、杂感，有的近似寓言、小品。这类文章为世传诵者有《三戒》、《捕蛇者说》。此外，还有《敌戒》、《鞭贾》、《吏商》、《谪龙说》、《复吴子松说》、《罴说》、《观八骏图说》等。《三戒》有序，明言戒世人不可“乘物以逞”。《捕蛇者说》篇终亦明言“赋敛之毒”，都是假物而为说，因事而言理。其旨也在于明道，只是写法与前面的正面议论不同。这类文章写得寓意显然、言辞激切者，是《观八骏图说》和《鞭贾》。《观八骏图说》与韩愈的《杂说四》命意相似，都是从人才不得提拔而发的议论。但韩愈属望在于伯乐，而宗元则欲焚图。韩愈希望得到赏识，宗元则要打破标准。

《鞭贾》也是杂说，近似寓言。其文谓鬻鞭者以高价欺人，富家子以高价受欺。这样的文章不仅讽刺了当朝执政的公卿，而且触及了最高统治者。中唐以前少有这样的文字，旁敲侧击，实开晚唐小品之先例。

另一类是骚体杂文，这是杂说杂感之外别具特色的作品。骚体杂文在宗元的全部文章里占有相当的比重，这是与他身遭贬逐不屈其志、一寓于文颇有关系的。宗元这部分文章也被后人看作“变骚”或“续楚辞”，以为与续骚之文同列，现在看来，这类骚体杂文还可分为两组。一为赋体之文，一为文体之赋。宗元主张“兴西汉之文章”，他在这里确实继承了西汉这类文章的传统。当然，宗元这类文章都有新的特色，与后人所谓“文必西汉”者不同。

赋体之文的代表作品有《瓶赋》、《牛赋》、《惩咎赋》、《囚山赋》等。《牛赋》是一篇短制。其文虽名咏物之赋，实为讽谕之文。写牛的一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与羸驴对比，一则有功无赏，一则不劳而获。前人论文，以为本篇与《瓶赋》皆有所托，或谓为王叔文而发，或以为自喻之辞。这样的文章寓意是比较深广的，可能有感而言，不必为一人一事而发。

文体之赋的代表作品有《乞巧文》、《骂尸虫文》、《斩曲几文》、《憎王孙文》，以及《吊苌弘文》、《吊屈原文》、《吊乐毅文》等。这些作品名虽为文，实皆赋体。

宗元之文最为世间传诵者是几篇山水游记。但在宗元笔下，山水游记，实亦骚体。山水游记中最著称的，是“永州八记”。这几篇作品尤其带有骚体的特点。游记而带骚体，这是宗元文章的新特征，与前代的模山范水之文有所不同。例如《水经注》一书，固然是集山水记之大成的著作，但其中有关山水的刻画，都是一些片段，不是独立的篇章。著者虽然有时也发表观感，却与永州诸记不同。永州诸记不仅独立成篇，而且多写骚人的感受。宗元于论说杂文和骚体杂文之外，还写过一些传记，这也是同他欲“兴西汉之文章”有关系的。刘禹锡称他的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固然是讲他的文风，但宗元的志向也未尝不在史乘。他在《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中曾说：“太史迁死，退之复以史道在职，宜不苟过日时。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今孤囚废锢，连遭瘴疠羸顿，朝夕就死，无能为也。第不能竟其业，若太尉者，宜使勿坠。”由此可以看出，宗元对于韩愈做史官非常重视，希望他能够继司马迁的“史道”，认真写史，不要“苟过日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还讲到当初他和韩愈曾经“期为史志甚壮”，就是说，两人曾有共同的愿望要做史官的。但如今自己被贬，无能为力。可是遇到段太尉这样的人物事迹，还希望韩愈采入史传。

宗元虽然因被贬废，不曾担任史职，但他对于写史的责任之感极强。当韩愈做了史官而不敢尽职之时，他曾严加指责。他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说：“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果卒以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谋也？今人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宗元认为，以韩愈的学问、文辞，又善于议论，且以正直自命，是个合格的史才。有这样的史才而不敢尽史职，是令人痛惜的。宗元和韩愈是好友，对韩愈这样的表现不仅痛心而且有些气愤。认为他既“恐惧不敢”，就该辞职不干。不敢而又不辞，害人不浅。宗元自己未任史职，是不能写史的。因此，除了写过《段太尉逸事状》这样的史传材料之外，就只能写些不入史乘的传记文章。

《段太尉逸事状》虽然只是一篇提供史馆立传的材料，却也可以从中看出宗元的史道和史笔。首先，宗元热情地为段秀实这个敢于为民除暴、为民请命而自己不畏强暴的人物立传，就表现了他的一片辅世及物之心，段太尉的为人大节，正合宗元的理想。作为史家的是非爱憎，在这里已经可以概见。其次，宗元在这篇逸事叙述之外，还附有呈给史馆的一段文字。其中说道：“宗元尝出入岐周邠■间，过真定，北上马岭，历亭障堡戍，窃好问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人视之，儒者也。遇不可，必达其志，决非偶然者。”这段文字可以看作状文的继续，其用心命笔都似有意追随司马迁。而且，宗元行文如此，都是依据事实，并非徒事文字模拟，这是不同于后人那种形式主义的摹古之文的。

宗元的史笔还表现于几篇不入史乘的人物传记。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梓人传》、《李赤传》等。还有，虽然非人却也与人同类的《■蝂传》，亦体现宗元的史道和史才。《宋清传》写的是个“长安西部药市人”。此人卖药致富，然非唯利是图者，更不趋炎附势。宗元认为，宋清虽“市人”，而人品比某些士大夫高尚。

总的看来，宗元文章具有两大特征。一是立论新颖，打破传统；一是牢骚太盛，出言多讽。这两大特征，也是其人的个性特征。在韩、柳之后，世之学为古文者，学韩者多，学柳者少。大概由于柳文个性太强，苟非其人，难以学到。特别是在金元明清几代，文人思想如宗元之笃于行道而又能破传统者亦少，这里有个人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在封建统治、文化**日渐严密的几个朝代，韩文可学，柳文则不可学。桐城派之尊韩抑柳，不是无缘无故的。

诗风如文风：迁客骚人之音柳宗元在文学上的成就，与韩愈相似，主要在文；但他作为诗人，也是一代名家。

柳宗元的诗风，亦如其文，多骚人之气，迁客之音。例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连、封四州刺史》一诗云：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远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这是宗元贬居柳州的一篇名作。对于此诗，前人评论甚多。严羽《沧浪诗话》云：“深得骚学。”所言甚是。

又如《别舍弟宗一》诗云：零落残魂倍黯然，双重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

这也是宗元的一首名篇。所言“去国”、“投荒”，自是迁客骚人的遭遇；“荆门郢树”，犹多楚人怀土之思。手足分离之际，满腔忧愤，倾泻无余。凄清孤寂之感，是表达得淋漓尽致的。

宗元还有一些小诗，如《江雪》，所抒孤寂之情，尤为深至。此诗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短短四句，孤寂、凄冷，诗人的身、心、处境，尽在其中。

（谢选骏指出：韩愈见风转舵，没有骨头；但正因为他是风派，才能在文坛长盛不衰。但是对于一心求官、一意为奴的马列狗来说，韩愈就是他们的人生理想了，所以肉麻吹捧，不遗余力。柳宗元比韩愈守得住寂寞，但也被毛派吹捧糟蹋，章士钊还用干女儿从毛泽东那里换取了出版《柳文指要》的特许——仅仅因为他是“唯物主义”。）

【第三十九章 白居易】

第一节 以诗得罪权豪，累遭贬谪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原籍太原，迁居下邽（今属陕西渭南）。父亲季庚，历任县令、州别驾等官职。白居易年十五六时，观光上国，袖文一编，投谒著作郎顾况。况为人倨傲，对后进少所许可，谑之曰：“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及览其诗卷，至“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乃叹曰：“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老夫前言戏之尔。”

贞元十六年（800），居易二十八岁中进士。十八年（802）又应书判拔萃科，入甲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居易与元稹共同准备应制举考试。其年四月，入“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四等。补京兆府盩厓县尉。

居易身为下层小吏，颇知民间疾苦，其写讽谕诗歌即从此时开始。

元和二年（807），召为翰林学士，翌年，拜左拾遗。居易的许多讽谕诗歌都写于此时。这些诗歌曾使“权豪贵近者相目变色”，“执政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见《与元九书》），即得罪了上层统治者。

元和五年（810），居易任满改官，出为京兆府户曹参军。旋丁母忧而归下邽。

元和八年（813）再度入朝，为左赞善大夫。十年（815），宰相武元衡被地方军阀、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刺客杀害，居易愤而上书，“急请捕贼”，权臣嫌其越职言事，且诬其作诗“甚伤名教”，贬为江州司马。此后一个时期，居易又写了大量的感伤诗，《琵琶行》即写于此时。《新唐书》本传说他“既失志，能顺适所遇，托浮图生死说，若忘形骸者”。其实，他这时因对朝政十分失望，内心是郁郁不平的。

元和十五年（820），除主客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821），转中书舍人。但这时天子荒纵，执政亦非其人。居易上书言事，天子终不能用，于是居易乃求外任。长庆二年（822），除杭州刺史。其后，又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敬宗宝历元年（825），任苏州刺史。武宗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唐才子传》卷六云：“居易累以忠鲠遭摈，乃放纵诗酒。既复用，又皆幼君，仕情顿尔索莫。卜居履道里，与香山僧如满等结净社，疏沼种树，构石楼，凿八节滩，为游赏之乐。茶铛酒杓不相离自号醉吟先生，作传。酷好佛，亦经月不荤，称香山居士。”

武宗会昌五年（846）卒，年七十五。新旧《唐书》并有传。著作有《白氏长庆集》。

①本章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白氏长庆集》者，不另作注。

第二节 思想气质与其诗作

白居易毕生成就，主要在于文学方面，但他也与许多同代作者一样，曾经很有政治抱负。并非只是做个文人。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退取舍，自有原则。他在《与元九书》中说过这样的话：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如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这种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思想，本是儒家的传统，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学者出处进退，类皆如此，居易自不能例外。不过，居易除了奉行儒家这一传统观念之外，亦颇受佛学思想的影响。对此，苏辙曾经有所剖析：“乐天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既涉世，履忧患，胸中了然照诸幻之空也，故其还朝为从官，小不合，即舍去，分司东都，优游终老。盖唐世士大夫达者如乐天寡矣。”（《书白乐天集后二首》）

因为政治上未能得志，抱负不得实现，故居易毕生精力，主要倾注在文学方面，尤其致力于诗。他在《与元九书》中说：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试。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

居易虽有政治抱负，而更多的是诗人气质。故其身居谏官之日，启奏之外，亦不废诗。

居易之被贬斥，主要因为越职言事，但也因为写了讽谕之诗。关于这一点，他自己是很清楚的。故在《与元九书》中又说：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

但居易虽以诗得罪，亦以诗得名。《与元九书》又说：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技，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哉！

“时俗所重”之诗，并非都是居易自己得意之作。因此，他又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淡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为四类，一曰讽谕，二曰闲适，三曰感伤，四曰杂律。从上面这些话看来，他自己最得意的诗，一是讽谕，二是闲适。这两类诗正表现了他那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两重志趣。

居易的讽谕诗主要写于入仕的前期。《与元九书》云：“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新乐府”和《秦中吟》都是此期的作品。

这类诗的思想特点，主要是指摘时弊，为民请命。例如《杜陵叟》：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又如《轻肥》：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剥洞庭桔，鲙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在这两首诗中，平民百姓之疾苦，达官贵人之骄奢，都历历在目。字里行间，充溢着作者的愤慨和不平。在唐皇朝从盛世走向衰世之际，这是十分强烈的为民请命的呼声。

“新乐府”和《秦中吟》的社会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自有诗人以来，在一个作家的笔下，如此广阔地反映社会现实，如此广泛地关切民间疾苦，在居易之前，不曾有过。

与白居易同时写作“新乐府”的诗人，还有元稹。在元、白两人影响之下，又涌现了一些后进作者。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五云：“乐府别创时事新题，杜甫始之，元、白继之，各自命篇名，以寓其讽刺之指，于朝政民风，多所关切，言者不为罪，而闻者可以戒。嗣后曹邺、刘驾、聂夷中、苏拯、皮、陆之徒，相继有作，风流益盛。”这里列举的后继作者之中，尤其突出者是皮、陆。皮日休对于居易这类作品曾经称赞备至，他说：“吾爱白乐天，逸才生自然。谁谓辞翰器，乃是经纶贤立身百行足，为文六艺全。清望逸内署，直声惊谏垣。所刺必有思，所临必可传。”（《七爱诗》）日休生当唐末，朝廷政治更加**，平民百姓更加困苦，庶族文人也更无出路。“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章碣诗）。诗人对于现实之不满，也更甚于居易在世之时。日休此时特爱居易的乐府诸诗，是不难理解的。

居易直言被贬之后，写了更多的闲适和感伤之诗。这类作品流传更广，影响也是不小的。其中最为世称者是《长恨歌》和《琵琶行》。“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音近正声”，居易自己对于《长恨歌》这样的作品也是颇自称道的。

《长恨歌》在居易作品中，属于“感伤”一类，但非感伤个人身世，而是有慨于帝王后妃的浪漫故事。《长恨歌》发端二句云：“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世之论者因而以为居易此诗开宗明义即在讽刺玄宗，寓有“女**国”之诫。其实不然。诗中还有下面一系列的叙述和描绘：

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这样的描述，虽是出于想象，未必尽得其实，但诗人对于玄宗处境之同情，却是相当深切的。

居易对于玄宗既如此同情，对于杨贵妃也无贬意。对于杨贵妃之死，诗中也是十分惋惜的：“六军不发莫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这样的描述，亦沉痛之至。

当然，历来描写玄宗杨贵妃事迹而表同情者，在居易之前，已有先例。

杜甫《哀江头》已经有过十分感人的诗句：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这样的情深之语，是与居易《长恨歌》中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完全一致的。

从杜甫到白居易，对于玄宗、杨贵妃的悲剧如此寄以深情，不是无缘无故，并非诗人“重色”而忽视了“倾国”，乃是诗人抛弃了“女**国”的传统偏见，而抒发了真情实感。居易此诗之同情杨妃，亦如此后欧阳修之同情昭君，“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为国谋！”杨妃亦是“玉颜”之“为身累”者。

居易感伤诗的另一名篇是《琵琶行》（“行”亦作“引”）。

此诗写于迁谪九江之时，其中自有迁客身世之悲，骚人流离之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对于倡女之寂寞生涯，亦感同身受，不胜浩叹。其诗有云：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歌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对于这样的作品，前人多所评论。《唐宋诗醇》卷二二云：“《琵琶引》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

《琵琶行》抒写的虽有个人迁谪之感，但其中描述商妇身世之苦，尤有深度，写得如泣如诉，直令读者同声一哭。

在居易写作此诗前后，诗人元稹写有《琵琶歌》，刘禹锡写有《泰娘歌》，题材相似，但《琵琶歌》虽亦“谪官得闲”之作，而“其旨似嫌庸浅”；《泰娘歌》虽“以遗妾比逐臣”，与《琵琶行》亦有不同者（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二章）。

居易的“闲适诗”，多写于晚年。《与元九书》云：“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又《叙洛诗》云：“自（大和）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盖亦发中而形外耳。斯乐也，实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从居易自叙之语看来，他写这些闲适作品，确实反映了“独善其身”的意愿。

这类作品为世传诵者也不少。例如《钱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又如《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少时犹不忧生计，老后谁能惜酒钱。共把一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居易所谓“知足保和，吟玩情性”，在这类作品中可以概见。

第三节 文名为诗名所掩

白居易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在诗，文名为诗名所掩，但他的文章亦有特征。其诗有讽谕和闲适两类，文章也有直言极谏和抒情述志两类。其直言极谏之文，《论制科人状》可以为例，其中有云：臣伏见内外官近日除改，人心甚惊，远近之情，无不忧惧，喧喧道路，异口同音，皆云制举人牛僧孺等三人以直言时事恩奖登科，被落第人怨谤加诬，惑乱中外，谓为诳妄，斥而遂之，故并出为关外官直道者疚心，直言者杜口，不审陛下得知之否？凡此除改，传者纷然，皆云裴垍等不能委曲顺时，或以正直忤物，为人之所媒蘖，本非圣意罪之。不审陛下得闻之否？臣未知此说虚实，但献所闻虚之与实，皆恐陛下要知。臣若不言，谁当言者？臣今言出身戮，亦所甘心。何者，臣之命至轻，朝廷之事至大故也。这篇论状的特点是详述事件的原委，直陈自己的观感，不为耸动之辞，不发过高之论，指事造实，平铺直叙。唐初以来，魏徵、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都有直言极谏的文章，相沿而下，已经形成一个传统。居易此文，有所继承；质朴温厚，是其特征。

居易的抒情述志之文，多存于书札和记叙。这类文章大半写于贬官江州以后。《江州司马厅记》可以为例。其中有云：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远观游；群吏，执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由是郡南楼山、北楼水、湓亭、百花亭、风篁、石岩、瀑布、庐宫、源潭洞、东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马尽有之矣。苟有志于吏隐者，舍此官何求焉！

按《唐［六］典》：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官责，无事忧。噫，为国谋，则尸素之尤蠹者；为身谋，则禄仕之优稳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识时知命而已此文称司马之职，乃“吏隐”之最佳位置。无功，无罪，无责，无忧，关键在于“识时知命”。话说得和平宁静，其实语皆涉讽。居易以直言被黜，中心自然不平，不平而言“知命”，当有不可明言的苦衷。

与此文同类的文章还有一篇《草堂记》。其中有云：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三两卷。乐天既来为主，仰观山，俯听泉，傍视竹树云石，自辰及酉，应接不暇。俄而物诱气随，外适内和。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乐天身为迁客，随遇而安，出处行止，得之自然。这样的作品，颇有个性特点。

居易抒情述志之文，见于书札者，亦颇见个性特征。几篇书信，都有深情。例如《与元九书》、《与微之书》，历来传诵。其《与杨虞卿书》，也有类似的内容，如云：师皋足下：自仆再来京师，足下守官鄠县，吏职拘绊，相见甚稀。凡半年余，与足下开口而笑者，不过三四。及仆左降诏下，明日而东，足下从城而来，抵昭国坊，已不及矣。走马至浐水，才及一执手，悯然而诀，不及其他。迩来虽一二书札往来，亦不过问道途、报健否而已。郁结之志，旷然未舒，思欲一陈左右者久矣

凡人情，通达则谓由人，穷塞而后信命。仆则不然今且安时顺命，用遣岁月。或免罢之后，得以自由。浩然江湖，从此长往。死则葬鱼鳖之腹，生则同鸟兽之群，必不能与掊声攫利者榷量其分寸矣。足下辈无复见仆之光尘于人寰间也。这篇文章可与《江州司马厅记》、《草堂记》合读。从中可以更明显地看出居易之所以知足保和、闲适而不返者，乃是积愤太深、决心不与“掊声攫利者榷量其分寸”了。

白居易临终之前，又曾自撰一篇《醉吟先生墓志铭》，其中有云：启手足之夕，语其妻与侄曰：吾之幸也，年过七十，官至二品。有名于世，无益于人。褒优之礼，宜自贬损。我殁，当敛以衣一袭，送以车一乘，无用卤簿葬，无以血食祭，无请太常谥；但于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传》一本可也。

这篇文章可能即是绝笔，至少反映了诗人临终之前的心绪。自撰墓志铭，历代多有，居易此文，亦率意为之。

（谢选骏指出：白居易在日本很是风行，大约比较通俗易懂，可以博得不是母语的理解。不像离骚，只是士人的读物。）

【第四十章 裴度】

第一节 早年的政治生涯

裴度（763—839），字中立，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祖父裴有邻，曾为濮州濮阳令。父裴溆，为河南府渑池丞。贞元五年（789），裴度进士及第，登宏辞科，补校书郎。后又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对策高第，授河阴县尉。不久，升为监察御史，因疏论权幸，言辞激烈忤旨，遂被贬为河南府功曹参军。武元衡主事西川，表奏裴度掌节度府书记。又召为起居舍人。元和六年（811），以司封员外郎知制诰，不久转本司郎中。

裴度是晚唐重臣，历仕宪、穆、敬、文四朝。他在宪宗朝时平定了淮西吴元济叛乱，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功绩。

①本章材料，主要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资治通鉴》卷二三九、二四〇，韩愈《平淮西碑》。

第二节 “横身讨贼，为中兴宗臣”

淮西的形势自安史之乱结束后，形成藩镇割据局势，到宪宗时，已延续了一百多年。宪宗即位后，先后派兵讨平了占据成都进行叛乱的刘辟，平定了在镇江一带叛乱的李琦，并直接派出了节度使，改变了地方上拥立主帅的旧例。宪宗立志削平藩镇，而平定淮西彰义节度使吴元济，则是削藩成败的关键之战。彰义节度使领有申州（治所在今河南信阳）、光州（治所在今河南潢川）、蔡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三州，原任节度使为吴少阳。元和九年（814），吴少阳死，子吴元济密不发丧，未经奏报朝廷，便自领军务，并派兵四出抄掠。翌年，宪宗削去元济官爵，并调集大军前去讨伐。因统帅不得力，战事进行得很不顺利。

淮西的平定

裴度是朝廷中力主削除藩镇、平定割据势力的代表人物。唐元和七年（812），他以知制诰的身份，成功地完成了安抚河北魏博镇田兴（弘正）势力，使之归顺朝廷，得到了宪宗的嘉奖，拜中书舍人。元和十年（815）五月，因讨吴诸军久未有功，他又以中丞的身份受命赴蔡州行营宣慰，了解军情。回朝后，他向宪宗详细地述说了淮西之现状，并推荐了忠武节度使李光颜为统兵，说他“勇而知义，必能立功”。宪宗听后，非常高兴。李光颜统兵后不久，便大破吴军于陈州溵水县西南之时曲。消息传来，宪宗更是赞叹裴度的知人善用。

在平定淮西问题上，裴度面临的难度是很大的。朝廷中，罢兵、阻兵的势力很强。而藩镇割据势力，也千方百计地加以抗拒。元和十年三月，吴元济因连遭败绩，遣使求救于恒、郓王承宗、李师道。王、李两人表面上支持宪宗讨伐淮西，暗中却支持吴元济，派人焚烧各路军储，阴谋缓解蔡兵。这年五月，他们又派人刺杀坚决主张讨平淮西的宰相武元衡和熟悉淮西战况的裴度。武元衡被刺身死，裴度伤首，坠入沟中，幸免于难。事发之后，朝廷中有人向宪宗献计罢去裴度的官职，以此来安抚恒、郓二镇。宪宗大怒说：“若罢度官，是奸计得行，朝纲何以振举？吾用度一人，足以破此二贼矣！”至此，宪宗更加倚重裴度，拜他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裴度也以平淮为己任。伤好之后，与宪宗计议。裴度对宪宗说，“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宪宗赞同。裴度又向宪宗请求，为了讨平吴元济，请允许他在家中招延四方贤才，集思广益。宪宗也允许了。而此前，宰相是不敢在家中召见宾客的。元和十一年六月，蔡州行营唐邓节度使高霞寓自萧陂进至文城栅，遇伏而败，仅以身免。这次败仗，给京城上下的震动很大。于是朝臣多认为还是罢兵赦罪为上策，翰林学士钱徽、萧俛等纷纷对策延英殿，想借此劝阻宪宗罢兵。宪宗坚决削藩，他说：“一胜一负，兵家常势。若帝王之兵不合败，则自古何难于用兵，累圣不应留此凶贼。今但论此兵合用与否，及朝廷制置当否，卿等惟须要害处置。策，将帅有不可者，去之勿疑；兵力有不足者，速与应接。何可以一将不利，便沮成计？”于是宰臣不敢再言罢兵，这样，裴度平淮之计得以推行。

从元和九年十月至元和十二年，朝廷已聚兵淮右四年，度支供饷，不胜其弊，诸将顽寇相持不下。宪宗先以严绶为讨吴诸军督军，严绶到军后，将累年之积，一朝而尽，他又厚赂宦官，以结声援，拥兵自重而无尺寸之功。后又以韩弘为淮西诸军都统。而韩弘乐于自擅，想倚赖吴元济的力量自重，不愿淮西速平。因此，虽用兵数年，淮西仍不得平定。宪宗也感到局面困难。宰相李逢吉、王涯等又向宪宗述劳师敝赋的利害，意欲罢兵。只有裴度无言。宪宗征询他的意见，他表示：“臣请身自督战。”第二天，延英殿议政后，宪宗将裴度单独留下，对他说：“卿必能为朕行乎？”裴度流着泪说：“臣誓不与此贼偕全。”接着，裴度分析了淮西的形势，认为：吴元济昨天送来乞降表，“料此逆贼，势实窘蹙”，但因诸将心不齐，不协力同心，又没有统一指挥，因此未能逼迫吴元济投降。“若臣自赴行营，则诸将各欲立功以固恩宠，破贼必矣！”当此削藩成败的关键时刻，宪宗再一次倚重裴度，委以重任，并言听计从，以之不疑，对于讨淮西的胜利，不能不说是起了重要的作用。

元和十二年（817）八月，裴度受命，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蔡州刺史，充彰义军节度，申、光、蔡观察等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前往淮西。临行前，裴度誓师，“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灭，则朝天有日，贼在，则归阙无期。”宪宗亲至通化门送行，并赐以犀带，行元帅事。

裴度到达郾城后，立即巡抚诸军，宣达圣旨，士气倍增。当时诸道兵皆有中使监阵，“进退不由主将，战胜则先使献捷，偶创则凌挫百端”。裴度又罢中使监军，归兵权于将帅，颇得军心。由于裴度军法严肃，号令划一，因此捷报连传。裴度派使者入蔡州劝降，吴元济拒降。十月，在裴度的指挥下，唐邓节度使李愬雪夜袭蔡州，破悬瓠城，擒吴元济。

裴度入蔡州后，对吴元济旧将量罪判刑，除旧法，并约法禁盗贼斗杀，以安抚人心。蔡人大悦。史书载“蔡之遗黎始知有生人之乐。”这样，申州、光州也随之平定。十一月，宪宗受降，斩吴元济。至此，淮西战事终告结束。

裴度平定淮西，回朝后，宪宗为嘉奖他，诏加金紫光禄大夫、弘文馆大学士，赐勋上柱国，封晋国公，食邑三千户，复知政事。又诏刑部侍郎韩愈撰《平淮西碑》，以示纪念。其中有颂裴度功勋说：“凡此蔡功，惟断乃成。”淮西的平定，极大地震慑了山东、河北诸藩镇。

裴度在宪宗朝为相，直言极谏，抑制宦官中使于政，维护宰相、朝臣的政治权力，发挥三省的作用。他执性不回，特别是对宦官于攻的指斥，使宪宗感到不悦。元和十四年（819），迁裴度为河东节度使。

第三节 避祸东都，以诗酒自娱

宪宗以后，裴度又仕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在当时有“勋高中夏，声播外夷”的盛名和地位，但由于宦官当道，其虽有“将相全才”而不能为天子所用，所以并无多大作为。为避宦官当政，他退居东都洛阳，立第于集贤里，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不问政事。开成三年（838）冬，因病乞还东都，翌年去世。裴度死后，册赠太傅。裴度有子五人。长子裴识，以荫授上柱国，袭晋国公，宣宗时官至检校户部尚书。其他四子也都声名显赫，多有作为，时“兄弟并列方镇，时人荣之”。

裴度“始自书生，以辞策中科选，数年之间，翔泳清切”，又能奋命决策，横身讨逆，成为中兴宗臣。史家对裴度的功德多加以肯定。《旧唐书·裴度传》说他“出入中外，以身系国之安危，时之轻重者二十年”，“威望德业，侔于郭子仪”。并赞他“以人臣事君，唯忠与义，大则以訏谟排祸难，小则以谠正匡过失，内不虑身计，外不恤人言”，“诚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贤相”。《新唐书》本传也称他“事四朝以全德始终”，“其威誉德业比郭汾阳”。

（谢选骏指出：世人都说藩镇割据不好，其实没有藩镇割据，则没有唐朝的五彩缤纷——对比一下宋朝就可以知道。中央集权的宋朝对外软弱，对内更加腐败无能。尽管唐宋都属王国共主时代，都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成熟，但是相比于唐朝，宋朝已是强弩之末了——元明清的秋冬黑暗即将来到。）

【第四十一章 贾耽 李吉甫】

第一节 贾耽

官至宰辅，潜心研究地理

贾耽（730—805），字敦诗，沧州南皮（今属河北）人。先祖后魏时居长乐（今河南安阳东）。七世祖贾元楷因避葛荣之乱，迁居浮阳（今河北沧州东南）。祖父贾知义曾任沁源（今属山西）主簿，赠扬州大都督。父亲贾炎之，赐尚书左仆射②。

贾耽从小就喜欢读地理书籍，喜爱骑马射猎。步入中年以后，十分重视地理研究工作。“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观研考，垂三十年”。天宝十载（751），他参加科举考试，以明经登第。乾元中（约759年）授贝州临清（今河北清河）县尉，以后续任绛州正平（今山西新绛）县尉、检校膳部员外郎、太原少尹、北都副留守、检校礼部郎中、节度副使、汾州刺史等职。由于他才华出众，政绩茂异，又被提升为鸿胪卿兼左右威远营使，掌管接待外国使节的工作。大历十四年（779）任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梁州（今陕西汉中）刺史、朝仪大夫、山南西道（今陕西、甘肃、四川三省交界地区）节度使，封广川男。当时守臣梁崇义恃汉水岘山之险，反叛唐朝，贾耽奉命带兵东讨，降均州，屯谷城，所向皆捷，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建中三年（782），任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山南东道（今河南、陕西、湖北、四川交界地区）节度使，东都留守，东畿、汝南防御使等。贞元二年（786）改检校右仆射，兼滑州（今河南滑县）刺史，义成军（今河南滑县）节度使。贞元九年（793）入觐，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贞元十七年（801）封魏国公。永贞元年（805）唐顺宗李诵即位，贾耽任检校司空、左仆射。十月一日卒于长安，享年七十六岁，赠太傅，谥曰元靖。

①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另作注。

②郑余庆：《左仆射贾耽神道碑》，《全唐文》卷四七八。

①《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史部·地理类》。

②《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五行类》。

贾耽一生为官四十七年，其中居相位十三年，事务繁忙，政绩茂异。与此同时，他根据国家的需要，充分利用各种机会，结合政治、军事研究地理，考察地理。“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撰写了较丰富的地理著作，绘制了多卷地图。地图有：《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一轴，《海内华夷图》一轴，《地图》10卷①。书有：《皇华四达记》10卷，《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6卷，《吐蕃黄河录》4卷，《贞元十道录》4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唐七圣历》1卷②。贾耽研究并绘制地图的目的很明确，是要像东汉伏波将军马援那样用米堆积立体地理模型供军事行动之用，像西汉萧何那样搜集秦国地图帮助刘邦夺天下。他羡慕前哲，绘制地图，要为唐朝的政治、军事服务。贾耽年轻时正值“安史之乱”，政治不稳定，人民赋税很重，生活困难，国力衰弱，没有足够的力量确保边疆安全，河西陇右（今河西走廊）一带被吐蕃所占。对此，贾耽深为忧虑，为了收复失地，他根据裴秀创立的制图六体的原理以及自己采访的材料，绘制了《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图的范围主要是陇右，兼及关中等毗邻地区。图中绘有交通路线、军事要塞、行政区、关隘、山川等，很有实用价值。此图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边患，且可用于军事行动，体现了贾耽可贵的爱国心。

《海内华夷图》贾耽在地图学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海内华夷图》上。绘此图的目的是力图要把唐代统一强大的面貌表现出来，因而图幅很大，“广三丈，纵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别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缩四极于纤缟，分百郡于作绘。宇宙虽广，舒之不盈庭；舟车所通，览之咸在目”。为了绘制此图，他花了三十多年时间阅读文献，调查采访，认真选取资料。贞元十七年（801）图成，献给朝廷。此图今已佚，但据贾耽写的献图表文及有关记载尚可得知此图有两个特点：第一，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幅大型地图，其地理范围除唐朝所辖行政区外，还有四邻一些国家，可以说是一幅小范围的亚洲地图，比例尺为一寸折百里，相当于1∶180万。图的面积约10平方丈，比裴秀的方丈图大得多。图的内容包括唐朝疆域沿革、行政区划、古今郡县、山川名称、方位、交通道路等。这既是一幅历史地图，又是当时的形势图。无论体例、内容都较古图充实，反映了贾耽具有丰富知识和高超的制图水平。

第二、在制图技术上首创墨朱殊文制图法。此图不仅采用了计里画方的先进方法，而且首创“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今古殊文”的历史地图绘制方法。即用两种不同的色彩填写地名，古地名用黑色，今地名用红色。贾耽的这种方法影响久远，为后来的历史地图学家所遵循。如李兆洛的《历代地理沿革图》，杨守敬的《历代疆域形势图》，都采用这种方法。

《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形式上是《海内华夷图》的文字说明，实际上是地志。“中国以《禹贡》为首，外夷以《班史》（即班固《汉书·地理志》）发源，郡县记其增减，蕃落叙其衰盛”，“凡诸疏舛，悉从厘正”。如“前地理书以黔州属西阳，今则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国为安息，今则改入康居”，可见他对历代地理沿革，边防及城镇都会的变迁、各地人口增减的考订，大大超过前人。对当时政治地理、物产、经济状况的叙述，也比较完备。此书已初具方志规模，对后世地方志的编纂有深刻的影响。

《贞元十道录》4卷，为《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的缩写本。此书已佚，清人王谟编《汉唐地理书钞》中有辑本。敦煌有发现《贞元十道录》写本残页。所谓十道，指唐贞观元年依自然形势分全国为关内、河南、河北、河东、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等十道。贞元年间，十道已不存在，贾耽之所以仍用十道，是表示他渴望收复失地，国家统一。书的第一卷叙述州郡变化、道的划分与作用、四方贡赋之名产、疆域盈缩、镇戍险要的设置、河流变迁、边徼概况等。又以节度、观察、防御、经略诸使，附于卷末。其余三卷则以十道为准，县距州，州距西部（指长安）的道里数目，四邻地界等。每卷有图，与文字相对应，开卷尽在，披图朗然。在《贞元十道录》中，贾耽还提出了“若护单于并马邑而北理榆林关外，宜隶河东；乐安自乾元后河流改道，宜隶河南。合州七郡，北与陇坻，南与庸、蜀，回远不相应，宜于武都建府以恢边备”①等十二条订正意见。由此可见，缩本的地理内容也非常丰富。两《唐书》的《地理志》从中引用了许多关于边州及四夷的材料。说明贾耽在边疆和域外地理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超过了前人。

《皇华四达记》《皇华四达记》十卷，原书已佚。从《新唐书·地理志》的引文中，得知此书的大概内容。如记载唐朝“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有七条交通路线：“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②在谈交通路线时，也谈到边疆和域外若干城镇的地理位置、自然面貌等地理内容。如“广州通海夷道”，不仅记载了这条交通路线上的航程和航行日数，同时也记载了这条交通线上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名称、方位、山川、民情风俗等。比如马六甲海峡，写道：“又五日行至海峡，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今加里曼丹），南中洲之最大者”。关于这条航线上设置的灯塔，它写道：“又自提■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位于今伊朗波斯湾沿岸），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①这种“夜置炬其上”的“华表”，是指引船舶夜航的标记，即今天的灯塔。唐朝在广州港口也修筑了十数丈的高塔，入夜在塔上置灯火，又叫光灯。因此“广州通海夷道”是航海史上的重要文献。《皇华四达记》则是中外交通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文献。

贞元十四年（798），贾耽完成了以黄河命名的著作——《吐蕃黄河录》10卷，这是《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的文字说明，包括《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别录》6卷和《吐蕃黄河录》或称《河西戎之录》4卷。此书图文并茂，记载吐蕃境内“诸山诸水”的“首尾源流”。惜其书和图均已失传，现已无法知道其中的具体内容。

可见，贾耽不仅是中唐重要的政治家，也是重要的地理学家。他在地图学、地理学、方志学方面均有卓越的贡献。

①权德舆：《贞元十道录》序，《权载之文集》。

②《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①《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第二节 李吉甫

善读书的宰相

李吉甫（758—814）字弘宪，赵州赞皇（今属河北）人。父亲李栖筠曾任给事中、工部侍郎、常州刺史、浙西观察使等职，喜欢读书，“为文劲迅有体要”①。这种家庭环境对其子（李吉甫）、孙（李德裕）都有影响。李吉甫从小好学，能写文章。二十岁以荫补左司御率府仓曹参军。贞元初，为太常博士。后迁屯田员外郎、驾部员外。陆贽为相时，怀疑李吉甫结党，让他去明州（今浙江宁波）为长史。后任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郴州（今湖南郴县）刺史、饶州（今江西波阳）刺史。

元和元年（806）宪宗即位，李吉甫任考功郎中，知制诰。不久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叛变，宪宗主张讨伐，李吉甫“密赞其谋”，献计献策，宪宗予以采纳。元和二年（807）李吉甫升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镇海节度使李锜拒不执行朝廷命令，李吉甫多次给宪宗出谋划策，讨伐李锜，也取得了胜利。为了防止藩镇势力的扩大。李吉甫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调换了三十六镇节度使。由于李吉甫为政有功，受封赞皇县侯，徙赵国公。

元和三年（808）九月，李吉甫辞宰相职，以检校兵部尚书、兼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淮南节度使，在任三年，于高邮县修筑了平津堰。元和六年（811）正月，李吉甫复为宰相，授金紫光禄大夫、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建议省并州县，裁减冗员，宪宗采纳。结果精减冗官八百员，吏一千四百员。元和九年（814）冬，李吉甫暴病死，终年五十七岁。其论著有《六代略》30卷，《元和郡县图志》①54卷，《国计簿》10卷，《百司举要》1卷。此外还有《十道图》10卷；《删水经》10卷，《古今地名》3卷。今仅存《元和郡县图志》残本，缺19、20、23、24、35、36六卷，卷18也不全，有的缺个别县。如卷1京兆府缺昭应县；卷9蔡州缺汝南县；卷33绵州缺罗江县等②。其余著作全都失传。

《元和郡县图志》的学术价值《元和郡县图志》是唐代地理巨著，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理总志。书成于元和八年（813），次年又作了补充。全书首起京兆府，末尽陇右道，共四十七镇。每镇篇首有图，故称《元和郡国图》或《元和郡县图志》。南宋时，图已亡佚，故称《元和郡县志》。李吉甫勤奋好学，学识渊博，精通史地，人称“唐宰相之善读书者，吉甫为第一人矣”③。

①《新唐书》卷一四六《李栖筠传》。

①此书名称有多种，《旧唐书·李吉甫传》作《元和郡国图》，李吉甫写的《元和郡县图志·自序》作《元和郡县图志》，南宋称《元和郡县志》，1983年中华书局校点本称《元和郡县图志》。卷数也不一，《旧唐书·李吉甫传》作54卷，《旧唐书·宪宗纪》作30卷，《元和郡县图志·自序》作42卷，《直斋书录解题》作40卷。

②王文楚、邹逸麟：《我国现存最早一部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1981年。

③孙星衍：《元和郡县图志》。

他认识到地理对于治理国家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关系到兴衰安危。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巩固皇权，李吉甫一改过去地理学家厚古薄今，传疑失实，莫切根要的毛病，而以厚今薄古，实事求是，讲求实用的原则来编著《元和郡县图志》。全书以四十七个方镇为纲，叙述全国政区的建置沿革、山川险易、人口物产，以备唐宪宗制驭各方藩镇之用。

《元和郡县图志》虽然以疆域政区为主体，但涉及的范围很广，可从五个方面来看它的科学价值：

1.疆域政区方面：《元和郡县图志》反映了唐朝当时的疆域范围。写作此书时，陇右虽然已经被吐蕃占领，但他站在唐朝的立场上，仍将陇右列入记述范围，表示不忘故土。贞观元年（627），依名山大川的自然形势，将全国划分为十道。开元二十一年（733），又分关内置京畿道，分河南置都畿道，分山南为东、西二道，分江南为东、西和黔中三道，共15道。每道置采访使，有固定治所，实为监察区域。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各霸一方，方镇成了实际上的地方一级行政区。《元和郡县图志》为了体现当时实际情况，以十道作为大区，道以下列出除两京州县以外的四十七镇作为一级政区来划分府州，这样既体现了唐初以来的传统区划，又符合当时实际情况。在记述政区沿革时，除了唐代的沿革外，还追溯周秦以来各代的沿革，特别是东晋南北朝的政区沿革，历史地理资料相当重要。道以下为府、州，分别叙述其治所、等级、户额、领乡、垦田、沿革、府（州）境、八到、贡赋、管县等项内容。府、州之下为县，重点叙述其山川河流、形势险要、农田水利、物产矿藏等。关于府、州、县等级，唐开元时曾规定天下除京都及都督、都护府以外，各州均有等级。划分等级的依据是地理位置、辖境、人口、经济发展状况等。等级名称也不一样，近畿的华、同等四州称四辅。处于冲要地区的州，分别为雄、望、紧。又有上、中、下三等。以人口而论，超过四万户的州为上州，二万五千户为中州，不满二万户为下州。县的等级秩序是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关于府州与上都长安、东都洛阳以及相邻府州的距离，即八到的记述，是李吉甫的创造，为以后地方志所效法。

2.自然地理方面。《元和郡县图志》按县分别记述大小河流五百五十余条，湖泽陂池一百三十多个。从这些材料中不仅可以看出唐代河流湖泊分布的基本状况，而且可以据以与《水经注》的资料相比较，看出三百年内河流湖泊变迁的情况，是研究自然地理的珍贵资料。书中还非常重视记述那些形势险要的兵家必争之地。如记述关中地区“自汉至今，常为王者奥区”，“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辟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①。襄阳则“北接宛、洛，跨对樊、沔，为荆、郢之北门，代为重镇”。“襄阳去江陵陆道五百里，势同辅车，无襄阳则江陵受敌”②。

3.经济地理方面，《元和郡县图志》在每州之下记有“贡赋”，分别开列开元时期和元和时期的贡与赋。唐代贡品多为各地的土特产和手工业产品。如北方的雕翎、麝香，岭南的孔雀尾、龙须席、白瓷等。赋则多为绵、绢、麻、布等。从征收贡赋的物品中，可以看出唐代各地的生产状况。从开元、元和两个时代贡赋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唐代生产品种的变化和生产部门的变化。

①《元和郡县图志》卷一。

②《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二。

关于矿藏的开采，《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颇为详细。初步统计共有矿产二十六种，产地三百二十六处。其中盐井一百九十处，盐池三十七处，铁二十二处、铜十六处、金十六处、银九处、锡六处，其余不足五处的有石油、石墨、玉、紫石英、丹砂、铅、雄黄、雌黄、云母、化石、天然气、滑石等。此外，《元和郡县图志》还有“垦田”一项，据考证，各府州原来都有垦田数目。但现今传本所记二百六十六个府州中，仅江南道润州有垦田数六千七百二十七顷，其余均缺佚。

4.人口地理方面。《元和郡县图志》分别开列开元和元和两个时代的户口数，既反映了唐代户口的分布，也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人口分布的变化。以卷五至卷九所载河南道十八个府、州的户额看，其中只有濠州略有增加，即开元为二万零五百五十二户，元和为二万零七百零二户，仅增加一百五十户。其余十七州，户额均大幅度减少。其中汴、宋、亳、许、陈、徐六州，元和时户额不到开元时的十分之一，而申州仅为三十四分之一。户口剧烈下降，反映了安史之乱对中原地区的破坏极为严重。而卷二十五至卷二十八，江南道二十六州的情况是：润、常、杭、湖等二十一州人口有所下降；苏、鄂、洪、饶、吉五州人口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鄂州增长一倍，饶州增长了两倍。说明南方有些地区的经济有所发展①。当然，也应该看到，《元和郡县图志》对户口的记载不完备，大部分府州有开元和元和两个时代的户口数目。可是其中有六十一个州只有开元户数，十二个州仅有元和户数，一个州是贞观户数。它虽然有此缺点，但不影响全书的科学价值。

5.体例方面，《元和郡县图志》继承和发展了汉魏以来地理志、图记、图经的优良体例传统，对各项地理内容作了翔实的记载。又在府州下增加府境、州境、八到、贡赋等项内容，这是以往地理志、地理总志所没有的，是李吉甫的独创。这个创新为后来的地理志、地理总志所效法。如新、旧唐书《地理志》、《宋史·地理志》设有“贡赋”；《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和元、明、清《一统志》都设有“四至八到”、“土产”、“土贡”等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是历代地方志中“体例最善”的作品，实不为过。可见《元和郡县图志》是一部划时代的地理著作，在体例上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影响深远。另外，《元和郡县图志》引用的书籍和碑记多达一百多种，这些文献大多数已失传，仅仅因为《元和郡县图志》的引用才留下一点片断。这也是李吉甫的一个贡献，不可忽视。

①何珍如：《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

（谢选骏指出：唐朝的宰相贾耽从小就喜欢读地理书籍，喜爱骑马射猎。这与现代人对“宰相”的一般印象是大相径庭的。当时今河西走廊一带被吐蕃所占。对此，贾耽深为忧虑，为了收复失地，他根据裴秀创立的制图六体的原理以及自己采访的材料，绘制了《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图的范围主要是陇右，兼及关中等毗邻地区。图中绘有交通路线、军事要塞、行政区、关隘、山川等，很有实用价值。此图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边患，且可用于军事行动——这些制图不一定是他亲手所为，但肯定是他领衔制作的。《海内华夷图》作为贾耽在地图学上的成就，绘制此图的目的是要表现唐代的统一，图幅“广三丈，纵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别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缩四极于纤缟，分百郡于作绘。宇宙虽广，舒之不盈庭；舟车所通，览之咸在目”——这显示了唐朝的二元性质：“华夷”。虽然，其地理范围除了唐朝所辖行政区外，也有四邻一些国家，但这也恰恰说明了唐朝的概念，并不仅仅包括其实际控制地区。）

【第四十二章 李训 郑注】

第一节 李训

李训和郑注都是晚唐“甘露之变”中的重要人物。

李训（？—835）字子垂，初名仲言，后入侍唐文宗为《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讲学士，故改名为训。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为肃宗时宰相李揆的族孙。长得“仪状秀伟，倜傥尚气”，还“颇工文辞，有口辩，多权数”。穆宗长庆三年（823），进士及第，始补为太学助教，又辟为河阳节度府幕僚。敬宗宝历元年（825），李训的从父李逢吉为相，与另一相李程不合。当时，石州刺史武昭罢为袁王府长史，怨恨执政。李程同族人李仍叔诡称李程曾欲授武昭官职，中遭李逢吉阻止。武昭信以为真，对左金吾兵曹茅彙说要谋刺李逢吉，此事被人告发，逮捕入狱。时为河阳掌书记的李训，胁迫茅彙诬陷李程与武昭合谋，结果事情败露，武昭被杖杀，李训也被流放于象州（今广西象州东北）。

太和元年（827），文宗即位，大赦天下。李训遇赦北归。后遭母丧，居住在东都洛阳。时郑注得到大宦官王守澄的宠遇。李训叹息说：“当世操权力者皆龊龊，吾闻注好士，有中助，可与共事。”太和七年他备厚礼进入京师，去见郑注，两人一见如故。郑注引荐于王守澄，又以李训善讲《周易》推荐入宫。文宗将召见李训，时李训正为母服丧，难入禁中，就换了一套民服，号王山人，两次入含元殿，回答了文宗提出的问题。文宗见他仪表堂堂，善于辩论，又多权数，十分高兴，“以为奇士，待遇日隆”。

太和八年八月，李训除服以后，文宗欲授任为谏官，宰相李德裕认为他是小人，先为流人，不可做近侍。文宗说：“人谁无过，俟其悛改。”①因此不顾宰臣的反对，授其为四门助教。同年十月，李德裕被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李训则拜为翰林侍讲学士。

①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及《资治通鉴》卷二四五者，文中不再一一作注。①《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

②《新唐书》卷二〇〇《许康佐传》。

唐文宗嫉恶宦官飞扬跋扈，继为祸患，见元和末年杀害宪宗的凶徒尚未受到惩治，虽表面上对宦官示以恩宠，内心却不堪忍受，“思欲芟落本根，以雪仇耻，九重深处，难与将相明言”。早在太和五年，曾与侍讲学士宋申锡谋除宦官，由于“谋之不臧，几成反噬，自是巷伯尤横”。但是文宗并不甘心，仍在暗中物色人选。一次文宗读《春秋》，至“阍弑吴子余祭”时，问翰林侍讲学士许康佐：“阍何人耶？”康佐惧怕宦官权势，不敢回答；后来又知文宗欲内谋剪除宦官，遂假称有病，罢为兵部侍郎②。朝臣多如许康佐，畏惧宦官，不敢参与文宗的密谋活动，文宗也因在位之臣“持禄取安，无伏节死难者”而苦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训逐渐受到文宗亲信的。一次文宗坐蓬莱殿读书，召问李训，说许康佐所进《春秋》列国经传，我已读过不少，战国时事，已历历明白。我曾问康佐吴人伐越，获俘以为阍，杀吴子余祭，阍是什么？康佐说“穷究未精”，你以为如何？李训回答说：“吴人伐越获俘，俘即罪人，如今之所谓生口也。不杀下蚕室肉刑，古谓阍寺，即今之中使也。吴子是吴国君长。余祭，名也。使中使主守舟楫，余祭往观之，为中使所杀。”李训不仅详尽地解释了吴子和阍的原始本末，而且还引以为鉴戒说：“君不近刑臣，近刑臣即轻死之道也。吴子远贤良，亲刑臣，而有斯祸。鲁史书之，以垂鉴戒。”李训讲得绘声绘色，又感愤申重，文宗听了深受启迪，他说：“左右密近刑臣多矣，余祭之祸，安得不虑？”李训又当即对文宗表示说：“陛下睿圣，留意于未萌，若欲去泰去甚，臣愿遵圣算。累圣知之而不能远，恶之而不能去，睿旨如此，天下幸甚。”①李训讲《周易》微言大意，颇中文宗心意，时方盛夏，遂命左右取出水玉腰带及避暑犀如意赐给李训，并说：“如意足以与卿为谈柄也。”②唐文宗见李训才辩纵横，可与他谋划大事；同时，李训、郑注皆为王守澄所引进，也不会引起宦官的怀疑，遂与他密谋剪灭宦竖。李训、郑注富有政治见解，能洞察时弊之症结所在，胸有导致天下太平的宏图，诛灭宦官只不过是第一步。史称“李训、郑注为上画太平之策，以为当先除宦官，次复河、湟，次清河北，开陈方略，如指诸掌”。这一“太平之策”，也是切中晚唐弊病要害的，他们欲先诛灭宦官，再收复河、湟失地，然后再清除河北藩镇，这种由内而外的策略也是较为切实可行的。于是，李训与郑注在宫内朝夕计议，密图大计。文宗怕引起宦官的猜疑，乃“疏《易》五义示群臣”，使朝内外都知道文宗以师臣对待李训，以此来掩人耳目。

李训受到文宗的倚重，官职一再升迁。太和九年（835）七月，任兵部郎中、知制诰，侍讲学士如故；到了九月，又擢任礼部侍郎、同平章事，仍命李训三二日入翰林讲《周易》。李训位至宰相后，“天子倾意任之。训或在中书，或在翰林，天下事皆决于训”。

李训秉政以后，即赞助唐文宗整顿朝纲。太和年间，是党争最激烈的时期。文宗曾慨叹说：“去河北贼（藩镇）非难，去此朋党实难。”由于文宗苦于朋党之争，故太和七年以后，“宿素大臣，疑而不用。意在擢用新进孤立，庶几无党，以革前弊”①。像裴度、令狐楚、郑覃等，皆“累朝耆俊”，却受到了当政者的倾轧，“置之散地”而不用，李训则“皆引居崇秩”，以东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书令，令狐楚由北都留守入为太仆卿、守尚书左仆射，郑覃也由刑部尚书迁升为尚书右仆射。因此，就连一向否定李训的史家司马光也写道：“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

为了整顿吏治，消除朝中的朋党之争，李训还遵照文宗用人的意图，擢用了一些“新进孤立无党之士”，如王涯、舒元舆、贾■，他们皆受提拔重用，位至宰辅；将水火不相容、党争激烈的两派首要李宗闵、李德裕等贬出朝廷，其朋党不少人也受到了牵连，因而引起了众朝官的不安。为了稳定人心，李训劝文宗下诏书，凡德裕、宗闵亲旧及门生故吏，除前已贬逐之外，余皆不问，于是“人情稍安”。

李训赞助文宗剪除宦官，开始时采用了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以毒攻毒，使其自相靡肉，这一做法曾获得了成功。如：太和九年（835）五月，因仇士良有翊戴文宗之功，但却受王守澄压抑，未得显官。李训、郑注遂奏用士良任左神策军中尉，以分守澄之权，于是“守澄不悦，两相矛盾”①。

①《唐语林》卷六。

②《杜阳杂编》卷中。

①《旧唐书》卷一七二《李石传》。

同年六月，原左神策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居中用事，与王守澄争权不叶”，李训与郑注又将元素、承和、践言分别出为西川、淮南和河东监军，这又博得了王守澄的欢心。到了八月，又以杨承和庇护宋申锡、韦元素、王践言与李宗闵、李德裕“中外连结，受其贿遗”为罪名，将承和贬往驩州，元素贬象州，践言贬恩州，并“令所在锢送”。不久，又分别将三人赐死。时崔潭峻已死，也“剖棺鞭尸”。

当时，人们传闻唐宪宗之死，是由宦官陈弘志所弑，而弘志时任山南东道监军。九月，李训为文宗定策，将他召至青泥驿，“封杖杀之”。

宦官头子王守澄尚任右神策军中尉、行右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掌管禁军。李训为相时，又任命他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这是李训与郑注为文宗制定的策略，“以虚名尊守澄，实夺之权也”。

在此期间，因王守澄厌恶宦者田全操、刘行深、周元稹、薛士干、似先义逸、刘英誗等，李训、郑注又乘机分别派遣他们去盐州、灵武、泾原、夏州、振武、凤翔巡边，之后又命翰林学士顾师邕作诏书，颁下六州，命将他们杀死。但因诏书颁下不久，甘露事变失败，六州虽然得到诏书，“皆废而不行”。

李训、郑注对宦官进行了一系列的分化瓦解工作，成功地诛杀与贬逐了一些大宦官后，王守澄已成为瓮中之鳖。李训见时机成熟，就秘密上言文宗，请除去王守澄，遂于这年十月，文宗遣中使李好古往守澄私第赐鸩。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大宦官头子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杀掉了。“于是元和之逆党略尽矣。”

由于李训等人在谋剪宦官中取得了某些成功，威望大增，“每进见，他宰相备位，天子倾意，宦官卫兵皆慴惮迎拜”。宦官们昔日的威风扫地以尽。此后，李训即与郑注密谋，欲一举诛灭宦官。他们看到宦官手中握有军权，要取得成功，必须掌握一定的军事力量。为此，先让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组织军队，以为外援。李训特为郑注“妙选当时才俊以为宾佐”，即精心选用有名望、有才干的名臣子弟作为他的幕僚。同时，还“擢所厚善分总兵柄”，以王诙仁梗杏辔撃节度使，罗立言权任京兆尹，韩约为金吾将军，李孝本权任御史中丞。

李训与郑注约定，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王守澄下葬于浐水时，奏令宦官中尉以下者全集中于浐水送葬，由郑注率亲兵将宦官全部砍杀，“使无遗类”。但是后来李训私心发作，为了独占其功，中途改变了计划。

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登紫辰殿早朝。文武百官依班次而立。金吾将军韩约不报平安，奏称金吾左仗院内石榴树夜降甘露，并舞蹈拜贺，宰相百官也相次称贺这一祥瑞的出现。李训奏称：“甘露降祥，俯在宫禁，陛下宜亲幸左仗观之。”于是文宗乘软舆出紫辰门，由含元殿东阶升殿，宰相侍臣分别站立在副阶，文武两班，列于殿前。文宗命中书、门下两省官先去观看，回来后，李训奏称恐非真甘露。文宗再次命左、右军中尉，枢密内臣仇士良、鱼弘志等宦官前去看个究竟。

①《旧唐书》卷一八四《王守澄传》。

宦官走出以后，李训立即调兵遣将，部署诛杀宦官。当仇士良等诸宦官来到左仗时，见韩约神色慌张，情态反常，心中产生了狐疑；又正巧刮来一阵风，吹动了帷幕，发现幕内执兵器者甚多。他们立时恍然大悟，察觉事变，遂仓皇出逃，门卫欲关闭门，已来不及了。

仇士良等诸宦官跑回含元殿，急欲挟持文宗入内，李训立即指挥金吾兵护驾，并大呼：“卫乘舆者，人赐钱百千！”金吾兵应声而上。仇士良见情势危机，急忙决开殿后罘罳，抄近道入内。李训急忙攀住乘辇，死死抓住不放。仇士良与李训撕打时，跌倒在地，李训扑上去，将抽靴中刀刺杀时，仇士良却被宦官救起。这时，罗立言、李孝本率四百名兵士由东、西两阶上殿，与金吾兵会合，杀死宦官数十人。李训仍抓住文宗乘辇不放，一直拖到宣政门，被宦者郗志荣击倒在地，帝辇进入东上阁，宦者关闭了阁门。一场搏斗就此结束了。

李训见事难以成功，遂脱下紫服，穿上从吏的绿衫，走马而出。他在道上扬言说：“我何罪而窜谪！”因此无人怀疑与阻拦他。在李训出逃的同时，仇士良指挥宦官率禁兵千余人，对在京师的公卿百官与吏卒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中书、门下两省及没有逃走的金吾士卒被杀死六百多人，“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宰相王涯、贾■、舒元舆也被逮捕下狱，遭严刑拷打，被逼自诬谋反，京师被搅得天翻地覆。

李训出离京城后，投奔终南山僧人宗密。宗密与李训有旧交，欲给他剃发为僧，但众僧徒不同意，李训只得离开山寺，在奔往凤翔的途中，被盩屋镇遏使宗楚所擒获，械送京师。在押送到昆明池时，李训怕被送到神策军中受酷辱，说服了押送者，斩其首级送往神策军。

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将李训首级悬挂于兴安门外，李训弟仲景、再从弟户部员外郎元皋也同时遇害。李训、郑注的“宗娅宾客悉收逮，讯报苛惨”，幸赖中书令裴度“上疏申理，全活数十姓”①。

事后，文宗颇悼念李训，屡次对宰相李石、郑覃称赞其才说：“训禀五常性，服人伦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从此，宦官气焰更加嚣张，文宗无以制服，“居常忽忽不怿，每游燕，虽倡乐杂沓，未尝欢，颜惨不展，往往瞋目独语，或裴回眺望，赋诗以见情”②。文宗抑郁成疾，于开成五年（840）离开人世。

在甘露事变中，虽然唐文宗已明言“训不反”，但在宦官的胁迫下，仍不得不违心地下诏，宣告李训等人的所谓“谋逆”之罪，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直到唐昭宗天复年间（901—903年），昭宗大赦时，才“明（王）涯、（李）训之冤，追复爵位，官其后裔”①。尽管如此，以后旧史家编撰的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等史书时仍给李训等人罗列了不少罪状，视他们为乱臣贼子、沾沾小人，这是很不公正的。后来有王鸣盛和岑仲勉等学者为其辩诬，指摘当时记载失实。

①《新唐书》卷一七三《裴度传》。

②《新唐书》卷一七九《王涯传》。

①《新唐书》卷一七九《王涯传》。

在宦官当道、强藩割据的晚唐时期，李训居危不苟且偷安，佐助文宗锐意求治，提出了内诛宦官、外削强藩的“太平之策”，表现了他的政治才干。在谋剪宦官的斗争中，虽然一度打击了宦官势力，加强了皇权，但他对晚唐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严重性还缺乏深刻的认识，故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致最后终于失败。

第二节 郑注

郑注（？—835），绛州翼城（今属山西）人。出身寒微，本姓鱼，后冒姓郑氏，故时称鱼郑。他长得身材短小，双目下视，不能看远，但却“敏悟过人，博通典艺，棋弈医卜，尤臻于妙，人见之者，无不欢然”③。早年以行医为业，周游天下。

元和十三年（818），郑注到了襄阳。时襄阳节度使李愬患有痿病，郑注使用偏方，为李愬“煮黄金，服一刀圭”，李愬服用后，十分见效，因而厚遇之，署其为节度衙推。后李愬移镇徐州，郑注也随同前往，又任以职事，凡军政之事，李愬都与他参决。他也很有才干，“与愬筹谋，未尝不中其意”。郑注因医术受到李愬的重用，故招致了一些人的非议，有人说他“专作威福”。时宦官王守澄为徐州监军，闻知此事后也怨恨郑注，便告诉李愬，欲除掉他。李愬回答说：“彼虽如此，实奇才也。将军试与之语，苟不如旨，去未为晚。”李愬即令郑注拜见监军。起初，王守澄还有些勉强，可是一与郑注交谈后，见他“机辩纵衡”，尽中己意，于是马上把他请入内室，“促膝投分，恨相见之晚”。第二天，王守澄即对李愬说：“诚如公言，实奇士也。”从此，郑注经常出入王守澄门下，关系很融洽。李愬又署他为巡官，得以列于宾席之中。

元和十五年，王守澄调任内职，郑注也随之到了京师。不久，王守澄与陈弘志等宦官弑宪宗，擅立李恒为帝，即穆宗。王守澄专枢密使之职，并将郑注引入禁中，“穆宗待之亦厚”。王守澄非常器重郑注，两人常常是“言必通夕”①。郑注依靠王守澄的权势，交结朝臣，“数年之后，达僚权臣，争湊其门”。后，他又在山东、京西诸军做幕僚，历任卫佐、评事、御史，又检校库部郎中，为昭义节度副使。

文宗即位后，王守澄有翊戴之功，升为骠骑大将军，充右军中尉。

太和七年（833）九月，侍御史李款见郑注依倚王守澄，“权势熏灼”，遂于阁内弹奏郑注罪行。守澄将郑注匿于右军，保护起来。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与守澄不和，厌恶郑注，左军将李弘楚与韦元素定计：诈称中尉有病，召郑注前来治病，乘机擒而杖杀。可是郑注来后，口若悬河，侃侃而谈，韦元素“不觉执手款曲，谛听忘倦”。弘楚再三示意，元素皆不理睬，最后“以金帛厚遗注而遣之”。宰相王涯也扣压了李款的奏疏，任命郑注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①同年十二月，文宗患了风疾，口不能言。经王守澄引荐，郑注得以给文宗治病。文宗服了郑注调制的药剂，很见效，于是，郑注得到了文宗的宠幸。太和八年（834）九月，郑注总结了自己治病的经验，奏上《药方》一卷。文宗于浴堂门召见郑注，还咨询富国之术，郑注建议恢复榷茶政策。榷茶是一种征收茶税、管制茶叶生产、取得专利的措施，其方法是“以江湖百姓茶园，官自造作，量给直分，命使者主之”。当时饮茶盛行，茶叶生产有很大的发展，郑注建议通过榷茶以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文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以宰相王涯兼榷茶使，并赐给郑注锦彩若干。

太和九年（835）正月，郑注上言秦中有灾，应兴工役以禳灾。文宗喜欢诗文，曾读杜甫诗《哀江头》，其中有“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的诗句，知道天宝以前曲江沿岸有楼台行宫府署等，心里很羡慕。经郑注上言，即命左、右神策军差人疏浚曲江、昆明池，并修造了紫云楼、彩霞亭等。四月，文宗以郑注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郑注受任以后，遂举荐仓部员外郎李款代替自己原来的职务。虽然李款以前曾弹劾过郑注的罪过，但他不计较个人恩怨，认为“加臣之罪，虽于理而无辜；在款之诚，乃事君而尽节”①。

李宗闵在任吏部侍郎时，曾通过驸马都尉沈■结托女学士宋若宪及知枢密使杨承和，由于二人的内助，遂进为宰相。这年六月，牛党成员京兆尹杨虞卿获罪，被投入御史台狱，李宗闵极力营救。文宗以李宗闵朋比为奸，遂贬为明州刺史，不久再贬为处州长史。七月，郑注揭发了李宗闵勾结沈■、宋若宪之事，内官杨承和、韦元素、沈■及若宪“姻党坐贬者十余人”，又贬李宗闵为潮州司户。②九月，郑注擢为工部尚书，充翰林学士。文宗亲自于九仙门召见，并当面赐以告身。从此，郑注得以充任近侍，深受文宗倚重。时文宗嫉恶宦官专权，欲尽诛宦竖，但此事又难与将相明言。郑注深知文宗的心意，并“屡见密计”，还引荐李训相助。文宗以为郑注、李训皆经王守澄所引荐，与他俩谋事不至于引起宦官的怀疑，遂推心置腹，担心事密告于郑注。于是他俩“遂以诛宦官为己任，两人相挟，朝夕计议，所言于上无不从，声势烜赫”，外人也只知郑注与李训“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与上有密谋也”③。

郑注与李训密谋剪灭宦官，先是利用了宦官内部的派别及其矛盾，进行分化瓦解，然后分而治之，诛杀了大宦官韦元素、杨承和等，又设计酖杀了宦官头子王守澄。为了将宦官一网打尽，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凤翔地近京师，京兆三辅之一，是一个军事要镇。

郑注赴镇前，曾与李训约定：到镇后即选拔数百名勇士，人人手持白梃，怀揣利斧，作为亲兵。李训与郑注约定，将于十一月二十七日，王守澄在浐水附近下葬时，由李训奏令宦官中尉以下都去浐水送葬，郑注即奏请以亲兵护丧，届时命亲兵以斧砍杀宦官，“使无遗类”①。但此事因李训私自改变了计划而未成。

十一月二十一日，发生了“甘露之变”，在凤翔镇的郑注闻知李训已开始了行动，随即率五百名亲兵火速赶往京师援助。当郑注一行人马行至扶风县境时，听说李训已经失败，即返回凤翔。

①③《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文宗太和九年。

②《旧唐书》卷一七六《李宗闵传》。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文宗太和九年。

仇士良派人持密敕给凤翔监军张仲清，令杀死郑注及其羽翼。张仲清心里恐惧，不知所措。押衙李叔和为他献计，以召郑注议事为名，屏去其随从亲兵，然后一举杀死。郑注率其卫兵前来议事，李叔和把其卫兵留在外边，只容数人随从入内。郑注举杯饮茶之际，被李叔和抽刀杀死，其亲兵也全部被杀。接着郑注全家老幼被诛灭，节度副使钱可复、节度判官卢简能、观察判官萧杰、掌书记卢弘茂等郑注幕僚也全部遇难，“死者千余人”。张仲清派军将郑注首级入献京师，枭于兴安门。②在宦官的胁迫下，文宗下诏给郑注冠以“谋逆”的罪名。

郑注等人被杀后，宦官更是甚嚣尘上，唐文宗完全受宦官的掣肘，心情抑郁，“上或登临游幸，虽百戏列于前，未尝少悦，往往瞠目独语，左右不敢进问”。他无限伤感，题诗云：辇路生春草，上林花发时；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①郑注虽由宦官引进，但他与李训执政后，不是为虎作伥与宦官同流合污，而是佐助文宗锐意革除时弊，极力谋除宦官，以恢复皇权。清人尚宛甫说：“训、注虽谲进，然乱贼人人得诛；举世畏宦官，训、注独舍生诛之，使其谋成，则武、宣、懿三宗必无复废立之事。”②尽管郑注同李训一样，对晚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政治形势缺乏深刻认识，但他们敢于同腐朽的宦官势力作斗争，举动是正义的、积极的。虽然他们失败了，但也无可厚非。清代学者王鸣盛说得好：“俾王叔文一不成，训、注再不成，以至不可救，而训、注固未可深责。”③

①《唐语林》卷四。

②转引自《柳文指要》下卷二《永贞一瞥》。

（谢选骏指出：人说唐朝后期宦官势力之大，比之明朝刘瑾、魏忠贤有过之而无不及。魏忠贤还只能依附木匠皇帝作威作福，唐朝的太监们看皇帝不顺眼，直接杀了，另立中央。所以唐宪宗、唐敬宗都被太监们所杀。究其原因，安史之乱后，唐德宗委任宦官掌管禁军—神策军，并且成为定制，从此宦官势力变得不可抑制，权力越来越大！我看谁掌握了禁卫军，谁就掌握了中央政权——毛泽东死后，就是因为中央警卫团头目汪东兴叛变，毛党才被一网成擒。邓小平才能复出混事，改革开放才能开始。由此可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仅有武装叛乱，蛮族入侵，还有宫廷政变！所以我写过三部史书来分别描述。）

【第四十三章 高力士 鱼朝恩 仇士良】

第一节 高力士

家世与宦历

高力士（684—762）本姓冯，名元一，潘州（今广东高州）人。曾祖冯盎为广、韶十八州总管，祖父冯智■为潘州刺史。父冯君衡因罪被“裂于冠冕，籍没其家”②。因此，他幼年时即与母失散。圣历（698—699）初，岭南讨击使李千里将他阉了以后送入皇宫内。高力士从小聪慧，办事机敏，则天女皇很喜欢他，命他在左右侍奉。后因事触怒了武则天，被责打以后赶出宫去，由宦官高延福收为养子，改姓高。高延福原为武三思家奴，与武三思关系密切，高力士因此常出入武家。一年后高力士得以再次入宫，隶属司宫台。到了成年，他已长到六尺多高，体力强健，做事小心谨慎，善于传达诏令，擢授宫闱丞，掌管宫内门禁。

唐中宗末年，韦武集团图谋不轨，临淄王李隆基暗中结交才勇之士，以匡救皇室。高力士善观时变，遂“倾心奉之，接以恩顾”。李隆基也十分需要宫内宦官作内援，便深相结交。从此，高力士的命运便和李隆基紧紧连在一起了。

唐隆元年（710），李隆基发动羽林军平定了韦武之乱，恢复了睿宗帝位，因功被立为皇太子。他奏请高力士隶属内坊，在左右侍奉，并授以朝散大夫，内给事。高力士开始成为李隆基的一个亲信。

高力士的政治地位渐渐提高了，他对皇太子李隆基更是忠心耿耿，殷勤备至，因而深受信用。在此期间，太平公主干预朝政，一再危害皇太子的地位。玄宗即位后，开元元年（713）七月，即与高力士等亲信粉碎了太平公主的阴谋政变，高力士因功擢授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这时，高力士已是三品将军，便负责传达诏命，开始介入政事。“宦官之盛自此始”①。介入政事开元元年十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奏请进用郎吏，他再三论奏，玄宗始终仰视殿廷，置之不理，姚崇有些害怕，匆忙离开殿廷。高力士见此情景，以为玄宗处事不当，罢朝后，即上谏说：“陛下新总万机，宰臣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玄宗向他解释说，大事可以奏闻，进用郎吏之事则宰相完全可自行裁决，不必奏闻。事后，高力士去省中向宰相传达诏命时，便将玄宗的话对姚崇说了一遍，姚崇既消除了疑虑，又钦佩玄宗“识君人之体”①。

高力士自幼与母麦氏失散，他贵显后，岭南节度使探听到麦氏的下落，于是将麦氏从泷州迎接到长安。玄宗封麦氏为越国夫人，追赠力士亡父为广州大都督。

①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文中不再作注。

②见《高公（力士）神道碑》，《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〇，玄宗开元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〇，玄宗开元元年。

开元十四年（726），宇文融、李林甫等人弹劾中书令张说，说他引术士占卜及贪赃受贿，玄宗敕宰相源乾曜等人审讯。两天之后，玄宗派高力士去看望张说。高力士同情张说，回奏说：“说坐于草上，于瓦器中食，蓬首垢面，自罚忧俱之甚。”高力士发现玄宗有怜悯之意后，马上奏说：“说曾为侍读，又于国有功。”②由是玄宗赦免了张说。

开元十七年（729），高力士随玄宗谒拜桥陵和昭陵。他在太宗昭陵寝宫发现一个小梳妆箱，内有一个柞木梳，一个黑角篦和一把草根刷子，慨叹说：“先帝首建义旗，新正皇极十有余载，方致升平，随身服用，惟留此物，将欲传示子孙，永存节俭。”即把此事上奏了玄宗，玄宗来到寝宫，询问太宗遗物，力士立即跪下献上，玄宗接过遗物，肃然起敬，说：“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将以喻此，曾何足言！”③

扩张宦官势力

玄宗时宦官势力日渐扩张。高力士、杨思勖皆为三品将军，门施棨戟。

杨思勖屡次率兵出外征战，高力士则居内侍卫，尤为贵幸。但身为开府仪同三司、内外闲厩监牧都使的王毛仲因养马有功，倍受恩宠，常凌辱宦官，高力士等宦官嫉妒他受宠，但又不敢明说。开元十八年（730），王毛仲欲求做兵部尚书，玄宗不太满意。后王毛仲妻生子，玄宗派高力士去赠送金帛，并授新婴儿为五品官。高力士回来后，绘声绘色地说王毛仲对授他婴儿五品官颇有怨言，以激怒玄宗；又进而奏说：“北门奴官皆毛仲所与，不除之，必起大患。”①恰在这时，玄宗又听说王毛仲派人去太原索取甲仗，于是，即疑他作乱，遂于翌年正月将王毛仲贬为瀼州别驾，并诏令于途中缢死，其四子皆贬为远州参军，受株连者数十人。

除掉了王毛仲一派势力之后，宦官势力遂进一步扩大。唐玄宗对高力士特别宠信，竟说：“力士上直，吾寝则安。”因此，高力士常留在殿侧簾帷中休息，很少回私第。百官的奏表，皆先呈送高力士，然后再上奏，有些小事则他自行处理。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少府监冯绍正与高力士结拜为兄弟。瀛州吕玄晤之女有国姝之姿，高力士娶为妻子。玄晤被擢为少卿，其子弟也皆任王傅之职。

这时，权势炙手可热的高力士已成为风云人物，朝臣“若附会者，想望风采，以冀吹嘘，竭肝胆者多矣”。诸如宇文融、李林甫、王鉷、杨国忠、安禄山、高仙芝等，皆“因之而取将相高位，其余职不可胜纪”。唐宗室成员也都怕他三分，太子与他称兄道弟，诸王、公主称为“阿翁”；至于驸马之辈，皆称他为“爷”。

高力士地位的尊宠，使宦官在政治上也空前活跃起来，如黎敬仁、牛仙童、王承恩、边令诚等十几个宦官，并为内供奉，有的任监军使、功德使、市鸟兽使，出使回来后，一个个成为爆发户，“所裒获，动巨万计，京师甲第池园、良田美产，占者什六”，他们的宠遇几乎与高力士相等，“然悉藉力士左右轻重乃能然”。

②《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

③《高力士外传》。

①《新唐书》卷一二一《王毛仲传》。

干预朝政

高力士虽然权大势盛，但对皇帝依然是小心谨慎，他自称：“供扫洒之余，遂蒙侍从之顾，扶戴明皇，逼畏艰难，大固不敢不密，小亦不敢不诚，事必记心，言无漏口，日慎一日，将二十年。”①故有的史书称他“性和谨少过，善观时俯仰，不敢骄横，故天子终亲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恶也”②。这种为人处事作风，不仅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也是由他的品行所决定的。高力士干预朝政，在不少事情上并不附会权臣奸相。有的事还很有见地。开元二十六年（738），太子李瑛及其两个兄弟受武惠妃和李林甫陷害，被废并赐死。玄宗以忠王李玙年长，且仁孝恭谨，欲立他为太子，但奸相李林甫却比附武惠妃，极力主张立惠妃所生寿王李瑁为太子，由此玄宗犹豫长达一年之久。又因三子一同诛死，心中闷闷不乐，寝食不安。高力士见此情景，便问其究竟。当他揣知玄宗的心病时便说：“大家何必如此虚劳圣心，但推长而立，谁敢复争！”③在高力士的赞助下，玄宗遂决意立忠王李玙为太子。自开元末年，唐玄宗日渐怠于政事。杨贵妃入宫后，他更是沉湎于声色之中，久居深宫，十几年不外出巡幸。宰相李林甫探知其意，遂与牛仙客谋划，增加京畿近道粟赋，又采用和籴之法，以充实关中。不几年，京畿蓄积殷富，这更助长了玄宗退隐想法。一天，玄宗于大同殿思神念道，左右无人，便悄悄地对高力士说：“朕自住关内向欲十年，俗阜人安，中外无事，高止黄屋，吐故纳新，军国之谋，委以林甫，卿谓如何？”高力士感到玄宗受李林甫迷惑很深，便极口规谏玄宗：“林甫用变造之谋，仙客建和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长行。恐变正仓尽即义仓尽，正义俱尽，国无旬月之蓄，人怀饥馑之忧，和籴不停，即四方之利不出公门，天下之人尽无私蓄。弃本逐末，其远乎哉？”他还进一步指出：“军国之柄，未可假人，威权之声，振于中外，得失之议，谁敢兴言？伏惟陛下图之。”玄宗听后一时感到十分不快，但还是觉得高力士言之有理，接着就改变了态度，说：“朕与卿休戚共同，何须忧虑。”并命左右马上置酒为乐。①天宝十三载（754）六月，剑南留后李宓进攻南诏，丧师二十多万，杨国忠隐匿不报，玄宗被蒙在鼓里。一天，玄宗却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高力士立即提醒他说：“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高力士对时局的看法给昏头昏脑的玄宗敲了一下警钟，引起了警觉，当即表示：“卿勿言，朕徐思之。”②高力士的谔谔之言并未能使玄宗改过，依然宠信宰相和边将。这年秋天，大雨连下六十多天，玄宗以为是上天对他的谴告，私下对高力士说：“自天宝十年之后，朕数有疑，果致天灾，以殃万姓，虽韦（见素）、陈（希烈）改辙，杨（国忠）、李（林甫）殊途，终未通朕怀。卿总无言，何以为意？”

①《为高力士祭父文》，《文苑英华》卷九九〇。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七载。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六年。

①《高力士外传》，《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三载略同。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三载。

力士即回奏说：“开元二十年以前，宰臣授职，不敢失坠；边将承恩，更相戮力。自陛下威权假于宰相，法令不行，灾省备于岁时，阴阳失度，纵为轸虑，难以获安，臣不敢言，良有以也。”再次批评了玄宗不理朝政，宠信奸相的错误做法。①唐玄宗晚年的腐朽统治，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致使他逃往成都避难。

当他闻知太子李亨于灵武即位时，似乎很得意，对高力士说：“我儿嗣位，应天顺人，改元至德，孝乎惟孝。卿之与朕，亦有何忧？”高力士听后，说：“陛下躬亲庶务，子有黔黎四十余年，天下无事。一朝两京失守，万姓流亡，西蜀、朔方，皆为警跸之地；河南、汉北，尽为征战之场。天下之臣，莫不增痛。陛下谓臣曰：‘卿之与朕，复何忧哉！’臣未敢奉诏。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死辱之义，职臣之由。臣不孝不忠，尚存余喘。亲蒙晓谕，战惧伏深。”高力士指明了局势的严峻，委婉地批评了玄宗的盲目乐观思想。权势显赫玄宗屡次为高力士加官晋爵，先加授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进封渤海郡公。天宝七载（748），又加授骠骑大将军。后又进封齐国公。高力士资产殷富，不是一般王侯所能比拟的。他信奉佛道，自费于长安来庭坊修造宝寿佛寺，于兴宁坊又造了华封道士观，其“宝殿珍台，侔于国力”。当宝寿寺的大钟造成之日，力士举行了斋庆，满朝文武都闻讯来到，“凡击钟者，一击百千；有规其意者，击至二十杵，少尚十杵”。高力士从中牟取暴利，以肥私囊。他还在京城西拦截沣水，设置了水动石碾，有五个轮子同时转动，每天可碾麦三百斛，收益颇大。

高力士权势灼灼，有时也排斥异己，或因私愤而杜塞贤路。天宝初年，李白受诏供奉翰林院，作《清平乐词》三首奉献玄宗，其中有一首写道：“一枝红艳露凝香，**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词意婉丽清新，杨贵妃特别喜欢吟唱。一次李白醉卧殿上，使高力士为他脱靴，身份高贵的力士深感蒙受耻辱。一天，高力士见杨贵妃吟唱李白写的词，就趁机播弄是非，诬称李白以赵飞燕影射她，是有意污辱她。杨贵妃信以为真，遂怨恨李白。以致玄宗“尝三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①使李白抑郁不得志而抱恨终生。

华州人吴筠，通经史，又善于文辞，但却未能考中进士。他性情高雅骾直，不随波逐流，入道士籍，拜嵩山潘师正为师。玄宗闻其名，召至京师，使待诏翰林院。吴筠常以名教世务、微言大意讽劝玄宗，受到了重视。群僧见他受玄宗宠遇，非常嫉妒。高力士平素也事奉佛教，遂与众僧一起在玄宗面前说他的坏话。在高力士等人的排斥下，吴筠不得不离开了翰林院。②至德二载（757），唐肃宗收复两京，高力士随同玄宗回到长安，住在兴庆宫。因有扈从之功，加封力士为开府仪同三司，并赐实封五百户。

①《高力士外传》。

①《杨太真外传》。

②《新唐书》卷一九六《吴筠传》。

晚年遭遇

上元元年（760）六月，以拥戴肃宗有功的大宦官李辅国乘肃宗父子之间的矛盾，诬奏玄宗与高力士“日与外人交通”，强行把玄宗迁往西内。玄宗迁入西内之后，高力士及旧宫人皆不得留在左右。①依附于唐玄宗的高力士，也随之失势了。十几天后，高力士因患疟疾在功臣阁下避疟。接着又以“潜通逆党，曲附凶徒”的罪名，被流放到巫州（今湖南黔阳西南）。至巫州时，随从不过十几人，所余衣粮，仅够数月之用。②翌年，第五琦也谪至夷州，与高力士萍水相逢，两人饮酒叙谈。高力士回顾往事，无限伤感，即席赋诗曰：“烟薰眼落膜，瘴染面朱虞。”之后，对左右说：“宰相犹如此，余何以堪！”左右听了，无不涕泗交流。③宝应元年（762年）四月，玄宗和肃宗相继去世。李豫即位是为代宗，改元大赦天下。流放于巫州的高力士遇赦回京。六月，他得到玄宗去世的噩耗，“号天叩地，悲不自胜”，每一号恸，数回气绝。七月，到朗州（今湖南常德）时由于哀毁过度，哽咽成疾。他对左右说：“吾年已七十九，可谓寿矣。官至开府仪，可谓贵矣。既贵且寿，死何恨焉。所恨者二圣升遐，攀号不逮；孤魂旅榇，飘泊何依？”八月十八日在朗州开元寺的西院去世。①代宗以高力士为前朝耆旧，保护先帝有功，遂诏令恢复他过去的官爵，并赠扬州大都督，许配葬玄宗的泰陵。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上元元年。

②③《高力士外传》。

①《高力士外传》。

第二节 鱼朝恩②

攫取军权

鱼朝恩，沪州泸川（今属四川）人。家世不详。天宝末年进入内侍省，起初为品官，后于黄门供职。他狡黠聪慧，又通达文字与筹算。至德初年，在李光进的军中任监军。唐肃宗收复两京，任三宫检责使，并以左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从此，成为宦官中的显赫人物。

乾元元年（758），唐九节度使将安庆绪围于相州。唐肃宗不置元帅，而以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实际上成了九节度使的统帅。时史思明从范阳率军南下救安庆绪，攻下魏州后按兵不动，以待时机。李光弼请进击魏州，以阻止史思明救援，但遭鱼朝恩反对而止。鱼朝恩既无军事才干，又刚愎自用，不能协调诸军统一行动，各军都是独立作战，致使交战失利，六十万官军顷刻土崩瓦解，整个军事形势急转直下，官军由攻势转为守势。为了加强东都的防守，唐肃宗诏命郭子仪留守东都，任他为东都畿、山南东道、河南诸道行营元帅。鱼朝恩妒嫉郭子仪军功，把相州之败归咎于郭子仪。肃宗听信了他的谗言，不久把郭子仪调到京师，解除了他的职务。上元元年（760），鱼朝恩仍任观军容使，驻守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这时，史思明已攻占了洛阳，并与李光弼军对峙于河阳。有人建议说：郭子仪有军事才干，又有社稷大功，今余孽未除，不应置之散地而不用。肃宗即以郭子仪为诸道兵马都统，命他率英武、威远等禁军及河西、河东诸镇之师以攻取邠宁、朔方，最后直捣叛军巢穴范阳。诏令下达十几天之后，“复为朝恩所间，事竟不行”①。

上元二年（761）二月，有人传言，说洛中将士皆幽州、朔方人，思乡心切，兵无战心。鱼朝恩却信以为真，屡次上言肃宗，请命李光弼率军攻取洛阳。李光弼熟悉敌情，认为“贼锋尚锐，未可轻进”，但迫于肃宗的催逼，只得出战。结果邙山之战，官军大败，河阳、怀州失守，鱼朝恩也狼狈逃回陕州。②宝应元年（762），唐代宗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会集诸道节度使及回纥兵十余万于陕州，以进讨史思明。并欲以郭子仪为副元帅，结果又遭鱼朝恩等人“沮之而止”。由于鱼朝恩多次从中作梗，致使杰出的军事家郭子仪久久得不到重用，使英雄无用武之地。官军于横水大破叛军，接连收复洛阳、汴州等地。时鱼朝恩与郭英义殿后，因“不能戢军”，官军与回纥兵大肆抢掠，东都大乱，还“延及郑、汝（州），闾井至无烟”③。平定洛阳后，加授鱼朝恩为开府仪同三司，封凤翔郡公。

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军进犯泾州，不久逼近京师，唐代宗逃往陕州。当时禁军离散，仓猝之际，一时难以召集，鱼朝恩率驻陕州军及神策军奉迎，军威方振。因此，代宗对鱼朝恩倍加宠信，任他为天下观军容、处置、宣慰使，专典神策军，时常出入禁中，权宠无比。

②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文中不再一一作注。

①《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肃宗上元二年。

③《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史思明附朝义传》。

永泰元年（765年），吐蕃军进犯奉天，唐代宗下制要亲征。鱼朝恩则请大索城中，搜刮士民私马以充军用，命城中男子皆穿皂服，团结为民，城门每边只开一门。给果“士民大骇，逾垣凿窦而逃者甚众”。朝恩欲奉代宗幸河中府，以避吐蕃，又担心大臣议论不一。一天百官上朝，立班已久，门未开，朝恩与禁军十余人，持刀突出，宣言：“吐蕃数犯郊畿，车驾欲幸河中，何如？”公卿一时惊愕，不知如何是好，唯刘给事出班大声质问说：“敕使反邪！今屯军如云，不戮力扜寇，而遽欲胁天子弃宗庙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惊惧沮丧而退，“事遂寝”。①自上次代宗出逃到陕州，鱼朝恩调动驻陕州之师与神策军奉迎，及回京之后，他把原驻陕州之师统归属禁军，由自己指挥。这次吐蕃再次迸犯京畿，朝恩率神策军扈从，屯居苑中。至此，禁军分为左、右厢，位居北门六军之上，军势更盛。

恃宠骄纵

大历元年（766年），唐代宗于国子监举行释典仪式，宰相帅常参官听讲。鱼朝恩也帅六军诸将前往听讲，子弟皆穿朱紫之服为诸生。朝恩不学无术，但也装模作样地学经讲文，执笔辨章句，还恬不知耻地“遽自谓才兼文武，人莫与之抗”①。

就在这一年，代宗以开府仪同三司、右监门卫大将军、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神策兵马使、上柱国、冯翊郡开国公鱼朝恩加内寺监，判国子监事，充鸿胪礼宾等使，进封郑国公。②诏令下达以后，中书舍人常衮上表反对，代宗置之不理，却命宰相以下官员送朝恩就职。鱼朝恩赴国子监视事时，京兆府供食，教坊赐乐。大臣群官二百余人，皆以本官备章服充附学生，排在监内廓庑下，赐钱万贯，放贷取息以供秩饭。鱼朝恩骄恣，“求取无厌，凡有奏请，以必充为度，幸臣未有其比”。

凡诏令群臣商讨国家大事时，鱼朝恩自恃贵宠，常以虚诞之辞挫辱位在其上的朝臣，宰相元载虽然善于辩说也拱默不语，唯有礼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敢于反复诘难，未曾屈服，朝恩心中不乐，欲伺机黜退他两人。朝恩图谋更替执政者，借以威慑朝廷。他把百官召集到都堂，威逼宰相说：“宰相者，和元气，辑群生，今水旱不时，屯军数十万，馈运困竭，天子坐不安席，宰相何以辅之？不退避贤路，默默尚何赖乎？”宰臣个个低首不语，满座文武大臣莫不大惊失色。这时，相里造离开座位，质问鱼朝恩说：“阴阳不和，五谷踊贵，皆军容事，宰相何与哉！”又说：“今京师无事，六军可相维镇，又屯十万，馈粮所以不足，百司无稍食，军容为之，宰相行文书而已，何所归罪？”鱼朝恩被他抢白一通，无言以对，又羞又恼，拂衣而去，并扬言：“南衙朋党，且害我。”

大历二年（767），鱼朝恩献出通化门外所赐庄宅修造章敬寺，以为章敬太后求福。章敬寺修得穷极壮丽，城中的木材不够用，乃拆毁曲江亭馆、华清宫观楼、百司行廨以及将相没官的住宅，用其木材，“土木之役，仅逾万亿”。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永泰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代宗大历元年。

②《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

鱼朝恩还在宦官中网罗亲信，为所欲为。刘希暹雄健善射，仰朝恩鼻息行事，遂以太仆卿封交河郡王。兵马使王驾鹤为人谨厚，亦封徐国公。他们劝朝恩于北军私设监狱，唆使坊市恶少年诬告城内富人大户违法，然后捕入狱中，残酷拷问，敲榨勒索，逼迫他们将私产没入军中。市民深受其害，号为“入地牢”。他们肆无忌惮，目无国法，却无人敢于过问。

鱼朝恩飞扬跋扈，威慑朝廷，甚至连公卿也不敢仰视。一旦宰臣决定了政事，假如他没参与，则大发雷霆，说什么“天下事岂不由我乎？”他的养子令徽，年仅十四岁，就开始在内殿供职，代宗特赐绿服。一天，黄门在殿前列队，有一个位在其上的黄门不慎碰了他一下，令徽马上跑回向朝恩告状，声称班次居下，受人欺负。朝恩听后怒气冲冲，即上奏代宗说：“臣幼男令徽位处众僚之下，愿陛下特赐金章以超其等。”还未等代宗许可，即令人捧来了紫服，令徽穿上后谢恩，代宗心里很不满意，但还是强笑着说：“卿儿着章服大宜称也。”①不久，还把碰撞了令徽的黄门贬到岭南。

骄横致祸

鱼朝恩骄横不可一世的态度，使得唐代宗难以容忍。诸宰臣多次受到凌辱，也恨之入骨。这终于促成了代宗和朝臣协力除掉鱼朝恩这一祸害。大历五年（770），宰相元载首先密奏请除掉鱼朝恩，在得到代宗的许可之后，即以重金贿赂鱼朝恩亲信将领周皓和皇甫温两人，暗中深相交结，以随时掌握鱼朝恩的活动情况。

接着，元载将凤翔尹李抱玉调任山南西道节度，以皇甫温代理凤翔节度，以示宠信。不久，元载又建议析凤翔镇的扶风、天兴二郡隶属神策军，“朝恩利其土地，自封殖，不知为虞也”。而元载把皇甫温暂留京师，与周皓约定诛杀鱼朝恩。元载一切准备就绪后，即把谋杀朝恩之事密奏代宗，代宗说：“善图之，勿反受祸！”

三月寒食节这天，禁中举行宴会，元载坐守中书省，以备非常之事。宴会结束后，鱼朝恩将要回营，代宗诏令他留下议事。他身体肥胖，常乘小车出入宫省。代宗在宫内听到车声，正襟端坐以待。鱼朝恩一到，代宗当即责备他图谋不轨，他自我辩解，态度仍狂悖傲慢，不知死将临头。这时周皓与左右一拥而上，当即擒获了他，遂缢杀而死，时年四十九岁。由于宫闱事秘，鱼朝恩之死，外人一无所知。代宗隐而不宣，下诏罢免了他的观军容使等职，只保留了内侍监一职，增实封六百户。后诈称鱼朝恩“既奉诏，乃投缢”，将尸体归还其家，并赐钱六百万以作丧葬费用。

在处死鱼朝恩之后，代宗怕此事会引起禁军的骚乱，将原来他的亲信刘希暹、王驾鹤并擢为御史中丞，以安慰北军之心，并赦免京畿囚犯，全部释放鱼朝恩党羽，并宣称：“北军将士，皆朕爪牙，并宜仍旧，朕今亲御禁旅，勿有忧惧。”众心稍安，唯刘希暹过去罪恶满盈，常常自疑不安，又出言不逊，遂赐死。

①《杜阳杂编》卷上。

第三节 仇士良①

恃宠作威福

仇士良（781—843）字巨美，循州兴宁（今属广东）人。出身世代宦官之家。曾祖父官至正议大夫，内给事，赐绯鱼袋。祖父为朝议大夫，内常侍，赐紫金鱼袋。到了父辈，家道中衰，后因仇士良贵显，才追赠特进、左监门卫将军。②唐顺宗时，仇士良进入太子宫做宦者。后授掖庭局宫教博士，赐绯鱼袋。元和初年，以旧恩新宠，加宣徽供奉官，赐紫金鱼袋。而他更是“检身极敬，奉辇施劳，励自牧于谦，表无私于应对”。因而又很快转朝散大夫，内侍省内给事，依然兼任宣徽供奉官。③不久，又迁任内常侍。

仇士良因恃唐宪宗的恩宠，开始作威作福。元和五年（810）正月，他奉命出使，夜间到了敷水驿（今陕西华阴境内）。东台御史元稹回京师，先至驿站，已占据了上厅，仇士良蛮横无理，踢开厅门，破口大骂，并以马鞭击伤元稹面部。元稹上奏朝廷后，宪宗不听大臣规谏，不分曲直，反将元稹贬为江陵士曹参军。

自元和十年（815）至宝历二年（826），仇士良以太中大夫、内侍省年常侍的身份先后出任平卢监军使、淮西行营宣慰使、凤翔监军使，又曾任右监门卫将军、充内外五坊使等职。他飞扬跋扈，“秋按鹰内畿，所至邀吏供饷，暴甚寇盗”。

宝历二年，仇士良由凤翔监军使再次入为宣徽供奉官。十二月，宦官苏佐明弑唐敬宗，并与刘克明矫称上旨，“以绛王悟权勾当国事”，并欲黜陟内侍执权者。于是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等宦官迎立江王李涵为帝，是为文宗，并杀刘克明等，绛王也为乱兵所杀。仇士良虽然也参加了这次宫廷政变，有翊戴文宗之功，但却受王守澄的压抑，数年不能升迁，并出为鄂岳监军使。①仇士良受王守澄的压抑，在政治上不得志，虽于太和元年（827）再次入为宣徽供奉官，转内坊，典内侍省，但仍是“秩清事简，优逸自娱”，直至太和六年（832）才真拜内侍，知省事②，由此，他才成为宦官中的头面人物。得势于甘露之变唐文宗倚信李训、郑注，欲谋剪宦官，因仇士良与王守澄有隙，遂于太和九年（835）五月擢任他为左神策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以分守澄的权势。文宗君臣所采取的分化瓦解的策略，曾成功地剪除了王守澄等大宦官，但同时却也把仇士良推上了政治舞台，使他掌握了禁军大权，他同王守澄一样，一旦得志，也十分猖狂。

十一月二十一日，发生了甘露之变。当仇士良等宦官奉命去左金吾仗下观察甘露时，察觉了事变，立即仓皇返回含元殿，欲挟制文宗入内宫。仇士良在与李训搏斗时跌倒在地，李训拔刀欲刺时，士良被其他宦官救起，最后终于挟持文宗入宫。

接着，仇士良命左、右神策副使刘泰伦、魏仲卿等各率五百名禁兵，杀气腾腾地冲出阁门，逢人便杀，两省及金吾吏卒六百余人及未能逃脱者都被杀死。仇士良还分兵关闭诸宫门，搜索各司官吏，死亡又千余人，“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①。整个皇宫被搅得天翻地覆，长安城街坊也遭受了一场血腥洗劫。

二十三日，百官早朝，直至日出，才开大明宫右侧福建门。禁兵仍手执兵器，个个如凶神一般。受仇士良胁迫，文宗违心地宣称宰相李训、王涯等“谋反”，左仆射、参决机务的令狐楚起草制书时，叙王涯等“反事浮泛”，引起了仇士良的不满，“由是不得为相”。当时，“杀生除拜，皆决于两中尉，上不豫知”②。仇士良气焰嚣张，“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③。事情平息后，宦官都成为有功之臣，仇士良加官特进、右骁卫大将军，其他宦官如鱼弘志也擢任上将军等职。

当时，经过宦官的滥杀之后，京师死者狼藉，宰相王涯等皆暴尸街头，无人敢于收殓，后经令狐楚建议，文宗才命京兆尹薛元赏收葬王涯等十一人，各赐袭衣。仇士良对他们恨之入骨，暗中使人掘其坟墓，将尸骨投之于渭水，以解心头之恨。④仇士良滥杀公卿大臣的暴行招致了昭义镇藩帅刘从谏的强烈不满，他四次遣使者上表，请说明王涯等人的所谓罪行，并暴扬仇士良的罪恶。士良等宦官有些害怕，其嚣张气焰也略有收敛。因此，宰相李石、郑覃方能“粗秉朝政”，文宗似也倚之以自强。①

挟天子擅朝政

甘露事变后，宦官骄横，人情惶恐不安。宰相李石为人忠正，常面折仇士良，故纲纪还能粗略维持。士良非常忌恨他。开成三年（838）正月，一天李石早朝，士良在途中埋伏凶手，欲暗中行刺。当李石坐骑行至半道，被凶手射伤，随从惊散，马因受惊奔回私第。李石伏在马上跑到坊门时，再次遭凶手袭击，砍断了马尾，而李石却幸免于难。事后，李石考虑到自身安全得不到保证，屡次称病请求辞去相位；文宗明知其故，对仇士良又无可奈何，只得同意李石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②自李石出镇荆南后，仇士良更是肆无忌惮，唐文宗完全受制于宦官。一次上朝后，文宗退居思政殿，对当直学士周摨自叹处境不如周赧王、汉献帝，并说：“赧、献受制强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远矣！”他无限伤感，不禁凄然泪下，遂抑郁成疾，从此不复上朝。

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文宗太和九年。

①《旧唐书》卷一六一《刘从谏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四六，文宗开成三年。

开成五年（840）正月，文宗暴疾，宰相李珏、知枢密使刘弘逸奉密旨，以皇太子成美（陈王）监国。仇士良与鱼弘志矫诏于十六王宅迎立皇太弟颍王李炎，是为武宗。①文宗病故后，仇士良犹追怨文宗不已，凡文宗生前亲幸者，诛贬相继。

文宗生前宠幸杨贤妃，曾请立亲生子安王李溶为皇太子，仇士良为了炫耀自己翊戴武宗之功，揭发此事，并劝说武宗赐杨贤妃、安王李溶与陈王成美死。不久，宰相李珏被罢免职务，枢密使刘弘逸等被诛。仇士良因功迁任骠骑大将军，封楚国公，实封户三百。又封开府仪同三司、右卫上将军兼内谒者监。仇士良虽名为阉宦，却有妻室子女。他的妻子是安定胡氏，乃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胡承恩之女，并生子五人②。开成五年十月，遂以开府仪的名义请荫其子为千牛，正直不阿的给事中李忠敏批驳说：“开府阶诚宜荫子，谒者监何由有儿？”一时弄得仇士良面红耳赤，又羞又恼。不久，将李忠敏出为婺州刺史。③

罪有应得

唐武宗即位后，对仇士良又屡有加官晋爵。会昌元年（841）二月，赐予他纪功碑，并诏令右仆射李程为他撰写碑文；八月，加授观军容使。但是武宗并不甘心于受宦竖所掣肘，“虽士良有援立功，内实嫌之，阳示尊宠”。他倚信宰相李德裕，君臣和衷共济，朝廷一时颇有振兴之势，宦官的权势受到抑制，这使得曾不可一世的宦官头子仇士良感到恐惧不安。会昌二年（842）四月，武宗将受尊号，登丹凤楼宣布赦令。仇士良扬言“宰相作赦书，减禁军缣粮刍菽”，他还怂恿禁军兵士说：“审有是，楼前可争。”企图唆使禁军乘机作乱。李德裕明察善断，将此事奏知武宗，揭露仇士良的阴谋。武宗立即命使者告谕神策军说：“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尔渠敢是？”神策军士乃不敢轻举妄动。仇士良的阴谋破了产，“惶惑不自安”。

仇士良完全察觉了武宗对自己外示尊宠，内实忌恶，他有点黔驴技穷了。会昌三年（843）四月，遂以老病为由请改任散职，武宗同意他的请求，诏令他以左卫将军兼内侍监，知省事。①到了六月，仇士良以左卫上将军、内侍监的身份致仕。当宦官送他回私第时，他仍是贼心不死，向宦官面授机宜说：“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②他向诸宦官传授自己的经验，企图借以达到长期专擅朝政的目的。

仇士良回家不几天，即故世。诏赠扬州大都督。翌年六月，有宦官在他私第发现了私藏兵器数千件，再加上他过去的罪行，武宗颁下诏书，追削仇士良先授官爵及赠官，并将其家财产籍没入官。③至此，罪恶多端的仇士良得到了身败名裂的下场。

①《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

②《仇士良神道碑》。

③《资治通鉴》卷二四六，文宗开成五年。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武宗会昌三年。

③《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一边说高力士是个空前绝后的好太监，一边却说他趁机播弄是非，诬称李白以赵飞燕影射杨贵妃，是有意污辱她。殊不知，这是高力士在成全李白，如果李白未经高力士陷害，而受到玄宗的提拔，那么他就不再是诗仙了，就将沦为宫廷诗人了。查考历史，太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太监掌握了武装力量。因为任何小人一旦掌握了武装力量，都会变成为非作歹的禽兽。）

【第四十四章 李德裕 牛僧孺】

第一节 李德裕①

高门弟子，门荫入仕

李德裕（787—850）字文饶，赵郡（治今河北赵县）人。出身于山东世家大族，其宗族“冠内廷者两代，袭侯伯者六朝”。祖父李栖筠，德宗朝官至御史大夫。父吉甫，宪宗朝两任宰相，极力赞助宪宗削藩，封赵国公，赠官司空，谥曰忠懿。

李德裕从小就胸怀大志，苦心攻读经史，尤其精通《汉书》和《左氏春秋》。他聪敏过人，很受宪宗喜爱。一次宰相武元衡问他在家喜欢读什么书，他却缄默不言。李吉甫知道此事后，责问他为何不回答，他却振振有词地说：“武公身为宰相，不问理国家调阴阳，而问所嗜书，其言不当，所以不应。”②大家听到此事后，无不称奇。

李德裕写得一手好文章，但却不乐意参加科举考试。父亲劝勉他应试，他却说：“好骡马不入行。”①似不屑与士子同流。后来遂以门荫入仕，补官校书郎。当时因父任宰辅，为了避嫌，他不在台省任职，几次被辟为诸府幕僚。元和十一年（8），张弘靖罢相出镇太原，辟李德裕为掌书记。三年之后，李德裕又随张弘靖入朝，任监察御史。

元和十五年（820），穆宗即位后，李德裕被召入翰林院充学士，朝廷的诏制典册，大多出自他的手笔。在思政殿召对时，被赐以金紫之服，不久改任屯田员外郎。

唐穆宗不持政道，亲戚多所请托，干涉朝政。长庆元年（821）正月，李德裕上疏说：过去规定，驸马不与朝廷要官相来往，玄宗开元年间禁止尤严。近日驸马常至宰相与要官私第，有时泄露机密，交结内外，这是很大的弊病。“伏乞宣示宰臣，其驸马诸亲，今后公事即于中书见宰相，请不令诣私第。”李德裕的上疏切中时弊，得到了穆宗的赞同。不久，李德裕转任考功郎中、知制诰。翌年二月，转中书舍人，依然兼任学士。

当时，钱徽知贡举，中书舍人李宗闵私自以女婿苏巢相请托，西川节度使段文昌告发选举不公。穆宗向诸学士询问有关情况，李德裕等人回答说：“诚如文昌言。”于是穆宗下令复试，贬钱徽为江州刺史，李宗闵也由此被贬为剑州刺史。早在元和初年对策时，牛僧孺与李宗闵抨击时政，已与李德裕父子结下私怨，至此，结怨愈深，“更相倾轧，垂四十年”②。这时李德裕已很有名气，与牛僧孺都有入相的希望。但宰相李逢吉不喜李德裕，长庆二年（822）九月，将李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并引荐牛僧孺做了宰相。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文中不再一一作注。

②《唐语林》卷三。

①《北梦琐言》卷六。

②《资治通鉴》卷二四一，穆宗长庆二年。

历任牧守，政绩卓著

浙西观察使驻润州（今江苏镇江）。李德裕赴任时，正值润州镇将王国清兵乱之后。前任观察使窦易直竭尽府库，把财物分赏给将士，致使军士渐渐骄横，府库财用拮据，境遇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李德裕躬身俭约，尽量减少开支，把节余的财物“尽以赡军，虽施与不丰，将卒无怨”。他竭力求治，尽心革除对人民有害的陈规陋习。当时，江南崇尚巫祝，迷信鬼神，若有父母、兄弟一人得了疫病，全家都弃而不顾。李德裕选择一些德望高的长老，用儒家的伦理道德加以教化，然后再让他们回去说服民众，并对不接受教育的绳之以法，“数年之间，弊风顿革”。李德裕还针对当地祠堂多而滥，下令将方志记载的前代“名臣贤后”祠堂加以保存，其余四郡淫祠一千一十所全部拆毁。同时又拆毁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处。结果“人乐其政，优诏嘉之”。

长庆四年（824）正月，穆宗病故，子李湛即位，是为敬宗。敬宗年少，却奢侈无度，虽曾敕令各地不准贡献，但时过不久，派往各地征收贡品的使者却络绎不绝。这年七月，诏令浙西造银盝子妆具二十件，上进皇宫，共需用银二万三千两，金一百三十两。上进贡品，对地方官来说是取得皇帝欢心、飞黄腾达的好机会，但李德裕考虑到所用金银数量很大，当时财政困难，向下面摊派，又会加重老百姓的负担，人情不安。为此，他上奏朝廷说，浙西“数年已来，灾旱相继，罄竭微虑，粗免流亡，物力之间，尚未完复”。为了“不困疲人，不敛物怨”，请求朝廷罢造银盝子妆具。不久，朝廷又诏令浙西上进可幅盘绦缭绫一千匹。李德裕以其“文彩珍奇”，“费用至多”，再次上疏朝廷，以太宗命李大亮停献名鹰、玄宗禁止在江南捕鴶诸鸟的故事为鉴戒，极力劝谏敬宗要以太宗、玄宗为榜样，学汉文帝简朴的风尚，请求停进缭绫。

李德裕两次上疏，不谄媚朝廷以求进身，唯以减轻百姓负担为虑，为官正直清廉。敬宗看了上疏后，回心转意，“优诏报之。其缭绫罢进”。

敬宗游幸无常，朝政荒废，贤能大臣遭逐贬，奸佞之臣却被进用。李德裕虽身在浙西，却十分关心朝政，遂于宝历元年（825）二月，献《丹扆六箴》。箴在古代是一种文体名，专以规戒为主题。他以《丹扆六箴》讽谏敬宗，一是《宵衣箴》，说古代帝王勤于听政，无未亮即等待上朝，以讽谏敬宗上朝晚而少。二是《正服箴》，说圣人作服装，足以效法，虽是游宴，也服装严整，以讽喻敬宗服御不合常法。三是《罢献箴》，借用汉文帝拒收千里马的故事，以讽谏敬宗征求珍玩，奢侈无度。四是《纳诲箴》，以古代帝王“从善如流，乃能成功”为例，劝敬宗要嘉纳忠言。五是《辨邪箴》，劝敬宗不要被谄奸蒙蔽聪明，要善于辨别忠奸。六是《防微箴》，劝敬宗要防微杜渐。李德裕的《丹扆六箴》使敬宗深受感动，他亲笔作诏书，称赞李德裕“三复规谏，累文称嗟。置之座隅，用比韦弦之益；铭诸心腑，何啻药石之功？卿既以投诚，朕每怀开谏。苟有过举，无忘密陈。”对李德裕的两次上疏及《丹扆六箴》作了高度的评价。

太和三年（829）八月，李德裕被召至京城，任兵部尚书。四朝元老裴度很欣赏他的才干，举荐他做宰相，但吏部侍郎李宗闵因得宦官的内助，却抢先做了宰相，他感到李德裕在朝做官，威胁着自己的政治地位，又引荐牛僧孺为相，共同排斥李德裕，将他出为义成节度使。翌年十月，又转任西川节度使。

西川节度使驻成都（今属四川）。在李德裕来此之前，这里刚刚遭到一次战争的洗劫。杜元颖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他不懂军事，又不抚恤士卒，只知敲榨财物。后南诏贵族很快攻占了戎、邛二州，并攻破了成都，掠去了大批人口和财物，西川人民遭受了一场大灾难。李德裕到任后，便立即着手收拾残局，医治战争创伤。

首先是整顿边防。李德裕从调查研究入手，只用一个月的时间，便对当地的山川、城邑、道路、关隘都了如指掌。在此基础上绘制了与南诏、吐蕃有关的军事地图，然后大力整顿军备，加强边防。他认为边防军不在多，而在于精。他精减了老弱病残，选用善战而适应当地环境的士卒；同时又从当地每二百户中抽调一人作为民兵，免除其人的赋役，在农闲时习武，有事打仗，无事务农，称为“雄边子弟”。他又感到蜀地工匠造的兵器注重装饰，华丽而不适用，因而改用安定人造的盔甲，河中人造的弓，浙西人造的弩，很快地组织了一支装备精良、能攻善守的边防军。又在与南诏、吐蕃交界的险要之处分别修筑了杖义城和御侮城等城防，以西拒吐蕃，南拒南诏。为了改善供应，他改变了运粮的时间。过去，从内地运粮供应黎、巂州，常在炎热的夏季送到，“地苦瘴毒，辇夫多死”。李德裕改为十月出发，盛夏之前粮食即可运到，“馈者不涉炎月，远民乃安”。这样既保证了车夫的安全，又能保证粮食的供应。

李德裕还采取了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他明令蠲免苛役重赋，鼓励树艺畜牧。他下令把僧尼的私人庐舍全部拆掉，把占用的土地归还给农民耕种。当时蜀地河中小洲渚田有千余顷，都是肥沃的良田，原来由农民零星垦种，后被豪强兼并。李德裕“至则均其耕垦，首及贫弱，俾其利而一其征”①。同时还着手改革弊风。当时蜀地很多人私卖女儿，使做富人妾，受人奴役。李德裕下令，凡买的妾，年龄在十三岁以上的，在夫家可役使三年；十三岁以下的役使五年。期满以后，要归还本人父母，严令限制买卖人口。

经过李德裕几年的惨淡经营，西川增强了边防，发展了生产，社会也渐渐安定下来，“数年之内，夜犬不惊，疮痏之民，粗以完复”。从此西川的形势有了显著的好转，吐蕃、南诏再也不敢轻举妄动。而且在太和五年（831）五月，南诏还主动放还了以前所掳掠的四千人；九月，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还率部下到成都投降，李德裕一面上奏朝廷，同时派兵迅速入据其城，使沦丧四十年之久的维州城，不费一兵一卒，又重新归还了唐朝。但当政宰相牛僧孺对李德裕怀有私怨，嫉妒他的功高，以“中国御戎，守信为上”作为借口，居然命令李德裕拒绝受降，将维州归还吐蕃，并将悉怛谋及其随从执送与吐蕃。把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的战略要地维州又拱手送给吐蕃，吐蕃将悉怛谋及其从者“尽诛之于境上，极其惨酷”②。

①贾鋉：《赞皇公李德裕德政碑》，《全唐文》卷七三一。

②《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五年。

李德裕在西川政绩卓著，因此于太和六年（832）十月，再次入为兵部尚书。李宗闵见唐文宗亲信李德裕，唯恐他做了宰相，竭力阻止。但在翌年二月，李德裕仍以本官同平章事，进封赞皇县伯，食封七百户。这时，朝中党争激烈，李宗闵、杨虞卿等结为朋党，干扰朝政，文宗甚是厌恶，曾和李德裕议论朋党一事，他回答说：“方今朝士三分之一为朋党。”不久，文宗将给事中杨虞卿、中书舍人张元夫分别贬为州刺史，再次与大臣议论朋党事。李宗闵却做贼心虚地说：“臣素知之，故虞卿辈臣皆不与美官。”李德裕立即反唇相讥，说：“给（事中）、舍（中书舍人）非美官而何！”①李宗闵无言以对，十分窘迫。不久，李宗闵被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由李德裕代为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

旧制，郎官非因公事不得私自谒见宰相。李宗闵为相时，往往交通宾客。李听为太子太傅，招所友善载酒到宗闵阁，喝得大醉方离去。李德裕任相后，告诉御史，无事不得随便去宰相所在阁。又罢去京兆筑沙堤、两街上朝卫兵，并向文宗建言：“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害正。然其辞皆若可听，愿审所取舍。不然，二者并进，虽圣贤经营，无由成功。”

太和八年（834），文宗患病，郑注通过宦官王守澄向文宗献药，受到亲重；郑注又引荐李训给文宗讲《周易》，颇中文宗心意。八月，文宗要授任李训为谏官，置于翰林院。李德裕认为李训是奸邪小人，表示坚决反对；当文宗要宰相王涯改授他官时，李德裕又摇手制止，文宗很不满意。王守澄、郑注也怨恨李德裕，于是召回李宗闵辅政。同年十一月，李德裕被罢为镇海节度使，后又转任浙西观察使。开成二年（837），授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事。

北破回鹘，安定边陲开成五年（840）初，唐武宗即位。九月，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入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文宗去世时，宰相杨嗣复、李珏根据文宗的旨意，要立敬宗子陈王为太子，但宦官仇士良矫诏拥立了武宗，又在武宗面前说了前宰相的坏话，于是武宗将杨嗣复、李珏贬出朝外。会昌元年（841）三月，又遣使者要将二人处死。李德裕认为武宗刚即位，诛杀大臣会导致人情不安，尽管杨、李二人一向是牛党骨干，他仍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连上三状，极力论救。他在状中申明，杨、李二人和自己并无私人情谊，所考虑的是社稷安宁，并说：“臣若苟务于偷安，不敢冒死陈奏。”并一再请求武宗开延英，“当面论奏”①。当武宗开延英时，德裕又“泣涕极言”，说明利害关系。武宗曾三次命李德裕就坐，他却固执地说：“臣等愿陛下免二人于死，勿使既死而众以为冤。今未奉圣旨，臣等不敢坐。”在李德裕等人的苦苦相劝下，武宗终于同意赦免杨嗣复、李珏二人之死，并下令追还使者，李德裕等这才“跃下阶舞蹈”②。

武宗即位之初，屡次出猎游幸，至深夜方还宫，不理朝政。李德裕上疏规谏说：“人君动法于日，故出而视朝，入而燕息。传曰：‘君就房有常节。’惟深察古谊，毋继以夜。侧闻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诗曰：‘敬天之渝，不敢驰驱。’愿节田游，承天意。”不久，册拜李德裕为司空。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七年。

①《论救杨嗣复、李珏、裴夷直三状》，见《李文饶文集》卷十三。

②《资治通鉴》卷二四六，武宗会昌元年。

同年四月，李德裕奏请改撰《宪宗实录》。在修改过程中，史官郑亚根据李德裕的意思，削除了李吉甫在元和年间不善的事迹，招致了人们的非议。早在开成年间，回鹘曾被黠戛斯打败，此后，他们分散在各地。八月，回鹘中的一支嗢没斯部脱离了乌介可汗，前来天德军塞下请求内附。天德军使田牟贪求边功，想乘势出击，朝臣也多赞成。李德裕则竭力反对。他认为回鹘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有功，这次嗢没斯率部下来降，秋毫无犯，应予以安抚。即使需要出击的话，天德军兵力不足，一旦交战失利，城池必然陷落。如果他们骚扰边境，即可调动各道兵马讨伐。于是朝廷采纳了李德裕的建议，赐给嗢没斯部粮食二万斛。

会昌二年（842）五月，回鹘乌介可汗公然向唐皇朝提出了索取粮食、牛羊，并要执送嗢没斯等无理要求，遭到拒绝。此后，又不听唐朝的警告，一再到边境剽掠。八月，又越过杷头峰（今山西包头附近），进犯大同、云州等地。牛僧孺等主张“固守关防，伺其可击则用兵”。李德裕详细地分析了回鹘的情况，说：“以回鹘所恃者嗢没、赤心耳，今已离散，其强弱之势可见。戎人犷悍，不顾成败，以失二将，乘忿入侵，出师急击，破之必矣。守险示弱，虏无由退。击之为便。”①武宗赞同李德裕的主张。于是分别调集许、蔡、汴、滑等六镇兵马增援；以刘沔为回鹘南面招讨使，张仲武为东面招讨使，李思忠为西面招讨使，诸路军马在太原会师。

会昌三年（843）正月，乌介可汗率兵进犯振武，李德裕亲自为刘沔制定了奇袭乌介可汗、夺回唐公主的策略。刘沔按照李德裕的战略部置进兵，他先以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马使王逢率三千骑兵为先锋，自己率大军继后。石雄率军到了振武，晚上开地道出城，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乌介可汗牙帐。乌介可汗措手不及，身受重伤，只率百余骑仓皇出逃。回鹘兵因失去主帅，乱成一窝蜂。刘沔又率大军赶到，在杀胡山大破回鹘军，“降其部落二万余人”①，并向朝廷奏捷。

这次对回鹘的反击战，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它维护了唐朝北方边境的安全，基本上解除了威胁。

决策制胜，平定叛镇会昌元年（841）九月，卢龙军乱，陈行泰杀节度使史元忠，自主留后，遣监军傔以军中大将名义上表朝廷求节钺。李德裕不允，他对武宗说：“河朔事势，臣所熟谙。比来朝廷遣使赐诏常太速，放军情遂固。若置之数月不问，必自生变。今请留监军傔，勿遣使以观之。”②果然不出德裕所料，军中杀行泰，立张绛，再求节钺，朝廷仍然故意拖延。后雄武军使张仲武请发兵进击张绛，武宗恩准，遂以张仲武知卢龙留后。李德裕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很快地平定了卢龙军乱。

①《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纪》。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武宗会昌三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四六。

在平定了卢龙军乱不久，又发生了昭义镇对抗朝廷的事件。会昌三年（843）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死，其侄刘稹欲仿效河朔三镇惯例，要求袭任节度使职务。当时反击回鹘侵扰的战事刚刚结束，在武宗与宰相讨论此事时，宰相多认为回鹘余烬未尽，边境还要加强警备，再讨伐泽、潞，恐怕国力难以支持，主张同意刘稹的请求。谏官和群臣也都表示赞成。李德裕则力排众议，坚决主张讨伐。他说：“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泽潞近处心腹，一军素称忠义，尝破走朱滔，擒卢从史。”他还进一步分析说：“从谏跋扈难制，累上表迫胁朝廷，今垂死之际，复以兵权擅付竖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李德裕还向武宗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胸有成竹地说：“稹所恃者河朔三镇。但得镇、魏不与之同，则稹无能为也苟两镇听命，不从旁沮桡官军，则稹必成擒矣！”武宗听了，高兴地说：“吾与德裕同之，保无后悔。”①于是决定对昭义镇用兵。

李德裕奉命起草诏书，谕令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要为朝廷立功，为后代造福，二镇表示奉诏。接着便命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与河阳节度使王茂元、河东节度使刘沔、河中节度使陈夷行合力讨伐，并决定于七月中旬，各道兵马一齐进发。

李德裕总结了贞元、太和年间朝廷伐叛的经验教训，一是各藩镇出兵才离开边境，军饷便由国家负担，则藩帅迁延不再进军；或是取得一县或一栅寨，都以为胜捷，也逗留不前，因此多是出兵无功。这次刚一进兵，李德裕即奏请武宗，命王元逵径取邢州，何弘敬直取洺州，王茂元取泽州，李彦佐、刘沔取潞州，不攻取县邑。因此，各路兵马似尖刀一样，直插入叛镇的心脏地区。二是监军干预军政，束缚了将帅的手脚，指挥不力。李德裕又和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商定，监军不得干预军事，只取少数兵自卫，赏罚与将帅一视同仁。这样“号令既简，将帅得以施其谋略，故所向有功”①。

李德裕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他随时注意前线作战的进展情况，善于抓住薄弱环节，及时正确地处理一些军务。当他发现晋绛行营节度使李彦佐从徐州出发以后，行动迟缓，尚未交战，便立即上奏武宗，认为李彦佐顾望不前，没有讨叛的意思，及时改派骁将石雄取代他。石雄代替李彦佐后第二天，即进击乌岭，连破五寨，俘杀叛军数以千计。王元逵进击尧山，又击败了刘稹的救兵，立了战功，李德裕则立即奏请武宗，加授元逵同平章事，大力表彰他的功劳，以激励他将。八月，昭义大将李丕前来投降官军，当时有人怀疑他是诈降，李德裕对武宗说：“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问诚之与诈！且须厚赏以劝将来，但不要置之要地耳。”②这一做法，有利于分化瓦解叛军。九月，叛将薛茂卿攻破科斗寨，俘虏官军河阳大将马继等，劫掠并焚烧了十七个小寨。当时，人情汹汹，还有人扬言刘从谏在世时，蓄养了精兵十万，粮草足用十年，难以攻取，武宗也有些动摇。李德裕则坚定不移地说：“小小进退，兵家之常。愿陛下勿听外议，则成功必矣！”武宗听后，当即对宰相们说：“为我语朝士，有上疏沮议者，我必于贼境上斩之！”③于是朝官们遂安定下来。李德裕感到河阳兵力较弱，一旦被叛军击溃，将影响整个战局。他奏请武宗，马上从忠武军调拨五千人，增援河阳军，并请求武宗赐甲一千副，弓三千张，弦箭三万支，陌刀二千口，绢三万匹，及时补足了军事装备，很快稳住了阵脚。①正当官军大举讨伐昭义镇时，十二月，在调动太原横水戍卒时，因赏赐不足，军士哗变，他们推都将杨弁为首，攻占了太原。这时，朝廷中又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有人建议两地都要停止进兵。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武宗会昌三年。

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武宗会昌三年。

①《论河阳事宜状》，载《李文饶文集》卷十五。

会昌四年（844）正月，被武宗派往太原以观察虚实的中使马元实，接受了杨弁的贿赂，回朝危言耸听，大肆为杨弁虚张声势，说杨弁兵多将广，列队长达十五里，盔甲刀戈，耀眼夺目，且物资充足，扬言不可讨伐。李德裕明察善断，当场诘问得马元实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李德裕上奏武宗说：“杨弁微贱，决不可恕。如国力不及，宁舍刘稹。”即时请下诏，调兵进击杨弁，河东监军吕义忠召榆社本道兵，“诛杨弁以闻”。杨弁的兵变失败了，从而也坚定了百官对讨伐昭义镇的信心。

在讨伐昭义镇的过程中，李德裕还善于听从部下的正确建议。其年闰七月，李德裕听取了镇州奏事官高迪的意见，曾有效地对付了叛军的“偷兵术”，并令镇、魏兵“进营据其要害”；他还听取了刘稹心腹、降将高文端的合围泽州、断绝固镇寨水道和招降洺州守将王钊的建议，都取得了成功。

李德裕排除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加快了讨叛战争的进度。八月，邢、洺、磁三州先后投降。刘稹的部将郭谊、王协见势不妙，遂谋杀了刘稹，投降唐军以赎罪。李德裕识破了郭谊等人的策略，认为刘稹年幼无知，昭义镇之所以敢对抗朝廷，郭谊等人是罪魁祸首，如果不加治罪，怎能惩治恶人？武宗赞同他意见，命石雄进入潞州，将正在等待朝廷授予节钺的郭谊、王协等祸首，械送京城。

李德裕老谋深算，发纵指示，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讨伐昭义镇的战争胜利结束了。武宗因李德裕劳苦功高，进封太尉、卫国公，加食邑一千户。李德裕一再上表推辞，武宗说：“恨无官赏卿耳！卿若不应得，朕必不与卿。”①李德裕赞助唐武宗反击回鹘和讨伐叛镇都取得了成功，但他又担心武宗会由此穷兵赎武，不能戢止。因此他上奏武宗，援引了曹操于官渡，不追奔，“自谓所获已多，恐伤威重”；养由基善射，“不如少息，若弓拔矢钩，前功皆弃”的典故，劝武宗“征伐无不得所欲，愿以兵为戒，乃可保成功”。武宗听了，“嘉纳其言”。

十二月，武宗曾与宰相议论选举，武宗认为抑制公卿子弟不宜过分，李德裕说：“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他还主张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因为他们从小熟悉朝廷仪范、班行准则，而寒士本不熟悉，“则子弟成名，不可轻矣”②。李德裕看到进士和考官关系密切，恐怕由此会导致进士只考虑考官的私惠，忘记了国家教化的恩德，又可能“树党背公”，朋比勾结。因此他奏请武宗，进士及第后只允许一次参见有司，以后不得“聚集参谒”，不许去私第设宴，并请求罢去耗费很大的曲江大会。③君臣协力，禁断佛教唐武宗崇道反佛，道士赵归真很受武宗亲信。谏官担心他干扰朝政，纷纷上疏规谏。在延英殿议事时，李德裕也劝谏武宗禁止赵归真出入禁中，武宗不以为然。李德裕进一步指出说：“小人见势利所在，则奔趣之，如夜蛾之投烛。闻旬日以来，归真之门，车马辐凑。愿陛下深戒之！”①在对待道士的问题上，君臣意见不合，但在对待佛教的问题上，君臣的态度却是一致的。李德裕一贯反对佛教的蠹政害民。早在长庆四年（824）十二月，就极力反对滥度人口为僧尼。徐泗观察使王智兴借口给敬宗祝贺诞辰，获敬宗恩准，于泗州置戒坛，度僧求福。自宪宗元和以来，已敕禁度人为僧尼，此禁一开，人们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江、淮地区来的人最多，只要交二千钱，即可落发为僧尼。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武宗会昌四年。

②《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武宗会昌四年。

其实王智兴以为天子求福为名，自己从中牟取厚利是实。李德裕知道后，立即奏状以论其奸：“泗州有坛，户有三丁，必令一人落发，意欲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以来，落发者无虑数万。访泗州坛次，凡髡夫到，人纳二千，给牒即回，别无法事。”他进一步指出，“若不特行禁止，比至诞节，计江、淮以南失六十万丁”。状奏朝廷，敬宗下诏禁止。②此后不久，僧人又谣传毫州出现了“圣水”，说病人喝了即病愈。江南一带去求取“圣水”的人络绎不绝，甚至壅塞了道路。平均每二三十家都雇一人去取，一斗水卖钱三千，坑害了不少人。李德裕一面在关津设卡，劝阻制止去取“圣水”的人群，一面奏状朝廷，认为此事“本因妖僧诳惑，狡计丐钱。昨点两浙、福建百姓，渡江日三五千人。臣于蒜山已加捉搦，若不绝其根本，绝无益于黎甿”。并向朝廷建议，“下本道观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绝妖源”①。时裴度任辅相，闻状后下令填塞所谓圣水，从而打击了“妖僧诳惑，狡计丐钱”的不法行为。到了会昌年间，李德裕位居宰辅，倍受武宗亲重，因此，君臣协力，大力禁断佛教。

李德裕辅政不久，就逐渐开始了禁佛。从会昌元年，因李德裕等人的奏请，先后沙汰了部分僧尼，拆毁了天下小寺山房、兰若等，对僧尼的一些活动也进行种种限制。会昌二年，曾下令发遣“保外无名僧”，不许置“童子沙弥”，并令原是“杂工巧”和不修戒行的僧尼还俗；同时，还下令不许僧尼无限止地占有奴婢，规定僧限留奴一人，尼留婢二人。会昌三年，废除了摩尼寺，杀摩尼师，财产没入官府。会昌四年，下令各寺院禁供奉佛牙，并拆毁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堂和村邑斋堂，凡所拆毁寺院的僧尼一律勒令还俗，送归原籍等等。

大张旗鼓地禁断佛教则是在会昌五年。

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私置庄田，并下令调查天下寺院奴婢和财产的占有情况。从四月起，下令凡五十岁以下的僧尼不论有无官照，都勒令还俗，并遣送原籍。

②《李文饶文集》卷五。

①《李文饶文集·别集》卷五。

七月，下令并省天下佛寺，大力沙汰僧尼。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毁佛运动。以李德裕为首的中书门下奏请：“据令式，诸上州国忌日官吏行香于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圣尊容，便令移于寺内；其下州并废。其上都（长安）、东都（洛阳）两街请留十寺，寺僧十人。”武宗敕令：“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废毁。其合行香日，官吏宜于道观。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两所，寺留僧三十人。上都左街留慈恩、荐福，右街留西明、庄严。”李德裕又奏请将所废佛寺铜佛像、钟磬交付盐铁使铸钱，铁佛像则交付本州用以制造农具，另将金、银、玉石佛像销毁后交付度支。另外还下令，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银、铜、铁佛像，自敕令颁布之日起，限一月之内交付官府，如违抗不交，将依禁铜法处分。①武宗一一准奏。毁佛的诏令下达之后，李德裕奉制力行，并派出御史乘驿去各地督促检查。

在会昌禁佛中，李德裕的态度坚定而严厉。有的官员认为毁佛太过火，指责非难。主客郎中韦博“言令太暴，宜近中”②，李德裕把他出为灵州道节度副使，打击了反对派，从而保证了禁佛运动的顺利进行。

有些僧徒四处躲避，拒绝还俗。当李德裕得知五台山僧人多逃奔幽州时，马上召来幽州进奏官说：“汝趋白本使，五台僧为将必不如幽州将，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为虚取容纳之名，染于人口！独不见近日刘从谏招聚无算闲人，竟有何益！”于是张仲武乃封二刀交付居庸关守将说：“有游僧入境则斩之。”③使拒绝还俗的僧人无所躲藏。

八月，武宗颁发诏书，陈述了佛教的弊病，并高度评价了李德裕及中书门下的奏议，诏书说：“中外诸臣，协予至意，条疏至当，宜从所请。诚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法典，济物利众，予不让焉。”①会昌禁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李德裕在《贺废毁诸寺德音》中说：“臣某等奉今日制，拆寺、兰若共四万六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并奴婢为两税户共约四十一万人，得良田数千（十）万顷。其僧隶主客，大秦穆祆二千余人，并令还俗。”②会昌禁佛是继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之后对佛教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后来长芦颐师写诗哀叹：“天生三武祸吾宗，释子还家塔寺空。”③它沉重地打击了日益盛行的寺院经济，解放了劳动力，也符合人民的愿望。当毁佛的诏令一下，天下闻风而动，派出的“御史乘驿未出关，天下寺及屋基耕而刓之”④。杜牧很赞赏李德裕毁佛的举动。

功成北阙，骨葬南溟

为了储备物资，加强边防，会昌五年（845）九月，经李德裕建议而设置了“备边库”，要户部每年从赋税中储入钱帛十二万缗匹，度支从盐铁税中储入钱帛十二万缗匹，第二年减少三分之一；凡是各道进奉的助军财货也一概储入，并以度支郎中主管此事。

武宗曾与李德裕论及朋党一事，李德裕列举了太宗与房玄龄、杜如晦合计国家大事，是“同心图国，不为党也”等事指出：“今所谓党者，诬善蔽忠，附下罔上，车马驰驱，以趋权势，昼夜合谋，美官要选，悉引其党为之，否则抑压以退。”李德裕性情孤峭，不肯与势门相来往，一向厌恶朋党，在他执政期间，“绝于附会，门无宾客”①。

①《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

②《新唐书》卷一七七《韦博传》。

③《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武宗会昌五年。

①《唐会要》卷四七。

②《李文饶文集》卷二〇。其中“千”当为“十”字之误。

③《困学纪闻》卷二〇。

④杜牧：《樊川文集》卷十。

①《北梦琐言》卷三，又见《玉泉子》。

李德裕在执政期间，中书省的职能作用发挥较好，因而宦官的势力被削弱了。早在会昌二年四月，大宦官头子仇士良见武宗日益亲重李德裕，害怕宦官失去权势，便散布流言蜚语，称宰相与度支商定，要削减禁军衣粮和马草料等费用，欲以此激怒禁军闹事。李德裕闻讯后立即向武宗面奏此事。武宗很愤慨，马上召左、右神策军说明并无此事。仇士良的阴谋被揭穿以后，只好惶恐地向武宗谢罪。不久仇士良谢病去职。在他死的第二年，便被追夺官爵、籍没财产。王夫之评论说：“李德裕之相也，首请政事皆出中书，中竖之不得专权者，仅见于会昌，德裕之翼赞密勿，曲施衔勒者不为无力。”②宦官们对此大为不满，在武宗面前一再诋毁李德裕，诬蔑他专权。牛党之中的白敏中之徒也乘机唆使韦弘质上疏，说中书权重，三司钱谷不应由相府兼领。宰相论奏说，大臣是国家的股肱，钱谷是国家的根本，应由宰相兼领，并说韦弘质上疏，与朋党有关。韦弘质遂被贬官。③会昌六年（846年）三月，唐武宗病故，由李德裕摄冢宰。宦官拥立皇太叔光王李忱，是为宣宗。宣宗也以李德裕勋业素高，权重而专。在即位之日，李德裕在太极殿奉册。事后，宣宗对左右说：“适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顾我，使我毛发洒淅。”④四月，在宣宗听政的第二天，李德裕被贬出朝，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李德裕执政多年，位重功高，众官见他被罢斥如此之快，莫不惊骇。五月，翰林学士白敏中为宰相，他做了宰相之后，牛僧孺、李宗闵等五人同日升迁。九月，李德裕又被解除平章事，贬做东都留守。接着白敏中党徒李威又检举李德裕辅政时的过失，不久，又贬李德裕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

大中元年（847）九月，吴汝纳到京城诉讼李德裕，称李绅诬奏其弟吴湘赃罪，李德裕枉法附会李绅。原来在会昌五年正月，淮南节度使李绅奏说江都令吴湘盗用程粮钱，又强取颜悦女为妻，据此奏为死罪。有人认为冤枉，朝廷派监察御史崔元藻等人复审，结果是盗程粮钱属实，娶妇一事与前案不同。李德裕以为不当，贬崔元藻为端州司户，依李绅议处死吴湘。①李德裕失势了，吴汝纳乘机诉冤。宣宗令复审此案，白敏中以李德裕谬断刑狱，翌年冬，把他贬为潮州司户。

大中三年（849），李德裕自洛阳由水路南行，赶赴潮州。当船行至泪水时，想到屈原对楚怀王赤胆忠心，却因谗言被流放，怀恨投汨水而死，他吊古怀今，无限伤感，当即赋诗一首，其诗云：“远谪南荒一病身，停舟暂吊汨罗人”以寄情怀。②当年九月，到达潮州不久，又贬为崖州司户。

李德裕执政时，疾恶朝中朋党，奖拔孤立无援的寒素之士，士人对他颇有好感。当李德裕谪贬崖州的消息传开，不少士人吟诗作赋，致有“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的诗句③，表现了士人对他的怀念之情。

②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七。

③《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

④《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武宗会昌六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宣宗大中元年。

②《李文饶文集·补》。

③《唐语林》卷七。

大中四年（850）正月，李德裕抵达崖州（今海南海口东南）。他心情忧郁，独自一人登上崖州城楼，举目四望，只见青山环绕，一片荒凉，不由得触目神伤。又想到自己远离朝廷，心情怆然。于是感而有作：“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所欲留人在，百匝千遭绕郡城。”①同年十二月，李德裕郁郁而死。时年六十四岁。

咸通元年（860），唐懿宗从延资库（即备边库）路过，见锦帛堆积如山，问左右，有人回答说：“宰相李德裕以天下每岁度支备用之余，尽实于此。自是以来，边庭有急，支备无乏。”当知道李德裕以吴湘狱贬死崖州时，懿宗说：“有如此功，微罪岂合诛谴！”②右拾遗刘邺又上表盛赞李德裕的功绩，于是懿宗下诏恢复李德裕原太子少保、卫国公的官爵，并赠官左仆射。

李德裕虽位至宰辅，而读书却从未间断。他爱好著述，善写文章，析理透彻，文词动人。武宗常以翰林学士起草诏书，言词不能完全表达他的意思，多命李德裕执笔。在那多事之秋，表奏云合，发往各地的诏书、制诰频频相仍。李德裕在长安私第特建一起草院，院中有精思亭。他奉诏之后，独自一人，“凝然握笔”，挥笔而就。后郑亚将他在会昌年间起草的册命、典诰、奏议、碑赞、军机羽檄加以整理，综合在一起，计二十卷，题名《会昌一品制集》，并亲自写了序言。③后来又汇总他的诗、赋、表状、论，编为别集十卷，外集四卷，合称《李文饶文集》（或《李卫公文集》），流传至今。①李德裕历仕宪、穆、敬、文、武、宣宗六朝，他兴利除弊，锐意进取，多所建树。可惜一代名相却因朋党倾轧而“功成北阙，骨葬南溟”。

①《李文饶文集·别集》卷四。

②《唐语林》卷三。

③《李文饶文集·序》。

①万曼：《唐集叙录》。

第二节 牛僧孺②

党争的由来

牛僧孺（780—848）字思黯，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祖父牛绍，官至太常博士。父牛幼闻，仕宦不显，仅为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尉。牛僧孺幼时随父客居郑县，六岁因父亲病故，遂就养于庐陵禾川（今江西吉安）外家周氏。十五岁时，始迁寓于长安城下杜樊乡（今陕西长安县境）祖业。③藉赐田数顷，依以为生。从此他孜孜矻矻，学业日有长进。永贞元年（805），受到宰相韦执谊的青睐，举进士，得上第④，时年二十六岁。释褐任伊阙尉。元和三年（808），唐宪宗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牛僧孺与李宗闵等人“皆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主考官吏部侍郎杨於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欣赏他们的骨骾正直，不避宰相，遂署为上第。时李吉甫为宰相，憎恶牛僧孺等人抨击时政，向宪宗哭诉此事，于是诸考官被贬，牛僧孺等人的官职也久久不得迁转，“各从辟于藩府”①。

这元和三年的对策案，史书记载有歧异。有人认为，牛僧孺的策文内容一为“数强臣不奉法”，二是“忧天子炽于武功”，他所竭力抨击的并非李吉甫，而是宦官与桀骜不驯的藩臣②。但李吉甫时以宰相当国，抨击时政自然不能与他无涉。牛僧孺长期不得迁转，也必然会对李吉甫耿耿于怀，由此而导致了对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历时多年的激烈党争。

秉公执法，廉洁自律

元和年间，牛僧孺历任监察御史、考功员外郎等职。元和十五年（820）

正月，穆宗即位，他被授以库部郎中知制诰。十一月，改御史中丞。翌年五月，他以“天下刑狱，苦于淹滞，请立程限”。于是条列诸事，上奏穆宗。其中规定：凡大事，大理寺限三十五日结案，申奏刑部，限三十日上奏。中事、小事各递减五天。同时，还规定了大、中、小事的具体内容”③。这样加快了审理狱案的时间，改变了旧时狱案滞留，长期不得结案的拖沓现象。牛僧孺秉公执法，对于一些“人多冤抑”的刑狱，他“条疏奏请，按劾相继，中外肃然”。宿州刺史李直臣因贪赃当判为死刑，又暗中行贿中官，由宦官出面为之申理减罪，牛僧孺坚决回绝。穆宗也出面为李直臣说情，说直臣虽然犯赃罪，但却有经度才能，可调他到边远之地任职，以宽免其罪。牛僧孺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对穆宗说：“凡人不才，止于持禄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缚奸雄，正为才多者。禄山、朱泚以才过人，浊乱天下，况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穆宗欣赏他的严于执法，当面赐以金紫之服。长庆二年（823），牛僧孺由侍御史迁为户部侍郎。

②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文中不再一一作注。

③李珏：《故丞相太子少师赠太尉牛公神道碑》，载《文苑英华》卷八八八。

④《登科记考》卷十五。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宪宗元和三年。

②参唐长孺：《<旧唐书>关于元和三年对策案的矛盾记载》，载《唐史学会论文集》1986年版。

③《旧唐书》卷五〇《刑法志》。

此前，宣武节度使韩弘之子公武任右骁卫将军，为了维护其父的权位，曾用财货行贿于内外权臣。韩公武卒后，韩弘也继之于长庆三年二月而卒。有人将公武行贿事诉讼于御史府。穆宗可怜其孤孙年幼，尽取韩弘财簿亲自查看，见其中注明中外权臣多收受贿赂，唯独有一行朱笔小字写道：“某年月日，送户部牛侍郎钱千万，不纳。”穆宗钦佩牛僧孺的廉洁正直，将此簿出示给左右侍臣，高兴地说：“果然，吾不缪知人！”①于是迁拜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

长庆四年（824），敬宗即位，牛僧孺进为中书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封奇章县子。不久，又进为郡公、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当时，敬宗荒淫无度，宦官用事，大臣又朋比为奸，朝纲隳紊。牛僧孺感到有些畏惧，又束手无策，乃数次上表求任外职，予以回避。宝历元年（825）正月，他以检校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任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鄂岳蕲黄观察使。牛僧孺到了江夏（今湖北武汉），见江夏城“风土散恶，难以垣墉”，每年都加板筑，并征收菁茆加以苫盖。有些贪官污吏从中营私舞弊，鱼肉百姓，“蠹弊绵岁”，百姓深受其苦。为了革除这一弊端，他计算了每年茆苫板筑的费用，约十余万钱，用以做成砖坯垒墙，取代过去的板筑苫盖，只用了五年的时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他又感到所属沔州与鄂州只有一江之隔，虚设官吏，应废除沔州，于是上奏朝廷，得到应允后遂废掉了沔州的设置。这样裁减了官员，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牛李党争太和三年（829），李宗闵辅政，屡次向文宗推荐牛僧孺，称赞他有政治才干，不宜久任外官。于是四年（830）正月，召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时李德裕在浙西任职八年，文宗将他调入京师，欲委以重任。四朝元老裴度也认为李德裕有才干，极力举荐。但由于牛僧孺、李宗闵从中作梗，李德裕又被出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从此“二憾相结，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牛、李两人又怨恨裴度举荐李德裕，遂使其丢了相位，并出为兴元节度使，从此，“牛、李权赫于天下”。

太和五年（831）正月，卢龙军副兵马使杨志诚率其徒举兵作乱，莫州刺史被杀，监军李载义与其子仓皇逃往易州。此事上奏朝廷，文宗召诸宰相商讨对策，牛僧孺说：“范阳自安、史以来，非国所有，刘聪暂献其地，朝廷费钱八十万缗而无丝毫所获。今日志诚得之，犹前日载义得之也，因而抚之，使捍北狄，不必计其逆顺。”对于牛僧孺这种不分是非、漠然处之的态度，宋代史臣司马光给予了严厉批评，说：“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术耳，岂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①不久，文宗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王守澄获知其谋，遂诬奏宋申锡谋反，欲立漳王李湊。文宗一时不明事情真象，将杀宋申锡。牛僧孺为他申辩，说：“人臣不过宰相，今申锡已为宰相，假使如所谋，复欲何求！申锡殆不至此！”①在牛僧孺的申辩下，申锡才幸免一死。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三。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五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五年。

九月，吐蕃遣使者来表示愿请和休兵。恰在这时，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率其众奔成都请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遂发兵入据其城，并上奏朝廷，以为韦皋经营多年，至死恨不能收复此城，今不费一兵一卒，使失陷四十年之久的维州重又归唐。文宗将此事交付廷议，朝臣皆同意李德裕的做法，唯独牛僧孺以“守信为上，应敌次之”为由，命将原唐西边重镇维州又拱手归还吐蕃，并将悉怛谋等人执送于吐蕃。结果，吐蕃再次进据维州城，悉怛谋等惨遭杀害。牛僧孺妒嫉李德裕的功劳，以私害功，确实为一严重失策，故时人“皆谓僧孺挟素怨，横议沮解之，帝亦以为不直”。

太和六年（832）十一月，西川监军王践言入知枢密使，向文宗诉说朝廷处理维州事不当。文宗怨恨牛僧孺决策失误，僧孺心里不安。一次在延英殿议事时，孜孜求治的文宗对宰相说：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也有志于此吗？牛僧孺回答说：“臣等待罪辅弼，无能康济，然臣思太平亦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无淫虐，下无怨讟；私室无强家，公议无壅滞。虽未及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朝以后，他又对宰相们说：“吾辈为宰相，天子责成如是，安可久处此地耶？”十天之内，接连三次上表，请罢相职。遂于十二月，检校左仆射、兼平章事、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当时，内有宦官专权，外有飞扬跋扈的强藩，战事连年，赋敛日益加重，牛僧孺却称之为小康，岂不是欺人之谈！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严厉地批评他说：“当文宗求治之时，僧孺任居承弼，进则偷安，取容以窃位，退则欺君诬世以盗名，罪莫大焉！”①太和九年（835）发生了甘露之变，宰相及朝官多人被杀，南衙与北司更是势如水火，宦官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在这种情况下，牛僧孺更是心灰意懒，无所作为。他虽然已出任外官，还“嫌处重藩，求归散地”，屡次上表朝廷，未得准许，故在淮南任职六年。至开成二年（837）五月，加检校司空，食邑二千户，判东都尚书事、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他赴东都就任后，在归仁里建筑了豪华的住宅，把在淮南任职时的嘉木美石，安放在阶庭，“馆宇清华，竹木幽邃”，从此，他“心居事外，不以细故介怀”，又时常与好友白居易“吟咏其间，无复进取之怀”。

开成三年（838）九月，文宗征拜牛僧孺为尚书左仆射，并令左军副使王元直持告身宣赐。按照旧例，东都留守入朝，并无中使赐诏的惯例，文宗因怕牛僧孺退让推辞，故由中使赐诏，促令他赶赴京师，牛僧孺不得已而入朝。文宗频频宣召牛僧孺，他又以足疾为由相推辞。由于他坚持不任朝官，遂于翌年八月又检校司空、兼平章事，出任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加食邑至三千户。临行辞别时，文宗赐给他觚、樽、杓等金银古器，并令中使转告他说：“以卿正人，赐此古器，卿且少留。”僧孺却奏称：“汉南水旱之后，流民待理，不宜淹留。”再三恳求，才被允许离京赴任。

襄州（治今湖北襄樊）位于汉水之滨。会昌元年（841）秋，洪水泛滥，汉水溢过堤防，大水冲坏了城郭和城内民舍。时李德裕辅政，因牛僧孺治水不力，被贬为太子少保，加太子少师。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六年。

会昌二年（842）五月，回鹘乌介可汗公然向唐朝提出了索取粮食、牛羊，并要执送先已降唐的将领嗢没斯等无理要求，遭到拒绝。此后，乌介可汗又一再剽掠边郡。八月，又越过杷头峰（今山西包头附近），进犯大同、云州等地。武宗以回鹘军入寇，渐进内地，令少师牛僧孺、陈夷行与公卿共同商议对策。牛僧孺奏称“今百僚议状，以固守关防，伺其可击则用兵。”而宰相李德裕却认为“守险示弱，虏无由退，击之为便”①。武宗采纳了李德裕主动出击的建议，反击回鹘取得了成功。

十二月，牛僧孺认为御史大夫在秦为上卿，汉为副相，汉末与丞相俱为三公，“掌邦国刑宪，肃政朝廷，其任甚重，品秩殊峻”。建议准六尚书例，提升为正三品。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之副，“官业虽重，品秩未崇”，建议升为正四品下，“以重其任”。并请“著于典章，永为定制”。武宗同意牛僧孺的建议，遂颁下诏书，以其奏请行事②。同时，牛僧孺对中书门下所奏“谏议大夫七员，从四品下、正五品上”一事提出了异议，他上奏武宗说：谏议大夫自汉以来“常居帷幄，从容讽谏，拾遗左右”，如果“其秩峻，其任重，则君敬其言，而用其道。况謇谔之地，宜有老成之人，秩不优崇，则难用耆德”。因此，建议请改谏议大夫为正四品下，并“分为左右，以备两省四品之秩”。武宗又采纳了他的意见，“敕旨依奏”①。牛僧孺奏请增加御史中丞和谏议大夫的品秩，提高其政治地位，对于整肃朝廷，规谏讽喻朝廷的过失，以减少其失误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会昌三年（843），牛僧孺进为太子太傅，再为东都留守。翌年九月，在平定了昭义镇刘稹反叛朝廷之后，李德裕上奏武宗，以为刘从谏据上党十年，太和时入朝，牛僧孺与李宗闵为宰相当政，不但不将他留下，反加宰相衔纵去，这是放虎归山，今日刘稹的反叛实是牛李二人之罪。河南少尹吕述致书李德裕，说刘稹死亡的消息传到东都，牛僧孺“出声叹恨”。德裕将其书信上奏武宗。刘稹被杀后，石雄军吏还得到他与牛僧孺、李宗闵的“交结状”。于是武宗大怒，遂将牛僧孺贬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再贬为汀州刺史。十一月，又贬为循州（治今广东惠州市东）长史。李宗闵也同时被贬。

会昌六年（846）春，武宗病逝，宣宗继立，白敏中当政。八月，牛僧孺由循州司马北迁为衡州长史，不久又进为太子少保，转少师，分司东都。从此，他“池台琴酒，逍遥自娱”。大中二年（848）十二月二十九日病故于东都城南别墅②。时年六十九岁。赠太尉，谥曰文贞③。

牛僧孺生当宦官专权、藩帅跋扈、唐皇室日渐衰败之时，他以“方正敢言”进身，但当权以后，却苟且偷安，又与李宗闵“奋私昵党，排撆所憎，是时权震天下，人指曰‘牛李’”。

①《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纪》。

②《唐会要》卷六〇。

①《唐会要》卷五五。

②《牛僧孺神道碑》。

③牛僧孺谥号《新唐书》本传作“文简”。今从《旧唐书》本传及《唐会要》卷八〇。而《牛僧孺墓志铭》记为十月二十七日，未知孰是。

（谢选骏指出：李德裕如此名臣，位至宰辅而读书却从未间断。但是，这样一个高风亮节的人物，却无法脱离朝廷而独自存活，由此可见，官本位害人不浅，甚至屈原贾谊也不能免俗。）

【第四十五章 张议潮】①

第一节 驱逐吐蕃，收复河西

张议潮（？—872），沙州敦煌（今属甘肃）人。张氏世为州将②，父张谦逸官至工部尚书③。张议潮曾率领沙州各族人民起义，驱逐了河西地区的吐蕃守将，使瓜、沙等十一州又重新回归唐朝。

安史之乱使唐朝国势渐趋衰落，边防力量虚弱，于是吐蕃乘隙攻略河西诸州。从乾元元年（758）至大历十一年（776），廓州、凉州、兰州、瓜州等地相继陷落。当吐蕃军最后攻取沙州时，虽然沙州与唐朝的联系中断，但城中军民却顽强抗击。沙州刺史周鼎一边撄城固守，一边向回鹘求救。但救兵经年不至。周鼎召集诸将商议，欲焚毁城郭，率众东奔。部众都不同意，都知兵马使阎朝便缢杀了周鼎，自领州事，继续抗击吐蕃军。当时沙州被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处境十分困难。为了解决军粮问题，阎朝“出绫一端，募麦一斗，应者甚众”。最后，“粮械皆竭”。为了保护城内兵民，阎朝与蕃将绮心儿相约，“苟毋徙佗（他）境，请以城降”。在绮心儿许诺不将沙州人民外迁的前提下，遂于建中二年（781）出城投降，“自攻城至是十一年”①。沙州军民同吐蕃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陷落后的河西人民惨遭吐蕃的蹂躏，丁壮者沦为奴婢，种田放牧；“羸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②。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日夜思归唐皇朝。开成年间（836—840），唐使者赴西域，途中“见甘、凉、瓜、沙等州城邑如故，陷蕃之人见唐使者旌节，夹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犹念陷蕃生灵否？’其人皆天宝中陷吐蕃者子孙，其语言小讹，而衣服未改”③。即使几十年过去了，当地人民仍念念不忘唐皇朝。

会昌年间（841—846），吐蕃灾荒连年，“人饥疫，死者相枕藉”。吐蕃内部尚婢婢和尚恐热为了争权夺利，相互厮杀，一时大乱，吐蕃势力衰落。大中（847—859）初年，唐皇朝乘机收复了陷于吐蕃的三州（原州、乐州、秦州）和七关（石门、驿藏、木峡、特胜、六盘、石峡和萧关）。④极大地鼓舞了河西各族人民反抗吐蕃统治的斗争。

不久，吐蕃尚恐热率五千骑兵来到瓜州，大肆劫掠河西鄯、廓等八州，不仅激起了河西人民的极大愤慨，而且使他的部下怨望不平，“皆欲图之”①。原陷于吐蕃的沙州首领张议潮，暗中结交豪俊，密谋归唐。

①两《唐书》、《通鉴》均作“张义潮”，敦煌石室文卷原作“议潮”，盖归义后改作“义潮”。②《册府元龟》卷九八〇《外臣部》言：“沙州陷落后，有张氏世为州将者”，此指张议潮家族无疑。③巴黎藏石室本张景球撰《归义军节度使张府君墓志铭》云张淮深祖曰谦逸，工部尚书，考曰议潭。议潭与议潮为兄弟，据此可知。

①《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下》。据《元和郡县志》载沙州失陷时间为建中二年。②《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

③《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外国列传》。

④《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武宗会昌五年，尚恐热作“论恐热”，《新唐书·吐蕃传》作尚恐热，今从《新唐书》。

①《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

大中二年（848），张议潮见时机成熟，遂发动起义，“众擐甲噪州门，汉人皆助之，虏守者惊走，遂摄州事”②。张议潮等率众驱逐了吐蕃守将，光复了沙州，即派遣使者，赴京师告捷。当时，凉州等地仍控制在吐蕃手中，东道受阻，张议潮的使者，不得不迂道东北的天德城，至大中四年正月，才因天德军“防御使李丕以闻”③。接着，张议潮又“缮甲兵，耕且战”，又先后收复了瓜州、伊州、西州、甘州、肃州、兰州、鄯州、河州、岷州、廓州等十州。大中五年（849）八月，复派其兄张议潭和州人李明达、李明振，押衙吴安正等二十九人入朝告捷，并献瓜、沙等十一州图籍。④至此，除凉州而外，陷于吐蕃近百年之久的河西地区复归唐朝。

唐宣宗特下诏令，大力褒奖张议潮等人的忠勇和功勋，诏令说，张议潮“抗忠臣之丹心，折昆夷之长角。窦融河西之故事，见于盛时；李陵教射之奇兵，无非义旅”⑤。因命使者赍诏收慰，擢议潮为沙州防御使，拜明达为河西节度衙推兼监察御史，明振为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御史中丞，吴安正等亦授官武卫有差。十一月，唐朝令于沙州置归义军，统领沙、甘、肃、鄯、伊、西、河、兰、岷、廓十一州，以张议潮为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检校礼部尚书，兼金吾大将军、特进，食邑二千户，实封三百户。①咸通二年（861）三月，张议潮命其侄张淮深率蕃、汉兵七千人克复陷于吐蕃的最后一州凉州，并表奏朝廷②。至此，陷没百余年之久的河、湟故地已全部收复。咸通四年（863），唐朝复置凉州节度使，统领凉、洮、西、鄯、河、临六州，治所在凉州，由张议潮兼领凉州节度使。使贞元初年失守而废置的凉州军镇又得以恢复。③从此河西走廊又畅通无阻，对于加强西北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河西人民热忱赞颂张议潮的英雄业绩说：

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

赖得将军开归路，一振雄名天下知。

④②③《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下》。《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将光复沙州事记于大中五年，向达引证石室本《沙州志》认定为大中二年，今从其说。详见《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

④《资治通鉴》卷二四九。

⑤杜牧：《樊川文集》卷二〇《沙州专使押衙吴安正等二十九人授官制》。向达考证此制时间当在大中五年十月。

①罗振玉：《补唐书张义潮传》。

②《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下》。

③《新唐书》卷六七《方镇表》；《新五代史》卷七《吐蕃传》。

④《张淮深变文》，见王重民《敦煌变文集》上。

第二节 加强守备，发展生产，重振河西

唐宣宗时，由于政治**，国力衰微，除置军设使以官爵羁縻张议潮以外，已没有经营河西的能力。因此“张议潮以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来归，而宣（宗）、懿（宗）德微，不暇疆理，惟名存有司而已”⑤。张议潮身兼节度、管内观察、营田支度等使，掌握河西军事、行政、财经大权，经营河西地区的重任自然由他承担了。他继续推行耕战政策，大力加强守备，保卫胜利成果；同时还发展生产，以稳定河西局势。张议潮领导河西军民，多次击退了吐蕃军的进攻。居住在河陇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东面的党项、北面的回鹘、西南的吐浑残部等，都曾臣服于吐蕃。另外，吐蕃的奴部嗢末，自“尚恐热作乱，奴多无主，遂相纠合为部落，散在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之间，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①。他们纠结在一起，常常大肆劫掠，但均遭到张议潮的沉重打击。有一次，哨探得知吐浑欲来劫掠沙州，于是星夜报知张议潮说：“吐浑王集诸川蕃人欲来侵凌抄掠，其吐蕃至今尚未齐集。”张议潮得知此事后，随即调兵遣将，主动出击。当他率军进至西同附近，遇到了吐浑军。吐浑军不敢交战，狼狈逃归。张议潮挥师追击一千多里，一直深入到吐浑境内，活捉其宰相三人，当场斩首示众。这一战大获全胜，俘虏三百多人，收夺驼马牛羊二千头（匹），然后唱《大阵乐》，凯旋而归。②在沙州北约一千里远的伊州城西，有纳职县（今新疆哈密西北），这里聚集着回鹘及吐蕃残部，频频劫掠伊州，俘虏人民，抢夺牲畜，闹得民无宁日。为了解除这一威胁，大中十年（856）六月，张议潮又亲率甲兵，进击纳职的回鹘部族。兵行不过旬日，进至纳职附近。回鹘一时无备，措手不及，张议潮指挥大军四面围攻，奋勇冲杀，“不过五十里之间，煞（杀）戮横尸遍野”，回鹘大败，“各自苍黄抛弃鞍马，走投入纳职城，把劳（牢）而守”。这次战役，张议潮大胜，收夺驼马之类一万头（匹），凯旋而归。③张议潮打败回鹘以后，仍然“朝朝秣马，日日练兵，以备凶顽，不曾暂暇”①。由于他加强战备，积极防御，兼之富有军事才干，足智多谋，屡次击败吐蕃军，稳定了河西的政治局势。人们给予高度评价：“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四方犷犴，却通好而求和；八表来宾，列阶前而拜舞。北方猃狁，款少骏之駃蹄；南土蕃浑，献昆岗之白璧。”②在武力保卫河西的同时，张议潮还积极治理，大力发展生产，恢复经济。河西地区是少数民族杂居地区，有的务农，有的放牧，还有的经商。张议潮着手恢复农业生产，注意兴修水利，发展灌溉。当时沙州修建了许多沟渠，每一沟渠还没有“渠头”、“升门”等专门管理人员。③由于水利灌溉的兴建，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五谷丰登景象。

⑤《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〇，懿宗咸通三年。

②《张议潮变文》。孙楷第认为变文可弥补正史不足，参《敦煌变文论文录》下。①《张议潮变文》。

②《张氏勋德记》，巴黎藏石室本p2762号。

③齐陈骏：《略述唐朝与吐蕃的关系及张议潮领导的沙州人民大起义》，《甘肃师大学报》1979年第四期。

当时人们赞颂说：三光昨来转精耀，六郡尽道似尧时。

田地今年别滋润，家园果树似□脂。□中现有十碾水，潺潺流溢满□渠。

必定丰熟是物贱，休兵罢甲读文书。④张议潮还大力传播汉族的先进文化。“河西创复，犹杂蕃、浑，言音不同，羌龙嗢末，雷威慑伏，训以华风，咸会训良，轨俗一变。”⑤使河西地区的风貌有了较大的变化。他能团结各族人民，妥善安置他们的生活与生产活动。大中四年（850），张议潮收复伊州，“因沙州册户居之，羌龙杂处约一千三百人”①，使他们和睦地杂居在一起。这对于稳定河西地区的政治局势，发展生产，无疑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咸通七年（866）二月，张议潮表奏朝廷，已令回鹘首领仆固俊克复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②。同年十月，又令仆固俊与吐蕃大将尚恐热交战，大败吐蕃军，并斩杀尚恐热，传首京师③。吐蕃余众逃奔秦州，途中遭尚延心袭击，再败，奏迁于岭南。吐蕃遂衰亡④。河西肃清，使唐廷无西顾之忧。张议潮收复瓜、沙十一州和凉州后，从长安经萧关通往西北的道路已完全打通，“路阻萧关雁信稀”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咸通七年七月，张议潮曾向朝廷进甘峻山青骹鹰四联、延庆节马二匹，另有奴婢等。⑤经过张议潮的惨淡经营，河西地区的局势已稳定，生产得到了发展。咸通八年（867）二月，张议潮入觐长安，朝廷任命他为右神武统军，赐给田地，并于宣阳坊赐第一区⑥。还晋升为司徒⑦。

张议潮入朝后，尚遥领河西节度，而以其侄张淮深知留后。咸通十三年（872）八月，张议潮卒于京师，赠官太保。

④《张议潮变文》附录一。

⑤《张氏勋德记》。

①敦煌出土光启元年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卷。

②④《资治通鉴》卷二五〇，懿宗咸通七年。

③《旧唐书》卷十九《懿宗纪》；《唐会要》卷九七。

⑤《旧唐书》卷十九《懿宗纪》；《唐方镇年表》卷五。

⑥《唐方镇年表》卷五注引《长安志》，但记于咸通七年。

⑦孙楷第据变文中“自从司徒归阙后”说，认为他已为司徒，见《张淮深变文跋》。

第三节 张氏后裔经理河西

张议潮入朝时，把河西军务封章陈款，总委其侄张淮深，令守藩垣。张淮深之父议潭，曾先质于朝，卒于京师。他嗣父职为沙州刺史、左骁卫大将军。因经营河西有政绩，加授御史中丞，不久又授官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张议潮卒后，以户部尚书充河西节度使，又授兵部尚书。后又加太仆、侍中（或中书令）。①此后，安西的回鹘再次叛唐，引兵进犯肃州、酒泉、西桐地区。张淮深率河西军民英勇反击，活捉回鹘首领，俘获士卒千余人，并表奏朝廷。朝廷派遣左散骑常侍李众甫、供奉官李全伟等上下九使，诏赐淮深，兼重赐金银器皿、锦绣琼珍。

张淮深继张议潮后尽力经营河西，多次打退了各族对河西地区的进犯，其文治武功，不下张议潮。当地人民热情讴歌他说：

自从司徒归阙后，有我尚书独进奏。

□节河西理五州，德化恩沾及飞走。

天生神将□英谋，南破西戎北扫胡。

万里能令烽火灭，百城黔首贺来苏。②

大顺元年（890），张议潮女婿、沙州刺史索勋发动了政变。由于变生肘腋，张淮深兄弟猝不及防，于是“兄亡弟丧，社稷倾沦”①。索勋遂自立为节度使。景福元年（892），唐廷正式承认他为河西归义军节度使。

后来，张议潮第十四女（即李明振之妻）对索勋诛杀张淮深兄弟、武力夺取河西大权甚为不满，率将士诛杀索勋，“赖太保神灵，辜恩剿毙，重光嗣子，再整遗孙”②。李氏拥立议潮之孙张承奉为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之祚，因而复振。光化三年（900）八月，唐昭宗下诏，追认了既成事实，诏令说：“制前归义军节度副使、权知兵马留后、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上柱国张承奉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沙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归义节度，瓜、沙、伊、西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③张承奉至天复年间（901—903）犹为河西节度使，奉唐正朔，终唐之世，始终为唐经理河西，亦可谓不忝祖德。天祐（904—907）年间，朱温挟天子而令诸侯，群雄逐鹿中原，唐朝名存实亡。天祐二年，张承奉遂自立为白衣天子，建号西汉金山国。后来归降了回鹘。④

①孙楷第：《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文中引《张氏勋德记》和变文论述甚详。《资治通鉴》称张议潮卒后，“曹义全代领军府”，不合史实。孙楷第已有考辨，今从其说。

②《张淮深变文》。

①巴黎藏石室本张景球撰《归义节度使检校司徒南阳张府君墓志铭》，《李氏再修功德记》。见向达《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

②《李氏再修功德记》。至于李氏何时发动政变，无明文记载。向达据伦敦藏石室本S4470卷子一面为乾宁二年有“归义军节度张承奉副使李弘愿施物疏”等推测，疑最迟亦当在景福二年至乾宁元年（893—894），详见向达的补正。

③《旧唐书》卷二〇《昭宗纪》。

（谢选骏指出：河西走廊直到现在，都是中国本部的门户——因位于黄河以西，为两山夹峙，故名河西走廊。简称河西、雍凉。西汉政府在河西走廊设置四郡，是为河西四郡，汉代隶属凉州，唐代隶属陇右道。是甘肃西北部祁连山以北，合黎山以南，乌鞘岭以西，甘肃新疆边界以东，长约1000公里，宽数公里至近200公里不等，西北东南走向的长条堆积平原。是中国内地通往西域的要道，古西北首府所在地，佛教东传的要道与第一站，丝路西去的咽喉，经略西北的军事重镇，中原名士躲避北方战火的栖息场所。自古以来就是富足之地、兵家必争之地。一般来讲河西走廊的繁荣期是河西之战到唐代安史之乱间的八九百年时间，即汉唐巅峰时期。安史之乱后，陇右高原、西套平原、河湟谷地、吐鲁番绿洲等陇右道精华地区逐步超越河西走廊。人说河西文化厚重，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大凉在此建都。河西走廊如今多指甘肃省14个地州市中的河西五市。2017年8月甘肃省人民政府明确，武威市为河西走廊中心城市。河西走廊上由此成立了河西五市，指的是武威市、金昌市、张掖市、嘉峪关市、酒泉市。河西走廊是通往新疆和西藏的必经之路，也是防卫新疆和西藏等地游牧部落入侵汉地防线。）

【第四十六章 黄巢】①

唐朝末年，相继爆发了裘甫、庞勋与黄巢等农民起义，其中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最深的当首推黄巢农民大起义了。

①本章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文中不再一一作注。

第一节 投身义师

黄巢，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出身于一个世代贩卖私盐的家庭。小时候曾读过一些经典与传述之书，能言善辩。宋人张端义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其父与一老人以菊花为题作联句，那老人一时未就，黄巢在旁见了却脱口而出：“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赭黄衣。”其父怪他不礼貌，欲教训他一通，那老人劝止说：“孙能诗，但未知轻重，可令再赋一篇。”黄巢又应声咏道：“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②这首诗反映了他从小有变革现状的要求，表现了他豪迈倔强的性格。

黄巢长大以后，曾与同乡人王仙芝以贩卖私盐为业。在同官府缉私的斗争中，他练就了一身武功，善于骑射，并负气仗义，好抱打不平。后来，他曾几次应试进士科，但皆名落孙山，于是他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不第后赋菊》诗。其诗写道：“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①当时，唐朝统治**，内有宦官专权，外有强藩割据，纲纪隳紊，政治危机日渐加深。翰林学士刘允章曾上书直谏，说“国有九破”和“民有八苦”，揭露了“权豪奢僭”、“贿赂公行”、长吏残暴、赋役不均的弊政，指出了农民在“官吏苛刻”、“赋税繁多”的残酷剥削下，“冻无衣，饥无食”，“号哭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的悲惨处境②。僖宗乾符元年（874），河南又连年发生了水旱灾，“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但自懿宗以来“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各州县又不上言灾情，致使“百姓流殍，无处控诉”。于是王仙芝与尚君长等聚众数千人，于长垣（今属河南）揭竿而起。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传檄诸道，斥责唐朝吏治**、赋役繁重、赏罚不平等罪恶。乾符二年（875）六月，王仙芝等攻陷了濮州（今河南范县）、曹州，并击败了前来镇压的官军。这时黄巢与族兄弟子侄黄存、黄揆、黄思邺及外甥林言等八人聚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各地饥饿的农民争先加入起义军。“数月之间，众至数万”③。

在此之前，各地曾流传着“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民谣。如今曹州已被农民军攻陷，应验了民谣，向人们预示着农民造反的风暴将在全国兴起，这既大大鼓舞了农民军的斗争士气，也极大地震撼了唐朝统治者。

②《贵耳集》卷下，《全唐诗》卷七三三转载。

①《全唐诗》卷七三三。

②《全唐文》卷八〇四。

③《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僖宗乾符二年。

第二节 纵横中原

唐廷见王仙芝与黄巢起义军声势浩大，立即诏令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等五节度使进击义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王仙芝与黄巢采取了避实就虚的流动战术，率军进围沂州（治今山东临沂）。乾符三年（876）七月，天平节度使宋威在沂州城下击败了义军，并上奏说王仙芝已死，遣散了诸道兵。王仙芝、黄巢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经过短暂休整之后，便转战河南，迅速攻占了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等八县之地。接着，农民军又攻陷了汝州（治今河南临汝），威震东都洛阳。唐廷软硬兼施，一面下令赦免王仙芝等人，一面又频频调动各地官军镇压农民军。王仙芝在攻占阳武之后，攻郑州不下，于同年十二月接连进攻申、光、庐、寿、舒、通州等地，逼近扬州，淮南节度使多次向朝廷告急。

在农民军的沉重打击下，唐各地州官多闻风丧胆。当王仙芝、黄巢进攻蕲州（治今湖北蕲春）时，该州刺史裴偓诱降义军领袖，请唐廷授任王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王仙芝思想有了动摇，欲放弃斗争，接受唐的官职。黄巢大怒，斥责王仙芝说：“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独取官赴左军，使此五千余众安所归乎！”①这时群情激愤，责骂不已，怒不可遏的黄巢出拳把王仙芝打得头破血流。在这场冲突之后，黄巢率领二千人马向北进发，与王仙芝分道扬镳了。

乾符四年（877）二月，黄巢率军攻陷郓州（治今山东郓城），杀节度使薛崇。三月，又攻陷了沂州。黄巢虽连下二州，但仍是孤军作战，势单力薄。这时王仙芝部将尚让屯兵嵖岈山（今河南遂平西），黄巢便与尚让会合，共保嵖岈山。黄巢与王仙芝再次合兵不久，即进攻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南），由于唐廷调来大批援军，农民军作战失利。于是王仙芝率原班人马南下，再次与黄巢分裂。

黄巢率本部人马在蕲、黄一带迂回作战，由于作战失利，不得不北返中原，连下匡城（河南封丘东北）、濮州。乾符五年（878）二月，转而进攻亳州（治今安徽亳县）。在此期间，王仙芝相继攻克了安、随二州后，再次为唐廷诱降动心，派尚君长等人前去联络，却为唐将所杀。王仙芝知道上当受骗，遂进兵荆南，不久在黄梅兵败战死。余众一部分南下，活动于江浙一带；另一部分则由尚让率领北上，与黄巢会师于亳州。

王仙芝既死，众将便推黄巢为主，号称“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并设官分职，初步建立了农民军政权机构。不久，在黄巢率军袭破了沂、濮二州之后，形势又一度逆转。唐廷命右卫上将军张自勉为东北行营招讨使，督兵进剿农民军。黄巢欲进兵襄邑、雍丘，为滑州节度使李峄所阻。在各地活动的义军也多被官军击溃。黄巢欲进攻东都，唐廷又迅速派来大批援军。这时，唐廷再一次诱降，诏命黄巢为右卫将军，但黄巢“度藩镇不一，未足制己”，仍拒绝投降唐朝。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僖宗乾符三年。

第三节 转战南北

乾符五年（878）三月，黄巢率军进攻汴、宋二州，唐廷以张自勉充东南面行营招讨使，以阻止义军。黄巢转攻卫南（今河南滑县东北）、叶（河南叶县）、阳翟（河南禹县），唐廷又诏命河阳兵千人开赴东都，与宣武、昭义兵守卫宫阙，还征调义成兵三千人守卫东都附近的伊阙、武牢等地，以增强东都的防御力量。黄巢见河南一带官军势力强大，难以取胜，而江南则力量相对薄弱；而王仙芝旧将王重隐又攻陷了洪州（治今江西南昌），转战于湖南，于是便率军渡江南下，与王重隐部相呼应，接连攻下了虔、吉、饶、信等州。八月，黄巢军进攻宣州，在南陵为官军所败，于是又进入浙东，经婺州至衢州（今属浙江），然后披荆斩棘，开山路七百里，攻入福建。同年十二月，义军攻下了福州（今属福建）。

在农民军中曾有“逢儒则肉，师必覆”的传说，其意是遇到儒者则杀，军队必然要覆灭。大概是黄巢屡试进士不第，对儒者颇为同情，因此当农民军进入福建后烧官府、杀官吏，但凡自称为儒者的皆释而不问。当义军经过崇文馆校书郎黄璞门前时即下令说：“此儒者，灭炬弗焚。”

乾符六年（879）正月，黄巢军遭藩帅高骈部将张璘、梁缵的袭击，一再失利，遂进入广南，包围了广州（今属广东）。在此期间，黄巢曾致书浙东观察使崔璆、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求为天平节度使。二人惧怕黄巢威势，极力申奏，但朝廷不许；黄巢自己上书，求为广州节度使，却只授予率府率。黄巢恼怒，大骂执政，便急攻广州，遂于九月占领了岭南的这个重镇，杀节度使李迢，并进而攻占岭南一些州县。

黄巢在广州自称“义军都统”，并发布檄文，斥责朝廷“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指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状，铨贡失才”，提出“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檄文所说，史称“皆当时极敝”。

黄巢军已转战各地多年，这次占领广州，“欲据南海之地，永为巢穴”，作为反抗唐朝统治的根据地。但在这一年，从春至夏，疫病大为流行，不少义军将士染上了疫病，“死者十三四”，部下又多“劝请北归，以图大利”。黄巢见在广州难以持久，于是决定杀回中原地区。

同年十月，黄巢率军离开广州，向西北进发，攻取了桂州（治今广西桂林），恰遇湘江水暴涨，义军便乘数十只大木筏顺流而下，经永州（治今湖南零陵）、衡州（治今湖南衡阳），攻占了潭州（治今湖南长沙）。之后，尚让乘胜进攻江陵（今属湖北），号称五十万。荆南节度使王铎见义军声势浩大，诸道兵又未赶到，以为江陵兵少难以固守，便退守襄阳。尚让攻克了江陵后即与黄巢合兵进攻襄阳，但在荆门中了埋伏，被官军击败，损失甚大。黄巢收集余众，稍加休整，遂渡过长江进攻鄂州（治今湖北武汉），攻破了外城。之后，又转而进攻饶、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这时黄巢军又得以发展，“众至二十万”①。

黄巢在江浙一带的胜利进军再次震撼了唐廷，唐僖宗一面任命淮南节度使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命他迅速进攻义军，同时征调昭义、感化、义武诸道兵南下，与高骈协力作战。广明元年（880）三月，高骈遣其将张璘渡江南下，黄巢军连战失利，退守饶州（治今江西波阳）。张璘又乘胜进军，五月，①《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僖宗乾符六年。

黄巢又退守信州（治今江西上饶）。这时北方诸道军已兵临淮南，张璘又率兵追击甚急，而信州又恰遇疫病流行，义军士卒多死，元气大伤。在义军处境十分危急的时刻，黄巢巧施缓兵之计：一方面用重金贿赂张璘，使其减慢进军；另一方面又致书高骈，表示“投降”。高骈中了黄巢圈套，以为大功告成，遂上奏朝廷，声称义军“不日当平，不烦诸道兵，请悉遣归”。当黄巢获悉诸道兵已经北渡淮河，散归其镇，而且义军也恢复了作战能力，即抓住时机，一举杀死张璘，大败淮南兵，并乘胜攻占了睦州（治今浙江建德）、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同年七月，黄巢率军从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北渡长江，进围天长、**等县，义军一时兵势甚盛。这时，高骈见诸道兵已经北归，张璘又战死，“自度力不能制，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诸将严备，自保而已”，同时又向朝廷上表告急，奏称义军六十万，距扬州已不足五十里。之后“遂称风痹，不复出战”①。

唐廷本对高骈寄以厚望，这时见高骈告急，顿时慌了手脚，急忙诏命河南调动各道兵驻守溵水（今河南商水西南），以阻止黄巢军北进。九月，义军击败泗州（治今江苏盱眙）官军，又遇溵水官军内讧，各自散归本镇，于是义军全部渡过淮河。黄巢自称“率土大将军”，队伍“自淮以北整众而行，不剽财货，惟驱丁壮为兵耳”②。义军攻陷申州（治今河南信阳）之后，长驱进入颍、宋、徐、兖等州，所到之处，官吏四处逃散。

起初，义军将北渡淮河时，宰相豆卢瑑曾议请授黄巢为天平节度使，待其到镇时再发兵除掉他。另一宰相卢携执意不从，认为只要发兵守住泗州，义军不能入关，必还掠江、淮，便无能为力。不久义军北上，淮北告急，卢携遂惶愧称病不出，京师也充满了恐怖气氛。十一月，义军进入汝州（治今河南临汝），黄巢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并传檄官军说：“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①这时朝廷乱作一团，有人主张调发关内诸镇兵扼守潼关，大宦官田令孜还自请率两神策军弓弩手去守关；有人则认为义军拥有六十万之众，潼关又无重兵，难以坚守。但僖宗还是决定让田令孜率兵东守潼关。十一月十七日，黄巢大军进抵洛阳城下，唐将齐克让退守潼关，东都留守刘允章则率众出城迎接黄巢入城。义军纪律严明，只是“供顿而去，坊市晏然”②。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僖宗广明元年。

②《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广明元年。

②《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纪日则从《资治通鉴》。

第四节 建立大齐政权

黄巢军进占洛阳不几日，即向关中挺进。十一月二十一日，僖宗以田令孜为汝、洛、晋、绛、同、华都统，将左、右军东讨。就在这一天，黄巢率军西进，攻占了虢州（治今河南灵宝）。并警告拒守潼关的官军说：“吾道淮南，逐高骈如鼠走穴，尔无拒我！”

田令孜虽名为汝、洛诸州都统，率神策、博野等军十万守潼关，但他只是遥领，却派左军马军将张承范等率神策军前往拒战。当时，神策军士皆是长安豪富子弟，只是为了厚得供给和赏赐才贿赂宦官挂名军籍的，平日高车大马，悠然自得，未尝经历战阵。所以一旦听说出征，吓得父子抱头相哭，为了逃避战事，多以金帛雇商贩与贫民代行。十二月一日，黄巢大军进至潼关，唐守关将士断炊，士气低落。义军奋力攻关，而尚让又从被称为“禁坑”的关旁谷中小道迂回到关后，前后夹攻，官军溃退，博野乱军直奔长安，大肆劫掠。

黄巢一举破关，又乘胜攻克了华州（治今陕西华县），留部将乔钤驻守，自己亲率大军直捣长安。十二月五日，百官刚刚退朝，传闻博野乱兵入城，即各自逃匿，僖宗在田令孜神策军的护卫下，狼狈逃往成都避难，只有很少人从行，文武百官及诸王、妃多不知皇帝去向。当天下午，黄巢前锋柴存未受到任何抵抗即顺利进入长安，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文武官数十人至灞上迎接。黄巢乘坐金色肩舆，其将士皆披发，束以红绫，身穿锦袍，手执兵器，簇拥黄巢而行。义军浩浩荡荡，“甲骑如流，辎重塞涂，千里络绎不绝”。黄巢终于实现了“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夙愿。黄巢军意气洋洋地进入长安城，长安市民夹道观看，尚让一再告谕市民说：“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义军将士在街道上每遇到贫民，“往往施与之”①。

十二月十二日，黄巢进入太清宫。翌日，于含元殿即皇帝位，国号“大齐”，建元金统，并大赦天下。黄巢封其妻为皇后，尚让、赵璋等为宰相，郑汉璋为御史中丞，李俦等为尚书，皮日休为翰林学士，孟楷、盖洪等为尚书左、右仆射兼军容使。黄巢下令：唐官三品以上全部停任，四品以下则官复原职。可见，大齐是由农民军文武官与唐官僚混合而成的一个政权机构。农民军憎恨官吏，对唐宗室、公卿士族实行严厉的镇压政策，“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宰相豆卢瑑、崔沆及左仆射于琮、右仆射刘邺、太子少师裴谂等藏匿民间，被义军搜出后“皆杀之”，将作监郑綦、库部郎中郑綦拒不投降，“举家自杀”。投降黄巢的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因匿公卿于夹壁墙中，事发后被杀。①农民军给唐宗室、公卿士族以巨大的打击，“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②。韦庄的这些诗句形象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广明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广明元年。

②韦庄：《秦妇吟》。

大齐政权的建立，标志着黄巢农民军已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昔日威令天下的公卿贵族已被打翻在地，而备遭欺压凌辱的贫苦农民如今却堂而皇之地做了大齐皇帝，扬眉吐气，这无疑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当时有人写诗道：“自从大驾去奔西，贵落深坑贱出泥。邑号尽封元谅母，郡君变作士和妻。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吃虀”③作者虽然站在敌对的立场上讥讽农民政权，却也无法掩盖这一历史巨变的事实。

黄巢虽然建立了农民政权，但却没有出台什么改革措施，稳定人心。也没有及时追击望风而逃的僖宗朝廷，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所以僖宗得以从容地组织力量，大力围剿农民军。当僖宗逃至兴元时，即诏令诸道各出军收复京师。中和元年（881）正月，诏令镇东、太原、代州等藩帅各发本道兵并赴京师讨伐义军。三月，以凤翔节度使郑畋同平章事，充京西诸道行营都统，与泾原、秦州、鄜延、夏州等节度使“同盟起兵，传檄天下”。七月，又以宰相王铎兼滑州刺史，兼充京城四面行营都统，“遣郎官、御史分行天下，征兵赴关内”①。僖宗调兵遣将，各路军马陆续向京师进发。

黄巢称帝后，曾遣使调发河中（今山西永济西）粮饷，唐河中将王重荣拒战，缴获粮饷四十余船。广明元年三月，黄巢以朱温为东南面行营都虞候，攻陷了邓州（治今河南邓县），以阻止荆、襄官军北上。接着又遣尚让、王播率军进攻凤翔（今陕西宝鸡）。尚让以为郑畋乃一介书生，不谙军事，麻痹轻敌，中了埋伏，大败而归，损失二万多人。原已投降义军的唐夏绥节度使诸葛爽这时也背叛了义军。四月，黄巢任命其将王玫为邠宁节度使，为唐将所攻杀。这时部分官军已分别进至长安附近的渭北、沙苑、渭桥、武功和盩厔（今陕西周至），渐渐逼进长安。黄巢误以为唐大军赶到，急忙率军出城东走。唐军入城大肆劫掠，乱不成军。黄巢夜宿灞上，听说官军已乱，又无援军，回师攻城，官军大败，“死者什**”，义军收复了长安。②这时，义军同州刺史王溥、华州刺史乔谦（钤）、商州刺史宋岩听说黄巢已撤离长安，也慌忙弃城而走。稍遇风吹草动，黄巢及其将则弃城而走，这一事实说明大齐政权还是很不稳固的。

黄巢再次进驻长安后，也极力想打开局面。中和元年（881）六月，遣其将王播围攻兴平（今属陕西），击败了唐邠宁节度使朱玫。八月，黄巢将李详击败唐昭义节度使高浔，乘胜收复华州。十一月，孟楷、朱温进军富平（今陕西富平东北），唐邠、夏二军败归本道。中和二年（882）二月，朱温再次攻占了同州。

黄巢军虽然四处作战，或胜或败，但始终未能打开局面，黄巢“号令所行，不出同（今陕西大荔）、华（陕西华县）”，基本上仍局限于长安一隅之地。一些地主武装多入深山“筑栅自保，农事俱废，长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缗”①。兼之义军又长期习惯于流动作战，即使在其势力十分强大时也往往是攻下一城，不久又丢弃，像东都洛阳这样的经济、军事重地也不留一兵一卒驻守。由于长期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得不到充足的供给，长安粮食供给严重不足，将士或以树皮充饥。因此，当唐诸路大军云集长安，向义军发起总攻时，形势便急转直下，历时三年的大齐政权也就很快崩溃了。

③何光远：《鉴诫录》卷一《金统事》。

①《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

②《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中和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中和二年。

第五节 败死狼虎谷

中和二年（882）九月，朱温变节降唐。李详也欲投降，被黄巢所杀。黄巢任命黄思邺为华州刺史，但到了十一月，即被李详旧卒逐出。中和三年（883）正月，沙陀李克用率兵五万进至沙苑，击败了黄揆。二月，黄巢见义军节节败退，粮食也将吃光，便“阴为遁计，发兵三万搤蓝田道”②，为撤离长安做好准备。

同年四月，唐诸镇兵从四面八方会集京师。李克用与河中、忠武镇将率先出战。黄巢率大军于渭桥迎战，一日三战，连战失利，其他诸道兵也乘机发起攻击，义军大败。四月十四日，李克用军攻入长安，黄巢力战不胜，遂连夜撤离长安。这时义军尚有十五万。黄巢扬言奔徐州，实际上却经蓝田关进入了商山（今陕西商县东）。在撤退中，义军把辎重珍货遗弃于道路，官军在长安大肆抢掠之后，又在路上争先拾取财物，不再追击，故黄巢“得整军而去”。

五月，黄巢骁将孟楷率万人奔袭蔡州（治今河南汝南），唐节度使秦宗权迎战败北，遂归顺了义军。接着孟楷又进攻陈州（治今河南淮阳），陈州刺史赵犨早有防备，乘机袭杀了孟楷。六月，黄巢与秦宗权合兵围攻陈州，“掘堑五重，百道攻之”。黄巢还在州城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①。在黄巢围攻陈州时，唐廷不断调动军队，以围剿农民军。七月，朱全忠（温）被任命为宣武节度使，加东面招讨使。九月，命感化军节度使时溥为东面兵马都统。十二月，陈州被围困日久，即向邻道求救。于是忠武镇周岌与时溥、朱全忠等皆率兵前来救援。

中和四年（884）正月，黄巢军仍是势力强大，周岌等诸路救兵被义军打得落花流水，招架不住，不得不共同向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求救。二月，李克用率蕃、汉兵五万前来增援。黄巢围攻陈州数百天，却始终未能攻克。这时李克用会同许、汴、徐、兖等州军马向陈州进发，先击败了驻守陈州北的太康尚让军，又击败了陈州西的西华黄思邺军，于是黄巢从陈州周围撤军，退至陈州北的故阳里。五月，连日大雨，平地水深三尺，黄巢军营为水所漂，又听说李克用大军将至，遂奔向汴州。当黄巢军从中牟（今河南中牟）北汴河王满渡口渡河时，李克用乘势袭击，义军大败，死伤万余人，尚让率其部下投降了时溥，别将李谠等人投降了朱全忠。义军损失惨重，黄巢率残兵败将向东北逃去，李克用又追杀到封丘（今河南封丘）。这时又遇大雨，黄巢只收集散兵近千人，冒雨东奔兖州。

六月十五日，武宁将李师悦与尚让追至瑕丘（今山东兖州），黄巢与唐军“殊死战，其众殆尽”，与其外甥林言走至泰山狼虎谷的襄王村（今山东莱芜西南）。这时，林言见大势已去，“惧追至并命”，于是便乘机杀了黄巢及其兄弟妻子。①林言持黄巢等人首级欲向时溥献功，在路上却遇到沙陀博野军，他们杀了林言，将林言及黄巢等人首级一并献于时溥。

②《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僖宗中和三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僖宗中和三年。

①《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僖宗中和四年。

黄巢从揭竿而起至失败身亡，历时十年之久。他的活动北起山东，南至广东，西至陕西，转战南北，纵横全国十二省，推动了各地的农民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唐朝的腐朽统治。黄巢打着“天补平均大将军”的旗帜，表明了农民朴素的平均主义思想，这对后世的农民战争具有深远的影响。

（谢选骏指出：黄巢不是什么农民，而是洪秀全、毛泽东一类的知识青年。史称“黄巢杀人八百万”，不过比起现代化杀人的毛泽东邓小平，这个魔王不过是小巫了——毛泽东杀人至少上亿，解放前四千万，解放后至少八千万；邓小平更猛，吞噬了至少三亿胎儿！）

【第四十七章 数学】

隋唐时期，由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及编制历法、开凿大运河和大规模城市建设等实际需要，数学在前代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这一时期，见于记载的数学著作已明显增多，如《隋书·经籍志》著录有27种，宋初编纂的《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35种。数学教育制度的确立、李淳风等对于十部算经的整理和注释、王孝通《缉古算经》关于三次方程的工作、二次内插法的创立、实用算术的发展和计算技术的革新，以及数学知识的普及、中外数学交流的扩大等等，在中国古代数学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数学教育

据历史记载，早在西周时期“数”作为“六艺”之一，成为贵族子弟必修的一门课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当时还有世代相传掌管天文历法和通晓数学的所谓“畴人”。但是数学知识的延续和发展，主要依靠私授家传。如著名数学家祖冲之就称得上是数学世家。隋唐时期，在数学教育方面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在国子监内设立算学馆，并相应地在科学考试中设有明算科。如隋朝国子寺设立“算学”，置有博士二人，助教二人，招收学生八十人，进行数学教育。唐沿隋制，国子监亦设置“算学”，但其设于何时则有两种说法。一说为贞观二年（628），“是岁大收天下儒士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①。《唐会要》也有类似记载，并且提到唐太宗多次亲临国子监视察，“国学之盛，近古未有”。另一说则称，“唐废算学，显庆元年复置”②。从唐初百废待兴到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文化发达的总体情况来看，大致应是，贞观初设“算学”，后曾一度撤销，而在显庆元年（656）又在国子监内重新添设算学馆。

唐代算学馆由算学博士“掌教文武八品以下及庶人之子为生者”③，共招收学生三十人，分为两组，学制均为七年。学习内容主要是十部算经，其中一组十五人学习《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周髀算经》和《五经算术》，另一组十五人学习《缀术》和《缉古算经》。按当时规定，《孙子》和《五曹》共限习一年，《九章》和《海岛》共三年，《张丘建》和《夏侯阳》各一年，《周髀》和《五经算》共一年，《缀术》四年，《缉古》三年，此外还要兼习《数术记遗》和《三等数》。

与此相应科举取士还设置了明算科，考试内容主要从十部算经中选题，考试合格者可分配从九品以下的官职。然而，终唐之世数百年间，封建统治者对于数学教育兴废无常，算学馆有时设置有时停办，隶属关系也常有改变，有时属于国子监，有时又属于秘书局或太史局，如显庆元年（656）设算学馆，仅过两年多，于显庆三年（658），因算学等“事唯小道，各擅专门，有乖故实，并令省废”①，取消了算学馆，并把算学博士以下人员转属太史局。龙朔二年（662）又重设算学馆，而学生人数减为十人，翌年再使“算学隶秘书局”②。此后，“算学”仍时有兴废，大约在晚唐时，明算科考试也被取消了。这种情况当然对数学发展是不利的。隋唐以后在国子监创设算学馆，进行专业数学教育，科举考试中设立明算科选拔数学人才，这毕竟是我国历史上的创举。但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重经史轻理工的风气长期盛行，因而数学教育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在唐代国子监中，有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六个学馆，其中国子学有学生三百人，太学、四门各有学生五百人，而算学仅有学生三十人，后来又减为十人，并且只招收社会地位不高的人家的子弟。明算科科举及第以及学数学的人又只能得到很低的官职，如国子博士是正五品上，而算学博士却是品位最低的从九品下，算学博士与助教也只能拿到最低的月俸，因此“士族所趋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③，“明经”和“进士”仍然是多数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

①《贞观政要》卷七。

②《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

③《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

①②《唐会要》卷六六。

③《通典》卷十三《选举》。

第二节 算经十书

唐代国子监算学馆采用的教材，是由国家统一编订的。据《旧唐书·李淳风传》载：初唐时，“太史监候王思辩表称《五曹》、《孙子》理多踳驳，淳风复与国子监算学博士梁述、太学助教王真儒等受诏注《五曹》、《孙子》十部算经。书成，高宗令国学行用”①。《唐会要》广文馆条则称，显庆元年（656）十二月十九日尚书左仆射于志宁等奏置，“令习李淳风等注释《五曹》、《孙子》等十部算经，分为二十卷行用”②。李淳风曾任朝议大夫、将士郎、承务郎、轻车都尉、太史丞、太史令、秘阁郎中等官职，著有《晋书》和《隋书》中的《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以及《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秘阁录》，《法象志》等。

据新旧《唐书》和《宋史》等史籍记载，李淳风等编订和注释的十部算经，有《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和《缉古算经》，后世称为“算经十书”。后来北宋元丰七年（1084）秘书省刻印算书时，《缀术》已经失传，因而只刻印了九部，并且据考证，其中《夏侯阳算经》并非原著，而是唐代中期的《韩延算术》。由于此书卷上第一章引用了夏侯阳的一句话而被误认为《夏侯阳算经》。南宋嘉定六年（1213），鲍澣之在福建汀州学校主持翻刻北宋本九部算经时，又补入从杭州七宝山宁寿观所藏道书中发现的徐岳《数术记遗》一卷，并且辗转流传到现在。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

现在有传本的《算经十书》每卷的第一页上都题有“唐朝议大夫、行太史令、上轻车都尉臣李淳风等奉敕注释”字样，实际上只有《周髀》、《九章》、《海岛》、《张丘建》和《五经算术》五种还保留有李淳风等的注释，并且已非全貌，其他几种都已失传了。在李淳风等关于算经十书的校订和注释工作中，就天算内容而言，其《周髀算经注》水平较高，特别是修正了经文和赵爽、甄鸾注中的一些缺陷，作出了较大贡献。例如，根据实际观测，指出《周髀》等古代天算家认为南北相距千里、日影长度相差一寸的传统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据此推算得出的天文数据自然也是错误的；提出用两根标竿（古人称为“表”）测量时，应根据地势高低不同对日高公式作适当的修正并提出了相应的计算方法；指出赵爽所修改的二十四节气八尺高表的日影长度，用等差级数计算也与实际不合；逐条校正了甄鸾对赵爽《勾股圆方图注》的种种误解，这对于后世读者有很大帮助。

①《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

②《唐会要》卷六五。

李淳风等对其他算经的注释有不少值得称道之处，如在《九章算术》“少广章开立圆术”中，引用了祖暅关于球体积计算的研究成果，保存了珍贵的史料。《缀术》失传之后，幸有李淳风等的记述，才使后人能够了解到祖氏父子的球体积公式和祖暅公理等中国数学史上的重要成就。对《海岛算经》的注解，则详细指明了解题中的演算步骤，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及后人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方便。李淳风等人的注释工作也存在不少缺点，例如，赞扬祖冲之圆周率“更开密法”，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刘徽割圆术的重要意义，认为“徽虽出斯二法，终不能究其纤毫也”①；在《九章算术》有关圆面积的问题答案下，添加“按密率”计算所得答案，结果使后来不少人误认为“约率”227是祖冲之的“密率”；总的来说，李淳风等人对算经十书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注释，这些算书又被采用为数学教材，从而使这些反映唐代以前中国古代数学发展情形的最重要的原始文献得以流传至今。

①《九章算术》方田章圆田术李淳风等注。

第三节 《缉古算经》与三次方程

唐代立于学官的十部算经中，王孝通《缉古算经》是唯一的一部由唐代学者撰写的。王孝通主要活动于六世纪末和七世纪初。他出身于平民，少年时期便开始潜心钻研数学，隋朝时以历算入仕，入唐后被留用，唐朝初年做过算学博士（亦称算历博士），后升任通直郎、太史丞。毕生从事数学和天文工作。唐武德六年（623），因行用的傅仁均《戊寅元历》推算日月食与实际天象不合，与吏部郎中祖孝孙受命研究傅仁均历存在的问题，武德九年（626）又与大理卿崔善为奉诏校勘傅仁均历，驳正术错三十余处，并付太史施行。王孝通所著《缉古算术》，被用作国子监算学馆数学教材，奉为数学经典，故后人称为《缉古算经》。全书一卷（新、旧《唐书》称四卷，但由于一卷的题数与王孝通自述相符，因此可能在卷次分法上有所不同）共二十题。第一题为推求月球赤纬度数，属于天文历法方面的计算问题，第二题至十四题是修造观象台、修筑堤坝、开挖沟渠，以及建造仓廪和地窖等土木工程和水利工程的施工计算问题，第十五至二十题是勾股问题。这些问题反映了当时开凿运河、修筑长城和大规模城市建设等土木和水利工程施工计算的实际需要。

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伏寻《九章》商功篇有平地役功受袤之术。至于上宽下狭，前高后卑，正经之内阙而不论。致使今代之人不达深理，就平正之间同欹邪之用。斯乃圆孔方枘，如何可安。臣昼思夜想，临书浩叹，恐一旦瞑目，将来莫睹。遂于平地之余，续狭邪之法，凡二十术，名曰《缉古》。”①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他写作本书的目的和研究成果。《缉古算经》涉及到立体体积计算、勾股计算、建立和求解三次方程x3＋ax2＋bx＝A（a、b和A，非负），建立和求解双二次方程x4＋ax2＝A（a、A，为正，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四次方程）等数学内容。这类问题与解法大多相当复杂，就当时数学水平而言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在国子监算学馆要学习三年，学习年限仅次于祖氏父子的《缀术》。例如该书第三题，假如从甲、乙、丙、丁四县征派民工修筑河堤，这段河堤的横截面是等腰梯形，已知两端上下底之差，两端高度差，一端上底与高度差，一端高度与堤长之差，且已知各县出工人数，每人每日平均取土量、隔山渡水取土距离、负重运输效率和筑堤土方量，以及完工时间等，求每人每日可完成的土方量，整段河堤的土方量（即河堤体积）和这段河堤的长度、两端高度、两端上下底宽度，以及各县完成的堤段长度等。前两个问题是比较简单的算术问题，后两个问题则要经过较复杂的推导和几何变换归结为建立和求解形如x3＋ax2＋bx＝A的三次方程。在《缉古算经》第十五题至二十题等属于勾股算术的问题中，王孝通还创造性地把勾股问题引向三次方程，并与代数方法结合起来，扩大了勾股算术的范围，发展了勾股问题的解题方法。在中国数学史上，《缉古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介绍开带从立方法的算书，它集中体现了中国数学家早在公元七世纪在建立和求解三次方程等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在西方，虽然很早就已知道三次方程，但最初解三次方程是利用圆锥曲线的图解法，一直到十三世纪意大利数学家菲波那契才有了三次方程的数值解法，这比王孝通晚了六百多年。王孝通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十分得意。他在《上缉古算经表》中批评时人称之精妙的《缀术》，“曾不觉方邑进行之术全错不通，刍甍方亭之问于理未尽”，由于《缀术》已经失传，王孝通的说法是否正确，已无从查考，但想来恐有失偏颇。他还宣称，“请访能算之人考论得失，如有排其一字，臣欲谢以千金”，这又未免有些过于自信。以后，宋元数学家创立了天元术、四元术和高次方程数值解法等，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

①王孝通：《上缉古算经表》，钱宝琮校点《算经十书》，中华书局1963年版。

第四节 二次插值法

二次插值法（又称二次内插法）的创立，是隋唐数学的又一项重大成就。插值法是根据两个自变量的已知函数值求这两个自变量之间各自变量对应函数值的近似计算方法。这种方法是很有实用价值的。例如，在天文观测中，人们不可能每时每刻都进行观测，因此只能得到日月五星某些时刻在天球上的位置。利用这些观测记录推算日月五星在其他时刻的位置，就要用到插值法，这对于天文计算特别是日月交食的推算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上在《周髀》和《九章》中就已有了一次插值（或称线性插值）公式。东汉末天文学家刘洪制订《乾象历》，为计算月球在近地点后n＋s日的共行度数，采用了一次插值公式：f（n＋s）＝f（n）＋s△，其中n为月球在近地点后运行的整日数，f（n）为对应的月球位置函数，0＜s＜1，△＝f（n＋1）－f（n）。此后，曹魏杨伟、姚秦姜岌、刘宋何承天、南齐祖冲之等各家历法计算月行度数时也都采用了这种算法。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和观测精度的提高，天文学家不仅发现了月球视运动的不均匀性，而且也发现了太阳和五星视运动的不均匀性，也就是说，日月五星的视运动并非是时间的一次函数。为了编制更好的历法，特别是为了精确计算合朔和交食时刻，何承天、祖冲之以前所长期采用的一次插值法，误差太大，已经不能满足这种要求，于是中国天算家开始了新的探索。

隋开皇二十年（600），天文学家刘焯在他所编制的《皇极历》中，在推算日月五星视运动度数时，首先创用了等间距二次插值公式：fnlsfnlslslsl()()()()(),+=++++——2212122212△△△△△△其中l为相等的时间间隔，求太阳视行度数时，l是一个节气的平均日数，求月行度数时，l为一日，0＜s＜l，f（t）是时间t的函数，表示日月五星的运行度数。当l＝1时，上式可化为：fnsfnsssl()()(),+=++-△△22其中△＝△1，△2＝△2为各时间点上相应的一级差分和二级差分。这个公式实际上就是后来著名的牛顿插值公式的前三项。这种方法比以前所用的一次插值法精密，利用这个公式计算所得到的历法精确度也有所提高。可惜的是刘焯《皇极历》这部较先进的历法当时并未颁行，直到唐代李淳风才将其计算方法引入《麟德历》中。

由于各个节气之间的时间长短实际上并不相等，即历法中的各个节气是不等间距的，日月五星的视运动也不是匀变速运动，因此用刘焯公式计算的结果仍然存在较大的误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进一步提高历法的精确度，唐代著名天文学家一行又在此基础上大胆创新，在《大衍历》（727）中创立了不等间距二次插值公式：ffsftsllsllsllll()()()+=++++——+.è÷△△△△△△121211222121122其中f（t）为已知值，l1，l2表示不同的时间间隔。此外，有些学者认为一行还提出了等间距三次差插值法的近似公式①，而有些学者则认为就插值算法本身而言，一行算法与刘焯算法实质完全相同，其分别仅在于以平气或定气为时间间隔的不同②。这些看法究竟是否合适，尚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刘焯和一行的二次插值法影响很大，并且继续有所发展，如晚唐天文学家徐昂编制《宣明历》，在推算太阳和月亮行度时提出了更为简便的插值公式，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一行和刘焯的结果。后来宋元数学家又相继创立三次插值法和高次插值法（招差术），在公式内容与形式上已与牛顿插值公式完全一致，更加圆满地解决了与之相关的数学和天文计算问题。

①严敦杰：《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的特点》，《科技史文集》（第1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版。②王荣彬：《中国古代历法中的插值法构建原理》，见曲安京、纪志刚、王荣彬：《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探析》，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五节 实用算术的发展与敦煌算书

唐代中期以后，普遍推行“两税法”的赋税制度，经济情况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兴，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与此相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进行计算的机会大量增加，从而产生改进和简化筹算算法的迫切要求，促进了实用算术的发展，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例如，以《夏侯阳算经》名义流传至今的《韩延算术》，是一部可供地方官吏和平民百姓学习数学知识和计算技术的实用算术书。全书共三卷八十三题，书中收集和征引各家算法及当时法令，保存了宝贵的数学史料。其中记载有将筹算多位数乘除转变为单位数乘除的算法，把要摆放上中下三层的筹算简化为在一个横列里演算。如乘数为35，就可以先乘5，然后乘7。除数为12，可以先折半，然后再除以6。当乘数首位是1时，又可以“以加代乘”。如乘数是14，可用“身外添四”法，即被乘数不动（这相当于该数乘以10），然后再退一位加上该数的4倍；乘数是102，可用“隔位加二”法，除数是12，可用“身外减二”法，等等，都在被乘数或被除数筹式本身上进行演算。对于更多位数的乘除，可用类似的方法去处理。如果乘数或除数的首位数不是1，还能采用各种方法将它化为1，然后再来计算。这种算法叫做“求一”或“得一”算法，当时曾受到不少数学家的关注。据史籍记载，晚唐天文学家边冈“用算巧，能驰骋反复于乘除间。由是简捷、超径、等接之术兴，而经制、远大、衰序之法废矣”①。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学者在简化数字计算方面的成果及其影响。中唐以后乃至宋元时期，改革和简化筹算算法的工作一直在继续着，并且不断有所进展，其中许多成果还被后来的珠算术所吸收，直到珠算完全代替筹算，这一工作方告结束。涉及筹算改革的专门书籍，除《韩延算术》外，还有陈从运《得一算经》七卷，“其术以因折而成，取损益之道，且变而通之，皆合于数”①，江本《一位算法》2卷，龙受益《算法》2卷、《求一算术化零歌》1卷、《新易一法算范要诀》1卷等，但可惜的是这些著作都已失传了。

据史籍记载，庸宋之际数学著作为数不少，而传留至今者则不多。十九世纪末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历史文献。在这批文献中包含有四种写本算经②：《算经（并序）》1卷、《算书》和《算表》，这三种现藏法国国立巴黎图书馆；另两部《算经（并序）》1卷，其内容与巴黎藏本完全相同，实际上是同一本书，此外还有《立成算经》一卷，这三部书现藏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以上四种算书大致说来可能成书于中晚唐或五代时期，是研究这一时期数学的重要史料。《算经》序中提到“凡算者正身端坐”，“盖意明情乐者，安有不成哉”，等等，在战乱时期一般不会有如此平和的心境，书中还有“又据大唐令文”字样，关于大数记法和度量衡制度与《孙子算经》相同，另外此书有三个抄本，可见在当时是比较流行的，因此《算经（并序）》有可能是唐中期的作品。《算表》标明是五代时后周太祖广顺二年（952）写本。《算书》载有男丁给米，养马给粟，造袍用绵，城楼用兵，石车钩弩，领军出征等问题，显然适应于军事计算的需要，因此这部书可能①《新唐书》卷二八《历志》。

①《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宋史·律历志》。

②详见李俨：《中国古代数学史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3年版。以下敦煌算书引文，均转引自此书。写于战乱频仍的五代时期。《立成算经》关于大数记法和度量衡制度趋于简约，与《孙子算经》和《算经（并序）》有所不同，所列算法表也很简明扼要，便于查索，因此可能也是五代时的作品。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这四种算书所包含的数学内容主要有算筹记数法、大数记法、度量衡制，以及乘法口诀、四则运算、面积、体积计算和算表等，其中所载算题及乘法、乘方、累加和田亩等计算用表，有些很有实用价值，为唐以前算书所未见。这些来自民间的算书，反映了唐宋之际民间数学教育和数学知识应用的真实情况。

第六节 中外数学交流

南北朝和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的流传，印度的一些天文学和数学著作也传入中国，并且有了中文译本。《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婆罗门算法》3卷，《婆罗门阴阳算历》1卷，《婆罗门算经》3卷，但这些书早就失传了，现已无法查考其具体内容。唐代还有一些印度天文学家在当时的司天监工作，主要有瞿昙、迦叶和俱摩罗三家，尤以瞿昙家族的成就最为突出。如著名天文学家瞿昙悉达，曾担任过太史监等官职，编撰有《开元占经》120卷。在这部书所收的《九执历》中，他所介绍的印度数学知识有印度数码，如用9个数码符号表示9个数字，用点表示空位或零，但该书仅用方框表示而没有写出这9个数码的具体写法，以致印度数码未能在中国流传下来。印度数码亦于中世纪传入阿拉伯国家，后又传入欧洲，经过书写形式上的演变，从而形成了现在世界通用的印度—阿拉伯数码。瞿昙悉达介绍的印度数学知识还有圆弧量法、间隔为3°45′的正弦函数表等。其圆弧量法是把圆周分为360度，每度分为60分，与古希腊人的弧度量法相同，而与中国古代天文学家把周天分为度不同。但是，这些较先进的印度天36514文算法，与中国传统的算法体系难以协调，中国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其算皆以字书（笔算），不用筹策。其术繁碎，或幸而中，不可以为法。名数诡异，初莫之辩也”①。因而这些内容都没有被中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所采用。传入中国的印度数学，后来仅有大数记法与小数记法，对中国数学有所影响，如元代数学家朱世杰《算学启蒙》中的“极”、“恒河沙”、“无量数”、“虚”、“空”、“弹指”等大数与小数名称，都来自佛教经典。另一方面，在钱宝琮主编的《中国数学史》中，列举了十进位值制记数法、四则运算、分数、三率法、弓形面积与球体积、联立一次方程组、负数、勾股问题、圆周率、重差术、一次同余组、不定方程问题、开方法和正弦表的造法等14项数学内容，用以说明有些与中国数学极其相似的问题和算法，后来又出现在印度的数学著作中，因此印度数学的这些内容很可能受到了中国数学的影响。当然这还需要寻找更确切的证据，中印数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中国与朝鲜、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中国数学是朝、日两国早期数学发展的基础，其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朝鲜，据《三国史记》记载，新罗早在七至八世纪，便曾在“国学”（相当于中国的国子监）内设立算学科，置“算学博士若助教一人，以《缀经》、《三开》、《九章》、《六章》教授之”①。其中所说《缀经》，当是祖冲之《缀术》，《九章》即《九章算术》，而《三开》、《六章》为何书则在我国古籍中未见记载。总的来说，其数学教育制度与所用教材，均与唐朝国子监算学馆相类似。十至十四世纪的高丽王朝也建立了类似的制度。他们还多次派人来华采购各种书籍，其中也包括数学书籍。在日本，早在公元三世纪，日本就开始吸收中国的数学知识，而从六七世纪日本的飞鸟、奈良时代起，中国的历法和数学就更多地直接或经由朝鲜间接地传入日本。日本于八世纪初设立学校，讲授数学，据日本养老二年（718）公布的《养老令》及其释义书《令义解》（833）记载，可知当时所用教材有《孙子》、《五曹》、《九章》、《海岛》、《六章》、《缀术》、《三开》、《重差》、《周髀》、《九司》等十部算书。其教职人员的设置、学生人数、学习内容和考试方法等也与唐朝国子监算学馆的制度相类似。宽平年间（889—897）藤原佐世奉敕编撰《日本国见在书目》，记录了当时在日本可以见到的各种书籍。在其中的“历数家”一门中，除记载了《周髀》、《九章》等秦汉以来的算书外，还记录了《六章》、《三开》等见于朝鲜书目的算书，此外也还有一些中国和朝鲜厉代书目都未载而仅见于日本的算书，如《九章私记》、《六章私记》、《新集算例》、《元嘉算术》、《要用算例》、《五行算术》等。这些著作中有些是中国人的作品，有些则可能是日本数学家在中国数学影响下而自行创作的作品。日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直接行用中国历法，如《元嘉历》、《麟德历》、《大衍历》和《宣明历》等，这些历法中所包含的数学方法加二次插值法等自然也相应地传入了日本。

①《新唐书》卷二八《历志》四下。

①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三八《职官》上。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从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的文明在数学方面的体现”这一角度，去总结中国数学的发展历史。）

【第四十八章 天文学】

隋唐时期出现的大一统，有利于中国天文学继续发展。人才与资料集中于朝廷，国家财力雄厚，天文学家们能够利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天文新发现，推动历法的进步。他们还利用占有的大量资料，系统编纂出古代天文资料精粹汇编，写出许多新的天文学著作。另一方面手工业技术的进步，有助于天文学家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研制出功能空前完善的新的大型天文仪器，推动了天文观测的发展。柳宗元的《天对》和刘禹锡的《天论》则在宇宙本原、宇宙生成和宇宙演化等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宇宙论和自然观。隋唐时期天文学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东方天文学体系，展现了中国古代天文学走向成熟的风貌。

第一节 隋代的历法

杨坚在夺取北周政权的时候，“欲以符命曜于天下”，在为他积极制造改朝换代舆论、宣扬符命征象的人士中，有一位略知历法的道士张宾。隋皇朝建立以后，最初沿用北周的《大象历》。为满足新朝改历的政治需要，张宾献上了对何承天《元嘉历》略加修改而成的《开皇历》，于开皇四年（584）颁行天下。但是曾担任过北齐历官的刘孝孙，以及名重一时的经学家和天文学家刘焯等都不赞成使用《开皇历》。他们清楚地看出《开皇历》的缺陷，如该历糟粕较多、术意不清、推算不准，特别是并未吸取《元嘉历》的优点，制历者不懂岁差，也不知道定朔，而这些问题早已分别为南朝的祖冲之和何承天所解决，因此，其历术明显地落后于当时天文历法的发展水平。张宾倚仗皇帝的宠信，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攻击二刘“非毁天历，率意迂怪”，“妄相扶证，惑乱时人”，并将他们逐出京城。张宾死后，刘孝孙带着自己编的一部历法再次上京谋求改历，可是又受到与张宾一党的太史令刘晖的压制，后刘孝孙虽然进入司天监，却“累年不调，寓宿观台”，无法出头。后来孝孙抱书扶棺冒死上奏，于是引起隋文帝的注意，并命人经过实测比较后再决定是否改历。开皇十四年（594），经实测证明，刘孝孙的历法和参与实测的另一部张胄玄的历法，都比《开皇历》优越，孝孙提出先斩阻碍改历的刘晖，再议改历，但杨坚不肯，也不采用他的历法。不久后，刘孝孙去世。开皇十七年颁用了张胄玄的新历。

曾经看过孝孙历术的刘焯，对张胄玄的历法提出许多批评，指出其术文不少是抄袭刘孝孙的，历法也比较粗疏。他于开皇二十年（600）编成一部新的历法《皇极历》，希望能得到颁用。但张胄玄与太史令袁充编造了所谓“日长之瑞”的假天象，深得皇帝宠信，刘焯得不到支持，于大业四年（608）抱憾而终。大业六年，张胄玄修改了自己历法中的许多数据，颁布于世，为《大业历》。大业历的回归年长日，朔望月长日，采3651036342640296071144用破章法，在410年中设置151个闰月，定岁差为83年冬至点西行一度，考虑了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和月球视差对交食的影响，其行星会合周期的数值也十分精确，例如所定金星的数值是583.922日，与今采用值相同，并将原定冬至点起虚五度改为起虚七度，使《大业历》成为隋代一部比较好的历法。事实上，没有得到颁行的刘焯的《皇极历》，是隋代出现的最好的一部历法。刘焯（544—610）字士元，信都昌亭（今河北冀县）人，是隋初著名学者和杰出的天文学家，著有论述历家同异的《稽极》10卷，《历书》10卷和《五经述议》等。他所创制的《皇极历》将张子信发现的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引入历法，并提出不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的数学方法，解决了采用定气法的计算问题。《皇极历》计算定朔的方法也是我国古代最早同时考虑日、月视运动不均匀性的定朔法。《皇极历》采用的天文数据也相当精确，如定回归年长度为365.24454日，朔望月长度29.530596日，采用破章法，在676年中设置249个闰月。又如定岁差率约76.5年相差一度，与今采用值接近。行星会合周期也很准确，如水星采用值115.878日与今值相同。由于皇极历成就突出，《隋书》打破只收颁行过的历法的框框，破例将该历收入《隋书》的《律历志》中。

第二节 中国星官体系的完善

三国两晋时期，陈卓建立起一个有283个星官、1464颗星的星官体系，是一个既能区分甘、石、巫三家星，又按二十八宿划分的中国星座体系。此后南朝的宋、梁、陈等，都曾制造过按陈卓星官体系标示的浑天象；北朝孙僧化、庾季才等也有星象著述。隋文帝平陈以后将南朝的浑仪、浑天象及天文图籍都集中于长安，北周的庾季才、陈国的周坟等天文学家也入隋为官，他们又奉杨坚之命，参照各家星官，绘成星图。周坟与袁充等人还在太史局教授太史观生，学习星象知识。隋末唐初，又有李播写成《天文大象赋》，用诗赋描述全天星官。当时星官体系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过分强调三家星的区分，使星空划分成为二元体系，而到了唐代已不像前代那样重视三家星的划分；另一个问题是在拱极区与黄道星空之间，还有两个区域比较空白，命名的星不够多，显得整个星空分布不够均匀。

开元年间王希明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他的著名作品《丹元子步天歌》既是认星歌诀，也是一个星空划分的新体系。《步天歌》一改既分三家星又分二十八宿的二元划分法，只按二十八宿划分星空，有时还用黑色表示甘氏星，黄色表示巫咸氏星，不加颜色说明的就是石氏星，从而醒目明了，但减弱了对三家星的强调。他又明确划分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并充实了围在三垣内的恒星的命名，使《步天歌》成为开创三垣二十八宿新体系的代表作。三垣二十八宿分区法将全部星空划分成三十一个天区，是一种星官分布比较均匀、可分区认星的完整的星官体系。这一体系一直沿用到近代。《步天歌》七言有韵，介绍星官名称、星数和位置等，简明通俗，便于记忆，是后来天文学家初学天文时的必读之书，古人称誉它“句中有图，言下见象，或约或丰，无余无失”。例如关于柳宿的歌诀为：“八星曲头垂似柳，近上三星号为酒，享宴大酺五星守。”将柳宿的星数、外形、周围星官的名称及星数都说得非常清楚。

星官体系的完善带来了星象知识的进一步普及。流传至今的唐代二十八宿铜镜，是星象知识在用具装饰中的应用，并赋予其一种神秘的色彩。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唐代星图抄本，是当时人们重视星象知识的证明。敦煌星图，一说绘于八世纪初，一说绘于十世纪中。图上有1350多颗星，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且星数最多的一份星图，现藏于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①。除这些绘制有所依据的星图外，唐代还有许多表意性星图，如贞观四年（630）的李寿墓以及懿德太子、永泰公主、章怀太子等墓，都有墓室天象图，图中绘有日月、银河及星象。甚至在远距长安的新疆吐鲁番，也有唐墓星图，但与长安的那几幅星图比较，少了表意性，多了装饰性，并且二十八宿图案经过艺术化处理。五代时期留存的吴越国墓室星图，更优越于上述星图，其二十八宿连同辅官附座有180多颗星，且星象相对位置比较符合实际天象。

①席泽宗：《敦煌星图》，《文物》1966年第三期。

第三节 天文仪器的复杂化和功能综合化

隋唐时期天文仪器有许多新的创造。如隋文帝时耿询根据张衡制作过水运浑象的记载，重新制成一台不用人力的水运浑象，他还发明了马上刻漏，以作在行进中计时之用，世称其妙。他与宇文恺合作仿照北魏道士李兰的作品制作了称水漏器，这种称漏后来在唐代曾风行一时。

贞观年间天文学家李淳风制造出一台浑天黄道仪，这是一台很复杂的浑仪。这台仪器有三重环组，即**仪、三辰仪和四游仪，李淳风的创造主要为其中的三辰仪。为了更好地测算太阳和月亮的运动，仪器上安装了黄道环与白道环。而增加两个圆环，就要解决仪器上的黄道与天空黄道在观测时刻的平行问题，要解决岁差改变黄道与赤道的交点问题，还要解决黄道与白道的相对位置和黄白交点移动的问题等等，所以这是一台大大复杂化了的仪器。浑天黄道仪于贞观七年（633）制成并为世所称赞，后将该仪置放在皇宫内的凝晖阁。

开元十一年（723），一行为改历实测天象，与梁令瓒研制了新的天文仪器，叫做黄道游仪。顾名思义，这是一台黄道环能在赤道环内游动的仪器。其基本原理与李淳风的浑天黄道仪相同，不同的是，赤道环上每隔一度有一孔，用以固定黄道环，使黄道环能模仿古人所理解的岁差现象，不断沿赤道退行。一行用黄道游仪作了许多观测工作，为修订大衍历、推算交食等提供了大量准确的数据。通过这台仪器对二十八宿天体位置测量的结果，还发现了恒星位置与古代测量值不相同。这种现象反映了岁差对测定天体位置的影响。

一行还和梁令瓒合作制造了一台水运浑天俯视图。据《旧唐书·天文志》所载，它的主体是一个缀有星象、赤道和刻度的铜球，铜球有轴可以转动，球外设置两个圆环，是为黄道与白道，环上分别有太阳与月球，日月可与铜球同时运行。该仪装在木柜中，并以木柜为地平，仪器半在地下，其运转以水为动力“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日一夜，天转一周”。这台仪器除表演天象外还能报时，地平之上立有二木人，每刻自动击鼓，每辰自动撞钟，从而使这台仪器成为具有钟表和表演给定时刻的星象及日月位置功能的多功能综合天文仪器。水运浑天俯视图展现了盛唐时期天文仪器的风貌与特点，北宋苏颂、韩公廉等正是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创新，创制出举世闻名的水运仪象台。

第四节 一行的大地测量创举

古籍《周礼》说：在地中测影“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周髀》将它发挥为“日影千里差一寸”。隋代刘焯就怀疑《周髀》的说法未经实测，不一定可靠，很希望用实测结果加以检验。他曾说：“参之算法，必为不可。寸差千里，也无典说。明为意断，事不可依。”他提出的检验办法是：“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数百里，南北使正，审时以漏，平地以绳，随气至分，同日度影超前显圣，效象除凝。”可惜他的愿望未能实现。

唐开元九年（721），一行受命制定新历，他考虑到由于全国各地昼夜的长短不同，看到同一交食的食分也不相同，这些具体数据都需要经过实测才能确定，日影是否千里差一寸，也是需要检验的。于是，他组织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天文测量，其最南方的测点选在林邑（今越南中部），最北方的测点选在铁勒（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其间再设多个测量点，在各测量点上测量北极出地高度和二分二至时正午八尺表的日影长度。在这次测量中，由一行领导、南宫说等人主持的、在河南四个测量点的测量结果最为重要。这四个点分别是白马（今河南滑县，地理纬度35°3′）、浚仪（开封西北，地理纬度34°8′）、扶沟（纬度34°3′）和上蔡（纬度33°8′），它们差不多在一条经度线上，测量的北极高度差实际上就是这四个地点的地理纬度差。由于丈量了四个地点之间的距离，得到南北相距526里270步，北极高度相差1.5度，同一时刻日影相差2.1寸，这一实测结果否定了《周髀》“日影千里差一寸”的说法，同时，由于这一说法以前曾长期作为计算天地远近和天体大小的基本数据，因此，新的测量结果实际上也否定了过去奢谈宇宙大小的各种计算，从而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行还从实测中得出了南北两地“大率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极差一度”①的结论。从现代测量学的理论看，他实际上已经测量出地球子午线一度的弧长。由当时的数据换算成现在的计量单位，可知一行测出的数值是子午线1°的长度为123.7千米，虽然这比今测值110.6千米有较大误差，但作为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上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对地球子午线的实测，是重大的创举。一行所取得的测量结果，本可作为地球是球形的证明，但他没有深究这一测量对地球形状认识的意义，可以说他走到了通过实测证明大地是球形的重大发现的边缘，却未能迈出这重要的一步。

①《新唐书》卷三一《天文志》。

第五节 唐代的历法

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至唐代走向成熟，其主要标志是历法进一步规范，历术进步，发现历法与实际天象出现较大误差后能及时编造新历，并出现了许多很有特色的历法。

李渊建唐之初，沿用隋《大业历》。武德二年（619）又颁用傅仁均的《戊寅元历》，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民用历中采用定朔法的历法。该历关于日行盈缩、月行迟疾等计算方法，与大业历大致相同。但采用定朔法可能会出现连大月或连小月的特殊现象，如贞观十九年（645）出现了四个连大月，因而《戊寅元历》受到攻击，不得已又改用平朔，失去了其历法的特征。唐高宗麟德二年（665）起，颁用李淳风编造的《麟德历》。《麟德历》是一部著名的历法，有不少创新，在中国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历再次采用定朔并独创了一种进朔法，即根据朔日小余数据的具体情况，将朔日上退一日或下推一日，使相应大月变成小月或小月变成大月，从而解决了出现连续四个大月或三个小月的违反日常习惯的问题。《麟德历》还采用“总法”1340作为各天文数据的统一分母，立法巧捷，为后世历家所遵用。《麟德历》的又一创举是正式废除沿袭已久的章蔀纪元之法，不用闰周而直接以无中气之月置闰。由于该历是以《皇极历》为基础而编制的，在推算五星运动时考虑到日月五星的不均匀运动，并吸取了《皇极历》的先进计算方法，且所得数据更为精确。《麟德历》的主要缺点是没有在历法中考虑岁差。这部历法虽然是比较好的历法，但毕竟存在误差。《麟德历》用到开元九年（721）已显疏漏，于是唐玄宗诏令一行编撰新历，于开元十五年编成《大衍历》。这年十月，一行随玄宗巡幸途中病逝。开元十七年（729），《大衍历》正式颁行全国。

《大衍历》分“历议”和“历术”两大部分，历议论述编历的原理，历术则又细分为步中朔术、发敛术、步日躔术、步月离术、步轨漏术、步交会术和步五星术等，这些是说明计算日月五星位置、运动、时刻和日月交食的方法。为了取得制历的数据，一行组织了大规模的天文测量，研制了新的天文仪器，测量了二十八宿距星及许多恒星的位置，对日月五星进行了大量的新的观测，从而使《大衍历》有了深厚的观测基础。通过观测，一行发现：“日南至，日行最急，急而渐损，至春分及中，而后迟。至北日至，其行最舒，而渐益之，以至秋分，又及中，而后益急”，也就是说冬至时日行最急，夏至时日行最缓。这是对太阳周年视运动比较正确的认识，改正了刘焯以春分前一日日行最急，后一日最舒；秋分前一日最舒，后一日最急的错误说法。《大衍历》的重要成就还有在计算太阳运动时创用定气法，发明不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的数学方法，用以计算太阳的位置等。与《皇极历》相比，《大衍历》在计算日食的时候，不但考虑了不同地理纬度对日食的影响，还考虑了季节的影响，月亮视差对日食的影响等，并提出判别日食亏起方位角的方法。《大衍历》也吸收了《麟德历》的数学技巧，以30401=36574330401=2910133040为通法，从而得到：回归年日；朔望月日；周天＝度的基本数据。《大衍历》完善的体系为1365779.753040以后各制历家所效仿。

公元762年，因《大衍历》未报代宗宝应元年六月望的月食，改颁郭献之编修的《五纪历》。建中四年（783），又以《正元历》替代了《五纪历》。821年起颁行徐昂编撰的《宣明历》。《宣明历》有一些新发现和新成就，如在日食计算中引出时差、气差和刻差三差，所用近点月与交点月的数值与今采用值相同，是一部较好的历法。唐代最后使用的一部历法是边冈编撰的《崇玄历》，昭宗景福二年（893）颁行。

第六节 古代天文文献的收集和整理

唐《开元占经》是唐代收集整理古代天文文献资料的一大成就，主编为瞿昙悉达，其祖父原是天竺（今印度）婆罗门僧人，于隋代携全家来中国定居。其父瞿昙罗曾向唐太宗献上《经纬历》，武周圣历元年（698）又献上自编新历《光宅历》。瞿昙悉达供职太史监，担任过太史令。约在开元二年（714）奉旨领导编纂《开元占经》，约历时十年完成了这部有120卷之多的巨著。《开元占经》前两卷辑录了古代天文学家的宇宙理论，从第3卷到第90卷辑录的是对各种天象的占法，第91卷到第102卷辑录了气象占，第103卷为《麟德历经》，104卷为《九执历》，105卷为先秦至开元期间29种历法的基本数据，106至110卷记星图中的星位，最后10卷是杂占。

《开元占经》所集古代天文星占著作不下七八十种，明代程明善曾称赞此书的收录“可谓无遗珠矣”。面对浩瀚的素材，该书的编辑是十分成功的。他采用的方法是先编目录纲要，按照对天地的认识，日月五星和二十八宿及与之相关的占语，星占理论基础（分野和星官），偶见天体及相关的占语，历法，杂占等的顺序，将各家有关的论述纳入相应的章节，使这部书成为经过系统编辑的天文星占资料精粹汇编。《开元占经》直接节录原著原文，未经编者改写，因而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得以传世，其中许多珍贵资料是仅见于此书的，这是这部书的一项重要贡献。《开元占经》中所记载的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恒星观测记录，甘、石、巫三家星表的星名和星数，前人历法的主要天文数据，《麟德历》全部内容，《九执历》，历代天文学家对宇宙结构和天体运动的论述以及各种纬书等，也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另外一部著名的作品是李淳风的《乙巳占》。与《开元占经》相同的是，两者都对大量古代天文星占材料进行了整理，不同的是，《乙巳占》是一部编著而成的作品，是作者综合各家之说并参以经传子史及发挥己见写成的书。全书共10卷，介绍了甘德、唐昧、梓慎、裨灶、箕子、张衡、陈卓、刘表、郗萌、庾季才、袁充、郭璞等近30位星占家的观点，主要内容是分类载述日月五星占、列宿占、彗孛流陨占和气象占等，此外还有候风法，以及适应唐代郡县划分的分野理论，天象记录，天文仪器结构等内容。

经李淳风整理编撰而成的《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也是整理前代天文史料的典范，其所作的概括和总结，内容全面，体系完整，反映了作者“政教兆于人理，祥变应乎天文”的观点。

第七节 中外天文学交流

无论是从天文历法、天文星占看，还是从天象观测、天文仪器看，隋唐时期都表现出它的成熟，中国古代天文学以历法与星占服务于皇帝的体系得到进一步强化，历法的研究和编历技巧也满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同时，隋唐时期与域外的天文学交流也得到加强，在中外天文学交流方面的成就是很突出的。

前面提到的来自印度定居中国的瞿昙悉达，其一家有四代人在唐代从事过天文工作：其父瞿昙罗曾任太史令，其子瞿昙譔曾任司天监，其孙瞿昙晏曾任司天台冬官正。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瞿昙家族自身的文化素质高，既掌握印度天文历法，又通晓中国的天文学，世代相传，影响至深；另一方面反映出当时重视的是人才，不因其来自异域而受到岐视。

瞿昙悉达不仅主持过天文仪器的修复，编纂过《开元占经》，而且他还于开元六年（718）奉旨译成《九执历》。“九执”就是“九曜”。《新唐书·历志》说：“《九执历》者，出于西域。”这部先于《大衍历》完成的历法其全文后来收入《开元占经》第一〇四卷，此外还有《九执历》立成算法2卷，收入张说、陈玄景根据一行的《大衍历草》编成的书中作为附录。《唐会要》卷四二记载说：“洎十五年（727）一行定草，诏说成之。因编以勒成一部：经章十卷，长历五卷，历议十卷，立成算法天竺《九执历》二卷，古今历书二十四卷，略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卷。”瞿昙悉达自己也说：“《九执历》法，梵天所造，五通仙人承习传授”，说明它出自印度，是从精通印度历法的人那里学习来的。据研究，《九执历》是根据几部印度历法编译而成的一部历法。正如他在按语中所说：“今削除繁冗，开明法要，修仍旧贯，缉缀新经，备述算术，具算如左”，从而将印度古代历法较系统地传入中国。《九执历》引进了印度天文学中的一些先进的内容，如周天360度和60进位的圆弧度量方法，黄平象限等概念，以及太阳远地点位置、黄白交点运动周期等比汉历精确的数据。其中七曜值日次法，如该历所载：“又置积日，以七除，弃之余，从荧惑月命得之七曜直日次，其七曜直用事法，别具本占”，也是以前汉历所没有的。但当时中国的天文学家并未将《九执历》中的先进内容学到手，吸取到汉历中来。这部历法只是“与《大衍历》相互参奉”，作为参证大衍历的一种方法。

另一部含有七曜内容的历法是《符天历》。《新五代史·司天考》载：“唐建中时，术者曹士始变古法，以显庆五年为上元，雨水为岁首，号《符天历》。世谓之小历，只行于民间。重绩乃用以为法，遂施于朝廷。赐号调元历。”过去人们一般认为曹士《符天历》包含的内容并没有超出传统历法的框架，只是废除上元积年，简化历法计算，故为民间历所取用。后来得到颁行的马重绩的《调元历》，实际上用的也是《符天历》术。但是日本学者从保存在日本的于1765年编撰的《天文秘书》卷六四中，发现了《符天历经日躔差立成》的抄本。经研究，《符天历》各年历书中，每月都载有九曜的运行方位。九曜就是日月五星这七曜再加上罗■、计都（罗■、计都是印度天文学家推想的两个看不见的天体，实际上指的是黄道与白道的开交点和降交点）。这些内容表明《符天历》确实“本天竺历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印度天文学对中国天文学所产生的影响。

唐代中国同朝鲜、日本的天文学交流也十分频繁。当时的新罗、日本曾派遣很多留学生来学习中国文化，其中包括天文历法，中国的天文历法成就和书籍大量传入朝鲜和日本。如朝鲜刻于672年的一幅石刻星图，其绘制方法就是中国的盖图法。据记载，传入日本的天文学著作，就有四百六十一卷。唐代的《麟德历》、《大衍历》、《宣明历》等都在日本行用过。因此，中国天文学对朝鲜、日本天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八节 气象知识的进步

隋唐时期，对气象气候不论在实际观测还是在理论方面都有所进步。关于气象气候的观测资料在《隋书》、《旧唐书》和《新唐书》的《五行志》中有记载。此外，在农书和方志中也有不少涉及雨、雪、雹、霜、雾、气温异常、大风、干旱等天气现象的记录。

这一时期对气象规律的认识尤其是在观风和观雨等方面都有所进展。如李淳风对风就很有研究，在《乙巳占》中有专论风的候风法、占风远近法、推风声五音法等。其中候风法专门介绍了相风旗、羽葆和木乌等测风仪器。在另一部著作《观象玩占》中，按子、癸、丑、离、寅、甲、卯、乙、辰、巽、巳、丙、午、丁、未、艮、申、庚、酉、辛、戌、乾、亥、壬将风向定为24个，其中子、午、卯、酉分别表示北、南、东、西四个方向。他在该书卷四八中还写道：“凡风发，初迟后疾者，其来远；初急后缓者，其来近。动叶十里，鸣条百里，摇枝二百里，落叶三百里，折小枝四百里，折大枝五百里，飞砂走石千里，拔大根三千里。凡鸣条以上，皆百里风也。”《乙巳占》卷十《占风远近法》也有类似的记载。这一记载对风力大小和形成风的范围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用树木动态作标准来判断风力的方法。这种方法与十九世纪初英国人蒲福提出的风力分级法类似，但比蒲福早一千一百多年。

邵谔的《望气经》，对于各种云的区别，如颜色和形状的差异等有相当仔细的观察和记述。关于雨的预兆，《开元占经》卷九八中有：“虹蜺见，雨即晴，旱即雨。”“久雨虹见即晴，久旱蜺见即雨也。”唐代黄子发的《相雨书》可说是一部关于降雨的气象学专著。该书主要内容有：（1）观云，从云的形状、颜色、所处地理位置、云行速度等来预报下雨的时间及雨量大小，如“清晨云如海涛者，即时风雨兴也”①。（2）候气，如“视日出，气正白，日入，气正赤者，皆走石飞砂”。（3）看虹，如“晚有断虹占，半夜有雨达日中”。（4）看雾，如“日始出，南方有雾者，辰刻雨”。该书还有关于风雨云气等气象占的内容和一些有参考价值的农谚。《说郛》所收的《相雨书》内容不多，仅有十条。元朝大德八年（1304）刊本方回序的《相雨书》则有二十多条。从方回的序言可知，《相雨书》共有十篇、一百六十九条。现存者已非原书面貌。

①引自大德八年刊本《相雨书》，下同。该书现藏北京图书馆。

（谢选骏指出：星官体系是一种社会神话，相比之下，欧洲的形象体系则是一种自然神话。黄俄鬼话说“唐代中国同朝鲜、日本的天文学交流也十分频繁”——这些鬼子哪里懂得，唐代的中国与朝鲜、日本，实为一体，哪里有什么“天文学交流”！）

【第四十九章 地理学】

第一节 地志

隋朝统治时间短，地理著作不多。由于“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131卷，《区宇图志》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其余记注甚众”①。

大业六年（610），隋炀帝命臣下编纂的《区宇图志》，卷首有图，“叙山川则卷首有山水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公馆图”②。这是一部大型全国图志，今已失传。

裴矩的《西域图记》也已失传，在《隋书·裴矩传》中存有此书的序。

由序文知道，裴矩于大业初在张掖掌管互市，从书传及向西域商人采访中，搜集到我国新疆及中亚、西亚各国的山川、姓氏、风土、服章、物产等资料，“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又“别造地图，穷其要害”。书中不仅有地图，而且有彩色人物服饰图像。序文还记载了自敦煌通中亚诸国直至地中海的三条交通要道，可补史籍缺佚。

唐代由于政治、经济强盛，统治时间长，地理著作的数量比隋朝显著增多。从《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中知道唐代曾有五十多州修有图经，这些图经已亡佚。现存图经仅有《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

在《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中，有《地理志》和《外国列传》，是隋唐重要地理文献。如《隋书·外国列传》记载了高丽、真腊等二十四个国家的面积、城市、文化、风俗、物产、气候、交通等。《新唐书·地理志》的内容比《旧唐书·地理志》丰富，所记矿物产地、水利设施尤其详细。书后附载唐代地理学家贾耽记述当时中国与四邻的几条交通要道，是中西交通的重要史料。

唐代著名的地志有《括地志》、《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元和郡县图志》、《两京新记》、《吴地记》、《云南志》、《岭表录异》、《桂林风土记》等。

《括地志》是贞观年间魏王李泰命臣僚纂修的，以《贞观十三年大簿》划分的政区为纲，全面叙述十道、三百六十个州（包括四十一个都督府）、一千五百五十七个县的建置沿革，山岳形胜，河流沟渠，风俗物产，往古遗迹和人物故实。它是盛唐时期的疆域志，唐宋人又称其为“贞观地志”①。《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是贾耽《海内华夷图》的文字说明，以详于考证古今地理为特点。后来贾耽又把它简缩为《贞元十道录》4卷，但都失传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敦煌石窟中发现了《贞元十道录》残本，成为现存总地志中最早的写本②。

《元和郡县志》是李吉甫撰写的，原有42卷，宋以后缺8卷。内容相当丰富，概括起来有五个方面：即疆域政区、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口地理和历史地理。

①《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

②《太平御览》卷六〇二引《隋大业拾遗》。

①贺次君：《括地志辑校前言》，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陈正祥：《中国地图学史》第19页注（35），香港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唐代记载云南地理的书不下六种，其中以《云南志》最好，也只有它幸存。作者樊绰在写《云南志》时，由于有亲身经历和调查材料，又有《云南记》、《云南行记》作参考，所以所记云南境内的交通途程、重要山川湖泊、城邑、各民族的经济生活、生产技术、风俗习惯、物产、南诏的历史、军事组织、四邻各国的地理都很详细，是保存至今唯一一部记载云南地理最早最详细和最有参考价值的著作①。

《两京新记》是韦述撰写的城市地理著作，原书5卷，现仅存1卷。它是按方位依次记载长安、洛阳两个城市中设于各里坊的政府机构、文化单位、寺庙建筑及其历史，很有特色。

①赵吕甫：《云南志校释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第二节 地图

唐代最有名的地图学家是贾耽，他继承裴秀“制图六体”的法则，于贞元十七年（801）撰成《海内华夷图》。具体做法是：“谨令工人画《海内华夷图》一轴，广三丈，纵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其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今古殊文，执习简易。”②他创造了用红、黑两种颜色标注地名的新方法，以此区别古今地名，一目了然。原图已佚，但他的方法却为后世所沿用。

贾耽晚年还完成了《地图》10卷，已失传。

唐代除了贾耽的地图外，还有许多地图。以《十道图》来说，就有三种：（1）长安四年（704）《十道图》13卷；（2）开元三年（715）《十道图》10卷；（3）李吉甫的《十道图》10卷①。李吉甫的图有文字说明。“首载州县总数，文武官员数，俸科”②。这些《十道图》是在各州府造送的地图基础上编绘的。最初唐朝政府规定，“凡地图委州府三年一造，与板籍偕上省。其外夷每有番客到京，委鸿胪讯其人本国山川风土，为图以奏焉。”③建中元年（780）以后，改为每五年造送一次。“如州县有创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④。

唐代由于漕运发展，出现了漕运图。元和八年（813）王播进《供陈许琵琶沟年三运图》。长庆二年（822）王播又进《新开颍口图》⑤。长兴三年（932）赵德钧献《新开东南河图》。

广陵人李该画的五色《地志图》，是别具一格的地图。据见过此图的人吕温说：“观其粉散百川，黛凝群山，元气剖判，成乎笔端；任土之毛，有生之类，大钧变化，不出其意。然后列以城郭，罗乎陬落，内自五侯九佰，外自要荒蛮貊，禹迹之所穷，汉驿之所通，五色相宣，万邦错峙。毫厘之差，而下正乎封略；方寸之界，而上当乎分野。”⑥从这段话中知道，图中绘有山川地形、物产、城邑、古迹、疆域险要、交通道路等，并以彩色分别。惜图已失传。

唐代还有军事设险图。唐中宗时全军统帅魏元忠（637—707）“撰《九州设险图》，备载古今用兵成败之事”①。唐宪宗时，李吉甫绘制了一幅包括黄河以北所有军事要地和设防地点的《河北险要图》，宪宗把它挂在室内，每天查阅②。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在父亲影响下，也很重视军事设险图的绘制。在他建造的“筹边楼”里，左壁绘有通往南蛮道路上的山川险要图；右壁绘有通往吐蕃道路上的山川险要图。

②《旧唐书》卷一三八《贾耽传》。

①《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

②《直斋书录解题》八。

③《唐六典》卷五“职方郎中”条。

④《唐会要》卷五九“职方员外郎”。

⑤《册府元龟》卷四九七《邦计部·河渠》。

⑥《吕和叔文集》卷三“地志图序”。

①《旧唐书》卷九二《魏元忠传》。

②《旧唐书》卷一四八《李吉甫传》。

每当军事演习时，召集众将在图前“指画商讨，凡虏之情为尽知之”③。

隋、唐两代的测量技术有很大发展。刘焯反对传统的“日影千里差一寸”的错误说法，提出了新的测量方法。他上书给隋炀帝说：“今交、爱之州，表北无影，计无万里，南过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实差请一水工，并解算术士，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数百里，南北使正。审时以漏，平地以绳。随气至分，因日度影。得其差率，里即可知。则天地无所匿其形，辰象无所逃其数。”④他的方法很正确，可惜隋炀帝没有采纳。到唐开元十二年（724），在僧一行领导下，南宫说等人在河南平原上的滑县、浚仪、扶沟、上蔡四个地方以水准绳墨引度距离，测量太阳影子。结果“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晷差二寸余”。“大率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极差一度”⑤。当时，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是在测量地球子午线一度的长度。现在才知道，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子午线的实地测量。南宫说测得在河南一带，子午线一度的长度为123.7公里，比现在的测量结果110.6公里相差13.1公里，相对误差约11.8％①。

在李筌撰的兵书《太白阴经》卷四中，记载了当时用于测量地势的一套工具：“水平”（即水准仪）、“照板”、“度竿”以及它们的结构和使用方法。同样的内容，在杜佑《通典》、曾公亮《武经总要》、李诫《营造法式》中都有转载。

③《新唐书》卷一八〇《李德裕传》。

④《隋书》卷十九《天文志》。

⑤《新唐书》卷三一《天文志一》。

①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6页。

第三节 旅行家和游记

唐代最著名的旅行家是玄奘（596—664）②，他于隋末出家，熟读佛经典籍，深究理义，发现佛教内部派别争论很多，理论上不统一，影响了佛教的发展。为了寻找权威佛教经典，贞观三年（629）他从长安出发，冒险偷偷地跟着商人越过国境，由西域去天竺（今印度）。途经瓜州、玉门关、伊吾（今哈密）、焉耆、高昌（今吐鲁番），沿天山南麓向西，越过葱岭北隅的凌山（今天山腾格里山穆素尔岭），经大清池（今伊塞克湖）南岸往西到货利习弥迦国（今卡拉卡尔巴克），又折往东南，出铁门（今巴达克山），过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和黑岭，来到北印度。在印度，他遍游恒河与印度河流域以及印度东南沿海地区，然后翻越雪山和葱岭，经疏勒、于阗、鄯善、敦煌，于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前后花了十六年，跋涉五万余里，备受艰难。回国后，唐太宗要玄奘把旅行见闻写出来。贞观二十年（646），《大唐西域记》写成。此书由玄奘口述，辩机撰文，共12卷，约十余万字，记录玄奘亲自游过的一百十个和传闻得知的二十八个以上的城邦、地区、国家的情况，是唐代杰出的地理著作，主要成就表现在四个方面：

1.新的地理内容。我国自汉代起，就把昆仑山脉西部高山地区称作葱岭。《大唐西域记》卷十二有波谜罗川的地名，指出这是葱岭的一部分，“其地最高”。这是我国古代地理著作中首次提到帕米尔（波谜罗）这个名称和地理概念①。

2.对中亚、印度等国地理环境的详细描述，超过了以前的任何著作。

3.对某个地区的描述，既有自然地理的内容，又有经济地理内容。是今天研究中亚、印度一带的历史地理所必需的文献。

4.《大唐西域记》除去首尾两卷有中国地理内容外，其余各卷都是讲外国地理，是我国古代外国地理专著之一。

《大唐西域记》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自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陆续被译成法文、英文和日文。

王玄策也是著名旅行家。他于贞观十七年（643）、贞观二十一年（647）、显庆二年（657）三次出使印度，著有《西域行传》②一书，今失传。部分内容见于道世的《法苑珠林》，如卷二四引《西国行传》记载尼泊尔著名的阿耆婆弥池，比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七的记载详细。可见，《西域行传》的价值当不减《大唐西域记》③。

我国第一个到过埃及并留下著作的旅行家是唐朝的杜瓖。他于天宝十载（751）随高仙芝在怛逻斯城（今中亚江布尔）与大食军作战时被俘。此后，随大食军队西行，遍历阿拉伯各地，过了近十年的俘虏生活。后来，他获得了旅游非洲某些国家的机会，并于宝应初年（762）乘商船回国。归国后，写成《经行记》一书，今失传，仅有一千五百余字保存在《通典》中。此书是中国最早记载伊斯兰教义，记录中国工匠在大食传播生产技术，记载亚、非若干国家的历史、地理、物产、风俗的书籍，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高度评价。

②玄奘生卒年有几种说法，此据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

①郦隶彬：《大唐西域记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②《西城行传》有多种异名，如《王玄策行传》、《西国行传》等，均见《法苑珠林》。③《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9页。

有关部分已被译成英、法、日等国文字。

唐代由水路去印度求法的旅行家是义净。咸亨二年（671），他从广州出发，经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东南部）至印度。在印度求法十年，又由海道至室利佛逝，停留六年，于永昌元年（689）回到广州。同年冬又去室利佛逝，六年后回到洛阳。义净前后在外旅行二十五年，历三十余国。在回国途中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及《大唐求法高僧传》，这是唐代记述南海最详细的著作，是研究印度和东南亚各国历史地理的珍贵文献，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十九世纪末即被译成法文和日文。

元和四年（809），李翱去广州任职，从洛阳出发，循洛水入黄河，转汴渠，接山阳渎，经扬州，沿江南运河过苏州、杭州，又溯钱塘江转信江，渡鄱阳湖入赣江，越大庾岭，循浈水和北江南下，直达广州。全程走了一百二十四天。他用日记体裁记录了这次旅途经过，取名《来南录》①。全文八百四十六字，有较高的地理价值。

①《李文公集》卷十八。

第四节 水文著作

唐代在广德二年（764）以后，在长江上游已出现了记录长江枯水水位的题刻。

贾耽非常关心黄河上游的情况，于贞元十四年（798）完成了我国历史上以黄河命名的第一部著作——《吐蕃黄河录》。此书有文有图，记载吐蕃境内“诸山诸水”的“首尾源流”①，10卷，今不传。

唐朝人对海洋潮汐的认识水平比前代有了提高。宝应、大历年间（762—779），出现了一部研究海洋潮汐的专著——窦叔蒙的《海涛志》，又叫《海峤志》。窦叔蒙，浙东人②，是一位民间科学家，其生平事迹不详。《海涛志》是我国现存的比较系统的第一部潮汐学专著，全书分六章，讨论了海洋潮汐的成因，海洋潮汐运动的规律，计算了相当长时期内的潮汐循环次数，对高低潮时的推算创立了一种科学的独步一时的图表方法，对一个朔望月里潮汐与月亮的对应变化作了生动的描述，指出了潮汐周月不等现象等等。

与窦叔蒙几乎同时代的封演，在《闻见记》中准确地记载了潮水涨落的逐日推迟③。封演和窦叔蒙在不同的正规半日潮地区进行着同样的观测项目，所得结果完全一样。

卢肇在《海潮赋》中提出了潮汐与太阳有关的论点，也是一个进步。但他过分夸大太阳在潮汐形成中的作用又是不可取的。

①《旧唐书》卷一三八《贾耽传》。

②③《全唐文》卷四四〇。

第五节 地质矿物著作

隋唐两代的矿物及矿产地，在《新唐书·地理志》及其他志书中有一部分记载，共有矿物约三十七种。《道藏》中记载炼丹原料的有梅彪的《石药尔雅》和佚名的《金石簿五九数诀》。在本草著作中有矿物药，这些都是隋唐主要矿物文献。

《石药尔雅》大约是元和元年（806）的著作①，约五千字，讲炼丹原料并解释许多炼丹药物的隐名，如水银（澒）的隐名就有姹女、青龙、流珠、元水、铅精等二十多个。全书记载矿物五十多种，隐名却达三百三十五个以上。

《金石簿五九数诀》，约在麟德元年（664）成书②，记炼丹用矿物四十五种，每种矿物下面又记产地及辨认方法，全书约二千五百余字。

苏敬等人纂修的《新修本草》54卷，唐显庆四年（659）由政府颁行，收矿物药一百零九种。原书宋以后散佚，现残存12卷半。

地质现象的观察与分析，以颜真卿的《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最有名。他在今江西省南城县麻姑山发现螺蚌壳化石，认为这是沧海变桑田的遗迹。

①袁翰青：《化学通报》1954年7月号。

②李仲均：《地球科学主要著作系年》，1984年油印稿。

第六节 沿革地理著作

杜佑《通典》的《州郡典》和《边防典》是我国最古老的沿革地理专篇①。它打破历代正史地理志只记本朝的局限性，将一个行政单位的历史沿革由近及远地向上追溯，一般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这种体裁是杜佑的创造，继起者不少，以至形成了“十通”著作系列。

在《州郡典》的末尾，杜佑首次力辨黄河伏流重源说的错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边防典》卷，把历史上中国四邻的部落和国家进行综合叙述，突出边防上的作用，显示出地理形势，给后来研究国防史的人提供了方便。

①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3页。

第七节 堪舆著作

隋唐时期，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一个迷信派别——堪舆学开始盛行。隋代有僧令仙之术，唐初已有“五音姓利”说。唐太宗时，地理学家吕才按照太宗旨意，主持刊定阴阳书。在序言中，他批判了堪舆学中的迷信思想，指出禄命不可靠，丧葬和子孙的贫富、贵贱、寿数无关。吕才虽然对堪舆学作了批判，但社会上并不因为有人批判而减少信徒，新的堪舆著作不断问世。李淳风有《九星龙穴图》，丘延翰有《天机素书》4卷。广明元年（880），黄巢起义军破长安，国师杨益，号筠松，仕至金紫光禄大夫，职掌灵台地理，乘世乱之机，窃取内府堪舆书籍逃奔江西，授弟子三人。其一曰曾智，智授廖禹及其甥赖文进（一作俊）①。杨益一面授徒，一面著书。主要著作有《撼龙经》2卷，《疑龙经》、《葬法倒杖》、《青囊奥语》、《青囊序》各1卷，《天玉经》4卷，《都天宝照经》2卷，《地理枢要》4卷，《记师口诀节文》1卷。

①宋濂：《葬书释注叙》，载《琳瑯秘室丛书》一函。

（谢选骏指出：唐朝与阿拉伯交兵失败，导致伊斯兰教入侵中国。如其不然，世界历史可能反转。不过中国人无须气馁，因为唐朝的失败不是偶然的错误，而是证明了“佛教不如伊斯兰教”的普遍现象。一旦中国接受了基督教，将会实现“十字军西征”，从东亚出发去中亚西亚、收复耶路撒冷。）

【第五十章 生物学】

中国古代生物学基本上处于生物学知识的收集和积累阶段。某主要成就大多体现在对于动植物形态、生态和生命活动规律的实际观察与直观描述的范围之内，而较为缺乏理论上的总结和提炼。虽然如此，这种观察与描述的深度和广度仍在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使中国生物学呈现出令人叹服的多彩面貌。隋唐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复兴和医药学及农学的进步，人们对生物世界的认识更加扩大和深入，生物学知识日益丰富，对生物资源的考察和开发利用也有显著进展，从而为宋元时期传统生物学的空前繁荣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本草学与生物学

中国历代本草学著作大多包含有关于药用动植物的翔实记载，具有很高的生物学价值。隋唐以前，南朝梁陶弘景所撰《本草经集注》，共收录药物七百三十种，是当时流传最广和影响最大的药物学专著，但由于陶弘景生活在南北对峙的时代，局处江南，“闻见阙于殊方”，再加上个人著述，“铨释拘于独学”，其见闻与看法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谬误之处也为数不少。隋唐两代，国家统一，中外、南北、内地和边远地区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非常活跃，新发现的和海外传入的药物大为增加，用药经验也有了更多的积累，从而为编修一部较完善的本草著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右监门府长史苏恭（原名苏敬）上表建议修订本草，唐政府随即指派英国公李勣、太尉长孙无忌以及许敬宗、孔志约、许孝崇、李淳风等二十二人与苏恭一起进行编修新本草的工作。同时，唐政府还明令征集全国各地所产药物，要求绘出实物图谱，以供编书之用。显庆四年（659），苏恭等人将《新修本草》编撰完成，并由政府颁行全国。这部书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制定的药典。

《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共54卷，分为本草、药图和图经三部分，收录药物八百四十四种，其中比《本草经集注》新增药物一百十四种，考辨和订正载录有误的药物四百多种。在这八百多种药物中，“羽毛鳞介，无远不臻；根茎花实，有名咸萃”①，包含有草、木、兽禽、虫鱼、果、菜等生物药近六百种。在新增补的一百多种药物中，则有生物药九十多种，如薄荷、蒲公英、独行根（马兜铃根）、蓖麻子，外来药安息香、阿魏、龙脑香、胡椒、底野迦（鸦片制品）等。由此可见，《新修本草》中生物药所占比重是相当大的。书中详细记述了这些药物的性味、产地、形态、采集时间、炮制方法、功效和主治等，有丰富的生物学内容。《新修本草》如同后人所说“图以载其形色，经以释其同异”②，编有药图25卷，图经7卷，其中绘有相当精确的各地动植物标本图样，以之作为按形态特征鉴别药物的依据。这实际上就是现代所说的动植物园谱，在生物学上具有重要价值。动植物形态图的出现，可说是中国古代生物形态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新修本草》约在北宋末年佚失，敦煌曾出土残卷二片，现藏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另外日本仁和寺藏有日本天平年间的抄本。光绪十五年（1889），傅云龙在日本将当时仅存的十多卷书抄录下来，后刻入《纂喜庐丛书》，此即现今可见的《唐本草》，遗憾的是图录已无存。

①孔志约：《唐本序》，见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②苏颂：《本草图经序》，见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

《新修本草》问世后，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本草著作，如孟诜《食疗本草》，王方庆《新本草》，陈藏器《本草拾遗》、《海药本草》等。其中唐玄宗时（八世纪）陈藏器所著《本草拾遗》，对《新修本草》遗漏的药物进行增补，补录药物达数百种，有许多是南方民众习用的草药，为中国古代药用植物学知识作出了新的重要贡献。孟诜是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的弟子，所著《食疗本草》，据今人辑本，其中已有一百六十多种关于植物类食物的记述，基本上包括了当时人们日常食用的粮油果蔬等栽培植物。例如当时刚刚作为普通蔬菜的牛蒡子、苋菜等，新引进的蔬菜白苣、菠菜、小茴香等，这些蔬菜新品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在培育和引种驯化栽培植物方面的进展①。《海药本草》是一部记述国外引进药物的著作，其中如瓶香、宜男草、藤黄、师子草、海蚕、郎君子等药物，均为以前典籍所未载，使人们增长了许多新的药用动植物知识。该书记述的青木香、阿魏、肉豆蔻、瓶香、龙脑、安息香、诃梨勒、胡椒等，都含有挥发油，显示了唐代在认识与开发芳香植物方面所取得的新成就①。

①汪子春、罗桂环、程宝绰：《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①汪子春、罗桂环、程宝绰：《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

第二节 地区性和园林动植物著作

隋唐时期，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以及对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开发，出现了对某一地区动植物的专门记述，这对于了解该地区动植物资源是很有帮助的。其中较著名的有房千里《南方异物志》、《投荒杂录》，段公路《北户录》和刘恂《岭表录异》。房千里的著作已失传，仅在《太平广记》、《说郛》等书中存有片段，可略知其含有很多关于南方动植物的内容。后两部书则主要是记载岭南地区的动植物。段公路为著名学者段成式之子或侄，所著《北户录》3卷，书中记载的动植物近五十种，如动物有犀、鹧鸪、蚊母、孔雀、绯猨、红蛇、红蝙蝠、蛤蚧、水母、红虾等，植物有桄榔、芜菁、甘蕉、枸橼、都念子、睡莲、水韭、无核荔枝、偏核桃、鹤子草、越王竹、指甲花等。刘恂在唐昭宗时曾任广州司马，后留居该地，所著《岭表录异》3卷，内容涉及今两广及越南北部地区的风俗物产，书中记载的动植物有八十多种，如动物有蚊母鸟、鸺鹠、韩朋鸟、鹧鸪、黄蜡鱼、竹鱼、鹿子鱼、魵鱼、石首鱼、比目鱼、石矩、蛤蚧、水母、两头蛇等，植物有鹤子草、野葛、山姜、竹、沙摩竹、倒捻子、榕树、桄榔、波斯枣、偏核桃、橄榄、枸橼子、龙眼子、椰子树等。这两部书重点描述了这些动植物的形态、生活习性、产地及用途，都是重要的地区性动植物著作。

隋唐时期，园林建造非常兴旺，许多皇家和私家园林都很有名，其中搜集了大量观赏植物和珍稀动物，并且出现了王方庆《庭园草木疏》、李德裕《平泉山居草木记》等专记园林植物的著作。如据《平泉山居草木记》记载，在李德裕平泉庄中有金松琪树、海棠、榧、桧、红桔、厚朴、香柽木、青神凤集、月桂、青飕、杨梅、山桔、温树、珠柏、栾荆、杜鹃、山桃、侧柏、南烛、椰柏、红豆、山樱、栗、梨、龙柏、重台莲、白莲、芳荪、罗浮桂、山茶、紫丁香、百叶木芙蓉、真红桔、四时杜鹃、相思、紫苑、贞桐、山茗、重台、蔷薇、黄槿、牡桂、杜石、山楠、药树、天蓼、青柏、黄心栳子、朱杉、龙骨、笔树、楠木、椎子、金荆、红笔、密蒙、勾栗、木堆、山姜、碧百合等①。这些植物大多是采自江浙和湖广一带的园林珍品，“天下奇花异草，珍松怪石，靡不毕致其间”②。园林事业的发展有助于人们深入观察和认识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在积累动植物引种驯化经验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唐代著名学者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也是一部涉及大量生物学内容的重要著作。其中“广动植”、“支动”、“支植”等篇记载了许多动植物的异名、产地、源流，并对其形态特征等，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该书所记植物近二百种，特别是还记有唐代传入我国的龙胆香、安息香、波斯枣、巴旦杏、无花果、齐墩树（油橄榄）、波斯皂荚、■祗（水仙）、婆郍娑树、毗尸沙花、金钱花等原产外国的植物，并明确说明毗尸沙花和金钱花分别是在梁大同一年（535）和大同二年（536）传入我国的。《酉阳杂俎》中关于园林植物源流的考证，关于古代植物学术语的解释等，对研究古代生物学也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①汪子春、罗桂环、程宝绰：《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②张柏：《贾氏谈录》。

第三节 植物形态和生态知识

隋唐时期在植物形态和生态方面的知识积累是相当丰富的。如刘恂《岭表录异》载：“山橘子，大者冬熟如土瓜，次者如弹丸。其实金色而叶绿”；“龙眼子，树如荔枝，叶小，壳青黄色，形圆如弹丸大，核如木槵子而不坚，肉白带浆，其甘如蜜”；朱槿（即扶桑），“其花深红色，五出，如大蜀葵，有蕊一条，长于花叶，上缀金屑，日光所烁，疑有焰生。一丛之上，日开数百朵。虽繁而有艳，但近而无香。暮落朝开，插枝即活”。作者对这些植物的形态特征进行了细致的观察，才能作出准确和精彩的描述。

植物与其生长环境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陆龟蒙《苔赋》提到：“高有瓦松，卑有泽葵”，明确指出了旱生植物的瓦松和湿生植物的葵，生长环境是不相同的。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写道：“南海有睡莲，夜则花低入水”；“水韭生于水湄”①，说的是睡莲是水生植物，水韭是水边生长的植物。此书还记载“地钱，叶圆茎细，有蔓，生溪涧边”②，地钱多生长在阴湿而富含有机质的地方。苏敬在《唐本草》中也指出了许多药用植物的生长环境，如杜蘅“生山之阴，水泽下湿地”等③。上面提到的植物有水生的、低湿生的及旱生的，说明不同的植物对水有不同的要求。

刘恂《岭表录异》记载：“广州地热，种麦则苗而不实。”现代植物学证实，小麦发育要经过一个低温阶段后才能达到生育期。如果不经过低温阶段，小麦将停留在生长阶段而不能开花结实。这里说的地热，指的是广州气温高，冬天也很温暖，因而缺少小麦生长所需的低温。刘恂所述说明当时已观察到小麦在广州不能抽穗结实是由于地热的缘故，这是关于小麦生长规律的一个很有实际意义的结果。著名诗人白居易提到：“忠州（今四川忠县）有荔（枝）一株、槐一株。自忠之南无槐，自忠之北更无荔。”①白居易还在《大林寺桃花》一诗中写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他在《浔阳三题·湓浦竹》一诗中说：“浔阳（南方）十月天，天气仍温燠，有霜不杀草，有风不落木”，“吾闻汾晋（北方）间，竹少重如玉”。由于海拔高度和地区南北的差异，气温有较大变化，因而植物的开花也有迟早，上面的记述表明，人们对这一现象已有清楚的认识。

对植物生态有影响的生物因子，主要是杂草、病、虫等。这一时期在这方面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将这些知识应用于生产实践中。如晚唐时的农书《四时纂要·二月》记载：“种谷，是月上旬为上时。凡春种欲深，遇小雨，接湿种；遇大雨，待草生，先除草而后下子。”②这里强调了种谷，二月上旬为“上时”，遇大雨后要等杂草萌生时，先将杂草锄去再播种。这样做，一方面除去了田间杂草，另一方面这时播种的种子极易萌发，并且生长迅速，等杂草经过一些时间又滋生出来的时候，谷苗已经长得相当高了，在田间占有优势，从而使作物长势良好。嫩芽期的杂草竞争不过谷苗，生长受到抑制。这种做法是很有道理的，说明人们对杂草的生活习性已有一定的了解，并将其用于农业实践。对于农业害虫及其天敌，这一时期也有不少记载。例如《酉阳杂俎》记有“开元二十三年（735），榆关有虸蚄虫延入平州界，亦有群雀食之。又开元中，贝州蝗虫食禾，有大白鸟数千，小白鸟数万，尽食其虫”①，指出了害虫为害及其天敌除害的良好作用。《岭南录异》所载饲养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则是古代生物防治方面最著名的事例之一。此书所载广南人养枭捕鼠，稻田里放养草鱼以除草肥田等，也都是基于对生物习性的认识而采取的防害增产的有效措施。

①②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九。

③引自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第213页。①《大唐传载》，见《守山阁丛书》。

②韩鄂：《四时纂要》，见缪启愉《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49—50页。

①②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六。

第四节 动物形态和生态知识

隋唐时期关于动物形态和生态知识也有丰富多采的记载。在动物形态方面，如《酉阳杂俎》提到：牛“三岁二齿、四岁四齿、五岁六齿，六齿以后，每一年接脊骨一节”②。指明了牛齿的生长情况。由于牛龄与牛的经济价值有关，而查看牛齿可简便地了解牛龄，所以至今仍以牛齿的生长情况和形态变化作为鉴定牛的年龄的主要依据。唐代兽医学著作《司牧安骥集》载，“大抵相马之法，当以形骨为先，旋毛排其一端耳”。书中将毛色分为十四类六十一种，并按旋毛的部位各定其专名，至今解剖学上也是以部位定名的。唐代《相牛心镜要览》列举了十多种不同的水牛角名称，如“龙门角”、“顺风角”等，并认为长有这类角的水牛均属良种水牛。《酉阳杂俎》记载：“鲤脊中鳞一道，每鳞有小黑点，大小皆三十六鳞。”①陈藏器《本草拾遗》亦载：“鲤鱼从脊当中数至尾，无（论）大小，皆有三十六鳞”②，已细致地观察到鲤鱼的侧线鳞，并指出有三十六片，这是正确的，也是很不简单的。此书又指出：“海獭生海中，似獭大如犬。脚下有皮如人胼拇，毛著水不濡。”③《本草拾遗》还较早记载“鲳鱼生南海，状如鲫，身正圆，无硬骨，作炙食至美”；“海马出南海，形如马，长五六寸”④等，指明鲳鱼和海马的形态和产地。鲸类属于胎生哺乳类动物，唐代已有认识。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写道：鲸，“非鱼非蛟，大如船，长二三丈，色如鲇，有两乳在腹下，雌雄阴阳类人”。刘恂在《岭表录异》中说，“红蟹，壳殷红色，巨者可以装为酒杯也。虎蟹，壳上有虎斑，可装为酒器，与红蟹皆产琼崖海边”⑤。“广之属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红，最堪作笏”⑥，关于某些地区特产动物的这些记述，也很易于引起人们的兴趣。

动物有着多种多样的生态习性。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已观察到潮区动物与潮汐运动的关系。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数丸（一种小蟹），形如蟛蜞，竞取土各作丸，丸数满三百而潮至”⑦，这种现象是很有趣的。牡蛎固着生活，对于它利用潮水摄食的习性，古代学者早有观察和描述。如《岭表录异》记载：“蚝，即牡蛎也。其初生海岛边如拳石，四面渐长，有高一二丈者，巉岩如山。每一房内，蚝肉一片，随其所生，前后大小不等。每潮来，诸蚝皆开房，伺虫蚁入即合之”①，将牡蛎摄食方式与潮水的关系作了非常明确的描述。

关于动物的共栖现象，如“鸟鼠同穴”等，在《尚书》、《尔雅》等古代典籍中，早已有所记载。在唐代则对海洋动物共栖现象有较详细的描述。如《岭表录异》载，水母与虾共栖现象，水母“常有数十虾寄腹下，咂食其涎，浮泛水上。捕者或遇之，即歘然而没，乃是虾有所见耳’②。对这种现象在段公路《北户录》及陈藏器《本草拾遗》等著作中都有类似的记载。此外，唐代一些著作还提到窗贝与蟹的共生和蟹与螺类动物的共生。螺与蟹的共生体至今还可以从沿海地区采集到③。

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适应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乌贼遇到危险释放黑墨是为了防卫的需要，《酉阳杂俎》写道，乌贼“遇大鱼，辄放墨，方数尺，以混其身”④。该书又论述动物保护色说，“凡禽兽必藏若形影，同于物类也。是以蛇色逐地，茅兔必赤，鹰色随树”。这里指出动物界普遍存在着保护色，使动物便于进攻捕食或避免天敌，以求得生存和发展。段成式的这一论述是相当精辟的。

在某种特殊情形下，有些动物会表现出令人难解的反常行为，其奥秘也许还有待于人们长期的探索。例如鲸鱼“自杀”就是这种至今仍使科学家们感到困惑的动物异常现象。中国古代很早就发现了鲸鱼“自杀”现象。从《汉书》、《南齐书》到《新唐书》的五行志以及其他一些著作，都有关于长数丈乃至数十丈的“大鱼”在海滩上搁浅死亡的明确记载。至于鲸鱼为什么会“自杀”，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给出了一个很朴实的解释。他在《设渔者对智伯》一文中提到：“大鲸驱群鲛、逐肥鱼于渤澥之尾，震动大海，簸掉巨岛，一啜而食若舟者数十，勇而未已，贪而不能止，北蹙于碣石，槁焉。”①这段话把鲸鱼“自杀”现象说成是由于追捕食物，“贪而不能止”所造成的结果，这虽然不无可能，但也有些过于简单。然而在今天的科学家也还难以作出确切解释的情况下，柳宗元在一千多年前就有此一说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隋唐时期的古生物知识也有所进展。这一时期关于古生物化石有不少记载，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颜真卿所说，南城县麻姑山石崇观，“高石中犹有螺蚌壳，或以为桑田所变”②。这里已含有这些化石是由于海陆变迁的作用而形成的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有这种认识，确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这种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①⑦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七。

②转引自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第419页。③引自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第374页。④引自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四四。

⑤刘恂：《岭表录异》卷下。

⑥刘恂：《岭表录异》卷上。

①②刘恂：《岭表录异》卷下。

③苟萃华等著：《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页。④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七。

①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十四。参见汪子春《动物生态知识的发展》，载苟萃华等著《中国古代生物学史》。

②颜真卿：《抚州南城县麻姑仙坛记》，《颜鲁公文集》卷五。

第五节 生物学的其他成就

隋唐时期的生物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如作为植物无性繁殖的一种重要方法，这一时期对嫁接技术的认识和应用也有新的发展。这在韩鄂《四时纂要》一书中有所反映。该书《正月·接树》记载：“接树，有取树本如斧柯大及臂大者，皆可接，谓之树砧。砧若稍大，即去地一尺截之；若去地近截之，则地力大壮矣，夹杀所接之木。稍小，即去地七八寸截之；若砧小而高截，则地气难应”，“插了，令与砧皮齐切，令宽急得所。宽即阳气不应，急即力大夹杀，全在细意酌度”，插枝后，“别取本色树皮一片，阔半寸，缠所接树砧缘疮口，恐雨入”，“其实内子相类者，林檎、梨向木瓜砧上，栗向栎砧上，皆活，盖是类也”①。在上述引文中提出了接树和树砧的名称，并指出砧木大小与嫁接部位的关系，即稍大的树留砧可以稍高，如离地近则地方太盛，会夹杀所接的树枝，树小要截得矮些，否则地气供应不上。这里已注意到砧木的生长发育与从土壤中吸收养分及水分（即地力、地气和阳光）的情况，以及嫁接方式对其成活的影响。此外还特别提出要用本色树皮扎伤口，以减少外界不良环境的影响。所谓“其实内子相类者”，实际上是指明了嫁接时要以树木的“类”为标准，这不仅在嫁接技术方面有了提高，而且从理论上总结出接树的原理，即亲缘关系相近的树都可以嫁接。这个结论为种间嫁接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原则。《四时纂要》关于同类的树都可以嫁接的记载，发展了《齐民要术·插梨》所载梨及柿的两种嫁接法，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的一些重要农书如《种艺必用》、《农桑辑要》等都曾引用过《四时纂要》中有关嫁接的论述。

隋唐时期在大型真菌人工栽培方面也取得了新的成就。《隋书》记有《种神芝书》1卷，显然是有关真菌人工栽培的著作，但可惜早已失传。韩鄂《四时纂要》详细记载了两种栽培构树菌的方法，一种是“取烂构木及叶，于地埋之，常以泔浇令湿，两三日即生”①，另一种是“畦中下烂粪，取构木可长六七尺，截断磓碎，如种菜法，于畦中匀布，土盖。水浇长令润。如初有小菌子，仰杷推之。明旦又出，亦推之，三度后出者甚大，即收食之”②。这两种方法是真菌段木栽培法的雏形，是在充分了解真菌生长条件等生物学知识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这也是我国现存最早关于人工栽培食用菌方法的记载。唐代以后，食用菌的人工栽培更为发展，至元代王祯《农书》又提出了我国首创的香蕈断木栽培法。

生物防治是一种成本低、效益高，并且无污染，有利于环境保护的防治农林植物病虫害的极好方法。晋代嵇含《南方草木状》、唐代段公路《酉阳杂俎》都记载我国南方有一种蚁，比普通蚂蚁大，在柑桔上结窠，可防止柑桔为群蠹所伤。刘恂《岭表录异》明确记载：“岭南蚁类极多，有席袋贮蚁子窠鬻于都市者，蚁窠如薄絮囊，皆连带枝叶，蚁在其中，和窠而卖。有黄色大于常蚁而脚长者。云，南中柑子树，无蚁者，实都蛀，故人竞买之，以养柑子也。”③据有关专家考证，这种蚁应为黄猄蚁。利用黄猄蚁防治柑桔树病虫害确实非常有效，至今仍为广东、福建一些地方的果农所采用。在生物学史和农学史上，黄猄蚁的利用是生物防治害虫的一个最古老和最著名的例子。国内外学者公认我国古代对这一事实的记载最早，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要比西方约早一千年。

①韩鄂：《四时纂要》，见缪启愉《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22—23页。①②引自缪启愉《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③刘恂：《岭表录异》。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从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的文明在生物学方面的体现”这一角度，去总结中国生物学的发展历史。）

【第五十一章 物理学】

第一节 力学知识

关于物体的位置、运动及参照物我国自先秦时代已经有关于物体的位置及运动的讨论。《吕氏春秋》中著名的“刻舟求剑”的故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①这位楚人只考虑剑坠入水时剑与船的相对位置，“从其所契者入水”，当然他不可能找到坠入江中的剑。而《吕氏春秋》的编纂者们则正确地指出，“舟已行矣，而剑不行”。船在运动，因此落入水中的剑相对于船的位置时时在变化。在不考虑河水的冲力作用时，剑相对于河岸是静止的。显然，故事的编纂者是知道如何能找到剑的。从物理学意义上说，这里的问题是，要选择恰当的参照物，才能正确确定物体的位置和描述其运动的状态。

古籍中后来有许多讨论或论述运动的记载。晋人葛洪有“见游云西行，而谓月之东驰”的论述①。束晳又说：“仰游云以观月，月常动而云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矣。”②这就是说，以云作为参照物，月亮是运动的；以船作为参照物，则河水是运动的。《隋书》的这段记载肯定了束晳的看法。隋唐时期，人们对于运动的相对性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重心与平衡我国古籍记载，先秦时期就有了一种叫做“欹器”或“宥坐之器”的器物，当注水于这种器物时，“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③。欹器的制造一直流传到隋唐以后。隋代，耿询就曾制造和进献欹器④。唐代，马待封制造了盛酒的欹器⑤。李皋也制造过，“皋尝自创意为欹器，以髤木上出五觚，下锐圆，为盂形，所容二斗。少则水弱，多则强，中则水器力均，虽动摇，乃不覆云”⑥。这里以盛水多少表现出的水的力量的强弱，来描述其底锐圆的欹器盛水后的状态。“少则水弱”，即水少其重力不足以倾覆器物；“多则强”，即水多其重力强大以致倾覆器物；“中则水器力均”，即欹器年盛水适中时，水的重力与器物本身保持平衡。试图探究欹器盛水之后状态的原因，说明唐代人们对力和力的作用的认识又进了一步。

“被中香炉”是我国古代能工巧匠充分运用重心及平衡等物理学知识创制的。成书于晋代的《西京杂记》记载：西汉时期“长安巧工丁缓者又①《吕氏春秋》卷十五《慎大览·贵因篇》。

①《抱朴子》内篇卷七《塞难》。

②《隋书》卷十九《天文志》。

③《荀子》“宥坐”。

④《隋书》卷十九《天文志》、卷七八《耿询传》。

⑤《太平广记》卷二二六《伎巧二》。

⑥《新唐书》卷八〇《李皋传》。

为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缓始更为之。为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为名”①。它的结构特点是，“为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这实际上是一常平架装置，“机环”由回转轴线相互垂直并交于一点的三个金属环构成，内环轴上悬挂炉体。由于各环转轴彼此制约以及炉体本身重心的影响，任何情况下炉体都不会倾倒。因此若在炉体内点燃薰香，香炉可置于被中，而不必担心香灰倾覆烧毁被褥。根据史籍记载可知，被中香炉至迟在西汉时已经发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陕西西安唐代遗址中曾出土制作精美的被中香炉和银熏球②。除被中香炉外，历代制作的类似装置亦用于取暖、娱乐等用途。而这种常平架装置，对后世航海和航空中不可或缺的仪器陀螺仪的发明，有重要启示。

对空气阻力、升举力和大气压力（压强）的认识唐代王冰在注《黄帝内经·素问》中指出：“以物投井，及叶坠空中，翩翩不疾，皆升气所碍也。”此处所述表明，当时人们已了解，物体在空气中运动时，受到空气阻力及气流的升举力的作用。王冰的注接着指出：“虚管溉满，捻上悬之，水固不泄，为无升气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顿溉不入，为气不出而不能入也。由是观之，升无所不降，降无所不升，无出则不入，无入则不出。”①他做了两个实验：一是把水灌进一根管子里，上口封闭并悬挂起，这时水不会从下口流出。二是要想把水很快地注入小口的瓶子里，是不可能的。可见王冰对管子和瓶子中水的出入以及水与气之间的升降关系进行了仔细的实验观察，并作出了合乎科学的解释。这两个实验的结果都说明了大气压力的存在。

唐代杜佑对利用虹吸现象“隔山取水”有详细的叙述：“渴乌隔山取水，以大竹筒雄雌相接，勿令漏泄，以麻漆封裹，推过山外，就水置筒，入水五尺，即于筒尾取松桦干草，当筒放火，火气潜通水所，即应而上。”②大气压强的存在，使得人们能够利用虹吸现象来灌溉农田。尽管当时对虹吸的物理原理并无深刻认识，但是，密封竹筒、在筒尾烧干草、把水从低处引上来并且使水翻越过山，显然是总结了长期的实践经验的结果。

测定液体的浓度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有用水浮法选种的记载。唐代，段成式写到关于莲子在水中的沉浮状态：“莲实，莲入水必沉，唯煎盐咸卤能浮之。”③因莲子的比重比水的比重大，故入水必沉。但盐卤的比重比水的比重大，且盐卤愈浓其比重愈大。虽然当时人们不可能有关于比重与浓度等明确的科学概念，但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懂得，根据莲子在盐卤中的沉浮情况就①《西京杂记》卷一。

②参阅史树青：《古代科技事物四考》，载《文物》1962年第3期，第47—52页；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市东南郊沙坡村出土一批唐代银器》，载《文物》1964年第6期，第30—32页。①《黄帝内经·素问》卷十九《六微旨大论篇》第六十八。

②《通典》卷一五七《兵十·隔山取水》。

③《酉阳杂俎》卷十九。

可以知道盐卤的浓度。由于盐业生产在我国历来备受重视，所以检测盐卤的浓度是很重要的事情，因此后世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力学知识在工程技术中的应用隋唐时期，工程技术中常常要应用力学知识。在许多大型的木构建筑如宫殿、佛塔的建造中，在大型铸件的吊装及天文仪器的制造安装中，在桥梁（如隋代建造的著名的安济桥）和舟船的建造中，无一不应用力学知识。可惜当时没有系统叙述或总结这方面知识的著作。

第二节 热学知识

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述及秦汉时期宫中曾有宝物“青玉灯”①。唐代有一种很可能与“青玉灯”类似的，叫做“仙音烛”的器物。宋代陶穀在《清异录》中说到：“（唐朝）同昌公主薨，帝伤悼不已，以仙音烛赐安国寺，冀追冥福。其状如高层露台，杂宝为之，花鸟皆玲珑。台上安烛，既燃点，则玲珑皆动，丁当清妙。烛尽绝响，莫测其理。”②此处所述，显然是因为蜡烛点燃后产生热气流，推动玲珑的花鸟模型转动，并发出叮当之声；蜡烛燃尽后，不再有热气流生成，模型停止了转动，声音也没有了。唐代人们还不能完全明白其中的科学道理，故而把这些器物视为至宝。而这些器物之所以奥妙，也正是因为它们符合科学原理，它们能在距今一千多年前设计制造出来，确实令我们赞叹。

①《酉阳杂俎》卷十。

②《清异录》卷下。

第三节 声学

知识振动、传声和共振

人们久已注意到振动和声的各种现象。早在战国时期，墨家就在战争中利用声学效应进行侦察。《墨子》“备穴”篇中记载了通过监听埋在地下的陶瓮中的响声，可以判断敌人挖洞攻城的位置和方向。

这种利用固体传声和气腔共振的方法，在历代一直被用于战争侦探。唐代，人们使用称为“地听”的装置。李筌在兵书《太白阴经》中记载：“地听，于城中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令人头覆戴新瓮于井中坐听，则城外五百步之内有掘城道者，并闻于瓮中，辩方所远近。”①杜佑亦有记载：“地听，于城内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罂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聪耳者于井中托罂而听，则去城五百步内悉知之。”②唐代，人们还懂得消除声共振即共鸣的方法。有一个关于唐开元年间太乐令曹绍夔的故事：“洛阳有僧，房中磬子，日夜辄自鸣。僧以为怪，惧而成疾，求术士百方禁之，终不能已。曹绍夔素与僧善，夔来问疾，僧具以告。俄击斋钟，磬复作声。绍夔笑曰：‘明日设盛馔，余当为除之。’僧虽不信绍夔言，冀或有效。乃力置馔以待。绍夔食讫，出怀中错，鑢磬数处而去，其声遂绝。僧问其所以，绍夔曰：‘此磬与钟律合，故击彼应此。’僧大喜，其疾便愈。”①我们知道，当振动体的固有频率与周期性变化的外力的频率很接近或相等时，振动体的振幅会急剧增大，这就产生共振或共鸣现象。僧房中磬的固有频率与斋钟的振动频率很相近，因此当敲击斋钟时，磬便发生共鸣。在磬被锉过之后，质量发生了改变，因而固有频率也发生了改变，磬就不再与钟发生共鸣了。

音律学由于文化的繁荣和中外交流的密切，乐器的制作和使用方面亦愈加精良和广泛。因此，隋唐五代时期，人们继续从理论上和实践中探讨音律学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旋宫转调的问题。隋代刘焯、五代王朴等都作出过努力。王朴的新律是在三分损益法的基础上，适当调整一个音阶内其他各律的数值，使得清黄钟和黄钟的音高比值为二。这个方法实际上并未脱出三分损益法的框架，只是其结果在数值上与明代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很接近。

①《太白阴经》卷四《战具类·守城具篇》第三十六。

②《通典》卷一五二《兵五·守拒法附》。

①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又见于王说：《唐语林》卷五补遗。

第四节 光学知识反射和折射

隋唐时期，对于利用多枚平面镜多次反射成像的现象进行了许多讨论。

唐初，陆德明在《经典释文》里，注解《庄子》“天下”篇时指出：“鉴以鉴影，而鉴亦有影，两鉴相鉴，则重影无穷。”可以看出，当时对两枚平面镜之间的反复成像已有充分认识。至五代南唐时，谭峭的认识更进了一步：“以一镜照形，以余镜照影。镜镜相照，影影相传。不变冠剑之状，不夺黼黻之色。是形也，与影无殊；是影也，与形无异。乃知形以非实，影以非虚，无实无虚，可与道俱。”①这里谭峭不仅指出了“影”（即像）可在镜中再次成像，因而“影影相传”，会有无穷多的像生成；而且进一步指出了平面镜所成之像与物完全相同，“形”“与影无殊”、“影”“与形无异”，因而无穷多个像也是完全相同的。

谭峭所撰《化书》中还有一段话：“小人常有四镜：一名圭，一名珠，一名砥，一名盂。圭，视者大；珠，视者小；砥，视者正；盂，视者倒。观彼之器，察我之形，由是无大小，无短长，无妍丑，无美恶。”②这段话无疑也与光学成像有关。目前对它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这里所说的“四镜”是四种面镜，叙述的是人或物经这四种面镜反射后所生成像的情况。圭为凹面柱状镜，得到放大的虚像；珠为凸球面镜，得到缩小的虚像；砥为平面镜，生成正立的像；盂为凹球面镜，生成倒立的像。①另一种观点认为“四镜”是四种透镜，圭、珠、砥、盂分别为双凹、双凸、平凹、平凸透镜，叙述的是人或物经这四种透镜折射后所生成像的情况。②色散与虹从古代起人们就注意到自然界的色散现象，如虹，并试图解释其成因。

到了隋唐时期，这方面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步。唐初，孔颖达的《〈礼记〉注疏》中写道：“若云薄漏日，日照雨滴则虹生。”可见当时对虹生成的情况已经观察得极为细致，结论十分科学，粗略地揭示出虹的成因。这种认识很可能被人们普遍接受，所以常见诸于唐代的诗赋题咏中，如“日影化为虹”（陈润：《赋得浦外虹》）；“日照虹霓似”（张九龄：《湖口望庐山瀑布》）等。唐代张志和在《玄真子》中，除明确指出“雨色映日而为虹”之外，还写到“背日喷乎水成虹霓之状”③。这是人们有意识地进行的日光色散实验，它直接模拟了虹霓现象，表明了当时人们已了解虹霓现象人为产生的方法。①《化书》卷一《道化·形影》。

②《化书》卷一《道化·四镜》。

①参阅王锦光、洪震寰：《中国光学史》第100—102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版。②参阅JosephNeedham，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Vol.4，PartI，P.117。③《玄真子》涛之灵。

第五节 静电知识

晋代张华曾仔细观察到：“今人梳头、脱著衣时，有随梳，解结有光者，亦有咤声。”①类似的情况也为唐代人们观察到。唐代段成式则记载，人们若在黑暗之中，对黑猫“逆循其毛，即若火星”②。此处所述的黑暗之中及黑色的猫，无非是为了看得更加明显而已。

①《博物志》卷二。

②《酉阳杂俎》续集卷八。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从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的文明在物理学方面的体现”这一角度，去总结中国物理学的发展历史。）

【第五十二章 化学】

第一节 炼丹术的兴盛

隋唐两代以至北宋是中国炼丹术发展的黄金时代。特别是唐代，由于皇室姓李，便附托老子李聃为始祖，尊之为玄元皇帝，并把道教奉为国教。唐代帝王多宠信方士，迷信神仙方术，炼丹术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同时，许多文人学者热衷于问道寻仙，炼丹制药，出现了不少著名的炼丹家和内容丰富的炼丹著作。于是，中国炼丹术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唐代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火法炼丹与水法炼丹都有很多新的成就；用药品种大为增加，所用植物药料开始增多；实验操作更为复杂，炼丹工具和设备从两汉所用比较简陋的土釜竹筒等发展到特制的铁质上下釜、水火鼎、铜桶等；1970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唐邠王府出土了一批炼丹药物和用具，从中可见这些药物和用具是相当精制和考究的；在理论上也趋于系统和完整，但失去了两汉时期那种较朴实的面貌，而更多地染上玄奥隐晦的神秘主义色彩①。据梅彪撰《石药尔雅》记载，当时“有法可营造”的长生丹药就有九十八种，收录论述炼丹服食的书目则有九十七部。又据《铅汞甲庚至宝集成》收录的《神仙养道术》记载，当时流行的药金达十五种。以上这些都反映出当时炼丹术的兴盛情况。

炼丹家炼制的所谓“仙丹”，大多是含汞、铅、硫、砷的剧毒物质，吃了非但不能长生，反而会致人于死地。汉代诗人就有“服药求神仙，多为药所误”①的感叹，以后不断有人对此发出警告，但服食受害者仍屡见不鲜。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九“唐诸帝多饵丹药”条载，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皆服丹药中毒致死。皇帝如此，何况臣民百姓。当时一些大臣如杜伏威、李道古、李抱真等也都是因服食丹药中毒致死。白居易《思归》诗云：“退之（韩愈）服硫黄，一病讫不痊。微之（元稹）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杜牧）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崔玄亮）夸药力，终冬不衣棉。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炼丹术的兴盛带来了不尽的悲哀。但任何事物都有利有弊。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在当时和对后世都有重要影响的炼丹家和炼丹著作。如孙思邈和他的弟子孟诜、陈少微、张果、玄真子、清虚子、楚泽先生、独孤滔等，都是其中的著名人物。他们或亲自进行炼丹实践，或着意收录前人经验汇编成书，从而在探索自然现象、认识自然规律、制备新的物质和保存原始文献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推动了化学和药物学的进展。

孙思邈（581—682），其著述以医学为主，今存《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各三十卷。其炼丹著作多已失散，现仅存《太清丹经要诀》等。此书记有不少化学上的重要成果，如《伏雌雄二黄用锡法》一条，非常明确地介绍了用雄黄、金属锡制作彩色金（SnS2）的方法：雄黄十两，末之，锡三两，“铛中合熔，出之。入皮袋中揉使碎，入坩埚中，火之。其坩埚中安药了，以盖合之。密固，入风炉吹之。令锅同火色，寒之。开，黄色似金”①。①赵匡华：《化学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2—33页。

①《古诗十九首》，见南朝梁萧统《文选》。

①《太清丹经要诀》“伏雄黄用锡法”，见《云笈七签》卷七一。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制得二硫化锡的明确和详实的记载。今人的模拟实验表明，这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方案。用此法制彩色金也较后世阿拉伯和西欧炼金家采用硫磺、硇砂的方法简便。因此它无疑是世界古代化学史中的一项卓越成就。②陈少微，也是著名炼丹家，生平不详，有学者推测是玄宗时人③。他所撰写的《大洞炼真宝经修伏灵砂妙诀》和《大洞炼真宝经九还金砂妙诀》，是两部重要的炼丹著作。《九还金砂妙诀》详细记述了丹砂的产地，第一乃至第七返的各种灵砂的制法。书中所载竹筒式抽砂炼汞（即从丹砂制水银）的方法尤其别致。这种方法是“先取筋竹为筒，节密处全留三节。上节开孔，可弹丸许粗，中节开小孔，如筋头许大，容汞溜下处，先铺厚蜡纸两重，致（置）中节之上。次取丹砂研细，入于筒中，以麻紧缚其筒，蒸之一日。然后以黄泥裹之，可厚三分，埋入土中，令筒与地平。筒四面紧筑，莫令漏泄其气。便积薪烧其上，一复，令火透其筒上节，汞即流出于下节之中。”这段文字清楚地叙述了这种操作简便、效率较高而成本很低的竹筒式炼汞装置和抽汞过程。陈少微在此书中提到的“销汞”法（即用水银和硫磺制取丹砂的方法）及其他一些丹法也相当详细。如在销汞法中，关于汞硫用量、火候掌握、操作程序、出现的现象，以至最后汞“化为紫砂，分毫无欠”的结果等，都有准确、细致的记载。从一定意义上说，把这些内容誉之为很有价值的化学试验记录并不为过。①从中也可看出当时在制取红色硫化汞时所达到的高度工艺水平。

同时代的著名炼丹家还有张果，就是民间所传“八仙”中的张果老，玄宗时人，大约生活在七世纪后期至八世纪中期，生平不详。他著有《神仙得道灵药经》、《丹砂诀》和《玉洞大神丹砂真要诀》等。《玉洞大神丹砂真要诀》记述丹砂的产地、形状、性质都非常详细，其中提到用“汞一斤，硫黄三两”制成紫砂，其内容与陈少微《九还金丹妙诀》相类似。这里汞、硫两物的重量比为100∶19。而根据丹砂（硫化汞，HgS）的组成计算，汞、硫重量比是100∶。②陈张二人把硫磺的量加多，是因为硫磺容易燃烧而遭到损失的缘故，这是很有道理的，说明当时制造丹砂确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太清石壁记》，作者楚泽先生，事迹不详。据《新唐书·艺文志》载，此书为隋开皇时著名炼丹家苏元明撰，唐肃宗乾元年间剑州司马编纂。书中记载的“艮雪丹方”，即为锡汞齐制法。此外还记载有制“水银霜法”，其飞炼要诀中所用药物为水银、盐、朴硝、太阴玄精和敦煌矾石。经模拟实验判明，如此飞炼所得的“水银霜”是升汞（HgCl2）或甘汞（氯化亚汞，Hg2Cl2）与升汞的混合物。③这是我国现存古籍中制得升汞的最早记录。有些学者认为用这一方法制炼出来的水银霜是亚汞而不是高汞，因此应把水银霜改为水银粉（轻粉）才符合事实①。另外，唐代水银霜是常用的内服药，并用作化妆品，②赵匡华、张惠珍：《中国金丹术中的“彩色金”及其实验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年第1期。③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

①曹元宇：《中国化学史话》，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版。

②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

③赵匡华、吴琅宇：《关于中国炼丹木和医药化学中制轻粉、粉霜诸方的实验研究》，见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①②张觉人：《中国炼丹术与丹药》，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所以不可能是有剧毒和腐蚀性的升汞，孙思邈《千金翼方》所载《飞水银霜法》的制品，也只能是氯化亚汞（甘汞）②。王焘《外台秘要》所收西晋《崔氏方》“造水银霜法”时代更早，也确有可能制得氯化高汞，但因制炼条件较为复杂，能否实现，尚有待研究。

《黄帝九鼎神丹诀》是唐代一部重要的炼丹著作，书中含有丰富的化学知识。例如详细记述丹砂、雄黄、空青、矾石、朴硝等药物的产地及鉴别质量好坏的方法；记载了利用物质不同的溶解度来制取药物的方法，如利用朴硝和芒硝溶解度的差别来提取结晶硫酸钾等等，这种方法是前所未见的，是一项新的发明。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收录的“假别药作石胆法”，非常详实地记载了石胆的人工合成法：“青矾石二斤，黄矾一斤，白山脂一斤。大铁器销铄使沸，即下真曾青末二斤，急投搅，泻出做铤，成好石胆。看矾石等刚溶不尽，即投曾青末和苦水使相得，泻著矾石中消溶。泻出作铤亦得也。”这个方法利用了绿矾（黄矾）与曾青之间的复分解反应，其实质与现代无机化学合成方法，几乎完全一致，也是中国古代化学史上的一项很出色的成果。

唐肃宗乾元年间（一说武后至玄宗时），金陵子撰《龙虎还丹诀》上下两卷。金陵子的真实姓名已不可考，从他的道号来看，可能是今江苏人。《龙虎还丹诀》中对用砒霜点化白铜制取砷白铜的技术作了详尽具体的叙述。这是我国古代炼丹家的一项重要贡献。《龙虎还丹诀》还记述了十五种由各种铜化合物中提取“红银”（即红铜）的方法，甚至作了定量的研究。“炼红银法”的操作要领是：将水银及少量水放在磨光的铁锅中，并投入石胆或曾青、白青等矿物原料，然后用文火加热到微沸，这时铁锅的铁将铜盐中的铜置换出来，通过搅动，铜与水银生成铜汞齐逐步固化而结成红银“砂子”，从而使铁锅不断裸露出新的表面。将红银砂子放在炼丹炉中加热，水银蒸发后就得到了红银（红铜）。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水法炼铜的方法。

除上述外，唐代还有不少炼丹著作，大多收入《道藏》洞神部众术类中，如《金石簿五九数诀》、《铅汞甲庚至宝集成》、《真元妙道要略》、《张真人金石灵砂论》、《修炼大丹要旨》、《太虚丹经》、《灵宝众真丹诀》、《涌泉匮法》等。其中也载有不少关于中国古代炼丹化学成就的珍贵资料，有的书如《金石簿五九数诀》还可能是翻译外国的或者由外国人撰写的作品。可惜的是对许多炼丹著作迄今尚缺少甚至无人进行深入的研究。

此外，唐代的医学和本草学著作中也记录了有化学意义的一些重要成就，其中有些与炼丹术是密切相关的。例如孙思邈的“飞水银霜法”，又如《唐本草》记载的“银膏”制法：用白锡、银箔和水银合成之，“凝硬如银”，这是世界上见于记载的最早的补牙合金。此书还叙述了氯化铜的制法：“以光明盐、硇砂、赤铜屑酿之为块，绿色。”其制银粉法，也很神妙，大致过程是用汞把银箔化成银汞齐，再加入硝酸钾、食盐并研成粉末，加热后汞即升华，再用水淘洗便得到了银粉。另一方面，通过炼丹所得到的化学药物，在医学上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如其中有些丹药具有提毒、拔脓、杀菌、消炎等显著功效，有些则是治疗疥癣、湿疹等皮肤病的良药，现在仍然应用于临床，这也是炼丹术的重要贡献。

第二节 火药的发明

火药是中国古代炼丹家最伟大的发明和最杰出的贡献。火药作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对于世界文明的进步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火药的基本成分是硝、硫和炭。而硝石、硫磺和含碳物质则是古代炼丹家所常用的药物。其中硝石是火药的关键原料，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已利用硝石。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的医方里已有硝石，西汉司马迁《史记》亦载名医淳于意曾用消石（即硝石）治病，在《神农本草经》中，硝石被列为上品药。硝石也是一种主要的炼丹药剂。早期丹经《三十六水法》就着重介绍了硝石在水溶液中对丹砂、雄黄、云母、石英等矿物的化学作用。中国使用硫磺大约始于西汉。《神农本草经》将硫磺列为中品药，说它“能化金银铜铁奇物”。早期炼丹术著作《黄帝九鼎神丹经》和《三十六水法》，已用到硫磺，称之为“石亭脂”。三国两晋时期，中原地区开始从焙烧黄铁矿制取绿矾的窑顶上收集冷凝成液的硫磺。①至于炭类，更是古代常常接触的物质。中国炼丹家对于硝、硫、炭类物质性质的认识和应用，为火药发明创造了条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中国古代炼丹家在炼制丹药的过程中，常常使用硝石、硫磺、雄黄、雌黄和含碳物质等药料。而如果将这些药料混在一起加热，就有可能发生猛烈的燃烧甚至爆炸现象。葛洪《抱朴子内篇·仙药》中的“饵雄黄方”就是一个可能引起爆炸的配方。另外，炼丹家们还有一种“伏火法”。在古代炼丹术语中，“伏”的含意和目的还不是很清楚的，但大致上说，“伏”是驯伏，即降低某种物质的毒性或使不稳定的物质变得稳定，便于控制，以及制得相关的产品等。例如对硝石、硫磺、雄黄的伏火法，就可能是试图将它们通过加热或其他手段处理，以改变其易燃易爆的剧烈性质。唐代丹经中有不少这类伏火法。其中《诸家神品丹法》所引《孙真人丹经》内“伏火硫磺法”，一般认为是现存最早的火药配方。孙真人即孙思邈，其法是：“硫磺硝石各二两，令研。右用销银锅或砂罐子入上件药在内。掘一地坑，放锅子在炕内，与地平，四周却以土填实。将皂角子不蛀者三个，烧令存性，以钤逐个入之。候出尽焰，即就口上着生熟炭三斤，簇段之。候炭消三分之一，即去余火不用。冷取之，即伏火矣。”①其中“皂角子烧令存性”，实际上是生成炭。这个配方包含了硝、硫和炭这三种黑色火药的基本成分。也有学者认为这段话并非《孙真人丹经》的内容。②唐元和三年（808）清虚子撰《铅汞甲庚至宝集成》中记载有“伏火矾法”。其内容为：“硫六两，硝二两，马兜铃三钱半。右为末，拌匀。掘坑入药于罐内，与地平。将热火一块，弹子大，下放里面。烟渐起，以湿纸四五重盖，用方砖两片捺，以土冢之，候冷取出。”这是与《诸家神品丹法》所录同类的实验。有人认为这才是有年代可考的最早的火药配方。在中唐时期托名晋郑思远所撰的丹经《真元妙道要略》中提到：“有以硫黄、雄黄合硝石并蜜烧之，焰起烧手面及烬屋舍者”，并告诫说：硝石，“生者不可合三黄等烧，立见祸事”。“蜜”加热易成炭，“三①赵匡华：《化学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2—43页。

①《道藏》洞神部众术类《诸家神品丹法》。

②郭正谊：《火药发明史料的一点探讨》，见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黄”，指硫磺、雄黄和雌黄，在火药发展史上，这两条材料尤为重要。因为前面提到的关于火药配方的两条记载，只是说明该配方中含有硝、硫、炭三种成分，并没有说明会不会引起燃烧或爆炸，而在古代炼丹实践中，丹炉起火或爆炸的事件是时有发生的，只不过未把所含药物记录下来而已。在以上两条记载中，实际上已经把硝石、硫磺和炭混合在一起，这种混合物就是原始的黑色火药。这两条记载也说明，至迟在中唐时期，中国炼丹家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在一定条件下，火药有剧烈燃烧和爆炸的性质，这已是炼丹家实践经验的总结。当然，这一阶段关于火药只停留在对其性质的认识和对其危险性的防避上，至多不过在医药上有所应用。直到晚唐五代时期，火药才被作为自觉的和有意识的研究对象，从炼丹家的丹房里传入军事家手中，成为战争中威力强大的重要工具。从此之后，关于火药乃至火药武器的研制才真正获得了极其迅速的发展。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从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的文明在化学方面的体现”这一角度，去总结中国化学的发展历史。）

【第五十三章 医学】

隋唐时期中医药学的发展，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系统全面整理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出现了若干大型专著；二是与国际之医药交流，促进了中国医药学的突出发展；三是朝廷的关心支持，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第一节 基础医学理论的发展

隋唐时期，无论朝廷或医学家们都对基础医学理论研究给予了较大的关注。例如：隋代统治者组织医药学专家集体编撰大型医方著作《四海类聚方》达一千六百卷之巨，还组织太医博士巢元方等集体编撰专门论述病因、病理、症候的巨著《诸病源候论》。是书列载病症一千七百余条，分述各科各种疾病的病因、病理变化、体征与症候等。由于这部书之宗旨是论述诸病源候的，所以一般均不涉及治疗之原则和方法。但其中也有一小部分病症例外讨论了诊断、预后以及导引和手术治疗问题。这部专著不满足于传统的“千般疾病，不越三条”的病因学说，而是更加重视实际观察经验的理论总结。因此，对传染病共性的认识和不同传染病的特点的描述，对疾病之分类或某些疾病的特点的记载，以及对医疗技术创造发明的重视等，都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和论述。例如：强调疥疮治疗要“虫除病愈”，条虫病因是生吃牛肉所得，漆疮因个体素质关系，外伤肠断必须进行肠吻合术治疗等等，学术水平都明显超过了前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对中国医学乃至日本、朝鲜医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至今仍作为重要的中医典籍而得到广泛的引证和发挥。

关于《黄帝内经·素问》的研究，在隋唐时期也有新的重要进展。如王冰继南朝梁代全元起注释《内经》之后，次注《黄帝内经·素问》，使其难懂的文辞和欠明了的医理，得到注释和阐发，从而扩大了《内经》的影响及其在医学上的推动作用。此后一千多年来的数百家《素问》研究者和注家，都是以王冰次注本为蓝本的。

第二节 我国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

隋唐以来，新药品种不断增加，外来药物使用经验日益丰富，而旧本草“防葵狼毒，妄曰同根；钩吻黄精，引为连类；鈆锡莫辨，橙柚不分”①等，存在的错误相当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用药也十分混乱。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医药学家苏恭（原名苏敬）在个人修订本草的基础上，于高宗显庆二年（657）上书请求朝廷详定本草。苏恭的请求得到唐高宗的赞同，于是征召医药科技等名家二十二人进行本草学的修订。为了编好这部书，朝廷命令天下郡县将所产地道药材按实物绘描成图，与标本一并送上。同时制定了统一收录删节的原则，即：“《内经》虽阙，有验必录；《（名医）别录》虽存，无稽必正。”此外，还要求“下询众议”，“定群言得失”，征询各方面的意见。经过举国上下共同努力，于显庆四年（659）完成了修订任务，定书名为《新修本草》。全书共五十四卷，包括正经二十卷，目录一卷；又别立药图二十五卷，图经七卷，目录一卷。共收药八百五十种，分药物为玉石、草、木、禽兽、虫鱼、果菜、米谷及有名未用等九类。书成后颁布全国。这是我国由政府主持，动员全国力量编撰，并由政府颁行全国的第一部药典。其时代远早于国外的药典颁行年代。

《新修本草》也称《唐本草》，可以说是集唐以前本草之大成，完成后除颁行全国作为医学用药的准绳外，并列为国家太医署的教科书。本书不但在国内有着广泛的影响，而且迅即受到国外重视，日本、朝鲜的医药学教育也都以此为课本。这部著作不仅广征博引，而且吸收了国内外的先进成就，如：记载用白锡、银箔、水银制成齿科汞合金填充剂等，这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医疗技术。

①孔志约：《新修本草·序》，见《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版。

第三节 孙思邈和《千金方》

孙思邈《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是我国早期的医学百科全书。孙思邈幼年多病，为筹汤药之资而家产罄尽，但攻读经史百家著述和研习医药之志不改。自谓“青衿之岁，高尚药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他在医药学的钻研上，更是坚毅刻苦严肃认真，“至于切脉、诊候、采药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志学之岁，驰百金百徇经方”。因此，孙氏终于取得了卓越成就，为发展中国医药学做出了伟大贡献。他博极医原，精勤不倦；广采众方，百年不懈。先后撰成《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各三十卷。孙氏尝谓人曰：“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①故以“千金”命名自己的著作。《千金要方》分二百二十三门，列医方五千三百余首，按妇产、小儿、五官、口腔、传染病、杂病、外科、急救、食治、养生、诊断、方剂、针灸等分科叙述，有理论，有经验，内容十分丰富。《千金翼方》完成在《千金要方》后三十年，是孙氏为补充“要方”之不足而编撰的，是《千金要方》的姐妹篇，所以二者的体例基本相同。后世医家认为孙氏的两部《千金方》是我国早期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这是很有道理的。譬如：重视妇幼保健，以丰富的经验总结和在理论上强调并促进妇产、小儿独立设科，重视按各科每一种疾病逐一叙述对本病的理论认识和各家治疗经验等，在许许多多疾病的认识和治疗上明显超过了前人。如脚气病、地方性甲状腺肿大、夜盲症、糖尿病、急性黄色肝萎缩、营养缺乏症以及免疫技术、咽部异物剔除技术、正骨技术、针灸技术等等，均为现代研究者所称道。《千金方》成书后，不但在国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国外如古今日本、朝鲜和现代的美、德、法等国，也很重视孙思邈学术思想和医疗道德的研究和继承发扬。

①孙思邈：《千金要方·自序》，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版。

第四节 王焘与《外台秘要》

王焘（约670—755），宰相王珪的重孙。王焘青少年时期多病，常与当时名医交往，逐渐对医学产生兴趣。后任职弘文馆，管理国家图书达二十余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努力攻读医药书籍，心得体会也日益增多。尤其是他深刻认识到以前中医学的重要缺点就是理论与实践脱节。此外，他在认真攻读医药书籍的过程中，每每摘录要义却苦于其书不注明出处而很难确知时代与作者。因而，他立志要改变上述缺陷，于是更加勤奋刻苦，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资料。其间，他虽然被迫离开弘文馆，贬守房陵，但其整理医药学文献，促进医学发展的意志坚定不移。他一边处理政务，一边仍编撰医书，终于在天宝十一载（752）实现了心愿，将秘密枢要之方，编撰成书，命名为《外台秘要》。该书共四十卷，分一千一百零四门，每门皆以《诸病源候论》、《内经》或张仲景学说之理论贯其首，并分卷别类收载各种病症治疗医方六千余首，有着明显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其次，凡他所攻读的五、六十家之古方，或数千卷新撰，只要《外台秘要》引用者，皆一一注明出处。这是我国医学文献强调详注引文出处之始。因此，他被誉为我国古代整理医学文献的大师。由于王氏治学严谨，并且《外台秘要》所引用的医学著作多已散佚不存，所以《外台秘要》成为现代医学家研究唐代以前医学和据以辑佚、校勘古医籍的重要参考书。

第五节 蔺道人与正骨医术

蔺道人，已不知其名。九世纪中，唐统治者推行废止寺院以促进僧侣还俗从事耕织的政策，蔺道人也由长安流落江西，隐名埋术，过着半自耕的生活。后来由于帮他耕种的彭姓老人之子，因打柴多处骨折筋断，又求医不愈之际，他用埋没多年的正骨医术为病人治愈了折伤，并由此名闻乡里。此后，他将自己的医术传授给这位彭老人，并以《理伤续断方》相赠，不辞而别。彭老人称蔺道人为仙，故将所得之书名之为《仙授理伤续断秘方》。《理伤续断方》是现存最早的骨伤科专书，内容比较丰富，并有着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反映出我国在九世纪前骨伤科理论和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例如，“总论”中所叙述的诊断治疗方法和步骤，强调运用麻醉、拔伸之牵引，收入骨、捺正之复位，夹缚之小夹板固定，外敷内服药物及早期之全身和局部活动等，已为现代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和实验研究给予了科学的论证。

第六节 太医署和医学教育

我国医学教育历来是以师带徒的传统进行的。六朝创始而隋唐继之兴办了医科学校教育，而且达到了相当完善的地步。唐太医署实际上是一座国家医科大学。其规模之大，学制之健全，课程设置之新，教学目标之高，考核制度之严，在中国医学教育史上都是十分突出的。例如，太医署属太常寺领导，除设太医署令、丞以及府、史、医监、医正等行政、教学管理人员外，下设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以及药园等五个系。在医科之下，又分有体疗（内科）、疮肿（外科）、少小（小儿科）、耳目口齿（五官科）、角法（理疗科）等五个临床治疗学科。教师则根据不同水平分有博士、助教、医师、医工等职务，博士、助教负责授课，医师、医工则多承担临床治疗教学的辅佐工作。当时在校师生员工等达到近四百人之多。在学制以及考核晋升方面，其规定也是很严格的。例如：医科系之体疗是七年制，疮肿、少小是五年制，耳目口齿是三年制；对学生成绩的考核，月考由博士负责，季考由太医署令主持，年终或毕业考试则由太常寺丞主考。品学皆优者可提前分配任职，若不及格者则要降级且不得超过两年，否则则予除名。

在课程设置和分科重点教学方面，其制度也是比较严谨的。例如：各科学生均须学习的医学基础课《明堂》、《素问》、《针经》、《本草》、《脉经》等，要求“皆使精熟”。在共同学完基础课之后，则分专科重点教学，即所谓“诸医生既读诸经，乃分业教习”。在分业教习上，各科均有不同的学习重点和明确的培养方法和目标。如药园在京师有良田三百亩，栽培种植药材以适应联系实际进行各科学生教学和培养药园师之需要。“药园师以时种莳，收采诸药”，“凡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叶花实，草石骨肉之类及有毒无毒、阴乾采造时月皆分别焉”，使学生能“辨药形，识药性”等。唐代除朝廷之国家医科大学外，地方也多办有医学校，其规模当然比朝廷要小，师生最多者二十人，并强调：“各于当界巡疗”，“掌州境巡疗”，“医药博士以百药救民疾病”。从为基层人民群众服务衡量，此等地方医学教育更有进步意义。

第七节 国内外医药学术交流

如上所述，中医学在隋唐时期已居于世界先进之列。但是，在中国的边远地区，医药学仍较落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经济交通的发展，中原与边远地区在医药学方面的交流也进一步繁荣。例如，与西藏地区，随着汉藏关系的改善和文成公主、金成公主之结亲，中医学大量传入西藏，并有多种中医典籍先后被译为藏文。松赞干布等还命令藏医、中医、印度医、阿拉伯医等编撰藏医学著作，其中影响最大者是宇陀·元丹贡布等编撰的《四部医典》，约成书于公元八世纪。是书内容丰富，是藏医、汉医和印度医学等在西藏综合发展的一次总结。是书被全译或节译为蒙汉文外，还有俄、英等文字，影响广泛，为世界藏学家较关注的一部藏医古典著作。在四川、云南、贵州的一些地区，也由于与内地的交流，使原来“只知卜巫，不晓医药”和“杖头挂食，遥以哺之”的落后习俗得到了改变。在北部和西北部，这种医药交流随着丝绸之路也繁盛起来。中医学和中医相继在新疆、内蒙古等地得到发展，这些地区的医疗经验和药物也更多地传到内地，并为内地医家撰著所采用，从而更加丰富了中国医药学的宝库。

隋唐时期国际医药交流更为广泛。隋唐以前，中国与国外的医药交流，特别是中医对国外的影响主要在日本、朝鲜，从隋唐时代起则与印度、阿拉伯等有了更广泛的往来。在繁荣的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医学仍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此期日本大量引进中国医学。他们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医药学，大量输入中国医药书籍，甚至将中国兴办的医学教育体制、课程设置等几乎原样搬到日本，并以《大宝律令》的形式形成制度。在此时期朝鲜医学也经历了与日本大致相似的情况，即朝鲜化的中国医学在朝鲜卫生保健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随着佛教从印度大量传入我国以及广泛传布，印度医学也不断传入，并在隋唐医学的发展中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汉译的印度医学著作，仅《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艺文志》等所收录者就有十余种之多。与此同时，在隋唐医学家的著作中，也有不少引用了印度医学的理论和方药等，可见其影响之广泛。中医学同时也传播到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印度等所谓的“神州上药”即指中药而言。

中国医学与阿拉伯医学在隋唐时期也有着较广泛的交流。一方面是阿拉伯国家所产的许多药物和香料药物大量运进中国，并为中国医药学家所接受和发展运用。另一方面是中国先进的医学理论和丰富的医疗经验被传播到阿拉伯世界，最著名的有脉学、中药学等，也为阿拉伯医学家的著作所引用。据统计，此期与中国有医药交往的国家和地区约有二十多个，这对促进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第八节 隋唐时医学家的批判精神

隋唐时中医学所以取得较大的发展，与医学家们不泥古和讲求实际效果、敢于批评前人的错误是分不开的。例如：服石求仙之风曾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盛极一时，隋唐时期在士大夫和统治者当中仍甚风行。如唐太宗、唐高宗、唐宪宗均迷信盲从、妄求长生之术，但坚决反对者亦复不少，如有人敢于当着唐太宗之面揭穿西域僧“能咒人使立死，复咒即生”的骗局①，有人敢于现身说法，力劝高宗取消“合炼黄白”的念头等②。有的医学家观察到因服石中毒引起大量死亡和“石发”病等，所以更是积极地予以批判。巢元方批判了“寒食”（即服石）的流弊，孙思邈对于服石则坚决否定，指出：“宁食野葛，不服五石”。而且要求“有识者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久留也”③。在学术上，孙思邈虽然十分崇敬张仲景，但他并不因循张仲景“六经辨证”的学说，易之为“方证辨证”；陈藏器虽然尊崇《神农本草经》，但他对“食姜能使人愚”的说法提出了批评。甚至唐廷在官修本草中对《内经》等也公然提出：“无稽必正”的原则。这些，对医学的发展有着解放思想的作用。在古代，统治阶级迫害医学家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如扁鹊为李醯所杀，华佗被曹操所害，虽然这反映了统治者的愚昧和残暴，但并未有公开之反抗。隋唐时期，被无辜杀害的医学家大多仍不敢申诉，但已能引起大臣们的同情和为之舍命反抗。如咸通九年（868），同昌公主因病久治无效而死亡，唐懿宗竟以为医药有问题，而将翰林医官韩宗绍、康仲殷处死，并将韩、康两家宗族枝蔓三百余人下狱。宰相刘瞻令谏官温璋上疏，以为刑法太过，不料竟遭贬斥。刘瞻又亲自上疏指出：“公主久患危疾，医工无不尽其方术”，“自陛下雷霆一怒，朝野震惊囚平人而结冤，此皆安不思危，忿不顾难者也”④。懿宗竟大怒，罢刘瞻相位。“璋叹曰：‘生不逢时’是夜自缢而卒。”①虽然还缺少资料证明因唐顺宗之死迫害过医学家，但从唐顺宗之母病死时遗命“侍医无加罪”，或可证明顺宗死亡时曾迫害过，而社会舆论则在后来为改变这种暴政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①参见《旧唐书》傅奕、叶法善、裴潾等传。

②《旧唐书》卷八四《郝处俊传》。

③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二四，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本。

④《旧唐书》卷十九上《懿宗纪》，并见《旧唐书》卷一七七《刘瞻传》。①《旧唐书》卷一六五《温璋传》。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从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的文明在医学方面的体现”这一角度，去总结中国医学的发展历史。）

【第五十四章 妇女】

第一节 洗夫人

洗夫人是广东南部越族人。梁武帝天监十一年（512）生于高凉郡洗氏家中。相传她本名阿英。隋时封为谯国夫人。《隋书》记载她家“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夫人幼贤慧，多筹略，在父母家，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每劝亲族为善，由是信义结于本乡。越人之俗，好相攻击。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强，侵掠傍郡，岭表①苦之，夫人多所规谏，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②。

梁大同元年（535），洗夫人二十四岁，与高凉（今广东阳江西）太守冯宝结为夫妻。冯氏原为北燕苗裔，不为高凉人所信服。夫人来到后，诫约本族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她与冯宝处理诉讼案时，对本族犯法的人，也是依法办事，不徇私情。这样，冯氏在当地的威信建立起来，“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违”。

梁太清二年（548），投降了梁朝的东魏大将侯景复又背叛梁朝，进攻梁都建康，围困台城。广州都督萧勃征兵援助解围，高州刺史李迁仕称疾不肯前往，却派人召冯宝。冯宝欲往，被夫人阻止。洗夫人说：“刺史无故不召太守，必欲诈君共为反耳。”“刺史被召援台，乃称有疾，铸兵聚众而后唤君，今者若往，必留质，追君兵众，此意可见。”不久，李迁仕果然举兵反梁。洗夫人设计，请冯宝遣使传信李迁仕，说自己“身未敢出，欲遣妇往参”。李迁仕信以为真，便不加防备。洗夫人便亲率千余人“步担杂物，唱言输赕”，前往大皋口。至灨石，突然出击，获大胜。李迁仕败走保于宁都。洗夫人与长城侯陈霸先的部队会合。出征回来后，她对冯宝说；陈霸先是一个大有可为的人，我看他定能平定叛乱，你应该多多帮助他才是！这些见解，显示了洗夫人的善识时务和军事才智。

梁敬帝太平二年（557），陈霸先废梁，自立为帝，建国号陈。这时，岭南地区政局大乱。洗夫人安抚百越各部，并派自己的儿子，年方九岁的冯仆率百越首领去丹阳。陈武帝拜冯仆为阳春郡（今广东阳江一带）太守。

陈宣帝太建元年（569），广州刺史欧阳纥谋反，把冯仆召至高安，企图拉他一同反陈。冯仆派人告知母亲。洗夫人得知后说：“我为忠贞，经今两代，不能惜汝，辄负国家。”遂发兵拒境，率百越诸部与陈朝派来征讨的将领章昭达内外夹击，使欧阳纥军溃被擒。冯仆因洗夫人助平欧阳纥之功，被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将、转石龙（治在今广东化州东北）太守。洗夫人被陈朝册封为中郎将石龙太夫人，“赉绣幰油络驷马安车一乘，给鼓吹一部，并麾幢旌节，其卤簿一如刺史之仪”。后在陈至德年间（583—586），冯仆卒。隋文帝开皇九年（589），隋师攻陷建康，陈朝亡。此时岭南一带未有归属，当地共奉洗夫人为“圣母”，以保境安民。隋文帝派江州总管韦洸安抚岭南，被陈将徐璒阻于南康。在广东，有陈东衡州（州治在今广东始兴县）刺史王勇“征兵据守”①。因此，韦洸兵至岭下，“逡巡不敢进”。

①岭表，即岭南，指大庾、骑田、都庞、萌渚、越城五岭之南。

②《隋书》卷八〇《谯国夫人传》。

①《陈书》卷十四《南康愍王曇朗传》。

统帅隋师的晋王杨广命令被俘的陈后主写信给洗夫人，“谕以国亡”，让洗夫人归顺隋朝。随信还有洗夫人当年所献犀杖及兵符为证。夫人见后，确知陈亡，于是她“集首领数千，尽日恸哭”。由于儿子冯仆已去世，决定派孙冯魂率部迎韦洸入广州。至此，岭南悉定。冯魂因被隋朝封为仪同三司，洗夫人被册为宋康郡夫人，隋文帝后来曾对大臣高颎、杨素说“韦洸将二万兵不能早度岭，朕每患其兵少”②。可见洗夫人的决断对全局影响之大。

隋开皇十一年（591），番禺将领王仲宣举兵反隋，围韦洸于广州，驻军衡岭。洗夫人派另一个孙子冯暄前去救围。冯暄因与王仲宣的部将、泷水（今广东罗定）豪门陈佛智关系亲密，迟迟按兵不动，贻误了军机。夫人发现后，大义凛然地将冯暄问罪下牢，改派另一孙子冯盎出讨叛军，与隋官军鹿愿会师，共败王仲宣。平息后，洗夫人披甲乘马，亲自护卫隋招抚专使裴矩巡抚各州，岭南遂定。这时，她已届八十高龄了。隋文帝为洗夫人的举动赞叹，特降敕书慰劳。独孤皇后也赐她一批贵重服饰。其孙冯盎因协助隋军平叛有功，拜为高州刺史，次孙冯暄也被赦，拜为罗州刺史。冯宝被追赠为广州总管、谯国公，洗夫人则被册封为谯国夫人。同时，“开谯国夫人幕府，置长史以下官属，听发部落六州兵马，若有机急，便宜行事”。

隋文帝仁寿元年（601），番州（即广州）总管赵讷贪虐害民，岭南诸部多有亡叛。洗夫人上书朝廷，予以揭发，使赵讷得到制裁。文帝降勅委托洗夫人招慰亡叛。她以九十高龄亲载诏书历十余州，宣述圣旨，抚慰当地民众。朝廷因洗夫人揭发赵讷及安抚民众有功，赐夫人临振县汤沐邑一千五百户，赠（冯）仆为崖州总管、平原郡公。

洗夫人把梁、陈、隋三朝所赠礼品，分三库保管，每逢过年过节，她总要取出展示在庭中。并对子孙们说：“汝等宜尽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赐物俱存，此忠孝之报也。愿汝皆思念之！”

仁寿二年（602），洗夫人卒，享年九十一岁。谥曰诚敬夫人。

在《隋书》、《北史》中，均有谯国夫人专传。今人王兴瑞有《洗夫人与冯氏家族》一书，对有关事迹多所考订。

②《资治通鉴》卷一七七，文帝开皇十年。

第二节 平阳公主

平阳公主是唐高祖李渊的三女儿，嫁给柴绍为妻。隋大业十三年（617）

李渊起兵反隋，密约柴绍到太原相会。柴绍感到偕妻子同行，有些困难。妻子说，您尽管走路，我自有办法。她送走柴绍后，就奔赴鄠县（在今陕西户县北），把在那里的庄田处理掉，散家财用以招募勇士，得到数百人响应。那时，鄠县一带有几支胡人队伍，各数千人。她派家奴马三宝一一说服，使他们都归顺入伍，后发展至七万人，声势大振，时称娘子军。柴绍与她各率部队，与唐军李世民的队伍在渭北会师。李渊称帝后，平阳公主多次因功受赏。

武德六年（623），平阳公主去世。唐高祖想以鼓吹送葬，主管人不同意，说这有违古俗，从来没有妇女用鼓吹送葬的。唐高祖却认为公主亲身经过多次战事，这难道是以前的妇女所有的吗？鼓吹是军礼，有何不可！平阳公主的葬礼最终还是使用了军礼。《旧唐书·柴绍传》有平阳公主的附传，《新唐书·诸公主传》也有她的传记。

第三节 妇女书和宋氏姊妹

妇女书，是指妇女写的作品和有关论述妇女的著作。隋唐时期，妇女书远较前代为盛，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妇人书仪》8卷，《妇人集》20卷，《妇人集抄》2卷，《杂文》卷为妇人作，《女鉴》1卷，《妇人训诫集》11卷，《贞顺志》1卷，均不著年代。《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有妇女作品及有关妇女的著作多种，主要有：《述圣记》，1卷，大圣天后撰。《高宗实录》，100卷，大圣天后撰。《圣母神皇实录》，18卷，宗秦客撰。《则天皇后实录》，20卷，魏元忠等撰，刘知几、吴兢删正。《列女传》，100卷，大圣天后撰。《保傅乳母传》，1卷，天后撰。《玄览》，100卷，天后撰。《妇人方》，10卷。《女则要录》，10卷，长孙皇后撰。《列女传》，7卷，魏徵撰。《孝女传》，20卷。《古今内范》，100卷。《内范要略》，10卷。《王氏女记》，10卷。《王嫔传》，5卷。《尚宫朱氏女论语》，10篇。《训记杂载》，10卷，武后撰。《维城典训》，20卷。《紫枢要录》，10卷，大圣天后撰。《百寮新诫》，4卷，天后撰。《青宫记要》，30卷，天后撰。《少阳正范》，20卷，天后撰。《臣轨》2卷，天后撰等。

这些书大部分是武则天以“大圣天后”名义编写的书。其修书工作都是武则天个人权力的表现，既不反映当时妇女在文化上的要求，也无助于妇女在文化上的提高，所以尽管撰写数量很大，由于没有社会上需要的基础，几乎无一流传下来。唐代妇女著作传世者，仅有两种：一是女道士鱼玄机的诗集，流传也不广，今有中华书局聚珍版行世。另一是宋若莘著、宋若昭注的《女论语》，这是一部流行较广的书，长期成为女学童的教材，同班昭的《女诫》共为妇女书中的名作。

若莘、若昭是贝州清阳（今河北清河东）人。父亲宋庭芬，世为儒学。

庭芬有才华，生五女，分别取名为若莘、若昭、若伦、若宪、若荀，都很聪明。宋庭芬教授她们学习经史和诗赋。不及成年，五个女儿均能书写文章。若莘、若昭的文章尤其清丽淡雅，不追时尚。她们对父母表示，这辈子不嫁人，愿以学问使父母得以扬名。大姐若莘教导四个妹妹非常严格。她仿效《论语》，著《女论语》十篇，内容皆以妇女所尚。妹妹若昭加以注解，甚有条理。

贞元四年（788），昭义①节度使李抱真表荐宋氏五姐妹。德宗将她们召入宫内，加试诗赋，并考问经史大义，深为赞叹。德宗能诗，每与侍臣作诗唱和，都要宋氏姊妹出席，德宗“高其风操，不以妾侍”，称呼她们为学士、先生。她们的父亲因此而授官，有俸料。

元和末年（约820—821），若莘卒，赠河内郡君。若莘自贞元七年（791）以后，一直掌管着宫中记注、簿籍。她去世后，穆宗又令若昭接管，并拜若昭为尚宫。宋家五姐妹中，若昭最通晓人事，宪宗、穆宗、敬宗三帝都称她为先生，六宫嫔媛和诸王公主驸马也都以礼相待，十分尊重她。后被进封为梁国夫人。宝历初年（825），若昭卒。

若昭故世后，敬宗又令若宪代管宫籍。若宪排行第四，她不但善文章，且有论议奏对之能，因在敬宗后，又深受文宗的重视。太和中（约830），若宪遭诬陷，被赐死。

宋氏姐妹在新、旧《唐书》中皆有传，被列入后妃传中。不同的是，在《旧唐书·后妃传》中，称“女学士尚宫宋氏”，在《新唐书·后妃传》中，则附在《宣懿韦太后》后，称“尚宫宋若昭”。

①唐方镇名，辖境屡有变迁，建中初年（780）辖地相当于今河北内丘、隆尧以南，巨鹿、丘县、肥乡以西，涉县、邯郸市以北，山西浊漳、丹河流域和沁水、阳城两县地。

[谢选骏指出：公共考古“唐代奇女宋若昭墓志揭秘，《女论语》为五姐妹合著”（2014-12-19 华商报）报道——]

唐朝时，传奇女子众多，除了武则天、太平公主、上官婉儿、杨贵妃这些家喻户晓的皇室贵胄，民间奇女子也是层出不穷，比如今天这篇稿件里要说的唐中后期的宋氏五姐妹。

近日，专家通过对近年出土于长安区的宋氏老二宋若昭墓志志文的研究，破解了历史一大疑惑：对中国古代女子教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女论语》，是宋氏五姐妹共同的成果。在此之前，有传言称，这是后人托宋氏姐妹之名所著。

唐德宗与侍臣写诗唱和都要带着宋氏五姐妹

西安碑林博物馆馆长赵力光说，宋若昭的墓志近年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志石拓本长宽均52厘米，26行，满行26字，记载了宋若昭的生平及事迹。

据史书记载，宋若昭姐妹系初唐著名诗人宋之问的后裔，父亲名为宋庭芬，世为儒学，五姐妹从长到幼分别名为若莘、若昭、若伦、若宪、若荀。在父亲的教导下，五姐妹自幼慧美多才，能诗善文。

史料显示，五姐妹中尤以若莘、若昭高洁特出，不屑于修容饰巧、薰泽靓妆，而专心学问。因若莘年长，又博学多识，才华出众，文学造诣深厚，后来就替父亲教诲几个妹妹。

许是从小接受的教育相同，再加上都醉心学问，这五位才女自幼竟然都坚持“不婚主义”，“誓不从人，终身未婚嫁”，同朝诗人王建所作的《宋氏五女》诗也佐证了这一点：“五女誓终养，贞孝内自持”。

坚持终身不嫁已经相当传奇，更传奇的是，具有和男性一样的人生追求，并以才学闻名天下的五姐妹，竟然写出《女论语》一书，站在男人的角度，教导女人该如何立身，如何劳作，如何事夫、事父母、事舅姑，如何营家待客，如何教育孩子，如何守节等，阐述的都是封建社会的妇女行为准则。

五姐妹的名声在唐德宗贞元年间非常响亮，德宗李适听说后，立即召见五姐妹。面对皇帝，五姐妹从容镇定，对答如流，德宗对此大为赞叹，遂将五姐妹全部留在宫中。只是，与其他美女入宫做皇帝的嫔妃不同，五姐妹是入宫当老师的，唐德宗“礼乐闲雅，高其风操”，对宋氏姐妹不以宫妾侍之，而呼以“学士先生”。此后，唐德宗每与侍臣写诗唱和，都带着若莘姐妹。五朵金花，光彩照人，在当时的唐朝宫廷可谓一时盛事。

二姐若昭教过妃嫔、公主 被选入两《唐书》后妃列传

入宫之后，宫中记注簿籍之事由宋若莘执掌，她参掌机密、著述词章，甚至夜半时德宗还向她传授诗经等篇章。

若莘死后，若昭顶替姐姐职务，其成就和才学更胜长姐。她历经唐代六朝皇帝，在宫中生活四十余年（唐中后期，不少皇帝在位时间比较短暂），尤其在代宪、穆宪、敬宪三帝时，“皆呼为先生，六宫嫔媛、诸王、公主、驸马皆师之，为之致敬”。唐穆宗居东宫之时，若昭曾为其讲解经训，因深受皇帝喜爱，后被封为尚宫。

据赵力光介绍，唐代女宫官，有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六尚，尚宫是六尚的总管机构，涉及后宫中的诸多事务管理。

唐太宗、唐高宗时期，尚宫还经常代表皇帝出宫慰问重臣家属；武则天、唐玄宗、唐代宗时，都曾派遣尚宫调解大臣家庭纠纷，足见尚宫的活动并不局限于宫闱，还会在宫外充当皇帝的使者。

此外史料中，草拟诏令、宰臣任命、帝王决策中，也常常可以看到尚宫的影子。若昭任尚宫期间，就是当时权倾内廷的重要人物。

因成就非凡，终身未嫁的宋若昭在两《唐书》（《新唐书》和《旧唐书》的统称）的后妃列传中，都占了一席之地。不过，她是以“学士尚宫”的身份入选的，是两《唐书》后妃列传中唯一的特例。

若昭被封“梁国夫人”品级与杨贵妃的三个姐姐相同

宋若昭到底多受皇帝喜爱，看其封号“梁国夫人”就知道了。

在唐代，有外命妇制度，就是由皇帝或朝廷册封官员的母亲或妻子一定的品级，通俗的叫法为“诰命夫人”。其中，文武一品及国公的母、妻封国夫人，三品以上官员的母、妻封郡夫人，四品官员母、妻封郡君，五品官员母、妻封县君。而终身未嫁的宋若昭却被皇帝封为“梁国夫人”，这是当时外命妇的最高封号。

这个封号有多显赫？举个例子就能说得更明白。唐玄宗时，杨贵妃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她的几个姐妹也因此荣宠一时，其大姐封韩国夫人，三姐封虢国夫人，八姐封秦国夫人。背后靠着皇帝的心头宝贵妃娘娘，三姐妹也不过得封国夫人。这足以说明，当时皇帝对宋若昭的器重，而其姐若莘也只被封为郡君。

除了封号，墓志也能说明宋若昭受皇帝器重的程度。其墓志文记载，大和二年（828年，大和为唐文宗年号），若昭卒于大明宫，后殡（此处指停放灵柩）于永穆观。此观是唐玄宗女儿永穆公主出家后舍宅所建。在此殡了三个多月后，又举行了一系列祭奠活动。而丧葬时，还享受了“卤簿鼓吹”的待遇，在当时的女性中，只有皇太后、皇后等重量级后妃下葬时，才可使用这种待遇。专家认为，若昭葬礼逾制高规格，和她善于为人处世有重要的关系。

若昭在宫中为官期间，三妹宋若伦、小妹宋若荀先后亡故，也因此，这两人目前流传于世的文墨已鲜为人知。所幸，其他三姐妹都有作品流于后世。

虽然宋氏五姐妹风光无限，备受皇帝青睐，然而宋家却未得善终。

据专家介绍，若昭之后，其妹若宪封为尚宫。唐文宗时期，若宪也十分受皇帝器重，但后来因卷入政治漩涡，于835年被赐死，其弟、侄等家属连坐者达十三人，皆被流放岭南。宋氏姐妹宠领宫廷的时代彻底结束，宋氏家族也随之衰败。

合著的《女论语》备受推崇 被明末学者选入“女四书”

在封建社会时期，有不少专门用来“规范”女子言行的著作，较为著名的除《女论语》，还有西汉刘向的《烈女传》、东汉班昭的《女诫》、晋代的《女史箴》等。其中，《女论语》直接承袭《论语》之名，流行更为广泛。

对于《女论语》的作者，学界历来存有争议。大多史书认为，是宋若莘模仿《论语》撰写而成，宋若昭又为之做了注释；也有学者认为是后人托宋氏姐妹之名所作。

而此次对墓志志文的研究，则发现《女论语》为宋氏五姐妹共同撰写，共廿篇，而此前流传的版本都说是十篇。专家推测，可能是“廿”“十”字形近造成的误会。

明末学者编辑女教四书时，就选了《女论语》，世称“女四书”（其他三书为《女诫》、《内训》、《女范捷录》），广为流传。

墓志还破解了宋若昭的生卒之谜，史传载宋若昭卒于唐敬宗宝历初年（825年），享年50岁左右，墓志则清楚记载其春秋67岁，生于761年，卒于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

（谢选骏指出：宋氏五姐妹的不婚主义，说明唐朝文明已经相当成熟，人口大约下降厉害，非常适合蛮族入侵了。）

（另起一页）

【中国通史批判】

【第四卷补遗】

（另起一页）

【第二十四章 天文学】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天文学非常活跃的时期，不仅产生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新发现，而且在恒星观测、历法计算和天文仪器制造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新的成就，从而为中国天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节 星官体系与全天星图

研究日月五星运动规律需要建立参考体系，制作浑象需要将星象缀刻在仪器上，因此天体运动的研究和天文仪器的研制，要求加强恒星观测工作并提供一种含星较多的星官体系。先秦典籍和甲骨卜辞中已记载有不少星官名称。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二十八宿漆箱盖图案，说明在公元前433年以前已经形成了北斗二十八宿这一星官体系。汉武帝时，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综合以前各星占学派使用的星官，建立起一个有五宫二十八宿共计558颗星的星官体系，这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完整的星官体系。这一体系中的星官与西方天文学中的星座大同而小异。星座是指许多恒星组成的视觉图案，星官则有两个以上恒星组成的组合，也有单个的恒星，所以星官一般比星座小。在此以后，史籍中还有一些关于天文图籍和星官的零星记载，但总的说来，汉代以前对全天恒星系统的认识仅限于二十八宿及其外的某些星组。此外，社会上使用星官最多的是天文星占家。但长时间形成的不同星占学派，由于对星空的认识和占卜方法的不同，因而各自有常用的星官体系，其中最著名的是甘德、石申和巫咸三大家，于是也就有甘、石、巫咸三派星官体系。《史记·天官书》不区分三家星，在实用中不完全适合不同流派星占家的需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根据社会需要和在前人成就基础上，对全天星名、星数进行一次总结，建立一种既能区分三家星又是统一体的新星官体系，已是必要的和条件成熟的工作。这项工作由三朝太史令陈卓完成了。陈卓大约生活在3世纪下半叶至4世纪初，年轻时任孙吴太史令，曾作《浑天论》，其观点与王蕃大致相同。晋灭吴后，他由吴都建邺（今南京）到洛阳，任晋太史令，后因年迈离职。3年西晋亡，陈卓重返江东，次年在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复为太史令。据《晋书·天文志》载，“武帝时，太史令陈卓总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图，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为定纪”。陈卓把当时主要的三家星汇集在一起，并同存异，编成283官、1464颗星的星表，并绘制出总括三家星官的全天星图，还写了占赞文字。陈卓的成果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他所总结的全天星官名数一直是后世制作星图、浑象的依据，在我国历史上沿用了一千多年。我们现在见到的星图和星表，如著名的敦煌星图、苏州石刻天文图、常熟石刻天文图等，其所收星官数都未超过陈卓星图，直到明末西方星图和星表知识传入后才有所突破。另据记载，刘宋元嘉年间太史令钱乐之两次铸造浑象，将全天恒星标在浑象上，他所用的就是陈卓所定283官1464星，并用朱、白、黑和黄、白、黑三种不同的颜色来区分三家星。陈卓也是一位大星占家，不仅为星图加注占赞词语，而且撰有《天官星占》10卷、《万氏星经》7卷等星占著作。陈卓的星表、星图和著作均已失传，但仍有不少材料为他人所引用，如《开元占经》中收有许多陈卓占语，在敦煌写本中还发现一首反映他的星官体系的《玄象诗》。写有《玄象诗》的敦煌卷子现存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分别为P2512和P3589号，P2512抄于唐武德四年（621），P3589卷末有“太史令陈卓撰”，可知此诗系陈卓所写。这首诗分别按石氏、甘氏和巫咸氏三段吟诵三家星，最后一段专写紫微垣。《玄象诗》是研究魏晋时期星官体系的重要资料。唐代学者王希明《丹元子步天歌》也介绍了陈卓所总结的星官体系。

第二节 天文仪器的研制和革新

据今所知，三国时期，蜀、魏都没有制作天文仪器的记录，而孙吴则在制作仪象方面很有成就，如王蕃依据张衡旧制制成一台小型浑象，葛衡也制造一台浑象，其特点为“使地居于中，以机动之，天转而地止，以上应晷度”①。天文学家陆绩还制造了一台卵形浑象仪。

西晋末年，中原匈奴族政权前赵制成测量用浑仪。此仪由史官丞南阳孔挺设计制作，成于刘曜光初六年（323）。这台仪器是很重要的，因为对于在此以前使用过的浑仪，仅有片言只语的记载，而孔挺浑仪则是第一台留下详细资料的仪器，通过它可以进一步了解汉代浑仪的基本结构。据《隋书·天文志》所载，孔挺浑仪系铜制、由内外两重组成，外重由三个相交的大圆环构成浑仪的骨架，并由四柱支撑着外重骨架；内重是用轴固定在骨架上的可转动的双环，双环直径八尺，双环之间夹置一具可以俯仰的望筒①，也长八尺。由于年重的转动轴一为天北极，另一为天南极，所以这架仪器可以方便地测量天体的赤道坐标。在孔挺以前时间最近的同类仪器当属东汉永元十五年（103）左中郎将贾逵的黄道铜议，由于该仪加有黄道，所以必为三重结构，比较繁杂，且不易使用②。孔挺显然注意到这个问题，于是将自己的仪器改为两重结构，去掉了黄道环。

东晋义熙十四年（418），宋高祖刘裕于咸阳之战后，得到孔挺所制浑仪，并在称帝后，将其运至首都建康（今南京）。刘宋元嘉年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颇好历数的宋太祖刘义隆认为这台浑仪虽然很好，但在仪器上着不到日月五星和恒星星象③，是个缺欠，因而诏令太史令钱乐之制作新仪。钱乐之于元嘉十三年（436）铸成有别于浑仪的浑象。他的新浑象继承和发展了东吴的浑象制作技术，特别是受到葛衡仪器的影响，其结构与张衡的仪器有所不同。新浑象将地平置于球内，地平面将大圆球一分为二，半覆地上，半没地下。在球上缀以星象，在黄道上布以日月五星①，以水力推动，昏明中星与天相应。为了与地平放在球外的浑象区别，按宋代苏颂等人的称呼可称之为浑天象②。元嘉十七年（440），钱乐之又制成一台小型的浑天象，直径只有二尺二寸，便于搬动，使用起来更加方便。浑天象与浑象功能相同，本质上是一回事，但由于结构变化，工艺要求更高一些。球内地平表示人居住的大地，如果要在球外能看到球内的大地和大地上的装饰，这就要求球必须有相当的透明度。其具体制作方法，现在已难于查考，可能在铸好的骨架上蒙上细铜丝编成的铜网，做成透明网球；也可能蒙上纺成的细纱，再缀以星体。总之制作难度较大，这也反映了当时工艺水平的提高。

①见《隋书·天文志》。

①《隋书·天文志》：“其双轴之间，则置衡长八尺，通中有孔，圆径一寸，衡既随天象东西转运，又自于双轴得南北低仰其仪至梁尚存，华林重云殿前所置铜仪是也。”②《后汉书·律历志》：“黄道与度数转运，难以候，是以少循其事。”③《宋书·天文志》：“高祖平长安，得衡旧器，仪状虽举，不缀经星七曜。”①《宋书·天文志》：“诏乐之更铸浑仪地在天内规二十八宿置日月五星于黄道之上，以水转仪。”

②见苏颂《进仪象状》。

浑天象在当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因为天包着地，所以它比浑象更形象地演示出浑天说的精髓，更符合浑天说者的原话。据《隋书·天文志》载，刘宋天文学家何承天论浑天象体就说过“详寻前说，因观浑仪，研求其意，有悟天形正圆，而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何承天观察了仪器演示后对天体浑圆，有了新的领悟，但他仍相信盖天说的观点，把地说成中间高四周低的弧面。浑天象实际上并不是单纯的演示仪器，它也是研究日月五星运动规律的有力工具。根据实际观测得到的七曜相对于周围恒星的位置，可以较准确地将其分别安置在黄道的不同部位，然后通过不断观测，可以了解它们相对于恒星的运动规律，从而测算出行星的会合周期。钱乐之的仪器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据《宋书·天文志》说，那台小浑天象“安二十八宿中外官，以白黑珠及黄三色为三家星”；而大浑天象，则用朱、白、黑三种颜色分别表示甘、石、巫咸三家星。显然，他将陈卓的星官体系固化到了仪器上，尽管后来陈卓的图录失佚，但钱乐之的仪器却历经宋、齐、梁、陈、隋五个朝代，为陈卓星官体系的保存和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刘宋以后梁代也制作过浑象，《隋书·天文志》载“梁秘府有，以木为之。其圆如丸，其大数围。南北两头有轴，遍体布二十八宿、三家星、黄赤二道及天汉等。别为横规环，以匡其外。”这是一台大型浑象。在大木球外匡以地平圆环，所以它与钱乐之的浑天象地平在内结构不同。这一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天文知识的进步。

在南朝热衷于制造各种浑象的时候，与南朝对峙的北魏却对制造浑仪极为热心。北魏天兴初年（398）太祖拓跋珪命太史令晁崇制作浑仪。仪器完成后晁崇升迁为中书侍郎令，可惜后来又为拓跋珪所杀害。永兴四年（412）明元帝拓跋嗣又诏造太史候部铁仪，由鲜卑族天文学家都匠斛兰铸成铁浑仪，这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台钦制浑仪。《隋书·天文志》说它分内外两重，“用合八尺之管，以窥星度”。永兴铁浑仪的基本结构与前赵孔挺浑仪大致相同，但又有新创造。如在底座上铸有十字形水槽，以便注水校准水平，这是在仪器设备上利用水准器的开端。后魏铁制浑仪是一台质量很高的仪器，北魏灭亡后，历经北齐、后周、隋、唐几个朝代一直使用了二百多年，直到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天文学家瞿昙悉达还奉敕修葺此仪，可见其使用寿命之长。

除浑仪和浑象的研究和改进外，公元5世纪北魏道士李兰还发明了秤漏，在改革计时装置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秤漏的原理是用渴乌（虹吸管）将漏壶中的水引入权器，然后称量水的重量以确定时间，“漏水一升，秤重一斤，时经一刻”①。秤漏简易、灵敏，可测量很短的时间间隔，并且可随时开始和结束，测量任意的时间区间，因此在隋唐时曾风行一时。

①见《初学记》。

第三节 岁差的发现

冬至时刻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叫冬至点。我国早在战国时期，历法家们就把冬至点确定在牵牛初度②，意思是冬至点离牛宿距星的赤道宿度不到一度（古1°相当于今0.986°）。公元前104年制定太初历时，认为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汉书·律历志》记载刘歆《三统历》认为经过一元后，日月五星“进退于牵牛前四度五分”。这说明汉代的实测证明冬至已经不在牵牛初度，而是在牛宿以西靠近斗宿的建六星附近。对于这一观察事实，思想保守的刘歆并没有在计算中使用，三统历中日月起算点仍采用牵牛初度。东汉贾逵测出冬至点既不在牵牛初度，也不在建星，而是在斗二十一度③，明确肯定了冬至点的改变。但他只是想到冬至点位置应予改正，而没有深究其中的规律。东晋天文学家虞喜（281—356），字仲宁，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博闻强识，钻坚研微，有弗及之勤”，毕生专门从事学术研究。虞喜是一位相信天体运动遵从某种规律的天文学家。他注意到冬至点的改变，并且想到仅仅改正冬至点的位置，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在中国上古时代，天文学家利用夜半、黄昏或拂晓时处于正南方的恒星来推算太阳在恒星间的位置，这就是历史上的昏旦中星方法。虞喜考察了历史上的观测记录并发现，唐尧时冬至日黄昏是昴星在正南方①，而他那个时代（约公元330年），却移到了壁宿。两宿之间相距很远，不可能用观测误差来解释，因此，他领悟到经过一个回归年之后，太阳并未在天上走一周天而回到原处，应该“每岁渐差”。所以他提出“天自为天，岁自为岁”的新概念。由此他估算从尧到东晋已历2700多年，从昴到壁有53度，并得出结论，天周与岁终岁岁微差，每50年会差一度，名为岁差。岁差现象是这一历史时期最重要的天文新发现之一，它使太阳在黄道上运行一周的恒星年和四季变化的周期——回归年（即太阳在黄道上从冬至点运行至下一个冬至点的时间间隔）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对于历法推算和恒星位置的测定都有重大的作用。

②例如战国时期使用的一种历法《颛顼历》，定立春时刻太阳在营室五度。按古度太阳每日移动一度，立春前四十五日是冬至，可知立春太阳距冬至点45°，又根据阜阳出土式盘可知古度营室与牵牛宿度相差50°，可见太阳距牵牛初度为50°-5°=45°，即冬至太阳在牵牛初度。

③《后汉书·律历志》：“于赤道，斗二十一度也”。

①《尚书·尧典》：“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第四节 太阳和五星视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

太阳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是继岁差之后这一历史时期又一最重要的天文发现。这一发现是公元6世纪天文观测家张子信作出的。张子信，生卒年不详，生活于北魏、北齐时代，清河（今河北清河）人。据《隋书·天文志》记载，他“学艺博通，尤精术数，因避葛荣乱，隐于海岛中”。在海岛上坚持了三十多年的观测，“专以浑仪测候日月五星差变之数”，从而发现“日行在春分后则迟，秋分后则速”，即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现象。张子信使用的仪器是浑象还是浑仪，史无明确记载。根据当时北方长于造浑仪，南方长于造浑象的情况判断，使用测量用浑仪的可能性较大。由于拥有实用的仪器，并进行了长期的观测，他的研究课题、手段和成果都处在当时一流的水平上。汉代天文学家发现月行有迟疾，刘洪还把关于月亮运动的不均匀性引入《乾象历》。由于月亮移动快，又有背景恒星作参照，相对来说这项研究比较容易，而太阳一天只移动大约一度，又无恒星直接参照，观测远为困难，所以张子信的研究工作，其难度要大得多。月行迟疾的发现导致定朔法的提出，太阳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导致定气法的提出，这对历法改革，特别是对日月合朔的计算和日月交食的预报是十分重要的。此外，张子信还发现了五星运动的不均匀性和视差对交食的影响。他的三大发现在历法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并很快被具体应用到刘孝孙历、皇极历、大业历等历法中去。

第五节 历法的进步

三国时蜀汉一直沿用后汉《四分历》，吴用《乾象历》，曹魏于景初元年（237）颁用《景初历》。晋改《景初历》为《泰始历》继续使用，后秦使用姜岌《三纪历》，北凉用赵■《元始历》。南朝刘宋于元嘉二十二年（445）颁用何承天《元嘉历》，南齐《建元历》实为《元嘉历》。梁天监九年（510）改用祖冲之《大明历》，陈继续使用到南朝亡。北魏自颁的历法有李业兴为主编制的《正光历》，东魏时用过李业兴新编《兴和历》，北齐颁用《天保历》，北周颁用过《天和历》和《大象历》。

在以上提到的历法中，刘洪的《乾象历》以引进月行迟疾为其创新，在计算日月交食时，用月亮的实际运动位置代替平均位置；杨伟的《景初历》也论述了月离运动不均匀，提出了求日食食限的方法；赵■的《元始历》改变了一直使用的十九年七闰法，提出章岁600年设置221个闰月的新闰周，但其中最好的历法当数《元嘉历》和《大明历》。

何承天（370—447），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曾任刘宋衡阳内史、著作左郎、太子率更令领国子博士、御史中丞等。少时曾随舅父徐广学习天文历算。徐广坚持对日月五星的观测长达40年，他去世后，何承天又坚持观测40年，积前后80年的实测资料而编《元嘉历》，可见该历有较好的观测基础。《元嘉历》的改革和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利用日月食确定日度，这个方法是后秦姜岌发明的，何承天加以应用和推广，成为后世历法普遍采用的方法；根据实测中星和历史资料，推得岁差每百年差一度，改进了虞喜的岁差值，元嘉历采用回归年长度为365.2467日，优于汉代以来颁用过的各种历法；特别是何承天创用定朔算法，使朔望与月球实际位置相符，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大进步；据记载，何承天还创立了调日法的算法，在数学史上和历法计算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祖冲之《大明历》的主要成就是：肯定“冬至所在，岁岁微差”，是第一部将岁差引入历法的创新历法，并为后世历家所遵循。祖冲之经实测定出当时冬至点已移到斗十五度，，经与后秦姜岌的观测值比较，发现不到百年冬至点已移动了二度，因而定岁差为45年11月差一度。他也认为十九年七闰不够精密，应该采用新闰周。他提出的新闰周是391年144闰，根据这一闰周推算出的交点月长为27.21223日，与今测值27.21222日只差十万分之一日；推算出的近点月为27.554688日，与今测值27.554550日相差不到十万分之十四日。大明历定回归年长为365.2428日，与今测值只差万之六日，朔望月长为29.53059日。《大明历》采用的其他一些数据也都是当时最好的数据。祖冲之于大明六年（462）上书刘宋政府献上《大明历》，但因遭到宠臣戴法兴的反对而未能颁行。他逝世后，他的儿子祖暅又于梁天监三年（504）和天监八年、九年三次上书，要求采用《大明历》。经实测检验新历为密，这部当时最好的历法终于在天监九年（510）正式颁用，实现了祖冲之的遗愿。所以有“天周岁终”的说法。虞喜发现冬至点每岁都西移一小段距离，则太阳在黄道上经过一年到达下一个冬至点，需要再运行一小段距离才能回到原出发点，于是一周天就不等于一岁了。

第六节 宇宙论

有关天地结构的讨论在南北朝时代也是相当活跃的。汉代之前基本上有三家，就是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南北朝时期又提出三种看法：“昕天论”、“穹天论”和“安天论”。前二种在历史上影响不大，值得一提的是“安天论”。它的作者就是发现岁差的虞喜。“安天论”的提出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当时社会上对宣夜说提出的观点难以接受，产生了一些误解，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杞人忧天的故事。

东晋张湛为之作注的《列子·天瑞》篇载，有一位杞国人听到宣夜说认为日月星辰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就害怕天会掉下来，而地也会崩坏，于是，终日寝食不安，身无所寄。懂事的人解释说，日月星辰是积气所致，不会掉下来，即使掉下来也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地是积块而成，到处都塞满了，人们仅仅在地上行走，怎么也踩不坏的。这则故事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天地的一种看法。虞喜的“安天论”发展了宣夜说的宇宙无限思想，认为天高没有边际，地深无法勘测，天在上有安定的形态，地在下有静止的实体，天地彼此覆盖，形象相似，天圆地方的说法是不对的。日月星辰各自运行，有它们自己的规律，就象江海有潮汐，万物有行止一样（见《晋书·天文志》）。除了上述看法，还有一派可称作“浑盖合一”派。北齐的信都芳和南朝梁代的崔灵恩都属这一派，他们认为浑天和盖天是一致的，只是一个仰观，一个俯观，观测角度不同而已。浑天说和盖天说是人们对天地结构的不同阶段或不同角度的认识，各有其优点和局限性。各种学说可以取长补短，互相补充，以取得对自然现象的深入认识。但是，采取掩饰矛盾的作法甚至迁就错误的观点，将两种对立的看法。勉强地合而为一，则是不正确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完全没有“从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的文明在天文学方面的体现”这一角度，去总结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历史。）

【第二十五章 物理学】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物理学中，虽然总的说来没有取得如先秦和秦汉时期那样多的丰硕成果，但在力学、声学、光学、电和磁学等知识方面，仍有不少值得称道的新的进展。

第一节 力学知识

力系的平衡

三国时期，人们已研究了系统的力的平衡问题。魏明帝（226—230）时关于凌云台的修造和倾倒情况是很突出的例子。刘宋时刘义庆《世说新语》载：“凌云台楼观精巧，先称平众木轻重，然后造构，乃无锱铢相负。揭台虽高峻，常随风摇动，而终无倾倒之理。魏明帝登台，惧其势危，别以大木扶持之，楼即颓坏。论者谓轻重力偏故也。”①这一段话是说，在建造凌云台之前，预先做出精密的设计，建台时又“先称平众木轻重”，这样建成的楼台，便“无锱铢相负”，因而尽管高台常随风摇动，但仍保持了力系的平衡而不致倾倒。后来魏明帝令用大材扶持，反而使楼台颓坏。当时的人就议论说，此台之所以颓坏，是由于“轻重力偏”所引起的后果。这一事例反映了我国当时建筑师的高超水平，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已具有较高的力系平衡的知识。

辘轳的新用途除了用辘轳打水或提举重物外，魏时还以辘轳举人。《世说新语》载：“韦仲将能书。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将登梯题之。既下，头鬓皓然，因敕子孙无复学书。”梁刘孝标注引《文章叙录》曰：“韦诞字仲将，京兆杜陵人，太仆端子。有文学，善属辞，以光禄大夫卒。”又引卫桓《四体书势》曰：“诞善楷书，魏宫观多诞所题。明帝立凌霄观，误先订榜。乃笼盛诞，辘轳长絙引上，使就题之。去地二十五丈，诞甚危惧。乃戒子孙绝此楷法，著之家令。”①《世说新语》说韦诞是“登梯题之”，而《四体书势》则谓以“笼盛诞，辘轳长絙引上”，看来后者或较可信。因匾额高于地面达二十五丈，安梯登梯都相当困难。

水浮力的巧妙利用在先秦、秦汉造舟技术以及浮囊渡江等知识的基础上，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以舟量物”的好办法。这就是人所共知的曹冲称象的故事。《三国志·邓哀王冲传》载：“邓哀王冲，字仓舒，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时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致，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用可分解称量的重物（如一堆石头）代替不可分解的巨象，在船的吃水线（水痕）相同的情况下，算出巨象的重量，这确是巧妙的办法。近人陈寅恪认为，曹冲称象的故事系佛教故事流传中国后比附而成的①，季羡林亦持此说①，这或许有可能。中印文化交流甚早，公元前242年，西域沙门室利防等18人曾携带梵本经籍到过咸阳。

①《隋书·律历志》。

①刘义庆：《新语世说》卷五《巧艺·第二十一》。

①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五《巧艺·第二十一》。

①《陈寅恪文集之一·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57—1页。

至少在公元前1世纪印度佛教已由克什米尔传入于阗②。但是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卷二载：“予按《符子》曰：‘朔又献燕昭王以大豕，曰养奚若，王乃命豕宰养之。十五年大如沙坟，足不胜其体，王异之，令衡官桥（桥即大衡器）而量之。折十桥，豕不量。命水官浮舟而量之，其重千钧乃知以舟量物，此燕昭王时已有此法矣，不始于邓哀王也。”燕昭王于公元前311—前279年在位，此时佛教故事或未传入中国，那么浮舟量豕之事可说是中国之发明。然而《符子》原书已佚，且系汉晋时人追叙春秋遗事，难以为据。不过，以舟量物之事不论是否由印度传入（抑或由中国传至印度），从《三国志》所载，可知我国魏晋时期已经拥有利用水浮力称量重物的知识了。

除以舟量物外，水浮力还广泛利用于农事选种上。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说：“将种前二十许日开出，水洮（浮秕去，则无莠），即晒令燥，种之。”③又说：“地既熟，净淘种子（浮者不去，秋则生稗）。”①水浮法选种虽初见于《齐民要术》，但其渊源应当更早。

对大气压力和浮力的进一步认识南北朝时期成书的《关尹子》载：“瓶有二窍，以水实之，倒泻，闭一则水不下，盖不升则不降；井虽千仞，汲之水上，盖不降则不升。”②这是一个关于大气压力的实验。所谓不升不降或不降不升之说，即是人们从实验中得出的经验知识。当瓶倒覆之时，二孔之中，只有其一孔进入空气，另一孔才可出水；若闭其一孔，即不让空气进入瓶内（不升），则另一孔的孔面就会被空气所阻，水也不会流出（不降）。井筒汲水，气从筒外降至井之水面，则水可从筒汲上；若气不降（例如井盖严密封闭，空气无由出入），则井水亦不被汲上（不升）。当时人们虽没有明确的“大气压力”的概念，但业已知道空气具有阻遏水的流动的能力，或者说具有浮托水孔中的水的能力。魏晋时期人们还利用空气的反作用力制成飞行器具。葛洪（284—363）

在《抱朴子》中说：“或用枣心木为飞车，以牛革结环，剑以引其机。或存念作五蛇六龙三牛，交罡而乘之，上升四十里，名为太清。太清之中，其气甚罡，能胜人也。师言鸢飞转高，则但直舒两翅，了不复扇摇之而自进者，渐乘罡气故也。”③飞车是类似竹蜻蜓之类的玩具，状如现在的电风扇，其叶片从轴心按一定方向顺次斜插，可借助空气的浮力升空。其中所谓“剑”，即是通过牛革绳以旋动轴心的拉弓。近人王振铎对此飞车作了精审的考证和复原①。

②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22页。③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①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一《收种第二》。

②同上卷二《水稻第十一》。

③《关尹子》卷下，《九药篇》。

①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卷第十五。

《抱朴子》的作者指出，太清之中，罡气能托起人（胜人），并说鸢飞高空，虽不复扇翅，仍可渐乘此罡气而自进，这说明当时人们对空气浮力有较深的理解。晋人郭璞（276—324）注《山海经》时，也谈到“飞车”。《山海经·海外西经》“奇肱之国”条下郭璞注：“其人善为机巧，以取百禽。能作飞车，从风远行。汤时得之于豫州界中，即坏之，不以示人。后十年，西风至，复作谴之。”②类似的文字也见于晋张华（232—300）《博物志》中③。

②王振铎：《葛洪中飞车的复原》，《中国科技史料》第6卷第1期（1985年）。③《山海经·海外西经》郭璞注。

第二节 声学知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声学研究有较大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对律管内气柱振动的研究和对音律的研究两个方面。

律管气柱振动问题对律管内气柱振动的研究是由乐器的以管定音引起的。汉代京房发现律管的音高与管长不协，提出“竹声不可以度调”，因而创设以弦定音的弦准“均钟”。但弦线对湿度要求较高，季节变化对“准”的影响较大。晋代荀勖（？—289）另辟蹊径，研究律管的音高和管长关系，解决了以管定音的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就是律管的气柱振动问题。一支开口的律管，管内的气柱振动要越出管端，即气柱的长度要比律管稍长。长出部分的数值正好等于律管长度与另一较高四律的律管长度之差，这个差数即是所谓“管口校正数”④。荀勖是通过对音高的辨别，得出这个校正数的。《晋书·律历志》载：“荀勖用十二律造笛像十二枚，声均调和，器用便利，讲肆弹击，必合律吕。”也就是说，荀勖利用这一管口校正数制出十二支笛管，以应十二律。笛管上所开各孔，合于音阶各音。以黄钟笛为例：荀勖当时黄钟的长度为9寸，折合今尺为20.7798厘米，而较高四律的姑洗长度为7寸1分1厘强，合今尺为.4186厘米，相差4.3612厘米，这就是黄钟笛上的管口校正数，亦等于黄钟笛的气柱长度同该笛宫音孔位至吹口距离的差数。荀勖以此差数（即管口校正数），用三分损益法精确地定出了黄钟笛上宫商徵羽各孔位置，制成了音高准确的管乐器。这种对管内空气振动的研究和对律管发音规律的探讨以及管口校正数的得出，是中国古代律学史上的一大进步，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音律研究的新成果

汉京房为求旋宫转调，在十二律的基础上，用三分损益法定出六十律，这种作法虽然繁琐且并未解决旋相回宫的问题，但其积极探求真理的态度，客观上推动了律制的研究。南北朝时刘宋太史钱乐之对京房六十律加以引伸，在宋元嘉年间推出三百六十律，以附会周年360日。这类引伸没有多大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同时代人何承天（370—447）则摈弃京、钱之法，只在十二律内进行各律长度的调整，使得最后一律能回到出发律上。以黄钟律为例，黄钟律长9寸，生律第11次得仲吕长6.66寸，再生律一次，即用三分损益法求得律长4.44寸。移低八度，得倍长8.88寸，比出发律（黄钟）短0.12寸。何承天将此差数0.12寸适当地分作12份，分别加在各律上，形成中国音乐史上最早的十二平均律，初步使十二律周而复始，近似地达到了旋相回宫的目的。①

④张华：《博物志》卷二，《外国》。

①参见缪天瑞：《律学》，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第127—130页。

共振现象的研究

共振现象在声学中即是共鸣现象。这一现象在先秦和秦汉时期就已被观察到了。《庄子》和《易传》中都曾有所记载。魏晋时期人们除了认识共振现象外，还掌握了消除共振的方法。刘宋刘敬叔（390—470）在《异苑》中有两条记载涉及共振现象：“魏时殿前大钟无故大鸣，人皆异之。以问张华，华曰：‘此蜀郡铜山崩，故钟鸣应之耳。’寻蜀郡上其事，果如华言。”“晋中朝有人蓄铜澡盘，晨夕恒鸣，如人扣之。乃问张华，华曰：‘此盘与洛钟宫商相应，宫中朝暮撞钟，故声相应耳。可错令轻，则韵乖，鸣自止也。’如其言，后不复鸣。”①前一条记的是共鸣现象。张华认为，魏殿大钟是因蜀郡铜山崩毁而引起大鸣的。但蜀郡与魏都洛阳遥遥相距，其铜山崩能否引起洛钟大鸣，值得怀疑。然而张华作出这样的解释，说明他对共鸣现象早有观察并具有一定知识，因而当洛钟无故大鸣时能断定它是共鸣现象。后一条记的是共鸣消除法。张华不但具有共鸣的知识，而且还知道如何消除共鸣的办法。从现代科学观点看，共鸣是因振动体的固有频率同周期性作用的外力的频率相等或相接近而引起振动体振幅的剧增。张华叫人把铜澡盆（振动体）磨掉一些，是为了使其重量变轻，改变其固有频率，这样，铜澡盆就不会同洛钟发生共振，共鸣现象自然就消除了。

①参见缪天瑞：《律学》，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123页。

第三节 光学知识

对视差和大气消光问题的认识

我国在战国秦汉之间就提出了对人眼所观察到的远处物体距离远近的判断问题，其中“小儿辨日”的故事尤为著名。《列子·汤问》载：“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辨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①日初出时远还是日中时远的问题，实际上是个光学问题，它涉及到视差和大气的消光等因素。这个问题从汉代就开始讨论了。东汉初年桓谭（前？—56）在《新论》中提到：汉“长水校尉平陵关子阳，目为日之去人，上方远而四旁近”①。东汉王充（27—约79）则把日中时的距离看作是直角三角形的直角边，而把日出入时的距离看作是斜边，从而断定“日中近而日出入远”；至于日中近为什么反而看起来小则是由于亮度对视觉影响的结果（“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时光暗，故大。犹昼日察火光小，夜察火光大也”）②。西晋束晳则认为日中与日出入同人的距离相等（“旁方与上方等”）。他先从生理上找原因，认为人们习惯于平视，对于同大的物体，仰视时总觉其小（“旁视则天体存在于侧，故日出时视日大也。日无大小，而所存者有伸厌。厌而形小，伸而体大”）。又从亮度上分析人们视白小，视赤大（“日始出时色白者，虽大不甚；始出时色赤者，其大则甚”）。还从比衬的角度分析，认为有比较则觉其大，无所比较则觉其小（“且夫置器广庭，则函中之鼎如釜；堂崇十仞，则八尺之人犹短。物有陵之，非形异也”）。因此，他认为“物有惑心，形有乱目”，“此终以人目之惑，无远近也”。总之，束晳从生理、亮度、比衬三个方面解答了日出日中的视差问题③。后秦姜岌赞同日出日中与人距离相等的观点。他还进一步指出，日出日入时所呈现的赤色是由于“地有游气”作用的结果（“夫日者纯阳之精也，光明外耀，以眩人目，故人视日为小。及其初出，地有游气，以厌日光，不眩人目，即日赤而大也。无游气则色白，大不甚矣。地气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日色赤，而中时日色白”）。在这里，姜岌用“游气”已对日出入时的赤色作了科学的解释，实际上他所认识的是关于大气的吸收与消光问题④。

①刘敬叔：《异苑》卷二。

①《列子·汤问》。

②桓谭：《新论》，离事第十一。

③王充：《论衡·说日》。

④王锦光等：《中国光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28—129页。

关于多面平面镜成象和凸透镜取火的认识魏晋时期人们已开始用多面平面镜进行成象实验。葛洪在《抱朴子》中说：“明镜或用一或用二，谓之日月镜。或用四，谓之四规者，照之时，前后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规所见来神甚多，或纵目，或乘龙驾虎，冠服彩色，不与世同，皆有经图。”①用两个平面镜或用四个平面镜照人，可得到众多的人像，“所见来神甚多”即指此。这是葛洪的实验所得。

西汉时期成书的《淮南万毕术》载有削冰令圆以取火的方法。晋张华也提到此事，而且他更进一步提到用珠取火。他说：“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于后承其影，则得火。取火法如用珠取火。多有说者，此未试。”②这是现存历史文献中最早关于用珠取火的记载，说明当时人已有以珠聚焦取火的知识。当然，这里所说的珠，应该是相当大的水晶球、琉璃球或玻璃球。关于以珠取火，在晋王嘉所撰的《拾遗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述：糜竺“货财如山，不可算计。内以方诸盆瓶，设大珠如卵，散满于庭，谓之‘宝庭’，而外人不得窥旬日，火从库内起，烧其珠玉十分之一。皆是阳燧旱燥，自能烧物。”③王嘉认为这是因“阳隧旱燥”起燃，但文中提到“设大珠如卵，散满于庭”，所以也有因珠聚焦起火的可能性。

①薛道远：《大气吸收、消光和蒙气差现象在我国的发现》，载《科技史文集》第3辑，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第77—78页。

②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

③张华：《博物志》卷四《戏术》。

第四节 电磁学知识

我国远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对静电现象和静磁现象进行观察研究，并创制了磁性指向器——司南。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观察研究仍在继续进行，并取得了一些新成果。

关于静电现象的进一步发现汉以前人们已知玳瑁、琥珀等物体经过摩擦可以吸取草芥等一类轻小物体。至三国时期，人们又发现发霉以后的腐芥不被吸引。《三国志·吴书》载：“虞翻少好学，有高气。年十二，客有侯其兄者，不过翻。翻追与书曰：‘仆闻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针。过而不存，不亦宜乎！’”①从现代科学观点看，草芥要能被琥珀吸引，必须干燥，在带静电的琥珀作用下，草芥表面也形成带相反极性的静电层，因而能被琥珀所吸引。而腐芥则含有水份，本身已成为导体，自然不能被琥珀吸引。年仅十二的虞翻，闻知琥珀不取腐芥，说明时人已经有此经验知识。

南北朝时期，人们还通过能否拾芥的试验来判断琥珀的真伪。刘宋雷教在《雷公炮炙论》中写道，“琥珀如血色，熟于布上拭，吸得芥子者真也。”②可见此时对于琥珀拾芥现象的认识已相当普遍了。

关于尖端放电及导电现象的记载汉时已发现“矛端生火”的尖端放电现象。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亦载，“晋惠帝永兴元年（304），成都王之攻长沙也，反军于邺，内外陈兵。是夜戟锋皆有火光，遥望如悬烛，就视则亡焉。其后终以败亡。”①此处的“戟锋皆有火光”等语，亦应是一种尖端放电现象。

雷击是自古常见的现象。南北朝时期人们对雷击现象有了新的发现。《南齐书》载：“永明八年（490）四月六日，雷震会稽山阴恒山保林寺，刹上四破，电火烧塔下佛面，而窗户不异也。”②保林寺塔顶由金属为之，佛面也由金粉涂刷，这些都成为导体，当雷暴之时，高能量的雷电使塔顶及佛面形成瞬时电流，从而导致熔化，而木质窗户则不受影响。

静磁现象的进一步认识和利用上文提到虞翻已知“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针”。此处的“曲针”

当是与钢（铁）针相对的由较软金属（如金、银、铜等）制成的容易弯曲的针。三国魏曹植（192—232）在他的一首诗《矫志》中说：“磁石引铁，于金不连。”此处的“金”是与铁相对提的，可见也是指铁以外的金属。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用磁石对铁及其他金属做过实验，从而知道磁石只能引铁，其他金属都不能被吸引。

①王嘉：《拾遗记》卷八《蜀》。

②《三国志·吴书第十二》卷五十七，注1。

①雷教：《雷公炮炙论·琥珀》，王兴法辑校，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2页。②干宝：《搜神记》卷七。

雷敩还用磁石吸铁的特性来判别磁石的优劣。《雷公炮炙论》云：“夫欲验者，一斤磁石，四面只吸铁一斤者，此名延年沙；四面只吸得铁八两者，名曰续未石；四面只吸得五两已来者，号曰磁石。”③从雷敩这些说法中可以看出，他对磁石的吸铁性是做过多次实验的。

磁石吸铁的特性还被应用于医疗上。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说：“治小儿误吞针：用磁石如枣核大，磨令光，钻作窍，丝穿，令含，针自出。”①这种治疗小儿误吞针的方法后世多有采用。

对静电现象和静磁现象的解释对于习见的静电、静磁现象，我国古人曾试图加以解释。晋郭璞在《山海经图赞》中说：“磁石吸铁，琥珀取芥，气有潜通，数亦冥会，物之相投，出乎意外。”②郭璞认为磁石和铁、琥珀和芥的这种物物相投的现象是很奇妙的。究其原因，是由于两种物体均有“气”的“潜通”的缘故。他认为这种气的潜感是物体的本性，是符合自然法则的（“数亦冥会”）。事实上，郭璞的这种观点是对先秦元气学说的发展和具体运用，这是很可贵的。此种“气”的观点一直影响着后世学术的发展。

③《南齐书》卷十九《五行志》。

①《雷公炮炙论·磁石》，王兴法辑校，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54页。②葛洪：《肘后备急方》卷六。

（谢选骏指出：上文完全没有“从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的文明在物理学方面的体现”这一角度，去总结中国物理学的发展历史。）

【第二十六章 地理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学既继承了秦汉的传统，又有新的创造，如裴秀的制图理论，葛洪的“沧海桑田”地壳变动思想，利用信风航海的最早文献《法显传》，新的探矿理论著作《地镜图》，杰出的地理著作《水经注》等。这些新的地理学成就，构成了这个时期地理学的显著特点。

第一节 地志和地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志，主要指史书中的地理志、州郡志、地形志等。

这是继承《汉书·地理志》的传统，但在某些方面却有所倒退。例如，《晋书·地理志》，它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内容比《汉书·地理志》少，只有户数，无人口数。除地名较丰富外，其他地理内容都很贫乏。《宋书·州郡志》虽然有户数和人口数，但记载简略，地理内容贫乏。新的内容是增加了侨州郡县的记载。《南齐书·州郡志》比《宋书·州郡志》更简单，仅有地名沿革，其余一概不录。《魏书·地形志》比上述三种书有进步，除了有户数、人口数外，还记载了地貌类型、墓、冢、陵、碑的资料，所记地名数目也超过了《汉书·地理志》。总的来看，这个时期对《汉书·地理志》的传统继承得不好，把应该继承的东西丢掉了或是淡化了，因此，这个时期的地志，其价值都不如《汉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志虽然都不如《汉志》，但地记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各个重要地区都有“风俗记”或“风土记”，边远地区则有“异物志”。此外，记山水还有“水道记”、”山水记”。如王范的《交广二州记》、顾启期的《娄地志》、韦昭的《三吴郡国志》、顾夷的《吴郡记》、郭璞的《临安志》、朱育的《会稽土地记》、周处的《风土记》等。这个时期由于地记的数量很多，且卷数少，不便于保存和流传，因此，南齐陆澄（425—494）搜集了一百六十家地记著作，按地区编成《地理书》149卷，目录1卷。梁人任昉（460—508）又在陆澄《地理书》的基础上，增加八十四家著作，编成《地记》252卷。可惜这些著作都失传了。直到清代，才有人作辑佚工作。如王谟的《汉唐地理书钞》，陈运溶的《麓山精舍丛书》，使久佚的地记著作略见端倪。

第二节 常璩与《华阳国志》

常璩（生卒年不详）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人。出生于世家大族。少好学，后在成汉李势时曾任散骑常侍，掌著作。这个职务给了他接触大量文献资料、进行调查研究的方便。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常璩劝李势降桓温，桓温以常璩为参军，随至建康（今南京市）。常璩的著作有《华阳国志》、《汉之书》（后改名为《蜀李书》）。今存《华阳国志》。《华阳国志》最初叫《华阳国记》，成书于永和四年（348）至永和十年（354）之间。

《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而又比较完整的一部地方志，全书12卷，约十一万字。卷1—4，讲巴、蜀、汉中、南中四个地区的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情况，类似正史中的地理志。其他各卷讲历史，略似正史中的本纪和列传。《华阳国志》开创了地方志综合记载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物、地理、科技等各项史实的先例，资料非常丰富。比如关于使用天然气煮盐和凿井采盐的记载很具体，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文献。关于李冰开发蜀地经济所作的贡献，也以此书记载最详细。此外，还有温泉、盐池、矿冶、纺织等自然资源和生产技术的记载。

第三节 地质、矿物学方面的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地质、矿物学方面取得了四项比较大的成就：

第一，晋代葛洪在《神仙传》中提出了“东海三变为桑田”的地壳变动思想，后来演变出“沧海桑田”这个成语。它正确地表达了中国古代的海陆变迁思想，在地质学史上有重要意义。

第二，梁代出现了新的探矿理论著作《地镜图》，原书已佚，现在只能从后人的引文中看到部分内容。主要观点是把地表植物与地下矿藏联系起来，开创了地植物找矿的新领域和新方向。如“山有葱，下有银”，“草茎赤秀，下有铅；草茎黄秀，下有铜器”等。它的理论是现代指示植物找矿或生物地球化学找矿方法的肇端。

第三，梁代陶弘景（452—536）对某些矿物的鉴别方法很科学，如硝石和朴消，他用观察燃烧时冒不冒紫青烟来区别。硝石即KNO3，染火焰成呈紫色，所以陶弘景说：“以火烧之，紫青烟起”，“云是真消石也”①。朴消即芒硝（Na2SO4·10H2O），火烧无紫色。

第四，矿物知识。晋代葛洪的《抱朴子》是讲炼丹的，其中说到炼丹矿物原料有汞、硫、铅丹、雄黄、雌黄、丹砂、石胆（硫酸铜），消石（硝酸钾）、赤石脂（赤铁矿）、矾石（白明矾）、寒羽涅等，对多数矿物原料进行了解释，说明它们的特点、产地、性能和功用。梁代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记载矿物43种，大部分矿物名称至今仍在使用。如雌黄、云母、硫黄、钟乳、白垩、石灰、水银、消石、芒硝、滑石、紫石英、白石英、慈石、石膏、理石、方解石等。此外，书中记载的化石（琥珀）成因说也是比较早的。裴秀、郦道元、法显在地理学方面都有所成就，其中如裴秀的贡献还有很大的影响。本编对于他们都分别立传，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①郭璞：《山海经图赞·北山经》，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

（谢选骏指出：上文完全没有“从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的文明在地理学方面的体现”这一角度，去总结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历史。）

【第二十七章 生物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生物学有很大发展，这主要表现在这个时期涌现出了多种依一定分类系统，记载动、植物名称（通名或异名）形态特征、生态习性、地理分布和经济价值等的动植物志。与此同时，对昆虫和微生物的研究和利用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就。

第一节 分类学的发展

在前一卷的叙述中已经提到，《尔雅》中保存了中国古代早期丰富的生物学知识。《尔雅》不仅著录了590种动物和植物，指出他们的名称和别名，而且还根据他们的形态特征分别纳入草、木、虫、鱼、鸟、兽的分类系统中。《尔雅》成为后人研究动、植物的重要典籍。东汉对有个名叫窦攸的官员，由于能根据《尔雅》记载，识别各种动、植物，因而受到汉光武帝赐给万匹帛的奖赏。汉光武帝还号召群臣，要他们的子弟向窦攸学习《尔雅》。自汉代以后有许多学者研究《尔雅》所载之动、植物，其中以晋代郭璞的《尔雅注》最为重要。

郭璞（267—324），字景纯，河南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在注释古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把《尔雅》视为研究动、植物的入门书，在《尔雅注》的序中说：“若乃可以博物而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也。”郭璞遵循《尔雅》原有的草、木、虫、鱼、鸟、兽的分类系统，对所记载的动、植物，首先用他生活时代人们通行的动植物名称，解释古老的动植物名称。例如《尔雅·释鸟》载“鸤鸠、鴶鵴”。郭璞注则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指出，鸤鸠、鴶鵴，就是当时人们常见的布谷鸟，江东人也叫它“获谷”。郭璞不仅引经据典解释动、植物的正名和别名，而且还根据自己从实际生活中获得的知识，对许多动、植物的形态特征进行了描述，例如对于桑天牛，《尔雅·释虫》只是著录了它的古老名称，“蠰，啮桑”。而郭璞注则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描述：“啮桑，似天牛，长角，体有白点，喜啮桑树，作孔入其中，江东呼为啮发。”这里相当详细地描绘了桑天牛的形态和生活习性。郭璞还为《尔雅》所载动、植物绘图，使用了分类研究的图示法。据《隋书》记载，他著有《尔雅图》十卷。但原图早已失传。现在大家能见到的《尔雅音图》是清嘉庆六年（1081）影宋绘图重摹的刊本。它或许就是源于郭璞的《尔雅图》。郭璞的研究和注释，使《尔雅》中所包含的动、植物分类思想不仅得以保存，而且更为鲜明。《尔雅注》成为历代研究动、植物的重要参考书。

比郭璞早些时候的三国吴人陆玑，字无恪，吴郡（今江苏吴县）人，著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一书。这是一部专门针对《诗经》中所提到的动物和植物进行注释和描述的专著。原著已佚，但从书名可以看出，陆玑显然也是按照草、木、虫、鱼、鸟、兽进行动植物分类的。这部著作今有罗振玉辑本，分上、下两卷，共载动、植物154种，其中草类54种，木类36种，鸟类23种，兽类12种，虫鱼类29种（各家统计数字略有不同）。陆玑联系实际，对这些动、植物的形态、生态、产地和用途进行了描述，并指出他们的异名、今名。书中对芄兰是这样描述的：“芄兰，一名萝摩，幽州谓之雀瓢。蔓生，叶青绿色而厚，断之有白汁。鬻为茹，滑美。其子长数寸，如瓠子。”这样的描述抓住了蔓生的萝藦科植物的特点，使人很容易就和今天所称的植物萝藦（Meteplexisjaponica）对应起来。根据生态特点，陆玑将“鹭”和“鹈”都归为“水鸟”。他说：“鹭，水鸟也，好而洁白，故谓之白鸟。齐、鲁之间，谓之舂鉏。辽东乐浪吴扬人皆谓之白鹭。大小如鸱，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鹰尾，喙长三寸许，头上有毛十数枚，长尺余，毵毵然与众毛异，甚好。将欲取鱼时则弭之。”这里对白鹭的形态特征和不同地区的称谓，都作了相当详细的描述。《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首次对我国珍禽“鹤”作了形态和分类描述：“鹤，形状大如鹅，长三尺，脚青黑，高三尺余。赤顶、赤目。喙长三尺余。多纯白，亦有苍色。苍色者，人谓之赤颊。常夜半鸣其鸣高亮，闻**里，雌者声差下。今吴人园囿中及士大夫家皆养之。”我国常用的鹤类有五六种，这里所描述的是我国最常见的白鹤即丹顶鹤（Gruschinensis）和赤颊鹤（Grusleucauchen）。对于莎鸡，陆玑指出：“沙鸡如蝗而斑色，毛翅数重，其翅正赤，或谓之天鸡。六月中飞而振羽，素索作声，幽州人谓之蒲错。”这些描述，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和观察，是写不出来的。上述事例说明，《毛诗草木鸟鲁虫鱼疏》，对动、植物的分类描述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陆玑所记载的动、植物的分布地区，已遍及全国各地，甚至涉及现在的朝鲜和越南，可见其视野之广阔。

《神农本草经》问世后，对药用动、植物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发展，新发现的药用动、植物种类不断增加。陶弘景（452—536）编著《神农本草经集注》时，他所著录的药物已增至730种。陶弘景打破了《神农本草经》的三品分类方法。就所著录的药用动、植物而论，他基本上将动、植物纳入草木、虫兽、果菜、米食等五大类。在每一大类中，再分上、中、下三品。很明显地已将三品分类放在很次要的地位。这一改进，对后来本草动、植物分类有很大影响。这部著作在动、植物形态鉴别描述方面也更为细致。例如说：术有两种，白术叶大有毛作桠，根甜少膏；赤术叶细无桠，根少苦多膏，区分得很清楚。

这个时期在分类学方面需要特别提到的是，随着我国南方经济和生产的发展，对南方动、植物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先后产生了二十多种“志”、“状”、“记”等形式的著作，著录并描述我国南方的动物和植物。早在东汉时就有杨孚《异物志》（又称《南裔异物志》）问世。原书已佚，从后人征引中还可以看到有关翠鸟、鸬鹚、孔雀、荔枝、龙眼、等有关南方动、植物的描述。晋初沈莹所撰《临海异物志》是一部专门记述我国江南沿海地区草木禽兽、矿物和风土人情的著作。其中记述了约六十种鱼，四十多种爬行动物和贝壳动物，二十多种鸟类和二十多种植物。《南方草木状》，旧题永兴元年（304）嵇含撰（关于该书作者和成书年代，学术界有不同看法，至今尚无定论）。这是专述南方植物的专著，颇类当今之地方植物志。全书著录华南植物八十种，分草、木、果、竹四大类，系统完整，描述典雅。《南方草物状》是东晋徐衷所撰，原著已佚，从后人所征引的内容来看，至少记有植物五十种，鸟、兽、鱼、蚌、贝等动物十七仲。此外还有《广州记》等。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志”、“状”、“记”一类著作，所载之南方动、植物不少于235种，极大地丰富了关于中国动、植物种类的知识。第二节生态知识的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学知识，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人们就环境对动、植物生长和发展的影响及生物之间各种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

中国古代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动、植物生长和分布的影响。秦汉前有不少关于生物地理分布的论述。秦汉以后，进一步发展为对生物分布界线的探索。在《南方草木状》和《南方草物状》等著作中记述了各种动、植物的分布状况和生活习性，勾画出把南岭作为我国南北植物分布的分界线思想。如指出芜青不能生长于南岭以南，即使种植到南岭以南，也要发生变异。戴凯之《竹谱》记述竹类数十种，指出由于气候寒冷，所以黄河以北竹类很少，而南方竹类却非常茂盛。他所记述的各种竹类分布状况，大致上将淮河、秦岭作为竹类植物分布的北界。在秦岭、淮河以北，只有个别耐寒竹种才能良好生长。

温度对昆虫发育的影响，亦被人们在生产实践中所发现。养蚕取丝，是中国古代在开发利用动物资源取得辉煌成就的最显著例子之一。在长期养蚕生产中，不断积累了关于蚕与环境关系的知识。众所周知，蚕有一化性、二化性和多化性的区别。一化性蚕一年只能孵化一次，二化性蚕，一年能孵化两次。即使当时温度很高，二蚕卵也要等到第二年才能孵化，这在昆虫学上称为“滞育”。在晋代人们已经知道人为的用低温催青蚕卵，就可以中断滞育，使二蚕卵在当年就能继续孵化。据郑辑之《永嘉郡记》（公元4世纪）记载，当时浙江温州地方蚕农的具体做法是，将二化性蚕的第一化蚕所产的卵，放在低温环境中（如山间冷泉），“使冷气折其出势”。这样经低温而孵化出来的蚕，其所产的卵，在当年就会继续孵化。当时蚕农利用低温影响家蚕发育的方法，实现利用二化性蚕，在一年内孵化多次，以便饲养多批蚕。关于昆虫寄生现象的发现，在中国传统生物学史上，也颇具重要意义。

《诗经》中有“螟岭有子，蜾蠃负之”的诗句。螟岭是鳞翅目昆虫，蜾蠃即细腰蜂。螟岭的幼虫被一种细腰蜂掳走，这本是一种自然界常见的现象。但在汉代以前，人们还不了解这种现象的自然本质。汉代扬雄在《法言》中认为，蜾蠃掳走已经死亡的幼虫，是为将它咒成为蜾蠃。古代许多著名学者如许慎、陆玑等都相信这种说法。陶弘景最早揭开了“螟蛉有子，蜾蠃负之”的秘密。他通过实际观察发现，细腰蜂有许多种类。其中有一种色黑、腰很细、含泥作窠，并产下如粟米大小的卵。它捕取青蜘蛛放在窠内，作为子代成长时的食物。他说，另外还有一种，是在芦竹内作窠，它捕取青虫作为子代食物。根据这些发现，他正确地指出，所谓“取青虫教祝，使变成己子”的说法是错误的。陶弘景的发现，对后人进一步研究昆虫的生活是很有启发的。

在古代养蚕中，人们也发现了蚕蛆蝇的寄生现象。蚕蛆蝇在古代称为“蚃”，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尔雅·释虫》。郭璞在《尔雅》注中指出，“蚃”，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蛹虫”。蚃为什么叫“蛹虫”，我们从宋代陆佃《埤雅》记载中得到了解答。《埤雅》：“蚃，旧说蝇于蚕身上乳子，既茧化而成蛆，俗呼蚃子，入土为蝇。”原来蚕蛆蝇是家蚕害虫，它在家蚕幼虫体上产卵，待蚕化蛹成茧时，蚕蛆蝇卵便孵化为蝇蛆，蝇蛆咬穿蚕茧，钻入土中，不久便化为蚕蛆蝇。因为人们主要是在蚕蛹身上发现蚕蛆蝇幼虫，所以就称它为蛹虫。蚕蛆蝇寄生现象的发现，为防治这种家蚕害虫提供了依据。

害虫天敌的发现，是对园艺生产的一个重要贡献。据《南方草木状》记载，当时我国南方果农已经知道利用一种“赤黄色，大于常蚁”的蚁来防治柑桔害虫。南方柑桔若无此蚁，则“其实皆为群蠹所伤”。所谓“赤黄色，大于常蚁”的蚁，即现今的黄猄蚁（Oecophyllasmaragdina），又称红树蚁，常于柑桔树上网丝筑巢，“其巢如薄絮”，能吞食柑桔害虫。从《南方草木状》记载看，当时已有专门收集和贩卖黄猄蚁的商贩。他们以“席囊”或“布袋”贮蚁，售给果农，放养于果树上，以捕食害虫。这种利用捕食性昆虫防治害虫的方法是很先进的。

第三节 微生物知识

我国很早就对微生物的活动有所认识，并加以利用。到公元6世纪，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一书中，总结了我国历代在利用微生物活动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书中有关制曲酿酒、作酱、制醋（酢）、作豉、制乳酪等论述，反映了当时我国人民在认识利用微生物发酵方面所取得的丰富经验和知识。制酒一般包括制曲和酿酒两个步骤，制曲就是在酿酒前先培养微生物菌种。《齐民要术》酒曲分为两大类，即笨曲和神曲，这相当于现在的大曲和小曲。根据《齐民要术》记载，用神曲酿酒，“一斗杀米三石”，即用曲量只需原料总量的三十一分之一；用笨曲酿酒，“一斗杀米六斗”，用曲量也仅占原料总量的七分之一。可见当时我国酿酒发酵中，糖化力和酒化力都有明显提高。在制曲过程中，要掺入生料，这起到了接种微生物的作用。制曲时，对于温度和湿度的调节，都提出了相当周到的措施，并把“五色衣成”作为制成曲的标准，可见当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微生物的生长规律。在酿酒发酵过程中，还十分注意“曲势”。所谓“曲势”就是现在所说的糖化酶和酒化酶的活力。当时人们已经知道根据“曲势”来分批投料。

我国传统的酿醋法，通常是淀粉糖化、酒精发酵和醋酸形成三个过程在同一醪液中进行的。北魏时，人们已经认识到醋酸的形成与醪液中菌膜的生成有关。《齐民要术》把醪液中醋的菌膜的生成，称之为衣生。他说：“衣生，勿得怪也，但停置勿动，挠搅之。数十日醋成，衣沉，反更香美”。这里已将“衣生”和“衣沉”与醋酸的形成联系起来，已经模糊地意识到醋酸生成是与某种生命物质的作用有关。

第四节 戴凯之与《竹谱》

《竹谱》（公元5世纪中叶）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竹类植物专著。作者戴凯之，字庆预，南朝刘宋时武昌（今湖北鄂城）人，曾被派遣为南康（今江西赣州）相，才章富建，所著《竹谱》，亦为韵语。

中国有丰富的竹类资源，尤其南部地区，不仅竹资源丰富，而且种类繁多。我们祖先很早就已对竹类资源进行了研究，开发和利用。《诗经》、《禹贡》、《山海经》、《周礼》、《尔雅》等古代典籍中，都有关于竹类的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南方经济的开发和发展，有关竹类的记述也就更多了。沈莹《临海异物志》就记述竹六种，《南方草木状》亦描述了六种竹。戴凯之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大大丰富了有关竹类的知识。《竹谱》全书以韵文为纲，以散文形式逐条进行解释。书之开头，是对竹类植物特点的概括，指出竹体“既刚且柔，非草非木”，是植物界里的一个大类。“竹”就是这一大类植物的总称。植物界中有竹，犹如动物界中，有“虫”、“鱼”、“鸟”、“兽”一样。《竹谱》指出，虽然茎壁有厚薄之差异，但茎杆“分节”和“空心”是所有竹的共同特点；关于竹类的分布特点，《竹谱》说，竹“性忌殊寒，九河鲜育，五岭实繁”。指出竹类不耐严寒，因此，其分布有明显的区域性。戴凯之还认识到竹林有六十年开花枯死，而经过六年又自然复新的现象。《竹谱》的主要内容是记述各种竹的名称、形态、生境、产地和用途。如《竹谱》是这样描述“棘竹”的，“棘竹，生交州诸郡。丛生，初有数十茎，大者二尺围。肉至厚，实中，夷人破以为弓。枝节皆有刺，彼人种以为城，卒不可攻卒崩根出，大如十石物，纵横相承如掺车，一名笆竹”。根据这些描述，人们很容易就可以将它和秆粗质厚，节上有刺，地下茎为合轴型的箣竹属植物对应起来。据唐代徐坚《初学记》记载，《竹谱》原书记述了六十一种竹类植物，今本所见虽然没有那么多，但至少也有三十多种。所记竹种类之多，是空前的。

《竹谱》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对竹类研究的成果，首次对我国的竹类资源进行了系统概括总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竹谱》问世不久，贾思勰便从《竹谱》中吸取竹类植物知识，并写入《齐民要术》。宋代以后该书流传极广，后来问世的有关竹类著作，如宋代赞宁《笋谱》，元代刘美之《续竹谱》、李■《竹谱详录》等，无不深受其影响。

（谢选骏指出：上文完全没有“从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的文明在生物学方面的体现”这一角度，去总结中国生物学的发展历史。）

【第二十八章 医学】

三国两晋南北朝医药学发展的特点是一方面对《内经》与《伤寒杂病论》的整理研究，一方面则是内容丰富的临床经验的系统总结。因此，无论医学之基础理论，或是治疗经验，都有着较明显的进步。

第一节 医学旧籍的研究整理

《内经》的整理研究《黄帝内经》成书以来，已历近千年之流传，除文字古奥难懂外，战火，虫蛀、脱简散乱及传抄之误，已给该书内容的完整性、科学性带来巨大损害，急需予以整理训解。齐、梁间医学家全元起，曾任太医侍郎，对《内经》有着较深入的研究，撰有《素问训解》。该书虽然在南宋时已佚，但其内容由于《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之引用，仍部分得到保存。全氏医术高明，故有“一时慕之如神，患者仰之，得元起则生，舍元起则死”的誉论①。

《伤寒杂病论》的整理研究东汉张仲景撰成《伤寒杂病论》，最初流行并不广泛。晋代王叔和对仲景书颇为重视，他为了便利读者检阅诵读，对《伤寒杂病论》加以整理编次，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前者专论传染性疾病之辨证论治，后者专述一般杂病之脉因证治。由于王叔和距张仲景生活的时代很近，有人认为王氏可能是张仲景的学生，或曾见过面，所以王氏所整理仲景书是接近原貌的。

因此，历代医学家多予以较高的评价。例如：晋代皇甫士妥认为：“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①。宋代以校勘医学文献而著名于世的孙奇认为：“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①金代成无己是以整理注解《伤寒论》而闻名于医界的，他称赞：“仲景伤寒论得显用于世，而不堕于地者，叔和之力也。”②但也有指责者，如明清学者主要批评王叔和于仲景书中杂以己言，以及在编次、序例中多有谬误等③。但对这些批评意见，有更多医学家为王叔和辩护，如清代徐灵胎强调：“不有叔和，焉有此书。”④可见王叔和将《伤寒杂病论》整理析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对发展仲景学说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①《本草经集注》。

①陈邦贤等著《中国医学人名志》。据《古今医统》，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版。①皇甫谧：《黄帝针灸甲乙经·自序》，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重版。②林亿等：《伤寒论·序》，见《注解伤寒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③参见严器之：《注解伤寒论序》，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

④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第285—287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版。

脉学和中医诊断术

王叔和还撰有《脉经》一书，对疾病诊断水平的提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切脉是中医学诊断疾病、确定预后的一门重要学科，也是中医学术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晋人王叔和，名熙，高平（今山西高平，一说今山东济宁）人。性沉静，博通经史，医术精良，尤擅切脉，集《内经》、《难经》、扁鹊、淳于意、张仲景等之脉法，结合个人多年临床切脉诊断的丰富经验，编撰《脉经》10卷。《脉经》之卓越贡献有：1.总结前人经验，确定24种脉象，使临床切脉诊断有所准绳；2.列举八项相类的脉象，可为切脉鉴别之依据；3.系统论述了脉学理论知识和切脉诊断的部位和方法；4.详论各种脉象之阴阳、逆顺、寒热、虚实、生死之辨别；5.叙述了人体脏腑之生理脉象和病理脉象同各种病证之间的关系；6.对各种疾病之脉证、妇人脉证以及小儿脉证等均加以记述。《脉经》对中医诊断学之发展是有很大贡献的，不但推动了中医学的进步，而且对世界医学的发展有过重要的影响。例如：公元**世纪，阿拉伯医学兴起，10世纪前后，阿拉伯医学与中国医学形成鼎立的世界两大医学体系。但阿拉伯医学中有关脉学的内容，其中不少是直接引进中国脉学而丰富发展起来的。《脉经》不但为阿拉伯医学所引进，而且早在6世纪已传至朝鲜、日本。公元17世纪后还被译成为多种文字在欧洲流传⑤。在脉学诊断之外，此期还出现了病理解剖诊断技术，如《南史·顾恺之传》记有安徽濉溪一位名叫唐赐的人，因病临终时告诉妻子，死后作尸体解剖以求病因，妻按遗言解剖，却为统治者以“不道”，子“不孝”而惨遭杀害，刚兴起的求实精神就这样被泯灭了。《庾书·庾黔娄传》记有黔娄尝父便甜苦，以判断父病之预后吉凶。此举虽不符合卫生要求，然而我国诊断糖尿病以小便甜为依据即源于此，从而为人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针灸学之整理与提高

晋人皇甫谧编撰的《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是此期针灸学发展承先启后的代表作。皇甫谧（215—282）字士妥，幼名静，自号玄宴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境）人。幼年家贫，务农为生，从坦席学儒。中年因病风痹，肢体活动受限，始钻研医学。为人沉静寡欲，好学博览，专事著述，撰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烈女传》、《逸士传》、《玄宴春秋》等。魏晋时，多次谢绝当局而不仕，一心致力于学术和医学研究。在针灸学发展上，他以《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之有关内容为基础，结合历代医学名家的有关论述和经验，编撰成《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12卷、《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针灸甲乙经》，或《甲乙经》，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学专著。皇甫氏在编撰过程中遵循“删浮词、除重复、论精要”的原则，使前世针灸学得到明显的提高。《针灸甲乙经》共128篇，对人体生理、病理，腧穴总数、部位、取穴，针法、适应症、禁忌症等，都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对后世针灸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该书使中国针灸之穴位总数达654处，其中单穴48处，其他则为双穴，分布于全身14个经脉线上，称为经穴。后世所发现者，则称之为经外奇穴。关于取穴方法、针刺手法、疾病主治、禁忌等，其经验及理论也都为历代医学家所遵循，是针灸学家临床治病和撰著的指南。《针灸甲乙经》不但是我国发展针灸学的典籍和培养针灸医师的教科书，而且也是日本、朝鲜等国医学教育的教科书，并有法文等译本在欧洲流传。因此，皇甫谧在医学界并不以文学、史学闻名，而以其针灸学上之卓越贡献为历代医学家所推崇而闻名于世。

⑤徐灵胎：《医学源流论》卷下，“伤寒论”条。

第二节 医学经验总结和医学的发展

丰富多采的医疗方剂著作魏晋南北朝时期，名医辈出，总结经验，著书立说之风亦甚盛行。根据《隋书·经籍志》所收录，此期医学家医药方书约有百种，其中在当代及后世有着明显影响者，如：陈延之撰《小品方》12卷，范东阳撰《范汪方》176卷，姚僧垣撰《集验方》10卷，徐叔响撰《杂疗方》22卷等等，都是有着较高学术水平的佳作。这些医方著作一般多真实记录了著作者本人的宝贵经验，在隋唐时期仍较广泛地流传着。例如：《小品方》曾流传日本，在日本医学教育中，曾被列入医学院校教材而广为传诵。我国隋唐及后世医家之综合性著作，也多有引用。可惜，这些医方书籍几乎全部散佚，但由于孙思邈之《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等大量引用而尚能窥其梗概。

世医徐之才与中医方剂学之发展在中国医学史上有许多父子传授世代业医的医学世家，政府也很强调医学籍贯，群众对“世医”也更为信任，所以“世医”成为评价医生医术的一个重要条件。徐之才（505—572），字士茂，世医出身，祖籍东莞（今山东莒县），迁居丹阳（今江苏镇江）。先祖徐熙，好黄老之学，精医术，从祖徐謇、祖父徐文伯均以医术著名于时，且擅长炼丹术，颇得统治者之赏识。父徐雄，亦以医术见称于江南一带，曾任南齐政权的兰陵太守。之才兄弟等也均以医术闻名，后因战乱被俘至北魏，封西阳王。他聪明过人，博学多才，治病每多奇效，对药物方剂之组成原则和方法颇有研究，曾对《雷公药对》及《药对》等书详加修订，在药物炮制加工和总结吸收前代方剂学精华方面，有着显著的贡献。譬如他总结和发挥中医学之“七方十剂”理论和经验，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所谓七方，即大、小、急、缓、奇、偶、复；所谓十剂，即宣、通、补、泄、轻、重、滑、濇、燥、湿。由于他阐发了经典，总结了新经验，故有承先启后的作用。譬如：宣剂，宣可去壅，生姜、橘皮之属；通剂，通可去滞，木通、防己之属；补剂，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等等。结合陶弘景“诸病通用药”，从而使中医学在临床处方之药物调遣和配伍原则的掌握上，有了一个更为科学的新规律可循。徐之才除发展了中医方剂学外，对妇产科学也研究有素，特别是对产科的产期卫生，胎儿发育等很有见地。他还撰有《家传秘方》、《徐王八世家传效验方》、《小儿方》等等。徐氏历代以医传家，学贯南北，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极有名望的医学世家。

外科学与外科手术的进步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外科之伤残、感染性疾病大大增加，客观上促进了外科学与外科手术的发展，我国现存较早的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即成书于此时。该书作者可能是刘涓子，后经龚庆宣整理编次为10卷而流传于世。据龚氏序，刘涓子晋末人，曾随同宋武帝北征，夜射“黄父鬼”而得其所遗医方书，故名《刘涓子鬼遗方》。据其序，刘涓子为随军医生，用该书处方治病疗伤，“千无一失”，并谓“有被创者，以药涂之即愈”。该书内容包括有战伤、各种化脓性感染、疥癣，以及其他皮肤病等。其治疗技术，载有止血、止痛、解毒、收敛、镇静等内、外治法处方140多个。所有药物也以富有抗菌、消毒作用的黄连、大黄、水银等为最多，而且配制成软膏等剂型。更有价值的是该书提倡早期治疗的先进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该书强调痈疽早期诊断和治疗，在脓已成时则应及时进行手术切开引流，对手术切开之部位也作了科学的论断。

外科手术治疗先天性畸形

在此期也有显著的进步。例如《晋书·魏咏之传》记载咏之先天性唇裂（俗称兔唇），曾往殷仲堪帐下名医求治，术后唇裂弥合，达到比较理想的治疗效果。这一唇裂修补术的成功是很出色的，反映了我国古代整形外科已达到很高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其次，如目瘤摘除术、头部巨大肿瘤的手术切除等，也都达到较高的水平。

中外医药学交流

公元519年，扶南遣使中国，其易货贸易中有中药郁金、苏合香、沉木香等；中天竺等也以中药琥珀、郁金、苏合香、真珠等与我国交换；波斯更以琥珀、真珠、朱砂、水银、薰陆、郁金、苏合香、青木香、胡椒、毕拨、石密、香附、诃黎勒、雌黄等与我国互易，这些都反映了此期东南亚、南亚和阿拉伯世界在与我国香药贸易上的兴盛状况，也反映了我国对这些香药等的大量需求和广泛用于临床治疗的情况。公元541年，朝鲜请中国医生治病，公元552年，我国以《针经》赠送日本，又有吴人知聪带《明堂图》等医药书籍赴日传播中医学。尽管中国尚不统一，战争不断，但医药之与国外交流较前代还是有着明显的扩大，从而也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和进步。葛洪和陶弘景是这一时期的医学的大家，本编已分别为他们立传，这里不再重复。

（谢选骏指出：上文完全没有“从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的文明在医学方面的体现”这一角度，去总结中国医学的发展历史。）

【第二十九章 妇女】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关于妇女的记录慢慢地多起来。见于《隋书·经籍志》者，有“梁武帝女《临安恭公主集》三卷，梁征西记室范靖妻《沈满愿集》三卷，梁太子洗马徐悱妻《刘令娴集》三卷。又著录有“《妇人集》二十卷，梁有《妇人集》三十卷，殷淳撰。又有《妇人集》十一卷，亡。《妇人集抄》二卷”。这些都是妇女自己写的书。《隋书·经籍志》又著录“《杂文》六十卷”，原注称：“为妇人作”。又著录“《女鉴》一卷，梁有《女训》十六卷。《妇人训诫集》十一卷，并录梁十卷，宋司空徐湛之撰。《娣姒训》一卷，冯少胄撰。《贞顺志》一卷”。这些大概都是男性作者为妇女而写，可能主要是关于妇女教育的撰述。《隋书·经籍志》以上所著录的这些书，当是了解当时妇女情况的重要资料，可惜都失传了。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都有《列女传》，而其中可用的资料不多。现在，只能就各书所见零碎的材料，取其有突出成就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汇成本篇。

第一节 女诗人蔡琰①

蔡琰，字文姬，陈留人，文学家蔡邕之女。她博学有才辩，妙通音律。

《后汉书》李贤注引刘昭《幼童传》曰：“邕夜鼓琴，弦绝。琰曰：第二弦。邕曰：偶得之耳。故断一弦问之，琰曰：第四弦。并不差谬。”蔡琰在音律方面的才能，在幼年已有所表现。

蔡琰初嫁江东卫仲道。仲道早死，琰回娘家居住。兴平年间（193—195），天下混乱，琰为胡骑所虏，居南匈奴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惜蔡邕无嗣，以重金将琰赎回，再嫁陈留董祀。董祀犯法当死，琰蓬首徒行，向曹操请罪。她言辞清辩，旨甚酸哀，当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坐满一堂，无不为之动容。曹操说：你的情况我很同情，可是定罪的文状已经发出，怎么办？蔡琰说，“明公有良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之命乎？”曹操听了很受感动，便把文状追回。因问蔡琰，听说夫人原先藏书很多，不知还能记忆不。蔡琰回答说，原来先父留下的书籍有四千余卷，经过变乱，都已损失，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只有四百多卷了。蔡琰把能回忆的各篇亲自写出后与曹操藏书核对，没有错误和遗漏。

蔡琰感伤乱离，追怀悲愤，写诗二章。其中一章为五言《悲愤诗》。诗云：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终己。有客自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夏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别离。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影，怛咤靡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勗厉。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

这首诗包括三段。第一段是说董卓的残暴和篡汉的野心。第二段是说她在胡地所感到生活的困难，听到中原有使者来迎接她回去时的喜悦以及她不忍离开子女的依恋心情。第三段是说她回到中原后所看到的依然是一片悲惨凄凉的景象，从而怀疑人生的意义和个人生活上的安定。全诗感情充沛，写出乱离生活中的切身感受，感人至深，有高度的艺术成就，是三国初期文学上的杰作。近人认为可与建安七子的作品并列。诗长五百四十字，也是前所未有的。

蔡琰所著还有另一《悲愤诗》，见《后汉书·列女传》，有《东征赋》，见《昭明文选》。相传《胡笳十八拍》①也是蔡琰所作，但有不同的见解。《胡笳十八拍》的内容及其艺术成就与《悲愤诗》相类似，但还不能据此论定十八拍为蔡琰所作。

①本节材料见《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

第二节 刘兰芝抗婚①

刘兰芝，据说是建安年间庐江府吏焦仲卿的妻子。她聪明、美丽、能干，“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受过较高的教养。十七岁出嫁到婆家，与丈夫恩爱，又致力于家庭纺织。她每天从鸡鸣开始织布，夜夜不得休息，只用三天就织出了五匹布。而婆婆却嫌织得太慢，百般加以挑剔。兰芝实在做不下去了。

焦仲卿了解了情况后，上堂在母亲面前为妻子说情。他说，儿子的骨相不好，幸亏娶了这个媳妇，可以长久相处。现在我们一起生活才二、三年，时间不算长，并没有什么斜歪之事，不知她如何不好？焦母说，你的心眼太小了。媳妇不懂礼节，举止随便，我久已不满，岂能按你的意思去做！我们东邻有贤惠女子，长得也很漂亮，我可以替你求婚。你快把这媳妇打发了吧！仲卿长跪乞求说，若是休了她，我决不再娶。焦母听后大怒，说，你好大胆！竟敢替老婆说话。我已跟她没有情意可言，不会答应你了。

焦仲卿回到自己房中，看见妻子，难过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他说，这是母亲强迫她离去，不是自己的意思。他请兰芝暂时回娘家暂住，等他把府里的公事办完，再去接兰芝回来，请兰芝不要违背他的意思。兰芝说：不要再找麻烦了。自从嫁到你家后，事事顺奉公婆，进退那敢自专，昼夜辛劳，孤孤单单，总觉自己没有什么过错，原想准备奉养老人到底。哪想到这样做还是被驱遣！又说：我有生光的绣腰襦，有垂香囊的红罗帐，还有箱帘六七十个，各物都有它的特点。人贱了，东西也算不了什么，留着送人吧！时时安慰自己，久久不要相忘！

天亮了，兰芝离开焦家的时间到了。她认真地把自己打扮起来，上堂辞行，焦母毫无挽留之意。兰芝又与小姑告别，小姑泪落如珠。

焦仲卿骑着马送兰芝到了路口，下马对兰芝说：“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兰芝说：我很感激你的诚意，希望你不久来接我。她把仲卿比作磐石，把自己比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只是兰芝担心自己的兄长性情暴躁，由不得自己。俩人依恋不舍地分手了。

到了娘家，兰芝进退两难。母亲见到她回来，感到意外，拍着手说，你怎么回来了？我教你学了许多本事，想你不会不守婆家的规法，你今天没有过错，怎么倒自己回来了？兰芝说，儿愧对母亲，但儿实在没有罪过。母亲听了大为悲痛。

兰芝回家不多日，便有媒人来说亲。媒人是为县令的第三郎说亲，据说这位年青人“窈窕世无双，年始十**，便言多令才”。母亲要兰芝答应了这门亲事，兰芝噙泪说：府吏和我结誓永不别离，今日违约，恐不合适。母亲便回绝了媒人。

隔了几日，太守遣府丞来求亲，说是他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兰芝的母亲再次谢绝了媒人，她说“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兰芝的哥哥听说此事后，却颇不以为然。他对妹妹说：做事何不掂量掂量！你先嫁府吏，后嫁郎君，这是天地之别，够你享受了。有郎君不嫁，你还想去哪里？兰芝仰着头回答道：你说得不错。在家事夫婿，中途回兄门，由你安排吧，我哪能自己决定。虽然我与府吏有约，但怕是日后却永无相聚之时了。这时，兰芝所处的境况已经是若不改嫁，就无家可归。她答复哥哥的话，只能说是她已作了采取最后步骤的思想准备。

结婚的日期很快定了下来。男方的聘礼十分丰厚，据说是“金车玉作轮，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兰芝对这一切视若不见，只是遵照母亲的嘱咐，含泪作嫁衣。

焦仲卿听说后，立即告假回家。在离家二、三里的地方，马儿嘶叫起来。兰芝听见了熟悉的马嘶声，慌忙出来相迎，远远地看见了焦仲卿。兰芝上前拍着马鞍对仲卿说，自从分别后，事情变化很大，如我所言，我的亲父母兄弟逼我嫁给他人，你没有什么指望了。焦仲卿故意挖苦兰芝说：贺你高迁！磐石可保持千年不变，而蒲苇只是一时的纫劲。你当荣华富贵，我却要独赴黄泉！兰芝说：你怎么竟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都是被逼迫所为。你被逼离婚、而我也是被逼嫁人。黄泉下相见，不要违背今日的诺言！俩人约定后，各自回家。

结婚的日子终于到了，轿子把兰芝抬走了。兰芝好容易熬过了一天。夜深人静了，她下了最后的决心，提起衣裙，脱去丝鞋，投水自尽。焦仲卿知道后，也在树下自缢而死。人们痛惜他们二人的死，将他们合葬在一起。后来有人为刘兰芝写了《孔雀东南飞》的长诗，流传后世。

今案刘兰芝不慕权势，不爱金钱、财物、玩好，也不追逐贞妇烈女的名声。她是为了维护夫妻恩爱的纯洁而牺牲了年轻的生命。她在中国妇女史上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反映了中国妇女中优良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节 谢道韫的才辩②

魏晋时期，清谈之风盛行。谢道韫是在这个风气影响之下的一个才女。

她的父亲是晋安西将军谢奕，丈夫是江州刺史王凝之。她自幼聪识，有才辩。叔父谢安曾问《毛诗》中何句最佳，道韫称：“吉甫作颂，穆如青风，仲山甫永怀，以谓其心。”谢安说她有雅人深致。

一次，家人们聚在一起，天上下起雪来。谢安便问大家，这雪象什么？

有人回答说，象在空中撒盐。道韫说，不对，象柳絮迎风起。谢安听了很是高兴。

凝之的弟弟献之，与宾客谈议，词理将屈，道韫让婢女告知献之说，欲为小郎解围。她施青绫步鄣自蔽，参与谈议，客不能屈。

晚年，道韫嫠居会稽。太守刘柳久闻其名，请与谈议。道韫素知刘柳之名，也不推辞。她“簪髻素褥坐于帐中，柳束脩整带造于别榻”道韫丰韵高迈，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涟，徐酬问旨，词理无滞”。刘柳大为叹服，说，他从未见过这样使人心服的人。

一千多年来，谢道韫和蔡文姬一直是流传很广的人物。

道韫著有诗赋诔讼，《隋书·经籍志》录有《谢道韫集》二卷。

②见《玉台新咏·古诗无名人为焦仲卿妻作》。

第四节 苏蕙巧织回文图诗

苏蕙，字若兰，苻秦时期始平（治在今陕西兴平东南）人，《晋书·列女传》有传，但所记过于简略。依《烈女传》所记和有关记载考证，苏蕙是秦州刺史窦滔的妻子，善属文。窦滔因事徙流沙，苏蕙未相从而去。窦滔违背夫妻告别时的诺言，在外再娶。苏蕙非常伤感，织成回文诗，以赠滔。回文诗或称璇玑图诗，共八百余言，上下左右，婉转读之，皆成章句。原图五色相宣，用以区别三五七言诗句，后来变五色为黑色，诗句便不可读。约在宋元间，僧起宗以意推求，得诗三千七百五十二首。明康万民增读其诗四千二百零六首。两家合计共七千九百五十八首。《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但求协韵成句而不问义之如何，辗转钩连，■行斜上，原可愈增愈多，然必以为若兰本意如斯，则未之能信。存以为艺林之玩可矣。”《四库全书总目》的意见是正确的。而苏蕙作为回文图诗的创始人，其运思之巧，也是可以肯定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完全没有“从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的文明在妇女生活方面的体现”这一角度，去总结中国妇女生活的发展历史。）

（另起一页）

【题记】

本卷是中国通史的第六卷，论述了隋开皇元年（581）至唐哀帝天祐四年（907）的历史。这是中国中古时代封建社会发展时期后期的历史。

本卷上册由史念海同志主编，下册由陈光崇同志主编。史念海同志，山西省平陆县人，生于1912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曾任南京国立编译馆副编审、复旦大学副教授、兰州大学和西北大学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现任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唐史学会名誉会长。他以专攻历史地理学蜚声中外，著有《河山集》（1—5）、《中国的运河》、《中国疆域沿革史》（与人合作）、《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与人合作）、《方志刍议》（与人合作）等著作。他撰写了本卷序说部分的第一章、第四章；综述部分的第二章、第三章、第十章的第三节；典志部分的第一章、第七章、第八章。

陈光崇同志，1918年生于湖南省安化县。194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历任湖南大学、沈阳师范学院、辽宁大学等校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兼辽宁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著有《中国史学史论丛》、《史学研究辑存》、《资治通鉴选读》、《象山文丛》、《中国古代史》（隋唐五代部分）、《简明中国古代史》（主编并撰写三国两晋南北朝部分）、《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撰写宋辽金元部分）。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一章、第二章的第一节、第四章、第六章、第七章、第三十七章。

本卷的撰稿人依其在卷中首次出现的先后顺序，介绍如下：齐东方同志，生于1955年，辽宁省昌图县人。1973年毕业于吉林省舒兰师范学校美术专业。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84年获北京大学考古系硕士学位。1992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考古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三国至隋唐考古和中西交通考古的教学与研究。已发表有关论文数十篇，并多次参加国际性学术讨论会。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金银器皿与波斯萨珊王朝》等。他与张静同志为本卷共同撰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二章。

张静同志，生于1957年，辽宁省沈阳市人。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于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肄业。她与齐东方同志为本卷共同撰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二章。

赵望秦同志，生于1953年，陕西省临潼县人。198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获中国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85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所工作。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唐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发表有《唐方镇年表辨误》、《释韩十四》、《独孤及年谱》、《思陵集于支辨误》、《思陵集史料价值述略》、《陆贽年谱》、《唐文献有关陆贽事迹之考辨六则》等论文多篇，并与人合作出版《水经注选译》等多种著作。他为本卷撰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三章，典志部分的第九章、第十四章。

牛致功同志，生于1928年，河南省偃师县人。1956年毕业于陕西西安师范学院史地系。毕业后，先后在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曾任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唐史研究所教授。现为中国唐史学会顾问、陕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西安唐代文化史学会会长、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李渊建唐史略》、《唐代的史学与通鉴》、《隋唐人物述评》（合著）等，并发表有关论文九十余篇。他为本卷综述部分撰写了第一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的第一节、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和典志部分的第十二章。

马弛同志，生于1941年，河南省鲁山县人。1963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唐史学会秘书长。著有《唐代蕃将》，与人合编藏族史料多种，并发表论文多篇。他为本卷综述部分撰写了第四章、第十章第二节。

范楚玉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她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二章。

崔春华同志，生于1923年，辽宁省昌图县人。1949年毕业于东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此后，在沈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和辽宁大学历史系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辽宁省史学会理事。著有《中国古代史》（合著）、《简明中国古代史》（合著）、《夷俗记校注》等，发表论文多篇。他曾参加本书第一卷的撰写工作，并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三章，传记部分的第十章、第三十五章。

华觉明同志、张柏春同志，分别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副研究员，他们为本卷典志部分共同撰写了第四章的第一、三、五、六、七、九节。

杨文衡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二、四节，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九章、第四十九章。

张清建同志，四川师范学院讲师。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四章的第八、十节，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二章。

何绍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四章第十一节、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七章。

凌光、朱大为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共同撰写了本卷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十二节。

赵文润同志，生于1936年，辽宁省大连市人，满族。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周秦汉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武则天研究会会长、影视唐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等，主编有《中国古代史新编》、《隋唐文化》等书，并发表有关隋唐经济的论文多篇。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五章。

谢元鲁同志，生于1949年，四川省成都市人。1978年考入四川西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系，1979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历史地理专业，1982年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硕士学位。毕业后任教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1987年在厦门大学获隋唐史博士学位。现为四川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副教授。著有《唐代中央政权史策研究》、《唐德宗顺宗传》等书，发表有关唐史论文多篇。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六章、第十章。

廖德清同志，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本书第四卷主编之一，他偕子廖晓晴同志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十一章。他还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一章、第十三章、第十七章、第十九章。廖晓晴同志，1958年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90年获复旦大学中国古代史硕士学位。历任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助教、辽宁人民出版社古籍室编辑，现为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撰有《杜佑与通典》等论文多篇。阴法鲁同志，生于1915年，山东省肥城市人。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39年毕业于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又考入设立于昆明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42年研究生毕业。历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助教、华中大学（武昌迁滇）中文系副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现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他与汪绍楹先后两次校点《隋书》，主编有《古文观止译注》、《中国古代文化史》（合作），并撰有《从敦煌壁画论唐代的音乐和舞蹈》、《我们有优越的音乐传统》、《孔子论音乐》、《古代诗歌中的“反唱和”形式》、《试论》、《我国历史上民族迁徙活动与乐舞文化交流》等论文多篇。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十三章。

金秋鹏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技通史研究室主任。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章第一节。

田廷柱同志，生于1943年，河南省范县人。196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1981年获辽宁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工作，现为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隋唐史的研究。著有《唐明皇》、《隋唐士族》、《东观奏记》（校点）及论文多篇。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五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六章、第二十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七章、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第四十二章、第四十三章、第四十四章、第四十五章、第四十六章。

曾贻芬同志，1941年生于北京。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81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历史文献学教研室主任，著有《文史英华·典志选》，并撰有《论自注》、《唐人注释名著三种》等论文多篇。她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一章第二节。

赵俊同志，1955年生，辽宁省铁岭市人。1981年辽宁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1988年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二章、第二十三章。

张新清同志，生于1941年，辽宁省营口市人。1966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现为辽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著有《中国教育名人志》（合著），撰有《中国历史名人结局研究》、《唐代马球场》等论文多篇。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四章。

纪志纲同志，江苏徐州师范学院师资工作办公室副教授、理学博士。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五章第一节。

郑怀林同志，陕西中医药研究院副研究员，理学博士。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五章第二节。

李春光同志，1944年生于山东省海阳县。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81年获辽宁大学硕士学位。现为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著有《古籍丛书论述》、《评译通鉴纪事本末》及论文多篇。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八章、第三十章、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第二节、第三十四章。

王荣彬同志，西北大学数学系副教授，理学博士。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二章。

郭预衡同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五章第一节、第三十八章、第三十九章。

廖仲安同志，1925年生于四川西昌。1944年至1948年就读于云南昆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文史专修科、北京大学中文系。解放初任北京市文教机关干部。1956年后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主讲中国文学史。现为中文系教授。著有《陶渊明》、《反刍集》等。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五章第二节。

刘曼春同志，1935年生于辽宁省锦州市。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后任教于兰州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发表隋唐史论文多篇。她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三十六章、第四十章。

杜昇云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和科学史中心副教授，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四十八章。

刘昌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五十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五十一章。

李经纬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三章。

刘雪英同志撰写了本卷传记部分的第五十四章。

以上撰稿人共38位。此外，何绍庚同志主持了有关科技部分的集稿、定稿工作。刘雪英同志在本卷中做了校对、选图、标目、编目和部分定稿工作。曹尔琴同志参与了撰写工作。宫伟同志、栾敬同志参与了摄图工作。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在田制、税制、官制、军制、法制、选举制度、行政区域的划分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民族的重新组合、社会阶级、阶层所发生的新的变化，都是应当予以阐明的历史性重点。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杰出人物，政治家如高颎、唐太宗、魏徵、长孙无忌等，军事家如李靖、郭子仪等，史学家如刘知幾，吴兢、杜佑等，经学家如孔颖达、颜师古、陆德明等，散文家如韩愈、柳宗元等，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名僧如玄奘等，还有书法家、画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医药学家等。这样的盛况，在其他历史时期是很难见到的。我们要写好一部唐史，必须有深厚的功底、高屋建瓴的历史见识、简练生动的表述。当然，这都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而是长期不断积累的。同时，我们也不能要求这些条件都具备于一人之身，而是可以取长补短、互相补充的。在本卷的编写中，有名家的精品，也有水平一般的作品，这是现阶段的正常现象，恐怕还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才能有所改变。

本卷所重视的是，我们写的隋唐史，要写成中国通史的隋唐史。认识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这一点更不容易，这也还需要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我们老一辈的文学家陈寅恪、岑仲勉、吕思勉、向达、贺昌群、唐长孺，还有其他同志，都在隋唐史研究上做出贡献，对于这一点也都有认识，都在起步或准备起步阶段。本书其他卷也多有类似的情形，就不一一再说了。

本卷的编撰前后经历十二年，赖各位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于完成全稿。

我和念海、光崇都是八十岁上下的高龄了，这次学术上的合作，十分珍贵。我和念海相识六十年，更别有一番历史上的意义。

唐长孺同志和韩国磐同志，分别为本卷上、下册题字，在这里我表示感谢。

白寿彝1996年12月12日于北京

（谢选骏指出：上述的马列“同志”们都是有眼无珠的——因为他们丝毫不懂“第二期中国文明”，而隋唐不过是其中的“王国共主时代”的中间阶段罢了。）

（另起一页）

书名

中国通史批判第五卷

Criticism of Chinese General History Volume Five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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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统一书号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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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第一版

February 2022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94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