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195卷：

 中国通史批判第六卷

（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春秋战国——五代辽宋夏金时期）

Criticism of Chinese General History Volume Six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 the Five Dynasties, Liao, Song, Xia and Jin Dynasties)

2022年2月第一版

February 2022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95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95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本卷涉及的五代辽宋夏金时期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春秋战国——正如隋唐时期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共主时代。再往前推，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王国时代。再往前推看第一期中国文明，可见——1、周朝以前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王国时代，2、殷末西周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共主时代，3、东周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春秋、战国，4、秦两汉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帝国时代。

Synopsis

The Five Dynasties, Liao, Song, Xia and Jin periods covered in this volume are the second period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just as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re the second period of the co-ownership perio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ushing further forward,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were the second period of the kingdom era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Going forward and looking at the first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can be seen that - 1. The Zhou Dynasty was the kingdom era of the first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2.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t the end of the Yin Dynasty was the first phase of the co-ownership era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3.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was the first phase The first phase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4,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is the first phase of the imperial era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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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国通史》第七卷 中古时代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

【第七卷　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上册）】

【甲编序说】

第一章 文献资料

第一节 五代十国史料

第二节 辽代史料

第三节 宋代史料

第四节 西夏史料

第五节金代史料

第二章 考古资料

第一节 城址与界壕

第二节 手工业遗迹和遗物

第三节 陵墓

第四节 宗教遗迹和遗物

第五节 中外交流遗迹和遗物

第三章 研究概况

第一节 五代史研究概况

第二节 辽史研究概况

第三节 宋史研究概况

第四节 西夏史研究概况

第五节 金史研究概况

第四章 本卷编撰旨趣

【乙编综述】

第一章 五代十国和契丹的崛起

第一节 五代兴亡

第二节 十国割据

第三节 契丹的崛起

第二章 辽的发展与灭亡

第一节 景宗中兴与初期的辽宋战争

第二节 圣宗盛世

第三节 走向衰亡的辽朝

第三章 宋朝的建立及与辽的对峙

第一节 宋的建立

第二节 消灭割据

第三节 争夺燕云的宋辽之战

第四章 北宋初期的阶级关系与王小波、李顺起义

第一节 宋初的阶级关系

第二节 王小波、李顺起义与王均兵变

第五章 北宋中期的改革活动

第一节 “澶渊之盟”以后的政治形势

第二节 庆历新政

第三节 王安石变法

第六章 北宋中期思想、文化领域的革新

第一节 宋代的文化

第二节 宋学中的三个学派——新学、蜀学、理学

第三节 文学、绘画、书法的革新

第七章 北宋后期的政治形势

第一节 “更化”与“绍述”

第二节 宋徽宗的腐朽统治宋江、方腊起义

第八章 金的兴起与宋的南迁

第一节 女真族的兴起与金政权的建立

第二节 金灭辽

第三节 宋的南迁

第九章 南宋与金的对峙

第一节 南宋初年的政治形势钟相、杨么起义

第二节 绍兴和议

第三节 隆兴和议

第十章 南宋中后期的政局

第一节 孝宗中兴

第二节 开禧北伐与嘉定议和

第三节南宋后期的政局

第十一章 南宋的灭亡

第一节 蒙古侵宋

第二节 南宋的灭亡

第三节 张世杰、文天祥的抗元斗争

第十二章 金的发展与灭亡金末红袄军起义

第二节 金在北方的统治

第三节金末红袄军起义

第四节 金朝的灭亡

第十三章 西夏

第一节 党项的兴起及与宋、辽的关系

第二节 夏国的建立及其政治形势

第三节 西夏的盛世

第四节 西夏的衰落

第五节 西夏的灭亡

第十四章 周边的民族及其政权

第一节 奚族

第二节 鞑靼

第三节 回鹘（附喀喇汗王朝）

第四节 吐蕃

第五节 唃厮啰（青唐羌）

第六节 大理

第七节 壮族

【丙编典志】

第一章 农业和农学技术

第一节 五代十国的农业

第二节 宋代的农业和农学技术

第三节 五代、宋的监牧

第四节 以租佃制为主导的生产关系及与之相适应的户籍制度

第五节 辽的牧业与农业

第六节 西夏的农业和牧业

第七节 金的农业和牧业

第二章 官私手工业

第一节 五代、宋的手工业状况

第二节 辽的手工业

第三节 西夏的手工业

第四节 金的手工业

第三章 手工业、工程技术

第一节 建筑

第二节 水利

第三节 纺织

第四节 采矿

第五节 冶金

第六节 机械

第七节 交通运输

第八节 造纸

第九节 印刷

第十节 制瓷

第十一节 兵器

第十二节 煤炭

第十三节 石油天然气

第四章 商业与货币

第一节 五代十国的商业与货币

第二节 宋代的商业

第三节 宋代的货币

第四节 辽代的商业与货币

第五节 西夏的商业与货币

第六节 金代的商业与货币

第五章 城市和镇市

第二节 五代、宋的城市制度

第三节 五代、宋的镇、市

第四节 辽代的城、镇

第五节 西夏都城兴庆府

第六节 金代的城市与镇市

第六章 交通与邮传

第一节 五代、宋的水上交通与漕运

第二节 五代、宋的陆上交通与“驿站”

第三节 五代、宋的邮传（递铺）

第四节 辽代的交通

第五节 西夏的交通

第六节 金代的交通

第七章 赋税和役法

第一节 五代、宋的田赋（两税）

第二节 五代、宋的商税

第三节 五代、宋的役法

第四节 辽代的赋税和役法

第五节 西夏的赋税与徭役

第六节 金代的赋税和役法

第八章 政治制度

第一节 五代政制

第二节 北宋前期的朝廷政制

第三节 北宋中期的元丰官制改革

第四节 北宋后期与南宋的朝廷政制

第五节 宋代的地方政制

第六节 辽代的北面官和南面官

第七节 西夏官制

第八节 金代官制

第九章 军制

第一节 五代十国军制

第二节 宋代军事制度

第三节 宋代禁军、厢军、乡兵（民兵）

第四节 南宋“大军”

第五节 辽朝的军制

第六节 西夏的兵制

第七节 金代猛安谋克制度

第十章 法律

第一节 五代的法律

第二节 北宋前期的法律

第三节 宋神宗以后及南宋时期的法律

第四节 辽代的法律

第五节 西夏的法律

第六节 金代的法律

第十一章 科举与教育

第一节 五代十国时期

第二节 宋代的科举制度

第三节 宋代教育

第四节 辽代的科举与学校

第五节 西夏的科举与学校

第六节 金代的科举与学校

第十二章 社会风俗和宗教

第一节 五代、宋的社会风俗

第二节 五代、宋的宗教

第三节 辽代的社会风俗和宗教

第四节 西夏的社会风俗和宗教

第五节 金代的社会风俗和宗教

第十三章 学术、文化

第一节 五代十国的文化

第二节 宋代的文化

第三节 “宋学”学派的产生与发展

第四节 辽代文化的发展及其特点

第五节 西夏的文化艺术

第六节 金代的文化艺术

【原《中国通史》第七卷　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下册）】

【丁编传记】

第一章 后梁太祖

第二章 敬翔 张全义 王彦章

第三章 李克用 后唐庄宗 明宗

第四章 郭崇韬 周德威

第五章 后晋高祖 后汉高祖

第六章 后周太祖 世宗

第七章 冯道 王朴

第八章 杨行密 李昪（徐知诰）

第九章 钱镠 王审知

第十章 刘 刘旻

第十一章 马殷 高季兴

第十二章 王建 孟知祥

第十三章 李璟 李煜 韦庄 欧阳迥 顾闳中 董源

第十四章 辽太祖 述律后

第十五章 辽太宗

第十六章 耶律曷鲁 耶律屋质

第十七章 韩氏家族

第十八章 承天太后 辽圣宗

第十九章 耶律斜轸 耶律休哥 萧挞凛

第二十章 萧韩家奴 耶律仁先 王鼎

第二十一章 耶律重元 耶律乙辛

第二十二章 辽天祚帝

第二十三章 宋太祖

第二十四章 范质王溥魏仁浦

第二十五章 石守信 王审琦 韩重赟 李继勋 刘廷让 第二十六章高怀德张令铎张光翰赵彦徽罗彦瓌王彦昇

第二十七章 赵普 沈义伦 吕馀庆刘熙古

第二十八章 杨业 杨延昭 杨文广

第二十九章 寇準

第三十章 范仲淹

第三十一章 韩琦 富弼 文彦博

第三十二章 包拯

第三十三章 狄青 郭逵

第三十四章 欧阳修

第三十五章 曾巩

第三十六章 宋神宗

第三十七章 王安石 章惇

第三十八章 司马光 吕公著

第三十九章 沈括

第四十章   苏洵 苏轼 苏辙

第四十一章 周敦颐 程颢 程颐 第四十二章 邵雍张载

第四十三章 苏颂

第四十四章 毕昇 李诫 王惟一

第四十五章 柳永 周邦彦

第四十六章 蔡京 童贯

第四十七章 宋高宗 秦桧

第四十八章 李纲 宗泽

第四十九章 韩世忠 刘光世 张俊刘锜 第五十章岳飞

第五十一章 吴玠 吴璘

第五十二章 宋孝宗 虞允文

第五十三章 朱熹 陆九渊 吕祖谦

第五十四章 陈亮叶適

第五十五章 李清照 朱淑真

第五十六章 陆游 辛弃疾

第五十七章 姜夔 吴文英

第五十八章 郑樵 马端临

第五十九章 李焘 李心传 徐梦莘

第六十章 晁公武赵希弁陈振孙

第六十一章 秦九韶

第六十二章 张浚 韩侂胄

第六十三章 史弥远 贾似道

第六十四章 真德秀 魏了翁 刘克庄

第六十五章 毕再遇 李好义 杨巨源 孟珙 余玠 王坚 李庭芝 张珏

第六十六章 文天祥 张世杰

第六十七章 李继迁 张浦

第六十八章 李德明

第六十九章 夏景宗

第七十章夏 毅宗没藏讹庞

第七十一章 夏惠宗 惠宗梁太后

第七十二章 夏崇宗 崇宗梁太后

第七十三章 夏仁宗 任得敬

第七十四章 夏桓宗 夏襄宗

第七十五章 夏神宗 夏献宗 夏末帝

第七十六章 金太祖

第七十七章 完颜宗翰 完颜宗望 完颜昌

第七十八章 金太宗

第七十九章 金熙宗

第八十章   完颜宗弼 完颜希尹 韩企先

第八十一章 海陵王

第八十二章 金世宗

第八十三章 金章宗 金宣宗 金哀宗

第八十四章 完颜陈和尚郭蝦■

第八十五章 李全 武仙 崔立

第八十六章 蒲鲜万奴

第八十七章 元好问

第八十八章 数学

第八十九章 天文学

第九十章   物理学

第九十一章 化学

第九十二章 地理学

第九十三章 生物学

第九十四章 医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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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七卷 中古时代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

【甲编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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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资料】

第一节 五代十国史料

新旧《五代史》、《资治通鉴》新旧《五代史》《旧五代史》，150卷，宋薛居正监修，开宝七年（974）成书，主要依据五代各朝实录和范质《五代通录》修撰，称《五代史》，也称《五代书》。后欧阳修以《五代史》不合“春秋笔法”，遂于皇祐五年（1053）撰成《五代史记》74卷。史称前者为《旧五代史》，后者为《新五代史》。《旧五代史》流行渐稀，明初以后绝版。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并以他书所引文字补充重编，其史料价值高于《新五代史》，《新五代史》亦有少数记载较详，但都略于“十国”。至于清陈鳣《续唐书》，是以后唐、南唐为正统的纪传体五代十国史，史料价值不高。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撰，自卷266至294，为五代十国编年史，共29卷。南宋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取材于《资治通鉴》，条理明晰，便于检索，卷37至42的27目，专叙五代十国事。

《五代会要》、《册府元龟》《五代会要》宋初王溥监修，30卷。分类记载五代典章制度。

《册府元龟》宋王钦若等编纂，1000卷，31部1004门，保存了许多五代史料，部总序、门小序又常对五代各种典章制度进行概括性的论述，可补《五代会要》之不足。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中亦有五代典制的记载。“十国”史料宋代记载“十国”的史书，以南唐为最多，如史虚白《钓矶立谈》、龙衮《江南野史》、陈彭年《江南别录》、郑文宝《江表志》、佚名《江南余载》等，而以马令《南唐书》、陆游《南唐书》为著。

记载前、后蜀的有句延庆纂《锦里耆旧传》、张唐英撰《蜀梼杌》，记载吴越的有题范坰、林禹撰《吴越备史》。

综合性的有周羽翀《三楚新录》，记载荆南、楚、湖南事迹。佚名《五国故事》，记吴、南唐、前后蜀、南汉、闽“五国”，实为六国事。路振《九国志》原记九国事，张唐英补北楚（荆南），遂成十国史。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纪传体（有表无志）“十国”史；清梁廷枏《南汉书》，纪传体（无志、表）南汉史，两书汇集了有关史料，便于使用。文集、笔记史料五代有少量文集传世，如闽人黄滔《黄御史集》，吴越罗隐《罗昭谏集》，后蜀杜光庭《广成集》，以及由南唐入宋的徐铉《徐公文集·骑省集》，多有诏旨碑传等原始史料。笔记小说，主要有后蜀何光远《鉴戒录》。宋郑文宝《南唐近事》、孙光宪《北梦琐言》、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钱易《南部新书》等，也有有关五代十国的史料。

清代所编《全唐文》、《全唐诗》，都收录五代十国作者的诗文，便于检索有关史料。

第二节 辽代史料《焚椒录》及其他辽人著作

同中原历代皇朝一样，辽朝也重视国史的撰修。辽太祖时，曾置监修国史。圣宗时，设修史机构国史院，置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和修起居注、日历等史官。“对其国史之努力，固不少逊金人，其成绩亦有足述者”①。但以世事沧桑，朝代更迭，战争频繁，官私著述，流散殆尽。流传至今者，实属凤毛麟角。

自太祖以耶律鲁不古监修国史以来，历太宗至兴宗先后编修了《始祖奇首可汗事迹》、《统和实录》、《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又称《遥辇至重熙以来事迹》、《先朝事迹》）。道宗大康年间，耶律孟简上表称：“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①同时编著耶律曷鲁、耶律屋质、耶律休哥三人行事以进。道宗乃命置局编修国史，至大安元年（1085），太祖至兴宗《七帝实录》已具。天祚乾统三年（1103），复命监修国史耶律俨（李俨）纂修太祖诸帝实录，俨撰成《皇朝实录》70卷，是金、元撰修《辽史》的重要依据。

此外，尚有私家著述《礼书》、《契丹官仪》、《辽朝杂礼》、《辽四京记》、《契丹地理图》、《疆宇图》、《大辽对境图》、《契丹会要》、《大辽登科记》、《七贤传》等，惜今只有目而无书-

辽朝契丹、汉臣多有诗文集，如辽道宗《清宁集》、耶律资忠《西亭集》、萧孝穆《宝老集》、杨佶《登瀛集》、李瀚《丁年集》等，都已不存。今存者有进士王鼎的《焚椒录》，记录了辽道宗皇后被诬致死的情况，为研究道宗朝政事和辽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辽人著述流传至今者，尚有释希麟的《续一切经音义》、行均的《龙龛手鉴》和耶律淳的《星命总括》，对研究辽朝的社会和宗教也不无裨益。《契丹国志》及其他宋人著作中的史料与辽为兄弟之国的宋人著作中，专记或涉及辽事者，为数颇多，为研究辽史的重要文献。其中专记辽事者首推南宋叶隆礼的《契丹国志》，全书27卷，包括帝纪12卷，后妃、诸王、外戚、群臣列传7卷，书、表、语录、杂记等8卷。记录了契丹初兴、建国始末，搜集了与后晋、宋、西夏交往文书，今有贾敬颜、林荣贵点校本。又有节本名《辽志》，摘取书中有关契丹初兴、部落、族姓、制度和风俗等内容，不分卷。

南宋李焘所纂《续资治通鉴长编》，为编年体北宋史，其中涉及辽事也多有记载，可考订《辽史》的舛误和补充《辽史》的不足。

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250卷，记事起自宋政和七年（1117），终于绍兴三十二年（12），在记宋金和战事时，对辽末形势，北辽和辽、宋、金三方交往事也有较多记载。

南宋王称的《东都事略》有契丹专传可资参考。

①冯家昇《源流考》，见《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版。①《辽史·文学·耶律孟简传》。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契丹人的早期活动、辽的建立和辽与中原五代各政权的交往以及辽朝某些制度的记载有重要参考价值。

此外，《宋大诏令集》、《文献通考》、《通志》、《册府元龟》、《宋会要辑稿》、《武经总要·北蕃地理》以及宋人使辽语录、宋人行记、宋人文集、诸臣章奏等也多有关于辽朝史事的专门或零星记录。近年，贾敬颜教授对宋人使辽行程录作了整理、疏证，有《宋元人行记十一种疏证稿》（油印本），搜集了胡峤、晋出帝、王曾、薛映、宋绶、沈括等人的使辽行程录，所记为宋使所亲见，对研究辽代地理、风俗、军政制度等都有一定参考价值。《辽史》按照中国历史传统，后继的朝代应为前朝撰修史书，以记录其君臣行事，政事得失。金朝曾两次撰修《辽史》，第一次在熙宗时，以耶律固主持纂修。后其徒萧永祺纂成75卷，未及刊行。章宗时，再次置局编修，以移剌履、党怀英等提控、编修，陈大任继成之，称陈大任《辽史》，仍未及刊行。陈大任《辽史》中当使用了大量辽时著述，时“凡民间辽时碑铭墓志及诸家文集，或记忆辽旧事，悉上送官”①。元修《辽史》时，陈大任《辽史》和耶律俨《实录》尚存，是元修《辽史》的重要依据，今亦不存，有关资料赖元修《辽史》得以保存。

《辽史》是记录辽朝史事的纪传体史书，元顺帝时宰相脱脱奉敕撰，1卷，其中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另附国语解1卷。在陈大任《辽史》和耶律俨《实录》已佚的今天，它是所能见到的保存辽代史料最为丰富的史籍，是研究和学习辽史的主要文献。《辽史》中的部分志、表为其独创，内容相当丰富。如《营卫志》中记载了契丹人的部落族帐、斡鲁朵和行营捺钵；《百官志》记录了辽朝的北、南面官；《礼志》记载了汉礼和契丹礼仪；《仪卫志》记载了“国舆”、“汉舆”，“国服”、“汉服”，“国仗”、“渤海仗”、“汉仗”，不但保存了辽朝的大量典制，而且为研究契丹民族史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清人赵翼称“《辽史》立表最善”②，所列《世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可补纪传之失，并可与纪传相互校勘；《游幸表》更体现了辽朝行国的特征。

金朝虽曾两次撰修《辽史》，终因体例未定，未能刊行。及至元朝修撰《辽史》时，屡经朝代更迭，文献散失已多，可资参考的资料已感匮乏。而《辽史》自至正三年（1343）四月开局编修，次年三月成书，历时仅11个月。时间短促，缺乏周密安排和详审考订，因而疏失、遗漏、重复、抵误之处所在多有，如纪年错误，记事矛盾、疏失，史事错误，译名混乱，一人两传等，因而使用时应与其他文献互证。《辽史》元刻本已失传，现有明、清和民国时数种版本。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辽史》标点校勘本，为目前通行的较好版本。

高丽曾为辽朝属国，与辽交往也很密切。明代郑麟趾编纂的《高丽史》中也有大量关于辽朝和辽与高丽交往的史料。此外，明人杨循吉还著有《辽小史》，主要记叙辽政权的建立、更迭、西迁和帝位争夺，颇简略。

①《金史·文艺·党怀英传》。

②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

第三节 宋代史料

《宋史》、《东都事略》《宋史》元脱脱奉敕撰，496卷，至正五年（1345）成书，主要依据宋朝国史、实录、日历、时政记等删削增补而成，详于北宋，略于南宋，南宋后期尤疏略，向以粗疏芜杂著称，但保存史料丰富。

《宋史翼》40卷，清末陆心源以宋人文集、史书以及年谱、方志资料，辑补《宋史》未立传人物，补传781人（附传64人），可补《宋史》之不足。

《东都事略》130卷，南宋王称撰，纪传体北宋史，无志表，时称“信而有征”，少数史料为《宋史》所无或可纠《宋史》失误。

《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520卷，南宋李焘据国史、实录、家传、野记等修撰，淳熙十年（1183）成书，广征博引，考证异同，保存大量史料，久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重编分卷，已佚徽宗、钦宗两朝以及英宗、神宗、哲宗三朝各一部分。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150卷，南宋杨仲良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编撰，按朝各分事目，虽太祖、太宗、哲宗、徽宗四朝共佚8卷，另2卷亦残缺，仍保存了许多史料。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南宋李心传撰，高宗一朝编年史，据国史、日历、文集、碑传等修撰，约于嘉定元年（1208）成书，保存了南宋初期及宋金战争史料。

《三朝北盟会编》250卷，南宋徐梦莘编撰，绍熙五年（1194）成书，具载徽宗、钦宗、高宗三朝宋金和战史料，全录或节录原文，尤为珍贵。《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宋会要辑稿》宋代至宁宗朝历朝修撰会要皆已成书，久佚。清嘉庆时徐松自《永乐大典》辑出，后经多人整理未能完成。1936年据整理稿影印出版，为200册；1957年再缩版影印，为八大册。分为17门，门下分目收录大量诏令、法令、奏议，虽多有残缺，但保存了大量宋代典章制度史料。陈智超将本书整理时的复文或误作复文而被删落的遗文约八十万字，整理为《宋会要辑稿补编》，1988年影印出版，为一大册。

《文献通考》348卷，马端临编撰，元大德十一年（1307）成书，分为24门，门下分目，为典制通史，下迄南宋宁宗朝，对宋代典制记载尤详。《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南宋李心传撰，分甲、乙两集，各20卷，甲集分13门，乙集分12门，体例类同会要，分类记载嘉定以前典制、事迹。南宋李攸《宋朝事实》20卷，记北宋典制，体例亦近会要。

《宋大诏令集》、《庆元条法事类》《宋大诏令集》原为240卷，今存196卷，1962年中华书局校印出版。传宋绶后人于南宋初编辑。存17门，分类辑录北宋八朝（无钦宗朝）诏令3600余篇。

《庆元条法事类》存36卷，南宋谢深甫等奉诏编集，嘉泰二年（1202）编成，为当时现行法令汇编，也保留一些已不实行的北宋法令，存门，门下分类，排列敕、令、格、式、申明，“申明”载有时间，自元祐七年（1092）至嘉泰元年。

《诸臣奏议》、《历代名臣奏议》《诸臣奏议》150卷，南宋赵汝愚辑，为北宋奏议分类选集，分12门114目，每篇奏议附有时间。

《历代名臣奏议》350卷，明黄淮、杨士奇辑。分64门，分类辑录，其中宋代奏议约占十分之七，许多为他书所未载。1989年据邓广铭先生藏明永乐刊本影印，附有篇名目录和作者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传记类史料《名臣碑传琬琰集》107卷，南宋杜大珪编，共录碑传文254篇，传主221人，极大部分为北宋人。1938年，燕京大学将其中《实录》附传27篇及已佚宋人文集的碑传文53篇，编为《琬琰集删存》。

《伊洛渊源录》14卷，南宋朱熹撰，录宋代理学人物27人的行状、墓志、家传或小传及有关文章、言行录，末卷为“无征述文字者”20人，大多有小传。

《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共58卷，南宋岳珂编，收集大量有关岳飞的原始资料和时人有关著作。王曾瑜的校注本征引书籍近两百种，更丰富了本书内容（中华书局1989年版）。

《宋名臣言行录》共75卷，南宋朱熹、李幼武纂集，分前（即《五朝名臣言行录》）、后（即《三朝名臣言行录》，以上朱熹编纂）、续、别、外五集，共收北宋及南宋中期以前人物225人，列有简介或小传及言行等。此外，尚有南宋刘宰《京口耆旧传》9卷，记镇江（今属江苏）府属县25人传记；元初佚名《昭忠录》1卷，记宋末近五十年间（宋元战争）死难人物130人；元吴师道《敬乡录》14卷，辑婺州（今浙江金华）属县人物，有宋人近40人；明初宋濂《浦阳（今浙江浦江）人物记》2卷，有宋人人，都保存了不少史料。

《宋元学案》100卷，清黄宗羲、全祖望编撰，立宋代学案、党案、学略84案（略），涉及约2000人，记述师承、传授，选录传记、著作、论述，汇集了宋代学术思想史的基本史料。

编年类史料《宋史全文》有《宋史全文资治通鉴》等多种书名，36卷，宋元之际佚名编撰，编年体宋史。附佚名《宋季朝事实》2卷，保存了南宋后期的部分史料。

《宋太宗实录》80卷，存20卷，宋钱若水等奉敕撰，咸平元年（998）成书，是唯一保存较完整的宋代实录。

此外，宋陈均《宋九朝编年（纲目）备要》30卷，记北宋事；李■《皇宋十朝纲要》25卷，记北宋及南宋高宗朝事；汪藻（一作佚名）《靖康要录》卷，记宋钦宗朝事；熊克《中兴小纪》40卷，记宋高宗一朝事；佚名《皇宋中兴两朝圣政》64卷（佚30至45卷），记南宋高宗、孝宗两朝事；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15卷，记南宋高、孝、光、宁宗四朝事；佚名《两朝纲目备要》卷，记南宋光、宁宗两朝事；元初佚名《宋季三朝政要》6卷，记南宋理宗、度宗及少帝（恭帝）时事，卷6系南宋末陈仲微《二王（广王、端宗和益王、末帝）首末》。

传世的宋人编年谱谱主有范仲淹、欧阳修、苏轼、周敦颐、朱熹等多种，后人修撰的宋人年谱更多，其中以清代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为最著，汇集众多史料为王安石辩诬。

政书类史料《职官分纪》50卷，宋孙逢吉撰，官制通志，分官列职，下迄哲宗元祐年间，尤详于宋代政制。此外，南宋末许月卿《百官箴》，分曹列职，载当时政制。

《武经总要》前后两集，各20卷，宋曾公亮、丁度等奉敕撰，庆历四年（1044）成书，为军事通志，分制度、边防、故事（战例）、占候四部，尤详于北宋前期，介绍兵法、条令、战术、战阵、训练、编制、装备，附有武器、战阵等插图，介绍了三种火药配方。

此外，记载宰辅的，有宋徐自明《宋宰铺编年录》20卷，编至嘉定八年（1215）。明吕邦耀《续宋宰辅编年录》26卷，续至祥兴二年（1279）。王瑞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合二书为一。

记载北宋三馆、秘阁及秘书省制度的有程俱《麟台故事》，记载南宋秘书省制度的有南宋陈骙《南宋馆阁录》、佚名《续录》。

记载翰林学士院制度、典故的有南宋洪遵编《翰苑群书》，南宋周必大《玉堂杂记》。

记载州县地方官从政及注意事项的，有北宋末李元弼《作邑自箴》，南宋佚名《州县提纲》，胡太初《昼帘绪论》。南宋董煟《救荒活命书》，则载自古至宋孝宗政令及救荒之策等，供地方官从政参考。

南宋佚名《名公书判清明集》分类编辑南宋宁宗、理宗二朝地方官的诉讼判语及少量有关公文，许多为他书未载史料。

地理类史料总志有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200卷（存197卷半），王存《元丰九域志》10卷，欧阳忞《舆地广记》38卷。南宋有王象之《舆地纪胜》200卷（存9卷）、祝穆《方舆胜览》70卷。

地方志现存的宋代地方志近30种，元代亦有近10种，几乎覆盖今苏南、上海和浙江的杭、嘉、湖及宁绍平原。如今江苏南京（《建康志》）、镇江、常州（《毗陵志》）、无锡、苏州（《吴郡志》）、昆山（《玉峰志》）、常熟（《琴川志》），上海松江（《云间志》），浙江杭州（《临安志》）、嘉兴（《嘉禾志》）、海盐澉浦镇（《澉水志》）、吴兴、绍兴（《会稽志》）、宁波（《四明志》）。此外，浙江定海（《昌国志》）、临海（《赤城志》）、建德（《严州志》）、嵊县（《剡录》），福建福州（《三山志》）、仙游（《仙溪志》）、长汀（《临汀志》）①，以及安徽歙县（《新安志》）等皆有志，其中北宋仅《吴郡图经续记》1种，北方亦仅元《齐乘》（山东志）1种。

城市志记载北宋都城东京开封（今河南开封）的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南宋首都临安的有吴自牧《梦粱录》、《西湖老人繁胜录》、周密《武林旧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记载两城经济、文化、风俗等史料。此外，王瓘《北道刊误志》，记有北宋开封及大名（今属河北）城的史料。类书、文集、笔记中的史料宋代分类辑录的诸书保存了许多散佚史料。著名的有章如愚《山堂考索》、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王应麟《玉海》等，皆通录历代而详于宋代，而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专录北宋神宗朝以前事。

著名历史人物如范仲淹、韩琦、包拯、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沈括、二程、李纲、朱熹、陈亮、陆九渊、陆游、真德秀、文天祥等等，都有文集传世，宋人文集多达400种以上，保存着大量书、信、奏议、制诏、碑传，以及许多诗文都属史料。吕祖谦编《宋文鉴》，选录北宋各体诗文2600篇，部分史料不见于他书。

宋代数百种笔记中，保存着大量史料。著名的如司马光《涑水纪闻》、陆游《老学庵笔记》、王明清《挥麈录》、赵昇《朝野类要》、岳珂《愧郯录》、周密《齐东野语》和《癸辛杂识》等等，大多记载史事、典制、见闻、佚事。沈括《梦溪笔谈》则还有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记载，而洪迈除《容斋随笔》外，还有记载神怪的《夷坚志》，其中有反映当时市民生活的社会史料。

专门著作中的史料宋代还有数以百计的各种专门著作，门类庞杂，数量众多，保存了各个方面的史料。如机械有苏颂的《新仪象法要》，建筑有李诫《营造法式》，数学有秦九韶《数书九章》，医学有《政和本草》、《和剂局方》、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钱乙《小儿药证直诀》、董汲《脚气治法总要》，法医有宋慈《洗冤集录》。

①《永乐大典》卷7889—7985，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其他宋元方志，辑入《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影印本。

农业和园艺有陈旉《农书》，桐、荔枝、橘、菌、竹、笋等经济作物，牡丹、芍药、海棠、梅、兰、菊等观赏植物，无不有专著，陈景沂《全芳备祖》，备载各种花、草、果、木、蔬、笋、木耳、菌、茶、药材及五谷、桑、麻等。

此外，茶、酒、糖、蟹、香料，以及琴、棋、书、画、体育、游艺、杂剧、小说（话本）、笔、墨、纸、砚、藏书目录等等，也无不有专门著作，提供了各方面的史料。

今人编辑史料《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五册（宋辽金部分）邓广铭主编，辑录125种著作，全面系统地分类选编最基本的史料原文，校点注释，信实可据。

《宋人轶事汇编》丁传靖编，收人物400多，辑自500多种著作原文，但引文常有误。

《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何竹淇编，从380多部著作中，以事件分别辑录原文，大体齐备，间有考订。

《宋辽金画家史料》陈高华编，收录宋辽金画家87人（内辽3人、金6人）（清厉鹗《南宋院画录》所录画家，大部分未收入本书），以人分编辑录史料。

《宋代吐蕃史料集》汤开建、刘建丽辑校，除《宋史》外，辑录各种史籍、文集、笔记、方志的史料。

第四节 西夏史料

西夏有专设的史官与修史机构。据夏仁宗时制定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十章《司次行文门》规定，夏国“史院”位列三品（中品）①。仁宗时担任蕃汉教授的大臣斡道冲，世代掌国史②。天盛十三年（11），设立翰林学士院，任命焦景颜、王佥等为学士，修撰李氏实录。

西夏所修实录、国史都没有流传下来。史载西夏献宗时，南院宣徽使罗世昌“知国且亡，谱夏国世次二十卷藏之”③，未见传世。西夏末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入西夏后，收其“遗书”，其中当有西夏的实录、国史等史籍。据明人姚士粦《见只编》记载：“兰溪魏某，客华州王槐野祭酒家，见架上有‘夏国书’，凡阅三旬始遍。”又清人钱谦益《牧斋有学集·黄氏千顷斋藏书记》云：“庆阳李司寇家有西夏实录，其子孔度屡见许而不可得。”近人柯劭忞为戴锡章《西夏纪》所作序中有：“犹忆光绪辛巳（1881），予与福山王文敏公（懿荣）俱客成都。文敏言：有得西夏国史数册者，皆梵字也。属文敏购之，其人秘为鸿宝，不肯售。”据以上记载，西夏的史籍是逐渐散失亡佚的。

佚失的宋人所著西夏史籍，据今所知有孙巽《夏国枢要》2卷，记西夏“兵屯会要，土地肥硗，井泉涌涸，谷粟窖藏，酋豪姓氏，名位司存，与夫城池之完缺，风俗之所尚”①。元修《宋史·夏国传》所述帝王谥号、庙号、陵名等，都采自此书。刘温润曾任鄜延都监，驻守延州（今陕西延安），著有《西夏须知》1卷，记载西夏境内杂事，凡15条目②。这两部书大约在清中叶时尚存残本③。此外，宋元人著作的西夏史书尚有存目而无撰者姓名的，有《西夏杂记》④、《西夏事实》、《西夏事宜》等。⑤宋人著作中的西夏史料由于现存的西夏史料极少，今日研究西夏历史，主要依靠宋人所编的史书中与西夏史事有关的著作。

①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原件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

②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西夏相斡公画像赞》。

③《金史》卷134《西夏传赞》；吴广成：《西夏书事》卷42。

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志》卷1。

②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2下，参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③《西夏书事》，周郁滨序。

④尤袤：《遂初堂书目》。

⑤袁桷：《清容居士集》卷41。

此类著作很多。记载西夏史料最为丰富的，如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后人编辑的西夏史书多取材于此，如果将其中有关的西夏史事摘录成编，也是一部内容丰富的西夏编年史。其次，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是现存宋代史料最重要的一种，特别是其中《兵》、《方域》、《蕃夷》等门类，保存了丰富的西夏史料。托名曾巩撰的《隆平集》、王称《东都事略》，都是宋人著作为夏国作传者，采撷史料较早，且“信而有征”⑥，前者多记载西夏习俗和制度，后者专述西夏立国前后至北宋末与宋朝有关的史事。此外，大量的宋人文集、笔记小说中都有不少的西夏史料，尤其是那些出任过西北边疆或参与处理西夏问题的大臣的文集、笔记，时有珍贵记述，如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张方平《乐全集》、余靖《武溪集》、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笔记如沈括《梦溪笔谈》、司马光《涑水纪闻》、魏泰《东轩笔录》、陈师道《后山谈丛》、田况《儒林公议》、曾布《曾公遗录》等。类书如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政书有彭百川《太平治绩统类》及宋人编的《宋大诏令集》等，都含有各种不同的西夏史料。西夏与辽、金并存，关系密切，辽、金的史籍如《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归潜志》、《闲闲老人滏水文集》，都有涉及西夏史事的记载。

宋、辽、金三史及其他史书、文集中的西夏史料元代脱脱主持修撰宋、辽、金三史，各有《夏国传》或《西夏记》、《西夏传》，是与本朝有关的比较集中、比较系统的西夏史事记载。“三史”虽然修于元末，但它主要取材于宋、辽、金三朝的国史、实录、日历及当代著作，这些史籍现在几乎全部失传，因此“三史”保存的资料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三史”中以《宋史·夏国传》最为详细，内容也较丰富。《辽史·西夏外记》最为简略，内容基本是本纪中有关西夏史事的摘录。《金史·西夏传》主要依据金代历朝实录。此外，“三史”的本纪、志、表、列传中也包含有相关的西夏史事。

西夏建国前的党项族，早在唐末已建立地方割据政权。党项族的兴起与建国前的历史，主要见于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的《党项传》，《五代会要》的《党项羌传》及《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史籍中。西夏灭亡后，元代西夏人（唐兀氏）的活动主要见于《元史》及大量的元人文集与有关著作中①。

汉文史书中的西夏史料，一般说来都是从本朝角度出发，记录与西夏发生关系的史事，不外是和平时期的朝聘、交往和冲突时期的仇杀、战争。对西夏的政治制度、社会阶级结构、生产力水平等方面，记载很少，或语焉不详，这是利用汉文史籍中西夏史料时感到的最大不足。

西夏文史料西夏在元昊建国前夕创制了西夏文字，汉文史书称为“蕃书”。西夏文创制后，元昊“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②。西夏文文献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少。1908年至1909年，沙俄军官柯兹洛夫在黑水城遗址（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现的西夏文书，其中有官私文书、法律文献、语文著作、⑥《东都事略》洪迈序。

①除《元史》外，较重要者如《蒙古秘史》，柯劭忞《新元史》，屠寄《蒙兀儿史记》，邵远平《元史类编》，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虞集《道园学古录》，余阙《青阳文集》等著作和文集。②《西夏书事》卷12。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9，景祐三年十二月辛未：“赵元昊自制蕃书十二卷，字画繁冗，屈曲类符箓，教国人纪事悉用蕃书。”

文学作品、历史、医卜、佛经以及译自汉文或编译成书的汉籍译著③，这些都是第一手的西夏史料。

政治、法律史料法律著作有六七种，其中《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共20章，是西夏仁宗天盛年间（1149—19）制定的法典，它规定了西夏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国家政治机构及国家各阶层所应遵循的准则①。西夏神宗光定年间（1211—1222）还制定了《新法》和《猪年新法》。军事法典有夏崇宗贞观年间（1101—1113）制定的《贞观玉镜统》。职官制度的记载，有一份《西夏官阶封号表》，列举西夏官阶七品，以及皇后、公主、嫔妃、诸王、国师、文武大臣的封号②。这些都提供了研究西夏国家机构和职官制度的重要资料。社会经济史料《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十章《司次行文门》中列有国家设立的管理手工业生产的机构司、院有七八种以上。

西夏文韵书《文海》，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要集》，词书《圣立义海》、《义同一类》③，记载西夏时期的各类词语，反映了当时的生产与生活，都可当作史料来利用。西夏文书《瓜州审判记录》④、《天盛二十二年卖地文契》⑤等，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西夏的社会经济制度。

文化典籍西夏文献中属于文化方面的典籍最为丰富。字（词）典中除上列几种外，还有《音同》、《五声切韵》，分类词语《三才杂字》，历史著作《太祖继迁文》，诗文集《三世属明言文集》、《贤智集》，诗歌《新集金碎掌直文》，故事《新集慈孝记》，格言集《圣立义海》，谚语集《新集锦合辞》等。还有宗教咒语《魔断要语》，法术图《谨■》以及历书、乐器图等①。

西夏时期曾从汉文或藏文翻译佛教经典，现存的西夏文佛经十分丰富。

佛经中译经图及其序跋如实地描绘了西夏译经的场景、组织、规模；列举了译经的时代，译、校者及译经缘起②，是研究西夏佛教史的重要资料。

③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编：《西夏文写本和刊本》，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版。汉译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资料组：《民族史译文集》第3辑，以下简称《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①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

②《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③史金波、白滨、黄振华著：《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西夏骨勒茂才编：《蕃汉合时掌中珠》，载《嘉草轩丛刊》；又见《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④《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1930年版。

⑤黄振华：《西夏天盛二十二年卖地文契考释》，载《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①《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②史金波：《西夏译经图解》，《西夏文发愿文译证》，载《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五节 金代史料

金朝重视文化的发展，崇尚文治，“典章法度几及汉、唐”③。金仿辽、宋设官修史，由记注院掌修起居注，秘书监属下的著作局掌修日历，国史院掌修实录和国史。《金史》卷13《卫绍王纪·赞》载，元初王鹗奉诏修金史时，采摭杨云翼《日录》40条、陈老《日录》30条。日录当如唐、宋宰相的时政记或与日历相类④。实录有《先朝实录》3卷，记始祖以下十帝事迹。从太祖至宣宗（包括睿宗、显宗）均有实录，只缺卫绍王，但有《卫王事迹》而无实录，哀宗实录亦缺，金代实录早已亡佚。

至今保存下来的最基本的金代史料是《金史》、《大金国志》。

此外尚有金、宋、元人的著述。金代文人辈出，著述亦丰，惜多已失传。元时刘因《金太子允恭墨竹》诗：“百年图籍有萧相，一代英雄惟蔡公。策书纷纷少颜色，空山夜哭遗山翁。”①所幸有元好问、刘祁、王鹗诸士为存金朝史事，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金史》、《大金国志》《金史》元脱脱奉敕撰。全书135卷，本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近百万字，是全面记载金朝兴亡的一部史书。

在元脱脱修《金史》前，致力于写金朝史的有二人，一是金元之际的大文学家元好问，晚年以“国亡史作，己所当任”②，欲据实录撰写金史。《静修先生文集》卷5记载：“汴亡，张蔡公以金实录归，遗山尝就公誊录。”但因乐夔所阻，以实录为基础撰写金史的计划未能实现。于是“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③。著有《遗山文集》、《中州集》、《壬辰杂编》、《续夷坚志》。其著述多为纂修金史所本。二是王鹗，金实录在金南京（今河南开封）失陷时，张柔“于金帛一无所取，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④。于元中统二年（1261）将实录献上，王鹗向元世祖忽必烈建议，命国史院修辽、金二史。王鹗为修金史，搜集和采访史事，得故金部令史窦祥所忆旧事20余条，司天提点张正之写灾异条，张承旨家手本载旧事5条，金礼部尚书杨云翼《日录》40条，陈老《日录》30条。⑤元好问《壬辰杂编》亦于此时搜得，并藏在史馆。王鹗的金史编写目录至今保存在王恽《玉堂嘉话》中。王鹗《金史》成为后来修金史的底本。

元灭金后，于中统二年因王鹗奏请，而修辽、金二史，至元十六年（1279）灭宋，又命修辽、宋、金三史，但由于正统之争，体例不能确定而中止。

③《金史》卷126《元好问传》。

④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08页。

①刘因：《静修先生文集》卷5。

②③《金史》卷126《元好问传》。

④《元史》卷147《张柔传》。

⑤《金史》卷13《卫绍王纪·赞》。

到顺帝至正三年（1343），方定“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①，命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主持修史，次年十一月《金史》成。时脱脱已罢相，由丞相阿鲁图继任为都总裁，并上《进金史表》。

《金史》所据资料较为丰富，既有实录、国史，复有王鹗的《金史》为底本，元好问、刘祁生前即有意识抢救史料和著述，均为金史的编写奠定良好的基础。《金史》在三史中，一直评价很高，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7称：“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说者谓多取刘祁《归潜志》、元好问《壬辰杂编》以成书，故称良史。”

《金史》体例多仿《新唐书》，其创例处是在“本纪”之前列“世纪”，“本纪”之后复有“世纪补”。“世纪”是仿《魏书》之《帝纪序》而创例。《金史》创立《交聘表》，是金与宋、西夏、高丽使臣交往的记载。《金史》于西京路列部族节度使八、详稳九处、群牧十二，打破了只以府州县为地理内容的传统观点。《金史》虽称最善，但亦存在许多缺点，清人亦多有论列。《大金国志》是仅次于《金史》的一部较为完整的金朝史。全书40卷，纪26卷，开国功臣传1卷，文学翰苑传2卷，杂录3卷，杂载制度7卷，许亢宗奉使行程录1卷。托名宇文懋昭撰，载有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进书表一通。元苏天爵曾提及此书，其成书时间应不晚于元中期。《大金国志》不是以金实录、国史为资料的主要来源，而是以抄撮宋、元人请记载，间以野闻俚说而成书。此书虽多有错误，但保存了部分难以得到的史料，且大部分记载可与他书相互印证或补他书之不足。因此，《大金国志》仍不失为研究金朝史的基本史料。

《大金吊伐录》、《大金集礼》金人（包括由金入元的人）撰述，有佚撰者姓名的《大金吊伐录》，是一部难得的有关金宋关系的文书资料汇编。此书是荟萃朝廷案籍编纂而成，起金太祖天辅七年（1123）金宋交割燕云，迄金太宗天会五年（1127）立刘豫，宋高宗南渡。收录金宋往来国书、誓诏、册表、谢表、文状、指挥、牒檄等1篇。其中49篇见于《三朝北盟会编》，详略互异，足资校用，而此书所录都是原文，作为研究金史的资料，更是可贵。

《大金集礼》40卷，金章宗明昌六年（1195）礼部尚书张■等进，是我国古代被保存下来的礼志的重要文献之一。《金史》卷28《礼志》：“故书之存，仅《集礼》若干卷，其藏史馆者又残缺弗完，故掇其郊社宗庙诸神祀、朝觐会同等仪而为书，若夫凶礼则略焉。”此《集礼》若干卷，即张■之《大金集礼》。是书依尊号、册谥、祠祀、朝会、燕飨、仪仗、舆服等门类编次而成，为元修金史的《礼志》、《仪卫志》、《舆服志》等所本。此书可据以补订金史诸志，是金朝掌故的总汇。

金人文集、史书诗文集、志、遗事保存至今的，有王寂《拙轩集》6卷，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20卷，王若虚《滹南遗老集》45卷，王庭筠《黄华集》8卷，蔡松年《明秀集》3卷，段克己、段成己《二妙集》8卷，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40卷、《中州集》10卷，李俊民《庄靖集》10卷，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14卷。志有王寂《鸭江行部志》、《辽东行部志》，刘祁《归潜志》4卷，元好问《续夷坚志》4卷。遗事有王鹗《汝南遗事》。其中有的是由金入元之人，有的非写于金时，但多记有金事或多存金时某一方面的史事，是研究金史所必备的。

①权衡：《庚申外史》。

宋人著作中的金朝史料宋人撰述，涉及金事者颇多。主要有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此书是载金代女真、社会、金宋关系以存录金代史事最为丰富的一部史书，其资料多为他书所不载。熊克《中兴小纪》、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载金朝史事亦不少，亦足资参用。宋人使金所写的书有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洪皓《松漠纪闻》正续各1卷、楼钥《北行日录》2卷、范成大《揽辔录》1卷、周煇《北辕录》1卷。诸书有关金代女真、金朝杂事、史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都有记载，是对金史研究有重要价值的资料。在宋人的文集、笔记中亦多有关于金朝史事的记载，如洪皓的《鄱阳集》、洪迈的《容斋随笔》、周密的《齐东野语》、岳珂的《桯史》等等，不胜枚举。元人著作中的金朝史料元继金、南宋之后而统一全国，元初多承金制，而金人入元及金源文物保留于元者颇多，因此在元人撰述中有不少关于金代史事的记载，散见于各书之中。文集方面有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其中不少碑、记涉及金代史事，特别是金末战乱的情况，文集最后的《玉堂嘉话》，是研究金朝文献及史事的重要资料。在耶律铸《双溪醉隐集》中，有些轶事和宫室制度为《金史》所不及。郝经《陵川集》，其中碑、记、序及诗，亦有不少涉及金代史事。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刘因《静修文集》、魏初《青崖集》、苏天爵《滋溪文稿》、虞集《道园学古录》、姚燧《牧庵集》、许有壬《至正集》等，均是研究金史所必须参用的。陶宗仪《辍耕录》亦有关于金朝的记事。从《元典章》中可以探求金《泰和律》的逸文。

（谢选骏指出：宋朝的人文主义与其平民社会似乎同时出现——而五代十国正是其重要的准备阶段。在这方面，汉人社会与蛮族社会，显然遵循着不同的轨迹——他们虽有冲突与交融，却始终泾渭分明。）

【第二章 考古资料】

第一节 城址与界壕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的城市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各类城市星罗棋布，城市布局也与唐代有很大的不同。封闭式的坊市首次被开放式的街巷所取代，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的变革，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后期阶段。以宫城为中心的重城式的布局，是皇权至上思想在都城规划中的反映。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对地方城市的发展及其规划起了促进作用。至于辽金两朝前后期都城布局的变化，则反映了契丹和女真族接受汉文化的过程。

都城开封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都城开封城遗址位于今河南开封市。由于黄河泛滥，故城已深埋地下，使考古工作十分困难。初步探明整个外城的轮廓和部分城门，并进行了部分解剖试掘①。故城为三套城墙，东西略短，南北稍长，平面形状为不十分方正的矩形。

中心为皇城，即宫殿所在地，原为唐宣武节度使衙，后梁建为宫城，北宋初扩建，形制略作东西短、南北长的长方形，周长约2500米。皇城为砖砌城墙，四面开6门，其中南墙开3门。这与宫城居中的布局有关，与唐长安城不同。这种方式也影响了金中都及元大都的规划。南面正门宣德门是城市中轴线的起点。考古勘探已发现南墙的两处门址。

第二重为里城，主要用作商业和居民区，也是官署、寺观等的集中区。

原唐汴州城，后梁建都，升为开封府。遗址相当于今开封市区，形制略呈正方形，周长约25华里。文献载有12门，每壁各有3门，城门的旧名表示它联系的地区，如宋门通宋州（商丘）、曹门通曹州、郑门通郑州。这也说明当时城市与周围地区在交通及经济上的联系较密切。各城门皆有瓮城，通御路的4个门，有门3重，各城门正对，其他城门有门4重，各门不正对。现有各城门位置与文献记载的相对位置基本上相同。

①开封宋城考古队：《北宋东京外城的初步勘探与试掘》，《文物》1992年第12期；丘刚：《北宋东京三城的营建和发展》，《中原文物》1990年第4期。

最外一重为外城，也称罗城，始建于后周显德年间（954—960）。北宋定都开封后，曾多次在后周外城的基础上重修和扩筑。外城经考古勘探试掘，已发表了平面实测图，共有水旱门20个，其中水门7个。除北壁为4个城门外，余均为3门，城垣平面形状并不十分规则。城门位置与里城城门相对。勘探实测表明，外城与今开封保存的明清城壁基本平行，东墙距今墙最近为1.4公里，最远的西墙距今墙2公里。实测东墙长7660米，西墙7590米，南墙6990米，北墙6940米，全城周围长29公里余（合29120米），与文献所记元丰年间扩修后的长度基本相符（据宋太府尺计算应为28250.21米）。城墙夯筑，现均深埋在地下，一般距地表3米左右，其中保存较好的西墙，宽度为10—20米。已探出旱水门缺口10处，疑为6处旱门和4处水门的遗址，其中南墙的南薰门为一瓮城门，略呈长方形。遗址东西长130米、南北宽80米，瓮门在瓮圈中部，宽达70余米，与城内探出古州桥遗址及宋皇宫遗址所在——龙亭呈一南北直线，从而证明今开封市区纵贯南北的中轴线——中山路，即是宋东京开封城内的中心大道——御街。西墙的新郑门规模较南薰门还大，门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城门缺口宽达30米，是已发现诸门中保存最好的一处，试掘发现瓮门和门道间的路土和几条明显的车辙印。外城里外都是版筑的夯土墙，西城墙经解剖现存高度为8.7米，顶部残宽4米，底部宽34.2米。城墙夯土层次分明，多采用梅花夯筑法。夯土中杂有“天圣”、“治平”年号的宋钱，并有多次修补痕迹。另外，城墙外侧发现了专为减缓水的下冲力设置的泄水槽，这说明筑城技法到宋代又有了新的发展。

里城及外城墙外均有宽城壕，城内河道较多，号称“四水贯都”，汴河两岸是繁盛的街市所在。城内御街横跨汴河的重要桥梁之一——州桥遗址也已被发掘，桥面宽度达30米，河流对城市布局及其发展有一定影响。

城市干道系统以宫城为中心，正对各城门，形成纵横有序的方格网。其他一般道路及巷道也多呈方格形，或有丁字形相交的，但不见坊里划分。在里城和外城间尚有数条斜街，这显然与唐代两京严整的方格型道路网不同。住宅和店铺、作坊等都面临街道建造，有些街道已成为各行各业集中的地段。临安五代吴越国都城杭州和南宋临安城与现代浙江杭州城基本重合，调查发掘困难很大。文献载杭州城为隋杨素所筑，周36华里。南宋都城临安的城垣是在五代吴越城的基础上增修而成的，由宫城和大城两重，旱门13、水门5座，成不规则形。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对临安城的考察。1983年吴越捍海塘的发掘，不仅查明了海塘的走向及构筑技术，也为南宋宫城方位的界定勘察做了必要的准备①。

宫城在城南凤凰山东，原为吴越时王府所在的子城。周围9里，南北各开1门，规模较小，宫殿和官署分布其内。考古探明了宫城的北城墙、东城墙和城内若干夯土基址，同时配合基建发掘了与德寿宫及六部遗址有关的道路或建筑基址。

全城市肆密布，据载多达440个，主要街道与商业大街结合在一起。大运河在城市北门外，为主要运输线。城市中河道很多，商业点主要依据河道而列。

辽上京遗址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为辽代五京之一。辽太祖神策三年（918）开始筑城，天显元年（926）扩建，天显十三年改称上京，并设立临潢府。抗战期间日本人曾在此挖掘。1962年重新进行了勘测，基本上搞清了皇城内的平面布局和部分汉城内的遗迹分布状况②。

①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新近十年的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②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等：《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辽上京由皇城和汉城两大部分组成，城墙由黄土版筑而成，周围约6400米。皇城在北，是契丹族居住的区域，残墙最高达9米，现存有南、西、北3座门址。门外都加筑瓮城，东、西、北三面墙上还保留有“马面”遗迹。城内东、南一带建筑遗迹很多，有的还残存院墙痕迹，应为官署、府第、庙宇和作坊。自皇城南墙正中向北，有一条大道直通“大内”，各组建筑物间亦有不规则的道路相连接。城内西部的小山上有寺庙和窑址，窑址出土匣钵、支钉等窑具及大量的白瓷片，器型以碗、盘等食具为主，盆、罐等容具次之。城内北部为空旷地带，不见建筑遗址，应是搭设毡帐的地区。大内位于皇城的中部，是宫廷所在，四周有围墙，残墙高仅1米多，南墙遗迹已很不明显。主殿基址在城中部最高处，原是天然石丘，经平整后兴建宫殿，殿后有排列整齐的小型建筑台基。

汉城在南面，是汉、渤海、回鹘等族居住的地方，其北墙即皇城的南墙，现存有4座门址。城内除少数官署庙宇外，多为民用住宅和工匠作坊，并有少量市楼建筑遗迹。由于白音戈洛河河床逐渐北移到皇城南墙附近，城内遗迹受洪水冲刷，仅保存了北部中央的部分。

辽中京遗址在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名）城，1959—1960年间进行了全面勘测和重点发掘①。全城有外城、内城和皇城三重城，城墙全用黄土版筑，残迹最高约4米。

外城南北长约3500米，东西宽约4200米，周长共约15400米。内城在外城中央稍偏北，南北长约1500米，东西宽约2000米，与外城构成回字形平面，墙上有“马面”无角楼。皇城在内城的正中偏北，仅筑有东、南、西三墙，其北墙即内城北墙，每面长约1000米，四角有角楼基址。外城的朱夏门、内城的阳德门和皇城的阊阖门、左右掖门的遗址已被发现。皇城正门阊阖门有3个门道，自朱夏门经阳德门至阊阖门以内的中轴大道也已钻探清楚。外城部分路宽约64米，内城部分路宽约40米，用黄土、灰土及砂子铺垫。路面中央略凸起，剖面呈弧形，路两侧有排水沟，沟上盖木板或石板。中轴大路两旁各有南北纵街3条，东西横街5条，宽者达15米，窄者约4米，东西两侧对称布局，次序井然。外城南部为坊市所在，北部还发掘了官署、庙宇及廊舍遗址。廊舍在中轴大道之西，为一南北向的长方形建筑，柱础和夯土台基尚存。在外城西南隅土山顶上发掘了寺院遗址中的一座佛殿基址，平面呈正方形，面阔进深皆为5间，殿内用方砖铺地，中央有佛坛。内城阳德门至阊阖门之间的大路宽约40米，两旁无建筑遗迹。皇城阊阖门内的大路宽约8米，东西掖门也有道路通往武功、文华两门。武功、文华两个殿址也已被发现，布局上均属汉式传统木构架建筑。辽中京城比辽代初期所建的上京城更多地模仿了中原都城的制度。

金上京遗址位于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为金代初期的都城遗址。金太宗时称会宁府，熙宗天眷元年（1138）称上京。贞元元年（1153）海陵王迁都中都，削上京之号。正隆二年（1157）毁上京宫殿、宗庙及诸大族邸第等建筑，夷为耕地。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复称上京，为陪都。大定二十一年（1181）陆续修复宫殿、城垣。

①辽中京发掘委员会：《辽中京遗址发掘的重要收获》，《文物》1961年第9期；李作智：《论辽上京城的形制》，《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金上京分为南北二城，平面呈曲尺形，北城南北长1828米，东西宽1553米；南城东西长2148米，南北宽1528米，两城之间筑隔墙，有门相通。全城现有9个可能是城门址的豁口。夯土城墙和角楼、马面、瓮城等遗迹尚存。南城西北部有皇城，南北长645米，东西宽500米。皇城午门外有土阙，午门内的中轴线上有5个宫殿台基，两侧有左右廊基址，殿基平面呈“工”字形。近年在上京遗址内外常发现金代遗物，如上京路的官印、腰牌，打有“上京翟家记”戳子的银镯、银锭，凿有“上京警巡院”等验记的铜镜，还发现窖藏的铜钱、银器等①。

金中都位于今北京旧城外城的西南部，为金代都城。金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在辽燕京城（又称南京城，即唐幽州城）的基础上扩建，并重建宫城。贞元元年（1153）新宫告成，从上京迁都于此，改名为中都。1959年曾对城垣遗址作过调查，1965—1966年又对外城城垣、宫殿和街道等遗址进行了重新勘测②。

金中都外郭城的东南角在今永定门火车站西南的四路通，东北角在今宣武门内翠花街，西北角在今军事博物馆南皇亭子，西南角在今丰台区凤凰嘴村。凤凰嘴村南和马连道附近的地面上，尚保存有南垣和西垣的夯土残壁。外郭城东、西、南各开3个城门，北城垣据《金史》记载有4个城门，总计13个城门。宫城位于全城的中央，平面呈长方形。前朝是大安殿，遗址在今广安门外滨河南路西侧，经钻探得知面阔为11间，与文献记载相符。宫城正南门应天门、皇城正南门宣阳门和外郭城正南门丰宜门在同一条轴线上。丰宜门内大街、端礼门内大街、会城门内大街，以及丰宜门和端礼门之间东西向横排的街巷，都已被勘查出来。已发掘的一处夯土遗迹，南北长60米，东西残长60米，夯土厚近5米，参照文献记载，该遗址很可能就是金中都大安殿遗址，是在辽代宫殿的基础上加以扩建的。水关遗址位于今右安门西南，距现地表5.1米，呈南北向，入水口东南两“摆手”呈倒“八”字排列，石板构筑，并以铁锭固定。摆手残高1.5米，摆手前排有密集的、起保护作用的圆柏木桩。水关主体呈长方形，流水面平铺石板，石板下衬有粗大的方形横木，即衬石枋；地面上靠近入水口的石板，还用大铁钉固定在衬石枋上。衬石枋之下是成排的地钉，两者用榫卯结构垂直相接。水关遗址是目前所知金中都城址内保存最大的一处遗址①。

据考古复原研究，金中都原属于辽南京城范围内的街道，仍保存着唐代街坊的形式，而金代新扩展的部分，则改为沿大街两侧平行排列。两种不同形式的城市街道共处于一个城市之中，是金中都规划的特点。

地方城市这一时期地方城市发展很快，在数量和规模上都超越了前代，特别是工商业的发达，对地方城市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根据考古调查和分析，这一时期地方城市布局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中原北方地区流行方形十字街式，南方地区则流行长方形纵街横巷式，一些典型的商业城市则自发形成不规则狭长形城市。

扬州宋城位于今江苏扬州，为现代城所叠压。宋代扬州城是由三个互不相属而又关系密切的城圈组成，自南而北分别为大城、夹城和堡城，分布范围大体与唐代扬州城相同。南北全长5600米，总体平面布局略呈“吕”字形①。

①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从出土文物看黑龙江地区的金代社会》，《文物》1977年第4期。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①《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①扬州城考古队：《扬州城考古工作简报》，《江苏扬州宋三城的勘探与试掘《考古》1990年第1期、第宋大城即州城，约当唐代罗城东南部分，为南北向长方形，建于五代，南北长2900米、东西宽2200米，今四周城壕犹存。城墙以黄粘土夯筑，外包砌青砖，大量城砖有“武锋军”戳记。其四垣城门经发掘或钻探已得确定，其中南门门址直接叠压在唐城门址上。城内主要大街、河道都沿袭了唐城的规划。宋大城实测周长10110米，与《宋会要辑稿》记载相近。

堡城是由唐代的子城改筑而成，西、南城墙和北城墙的大部分都沿用了唐代城墙，实测周长5000米。四垣各设一门，其中南门沿用了唐代子城南门。夹城位于堡城和大城之间，为南北向长方形，周长2700米。四面城壕依然存在，夹城东墙和北墙中部各发现城门遗址一处。

宋扬州三城城内均开十字形大道并与四面城门相连。宋大城南北大街西侧并行一条市河，与南北水门通。大城内的东西向街皆互相平行，间距300—350米，其间又平行分布三条东西小巷，巷口通往南北街道上。探明东西向主干大道共有三条。南北大街两侧为开放式的街巷。这种纵街横巷式的布局常见于我国南方宋城。大街傍临河道则是扬州宋城的特点。扬州宋三城的出现和历次增筑，均与当时的军事形势密切相关。

平江城位于今江苏苏州的宋代平江城，考古工作虽然做得不多，但南宋绍定二年（1229）刻成的现存宋代城市图中最详密的图碑——平江图碑，翔实地记录了宋代平江城的平面布局。

平江城有外城、子城两重城墙。外城呈南北长的矩形，城内外均有壕，北、南、西三面各一城门，东面二门。每门均水门、旱门并列，除南门外均无城楼。各城门均不相对，无穿城直街。街道均取南北或东西正方向，呈丁字或十字相交。北半部为居民区，采取南北街和东西巷的布置。街巷多与河并行，组成水陆交通网。住宅多面街背河。城的南半部官署、学校、寺观较多。全城共有357座桥，65座跨街而建的牌坊。

子城在城内中部，平面呈长方形，内为府衙，仅南、西两面有城门。南门以内于轴线上建府衙，前设厅，后为“王”字形平面的宅堂。两侧为府属各厅。

平江城不同于古代北方城市平面那样的规则方正，这与水网地区河道纵横的自然地形有关。平江城居民区小巷横列、跨街建坊等布局为后代城市所仿效，为坊市制度废除后宋代城市规划发展的新形式。

辽金地方城市东北地区的辽代城址发现很多，周长在4公里以上的都属府城或节度使州州城，刺史州州城一般不足3公里，比较小的城址则应为当时的县城。吉林省境内的城址保存较好，有清楚的城垣，夯土版筑，形制整齐，均有瓮城、角楼、马面等设施。城内出土有辽地生产的铁器、陶瓷器，也有中原地区制作的瓷器、钱币等。

辽代在东北地区兴筑的五国部之一奥里米故城，经考古勘查，在今黑龙江绥滨。该城南墙被河流冲毁，北墙保存完整，全长912米，夯筑，高3—4米，附有马面18个，墙外有壕。城正南北向，近方形，全城周长约2200余米。城内土丘起伏，排列有序，其上遍布瓦砾、陶瓷片，应为建筑遗址①。位于今黑龙江克东的金代蒲峪路故城，1975—1979年曾两次被发掘，发现的遗迹有瓮门、官衙址等，这是我国首次进行的金代城市考古。

①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松花江下游奥里米故城及其周围的金代墓群》，《考古》1977年第4期。

城为椭圆形，实测周长2892米，南北瓮门各一，该城城墙外表的砖砌技术，官署区与手工业居民区分设的城市布局，以及室内外先进建筑技术的应用，都是难得的研究金代城市史的资料②。

西夏地方城市

西夏建国前，1024年李德明在定州建省嵬城。遗址在今宁夏石嘴山市东庙，1964—1965年曾调查和小规模发掘。城略作方形，城墙夯筑，未用砖包砌。东门遗址保存有两壁下部的基础条石和排叉柱洞的痕迹③。

黑水城遗址，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治**湖波镇东南，遗址为早、晚两座城址压在一起，外围大城为元代亦集乃路故城，小城位于大城东北隅，为西夏黑水镇燕监军司治所。小城呈正方形，边长约238米，正南设城门，有瓮城、马面、角台等设施，20世纪初以来出土了大量西夏文书④。

金代界壕遗迹金代北部边界遗迹——界壕，东北起嫩江右岸，西南抵大青山之北，全长约2500公里，界壕在金初由泰州都统婆卢火开始建筑，代有增修，至金章宗承安一年至二年（1196—1197）全部告竣。20世纪50年代以来曾作过多次调查，已基本搞清楚了它的分布和形制①，全线除东西两端为单线外，中间地段还分为内、中、外线和一些支线。东北的起点在今内蒙古莫力达瓦旗治尼尔基镇北8公里的七家子附近，沿大兴安岭东南麓，经扎兰屯、扎赉特旗等地，至科右前旗西南分为南北两线：北线经突泉北部，在科右中旗北部穿越兴安岭，进入锡林郭勒草原，经东乌珠穆沁旗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又于阿巴嘎旗北部进入我国内蒙古境内，再经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至四子王旗；南线从科右前旗西南经突泉、科右中旗、扎鲁特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林西、克什克腾旗，在达尔泊西南入锡林郭勒草原，然后再经正蓝旗、正镶白旗、镶黄旗，向西南经过商都县和苏尼特右旗境内，再经察右后旗，在四子王旗的查干脑包与北线会合。会合后的界壕，自四子王旗西以东北—西南方向经达茂旗境内至武川境内，消失在大青山北部的群山之中。

②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克东县金代蒲峪路故城发掘》，《考古》1987年第2期。③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概况》，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④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内蒙古黑水城考古发掘纪要》，《文物》1987年第7期。①黑龙江省博物馆：《金东北路界壕边堡调查》，《考古》1961年第5期；《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界壕遗址以东北路北段保存最好，一般都有主墙和副墙。主墙基宽10米，墙外即为壕沟，壕宽2.5米，自壕底至墙顶高约4—5米。主墙上每隔80—100米设一墩台。主墙外侧20—30米外筑与主墙平行的副墙，个别地方设两道副墙。在主墙之内约数百米处设150米见方的边堡，边堡之间相距约10公里。在约200公里长的界壕上设有19个边堡和3座城堡。边堡中出土有铁镞、铁马具、铁铲、铡刀、石磨和陶器等遗物，反映了金代屯驻在边堡上戍卒的生活情况。界壕西部和中部南线的形制与东北路的形制相同，但中部分叉处南北两线大不相同，北线无副墙，南线不仅有副墙，且每隔数十米筑有一马面。界壕和边堡工程浩大，它不仅反映了当时这一带蒙金对峙的激烈形势，也显示了金代北部地区的经济水平①。

①哲里木盟博物馆：《内蒙古霍林河矿区金代界壕边堡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第2期；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考古工作近十年的主要收获》，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第二节 手工业遗迹和遗物

这一时期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民营手工业蓬勃兴起。

全国范围内的手工业遗迹和遗物发现很多，经考古发掘或系统调查的手工业遗迹和遗物主要是瓷窑遗址。此外，也发现了一些冶铸、煤矿遗迹等。手工业遗物除各地遗址、墓葬中大量出土外，还有作为财富或遇战事埋藏地下的各类窖藏出土的精品。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产品已不再仅仅是生活用品，更是当时商品交流的产物，因而其分布范围更广，品种更为多样，甚至出现了宣传产品及其产销者的商标铭记等，其丰富的内涵是研究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第一手资料。

矿冶遗址包括冶铁铸造遗址和煤矿遗迹。冶铁铸造遗址在河北邢台，安徽繁昌，黑龙江阿城和河南荥阳、林县、安阳，福建同安，山东莱芜等地均有发现。林县铁牛沟冶铁遗址有炼铁炉11座，均依山坡建炉以使炉体坚固。火膛内径0.9—2.6米，在坡上平台装料便于运输，下面平台鼓风、出铁、出渣、操作。这种利用地形建炉的方法，节省人力，就地取材，因地制宜①。

邢台朱庄至綦村一带，在北宋以前即有冶铁，皇祐五年（1053）开始置官，所铸造的铁斧上印有“丰明”二字。繁昌的冶铁作坊就设立在矿山附近，范围甚广，炼炉作圆形，用栗树柴作燃料，石灰岩作熔剂，只炼铁块，不造成品，是单纯的采矿冶炼作坊②。

1960年在河南鹤壁矿区发现的宋代煤矿遗迹，是一处重要的采矿史迹③。根据遗迹内出土的鹤壁集窑瓷器，推测矿井的年代属于北宋晚期。竖井矿口直径2.5米，深6米。依煤层伸延开掘长达500余米的巷道4条。从煤矿区的分布看，当时已动用了先内后外、逐步撤退的“跳格式”的采煤方法。巷道通向采煤区，采煤区与矿口的距离自10—100米不等。在遗址中部有排除地下水的排水井和弃置的木制辘轳。巷道西壁和采掘区的壁面，有密布的灯龛和灯盏，还有矿工休憩之所及其日用器皿。

河南禹县神垕镇梨园煤矿发现的北宋煤矿遗址，由管理区和矿井两部分组成，面积约6万平方米。已查明井口11个，其中2个竖井的深度分别为54米和66米。由今煤矿巷道中可以看到古巷道的遗迹①。

瓷窑遗址和瓷器这一时期制瓷手工业有很大的发展，根据考古发现，窑址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占全部古窑址数量的75％。经发掘的有定窑、磁州窑、耀州窑、钧窑、越窑、汝窑、南宋官窑、龙泉窑、建窑、德化窑、灵武窑等遗址。

①北京钢铁学院等：《中国冶金简史》，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

②唐云明：《河北邢台发现宋墓和冶铁遗址》，《考古》1959年第7期。③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鹤壁市古煤矿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①安廷瑞：《河南禹县神垕镇北宋煤矿遗址的发现》，《考古》1989年第8期。

瓷器已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并且成为国内外贸易的大宗商品，因而不仅出现了制瓷手工业作坊和城镇，各地窑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许多名窑在烧造技术、装饰技法、釉色变化上，都形成各自的独特风格并为其他民窑所效仿，从而形成不同的瓷窑体系。一般可分为定窑系、耀州窑系、磁州窑系、钧窑系、龙泉青瓷系、景德镇青白瓷系等六大窑系以及富有民族特色的辽瓷、西夏瓷等。

就布局而言，多以大规模的窑群形式出现，采用分工协作的方式，专业化程度较高。宋代的定窑，仅涧磁村窑址范围即达117万平方米；陕西铜川的耀州窑号称十里窑场；浙江的龙泉窑址在龙泉大窑地区就发现宋代窑址24处，每个窑址包括许多瓷窑。在瓷器生产的布局上也比以前更均匀合理。其次，瓷窑设置不仅注意瓷土、燃料、水源，更注重交通运输。特别是大作坊都建在河流或陆路交通干线附近，窑场向交通干道、商业集镇靠近。一个瓷窑的产品在社会上赢得声誉，很快便有小作坊在其附近星罗棋布地建立起来，逐渐形成艺术风格相近的窑系，甚至在地域上跨越州的范围。

再次，为适应海外贸易的需要，沿海地区瓷业发展特别迅速。通往海外的海港城市已不仅仅是瓷器的集散地，更是窑群林立的瓷器生产中心。如以广州为中心的潮州窑、西村窑、广西的永福窑等，以泉州为中心的德化窑、同安窑、建阳窑等。沿海地区瓷业发展已远远超过内陆地区，表明瓷器生产对市场的依赖性和瓷器本身的商品性已明显增强。从海外考古发现看，当时瓷器远销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东海岸乃至地中海和欧洲。

从纪年资料看，中原地区的定窑白瓷和南方地区的景德镇影青瓷明显垄断了当时的国内市场，以淮河为界的中原和南方始终有其独立的市场。晋冀豫地区是定窑白瓷的产销中心，而长江下游则是影青瓷的势力范围。中原产品偶有进入南方市场，而南方生产的各种瓷器则几乎不见于中原地区。定窑白瓷、景德镇影青瓷及越窑精品在长城以北的大量存在，反映了当时密切的宋辽关系。其他窑系产品分布范围相对较小，大都集中在产地附近，在纪年墓葬、塔基中出土较少。辽代墓葬中大量出土的当地产品不见于宋朝版图内①。西夏瓷器则主要分布于今宁夏、甘肃、内蒙古和青海部分地区。

定窑是中原地区最著名的窑场①。

①俞永炳：《宋辽金纪年墓葬和塔基出土的瓷器》，《考古》1991年第1期。①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设想与试掘》，《考古》1965年第8期。

北宋时期是定窑的最盛期，不仅产量大，而且已形成自己的特点。窑址中的宋代地层内普遍发现煤渣，说明已用煤作燃料。在作坊遗迹中有搅拌瓷泥的砖砌长方形槽，有印花用模子、匣钵和大量专为覆烧用的支圈。北宋中期创造了覆烧的方法，提高了产量，是装烧工艺上的一次重大改革，与此相应的是大量采用印花装饰，器型趋于单一。窑址中出土的瓷器，以碗盘居多，都是白瓷，胎土细腻，釉色润泽，白中略闪青黄或灰黄，口沿因覆烧而不挂釉，即所谓的“芒口”。流行器内壁印花、刻花和划花，花纹图案布局繁复而严谨，层次分明，并以各种花卉图案和各种动物形象为主。当时还为宫廷和官府烧造瓷器，遗址中发现有刻划“官”、“尚食局”、“尚药局”和“五王府”等款的瓷片，为宫廷烧造的瓷器上的花纹多为龙凤图案。另外，在窑址中还发现有少量的黑釉、酱釉和绿釉瓷片，即文献中所称的“黑定”、“紫定”、“绿定”。河北定县北宋塔基中出土了百余件定窑白瓷，其中有20件刻有“官”字款。河南巩县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出土的37件定瓷中，“官”款器多达件。这些瓷器胎薄釉润，造型优美，是定窑的上乘之作。

磁州窑是宋金时期北方著名的民窑，在今河北磁县观台镇②。产品以碗盘为主，也烧造大型罐盆之类的日用器皿，印有“张家造”戳记的瓷枕就是观台的产品。磁州窑瓷器用绘花、划花和剔花等技法，绘制黑、褐两彩的花卉禽鱼等图案，以明快流畅充满生活气息的构图著称。属于磁州窑系的窑场很多，分布于今河北、河南、山西一带。除观台以外，河南修武当阳峪窑址和汤阴鹤壁集窑址也很重要。

耀州窑是宋代北方专烧青瓷的民窑①，产品种类很多，釉色沉稳，装饰花纹与定窑相似。

钧窑钧窑瓷器也属于青瓷但其釉色却是一种蓝色的乳光釉，深的作天蓝色，浅的如天青色，最淡的似月白色。在蓝色釉中利用还原铜的呈色作用烧出了红色，红蓝釉互相融合又出现了紫色。北宋钧窑有各式花盆、盆托，以及洗、炉、尊、钵等器，有些是专为宫廷烧造的②。

北宋末年，中原战乱，制瓷业停顿，北方的制瓷工匠南迁，促进了南方诸窑的发展。南方诸窑中最重要的是景德镇窑和龙泉窑。

景德镇窑在宋代烧造青白釉瓷器，以湖田窑的产品质量最高。由于采用并改进了定窑的覆烧工艺，景德镇窑青白釉瓷器的产量有很大提高，器型以碗、盘、洗、盒为最多。装饰手法早期以刻花为主，北宋晚期以后流行印花装饰。

龙泉窑是继越窑而起的南方烧造青瓷的窑场，分布于今浙江南部诸县中，而以龙泉县为中心。经过多年对龙泉窑址大规模的发掘，对窑床结构、工场作坊的规模、烧制原料、燃料、水源、制作工艺等都有了较清楚的认识。窑床都是依山而建的长达数十米的“龙窑”，工作间、晾坯间和淘洗池等均在龙窑附近的开阔平地上。龙泉窑在北宋尚处于初期阶段，受越窑影响较深。到南宋中期以后有较大的进步，烧成了代表龙泉特色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并成功地仿烧南宋官窑“紫口铁足”产品。

建窑窑址在福建建阳，以烧造黑瓷著称，产品以碗盏为主，在漆黑色的釉上有闪银光的细条纹，状如“兔毫”；也有闪银光的圆点纹，状如“油滴”。考古发掘表明，宋代建窑窑炉结构先进，有的龙窑长达百余米，为其他窑系所罕见。

吉州窑也是南宋时期才发展起来的窑场，窑址位于江西吉安永和镇。

它多仿其他名窑，但又有创意，如仿建窑黑瓷时，能烧出黑、黄色混合如海龟壳似的釉色，称为玳瑁；又将民间剪纸的花样作为纹饰移植到瓷器上，成为吉州窑的独特风格。

广东、福建窑广东广州、福建德化及晋江、厦门等地，在宋代兴起了大批窑群，以生产外销瓷为主。德化窑采用分室龙窑①，更易控制窑内温度和气氛，烧制的产品质量更高，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产品专供外销，国内出土不多。西村窑产品分粗、细两类，一个窑场生产多达40多种产品，每种又有多样的型款和釉色，这在宋窑中是较为突出的。西村窑产品在国内很少流传，在东南亚地区屡有出土。

②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观台窑址发掘报告》，《文物》1959年第6期。①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黄堡耀州窑》，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②赵青云：《河南禹县钧台窑址的发掘》，《文物》1975年第6期。

①福建省博物馆：《德化窑》，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官窑

宋代名窑中的官窑专门生产宫廷用瓷，其产品并非商品，但官窑的工匠却来自民窑，汝州官窑的前身可能是民窑。南宋官窑是宋室南迁后在杭州烧制仿照北宋官窑产品的窑场，窑址位于今杭州市南郊，已被全部揭露，发现龙窑两座以及作坊遗址和大量遗物。官窑产品素面无纹，以紫胎、粉青或灰青釉、开片为特征，有支烧和垫烧两类产品，后者具“紫口铁足”特征，胎薄釉厚，是官窑产品的代表作，曾为龙泉窑所仿效。

辽代制瓷业是在唐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窑场和产品分布主要在今辽西、内蒙古东部和北京一带。已发现的赤峰缸瓦窑址，出有“官”字款窑具，是比较重要的辽代窑址。其产品受北宋中原地区瓷窑的影响。如白瓷印花装饰明显受定窑的影响，剔刻花纹受磁州窑系同类装饰的影响。

辽代瓷器有独特的造型和釉色，如鸡冠壶、黄釉瓷壶和造型别致的三彩盘碟。但因窑温较低，釉层烧结不佳，较易脱落。

西夏灵武窑位于今宁夏灵武，1984—1986年对窑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①，揭示了西夏窑址的特点以及西夏瓷器的工艺水平。三次发掘共发现窑炉4座、作坊遗址7处。出土遗物有日常生活用品、雕塑品、娱乐品、建筑材料、窑具等。窑作南北向马蹄形，窑址出土的瓷器有白釉、黑釉、褐釉、青釉四类，青釉瓷有素面和刻花两种，其他三类均有素面、刻花、剔花和点花4种。器类以日用碗、盘为主，以剔花瓷和白瓷最为精致。西夏瓷受到定窑和磁州窑的强烈影响，但也有自身的特点，其产品主要分布于今甘肃、宁夏、内蒙古和青海等地。

金代制瓷业是在大定（11—1189）以后恢复起来的，北宋以来的定窑、磁州窑、钧窑和耀州窑都仍在烧造。耀州窑的发现主要是金代的遗迹，发现马蹄形的窑炉、晾坯场和工作间等手工业作坊遗迹。徐淮地区的萧窑，风格近似定窑，是北方制瓷工匠南迁后新开辟的窑场。

金银器

这一时期金银器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民间金银作坊的大发展，富庶人家日常生活用品也较为常见。器物的制作一是更加华丽、精细，一是趋于素朴、简洁，适应了社会不同阶层的需求。北宋以后，出现了可能是批量生产的、形制和纹样雷同的作品，有些器物的形制、纹样等形成了一定的模式，而产地和店铺却不同；出土于各地的小口银瓶、心形银饰、银丝盒等十分相像，表明这时金银制造行业的产品已有一些固定样式，各地工匠的作品基本相同。不少器物胎体轻薄、制作简洁、小巧玲珑，是商品化后的必然结果。器形和纹样多为各阶层人士所喜闻乐见，民间格调浓厚，还出现了金银与漆、木、瓷器合璧的产品。

宋代金银器主要出土于窖藏、墓葬和塔基中，特别是窖藏中常有大批发现，多是遇战乱时作为财宝埋藏起来的。

已发现的地点多在南方地区，除江苏等传统的金银器生产地区外，江西、四川、福建等以往少有金银器出土的地区也有大量的发现。主要地点有：江①马文宽：《宁夏灵武窑》，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

西的遂川、彭泽、波阳、乐安，江苏的南京、江浦、吴县、溧阳、镇江，四川的德阳、崇庆，福建的邵武故县，湖北的黄石、蕲春，浙江的宁波、永嘉、衢州，河北的定县，安徽的无为、六安等。福建邵武故县窖藏中出土的140余件、江苏溧阳平桥窖藏中出土的36件、浙江永嘉窖藏中出土的50余件、江西乐安窖藏中出土的100件、四川德阳窖藏中出土的117件、湖北黄石窖藏出土的292件等，为较重要的发现。

宋代金银器物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

(1)造型富于变化，器物出现了许多新的种类。器皿流行端庄秀美的多曲形、多瓣形、多棱形，如福建邵武故县窖藏银器中的莲花杯、菊花碗、菊花盘、梅花杯、梅花盘和鎏金八角碗、双鱼盅、八角碟等①，大都不见于唐代金银器中。江苏溧阳平桥窖藏中仅银盏一类，器体及口沿便分为四曲、五曲、六曲、十二曲等，许多器物成套使用②。唐代的银盘有圆形、菱花形、葵花形和少量不规则形，但入宋以后出现的八角和六角形盘，棱角分明，庄重沉稳，多角形金银器应是唐以后新流行的器物形制。浙江宁波天封塔南宋地宫中出土的浑银地宫殿模型和造型各异的银牌③，是以前没有的器形。

(2)构图别致、题材广泛。以寓意繁荣幸福和美好吉祥的纹样内容最为盛行，如瑞果、鱼藻、牡丹、童子戏球等。纹样不再是图案化的装饰，更具写实性，包括飞鸟、菊花、缠枝牡丹、荷莲、团花等等，有的装饰花纹生活情趣浓厚。当时流行的鱼藻图，主要饰于盆、盘上，因多采用浮雕、高浮雕的作法，器物盛水后，水波荡漾，游鱼追逐，生动逼真。双狮跳跃戏球图案等也与唐代同类题材有较大的区别。有的还带有具体的内容，有特定的故事情节。

(3)器类大众化、日常用品增多。宋代金银器多是成套用具，而且同类器物大量重复。山东莒南南宋窖藏出土的22件银器中有荷叶盏10件、莲蓬盏6件。江西乐安南宋窖藏一百多件银器中①，有双鱼盘38件、匙22件、箸23双、杯20件，可以看出这时金银器已有批量生产，以满足更大的日常生活需求。妇女的梳妆用具、首饰类出土很多，安徽六安宋末元初墓葬中出土的银奁，内装银制的粉盒、胭脂碟、粉盂、粉缸、胭脂罐等。浙江永嘉窖藏中出土鎏金银钗28件、鎏金银簪件、双箍面银钏2件、麒麟形鎏金银饰1件、蝴蝶形鎏金银饰3件、花形鎏金银饰1件、银钗杆8件②。这些物品的形制和装饰内容反映了当时市民生活情趣和社会风俗。

(4)工艺制作有新成就。器物采用双层（即带夹层）、重瓣、高浮雕等新颖的工艺，充分显示了当时工匠的精湛技艺。器皿做成双层是两宋时期比较流行的工艺，福建邵武故县窖藏中的鎏金八角碗，江苏溧阳平桥窖藏中的乳钉纹鎏金银盏、双兽耳乳钉纹鎏金银盏等，都是有内、外壁的夹层器物。浙江衢州南宋墓出土的银丝盒，内外两层是在薄银片外焊以银丝编成的网纹③。

①王振镛、何圣庠：《邵武故县发现一批宋代银器》，《福建文博》1982年第1期。②肖梦龙、汪青青：《江苏溧阳平桥出土宋代银器窖藏》，《文物》1986年第5期。③林士民：《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发掘报告》，《文物》1991年第6期。①杨后礼：《江西省乐安县发现宋代窖藏银器》，《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1983年。②金柏东、林鞍钢：《浙江永嘉发现宋代窖藏银器》，《文物》1984年第5期。③衢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衢州市发现南宋窖藏》，《考古》1983年第9期。

重瓣的作法别具一格，溧阳窖藏中的各种银盏，整体如花形，盏心有一层或多层花瓣；邵武故县窖藏银器的主要装饰特征即为重瓣作品。高浮雕是北宋以后，特别是南宋时期颇具特色的装饰技法，溧阳窖藏中的瑞果图鎏金银盘、狮子戏球图鎏金银盘和邵武故县窖藏中的鎏金八角杯、鎏金八角盘都是这种高浮雕装饰技法的代表作。镂空技术更加精致，并与其他技法结合使用，如江苏南京幕府山北宋墓出土的心形金饰①，由两个椭圆形的金片合成，镂空的纹样再施以錾刻、掐丝，使饰物玲珑剔透；浙江永嘉发现的叶形龙纹银簪，在镂空的缠枝细花上压印一条高凸的蛟龙，龙的颈、腹、尾部又分别錾刻一朵菊花，边缘线刻细珠纹，精美绝伦。

(5)仿古制品出现。江苏溧阳平桥窖藏出土的一件乳钉纹鎏金银盏，造型如同商周时期青铜器中的簋，所饰的乳钉、雷纹也类似青铜器的装饰纹样。江西乐安窖藏银器中的乳钉纹凸花杯，外观具有青铜礼器的浑厚凝重感，古色古香，具有独特的时代特色，是当时社会上下崇古仿古风习的反映。

(6)佛教用品较多。唐代一些塔基如法门寺塔地宫中也出有放置舍利的金银棺椁、金银器，但纯属寺院用具的不多。两宋时期不仅塔基中出土的金银棺椁较多，还出现了银制的塔、佛、僧人及寺院建筑模型、舍利瓶、葫芦瓶、净瓶等。山东长清舍利塔地宫出土的9件银罗汉和1件银供养人，是佛教信徒所施的供养物，也是北宋时期银器的精品。

(7)流行文字刻铭。两宋金银器物流行文字刻铭，内容与唐代不同，纪年款识很少，而打印或錾刻店铺、产地、工匠名字增多，显示出当时商品经济已十分繁荣，以文字刻铭维护商品信誉。如江西彭泽易氏八娘墓中的银梳刻有“江州打作”铭，安徽六安南宋墓出土的银勺、银胭脂碟上压印“顾玉郎”款。四川德阳孝泉镇窖藏和福建邵武故县窖藏出土的器物中也有类似的刻铭。浙江永嘉窖藏银器的“京溪供铺记”、“京溪供铺工夫”、“冯将士工夫”等刻铭中，至少可以看出有三个店铺和九个工匠的名字。湖北黄石窖藏银锭上刻铸有解银者的官职姓名、银锭重量和铸银工匠的姓名，也有刻记银锭来源和用途的①。而江苏溧阳平桥南宋窖藏出土的银锭上的“真花银”、“京销银”等字样，则带有宣传产品的意味。湖北蕲春罗州城出土的窖藏金首饰中，有精雕细刻的花纹和大量的戳记或砸记，是研究宋代金饰加工业的重要资料②。此外，还有精心刻出的文学作品，福建邵武故县窖藏中的一件鎏金八角银碗，内底刻《踏莎行》词一首，10行共61字，外壁饰人物、建筑和卷草等，融词、书、画为一体，极富观赏性。江西乐安南宋窖藏中的两块银牌，分别刻有宋代文学名作《黄州竹楼记》和《醉翁亭记》两文，是罕见的文学遗物。

辽代金银器契丹民族日常生活喜用金银制品，死后也常以金银制品随葬，因此考古发现的辽代金银物品较多，大都出土于墓葬中。主要有内蒙古赤峰辽驸马墓、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敖汉旗李家营子两座辽代早期墓、哲盟辽陈国公主墓，辽宁建平张家营子辽墓等③，在内蒙古巴林右旗泡子营还发现了辽代的银器窖藏④。李家营子辽墓出土的金银器中有一件鎏金银盘，盘心锤揲出一猞猁状兽；还有一件银执壶，口部有流，壶柄和口沿相接处饰一鎏金胡人头像，底部外缘饰一周联珠纹，这些都具有波斯萨珊式银壶的特征①。

辽代金银器主要包括葬具、首饰、生活用品和服饰件几大类。其与唐、宋金银器最大的区别是有较多的面具、尸体网络等葬具和马具（包括鎏金器物）。辽代中、晚期墓葬中出土的按死者体形、性别制成的金、银面具和裹在尸身上的银丝网络，是契丹族特有的葬具。而银冠、枕、鞋等也是具有民族和地区特色的遗物。辽代器皿的一部分接受了中原金银器物的影响，如巴林右旗出土的柳斗形银杯、荷叶形敞口银杯、覆瓣仰莲纹银杯、海棠形錾花银盘和赤峰洞后村窖藏中出土的提梁鱼形银壶都与唐代银器的形制、纹样有相似之处②。辽代后期的金银器物则受到北宋的影响，部分器皿的造型采用多角形做法，转折清晰，棱角分明。

另一部分如银鸡冠壶等是北方游牧民族有代表性的器形，巴林右旗出土的八角錾花银壶、八角银碗也是独具特色的器物。金银器中装饰品也很发达，辽宁朝阳辽墓出土的鎏金银大带，由数件方形银片组成，每片以缠枝纹为地，饰高浮雕的童子游乐图，构图生动，制作精细。

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金银器是已知辽代金银器中最多、最具代表性的一批，该墓共出土金器31件、银器147件③。主要有金面具、八曲金盒、镂雕金荷包、錾花金针筒、双龙纹金镯、缠枝花纹金镯、金戒指、金球饰、鎏金银冠、高翅鎏金银冠、金花银枕、金花银靴、金花银盒、金花银钵、银长盘、银唾盂、银托盏、银壶、小银罐、银粉盒、银器盖、银刀、银锥、银勺、银丝网络、银马具和金银带等。所有金银器共用金约1700余克，用银约1万余克。金器经鉴定，含金量达95—98％。

这批金银器种类繁多，制作精美，是辽代金银器中罕见的发现。器物的内容十分丰富，金面具两件、银丝网络两套，是完整的殡葬服饰，体现了契丹大贵族的丧葬习俗和等级制度。金银带饰保留了原状也极为难得，银冠、枕、鞋等在中原地区比较少见。

赤峰大营子辽驸马墓中出土的银高足杯、鎏金龙纹银碗、银壶、银托盏、银筷子、银匙、银锁、银马具、金带饰和各种金银饰件，皆出自当地工匠之手，器物按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设计，为辽代所特有的器物形制，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

叶茂台7号墓所出银鎏金镂花捍腰①，锤錾五个塔式建筑，塔身嵌琥珀、琉璃珠，地錾鸾凤纹。这种多层錾刻技术是唐代金银细工的发展。

西夏金银器宁夏灵武石坝出土一批包括碗、盒、发饰等的西夏银器，有的碗在内底以浅线錾刻卧牛图案，有的器物墨书意为“三两”、“三两半”的西夏文字，是有关西夏衡制的重要发现②。位于银川以西贺兰山东麓的西夏八号帝陵，出土有金带饰、花瓣形镂空金饰、金扣边、金鞍饰、镶嵌绿松石鎏金银饰、鎏金兽面形银饰、银片饰、圆形带钉银片饰等。

①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幕府山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2年第3期。①程欣人：《湖北黄石市西塞山发现大批宋代银锭》，《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9期。②蕲春县李时珍墓文物保管所：《湖北蕲春县罗州城村发现宋代金首饰》，《考古》1987年第11期。③前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冯永谦：《辽宁省建平、新民的三座辽墓》，《考古》1960年第2期；翁牛特旗文化馆等：《内蒙古解放营子辽墓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4期。

④巴右文、成顺：《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发现辽代银器窖藏》，《文物》1980年第5期。①敖汉旗文化馆：《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金银器》，《考古》1978年第2期。②项春松：《赤峰发现的契丹鎏金银器》，《文物》1985年第2期。

③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①辽宁省博物馆等：《法库叶茂台辽墓记略》，《文物》1975年第12期。②董居安：《宁夏石坝发现墨书西夏文银器》，《文物》1978年第12期。

金带饰正面为高浮雕式凸起的葡萄纹；鎏金银饰作花朵形，花蕊镶嵌绿松石①。内蒙古临河高油房出土的西夏金器，除碗、盏托和大量饰件外，甚至还有一件纯金坐佛像②。金代金银器实物发现不多，已知的少量器物，工艺与辽、宋金银工艺有密切的关系，但制造较为简洁粗糙。黑龙江阿城金齐国王墓出土的各种金、银饰件多达20件（套），其中的金丝玛瑙管项饰用12件金丝管和件玛瑙管分为3组交错相串而成。该地还曾出土过“翟家记”银锭等金代遗物③。北京通县金墓出土有银簪、镶宝石金坠饰、金箔片等④。

玻璃器宋代玻璃器在数量、品种上较前增加，形制多样，工艺技术全面，用途更广泛。中国自产玻璃器已成为主流产品，输入的主要为伊斯兰玻璃器。发现与分布出土地点几乎遍布全国各地，保存完好的多发现于寺院的塔基中。说明玻璃器仍作为珍宝供奉于佛教寺院中，或是为佛教寺院特制的器物。保存较好的宋代玻璃器，主要有河北定州北宋静志寺塔基出土的玻璃碗、葫芦瓶等10件，北宋净众院塔基出土的四联瓶、细颈瓶、碗、葫芦瓶等30余件，江苏连云港海清寺出土的北宋葫芦瓶3件，甘肃灵台北宋舍利石函内出土的葫芦瓶3件，浙江宁波南宋天封塔出土瓶2件，河北正定天宁寺凌霄塔北宋地宫出土瓶2件，河南邓州福胜寺地宫出土的北宋瓶、紫红色葫芦瓶、葫芦瓶4件，以及河南密县北宋塔基出土的50余件等。辽代玻璃器出土数量不多，绝大部分是伊斯兰生产的外来玻璃器皿。

静志寺塔基和净众院塔基出土两批玻璃器共达70余件，是这一时期玻璃器考古的重大发现①。经部分测试可分两类：一类是中国自产的高铅玻璃，另一类为产于伊斯兰的钠钙玻璃。其中数量最多的葫芦瓶经X荧光分析者均为自产高铅玻璃，是迄今出土最多的北宋玻璃器，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玻璃制造业的发展状况。河南密县北宋塔基出土的50余件玻璃器，从造型和个别测试标本看，多是中国自产的玻璃制品②，数量多，形制多样，展现了当时玻璃制造业的发展水平。

①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②陆思贤、郑隆：《内蒙古临河县高油房出土的西夏金器》，《文物》1987年第11期。③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从出土文物看黑龙江地区的金代社会》、《黑龙江阿城巨源金代齐国王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4期、1989年第10期。

④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通县金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1期。①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第8期。②金戈：《密县北宋塔基中的三彩琉璃塔和其它文物》，《文物》1972年第10期。

器类与器形

宋代玻璃器造型多样，种类繁多，每类器物还有不同的样式。以玻璃瓶数量最多，式样最繁复。瓶的尺寸较小，有葫芦瓶、长颈瓶、四联瓶、胆形瓶等多种造型，而尤以葫芦瓶的数量最多，如静志寺塔基出土8件，净众院塔基则多达33件，其他塔基出土的玻璃器亦以葫芦瓶为主。由于这种瓶中有不少内装小沙粒状的舍利子，可能是佛教寺院中专门用来供奉舍利的器皿；也有的开盖后散发出香气，原为装香料之用。除碗、壶、玻璃珠、蛋形器等外，还新出现玻璃簪、壶形鼎、鸟形器等。静志寺塔基出土的玻璃珠，与战国、西汉、东汉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相同，更接近隋、唐时期的玻璃果，但制作更为精致，酷似葡萄粒，其充分利用玻璃半透明的质感和色彩变幻的特性，使珠饰光彩夺目，晶莹可爱。

制作工艺大都是无模吹制而成，器壁较薄。经X荧光分析、化学定量分析者，都属铅玻璃，为中国自己生产。密县塔基出土的鼎形壶，先吹制出短颈圆球形的器体，再拉出玻璃条加热粘贴于器腹下部为足。鸟形器的制法与鼎形壶相同，但工艺更为复杂，包括吹制、拉玻璃条、粘贴等多种技法，是北宋玻璃工艺中难得的精品。宋代文献中有许多关于玻璃及其制造工艺的描述，出土实物使我们对当时的玻璃工艺有了形象的了解。新疆若羌瓦石峡遗址发现的大量玻璃残片，经拼对多为长颈瓶，种类较单一，还有一些似为玻璃废料，显然是一处玻璃作坊，属于宋元时期，为中国已知最早的玻璃作坊遗址①。

纺织品宋代是我国纺织技术发展的重要时期，纺织业已发展到全国的43个州，重心南移江、浙。宋代纺织品遗留至今的，主要有福建福州黄昇墓的纺织品和衣物300余件、江苏金坛周瑀墓衣物50余件、江苏武进宋墓衣物残片、湖南衡阳宋墓和宁夏西夏陵区108号墓丝麻织品、浙江兰溪棉毯和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丝织衣裙等。以罗居多，尤以花罗最有特色，此外还有绫、缎、印花及彩绘丝织品等。

丝麻织品湖南衡阳县北宋墓中出土的大量丝麻织物①，共有大小衣物及服饰残片200余件（块），有袍、袄、衣、裙、鞋、帽、被子等，质地有绫、罗、绢、纱、麻等。纹样丰富，在花纱、花罗、花绫的纹样装饰上，有大、小两种提花织物，小提花织物纹样主要由回纹、菱形纹、锯齿纹、连钱纹、几何纹组成，花纹单位较小，还遗留着汉唐提花织物以细小规矩纹为图案的装饰风格。大提花织物纹样构图复杂，生动流畅，多以动、植物（狮子、仙鹤、菊花、牡丹）为主题，用缠枝藤花、童子为陪衬，并点缀吉祥文字，与宋代建筑、瓷器和铜镜上的装饰作风极为相似，在纱、罗衣襟残片上，还发现圆扣和麻花形扣眼。这丰富了对北宋时期装饰工艺的认识，为研究北宋时期纺织技术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福建福州出土南宋黄昇墓中的遗物多达480件②，有长袍短衣64件，裤23件，裙子20件，鞋6双，袜双，被衾5条等，还有大量的丝织品衣物，另有成幅织物134件。集中反映了南宋纺织工业水平和优秀的传统纺织技艺，有平纹组织的纱、绉纱、绢，平纹地起斜纹花的绮，绞经组织的花罗，异向斜纹或变化斜纹组织的花绫和六枚花缎等7个品种，以罗居多，近200件。绢和绫次之，纱和绉纱数量较少。罗和绫多是提花，有牡丹、山茶、海棠、百合、月季、菊花、芙蓉等，而以牡丹、芙蓉和山茶花最多，往往以牡丹或芙蓉为主体，伴以其他花卉组成繁簇花卉图案。这种写实题材的表现形式，富有生活气息。绢和纱则为素织。出土的褐黄色梅花璎珞绫，长1104厘米，幅宽56厘米，匹端墨书“宗正纺染金丝绢官记”，可能是官营手工业作坊的产品。该墓还首次出土了六枚纹纬松竹梅提花缎。

①黄小江：《若羌县文物调查简况》，《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

①湖南省博物馆、衡阳市博物馆：《衡阳县何家皂北宋墓》，陈国安：《浅谈衡阳县何家皂北宋墓纺织品》，《文物》1984年第12期。

②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南宋黄昇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江南地区南宋墓中，丝织品多成批出土，江苏金坛南宋末年周瑀墓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丝织品①，质料包括纱、罗、绢、绸、绮、绫等6种，反映出宋代镇江织造业的发展水平，还出土一轴绢本牒文。福州北郊南宋墓中出土的丝织品多达100多件。江西德安发现的南宋咸淳十年（1274）周氏墓中，也出土了丝织衣裙百余件②。

印染品宋代已发展成泥金、描金、印金、贴金、加敷彩等多种印花支柱。黄昇墓中出土的印花与彩绘丝织品，花色品种十分齐全。如服饰的对襟和缘边，多镶上一条有印花与彩绘相结合或彩绘的花边。印出的花纹底纹或金色轮廓再描绘敷彩，最后用白、褐、黑等色或以泥金勾勒花瓣和叶缘。纹饰变化多端，有白菊、牡丹、芙蓉、木香、海棠、水仙、山茶、桃花、白萍等花卉，有鸾凤、鹿寿、狮球、蝶恋芍药、飞鹤彩云等动物纹，有印花人物花边。在敷彩的大叶子上，工笔绘就人物、楼阁、鸾鸟、花卉等图案。叶的间隙还绘有手执折枝花或荷叶的童子，站立于几凳上。出土时为灰绿、灰蓝、褐、桔红色等。泥金印花再填彩纹的花边，纹饰除常见的花卉外，还有香串流苏、绶珠飘带、鱼藻、狮子戏球等。贴金印花者，有的在贴金的纹廓内再敷彩而成贴金印花敷彩的纹饰。花纹上的金箔连接成片，比泥金印花更显出金光灿烂的装饰效果。印花丝织品采用了镂空版印花的四种工艺，即植物染料印花、涂料印花、胶印描金和洒金印花。其中描金和印金是前所未有的印花工艺，前者是将镂空版纹饰涂上色胶，在织物上印出花纹，配以描金勾边，印花效果更佳；后者则是将镂空花版上涂上有色彩的胶粘剂印到织物上，待色胶未干时在纹样上洒以金粉，干后抖去多余金粉而成，它和凸版花纹相比，花纹线条较粗犷，色彩较浓，有较强的立体感。宋代的缂丝以朱克柔的《莲圹乳鸭图》最为精美，是闻名中外的传世珍品。

棉织品

宋代的棉织业得到迅速发展，已取代麻织品而成为大众衣料。

浙江兰溪南宋墓内除丝织的单衣夹衣外，还出土一条完整的白色棉毯①。

①镇江市博物馆、金坛县文化馆：《江苏金坛南宋周瑀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7期。②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清理简报》，《文物》1990年第9期。①汪济英：《兰溪南宋墓出土的棉毯及其他》，《文物》1975年第6期。

棉毯两面拉毛，细密厚暖。毯长2.51米，宽1.15米，经鉴定由木棉纱织成。棉毯是独幅的，从而证明历史上曾存在“广幅布”和阔幅织机。

辽代丝织品近年来辽墓中出土有大量丝织品。辽宁法库叶茂台7号墓出土的丝织品包括绢、纱、罗、绫、锦和缂丝共六类90多个品种规格。其中有首次发现的辽、宋时期丝织品用金的标本多件，有片金缂丝、描金、捻金等数种。该墓出土的一件长约2米的缂丝袷被，以金为主色，织出升龙、火珠、山、水、海怪组成的复杂图案，是早期缂丝的典型标本。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一批织锦、绫、罗、刺绣中，有用“夹缬”和“蜡缬”法印染的各种花纹。这两批织物，一部分属于契丹人特有的服饰样式，可确认为辽地产品。内蒙古乌盟察右前旗豪欠营第6号墓女尸面具下衬垫的丝绵、棉纸、中絮丝绵的粗罗、花色绢；网络内穿的丝绵长袍、短袄、短衫、裙、背心、手套等多层丝织品葬服，以及裹尸用的深褐色粗罗，是研究契丹丝织业的重要资料①。

西夏丝织品史籍记载西夏每年从宋朝得到大量的丝织品，自己也有织绢院织作丝绸等物，可能多仿自宋朝。西夏帝陵出土的织物中，有素罗、纹罗，纤细轻柔，透明飘逸；工字绫、异向绫，工字套叠合榫，富有民族风格，是在传统的唐绫织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颖别致纬线显花法，其表面还残留敷彩或印金粉的痕迹，可见原来应有斑斓绚丽的色彩；特别是茂花闪色锦，色调层次丰富，闪色效果好，又是我国首次出土，尤为珍贵②。

金代丝织品黑龙江阿城市金齐国王墓出土一批完整、精美的丝织品服饰和棺盖板上的团龙卷草纹织金丝织品，是金代服饰的重大发现。丝织物主要是男女服饰，分为绵、夹、单类共计30余件，有袍、衫、裙、腰带、鞋、袜、冠帽等。服饰原料有绢、绸、罗、锦、绫、纱等，经纬线排列细密，弹性、韧性良好。织工精湛，大量采用挖梭技术，织金品占有相当数量，有织金绸（绫）、织金绢、织金锦等。此外还采用印、绘、绣等技法，特别是绣法，针法灵巧多变，可分为辫绣、打籽绣、贴补绣、盘香绣、平针、接针、套针、钉线、铺线、圈金等10余种。颜色有驼、绛、棕、烟、酱、绿、青等色。花纹图案有团龙、夔龙、云鹤、飞鸟、鸳鸯、朵梅、团花、卷草、璧桃、蝴蝶、卷云等纹。袍、衫多为盘领、开裾，具有浓厚的北方民族特点。为研究宋、金时期的缫丝技术、纺织技法、印染工艺、织机种类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了珍贵资料。

漆器两宋时期小商品生产很发达，其中制漆业是发展较早的重要行业之一，当时的制漆作坊多设在城市，产品往往带有产地等商标铭记。考古发现的宋代漆器绝大部分在江南地区，它们主要是温州、四明、杭州（临安）、苏州、江宁、襄州等地制造的，其中温州漆器最负盛名。

江苏淮安北宋杨氏墓群中发现的75件漆器，大部分为木胎，以黑漆为主，也有酱红色和外黑内红的，都属饮食用器，其中数件题有铭记，如“戊申温州孔三叔上牢”、“江宁府烧朱任□上牢”、“己酉杭州吴□上牢”①。在无锡宋墓、杭州老和山的南宋墓中都曾发现带铭记的漆器②，都标明了制造者的姓氏或商铺的字号。武进南宋墓中出土的温州漆器最为精美，有温州新河金念五郎造戗金花卉人物奁、五马钟念二郎造戗金长方盒、丁字桥巷廨七叔造戗金细钩填漆长方盒，以及满雕云纹的剔犀牛镜盒等。戗金朱漆莲瓣式奁盖面戗划园林仕女，奁壁为折枝花卉；朱漆地长方盒戗划沽酒老人；黑地长方盒盖面戗划池塘水景，花纹之外，密布用钻眼做成的斑纹地，在一幅画面上有两种髹饰技法，说明有纹饰的漆器在宋代占有重要地位，为研究宋代温州的制漆工艺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①。浙江杭州北大桥发现的单砖室宋墓，棺内出土碗、盒、唾壶等漆器10余件，其中曲木圈叠胎制作的唾壶，是宋代漆器的佳作。按朱书铭文，可知它们也是温州产品②。这些日用小商品的突出发展，是这个时期民营手工业的特色。

①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察右前旗豪欠营第六号辽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9期。②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纺织史组：《西夏陵区108号墓出土的丝织品》，《文物》1978年第8期。①罗宗真：《淮安宋墓出土的漆器》，《文物》1963年第5期。

②朱江：《无锡宋墓清理纪要》、蒋赞初：《谈杭州老和山宋墓出土的漆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1957年第7期。

无锡北宋墓中发现的漆尺，保存完整，刻度清晰，长度与巩县、石家庄宋墓出土的铁尺相同。以往宋尺实物较少，仅见木尺、铁尺两种质地，此漆尺为宋尺增添了新品类。常州宋墓出土的苏州产金银胎漆器夹罗漆片等，证实了苏州与杭州、温州等地一样是当时漆器的重要产地③。武进前南村宋墓也出土有漆器。

武汉市郊十里铺北宋墓出土漆器19件，全为木胎，旋制，容器一般为内髹赭漆，外髹黑漆，有的底有朱书文字，分别为“丙戌邢家上□（牢）”、“丁亥邢家上□（牢）”、“戊子襄州骀马巷谢家上□（牢）□□”、“己丑襄州邢家造其上□（牢）”等字样④。根据同出遗物，上述干支纪年当是北宋崇宁五年到大观三年，可见襄阳为漆器生产中心之一。

苏州瑞光寺塔的第三层塔心窖穴中瘗埋着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的珍珠舍利宝幢，幢全高122.6厘米，分别以木胎和夹苎胎的描漆雕漆而成，底座上的狻猊、宝相花、供养人则是用稠漆堆塑的①。福州南宋末年（1235）墓中出土的漆器中，有4件犀皮漆盒，非常珍贵②。

①陈晶：《记江苏武进新出土的南宋珍贵漆器》，《文物》1979年第3期。②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北大桥宋墓》，《文物》1988年第11期。③陈晶：《常州北环新村宋墓出土的漆器》，《考古》1984年第8期。④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武汉市十里铺北宋墓出土漆器等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①苏州市文管会等：《苏州市瑞光寺塔发现一批五代北宋文物》，《文物》1979年第11期。②福建省博物馆等：《福建近十年的文物考古收获》，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

第三节 陵墓

这一时期的陵墓，规模、气势都不如前代；各种类型的墓葬，等级制度比较松弛，随葬品较少，但墓室结构比较复杂，更多地模仿了当时的地面建筑。辽金墓葬一方面具有浓厚的民族和区域特色，另一方面反映了其接受汉族文化和典章制度的过程。

“十国”、宋代帝王陵“十国”帝王陵五代时期五代十国帝王陵中前蜀王建的永陵、后蜀孟知祥的和陵、南汉刘晟的昭陵和南唐李昇、李璟的钦陵、顺陵等，以及吴越文穆王钱元瓘墓等，都经发掘清理。孟知祥夫妇合葬的墓室构造颇为别致，为三个并列穹窿顶圆形墓室，中间主室较大，两侧耳室较小，全部用青石叠砌，棺座上有精美的浮雕，墓门旁有彩绘人像，已脱落残缺①。钱元瓘墓的石刻星图，其二十八宿星图绘制的正确性，是对世界天文史的杰出贡献②。北宋帝陵北宋太祖至哲宗七代皇帝，以及被追尊为宣祖的赵匡胤之父赵弘殷的陵墓，位于今河南巩县境内嵩山、洛河间丘陵上。陵区以荥田镇（宋永安县治）为中心，南北约15公里，东西约10公里。北宋皇陵按地望可分作4区，依次为：(1)宣祖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2)真宗永定陵；(3)仁宗永昭陵、英宗永厚陵；(4)神宗永裕陵、哲宗永泰陵。结构完整，陵前列石大致齐备。20世纪60年代初曾进行过全面调查③。

宋陵面嵩山而背洛水，地势南高北低，置陵台于地势最低处。其地点的选定严格按勘舆术的要求，而与前代帝陵有很大的不同。8座皇陵所在地位并无长幼次序，依同一制度营造，布局基本一致，沿袭了唐代积土为陵的制度，只是陵园的规模较小。每陵皆有兆域、上宫和下宫。兆域四周植棘枳为标记。兆域内除皇陵外，还有祔葬的皇后陵以及宗室子孙和当朝重臣的陪葬墓。上宫即陵丘四面所筑陵垣以内部分，陵丘居中心，夯土筑成覆斗形，边长约230米。陵垣四面各设一门，四隅有角阙。东、北、西3门之外，各置石雕蹲狮一对。南门系正门，门道内置石雕宫人一对，门外置石雕武士、奔狮各一对。南为神道石刻，夹神道建鹊台、乳台各一对。乳台以北为列石，自南至北依次为望柱、象及象奴、瑞禽、角端、仗马及控马官、虎、羊、客使、武臣、文臣等60件。陵丘前南神门内为南殿，即所谓“上宫”。“下宫”乃日常奉飨之所，建于皇陵西北，后陵之前，与唐陵下宫在帝陵之西南的方位不同。后陵在帝陵之北，布局与帝陵相同，但规模缩小一倍，地面建筑已荡然无存。永定、永昭、永厚、永裕诸后陵北面，永熙后陵南面皆有面南蹲狮一对，是仅存的下宫遗迹。

宋陵地面石刻仅列于帝后陵前者，即有550多件，加上陪葬之亲王、大臣墓者，总数可达千件以上。其布置均仿照唐陵的格局，仅内容、类别、数量稍有变化。从形态和装饰上比较可分作三期：前期相当于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的永安、永昌、永熙、永定四陵，各类人物造型较粗壮，带有晚唐遗风。中期约当11世纪前半叶的永昭、永厚二陵，人物造型由粗壮渐趋于修长，文臣静雅、武士也有“儒将”风度。晚期约当11世纪后半叶至12世纪初的永裕、永泰二陵，人物皆作修长体态，瑞兽图案失去了活泼神情，腹部两侧增设了云朵及水波纹，着意渲染其神秘色彩。有七座帝陵前置石刻客使和驭象人，含义已与唐陵不同，不含有征服、鄙视的意味，而是平等相处、友好往来的象征。

永熙陵三处后陵之最南一陵，为元德后李氏陵，早年被盗。1984—1985年间发掘，是第一座经科学发掘的宋代帝后陵墓①。地面存有灵台、石象生和部分阙台，砖砌地宫为近圆形的多边形，南向、有券门、穹窿顶。室内影作出角柱、斗栱、昂、耍头以及枋、椽、望板、檐瓦等，栱眼壁墨线勾勒盆花图案，室顶涂青灰色苍穹，其上以白粉绘出银河及星辰。周壁用平砖砌筑，雕有桌、椅、衣架和门窗等装饰。倚柱上置仿木构单昂四铺作斗栱，上承屋檐。墓室内绘有建筑、云朵等彩画，可辨认的具体建筑形式有版门、直棂窗、挟屋、四注屋顶和鸱尾等，是已发掘的北宋纪年墓中饰有仿木构砖雕和壁画年代最早的一例（时为宋咸平三年，1000）。

开采皇陵用石的遗迹位于今河南偃师南部前罗山前的山沟里，长约数里，沟壁满是采石留下的凹坑和錾凿痕迹，沟底散布着厚厚的一层废石料。石壁上保存着元符三年（1100）为永泰陵采石工程中导泉的题记，山崖上找到一处埋葬死难工匠的石龛，这是一项过去尚未发现过的古代遗址。采石场宋人题记，记载了北宋禁军参与采石工程的史实，证实了北宋帝、后陵墓采石碑记所列使用工匠、兵士的数字。

南宋六陵攒宫在今浙江绍兴，为南宋六帝的临时安厝地。元灭南宋后被破坏，现地面已无痕迹。从文献记载看也有“上宫”、“下宫”，大体上是沿袭北宋的陵制，但没有乳台、象生，也没有陵垣及四门。

辽、夏、金帝陵辽陵辽代十帝的陵墓，分为五个区域：(1)太祖祖陵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2)太宗怀陵在今巴林右旗境内，穆宗祔葬于怀陵。(3)显陵在今辽宁北镇医巫闾山中，为世宗父东丹人皇王陵，世宗也葬显陵西山。(4)景宗乾陵在今北镇西南，天祚帝于金皇统五年（1145）祔葬于乾陵旁。(5)圣宗永庆陵、兴宗永兴陵和道宗永福陵，合称庆陵，在今巴林右旗白塔子北面的大兴安岭中。辽代帝陵多依山为陵，陵前建献殿。各区帝陵皆置奉陵邑和守陵户。祖陵的祖州、怀陵的怀州、显陵的显州、乾陵的乾州、庆陵的庆州等都是奉陵邑，其中祖、怀、庆三州的城址至今尚存。诸陵中庆陵的考古工作较为全面系统，辽太祖的祖陵位置也得到考定①。

庆陵是辽圣宗耶律隆绪和仁德皇后、钦爱皇后的永庆陵，辽兴宗耶律宗真和仁懿皇后的永兴陵以及辽道宗耶律弘基和宣懿皇后的永福陵的总称。依山南麓东西排列，间距约2公里，统称为东陵、中陵和西陵，有陵门、享殿和神道，面朝东南，遗迹多残毁。中陵享殿西南方残存石刻陀罗尼经幢1座。

①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年第3期。①洲杰：《内蒙古昭盟辽太祖陵调查散记》，《考古》1966年第5期。

地宫均有前、中、后室及4个侧室，用沟纹砖和石灰浆砌筑，四壁用砖三层，顶用二层。内壁抹石灰，再彩绘壁画。东陵保存较好，前室平面方形，其余各室呈圆形，各室间有长甬道相连。地宫全长21.2米，最宽15.5米，最高约6.5米，曾出土有枋、椽、斗栱等小木作结构，但原有结构情况不明。中陵和西陵均已遭毁，地宫多为八角形，前室呈十字通道状。

三陵均有壁画，现仅东陵保存了摹本和照片资料，内容有装饰图案、人物和山水等。墓门及墓内砖砌仿木结构上饰红、绿彩，墓门上鸱吻饰黄褐彩。仿木结构细部及墓壁上方工笔彩绘龙凤、花鸟、祥云、宝珠以及网格状图案，是已发现的辽墓中等级最高的。在墓道、前室及其东西侧室、中室和各甬道壁面上，彩绘与真人等高的人物70余个：墓道两壁为15个戴圆帽、穿圆领窄袖长衫、执骨朵的仪卫和1匹备有鞍辔的马。前室南甬道与中室南甬道绘有同样的仪卫。前室前半部分两壁各绘6人乐队，均戴有脚幞头、穿黑袍。其余40个人物大多是男像，多数髡发，少数戴圆帽，均着圆窄袖衫，腰围革带，拱手或叉手侍立。人像上方都墨书契丹小字榜题。最有特色的壁画，是中室四壁所绘的四季风光山水画，构图严谨，鸟兽形象生动，应是描绘辽皇室四时捺钵之所的景色。从墓室的形制和壁画的内容看，辽代的帝陵应是象征当时以牙帐为居处的捺钵行宫。

庆陵早年遭盗掘，出土遗物多已散失，仅存部分石刻哀册，有汉文哀册5合，契丹小字哀册2合和榜题，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契丹小字资料，它首次证实了契丹文的存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①。

西夏陵在今宁夏银川市西25公里的贺兰山东麓，整个陵区东西约4公里，南北约10公里。李继迁的裕陵和李德明的嘉陵为元昊称帝后追尊的陵名。见于《宋史·夏国传》的有元昊的泰陵、谅祚的安陵、秉常的献陵、乾顺的显陵、仁孝的寿陵、纯祐的庄陵、安全的康陵，遵顼以后陵名为史所不载。陵园占地面积有的达10万平方米以上，按陵区地形可分为三区：南区二陵，中区四陵，北区三陵。帝陵多居于近山地势较高的一侧，陪葬墓大都是在地势较低的东侧，南北两区诸陵靠得很紧，陪葬墓较少；中区诸陵相距较远，陪葬墓较多。陵区北部偏东，有一个规模较大的建筑遗址，很可能是陵区管理机构所在地。从1972年开始，重点调查并发掘了第8号陵，并清理了两处帝陵碑亭。

第8号陵在陵园正南立双阙、阙间辟神道。双阙以北神道两侧各立一座碑亭，碑亭北为外神墙、月城和内城。月城内沿神道两侧立石象生。内城平面长方形，东西长183米，南北宽134米，四角建角楼，四面正中各开1门。南门有3门洞，门内为献殿。地宫在内城西北隅，地面上有平面为八角形的塔式灵台，从残留的7级夯土台基来推测，原应是一座八角形塔式建筑。在陵园最外一周的四角各建一角台。西夏帝陵与巩县宋陵的平面布局颇不相同，特别是内城呈长方形，内城前加月城以及地宫偏处内城西北隅、地上建塔式建筑等，皆为北宋诸陵所不见。

西夏陵园的地面建筑都已成为废墟，文物遗存尚见大量建筑材料、石象生、碑亭等。第8号陵园北端的建筑“孛王庙”遗址已经发掘，面积约6万平方米，现存各类建筑遗迹10余处，外围为一周夯筑土垣，南西两面各开一门，西门外筑有瓮城。围墙内建筑可分三部分：南部为东西对称的两个四合院；中部为3个四合院组成的凸字形建筑群；北部为一座殿堂基址。发掘部分属于中部建筑群的东南部，清理出过殿一座、挟屋两座、厢房一座以及墙基、踏道、柱础等，出土大量陶质或琉璃质建筑材料以及瓷器、泥塑等。发掘者认为这组建筑为西夏祖庙遗址，它在继承中原汉式建筑传统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民族风格。

①刘凤翥：《建国三十年来我国契丹文字的出土和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第8号陵的地宫也已经发掘，地宫基本形制与汉族地区汉唐时期流行的土洞墓大体相同，主室呈扁长方形，南北5.6米、东西6.8—7.8米。前有甬道，甬道壁上画有武士等壁画，主室两侧各有一配室。由于早年遭破坏性的发掘，地宫的结构已不清楚，在残存的底部仅发现了一些残缺的金银饰件、铜甲片、铁器和陶瓷片等。根据碑石残块所记的材料推测，此陵可能是西夏第八代皇帝遵顼陵，葬于西夏乾定四年（1226）。该陵斜坡墓道底铺设横木，甬道口用原木和木板封闭，墓壁有护墙板。多层宝塔式灵台位于墓室后部地上，实际不同于封土堆等等，显示了西夏独特的葬制①。

另外还清理了第2号陵的碑亭，出土汉文残碑石511块、西夏文残碑石1265块。复原出一块篆体西夏文“大白上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文”碑额，证实是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寿的寿陵②。

金陵位于今北京房山区，是金代帝王和诸王的兆域，方圆约60公里，因其在明代即遭破坏，布局不清。考古勘查工作始自1986年，周口店睿宗景陵石碑的发现，为探索陵位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还发现一段保存原貌的御道及两侧的石雕象生、石阶等。御道东西宽5.4米，南北残长3米多，展示了当年拾阶而上直通主陵的一条神道，为勘查金陵地域范围、确定具体陵位，提供了重要依据③。

五代、宋墓葬五代墓中原地区发掘的很少，今河南洛阳、伊川的后晋墓，墓室和遗物都较简陋。江南各地发掘的墓葬稍多，如湖南长沙1960年前即发掘300多座，出土了不少瓷器等①。

宋墓发掘较多，不少带有纪年。墓葬形制较为复杂，各地墓葬由于自然地理和埋葬习俗的不同，在形制、随葬品方面也有较大差异，墓葬规模及随葬品数量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没有必然的联系。根据目前的研究，宋墓可以分为五区：中原北方地区北宋墓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大体上以神宗熙宁元年（1068）为界。前期多土坑墓，也有砖室墓，砖室墓中有简单的仿木建筑。随葬品以瓷碗、罐为主，有时也有精美的瓷器。后期流行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河南禹县白沙宋墓的仿木建筑最复杂，壁画以表现墓主人夫妇家居“开芳宴”为主要题材，墓中随葬品稀少。砖室墓中也有平面长方形券顶的，夫妇合葬的还有双室并列的券顶砖室墓，这类墓葬中有较多的日用器皿随葬。河南方城宣和元年（1119）强氏墓中出土了100多件石雕的家具、生活用品模型和男女仆侍俑，是中原宋墓中罕见的特例②。

长江中下游（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地区北宋墓葬以竖穴土坑为主，也有平面长方形的砖室墓，随葬品较中原北方地区者为多，都以实用器皿随葬，有瓷器、漆器和铜镜等装饰品，瓷器以影青瓷器为主。南宋时期长方形砖室墓数量增多，且多两室并列夫妇合葬墓——“同坟而异葬”。湖北地区还出现了砖石混合墓和仿木结构砖室墓。南宋墓随葬品中出现龙泉青瓷器，时代愈晚，数量愈多。

湖广地区（湖南、广东和广西）墓葬形制基本上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相同。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特别是形制特殊的多角罐和堆塑陶坛尤其复杂，有蟠龙龟蛇、楼阁亭塔、乐舞人物，有的还贴塑佛像。广东宋墓除砖壁石顶的砖石结构和石椁墓外，还有较多的火葬墓。墓葬中盛骨灰的陶坛种类较多，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闽赣地区（福建和江西）除砖室墓外还有用石板条石砌筑的石椁墓。

福建龙溪、将乐和江西乐平一带的宋墓，墓壁流行壁画装饰，墓室结构简单，与中原北方地区复杂的仿木结构建筑壁画墓不同。壁画以表现墓主人起居生活为主。北宋至南宋中期墓葬中，特别盛行陶瓷俑的陪葬，俑分两类：一类是现实人像俑，另一类是神煞偶像俑。南宋中期以后，俑类日渐减少，明器神煞中的四神、十二生肖多塑在常见的堆塑瓶上。福建西北部的宋墓除随葬龙虎瓶外，还流行随葬多角罐。

川贵地区（四川、重庆和贵州乌江北岸地区）四川宋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长方形的砖室墓，集中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平原地区，多双室或三室并列。北宋时多随葬陶器，很少发现陶俑；南宋时多火葬，墓室缩小，出现上下层之间铺以石板的双层墓，随葬品以陶俑为主，淳熙（1174—1189）以后俑上施釉，嘉定（1208—1224）以后流行三彩俑，陶器中以双耳罐、三足炉和蟠龙提梁罐最具特色。另一种是带雕刻的石室墓，分布于近山区的地带，也多是双室并列，有的有前后两室。室内刻简单的仿木建筑，近门处刻武士，四壁刻四神，后壁刻妇人启门状，也有刻孝子故事的。在贵州乌江北岸也发现此类宋墓，遵义宋墓的后壁上刻墓主人坐像。

辽代墓葬分布在华北、内蒙古和东北各地的辽代墓葬可分为两类：一是契丹贵族墓，二是汉族官吏和地主墓。前者多分布在燕山以北辽代的上京道和中京道内，东京道的西北部也有发现，而且多聚族而葬；后者则多集中在燕山以南辽代的南京、西京和东京附近。辽墓可分为三期：早期自穆宗应历八年（958）至圣宗太平十一年（1031）；中期为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5）；晚期自道宗清宁元年至辽亡（1055—1125）。

早期辽墓以赤峰应历九年（959）驸马卫国王墓为代表，有前后两室及左、右、后3个小室，平面都呈方形，后室四壁围柏木板，置带木栏杆的棺床。稍晚的契丹贵族墓也多筑有前后两室，或在双室墓的前室或单室墓的甬道两侧建左右耳室，平面或方形或圆形，主室内多装柏木护墙板，葬具多用刻有四神的石棺。法库叶茂台辽墓石棺外，还置以歇山式顶木屋外椁。哲盟陈国公主墓为砖砌多室墓，由前后室和东西耳室组成，雕砖施彩仿木结构门楼十分复杂，墓道、墓门及长方形前室两壁均绘有彩色壁画，内容有男侍女婢、祥云花卉、日月星辰等，圆形主室也围以柏木板。

②河南文物工作队：《河南方城盐店庄村宋墓》，《文物》1958年第11期。

早期辽墓随葬品极为丰富，特有的鸡冠壶数量多，保存着模仿皮囊的平底单孔的原始形态，同时还常伴出有成套武器及完备的马具。驸马墓出土马具多达八组，反映出这个时期契丹贵族的游牧生活方式还很典型。该墓还随葬了短流注子和碗、盘等瓷器，以及大批鎏金银器、铜镜、丝织物等，造型和纹饰都具有唐代风格，反映了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叶茂台辽墓随葬以陶瓷器、铁器和马具、武器为主，其中“官”款白瓷和越窑青瓷出土数量较多，引人注目。陈国公主墓是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契丹大贵族墓，不仅随葬了大量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金银器、铜器、陶瓷器、木器、玉器、玛瑙、水晶等，同时还有中原、南方生产的精美瓷器，以及来自西亚的伊斯兰玻璃珍品。早期契丹贵族的殡葬习俗也很有特色，陈国公主夫妇墓出土两套完整的殡葬服饰，是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公主和驸马头枕金花银枕，面部覆盖金面具，脚穿金花银靴。除面部外，全身罩银丝网络，颈饰琥珀璎珞下垂至腹部。女尸头部上方置高翅鎏金银冠，双耳戴珍珠、琥珀耳坠，颈佩珍珠项链，两腕戴金镯两对，双手套金戒指11枚，腰上原束金绔丝带。

辽宁朝阳发掘的刘宇杰墓和其父刘承嗣、其子刘日泳等墓共6座，出土的刘承嗣祖孙三代的墓志，记载了五代时期燕王刘仁恭之三子刘守奇降辽，其后子孙在辽为官，家族繁衍，不仅终辽之世，并且下延至金，依据墓志可列其族系①。

早期汉人墓葬以北京发现的应历八年（958）赵德钧墓为代表，有前、中、后3室及左右6个耳室，平面均为圆形，壁上有仿木建筑结构及庖厨、伎乐壁画，壁画的题材和布局尚保存着唐墓的遗风，特点与山西唐代壁画墓颇多相似之处，仿木建筑较为复杂。墓中随葬物以瓷器为主，其中有定窑、越窑精品，契丹式瓷器极为罕见。较为重要的还有北京门头沟辽壁画墓、八宝山辽韩佚墓、河北迁安韩相墓等。

中期辽墓契丹贵族墓中，大型双室墓有河北平泉重熙十四年（1045）秦晋国大长公主墓①，单室墓有辽宁阜新重熙七年（1038）晋国夫人萧氏墓、义县清河门1号墓②等。墓葬形制和随葬物都与早期的大致相同，唯墓内宋式仿木建筑和壁画增多。随葬品中出现了黄釉瓷器，鸡冠壶由皮囊式演变为提梁式，并附加圈足，定居生活使携用的器物固定到居室中来，不少辽墓中已出现廊柱、斗栱壁画，反映了汉族木结构建筑的影响和契丹民族生活方式的变化。①王成生：《辽宁朝阳市辽刘承嗣族墓》，《考古》1987年第2期；冯永谦：《金刘元德墓志考》，《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1期。

①张平一：《平泉县发现辽代壁画墓》，《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0期。②李文信：《义县清河门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8册，1954年。③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考古》1972年第3期。

这一时期的汉人墓，有北京丰台重熙二十二年（1053）王泽墓，壁画虽然残缺，但墓壁上已砌出雕砖桌椅，说明壁画与墓内装饰开始出现新的题材③。

晚期辽墓契丹贵族墓中大型双室墓发现较少，单室墓占绝大多数。墓室平面开始出现八角或六角形的，墓门上都有比较复杂的仿木建筑结构。辽宁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用粗大柏木枋构成的八角形叠涩顶大型木椁，是有关辽墓木椁结构第一次发现的完整资料，墓内还出土有保存较好的木床、木桌、木椅。晚期墓墓室内皆置棺床，流行戴铜面具和穿铜丝网络或戴铜丝手套、铜铁马具以及三彩釉陶器等富有民族色彩的随葬物，典型墓葬如内蒙古宁城小刘仗子发掘的5座辽墓、察右前旗豪欠营辽墓④。库伦旗一号墓发现10具尸骨，有男有女，除墓主夫妇外，其余有可能是殉葬者①。除在墓室画壁画外，仍流行在木椁内画各种生活情景画。随葬物中景德镇影青瓷的比例大大增加。辽代特有的黄釉瓷器的数目也显著增多，大安以后流行三彩器。随葬品中，马具简化，武器消失，契丹人特有的生活用器鸡冠壶也不复存在。晚期汉人墓数量较前大为增加，墓主多是一些地主和中级官吏，以砖筑的单室墓为多，也有少数是双室的，与中原地区北宋末年墓的形制相同。墓室平面或圆或方或多角形，四壁砌雕砖仿木建筑和桌椅，并画彩色壁画。壁画题材风格与同期北宋墓相同。该期墓葬几乎全是火葬墓，以随葬陶器为主，也有较精美的白瓷和影青瓷。典型材料如内蒙古宁城尚■墓、北京大兴马直温夫妇墓、门头沟辽墓等，以及辽中京城外的一批汉族中小型墓葬②。

西夏墓葬在各个西夏帝陵附近，罗列着70余座陪葬墓。陪葬墓按规模和形制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规模较大，与帝陵形制近似，但没有献殿、角台和阙。另一类较小，没有外神墙，碑亭也只一座，位于门外东侧。灵台或呈截顶锥形，或作圆柱形或馒头形。陪葬墓制度体现了西夏的封建宗法关系和等级制度。已发掘的3座陪葬墓墓道呈阶梯或斜坡形，土洞单室，墓门用木板封闭。随葬品中有铜牛、石马、石狗、丝织品等。第101号墓是11世纪中叶一名显赫贵族的墓葬，墓内共葬1男3女，这种夫妻同穴合葬的情况在西夏墓中尚属首次发现，证明党项族确实实行着一夫多妻制。该墓出土的鎏金铜牛重达188千克、长1.2米、高0.45米，体现了当时高超的铸造技艺①。甘肃武威有西夏纪年的汉人火葬墓，骨灰葬在小木塔中，塔身上写满梵文咒语，墓壁下有男女侍者和武士的板画以代替壁画，为中原地区所不见②。

④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昭乌达盟宁城县小刘仗子辽墓发掘简报》，《文物》1961年第9期。①吉林省博物馆等：《吉林哲里木盟库伦旗一号辽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8期。②郑隆：《昭乌达盟辽尚■墓清理简报》，《文物》1961年第9期；张先得：《北京市大兴县辽代马直温夫妇合葬墓》，《文物》1980年第12期。

①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陵区101号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5期。②宁笃学：《武威西郊发现西夏墓》，《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

金代墓葬金代墓葬一方面受辽墓的影响，而更多的则是继承北宋的墓制。吉林舒兰小城子一带是包括完颜希尹墓在内的金代早期贵族墓地。整个墓地占地13万平方米，绵延近4公里，共分5个墓区。墓前多有石雕的文臣武将、石虎石羊等，可以看出宋代统治阶级埋葬风习对女真贵族的影响。扶余发现的墓葬占地广阔，象生布列，随葬大量铁工具，使我们对金代早期女真贵族的葬制有了具体的了解。墓中出土的镂花金帽顶和磨制精细的金扣白玉带，代表了金朝初年相当精湛的工艺水平③。

大定以后的金代墓葬发现较多，其中圆形或方形单室砖墓，多仿木建筑，彩绘有建筑细部及日用家具，随葬物多为明器，如内蒙古宁城大明城西城外及小榆树林子金墓、巴林左旗砖室墓等。黑龙江绥滨、吉林镇赉的平民墓葬，用羊距骨、羊肢骨和桦皮箭筒随葬，尚保持着地方民族习俗。

1973年在黑龙江畔发掘绥滨中兴金代墓群时，出土了较多的金银器、玉器、丝织品、铜钱、铁器等，其中精美的丝织品和名窑瓷器（定、耀、磁）可以肯定为中原产品；“飞天玉雕”是受中原地区佛教艺术影响的作品，特别是墓中出土一枚带有汉字“郎”的私人石印。“郎”是女真人女奚烈氏改的汉姓，可见女真人改汉姓不只限于进入中原的，就连其故乡黑龙江流域也出现改用汉姓的社会现象①。中原和北方的金墓在不同的地区也各有特点。北京、河北地区的金墓，正隆以前者皆为土葬，大定以后普遍实行火葬，时有精美瓷器出土。河北新城时立爱父子墓和井陉柿庄6号墓均为金代初年壁画墓，都系多室砖墓，墓室内有仿木建筑结构及彩绘。时立爱墓的主室为八角形，前室两侧附圆形耳室，在形制上与辽墓有相似之处，河北兴隆萧仲恭墓墓志甚至用契丹文字书写②。山西地区的金代墓葬注重营造墓室，流行雕砖墓，仿木结构及墓壁装饰基本上与北宋后期者相同，随葬品较少。

（谢选骏指出：熟女真人也就是金人喜欢汉姓，所以快速灭亡；生女真人也就是后金满洲人拒绝汉姓，所以维持较久。）

仿木建筑结构墓室

中原和北方地区的墓葬，最有特色的是一种仿木结构建筑的砖室墓，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墓室结构在10世纪中叶的辽代汉人墓中即已出现，如北京发现的应历八年（958）赵德钧墓。辽代中、后期和金代墓葬中则更为流行。北宋初年，墓室内的仿木结构还很简单。到北宋中期才达到成熟的程度，从而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砖室墓。从这以后，墓室平面又从方形或圆形演变为等边多角形，仿木结构则从简单的“一斗三升”托替木或“把头绞项造”演变为五铺作重栱，从版门直棂窗演变为雕花格子门。一般多为单室墓，后期较大的墓则分前后两室。

墓室内仿木结构的表现手法主要有两类：一是以雕砖为主的仿木结构砖墓，另一种则是以壁画为主的仿木结构壁画墓。有的墓内同时以壁画和雕砖作装饰，周壁饰以桌椅家具及主仆侍从、戏剧人物等。

河南禹县白沙宋墓，为砖筑画彩仿木结构。墓门正面是仿木建筑门楼，上砌斗栱、檐椽和瓦脊。墓内各壁亦砌出柱和斗栱，斗栱为单抄单昂重栱五铺作。前室和过道作宝盖式盝顶藻井，后室作宝盖式截头六瓣攒尖顶，仿木建筑上均绘有彩画①。

③吉林省考古研究室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见证》，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①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畔绥滨中兴古城和金代墓群》，《文物1977年第4期。②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新城北场村金时立爱和时丰墓发掘记》。郑绍宗：《兴隆县梓木林子发现的契丹文墓志铭》，《考古》1962年第12期1973年第5期。

①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1957年版；徐苹芳：《白沙宋墓中的杂剧雕砖》，《考古》1960年第9期。

甘肃陇西南宋建炎二年（1128）李泽夫妇合葬壁画墓，仿木雕绘出柱、础、梁、枋、斗栱、椽、檐、门、窗等，极似一座装饰华丽的木构小院落建筑①。

金代仿木结构砖室墓一般都在多边形墓室转角处砌有角柱、枋额和单抄四铺作斗栱，并施以转角铺作和补间铺作，有的则为复杂的单抄单下昂五铺作计心造斗栱，有的在仿木结构部分施以彩画。墓顶多呈八角叠涩攒尖顶，山西侯马董氏墓则利用转角铺作和补间铺作的手法将墓室顶部砌成八角形②。

墓室浮雕砖壁浮雕石室墓数量不多，砖室墓较为普遍，并且盛行雕砖。其手法不同于南北朝的模制，而是以汉画像石式直接雕为浮雕。其内容主要是表现墓主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墓主人夫妇举行“开芳宴”的场面，有时也有孝子故事图等。在有些北宋末年墓中，还出现了杂剧雕砖；墓室的后壁则往往有“妇女启门”雕砖。

金代雕砖墓雕砖内容基本上与白沙宋墓相似，采用雕砖和壁画互为补充的手法。中原地区北宋中期以后形成定制的内容，如墓主人“开芳宴”、“妇人启门”等在金墓中也成为一种定制流传，表现手法更为细腻而逼真，特别是杂剧雕砖和孝子故事雕砖方面，水平大大超过前代。金代中晚期墓葬中砌筑雕砖杂剧舞台内容也已成为一种定制，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雕饰内容繁缛华丽，作场杂剧角色多立体圆雕或半浮雕。

宋代北方杂剧雕砖内容在长江以南表现为瓷质俑群，多见于江西地区。

江西鄱阳南宋石椁墓中随葬无釉彩绘瓷俑30多件，其中有21件是属于杂剧表演俑，除女演员2人梳双髻、饰鬓花，一着圆领长袍，腰系锦带，足穿尖头靴；一戴遮面幞头，着宽袖长袍，腰系锦带外，其他男演员19人多为披风幞头，着窄袖袍，或扬臂作势，或拱手胸前，或以袖掩口，或躬身施礼，或作笑容，或现愁颜，神态各异，显然是表现正在演唱中的各种姿态，具有朴实的民间艺术气息①。

石壁浮雕宋代以石壁浮雕装饰墓室之风流行甚广。长江流域的四川，出土宋墓以砖筑为多，但在川北广元地区也出土有一座石壁浮雕墓，墓主夫妇分室而葬，两室的左右壁、前部用竖石条砌成，雕为护墓武士的浮雕；后部则是在横石条面浮雕为4组不同的生活故事。两墓的石壁也各浮雕与男女墓主人生活相近的场面，即男墓浮雕桌上满摆酒食的宴饮图景，女墓则雕为主妇正在念佛祈求幸福平安的图景②。

宋代的石棺雕刻以洛阳出土北宋宣和五年（1123）石棺具代表性，一反汉唐流行的“四神”图，而改为忠臣孝子等历史人物。

①陈贤儒：《甘肃陇西县的宋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9期。②山西文管会侯马站：《山西侯马金墓发掘简报》、《侯马金代董氏墓介绍《考古》1961年第12期、《文物》1959年第6期。

①唐山：《江西鄱阳发现宋代戏剧俑》，《文物》1979年第4期。

②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广元石刻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2年第6期。

辽宁辽阳、锦州等地出土的石壁浮雕墓，墓室平面多为八角形，周壁都以石板镶成。石壁浮雕形式多为铲地平剔，除墓主人宴饮生活外，多数为孝行人物故事，侍从舞伎多为契丹装束，头戴毡帽，长袍系带，足蹬长靴。其他墓壁多雕出历史传说中的贤孝故事，如“王密舍子救弟”、“茅蓉杀鸡奉母”等等。由于石壁面积大，所雕人物小，并少有配景，显得空旷疏散，不够紧凑①。

1973年清理的河南焦作金墓，墓室用170多块青石条砌成平面八角形，周壁石条面分别线刻伎乐舞蹈、墓主人夫妇生活及历史人物故事等共12图，其中以乐舞和墓主夫妇的梳妆、煮茶等生活场面富有生活情趣。所有人物（除二舞伎外）多着官服，反映了墓主人的地位。另一石所刻为墓主梳妆，除主妇头戴花冠斜坐在靠背椅上，左顾右盼，正指使着周围的6个或持镜或捧奁盒的侍女为她梳妆外，右为男仆3人围立在炉灶旁，有的扇火，有的把壶煮茶，年无老幼，各有所司，围绕着主人的需要而忙碌②。

墓室壁画

这一时期的壁画墓多发现于以下三个地区：中原及北方地区如河南的禹县、郑州、洛阳，河北井陉，山东济南，甘肃陇西以及湖北荆门，江苏淮安等地。墓葬壁画多与墓室仿木结构建筑互补，或在雕砖上施彩，或是雕砖和壁画相结合，构成完整的主题，河南禹县白沙宋墓是其代表作。

白沙宋墓甬道两壁画身背钱串和手持铜囊、酒瓶，以及牵马的侍者。前室墓门两侧画持骨朵的护卫，东壁画女乐11人，西壁雕画墓主人夫妇对坐宴饮像。后室北壁砌妇女启板门状，西北、东北两壁砌格子棂窗，西南壁画对镜戴冠妇人，东南壁画持物侍奉的男女婢仆，表现墓主人内宅的生活情景。桌椅器物和墓主夫妇用砖雕绘，而背后侍从人物和帷幕等背景陪衬，则全用壁画，主题突出。侍女启板门雕像是宋墓、砖塔等最多见的世俗化题材之一，风习遍及河南、山西、甘肃以至贵州各地。偃师宋墓还雕有妇女劳作如烹茶、洗涤、剖鱼、梳发、戏鸟等，反映了这一时期世俗化艺术的特点①。陇西南宋墓雕砖彩绘护神、鞍马、马夫、车轿、轿夫、厨夫、家犬、桌、椅、侍女煮茶、进食等场面，是这一时期世俗化艺术的典型。

内蒙古东部、辽宁西部地区尤其集中在辽宁法库、内蒙古库伦等地。

墓葬壁画也多与墓室砖雕相结合，有属于契丹衣冠习俗的髡发、架鹰、毡车等形象，也有摹仿北宋墓中的宴饮、伎乐等场面。库伦1号墓在墓门、天井、墓道两壁均绘有壁画。墓门绘门神、侍女、凤、鹤、祥云，天井绘山石树木、湖石牡丹、竹林仙鹤、虎鹿相搏、男仆女侍，墓道北壁画墓主人出行、南壁画墓主人归来。墓道壁画全长22米，画有契丹、汉族人物53个，气势宏大，神态生动江西、福建地区多集中在福建龙溪、南平、将乐和江西乐平等地。

①王增新：《辽宁辽阳县金厂辽画像石墓》，《考古》1960年第2期。②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焦作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8期。①徐苹芳：《宋代的杂剧雕砖》，《文物》1960年第5期；董祥：《偃师县酒流水库宋墓》，《文物》1959年第9期。

②王健群、陈相伟：《库伦辽代壁画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壁画多为表现与墓主有关的人物活动场面，还有屋楼亭台、动物禽畜等，福建壁画墓中还有较多以四神、十二生肖为表现题材的壁画。尤溪潘山宋墓墓中顶部绘有头戴展脚幞头、身着圆领袍服、执笏而立的墓主形象，墓室左右两壁各绘对应排列的6个人物；梅仙坪寨1号墓、一中宋墓等均绘有墓主的寝室卧榻及捧物侍女①。

①杨琮、林玉芯：《闽赣宋墓壁画比较研究》，《南方文物》1993年第4期。

第四节 宗教遗迹和遗物

这个时期的宗教建筑遗留很多，主要包括佛教建筑和祠庙两大类，其中佛教建筑包括石窟、塔寺和经幢等。

石窟属于宋代的佛教石窟，除陕北遗留有一些小型窟群以外，以敦煌莫高窟、重庆大足、四川安岳和浙江杭州等地较为发达。属于辽、金两代的佛教石窟，数量远比宋代为少。有内蒙古巴林左旗附近的辽代石窟群，陕北富县可能有属于金代的石窟，在敦煌莫高窟和邻近的安西万佛峡，也还有属于西夏时代开凿的石窟。

敦煌莫高窟除了开凿少量大窟，多是改建、重绘前代旧窟。新开的大窟平面均为方形，窟内中部置方形佛坛，坛上置塑像。佛坛后部有连至窟顶的背屏。窟顶作覆斗形，其下端四角处凿出圆拱形的凹龛，画四大天王像。窟门甬道顶部均作梯形。在下层的大窟前面，曾有建于台基之上的木构殿堂建筑，构成前殿后窟的格局。窟前建筑分砖包台基殿堂和土石基结构两种，前者规模一般都较大。塑像和壁画的内容和组合多沿袭唐代，突出了供养人位置和形象。西夏时期莫高窟开窟极少，多是改建旧窟、改塑或妆錾前代塑像，很难指出典型的窟形和塑像。第491窟发现的女供养人塑像，为前代所少见。宋代是四川、重庆地区石窟造像大发展阶段，石窟集中在广元、大足一带。以佛教造像为主，也有少量儒、道教的造像。大足石刻现存5万余躯，分布于40多处，主要为两宋作品，多为平顶方窟，有的还有纪年刻铭。造像富于现实感，人物个性鲜明，体态匀称健美，衣饰华丽典雅。多样的题材中出现了弥勒下生经变、地狱变、观音经变等经变雕刻，还有十殿、十二殿阎君和六圆觉菩萨等。其中，孔雀明王窟中一面四臂、骑孔雀的主像立于窟中央，满壁雕千佛，巧妙地把塔柱式石窟结构与密宗题材结合起来。南宋初年开凿的心神车窟，八躯菩萨高约2米，颇具女性的妩媚多姿，是宋代雕刻的精品。

各种佛教题材不拘经典仪轨，表现方式多样化、世俗化，是这一时期石窟造像的最大特点。麦积山第5窟宋塑侍女像和供养像，尤其是正壁龛中塑出的两个供养侍女，可以说是宋代一般妇女的真实写照。大足北山第125窟石刻“数珠观音”的妩媚、宝顶山“养鸡妇女”的纯朴等，都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特点。这与同时期其他造型艺术所表现的多方面追求现实，着意反映世俗生活的特点是一致的。

自宋代以来，佛教已离开单一的形式而与儒、道等相混合，反映到石窟艺术上，重庆大足宝顶大佛湾内的“父母恩重经变”，就是儒、佛思想的混合作品；大足境内的石门山是儒、道混合的窟群，而道山的三清洞和山西太原龙山石窟，则是典型的道教艺术。

寺庙建筑现存的寺庙建筑大都在中原北方地区，尤以辽、金建筑为多，主要有平顺的五代大云院、蓟县独乐寺辽代观音阁和山门、大同华严寺辽金殿阁、正定隆兴寺、应县木塔、定县开元寺塔、晋祠圣母殿与献殿等，以及南方的浙江宁波保国寺、西藏萨迦寺等。

河北正定隆兴寺是现存宋代佛寺建筑总体布局的重要实例。山门内为一长方形院子，钟鼓楼分列左右，中间大觉六师殿遗址尚存，北进为摩尼殿，有左右配殿，构成另一个纵长形的院落。再向北进入第二道门内，就是主要建筑佛香阁及其前两侧的转轮藏殿与慈氏阁以及其他次要的楼、阁、殿、亭。最后是一座弥陀殿。佛香阁和弥陀殿都是采用三殿并列的制度。全寺建筑依着中轴线作纵深的布置。现存高约33米的歇山顶佛香阁，是这一时期高型佛寺建筑的杰作①。

浙江宁波保国寺大殿，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面阔3间，为单檐歇山顶，兼有宋式厅堂型和殿堂型构架的特点，是北宋和辽时特有的构架形式。

重建于金天眷三年（1140）的山西大同华严寺上寺大殿，是现存的古代单檐木建筑中最大的一座。下寺的薄伽教藏殿则是辽代小木作的重要遗存。大同善化寺的辽、金建筑，平面、结构、造型各具特点，是现存辽、金佛寺中规模最大的一处②。

塔和塔基塔山西应县木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平面作八角形，塔身外观5层6檐，八角攒尖顶，通高达67.31米，是世界上现存最高大的古代木结构建筑，也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木塔①。

这一时期是中国砖石塔发展的高峰，存留的石塔形式多样，构造先进。

大型砖石塔的形式，大致可分为楼阁式和密檐式两种。其中楼阁式塔结构多样，有塔身砖造，外围木结构的，如苏州报恩寺塔；有全用砖石砌造而形似楼阁式木塔的，如苏州虎丘塔、泉州开元寺双塔；有砖石砌筑成简化楼阁式木塔形的，如河北定州宋开元寺塔（料敌塔），高84米，建成于至和二年（1055），是我国现存最高砖塔；河南开封宋开宝寺砖塔，因用铁色琉璃砖建成，俗称铁塔。

这时期密檐塔盛行于北方，其中盛行于辽而为金代沿用的多角形密檐式塔是这个时期新的创造。辽、金地区盛行砖石建造的多层密檐塔，平面多为八角形，少数为方形，塔身仿木构。现存年代确切而保存较好者为辽大安五年（1089）建造的山西灵丘觉山寺塔。

塔基佛教舍利塔基的发掘，是佛教考古的重要项目之一。这一时期佛教塔基不仅发现数量多，分布地域广，出土遗物丰富，而且大都带有绝对纪年。已发现的纪年塔基都属北宋和辽代的，主要有：河南郑州宋开元寺塔基（976）、河北定州宋静志寺塔基（977）、净众院塔基（995）、河南密县宋法海寺塔基（999）、北京顺义辽净光寺塔基（1013）、河南邓州宋福胜寺塔基（1032）、安徽无为宋代塔基（1036）、浙江瑞安宋仙岩寺塔基（1043）、北京房山辽代塔基（1051）、浙江金华宋万佛塔塔基（1062）、江苏镇江宋甘露寺塔基（1078）、浙江宁波宋天封塔地宫（1144）等。①梁思成：《正定调查纪略》，《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4卷第2期。

②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

①陈明达：《应县木塔》，文物出版社1966年版。

宋代塔基中时代最早的是郑州开元寺塔基①，平面为八角形，用石条砌筑。塔基内再砌方形地宫，顶用石条抹角叠砌7层，内收成八角形藻井，上有刻莲花的顶石。地宫门南向，半圆形门楣上刻出一佛二菩萨二弟子像，门内外刻天王、力士像。地宫后部砌棺床，上置石棺。棺下四角雕出力士扛顶的棺座，棺座四周的壶门内雕出伎乐和狮子。石棺前后刻版门和天王、力士，棺两侧刻佛涅槃后佛的十大弟子痛哭悲伤之状，情态各异，极为传神。棺盖上刻纪年和施主、匠人的姓名，棺座上还刻着施舍物品的名称。与开元寺塔基时代相近的是定州静志寺和净众院塔基②，它们的地宫四壁都画有壁画，又都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定窑白瓷器和玻璃器，是宋代考古的重要发现。静志寺塔基的地宫平面呈方形，砖筑，四壁上都砌出仿木建筑斗栱，并绘彩画，顶部上收为盝顶，其中盖一歇山式石屋顶。地宫四壁绘壁画，南壁门两侧绘天王，东壁绘梵王，西壁绘帝释，北壁中央绘“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灵牌，两旁绘佛的十大弟子。而净众院塔基地宫所绘的壁画，则在北壁画佛涅槃像，并画佛的家人和十大弟子悲泣哭号的情景，东西两壁画伎乐。壁画的画面虽然不同，但主题都是表现佛涅槃后的事。福胜寺塔基地宫则为平面六边形①，六角攒尖顶，顶心嵌一铜镜。这一时期塔基中开始流行放置塔幢和各种佛像。密县法海寺塔基出土的琉璃塔②，金华万佛塔塔基出土的石幢、金涂塔和60余件铜佛像③，都是很重要的佛教遗物。宁波天封塔地宫出土的浑银地宫殿模型，制作异常精美，屋面、屋脊、柱础等都与当时建筑规定的制度相合，银塔的制作也十分精细，均为研究当时建筑、特别是南方江浙一带建筑制度和样式的重要标本。瑞安仙岩寺塔基出土的泗州大圣木雕像，则反映了宋代民间信仰的情况④。

在内蒙古和辽宁、北京等都曾发现过辽代塔基，保存最完整的是北京房山辽代塔基（1051）⑤，地宫未经扰乱，各种供养法器齐全。地宫平面方形，砖筑，叠涩顶。中央置石函，函内装石涅槃像，以及拣舍利用的银匙、银筋，还有银幡、银花、银碗、银碟、瓷碟和水晶串珠等。在地宫的石板盖顶上立3.12米高的陀罗尼经石幢一座。宋辽时期的塔内，除塔基中瘗埋舍利外，还往往在各层塔身中也瘗埋着塔幢、佛像、写经和其他财物。

宗教雕塑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开窟造像之风的衰退，寺庙造像在这时起逐渐替代了以往石窟造像的地位而成为宗教雕塑的主流。其中大量出现的罗汉塑像具有真实生动、神情活现、体格合理，注重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刻画、富有人间生活情感等特点，是佛教艺术世俗化的集中体现。罗汉像除木雕、石雕、夹纻髹漆外，大量属于泥塑。罗汉群像组合有十六、十八、四十、五百不等，他们是佛教徒对过去宣传佛教人物的创造。其他寺庙雕塑在今山西、河北保存较多，河北正定县隆兴寺大悲阁中铜铸四十二臂观音立像，高达24米，为北宋开宝四年（971）建阁时所铸，为中国现存最大的铜铸像。像身比例匀称，衣纹流畅。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内中央佛坛上高达米的十一面观音立像，则是现存最高的古代泥塑立像。山西大同华严寺大殿内的31躯塑像，均为辽代塑制，十分精美。太原晋祠北宋天圣年间所建圣母殿，殿内42尊侍女塑像，形象逼真，各具性格。

①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开元寺宋代塔基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1期。②河北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培基》，《文物》1972年第8期。①河南省古建研究所等：《邓县福胜寺塔地宫出土一批稀世珍宝》，《华夏考古》1988年第3期。②金戈：《密县北宋塔基中的三彩琉璃塔和其它文物》，《文物》1972年第10期。③《金华万佛寺塔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58年版。

④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出土文物》，《文物》1973年第1期。⑤齐心、刘精义：《北京市房山县北郑村辽塔清理记》，《考古》1980年第2期。

第五节 中外交流遗迹和遗物

这一时期的朝廷鼓励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繁荣。北方地区沿着草原丝绸之路的东西交流，则主要活跃于11世纪以前。有关中外交流的遗迹遗物时有发现，它们主要分布在上述丝绸之路沿线。

泉州港宋代海船在福建泉州南门外和法石、后渚等地，常发现有古船的桅杆、船索、船板、船钉以及石砌建筑基址和石塔等物，结合附近的大量石刻资料，可以确定这是一处宋代海港遗址。1973年发现于泉州湾后渚港的沉船，出土时仅存底部，上部结构已损毁无存，残长24.2米、残宽7.15米，海船为尖底，头尖尾方，船身扁阔，平面近似椭圆状。底有龙骨，由两段松木料接合而成，全长17.65米。连接龙骨的艏柱用樟木制成，长约4.5米。船板用柳杉制成，舷侧板为三重木板结构，总厚度为18厘米。船板相接处大多采用榫合的方法，缝隙塞以麻丝、竹茹和桐油灰，再以铁钉钉合。船体用12道隔板，隔成13个互不渗水的船舱，最深的舱达1.98米，最浅的为1.5米。船上还有为了竖立前桅杆和中桅杆的底座，以及尾部为设置船舵的洞孔。此外，船中还出土有一些构件和附属工具如绞盘、船浆等。有人据出土木船进行复原研究，认为船的排水量为370吨左右。船中所载的货物有湿重达2350千克的香料木，还有航行人员日常生活中所用的陶瓷器和竹木藤器等，并有宋代货币504枚。又有上系细绳的木签牌96件，原来当系在货物上。泉州海船结构坚固、稳定性好，适宜远洋航行，是研究当时航海技术及对外贸易的重要实物资料①。

1982年泉州法石出土的南宋古船，由于船体前、中部为建筑物所压，未能全面揭露，只清理出古船后部的4个舱位，出土了一些船舶物件和其他遗物①。这是一艘底部装有松木龙骨的尖底船，底板用单层松木，舱隔板用杂木，与上述后渚古船相比，船体造型、结构、工艺等方面都有自身的特色，在古船上发现了大片系有绳索的竹编，从其厚度和折叠状况看，当是竹帆的残存（而不是用于遮盖的竹篷）。文献中提到船帆时常将帆、席并举，法石宋船证明了这一点。竹帆的发现，补充了文献的不足。

泉州宗教石刻随着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外来宗教也十分活跃。广州、泉州、扬州等开放港口都遗存有不少宗教石刻，尤以泉州大量各种文字的碑刻最为著名。泉州伊斯兰石刻主要有墓碑、墓顶石和石墓，以及礼拜寺内壁龛石刻等。墓碑发现较多，有两种形制，一是竖直的长方形碑，顶部多作双重弧曲的尖拱状，除碑文外多无雕饰。碑文多为阴刻的阿拉伯文，少数在碑阴刻有汉文。

①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①《泉州法石古船试掘简报和初步探讨》，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卷第2期，1983年。

另一种碑体作横长方形，上下缘刻纹饰带，碑体下有莲座。石墓一般用整石雕成，平面呈长方形，下设须弥座式基座，其上依层内收，呈阶梯状，常多达5层，最上一层为尖拱状顶，前端雕云月图案，顶下一层侧面为阴刻阿拉伯文。

古基督教石刻有墓碑和墓顶石两种，墓碑形同阿拉伯文墓碑，上刻叙利亚文，并多在碑额处刻云朵或莲花承托的十字架，有的在十字架两侧还雕有带翼天使。墓顶石多尖拱状，浮雕有莲花承托的十字架。

现存的印度教石刻主要附属于建筑物的石雕，最著名的是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后檐石柱上的浮雕图像，其中有不少题材取自印度教的神像和传说①。泉州九日山上的祈风石刻，是自北宋末至南宋末150余年间，举行海舶祈风典礼的铭记，是海外贸易发达的明证。从石刻中的官职题名中可以看出，当时宋朝廷在这里设置了庞大的管理机构，抽收关税，直接干预海外贸易。伊斯兰玻璃器这一时期的外来玻璃器，数量较多，主要是产于西亚的伊斯兰玻璃器。

伊斯兰玻璃器继承了罗马和萨珊玻璃器的传统，到9世纪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其代表作品如内蒙古辽代陈国公主墓、辽宁朝阳姑营子耿延毅墓（1020）、天津蓟县独乐寺白塔②、朝阳北塔等辽墓和塔基中出土的部分玻璃器，还有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基出土的直壁玻璃杯和安徽无为北宋塔基（1036）③、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基（1043）出土的刻花玻璃瓶，它们多是伊斯兰玻璃手工业兴盛时期较典型的产品。这些器物大都十分精美，保存完好，年代下限清楚，与世界各国的伊斯兰玻璃器藏品相比，更具研究价值。同时也是研究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及伊斯兰玻璃工艺东传的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陈国公主墓出土的7件伊斯兰玻璃制品，包括2件带把杯、1件刻花瓶、1件乳钉纹瓶、l件乳钉纹盘和2件高颈瓶，其造型装饰常见于伊斯兰玻璃制品中。静志寺塔基、无为塔基、瑞安塔基及蓟县独乐寺白塔出土的伊斯兰刻花玻璃瓶，与伊朗内沙布尔遗址出土的10世纪的刻花玻璃水瓶相似。辽宁朝阳耿延毅墓出土的把上带有翘首的绿色把杯的造型，更具有伊斯兰玻璃器的特征。这些玻璃器均属钠钙玻璃，质量较高。

从已发现的地点来看，这一时期伊斯兰玻璃器输入中国大约有两条路线，静志寺塔基、独乐寺白塔、陈国公主墓、耿延毅墓等出土者是从陆路输入的；安徽无为和浙江瑞安塔基出土者则应是从海路输入的。西方玻璃器在辽地成批出土的现象，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北方通往中亚、西亚的交通路线仍然繁荣。由于这些器物上可见到8至11世纪埃及、叙利亚、伊朗等地区玻璃器的特征，而且时代下限明确，因而是研究西方玻璃器及中西文化关系的重要实物证据。从这些器皿中，可以了解到外来玻璃器制造中贴丝、贴花、釉彩、刻纹、刻花、模印、印压和描金等诸多工艺，有的堪称稀世绝品。如陈国公主墓出土的乳钉纹玻璃盘，腹壁所饰一周28枚小四棱锥状乳钉，系采用砂轮手工打磨而成，盘壁、圈足也经过砂轮打磨，器壁又经抛光处理。其装饰特征在西方萨珊、拜占庭玻璃制品中曾有发现，而其器形则为国内外所罕见。

①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②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姑营子耿氏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3期；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等：《天津蓟县独乐寺塔》，《考古学报》1989年第1期。

③《安徽无为宋塔》，《文物》1972年第l期。

宋代外销瓷器

这一时期，中国瓷器的外销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瓷器成为当时数量最大的外贸产品，因而由当时的四大港口广州、泉州、杭州、明州（今宁波），通向海外的海上航线已被习称为“陶瓷之路”。为了适应当时海外贸易的需要，沿海各地如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窑业蓬勃兴起，不少新兴窑场专门生产外销瓷器，国内出土很少，而在海外却有大量发现，如广州的西村窑产品。

自从瓷器成为海上运输的主要外销货物，广州便是主要的瓷器输出港，宋代著名的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耀州窑和磁州窑等产品多是从这里输出的。广州外销瓷器的瓷窑主要分布在潮州、惠州、南海、佛山等地。

泉州也是当时对外贸易的著名港埠，“涨海声中万国商”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瓷器外销的盛况。从这里输出的景德镇的青白瓷、浙江的龙泉青瓷，以及以德化窑、建窑为代表的当地瓷器，源源不断地运往海外。据宋人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当时泉州输出的瓷器远销24个地方。

根据国外陶瓷考古发现，宋代瓷器在亚洲的日本、朝鲜、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文莱、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沙特阿拉伯、也门，非洲的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甚至远到津巴布韦都有不等数量出土，其中尤以日本、菲律宾发现最多①。

日本许多地方发现了宋代外销瓷器，最主要的出土地点集中在历代旧港博多及其附近、京都和内海旧港福冈。宋代瓷器不仅在非常特殊的遗址中出土，而且在这一时期的城址、寺庙和神龛遗址、墓葬甚至乡村遗址中也常有发现。绝大多数出土标本属于北宋后期到南宋时期。出土瓷器以青白瓷、青瓷为主，此外还有黑釉、褐釉及低温绿釉三彩等。

东南亚地区出土的宋代瓷器更是不计其数，菲律宾出土的主要为龙泉窑青瓷，泉州、德化窑刻花青白瓷以及建窑黑瓷等；马来西亚出土者多为福建德化、泉州，广东潮安，广州西村窑的青白瓷，福建、浙江地区生产的青瓷、黑瓷以及磁州窑刻花瓷器。

伊朗东部的内沙布尔，出土有很多中国瓷器，其中宋代瓷器以龙泉青瓷为主。

非洲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是一处陶瓷地下博物馆，中国瓷器数以万计，其中宋代的有龙泉窑青瓷，福建、广东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德化窑白瓷及定窑系白瓷等。非洲其他各地出土的宋代瓷器，也以龙泉、景德镇和福建、广东各窑产品为主。

①日三上次男著、李锡经译：《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谢选骏指出：佛的家人和十大弟子悲泣哭号——释迦牟尼临终前的这个场景，说明了佛教的极限——这就是无神论者的绝望。佛教和儒家道家一样讲究修炼，可是它们哪里知道，人最需要救助的时候，是最为没有力量进行修炼的时候了。）

【第三章 研究概况】

第一节 五代史研究概况

20世纪上半叶的五代史研究自20世纪初西方的史学理论、方法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的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是，五代十国史的研究一向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通常都认为是隋唐史的延续，五代史通常也附属于隋唐史，专门研究五代十国史的论著较少，但许多论著的题目虽只为隋唐或唐宋，实际上大多也论及五代史，更多的题为隋唐五代、唐五代、唐末（或晚唐）五代的论著，虽以唐史为主，也无不或多或少讨论了五代史，如1935年吕振羽《隋唐五代经济概论》等等。

1915年丁谦《地理考证》，1923年王国维《五代监本考》，是20世纪最早以五代史为题的论著。到30年代，五代十国史的新史学论文才稍稍多起来，其中较重要的如嵇文甫《朱梁的农村复兴热》，陶希圣《五代的都市与商业》、《五代的庄田》，刘樊《五代的钱币》、《五代的幕府》，聂家裕《五季农村破坏之经过》，戴希震《五季的军阀官僚与商业土地》，刘石农《五代州县表》。发表多篇五代史论文的戴振辉有《五代货币制度》、《五代农村的残破与恢复》、《周世宗之统一中国》、《五代的游幕》、《五代的刻书与藏书》。卢逮曾也发表了多篇研究五代的文史论文，其中《五代十国正赋苛捐考》，是首篇全面研究五代十国史的论文，而陈述《阿保机与李克用结盟之年及其背盟相攻之推测》是探讨五代十国与辽关系的首篇论文。

综观30年代研究五代史的论文，涉及到五代史的诸多方面。而40年代专题研究五代史的论著，数量既少，涉及面也不广，较重要的有钱穆《五代时之书院》、傅振伦《五代之瓷器》、谢再善《五代时边民与中原的关系》以及罗伯昭《南汉钱史》等，而姚兆胜等《纷乱的五代十国》，是20世纪上半叶唯一介绍五代十国史的著作。

1949年以来的五代史研究50至70年代研究五代史的论著仍不多，有韩国磐《五代时南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限度》、卞孝萱《五代十国的阶级斗争》、张秀民《五代吴越国的印刷》、伊世同《最古的石刻星图——杭州吴越墓石刻星图评价》等，而评价人物的论文相对地较多，对朱温、石敬瑭、柴荣、钱磐等人物多所评介，还有韩国磐的著作《柴荣（周世宗）》。

80年代以来，五代史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1988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隋唐五代史》分册（已分条编入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历史》卷），有张泽咸《五代十国》概述性条目；分类条目中分国介绍了五代十国和五代各创建者朱温、李存勗、石敬瑭、刘知远、郭威，以及后周世宗柴荣和前蜀、南唐、吴越的创建者王建、李昇、钱镠，其他历史人物如张全义、王彦章、桑维翰、冯道、王朴，以及历史地理的“开封”、“五代十国都城”、“幽蓟十六州”等，都有专条介绍，其他五代十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情况，则在隋唐史的有关条目中叙述。1995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杨志玖、吴枫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对五代十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史事、人物都有专条介绍。

1983年出版的沈起炜《五代史话》，是20世纪第二本介绍五代十国历史的著作。1985年出版卞孝萱、郑学檬的《五代史话》，则主要介绍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情况。两种书各有侧重。

主要从事五代史研究的陶懋炳于1985年出版的《五代史略》，另一位研究五代史的郑学檬，1991年出版《五代十国史研究》，则主要介绍政治、军事、法律、科举及经济制度。张其凡主要研究宋初史兼及五代史，1993年出版《五代禁军初探》。上述三种专著的出版，以及一批论文的相继刊出，标志着五代十国史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五代、辽、宋、西夏、金史研究信息本卷为五代、辽、宋、西夏、金史卷，本章主要介绍中国内地学者有关的研究概况。内地学者的论文，分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定期出版的复印报刊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宋辽金元史》分册，并附有同时期未收论文目录，《中国史研究动态》每年刊出前一年的《隋唐五代史研究概况》、《宋史研究概况》，每年或隔年刊出前一或二年的《辽金史研究概况》，并对有关的研究情况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中国台湾学者的研究概况，有台湾学者王台林《近六十年来国人对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台《史学汇刊》第4期，1971年12月）作了介绍。宋史方面则有宋晞《宋史研究的发展》、《民国以来我国学者研究宋史的成果之评估与展望》，更有宋史座谈会编辑的《宋史研究集》的不定期出版，已出至24辑，汇集了台湾宋史研究的重要论文。其他如《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及另一些史学杂志，亦常刊载有关论文，宋史学者如宋晞、王德毅、黄宽重等均有专著、论文集出版。

国外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研究五代、辽、宋、西夏、金史的情况，80年代出版山根幸夫等主编《中国史研究入门》有关部分作了介绍，而日本《史学杂志》每年5月刊载的前一年“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回顾与展望”的五代、宋、元部分（《中国史研究动态》定期刊出汉文译文）。了解其他外国学者的论文则可查阅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洋学文献中心”每年出版的《东洋学文献类目》及参考宋晞1981年的《世界各国研究宋史近况简述》①。

①均见宋晞《宋史研究论丛》第4辑，前两文对海峡两岸宋史研究情况均作介绍。第二节辽史研究概况清人对辽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清人对辽代史料整理用力最勤，拾遗补缺，考证异同，成果颇丰。遍搜群籍，以致力于补充《辽史》之不足，成果可称者首推乾隆时人厉鹗，他“以《辽史》缺略太甚，毕终生之业，详注而辨证之”，编纂《辽史拾遗》24卷，参考、征引各类书籍三百余种，仿《三国志》裴松之注例，“自本纪外，志、表、列传、国语，凡有援引，随事补缀”①。新增者另立条目，史文与补文异同者，悉加考证、按语。此后，杨复吉又据厉鹗所未及见的《旧五代史》，成《辽史拾遗补》5卷，对厉鹗书中遗漏失检之处加以补订，辑录400余条。清朝学术研究成果卓著，也重视对辽史的研究，乾嘉时人赵翼在其《甘二史札记》中，考察了《辽史》的编纂情况，并将《辽史》所载与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等书以及《辽史》本身纪、传互校，指出其歧互与疏漏处。乾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妄改辽、金二史人名、官称，造成了辽金史译名混乱，使后学者难于尽悉。《廿二史札记》著后又有补遗1卷，辑录了辽、金、元三史中的译名，“以旧名在前，今名在后，使人知旧本如此，今本如此，读史者可不迷于检阅焉”②。

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表》，汪远孙的《辽史纪年表》、《西辽纪年表》，万斯同的《辽诸帝统系图》、《辽大臣年表》，李慎儒的《辽史地理志考》，汪辉祖的《辽金元三史同名录》；近人陈汉章的《辽史索引》，丁谦的《辽史各外国地理考证》，吴廷燮的《辽方镇年表》，罗福颐的《辽汉臣世系表》等，或考证诸书记载异同，或补著文献记载的不足，或对名物制度加以研究探讨归纳，或对相关地理沿革加以考察。

清末，李有棠编纂的《辽史纪事本末》，“区别条流，各从其类，均以正史为主”，同时仿裴松之注《三国志》和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将《考异》散入各条下的体例，“博采各书，考证异同”①，附载于《考异》中。此为辽史研究的第一阶段，大量工作是对《辽史》本身的考察、注释和补充，为深入研究辽史奠定了基础。

近人对辽代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最早辑录辽人著述者为署名敬亭山人的《辽金文存》12卷②，未及出版。近人缪荃孙又搜集辽人诏令、奏疏、策问、表、文、诗、谣谚、铭、记、碑、墓志、杂著等，辑为《辽文存》6卷。同时编著《辽艺文志》和《辽金石存目》附于书后。王仁俊也从事辽人著述的搜辑、整理，采辑历代史文、方志和行记等，编辑《辽文萃》14卷。《辽文存》问世后，王仁俊将其未收的诏敕、策表、奏疏、诗文、碑铭等汇为5卷出版。《辽文萃》后附《作者考》和《逸目考》各1卷，对缪书多所补益。此外黄任恒的《辽痕五种》即《辽代年表》、《辽代文学考》、《补辽史艺文志》、《辽文补录》、《辽代金石录》，倪灿的《补辽金元艺文志》，金文诏的《补三史艺文志》和王仁俊的《辽史艺文志补证》，周春的《辽诗话》，罗福颐的《辽文续拾》等，对辽朝及后人有关辽代史事的记录整理方面也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①《辽史拾遗·序》、《自序》。

②乾隆《御批通鉴辑览》，将辽、金、元三史旧名，“悉按国语改正，其旧名仍注于下，以资参考”。赵翼为检索方便，于《补遗》中列旧名于前，以新名注于下，独具匠心。参见《廿二史札记补遗》。①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凡例》，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杨家骆：《辽史汇编·序》称最早辑录辽文献者为敬亭山人的《辽金文存》共12卷，钞本在“中央图书馆”善本馆。敬亭山人，王姓，清嘉庆时人。

1936年，陈述在缪荃孙等人搜集整理的基础上，补以碑志铭文，辑成《辽文汇》12卷。1980年，再增新发现和出土碑志铭文，以《全辽文》为名出版，仍为12卷，补遗1卷。包括诗、谣谚、诏谕、敕制、哀册、册、官告、表、奏疏、书状、对、议论、文、牒、札子、檄、序、碑铭、颂、偈、记、塔记、幢记、题记、祭文、墓志和杂著27类，分别编成类目索引，附于书后，以便检索。并附作者索引及事迹考。

台湾学者杨家骆在编纂《中华大辞典》时，广搜群籍，其中涉及辽事者，“可疏释补正《辽史》原文者，不期竟达350余万言”①，遂辑为《辽史汇编》11册。分为辽史史文、辽史纂修有关论著、辽史拾遗校读、辽史表志注补、辽文献、记辽史他史、辽史论文和西文论著八大类。搜检甚丰。

20世纪20年代以后，辽史研究进入第二阶段。自王国维始，在研究元史、北方民族史和蒙古史的同时，兼及辽朝史事，著有《辽金时蒙古考》和《鞑靼考》。此外，方壮猷的《契丹民族考》、姚从吾的《说阿保机时代的汉城》、柳翼谋的《契丹大小字考》、尹克明的《契丹汉化考略》和冯承钧的《辽金北边部族考》等，或以契丹民族为考察对象，或对辽朝的某一社会问题进行考察，或在考察辽金时期北方民族和蒙古先民的情况时，兼及辽朝。此后，以辽史为重点进行研究且成就突出者有冯家昇、傅乐焕和陈述。

冯家昇有《辽史源流考》、《辽史初校》和与美国学者魏特夫合著以英文发表于美国的《辽代社会史》等著作，以及《契丹名号考释》、《太阳契丹考》和《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等论文。他对《辽史》和辽朝历史进行了专题研究，有关辽史研究著作大多已收入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论文集《冯家昇论著辑粹》中。与魏特夫合著的《辽代社会史》的资料汇编部分，为冯家昇辑注，“取材广泛，选择精严，注释明晰，是一部研究辽史的重要参考书”①。

傅乐焕有《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和《辽史复文举例》等，对辽朝特有的制度、辽宋关系的研究以及对辽史研究文献的校勘等都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研究专集《辽史丛考》。

1934年，梁园东翻译和注释俄国学者布莱资须纳德的《西辽史》，所注内容丰富，为原著补充了大量资料，推进了西辽史的研究。

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金毓黻的《宋辽金史》。

1948年，陈述《契丹史论证稿》出版，对契丹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契丹民族的来源、部落组织，辽朝的建立与统治等作了全面考察。

①《辽史汇编·序》。

①夏鼐：《跋》。

1949年以后的辽史研究成果1963年出版的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从阶级关系、土地占有形式、农牧业经济、城镇建设、商业发展等方面，全面考察了辽朝的社会经济及其特点。

70年代以后，辽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蔡美彪等著的《中国通史》和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两部通史对辽史有专章叙述。1986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由蔡美彪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对辽代的国号、年号、行政建置、官制、军制、法制、社会经济制度、人物、事件、史迹、文化典籍、宗教等方面皆有专条。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亦列有辽史方面诸多条目。此外，大量的论文和专著也相继面世。

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张正明的《契丹史略》，该书简明地叙述契丹民族的起源、发展、建国，辽朝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是全面、扼要介绍契丹和辽朝历史的著作。1984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杨树森的《辽史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舒焚的《辽史稿》。《辽史稿》比以往的同类著作叙述更详尽、更全面，对契丹人的部落组织、契丹社会的奴隶制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对文献记载的某些歧异也做了必要的考察，并提出作者的看法，书中还附有契丹人各个时期的部落、州县和机构等各种图表21幅。陈述又在《契丹史论证稿》的基础上，出版《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99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桂芝的《辽金简史》，这是国家教委统编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的一种，该书除对辽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发展状况作了较全面系统的叙述外，又适当地增加社会史、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相关内容。对史学界尚未取得一致看法的问题也提出作者的观点，“虽与前人和当代一些专家有不完全相同的看法，然均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①。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专题研究著作也相继问世。1991年，是辽史专题研究成果丰收的一年，三部专著同时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杨若薇的《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这是对辽朝的行政制度、军事制度特别是契丹特有的斡鲁朵、行宫和糺军等的专题研究和全面考察，“在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在进行纵的和横的联系方面，都有其特长和独到之处”②。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魏良弢的《西辽史纲》，它是作者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全面系统阐述西辽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疆域、纪年及其对中亚社会的影响的一部专著，“作者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或言他人未尽之言。它的出版填补了中国史研究的一大空白”③。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李锡厚的《耶律阿保机传》，它是由民族史学家史筠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库》的一种，该书“首次较具体地将耶律阿保机的事迹呈献给读者”④，全面叙述辽朝开国皇帝、契丹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耶律阿保机的一生及其对北方民族的发展和中国统一所作出的贡献。贾敬颜教授的《民族历史文化萃要》和《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分别于1990年和1994年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①王钟翰：《辽金简史·序》。

②邓广铭：《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序言》。

③魏良弢：《西辽史纲·内容简介》。

④《耶律阿保机传·内容提要》。

贾敬颜教授勤于文献的考索和校订，尤邃于北方民族史，他知识面宽，“经史之外，涉猎诸子百家”①。他“爬梳故籍，钩沉索隐”②，将多年的读书笔记和考证所得汇成两书，“多言之有物，征而有信”③。其中多有涉及契丹民族史和辽代地理、民族等内容者，也是学习和研究契丹民族史有价值的参考书。1994年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漆侠、乔幼梅的《辽夏金经济史》，这是“将辽夏金三个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作为中国北方一个独具特色的经济区域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拓荒之作”④。

此外，台湾学者陶晋生的《宋辽关系史研究》、杨树藩的《辽金中央政治制度》等，也是研究辽史的专题著作。

辽朝作为游牧民族上层建立的政权，统治了中国北方的游牧和渔猎民族，也统治了辽东和燕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汉人和渤海人。辽史的研究既属于中国断代史的范畴，也属于民族史的范畴。在民族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和不断取得新成果的今天，辽史和契丹史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硕果累累。

自1964年蔡美彪发表《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⑤以来，嵇训杰、李桂芝相继发表了研究契丹人部落组织的论文⑥；对辽朝的南北面官制，李锡厚、杨若薇、王曾瑜、唐统天等都有论文或专著进行研究①；蔡美彪、贾敬颜、杨若薇、李锡厚、关树东等也都有论文研究辽朝的军事制度和糺军问题②，此外，对辽朝的经济和二税户、转户，文化和科举制度，契丹人的婚姻制度和礼俗，辽朝统治下的民族和契丹文字等都有大量论文加以研究论述。

日本学者对辽史和契丹史的研究也做了大量工作，爱宕松男的《契丹古史研究》，白鸟库吉的《东胡民族考》，津田左右吉的《辽制度之二重体系》，若城久治郎的《关于辽的枢密院》，箭内亘的《辽金时代糺军之研究》，岛田正郎的《辽代社会史研究》等，分别对契丹古史和辽朝的军政制度进行了研究。此外，若城久治郎编辑了《辽史》中人名、地名、官称和名物制度的词语索引《辽史索引》，梅原郁等编辑了《辽金元人传记索引》，为研究者检索资料提供了方便。

①王钟翰：《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序》。

②《民族历史文化萃要·内容提要》。

③姚大力：《中国历史学年鉴·史学研究·辽金元》，1992年。

④李锡厚、王曾瑜：《评》，《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⑤《历史研究》1964年第2期。

⑥嵇训杰：《关于契丹族名称、部落组织和源流的若干问题》；李桂芝：《契丹古八部之我见》、《契丹大贺氏遥辇氏联盟的部落组织——》等。

①杨若薇除《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外，尚有多篇论文论述了辽朝北南面官制；李锡厚有《论辽朝的政治体制》、《关于辽朝的参知政事》、《辽代宰相制度的演变》等论文；唐统天有《辽代尚书省研究》、《由石刻补考辽代王府与公主邑司官制》和《契丹于越考》等；王曾瑜有《辽朝官员的实职与虚衔初探》等。

②蔡美彪：《糺与糺军之演变》、杨若薇：《辽朝“糺”之探讨》、李锡厚：《辽朝的汉军》、关树东：《辽朝的中央宿卫军》等。

第三节 宋史研究概况

明清两代对《宋史》的重修自元末至正五年（1345）修成《宋史》以后，历代学者以其粗疏错漏、繁冗芜杂，纷纷重修《宋史》。元末周以立，以宋、辽、金三史体例未当，就曾想重修。明正统（1436—1449）末年，其曾孙南京侍读学士周叙奏请许自撰《宋史》，进行了数年，书未成而病死。正德年间（1506—1521），王洙撰成《宋史质》100卷。明朝廷也准备重修《宋史》，以礼部尚书严嵩主持，后亦无成。柯维骐历时20年，修成《宋史新编》200卷。万历年间（1573—20）王惟俭修《宋史记》250卷，明末钱士升成《南宋书》60卷等，其中以柯维骐《宋史新编》最著名。此外，王思义、王昂、汤显祖、刘同升、归有光、邵经邦等人，都曾重修《宋史》，亦多未成书。明修《宋史》，无不是合宋、辽、金三史为一，以宋为正统；又都只是删节元修《宋史》成书，并无事增文省之可言，即使有少数订误，也无多大学术价值。

清初潘昭度得到明末汤显祖《宋史》旧本，拟加扩修，亦未成书。乾隆二十年（1755）陈黄中成《宋史稿》219卷，仍是未定稿。乾隆末年，邵晋涵发愤重修《宋史》，钱大昕、章学诚曾参与制定体例，邵准备先撰南宋史取名《南都事略》，然后再修《宋史》，章学诚也想重修《宋史》，均未成书。仅有蒋伯超《南宋书》（不分卷）成书，传记只73人，至清末，学者终于放弃重修《宋史》之举，陆心源撰成《宋史翼》以补《宋史》之缺①。朝鲜李氏王朝正祖李祘主持重修《宋史》，将宋、辽、金三史合一，以宋为正统，历时20余年，1791年成《宋史筌》148卷。由外国学者重修《宋史》，这在古代学术史中是绝无仅有的。

明清时期其他宋史研究成就明清两代不少学者编撰《资治通鉴》的续编，明初陈■首先修撰《通鉴续编》24卷，体例实同《通鉴纲目》；成化年间（1465—1487），又有商略等《续宋元资治通鉴纲目》27卷，其后薛应旂以该书为蓝本，稍加附益撰成《宋元资治通鉴》157卷；另有王宗沐的《宋元资治通鉴》64卷，但都很疏略。

清初徐乾学主修《资治通鉴后编》184卷（缺第11卷），参考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前175卷（当是传世的太祖至英宗五朝节本），并得万斯同、阎若璩、胡渭等人的参与，较明修诸书为详，但因四库馆尚未开，《永乐大典》所收有关史书尚未辑出而未能参阅，因而仍较疏略，尤以南宋宁宗嘉定以后为甚。

清乾隆（1736—1795）后期，毕沅主修《续资治通鉴》220卷，邵晋涵、章学诚等人参加修撰，又得以参考四库馆辑自《永乐大典》诸史书，采取节录诸史原文，详略适度，对不同记载进行考订，是明清两代同类书中最佳者。明中叶冯琦想以纪事本末体裁编次宋史，而沈越亦有以同样体裁编撰宋①顾吉辰对《宋史》进行考订，有《比事质疑》、《考证》。史的《事纪》，但均未成书，冯琦门生刘曰梧请陈邦瞻将两书未成稿合编增补，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成《宋史纪事本末》28卷109篇，明末改为以篇为卷（为109卷），虽史料价值不高，但前后始末，一览了然，简明扼要。明清时期对宋代学术思想史研究最重要的著作，当推清初黄宗羲、全祖望修撰的《宋元学案》100卷，自清康熙中叶，黄宗羲开始修撰，死后由子黄百家续修，远未成稿，其后由全祖望续修，基本完成，后来又有所散失，道光年间（1821—1850）王梓材、冯云濠补充完成，历时一个半世纪。

在清人所撰的众多宋人年谱中，以清嘉庆九年（1804）成书的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成就最大。此外，还有清初王夫之的史评名著《宋论》。20世纪初的宋史研究20世纪初，西方新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逐渐为中国学者认识与运用。世纪之初，宋史研究的论文很少，而王国维有1910年《宋大曲考》和1913年《宋元乐曲》、《宋吕本杂戏段数》、《宋之小说杂剧》、《宋之滑稽戏》等宋代文化史的系列优秀论文。

20年代，研究宋史的论著才逐渐增多，1922年胡适《南宋白话词》，1923年陈正漠《张横渠的哲学的研究》，1924年鲁迅《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1925年胡适《南宋初年的军费》、竺可桢《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盛郎西《宋元书院讲学制》、胡云翼《词人辛弃疾》，1926年吴其昌《南宋历数天文考》、盛郎西《宋代之大学教育》、陈东原《宋儒对妇女的观念》，1927年吴其昌《宋代地理学史》、王桐龄《宋辽关系》、陈延杰《宋诗之派别》，1928年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钟敬文《宋代民歌一班》，1929年黎锦熙《宋元话本之研究》、郑振铎《北宋词人、南宋词人》，等等。此时，还有不少宋史著作问世，王国维19年有《王禀补传》，1917年有《清真先生（周邦彦）遗事》，1927年有《唐宋大曲考》、《宋元戏曲考》、《五代两宋监本考》等宋代文化史系列专著。19年谢无量《朱子学派》，1928年吕思勉《理学纲要》。孙毓修1917年有《朱子》、1924年有《苏轼》、1925年又有《文天祥》。1918年沈宗元《东坡遗事》、1929年胡怀琛《东坡生活》等，还有一些其他宋人年谱。

这一时期的宋史论著中虽有许多属于介绍性的，但也有不少是高水平的。作者中不少在当时已是或后来也成为名家，但还没有以宋史研究为主的学者，而且几乎全是文化思想方面的论著，只有个别论著属于政治、军事方面的。

“宋史”断代史研究的形成从30年代开始，不仅中国历史研究中许多高水平的论著有较大的增加，而且还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各个断代史的专家学者，正如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中所说：（中国）通史的写作，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胜任，而中国历史上需待考正的问题又太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分工合作，先作断代的研究，使其精力集中于某一个时代，作专门而精湛的考正论文，如是方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断代史，也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通史。①顾先生在文中介绍了各个断代史的主要专家学者在该断代史研究中取得的成就和地位。顾先生的评介虽是一家之言，但大体反映了30年代至40年代前半叶中国史学界的实际情况。关于宋史研究的评介摘录如下：宋辽金元史的研究，这里先叙述宋史研究的成绩。《宋史》成于元末，最为芜杂，明清两代欲为之改作者极多，或其书未成，或已成而不餍人望，邓广铭先生年来取两宋各家类书、史乘、文集、笔记等，将《宋史》各志详校一遍，所费的力量不小，所成就亦极大。其《宋史职官志考正》已刊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更有《岳飞》、《韩世忠年谱》、《陈龙川传》，及论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宋太祖、太宗授受辨》、《辨正》，宋史的研究，邓先生实有筚路蓝缕之功。张荫麟先生亦专攻宋史，惟英年早逝，不克竟其全功。但就所发表的论文看来，其成就已很大，仅次于邓广铭先生而已。其论文有：《南宋亡国史补》、《疏证》、《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宋太宗继统考实》。

两位学者实是中国宋史研究的奠基人。关于邓广铭，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其后不久，也说邓广铭“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①。邓广铭的重要论文，已收入《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和《邓广铭治史丛稿》。张荫麟的宋史论文有30多篇，已编入《张荫麟文集》。

除顾先生提到的两位学者外，三四十年代宋史专家还有蒙文通、陈乐素、聂崇岐、张家驹等学者。

聂崇岐除有力作《宋史地理志考异》于1934年问世，三四十年代还有《宋代制度考略》、《宋词科考》、《宋辽交聘考》、《宋代府州军监之分析》等一系列论文，已汇编为《宋史丛考》。

陈乐素自1933年发表首篇宋史论文《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随后又相继刊出力作《徐梦莘考》、《三朝北盟会编考》以及《主客户对称与北宋户部的户口》等经济史论文。陈乐素兼及隋唐、明清、中外关系史而侧重于宋代文化史、目录学史的研究，他的重要宋史论文已汇入《求是集》。

蒙文通30年代有《论北宋变法与南宋和战》，其学术涉及经、史、诸子、理学、佛、道诸方面，而侧重于宋代理学，对二程、朱嘉、陆九渊等皆曾论及。

张家驹30年代有《宋代分路考》、《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40年代有《靖康之乱与北宋人口的南迁》以及专著《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等。

如同20世纪初叶一样，不少并非以宋史研究为主，当时已是著名学者或后来成为知名的学者，在三四十年代也写了不少高质量的宋史研究论文，如讨论政治军事史的，有钱穆、金毓黻、缪凤林、谷霁光、王毓铨、李文治、吴天墀等，讨论社会经济史的有全汉升、陶希圣、王毓铨、何兹全、鞠清远等，讨论思想文化史的有钱穆、冯友兰、季羡林、白寿彝、贺麟、李俨等，这里列举的只是一小部分。①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收入《民国丛书第1编第72册，上海书店1990年版。

①《宋史职官志考正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后来在宋史研究中取得重大成就的第二代宋史专家，在40年代发表了宋史研究论著，如（按姓氏笔画序）李埏《北宋楮币起源考》、宋埏《北宋商税在国计中的地位与监税官》、徐规《陈傅良之宽民力说》、漆侠《摧兼并（王荆公新法精神之一）》（重要宋史论文已汇编入《求是集》、《知困集》）等，还有其他宋史专家及以辽金史为主要研究方面的宋史学者，不一一列举。

1949年以来的宋史研究新中国建立以来，宋史研究有一定成绩。在对宋代的农业、手工业、商品经济、城市经济、土地关系、租佃关系以及农民起义等方面，所讨论的问题都有一定程度的深入。

在农业方面，漆侠、张家驹、薛培元、宁可等讨论了农业水利的问题，杨志玖、袁震撰文讨论宋代的户口问题。

宋代手工业发达，商品经济活跃。白寿彝等《论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将宋代官手工业放在中国古代官手工业史中进行考察。季子涯《宋代手工业简况》讨论宋代手工业生产的各种形态，华山《宋代的矿冶工业》认为不论在产量还是生产技术上宋代都高于唐代并分析了南宋矿冶业衰落的原因，史宏达《南宋闽广地区的棉纺织生产》探讨宋代南方的棉纺织生产，宋代的制盐业、造船业、丝织业、银矿业等也有专文讨论。

束世澂《论北宋时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认为北宋时期已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柯昌基《宋代雇佣关系的初步探索》认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已经产生；王方中《宋代民营手工业的社会经济性质》、吴天颖《论宋代四川制盐业中的生产关系》、周北彤《宋代造船业的社会性质》等文则持不同观点，讨论促进了对宋代手工业、商品经济发展的研究。蒙文通《从宋代的商税和城市看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杨德泉《试论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等文，讨论了宋代的都市和商税问题。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一书，论述了宋代南方城市经济。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中，认为北宋时期庄园制成为土地所有制的绝对支配形态；邓广铭《唐宋庄园制度质疑》则提出商榷，认为唐宋庄园制说不能成立；对此，郑昌淦《论唐宋封建庄园的特征》认为唐宋时期存在庄园制。讨论土地所有制的，还有杨国宜《南宋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等文。张维华《宋代的地租形态》认为地租与地权关系日益密切；华山《关于宋代的客户问题》认为是南宋地租中已有为数不多的货币地租，还在《关于宋代的客户问题》、《再论宋代客户的身份问题》等文中，讨论客户与佃户的异同、客户的数量、客户对地主的依附关系，依时间及地区的不同而有差异，以及南宋末年江南农民走上了第二次农奴化的道路等问题。

丁则良、赵俪生、蒋逸人、张政烺、吴天墀、华山、陈守忠等讨论了王小波、李顺、王则、宋江、方腊、钟相、杨么、范汝为等起义及兵变。60年代初期，重点讨论的是宋代农民起义的性质、特点，以及平等、平均思想的意义等问题。关于农民起义的专著，有方诗铭《方腊起义》、刘知渐《王则起义》，云川、齐治平、白钢等亦有论述方腊起义的著作。

研究王安石及变法的专著，有邓广铭《王安石》、漆侠《王安石变法》。此外，有杨向奎《论王安石变法》、关履权《关于王安石变法》、周良霄《有关王安石变法思想的几个问题》等文。这些论著虽然在王安石变法的具体问题上尚有分歧，但都指出王安石变法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性质，变法推动了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

对宋太祖、杨业、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沈括、李纲、宗泽、岳飞、辛弃疾、李清照、陆游、文天祥等人物研究讨论较多。不仅有不少论文，而且大多有传记著作，其中仅辛弃疾便有六种著作，岳飞、陆游、文天祥等亦有多种专著。王安石、朱熹、张载、叶适等人的哲学思想，主要在哲学史界展开了讨论，侯外庐、邱汉生《唯物主义者王安石》，高度评价了王安石的唯物主义思想。

对宋代的医学、农学、天文学、数学、建筑学、矿冶技术等进行了多方面讨论的，有自然科学史、考古学的专家竺可桢、茅以升、严敦杰、刘敦桢、钱宝琮、宿白、李涛等。宋代的史学也受到重视，有白寿彝《郑樵对刘知幾史学的发展》、徐规《李焘年表》及《补正》等文。

对外贸易方面，有卢韦《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林家劲《两宋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等文。

宋代民族矛盾尖锐，邓广铭《南宋对金斗争中的几个问题》分析了南宋初年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斗争，华山《南宋初年的宋金陕西之战》、赵俪生《靖康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张家驹《宋代的两淮山水寨》、吴晗《阵图和宋辽战争》等文，也各具特色。

五六十年代宋史的研究为后来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但不可忽略的是“左”的思想影响了宋史研究，也有研究领域狭窄的问题，许多重要的研究领域如宋代的官制、区域经济、民情风俗等，很少有文章讨论。此外，有些文章资料发掘不深，研究的深度也不够。

宋史研究的新进展1978年开始，学术界重新活跃起来，宋史研究的论文也相继发表。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陈乐素教授分任正副会长；以及后来的范仲淹、王安石、岳飞、朱熹等研究会先后成立，定期举行年会，交流学术。十多年来，宋史研究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有了较大的飞跃。宋史的研究论文每年有二三百篇，有时甚至更多，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著不断涌现，宋史研究室相继建立，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宋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多种《中国通史》的宋史部分相继出版，如原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宋代部分由蔡美彪、朱瑞熙等撰写）、原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宋代部分由郦家驹、陈智超等撰写）、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宋代部分由邓广铭撰写）、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宋代部分由方贵龄撰稿）等；50年代即已出版的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出版了修订本。宋史断代史也有了周宝珠、陈振主编的《简明宋史》。辞书方面，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有宋史方面的诸多条目。1984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由邓广铭、程应镠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其中对宋代的年号、官制、军制、社会、经济、文化、宗教以及史事、人物等问题列有条目叙述。

经济史方面，漆侠《宋代经济史》全面探讨了宋代经济问题；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从新的视角进行探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受到不少宋史学者的重视，有韩茂莉《北宋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的地域特征》和《北宋黄河下游地区主要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方如金《宋代两浙路的粮食生产及流通》、贾大泉《宋代四川农村商品生产》、彭友良《两宋时代福建商业经济的发展》、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王曾瑜《宋代的上海》等文，还有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等专著，都是具有特色的区域经济论著，填补了宋代经济史研究许多空白。

部门经济的研究更为活跃，不仅有不少论文，如王菱菱《宋代矿冶经营方式的变革和演进》、周荔《宋代的茶叶生产》、张学舒《两宋民间丝织业的发展》、陶绪《宋代麻纺织业的发展》、颜惠崇《宋代陶瓷业兴盛的原因》、漆侠《宋代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朱瑞熙《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作用》、于安义《宋代官吏经商盛因及其社会影响》、雷家宏《宋代农民经商问题略论》、戴静华《宋代商税制度简述》、刘秋根《两宋私营高利贷资本初探》等文；还有多种专著，如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姜锡东《宋商业信用研究》、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等，这些论著不仅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也是深入研究的成果。宋代货币也是不少学者关注的问题，有李埏《从钱帛兼行到钱楮并用》、郭正忠《宋代川峡铁钱研究》、李兆超《宋代货币经济中的白银》、贾大泉《论交子的产生》等文，田黎瑛《称提之说——南宋纸币管理理论》对南宋纸币管理进行专门讨论，而程民生《宋代内库的金融职能》认为内库已粗具银行功能；刘森《宋金纸币史》是首部全面研究宋、金两代纸币的专著。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再次受到宋史学者的注意，柯昌基、李春棠、郭正忠、贾大泉、葛金芳、顾蓉等认为，宋代某些行业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资本主义萌芽确已产生。多数学者不同意宋代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但认为当时雇佣制关系已逐步发展，但还不是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也有些学者认为宋代雇佣制关系已为新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孕育创造了条件。

宋代城镇史也有一些学者进行研究，城市史方面有陈振《十一世纪前后的开封》，倪士毅、方如金《南宋临安的都市经济》等文，周宝珠、吴涛、林正秋等有研究开封或临安的著作。杨立武《北宋东京城市结构论略》、胡建华《宋代城市副食品供应初探》、杨德泉《唐宋行会制度之研究》等文，已深入研究城市的结构、货物供应、商业行会等领域。李春棠《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一书，则从新的视角研究宋代城市的经济、文化、民俗等。草市、镇史方面有陈振《关于宋代“镇”的几个问题》、戴静华《关于宋代镇市的几个问题》、郁越祖《关于宋代建制镇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等文；傅宗文的《宋代草市镇研究》专著，对宋代的镇、市进行了深入研究。吴泰《论唐宋文献中的庄园》、陈振《关于唐宋庄园的几个问题》等文，再次对唐宋封建庄园制度盛行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此后已很少有人提及宋代庄园制，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宋代盛行租佃制。

漆侠《宋代封建租佃制及其发展》认为劳役地租已为实物地租所取代，李春圃《宋代封建租佃制的几种形式》认为宋代地租实质是劳役租。关于宋代地租形态问题，亦有较多争论，漆侠认为宋代出现了货币地租，包伟民则认为这种出现在官田的是“折钱租”，还不能说是货币地租。

宋代人口问题也受到重视，不少学者对袁震50年代的《宋代户口》提出质疑。王曾瑜《宋代人口浅谈》认为宋代户口统计与实际人数存在明显差别，穆朝庆、王青济主张男口说，与30年代日本宫崎市定说法类似；何忠礼则主张丁口说，地方统计的是男口，朝廷统计的是男口中成丁部分即丁口；舒卫乔推算军人数与总丁数之比，也主张丁口说；王通明通过考察最高垦田数及亩产量等推算，北宋中期人口已达1亿；葛剑雄认为户数统计比较正确，据此推算北宋末人口已达1亿，南宋、金合计超过1亿。

关于宋代的赋役，许多学者在一些具体问题如差役的性质等虽有不同看法，但都认为宋代赋役负担是很重的。王曾瑜、汪槐龄、贾大泉、王瑞明、漆侠、王棣、魏天安等，对宋代的赋税、役法、免行钱等分别进行了讨论。高树林《宋元赋役制度之比较》，认为整体而言宋代是进步的，元代则后退了。

关于王安石变法，邓广铭《王安石对北宋兵制的改革措施及其设想》认为其主要目的是将其作为通向征兵制的桥梁以逐步废除募兵制，谷霁光《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从变法与商品经济的内在联系上肯定其积极意义，陈振《论保马法》论述熙宁保马法、户马法和元丰保马法的区别等，漆侠、郭东旭、周良霄、王瑞明、杨德泉等也都著文，充分或基本肯定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则认为免役法、青苗法等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变法强兵的目的也未达到；顾全芳、胡昭曦、何忠礼、程念祺、季平、杨国宜等人的文章，也在一定程度上或从一个侧面否定王安石变法。对于宋代社会的综合性研究，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一书综合研究经济、阶级结构、土地占有和租佃制，以及政治、军事、哲学等问题。而王曾瑜的专著《宋朝阶级结构》，则深入研究了农民、地主、商人、手工业者、奴婢等各阶层的情况。

关于宋太宗是不是正常继位问题再次被提出，李裕民、顾吉辰等认为宋太祖确是为太宗所杀，唐兆梅认为“金匮之盟”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刘洪涛则认为太祖并非遇害而是病死。邓广铭从《宋史·孝宗纪》的潜台词论述宋太宗的非正常继位，而宋太宗篡位后仓猝命人撰写，后又命人删改的继位诏书，则是企图进一步掩盖弑篡痕迹。侯杨方、何冠环、王育济等则肯定或基本肯定“金匮之盟”，宋太宗是或基本上是正常继位。

1979年，陈振《关于北宋前期的“中书”》指出一些论著将北宋前期“中书门下（政事堂）”简称的“中书”，混同于三省的中书省。80年代初以来，宋代官制重新引起不少宋史学者的注意，陈振探讨了北宋前期宰相“侍中”的情况；并对有些论著因对宋代官制理解有误而产生的一些结论性错误，以及对台湾杨树藩教授《宋代中央政治制度》一书中的问题分别进行商榷。梁太济《北宋前期的中枢机构及渊源》、张其凡《宋初中书事权初探》、傅礼白《北宋三司使与相权》、姜锡东《关于北宋前期宰相制度的几个问题》等文，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柯昌基《宋代中枢的秘书制度》认为知制诰是皇帝政治秘书、代言人，陈振《关于宋代知制诰和翰林学士》指出其将翰林学士的加衔知制诰也误认为是代行中书舍人职务的知制诰，杨果、朱锡光、龚延明亦撰文讨论翰林学士、学士院等。此外，曾小华讨论了荐举制度，白文固阐述了祠禄制度，丁凌华论述了寄禄官制度，陈振、张邦炜、苗书梅等讨论了回避制度，金圆、贾玉英、季盛清、吴晓萍、萧建新、江晓敏等阐述了监察制度。郑世刚讨论了北宋转运使制度、王文楚则论述转运使的治所、汪圣铎认为转运司是路级政权和地方财政的双生体现者，此外，还有姜汉椿《北宋转运使路考略》等文。汪圣铎认为通判只有监察权、王世民则认为通判既是副知州又是监察官。陈振《论宋代县尉》指出重设县尉初期只管乡村，后管全县而乡村主要是巡检负责，南宋时乡村则由县尉、巡检分区负责。邓小南有多篇论文研究宋代的磨勘制度、循资制度、任官制度、考课制度等，她的专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是首部深入研究宋代官制的力作。科举制度研究的论著相对较少，30年代有陈东原《宋代科举与教育》、聂崇岐《宋代科举考略》与《宋词科考》等文。80年代初以来，有关履权《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的变化和地主阶级》、何忠礼《试论北宋科举制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与《南宋科举类省试述论》、穆朝庆《试论宋代科举中的类省试》，以及徐规和何忠礼《北宋的科举改革和封弥制》等文，讨论了科举制的内容、方法、特点及影响等；刘复生则讨论了儒学复兴思潮影响下的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巩本栋《北宋进士科举改革与文学》则进而讨论以经义策论代替诗赋问题，认为既促进了诗文革新，又在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文学的发展。

关于兵制，40年代有金毓黻《宋代兵制考实》；80年代初邓广铭《北宋的募兵制度及其对当时积弱积贫和农业生产的关系》认为造成大批劳力脱离生产又加重人民赋税负担，以及军事上的无能和形成积贫积弱；他还撰文肯定了王安石对北宋兵制的改革措施及其设想。王育济则撰文认为募兵制虽有弊端，但使生产者免受征伐之苦以及厢军分担劳役，也使农民得以精耕细作；程民生也撰有《北宋募兵制的特征及其性质》。王云海、张德宗《宋代邮递铺兵》认为招募铺兵传递邮件反映了宋代募兵制改革中的一个侧面，张德宗还对北宋的禁兵、厢兵、乡兵等制度进行讨论。程民生研究了西北的乡兵，任树民则探讨了西北的蕃兵。此外，刘东社《北宋骑兵简论》、李昌宪《宋代将兵驻地考述》等文，也各具特色。王曾瑜《宋代兵制初探》，是首部系统研究宋代兵制的专著。

宋代法律的研究，1929年杨鸿烈《宋代的法律》和1942年金毓黻《宋代敕令格式》是早期全面研究宋代法律的论文；1949年邓广铭《宋史刑法志考正》，则是宋代法律研究的基础之作。此外，有张荫麟《北宋关于家庭制度的法令》、谷霁光《宋代继承问题商榷》、陈鹏《唐宋继承法研究》，是1949年前仅有的部门法制论文；唐志炯《南宋的医事律令》是五六十年代仅有的宋代法律论文。宋代法律研究到70年代末以后逐渐活跃，季怀银对宋代法官制度、刑讯制度、司法中的督催等均有专题论文，他还与王云海、朱瑞熙等合著《宋代司法制度》一书。郭东旭有宋代的财产继承法、刺配法、酷刑等多方面的论文和专著《宋代法制研究》。戴建国则研究宋代刑事审判制度、狱政制度及公证机构“书铺”等。此外，还有杨廷福、钱元凯《宋朝民事诉讼制度述略》，赵晓耕《试论宋代有关民事法律的规范》，张邦炜《宋代官吏经济违法问题考察》，董家骏《宋代商业立法述略》，殷啸虎《北宋前期司法监察考察》等文，刘铭恕《宋代出版法及对辽金之书禁》，赵胜《宋代的印刷禁令》，顾利民、霍有光《宋代的矿冶法令及政策》，方宝璋《宋代的财政监督法》，安国楼《宋代笞杖刑制度论略》，王永贞《宋朝预防官吏经济犯罪的法律措施》，总的来说研究宋代法制史的学者及论著数量较多，虽涉及面较宽，但许多问题大多还只有一二篇文章。

农民起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是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侯外庐、王曾瑜、王瑞明、漆侠、关履权、何竹淇、张志康、郑世贤、夏露、顾吉辰、张其凡等人，都有综合研究宋代农民起义的论文。此外，对宋代各次农民起义的论文数量也不少，自马泰来《从李若水的诗论历史上的宋江》一文发表后，在宋江受招安问题上的看法已一致，但宋江是否征方腊的问题仍有争论，对其他农民起义的具体问题也有许多讨论。自80年代中叶开始，已很少有讨论宋代农民起义的论文。

此外，讨论宋与辽、金、西夏、蒙古（元）关系的论文较少，胡昭曦主编的《宋蒙（元）关系史》是迄今这方面唯一的专著。讨论对外贸易的论文稍多，还有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和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等专著。

文化领域一直是主要由相关学科的学者进行研究，宋史学者研究的既少，又多是对人物以及史学史的研究。文化领域研究最多的是文学史，自20世纪初以来，仅中国文学史的专著就多达一百多种，小说史也有一二十种，文学批评史、诗史、词史亦有多种，都有论述宋代的篇、章，而以1963年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为著。有孙望、常国武《宋代文学史》和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宋代文学研究主要是宋词研究，主要学者有夏承焘、唐圭璋、胡云翼等。宋史学者研究宋词著名的只有邓广铭，所著《稼轩（辛弃疾）词编年笺注》虽是名著，却是他研究宋史“走弯路”的作品。

哲学史、思想史的讨论，20世纪之初起就受到学者主要是思想史、哲学史学者的广泛注意，章太炎、钱穆、冯友兰、白寿彝、贺麟、陈钟凡、邱汉生、张岱年、李泽厚等，都有论著讨论宋代理学，论著多达数百篇、部，而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专著也有数十种之多，其中以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为最著名，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以很大的篇幅论述宋代思想史以及包括王安石在内的主要思想家，是深入研究宋代思想史的高水平著作。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也以50万字的篇幅更为详细地论述了宋代理学思想与理学家，是50年代以来开创性的专著。其他研究宋代理学思想及理学家的论著数量很多，不一一介绍。

理学研究也引起宋史学者的重视，邓广铭1984年在《略谈宋学》中指出：“应当把宋学和理学加以区别”，理学是宋学的一个学派，理学形成一个大学派是在宋高宗、孝宗之际。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指出宋学形成后王安石新学派占主导地位，理学在宋高宗时得到南宋朝廷的支持，成为主导地位的学派。陈振《略论南宋时期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派》，认为直至理宗前期，新学、理学二派是主导学派，理学派的独尊是在理宗后期开始的。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很早就受到史学家的重视，40年代金毓黻、魏应麒、傅振伦等均有中国史学史著作问世。宋代史学发达，宋代史学中研究最多的是司马光《资治通鉴》，陈垣、翦伯赞、白寿彝、聂崇岐等众多学者都曾撰文讨论。其次是对欧阳修、郑樵、马端临等史学家的研究，柴德赓、陈光崇、陶懋炳等均有研究欧阳修史学的论文。关于郑樵，有顾颉刚《郑樵传》等文、白寿彝《郑樵对刘知幾史学的发展》等文；吴怀祺有多篇研究郑樵的论文，郭虚中、杨国桢等亦撰文讨论。白寿彝《马端临的史学思想》是首篇论述马端临史学思想的论文，陈光崇、陶懋炳、张孟伦等亦有文论述。对于宋代史学家范祖禹、刘恕、李焘、李心传、徐梦莘、袁枢等，亦有不少学者撰文讨论。吴怀祺《宋代史学思想史》是对宋代史学史深入研究的力作，不但是宋代史学思想史，也是宋代史学史的首部专著。

宋代文化领域的其他学科，如小说、戏曲、音乐、绘画、书法等，自然科学的天文、数学、化学、建筑、农学、水利、医药学等，以及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社会风俗等，参与讨论的学者和论文不少，且大都有一至数部通史，而专门研究宋代的专史则极少，仅有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程毅中《宋元话本》、郭朋《宋元佛教》等数种。

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宋史研究中最活跃的部分，其中讨论最多的是王安石及其变法，专著有邓广铭《王安石》（新著）等。对司马光的评价也是研究的重点之一，专著有宋衍申《司马光传》、季平《司马光新论》等，而季平、顾全芳不同意将司马光作为保守派代表。

对岳飞的研究仅次于王安石，不仅有邓广铭《岳飞传》（增订本），还有王曾瑜《岳飞新传》及其他数种；此外，1977年以来的论文就有一百多篇，《满江红》词的真伪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自1937年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提出《满江红》词始见于明弘治十一、十二年（1498、1499）间，1961年夏承焘的《岳飞词考辨》更进一步说《满江红》词作于弘治十一年，是出于战胜鞑靼的王越一辈将帅或幕府文士之手。1981年邓广铭《再论岳飞的词不是伪作》，指出《满江红》词在景泰二至三年（1451、1452）间即已编入《精忠录》，当来源于南宋或元人著作，并肯定是岳飞真作，此说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其他人物有，宋太祖、宋太宗、赵普、杨业、范仲淹、柳永、欧阳修、包拯、苏轼、沈括、苏颂、二程、韩侂胄、朱熹、陆九渊、李焘、李心传、陆游、辛弃疾、马端临、文天祥等，其中大多数已有传记，有的还有数部传记著作。

此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人物“新传”系列，已出版的宋人新传有程应镠《范仲淹新传》、《司马光新传》、王曾瑜《岳飞新传》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画家丛书”中的宋人画家，已有周积寅《董源、巨然》（五代、宋），张安治《郭熙》，沈迈士《王诜》，周芜《李公麟》，孙祖白《米芾、米友仁》，邓白《赵佶》，刘兴珍《李嵩》等。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200部传记中有28部属于宋人传记，另有附传6人，传主共34人。如：姜国柱《李觏评传》，梁绍辉《周敦颐评传》，龚杰《张载评传》，陈祖美《李清照评传》（附《赵明诚评传》），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董平、刘宏章《陈亮评传》，张义德《叶适评传》，以及《刘徽评传》所附的《秦九韶评传》和《杨辉评传》等。

上述三个系列传记的出版，扩大了宋人传主的范围，推动了对宋代历史人物的研究，促进了宋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台湾、香港地区的宋史研究自50年代起，尤其是60年代以后台湾地区的宋史研究有了相当大的发展。1957年台湾大学历史系姚从吾倡议成立“宋史研究会”，并由台湾师范大学蒋复璁、赵铁寒，台湾大学方豪共同编辑出版《宋史研究集》。1963年他们又与屈万里一起重新成立“宋史座谈会”，定期进行学术座谈，已达100多次；继续编辑出版《宋史研究集》，已出版24辑，除早期数辑刊载少数1949年以前的旧作，极大多数是台、港宋史学者的新作。台、港地区各大学大多开设“宋史”课程，推动了宋史研究的发展。

学术交流方面，1981年5月，东海书院文史研究所和新亚研究所，联合举行“宋史研讨会”，并推举宋晞、林天蔚等为香港“宋史研讨会”联络人。1984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办“国际宋史研讨会”，出席的有美、德、澳大利亚诸国以及香港地区、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20多人。

1985年7月，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举办“中国中古史国际研究会”，出席的有美、日、韩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学者40多人，其中有宋史学者，1987年出版会议论文集《唐宋史研究》。

1988年6月，台北召开“纪念司马光与王安石逝世九百周年学术研讨会”，有美、日、韩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学者百余人参加。

1988年6月，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等主办“国际宋史研讨会”，美、日、韩、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学者50多人参加，促进了宋史研究的发展与交流。

姚从吾的宋史论文已编入《东北史论丛》、《姚从吾先生全集》，其他学者出版宋史论集的有蒋复璁《宋史新探》、宋晞《宋史研究论丛》、陶晋生《宋辽金史新论》、王德毅《宋史研究论集》、林天蔚《宋代史试析》与《宋代史事质疑》、孙国栋《唐宋史论丛》、黄宽重《南宋史研究集》、黄启方《两宋文史论丛》、王明荪《宋辽金元史论文稿》等。

中国的宋史研究，包括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学者，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宋晞曾作过概略的统计，在他60年代所著《宋史研究论文与书籍目录》，计收论文1744篇，书籍237种；至1981年，宋史论文已达6100多篇，专书也有500多种；1982—1988年期间，宋史研究的论文又达4300多篇，专书140多种。至1988年，“研究成果经初步估计，论文超过一万篇，专书约有六百五十多种”①。

①宋晞：《民国以来我国学者研究宋史的成果之评估与展望》。

第四节 西夏史研究概况

清人对西夏史料的编纂清代学者在搜集、整理、编纂西夏史料方面颇有成绩，常见的西夏史籍有以下三种：《西夏书》15卷，周春撰②。成书于嘉庆九年（1804），最早的纪传体西夏史书。在取材上，“是编大致根据各正史益以宋人书数种，采摭颇略”①，但在体例上，对历史事实的考证分析上，都独具见解②，今仅存传抄残本10卷。

《西夏书事》42卷，吴广成撰，大约成书于道光初（1821），编年体史书。本书采唐以下诸史、文集、稗官野史中西夏记事，排比成书。起唐中和元年（881），迄于宋绍定四年（1231），一代西夏史事已具梗概。道光六年（1826）丁晏跋云：“吴西斋书，备详本末，附考异同，虽编年系月，举纲分目，意仿《宋史》例，实则杨氏长编纪事本末体耳。罗荟蓬萃，不谓无功，惟表明书法，几几居卷帙之半，事既近迂，书复夺主，从来无此体例也。然记载西夏事迹者，世无更详于此者。”本书引用史料未注明出处是最大缺陷。有道光五年小岘山房初刻本，及1935年北平文奎堂影印本。

《西夏纪事本末》36卷，卷首附西夏地形图和职方表，张鉴撰。鉴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殁于道光三十年，是书初刊于道光五年。本书辑录宋、辽、金、元诸史中有关西夏史料，自西夏兴起至衰亡，每卷一事，述其本末。但叙事前详后略。间有考辨，多欠精审。有光绪十年（1884）江苏书局刻本、光绪十一年金陵刻本。

仅有存目未见传本的有洪亮吉《西夏国志》卷，秦恩复《西夏书》20卷，无名氏《西夏志略》不载卷数，王云《西夏书》4册，徐松《西夏书》、《西夏地理考》，陈昆《西夏事略》卷等。

清末民初集西夏史料之大成者首推戴锡章《西夏纪》28卷，编年体史书。是书以陈昆《西夏事略》为本，辅以吴广成、张鉴、周春等书，采撷宋元以来有关史籍，及西夏文物、文字研究成果编纂而成，征引文献300余种。引文多有出处，使用方便。有1924年北京京华印书馆铅印本。戴氏另有《西夏丛刊》10余卷，未刊①。

史料辑录考订，有张澍《西夏姓氏录》1卷，有清雪堂丛刻本。罗福苌、罗福颐《宋史夏国传集注》14卷，有待时轩丛刊本。

书目与搜遗有王仁俊《西夏艺文志》1卷，《西夏文缀》2卷，有清光绪三十年（1904）刊本。罗福颐《西夏文存》1卷，外编1卷，有罗氏石印本。清代学者对西夏史料的编纂，与单纯辑录史料者不同，也是西夏历史的研究之作。如上面提到的周春的《西夏书》、吴广成的《西夏书事》等，在②原书15卷，今北京大学图书馆存残本10卷，钞本。

①胡玉缙：《西夏书》“书后”。

②李蔚：《周春评价》，《宁夏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①以上均见朱希祖：《西夏史籍考》，《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11期；参阅吴天墀《西夏史稿·西夏文献目录》（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体例上不无新颖之处，且重视对历史事实的考证和分析。

近现代的西夏史研究近代的西夏史研究，首先是同西夏文字的重新发现与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早发现和判别西夏文字的清代考据学家张澍（1776—1847）②，曾著有《夏书》一书，可惜被毁，仅留下分量不多的《西夏姓氏录》和《西夏纪年》两种③。20世纪初，黑水城遗址西夏文书的发现，推动了西夏学术的研究。在西夏文字研究中颇有成效的罗振玉与子罗福成、罗福苌及罗福颐兄弟，在研究著作中多涉及与西夏史有关的问题。罗振玉在《西夏官印集存》中，据实物以考究西夏历史纪年。罗福苌与罗福颐相继完成了《宋史夏国传集住》一书。西夏语文学家王静如在三辑巨著《西夏研究》（1932）与其他著作中，也包含了对西夏历史、文物、国名、宗教等问题的研究①。著名的史学家朱希祖、韩儒林、向达、邓少琴及贾敬颜等人，也都发表过有关西夏历史、民族、文物、典籍方面的研究文章②。

西夏史专著，至70年代中，内地尚属空白。1975年香港出版的林旅芝著《西夏史》专著，搜罗宏富，但仍脱不开旧的史料编纂学的窠臼。1979年初，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六册，在通史著作中首次把夏与辽、金放在同等地位，并对西夏的兴起，夏国经济、政治、文化作了翔实的论述。同年底宁夏出版种侃等著的《西夏简史》，是简明通俗的西夏专史。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增订再版）吴天墀的《西夏史稿》，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③。是书编排合理，繁简得当，贯彻民族平等原则，阐明西夏各族人民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贡献。附有大量资料性和考订性的注释，对专业研究者和广大读者都十分有益。

80年代，在国内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西夏史论文已达百余篇，并出版了一系列西夏史研究论集、专题研究、资料集。西夏史方面有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李蔚《西夏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史金波《西夏文化》、白滨《元昊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1987）等。文物研究有《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西夏官印汇考》、《西夏文物》、《西夏文物研究》①。西夏语文研究《文海研究》、《同音研究》②，史料集《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等。辞书方面，《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及《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皆有诸多条目叙述西夏史。我国西夏史研究人员与机构也在不断壮大发展。北京、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四川等省区的研究机构与高等学校都有专人从事西夏史的研究工作。我国的台湾省与香港也有专门从事西夏文史研究的学者，他们不断有新作发表③。

西夏史料整理的新成果198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韩荫晟编《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卷第1、2册），收录了隋初到元末“正史”、各类史籍、文集、金石史料中有关党项与西夏资料，分传记、人物传和散见史料编年三部分。所录史料考其来源、异同，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西夏史料汇编。

近年来有关史料校勘、订讹和史籍评介的文章较多，如对党项与西夏人名、姓氏、官号、地理、人物、历史事件的考订、辨误①；对明刊《宋西事案》②、佚名《西夏志略》③的考证介绍，对周春《西夏书》、西夏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汉文内容的评介④。

近年来，流失国外的黑水城西夏文书陆续介绍到国内。前苏联出版的黑水城西夏文书目录《西夏文写本和刊本》及有关文献著作也为国人所知，一些较重要的西夏文著作、文献得到新的译介，并应用在西夏史的研究中。1993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白滨，上海古籍出版社李国璋、李伟国与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克恰诺夫，分别代表中俄两国三方达成正式协议，共同编辑出版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所藏的全部西夏文、汉文和部分其他文字的黑水城出土文献①，出版后必将对西夏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③除已介绍香港林旅芝著《西夏史》专著外，还有台湾林瑞翰写的《西夏史》文章，阙镐曾《宋夏关系之研究》以及王民信、龚煌城关于西夏文字文献、语言文字的论文。

①主要有汤开建：《西夏监军司驻所辨析》，《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张澍：《订误》，《兰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西夏史琐谈》，《宁夏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顾吉辰：《西夏纪事辨误》，《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读札记五条》，《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

②李范文：《一部国内罕见的西夏史书——》，《宁夏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白滨：《考》，《西北民族文丛》1983年第3辑；张翼之：《读质疑》，《宁夏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③房建昌：《关于日本所藏》，《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白滨：《考》，《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

④李蔚：《周春评介》，《宁夏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初探》，《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

①史金波：《整理拍摄俄国所藏黑水城文献记》，《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1期。

近年来西夏史研究的主要问题西夏史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在短时期内取得的成绩却比较显著。研究的问题比较广泛，又因史料不足，往往使研究难以深入。以下就西夏史研究中主要问题的进展和争论，作概括性介绍。

一、关于西夏王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历史上已存在两种说法：据《隋书》及新旧《唐书》，党项是羌族的一支，党项八部之一的拓跋氏无疑属羌族一系；②另一说拓跋氏源出鲜卑族系，是根据宋、辽、金三史《夏国传》中关于西夏王室的记述，称先世“本魏拓跋氏后”③。二说至今仍然存在，但讨论已逐步深入。较多的论著中对鲜卑族系说提出较详细的论证：第一，用比较充分的史料证明西夏王族拓跋氏源于鲜卑拓跋，虽然还无材料确证西夏拓跋氏即元魏王室之后裔，但西夏拓跋氏与元魏拓跋氏同出一族似无疑义。第二，原居于我国东北大鲜卑山一带的拓跋鲜卑一支，大约在公元3世纪中期进入了河西，并有一部分归附或进入吐谷浑部族，成为其中的一个部落。到隋末即脱离吐谷浑统治，形成一个以拓跋鲜卑为核心的党项部落联盟，即党项八部。第三，拓跋鲜卑流入羌部形成党项拓跋氏，史书所称“党项羌”，表明了鲜卑人与羌人的融合，表明了历史上统驭诸羌的鲜卑人又成为新的民族共同体党项羌的统治者，也表明了不可避免地反被“羌化”的历史命运①。有的论著还从历史记载中党项拓跋氏与被统治的羌族在称谓上表现的对立性，多沿“北俗”而非羌俗的西夏风俗，以及族称、语言系属等方面来论证西夏王族拓跋氏与被统治的“党项人民”分属于不同族属②。

二、西夏的社会性质及其分期。有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党项内迁使党项社会开始了由氏族公社制向私有制的过渡，即由部落社会向部落联盟过渡。从宋初李继迁到李元昊建国，党项社会完成了由氏族公社所有制向封建所有制的转化时期。李元昊建立了宗法封建制国家③。第二种意见认为，党项内迁后，进入宋朝统治时期，才由氏族部落制逐步发展了奴隶制，进而建立了党项奴隶主国家。元昊建立了“产生于氏族公社废墟上的奴隶主的国家”，“西夏在崇宗到仁宗时期，逐步完成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化”（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第三种意见认为，党项羌从公元6世纪左右已处于氏族制走向瓦解的原始社会末期，从7世纪末内迁后，在定居内地二三百年的过程中，党项社会跨入以家长奴隶制为特征的奴隶社会，同时也积累了封建制因素。从五代宋初起特别是从李继迁时期开始，加快了封建化的步伐。元昊建国标志着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领主制，乾顺以后，进入封建地主制（吴天墀《西夏史稿》）。三种意见归结为两点，一是对西夏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认识，一是西夏社会的发展是否经过奴隶制问题。对后一点持否定看法者，主要是分析西夏社会“奴隶”的存在与否及其身份问题。他们认为，如果说建国前党项社会存在着有奴隶身份的“奴隶”的话，②《旧唐书》卷198《党项羌传》：“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党项》：“党项，西羌之遗种。”

③《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元昊上宋仁宗表章：“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辽史》卷115《西夏外记》：“西夏本魏拓跋氏后。”《金史》卷134《西夏传》：“夏之立国旧矣，其臣罗世昌谱叙世次，称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拓跋氏。”

①汤开建：《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②唐嘉弘：《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又《论西夏拓跋氏、嘉戎、吐蕃和羌人的族源关系》（1981年宁夏西夏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吴天墀：《西夏史稿》。③金宝祥：《西夏的建国和封建化》，甘肃师范大学《历史教学与研究》1959年第5期。也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担负者。有奴隶存在的社会并不一定是奴隶社会。西夏建国后，靠对外战争俘虏奴隶而建立的奴隶社会也是不存在的，因为西夏对外掳掠战争直至西夏灭国前夕都在发生。奴隶制的存在要靠对外掳掠以补充奴隶来源，但不能反过来说，对外掳掠必须以奴隶制为其归宿①。

三、西夏的官制问题。今人的西夏史论著在谈到西夏官制时，都认为存在着“蕃官”与“汉官”两套官制，两个系统②。对“蕃官制度”的产生也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是西夏官制“除仿宋外，更保留原有之蕃官制度”（林旅芝《西夏史》）。一种意见认为两套官制之设始于元昊建国，“元昊一面采择宋制建立官职，一面又设党项官，两个系统并立”（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两套官制论者认为，其目的在于既保持党项贵族在政府里的主导地位，同时又适应汉族地主阶级建功立业的要求，以便更有效地实行统治，就像辽王朝设南北面朝官一样（吴天墀《西夏史稿》）。

两套官制之说本于吴广成《西夏书事》，有关记载说，元昊建国“始立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其制多与宋同。自中书、枢密、宰相、御史大夫、侍中、太尉以下命蕃汉人分为之，而其专授蕃职有宁令、有谟宁令、有丁卢、有丁努、有素赍、有祖儒、有吕则、有枢铭，皆以蕃号名之”（卷11）。至毅宗时“备官制”，又有“汉设等官；蕃增诸号”（卷20）云云。争论的关键是对吴广成的记述有不同理解：“蕃号”是否就是“蕃官系统”的判定。

否定西夏另设有蕃官系统者，首先考察所谓“蕃官”名称的“蕃号”出现的特定环境与历史背景，认为所谓“蕃号”，不过是西夏官制名称的西夏文字译名，它仅出现于出使宋朝的夏国使臣的本官称谓中，这是由于宋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所造成的奇怪现象，因而留载于史籍。我们在西夏同辽、金两国的交往中还找不到这种例子。这种职官名称与“蕃号”的对译，在今存的西夏文字文献中可以得到证实①。此外，从今天可以看到的西夏文和汉文有关官制的史料中，都不曾有两套官制的记载②。更多的事例说明，西夏官制中，上至国相，下至普通官吏是“皆分命蕃汉人为之”的①，因此两套官制之说，其中有一“蕃官系统”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

四、人物评价。对西夏历史人物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对李继迁、李元昊和李仁孝的评价上。李继迁是西夏国的奠基者，史学界着重强调他在反对民族压迫、统一党项各部所起的作用。其次是他在吸收汉族先进生产技术和封建文化，加速党项族的发展，促进党项社会进步方面的贡献。李继迁有着敏锐的政治眼光，突出的军事才能与过人的勇敢精神，因而成为党项族的杰出领袖②。对夏国创建人李元昊的评价，着重强调他作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在创建夏国过程中的丰功伟业。

①张广志：《党项与奴隶制》，《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②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钟侃等著《西夏简史》；吴天墀著《西夏史稿》。①《西夏书事》卷21：“初，夏使入贡，移文延州，称使者官曰枢密，鄜延安抚使程戡奏令称使副不以官，或称领卢。领卢，蕃枢密号也。”据西夏人骨勒茂才著《蕃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枢密”西夏文”，音“领卢”。

②汉文资料如《宋史·夏国传》；西夏文资料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西夏官阶封号表》等。①《宋史》卷485《夏国传》上。突出的例子如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宋朝不第举人张元投奔元昊，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1041）官至国相、太师、中书令。

②徐庄：《试论李继迁的历史作用》，《宁夏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征服回鹘、吐蕃，统一河西的战争，建国后对北宋与辽的战争，都显示了他作为军事家的才能；建国前后在政治制度、文化事业上的建设，表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眼光与手段。在党项族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元昊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完成了本族独立自主的大业。元昊的私生活与家族矛盾，使他不幸中道而殂，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党项族的民族英雄称号③。对西夏“中兴”之主李仁孝的评价，着重强调他在吸收和推行汉族封建文化，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的进步措施，对西夏后期社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消极作用是，崇儒尚文导致了党项族固有的崇实尚武精神的削弱，使西夏进入了由盛而衰的时期。任得敬分国阴谋的败露，反映了西夏走向衰落①。

五、战争性质问题。在上述论著中主要涉及到李继迁和李元昊时期对宋战争的性质问题。在评价李继迁领导的长达22年的反宋战争时，有人认为这是一场反对民族压迫的正义斗争，具有民族起义性质②。与此相反，有的看法是：首先，宋初，对西北各民族实行恩抚羁縻政策，对党项族及其首领尤甚，因而否认宋朝对党项族实行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其次，李继捧向宋朝献银、夏等五州，与宋太宗收复五州之地是与当时统一的大势相吻合的，是历史的进步，对党项族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统一都是一件好事。李继迁的反宋战争，代表了顽固坚持割据的党项贵族阶层的利益，战争给双方人民都没有带来半点福音，而是痛苦、灾难和死亡。因此李继迁发动的反宋战争是一场不义之战③。关于元昊对宋战争的性质，多数的意见认为，元昊在十余年中同宋朝进行过40多次大小战争，主要是侵略性的掠夺战争。战争不仅破坏了被侵犯地区宋朝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对夏国包括党项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安定生活与经济发展也起了破坏作用④。也有人认为，宋夏之间的战争包括元昊与宋朝的战争，“两者的战争之端大都是宋方挑起的”，因此强加给西夏的“叛宋”、“寇边”、“掳掠”的种种罪名，应予推翻（张翼之《宋夏关系略论》）。

六、关于西夏后裔问题。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是历史上已经消亡的民族。元灭西夏，元代称西夏人为唐兀氏，列为色目人，他们多在原居地，或被派往南北各地做官，也有相当数量的唐兀军被派到各地戍守或屯田。这些人后来的下落如何，史料记载是不足的①，近年来许多新的发现与实地调查，使这个问题逐步明晰与充实起来。如甘肃酒泉发现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汉、回鹘文合璧），记述一个党项家族自西夏灭亡至元末继迁，《文史知识》1982年第3期；吴光跃：《为李继迁辨》，《宁夏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③刘建丽：《元昊》，甘肃师范大学《历史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3期；吴光跃：《赵元昊》，《历史教学》1983年第4期；白滨：《元昊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①罗矛昆：《西夏仁宗李仁孝》，《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1期。

②吴天墀：《西夏史稿》；吴光跃：《为李继迁辨》；张翼之：《宋夏关系略论》，《民族研究》1982年第5期。

③汤开建：《李继迁领导的反宋战争是一场反对民族压迫的正义斗争吗？》，《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2期。

④汤开建：《西夏元昊反宋战争性质探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①见《元史》中有关唐兀氏人物传及屠寄《蒙兀儿史记》、柯劭忞《新元史》之《氏族表》。参见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物表》，《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相延六世的职官、世系及活动②。又如河南濮阳市郊柳屯乡杨十八郎村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及杨氏族谱，证明了当地十余个自然村中的杨姓居民3500余人均为西夏遗民后裔③。对元末殉职的唐兀氏余阙家乡庐州（今安徽合肥）的调查，并从《余氏宗谱》得知，余阙之后代延27世至今仍生活在安徽④；据记载还有王氏一族的西夏后裔居住在安徽⑤。河北保定韩庄西什寺遗址新出土的西夏文经幢石刻，记录了明中叶有近百名党项人在此的活动①，这个发现也把西夏文字使用的下限延长到明代中期②。关于西夏灭亡后有一部分西夏遗民南徙四川木雅（属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地区建立小邦的问题，早在1949年以前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作过实地考察③。近年来国内也有人作过调查④，有的论著从种族、语言、地名等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证（吴天墀《西夏史稿》）。

除上述问题外，由于新的资料发现与研究的深入，近年来不少文章还对诸如西夏国名，监军司的数量与驻所，钱币的铸造与使用，佛经的翻译与刻印，西夏与宋、辽、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有新的进展⑤。

国外研究简况国外对西夏史的研究以日本和原苏联为主，时间长，成绩也比较突出。

日本的著名学者白鸟库吉、中岛敏、宫崎市定、长部和雄、小林照道等人，都发表过有关西夏历史与文化的文章①。较早专门从事西夏语文研究的石滨纯②白滨、史金波：《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考释》，《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③任崇岳、穆朝庆：《略谈河南省的西夏遗民》，《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④史金波、吴峰云：《西夏后裔在安徽》，《安徽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元代党项人余氏及其后裔》，《宁夏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⑤马明达：《也谈安徽的西夏后裔》，《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①郑绍宗、王静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载《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②过去所知最晚的西夏文字资料是元代至正八年（1348）莫高窟所建速来蛮西宁王六字真言碑中的西夏字。保定经幢刻于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比原来下限延长150年，西夏文字从创制后到使用有460多年历史。

③邓少琴：《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中国学典馆单行本1945年。国外学者考察后所发表的文章有巴波尔（E.C.Baber）：《中国内地的旅行与考察》，1882年等。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孙宏开、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范文等曾亲赴调查。李范文有《西夏遗民调查记》一文，收入其所著《西夏研究论集》一书中。

⑤主要文章有：吴天墀：《论党项拓跋氏族属及西夏国名》，《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陈炳应：《西夏监军司的数量和驻地考》，《西北师院学报增刊·敦煌学研究》1986年第5期；牛达生：《从出土西夏窖藏钱币看西夏货币经济》，《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史金波：《解》，《文献》1979年第1期；《西夏文发愿文译证》、《西夏文序跋考》，分别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1983年第3期。张翼之：《宋夏关系略论》。李范文：《论西夏与宋的关系》，收入其《西夏研究论集》中。白滨：《论西夏与辽的关系》，《民族史论丛》，1988年。刘建丽、汤开建：《金夏关系述评》，《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①白鸟库吉：《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史学杂志》第9编，11—12号，1898年。中岛敏：《关于西夏铜铁钱的铸造》，《东洋学报》（东京）第7册，1935年；《西夏政局的变迁与文化的推进》，《东太郎及其后继者西田龙雄、桥本万太郎等语言学家，在其西夏语文的专著中也多涉及西夏历史问题②。日本主要从事西夏史研究的首推冈崎精郎，从1947年发表《唐代党项的发展》一文起，以后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西夏史的研究文章。1972年，他综合自己近三十年的研究成果，以已发表的一系列单篇论文为基础，撰作《党项古代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丛刊》第27）一书。是书论述从唐、五代到宋初西夏建国前李继迁与李德明时代党项历史及党项与河西回鹘关系等，并附论西夏的民族信仰、西夏习惯法及法典等问题。史料丰富，考释详尽，是一部有分量的西夏古代史著作。50年代以后，日本的一些学者，如前田正名、田村实造、山本澄子、长泽和俊、松田政一等，也都发表有关西夏历史研究的论文①。1964年出版的前田正名著《河西历史地理的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出版）一书，在第五、六两章中，比较详细地研究10至11世纪河西历史地理问题，即探讨这个时期西夏对河西的统治、军镇配置以及有关战争问题。日本后起的青年学者松泽博（野村博），从事西夏文字文献的研究，近年来发表了多种西夏文佛经、文书等的研究文章，对西夏历史的研究很有价值②。

从20世纪初至70年代末，苏联的“西夏学”一直处于重要地位，这是由于苏联拥有柯兹洛夫于我国黑水城遗址所获（珍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大批西夏文书③。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国研究这批西夏文书的有伊凤阁、鄂登堡。自20年代起，又有龙果夫、聂历山、弗鲁格、祖柏尔、科切托娃等人④。成绩昭著者为聂历山，苏联1960年出版的两卷本《西夏语文学》（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是他编著的西夏文字典遗稿，卷首收集了他在西夏语文、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文章。

从50年代以后，苏联从事“西夏学”研究的有克恰诺夫、索夫洛诺夫、格列克、卡津、孟什科夫、捷伦捷也夫·卡坦斯基、柯萍、科洛科洛夫、鲁勃·列斯尼钦科等人。与此同时，研究重点也从研究语言文字为主，转向全面探讨西夏历史、文化各方面的专题研究，已发表的论文、专著已达上百种。

宫崎市定：《西夏的兴起与青白盐问题》，《东亚经济研究》，18∶2，1934年。长部和雄：《西夏纪年考》，《史林》18卷3—4号，1933年。小林照道：《关于西夏佛教研究》，《支那佛史》2—3，1938年。

②石滨纯太郎：《西夏学小记》，《中国学》1—3，1920年；3—2，1922年。《西夏国名考补正》，《龙谷大学论丛》3—5，1933年。西田龙雄：《关于西夏的佛教》，《南部佛教》22卷，1969年。《西夏王国的性格与文化》，《岩波讲座·世界历史》9卷，1970年。

①前田正名：《西夏时代避离河西的交通路线》，《史林》第42卷第1号，1959年。田村实造：《辽与西夏的政治关系史》，《东亚学》第9册，1944年。山本澄子：《关于唐代党项的移居》，《史观》第26、27期；《五代宋初的党项民族及其与西夏建国的关系》，《东洋学报》第33卷第1号，1950年。长泽和俊：《西夏的进入河西与东西交通》，《东方学》第26册，1963年。松田政一：《关于西夏黑水城的调查》，《东方学》第19册，1950年。

②《西夏语译经史研究》，《佛教史研究》第19卷2号，1977年；《西夏文土地买卖文书书式（1）（2）》，《东洋史苑》14、15号，1979年；《西夏文谷物借贷文书》，《龙谷史坛》第77号，1979年。③俄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西夏文写本与刊本》，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版。译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资料组编《民族史译文集》第3辑。

④聂历山：《西夏语研究小史》，《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1932年；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

（参见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

其中以研究西夏历史著称的学者是克恰诺夫，1960年6月以《西夏国（982—1227）》为题的学位论文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1964年曾在北京大学学习。1970年获史学博士学位。从1959年起他参加了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整理西夏文书档案工作，同时开始学习西夏语文，近三十年来发表以西夏史研究为主的论文著作40余种，曾多次在国际学术会上宣读关于西夏史的学术论文①。其代表作为1968年出版的《西夏史纲》（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共分九章，分别叙述党项的兴起、发展，西夏国家的建立及其制度，元昊、谅祚、秉常、乾顺、仁孝时期的政治与战争形势，发生的起义，文化事业，西夏的灭亡。本书采用了大量的汉文史料与西夏文史料，其重大价值在于首次大量引用了世人罕见的珍贵的西夏文史料，不足之处则在于对汉文史料以及西夏文史料译读的错误所造成的对史事的错误评断。作者研究西夏历史的方法及观点，如对西夏历史地位与作用的估价也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近年来，克恰诺夫主要从事西夏文法典以及格言、谚语、诗歌的研究，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参见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对深入研究西夏史十分重要。

国外研究西夏史的学者还有法国的史泰安，美国的陆宽田、R·丹尼尔，匈牙利的玛利亚·范凌思，韩国的申采湜等，他们都发表过有关西夏史的研究论著①。

①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①美宽登编：《西夏学论文目录》。邓如萍（R.Dunnell）：Tangutsand the Tangutstate TaHsia，1983。匈玛利亚·范凌思：《中国史学所见的西夏国家构成》等。其余著作可参见吴天墀《西夏史稿》、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所附之文献目录。

第五节 金史研究概况

元、明、清三代对金史的研究

金灭之后，元、明、清三代对金史的研究有一定成就。文学家元好问晚年为撰写金史曾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并编有《中州集》。虽然他未能实现其志愿，但却有利于后来的编写工作。与元好问编《中州集》的同时，另有冯青搜集金代文章数百卷。王鹗为写金史也搜集采访和整理了不少史料。明杨循吉撰《金小史》。

对金史研究最有成就的还是清代。清代由于考据之学风行，很重视史料的整理工作。清代对金代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各方面的工作上：遗书钞录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诏开四库全书馆，诸儒臣辑《永乐大典》散见之书，金人编的《大金吊伐录》及王寂的《拙轩集》、《辽东行部志》、《鸭江行部志》皆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经过整理，诸书得以流传。

遗文辑录主要是将金代的文章、诗词、碑刻等整理汇集成书。

《全金诗》74卷，郭元釬康熙五十七年（1718）奉旨编辑。此书是在元好问《中州集》的基础上增补而成，所收诗约6000首，作者近500人。有康熙刻本和乾隆西爽阁重修本。

《金源纪事诗》，汤运泰编辑，清嘉庆十八年（1813）刊本。

《金文雅》卷，庄仲方编辑。此书是从文集、正史、《元文类》、《玉堂嘉话》和几种地方志中所辑出的金人诗文，按赋、诗、诏令等文体进行分类编排。辑录不广。有光绪十七年（1891）江苏书局刊本。

《金文最》120卷，张金吾编辑。此书只收文不收诗。除采集自《金史》、《大金集礼》、《大金吊伐录》、《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诸书之外，凡山经地志、金石碑版以及医书、谱录、杂家小说，旁及外国史书，无不甄录，并合之《拙轩集》等五文集，分类编次。此书搜罗至广，因多有难以查到者，便于初学金史者翻阅，是一部颇有实用价值的史料丛编。有光绪七年广雅书局本。通行者为光绪二十一年江苏书局60卷本，删去了《金文雅》已著录诸篇。

诸书辑录其要者有石莲盦汇刊之九《金人集》，吴重熹辑，有清光绪中海丰吴氏刊本。内辑《拙轩集》6卷，《补遗》1卷，金王寂撰，光绪二十年信阳刊；《闲闲老人滏水文集》20卷，附札记2卷、附录1卷，金赵秉文撰，札记、附录为吴重熹所撰，光绪二十九年湖北刊；《滹南遗老王先生集》45卷，续1卷，金王若虚撰，光绪十六年开封刊；《元遗山先生集》40卷，附录1卷，补载1卷，金元好问撰，清张穆校，光绪三十年灵山杨氏刊，载有施国祁、凌廷堪、翁方纲撰《元遗山先生年谱》；《新乐府》5卷，补遗1卷，金元好问撰，光绪三十一年江宁刊；《续夷坚志》4卷，元好问撰；《萧闲老人明秀集注》6卷（原缺卷4—卷6），补遗1卷，金蔡松年撰，金魏明道注，光绪三十年江宁刊；《二妙集》8卷，逸文1卷，金段成己、段克己撰，光绪三十二年江宁刊；《天籁集》2卷，摭遗1卷，元白朴撰，光绪三十一年江宁刊。

《金史》补遗

清时做了不少史料的补遗工作，其中包括对史书、文集、书目的补遗。杭世骏仿厉鹗《辽史拾遗》例，编《金史补遗》，全书拟为百卷而未能完成，只有南京国学图书馆藏传钞本5卷，收入《满蒙丛书》第2卷。钱大昕有《辽金元三史拾遗》5卷，清广雅书局刊。卢文弨有《金史礼志补脱》、《补辽金元艺文志》，收入《廿五史补编》第六册。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1卷，收入《昭代丛书庚集》。

校勘注释

清代对史料考异、校勘、注释极为重视。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其中有关于《金史》部分。《续资治通鉴》、《金史纪事本末》皆附考异，可资对史事鉴别。缪荃孙《大金集礼校勘记》，见光绪二十一年广雅书局《大金集礼》附录。

对《金史》进行校勘、注释而取得卓著成绩的是施国祁的《金史详校》10卷。施国祁原是布店掌柜，他用二十余年功夫读《金史》十余遍，写成此书。《金史详校》根据《金史》各种版本互校，同时也用其他书校勘《金史》，订正了不少版本及史实方面的讹误，校注齐备，是读《金史》所必备的参考书。有光绪八年会稽章氏刻本。

除上述的史料整理外，清代学者如万斯同、钱大昕、赵翼等对金史都有所研究，李有棠撰《金史纪事本末》52卷，虽无新资料，但备一体。

元、明、清三代对金史的研究虽很薄弱，但仍是留至今日的一份珍贵的遗产。

近代以来对金史的整理与研究从辛亥革命至今八十余年间，金史的研究经过的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1911年到1931年20年间，是金史研究的第一时期，开始脱离了清代研究的老路子，把对金史的研究向现代史学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王国维把考据学的方法运用到金史的研究上来，写过《辽金时蒙古考》、《金界壕考》等重要著作，开史学研究的新生面。此间，对金史研究还有吴廷燮的《金方镇年表》。

从1931年至1949年的近20年间，是金史研究进入开拓时期，有向广深发展的趋向。金毓黻从黄侃治音韵训诂学，他继承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并接受近代史学研究给予他的影响，重视考古资料和国外研究成果的运用，写了《东北通史》和《宋辽金史》。随着对金史研究的开展，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史地、文学艺术、宗教、女真族及其文字、金宋关系、民族关系、人物及考古等各方面。此间有陈述的《金史氏族序例》、《金史氏族表例言》、《金史氏族表初稿》、《契丹、女真姓氏考》等。罗福颐对女真国书碑刻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朱希祖《金开国前三世与高丽和战年表》等。曾资生对金代经济、科举、乡里、举荐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姚从吾探讨了全真教的民族思想和救世思想。毛汶将已发表文章辑成《辽金国事史论文集》（开封，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从1949年到1978年，是金史研究发生了重大变化时期。1949年以来，对金史研究的特点，是更广泛地吸引了各相关的学科参加，历史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文学、民族文字学、考古学、医学、科学等，都有人就本专业进行研究。这个时期，出版了陈述的《金史拾补五种》，是对金史研究的一个新转折的开端。

1979年以后，对金史的研究转向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个转变应以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第六册以《金朝的建立和封建制度的发展》为开端，第一次以金朝的断代史规范出现在通史之中。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辽金史论文集》，是1949年以来研究成果的总汇。金启孮先后出版其所著《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和《女真辞典》。考古界出版了金代壁画和官印的专集。张博泉先后出版《金代经济史略》、《金史简编》、《金史论稿》第1卷。对女真先世渤海的研究也出现崭新的情况，出版王承礼《渤海简史》和朱国忱、魏国忠的《渤海史稿》。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成立后推动了对辽金史的研究，已编辑出版《辽金史论集》多期。有的杂志专为渤海史、金史研究开辟专栏。《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及《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皆有诸多条目叙述金史，它们的出版推动了金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我国台湾省对金史的研究也成果显著，出版多种专著。

此外，对金史的史料整理，也有不少成就。继清人之后，今人对金代史料的整理工作，有孙德让的《全金词》，南京图书馆藏稿本。孙德让还辑有《金源七家文集补遗》一书。朱希祖有《伪齐录校补》一册，独立出版社1944年刊。郑文焯编《金史补艺文志》1卷稿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陈述为金史补《氏族志》，还辑有《辽金闻见汇录》。罗福颐是对女真文字研究最有贡献者之一，辑有《满洲金石志》3卷，其中有不少金代金石资料。

陈述著《金史拾遗五种》，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此书包括总序、《金史氏族表》6卷、《女真汉姓考》2卷、《金赐姓表》2卷、《金史同姓名表》1卷、《金史异名表》1卷，附录索引、征引书目略。《金史氏族表》，系搜集辽、金、元史和当时碑志诗文中有关金代氏族的史料，按族系谱；《女真汉姓考》、《金赐姓表》，具体表明金代各族融合的史实；《金史同姓名表》、《金史异名表》，可助读《金史》者识别有关人物。本书不仅是读《金史》也是治民族史所必备的参考书。

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的新点校本《金史》，以商务印书馆百衲本（1931年据元至正初刻本，配补元覆刻本影印）为底本，并与北监本、殿本参校，择善而从，多有新意，还参考《大金国志》等书以及残存的《永乐大典》有关部分加以订正，附有校勘记，充分地吸收了前人校勘所取得的成果，加以标点和分段，是最适于应用的崭新的标点本。

唐圭璋编《全金元词》，分上下两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共收录金元两代282位词家作品7293首。详录《道藏》中金、元道士词，以供研究词乐、词律、词韵以及词典演变的参考。征引书达200余种，其中金代词人70人，词3572首。此书所录都以善本、足本为据，加以标点、校勘、考订，仿《中州集》例，作者皆有小传，体例乃从《全宋词》。

史料的整理，无疑对金史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国外金史研究简况国外对金史的研究，主要是日本、苏联和欧美等国家。

日本研究金史从20世纪初开始。起初主要是从历史地理、语言的角度进行研究，接着对金代社会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包括金朝历史的过程、政治、文化，对经济的研究则不多。最后是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辑出几部大的著作。日本过去研究金史的特点是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行动和在华的统治配合的。在日本其主要著作有池内宏《金史世纪的研究》，三上次男的《金代女真研究》和《金史研究》三册，外山军治的《金朝史研究》，田村实造的《金朝通史》（《中国征服王朝之研究》）、《金代刑法考》（《东洋史研究》1—1.2，1934年，《中国法制史研究》），野上俊静的《辽金的佛教》，野川秀美的《金史语汇集成》等。

苏联对汉学的研究可上溯到沙俄时代。他们从考古地理入手，1923—1924年，托尔马乔夫先后两次考察金上京——白城故址，并绘出金代上京最早的一张平面实测图。金史的研究著作有1964年出版B.E.拉里切夫的《女真史（10—11世纪）》，1968年又出版《女真人的金帝国》（《西伯利亚史》第1卷），1975年出版M.Y.沃罗弗叶夫的《女真族与金国》。

欧美研究金史的有美、德、法、匈牙利等。德国福赫伯教授于1978年发表了《蒙古侵占前夕的北中国：金朝的经济与社会（1113—1234）》，并组织研究金史的规划，曾作过《金代社会结构》、《金代经济与财政》的讲演。美籍华人陈学霖教授，现正从事《金史》的翻译，著有《金史研究》、《金史纂修考》、《金史三种》等。加拿大籍华人何炳棣撰有《金代人口的估计》。

（谢选骏指出：上述罗列的资料，鱼龙混杂，其中许多已经遭受马列主义的精神污染，需要慎思明辨——批判之前，不足采用。）

【第四章 本卷编撰旨趣】

五代、辽、宋、夏（西夏）、金时期，习惯上常把五代作为隋唐时期的一个部分，称为隋唐五代时期，而把其他四个王朝作为一个时期，多称为宋或宋辽金时期，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则按朝代建立早晚为序，称为辽宋金或辽宋夏（或西夏）金时期。

唐天祐四年（907），曾经是统一强盛的唐朝灭亡，梁（后梁）建立，几乎同时公开或实际上与后梁分庭抗礼的，就有9个汉族割据政权，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自秦统一以来的，继三国两晋南北朝之后的第二次大分裂时期，在随后的50多年内，中原地区相继更迭为唐、晋、汉、周，而其间先后并存而时间较长的有10个汉族割据政权，史称五代十国时期，通常认为是唐朝某种意义上的延续，史称隋唐五代时期。

后梁建立的第十年，贞明二年（9），中国北方的契丹族建立了辽（契丹），与五代对峙为南北朝。

后周显德七年（960），宋朝（北宋）代周，而与辽对峙为南北朝。宋经过20年的时间，消灭了汉族割据政权，但这种统一只是相对的，中国境内当时还有西南的大理，西北的党项、唃厮啰，以及甘州、高昌、于阗回鹘等少数民族政权。北宋宝元元年（1038），西北的党项族建立夏（西夏），大体形成辽、宋、夏鼎立的形势。

辽天庆五年（1115），辽东部的女真族建立金，金天会三年（1125）灭辽，五年灭宋（北宋），同年宋朝重建（南宋）随后南迁，形成金、宋、夏鼎立，主要是宋金对峙的政局。金天会九年，辽宗室在中国西部及中亚地区重建辽朝（西辽）。

金泰和六年（1206），金北部的蒙古族建立蒙古国，公元1218年灭西辽，西夏于宝义二年（1227）被蒙古所灭，金于天兴三年（1234）为蒙、宋联军所灭，形成蒙（元）、宋对峙形势。公元1247年乌思藏纳里（今西藏）归附蒙古，蒙古至元八年（1271）改国号为元。宋德祐二年（1276）恭帝降元，祥兴二年（1279）南宋为元朝所灭，元朝是唐朝之后又一个统一而强盛的朝代。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正是处于唐、元两个统一皇朝之际的分裂时期，本卷叙述的正是这一分裂时期370多年的历史，这也是本卷起自五代的原因。这一时期的分裂与战乱，虽然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与痛苦，但是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相互之间交往的加强，为新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这一时期辽、宋、夏、金诸皇朝，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各皇朝的社会经济文化都得到空前的发展，契丹、党项、女真族，迅速由原始社会末期，经过短暂的奴隶制时期进入封建社会，都制定了相应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创造了本民族文字，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积贫积弱”的宋朝处在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社会生产的迅猛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科学技术、医学等的发展水平，城市已由封闭型发展为开放型甚至出现了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镇市发展为开放型的乡村经济中心，都不仅大大超越了前代，并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而且，就宋代的哲学思想、教育、文学、史学、艺术的总体水平来说也是超越前代的，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鼎盛时期。

本卷要论述的这370余年，是内容极为复杂的历史时期，少数民族众多而各有贡献，南宋屈尊臣服而仍不失为主体民族的地位，变乱现象遮盖着许多进步的事物。本卷希望就有关问题作出平实的论述。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的“平实的论述”，就是宣传他们的主子所伪造出来的要他们大力宣传的“历史事实”。）

（另起一页）

【乙编】

【综述】

（另起一页）

【第一章 五代十国和契丹的崛起】

第一节 五代兴亡

公元907年，在长时期的藩镇割据、朋党之争、宦官专权中，曾经盛极一时的唐朝，终于为后梁政权所取代。从此，到960年宋朝建立的53年间，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政权，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是为五代。

后梁的建立后梁的建立者朱全忠，本名朱温，原是唐末黄巢起义军将领，降唐后赐名全忠，任宣武军节度使，盘踞汴州（今河南开封），扩展势力，终于成为唐末最强大的藩镇，受封为梁王。天祐元年（904）闰四月，他将唐昭宗李晔自西京长安劫持到东都洛阳（今属河南）。八月，加以杀害，另立年仅13岁的李柷为帝，是为哀帝，作为傀儡，并想消灭幽州（今北京）节度使刘仁恭，以震慑其他割据势力。天祐三年，朱全忠未能攻下沧州（今属河北），刘仁恭又求救于晋王李克用，李克用遂攻占朱全忠的潞州（今山西长治），朱全忠被迫从沧州退兵。朱全忠害怕从此内外离心，更加快了篡夺皇位的步伐。

唐天祐四年四月十八日（907年6月1日），朱全忠终于登上皇帝宝座，国号大梁，建元开平，史称后梁，是为后梁太祖。改汴州为开封府，称东都作为都城，以唐东都洛阳府为西都，作为陪都。唐哀帝李柷被降封为济阴王，软禁于曹州（今山东曹县西北），次年二月被害死。

唐朝末年，实际上早已是藩镇分裂割据，但还维持了名义上的统一，后梁建立后，各地藩镇遂公然分庭抗礼。

晋王李克用、岐王李茂贞、弘农郡王（吴王）杨渥、蜀王王建等，不承认梁朝，仍用唐年号；次年，王建也称帝，建立前蜀政权。其他割据势力则大都表示归顺梁朝，后梁即晋封湖南马殷为楚王、两浙钱镠为吴越王、广东刘隐为大彭王、福建王审知为闽王。幽州刘守光不久也称帝，建立燕国。连同后梁，同时并存的共有十个割据政权。

后梁直接统治区是五个中原王朝中最小的一个，辖地只有今河南、山东两省，以及陕西、湖北大部，河北、宁夏、山西、江苏、安徽等省的一部分。后梁虽是五代中历时最长的政权，前后共17年，但自建立之年起，与晋王李克用、李存勗的战争从未停止过，甚至一年数战，直至亡国。

后梁建立后立即发兵8万，企图收复被晋王李克用占领的潞州，但围攻半年仍未攻下。次年初李克用死，李存勗继为晋王，亲率晋军进击围攻潞州的梁军，大获全胜，梁军溃不成军，这给新建立的后梁以当头棒喝。

梁太祖疑忌功臣，迫使镇州（今河北正定）王鎔和定州（今属河北）王处直，于开平四年（910）起兵反梁，并向晋王求援。乾化元年（911）初，①本章以及以下各章据《资治通鉴》、新旧《五代史》等撰写，不一一具注。李存勗亲率大军进击梁军于柏乡（今属河北），激战一日，梁军大败，积尸遍野。晋军追奔150余里，直至邢州（今河北邢台）。后又连克澶州（今河南濮阳）、新乡（今属河南）等地，梁太祖只得率亲军前往洛阳城北设防。柏乡之战梁军主力损失惨重，梁晋战争中梁军从此处于劣势。

燕王刘守光见后梁势力被晋军逐出河北，晋王李存勗、赵王王鎔又对他假意推崇，自以为兵强马壮，独步天下，遂于同年八月称帝，并率军进攻定州，王处直即向晋王求援。次年初，晋王遣名将周德威率军攻燕，晋、赵、定州三方联军攻城略地，直抵幽州城下，刘守光只得向梁求救。梁太祖自柏乡之败，一直想复仇，此时虽有病仍亲自率军北上，号称50万大军，昼夜兼行，至下博（今河北深县南），率军5万转攻蓨县（今景县）。其时晋军主力正北攻幽州，南方空虚，驻守赵州（今河北赵县）的晋军以小部队骚扰梁军，又派数百骑兵伪装为梁军，夜袭梁太祖驻地，加上被晋军释放归来的梁军士兵，传言晋王李存勗亲率大军来攻，梁太祖惊惶失措，烧营夜遁，梁军因而溃散。梁太祖事后才知道受骗，羞愤交加，病情转重。后梁从此一蹶不振。

乾化二年（912）五月，梁太祖退到洛阳，病势垂危。六月，为次子朱友珪所杀。朱友珪即帝位后局势更加恶化，乾化三年二月朱友珪又为禁兵所杀，后梁太祖四子朱友贞即帝位于东都开封府，是为末帝。后梁内乱相继，自顾不暇，只有大将杨师厚率军与晋、赵周旋于河北。同年十月，晋王李存勗督军攻占幽州，燕帝刘守光出逃后被擒，燕国灭亡。

贞明元年（915）春，杨师厚病死，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军士遂叛降于晋，晋王李存勗亲自率军东出太行黄泽岭（今山西左权东南），到魏州后又派军袭取德州（今属山东）、澶州，梁将刘■连战皆败。次年春，梁末帝命王檀率军3万北上，经阴地关（今山西灵石西南）直奔太原（今太原西南），企图袭取晋军基地以挽救败局，但又为守城晋军击败。

贞明四年（918）八月，晋王李存勗聚兵六七万号称10万由魏州南下，企图一举灭梁，与梁军相拒于濮州一带。十二月下旬，晋王李存勗率军进至胡柳陂（今濮阳西南），贺瓌率梁军跟踪而至，两军激战，梁骑军王彦章部先败，西逃时冲散了晋军的西线军队，晋军名将周德威战死，晋王李存勗夺取土山以自保，梁军骑兵已西逃，只有步兵包围土山，晋将李嗣昭、王建及率骑兵冲击山下的后梁步兵，后梁步兵大败，死亡近3万人。后梁败军逃回都城开封，扬言晋军即将前来，后梁末帝曾想逃往洛阳，但晋军也终因此战而元气大伤，无力南下攻梁，梁晋战争相对沉寂了一个时期。

龙德元年（921）春，晋王李存勗在平定河北后正拟称帝之时，镇州王鎔为部将张文礼所杀，张文礼表面上仍臣附于晋，暗中却勾结后梁与契丹，后梁虽无力北援镇州，但当晋军攻占赵州进而围攻镇州时，梁军即乘机袭击晋军，却反为晋军所败，死伤2万多人，梁军再次遭受重大挫折。

同年末，契丹应张文礼之邀，南下攻晋，没能攻下幽州，转而攻占涿州（今属河北），进抵定州城下。晋王李存勗率铁骑5000还击于新城（今新乐南）北，契丹军北退，双方大战于望都（今属河北），契丹军大败后退回契丹。

梁、唐兴替后梁龙德三年四月二十五日（923年5月13日），晋王李存勗在击败契丹军、平定河北的情况下，即帝位于魏州，国号大唐，史称后唐，建元同光，是为后唐庄宗。以魏州为东京兴唐府（后改邺都），作为都城，太原为西京、镇州为北都，作为陪都。

同年闰四月末，后唐乘后梁西攻泽州（今山西晋城）之际，派名将李嗣源率精骑5000奔袭郓州（今山东东平），一昼夜驱驰200余里，次日清晨袭占郓州。

郓州失守后，后梁急忙重新启用勇将王彦章为帅，段凝为副帅，调集所有精兵10万北讨后唐。庄宗亲率唐军与梁军苦战于杨刘（今东阿北），后梁决黄河以阻挡唐军，但梁军主力6万余人也被隔在决河以北。王彦章进攻郓州时又为唐将李嗣源所败，十月初王彦章于中都县（今山东汶上）兵败被俘斩。后梁降将康延孝先已向庄宗建议分兵攻取梁都开封，此时再次要求进军开封。后唐诸将中只有李嗣源赞成此议，并提出乘后梁段凝所率主力远隔在决河以北，开封守卫空虚，唐军应连夜奔袭开封。庄宗即派李嗣源率前军于当夜进发，第六天（十月九日，923年11月19日）清晨到达开封城下后立即攻城，开封随即降唐，后梁亡。庄宗同日也到达开封，后梁末帝已于前一日自杀。

后唐灭梁后，迁都于洛京，后改称东都洛阳。以太原为北都，以唐代首都西京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西都，作为陪都。降后梁都城开封府为汴州。后梁时独立并一直与后梁作战的岐王李茂贞也向后唐称臣，被封为秦王。不久又放弃割据，凤翔（今属陕西）成为后唐的直接统治区。

但后梁的荆南（江陵府，今湖北江陵）节度使高季昌，虽也归附后唐，并为避唐讳改名高季兴，受封为南平王，但实际上却是割据一方。

后唐灭后梁，原先臣附于后梁的楚、吴越、南汉、闽诸国，转而臣附后唐，但前蜀和吴拒不称臣。后唐庄宗遂决定对前蜀和吴用兵。同光三年（925）九月，后唐以郭崇韬统兵6万讨伐前蜀，同年十一月灭前蜀。达到后唐全盛时期，统治有今河南、山东、山西三省，四川、重庆、河北、陕西等省市的大部，甘肃、宁夏、湖北、江苏、安徽等省的一部分。

由于后唐庄宗宠信伶官，平蜀主帅郭崇韬被谋害，在首都洛阳又诛杀郭崇韬党羽，致使文臣武将惊恐不安，故消灭前蜀以后无力南下攻吴。不久，后唐国势动乱。次年春，河北戍兵首先起兵，焚掠贝州（今河北南宫东南），占领邺都，河朔州县相继叛乱。名将李嗣源奉命征讨，但为部属劫持，河北相继归附李嗣源。庄宗亲自率军讨伐李嗣源，李嗣源进而占领汴州。四月，庄宗所率诸军离散，只得退回洛阳，亲军继又叛乱，煊赫一时的后唐庄宗中箭身亡。李嗣源到洛阳登位，是为后唐明宗。

后唐灭前蜀后，原前蜀统治区逐渐为后唐西川（治成都府，今四川成都）节度使孟知祥控制，明宗封孟知祥为蜀王。荆南高氏虽曾反唐，但随后即表示臣附，明宗也承认其割据如故。明宗虽对南方诸国大体采取和好相处的方针，但对直接统治的华北地区则加强皇权统治。

盘踞定州已近十年的节度使王都，名义上虽然臣附于后唐，但实际上是割据一方。明宗即位后略加制裁，王都即向契丹求援并准备与河北诸镇联合抗拒，以图重演唐代末年藩镇世袭割据状态。天成三年（928）五月，明宗命将征讨，首先攻占定州西关，继又大败王都与契丹联军于曲阳（今属河北）城南。七月，又大破契丹援军于唐河（今大清河上游之一）北，追击至易州（今易县），契丹军遂退走。次年正月，后唐攻克定州，制止了王都的分裂割据，加强了皇权。由于明宗时期局势稳定，很少发生战争，生产得到一定的恢复，连年丰收，加上明宗统治比较清明，是五代有名的“小康”时期。长兴四年（933）十一月明宗死，子李从厚即位，养子李从珂又起兵逐李从厚，登上皇位，是为后唐末帝。

晋、汉更迭后唐自明宗死后，内乱迭起，末帝虽夺得帝位，但藩镇强横，财政困难，国势日危。末帝想削弱和消除最强大的藩镇、明宗女婿、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于清泰三年（936）五月，改任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移镇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石敬瑭即起兵反唐，并向契丹求援，遣使奉表称臣，尊耶律德光为父皇帝，并割让幽、云十六州。同年（契丹天显十一年）八月，契丹帝率军南下。九月，后唐军主力为石敬瑭与契丹联军所败，被围困于太原城西南的晋安寨。十月，契丹帝封石敬瑭为晋王。十一月十二日（11月28日），又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建元天福，以太原为都城，是为后晋高祖。此后，契丹帝又制止石敬瑭称臣，而令其自称“儿皇帝”。

闰十一月上旬末，被围在晋安寨近三个月始终不降的唐军主帅张敬达为副帅杨光远所杀，杨光远率5万多唐军降晋，晋军随即南下攻唐，再败唐军于团柏（今山西太谷西南），直奔唐京洛阳，同月二十六日（937年1月11日），后唐末帝于后晋兵临城下之际**而死。石敬瑭于当日晚进入洛阳，后唐亡。

后晋于天福三年（938）十月，迁首都于汴州，升为东京开封府，以洛阳为西京，作为陪都。

后晋建立后，叛乱相继，石敬瑭对于藩镇，只要不叛乱，即使对后晋抗命也一律采取安抚政策。后晋大部分文武官员对石敬瑭向契丹帝称臣称儿，大为不满，成德军（镇州）节度使安重荣尤耻于臣属契丹，契丹使臣过境必遭谩骂，甚至被暗杀，还上表诋斥石敬瑭当儿皇帝。天福六年（941）十一月，安重荣得知南部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于襄州（今湖北襄樊市襄阳区）起兵反晋，也于十二月反晋，但都先后兵败身亡。

次年六月石敬瑭死，侄石重贵即位，是为少帝（出帝）。少帝耻于向契丹帝称臣，导致契丹军于后晋开运元年（944）春、冬两次大规模南侵，都由于后晋军民的抗击，契丹军战败后退兵。

后晋两次大败契丹军，少帝因而产生轻敌思想，信任亲贵，罢免重臣桑维翰的宰相职务，稍有好转的朝政重又坏乱。后晋与契丹多次作战，虽然取胜，但损失也很大，在没有作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轻信冯玉、李崧、杜威、李守贞等的建议，竟于开运三年十月，命杜威、李守贞统军北伐，以图收复被石敬瑭割给契丹的幽州地区。契丹军乘机再次南下，与晋军相持于恒州（镇州）城南滹沱河两岸。契丹军袭击晋军粮道，致使晋军粮尽援绝，契丹帝伪许晋军统帅杜威充当傀儡皇帝，诱降杜威后契丹军长驱南下。十二月十七日（947年1月11日）清晨，契丹军前锋攻入开封，后晋少帝自杀未果后投降，后晋亡。次年正月元旦，契丹帝进入开封城，降封少帝为负义侯，少帝及家属等被押赴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安置，后移建州（今辽宁朝阳西南），少帝死于辽应历十四年（宋乾德二年，964）。

契丹天会十年二月初一（947年2月24日），契丹帝耶律德光以汉族仪式接受群臣朝贺，并改国号为辽，改元大同。升镇州（恒州）为中京，此前已降东京开封府为汴州。

契丹军占领开封后，放纵其军“打草谷”，大肆劫掠，黄河南北各地人民纷纷起兵反抗。三月，耶律德光率军北归，任命外戚萧翰为宣武军（汴州）节度使以镇抚中原。四月，耶律德光于北归途中在栾城（今栾城北）境内病死，后谥为辽太宗。五月，萧翰得知刘知远已统兵南下，急于想脱身北归，遂矫诏立后唐明宗幼子李从益为帝后匆匆北上。

当后晋与辽（契丹）争战之际，后晋北平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意存观望，同时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步、骑达5万人，成为后晋最强大的藩镇。契丹攻后晋，刘知远并不出兵抗击。相反，当契丹灭后晋以后，还向契丹帝进表祝贺。

耶律德光改国号契丹为辽。不久，二月二十八日（947年3月25日），刘知远即帝位于晋阳（今太原），未改后晋国号，采用后晋的天福年号，以当年为天福十二年。

耶律德光病死于北返途中以后，五月中旬，刘知远率军南出阴地关（今山西灵石南关），经晋州（今临汾）、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直奔洛阳，各地纷纷迎降。六月初到达洛阳，并准备前往汴州，首先密令处死李从益，中旬初到达汴州。十五日（7月5日），刘知远改国号为汉，次年改元乾祐，史称后汉，是为后汉高祖。并改汴州为东京开封府作为都城，洛阳为西京，作为陪都。各地纷纷杀死或驱逐辽官后降汉，后晋邺都留守杜重威降辽后，仍任邺都留守，后汉建立后仍拥重兵据守邺都，并抗拒改任宋州（今河南商丘南）节度使之命。后汉派高行周率军前往镇压。九月，刘知远又亲往督战。十一月，杜重威出降，后汉终于统一北方。统治地区包括今山东、河南二省，山西、陕西二省大部，以及河北、宁夏、湖北、安徽、江苏等省的一部分。

后汉乾祐元年（948）正月下旬，登上皇帝宝座不满一年的后汉皇帝刘知远病死，子刘承祐即位，是为隐帝。河中（今山西永济西）李守贞、永兴（今陕西西安）赵思绾、凤翔（今属陕西）王景崇，相继叛乱。后汉派郭威任统帅，节制西征诸军，次年秋、冬，三镇先后平定。后汉隐帝更加骄纵，宠任外戚、伶官，听信谗言，于乾祐三年（950）十一月，杀害开国功臣杨邠，以及大臣史弘肇、王章，并遣密使前往邺都，准备杀害枢密使、邺都留守郭威，杨邠、郭威、史弘肇都是顾命大臣，受遗诏辅佐隐帝，威望很高，却无辜遭杀害或将被杀害，引起朝野不满，当郭威得知消息后，随即以清君侧为名，发兵南下，各地纷纷迎降，隐帝亲自督军阻击郭威于开封北郊，又为郭威所败，后汉军纷纷投降，隐帝在逃跑中为乱军所杀。郭威进入开封后，请后汉李太后临朝听政，并议立后汉高祖侄刘赟为帝，作为代汉的阶梯。

后周兴亡乾祐三年（950）十一月，辽军攻陷内丘、饶阳（今皆属河北），郭威奉命率军北上抗辽，到达澶州（今河南濮阳）时发生兵变，将士撕黄旗被在郭威身上，被拥立为帝。郭威即率军回到首都开封，次年正月五日（951年2月13日），郭威登上皇帝宝座，国号周，建元广顺，史称后周，是为后周太祖。仍以东京开封为都城，以西京洛阳为陪都。

正等着当皇帝的刘赟随后被杀死于宋州。后汉高祖之弟、刘赟之父、河东节度使刘崇，随即于同月建北汉于太原，依附于辽朝。

后周建国后，首先罢去唐代末年以来的所谓“斗余”、“秤耗”，以及各地进奉朝廷的“羡余”物，并除去苛刑峻法，还罢除以三司军将担任各藩镇的都押牙、孔目官、内知客等官，免除各地贡奉的珍美食物及珍宝等，一改唐末以来的不少积弊，政治上逐渐走向清明。

北汉建立后，以辽军为援，进攻后周边境晋州近两月，后周援军进至晋州以南的蒙坑（今山西曲沃北），辽军久征思归，闻讯后首先烧营夜遁。后周援军进入晋州后，追击北汉军至霍邑（今霍州）。次年，后周太祖又平定泰宁军（今山东衮州）节度使慕容彦超的叛乱，后周统治终于稳固。

权臣王峻身兼枢密使、宰相，并强求兼领重镇青州（今属山东）节度使，专横跋扈，傲视太祖，广顺三年（953）春终于被贬死。同年冬，郭威病，又杀掌握军权的权臣王殷。显德元年（954）正月，太祖死，养子柴荣即位，是为世宗。

北汉主刘崇认为后周太祖新死，是攻灭后周的最好时机，又请援兵于辽，辽汉联军南下进逼潞州，后周世宗率军前往抵御，两军相遇于高平（今属山西）南的巴公，后周先败后胜。

高平战役后，世宗果断处死临阵率军先逃的大将樊爱能、何徽等，整肃军纪，一改唐末以来对骄将惰卒的姑息政策，士气大振。后周军又乘胜北攻太原，后因阴雨连绵，疫病流行，退兵南归。世宗随即淘汰老弱，招募勇士，亲自阅试，精选士卒。从此，后周兵强马壮，战斗力大增，世宗遂决心削平割据，统一全国，采纳王朴建议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

次年秋冬，后周派王景、向训率军攻取秦、凤地区，黄花谷（今陕西凤县北）之战，后蜀军大败，秦（今甘肃秦安北）、阶（今武都东）、成（今成县）三州降周，后周又攻克凤州（今陕西凤县），华北地区终告统一。后周在秦、凤战役尚未结束的十一月初，即派李穀、王彦超率军进攻南唐，后周军渡淮进攻寿州（今安徽寿县）。显德三年（956）春，世宗亲征南唐，南唐将刘彦贞北援寿州，为后周将李重进部击败。后周将赵匡胤攻占滁州（今属安徽），韩令坤袭取扬州、进占泰州（今皆属江苏）。后周军别部又攻占光州（今河南潢川）、舒州（今安徽潜山），南唐蕲州（今湖北蕲春西北）降后周，后周军又大败南唐援军2万于**（今属江苏）。然而，唐将刘仁赡坚守寿州达半年之久，后周军久攻不下，世宗只得暂回开封，同时从扬州、滁州撤军，集中兵力进攻寿州，直至次年三月，在再次大败南唐援军于寿州城南的紫金山后，寿州守将乘主将刘仁赡病重之际，向后周投降。显德五年（958）春，后周军再度攻占扬、滁等州，主力直抵长江北岸。同年三月，终于迫使南唐称臣，划江为界，江北14州、60县遂归后周。

世宗数次亲征南唐，辽军乘机侵扰，世宗即命张永德率军备边，并准备攻辽以取燕京地区。同年十月，以高防为西南面水陆制置使，作伐蜀的准备，制造攻蜀的假象。次年春，世宗以巡幸沧州（今属河北）为名，掩护攻辽的真实意图。四月中旬到达沧州，当日即率军向辽境进发，至五月初一，半月之内辽的宁州（今青县）、莫州（今任丘北）、瀛州（今河间）、益津关（今霸州）、瓦桥关（今雄县）守将官吏，纷纷投降，后周未经战斗，占领关南地区（宋代对上述地区的习称）。

辽穆宗得知后周世宗亲自率军攻辽，一面任命南京留守萧思温为兵马都总管，进行还击；并令北汉军侵扰后周边境，以分后周兵力；穆宗随即亲往南京督战，一场后周与辽的大战即将爆发。

后周军于五月初二日又进据固安（今属河北），当天，世宗生病。第三天，后周又攻占易州（今河北易县）。形势十分有利，但世宗病情不见好转，数日后世宗对新占领地区进行防御部署后返回开封。当辽穆宗赶到南京时，已是五月中旬，见后周牢固地占领了关南地区，且已作好防御准备，也就放弃了攻取关南地区的企图。

周世宗回到开封后，病情仍不见好转，于是一面封7岁的儿子柴宗训为梁王，同时部分地调整宰辅及禁军统帅，进行传位的准备。六月中旬，世宗病死，子宗训即位，是为恭帝。显德七年（960）正月初，赵匡胤发动兵变，夺取政权，建立宋皇朝，结束了五代时期。

宋降封后周恭帝为郑王，后出居房州（今湖北房县），开宝六年（973）。

第二节 十国割据

当公元907年后梁政权取代唐朝后，各地的割据势力，不少与后梁及以后的中原皇朝公开抗衡，其余的虽然表示臣附，但实际上也是割据一方，保境自立，不受中原皇朝的控制，与称帝的割据势力并无实质性的区别。这两种形式的割据政权，前后共有十多个，其中统治时间较长的有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北汉，作为这一时期地方割据政权的代表，称为十国，并与统治中原地区的五个小皇朝，连称为五代十国，是唐、宋两大皇朝之间的分裂割据时代。十国中北汉在北方，其余都在南方，闽、楚灭亡后，还出现了泉南（漳）、湖南两个割据政权，这是闽、楚的某种延续。十国中除前蜀、吴、楚、闽灭亡于五代外，其余都为宋朝所灭。前蜀、后蜀十国中最早称帝的是前蜀的创建者王建，当唐天祐四年（907）三月，后梁建立时，蜀王王建曾想与淮南杨渥联合岐王李茂贞、晋王李克用，会兵讨伐后梁以兴复唐朝，在得不到响应的情况下，王建于同年九月二十五日（11月3日）即帝位，次年建元武成，建都成都，国号大蜀，史称前蜀，是为前蜀高祖。据有今四川、重庆大部及陕南、甘南、鄂西部分地区。

王建宠信养子与家臣，尤其宠信家臣唐道袭，任之为内枢密使。养子王宗佶在前蜀建立前建功最多，王建称帝，王宗佶以中书令任首相，恃功骄横，王建听信唐道袭的谗言，王宗佶于武成元年二月被罢相，三月被杀害。唐道袭又与太子王元膺产生矛盾，遂一度出任节度使，回朝后与太子的矛盾更趋尖锐，永平三年（913）七月，太子在被唐道袭诬告谋乱的情况下杀死唐道袭，但太子也败死。十月，王建又立幼子王宗衍为太子。通正元年（9）二月，前蜀改国号为汉。光天元年（918）正月，又恢复国号为蜀。六月，王建因想改立太子而被太子母徐妃指使宦官毒死。太子王宗衍即位，改单名衍，是为前蜀后主。后主尤为荒淫，饮酒作乐，吟诗作词，游猎巡幸，不理朝政，政事由宦官宋光嗣等专决。

咸康元年（后唐同光三年，925）九月，后主大举巡游青城山（今灌县西南）以及其他名山。十月初，又拒绝群臣谏阻，带兵数万北上，千里游幸秦州（今甘肃天水）。这时后唐已于九月决定出兵攻蜀，后主到达汉州（今四川广汉）时，蜀凤州（今陕西凤县西北）守臣报告唐军南下攻蜀的消息，后主以为是劝阻他出游而不以为意，也不作任何防守措施，仍然吟诗作乐继续北上游幸。当中旬末后主到达利州（今广元）时，北部边境的凤州等已经降后唐，败兵逃到利州，后主这才派兵迎敌，然而后唐军早已攻占兴州（今陕西略阳）、成州（今甘肃成县）。三泉（今陕西宁强西北）之战，前蜀军大败，后主闻讯后逃回成都，前蜀各地守将纷纷降后唐。随后逃回成都的后蜀宰相王宗弼，于十一月中旬收禁后主，并自称权西川兵马留后。同月二十七日（12月15日），前蜀后主王衍正式降后唐，后唐得64州249县。次年正月，前蜀君臣数千人被押赴后唐都城洛阳（今属河南）。不久，后唐局势大乱。三月，王衍等到达长安（今陕西西安）秦川驿，被后唐庄宗下诏杀死全家。

后蜀建立者孟知祥，龙冈（今河北邢台西南）人，唐末任太原卫指挥使，为晋王李克用选任为亲卫军使。晋王李存勗时任中门使，后推荐郭崇韬继任为中门使，孟知祥改任马步军都虞候。后唐建立，任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尹、北京留守。后唐枢密使、征蜀统帅郭崇韬感激孟知祥前此推荐之恩，在出师前即向庄宗推荐孟知祥在灭蜀以后出任西川（成都）节度使。天成元年（926）正月中，孟知祥到达成都。四月，庄宗死于内乱，明宗即位后，孟知祥就有割据想法，东川（梓州，今四川三台）节度使董璋也有割据意图。长兴元年（930）八月，董璋首先起兵反唐，孟知祥随即与董璋联合抗唐，以保全割据政局。后唐派石敬瑭、夏鲁奇为帅，率军进攻东川，并企图离间孟知祥与董璋的关系，以便逐个击破。西川军于十二月将后唐主力击败于剑州（今剑阁），石敬瑭只得退守新攻占的剑门（剑阁北）。次年正月，西川军又攻占遂州（今遂宁），后唐军副帅夏鲁奇兵败自杀。石敬瑭再攻剑州失利，加上粮运不继，遂于二月退兵。

长兴三年（932）四月，东川节度使董璋企图攻灭西川，发兵攻占汉州（今广汉），孟知祥率军前往抗击，董璋大败后逃归梓州，为部将所杀，东川军纷纷投降，孟知祥遂兼并东川地区，次年二月受后唐明宗封为蜀王。

后唐应顺元年闰正月二十七日（934年3月日），孟知祥称帝，四月改元明德，也以成都为首都，国号也称蜀，史称后蜀，是为后蜀高祖。不久，后唐的山南西道（兴元府，今陕西汉中）、武定军（洋州，今洋县）两镇节度使先后降蜀。

明德元年七月，孟知祥病死，子孟昶即位，是为后主。赵季良、李仁罕等执政，尤以李仁罕恃功骄横，虽然不久即被杀，但其甥张业继续擅权，尤为不法，执政长达十余年，终于也被处死，旧臣王处回、赵廷隐又相继被解职致仕。

广政十年（947）正月，契丹帝耶律德光已灭后晋进入开封（今属河南），各地纷纷抗击契丹。原后晋的雄武军（秦州，今甘肃天水东）节度使何重建杀契丹使者，以秦、成（今成县）、阶（今武都东）三州降于后蜀，四月，凤州（今陕西凤县东）亦归后蜀，后蜀遂拥前蜀全部疆域，达到全盛时期，但为时不长。广政十八年（后周显德二年，955），秦、凤、阶、成四州又为后周攻占。

前蜀、后蜀虽曾多次北上争夺关中，但境内很少发生战事，人民得到休养生息，中原地区的士人为避战乱而来的也不少，成为五代时期社会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但是君臣奢侈糜费，政平军弱，仅能保境自立。吴、南唐吴国创立者杨行密（852—905），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家世业农，早年曾为盗，后应募从军，不久即起兵叛唐，攻占庐州，后转战于扬州（今属江苏）、庐州、宣州（今属安徽）等地，大顺元年（890）三月，被唐任命为宁**（宣州）节度使。景福元年（892）三月，消灭孙儒后重占扬州，八月，改任淮南（扬州）节度使。乾宁四年（897）冬，击退朱全忠的进攻，成为唐末主要割据者之一。

天复二年（902）三月，在凤翔（今属陕西）的唐昭宗封杨行密为吴王。

次年，杨行密派李神福进围鄂州（今湖北武汉），并在多次击退朱全忠的援军后，于天祐二年（905）二月，攻占鄂州。十一月，杨行密死，长子杨渥继任淮南节度使，受封为弘农郡王。不久，江州（今江西九江）降附，又攻占洪州（今江西南昌）。杨渥因而更加骄奢淫逸，拒谏专断。后梁建立后，吴王仍用唐天祐年号，与后梁抗衡。天祐五年五月，杨渥被部将徐温等杀死，拥立其弟杨隆演。七月，杨隆演继任淮南节度使、弘农王，大权为左、右牙都指挥使徐温掌握。次年六月，盘踞抚州（今属江西）的危全讽进攻洪州，为周本所击败，淮南军乘胜攻占袁州（今宜春）、吉州（今吉安）、饶州（今波阳）、信州（今上饶）等地，疆域达到最盛时期，据有今江西省，以及江苏、安徽、湖北的一部分。

徐温父子控制朝政，徐温出镇润州（今江苏镇江），后移昇州（今南京），留子徐知训在扬州执掌朝政。徐知训骄纵无礼，时常凌辱杨隆演，为副都统朱瑾所杀，徐温又以养子徐知诰继续执掌朝政。

天祐十六年（后梁贞明五年）四月初一（919年5月3日），杨隆演被拥立为吴国王，建元武义，以江都（扬州）为首府，徐温为大丞相，徐知诰为参政事兼知内外诸军事。同年，与吴越议和，从此休兵息民，生产逐渐得到恢复与发展，成为五代时期少数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

武义二年（920）五月，吴主杨隆演死。六月，弟杨溥即位。吴顺义七年（后唐天成二年）十一月初三日（927年11月29日）吴主杨溥称帝，是为睿帝，改元乾贞。其时徐温新死，吴国实权掌握在都督内外诸军事徐知诰（后单名诰）之手。次年，荆南南平王高季兴称臣，受吴封为秦王。

吴天祚三年（后晋天福二年，937）十月，吴帝杨溥被迫禅位于齐王徐诰，吴亡。齐帝尊杨溥为让皇帝，次年五月被幽禁于润州（今镇江）丹阳宫，十一月遇害。

南唐建立者徐诰，吴天祚三年十月初五日（937年11月10日）称帝，国号为齐，建无昇元，建都金陵（后改为江宁，今南京）。

昇元三年（939）二月初七日（2月28日），徐诰复其本姓李，改名昇，并附会自己为唐朝宗室之后，改国号为唐，年号未改，史称南唐，是为南唐烈祖，史称前主。昇元七年（943）二月，南唐前主死，子李璟即位，是为元宗，史称中主。三月，改元保大。七月，南汉张遇贤起义军在循州（今广东龙川西）为南汉官军击败后，北上进入南唐境内，人民纷纷响应，起义军发展至十多万，直奔南唐西南重镇虔州（今江西赣州），“攻陷诸县，再败州兵，城门昼闭”①。百胜军（虔州）“节度使贾浩（一作贾匡浩）闭门登陴不敢出”。张遇贤退回南汉境内循州（今广东龙川西）北的白云洞②，遣将北上南唐境内攻城略地。十月，南唐从洪州派严恩率所部南下镇压，多次打败起义军，又伐木开道越境，出奇兵于白云洞后，张遇贤为叛徒李台所执，副帅黄伯雄、谋士僧景全等同时被执，后都就义于金陵，五代十国时期最大的农民起义最后失败。

保大三年（闽天德三年，945），闽国内乱，南唐乘机攻闽。八月，南唐军攻克建州（今福建建瓯），闽主王延政投降，闽国各地相继降南唐，唯有福州据守。次年秋，南唐军攻福州，福州守将向吴越称臣求援。保大五年三月，南唐军大败，福州遂归吴越。留从效乘机割据泉州、南州（即漳州），表面上仍臣附于南唐。

①《资治通鉴》卷283，后晋天福八年七月。

②陆游：《南唐书》卷5《边镐传》；王象之：《舆地纪胜》卷91《循州·景物》下。

保大六年，楚国内乱，马希萼杀楚王马希广自立，称臣于南唐，不久马希萼又为其弟马希崇所废。保大七年十月，南唐出兵灭楚，除南部数州为南汉乘机占有外，楚地全归南唐，南唐疆土达到全盛时期，据有今江西全省，以及安徽、江苏、福建、湖北和湖南大部或部分地区。但次年十月，楚旧将刘言击败唐军，占有楚国故地。

保大十三年（后周显德二年，955）冬，后周进攻南唐，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后周与南唐之战。交泰元年（后周显德五年）三月，南唐终于战败降附于后周并割让江北地区，去帝号改称国主，对后周使用后周年号，对国内可能仍用南唐交泰年号。南唐中主以江北即是后周，决定以洪州为南都南昌（今属江西）府，并准备迁都南昌。宋朝建立后又改国名为江南。

南唐继承吴国，继续执行保境息民政策，中后期虽出兵闽、楚，又和后周作战，但境内比较安定，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是五代时期少有的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地区。南唐前主李昇时期政治比较清明，所建庐山白鹿洞书院，成为后代著名的书院，中主李昇政治上虽昏庸无能，却是著名词人。

吴越、闽、泉漳吴越的创立者钱镠，唐末为杭州（今属浙江）刺史董昌的部将，乾宁二年（895）二月，董昌以威海军节度使据越州（今绍兴）称帝，国号罗平。六月，唐以钱镠为彭城郡王、浙东招讨使讨伐董昌。次年五月，董昌兵败被俘后自杀，钱镠遂据有两浙，大致相当于今浙江省及上海市（除崇明等岛）、江苏省苏州地区。天复二年（902）进封越王，天祐元年（904）改封吴王。后梁建立后，钱镠称臣，于当年受封为吴越王。次年，境内使用自己的天宝等年号。

后梁龙德三年二月丁卯（923年3月12日），钱镠受后梁封为吴越国王，正式建国。用皇帝仪卫，王府称朝廷，设丞相等官职，以杭州为首府。

宝正七年（后唐长兴三年，932）三月，钱镠死，子钱元瓘嗣位，遵遗命去国仪，自列为后唐藩镇，从此改用中原王朝年号，被后唐任为节度使，累封吴王、吴越王。后晋天福二年（937）受封为吴越国王，重设丞相等。此后新王嗣位，照例名义上自降为节度使列为藩镇，随即受封为吴越国王。天福六年，钱元瓘死，子钱弘佐嗣位。后晋开运三年（946）十月，闽国内乱。南唐侵闽，吴越出兵援闽，与南唐战于福州。次年三月，大败唐军，遂据有福州地区。六月，钱弘佐死，弟弘倧嗣位。同年十二月，内牙统军使胡进思因干预政事受谴责，遂发动兵变，囚禁国王钱弘倧。后汉乾祐元年（948）正月，迎立其弟弘俶。

后周显德三年（956），后周世宗进攻南唐，吴越奉命夹击南唐，曾一度攻占常州（今属江苏）等地，但胜负相当，无大进展。显德五年，南唐向后周称臣议和，吴越也退兵休战。

吴越也采取保境安民政策，对中原王朝以及攻占开封时期的辽朝，一律称臣。初期对内虽亦曾使用过吴越国的年号，但并不与中原王朝对抗，对邻国的战争也都是适可而止，是五代十国中最为安定的地区之一，辖区内有富饶的太湖平原的大部和宁绍平原，又注意兴修水利，农业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手工业与对外贸易也获得较大的发展。

闽国早期创立者王潮、王审知兄弟，固始（今属河南）人，唐末任固始县佐，寿州（今属安徽）王绪、刘行全起义，攻占固始，王潮、王审知兄弟参加起义。王绪起义军为秦宗权击败后转而南下，经江西进入福建，攻占漳浦（今属福建）。王绪猜忌部将，刘行全被杀，诸将恐惧，军行至南安（今泉州西北），王潮等发动兵变，王潮遂被推为首领。

第三节 契丹的崛起

建国前的契丹族

契丹族是我国北方古老的民族，关于族源，传说“有男子乘白马浮土河（今内蒙古老哈河）而下，复有一妇人乘小车驾灰色之牛，浮潢河（今西拉木伦河）而下，遇于木叶之山，顾合流之水，与为夫妇，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各居分地，号八部落”①。主要活动在上述两河流域。

“契丹”之名文献记载最早见于《魏书·契丹传》，契丹族与相邻的库莫奚（奚族）同从鲜卑族宇文部中分离出来。北魏太祖拓跋珪在登国三年（388）征讨库莫奚族的同时或稍后，契丹族也受到打击，遂和库莫奚族分别活动。契丹族分为悉万丹、何大何、伏弗郁、羽陵、日连、匹黎尔、吐六于、羽真侯等部八个部落，史称古八部，过着游牧生活，各部落与北魏建立朝贡关系。

契丹族日益兴盛，并向南发展。北齐文宣帝高洋于天保四年（553）亲率大军攻击南下的契丹部落，俘获10余万人、数十万头牲畜。契丹部族损失惨重，后又受到突厥的侵扰，因而“部落离散，非复古八部矣”②。隋初又分别臣附于隋朝与突厥，逐渐得到恢复，游牧于辽西地区，诸部落平时各自“逐寒暑，随水草畜牧。

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有时还“诸部相攻击，久不止”①，说明当时还没有建立部落联盟，只是在对外作战期间才统一行动。大业元年（605），契丹族南下营州（今辽宁朝阳）地区时，又遭到在隋将主使下突厥的袭击，4万人被俘，再次受到重创。

面对新的严峻形势，以大贺氏为首的部落联盟，重新划分为达稽、纥便、独活、芬问（一作芬阿）、突便、芮奚、坠斤、伏等新的八个部落，史称大贺氏八部。初期的联盟首领权力还不大，主要权力集中在部落联盟会议，“若有征发，诸部皆需议合，不得独举。猎则别部，战则同行”②。唐初向唐朝朝贡，贞观十九年（645），契丹族首领窟哥受封为左武卫将军。贞观二十二年，契丹诸部归附唐朝，唐设松漠都督府（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南），契丹部落联盟首领窟哥被任为左领军将军兼都督，封毋极县男③，赐姓李，下设九州，一部一州，其中伏部分为二州，各部落酋长任刺史。万岁通天元年（696），大贺氏部落联盟首领李尽忠反唐，自称无上可汗，这是历史文献首次记载契丹族首领称为可汗。

唐中叶，契丹族内乱，开元十八年（730），大贺氏最后一位部落联盟首领李邵固被部属可突于所杀，大贺氏时期结束，契丹族的原始社会也逐渐解体。

①叶隆礼：《契丹国志》卷首《契丹国初兴本末》。木叶山当在今内蒙古开鲁西南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会合处附近。

②《辽史》卷32《营卫志》中《部族》上。

①《隋书》卷84《契丹传》。

②《旧唐书》卷199下《契丹传》。

③新旧《唐书·契丹传》皆作“无极县男”，按《唐会要》卷71《州县改置》下，“毋极县，万岁通天元年改为无极县”。《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作：“万岁通天二年改毋字为无。”即毋极县改为无极县在公元696年或697年。所以，公元648年受封时应为毋极县男。

可突于立遥辇氏的首领屈列为洼可汗，契丹族已重新划分为但利皆、乙室活、实（一作室）活、纳尾、频没、纳（一作内）会鸡、集解、奚嗢等八个部落，史称遥辇氏前八部。

洼可汗是遥辇氏部落联盟的第一任首领，但统治还不稳固，开元二十二年，洼可汗与可突于同时被杀。其后不久，辽的始祖雅里拥立遥辇氏迪辇祖里为阻午可汗，天宝四载（745）初降唐，唐赐姓名李怀节（一作秀），封崇顺王，任松漠都督，其后由于安禄山的挑衅而反唐，依附回纥。当时契丹部落衰败，雅里协助阻午可汗将契丹族的主体部分重新划分为迭剌、乙室、品、楮特、乌隗、涅剌、突吕不、突举（亦作突规、谛居）等八部，史称遥辇氏后八部。会昌二年（842），唐破回纥，契丹重又归附唐朝。

契丹旧制，部落联盟首领可汗及八部酋长夷离堇（也称大人，后称大王），每三年推选一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契丹社会逐渐进入奴隶制社会，这种三年一代的旧制也逐渐遭到破坏。

辽（契丹）朝的建立唐末国势衰微，契丹族日益强盛，自选剌部夷离堇、辽的始祖耶律雅里拥立遥辇氏阻午可汗以后，掌握了遥辇氏部落联盟的大权，迭剌部也成为遥辇氏后八部中最强大的部落。其子孙不仅相继担任本部夷离堇，也一直掌握着遥辇氏部落联盟的大权。天复元年（901），遥辇氏最后一任可汗痕德堇可汗开始当政时，耶律阿保机也担任迭剌部夷离堇。他在此之前已经屡立战功，当年又连破室韦、奚诸部，随后又被任为总理军政事务的大迭烈府（部）夷离堇。次年攻掠河东、代北，第三年讨伐女真，又劫掠河东、蓟北，契丹日益强大，阿保机也升任为最高官职于越，总知军国事，成为遥辇氏痕德堇可汗手下的实际掌权者。此后阿保机又击败唐刘仁恭军，大破室韦，声威大震。天祐二年（905），他与唐河东节度使、割据河东并与朱全忠争夺天下的晋王李克用结盟。次年，积极进行篡位的梁王朱全忠，也派使臣与阿保机互聘，阿保机的声望日益高涨，超越了遥辇氏的痕德堇可汗。阿保机在南征北战中俘掠了大量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为奴隶，罪犯家属也常被降为奴隶，契丹的奴隶社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反映在政治制度上，部落里的许多官职早已逐渐成为某些家族的世职，接着阿保机破坏了八部酋长三年受代一次的规定而拒绝受代。天祐三年十二月，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及日益增高的声望，八部酋长会议罢免了“不任事”的遥辇氏痕德堇可汗，推选实际掌权的耶律阿保机为新可汗。天祐四年正月十三日（907年2月27日），正式举行即位仪式，从而开始了耶律氏契丹时期。同年四月，朱全忠灭唐建立后梁王朝。耶律阿保机担任契丹可汗后，继续扩展势力，逐渐建立与完善契丹的政治制度，以契丹制（国制）统治契丹及其他北方少数民族。并吸收汉族文化制度，发展农垦，建立州县，以汉制统治汉人，迅速向封建制过渡。

后梁贞明二年二月初一日（9年3月7日），契丹可汗耶律阿保机终于抛弃每三年由八部酋长推选的制度，在“总国事”耶律曷鲁率百官的推戴下，登上皇帝宝座，是为辽太祖。以部族名契丹为国号（为便于行文，通称为辽），建元神册，随后立长子耶律倍为太子，建立长子继承制。神册三年（918），修建都城，称为皇都（太宗时改称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北为皇宫，南为汉城，设有交易市场。

天赞五年（926）正月，攻灭契丹族的世仇、粟末靺鞨为主建立的渤海国，把辽的东方国界扩至今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东北至今外兴安岭。为了庆贺胜利，二月即改当年为天显元年，随即将人口300万、地“方五千里”的原渤海国，改名东丹国，作为契丹的封国，任命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史称东丹王。改原渤海国首都忽汗城（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西南）名为天福城，作为首府，建有自己的年号，官员设置仍沿用汉制（参用唐制的原渤海制），每年贡布15万匹、马千匹。

辽对燕云地区统治的确立与统治中原企图的失败唐末后梁初，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割据幽州时，契丹帝耶律阿保机已多次侵扰幽州。后梁乾化三年（913）冬，晋王李存勗攻灭刘守光并占领幽州。神册二年（917）二月，契丹接纳晋的新州（今河北涿鹿）叛将卢文进。三月，亲率大军进攻幽州，日夜围攻，自三月初至六月末，晋名将周德威始终积极防守，时值盛暑，加上连日大雨，到处积水，耶律阿保机在攻取无望的情况下北归避暑，留心腹重臣于越耶律曷鲁统军长期围困幽州，八月下旬晋名将李嗣源大败围城的辽军，耶律曷鲁只得撤围北归。

神册六年（后梁龙德元年，921）夏、秋，镇州（今河北正定）张文礼、定州（今属河北）王处直，名义上虽然降附于晋，暗中却相继求援于辽。十月，晋的新州守将王郁（王处直子）叛降于辽。耶律阿保机再次亲率大军南侵，未能攻取幽州，遂转师南下，攻占涿州（今属河北），并继续南下，在晋王李存勗亲自率军抗击下，辽军兵败北归。

天赞二年（后梁龙德三年，923）春，耶律阿保机派次子、新任天下兵马大元帅耶律德光（尧骨）率军进攻幽州。正忙于登基当皇帝的晋王李存勗，立即派名将李存审带病赶往幽州备敌。四月，在幽州攻防战斗激烈进行之际，晋王李存勗按计划在魏州（今大名东北）建立后唐。耶律德光久攻幽州不下，转师南侵，虽然攻占曲阳（今曲阳西）、北平（今完县东南）等地，但幽州仍在坚守，契丹军遂于当年五月退兵北返。

后唐于当年十月灭后梁，次年正月契丹军再次南侵幽州地区，在后唐守将李存审、援军李嗣源的抗击下被迫退兵。

契丹对幽州地区志在必得，在屡攻未得的情况下，耶律阿保机还曾以安置卢文进的名义，“恃其强盛，遣使就帝（后唐庄宗）求幽州”。随后进行的东灭渤海国，也有“契丹主（辽太祖）谋入寇（后唐），恐勃海掎其后”的因素①。

天赞五年（后唐同光四年，926）四月，后唐庄宗死于内乱，明宗李嗣源即位后派姚坤使辽。六月，耶律阿保机接见姚坤时说：“若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其后又说：“河北恐难得，得镇、定、幽亦可也。”最后说：“尔先复命，我续将马万骑到幽、镇以南，与尔家天子面为盟约，我要幽州，令汉儿把捉，更不复侵入汉界。”②契丹帝在多次军事进攻未能达到目的后，想利用后唐庄宗去世、明宗继位后形势不稳之际，以外交加军事压力达到占领幽州地区的目的。七月，耶律阿保机因病逝世。

①《资治通鉴》卷273，同光二年七月。

②《资治通鉴》卷275，天成元年七月壬申；《旧五代史》卷137《契丹传》。

契丹耶律阿保机的死，引发了以太子耶律倍为代表、倾向封建化吸收汉文化的一部分契丹贵族，与皇后述律平（月理朵）和兵马大元帅耶律德光（尧骨）为首、维护与发展奴隶制的大部分贵族之间的矛盾。耶律阿保机病死时，太子耶律倍远在东丹国首府天福城，次子耶律德光也远在铁州（今辽宁盖县东北），皇后述律平称制执政，耶律德光得讯后立即奔归，三日后耶律倍才赶到。述律太后在太祖逝世后，立即利用殉葬风俗杀死太祖亲信，“前后所杀者以百数”①，述律太后在继续执政一年多之后的十一月，按照她的意志改由次子耶律德光继承皇位的时机已经成熟，太子耶律倍不得已而顺从述律后的意志，违心地与其他大臣拥立其弟耶律德光为帝，是为辽太宗。

天显三年（后唐天成三年，928）三月，耶律德光即位还不到半年，即接纳后唐义成军节度使王都的叛降，并派契丹军前往定州（今属河北）援助王都以抗后唐。后唐将领王晏球大败契丹与王都的联军于嘉山（今定州西北），追杀至定州城门。继而又大败契丹援军于唐河（今定州城北）北，追击至易州（今易县）。

同年十一月，耶律德光亲率大军进攻后唐以报败军之耻。但是，当时最大的隐患是前皇位继承人耶律倍及其半独立的东丹国，因而当后唐为了安定内部的需要，遣使通好时，耶律德光遂与后唐通和并立即回师。

东丹王耶律倍自太祖去世后，为了减少耶律德光的猜疑，长期住在都城（上京）。但是耶律德光还是不放心，考虑到东丹国首府天福城远处东北千里之外，不易控制，遂下诏迁原天福城居民至距都城较近的东平郡，并升为南京（今辽宁辽阳），作为东丹国的新首府，耶律倍回归新首府后，耶律德光又设置卫士监视其行动。

天显五年（后唐长兴元年，930），耶律德光又立弟耶律李胡为皇太弟兼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一方面是为了讨述律太后的欢心，同时也确定了新的皇位继承人，进一步削弱耶律倍的势力，终于迫使耶律倍于同年十一月，由东丹国经海道逃往后唐，耶律德光随即设中台省于南京，以治理东丹国地区。其时后唐明宗在位，国势强盛，两国边境相安无事。天显八年（后唐长兴四年）十一月，后唐明宗逝世后，契丹即不断出兵南侵，但主要还是以俘掠人民为奴隶的“捉生”为主。

天显十一年（后唐清泰三年，936）七月，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遣使降契丹并请出兵以抗后唐。八月，耶律德光率军南下。九月，自雁门（今山西代县）抵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契丹在大败后唐军之后，于同年十一月十二日（11月28日），册立石敬瑭为晋帝，并定为“父子之邦”。从此，石敬瑭称比他小10岁的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耶律德光也要石敬瑭自称为儿皇帝。后晋除岁贡帛30万匹外，还将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瀛（今河北河间）、莫（今任丘北）、涿（今属河北）、檀（今北京密云）、顺（今顺义）、新（今河北涿鹿）、妫（今怀来东南）、儒（今北京延庆）、武（今山西神池）、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应县）、寰（今朔州东北）、朔（今属山西）、蔚（今河北蔚县西南）等州割给契丹，是为幽蓟十六州，宋代及以后习称燕云十六州。不仅耶律德光一直想占有的幽州地区，此时终于由儿皇帝石敬瑭双手奉上，而且还加奉了云州地区。

①《契丹国志》卷1《太祖纪》。

耶律德光自天显二年即位后一直延用太祖的天显年号，天显十三年十一月，在接受后晋所上的尊号及正式奉献幽蓟十六州后，即改当年为会同元年（后晋天福三年，938），并定都城皇都为上京临潢府，升幽州为南京幽都府，改原南京为东京辽阳府，合称三京。又对官制进行了部分改革与调整，允许契丹人担任汉官者与汉人通婚。

后晋高祖石敬瑭对契丹帝称臣、称子、割让幽蓟十六州之初，即遭到臣下的反对，会同五年（后晋天福七年，942）五月，石敬瑭去世，少帝即位，对契丹的态度有所变化，上表只称孙皇帝而不称臣，引起契丹帝的不满，终于引发了次年十二月开始的历时五年的灭晋之战。契丹帝多次亲征，虽攻城略地，但后晋君臣全力抗击，也曾多次击败辽军。会同九年（后晋开运三年，946）十二月初，后晋主将杜威（杜重威）在小败之后即暗中谋降，契丹帝以杜威当傀儡皇帝为诱饵，诱使杜威率20万晋军投降，辽军遂长驱南下占领后晋都城东京开封（今属河南），后晋亡。契丹帝于次年正月初一进入开封，随后发兵押送后晋少帝赴契丹，后又废东京开封府为汴州。

二月初一（947年2月24日），改契丹国号为辽，改年号为大同，升镇州（今河北正定）为中京，以赵延寿为中京留守，表明了辽太宗直接统治中原的意图。但是，原后晋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刘知远随后即帝位于太原，直接与辽对抗。辽太宗也任命耿崇美、高唐英、崔延勋分任昭义军（今山西长治）、昭德军（今河南安阳）、河阳军（今孟县南）节度使，以控扼河东。辽太宗纵兵“打草谷”进行劫掠，各地人民纷纷起兵反抗，辽太宗随即作北归的准备，任命后族萧翰为宣武军（今开封）节度使镇守中原。四月，辽太宗率部属及后晋降臣北返，并准备日后平定各地，讨伐河东。然而，同月下旬，辽太宗病死于北归途中的栾城（今属河北）。不久，原后晋地区为后汉占有，辽太宗统治中原的企图终于落空。

新旧势力的斗争与皇位更迭契丹对渤海国的占领，特别是儿皇帝石敬瑭奉献幽蓟十六州后，大大增加了契丹的封建化因素，东丹王耶律倍，尤其是耶律德光在灭后晋前后对汉文化的吸收，也促进了封建化进程，但是固有的奴隶制势力还十分强大，他们竭力维护奴隶主利益，两种势力通过争夺皇位进行着斗争。太子东丹王耶律倍的被迫避让，述律太后通过立次子耶律德光为帝斗争的胜利，反映了封建化势力的第一次失败。但是，耶律德光在继承皇位后推行南侵及逐渐封建化的政策，却遭到了述律太后的反对，辽太宗之死引起了又一场帝位之争。前太子东丹王耶律倍在出逃后唐时，王妃萧氏及子耶律阮（兀欲）仍留在东丹国，耶律阮后随耶律德光南侵，并于灭后晋后即受封为永康王，当辽太宗死于北归途中时正在军中。从征的辽军将领大多拥护辽太宗的现行政策，同时害怕述律太后在辽太宗继承皇位时诛杀异己势力做法的重演，掌握实力的北院大王耶律洼与南院大王耶律吼，反对述律太后扶立其少子李胡，定策拥立永康王耶律阮。耶律阮则考虑到辽太宗所立的皇太弟耶律李胡，以及辽太宗长子耶律璟（述律）的存在，他们都会得到以述律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支持，因而犹豫不决，即找担任宿卫的耶律安博商议。耶律安博的父亲耶律迭里，就是因为当初反对述律太后立辽太宗，坚持辽太祖所定的嫡长继承制，拥立太子、东丹王耶律倍，被述律太后杀害。耶律安博此时不仅支持并帮助耶律阮坚定继承皇位的决心，而且传播皇太弟耶律李胡已死的谣言，借以坚定北归将士拥立耶律阮的信念。他又作为耶律阮的代表与耶律洼、耶律吼商议对策。他们以辽太宗曾想立耶律阮为继承人作托辞，即于辽太宗死后的次日，拥立耶律阮即帝位于北归途中的镇州，是为辽世宗。

耶律阮之立违反了述律太后要立少子耶律李胡为帝的意志，她即派耶律李胡率军南下攻击，但为辽世宗的前锋军所打败，述律太后又亲率大军与耶律李胡军会师于潢河（今西拉木伦河）横渡的北岸，和已抵达南岸的辽世宗大军隔河对峙，一场大战即将爆发。辽世宗上书述律太后以求和平解决冲突，述律太后与惕隐耶律屋质商议对策，耶律屋质劝述律太后承认既成事实以避免互相屠杀，在和谈过程中，辽世宗质问述律太后当初耶律倍当立而改立辽太宗为帝之事，并说明自己作为耶律倍之子而当皇帝是应该的。述律太后虽然推说她扶立辽太宗为帝是辽太祖的遗旨，但与述律太后一起参与和谈的耶律屋质却指出当初立辽太宗为帝，是“太后牵于偏爱，托先帝遗命，妄授神器”，并以“礼有世嫡，不传诸弟，昔嗣圣（太宗）之立，尚以为非”①，驳斥了耶律李胡想以弟继兄为帝的意图。述律太后不得已同意辽世宗为帝，横渡和议反映了契丹族封建化的进程，长子继承制在理论上已为契丹贵族所接受并开始付诸实践。世宗随后又追谥其父耶律倍为让国皇帝，以示世宗继位的正统性。然而守旧势力仍不断企图推翻辽世宗的统治，辽世宗在镇压内部叛乱后，又遣将乃至亲自率军攻掠后汉的河北地区，这时中原政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天禄五年（后周广顺元年，951）正月，郭威取代后汉建立后周政权。同月，后汉宗室、北京留守刘崇也即帝位于太原，割据河东地区，建立北汉政权，并依附辽朝，自称侄皇帝。

天禄五年（北汉乾祐四年）九月，北汉向辽求援，辽世宗亲自率军南下，到达归化州（今河北宣化）时，祭祀其父耶律倍，宴后酒醉，为耶律察割所害，又一次皇位更迭事件摆在辽朝贵族面前。这时辽太宗长子耶律璟（述律）随行在军中，耶律屋质等又拥立耶律璟为帝，是为辽穆宗。辽穆宗即位后，北汉多次求援，辽穆宗只是派兵遣将，并不亲自出征，这是因为他忙于排斥异己，将当初拥立辽世宗及辽世宗亲信的大臣置于闲地。另一方面是镇压不断发生的谋反事件，为首的人物既有辽世宗之弟耶律娄国，也有辽太宗弟耶律李胡之子耶律宛和耶律喜隐，甚至还有辽穆宗自己的二弟耶律罨撒葛、四弟耶律敌烈。不仅发生了那么多的皇室谋反事件，加上辽穆宗游猎无度，歌舞狂饮，通宵达旦，白日睡眠，从不认真处理国事，被辽人称为“睡王”，而且喜怒无常，滥杀无辜，以致亲信近臣们也人人恐惧，辽朝因而国势中衰。当应历四年（后周显德元年，954）二月，应北汉世祖刘崇的请求，辽穆宗派大将耶律敌禄率辽军南下，企图乘后周太祖新死，后周世宗刚即位之际，辽汉联合消灭后周，但遇到的却是雄才大略的后周世宗，三月的高平之战，辽汉联军败归。应历九年（后周显德六年）初，后周世宗开始攻辽，志在夺取后晋割给辽朝的燕云地区。四月中旬，后周世宗亲率大军进入辽境，辽莫州、瀛州及益津关（今河北霸州）、瓦桥关（今雄县西南）、淤口关（今霸州东）守将，纷纷迎降，周军又攻占易州（今易县），辽南京（今北京）留守萧思温惊惶失措，南京居民纷纷逃入西山，萧思温只得要求辽穆宗亲征抵御，当辽穆宗于五月中旬末赶到南京时，后周世宗已因病回开封（今属河南），退兵前又对新占领区作好了防务安排。辽穆帝无心南下夺回被后周占领的地区，辽与后周的边界遂北移至今霸州、雄县以北的白沟河（大体相当于今海河、永定河、北拒马河）为界。

①《辽史》卷77《耶律屋质传》。

辽穆宗依然醉生梦死，甚至“昼夜酣饮者九日”①，而谋反的事件也仍不断发生，这时南边的北周已为赵宋皇朝所代替，由于宋皇朝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虽也进攻北汉，但对辽采取防御政策，辽宋处于相对平静的状态。然而，辽北方的乌古部，大、小黄室韦部又先后叛乱，经过连年征讨、损兵折将之后才得以平定。辽穆宗依然花天酒地，游猎无度，晚年甚至连饮二十日而不理朝政，经常是乘醉赏罚，甚至多次在醉后随意杀人，终于在应历十九年（969），二月，游猎至怀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一天晚上酒醉之后为近侍所杀。辽朝又面临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非正常的皇位继承。

①《辽史》卷6《穆宗纪》上。

（谢选骏指出：没有五代十国的混乱分裂，就不会有契丹的崛起——因为这是由唐朝的天可汗的“共主时代”走向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关键转折。）

【第二章 辽的发展与灭亡】

第一节 景宗中兴与初期的辽宋战争

景宗中兴

辽世宗于天禄五年（951）遇害时，其子耶律贤年仅4岁。辽穆宗耶律璟末年，耶律贤已长大成人，与韩匡嗣、女里、耶律贤适等过从甚密，对穆宗的败政，时加评论讥讽，但为了避祸，韬光养晦，等待时机。应历十九年（969）二月，穆宗遇害于怀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时任飞龙使的女里立即自怀州奔赴都城上京临潢府（今巴林左旗）耶律贤处，并调集禁兵进行保卫。曾任南京留守、参与朝政的萧思温“总汉军事”的高勋与女里，次日清晨率甲骑拥护耶律贤从上京赶至怀州，并随即继位为帝，是为辽景宗。从此，原太子东丹王耶律倍一系确立了在辽朝帝位继承中不可动摇的地位，而辽太宗一系自辽穆宗被刺后终于被排斥出帝位继承系列。

辽景宗即位后不久，即娶因定策功晋升为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的萧思温之女萧绰（燕燕）为妃，同年五月又立为皇后。萧皇后辅佐景宗中兴，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中重要的政治人物。

辽景宗承穆宗衰乱之余，励精图治，任人不疑，信赏必罚，而且更多地任用汉人为官，因而更多地吸收了汉人的统治经验。早年投靠辽朝的汉人高勋、郭袭、室昉、韩匡嗣及其子韩德让等，先后得到重用。辽景宗内任萧思温、高勋、耶律贤适，外用耶律斜轸、耶律沙、耶律休哥、韩匡嗣、韩德让，虽仍有反叛事件，但数量很少且都很快平定，与穆宗时期相比，总的来说内部稳定、政治清明、将相协和，牧业兴旺，农业丰收，辽朝开始中兴。史称：“景宗之世，人望中兴，岂其勤心庶绩而然，亦由群臣多贤，左右弼谐之力也。”①辽初对宋的战略辽从建国之日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与北宋争夺中原地区的征战。保宁十一年（宋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宋太宗出兵进攻北汉，辽景宗遣使质问，得到的回答是：“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②辽随即在派遣耶律沙、冀王耶律敌烈、耶律斜轸等率军相继南下援北汉的同时，派耶律奚底、耶律撒合率军防守南京（幽都府，今北京）。三月，耶律敌烈率先锋军在后军未到的情况，间道由白马岭（今山西盂县北）渡涧西进，为宋将郭进大败于石岭关（今沂州南）南，耶律敌烈等战死，从而切断了辽援。五月，北汉为宋所灭。六月，宋太宗乘胜率军转攻辽南京。辽增戍南京的耶律奚底、耶律撒合等率军阻击于北郊沙河，战败后撤往清河，宋军遂围辽南京。辽南京在权知南京留守事韩德让、新到的援军权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耶律学古等防守下，宋军久攻不下。七月初，耶律沙、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等大败宋军于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宋军溃败。辽乘胜以韩匡嗣为统帅，率耶律沙、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等南下。十月，为宋将刘延翰、崔翰、李汉琼所部大败于满城（今属河北）后退回。辽大同军（即云州，今山西大同市）节度使耶律善补所率西路军，在南下途中也为代州（今代县）宋将折彦赟所败，耶律善补在听到主力败于满城后也北归。

①《辽史》卷79《传论》。

②《辽史》卷9《景宗纪》下。

次年三月，宋将杨业击败辽军于雁门北（今代县北），声名大振。十月，辽景宗亲征攻宋，自南京南下，进围瓦桥关（今河北雄县），大败宋军并追击至莫州（今任丘）后退兵，辽宋边境又暂时趋于平静。

辽乾亨四年（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四五月间，辽景宗再次亲征攻宋，发生第二次满城之战，被宋将崔彦进击败后退回。同年九月，辽景宗前往云州，游猎于祥古山（今河北宣化境）时得病，在前往云州途中病死于焦山（今山西大同西北）。

第二节 圣宗盛世承天太后摄政

辽景宗病死的次日，年仅12岁的长子耶律隆绪即位，是为辽圣宗，遗诏由皇后萧绰（燕燕）摄政。次年，上尊号承天皇太后，并改元统和，又改国号为契丹，开始了长达27年的承天太后摄政时期，继承与发展景宗时开始的中兴步伐，终成盛世。

承天太后为了巩固统治地位，重用顾命大臣耶律斜轸、汉人韩德让以及室昉。韩德让以南院枢密使“总宿卫事”，与北府宰相室昉，共掌国政，尤得承天太后的信任。当时辽朝的主要敌手是始终企图夺取燕云地区的宋朝，承天太后摄政后即任命名将、北院大王、于越耶律休哥为南面行军都统，当皇叔祖南京留守耶律道隐去世后，又接任南京留守，总理边事。以南院大王耶律勃古哲总领山西诸州事，负责西南边防事务，并节制党项。任命枢密副使耶律抹只为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留守，控扼女真、高丽。同时整顿吏治，审理滞狱，减免与调整徭役负担，稳定内部。

正当辽军东讨女真取胜后，并积极准备东征高丽之际，辽宋关系也逐渐紧张。统和四年（宋雍熙三年，986）正月，宋太宗认为：“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①，决定乘机攻取燕云地区。派曹彬、崔彦进率主力为东路军，又派米信率军出雄州（今属河北）、田重进率军出飞狐（今涞原北），并派潘美和名将杨业为西路军统帅，北出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面对宋军的全面进攻，岐沟关（今新城西北）、涿州（今涿县）、固安（今属河北）、新城（今新城东南）相继失守的形势下，承天太后立即派东征女真时的统帅、宣徽使耶律阿没里（蒲领）为南征都统，作为南京留守耶律休哥的副帅。又命东京留守耶律抹只立即统军南下，征调原准备东征高丽的辽军增援南京，并决定亲赴南京督战。另一方面派名将、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为山西兵马都统，萧挞览（凛）为副帅以代替大同军节度使耶律善补，抗击宋西路军。五月，耶律休哥、耶律阿没里大败宋东路军曹彬、米信等于岐沟关。当宋东路军败退南逃时，宋西路军在连克寰州（今山西朔州东）、朔州（今属山西）、应州（今应县）、云州（今大同）之后继续东进。五月，承天太后在取得岐沟关胜利的情况下，立即派左皮室详稳萧排押统率原辽太祖、太宗所属弘义宫、永兴宫的宫卫军及皮室军等赶往山西。六月，又命耶律休哥派兵增援，而宋西路军也在宋太宗的迁徙云、朔、寰、应四州民至宋境命令之下退兵。八月，宋名将杨业因西路军统帅潘美、监军王侁争功违约，擅离设伏地陈家谷口（今宁武东北），后又望风而逃，退回宋境，杨业为耶律休哥伏兵所败，率残部百余人力战于陈家谷口，子延玉、部将王贵及残部全部阵亡，杨业受伤被俘，不食而死。

承天太后乘胜于当年十二月初率军南下，耶律休哥先败宋军于望都（今属河北），宋雄州守将刘廷让率部分军队抗击辽军于君子馆（今河间西北），虽死伤数万，将领战死或被俘，刘廷让也仅率数骑脱逃，但宋军主力退保乐寿（今献县），而且定州宋将田重进率军进入辽境，并一度攻占燕南重镇岐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

沟关（今河北新城西北），南下辽军在攻掠祁（今安国）、深（今深县南）等州后北还。

统和六年（宋端拱元年，988）十月，承天太后再次率辽军攻宋，宋定州守将李继隆、袁继忠出战耶律休哥军，胜负相当，各称战胜。此前，驸马萧勤、勇将萧挞览皆已先后中箭受伤，辽军在攻掠数州县后于次年初北返。承天太后在数次攻宋未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况下，虽不与宋议和，但对宋改以防守为主，有时派兵南扰的政策，辽宋边境相对平静的同时，自统和四年开始即接纳与宋对抗的党项族首领李继迁的降附，授予定难军（银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节度使。李继迁又向辽求婚，以求巩固依附关系。辽在与宋战争的状况下，以部族女耶律汀封义成公主出嫁李继迁，并于统和八年进封李继迁为夏国王，以支持并鼓励西夏侵扰宋西北边境。李继迁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于次年（宋淳化二年，991）七月，也向宋降附，受任为银州观察使，并受赐姓名赵保吉。辽对党项主要仍采取安抚政策，后又进封李继迁为西平王，但也加强对党项的控制，于统和十二年任命萧挞览镇抚西部边境。并一直任用耶律休哥为南京留守以对抗宋朝，耶律休哥在境内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的措施，对宋则采取和平相处的安边政策，南京地区成为辽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萧太后也不时减免税赋、徭役，对地方官采取考任制，进一步实行汉官制，改各部的令稳为节度使，又推行部分汉律，统和六年还开始科举考试，最初虽只录取一二名汉人进士，却开辟了吸收汉族地主通过科举进入仕宦的途径，又在南京设立太学以培养汉族地主进入统治集团，进一步巩固了辽的统治基础。南院枢密使汉人韩德让在辽统治集团内的地位日益提高，统和十二年北府宰相室昉致仕后，韩德让兼任北府宰相，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于统和十七年死后，韩德让再兼知北院枢密使事，不久又升任大丞相，并赐名德昌，成为辽朝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

澶渊之盟前后

当辽统和十六年（998）十二月，主张辽宋和平相处的于越、南京留守耶律休哥死后，辽改而采取经常攻扰的政策。次年（宋咸平二年，999）七月，下诏攻宋，辽军虽攻城略地，但在进攻遂城（今河北徐水西）时，由于北宋名将杨延昭（杨业之子）防守有方，久攻不下，廉良河（当在今保定北）之战也胜负相当，辽军遂退回南京。十九年十月，又以南京留守、皇弟耶律隆庆率前锋军攻宋，与宋前锋军张斌相遇于遂城北长城口，宋军先胜后败退保遂城，辽军虽南进至满城（今属河北），又因积雨泥淖而退回南京。二十年春又派北府宰相萧继先、南京统军使萧挞览攻宋，亦无多大进展。次年四月，再遣南府宰相耶律奴瓜、萧挞览攻宋，望都（今属河北）之战，宋将王继忠战败被俘，辽军也退回。

辽在多年攻扰无大进展的情况下，承天太后于统和二十二年（宋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亲征，大举南下，主力进驻望都。宋主将王超率主力于唐河（今定州北）设防，辽军攻击无功后东攻瀛州（今河间）又未下，转而回师攻占祁州（今安国），由于宋将王超不敢出战，辽军主力遂乘虚南下。宋真宗也在宰相寇準力主下，决定北上澶州（今河南濮阳）抗辽，宋各地守军都坚守城池，辽军在攻击无功后继续南下。十一月二十日攻占德清军（今清丰），二十二日抵达澶州城北，决战前辽军主将萧挞览在观察地形时为宋军伏弩射中伤重而死，辽军士气受挫。二十六日宋真宗到达澶州并渡河登上北城门楼，宋军士气大振，但宋真宗并不真想抗辽，辽承天太后亦由于后方宋军援军聚集，在攻战无必胜把握的情况下，和议遂在宋使曹利用与降辽的王继忠之间开始进行。由于宋真宗求和心切，寇準虽力主与辽决战，亦不得已主持议和。十二月，以每年输银10万两、绢20万匹给辽，宋真宗称辽承天太后为叔母为条件订立和议，澶州郡名澶渊，史称“澶渊之盟”。参与这次南下及和议的韩德昌以功受赐姓耶律，录籍皇族，改封晋王，位亲王之上，权倾朝野。

澶渊之盟开始了辽宋长达一百多年和平相处的对峙政局，辽朝不仅改变了长期对宋作战带来的财力、物力的巨大消耗，而且每年还可从宋方得到大量岁币，财政状况得到重大改善，人民也能安居乐业，生产发展，使得从景宗开始的中兴事业得到继续发展的和平环境。面对新的形势，承天太后、辽圣宗决定将统治中心适当南移，统和二十五年（1007）初，在上京之南两百多公里处营建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成为新都，辽帝的常驻地。

侵高丽、征阻卜统和二十七年（1009）十二月，当政近28年的承天太后病逝，圣宗才亲政。耶律德昌继续受到重用，并赐名隆运。二十九年（1011）三月耶律隆运死。次年十一月，改当年为开泰元年（1012），以示政局更新，并改南京幽都府为析津府。

辽圣宗继续推行重用汉人的政策，不仅在亲政之初任用刘晟（慎行）、邢抱质为南院枢密使，还在连年入侵高丽的战争中，于开泰四年（1015）五月一度任命刘晟为主帅，虽以未及时出兵而被免职。开泰六年（1017）五月还曾任命辽宋望都之战中被俘的宋将王继忠为副帅，不久也被任为南院枢密使。科举录取进士也由每次五六人扩展为数十人，扩大了吸收汉族士人加入统治集团的规模。

澶渊之盟是辽朝盛极而衰的转折点，承天太后死后辽圣宗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统和二十八年七月干预高丽内部事务，决定亲征高丽，萧敌烈当时指出：“国家连年征讨，士卒抏敝，况陛下在谅阴，年谷不登，创痍未复。”①但辽圣宗一意孤行，开始了历时十年征讨高丽之战，高丽因此遭受巨大灾难，于开泰九年（1020）臣附。但辽也劳民伤财，不断损兵折将，尤其是开泰七年十二月的茶、陀河之战，损失惨重。

辽在东征高丽的同时，又西讨阻卜部的叛乱。统和二十九年六月，为了加强对阻卜的统治，分部设置节度使统治阻卜各部，然而往往任用非才，引起阻卜人民的愤怨，开泰元年十一月，阻卜石烈部酋长阿里底杀节度使以叛，辽派耶律化哥率军进讨，虽不久阿里底即为阻卜部民擒献于辽，“而沿边诸部皆叛”，开始了历时18年的讨伐阻卜的战争。太平六年（1028）八月以后，“自是阻卜诸部皆叛，辽军与战，皆为所败”，直至八年九月阻卜虽相继降附，但其势力已不断壮大。

①《辽史》卷88《萧敌烈传》。

叛乱相继辽开泰二年（1013）后的数年间，还曾北讨乌古部及敌烈部，乌古部、敌烈部虽遭残酷镇压或被迫降附，但此后仍降叛不常。太平六年辽西讨甘州（今甘肃张掖），连攻三天不克，史称“东有茶、陀之败，西有甘州之丧”③，为辽圣宗时期的两大败仗之一。太平九年八月，原渤海国人民在大延琳率领下，反抗辽朝的苛役杂税，杀死户部使韩绍勋、副使王嘉等，据东京（今辽宁辽阳）称帝，建国号兴辽，年号天庆，不仅辽东地区大多响应，而且南、北女真部族也归附反辽，历时一年。次年八月，由于部将叛降，辽军始得占领东京，大延琳被俘，此乱才逐渐平定。辽圣宗亲政后战争连续不断，几乎与之相始终，大延琳之乱平定后不到一年即病逝。辽圣宗虽然也注意吏治，关心民生，在辽代中世诸帝中亦属明君，但末年战乱不已，国势渐衰。

③《辽史》卷17《圣宗纪》八。

第三节 走向衰亡的辽朝联夏迫宋

辽太平十一年（1031）六月辽圣宗病死的当天，太子耶律宗真即位，改元景福，是为辽兴宗。生母肃妃（耨斤）为擅权自立为皇太后，摄政，并诬陷圣宗皇后萧菩萨哥谋反，萧菩萨哥被囚禁于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次年春被害死。重熙三年（1034）五月，皇太后肃耨斤阴谋废兴宗另立次子耶律重元为帝，由于耶律重元告密而阴谋破产，皇太后被迫归政于辽兴宗，并被囚禁于庆州（今巴林左旗西北）。辽兴宗随后立耶律重元为皇太弟，不久又任命为判北南枢密院使事，这既是赏功，也是为了安抚耶律重元所代表的那部分势力，顺利地处理了这次**，但并没有能彻底解决问题。任用萧孝穆为北院枢密使、萧惠为南院枢密使，辽兴宗初期，承辽圣宗中兴余绪，还注意轻徭薄赋，澄清吏治，“时天下无事，户田蕃息”，“政赋稍平”①。对西夏仍采取安抚与支持的政策。

重熙十年（宋庆历元年，1041）十二月，乘宋、夏战事紧张之际，辽兴宗在萧惠为首的群臣支持下，虽遭萧孝穆反对，仍决定以宋修边防与攻夏为借口，派耶律重元、萧惠聚兵南京，作出攻宋的态势，并于次年初派使臣赴宋廷，索取被后周世宗攻占的关南十县。九月，宋为避免两面作战而又不愿割让土地，遂以岁增银、绢各10万匹、两为代价重订和约。不久，萧孝穆死，萧惠继任北院枢密使，成为辽兴宗的宠臣。

征夏失利

西夏对辽宋议和不满，认为辽背弃辽夏联合对宋的政策，随后支持和接纳辽西部边境部族的叛降，辽兴宗遣使责问时，夏景宗元昊态度强硬，“自称西朝，谓契丹为北边。又曰：请戢所管部落，所贵不失两朝欢好”①。重熙十三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十月，辽兴宗率军西征，以皇太弟耶律重元、萧惠分统诸军，元昊在辽军连续获胜的情况下，一面遣使请和以示弱，一面退守贺兰山，沿途清野，烧光野草，使辽军马无草可吃，当辽军马饥士疲之际发起攻击，辽军大败，辽兴宗“单骑突出，几不得脱”②。西夏在得胜后再度遣使求和，辽兴宗不得已许和。十一月退兵，并升大同军为西京大同府，任命北院宣徽使耶律马六为西京留守，以加强对西部边境的统治。辽重熙十七年（1048），西夏元昊死于内乱，未满周岁的稚子谅祚继位，外戚擅权。次年（夏延嗣宁国元年，1049）七月，辽兴宗决定乘机亲自率军攻夏，以萧惠为河南道行军都统，由于萧惠轻敌无备，为西夏击败。只有北道行军都统耶律敌鲁古所率偏师攻至贺兰山，战胜西夏军并俘获元昊妻及官僚家属。重熙十九年（夏天祐垂圣元年，1050），在两次击败西夏侵边战役之后，三月，派西南招讨使萧蒲奴统军攻夏，西夏采取避让战术，以致“萧蒲奴等入夏境，不与敌遇，纵军俘掠而还”①。一度攻至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境内，并攻破西北的摊粮城（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北）。西夏军多次战败以后，没藏太后遣使要求依旧降附。重熙二十二年（夏福圣承道元年，1053）春，辽、夏重修旧好。

①《辽史》卷87《萧孝穆传》。

①田况：《儒林公议》卷下。

②《辽史》卷109《罗衣轻传》。

耶律重元叛乱辽兴宗虽立弟耶律重元为皇太弟，并在酒后许以继承皇位。但为确保长子耶律洪基继承皇位，不仅于重熙十二年任命为知北南枢密使事，二十一年又任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参与朝政，二十四年八月辽兴宗病死，耶律洪基即位，是为辽道宗。

辽道宗即位之初，为稳住耶律重元为首的势力，不仅随即拜为皇太叔，又任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其子耶律涅鲁古后也被任为知南院枢密使事。然而非但没有满足耶律重元等人的**，反而助长了他们叛乱的气焰，以他们父子为首组成庞大的叛乱集团，原计划让耶律重元装病，诱使辽道宗探望，以谋杀夺取皇位。

清宁九年（1063）七月，辽道宗进行秋捺钵于太子山的滦河（今内蒙古宁城西南），敦睦宫使耶律良密告耶律重元父子图谋叛乱，道宗用耶律良之计，急忙召见耶律涅鲁古，并命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逮捕耶律重元父子。耶律仁先还未及出发，耶律涅鲁古已因阴谋暴露，提前发动叛乱，纠集党羽四百多人，并诱胁弩手军进攻行宫。耶律仁先等率宿卫军士数千人抵抗，叛党纷纷投降或奔逃，耶律涅鲁古又被射死，耶律重元见大势已去，逃入沙漠后自杀。

耶律乙辛擅权辽道宗吸取耶律重元叛乱的教训，及早确立合法继承人，咸雍元年（1065）正月，年仅8岁的长子耶律浚被立为太子。此前，平定耶律重元叛乱的主要功臣耶律仁先任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任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原是道宗宠臣，此时也任北院枢密使，与耶律仁先共事而权势更大，道宗“诏四方有军旅，许以便宜从事”。由是“势震中外，门下馈赂不绝”①。耶律乙辛的恃宠擅权行为，常受到耶律仁先的抑制。同年十二月，耶律仁先被排挤而出任南京留守。从此，耶律乙辛更为骄纵不法。咸雍二年（1066），又改契丹国号为辽，直至辽亡。

①《辽史》卷20《兴宗纪》三。

①《辽史》卷110《耶律乙辛传》。

大康元年（1075）六月，太子耶律浚总领朝政，从而抑制了耶律乙辛等人的不法行为。耶律乙辛及其党羽为继续控制朝政，首先诬陷太子生母、皇后萧观音与伶官通奸。十一月，皇后被赐死。太康三年，又一再诬陷太子谋反，太子也终于被废并被囚禁于上京，十一月，又被耶律乙辛派人杀害。两案均由耶律乙辛及其主要党羽、北府宰相汉人张孝杰等审实定案。两人深受辽道宗信任，道宗曾说：“先帝用仁先、化葛，以贤智也。朕有孝杰、乙辛不在仁先、化葛下，诚为得人。”①张孝杰被赐姓耶律，后再被赐名仁杰。耶律乙辛从此把持朝政，为所欲为，党羽满布朝野。昏庸无能的道宗，即位之初还算谨慎求治，“遣使分道平赋税，缮戎器，劝农桑，禁盗贼”②，复按冤狱，政治尚属清平。及至平定耶律重元叛乱，宠信耶律乙辛等奸佞，排斥忠良，拒纳忠谏，以致丧妻失子而不悟。当大康五年正月道宗进行春捺钵时，耶律乙辛奏留太子的5岁独子耶律延禧，意欲加害，斩草除根，道宗只是在萧兀纳提醒下才带皇孙随行。道宗也亲见随行官员大多舍己而追随耶律乙辛，这才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六年，耶律乙辛、张孝杰等先后被排斥出朝廷。八年，耶律乙辛被囚禁，后以叛逃被杀。

耶律乙辛擅权结束后，道宗为太子耶律浚昭雪，并注意培植皇孙耶律延禧为皇位继承人。大安七年（1091），还不满17岁的耶律延禧，即被任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总北南院枢密使事。但道宗在政治上依然昏庸无能，政事日非，史载：“帝（道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择，令各掷骰子，以采胜者官之。（耶律）俨尝得胜采，上曰：‘上相之征也。’迁知枢密院事。”③即是典型事例之一。他所宠信并被作为新帝顾命大臣的北院枢密使耶律阿思，就是一个贪赃枉法，被“讥其以金卖国”者①。再加上“诸部反侧，甲兵之用无宁岁”②，辽朝终于走向衰落。

辽的灭亡寿昌七年（1101）正月，辽道宗死，皇孙耶律延禧即位，是为辽末帝天祚皇帝。无独有偶，一年前（宋元符三年）的正月，北宋的徽宗也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真是南北辉映，相映成趣，一对昏君，分别断送了辽朝与北宋皇朝。天祚帝即位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追奉其父耶律浚为皇帝，接着即惩治耶律乙辛余党，由顾命大臣耶律阿思主持，而贪赃枉法的耶律“阿思受赂，多所宽贳”③。天祚帝继承道宗败政，贿赂公行，他自“即位，拒谏饰非，穷奢极侈，盘于游畋，信用谗谄，纪纲废弛，人情怨怒”④，叛乱相继。乾统二年（1102）十月，首先发生了萧海里劫掠乾州（今辽宁北镇南）武库器甲的暴乱，在辽军的攻击下，逃入女真部落，后为女真所杀。差不多同时或稍后，在上京还发生被称为“剧贼”的赵钟哥，攻入上京皇宫，“劫宫女、御物”，为副留守马人望等所镇压⑤。

正当辽朝在天祚帝腐朽统治下日益衰败之时，东北部的女真族正在迅速兴起。辽天庆五年正月（1115年1月），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摆脱辽的统治，即皇帝位，国号金，是为金太祖。为实现灭辽的目标，金太祖与宋联盟，筹划灭辽，先后攻占辽东京、上京、中京、西京、南京（燕京）。辽天会三年（1125）三月，天祚帝被擒，辽亡。辽灭亡前一年，辽太祖的八世孙耶律大石在叶窟里（今新疆塔城附近）称帝，号仍称辽，史称西辽。①《辽史》卷110《张孝杰传》。

②《辽史》卷21《道宗纪》一。

③《辽史》卷98《耶律俨传》。

①《辽史》卷96《耶律阿思传》。

②《辽史》卷26《道宗纪·赞》。

③《辽史》卷96《耶律阿思传》。

④《三朝北盟会编》卷21引范仲熊《北记》。

⑤《辽史》卷105《马人望传》。

（谢选骏指出：辽宋、辽夏、宋夏之间的缠斗纠葛，表面上是场三国演义，其实是为更多角色的战国格局，拉开了序幕——包括南诏……日本……吐蕃……越南。）

【第三章 宋朝的建立及与辽的对峙】

第一节 宋的建立

陈桥兵变

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早年应募从军于后汉的郭威部下，后周时屡立战功，逐渐升任禁军高级将领。后周世宗临终前为防止军事政变，免去后周太祖女婿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军职，而代之以名位较低的赵匡胤。

显德七年正月初三，传闻辽军南侵，赵匡胤奉命出征，次日清晨到达黄河南岸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南，在黄河北岸）按照预谋的计划发动兵变，史称“陈桥兵变”。当日即返回开封夺取政权，初五日（960年2月4日）正式建立宋朝，建元建隆，仍都东京开封，以洛阳为西京。真宗时以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为南京应天府，仁宗时又以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为北京，作为陪都。为区别于以后建“行在所”于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的南宋，史称建都开封的宋朝为北宋。赵匡胤是为宋太祖。

宋朝建立后，首先致力于对原后周统治区内藩镇的安抚与镇压。名位高于赵匡胤的李筠、李重进先后叛变。当年四月，昭义军（潞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李筠勾结北汉，起兵反宋，宋太祖派石守信、慕容延钊分兵进讨，并亲自前往督战，李筠、北汉联军大败于泽州（今晋城）南，李筠逃入泽州固守。六月初，宋军攻占泽州，李筠自杀，其子李守节亦以潞州降宋。

九月，淮南（扬州，今属江苏）节度使李重进亦反。十月，宋太祖亲征。十一月，宋军攻占扬州，李重进自杀。

宋太祖迅速平定李筠、李重进，为巩固刚建立的宋政权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那些虽然心念后周，但势力名位均弱于李筠、李重进的藩镇，不得不对新朝俯首听命。

“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为了不使宋朝成为后周之后的又一个短命朝，首先是将那些名位与自己相近的高级将领免除军职。建隆二年（961）春末，首先免除慕容延钊的殿前都点检，同时还免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的军职，两人都出任节度使。

七月，宋太祖又对自己的亲信下手。据说在一次宴会上，宋太祖向石守信等亲信指明利害关系，次日他们就主动交出兵权，史称“杯酒释兵权”。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侍卫亲军都虞候张令铎等，都被免去军职而出任节度使，石守信虽然名义上还兼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职位，但并没有军权。

经过这两次调整，殿前司的正副长官都点检、副都点检，实际上已被取消，而以原来的属官殿前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作为殿前司的长官。侍卫亲军司的最高长官都指挥使石守信，不久也辞去这一名义上的兼职。从此，侍卫亲军司的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等长官，也逐渐被取消，侍卫亲军司的下属机构马军司和步军司都成为直属机构，长官为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与殿前司合称“三衙”，任命名位较低的将领担任三衙的长官，各分管一部分军队，一改原先由重臣名将统领禁军的局面，而且三衙只有管兵权，发兵权则属于通常由文臣担任长官的枢密院，出征作战则临时任命将领统率军队，以达到以文制武、互相牵制的目的，从制度上稳固了宋朝的统治，消除了名高望重的禁军将领发动兵变夺取政权的可能性。皇权的加强削弱乃至取消节度使的职权，是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根源。宋太祖首先是从乾德元年（963）攻占荆湘后开始的，将新统治区的各府州直属朝廷，继而又于乾德四年命令各地选送精兵给朝廷，编入禁军，而以遗留在地方的老弱军人编为厢军，以削弱地方，主要是削弱节度使的兵权。同年还命令各地的财赋收入除留下日常经费外，全部运送到朝廷，又剥夺了节度使的财权。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又将节度使属下的支郡全部收归朝廷直辖，节度使只领一府或一州，进而消除了节度使统治大片地区的局面。不久又将节度使留在京城，而以朝官出任知州、知府，节度使终于成为虚衔。中唐以来危害皇权的节度使，从此只是宗室、将相大臣的荣誉衔。

为了安抚后周留下的大批官员，以及适应皇权的需要，在保留了唐代以来三省、六部及各寺、监的官称的同时，实行官职名称与实际职务相脱离的政策，另派官员担任实际职务，称为“差遣”，原来的官称只是官品高低、俸禄多少的标志。

政权集中于“中书”（政事堂、政府、东府），除以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外①，另设参知政事为副相以分宰相之权。与中书对称“二府”的枢密院（枢府、西府），则掌握兵权，兵权不归朝廷是宋太祖沿袭五代旧制的决策。宋代又沿袭五代旧制以三司使掌财政，使政、军、财三权分立，互相制约。

对地方上的府、州，则另设通判以抑制知府、知州的职权，这在宋初对于消除地方割据势力曾起到一定的作用。至道三年（997）又将全国划为15路，各路设转运使，后又设提点刑狱，除负责转运财物、审理刑狱外，还负责监察地方官员，称为监司（包括后来设置的提举常平司），以加强朝廷对地方的统治。

①通常认为唐代后期以后只有“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才是真宰相，中书令、侍中在“安史之乱”以后逐渐成为虚衔，不再担任宰相。这个说法欠妥，陈振先后撰写《关于晚唐、五代的宰相制度》（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关于北宋前期的宰相制度》（《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两文，证明中书令作为宰相至五代后周冯道，侍中作为宰相则至北宋神宗治平四年九月韩琦罢相为止。

第二节 消灭割据吞荆、湘

宋朝建立时，政局与五代时相同，同时存在的割据政权中，不仅有表示臣附的南唐、吴越、泉漳、荆南、湖南，还有称帝的后蜀、南汉、北汉，这还不算北方的辽，西北党项李氏、回鹘，以及西南的大理诸政权，仅就汉族聚居区而言，也是九国并存。宋朝在采取巩固统治措施的同时，即继续进行后周世宗未竟的统一事业。

宋朝建立时，荆南节度使高保融随即臣附，同年八月病死，由其弟高保勗继任，建隆三年（962）十一月高保勗病死，由高保融的长子高继冲继任。乾德元年（963）正月，宋朝以应湖南周保权请求的名义，起用宿将慕容延钊率军南下，讨伐湖南的叛将张文表，出兵之际，授权慕容延钊以借道南征的名义，在途经江陵时先灭荆南。二月初九日宋军到达荆门（今属湖北），荆南节度使高继冲派叔父、掌书记高保寅前往劳军并探听消息。当夜，慕容延钊采取在欢宴高保寅之际，派数千骑兵偷袭江陵，高继冲闻讯惊慌出迎，宋军迅速占领江陵。初十日（963年3月26日）高继冲被迫投降，荆南成为被宋朝消灭的第一个割据政权，得3州17县。高继冲以后任武宁军（徐州）节度使十年，开宝六年（973）十一月病死于徐州（今属江苏）治所。

宋朝建立时，湖南武平军（朗州，今湖南常德）节度使周行逢也臣附，建隆三年（962）九月病死，子周保权继位，年仅11岁。十月，故将张文表据衡州（今衡阳）叛变，袭占潭州（今长沙），自称权留后，并向宋臣附以期获得宋朝的承认。周保权遵照周行逢的遗嘱，命杨师示够鳎毕蚓Ｄ霞八纬笤Ｊ月，宋朝任命周保权为武平军节度使，随后又命张文表入朝。乾德元年正月初，决定以讨伐张文表为名，出师吞并湖南?

宋军在二月初吞并荆南后，日夜兼程向南进发，这时湖南已将叛将张文表消灭，宋军出师的公开理由已不复存在，但宋军此次南下，志在吞并荆南及湖南，荆南虽已归降，但湖南却派兵抗拒。二月中旬，宋军先锋丁德裕率部到达湖南首府朗州城下，湖南守将张从富采取坚壁清野的防守战略，丁德裕因未受命攻城而退兵等候朝廷命令。下旬，宋军大败湖南军于岳州（今岳阳）城外的三江口并攻占岳州，三月上旬末，宋军到达朗州城下时，城中军民惊恐出逃。初十日（936年4月6日），宋军进入朗州，湖南周保权出逃后被俘。宋得14州1监66县。周保权后长期以环卫官①住在首都开封，太平兴国（976—983）中曾任并州（今山西榆次）知州，雍熙二年（985）死。取后蜀宋军迅速消灭荆南、湖南，使后蜀后主孟昶十分惊恐，企图与北汉联合攻宋，而宋朝也早有灭蜀的意图。

①环卫官，指左、右卫等十二卫（南宋孝宗时增为十六卫）的上将军、大将军等，“号环卫官”，“皆空官无实”（《宋史·职官志》），是享受俸禄的从二、从三品等的闲职，高保权被俘后授右千牛卫上将军，即是。以下各俘降国王所授环卫官具体官名不再列举。

后蜀广政二十七年（宋乾德二年，964）十月，后蜀派往北汉的密使之一赵彦韬向宋告密，宋遂以此为借口，十一月，即派王全斌率主力由陕西南下，刘光义率偏师沿长江西上，进攻后蜀，后蜀随即派知枢密院事王昭远和赵崇韬统军北上抗击王全斌。

十二月末，王全斌军连克兴州（今陕西略阳）、西县（今勉县西）、三泉（今宁强），俘蜀主将韩保正、李进，宋军进至嘉川（今四川广元），蜀军遂烧栈道，退保葭萌（今昭化南）。宋军分兵修复栈道，并派小部队出敌背后，与主力合击蜀军，蜀军连战皆败，退守剑门（今剑阁北）。宋东路军刘光义亦连败后蜀水军，蜀守将高彦俦兵败自杀，宋军遂攻占夔州（今奉节），后蜀东部门户首先丢失。

次年（965）正月初，宋军王全斌又以小部队由小路出剑门后，与宋军主力夹击剑门，攻占剑门，并俘蜀军副统帅赵崇韬，接着攻占剑州（今剑阁），又俘蜀军统帅王昭远。后蜀太子孟玄喆率领的援军刚进至绵州（今绵阳），闻讯后随即逃回成都。后主孟昶见大势已去，于正月初七日（2月11日）派使臣前往宋军前奉表投降，初九日（13日）宋军于魏城（今绵阳东北）受降，宋得45州198县。孟昶于五月到开封，受封为秦国公，六月中旬病死。

灭南汉宋朝建立后，南汉不仅不称臣归附，反而出兵进攻已属宋朝的道州（今湖南道县），宋太祖遂命南唐后主李煜致书南汉后主刘煜，令其向宋称臣并归还在后周时侵占的桂州（今广西桂林）、郴州（今属湖南）等地，遭到拒绝。

宋灭后蜀，南唐后主李煜再次遣使致函南汉后主，劝其归附宋朝“以小事大”，免致讨伐，以保持实际割据的政权。南汉后主不但不听劝告，回函还出言不逊，南唐后主李煜遂将其书送呈宋太祖，说明规劝无效。

开宝三年（南汉大宝十三年，970）九月，宋太祖派湖南驻军将领潘美、尹崇珂统率湖南地方部队讨伐南汉。此时，“南汉旧将多以谗死，宗室剪灭殆尽，掌兵者惟宦者数辈，城壁壕隍，但饰为宫馆池沼，楼舰器甲，辄**不治”①。南汉后主得知宋军南下，派宦官龚澄枢到贺州（今广西贺县东南）措置防务，但当宋军迫近贺州时，龚澄枢立即逃回广州，宋军遂围攻贺州，并在大败伍彦柔的援军后迫使贺州守将投降。南汉后主不得已，只得起用宿将潘崇彻，潘崇彻统兵3万屯防于贺江（今广西、广东境内），而当宋军转而西攻昭州（今广西平陆）时，潘崇彻只是拥兵自保并不出兵救援。十月，宋军连克昭州、桂州；十一月，又克连州（今广东连县）。至此，南汉乘湖南内乱时攻占的原湖南地方已全为宋攻占。十二月，宋军进至韶州（今韶关），南汉都统领李承渥统兵10余万以象兵为前锋，抗击宋军，宋军以强弩射象，象中箭奔回，冲散南汉军，宋军遂攻占韶州。南汉后主慌忙在广州城北郊部署防务。

次年正月，宋军占领英州（今英德）、雄州（今南雄）后，统率重兵的潘崇彻降宋，宋军长驱南下，直至广州城北十里。二月初，宋军以火攻焚毁南汉以竹木筑成的防栅，攻至广州城下，南汉后主刘见大势已去，纵火焚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

烧宫殿、府库。开宝四年二月初五日（971年3月4日），后主出降，南汉亡，宋得60州214县。刘以环卫官居京师，历封侯、郡公，太宗即位后进封卫国公，太平兴国五年（980）三月死。

平南唐（江南）

南唐在宋朝建立后即表示臣附，南唐中主李璟因都城金陵（今江苏南京）隔江即是宋境，建隆二年二月，迁都南昌（今属江西）。六月，中主死于南昌，子李煜即位于金陵，仍以金陵为都城，是为后主，史称李后主，对宋谨修臣节，两次遣使致函南汉劝其臣附，以期保留割据政局。宋朝平定南汉后，李后主害怕宋军继而攻打南唐，遂于当年不仅加倍进贡，并改国号唐为江南（为便于行文，仍称为南唐），进一步表示为宋朝属国以求保持割据现状。但宋朝消灭割据势力的决心并不因此而动摇，相反更加紧了进攻南唐的准备。南唐的落第进士樊若水，为了寻觅投靠宋朝的资本，在采石矶附近以钓鱼为名，往返于两岸，用丝绳测量江面宽度，并向宋朝建议造船建浮桥以渡宋军消灭南唐，受到宋太祖采纳。宋派官员前往江陵（今属湖北）督造船只，并派兵遣将作好进攻准备，但是师出无名，遂于开宝七年（974）九月遣使召见李后主，李后主害怕被扣留而称病不赴，并表示准备抵抗宋军的进攻。开宝七年十月，宋太祖以曹彬、潘美为帅，自江陵顺流而下进攻南唐，水陆并进，连克长江南岸的池州（今安徽贵池）、铜陵、芜湖、当涂、采石（今皆属安徽）。十一月中旬初，宋军于采石以船建成浮桥，宋军主力得以渡江长驱南下。南唐以郑彦华、杜真分统水、陆军各万人抗击渡江宋军，杜真与宋军接战，因郑彦华拥兵不救而战败。南唐都城金陵开始戒严，并募民为兵，以神卫都指挥使皇甫继勋负责防务。

开宝八年年初，宋军进攻金陵，再败城外的南唐守军，南唐又派兵逆流而上图谋夺取采石浮桥，但又被宋军击败。吴越王钱俶受命派兵助攻南唐，南唐常州（今属江苏）守将在吴越军长期围攻后于四月投降，吴越军又进围润州（今镇江）。南唐杀死防守不力而又阴谋降宋的皇甫继勋，并命令镇守湖口（今属江西）的朱令赟统兵十余万东下金陵抗击宋军。九月，朱令赟率舰、筏顺江大举东下，进至皖口（今安徽安庆西），为宋兵击败而被俘。在此之前，润州守将也已经向吴越投降。金陵自春至冬，屡战屡败，仅能守城，现在又粮尽援绝，开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976年元旦），宋军攻占金陵，李后主被迫出降，南唐亡，宋得19州3军108县。李后主以环卫官居住在首都开封，初封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李后主虽无治国之才，但工书画，更长于作词，是五代宋初最有成就的词人，尤以亡国后思念故国之情的词作，开辟了词的新意境。太平兴国三年（978）七月，李煜被毒死。

泉、漳纳土割据泉、南（漳）两州的泉州（今属福建）节度使留从效，自宋朝建立即表示臣附。建隆三年七月留从效病死。不久，统军使陈洪进推举节度副使张汉思任节度使，自任节度副使并实际掌握政务。陈洪进，仙游（今属福建）人，早年从军以功升副兵马使，为留从效部属，后升任统军使。宋乾德元年四月，废张汉思自立，南唐即任陈洪进为清源军（泉州）节度使、泉南等州观察使。割据泉、南两州。陈洪进又以清源军节度副使、权知泉南等州事名义向宋表示臣附，次年正月，宋改清源军为平清军，任陈洪进为节度使、泉南等州观察使，又分任其两子为节度副使、南州刺史，正式承认其为宋控制下的割据政权。乾德三年七月又改南州为漳州（今属福建）。

宋太宗即位后，继续进行消灭割据的政策。太平兴国三年（978）四月，陈洪进入朝，见宋朝决心消灭割据，主动献出2州14县，史称泉、漳纳土。陈洪进受到宋朝廷的优厚礼遇，被命为使相（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居于首都，奉朝请，不任实职。其弟及诸子也都分任刺史、知州。陈洪进后封岐国公，雍熙二年（985，一作次年）三月病卒。

吴越归地宋朝建立，吴越随即表示臣附，钱弘俶避宋讳改为单名俶，仍受封为吴越王，宋攻南唐时以钱俶为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与宋军主帅曹彬会攻南唐。开宝九年（976）春，入朝宋太祖，备受优遇。太平兴国三年（978）三月，又入朝宋太宗。四月，泉漳割据者陈洪进主动“纳土”后，钱俶提出罢去吴越王、天下兵马大元帅，解除兵权，要求回吴越，但遭到拒绝。五月初一日（6月9日），钱俶为了避免杀身灭族之祸，被迫献上所属13州1军86县，史称吴越归地。钱俶受到可称为最优厚的礼遇，改封淮海国王，其他官衔也都保留，但长住京师，奉朝请。雍熙四年（987）春，出任武胜军（邓州，今属河南）节度使。端拱元年（988）八月，宋太宗派最宠信的宦官王继恩等前往邓州祝贺钱俶60寿辰，钱俶在与王继恩等宴饮后的当晚突然死亡。

消灭北汉宋朝建立后，北汉投靠辽朝继续与宋为敌，小规模战争时有发生，宋军虽然胜多败少，但亦无多大进展。宋太祖初年，致力于消灭南方割据政权，开宝元年（北汉天会十二年，968）七月，北汉帝刘钧死，养子刘继恩即位。这时，宋已消灭荆南、湖南、后蜀三个南方割据政权，认为刘钧新死正是攻灭北汉的良好时机。八月，即任命李继勋、党进为正副统帅进攻北汉。宋军进入北汉境内时，刘继恩已被杀，刘钧养子刘继元即位。十一月，辽军救援北汉，李继勋等退回宋境，北汉因而侵入宋晋州（今山西临汾）、绛州（今新绛）境内。次年正月，宋太祖决定亲征北汉，曹彬、党进率军先行，李继勋率军继发。二月，屯守团柏谷（今祁县东南）的北汉军得知宋军主力到来，立即逃回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宋军遂进抵太原城下。四月、五月，宋军虽然分别击败辽的援军于阳曲（今属山西）北和嘉山（今河北定县西），但北汉军仍坚守太原，并杀死动摇军心的宰相郭无为以稳定民心。围攻太原数月的宋军终因夏雨连绵、疫病流行，辽军又将到来之际，不得不于同年闰五月退兵。此后，宋朝采取了不时侵扰，迫迁北汉民户南下以削弱北汉的政策。

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三年迫使陈洪进“纳土”、吴越“归地”以后，决心消灭北汉，遂于次年正月亲征北汉，任命潘美为主帅。三月，郭进击败辽军于石岭关（今山西忻县南）南，并断绝了北汉与辽的交通以孤立太原。宋军于四月围攻太原，太平兴国四年五月五日（北汉广运六年，979年6月2日）北汉帝刘继元出降，宋朝终于消灭了最后一个汉族割据政权，得10州1军41县。刘继元被封为彭城郡公，以环卫官居京师。雍熙三年十二月任保康军（房州，今湖北房县）节度使，淳化二年（991）十二月死。

第三节 争夺燕云的宋辽之战

高梁河之战

宋自建国之日起就同辽保持着对峙的局面，辽一直是宋在北方边境上的威胁。

在宋太祖、太宗的心目中，夺取后晋时割给辽朝的燕、云地区才能算是完成统一政局。宋太祖原想储备巨额款项向辽朝赎买，如遭辽朝拒绝即以此巨款作军费，攻取燕、云，但未及进行而死。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辽乾亨元年，979）五月灭北汉后，六月即乘势自太原直接进攻辽南京（今北京），宋军随即攻降辽涿州（今属河北）、东易州（今涿州西南），进至辽南京城南。

辽南京原有萧讨古率军驻防，三月间辽出兵救援北汉时，又派耶律奚底、耶律撒合率军前来南京戍守。当宋军进至辽南京城下时，辽军耶律奚底、萧讨古所部与宋军激战于沙河（今北京城北），辽军战败后退屯沙河北。宋军遂四面围攻辽南京城。

七月初，宋辽两军大战于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辽军耶律沙部战败退却，宋军乘胜追击，但遭到辽军耶律斜轸、耶律休哥两部的左右夹击，耶律沙又率部反击，宋军大败，全线溃退，宋太宗也在中箭后随乱军南逃，直到涿州（今属河北）才乘上驴车继续南逃。宋太宗逃到定州（今属河北），才命崔翰守定州、李汉琼守镇州（今正定）、崔彦进守关南（后改为高阳关，今高阳东），以防辽军进攻，然后回首都开封（今属河南），攻辽战争以失败告终。

辽朝为了报复，决定大举南攻宋朝。辽军在稍事休整以后，当年九月即以韩匡嗣为统帅，率辽军主力自辽南京南下，另以耶律善补率偏师自大同南下。辽宋东路军大战于满城（今河北满城西），宋军伏兵突起，辽军战败溃逃，耶律善补得知后也退回辽境。

次年十月，辽景宗决定亲征。十一月，辽军围攻瓦桥关（雄州，今雄县），宋军突围南逃，辽军追至莫州（今任丘），宋廷大震，宋太宗出巡北边以稳定军心。辽军耶律休哥部与宋关南守将崔彦进激战，胜负相当，辽军无法取胜，遂又退回辽境。

太平兴国七年（辽乾亨四年）四月，辽景宗再次亲征，分兵三路南下，主力于满城、唐兴（今安新东南）为宋高阳关守将崔彦进所击败，辽主将奚瓦里战死，耶律斜轸率部救出被围辽军后退回辽境。进攻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府州（今府谷）的西路辽军，也被宋守军击败。辽景宗进行的三次攻宋战争，皆以失败告终，宋守军志在自保，击退辽军进攻已属幸事，未敢进行追击。

同年九月辽景宗病死，子圣宗即位，年仅12岁，母承天太后摄政，对内镇压女真族的反抗，对宋采取防备与小部队侵扰，以破坏宋朝修筑边境城池的活动。宋朝廷依靠边防部队三次击退辽军大举进攻后，决心继续采取防守政策，增筑边防城池，并严禁宋军出境攻辽，宋辽边境暂时相安数年。

岐沟关之战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正月，宋太宗听信雄州知州贺令图等的进言，认为辽圣宗年幼，承天太后专政，宠臣韩德让掌权，内部不稳，是攻辽的好时机。最初曾议论过由宋太宗亲征，但宋太宗高梁河之战狼狈逃跑的记忆犹新，于是顺水推舟采纳大臣建议，改命曹彬、崔彦进为统帅率东路军出高阳关，持重缓进，等待中、西路军到达后共同会攻辽南京。又以田重进统率中路军出飞狐口（今河北涞源北），攻占山后（太行山西北）地区。以潘美、杨业为西路军统帅，北出雁门（今山西代县）东进。

宋西路军很快就攻下寰州（今朔州东）、朔州（今属山西）、云州（今大同）、应州（今应县）等地，中路军也攻占灵丘（今属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等山后要地，东路军则攻占了新城（今新城东）、固安（今属河北）、涿州等地。

辽朝得到宋军进攻的奏报后，立即派耶律抹只统兵驰援南京，承天太后、辽圣宗也亲自赶往督战，并调回正在东方征讨女真的耶律斜轸，命他率辽西路军抗击宋军中、西路军的进攻。

宋东路军攻占涿州后因粮运不继又退回雄州，但是当听到中、西路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后，重又进占涿州，却又因缺粮只得再次退兵。五月初，辽援军耶律抹只部赶到并与南京留守耶律休哥会合，随即进攻正从涿州南退的宋军于岐沟关（今涿县西南）北，宋军大败，辽军追击至拒马河（今河北省南拒马河），宋军继续溃退，争向逃遁，无复部伍。宋运粮军民数万人来不及南逃，只得坚守岐沟关，抗击辽军的围攻，辽军不知岐沟关的虚实，加上大战之后元气大伤，需要休整，并防备可能的反攻，遂退回辽境，宋数万运粮军民才得平安南归。

宋太宗得知东路军战败，遂即命令中路军回驻定州，西路军退回代州。

并以在这次战争中未打败仗的田重进为定州路的军事统帅，李继隆为定州知州，镇守北方门户，还起用功高望重但早已罢实职的宿将张永德为沧州（今沧州东南）知州，以及任命宋偓为霸州（今属河北）知州、刘廷让为雄州（今雄县）知州，以镇守边防，防御辽军可能发起的进攻。

宋辽东部战场已经结束，但西部战场的战事仍在进行。八月，宋西路军主帅潘美、监军王侁拒绝副帅杨业的合理战略，迫令杨业在不利的形势下，前往朔州接应南撤的居民，杨业为此要求统帅潘美设伏兵于陈家谷口，准备伏击追击的辽军，杨业与辽军主帅耶律斜轸激战于朔州南，又为辽军萧挞览部伏兵所袭击，当杨业按预定战略退到陈家谷时，潘美、王侁却早已违约率军逃跑，遂使杨业全军覆没，杨业身负重伤后被俘，不食而死。西部战事亦告结束。

宋朝此次攻辽，损失惨重，宋太宗从此放弃攻辽，改而采用防御战略。

但是，辽朝决定进行报复。当年十一月，辽承天太后、圣宗亲征，以耶律休哥为先锋，首战于保州（今保定），辽将卢补古临阵脱逃，致使辽军战败。十二月，辽军击败宋军于望都（今属河北）。时任瀛州（今河间）主帅的刘廷让主动出击，耶律休哥闻讯后东进截击，两军大战于莫州（今任丘）境内的君子馆，宋军大败，辽军乘胜攻掠邻近州县后于次年正月退兵。

宋端拱元年（辽统和六年，988）九月，辽承天太后、圣宗再度亲征，虽也曾攻占了一些州县，但在唐河（今定县北）北为宋军定州主帅李继隆、监军袁继忠击败后退回，宋军追击至曹河（今徐水南）而回。

宋辽多次战争，辽虽略占优势，但大体相当，辽朝处理对宋军务的南京留守、于越耶律休哥也感到连年战争，燕地人民疲弊不堪，遂长期采取休民息兵的政策，宋辽边境因而得以相对平静。

澶渊之盟宋至道三年（辽统和十五年，997）三月，宋太宗因高梁河之战的箭创复发而病死，太子赵恒即位，是为真宗。次年，辽决定来年攻宋，从此，宋辽战争再次进入**。

宋咸平二年（辽统和十七年，999），冬，承天太后、辽圣宗亲率辽军大举攻宋，宋名将杨延昭（名将杨业之子）被围于遂城（今徐水西），杨延昭命令士兵乘夜以水浇城墙外侧，次日即冻成冰城，使得辽军不能靠近城墙而无法攻城。辽军虽攻占乐寿（今献县），但战果不大，只得于次年正月退兵，但此后仍连年派兵南侵。

宋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闰九月，承天太后、辽圣宗又以收复被后周世宗占领的关南地区为名，发动大规模战争。宋廷虽也调整和部署了边防的将领，准备抗击辽军，但宋朝君臣对于辽军采取避实就虚战略长驱直入的态势，惊恐万分，副相王钦若请真宗南逃金陵（今江苏南京），枢密院的副长官陈尧叟则请真宗西逃成都（今属四川）。真宗则犹豫动摇，只是在宰相寇準陈明利害关系力请真宗北上抗辽的形势下，真宗才不得已而同意亲征，但求和心切，尚未离京，就先派曹利用和辽将王继忠（原宋定州路副帅，望都之战被俘后降辽）进行议和活动。十一月间，宋真宗才从京城开封北上，但前进不到二百里到达韦城（今滑县东南）时又想南逃金陵，只是在寇準和禁军统帅高琼说明了如果南逃，辽军必将追杀而不可能逃到金陵的情势下，宋真宗只得继续北上，并在寇準、高琼迫请下渡过黄河，进到澶州（今濮阳）北城，宋军士气因而大振。辽军也早已进至澶州北城下，但辽军主将萧挞览（凛）却被宋军伏弩射伤致死，宋朝重兵驻守的定州（今河北定县）也威胁着辽军的后方，因而辽承天太后、圣宗也想议和退兵。十二月，双方订立和议，规定宋朝每年交给辽朝绢20万匹、银10万两以换取和平，澶州的郡名为澶渊，故史称这次盟约为“澶渊之盟”。从此，宋辽和平相处直至北宋末年。

（谢选骏指出：宋朝不知自己只是一个区域国家，还以为自己像是唐朝那样的天下共主，就急忙于“杯酒释兵权”，结果导致自己军事积弱。）

【第四章 北宋初期的阶级关系与王小波、李顺起义】

第一节 宋初的阶级关系

阶级关系概况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情况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主要反映在阶级关系的变化上。自唐中叶以后，藩镇的割据与战乱，尤其是唐末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和清扫了世族地主阶层。土地自由买卖成了地主阶级获得土地的主要途径，宋初的“不立田制”，正是最高统治者承认这种状况的反映。租佃制成为地主剥削的主要形式，佃户通常以一半甚至更多的收获物，作为地租交给地主。佃户在户籍上主要是客户，这已不是唐代专指外来的人户，而是指没有土地或房产的“客居”之户，对于拥有土地或房产的城乡居民则称为主户，而不问其是本地户还是外来户。

农村主户分为五等，通常一、二、三等户称为上户，二、三等户也称中户，属于地主阶级；四、五等户称为下户，属于农民阶级。其中三等户则既有小地主，也有富裕农民；而五等户则有相当一部分户的财产很少，需要租佃部分土地，其地位与客户相近。客户中极大多数为佃户，但也有很少一部分有了田产，甚至还比较富裕成了佃富农，也有的成为商贩，极少数的户还成了富商。宋代的城镇户口单列，称为坊郭户，也分为主、客户，主要依据有无常产来区分，主户依据财产多少划分为十等。

主客户在户籍中所占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阶级关系，凡是在封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主户所占的比例通常是比较大，占近80％至90％的，如江南的苏州、杭州；而封建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常常是主户所占的比例较小，有的仅占25％左右，甚至不到17％，如川中的嘉州（今四川乐山）、昌州（今重庆大足）。虽然宋代总的来说封建租佃制占主导地位，但是，川蜀地区除川西平原以外，许多山区的住户还处于封建农奴制的阶级关系时期。

由于五代十国时期各个统治者或想扩张、或图保境，都要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需要大量的军费；而且各国统治者几乎无不称王称帝，大多穷奢极欲。于是纷纷巧立名目，加紧剥削境内人民，阶级矛盾已十分尖锐。宋朝对于新征服地区，总的来说继承了原统治者的各种剥削制度，被取消的苛捐杂税不多，有的地方还乘机掠夺，促使阶级矛盾进一步恶化。宋朝在进行统一战争期间，各地就不断发生过农民起义，大多发生在宋朝征服之后不久，新旧政权交替，封建统治相对削弱之际。开宝三年（970）南汉灭亡后，岭南地区农民起义相继发生，到开宝六年才平定。开宝八年南唐灭亡后，宣州（今属安徽）也发生过小股农民起义。太平兴国三年（978）泉漳、吴越归附后，仙游、莆田（今皆属福建），爆发了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常州（今属江苏）等地也有小股农民起义。

但是，就宋朝整个统治区来说，阶级矛盾更为尖锐复杂的是西南的川蜀地区，中唐以来的安史之乱和唐末农民大起义，都没有触及蜀中，成为唐玄宗、僖宗避乱之所。五代时期前蜀、后蜀相继统治达60年之久，蜀中也是相对平静，封建生产关系很少受到重大冲击。和宋朝其他区域相比，川蜀地区除成都（今属四川）附近的川西平原外，封建关系比较落后，尤其是山区，封建农奴制还占有很大的比重，基本上是被称为“旁户”（客户）的佃户，在许多州的总户数中占半数以上，有的甚至高达80％以上。被称为豪民的地主，往往拥有几十户，乃至几百户、上千户“旁户”，而且是世代相承。旁户们不仅向地主交纳高额地租，还要代地主负担本应是地主承担的赋税和徭役。他们在地主的监督下劳动，鞭策驱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阶级矛盾非常尖锐。

全师雄兵变宋朝在灭后蜀时，曾经要诸州报告后蜀苛捐杂税的情况，准备免除其中的一部分，但是还未及实行。而平蜀的宋军将士居功骄恣，将领们私开府库，侵吞财宝，军校掠夺子女、抢夺钱物。可以说，除个别将领外无不恣意妄为，引起原后蜀军民的怨忿。

乾德三年（965）正月，后蜀亡。二月，梓州（今四川三台）就发生原后蜀将领上官进率领三千多的军队夜攻州城的事，后被镇压。三月，后蜀降宋的军队在被迁往首都开封（今属河南）的途中，途经绵州（今四川绵阳）时又起兵反宋，推举原后蜀文州（今甘肃文县）刺史全师雄为帅，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进攻绵州之战虽失败，但很快即攻占彭州（今四川彭县），并一再击败宋军，两川州县纷纷起兵响应，全师雄自称兴蜀大王，署置官吏。同年七月，全师雄连败于新繁（今新都西）、郫县（今属四川），退守灌口寨（今都江堰市）。次年六月，宋军攻占灌口，全师雄退保金堂（今金堂西），同年秋，全师雄病死后，谢行本继续领导兵变部队进行抗击，退往铜山（今中江南），不久，为宋将康延泽所破，这次反宋的兵变终于失败①。乾德五年初，宋太祖虽将激起兵变的主要将领王全斌、王仁赡、崔彦进等，剥夺军权降职闲居，但川蜀的阶级矛盾并未因此而缓和。

宋廷于平定叛乱后，不仅将后蜀府库的物资全部运往开封。又于成都、梓州、蜀州（今崇庆）设立官手工业作坊，制造锦、绮等贵重丝织物，供应皇亲国戚、高官贵妇使用。又将川蜀的田税改以布帛折充，称为“科折”；设“市买场”低价强买民间的布帛，称为“和市”；宋太宗又设“博买务”，民间织造布帛全都被以低价购入，严禁商人贩运。川蜀地区又是茶叶的重要产区，宋灭蜀后虽然废除了茶叶专卖制度，但对于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贸易，则完全由官府控制。加上贪官污吏乘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①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7。

第二节 王小波、李顺起义与王均兵变

王小波起义

早在开宝六年（973）初，川东渠州（今渠县）就发生过李仙起义，渝（今重庆）、合（今合川）、果（今四川南充）、涪（今重庆涪陵）等州人民纷纷响应，起义军进入广安军界，李仙为知军朱昂所俘，起义失败①。淳化二年至四年（991—993），昌州、合州、荣州、资州（今四川资中），先后发生过小规模起义，相继为官军所镇压。

淳化四年二月，青城（今都江堰市南）茶农王小波领导一百多人起义，终于发展成宋初规模最大的起义。王小波针对社会上贫富对立这一主要矛盾，提出了“均贫富”作为号召，被称为旁户的佃农纷纷响应，随即攻下青城县城，挥军南下，同月又攻下彭山（今属四川），杀死贪官、县令齐元振，民心大快，参加起义的人日益增多。北上邛州（今邛崃）、蜀州，所到之处命令富人除留家用外，其余财物调发分给穷人，得到广大穷人的拥护。

十二月，王小波率起义军与宋西川都巡检使张玘所部激战于江原（今崇庆西南），王小波杀死张玘，但此前也被张玘射中头部，伤重而死，起义军推李顺为首领继续进行斗争。

同年冬天两川大旱，官府又督催税赋，人民无以谋生，纷纷参加起义。

起义军接连攻下蜀州、邛州，杀死知州、通判、监军等官吏。又与宋巡检使郭允能部战于新津，杀死了郭允能。随后攻占永康军（今都江堰市）、新津、双流、郫县、温江等川西平原的许多县城，起义军的矛头随即转向成都。李顺起义军“蜀”政权的建立与失败成都知府吴元载因未能镇压王小波起义军而被罢官，淳化五年正月初，新任知府郭载刚到职，起义军已经攻下汉州（今广汉）、彭州，仅剩成都孤城，但不久也被起义军攻占，知府郭载率残兵败将逃往梓州（今三台）。正月十六日（994年3月1日），李顺起义军攻占成都，随即建立政权，国号蜀，李顺称蜀王，建元应运，建官设职，并派兵四出，所向无敌，北至剑门关（今剑阁北），东到巫峡（今重庆、湖北两省市接界处），无不是农民政权势力所及的地区。

李顺起义军在川西平原攻城掠地的消息传到开封，宋太宗即派心腹宦官王继恩率兵攻讨。二月初，宋军还未入川，起义军攻占成都并建立政权的消息又传到开封，宋太宗随即加派王果率军由北路攻蜀，尹元率东路军沿江西上，都受宦官王继恩节制。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开宝六年正月己卯。

此时，杨广正率起义军追击逃往剑门的宋军郭延濬残部，起义军虽小受挫败，仍直奔剑门，以便迅速攻占川北门户剑门关。剑门关原只有监关官上官正所部数百宋军，但成都监军宿翰所率残部已先期逃到剑门关，起义军不知虚实，遂被守关宋军击败，退保剑州（今剑阁）。进攻川东门户夔门（今重庆奉节）的东路起义军，也被阻于夔门之西，起义军夺取剑门、夔门以控制川北、川东门户，阻击宋军两路进攻的计划受挫，使宋两路大军得以长驱直入，数十万起义军则陷于长期围攻眉州（今四川眉山）、梓州的战役中，为宋军主力攻蜀提供了有利时机。

四月，北路宋军自剑门关西小剑门南下，击败研石寨（今剑阁北）防守的起义军，攻占剑州。又于柳池驿（今剑阁西南）大败起义军，进而攻占绵州。北路另一支由曹习率领的宋军，由剑门关东的葭萌（今剑阁东）南下，攻占阆州（今阆中）。另路宋军又攻占巴州（今巴中）。尹元所率东路宋军西进至新宁（今开江），虽击败起义军，但被起义军层层阻击于川东的梁山（今重庆梁平）、广安（今属四川）、渠州（今渠县）、果州（今南充北），久久不能继续西进。20万起义军围攻梓州达80多天仍未能攻占，反而为进犯的北路宋军所击溃。宋军遂直扑成都城下，并于五月六日攻占成都，李顺被俘。起义军又推举张余为首领，继续进行斗争，他们避开宋军主力，顺泯江、长江而下，势如破竹，半个多月连克嘉州（今四川乐山）、戎州（今宜宾）、沪州（今属四川）、渝州（今重庆）、涪州（今重庆涪陵）、忠州（今忠县）、万州（今万县）、开州（今开县），并乘胜进攻夔州（今奉节），企图夺取川东门户，阻止宋东路军继续西上。宋东路进蜀的白继赟部生力军赶到夔州，起义军腹背受敌，大败而退，死2万余人，元气大伤，被迫退往云安军（今云阳）。

宋军虽然占领成都已四个月，但四郊仍属于起义军，直至九月，宋军才进攻成都附近的起义军。宋军攻占蜀州、双流等地，起义军分成小股退往山区继续斗争。至道元年（995）二月，起义军首领张余在嘉州（今四川乐山）兵败就义。次年五月，起义军残部又推举王鸬鹚为邛南王，活跃在邛州（今邛崃）、蜀州一带，又为石普扑灭。散处各地的起义军残部，也相继为当地官府招降或消灭，如坚守西充（今属四川）大木槽山区的何彦忠部起义军，即为果州（今南充北）知州查道所招降。李顺起义军的残部终于相继失败①。王均兵变王小波、李顺起义虽然失败，宋廷对川蜀地区的政策也作了些调整，减少或减轻了一些税赋徭役，封建生产关系也多少得到了一些调整，但阶级矛盾仍然很尖锐，人心未宁，等待时机，准备斗争。加上川蜀的地方军政官员也并未从全师雄兵变及王小波、李顺起义中吸取教训，依然享乐腐化、刻剥军民，终于激起王均兵变，上距王小波、李顺起义失败不过五年。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开宝六年正月己卯。

咸平三年正月元旦（1000年2月8日）戍守益州（成都府改，今成都）的神卫军指挥使王均所部，发动兵变，占领益州，王均称帝建元，国号蜀。益州知州牛冕等逃往汉州（今广汉），汉州随即也被王均攻陷，他们又逃往东川（梓州，今三台）。王均即率兵攻打绵州、剑门，企图占据川北门户，但均未成功，只得退回益州。蜀州知州杨怀忠乘王均北上剑门时，进攻益州，一度攻入城内，但杨怀忠所调集的壮丁中有许多是原王小波、李顺起义军战士，临阵变乱，杨怀忠因而战败，退保江原（今崇庆东）。二月，王均企图向南发展，但又遭到杨怀忠部宋军的阻击。不久，杨怀忠部宋军再次攻入城内，胜负相当，杨怀忠只得退保鸡鸣原（今双流东），王均也闭门守城。

①参见杨仲良《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3《李顺之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36、39。

二月十六日，北巡到德清军（今河南清丰西北）的宋真宗得知王均叛乱，随即作出反应，立即从抗辽前线抽调负责督运粮草、曾参与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有功而担任过益州知州的雷有终，再任益州知州兼主帅，并抽调抗辽先锋官、也曾担任过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先锋石普为副帅，率步骑八千，立即赶往川蜀镇压，以后又派宦官秦翰率军增援。

王均向外发展先后受挫后，只得困守益州城，因而未能引发广大人民参加斗争，兵变没有能发展为人民起义。王均虽然百计抗击，但是独守孤城，到九月初不得不突围南逃，途经广都（今四川双流东南）、陵州（今仁寿）、荣州（今荣县），直奔富顺监（今富顺县），准备南渡沱江，企图进入当时还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戎州（今宜宾）、沪州（今属四川），徐图发展。十月，王均到达富顺监，正准备南渡沱江，为宋军先锋杨怀忠追及，仓促间未及应战，王均被杀，兵变失败①。川蜀地区又趋平静，宋朝对川蜀的统治终于稳固。①参见《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25《王均之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46、47。

（谢选骏指出：宋朝的三权分立，沿袭了中国历史上的类似设计，可以防止臣下篡夺君权，但不能防止君主滥用职权——这可以说是和西方的三权分立正好相反的“巩固中央集权”。在这种意义上，近代孙中山设计的五权宪法，并非西方式的分权制衡，而是中国式的集权管理。难怪孙中山会走上联俄容共的不归之路。）

【第五章 北宋中期的改革活动】

第一节 “澶渊之盟”以后的政治形势

“天书”与“封禅”

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的“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之间40多年来的敌对状况，开始了大体上和平相处的新局面。宋真宗因此非常钦佩寇準，当初主张南逃的王钦若却称寇準力请真宗亲征是“孤注一掷”，“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景德三年二月，寇準以“无大臣体”而被罢相。王钦若建议真宗“封禅”以粉饰太平。封禅是秦汉以来帝王建有非常功业，并得到上天所赐的“祥瑞”才能进行的所谓“大功业”。王钦若又说祥瑞可人为制造。景德五年正月，真宗向王旦、王钦若说，去年他见到神人降临说，当有天书下降，刚才臣下奏称左承天门屋南角挂有黄帛，当即是天降之书，随后改当年为大中祥符元年。又决定在当年十月东封泰山。在一个半月的行程中，真宗不仅带着“天书”封祀天帝于泰山（今泰安北），禅祭地神于社首山（今泰安西南），又去曲阜祭祀孔子。四年二月，再次带着“天书”西祀汾阴后土，并升所在地宝鼎县为庆成军（今山西万荣西南）。次年十月，又有了赵氏祖先降临延恩殿的闹剧。五年，改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七年正月，真宗又去亳州（今属安徽）太清宫，祭祀被道教徒尊为教祖的老子李耳，并加封为“太上老君混元皇帝”。还在京城修建宏伟的宫观，祭祀活动更加频繁。

宋真宗自澶渊之盟以后主要的活动，就是进行各种各样的祭祀，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其意图除了掩盖其处理宋辽关系方面的无能，还有表明宋朝受命于天，以影响崇奉天帝的辽朝君臣放弃攻宋的企图，这种以迷信活动作为国家朝政的荒唐举动，直至乾兴元年（1022）二月真宗去世，同年十月，伪造的“天书”随他一起葬入陵墓才结束。

“纳”、“赐”银绢换取边境安宁

真宗晚年多病，皇后刘氏协助处理政事。仁宗即位，皇太后刘氏（后谥章献）垂帘听政达11年之久，明道二年（1033）三月，章献太后死后仁宗才亲政。

在边境上除辽外，新兴于西北的夏（西夏）是对宋的又一威胁势力。

宋太宗时反对降宋的李继迁起兵抗宋，后又归附辽朝受封为夏国王、定难军节度使，宋朝多次派兵攻打，均以失败告终。宋真宗即位后李继迁亦表示愿归附宋朝，宋即任命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并赐姓名为赵保吉，但李继迁仍不断侵扰并攻占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改为西平府，将首府从夏州（今陕西靖边北）迁到西平府。景德元年李继迁死，子德明嗣位，先受辽封为西平王；景德三年又与宋议和，并受宋封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西北地区因而出现了“有耕无战”的局面。李德明与宋保持相对友好关系的同时，积极发展势力，修城于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建为兴州，作为新首府，并准备称帝，但未及称帝而于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去世。子元昊嗣位，并于宋宝元元年十月十一日（1038年10月31日）称帝，国号夏，史称西夏，维持30年的和平政局再次破裂。从宋康定元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040）到庆历二年（1042）的三年中，宋夏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之战、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之战和定川寨（今固原西北）之战，宋军三战皆败，西夏军亦伤亡近半，双方的人民生命财产都受到重大损失，宋夏终于谋求妥协，于庆历四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十月订立和约，西夏臣附于宋朝，宋则每年“赐”银、绢、茶等大量财物，开放边境贸易，宋夏关系趋于缓和。

辽兴宗乘宋与西夏作战无力北顾之机，于庆历二年（辽重熙十一年）九月以索取后周世宗所占关南10县进行要挟，宋仁宗则以每年增“纳”银、绢各10万两、匹为条件换取和平。

“冗官、冗兵、冗费”

宋对辽、夏是以每年支出数十万两银、数十万匹绢，以及大量其他物品以换取和平。然而，成为宋仁宗庆历初年政治经济重大危机的，是所谓“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

宋初内外官员只有三五千员，由于宋朝实行官职名称与职务分离的官与“差遣”制度，而且官员不问有无才能按年资升迁，加上由于科举及其他途径加入仕途的人数日益增多，景德年间（1004—1007）已有1万余员，皇祐年间（1049—1054）多达2万余员，大量的官员享受着优厚的待遇，耗费了巨额经费。

宋初有军队22万，开宝（968—976）时增至37.8万，至道（995—997）时是66.6万，天禧（1017—1021）时为91.2万，到庆历（1041—1048）时竟达到125.9万的最高数额，宋夏战争结束后才略有裁减，亦维持在110余万人。巨额的军费开支占国家总收入的大部分。

所谓“冗费”是指皇帝的各种祭祀活动，修建佛寺宫观，以及各种赏赐等等的开支。“三冗”导致宋朝廷入不敷出。

为了维持庞大的开支，只有加紧剥削。据庆历时任主管财政的三司使张方平说：“庆历五年取诸路盐酒商税岁课，比《景德会计录》，皆增及三数倍以上。”如“景德中收商税四百五十余万贯，庆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万余贯”①，等等。

田赋不均是另一个重要问题，真宗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就曾说过：“人言天下税不均，豪强形势者田多而税少，贫弱者地薄而税重，由是富者益富，贫者益贫。”②这种情况引起一些地方官员的重视，企图予以解决，仁宗景祐三、四年（1036—1037）间，郭咨在肥乡县（今属河北）为了解决“田赋不平，岁久莫治”，用“千步方田法”，“除无地之租者四百家，正无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赋八十万”③。窥豹一斑，由此可见宋仁宗亲政初年全国田赋不均的概况，然而得到解决的只是极个别的县份。

①张方平：《论国计事》；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269。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18。

③《宋史》卷326《郭咨传》。

第二节 庆历新政

范仲淹《条陈十事》

宋朝经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及仁宗初年章献太后执政时期，已有70余年，积弊日深，明道二年（1033）三月章献太后死后，仁宗始亲政，群臣希望革新政局，右司谏范仲淹上《救弊八事》指出：“暴敛未除，滥赏未革”。要求“销冗兵，削冗吏”①，节省费用。后又指斥时政，得罪宰相吕夷简而被降官，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也因支持范仲淹而先后被降职，但是群臣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庆历三年（1048）三月，吕夷简罢相，正值宋与西夏交战而连战皆败，西北形势严重，京东、京西地区人民起义时有发生，仁宗也想要改革弊政，遂重又任命欧阳修、余靖等人为谏官，议论时政。四月，又任命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八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仁宗想依靠他们改革弊政，更新政局，并多次督促。九月，范仲淹与富弼商议后奏上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②，所谓十事是指“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是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建议，被仁宗采纳。

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新政”

新政从十月起陆续实行，首先实行的是“择官长”，改变即使是无能、老弱、贪污的官员，也一例依资格选任的状况。由朝廷选任各路转运使，由转运使选任各州知州，再由知州选任各县知县、县令，不称职者必须随时撤换或降职，政绩特出的提拔重用。

同月末又颁布了改革考绩的诏令（“明黜陟”），改变原先那种文官三年、武官五年，一律升迁官资，刚上任不久并无政绩，遇到例行考核也照样升迁的磨勘法。规定不仅要实际任职期满，对曾经犯法及贪赃的官员，则视情节轻重及现任政绩优劣等奏报决定是否升迁。中级官员则还要不犯“私罪”才能进行考绩①，还限制了较高级官员的随意升迁官资。

十一月下半月，又先后颁布诏令“抑侥幸”，首先不许权贵子弟担任馆阁职务，高等第的进士也须担当一任官职后，经过考试成绩优秀者才能担任。继又对“恩荫”制进行改革，分别限制及降低以“恩荫”取得官资的人数、等级，并规定了担任实际职务的最低年龄等。

同月末，又下诏“限职田”（“均公田”）。为使地方官在俸禄之外增加收入，真宗于咸平二年（999）复行唐代地方官的职田制，重定数额、等级。但是40多年后产生了多少不均、苦乐悬殊的情况。这次将各级地方官的职田标准降低，但要限时补足数额，使他们都能得到比较优厚的待遇，促使有才能的官员乐于担任地方官。

次年三月，又改革科举制度（“精贡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重视德行与策论，以求录取德才兼备的人士，改善吏治。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2，明道二年七月甲申。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丁卯；《范仲淹集·奏议上》。①指官吏因执行公务不当而犯的“公罪”以外的个人犯罪行为，如贪污等。

关于“减徭役”，是以合并县份及机构，以兵士代替役户。这年五月，开始撤销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的五县，降格为镇而并于邻县，每减少一县可以减少役户二百余户，减少乡村的一耆保可以减少役户十余户，以使更多的人力投入农业生产。

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都认为改善吏治是根本，尽管这些措施都尽可能照顾到官吏们的既得利益，只作了不太大的改革，却遭到权贵们的攻击，指责支持改革的官员是“朋党”，夏竦更指使婢女学习石介的字体，伪造石介替富弼起草的诏书，说要废仁宗另立新皇帝，并传布流言，宋仁宗虽表示不信谣言，但范仲淹、富弼已经不能自安于朝廷。

改革失败庆历四年（辽重熙十三年）五月初，辽朝决定讨伐西夏，遣使告宋并派人前往宋朝河东境内的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岢岚军（今岚县北）探测攻夏的进军道路。范仲淹提出辽、夏双方聚兵于河东路境外，万一双方联合南下，河东路将被攻占，并故意夸大局势的严重性，坚决要求亲自前往处理。六月下旬，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富弼则强调辽军如果攻宋，必定重点进攻河北路，自愿前往训兵备敌，八月初，富弼出任河北宣抚使。其实他们都是为了逃避夏竦造谣毁谤可能带来的灾祸，虽保留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的官职，但已不再参与朝政。

十月初，宋夏议和。十一月初，王拱辰、宋祁、张方平等借小事攻击宰相杜衍的女婿苏舜钦以及其他改革派官员，江休复、宋敏求等11人因此被降职或罢职，以致王拱辰宣称被他一网打尽，改革终于走上末路。

庆历五年正月中旬，辽使到开封告知辽夏战争结束，这是对宋友好的表示，辽、夏威胁相继解除。同月下旬，仁宗认为天下已经太平，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副使富弼，同日被罢免而出任地方官。守旧派代表贾昌朝、陈执中接替杜衍、章得象而任宰相，完全掌握了朝政。这次因在庆历年间进行而史称“庆历新政”的改革，最后失败。

庆历年间的农民起义与兵变

“庆历新政”还未开始进行的庆历三年五月，京东沂州（今山东临沂）

的“虎翼”（禁军番号）军卒王伦，率四五十人杀巡检使朱进后起义，因受到都巡检傅永吉的追击，王伦转战南下江淮，发展至数百人，沿途不少州县官吏不敢阻击，而是以茶酒相待，或献衣物器甲，或弃城逃走。傅永吉采取尾击穷追战略，迫使起义军不停地转移而得不到休整，又受到制置发运使徐的（人名）所部官军阻击，同年七月在历阳（今安徽和县）为傅、徐两军合击而失败。

王伦失败前后，京西张海发动起义，在邓州（今属河南）时还只有60多人。陕西商山（今陕西商州南部）的郭邈山占山为王已十年，这时也出山活动。两支起义军迅速壮大，州县地方军队抵挡不住。同年八月，宋派朝廷禁军前往镇压，但张海起义军主力数百带甲骑兵，行动迅速，州县地方大多采取听任自由往来，甚至用鼓乐相迎设宴招待，同年底张海兵败牺牲。被先后镇压的还有郭邈山、党君子、范三、李宗等几支起义军。“庆历新政”失败后，宋廷更加**，各地的小股起义连续不断。

贝州（今河北清河西）驻有禁军骑兵骁捷军与步兵宣毅军等，王则为宣毅军小校，利用佛教弥勒派组织起义，在派往大名（今属河北）联络起义的人员被捕后，提前于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发动兵变，建立政权。虽然俘知州，杀通判、县令、主簿，但兵马都监、提点刑狱等统兵治安官员逃出城后据守南关，并控制了驻守城外的禁军，河北安抚使贾昌朝立即派兵从大名府北上镇压，同时向朝廷报告。仁宗立即派兵北上进行镇压。高阳关（今高阳东）驻军长官王信得知王则兵变，也立即率本路禁军南下直达贝州城下。宋朝廷及地方政府的迅速反应，使得王则始终只是困守贝州孤城，未能发展为较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宋又派参知政事文彦博前往督率宋军攻城。次年闰正月，宋军挖掘地道攻入城内，兵变失败。王则自东门出逃后被俘，同月被杀于开封。

第三节 王安石变法

变法前的形势

“庆历新政”失败以后，“三冗”问题越来越严重，官吏们又纷纷要求改变现状，并认为均税法也遭罢除是失策。皇祐三、四年（1051、1052）间，沧州（今属河北）知州田京、博州（今山东聊城西北）知州蔡挺，都进行过均税。沧州的均田税在至和元年（1054）被明令取消。博州的均税法虽被采纳，推行于全国，实际是不了了之，嘉祐四年（1059）八月，旧事重提，又派孙琳等四人分往诸路均田税，实际上也只是为了应付官吏们的议论，并不认真推行。孙琳前往河中府（今山西永济），用千步方田法均田税，遭到欧阳修的反对，三司判官张田从朝廷财政收支考虑，建议皇帝祭祀活动后给官吏的赏赐应稍有减少，被认为有亏国体而被贬出任地方官。宰相富弼、韩琦，和欧阳修一样也已不再赞成改革。这反映了当初积极支持“庆历新政”的官员，现在大多认为维持现状为好。

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死，宗室赵曙入继帝位，是为英宗，因病由仁宗皇后曹氏垂帘听政。英宗病愈后处理的政事，仍须经曹太后复审后才能施行，治平元年（1064）五月中旬，曹太后勉强撤帘还政。英宗提出：“积弊甚众，何以裁救。”①也关心国家财政及“冗兵”情况，希望改革积弊。然而首相韩琦、副相欧阳修、枢密使富弼都没有支持改革的意向。加上尊奉英宗已故亲生父母的礼仪问题，成为英宗时最重大的事件。直到治平三年九月，英宗才又提出“去冗官之患”②，并对官员考绩升迁官资的制度作了一些改革。但是，英宗于次年正月去世，他的改革愿望只能留待太子赵顼去进行。赵顼即位，是为神宗。

王安石变法宋神宗即位前即已关心国家大事，僚属韩维不时将好友王安石的见解告诉神宗。王安石曾于嘉祐四年（1059）上《言事书》，列举时政弊端及改革意见，虽未被采纳，却代表了要求改革者的共同意志，声望日益高涨。神宗即位时，王安石已经独负天下盛名多年，司马光也说大家都认为只要王安石当政，“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①。宋神宗即位不久，即召王安石赴京，但王安石引病不赴，神宗即令王安石就在本地任江宁（今江苏南京）知府，同年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首先创设变法改革的指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和枢密副使韩绛兼领，吕惠卿任“检详文字”，章惇为编修三司条例官，曾布任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同年七月至十一月先后颁布实行均输法、青苗法（常平法）、农田水利法，熙宁三年五月，废“制置三司条例司”，并其职权归中书（宰相府），司农寺成为推行新法的机构，吕惠卿改任判司农寺。同年十二月，王安石与韩绛同时拜相，变法一直在守旧派的攻击和变法派内部意见不一致的艰难情况下进行。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在实行免行法时，受到神宗和曾布的联合抵制，辞相就任江宁知府，吕惠卿升任参知政事。八年二月王安石复相，受到吕惠卿的攻击，神宗对王安石的意见也事多不从，加上爱子王雱病死，精神受到重大打击，遂力请辞相。同年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出任判江宁府，次年六月又辞官闲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四月去世。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1，治平元年四月辛亥。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8，治平三年九月丙辰。

①《司马温公文集》卷60《与王介甫书》。

以富国强兵为核心的诸新法王安石推行的新法，无不是为了富国强兵，正如王安石所说：“修吾政刑，使将吏称职，财谷富，兵强而已。”①

1.均输法。熙宁二年七月实施的第一个新法，以朝廷的支出所需决定调运的数量，可以“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从便变易蓄买”，以节省购价及运输费用，达到“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可足用，民财不匮”的目的②。

2.青苗法。同年九月推行，也称常平法或常平新法。以各路常平仓、广惠仓所积存的一千五百万贯、石以上的钱、谷作本钱，粮价贵时以低于市场价售粮，粮价贱时以高于市场价收购。并参照仁宗时陕西转运使李参，让缺钱粮的农户根据需要向官府借钱，粮食收获后还官，称为青苗钱。熙宁新法以每年正月、五月，由农户自愿向本县官府借贷，各等户都定有限额，粮食收获后随交纳夏、秋税时归还，加息二或三分，遇重灾允许延期归还，以收“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的效果③。

3.农田水利法，同年十一月颁布。奖励各地“开垦废田、兴修水利”①，由受益民户按户等出工出料兴修。如民力不足，可依青苗法向官府借贷；再不足，则由官府劝导富户出借，依例计息，由官府催还。

4.免役法，也称募役法。王安石向神宗说：“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此臣所以汲汲于差役之法也。”②新法免除了原先民户按户等轮流到官府服差役（旧法称为差役法），改为官府出钱募人充役。官府向原先充役的农村上三等户按户等征收“免役钱”，向城镇上五等户及农村原先不服差役户按户等减半征收的称“助役钱”，还各加征十分之二称为“免役宽剩钱”，以备灾年使用。熙宁二年十二月公布办法征求意见，次年十二月在开封府试行，四年十月才正式向全国推行。

5.市易法，熙宁三年，王韶在秦州（今甘肃天水）古渭寨（今陇西）设市易务，以官钱为本，控制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贸易。五年初，草泽（平民）魏继宗上书建议在首都开封设市易司，控制首都市场，增加政府收入。同年三月颁布市易法，先在开封设市易务，后在杭州、广州、扬州等地设置，首都市易务改为都提举市易司。市易机构以官钱作本，收购市上的滞销货物，商贩可以金银产业为抵押向市易机构赊购货物贩卖，半年或一年后归还，加息一分或二分。对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增加官府收入，均有作用。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庚午。

②《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均输》。

③《宋史》卷176《食货志》上四《常平》。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28。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庚午。

6.免行法。宋代都城开封的工商行业除纳赋税外，官府所需物品、人工均向各行业摊派。熙宁六年，肉行徐中正等提出“乞出免行役钱，更不以肉供诸处”。这年七月实行免行法，各行依据获利多少按月或按季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后，“与免行户祗应”①，或“官为雇人代役”②。

7.方田均税法。熙宁五年八月颁行，每年九月县官主持丈量土地，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一方，计四十一顷六十六亩多，以肥瘠分为五等作为纳税的依据。以各县旧有税额按土地等级，由各户实际拥有顷亩数平均负担。原先富户隐瞒田产、人口，偷漏田税，以及农户的田产出卖后仍负担田税等田赋不均的情况有所改变，官府也增加了税收。

8.将兵法。为了减少军队人数，减少军费开支，改变“更戍法”所造成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缺乏训练，战斗力下降的状况。从熙宁二年开始精简军队，压缩编制，到元丰八年（1085）禁、厢军总数减为80万左右，比原先减少30多万。

熙宁七年，为了提高战斗力，首先在华北实行“将兵法”，共设置37将，不久又在西北设置42将，元丰四年又设东南13将，共92将。每将战士多的上万、少的在3000以下，每将设将、副将各一人，选择有作战经验和有才能的人担任，东南诸将3000人以下的只设将。“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平居知有训厉而无番戍之劳，有事而后遣焉，庶不为无用矣”③。

9.保甲法。改革派赵子幾首先提出，开封府郊县原先曾有民户自相结合组成保甲以维持地方治安。熙宁三年十二月因而颁布《畿县保甲条例》，每十户为一保，设保长；五十户为一大保，设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设都、副保正。主、客户每户（后改为只有主户）二丁以上，一人任保丁，置备弓箭，进行训练，每大保每夜轮差五人“巡警”，并实行保内连坐法等。首先在开封地区实行，以后逐渐推行于全国，保丁“教艺既成，更胜正兵”，“马上事艺往往胜诸军”。保甲法除了维持地方治安外，还部分地代替军队，达到“消募兵骄志，省养兵财费”的目的。①

10.保马法，是为了解决军马缺乏而令民户养马的新法，全称为保甲养马法，开始于熙宁五年五月实行于开封府属县，次年八月推行于整个华北地区，定额为8000匹，后增至1万匹。民户自愿养马，每户一匹，最多二匹，官府供马或自买马官府给钱，每养一匹马每年可免“折变缘纳钱”14400文等优待办法。

王安石辞相以后，元丰三年二月，改行“户马法”，也称“物力户养马法”（养马地区与保马法同）。凡城镇家产每3000贯、农村5000贯（后也改为3000贯）强制养马一匹，最多养三匹，民户自费买马，初定共该养马1.万多匹。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4，熙宁六年四月庚辰；卷246，熙宁六年八月丙申。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8，元丰三年九月甲子。

③《宋史》卷141《兵》二《将兵》。

①《宋史》卷192《兵》六《保甲》；《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丁未。

到元丰七年二月，又令京东、京西两路停止实行户马法，改为每一都保养马50匹，每匹给价钱10贯，另有其他优待办法，以后又有所变化，也称保马法，可称之为“都保养马法”，两路共应养马10万匹左右②。

此外，还对科举、教育及军器制造等进行了改革，王安石自熙宁九年辞相后，新法在宋神宗主持下继续进行并有所发展，如元丰年间实行的户马法与都保养马法即是其中之一。而最重要的是元丰五年实行的官制改革，恢复三省六部制，废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左、右仆射分兼门下、中书侍郎为左、右相，废参知政事，以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为副相。保留枢密院，朝廷文官官名与职务相一致（武官与低级文官的改革宋徽宗时进行），地方官制未进行改革。军事制度方面，元丰二年于开封地区实行保甲“集教法”，派禁军教头训练大保长，又行“团教法”，由大保长训练保丁，后推行到华北地区。

开湘西、拓熙河、战西夏、克交趾（阯）

开发湘西。今湖南西部及其边临地区为宋代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原设羁縻州数十，北部称北江，南部称南江，合称两江，由荆湖北路的辰州（今湖南沅陵）管辖。熙宁五年（1072）闰七月，王安石派新法主将章惇以察访荆湖北路常平等事为名开发两江地区。同年十一月首先开发荆湖南路的梅山地区（今新化、安化、武冈地区），设新化县，次年又于临近地区设安化县（今安化东南）。熙宁七年开发南江，设沅州（今芷江）及卢阳县（州治，今芷江），后又设黔阳县（今洪江市西北黔城）。熙宁九年，北江也得到开发，以后又在湘西陆续设置县、镇、寨，湘西地区逐渐得到开发。

经略熙河。王韶曾上书称：“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①熙宁四年八月，设洮河安抚司，以王韶为长官。次年五月又设通远军（今甘肃陇西），王韶兼任知军，经略河湟地区，得到王安石的全力支持。八月，占领武胜军，改名镇洮军。十月，升为熙州（今临洮），并设熙河路经略安抚使司，王韶为长官兼知熙州，本路所辖州、军，其时河、岷、洮三州尚未占有。次年三月占河州（今临夏市），军行近两月，千八百里，又占宕（今宕昌）、岷（今岷县）、叠（今迭部）、洮（今临潭）等州，宋复设河、岷、洮州，其余改为城、寨。熙河路辖区终于全部占有，对西夏起到了抑制作用。

对西夏的战事。王安石变法时期宋夏边境虽时有小战事，但相对平静。

元丰四年（夏大安七年，1081），西夏惠宗秉常拟割地与宋议和，被梁太后囚禁。七月，宋乘机出兵，五路攻夏。十一月末，宋将刘昌祚攻至灵州（今宁夏吴忠西南）城下，即将攻入城内，为主帅高遵裕嫉功驰使制止，以致贻误战机，久攻不下，反被西夏决河水所淹，宋军被迫退回。李宪率熙河路宋军于九月初二攻占兰州，随即筑城。神宗采纳李宪建议，于次年正月改熙河路为熙河兰会路。七月，宋神宗采纳徐禧建议，筑永乐城（今陕西米脂西北），作为攻夏基地，九月初城建成即受到西夏大军进攻，激战十余日后被西夏攻占。宋神宗从此遂放弃攻夏意图。

对交趾（越）的反击战。熙宁八年（越大宁四年，1075）九月，交趾军攻占宋古万寨（今广西扶绥西北），十一月又大举进攻，水路渡海攻占廉州（今合浦）、钦州；陆路于次年正月攻占邕州（今南宁）。九年二月，宋任命郭逵、赵■、燕达统兵5万号称10万进行反击，失地相继收复。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宋军攻入交趾境内，击败交趾的象阵，交趾军溃逃，宋军攻占门州（今越南同登）。宋军从山间小道直插富良江（今红河），离交州（今河内）30里，交趾将舰船全部聚集南岸，宋军无法渡河，设伏诱敌，交趾中计渡河出击，宋军伏兵齐发，交趾大败，洪真太子战死。十二月二十一日（1077年1月18日）交趾王李乾德割地求和，宋军统帅郭逵接受降书后班师北返。

②参见陈振：《论保马法》，《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①《宋史》卷328《王韶传》。

（谢选骏指出：在中国文明史的发展阶段上，宋朝基本上属于“五代十国的延续”，而不是真正的统一帝国——五代十国和南北宋，一起构成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战国时代”，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越南的独立建国。）

【第六章 北宋中期思想、文化领域的革新】

北宋中期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文化学术繁荣，学派林立的时代。

宋学——新儒学的产生，古文运动，乃至绘画、书法的革新，等等，都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节 宋学——新儒学

儒学的演化

儒学在汉代“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①，史称“汉学”，这种学风一直延续到五代、宋初。

儒学自东汉末年起逐渐衰微，佛、道盛行，直至唐代后期，韩愈在创导古文运动的同时，力排佛道，提倡儒学，倡“儒学道统说”。韩愈对孟子特别推崇，在“道统”中将原先被列为上承孔子的颜渊，排斥在主线之外，以孟子上承孔子，而自承孟子，并且将儒学研究从章句训诂引导为对经典义理的探求。

史称：“自晋迄隋，老、佛显行，圣道不断如带”，“愈独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惑，虽蒙讪笑，跲而复奋，始若未之信，卒大显于时。昔孟轲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①。宋祁的这段话，代表着北宋中期“宋学”形成时期学者的认识。

韩愈将《孟子》提高到与《论语》相近的地位，并推崇《大学》，其弟子李翱又推崇《中庸》，都对“宋学”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唐代后期的啖助对《春秋》、李景俭对《孟子》所持的批评态度，也对“宋学”产生了影响。宋学先驱与宋祁一起撰写《新唐书》的欧阳修，就是“宋学”先驱中的主要人物，苏轼在《居士集序》中称：韩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通常被称为“理学先驱”，其实不只是理学的先驱，而且是整个“宋学”的先驱。其他如晁迥、范仲淹、李觏等人，也都可以列入“宋学”先驱人物之列。他们或以废弃“汉学”专事章句训诂，而“疑经”、撰著“新义”；或发扬儒家“内圣外王”之道，“救时行道”；或在吸纳佛、道等诸家学说、思想，以丰富宋学内涵方面，都对“宋学”的新学、蜀学、理学等各个学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学的特征苏轼不仅把欧阳修作为宋学的创导者，而且把他列入韩愈创设的儒家道统中，上承韩愈、孟轲以继孔子的儒学正统。还谈及“通经学古”与“救时行道”，作为宋学的主要特征。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1《经部总叙》。

①《新唐书》卷176《韩愈传·赞》。

通经学古不是原先的章句训诂，而是探求儒经的新意。“疑经”是宋学建立时期一个重要特点，欧阳修景祐四年（1037）的《易或问》，“或问《系辞》果非圣人之作”，回答是“何止乎《系辞》”①。他所著的《毛诗本义》，四库馆臣在《提要》中称：“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

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年岁略长于欧阳修，主要活动时期也都在北宋中期的仁宗时期。胡瑗的《周易口义》“其说《易》以义理为宗”②，孙复“讲说多异先儒”③，石介也同样是不取旧说的。

救时行道为宋学另一个主要特征，也是宋学建立之初许多学者共同追求的目标。不仅欧阳修积极参与“庆历新政”，被《宋元学案》列为首位的胡瑗，也尤其重视“救时行道”。康定元年（1040）八月，胡瑗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辟为以丹州（今陕西宜川）军事判官而任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史称“君在丹州，建议更阵法，治兵器，开废地为营田，募土人为兵，给钱使自市劲马，渐以代东兵之不任战者”，而且“访边备利害，得以资其帅府。府多武人，初谓君徒能知古书耳，既观君之所为不以异己，翕然称之”。其“后在湖州置治道斋，学者有欲明治道者，讲之于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数之类”①。

石介在“庆历新政”时期，更是积极参与，“出入大臣之门，颇招宾客，预政事”②，与“新政”主持者之一富弼关系密切，以致反对新政的夏竦，指使人伪造石介给富弼的书信，借以攻击“新政”，“新政”失败后，石介被指责为“新政”的党羽而被迫自求外任。

吸收佛、道学说为宋学的又一个特征，即所谓援佛入儒、援道入儒，以及援法入儒、援诸子百家入儒，吸收各家学说以丰富儒家学说。正如清代戴震所说：“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唯袭老释之言以解之”③。

宋代在这方面进行得最早的人物之一，是北宋前中期的晁迥，史称“通释、老书，以经传傅致，为一家之说”④。他是一个熔儒、释、道三家学说于一炉的儒学家，为形成中的宋学学术取向的先导。

①《居士集》卷18。

②《直斋书录解题》卷1。

③《宋史》卷432《孙复传》。

①《五朝名臣言行录》卷10之2。

②《宋史》卷432《石介传》。

③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附《答彭进士允初书》。

④《宋史》卷305《晁迥传》。

第二节 宋学中的三个学派——新学、蜀学、理学

宋学在发展中形成不少派别，其中在当时或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有新学、蜀学、理学等。

学术界通常把宋学（或称之为新儒学）与理学等同。1984年，邓广铭在中国宋史研究会年会上提出：“把萌兴于唐代后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国以后的那个新儒家学派称之为宋学”，“宋学是汉学的对立物”，并首先指出：“应当把宋学与理学加以区别”，理学只是宋学中的一个学术流派①。这是符合宋代学术发展史的实际情况的。

新学新学，也称荆公新学。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进士及第后，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的三年间，著《淮南杂说》，史称“自先王泽竭，士习卑陋，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著《杂说》数万言，其言与孟轲相上下”②。这是王安石创立“新学”的开始，嘉祐八年冬至治平四年秋（1063—1067）间，王安石居丧于江宁（今南京），聚徒讲学。后推行新政时，与吕惠卿、王雱等训释《诗》、《书》、《周礼》，“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①。熙宁八年（1075）《三经新义》完成并颁于学官，标志着王安石学派的完成，当时称为新学，从此新学大行，不久即为宋学中的最大学派。王安石后封荆国公，史称王荆公，因此也称荆公新学。

蜀学蜀学，为苏洵所创，其子苏轼、苏辙继成。苏氏父子为蜀眉山人，史称“蜀学”。嘉祐元年（1056），“闭户读书”、“大究‘六经’百家之说”的苏洵及其子苏轼、苏辙到京师开封应举，次年，苏轼、苏辙中进士。苏氏父子创立的蜀学才开始逐渐形成，苏洵著《六经论》等，阐述论点，“晚而好《易》”，“作《易传》未成而卒”②。治平三年（1066）苏洵死，“疾革，命公（轼）述其志，泣受命”。元丰二年（1079），苏轼被贬，次年初至黄州，筑室东坡，号东坡居士，此后数年间，苏辙亦以其所作的部分《易解》寄给苏轼，苏轼“卒以成书，然后十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易传》可说是苏氏父子三人合作的结晶，也标志着“蜀学”学派的基本完成，其时当在元丰六七年间。苏轼在黄州期间苏辙还将所著《论语略解》寄给苏轼，苏轼“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③，以后又有《书传》。苏辙也有早年所作的《孟子解》及晚年的《诗集传》、《春秋集解》、《老子解》等。苏轼在《居士集序》中攻击“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实”，而“蜀学”的特征，正是兼容释、老。

①《略谈宋学》，《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参见漆侠：《宋学的发展与演变》，《文史哲》1995年第1期。

②《郡斋读书志》卷4下《王介甫临川集》。

①《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②《欧阳文忠公文集》卷34《苏洵墓志铭》。

③《栾城集》卷22《苏轼墓志铭》。

理学（洛学、关学）

理学，宋代称为道学，北宋中期主要分为两个学派，洛学与关学。

洛学，由河南程颢、程颐兄弟所创立。学术界通常以二程、周敦颐、张载、邵雍为北宋理学五子，而以周敦颐为理学开山，二程则师承周敦颐。关于二程师承周敦颐之说，创自南宋初年朱震，经朱熹多方论证并将周敦颐推为理学开山，遂为理学家所接受。但是，在二程自己并不认为其学源自周敦颐，而是“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盖自孟子之后，一人（程颢）而已”①。程颐所述其兄程颢对于理学的开创之功，并无任何直接的师承，邓广铭先生曾著《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论证“二程决非周敦颐的学业传人”，“周敦颐在其时（按指北宋）的儒家学派当中，是根本不曾占有什么地位的”②。

程颢，明道元年（1032）生，弟程颐，次年生。程颢，嘉祐二年（1057）中进士，时年26岁。十一年前的庆历六年（1046），其父程珦署理南安军（今江西大余）通判，时周敦颐任南安军司理参军，程珦“使二子颢、颐往受业焉”①。程颢时年15岁，程颐时年14岁，二人还是少年，而同年冬，周敦颐即因调任郴县（今湖南郴州）令而离开南安军，二程兄弟受业于周敦颐最多也只有半年多。所以，周敦颐至多也只能算是启蒙老师，只是“少年尝从学”，决不是“道德性命”高深学问的传授。程颢此后在“未知其要”，也就是在还不知求“道”门径的情况下，自己“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②。程颢经过近十年的探索而创立的理学，其开始的时间大约在程颢中举前的至和（1054—1056）、嘉祐元年（1056）间。元丰二年（1079）程颢因反对新法被罢职，“既不用于朝廷，居洛几十年，学士皆宗师之，讲道劝义”③，直至元丰八年被召用，未赴而卒，史称明道先生。其弟程颐，史称伊川先生，同在洛阳讲学。二程学派的形成，应是这一时期，史称“洛学”。程颢死后，程颐继续著书、讲学，门人渐多，大观元年（1107）死，已是北宋晚期。洛学作为北宋中期形成的理学（道学）的主要派别，但在北宋学术界始终是一个较小的学派，关学的影响更小，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是“新学”，理学兴起成为学术界的重要学派，已是南宋孝宗初年。

关学为张载所创。他于康定元年（1040）上书给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范仲淹劝他读《中庸》，张载时年21岁，他也经过“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的过程①，他创立理学学说开始的时期，大致也在至和年间，他也是嘉祐二年中举进入仕途，熙宁三年（1070），因弟张戬被贬而不安，遂辞职回家乡眉县横渠镇（今属陕西），研读“六经”，讲学授徒，世称横渠先生，成为关中士人的宗师，张载建立了自己的学派，史称“关学”。熙宁九年被荐出任知太常礼院，因病辞归，中途病死。张载死后，门生大多转依洛学，致使北宋中期形成的四个主要学派（新学、蜀学、洛学、关学）之一的关学，逐渐衰落，到南宋初已不复存在，张载后来被朱熹作为北宋理学五子之一。①《二程遗书》卷42《明道行状》。

②《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①《宋史》卷427《周敦颐传》。

②《二程遗书》卷42《明道行状》。

③朱熹：《伊洛渊源录》卷2。

①《宋史》卷427《张载传》。

被朱熹推为理学开山的周敦颐，他不仅未能形成自己的学派，而且在当时甚至算不上知名学者，就连极端推崇周敦颐的朱熹也说：“濂溪在当时，无有知其学者。”周敦颐所著《太极图》、《易通》等，深为朱熹所推崇。周敦颐于景祐三年（1036）荫补入仕。时年20岁。嘉祐六年（1056），途经江州（今江西九江），筑室庐山莲华峰下濂溪旁，号濂溪书屋，世称濂溪先生。历任州、县官，熙宁六年（1073）去世。

被列为北宋理学五子之末的邵雍，字尧夫。早年受学于李之才，后长期居住在洛阳，隐居不仕，依靠富弼、司马光等接济为生，熙宁十年（1077）死，后谥康节。著《皇极经世》等书，创象数学体系，但二程对邵雍并不重视，认为“邵尧夫犹空中楼阁”②。但其学说，仍被认为是理学的组成部分，被朱熹列为北宋理学五子之一。而在南宋理学家心目中的地位并不高，其从祀孔子的时间，不仅晚于周、张、二程、朱熹20多年，甚至还晚于南宋的张栻、吕祖谦。

②《二程遗书》卷7。

第三节 文学、绘画、书法的革新

古文运动

北宋中期，在文学、绘画、书法等方面，也有着重大的革新，对后世同样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北宋初期柳开、穆修、王禹偁提倡的古文（散文），北宋中叶经文坛领袖欧阳修倡导后，名家辈出，“古文运动”才蓬勃发展起来，明白通畅的散文终于成为文坛正统，并为后代所承袭。号称为“唐宋八大家”中，六家在北宋中叶，欧阳修自己的议论文简洁流畅，写景文形象生动，成为散文作者的典范。王安石尤长于政论文，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才华横溢的苏轼，各体文章无不才情奔放，挥洒自如，达到了空前的成就。其他三家如曾巩、苏辙、苏洵的散文，也达到相当高的成就。

“古文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是诗风的革新，反对西昆体的浮艳晦涩的诗风。欧阳修的诗也平易流畅，但成就不如他的散文。而王安石的诗，尤其是近体诗俊逸平易，其成就超过他的散文，尤其是他的诗涉及了许多社会重大问题，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激愤不平的心情。晚年的写景诗，意境清新，尤为后代所推崇。苏轼诗的内容较他的散文更为丰富，极大多数诗作，不仅极富想象力，而且如他的散文一样，自然奔放的诗风，反映出他极高的才华。豪放派词风的兴起宋初的词风深受唐末五代婉约派词风的影响，连文坛革新领袖欧阳修的词，虽清新明丽，但内容主要仍是风花雪月、情恋相思之类。柳永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其创作新调，语言口语化，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内容上也还是离情别意，灯红酒绿。除范仲淹曾写过边防征战内容的词外，整个词坛都为婉约派所垄断。

继欧阳修之后成为北宋中期文坛领袖的苏轼，在词坛上更是突放异彩，创豪放派词风，把词引向健康、广阔的道路，不仅将词的内容扩大到各个方面，而且不受过分严格词律无原则的束缚，自由抒发情意，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苏轼写爱情题材的词作，又以婉约见长。词终于取得了与诗同样的地位，使宋词与唐诗一样，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放光芒。

“文人画”画派绘画到了宋代有了重大进步，尤其是被后世称为“文人画”画派在北宋中期的出现，对中国画坛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

“文人画”，时称“士人画”，首先由北宋中期的文同画墨竹开创的。

文同，字与可，皇祐元年（1049）进士，元丰元年（1078）十月任湖州（今属浙江）知州，次年正月死于赴任途中，史称文湖州，其画风世称湖州派。文同诗文字画俱佳，以画名世，墨竹画虽起于唐代，而文同的墨竹画成就空前。经文豪苏轼的品题与发展，遂成“文人画”的开山。

苏轼与文同既是亲戚，又是诗朋画友，苏轼在文同死后品题文同所画墨竹时，记文同的著名画论：“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①苏轼不仅用以画竹，更以画古木怪石著称。自称：“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②，与文同抗礼。苏轼还以之画飞禽。作画提倡意似（神似，写意画），自然天成，诗画相通，认为：“高人岂学画，用笔乃其天”③；“论画以形似（工笔画），见与儿童邻”；“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④。《宣和画谱·墨竹叙论》所说的，“有以淡墨挥扫，整整斜斜，不专于形似，而独得于象外者，往往不出于画史，而多出于词人墨卿之所作”。正是文人画从画工画、画院画中独立出来的新流派的写照。由于苏轼在文人画的创作中取得了比文同更大的成就，以及杰出的文人画画论的提出，加上苏轼文坛领袖的影响，文人画很快在文人中传播，对中国画史上文人画派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尚意派书法北宋四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都是书法革新者。蔡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活动时期在仁宗、英宗朝。书法当时号称第一。是宋代书法的开创者。唐人书法“尚法”，宋人书法“尚意”，蔡襄正是承上启下的历史性人物，尚法、尚意兼修，楷、行、草、隶无不工。

苏轼虽晚于蔡襄，而列于北宋四大书法家之首，尤工于行、草，书法讲求自出新意，追求书法的情趣、意境，与他的画论相通，为北宋中期书法革新的领袖人物。

黄庭坚，字鲁直，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苏轼门人，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以诗、书法名家，诗与苏轼并称苏、黄，书法尤长于草书，创新的结字法，自成一家。

米芾，字元章，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与黄庭坚大体同时。以书、画名家，画以水墨大写意山水画创文人画山水画派，史称大米。其子米友仁亦长于书、画，世称小米。米芾行书成就最高，新意迭出，超绝尘寰。

四大书法家对书法“尚意”的革新，是北宋中期思想、文化全面革新的标志之一，对后世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苏东坡全集·正集》卷32《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

②《苏东坡全集·续集》卷2《憩寂图》。

③《苏东坡全集·续集》卷1《次韵水官诗》。

④《苏东坡全集·正集》卷《书鄢陵王主簿所面折枝》。

（谢选骏指出：唐宋文人抬举孟子，因为他们都是无神论者——他们的通经学古不是原先的章句训诂，而是探求儒经的新意；这是建立在“疑经”的基础之上的，也是宋学建立时期一个重要特点——因为宋明儒学的就是无神论者的送命学问。）

【第七章 北宋后期的政治形势】

宋江、方腊起义

第一节 “更化”与“绍述”

元祐“更化”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去世，年仅10岁的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英宗皇后高氏以太皇太后垂帘执政。神宗生前高太后就不赞成变法改革，执政后任命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参与朝政。司马光用“太皇太后以母改子（神宗）”，作为废除新法的理论依据，新法遂渐被废除。七月，首先废罢保甲团教，半年之内，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等相继被废。元祐元年（1086）初，司马光生病，而新法尚未完全废除，司马光恐自己在世之日不多，因而叹息道：“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①所谓四患，是指新法的青苗法、免役法和将兵法，以及与西夏的和战问题，在加速废除新法的同时，还将废除新法的任务交给吕公著，使废除新法的事不致中断。并随即提出废除免役法，不顾守旧派中范纯仁、苏轼、苏辙等人反对仓促废除而应进一步考察利弊的意见，仍下诏五日内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蔡确、章惇先后被罢左相、知枢密院事而出任地方官，司马光、吕公著先后升任左、右相，并借重年已81岁、已致仕的四朝元老、太师文彦博复出，担任平章军国重事。八月，罢青苗法。

这次被称为“元祐更化”的废除新法、恢复旧法的活动，在元祐元年九月司马光去世后，由右相吕公著独相，继续进行。但守旧派内部因政见、学术见解分歧，加上人事倾轧而互相攻击，分化为洛阳人程颐为首的洛党，以四川人苏轼为首的蜀党，以及河北人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人为首组成的朔党，三党皆继承司马光废除新法的遗志，势力很大。程颐得到司马光、吕公著的推荐而任崇政殿说书，以师道自居，多以古礼训诫哲宗及处理世事，为苏轼所讥讽，而程颐门人亦攻击苏轼，洛、蜀两党势成水火，程颐又因事对宰相吕公著及高太后不满，终于被贬。苏轼后也因受到攻击，自请外任而出知杭州。

元祐三年吕公著以年老辞相，改任同平章军国事，以吕大防、范纯仁分任左、右相。范纯仁在司马光当政之初，即反对完全废除新法，对于废除免役法认为尤应慎重缓行，此时任右相，对变法派的章惇、邓绾和守旧派的苏轼、韩维等贬官或受攻击，多所维护，元祐四年即因不赞成过分贬逐新党蔡确，为朔党所攻击而被罢相。元祐六年朔党首领刘挚升任右相，同年也以交结变法派蔡确、章惇受到攻击而罢相。废罢新法，贬斥变法派官员；守旧派内部也排斥异己，甚至借口袒护或交结变法派官员进行互相攻击，成为元祐年间的重要政事，而不是同心协力改善政局。

①《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绍圣“绍述”

元祐八年（1093）九月，太皇太后高氏病故，哲宗亲政。哲宗在高太后生前就对她一味废罢新法、打击变法派的作为不满，想继承神宗遗志推行新法，亲政后不久即恢复变法派主将章惇、吕惠卿的阶官（寄禄官）、职名。九年二月，首倡“绍述”的邓润甫、李清臣同时任执政。执政苏辙感到政事将变，不同意再行新法。四月，哲宗改年号元祐为绍圣，明确宣示继承神宗改革事业，苏辙被贬出任知州，袒护苏辙的首相范纯仁也被贬出任知府。任命章惇为首相，曾布入主枢密院，蔡卞、许将、黄履等先后任执政，林希任同知枢密院事，变法派控制了朝政。各项新法先后恢复，并根据神宗时推行新法的弊病，多少作了些改进，以便于推行；但也采用一些元祐时制定的法规。元符元年（1098）八月，宰相章惇进呈《新修海行敕令格式》时，“其间有元丰所无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以致哲宗询“问（章）惇等，元祐亦有可取乎？惇等对，取其是者修立”①。反映出章惇为首的改革派，不像元祐时守旧派那样，对熙宁、元丰时的政令采取一味排斥的态度。当时的政治也比较清明，如哲宗亲政的七年，章惇独相，“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从八品），余皆随牒东铨仕州县，迄无显者”②，就是很好的例证。在打击守旧派官员方面，变法派官员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守旧派的重要官员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相继被贬往广南东路（今广东）。已被贬为知府的范纯仁还曾上奏论救，以致最终也被贬往永州（今属湖南）。宰相章惇在当政之初也并不赞成打击过分，曾经“乞正所夺司马光、吕公著赠谥，勿毁墓仆碑”①，但遭到曾布的反对，司马光、吕公著终于被夺谥毁碑。此外，韩维等30人也被相继贬官，主要是朔党成员，也有一些蜀党成员，蜀党首领苏轼被远贬于惠州（今属广东）、昌化军（今海南儋县西北）。已被放归田里的洛党首领程颐，也被贬往涪州（今重庆涪陵）。元符元年六月，蹇序辰、安惇相继提出元祐初守旧派设“诉理所”，对变法期间因反对改革而被贬逐的守旧派官逐一审查平反，并对有关的改革派官员进行贬逐。他们请求设“看详诉理文字所”（诉理所），对元祐初的诉理案件进行复查，这将扩大打击守旧派官员，“章惇迟疑未应，（蔡）卞即以二心之言迫之，（章）惇默不敢对，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②。在哲宗亲政时期，打击守旧派愈演愈烈，成为主要政事，而不是集中精力进行改革，其情况同守旧派当政的元祐时期相类似，北宋政权遂逐渐走向衰落。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4，元符元年八月癸酉。

②《宋史》卷471《章惇传》。

①《宋史》卷471《曾布传》。

②《宋史》卷472《蔡卞传》。

第二节 宋徽宗的腐朽统治

宋江、方腊起义元符三年（1100）正月，年仅25岁的哲宗病死，宰相章惇主张依礼、律，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否则当立长弟申王赵佖，但向太后（神宗皇后）以自己无子，神宗诸子皆庶子，排除患有目疾的赵佖后，主张立哲宗次弟端王赵佶，章惇指出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①，但向太后在曾布、蔡卞、许将等执政的支持下，立赵佶为帝，即著名的昏君徽宗，终于将北宋皇朝推上了灭亡的道路。

宋徽宗、蔡京的腐朽统治徽宗即位后，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太后在神宗时即是守旧派，当政后随即任命守旧派、韩琦长子韩忠彦为执政，不久又升任右相，左相章惇、执政蔡卞等相继受攻击，蔡卞首先被贬任知府；同时恢复被贬逐的守旧派官员的名位，守旧派官员接着相继上台。当年七月，向太后还政后不久，反对立徽宗为帝的左相章惇被罢相，韩忠彦升任左相，曾布升任右相。当时守旧派与变法派的斗争日趋激化，也有官员认为元祐、绍圣均有失误，应该消除偏见，调和矛盾。于是改次年为建中靖国，以示“本中和而立政”，“昭示朕志，永绥斯民”②。但是新旧党争不仅没有停止而是愈演愈烈。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一月，邓洵武首创徽宗应绍述神宗之说，攻击左相韩忠彦并推荐蔡京为相，得到执政温益的支持，为徽宗所采纳，首先于同月末决定改明年为崇宁元年，明确宣示放弃调和政策，改为崇法熙宁变法。

蔡京是个政治投机者，王安石变法时拥护变法改革，元祐初又附和司马光积极推翻新法，绍圣初又积极附和新法，徽宗即位后不久受守旧派攻击而被夺职提举宫观闲居杭州（今属浙江），结交赴杭收集书画的宦官童贯，蔡京以擅长书法逐渐受到可以称之为画家、书法家的宋徽宗的赏识，邓洵武、温益知道徽宗必将重用蔡京，在进呈绍述新法意见时都力荐蔡京，认为徽宗“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①。崇宁元年（1102）五月，左相韩忠彦首先被贬任知府，蔡京升任执政。随后右相曾布也被贬任知州，蔡京升任右相，不久又升为左相，独相达三年之久。其后虽曾二次罢相，但又复相或以太师控制朝政，位在首相（徽宗改左仆射为太宰作首相，右仆射改称少宰为次相）之上。徽宗末年，致仕已多年的蔡京还以太师领三省事掌握朝政。

徽宗时期始终是蔡京及其党羽的天下，他们打着绍述神宗改革的旗号，作为排斥异己打击反对者的幌子。崇宁元年九月，首先把元祐（1086—1094）及元符三年恢复旧法的文彦博、司马光等120人，称为元祐奸党、元符奸党，刻石于端礼门（文德殿南门）。又复查元符三年三月向太后执政时下诏求直言时应诏所上之书奏，被查者达582人，以赞成绍述新法或反对者分为正等和邪等，将蔡京的党羽列为正等，共41人，纷纷升官重用；其余541人，全部列入邪等，列入奸党及邪等的都分别受到贬逐或降、免官职的处分。崇宁三年（1104）六月，又将元祐、元符党人与上书邪等者，删去一部分后合并为“元祐党籍”，以司马光为首，共309人，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其中有与上述三项无关的改革派章惇、曾布等10余人。并刻石于文德殿门东壁及各州、府。

①《宋史》卷22《徽宗纪·赞》。

②《宋大诏令集》卷2《改建中靖国元年御札》。

①《宋史》卷329《邓洵武传》。

被当时人称为“六贼”的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形成以蔡京为首的腐朽统治集团，蔡京、王黼先后任首相或太师、太傅，依靠宦官童贯、梁师成，以朱勔、李彦为爪牙，控制着整个徽宗时期的朝政，逢迎着臭名昭著的昏君宋徽宗，使北宋末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腐朽的时期之一。

蔡京等打着绍述新法的旗号，无恶不作，贿赂公行，卖官鬻爵，“三千索（“索”意与贯同），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①。巧立名目，增税加赋，搜刮民财。如和预买，原是官府春季预先出钱预买，民户夏、秋随两税纳绢，自愿进行的钱、绢贸易。后改为硬性分配给民户，预付的钱改为三分给钱、七分给盐。徽宗时先是不给盐，后又不给钱，完全成为民户新的赋税。又如盐茶官府专卖，徽宗时改为全面实行钞引通商，连茶笼、盐袋也规定向官合同场购买，除交纳通常的过境税和营业税等，还要交纳“头子钱”、“秤提钱”、“市例钱”等等。又如征收所谓经制钱，是“取量添酒钱及增一分税钱，头子、卖契等钱，敛之于细，而积之甚众”②。苛捐杂税，积累了大量财富，“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③，大兴土木，不仅在宫城之北建筑稍小于宫城的延福宫和规模更大的艮岳，还乘机利用搜刮的民财大修各自的豪华宅第。为了阻止其他官员的议论，诏书也不依中书省草拟、门下省复核、上奏后颁行的正规途径，而是请徽宗亲书后即颁行，称为“御笔手诏”，甚至请宦官杨球代书，号称“书杨”，以达到他们任意胡作非为的目的。

当蔡京受到群臣攻击而被迫罢官致仕时，王黼继而擅权，虽一方面罢除了蔡京施行的一些苛政，另一方面则更加紧搜刮民财，以供徽宗任意挥霍。蔡京当政时，重用苏州人朱勔主持苏州应奉局、杭州造作局，年复一年地强取民间奇花、异木、怪石。当时由十艘左右的船只组成的一个运输船队称一纲，大量的花石竹木由船队经运河运往都城开封称为“花石纲”，由于抢夺来的花石竹木数量之多，络绎不绝的花石纲船队，致使运河航道不畅而部分改用海运。应奉局的官吏在抢夺民间花石竹木时，乘机敲诈勒索，逼得民户拆房毁屋，甚至卖妻鬻子，倾家荡产，民怨沸腾，终于爆发了规模巨大的方腊起义。

徽宗初年，宦官杨戬先设“稻田务”，开始在汝州（今属河南）立法，可以种稻的田土，收索民户田契，辗转追寻，直至无契可证，将超出原始田契的土地称为公田，种植户即作为佃户，须交纳公田钱，继而推广至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又设“营缮所”，检括公田。后皆并为“西城所”，所有荒地废田都作为公田，强令百姓承佃，交纳公田钱。宣和三年（1121）杨戬死后，宦官李彦继任，更为凶狠残暴，凡民间好田，指使他人诬告为荒田，田主虽有地契也无用，即括为公田，甚至鲁山（今属河南）全县的农田都被括为公田，原业主即作为佃户，许多投诉者受刑致死。弥漫数百里的梁山泺（泊），是济州（今山东巨野）、郓州（今东平）数县沿湖渔民赖以生存之所，也被按船只强行收取赋税，逃税者按盗匪处罪。在李彦及其党羽的摧残之下，北方也是民不聊生，小规模起义不断发生。

①朱弁：《曲洧旧闻》卷10。

②《宋史》卷179《食货志》下一。

③《宋史》卷472《蔡京传》。

宋江起义宣和元年（1119）宋江起义于河北路，同年十二月已发展为有一定规模的农民起义军，被称为“河北剧贼”，北宋朝廷曾下诏进行招降。但宋江未受招安，而是于次年转战南下京东路，被称为“京东贼”，活动于青、济、郓、濮（今山东鄄城北）诸州境内。这时南方的方腊举行起义，发展迅猛，亳州（今属安徽）知州、前执政侯蒙上书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①徽宗即任侯蒙为梁山泊附近的东平府（郓州）知府，负责招安宋江，侯蒙未及到任即病死。南宋时传说宋江起义军在梁山泊活动，可能就在这个时期。

其后宋江移军南下，沂州（今山东临沂）知州蒋圆假作同意起义军借道而袭击南下的宋江起义军，起义军遭受较大损失后，“北走龟蒙间”②。宣和三年初，宋江起义军南下淮阳军（今江苏邳县南），朝廷派官军追击，起义军继续南下，进入淮南路楚州（今淮安）地区，又被称为“淮南盗”。起义军转而北上，途经沭阳时③，遭到县尉王师心邀击，略有损失。二月，在海州（今连云港市区西南部）为知州张叔夜“伏兵乘之，擒其副贼，（宋）江乃降”④。而另一种记载是宣和四年夏季，折可存在参与镇压方腊起义军之后，又“奉御笔，捕草寇宋江”①，宋江向何人投降，已无从考证。

李若水在《捕盗偶成》中，记载了宋江投降后的简况：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

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

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

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②宋江起义军的规模虽不大，但战斗力较强，活动的地区离首都开封又较近。起义军的三十六个将领投降后又同日封官，在首都行进时趾高气扬的神情，给居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①《宋史》卷351《侯蒙传》。

②张守：《毗陵集》卷13《蒋圆墓志铭》。

③参见陈振：《宋史研究中官制引起的几个问题》第二节《沭阳之战到底说明了什么？》等，《宋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

④《宋史》卷353《张叔夜传》。

①1939年陕西省府谷县出土的《折可存墓铭》，转引自《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②李若水：《忠愍集》卷2。

关于宋江起义军三十六个将领的传说、画像、说唱曲艺、话本小说的传播在南宋时已是名闻遐迩，元末明初的《水浒传》更使宋江之名妇孺皆知。方腊起义北宋末年农民起义中规模最大的是方腊起义军。方腊是两浙路睦州（今浙江建德东北）青溪（今淳安西）西部山区的帮源洞（通峒，指山谷地区）漆园主（一作佣工）③，屡遭“造作局”酷取，他利用包括明教（摩尼教）等各种秘密宗教组织起义，为里正发觉，遂杀里正而于宣和二年（1120）十月起义，次月即建立政权，首先攻占青溪县城。深受“花石纲”之害的两浙人民纷纷响应，起义军随即攻占睦州、歙州，消息传到首都开封，徽宗立即派亲信宦官、知枢密院事（最高军事长官）童贯统率数十万原准备攻辽的大军，迅速南下，而起义军差不多与此同时，已攻占两浙路首府杭州（今属浙江），方腊拒绝部属关于北上抢占江宁，控扼长江天险抗击官军渡江的建议，而是主力南下，先后攻占婺州、衢州、处州（今丽水西）等地。

北宋官军于宣和三年正月，受命首先抢占江宁、润州。当正月下旬，北上的东路起义军围攻秀州（今浙江嘉兴）之际，东路官军也到达秀州，起义军在官军的内外夹击下退往杭州，二月中旬官军攻占杭州。北上的西路起义军，先后受挫于旌德、宁国、歙州。三、四月之际，官军又攻占衢州、婺州等地。四月中旬，方腊放弃青溪，退回西部山区帮源洞，帮源洞在东西两路官军的夹击下，激战数日后起义军战败，二十六日，方腊为官军小军官韩世忠所俘，起义失败。起义军的余部转战于浙东地区，至八月间，才最后失败。方腊被俘后被解往首都开封，于八月下旬被杀害。

北宋朝廷虽然镇压了方腊起义，但并没有吸取教训，革新政局，而是更为黑暗**，其时距北宋被金灭掉不过5年左右。

③“佣工”之说，出于清代乾隆、嘉庆时的《方氏宗谱》中元代后期依据方庚后代传说撰写的《方庚传》，不可信。参见陈振：《方腊起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79年第7期。

（谢选骏指出：人问“北宋后期经济发达，战略也大多正确，但为何无法创造盛世”？我说——这里所说的“盛世”，大约指的是汉唐那样的“统一格局”？如果这样，说明作者并不懂得宋朝并非统一帝国，甚至不是共主天下，而是一个区域国家、战国之一。对于一个战国来说，北宋已经算是盛世了，起码要比南宋更强，也比辽、夏、金更强。所以我说，从战国格局来看，北宋灭亡和不亡是一样的，反正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元明清那样的统一帝国——因为第二期中国文明那时尚未成熟。）

【第八章 金的兴起与宋的南迁】

第一节 女真族的兴起与金政权的建立

女真先世女真先世称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源出自靺鞨七部中的黑水靺鞨，原居住在今黑龙江与松花江合流以下的黑龙江流域的南北地区，后来黑水靺鞨有一部分向南迁徙。当契丹建国后，在译名上始被称为“女真”。在女真始祖函普时，生女真完颜部居住在仆干水（今牡丹江、镜泊湖附近）。函普从今朝鲜的咸镜北道（当是黑水靺鞨一支迁于此者）来到居住在仆干水的完颜部，因他为之立约解决了完颜部与其他部族的哄斗，娶同部与完颜邻寨姓结徙姑丹、名鼻察异酋长的室女为妻。后女真众酋长结盟，函普又被推为首领。从此，完颜部内便出现函普一系的完颜氏（宗室完颜）与其原来同部的完颜氏（异姓完颜），以及与函普有族属关系的疏族（同姓完颜）。后来又出现以完颜等几个著姓为主的包括各姓在内的白姓与黑姓几个婚姻集团。

以完颜部为核心的军事部落联盟函普时女真已进入父权制的氏族社会末期，到献祖绥可时又迁居到海古水，社会发生了显著的变革，开始冶铁、耕垦树艺、修筑房屋、造舟，定居在按出虎水（今黑龙江阿什河）之侧①。昭祖石鲁在绥可发展的基础上，已由亲属部落联盟发展为更加扩大和持久的军事部落联盟，稍立条教，部落渐盛，并接受辽赐给的惕隐官职，在氏族内展开新旧两种势力的激烈斗争，始以完颜部确立的条教治理诸部。在发展斗争中函普家族一系完颜姓虽已取得军事部落联盟首长的地位，而作为军事部落联盟政治辅佐人物则由同部完颜姓中担任。其初是由同部完颜姓的石鲁辅佐昭祖，昭祖称“勇石鲁”，即联盟军事首长；石鲁称“贤石鲁”，即军事首长的政治辅佐，地位相当于后来的国相，女真人军事部落联盟内实行的是军事、政治的二府制，后来作为军事首长的政治辅佐称国相，由雅达担任，雅达属同部完颜姓。由此可见，在景祖没有把国相交给本家族肃宗之前，是由同部完颜家族中选任的。实际上是函普一系与同部完颜氏共同管理军政事。

①函普、绥可活动见《三朝北盟会编》卷18引《神麓记》及《金史》卷1《世纪》。①《金史》卷1《世纪》。

景祖乌古廼时，是女真军事部落联盟组织扩大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景祖继承其父昭祖石鲁的事业，他在其母徙单氏的支持下，在对本氏族的旧势力和同各部的斗争中确立了自己军事部落联盟首长的地位。景祖把昭祖所建立的军事部落联盟组织更加扩大和发展，对那些不肯听命的各部加以制服，于是“景祖稍役属诸部，自白山、耶悔、统门、耶懒、土骨论之属，以至五国之长，皆听命”①。联盟组织空前扩大和发展起来。景祖被辽任命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官属、纪纲渐立。所谓官属，只不过是军事联盟内的职掌分工的制度化。《金史·百官志·序》：“金自景祖始建官属，统诸部以专征伐，嶷然自为一国。其官长，皆曰勃极烈，其部长曰勃堇，统数部者曰忽鲁。”勃堇出现在始祖时，勃极烈是勃堇的转音，勃极烈与勃堇分职，据此记载则出现在景祖立官属时，即勃极烈成为联盟中最高职掌的官长之称，而勃堇为部长之称。但景祖、世祖身为军事联盟首长，仍称“诸部长”、“众部长”，不称“都勃极烈”，地方的小部落联盟首长亦称“都部长”，直至穆宗由于太祖的建议才取消地方称“都部长”的资格。由诸部长改称为都勃极烈，是联盟的部落长向官职演变的结果，联盟首长已不再是单纯的诸部之长，而成为官长之长，康宗去世，“太祖袭位为都勃极烈”②即是这一变化事实的反映。随着这种变化，勃极烈成为联盟内最高官属之称，以他们为主组成官属会议——议事会，而勃堇逐渐演变为一般官吏的称呼。景祖为加强本家族在联盟中的绝对地位，用财物和马匹换取了雅达的国相，由三子颇剌淑（肃宗）担任，从此这个重要职位便由本家族所掌握。景祖凭借着“生女真之俗，生子年长即异居”，命劾者与世祖同居，劾孙与肃宗同居，由劾者、劾孙治家务，世祖、肃宗、穆宗为联盟首长的继承者，从而确立了世袭制，否定了联盟长的世选制。

女真庞大的军事部落联盟形成于景祖时，但是联盟内部不是团结和十分巩固的。此后主要是围绕联盟首长和国相而发生斗争。跋黑是世祖叔父，不仅不能充当联盟长而且世祖命他为勃堇不许领兵。桓■、散达因其父雅达被夺去国相不满，温都部乌春及纥石烈部腊醅、麻产也与联盟离心，于是联合反抗。肃宗、穆宗时斗争仍在继续，如穆宗袭位之初，诸父之子习烈、斜钵与诸兄反对说：“君相之位，皆渠辈为之，奈何？”同部完颜欢都说：“汝辈若纷争，则吾必不默默但已”①。终未酿成大乱。经过世祖到穆宗的斗争，部落联盟异常巩固，“自景祖以来，两世四主，志业相因，卒定离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东南至于乙离骨、曷懒、耶懒、土骨论，东北至于五国、主隈、秃答，金盖盛于此”②。在发展和巩固联盟中，太祖完颜阿骨打作出重要贡献，如他建议取消地方都部长的称呼，把名称集中到完颜部首领一人身上；他建议令诸部不得擅置信牌、驰驿，把号令统一到联盟中来。

社会组织结构女真部落联盟发展的层次，最初是把亲近的分散的氏族部落联合起来，出现众多的地方的小联盟，其次是把分散的不持久的小联盟结集成为大的联盟，最后以完颜部为核心，统一为一个巩固持久的庞大的联盟，这样国家就即将产生了。从领地看，由氏族部落的领土发展为地方的小联盟和大联盟的领地，最后统一为一个共同的领地。女真建国前，已非氏族血缘，而是以部族的地缘为主要基础的。建国前，女真由氏族社会向国家转变的一切因素都已成熟。

②《金史》卷2《太祖纪》。

①《金史》卷68《欢都传》。

②《金史》卷1《世祖纪》。

地域是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其突出的表现在以地缘为特点的城堡、村寨组织在各地的普遍出现。在城堡、村寨组织中除由血缘构成的家族外，还包括非血缘的居民，在一个家族组织中既包括本家族的成员，也包括来自非本家庭的奴隶（即隶人、奴婢、部曲）或收养的人，通称之为“家人”。这些家族的奴隶不同于奴隶制社会的奴隶，他们还未完全失去人格，尚可随同当兵。一般平民被称为庶人或部民，氏族贵族是指那些“官属”和“耆老”。在女真军事部落联盟时，存在着由氏族贵族组成的贵族议事会和人民大会。《金史·太祖纪》记载：“民间多逋负，卖妻子不能偿，康宗与官属会议，太祖在外庭以帛系杖端，麾其众，令曰：‘今贫者不能自活，卖妻子以偿债。骨肉之爱，人心所同。自今三年勿征，过三年徐图之。’众皆听令，闻者感泣，自是远近归心焉。”这是一次贵族议事会（在内庭）与人民大会（在外庭）同时召开的大会。会议的召集与主持者是康宗，贵族议事会参加者是诸官属，议题是讨论民间逋负与如何还债的问题。先由内庭议事会讨论作出解决方案，然后由太祖在外庭人民大会上宣布。“众皆听令”，即参加大会的民众一致通过，“闻者感泣”，即表示未参加大会的也以感泣之情表示拥护，方案的公布取得了“远近归心”的效果。但随着历史发展的要求，议事会越来越变成官僚的机构，即将由皇帝（原都勃极烈）主持的诸勃极烈（中央的最高统治机构）所代替。

在女真氏族社会的氏族部落中，出现了私人家族的家兵和部落兵——猛安、谋克。开始是非常设的，后来发展为常设的军队，猛安、谋克长成为军职的氏族贵族，并进而演变为生产、政治和军事相结合的地方行政组织。《金史·循吏传·序》记载：“金自穆宗号令诸部不得称都孛堇，于是诸部始列于统属。太祖（即皇帝位前一年）命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一如郡县置吏之法。”由以夫计的军事组织改革为以户计的地方行政组织，标志着这种制度是为建立国家而制定的。

在女真社会中，当时还没有出现私人土地所有制，但家族的占有制已经出现，土地所有制的最高权限向国家的代表者君主集中，这也是土地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化的一种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勃堇与勃极烈成为国家的一般官吏与高级官吏，史称为官人和大官人。勃堇、勃极烈的官制化则与猛安谋克成为社会统治的官（政事）与职（军事）的区别。实际上猛安谋克本身也分为军官、地方官与封爵。

在女真由氏族制向阶级社会的变革中，对完颜部所确定的新的条教的推行，使女真统一民族的形成以及对社会的变革起了重要的催化剂作用，促进了女真各部族制度的统一。女真人由分散的部族发展为统一民族的过程，也就是国家的形成过程，除内部的原因外，也有外部的原因，如辽朝的先进制度对女真的吸引和影响，女真人为了防御契丹保存自己，也加速了女真共同民族意识的形成，同时为了反抗辽朝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也加速了其政权建立的过程。

金政权的建立

完颜阿骨打嗣位为都勃极烈后，便把反辽作为斗争的主要目标，为反辽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辽天庆四年（1114）九月，辽朝加强对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的防御，阿骨打集诸路兵誓师于来流水（今拉林河），举起抗辽斗争的义旗。接着攻占辽的宁江州、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南的吐什吐）、宾州（今吉林农安东北）、咸州（今辽宁开原）。随着战争的胜利，新的占领区的扩大和降附者的增多，以及女真社会内部奴隶制的增长，旧的氏族制度已不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国相撒改派其长子宗翰和欢都长子完颜希尹等劝阿骨打立国称帝，阿骨打弟吴乞买和撒改、辞不失等又劝进，终于在次年（辽天庆五年，宋政和五年）正月初一日（1115年1月28日）即帝位，国号为金，年号为收国，是为金太祖。

金朝诞生在抗辽斗争的凯歌声中，是在氏族制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奴隶制国家。金朝从建国伊始就确定了以农为本，不改易旧俗，发展奴隶制和抗辽灭辽的对内对外的方针。为建设和巩固新建立的奴隶制国家，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把部落联盟军事首长改称为皇帝，确定皇帝在全国的最高统治地位。立储贰，以谙班勃极烈为皇帝继承人，仍保持兄终弟及制。在中央设最高的统治机构，把国相与勃极烈结合起来称国论勃极烈，把原来由官属组成的贵族议事会改革为由诸国论勃极烈组成的相府。以猛安谋克为地方行政组织，并用猛安谋克改编汉人和渤海人等，因地制宜在女真人聚居地方设万户府路，在原辽地方建立都统、军帅司下的路，在个别地区设都勃堇的路。禁止同姓为婚，确定新的法制，刑、赎并行。命完颜希尹创女真文字。

作为女真人国家产生的诸因素已孕育在氏族社会之中，但那只是雏形，金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女真族奴隶制国家的诞生和确立，但仍残存着氏族制的余痕。

第二节 金灭辽

金朝建立，得到辽东渤海杨朴等人的支持，他帮助建立制度，筹划灭辽，所以金在建立政权之初，就已确定了继续抗辽灭辽和取而代之的方针。但是金与辽的战争前后有变化，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属于抗辽战争的时期，后期则为统一战争的时期。

攻占辽东京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即帝位后，坚持抗辽斗争。抗辽斗争的宗旨是致辽之罪，以义师征伐无道，这诚如在来流水起兵，申告于天地时所说：“世事辽国，恪修职贡，定乌春、窝谋罕之乱，破萧海里之众，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踈，屡请不遣。今将问罪于辽，天地其鉴佑之。”①收国元年正月，金太祖亲自领兵进攻辽统治东北方女真族的重镇黄龙府（今吉林农安），首先攻下达鲁古城（今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塔虎城），九月攻下黄龙府。辽天祚帝闻讯率契丹、汉军10余万向金军进讨，金太祖以2万兵迎战。两军战于护步答冈（今黑龙江五常西），辽军大溃，死者相属，天祚帝逃往长春州（今吉林大安西北），辽军主力被击溃，为南下夺取辽东京奠定了基础。

在辽军屡败的情况下，辽统治阶级内部不断发生叛变，各族人民起义和士兵厌战的情绪也不断高涨。当时辽国“军中汹汹，迟疑不行”①，溃不成军。辽初对契丹人杀汉人从不加刑，但这时对本族人也不能再信任，“命汉儿遇契丹则杀之”②。于是辽之军民纷纷向金归附。阿骨打兴师与天祚帝相反，对内则不断论功行赏，对来归附的各族人民也尽力安抚。收国二年正月，下诏：“自破辽兵，四方来降者众，宜加优恤。自今契丹、奚、汉、渤海、系辽籍女真、室韦、达鲁古、兀惹、铁骊诸部官民，已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使从宜居处。”③阿骨打在对辽的问题上有作战的长远打算，对所俘附的东京渤海人多行释放或留养，以便日后为其效用。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渤海人等的拥护和支持，起到瓦解敌人的作用。

收国二年闰正月，辽朝的统治进一步分裂，渤海人反辽复国和归顺于金朝的浪潮更加兴起。东京渤海人高永昌据辽东京（今辽宁辽阳）反辽，称大渤海国皇帝，据有辽东50余州，改元隆基。天祚帝派萧韩家奴、张琳等镇压，高永昌向金求援。高永昌的反辽复国，对辽朝来说是民族的分裂，削弱了辽的力量，有利于金朝，但高永昌复国终于要发展为地方的割据势力，对新兴起的金朝来说是所不能允许的，乘机进讨高永昌是金进军抗辽的一个组成部分。四月，太祖以斡鲁统内外诸军，与蒲察、迪古乃会同咸州路都统斡鲁古，合力讨高永昌。辽为阻止金军南下，派军6万攻昭散城（当在今吉林海龙东南）。金派阿徒罕、乌论石准击辽军，辽军大败，于是斡鲁南下攻沈州（今辽宁沈阳）、东京。五月，高永昌兵败被擒，东京州县尽为金所有，渤海、汉人、易苏馆女真归附，以斡鲁为南路都统。

①《金史》卷2《太祖纪》。

①《契丹国志》卷10《天祚帝纪》。

②洪皓：《松漠纪闻》。

③《金史》卷2《太祖纪》。

攻取辽上京天辅元年（辽天庆七年，1117），金军获悉辽在长春州和泰州（今吉林白城东南）方面没有任何准备，奏闻太祖。太祖决定派斜也取长春州，派宗幹、宗雄攻金山县（今黑龙江齐齐哈尔西），然后两路合攻辽西北重镇泰州。宗幹、宗雄所率领的攻取金山县的队伍，行近白鹰林，获辽哨兵七人，纵其一人回县城。县人闻金大军已到，不战自溃，金军顺利地占领金山县。宗雄以兵三千属宗幹，招集尚未降附的诸部。宗幹择选土人之有才干的，以诏书招谕，于是女古、脾室四部及渤海人都降，接着攻下泰州。

同年九月，辽为抵抗金军西进，招募饥民得2万多人，其目的是使这些辽东人报怨于女真，叫做“怨军”，以渤海铁州（今辽宁盖县东北）人郭药师为渠帅。这时在辽统治的境内更加骚动。十二月，金军大举进攻，败辽军于蒺藜山（今北镇、义县之北），拔显（今北镇西）、乾（今北镇南）、懿（今彰武西）、徽（今阜新北）、成（今阜新西北）、川（今北票南）、惠（今建平北）等州。天辅二年正月，辽双州（今铁岭西）节度使张崇降。六月，通（今吉林四平）、祺（今辽宁康平东南）、双、辽（今新民东北）等州800余户来归。这时辽上京已处于被包围之势，辽朝的灭亡大局已定。在这种形势下，引起了金、辽、宋之间关系的新变化，从辽朝方面看大势已去，派太傅习泥烈来封太祖为“东怀国皇帝”，目的在于缓兵以求喘息；从宋朝方面看，见金势强大，辽即将灭亡，也在此时派使到金，约定与金夹攻辽。金太祖为把握灭辽的目标，同意与宋联盟。

天辅四年，金决意攻取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上京留守挞不野投降。天祚帝逃往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名城），金班师。天祚帝在中京大定府，闻辽军败，“昼夜忧惧，潜令内库三局官打包，珠玉珍玩五百余囊，骏马二千匹”，准备逃跑。他还厚颜无耻地说：假若女真军来时，我怕什么，我有很多日行三百五十里的骏马，又与宋是兄弟，和西夏也是舅甥关系，两处都可以去，到那里也不失一生富贵。但当他又听到金军已班师未来进攻时，却又洋洋得意地说：“威德可加，彼何能为，复自纵肆。”①这是一张令人可憎的丑恶的亡国者脸谱。

金破辽上京，捣毁了辽朝统治的中心，占有辽过半的土地，金抗辽斗争已取得彻底胜利，即将使金对辽的战争发生转折性的变化。天辅五年（辽保大元年，1121），辽都统耶律余覩来降，得辽虚实。耶律余覩降金，标志着辽契丹贵族内部的分裂，现在的形势已不再是抗辽，而是如何把统一（辽境的）战争进行下去的问题。由金太祖所领导的对辽战争，从此便转向第二个时期的灭辽统一战争。

①《契丹国志》卷10《天祚帝纪》上。

连克诸京

金太祖以斜也为内外诸军都统，以完颜昱、宗翰、宗幹、宗望、宗磐为副，率大军伐辽。下诏：“辽政不纲，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故命汝率大军以行讨伐。”又诏：“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国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①以前的对辽战争是“重吊伐之义”，与民除害，现在则是“欲中外一统”，得辽神器代而统治之。

天辅六年，金军攻克高（今内蒙古赤峰东）、恩（今赤峰南）、回纥（亦当在今赤峰一带）三城，取中京，进据泽州（今河北平泉南）。天祚帝逃往鸳鸯泊（今河北张北西北），斜也与宗翰分道追捕，天祚帝又逃到西京（今山西大同）。金军占领西京后，进而招降了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云内（今土默特左旗东南）、宁边（今准格尔旗东）、东胜（今托克托）等州、军。原奔逃在辽的纥石烈部长阿踈被擒。天祚帝又逃入夹山（今萨拉齐西北）。六月，金太祖从上京出发，追击天祚帝到大鱼泊（当即鱼儿泺，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达来诺尔湖），天祚帝又逃去。十二月向燕京（辽南京，今北京）进发，此时燕京小朝廷耶律淳已死，萧德妃出奔，燕京降。金占领燕京，一方面履行与宋订的和约，把燕京六州之地与宋。斡鲁、宗望等继续追捕天祚帝。另一方面，由于已占领原辽汉人的燕云地区，在统治制度上不得不适应新的变化作出新的改变，即在原辽汉人地区仍行汉制，由过去较为单纯的推行猛安谋克制，改为南北面的两种制度并存。天辅七年，金太祖以左企弓为枢密使，设枢密院于广宁（营州治所，今河北昌黎）；改平州（今卢龙）为南京，以张觉为留守，后张觉据南京城叛金，杀左企弓。

同年八月，金太祖死，弟吴乞买即位，是为太宗，基本上继承太祖事业，继续平定张觉，张觉叛军被宗望平定，张觉逃奔于宋。张敦固以南京降，复叛，阇母则执杀张敦固。宗望以平州为鉴，奏请不在汉人地区推行猛安谋克制，保留汉制，与知枢密院事刘彦宗共同裁决大事。

抚夏灭辽金对当时西北的西夏没有出兵，主要是争取其对金称藩。天会二年（西夏元德五年），金太宗命宗翰、宗望与西夏商议割地议和，把下寨以北、阴山以南的原辽地割给西夏。西夏向金上誓表称臣，接受金朝的主属。

金太宗即位之初，对宋朝守太祖的命令，与西夏议和，这主要是为稳定南京（原平州）的形势以及进一步擒捉辽天祚帝，这是当时灭辽所需要的，也是为巩固金代辽而统治所需要的。金对宋不断派遣使臣通好。

天会二年（辽保大四年）十月，辽天祚帝想逃往天德军，进驻应州西余睹谷。完颜娄室派兵追击。天会三年三月二十日（1125年3月26日），天祚帝被擒，辽亡。金派李用和等充告庆使如宋。金封天祚帝为海滨王，居于长白山东，天会六年（1128）病死①。

金灭辽后，继辽与宋对峙。金与辽不同，是个新兴起的政权，这个政权的出现和发展使当时南北双方的政治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当时亦不再是金宋夹攻灭辽，而是金代辽与北宋的和战问题。金代辽而为宗主。

①《金史》卷2《太祖纪》。

①《金史》卷2《太祖纪》。

第三节 宋的南迁

宋金燕云交涉

北宋末年，政治**，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宋徽宗、蔡京、童贯统治集团想乘辽朝衰亡之际，采取联金灭辽的战略，夺取五代后晋割给辽朝的燕、云十六州，以建立万世功业。

政和元年（1111），郑允中、童贯使辽，辽人马植夜谒童贯献灭辽之策，受到童贯的重视，遂约马植归来，马植到宋首都开封童贯家后，上书给徽宗，献计宋派遣使臣自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属山东）渡海到辽东与女真结盟，共灭辽朝，可以夺取五代后晋割给辽朝的燕、云地区。深受徽宗赏识，赐马植姓名为李良嗣，后又赐姓赵。金朝建立后宋曾遣使渡海，但未能登陆而回。重和元年（金天辅二年，1118）马政使金口头表达宋金联合攻辽及燕、云地区归来，金遣散覩等人使宋商议结盟事务。宣和二年（金天辅四年，1120）宋遣赵良嗣、马政先后使金，金亦数次遣使来宋，双方议定夹攻辽朝，辽燕京由宋军攻取，金军进攻辽中京大定府（今辽宁宁城西）等地，辽亡后燕云地区归宋朝，宋将原纳给辽朝的岁币转给金朝，史称“海上”之盟。

但是，由于宋军**，缺乏战斗力，数十万大军两次攻打辽南京（燕京），均被辽守军打败，辽南京还是由金军攻占。宋每年加付一百万贯钱为代税钱，随同每年的“岁币”交付给金朝，宣和五年四月，金方将燕京及所属九州中的西部六州归宋。但燕京居民大部已被金俘往东北作奴隶，宋所得的只是“城市邱墟、狐狸穴处”残破不堪的一座空城①，宋设燕山府路统治新得的燕京地区。云州（辽西京）地区，金太祖也表示在宋出犒军费给金的条件下归属宋朝。五月，金已许将朔（今属山西）、武（今山西神池）、蔚（今河北蔚县）三州先归宋，还没有来得及执行，就因同年六月金太祖病死而中止。

金太宗即位之初也是遵守盟约的。天会二年（宋宣和六年，1124），当时的主将宗翰、宗望都反对割山西地与宋，太宗还说：“是违先帝之命也，其速与之。”②宗翰、宗望反对割山西地，《金史·宗翰传》有一段记述很清楚：“宗翰复奏曰：‘先皇帝征辽之初，图宋协力夹攻，故许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后，请加币以求山西诸镇，先皇帝辞其加币。盟书曰：无容匿逋逃，诱扰边民。今宋数路招纳叛亡，厚以恩赏。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贯，尝期以月日，约以誓书，一无所致。盟未期年，今已如此，万世守约，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宁，割付山西诸郡，则诸军失屯据之所，将有经略，或难持久，请姑置勿割。’上悉如所请。”据此宋朝亦知求山西地并非失约，因之请加币以求之，金太祖不要宋朝的加币独许之，这是把合法占领的原辽地让给宋，其目的是为和好，其条件是“无容匿逋逃，诱扰边民”。宗翰认为宋朝已违反条件的规定，是败约的行为，因此反对再割山西诸镇与宋朝，同时也是从巩固金朝西边的形势出发的。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宣和五年四月十七日引《平燕录》。

②《金史》卷3《太宗纪》。

金军侵宋

宋宣和五年五月，降金辽将、金南京（平州）留守张觉据平州（今河北卢龙）叛金，六月初，张觉兵败逃往燕山府，为宋朝收纳，招纳叛亡破坏了宋金盟约，“失信于金，必启外侮”①，宋随后虽将张觉处死并将人头函送给金朝，还是成为金太宗侵宋的借口。

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1125）三月，金俘辽天祚帝，扫清了除西迁的耶律大石外的辽残余势力。金将宗翰奏“宋数路招纳叛亡”，“斡鲁奏宋不遣岁币户口事，且将渝盟”，“宗翰、宗望俱请伐宋”②，金太宗于同年十月下诏攻宋。

金军兵分两路，西路军以左副元帅宗翰（粘罕）为统帅，自西京大同府（云州）南攻太原（今属山西）。东路军以南京路都统宗望（斡离不）、六部路都统挞懒为主将，自南京（平州）西攻燕山。

十一月，东路金军占领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天津蓟县）。十二月初，西路金军统帅宗翰首先派使臣前往太原，要童贯“急行奏请只且割与河东、河北两路地土，以大河为界，存取大宋宗庙社稷”①。童贯立即逃向开封。宗翰随即自河阴（今山西山阴东南）南下，首先攻占已属宋朝的朔州（今属山西），又克代州（今代县）、忻州（今属山西），遂围太原。同月，东路金军进至三河（今属河北），大败宋军郭药师部于燕山府东之白河（当即今北京通县东潮白河），又败另部宋军于古北口（今属北京），郭药师以燕山府降金。

当金军进围太原，占领燕山府消息传到首都开封，昏君徽宗才下诏“罢浙江诸路花石纲、延福宫、西城租课及内外制造局”，“罢道官，罢大晟府、行幸局”②、应奉局等。在金军大举南下的情况下，徽宗只想逃跑，匆忙任命太子赵桓为开封牧，并下诏各地起兵勤王，并企图以太子“监国”名义，将抗金的重任推给太子赵桓。徽宗急于逃往南方，几乎是在吴敏、李纲等人逼迫下，于当年十二月下旬传位给太子，是为宋钦宗。

东路金军在攻打中山、真定两府时，未能攻占，遂越城南下。钦宗即位后，东路金军相继攻占庆源府（今赵县）、信德府（今邢台）。靖康元年（金天会四年，1126）正月初，东路金军又占领相州、浚州，黄河南岸的守军焚河桥溃逃。初三日消息传到开封，作为太上皇的徽宗立即于当天半夜出逃。东路金军迅即渡河南下，初七日即到达开封城下，开封军民在执政、东京留守李纲的率领下，打退金军的多次进攻。但金使要求宋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并以宰相、亲王为质的条件下退兵时，钦宗决定派九弟康王赵构、少宰（次相）张邦昌前往金军中谈判，当二月初宋钦宗直接主使的宋军夜袭金军失败后，却随即将李纲罢职以示求和诚意，并同意割让三镇。以陈东为首的太学生及数万居民群起反对，要求李纲复职领导抗金斗争，钦宗不得已而恢复李纲执政职务兼京城防御使，但继续进行割地求和的活动。当宋朝勤王军兵不断到达开封，西路金军因久攻太原不克而滞留在河东未能前来。在钦宗同意割让三镇，改以三弟肃王赵枢代替赵构、张邦昌由少宰升太宰（首相）作为人质的条件下，二月九日东路金军从开封退兵。西路金军在太原久攻不下的情况下，留部分金兵攻城外，主力转而南下，连下威胜军（今山西沁县）、隆德府（今长治），到泽州（今晋城）时，遇到北上的宋割地使后北返。

①《宋史》卷22《徽宗纪》。

②《金史》卷74《宗翰传》。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23，宣和七年十二月三日。

②《宋史》卷22《徽宗纪》四。

徽宗逃到镇江后，随即以太上皇帝圣旨，将东南地区的“递角（报告）”、“纲运（物资）”和“勤王”的军队扣留，掌握东南地区的军、政、经济大权，企图重新上台当皇帝。钦宗为了维护帝位，不仅首先贬逐“六贼”中的王黼、李彦、朱勔，不久又将王黼、李彦、梁师成处死，随后将徽宗身边的童贯、蔡攸，以及南逃的蔡京贬官，并下诏太上皇宋徽宗不得干预政事。徽宗被迫以密信向钦宗表示，愿回开封，“乐处闲寂”，不再“窥伺旧职”（重当皇帝）①，回开封后行动即受到限止。蔡京死于贬途，蔡攸、童贯、朱勔等相继被处死。

虽然宋钦宗下诏割让三镇以求和，但太原、河间、中山三府军民不接受割地诏书，西路金军主将宗翰只得留下部分金军继续攻打太原，自己退回大同。东路金军也在宋将种师中率宋军尾随的情况下，暂时退回燕京。

宋钦宗在李纲等坚持抗金与三镇军民抗拒割地的形势下，二月中旬又废除割地议和的协议。种师中等率军西进增援太原，主力于寿阳与金军遭遇，五战三胜，继续向榆次进发，增援太原。在榆次又与金军相遇，宋军饥困交迫，激战近半日，另两支援军又失期未能到达，种师中部宋军溃败，师中战死，河东其他宋军也连连战败。

八月上旬，金太宗以宋废除割地和议，命宗望、宗翰分率东西路军第二次侵宋。王禀率军民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坚守太原长达八个多月之久，终于在九月初被金军攻破，王禀率军巷战兵败后自尽。十月初，重镇真定府以二千宋军抗击东路金军主力围攻近四十天后被攻占，宋将刘翊巷战后兵败自杀，太守张邈被俘不屈被害。两路金军攻城略地迅速南下，宋钦宗又急忙派出康王赵构为使、刑部尚书王云为副使，前往东路金军统帅宗望军前，再次同意割让三镇。东路金军已经再次渡河南下，金使提出划河为界，宋钦宗立即派出执政官耿南仲、聂昌分使两路金军统帅宗望、宗翰军前，同意划河为界议和，此时赵构、王云才到磁州，王云当即被磁州城人民杀死，康王赵构慌忙退还相州，耿南仲与金使前往卫州，乡兵要杀他们，金使逃走，耿南仲前往相州见康王赵构，相约起兵勤王。聂昌到达绛州，为守军所杀，都未能完成割地议和的使命。

十一月末、闰十一月初，两路金军先后到达开封城下，多次攻城，均为开封军民击退，但宋钦宗和右相何■等竟然听信骗子郭京以所谓“六甲神兵”攻打金军。闰十一月二十五日，郭京声称神兵出战而开城门逃跑，金军乘机攻占开封的城墙。十二月初二日宋钦宗奉上降表，宋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二月六日（1127年3月20日），金下令废宋徽宗、钦宗二帝，四月初，宗望、宗翰押着徽宗、钦宗二帝“及其宗族四百七十余人”北归。

①《靖康要录》卷4，靖康元年三月二十日。

金太宗已决定灭宋，另设傀儡政权以统治黄河以南原宋统治区。在废宋徽宗、钦宗二帝后，下诏册立张邦昌为楚国皇帝，在开封登基为帝，定都城为金陵（今江苏南京）。张邦昌是宋东光（今属河北）人，宣和元年（1119）起在宋朝廷执政。后升任少宰（次相），力主割地求和，并先后副康王赵构、肃王赵枢同为人质，升任太宰（首相）。金在册封他为伪楚皇帝后，于四月初撤军。张邦昌迫于形势，迎哲宗废后孟氏为宋太后，自己为尚书左仆射。金为统治黄河以南地区而设立的伪楚政权，实际上仅历时32天便自行消灭①。

宋的南迁北宋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中旬，钦宗在开封被攻危急之际，以蜡书诏令在相州的康王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同时任命坚守中山府（今河北定州）孤城已达半年之久的知府陈遘为元帅，相州知州汪伯彦、磁州（今磁县）知州宗泽为副元帅，起兵抗金，入援首都开封。

康王赵构于十二月一日于相州建大元帅府，就任大元帅，此时金军早已攻占开封的城墙，北宋处于存亡危急之际，钦宗再次蜡书诏令赵构入援开封。赵构一面传檄河北各州府起兵会于北京大名府，于中旬派小部队南下汤阴（今属河南）作疑兵，自率近万军队出北门北上，经临漳（今河北临漳西南），踏河冰渡过黄河，到达大名。副元帅宗泽率军二千人，信德（今邢台）知府梁显祖率部将张俊、杨沂中及三千军兵，刘光世、韩世忠也率所部，相继到达。副元帅宗泽主张迅速南下援救开封，遭到赵构、汪伯彦的反对。赵构要宗泽打着大元帅赵构的旗号，率数千军兵南下开德府（今河南濮阳），向开封进发以吸引金军。自己则率大队人马于靖康二年正月初逃到东南方的东平府。二月下旬初，赵构等逃到济州。金军建立伪楚后，在济州的群臣即想奉康王赵构在济州称帝以重建宋朝，赵构采纳了宗泽的建议，前往作为宋太祖赵匡胤兴王之地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然后再即位当皇帝。当金军北撤，伪楚不得不自行消灭以后，垂帘听政的元祐皇后孟氏布告中外，由赵构嗣位当皇帝，张邦昌不仅率在开封百官上表劝进，还赶到南京表明拥戴赵构为帝，并当面认罪。赵构见时机成熟，遂于五月初一日（1127年6月12日）在南京应天府即位，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后建都（行在所）于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而称宋太祖赵匡胤建都开封的宋为北宋。南宋的建立延续了宋政权的统治生命。

①《宋史》卷24《高宗纪》一。《宋史》卷475《张邦昌传》引李纲奏议称“异姓建邦四十余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庚申，李纲奏议中确是称张邦昌“异姓建邦四十余日”。当是据金太宗二月二十一日发出册立张邦昌为楚帝之日起计算。中华书局标点本《宋史·高宗纪》于此处出注（注三）作“此处四字当作三字之误”的校记，欠妥。

高宗即位后，尊元祐皇后为元祐太后（后改隆祐太后，即孟太后），任命黄潜善为执政、汪伯彦为枢密院长官，分别兼任统兵的御营使和副使，实际掌握军政大权。封原伪楚帝张邦昌为太保、郡王，并参决大事。随后任命主张抗金的名臣李纲为右相，六月，李纲首先参奏张邦昌，张邦昌被贬往潭州（今湖南长沙），李纲随即进行抗金部署，荐张所为河北招抚使，招抚河北地区抗金义军，岳飞投张所部下为小军官。又任命宗泽为开封知府（随即升为东京留守、开封尹）整顿首都开封，以备高宗回京。在高宗是回开封坚持抗金斗争，还是南逃的大政方针上，李纲与黄潜善、汪伯彦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高宗被迫表示：“朕当与卿等独留中原，训练将士，益聚兵马。虽都城（开封），可守；虽金贼，可战。”①同时将孟太后、六宫及卫士家属发往东南，作南逃的准备。当八月初孟太后等离开封府到应天府后，高宗已决定逃往江南地区，遂于八月初升黄潜善为右相，李纲虽同时升为左相，但十多天后即因反对逃往东南而罢相，任相仅两个半月，高宗随即令孟太后逃往江宁。九月，金军按照与伪楚的地界划分，逐渐分兵占领河北、河东州县，而被贬的伪楚帝张邦昌也于同月下旬被处死于贬地潭州。为了躲避金军可能的南侵，十月初一，高宗立即从南京应天府乘船南逃，同月末即逃到扬州。南宋的建立、伪楚的消灭与张邦昌被杀，违背了金太宗不立赵氏而立异姓为帝，作为附属国的条件。宋高宗还否定了北宋钦宗割让河北、河东两路并成为金朝属国的承诺，而且任命了河北招抚使与河东经制使以图收复两河地区，公然与金抗衡。金太宗随即于同年十二月下诏进攻南宋，但在战略上是采取会师河北进攻南宋，还是先取陕西，然后进攻南宋，金军将领意见不一。金太宗决定：“康王（赵）构当穷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陕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①于是，命娄室率西路金军，作为偏师，以进取陕西；左副元帅宗翰（粘罕）率军会合右副元帅宗辅（讹里朵）于濮阳（今属河南），组成东路金军，作为进攻南宋的主力，发动了南宋建立后金军第一次大规模南侵的军事行动。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111，建炎元年七月十四日。

①《金史》卷74《宗翰传》。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又在狂吠，什么“金朝诞生在抗辽斗争的凯歌声中，是在氏族制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奴隶制国家”——完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在抗日斗争的凯歌声中，是在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苏联奴隶专制卫星国家”的古为今用嘛。）

【第九章 南宋与金的对峙】

第一节 南宋初年的政治形势

钟相、杨么起义

金军渡江南侵宋高宗即位之初，首先处置了张邦昌，但害怕抗金会招致金可能把徽宗、钦宗二帝送回来，从而影响自己的帝位，因此决意走避江南。当时东京留守宗泽请高宗回东京开封，主战派宰相李纲提出“车驾不可不一到京师，见宗庙，以慰都人之心”，“以天下形势而观，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①。但高宗都听不进去，即于建炎元年（金天会五年，1127）逃到扬州（今属江苏）。

同年十二月，金军开始第一次大举南侵，兵分两路：西路由娄室攻陕窥蜀，次年攻占陕西中部许多州县。主力为东路由左副元帅宗翰（粘罕），右副元帅宗辅（讹里朵）率领，宗弼（兀术）攻陷京东州县，宗翰从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渡黄河，克兖（今属山东）、郓（今东平），袭庆府（今济宁）等地。建炎三年正月末，金军由徐、泗（今盱眙北）二州奔袭扬州，二月初金军临近扬州之际，高宗仓皇渡江逃到镇江，喘息未定，又逃往杭州。金军小部队虽到达扬州，但主力仍在徐州，加上渡江有困难，金随即焚扬州北返。高宗于二月中旬逃到杭州后，立足未稳。三月初，将领苗傅、刘正彦即发动兵变，迫使高宗让位给3岁的儿子赵旉，孟太后垂帘听政，四月初高宗复位，苗傅、刘正彦后被处死。

高宗决定向金称臣求和，先后派出的两批求和使臣还在途中，金军第二次大规模南侵已经开始。金军仍分东西两路，西路再攻陕以入蜀，东路准备南越长江追击高宗。宋高宗此时正在建康，于是在同年八月间先让孟太后及六宫往洪州（今江西南昌）避难，自己接着于九月间又急忙从建康逃向杭州（升为临安府）。这时，金军宗弼已从京东南下渡淮，分两路南侵，一路从滁、和二州渡江攻江东，另一路从蕲（今属湖北）、黄（今属湖北）二州渡江攻江西。十月上旬，高宗不等金兵来到，随即在风声鹤唳中从临安渡过浙江南逃到越州。当金军宗弼于十一月中旬末渡江进攻建康的消息传来，高宗又于十二月初逃到明州（今宁波），并决定下海以逃避金军追击。金军宗弼随后即由广德军越过天目山，占领临安。高宗则从明州乘船逃到定海（今镇海），随即入海到昌国（今定海），金将阿里也渡浙江追击，取越州。建炎四年正月，金军攻占明州，高宗自昌国南逃台州（今临海）海边，金军阿里入海攻占昌国，并乘海船追击，被宋提领海舟张公裕引大舶击退，高宗又乘船逃往温州。二月初，金军退回临安，宗弼听说宋浙西制置使韩世忠将从江阴截击其后路。于是在二月中旬纵火烧临安城后北返，入平江府。三月，高宗离开温州，由余姚回到越州。宗弼也北返抵镇江，韩世忠以舟师扼江口，金军渡江不成，沿长江西上，黄天荡（今南京东北）之战，金军大败。建康战役中，宗弼又被宋通泰镇抚使岳飞打败。五月中旬初，金军宗弼自建康渡江北返。

伪齐的建立及灭亡①《宋史》卷358《李纲传》上。

伪齐是金继伪楚被灭后在黄河以南重建的又一个傀儡政权。

金朝进攻南宋的最初目的本想消灭南宋，在黄河以南重建傀儡政权，出兵前，金太宗曾说过：“康王构当穷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①金将宗弼渡江穷追高宗未获，不得不渡江北返，说明消灭南宋的目的在短期内达不到，决定随即在已占领的黄河以南地区建立傀儡政权。高庆裔乘机献议于金左副元帅宗翰说：“吾君举兵止欲取两河，故汴京（今河南开封）既得而复立张邦昌。后以邦昌废逐，故再有河南之役，无以恩归他人。”②宗翰即向金太宗推荐刘豫，挞懒也力荐刘豫，金太宗遂同意册立刘豫为伪齐皇帝。

刘豫，字彦游，阜城（今河北交河）人，原任宋朝济南知府，金左监军挞懒攻济南，刘豫杀抗金将领关胜降金。任金京东、淮南安抚使，知东平府兼诸路马步军都总管，节制河外诸军，子刘麟任济南知府，金将挞懒率军镇抚刘豫控制的地区。

宋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七月二十七日（1130年9月1日），金太宗册立刘豫为帝，国号齐，建都大名（今属河北）府，辖区为原宋朝黄河以南的全部领土。九月九日（10月12日），刘豫在大名府正式受金册命为齐帝，为金的子皇帝，以大名府为北京，东平府为东京，汴州（原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府）为汴京，刘豫登基后即仍回东平府，当年仍用金天会八年年号，改次年（金天会九年、宋绍兴元年，1131）为阜昌元年。实际控制区为原北宋的京东、京西两路及淮南路的部分地区，绍兴元年十一月，金又将新占领的陕西诸路划为伪齐辖区。次年四月，刘豫迁都汴京，成为南宋与金之间的缓冲地区。

金朝在伪齐境内驻兵、干涉政治、索要巨额岁币，伪齐在境内又不得民心，宋朝旧臣大多不肯归附，“沿河沿淮及陕西、山东等路，皆驻北军，由是赋敛甚重，刑法太峻，民不聊生”。签军只有30万，其余靠从南宋逃来的溃军，如宋行营左护军副都统制郦琼，流窜于江淮湖湘的李成，逃离荆湖的孔彦舟等。

绍兴三年，刘豫派兵攻陷南宋河南的唐州（今河南唐河）、信阳军（今信阳市）以及湖北的襄阳府、郢（今湖北钟祥）随（今属湖北）两州。当年就被岳飞所收复，刘豫因出师不利，乞援于金，于是在次年七月，金、齐联合南侵。伪齐夺民船500艘，运载战具，派徐文取海道声言攻定海（今浙江镇海）；而以刘豫子刘麟率军会合金将宗弼为前军主力，配合挞懒、宗辅分道南侵。步兵从淮北的楚（今江苏淮安）、承（今高邮）南进；骑兵从淮南的泗州（今盱眙南）趋滁州。十月，宋高宗下诏征讨，令淮西宣抚使刘光世守建康，淮东宣抚使韩世忠自镇江渡江。韩世忠用“伏兵四起”的办法打败金兵于扬州大仪镇，别将董旼也再捷于天长县的鸦口（今安徽天长东）。金兵惊溃，宗弼连夜退兵，并命刘麟兄弟退兵，伪齐兵弃辎重亦遁。金兵既退，南宋重新布置防务，由张俊屯盱眙，韩世忠屯楚州，刘光世屯合肥（今属安徽），岳飞屯襄阳。

①《金史》卷74《宗翰传》。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141，建炎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引《金虏节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3，绍兴四年四月庚寅。

绍兴六年，伪齐二次分道侵宋，刘麟兄弟窥伺淮南，被宋将杨沂中大败于滁州附近的藕塘镇（今安徽定远东南），伪齐从此即一蹶不振。伪齐不但不能与南宋抗衡，反而常被南宋打败，只是依靠金军的支援，才得苟延残喘，引起金朝许多大臣与将领的不满。加上主张建立赵氏以外的属国，统治原北宋地区的金太宗已去世，首荐建立伪齐的首相宗翰也已去世。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1138年1月1日），在挞懒等人提议下，伪齐终于被废，金设行台尚书省于汴州。刘豫被降封为王，宋绍兴十六年（金皇统六年，1146）九月死。

宋金对川陕的争夺早在建炎元年冬金军第一次大规模进攻南宋时，除东路由主帅宗翰、宗辅率军追袭宋高宗外，西路由大将娄室率军攻陕窥蜀，当年十二月，占同（今陕西大荔）、华（今华县）二州。建炎二年正月，入长安、凤翔，关陕大震。建炎三年春，金军又陷延安、鄜州（今富县）。建炎二年春夏之交，高宗正从扬州渡江南逃，惶惶不可终日，大臣中即有人看到川陕和东南关系的密切，知枢密院事张浚首先提出“中兴当自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并自请任川陕之事①。高宗即任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于建炎二年七月到任，置幕府于秦州，练兵于兴元府（今陕西汉中），任用吴玠、吴璘兄弟为统制。南宋与金在关陕展开的争夺战从此开始，自建炎四年至绍兴四年（金天会十二年，1134）前后五年中，主要的战争有三次。即富平之战、和尚原之战、仙人关之战。

建炎四年七月，金将宗弼从建康渡江到**后，即引兵趋陕西与娄室会合，由右副元帅宗辅指挥。九月，张浚合熙河、秦凤、泾原、环庆永兴军五路兵号称40万人、马7万匹，在渭水北富平丘陵地带决战，激战半日，金军先败后胜，关陕大震，史称“富平之战”。张浚从邠州（今彬县）退守秦州，关陕从此不能恢复。金军进驻德顺军（今宁夏隆德），张浚再退至兴州（今陕西略阳）。

绍兴元年十月，金左监军宗弼乘上年秋间富平战胜之势，西进至凤翔府西南的和尚原（今宝鸡市西南）。和尚原西南紧靠秦蜀往来要道的大散关，为军事形势之地。张浚任吴玠为陕西诸路都统制，扼守于此。时关陇六路已为金占有，南宋只剩秦凤路的阶（今甘肃武都）、成（今成县）、岷（今岷县）、凤（今陕西凤县东北）、洮（今甘肃临潭）五郡及凤翔的和尚原、陇州的方山原（今宝鸡西）。所以，吴玠的扼守和尚原是死里求生。他吸取富平战败的教训，收散卒，积粮缮兵，为死守计，以图保蜀。又团结附近凤翔人民，使其夜输刍粟助军。金军自宝鸡攻和尚原。金军自侵宋以来，习于常胜，宗弼合10余万人，造浮桥跨渭水上，隔涧与宋军对峙，进逼宋军，吴玠命诸将坚阵以待，更迭休战，用劲弩分番迭射，矢注如雨，金军稍却则以奇兵绝其粮道，进兵夜击，遂大败金军，史称“和尚原之战”，为南宋在陕西最后一道防线的保卫战。

①《宋史》卷361《张浚传》。

绍兴三年春，金将撒离喝会合伪齐刘麟从商於（今陕西商州至河南内乡一带）攻陷宋金州（今陕西安康），吴玠被动地从河池（今甘肃徽县南）驰援饶风关（今陕西石泉西北），与金军展开激战，宋军不支溃退，金军遂入兴元府，四川大震，吴玠放弃和尚原，退守河池南的仙人关，筑垒关右，号“杀金坪”，严阵以待。

绍兴四年二月，金将率步骑10万占领和尚原后，进攻仙人关，吴玠、吴璘以万人坚守关右杀金坪堡垒，以长刀大斧砍杀金骑兵得胜，迫使金军退屯凤翔，史称“仙人关之战”。张浚已于绍兴三年调回临安，陕西一地仅赖吴玠兄弟节制兵马，支撑局面，仙人关之战最大的贡献是保全了巴蜀。

两河、两淮抗金义军与“兵匪合一”的“游寇”

正当金军南侵黄河、长江流域，一方面是两河以至两淮人民义军纷起抗击金军，另一方面却是几股流窜骚扰江西、湖北的“游寇”，在宋军追击下，最后投降伪齐。

两河（河北、河东）或三河（加河南）的“忠义巡社”（或简称忠义军），是当时整个华北地区人民的抗金武装组织的统称，人民“愤于兵乱，自结巡社”，进行抗金斗争①。有一套比较严密的组织，人数多达几十万。南宋初，他们接受南宋朝廷抗战派李纲、宗泽、张所等人的领导，在收复部分失地、截击敌人粮饷等方面，屡建奇勋。

太行山义军以太行山为根据地，太行山脉绵延于两河之间，地处金军南侵途中，有侧击的便利。太行山义军中最著名的是王彦的“八字军”①。八字军以士兵面部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而得名，有众10余万。其总部设在太行山东麓的共城（今河南辉县）西山中，势力达到并、汾、相、卫、怀、泽等地区，他们与金军作战数十次，后归属宋东京留守宗泽。

两河红巾军是北宋末年开始的两河人民抗金的组织，以头包红巾为标志。他们联合宋朝抗金将士，“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号，见有脱身南归者，往往助以衣粮”②。他们曾劫过金朝左副元帅的营寨，几乎全部将其剿灭，可见力量之大。两淮山水寨是两淮人民自己起来武装，依山阻水，据险负固，与金军进行斗争的武装组织总称。时间从建炎三年（1129）金军从江北徐、泗进攻扬州开始，至绍兴四年（1134）金军北还止。在这短短五年的时间中，两淮著名的山水寨有招信军横山寨和泰州缩头湖水寨。

建炎初，刘位“聚乡民保守横山（今江苏盱眙西北），分乡民为军，使诸弟侄各统之。是时西北衣冠与百姓奔赴东南者络绎道路”，“流移之人，渡淮（原作江，误）入招信（今安徽嘉山东北旧县镇）投横山为乐国”③。张荣原是梁山泊（今山东梁山南）渔人，两宋之际聚众二三百人于梁山泊，攻击金军，人称张敌万。建炎三年金军南攻扬州时，张荣船队南下至楚州（今淮安）鼍潭湖筑水寨抗金，有众万余人。建炎四年十一月，湖结冰，金军踏冰攻寨，张荣率船队南下通州，转入“缩头湖作水寨以守。挞懒在泰州，谋往渡江，欲先破荣水寨，尽载兵于舟，直犯水寨。时荣亦出数十舟”，张荣率军“弃舟登岸，大呼而杀之。金人不能骋，舟中自乱，溺水或陷于泥淖者不可计。挞懒收余众二千，奔还楚州”①。张荣俘杀金军五千余人。当两河、两淮人民义军抗金的同时，南宋京西、荆湖南北、淮南东西诸路因金兵入侵而引起的溃卒、饥民，被野心家利用，流窜各地，蜂起为盗，多的达十多万人，少的也有几万人，骚扰各地州郡，南宋朝廷称之为“游寇”。其中最大的有流窜于江淮湖湘十余州的李成，盘踞荆湖南北数州的孔彦舟以及由江西经湘南窜道（今湖南道县）、贺（今广西贺县东南）等州的曹成，较小的如据蕲州（今湖北蕲春北）的刘忠，其中除曹成最后归附韩世忠外，其余李成、孔彦舟、刘忠先后投降伪齐，伪齐亡后降金。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建炎元年八月丁卯。

①《宋史》卷368《王彦传》。

②《中兴小纪》卷2。

③《三朝北盟会编》卷134，建炎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145，绍兴元年三月二十日。

李成原为北宋末年的河北、京东捉杀使，建炎二年八月，乘金兵南下而叛乱，攻掠淮东宿州和淮西光州（今河南潢川）。建炎四年，占淮西舒州（今安徽潜山）。绍兴元年春，已据有江淮湖湘十多个郡，有席卷东南之意，又围江东江州（今江西九江），陷江西筠州（今高安）。被宋将杨沂中与张俊夹攻，李成兵败渡江北走，窜入淮西蕲州、黄梅（今湖北黄梅东南），李成部将马进为追兵所杀，李成北走投降伪齐。

孔彦舟原为南宋初年的东平府兵马钤辖，金军即将到来时，率领所部劫掠财物，渡淮南犯黄州。建炎四年钟相起义时，孔彦舟攻入鼎州（今湖南常德），后又率众移往潭州（今长沙）。绍兴二年，投降伪齐。

曹成原为禁军拱圣军卒，北宋末金军南侵时，参加张用所部，为东京留守宗泽招安，后受杜充攻击后南下，又随马友进荆湖地区，后率军单独活动，绍兴元年冬，经汉阳（今属湖北武汉），继续南向攻下道、贺二州。南宋命岳飞权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进讨，曹成奔连州（今广东连县），绍兴二年五月，曹成在岳飞追击下向韩世忠部投降。

刘忠，两宋之际起兵于山东，号花面兽。南宋初流窜南下淮西，建炎三年十一月在蕲州为宋军击败后窜入湖南，据岳州（今湖南岳阳）平江县东北的白面山。次年七月，韩世忠进兵岳州，大破刘忠，刘忠北窜淮西。九月，韩世忠部将再次大败刘忠于蕲阳口（今湖北蕲春南），刘忠遂北降伪齐。钟相、杨么起义从南宋建炎四年至绍兴五年，以钟相、杨么为首的农民起义，继承了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时提出的“均贫富”口号，又加上了要铲除封建等级的“等贵贱”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南宋初年土地剥削进一步加剧和农民起义政治纲领的趋于成熟。

北宋末年，金兵侵宋，北方官僚地主等大族纷纷南逃，湖湘地区当南北交通要冲，州县希旨，备加优容。于是那些显贵大族的随从及亲属，倚势恃强，鱼肉细民，侵占湖沼淤田，筑堤成田，恢复过去的剥削生活；而本地的一些歹徒，投充爪牙，助桀为虐。

两湖地区农民赋税负担特重，南宋初朱胜非曾记载：“自桂岭而来，入衡州界，有屋无人；入潭州界，有屋无壁；入袁州界，则人屋俱无。”①钟相，武陵县（今湖南常德）人，出身于小商人家庭。在起义前的二十多年，他利用“左道”（可能是摩尼教）为农民治病，联络群众。他自号老爷，亦称天大圣，并提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钟相的心腹裴宥、王宗石、刘衡、杨钦、杨么等，吸收当地“困于赋役”的人“入法”。参加者络绎不绝。北宋末，钟相曾派其子钟子昂率领信徒三百人“勤王”，参加抗金，但中途被解散回乡。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2，绍兴元年二月乙酉。

建炎四年二月，金军攻陷潭州，大肆掳掠。游寇骚扰荆南（今湖北江陵）、澧州（今湖南澧县）一带，冒充为“钟相民兵”。钟相“因托言拒彦舟以聚众”，决定起兵，抗拒金军和孔彦舟部的侵扰。参加起义的群众，多数为由贫苦农民、渔民与溃散士兵组成的“忠义军民”，还有少数避难来的知识分子。

建炎四年二月二十一日（1130年4月1日），钟相即在其故里天子岗（今常德南）筑垒浚壕，建立农民政权，定国号为楚，自称楚王，改元天载（一作战），子钟子昂为太子，“行移称圣旨，补授用黄牒”②。宣布宋朝国法为邪法，夺官僚地主的财产分给农民，称为“均平”。鼎（今常德）、澧两州及荆湖广大地区农民首先参加，起义军势力很快扩充到洞庭湖周围的19个县，起义军发展到40万人，当月攻入桃源县城，杀知县钱景，又攻克澧州，杀知州黄琮。

同年三月，宋朝廷以孔彦舟为荆湖南北路捉杀使，使其进入鼎州镇压起义军。

南宋孔彦舟看到起义军力量强大不能以战取胜，故意散布歌谣：“爷（指钟相）若休时我也休，依旧乘舟向东流”①，暗示可以和钟相停战言和而使其放松警惕，又派出奸细以请求“入法”为名，打入起义军内部。孔彦舟即乘筏夜渡，以奸细为内应，发动总攻击。三月十六日，钟相大败，父子战败被俘，后被杀害。仅有少子钟子仪逃入洞庭湖。

钟相起义失败后，余部杨么（原名太，因年少，楚人呼幼为么，故名）、黄诚、刘衡、周伦、杨钦、夏诚、黄佐、杨华、杨广等继续斗争，起义中心从武陵迁至杨么家乡龙阳（今汉寿），分置栅寨，聚众10余万。其中以杨么、杨钦、杨华的势力最大。

同年六月，宋朝鼎澧路镇抚使程昌寓由水路前往鼎州赴任，对杨么等施行招安。途经鼎江口时，遭起义军攻击，宋军大败，辎重、眷属等全被起义军所俘，只有程昌寓一人幸免，后又逃往公安。

绍兴元年正月，程昌寓升为主管荆湖西路安抚司公事，制造车船，装载水军，犯夏诚寨，被夏诚打得大败，车船也被缴获。绍兴二年十一月，荆湖、广南路宣抚使李纲和刘洪道、解潜会兵，准备围剿起义军。

绍兴三年四月杨么自号“天圣大王”，且用以纪年。拥立钟相少子钟子仪为太子做领袖。随后派起义军2万人奇袭公安县，截断宋军的饷道，以打破由李纲为主的围剿。四月十六日，宋军罗广所部抵鼎州城西时，以军饷不继，引兵北退，潭州将领刘深、鄂州将领颜彦恭也相继引所部从鼎州返回，李纲所策划的四路官军围剿宣告破产。

起义军充分利用“洞庭重湖”的地利，战士陆耕水战，“春夏则耕耘，秋冬水落，则收粮于湖寨，载老小于泊中，而尽驱其众四出作战，官军陆攻则入湖，水攻则登岸”①。

起义军又打造车船，车船以人踩轮，以轮激水，其行如飞，是水战的主要武器。

②以上均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建炎四年二月甲午。

①《中兴小纪》卷8。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6，绍兴五年闰二月辛酉；卷90，同年六月癸丑。

绍兴三年六月，宋湖南安抚使折彦质会同辛太等，对杨么起义军进行围剿。荆南府制置使王燮总领舟师，十月率兵抵鼎州沅江上游的鼎口，与起义军接战。官军大败，死伤无数，王燮本人为流矢射中，狼狈逃到桥口，率领神武前军万余人，奔返鼎州。王燮随后进兵岳州，想封锁洞庭湖的东口，以便“围剿”起义军于洞庭湖中，在岳州之南湘江口的阳武口等处捎泊水军。十一月三日，起义军使用车船进攻，踏车回旋，横冲直撞，将官军战船大小数百艘，尽碾没入水，官军大败。同年十二月，宋廷又派人招安，也都被杀。起义军已扩大到20万人。

绍兴五年二月，南宋朝廷派岳飞前往洞庭湖地区镇压起义军。四月下旬，岳飞率军到达潭州，遣使招降了黄佐。五月中旬，右相张浚到潭州督战。下旬，岳飞移军鼎州。六月二日，岳飞派黄佐潜入杨钦大寨招安，杨钦即率所部战士3000人投降。接着，杨钦又诱全琮、刘铣出降。同时，岳飞又命各州对于起义军投降者多方存恤，首领授官，其余的给以闲田耕种。南宋朝廷又对洞庭湖起义军根据地减免赋税。

岳飞命令诸路官军将紧靠洞庭湖沿岸的各农民军水寨分别包围，同时在环湖周围多筑堡垒，堡堡相连，实行陆地封锁的方针。对于起义军车船的优势，岳飞命令砍伐附近君山上的木头，多打巨筏，以堵拦湖中诸要塞；又以腐木乱草从上流浮下来，使得草木垫积，车船不能行驶。杨钦投降后，岳飞随即派牛皋等进攻杨么水寨，起义军将领陈瑫首先投降，起义军战败，纷纷投降，杨么投水死。十一日（1135年7月23日），岳飞进攻起义军最后据地夏诚寨，夏诚战败被俘，杨么起义终于失败。黄诚随后又斩杨么首级并押钟子仪向官军投降。

第二节 绍兴和议

绍兴初次议和

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1137）二月，宋高宗派王伦赴金奉迎宋徽宗棺木，王伦“入辞，帝使伦谓金左副元帅昌（挞懒）曰：‘河南地上国既不有，与其付刘豫，曷若见归。’”王伦九月末到涿州（今属河北），向挞懒转达了南宋愿代替伪齐成为金朝属国以求和的意愿。同年十一月，在挞懒倡议、首相宗磐（蒲鲁虎）等人的支持下，金废伪齐。挞懒随后送王伦回宋，并说：“好报江南，自今道途无壅，和议可以平达”，“又许归河南地”①。十二月下旬，王伦回到南宋向高宗报告后，高宗随即再命王伦使金以求和。宋高宗决意向金投降求和，并于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1138）二月下旬，自建康回到临安后，不想再东奔西跑，遂定都临安，但为了表示还要收复失地，因而名义上的首都，仍是还在金军占领下的原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府，临安府不称京都而称“行在所”，表示只是“行幸”之所；并以建康作为陪都。三月初，即任命秦桧为右相兼枢密使，处理投降求和事务。

同年四月，宋使王伦到祁州（今河北安国），向挞懒再次表示，宋高宗愿意代替已被废的伪齐作金属国的求和意愿。七月，挞懒又倡议将原伪齐辖区划归南宋，以换取南宋的臣属，不仅得到首相宗磐的赞同，又得到新任右丞相宗隽（讹鲁观）的全力支持。八月，金熙宗终于决定将原伪齐辖区划归南宋，以得到南宋的臣属。并派使臣张通古等与王伦到南宋议和。

十月，当议和的金使即将到来之时，宋高宗首先将反对议和的左相赵鼎罢相，由秦桧独相，主持议和，其他文武大臣不得参与。

十二月下旬，金使张通古到临安，称南宋为“江南”而不称“宋”，用“诏谕”而不称“国书”，并要宋高宗拜接金熙宗诏书，虽遭文武大臣强烈反对，但宋高宗决意投降求和，并对官员们说：“向使在明州时，朕虽百拜亦不复问矣。”①但后来还是以宋高宗在居丧（徽宗丧）期间难行吉礼为借口，改由奸相秦桧于二十八日代高宗拜接金诏书，金将原伪齐统治区河南、陕西地区划给南宋，南宋以称臣，并“许每岁银、绢五十万”两、匹议和②。绍兴九年（金天眷二年，1139）三月中旬，金右副元帅宗弼（兀术）与宋东京留守王伦完成交割河南、陕西地区，金将原在开封的行台尚书省移往大名，后又迁往燕京，宋也随后任命新收回地区的各种官员。

顺昌保卫战与陕西保卫战

但是，同年七月，金朝主和的宗磐、宗隽被以谋反罪处死。八月，挞懒也以谋反罪被杀。主战的首相完颜宗幹（斡本）、升任都元帅的宗弼等掌权。绍兴十年五月初，金撕毁和议，决定分兵两路重占已划归南宋的河南、陕西地区。宗弼随即率东路金军自黎阳（今河南浚县）南下，河南各地相继投降。

①《宋史》卷371《王伦传》。按：当时挞懒还是元帅左监军，同年十月才升为左副元帅。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4，绍兴八年十二月戊寅。

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5，绍兴十年五月戊戌。

顺昌府（今安徽阜阳）是南宋新收复的地区，年近70的知府陈规到任后即屯粮修城。东京副留守刘锜率以原“八字军”为主的1.8万军队，乘船沿淮北上赴任，五月中旬到达顺昌时，金军已经南下，东京被金军占领，并已占领陈州（今淮阳），距顺昌不足300里，刘锜遂决心与陈规共守顺昌以抗击金军。五月末，金军围攻顺昌，为宋军击败。六月初，金都元帅宗弼率亲军到达顺昌城下，在督率10万金军攻城的前一天，“宗弼见其城陋，谓诸将曰：‘彼可以靴尖趯倒耳。’即下令来早府治会食”，根本不把刘锜放在眼里。九日晨，金军大举攻城，刘锜取擒贼先擒王的战略，决定重点攻击宗弼亲统的身穿重甲的亲军，时值盛夏，刘锜采取“早凉则不与战”，到中午过后金军“力疲而气索”时，派精兵5000出南门猛攻宗弼的亲军，“士殊死斗，入敌阵中，斫以刀斧，至有奋手捽之与俱坠于濠者，敌大败，杀其众五千”①。宗弼战败后移指挥部于城西，采取长期围困战略以取顺昌。当晚大雨，平地水深一尺多，刘锜又不断派小部队袭击，两天后宗弼终于支持不住而退往开封。顺昌之战，宋军以少胜多，挡住了金军渡淮南侵的矛头。

在宗弼率东路金军南侵的同时，右监军撒离喝也于五月中旬初自河中（今山西永济西）渡黄河进入同州（今陕西大荔），直奔永兴军（今西安），沿途州县纷纷迎降，金军很快占领永兴军，随即西向凤翔，陕西宋军近半数被隔在陕北。四川宣抚副使胡世将派吴璘率军2万自河池赶往宝鸡，吴璘部将姚仲于凤翔府石壁寨击败金军前锋，金军退屯武功（今武功西）。六月初，吴璘、杨政主动约金将撒离喝会战。宋军击败金军并攻占扶风，又攻击凤翔城西的金军，“萨里干（撤离喝）怒，自战于百通坊，列阵二十余里”，也被吴璘部将姚仲等打败，“杀获尤多”②。吴璘、杨政等布防于渭河两岸，抑制撒离喝南下侵蜀，撒离喝见宋军已有防备，改而想北攻邠州（今彬县），宋军也在北面设防，经多次战斗，青溪岭（今甘肃泾川西南）之战，撒离喝所率北出的金军又被宋军击败，金军又退回凤翔。闰六月中旬，金军又北攻泾州（今泾川北），宋军奋力抗击，金军虽战胜，但伤亡惨重，再次退回凤翔后息兵休战，宋军也撤离河池退保仙人原（今陕西凤县西南），以防金军攻蜀，宋军经过苦战，扼制了金军南侵的锋芒，隔在陕北的宋军也南归蜀地，保存了军力，但陕西已被金军占领。

岳飞北伐与再次和议

当绍兴十年五月金军围攻顺昌时，宋高宗首先起用刘光世，驻太平州，节制李显忠、王德两军进援顺昌。六月初，宋高宗接着命韩世忠、张俊、岳飞皆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作全面攻击态势，命张俊进取亳州，韩世忠进取宿州、淮阳军（今江苏邳县南古邳），命岳飞以骑兵出陈（今河南淮阳）、许（今许昌）、光（今潢川）、蔡（今汝南）诸州，应援顺昌刘锜。实际上只是为了防备金军大举南下，宋高宗随即派李若虚前往岳飞军前“计事”，见岳飞于德安府（今湖北安陆），传达高宗要岳飞退兵的旨意，此时岳飞已作好进军中原的部署，因而不同意退兵，李若虚见岳飞抗金意志坚决，愿意自己承担矫诏之罪，支持岳飞北进。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壬子、己酉。

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壬子、己酉。

岳飞军于闰六月中下旬攻占颍昌（今许昌）、陈州、郑州、中牟等地，距金军指挥中心开封只有60多里。七月初，又攻占北宋西京洛阳。金都元帅宗弼亲率精骑1.5万，于七月中旬初奔袭宋军指挥中心郾城，岳飞率少量留守部队奋战，击败金军。金军败退后转而进攻颍昌，也被守城宋军打败①。正当金军准备撤离开封北上，河南地区即将收复之际，宋高宗认为金军南侵的威胁已经消失，即命各路宋军退兵回防，张俊首先退兵，韩世忠接着撤退，只有岳飞仍要求抗金，宋高宗下诏不许深入，还将原守顺昌的刘锜所部宋军调回江南，将顺昌防务也交给岳飞，迫使岳飞如不退兵将面临违抗宋高宗班师的诏令和单独抗击全部金军的不利局面。岳飞只得于七月中旬末奉诏退兵。这是金军侵宋以来唯一的一次宋军主动进攻中原地区，并取得辉煌胜利的战局，终于在宋高宗、奸臣秦桧的降金求和中被断送。

绍兴十一年初，金都元帅宗弼又率金军渡淮侵宋，攻占寿春，进至庐州附近，宋军刘锜、杨沂中部奉命进援，并令岳飞东进江州策应，岳飞提出北进中原直接攻击开封，迫使金军退兵的战略，遭到宋高宗、秦桧的拒绝，只令岳飞救援淮西。刘锜率2万宋军赶到庐州，见城池残破，只得退屯东关（今安徽巢湖东南），金军攻占庐州后继续南侵。二月，当金军即将临江之际，王德率宋军渡江北上进驻和州（今和县），宋金两军在和州、含山、巢县，以及昭关（今含山北）、清溪（今含山西南）一带展开激战。金军都元帅宗弼率主力与宋将杨沂中、刘锜等所部决战于柘皋（今巢湖市西北），宋将刘锜率部首先进攻，杨沂中、王德等各率所部继进，金军大败，退守紫金山（柘皋西北）。宋军又败金军于店步，收复庐州。三月，金军于退军途中在濠州（今凤阳西北）设伏，击败宋将杨沂中、王德所部后渡淮北归。

柘皋之战，金军主力10万在宗弼指挥下，仍被南宋次要将领刘锜、杨沂中、王德等所部打得大败，显示了宋金军力强弱转化的态势，改变了此前只有岳飞、韩世忠、张俊三大将左右南宋战场形势的局面。宋高宗意识到金军已不可能威胁到南宋的存亡，他又不愿打败金朝，促使金朝放出宋钦宗作为金朝傀儡而威胁自己的帝位，决心向金称臣求和以保留对南方半壁江山的统治。范同向秦桧献计，要达到降金求和的目的，首先要将抗金最坚决的岳飞、韩世忠等人的兵权收回，于是借赏柘皋之功，召三宣抚使至杭州，随即任命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到枢密院办公。张俊附和宋高宗、秦桧降金求和国策，随即交出兵权，宋高宗乘势宣布撤消三宣抚司，收回韩世忠、岳飞兵权。秦桧也由右相升为左相。

宋高宗、秦桧首先把打击的矛头指向声望最高的韩世忠，五月，“诏韩世忠听候御前委使，张俊、岳飞带本职前去楚州按阅（韩世忠原部）御前军马”①，随后设枢密行府于镇江。张俊向岳飞暗示宋高宗、秦桧陷害韩世忠的意图，为岳飞所拒绝。因为岳飞没有贯彻宋高宗意图，当七月回到杭州后，又反对罢除名将刘锜的兵权，宋高宗、秦桧接着把矛头转向岳飞，也将岳飞留在杭州，只命张俊前往镇江枢密行府措置军务。八月，岳飞被罢官，随后被罗织谋反罪状，并于十月与部将张宪同下大理寺狱，与此同时，高宗、秦桧加紧进行降金求和活动，韩世忠在反对无效后辞官。十一月，和议成，南宋称臣，划淮为界，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史称“绍兴和议”。十二月末，岳飞终于以“莫须有”的罪名，与子岳云、部将张宪被害。

①《宋史》卷365《岳飞传》记载岳飞此次进军中原，有朱仙镇大破金军的记载，其源出自岳飞孙子岳珂的《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卷5。邓广铭先生考证后，认为：“所谓朱仙镇之捷，只不过是岳珂所虚构的一次战功而已。”详见《中所记朱仙镇之捷及有关岳飞奉诏班师诸事考辨》，《文史》第八辑，1980年；《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绍兴十一年五月丁未。

奸相秦桧自绍兴八年独相兼枢密使以来，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贿赂公行，赃吏恣横，贬斥异己，亲信布满朝廷。绍兴和议后，更是横行不法，遭到军民的普遍反对。其子秦熺升为知枢密院事，秦桧更被吹捧为“圣相”、“元圣”，由少保而太师，封国公，权势熏天，就在秦桧声势煊赫不可一世的绍兴二十年（1150）正月，殿前司后军使臣施全因反对秦桧降金政策，行刺秦桧于上朝途中，被捕后遭杀害，反映了南宋军民反对秦桧降金求和的意向。秦桧于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下旬病危时，宋高宗才将秦桧进封为郡王而令其致仕，子秦熺也进官致仕，秦桧随即病死。朝廷结束了秦桧长达18年的独相擅权时期，但继任宰相如汤思退等仍是秦桧的党羽。

第三节 隆兴和议

采石之战

当绍兴二十年（1150）正月施全谋刺秦桧未成的前一个月，金皇统九年（1149）十二月，金副相（平章政事）完颜亮刺杀金熙宗后夺取帝位（死后降封海陵郡王，本卷行文称完颜亮或海陵王、海陵）。完颜亮在帝位稳固以后，决定破坏“绍兴和议”，企图消灭南宋。金贞元元年（1153）由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迁都中都大兴府（今北京），并积极备战。正隆六年（宋绍兴三十一年，11）二月，以巡狩名义前往南京开封府。

五月中旬，完颜亮遣使赴杭州，直接向宋高宗提出划江为界，且以军事相威胁。南宋被迫作出防御部署，任命吴锜为四川宣抚使守川，侍卫马军司长官成闵率部3万出戍鄂州，任京西、湖北制置使，节制两路军马，控扼长江中游。任命名将刘锜为江、淮、浙制置使，节制诸路军马，自镇江进驻扬州，负责长江下游全面防务。

七月，金迁都南京开封，随即进行侵宋部署，西路军由徒单合喜、张中彦统兵5万出凤翔，拟取大散关（今宝鸡西南）以扼制宋军出川攻金；中路由刘萼、仆散乌者统兵2万，出蔡州（今河南汝南）进攻长江中游地区；东路为金军主力，由完颜亮自统，拟渡淮取寿春（今安徽寿县）以攻淮西；另派徒单贞统兵2万拟取淮阴以攻淮东；以苏保衡、完颜郑家奴于胶西县（今山东胶州）东南海湾（今青岛西侧胶州湾）率水军由海道南下，直取南宋首都临安。

九月初，金军西线首先出兵攻占大散关后修垒自守。同月下旬，中路金军进攻信阳（今属河南），完颜亮也自开封南下，侵宋战争全面展开。宋高宗于十月初下诏亲征，两淮宋军统帅刘锜扶病自扬州进驻淮阴抗金前线。金军自涡口（今安徽怀远东）大举渡淮，淮西主将王权违背刘锜节制，自庐州南逃昭关（今含山西北），再逃至和州，金军攻占庐州、滁州。刘锜不得已而从淮阴退回扬州。在金军即将到达长江北岸之际，宋高宗准备再次东逃入海，百官也纷纷送家属出城，准备逃亡。在宰相陈康伯等人的反对下，宋高宗决定亲征，遂任命知枢密院事叶义问任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任参谋军事，统一指挥江淮战事，他们还未从临安出发，王权已弃和州逃到江南的东采石（时属当涂县，今安徽马鞍山市南），金军随即占领和州，完颜亮进抵江北岸的西采石附近的江北渡口杨林渡。另路金军此前已攻占真州（今江苏仪征），并进攻扬州，刘锜等退守瓜洲（今扬州南），扬州为金军占领。时刘锜已病重，奉命渡江退守镇江。

金东路主力虽然取得重大进展，进抵长江北岸，其他各路却进展不大，水军甚至未及出发，即于十月下旬被宋将李宝所率水军自明州千里奔袭，完全消灭于胶西县东南海湾中的陈家岛金水军基地。

当十月初二金军渡淮大举南侵之后数日，金朝后院起火，反对完颜亮穷兵黩武南侵的将领拥立金东京（今辽宁辽阳）留守完颜雍（乌禄）即帝位于东京，是为金世宗，改元大定。一月之内迅速占领黄河以北地区。十一月初二，金帝完颜亮得知消息后，决定立即渡江进攻南宋，于初七日临江誓师，决定次日于西采石渡江南侵。

宋督视军马叶义问初五日才到达建康，当夜免除王权兵权，改任李显忠为都统制，次日即派参谋军事虞允文前往芜湖督促李显忠立即上任，并负责到东采石慰问渡江逃到长江南岸的原王权所部官兵。虞允文到达东采石时，形势已十分严重，遥见长江北岸金军大量水军船只已出杨林渡口，虞允文临时部署宋军进行防御，并命当涂县民兵乘海鳅船冲击金水军船队，击败了金军。次日宋将盛新率军乘船防守于长江江心，控制金水军基地杨林河口，不让一艘金军船只出河入江，宋军又以火攻烧毁金水军的大量船只，完颜亮被迫烧毁其余船只，转往扬州。都统制李显忠到达采石时，采石之战已经结束，随即派李捧率军万余人及船只随虞允文前往镇江防守。完颜亮在扬州下令三日内渡江南侵，金军在采石战败后士气已经很低落，接着金在胶西县东南海湾的水军被宋水军全部消灭的消息传来，由于镇江宋军守备严密，金军将领认为渡江南侵必将战败，加上金世宗已控制了金大部地区，促使金都统制耶律元宜（完颜元宜）等在十一月二十七日杀死金帝完颜亮于扬州。三十日，完颜元宜以金军都督行牒镇江宋枢密行府，以奉金世宗诏令名义而杀死完颜亮，即将退兵以修旧好。金军随即退兵，十二月中旬初已渡淮北归。

采石之战摧毁了金帝完颜亮渡江南侵的企图，也打击了金军的士气，促使金军将领杀死完颜亮后退兵。

孝宗即位貌似强盛的北宋皇朝在金军进攻下很快就灭亡，南宋建立后风雨飘摇几乎无立足之地，高宗的独子又3岁夭折，而且高宗再未生育子女，使上自孟太后下至低级官员，产生了一个共识，认为这些都是因为宋太宗杀太祖夺位所致，只有还帝位于宋太祖后裔，宋朝才能保存。

建炎四年（1130）四月，金军从明州（今浙江宁波）北退，宋高宗从温州（今属浙江）回到越州（今绍兴）并作为行都。八月，孟太后也到达越州。约在绍兴元年（1131）正月，孟太后以做梦的形式秘密建议高宗选立太祖赵匡胤的后代作为继承人，才能巩固宋朝的统治，“高宗大悟”。此后宰相范宗尹的建议又和孟太后相同，于是高宗决定选太祖后裔一人为安定郡王，实际上作为帝位继承人选，受到执政大臣李回、张守等人的赞许。六月，九品小官上虞县丞娄寅亮公然上书，要高宗“于‘伯’字行内选太祖”后裔作继承人①。宋高宗终于在绍兴二年选中宋太祖的次子赵德芳的六世孙赵伯琮作继承人选，但始终只作为宗室，直至金军南侵在即的绍兴三十年（10）才被立为皇子。

绍兴三十一年（金大定元年，11）十一月，金将杀死完颜亮后北归，但宋金战争并没有因此停止。当金世宗于十二月中旬到达中都后，下旬即派左监军高忠建为即位报谕使前往南宋。三十二年（12）正月，当金使即将来临之际，南宋君臣在对金作战还是议和问题上，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宋高宗说：“朕料此事终归于和”，“至如以小事大，朕所不耻”①，仍坚持对金臣属求和的方针。①《宋史》卷33《孝宗纪》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1，绍兴元年元月辛酉；卷45，绍兴元年六月辛巳。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6，绍兴三十二年正月壬辰。

但是在群臣的建议下，企图重划疆界，收回河南地区改变臣属关系，于是在四月派出贺金世宗即位使洪迈所带的“国书”中提出：“愿划旧疆，宠还敝国，结兄弟无穷之好，垂子孙可久之谋。”②但是，宋高宗深知金朝决不会同意，宋金战争必将大起，再次面临和战不定的政局，决心将责任推给嗣子赵玮（伯琮）。五月末，立赵玮为太子，并改名眘，六月十一日即宣布退位为太上皇，太子赵眘即位，是为宋孝宗。

隆兴和议孝宗即位后，面对的是宋金战争仍在进行中，而且形势严峻。指挥采石之战的虞允文已以兵部尚书出任川陕宣谕使，张浚任两淮宣抚使，副相（参知政事）汪沏视师湖北、京西。孝宗为岳飞平反昭雪，起用因主张抗金而被贬的官员，以鼓舞抗金斗志。但是，宋孝宗在抗金举措上仍受制于太上皇宋高宗，朝中大臣也大多仍执行太上皇降金求和的意志，因而主张由川陕进取中原的虞允文被罢职。

金世宗于大定二年（12）九月镇压契丹族移剌窝斡起义后，决定与南宋仍按照“绍兴和议”，要求南宋臣属，索回采石之战前后被宋军攻占的淮北州府，并要南宋依旧每年纳贡银绢，为此于十一月初命右丞相仆散忠义（乌者）兼都元帅统兵攻宋。

隆兴元年（金大定三年，13）三月，金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致书南宋枢密使张浚，要求“凡事一依（金）皇统以来旧约（按指“绍兴和议”）”①，并索取“侵地”和贡赋。南宋关于地位平等和重议划分疆界的要求，遭到金世宗的完全拒绝，宋金之战势所难免。

宋孝宗决定对金作战以改变宋金臣属关系，同年四月，命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张浚督军北伐。五月初，张浚命宋将李显忠、邵宏渊分别自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盱眙（今属江苏）渡淮北攻，李显忠首先攻克灵璧，金河南路都统奚人挞不也（《宋史》作右翼军都统萧琦）战败出逃后降于李显忠。邵宏渊兵围虹县（今泗县），李显忠挥师东进，虹县金守将泗州知州蒲察徒穆等向李显忠投降，都督张浚随即渡江前往濠州督战。中旬，李显忠率军进攻宿州，守城金军不遵守坚壁清野守城待援的军令，出城抗击宋军，被宋军打得大败而逃。李显忠军首先攻下宿州北门，邵宏渊军继进，经过激烈巷战，又杀敌数千，攻占宿州。金宿州防御使乌林答剌撤等率残军北逃。

宋军攻占淮北重镇宿州，一度使南宋君臣大为振奋，随即任命李显忠为淮南、京畿、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孝宗也下诏亲征。

宋军迅速攻占灵璧、虹县、宿州，也震动了金世宗，随即派中使督战，金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撒曷辇）立即率精兵进攻宿州，李显忠率所部主动出击，连日激战，金河南道副统、勇将孛术鲁定方战死，双方伤亡都在万人以上，胜负相当，但邵宏渊不仅按兵不援，而且还制造谣言动摇军心，邵宏渊之子及邵部中军统制等首先乘夜南逃，其他将领也相继南逃，李显忠移军入城后，仍制止不住将领的逃亡。金军加紧攻城，李显忠亲自上城守卫砍杀攻城金兵，邵宏渊仍坐视不援，宋军遂于夜晚撤军南还，诸军溃逃，军资尽失，金军也以伤亡重大而未穷追，宋军遂移军守淮，史称“符离之战”。

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9，绍兴三十二年四月戊子。

①《金史》卷87《仆散忠义传》。

符离之战，不仅挫折了南宋抗金派的意志，议和活动又开始进行，而且秦桧党羽汤思退重新上台任右相后竭力主和，当南宋遣使议和时，“上皇甚喜，谕上（孝宗）以欲自备一番礼物”，以表示太上皇宋高宗全力支持议和，汤思退随后升为左相。主战的张浚虽升为右相兼都督，竭力反对和议，也得到宋孝宗的支持，但汤思退公然以太上皇宋高宗压制宋孝宗，“请上（孝宗）以社稷大计，奏禀上皇而后从事”。以致宋孝宗很生气地批示：“敌无礼如此，卿犹欲和。今日敌势非秦桧时比，卿之议论秦桧不若。”但宋孝宗仍下诏称：“朕以太上圣意，不敢重违”①，而进行议和活动，却仍想以较好的条件才议和。金军渡淮南下以压宋议和，宋孝宗也积极部署抗金防务。十一月，汤思退被罢相（随后死于贬途中）。在与金议和的草约中，表明不再向金称臣，“请正皇帝号，为叔侄之国，易岁贡为岁币，减十万”①。闰十一月，宋使与金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就上述条件初步达成协议。十二月，宋使以正式国书出使金朝。乾道元年（金大定五年，15）正月，宋使到达金都面呈金世宗。因和议基本上已于隆兴二年（14）冬达成，所以史称“隆兴和议”。

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20《癸未、甲申和战本末》；《宋史》卷371《汤思退传》。①《宋史》卷33《孝宗纪》一。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为何要称“伪齐”而不称“伪辽伪金伪夏”？这是因为马列狗不敢正视——苏联就是一个伪政权！在我看来，从华夏正统来看，南宋拒绝岳飞北伐，已经使得自己沦为“伪宋”了……而宋朝的中央集权程度不及明朝，所以民间和政府的抵抗力量都比明朝更为持久。）

【第十章 南宋中后期的政局】

第一节 孝宗中兴

隆兴和议后的军政、经济隆兴和议虽然是宋金达成的和议中最接近于平等的和议，但毕竟不是平等的协议，何况宋孝宗的目的是收复中原恢复北宋旧疆。所以，隆兴和议在太上皇宋高宗迫使下虽然达成，但孝宗心中一直愤愤难平，以致多次要宋使向金世宗提出在接受金朝国书时采取平等礼仪，但遭到金朝的拒绝，宋孝宗决心以战争来达到收复中原的目的，以雪国耻。

宋孝宗原先依靠为“长城”的抗金派大臣张浚，已于隆兴二年八月病逝。此后，孝宗转而依靠采石之战的指挥者虞允文，虞允文很快受到重用，由知府历签书枢密院事而参知政事而右相。

乾道七年（1171）三月，宋孝宗将三衙之一的侍卫亲军马军司，迁往陪都建康府（今江苏南京），便于将来进军中原时进驻建康以指挥作战。次年二月行宰相新官称时，虞允文又由右仆射、同平章事升为左丞相。宋孝宗曾对他说：“丙午（靖康元年，1126）之耻，当与丞相共雪之。”虞允文也决心协助宋孝宗出兵中原，收复旧疆。同年九月，虞允文以节度使任四川宣抚使，虞允文辞别时，孝宗“谕以进取之方，期以某日会河南”。并说：“若西师出而朕迟回，即朕负卿；若朕已动而卿迟回，即卿负朕。”①决定与虞允文东西两路出兵攻金。

孝宗决定以受书礼仪不平等作为攻金的理由，次年十月，当金使回国时“别函申议受书之礼”，同时要虞允文积极准备出兵。当同年末金贺年使到来后，孝宗即“以议受书礼不合”，拒绝接受金国书。太上皇宋高宗立即进行干预，孝宗只得“以太上皇有旨”，而“姑听仍旧”②，仍以旧仪接受金国书，加上虞允文到四川后，虽经过一年的准备仍因准备不足而未能定出近期出兵之期，又过了不到半年，虞允文于淳熙元年（1174）二月病死于任上，使孝宗两路出兵北伐中原的设想落空。但孝宗仍然注意武备，经常亲自检阅军队，还调阅两浙、福建民兵，一直不忘恢复中原。但得不到如张浚、虞允文那样的大臣支持，大臣们已满足于宋金和平相处的现状，加上太上皇宋高宗随时可能出现的干预。而金世宗也满足于现状，不再考虑侵宋，相反的而是防备南宋北进攻金，所以“世宗每戒群臣积钱谷，谨边备，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终不可恃。’亦忌帝（宋孝宗）之将有为也”③。所以，尽管宋孝宗不忘攻金雪耻，但直至逝世也终于未能如愿。

①《宋史》卷383《虞允文传》。

②《宋史》卷34《孝宗纪》二。

③《宋史》卷35《孝宗纪三·赞》。

宋孝宗在位时期，也是南宋政治上最清明，经济、文化最繁荣兴盛的时期，宋孝宗不仅慎选官吏，注意吏治，还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发展生产。轻徭薄赋方面如宋孝宗在取消无额上供钱时说：“既无名额，则是白取于民也。”①又如遇到灾荒，宋代例将当年税赋移到丰收年，分为二或三年补纳，孝宗也说既是灾荒，不应再收税赋，下诏不准到丰年再补收。福建路兴化军（今福建莆田）自建炎三年起每年以“犹剩米”为名，额外征收2.4万多石供应福州，孝宗于乾道元年减去一半，至乾道八年又将剩余部分全部减免。又如徽州（今安徽歙县）自唐末五代初陶雅任郡守（任职自唐景福二年至后梁乾化三年前后，893—913年左右）时，增收的额外“科杂钱”1.2万多缗，一直沿征了260多年，直到乾道九年才免除，等等。

兴修水利，预防水旱灾害，发展农业生产，是宋孝宗时期最为重视的事情，也是南宋最为发达的时期，宋孝宗不仅奖励兴修水利，还不断派官员复查兴修后的水利工程，对于质量不好或虚报的还要降官处罚。如淳熙二年十月，孝宗在给江东路有关官员处分时说：“昨委诸路兴修水利以备旱干，今岁灾伤乃不见有灌溉之利，若非当来修筑灭裂，即是元申失实。”②但是，农民起义时有发生，主要是反对朝廷茶叶专卖政策的茶贩，常是数百人成群进行武装贩运私茶，称为“茶寇”，规模较大的是淳熙二年四月，荆南（今湖北江陵）赖文政，率众400人起义，转战入荆湖南路，屡败官军，南下广南时，被广东路提刑林光朝所率摧锋军700多人所阻击，退而东向江西。六月，任命辛弃疾为江西提刑，节制诸军督捕“茶寇”，闰九月初，赖文政战败后被辛弃疾所诱杀。

理学的发展政治的相对清明，学术思想比较开放，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带来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兴盛与发展。正如南宋末年的黄震所说：“乾、淳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①孝宗朝是南宋思想界最活跃的时代，南宋的著名学派差不多都是这个时期形成的。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朱熹，就是在此时逐渐建立起完整而系统的理学体系，形成集理学大成的学派。朱熹出生于尤溪，主要活动于建阳、崇安（今武夷山市），都属于福建路，称为闽学派。理学心学学派的创建者陆九渊，江西路金溪人，因而也称江西学派，也是在此期内形成。著名的“鹅湖之会”，就是淳熙二年（1175）六月，由吕祖谦邀请朱熹、陆九渊两大学者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铅山县城（今铅山东南）东北的鹅湖寺，进行的著名哲学辩论会。

反理学的主要学派是陈亮、叶适的功利学派。陈亮出生和主要活动在永康（今属浙江），也称永康学派。他倡导功利主义，反对空谈义理。在淳熙九年以后的数年间，与朱熹通过书信展开了思想史上著名的“王霸义利”之辩。叶适是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是永嘉学派的代表，其观点和陈亮相近。他们倡导的事功之学，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相抗衡，鼎足而三。此外，还有张栻为代表的理学湖湘学派、吕祖谦为代表的吕氏婺学派、唐仲友为代表的唐氏婺学派，等等，反映了孝宗时期的学术繁荣。

①《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7，淳熙六年七月丙寅。

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4。

①《慈溪黄氏日钞分类》卷68《读水心文集》。

文学与教育文学方面，如被称为“中兴四大诗人”的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南宋著名的豪放派词人辛弃疾，主要活动期都在孝宗朝。大诗人陆游创作最多的时期，是乾道六年至淳熙五年期间，后来汇编入《剑南诗稿》，诗人正是在此时获得“诗家三昧”的。而诗人杨万里自称也是“戊戌（淳熙五年）三朝时节赐告，少公事，是日作诗，忽若有悟”①，从而走上诗歌创新之路，创作出大量清新而雅俗共赏的诗篇。范成大乾道六年出使金朝，不辱使命，还写下了72首充满爱国主义思想的诗篇，后任至副相（参知政事），其所写反映人民生活的田园诗，被认为是我国古代田园诗的典范。尤袤也是当时的著名诗人。辛弃疾在孝宗朝历任封疆大吏，所作大量词作，慷慨豪放，是苏轼之后的第一人，充满爱国主义思想，反映时代精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学术繁荣也带来了教育的发达，除了国家办的府学、州学、县学，南宋书院大量兴起，也在孝宗时。官员修建的，如乾道元年潭州知州刘珙重建岳麓书院、淳熙六年南康（今江西星子）知军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淳熙十二年衡州知州潘时重建石鼓书院等。私人创办的书院更多，著名的有朱熹于淳熙十年在武夷山下创办的武夷精舍，陆九渊于淳熙十三年被免职后回家乡贵溪象山创办的象山书院，婺州城东的吕祖谦创办的丽泽书院，等等。

①杨万里：《诚斋集》卷80《诚斋荆溪集序》。

第二节 开禧北伐与嘉定议和

绍熙政变及禁“伪学”

终生奉行投降求和的太上皇宋高宗在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死去，宋孝宗终于摆脱太上皇的制约，但已是年至花甲的老人，已经损失了进取中原的信心，次年十一月即向丞相表示将传位给太子，退位休养。淳熙十六年二月传位给太子赵惇，是为光宗。光宗初期还注意吏治，但不久即有病，逐渐受制于皇后李凤娘。李后悍妒，不仅离间光宗与孝宗的父子关系，并于绍熙二年（1191）十一月，乘光宗郊祀而宿于斋宫之际，杀死光宗宠妃黄贵妃，光宗突闻黄贵妃暴病身亡，受惊病发，朝政遂为李后所制，“自是政治日昏”，“而乾、淳之业衰焉”，南宋终于逐渐衰落。

（谢选骏指出：牝鸡司晨，国之大难。）

绍熙五年（1194）六月，宋孝宗在南宋日益走向衰落，子、媳不孝的情况下病逝。李后以光宗有病为由，拒绝主持孝宗丧礼，左丞相留正、知枢密院事赵汝愚请高宗吴后以太皇太后主持。丞相留正主张皇子嘉王赵扩监国，丧礼后光宗再复政或禅位，先请立嘉王为太子，光宗批示“历时岁久，念欲退闲”①，只是表示对他们的请求不满，并将难题推给丞相留正。赵汝愚主张利用光宗御批，以太皇太后诏令嘉王即位，迫使光宗退位，留正认为光宗未下建太子诏而立即以嘉王即位不妥，为逃避责任，留正装病出城。赵汝愚遂即请知閤门事、外戚韩侂胄设法面见太皇太后陈述意见，定策即于嘉王临丧时即位，并秘密制作黄袍作嘉王登位之用，赵汝愚又命殿前都指挥使郭杲部署禁军于宫外。七月初，太皇太后即于孝宗灵前下诏，迫使光宗退位为太上皇，李后为太上皇后，由其子嘉王赵扩于重华宫东庑即帝位，是为宁宗。这是由赵汝愚通过韩侂胄等人制造的一次宫廷政变，事过数月，光宗还不知道已被迫退位，宁宗是在孝宗生前退居的重华宫即帝位，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在这里处理政务，称之为“行宫便殿”，这是因为其母李太后以光宗有病，不想让光宗知道已被迫退位而变成太上皇为借口，拒绝宁宗作为皇帝进入皇宫正殿处理政事。以致宁宗曾下诏将原东宫改建为福宁殿，以便作为宁宗居住及处理政务的场所。

这次政变的主要参加者韩侂胄，原期望以“定策”功而获得重大的晋升，但被赵汝愚以：“吾宗室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①为名而只微升为枢密都承旨，而作为“宗室”的赵汝愚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由知枢密院事而兼参知政事，升枢密使再升右丞相，且是独相，掌握政权。而韩侂胄则先受新任右正言黄度弹劾，继又受右丞相赵汝愚所荐引的朱熹奏劾，后又受吏部侍郎彭龟年的弹劾，三人虽均被逐出朝廷，但也迫使宁宗免除韩侂胄的具体职务。韩侂胄遂与赵汝愚势不两立，决心排挤赵汝愚。

①《宋史》卷36《光宗纪》。

①《宋史》卷474《韩侂胄传》。

韩侂胄的祖父是神宗驸马，父亲为立宁宗为帝的太皇太后吴氏的妹夫（韩侂胄生母可能为侧室或继室），自己又是太皇太后的侄女婿，还是宁宗韩皇后的族叔祖，是世代的皇亲国戚，而且在宁宗即帝位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宁宗曾说：“（韩）侂胄朕之肺腑，信而不疑。”①因此，韩侂胄在此后的十年中虽由观察使升承宣使，再升节度使，这些都是允许皇亲国戚升迁的官阶，但始终只是提举佑神观的闲职，后虽历少傅、少师、太傅而太师，但都没担任具体职务。然而却通过向宋宁宗荐用亲信、拉拢等而掌握实权。丞相赵汝愚则为宋太宗长子汉王赵元佐的后裔，又侈谈自己曾“梦孝宗授以汤鼎，背负白龙升天”，以此说明他扶持宁宗登位是先有梦兆。李沭、胡纮等奏劾赵汝愚以宗室而任丞相，又“唱引伪徒，谋为不规，乘龙授鼎，假（借）梦为符”②，阴谋夺取帝位，引起身为宋太祖后裔的宋宁宗的猜疑，庆元元年（1195）二月罢相，后又贬往永州（今属湖南），死于贬所。

赵汝愚及朱熹等人被贬逐，引起朝野的不满，朝臣、太学生等纷纷上书论救并请斥逐有关官员。上书人中大多为理学人士，同年六、七月间，刘德秀、何瞻等遂请考核道学真伪。后称朱熹的道学（理学）为“伪学”，禁止传播。庆元三年十二月，又定以赵汝愚、朱熹为首的朝野文武59人为“伪学”党籍，其重要成员遭贬斥，一般官员“与闲慢差迁”③。至嘉泰二年（1201）初，韩侂胄感到权势已巩固，才解除伪学之禁，列入党籍的人士也逐渐恢复官职。

开禧北伐与嘉定和议

金章宗即位后不久，蒙古在西北兴起，金从明昌六年（宋庆元元年）起不断出兵进攻蒙古部族，蒙古日益强盛，金朝兵祸连结。金泰和三年（宋嘉泰三年）秋、冬，金朝境内发生小规模起义，金章宗于九月末下诏猛安、谋克要及时应官府公文出兵镇压。恐南宋趁金内乱迭起而攻金，在沿边屯兵聚粮，并关闭襄阳榷场，禁止金宋边贸。南宋朝廷则以为是金朝准备南侵，驻守襄阳的江陵（今属湖北）副都统郑挺害怕抵挡不住金兵，首先要求内调，宋朝廷改任李奕为江陵副都统兼知襄阳府，任前参知政事张岩为淮东安抚使，前知枢密院事程松为淮西安抚使，全面部署防务，任命丘崈为知庆元府（今浙江宁波），以防金军由海道南侵。但不久南宋朝廷即知道金于沿边聚粮屯兵是防南宋乘金内乱、边患迭起而攻金，于是南宋臣僚也想乘此攻金。宋嘉泰四年正月，终生主张抗金的辛弃疾被召，进见宁宗，也主张出兵攻金以恢复中原。南宋朝廷随后为韩世忠在镇江建庙祭祀，又追封岳飞为鄂王，其后又追夺秦桧的王爵，改谥号忠献为谬丑，为攻金制造气氛。

开禧元年（1205）七月，韩侂胄出任高于丞相的平章军国事，积极部署攻金。这年冬金使进见宁宗时态度倨慢，引起宁宗及朝臣的不满，次年（金泰和六年）三、四月间，全面部署攻金。四月二十六日，东路宋军不宣而战，宋将毕再遇渡淮一举攻克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宋军又攻克虹县（今安徽泗县）；中路宋军也进占新息（今河南息县）、内乡（今西峡）等地，消息报到临安，韩侂胄认为时机已到，宋宁宗遂于五月初七日下诏“伐金”，史称“开禧北伐”。

①《宋史》卷393《彭龟年传》。

②《宋史》卷392《赵汝愚传》。

③《两朝纲目备要》卷5。

面对南宋的进攻形势，确实让金朝君臣紧张了一阵，由于金在河南地区的兵力不强，随即结集兵力驻防要地，金河南统军使纥石烈子仁提出：“不敢无备，乃聚郑、汝、阳翟（今禹州）之兵于昌武（今许昌），以南京（今开封）副留守兼兵马副都总管纥石烈毅统之；聚亳（今属安徽）、陈（今河南淮阳）、襄邑（今睢县）之兵于归德（今商丘南），以河南路副统军徒单铎统之，而自以所部兵驻汴（今开封）”，以抵挡南宋军队的进攻。金朝廷（尚书省）还提出，以“山东东、西路军七千付统军纥石烈执中驻大名（今属河北），河北东、西路军万七千屯河南（今河南洛阳）”，而且必须“皆给以马，有老弱者易其人”。金章宗准许尚书省的意见后，又对河南、陕西军事将领进行调整补充，还命副相（平章政事）仆散揆兼左副元帅设尚书行省于汴州，统一指挥宋金战争的主战场河南战事，并“尽征诸道籍兵”以抗击宋军。

金章宗于南宋下诏“代金”之后的第五天，五月十一日下诏“征南”攻宋，但金章宗认为南宋军事强盛，河南地区的金军不一定能抵挡住北进的宋军，必须再作更进一步的防御措施，以预防南宋军队可能在占领河南地区后继续北上进攻金都。随即“以宋兵方炽，东北新调之兵未集，河南之众不足支，命河北、大名、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天山（今四王子旗西）之兵万五千，屯真定（今河北正定）、河间（今属河北）、清（今清县）、献（今献县）等以为应”①。这是一条西起今石家庄北，东至今天津南的几百里长的东西防线，也可以进而支援河南金军。

但是，南宋军队远不是金朝君臣想象的那样强大，多数宋军缺乏战斗力和战斗意志。战争初期，宋军虽然主动进攻，一遇金军坚守，甚至只有几百名金援军到达，多数宋军一战即溃，甚至不战而溃。五、六月间，北进的宋军纷纷自宿州（今属安徽）、蔡州（今河南汝南）、唐州（今唐河）前线，败退回南宋境内。由于金河南军力单薄，志在守地，因此金军虽胜大多也不追击，宋军西线的四川宣抚副使吴曦暗中降附于金，求封蜀王，企图割据四川，这使金军西线无后顾之忧，可以集中主力攻击南宋两淮和襄樊地区。同年十月初，金军主力8万分别自清口（今江苏淮阴西北）、涡口（今安徽怀远东）、寿州（今凤台）渡淮南下；另以中路金军2.5万出唐（今河南唐河）邓（今属河南），西路全军4万分驻川陕六地的千里防线。金军围楚州（今江苏淮阴）、襄阳、和州，攻庐州、**，宋将毕再遇、田琳、周虎等在保卫**、庐州、和州的战役中，均击败攻城的金军，四川宋将李好义也抗击了进攻七方关（今甘肃康县东北）的金军，尤其是毕再遇的军事才能迅速得到展现，战无不胜。金军虽攻占了淮南、汉水流域及川陕边境的一些州县，许多地方的宋军仍然奋力抗击、坚守城池。

但是，金军抵达长江北岸附近的形势，促使宋朝向金求和，自十一月中旬两淮宣抚使丘崈遣使向金左副元帅仆散揆求和以后，东路金军于十二月中旬开始退兵，至下旬初除尚占据淮河南岸的濠州外，全部退回淮北。下旬末，宋军西线主帅吴曦接受金封的蜀王称号，割关外的凤（今陕西凤县东北）、阶（今甘肃武都东）、成（今成县）、西和（今西和南）四州给金。开禧三年（1207）正月下旬，在兴州（今陕西略阳）称蜀国王，割据川蜀。二月末，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与李贵率70多人冲入“王宫”内杀死吴曦，宋军随即收复被割让的四州。此后的宋金战争主要在西线进行，宋金议和也在不断进行中。

①《金史》卷12《章宗纪》四。

十一月初，礼部侍郎史弥远在与杨皇后密谋下，伪称宁宗密旨伙同参知政事李壁，命殿前司长官夏震秘密杀死韩侂胄，庸君宋宁宗在韩侂胄被杀死后三天，认为韩侂胄还活着。李壁后又以原韩侂胄党羽而被罢官。

奸臣史弥远比之秦桧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也杀死金朝要杀的人，而且又传首级给金朝以乞和，还为奸臣秦桧恢复名誉。

宋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1208）三月，宋金达成和议，史称“嘉定和议”。改金宋叔侄关系为伯侄关系，岁币由每年银、绢各20万两、匹增为各30万两、匹，比之“绍兴和议”还各多5万两、匹，是宋金和议中“岁币”最多的一次。还有一次性的犒军费（战争赔款）300万贯钱，这是以前和议所没有的。给南宋人民带来最沉重的经济负担。

“开禧北伐”受到辛弃疾、陆游的赞同，他们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见到恢复中原，由于奸臣史弥远的乞和窃权，终于断送了北伐事业。辛弃疾在和议达成前赍志以殁，陆游则是在和议之后的次年，带着“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遗恨辞世。

第三节 南宋后期的政局

庸君宋宁宗从此重用史弥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由礼部侍郎，历同知枢密院事、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而右丞相兼枢密使，号称“更化”。从嘉定元年十二月开始了独相宁宗、理宗两朝，长达25年的奸相史弥远擅权时期，宋朝从此一蹶不振。

嘉定夺储政变

史弥远自嘉定元年签订屈辱的宋金“嘉定和议”后，受到杨皇后信任，很快升为丞相掌握政权，庸君宋宁宗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史弥远也千方百计保护自己的权位。宁宗无子，曾立宋太祖长子燕王赵德昭后裔赵询为太子，但赵询于嘉定十三年病死。次年六月再立宋太祖次子秦王赵德芳后裔赵竑为皇子，作为继承人。史弥远为了掌握皇位继承人赵竑的动静，送美女给赵竑，赵竑身边几乎都是史弥远安置的人员，皇位继承人赵竑对史弥远擅权的不满言论，因而都被史弥远掌握。史弥远不断在宋宁宗前进谗言，企图动摇赵竑皇位继承人的地位未能成功后，随即暗中为夺储政变作准备。

宋光宗二兄魏王赵恺之子沂王赵竑死后无嗣，先立赵均为嗣子，后赐名贵和，赵贵和被立为皇子，赐名竑，作为宁宗嗣子、皇位继承人后，又以宋太祖长子燕王赵德昭的后裔赵贵诚为沂王赵抦的嗣子。奸相史弥远与九品小官国子学录郑清之密谋，以赵贵诚代替皇子赵竑作为皇位继承人，任命郑清之兼任王府教授以培植赵贵诚，并以夺嗣即位事成之后提升为丞相为饵，郑清之遂成为史弥远爪牙与心腹。

嘉定十七年（1224）闰八月，宁宗病死，奸相史弥远乘夜密召赵贵诚进宫，迫使杨皇后废原皇子赵竑为济王，后被迫迁往湖州（今属浙江）居住。伪造宁宗遗诏，改立赵贵诚为皇子，改名赵昀，即位，是为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正月，湖州人潘壬拥立赵竑为帝，史称“霅川之变”（霅川，即苕溪，今苕溪下游，为湖州别称）。赵竑后虽讨平潘壬，仍被史弥远迫害而死。

理学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

史弥远自开禧三年（1208）杀死主张抗金的权臣韩侂胄，降金乞和，订立屈辱的“嘉定和议”，虽受庸君宋宁宗的重用，很快升任丞相，但是不得人心，包括文臣武将不少人反对史弥远。名将毕再遇随即请求解甲归田以示抗议，史弥远为收买人心，不但没有同意他解除军职，后又升毕再遇为俸禄丰厚与丞相相同的承宣使，最后还升为俸禄最高与三公相同，被称为武臣之最的节度使才致仕。就在毕再遇致仕的嘉定十年（1217），考中武举第二名的毕岳，也反对奸相史弥远降金乞和政策，早在嘉定六年就印卖《北征谠议》、《治安药石》，遭到毁板禁卖。嘉定十四年任为殿前司同正将的毕岳，以“谋去丞相史弥远”而被杀①。

①《宋史》卷455《毕岳传》；《备要》卷；《宋会要辑稿》选举8之25、刑法2之138。

史弥远的倒行逆施，不仅遭到不少武将的反对，也受到许多正义文臣的抵制，南宋后期著名的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等，对史弥远唯金命是听的投降乞和政策深为不满，真德秀说：“金人欲多岁币之数，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奸臣（韩侂胄）之首，而吾亦曰可与；往来之称谓，犒军之金帛，根括归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谨，得无滋嫚我乎！”“时史弥远方以爵禄縻天下士”，企图以此改善自己的丑陋形象，真德秀愤慨地说：“吾徒须急引去，使庙堂知世亦有不肯为从官之人。遂力请去。”魏了翁在“收召诸贤”之列，“会史弥远入相专国事，了翁察其所为，力辞召命”。史弥远当宁宗病死，进行夺嗣政变，废皇子赵竑改立理宗并杀害赵竑，在理宗已经即位的情况下，许多人通过不同方式表示了不满。魏了翁对于“宁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即位，时势忽异”，更是“积忧成疾，三疏求闲”①。真德秀、魏了翁在奏章中对前皇子赵竑被害表示不满，因而于宝庆元年（1225）被以“谤讪”、“诬诋”而被落职闲居。

史弥远的谋士刘爚为其出谋划策，除了“收召诸贤”、“以爵禄縻天下士”外，就是提倡理学，他“言于丞相史弥远，请以（朱）熹所著《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之说以备劝讲，正君定国，慰天下学士大夫之心”。“又请以（朱）熹《白鹿洞规》颁示太学，取（朱）熹《四书集注》刊行之”，竭力把奸臣史弥远装饰成正人君子。史弥远因“推崇”理学有“功”，因而在元代理学信徒们修撰的《宋史》中，逃脱了被列入《奸臣传》的命运。而且称道奸臣史弥远的谋士“刘爚表章朱熹《四书》以备劝讲，卫道之功莫大焉”②。

南宋后期的理学名家们虽然对史弥远的为人不满，但还是赞成提倡理学，嘉定十三年（1220），在魏了翁等人的请求下，追谥北宋周敦颐为“元”，史称周元公；程颢为“纯”，史称程纯公；程颐为“正”，史称程正公；张载为“明”，史称张明公①。为理学走上思想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这次追谥非同寻常，赐谥号按规定主要是高级官员的专享礼遇，此四人都不符合赐谥的条件，这次赐谥是特殊的礼遇，大大提高了理学的地位。

宋理宗是由史弥远通过夺嗣政变扶立的，他深知不得人心，推崇理学也成了他改善形象，取悦士大夫的举措之一。宝庆三年下诏称朱熹的《四书集注》，“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并追封朱熹信国公，不久进封徽国公。绍定六年（1233）十月，史弥远死，理宗“亲政”，史弥远党羽郑清之在史弥远病危时，升任右丞相，知道史弥远擅权时期不得人心，十一月即诏改明年为端平元年，以示“更化”，对史弥远的帮凶，史称“甘为史弥远鹰犬，遗臭万年”的“三凶”李知孝、梁成大、莫泽②，以及“谄附”、“纳赂”史弥远的袁韶、陈晐、郑损等，纷纷贬逐。随后又重用真德秀、魏了翁等10多位名士，并恢复前皇子赵竑的官爵，竭力改变郑清之是史弥远亲信爪牙的形象。

①《宋史》卷437《真德秀传》、《魏了翁传》。

②《宋史》卷401《刘爚传》及《传论》。

①《宋史》卷427《道学传》作“赐谥曰元公”、纯公、明公、正公等，今诸书论及此数人，也常说赐谥为“纯公”等。按谥法无“公”字，公为尊称。史称此次赐谥是南宋理学家魏了翁奏请的，据《宋史·魏了翁传》称：“上疏乞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赐爵定谥，如其请。”《鹤山先生大全集》卷44《合州建濂溪先生祠堂记》：“予奉使东川日，建为州（周）程三子易名，先帝（宁宗）下其奏奉常，周子曰元，二程子曰纯、曰正。”

②《宋史》卷422《李知孝传》及《传论》。

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六年，1234）正月，蒙古、宋联军攻占金朝行都蔡州（今河南汝南），金哀宗完颜守绪自杀，末帝完颜承麟为乱兵所杀，金亡。开始了蒙古（元）、宋对峙时期，同年八月，宋军企图乘蒙军北退之际攻占河南，九月，宋军战败退回，从此宋蒙古（元）战事不断，直至宋亡。

端平二年正月，又下诏讨论北宋理学家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人从祀孔子的问题。三月，又任命真德秀为副相（参知政事），但真德秀已病，四月，辞副相，五月病卒，未及有所作为。另一位理学家魏了翁也受到重用，但是，原史弥远的爪牙、左丞相郑清之不愿让魏了翁在朝，因而魏了翁于十一月被任为同签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军马；十二月，又兼任督视江淮军马，肩负长江中下流的全部抗蒙古军事重任，任非其长，力辞不允，开督府于江州，奏陈边防十事，又受到左丞相郑清之等阻难，不到一月，郑清之等又以不宜设立督视府为由把魏了翁召回朝廷，魏了翁知道难以成事，遂以病辞职。

淳祐元年（1241）正月，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南宋集理学大成的朱熹终于被从祀孔庙，又封周敦颐为汝南伯、张载为郿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并将王安石排挤出从祀孔子的行列。理宗还下了一道完全是理学家口吻的诏书，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①又亲自祭祀孔子，并撰写《道统十三赞》以赐给国子监向诸生宣示等一系列活动，正式确定了理学为南宋官方的统治思想，下距南宋灭亡只有30多年。庸君理宗因而被修撰《宋史》的元代理学信徒称赞：“后世有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者，考论匡直辅翼之功，实自帝始焉。庙号曰理，其殆庶乎！”①至于邵雍从祀孔庙并封为新安伯，已是度宗咸淳三年（1267）正月的事，下距宋恭帝降元已不到10年。

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先后出任执政大臣，这在宋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这决不是真的要重用他们；包括推崇理学、确立理学为官方统治思想，都是宋理宗、史弥远、郑清之等为了改善他们的丑陋形象而采取措施中的一部分。

①《宋史》卷42《理宗纪》二。

①《宋史》卷45《理宗纪·赞》。

嘉定抗金及宋金局势的变化

金章宗在“嘉定和议”的当年十一月去世，完颜永济即位，是为金卫绍王，金朝从此迅速走向衰亡。蒙古成吉思汗已在三年前崛起于漠北，与金战，金军屡战屡败，蒙古军兵临金都中都（今北京）城下。金至宁元年（1213）八月，右副元帅纥石烈执中（胡沙虎）杀卫绍王，完颜珣即位，是为金宣宗。在蒙古军多次兵临金都城下，河北大部地区被蒙古军攻占的情况下，金宣宗于贞祐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九年，宋嘉定七年，1214）三月，向蒙古求降乞和后，五月南迁，七月中旬至南京（今河南开封）。同月下旬，对“嘉定和议”中关于金朝各项要求“皆承之唯谨”不满、认为“金有必亡之势”②的真德秀奏请后，南宋终于停止了每年给金朝30万两、匹的银绢的“岁币”。宋嘉定十年（金兴定元年，1217）四月，金宣宗在被蒙古军打得无招架之力的情况下，以南宋不送“岁币”为由，决定以武力迫使南宋屈服，以乌古论庆寿、完颜赛不率金军南侵襄阳，为宋京湖制置使赵方击败。在赵方的奏请下，五月下旬宋宁宗下诏“伐金”。五月间，宋军渡淮河一度攻占涟水县（今属江苏）。七月，宋军又进围泗州（今盱眙西北）、灵璧（今属安徽）等地。十月，陕西金军完颜赟攻占天水军（今甘肃天水西南）、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后又退回，此次宋金之战，规模都不大，胜负相当。金兴定二年十二月，金宣宗在蒙古军不断攻击下，遣使赴宋议和，被宋军拒绝入境。次年金朝发动了一次规模稍大、全面进攻的侵宋战争，此后的三年内，东自涟水军，西至西和州（今甘肃西和西南），几十处战场，互有胜败。嘉定十二月闰三月，金军进至全椒、来安、天长（今皆属安徽）及**（今属江苏）县境，游骑数百曾到长江北岸的东采石、杨林渡（皆在今安徽和县东），也使南宋惊恐了一下，但上述各地宋军坚守城池，金军无力攻占，只得退走。至宋嘉定十四年（金兴定五年，蒙古成吉思汗十六年，1221）四月，金军退回淮北后，在蒙古军攻击下，已无力南侵，在史弥远当政下的宋朝，也从没有真正攻金的意图，宋金战争“不宣而停”，时停时战，规模都不大。金元光二年（宋嘉定十六年，1223）十二月，金宣宗去世，太子完颜守绪即位，是为金哀宗。金正大元年（宋嘉定十七年，1224）六月，金哀宗宣布“更不南伐”，宋金终于停战，金朝统治已接近尾声。

②《宋史》卷39《宁宗纪》三，卷437《真德秀传》。

（谢选骏指出：儒释道就是入室盗，宋明理学就是送命的理学——史弥远的倒行逆施，不仅遭到不少武将的反对，也受到许多正义文臣的抵制，南宋后期著名的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等，对史弥远唯金命是听的投降乞和政策深为不满，真德秀说：“金人欲多岁币之数，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奸臣（韩侂胄）之首，而吾亦曰可与；往来之称谓，犒军之金帛，根括归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谨，得无滋嫚我乎！”“时史弥远方以爵禄縻天下士”，企图以此改善自己的丑陋形象，真德秀愤慨地说：“吾徒须急引去，使庙堂知世亦有不肯为从官之人。遂力请去。”魏了翁在“收召诸贤”之列，“会史弥远入相专国事，了翁察其所为，力辞召命”。史弥远当宁宗病死，进行夺嗣政变，废皇子赵竑改立理宗并杀害赵竑，在理宗已经即位的情况下，许多人通过不同方式表示了不满。魏了翁对于“宁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即位，时势忽异”，更是“积忧成疾，三疏求闲”。真德秀、魏了翁在奏章中对前皇子赵竑被害表示不满，因而于宝庆元年（1225）被以“谤讪”、“诬诋”而被落职闲居。史弥远的谋士刘爚为其出谋划策，除了“收召诸贤”、“以爵禄縻天下士”外，就是提倡理学，他“言于丞相史弥远，请以（朱）熹所著《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之说以备劝讲，正君定国，慰天下学士大夫之心”。“又请以（朱）熹《白鹿洞规》颁示太学，取（朱）熹《四书集注》刊行之”，竭力把奸臣史弥远装饰成正人君子。史弥远因“推崇”理学有“功”，因而在元代理学信徒们修撰的《宋史》中，逃脱了被列入《奸臣传》的命运。而且称道奸臣史弥远的谋士“刘爚表章朱熹《四书》以备劝讲，卫道之功莫大焉”。——在我看来，新儒学就是卖国学，难怪元明清都推崇它。）

【第十一章 南宋的灭亡】

第一节 蒙古侵宋

宋与蒙古联合攻金

金朝连年侵宋，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国势更加衰弱。与此同时，金的背后已兴起了一个强大的蒙古。1211年以后，金连续受到蒙古军的打击，已无力招架。这样，蒙古在1226年灭掉西夏后，于宋绍定五年（1232）12月，遣王檝使宋，提议与宋联合攻金，宋遣邹伸之报聘，议定灭金后以河南土地归宋。

宋与蒙古结盟以后，宋绍定六年（金天兴二年，1233）南宋孟珙出兵攻占邓州（今属河南）、唐州（今唐河）等地，击败金将武仙于淅水（汉水支流，今淅川）。金哀宗逃到蔡州后，八月，蒙古都元帅塔察儿使王檝至襄阳，约宋攻蔡，十月，宋将孟珙帅兵万人，携粮50万石，与蒙古将塔察儿合兵围蔡州，蒙古军筑长垒围城。时金尽籍民丁守城，括壮健妇女穿男子衣冠，运大石防御。金哀宗试图突围不果，重又守城。金天兴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六年，宋端平元年）正月，蒙古与宋联军急攻蔡州，蔡州城守危急，金哀宗以自己体肥不便骑马奔逃，于正月初十日（1234年2月9日）传位给族人、东面元帅完颜承麟，是为金末帝。即位仪式刚结束，宋军已攻入南城，金哀宗自缢焚死，蒙古与宋联军攻占蔡州，末帝为乱兵所杀，金亡。

南宋收复三京的失败

蒙古和南宋合力灭金后，窝阔台汗违背将河南归宋的诺言，只以陈、蔡东南一隅归宋，同时任刘福为河南道总管，南宋朝廷不得已而接受这一改变后退兵，蒙古军主力也北归。南宋一些官员提出乘河南空虚，出兵守黄河、据潼关（今属陕西）、收复三京（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西京河南府，今洛阳；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南），乘时收复中原。这种不考虑双方实力，破坏已达成的分界新协议，企图乘虚进占三京，迫使蒙古承认既成事实的提议，遭到不少有识之士的反对，但是宋理宗都听不进去，一意收复三京，以建立不世功勋。

宋端平元年（蒙古窝阔台汗六年，1234）六月，金亡刚刚半年，南宋也未经再与蒙古协商，即单方实行收复三京，诏知庐州全子才率淮西兵赴开封，开封蒙古将杀长官崔立降宋。权兵部尚书、荆湖制置使兼淮东制置使赵葵率淮西兵5万经泗州到开封会师，计划先攻洛阳、潼关。七月，宋军先锋抵达洛阳城下，洛阳守御空虚，民众登城投降，宋军遂入城，次日，粮食已竭。蒙古将速不台急由陕州（今三门峡西）返兵洛阳，击败宋军后续部队，洛阳城中宋军出战，胜负相当，但因缺粮只得退兵。赵葵、全子才所收复的州县，大多只是空城，无兵饷接济，加上蒙古军决开黄河水灌开封，宋军多溺死，余众也相率弃城南还，南宋收复河南的行动终于以失败告终。

蒙古侵宋

蒙古灭金后，以南宋为用兵的主要对象。宋端平元年十二月，蒙古遣使责问宋破坏盟约出兵河南，作为侵宋的借口。宋也因此进行了部分防御准备。次年正月，南宋孟珙进驻襄阳（今湖北襄樊江南部分），分屯樊城（今襄樊江北部分）、唐、邓间，以防备蒙古军南侵。

六月，蒙古决定侵宋，兵分三路大举南侵。

七月，西路蒙古军由窝阔台次子阔端统帅侵蜀。十二月，从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取沔州（今略阳），围宋制置使赵彦呐于蜀北咽喉的青野原，宋利州（今四川广元）守将曹友闻往援，击败蒙古军，既而又败蒙古军于大安军（今陕西宁强），遂引兵扼守凤州西南的仙人关。端平三年，蒙古合兵50万攻入汉中，宋军退守由陕入蜀的诸山隘。同年九月，阔端大败宋曹友闻军于大安军的阳平关（今汉中西南），曹友闻牺牲。蒙古兵遂长驱入蜀，一月之间，成都府、利州及潼川（今三台）府三路俱陷。西蜀所存，仅夔州一路，以及潼川府路所属的顺庆府（今四川南充）。蒙古的西路军曾遇到宋军的强烈抵抗，阔端兵进围文州（今甘肃文县），知州事刘锐昼夜拒守，搏战逾月，城破后殉难，军民死者数万人。不久，蒙古皇子曲出死，阔端遂暂退兵。宋嘉熙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十一年，1239）八月，蒙古将塔海再度率兵入蜀，由蜀取道施（今湖北恩施）、黔（今四川彭水）以达湖湘，宋将孟珙分军屯守湖广西境各要隘，蒙古军不能东出，又败于巴东（今属湖北），宋军遂收复夔州。

中路蒙古军于宋端平三年正月南侵，遇到强烈抵抗，但襄阳宋军降蒙。

三月，蒙古军陷随（今属湖北）、郢（今钟祥）两州及荆门军（今荆门）。八月，陷枣阳军（今枣阳）、德安府（今安陆）。十一月，蒙古军中路统帅阔出死于军中。蒙古军副帅忒木■攻江陵（今属湖北）时，宋孟珙来救，攻破蒙古军24砦。宋将孟珙又与蒙古军在信阳（今属河南）和光化军（今湖北丹江口市）展开激战，三战皆胜，遂收复樊城、襄阳。后蒙古将张柔侵宋，也无多大进展。

东路蒙古军于宋端平二年六月，由口温不花及察罕等率军南侵江淮。十一月，攻入淮西蕲（今湖北蕲春）、舒（今安徽潜山）、光（今河南潢川）州，在攻真州（今江苏仪征）时，被宋知州邱岳置炮设伏所败后北还。宋嘉熙元年十月，蒙古将口温不花攻击黄州（今属湖北），被宋将孟珙所率援军击败。蒙古军转攻安丰（今安徽霍邱西），宋将杜杲竭力固守，宋池州（今安徽贵池）都统制吕文德率援军突围入城，合力抵御，蒙古军才退走。次年九月，蒙古将察罕率兵号称80万围庐州，新任庐州守将杜杲百计固守，又用炮击并乘胜出击，蒙古军又败走。

宋淳祐元年（1241）11月，窝阔台病死。蒙古争夺汗位的斗争激烈。直至宋淳祐十一年（1251）初，蒙哥继承汗位后，又不断派军向宋进扰。1253年，皇弟忽必烈和大将兀良合台进军云南，攻陷大理。此后，招降吐蕃，控制了西南地区，从西南方面对南宋造成了大包围的形势。

宋宝祐五年（1257）春，蒙哥汗下诏大举侵宋，次年二月，自率西路蒙古军4万号称10万侵蜀，分兵三道。一趋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一趋米仓关（今四川南江北），一趋沔州（今陕西略阳）。蒙哥汗所部一路占城夺地，宋开庆元年（蒙古蒙哥汗九年，1259）正月，进攻合州（今四川合川）钓鱼山（时宋合州徙治于此，山三面临江，依山筑城，守御甚固），宋知州王坚杀蒙招降使者，坚决抵抗。二月，蒙哥汗亲至钓鱼城下督战，王坚抗击，蒙古军连攻五月不克，伤亡很大。七月下旬，蒙哥汗因攻城受伤死于钓鱼山下①，蒙古军解围。

蒙哥汗之弟忽必烈率东路军南侵，当年八月才渡淮，入大胜关（今湖北大悟东北），月末进至长江北岸。九月初一日，蒙古西路军所遣使者从合州钓鱼山下到达忽必烈军营，报告蒙哥汗死讯，请忽必烈北归以继承汗位，忽必烈以不可无功而返，决定北归前加紧攻宋以取得重大战果。随后自阳逻堡（今新洲西南）渡江，三道并进，三次击败阻击的宋军后到达南岸，进围鄂州（今武汉），宋军坚守抗击，蒙古军始终未能攻下。

十一月，蒙古军兀良合台部已由云南入广西，破湖南，攻至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也遇到宋军的顽强抵抗。

这时蒙古宗室阴谋夺取汗位，情况紧急，忽必烈妻察必遣使于同月下旬驰至忽必烈军中，请忽必烈立即北返以夺汗位。忽必烈随即回驻长江南岸青山矶（今武汉东北），准备渡江北返，却扬言进军南宋首都临安。

时在鄂州督战的南宋右丞相贾似道遣使向忽必烈求和，愿意称臣纳贡、割让长江以北土地。蒙古军出发在即，忽必烈命使臣前往鄂州谈判，并嘱蒙古使见蒙古军旗动即返回随军北归，蒙古使在鄂州城头与宋谈判正在进行，见蒙古军旗动立即签订密约后返回。兀良合台也奉命北归，鄂、潭两州相继解围。

贾似道隐匿私订和议，而妄称战胜蒙古军，鄂州解围，因而有“再造功”，加官晋爵。

次年（宋景定元年，1260）三月初，忽必烈返抵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蒙古诸大臣劝进，遂即汗位。四月，下即位诏，称帝。并于五月首次建年号中统，遣郝经为国信使来宋告即位，并索取岁币。贾似道怕私自议和的秘密暴露，密令淮东制置使拘留蒙古使郝经等于真州。贾似道既对蒙古、宋双方都进行欺骗，又扣押蒙古使郝经等不遣，也不作防守准备。宋沿边诸将又纷纷无故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罢职或下狱死。宋骁将潼川安抚使刘整，以需要边费为蜀帅俞兴所阻，心益疑惧，遂于次年六月降蒙。七月，忽必烈以宋拘禁使臣郝经为背约，下诏侵宋，但忙于镇压内部叛乱，侵宋战事无大进展。

①关于蒙哥汗死的原因，记载不一：《元史》卷3《宪宗纪》记载六月“帝不豫，七月癸亥，帝崩于钓鱼山”。《重庆记》（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75注引）说他“中飞石而死”。《马可波罗游记》（张星烺译本）第106页作中箭伤而死。《宋史纪事本末》卷102以及邵远平《元史类编·王得臣传》也说“中流矢”。拉施特《史集》（转引自冯译《多桑蒙古史》下册第274页下注①）则说蒙哥嗜酒，时军中痢疫流行，因染疾死。

第二节 南宋的灭亡

宋咸淳七年十一月十五日（1271年12月18日），忽必烈改蒙古国号为元，以示正统，是为元世祖。次年二月，迁都大都大兴府（今北京）。

早在宋咸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1267）十一月，刘整“奏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①。如攻占襄阳浮汉入江，则宋可灭。次年七月，忽必烈命刘整协同阿术围攻襄阳，宋将吕文德艰苦拒守。咸淳五年十二月，吕文德病死后宋军继续抗击。宋咸淳九年（元至元十年，1273）正月，樊城在被围4年后失陷。二月，宋襄阳守将吕文焕降元，历时5年的襄樊保卫战结束。

元军占领襄阳后，次年六月决定大举伐宋，以伯颜领河南等路行中书省，并晋升为统帅，会师于襄阳，分军为三路侵宋。七月，度宗死，子赵■即位，年仅4岁，是为恭帝，理宗皇后谢道清以太皇太后垂帘听政。

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1275）初，元军已顺流东下，宋沿江城邑纷纷败降。二月，宋相贾似道以战舰2500艘、战士7万，抗击元军于丁家洲（今安徽贵池北），伯颜命左右翼骑兵夹江而进，炮声远震百里，宋军大败，贾似道逃往扬州，江东及淮西诸郡相继败降。

同年十一月，伯颜分军三路直奔南宋首都临安，阿剌罕率西路军从建康出广德，东路董文炳率舟师向澉浦（今浙江海盐南）；伯颜从中路节度诸军，定期会于临安。

元军长驱直入，宋将王安节保卫常州达两月之久，十一月中旬常州破，死者无数，邻邑望风奔溃，遂迫临安。次年正月初八日（1276年2月4日），伯颜进至皋亭山（今浙江杭州东北），宋遣使迎降，但还求保留宋朝。次日，勤王抗元的文天祥被宋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并奉命与伯颜交涉，文天祥因坚持不降而被元军扣留。二月初五，南宋恭帝降。五月初，恭帝及生母全太后等被押至大都，6岁的宋恭帝被降封为瀛国公，元至元十九年（1282）被迁往上都（开平府，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后为僧，元至治三年（1323）死。

从1235年窝阔台汗对宋用兵至1276年伯颜入临安，南宋恭帝降，共约40年之久。

①《元史》卷6《世祖纪》三。

第三节 张世杰、文天祥的抗元斗争

元军兵临临安前夕，恭帝的异母兄赵昰被封为益王，判福州；异母弟赵昺被封为广王，判泉州。元兵至皋亭山，驸马都尉杨镇等奉二王走温州，陆秀夫、苏刘义继追及于道，遣人召陈宜中、张世杰。五月初一，益王赵昰即帝位，改当年为景炎元年（1276），是为宋端宗，年仅7岁，母杨太后听政。陈宜中为左丞相，李庭芝为右丞相，张世杰任枢密副使，陆秀夫任签书枢密院事，晋封赵昺为卫王，改福州为安福府。不久，文天祥从被元军押往大都途经镇江时逃回，被任为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南宋流亡朝廷继续进行抗元斗争。

时南宋疆域已大部丧失，只有李庭芝、姜才坚守淮东，张钰坚守重庆。

其余仅有闽、广以及浙、赣南部，元兵日逼。李庭芝、姜才、张钰先后战死，浙东、闽、广也相继失守。

七月，元兵三道侵闽。十一月，元军至建宁（今福建建瓯）。陈宜中、张世杰以元兵日迫，奉端宗及卫王、杨太后以下俱航海逃亡，元军占领福州，右丞相文天祥转战于福建、江西、广东等地。

同年十二月，端宗等率舟师到广州港口，被元守兵抗拒不得入，舟还大海，驻师秀山（今东莞西南海中），寻次于惠州（今属广东）的甲子门。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1277）九月，宋水师次于广东路的浅湾（今汕头东北的南澳岛附近），十一月，为元将刘深所攻。张世杰战败，乃奉端宗退保秀山。十二月，至井澳（今中山南海中横琴岛）。三年三月，端宗等驻于■州（今湛江东南硇州岛），四月，端宗病死。

卫王赵昺嗣立，是为宋末帝，时年6岁，杨太后听政，陆秀夫升任左丞相，张世杰升任枢密副使，改当年为祥兴元年。六月，张世杰攻雷州（今海康）失利后移于新会的崖山（今台山东南）。十二月，右丞相文天祥兵败，于五坡岭（今海丰境）被俘。元至元二十年（1283）正月，就义于大都。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1279）正月，元将张弘范以舟师围崖山海口，张世杰结大舶千余驻海中抗击元军，元军切断宋军淡水汲路。二月初六日（1279年3月19日）元军大举进攻，宋军战败，左丞相陆秀夫背负年仅7岁的南宋末帝赵昺投海自尽，杨太后亦投海死，南宋亡。

张世杰率部分宋军冲出重围，后遇台风，海船倾覆，张世杰溺水死，宋军残部亦被消灭。

（谢选骏指出：满洲人的顽劣——在金初战争的年代中，金军进入中原大肆烧杀掠夺，城市和农村遭到严重破坏。“虏骑所至，惟务杀戮生灵，劫掠财物，驱掳妇人，焚毁屋舍产业”。金兵所到之地，无不被其害，人口逃散，城市农村都被摧毁。当时北宋都城东京，猫犬残尽，黄河南北，两河、京东和淮南，农村被烧毁；破瓦残垣，田野荒芜。人民有的被掠为奴隶，有的成为驱丁。并强行把女真族的习俗加在汉人的头上，其中突出、为害深的是“薙发易服”，金元帅府下令髡发，禁民汉服，稍不如式，即被斩首。女真统治者以对待奴隶的办法对待北方人民，于诸州郡大起地牢，严刑峻法，视民如草芥。宗翰采用大同尹高庆裔的建议，凡窃盗赃一钱以上的皆处死，甚至在市上拾遗钱和行人拔菜圃的葱皆被处死。金对户籍和人身的控制极严，使北方人民丧失行动自由和阻碍了商业往来。——要知道，这是1644年清兵入关之前五百多年的“金兵南下”，而其野兽行径竟然出奇地一致！看来满洲人既不会学习，也不会改进，结果顽固阻止中国现代化长达两百年之久，岂非命乎！）

【第十二章 金的发展与灭亡】

金末红袄军起义

1234年，金朝在蒙古和南宋联合夹击下灭亡了，从此结束了在中原地区金与宋保持的一个世纪之久的对峙局面，也结束了金在北方统治的120年的历史。

第一节 社会制度的发展

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金朝从太祖完颜阿骨打称帝到灭辽，只有11年。两年之后，金又攻克宋的京城东京，迫使宋朝南迁。随着金对宋战争的发展，金的社会制度也在改变，由女真族单一的统治制度发展到多种制度并存，由奴隶制逐渐向封建制过渡。

金朝建立后，由金太祖所确定的最基本国策，是抗辽灭辽和在新的占领区推行猛安、谋克制度。起初是把被征服的女真和周邻各族编入女真猛安、谋克，后来占领辽东京（今辽宁辽阳）道时，在咸州（今开原北）设咸州路，置咸州军帅司，在东京设南路，置南路都统司，对汉人以猛安、谋克改编，对渤海编为八猛安。征服奚族时，设奚路都统司，后改为六部路都统司。又把契丹遥辇九营改编为九猛安，属六部路都统司统辖。在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道和泰州（今吉林白城南）也设都统司。这便是形成金初北面官制的基础。

南面官的汉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情况更加复杂。金太祖天辅七年（1123），由于占领辽南面官制统治的汉人的燕京（今北京）地区，始行南面官汉制，即继承原辽朝统治地区所实行的南北面官制度，北面官制是女真猛安、谋克制，南面官制是原汉人的州县制。金太宗南下讨宋，在占领黄河以北地区后不改变宋制，这样南面官制又出现宋制与辽制的区别。金对河南、陕西册立傀儡政权，在金朝管辖之下出现保留宋制的附庸，而南宋也成为以金为宗主的贡纳国，因而在统治的范围内有金制、辽制、宋制的不同。而宋制又有黄河以北金直接统治地区和河南、陕西傀儡政权地区，由继承原辽的南北面制度变成更加复杂的多种制度的并存。

在多种制度并存的历史条件下，金朝所设的最高统治机构仍然是国相勃极烈制，为对南面官制下的汉人不同地区进行统治设元帅府。在元帅府下分燕京枢密院与云中（今山西大同）枢密院，时称东西两朝廷，后燕京枢密院并于云中。多种制度并存，是多种社会发展不平衡暂时均衡的结果，是不利于制度的统一的。由多种制度并存走上统一是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向。金太宗在灭北宋后，即着手制度的统一，并随着南北相持局面即将到来，由对宋的战争转向议和，为了使北方生产转向恢复，便提出从马上取天下而由文治国的方针。在这一历史的变化中，为把原辽、北宋的制度在黄河以北统一起来，设以尚书省为中心的三省制。但北面官制度实行的仍是猛安、谋克，河南、陕西保留着刘豫伪齐的宋制。当时实行的是重北轻南的政策，把黄河以北的汉人分为辽人、宋人，这从选举行“南北选”反映得极为清楚。

金太宗生前，在女真政治家宗幹的主持下，欲废除女真旧俗，整顿朝廷的勃极烈制度，削弱由宗翰（粘罕）等把持的元帅府权力，在全国实行汉官制改革，未及行而死。熙宗即位后，继承了太宗改革的遗志，废除朝廷的国相勃极烈制，置三师（太师、太傅、太保）、尚书省，由尚书省左、右丞相兼领中书、门下二省，由三师并领三省事。废除刘豫“齐”，设行台尚书省于汴。颁行新官制和“换官格”，实行新的法制《皇统制》，创建猛安、谋克屯田军，实行“计口授地”，基本上完成了金政权封建改革，废除了多种制度并存，而把州县制和女真猛安、谋克制统一在封建政权之下。海陵王于天德二年（1150）下令废除行台尚书省，政令统一于朝廷。正隆元年（1156）又废除中书、门下二省及领三省事，只置尚书省，尚书省直属皇帝。仿汉制改元帅府为枢密院，罢万户路置节度使路，颁行正隆官制，“南北选”于贞元二年（1154）亦罢，将都城由原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迁于中都（今北京）。

金熙宗与南宋议和，标志着由过去金朝的奴隶制政权与宋对峙，转化为南北两个封建政权的对峙。海陵王发动对南宋的战争，破坏了南北议和，使北方又出现新的不安定的因素，世宗趁势在渤海大族、曷苏馆女真以及反对海陵王的势力支持下，即位于东京，改元大定（11）。金世宗继承熙宗、海陵王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对金朝的制度加以新的调整。金世宗继承了熙宗的致治和南北议和、与民休息的思想，定都中都，修订官制，重新增设平章政事官，加速以多民族为核心的统治权力的形成。金世宗继承历史上致治时期的治国方法，拨乱反正，使金朝沿着熙宗、海陵王的事业继续发展。金世宗是个守成者，他只是调整和改变一些不合理的方面，而对社会不作大的根本的改革。正因为如此，其初、中期不过是海陵王天德（1149—1153）小康①的延续。历史发展到金世宗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安定，在女真族奴隶制内部孕育着一次新的革命，即由奴隶制变革为封建制。大定二十年（1180）左右，女真族奴隶制内部变化急剧起来，牛头地制度破坏，随着猛安、谋克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计口授地的大家族土地经营向个体家庭的独立经营转化。奴隶主出卖奴隶，扩大私人所有的土地，把土地出租给汉人耕种，女真族的个体经营者转化为国家佃租者和自耕农。金世宗一方面采取措施维护猛安、谋克组织和大家族的奴隶制；另一方面对私人土地出租采取限制的政策，规定他们出租的土地不得超过10顷。

从金世宗大定二十年左右到金章宗明昌（1190—1196）、承安（1196—1200）间，是女真族奴隶制全面崩溃和封建化完成的阶段。从金熙宗开始基本完成封建化时，奴隶制并没有废除，而是采取渐进的方法使奴隶制变革为封建制。到金章宗明昌、承安间，女真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度变革已经成熟，于是从法律上更为彻底地作出解放奴隶的规定，确定猛安、谋克自种和出租土地的合法，把女真族社会同中原统一于一种封建制之中，把金朝的历史发展推向极盛时期。《金史·章宗纪·赞》称：“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此间的小康是海陵王天德小康的全面发展，是金朝发展繁荣的标志。

①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39《忻州修学疏代郝侯作》。

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加剧

金章宗时期也是由盛转衰的开始，泰和（1201—1208）后，金朝的发展进入后期之初。《金史·哀宗纪·赞》称：“章宗志存润色，而秕政日多，诛求无艺，民力浸竭，明昌、承安盛极衰始。”章宗没有随着女真族封建化完成，进一步抓住当时社会中的弊政加以新的改革，促进金朝强盛的持续，进而统一全国。他是世宗的继承者，只是从守成出发使当时封建制更加完备，所以在章宗时北宋以来及本朝中的封建弊病，没有得到应有的医治，女真族封建化完成及封建制度更加完备之日，也就是金朝统治走下坡路的开始。金章宗时，随着社会繁荣而来的便是人口的急剧增长，浮食者众，与社会生产所能提供的人民之需发生矛盾。再加上北对鞑靼和南对宋入侵的战争，以及严重自然灾害的侵袭，在财政的收支上又发生严重矛盾。金章宗为应付财政困境而滥发纸币。金章宗在政治上也是“秕政日多”。婢妾和近臣擅朝政，统治阶级内部和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以及民族矛盾加剧，致使社会不安。至卫绍王时更加**，加之蒙古军南下，国势渐微，金朝衰落和灭亡的诸征象已在各方面暴露出来。

金宣宗尚欲有所作为，但只知守世宗的老政策，对摆脱当时的困境和抗击蒙古军的南下，均无根本的良策。金朝中兴已成为不可能，遂走向崩溃的阶段，金宣宗南渡是由衰落走向崩溃的一个重要的转折。金宣宗南渡后，括地不成，屯田无效，更加动摇了统治的经济基础，同时战争的浩劫和自然灾害的侵袭，更加速了生产大破坏。有数字可查的，河南军民田总共197万顷有奇，能耕种者只有96万余顷，荒芜一半。南京（今河南开封）一路旧垦田398.5万余顷，兴定（1217—1223）间则“饥民流离者太半”①。叶县（今叶县北）耕地荒废17000亩有奇②。及至哀宗，金朝已处于灭亡的前夕。

①《金史》卷47《食货志》二。

②《金史》卷126《刘从益传》。

第二节 金在北方的统治

金初战争和奴隶制对北方地区的破坏金朝前期之初，一方面继承辽和北宋之末的社会经济残破和已经崩溃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女真族正处奴隶制上升的时期，虽然打着统一战争的旗号南下侵宋，但奴隶制的掠夺性对已经残破的北方社会更加上一层战争的野蛮摧残和破坏，接着的是对北方汉族人民的落后统治。这种战争要比中原改朝换代的战争的破坏性更严重和残酷得多。在金初战争的年代中，金军进入中原大肆烧杀掠夺，城市和农村遭到严重破坏。“虏骑所至，惟务杀戮生灵，劫掠财物，驱掳妇人，焚毁屋舍产业”③。金兵所到之地，无不被其害，人口逃散，城市农村都被摧毁。当时北宋都城东京，猫犬残尽，黄河南北，两河、京东和淮南，农村被烧毁；破瓦残垣，田野荒芜。人民有的被掠为奴隶，有的成为驱丁。并强行把女真族的习俗加在汉人的头上，其中突出、为害深的是“薙发易服”，金元帅府下令髡发，禁民汉服，稍不如式，即被斩首。女真统治者以对待奴隶的办法对待北方人民，于诸州郡大起地牢，严刑峻法，视民如草芥。宗翰采用大同尹高庆裔的建议，凡窃盗赃一钱以上的皆处死，甚至在市上拾遗钱和行人拔菜圃的葱皆被处死。金对户籍和人身的控制极严，使北方人民丧失行动自由和阻碍了商业往来。

金初战争中所实行的民族政策是反动的。金朝灭辽后是作为中国北方政权而出现在历史上的，对宋的战争也有统一的问题。但不能以奴隶制统一先进的汉人地区，这样女真族和所建立的政权为适应对全国进行统治的需要，就要用先进的制 度改革其自身。金太宗在灭亡北宋后，在统治的制度和政策上相应地有了变化。他为医治战争和初期政策所带来的严重创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由于战争还未结束，他下诏抑制游手，使各务本业，“其令所在长吏，敦劝农功”。下诏“若诸军敢利于俘掠辄肆荡毁者，底于罚”①。实行“南北选”，选拔能吏，招安地主恢复家产，使民归田，悉均辽人士庶赋役，天会十年（1132）社会“小安”②。

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熙宗、海陵王时，确定了和平时期以文治国的方针，恢复、发展生产，如《金史·食货志》所述：“熙宗、海陵王之世，风气日开，兼务远略，君臣讲究财用之制，切切然以是为先务。”彻底废除宗翰掌权时所采取的一切设施，废除刘豫政权的苛政，减轻赋税，史书记载熙宗时“内外皆得人，风雨时，年谷丰，盗贼息，百姓安”①。

③《三朝北盟会编》引《赵子崧家传》。

①《金史》卷3《太宗纪》。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244引《金虏图经》：“天会十年，海内小安。”①《金史》卷110《思敬传》。

元好问称海陵王天德（1149—1153）为“小康”。海陵王对南宋发动统一战争是失策的，由于战争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和劳役的负担，又一次破坏生产，加深了民族和阶级的矛盾。世宗的政策主要是恢复了“南北讲好，与民休息”，采取措施发展生产，促进民族合作和社会安宁。金朝为对中原进行统治，把猛安、谋克向中原迁徙，与汉人杂居，其目的是为统治、镇压和监视汉人。到金世宗时，“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刑部岁断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号称小尧舜”②。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当时许多女真奴隶主贵族成为封建地主，这些新兴的地主以他们特殊的权势和贪婪性展开对土地的掠夺，通过各种途径和使用各种手段侵占民田和多占、冒占官田。这样不仅加深了地主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激化了女真贵族地主与各族（包括女真在内）中小地主、农民之间的矛盾，这成为金朝的一个严重的问题。金世宗在解决土地问题时既未吸取历史上的可行经验，又无新的良策。他把括地的对象不限于掠夺土地的女真贵族地主，而扩大到一般的民田，结果受害的是一般农民，而从中渔利的是官府和女真贵族地主。随着女真贵族地主的兴起，便是贫富变更与赋役不均，金世宗推行“通检推排”之法，他下令：“凡监户事产，除官所拨赐之外，余凡置到百姓有税田宅，皆在通检之数。”①名义上是均赋役，实际上变成国家强行掠夺人民财富的一种手段。时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财物为功，“妄加民产业数倍”，如诉于官府，反遭刑罚，甚至当场被杖死。通检推排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是灾祸。

腐朽没落的金后期

金朝后期在北方的统治，是前期发展繁荣中已孕育着的诸消极因素的恶性发展，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其统治都是不成功的。从经济上看，后期的括地始于章宗，而宣宗时其议尤甚。宣宗南渡，从河北迁到河南的军户，都靠国家供养，因而使河南地区的租赋负担加重，金朝为维持其统治局面，抗击蒙古，欲括河南民地，以处置来自河北的军户。过去在河北、山东括地，“民之茔墓井灶悉为军有，怨嗟争讼至今未绝”，因此“闻者无不骇愕”。后期战争的浩劫和自然灾害的侵袭更加速了生产的大破坏，而金朝官府仍是加重剥削和肆意勒索，人民的赋役负担三倍于平时，军国所需都由河南人民担承，“有司不惜民力，征调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棰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傍求于它境。力竭财殚，相踵散亡”①，而无法禁止。官吏酷暴，擅括宿藏，怙势营私，官府所得才十分之一。“州县长吏不知爱养其民，督责征科，鞭笞逼迫，急于星火。文移重复，不胜其弊”②。叶县（今河南叶县北）耕地荒废1.7万亩有奇，而其岁入7万石如故③。自章宗以来的币制紊乱，也成为金后期统治中一大弊端，宣宗贞祐（1213—1217）、兴定（1217—1222）间，屡次更改钞的名目，钞价不断跌落，物价上涨，直接影响是对人民剥削的加重，商旅不行，市肆皆闭，铜钱多外流于宋，经济瘫痪。

金后期的统治，在政治、军事上也表现极为**不堪。宣宗后期喜刑罚，把吏治发展为对人民的残暴统治。皇帝为保护其统治地位，以侍御治军。近侍擅权，皇帝既被群小包围掣其肘腋，而又轻信谗言，致使奸臣得以专横朝政，政刑大失。刘祁《归潜志》记述：“金人南渡之后，近侍之权尤重。盖宣宗喜用其人以为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辈采访民间，号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以责台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虽委将帅，又差一奉御在军中，号曰监战，每临机制变多为所牵制，遇敌则先奔，故师多丧败。”

金自纥石烈执中、术虎高琪用事后，风俗为之一变，“朝廷矫宽厚之政，好为苛察”，“将帅鄙儒雅之风，好为粗豪，然用非其宜，终至跋扈”④。纥石烈牙吾塔，“为人鸷狠狼戾，好结小人，不听朝廷节制”。他曾入朝，诣省堂，诋毁宰执，宰执也不敢吱声。矜暴不法，不喜欢文人，僚属有穿长裾的，则以刀裁去，又喜欢凌侮使者，凡朝廷派使者来，他就让喝酒，如果不喝，连吃的都不给，只好饿着肚皮而去。司农少卿张用章以行户部过宿在他那里，牙吾塔要他饮酒，张以寒疾推辞不饮，牙吾塔笑着说：“此易治耳。”命令左右持艾来，使张卧在床上，灸之数十。又以银符佩妓，屡往州郡取赇，州将的老婆都得远远相迎，号“省差行首”，厚贿之。当时称他为“卢鼓椎”，并用他的名来吓唬哭着的小儿。其子阿里合，同样残暴，世人目之曰“小鼓椎”①。

刘祁《归潜志》从各方面揭露了宣宗南渡后金朝在北方统治的**，如当时为将帅者多出于世家，皆膏粱乳臭子，完颜白撒止以能打球称，完颜讹可也能打球，号板子元帅。完颜定奴，号三脆羹。也有以刚愎残忍号为火燎元帅的。宣宗南渡后，在位者多苛刻，如右丞徒单思忠，好用麻椎击人，号麻椎相公。当时朝廷宰执已无恢复之谋，上下同风，止以苟安目前为乐，抑压改革者。近侍权重，以谄谀成事。在位者临事，互相推诿，不负责任，号“养相体”。宰执用人，专选无锋芒而软弱易制的，叫做“恐生事”。奖用胥吏，抑压士大夫，凡敢为、敢言者多被斥逐。军制亦益弊，以任子为兵，士大夫充厮役。

金朝后期的统治，说明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是掌握在当时最腐朽的集团手中，但还不能说当时整个封建制度已面临最后崩溃，在末期大乱之中仍有局部的治理与恢复。金朝在北方统治的经验教训，《金史·食货志》认为没有“用唐之永业、口分以制民产，仿其租庸调之法以足国计”。“常有恤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令，徒有聚敛之名，而不能致富国之实”。刘祁《归潜志》卷12《辨亡》比较客观地概括了金朝发展的过程，认为其为政之所以不能长久，是由于“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没有“尽行中国法”，只知“保守整顿以防后患”，没有积极的改革措施。金朝因缺少长久、富国之策，所以金朝的发展繁荣受到限制，其贡献也受到影响，但金朝毕竟是构成历史发展的一个时代。

④《金史》卷111《赞》。

①《金史》卷111《纥石烈牙吾塔传》。

第三节 金末红袄军起义

红袄军大起义

金朝后期的统治和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在金朝内部孕育着新的大分裂。蒙古军南下，金朝内部分裂为抵抗与投降、逃跑两派。金宣宗屈辱求和，蒙古军暂自中都（今北京）撤退，宣宗弃中都迁汴（今河南开封），金朝从此走上灭亡的道路。中都北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失陷，官员、地主纷纷叛金降蒙古或叛金自立。张鲸、耶律留哥、蒲鲜万奴称王，标志着各族以及女真族内部的分裂。蒙古军进入河北、山东，肆意掳掠，与此同时山东、河北等地人民也纷纷举行反抗金朝黑暗统治和残酷剥削的武装起义。《金史·仆散安贞传》称：“自杨安儿、刘二祖败后，河北残破，干戈相寻。其党往往复相团结，所在寇掠，皆衣红纳袄以相识别，号‘红袄贼’。官军虽讨之，不能除也。大概皆李全、国用安、时青之徒焉。”后来把这次人民起义概称为“红袄军起义”。

金末人民起义是一种巨大的群众性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起义的原因主要是统治阶级残酷剥削与压迫所造成的。金朝廷在山东、河北等地长期向汉人搜刮土地，腴田沃壤尽入于权要势家，而剩余的瘠恶土地为汉贫民所有。由于金统治者所造成的土地矛盾和军民间的对立，必然遭到广大人民的愤怒反抗。据《遗山先生文集》卷28《临淄县令完颜公神道碑》：“贞祐二年（1214），受代有期，而中夏被兵，盗贼充斥，互为支党，众至数十万，攻下郡邑，官军不能制。渠帅岸然以名号自居，仇拨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其中“仇拨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便是红袄军起义的最重要原因，也是金朝统治失策之所在。金章宗为适应女真族封建化的完成而解放奴隶，但他仍保留处于农奴地位的驱丁。金时寺院二税户已沦为奴隶，章宗解放二税户允许其为驱丁，金末良民被掠为驱丁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金末人民起义与反对农奴化的斗争不无关系，这也是起义的一个原因。当时河北、山东屡遭战争所扰，加上赋敛益横，连年饥馑，地主对佃户的凌辱，不胜其酷，人民只有起义一途，可以求生。

金末红袄军起义，其发展规模与活动地区已相当广大，少者数万人，多者数十万。金末人民起义，可以上溯到金章宗泰和（1201—1208）时期。《大金国志》卷21泰和五年（1205）：“时岁饥，耕猎皆废，河北、河南、山东之民，贫悴饥疲，无力以耕，寇盗蜂起。”当宋对金战争开始，山东人民聚众反金的斗争已拉开序幕。

杨安儿起义

杨安儿是益都（今山东青州）人，本名杨安国，因以贩卖鞍材为业，市人称他为杨鞍儿，遂自名杨安儿。当南宋韩侂胄“开禧北伐”时，山东人民聚众起义，杨安儿从这时起便开始领导反金斗争的活动。后来由于形势所迫受金招安，累官刺史、防御使。大安三年（1211），命为铁瓦敢战军副都统戍边，行至鸡鸣山（今河北宣化东南），中途赶回山东，与张汝楫等共同举起反抗金朝统治的起义大旗。于是“攻劫州县，杀略官吏，山东大扰”①。贞祐二年（1214），杨安儿领导的起义军日益强大，潍州（今山东潍坊）李全也于这年起义，与其兄李福聚众至数千人，在潍州、安丘、临朐一带与杨安儿配合作战。接着刘二祖、彭义斌等也都起义。由杨安儿、刘二祖、李全领导的起义军成为当时起义斗争的三支主力。

蒙古军撤退后，金派最精锐部队“花帽军”，前往山东镇压。杨安儿败于益都城东，转战莱阳，莱州徐汝贤以城降，军势复振。登州（今蓬莱）刺史耿格也开门迎降。杨安儿遂称帝，置官属，改元天顺。起义军乘胜陷宁海（今牟平），攻潍州，以元帅方郭三守密州（今诸城），略取沂（今临沂）、海（今江苏连云港西区）；李全略临朐，据穆陵关（临朐东南），欲取益都。后为仆散安贞等军所败，杨安儿与汲政乘舟渡海，欲走岠嵎山（今栖霞东北），被舟人曲成所击，落水而死。仆散安贞派牙吾塔等破巨蒙等四堌及马耳山（今五莲东北），以集中捕灭刘二祖起义军，刘二祖被擒。杨安儿、刘二祖领导的起义军相继失败后，在兖州泗水（今属山东）人郝定领导的起义已结集至6万人。这支起义军接连攻陷滕（今属山东）、兖、单（今单县）诸州及莱芜、新泰（今皆属山东）等10余县。郝定称大汉皇帝，设百官。后被仆散安贞军队所镇压，郝定被擒，送至汴京被杀。

李全、杨妙贞起义军起义军虽先后被镇压而失败，但没有因此而屈服，停止战斗。杨安儿被击败后，其妹杨妙贞（四娘子）勇悍，善骑射，自称“梨花枪天下无敌手”。刘全收集余众，奉妙贞称“姑姑”，至磨旗山（今莒南东北）与李全联合并结成夫妇。刘二祖死后，先后由霍仪、彭义斌率领起义军继续斗争。但红袄军继续作战的条件越来越艰苦，这主要是因为金廷不断加强军事镇压和政治招诱；山东经战火焚毁，皆为赤地，人烟亦绝。起义军面临严重军事进攻和粮荒，致使内部分化，乃至互相火并。

当红袄军面临最严重的困难关头，主要是继续坚持抗金和抗蒙古，但南宋对起义军在政治上有相当诱惑力，因此起义军在金、蒙古、宋之间便出现聚结和分化的关系。在金廷的军事镇压与政治的招诱下，有一部分起义军中不坚定分子相继投降金朝。如张汝楫、孙邦佐降金，张汝楫想再次反金，因孙邦佐告变被杀，金以孙邦佐为德州（今陵县）防御使加节度。国用安，淄州（今淄博南）人，是杨安儿、李全的残部。时青，滕阳（今滕州）人，初与其叔父时全俱为红袄军。此二人于杨安儿、刘二祖败后皆降金。后复归宋，不能自立。

李全、石珪、夏全、裴渊等在兴定二年（宋嘉定十一年，1218）后归宋，但李全归宋之初仍坚持高举反金的旗帜，曾分兵袭密州，擒金将黄掴械至楚州城（今江苏淮安）。次年又曾说服**以青（今属山东）、莒（今莒县）、密、登、莱、潍、淄、滨（今滨州西北）、棣（今惠民）、宁海、济南（今属山东）等12州、府归宋。同时拒绝金宣宗对他的招降，表示：“宁作江淮之鬼，不为金国之臣。”①李全在后来发展为一个地方割据势力，由一个农民起义的首领堕落为一个扩展个人势力唯利是图的罪恶分子。

①《金史》卷102《仆散安贞传》。

①周密：《齐东野语》卷9《李全》。

坚持抗蒙、反金的彭义斌起义军在起义军中也有一部分归宋的人民起义将领，一直坚持抗金的道路，还英勇抗击蒙古，这主要是以彭义斌为代表的起义英雄人物。

南宋朝廷对北方金统治下的红袄军起义，和北宋一样采取的是违反民意的反动政策，并没有把起义军争取过来成为抗金抗蒙的力量。一方面想招诱起义军，授以官号，以联合抗金；但是另一方面，又惧怕起义军，甚至惧怕起义人民比惧怕金朝统治者更厉害。南宋朝廷对南渡归宋的人民，并不妥善收容，相反的，封锁淮水不许南渡，甚至目为“盗贼”，明揭榜示，来者即行剿杀。《鹤山先生大全集》卷18《奏议》应诏封事云：“而山东、河北、关陕之人，归疆请吏，无岁无之。其在襄阳、蜀口者，号曰约回，而实杀之。惟山东之民蜂屯蚁聚，势力不可却，于是不得已而纳之。”另外，南宋对归顺的北方起义军，则实行对他们分化、削弱的政策。《宋史·贾涉传》记载：“分（石）珪、（陈）孝忠、夏全为两屯，李全军为五砦；又用陕西义勇法，涅其手，令诸军汰者三万有奇，涅者不满六万人。正军常屯七万余，使主胜客。”所以，当时忠义将校气愤地说：“不若有官者弃官，无官者归山东为百姓。”

①《宋史》卷476《李全传》。

起义军之间发生利害冲突与斗争，使斗争的性质和关系更加复杂化。兴定三年，李全自涡口（今安徽蚌埠西北）大捷战胜纥石烈牙吾塔之后，便把斗争的锋芒指向自己的友军季先。四年，暗杀红袄军领袖之一季先，而贾涉也趁势欲收季先的部队，遭到其部下裴渊、宋德珍、孙武正、王义琛、张山、张友等反对。裴渊等乃迎石珪为统帅，贾涉阴谋未成，又企图分化石珪军为六。而李全在合并石珪部众时迫使石珪等投蒙古，造成起义军与宋之间的裂痕与矛盾。元光二年（宋嘉定十六年，1223），李全又并贾涉等部忠义军，此后又企图火并彭义斌所部等。在李全火并友军时，彭义斌在继续反金抗蒙的同时，又展开反对李全火并友军的斗争。到金哀宗正大二年（宋宝庆元年，1225）五月，彭义斌致书沿江制置使赵善湘说：“不诛逆全，恢复不成。”彭义斌坚持抗蒙，七月，与蒙古军战于内黄五马山（今河南内黄西），兵败被俘。在蒙古统治者向他诱降时，他厉声说：“我大宋臣，且河北、山东皆宋民，义岂为他臣属耶！”①慷慨就义，誓不降敌。

金末农民大起义的特点金末红袄军起义的特点，其主力是北方的佃户和驱丁，此外还有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及少数家奴参加。起义军以各行业、各阶层的劳动者为主体，以红袄为标识，说明起义军有共同的组织行动。起义军一开始即处于较为分散的状态，后来结集，但始终未形成统一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尚保有北方人民山水寨组织的特点，如周密《齐东野语》称杨安儿为“堡主”。起义军前后期发生很大变化，随着起义军斗争的性质也有不同。金末人民起义直接打击金朝廷和地主阶级，致使地主阶级组织自己的武装，即所谓“义军”、“乡兵”，直接参加金朝廷镇压起义的罪恶活动。定兴（今属河北）人张柔，在“金贞祐间，河朔扰攘，土寇蜂起，公聚族党数家，壁西山东流埚，选壮士团结队伍以自卫，远近惮之莫敢近。（金）以功授定兴令，累迁清州（今青县）防御使”①。这些大地主一方面与金朝廷合伙镇压起义军，另一方面又趁势发展和扩大自己的地方势力。当蒙古进入中原后，金朝廷已无力保护他们的权益时，又多降蒙古，充当蒙古灭宋的先锋。由此可见，当时人民起义是在金朝廷和地方地主武装联合镇压下而失败的。

在封建社会中，当一个皇朝的各项制度及其统治已经极端**时，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有挽救社会生产力由枯萎转向新的发展的作用，它冲击社会那些不符合发展要求的旧东西，为新的调整和改革扫清障碍，金末红袄军大起义正是起了这种在历史上所应起的作用。在金朝末年社会丧乱中，对社会发展恢复和有利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力量，还有朝廷上下主张改革，反对对人民残暴的统治阶级内部的进步势力；有从金朝分裂出的地方性的促进社会局部恢复和发展的积极势力，他们都是新皇朝复兴的基础。但这些力量对皇朝的统治所能起的作用是有限度的。红袄军大起义打击和制止了反动的括地的企图，宣宗在人民反抗斗争的打击下，不得不罢去括地的命令，他说：“朕恐括地扰民，罢其令矣。”起义不仅打击和震动整个金朝的统治者，也打击了地方统治的反动势力，使一些有远见的统治者能在一些地方施行某些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使社会经济局部地有所恢复。完颜仲德在陕西，“招集散亡，得军数万，依山为栅，屯田积谷，人多归焉。一方独得小康，号令明肃，至路不拾遗”①。起义是人民以武力保护被压迫阶级在死中求得生存的一种行动，它一方面能最大可能地保护创造社会财富者自身，另一方面逃避山林水泊，开发生产，或在起义区内冲破封建束缚和限制，得到土地，或把已被官府、地主夺去的财物再夺还，这些都是有利于将来社会有更大发展的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与此同时，起义也削弱了封建生产关系，在金朝后期某些文人所强调的重民思想和不分华夷的平等思想，不能说与当时阶级斗争的推动无关。

①《元朝名臣事略》卷6《万户张忠武传》。

①《金史》卷119《完颜仲德传》。

第四节 金朝的灭亡

蒙古侵金

蒙古各部在金初大多臣附于金，随着蒙古各部势力的发展，双方矛盾日益突出，不断发生战争。金世宗时为了削弱蒙古各部的势力，曾采取每三年出兵剿杀蒙古各部的成年男子，称为“减丁”或“灭丁”，并掳掠蒙古各部人民作奴婢，给蒙古人民带来世代难忘的苦难，引起蒙古各部更大的反抗，金朝虽加强镇压，但叛降不定。大定二十一年（1181）三月，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西北近六百里边境，修整与新建“边堡”数十处，取直列置，作为防御堡寨。承安二年（1197）九月，枢密使兼平章政事完颜襄行省于北京（今宁城西），又在临潢府西北部边堡一线前山地，使用人民和军队挖壕筑障数百里，作为边防屏障，抗御蒙古骑兵南侵。

蒙古建国后成吉思汗仍贡岁币于金，金章宗派卫王永济在净州（今四王子旗西北）受贡，成吉思汗对永济不行礼。永济遂请攻蒙古。不久，永济嗣位，是为卫绍王，诏书送到蒙古，成吉思汗得知金朝的新帝是永济，即加以唾骂并骑马北去。卫绍王也定计等成吉思汗下次入贡时加以杀害，成吉思汗得知后遂与金绝交。

金大安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五年，1210），金修筑乌沙堡（今河北张北西北）准备先发攻蒙古。次年春，成吉思汗挥师南下，事出金军意料，乌沙堡未防备，遂被蒙古军攻占。八月，蒙古军向野狐岭（今张家口西北狼窝沟）进发，率军10万驻防于抚州（今张北）的完颜承裕（胡沙）不敢抵抗，退至宣平（今张家口西）并连夜南逃，次日为蒙古军追及于会河堡（今宣平西南），金军全军溃败。九月，蒙古军攻占宣德（今宣化）、德兴府（今涿鹿）、居庸关，直抵金都中都（今北京）城下，掳掠后退兵。

金崇庆元年（蒙古成吉思汗七年，1212），成吉思汗再克昌（今内蒙古太仆寺旗南）、桓（正蓝旗北部）、抚等州府。

金至宁元年（蒙古成吉思汗八年，1213）七月，成吉思汗攻占宣德、德兴、怀来（今河北怀来东），进至古北口，金兵退保居庸关。成吉思汗出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拔涿、易（今易县）二州，迂回北上，再次攻占居庸关。

八月，在蒙古军兵临城下之际，金廷发生政变，金帝卫绍王被杀。九月，金宣宗即位。成吉思汗留下部分军队围困中都，自率主力肃清河北、河东及山东诸城邑。

金贞祐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九年，1214）三月，金献公主、金银、马匹等求和，蒙古退兵。金宣宗因河北残破，于同年五月迁都南京开封，命完颜承晖等辅佐太子完颜守忠留守中都。六月，金“糺军”以边地部落降蒙古，成吉思汗即派军南下会合并再围中都，金太子逃往开封。贞祐三年二月，金从开封出兵进援中都，三月，进至霸州（今属河北）被蒙古军击溃。五月，金中都留守完颜承晖自杀，蒙古军占领中都。金宣宗贞祐四年，成吉思汗既得金中都后，即谋取南京。八月，命三摸合率万骑，假道西夏，趋京兆府（今陕西西安）以取潼关，未能攻下，改由小路越过潼关，攻占汝州（今属河南），直达金南京近郊，但遇到金朝从河东开来援兵的抵御。三摸合退向陕州（今三门峡市西），适冬季黄河冰合，遂渡河北去。

金兴定元年（蒙古成吉思汗十二年，1217）八月，成吉思汗以木华黎统领蕃汉诸军经略中原，木华黎攻取河北、山东大量州、府，而金统治集团只想用重兵屯驻南京开封以自固。

当金贞祐二年（宋嘉定七年，1214）二月，金宣宗向蒙古求和之际，遣使告宋，请宋早给两年的岁币。七月，金宣宗到开封后遣使通知南宋，宋真德秀看到金已衰弱就奏罢给金的岁币。次年二月，宋向金提出岁币由每年30万两、匹银绢，减为“隆兴和议”规定的各20万两、匹，遭到金朝的拒绝，南宋终于决定完全停给岁币，这对金的经济实力打击很大。金宣宗遂于兴定元年（宋嘉定十年）攻光州（今河南潢川），分兵攻樊城、围枣阳（今属湖北），西路军攻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东路金军被宋将赵方等打得大败。六月，宋宁宗也下诏讨金。十二月，双方在大散关展开争夺战，次年春，金军烧关退兵。金兴定三年二月，再次侵宋，又被宋击败，宋将赵方、扈再兴再次大败金兵于枣阳，金军从此不敢再窥襄、汉。金元光元年（宋嘉定十五年，1222）二月，命元帅左监军讹可、签书枢密院事时全统三路军马由颖（今安徽阜阳）、寿（今凤台）渡淮侵宋，五月，金军全军覆没。从此，金侵宋战争才停止。金哀宗即位后，于正大元年（宋嘉定十七年，1224）六月，才正式下诏不再侵宋。金朝连年侵宋，皆以失败告终，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国势更加衰弱。

蒙、宋联合灭金

蒙古成吉思汗在临终时曾立下遗嘱，要假道于宋以灭金，金正大七年（蒙古窝阔台汗二年，1230）七月，窝阔台汗自将入金陕西，命四弟拖雷及侄蒙哥率师渡黄河趋凤翔。次年二月，克凤翔，并下洛阳、河中（今山西永济西）诸城。五月，窝阔台汗将大举攻金，命拖雷据守宝鸡，遣速不罕诣宋请假道以捣河南，到沔州（今陕西略阳）被宋统制张宣所诱杀。十二月，攻占金河中府。金天兴元年（蒙古窝阔台汗四年，1232）正月，窝阔台汗渡黄河，拖雷已渡汉水北上，窝阔台汗即诏诸将进发，拖雷于钧州（今河南禹州）南三峰山，大败金师10余万，金军精锐损失殆尽，从此金军不能再振。蒙古军遂攻下陕西、河南诸州县，金潼关守将出降，蒙古军长驱进入金南京路。三月，蒙古军围南京，金哀宗百计守城。四月，蒙古军以天热将还师，适金遣使求和，以金帝之侄曹王完颜讹可为人质，并奉献大量金帛，窝阔台汗许和。和议既成，蒙古军解围退师河、洛之间，而留速不台、拔都的3万兵镇守河南。七月，窝阔台汗遣唐庆使金促降，不意金飞虎军士申福、蔡元擅杀蒙古使等30余人于馆，而金哀宗下诏赦其罪。由是和议又绝，战争再起。八月，金聚兵20万在郑州（今属河南）以西抗蒙古，但已无济于事。十二月，金京城粮尽，金哀宗率兵6万北渡黄河，企图收复东平（今属山东）、卫州（今河南卫辉）二城，被蒙古军击溃，复渡河南返。天兴二年（蒙古窝阔台汗五年，1233）正月，金哀宗逃到归德（今商丘南）。同月，金南京将领崔立兵变降蒙古。四月，崔立将金太后、皇后、宗室500余人押到蒙古军前献纳。六月，归德粮绝，金哀宗又逃到蔡州（今汝南）。南宋因早已接受了蒙古提议的共同攻金之约，派兵与蒙古军合围蔡州。1234年，蔡州城破，金哀宗自杀，金亡。

金朝的兴亡，是我国整个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环节。辽、北宋的衰亡是留给金再建的废墟，而辽、北宋崩溃中孕育着的诸积极因素是金再兴的条件和基础。金朝的崩溃也为元朝的再兴孕育着这种条件和基础。而这些就是历史发展的联系，也就是历史向前推进的根本原因。历史的事实证明，一个后进的民族能成为中国的统治民族，首先必须成为当时先进的一员，与汉族一起共同发展和推动历史的前进，中国也就成为各族的中国，中华也就成为各族的中华。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狂吠——“一个后进的民族能成为中国的统治民族，首先必须成为当时先进的一员，与汉族一起共同发展和推动历史的前进，中国也就成为各族的中国，中华也就成为各族的中华。”——真是不是所云。在我看来，女真牲口不论生熟，都是全心全意的害人精，先后害惨害死了宋明两代，顺便还为蒙古人和苏联人的入主中国，做了野蛮化的嫁衣裳。）

【第十三章 西夏】

第一节 党项的兴起及与宋、辽的关系

党项的兴起

党项是我国古代羌族中的一支，又称党项羌。南北朝末期，已活动于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河曲一带。他们按姓氏结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互不统属。以畜牧为生。没有法令、赋税，也没有文字、历法。其时党项社会大约处于氏族社会的父权制阶段。

隋末唐初，党项羌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在“东距松州（今四川松潘北），西叶护（今新疆境），南舂桑、迷桑等羌（今青海南部），北吐谷浑（今青海北部）①的广大地区内，散居着大大小小无数个部落，著名的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等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大，后来建立西夏的就是拓跋氏。

隋开皇四年（584）党项羌有千余家归附隋朝。次年，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拓跋宁丛率部落内迁到旭州（今甘肃庆阳境），被授予大将军称号。唐贞观三年（629），党项细封部首领细封步赖率部落附唐，唐朝在其住地设立轨州（今四川松潘境），授步赖为刺史。同时在其他内附的部落地区，分别设立崌、奉、岩、远四州，各以其部落酋长为刺史。到贞观六年，党项居住的河曲一带已设有州，人户30万口①。贞观九年（635），在唐朝不断施加的政治诱逼与军事压力下，党项拓跋部首领拓跋赤辞也率部落降唐，唐朝在其原居地，分别设立了懿、嵯、麟、可等32个羁縻州，以松州为都督府，拓跋赤辞被封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

唐玄宗时期，地处青藏高原的吐蕃强盛起来，不断袭击党项诸部，迫于吐蕃的威胁，拓跋部首领请求内徙②。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党项拓跋部辗转经历了从原居地松州向今甘肃和陕西北部一带的大迁徙。一支迁到夏州（今陕西靖边境）的部落，被称为平夏部。西夏就是在平夏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唐末农民大起义时，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帮助唐朝廷镇压黄巢起义，被任为夏州节度使，爵夏国公，再赐李姓，建夏州为“定难军”，统辖夏、绥（今绥德）、银（今榆林境）、宥（今靖边境）、静（今米脂境）五州地区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作“四州八县”。从此开始出现以夏州为中心的党项李氏藩镇割据势力。

①《新唐书》卷221《党项传》。本章叙述参考《隋书·党项传》，《新唐书·党项传》，《旧唐书·党项羌传》，新旧《五代史·党项传》，《辽史·西夏传》，《宋史·夏国传》，《西夏书事》，《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不一一具注。又按党项八部中野利氏，新旧《唐书》称野辞氏；《新五代史》卷74《党项传》作野利氏。野利氏本党项大姓，故野辞或野利之误。

①《册府元龟》卷977；《资治通鉴》卷193。《唐会要·党项羌》：“五年诏遣使开其河曲地为六十州，内附者三十四万口。”

②《册府元龟》卷977；《资治通鉴》卷193。《唐会要·党项羌》：“五年诏遣使开其河曲地为六十州，内附者三十四万口。”又《旧唐书》卷196《吐蕃传》：吐蕃从贞观八年（634）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到仪凤三年（678）“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

①《东都事略》卷127、128《西夏传》。

五代时期，党项夏州李氏僻居西北一隅，充分利用藩镇势力之间的矛盾，增强自己的势力。在这50多年（907—960）中，李氏政权对中原的梁、唐、晋、汉、周及北汉政权，相继保持着“臣属”关系，实际上尽力于摆脱中原皇朝的约束。后唐长兴四年（933），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死，其子彝超继为“留后”，后唐明宗企图用调任延州（今延安东北）节度留后的办法，迫使李彝超离开夏州，以图兼并夏州。遭到了夏州李氏的军事抵抗后被迫妥协②，任命李彝超为节度使。清泰二年（935）李彝超死，李彝殷继任节度使，后周显德元年（954）受封为西平王。随着党项政权政治威望的提高与军事实力的加强，党项羌活动的范围也逐步扩大。一些党项部落更进入汉族居住的地区，或入居州城，与汉族杂居，接受汉族的封建文明，被汉人称为“熟户”，与散处于山野、以游牧为生的党项“生户”相对③。吐蕃势力衰微后，“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④，说明党项羌势力进入吐蕃地区，并与回鹘势力接触。“献地”与抗宋宋朝建立后，党项李氏政权处在宋、辽两大政权之间。五代时“向背不常”的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这时派族子银州防御使李光睿奉表贺宋太祖即位，并避宋讳改名彝兴。建隆元年（960）三月，受宋太祖诏遣部将李彝玉领兵御北汉兵于麟州（今神木境）。建隆三年，又向宋朝贡马。宋太祖也特别优礼，加太尉，亲遣使赐玉带，死后追封夏王。彝兴子光睿、孙继筠相继为定难军节度使时，曾出兵进攻北汉，声援宋朝，和宋朝保持友好关系。

太平兴国七年（982），党项政权内部因承袭问题发生矛盾难于解决，新任定难军节度留后李继捧于五月十八日（6月22日）朝见宋太宗时，不得已向宋朝献出所管辖的夏、银等五州地。李继捧族人也被召来京师居住。太宗对李继捧重加赏赐，并晋升官职。宋朝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党项李氏世代相承辖的领土。

李继捧归附宋朝，引起了党项内部的急剧分裂。李继捧族弟李继迁，时任定难军管内都知蕃落使，不愿内迁，留居银州。召集弟继冲和亲信张浦商议对策。李继迁认为：“吾祖宗服食兹土，逾三百年；父兄子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今诏宗族尽入京师，死生束缚之，李氏将不血食矣！”李继冲也认为，不能放弃夏州故土，就像“虎不可离于山，鱼不可脱于渊”一样，主张乘夏州不备，杀宋朝诏使，以绥、银为据点，抵抗宋朝。张浦在分析了双方形势和实力后认为，用兵要能屈能伸，不因小失大，主张“不若走避漠北，安立室家，联络豪右，卷甲重来，未为晚也”。李继迁采纳了张浦的建议，率部落亲属数十人伪装出逃，在夏州东北300里的地斤泽（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北）驻扎，出示祖先拓跋思忠像，号召部族，抗宋自立。

②《旧五代史》卷132《李彝超传》。

③《宋史》卷264《宋琪传》。

④《旧五代史》卷138《吐蕃传》。

从这时起到雍熙三年（986）是李继迁独立反抗宋朝时期。前后四年，三起三落。太平兴国七年十二月，李继迁初攻夏州，闻宋朝援兵来，不战而回。次年五月攻葭芦川（今陕西佳县西北佳芦河），九月又攻三岔口（今靖边北内蒙古境内），都遭到失败。宋太宗又下诏令，招抚夏、绥、银等州党项与汉族流民归业，给李继迁造成很大困难。张浦建议攻打富庶而恃有横山之险的宥州，扼险观变，以图光复旧业。十二月，继迁率党项兵2万人进攻宥州，被宥州巡检使李询击退。雍熙元年，李继迁退守地斤泽，派李继冲招诱党项部族。五月，党项咩嵬族与南山诸部族投奔李继迁。七月，李继迁率众进攻夏州西北的王庭镇，宋军赴援不及，被继迁取胜，俘获万计。

对宋作战的胜利，使李继迁昏了头脑，立刻聚兵万人，令张浦、李大信带领四外出击。被宋知夏州尹宪与都巡检使曹光实探得虚实，乘其不备，夜袭地斤泽，李继迁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其妻与母罔氏被俘。李继迁仅与弟继冲及亲信张浦等几人逃脱，居无常所，靠党项部落的接济，图谋东山再起。李继迁仍以恢复“李氏世有西土”的基业相号召，得到党项部落首领的纷纷响应，聚兵于夏州以北的黄羊坪。野利等族首领还把女儿嫁给继迁。银州党项首领拓跋遇派人来与继迁联络攻取银州。继迁等总结了地斤泽失败的原因，认为“漠北不足以立室家”，遂利用这个时机占领银州。雍熙二年二月，李继迁与其亲信以诈降计诱曹光实出城，于葭芦川设伏，杀死曹光实，利用其旗帜占领银州。

李继迁占据银州后，采纳了张浦的建议，暂不称王。自称都知蕃落使、权知定难军留后，封张浦、李仁谦为左、右都押牙，李大信、破丑重遇贵为蕃部指挥使，李光祐、李光允为团练使，李延信为行军司马。并预署各部落首领折八军、折罗遇、嵬悉咩、折御乜等为并、代、麟、丰等州刺史。

同年三月，李继迁乘胜攻宋会州（今甘肃靖远）、三族砦，进围抚宁砦（皆在今陕西米脂境）。四月，又与宋閤门使王侁军战于浊轮川（今神木北），大败后撤出银州，其部下党项首领多战死、被俘或投降。六月，联络夏州岌伽、罗腻等14族和吴移、越移等党项部落继续对宋作战，但又多次被击败，党项部落亦溃散或降宋，李继迁又一次陷入势孤力单、无家可归的困境。附辽侵宋经过多次失败，李继迁总结失败的教训，认为自己“兵单力弱，势不得安，北方耶律氏方强，吾将假其援助以为后图”①，即结辽以抗宋。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二月，遣张浦到辽朝归附，辽圣宗授李继迁“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②；以李继冲为副使。同年十二月，李继迁又向辽求婚，辽圣宗许以宗室女义成公主下嫁。淳化元年（辽统和八年，990）十二月，辽又封李继迁为夏国王。辽对李继迁的结盟、通婚、封王也是利用他牵制宋朝。

在这种形势下，端拱元年（988）五月，宋太宗采用宰相赵普的建议，重授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名赵保忠，令其回镇夏州，以收抚李继迁①。李继迁则暗中勾结李继捧，于淳化二年（991）七月攻占银、绥二州，宋朝被迫授予银州观察使，赐姓名赵保吉。同年（辽统和九年）十月，李继迁策诱李继捧以夏州降辽，辽封李继捧为西平王。淳化四年（993）李继迁向宋索取宥、夏等州，又连攻庆、原、环等州。淳化五年三月，宋朝派李继隆进讨李继迁，李继捧闻知后告知李继迁，但反被所图，资用被夺。李继迁在宋军打击下再次避居沙漠。四月，宋朝隳毁夏州城，迫居民内迁，以削弱李继迁。李继捧在遭李继迁袭击后逃回城中即被囚。后以右千牛卫上将军，闲居京师。咸平（998—1003）中，迁右金吾卫上将军，并曾出任岳州（今湖南岳阳）、复州（今湖北天门）地方官，景德元年（1004）六月病死。

①《西夏书事》卷4。

②《辽史》卷11《圣宗纪》。

①《宋太宗实录》卷44。

至道元年（995），李继迁又上表宋朝乞还夏州，宋太宗不与，并扣留贡使张浦。继迁出兵攻乌白池（今宁夏盐池）、清远军（今银川东）等地，不断邀劫宋军粮草。二年四月攻西凉府（今甘肃武威），五月又集众数万围攻灵州（今宁夏灵武），并向宋朝索要张浦。宋太宗命李继隆等五路救援，李继迁怕平夏有失，解围而去。三年（辽统和十五年）四月，辽封李继迁为西平王。其时宋太宗已死，真宗即位。李继迁向宋表示臣附并再次索要夏州，真宗妥协退让，同年末授李继迁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五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并放还张浦。

李继迁收复“故土”后，不久又连年侵扰宋朝西北沿边各地。咸平五年（1002）三月，在辽朝的鼓动下，李继迁集重兵陷灵州，杀死知州裴济，改灵州为西平府。六年正月从夏州迁居西平府。

同年十月，李继迁攻取当时在吐蕃首领潘罗支统治下的西凉，潘罗支伪降，乘李继迁无备反击于三十九井（灵州附近）地方，李继迁中箭逃回。景德元年（1004）正月，死于西平①。由其子李德明继位。

倚辽惠宋李德明继位时，正是辽准备继续侵宋前夕，李德明“假北朝威令慑之”，遣使赴辽请求册封以抗宋。同年（辽统和二十二年）七月，辽册封李德明为西平王。十二月，宋辽订立“澶渊之盟”议和，宋辽关系缓和。次年六月，李德明为稳定人心，遣使到宋请和，但条件未谈妥，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直到第三年十月，宋也封李德明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并“赐”大量物资，终于议和。

李德明在位的近30年中，基本上同宋朝保持了和平友好关系，所谓“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②，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李德明把主要力量放在对西方的开拓上，以实现李继迁曾提出的“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③的战略任务。

李德明即位的当年，景德元年六月，派兵和投附潘罗支的李继迁旧部者龙族迷般嘱及日逋吉罗丹二族，里应外合，杀死潘罗支，报了杀父之仇，乘胜攻取潘罗支弟厮铎督占据的凉州。吐蕃折逋、游龙钵等部归附李德明。六谷部首领厮铎督继续对抗，李德明于景德四年九月谋出兵攻之，厮铎督结援回鹘为备，李德明则屯兵不出。

①李继迁卒年，史载不一致，如咸平六年（1003）说，月份又各不同，马端临《文献通考》作十一月；又有景德元年（1004）及二年之说，月份亦不同，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为景德元年正月。今采《续资治通鉴长编》说法。

②《范文正公集》卷9。

③《西夏书事》卷7。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

回鹘同吐蕃一样，也依附宋朝对抗党项。李继迁在世之时，咸平四年四月，谋攻回鹘，西州回鹘可汗禄胜向宋朝请兵，欲“缚继迁以献”。禄胜又与甘州回鹘可汗夜落隔多次出兵袭击李继迁。李德明继位后，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至次年十二月，分别四次派张浦等亲信或亲自出击回鹘，但都失败而还。数攻回鹘不利，李德明改派凉州守将苏守信截断甘州回鹘向宋朝进贡的道路，抢掠甘州的贡奉使。大中祥符九年，苏守信死，子罗麻自领府事，十一月，被甘州回鹘可汗夜落隔攻破，罗麻逃走，凉州又被回鹘所占，回鹘遂成为对李德明的严重威胁。直到天圣六年（1028），德明派子李元昊一举攻克甘州，夜落隔出逃。八年，瓜州回鹘首领贤顺也率部归附李德明。明道元年（1032）九月，李德明又派元昊从回鹘手中收复凉州，解除了回鹘的威胁。

李德明同时臣服于辽、宋，倚辽之势，得宋实惠；辽、宋为了各自的利益也竞相拉拢、争取李德明。大中祥符三年（辽统和二十八年）九月，辽进封李德明为夏国王。宋朝也不断为李德明加官。天圣九年（辽景福元年），新即位的辽兴宗封宗室女为公主归嫁李德明子李元昊。明道元年，宋朝也加封李德明为夏王。

在宋、辽两国的竞相鼓励下，助长了李德明称帝的**，并在加速地进行称帝建国的各项准备。其时李德明出行时已是“大辇方舆、卤簿仪卫，一如中国帝制”①。大中祥符九年，李德明追尊父李继迁为“太祖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称号。天禧四年（1020）于灵州怀远镇修建都城，改名兴州，正式建都。

明道元年十月，李德明病死。李德明虽未来得及登上皇帝的宝座，但为西夏建国作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

①《西夏书事》卷9。

第二节 夏国的建立及其政治形势

夏国（西夏）的建立

李德明在世之时，其子李元昊对父亲依附宋朝的政策十分不满，他说：“衣毛皮，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霸王耳，何锦绮为？”②主张“招养蕃族，习练弓矢，小则四行征讨，大则侵夺封疆”③。李德明死，李元昊继立，他按照自己的主张，积极摆脱宋朝的控制。

宋明道元年（辽重熙元年，1032），李元昊嗣位伊始，辽即册封为夏国王。宋朝也派使臣来封元昊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元昊对宋使给以很不礼貌的接待。随即又废掉唐、宋所赐的李、赵姓氏，改姓嵬名氏。自己更名曩霄，称“兀卒”①。实行一系列强化民族意识的措施，如下令恢复“秃发”风俗②，创制记录党项语言的西夏文字③，规定服饰，简化礼乐制度等。另一方面，则又尽力完善封建国家的各项措施。明道二年以避父讳改宋明道为显道，并积极准备称帝建国。首先于次年开始建元开运。五月，升兴州为兴庆府，营建宫室殿宇。又仿宋朝官制设官、定朝仪、建蕃学。在实现统一河西走廊之后，更规定兵制，增设新的军种；全国共置左右厢十二监军司，仿宋制立军名，规定驻地；部署兵力与调防办法等④。

元昊在对河西的战争中表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在李德明对回鹘的战争中他崭露头角。元昊继位后，继续向河西用兵。明道二年七月，遣将苏奴儿攻吐蕃唃厮厮啰牦牛城（今青海西宁北），苏奴儿兵败被俘。九月，元昊亲领兵复攻，诈和而克城。夏广运二年（宋景祐二年，1035），十一月，元昊又攻宗哥（今西宁东）、带星岭诸城，进围青唐（今乐都境），与唃厮啰部将安子罗10万大军昼夜奋战二百余日，子罗败，元昊退兵时也遭到暗算，大溃而还。元昊攻占河西后，隔断了吐蕃和宋朝的交通，但始终未能制服唃厮啰。三年七月，元昊再度举兵进攻回鹘，攻占瓜（今甘肃安西）、沙（今敦煌）、肃（今酒泉）三州，占领了整个河西走廊。至此，夏国的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境土方两万余里①。

②《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0。

③《西夏书事》卷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4。

①《宋史》卷485《夏国传》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2：“兀卒（亦译“乌珠”）者，华言青天子也，谓中国为黄天子。”“兀卒”为西夏文“皇帝”的译音。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5：“元昊初制秃发令，先自秃发。令国人皆秃发。”③关于西夏文字的创制，一说为李元昊所创，一说为元昊父德明时期所创。前说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9及沈括《梦溪笔谈》卷25；后说见《辽史》卷115《西夏传》。

④《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儒林公议》；《西夏书事》卷12。

①《宋史》卷485、486《夏国传》上、下。

元昊在对河西作战的同时，又以防止宋朝入侵为由，在边境上部署兵力、修筑堡寨，并不时对宋朝边地发动小规模进攻。早在夏开运元年（宋景祐元年）二月，元昊开始进攻府州（今陕西府谷），接着又攻掠环（今甘肃环县）、庆（今庆阳）二州。在宋朝境内筑白豹城与后桥堡。次年七月，元昊又派首领讹遇领兵进攻环、庆。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宋宝元元年，1038），元昊谋进攻宋朝河东路，向宋朝“表请供佛五台山”②，藉此窥探进兵道路，得知河东已有防备。七月，元昊召集各路首领于贺兰山会盟，“约先攻鄜延，欲自德靖、塞门砦、赤城路三道并入”③。将要发兵时，有人劝阻元昊，“未建大号，不足以服众”④，于是元昊决定立即称帝建国。

十月间，元昊与大臣野利仁荣、杨守素等谋划称帝事宜。十一日元昊在兴庆府即帝位，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元昊自称世祖皇帝，是为西夏景宗。并改当年为天授礼法延祚元年，以兴庆府（今宁夏银川）为都。大封文武官员，追尊祖父李继迁为“神武皇帝”，庙号太祖，父李德明为“光圣皇帝”，庙号太宗。立子宁明为太子。并于十一月去西凉府祀神。

西夏与宋、辽的战与和元昊建国称帝的目的是为了摆脱宋朝的控制，实现党项政权的独立自主。但是，元昊又希望他的建国称帝能得到宋朝的承认。元昊于建国后不到两个月，即天授礼法延祚二年（宋宝元二年，1039）正月，立刻遣使向宋朝上表，表文主旨是说明自己是“帝胄”，表明称帝的合法性，请求宋朝皇帝“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宋仁宗见到表章后却于六月间下诏，削夺过去封给元昊的官职爵位，停止互市，“揭榜于边，募人能擒元昊若斩首献者，即为定难军节度使”。十二月，元昊遣贺永年向宋朝边境投置“嫚书”，指责宋朝背信弃义①，质问宋朝：“蕃汉各异，国土迥殊，幸非僭逆，嫉妒何深。况元昊为众心所推，循拓跋之远裔，为帝图王，有何不可！”又警告宋朝说：“倘契丹闻中朝违信嫚言，亦遣全师请罪，西北交困，庙算何施！”②元昊想用“嫚书”激怒宋朝，宋朝著作郎张方平向宋仁宗建议：请“顺适其意，使未有以发”③，再谋对策，但遭到多数大臣的反对。宋朝决计用兵，给元昊造成了进攻宋朝的藉口。

从天授礼法延祚三年至五年（宋康定元年至庆历二年，1040—1042）元昊对宋朝发动了三次大战。

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宋康定元年）正月，元昊声言将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宋鄜延、环庆路经略安抚使、知延州范雍闻讯，惊惧不敢战。元昊祚降，乘其不备，突然袭击保安军（今志丹），一举攻克金明砦，进围延州。范雍召部将刘平、石元孙来援，途中与鄜延都监黄德和军集结东进，至三川口（今延安西北），中元昊埋伏，黄德和率后军先逃，宋军遂败，刘平、石元孙被俘。转攻延州七日，适逢天降大雪；元昊亦恐后方有失，遂撤军而去①。史称三川口之战。

四年（宋庆历元年）二月，元昊领兵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

宋新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命部将任福统军迎击。元昊祚败，诱任福军入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陷入元昊所设的包围圈中，在羊牧隆城（今西吉东南）附近，全歼宋军，任福战死。元昊又一次获得胜利。史称好水川之战。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1。

③《宋史》卷485《夏国传》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2。

④《西夏书事》卷12。

①《宋史》卷485《夏国传》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3。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5。

③《宋史》卷318《张方平传》。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8；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1；《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五年闰九月，元昊又于天都山（今海原南）集左、右厢兵10万，分东西两路合攻镇戎军（今固原）。宋知渭州王沿派部将葛怀敏出击。葛怀敏轻敌冒进，并入保定川寨（今固原西北），被元昊军尾追包围，切断其归路、水源。葛怀敏及部下皆战死，宋军全军覆没。元昊挥师东进，直抵渭州，大掠而回。史称定川寨之战。

元昊并用“诏书”的形式，告谕宋朝关中军民：“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骄狂之态于此可见②。元昊对宋战争虽连续获胜，“然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③，国内危机重重，想结束战争。宋朝也力图谋求妥协苟安。双方经过交涉，于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宋庆历四年，1044）十月达成协议。宋朝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夏对宋名义上称臣。宋朝每年“赐”给夏国绢13万匹，银5万两，茶2万斤。逢节日与元昊生日另“赐”礼物银2万两，银器2千两，绢、帛、衣2.3万匹，茶1万斤。宋、夏恢复贸易往来。

元昊对宋朝作战时，倚辽为援；宋朝也在积极争取辽朝，并以经济利益为钓饵。后来辽朝企图以出卖夏国利益从宋朝得到好处，又发生了辽朝境内党项族投附夏国的事，于是元昊不愿再受辽的约束，使辽、夏关系日趋恶化。天授礼法延祚七年（辽重熙十三年）十月，辽兴宗亲率骑兵10万进攻西夏，辽军兵分三路渡过黄河，深入夏境，在贺兰山北与元昊军接战。西夏军初战不利，败退请和，辽将萧惠继续进攻。元昊连续三次退兵近百里，进行坚壁清野，“每退必赭其地，辽马无所食，因许和”①。元昊待机反攻，大败辽军，俘辽驸马萧胡睹，辽兴宗单骑逃走。元昊在战胜辽军后，立即同辽议和以缓和辽夏矛盾。元昊对宋、辽战争的胜利，显示了西夏的实力，西夏与辽、宋鼎立对峙的局面形成。

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正月，元昊在宫廷之乱中被太子宁令哥刺死，太子也被杀。

没藏太后、梁太后和外戚专政元昊死后，相继的谅祚和秉常两代皇帝都是幼年即位，青年早亡，由于母族篡权秉政，在政治上作为不大。

元昊死后子谅祚即位，年仅周岁，是为西夏毅宗。由母舅没藏讹庞拥立。讹庞自任国相，朝政大权实际上完全掌握在没藏氏兄妹手中。没藏太后死后，讹庞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谅祚为后，进一步控制国政。奲都三年（1058），谅祚12岁，开始参与国政。讹庞又借故杀害了谅祚的亲信高怀正、毛惟昌。五年，没藏讹庞父子阴谋杀害谅祚，谅祚因与讹庞的儿媳梁氏私通，因而获此消息，随即派大将漫咩擒杀讹庞父子及其家属，又杀没藏后，立梁氏为后，结束了没藏氏专权的局面。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7；王巩：《闻见近录》；《宋史》卷485《夏国传》上。③《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谅祚亲政，以梁后弟梁乙埋为家相。在摆脱外戚干政的情况下，谅祚虽对内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对外仍奉行侵宋政策。但他只活到21岁，当政六年，于拱化五年（1067）十一月病死。由子秉常继位，时年8岁，是为西夏惠宗。太后梁氏执政，以弟梁乙埋为国相，夏国政权又一次落入母党手中。大安二年（1076），秉常虽开始亲政，但实权仍操在梁氏兄妹手中，秉常仍无所作为。七年（1081）三月，夏将李清劝秉常与宋朝结好，以削弱梁氏，被梁太后得知，召幸臣罔萌讹密谋，杀害李清，囚禁秉常。夏国内乱，宋朝乘机发动大举进攻夏国的战争，在两年战争中，夏国矛盾重重，梁氏为了稳定人心，只好让秉常复位，形同傀儡。大安十一年（1085）梁乙埋与梁太后相继死去，乙埋子乙逋自任国相，与大将仁多保忠分掌兵权，夏国皇族与母族的斗争更加尖锐。一年后，秉常死去，只活到26岁。

谅祚、秉常在位时期，夏国在政治上存在着蕃礼与汉礼的斗争，并与皇权和后权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奲都五年五月，谅祚亲政不久，即派大臣拽浪撩礼与宋朝划定屈野河边界，解决了没藏讹庞执政时期长期存在的侵耕问题。不久双方又恢复了榷场贸易，复通互市。十月，谅祚下令国内停止使用建国以来实行的党项蕃礼，并上表告宋改用汉仪接待宋朝来使。次年，向宋朝表请宋太宗御制诗文、草隶书石本及《九经》、《唐史》、《册府元龟》与宋朝贺仪①；又请大藏经，乞求工匠。提出与宋皇室联姻，请尚公主。改复唐赐李氏汉姓等。宋朝有选择地给以允纳。同年五月，谅祚对元昊设立的十二监军司作了部分更改，增设了新的监军司。又仿宋制在中央官制系统设立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中书学士等官，使夏国的官制更加完备。秉常时期，母党篡权，为了讨好党项贵族与地主阶级，稳定国内局势，他们于乾道二年（1067）七月，以秉常的名义上表宋朝，请求恢复“蕃仪”，并迫害不附梁氏的皇族大臣。秉常亲政后，在皇族支持下，曾下令取消“蕃仪”，恢复汉礼，但因遭到母党势力的反对而未能实行。秉常的被囚、复位，直至忧愤而死，反映了这个时期皇权与后权的激烈斗争，说明了后权势力的强大。

夏国的对外战争此时也由主动开始转为被动。延嗣宁国元年（辽重熙十八年，1049）七月，辽兴宗乘元昊刚死，谅祚新立，下诏亲征夏国，以报“南壁旧怨”②。九月，没藏讹庞率军重挫辽南路萧惠军。十月，辽北路军推进到贺兰山，俘获元昊妃没■氏及家属，夏军3000被击败。二年二月，夏军主动出击辽金肃城（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被击败，三月又败于三角川。五月，辽军围攻兴庆府，纵兵掳掠，六月，攻破贺兰山摊粮城，尽发廪积而去。夏军屡次失败，没藏氏被迫遣使赴辽投降，依旧称臣纳贡。夏辽重新议和。终秉常之世，夏国国力衰弱，却又穷兵黩武，所以在对宋战争中就不得不经常求助于辽国的支持。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6；《宋会要辑稿》礼62之40；《宋史》卷485《夏国传》上。②《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夏国自元昊与宋朝议和后，基本维持了近二十年的和平局面，到这时又开始发生冲突。拱化元年（宋嘉祐八年，1063）迫于宋朝的压力，西使城（今甘肃定西南）吐蕃首领禹藏花麻降夏。二年（宋治平元年）七月，谅祚乘宋仁宗死，英宗初即位，借口宋朝有意侮辱夏国，出动10万军队，分别进攻宋朝的秦（今天水）、凤（今陕西凤翔）、径（今甘肃泾川北）、原（今宁夏固原）等州，掳胁党项熟户归夏。三年正月，又以万人攻庆州（今甘肃庆阳）王官城，三月围顺宁砦，八月再扰泾原，十一月争德顺军（今甘肃静宁）外同家堡。四年九月，谅祚亲率军数万又攻庆州，围大顺城，三日不克，谅祚亲临督战，中流矢退走。五年正月，宋朝遣使责问夏国“违誓诏”事，谅祚不得已遣使向宋朝献方物、谢罪，宋夏又复和好。但到十月间，夏国绥州监军司左厢监军嵬名山被宋知清涧城种谔胁迫，以绥州降宋。十一月，谅祚诱杀宋保安军知军杨定、都巡检侍其臻，遣兵屯守银州，夏宋又面临战争危机。从乾道二年（宋熙宁二年，1069）四月至第二年八月，秉常母梁氏以宋朝不肯归还绥州为由，向宋朝沿边的绥、环、庆、秦等州发动多次进攻，一度造成“陕右大震”①的局面。因有吐蕃董毡的后顾之忧，只好退兵。天赐礼盛国庆三年（宋熙宁五年，1072）正月至三月，宋夏进行了横山战略要地罗兀城的激烈争夺战，罗兀终为夏军占领。四年七月，夏国梁乙埋同宋将王韶进行争夺吐蕃占领的武胜城，武胜为王韶占领，宋朝控制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临夏境）二州，断西夏右臂。

当大安七年（宋元丰四年，1081）五月秉常被囚时，夏国统军禹藏花麻请求宋朝出兵讨伐梁氏。八月，宋神宗从熙河、鄜延、环庆、泾原、河东五路调兵50万进攻夏国。宋军连连得胜，直抵灵州城下。梁氏采取“坚壁清野”，断宋军粮运，又决黄河水灌宋营，大败宋军。夏国击败宋军五路进攻后，又于第二年九月，由梁氏派遣统军叶悖麻、咩讹埋等，领兵30万进攻宋朝新筑于银、夏、宥三州界的永乐城，永乐城终被攻陷①。永乐之战后，夏国对宋作战多失利，损失重大。夏国对宋战争，从整体上看，从这时起已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

①《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宋会要辑稿》兵8之28。

第三节 西夏的盛世

乾顺亲政

西夏崇宗（乾顺）、仁宗（仁孝）时进入鼎盛时期。政治形势的特点是，统治集团内部之间的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激烈化、表面化。对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辽、宋、金三方局势急剧变化的影响，表现了依附性。

天安礼定元年（宋元祐元年，辽大安二年，1086），秉常（惠宗）死，乾顺嗣位，年仅3岁，是为崇宗，先后受宋、辽册封为夏国主、夏国王。夏国政权又落入乾顺母梁太后和其兄梁乙逋手中。皇族嵬名阿吴和仁多保忠虽分掌兵权，但梁乙逋依仗着梁氏“一门二后”的威势，残酷迫害皇族、大臣。他常常对众人夸耀说：“嵬名家人有如此功否？”以此来贬低皇族，抬高自己。甚至也不把梁太后放在眼里，又与太后争夺权力，引起了太后的反感。天祐民安五年（1094），嵬名阿吴、仁多保忠等人制造借口率部众杀死梁乙逋及其全家，但军政大权仍由梁太后掌握。永安二年（辽寿昌五年，1099）正月，乾顺年满岁，理应主持国政，但梁太后不许，辽国得知后出面干预，派使臣至夏国，用药酒害死梁太后，乾顺在辽国的支持下开始亲政。乾顺亲政后，鉴于外戚专权的历史教训，积极采取了巩固皇权的措施。四月，以梁太后之死归罪于大将嵬保没与■结讹遇，将他们处死。贞观四年（1104）二月，又解除了仁多保忠的卓罗监军司统军职务，收回兵权。与此同时，又采用汉人封王的制度，对皇族嵬名氏宗室加封王爵，授以实权。贞观三年（1103）九月，乾顺封弟察哥为晋王，掌管兵权。元德二年（1120）十一月，又封宗室景思子仁忠为濮王，次子仁礼为舒王。

乾顺十分热心于汉文化，亲政之后，采纳汉官御史中丞薛元礼的建议，在蓄学之外，特建“国学”即汉学，设置教授，选派皇亲贵族子弟300人，建养贤务，供给食用。乾顺企图通过儒学来作为巩固皇权统治的手段之一，但提倡汉文化却遭到了党项贵族的反对。党项人御史大夫谋宁克任上疏说：“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今国中养贤重学，兵政日弛。”提醒乾顺“既隆文治，尤修武备，毋徒慕好士之虚名，而忘御边之实务”。乾顺不予采用①。乾顺之世，正是外部政治局势极大的动荡变化之时，西夏也适时地变动着自己的对外方针，由依辽抗宋，到援辽抗金，最后臣附于金朝。

依辽抗宋

乾顺亲政前的十多年中，梁氏与梁乙逋兄妹，穷兵黩武，连年对宋朝发动战争。天仪治平二年（宋元祐二年，1087）七至九月，梁乙逋两次派统军仁多保忠进攻宋朝泾原路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等地。八月，梁乙逋集十二监军司兵于天都山（今海原东），约吐蕃阿里骨出兵攻宋熙河路，都失败而还。三年，又发兵连攻宋府州（今陕西府谷）、德静（今榆林南）、塞门（今安塞北）、延州及兰州、龛谷（今榆中南）等砦。时国内大旱，点集不应，只好遣使与宋议和，宋夏暂时休战。天祐民安元年（宋元祐五年，1090），梁乙逋在遣使同宋朝“议疆事”的同时，又出动人马攻毁宋朝的质孤（今榆中北）等堡。二年四月，又以10万大军进攻熙河路通远军（今陇西）、围定西（今属甘肃）。五月之后，连攻泾原路怀远（今宁夏固原西）及土门（今陕西安塞西北）。九月，集兵15万分攻麟（今神木北）、府二州。三年正月，借助于辽兵的声援，又进攻绥德城（今属陕西）。三月，集3万兵于韦州（今宁夏中卫东南）进攻环（今甘肃环县）、庆（今庆阳）二州。十月，梁太后又亲率10万大军进攻环州，七日城不下，被宋军包围于洪德寨（今环县北），遭到痛击，梁太后弃帷帐、首饰，改装逃走。

梁乙逋被杀后，梁太后继续对宋作战。天祐民安七年（宋绍圣三年，辽寿昌二年，1096）二月，梁太后发兵从绥德界攻义合砦（今陕西绥德东），三月围塞门，八月攻顺宁砦（今志丹西北），俱出师不利。十月，梁太后同乾顺领兵号称50万三路入鄜延路，攻占金明砦（今安塞南），向辽献俘。八年，宋朝为了控制西夏南侵的要隘，于好水川北筑平夏城（今宁夏固原北）。第二年，永安元年（宋元符元年，1098）十月，梁太后亲率40万大军向平夏城发动攻势，夏军连营百里，使用高车飞石猛攻，经过十三日的苦战仍未能攻下，夏军粮草渐乏，一天夜里，西北大风骤起，战车折损，夏军溃逃。梁氏兄妹对宋朝的战争依靠辽朝的援助。乾顺凭借辽的力量结束了母党专权的局面。乾顺当政后政治上更加依附于辽。其时宋朝徽宗在位，宰相蔡京与宦官童贯勾结，对外实行开边政策，用武邀功。从西夏贞观四年（宋崇宁三年，1104）到元德元年（宋宣和元年，1119）的十余年中，西夏不断遭到宋朝的攻击。乾顺经常乞援于辽，依靠对辽朝的卑辞厚礼与姻戚关系，由辽的出面斡旋或对宋施加压力，才顶住了宋朝的压力，稳定了政局。

辽亡金兴之际西夏的扩张

金兵南下攻辽。西夏元德四年（辽保大二年，金天辅六年，1122）三月、五年正月，乾顺两次出兵援辽。元德六年（辽保大四年，金天会二年，1124）三月，乾顺见辽亡已成定局，为了保全西夏，即派出使节向金奉表称臣，愿以事辽之礼事金。金则把原属辽的西北一带的“阴山以南、乙室耶刮部吐禄泊之西”地区割让给西夏①。元德八年（宋靖康元年，金天会四年，1126）三月，乾顺按照金割地的许诺，乘金攻宋的机会，出兵攻占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云内（今土默特左旗东南）、武州（今山西神池）等八馆之地。天德、云内等州旋被金强占。四月至十二月，又攻宋震威城（当在今陕西府谷西北）、西安州（今宁夏海原）、麟州建宁砦（今府谷西北）、怀德军（今宁夏固原北）、天都寨（今海原东）、兰州等地，宋朝在靠近西夏边境修筑的城堡相继被攻占。正德元年（金天会五年，1127）三月，金朝把陕西北部约千里之地割给西夏，以河为界，以抵偿占领的天德、云内等地。正德二至三年（宋建炎二年至三年），西夏攻取南宋的定边军（今陕西定边南）、德靖寨（今志丹西南）。大德二年（宋绍兴六年，1136）七月，又攻占南宋的乐州（今青海乐都南）和西宁州（今西宁）。三年（金天会十五年），乾顺又遣使向金朝请求河外诸州，金朝将乐州、积石州（今青海贵德西）、廓州（今尖扎西北）“河外三州赐”给西夏②。乾顺在依附金朝之后，利用①《金史》卷134《西夏传》。

宋、金交战的时机扩张领土，西夏疆域为建国以来所未有。

仁孝盛世大德五年（金天眷二年，1139）六月，乾顺死，子仁孝继位，时年岁，是为仁宗。

仁孝即位之初，西夏内部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辽成安公主的扈从萧合达当时担任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统军，对西夏投附金朝不满，乘仁孝新立，于大庆元年（1140）四月，据夏州起兵，联络阴山和河东的契丹余部，图谋恢复辽朝。六月，萧合达军包围西平府（灵州，今宁夏吴忠西南），七月又攻陷盐州（今陕西定边），“游骑直逼贺兰，兴州（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大震”《。仁孝命静州（今银川南）统军任得敬迅速平定了萧合达叛军。次年（金皇统元年），仁孝又遣兵捕杀了降金的慕洧、慕濬兄弟。三年，西夏发生饥荒，米价飞涨，升米高至百钱。四年三、四月间，兴庆府和夏州连续发生强烈地震，房舍倒塌，人畜死亡者数以万计。饥荒和地震，使无法生存的西夏人民起而反抗。这一年七月，威州（今同心东北）的大斌、静州的埋庆、定州（今平罗南）的竾浪和富儿等部民纷纷起义，规模大者万余人，小者也有五六千，他们攻打州城，杀掠豪富，震动了西夏。各地纷纷告急，仁孝又派任得敬领兵镇压起义军，这时任得敬以平息萧合达之叛升任西平都统军，他以残酷的手段镇压和瓦解威、静等州的起义军，定州竾浪、富儿族的起义队伍在哆讹的领导下，坚持抵抗，但最后也被任得敬偷袭大营，起义领袖哆讹被擒，惨遭杀害。党项部民的起义终于被镇压。

仁孝初期西夏在政治上面临着许多困难，但由于有乾顺奠定了较为稳固的基础，使仁孝度过了难关。加之这个时期外部条件对西夏的发展是有利的，金军南下侵宋，减少了宋金对西夏的威慑，西夏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和时间。仁孝时期，直接统辖的“河之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①，疆域达到全盛时期。仁孝时期在政治制度上大力模仿宋朝，以适应封建关系发展的要求。天盛年间（1149—19）编纂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及以后编纂的《新法》①，是这个时期西夏政治制度和法令的汇集，它依据宋代律令内容和体例编纂而成，因而也反映了西夏在政治制度体系上的汉化程度。政治制度方面的另一重大措施，是仿宋制实行科举，改革了任官制度，与此相应，在境内普遍设立学校，设立“太学”、“内学”，“尊孔子为文宣帝”②，尊崇儒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仁孝推崇儒学，重文轻武，对适应封建经济的发展与抑制豪酋大族的政治特权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统治集团日趋文弱，使外戚、军阀任得敬的步步高升以至篡权分国成为可能。

乾祐元年（金大定十年，1170）五月，以军事起家的外戚、楚王任得敬，公然胁迫仁孝分西夏国之半归他统治，另立楚国。又强迫仁孝为他向金朝请《金史》卷78《刘筈传》求册封，遭到金朝的反对。八月，仁孝“诛（任）得敬及其党与”③，政局恢复正常。

①《西夏书事》卷35。

①《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俄］戈尔巴切娃，克恰诺夫：《西夏文写本和刊本》。译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编《民族史译文集》第3辑。

③《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第四节 西夏的衰落

政变迭起

仁孝以后由于皇室日趋腐朽软弱，外部蒙古强敌威胁，因此在短短的34年中，帝位五易，衰落之势不可逆转。

乾祐二十四年（1193），仁孝死，子纯祐继位，时年17岁，是为桓宗。

天庆三年（1196）十二月，仁孝弟越王仁友病死，其子安全请求承袭王爵，纯祐不许，降封安全为镇夷郡王。安全不满，遂生篡夺之心。天庆十三年（1206）正月，镇夷郡王安全在罗太后的支持下废纯祐，自立为帝④，是为襄宗。皇建二年（1211），西夏又一次发生宫廷政变，七月间，宗室齐王遵顼废安全，继立为帝，是为神宗。遵顼是齐王彦宗子，年少力学，博通群书，以廷试进士第一，袭封齐王，并擢升大都督府主，统领军队。即位时已49岁，实行附蒙古侵金而遭到失败，光定十三年（1223）十二月，在内外交困中，“遵顼自号上皇，传位于其［次］子德旺”，是为献宗①。乾定四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一年，1226）五月，在蒙古军队的强大攻击中，遵顼病死。七月，德旺也惊吓而死。其弟清平郡王子南平王■继位，是为末帝，西夏已临近灭亡。

从附蒙攻金到联金抗蒙

西夏在纯祐时期，基本上仍奉行附金和宋政策。但当北方蒙古势力兴起并向南扩张时，西夏与金的关系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安全篡位后，受金册封为夏国王，继续附金以抗蒙古。然而当应天四年（金大安元年，蒙古成吉思汗四年，1209）九月，蒙古军包围夏都中兴府，安全向金朝求援时，金却拒绝出兵，企图借蒙古势力消灭西夏。安全被迫向蒙古求和，并于次年八月，发兵万余骑攻打金朝的葭州（今陕西佳县），夏、金关系正式破裂。

遵顼即位，不再向金朝求封册，反而乘蒙古攻金之机，也向金边境发动攻势，扩张领土，掳掠财物。在遵顼在位的13年中，对金的作战几乎年年都有。遵顼自知实力不强，所以尽量利用一切有利时机。光定三年（金贞祐元年，1213）十一月，遵顼得知金卫绍王完颜永济已被弑，国中大乱，乘机出兵攻打会州（今甘肃靖远南）。次年十一月，又出兵3000援助金叛将程陈僧。后又与程合兵攻金临洮府（今临洮县）。遵顼还曾令吐蕃路招讨使万庆义勇派人到南宋西和州（今西和西），约宋制置使董居谊出兵夹击金朝，遭到南宋拒绝。光定九年（宋嘉定十二年，金兴定三年，1219）到十年，遵顼又两次遣使入四川，请南宋合兵夹攻金朝，都无结果。金迫于几方面的压力，尽量笼络讨好西夏。如光定二年（金崇庆元年）三月，在遵顼侵金的情况下，金还派使臣来封遵顼为夏国王，遵顼也遣使谢册封，但攻金如故。金遭到西夏的攻击，也不断给予反击，如光定六年十二月，金兵分两路进攻西夏的盐、宥（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夏、威、灵、会诸州，遵顼分兵抵抗，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

④《金史》卷134《西夏传》。

①《西夏书事》卷39。

遵顼的侵金政策，给西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国经兵燹，民不聊生，耕织无时，财用并乏”。到处是“败卒旁流，饥民四散”②。由于战争，金关闭了向西夏开放的榷场，中断了双方贸易，使西夏在经济上遭受重大损失。对金战争，也激化了西夏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在皇室中以太子德任和大臣梁德懿为首的联金抗蒙古派，反对遵顼的侵金政策。光定十三年，德任即因拒不领兵侵金而被废囚禁于灵州，御史中丞梁德懿上疏谏阻，也被罢官。这一年，蒙古军大举攻夏，遵顼在附蒙古侵金政策彻底失败后退位。次子德旺继位后实行联金抗蒙古以挽救危机，采纳右丞相高良惠的建议，于乾定二年（金正大元年，1224）十月，遣使同金朝议和。次年，金、夏又成为“兄弟之国”①，但此时金也已处于灭亡前夕，兵虚财尽，自顾犹不及，更无力量去援西夏抗蒙古了。

②《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西夏书事》卷42。

第五节 西夏的灭亡

西夏政权仁宗（仁孝）后期，外戚任得敬分裂西夏，后依靠金朝而得以平定，但此后统治集团腐朽没落，内乱不断，日渐衰亡。此时蒙古最强盛的克烈部落也因其内部矛盾，一部落长亦剌合桑昆逃入西夏境内避难，引起蒙古与西夏的矛盾。

西夏北境与漠北蒙古高原上的克烈部与乃蛮部接界，并早有交往。在漠北各部的相互争战中，克烈部首领汪罕联合蒙古部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打败其叔古儿罕，古儿罕曾逃入西夏避难。夏乾祐四年（1193）二月，乃蛮部首领亦难赤进攻克烈部，汪罕逃往河西时曾路经西夏，仁孝馈赠粮饷②。天庆十年（1203）成吉思汗灭克烈部，汪罕之子亦剌合桑昆逃往西夏，后被逐出。西夏一贯支持蒙古部成吉思汗的敌人，成为蒙古决心灭夏的原因之一。后来成吉思汗即以西夏曾经纳其仇人亦剌合桑昆为借口，首先发动了对西夏的进攻①。

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诸部后，把进行掠夺战争的目标对准了金与西夏。西夏在金之西，蒙古之南，成吉思汗想先进攻金，但顾虑金与西夏联合，所以决定攻金之前先攻西夏，解除侧面威胁，采取扫除外围的战略。从天庆十二年（1205）至宝义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的23年中，成吉思汗对西夏发动了六次大规模的进攻②。

蒙古军破力吉里、取斡罗孩、围中兴府

西夏天庆十二年（1205），成吉思汗以“西夏纳其仇人桑昆”为借口，第一次征西夏③，破力吉里寨（今地不详，当在今甘肃西部），躏瓜（今敦煌西）、沙（安西东南）诸州，以天暑将盛，不敢久留，引兵还，经落思城（一说在河套北）④，大掠西夏人口及牲畜而去。西夏主纯祐先是不敢抗拒，后以蒙古兵退，即修复被破坏诸城，大赦境内，改都城兴庆府为中兴府（今宁夏银川），以示西夏中兴。

西夏应天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年，1207）秋，成吉思汗获悉西夏安全废主自立，于是第二次出兵侵西夏，攻取斡罗孩城（当在今内蒙古阿拉善右旗西南的龙骨山，与甘肃山丹县接界处）①，四出攻掠，夏帝安全召集右厢诸路兵准备抵抗。成吉思汗见西夏兵势尚盛，未敢再进。逾五月，以粮尽自动退兵。

②《金史》卷134《西夏传》、卷62《交聘表》下；《西夏书事》卷41。①《元史》卷1《太祖纪》；《西夏书事》卷38。

②《元史》卷1《太祖纪》；《西夏书事》卷39。

③《元史》卷1《太祖纪》；《西夏书事》卷41、卷42；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④《元史》卷150《耶律阿海传》载，成吉思汗首次攻西夏在癸未年（1223），今不取。①落思城：拉施特《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207页）作克邻罗失城，《新元史》卷2《太祖纪》上作乞邻古撒城，均无落思城；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第85页末注①有力吉里寨及落思城。应天四年春②，因金朝降蒙古叛臣劝蒙古伐金。成吉思汗恐西夏助金，决意先攻西夏，于是第三次侵西夏。成吉思汗率兵由黑水城（当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境喀喇木伦［蒙语“黑水”］河滨）北入侵西夏腹地，夏帝安全遣其子承桢为主将督兵5万抵抗，夏兵大败，副元帅高令公（逸）被俘不屈死。四月，蒙古军攻占兀剌海城（当在今杭锦后旗境），太傅西壁讹答率兵巷战被俘③。蒙军遂进攻西夏都城中兴府的外围克夷门（今宁夏石嘴山北），克夷门两山对峙，中通一径，极为险要。夏帝遣嵬名令公再率兵5万抵御，相持两月，蒙军设伏以游兵诱嵬名令公，伏发将其擒获，遂破克夷门，进围中兴府。九月，蒙军引黄河水灌城，夏帝安全亲督将士登城守御。会大雨，河水暴涨，成吉思汗遣将筑防，遏水灌城，居民死者无数。十二月，堤决，河水久灌，城将圮，而水势四溃，蒙古军也不能支，将解围退，乃遣原西夏太傅讹答入城谕降。

夏帝安全登城，隔水与成吉思汗相见，面约和好，且请纳女、称臣④。蒙古军始退，西夏从此一蹶不振。

西夏的灭亡

西夏光定七年（蒙古成吉思汗十二年，1217）十二月，蒙古第四次进攻西夏，围攻西夏首都中兴府，夏主遵顼出奔西凉（今甘肃武威，或作逃往西京，即灵州，今宁夏吴忠西南）①。旋即遣使请降，蒙古兵退。

西夏乾定元年（蒙古成吉思汗十八年，1223），新即位的夏帝德旺改变降蒙政策，当听说成吉思汗远征西域未返，乘机遣使联结漠北诸部，企图联合抗蒙古。次年，成吉思汗从西域返还，得知西夏阴怀异图，遂自将攻沙州（今甘肃敦煌西），逾月未下后退兵。同年九月，蒙古大将孛鲁由东面攻下西夏的银川（今陕西米脂北）。守城主将塔海出战，兵败被俘，死伤数万，被掳掠牲口牛羊数十万，损失惨重。

②《西夏书事》卷40。《圣武亲征录》及新旧《元史·太祖纪》的年代及地名同。《元朝秘史》作兀剌孩，拉施特《史集》作额里哈，《多桑蒙古史》作委剌哈。有的学者将斡罗孩城与兀剌海城释作一地，本文释作两地。

③此据《元史》卷1《太祖纪》；《新元史》卷3《太祖纪》下则作太祖五年（1210）。④《西夏纪》卷26注；按《元史·太祖纪》称太傅西壁氏而无其名，而下文有太傅讹答，当即此人名。①沈曾植注《元朝秘史》卷13：“（西夏）主不儿罕降，将女子名察合的（《元史·后妃表》，第三斡耳朵有察儿皇后，当即此察合女子）献与成吉思汗（中略），遂将本国驼只科敛，直至赶逐不动，送将来了。”

西夏宝义元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一年，1226）正月，成吉思汗以西夏纳其仇人亦剌合桑昆（一作亦腊喝翔昆）及不遣质子为藉口，发动东西两路夹攻。东路为主力，大军10万由成吉思汗亲自率领，从蒙古草原南向取沙碛古道直捣河西走廊之背，破黑水城，死者数万，进攻贺兰山（今宁夏西北与内蒙古接界处），西夏大将阿沙敢卜战败被擒。西路由将领忽都铁穆儿率领，出兵先破沙州，屠肃州（今甘肃酒泉），东进而下甘州（今张掖）。七月，东西两路会师，合攻西凉府，西夏守将斡札箦力屈投降。成吉思汗率兵越过沙陀进军黄河九曲（皆在今宁夏中卫西南）处，破应里（今中卫）等县。十一月，攻灵州（西京），逼近首都中兴府，新即位的西夏末帝李■遣大将嵬名令公领兵10万赴援②，蒙古军渡河邀击，西夏军英勇抵抗，领军佐里等战死，灵州失守，蒙古军遂围中兴府。

次年初，成吉思汗仅留一部分兵力攻西夏，自率大军南下攻金。六月，中兴府被围已半年，西夏末帝力屈投降，末帝举族入蒙古军中，旋即被杀，西夏亡。

蒙古于1227年灭西夏后，又于1234年灭金，于1276年灭南宋。在继续清除了南宋的残余势力后，建成了统一的元皇朝。

②《元史》卷1《太祖纪》：“十三年（1218）伐西夏，围其王城，夏主遵顼出走西凉。”是将蒙古四次攻西夏事，推迟一年了。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9有一解释：“陈■《通鉴续编》、薛应旂《宋元通鉴》皆在前一年（1217）。今按《金史·宣宗纪》，兴定二年（1218）正月，“陕西行省获归国人言，大元兵围夏王城，李遵顼命其子居守而出走西凉。”夏与金相去辽远，而金人于是年正月已传闻知之，则必是前年事，《元纪》误。

（谢选骏指出：西夏虽是蛮族，但却可能像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战国之一的秦国一样，统一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战国列强。可是由于中国北方的干旱化，西北地区野蛮的农牧民族的优势，已经让位给了东北地区野蛮的农牧民族的优势了——这一趋势从唐朝的安史之乱就已崭露头角了。所以，西夏的狗运就被辽金元的狗运取代了。马列狗只懂“封建社会”，不懂“中国文明”，狗眼里只有“建成了统一的元皇朝”，却不知这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帝国时代”。）

【第十四章 周边的民族及其政权】

第一节 奚族

奚族源起

奚族，属阿尔泰语系原始蒙古语族，隋朝以前称库莫奚，《魏书》首立其传。

早在东汉时，部分南匈奴人迁到以紫蒙川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今辽宁朝阳西北，老哈河上游），与鲜卑人杂居，遂被融合。史称这部人为鲜卑宇文部。公元345年，该部为慕容部所灭，余部窜入松漠间（今内蒙古东南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一带），其后逐渐向东发展，其中一部分始以库莫奚见称。北朝时，库莫奚多次越过长城，南下到靠近今河北省中部的地区。其自然条件和接受中原影响等方面，较东北许多民族优越、直接，因此经济发展较快。北魏登国三年（388），道武帝从弱洛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南的四部掠夺了牲畜10余万头。北齐天保三年（552），文宣帝讨西徙于代郡（今山西大同北）的部分奚人，获杂畜10余万头。这两次牲畜数字表明，奚人的剩余产品是相当可观的。登国三年战争后，奚人进入相对稳定时期，人口随之增长，明确记载为五个部：辱纥主、莫贺弗、契个、木昆和室得，每部首领称俟斤。为调节内部纠纷、组织战争和抵御灾害等，形成以阿会氏为首的部落联盟，无疑这是原始社会末期的象征。

唐代前期，除畜牧业外，奚人还掌握了种植、加工和储藏粮食。唐末光启年间契丹对奚人的一次战争就俘虏部曲7000户，可见奚族中处在奴隶地位的部曲是相当多的。唐代前期，部落联盟长就正式以奚王相称，而且又得到“都督”等唐朝的封号。奚王王位早已世选——世袭化。饶乐府（今内蒙古赤峰）及其所属各州机构，实际上也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辽代，奚族社会发展深受辽朝影响，为朝廷控制的奚人部曲、俘虏，与奴隶相同。奚王府所辖奚人，辽前期仍维持奴隶制度。是时，奚族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农业、手工业比重逐渐上升。汉人、渤海人相继迁入奚人地区，奚贵族将大量土地租佃给汉族农民。那些输租于地主，又纳课于官的奚人“二税户”，慢慢成为国家编民，于是封建因素逐渐增加，并占有重要地位，但奴隶制度并没有全部退出奚族社会舞台。金代，随着奚族的分散和汉化加深，封建制便更加巩固。

奚族历史始终与中原皇朝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北魏“开辽海、置戍和龙（今辽宁朝阳）”，奚族归服，并入塞贸易。同时还不断南下与安州（今河北隆化）、营州（今辽宁朝阳）民杂居，“并无疑贰”①。①波斯史料拉施特《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317页）作50万人，《新元史》卷3《太祖纪》下作50营。

6世纪中叶，突厥汗国征服奚族。突厥降隋，奚族与隋朝的往来频繁，隋朝通过营州总管府经略奚族。唐贞观四年（630），东突厥汗国瓦解。同年八月，大部分奚人内附。二十二年（648），全部奚人内附。唐朝在奚族地区置饶乐都督府，阿会部置弱水州，处和部置祁黎州，奥失部置洛瑰州，度稽部置太鲁州，元俟折部置渴野州。各部酋长为该州刺史，大酋长可度者持节五州诸军事、饶乐都督。鉴于民族和地区的特点，均属于羁縻性质的州府。治于柳城（今朝阳）的营州都督府，系代表朝廷直接管辖饶乐等地区的最高权力机构。

武则天时，两蕃（奚和契丹）亲突厥势力抬头。万岁通天元年（696），奚族随契丹反唐，唐争取奚、契丹失败。后东突厥可汗默啜（691—7）趁机控制了饶乐地区，营州都督府南撤至渔阳（今天津蓟县）。开元四年（7），奚清降，饶乐府恢复。唐封其首领李大酺为都督，饶乐郡王。翌年，以固安公主嫁大酺。其后，还有两位公主嫁奚王。七年（719），赐奚绢3万匹；二十二年（734），再次赐绢20万匹。应大酺等人之请，营州都督府重治柳城。都督宋庆礼开垦屯田80余所，几年内便“收岁储”，免除从千里之外挽运粮食的旧例。宋庆礼又“集商胡，立邸市”①。开元四年，奚族土特产品进入当时最大国际市场唐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市。饶乐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政治稳定，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都督李鲁苏任内。

天宝元年（742），平卢节度使直接管辖饶乐地区。安禄山假造奚人“谋反”，多次进行镇压。再以此“战功”取得平卢（今辽宁朝阳）等三大节镇的重权。然后又利用民族矛盾，将数万奚人丁壮编入军中，并成为其主力。安史之乱不仅荼毒北部中国，而且奚人也遭到了巨大伤亡，此后奚族即一蹶不振。

安史之乱后，奚族成为回鹘汗国的属部，但与唐朝仍保持附属关系。唐以范阳节度使为“押契丹、奚两蕃使”。奚王及其各级酋长不断接受唐朝的封官、赐爵、赐姓和赏赉。鉴于奚使往来频仍，于元和十一年（8）规定，奚使团行至幽州（今北京）时，“选其酋渠三、五十人赴阙”①。开成五年（840），回鹘汗国灭亡，奚族从中解脱出来。

辽时的奚族

唐光启年间（885—887），契丹打败奚王吐勒斯，奚人元气再次挫伤。9至10世纪之交，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对奚族交替使用战争和诱降手段。后梁开平五年（911），契丹终于征服奚族，奚族五部先后纳入契丹统治。

①《魏书》卷100《库莫奚传》。

①《新唐书》卷130《宋庆礼传》。

阿保机建国前后，战火连年不熄，相当一部分奚人丁壮编入辽军，从事征战和守边，所以伤亡很大。如辽天显三至四年（928—929），在契丹与后唐的战斗中，奚军万余骑全部战殁。当时契丹初起，尚缺乏管理统治其他民族的经验，竟出现虐待贵族首领的事件。酋长去诸带领部分奚人逃奔妫州（今河北怀来）北山，依附幽州（今北京）节度使刘守光父子，陆续来到这里的有数千帐，史称他们为西部奚，去诸为西部奚王。这支奚人处于契丹与后唐间，并与后唐关系日益密切，不断朝贡往来，后唐庄宗赐第二任西部奚王扫剌国姓李氏，名绍威。但严重影响契丹与奚关系的还是“逐不鲁事件”。逐不鲁系契丹舍利，绍威以其姐为妻。逐不鲁得罪契丹帝，亡奔奚，绍威纳庇。契丹以此为借口，对西部奚发动战争，双方终至决裂。同时西部奚进一步向后唐靠拢，成为其臣属。后唐清泰三年（939），石敬瑭联合契丹灭后唐，辽得到包括西部奚驻地在内的燕（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州。西部奚民最终还是归属辽朝，并被强迫迁回本土。

契丹与奚，习俗语言相同，地区毗邻，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因此阿保机早就选定奚族作为自己最好的联盟者。为建立并巩固这种联盟，辽将奚族分成两大部分，采取不同的统治形式。

一、辽朝直接控制的七部奚族。

唐天复三年（903），契丹阿保机将所俘奚族7000户编为迭剌迭达部，亦称奚迭剌部。辽神册六年（921），辽太祖阿保机又将另一部分所俘奚族编成乙室奥隗部和楮特奥隗部。这三个部均列入太祖二十部之中。撒里葛、窈爪和耨盌爪，原为奚族三个营，系著帐子弟，籍于宫分。圣宗将他们各置为部，又置讹仆括部，这四个部都列入圣宗三十四个部之中。上述七个部皆隶南府，直属辽朝廷。因其摆脱了奴隶地位，故与辽朝的对立情绪也就越来越少。他们接受契丹影响较多，各有不同程度的契丹化。

二、奚王府管辖的各部。

辽太祖阿保机毅然保留奚族最高的军政领导机构奚王府。该府除奚王外，至太宗时还加设二宰相、二常衮。二宰相匡辅奚王；诰命大常衮，在奚王左右；副常衮，总知五房族事。奚王均由奚人担任。奚王府管辖遥里、伯德、奥里、楚里和梅只（知）五个部，与唐代的奚五部具有直接对应关系。每部长官为节度使。奚王府与契丹北大王院、南大王院、乙室王府合称四大王府。后三个大王府下的民众，在契丹本族中的地位很高。奚王府能够与三大王府并列，可谓荣宠。奚贵族和朔奴、萧莆奴、萧阳阿、萧韩家奴等入仕辽朝，在朝廷和地方任高官，享厚禄。奚“五王族，世与辽（契丹）人为昏（婚）”①，又多了一层血缘宗亲关系。统和十五年（997），辽圣宗免除奚王府所属各部税贡。通过这些措施，使得奚贵族与契丹贵族的关系更加密切。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辽朝，对奚族毕竟存有戒心，担心奚王府壮大而无法驾驭，更害怕他们反戈相向，故不断地采取控制和防范的措施。如辽太祖于天赞二年（923），镇压胡损领导的奚人起义后，便改组奚王府，任命忠于朝廷的奚人贵族勃鲁恩为奚王。其后，奚王一直由朝廷任命。同时清理各部，裁撤奚王府“给役户”，查出大量“隐丁”，再加上起义失败后的“流散”者，由这三部分人组成“堕瑰部”①，于是奚王府统属的五个部变为六个部。奚王对六部的实际权力仅维持到辽中期，圣宗将奚王府对六部的“单线”领导改成由奚王府和朝廷的“双线”领导。统和十二年（994），圣宗对奚六部进行大规模调整，将梅只、堕瑰二部合并到奥里部之中。分奚王府二剋为南剋部和北剋部，从而削减该府常备军。奚王府所属六部军队，由契丹贵族任监军。奚六部秃里太尉，系巡回地方、监理词讼的官员，铁剌之后也一直由契丹人担任。这些措施削弱了奚王府的力量，使其地位和权力不能超出固有的限度。

辽对奚族的基本政策即契丹与奚族结成的政治联盟，从不同的角度发挥作用，既保证奚贵族的特殊地位，使奚变成第二等级的统治民族；又使得奚族能够就范，更好地为契丹所用。不仅化干戈为玉帛，而且在辽朝的创业、守成和拓疆等过程中，奚族都充当了忠实可靠的助手，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契丹族许多先天性的不足。

①《旧唐书》卷199下《奚传》。

①《金史》卷67《奚王回离保传》。

金时的奚族

辽金嬗递之际，奚王回离保率部分奚众以迁州（今河北秦皇岛市北）箭笴山为根据地，金天辅七年正月初三（1123年1月31日），建立奚族历史上第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权，即大奚国，回离保被拥戴为皇帝，建元天复。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他们举起“抗金”的旗帜。同年五月中、下旬间，回离保为部下所杀，政权瓦解，余党金臣阿古者坚持抗金，后也战败被俘，奚人先后归附金朝。

金朝对奚族采取笼络上层、分散诸部的政策，具有代表性的奚族上层人物纷纷进入金朝统治集团。如伯德特离补，天德间（1149—1152）任大理卿、同知东京（今辽宁辽阳）留守。萧恭，天辅间（1117—1122）先后为兴中（今朝阳）尹、兵部尚书。海陵王（完颜亮）时（1149—11），萧怀忠官至西京（今山西大同）留守、西北部招讨使。萧肄，有宠于海陵，入相。萧裕，系海陵王心腹，官至中书令。奚人各部多次被拆迁，一部分西徙于数千里之外的云内州（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一部分北上临潢（今巴林左旗东南）、咸平（今辽宁彰武西）和泰州（今吉林洮南东北），还有一部分南下中原。留在原地的奚人不多，也就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抗金力量。奚人被编置在猛安、谋克中，担负着沉重的兵役。12世纪60年代初，奚人参加了契丹耶律窝斡等人领导的反金大起义。被拆散的奚人，逐渐地与当地民族融合。元代，随着民族融合的迅速发展，也就很难辨认谁是纯粹的奚人。大部分奚人被融合在汉、契丹人之中，女真和蒙古人中也有奚人血统。被契丹、女真人融合的奚人，后来也多半融合在汉人之中。

奚族虽然消失，但是其后人仍以其他民族的身份生活在祖国大家庭里，这个民族的历史作用应当肯定。由于自然条件等因素，在较长的时间里，奚族保持着畜牧业、农业、狩猎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因此也就突破了单纯游牧民族的文化框框。奚人的马，善于在山岭林莽间奔驰，奚人熟练地掌握了培育、驯养这种良马的技术。辽代，相当一部分奚人由逐水草而居发展到造屋定居，在奚王避暑庄中还建有亭台。奚车早就享有盛名，其特点是不能任重而利于山行。辽代，奚人造车成为专门手工行业，不仅自用而且供应契丹，连造车技术也传给了契丹，甚至辽朝皇帝也经常乘坐奚车。宋代，奚琴已演变为马尾琴，使用马尾弓，成为擦弦乐器。这种乐器，声音悦耳，音色明亮，广泛流传于民间。它是现在二胡、四胡和京胡的前身。由此判定，奚人喜爱歌舞。奚人不仅骁勇善战，而且还出现一些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辽、金朝尤多。这些成就进一步丰富了祖国大家庭的文化遗产。

第二节 鞑靼

鞑靼诸部

“鞑靼”之名最早见于公元732年突厥文《阙特勤碑》，突厥人把位于其东方的蒙古语族室韦诸部称为“三十姓鞑靼”。

隋唐时室韦诸部分布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及其附近地区，主要从事渔猎业。南部的室韦人由于受靺鞨等邻族的影响，也兼营粗放农业和养猪，其特点是“无羊少马”、“多貂”、“多猪”。

8世纪初，一部分室韦人已西迁。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崩溃后，室韦人大量西迁或南迁，进入今蒙古国境内和我国内蒙古西部各盟草原。迁到大草原上或草原、森林交界地区的室韦人，改变原来以渔猎为主、兼营粗放农业和养猪等生活方式，成为草原游牧部落或半游牧半狩猎部落。这些室韦人在外迁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大量突厥、回鹘及其他突厥语族人作为自己的部落成员，在语言、习俗、生活、种族成分等方面，经历了相当程度的突厥化过程；进入漠南的室韦人除吸收突厥、回鹘人外，还吸收了不少党项、吐谷浑、沙陀、汉人等作为自己的部落成员；在长期过程中逐渐形成为颇不同于原室韦人的新的室韦系蒙古语族诸部落。此外，一部分原室韦人在数世纪中逐渐西迁到今俄罗斯贝加尔湖附近广大森林地区，与当地居民融合，形成新的室韦系蒙古语族森林狩猎部落。以上这些由原室韦人外迁后形成的新的室韦系蒙古语族诸部落，就是唐末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的鞑靼诸部。

鞑靼即新的室韦系蒙古语族诸部落，包括敌烈、乌古、阻卜、梅里急、萌古、斡朗改等部。

一、敌烈，又译敌烈德、迪烈得、迪列子等名，是由八个分部组成的大部落，分布于今中蒙境内的克鲁伦河中、下游和今中蒙边界的贝尔湖及今内蒙古呼伦湖之间，即金代塔塔儿部的前身，主要从事游牧。

二、乌古，又译于厥、羽厥、于厥里、乌古里、妪厥律等名。为人数众多的强大部落集团，分布于今克鲁伦河下游、呼伦湖、今中蒙边界的哈拉哈河以及今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的东岸，今内蒙古的根河、海拉尔河等地。主要从事游牧。

三、阻卜，又译阻■、术不姑等名，为分布于北起今克鲁伦河、今蒙古国土拉河、鄂尔浑河流域，南至今内蒙古阴山一带大草原上的，众多室韦系蒙古语族游牧部落的泛称（见《辽史》萧韩家奴、萧图玉、萧惠等传）。所谓“阻卜诸部”，意为“草原游牧民”、“草原游牧部落”，实为蒙古大草原上室韦系蒙古语族游牧民之自称，转而成为契丹人对蒙古大草原上尚无部落专名的室韦系诸游牧部落之泛称②。

四、萌古，即蒙古，辽时为人数不多的半狩猎、半游牧小部落，分布于今俄、蒙境内的鄂嫩河及贝加尔湖东南面，到辽末金初时逐渐强大起来。五、梅里急，又译密儿纪、蔑儿乞惕，分布于今俄、蒙境内色楞格河的下游一带，为强悍好战的半狩猎、半游牧部落。

六、斡朗改又译嗢娘改，即拉施特《史集》所载森林兀良合惕诸部，分②《辽史》卷33《营卫志》下。

布于今贝加尔湖地区，为辽时该地区森林狩猎部落的总称。

辽时的鞑靼辽初，神册三年（918），斡朗改诸部向辽廷进献挽车人（拉车奴隶），从此开始归属辽朝。次年，辽太祖征服乌古诸部。天赞三年（924），敌烈诸部主动归附辽朝，从此不断向辽廷进贡。

辽朝为统治乌古、敌烈，在乌古部和敌烈部各置节度使或详稳（大部分由契丹人充任），又于其上置乌古敌烈都详稳（由契丹人担任）以统辖之。咸雍四年（1068），设置乌古敌烈都统军司为统辖两部的最高机构，其最高长官为统军使（有时仍称都详稳），由契丹人担任。

辽初，阿保机征服了分散于大漠南北的阻卜诸部后，尚未建立牢固的统治。保宁三年（971）起，辽廷委派耶律速撒为阻卜九部都详稳，在漠北招抚诸部，他在任的二十年间对阻卜诸部实施了颇为有效的统治。速撒死后，一些阻卜部落叛辽。统和十二年（994），辽廷派皇太妃（承天太后之姊）统率军队进屯克鲁伦河，并委派萧挞凛为阻卜都详稳协助太妃掌管军事，讨伐阻卜诸部中不服从辽朝统治的部落，加强对阻卜诸部的统治。萧挞凛奏请辽廷在漠北腹地建立三座城以镇抚阻卜诸部。统和二十二年（1004），建成了镇州、防州、维州三城（皆在今蒙古乌兰巴托西、西南）。此后，辽设置了西北路招讨司驻镇州（今蒙古土拉河支流喀鲁哈河南面），最高长官为招讨使。西北路招讨司是辽西北边疆地区的最高军政机构，负责镇守西北边疆地区，管辖阻卜等部落。统和二十九年（1011），西北路招讨使萧图玉奏称：“阻卜今已服化，宜各分部，治以节度使。”辽廷同意他的建议，从此向阻卜各部委派节度使进行管辖，阻卜各部酋长也多由招讨使推荐给辽廷正式任命为节度使①。

僻处今鄂嫩河及贝加尔湖东南面的萌古部，在辽大康十年（1084）向辽廷遣使进贡，其酋长接受了辽廷封授的部族官称号令稳、详稳，成为辽的属部，例如，成吉思汗的五世族祖察剌孩被辽廷封为令稳，四世族祖必勒格被辽廷封为详稳。

斡朗改，这些活动在今贝加尔湖地区的森林狩猎部落，虽从辽初即已归属辽朝，成为辽的属部，但这些森林部落由于居于僻远地区，并不经常向辽廷遣使进贡，《辽史》仅载三次。

受辽朝统辖的乌古、敌烈、阻卜等属部每年必须缴纳大量贡赋。例如，阻卜诸部岁贡马2万匹。除每岁常贡外，属部还须服兵役，自备武器马匹，接受征调，随从出征。

此外，阻卜等属部必须负担各种徭役。圣宗统和年间，在漠北辽军屯驻区，“西北诸部，每当农时，一夫为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糺官之役，大率四丁无一室处”①。

由于辽西北边疆地区都详稳、统军使、招讨使等高级官员以及各部节度使，对待阻卜等属部骄横暴虐、征敛无度，阻卜、敌烈、乌古等部在辽代各个时期不断掀起反抗斗争。

①余大钧：《关于“阻卜”的语源、对音及语义》，《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①《辽史》卷93《萧图玉传》。

应历十四年（964）十二月，乌古部起义，辽详稳僧隐与起义军交战，败死。次年正月，辽廷派枢密使雅里斯等统率军队镇压，经过一年半交战，未能摧毁起义军。后辽廷增派萧幹等征讨乌古部起义，又经过半年，萧幹等人到应历十七年正月才讨平乌古后返回。

开泰二年（1013）正月，阻卜诸部起义，围攻西北路招讨使萧图玉于镇州（可敦城）。三月，辽北院枢密使耶律化哥率军来援，萧图玉又遣人诱降诸部，才将这次起义平定。

开泰三年九月，敌烈八部起义，邻近诸部皆响应，攻占巨母古城（今内蒙古满洲里东南）。这次起义延续了半年多，次年四月，才被北院枢密使耶律世良讨平。

太平六年（1026），西北路招讨使萧惠统率军队出征甘州（今甘肃张掖）回鹘，征兵诸部，“阻卜酋长直剌后期，立斩以徇”②，于是阻卜诸部起义，攻杀辽都监涅鲁古、国舅帐太保曷不吕等人。这次起义延续了数年，辽军征讨累年，未能成功。后来改用招抚的办法，阻卜诸部才逐渐归顺辽廷。

从辽兴宗时起，分散的阻卜诸部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辽廷为招抚阻卜诸部，封阻卜诸部联盟长屯秃古斯为大王；其弟撒葛里为太尉。重熙十四年（1045），屯秃古斯曾率领阻卜诸部酋长至辽廷朝觐。重熙二十二年（1053），屯秃古斯又率领阻卜诸部酋长进贡马匹、骆驼。

辽道宗时，磨古斯担任阻卜诸部联盟长。大安八年（1092），由于西北路招讨使耶律何鲁扫古误击磨古斯部，磨古斯杀死辽金吾（武官）吐古斯叛辽。何鲁扫古战败，他所统率的二室韦、六院部、宫分等军及特满群牧均陷没。辽廷改任耶律挞不也为西北路招讨使，征讨磨古斯。磨古斯假投降，诱杀挞不也。大安十年（1094），辽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斡特剌等统率大军讨伐磨古斯，打败磨古斯所率阻卜四部，斩首千余级。磨古斯尽管战败遇挫，但此后六年间继续坚持抗辽斗争，到寿昌六年（1100）才被斡特剌擒获，押回辽廷处死。磨古斯死后，阻卜、乌古、敌烈等部的起义此起彼伏，不断发生，以迄辽末，成为对辽朝的严重威胁。

金时的鞑靼在辽朝势力衰落时，尤其是辽亡金兴的过程中，形成了若干较强大的鞑靼部落集团，如克烈（又译客列亦惕，即辽时北阻卜诸部）、蔑儿乞惕、斡亦剌惕、汪古、广吉剌（又译弘吉剌、翁吉剌惕）、塔塔儿、蒙古等等。这些部落集团在12世纪金代时，互相掠夺、争战不休，尚未形成统一的力量。他们大部分对金朝保持某种程度的臣属关系，向金朝纳贡，其首领接受金廷的封号。金朝设置西北、西南、东北三路招讨司，管辖各归属部落，收受贡赋，颁发赏赐，并统军征讨叛部。

与辽代相比，金代对漠北地区的统治已大为减弱，由于鞑靼诸部的强大，三路招讨司的治所均设在内地，未能设到漠北，如东北路招讨司治所设在泰州（今吉林洮安东），承安三年（1198），迁治所于泰州长春县（今大安南），西北路招讨司治所在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西北），西南路招讨司治所在丰州（今呼和浩特东），实际上只能较严格地控制接近内地的各部落如塔塔儿、汪古等部。

鞑靼诸部反抗金朝统治、侵扰内地的战争不断发生，形成对金朝愈来愈严重的威胁。金朝除采取派遣军队征伐以及利用若干鞑靼部落之间的矛盾，挑动它们互相仇杀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外，在内地与鞑靼诸部分布地区之间开浚界壕、构筑边墙进行防御。早在金熙宗天眷（1138—1140）年间，就曾在东北路开浚界壕；金世宗时，东北、西北、西南三路全面动工，构成了东北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起，向西南延伸，经今阿巴嘎旗、苏尼特左右旗，以迄今乌兰察布盟四王子旗北部，连绵不断的界壕边墙，这也就是著名的“金长城”。但是13世纪初当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游牧贵族崛起于漠北时，历时数十年、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开凿构筑起来的金界壕、边墙，并未能阻挡住蒙古铁骑的进攻。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率的蒙古大军轻而易举地越过边墙南下，驰骋在华北平原上，开始严重地威胁到金朝的存在。

第三节 回鹘（附喀喇汗王朝）

以甘州回鹘为中心的河西回鹘

公元840年，曾左右中亚和东亚形势近百年的回鹘汗国（744—840），在内乱迭起、天灾频仍的情况下，又遭黠戛斯的突袭而溃散，其部族分三支西迁。

早在7世纪末至8世纪20年代（唐武则天时），复兴后的东突厥默啜可汗（691—7）方强，向外扩张，攻取铁勒故地。所以在漠北色楞格河流域时期，回纥汗国中的一部分人，会同其外九部的契苾、思结、浑三部从漠北度碛，首批迁住河西走廊甘（今甘肃张掖）、凉（今武威）二州之间，唐朝常取其壮骑参加当时设在凉州的赤水军，这是回鹘人迁往河西的先驱者。唐天宝十四载（755），发生安史之乱，西边空虚，于是吐蕃乘机东向，尽占陇右、河西。所以到唐开成五年（840），回鹘一支西迁河西时，初依吐蕃。唐会昌二年（842），吐蕃赞普达玛被刺，贵族内讧，混战二十余年，于是河西汉人张议潮（原任唐沙州节度使）的政权崛起。张议潮受唐封为归义军（沙州）节度使，节度瓜（今甘肃安西东南）、沙（今敦煌西）、伊（今新疆哈密）、肃（今甘肃酒泉）、鄯（今青海乐都）、甘、河（今甘肃东乡西南）、西（今新疆吐鲁番东）、兰（今属甘肃）、岷（今岷县）、廓（今化隆西）等11州。唐大中五年（851），在甘、凉二州的一支回鹘又西向与张议潮联合，以共击东南的吐蕃（时其主要据地在陇右）。五代时吐蕃势衰，回鹘渐强，牙帐设在甘州。

唐咸通八年（867），张议潮入朝长安（今陕西西安），其侄张淮深代行归义军节度使事。十三年，张议潮死于长安，张淮深继任节度使。借唐朝的声威镇抚河西，与各族和睦相处，河西遂成富庶之区。唐中和二年（882），黄巢起义占领长安，唐僖宗出奔，“是后中原多故，朝命不及”①。归义军又卷入当地藩镇（李茂贞）的斗争之中，力量削弱。唐大顺元年（890），张淮深在内乱中被害。二年后，河西内乱，直至唐光化三年（900），唐昭宗任命张淮深之侄张承奉为节度使，河西内乱始告结束。张承奉建西汉金山国，自号白衣天子，占据瓜、沙等州。当时甘州回鹘扼河西入唐的孔道，又控制河、兰两州，成为金山国的劲敌，双方战争频仍，最后回鹘打败张承奉，两国议和，张承奉尊称回鹘可汗为父。

张承奉的后嗣到五代后梁贞明年间（915—920）断绝，州人推长史曹义金做首长，他于同光二年（924）受后唐册命任节度使领瓜、沙二州事。曹义金继张承奉之后，仍尊称甘州回鹘为“父大王”，目的是希望通过他能同中原后唐相通。所以事实上，这时瓜、沙二州是依附于甘州回鹘的①。

①《辽史》卷93《萧惠传》。

①程溯洛：《河西回鹘》，《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①《资治通鉴》卷252，唐咸通十三年八月。

从五代至北宋，整个河西回鹘的分布，除以甘州为中心外，还有下列各处：

一、沙州。上已述及，瓜、沙二州到五代初已依附于甘州回鹘。而曹义金后人在瓜、沙二州的势力还绵延到北宋景祐、皇祐之间（1034—1053）①。宋太平兴国五年（980）时，沙州开始为回鹘所控制②。宋庆历二年（1042）、皇祐二年（1050），到宋朝贡骆驼、名马、玉等物。辽开泰三年（1014），到辽朝贡方物。

二、凉州（今甘肃武威）。宋天禧四年（1020）时，凉州回鹘常到北宋贡奉。

三、贺兰山（今宁夏西北边境与内蒙古交界）。宋端拱二年（989）时，这里的回鹘都督石仁政、么啰王子、邈拏王子越黜、黄水州巡检等四族并居贺兰山下。

四、秦州（今甘肃天水）。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那里的回鹘人安密到宋朝献玉带贺祀汾阴，礼成，宋朝封其首领翟符、守荣为神武大将军，安殿民为保顺郎将，余皆赐冠带器币。宋乾兴元年（1022），秦州回鹘赵福献马并银缨钹，自此每年到宋朝朝贡。

五、合罗川（今额济纳河，即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旗境东河、西河）。宋雍熙四年（987），这里的回鹘族第四次太子遣使到北宋贡鍮石，又回鹘等四族首领也遣使朝贡。

六、肃州。这里连同东面的甘州回鹘合称“黄头回鹘”（即“撒里维吾尔”），人数达1万左右，与蒙古族、汉族杂居，从事游牧。他们原信萨满教，后来又信佛教，但没有受到过伊斯兰教的影响。因此，在他们的语言里没有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但却夹杂有一小部分汉族政治和佛教语汇。

河西回鹘的官制与风俗

在官制方面，五代时，甘州回鹘的官号仍用突厥名，如史载后唐庄宗“册仁美为英义可汗”，“仁美卒，其弟狄银嗣立”③。据沙勤）。又如后唐清泰二年（935）入朝的“密录都督”，应为Buyruqtutuq，“相温”，似即突厥语借汉语将军的音译①。同时，甘州回鹘这时兼采汉制，有宰相、枢密使的职名，如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遣左温宰相、何居录越枢密使、翟符守荣等来贡。

在风俗上，甘州回鹘可汗常楼居，其国相“见可汗，则去帽被发而入以为礼。妇人总发为髻，高五六寸，以红绢囊之；既嫁，则加毡帽”②。又甘州回鹘的妇女常着青衣如中国道服的样子，用薄青纱罩面而露其脸。

①参见《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曹义金《上回鹘众宰相状》，载［法］伯希和《巴黎敦煌经卷》，引自《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6号。高自厚：《甘州回鹘世系表》，《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②罗振玉：《瓜沙曹氏年表考证》，载《雪堂丛刊》。

③杨圣敏：《沙州政权与回鹘扩张》，《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①《旧五代史》卷138《回鹘传》。

②［法］沙畹著，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整个河西回鹘为游牧封建社会，但尚保留有原始氏族社会的残存。如五代时，甘州为整个河西回鹘游牧封建大领主牙帐的所在地。至于合罗川的小部落，每一部落又有分封的小领主，领主有管辖他自己部落——“族帐”的权力。其他散居瓜、沙、凉三州间的回鹘也“各立君长，分领族帐”①。在游牧封建社会中，牧民是固定地依附于其世袭的领主个人。

北宋天圣六年至景祐三年（1028—1036），甘、凉、瓜、沙、肃等州被西夏赵德明父子攻取，河西回鹘变成西夏之属。西夏宝义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西夏又亡于蒙古。

高昌回鹘的形成及政制

高昌回鹘，高昌为唐代西州，故亦称西州回鹘②，阿拉伯史家称为“九姓乌古斯”。据《隋书·铁勒传》和《唐会要·结骨国》记载：隋唐时，今新疆哈密（古称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天山（白山），已有乌护（Ohur）或乌纥（Oqhur）。乌护或乌纥与回纥（Uyqhur）即一音之转，实为一族。从此可以证明，从公元6世纪末起，今新疆东部天山附近已有回纥人居住。又《宋史·高昌传》也有记载，在唐安史之乱（755—763）时，高昌一地“颇有回鹘”。此外，《新唐书·回鹘传下》还说在唐代，北庭（今吉木萨尔北）和焉耆之北一带，还有回纥外九部的拔悉密和葛逻禄。到唐开成五年（840），漠北鄂尔浑河流域回鹘汗国政权崩溃，由贵族庞特勤率领，分三支西迁，其中一支先到龟兹（今新疆库车）定居，不久分出一部分人东去高昌。唐咸通七年（866），回鹘首领仆固俊从北庭南下，击败吐蕃，收复西州（高昌）、轮台（今乌鲁木齐北）等要地，使回鹘人以高昌为中心所建立的政权遂安定下来。高昌（广义的指今整个吐鲁番盆地）是当时回鹘人巨大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除首府高昌（今吐鲁番东南哈喇和卓）外，另在天山北麓唐代北庭的旧址，建设夏都，作为其王室在夏季中避暑及放牧之地。整个高昌回鹘王国的疆域，到9世纪后半期即已形成。东起哈密力（今哈密），西至冰达坂（今阿克苏北），北抵赤列河（今伊犁河），南距吐蕃。境内实行双王制，即高昌回鹘和龟兹回鹘分立。

高昌回鹘，从9世纪50年代建立后，历五代、北宋、西辽、元，到14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元朝及察合台汗国之亡而亡。前后存在500多年（龟兹回鹘大约在12世纪初西辽西迁时即消亡）。其政治史略从其王室即亦都护的谱系③，可分为前后两大段：从唐末至北宋、西辽为第一段，其政治倾向是和内地唐朝、北宋往来密切，如唐末其首领仆固俊斩吐蕃大将尚恐热后，传首于唐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即为明显的例子；又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高昌回鹘王阿厮兰汗遣使臣麦索温到宋朝赠送礼物，自称“西州外甥”，追认从前与唐朝的姻亲关系。而稍前即从辽天赞三年（924）开始，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即西征北庭，其势力及于今阿尔泰山，威震西域。从元初至元末为第二阶段，其总的政治趋势，因蒙古兴起，脱离西辽的统治而归附于蒙古，且助成吉思汗西征，有助于元朝的建立和统一全国，还曾好几代娶元朝皇室公主为可敦。从13世纪亦都护纽林的斤（1308—1318）时起，高昌回鹘一直忠于元朝皇室，与蒙古西北诸王笃哇之乱作战，纽林的斤的长子帖木儿补化曾从其父入元朝备宿卫，后拜中书左丞相，和内地的政治发生极其密切的关系。

①《新五代史》卷74《回鹘传》。

②《宋史》卷249《回鹘传》。

③程溯洛：《高昌回鹘王国政治经济文化史略》，《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

在政治制度上，高昌回鹘的最高统治者为“亦都护”（突厥语，意为幸福的君主），他自称为“阿厮兰汗”（意为狮子王），其政治权力是**和世袭的。其下有宰相和枢密使，再下有“于尔奇”（大臣）、断事官（司法首长）以及大小伯克（存在于首府高昌以及各地方）。被统治阶级主要为农民，分为：卡朗奇（受雇的农民）、伊得如（即燕齐户，近似奴隶）、库瓦克（要向国家和官吏缴纳实物和捐税）、图图克（作为农奴被使用，期满可自由）、卡达篱（在自由民与农奴之间）；其次为奴隶；第三种为萨里，是佛僧的仆人。如果哪一种农民失去土地，那就被迫去租种地主的土地。

高昌回鹘的经济、文化与宗教高昌回鹘在吐鲁番盆地定居以后，其发展起来的农业、畜牧业以及手工业的生产，都已基本上摆脱了过去在漠北时期以游牧为主的内容，而具有西域的特点。

在农业生产上，放弃过去在漠北草原上的游牧生活而以经营定居的农业为主，地产五谷，产葡萄酒，在种植白■（即棉）并织成布方面有长远的传统，梧桐的树脂称为梧桐泪，可做药用及工业上金属的焊剂。在农业上利用水力，引导天山上的雪水以灌田园，造作水祐硙即水磨，便于粮食加工，因地制宜，用骆驼耕田，也有一部分畜牧业。

在手工业上，丝织品有兜罗、锦、纻丝、熟绫。棉、毛织品有斜褐、白■布、绣文花蕊布。矿物中有著名的硇砂，是一种氯化钠，为制皮革不可缺少的原料。铁制品中，回鹘人已有镔铁即钢，当时回鹘人手工业操作的各种器械，许多得用钢铁才能制成。

在商业上，从其和内地商业的往来频仍可以看出商业之发达。回鹘人多到辽南京（今北京）做买卖，善于鉴别珍宝。也常到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进行贸易，辽朝特别在上京南城设立”回鹘营“作为居留地。与五代、北宋也进行贸易。向宋的洛阳、开封源源不绝地输送马匹，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元丰八年（1085）将战马约24000匹送抵开封。又如棉布（白■布）一项，后周广顺元年（951），一次运到开封的就达1329段，这也说明当时内地植棉业还很不发达。

高昌人的文化宗教事业也十分发达。

高昌回鹘人在宗教信仰上，先信最早从波斯传来的摩尼教，而后信佛教。所以，在今新疆吐鲁番西的木头沟或吐峪沟的墙壁上或废墟内，已发现大量回鹘人的宗教壁画，表现出与波斯文化融合的倾向。高昌回鹘人“乐多琵琶、箜篌”，“好游赏，行者必抱乐器”①。高昌壁画中，经常有天堂中跳舞的画面。塔里木盆地的戏剧表演，在汉代已产生，这由20世纪在吐鲁番、哈密发现的译成回鹘文的《弥勒会见记》抄本的残卷、写本①，以及近代在库车出土的有关当时戏剧演出的场面和文物可以证明。

①程溯洛：《高昌回鹘亦都护谱系考》，《西北史地》1983年第4期。①《宋史》卷490《高昌传》。

19世纪末，法国人伯希和曾在我国敦煌千佛洞发现几百个属于元朝初年回鹘文木刻活字。据研究，这些回鹘文木刻活字很可能是元朝初年因在敦煌、吐鲁番一带大量翻译佛典，就参考同时代王祯那一套汉文活字印书的办法，用于畏兀儿地区所留的痕迹②。在唐代，已从内地传去七曜历，有十二地支及生肖，这由我国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吐鲁番得到的回鹘文历书残页（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可以证明。

在回鹘文书方面，除零星契约及文书外，主要的有回鹘文的《玄奘传》，原译本为10世纪中别失八里回鹘佛僧详古舍利所译，1930年在新疆出土，现已整理。《金光明经》（汉文译者为唐高僧义净）的回鹘文译本（译者同《玄奘传》），是从汉文译本转译的，另从梵文本添译了好多处，成为研究古代维吾尔语和宗教（佛教）的基本材料。《乌古斯可汗传说》，这是未经14世纪波斯史家拉施特·丁掺入伊斯兰色彩的、维吾尔族最早有关其自己始祖的民间传说。传说写成的时间大约在10世纪，地点在天山南路，为一佚名回鹘人的手稿，现收在拉得洛夫氏的《福乐智慧·导言》之中。

吐鲁番古代各族人民在与疾病作斗争中，早有成熟的医药（如唐代的《西州续命汤》）。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高昌回鹘境内龟兹进奉使李延庆等36人到宋朝献香药。元代畏兀儿人军医月举连赤海牙曾在合州（今四川合川）钓鱼山，“奉命修麴药以疗师疫”③。

在宗教信仰方面，高昌回鹘人曾先后信奉摩尼教、佛教和景教，所以回鹘文佛典中有些与摩尼教相混合之处，即将佛教诸神披上摩尼教的神名。至于景教，则与摩尼教几乎同时在高昌流行，但只为少数人所信仰。到元朝时，畏兀儿人景教徒在促使伊利汗国中的蒙古人和欧洲基督教国家的国王相互往来中作出了贡献。

②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文史》第12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③程溯洛：《论敦煌、吐鲁番发现的蒙古国和元时期回鹘文木刻活字和雕版印刷品与我国印刷术西传的关系》，《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和科学技术人物论集》，三联书店1955年版。

喀喇汗王朝（黑汗王朝）的兴亡

公元840（唐开成五年），回鹘从漠北分四支外迁，除一支南下，其他三支西迁，其中最大的一支在汗族成员庞特勤和相馺职的率领下西奔葛逻禄（今阿尔泰山以西地区）。这支西迁回鹘，建牙于巴拉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东），称之为喀喇斡尔朵。这个王朝，国外史学家有的称为阿弗拉西亚勃王朝，有的称为伊利克汗王朝；中国史学家有的称为黑汗王朝，有的称为黑韩王朝；现在史学界通称之为喀喇汗王朝①。

喀喇汗王朝在七河地区巩固住地位以后，迅速把领域扩大到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地区。根据喀喇汗王朝史学家阿布杜·加费尔在公元11世纪写成的《喀什噶尔史》（此书已佚，只有一些片断保存在杰马尔·卡尔希于14世纪写成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中）所记载的传说，喀喇汗王朝创建者的称号为“毗伽阙·卡迪尔汗”。

喀喇汗王朝的政治体制是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古老的习惯法“双王制”，即汗国分为两部分，由汗族中最长者任大可汗，次长者任副可汗，分别统治汗国的一部分。汗位的继承，是传长制，不是嫡承制。大可汗称为阿尔斯兰（突厥语意为“狮子”）喀喇（意为“伟大”、“最高”）可汗，驻巴拉沙衮，以后随着王朝统治民族定居农业文化的发展，多驻喀什噶尔。所以喀什噶尔又称为“斡耳朵坎特”（意为“汗城”）。副可汗称博格拉（意为“公驼”）喀喇可汗，初驻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中迁喀什噶尔，后又迁回怛逻斯。

喀喇汗王朝是历史上第一个接受伊斯兰教的突厥语民族的王朝。据史料记载，10世纪前期，驻喀什噶尔的博格拉汗萨图克正式接受伊斯兰教。他的儿子阿尔斯兰汗穆萨·阿布杜·克里木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推行到全境。公元960年（宋建隆元年、辽应历十年），有20万帐游牧民皈依了伊斯兰教。992年（宋淳化三年，辽统和十年），博格拉汗哈桑（哈龙）率军占领萨曼王朝的首都蒲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因染病撤兵，死于返回的途中。999年（宋咸平二年，辽统和十七年）阿尔斯兰伊利克（意为“狮子王”）纳赛尔再度出兵，几乎完全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长驱直入蒲华，灭掉萨曼王朝，河中地区被纳入喀喇汗王朝的版图。11世纪初①，卡迪尔汗玉素甫攻下于阗（今新疆和田南），灭掉于阗李氏王朝，结束了长达30多年的所谓“圣战”，把喀喇汗王朝的东部疆界扩大到约昌城（今且末南）以东（今若羌境内）。11世纪前期，喀喇汗王朝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达到鼎盛时期。1140年（西辽康国七年），喀喇汗王朝在河中地区的统治者布里特勤伊卜拉欣脱离东部大可汗的统治而独立，自称桃花石（意为“中国”）·博格拉汗。从此，统一的汗国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东部汗国为哈桑支系统治，首府仍是巴拉沙衮和喀什噶尔。西部为阿里支系统治，首府最初是乌兹根（今吉尔吉斯斯坦的乌支根），不久迁往萨末鞬（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后来，西部汗国的汗位也转到哈桑支系手中①。

①《元史》卷135《月举连赤海牙传》。

①参见魏良弢：《关于喀喇汗王朝的起源及其名称》，《历史研究》1982年第2期。①喀喇汗王朝征服于阗李氏的年代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诸说不一：992年，1001年，1004年，1006年，1009年。今采1006年说。

喀喇汗王朝实行分封制（“伊克塔”制），这导致了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汗位、王位和封地而经常发生内讧和混战，使国力日趋衰弱。1089年（宋元祐四年、辽大安五年）塞尔柱王朝攻下蒲华，西部喀喇汗王朝从此在政治上成为塞尔柱王朝的附庸；东部喀喇汗王朝在1130年（西辽耶律大石称帝前一年），也曾一度表示臣服于塞尔柱王朝。1134年（西辽康国元年），东部喀喇汗王朝大可汗伊卜拉欣同葛逻禄首领和康里首领不和，发生冲突，请求西辽王朝出兵支援。西辽趁机占领巴拉沙衮，作为自己的都城，把东部喀喇汗王朝降为附庸，从此东部喀喇汗王朝的辖地只有喀什噶尔与和田地区。1137年西辽在和毡（今塔吉克斯坦的霍占）击溃西部喀喇汗王朝的军队。1141年九月九日，塞尔柱王朝与西辽王朝在卡特万草原（萨末鞬以北）上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会战。西辽以少胜多，塞尔柱王朝惨败，结果退出了河中地区，西部喀喇汗王朝改换宗主，仍以附庸形式保存下来。后来乃蛮部酋长屈出律篡夺了西辽王朝的统治权，放还东部喀喇汗王朝统治者穆罕默德。1211年（蒙古成吉思汗六年，西辽天禧三十四年）喀什噶尔的贵族暴动，杀死了这个末代可汗，东部喀喇汗王朝灭亡。次年，即1212年（蒙古成吉思汗七年），花剌子模沙摩诃末出兵占领萨末鞬，处死西部喀喇汗王朝统治者苏丹奥斯曼，西部喀喇汗王朝也灭亡，河中地区成为花剌子模的疆域。

喀喇汗王朝社会经济与文化

喀喇汗王朝时是中亚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回鹘以及一些其他的游牧部落开始并完成了由游牧生活向定居农业生活的过渡；随着这一过程的完成，封建制度在中亚农业地区得到普遍确立。喀喇汗王朝采取一些促进措施，使封建经济制度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社制的残余受到有力的冲击，原来氏族贵族的“迪杭”土地所有制为“米尔克”土地所有制（即土地私有制）所代替。这在当时是一种社会进步。喀喇汗王朝的赋税和徭役较其前其后的王朝都要轻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因此，在喀喇汗王朝时期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特别是手工业和商业空前的繁荣昌盛。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不仅城市的规模扩大，而且一批新的城市建立起来，尤其在七河地区。建筑业有了巨大的进步，在蒲华、萨末鞬、喀什噶尔等城兴建了一批宏伟壮丽的建筑物，其中一些至今尚完好存在，显示了喀喇汗王朝当年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在喀喇汗王朝时期，由于大批突厥语的游牧民转入定居，加快了中亚土著民族突厥化的进程；同时由于喀喇汗王朝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广大居民在宗教、习尚上也伊斯兰化。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这种民族相互异化和融合的过程中，科学文化也获得巨大的发展，一种新的文化，伊斯兰—突厥文化形成。这种文化的核心是作为王朝统治民族的、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回鹘文化。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回鹘学者和诗人，他们写下了一些不朽的著作，如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和他的百科全书式的语言学巨著《突厥语大词典》，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和他的劝诫性长诗《福乐智慧》。它们不仅是重要的语言学著作和哲学—伦理学著作，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且是研究喀喇汗王朝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制度、道德观念、风俗习惯以及自然科学的珍贵资料。它们是我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世界文化的瑰宝。它们为今天绚丽多姿的维吾尔文化和突厥语各民族的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宋、辽的政治、贸易关系喀喇汗王朝统治者自称“桃花石汗”或“东方与中国之王”，喀喇汗王朝同当时中国的其他几个皇朝都有密切的外交、贸易关系。《宋史·回鹘传》说：“先是，唐朝继以公主下嫁，故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亦曰外甥。五代之后皆因之。”喀喇汗王朝可汗称宋朝皇帝为“汉家阿舅大官家”（《宋史·于阗传》）。根据《宋会要辑稿》记载材料，喀喇汗王朝向宋朝派出的使团前后有50多次，他们受到宋朝的礼遇。这些使团实际上多是商队，运往宋朝的货物以**为大宗，运回的主要是丝织品、衣服、金银器皿和茶叶。《福乐智慧》写道：“要是［从］中国来的商队砍倒自己的旗子，千万种珍宝从何而来？”喀喇汗王朝与辽朝相互聘问相当频繁，并结为姻亲，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贸易往来不断，每当春天，“大地铺上绿毯，契丹商队运来了中国的商品”。喀喇汗王朝同高昌回鹘汗国和西夏是近邻，也应有更多的交往，但史籍所留下的记载较少②。

②这里所说的哈桑支系和阿里支系，是前面提到的博格拉汗萨图克的两个孙子——哈桑和阿里——的后裔。

第四节 吐蕃分裂

割据下的吐蕃诸部

强盛的吐蕃王朝末代赞普（王）、反佛教的达磨（也作达玛，俗称郎达玛），于唐会昌二年（842）被佛教僧侣拉隆贝吉多杰刺死后，发生了达磨小妃所生的遗腹子哦松（也作欧松），与冒充为掌权的大妃的亲生子实为领养的云丹（也作永丹，即《新唐书·吐蕃传》“乞离胡”）争夺王位，吐蕃王朝迅速分裂。随后发生了东部多康地区（今西藏昌都地区、四川甘孜地区）的韦·科协列东（阔协列登）起义，一直打到逻些（今拉萨）附近；伍如地区（今拉萨西）的韦·洛波洛琼（罗泊罗穷）起义；南部的秦浦（今札囊地区）和逻些城东的工布（今工布江达及以东地区）秦木贡米珠、许布达孜聂（许布岱则）等起义，许布达孜聂起义军，一度攻占历代赞普陵墓所在地秦瓦达则（今琼结），并捣毁了除松赞干布陵以外的所有陵墓。这次从相当于唐末到五代前期，长达半个多世纪，先后爆发在广大地区的奴隶、平民大起义，藏史称为“邦金洛”，意为编氓反上。不仅给奴隶制以毁灭性的打击，促进了封建农奴制经济的发展，也摧毁了吐蕃王朝，形成了以吐蕃王室后裔为主的，分裂割据的众多封建领主政权。吐蕃王朝云丹后裔据有首府逻些城地区，史称拉萨王系。哦松后裔之一退居纳里（今阿里）地区布让城（今普兰），史称阿里王系；其中一支居于西部麻域（亦作孟域，即拉达克，今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地区，史称拉达克王系；另一支的后裔居于布让东的亚泽（今尼泊尔西部）地区，史称亚泽王系。哦松的另一支后裔在雅隆地区（今地不详，当在今西藏东南部），史称雅隆觉阿王系；其中的一支后在青唐（今青海西宁地区）活动，史称青唐羌，宋代的唃厮啰，就是青唐羌的著名首领。

除了上述由吐蕃王朝王室后裔建立的各自独立的割据政权外，其他许多封建领主也分别割据一地，各自为政，史称：“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①，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蒙古国和元朝统治吐蕃地区为止。

藏传佛教（喇嘛教）的兴起相当于唐代初年，公元7世纪前期的松赞干布（弃宗弄赞）时期，佛教已传入吐蕃。相当于唐代中叶，公元8世纪后期的赤松德赞（婆悉笼腊赞）时期，佛教成为吐蕃的国教，就在唐武宗会昌五年（845）毁灭佛教之前十多年，吐蕃的达玛（达磨）赞普即位（唐文宗开成三年，828），不久即开始大规模的毁灭佛教，除边远地区外，吐蕃的佛教基本被毁灭。在此之前吐蕃地区的佛教，基本上是印度佛教及其教义、形式的传播，西藏佛教史称之为“前弘期”。

随着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社会经济的发展，封建农奴制经济普遍建立，佛教首先在沿边地区逐步发展，重新兴起的佛教，吸收了吐蕃的原始宗教，史称“本教”（“黑教”）的许多特色，因而也缓解了佛教与本教曾经有过的长期斗争，更容易为吐蕃的农奴主和农奴所接受。这种带有吐蕃本教特色的佛教的僧侣，被称为喇嘛，意为“上人”、“上师”，因而也称为喇嘛教，这个与其他地区有别的佛教，西藏佛教史上称之为“后弘期”。

吐蕃王朝后裔拉萨王系的意希嘉参（意希坚赞），是山南地区的桑耶寺主、农奴主，在相当于宋太平兴国三年（978）时派人前往多康（今青海西宁地区）学习佛法、求取佛经①，这一年被佛教徒定为后弘期的开始，也是具有吐蕃本教特色的藏传佛教（喇嘛教）的开始。此后所译的佛经（主要是密宗经籍）称为新译，所以，史亦称后弘期为“新经”时代。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吐蕃王朝另一支后裔阿里王系的益喜哦（意希沃、松额、智光）是古格地区（今西藏普兰以西）的农奴主、僧侣，他派人前往天竺（今印度）取经学法，邀请天竺僧侣到吐蕃地区传播佛法。西藏佛教史上称为“下路弘法”和“上路弘法”。藏史称下路指东部地区，这里是指前往多康取经求法；上路指西部地区，这里是指古格地区派人前往天竺求取佛法。藏传佛教不久就发展出多个派系。

最早的是“噶当派”。“噶”意为佛语，“当”意为教授，堆龙（今堆龙德庆）地方的农奴主仲敦巴·甲哇迥乃（仲敦巴嘉迥乃）邀请天竺僧侣阿底峡（阿底厦）大师讲经传法，他主张显教与密教结合，循序渐进，以佛语作为僧侣修行和行为的准则，他死后，仲敦巴作为大弟子继承并传布他的教法，相当于宋嘉祐元年（1056），建造第一座寺院热振寺（今林周北），作为传教的基地，逐渐形成为藏传佛教第一个教派“噶当派”，噶当派发展很快，成为藏传佛教各派中最大的教派，但政治实力不如后起的萨迦派、噶举派，噶当派的庙宇为白色。明代噶当派教徒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因教徒戴黄帽，习称“黄教”，人们因而亦称噶当派为“老黄教”。

相当于宋熙宁六年（1073），自称吐蕃王朝贵族昆（款）氏后裔的贡却杰布（衮乔杰布、宝王）在家乡创建了萨迦寺（在今萨加），萨迦意为灰土，据说其地为灰白色土壤，因而取名。寺主由昆氏家族世袭，其子贡噶宁布（衮噶宁保）继承后形成萨迦派，主要宣扬密宗的喜金刚，寺主称“萨勤”，意为萨迦大喇嘛，是为萨迦始祖。庙宇墙上涂有两小幅红、白颜色，一大幅灰色，象征萨迦无上部本尊喜金刚，外观华丽，汉人称之为“花教”。萨迦派是政治势力最强的教派，萨迦四祖贡噶坚赞（衮噶坚赞、功嘉监藏），知识渊博，通晓“五明”（内明、因明、声明、医方明、工巧明），因而被称为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元史》称为班弥怛），意为萨迦大博士，是吐蕃地区主要的僧俗代表人物。蒙古乃马真后三年（宋淳祐四年，1244），他受蒙古皇子阔端之召前往凉州（今甘肃武威）。蒙古贵由汗二年（宋淳祐七年，1247）贡噶坚赞进见阔端表示归附，随后向吐蕃地区僧俗宣布，纳里（今阿里地区）、乌思（今前藏地区）、藏（今后藏地区）皆已降附蒙古。蒙古蒙哥汗元年（宋淳祐十一年，1251）贡噶坚赞死于凉州，其侄罗追坚赞贝尔桑（八思巴）继任为萨迦五祖，蒙古中统元年（宋景定元年，1260）受封为蒙古国师，并开始在吐蕃地区建立了在蒙古统治下的萨迦政权。

噶举派，噶举意是佛语传承、口传，重视师徒口头传授，是藏传佛教中支系最多的教派。噶举派一开始就分为两个传承体系，一个是由琼布南交（琼波南交）创立的“香巴噶举”，后在香地（今南木林）建寺传教。后又在山南建桑顶寺（桑定寺、桑丁寺），在今浪卡子南羊卓雍湖南。

另一派为“塔布噶举”，创建者塔布拉杰（塔波拉结）原是噶当派僧侣。此前，创始人玛尔巴（玛巴）两赴天竺学习密法回来后传授，弟子米拉日巴（米拉热巴）最为著名，塔布拉杰师从米拉日巴，在相当于宋宣和三年（1121）建造岗布（波）寺（今朗县西北）传教，创立“塔布噶举”派。庙宇为白色，教徒衣服也为白色，汉人称之为“白教”。

他的四个门徒又分别创立四个支派，其中最大的支派，为都松钦巴在噶玛建噶玛丹萨寺（在今类乌齐），因而得名的噶玛噶举（噶玛巴）派。相当于宋淳熙十四年（1187），又在逻些城（今拉萨）西堆龙（今堆龙德庆）建粗朴寺（磋卜寺），成为噶玛噶举派主寺。公元13世纪时，首创了“活佛转世”制度。

蔡巴噶举创建者是向蔡巴，后为逻些城东的农奴主噶氏把持，势力很大，噶氏蔡巴是元初十三万户府之一。

拔戎噶举曾在拉堆绛（今昂仁境）建立过较小的政教合一的政权，势力较小。

帕竹（帕主）噶举，帕竹（帕主）是帕木竹巴（帕摩主巴）的简称，创建者即是帕木竹巴·多吉杰布（意为金刚王），在帕木竹（今桑日县境）建寺（即后来的丹萨替寺），为山南地区的农奴主朗氏家族（在今乃东泽当）控制，势力强大，也是元初十三万户府之一。帕竹噶举还有八小支派，其中重要的有止贡巴（在今墨竹工卡东北直孔）、达垅巴（在今林周）、雅桑巴（在今乃东亚桑）、主巴等。

藏传佛教还有其他一些小的教派，势力不大。而吐蕃原始宗教“本教”

（钵教），俗称“黑教”，主要崇拜天、地、水、火、雪山、湖泊、守护神、祖先等，也在吸收佛教教义、形式，后继续流传在边远地区。前弘期所传的佛教密宗，称为“宁玛”派，因僧侣戴红色僧帽，俗称红教，“宁玛”意为“旧”、“古”，受“本教”影响较多，与后弘期兴起的各教派有明显区别，势力也较小，建造于8世纪的桑耶寺（在今扎囊雅鲁藏布江北岸），后弘期时成为宁玛派的重要寺院。

藏传文化藏传佛教文化方面，有噶举派创建人塔布拉杰（达波拉结，1079—1153）著的《喇嘛格言》，萨迦四祖萨班·贡噶坚赞（萨迦班智达，1182—1251）著的《萨迦格言》、《正理藏论》、《三律仪论》等，宣扬教义、教规。还有成书于13世纪，署名为海如嘎所著，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品《米拉日巴传》。米拉日巴（1040—1123）是噶举派创始人之一，塔布噶举派创建者塔布拉杰的老师。传记通过歌颂米拉日巴，反映了当时社会状况。著名的史诗是《格萨尔王传》，格萨尔王是吐蕃（藏）族传说中的英雄人物，相当于宋仁宗时代。从11世纪以来陆续进行创作，以诗歌形式歌颂格萨尔王。《格萨尔王传》规模之大世所罕见，仅已译成汉文的已达1500多万字。此外还有蒙文译本及英、法、德、俄文节译本。吐蕃交际礼节所用的“哈达”，传说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藏医学方面，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创建者塔布拉杰和萨迦派四祖贡噶坚赞，都是著名的藏医，贡噶坚赞精通的藏学“五明学”中的“医方明”，就是专门研究藏医学的。塔布拉杰在所著《喇嘛格言》的“十应避”中，有“饮食习惯不合卫生者应避”，反映了普及医学知识的要求。

藏历“胜生”历法也是这个时期建立的，这是吐蕃历法、数学、天文学发展的综合标志，胜生历是从相当于宋天圣五年（1027）开始计年的。

绘画雕塑也有了新的发展，今拉当寺的弥勒佛、哲公寺的智明佛母铜雕佛像，夏鲁寺的舞伎和群神供养的壁画，以及拉当寺的滚噶吉祥、白度母的卷轴画，也是这时期传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①。

①关于意希坚赞（意希嘉参）派人前往多康地区学法取经的时间，藏史说法不一，《安多政教史》有后梁乾化三年（913）说、贞明四年（918）说，以及《青史》的宋太平兴国三年（978）说，三种说法。《藏族史略》在注中列举了上述三种说法，采用后梁贞明四年（918）说；《藏族史要》采用宋太平兴国三年（978）说，未说明出处，也未提及另两种说法。撰者按：意希坚赞为永（云）丹五世孙（《藏族史略》。《藏族史要》作六世孙），永丹为末代赞普达玛死后，以遣腹子身份出现的抱养儿子，达玛死于842年，下距913年计71年、918年为76年、978年为136年。即使依意希坚赞为永丹五世孙说，加永丹为六世，每世平均分别为11年多、12年多和22年多，后者较为可信，今采用此说。

第五节 唃厮啰（青唐羌）

公元842年，吐蕃王朝赞普达磨被弑，建国二百数十年的吐蕃王朝解体，后经贵族、边将混战和奴隶平民大起义，王朝在各地的统治机器被彻底摧毁。因此，到9世纪晚期至11世纪，无论在吐蕃本部（今西藏），还是在河陇地区，吐蕃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封建农奴制的因素不断增长，奴隶制逐渐为封建农奴制所代替；政治上则是出现了一些僧俗首领割据的地方势力集团。在这些割据势力中，有赞普后人建立的政权，河湟地区的唃厮啰，就是其中之一。

唃厮啰政权的建立唃厮啰，本名欺南陵温，“绪出赞普之后”①。藏文史籍《西藏王统记》也说唃厮啰是吐蕃王朝达磨赞普五世孙赤德的后人。当他12岁时，被大贾何郎业贤带到河州（今甘肃临夏），安置在■心城；不久，又被大户耸昌厮均迁到移公城，“欲于河州立文法”（即联合各部落首领聚众举事，建立政权组织）。当时“河州人谓佛为‘唃’，谓儿子为‘厮啰’，自此名唃厮啰”，故史称其建立的政权为“唃厮啰”。

吐蕃人有尊崇贵族的传统，被奉为佛的化身的唃厮啰在河湟吐蕃人中有巨大的魅力。因此，宗哥（今青海平安）李立遵、邈川（今乐都）温逋奇等大首领，得知河州有赞普后人这样一位政治人物后，旋即以武力将唃厮啰劫持到廓州（今化隆境），立文法，尊之为“赞普”。不久，李立遵将王城迁到经济比较发达的宗哥城，自立为相（论逋），挟“赞普”以令诸部，遂“帐族甚盛，胜兵六七万”①。大中祥符八年（1015）九月，李立遵派人到宋朝，号称聚众数十万，“请讨平夏以自效”，争取宋室的支持。后又上书秦州宋朝守将曹玮，请求朝廷册封其“赞普”号。“朝议以赞普戎王也，立遵居厮啰下，不应妄予”，仅“授立遵保顺军节度使”。对此，李立遵甚为不满。遂于大中祥符九年（10）亲率3万余众攻打秦（今甘肃天水）、渭（今平凉）二州一带城寨，与曹玮战于三都谷（今甘谷县境），为宋军所败，落荒而走。

李立遵得势后骄恣好杀，御下严暴。唃厮啰对他的所作所为日渐不满，相互之间嫌隙日深，遂带领亲信及属下部族到邈川。以温逋奇为首的当地首领拥戴唃厮啰为主，自为“论逋”，并派人到宋朝进贡修好，请求封赐。明道元年（1032），宋授唃厮啰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邈川大首领，温逋奇为归化将军。后来，温逋奇对唃厮啰的势力增长甚为不安，欲取而代之，于是发动了“宫廷政变”，囚禁唃厮啰。唃厮啰被守卒放出，以“赞普”的地位和威望集部众捕杀温逋奇及其党羽。平息政变后，唃厮啰举族迁徙青唐（今青海西宁）。此后的近百年间，唃厮啰政权遂以青唐为首府，成为这一地区吐蕃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

①本节主要参考书目有：王辅仁、索文清：《藏族史要》，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黄奋生（吴均校订）：《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①《宋史》卷492《吐蕃传》。

与宋、辽、夏、金的关系正当

唃厮啰刚刚立足青唐，专心经营河湟之时，近邻西夏又继占领甘、凉二州后，把矛头直指唃厮啰。西夏广运二年（1035），元昊亲率大军进入湟水流域，攻城占地，掳掠人畜，吐蕃人甚苦之。唃厮啰指挥吐蕃诸部奋起反击，与之激战二百余日，终以奇计破元昊，大获全胜。唃厮啰抗击元昊之胜利，不仅保卫了新生的政权，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在吐蕃人中的威望，许多不甘屈服于元昊统治的凉州（今甘萧武威）的六谷部吐蕃人和甘州（今张掖）回鹘人都纷纷南下投奔唃厮啰，进一步壮大了与西夏抗衡的实力。后来，宋、辽、西夏为争夺西北战略要地而互相角逐，唃厮啰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了。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宋宝元元年，1038）十月，西夏元昊称帝，国号夏，史称西夏，宋室为之大震。宋朝为了牵制西夏南下，不得不重赏在西北地区能为之效力的唯一“同盟者”。十二月，加封唃厮啰为“保顺军节度使”。次年六月，派左侍禁鲁经带上宋仁宗的诏书和2万匹丝绸的厚礼出使唃厮啰，“使背击元昊以披其势”。宋康定元年（1040）八月，又派屯田员外郎刘涣到青唐，与唃厮啰商议讨伐西夏事宜，受到隆重接待。唃厮啰并上“誓书及西州地图”②。宋加封唃厮啰为“保顺、河西等军节度使”①。唃厮啰与辽国亦有往来，元昊称帝，辽夏关系恶化。辽为了继续牵制西夏，曾西联甘州回鹘、唃厮啰为外援，策划对西夏用兵。为此，辽于清宁四年（1058）以公主（当为宗室女）下嫁唃厮啰子董毡，共图夏国。吐蕃与辽贡使之往来，自李立遵时起皆不乏记载。

宋治平二年（1065）十月唃厮啰卒，次年五月安葬，终年69岁。其第三子董毡继位，史仍称唃厮啰后裔的政权为唃厮啰唃厮啰有三房妻子，前二妻为李立遵之女，各生一子，一为瞎毡，一为磨毡角。李立遵死后皆失宠，各携其子逃出青唐，磨毡角居宗哥；瞎毡居龛谷（今甘肃榆中境），后其子木征迁河州。董毡为乔氏所出，甚为唃厮啰宠爱，从少年时代起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唃厮啰在世时，董毡就已参与军政事务，征战沙场，屡立战功。他即位后，仍继续执行其父的施政措施，与宋朝保持着友好关系。宋熙宁三年（西夏天赐礼盛国庆元年，1070），西夏出兵攻宋环（今环县）、庆（今庆阳）二州，董毡提兵助宋，乘西夏西线空虚，沿边抄掠，迫使西夏撤兵，宋军大部分将士遂得生还。但是，这种友好关系在王安石任相后就蒙上了一层黑色的幕纱。这时有一个“试科不中，客游陕西，访采边事”的王韶，向宋朝廷上《平戎策》，提出“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的主张②。王安石遂命王韶前往秦州主持边事。熙宁五年，又命王韶率大军向唃厮啰政权属下的熙河地区发动了进攻，到次年九月，相继占领熙（今临洮）、河（今东乡西南）、洮（今临潭）、岷（今岷县）、叠（今迭部）、宕（今宕昌）等地，“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帐”①。熙河之役给董毡政权造成了严重威胁，加剧了宋朝与河湟吐蕃的民族矛盾，从此这一带成为战争频仍、烽火不灭的地方，给吐蕃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灾难。

②《文献通考》卷335《吐蕃》。

①《宋史》卷324《刘涣传》。

②《宋大诏令集》卷239《唃厮啰保顺、河西等军节度使制》，康定二年正月乙未。①《宋史》卷328《王韶传》。

宋军占熙河后，遇到董毡的奋力抵抗。他首先与西夏通好，夏国以公主、秉常妹下嫁董毡子蔺逋叱，结为婚媾，共同对付宋朝。同时派出部将鬼章攻打河州，杀宋将景思立于踏白城。董毡侄河州大酋木征也率部助鬼章围河州宋军，后因军力悬殊而败绩。木征降宋，赐名赵思忠，成为宋朝的命官。熙河之役后，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董毡和宋朝恢复了中断七年之久的友好关系。熙宁十年十月，董毡派人到宋进贡，宋依旧例回赐。董毡由保顺军节度使改为西平军节度使，后又由常乐郡公进封武威郡王，其他首领则依其实力授团练使、刺史、本族军主、副军主等职。宋神宗接见董毡使者时也称赞“其上书情辞忠智，虽中国士大夫存心公家者不过如此”。

元丰六年（1083）十月，董毡卒，终年51岁。其养子阿里骨继嗣。

《宋史·吐蕃传》记述：“阿里骨本于阗人，少从其母给事董毡，故养为子。元丰兰州之战最有功。自肃州团练使进防御使。”由于阿里骨非唃氏家族，所以遭到唃厮啰族人的竭力反对，在这种形势下，阿里骨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曾一度改变前朝依宋抗夏以自保的政策，欲利用夏国的力量收复被宋占领的熙河地区，并通过战争缓和内部矛盾。遂与西夏相约在对宋的战争中如能取胜，熙、河、岷三州归阿里骨，兰州、定西归西夏。元祐二年（西夏天仪治平元年，1087）四月，阿里骨令鬼章攻洮州，西夏也出兵围河州。后因鬼章被宋军俘获而结束战争，阿里骨收复失地的希望破灭。

阿里骨受挫折后，于次年派人携带厚礼到宋朝上表谢罪，并要求释放鬼章，边界息兵。宋朝同意了阿里骨的请求，亦“依旧许般次往来买卖及上京进奉”，后又加封阿里骨等人官爵②。自此，阿里骨与宋朝的关系重归于好。绍圣三年（1096）九月，阿里骨卒，终年57岁。其子瞎征继承青唐主位。瞎征执政后，唃厮啰家族溪巴温及其后人、各地的部落首领纷纷据地而治，自立为王，整个政权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瞎征执政之初，宋朝授其为“河西军节度使”。后来看到瞎征不能控制政局，属下各有篡夺之心，窥伺河湟已久的北宋认为进取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元符二年（1099）六月命王愍、王赡为正副统军，由河州北渡黄河进入湟水流域，连下宗哥、邈川诸城，直逼青唐。

瞎征和其他首领纷纷往宗哥城降宋。

瞎征出走，青唐无主，大首领心牟钦毡父子迎溪巴温入青唐，立木征之子陇拶为主，陇拶不能控制早已造成的残局。遂于同年九月同契丹、西夏、回鹘三公主以及大小首领出城降宋，迎王赡入青唐城①。

宋军占领河湟后，由于遇到吐蕃人的反抗，后方供应不继，于次年开始撤出河湟，当地首领又立溪巴温第三子溪赊罗撒为主。河湟一带“仍旧文法管勾”①。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一月，宋朝授溪赊罗撒为“西平军节度使、邈川首领”②。

蔡京当国后，复主开边事宜，于崇宁二年（1103）六月再次出兵河湟，次年四月取青唐。龟兹公主及诸大首领开青唐城出降，溪赊罗撒走投西夏。北宋在濒临崩溃前夕两度占领河湟。仅维持了20年统治。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7。

①《宋会要辑稿》蕃夷6之22。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元符二年闰九月壬申；《宋史》卷350《王赡传》，陇拶，《王赡传》作“溪巴温之子”。此据《宋史·吐蕃传》：“陇拶乃木征之子唃厮啰嫡曾孙。”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9，元符二年十二月癸丑。

北宋宣和七年（1125）以后，金兵大举南下，宋朝江山危在旦夕，无暇西顾，由陕西经制使钱盖寻唃厮啰血统封立，以图为之守边。有益麻党征者，是为陇拶之弟。“素为国人信服”，遂命其为“措置湟鄯事”，赐名赵怀恩，这是北宋在河湟的最后一名命官。南宋绍兴元年（1131），金人占河湟。绍兴四年，赵怀恩“弃离部族田宅，驱携老小”来到阆州（今四川阆中）投附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赵怀恩由熙州观察使改授“鼎州观察使，充成都府路兵马钤辖”，至死亦未再回到河湟③。唃厮啰政权及其后人在河湟地区百多年的统治从此结束。

经济、文化唃厮啰政权统治河湟期间，特别是在唃厮啰和董毡时期，在内外施政方面制定了一些较为得体的措施，因此，其经济和文化都有长足的发展。据载，牧业是河湟吐蕃人的传统经济部门，牧放牲畜是人们的主要生产活动。李远《青唐录》说当地人们善逐水草，“以牧放射猎为主，多不粒食”。又农业比较发达，在湟水、洮河、黄河诸水两岸，宜五谷种植。李远笔下的河湟竟是一派江南村色，邈川一带“川皆活壤，中有流水，羌多依水筑屋而居，激流而硙”。宗哥川则“川长百里，宗河行其中，夹岸皆羌人居，间以松篁，宛如荆楚”。

贸易也是唃厮啰的重要经济支柱。西夏崛起后，传统的“丝绸之路”受到严重威胁，到景祐三年（西夏大庆元年，1036），西夏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夏人对过境商人十分苛刻，沿途“夏国将吏率十中取一，择其上品，商人苦之”①。因此，来往于宋朝和西域的商队和贡使绕道青唐，改走青海故道。当时，在青唐城东就居住着好几百家往来做生意的于阗、回鹘商人。所以《宋史·吐蕃传》说：“厮啰居鄯州，西有临谷城通青海，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易，以故富强。”

唃厮啰使用传统的藏文，向宋朝上表皆用“蕃字”，时人称之为“蕃书”。“无正朔”，“道旧事则数十二辰属，曰兔年如此，马年如此”。宗教以藏传佛教为主，古老的本教在民间仍有极大影响。据藏文史籍记载，河湟地区是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弘传”的发源地，对藏传佛教在西藏再度弘传起了重要作用。唃厮啰迁青唐后，“尊释氏”，开始在青唐城西建寺院，“广五六里，缭以周垣，屋至千余。为大像，以黄金涂其身，又为浮屠十三级以护之”（《青唐录》）。此外，在河州有“积庆寺”，在青海湖海心山岛上，也有“习禅者赢粮居之”，佛塔则遍及各地。唃厮啰执政者不仅大力提倡佛教，而且自己也信奉佛教，“有大事必集僧决之”。国主处理军政大事的宫殿旁就供有高数十尺的“金冶佛像”。岷州“广仁禅院碑”，也说广仁禅院之建成与当地吐蕃大首领赵醇忠、包顺、包诚等施财造像有关①，这些都是河湟地区藏传佛教得以兴盛的重要原因。

③《皇宋十朝纲要》。

①《宋会要辑稿》蕃夷6之42，兵17之2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绍兴二十三年九月癸巳。①《西夏书事》卷15。

第六节 大理

大理政权的兴亡

唐天复二年（902），南诏政权崩溃之后，白族中的贵族分子郑买嗣、赵善政、杨干贞、段思平先后起而进行政权的争夺，郑买嗣继南诏之后建立了长和国（902—928）。赵善政推翻郑氏政权，建立天兴国（928—929）。杨干贞取代赵善政，建立义宁国（929—937），及至后晋天福二年（937），段思平乃夺得政权而建立了大理。

段思平建立大理之后，对南诏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都进行了调整。首先是肯定新兴的白族封建主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并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扶持。如封白族封建主高方为岳侯，除承认其家族在洱海地区原有的领地之外，更赐与巨桥（今云南普宁）地方为其世袭领地；封董伽罗为宰相，亦除承认其家族在洱海地区原有的领地之外，更赐与成纪（今永胜）为其世袭领地；其余洱海地区的白族封建主如杨氏家族的封建庄园，也都得到扩大。对于洱海地区的白族和彝族中的村社农民，则是在承认他们原来使用的土地前提下，减轻税粮负担，宽免徭役三年②。对于“凡有罪无子孙者”的奴隶，则一律“赦免”，即加以释放。对于被统治的部族和部落，则解除他们南诏时期的集体奴隶地位，免除奴隶性质的徭役①。大理政权终于稳固下来。

大理和南诏一样，仍然是一个多民族集合体国家。这个多民族集合体国家，以白族中的封建主为主要统治者。在政权组织方面，则是以段氏封建国王为首，布燮（宰相）等大臣作辅佐来进行统治。白族封建诸侯们各有领地，以作为封建统治的主要基础。地方行政单位，划分为府和郡①，分派白族中的封建主们作为各府、郡的长吏来进行管理。府和郡是在南诏统治时期的基础上加以调整建立起来的。各府、郡分管的区域内都仍然存在许多不同民族的部族和部落。这些不同民族的部族和部落，都保持着自己内部原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变，由本民族的贵族分子管理自己内部的事务，接受府、郡长吏的统治。

宋绍圣元年（1094），大理国权臣、白族封建主高升泰夺取政权，称“大中国”。两年之后，高升泰的儿子高泰明被迫把政权重新归还段氏，以段正淳为国王，此后或称大理国为“后理国”。大理国后期，段氏国王失去了实际上的控制权力，以高氏家族为首的白族封建领主们，则在白族的主要聚居区进行封建割据统治；其他被统治民族中的贵族分子，则为发展自己的地方势力而相互兼并纷争，造成分裂局面。蒙古蒙哥汗三年（宋宝祐元年，1253），一支蒙古兵南下，打破了大理国境内各民族贵族分子对立纷争的局面，十二月十二日（1254年1月2日），蒙古军到达大理首府大理（今属云南）城下，蒙古军入大理城，大理国亡。

②张维：《陇右金石录》卷3。

①《南诏源流纪要》。

①《南诏野史》。

大理的民族大理国的主体民族是白族（“白人”、“白蛮”、“僰蛮”），白族主要聚居在今澜沧江中、上游以东，今红河以北的城镇和平坝地区。在这里，除了主要城镇中和城镇附近的平坝地区有白族人口之外，其余的小城堡和广大的村落中，则为许多其他不同民族的氏族、部落人口所聚居、杂居和散居。主要城镇中的白族封建主们，是通过封建的政治、经济组织与大理国王联系起来。并以白族中的封建政治、经济组织为主要依靠力量，把所统辖的府或郡内的其他民族的氏族、部落统治起来。而在被统治的各民族内部，却又分别保持着一套与白族不同的政治、经济结构。白族封建主们对于这些被统治民族中的氏族和部落，是任其内部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保留着，然后通过它们内部的贵族分子来进行贡纳的征收。

被统治的各民族的分布状况，与南诏统治时期相比较，大的范围基本上未曾发生变动。在今澜沧江中、上游以东，今红河以北地带的山区、半山区和少部分平坝区，主要是“乌蛮”（彝族）系统的村落和氏族；今金沙江上游两岸是么些（纳西）的分布区域；今澜沧江和今怒江上游之间是“卢蛮”（傈僳族）；南部和西南部边境地带是“金齿百夷”（傣族）、阿昌和孟高棉系统的部落；东南部边境地带则是和泥（哈尼）、僚（壮族）、“白衣”（傣族）等的共同杂居区。部分民族中的一些部落，居住区域较之南诏时期有所变动。如南部边境的“金齿百夷”（傣族）中的部分人口，北迁入威远（今云南景谷）、开南（今景东）一带，与“朴子”（布朗）、和泥（哈尼）等相杂居②。这里原来就有一部分“金齿百夷”（傣族）人口，至此则“金齿百夷”的人口增多了。又一些民族中的部落组织和部落名称，较之南诏时期未变。如今大渡河南、金沙江北的“乌蛮”（彝族）中的邛部、两林、丰琶，仍按原来的部落组织和部落名称出现在原地①。而一些民族中的一些部落，却在人口增多、分裂繁衍的情况下，在原来居住的地区或原来居住地区的周围，出现了一些新的部落。如西南部边境的“金齿百夷”中，有勐梯（今盈江境）、勐卯（今瑞丽）、勐生谷（今缅甸克钦邦境内）、勐生喜（今缅甸南掸邦一带）、勐生威（今缅甸北掸邦一带）②，它们分别联系着附近同族的各个小部落，共同结成一个联盟集体；又如建昌城（今四川西昌）北部“乌蛮”（彝族）中的落兰部（今冕宁南部的泸沽一带），繁衍成为许多小部落；东爨区（今云南楚雄以东）部落分裂繁衍的情况就更为复杂了，一定时间阶段内，在这里出现了“东爨乌蛮三十七部”。但实际上并不止于三十七部。因为，各个部都不断繁衍出一些新的氏族、部落来。如罗伽部（今澄江境）即繁衍出强宗部、步雄部、普舍部等，分散到邻境的其他地方去。三十七部中的各个部，都不断繁衍，不断分裂为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各有地界，筑营垒以闭关自守。

②《元史》卷61《地理志》四：“元世祖征大理，凡收府八，郡四。”①《元史》卷61《地理志》威楚开南等路。

②《元史》卷61《地理志》威楚开南等路。

各民族中的各个氏族、部落，划定一个区域作为聚居的地方，分别从事各种生产。如边境的“金齿百夷”（傣族）的各部落，依旧进行他们的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威楚府（今楚雄）辖境内则为“杂蛮耕牧之地”③，这里的“乌蛮”（彝族）、朴子（布朗）、和泥（哈尼）等，或耕田，或狩猎、畜牧，或半耕半牧，自按其内部原有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大理国王把各民族的居住区域分别划归各府、郡管辖，或分封给白族诸侯。除了一部分仍然从事更为原始的采集和狩猎的氏族、部落之外，在大部分的氏族、部落中，各个家庭在从村社那里分得一块土地之后，每个居民耕种自己的田地，女人和女儿从事于家庭纺织。而部分“乌蛮”部落中的男子，则在从事耕种之外，也从事畜牧和狩猎。他们在生产中获得的各种产品，以其中的一部分交由本民族中的贵族，以贡纳的形式提供给当地白族封建主或大理国王。实际供给白族封建主或大理国王的那一份，往往少于本民族中的贵族分子所留下的那一份的数量。所以，本民族中的贵族分子在地方的统治权力，得以世世代代地牢固地承袭下去。这种情况，以“金齿百夷”和“乌蛮”各部中最为突出①。因此，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比较发达的“金齿百夷”（傣族）及一部分“乌蛮”（彝族）、“和泥”（哈尼）等的“村社内部有奴隶制和阀阅制”②，他们中的贵族，一直世袭地统治着他们的部落或村社，部分地使用奴隶来进行生产，而且控制着自己的区域，与邻境的其他氏族、部落相对抗。与宋朝的关系当南诏政权崩溃之后，内地的唐皇朝也在相距仅五年的时间即趋于瓦解，进入五代十国的割据状态中。当时，内地的任何一个小王朝，皆疲于应付纷争，无力顾及云南；云南的郑、赵、杨氏政权，也谋求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暇，同样不可能与内地作更多的联系交往。

大理建立之初，内地汉族区仍处于割据纷争的状态中，及至宋朝建立，传统联系也就逐渐恢复。宋乾德三年（965），宋灭后蜀，大理便立即由建昌城（今四川西昌）派官吏送公文入宋朝廷，祝贺宋朝平定后蜀③。此后，宋开宝元年至宝元元年（968—1038）间，大理曾九次派遣使臣向宋朝廷“入贡”和要求通好。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曾经命令黎州（今汉原北）官吏在大渡河上造大船，以便大理“入贡”①。这种“入贡”，既表示了政治上的藩属关系，也是大理与宋朝之间进行官方贸易的一种形式。大理与宋朝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从此展开。宋政和七年（1117），宋朝廷正式册封大理国王段和誉（即段正严）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②。然而，大理与宋朝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经济文化交流，却为当时政治形势和复杂的民族关系所限制。

③《宋史》卷496《黎州诸蛮传》。

①马可帛洛：《宋初越南半岛诸国考》，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②《元史》卷61《地理志》威楚开南等路。

③西双版纳傣文《泐史》（有李拂一编译本，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1947年版），及《元史》卷61《地理志》叙述大理国时期三十七部的情况。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开宝二年六月引《续锦里耆旧传》。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三月丁未。

辽与西夏先后给宋朝以较大的威胁，因此，对于西南的大理，宋朝的统治者们也就存在戒心。当宋朝廷对大理国王进行册封而使关系进一步正常化之时，金已兴起于东北，并随即展开与辽的纷争，进而攻宋，政治形势愈来愈趋于复杂化。所以，宋朝廷虽对大理国王进行了正式的册封，而在原来对大理国的戒心并未完全解除的情况下，又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日渐加深，就在对大理国王进行正式册封的当年，便有一部分人要求在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进一步与大理国展开互市。宋朝廷命令黎州知州宇文常了解情况之后，再作具体措施，宇文常说：“自孟氏（后蜀孟昶）入朝，艺祖（宋太祖）取舆地图观之，划大渡河为境，历百五十年而无西南夷患。今若于（大渡）河外建立城邑，虏情携贰，边隙寖开，非中国之福。”③其实，宋太祖并不曾“划大渡河为境”而拒绝与大理国交往。宇文常所说，不过是在当时政治形势复杂的情况之下，作为拒绝与大理国交往的借口。接着便是建炎元年（1127）宋政权为金所迫而南移，南宋君臣惶惶于自己统治地位的难于巩固，目光也就更多地注意着近在肘腋的大理国。于是，宇文常之说，便普遍成为南宋君臣拒绝与大理国进行政治上接触的借口。

然而，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与大理国之间的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始终是频繁的，而且南宋时期胜于北宋时期。只是在政治方面的接触，南宋少于北宋。

③《宋史》卷488《大理国传》。

第七节 壮族

五代和宋时期的壮族

五代和宋代时期，壮族分布在今两广及云南部分地区。壮族古称越人，五代和北宋时称俚僚、土僚、侬僚、蛮僚，南宋时一部分始称僮（亦作撞），大部仍称土、僚、侬、越、俚。1950年后统一名称为僮族。1956年改称壮族。五代时，壮族地区大部为刘隐所建的南汉所统治，部分为马殷所建的楚国所据。南汉乾和六年（后汉乾祐元年，948），南汉乘楚内乱，攻取贺州（今广西贺县）。九年（后周门顺元年，951）又乘楚灭亡之际，攻占桂州（今桂林）、宜州（今宜山）、严州（今来宾）、梧州（今属广西）、蒙州（今金秀）等地，壮族地区几乎全部为其所占领。

南汉统治岭南壮族地区，从后梁开平四年（910）封刘隐为南海王算起，到宋开宝四年（971）宋灭南汉，共经60余年。在此期间，中原扰乱，而南汉王朝僻处岭南，便于避乱，于是中朝士人多归之，使壮族地区货宝增加，渐臻富饶。北宋建立（960）后，南汉仍割据岭南，与宋朝抗衡，战事频繁。南汉刘氏统治集团对岭南壮、汉等族人民的统治极为残酷，对所谓“罪人”施以“烧煮、剥剔、刀山、剑树之刑，或令罪人斗虎抵象。又赋敛烦重，邕民（壮族）入城者，人输一钱，琼州（今海南海口）斗米税四、五钱。置媚州都（今广西合浦），定其课，令入海五百尺采珠。所居宫殿以珠、玳瑁饰之”①。不过十数年，就把富饶的岭南变成“芝菌生宫中，野兽触寝门”①，“狐鸣鬼哭”的悲惨之地，很多壮族人民被迫迁往西部山区。

宋朝对壮族的统治

宋开宝四年（971），南汉被宋将潘美攻灭，宋朝受到岭南壮、汉等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各地壮族首领纷纷“率土来归”。如开宝七年（974），南丹州（今广西南丹）壮族首领莫洪■遣使奉表求内附，宋朝封为南丹州刺史；淳化元年（990），其弟莫洪皓向宋朝进贡银盌、铜鼓、绣真珠红罗襦，诏赐袭南丹州刺史，为宋朝统一岭南作出了贡献。

宋朝统一壮族地区后，根据当时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情况，把壮族地区划分为两种类型来进行统治：一类，在政治、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交通比较便利的桂、柳（今属广西）、贺、梧、容（今容县）、浔（今桂平）、象（今属广西）、贵（今贵港）等州，设置一般州县，与内地一样，其民称“齐民”，不以“蛮僚”称之，实际上其中许多是壮族。另一类，在比较边远、交通闭塞的邕州（今南宁）左、右江流域，宜州龙江流域及钦州（今属广西）部分地区，则参照唐朝的“羁縻”制度，“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在邕州辖境）凡五十余所。推其雄长者为首领，籍其民为壮丁”①。对归附宋朝的壮族首领授以知州、权州、监州、知县、知峒等官职。当时仅邕州就有50余所，宜州有所，钦州有7所。宋朝又于土州、县、峒之上设寨，作为邕州、宜州和钦州的派出机构，由朝廷委派汉族官员去担任寨官和提举，就近对土官进行监督。这就是宋朝在壮族地区推行的“土官”制度，亦称“羁縻”制度。这种制度，一直沿用到南宋末年。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就是在宋代“土官”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①《宋史》卷353《宇文常传》。

①《宋史》卷481《南汉世家》。

①《新五代史》卷65《南汉世家》。

宋朝在壮族地区采用的两种政治制度（一般州县和土州县峒），基本上是同壮族地区当时存在的两种经济形态（封建地主经济和封建领主经济）相适应的。一般州县地区的自然条件较好，交通比较便利，受汉族影响较大较早，土地私有、土地买卖、地租剥削占主导地位，宋时已经进入封建地主经济的社会发展阶段。土州、县、峒地区发展较晚，受汉族影响较少，土地在名义上还是公有，实际上完全掌握在土官手里。由土官把土地分为两大份，把其中好的一份留给自己，作为“自营田”，所谓“知州别得养印田，犹圭田也，权州以下无印田者，得荫免田”。把另一份划分为若干“份地”，而后“计口给民，不得典卖，惟开荒者由己。谓之祖业、口分田”。领种“份地”的农奴，以村社为单位与土地一起，服属于一定的土官（主户）。他们用一半时间耕作“份地”，以其收入来维持一家最低的生活，用另一半时间去服与其“份地”名称相同的劳役。例如领耕“伙夫田”的农奴要给土官当伙夫，领耕“挑水田”的农奴要给土官挑水，领耕“看水田”的农奴要给土官看水，领取“割稻田”的农奴要给土官割稻打谷，领耕“粮田”的农奴要替土官耕种粮田，领取“兵田”的农奴要“耕其田而为之甲士”，给土官当兵等等。于是，农奴中就有“提陀”（平民百姓）、“田子甲”，“马前牌”、“家奴”、“家丁”的区别，总谓之“峒民”、“峒丁”或“峒僚”。今壮族地区还有“挑水田”村、“马草田”村、“鼓手田”村等，就是从前那种领主农奴制度遗留下来的痕迹。

宋朝在壮族地区推行的两种政治制度，是由当时壮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尚能符合壮族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所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一面，有利于团结民族上层和联系群众，有利于稳定边疆局势，有利于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宋代壮族地区的农业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僻居桂西的龙江两岸，北宋时已“种稻似湖湘”。南宋时广西曾一度出现稻米自给有余，贩运广东的米船，首尾相衔，长达数里。壮锦远近闻名，时称“緂布”。“綀子布”为特产，“一端长四丈余，而重止数十钱，卷而入之小竹筒，尚有余地”，一匹值钱千余文②。重要的商业城镇有邕州、横山寨（今田东）、钦州、宜州（今宜山）、柳州、桂州等。

但是，宋朝在壮族地区推行的两种政治制度，又是建立在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基础上的，它必定带有许多消极因素，特别是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它就日益走向**和反动，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就是明清时期“改土归流”的基本原因。

侬智高起义

宋朝从建立以来，兵变、民变、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地爆发，北方受西夏、契丹、女真统治集团的压迫，南方受交趾（阯）的蚕食和威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使庞大的行政、军费开支越来越集中到南方各民族人民的头上。宋朝对壮族土州县峒的压迫剥削也日益残酷，只顾利用两江州峒之民以御“外蛮”，“以诸洞财力养官军，以民丁备招集驱使”①，而对交趾的蚕食、压榨则不闻不问，因此许多壮族人民自己组织起来，反抗交趾的掠夺，另建政权。邕州“羁縻州”侬峒起义事件，就是其中突出的一起。侬峒起义，亦称侬智高起义，是北宋时广南西路邕州左、右江侬峒地区壮族人民反抗交趾掠夺的重大事件。北宋宝元二年（1039）正月，分布在今左右江上游、地属邕州“羁縻州”的广源州（今越南高平境内）、傥犹州（今广西靖西境）、安德州（今靖西安德乡）雷灿峒（今靖西东）等地壮族（总称侬峒）人民，首领侬全福在广源州建立长其国，众推侬全福为昭圣皇帝，封其长子侬智聪为南衙王，抗击交趾。同年，兵败被交趾所执，遇害。庆历元年（1041），侬全福的次子侬智高与其母阿侬在傥犹州建立大历国，继续反抗交趾。皇祐二年（1050）十一月，在安德州改称南天国，年号景瑞，拜广州汉族进士黄伟、黄师宓为军师。为交趾所迫，穷无所归，又多次要求宋朝支援而被拒绝，于是，侬智高由拥宋变为反宋，想夺取两广以自存，发兵沿右江而下。皇祐四年五月初一（1052年5月31日），攻占邕州城（今南宁），改称大南国，侬智高自称仁惠皇帝，改元启历，采用宋朝官制任命官员。接着，乘胜沿郁江而下，连克横（今横县）、贵（今贵港）、龚（今平南）、浔（今桂平）、康（广东德庆）、端（今肇庆）等州。围攻广州（今属广东）达57天，不克，旋经清远（今属广东）、连州（今连县）、贺州（今广西贺县），回师邕州。次年正月十五日，宋将狄青率骑兵偷度昆仑关（今宾阳南），大败起义军于归仁铺（今邕宁县三圹）。侬智高战败后与黄伟等投奔大理国。其母阿侬率领一部分军队奔特磨道（今云南广南），收集余众，习骑备战。至和元年（1054），阿侬被宋军所俘，遇害于洛阳（今属河南）。次年四月，大理国为宋朝胁迫，杀侬智高，函其首级献于宋。

①周去非：《岭外代答·服用门》。

（谢选骏指出：从宗教的角度看，两宋的灭亡是必然的。因为他们表面上推崇儒释道，实际上却是无神论者————而辽夏金元虽然野蛮，却有一意孤行的迷信精神。在后来的明清交替中也有类似的对比度存在。明朝社会虽然文明，但已经是无神论的人文主义主导了；清朝人民虽然野蛮，还有萨满教作为支撑，终把散沙再度结成了板块。）

（另起一页）

【丙编】

【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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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农业和农学技术】

第一节 五代十国的农业

后梁时农业生产的部分恢复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不断，华北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不仅水利失修，连年的战争使大批被强征入伍的青壮劳力战死疆场，为了逃避战争和繁重的赋税徭役，人民流离失所，耕种失时，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尤为严重。但五代政权及部分地方官府，为了巩固统治及增加赋税收入，尤其是后唐明宗和后周，致力于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

后梁建国前后，“以夷门一镇，外严烽堠，内辟污莱，励以耕桑，薄其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①。说明朱全忠在直辖区内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后梁数十年征战的经济支柱。

河南府（今河南洛阳），自唐光启三年（887）张全义任河南尹时，“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四野俱无耕者”，张全义“招怀流散，劝之树艺”，“无严刑，无租税，民归之者如市”，数年之后，河南府所属二十县“桑麻蔚然，野无旷土”①。后梁建立后，张全义仍任河南尹，继续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后梁朝廷财政的重要基地。洛阳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促使洛阳城市经济复苏，为后唐建都洛阳奠定了基础。后唐建都洛阳，张全义依旧任河南尹，洛阳地区的农业经济继续得到发展。

后唐、后周对黄河的治理后梁与晋（后唐）连年征战，使河北地区岁无宁日，后梁先后两次决黄河以阻挡晋（后唐）军，致使黄河中下游地区洪水泛滥，后唐灭梁后多次修复酸枣县（今河南延津）境内河堤。尤其是明宗长兴元年（930）张敬询任滑州（今滑县东南）节度使后，“河水连年溢堤，乃自酸枣县界至濮州，广堤防一丈五尺，东西二百里，民甚赖之”①。

后晋末，黄河于观城县（今山东阳谷西南）境再次决堤后，多次决口。

后周时，“黄河自杨刘至于博州百二十里，连年东溃”，“灌齐、棣、淄诸州，至于海涯，漂没民田庐不可胜计”。显德元年（954）十一月，世宗命宰相“李榖诣澶、郓、齐，按视堤塞，役徒六万，三十日而毕”②。后唐、后周两次大规模治理黄河，大大促进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后唐“营田”

①《桂海虞衡志·志蛮篇》。

①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10《朱梁轻赋》。

①《资治通鉴》卷257，唐光启三年六月壬戌。

②《旧五代史》卷61《张敬询传》。

五代时后唐主要是为了解决军需，恢复“营田”。明宗时，利用闲田兴置的军屯，不仅利用兵士，而且还用无地民户耕种，恢复农业生产，在解决军队粮食供应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为了防止军队抢占民间良田及强迫民户耕种，以及有些民户投靠“营田务”，以致官府税收损失。长兴二年（931）九月规定：“应三京、诸道营田，只耕佃无主荒田及召浮客。”③后唐、后周招抚流亡复兴农业的措施为了鼓励逃户归业恢复农业生产，后唐天成三年（928）规定“每逃户归业后，委州司各与公凭，二年内放免两税差科”的优惠。长兴三年还对因水灾而外逃农户的房屋、树木及“动使什物”，由各村邻居保管，待逃户回乡后归还，春耕时业主还未回来，允许邻户耕种并承担赋税，如业主归来，则等秋收后归还土地。保护原业主的财产并减税以鼓励农民归业，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

后周显德二年（955）时，为鼓励民户耕种荒田并承担赋税，规定本户三年内回来的归还一半，五年内回来的归还三分之一，五年以上才回来的只归还本户的坟地及荒地。临近辽境的州县而被辽军俘走的民户归来的，五年内的归还三分之二，十年内的归还一半，十五年内的归还三分之一，十五年以上的只归还坟地及荒地。而对于“应有坐家破逃人户”（主要是因逃税），则承种户只要承担赋税就不在归还之列，并成为承种户的产业；如承种户不纳赋税则不论年限全部归还原业主①。都是在保证官府税收的前提下，既尽可能维护原业主的利益，又保护新承种户的利益，以鼓励民户归业及承种户恢复农业生产。

南方诸国的农业

五代时期十国割据政权中除最晚建立的北汉外，其余诸国都在长江、珠江流域，战争较少，各国大体都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招抚流亡，兴修水利，不仅恢复而且发展了农业生产。

南唐、吴越在兴修水利方面很具特色，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直到北宋中期之初，相应地区的农业生产还未恢复到南唐、吴越时的水平。对此，范仲淹于庆历三年（1043）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给予很高的评价：“且如五代群雄争霸之时，本国岁饥则乞籴于邻国，故各兴农利，自至丰足。江南（原南唐辖区）应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又浙西（原吴越辖区）地卑，常苦水沴，虽有沟河可以通海，惟时开导则潮泥不得而堙之；虽有堤塘可以御患，惟时修固则无摧坏曩时两浙未归朝廷，苏州有营田军四都共七八千人，专为田事导河筑堤以减水患。”①③《资治通鉴》卷292，显德元年十一月戊戌。

①《五代会要》卷15《户部》。

①《五代会要》卷25《逃户》。

南唐、吴越的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促使两国社会经济兴盛，国力增强。

南唐西平楚、南灭闽，吴越统治扩展至闽北，与南唐争雄，都是五代后期强国。

闽在五代时为小国，王潮于唐末占领闽地后也是“还流亡，定租税”，“劝课农桑”，“保境息民”①，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

楚国不仅重视一般的农业生产，经济作物的生产与发展也具有特色。据史载：“湖南判官高郁请听民自采茶卖于北客，收其征以赡军，楚王（马）殷从之”；又“湖南民不事桑蚕，（高）郁命民输税者皆以帛代钱，未几，民间机杼大盛”②，楚国的政策促进了茶叶和蚕桑丝织业的发展，也间接地促使生产方法与品种的改进，如被称为“鸡狗坊卒长”的佚名者，“当马氏时，善种子母蔗，灌莳有法，繁殖蔓衍，遂为湖南圃人冠。蔗凡三种，曰蜡蔗，曰荻蔗，曰赤昆仑蔗，一时称绝盛焉”③。

①《范文正公集·奏议上》。

②吴任臣：《十国春秋》卷90《闽一·司空世家》。

③《资治通鉴》卷266，后梁开平二年六月；卷274，后唐同光三年闰十二月。

第二节 宋代的农业和农学技术

招抚流亡，开垦荒田

五代时期战乱不断，华北地区受到的破坏尤为严重，后周时虽有所恢复，但由于“五代以来，常检视见（现）垦田以定岁租”，加上“吏缘为奸，税不均适”。北宋初年，人民流离，土地荒芜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因而新建立的北宋采取对农民的新垦荒田不加赋税的政策，以奖励农民开垦荒田，乾德四年（966）诏：“自今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荒田者，并令只纳旧租，永不通检”，用以“招复逋逃，劝课栽植。”④对于新平定的诸国地区，也有类似的专门条令，“淳化元年（990）九月诏：江浙等路李煜、钱俶日，民多流亡弃其地，遂为旷土。宜令诸州籍其陇亩之数，均其租，每岁十分减其三，以为定制，仍给复五年，召游民劝其耕种”①。

除了战乱的因素以外，自然灾害也是造成人民流离、土地荒芜的重要原因，北宋又采取使农民开垦荒地即成为其产业并减免赋税的政策，至道元年（995）诏：“近年以来，天灾相继，民多转徙，田卒污莱”，“应诸道州府军监管内旷土，并许民请佃，便为永业，仍与免三年租税，三年外输税十之三”②，以后历朝还有类似的诏令，鼓励农民开垦荒田。

经过宋代历朝奖励开垦荒田的措施，耕地不断扩大，由北宋初开宝九年（976）的295万多顷，发展到元丰六年（1083）的461万多顷，最高的是天禧五年（1021）524万多顷，最低的则是皇祐三年（1051）的228万余顷。由于“川峡、广南之田，顷亩不备，第以田赋约之”，而且实际上全国顷亩数也多非实际统计数，如“叙《治平（会计）录》者谓此特计其赋租以知顷亩之数，而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所以前列诸朝垦田数字并不确切，但这仍能大体反映出北宋垦田数在不断增加的总趋势。耕地面积的扩大，为北宋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

金灭北宋，又侵南宋，“建炎以来，内外用兵，所在多逃绝之田”，继五代以来又一次因战争使民户逃亡，从而出现大量荒地。招抚流亡复业及耕垦荒地，成为南宋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的首要任务。绍兴三年（1133）九月诏：“百姓弃产，已诏二年外许人请射，十年内虽已请射及充职田者并听归业。孤幼及亲属应得财产者，守令验实给还。”③这是鼓励战争中被掳民户归业和其他人户垦荒的政策。

④《十国春秋》卷75《楚九·卒长》。

①《宋大诏令集》卷182《劝栽植开垦诏》。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

③《宋大诏令集》卷182《募民耕旷土诏》。

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议和以后，曾经遭受战乱地区的农业有所恢复，但是受战争影响最重的京西、淮南地区，还有许多良田荒废，南宋采取资助因“蜀地狭人稠”自愿前往上述地区开垦的政策，即“愿往之人，给据津发”，而且“官贷种、牛，八年乃偿”；还对边境地区减免赋税，“并边悉免十年租课，次边半之”，所垦荒地“满三年，与充己业，许行典卖”①。

绍兴末年，金帝完颜亮南侵及随后的南宋北伐战争，再次对淮南地区造成严重破坏，隆兴二年（14）十二月议和后，南宋立即采取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乾道元年（15）正月，即“诏两淮民户并已复业，宜先劝课农桑，若不稍优其赏，窃虑无缘就绪”，田地“许民户租佃，五年后量立租课，不得科扰”②。这是五年内免税，满五年后轻税的政策，以后又一再采取类似及其他优惠政策，招抚农民耕垦荒田，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

农田水利的兴修和建设

水利与农业的关系，南宋陈耆卿曾作了很好的比喻，“水在地中，犹人之有血脉”，“夫稼，民之命也；水，稼之命也”③。

宋代的有识之士都重视水利的兴修。北宋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为进行改革，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要求：“诸路转运司令辖下州军吏民，各言农桑之间可兴之利、可去之害，或合开河渠，或筑堤堰陂塘之类”，于每年二月兴修水利。“庆历新政”虽然不久即失败，但兴修水利已成为官府的经常性举措，到至和元年（1054）时已是“京畿及京东、京西等路，每岁初春差夫，多为民田所兴”①。然而经常性的春天兴修农田水利，仍只限于北方。

熙宁二年（1070）初开始的“王安石变法”，作为改革主要措施之一的“农田水利法”（称为《农田利害条约》）即于当年十一月颁布，各地“开垦废田，兴修水利，建立堤防”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宋灭南唐、吴越之后，东南地区成为宋朝的财赋之地。到宋仁宗初年，东南地区水利已因年久失修，频频发生水灾，以致“积雨之时，湖溢而江壅，横没诸邑。虽北压扬子江而东抵巨浸，河渠至多，堙塞已久，莫能分其势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明道二年（1033），“姑苏之水，逾秋未退”。景祐元年（1034）六月，范仲淹出任苏州知州后，进行疏导，“不惟使东南入于松江，又使西北入于扬子江与海”。“开五河，泄去积水”，到次年“积而未去者犹有二三”，因而请求“增理数道（河）以分其流，使不停壅”，以及开导松江（今吴淞江）的盘龙港加快出水速度，浙西“苏、常、湖、秀，膏腴千里”③的水利初步修复。不久，范仲淹调任京职，浙西水利未能进一步兴修。

①《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农田》。

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2，绍兴二十六年三月己巳。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42、43。

①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253，陈耆卿：《奏请急水利疏》。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61之94。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63之185。

熙宁二年（1069），郏亶“言苏州水利，具书与图”，提出“七里为一纵浦，十里为一横塘，又因出土以为堤岸”，“要以三年而苏之田毕治”。熙宁五年郏亶任两浙路提举兴修水利，但郏亶兴役过大过急，遭到当地官民以及吕惠卿的反对，王安石虽然肯定郏亶的方案，也认为“（郏）亶所为仓卒，又妄违《条约》”。次年被调任京职，水利工程也停止进行①。

元祐七年（1092年）毛渐受命赈灾时，大兴水利，“起长安堰至盐官，彻清水浦入于海；开无锡莲蓉河，武进庙堂港，常熟疏泾、梅里入大江；又开昆山七耳、茜泾、下张诸浦，东北道吴江；开大盈、顾汇、柘湖，下金山小官浦以入海，自是水不为患”②。不到十年，又是“在今尤急，如浙右积水，比连震泽（太湖），泛溢浸田庐”。政和六年（11），赵霖“开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渎，已见成绩”③。

宋代农田水利建设，总的来说大规模的创建较少，工程质量一般较差。

王安石变法，首重农田水利，成绩算是最好的。如自熙宁三年至九年（1070—1076），全国各府、州、县共修造水利田10793处，溉田36117800亩④，这个数字比唐代兴建农田水利的灌溉面积要少得多。唐末五代时，太湖地区形成了相当完善的塘浦圩田水利系统，但北宋时已经残破而未能修复。南宋较为注重太湖水利，在疏浚塘浦，建置堰闸，开通入河渠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由于不能制止围占湖田破坏水利等原因，成绩也没有赶上吴越时期。这一时期，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值得提及的有下列几项工程：大观年间（1107—1110）把北宋初被毁坏的泾渠改建为丰利渠，在旧渠之北另行开凿了渠口；引水渠改建为石渠；渠首工程有相当完善的防沙、防洪设备以及横绝溪河的工程设计，水工技术比前代有所进步。北宋比较独特的一项农田水利措施，是为对付辽朝骑兵的侵袭，在河北沿边利用淀泊并挖河渠，曲曲折折形成一条长约900里，各地宽窄不一的水田交错地带，最宽处达150里，最窄处6—7里。因为“利在蓄水，以限［辽］戎马而已”，因而农业生产效果不大。王安石变法时设置“淤田司”，专门从事引浊放淤，则为北宋农田水利的又一独特措施。放淤河流有黄河、汴河、汾河、滹沱河等，地区广及今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对肥田和改良盐碱地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没有全面规划，单纯追求统治阶级的利益，任意决河放水，有时反而造成水害。北宋时，太湖水利很差，水旱灾害严重。水利专家郏亶父子和单锷曾提出全面治理的规划。郏亶强调治水是为了治田，应以蓄水灌溉为主，泄水、送水不是治理的真正目的。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支分密布的渠网规划，配合圩田体系和农田沟洫，使涝旱兼顾，两获其利。由于朝廷根本没有治好水利的决心和力量，在权臣、地主的反对下，他们的建议无法实现。不过，他们的著作①却成为宋、元、明代议论太湖水利者的经典。

土地的充分利用和地力的维持

由于江南“土地迫狭，生籍繁夥”，为了寻求耕地，人们付出了艰辛劳动。王祯《农书》描写宋、元时期人们到处找地种的情景说：“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乡细民必求垦佃，犹胜不稼。”因而宋代在农田开发，采用多种方式发挥土地效用的技术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

①《范文正公集》卷9《上吕相公并呈中丞咨目》。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5，熙宁六年五月乙丑。

③《宋史》卷348《毛渐传》。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7之32、34、37。

①《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

梯田，是丘陵地区人们充分利用土地的一种形式。梯田在宋代以前就已出现，但其名称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南宋范成大的《骖鸾录》，其中提到，江西袁州“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从《泊宅编》、《海录碎事》、《攻媿集》和《宋会要辑稿》等著作的记载来看，在宋代，南方梯田有迅速的发展。王祯《农书·田制门》讲到修造梯田必须注意的几个技术要点：一是在山多地少的地方，把土山“裁作重蹬”，即修成阶梯状的田块；第二如果有土有石之处，则要垒石包土成田；第三，上有水源可自流灌溉则种植水稻，如无水源只好种粟、麦。在条件不同的地区，梯田的修筑形式和效果是有差别的，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的梯田主要作用是拦截，防止水土流失，而在南方则表现为对水土的高度利用。

南方圩田的修筑，五代时已有相当基础，宋代发展更快更普遍。所谓“圩田”以南宋杨万里《诚斋集》中的《圩丁词十解》注文说得最清楚，“江东水乡，堤河两涯而田其中，谓之圩。农家云，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盖河高而田反在水下，沿堤通斗门，每门疏港以溉田，故有丰年而无水患。”从历史发展阶段看，“圩田”和“围田”有所区别。“围田”仅是“筑土作围以绕田也”的低级阶段；“圩田”则是和灌溉渠系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的有机结合，即必须通过置闸、开渠以及灌溉、车戽、检修、防护等一系列工程技术和管理措施，才能取得农业生产的好收成。把本来只滋生水草的低洼地改造成为圩田，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是一大成就，但乱围乱垦则反招致灾祸。

其他土地利用形式较重要的还有“沙田”。江边湖畔出没不常的沙淤地，农民在其上开沟作渠利用来耕种，称作“沙田”。这种土地，肥沃湿润，耕作及时可保丰收，但受水势影响很大，废复无常。“涂田”，指在滨海地区开造的田。修造这种田的主要技术措施，一是沿海边筑堤挡海水，或立桩橛抵潮汛；再就是田边开沟贮存雨水，称“甜水沟”，旱时用雨水灌溉。此外，柜田、葑田和架田等都是模型式的，田块面积极小，生产量不大，在农业生产中起不了多大作用。不过，它说明了人们确实是想尽一切办法扩大种植面积，力争多得到一些蔬菜粮食。

“用地与养地结合”，通过耕作、换茬、种植豆科作物和以施肥为主的措施来维持地力的技术，到宋代在实践中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理论上也有重要突破和发展。《陈旉农书》的《粪田之宜》针对“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说“土敝气衰”论者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当常新壮矣，抑何衰何敝之有”？把施用粪肥等以改变土壤质地，维持地力的传统办法提到理论高度是该书的一大贡献。《陈旉农书》还第一次记载了“用粪犹用药”的精辟理论。把农田施肥和看病服药相类比，要根据不同土质、不同作物、不同肥料，采用“对症下药”的不同处置。这比笼统说给田地施粪肥，在质、量和时间上要经济合理得多。该书还强调施肥“得理”，把“种之以时，择地得宜，用粪得理”①三者联系起来作为生产上的指导思想。此书在大田作物、蔬菜、桑麻的施肥技术和肥料的积累与保存方面也多有所阐述。

水田的精耕细作技术和江南的多熟种植①

郏亶有《吴门水利书》，郏侨有《水利书》，单锷有《吴中水利书》。南宋初的《陈旉农书》对水田种植技术，整地、培育壮秧、掌握适宜秧龄的栽插以及耘田、烤田等都有比较精要的叙述。

整地，可分作秧田整治、冬作田整治和冬闲田整治。秧田整治强调“于秋冬即再三深耕之”，经过冬天“霜雪冻沍，土壤松碎”，开春“又再三耕耙转”①和施有机肥。总之，把秧田整治精熟才能撒种。南方一年二熟，要抓紧时间利用两茬作物之间的空隙来细致整地施肥，因此强调早田收获后，随即耕治、■（晒）垡、用粪，以保证多收一季作物和维持地力。对分布于山区的冬干田和平川地区的冬水田则采取不同的耕翻处理。

培育壮秧是水稻生产的关键环节。要使根苗壮好，必须“种之以时，择地得宜，用粪得理”②。朱熹在漳州任内发布的《劝农文》说：“浸种下秧，深耕浅种，趋时早者，所得亦早，用力多者，所收亦多。”①强调投入较多劳动和及时管理。总之，这一时期从浸种、播种时间的掌握到秧田水层的管理、播种育秧、插秧等技术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随着丘陵坡地利用的发展，农田用水量的增加，耘田和烤田技术随之有新的发展。《陈旉农书》记载了耘田和烤田相结合“旋干旋耘”的方法。具体办法是先于上处收蓄水，接着自下而上，边放水，边耘田，使田面晒得极干；然后再灌水，使干燥泥土很快酥碎，三五天稻株就会缓转过来。此法不仅使田干水暖，草死土肥，而且使水不会白白流失。

南宋时，南方人口激增，如宝庆（1225—1227）《四明志》“奉化志风俗”条称：“右山左海，土狭人稠。”在地少人多的情况下，人们除千方百计增辟耕地外就是设法增加复种指数。在一块土地上每年尽量多种一次，以求多获些产品，这已是宋代农业生产发展的大致趋向。正如《陈旉农书》中《六种之宜篇》所说：“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由于中原农民迁来南方，对麦类需求增加，再加上“参植以防水旱”。稻麦两熟制得以在江南推广，小麦秋种夏收可以缓和农民青黄不接之时粮食匮乏的矛盾。同时种麦较为省力，稻麦轮种可以起“熟土壤而肥沃之”的作用。除稻麦两熟制外，也有在水稻收割后种植其他粮食、蔬菜、油料作物或绿肥作物的。

宋代，江浙一带种植早、晚稻两熟已较普遍，广东由于有更好的水利和气候的条件，水稻种植有一年两熟和一年三熟的。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述钦州地区一年三次种收水稻，指出那里地暖，“故无月不种，无月不收”。水稻一年中能安排多次种植与品种的多样化有密切关系，仅嘉泰（1201—1204）《会稽志》中就记述了56个水稻品种。还值得一提的是，“占城稻”的种植推广有重要意义，由于它耐旱、适应性强，在推广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适合各地特点的变异类型，与当地栽培的早、中、晚稻相搭配，为稻麦两熟和双季稻的较快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①②《陈旉农书·善其根苗篇》。

①《陈旉农书·善其根苗篇》。

农作物品种的交流

由于南北气候、种植习惯等原因，种植着不同的农作物，作物品种的单一，使农民在自然灾害侵袭面前常常束手无策。宋朝的统一不仅结束了南北分裂割据的政局，也为农作物品种的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

端拱元年（988），何承矩知沧州节度副使“实专郡治”，提出“大作稻田以足食”。所属临津县（今东光东南）令福建人黄懋，看到河北良好的水利条件，也上书提出：“今河北州郡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乞兴水田，三五年内必公私大获其利。”何承矩后任制置河北缘边屯田使，黄懋任判官，“雄、莫、霸州，平戎、顺安等军，兴堰六百里，置斗门，引淀水灌溉。初年种稻，值霜不成”。黄懋提出改种江东路的早稻，淳化四年（993）八月，种稻成功，“由是自顺安以东濒海，广袤数百里，悉为稻田，而有莞蒲蜃蛤之饶，民赖其利”②。这是北宋初年一次大规模南稻北种取得成功的事例，黄懋、何承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同一时期，宋太宗下了一道粮食品种南北大交流的诏令。当时“言者谓江北之民杂种诸谷，江南专种粳稻，虽土风各有所宜，至于参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宋太宗“于是诏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种者，于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亦令就水广种粳稻，并免其租”。大中祥符四年（1011），真宗又“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田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①。这是原产于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的稻种，又自福建移种于江淮地区。三次大规模的粮食品种交流，不仅提高了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经济作物如棉花在宋代也不断扩大种植区域，棉花的种植在北宋时主要是在广南东西、福建路，到南宋后期也扩展到两浙、江南东西路，并作为夏税交纳。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四月，专门设“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②，征收棉布税。其中除湖广、福建是北宋时的棉花老产区，浙东、江东、江西则是南宋时的棉花新产区。上距南宋灭亡仅十多年，元廷设置木棉提举司，说明棉花新产区的产量已相当多。

又如西瓜自辽初由回纥传入辽，金代传入黄河中游的河南绍兴十三年（1143）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记载他自金朝回南宋“予携［西瓜种］以归，今禁圃、乡囿皆有”，遂传入江南。宋棉花、西瓜等品种的交流，发展了农业生产，也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

②《朱文公文集》卷100。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4之1；《宋史》卷176《食货志》上四，卷273《何承矩传》。②《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

农业生产工具

南宋乾道五年（19）正月，金朝归宋的“归正人”王琮等402名，被安置在淮南东路宝应（今属江苏）、山阳（今淮安）地区的空闲官田。由于“归正人”没有土地，也没有任何农具，南宋朝廷决定“每名给田一顷，五家结为一甲”，“每种田人二名，给借耕牛一头，犁、杷（耙）各一副，锄、鍬、、镰刀各一件，每牛三头用开荒銐刀一副，每一甲用踏水车一部、石辘轴二条、木砺■一具”③。

乾道七年十二月，薛季宣受命行边淮南西路，“复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有二庄于黄州故治东北，以户颁屋，以丁颁田，二丁共一牛，犁、杷（耙）、锄、鍬、、镰具，六丁加一錅刀，每甲辘轴二、水车一”①。

两地相距二三千里，反映了宋代江淮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工具可说是完全相同。其中不同的是淮东的“开荒銐刀”与淮西的“錅刀”，銐刀是宋代创造用于开荒的新农具。“錅”与元代王祯《农书》中■刀的“■”是同音同义字，■刀是“辟荒刃也”。又从錅刀与开荒銐刀配置相同的情况看，錅刀也应是开荒用的，宋代的銐刀、錅刀与元代的■刀，应是同一种农具的不同名称，至少是作用相同或相近的同类农具。

缺牛的地区，耕种只能依靠人力，北方通常使用翻地称为“耕”。

宋太宗中叶以前，武允成曾献“踏犁”式，但当时没有使用。淳化五年（994）三月，因宋（今河南商丘南）、陈（今淮阳）、亳（今属安徽）、颍（今阜阳）数州，民户缺耕牛，“至是令搜访，其制犹存”，因命官“往宋州依其制，造成以给民”，造数千具给民使用，“踏犁之用，可代牛耕之功半，比耕之功则倍”。这种创自北宋初年的新农具，景德二年（1006）因河朔地区缺牛，“诏取式付转运司，令询于民间，如可用则造给之”。并说：“淮、楚间，民用踏犁，凡四五人力可以比牛一具”。

南宋建炎二年（1128）三月，再次提出使用踏犁以解决缺牛问题，但已不知式样，“诏令诸路转运司取索以闻”②，踏犁遂在南宋境内流行。周去非于淳熙五年（1178）所写的《岭外代答》卷4《踏犁》中，记载他在静江府（今广西桂林）时所见踏犁的形制、操作方法，其功效是“踏犁五日可当牛犁一日”，正和北宋时相同。而且使用相当普遍，在“荆棘费锄之地”，“甚易为功，此法不可以不存”；“若夫无牛之处，则踏犁之法胡可废也”。可见南宋孝宗时踏犁已推行到珠江流域。

1956年，江苏扬州出土的宋代四齿扁齿铁耙①，宋代称为铁搭，王祯《农书》卷13说“铁搭四齿或六齿，其齿锐而微钩”，南方农家以此代牛耕，“尝见数家为朋，工力相助，日可■地数亩”。这是宋代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使用的农具。

苏轼在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这是一种腹如小舟、首尾上翘在水田滑行的插秧时以省体力的农具①。

元代王祯《农书》中记载的农具，在宋代也大多使用，不一一介绍。

③《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3之17。

②《吕东莱文集》卷10《薛常州（季宣）墓志铭》，影印《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本在卷9，錅刀作锹刀。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淳化五年三月甲寅；卷59，景德二年正月戊寅。《宋会要辑稿》食货63之3、4、197。

①蒋缵初：《江苏扬州附近出土的宋代铁农具》，《文物》1959年第1期；杨宽：《我国历史上铁农具的改革及其作用》（《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称：“宋代铁搭”，“形制与现代农村的基本相同”。陈振早年在江苏启东家中，有类似宋代铁搭者称为铁耙，圆齿者称钉耙，均为直把。而铁搭则是另一种曲把，四或二圆齿，装上带刃铁片的浅翻地、起垄农具，卸下铁片后称铁拉，为平整土地农具。园艺、畜牧兽医和水产养殖技术由于江南地区农业得到很大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空前繁荣，城镇大量增加，因而蔬菜、果品、花卉的种植既要供给势家富室的享受和挥霍，也要适应市井平民的最起码需求，园艺业呈现出多样化和技艺日益精巧的态势。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促进了南方热带、亚热带果树的发展。南宋韩彦直的《橘录》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有关柑橘的专著。此书反映出我国久已种植的柑橘栽培技术水平是相当高的。书中对各种品名的柑、橘、橙，注意从树冠形状、枝叶生长状态、果实形状、品味特点、果实成熟期早迟、种植适应地区等方面加以描述。有些技术经验是第一次见于此书记载，如关于土壤、地势的选择，说“宜斥卤之地”；“方种时，高者畦垄，沟以泄水”等。关于柑橘的施肥、嫁接、修剪、防治病虫害、采摘保鲜等技术经验的记述，在此以前也很少见于其他文献。蔡襄的《荔枝谱》记载了32个荔枝品种。人们对品种的形成，已注意到“善壤”、“赋生之异”两个方面，还提及春季开花和风雨适时与否的关系，大小年、营养枝和结果枝的情况等等。在北方寒冷地区，人们为栽培果树也竭尽全力。《大金国志》记载说，宁江州地苦寒多果木，“桃李之类皆成园，至八月则倒置地中，封土数尺，覆其枝干，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则冻死”。此法近似现代葡萄枝栽培的一套技艺。②宋代关于花卉栽培的著作有31种，至今尚有15部流传，如《洛阳牡丹记》、《扬州芍药谱》、《全芳备祖》、《菊谱》等都颇负盛名。花卉种植、新品种的培育、栽培管理都有相当高的技术水平。花卉种类的繁多，首推洛阳，《洛阳花木记》一书详列了作者当时所见各种花的名色，其中牡丹有109个名品、芍药41个名品、杂花82个名品、各种果子花147个名品，还有草花、水花、蔓花等100多个名品。人们已注意从嫁接、有性繁殖和植株某部分出现变异的情况据之挑选佳品。上述花谱对种花、接花、浇花、养花、医花的方法都有具体、精到的记述。《兰谱》中谈到各种名贵兰品对取用泥沙和灌溉要求很不相同，强调养花要“识物真性”。陆游认为养花“栽接剥治，各有其法”①。另外，盆花、盆景也有许多发展。南宋浙江杭县西马塍的花农对温室栽培技术有重要的提高和发展，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其法：“凡花之早放者曰堂花（或作塘）。其法，以纸饰密室，凿地作坎，缏竹置花其上，粪以牛溲，硫黄，尽培溉之法。然后置沸汤于坎中。少俟熏蒸，则扇之以微风，盎然盛春融淑之气。经宿花放矣。”被当对人们誉之为“侔造化，通仙灵”的技术。

在畜牧兽医、水产养殖方面，北宋时仅就马的毛皮颜色已将马区分为92种名品，在京城创有收养病畜的兽医院，称之为“牧养上下监”①。另外还设置有兽医药房（药蜜库）、兽医尸体解剖机构（皮剥所）等。这些都是养畜及兽医技术提高的表现。北方辽国以畜牧业为主，也积累有丰富的畜养经验，其养马要诀是：“马遂性则滋生益繁”、“一分喂，十分骑”等②。

②《苏东坡全集·后集》卷4《秧马歌引》。

①宇文懋昭：《大金国志》。

①《天彭牡丹谱·风俗记第三》。

②《宋史》卷189《兵志》十二《马政》。

地区对主要耕畜牛的饲养非常重视，注意饲养喂食、饮水清洁、牛舍卫生以及冬天保温，减少体力消耗。周去非《岭外代答》说：“浙牛所以勤苦而永年者，非特天产之良，人为之助亦多矣。”

家禽的人工孵化和人工换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技术成就。《尔雅翼》和《调燮类编》③有关于鹅和鸭“以牛粪沤而出之”的记载，即利用牛粪发酵产生的热源孵化鹅或鸭卵；此外也有用“汤（温水）■”和“火焙”鸭卵出雏的。以上都属于利用人工热源孵育家禽的人工孵化方法。《调燮类编》还有关于鹅于五、六月产卵，因天热不利孵化，而用人工将其翮羽拔下，延期产卵的记载：“拔去两翅十二翮以停之，积卵腹下，候八月乃下。”这是我国人工换羽控制产卵时间的最早文献记载。

宋代兽医典籍有多部，现存王愈《蕃牧纂验方》收载兽医方剂57个，其中包括有四时调理方，治心、肝、肺、肾等五脏的方剂。《埤雅》“豕”条提及“豕有米肉如星”，指出其肉人不可食。说明对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已有所认识。张舜民《使辽录》中则有辽国利用醇酒醉马，以进行外科手术切除肺部病块的记载。

水产养殖经验不断丰富。周密《癸辛杂识》讲到江州滨水外产鱼苗，还详细叙述了长途运输鱼苗和饲喂幼鱼的技术：一是时常换水供氧；二是除去杂鱼劣鱼；三是不断摇动贮水，便于新鲜空气进入和模仿江湖活水的活动特点，为幼鱼生活创造适宜的条件。淳熙《新安志》中有几种鱼混养，“使相从以长”的经验记载。南宋时，金鱼已经人工畜养，并作为商品售卖。据岳珂《桯史》记载：“今中都有豢鱼者，能变鱼以金色，鲫为上，鲤次之问其术，秘不肯言。”种类繁多，闻名世界的中国金鱼主要来自鲫、鲤，是经过人工挑选色泽金黄的异常类型，并在长期的饲养和选择过程中培育出来的。

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和提高

北宋和南宋在大多情况下基本上采取了鼓励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实行奖励耕种的政策，招徕流民务农；做农业推广工作，如提倡江南参种粟、麦、黍、豆，推广占城稻；天禧四年（1020）又“诏令馆阁校勘镂板颁行”《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二书；地方官员中有人兼管劝农工作；曾一度施行过由民众推选懂得土宜、熟练种植技术的人做地方农师。地方上也不乏倡导农业并作出贡献的官员。宋代文集、笔记中，有不少“劝农文”。“劝农文”的大量出现是值得重视之事。“劝农文”的内容主要是劝勉农桑和宣传农业生产技术。与农书不同之处是，它比较注意针对当地农业生产情况，文句简练，篇幅短小，带有文告性质，便于普及推广。除“劝农文”外，宋代还采用过绘制耕织图的方式宣传推广耕织技术。元末虞集说，南宋于郡县治所大门东西壁绘耕织图，“使民得而观之，而今罕为之者”。全图为耕图21幅、织图24幅，每图皆配八句五言诗。④“农桑之务，曲尽情状，虽四方习俗间有不同，其大略不外于此”。

宋代私人编著农书开始兴盛，但约有三分之二今已不存。现存宋代农书中，论及农桑生产的综合性农书只有《陈旉农书》和楼■《耕织图诗》。其他多为专业性农书，如秦湛《蚕书》、蔡襄《荔枝谱》、韩彦直《橘录》、赞宁《笋谱》、陈仁玉《菌谱》、王灼《糖霜谱》、陈翥《桐谱》以及若干部茶书和花卉谱录等。有关农业生产方面的谱录类图书一般能兼及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陈旉农书》写成于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那时他已经74岁。书中所讲农业情况，实代表长江下游较广泛的地区。全书1万多字，分上、中、下3卷。上卷内容主要是土地经营和栽培总论的结合，为全书主体；中卷的牛说，把牛看成事关农业根本，衣食财用所出的关键之一；下卷论述蚕桑。此书篇幅不大，但在我国农学史上有较大贡献。它第一次用专篇来系统讨论土地的利用，总结了丰富的群众创造，提出了“地力常新壮”和“用粪犹用药”的论点。二是该书对水田作业的论述相当精要具体，特别是关于秧苗、耕耨等项。三是特别重视农业生产规律性问题的研究，如“耕稼盗天时之利”的见解就很富有理论概括性。该书所附秦湛《蚕书》一卷，可补《陈旉农书》下卷之不足。

③苏颂：《苏魏公文集》卷13《契丹马》。

④《调燮类编·鸟畎类》。

有关辽、西夏、金的农业科学技术记载文献不多。元初《农桑辑要》所引用的《务本新书》、《蚕桑直说》、《蚕经》、《士农必用》、《种莳直说》、《韩氏直说》等大致都写作于金、元之际，所述内容也都是黄河流域的农事情况。

第三节 五代、宋的监牧

五代、宋代没有或基本上没有游牧民族那样的牧业，只有国家牧马监饲养成群的国有马匹，民户通常只饲养少量马、牛等大牲畜，以及羊、猪、鸡、鸭、鹅等家畜、家禽。马、牛用于耕地、驾车，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作用，其他家畜、家禽的饲养，不仅丰富了人民的生活，其粪便也是农作物的肥料。

五代、北宋时华北地区稍富裕的农户大多养马供乘骑、拉车、耕地，但五代时战争频繁，公私马匹主要作为战马使用。后唐同光三年（925）攻前蜀，清泰三年（936）抗击石敬瑭与契丹联军，以及后晋天福九年（944）抗击契丹南侵，都曾括取全国公私马匹。

然而，“五代监牧多废，官失其守，国马无复蕃息”。后梁虽沿唐制设飞龙院以飞龙使为长官，但数量不多。后唐庄宗时增设“小马坊”（小坊），以康福为马坊使，同光四年（天成元年，926）三月，李嗣源（明宗）至相州，“掠小坊（即小马坊）马二千匹以益军”①。明宗即位后，同年七月即以飞龙院为左飞龙院，以小马坊为右飞龙院，康福任飞龙使，但所养国马很少。后周时有所扩展，除飞龙院外，于淇水（今河南辉县境）设“牧马监”、原武（今原阳西南）设“马务”、安阳设“马坊”（可能是后唐小马坊所在地）等，但不少仍是“闲厩”，所养国马也很少。

北宋建立之初，对后周的牧监“始务兴葺，遣使岁诣边益市马，自是闲厩始充”，并将后周诸牧监都改称“牧龙坊”，但国马仍不多。重大战争仍强行括马以充军用，宋太宗“阅诸军战骑多缺，将北征，乃诏诸道市所部吏民马，有敢藏匿者死”。至太平兴国四年（979）末、五年初，宋太宗“既平太原，遂观兵范阳，得汾晋、燕蓟之马凡四万二千余匹，国马增多”，内厩马既充溢，“始分置诸州牧养”①景德二年（1005）将各州的“牧龙坊”改为“监”，京城以外的牧监有14处，大名监、广平监（今永年东南）、淇水第一第二两监、洛阳监、原武监、沙苑监（今陕西大荔西南）、安阳监、镇宁监（今河南濮阳境）、安国监（当在今河北任县境）、淳泽监（今河南中牟境）、单镇监（今许昌境），以后又多次省并新置，但养马的效果并不好，“河南北十二监，起熙宁二年（1069）至五年，岁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四，余仅足配邮传”。

由于牧监所养马不多，除买马外，宋神宗时实行民间养马法以增加马匹的数量，熙宁五年实行“保马法”（保甲养马法）、元丰二年（1079）实行“户马法”（物力户养马法），元丰七年又在京东、西两路实行以都保为单位的保马法（都保养马法），前者（熙宁保马法）至少名义上是自愿的，后两者则都是强制性的。

①《宋会要辑稿》崇儒4之5；《道园学古录》卷30《题楼攻媿（耕）织图》；《攻媿集》卷76《跋扬州伯父耕织图》。

①《新五代史》卷6《明宗纪》作“嗣源行过巨鹿”，按李嗣源自魏县（今魏县东北）南下，不当北上巨鹿。《旧五代史》卷36《明宗纪》一作“至相州”；《资治通鉴》卷274，天成元年三月亦作“自魏县南趣相州”。

牧监自熙宁五年起逐渐废除，到八年时只存沙苑一监，元祐时废罢养马法而恢复诸多牧监，绍圣时再废省为沙苑一监，实行“给地牧马”，以监牧地“授民牧田一顷，为官牧一马而蠲其租”，首先自邢州（今河北邢台）实行（当是安国监牧地）。徽宗时，时行给地牧马，时又恢复牧监，“诸监兴罢不一，而沙苑监独不废”②，不久北宋为金所灭。

南宋“自渡江以来，无复国马”，宋高宗很想重设牧监，也曾在饶州（今江西波阳）、余杭、南荡（当亦在杭州附近）及“郢、鄂之间”等地设置牧监，皆无成效①。

孝宗时也曾在扬州、荆南（今湖北江陵）、汉阳、应城（今属湖北）设牧监，亦无成效。汉阳监只是收养所买川、秦、广押往两浙途中的病马，各地驻军所设马院也只是收养本军的病马。

南宋基本上没有牧监饲养的“国马”，所需马匹均是所买川、秦、广马。宋代发达的农业及众多的监牧，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以及养牛牧马和兽医知识。《陈旉农书》对宋代长江下游农牧经验作了总结。而元代王祯于皇庆二年（1313）撰成的《农书》，其中有很多宋代农业生产的经验。《宋史·艺文志》载有李石《司牧安骥集》，清代《陕西经籍志》称李石为唐人，不知何据。是书已知初刻于伪齐阜昌五年（南宋绍兴五年，1135），明代《新刊校正安骥集》八卷本的第八卷，为宋人王愈所著《蕃牧纂验方》医马的兽医书，包括宋人监牧治马病经验与医疗方法②。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太平兴国五年正月壬午。

①《宋史》卷198《兵志》十二《马政》。保马法、户马法、都保养马法，参见陈振：《论保马法》，《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8《孳生监牧》。

第四节 以租佃制为主导的生产关系及与之相适应的户籍制度

租佃制生产关系

宋代除边远山区以外的广大地区盛行租佃制①，除私有土地外，还有少量的国有土地、寺观占有的土地，以及职田、学田、屯田、营田等占有土地的形式。

出租土地的地主与承佃土地的佃户之间，订立契约，不仅规定了租佃的年限，还规定了田租为定额租还是分成租，以及交租的形式及其他要求等，用以确定地主与佃户间的法律关系。太平兴国七年（982）“闰十二月诏：诸路（应作道）州民户，或有能勤稼穑而乏子种与土田者，或有土田而少男丁与牛力者，令农师与本乡里正村耆相度，且述土地所宜，及其（应作某）家见有种子，某户见有（有字衍）缺丁（男），某人见有剩牛，然后分给旷土，召集余夫，明立要契，举借粮种，及时种莳，俟收成依契约分，无致争讼”②。这是宋太宗诏令由众民户推举而由官府任命的农师，与里正村耆一起组织上述各类农户，按照民间租佃制的关系订立契约，收成依契约分成，达到恢复与发展生产的目的。

这里提供土地户即是地主或小土地出租者，耕租他人土地户即是佃户，“依契约分”“收成”，即是分成制的租佃关系。

这种封建租佃制的生产关系，不仅反映在普通的地主与佃户之间，也反映在寺院土地、学田、职田、官田的田主（或官府）与佃户（或屯田兵士）之间。

封建租佃制的地租形态是实物地租，其主要形式为分成制，尤以对半分成制为主；四六制或倒四六制（地主四成佃户六成或地主六成佃户四成），也是常见的分成制地租。官营而招民户或由兵士佃耕的营田内，也实行同样的分成制。绍兴六年（1136）即规定：“缘今岁法行之初，佃户耕种未遍，欲将所收子利不计顷亩，止以今岁实收数，除桩出（即留出，原因是‘借贷种粮’）次年种子外，官中与客户中半均分（原注：谓如实收一石，官中、客户各五斗）。”绍兴十六年“依百姓体例”，官给耕牛及种粮的，“其所收的物斛以十分为率，四分给力耕之人，六分官收”。这是具有“牛租”的倒四六分成制。

除分成制外也有实行定额租制的，如官府实行的定额租也是按照民间的规定，绍兴六年对江南东、西路及镇江府（属浙西路）的“不成片段闲田”，“比民间体例，只立租课，上等立租二斗、中等一斗八升、下等一斗五升”，“召人耕种”①。

①邹介正：《补校司收安骥集》，《农业遗产集刊》第二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②史学界曾对宋代是盛行租佃制还是庄园制，进行过讨论。参见尚钺：《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邓广铭：《唐宋庄园制度质疑》，《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郑昌淦：《论唐宋封建庄园的特征》，《历史研究》1964年第2期；陈振：《关于唐宋庄园的几个问题》，《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此后，宋代庄园制说已不见于有关论著。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参见《宋大诏令集》卷182《置农师诏》，但文字已经润色。也还有一些以实物折算成货币为主要形式的地租形态。

五代、宋代的广大地区盛行租佃制，但边远山区及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一些农奴制，甚至奴隶制、原始社会末期的生产关系，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其所占比重都很少。

与租佃制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户籍制度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租佃制生产关系、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唐代的户籍制度早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一种城乡分开、有产户无产户区分的新的户籍制度在北宋前期形成。

唐代没有单独的城市户口，客户指离开本地寄居他处不分贫富的客籍户；“官户”是没有户籍，低于“杂户”，高于奴婢，上番服役，也称“番户”的贱民；而工匠及在官府服杂役的人户称为“杂户”，虽有户籍附于州县，但地位低于普通民户甚至不能与之通婚的贱民；普通民户则依资产多少分为九等纳户税，也称税户，客户（寄庄、寄居户）按贫富依税户七、八、九等纳税，等等，到宋代都发生了变化。

唐代城市居民虽有“坊郭户”之称，但没有单独设立户籍。宋代由于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实行城乡分治，在户籍制度上单独设立城镇户口的“坊郭户”户籍，坊郭主户还单独划分为十等，承担赋税与“科配”（属临时性赋税性质）等。

宋代没有“番户”、“杂户”之称，客户也不是寄居户，而是指没有常产的民户，有常产的民户则称为“主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小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帮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为佃户、主户的雇工、佣工等，除川峡山区等少数地区外，佃户与地主之间主要是契约关系，在法律上基本上是平等的。官户则是指品官之家，成为高于普通民户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科配的特权。而官府的杂役由普通民户（主户）轮差担负，工匠则已是有技术而受雇于政府、私人手工业作坊或其他雇主的人。

乡村主户的五等户制五代、宋初仍沿袭唐代的九等户制，但后晋天福七年（942）前为分配“食盐钱”，后周显德三年（956）、宋建隆二年（961）、开宝五年为“课民种树”，都不按九等户制，而是“定民籍为五等”①，说明九等户籍已不适应新的形势。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63之103、3之2、2之19。

①《五代会要》卷26《盐》；《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宋大诏令集》卷182。

另一方面，在唐代后期因战乱，居民流动，官府为了税收已不再分土著客户，元和十五年（820）即敕“自今以后，宜准例三年一定两税，非论土著客居，但据资产差率”①。经过唐末五代的大战乱之后，居民流动更是频繁，税收更不论土著客居。客户原先是指外来户的内涵也逐渐消失，而“浮客”、“牛客”、“小客”等没有常产的贫民、佃户成为“客户”的新含义；主户则是指有常产主要是有田产的民户。开宝四年（971）诏令，要求地方官“子（仔）细通检，不计主户、牛客、小客尽底通抄”，开宝九年的全国户口统计就是主客户并列①，这是租佃制生产关系首先在户籍制度上的反映。

由于唐代九等户籍制度是不分贫富都列入户等，宋初虽已将主客户在户籍中分列，但主客户“子细通检”、“尽底通抄”，而新的户等制度还未形成之前，客户列入九等户籍是势所必然的。太平兴国五年（980）程能上言：“差官定（民户）为九等，上四等户令充役，下五等户并与免”②。下五等户中极大部分应是客户。

由于缺乏直接的有关史料，因而学者们未论及是否将“客户”也列入乡村九等户中。但城镇坊郭户籍中将客户列入户等则史有明文。在坊郭户至少已实行二十五年之后的庆历四年（1044），坊郭户虽规定只将主户划为十等，但将客户列入户等的却并非个别的城市，如河东路许多州、军，都将坊郭客户列入户等，从中可以看到乡村客户曾列入九等户的影响。不论是后晋的配食盐钱，还是后周、宋初的植树的规定，都是以有产业的民户（即后来的主户）为对象，并划分为五等来分担比较实际可行；以及“上四等户令充役，下五等户并与免”等，都对乡村客户不列入户等，而将乡村主户划分为五等户的乡村新户籍制度产生影响。

新的乡村的五等户制产生的时间，最晚应是与为了城乡分治，而另设城镇户籍“坊郭户”的天禧三年（1019）的同时或相近的时间。

封建租佃制的生产关系反映在宋代的乡村户籍与户等上，即乡村主户与客户，以及乡村主户的一、二、三、四、五等户。凡有常产的税户即为主户，否则即是客户，主户按财产多少划分户等，如何计算与计算何种财产，各地有所不同。最主要的是依据家业钱，也称家活、物力、产业钱等，作为划分户等的标准，涉及整个北方地区，以及南方的大部分平原地区。其次是按交纳田赋的税钱数划分，如江南东西、福建、广南东西、成都府、梓州等路，以及浙东山区的广大南方地区，北宋时基本上以田税划分户等，南宋中期开始，浙东、江南东西、广西等路逐渐改以家业钱多少划分。南方部分地区有按所播种子多少，也有按田亩多少划分户等。

主户中的五等户，宋人常将其分为上户、中户、下户，上户通常指一、二等户，属于地主；但也常将三等户列为上户，称为上三等户，而三等户在多数情况下则被称为中户，属于中小地主及富裕农户，由于各地划分标准不一，有时也将二等户列为中户；四、五等户则称为下户，属于一般农户及少地而需佃种部分土地的农户③。

按官府的规定，两税的支移、折变及和买、科配等应是先富后贫，差（职）役按户等也是上户承担重役而下户承担轻役，赈灾时也是先赈下户或免税等，实际上则常是上户勾结官吏将赋役转嫁给中下户。

一等户中有些特别富有的，被称为“极户”、“无比户”、“高强户”，元祐元年（1086）定为“出等户”；享有一定特权的“官户”，也大都在一等户内；而包括官户以及州县的公吏和乡村政权头目中的上户，称为“形势户”，都是租佃制生产关系中的大、中地主。

①《唐会要》卷85《定户等第》。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12之1、11之26。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太平兴国五年二月丙午。

第五节 辽的牧业与农业畜牧与渔猎业

契丹各部和属部中的阻卜、乌吉、敌烈、回鹘、党项等，主要从事游牧业。阴山以北至胪朐河，土河、潢水至挞鲁河（洮儿河）、额尔古纳河流域，有优良的牧场。辽代有发达的牧业经济。《辽史》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有事而战，■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①。牧业是契丹等部落民的生活来源，也是辽朝所以武力强盛，所向克胜的物质条件。

羊、马是游牧民的主要财产，是契丹等游牧民的主要生产和生活资料。

乳肉是他们的食品和饮料，皮毛提供衣被，马、骆驼则是他们重要的交通工具，在战争和射猎活动中马匹又是不可缺少的装备。同五代各政权、南唐以及后来的北宋之间的交往，羊马等是重要的礼物和商品。因此，阿保机之妻述律氏曾自豪地说：“我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②羊、马也是辽朝向契丹诸部和西北东北属国、属部征收的赋税和贡品，是国家的重要经济来源，也是国家富强的资本和标准，因而受到统治集团的重视。

契丹等游牧民族牧养的牲畜，羊、马为多，牛、驼次之。四至八月，牧草繁茂，是他们放牧的黄金季节。冬季则驱牲畜迁于朝阳背风的平沙处。据苏颂《后使辽诗》中记载：契丹马群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二三人而已，纵其逐水草，不复羁绊，有役则驱策而用，终日驰骤而力不困乏。彼谚云：一分喂，三分骑。蕃汉人户以羊、马多少定其贫富等差。其马之形皆不中相法，蹄毛俱不剪剃，认为马遂性则滋生益繁。羊也以千百为群，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栏栅，而生息极繁。他的诗生动地描述了契丹羊、马生息情况，也如实地反映了辽国畜牧业的发展情况①。

每一部落都有自己的游牧范围，部民在各自的游牧范围内，逐水草“随阳迁徙”。皇帝的四时捺钵就是契丹人游牧业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映。

除部落民私有的畜群和部落所属的草场外，还有国有的畜群与草场——群牧，国有的群牧当建于辽太祖时，辽太宗设官置牧，群牧的组织建设已有了一定规模，成为国家军用马匹的重要牧养场所。群牧的马匹，来源于征伐的掳获、属部的贡纳和群牧的自然繁息。每有战事，五京禁军的马匹多取自群牧；有时也用来赈济贫苦牧民。一旦群牧因战事频繁耗损过多或自然灾害造成牲畜死亡，则括富人马以益群牧。“自太祖至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②。盛时群牧马匹达百万以上。

①关于五户等的产生及户等划分，参见王曾瑜：《从北朝的九等户到宋朝的五等户》，《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梁太济：《两宋的户等划分》，《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②《辽史》卷59《食货志》上。

①《资治通鉴》卷271，后梁均王龙德元年十一月。

②参见《苏魏公文集》卷13《后使辽诗·北人牧羊》、《契丹马》诗及序。《契丹马》诗：“边城养马逐莱蒿，栈阜都无出入劳。用力已过东野稷，相形不待九方皋。人知良御乡评贵，家有才驹事力豪。略问滋养有何术，风寒霜雪任蹄毛。”《北人牧羊》诗：“牧羊山下动成群，啮草眠沙浅水滨。自免触藩羸角困，应抚挟策读书人。毡裘冬猎手皮富，湩酪朝中百品珍。生计不赢衣食足，土风犹似茹毛纯。”群牧由北枢密院管辖，设林牙掌管部籍，另有马群、牛群太保等负责掌管群牧的具体事务，朝廷定期验检簿籍，以了解牲畜繁息情况，以牲畜数量的增减考察群牧官政绩的优劣，决定升黜。群牧的盛衰，直接关系到辽朝武装力量的强弱。

辽朝所属各游牧部族，依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和所居地域的自然条件，或主要从事游牧业，或仍以渔猎为主。契丹各部虽主要从事牧业，却也没有放弃渔猎。渔猎仍是契丹诸部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畜牧经济的必要补充。如果说，契丹统治者平时以渔猎作为习武和娱乐手段，而在战时，或长途行军糗粮不继时，也常常以渔猎所获充军食。普通百姓则以“挽强射生”为解决生计、日用的手段之一。牧业闲暇的冬季，契丹人常常组织围猎，苏颂在使辽途中就亲眼见到了契丹人的围猎场面。宋绶和程大昌也分别记录了契丹人的钩鱼活动①。辽朝在宴饮、款待宋使时，熊、鹅、雁、鹿、貂、兔、野鸡等腊肉和鲜肉，都是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

胪朐河下游，呼伦湖一带，也有丰富的鱼产资源，胡峤说：乌古（妪厥律）地苦寒，“水出大鱼，契丹仰食”①。

渔猎工具除弓箭、网罟外，狩兔、捕狼有练锤；捕鱼有鱼叉、鱼钩，冬季凿冰取鱼时，有专用的冰穿；秋季射鹿有鹿哨；春季捕鹅时，有惊鹅用的扁鼓，刺鹅用的锥。这些猎具，近年来考古发掘的辽墓中皆有出土，辽墓壁画也有对契丹人狩猎活动生动形象的描绘。同时，他们同后来的蒙古人一样，狩猎时也借助于训练有素的猎犬、猎豹。宋绶曾见辽兴宗的三只猎豹，“甚驯，马上附人而坐，猎则以捕兽”②。北方极寒地区的狩猎部落，以滑雪板代替马匹在高山丛林中狩猎，即因“地多积雪，惧陷坑井，骑木而行”③。北方沿江和山林地区各部族，如五国部、生女真等，渔猎业仍占主要地位。辽帝秋捺钵时即有来自女真的“唤鹿人”，阿骨打的兄弟子侄，也曾为辽帝刺虎搏熊。

①《辽史》卷60《食货志》下。

①《苏魏公文集》卷13《后使辽诗·观北人围猎》：“莽莽寒郊昼起尘，翩翩戎骑小围分，引导上下人鸣镝，罗草纵横兽轶群山川自是从禽地，一眼平芜接暮云。”宋绶《契丹风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天禧五年九月甲午引，下称“宋绶《契丹风俗》”）载：“蕃俗喜罩鱼，设毡庐于河冰之上，密掩其门，凿冰为窍，举火照之，鱼尽来凑，即垂钓竿，罕有失者。”程大昌《演繁录》载：“北主与其母皆设次冰上，先使人于河上下十里间以毛网截鱼，令不得散逸，又从而驱之集冰帐。其床前预开冰窍四，名为冰眼。中间透水，旁三眼环之不透，第减令薄而已。薄者所以候鱼，而透者将以施钩也。鱼虽水中之物，若久闭于冰，遇可出水之处，亦必伸首吐气，故透水一眼，必可以致鱼。而薄不透水者将以伺视也。鱼之将至，伺者以告北主，即遂于透眼中，用绳钩掷之，无不中者。即中遂纵绳令去，鱼倦即曳绳出之，谓之得头鱼。头鱼既得，遂相与出冰帐，于别帐作乐上寿。”获得头鱼、头鹅预示着渔猎的丰收。从场面如此隆重看，当与中原皇帝耕籍田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这里所述虽是皇帝捕鱼的情况，普通契丹人的凿冰捕鱼活动也当类此，只是场面不及而已。直至近代，北方沿江湖地区的民众仍袭用这一方式捕鱼。②《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二》。

③宋绶：《契丹风俗》。

农业的发展

辽朝农业的发展和作用的增强，始于辽太祖灭渤海和辽太宗时燕云十六州的并入。发达的农业提供了丰富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成为牧业经济的重要补充；燕云地区的赋税是辽朝的重要收入之一，它不仅增强了国力，而且对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和人民生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辽朝统治者大多十分重视农业，对农业采取支持、鼓励、保护的政策和措施，因而使历来被视为互相矛盾、彼此冲突的农牧业两种经济在辽朝统治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和谐、稳固、统一的整体，将矛盾和冲突化为互利互补，使农、牧业共同发展繁荣，农民和牧民在辽朝疆域内各得其所，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创造了独特的、比较完整的管理体制。这是辽朝统治者的功绩和成功的经验之一，也是对前人经验的继承、发展和为后人留下的宝贵财富之一。

发达的牧业，为游牧民族提供了生活必需品，供给军事征伐所需的大量马匹；长于骑射、吃苦耐劳的游牧民，是维护统治和对外征伐的主要军事力量。发达的农业为国家提供了丰富的农产品，创造了大量财富，弥补了牧业产品比较单调的缺憾，丰富了农、牧民的生活内容，为手工业提供了广泛原料，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了辽境内经济的发展、繁荣，增强了综合国力，使之避免了前此草原各游牧政权倏起倏落的命运，在我国北方立国二百余年，并在与北宋、西夏的对峙中长期起着主导作用。

契丹各部的农业，大约出现于大贺氏联盟时期。唐朝在给大贺氏联盟首领的敕书中常常农牧并提，说明这时联盟中某些部落已经有了简单粗放的农业。迭剌部的农业生产当始于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时期，即遥辇氏联盟的中后期。史称“祖皇匀德实为大迭烈府夷离堇，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述澜（释鲁）为于越，饬国人树桑麻，习组织”。阿保机本人也重视农业，在遥辇氏联盟期间，曾以所俘汉人在炭山东南滦河上（今河北沽源境）置汉城，种植五谷，兼收盐铁之利，并采纳汉人韩延徽的建议，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以故部落发展很快，实力迅速增长。其后，平定诸弟之乱，弭兵轻赋，更专意于农。尝因“户口滋繁，■辖疏远，分北大浓兀为二部。程以树艺，诸部效之”①。这些措施，不仅妥善安置了所俘汉人，同时也为草原地区的农业生产输入了大量有经验有技艺的劳动力。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工具和优良的作物品种，在草原上开出了部分农田。这正是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今宁城西大名城）地区投下制和州县制产生的背景。上京地区的农业发展起步较晚，故沈括说当地“谷宜粱麦，而人不善艺，四月始稼，七月毕敛”。②天显元年（926），上京周围地区又迁入了大批渤海人，再一次充实了草原地区的农业人口，加之地沃宜种植，水草便游牧的自然条件，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上京周围成为农牧兼营地区，部分契丹人也开始走上半农半牧的道路。

太宗会同三年（940），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诏北、南院徙三石烈户居之。于是将欧堇突吕（欧昆石烈）、乙习本（乙斯勃）、斡纳河剌（温纳何剌、斡纳阿剌）三石烈迁至乌古地，拨赐于谐里河（谐里河、海勒水，今海拉尔河）、胪朐河附近地区为农田，从事农业。这样，上京、中京地区在迁入大批汉人、渤海人的同时，契丹各游牧部落也随之向北迁徙，并根据水土所宜从事农耕。

契丹北部的室韦人中，有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只是气候多寒，田收甚薄。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位于海拉尔附近的浩特陶海古城。它有土筑的城墙和护城壕，出土了辽代的篦文陶片，这里当有从事农耕的定居居民。黑龙江泰来塔子城，为上京道泰州遗址，这里发现了辽大安七年（1091）石刻，记有47个汉人姓名，说明这一带最晚到辽道宗时已经有了汉人居住。辽圣宗统和年间，对西北阻卜各部控制加强。齐王妃、萧挞凛受命统乌古等部和永兴宫分军镇守西境，置镇州，迁渤海、女真、汉人配流之家700余户，分居镇、维、防三州（皆在今蒙古乌兰巴托西）。为解决西戍诸军的粮饷供给，辽圣宗又命耶律唐古于胪朐河侧和镇州附近督劝诸军屯田垦种，连续15年获得好收成，积贮粮食数十万斛，不仅解决了军粮供给问题，而且为漠北地区农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此后直至元朝，这里仍是粮食产区之一。通过汉人、渤海人、女真人的北迁和契丹人的屯田戍守，在潢水、海勒水、胪朐河、土兀拉河（土拉河）流域一带，农业生产逐渐得到发展。

中京地区曾是奚人的居住地。辽朝的奚人，除畜牧、狩猎外也从事农耕。早在唐朝时，他们中的一些部落就开始经营农业。

东京（今辽宁辽阳）、西京（今山西大同）和南京（今北京）道是辽朝的农业区。东京辽阳地区，地衍土沃，有木铁盐鱼之利。渤海灭亡后，太宗于天显三年迁渤海人至此，圣宗时又迁入大批熟女真，他们都从事农业，良好的自然条件和较轻的赋役，为东京道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使东京地区成为拱卫辽政权的强劲左翼。东京道北部生女真也有粗放的农业，种植麻、谷、稗，蔬菜有葱、韭、蒜、瓜等。据洪皓《松漠纪闻》载：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类皆成园，至八月倒置地中，封土数尺覆其枝干，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则冻死”。可知早在辽代，东京道西北已有果树栽培，并积累了防冻越冬的知识和经验。

南京道和西京道南部的大同府、蔚（今河北蔚县）、朔（今属山西）、武（今神池）、归化（今河北宣化）、可汗（今怀来东南）、儒（今北京延庆）等州也有较发达的农业和丰富的物产，是辽朝的重要农业区。云中郡白道川“地至良沃，沙土而黑，省功多获”③，也有谷物种植。南京道“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①。

②杨渭生：《沈括〈熙宁使辽图抄〉辑笺》，《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沈括原文载《永乐大典》卷1087,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

①《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三·奚》。

②宋绶：《契丹风俗》。

③《契丹国志》卷24引《王沂公行程录》。

①《辽史拾遗》卷15。

但自唐末以来，社会动荡不安，战事频繁，生产遭到很大破坏。军民逃亡入契丹者为数不少。契丹累年南下俘虏幽、蓟（今天津蓟县）之民北迁，使这一地区人口大量减少，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辽建国后，多次南下攻掠冀中地区，将所俘人户迁往冀北、冀东，以充实幽、蓟。南京道的行唐县（今北京密云东南）、平州的安喜（今迁安东北）、望都（今卢龙南）等县，都是以所俘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和定州的行唐（今皆属河北）、安喜（今定州）和望都（今属河北）等地民户设置，仍以其原籍地为县名的。此外，滦（今滦县）、营（今昌黎）二州也各有定州俘户错置其间。这一措施恰可弥补燕、蓟人口北迁草原造成当地人口减少的弊端，对恢复燕、蓟的农业生产无疑是有利的。

辽朝统治者多重视农业生产，注意安置农业人口，为他们安业力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护，因而燕云等农业地区的经济，不但没有因契丹人的征服而造成大规模的破坏，而且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太宗会同初，“诏有司劝农桑，教纺织”②，听从诸臣劝谏，不以射猎妨农事。会同六年伐晋时，“征山后诸州兵，因下令曰‘兵行有伤禾稼损租赋者，以军法论’。又敕有司每村定有人力户充村长，与村人议，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补贫下不逮顷亩，自愿者据状征收”①。甚至在灭晋回师病笃之际，仍以“纵兵掠刍粟”、“括民私财”为此行之失而痛悔不已②。景宗乾亨四年（982），因宋辽战争负担加重，民力凋敝，田园荒芜，或为兵行所毁，辽景宗下诏免当年租赋，又命“诸州有逃户庄田，许蕃汉人承佃，供给租税。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还二分；十周年内还一半；十五周年内三分还一分”③，使农田不致荒废，并使无地农民得以耕种。

圣宗和太后萧绰执政时期，更重视发展农业，开垦荒闲土地，减轻人民负担，整顿赋税，赈济灾贫，安置流亡，保护商旅。这些政策直至辽道宗时都没有改变，苏辙见到并如实记录了这种情况④。

由于辽朝最高统治者重视和保护农业，各级官僚也多能以劝课农桑为己任，不仅汉官、渤海官韩德枢、韩德让、室昉、刘伸、杨佶、马人望、大公鼎等在任上整纷剔蠹，劝课农桑，兴教化，薄赋息民，而且契丹官僚也多身体力行。如耶律挞烈在任南院大王时，“均赋役，劝耕稼，部民化之，户口丰殖⑤。耶律休哥为于越，总南面军务，驻守南京时，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耶律学古为彰**节度使驻应州时，以“南境未静，民思休息”，能“禁寇掠以安之”①。耶律抹只任开远军节度使驻守云州时，“州民岁输税，斗粟折钱五，抹只表请折钱六，部民便之”②。萧孝穆为北院枢密使时，“请籍天下户口以均徭役”，使“政赋稍平”，并力主维持辽宋和好，反对败盟兴兵，以使“燕民乐业，南北相通”③。②《三朝北盟会编》卷20引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

①《辽史》卷59《食货志》上。

②《辽史拾遗》卷3引《宣府镇志》。

③《辽史》卷4《太宗纪》下。

④《辽史拾遗》卷6引《宣府镇志》。

⑤苏辙：《栾城集》卷41《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

①《辽史》卷77《耶律挞烈传》。

②《辽史》卷83《耶律学古传》。

③《辽史》卷84《耶律抹只传》。

耶律昭在被流放期间，还念念不忘“为今之计，莫若振穷薄赋，给以牛种，使遂耕获”④。

从辽墓出土情况看，辽朝农业生产工具种类齐全，犁、铧、锄、镰、锹、镐、镢、刀、叉等，应有尽有。

在辽朝各级统治者的提倡、保护下，各族农民辛勤劳作，共同发展了辽朝境内的农业生产，使辽朝仓廪充实，军民粮用不致多缺，甚至在辽景宗时，就可“以粟二十万斛助汉”。圣宗时，边城春州斗米才值六钱；唐古屯田镇州积粟数目可观；东京道积粟也有二三十万硕，虽然常有战事，也足以支应，不曾匮乏。沿边诸州各有和籴仓，新陈相易，民得以低息借贷。辽末天祚播迁之际，耶律敌烈立梁王雅里向西北迁移时，尚能征调盐泊（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境）诸仓所储之粟。

④《辽史》卷87《萧孝穆传》。

第六节 西夏的农业和牧业

农业

农业是西夏主要的生产部门，西夏设农田司管理农业生产。党项族是在迁居西北地区后逐渐学会了农耕生产。西夏境内河西陇右地区的兴（今宁夏银川）、灵（今灵武西南）、甘（今甘肃张掖北）、凉（今武威）等州，“地饶五谷，尤宜稻麦”，汉唐以来就支引黄河修建了“唐来”、“汉源”等渠。西夏建国前，自李继迁开始就曾役使各族劳动人民兴修水利。李元昊建国后又修筑了自今青铜峡至平罗的水利工程，后人称之为“吴王渠”。据有的书记载，西夏时期有大小渠道68条，灌溉9万顷土地⑤。西夏仁宗时期修订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专设条文具体规定了水利灌溉事宜。西夏大力发展水利灌溉事业，使这一地区“岁无旱涝之虞”，为农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

西夏在农业生产中已普遍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耕稼之事，略与汉同”，即耕作技术和方法和当地汉族都差不多，如使用“二牛抬扛”耕作方法，农具有犁、铧、镰、锄、锹、耧、耙等，粮食加工器具碌碡、叉、车、碾、碓等。农作物中，粮食作物主要有麦、大麦、荞麦、糜粟、稻、豌豆、黑豆、荜豆；蔬菜有芥菜、香菜、蔓菁、萝卜、茄子、胡萝卜、葱、蒜、韭等，也有果树的栽培。

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西夏境内农业的发展也极不平衡。兴、灵、甘、凉和绥德（今属陕西）无定河以东的一些地方，自然条件优越，发展为西夏的粮食生产基地。所谓“国人赖以为生者，河南膏腴之地”①，即指兴、灵一带。西夏曾占领的陕北米脂、葭芦一带，有良田不下一二万顷，以盛产粮食著名，有“歇头仓”、“真珠山”、“七宝山”美称，“夏人赖以为国”。这些地区所产粮食除供当地食用外，还常调运西夏其他地区。由于西夏连年战争和灾荒频繁发生，西夏人有藏粮的习惯。西夏时期曾在邻接宋朝的沿边地区建窖或筑仓，贮藏大量的粮食。如德靖镇（今横山北）的“七里平”，桃堆平的“国官窖”，呜沙川的“御仓”，贺兰山的“摊粮城”（今石嘴山西）等地区或库仓中都贮粮上万至百万石。有记载毅宗时曾在西市城（今甘肃定西境）“建造行衙，置仓积谷”①。

西夏粮食生产不能自给，常以畜类和畜产品、青盐等向宋朝换取粮食。

每遇战争或灾年歉收时，劳动人民则要依靠采集野菜、野果、野草充饥。宋人的著作中记载：“其民春食鼓子蔓、咸蓬子，夏食苁蓉苗、小芜荑，秋食席鸡子、地黄叶、登厢草，冬则蓄沙葱、野韭、拒霜、灰条子、白蒿、碱松子，以为岁计”②。

⑤《辽史》卷104《耶律昭传》。

①周春：《西夏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本。

①《西夏书事》卷28。

②戴锡章：《西夏纪》卷13，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畜牧业

畜牧业是西夏的重要生产部门，西夏设群牧司管理牧业生产。党项族有从事畜牧业的丰富经验，西夏境内的夏（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绥（今绥德）、银（今米脂西北）、盐（今宁夏盐池北）、宥（今陕西定边东）诸州③，鄂尔多斯高原，阿拉善和额济纳一带的山地和沙漠草原地带，土地比较瘠贫，不利农耕，仍宜于畜牧。河西走廊地区有广阔的草原，“瓜、沙诸州，素鲜耕稼，专以畜牧为生”，甘、凉等州，则水草丰美，凉州素有“畜牧甲天下”①之称。

西夏牧业的畜类，主要有羊、马、驼、牛、驴、骡、猪、狗等。马匹在牧业经济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除用于军事和生产外，还作为大宗商品同周边进行贸易，又是对宋、辽、金的主要贡品。西夏境内所产的“党项马”在当时是驰名的良种马，宋朝对外战争所需马匹以“陕右诸州最盛”，多购自西夏。骆驼在西夏具有重要作用，主要用作高原和沙漠地区的运输工具，阿拉善和额济纳地区是主要养驼地区。羊、牛、猪、狗是西夏农牧民日常生活的衣食来源。西夏畜牧业有着较高的生产水平，在史书记载的西夏与宋朝的每次战争中，西夏损失的羊、牛、马、驼等各种畜类，动辄数以万计，反映了西夏畜牧业的生产程度。

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在长期从事畜牧业生产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反映在西夏时期编纂的辞书《文海》中②，对牲畜的分类与观察尤为细致；特别是对马、牛、羊品种的区分，对牲畜的管理、繁殖、饲养、疾病及治疗等，都有独特的方法与一套完善的经验。

③曾巩：《隆平集》卷20。

①关于西夏的今地注为陈振所加，参据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附录二《西夏州名表》，与《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六册（宋辽金时期）“西夏图”今地注有所不同。如夏州治所在地今地为白城子，《中国地图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2年版）“陕西省”图在陕西、内蒙古边境的陕西一侧，与《西夏史稿》同，而“西夏图”夏州今地标在内蒙古一侧等。②《金史》卷134《西夏传》。

第七节 金的农业和牧业

农业

金在建国之初就确定了发展农业的方针，提倡不忘稼穑的艰难，所到之处屯种，轻徭薄赋以劝农，特别是金太宗在对宋战争已取得胜利之后，把奖励农桑作为恢复生产的主要政策。从太宗起经熙宗、海陵王到世宗大定、章宗明昌，北方各族人民在较为安定的生产环境中，从事正常的生产劳动，使北方农业逐渐走向恢复、发展和繁荣。“当此之时，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①，“天下治平，四民安居”②，号称“小康”。金代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有很大的改进和进步。现已出土的金代农业生产工具，与中原的形制相似，远远超过辽末的水平，继承了北宋中叶以后的发展状况。其种类与北宋相比更为繁多和复杂，有铧、犁碗、趟头、牵引、锄、镰、镐、锹、铲、铡刀、垛叉等，文献记载还有耙、水碓等。犁由多种部件配合，铧有形制、大小不同的几种规格，以适应开荒、翻地、起垄、播种、中耕等不同作业需要。犁的全部构造与元王祯《农书》所绘形式相同。在今黑龙江最北部爱辉、逊克出土的犁铧是把犁刀接铸在犁铧刃的一侧，以适应开垦荒地的需要。镰有直刃细柄、曲刃有銎和钹镰三种形式，还有专用于割谷穗的手镰，且大小样式不同，是为便于收割高棵和矮棵作物的不同需要而制。

农业户口的增长与农业的发展和对土地的开垦有着密切的关系。北宋末及金初，北方人口锐减，到金世宗大定初年方恢复到300余万户，二十七年（1187）增至6789449户，44705086口。《金史》没有记载全国的垦田数字，有关于猛安谋克户口、田亩、牛具之数。大定二十三年猛安谋克、在都宗室将军司、迭剌和唐古二部五糺总计垦田数是90380顷有奇。毕仲衍《中书备对》谓：北宋神宗时全国垦田为4606556顷，减去东南九路田数则北方垦田为62978顷。金朝仅猛安谋克垦田就浮出北宋垦田307022顷。当然猛安谋克分布区域要远远大于北宋在北方的管辖区域，但在世宗时原北宋地区的垦田也有增长当是事实。赵秉文在《滏水文集》卷11《保大军节度使梁公墓铭》中记载，当时的“中都、河北、河东、山东，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即可证明这个问题。

农田水利是金代农业发展的命脉，从熙宗时已开始恢复。世宗大定六年，张仅言“护作太宁宫，引宫左流泉溉田，岁获稻万斛”③。二十八年，卢庸为定平县（今甘肃宁县东南）令，“庸治旧堰，引泾水溉田，民赖其利”①。兴修水利也与当时推广水田种植有关，大定六年，李纶《创修泉池碑》记载，河内（今河南沁阳）郡西北大雄山南数里有唐帝古寺，“数泉出于祠下，南抵于沁，上下数十里，灌溉田园，植竹种稻，获利益多”①。曹（今山东菏泽）、单（今单县）二州以水利为生，虽黄河李固渡决口，所害农田无几。农田发展也促进对原粮水力加工事业的发展，如水碓、水磨等水力加工机械的利用便是。

①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②《金史》卷8《世宗纪·赞》。

③王去非：《平阴县清凉院碑》，《金文最》卷69。

①《金史》卷133《张仅言传》。

①《金史》卷92《卢庸传》。

金代农作物种类，主要有粟、麦、豆、稻、荞麦、稗等，而以粟麦为大宗，稻次之。由于各地土质不同和发展状况的差异，农作物分布也因地而异。中都（今北京）、河北、辽东、南京（今河南开封）等路处于领先地位。燕京（即中都）产稻、粱、麦、麻等；南京路产麦、粟、稻；辽东路许多州也盛产稻；威平、临潢、泰州等府州农业也较发达。金代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河南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平均亩产一石。河北、山东产量高于河南。水田单位面积产量高陆地数倍，其中河南有亩产五石者。由于农业生产量增多，国家储积粮食也多。大定二十一年，金世宗对宰臣说：“前时一岁所收可支三年，比闻今岁山西丰稔，所获可支三年。”②世宗时设常平仓，到明昌三年（1192）常平仓共有519处，积粟3786.3万余石，可备官兵五年的食用，米810余万石，可备四年的食用。金于大定、明昌间，国家仓廪积粟充足时久，因此采取减税收的办法以减轻积粟和保存的困难。明昌元年四月，上封事者恐怕积粟时久**，请求再减少民间租税，因尚书省议奏应备万一，为防**，乃下令诸路以时曝晾，不得使积粟腐坏，违者论如律。史称金代盛时“仓廪有余”当是事实。

金代农业发展也表现在对东北边疆地区的开发上。金代在东北农业开发史中是承前启后的，占有重要的一页。金代女真兴起，以其地为“内地”，称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以此为中心空前地开发和发展了东北边疆地区的农业，成为一个地域辽阔的农业经济开发区，南与咸平（今辽宁开原北）、东京（今辽阳）、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相连。金代建国之初即把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大批地向“内地”移民。太祖天辅六年（1122），把山西诸州人民向上京迁徙以实“内地”。次年取燕京路，又尽迁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金在灭亡北宋的战争中更有数量众多的中原汉人被迁到上京。由于金初的移民政策使这里人口骤然增长，中原的先进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传播到这里，并适应耕地和农作物种植收割的需要，改进了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在黑龙江省各地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充分说了这点。金代把东北边疆的各族人民都纳入京与路的管辖之下，于各地设猛安谋克。金设上京路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以及上京路管下的胡里改路、蒲与路、恤品路、曷懒路等，路置万户或都勃堇。通过各路的猛安谋克行政机构组织农业生产。《金史·食货志》记载，明昌四年（1193）尚书省奏，当时上京、蒲与、速频、曷懒、胡里改等路，有猛安谋克民户17.6万有余，每年收税粟20.5万余石，其每年粮食生产量是可观的。

牧业在女真部族的社会生产中长期占着重要地位。随着铁器的出现和使用，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农业不断发展并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但牧业仍占有重要地位，并由迁徙不常的游牧向较高的定居的牧业发展。生女真在建国前有着相当繁荣的牧业，《金史·世纪》记载：腊醅、麻产时常掠取拉林河及穆宗的牧马，交结诸部，因此两部时常发生战争。辽圣宗统和四年（986）讨伐女真所获生口10余万，马20余万及诸物。太平六年（1025），黄翩入女真界徇地，俘获人、马、牛、豕，不可胜数。金占领辽契丹人活动的草原地区，增大了牧业在社会中的成分，对牧业的发展是相当重视的。金朝初，因辽诸抹而置群牧，设官以治之。海陵王天德间，置迪河斡朵、斡里保、蒲速斡、燕恩、兀者五个群牧所，皆因辽时旧名。又于诸色人内，选家富丁多及品官家子、猛安谋克蒲辇军和司吏家的余丁及奴隶，使之司牧，谓之“群子”，分牧马驼牛羊，并为他们立蕃息衰耗的刑罚和奖赏制度，后复增群牧所为九。世宗时，置群牧所七。《金史·地理志》记载西京路有群牧十二处：斡独椀群牧，大定四年（14）改为斡覩只群牧；蒲速斡群牧，本斡覩只地，大定七年分置，承安三年（1198）改为板底因乌鲁古；耶鲁椀群牧，在武平县（今内蒙古敖汉旗东）、临潢（今巴林左旗南）、泰州（今吉林洮南东）之境；讹里都群牧；糺斡群牧；欧里本群牧，承安三年改为乌鲜乌鲁古；乌展群牧；特满群牧，在抚州；驼驼都群牧；讹鲁都群牧；忒恩群牧与蒲鲜群牧，皆承安四年创置。金朝为管理诸群牧，设乌鲁古使和副使，掌检校群牧畜养蕃息之事。又设有扫稳脱朵，分掌诸畜，即所谓牛羊群子。明昌四年又在使之上置提控诸乌鲁古。

金大定间为发展牧业，加强了对诸群牧所的规定，如二十年三月更定群牧官、详稳脱朵、知把、群牧人滋息损耗赏罚格。二十一年又敕诸所，马三岁者要付给女真人牧之，牛或以借民耕，或又令民畜羊，或以赈贫户。并遣使阅实其数，缺少的杖其官，而令牧人赔偿，隐匿其实的监察举觉。到二十八年，牧业经过较长的蕃息，马发展到47万，牛13万，羊87万，驼4000，是金牧业发展的极盛时期。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完全不懂中国历史，胡说“宋朝的统一结束了南北分裂割据的政局”。在我看来，宋朝的战国处境并不类似隋唐的共主地位——宋朝连越南和燕云十六州都没有收回，那里算得上是什么“统一”呢。）

【第二章 官私手工业】

第一节 五代、宋的手工业状况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而“十国”中的南方诸国，战乱较少。相对来说，中原地区因破坏严重而生产恢复较慢，南方诸国因破坏较轻而生产有所发展。宋代除了北宋初年及靖康、绍兴之际的战争外，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有一定繁荣，生产技术有进步，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以家庭手工业为主的手工业经营形式家庭手工业是建立在传统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官府征收的各地“贡品”中的很大一部分，应是家庭手工业的产品，五代役法中的纸户、笔户，负责向官府供应纸、笔，亦应有一部分是家庭手工业生产的纸、笔，易州（今属河北易县）有不少制墨世家，其中亦当有一部分属家庭手工业。此外，五代赋税中的绢、絁、布（麻布）、绫、罗，宋代赋税中的布、帛、丝、绵绝大部分是由农户在家织成后作为赋税交给官府的。宋代的其他工业品如棉、麻织品，以及许多日用品也大都是家庭手工业产品，其制作者本身是农民，又是工匠，自己生产原料，自己加工，然后以之交税或自用，有剩余则拿到市场上去出售。

失去土地而有一技之长的农民，或是为了增加收入，季节性地或长期出卖劳动力，而又无固定雇主的一部分小手工业者，遂成为流动的手工业工人。北宋时东京开封城内：“倘欲修整屋宇，泥补墙壁，即早辰桥市街巷口，皆有木竹匠人，谓之杂货工匠，罗立会聚，候人请唤，谓之罗斋。竹木作料，亦有铺席，砖瓦泥匠，随手即就。”③南宋都城临安城内沿街的临时工匠，如补锅、修鞋帽、穿珠子、修刀剪、磨镜等匠人，随时可叫唤，大约有数十种①。这种直接为消费者服务的流动手工业工人，不但是城市生活必然的组成部分，同时，在广大的乡村中也甚为流行，成为农村经济的补充。如洪迈说：“吾乡白民村民为人织纱于十里外，负机轴夜归。”②这种外出为他人做活的流动手工业工人，回家后仍然是农民。季节性的、临时或长期流动的手工业工人，是手工业作坊的基础，一旦在手工业作坊中获得较为丰厚的经济收入，就成为相对固定的手工业作坊的工人。

城市中的民营小手工业作坊已很普遍，从糖果点心到衣服冠帽、家用什物、笔墨纸砚、建筑材料以至妇女装饰品、儿童玩具，无所不有。都设有专门制造的小手工业作坊（作、行、铺、店等），有的还发展为大型作坊。五代的纸户、笔户以及以制墨名家的，有一部分是民营的小手工业作坊。北宋时开封城里的制饼店即已具有这样的规模，如《东京梦华录·饼店》记载：胡饼店“每案用三五人捍剂（按挤）、卓花、入炉，自五更卓案之声远近相闻。唯武成王庙前海州张家、皇建院前郑家最盛，每家有五十余炉”。制饼手工业已有按挤、卓花、入炉三个分工程序和协作关系。

③《金史》卷47《食货志》。

①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4《修整杂货及斋僧请道》。

②吴自牧：《梦粱录》卷13《诸色杂货》。

南宋时杭州城内手工业作坊，共有440行即440家。《梦粱录·铺席》所记的是作坊也是商店，而《梦粱录·团行》所记的则主要是专门的手工业作坊。

五代、宋的民营手工业作坊从事的手工业种类很多，其中造纸、制墨和制糖业最为兴盛。五代时的“纸户”中的一部分，以及南唐有名的“澄心堂纸”的生产者，应是小手工业作坊。宋代造纸（麻纸、皮纸）业大部分为民营，有几个中心：一为浙东路的会稽（今浙江绍兴）和郯县（今嵊县），二为江东路的徽州（今安徽歙县）和池州（今贵池），三为成都府路的成都（今属四川）及其附近的广都（今双流）。造纸的原料有以商品形式取得的，如浙东会稽一些种植竹笋的农家，由于把这些未长成的笋作为造纸的原料卖给造纸作坊而致富。造纸业作坊的规模一般比较小，但已有简单的分工，如徽州造纸的过程完全用手工操作，并有几十名工匠同时协作完成一个程序，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记载：“黟、歙（今皆属安徽）间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复有长者可五十尺为一幅，盖歙民数日理其楮，然后于长船中以浸之；数十夫举抄以抄之，傍一夫以鼓而节之；于是以大熏笼周而焙之，不上于墙壁也。由是，自首至尾，匀薄如一。”

制墨业大都为民营，且系世传家业。唐末易水（今河北易县）人奚超世代以制墨名家，后与子廷珪逃至歙州，南唐时赐姓李，仍以墨名家。此外，南唐还有朱君德、柴询、柴成务、李文远、张遇、陈赟等世代制墨，至宋代仍有名于世。③北宋精于制墨的工匠有几十人，如陈赡，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初造墨，遇异人传和胶法赡死，婿董仲渊因其法而加胶，墨尤坚致，恨其即死，流传不多也。董后有张顺，亦赡婿，而所制不及渊，亦失赡法云”。此外，还有王迪、潘谷、沈珪、陈相等等，都以制墨名家①。制墨业常常为个人劳动，不需雇工，更便于保守技术的秘密。宋代制墨业的本身也有简单的分工，如和煤、回捣，然后成为硬剂、热剂、熟剂，最后成为丸捍。

茶叶的生产和制作，大部分由种茶山场中的“园户”来劳动，而收购和销售则归官府控制，实行专卖制（榷茶），即民营官卖。按宋代茶叶加工的程序分为拣茶、蒸茶、榨茶、研茶、造茶、过黄六步，总名“焙工”。也有部分为官营官卖。

民营作坊常雇用季节性的茶工园丁、采工和焙工，给雇钱或给茶叶。建州（今福建建瓯）制造好茶，北宋仁宗时“建茶盛于江南，近岁制作尤精，龙凤团茶最为上品”②。

宋代的“末茶”销路广，北宋末由官府经营而禁止民营，利用汴河水力的水磨磨制，是茶叶加工的大型作坊，后转为民营。南宋末，江西路制造末茶用“九转连磨”磨制。

③洪迈：《夷坚志·乙志》卷8。

①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8。

②何薳：《春渚纪闻》卷8。

宋代糖霜的主要产区有五处：浙东四明（今浙江宁波）、广东番禺（今广东广州）、四川广汉以及遂宁（今均属四川），其中以遂宁所产的质量较好。其他“四郡所产甚微而碎，色浅味薄，才比遂宁之最下者”。遂宁种糖蔗的中心在涪江东二十里的繖山，那里“山前后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户十之三”③。糖霜作坊三百多家，每家多的制作几十瓮，少的一二瓮，称为糖霜户。除用自己生产的蔗糖原料外，并收买其他蔗农的糖水熬制糖霜。附近白水镇农户，虽多种蔗田，但其蔗不能成霜，每年压蔗出糖水卖给山前诸家。制造糖霜，需要复杂的技术与累积的经验，又要置备许多生产工具，如蔗削、蔗镰、蔗凳、蔗碾、榨斗、枣杵、榨盘、榨床、漆瓮等，还要配牲畜拉碾，同时要雇用一二十名工匠，制作的分工顺序为削皮、锉蔗、入碾、蒸泊、入榨、釜煎、再蒸泊、入瓮、再煎、再入瓮等。

总之，五代、宋的手工业状况，仍是以家庭手工业为主的经营方式。

在家庭手工业和由此发展起来的小手工业作坊之外，五代、宋还有较大规模的手工业。在上述制茶业、制糖业外，还有规模更大、技术更复杂的手工业，如矿冶、制盐、丝织、制瓷、印刷、造船等。有些学者认为这些手工业已具有手工业工场的性质，但具体的证据不足，还难以说明问题。

宋代的官府手工业宋代同前代一样，一些重要手工业多为国家掌握和垄断。官府手工业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宋朝官府手工业规模都较大，手工业组织也比唐时更加庞大。官府手工业专门从事宫廷的用具、服饰、器物的生产和供应，并涉及军需、营造等事业，属于百工的事务，设有专门机构和职掌的官吏进行管理。根据史籍记载，唐朝廷的手工业管理机构有工部、少府监、将作监三个系统，下设分支机关管辖各种手工作坊及工匠生产等事务。宋初，工部及将作、军器等监成为闲司，职务归属三司；少府监亦为闲司，另设文思院等制造御用器物，元丰五年（1082年）官制改革后，有关机构设置如下：工部，设有尚书、侍郎、掌百工水土之政令，所属工部司设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制作营缮计置采伐所用财物，按其程式以授有司。

少府监，设监、少监、丞、主簿等职官，掌百工伎巧之政令。分设四案，下辖文思、绫锦、染、裁造、文绣等五院，制造各种御用金、银、玉器、服饰、法物等，以及诸州铸钱监。

将作监，设监、少监、丞、主簿等职官，掌管土木工匠板筑造作之政务等，分设五案，下辖十个附属单位。

军器监，设监、少监、丞、主簿等职官，掌监督缮治兵器什物，以给军国之用。分设五案，下辖四个附属单位。

此外，还有都水监、内侍省的后苑造作所、司农寺的都曲院、水磨务、炭场等等。

宋代官手工业组织更加庞大。少府监的一个附设机构——文思院，掌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金彩绘素装钿之饰，以供舆辇、册宝、法物，及“凡器服之用”的，领有：打作梭作钑作镀金作■■作钉子作玉作玳瑁作银泥作碾砑作钉腰带作生色作③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8。

①王灼：《糖霜谱》。

装銮作藤作拔条作■洗作杂钉作场裹作扇子作平画作裹剑作面花作花作犀作结绦作捏塑作旋作牙作销金作镂金作雕木作打鱼作绣作裁缝作真珠作丝鞋作琥珀作弓稍作打弦作拍金作玵金作克丝作共42作①。另外，内侍省里的一个后苑造作所，是“掌造禁中及皇属婚娶名物”的，领有：生色作镂金作烧朱作腰带作钑作打造作面花作结条作玉作真珠作犀作琥珀作玳瑁作花作蜡裹作装銮作小木作锯匠作漆作雕木作平拨作■作旋作宝装作缨络作染牙作砑作胎素作竹作旋镂作糊粘作像生作靴作折竹作棱作匙筋作拍金作铁作小炉作错磨作乐器作毯子作抡捧作毯仗作丝鞋作镀金作■洗作牙作梢子作裁缝作拽条作钉子作克丝作绣作织罗作绦作伤裹作藤作打弦作铜碌作绵胭脂作胭脂作桶作杂钉作响铁作油衣作染作戎具作扇子作鞍作冷坠作伞作剑鞘作打线作金线作裹剑作冠子作角衬作浮动作沥水作照子作共81作①。文思院和后苑造作所的产品都不过是皇家日常使用的器物，已经有这样多的作了。土木工程、军器制造、车舆制造、礼器、各种织染、盐、铁等等，还不在内。

官手工业的制成品，除皇家自用及赏赐外，也有以售卖形式处理的。这主要是对盐，有时对于铁也是如此。宋熙宁中“盐价既增，民不肯买，乃课民买官盐、随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①。南宋时“福建下州例抑民买盐，以户产高下均卖者曰产盐，以交易契纸钱科敷者曰浮盐，皆出常赋外，久之遂为定赋”②。

①参见白寿彝、王毓铨：《说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①《宋会要辑稿》职官29之1。

①《宋会要辑稿》职官36之72、73。

五代、宋手工业的发展

如前所述，在家庭手工业和由此发展起来的小手工业作坊之外，五代、宋还有较大规模的、技术更复杂的手工业。包括坑冶业，铸钱业、制盐业、丝织业、制瓷业、印刷业、造船业等，在不同程度上都比前代有很大的发展。五代、宋的坑冶业，以铁、铜为主，其次是金、银、铅、锡，闽、蜀、湖、广、江、淮皆有之。坑冶由私人（坑户）经营的，缴纳一定数额的税“岁课”。也有朝廷直接经营的，产品的运销全受朝廷的控制。

五代、宋的冶铁业十分发达。五代时，后唐、后晋都曾下诏“并许百姓逐便自铸造”①，宋代冶铁业更发达，如徐州利国监大规模的民营冶铁业。元丰元年（1078）苏轼说：“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百万今三十六冶，冶各百余人，采矿伐炭。”“近者河北转运司类乞禁止利国监铁不许入河北，朝廷从之自铁不北行，冶户皆有失业之忧，诣臣而诉者数矣。”②可见利国监生产的铁，运销受朝廷控制。

冶铜业因铸造铜钱而有更大的发展，后周显德二年（955）为铸造铜钱而“采铜兴冶”③。宋代铜矿坑冶业分官营和民营，官营的由官府掌握，在铜矿坑冶处设置监、冶、场、务等机构，招集坑户，支给本钱；坑户自雇工匠从事开采，采得矿石后即送到官炉中冶炼，已有采矿、碓磨、淘洗、上炉四道工序，产品则交给官府，不得私有。如南宋绍兴二十年（1142）洪迈说：“信州铅山之铜，昔系是招集坑户就貌平官山凿坑取垢淋铜（即胆铜），官中为置炉烹炼，每一斤铜支钱二百五十。彼时百物俱贱，坑户所得有赢，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开凿，得铜铅数千万斤，置四监鼓铸。”

信州铅山场铜矿还有一种是民营的，“有力之家”向官府的矿场租佃土地自行开采。“信之铅山，间有出备工本为官开浚。元佃之家已施工力，及自用财本起创，未享其利，而哗徒诬胁检踏，官吏方且如追重囚，黥配估籍，冤无所诉，此坑冶所以失陷”①。民营的铜矿坑冶受到官府官吏的打击。五代初通行唐钱，后晋天福三年（938）允许“公私”有铜者并许铸钱，次年即“以天下公私铸钱，杂以铅锡，缺小违条，今后只官铸”而禁止私铸。后周显德二年“以县官久不铸钱，乃立监采铜铸钱”②。南唐铸铜钱，饶州（今江西波阳）永平监每年铸铜钱6万贯，南唐后又铸铁钱；吴越、北汉亦自铸铜钱，后蜀、湖南、闽则铸铁钱，铜、铁钱兼用，都是官铸钱，禁止私铸。

②《宋史》卷181《食货志》下三。

①《续文献通考》卷19《征榷》二。

②《五代会要》卷26《铁》。

③《苏东坡全集·奏议》卷2《上皇帝书》。

①《五代会要》卷27《泉货》。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34之27、23、24。

宋代铸钱业全是官营的，但私铸亦未能禁绝，铸钱业虽是官营的，但分工、评工办法都是仿照民营作坊，如韶州（今广东韶关）永通监：“即韶置监，分遣金工以往模之。以模沙冶金，分作有八，刀错水浸，离局为二，雇工于巧，凡手指之勤，筋力之用，率评价而与之金。不发帑赀，不徭民籍，而功用成韶被山带海，杂产五金。四方之人，弃农亩，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下十万。”③可见宋代冶金工业中已有制模、翻沙、刀错、水浸等工序，分八个作坊，工人是雇用的专业金工，人数“不下十万”。

宋代铜钱还行使于辽、金、西夏等地区，并远销海外。依北宋元丰初年统计，诸路铸铜、铁钱共有26监，其中铸造铜钱的有17监，铸造额为506万贯，铸造铁钱的有9监，铸造额近89万贯。

制盐业中海盐和池盐都由官营榷卖，井盐是民营的，雇用盐工，如四川的井盐经营者只要缴纳“月课税”，就能在西川四路的市场上销售。如北宋文同称井研县（今属四川）“盖自庆历以来，始因土人凿地植竹，为之卓筒井，以取咸泉，鬻炼盐色。访闻豪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减七、八今本县界内已仅及百家，每一家须没（役字之误）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佣身赁力。平居无事，则俯伏低折，与主人营作；一不如意，则迭相扇诱，群党哗噪，算索工直，偃蹇求去，已复又投一处，习以为业”①。

丝织业除乡村中的家庭手工业外，有不少是民营的大型作坊。台州知州唐仲友在婺（今金华）、台二处都开设彩帛铺，既是印染作坊又是店铺。朱熹说：“本州（台州）收买紫草千百斤，日逐拘系染户在宅堂及公库，变染红紫（除分给其妓弟等人外）其余所染到真红紫物帛，并发归婺州本家彩帛铺货卖”；“及染造真紫色帛等物，动至数千匹”。又“乘势雕造花板印染斑襭之属凡数十片，发归本家彩帛铺，充染帛用”②。这个彩帛铺的规模很大。至于从事印染的工匠，据朱熹说是拘系来的，未知是否可靠。

官营丝织业的规模更大、分工更细，如四川成都府路的官营织锦院，据费著《蜀锦谱》所记：“设机百五十四，日用挽综之工六十四，用杼之工五十四，练染之工十一，纺绎之工百十一，而后足役。岁费丝权以两者一十二万五千，红蓝紫之数以斤者二十一万一千，而后足用。织室、吏舍、出纳之府，为屋百一十七间而后足居。”

制瓷业在这一时期也获得很大发展。五代后周时，制瓷还原焰烧化学工艺发达，生产出“雨过天晴云破处”的郑州柴窑青瓷。北宋时，名窑崛起，除东京的官窑为官营外，还有民营的汝州汝窑、禹州（今皆属河南）钧窑（主要在金朝时期）以及定州（今属河北）以生产白瓷为主的定窑、浙东龙泉县（今属浙江）生产断纹青瓷的哥窑等。南宋时，官、民窑更纷纷兴起，如浙西有余杭窑（又名修内司官窑，今杭州西余杭镇）、江西有吉窑（今江西吉安南永和镇）、福建有建窑（今福建泉州南）等，而最大的是景德镇窑（今属江西）。

宋代许多小规模的民窑具有小商品生产的性质，雇用的陶工不多，如江西永和镇的舒公窑，据清施闰章《蠖斋杂记》记叙：“有舒翁工为玩具，翁之女尤善，号曰舒娇，其炉瓷诸色，几与哥窑等价相传陶工作器入窑，变成玉。工惧事闻于上，封穴逃之饶。”舒公窑制瓷仅父女相传，其陶工也保守技术秘密。

③《五代会要》卷27《泉货》。

①余靖：《武溪集》卷15《韶州新置永通监记》。

②文同《丹渊集》卷34《奏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县事》。

据南宋蒋祁《陶记》所记：“景德镇陶首三百余座”，“陶工、匣工、土工之有其局，利坯、车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画花之有其技，秩然规制，各不相紊”。“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景德镇属饶州浮梁县）窑火既歇，争相取售，交易之际，牙侩主之，运器入河，肩夫执券，次第件具，以凭商算。”①南宋时瓷器为外贸出口主要商品，外商特别欣赏景德镇的瓷器，荷兰人由泉州贩至欧洲，其价值每与同等重量的黄金等价。

五代时雕版印书业开始发展，冯道任后唐宰相时，长兴三年（932）二月，“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印卖。先刻完五经，后汉时补刻四经，直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六月，才全部刻成。同年五月，后蜀宰相毋昭裔也“请刻板《九经》”，“由是蜀中文学复盛”①，开封、成都是五代时的两个雕版印书业中心。

宋朝雕版印书业，形成杭州、开封、建阳（今属福建）、眉山（今属四川）四个中心，官营的则由国子监雕板，称为监本，常在杭州刻印。包括启蒙及诸子百家、各种诗词、文集、历书、医药以及工农业技术等各种书籍，还流通到辽、金、西夏等地区。民营印书业，不少是为适应士大夫科举考试的需要，如“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②宋朝正式发行交子、钱引、会子、关子等纸币以及茶、盐钞引等流通证券，促进了印刷业的发达。交子初行，由益州（今四川成都）路富民十六户主持印制发行，天圣元年（1023）改由官办的益州交子务印造。南宋初，杭州富户也印造“便钱会子”，高宗在位末年，会子务印造官“会子”，工匠有204人，是个不小的纸币生产作坊①。茶、盐引则由榷货务交引库等印造，亦应是个相当规模的证券印刷生产作坊。

造船业由于海外贸易的兴盛而迅速发展。北宋时东京设有造船务，督造“纲船”（漕运船）为主，以及座船（官员坐的船）、战船、马船等类。造船场初期分布在江西路的虔（今江西赣州）、吉（今吉安）二州与湖南路的潭（今湖南长沙）、衡（今衡阳）等州，后期则是两浙路的温（今属浙江）、明（今宁波）二州，福建路的泉州（今属福建）后跃居首位。当时福建和两浙都使用抵抗风浪能力较强、吃水较深的尖底海船。20世纪70年代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海船，属于“福船型”，尖底造型，多根杆，隔舱数多，容载量为2000料（约合今120吨），结构坚固，稳定性好，抗风力强，适宜于海上航行。至于广州（今属广东）海上民用的商船，据朱彧《萍洲可谈》记载，船深阔各数十丈，船幅广阔，属“广船型”。

南宋时，经济重心更向南移，海船的体积更大，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广西航行于南海的民用海船，“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柁长好几丈，船上存贮一年的粮食，并且还酿酒养猪。直接开往阿拉伯的海船，船上可容纳上千人，有街市及纺织业，可见其体积之大。

①《朱文公文集》卷18《按唐仲友第三状》。

①刘新园：《蒋祁〈陶记〉著作时代考辨》、《〈陶记〉校注》，《文史》第18、19辑，中华书局出版。②《旧五代史》卷43《明宗纪》九；《资治通鉴》卷277、291。

①岳珂：《愧郯录》。

第二节 辽的手工业

矿冶、铸造业

辽有矿冶、铸造、食盐、纺织、陶瓷、建筑等多种手工业，尤长于车马具的制造。

辽朝的矿冶业，起于契丹建国之前，史称太祖之父撒拉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②。阿保机继任可汗的第五年（911），征幽燕回师，得银、铁矿，命置冶采炼。这次所置矿冶，当在汉城（今河北承德南）附近。《新五代史》卷72载：“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这里的农耕、畜牧和盐铁之利为阿保机实力的增长提供了物质条件，所俘汉人及其技艺促进了迭剌部生产力的发展，是阿保机得以建国的坚实基础。

辽东是铁的重要产地，这一地区的并入进一步促进了辽朝冶铁业的发展。初期，以横帐和大族奴隶置曷术石烈，从事冶炼。“曷术”，即契丹语“铁”。曷术石烈在圣宗时改编为部，仍以铁为赋。辽在手山、三黜古斯和柳湿河分置三冶。手山为今辽宁鞍山市的首山，这里的矿冶史最晚当起自辽代。

此外，东京道的同州（今辽宁开原南），上京道的饶州（今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樱桃沟村古城址）长乐县，分别有300户和4000户从事冶炼，皆以铁纳赋。中京柳河（今伊逊河）流域的渤海人，也就河滤沙炼铁。南京道有景州（今河北遵化）龙池冶，营州（今昌黎）有新兴冶，都由官府设官提点，为官营坑场。

东京道的银州（今辽宁铁岭），南京道的渔阳（今天津市蓟县），中京道的泽州（今河北平泉西南）、严州（今辽宁兴城东南）等地有银冶。泽州陷河冶，太祖时募民立寨，专事采炼。据承德地区文化局调查，陷河冶地当今河北平泉会州城西南。此地开采时间很长，历金、元、明直至清朝，仍可开采①，储量当很可观。此外，尚有阴山、都峰、大石、宝兴等银冶。前者在阴山山脉大青山一带，圣宗太平七年（1027），西南路招讨司奏阴山中产金，故置冶，后则以山金（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为统军司名；后三者当在东京和南京道内①。

1981年，内蒙古察右前旗豪欠营契丹古墓中出土了一具契丹女尸。通过对其葬具铜丝网络和出土铁器的分析，得知契丹族的冶炼铜铁等技术已很发达，当时既可冶炼黄铜，又可冶炼纯铜，而且冶炼方式稳定，其铁钉成分已“接近现代08沸钢板或纯铁成分”。③辽的金、银、铁器的制造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辽墓出土的铁器看，铁的应用已相当广泛。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的“打造部落馆，有蕃户百户，编荆篱，锻铁为兵器”③。东京道河州（当在今吉林中西部）有军器坊、显州（今辽宁北镇西）设甲坊，制造兵器；辽墓出土的一些兵器有的已使用优质低碳钢。农业生产工具有犁、铧、镰等多种，有些已同近代所用工具极为接近，手工业工具种类繁多，仅叶茂台辽墓出土的凿就有宽刃、圆刃、斜刃等多种，不但可看出铁器制造的水平，同时也反映了木器制造的技术。生活用品有火盆、剪、熨斗、火筷、灯、铜镜和丧葬用的金、铜面罩和银、铜丝网络等。其工艺细致、复杂。叶茂台辽墓出土的嵌银缠枝花鸟纹铁罐、银鎏金镂花捍腰，赤峰辽驸马墓出土的鎏金龙凤纹鞍桥，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鎏金银冠、金花银靴、琥珀璎珞、八曲花式金盒、镂雕金荷包、双龙纹金镯、缠枝花纹金镯、金花银枕等，都反映了辽铸造工艺的水平。辽的金银器的加工制作在工艺上继承了唐朝的传统，在造型上具有契丹民族的特征。

②《咸淳临安志》卷9《会子府》，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7，绍兴三十年十二月。①《辽史·太祖纪·赞》。

①参见承德地区文化局调查组：《辽泽州、陷河及陷河银冶考》，《辽金史论文集》第二辑。③陆金生：《豪欠营辽代古墓中金属网套上锈蚀物的分析》，载《契丹女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采盐业耶律阿保机建国之前，安置汉人的炭山东南滦河上游地区产盐，八部曾仰以为食。黑车子室韦所在地区内的鹤剌泊（又名广济湖，大盐泊，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境内的达布苏盐池）储量极丰，“盐生著岸如冰凌，朝聚暮合，年深者坚如巨石”①。契丹人取盐为枕，细碎者食用和贩卖。及灭渤海，得燕（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又增加了海盐。辽的制盐业很发达，不仅满足了境内的消费，而且私贩至宋境。北盐南贩增加了辽朝的收入，也直接影响了北宋河北盐政的制定和实施。①纺织业辽朝建国前，契丹人已掌握了简单的织造技术，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和水平的提高则是在大批汉人迁入之后。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祖州（今巴林左旗西南）有官营的手工业作坊绫锦院，为皇室提供纺织品。中京道的宜州（今辽宁义县）、川州（今北票）、锦州（今属辽宁）、霸州（兴中府，今朝阳）和东京道的显州，地产桑麻，除向绫锦院提供纺织原料外，也以纺织为副业，生产大量精美的丝织品，甚至专以丝织品纳贡赋，供契丹统治者赏赐群臣、赠予外国之用。世宗以定州（今河北正定）俘户所置的弘政县（今辽宁义县），“民工织衽，多技巧”②，带动了中京地区纺织业的发展。南京（今北京）“锦绣组绮，精绝天下”③。豪欠营契丹墓的发掘，提供了辽朝丝织品实物。契丹女尸身穿衣、裙8件，皆以罗、绢为原料，它们反映了辽朝丝织业的水平。据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判断，女尸身上的轻罗薄绢，在当时属第一流产品。“罗纹织物生产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的宋代，其最高水平的样品正是在辽。而女尸身上的轻罗蜡光式绢，应是这种最高水平样品的实物之一”。①《契丹国志》卷24《王沂公行程录》。

①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7引路振《乘轺录》。

②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9。

③《辽史》卷39《地理志》三。

辽朝生产的“蕃罗”，在宋辽贸易中很受宋朝商人的欢迎，“辽朝生产的优质罗，到宋地也是奇货”④。

宋真宗曾将宋初辽的织物同圣宗时的织物进行比较，前者“朴拙”而后者“工巧”，判断后者为幽州（今北京）所产。辽道宗时下诏禁止南京私造御用彩缎，也反映了南京纺织业的发展和技术水平之高。南京是辽朝官营纺织业的中心，对辽朝纺织业水平的提高起了重要的带动作用。辽的纺织品种类齐全，绫、罗、锦、绢、绮、纱、缎、刻丝等应有尽有。与纺织品发展相适应，辽在南京、中京等地都有染院。置使提点院事，管理印染等相关事宜，辽能用“夹缬”，“蜡缬”法印染各种花纹。

陶瓷业

辽的陶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制造工艺上继承和学习了唐、宋的技术，在造型方面具有浓厚的游牧生活特点。鸡冠壶、方碟、长颈瓶、牛腿瓶、凤首瓶和辽三彩、仿定白瓷是辽瓷器物和工艺的代表。

辽三彩直接继承了唐三彩的风格，色彩为黄、绿、白，器形有长瓶、长盘、方碟、圆碟等。鸡冠壶是辽瓷中的典型器物，从造型上看，应是由盛贮水、酒、乳等的皮囊发展而成的，早期的鸡冠壶器腹较大，造型浑厚，甚至保留着皮绳缝制的印记；中期渐趋扁平，口高，体小；晚期器体细高，多为捏把。仿定窑的白瓷器多为碗、碟、盘等，金银饰器的边缘异常豪华，几与定窑制品一般无二。

辽的陶瓷多为早期实用器物，除鸡冠壶外，仓式罐的造型也别具特色，形似蒙古包，开设小门，并刻有子母鹿纹，从罐中贮有骨灰判断，这种仓式罐有被用作骨灰罐的。

辽中京松山州（今内蒙古赤峰西南）有一规模很大的窑场。从考古发掘得知这里生产的陶瓷品种齐全，而以粗白瓷为主，器物多为生活用品。除碗、盘、杯、碟、盂、盆、注子、瓮、牛腿瓶外，还有玩具骰子等。色釉有茶、绿、黄、黑、褐和三彩等多种，花纹有卷草、牡丹、荷花、梅花、水波、凤鸟、蝴蝶等。中京附近辽墓出土的瓷器，多是这里烧制的，这一窑场产量当是很高的。

皮革与木器加工业长于骑射的契丹人，重视车马具的制造，皮革和木器加工也有较高的水平。契丹贵族所用鞍勒，尤为考究。东丹王耶律倍（后唐赐姓名李赞华）所画契丹贵族“牵黄臂苍”，“鞍勒率皆瑰奇”①，宋人对辽所制马鞍也赞不绝口。他们称“契丹鞍，夏国剑，皆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①。因此辽馈赠宋、高丽等物品中例有鞍辔，种类不一，皆极工巧。近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多座契丹墓葬，使我们得以见到契丹所制的鞍辔实物。

④《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南京》。

①参见王丹华：《契丹女尸的丝织品》，载《契丹女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①佚名：《宣和画谱》卷8。

辽也制造车、船和日用木器家具，奚人和属部黑车子室韦人善造车，契丹人早年曾向他们学习造车技术。沈括说：“奚人业伐山、陆种、斫车，契丹之车，皆资于奚，车工所聚曰打造馆”②。辽上京有车子院，并设监管理，可见当时造车的技术和规模。辽还制造舟船，以及桌、椅、床等生活用具。韩绍孚、刘可度等曾以商税曲铁都监和榷盐使的身份提点、监造舟船。现在已经发现的木器实物有叶茂台辽墓出土的一架木作结构的“小帐”，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用粗大柏木枋构成的八角形叠涩式顶大型木椁等。而从木器加工工具种类之多，也可看出其工艺水平。此外，契丹人的弓箭制造也有特色，“弓以皮为弦，箭削桦为杆，鞯勒轻快，便于驰走”①。

②太平老人：《袖中锦》。

①杨渭生：《沈括〈熙宁使辽图抄〉辑笺》，《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三节 西夏的手工业

西夏的手工业生产相对较发达，手工业门类也较齐全。夏仁宗天盛时期修订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司序行文门》中，规定设立的国家手工业管理机构，有刻字司、造案司、金作司、绢织院、首饰院、铁工院、木工院、造纸院、砖瓦院、出车院等②。

据史书记载和考古资料证明，西夏较重要的手工业生产行业，有纺织、冶炼、金银木器制作、采盐、陶瓷、建筑、砖瓦等。

纺织业西夏建国后，在党项人原有的家庭畜皮毛加工制作的基础上逐渐发展了纺织手工业作坊，考古发现有西夏使用的石纺轮、木刮布刀等生产工具，纺织产品有氆氇、毛褐、毡、毯、粗绢、麻布等。西夏生产的白毡，被时人誉为“世界最丽之毡”③。史书多次记载西夏遣使向宋朝求请丝织工匠，西夏可能有自己设立的绵纺和丝织作坊。

冶炼业与金、银、木器制造业西夏的冶炼业包括采矿、冶炼、金属制造。夏州（今陕西靖边境）东境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在那里设立“冶铁务”专司采矿炼铁。

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等地有国家设置的锻造作坊，打造兵器或农具等。西夏的冶炼与锻造技术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如已采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鼓风设备竖式风箱①。在兵器制作方面，所造甲胄“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②，“夏人剑”，锋利无比，宋朝人十分喜爱，赞扬为“天下第一”③。出土的西夏的铜铸货币、官印、符牌，工艺制作都十分精致。西夏皇陵出土的一件铸铜牛，表面鎏金，重达188千克，显示了高超的铜铸工艺。考古发现的金银器物有钵、碗、盒、金带、鞍具，鎏金、银或镶嵌宝石的饰物，都具有造型美观、图案精美、色泽光莹等特点，堪称稀世珍品。西夏墓葬中还出土了木缘塔、木桌、木瓶、笔架、木碗等，也都造型别具风格，工艺精美。

采盐业采盐是西夏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手工业生产部门，盐州（今宁夏盐池北）、灵州（今灵武西南）等地产盐，乌池、白池的青、白盐品质纯净，价廉物美，最为宋朝边民喜食。西夏朝廷对采盐实行官营，由国家垄断盐产，作为重要的财政收入，并用盐同宋、辽交换货物、粮食。夏景宗时，西夏“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青盐”（《包拯集·论杨守素》），要求宋朝每年向西夏购盐10万石。

②《契丹国志》卷23，宋绶：《契丹风俗》。

③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律令译注》，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①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卷l。

②见史金波、白滨、吴峰云编著：《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2。

陶瓷业

已发掘的宁夏灵武磁窑堡西夏窑址，发现有多处窑炉和作坊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瓷器、窑具，如实反映了西夏陶瓷业作坊的规模。灵武磁窑堡附近蕴藏着丰富的煤矿、瓷土和水源，中原的制瓷匠人给西夏带来了先进的制瓷技术，因此西夏陶瓷业制作技术同中原地区是一脉相承的，仅仅在装饰、烧制工艺等方面，因地区与自然条件不同而具有某些特色。已发现的瓷器品种很多，生活用具有碗、盘、盆、钵、釜、杯、盒、壶、瓶、罐、缸、瓮、灯具、钩等。以高圈足的碗、杯为其特色。瓷器釉色多白釉瓷，黑釉与褐釉的剔刻花壶、瓶等具有代表性。尤以两耳或四系瓷扁壶，骆驼、马、羊、钩、铃及乐器牛头瓷埙等陶瓷制品，表现了游牧民族需用和喜好的特点。④建筑业西夏建国前后，由于皇室大起宫殿、官衙，营造寺庙、陵园，西夏的砖瓦制作作坊兴起，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建筑工匠队伍。在今宁夏银川附近的西夏皇陵遗址发掘了大量的建筑材料，如砖石、素面和琉璃瓦当、鸱吻、柱石等。陵区的附近已发现的数十座砖瓦和石灰窑址，从遗存的砖瓦等建筑材料来看与西夏皇陵出土的材料是一致的，说明砖瓦窑场一般建设在建筑物的附近，以便于就地制作提供使用。

④太平老人：《袖中锦》。

第四节 金的手工业

金的手工业门类比较齐全，随着统治范围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占有辽与北宋的手工业地区后，不断地恢复和发展起来。金代手工业继承和发展了渤海、辽和宋的手工业技术水平，而且在某些方面还超过北宋。

矿冶与金属制造业金代矿冶和金属制造业是手工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部门。金代矿产丰富，大同（今属山西）贡铁，云内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产青镔铁，大兴府（今北京）产金、银、铁，真定府（今河北正定）产铜、铁。金世宗主张“金银山泽之利，当以与民”①。大定三年（13）规定，金银矿冶许民开采，官府征收产品的二十分之一。五年，许百姓“射”银冶。十二年，又“诏金银坑冶，听民开采，毋得收税”①。因为金产铜量少，命尚书省遣使到各路“规措铜货”，访察铜矿苗脉，对能指引矿藏得实的给予奖励。坟山（今辽宁义县北）西银山的银坑多至1处。大定十三年讨论铸钱，打算由国家直接采金银矿冶，世宗决定当以与民，惟钱不许私铸。

金制造军器的作坊是军器监、利器署（都作院），金银器物制造属少府监的尚方署。铸钱掌握在国家手中，海陵王时中都（今北京）有宝源监、宝丰监，京兆（今陕西西安）有利用监，皆正隆三年（1158）设；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于代州（今山西代县）设阜通监，二十七年（1187）于曲阳县（今属河北）设利通监。

金禁止民间私铸铜器甚严，大定十一年（1171）二月规定，除神佛像、钟、磬、钹、钴、腰束带、鱼袋外，禁止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值的一半。当时各府州县和猛安谋克，均有专门管理铸钱的官手工业和机构，铜器制出后均由官府检验，并经有关官署验押后，方可使用。在严防私铸的禁令下，民间金银铜铸造业也有所发展。

煤矿业

煤矿业在金代手工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金以前，东北和中原北部，煤的开采与利用已很发达，据近代在辽宁抚顺煤矿的发掘，在旧坑中发现有圆形斜坑，并在此圆形斜坑中发掘出圆形古器，似为用来盛油之用。从采矿方法和器皿证明唐时已被开采经营，辽金以降，久为开采。中原北方多煤，当时烧瓷、炼铁以及南京（今河南开封）城内一般百姓，多以煤作为燃料。

①马文宽：《宁夏灵武窑》，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

①《金史》卷48《食货志》。

盐业

金承辽、北宋之后，很重视对盐业的经营，榷货之目有十，而盐称其首。金世宗置山东、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宝坻（今属天津）、解州（今山西运城西南）、西京（今大同）、辽东、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七盐使司。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迁燕（今北京）后，初设盐钞香茶文引印造库。世宗又仿宋输粟之法，许民以米易盐。金朝已革去随田亩而输两税盐钱旧制，但“乾办盐钱”弊政依然被保存下来，河东北路“乾办盐钱”岁达10万贯。大定二十八年（1188），创置巡捕使，专巡私盐，主要设在山东、沧州、宝坻、解州、西京，而辽东、北京两路不设。

制瓷业制瓷业，是金较为发达的手工业行业之一。北宋时北方许多名窑，自熙宗后已多恢复和发展起来。在今内蒙古、东北金代遗址中，大量发现定州（今属河北）、磁州（今磁县）、耀州（今陕西耀县）诸窑制成的著名产品。在东北出土的金代瓷器，以定瓷为最多，有刻花、画花、印花多种，而以萱草纹、荷花纹较为流行。在黑龙江绥滨发现的磁瓷，黄白釉，绘铁花缠枝牡丹图案，胎质比较细腻，花纹与釉质也都较为典型。现已发现陕西耀州窑三座窑炉，其一处遗址面积达500平方米，分为工作间、晾坯场、窑炉，窑炉作马蹄形，用耐火砖砌成，并且在表面上涂有耐火泥，从窑门和火膛内堆积的煤渣可知，此处烧窑已用煤作燃料。出土的瓷片以青釉为主釉色，比汝窑为淡而薄，略呈姜黄色，也有黑色的，花纹多为印刷，以鱼纹饰为最突出，器型多为饮食用具。钧窑是金代新兴的一个制瓷基址，在当时声名很盛，其产品成为世上佳品。河北观台（今河北磁县西南）窑所烧的白釉瓷器，造型秀丽，胎质轻薄，釉色带青，花纹多刻在器内。又如山东、山西所烧制的白瓷，在釉下施以红绿彩绘，也反映了这些地区制瓷技术的发展水平。在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宿州（今属安徽）还出产一种绳纹印饰的白瓷。1954年在安徽萧县出土的淡黄色瓷瓶上，刻划“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花瓶一对，供奉本镇南寺慈氏菩萨。时皇统元年（1141）三月二十二日造”。奉圣州永兴县（今河北涿鹿）西南的磨石窑，窑内可容500人，而且烧瓷技术也不落后于北宋。

造纸与印刷业

金的造纸与印刷业有很大发展，山西南部因受战争创伤最轻，生产破坏较少，故造纸与印刷业极为发达，金代平阳（今山西临汾）印刷技术的发展，与当地造纸、造墨以及其地多产枣木、梨木有关。金代北方对种植也很重视，设有司竹监。稷山（今属山西）竹纸与平阳麻纸，是当时闻名的产品。金代刻书大约始于熙宗，而盛于世宗、章宗时期，中都、南京、平阳、宁晋（今属河北）是金代刻书的中心。在平阳设有专门出版机构，管理民营书坊和书铺。金代钞书与刻书之风很盛，《宋史·洪皓传》记载，皓之使北，“所著诗文，争钞诵，求锓梓”。赵城藏经（原本藏山西赵城广胜寺），综计全藏应有7183卷，现存4330卷，起皇统八年（1148）至大定三年（13），前后雕刻历时15年始成。

丝织业

金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平阳、太原（今属山西）、河间（今属河北）、怀州（今河南沁阳）等处设绫锦院，派官“掌织造常课匹段之事”。《金史·地理志》记载，平州（今河北卢龙）贡绫，涿州（今属河北）贡罗，河间府产无缝锦，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县）产丝、绵、绫、锦、绢。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产绉、縠、绢，相州（今河南安阳）产缬，隰州（今山西隰县）产绿卷子布，辽东辽阳府（今辽宁辽阳）产师姑布。而夸天下一品的定州（今属河北）刻丝大约也有制造。《鸡肋编》卷上记载，河北定州的刻丝极为精巧。燕山府（今北京）在金代时，“锦绣组绮精绝天下”②。

火器制造业

火器制造业，完全是在北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技术的发展有胜于北宋。金代火器制造主要是用之于战争的武器，如铁火炮、震天雷、飞火枪等，此外火药也曾应用于其他方面。世宗末年，太原府阳曲县（今山西太原）郑村中社李姓猎户，把火药装入陶罐，挂在腰间备用，遇见狐群把药线点着，猛作大声，“用以捕杀狐群”①。金代铁火炮不仅最早见于记载，而且以铁为外壳装制，口小，说明当时已掌握利用火药性能的转化作用，以发挥火炮发射的威力，标志着对火药利用技能的成熟。

造船业

金代造船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和提高。海陵王时，张中彦奉命建造巨舰，“舟之始制，匠者未得其法，中彦手制小舟才数寸许，不假胶漆而首尾自相钩带，谓之鼓子卯”②，小舟（模型）制出后，诸匠都骇服其“智巧”。海陵王时，还发明一种撞冰船，蔡珪为之写《撞冰行》诗，可说是近代破冰船的先驱。《河防通议》记载，当时造船以每一百料（载重量，约合6吨）为基本计算单位，对打造一百料船所需要的材料都一一规定了件数，每件的尺寸和重量。还记载不同材料，船舶一定的上、下水装置量③。这说明当时的造船技术已较前有所提高和进步。

②《金史》卷7《世宗纪》。

①许亢宗：《奉使行程录》。

②元好问：《续夷坚志》。

③《金史》卷79《张中彦传》。

（谢选骏指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战国时代，创造了火器和破冰船，但是却不能发扬光大，引领技术革命向着纵深发展……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包括辽金元等等蛮族，都是官本位的统一指挥，不能容纳民间社会的创新，终于只能渐渐没落，不能被民间社会带着进步……到了元明清的帝国时代，甚至连封建自治的日本也赶不上了！）

【第三章 手工业、工程技术】

第一节 建筑

城市建设

宋代的城市由于商业发达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坊（居民区）和市（商业区）的区别逐渐消失，并取消了传统的宵禁制度，使城市的结构和布局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城市规划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如北宋都城东京开封（今属河南），中心部位为宫城，另有内城和外城。整个城市方圆五十余里，有城门12座，水门6座。许多店铺、作坊和住宅都临街建造，市井繁华。汴河、蔡河、五丈河和惠通河四条河流流经其间，交通便利。此外，城防工程和消防设施等也都相当完善。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形象生动地描绘出这座“七朝都会”的都市风貌。东京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后来金代扩建中都（今北京），其城市布局就是仿效宋东京，甚至连所建宫殿的名称都与宋东京的相同。这一时期，如平江（苏州）、杭州、扬州、成都、辽的南京与金的中都（今北京）、广州、明州（宁波）、泉州等城市也更加繁荣起来，城市建设愈益完备。从现存的南宋平江城（今苏州）图石碑上可以看到，城区内水道密布，住宅和手工作坊前临街巷，后倚河道，交通运输水陆兼用，相当方便，清楚地表现出这座水乡城市的合理布局。

应县木塔

这一时期辽宋夏金都建造有富丽堂皇的宫殿建筑群和大型的佛教建筑。

如宋正定隆兴寺建筑群，辽蓟县独乐寺观音阁等，都上承唐制，又有创新，是研究唐宋建筑制度变化的重要实例。在全国各地保留至今的这一时期的高层建筑宝塔也为数不少。如宋塔大多为砖石塔，其中为便于瞭望军情而建造的河北定县开元寺料敌塔，有11层，高达80余米，全用砖砌，至今完好。福建泉州开元寺两座石塔，用石料仿木建筑，高度均在40米以上。河南开封祐国寺塔，则是在砖砌塔身外加砌琉璃面砖，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琉璃塔。辽代佛塔也多为砖砌的密檐塔，如天庆九年（1119）建造的北京天宁寺塔，以及山西灵丘觉山寺塔、河北易县泰宁寺塔等，外观仿木建筑，其柱、梁、斗栱、门窗、檐口等都用砖仿木构件，技艺精湛，有很高的水平。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著名工匠喻皓在修建开宝寺木塔时，为抵御西北风的影响，特使塔身略向西北倾斜，这种大胆、巧妙而又有效的措施，在建筑史上是不多见的。辽清宁二年（1056）建造的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塔。应县木塔为楼阁式，全部用木料构筑，五层六檐，高67米，体形高大，结构复杂，轮廓优美，且在建筑技术上有许多创新。如斗栱式样就有60多种，特别是塔的暗层内，在内外槽柱间，使用了斜撑、梁和短柱，由此组成不同方向的复梁式木架，以提高其抗弯剪的能力，增加了整个塔身的稳定性。应县木塔经历900多年来多次大风和地震的考验而未损毁，可见其建筑技术之高超。

木构建筑技术的进步

这一时期木构建筑的规模一般比唐代要小，而建筑形式总的来说则趋向于轻巧、秀丽和变化。如建筑组群在总平面上加强了进深方向的空间层次①。殿堂屋宇坡度增高，屋顶出现了丁字脊、十字脊，殿堂平面出现了工字形、亚字形等，而斗栱则比唐代缩小。在宋代建筑实物中还出现了减柱的做法。如晋祠圣母殿减中间老檐柱四根，晋城青莲寺大殿减中间前金柱四根等，这种做法，反映了结构布置的灵活性，因而改善和扩大了室内空间①。在金代建筑中，如朔县崇福寺弥陀殿、五台县佛光寺文殊殿等，又进一步发展了减柱和移柱的做法。这一时期的建筑装修和色彩也有很大发展，如一些建筑物的门窗采用各种格子门、格子窗等，改进了采光条件，增加了装饰效果。此外，还装饰有各种雕刻纹饰及“五彩遍装”、“碾玉装”、“丹粉刷饰”等彩画，这些都对后世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建筑产生了很大影响。

桥梁建筑辽宋夏金时期在桥梁建筑方面也有创造性的发展。如木结构桥中著名的虹桥，据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所述，是青州（今属山东）一名牢城废卒所首创。虹桥是一种独特的单跨木拱桥，由巨木相接而成拱状，完全不用支柱，宛如长虹，结构简洁，桥体坚固。东京汴河上也建有这样的虹桥，《清明上河图》相当形象地将其描绘出来。北宋皇祐五年（1053）至嘉祐四年（1059），在福建泉州洛阳江上建造的洛阳桥，又名万安桥，也很有特色。洛阳桥桥长360丈，宽1丈5尺，有47个桥孔②。它是在江底铺设长条基石，筑成长500多米，宽20多米的石堤，由蛎房作为胶结材料来固结石块，然后在其上筑墩建桥。这种“筏形基础”的新型桥基，是这一时期的首创。现存的洛阳桥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的规模。南宋绍兴八年至二十一年（1138—1151）在福建晋江建造的安平桥，全长811丈，有桥墩361座，是1905年郑州黄河土桥建成前历史上保存至今的最长桥梁。在北方地区，金代按照隋制安济桥也建造了不少石桥，保存至今的有河北的永通桥、山西的普济桥等。金代桥梁中最著称的是大定二十七年（1187）至明昌三年（1192）在永定河上建造的卢沟桥，卢沟桥桥长212米多，连两端桥堍共265米，宽8米多，共11孔，是石砌的连拱桥，两侧石栏和望柱上雕刻有石狮，造型美观，坚实稳固，现仍基本保持原来面貌。两宋时期的园林建筑也有很大发展，皇家苑囿和私家园林都很兴盛，其中如宋徽宗营建的“艮岳”，尤为著名。

①见《河防通议》的“造船物料”、“装船斤重”节。

①参见中国建筑史编写组：《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②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1页。

《营造法式》

辽宋夏金时期出现的《木经》和《营造法式》等建筑学专门著作，也是这一时期建筑技术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北宋初年著名工匠喻皓所著《木经》，原作已佚，沈括《梦溪笔谈》中有所记述，其中已有关于木结构各类构件之间的尺度比例关系，如屋架尺度以梁的跨度为准，阶基的高度以柱高为准等。北宋徽宗时将作监李诫在元符三年（1100）编成、崇宁二年（1103）刊行的《营造法式》，全书共36卷，357篇。其中包括建筑术语考释，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等工种的标准做法，功限料例及诸作制度图样，内容极为丰富。这部著作也是我国古代最早和最完整系统的建筑学文献。在《营造法式》中提出的“材分”制，即“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各以其材之广分为十五分，以十分为其厚。凡屋宇之高深，名物之短长，曲直举折之势，规矩绳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分以为制度”。规定了木构建筑各种构件的比例关系和人工材料定额，这实际上就是以古典模数制为基础的建筑规范，也是当时木构建筑技术基本成熟的表现，其中有些具体标准，仍为后来元、明、清各代所沿用。

第二节 水利

五代较重要的水利工程，应推吴越王钱镠时期修筑的捍海塘。它位于杭州候潮门外，即今杭州六和塔到艮山门一带，是一段竹笼石塘。其作法是“造竹器，积巨石，植以大木”①。从唐代的土塘到五代的竹笼石塘，是我国修筑海塘技术史上一大进步。

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两浙转运使陈尧佐和同知杭州戚纶把黄河河工中的埽工技术引入海塘工程，修筑柴塘，即用一层柴薪一层土，相间夯筑。这种海塘虽然省工节料，提高了抗冲能力，但费柴太多，易朽坏，年年需要维修。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为石塘。景祐年间（1034—1038），两浙转运使张夏作石堤12里，自六和塔至东青门。庆历四年（1044）转运使田瑜、知杭州杨偕在原有石堤的基础上，续修2200丈。

在治理太湖的方略上，范仲淹、郏亶、郏侨、单锷、赵霖、黄震、苏轼等人都提出过自己的见解，而最有代表性的是范仲淹和单锷。

范仲淹（989—1052）有较丰富的治水经验，曾修过苏北海堤。天圣二年至六年（1024—1028）修成捍海堰150里，后人称为范公堤。他对太湖的情况比较了解，景祐年间（1034—1038）主持了疏浚港浦的工作。在治理太湖的方略上，他认为应采用浚河、修圩、置闸三者相结合的工程措施，使除害与兴利相结合，蓄泄兼顾，有利农业生产。①单锷著有《吴中水利书》，书中分析了太湖水患，认为太湖水患原因有三个。针对水患原因，他主张治理太湖应先开吴江塘路，让水泄尽后再筑围垦田。单锷片面强调排泄宜兴洪水的重要，使除害和兴利对立起来，这显然是行不通的。

在农田水利方面，宋熙宁（1068—1077）王安石当政时，大兴农田水利。北方利用河流泥沙进行放淤肥田，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放淤**，涉及的河流有黄河、汴河、涑水河、北洛河、漳河、洺河、滹沱河、葫芦河等以及山地溪涧。分布在今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省。淤田数目几近700万亩，②规模不小。

北宋虽然花了很多财力治理黄河，但因治河方针不善，成效不大。宋人提出的治河方针主要有：(1)宽河缓流和遥堤约水说。姚仲孙于庆历元年（1041）提出系统看法。此论的缺点在于只着眼于水而忽视沙，因此，它不仅不能减轻河患，反而使灾害加重。(2)全河分流说。代表人物李垂，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提出一系列分水建议。此说与宽河缓流说一样，只着眼于水，忽视沙，其结果也与前说一样。(3)局部减水说。此说情况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大体来说，作为一种临时分水措施，有一定作用。但作为一种经常的治河方针，到处分流，则有害无益。(4)放任行流说。这是一种消极的方针。(5)疏河减淤说。着眼于泥沙，但实际行动起来不容易。

五代后期，后周始建以东京（今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网。北宋继续整治，扩大运输能力。北宋以东京为中心的运河，呈放射状，构成错综密集的运河网。北宋末，金兵攻宋，北方四通八达的运河网遭到破坏。南宋时只能在东南一隅维持漕运，在两浙间开凿了若干运河，构成了一个小规模的东南运河系统。

①蔡襄：《万安渡石桥记》。

①《宋史·河渠志》。

②范仲淹：《上宰相书》，载《太湖备考》卷3。

第三节 纺织

丝织品宋代纱、罗、绮、绫类织物产量大，质量也很高，如亳州所产轻纱极为轻巧，时人形容它“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①。纱、罗织作也已经达到十分纯熟的程度。宋代的纱、罗多是以两根或三根经丝为一组相绞再织入一根纬丝而成的。1975年在福州南宋黄昇墓出土丝织品和衣物近400件，在金坛南宋周瑀墓出土丝织品和衣物50余件。其中素罗和花罗衣料都是用这种简洁的绞纱方法织成的，具有良好的透明和飘逸的效果，有些花罗还起有生动活泼甚或奇特的花纹，其质量可说是超过了唐以前的任何一种同类产品。辽宋夏金时期的织锦技术较前代也有很大发展，织造工艺进步，花色品种显著增多，纹饰图案更加丰富多采。如宋代用作装裱书画的锦，其品种就达40多种。当时苏州的宋锦、南京的云锦、四川的蜀锦等都极负盛名。其中宋锦是宋代才开始盛行的纬三重起花的重纬织锦。此外，这一时期回鹘（今维吾尔族）的织金工艺已传播到中原地区，并逐渐流行起来。据传说，著名的壮锦也是起源于宋代。

缂丝创始于隋唐，是一种具有雕镂质感的精美丝织工艺品。五代时缂丝工艺有所进步，如传世的后梁贞明二年（9）缂丝《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长达2丈2尺5分，宽9寸1分，但其制作风格仍尚素朴。宋代，定州（河北定县）缂丝非常著名。据庄绰记载，“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棦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如妇人一衣，终岁可就。虽作百花，使不相类亦可，盖纬线非通梭所织也”①。北宋缂丝的传世之作为数不少，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缂丝紫天鹿、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缂丝紫鸾鹊、北京双塔寺出土的紫阳荷花等，都是现今可见的著名的北宋缂丝作品。南宋时又创用子母经的缂法，使缂丝工艺更为精湛。这时还开始精心缂制唐宋名家书画，所缂山水、楼台、人物、花鸟等，刻意追求书画家原作笔意，如缂丝《莲塘乳鸭图》、《青绿山水图》等，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这一时期名家辈出，如朱克柔、沈子蕃都是这时著名的缂丝高手。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朱克柔所作山茶、牡丹小幅两开，工细高雅；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沈子蕃所作《梅鹊图》，惟妙惟肖，这些作品配色富于变化，且具有立体效果，均堪称南宋缂丝中的绝品。据《契丹国志》、《辽史》等史籍记载，辽代也有不少缂丝作品，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多件缂丝实物。洪皓《松漠纪闻》等著作也提到金代所制华丽的缂丝衣袍。由此可见，在当时辽、金的一些地区，也可能掌握了缂丝工艺。

①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246页。①陆游：《老学庵笔记》卷6。

宋代的刺绣工艺也有很高的水平。当时的刺绣作品，受绘画影响很大，常以名家书画为粉本，且广泛运用了戗针、套针、网绣、盘金、钉线等各种针法。明代书画家董其昌赞叹：“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嚵喽之态，佳者较画更胜，望之三趣悉备。十指春风，盖至此乎？”①近年新疆哈拉尔、苏州虎丘塔、北京双塔寺及山西等地均有宋代的刺绣出土。辽宁省博物馆所藏南宋刺绣《瑶台跨鹤图》、《海棠双鸟图》、《梅竹鹦鹉图》、《金刚经册》等，也都是技艺高超的精美绣品。①麻、毛织品苎麻及葛、大麻织物，在古代总称为布，在很长时期内，是人民大众的主要衣着原料。两宋时期，麻织品生产遍及南方各地，其中尤以广西最为发达，所产柳布、象布等远近驰名。金人生产的麻织细布，也是北方地区的主要衣料。当时麻织品的品种也是很多的，如绍兴十一年，户部裁定市舶司发运至都城（行在所临安）的服物材料就有大布、番青斑布、白熟布、袴布、鞋面布、青花番布、粗黑小布、单青番棋盘小布、番头布、海南青花布、袜面布、小布、青苎布、粗小布、白细布、白苎布、生苎布、海南白布、毛施布、海南棋盘布②。有些著名的麻织品种如郯县强口布、诸暨山后布等还经过特殊的加工处理，提高了质量。山后布就是在纺绩过程中将麻纱加以强拈而后织成的，精巧纤密，经久耐用。又如“綀子”是一种精细的苎麻布，虽然秦汉之前就已经有了，但在宋代得到更大的发展。周去非《岭外代答》提到：“邕州左右江溪洞，地产苎麻，洁白细薄而长。土人择其尤细者为綀子。暑衣之，轻凉离汗者也。汉高祖有天下，令贾人无得衣綀。则其可贵，自汉而然。有花纹者为花綀，一端四丈余。卷而入之小竹筒，尚有余地，以染真红，尤易著色。厥价不廉，稍细者一端十余缗也。”

这一时期葛布生产已趋于衰落，但在技术处理上仍有值得称道之处。如《格物粗谈》卷下提到：“葛布年久色黑，将葛布洗湿，入烘笼内铺著，用硫黄熏之即色白。”说明当时已掌握用硫黄熏、蒸的漂白技术。

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毛纺织业更为发达。唐代已从西域传入山羊。唐宋时期的拔羢褐，揩面如丝帛滑腻，是珍贵的羊绒制品。此外如泾州（今甘肃泾川）“虽小儿皆能撚茸毛为线，织方胜花”，“一匹重只十四两”③。连小孩都能用茸毛织成这样轻薄和精美的织品，说明当地毛纺织工艺是非常普及和高明的。毛纺织业在西夏是比较普遍的家庭副业，主要产品有氆氇、毛褐、毡、毯等。马可·波罗曾盛赞他所见到的驼毛毡：“城中制造驼毛毡不少，是为世界最丽之毡，亦有白毡，为世界最良之毡，盖以白骆驼毛制之也。所制甚多，商人以之运售契丹及世界各地。”②棉织品棉花古称“吉贝”等，棉布古称“白叠”、“吉贝布”等。据文献记载，我国海南岛崖州、新疆吐鲁番、云南哀牢山等少数民族地区，很早就已开始进行棉布生产，并能利用天然矿物或植物染料，印染出斑斓多彩的花布。如周去非《岭外代答》就说海南岛的妇女“衣裙皆吉贝，五色灿然”。从东汉、晋、唐等墓葬的考古发掘中也多有棉布实物出土。这些地区的棉织品还曾通过馈赠、纳贡及贸易往来等多种方式传入内地。

①庄绰：《鸡肋编》卷上。

①董其昌：《筠清轩閟录》，转引自朱启钤《丝绣笔记》。

②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32页。

③《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1—23。

从三国到北宋，棉花种植和棉纺织技术逐渐扩大到闽广地区。如方勺《泊宅编》提到：“闽广多种木绵，树高七八尺，叶如柞，结实如大菱而色青。秋深即开，露白绵茸茸然。土人摘取出壳，以铁杖擀尽黑子，徐以小竹弓弹令纷起，然后纺绩为布，名曰吉贝。”②赵汝适《诸蕃志》卷下也提到：“吉贝，树类小桑，萼类芙蓉，絮长半寸许，宛如鹅毳，有子数十。南人取其茸絮，以铁筋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纺，不烦缉绩，以之为布”，“或染以杂色，异纹炳然，幅有阔至五六尺者。”从这些记述可见，当时的制棉工具仅有铁杖和小竹弓，制棉技术还是比较简陋的。南宋初年，江南仍重蚕桑，而棉纺织业也还没有推广到这一地区。谢枋得有诗句说：“所以木棉利，不畀江东人”①，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到了南宋末年，江南地区的棉纺织业则有了很大的发展。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木绵”条说：“木绵，江南多有之”，“土人以铁铤碾去其核，取如絮者，以竹为小弓，长尺四五寸许，牵弦以弹绵，令其匀细，卷为小筒，就车纺之，自然抽绪如缫丝状，不劳纫缉，织以为布。自闽广来者，尤为丽密。”尽管这一时期棉纺织技术进展不大，但这段话却清楚地说明了棉花种植及棉纺织业已扩大到江南地区这一重要事实。1966年在浙江兰溪南宋墓中曾出土一条棉毯，长约2.51米，宽约1.米，重约00克，平纹组织，双面起绒，绒头丰满厚实，经纬纱相当均匀一致，这表明南宋的棉纺织技术已达到较高的工艺水平②。元代以后，棉花种植普遍推广到全国各地，棉纺织技术也有了重大进步，从而使棉布逐渐成为人民大众最主要的衣着原料。

印染

辽宋夏金时期纺织品印染技术达到了新的高度，凸纹版和镂空版等印花型板的制作非常精巧，印浆配制更为合理，颜色印花工艺更臻完美，夹缬和蜡染技术也有新的发展。如南宋时嘉定及安亭镇生产的药斑布是一种颇受大众欢迎的产品，据载，“嘉泰中有归姓者创为之。以布抹灰药而染青，候干，去灰药，则青白相间，有人物、花鸟、诗词各色，充衾幔之用”①。又如蜡染工艺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花纹，然后经过浸染再用水煮脱蜡质。这种防染印花方法多用于染制深地浅花或白花，其起源是很早的。1959年新疆民丰出土东汉和北朝时期蓝白印花的棉布和毛织物，说明当时的蜡染技术已经相当成熟。据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南宋时瑶族人生产的“瑶斑布”，则是用镂刻着花纹的两片木板夹住布料，将蜡熔化后灌注到镂空的花纹中去，然后染上蓝色，再煮布去除其蜡，就得到极细的斑花。蜡染布独具特色，深受人们特别是瑶族人民的喜爱。这类产品目前在贵州安顺场等地还有生产并远销国内外广大地区。

②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1卷第72章，中华书局1957年版。

①方勺：《泊宅编》卷中。

②赵翼：《陔余丛考》引谢枋得《谢刘纯文惠木棉》诗。

①汪济英：《兰溪南宋墓出土的棉毯及其他》，《文物》1975年第6期。

纺织机械

随着对织物数量和质量不断增长的需求，这一时期的纺织机械也更加完善并有所创新。如秦观《蚕书》所述缫车是在煮茧的锅上装置铜钱，丝通过钱孔粘并到一起，再往上经过鼓轮和作往复运动的络绞装置，缠绕到丝框上。虽然秦汉时手摇缫车已逐步普及，但秦观所述则是我国古籍中关于手摇缫车结构的最早的明确记载。宋代楼■的《耕织图》中描绘有脚踏缫车。脚踏机构应用于缫车，大约出现在唐宋之间。它可以使人的双手解脱出来进行其他操作，从而大大提高生产效率。这是手工缫丝机械方面的重大进步，此外，至迟到宋代脚踏纺车也有了重要进步。如当时已能有效地利用偏心和摆轴动作通过绳弦带动纱锭回转，同时捻纺三个锭子的纱线。著名的元代水转大纱车，实际上很可能在宋代就已出现了。宋代的提花机也已发展得相当完整，如南宋绍兴年间楼■《耕织图》中所绘大型提花机，有双经轴和十片综，还有挽花工与织花工的相互配合，这完全可以织造出具有复杂花纹的高级织物。

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广西地区的横州（今横县）用浓醋浸野蚕而擘取其丝，“就醋中引之，一虫可得丝长六七尺，光明如弓琴之弦”②，静江（今桂林）用带有碱性的稻草灰煮苎麻纱，织造前再用滑石粉作上浆处理等方法，也都是这一时期在纺织技术方面值得称道的杰出创造。

②见《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681《苏州府部》。

第四节 采矿探矿知识

利用矿床与围岩的地层关系找矿，宋人已有不少记载。如苏颂以白石（即方解石、石英）作为辰砂矿的矿苗：“丹砂生深山石崖间，土人采之，穴地数十尺始见其苗，乃白石耳，谓之朱砂床。”①南宋赵彦卫则正确认识到黑色辉银矿脉乃是银矿的脉路，“每石壁上有黑路乃银脉，随脉凿穴而入”。朱辅则以丝金作为脉金矿床的苗路，说：“丝金，沙中拣金，又出于石。碎石而取者，色视沙金为胜。金有苗路，夫匠识之，名丝金。”①坑采技术孔平仲，北宋治平二年（1065）进士，最初在衡州做官，后因言事得罪上司，被罚到韶州（今广东韶关）。韶州岑水场是有名的铜矿产地，孔平仲对此地开采铜矿的技术作了一些记录：“韶州岑水场，往岁铜发，掘地二十余丈即见铜。今铜益少，掘地益深，至七八十丈。役夫云，地中变怪至多，有冷烟气中人即死。役夫掘地而入，必以长竹筒端置火先试之，如火焰青，即是冷烟气也。急避之，勿前，乃免。”②这段话反映了当时采矿业中两大问题：随着矿床上部被开采完毕，很自然地要向深部矿床掘进。由初期的二十丈增加到七八十丈。随之而来的是井下空气流通不畅，出现了有害气体的积贮，伤害矿工生命。当时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排除毒气，而只是先试探，后躲避而已。这是最早记载矿井中的有害气体及躲避方法。

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2中，记载了福建建宁府松溪县瑞应场银矿的开采历史、开采技术、矿井中的事故以及坑户生产和生活的悲惨状况等。其中写道：“乾道中，人入穴凿山，忽山合，夹死五十余人，血自石缝中流出”；“取银之法，每石壁上有黑路乃银脉，随脉凿穴而入，甫容人身，深至十数丈，烛火自照，坑户为油烛所熏，不类人形”。

金代坑采技术可以黑龙江阿城五道岭地方的古铁矿井为例说明。在这个古矿遗址中，1958—1962年先后发现十余个坑洞和十余处矿井，坑洞深约40①周去非：《岭外代答》卷6。

①赵彦卫：《云麓漫钞》卷2。

②朱辅：《溪蛮丛笑》。

余米，最浅的只有7米。坑洞是由山上往下旋转开凿的。当下降到45米深时，还陆续发现古洞。坑道狭窄深长，呈螺旋阶梯式下降，宽约1.5米，高约2米。开凿方向均依矿体走向。斜坡坑道均有台阶，不甚规整。下降至一定深度后，又分出岔洞，至洞底每隔一定距离便有一个宽敞的采矿作业区，呈椭圆袋状，内部由于依矿脉走向取矿，故不规整③。

井采技术

北宋庆历、皇祐年间（1041—1054），在四川出现了一种新的井采技术——卓筒井。这是一种小口径深盐井。它的出现，为盐井钻凿技术指明了小口深化的正确方向。从此，盐井钻凿工艺从大口浅井阶段进入了小口深井阶段，影响所及，遍于全世界。它是当今世界上盛行的深井钻凿技术的先声，其发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卓筒井又叫筒井，明代以后又叫竹井。北宋苏轼第一次对卓筒井作了记载。他写道：“蜀去海远，取盐于井自庆历、皇祐以来，蜀始创筒井，用圜刃凿如碗大，深者数十丈。以巨竹去节，牝牡相衔为井，以隔横入淡水，则咸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为筒，无底而窍其上，悬熟皮数寸，出入水中，气自呼吸而启闭之，一筒致水数斗。凡筒井皆用机械，利之所在，人无不知。”①其后文同、陆游也对卓筒井作了记载。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井采技术。

③《谈苑》卷1。

①黑龙江博物馆：《黑龙江阿城县小岭地区金代冶铁遗址》，《考古》1965年第3期。

第五节 冶金

五代十国时期，北方连年争战，矿冶业呈凋敝停滞状态，而南方矿冶生产则续有发展，《册府元龟》卷9载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受贡的九炼钢刀剑即来自徐州、江陵等地，如后唐同光三年（925），“徐州进九炼钢刀剑各一”，后晋天福元年（941），“荆南遣使进九炼纯钢金花手剑二口”。五代轩辕述所撰《宝藏畅微论》说：“铁铜，以胆苦水浸至生赤煤，熬炼成，而黑坚”，表明其时已知用胆水浸铜，到宋代则得到长足的发展。后周广顺三年（953）所铸著名的沧州大铁狮，长6.3米，高5.4米，宽3米，重达40吨。从狮足至脊部共分15段，依次接铸成型，共用范344块。广州光孝寺铁塔为南汉刘■所建。西塔建于大宝六年（963）。东塔建于大宝十年（967），为现存的最早铁塔，由方座、莲座和七层塔身、塔刹构成，总高7.7米，由17件铸件叠装而成。经分析，所用材质为中磷、木炭、生铁，系亚共晶白口组织。

宋代矿冶业较诸前朝有很大发展。据史籍记载，有宋一代共设有4监，12冶，20务，25场，铁的税额（“岁课”）以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为最高，达824万斤，比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高出约76倍。王安石变法时期，矿冶业最为繁荣，铜、铅、锡在此期间都达到最高税额，分别为1460万斤、919万斤和232万斤。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货币需求量很大。唐代于全盛时期（玄宗年间），全年铸钱额为22万74贯。而宋神宗年间（1068—1085），年铸铜钱500余万贯，铁钱88万余贯，比唐代增长20余倍。宋代的铁主要产自磁州、邢州、兖州和徐州。黄金开采以山东登州、莱州为最著称。其他有色金属产地则多在江西、福建、广东等南方地区。官营矿冶业的管理相当严格，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当时的铜矿官员要逐日登录下矿人数，采矿、磨矿篓数，淘洗和入炉冶炼的矿石斤数。《宋史·薛奎传》提到，永州“发调兵三百人采铁，而岁入不偿赀。奎听民自采，所输辄倍之”。又，《宋史·梁适传》载：“莱芜冶铁为民病，当役者率破产以偿。适募人为之，自是民不忧冶户，而铁岁溢。”这表明官营矿冶业的**和摇役的扰民已严重阻碍矿冶的生产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官府被迫采取“豪户请佃”、“业主开采”等方式，民营坑冶得以有较大发展，如《东坡奏议》卷2即载其时徐州利国监“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每冶有百余人”，李昭圯《乐静集》卷29《吕正臣墓志铭》中记兖州莱芜冶吕氏”募工徒，斩木锻铁，制器利用，凡东州之人，一农一工，家爨户御，其器皆吕氏作也”。辽夏金对西北和东北地区的矿冶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契丹和渤海、室韦诸族原先就都能炼铁。辽立国后，设五冶太师统辖坑冶。《辽史·食货志》记辽阳有铁冶300户。幽蓟等地的冶铁业也都保持一定的规模。女真在立国前也已能烧炭炼铁，其后进一步建立了自己的矿冶业。黑龙江阿城为金上京会宁府，已发现金代冶铁遗址50余处，出土有大量炼炉、矿石、炼渣和铁块等。陕西榆林窟有西夏时期的冶铁图，其中的木扇形制和中原相类似。历年所出西夏钱币的合金成分和铸造工艺，也和宋钱相同。这些都表明辽、西夏、金的矿冶业是在中原先进技术带动下发展起来的。

传统钢铁技术体系的定型，是唐宋时期金属技术发展最突出的成就。苏颂《图经本草》称：“初炼去矿，用以铸■器物者为生铁，再三销拍可作鍱者为鑐铁，亦谓之熟铁。”唐初仍有部分农具用生铁铸就。但到宋代，锄、耙等铁农具如河南白沙、山东临沂、江苏扬州等地所出已均由锻制。农具制作由铸制改为锻制这一历史性转变，对宋代农业生产的发展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宋代称炼铁炉为蒸矿炉。河南南召县草店、下村、庙后村、朱砂铺发现宋代炼铁竖炉14座，均用耐火石砌筑，炉径2—3米。邯郸矿山村宋代炼铁炉保存较好，炉壁残存高近6米，底径3米。炉体呈鼓形，腹径较底径为大，自炉腹至炉顶逐渐收缩。河南林县铁牛沟宋冶铁遗址有炉址11座。炉的内径自0.9米到2.6米不等，多依山坡修筑，于坡上建平台装料。阿城金代冶铁遗址所出炼铁炉也依山岗修建，炉膛截面略呈梯形。近处并有矿井10余个，最深达40米，井内残存坑木、柳条筐、铁锤、铁钎和陶灯盏等。由上可知，至迟到宋代，炼铁竖炉的内形已略近现代高炉，具有炉腹角和炉身角。这种炉型有利于炉气合理分布，使炉况顺行，炉龄得以延长，是炼铁竖炉的重大改进。苏轼《石炭行》诗中记徐州煤矿云：“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石何劳锻。”河南安阳唐坡出土的9块宋代铁锭，经分析含硫1.075％。对河南登封、新郑、密县等地所出42件宋代铁器所作分析表明，其中大多数含硫较高，应为煤炭所炼。陆游《老学庵笔记》卷1云：“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而蜀又有竹炭邛州出铁，烹炼利于竹炭，皆用牛车载以入城，予亲见之。”

传统制钢术以灌钢为最重要和最具特色。沈括《梦溪笔谈》称：“世间锻铁所谓钢铁者，用柔铁屈盘之，乃以生铁陷其间，封泥炼之，锻令相入，谓之团钢，亦谓之灌钢。”这是古代文献中首次使用“团钢”、“灌钢”二词。它比东魏、北齐间綦毋怀文的宿铁法减少了灌炼次数，又用封泥造渣和保护，显有改进。百炼钢的制备工艺也首见于《梦溪笔谈》：“但取精铁，锻之百余火，每锻称之，一锻一轻，至累锻而斤两不减，则纯钢也。”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又记载一种独特的制钢术：“（湖南苗族）其俗举子，姻族来劳视者，各持铁投其家水中。逮子长授室，大具牛酒，会其所尝来往者，出铁百炼，尽其铁以取精钢。刀成铦利绝世，一挥能断牛腰。”类似的制钢术，西班牙西北部的塞尔忒人也使用。

宋代有色金属冶炼的杰出成就首推胆铜法。西汉《淮南万毕术》已有“曾青得铁则化为铜”的记述。《抱朴子》也说：“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可见，古人对铁与铜盐的金属置换作用早有认识。作为提取纯铜的水法冶金工艺，胆铜法在宋代得到很大发展，并成功地用于生产。宋哲宗时（1086—1100），张潜在信州、饶州等地设场用胆水炼铜，并著有《浸铜要略》一书。据《宋会要辑稿》记述，北宋时期用胆水炼铜的冶场有11处，分布于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省，其中最著名的是信州铅山、饶州德兴和韶州岑水，并称三大场。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大观年间（1107—1110）岁收铜660万斤，内有胆铜百万余斤，可知北宋时胆铜产量约占铜总产量的15—20％。南宋的铜主要来自江南地区，胆铜所占比重更达到85％左右。

用铁浸泡在胆水中置换金属铜，称作浸铜。若胆水不充盈，可用含胆矾的矿土沤泡过滤得到胆水，再置换得铜，称作淋铜。

宋洪咨夔《大冶赋》记述浸铜、淋铜工艺甚详：浸铜段称：“铅山兴利，保唇铜最早由信州铅山场和饶州兴利场实施。“胆随味而不同，青涩苦以居上，黄醯酸而次中”，“泛浮沤而异容，赤间白以为贵，紫夺朱而弗庸”，是说由色泽和味感来辨别胆水质量的高下。“乃破不轑之釜，乃碎不湘之釜”，则指铁片由废弃的铁釜、铁锅破碎得来。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水法冶金的国家。胆铜法的成熟与推广是宋代矿冶业的重大成就。

在火法炼铜方面，《大冶赋》是最早记述“硫化矿—冰铜—铜”工艺的文献。赋中所载“乌胶”、“金星”、“蔌花”、“丹沙”、“鼠结”、“鸡燋”等矿物，据研究，应分别指黑铜矿（CuO）、黄铜矿（CuFeS2）、辉铜矿（Cu2S）。采矿时，使用火爆法（“宿炎炀而脆解，纷剞劂而巧断”）。矿物含硫高，须经多次焙烧去硫，再反复烹炼，依次得到品位不同的冰铜（锍，铜、铁的硫化物的机械混合体），再经精炼得铜和用灰吹法提取金属银（“銗再炼而粗者消，鈲复烹而精者聚”，“排烧而汕溜倾，吹拂而翻窠露”）。镍白铜是中国古代有色金属冶炼的又一项杰出成就。除此之外，还有砷白铜即铜砷合金的制备。北宋何薳《春渚纪闻》卷10记薛驼用砒粉点铜：“其药正白而加光璨，取枣肉为圆，俟熔铜汁成，即投药坩埚中，须臾铜中恶类如铁屎者胶着埚面，以硝搅之，倾槽中，真是烂银。”这一工艺延至明清时期仍广为应用，见于《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等典籍。

钱币铸造至北宋达到巅峰，无论在合金配制的规范化、铸钱工艺的定型和钱文的摹写等方面都有重大的进展。

近年来，赵匡华、华觉明、戴志强、周卫荣、水上正胜等曾先后分析了近400枚北宋铜钱，绝大多数的铜含量在62—68％之间，铅在22—29％之间，锡在7—12％之间，各年号、各钱监所铸铜钱的成分相当接近；其中，太平通宝、天禧通宝的化学成分又与《宋史·食货志》所载制度相契合。这些都表明北宋时期迄至真宗时（998—1022），铸钱工艺规范的实施是控制得很严格的。钱法大坏是始自徽宗时（1101—1125），由于军事连年失利，经济濒临崩溃，铸钱时以铅充铜、锡，钱质变劣，急剧贬值，这从实物检验也得到了证实。

铸钱工艺早期多用范铸。南北朝以后，未见叠铸钱范及其模具，且唐初已用锡质母钱。因而，学者多认为铸钱工艺从唐代起有重大的变革。就目前资料来看，北宋初年已用母钱翻制砂质铸型，其后成为钱监铸钱的常规工艺，如永通监设有“模沙”作。《宋史·食货志》记大观元年（1106）“降钱式及锡母于铸钱之路”，张世南《游宦纪闻》称“（蕲春铁钱监）用工之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曰磨钱作，末曰排整作”等等。《大冶赋》：“液爰泻于兜杓，匣遂明于模印”，说明也是用母钱印制铸型的工艺。“磋之以风车之輣轧，辘之以水轮之砰隐”，则更证实在铸钱作坊中至迟在宋代，就用风力机械和水力机械来磨磋和淘洗钱坯。

铁钱始铸于西汉时期。宋代是中国历史上铸造铁钱种类最多，数量最大的时期。神宗时，全国有铁钱9监，年铸铁钱88万余贯。夹锡钱则是杂有铅、锡的铁钱，而非有些学者认为的铜钱。这种劣钱本是为防止西夏等用铁钱改铸兵器而施行，在蔡京当政期间一再大量铸造，是北宋末期币政滥恶的又一例证。

隋唐以降，随着金属冶炼业的发展，大型、特大型铸件层出不穷，成为中国古代金属文化的突出标志之一。北宋嘉祐六年（1061）在湖北当阳建造铁塔，共13层，由44件铸铁构件叠装而成，总高18米，用铁近4万斤，经检验属麻口铁，含磷较高。正定铜佛坐落在河北正定隆兴寺大悲阁内。该寺始建于隋开皇六年（586）。五代时，铜佛被焚。宋开宝四年（971），奉赵匡胤之命重建。铜佛以生铁为基座，分7节，由泥型接铸而成，高20米，重达36吨。此外，太原晋祠铁人4尊，各高2米多，其中一尊铸于绍圣四年（1087）。四川峨嵋山圣寿万年寺普贤铜像，高7.4米，重12万斤，铸于太平兴国五年（980）。著名的针灸铜人，铸于天圣五年（1027），周身标明穴位，供习练针灸之用。

宋代研习金石之风大盛，朝廷大量铸作仿古的鼎彝等器。著名的大晟钟即其一例，至今犹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处。赵希鹄《洞天清禄集》首载失蜡法的工艺过程：“古者铸器必先用蜡为模，如此器样，又加款识刻画。然后以小桶加大而略宽，入模于桶中。其桶底之缝微令有丝绒漏处，以澄泥和水如薄糜，日一浇之，俟干再浇，必令用足遮护。讫，解桶缚，去桶板，急以细黄土，多用盐并纸筋，固济于原澄泥之处，更加黄土三寸，留窍，中以铜汁深入。然一铸未必成，此所以为贵也。”南宋时，杭州姜娘子以铸器精巧著称，用的就是失蜡法。

②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1卷第72章，中华书局1957年版。

①方勺：《泊宅编》卷中。

②赵翼：《陔余丛考》引谢枋得《谢刘纯文惠木棉》诗。

①汪济英：《兰溪南宋墓出土的棉毯及其他》，《文物》1975年第6期。

第六节 机械

宋代机械制造方面最杰出的成就是水运仪象台的创制。它突出地反映了处于巅峰时期的传统机械工程技术的水平。水运仪象台是集天文测量仪器和报时装置于一体的大型天文钟，由水力通过一组齿轮系统予以驱动和运行，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至元祐七年（1092）由苏颂、韩公廉负责设计制造完成。绍圣年间，苏颂著《新仪象法要》详细记述并图示了它的结构和尺寸，使后人得以窥其堂奥。水运仪象台高36.65尺，宽21尺，为截面方形的木结构建筑。其原动轮称作枢轮，边缘有水斗和铁拨子。顶部设杠杆装置，相当于钟表的擒纵机构，可控制枢轮作定速转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擒纵装置，在机械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计时装置称作昼夜机轮，经由木人及击钟、击鼓等方式，自动报时。上设浑象和浑仪，用来观测天象和显示天体运行。浑仪所处木屋有可开合的屋面板，与现代望远镜观测的可开启屋顶具有相同的作用。水流系由河车经筒车灌注到天河（受水槽）中，再经铜壶滴漏装置（天池，平水壶）驱动枢轮。昼夜机轮由传动齿轮通过昼夜钟鼓轮、昼夜时初正轮、报刻司辰轮、夜漏金钲轮和夜漏司辰轮来报时。浑象设有天轮，与昼夜机轮轴相接。浑仪设有环状齿轮（天运单环）和名为天毂的小齿轮，从而也可随着水轮运转。全部齿轮系是从6个齿轮的传动到600个齿的运转。王振铎于年据《新仪象法要》对水运仪象台按的比例作了复原，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类似的齿轮系在王黼所制名为璇玑玉衡的水力驱动的天文仪器中也予使用。据《宋史·律历志》载，宣和六年（1124）制成玑衡，这种仪器要“注水激轮。其下为机轮四十有三，钩键交错相持，次第运转，不假人力。多者日行二千九百二十八齿，少者五日行一齿。疾徐相远如此，而同发于一机，其密殆与造物者侔焉”。

宋代在机械制造方面的另一杰出成就为指南车和记里鼓车的创制。《宋史·舆服志》首次详载指南车的结构：“仁宗天圣五年工部郎中燕肃始造指南车其法用独辕车，车箱外笼上有重构，立木仙人于上，引臂南指。用大小轮九，合齿一百二十。足轮二，高六尺，围一丈八尺。附足立子轮二，径二尺四寸，围七尺二寸，出齿各二十四，齿间相去三寸。辕端横木下立小轮二，其径三寸，铁轴贯之。左小平轮一，其径一尺二寸，出齿十二；右小平轮一，其径一尺二寸，出齿十二。中心大平轮一，其径四尺八寸，围一丈四尺四寸，出齿四十八，齿间相去三寸。中立贯心轴一，高八尺，径三寸。上刻木为仙人。其车行，木人指南。”其后，吴德仁于大观元年（1107）又献指南车和记里鼓车之制，后者也是利用齿轮传动，由木人击鼓表示车行里程。这两种车辆也由王振铎复原，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第七节 交通运输

陆上运输工具

辽宋夏金时期的主要陆上运输工具是名目繁多的各种车辆，造车技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载，宋时北方一些地区盛行的“太平车”，是一种载货车，有的二轮，有的四轮，由牛、骡和驴等畜力拖动，载重量可达数十石。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就绘有由三头牛或四头驴拉的小型太平车。当时还有一种“平头车”，车的双辕前架一横木，由牛颈项负横木拖动。这种车运载量虽然不大，但轻便灵活，如果装置车箱，并前后开门，则可作为轿车，供商旅长途乘用。在宋代，独轮车更为普及，是当时农村应用最多的一种运输工具。独轮车既可载人，又可运货，一般是由一人推动。为了多装载货物，有的还由一人在后面推，一人在前面拉，并套有一头或两头驴，《清明上河图》中绘有多辆这种类型的独轮车。

指南车和记里鼓车是著名的构思巧妙的机械发明，在中国古代多作封建帝王出行的仪仗之用。指南车的指南和记里鼓车的记里，都是利用齿轮系的传动作用配以其他机件而实现的。不少文献记载，黄帝时就有了指南车，不过，这只是一种传说。但至迟在汉代已出现指南车，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三国时马钧创制指南车，则更为可信，此后如魏猛、解飞、令狐生、郭善明、马岳、祖冲之、索驭驎、杨务廉、金公立等都曾试制过，有成功也有失败，遗憾的是这些都没有更多的具体资料流传下来①。直到宋代，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工部郎中燕肃和徽宗大观元年（1107）内侍吴德仁又分别制成指南车。燕肃指南车和吴德仁指南车原理相同而形制稍有差异，关于其具体形制与内部机械构造，在《宋史·舆服志》中有较详细的记载。王振铎经深入研究，曾据以将燕肃指南车复原，其所制模型现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记里鼓车，亦称“大章车”，是一种用木人击鼓击镯自动报知所行里程的特种车辆。此车之名初见于《西京杂记》和《晋书·舆服志》。而其具体形制和内部机械构造，则最早见于岳珂《愧郯录》和《宋史·舆服志》所载天圣五年（1027）卢道隆和大观元年（1107）吴德仁所上造法。指南车和记里鼓车构思巧妙，因而引起国内外不少学者（近代）的兴趣，并对之作了深入的研讨和精心的模制，但由于史籍所载尚不完备，所以见仁见智，多有不同。至于历史上的指南车和记里鼓车究竟真相如何，尚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现在学术界一般公认的还是王振铎先生的复原成果。

辽金两朝的制车业也比较发达。如辽时设有专门的车舆局，日常运输有毡车及运载货物的大车和小车等，有的车辆还用骆驼拖动。当时还有一种特殊的舟车，《泊宅编》提到：契丹强盛时，“兵马略集，便有百万。多作大舟，安四轮，陆行，以载辎重，遇塘水、黄河，则脱轮以度人马”①。这种水陆两用的大型运输工具是辽代颇为实用的创造。

指南针的发明与应用

指南针是著名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就已有关于“司南”的记载。“司南”是利用天然磁体指极性而发明的指向装置，可说是指南针的始祖。但由于司南还存在不少缺陷，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装置并未得到广泛应用。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和对指向仪器的需求，至迟到了宋代，人们终于发明了指南针，并使之逐步完善起来。现在已知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指南针制法，是曾公亮《武经总要》所载指南鱼。此书提到：指南车世法不传，鱼法以“薄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形，置炭火中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南向午也”①。这是一种利用地磁场的作用使铁片人工磁化而制作指南鱼的方法。人工磁化方法，在指南针发明史和磁学发展史上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发明。但这种方法只能获得较弱的磁性，还不能满足实际应用的需要。后来经不断研究与改进，人们又发明了另一种人工磁化的方法。《梦溪笔谈》载：“方家以磁石摩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①这是一种利用天然磁石的磁场作用，通过人工传磁，而使钢针磁化的方法。这种方法简单有效，从而为具有实用价值的指南针的出现，创造了重要的技术条件。

关于磁针的装置，沈括提到了“水浮”、指甲旋定、碗唇旋定以及“缕悬”四种方法。②其中水浮法在当时应用较多。我国考古工作者五六十年代以来，在河北磁州窑遗址、沉船以及江苏丹徒和辽宁旅大等地的窖藏、墓葬中，陆续发现一些宋元时期磁州窑生产的“王”字瓷碗，碗底圈足内墨书有“针”字，据研究，这很可能就是浮针所用的针碗。此外，南宋陈元靓在《事林广记》中还介绍了与上述装置有所不同的新型指南鱼和指南龟：“以木刻鱼子，如母指大，开腹一窍，陷好磁石一块子，却以臈添满，用针一半佥从鱼子口中钩入，令没放水中，自然指南，以手拨转，又复如出”，“以木刻龟子一个，一如前法制造，但于尾边敲针入去，用小板子上安以竹钉子，如箸尾大，龟腹下微陷一穴，安钉子上拨转常指北，须是钉尾后”。③这是将一块天然磁石安装在木刻的鱼或龟腹内，木鱼置于水中指南，而木龟则在其腹下挖一光滑的**，对准安放在顶端尖滑的竹钉上，这样支点处摩擦阻力很小，木龟便可灵活转动以指南。这种装置方法是对指南针的重要改进，通用的旱罗盘，就是由这种指南龟发展而来的。

指南针发明以后，很快就被应用于航海。朱彧《萍洲可谈》明确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稍后，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也提到“惟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而南宋咸淳间成书的吴自牧《梦粱录》则说，航海行船“风雨冥晦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全凭南针，或有少差，即葬身鱼腹”。其中提到“针盘”。比之稍早的赵汝适《诸蕃志》也曾说“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矣”。

①方勺：《泊宅编》卷10。

①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5。

②沈括：《梦溪笔谈》卷24。

③王振铎：《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和《中国古代磁针的发明和航海罗经的创造》，均见王振铎《科技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以上引文大体上可以说明，两宋时期的航海，在一般情况下主要依靠天文导航，而在阴晦天，则用浮针作为导航的辅助设备。在南宋中期以后，航海技术继续有所发展，海上行船已主要依靠指南针（罗经）来导航了。指南针的发明和应用，是对中国和世界航海事业乃至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造船与航海辽宋夏金时期是我国古代造船业大发展的时期，出现了许多具有优良性能的新船型和改进船型，造船能力和造船技术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如宋代的造船业规模更大，在泉州、虔州（江西赣州）、潭州（湖南长沙）等地设有26处船场，每年造船3000多艘，其中尤以明州（浙江宁波）、温州两处造船量最多。史载：“哲宗元祐五年正月四日诏温州、明州每年造船以六百只为额”①。当时建造的大型海船，如出使高丽的使臣乘坐的“神舟”，载重量可达万石（约600吨）。有的远洋商船也相当大，吴自牧《梦梁录》说：“海商之船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者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

这一时期创造的各种新型船，如多桨船、马船、铁壁铧觜海鹘战船、飞虎战船、无底船等，也都很著名，并在当时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金朝船工还设计制造了一种“舡头傅铁”的铁头船。这实际上是一种适宜于在北方河道中破冰行驶的船只，造法虽然较为简单，却很实用。又如采用桨轮驱动，是我国古代造船技术的一项重要成就。史载唐代李皋曾创制二轮车船，而宋代杨么农民起义军的高宣，又创制大型桨轮战舰，吃水一丈多，有二三层楼，可载千余人，“以轮激水，其行如飞，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辄碎”①，具有很大的威力，这是对“车船”的改进和发展。

就基本船型而言，宋代有著名的沙船，当时称为“防沙平底船”。沙船是平底的，不怕搁浅，尤其是在风浪中比较安全。而福船则是一种尖底海船，主要行驶于远海和南洋，宋人曾说：“海舟以福建为上。”②1974年，福建泉州湾后渚港发掘出一艘宋代海船，船身扁阔而尖底，原船通长约34.55米，宽9.9米，深3.27米，排水量达374.4吨。这艘古船，有13个船舱。从龙骨到舷侧共有14行船板，最厚的分为三层叠合共厚18厘米，并混合使用搭接和平接两种方法。用麻丝、竹茹和桐油灰捣合艌缝。据研究，该船结构合理，坚固耐用，具有良好的适航与抗沉性能，从中可见宋代海船建造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在船舶设计制造方面，这一时期也有很多创新。如宋熙宁年间（1068—1077），黄怀信凿渠引船将御苑金明池作为大船坞以修理龙舟的方法；绍兴七年（1137）处州知州张觷在造船时，创用“先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①，这种先做模型再放样造船的方法，创造了船模放样的造船技术。

①陈元靓：《事林广记》卷10。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50之4。

②《宋史·岳飞传》。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176。

金朝正隆年间，张中彦也“手制小舟才数寸许，不假胶漆而首尾自相钩带”②。而宋代文献中所说“船样”，可能就是船图和工料定额。如施德操《北窗炙炙录》记载当时造700料船，每船要用铁钉400斤，后来又降为200斤。此外如采用水密隔舱、采用铁锚和平衡舵、有些船增设浮板等，也都是改进船舶性能的重要措施。以上这些都是这一时期称得称道的造船技术成就。

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造船技术的提高和指南针的发明及应用，辽宋夏金时期的航海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如宋代到南海诸国的航线包括了东南亚、阿拉伯以及非洲东海岸的广大地区。当时海船所到的地区和国家有五六十处，远远超过了唐代的活动范围。与此同时，中国的航海技术也有了相应的进步。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在航海技术方面有三项重要成就：一是对海洋潮汐的研究，二是航海图的绘制，三是指南针用于航海③。如我国唐代可能就已经有了引导船舶航行的航海用图，但据今所知，到了宋代才有关于航海图的明确记载。宣和五年（1123），徐兢所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提到：“谨列夫神舟所往岛、洲、苫、屿而为之图”，但可惜的是现仅存该书文字部分而图已失传。南宋末金履祥曾建议朝廷派重兵由海道直趋燕蓟，攻打燕京，并详细绘制了一幅海图，备记海船所经岛屿的航路，“难易远近，历历可据以行”。但南宋朝廷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后来元人得到了金履祥绘制的图和说明，并经实地考察后，据以绘成图本，作为海上漕运的实用海图，元明两代又将其刻印成书，此即著名的《海道经》。航海图是海上航行的重要依据，在西方，直到14世纪才出现为实用目的而绘制的航海图。

②《宋史·张觷传》。

③《金史·张中彦传》。

第八节 造纸

辽宋夏金时期的印刷业极为发达，对于纸张的需求大为增加，因而促进了造纸业的发展。这一时期是造纸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中国古代造纸技术获得了全面的提高，尤其是竹纸兴起，其制造技术日臻成熟。此外，还发明了多种造纸新工艺，创制了一些为当时和后世所称道的名纸，纸的用途也更加广泛。

竹纸

竹纸的兴起及其制造技术的成熟，是宋代在造纸方面的重大成就。竹材质地坚密，结构复杂，要将其中的茎秆纤维分离出来作为纸料，其难度是相当大的，因此用竹造纸也比较晚。竹纸究竟起源于何时，学术界迄今尚无定论，主要有东晋和唐两说。宋代赵希鹄《洞天清录集》提到：“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真迹，多是会稽竖纹竹纸。”《增补事类统编》载梁萧子良曾提到张茂作箈纸，据考证，箈即嫩竹，等等。这是主张竹纸始于东晋的基本文献依据。但不少学者对此有异议，认为这些说法并不可靠。唐代关于竹纸则有可信的明确记载，如李肇《国史补》卷下载有“韶之竹笺”，段公路《北户杂录》提到睦州（今浙江淳安西）所出之“竹膜纸”等。近年一些纸史专著引用北宋苏轼所说：“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有也。”或认为这种说法与史实不符，或认为这说明竹纸在当时还是一种新事物，对其渊源尚缺乏了解。实际上，苏轼的原话是：“昔人以海苔为纸，今无复有，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有也。王逸少竹叶帖，长安水丘氏传宝之，今不知所在，三十年前见其摹本于雷寿。”①由上下文可见，竹叶帖是在竹叶上书写的，“以竹为纸”当指竹叶，将其解释为竹纸，显然是望文生义而造成的误解。北宋前期竹纸产量也许还不大，但并不鲜见，如有文献记载王安石好用小竹纸，士大夫翕然效之，等等。

北宋初期所造竹纸比较脆弱，质量较差。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说：“今江浙间有以嫩竹为纸。如作密书，无人敢拆发之。盖随手便裂，不复粘也。”蔡襄《文房杂评》也说：“吾尝禁所部不得辄用竹纸，至于狱讼未决而案牍已零落，况可存之久远哉！”这种情况表明当时竹纸制造技术还不成熟，其生产工艺仍在不断的改进之中。著名书法家米芾曾在《越州竹纸诗》中写道：“越筠万杵如金版，安用杭由与池茧”①，说明竹纸质量有所提高，甚至超过了杭郡“由拳”和池州“茧纸”等皮纸。他在《书史》和《评纸帖》中还提到，他在50岁时始用竹纸作书，并曾亲自捶打加工竹纸，“予尝捶越竹，光滑如金版”，“十日数十纸”。陈槱《负暄野录》卷下说：“今越之竹纸，甲于他处。”剡溪竹纸更是名满天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提到：“然今独竹纸名天下，他方效之，莫能仿佛，遂掩藤纸矣”，“竹纸上品有三，曰姚黄，曰学士，曰邵公，三等皆佳”。这些记载表明，南宋时期竹纸制造技术已经成熟，并且制出质量上乘的著名品种，这是我国造纸术的重大进展。当时竹纸的产量也很大，以致超过了其他纸种，成为图书典籍、官府文牍和私家信笺等的主要用纸。

①《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

①苏轼：《东坡志林》卷9。

辽宋夏金时期竹纸的主要产地有浙江、福建、四川、江西、广东、湖南、湖北等省，其中尤以杭州、建阳、成都（双流）等地的竹纸生产最为发达。关于竹纸的生产工艺，宋代文献中仅有一些零星的记载，如南宋陈槱提到：“又吴人取越竹，以梅天水淋，晾令干，反复捶之，使浮茸去尽，筋骨莹澈，是为春膏，其色如蜡。”①这段话涉及选取竹料、淋水浸沤、加工捶洗等工序，但其记述较为简略，且非造竹纸的全过程。直到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杀青”篇才有关于竹纸制造技术的详细记载。

造纸新工艺这一时期的造纸原料，除竹子外，还有树皮、麻、藤、麦秆、稻草等。

以楮、桑等抄造的皮纸在产量上仅次于竹纸，居第二位，藤纸则因资源有限而逐渐被淘汰。此外还有竹、树皮及竹、麻的混料纸，以及利用废旧纸张经处理回槽并掺入新纸浆所造的“还魂纸”等。

这一时期在造纸工艺方面也有不少新的发明和改进。如元费著《蜀笺谱》提到四川锦江旁以纸为业者说：“江旁凿臼为碓，上下相接。凡造纸之物，必杵之使烂，涤之使洁，然后随其广、狭、长、短之制以造。”用水碓舂捣纸料可节省人力，提高工效，保证质量，是造纸技术的一项重要革新。在我国，水碓古已有之，一般用于舂米，到元代王祯《农书》还介绍了更为先进的连机碓。上述引文虽出自元人作品，但一些纸史论著认为宋代已用水碓捣纸，这是有道理的。20世纪60年代，有学者到我国南方进行调查，发现当时有些地区仍将水碓用于造纸②。

向纸浆中添加某些植物粘液作为造纸悬浮剂，对改进纸张质量具有重要作用，是反映造纸技术进步的一项重要新工艺。我国古代曾将这类植物粘液称为“滑水”、“纸药”或“纸药水”。我国何时在造纸过程中使用纸药尚不清楚，对此最早的文献记载则见于宋代。如南宋周密《癸辛杂识》提到：“凡撩纸，必用黄蜀葵梗叶，新捣，方可撩，无则不可以揭。如无黄葵，则用杨桃藤、槿叶、野葡萄皆可，但取其不粘也。”由此可见，当时最常用的纸药来自黄蜀葵、杨桃藤等植物。在世界造纸史上，使用植物粘液作为造纸悬浮剂当以中国为最早。

在宋代，巨幅“匹纸”的出现，也表明了当时造纸技术的进步。宋代以前，长卷之类的长幅巨纸，一般是将一张张小幅纸用由楮树汁、面粉和白芨末制成的浆糊粘连起来的。而在宋代已能直接制造长达3丈至5丈的巨幅纸。苏易简提到：“黟、歙间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复有长者，可五十尺为一幅。盖歙民数日理其楮，然后于长船中以浸之，数十夫举帘以抄之，傍一夫以鼓而节之，于是以大薰笼周而焙之，不上于墙壁也。由是自首自尾，匀薄如一。”陈抄造这样大的纸张，需要有相应的巨型纸帘、抄纸槽和烘干设备，还要数十人统一指挥，协同动作，其难度是相当大的，其场面也颇为壮观。这充分反映出当时纸工们的智慧和创造精神。这种匹纸产量不高，价格昂贵，使用者较少，但至今尚有样品传世。如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宋徽宗赵佶草书《千字文》长卷，长达3丈有余，中无接缝，纸面朱地描以泥金云龙纹图案，其制造和加工技巧确实令人赞叹不已。

②乾隆《绍兴府志》卷18《物产志》。陈槱：《负暄野录》卷下。

各种名纸和加工纸

从五代到辽宋夏金时期，还出现了不少为当时和后世所称道的名贵纸张以及加工特制的纸张。这也是这一时期造纸技术进步的重要标志。

五代时最著名的纸是澄心堂纸。“澄心堂”为南唐烈主李昇任金陵（今南京）节度使时的闲居之所。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说：“南唐有澄心堂纸，细薄光润，为一时之甲。”沈括《梦溪笔谈》说：“后主（李煜）时，监造澄心堂纸承御，系剡道其人。”这种纸纸面光滑，细密坚韧，质量很好，在南唐时极为贵重，百金难得一枚。梅尧臣在诗中说它“滑如春冰密如茧，把玩惊喜心徘徊”，“江南李氏有国日，百金不许市一枚”①。梅尧臣还提到澄心堂纸的造法：“寒溪浸楮舂夜月，敲冰举帘匀割脂。焙干坚滑若铺玉，一幅百金曾不疑。”②这里涉及备料、舂料、抄造和焙干等工序，其中“寒溪浸楮”、“敲冰举帘”则为制造澄心堂纸之类好纸的特殊工艺。据蔡襄《文房四说》记载，澄心堂纸产于“江南池、歙二郡”，即今安徽南部的黄山市地区，然后将原纸运往金陵进行加工。由于澄心堂纸是一种质量上佳的名纸，所以自宋代至清代均曾有人仿制，颇受书画家的欢迎。

宋代最著名的纸当属金粟山藏经纸。浙江海盐西南有金粟山，山下有金粟寺，寺中曾藏有北宋时的大藏经数千轴①，其纸每幅背上有小红印记“金粟山藏经纸”。这种纸多为硬黄类桑皮纸，由数层粘制而成，纸质较厚，无纹理，内外皆蜡，有些类似现在的牛皮纸，而质量远胜之。金粟山藏经纸后来被逐渐盗出，散入民间，剥取为装潢之用，并称为“宋笺”。到了清代，书画家和收藏家多喜用它作为珍贵书画的引首。如周嘉胄《装潢志》说：“余装卷以金粟笺、白芨糊，折边永不脱，极雅致。”

温州蠲纸始于唐而盛于宋，在当时也是一种很有名的高级纸。程棨《三柳轩杂识》说：“温州作蠲纸，洁白坚滑，大略类高丽纸。东南出纸最多，此当为第一焉。由拳皆出其下，然所产少。”蠲纸是桑皮纸。明弘治《温州府志》载有加工方法：“其法用糨粉和飞面入朴消，沸汤煎之，俟冷，药酽用之。先以纸过胶矾，干，以大笔刷药，上纸两面。候干，用蜡打如打碑法，粗布缚成块揩磨之。”②这种纸产量不高，但宜书宜画，颇受人们喜爱，《清波别志》说：“蠲纸，今出永嘉，士大夫喜其发越翰墨，争捐善价取之，殆与江南澄心堂纸等。”

除上述者外，他如新安皮纸、四川麻纸、天台玉版等，也都是备受时人赞誉的良纸。

①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104页。②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

①梅尧臣：《宛陵集·永叔寄澄心堂纸二幅》。

②梅尧臣：《宛陵集·答宋学士次道寄澄心堂纸百幅》。

在宋代，对于纸张进行砑光、砑花、涂粉、施胶、加蜡、泥金、染色等加工技术，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各种加工纸。其中最著名的为谢公十色笺。谢景初（1019—1084），字师厚，庆历进士，历任余姚知县、成都府路提点刑狱等，为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的岳父。元代费著《蜀笺谱》说：“纸以人得名者，有谢公，有薛涛。所谓谢公者，谢司封景初师厚，创笺样以便书尺，俗因以为名”，又说“谢公有十色笺：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即十色也”。“谢公笺”是谢景初创意制成的艺术信笺，与“薛涛笺”齐名。宋代也曾仿制过薛涛笺。

在宋代还专门创制出一种印书用的椒纸。这种纸也很有特色，尤其是具有良好的防蛀性能。清人叶德辉提到宋版《春秋经传集解》书末有钤记：淳熙三年（1176）四月十七日，秦玉桢等奏闻：“《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书，多为蠹鱼伤牍，未敢备进上览。奉敕用枣木、椒纸，各造十部。四年九月进览。”①这里所说的“椒纸”，可能是用花椒等芸香科植物果实或其树皮浸水处理过的纸，可以杀虫防蛀。据说，由宋传至清的《埤雅》和《史记表传》两书，因系椒纸所印，数百年间“无一蠹伤虫蛀之处”②。纸制品和纸类论著辽宋夏金时期，随着纸的产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纸的用途也更加广泛。纸张除大量用于官私文书和印制书籍外，还用来制作纸衣、纸帐、纸被、纸冠、纸枕、纸鸢、纸瓦、纸牌等丰富多采的纸制品。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纸的一些新的重要用途，如印制纸币和制作霹雳炮等，这两者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金属货币到纸币的转变，可说是货币史上的一次革命。我国则是世界上最早发行和使用纸币的国家。据考证，早在汉武帝时，我国就创制过“皮币”，唐代又有了类似后世汇票的“飞钱”，说明人们很早就已开始了用其他币种替代金属钱币的尝试。但真正使用纸币，则始于宋代。最早出现的纸币是北宋真宗时四川商民自行印发的“交子”，此后官府又设置“交子务”，专门负责印制和发行“交子”，并禁民私造。马端临《文献通考·钱币考》载：“初，蜀人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人十六户主之。其后，富人赀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寇瑊尝守蜀，乞禁交子。薛田为转运使，议废交子则贸易不便，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诏从其请，置交子务于益州。”在两宋时，还曾发行“钱引”、“关子”、“会子”等，均为纸币。但后来由于财政危机，滥发纸币的现象非常严重，如南宋理宗绍定六年（1233）纸币发行量高达3.2亿多缗（每缗为1000文），通货膨胀，纸币贬值，以致“弃掷燔烧，不复重惜”。此外，金朝也发行过纸币“交钞”，后来元朝也发行了交钞和宝钞等，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还曾将当时中国通行纸币的情况介绍给欧洲。

这一时期纸的另一新用途是用来制作火器。例如，“霹雳炮”就是一种纸壳爆炸性火器。著名诗人杨万里在《海鳅赋》中介绍了其制作方法①：用纸①亦称有六百函，可能是分别按大藏经装订或存放的不同方式而作出的不同估计，见清张燕昌《金粟笺说》引《金粟寺记》，《金粟寺志》，胡震亨《海盐县图经》等。

②弘治《温州府志》卷7《土产》。

①叶德辉：《书林清话》卷6。

卷成管状，里边装入火药和石灰，再加导火装置。这种纸炮类似于爆竹和花炮，爆炸后可伤人或迷人眼目，有较大的威力，并用于宋金战争中。此外，有些“火箭”和“火炮”也都是纸管中装填有火药的管形火器。②造纸业的发展、造纸术的进步，以及纸对社会生活的重要影响，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因而宋元时期出现了一些研究纸的专门论著。苏易简（957—995）《文房四谱》（986）中的《纸谱》，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关于纸的专著。《纸谱》分为叙事、制造、杂说、辞赋四部分，记述了纸的源流、名称、制作、加工、用途、特点等，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陈槱《负暄野录》和赵希鹄《洞天清录集》等书，也都有论纸专篇。此外，米芾《书史》和《评纸帖》关于纸的评论，《太平御览》纸都收录的关于纸的事项，周密《癸辛杂识》、程棨《三柳轩杂识》等宋人笔记中关于纸的记述等，都是纸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元代费著《蜀笺谱》和鲜于枢《纸笺谱》等，也是很有价值的纸类专著。但这些著作的内容大多偏重于纸的掌故和诗赋文字，很少涉及具体的造纸方法，对研究造纸技术尚有所不足。

②戴家璋主编：《中国造纸技术简史》，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

第九节 印刷

雕版印刷的盛行

五代是中国印刷史上雕版印刷开始盛行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不仅民间印刷业有所发展，而且出现了由朝廷提倡和组织的较大规模的刻印书籍活动。例如，后唐宰相冯道等奏准刻版印卖儒家群经，作为儒生学用的标准文本。当时，自后唐长兴三年（932）始据唐《开成石经》校刻《九经》（《易经》、《书经》、《诗经》、《三礼》和《春秋三传》），历后晋、后汉，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共用二十余年时间方告完成。这“九经”世称《五代监本九经》，是我国历史上最早雕印的儒家典籍。五代时在蜀、南唐、吴越、闽等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区，社会相对安定，印刷业也比较发达。如在四川成都，前蜀雕印的贯休《禅月集》，后蜀雕印的增广《唐本草》（《蜀本草》），毋昭裔主持雕印的《九经》、《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都很著名。在杭州，吴越王钱俶曾雕造《宝箧印经》8.4万卷。从湖州天宁寺、杭州雷峰塔和绍兴城关镇等处发现的钱俶印经来看，其中有些经卷，扉画线条明朗精美，文字清晰悦目，纸质洁白，墨色精良，千年如新，说明吴越的印刷品不但数量多，质量亦臻上乘，可见当时雕版印刷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钱俶出资用绢素印的2万幅24种应现观音像，则是我国最早用丝织品印刷的版画①。后来如开封、杭州、成都、建康、福州等都发展成重要的出版中心。

辽宋夏金时期刻书成风，官、私、坊刻均有很大发展，雕版印刷业趋于鼎盛。两宋时，刻书地点已相当普遍，尤其是开封（今属河南），杭州（今属浙江），成都、眉山（今皆属四川），建宁、建阳、福州（今皆属福建），建康（今江苏南京）等地都刻印了大量书籍。据估计，宋代刻本当有数万部。所刻书籍内容包括经、史、子、集、释、道、天算、医药、类书、丛书等，丰富多采，品类齐全。当时最早进行的大规模雕版工程是在成都开雕，自宋太祖开宝四年（971）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历时12年才雕印完成的《大藏经》（世称《开宝藏》或《蜀藏》），共1076部，5048卷，所雕印板达13万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至徽宗崇宁二年（1103）福州东禅寺刻印《东禅寺大藏》（世称《崇宁藏》或《福藏》）达6434卷。以后刻的福州《毗卢藏》，湖州《圆觉藏》、《资福藏》，平江（今苏州）《碛砂藏》等，也都达五六千卷之多。宋代刻印的几种《道藏》，如《宝文统录》、《大宋天宫宝藏》、《政和万寿宝藏》，也分别有四五千卷。这一系列大型雕印工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宋时期雕版印刷的能力和雕印技术的成熟。宋代有不少著名刻工，甚至有妇女参加雕版，刻写精细。宋版书多由善书者书写上版，字体常用名家书体，且纸墨精良，装帧版式美观大方，素被后世藏书家视为珍本。

①杨万里：《诚斋集》。

辽代印刷中心是南京（或称燕京，今北京）。所刻《辽藏》和僧人行均的字书《龙龛手镜》都很著名。辽代约在辽兴宗耶律宗真景福元年（1031），雕成全部木板《大藏经》，世称《辽藏》或《契丹藏》。这是辽代最大的雕印工程。《辽藏》系据宋藏翻刻，并赠送了5部给高丽。后来高丽显宗王询又曾据《辽藏》和《开宝藏》刻成《高丽藏》。重熙十三年（1044），契丹贵族志智和尚在燕都募钱造经一藏，“以糯米胶破新罗墨，方充印造，白檀木为轴，新罗纸为幖，云锦为囊，绮绣为巾，织轾霞为绦，■苏枋为函”①。这是一部用高丽纸墨印造，上好材料装裱，白檀木做轴的卷轴本佛经，其中以糯米胶调墨印书，色泽极好，是辽代印工的一项创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发现一批辽代印刷品，其中有辽代刻经、辽版书籍和彩色佛像等，印刷年代最早的是统和八年（990）燕京印造的《上生经疏科文》1卷。这些发现是研究辽代印刷史的珍贵资料。此外，辽代还有一些汉文书的契丹文译本，但现尚不知是否有契丹文印本。

金代的印刷业也比较发达，其印刷中心主要在中都（今北京）和平水（今山西临汾）。所印书籍有经、史、文集、科技书、医药书、释藏、道藏等。金代监本书和有些坊刻书，刻印精良，可与宋版书相媲美，说明金代的印刷技术也有很高的水平。金代最大的雕印工程是释藏《赵城藏》。据研究，《赵城藏》主要是据宋《开宝藏》翻刻，当有7000余卷，现存近4500卷，其中有不少是其他藏经所未收的。另一项可与之相比的是道藏《大金玄都宝藏》，共6455卷，要比《政和万寿道藏》多近1000卷，可说是最完备的一部《道藏经》。此外，金代还刻印有多种汉文书的女真文译本，但可惜的是至今尚未发现有何种传留至今。

西夏也很重视印刷业，印刷中心在其都城兴庆（今宁夏银川），官、私刻书为数不少。据文献记载，最大的印书工程当属西夏文《大藏经》，但是否刻印全藏已难详考。西夏刻书除佛经外，还有用西夏文创作的语文、法律、诗歌、谚语、医术、历书，以及由汉文翻译的儒家经典、诸子、史传、小说、兵书、医书等等。

除印制书籍外，两宋时期印造纸币和茶盐钞引等，是雕版印刷术的又一重要用途。当时所印交子、会子绘有人物图样，北宋徽宗时还特别铸造六颗印记，并饰以花纹图案，以便印行彩色纸币，南宋孝宗时又采用铜版印造会子，这些都为后来印刷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①冯家昇：《火药的发明和西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页。

毕昇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

两宋时期，虽然雕版印刷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这种印刷方法费工费时，一套书版只能印一种书，而保存书板又要占用很大空间，因此其缺欠和局限性是很明显的，自有改革的必要。于是，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印刷技术又出现了重大的突破，这就是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沈括《梦溪笔谈》对此有详细的记载：“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冯道）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版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为余群从所得，至今保藏。”①关于毕昇的生平事迹，迄今尚未找到更多的确切资料。有些涉及印刷史的论著，根据沈括所说“布衣毕昇”，推测他是出身平民的雕版良匠或雕版刻字工，恐怕不妥。“布衣”一般指平民百姓，特别是未做高官的读书人。毕昇无疑是位平民，但他当是生活在北宋仁宗时的一位对刻印书籍有兴趣并很熟悉雕版印刷技术的知识分子，而不大可能是有些文化的普通工匠。他看到了当时对书籍的大量需要，也看到了雕版印刷的缺欠，因而致力于研究一种节省人工物料且效率较高的新的印刷方法。起初，他试制出木活字，由雕刻木版到制作木活字，这是很自然的，结果却没有成功。后来，经过反复试验，他终于发明了相当成熟的胶泥活字印刷术。另外，沈括《梦溪笔谈》卷20还提到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一位老锻工毕升。从生活年代和称呼来看，“布衣毕昇”和“老锻工毕升”，应该不是同一个人。

沈括关于毕昇活字印刷术的记述是非常具体翔实的，其中包括制作活字、排版、印刷、拆版、活字存放、检索、补刻冷僻字等完整的活字印刷工序，以及活字印刷的优点及其适宜于大量印制的情况。从沈括的记述看，毫无疑问，毕昇用他创制的胶泥活字印过书，但遗憾的是史缺有间，现在还难以说出他究竟印制过何种书籍。

毕昇之后，特别是由于沈括的记载，活字印刷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和发展。例如，1965年，在浙江温州白象塔修复过程中，曾发现北宋崇宁二年（1103）前后的《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残页。不少专家以其中“杂色金刚”的“色”字倒置等为据，推断此《无量寿经》为北宋泥活字印本①。果真如此，则这一印本是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刷品。不过，有些学者对此还存有疑义。此外，据有关专家研究，1989年甘肃武威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遗址出土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残卷①，及西夏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城西佛塔遗址发现的《维摩诘所说经》5卷（现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①，都是西夏文泥活字印本，刊行年代应为12世纪中叶，不迟于13世纪初。南宋绍熙四年（1193），时任观文殿学士兼判潭州（今湖南长沙）的周必大，在给友人程元成的信札中写道：“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板，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首■台览。尚有十数事俟追记，补段续纳。”①周必大运用沈括所记毕昇活字印刷术，印制《玉堂杂记》，这是现在已知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泥活字印本。其中铜板比铁板传热性能好，以之代替铁板，是对泥活字印刷术的改进。

①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

①即满：《妙行大师行状碑》，见陈述辑校《全辽文》卷10，中华书局1982年版。①沈括：《梦溪笔谈》卷18《技艺》。

①金柏东：《温州市白象塔出土北宋佛经残页介绍》，《文物》1987年第5期。①孙寿龄：《西夏泥活字版佛经》，《中国文物报》1994年3月27日。

这一时期木活字印刷术也有所发展。毕昇曾试制木活字，但因沾水变形和不易拆版而改用泥活字。如果选用适当木料和改变拼版方式，这两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因此当时一些工匠按照毕昇的技术思想从事木活字实验，并取得了成功。清代以来藏书目录中著录了七八种宋活字本书籍。其中如缪荃孙所藏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刊范祖禹《帝学》，清宫天禄琳琅阁旧藏宋刊《毛诗》等，多认为是宋代木活字本，但对此也有不同看法，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方能定论。1991年，在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发现了一批西夏文献，其中由藏文译成西夏文的藏传佛教密宗典籍《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印本9册，有些汉文数字倒置，经专家鉴定，其刊印于12世纪下半叶西夏仁宗时期（1140—1193），相当于南宋高宗至孝宗时期，为西夏文木活字印本，也是现在已知最早的木活字本②。从其木活字技术和印本装订方式看，显然受到中原的影响。此外如西夏黑水城佛塔发现的西夏文《三代相照言集文》（现藏于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卷尾发愿文汉译文有“字活新印者陈集金”，灵武县发现的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卷5（现藏日本京都大学）题记汉译文有“都发愿令雕碎字勾管为印者都罗慧性”，该书卷40（现藏北京图书馆）题记汉译文有“实勾管作选字出力者”等③。在西夏文中，“字活”、“碎字”的意思都是汉文中的“活字”，“选字”则为拣字和排字。据研究，这些西夏文文献以及俄藏西夏文《德行集》等，都是木活字印本。西夏的木活字技术是由内地传入的，刊印工作也大多是由党项族工匠和汉族工匠共同完成的。然而在两宋文献中迄今尚未发现有关木活字印刷技术的更多记载。到了元代，著名科学家王祯才在《农书》中对于木活字技术作了系统的总结并且有所创新。

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印刷技术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的出现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大约在13世纪活字印刷术传入朝鲜，世纪经朝鲜传入日本。大约也是在13世纪，活字印刷术经由新疆传入波斯，后来又经过蒙古军西征等不同途径传入欧洲。在这种经济、方便，尤其适用于拼音文字的中国印刷术的直接或间接的启发下，德国谷腾堡于1455年前后发明了用铅、锡等合金制成的金属活字和其他印刷设备，推动了欧洲印刷业的迅速发展，而大量印行的书籍，又在传播希腊古典文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谷腾堡的发明已比毕昇晚了400多年。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对于人类文明的又一伟大贡献。

②史金波：《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1期。③周必大：《周益文忠集》卷198《与程元成给事书》。

第十节 制瓷

五代时期的瓷业

五代时期的瓷业主流仍然是“南青北白”，而制瓷技术则继唐之后有所发展，其中尤以越窑青瓷与定窑白瓷最为著名。吴越国的越窑青瓷，多为贡品，胎质细腻，胎壁较薄，施釉均匀，釉色青润有光泽，造型和纹饰端整秀丽，反映了越窑瓷器在原料处理、烧造技术和装饰手法等方面的进步。如故宫博物院所藏一件杯式执壶，流长而微曲，颈部加高，把手也较唐代的形式略长，壶腹近似圆球形，釉色明润，造型秀美，使用轻巧方便。又如浙江嵊县出土的青瓷七子纹盒，盒盖上贴印七个儿童，形象栩栩如生，装饰花纹层次分明，极为精美。这些都可说是越窑的代表性产品①。吴越王钱元瓘墓出土的龙身涂金瓷罂，是当时用金银装饰的所谓“金■越瓷”，是一件难得的珍品。五代越窑制瓷工艺的另一成就，是烧制缸、瓶等大件瓷器，这在成型和烧成技术上都是相当困难的。

唐代白瓷最有名的是邢窑。到了晚唐和五代，河北曲阳定窑的白瓷产品逐渐兴起，其声誉也逐渐超过了邢窑。如河北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器物有碗、盘、灯、碟、罐、盒、瓶、枕及玩具等，胎质一般都很细腻，胎体较薄，釉色也较莹润，说明其工艺水平是相当高的。

五代时的柴窑瓷器曾被列为五大名瓷之一。明张应文《清秘藏》、谷应泰《博物要览》都载有关于柴瓷的精彩描述。如张应文提到：“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定，柴不可得矣。闻其制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此必亲见，故论之如是其真。”②谢肇淛提到柴窑时说：“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翠同价矣”，“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司请其色，御批云：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①。柴窑的“雨过天青”瓷器受到如此之高的赞誉和推崇，可见当时烧造技术的高超水平。但可惜的是明代人就已见不到柴窑的成器了。而柴窑的具体窑址迄今尚未发现。有人认为柴窑即在后来的钧窑范围之内，也有人认为在郑州，但都缺乏足够的证据。①柴窑仍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

宋代制瓷技术的发展辽宋夏金时期的制瓷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名瓷名窑遍布南北，特别是陆续形成的定窑、钧窑、耀州窑、景德镇窑、越窑、龙泉窑和建窑等八大窑系，以及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各具特色，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①牛达生：《我国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中国印刷》1994年第2期。②史金波、黄润华：《北京图书馆藏西夏文佛经整理集》，《文献》1985年第4期。①叶喆民：《中国陶瓷史纲要》，轻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页。①张应文：《清秘藏》卷上《论窑器第六》。

北方的定州窑，后称“北定”，以烧造白瓷为主。定窑白瓷继承和发展了邢窑白瓷的技术成就。其胎质细薄，釉色滋润、洁白，造型端巧，装饰讲究，烧造技术已臻完善。根据化验结果，定窑白瓷胎泥中氧化铝和氧化钛含量较高，尤其是氧化铝约在30％以上。瓷釉配方中，以白云石代替石灰石，氧化镁含量也较一般为高，而氧化铁则在1％以下，烧成气氛为氧化焰，烧成温度应高于1100℃。定窑工匠发明的覆烧工艺，是把盘碗之类的器皿倒过来烧，并用较薄的垫圈支垫，以代替过去的匣钵。这种装烧方法，不仅节省窑位，而且节省物料和更充分地利用热效，因此使得产量增加，成本下降，后来得到了普遍的推广。②由于覆烧法制成的器皿，沿上多不施釉，称为“芒口”。有些定瓷芒口处包镶有金、银、铜口，以增强其装饰效果。定瓷在装饰方法上有刻花、划花、印花及浮雕等，纹饰精美，对当时及后世各地瓷窑都有很大的影响。除白瓷外，定窑还烧绿釉、黑釉和酱色釉器等。

汝窑主要烧造宫廷用瓷。汝窑青瓷是北宋青瓷的杰出代表。胎体较薄，胎泥极细密，呈香灰色，釉层较厚，釉色天青。谷应泰《博物要览》和高濂《遵生八笺》称汝窑瓷器“其色卵白，汁水莹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针”。汝窑青瓷以支钉支烧，对支烧方法有所改进，对铁含量的掌握和还原火焰的控制也都十分准确。

浙江处州章氏兄弟的哥窑和龙泉窑（弟窑）瓷器一向享有盛名，哥窑瓷器制作精巧，胎骨大都为紫黑色或棕黄色，底足未挂釉处呈现铁黑色。西哥窑釉为无光釉，色调比较浅淡，有粉青、奶白、米黄等色。釉层极厚，釉面有大小各异的裂纹，俗称“百圾碎”，这是由于胎釉热膨胀系数相差过大的缘故。裂纹的出现原本是一种缺陷，但因其自然美观，遂变病为美，成为一种天然装饰。龙泉青瓷胎骨白色，釉无纹片，釉汁透明，釉色以粉青和梅子青最为著名。粉青釉亦称虾青釉，釉层肥厚，釉表光泽柔和，具有青玉的质感。梅子青釉是青釉的登峰之作，釉层更厚，颜色碧青，柔和淡雅，色调可与翡翠相媲美。

官窑也为宋代著名瓷窑。北宋时在汴京（今开封）烧制。南宋顾文荐《负暄杂录》载：“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东京官窑瓷器是专为宫廷烧制的名贵青瓷。青釉釉色很淡，光泽晶莹，胎釉很薄，并有冰裂和梅花纹等。但由于较早的文献记载仅有上述一条，北宋官窑官址至今尚未发现，且传世官窑器物釉色和造型与汝窑多有相似之处，所以一些陶瓷史家怀疑北宋官窑是否在开封实有其址，也有人认为北宋官窑即是汝窑。宋室南迁后，南宋朝廷在杭州置官窑，称为南宋官窑。据文献记载，杭州有修内司官窑和郊坛官窑。修内司官窑水平很高。《负暄杂录·窑器》说它“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明曹昭《格古要论》也谈到：“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

②谢肇淛：《五杂俎》卷12。

河南禹县的钧窑独树一帜，烧造出丰富多采的彩色瓷器，尤其是创造性地烧制成功铜红釉，以及“钧红”等著名产品，从而突破了传统青瓷的范畴，为后来景德镇釉里红等铜红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据分析，“钧红”施用的是一种乳浊釉。“钧红”的红色是由于在1300℃的高温下还原铜的呈色作用。红釉的成分中含有少量的铜（氧化铜含量约为33％），烧出的釉色青中带红，有如蓝天中的晚霞。又由于釉中含磷（P2O5）较高，所以釉呈乳浊色。至于钧釉的紫斑则是有意在青蓝色釉上涂上一层铜红而造成的。钧瓷的青色也不同于一般的青瓷，浓淡不一，多近于蓝色。蓝色较深的称为天蓝，较淡的称为天青，比天青更淡的称为月白，施用的是一种蓝色乳光釉。但其化学成分及呈色机理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钧窑的窑变，绚丽多彩，形态变化复杂，是窑变中的代表，为当时和后世许多窑场所仿制。在烧造技术方面，钧窑及汝窑、德化窑等还根据需要建有阶梯式窑床，对窑炉做了一些改进。

北宋时景德镇瓷业和制瓷技术已有很大发展，南宋时期已成为白瓷的主要产地，后称“南定”。当时制品中以青白瓷最负盛名。青白瓷又称影青瓷，是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这种瓷器的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泛青，其白度和透光度都已接近现代水平，而且胎薄而坚，釉质晶莹，声音清脆，表明影青瓷的瓷质以及当时制瓷技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外如河北磁县的磁州窑，烧瓷品种有白釉瓷、黑釉瓷等，产品多为盘、碗、盆、罐、瓶、壶、枕等日常生活用品，造型和装饰具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有些还有俗称“宋加彩”的彩绘图案（有些学者认为“宋加彩”并非宋代所创而是金代所创）。磁州窑系及其他一些窑系不仅广泛应用化妆土以增加瓷器白度，而且还进一步利用它来剔划出各种花样，形成了不少别致的新品种。陕西铜川的耀州窑主要烧造青瓷，产品以民用为主，兼烧白釉、黑釉等，其造型、釉色乃至花纹都达到了成熟阶段。尤其是耀州青瓷向以具有优美的地方风格，刻花、划花和印花取材广泛，技巧纯熟而著称于世，对邻近省区的瓷业产生了重要影响。耀州窑还采用耐火材料砌筑炉栅，并用煤作燃料烧窑，这在制瓷工艺方面也是很先进的。属于建窑的是福建的两处著名窑场：建阳窑和德化窑。建阳窑烧造黑瓷、青白瓷和白瓷，尤以黑瓷最为著名，称为“黑建”或“乌泥建”。这种黑瓷胎泥含铁成分较多，胎色紫黑，胎体厚重，黑釉光亮如漆。其中名品有“兔毫”、“油滴”、“曜变”等，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德化窑主要烧造白瓷，创烧于宋代，后来其烧造技术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到了明代，所产白瓷胎质致密，透光度极好，釉面为纯白色，光润明亮，且造型种类繁多，纹饰丰富精美，从而成为明代制瓷业中具有代表性的品种。德化白瓷也是我国外销瓷器的主要品种之一。

辽、夏、金的制瓷业

辽夏金的制瓷业也比较发达。据研究，辽代瓷窑大约出现在辽太宗会同年间至辽世宗一段时间之内（938—950）。其制瓷工艺渊源于中原地区，与邢窑、定窑有密切关系。其造型和纹饰则吸收了中原的传统，又具有民族的特点。从林东辽上京窑、南山窑、白音戈勒窑、赤峰缸瓦屯窑、辽阳江官屯窑、北京龙泉务窑、山西大同青瓷窑等处考古发掘结果看，辽瓷大体上可分为高温细胎白釉和黑釉瓷器，高温缸胎茶绿、黑、赭等杂色釉大型瓷器及低温三彩釉陶器三种。在烧造技术方面已有施用化妆土、覆烧法、使用耐火材料等先进工艺。但烧窑所用的燃料为柴草，迄今尚未发现有用煤作燃料的辽瓷窑场。辽代陶瓷的造型和纹饰则多种多样，总的来说可分为中原形式和契丹形式两大类。后者有长颈瓶、凤首瓶、筩式瓶、穿带壶、注壶、鸡冠壶、鸡腿瓶、海棠花式长盘、暖盘、三角形碟、方碟等。在装饰手法上，以塑贴花纹最有特色，如塑贴皮条、皮扣、皮穗、皮绳，甚至加以缝线的针迹，仿照契丹人传统的便于携带的皮囊形状，尤为逼真，这也是适应于契丹民族游牧生活的反映。金代前期东北地区的陶瓷产品，绝大多数为日用粗瓷。如辽宁抚顺大官屯窑和辽阳冮官屯窑，都是在辽代基础上继续生产的瓷窑，其产品胎质粗厚，釉面不匀，且多为单色釉，造型不规整，装饰简单，但瓶、壶、罐等往往附有双系、三系或四系，这是前期金瓷较突出的器型特点。金代后期即迁都燕京后在关内广大地区的陶瓷生产，则有了很大的发展。如金代的定窑，河北磁县观台窑、钧窑、耀州窑，山东淄博磁村窑，山西浑源窑，安徽萧县白土镇萧窑、宿州窑与泗州窑等，不仅北宋时的瓷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并且有所创新。如在造型方面，白釉黑花葫芦形瓶、黑釉桃形壶等，就是金瓷特有的器物。金瓷以实用的生活用瓷居多，花纹装饰趋于简化，装饰技法有刻花、划花、印花、剔花、笔绘、塑贴、加彩和纹釉等。其中白釉加彩即先施白釉初烧后再绘上红、绿、黄等彩色低温覆烧，这是金代工匠新创的瓷器品种（但也有人称之为“宋加彩”）。另外，为满足瓷器大量生产的需要，有一部分金代瓷窑不用覆烧法而采用砂圈叠烧工艺。这样烧造出来的器物如碗或盘心一圈无釉，内底出现刮圈露胎的现象。西夏陶瓷业，除少量高级瓷器由宋朝输入外，大部分为自己烧造。所产瓷器，大多胎质比较粗糙，器型单调，工艺技术较为落后，但其中也不乏佳品。如1956年在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敏盖村发现的两件酱褐釉剔花瓶，造型凝重大方，瓶身刻有牡丹花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夏陶瓷工艺所能达到的水平。

第十一节 兵器

火药与火器

辽宋夏金时期，火药随着制法和性能逐步为人们所熟识，也被广泛应用于军事工业，创制出各种类型的火器，从而引起了武器装备和战争形式的重大变革。从此，我国兵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新时代。北宋前期主要是利用火药的燃烧性能，制成燃烧性火器，以作火攻器械。如《宋史·兵志》载，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兵部令史冯继升等进火箭法，命试验”③。开宝八年，宋军用火箭、火炮与南唐作战。真宗咸平三年（1000），神卫水军队长唐福献所制火箭、火球、火蒺藜。咸平五年，冀州团练史石普又制成火球、火箭，并应宋真宗之召，当众作了表演①。此外还有许多记载，说明宋代火攻器械的研制和发展是很快的。宋仁宗时，曾公亮、丁度等编著《武经总要》。曾公亮（999—1078），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天圣进士，曾任会稽知县、开封知府、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副相）、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等官职，封鲁国公。他在康定元年（1040）与翰林学士丁度等开始编著的《武经总要》，是我国第一部官修综合性兵书。《武经总要》分前后两集，共40卷，其内容不仅记述了各种军事制度和史事占候，而且相当全面和系统地介绍了当时在陆战和水战中所使用的攻守器械，并绘制了相应的图形，展现了宋代军事技术的重要成就。在火器方面，《武经总要》较详细地记载了毒药烟球、蒺藜火球、火球等三个火药配方。如火球火药方：硫磺14两、窝黄7两、焰消（硝）40两、松脂14两以及砒黄、定粉、黄丹、干漆、竹茹、麻茹、黄蜡、桐油、浓油、清油等。由此可知，宋代火药配方中硝的含量增加了。同时宋代火药中还根据需要加进各种少量辅助性配料，以期达到易燃、易爆、放毒和制造烟幕等效果。《武经总要》记载的火药武器有弓弩火药箭、火药鞭箭、火球、蒺藜火球、霹雳火球、烟球、毒药烟球、竹火鹞、铁嘴火鹞等十余种，并简要介绍了这些火器的形制、制作和使用方法。如火球是一种特大的火药包；毒药烟球是一种内装砒霜、巴豆、草乌头等有毒药物的毒气弹，火药引燃后，由抛石机抛射出去，可焚烧敌方攻城器械，而散发的毒烟则可使敌方兵马中毒，丧失战斗力；蒺藜火球内装铁蒺藜，火药燃爆后，有刺的铁蒺藜飞散于敌军通道上，用以阻滞敌军兵马前进。

③参见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①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234页。

北宋的火器中虽以燃烧性火器为主，但在实战中，对火药的爆炸性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逐渐重视和开始利用火药的爆炸性能。如霹雳火球是火药拌和瓷片装入长二三节的干竹节，然后用纸壳裹制成的，在燃放的同时能产生出霹雳般声响。北宋后期又制成威力更大的霹雳炮。据《宋史》记载，宋与金战争中就曾多次使用过这种炮。靖康元年（1126）抗金名将李纲在开封（今属河南）就曾用霹雳炮击退金兵的进攻。北宋灭亡后，金人占领了开封等当时制造火药、火器的中心和泽州（今山西晋城）、大名等产硝地区，并大量仿制和研制各种火器，发明了更具威力的铁壳火球震天雷和单兵使用的飞火枪等，为火器技术的发展作出了新的重要贡献。如震天雷是金人约在13世纪初发明的一种铁制外壳内装火药的爆炸性火器（宋人称之为铁火炮）。《金史》描述说：“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大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之上，火点着甲铁皆透。大兵（蒙古兵）又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为龛，间可容人，则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献策者，以铁绳悬震天雷者，顺城而下，至掘处火发，人与牛皮皆碎迸无迹”①。由此可见，震天雷确有令人生畏的巨大杀伤力。

在火器发展史上另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可从根本上提高火器发射能力和准确程度的管形火器。南宋绍兴二年（1132），陈规守德安（今湖北安陆）时，用“火炮药造下长竹杆枪二十余条”②。陈规发明的这种长竹杆火枪，用竹做枪筒，内装火药，临阵点放，可喷出火焰，烧毁目标。这是至今已知关于我国发明管形火器的最早记载。长竹杆火枪枪身较粗长笨重，须三人使用，一人持枪，一人点放，一人辅助。金末创制的飞火枪则有了较大改进。据记载，其形制构造为，“以敕黄纸十六重为筒，长二尺许，实以柳炭、铁滓、磁末、硫黄、砒霜之属，以绳系枪端。军士各悬小铁罐藏火，临阵烧之，焰出枪前丈余，药尽而筒不损”①。这是一种携带和使用较轻便的单兵火枪。此外，南宋还曾制造过大量突火筒，可能也是类似的火器。开庆元年（1259），寿春府（今安徽寿县）人又创造了一种叫做突火枪的管形火器，“以巨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子窠’发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余步”②。《宋史》没有具体说明“子窠”的质料和形状，但以火药点燃后将“子窠”射出的情形不难推知，“子窠”就是一种原始的弹丸。而突火枪则是一种原始的管形射击火器，它已具备了管形射击火器的三个基本要素：管身、火药和弹丸。这一时期出现的管形火器，是近代枪炮的始祖。

普通兵器的发展

辽宋夏金时期的火器制造技术有不少创新和重要进展，火器在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实际作战时，官兵所大量使用的仍然是各种冷兵器。当时的冷兵器种类繁多，样式复杂。如长兵器有长枪、长柄大刀等，短兵器以刀、剑为主，还有蒺藜、蒜头、锏、鞭、棒、椎等杂式兵器。但有些长枪的枪头附近缚上装有火药的纸筒或竹筒，作战时先烧后刺，增强了长枪的攻击力量。许多兵器，工艺精湛，质量很好。如西夏制作的剑非常著名，太平老人《袖中锦》称赞道：契丹鞍、夏国剑等，“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①。又如西夏人经冷锻而制成的铠甲“瘊子甲”，坚滑光莹，强度性能好，“强弩射之不能入”②，是很好的防卫武器。

①《宋史》卷197《兵志》。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2。

①《金史》卷113《赤盏合喜传》。

②陈规：《守城录》卷4。

①《金史》卷1《蒲察官奴传》。

②《宋史》卷197《兵志》。

这一时期的弓弩和抛石机，也有很大的发展。如宋代制造的安在床架上发射的床子弩（二弓床弩、三弓床弩、■子弩等），最远可射一千步，少者也能射二百步。又如神臂弓、克敌弓等，射程可达三百余步，“能洞重札，最为利器”③。抛石机（时称砲，今作炮），也是当时战争中的重要武器，不仅用来发射巨石，而且在燃烧性和爆炸性火器出现后，又用来发射体积和重量较大的火器。如《武经总要》列举的抛石机就有十多种，其中最大的可抛射一百斤重的石弹或火器，射程达五十步以外。据记载，金军所用的抛石机也有很多种，如九梢、七梢、五梢、两梢、独梢、旋风炮、撒星炮、虎蹲炮等，虎蹲炮所发石弹，其大如七八斗栲栳，撒星炮可并发数石，都具有很大的威力。金军的攻城器械也很先进有效，如陈规说：“城有敌楼而金人用火炮摧击，城外有壕而金人用洞子填垒，城高数丈金人用天桥鹅车对楼慢道云梯等攻具登城。据其城池之制，可以自谓坚固前古所未有，奈何敌人攻械雄杰亦前古所未有。”①以上这些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辽宋夏金时期兵器制造技术的进步。

③太平老人：《袖中锦》。一些史书称宋或北宋太平老人，但从此书书名及内容看，似为明人所著。

①沈括：《梦溪笔谈》卷19。

第十二节 煤炭

我国古代对煤的认识及煤炭开采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秦汉时期。而先秦时期的地理著作《山海经》，则最早记述了煤的地理分布。当时称煤为“石涅”②，该书记载石涅有三处。最早记载煤窑洞穴的是司马迁，见于《史记·外戚世家》，其大意是说：西汉窦太后的弟弟窦广国，年四五岁时为人所掠卖，至宜阳，为其主人入山作炭，夜寒，煤窑工人卧于煤洞内休息，发生了煤洞坍塌事故，一百多人被压死，唯窦广国不死。③由这一记述中可以想见当时的煤炭开采规模已经不小，一个煤洞可容一百余人睡觉，其开采延伸长度当不少于几十米。我国用煤炼铁也很早。如河南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曾出土煤炭，可能当时已试用煤作为炼铁用的燃料。

煤在古代，还称为“石墨”、“石炭”等，大约在南北朝时，“石炭”这个名称已经通行，但直到明代陆深《燕闲录》才明确指出“石炭”即煤。据陆云《陆士龙集》载，西晋陆云在写给其兄陆机的一封信中提到：“一日上三台（指铜雀、金凤、冰井三台），见曹公（指曹操）藏石墨数十万斤，云烧此，消冷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兄见也不？今送二螺。”①从中可见煤产量已相当可观。南北朝时雷次宗《豫章记》、郦道元《水经注》等，则已有关于用煤炼铁和取暖炊饭的文字记载。唐代的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寻礼行记》中提到，太原西门外晋山产石炭，附近的县都去购买，有可能煤在唐代传入日本，日本至今仍称煤为“碳”。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用煤量日增，煤炭开采规模日益扩大，开采技术不断进步。到宋代，煤炭开采与加工利用技术发展到一个**。

据文献记载，辽宋夏金时期下述各省区的煤炭已进行开发：北京西山地区，江西今高安、萍乡、丰城、玉山，陕西韩城、铜川、旬邑，辽宁抚顺，河北曲阳、观台，河南鹤壁、鲁山、宝丰、渑池、新安、怀州，安徽安庆、淮北，山西太原、洪赵等。

②沈括：《梦溪笔谈》卷19。

③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39引陈规《朝野佥言后序》。

①章鸿钊《石雅》推断“石涅”为煤的古称，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据本草书记载，“石涅”也指石墨。②《史记》原文有“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句，“岸”字费解，故有人认为此处并非指煤窑，有人则据《论衡》等认为“岸”字为“炭”字之误。关于窦广国卧煤窑洞的考证，见《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煤炭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5页。

宋代采煤技术相当发达。北宋时代的河南鹤壁古煤矿遗址的发掘，为此提供了证明。1959年鹤壁中新煤矿在掘进中遇到了古煤井巷，并发现许多古瓷器。经河南省文化局考古工作队深入考察，进而发现了宋元时期的古煤矿遗址一处。尽管古煤矿遗址已残破不全，但从中可大致看出宋元时期的开采技术水平②：(1)开拓方式为圆形竖井，井深46米，井径2.5米。井筒位置选择得合理、准确，说明当时的煤田地层知识比较丰富，手工凿井技术也比较成熟。(2)巷道布置已有主巷和辅巷之分。主要巷道由井底向南北两端开凿，用于连接南北采区。这条残存的主巷，南段长4米，北段长6米，顶高2.1米，巷宽2米。采区辅助巷道共发现4条，全长约500米，自井口向东、西、南三面伸延，通向八个采区。采区巷道一般高1米多，上宽1米，下宽1.4米。可能由于这里的岩层和煤层都比较紧实，顶板压力不大，所以均无顶柱承托。这种情况，在近代山西的土法采煤中还常见到③。(3)回采工作面共10个，分布在井筒的四周，距井口最近者10米左右，最远者100米。各工作面之间保持一定距离，并保留一定的煤柱，以减少工作面的顶板压力。回采方式采用房柱法，回采顺序为“跳格式”，先内后外，逐步后退。回采工作面的形状以狭长的椭圆形及瓢、瓶形为多，很不规则。采空区面积大小不一，最大者长50米，宽30米；最小者长7米，宽2.5米。(4)井下照明采用固定式点灯的方法，在巷道两壁开凿了许多放置油灯的扁圆形和近似长方形的灯龛，高10—17厘米，长13—28厘米，深10—21厘米。灯为瓷碗和瓷盘。巷道中放有贮油的瓷瓶、瓷罐，可以随时为灯添油。(5)鹤壁古煤井下有许多条筐，还有扁担和一个辘轳，说明回采工作面采下的煤先用肩挑至井底附近，再用辘轳提升到地面。遗址中还有一口排水井，位于井筒东南20余米处，近似圆形，直径1米，深5米，井中尚有2米深的积水。说明当时的排水方法是先将矿井内的水引入低洼处的积水井中，然后用辘轳将盛有水的水具提至地面排出。

在鹤壁古煤井中还发现一块长方形石砚和水碗等用具，似是管理者在井下记帐管理的用品。

这一时期采煤业比较发达，是古代煤炭技术长期发展和当时经济一度繁荣发展的结果。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宋代已开始出现煤砖（古称炭■）、香煤饼和焦炭。金代张子和《儒门事亲》一书记载，有的地区出现了“家家打炭■砲”①的情景。文学家欧阳修关于发香煤饼的故事，曾在文人学士中传为佳话。欧阳修《归田录》卷2载：“有人遗余以清泉香饼一箧者。君谟闻之，叹曰：香饼来迟，使我润笔独无此一种佳物清泉，地名；香饼，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饼之火，可以终日不灭。”

考古发掘表明，至迟到宋代已经懂得加工利用焦炭。1957年—1958年，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河北峰峰矿区的观台镇发现了三座宋元时代的炼焦炉遗址①。观台即著名的六河沟煤矿所在地，盛产焦煤，当地居民自古以来以煤为业，传统土法炼焦延续至今。1978年—1979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稷山县马村发掘了一批金代砖墓，墓中尸体不用棺椁，直接置于砖床或木床上。两座墓的两床下堆满了煤炭和焦炭，各约五百市斤，“这些焦炭与今之炼焦无异，似当为人工所炼”①。在墓中放置煤焦，似是为了防潮。一座墓中尚且放置这样多的焦炭，由此推测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利用焦炭的范围一定相当广泛。

这一时期，煤炭除了用于炊爨烤火、冶铁、烧瓷、殉葬之外，还用来制药。宋张锐的《鸡峰普济方》中记载了用于治疗血脏虚冷、崩中漏下疾患的“补真丹”药方：“禹余粮、乌金石各肆两”②。乌金石即煤炭。金代名医张子和《儒门事亲》一书，曾谈到“乌金散”的配制，其主要药物是“乌金石”，③原文“冷”字为“复”，据赵承泽先生之意校改。“螺”可能为“籯”（竹筐）。

①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鹤壁市古煤矿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①许志群：《山西之煤炭》，《矿业杂志》1卷1期，1917年。

①张子和：《儒门事亲》卷12。

②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观台窑址发掘报告》，《文物》1959年第6期。书中特别注明：“乌金石，铁炭是也。”③铁炭是宋代对煤的另一称呼，这也反映了当时广泛用煤冶铁的事实。

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稷山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期。

第十三节 石油天然气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虽然处于分裂状态，但由于民族融合和科技交流的进一步加强，也为我国古代科技事业的发展打下了更雄厚的基础。这一时期，我国古代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技术也逐步趋于成熟。这主要表现在新型凿井技术的产生，石油地质学的萌芽，以及石油粗加工技术的提高和石油、天然气应用范围的扩大等方面。

在地质凿井技术上，这一时期出现了新式的凿井方法——卓筒井技术。

卓筒井是指井径仅有“碗口大小”的小口井。这种凿井技术是在隋唐时期大口井技术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产生的。据苏轼记载，卓筒井始于庆历年间（1041—1048）④，它是根据当地少数民族“凿地植竹”的方法①，并在长期以来开凿盐井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这种凿井技术实际上就是冲击式顿钻凿井法，“圜刀”即是近代机械钻井的钻头。为了进一步完善这种新型凿井技术，人们还发明井下套管隔水法。它既能防止地层中淡水侵入，又起到固井作用。这在当时世界上实属首创。因为卓筒井“井口绝小”，所以如何将深井内凿碎的岩屑提出，是非常困难的工作。而当时发明的单向阀装置，则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从而使卓筒井技术更趋于完善。用这种方法开凿的井，深度已达数十丈。卓筒井技术起初用于盐业开采，后来传到西方，发展到近代，成为石油开发初期的重要钻井方法。

在石油地质学方面，这一时期也有重要成就。石油地质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的发展与地质学、沉积学和古生物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北宋时的沈括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科学家。他对许多学科均有很深造诣，其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在一定意义上开了石油地质学的先河。例如，我们现在所用的“石油”这一名称，就是沈括最早提出来的，也是较为科学的。他根据石油“生于水际沙石”之中的特点，为便于与其他油类相区别，所以称之为“石油”。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了石油“与泉水相杂”的油水共生性，迄今人们发现的各种类型的油藏都证实了沈括的推断。关于石油的储量，沈括作了大胆的论述。他认为“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地下石油的蕴藏量非常丰富。这种见解，在当时技术水平下，也是极为难能可贵的。沈括还曾用石油作炭黑制墨，并预言：“此物后必大行于世。”②这一预言用之于石油更为确切。900余年后，石油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现代工业的血液。以上这些都表明沈括对石油的认识已达到较高水平。

这一时期，人们已掌握石油炼制的初步技术。北宋时期，我国出现“猛火油作”③，这可说是世界上最早的炼油工厂。所谓“猛火油”是石油经过粗加工的产品。猛火油作是宋朝廷军器监的11个作坊之一。由于猛火油是火攻的重要原料，广泛地用于军事上，因此它的炼制技术是密而不传的。①随着人们对石油性质认识的深入，其用途也愈加广泛。如陕北地区的石油含蜡量高，人们用它制成“石烛”，“其坚如石，照席极明，亦有泪如蜡，而烟浓”。

④张锐：《鸡峰普济方》卷15。

①张子和：《儒门事亲》卷12。

②《东坡志林》卷4。

③文同：《丹渊集·奏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县事》。

①《梦溪笔谈》卷24。

对于石油燃烧而产生的“石烟”，北宋时也加以利用。沈括在任鄜延路经略使时，亲自用它试制成墨，名之为“延川石液”，“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②。此外，石油还被用来配制成药，用以治疗疥癣等疾病。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战事频繁，石油作为火攻武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开宝八年（975），宋太祖派曹彬攻打南唐，后主李煜命朱令赟从湖口发兵御敌，到达皖口时与宋军相遇。朱令赟“先创巨舟，实葭苇，灌膏油，欲顺风纵火，谓之火油机。至此势蹙，乃以火油机前拒，而反风回煽，**大筏，水陆诸军不战而溃，令赟投火死”①。这是继酒泉保卫战后，又一次用石油进行火攻的著名战例。此后，据《武经总要》记载，人们又发明使用石油的武器“猛火油拒”、“筒柜”等，并用于攻城和水战。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是我国古代石油开发利用技术发展最快的阶段，天然气的开发利用，相应地也有很大发展。仅以四川而论，以后，又在重庆、陵州、泸州等地相继发现了天然气。②由于天然气的广泛发现，人们对天然气的认识水平也有较大提高。如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CH4），此外还混有硫化氢（H2S）等有毒气体，有可能熏人致死。宋仁宗时陵州推官杨佐为修复盐井发明了“雨盘”。这种雨盘是“以木盘贮水，穴窍洒之，如雨滴然”③。这样可使有毒气体溶于水滴之中，以避免对人的危害。“雨盘”利用了有些气体可溶于水的性质，对于开采低压天然气及在各种场合解决有毒气体问题，都不失为一种简便有效的辅助工具。

②王得臣：《麈史》。

①王得臣：《麈史》。

②沈括：《梦溪笔谈》卷24。

③马令：《南唐书》卷17。

（谢选骏指出：沈括对石油的认识已达到较高水平，以至于900余年后，石油才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现代工业的血液。——为何如此先知先觉，在中国社会却无用武之地，不能主导社会进步？因为中国社会，习惯论资排辈，结果外行领导了内行。）

【第四章 商业与货币】

第一节 五代十国的商业与货币

商业

五代十国时期，尤其是五代直接统治的华北地区，战乱频繁，社会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但通商贸易因适应各方面的需要，故商业在城乡经济中仍占有重要份额；战乱较少的南方诸国，保境息民，发展生产，在农业、手工业有所发展的基础上，同时为了满足各个小朝廷帝王和权贵们的奢侈**，交通不畅形成地区差价带来的高额利润，以及各割据政权为了增加商税而采取鼓励贸易的政策，都促使商业的发展。由于盐、铁、铜、酒等利润丰厚，五代十国时常实行“禁榷”制，即由官府实行专卖以垄断商利。

自五代时都城开封、河南府，到各割据政权的都城、首府，大多进行了复建或扩建，这既是政治的需要，也为商业发展提供了场所。而唐代的城市坊市制度的破坏，沿街开店情况的普遍，以及乡村草市、镇市的发展，更促进了城乡商业的发展。后唐长兴二年（931），在复建河南府城的规划中，一再提到“临街堪盖店处”；后周显德二年（955），增建开封外城时，原因之一即是：“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④。钱镠在唐末统治杭州后不久，即于唐乾宁二年（895）扩建杭州城，子城“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苟或侮劫之不意”①，成为扩建七十里罗城的原因之一，不久即成为吴越首府。此外，闽国王审知于唐末、后梁初先后建福州罗城、夹城；荆南高季兴扩建江陵城，吴再建金陵城等，无不是扩大城内的商业区或将城郊的商业区围在新城内，为这些城市的商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吴越、闽、南汉等沿海诸国，开拓海外贸易，吴越明州（今浙江宁波），闽福州、泉州（今皆属福建），南汉广州（今属广东）等，都是五代时重要的外贸港口城市，海外贸易促进了这些城市商业的发展。

各地政权的皇亲国戚、达官显宦，也有不少人依靠特权经商，以获取丰厚的利润。后唐庄宗皇后刘氏“好聚敛，分遣人为商贾，至于市肆之间，薪刍果茹，皆称中宫所卖”。前蜀徐太后、徐太妃在“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夺民利”，后唐、后晋节度使赵“在礼历十余镇，善治生殖货，积财钜万，两京及所莅藩镇皆邸店罗列”①，等等。

商业，尤其是过境贸易，对于小国荆南来说更是至关重要。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八月，荆南与后汉绝交以后，不到一年，“即因北方商旅不至，境内贫乏”，被迫于乾祐元年（948）六月“遣使上表谢罪”，臣属于后汉②，以重开南北商旅之途，发展荆南城的商业。

④李昊：《筑成都羊马城记》；乐史：《太平寰宇记》；马端临：《文献通考》；王象之：《舆地纪胜》。①《宋史》卷333《杨佐传》。

①《五代会要》卷26《街巷》、《城郭》。

②《十国春秋》卷77《吴越世家》一引《杭州罗城记》。

货币

唐末由于现钱缺乏，规定现钱每八十五文作一百文，每贯一千文折成现钱八百五十文，称“省陌”，或单称“省”、“陌”。唐末天祐二年（905）时，虽诏“并须以八十五文为陌，不得更有改移”，但已是“坊市之中，多以八十为陌”。

五代十国，流通的主要是唐代的铜钱。后唐天成时，已是“市肆买卖所使见（现）钱，旧有条流，每陌八十文”，由于铜器价贵，销熔铜钱以铸铜器出售，屡禁而不止；以及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及辽朝又都使用五代的铜钱，屡禁输出也无效，更促使铜钱缺乏。后唐天成二年（927），各地“街坊市肆人户不顾条章（指每陌八十文），皆将短钱（指每陌少于八十文）转换长钱（折算一百文）”，诏令“并须使八十陌钱”（以八十文折算一百文）。由于现钱缺乏，后汉乾祐中，“官库出纳缗钱，皆以八十为陌，至是民输者如旧，官给者以七十七为陌，遂为常式”③。然而现钱缺乏导致现钱增值的情况，直至宋朝，“国初因（后）汉制，其输官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诸州私用犹各随俗，至有以四十八钱为百者”①，这里所说的显然是指后汉、后周及“十国”后期的情况。

铜钱缺乏，铸钱以供应需求，五代十国大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后唐长兴元年郭在徽曾建议：“铸造新钱，或一当十，或一当三十，或一当五十”，但被认为“以一当十，真谓将虚作实”而否定②。

钱荒问题日益严重，后晋天福三年十一月，采取“无问公私，应有铜者并许铸钱，仍以天福元宝为文”，并规定“十钱重一两”；并允许私人开矿冶炼铜，不收赋税，以供铸钱。次月，又改为不定重量，“一任取便酌量轻重铸造”，仍“不得入铅并铁”，但商人谋利，民间私造铜钱“以铅锡相参，缺薄小弱”，不得不于次年七月即禁止私铸铜钱，只许官铸钱。这次铸铜钱以缓解钱荒的措施，实际上以失败告终。

后周世宗于显德二年采取非常措施，“采铜兴冶，立监铸钱”，“除朝廷法物、军器官物及镜，并寺观内钟、磬、钹、相轮、火珠、铃、铎外，其余铜器一切禁断”，其他各种铜制品，包括废寺的佛像，全都用来熔铸铜钱③，铜镜等由政府制造出卖，这是五代时规模最大的铸钱活动。

“十国”大都也铸钱，据《文献通考》称：“诸国割据者，江南（南唐）曰唐国通宝，又别铸如唐制而篆文，其后铸铁钱”；“两浙（吴越）、河东（北汉）自铸铜钱，亦如唐制；西川（前、后蜀）、湖南（楚）、福建（闽）皆用铁钱与铜钱兼行，湖南文曰乾封泉宝”，“福建如唐制”。“十国”所造大多为铅钱、铁钱，属于地方性货币，通常只于境内流通，“湖南地多铅铁，（楚王马）殷用军都判官高郁策，铸铅铁为钱，商旅出境，无所用之，皆易他货而去，故能以境内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①，地方性货币在某种境况下起到了促进商业的作用。

③《新五代史》卷14《皇后刘氏传》，卷63《前蜀世家·王衍》；《旧五代史》卷90《赵在礼传》。①《资治通鉴》卷288，后汉乾祐元年六月乙酉。

②《册府元龟·邦计部·钱币》三；《旧五代史》卷107《王章传》。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九月乙未。

①《册府元龟·邦计部·钱币》三。

第二节 宋代的商业

宋朝的建立与统一，消除了晚唐、五代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经济得以正常发展。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商业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水陆交通的便捷，统一的货币制度，铸钱量的增加及纸币（交子、会子）的创设与发行，坊市制度破坏后带来的沿街开店，营业时间的不受限制，统一的商税制度，以及与辽、金、夏的“榷场”贸易和兴盛的海外贸易，都为宋代城乡的商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发展条件，促使宋代大小城市及乡村镇市的商业空前繁荣。盐、铁、铜、酒、醋等，继承五代“禁榷”制，禁榷制又扩大到茶、铅等，由官府专卖以垄断商利。

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商业古代的城市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因而也成为经济、文化中心，政治中心的转移，常常导致城市的盛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自五代后梁建都以后日益繁华兴盛，到北宋时已发展为当时世界上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商业也空前繁荣，城内形成几个繁华的商业街区，宫城正南门宣德门前的南北向大街称为御街、天街，自州桥“出朱雀门（内城正南门）直至龙津桥”，是主要的饮食业中心之一，尤以夜市著名，营业“直至三更”。城内著名的“酒楼”，有马行街东货行巷的丰乐楼（原名白矾楼），“三层相高，五楼相向”；此外，“州（指内城）东宋门外仁和店、姜店，州西宜城楼、药张四店、班楼”，等等，“在京正店七十二户”，“其余皆谓之脚店”，“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营业。为了供应需要，“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外城正南门南薰门）入京（城），每日至晚每群万数”。内城的“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鹘客，余皆真珠、匹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钱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至千万，骇人闻见。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各种货物皆有。东京城内的商业繁华情况，南宋初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还有很翔实的记载。北宋末画家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更是形象地描绘了北宋东京开封商业的热闹场面。

南宋都城行在所临安城的商业宋朝重建后南迁，定都（称“行在所”，意为行都）临安府，成为南宋的政治中心，全盛时人口达百万，取代北宋的开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城内主要的商业街道，“自大内（宫城）和宁门（北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以至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灞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食物店铺，人烟浩穰”。而“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唯中瓦前尤盛，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灌圃耐得翁在南宋端平二年（1235）所著《都城纪胜》中的上述概括性记载，描绘了临安府城的商业盛况。临安城所需米“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客米到来”，“杭城常愿米船纷纷而来”。“严、婺、衢、徽等船，多尝通津买卖往来，如杭城柴炭、木植、柑桔、干湿果子等物，多产于此数州耳”。这些是吴自牧《梦粱录》所记临安城所需部分商品的产地及经水运到达的情况。临安城的商业盛况，在《梦粱录》及周密《武林旧事》中有详细的记载。

其他城市与镇市的商业开封、临安是北宋和南宋的都城，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和最繁华的商业市场。其他城市则各路（相当后代的省）的首府（主要指转运使司所在地，相当于后代的省会）所在地的府、州城，既是该路的政治中心，大体上也成为路内最繁荣的商业市场。各府、州、县城及镇市的“商税额”数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府、州、县城及镇市的商业繁华程度。

史载北宋熙宁十年（1077）各路府州县及镇市的商税额②，二十三路首府的商税额相差较大，以两浙路首府杭州（今属浙江）最多，达8.2万多贯，而最少的广南西路首府桂州（今广西桂林）只有6600多贯，还不及杭州的十分之一，大多数路的首府商税额都在3万贯以上。

从各路所属州、府城市（都是指州府城内，不包括属县或镇市）及镇市“商税额”的情况来看，长江流域的商业最发达，其次为黄河流域，珠江流域最不发达。长江流域中最发达的是太湖流域，除杭州外，两浙路所属的苏州为5.1万多贯，湖州为3.9万多贯，秀州2.7万多贯，常州2.6万多贯，润州（今江苏镇江）2.5万多贯，以及江南东路首府江宁府4.5万多贯，各县城及镇市的商税额也相当高，尤其是杭州近郊的镇市，如杭州城东南钱塘江边的“浙江场”商税额高达1.6万多贯，嘉会门（南门）外十里的龙山场2900多贯，余杭门（北城西门）外六里的江涨桥镇2800多贯，杭州城外近郊三镇市就达2万多贯。秀州青龙镇（今上海青浦北）远离府州县城，税额也高达1.5万多贯，其东方的上海（今上海南市老城厢），虽无商税额，却已设官府专卖酒和曲（造酒用的酒药）及征收酒税的“酒务”。

另一个发达的地区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成都府城6.7万多贯的商税额，在二十三路首府中居第二位，附近的汉州（今广汉）为4.8万多贯、绵州（今绵阳）为5.4万多贯、彭州（今彭县）超过3万贯，而且这些府州属县包括少数镇中有不少超过1万贯，成都西南不远的广都县更达到2.2万多贯，这些情况和太湖流域近似，不仅反映了川西平原经济的发达，更直接反映了城镇商业的兴盛。

水陆交通条件在府、州、县城市商业发展上起着重要作用，广南西路首府桂州的商税额只有6000多贯，路内有着海上交通便利条件的雷州（今广东海康）的商税额为7000多贯，而海上贸易较发达的琼州（今海南海口）达到1.9万多贯，成为广南西路唯一在万贯以上的城市。这种情况在淮南东、淮南西、荆湖北、夔州等路反映得更为明显。

②《五代会要》卷27《泉货》。

淮南东路首府扬州，在唐代曾是最繁华的都市，有“扬一益二”之誉，除了水陆及海上交通便利的条件外，隋代平毁东晋南朝首都、扬州首府建康城，唐初又改江都为扬州，以之取代建康，成为长江下游的政治中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自五代时吴重建金陵城并成为南唐都城后，扬州的地位下降。北宋时，虽是淮南路（后为淮南东路）的首府，商税额也有4.l万多贯，而本路地处运河入淮河处，也是南北航运交汇处的楚州（今淮安），商税额高达6.78万多贯，仅次于杭州，甚至略多于成都府城，但其商税中“过税”（过境税）所占的比重应较大，其商业的兴盛当与扬州相近。当时最繁华的地方城市，除杭州外，其次应是成都、江宁、苏州等城市。

寿州是熙宁五年新划出的淮南西路的首府，商税额只有1.7万多贯，远比不上路内庐州的5万多贯；荆湖北路首府江陵府城商税额只有8000多贯，而路内交通发达的鄂州城为1.4万多贯，岳州城更达2.5万多贯；夔州路首府夔州为2.1万多贯，而路内长江上游航运中心的渝州（恭州，今重庆）达3.1万多贯。

南宋时，随着农业、手工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商业也更为繁荣。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乾道六年（1170）入川路过鄂州时，称“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唐、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①。鄂州已发展为长江中下游三大都会之一，长江中游最大的商业城市，而且早已在绍兴二年（1132）取代江陵，成为荆湖北路的首府。商业发达的庐州亦已取代寿州成为淮南西路的首府；川东商业中心城市重庆府到南宋淳祐二年（1242）后，才成川东地区及夔州路的首府。

榷场贸易榷场是宋代官办边境贸易场所，以通辽、夏、金的互市贸易。

一、宋辽榷场贸易宋初对与辽的互市贸易并未设官署管理，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于镇（今河北正定）、易（今易县）、雄（今雄县）、霸（今属河北）、沧（今沧州东南）五州设“榷务”，“辇香药、犀（犀牛角）、象（象牙）及茶与相贸易”。宋初与辽的关系是时战时停，榷场也时开时停。淳化二年（991），再设于雄州、霸州、静戎军（今徐水，易州已为辽占领）、代州雁门寨（今山西代县西北），“置榷署如旧制，所鬻物增苏木，寻亦罢”。咸平五年（1002），又在雄州置榷场，但次年又罢。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宋辽订立“澶渊之盟”，次年即在雄州、霸州和安肃军（原静戎军）三地设榷场，又于广信军（今徐水西）设榷场，被称为“河北四榷场”。

宋方贸易的货物，“增缯帛、漆器、粳糯，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橐驼，岁获四十余万”①。北宋末年，“议者谓祖宗虽徇契丹，岁输五十万之数，然复置榷场与之为市，以我不急易彼所珍，岁相乘除，所失无几”①。宋方在宋辽榷场贸易中获利是很大的，北宋与西夏、南宋与金的榷场贸易中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二、宋夏榷场贸易宋景德三年八月，宋真宗在关于放行西夏青盐问题时说：“今榷场既不为买，当先以文告谕之，若异时（赵）德明复有恳请，则当令榷场量定分数收市。”可见此前已置榷场，可能即是次年十月真宗所说①《文献通考》卷9《钱币考》二；《资治通鉴》卷274，后唐同光三年“延州（今陕西延安）已置”的榷场①；这年七月，又于保安军（今志丹）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羱羚角、■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

直至“天圣中，陕西（路）榷场二”，天圣四年（1026），于河东路设“置西界（西夏）和市场”。“自与通好，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纵其来往”②，反映了宋夏边境贸易的盛况。宝元元年（1038）宋夏战起，榷场和市贸易全部停止。庆历五年（1045）议和，次年即复设榷场。

三、宋金榷场贸易始于“绍兴和议”后的绍兴十二年（1142），首先建榷场于盱眙军（今江苏盱眙），以后又置于光州（今河南潢川）、枣阳军（今湖北枣阳）、安丰军（今安徽寿县）西北的花靥镇，规定货物价值在一百贯以下的称为小客，每十人为一保，留一半货物在宋方榷场，带一半货物到金朝榷场交易，并购买金方货物回宋寄留在榷场后，再将另一半货物运往金朝榷场贸易，然后统一计算往返货物的总钱数，按十分之二抽息钱归官府。而所带货物价值在一百贯以上的商人称为大客，客商与货物都只能留在宋方榷场，等候金方客商前来贸易，宋方货物主要是粮食、茶叶、各种手工业品、书籍及外贸而来的药材、手工业品等。

绍兴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1159）正月，金朝为准备侵宋，只保留泗州（盱眙西北）榷场，南宋于同年二月也只保留盱眙榷场，关闭了其他榷场。官办榷场贸易受到限制，但走私贸易却更发展，“如楚州（今江苏淮安）之北神镇、杨家寨，淮阴县（今淮阴西南）之磨盘，安丰军之水寨，霍丘县（今属安徽）之封家渡，信阳军（今河南信阳）之齐冒镇，及花靥、枣阳旧有榷场去处，不可胜数”①。

“隆兴和议”后，南宋于乾道元年（15）复设盱眙、花靥镇榷场，将原枣阳榷场移至襄阳府（今湖北襄樊市襄阳区）西北的邓城镇，光州的榷场设于所属光山县（今属河南）北的中渡市，重开宋金榷场贸易。

海外贸易与市舶司宋代海外贸易自开宝四年（971）二月灭南汉后才有了南方的海港，六月，设置了第一个海外贸易的一级管理机构广州（今属广东）“市舶司”。太平兴国三年（978），漳、泉（今皆属福建）“纳土”，吴越“归地”后，宋朝统治东南沿海地区。后于杭州设两浙市舶司，淳化三年（992）移杭州市舶司于明州（今宁波）定海县（今镇海），咸平二年（999）九月，又“令杭州、明州各置市舶司，听蕃从便”。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15、、17的商税税额。

①《渭南文集》卷46《入蜀记第四》。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14，宣和二年二月一日引《茆斋自叙》。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3，景德三年八月己丑；卷67，景德四年十月乙未。

北宋中期以前，只有广州、杭州、明州三地设置“市舶司”，船舶到达其他沿海港口，都要“押赴随近市舶司勘验施行”，显然不能适应海外贸易日益发展的需要。在户部尚书李常的建请下，元祐二年（1087）十月，首先于福建路泉州增设市舶司；北方的密州（今山东诸城）板桥镇（今胶州），也因“本镇自来广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贩到香药诸杂税物，乃至京末。河北、河东等路商客般（搬）运见（现）钱、丝绵绫绢，往来交易买卖，极为繁盛”，是一个内外贸易都兴旺的镇市，元祐三年三月，设置北方唯一的市舶司，并升为胶西县。北宋末政和三年（1113），于秀州的华亭县（今上海松江）设置二级机构“市舶务”，后因航道淤塞而暂停，疏浚后于宣和元年（1119）复设。此外，镇江、平江府虽未设市舶机构，但自政和七年起，“如有蕃商愿将舶货投卖入官，即令税务监官依市舶法博买”②。

南宋绍兴元年（1131），将两浙路市舶司移至秀州华亭县，说明今天的上海地区在南宋时，已成为华东地区海外贸易的中心。除本处外，还在临安府、明州、温州等设市舶务，后又于江阴军（今江苏江阴）设市舶务。广州、泉州两处市舶司，虽都未在他处另设市舶务，但外贸交易规模大，是南宋的主要外贸海港。南宋绍兴末年的外贸收入达200多万贯，超过北宋最高年份的一倍以上。宋室“南渡，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钱，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①，加重了宋代的钱荒。

广州、泉州港主要是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东北非，秀州、明州、杭州、板桥港主要是通向东北亚的日本和朝鲜半岛等地。宋朝的海外贸易，主要是“以金银、缗线、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角）象（牙）、珊瑚、琥珀、珠琲、镔铁”，等等。

行会与免行法

宋代从城市到乡村镇市的商业、手工业以及其服务性行业，大体上商业称“行”，手工业称“作”，都有同行组织，称为行会，类似近代的同业公会。宋代称为“团行”，南宋吴自牧解释说：“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则与当行同也”，说明行会首先是适应官府的需求而产生的。

官府将商铺、手工业及其他服务性行业，均按行业登记在册，有关人员必须加入各行会，否则不能从事该行业的经营，各行业都有自己的服饰，“如香铺里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官府需要的物品及工役都向各行会索取，成为商人和手工业户的沉重负担。各行都有行头或行首、行老，负责安排行户向官府提供；并负责制定货物价格，如南宋临安府“城内外诸铺户，每户专凭行头于米市做价，径发米到各铺出粜”①，等等。行会也是官府对工商业各业管理的组织，南宋叶適称：“其权柄足以动摇守相者，今之所谓都录、行首、主事之类是也。”①“行首”既有官府管理行会的“吏胥”性质，也是行会与官府交涉的代表。

熙宁六年（1073），东京开封城的肉行徐中正等首先提出，“乞出免行役钱，更不以肉供诸处”的请求，官府成立“详定行户利害条贯所”，同年七月，实行“免行法”，各行按月或按季交纳“免行钱”，“与免行户祗应”或“官为雇人代役”②。这是以赋税形式代替行户提供物品或服役，是消除徭役制残余的进步政策，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但在元祐时被废，后经反复，“宣和间，市户乞依熙宁旧法纳免行钱，罢行户供应，民实便之，至靖康间罢设”。南宋初，“近来州、军、县、镇遇有抛买，依前下行户供应”。绍兴十一年，仍“并免供应，量纳免行钱，革去科扰之弊”。二十五年，又废免行钱时并下“令官司不得下行买物”①。但大多仍照旧向行户取索，然而毕竟有了禁约，遇到清明官吏还能依法制裁，如真德秀在嘉定八年（1215）时，可以将向行户“买物不偿价钱”的黄池镇（今安徽芜湖东）监镇官，“押送邻郡根究”，此监镇官后又依法受到惩办②。

②《东京梦华录》卷5《民俗》；《梦粱录》卷《米铺》。

①叶適：《水心先生文集》卷34《吏胥》。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4，熙宁六年四月庚辰；卷246，八月丙申；卷308，元丰三年九月甲子。

第三节 宋代的货币

铜钱、铁钱宋代的金属货币主要是铜钱，部分地区使用铁钱或铜、铁钱兼用。北宋时，川蜀地区产生并使用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与铁钱、铜钱兼行；南宋时，东南广大地区则是纸币“会子”与铜钱、铁钱兼行。

铜钱作为宋代最主要的货币，每一百文“因（后）汉制，其输官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诸州私用犹各随俗，至有以四十八钱为百者”。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九月“丁酉，诏所在悉用七十七为百”，通常称为“省陌”或“省”，而一百文仍需实数一百钱的称为“足陌”或“足”。但是“悉用七十七为百”，至少到北宋后期只是“官用”的标准。北宋末年东京开封的情况：“都市钱陌，官用七十七，街市通用七十五，鱼、肉、菜七十二陌，金银七十四，珠珍、雇婢妮、买虫蚁六十八，文字五十六陌，行市各有长短使用”；到南宋末年，已是“元都市钱陌用七十七陌，近来民间减作五十陌行市通使”③，大体上反映了宋代铜钱流通区内的普遍情况，铁钱的情况也大体相同。

宋平诸国，通常仍听用旧钱，蜀地原是铜、铁钱兼用，后蜀所铸铁钱精好，每一千铁钱相当于铜钱四百，但自宋灭后蜀，大量铜钱作为“上供”被运往首都开封，而“增铸铁钱易民铜钱”，并禁止铜钱入蜀，后虽不禁止铜钱入蜀，而铁钱只许在蜀地使用，又“令民输租及榷利，每铁钱十纳铜钱一”，商人争相运铜钱入蜀，铜钱一可得铁钱十四。宋朝廷曾采取多种措施在蜀推行铜钱，提高铁钱币值，但由于铜钱缺乏而无效，遂定以铜钱一当小铁钱十使用。

南唐亦铸铁钱，铜、铁钱兼用。宋自太平兴国二年起采取“于昇（今江苏南京）、鄂（今湖北武汉武昌）、饶（今江西波阳）等州产铜之地大铸铜钱”，及禁止铜钱渡江，待江南地区铜钱日多而“铁钱自当不用，悉熔铸为农器什物”④，江南不久即不再使用铁钱。太平兴国八年又曾一度令福建铸大铁钱，与铜钱并行，每一千铁钱当铜钱七百七十。不久即停铸铁钱，官私所铸铁钱10万贯，限于本地区使用。

康定元年（1040）宋夏战起，宋朝从兴元府（今陕西汉中）运送西蜀小铁钱至陕西作军费，原只使用铜钱的陕西路开始兼用铁钱。庆历元年（1041）在河东路产铁州、军铸大铁钱，晋州（今山西临汾）积铁铸小铁钱；次年又于晋州、泽州（今晋城）铸大铁钱；差不多同时，在江南的江州（今江西九江）、池州（今安徽贵池）、饶州铸造小铁钱，全部运往陕西。陕西的仪州（今甘肃华亭）、虢州（今河南灵宝）也铸造小铁钱。都以大铁钱一当小铁钱十。庆历五年，河东路的晋州、泽州、石州（今山西离石）、威胜军（今沁县）铸造小铁钱，则使用于本路。次年以小铁钱二当小铜钱一，后改为小铁钱三或五当小铜钱一；以后陕西、河东统一为小铁钱三当小铜钱一。

铜钱、铁钱都是大钱一当小钱十，民间盗熔小钱改铸大钱以取暴利，大③《宋会要辑稿》食货64之66、69。

④《真文忠公文集》卷7《申御史台并户部照会罢黄镇行铺状》及注。

钱贬值，改以大钱一当小钱三，盗铸犹能获利，嘉祐四年（1052）又改以大钱一当小钱二，称为当二钱、折二钱，小钱也称小平钱。

由于折二大钱鼓铸精巧，民间盗铸无利可获，币制才稳定，“铁钱、铜钱，市价无二”。吕惠卿在熙宁十年（1077）至元丰三年（1080）任职陕西时，“亲见本路铜、铁钱相兼使用，不闻有轻重之异”。由于铁钱重，“唯有行路，欲将铁钱换铜钱以便赍擎，有每贯（此指一千文足钱）不过加钱二十至五十文”，以后逐渐加多至一千文铜钱换一千四百文铁钱，“至（元祐）八年，始罢铜钱，方加至一贯五百”文，“每欲过铜钱地分者，至用二贯五、六百文方换得铜钱一贯”①。陕西随后即停止使用铜钱，次年十一月又改为铜钱、铁钱兼行。崇宁四年（1105）又诏两广铸小铁钱限两广使用，也成为铜铁钱兼行地区；而陕西于政和起只准使用铁钱。

南宋时，四川地区仍使用铁钱。乾道元年（15）开始，又在与金朝相邻的两淮、京西、湖北诸路逐渐改为使用铁钱，禁用铜钱，“其铜钱输行在及建康、镇江府”。

宋代除上述地区外都属铜钱使用区，自嘉祐二年改为大铜钱一当小铜钱二称为折二钱，除京都开封府外都流通折二钱，是仅次于小平钱（小铜钱）的主要的流通铜钱。此外，还有折二、折三、折五铜钱、铁钱。北宋末昏君宋徽宗、奸相蔡京当政，自崇宁二年（1103）开始铸造当五（折五）及当十（折十）大铜钱，民间盗铸日多，又命折十钱在荆湖、江南、两浙诸路作折五钱使用。而且同一类钱在不同地区价值不同，如不久后“荆湖、江南、两浙、淮南，（崇宁）重宝钱（原当十大钱）作当三（即折三）；在京、京畿、京东西、河东、河北、陕西、熙作当五”。此后，上述诸路“当十钱仍旧（当十），两浙作当三，江南、淮南、荆湖作当五”，以后又行“当十”大钱，蔡京更多次主持铸造推行夹锡铜钱，更增加了钱币制度的混乱。政和元年（1111）才下诏：“其官私见在当十钱，可并作当三（折三），以为定制”①，混乱局面才稍有改善。南宋除铸小平钱外，也铸折二、折三、折五、当十的铜、铁钱，南宋末甚至铸当百大钱。

宋初，沿后汉制度铸“宋元通宝”钱。太平兴国时，铸“太平通宝”钱，开始了宋代以年号作钱文。淳化元年（990）五月，“又改铸‘淳化元宝’钱，上（太宗）亲书其文，作真、行、草三体。自后，每改元必更铸，以年号元宝为文”，形成系列年号钱。仁宗改元宝元（1038），次年三月铸新年号钱，“文当曰宝元元宝”，因钱文重复，改为“皇宋通宝”，以后改元又恢复“冠以年号如旧”①。年号带宝字而钱文不用年号的，还有南宋宝庆时铸“大宋元宝”、宝祐时铸“皇宋元宝”。北宋末建中靖国时，则因建中为唐代年号而铸“圣宋元宝”。

庆历时所铸当十大钱（后改为折二）钱文为“庆历重宝”，“重宝”通常只作为大钱的钱文，如崇宁时所铸当十大钱（后改为折三）钱文为“崇宁重宝”，南宋的当三大钱“嘉熙重宝”等。“通宝”、“元宝”，原作为小平钱的钱文。北宋中期以后，铜钱、铁钱的大小钱都使用，而南宋嘉定时的铁钱，钱文四字中第三字更有永、兴、安、全等字样。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东京梦华录》卷3《都市钱陌》；《梦粱录》卷13《都市钱会》。①《宋史》卷180《食货志·钱币》。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2，元符二年七月癸卯。

自宋太宗时“淳化元宝”以真、行、草三体字分别铸造小平钱后，宋代年号钱大多以篆、楷、行、草体中的两种字体，如行、隶或楷、篆等分别铸造完全相同的一种铜钱或铁钱，俗称“对子钱”。南宋中期以后，只用一种字体（后世称为“宋体字”），而且钱背面加铸年数二、十一等，如“淳熙元宝”背文为“十一”，即系淳熙十一年所铸；“绍熙元宝”背文为“二”，即绍熙二年，此钱背文还有“汉”字，是标明为“汉阳监”所铸，不但纪年还纪铸造地。

五代以来的“钱荒”问题。宋代虽然铸钱监不断增多，由初期的7监（铜钱监4监、铁钱监3监）到宋神宗时发展到26监（铜钱监17监，铁钱监9监）。每年所铸铜钱也自太祖时7万贯，逐渐增多，太宗至道时为80万贯，真宗景德末为183万贯，仁宗庆历时为300万贯，到神宗熙宁以后，每年铸铜钱共600余万贯，达到最高峰。但铜钱的钱“荒”问题仍然严重，直至南宋灭亡，始终没能解决，这是由于辽、西夏及后来的金朝，大量以宋朝铜钱作为货币，自铸的数量很少，加上大量铜钱流向海外，主要是流向日本、东南亚，有的还运往西亚、东北非。

最早的纸币：北宋的交子及钱引一、交子交子的起始，史载：“先是，益（今四川成都）、邛（今邛崃）、嘉（今乐山）、眉（今眉山）等州，岁铸钱（铁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淳化四年，993），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这是一种具有纸币某些特性而以铁钱为本位的代币券，其开始发行的时间，应是李顺起义完全被平定后的二三年间，即咸平元年（998）前后。但到景德二年（1005）时，已是“奸弊百出，狱讼滋多”。益州知州张詠采取在嘉州、邛州增铸大铁钱，以增加货币的流通量，与铜钱、小铁钱“相兼行用，民甚便之”。这次因铁钱缺少而由私人发行的交子，可能即因此而暂时告一段落。可是，到大中“祥符之辛亥（四年）”，“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这次则是因铁钱重流通不便，而由私人联合发行的交子，有了具体的记载，是“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现）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百万。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但其后不几年，即发生“富民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在官府的干预下，每一贯（一千钱）交子，多的也只得到七八百钱①。这种初期交子票面的数额不定，而且是临时写上的，可以向接受交子的人兑取现钱，最终还可以向发行人兑取现钱。这种铁钱代币券的情况，具有近代“金本位制”时期纸币的一些特性，但更近似于现代欧美各国的“不记名可流通支票”，还不具备纸币的性质。

①《宋史·食货志·钱币》。

大中祥符末，转运使薛田请官置交子务，发行官交子而未成。天禧四年（1020）十一月，寇瑊任益州知州后，立即采取令交子户“收闭交子铺”，并且不准再设私人交子铺。天圣元年（1023），薛田接任益州知州后，已是“今街市并无交子行用”，“市肆经营买卖寥索”，直接影响到商业的繁荣。薛田等人认为：“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但请官为置（交子）务，禁民私造。”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午，1024年1月12日），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发行纸币的官办“益州交子务”设立。

这次发行的官交子，“一依自来百姓出给者阔狭大小，仍使本州铜印印记”，票面可能也是印刷有“屋木人物”的图案，“仍起置簿历”，票面的钱数也是写上的，与以前私人交子是临时“书填”，还是“贯（数）不限多少”所不同的，官交子是预先在“逐道交子上书出钱数”，而且是只有“自一贯至十贯文”固定的票面，再“合用印过上簿封押”，交子制造完成；发行交子还要“备本钱”，即是要有“发行准备金”，已与近代“金本位制”时期纸币的发行情况类似。世界历史上首次可称之为“铁钱本位制”纸币的“交子”，印制（票面书写贯数）开始的时间，为天圣“二年二月二十日（1024年3月19日）起首书”②。

交子印制完成后，“逐旋纳监官处收掌”，等待人户以大、小铁钱来兑换，监官“依例准折”，而且按“每小铁钱一贯文依例克下三十文入官”，将铁钱收储，“据合同字号给付人户，取便行使”，交子即成为市场流通的纸币，交子已无实物传世，当与传世的“钱引”相近。

印制交子的纸是用楮树皮制造的，所以也称为“楮币”、“楮券”（包括南宋的“会子”）。纸质虽较好，但仍不适于长时间使用，以及可能为抑制假币，交子是分“界”（分期）发行与使用的，前期是每二年为一界（跨三个年头，因而也常称为三年一界），都在二月开始发行新交子，并收回旧交子，以后每界改为七月发行。熙宁五年（1072）又定为仍是每二年发行一界，每界发行额也仍为125万多贯，但新旧两界交子同时行使，每界行使四年，实际流通量增加了一倍，基本上仍在社会需求的数量之内，有时由于朝廷的措施失当，造成交子的贬值。元祐元年（1086），苏辙说：“蜀中旧使交子，唯有茶山交易最为浩瀚，今官自买茶，交子因此价贱”。“旧日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头（一贯）有卖一头一百者”，由于“官自买茶”，“近岁（一贯交子）止卖九百以上”①。

交子票面的面额，自宝元二年（1039）起，固定为五贯和十贯两种，五贯者占总发行量的十分之二，十贯占十分之八。但这两种交子面额的数额过大，实际上大量数额较小的商业贸易，不得不仍使用沉重的铁钱。熙宁元年，将交子的面额改为一贯和五百文（半贯）两种，一贯的占总发行量十分之六，五百文的占十分之四，适应了商业贸易的需要。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淳化元年五月乙未；卷123，宝元二年三月丁巳。《宋史·食货志·钱币》。①李攸：《宋朝事实》卷15《财用》；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61《财用门·楮币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景德二年二月庚辰及卷101，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宋史》卷181《食货志·会子》。但《山堂考索》、《宋史·食货志》记此次私人发行交子，是真宗时“张詠镇蜀”期间所为，似误，因张詠自景德四年六月至大中祥符五年八月任昇州知州。

熙宁二年，曾设交子务于潞州（今山西长治）推行交子于河东路，因恐“有害入中粮草”及“矾、盐不售”，于次年七月即罢。熙宁四年正月时，交子法已行于陕西，但同年四月亦罢。熙宁七年，又行交子于陕西的永兴军、秦凤两路；到九年时，又因“交子给多而钱不足”而再次罢行。元祐末，四川交子可能又已行用于陕西，以致绍圣元年（1094）时，“商人以交子通行于陕西而本路（成都府路）乏用，请更印制”。哲宗“诏一界增造十五万缗（贯）”。“是岁通旧额书放百四十万”多缗①。元符元年（1098）又增印48万道（贯），增为每界印制188万贯。到北宋末宋徽宗时，因“陕西用兵”，自崇宁元年（1102）至大观元年（1107）数年间增印交子，少则200万，多至1100万，共增印2400多万缗，四川交子大量行用于陕西地区。崇宁三年，置京西北路“专切管干通行交子务”，以推行交子于京西地区。

二、钱引崇宁“四年，今诸路更用‘钱引’，准新样印制，四川如旧法”，“钱引”推行于除福建、两浙、江南、荆湖、广南以外的江北、华北广大地区。只有四川仍称交子，并按原式样印制。但“钱引”“诸路行之不通”，次年即不再印制，而已在“民间者，许贸易”流通，逐渐收回。

“大观元年（1107），改四川交子为钱引”，交子务也改称钱引务。此后史亦称旧交子为钱引，而新钱引有时亦称为交子。由于大量印制纸币，引起严重贬值，贬值至票面的十分之一，甚至面值一千钱的只值十几钱。大观三年，只得从第四十四界起，将发行量限为天圣时的125万多贯，流通地区也限在使用铁钱的四川、陕西、河东地区，同时又对第四十一界至四十三界数以千万计的钱引，不再换给新钱引。次年，又以500万贯钱作为成都钱引务发行钱引的“本钱”（发行准备金）。当政和元年（1111）发行四十五界钱引时，为减少纸币流通量，决定停止发行四十五界新钱引，如发生流通量不足，则增印一部分四十四界钱引。经过十多年的整顿，至“宣和中，（张）商英录奏当时所行，以为自旧法之用（指限量发行），至今（钱）引价复平”①。数年后，北宋即被金所灭。

南宋时，成都钱引务仍按每二年发行一界钱引，行用于川陕地区，钱引票面面额仍固定为一千和五百钱两种，虽仍以天圣时的发行量为额，但从一开始就增加发行量，少的60多万，多时以千、百万计，大大超过流通量的实际需要，因而不断贬值。庆元时，“每引钱一千，民间直（值）钱七百以上”。嘉定初，“止直铁钱四百以下”。换界之际，有时“仅售百钱”。嘉定元年（1208）、三年，两次收兑九十、九十一界钱引，共2500多万贯（缗），钱“引直（值）遂复如故”。四川钱引通常是二界、三界通使，常是快到界满时才下令延期使用，引起旧钱引价值的波动。淳祐九年（1249），改为每界钱引使用10年。

宝祐四年（1256）南宋朝廷决定四川改行会子，称“四川会子”，咸淳五年（1269）“印造毕功”，“岁以五百万额”，使用新纸币“会子”①。南宋的纸币：“会子”、“关子”

一、关子、公据南宋初，除川陕继续使用纸币“钱引”外，并无其他纸币。绍兴元年（1131）因婺州（今浙江金华）屯兵，需要经费，“乃造（见钱）关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商人将现钱在婺州换取“见（现）钱关子”后，到设在首都临安的“榷货务”取铜钱或换取盐引、茶引等，性质类似现代的汇票，“见钱关子”不久即扩大至浙西地区。绍兴六年一月，张澄任都督行府“专一措置财用”，请依四川交子法造交子与铜钱并行，同年二月，设“行在交子务”印造30万贯，行用于江淮地区，接着又欲造150万贯作为“和籴本钱”，准备行用于两浙、江东、江西等路广大地区，而大臣们以为没有“本钱”（发行准备金），必然导致物价暴涨等，于是将交子改为关子，这次由朝廷发行纸币“交子”的措施因而失败。绍兴二十九年，面临金军可能南侵，作为军费的一部分，又发行关子、公据，两者性质相同，淮西、湖广称关子，各80万贯，行使三年；淮东称公据，为40万贯，行使二年。票面自十贯至一百贯分为五种，性质都与绍兴元年的关子或北宋早期的交子相同或相近。

①《宋朝事实·财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1，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又学者多以咸平元年前后或大中祥符四年为纸币创始时间，撰者以为票面数额固定是纸币的重要标志，天圣二年才是纸币的创始时间。①《栾城集》卷36《论蜀茶五害状》。

①《宋史·食货志·会子》；《文献通考·钱币考》二。

至于南宋末景定五年（1264）所发行的“金银见钱关子”，则其性质与“会子”相同，属于纸币①。

二、会子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商业的兴盛，纸币已成为时代的需要。绍兴二十九年（1159）发行关子、公据时，首都临安城的富豪已私自发行“便钱会子”。绍兴三十年九月初，权户部侍郎钱端礼兼权临安知府，“始夺其利归于官”，临安府印造纸币“会子”，“许于（临安府）城内外与铜钱并行”，同年十二月初开始行用“会子”。

次年正月，钱端礼专任权户部侍郎，发行会子遂改由“户部为之”。二月丙辰（11年3月11日）设“行在会子务”，是由朝廷设置的纸币发行机构。在钱端礼主持下，以10万贯钱为发行准备金发行“会子”，是铜钱本位制纸币，习称“铜钱会子”、“官会”，是由朝廷发行的纸币（此前的交子、钱引、会子都是地方官府发行的）。会子用铜版印制，票面分为一贯（千）、二贯（千）、三贯（千）三种，隆兴元年（13）又增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三种。同年还决定在会子上用“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②。会子使用徽州制造的纸币专用纸“会子纸”，后改为成都制造，乾道四年（18）又在首都临安设会子局制造。“会子纸”是以楮树皮为原料制造的，称为楮纸，会子因而也称为楮币、楮券或单称楮。

会子的发行，最初未定发行数额，也不设“界”，“自绍兴三十一年至乾道二年（16）共印过二千八百余万道（贯），止乾道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前，共支取过一千五百六十余万道，除在官司椿管循环外，其在民间者有九百八十万道”，由于“州县不许民户输纳会子”，以致不少商人在外地以低价收买会子，然后到首都支取铜钱，因挤兑而引起喧闹。宋孝宗立即采取“尽出内藏及南库银以易会子，官司并以钱、银支遣，民间从便”的措施①。至次年正月初的不到两个月内，已收回会子100多万贯，到六月时，还有490万贯会子未收回，即存留民间流通。

①《宋史·食货志·会子》；《山堂考索·后集·财用门·楮币类》。又，学者对发行钱引的时间有崇宁四年说与大观元年说，今采崇宁四年说，大观元年为四川交子改钱引时间。②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四川钱引》、《钱引兑监界》；《宋史·食货志·会子》。①《宋史·食货志·会子》；《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东南会子·见前（应作钱）关子》。

乾道五年正月，诏令会子定界发行，每三年发行一界，每界1000万贯，两界相沓而行，从第二界开始的实际流通量为2000万贯，以后的发行量虽有增加但仍有所节制，且备有较充足的发行准备金，以及遇会子稍有贬值即行“秤提”，以金银及铜钱等回收会子以提高会子的币值。史称孝宗时，“楮（会子）未至于滞也，而已虑其滞，隆兴元年广行堆垛本钱（发行准备金）以给之；楮未至于轻（贬值）也，而已虑其轻，淳熙二年多出金银以收之；楮（发行量）未至于多也，而已虑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见（现）在（发行量）之数”。淳熙七年时，“会子与见钱等（值）”，“民间尤以会子为便，却重于见钱也”①。但自“光（宗）、宁（宗）以来，造（会子）愈多而敝（贬值）愈甚”。李心传在宁宗嘉泰二年（1202）前不久称：“自会子创造至今四十年，遂与见缗并行。”“今江浙会子一千，率得铜钱七百五十”。开禧时，筹措攻金的军费，不仅改为三界会子并行，总流通量近7000万贯（第七界起每界发行量为2300多万贯），第十三界发行量更增为4700多万贯，引起会子大贬值。嘉定二年（1209）在采取多种措施“秤提”后，会子币值才有所回升，“行在（临安府）会子每千为（铜）钱七百，诸路州县才得其半”。但此后史弥远独相二十多年，会子愈印愈多，至绍定五年（1232）“两界会子已及二亿二千九百余万”贯，达会子初行时的十倍以上，直至史弥远死，端平元年（1234）理宗亲政，才不得不于会子换界之际用大量金银、铜钱收换旧会子，经过数年收减会子，至淳元年（1241），“楮价粗定，不至折阅”。淳祐七年，又“以十八界与十七界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用”，以后也不再发行新一界会子以控制流通量，但到景定四年（1263）十月后，“复日增印（十八界）会子一十五万贯”，本已贬值的会子更加贬值①。

三、铜钱关子景定五年初，决定发行新纸币“铜钱关子”，也称金银见（现）钱关子、见钱关子、金银关子，这是一种新的铜钱本位制纸币，其称为金银见钱关子、金银关子，意味着关子的贵重，不同于已经贬值的“铜钱会子”。同年十月，先停用十七界会子，限一月内换易十八界会子；随后即诏行用新纸币铜钱关子，“每百作七十七文足，以一准十八界会子三”，第三天理宗死，度宗即位后于同年十二月诏令重申此旨。但纸币关子的发行，更促使物价暴涨，史称：“关子行，物价顿踊”②，关子发行后只十余年，南宋即为元所灭。

此外，南宋还在与金接界的淮南发行铁钱会子，乾道二年开始发行时称交子，每贯准铁钱七百七十，票面分为二百、三百、五百、一贯四种，后亦称两淮会子。隆兴元年在西北的兴元府（今陕西汉中）、金州（今安康）、洋州（今洋县），发行票面为一百、二百、三百的三种铁钱会子。隆兴元年还在湖北发行“直便会子”，票面分一贯、五百两种，也称湖北会子。

①《宋史·食货志·会子》。《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东南会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7，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乙巳；卷188，绍兴三十一年二月丙辰。

①《宋史》卷33《孝宗纪》；《文献通考·钱币考》二。

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46，乾道三年正月引《大事记》；卷58，淳熙七年九月。南宋“银会子”

南宋初，还发行了历史上最早的银本位制纸币“银会子”，这是南宋名将吴玠（时任四川宣抚副使）于绍兴七年二月十四日（1137年3月7日）开始发行于驻地河池（今甘肃徽县南），票面分为一钱、半钱两种，每一券称为一纸，“一钱纸”四张或“半钱纸”八张，折合四川“钱引”一贯，一钱纸发行14万纸、半钱纸发行10万纸（折合一钱纸5万纸），当时可能称为“银纸”，银会子应是后来的名称或是“银纸”后来的别称，流通于阶（今甘肃武都）、成（今成县）、岷（今岷县）、秦（今天水）、凤（今陕西凤县东）、兴（今略阳）等州，都在剑门关（今四川剑阁北）外，因而也称为“关外银会子”，银会子是由吴玠统率的右护军发行的，直到绍兴十年吴玠去世后，才归四川的地方官府发行。银会子每年更易，绍兴十七年七月，改在大安军（今陕西勉县西南）印制发行时，改为“再岁一易”。乾道四年又增印一钱银券3万纸，并扩大行用于文州（今甘肃文县）。到宁宗初年，“每二年印给六十一万余纸，共折川钱引十五万缗”①。银会子的发行，反映了宋代白银货币性能的增强，白银在宋代作为皇帝的赏赐及官员、兵士俸禄的一部分，商业流通中有时也使用白银，但主要还是和黄金、珠宝等一样作为贵金属，并没有真正进入货币行列，银会子流通区域始终只限于关外地区，也反映了白银的货币性能不强。银会子虽是以银为本位，可能是虚的本位制，一钱、半钱只作为银会子的币值的符号，也许并不兑付相应的白银。

①《文献通考·钱币考》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东南会子》；佚名：《两朝纲目备要》卷12，嘉定二年五月甲寅；《宋史·食货志·会子》。

第四节 辽代的商业与货币

商业牧业

经济从来都离不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为了满足商业贸易的需要，辽太祖三年（后梁开平三年，909），耶律阿保机“建羊城（今河北沽源西南）于炭山之北，以通市易”②。随着版图的扩大，经济成分的增加，境内外商业贸易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五京相继建成后，都成了辽朝的重要商业城市。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①。据后晋亡后被俘入辽的胡峤所见，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斡林、伎术、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今山西太原西南）、汾（今汾阳）、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之人为多”①。可见，上京的修建，除政治需要外，也是中原农业、手工业者和儒、释、道等各色人士流入的结果。他们带来了各种技艺，也有了更多的需求，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汉城中的回鹘营，为安置回鹘商贩所设，看来上京的商贸活动相当繁盛。

南京（今北京）的繁华富庶为五京之首，“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②。

东京（今辽宁辽阳）“外城谓之汉城，分南北市，中为看楼；晨集南市，夕集北市”③，是东京道商业贸易的中心。

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建成后，为辽朝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重要的商业城市。“自朱夏门入，街道阔百余步，东西有廊舍约三百间，居民列廛肆庑下”①，这当是中京的商业区。“在这些壮丽的商业城市中，商旅辐凑，邸店骈列，贸易相当活跃”②。辽在上京、南京、西京（今山西大同），置都商税院，设点检、都监、判官等主持征收商税和市场管理；西京、东京设转运使，分别管理通商、贸易等事。五京属下州县根据不同情况设有钱帛司、盐铁司、商曲院和征商榷酒等诸务。在重要关隘、路口，辽朝也设有征商机构。税收数目，有记录可考者，重熙中“燕京（今北京）出钱三百余万”③；道宗时，贪吏日索东京鞠院官钱2000，其征榷岁入当不少于70万④。

②佚名：《宋季三朝政要》卷3，景定五年正月；《宋史》卷45《理宗纪》五、卷46《度宗纪》，《宋史·食货志·会子》。

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关外银会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绍兴七年二月乙巳。又，“银纸”系撰者推测之说。

①《辽史·太祖纪》上。

②《辽史·地理志》一。

③《契丹国志》卷25《胡峤陷北记》。

①《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

②《辽史·地理志》二。

③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7引路振《乘轺录》。

④参见张正明：《契丹史略》第三章第二节四“商业”。

五京之外，东京道的乾（今辽宁北镇南）、辽西（今锦县北）等州，西京道的朔（今属山西）、蔚（今河北蔚县）诸州，中京道的兴中府（今辽宁朝阳）、锦（今属辽宁）、宜（今义县）、泽（今河北平泉西南）、松山（今内蒙古赤峰西南）诸州，南京道的顺（今北京顺义）、营（今河北昌黎）、蓟（今天津蓟县）等州及潞县（今北京通县）、范阳（今河北涿州）等地，还有西京道的儒州（今北京延庆），上京道的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北索博日嘎）、祖州（今巴林左旗西南哈达英格）等，同样也都是商业贸易的重要场所，如南京蓟州的新仓镇（今天津宝坻），“枕榷酤之剧务，面交易之通衢，云屯四境之行商，雾集百城之常货”⑤。西京朔州（今属山西）榷场，也是宝货山积，功作迭兴。

与游牧业经济相适应，上京道的交易除固定的场所外，行宫所在，皆有市场，并设行宫市场巡检使管理商业贸易诸事项。

与五代的贸易辽对外联系相当广泛。建国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对经济往来、物资交流的要求更加强烈，迫切需要同境外开展贸易交往，互通有无。建国初，同五代的梁、唐、晋、汉和十国中的吴越、南唐都有经济往来。后来与北宋、高丽、高昌回鹘和女真等在建立政治联系的同时，更积极开展了商业活动。辽与周边各政权、各民族的经济往来，多以朝贡和互市的方式进行。后晋时，辽除每年得到30万匹绢帛贡献外，双方的商业贸易活动也十分活跃，规模不断扩大。辽以赵延寿部下乔荣为回图使，往来贩易于辽、晋间，并置邸大梁（今河南开封），存贮货物，停居商贩。这时，不少契丹人到后晋境内经商。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辽朝甚至借道后晋远至南唐进行交易。会同元年（938）、二年，辽太宗及其弟东丹王安端曾分别遣使入南唐，除使节所带礼品外，又另带羊、马贩卖，以换取“罗纨茶药”。使者虽以结好相约，实则更重视经济交往。

辽、宋贸易宋初，曾许缘边商民与辽市易，但未设官司管理，太平兴国二年（977），开设镇（今河北正定）、易（今易县）、雄（今雄县）、霸（今霸州）、沧（今沧州东南）、静戎军（今徐水）和代州雁门砦（今山西代县西北）等处榷场，以常参官和内侍同管榷务，向辽提供香药、犀、象及茶等。但双方政治关系不稳定，时有军事冲突，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往来，榷场时开时禁。直至澶渊之盟后，宋于雄、霸两州及安肃军（静戎军改）、广信军（今河北徐水西）等处置场，设官“平互市物价，稍优其值予之”⑥。

⑤《全辽文》卷8《张绩墓志铭》。

⑥《全辽文》卷9《贾师训墓志铭》。

双方贸易往来日渐正常，交易规模不断扩大。辽以银、钱、布、羊、马、驼、皮毛换取宋的茶、瓷、犀（角）象（牙）、香药、缯帛、漆器和《九经》等书籍。辽每年仅于河北就向宋贩易羊数万只。同时，双方也各有禁令，限制某些商品出入。如宋方严禁铜、铁、矾、米、私茶和《九经》以外的印本书籍出境，禁止辽盐私自贩入河北；辽也严禁马匹、牝羊和粮食入宋。但除榷场贸易外，双方民间私自交易也难以禁绝，辽朝私盐的涌入，冲击着宋朝的河北食盐专卖制度；而宋朝的印本书籍和文人诗赋也不断流入辽境。对宋的边界贸易是辽境外贸易的主要市场，它满足了辽朝境内对某些消费品的需求，宋朝在榷场贸易中每年也可有40余万的收入。以致每年交纳辽朝的岁币，可以从榷场交易中收回。

辽与西夏及其他周边国家、部族的贸易

与宋朝榷场贸易之外，辽还在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境）、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等边界地区开互市，与西夏、女真、回鹘、高丽等交易。“女直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于厥等诸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罽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繦属”①。鹰鹘、鹿、细白布也是东北部女真输入辽境的重要商品。夏向辽输入沙狐、鹘、兔、马、驼、毛织品和药材、矿物■石等。在与西夏阻卜等属部交易中，辽朝严禁铜、铁等出境。

除互市贸易外，使者往来所携礼物和辽朝所赐礼品也是一种互相交流的手段。高丽所进有纸、墨、米、铜、人参、粗布；西夏、回鹘所进有珠、玉、犀、**、琥珀、镔铁器、马、驼和毛织品。辽朝回谢礼物则有鞍马、弓箭、皮毛、丝织品。辽朝除以本地所产与周边各属国贸易外，还以互市所得转贸于他地，从中渔利。如宋徽宗时，宫室所需北珠，皆由契丹得之于女真又转贸于宋。辽朝赐与宋使的徐吕皮（又称斜喝里皮，即回鹘野马皮）、红虎皮（回鹘獐皮）等皆得自回鹘，至为珍贵，深受契丹人喜爱，因而作为礼物转赠给宋人。也因其宝贵，甚至有以熟皮染色冒充者。宋使者在辽朝寺院所见的供具，有些则是宋朝馈赠高丽者。显系由高丽再转而至辽的。通过各族、各政权、各国间的贡赐和互市贸易，出自回鹘、女真、夏、宋、契丹和高丽的各种物品，得以在上述地区直接或间接地循环交易。

辽朝的货币商业贸易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据文献记载，耶律阿保机之父撒剌的时，已开始铸造货币。而从考古发掘所得和保留至今的辽钱考察，最迟在辽太祖时辽朝已经有了自铸的金属货币。辽朝实行年号钱制，皇帝即位或改元时便铸造货币。辽朝九帝，使用22个年号，多数年号钱已被发现。货币铸造由朝廷统一管理，严禁私铸和外流。太宗置五冶太师，掌四方钱铁。景宗时置铸钱院，岁铸钱。此后，长春州（今吉林乾安北）、平州（今河北卢龙）、辽西、蔚州等地都设有钱帛司，以都监或提点掌管司事。

辽朝自铸币种类颇多而数量较少，长期以来，布帛、羊马曾与金属货币一样作为商品交换中的比价物，故辽世宗时胡峤在上京看到的是“交易无钱而用布”，自辽圣宗至道宗前期，朝廷屡申布帛短狭不中尺度者入市之禁。直至辽道宗大康七年（1081）才废除“绢帛尺度短狭之令”，布帛作为货币的职能正式废除。前期，与羊、布作为流通比价的同时，辽贵族也曾使用秤量货币，穆宗就曾“以银百两市酒”。除辽朝自铸货币外，流通中大量使用汉、唐、五代和宋朝钱币。太宗时，后晋石敬瑭曾献沿边积钱，助辽军实。

①《全辽文》卷6《广济寺佛殿记》。

圣宗时，凿大安山（今北京房山境），取刘仁恭所藏钱，与辽钱共同流通。澶渊之盟后，辽宋开展榷场贸易，宋钱不断流入辽境。苏辙说：“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①近年发掘的几处辽朝窖藏钱币，出土的汉、唐至宋所铸钱币数量远远超过辽朝自铸货币，当可反映辽朝货币流通情况。

①《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

第五节 西夏的商业与货币

商业

西夏的商业比较发达，在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和河西走廊地区的甘（今甘肃张掖）、凉（今武威）、瓜（今安西东南）、沙（今敦煌西）等州城，都已成了联结内外商业贸易的中心城镇。如建于夏天祐民安五年（1095）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记载，凉州“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凑交会，日有千数”，描绘了西夏城镇商业贸易的繁盛景象。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出土的西夏文书中，有描绘市镇开设的肉店杀鸡宰鸭、出售羊肉情景的《肉商图》，十分生动。出土的西夏文卜辞残卷，有占卜经商的辞语，如“辰日买卖吉，午日求财顺，未日恶远行，戌日有倍利”①。西夏文文书中，记录瓜州商人“有铸银近万，乃持裂用，诸处为贩”①。汉文的史书中也有关于西夏国内市场商品物价的零星记载。如夏景宗时，由于宋朝断绝对西夏的“岁赐”和“和市”，西夏国内一时物价飞涨，“尺布可直数百”②，“一绢之直为钱二千五百”①，仁宗时，国内因饥荒，“民间升米百钱”②。

与宋、辽、金等国及其他民族的贸易西夏与宋、辽、金、回鹘、吐蕃等邻国与民族都有频繁的商业贸易往来关系，西夏在与宋、辽、金的边境地带设有共同使用的榷场进行和市，如宋、夏边境的保安军（今陕西志丹）、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吴堡（今陕西吴堡北）、银星；辽、夏边境的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云内（今呼和浩特西南）等处榷场。在榷市中，有固定的贸易场地和牙人评定货色等级，由双方官府派遣的监督、稽查人员共同管理市场，征收税务。

西夏对外贸易的种类：宋朝“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③，西夏还向宋朝输出池盐、枸杞、大黄等药材，输入粮食、茶叶、丝帛、百货与金、银、铜、锡等金属及其制品。西夏和宋朝的贸易额很大，仅青盐一项，西夏每年向宋朝卖出10万石，成为西夏的重要财政收入。又如宋仁宗曾下诏保安军、镇戎军榷场，每年向西夏“各市马二千匹，博买羊一万口”④。所以宋朝一旦断绝和市，对西夏的影响极大，宋人所谓“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⑤。

①《辽史·食货志》下。

①《栾城集·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

②参见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①参见陈炳应：《西夏商业初探》，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4。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8。

④《西夏书事》卷35。

⑤《宋史·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

除官设的榷市贸易外，西夏和宋、辽、金民间也通过“私市”进行交易。私市交易的商品则无所不包，民间买卖金属等违禁品主要通过私市进行，宋朝曾多次下令“禁止边民不得与夏国私相交易”①，但是“边民与西人交易者，日夕公行”②。此外，西夏出使宋、辽、金等国的使臣，也多兼营商业。西夏使臣入宋朝，自由出人于民间市肆，“纵其为市”，或在馆舍内进行贸易。西夏使节到辽、金时，允许于“馆内贸易”三日，或“许贸易于市二日”③。西夏的货币西夏建国后，为了适应国内商业贸易迅速发展的需要，自己也开始铸造货币。据史书记载，西夏于仁宗天盛十年（1158）正式设立通济监铸钱。但根据已发现的西夏钱币，以夏景宗时所铸汉文天授通宝钱为最早，以神宗时汉文光定元宝为最晚，西夏除献宗、末主两朝外，其他各朝都有铸钱实例。西夏钱币有西夏文和汉文两种。以币材分则有铜、铁两种。西夏钱币铸造数量不多，但多铸造精美，轮廓规整，书法秀丽，如天盛、皇建、光定、乾祐诸品俱佳。新出土的钱币中发现有光定元宝篆、真对品钱，尤为珍品。传世的西夏钱币以天盛年号钱居多，反映了当时货币经济比较发达。根据考古发现的西夏窖藏钱币品种与数量分析，都以宋代钱币为主，说明西夏境内主要流通宋朝钱币，后期也使用金朝钱币，西夏铸天盛钱后，仁宗曾下令与金正隆元宝钱并用，说明西夏自铸钱币作为国内流通手段是不足的，所以经常使用邻国货币。也使用金、银，或在以物易物的交易中，以钱币作为相互交换的等价尺度。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9。

②《西夏书事》卷20。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4。

第六节 金代的商业与货币

商业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当时出现一些新的城市，北宋时比较发达的商业城市也得到恢复，分布在各城间的乡镇也陆续恢复和发展起来。“商旅所集”，“于时居人市易，井肆连络”，呈现一种繁荣的景象。

金朝为“掌平物价，察度量权衡之违式，百货之估直”④，在中都（今北京）、东京（今辽宁辽阳）、南京（今河南开封）、太原（今属山西）等地置“市令司”，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当时城镇有油、面、布、银等行，参加同一行的商人为“行人”，同业商行头人为行头、引领，往往由大商人兼任，以垄断本行商业和控制小商人。一般行人除受行头和引领压榨外，还受皇室贵族和官僚的盘剥。金朝宫廷所需货物，往往“强市”于商行。金朝接待宋使臣的接伴使副，都把宋朝私赠礼品在南京出卖，物有定价，责付行人，尽取现钱。各地权贵也经常纵使家奴侵渔商铺，名为和市，其实胁取。金在中都设都商税务司，负责征收商税及巡察漏税等。大定初年，各地商税院务经常苛留商人及行旅，披剔行旅，甚于剽掠。大定二年（12）八月，罢诸路关税。二十年正月，又“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⑤。大定间，中都税务司每年收税额达4440余贯。

金与宋、夏及其他民族的贸易金朝很重视通过互市加强与周围民族和政权的经济来往和贸易。金初，在西北招讨司的燕子城、北羊城之间置榷场（今河北沽源西南），以易北方牲畜。皇统元年（1141）又应西夏之请置榷场。熙宗与南宋议和后，皇统二年五月，金朝同意宋的请求，双方各在沿边地区置榷场。金置于寿（今安徽凤台）、蔡（今河南汝南）、泗（今江苏盱眙西北）、唐（今河南唐河县）、邓（今属河南）、秦（今甘肃天水）、巩（今陇西）、洮（今临潭）、凤翔（今属陕西）；宋置于光州（今河南潢川）、枣阳（今属湖北）、安丰军花靥镇（今安徽寿县西北）、盱眙军（今江苏盱眙）。海陵时，由于对宋战争，正隆四年（1159）除泗州一场外，余皆停罢，宋也只留盱眙一场。世宗与宋南北修好，榷场贸易又重新恢复起来。南宋向金输出的物品有：茶、象牙、犀角、**、生姜、陈皮、丝织品、木棉、钱、牛、米等；金向宋输出的物品有：北珠、貂革、人参、松子、甘草、北绫、北绢、蕃罗等。金榷场之法，大约仿宋之制，金对前来北方交易的商人，除征收一般税钱外，尚课入场税。世宗大定间，泗州榷场每岁收入53467贯；秦州西子城榷场每岁收入33656贯。到章宗承安元年（1196），泗州榷场的税收又增加一倍，而秦州西子城榷场税收增加了四倍，大有助于金朝廷的经济收入。在金宋榷场贸易的过程中，因常有私人参加，所以禁私与走私的斗争也很激烈。当时商人除按规定正常贸易外，还私相交易违禁品。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5。

⑤《金史》《章宗纪》一、《礼志》十一、《夏天骥传》。

金代的货币（铜钱）

商品的发展也促进货币经济的发展，金初无钱，占领辽及北宋的地区后，始用辽、宋旧钱。海陵王迁都，把统治的中心南移到中都，为满足商业的发展需要，贞元二年（1154）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制交钞与钱并用。正隆三年（1158）始铸金朝自己的铜钱“正隆通宝”，大定十八年（1178）铸“大定通宝”。章宗泰和四年（1204）铸大钱，以一当十，而与钞参行，宣宗贞祐三年（1215），因钞价低落，遂禁止铜钱使用。

金朝铸钱一直受铜来源不足的限制，章宗明昌三年（1192），在官铜数可支十年之用，但到五年已苦铜不足，乃仿唐元和限钱法，定出“官民存留见钱法”①。限钱法的规定与当对官豪之家多积铜钱有关，而多积铜钱又与滥发纸币和铜制品缺乏有关。在北京顺义、陕西耀县、黑龙江省泰来塔子城、张家口下花园等地，都发现金代窖藏铜钱。北京顺义窖藏约5万多枚，耀县窖藏铜钱达3000余斤，最少的下花园也有300余斤。由于金代铜缺乏，加之后来朝廷维持钞价，禁止使用铜钱，铜钱便逐渐为钞所驱逐，银与钞相兼流通。

金代的纸币与银币

金代纸币称“交钞”，其发行早于铜币。钞有大钞小钞之别。初依宋先例规定流通期限，以七年为一限界，至七年兑现或换新钞。章宗时始将原定期限一律废除，改为永久流通的货币，这是中国币制史上的一大变革。惟字文磨灭不现者，则可向所属库司换易新钞，是为交钞字昏方换之始。

银在金代交易中作为货币流通已很盛行，在章宗承安二年（1197）以前，银以锭来计算，锭重五十两，价格百贯文。因为银锭的使用还是一种秤量的货币，所以银锭在民间颇有截凿者，其价格亦显见上下。这样从形式、重量以及价格加以规定，铸成为一种法定货币便成为流通所必需。承安二年，朝廷改铸银币，名“承安宝货”。其制：“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两贯，公私同见钱用，仍定销铸及接受稽留罪赏格。”①由银锭改铸为铸币，这是中国历史上银由流通进入法定货币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用银币的开始。金自“承安宝货”铸造施行后，钱钞的发行如故，且益滥杂。例如钞的名称有四贯值银一两的“通宝”钞，有“兴定宝泉”钞，又有用绫印刷的“元光珍宝”。结果钞名日杂，其价日贱，而银日贵。另外，由于把银作为计算货币之故，伪造随之而起，杂铜而私铸的时有所闻，因而流通渐为滞钝，承安五年十二月遂罢。但民间银之使用，却逐日增加，元光、正大间，民间但以银论价，在各种交易中也只有用银了。

①《金史》卷57《百官志》。

①《金史》卷49《食货志》。

（谢选骏指出：宋代铸钱业全是官营的，但私铸亦未能禁绝，铸钱业虽是官营的，但分工、评工办法都是仿照民营作坊。——这说明，宋代的民间社会很有活力，主导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进程。这种活力到了元明清时期就消失殆尽了，因为第二期中国文明已经从中期的战国时代进入了晚期的帝国时代。）

【第五章 城市和镇市】

唐代后期，商品经济发达，促进了城乡工商业的繁荣，城市中居住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的坊市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如首都长安，除原有的两个商业区东市、西市外，部分居民区的“坊”内已有了商业店铺，还有夜市。尽管唐末以后，长安衰落了，但整个社会经济仍继续向前发展，五代时各地的城市又有了新的发展。唐代后期的城市近郊和农村出现的商业中心被称为草市，南方称为墟市，这是新兴的常设或定期的集市，突破了原先只能在县城以上设“市”进行交易的规定，五代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北宋，城市经济向着近代化开放式城市发展，完全突破了居民区和商业区的区分，中世纪前期的城市管理制度“坊市制”退出了历史舞台，代之以适应新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城市管理制度“厢坊制”，到南宋末年，部分城市又演变为“隅巷（坊）制”，坊不再是封闭式的居民区，只是沿用旧的名称，实际上是商业与居住混杂在一起的街区，南宋时已是街、巷的别称、美称，类同现代的城市。

“镇”已由原先带有军事性质的要地，演变为县以下的乡村经济中心；“市”则是未设“镇”的乡村经济中心。

第一节 五代、宋的城市

五代、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开封（今河南开封），唐代为汴州，后梁开平元年（907）建为东都开封府，成为都城，除后唐外，晋、汉、周三朝也建都开封。建隆元年（960）正月，北宋代周，仍建都东京开封府，至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金军占领开封，北宋亡。

后梁建都开封时，城周20 里余，以原宣武节度使牙城为皇城，后周显德三年（956）建外城，城周48 里余，形成外城（新城、罗城）、内城（旧城、里城）、皇城（宫城）三重城池的格局。宋建隆三年（962）扩展皇城的东北部，并按照洛阳宫殿图修建宫殿。北宋朝廷“中书”（中书门下、政事堂、都堂）和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以及一些机要机构，也都设于皇城内的西南部。内城是开封的中心区，不仅大部分朝廷机构设在内城区，而且也是工商业最繁华的地区。外城区原是五代时开封城外的草市及乡村，后周修建新城后，居民日渐增多，工商业也更加兴盛。宋朝建立后，新城外又兴起了新的草市，不仅有不少军营设在这里，而且也有不少官员因城内已无空地而建造房屋于新城外，由于人口的增加与工商业的发展，形成开封城外的新市区。

北宋开封是11—12 世纪时世界上最大城市，史书还保存了11 世纪初叶这一大城市户数的具体记载：天禧“五年（1021）正月，..（开封）新旧城里八厢，左军第一厢管二十坊，人户约八千九百五十户..；第二厢管十六坊，人户约万五千九百户..；城南左军厢管七坊，人户约八千二百户..；城东三（应作左）军厢，管九坊，约二万六千八百户..；城北左军厢管九坊，人户约四千户..；右军第一厢管八坊，人户约七千户..；第二厢管南（应作两）坊，人户约七百户..；城南右军厢管十三坊，人户约九千八百户..；城西右军厢管二十六坊，人户约八千五百户..；城北右军厢管十一坊，人户都所（两字误，应作约）七千九百户”①。

开封城内10 厢128 坊有普通居民97750 户。开封城外，由于“都城之外，人户军营甚多，相度合置厢虞候管辖”，早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设置了9 厢14 坊，缺少具体户数记载，以城内每坊平均764 户计算，城外新市区14坊约有10696 户，全城共约有108446 户。即使每户以5 口计也有54 万多，加上未计入普通户籍的2.3 万多僧道（天禧五年，1021），数量不小的皇宫内的人员、至少有数万禁军和厢军以及数以十万计的军人家属，还有大量流动人口，11—12 世纪的开封城内及城外9 厢的人口当有百万左右（不含乡村及属县人口）。

北宋首都开封宫城正南门宣德门向南的大街，称为御街（天街），经州桥（天汉桥）、旧城（内城）正南门朱雀门、龙津桥，直至新城（外城）正南门南薰门，是开封最主要的大街，州桥至龙津桥是全城的商业中心，尤其以夜市著名，州桥附近的东西大街、朱雀门外的东西大街、宫城东华门外的南北大街等，都是重要的商业街，著名的相国寺内每月初一、十五和逢三、八开放贸易，是著名的“瓦市”，还有许多“瓦子”，进行各种伎艺演出，如说三分（三国）、五代史、神鬼的说书，说诨话、合生的早期相声，小唱、诸宫调、舞旋、散乐等音乐舞蹈，杖头傀儡、悬丝傀儡、药发傀儡等木偶戏，以及各种杂技等。各种酒楼、茶馆更是热闹异常，许多街市清晨五更就开始营业直至后半夜三更，一些饮食店通宵营业，繁华之情况是唐代所不能比拟的①。

开封自靖康元年（1126）被金军攻占后遭到破坏，经济衰落，人口减少，工商业萧条，虽然伪楚、伪齐和金后期都建都于此，改称汴京、南京，但已不能恢复旧貌。

吴越西府杭州、南宋都城临安府杭州，五代时为吴越国都城西府，又是未经唐末战乱破坏的少数城市之一。北宋时，仁宗称赞为“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①。城西的西湖经唐代白居易主持开修，五代时又多次疏浚，再现西湖的美景，促进了杭州的繁华。北宋欧阳修在嘉祐四年（1059）时，盛赞杭州“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钱塘兼有天下之美”，“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①。说明当时的杭州是座风景如画，居有五六十万人的繁华的外贸港城市。尤其是元祐五年（1090）苏轼主持的大规模的疏浚西湖，是一次带根本性的水利建设，奠定了西湖的基本格局，增添了为后人称美的苏堤及六桥，使西湖景色更为秀美。

南宋初年，升杭州为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南宋定都临安，此后修宫殿，建城池，虽远不能与旧都开封相比，但繁华兴盛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称之为“行在所”，只是表示“首都”名义上仍是东京开封府而已。

南宋临安府城是在五代吴越国的西府城基础上修建的，北部紧缩而东南部扩大，并改土城为砖城，南北长而东西窄，呈腰鼓形，俗称腰鼓城，城周36 里。宫城是原杭州知州的牙城所改建，在临安城内东南部的凤凰山下，前朝后寝，前朝主要宫殿为文德殿，是最主要的大殿，始建于“绍兴和议”签订之际，因用度不同而更易殿牌，文德、紫宸、大庆、集英四殿及明堂，实为一殿；也建有收藏先帝文集的阁，虽有龙图、显文等九阁名，实只一阁，宫城是南宋最辉煌的建筑群。

① 《金史》卷48《食货志》。

① 《宋会要辑稿》兵3 之3、4，参见同书方域1 之2。开封新旧城内原为八厢，因城南、城北两厢分别划分为左、右军厢，遂成10 厢。又，关于北宋开封的户口及各种制度，参见陈振：《十一世纪前后的开封》，《中州学刊》1982 年第1 期。

① 北宋首都开封的繁华情况，参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临安也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御街（天街），由于南宋宫城建在临安城的南部，这条御街因而从宫城的北门“和宁门”开始，首先是南宋朝廷的中枢机构都堂、枢密院、中书门下省、尚书省及六部等，御道两侧也是商业中心区，茶馆酒楼更是遍布全城各商业街区，每日清晨五更早市开始，直到后半夜三四更才停业，而有一些饮食店更通宵营业，昼夜不停。也有集各种杂技、说唱艺术于一地的瓦子，主要集中在御街两侧及附近地区，有大瓦子（又名上瓦子）、中瓦子、下瓦子（又名北瓦子）、南瓦子等，以北瓦子为最大，有勾栏十三座，有说书、讲史、杂技、乐舞、木偶戏，以及早期杂剧、说唱等，瓦子中或附近通常有大小酒楼，著名的熙春楼在南瓦子，三元楼在中瓦子，日新楼在下瓦子等，城外郊区也有不少瓦子。还有不少专业性的商业街道，供应这百万人口大都市的各种货物，北关外的米市桥、黑桥，新开门外草桥下南街的米市，是供应全城食米的集散地。此外，如炭桥的药市、官巷的花市、融和坊南官巷的珠子市，以及肉市、菜市、布市等等。②华北的主要都市唐代后期的财赋几乎完全依靠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通过运河将江南财赋运往关中，地处运河要津的汴州，成为中原地区的重要经济中心，并成为军政要地。后梁建都汴州，改为东都开封府，而以洛阳为陪都建为西都河南府，虽然后唐时改都洛阳，而以长安为陪都，但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都以汴州为东京开封府，作为首都；以洛阳为西京河南府，作为陪都。长安、洛阳在唐末、五代逐渐衰落，到北宋时才又逐渐繁荣起来，河南府（洛阳）是京西北路首府，是华北仅次于首都开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河东地区的太原府（今山西太原西南），是唐代的北都，后梁时是晋王李克用父子据有河东时的首府，后唐、后晋、后汉都以此为据地而夺取政权，为兴王之地，建为北都、北京，后周时北汉割据河东，以太原府为都城。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灭北汉后降太原府为并州，平毁旧城，移治榆次（今属山西）；七年二月，移治阳曲县唐明镇（今太原），后为河东路首府，是河东地区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嘉祐四年（1059）十月又升为太原府。

大名，唐末为魏州（今河北大名东），是魏博节度使驻地，为河北地区重镇，后唐庄宗即帝位于此，建为都城东京兴唐府，灭后梁以后，移都于东都洛阳，魏州改为邺都，作为陪都之一。后晋改为广晋府，后汉改为大名府，后晋、后汉、后周都曾建陪都于此，称为邺都，直至后周太祖末年才废。北宋时为河北东路首府和大名府路帅司所在地，庆历二年（1042）建为北京，成为陪都之一，此地地处河北平原南部中心地带，西临黄河，是水陆交通要冲，河北南部的经济中心，城市规模略次于开封、洛阳。

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唐末为镇州，是成德军节度使驻地，西控井陉，为河东、河北交通门户。后唐初建时，曾以镇州为北都，升为真定府。后晋末，辽太宗攻占中原地区时，曾建为中京，作为攻取河东的基地。北宋时为河北西路首府、真定府路帅司驻地，是河北中部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五代后梁宣武军（后唐改归德军）节度使驻地，为大运河上的重镇，后周疏浚运河后，日益繁荣。它是宋朝的兴王之地，后升为南京应天府，京东路、京东西路首府，是京东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著名的应天府书院，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

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唐代的首都，由于五代、宋代全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宋代经济重心已南移，京兆府在全国的地位下降，后梁改为大安府（一作雍州），设佑国（后改永平）军节度使，降为地方性城市，后唐时升为西京京兆府（陪都），废节度使军额，再次成为中心城市。后汉、后周虽仍称京兆府，又设节度使军额，已作为地方城市。北宋时为西北地区首要军事重镇，虽称京兆府，但长官只称知永兴军，军事因素远重于经济因素。直至北宋末“宣和二年（1120），诏永兴军守臣等衔不用军额，称京兆府”③。北方的军事重镇还有秦州（今甘肃天水）、延州（今陕西延安）、定州（今属河北）等。

南方主要城市扬州（今属江苏），地处长江、运河交汇处，唐末遭战乱破坏，加上运河北段淤塞，一度衰落。五代时吴国割据淮南、江南地区，建都扬州，改为江都府，经济逐渐恢复。南唐建立，迁都西都江宁，以江都为东都。后周时占领江都，复称扬州，运河重新修通。北宋时扬州是两淮东路首府，再次成为东南财赋的汇集转运地，也是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唐代为昇州，五代时吴改为金陵府，南唐建为都城，改为江宁府。自隋灭陈，六朝故都建康被平毁，南唐重建府城，成为政治、经济中心。宋初又降为昇州，是江南路，江南东路首府，后升为江宁府。南宋时成为陪都，改为建康府，与镇江（今属江苏）同为江防重镇，是江南的重要经济中心。

苏州（今属江苏），五代时属吴越国，宋属两浙西路，北宋末改为平江府，是唐宋时期的东南财赋中心，农业、手工业发达，商业兴盛，北宋末成为外贸商港，南宋时更为繁荣，是最繁华的都市之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①，说明苏州与杭州的富庶与繁华。而“苏湖熟，天下足”①，又说明以苏州和湖州（今属浙江）为代表的江南农业之发达程度，为苏州等城市的繁荣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州（今浙江宁波），唐代后期即是外贸港口城市，五代时属吴越国，继续得到发展，宋代达到鼎盛时期，南宋升为庆元府。设有外贸机构市舶司，是宋代，尤其是南宋与日本、朝鲜友好往来与通商贸易的主要港口，与东南亚和广东、福建的贸易也很兴盛，是与广州、泉州并列的三大海港，还是重要的海船建造基地。

泉州（今属福建），自唐代中叶建城后，不久即成为东南沿海的四大外贸海港之一。五代时闽国虽以福州为都城，而海外贸易仍以泉州为主。闽国灭亡后，留从效、陈洪进相继割据漳（今属福建）、泉地区30 多年，即以泉州为首府，海外贸易更是其重要的经济活动。但是，北宋前期只在广州、明州、杭州设外贸机构市舶司，遂使唐末五代繁华的泉州，不能公开地进行海外贸易。元祐二年（1087）才设立市舶司，外贸得到迅速发展，到南宋后期成为最大的外贸港口，超越了长期占首位的广州。

广州（今属广东），历来是外贸的主要港口，唐代即设有市舶司，成为全国最大商港，五代时为南汉都城兴王府，外贸收入曾是重要财富来源，但后来南汉统治者派兵出海抢劫外商货物，以致外商船舶不敢到广州贸易。北宋灭南汉后，立即在广州设立全国第一个市舶司，直至南宋后期以前，一直是宋朝最大的外贸港口，大量的外商长期居住在广州，熙宁时两次扩建广州城以使蕃汉居民得以安居乐业，促进了广州的繁荣。广州不仅是最主要的外贸海港，而且是华南的中心城市，宋代是广南东路的首府，成为宋代最繁华的都市之一。

成都府（今属四川），五代时为前蜀和后蜀的都城，宋灭后蜀，并东西两川为西川路，后分四路，设成都府路，都以成都为首府。宋太宗时虽曾降为益州，终因成都是西南重镇，宋仁宗时重新设府。成都地处富庶的川西平原，被称为“天府之国”，不仅农业、手工业发达，而且是水陆交通中心，商业繁华，当扬州为江宁所取代，江陵（今湖北荆州）也被鄂州（今武汉武昌）所取代的南宋，成都始终是全国最繁荣的城市之一。

鄂州，五代时先后属吴及南唐。其时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为荆南国首府江陵（今属湖北），宋代统一以后，鄂州先属江南道，咸平二年（999）属荆湖北路。南宋绍兴二年（1132），才取代江陵而成为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江防重镇。

潭州（今湖南长沙），五代时为马氏楚政权首府，升为长沙府。后周广顺元年（951），南唐灭楚，次年，刘言逐南唐军，王逵、周行逢相继掌湖南政权，都以朗州（今常德）为首府。宋灭湖南周氏后降为潭州，但政治重心实际已移至潭州，至道三年（997）设荆湖南路，以潭州为首府，成为政治经济中心。

其他重要的都市，还有闽国南都长乐府，宋福建路首府福州（今属福建）；南唐南都南昌府，北宋初降为洪州，南宋升为隆兴府（今江西南昌），是宋代江南西路首府，都是地区性的政治、经济中心。京西南路首府襄阳，南宋时成为边防重镇。西南夔州路首府夔州（今重庆奉节）的中心地位，到南宋淳祐二年（1242）后，为本路的重庆府（渝州、恭州，今重庆）所替代，重庆从此成为川东的中心城市。

第二节 五代、宋的城市制度

后梁、后唐时洛阳“坊市制”的破坏

唐代的坊市制度自晚唐以后逐渐破坏，经唐末五代的战乱，坊市制终于被打破，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商品交换的兴盛，是坊市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逐渐退出中国城市历史舞台的根本原因。

后梁时还大体上保留唐代封闭式的“坊市制”，如开平三年（909）正月，太祖于河南府曾诏令“宜于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夜，开坊、市门，一任公私燃灯祈福”①，欢庆上元节。说明当时洛阳的坊、市门，有诏令才能夜晚开门，大体上还是封闭式的“坊市制”。

后唐时的洛阳，坊已成为小的街区名，至少已有不少坊的坊门只是悬挂坊名以表明街区所在而并无围墙。长兴二年（931），诏令河南府“依以前街坊地分，劈画出大街及逐坊界分，各立坊门，兼挂名额”，诏令中提到许多具体要求，但没有再提及坊门开关时间与围墙，说明已无必要。而且不论是“已有居人诸坊曲内”，还是新划定坊区内，“如是临街堪盖店处田地，每一间破明间七椽，其每间地价宜委河南府估价收买”，或“亦委河南府估价，准前收买”②，这是政府收买临街可以建房开店营业的田地，而不再提及“市”，说明后唐首都洛阳的坊市制大体上已经破坏，只要有需要就可以临街开店营业，其他记载也常以市肆、街市泛指商业街道。有时虽提及坊、市，这里的市即是市肆、街市而非指围有墙垣、市门定时开关的封闭式的市。

后唐都城河南府的附郭县洛阳、河南两县与城内的坊之间，出现了厢，上述诏令即称洛阳城内“诸厢界内，多有人户侵占官街及坊曲内田地”等，这是厢的早期记载，是宋代“厢坊制”的萌芽。天成三年（928）的“金吾每奏左、右厢并平安”①，是将都城洛阳城内的治安分属左、右厢。

北宋都城开封的“厢坊制”

北宋时，逐渐形成以厢统坊新的城市制度“厢坊制”，这首先是从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府城开始的。至道元年（995）十一月，宋“太宗以旧坊名多涉俚俗之言”，“诏张洎改撰京城内外坊名八十余。分定布列，始有雍、洛之制”①。这只是一次模仿唐代首都长安与陪都洛阳坊市制度的形式，划定街区标明各坊区域，建小鼓楼，挂上坊名，却并无围墙，更没有东市、西市之类的市。

① 范成大：《吴郡志》卷10。

② 高斯得：《耻堂存稿》卷5《宁国府劝农文》。

① 《旧五代史》卷4《梁太祖纪》四。

① 《五代会要》卷26《街巷》。

但是，仍实行唐代首都附郭县“赤县”统治城内及城外乡村的制度，直到咸平三年（1000），开封府首县浚仪县（后改祥符县）的知县樊证请求调为外任官时，宋真宗还“谓宰臣曰：京师浩穰，赤县（开封、浚仪）最为要剧，官得其人，则民事皆理。宜择有操守不畏权豪者为之”②。景德四年（1007）闰五月，又因“京城内外诸厢，比差禁军巡检，盖察寇盗，如闻以觇事为名，取求财物”，京城的县官对此无能为力，所以“宜令开封府侦捕严断”③。开封城内不再由附郭县管而改开封府直接管辖，可能就是在此前后开始的。同年七月，因开封“府事繁剧”，而“诏开封府判官、推官，各增置一员，以狱讼刑法为生事，户口租赋为熟事，分掌之”；当是京城内改由开封府直接管辖后在官制上的反映。当时的开封城内分为旧城内左第一、第二，右第一、第二等四厢，新城内分为城东、城西、城南、城北等四厢，共八厢，由开封府管辖，每厢统二坊至二十六坊不等，共一百二十一坊。每厢设厢典、书手、都所由各一人，称为厢吏，下设所由、街子各数人，行官数人至十多人。“厢”相当于今日中国城市的“街道办事处”。“坊”设坊正，“坊”相当于今日城市的“居民委员会”①。

天禧四年（1020）开封府又改为“推判官止分左、右军厢，无生熟事之别也”②，这实际上是将开封城内划分为左、右军厢两个区，但还不是正式的一级行政单位。为了适应新情况，新城内的城南厢划分为“城南左军厢”和“城南右军厢”，城北厢也划分为“城北左军厢”和“城北右军厢”，分属左、右二军厢，左右二军厢各统五个基层厢。

熙宁三年（1070）五月，以京朝官四人“分治开封府新旧城的左、右厢”，当时称“都厢”，相当于今日城市的四个区政府，分别管辖二或三个基层厢。同年十一月，“开封府近许四厢各置官一员，而逐厢决事不多”，于是“止令京朝官两员分领两厢”③，合并为左、右两厢（即合并为两个区），各辖五个基层厢，长官称“管勾左（或右）厢公事”，机构称“左（或右）厢公事所”，城市设区，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创举。

元祐元年（1086）六月，恢复为四个都厢；元祐四年再并为两个都厢，绍圣元年（1094）六月，又恢复为四个都厢。“都厢”公事所，可以处理杖罪六十以下的案件。其他情况大体与县级相当，北宋末年常以“四厢赤县”、“四厢十六县”（开封府属县）并提。

南宋都城临安的“厢坊（巷）制”

南宋首都临安府城内原分为左、右两厢（基层厢），绍兴二年（1032）

高宗驻临安，仿照京城（指开封）之制增为四厢（基层厢），治安方面虽由三衙的马、步军司军士分左、右厢巡警，但没有设置行政机构“都厢”。临安府自绍兴八年（1138）正式定都以后，不仅城区日益繁华，而且府城外的草市镇也日益兴盛，“府城之外，南北相距三十里，人烟繁盛，各比一邑”，绍兴十一年五月，首先于城南、城北各设一厢，相当于都厢，称为城南左厢、城北右厢，“差亲民资序京朝官主管本厢公事，杖六十以罪听决”④。乾道时，在临安城外又设城东厢、城西厢，也就是城郊设四个区。

② 《五代会要》卷12《金吾卫》。

③ 《宋会要辑稿》方域1 之12。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咸平三年四月庚午。

② 《宋会要辑稿》兵3 之1；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5，诸“厢”作诸“庙”，误。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6，景德四年七月壬申。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6，景德四年七月壬申。

绍兴二十六年（1156）十月，“初置临安府左、右厢官二员”，“分掌词讼，以京朝官为之”。当时临安城内除宫城厢外还有左一、左二、左三厢，右一、右二、右三、右四厢（左一厢后分为左一北厢、左一南厢），分属城内左、右两都厢，即城内分为两个区。但到次年六月，即因都厢主管公事官“徇情曲法人多嗟怨”而被撤消①，仍由临安府直接统辖七个（后为八个）基层厢，每厢辖四至十八坊（巷）。

临安的坊就是街巷，只是在巷口立坊名，大多数坊有坊、巷两个名称，通常坊名文雅而巷名俚俗，如融和坊即肉市巷，而德化坊“旧名木子巷，今在对岸潘阆巷口立”②；有的甚至坊巷同名，如天井坊又称天井巷、修文坊又称修文巷；有少数街巷就没有坊名，如新街、后市街、新开北巷、新开南巷等。

由于临安府城内基本上不设相当于县级的都厢，由临安府直接管辖的“在城八厢”，由吏部派大、小使臣（八、九品武官）担任基层厢（相当于今日城市的“街道办事处”）的厢官，“分治烟火贼盗公事”①，类似今日不设区的市。

城乡分治北宋景德四年（1007）以前，各府、州城内与城外的镇市、乡村，都由府、州治所在地的“附郭县”管辖。这年，开封府城内首先改由开封府管辖城内，城外则仍由附郭县开封、浚仪两县管辖。

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二月，“置京新城外八厢，真宗以都门之外居民颇多，旧例惟赤县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厢吏，命京府统之”。不久又增为九厢共十四坊②，多数厢仅只一坊。可能是因新城的城门、城墙阻隔的不便，由开封府直接统治只是试行而未能继续执行。尹洙《题祥符县尉厅壁》记载，东京开封府附郭两县之一的祥符“县治都门外，所部多贵臣家”，而且指出“前世赤县治京师，不以城内外为限制，..今京城中禁军大将领兵徼巡，衢市之民不复知有赤县，此乃因循仪制，岂前世法哉”③。说明开封城外仍是赤县的县尉主其事。熙宁四年（1071）时，王瓘《北道刊误志》也只将新、旧城内八厢一百二十坊列为开封府直接统治，而将新城外的九厢十五坊分别隶属于开封、祥符两县，说明北宋开封的城乡分治是以城墙为界，这大体上是宋代城乡分治的基本形式。南宋首都临安府则将城外的近郊分设城南、城北、城东、城西四个都厢，由临安府直接统治，城乡分治的范围扩大到近郊，远郊才归属钱塘、仁和两个附郭县，这在宋代只是少数城市的统治形式。州、府城的城乡分治在北宋时已普遍推行，北宋末李元弼《作邑自箴·劝谕民庶榜》明确指出：“应原州城下居住人户，不得诣县中陈状”，“此一项唯倚郭县可用”。元至顺《镇江志》卷2：“古无录事司，城内亦隶丹徒县，宋分为左右厢官以任郡事”。明嘉靖《建宁府志》卷10：“宋分郡城中为四厢，隶本府；郡城外为四乡十二里，隶本县（建安）”，都反映了宋代城乡分治的情况。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0，熙宁三年五月庚戌；卷217，十一月丙午。② 乾道《临安志》卷2《城南北两厢》。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5，绍兴二十六年十月乙卯；卷177，二十七年六月戊戌。② 淳祐《临安志》卷7《坊巷》。

③ 乾道《临安志》卷2《在城八厢》。

县、镇的城乡分治，县城内及镇内的坊巷，由县、镇统辖，县城外及镇辖区内的乡村，则由乡统辖。

城、镇户籍制“坊郭户”

与城乡分治相适应的是城镇户籍制度“坊郭户”的创建，天禧三年（1019）十二月，宋朝廷派员与河南知府“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①，是宋代坊郭户的最早记载之一。欧阳修在庆历四年（1044）时说：“往时因为臣僚起请，将天下州县城郭人户分为十等科差”②。说明宋代坊郭户籍已全面建立。县下的镇内居民，也列入坊郭户籍。

城镇坊郭户以有无常产划分为主户和客户，主户以常产（房屋及财产）多少划分为十等以承担赋税及科配，但不少地方常将客户（浮客）也划分在十等户内，各地户等划分的财产标准不一，通常富裕州县以九、十等户为下户，而贫困州县则以八、九、十等户为下户，也有将七等户列为下户，下户可以免除科配，城镇坊郭户的负担一般比乡村户重。

治安新制度由于城市“坊市”制度的破坏，原先以坊市为单位的治安制度已失其作用，为了适应新的城市发展形势，自五代由禁军负责京城治安，演变至宋初在城内设置“巡铺”，也称为“军铺”，这是按一定距离设置的治安巡警所，由禁军马、步军军士充任铺兵，每铺有铺兵数人，负责夜间巡警与收领公事。熙宁元年（1068）对巡铺的设置进行调整，并裁撤巡铺86 铺、兵士546 人。到北宋末，每三百步设巡铺一所，每铺兵士5 人。各厢设巡检，新旧城内各设都巡检，旧城内由侍卫马军司、新城内由侍卫步军司负责治安。其他州、府，每厢亦设巡检负责治安。

① 《宋会要辑稿》兵3 之l，方域1 之12、13。

②《河南先生集》卷4。周宝珠《宋代东京开封府》（《河南师大学报》增刊，1984 年）第一章第二节“巡捕”：引用同一史料称：“在真宗以前，东京城内由禁军大将领兵巡逻‘衢市之民’。..咸平五年以后，巡捕任务委开封府左右军巡执行。”此说欠妥。按尹洙生于咸平四年，天圣二年进士，历任地方官，景祐元年九月至三年五月在京任馆阁校勘，后被贬为地方官，死于庆历七年。尹洙称：“今京城中禁军大将领兵徼巡”，即是指仁宗时，并非专指“在真宗以前”。又“咸平五年以后，巡捕任务委开封府左右军巡执行”，不知何据。按：“开封府左右军巡”，即是开封府的属官（八品）左右军巡使各一人，沿后唐旧制设置，“掌京城内风火盗贼及推鞫之事”，与禁军之巡捕盗贼是两回事（参见孙逢吉《职官分纪》卷38）。

南宋首都临安府城，建都前原分左、右两厢，各设巡检，绍兴二年（1132）增为四厢，并仿照开封设巡铺，共设120 铺，每铺军兵6 人。绍兴二十二年时增为150 铺，乾道三年（1167）时临安府城内外共设232 铺，每铺军兵4人、押铺1 人。由于临安城内基本不设都厢（区），治安系统则以左、右厢各设都巡检，城外东南西北四厢亦各设都巡检，由三衙（殿前、马军、步军司）与临安府共同负责治安①。

巡铺与巡检、都巡检治安体系的建立，适应了宋代开放式城市新形势的需要。

消防新制度坊市制的破坏，也使原先以坊或市为单位的消防体系失去作用，形成以治安系统专设的“探火军人”、厢巡检、都巡检负责，行政系统的开封府左、右军巡使及厢吏“所由”等协办的新体系。到北宋晚年，据《东京梦华录·防火》记载：“于高处砖砌望火楼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百余人，及有救火家事，谓如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猫儿之类。每遇有遗火去处，则有马军奔报。军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衙、开封府各领军级扑灭，不劳百姓。”这是世界城市史上最早的专业消防队。南宋前期，首都临安府没有专业的消防组织，而是由治安系统的巡铺，左右厢都巡检及行政系统的厢官、府官共同率军兵灭火，这大体上也是当时及此前各州、府城的消防措施。

南宋中叶，临安开始设置专业消防队“隅”，也称“火隅”。最初在城内设东、西、南、北四隅，随即增上、中、下三隅，这是嘉定四年（1211）时的七隅；十四年，又增府隅；绍定四年（1231）增新隅，淳祐四年（1244）增新南隅、新北隅；九年，又增新上隅，共十二隅，各隅都有兵士百人，相当于近代城市的消防中队，负责本地区的消防任务；又有“潜火”七队，“水军队”、“搭材队”、“亲兵队”，以及“帐前四队”，共近900 人，由临安府直接掌握，相当于消防总队，负责全城的消防任务。城外也没有多处“火隅”，因辖区较大，每隅所辖隅兵300 至500 人，以后城内外又增设“火隅”多处。许多“火隅”设有“望楼”，日夜派人守望，发现火情，白天以旗、夜晚以灯的数量多少表示地区远近，并指示方向，火情在本隅辖区内要立即率隅兵扑救，邻隅发生火情则聚集隅兵等待临安府调遣②。南宋中期以后临安的消防组织与措施，是当时世界上所有城市中最完善的，已与近代城市的消防组织相类似。

城市统治的新制度“隅坊（界、巷）制”

南宋中期以后，各州、府城相继设置消防机构“火隅”。南宋晚期，不少城市的“隅”，逐渐兼有治安、行政职能，实际上是以隅代替厢统辖坊巷，城市统治由厢坊制转变为“隅坊制”的新制度①。

元至顺《镇江志》卷2 称：“坊隅之设，所以分城市之居民，成井邑之定制。”又称：“古无录事司，城内亦隶丹徒县，宋分为左右厢官以任郡事，旧志弗载，其详不可得闻。中为七隅，归附后（元初）亦颇仍旧。”“归附之初，每隅设坊官、坊司，皆老胥旧吏为之”。大体上反映了南宋后期开始的城市制度上的变化。多数城市实行隅坊制是在宋元之际或元初，如至元十三年（宋德祐二年，1276）元军占领临安府，次年即改城内九厢为四隅录事司。清光绪《兰溪县志》卷1 引康熙《兰溪县志》称：“城中之地分为四隅，而隅各有坊”，说明隅统坊（巷）的城市制度为后代所沿袭。

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12 之2、3。

②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16《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户差科札子》。

① 宋代首都开封、临安的治安和消防制度，见《宋会要辑稿》兵3 之1 至12；《东京梦华录》卷3；《梦粱录》卷10。参见陈振：《十一世纪前后的开封》。

坊在北宋时为街区名，统有数条街巷，到南宋初，许多城市的坊与巷实际是一地两名。南宋嘉泰《吴兴志》卷2 载：“旧图经统记坊十有六”，“坊名乡地久废，官司乡贯止以界称，今为界十七，分属四厢，南门界、崇节界、飞英界、报恩界[..以上四界左一厢管]..。”说明这里的“坊”、“界”大体相当，是街区名，而嘉定十六年（1223）新定的五十多个坊名，实际已是街巷俗名的改称。这里记载的“坊”先后含义不同，反映了宋代城市制度变化的一个侧面。

第三节 五代、宋的镇、市

五代、宋初的小军事要地“镇”

唐代的镇设于较次的军事要地，是小的军事据点，设镇将、镇副，为六、七品武官，统有500 名以下的镇兵驻守。镇的数量不多，设置也不平衡，主要设于边远地区，如嘉州（今四川乐山）有22 镇之多，而极大多数内地州、府却没有一镇，社会经济发达的太湖地区十余州、府，仅昇州设石头镇。唐末五代，内地设镇稍多，大多已具有地方政权性质。

五代时，镇受州管辖，相当或略低于县，镇长官称镇将或镇使，南唐称知镇事。镇官的官品高低不一，许多镇官的官品高于县令。后梁开平四年（910）诏：“天下诸州镇使，官秩无高下，在县令之下”，镇的地位因而下降。镇在边远地区主要是作为一级政权，如后唐清泰三年（936）六月，秦州（今甘肃天水）奏：“成州元管同谷县，余并是镇，便系征科。今欲取成州西南近便镇，分并入同谷县；其东界四镇，别创一县者。”“州东界有胜仙、泥阳、金沙、栗亭四镇”，“欲并其四镇于栗亭县，其征科委县，捕盗委镇司，从之”。这些镇原是准县级政权，直属成州，现在创设一县，管理民政，而镇司仍保留，只负责治安。由于镇司任务的减少，官吏也相应减少。后汉乾祐三年（950）七月敕：“应诸道州府镇务，只补镇符一员、都虞候一员，余并除废。”①北宋建隆三年（962）复设县尉，诏称：“宜令诸道州府，今后应乡闾盗贼斗讼公事，仍旧却属县司，委令、尉勾当。..其镇将、都虞候只许依旧勾当镇郭下烟火盗贼争竞公事”②，进一步将镇将的治安权限于“镇郭”之内。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廷又从藩镇手中收回镇将的任命权，而且主要是以吏任镇将，又降低了镇将的地位。但是，镇将侵犯县令、尉职权的事仍不断发生。以致景德二年（1005）还下诏：“益、梓、利、夔路内镇将，不得捕乡村盗贼及受词讼。”①

① 参见淳祐《临安志》卷6《火十二隅》。

② 史书所载多为“坊隅”，撰者以为隅统坊，因称为“隅坊制”；如同撰者1964 年在开封的学术会议上提出北宋开封的厢统坊制度（厢坊制）。

① 《五代会要》卷19《县令》上，卷20《陇右道》，卷24《诸使杂录》。

乡村经济中心“镇”、“市”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镇”作为边远地区小军事要地继续存在的同时，在社会经济发达的地区，出现了作为乡村经济中心的新型的“镇”，反映在制度上，这两类镇的镇官也由镇将改称为“监镇”，有时仍习称为镇将，有时也尊称为镇尹。镇属于县，繁华的大镇有时升为县，小县有时降为镇。庆历四年（1044）五月，省河南府颍阳（今伊川东）、寿安（今宜阳）、偃师（今偃师东南）、缑氏（今偃师南）、河清（今孟县西）五县并为镇，“逐镇令转运司举幕职州县官（选人）、使臣两员，监酒税，仍管勾烟火公事”②。镇官已由吏改为八、九品文武官员担任，主要负责收税和本镇治安。乡村集市除镇外还有市，有的地方将小于市的乡村集市称为步、阜（两者后世称埠），通常设于沿河湖港口。市不设行政长官，繁华或重要的市，有时有县尉或巡检驻市。市在各地有不同的称呼，一般称市、草市，广南称墟市、西川称亥市，墟市、亥市是定期性集市，隔日或三、五日，甚至十日一次集市。通常是步、阜小于市，市小于镇。

镇、市的税收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市都很小，数量也不多，如庆元四年（1198），广南东、西两路官府收税的墟市只有101 处，这年又免除21 处，保留80 处墟市收税。广南经济最发达的珠江中下游的广州、惠州、肇庆3 州府14 县，开禧元年（1205）共有收税墟市83 处，因为各墟市很小，税收不多，每年总共只有2.3 万贯钱，还不如经济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大镇、市中一个镇、市的税收，因而决定上述83 处墟市全部免去税收。尽管这些墟市不大，甚至还有更小的墟市，但对于促进商品贸易，方便居民生活很有作用，所以南宋官员提出：“（广南东、西路）除州县场务差官去处外，其余村疃聚落应有墟市，许民间从便交易，不得收税。”③为官府所采纳，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发达地区不但镇、市较多，规模也较大，由于设镇的标准不很具体，不仅要有一定数额的税收，还要有一定数量的民户，如绍兴五年（1135），歙县城东的新馆，尽管是商旅聚会，年收税2000 多贯钱，但因“本处不满百家，不可为镇”①。不少镇也很小，税额也不多，或因而撤消税收；或因与附近其他税务较近形成重复收税，撤消税收以利于商品流通。

镇通常都设收税官，由监镇兼任，较小或边远地区的镇及市不设专职税收官员，而由大镇或县派人收税，称为栏头，或由当地的豪族“买扑”，即承包税额。较大的镇，监镇只负责治安，而另设税官收税，驻有县尉或巡检的镇以及大的市只设税官。监镇通常只负责一般性的治安责任，诉讼、判案属县官府，但大镇的监镇，可以审理并可判处杖罪一百以下的案件，这样的监镇由京官或朝官担任，更大或更重要的镇的监镇，甚至由宰相府直接任命，称为“堂除”。

② 《宋大诏令集》卷160。

③ 《宋会要辑稿》职官48 之62。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9。

第四节 辽代的城、镇

以车马为家的契丹人，不同于其先前各游牧民族的是重视城市的建设。

辽朝建城始于建国之前，阿保机的伯父释鲁为夷离堇时，曾“兴板筑、置城邑”②，所建当为《辽史》所载的于越王城（即越王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南）。阿保机任迭剌部夷离堇兼联盟军事首长的次年（902），即于潢水之南建龙化州（今开鲁西南），筑开教寺。此后又相继建羊城以通市易。于龙化州增建大广寺、天雄寺等。

上京神册三年（918），辽于西楼地建皇都（今巴林左旗南），以汉人康默记为版筑使。太宗时改名上京。上京周围27 里，有南北二城，北城为皇城，皇城北为大内，建有开皇、安德、五鸾三大殿；有东、西、南三门。大内南门外有大街直通皇城南门，街两旁为官署、庙宇、寺观和契丹贵族住宅。皇城南为汉城，有南北大街和东西横街。横街两端有楼遥遥相望，城内分布有市场、作坊和民居，南门之东为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西南同文驿，诸国信使居之。驿西南临潢驿，以待夏国使”①。在建筑形式上采用晚唐的建筑制度，城墙加筑军事防御设施“马面”，城门外加筑瓮城。中京澶渊之盟后，辽圣宗“择良工于燕、蓟，董役二岁，郛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庑，拟神都（北宋都城开封）之制”②，在土河之滨建中京城（今宁城西大名城）。据路振所见，“外城高丈余，东西有廊，幅员三十里，南门曰朱夏门，凡三门。门有楼阁，自朱夏门入，街道阔百余步，..街东西各三坊，坊门相对”。内蒙古考古工作者于1959 年开始，对中京进行了有计划的重点发掘，对城市布局、建筑遗址等作了全面细致地调查勘测，结果与路振的记载相符。中京城有外城、内城、皇城。外城四面环绕内城，两者成“回”字形。皇城在内城北部中央，其北墙即内城北墙。中京城布局整齐，东西对称，井然有序。自外城南门至内城南门有一条宽64 米的中央大道，东西又各有3 条与之平行的南北向街道，5 条东西向街道。各街道两旁有排水沟，城墙下有排水的涵洞。干道两侧的坊市，为商贾贸易场所、作坊和民居。外城内还有官署、寺观和馆驿。中京大明塔是保存至今的辽代建筑之一，其规模宏伟壮丽，造型优美，反映了辽代建筑艺术的风格和水平。与上京不同的是中京的宫殿已改为南向，这是辽政权进一步接受汉文化的反映。

② 《宋会要辑稿》食货18 之21。

① 《宋会要辑稿》方域12 之19。

② 《辽史·太祖纪·赞》。

东京、南京、西京

东、南、西三京则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修葺使用的。东京（今辽宁辽阳），神册六年修葺，天显三年（928）升为南京，重熙十三年（1044）改为东京。幅员30 里，八门，有楼橹。宫城在东北隅，大内建二殿。外城为汉城，有南北市。

南京（今北京）幅员25 里，东西南北各二门；内城在西南隅，四门。城中有宫殿、衙署、寺庙、馆舍、球场和防御设施楼橹。“居民箕布，巷端直，列肆者百室”，“城中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①，很多坊名仍是唐时旧名。

西京（今山西大同）“广袤二十里”②，四门，道宗时建华严寺安放诸帝石像、铜像。

其他州、镇五京外，由于汉人、渤海人的迁入，草原地区陆续出现了以投下和斡鲁朵的名目建起的居民点，依其人口多少，分别被授以州、县、城的名称。上京道有龙化州、祖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南）、仪坤州（今翁牛特旗西北）、庆州（今巴林右旗北）、降圣州（今奈曼旗西南）、怀州（今巴林左旗西）、饶州（今巴林右旗西南）等，中京有高（今赤峰东）、惠（今赤峰东南）、恩（今赤峰南）、泽（今河北平泉西南）、松山（今内蒙古赤峰西南）等州。为防御的需要，辽朝也在边防重地设置了镇、防、维、招等州（皆在今蒙古乌兰巴托西或西南）边防城。它们的规模虽然无法与中原同级城镇相比，但对以牧业为主的草原地区，它们的出现无疑促进和带动了牧区和整个辽朝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对加强和促进民族融合，缩小南北方和农牧业之间的差距都是十分重要的。

东、南、西京三道内的市镇，在辽朝统治时期也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如显（今辽宁北镇西）、乾（今北镇南）、沈（今沈阳）、涿（今属河北）、蓟（今天津蓟县）、易（今河北易县）、蔚（今蔚县）、朔（今属山西）、丰（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等州，它们在辽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① 《辽史·地理志》一。

② 《辽史·地理志》三。

第五节 西夏都城兴庆府

西夏正式建国前，党项首领李继迁曾以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改西平府建都。宋天禧四年（1020）李德明迁都怀远镇（今银川），改名兴州。夏显道二年（1033），李元昊继承王位，升兴州为府，改称兴庆，俗称东京。天庆十二年（1205）又改为中兴府。

兴庆府地居宁夏银川平原中心，隋，唐以来，党项、回鹘、吐蕃等民族深入该地区。宋代怀远镇居“河外五镇”之首。其地“北控河朔，南引庆（今甘肃庆阳）、凉（今武威），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①。宜于农牧，“地饶五谷，尤宜稻麦”，“兴、灵则有古渠，曰唐来、曰汉源，皆支引黄河，故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①。以军事地位论，则“西北有贺兰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为其屏障，形势便利”，四塞险固，可攻可守，具备了建都的优越地理条件。

兴庆府是在怀远镇原有城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李德明迁都时遣官“督役夫北渡河城之，构门阙宫殿及宗社籍田”。从夏显道二年起，在原宫室基础上大兴土木，“广宫城，营殿宇”。夏天授礼法延祚九年（1046），又“于城内作避暑宫，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胜”①。后来又多次役兵夫数万于贺兰山东“营离宫数十里”。从福圣承道三年（1055）起，历时五年，修建承天寺。兴庆府的建设，从李德明迁都怀远镇起，到夏毅宗谅祚时承天寺建成，前后达三十余年。

据今存明代《宁夏城图》，基本上保存了西夏兴庆府城的轮廓和布局，其城市“周回一十八余里，东西倍于南北，相传以为人形”②，长方形的城池，是由于扩建城池时，受南北两方湖群的限制，只能横向发展，并且因迁就地势而呈朝向为南偏西的城市方位。城周围开挖护城河阔10 丈，沟通城内外渠沟水系；又从不同方向引渠水入城，作灌汲水源和充盈宫苑水面之用。兴庆府作为西夏都城，在城市建筑上无不借鉴于唐都长安、宋都开封的规划布局。特别是在城市命名、都城事务管理机关、城门和街坊名称上，都有直接渊源或借用之处。城有南北各二门，东西各一门，门上有城楼建筑。城内街坊呈方格形系统，一般居民密集分布于数十个街坊之内；作为皇家统治与生活中心，有一定规模的宫城建筑，宫室殿宇，官厅衙署，还有为皇家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及庞大的兵营和仓库。城西北建有避暑宫，西部贺兰山东麓营建离宫、佛祖院、五台山寺、皇帝陵园，城东15 里的黄河岸畔建高台寺及诸浮图③兴庆府是西夏最大的城市，是西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在国内处于十分重要地位。夏天祐垂圣元年（1050），夏辽战争时，辽兵进攻兴庆府，几乎攻破城池。从应天四年（1209）至宝义二年（1227）蒙古成吉思汗四次围攻兴庆府，城市遭到极大的破坏。蒙古灭西夏后，曾对兴庆府居民大肆屠杀，城市被摧毁。

①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7《契丹》引路振《乘轺录》。

① 《辽史·地理志》五。

① 《西夏书事》卷7。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

③ 《西夏书事》卷10、11、18。

第六节 金代的城市与镇市

金朝统治期间，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商业的活跃，既兴起一些新的城镇，原来一些比较发达的城市也得到恢复。

上京会宁府金初的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城市极为简陋，金熙宗在此营建都城，宫殿建筑渐臻完备，“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中原）”①，附近有冶铁、铸造金银器物以及陶窑等官私手工业作坊。同时也是中原人士往来之地，“自金人兴兵后，虽渐染华风，然其国中之俗如故，已而往来中国，汴、洛之士，多至其都。四时节序，皆与中国侔矣”②，会宁府户达3.1 万多，成为当时女真内地新兴起的一大都市。

中都大兴府海陵王即位后，“国之制度强慕华风，往往不遗余力”，在燕京大修宫室，是为中都大兴府（今北京）。皇城方圆9 里，外城30 多里，中都城北三市是商业的中心，水陆交通发达，大兴府人口增至22.9 万多户，约有百万多人口。《元一统志》记载：旧城四隅有62 坊，都是金原中都时的各坊旧名，燕京的修复已极为可观。范成大《揽辔录》记载燕京：“遥望前后宫屋崛起甚多，制度不轻，工巧无遗力，所谓穷奢极侈者。”《大金国志·宣宗帝纪》：“燕京宫阙雄丽，为古今冠。”

南京开封府南京开封原是北宋都城东京，海陵王时曾在这里营建宫室，其宫殿的装饰与规制，也仍尽壮丽之至，遍饰黄金，然后间以五彩，一殿之费以亿万计算。开封府人户达23.5 万多户。世宗时，相国寺每逢三、八日开寺，商贩聚此贸易。章宗泰和间，人户已增至74 万多户。

① 嘉靖《宁夏新志》卷1，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② 参阅汪一鸣、钟侃：《西夏都城兴庆府初探》，《西北史地》1984 年第2 期。

其他城市除会宁、燕京、南京等城以外，北方其他一些重要城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恢复起来。金朝除先后建过都的上京会宁府、中都大兴府、东京辽阳府和南京开封府等重要京城外，金朝继承辽设五京，诸京城是以京城为中心而设置和发展的地方性中心大城市，与路所在地的府城，构成诸路各都市的地方联络点，并在诸路府城下的府州县地区，出现一些经济文化发达的城市。东京辽阳府、北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都是原辽时的重要的京城所在地，西京大同是金初东西两朝廷的西朝廷，世宗初即位于东京辽阳，金把辽旧京城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的城市发展的重点转移到北京大定，成为金在北方统治的重镇，不仅城市建制规模宏大，也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城市。金朝境内达到5 万户以上的府州有58 个，其中达到10 万户以上的府州有中都路的大兴府、涿州（今属河北），山东东路的益都府（今山东青州）、济南府（今济南）、淄州（今淄博南）、滨州（滨州西北），山东西路的东平府（今东平西），河北东路的沧州（今河北沧州西北），河北西路的真定府（今正定），河东南路的平阳府（今山西临汾）、绛州（今新绛）、河中府（今永济西），河东北路的太原府（今太原），南京路开封府。达到20 万户以上的府有大兴府、开封府和济南府。金代重要的手工业发展点，一般地都在5 万户以上的府州。河东南路的平阳不仅是工商业发达的城市，也是当时著名的文化城市。有的县也因为工商业的发达而成为“名县”。

镇市随着京、路、府、州、县城的恢复，分布在各城之间的乡镇也陆续恢复起来。据《金史·地理志》统计，金时共有镇513 个，分布于各路。其中主要分布在山东东、西路（131 个），南京路（98 个），河北东、西路（71 个），河东南、北路（70 个），京兆路（37 个），大名路（23 个），庆原路（23个），其他如凤翔路、北京路、西京路、中都路、临洮路、鄜延路、东京路、上京路为数极少，总共才60 个镇。由此可见，金代商业城镇比较发达地区主要是今山东、河北、河南、山西广大地区。在金南部与宋相接近地区，虽然实际记载的户数并不多，但这里南北客人来往汇集的并不少。淮安“迩来户口虽增出，主户中间十无一”，而这些客户即“南客北客相经商”①的商人。随着经济恢复，原北宋比较发达的镇，在金代又继续活跃起来，金代密州（今山东诸城）板桥镇商业经济的繁荣可说明这一点。

① 《宋史》卷436《陈亮传》。

（谢选骏指出：在集权控制下，中国社会的复原能力向来是惊人迅速的，但是创新能力却是牛步不前的。这是为什么呢？稍加考察不难发现，因为创新活动必定打破现有的权力构架，从而威胁既得利益者的垄断地位。所以当权势力永远无法容纳创新活动；只要可能，一定不遗余力地予以打压。）

【第六章 交通与邮传】

第一节 五代、宋的水上交通与漕运

五代时期中原的梁、唐、晋、汉、周大体上占有淮河以北地区，南方各国则分别占有长江、珠江流域。长江、淮河、珠江及其支流皆通航运，水上交通发达。但淮河主流在五代时，处于五代中原皇朝与吴或南唐的接壤线上，南宋时又与金朝以淮河主流为界，这两个时期的淮河主流，一般情况下都断航。

五代的后唐、后周以及宋代，注意发展人工运河，疏浚、拓宽北方的浅狭河流，与长江、淮河、珠江等自然河流一起，形成十分繁忙的内河航行体系。凡以水上交通为主的地区，沿江、沿河的重要港口城镇，设有“驿站”馆舍，以供过往官员等住宿。

五代时南方的吴、南唐、吴越、闽、泉漳等政权，还注意发展海上交通，宋代的海上交通更加发达。

河北水运后唐明宗时注意兴修水利，长兴三年（932）五月，“幽州进呈新开东南河路图，自王马口至淤口长一百六十五里，阔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可胜漕船千石”②，可以通航60 吨左右的船只，在当时内河航运中这是较大的船只。这是五代前期河北北部地区重要漕运河道，自后晋时起本地区属于辽朝。后周显德六年（959）四月，又“自沧州治水道入契丹境，于乾宁军南，补坏防，开游口（泄洪口）三十六，遂通瀛、莫”州①。同月，后周世宗攻辽时，即自乾宁军乘船北上，经独流口（今天津静海北），折而西进至孟津关（今河北霸州），后因水浅而弃船登岸，后周时河北水运航道至此为止。北宋朝廷很关注河北边防的漕运，太平兴国六年（981），宋太宗命令疏浚所有通向边境的河道。又于清苑（今保定）界开掘徐河、鸡距河入白河，“自是关南之漕，悉通济焉”①，解决了边防军需的运输问题。淳化二年（991），又自深州（今深县南）新寨镇开新河，导胡卢河水凡200 里至真定府（今正定）以通漕运，解决了河北前方驻军重地的漕运，后因河道变迁而断航，熙宁时，再次开渠引水注入新河，恢复航运。

咸平五年（1002），又自静戎军（今徐水）东部的鲍河，开渠入顺安军（今高阳东），引入威虏军（今徐水西北），漕运直达边界地区。景德元年（1004），自嘉山（山名，今曲阳北）东开渠，引唐河水至定州（今属河北），向东到蒲阴（今安国）以东，会合沙河，北上经边吴泊（今高阳西），直通宋、辽界河。还开掘或疏浚了一些河道，也都是为了向河北北部运送边防军需。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建炎三年正月甲午。各府州户数包括属县。① 《中州集》丙集第三，刘迎《淮安行》。

① 《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十斗为一石，也称料、斛，约120 市斤；南宋末年一斛改为五斗。后世又改为二斗半，四斛为一石。

广济河（五丈河）水运

后周显德四年（957）四月，“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齐、鲁舟楫皆达于大梁（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显德六年二月，世宗又命“浚五丈渠，东通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漕”②。这是后周时京东地区通向首都开封的重要漕运河道。

但是，五丈河水量较小，不利于通航。宋建隆二年（961）三月，又命自荥阳（今属河南）开渠百余里，引京水、索水到首都开封，再架流水槽于汴河之上，注入五丈河，增加水量以便于航运，每年承担京东地区漕运上供米62 万石，成为首都开封通往东北地区的重要渠道。开宝六年（973）三月，五丈河改名广济河。以后虽不断疏浚，但每遇久旱不雨就断航。以致在元丰五年（1072）将京东的漕运，改由淮阳军（今江苏邳州南）入清河转入淮河、汴河，运到首都开封，但终因路途遥远，运输费用增多。元丰七年，又改为以黄河水注入广济河以增加水量，漕运再次由广济河运抵开封，它是京东地区漕运的主要渠道。

漕运的主渠道：汴河水运汴河是隋、唐运河的黄淮段，隋代称通济渠，唐代改为广济渠，习称汴河。唐末毁于战乱，后周显德二年冬，世宗淮备进攻南唐，依古河堤进行疏导，东至泗州（今江苏盱眙），流入淮河。显德五年三月，又疏浚汴口（在今河南荥阳北黄河南岸）引黄河水入汴河，“由是江淮舟楫果达于京师”③，这是唐末以来首次疏通汴河。

北宋时，汴河成为漕运的主渠道，“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半天下财赋并山泽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张方平说：“国家漕运，以河渠为主。国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运。自后定立上供年额，汴河斛斗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惟给太康（今属河南）、咸平（今通许）、尉氏（今属河南）等县军粮而已。惟汴河专运粳米，兼以小麦，此乃太仓蓄积之实。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太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①所以北宋一直注意汴河的疏浚，但汴河引用黄河水，浑浊易淤积，每年要关闭汴口，以便清淤，修护堤防，一年只有200 多天通漕运。

元丰二年（1079）四月，改引洛河水，六月完工，“自任村沙谷（今巩义东北）至河阴（今郑州西北）瓦亭子，并汜水关（今荥阳西北）北通黄河接运河，长五十一里”。“引洛河水入新口斗门通流入汴”①。② 《资治通鉴》卷294，显德六年四月庚寅、辛卯。

③ 《宋史》卷95《河渠志》五《河北诸水》。

① 《资治通鉴》卷293，显德四年四月乙酉；卷294，显德六年二月甲申。① 《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

这是一条改引洛河水，沿途设36 陂为“水匮”（蓄水池），水少时放水以助航行；天旱缺水时，则从汜水关运河引黄河水补充水量。新汴河因洛水含沙量少而水清，故称“清汴”，清汴畅通时，“波流平缓”，“江淮扁舟四时上下，昼夜不绝”，“公私便之”②。到元祐五年（1090），又因原先直接引黄河水入汴河，可分流黄河流量的十分之三，黄河可以安流不决。现在主要用洛水，取黄河的水只是黄河流量的十分之一，导致黄河时常决口为由，同年十月废“清汴”，改引黄河水入汴河，恢复旧汴河的航运。哲宗绍圣四年（1094），再次修复“清汴”通航，直至北宋亡。

京城开封另一条漕运河道是惠民河，起自京西北路的闵水、洧水等，许州、郑州诸水皆汇入，经尉氏到开封，合于蔡河，通官私船运，每年漕运60万石。

真楚运河（江淮运河）

船只经汴河至泗州（今江苏盱眙北，已淹没在洪泽湖中），进入淮河，至楚州（今淮阴）南下，转入真楚运河至扬州、真州，是隋唐运河的江淮段。由于航行于汴河、运河的船舶较小，载重量只有四五百料（约合24 至30 吨），而淮河水流湍急，尤其是楚州北的山阳湾段，常导致航船翻沉。宋雍熙元年（984）在淮河南岸开沙河，自淮阴县（今淮阴西南）磨盘口至楚州末口长60 里，避开了淮河山阳湾急流，再折而南下进入真楚运河。皇祐时，又在淮河南岸自淮阴向西至洪泽镇（在今洪泽镇西南，已淹没在洪泽湖中），开“新河”49 里，使过往船舶自洪泽镇由淮河进入新河，下接沙河，再转入真楚运河。元丰六年（1083），再在淮河南岸开龟山运河，长57 里，阔15 丈，深1 丈5 尺，起自泗州盱眙龟山镇（今盱眙东北，已淹没在洪泽湖中），东至洪泽镇与“新河”相接。从此，将真楚运河延长到龟山镇，西接清汴，在淮河中的航程只有二三十里，增加了航运的安全性。

真楚运河（江淮运河）内原有河堰堤坝五处以保持水位，但船只过堰时要卸下重载货物，船只过堰后再装船起运，不仅装卸频繁，而且船只容易损坏。天禧元年（1017），开扬州“古河”经由扬州城南连接运河，又拆毁运河中的堰改为水闸（船闸），并掘深河道，船只从此航行无阻。史称“真州乃外江（指长江）纲运会集要口”③，长江中上流的物资，由江船运到真州，转搬上较小船只，进入长江北岸的真楚运河，至扬州后北上运往京城开封，对隋唐运河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修整改造。南宋时淮河以北属金朝，真楚运河是运军粮至楚州的漕运航道。

宋代漕运及其他官方物资，通常每十船组成一纲，如五十船即编为五纲之类，称为纲运，如运送粮食的“粮纲”、运送奇花异石的“花石纲”之类。陆上运输官府物资，也以每若干辆车或若干个挑夫组成一纲，均由官员及兵士押送。

浙西运河（江南运河）与浙东水运五代时，隋唐运河的江南段分属于南唐、吴越两国，后周世宗进攻南唐，吴越出兵会攻，占领南唐的镇江、常州（今皆属江苏）。宋以南唐辖区为江南东、西路，以吴越辖区为两浙东、西路。江南运河属两浙西路，称“浙西② 《宋史》卷93《河渠志》三《汴河》上。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8，元丰二年六月甲寅。

运河”。北宋时，运送两浙路物资北上，经镇江过江至扬州入真楚运河，经汴河直达京城开封。

南宋时，“浙西运河，自临安府北郭务至镇江口闸，六百四十一里”，“自大江（今长江）而下至镇江则入闸，经行（浙西）运河，如履平地，川广巨舰直抵都城（临安）”，成为南宋时期最重要的内河航道。首都临安的“士庶欲往苏、湖、常、秀、江（指江南路）、淮（指淮南路）等州，多雇■船、舫船、航船、飞篷船等”。“纲船”“运千余石或六七百石”，“诸郡米客船只，多是铁头舟，亦可载五六百石”④，通航能力远大于真楚运河、汴河。

南宋初，又疏浚两浙东路的上虞（今浙江上虞东南）梁湖堰（今上虞城南）以东的运河，以及余姚县（今余姚北）境内的运河，东接余姚江通向明州（今宁波）。后又疏浚萧山西兴镇（今萧山西）至大江（今钱塘江）运河，是浙东地区的重要漕运渠道。

灵渠灵渠起自广南西路桂州（今广西桂林）兴安（今属广西）的离水（今漓江）与湘水（今湘江）之间，自秦代开凿以来，历代成为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的通航要道，唐代设斗门以通漕船，这是原始的“船闸”，有利于船只的通行。宋太平兴国二年（977），边翊任广南转运使重修灵渠，嘉祐四年（1059）大举重修，增设斗门，以提高航运能力。南宋时，广西路灵川（今灵川北）、兴安两县知县衔内带“兼管灵渠”，负责随时疏浚以维持航行畅通。灵渠是连接珠江与长江两大水系的唯一水道，大量漕运物资由此转运。

长江等河流的航运长江、黄河、淮河、珠江等河流及其支流，是东西向航运的主要渠道，长江主航道，西起嘉州，东至真州、京口转入真楚运河或浙西运河。南宋陆游曾记他赴任夔州通判时，自真州乘载重2000 斛（约合120 吨）大船西上时，“发真州，岸下舟相先后发者甚众，烟帆映山，缥缈如画”。陆游到鄂州时，见到税务亭前江中“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是长江中游的主要河港，反映了长江航运的繁忙景象。陆游在快到石首县（今属湖北）之前，看到两艘载重2500 斛（约合150 吨）的大船下行。他乘2000 斛船航行到沙市（今属湖北），换乘“嘉州赵青船，盖入峡船也”①，说明长江航运至少可到达嘉州，而大船可到沙市。

黄河部分河段及渭河下游也通航，自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下行至汴口（今郑州西北黄河南岸），进入沛河至东京开封。自河阳以上经三门峡至潼关进入渭河，通航至渭桥镇（今高陵南）。珠江、淮河中下游也是通航要道。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7，元丰二年四月庚寅注。

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47 之3。

海上交通

五代时，由于南汉统治者对来广州贸易的番商船只进行掠夺，导致蕃商不敢来广州，海上交通也因而受阻。但闽及泉、漳辖区内的泉州，吴越辖区内的明州、秀州等处，对外贸易发达，海上交通也很兴盛。宋朝统一后，海外贸易兴盛，海上交通更加发达，“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贸易”，还有今日本、朝鲜半岛，以及埃及、索马里等地，包括今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东非地区①，与宋朝之间的海上交通，主要是与宋朝东南沿海的诸海港之间进行，宋朝先后于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设市舶司进行管理。五代的吴越及宋朝与日本、高丽等东北亚地区海上交通，主要通过明州、临安、秀州与北方胶州湾内的板桥镇（改设胶南县，今山东胶州）诸海港进行，宋朝廷也设市舶司进行管理。

但是，市舶机构只是宋朝外贸管理与税收机构，而宋朝沿海的水上交通无所不达。中外商人因风或有意逃税而不到指定的港口停靠，如被称为“取私贩海者”的“大商，自苏、杭取海路，顺风至淮、楚间”，甚至“擅乘舶自海道入（宋辽）界河（今天津海河），及往高丽、新罗（今朝鲜半岛），登（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属山东）界”，向北航行于今黄海、渤海沿岸地区。北宋朝廷曾从真州发“漕米三万石，由海路送潍（今潍坊）、密（今诸城）州”。

航行于今东海、长江下游的海船的增多，促使南宋朝廷继在明州、临安之外，又在海船往来较多的温州、秀州华亭县（今上海松江）、江阴军（今江苏江阴）等地，设立负责外贸的二级市舶机构“市舶务”，反映了长江口以南海上交通的兴盛状况。

南海是宋朝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海上交通的必经海域，今广东、广西、海南、福建沿海各地之间的海上交通也很兴盛。南宋时，闽、广、温、台的粮食、钱物运送首都临安时，即由海道运至明州，再转由内河船只运至临安。

航海的“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风雨晦冥时，唯凭针盘而行”①。五千料船应是出洋的大海船，一二千料船是沿海及长江航行船只，而“钻风”船则应是近海航行船只。1975年福建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海船，经考证是2000 料左右的海船①，属于中型海船。各种海船装有指南针盘（罗盘）导航，促进了宋代海上交通的发展。

① 《宋史》卷97《河渠志》七《浙西运河》；吴自牧：《梦粱录》卷12《河舟》。① 陆游：《渭南文集》卷44 至47，《入蜀记》第二至第五。

① 《宋史》卷139《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参见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

第二节 五代、宋的陆上交通与“驿站”

长江、黄河等江河浮桥

五代、宋代的陆上交通，尤其是宋代的陆上交通四通八达，驿路、官路通向首都及各路府州县，遇有河流，通常都造有固定的石桥、木桥，而遇大江、大河则主要依靠渡船，宋代则常建浮桥，尤其是在黄河上建有多座永久性的浮桥，淮河、汉水等也建有永久性浮桥，这些都是前代所不多见的；长江下游建的虽是临时性军用浮桥，却是历史上第一座长江浮桥。

长江浮桥宋代称“大江浮梁”、“采石矶浮梁”。宋朝建立后，与南唐（江南）隔长江相峙，南唐落第举子樊若水为了寻找投靠宋朝的资本，在长江南岸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南）以钓鱼为名，乘小船载丝绳多次往返于长江两岸，暗中测量江面宽度，向宋太祖献计在采石矶造浮桥，作为宋军渡江攻唐的桥梁。宋太祖随后下诏于朗州（今湖南常德）造黄黑龙船数十艘，又以大舰载巨竹絙从荆南（今湖北江陵）顺江而下。宋开宝七年（974）十一月，宋军进攻南唐都城金陵，浮桥先试建于石牌口（今安徽安庆西），“诏移石牌镇浮梁于采石矶，系缆三日而成，不差尺寸，王师过之，如履平地”①。在宋灭南唐的战争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江阔水深”难以长期维持，灭南唐后即拆除。

黄河浮桥，首先是著名的澶州（今河南濮阳）浮桥，宋真宗于景德元年（1004）十一月亲征至澶州，由南城到北城即是乘辇经浮桥过黄河的。“澶州浮桥计使脚船四十九只”②，原是由温州（今属浙江）制造后运往澶州，但途中历时二三年，自天圣六年（1028）开始，改由本州造脚船。

黄河上主要的浮桥还有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南）浮桥，桥长461 步，北岸为浚州（今浚县），也是南北交通要道。政和五年（1115），在浚州大伾山至居山与滑州汶子山之间，建造连结三山的永久性浮桥，前者称天成桥，后者称圣功桥，合称三山浮桥，然后开挖河道，使黄河改道从三山之间通过，遂移滑州浮桥于此，但由于水势不顺，河流湍激猛暴，以致泛溢成灾。靖康元年（1115）正月，金军南侵，守桥宋军虽放火烧桥，但损坏不大，金军由此渡河南下。其西有河阳（今孟县南）浮桥，为宋西京洛阳北上的要道。还有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浮桥；熙宁六年（1073）十月，又于延州（今陕西延安）永宁关（今延川东南）渡口造浮桥，都是连结黄河东西两岸的交通要道。

滹沱河上亦建有浮桥。真定府（今河北正定）的中渡浮桥，熙宁时所建，从元丰五年（1082）起改为每年“八九月易以板桥，至四五月防河即拆去，权用船渡”①，成为季节性桥梁，是通向宋辽边境的重要通道。

淮河上主要浮桥为“临淮、寿春浮梁”②，临淮为泗州浮桥，是淮河下游的主要通道，寿春为寿州（今安徽凤台）郡名，寿州浮桥是淮河中游的主要交通要道。

① 《宋会要辑稿》职官44 之3、8，食货46 之5、47 之16；《梦粱录》卷12《江海船舰》。② 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附录二，《关于泉州湾出土海船的几个问题》。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开宝七年十一月甲申。

② 《宋会要辑稿》方域13 之21。

汉水上的襄阳府浮桥，是连接汉水南岸的襄阳与北岸的樊城主要通道，南宋襄阳府地处宋金边防要地，在宋金，宋蒙战争中，对于宋军在保卫襄阳、樊城两城的协防中起了重要作用。

驿路与官路

陆上交通分为通驿传的“驿路”与不通驿传而通往州、县城的“官路”，大部分官路即是驿路，因而多数场合的“官路”即是指驿路，驿路也称“驿道”，官路也称“官道”。驿路中的主干线称为“大驿路”或“大路”。后唐天成三年（928），兴元府重修通向关中的“斜谷阁道二千八百余间”，洋州又“重开入蜀旧路，比今官道近三十五驿”，夔州也“开新路至房州”①，加强了后唐边境与腹地的陆路交通。

宋朝廷重视驿路、官路的维修，如“入川大路自凤州至利州、剑门关，直入益州路”，沿途桥阁九万多间，每年都进行修整以保证通行，这是被称为“大驿路”的主干线。熙宁七年（1074），在北段开修由金牛驿（今陕西宁强北）向东经褒城县（今汉中西北），再北上经新开的“褒斜新路”武休驿（今留坝南），通向西北的凤州，作为新的“大驿路”。旧“大驿路”北段是由凤州向西经两当（今属甘肃），西南经河池（今徽县），再南下至金牛驿。经多次比较利害后，自元丰元年（1078）冬起又改为重走旧的“大驿路”。

此外，如修整东、西两京（开封、洛阳，今皆属河南）间，“自武牢关至荥阳、巩县”段的驿路，等等。

驿路、官路两旁通常都栽种树木，挖排水沟渠。福建路“八州、军，建·汀·南剑州、邵武军驿路，从来未曾种植，并福州（今属福建）尚有方山北铺亦未栽种，遂致夏秋之间往来行旅冒热而行，多致疾疫”。政和三年（ 1113）诏令：“遍于驿路及通州、县官路两畔，栽种杉、松、冬青、杨柳等木”②，以改善交通条件。

驿站驿站原是兼有官旅（官吏专用旅店）及“邮传”（传递官私文书）两种职能，五代时开始，“邮传”由“递夫”专职递送，后另设“递铺”以承担“邮传”。

驿站通常每隔40 里左右设置一所，也有50、60 里，甚至70 里设置一所驿站的，而70 里的驿程通常增设一所驿站。两驿站之间的距离称为一驿程、一驿或一程。驿站建有馆舍，各府、州、县城都建有驿站，乡村的驿站通常设在镇市上，府、州、县城的驿舍，通常称为驿馆。

① 《宋史》卷95《河渠志》五《滹沱河》。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九月甲子。

各府、州、县及设于镇市的驿站馆舍，凡赴任、离任官员和差出的官吏军卒，以及陆上“纲运”押纲官及纲卒，凭“驿券”住宿。一般先到者入住，低官让后到的高官，尤其是有隶属关系的高官；如驿舍不足则自住客店。辽、金、西夏等使臣也住驿馆，宋朝皇帝的出巡也常住驿馆。宋代还规定“品官之家及未入官人若校尉，虽不请券，并听入住”①。放宽了入住驿舍的条件，但如有官员入住则迁避。

宋代由于马匹缺乏，陆上运输以牛车为主，驿站通常也不备马匹。凭“走马头子”需乘骑“驿马”者，实际是乘骑“马递铺”的“递马”。

马驿南宋时，设有专为运送四川、广西等地马匹到首都临安府的“纲马”而设的“马驿”，每一所马驿只配有军卒5 人，不备马匹，而是备足押运人员及纲马食用的粮食、草料及居住的房舍，以备过往的“纲马”使用，每一纲有马50 至55 匹、押纲官卒30 至60 人左右不等。

驿程官员们赴任或离任及差出人员通常每日行一程，即一驿。五代时后梁为了限制“近年文武诸道奉使，皆分外停留”，除了规定各地奉使到京（开封府）官员不同的停留时间外，还特别要求各地奉使官员“往来道路，据里数日行两驿”②。宋代官员赴任，北方多乘骑“递马”，南方则多乘轿，通常日行一程。

驿卒驿站的“驿子”，五代与宋代前期，都是差乡户百姓担任。后周广顺二年（952），还曾下诏：“诸道所差知管驿人，不得于州县别差人户贴助。”①宋天圣六年（1028）九月，晏殊奏：“诸处州县列差乡户百姓充驿子，甚有劳扰。臣前知南京（应天府）日，就差剩员兵士逐季替换，甚以便民。望下诸州军并依此例。诏开封府界依所奏施行。”①从此，军卒逐渐替代乡户担任“驿卒”。

① 《五代会要》卷25《道路》。

② 《宋会要辑稿》方域10 之2、3、4、6。

① 《庆元条法事类》卷10《舍驿·驿令》。京城驿馆接待辽、金、西夏等使者。① 《五代会要》卷24《诸使杂录》。

第三节 五代、宋的邮传（递铺）

“邮传”原先由驿站承担，五代时，由乡户担任“递夫”，专职担任“邮传”。以后又设专门的“邮传”机构“递铺”，其职能遂从“驿站”中分出。但也承担某些“驿站”的职能，如宋代凭“走马头子”，可乘“马递铺”的“递马”等。“递铺旧法三等，曰急脚、曰马递、曰步递，并十八里或二十里一铺。今总谓之‘省铺’”。也有25 里设一铺，甚至更长，“铺分地里遥远去处，置‘腰铺’”②。

急脚递铺

急脚递铺也称“急递铺”，实际是“快速”步递，是北宋时三种递铺中最机要的递铺，如规定：“河北两路急脚铺军士，除递送镇（今河北正定）、定（今属河北）总管司及雄州（今雄县）文书外，他处文书不得承受。”文书的内容规定为“事干外界或军机，若朝廷支拨借兑急切备边钱物，或非常盗窃，并入急脚递，日（指一昼夜）行四百里”，最重要的“御前金字牌”，也是由“急脚军士晨夜驰走”传递的③。但是，实际上经常低于规定的速度。急脚递铺只设于少数主要干线。

马递铺

马递铺也称马铺，设于驿传干线，备有铺马，也称递马、驿马，铺马由官府将不能作战马，而“稍堪乘骑者支（给）马铺”。如“河南北十二监，起熙宁二年至五年（1069—1072），岁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四，余仅足配邮传”。宋代驿站不备马，官吏因“差出勾当公事”以及赴任官员，凭枢密院牒“走马头子”，可以逐铺轮换乘骑“递马”，也称为乘驿马、乘传。太平兴国三年（978）至端拱二年（989），曾改为“篆书银牌”，因银牌经常丢失又恢复用“走马头子”。咸平三年（1000），改为“除急程赴任及勾当紧切公事，即得乞乘递马（逐铺更换），余不得更乞置借”①。所以，马递铺实际上承担“邮传”与“递马”（驿马）供乘骑的双重任务。

由于宋代马少，马递铺的马匹经常配备不足，而且只是些“稍堪乘骑”的劣马，官员乘骑只是代步，邮传递件时也难于奔驰。所以，虽有“日行”500 里、300 里的规定，极大多数远低于此数。通常将规定日行400 余里（实际上也达不到此数）的急脚递，作为最快速的邮传。

步递、马递、急脚递三种递铺，即使在同一城镇时，通常也是分别置铺，承担各自递件的传递。由于马递铺除了递送文书外，还提供乘骑，一直受到重视，诸路常设“提举马递铺”官。南宋时，步、马、急脚三种递铺渐合为一铺，因驿传都属于尚书省兵部的驾部司管辖，故称为“省铺”。通常仍同② 《五代会要》卷26《馆驿》。

③ 《宋会要辑稿》方域10 之14。晏殊于天圣五年至六年九月任应天知府。① 《宋会要辑稿》方域11 之31，10 之24、28。

时保有原先的三种铺名，递件则按性质以三种不同的方法分别递送。在铺兵、递马缺乏时，实际上是待递件积存一定数量后，以“步递”进行递送。

步递铺与递送物品步递铺普遍设置，不仅要递送官方文书，也是唯一允许递送“私家书简”的递铺，但实际上“私家书简”经常进入各种递铺递送。步递铺与马递铺还承担递送小件物品，有些步递铺甚至还承担“纲运”、粮食的递送。有时急脚递铺兵背负物品奔跑，以致大中祥符元年（1008）下诏：“沿路所置急脚递铺，盖令传送文书，如闻有近上臣僚并往来中使，多令赍持（原作特，误）物色负重奔驰，咸不堪命，自非宣敕，并不得应付。”

天禧四年（1020），“遣市小车给凤翔府至绵州递铺”。这是给步递铺兵运送物品之用，因为川路铺兵还承担“纲运”物帛的递送。到北宋末年，“川路诸般（搬）纲运至州、县，缺少铺兵承受”，可以改差其他厢军或雇人运送。

元丰五年（1082），自秦州至熙州“置车子铺二十八”，也属于步递铺，可能也是为了“以便运粮、转送文书”②。

递卒（铺兵）

“先是（五代时）天下邮传，率役平民”。北宋建隆二年（961）五月十七日诏：“诸道州、府以军卒代百姓为递夫。”北宋时各地厢军的军号中有以“邮传”为名号，“若此者，事在而名未可废”，就是各地的“递铺”兵士；京西、江南、荆湖、广南诸路厢军中，号为“步驿”的军士，即是“步递”铺兵；以及“马递铺役卒”，都属于侍卫步军司。而“官文书则量其迟速，以附步、马、急递”，则属于尚书省兵部下属驾部司的职责①。

② 《宋会要辑稿》方域10 之19，11 之9。

① 《宋会要辑稿》兵24 之20，方域10 之18；《宋史》卷198《兵志》十二《马政》。

斥候铺（战况情报铺）

建炎二年（1128）二月，南宋高宗在扬州，因战况不明，在金军兵临城下之际，宋高宗仓皇出城渡江南逃。次年二月，杭州知州康允之在奏章中指出：“维扬（扬州）无斥候，故金人奄至而不知”。于是由“康允之措置本路（两浙路）冲要控扼去处，摆铺斥候。每十里置一铺，专一传递日逐探报斥候文字。每铺五人，新、旧弓手内选有心力、无疾病、能行步少壮人充”，“每铺（十里）并限三刻（一昼夜一百刻）承传”，也就是一昼夜递传330多里。以后改为兵士担任铺兵，而且主要干线增为每铺10 人。这是新创设的“斥候铺”，专门将前线的军情传送到朝廷，也可以说是一种“战况情报铺”。这里的“摆铺斥候”，虽只是设铺斥候（侦察）之意，但以后有时也称“斥候铺”为“摆铺”，多数记载为“斥候铺”。随后在临近的江南路也设斥候铺，建炎四年，“令江、浙州军日具平安状与探报到事宜，一处入斥候铺飞申枢密院”①。宋金议和划淮为界后，斥候铺仍保留，只存在于首都（临安府，今浙江杭州）至江淮之间。

绍兴十九年（1149），兵部员外郎黄敏行“往四川诸路措置递角，敏行增铺益兵”。所增即是斥候铺，“自黄敏行建请江、浙、襄之间，旧无斥候（铺）者，一切增创”，实际只是一种新的快速步行递铺。绍兴二十九年，“将有斥候（铺）去处，应干‘省递’并行减罢，其常程文字每日类聚轮差一人传送”①。“省递”即已合并为“省铺”的步、马、急脚递铺，现在再撤并入斥候铺，以减少铺兵及经费。实际上各地只存在“斥候铺”，以及原先没有斥候铺处的“省铺”。

摆铺（军队递铺）

绍兴三十年（1160），宋金关系因金准备侵宋而再次紧张，南宋又创立一种新的步行递铺，“建炎三年初立‘斥候（铺）’，绍兴三十年又创‘摆铺’。立九里或十里一铺，止许承传军期紧切文字”。与建炎三年设立的，有时也称为“摆铺”的斥候铺不同，这次是由军队设置的军队递铺，常称为“诸军摆铺”。这是“昨缘军兴（指金完颜亮侵宋），斥候铺承传递角滞迟，诸军置立摆铺，专一传送军期”。具体是“止许承传尚书省、枢（密）院、都督府、沿边州军等，所遣发军期钱粮要切文字。余闲缓处不许辄入，并依条入斥候、急（脚）、马、步递”①。

绍兴三十二年（1162）十一月（孝宗已即位），摆铺设置的规定是：“自兴州之‘行在’，沿路接连，每十里置铺，选不入队少健轻捷军兵五人，每十铺差巡铺‘使臣’（指正八品至从九品武官）一员，往来机察，季一承代。今欲除金字牌日（指一昼夜）行五百里外，余日行三百里。”由各地驻军统帅派员检查督促，有违犯处亦由统帅向皇帝报告原因后处置。

这是西起自今陕甘边境直到东海边的杭州，长达数千公里的军队递铺线，是当时最重要的“军邮”。“隆兴和议”（1163）后，宋金再次和平对峙，摆铺的军事作用削弱，到淳熙十三年（1186）时，“近来摆、斥、省递混而为一，共分食钱，通同递传”。决定依旧分别传递，“择少壮有行止人充摆铺，依元来指挥，内外军期急速文字专入摆铺，常行文字并入斥候（铺）；其元无摆铺处，军期亦入斥候（铺），常行（文字）并入省递（铺）”②。递角各种递铺传送的文书，称为“递角”，通常装入“递筒”封印后发递，装有奏状的递筒封印后“以千字文号记发”，如“侠字号递筒”之类。各类递铺都登记递件的到发时刻，如有稽迟即行追究责任。递筒的“封头”破损，接收铺就应“经官更究”①。① 《宋会要辑稿》方域10 之19、20、25、26。

① 《宋会要辑稿》方域10 之18；《宋史》卷189《兵志》三《厢军》，卷163《职官志》三《兵部》。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建炎三年二月丁卯；《宋会要辑稿》方域10 之43、44、46。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9，绍兴十九年三月甲辰；《宋会要辑稿》方域11 之13。① 《宋会要辑稿》方域11 之31、17、18。

但是，如四川等地至临安，路途遥远，所经承传关于“摆铺”设立的时间，除绍兴三十年（1160）之说外，还的递铺很多，发生盗折、藏匿，以致只传递空筒而内无递件，又无法追究。在递铺铺兵缺少的情况下，普通递角常常是积存一定数量后才派人背负或挑担送往下一递铺，甚至由铺兵家属妇女递送，因而也就无法追究是否稽迟。金字牌“传信木牌，先朝旧制，合用坚木朱漆为之，长六寸，阔三寸”。各种传信木牌，也称檄牌，实际是“递匣”，内装递件。其中以金字牌（御前金字牌）为最重要。“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一昼夜）行五百余里”。这种“金字牌长尺余，朱漆刻金字，书‘御前文字，不得入铺’。”南宋绍兴元年（1131），已增加“鸣铃”，“前铺闻铃，预备人出铺，就道交收，不得时刻住滞”，实际上最快也只能日（一昼夜）行400 里②。金字牌在北宋时入急脚递铺，有时也入马递铺。南宋建炎时，入创设的斥候铺，绍兴末又改入新创的摆铺，以最快速度递送。

白字牌、青字牌、粉字牌、红字牌由于传信牌，包括金字牌都是朱漆的，乾道三年（1167）为了区别于普通的朱漆传信牌，枢密院创制了“黑漆白字（“字”原作“粉”，误）牌”，分发给各屯驻大军及与金接界的沿边州府，专由“摆铺”递传军期紧要文件，日行350 里；并制造“雌黄漆青字牌”以备用。淳熙二年（1175），又造“雌黄漆青字牌”，作为尚书省传发紧要文件使用；淳熙八年，尚书省递牌又改为粉字牌。

绍熙四年（1193），又因递铺已将雌黄漆青字牌与普通递角同样对待，改用黑漆牌子递匣，上刻“枢密院军期急速文字牌”，填以朱红色的红字牌，日行为300 里①。各种传信牌，虽有日行300、350 里的规定，实际上大多只日行一二百里。

有李心传的建炎三年（1129）二月丁卯（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于是初置摆铺”（实际是斥候铺）说；“绍兴末，丘宗卿为蜀帅，始创摆铺”（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9《金字牌》，下作《杂记·金字牌》）说；以及《宋史·舆服志·符券》“绍熙末，遂置摆铺焉”说。丘宗卿为丘崈字，任蜀帅在光宗绍熙三年至五年（1192—1194）。所以，《杂记》的“绍兴末”应是“绍熙末”之误，史志袭自《杂记》或同源。按“绍兴三十年说”，是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军器监（原作兼）主簿、措置诸递角王厚之奏状所说，最为可信。

② 《宋会要辑稿》方域11 之17、31。

① 《宋会要辑稿》方域10 之52、23。

第四节 辽代的交通交通工具

马、骆驼、车、船是契丹人和辽代的主要交通工具，马的用途最广，是游牧、射猎、战争、使节往还等必不可少的运输工具和装备，契丹男女老幼凡胜任者，都以之为主要运载工具。即宋熙宁间沈括使辽时所见的契丹人行则乘马。辽朝使者出使远方，凡途经沙漠者，还需备有骆驼。骆驼耐饥渴，不但是沙漠中必备的运载工具，而且在长途跋涉无水的紧急情况下，行人可刺驼血作饮料解救危急。车的形制不一，用途各异。《辽史·仪卫志》载：“契丹故俗，便于鞍马。随水草迁徙，则有毡车，任载有大车，妇女乘马，亦有小车，贵富者加之华饰。”沈括记载他所见到的契丹车：“其辎车之制如中国，后广前杀而无股，材俭易取，不能任重而利于行山。长毂广轮，轮之牙其厚不能四寸，而轸之材不能五寸。其乘车驾之以驼。上施■，惟富者加毡■、文绣之饰。”②辽人的绘画作品和辽墓出的壁画，多有契丹车的形象。内蒙古库伦旗辽墓壁画中的车，有螭头，车楼、帷子饰青色帐幔，盖部或四角垂流苏，与沈括的记载完全相符。这种车当是《辽史·仪卫志·国舆》所说的青■车。在对后晋的战争中，辽太宗也曾乘奚车督战，为晋军追击而失车后改乘骆驼。

辽朝境内的奚人，虽“居有毡屋”，也“兼用车为营”①。

宋使至辽境，多乘马以行。老病不堪乘骑者，也可乘车往返。

苏辙的《乘驼车》，以诗歌语言描述了契丹车形制①，与沈括所记异曲同工。有的既可陆行，又能用以渡河①。

② 《宋史》卷154《舆服志》六《符券》；沈括《梦溪笔谈》卷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9，元丰六年九月丁卯；《宋会要辑稿》方域10 之48；《杂记·金字牌》。

① 《宋会要辑稿》方域11 之20、24、28、30、34、39。又《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金字牌》、《宋史·舆服志·符券》，均只有青字牌、红字牌，青字牌（雌黄青字牌），两书均作“乾道末”。红字牌（黑漆红字牌），《杂记》作“绍兴末，赵子直在枢密”，史志作“淳熙末，赵汝愚在枢管”时。按子直为赵汝愚字，赵汝愚任枢密院正副长官自绍熙四年（1193）三月至五年八月，《杂记》将“绍熙”误作“绍兴”，而史志又误作“淳熙”，《宋会要辑稿》作“绍熙四年十月二日枢密院言..”，是。① 杨渭生：《沈括<熙宁使辽图抄>辑笺》，《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沈括原文载《永乐大典》卷10877，中华书局影印本。

① 《旧唐书·北狄·奚》。

辽朝的造船技术具有一定水平，曾以海船运输东京（今辽宁辽阳）粮食，疏解南京（今北京）饥荒。

驿馆与驿道辽与宋为兄弟之国，使节往来最为频繁，自澶渊之盟后，宋辽间驿路一直畅通无阻。自白沟以北，辽朝于驿道置馆，接待宋使，车、马、船、运夫及食宿甚至医药供应一无所缺，接伴、送伴使热情接送，沿途为使臣提供一切便利。路振所记“自白沟至契丹国（指辽中京）凡二十驿”②。宋使出入辽境，皆自白沟驿（今河北雄县北）渡卢沟河至南京，然后出古北、居庸、松亭或榆关，至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上京（今巴林左旗南）或广平淀、黑山、长春州诸行宫，朝见辽帝。居庸关、古北口至上京，松亭关至中京再至上京，以及自上京再至诸行宫，“皆有便道”。

五京间各有驿道，西京（今山西大同）可通沙州（今甘肃敦煌西），东京通高丽。而上京、中京、东京又可北至女真、五国等部。

辽朝与西夏、高丽、回鹘、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的辖戛斯，甚至中亚的喀喇汗国、哥疾宁王朝等，都有使节和商贸往来。

上京城“同文驿，诸国信使居之。驿西南临潢驿，以待夏国使”。南京城有永宁馆。中京“大同驿以待宋使，朝天馆待新罗使，来宾馆待夏使”③。

②《栾城集》卷16《乘驼车·序》载：赵君偶以微恙乘驼车而行，戏赠二绝句：“邻国知公未可风，双驼借与两轮红。它年出塞三千骑，卧画辎车也要公。”“高屋宽箱虎豹裀，相逢燕市不相亲。忽闻中有京华语，惊喜开帘笑杀人。”

③《契丹国志》卷25《张舜民使北记·以车渡河》载：过卢沟河，伴使云：“恐乘轿危，莫若车渡极安，且可速济。”南人不晓其法。

第五节 西夏的交通交通路线

西夏极盛时期，有州郡22 个，地跨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五省区，东西数千里。境内地理情况复杂，有高原平川、峻岭大河，还有浩瀚的沙漠。历史上，这个地区由于王朝和民族之间的贡使朝贺、商旅往来和战争攻守，逐渐形成或开辟了相对固定的交通干线。西夏建国前后，由于宋夏战争中军事的需要，又修筑堡寨、运送粮草；西夏和宋、辽等国贡使不绝；商业贸易和民间交往十分频繁，新的交通网络形成，并设置了驿站馆舍。西夏时期的交通路线，大致上以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及西平府（灵州，今灵武）、夏州（今陕西靖边）等地为中心，通向四面八方。据现存的《西夏地形图》所表示的西夏时期交通地理情况，西夏与邻近各国的交通路线主要有：

一、宋与西夏信使、国书所经由的官道，称国信驿路。主要路线是，从唐、五代至宋初时通往灵州的大道。即由宋庆州（今甘肃庆阳）、环州（今环县），沿白马川，出青岗峡至西夏灵州，亦称青岗峡路。或由宋延安府（今陕西延安）入西夏洪州（今靖边南），经盐州（今宁夏盐池）至苦井，过黄河吕渡经静州（今灵武境）至兴庆府。

二、西夏至辽国驿路。夏曾称臣于辽，两国贡使往来频繁，中间须横度沙漠，故设有驿站，《西夏地形图》绘有驿站名称。“自河以东北，有十二驿，而达契丹之境”④。此驿路起自兴庆府，途中不经灵州，即过黄河后，主要跨越今之毛乌素沙漠。

三、自兴庆府经河西走廊的凉州（今甘肃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瓜州（今安西）、沙州（今敦煌），出古玉门关至高昌回鹘。

四、由夏州往南经石州（今陕西绥德境）、银州（今米脂），沿无定河至宋绥德军（今绥德）。据宋人王延德《使高昌记》所记路线①，即自夏州北出，越沙漠，渡黄河，再向西行，当即沿上述路线至黄河。

五、《西夏地形图》绘有南与兴庆府相连，沿黄河北上河套北鞑靼界路，至黑山威福军；自河套西越沙漠至黑水镇燕军（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除主要交通干线外，西夏境内还有许多联系州、郡之间的路线。如《西夏地形图》所示的，由契丹驿路南向至左厢神勇军（今陕西榆林东南），北向至宋麟州（今陕西神木）、府州（今陕西府谷）界。由西夏灵州西境西出的两条路线：一经天丰仓、鸣沙县（宁夏中宁境）、割踏口、杀牛岭，往永寿保泰军（今甘肃靖远北）；一经钱哥山、灵州界、打冷沟川、八猪岺，至轻啰浪口，南下至萧关与天都山，此两路线为西夏南下侵宋的常经之路①。

④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7 引路振《乘轺录》。

① 《辽史》卷37《地理志》一《上京道》，卷39《地理志》三《中京道》。① 曾巩：《隆平集》卷20。

交通工具

西夏的交通工具，陆路主要干线可通行木轮车或畜力车。李德明时出行，“大辇方舆，卤簿仪卫，一如中国帝制”②。西夏建国后，李元昊“车服仪卫悉如帝制”。史载夏永安元年（1098）崇宗母梁太后领兵攻宋平夏城，曾建造“对垒”战车，可载数百人，“填壕而进”，西夏车乘已用于载人或军事作战。

西夏境内多沙漠，“沙漠之舟”的骆驼是西夏的重要交通工具，马、牛、驴等也是西夏骑乘驮运的主要工具，有河流的地方使用舟船。据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条文①，西夏对“桥道”、“渡船与舟”，都规定了管理和使用方法。黄河流经西夏，有的地区水急滩险，行船危险，当地居民利用牛羊皮制成袋子，充气后浮于水面，或连结数只以至数十只拼成皮筏，用以渡河或运送物资，当地称为“浑脱”，是一种十分便利的水上交通工具。

② 王延德撰，王国维校：《古行记四种校录》，载《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 年版。① 参阅黄盛璋、汪前进：《最早一幅西夏地图——<西夏地形图>新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 年第2期。

第六节 金代的交通陆上交通与驿站

金代交通是在辽和北宋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新交通地理的开拓，以及向东北边境地区扩大交通据点的建设，形成一个全国以京城为中心，以地方诸路首府为重点，驾驭国内的交通网。

金代交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交通工具、驿站和漕运三方面。金代交通运输，陆路用车，水路用船。金初都城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白城），《金史·太宗纪》：天会三年（1125），“始自京师到南京，每五十里置驿”。这条由京师通往南京（今北京）长达三千余里的驿道，纵贯东北松辽平原直达幽燕，成为金代东北陆路交通的干线。三月，又“命置驿上京、春、泰之间”。其后进取辽及北宋诸京道和路的重要城市，以及满足皇帝的需求也于道路置驿。如《金史·世宗纪》记载，世宗谓宰臣：“朕尝欲得新荔枝，兵部遂于道路特设铺递。”铺递即驿递之意。

金朝不仅注意通往京师的诸路要道的恢复发展，同时注意在各地的冲要地方建立和发展交通城市，沟通和繁荣经济。天会初，耶律怀义为西南路招讨使，“乃择诸部冲要之地，建城市，通商贾”②。上谷成为河东通往山西要道上的商品聚散冲要之地。《中州集》刘迎《上谷》诗中描写上谷：“桑麻数百里，烟火几万户，长桥龙偃蹇，飞阁凤腾翥。传闻山西地，出入此其路。源源百货积，井井三壤赋。”

水上交通与漕运

金初都会宁，为减轻按出虎水繁重的水运负担，开凿一条从京城附近到今松花江，长约50 多公里，下游宽约50 米的人工运河，后人称其为金兀术运粮河，河道至今可辨。海陵王迁都燕京后，今北京城成为金朝统治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中心，为供京师粮米之用，更加重视疏浚开辟水运和提高河道的运输能力。当时通漕运的河有：一是旧黄河，行滑州（今河南滑县）、大名（今河北大名东北）、恩州（今山东武城东）、景州（今河北东光）、沧州（今沧州东南）、会川（今青县）之境。

二是漳水，东北为御河，则通苏门（今河南辉县）、获嘉、新乡（今皆属河南）、卫州（今卫辉）、浚州（黎阳，今浚县）、卫县（今淇县东）、彰德（今安阳）、磁州（今河北磁县）、洺州（今曲周西南）之馈。

三是衡水，经深州（今深县南），会于滹沱水，以运献州（今献县）、清州（今青县）之饷。

以上三水皆合于信安（今霸州东）海壖，溯流而到通州（今北京通县），然后再由通州靠牲畜、车辆和人驮运到中都（今北京）。金世宗时曾两次想解决由通州到京师（中都）的漕运，第一次是疏浚旧漕渠，以减轻百姓陆运之劳苦。另一次是引永定河水通漕，大定十年（1170）议决，十一年十二月动工，到十二年三月竣工。这条新辟运道，引永定河水源，“自金口疏导到京城北入壕，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但因“地势高峻，水性浑浊。峻则奔流漩洄，啮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竟不能行而罢”③。到章宗泰和四年（1204），又议修从通州潞水到京师（中都）的闸河，这次改引清水为源，沿河置闸门五六座以节制水量，使金代漕运工程达到一个新水平。

其他如霸州（今属河北）的巨马河，雄州（今雄县）的沙河，山东的北清河，也都是当时的运输河路。从当时对挽漕脚直或佣直的规定看，漕运有水路、陆路和山路三种，还规定一般百姓可射赁官船漕运。水运除河运外，还有海运，如章宗明昌三年（1192）四月：“尚书省奏：辽东、北京路米粟素饶，宜航海以达山东。昨以按视东京近海之地，自大务清口并咸州铜善馆皆可置仓贮粟以通漕运。若山东、河北荒歉，即可运以相济。制可。”①金朝比较重视开水道运输，海陵正隆年间（1156—1161），张中彦采运关中材木，“开六盘山水洛之路，遂通汴梁”。又“作河上浮桥”，造“巨舰”①，以便水运交通。宣宗贞祐四年（1216），从右丞侯挚言，“开沁水以便馈运”；元光元年（1222），又从李复亨之言造大船20 艘，船皆容350 斛，由大庆关渡入河，东抵湖城，运陕西漕粟②。

金代对水源的开发和疏浚水道，不仅使漕运有较大的恢复与发展，也有利于商业水上交通的发展，但往往由于水运管理不善，运河湮塞现象很多，所以经常驱使百姓车挽陆运，而且“官吏取贿延阻，人不胜苦”③的弊事是非常严重的。

③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西夏<天盛律令>译注》，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① 《金史》卷81《耶律怀义传》。

① 《金史》卷27《河渠志》。

② 《金史》卷27《河渠志》。

③ 《金史》卷79《张中彦传》。

（谢选骏指出：中国社会奴役现象根深蒂固，导致人力低贱，滥用人海战术，大大阻止了科学技术的进步。）

【第七章 赋税和役法】

第一节 五代、宋的田赋（两税）

唐代“两税法”所定，田赋“夏税”不得过六月，“秋税”不得过十一月。五代时杂赋增多，后唐初期又提前起征田赋，史称“其弊也先期而苛敛，增额而繁征，至于五代极矣”④，其实到南宋才达到顶峰。

后唐明宗对征税时间的改革后唐明宗不仅减轻了赋税，天成四年（929）还规定，全境按季节早晚，分别规定几种纳赋期限，自气候比较温暖的黄淮地区，“夏税”自五月十五日起征，八月初一日纳足，最北部的沿边地区，则自六月初十日起征，九月纳足。比唐制晚一至三月，便于税户纳税，这是两税制（田赋）实行以来最重要的改革。

后周显德三年（956），又规定“今后夏税以六月初一日起征，秋税至十月初一日起征，永为定制”①，进一步推迟两税的起征时间，但似并未能贯彻，宋初实行的大体上仍是后唐天成四年的制度。

宋代田赋征收时间的变化

宋朝将后唐明宗所定，“两税”征收时间不同的制度推向全国，原后周统治区中南部，夏税以五月十五日起征，七月三十日纳毕；北部纳毕的时间则为八月五日，比后唐规定要早得多，这可能不是宋初的新创，而是后晋、后汉、后周三朝沿用后唐天成制度时逐渐改变所成。后周旧统治区南部的部分地区，以及后周、宋朝相继征服的淮河、秦岭以南广大地区，夏税起纳时间为五月初一日，七月十五日纳毕，宋初的制度比后唐天成的制度苛刻。秋税起纳时间统一为九月初一日，十二月十五日纳毕，这比唐制秋税不得过十一月，晚了十五日。但实际上夏秋税的纳毕时限还是过紧，端拱元年（988），规定夏、秋税的纳毕时间，均可比上述规定推迟一个月。淳化二年（991），又考虑到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九月初一日稻谷还未完全成熟，秋税的起纳时间改为十月初一日。

北宋后来又对部分地区的征收时限作了调整，西北部地区夏税的起征推迟为五月二十五日，纳毕为九月十日。秋税起征，福建推迟为十月十一日，而淮南则提前为九月十五日；纳毕的时限，福建地区推迟为正月三十日，长江中下游、珠江流域则均推迟到二月十五日。

夏、秋两税的纳税时限，各分为初、中、末三限，天数大体相等，各限又以本限时日之半，称为半限。当年的夏秋“两税”，通常都要分限送纳，末限的半限时纳足九成，末限满时纳足；积年所欠两税，则分别在中限的半限时纳足七成，末限满时纳足。如遇灾荒年份，可似减或免；也可延期交纳，称为展限，也分为三限。宋代田赋交纳时限的法令，比唐、五代更适应农作物的收获季节，也比较完备。

④ 《金史》卷27《河渠志》。

① 《金史》卷27《河渠志》。

预催“先期而苛敛”，五代时除后唐明宗、后周世宗时期外，都非常严重。

北宋中期（含）以前和南宋孝宗时期解决得较好，孝宗以后，愈演愈烈，较之五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提前征收本税季的田赋，称为“预催”。南宋初已是普遍现象，夏税原规定八月半纳毕，户部决定夏税必须七月底以前送到首都临安，各地就必须六月，甚至五月就要收完夏税。到宋孝宗时，送达临安的时间，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淳熙四年（1177）二月，“刘溥奏：近年诸郡违法预催夏税，民间苦之”，孝宗认为：“既是违法病民，朝廷须别作措置，安可置而不问。”采取动用南库的库金（储备的军费）临时垫交户部，解决当年的朝廷经费，待次年春季田赋解到后拨还南库，以解决田赋“夏税”的预催问题①。但在孝宗以后，预催问题日益严重。

预借提前征收本年度田赋或征收下一年及以后年度的田赋，称为“预借”。

建炎四年（1130），“于浙西民间预借秋料苗米”，是预借当年田赋。绍兴六年，“预借江、浙来年夏税绢之半，尽令折米”①，则是预借次年田赋。“绍兴和议”以后，预借的事件更是不断发生，甚至预借第三年的田赋。淳熙五年，有官员指出：“是名曰借，而终无还期，前官既借，后官必不肯承。”可见所谓预借，实际是额外增税，其后宋孝宗明令以库金归还，并“委制、总及漕臣考核实数补填。自今后预借，官以违制论，吏以盗论”①，因而有所遏制。

淳祐八年（1248），陈求鲁指出：“常赋之入尚为病，况预借乎！预借一岁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预借三岁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窃闻今之州、县，有（预）借淳祐十四年者矣”①，反映了南宋末年的严重情况。支移、折变（折纳）

民户将田赋由应交纳地点改为输往其他地方，实际是服力役。最初只实行于西、北边境，最远不超过300里，称为支移。元二年（1087），改为一、二等户300里，三、四等户200里，五等户100里，不愿支移的交纳“道里脚钱”，后又在不承担支移的地区也征收道里脚钱，多的达到正赋的三分之一以上。北宋末年，已规定随田赋两税交纳，正式成为田赋的附加税。

①《宋史》卷174《食货志》上二《赋税》。

①《五代会要》卷25《租税·杂录》。

①《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5。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3，建炎四年五月壬寅；《宋史·食货志·赋税》。

将田赋的谷帛折变为钱，或将钱折变为谷帛，或将谷粟与布帛相互折换，甚至先将甲物折变为钱，又将钱折变为乙物，再将乙物折变为钱等等，称为折变（折纳）。朝廷利用抬高或降低“物价”的手段，千方百计变相加赋，以致实际交纳数达正常赋额的二倍以上。折变成了变相加赋的重要手段。绍熙元年（1190）有人指出：“古者赋租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②，反映了南宋的折变情况。

省耗、雀鼠耗及会州另有加纳十分之一谷粟，称为省耗，后唐明宗取消，后晋时恢复了省耗，并增为加纳十分之二；还增收十分之二的雀鼠耗，宋代沿袭征收。

五代时，田赋夏税收毕，州府官吏调各县有关官员来州、府核查帐目，称为“会州”或“会末”、“会钞”。属县官吏即向州、府官吏行贿，行贿费则向民户征收，又乘机勒索，成为税户的沉重负担。后周显德四年（957）曾明令禁止，宋乾德元年（963）再次下诏禁止，情况才改变。

沿纳宋朝建立后，史称“每以恤民为先务，累朝相承，凡无名苛细之敛，常加划革，尺缣斗粟，未闻有所增益”③，其实划革的并不多。唐末五代，田赋以外收取各种物品，相继折变为税赋，称“杂变之赋”，也称“沿纳”。明道二年（1033），以类合并，分粗细两类，随田赋两税征收，有省耗、雀鼠耗、仓耗、头子钱等，还有“丁身钱米”、陪钱、地钱、食盐钱、牛皮钱、篙钱、鞋钱等，只有少数得到减免。如开宝四年（971），将南汉原先所用的大斗，改为用标准斗“省斗”（一大斗相当于省斗一斗八升）①；淮南杨行密，在两税外以“借”的名义增加十分之五的税收，直到庆历五年（1045），扬州知州韩琦奏请后才取消；而“江东路（在南唐时）输苗米（两税）一石者率皆纳一石八斗”，至北宋末宣和三年（1121），在官吏奏请后才“改正”；江南西路地区，南唐时的两税增收三成，直到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地方官也只是“乞先将沿纳一项钱米，特免支移、折变”①，而未敢提出废除。原南汉、楚、闽、吴越所收的“丁身钱米”，宋真宗、仁宗时才逐渐免除“丁钱”，而“丁米”仍依旧征收，以后有些地区才有所减少。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仅南唐旧统治区的“沿纳”就有14项，如盐博绢、加耗丝棉、户口盐钱、耗脚、斗面、盐博斛斗、酝酒曲钱、率分纸笔钱、析生望户钱等，其中如征收酝酒曲钱，原先是允许民户私下造酒；而征收盐博绢、盐博斛斗等，也支付官盐。宋代禁止私人造酒，盐又不再支付，但照旧“沿纳”，完全成为“白取”。

②《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6；《文献通考》卷5《田赋考》五《预借》。③《宋史·食货志·赋税》。

①《宋史·食货志·赋税》。

①《宋史·食货志·赋税》。

和买（折帛钱）、和籴和买也称预买、和预买，咸平二年（999），朝廷决定在春天借钱给需钱的民户，预买绢匹，绢价也高于市价，民户随夏、秋田赋交纳绢，试行之后，“公私便之”，逐渐推及全国②。仁宗时，改为三分给钱，七分给盐。后又变为硬性分配预买绢数，预付的钱又收利息。徽宗时，改盐钞法后，占绢价七分的盐不再给，以后其余三分的钱也不给，完全成为“白著”（白取），变成田赋的附加税，而且绢每匹的重量由12两提高为13两，少1两纳200余文。南宋建炎三年（1129）开始，将田赋绢与“和买”绢，每匹都折钱2贯交纳，称为“折帛钱”，以后增至6贯，甚至10贯，和买绢由实物税演变为货币税，随田赋交纳。

宋代为军需而征购粮草，称为和籴，后改为按户等、家产等强制征购。

南宋时，征购的配额不少地方已与田赋相等甚至更多，支给的“籴本”大多是官告、度牒，部分为纸币，实际上已成为田赋的变相附加税。

②唐代尚书省户部颁布法式，由太府寺所造的标准斗，称为“省斗”。五代、北宋前期仍由太府寺校造，熙宁四年（1071）末开始，改由文思院校造“省斗”。

第二节 五代、宋的商税

五代十国商税

五代十国各地割据者所收税种名目繁杂，如后蜀有鱼膏税、米面税、行铺赁地钱、嫁娶资妆税等。长江沿岸又设“撞岸司”，每艘船靠岸收取100钱至1200钱不等。南汉在码头或渡口，收猪、羊、鹅、鱼和果品税，农村集市出卖柴、米，每人收1钱，有的则收4或5钱，称为“地铺税”，还在各州设立制置务，不属州县管辖，收取商税。“十国”大多对鱼、鸭之类，不论是否出卖，无不收税，甚至只要带盐、米出城门也收税。这些大多在宋代已逐步取消。

宋代商税宋初，在陆续取消五代十国以来苛杂税收的同时，颁布“商税则例”，并不断修订，“关市之税，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豕，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马、牛、驴、骡、橐驼，及商人贩茶、盐，皆算。”淳化四年（993）又规定：“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收税）”，逃税的没收其货物的三分之一③。

商税分为过境税和营业税，税率为百分之二和百分之三，“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然无定制，其名物各从地宜而不一焉”①。而竹、木等物，则实行“抽解”制，也称“抽分”，抽取十分之一的实物为税。

凡用船运输的物品，除正常纳税外，另据船载量多少加征“力胜”钱，以后车载也征力胜钱。海南岛征收入境货物税，依船的大小分为三等。元丰三年（1080），改为以所载货物价值征税。

民户买卖田地、房屋、牲畜、车船等，凭契约赴官府纳税加盖官印，称为印税，另收牙契税，否则即是无效的白契。此外，商税的附加税还有头子钱、包角钱、席角钱、市例钱等。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70之26、42。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咸平二年五月丁酉。

税务部门征收过境税后，给付凭证“公引”，绢帛则加盖朱色“税印”。如改变原申报或规定的路线、地点，则另收“翻税”，也称“翻引钱”，税率大体与过境税相当。

盐、茶、酒、醋、铜等专卖与商税五代、宋代的茶、盐等商品，常由官府专卖，即禁榷制。盐、铜、酒、醋、矾、香料等，五代时即行禁榷，茶、铅、锡等则自北宋初开始实行禁榷。少数情况下或部分地区则实行自由通商，官府只征收商税。更多的则是官府控制下的通商制，商人必须用钱、金银、粮食及其他物品，向官府购买有关的钞、引等有价证券，到指定的地方支取商品；如商人运送粮食等到边境后换取钞、引，再贩买有关的商品，称为入中、折中或折博法；商人凭钞、引或直接用钱、物向生产者取得或购得有关商品，再到官办场、务办理手续，支付各项费用，称为贴射法；需要补交钱款才能支取有关商品的，称为贴纳法；都要交纳住税、过税，一次性的事后结算或随时交纳，可概称为钞引通商法。乡村、镇市常实行商人或富户承包销售，称为买扑法。官府专卖与钞引通商经多次反复，北宋政和二年（1112），茶、盐全面实行钞引通商，钞法更严密，茶笼、盐袋都由官办合同场、盐仓、盐场印封，除交纳正常的过税、住税外，都还要交纳头子钱、秤提钱、市例钱等等，南宋时大体上沿行。官府专卖的特殊商品，还有酒、醋、矾、铜、铅、锡、香料等。酒，五代即已实行“禁榷”，宋代沿行，但有少数地方允许民间酿造。醋，五代时曾实行“禁榷”。五代末，允许民间酿造。北宋则官榷、民营并行，南宋严禁私自酿造。凡行榷酒处亦榷醋，镇市大多实行买扑法。

矾用于染色，五代、宋都行禁榷，官设矾场、务煎炼出卖，允许商人以金银、钱、帛于京城榷货务请引贩运。以后部分产矾地区改为炼矾的“镬户”，以产品的四分之一作为赋税交纳，其余产品全部卖给官矾务，官设矾场出卖。仁宗时，晋州（今山西临汾）既设官炼矾务，又曾实行商人入纳钱、茶，“算请”生矾自炼熟矾出卖。经神宗时禁榷及元祐时通商的变化，北宋末及南宋，实行商人纳钱于榷货务买矾引，到矾场领矾贩卖，大体与茶、盐钞引通商法相似。

铜，既用于制造日用器物，又是铸钱的主要原料，五代、宋代都严禁销熔铜钱制造铜器。五代初期，允许铜及铜器自由通商；后晋时，允许私人开矿炼铜并免税，但只许自行铸钱或卖入官府。后周初，允许铜及铜器自由通商；显德二年（955）又实行“禁榷”，规定：“起今后除朝廷法物、军器、官物及镜”，佛寺、道观所用法器外，“其余铜器，一切禁断”；所有铜及其他铜器全部卖入官，严禁私相贸易，铜镜由官府制造在首都设场出卖，允许商人贩卖①。

宋代对铜也实行禁榷，禁止私自开采冶炼铜、铅、锡三种铸钱原料，并禁止通商。日用铜器由官府文思院制造，官“杂卖场”出卖，允许商人凭官“引”贩卖，其他特殊铜器的制造应报官府批准。锡，在产地允许商人纳税后贩卖锡器，非产锡地的锡由官卖，商人可以贩卖及造锡器出卖。

香料是五代、宋代的主要进口商品，实行禁榷，由市舶司“抽解”十分之一，有时多达十分之四的进口税，其余由官府收买后专卖。

宋代的商税务宋代首都设商税院（务），府、州设都商税务，基层收税机构称商税务，不少县设有镇、市、场的商税务，商税务通常只称“税务”或“务”。税额多的专设官员，称为监税；县的商税务如税额较少，由县令或县尉等兼领。镇的商税通常由镇官“监镇”兼领，镇、市的商税也常由驻该地的县尉或巡检等兼管。小的集市或乡、村，常设有“税场”或“税铺”，由商税务派员流动收税，也常由当地豪富“买扑”，承包税额，乘机剥削，有的还私设“税铺”收税。各商税务普遍设置专栏，有拦头、书手等，负责确定应收商税的种类、税额及收税，栏头的妻、女常进入船舱内进行搜检，被称为女栏头。商税务规定只在本处收税，允许在不超过五里的地方拦税，不少税务机构则远在二三十里外，以“发关引”为名进行拦税。甚至将乡村中土产竹木等不必纳税的物品，以“钓税”为名进行收税。有的税务分为几处甚至十多处收税，称为“分额”。同一货物三番五次甚至十多次重复收税，称为“回税”。并将不应收税的货物，巧立名目进行收税，称为“虚喝”。把普通货物作为贵重物品，以一作百称为“花数”。对过往空船并无应交税的货物，照旧以容载量纳税，收取“力胜”税钱。以船上吃用的米麦作为粮食、以穿用的衣被作为绢帛，照样征收商税。商人缺少现金而用货物作价交纳，常常是十文钱的货物只算作二三文钱，称为“折纳”。或因不能满足税务、税场要求，将驾驶船只所用篙、梢作为漏税货物收缴，商人或船主被迫以重金“缴税”赎取。拦税人各带武器截拦，查检货物时还常在船上搭建临时棚屋，称为“排停”，将船上所有人，包括老人、小孩、病人、产妇，全部驱赶上“排停”，然后入船恣意搜查，还常用七八尺长的铁锥，称为“法锥”，穿插箱笼，以致其中的衣服绢帛多被锥破。商税务中，尤以沿江的池州（今安徽贵池）雁■、黄州、鄂州为甚，分别被称为**场、小法场、新法场。淳熙五年（1178），南宋朝廷列出15项非法收税或骚扰商旅的情况，用大字公布于各税务门前，严行禁绝。宋孝宗还颁布了一些其他有关商税的禁令，非法征收商税的现象有所减少。南宋中期以后政事日非，甚至“空身行旅，亦白取百金，或有货物，则抽分给赏，断罪倍输，倒囊而归”。大小税务官吏与商人、民户“不啻仇敌，而其弊有不可胜言矣！”①进口商品来自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除香料外，还有铁、硫黄、铜器、药品、棉毛纺织品，以及工艺品，宋初无不全由官府垄断，不久改为除“抽解”以外，官府收购一部分，其余允许出售而征收商税。出口货物主要是丝绸、陶瓷品、金银铜铁器及各种日常用品，征收商税。禁止铜钱出口，实际流失很严重。宋初禁止华商出海经商，不久改为向“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允许出海贸易，否则没收货物。外商将货物如运向市舶司、务以外的地方贩卖，也要“于市舶司请公凭引目”，“如不出引目”①，即按偷税处理。

北宋商人与辽、西夏的商人，南宋商人与金朝的商人进行贸易，只能在官府设置的榷场进行，征收商税。宋、金榷场贸易，还征收千分之五的榷场交易税，南宋对金急需的货物加征出口税、边境税，如茶每引原价二十二、三贯，茶商贩往临近金朝的楚州（今江苏淮安）、盱眙军（今盱眙），“各贴纳番引钱十贯五百文”，属边境商税；如前往淮北金朝地区，“每引更贴纳钱十贯五百文，盱眙军（榷场）每引（还）收回货税钱二贯”，前者系出口商税；后者却是当地增收（不管是否购货回宋），后被免去①。税率高达80—100％。

①《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商税》。

①《五代会要》卷27《泉货》。

①《庆元条法事类》卷36《商税》；《宋史·食货志·商税》。

宋代的杂税与经、总制钱

宋代的杂税名目之多，有如牛毛，朱熹说的“古者刻剥之法，本朝俱备”②，还不足以概括，杂税中有许多是宋代所新创。杂税在宋代财政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南宋官员说，“即今财用赋入之利，莫大［于］杂税、茶、盐出纳之间”③。杂税中的很大一部分，已列在北宋末、南宋初相继创设的经制钱、总制钱内，包括茶、盐的许多附加税。“经制、折帛钱为诸州之害，板帐、月桩为诸县之害”①。

北宋宣和三年（1121），陈遘经制东南七路财用，设经制使司于杭州，除移用诸路经费外，陆续增收杂税，总名为经制钱，后又推行京东、京西、河北诸路，靖康元年（1126）废。南宋建炎三年（1129），又征经制钱，所收杂税有：权添酒钱、量添卖糟钱、人户典卖田宅增添牙税、官员等请俸头子钱并楼店务增添三分房钱，合称五色经制钱，北宋时征收的，还有牛畜等契息钱等多种。南宋又新增杂税，如“增添三分白地钱”等，而且在原税目内不断增收，如“添酒钱”每升酒原只收九文钱，现在提刑司、转运司、发运司、提举司、学事司及无额上供钱等都分别加收自一文至十文不等，为原数的数倍，改称“诸色添酒钱”。

南宋绍兴五年（1135），孟庾提领总制司，创总制钱，除一部分系移用其他财政专款外，全是杂税，如勘合米墨钱、省司头子钱、常平司头子钱、二税畸零剩数折纳钱、投税印契税钱、（买卖田宅）得产人勘合钱、增添七分商税钱、茶盐司袋息等钱等数十种，许多是新创的杂税。

南宋绍兴三年（1133）四月，开始“计月桩办大军钱物”②，称为月桩钱，原是调拨其他经费，后因有定额而又无从调拨，各县遂“作法以取诸民”，江南、荆湖诸路为害尤重。“其间名色，类多违法”，“举其大者，则有曰曲（酿酒用）引钱，曰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贴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讼不胜则有罚钱，既胜则令纳欢喜钱”③。

南宋初年，朝廷借印板帐而征收的无名杂税，也称“印板帐钱”，主要行于两浙、福建路，各县有定额，于是“非法妄取”。如交纳田赋时，多收“耗剩”粮的数量；交纳钱、帛时，多收“糜费”的钱、帛数；被偷抢的财物，不归还失主而归板帐钱等，“其他如罚酒、科醋、卖纸、税酱、下拳钱之类，殆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①。

此外，宋代重要的杂税还有二税盐钱、蚕盐钱、丁绢、丁盐钱、僧道免丁钱、秤提钱、市例钱、折估钱、折布钱、布估钱、畸零绢估钱，等等，真是“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6。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31之。

①《朱子语类》卷110。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64之89。

③叶適：《水心文集》卷4《实谋》。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6，绍兴三年六月乙巳。

第三节 五代、宋的役法

五代役法五代徭役可分为三类，即夫役、职役和官户役，大多数是继承唐末的役法，也有部分为五代所创设。

夫役也称力役，主要从事修筑城池、官廨，治理河道，维修堤堰、驿路，为军队运送军需物资，等等，普通夫役由民户服役，重大夫役如治河、修城等，则随时征集民户，事毕遣散。如显德四年（957），“诏发近县丁夫城镇淮军（时置于涡口，今安徽怀远东）”；六年，“发徐、宿、宋、单等州丁夫数万浚汴河”②。至于经常性的修缮城池、官舍，维修河堤、道路等，更是不计其数。夫役涉及面广，征役无节制，劳动强度大，服役者主要是中下民户，在三种徭役中最为繁重。

职役，也称吏役，轮差民户担任州县吏职，下至州县役使的杂职、乡村的壮丁等。如后汉隐帝时，“于诸州、府百姓内差散从、亲事官”，其中散从官“大府五百人、上州三百人、下州二百人，敕本处团集管系，立节级检校教习，以警备州城”③。亲事官、散从官属州役，由民户轮差。

显德五年，后周进行“团并乡村”，“大率以百户为一团，选三大户为耆长，凡民家之有奸盗者，三大户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户均之”①，每三年进行一次。这是轮差乡村大户担任耆长的职役，属乡役。

五代职役见于记载的不多，宋初继承五代的职役，有衙前、里正、户长、乡书手、耆长、弓手、壮丁、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县押司、录事以下，州孔目官以下的吏职，各种杂职和虞候、拣子等。

官户役，是由专门的民户负担官府特殊需要的徭役，常被称为官课户等，而其他服夫役、职役的民户则被称为“散户”。所以，本书称之为“官户役”②。

官户役也和夫役、职役一样，袭自唐制，五代时又有所发展。

如“羊、猪、纸、炭等户，并羊毛、红花、紫草及进奉官月料”等户，“官课户，庄户，俸户，柴、炭、纸、笔户等”①。进奉官月料户即是课户，创始于唐贞观十二年（638），“改置胥士七千人，以诸州上户充，准防阁例，输课二年一替，计官员多少分给之”，官员的料钱（官俸外的津贴）由此而出，负担料钱的民户被称为课户。至于官员的俸钱则由俸户负担，唐高宗时“薄敛一岁税，以高户主之，月收息给俸”。后屡经变革，后梁开平三年（909）虽曾规定“其百官俸、料，委左藏库依则例全给”②。但从后唐、后汉及后周末年以前的情况来看，地方官的俸、料由朝廷支付的，只是州府长官及高级属官，而州府的其他属官如判官、司户、司法等以及县令等县官的俸、料，则由俸户、课户分担。②《文献通考》卷19《征榷考》六之《月桩钱》、《板帐钱》。

③《文献通考·征榷考·板帐钱》。

①《旧五代史》卷114、117、119，《世宗纪》一、四、六。

②《册府元龟》卷0《帝王部·革弊》二；《旧五代史》卷103《隐帝纪》下。①《五代会要》卷25《团貌》。

②史学界对此种役法很少涉及，“官户役”名系撰者所定。

后汉乾祐三年（950）规定：“诸道州府令、录、判官、主簿，宜令等第支与，俸户逐户每月纳钱五百，与除二税外，免放诸杂差遣，不得更种职田。所定俸户，于中等无色役人户内置，不得差令法直及赴衙参。”③同时规定了由俸户负担的县令、主簿，州府的判官、司户等俸禄数，朝廷的一部分低级官员的俸禄也是由俸户负担的。

由于俸户、课户，以及负担官府猪、羊、炭、纸、笔等的民户，都可以免除各种夫役、职役，其至可以免除两税。所以实际上“并是影占大户”，因而“凡差役者是贫下户”。后周广顺元年，首先在柴荣任镇宁军（今河南濮阳）节度使时，将“属州帐内”的羊户、猪户、进奉官月料户等，“并放为散户”，和其他农户一样负担各种夫役、职役。显德五年，制定了县令、主簿，州、府属官，及朝廷的京百司、内诸司的低级文官的俸禄，从显德六年三月起，全改由朝廷支付，“其俸户并停废”。还规定“官课户，庄户，俸户，柴、炭、纸、笔户等，望令本州及检田使臣，依前项指挥勒归州县”。“如今后更有人户愿充此等户者，便仰本州勒充军户，配本州牢城执役”④。周世宗这次全国性的改革，很快得到执行，在宋朝继续贯彻的情况下，官户役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乾德四年（966）七月还曾下诏“给州县官俸户”①。

宋代的夫役北宋建国之初，沿袭后周末年的役法，主要为夫役和职役。北宋初期，民户所服夫役的种类繁多，一如唐末、五代。五代时，常以兵士从事原先由民户负担的夫役。宋代扩大兵士从事夫役的种类，并形成制度。

宋太祖为了巩固皇权，建国之初即改革军制，将各地军队中精壮者选为禁军，而将老弱兵士留作地方军，“初置壮城、牢城，备诸役使，谓之厢军”。以后逐渐扩大厢军的兵种，“或因工作、榷酤、水陆运送、通道、山险、桥梁、邮传、马牧、堤防、堰埭”等，都“因事募人”编为厢军，因而设立新的厢军号。诸路厢军的军号多达200以上，其中大部分军号标明了服役的内容，如维修京城的广固军、制造武器的作院军、治理黄河的河清军、维修淮河的静淮军、维护海堤的捍海军等，各州府普遍设置壮城军维修城池，牢城军则是“皆待有罪配隶之人”，从事各项杂役。以及杂作都、梢工都、桥道军、装卸军、船务军、兴造军、窑务军、司牧军、铁木匠营、酒务营、竹匠营等军号的厢军②，首都的东西八作司、南北作坊等70多个部门，都有作工匠或服杂役的士兵，也是厢军的一部分。仁宗初年，枢密使王曙说：“天下厢军止给诸役，而未尝教以武技。”神宗也曾说：“置厢军五十余万，皆以当直、迎送官人占使。”③其任务即是“擎肩舆、供伎巧、服厮役”。北宋虽曾设教阅厢军，但大部分厢军的性质未变。

③《册府元龟》卷《帝王部·革弊》二：《五代会要》卷28《诸色料钱》下。④《唐会要》卷93《诸司诸色本钱》上。参见《资治通鉴》卷294，显德五年十一月丙戌。①《文献通考》卷65《禄秩》；《五代会要》卷27《诸色料钱》上。

②《册府元龟·帝王部·革弊》二；《五代会要》卷28《诸色料钱》下。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原注：“准汉乾祐二年敕”，二应作三。

到南宋时，甚至“今之禁军，送迎出入番休寓直，与厢军无异”①，担任攻防战守的是屯驻大军。

厢军所从事的杂役，如果发生因役过重或待遇过差，以致厢军“数口之家不能自庇，于是相挺逃匿，化为盗贼者不可胜算，朝廷每有夫役，更籍农民以任其劳”②，说明民户承担的夫役已由厢军担任，在厢军逃亡的情况下，也就只好再征民户服夫役。

由于厢军承担了原先由民户所负担的日常夫役，因而“惟诏令有大兴作而后调丁夫”。南宋章如愚说：“古者，凡国之役皆调于民，宋有天下，悉役厢军，凡役作营缮，民无与焉。”③虽不无夸张，但大体上反映了宋代的情况。

宋代的普通夫役虽基本上已为厢军所代替，但黄河的治理，却并非厢军的河清军等所能全部承担。乾德“五年（967）正月，帝（太祖）以河堤屡决”，于是“分遣使者发畿甸丁夫缮治，自是岁以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毕”，这是宋代“春夫役”

的开始①。至和元年（1054）时，早已扩展为“京畿及京东、京西等路，每岁初春差夫，多为民田所兴，逐县差官部押，或支移三五百里外工役，罕有虚岁”，并且制定有“差夫条约”。而“江、淮并不点差夫役，当农隙之际，一向安闲”。因此，淮南路的仙居（今河南光山西）县令田渊向官府提出，各路也实行每年征调春夫役，兴修农田水利，虽有“诏下三司施行”，但效果不大。熙宁三年（1070），李竦说他以前任淮南路的太湖知县时，堤堰“因循不复修葺，臣因乘其农隙，劝募旁近地主，备工料兴筑”②。太湖与仙居同属淮南路西部，时距田渊建议被采纳已十多年，而太湖县情况依然如故，可见春夫役并未能普遍推行，而仍只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春夫役在正常的春季服役期间调发的（通常需要“正身”服役）夫役，称为“正夫”。如遇黄河决口等紧急调发的夫役，称为“急夫”，一般可以折抵次年春季应服的春夫役，有时还可免去部分税钱，服役时每日官给粮食二升为口食。夫役先“以人丁户口科差”，“元祐令：自第一等至第五等（户）皆以丁差”，元祐五年又改为“或用丁口，或用等第，听州县从便”。

①《乐全集》卷24《论国计事》；《宋史》卷189《兵志》三《厢兵》。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3，明道二年十二月乙未；卷221，熙宁四年三月辛丑。③《三朝北盟会编》卷174；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41《兵制门·州兵》。①《景文集》卷26《上三冗三费疏》。

②《宋史》卷177《食货志》上五《役法》上；《山堂考索·后集·兵制门·州兵》。

春夫后又分为河防夫、沟河夫两类，河防夫专为治理黄河而差，沟河夫则是进行普通的兴修水利。元祐八年（1093）起，实行新修订的春夫役法，“除逐路沟河夫外，其诸河防春夫，每年以一十万人为额，河北路四万三千人，京东路三万人，京西路二万人，（开封）府界七千人”。民户由每年出夫役，改为“一年起夫，一年免夫”。“去役所有八百里外更不科差，五百里内即起发正夫，八百里内如不愿充夫愿纳免夫钱（每丁免夫钱七千钱）者听”。如果应出春夫地区受重灾等而影响出夫，需要调发八百里以外的夫役时，须要奏明准许后进行，这次改革对春夫役有所减轻与限制。后开封府地区不问远近，愿纳免夫钱的即可免役，其他地区实行上户可以纳免夫钱免役，免夫钱遂成为官府收入的专业款项。到北宋末，已是“河防免夫钱数目至多”，以致可以在“河防免夫钱内预行置办（河防材料梢草等），并优立价直雇夫役使”，直至北宋末，徽宗才废除河防免夫钱③。

北宋在黄河中下游以外地区及南宋时，水利等夫役大都随时征发，事毕遣散。宋代除春夫役外，也常“和雇”民夫，参与治理黄河或兴修其他水利等，但“名为和雇，其实于等第人户上配差”，“每人支官钱二百，除官钱外，民间尚贴百钱，方雇得一夫”①，大体上反映了宋代“和雇”民夫的情况。

宋代的职役

宋代役法中最受重视的是职役，在《宋史·食货志》中近两卷的《役法志》，几乎全是关于职役的记载，而关于夫役的记载极少。职役由于主要是由乡户按户等差派，所以也称差役法。熙宁三年（1070）实行募役法，以后虽有反复，大体差募兼行；南宋又有义役法。

以乡户所服职役的机构区分，可分为州（府）役、县役和乡役。从服役的性质区分，州（府）役、县役还可分为吏役与杂役。

一、州（府）县吏役宋代州（府）、县的朝廷命官不多，日常事务主要由吏承担，边远地区有些县甚至没有朝廷任命的官员，县政全由吏负责。朝廷各部门和路（类似后代的省）级机构，也都有大量的吏处理日常事务，基本上属募役及从州（府）吏中抽差。

这里介绍的是乡户承担的州、县吏役。吏人，亦称人吏，也称职员，是州（府）、县吏役中高层人员的统称。

州（府）的吏人分为职级、前行、后行三等。职级还分为都孔目官、孔目官至粮料押司官，共十阶。都孔目官、孔目官亦称都吏，是吏役中的最高职名。吏人分属州（府）的使院、书表司、刑法司等，办理“狱讼、帐目、遣发”等事务。乾德元年（963），开始招募州（府）的吏人，“募有田产谙公事人充”役。如“不足，则据数均于属县曹司正员内差补”，后曾停止抽差县吏任州（府）吏，允“许以中户以下选差”担任州（府）吏，但由于乡户“不谙书算”，只得重又抽差县吏任州（府）吏。有的州、府因县吏不熟悉州、府公事，而被退回本县，只保留招募的“长名”州吏。元祐时行差役法，绍圣以后又重行募人任州吏。

县的吏人分为押司、录事、前行、后行，押司、录事，宋初从各户等中选通晓吏事者充任。由于“县吏差税户，多不省文书”，庆历元年（1041）起按照招募州吏的方法，“召有产业人投名，不足则差”，从而差募并行，南宋时以募为主。

③《宋史》卷91《河渠志》一《黄河》上。因史称服役者为“春夫”，撰者因而称之为“春夫役”，以其不同于一般的夫役。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7之13—1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8，熙宁三年十二月甲子。

贴司，乃吏役中低于“吏人”的职役，最初只是朝廷各部门、开封府及路级机构才设置，各州（府）、县只设“私名书手”。景德二年（1005），依各地所用私名书手人数为定额设贴司，由“吏人”保明后充任，属于募役。“吏人”不足时可以临时代行其职，“吏人”有缺额时以次升补为“吏人”。主要担任州（府）、县各案的书算事务，南宋初定为每案不得超过五人。造帐司人吏，掌造转运司、提举司钱帛帐，属州（府）役。最初系抽调各县“吏人”充任，治平元年（1064），以县吏不熟悉造帐事务而放回本县，而由州（府）吏造帐。熙宁四年（1071），各州（府）募能造帐人充任，元祐时改为由吏人中抽差。

祗候典，亦称知后典，属州（府）役。担任受发文书，原先由属县派吏人中的“后行”到州（府）承领文书，派“解子”送回本县。熙宁十年，创设祗候典，属募役。绍圣时废，改为吏人中的“守缺”担任其职。

乡书手，原属乡役，为第四等户差役，负责文书事务，隶属于耆长。熙宁七年，改为募役。次年，废耆长以后乡书手成为县役，基本上以本县乡数设额，地位与县贴司相近而略低，县“吏人”有缺额时也可以补为“吏人”①。州（府）、县吏役以募役为主，只有一部分属差役。除额内吏役（称为正额、正名）之外，还有守缺、习学、私名，如私名贴司之类。州（府）吏的高层“职级”中，年满出职为官或任摄官，其子侄可以替补为吏，成为州（府）吏的重要来源。吏役无俸禄，依靠接受贿赂，不少因之致富。王安石变法时采取支付较丰的吏禄，同时严禁受贿等违法行为。但后来大多不支付吏禄而任其受贿，虽有明文禁受贿赂，形同虚设。南宋陆九渊所说的：“吏人自食而办公事，且乐为之、争为之者，利在焉故也。故吏人之无良心、无公心，亦势使之然也。”反映了宋代吏役的基本情况。

州（府）吏、县吏大多掌握地方政权，左右州（府）、县官的意志，是宋朝统治的基础。“官人视事，则左右前后皆吏人也，故官人为吏所欺，为吏所卖，亦其势然”②，正是宋代官吏关系的最好写照。只有少数强干的监司、州、（府）县官，采取有力措施，才能对恶吏的为非作歹有所抑制。然而，“官之贪者不敢问吏，且相与为市；官之庸者不能制吏，皆受成其手”①，则是普遍现象，至于称为“立地官人”、号为“十虎”的恶吏，决不是少数事例。

二、衙前役宋初，衙前役一如五代，属州（府）吏役。任诸州（府）的吏职，也有担任一些杂役的则类同“公人”。从入役的形式可分为：招募的衙前，称为长名衙前，也称长入或投名衙前；由县役的押司、录事差派的，称为押录衙前；由乡役的里正差派的，称为里正衙前；以及由乡户直接差派的，称为乡户衙前。服役内容相当广泛，主要是“主官物”，也就是“部送纲运，典领仓库”。此外，经常性的职务，还有“管勾公厨、茶酒、帐设司”，主持馆驿，有些地区还从事管理耕种官庄田地、冶铁、伐木，而边远地区的“州主令佐”，宋初也有“差衙前勾当”的②。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8，元祐五年二月辛丑、甲辰；卷476，元祐七年八月庚申。《宋会要辑稿》方域15之32。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8，元祐五年二月辛丑、甲辰。

①《淳熙三山志》卷13；《赤城志》卷17。

②《象山集》卷84《与赵推官》。

衙前在朝廷，属三司的衙司管辖，元丰改官制，衙司归刑部都官司。诸路、府、州、军、监也设衙司，熙宁四年役法改革以后，曾一度废罢，元丰元年（1078）又复役。三司衙司除主管官外，设都押衙及衙佐等，统衙前大将、军将、守缺军将，合称军大将。地方衙司只设衙前军将以及其他衙吏。衙前的“职次，曰客司，曰通引官（承引官），优者曰衙职”，通称衙吏。衙职也称衙职员、职员，有都知兵马使、左·右都押衙、都教练使、左·右教练使、守缺教练使、押衙，都高于衙前军将。“自都知兵马使至第六名教练使，凡十三阶”①。

五代及北宋中叶以前，吏人（职员）及长名衙前还可带“宪衔”，即可以带有散官、检校官、兼官及勋官等官衔，通常带的是所谓“银、酒、监、武”衔，即是一个不入流、没有官品的吏人（职员）或长名衙前，可以带有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文散官）、检校国子祭酒（国子祭酒从三品）、监察御史（属兼官，正八品）、武骑尉（从七品，勋官）四种官衔，这是五代时军官担任吏人（职员）或长名衙前时的制度，北宋中期以前沿袭，因而常常冒充官户以享受特权，元丰五年（1082）官制改革时才废除。

衙前役在北宋初期全是募役，其后由县吏役中抽差役满的押司、录事担任，称押录衙前。又以“里正主催税及予县差役之事，号为脂膏，遂令役满更入重难衙前”，称里正衙前。并规定押录、里正，“其不历衙前者，虽得替不许归农”②，在得替押录、里正人少的少数州、军，缺人承担衙前役，就直差乡户担任，称为直勾或直差衙前，且无任期，直至破产才更换，但当时官员们注意的焦点是里正衙前。

押录衙前由于押司、录事先已担任县吏役数年，比较熟悉官场。而里正衙前则主要经历的只是乡役里正，有的甚至刚任里正即被送州（府）任衙前，易被官吏欺蒙，以致破家荡产。

至和二年（1055）四月，废罢里正衙前，改为只差乡户衙前。乡户衙前实行五则法，将本州（府）内人户统一按财产从多到少排定，分为五则（五等），再将本州的衙前重难差役也分等，每件重役有十户轮流担任，当时称为“民甚便之”。然而这只是将里正负担的灾难直接转嫁给乡户，乡户衙前同样也纷纷破家荡产，不到十年，官员们再次议论改革设法，“今乡役之中，衙前为重”。乡户衙前遂成为王安石变法时役法改革的重点，实行免（募）役法，改衙前差役为募役，元丰三年前后，雇役衙前基本上合并入长名衙前，随后又取消了押录衙前。元丰八年，宋神宗死后恢复差役法，对于衙前实行的实际是差募并行，而且是“雇募不足，方许揭簿定差”。元祐三年即重行募役法，而“乡户衙前役满，未有人替者，依募法支雇食钱”③。南宋也行募役法，甚至役法改革长期未触及的边远地区，如广西路海外四州（今海南省），也于淳熙九年（1182）由差役法改为募役法。

三、州（府）、县杂役宋时被称为公人的，承担各种杂役，基本上属差役。熙宁时，改为差募兼行，以募为主，其后大多恢复为差役。宋时的州府役，有散从官、斗子等。散从官，属州（府）役。有承符、散从官、步奏官，负责“追催公事”；还有“人力”担任“当直”，并差税户或坊郭有“行止”人担任。元丰时将承符、人力合并入散从官。散从官和弓手、手力，还负担迎送到、离任的官员。

院虞候是州府役，一度并入散从官，差乡户担任。任州、府司理院当直听差及所属狱子，役法改革时，因无人投充而差四等户担任。

杂职是州（府）、县役。差乡户担任，负担州（府）、县衙杂事，允许长期担任。

①《名公书判清明集》卷2《汰去贪庸之官》。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48之94、98。

③《赤城志》卷17；《宋会要辑稿》职官48之97。

手力，属县役。宋初以第二、三等户差役，负责追催公事和征收城内的赋税。熙宁时，改为募役，元祐后，其地位已降与“杂职”相近。

弓手，属县役。宋初为三等户差役，受县尉统率巡捕盗贼。熙宁时，改为募役，元祐元年（1086）曾以第一等户差充，不足则差次等户，大多数役户雇人代役，其中少数弓手被差充狱子。

解子，属县役。为乡户差役，主要为移送公文，有时代替手力的部分职务，熙宁、绍圣行募役。

医人，属州（府）、县役。于州、府治所在县的医人中轮差，各县于附近乡村医人中抽充，熙宁时给雇钱。

斗子、拣子、库子、秤子、拦头等州（府）、县役。拦头曾招客户担任，后以第五等户差充。其余均以第三、四等户差充，熙宁、元祐时为募役，后以家产五十贯以上人户充。

州（府）、县公吏名称众多，此外还有手分、所由、街子、行官等。手分属吏役，高于贴司，所由等属杂役为投充。南宋有承差人、传贴人，属杂役，为差役或自行雇人代差。

四、乡役宋代乡役，北宋前期为耆长、里正、户长、乡书手、壮丁，熙宁行保甲法后，以保正、保长、保丁、催税甲头代替耆长、壮丁、户长，其后情况较为复杂。

耆长负责治安、承受县司的公事，以及桥梁道路的修治，以第一、二等户差役，间行雇役。熙宁四年（1071）役法改革，以耆长、壮丁为轻役定为差役，七年，改为募役，次年即为保正、保长所代。元丰八年（1085）十月复设耆长，为募役。元祐元年（1086）改为差募兼行，绍圣元年（1094）又以保正、保长代耆长。

保正·副、大·小保长，通常由富户担任，原为差役，后亦常支雇钱。

南宋时，福建路与耆长长期并设，保正、保长负责治安及桥道修治，承受县司公事则由所募耆长负责。江南、两浙等路，初只设保正、保长，不久亦募耆长、户长，由于税赋量大，耆、户长无力完成，南宋朝廷遂责成保正·副督办。而税赋少的福建地方官府也曾仿效，为南宋朝廷所制止。保正·副原本只需负责重大治安事务，其他事务归耆长，而实际上常是“保内事无巨细，一切（原作如，误）责办”①，因而常导致保正·副破产。

里正为第一等户差役，负责税收及担任部分县役，被视为“脂膏”。后以任满里正要差充一任衙前，常导致破产，至和二年罢里正衙前的前后，废里正而增差户长。

户长为第二等户差役，后亦间行雇役，负责征税兼机察盗贼，熙宁四年改为募役，次年罢机察盗贼之责而专负责征税。八年，轮差保丁一人为甲头，代户长催租税、常平钱和免役钱，一税一替，称催税甲头。由于甲头多为中、下户，无力催税，元丰元年重又雇募户长催税；无人应募处，轮差四等户以上保丁催税，一税一替，依催税多少支给雇钱。哲宗时的反复变化与耆长相似，北宋末及南宋，主要是雇募户长或大保长催税，有时又轮差甲头催税。壮丁为四、五等户差役。隶属于耆长，担任受送公文、参与治安。设废及差募与耆长同。罢壮丁时，其机察盗贼事为保丁所接替。

熙宁八年设承帖人，属募役。隶属于保正，接替壮丁主受公文，而实兼耆长、户长、壮丁之役。元丰八年十月罢，绍圣元年复设，南宋不设。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9，至和二年四月辛亥；《赤城志》卷17。

宋代对职役法的改革

宋代职役的役法重大改革有三次，首先是至和二年的废里正及里正衙前改差乡户衙前，其次是熙宁募役法，最后是南宋的义役法，其中尤以熙宁募役法影响最大。

改差乡户衙前不过几年，家破人亡的惨剧，不仅说明里正衙前改差乡户衙前，只是将灾难由里正转嫁给乡户，而且暴露了整个差役法的弊病，强烈要求改革的呼声，终于使役法改革成为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内容。此外，被称为重役的还有承符、散从官、耆长、户长，也有人把弓手视作仅次于衙前的重役。熙宁四年十月颁布募役法，对役法进行全面改革，规定应服役的乡户，按户等出钱可以免服差役，称为免役钱，因而也称免役法。出钱户的户等各地有所不同，如首都开封府规定乡户（分为五等）四等（含）以下、坊郭户（分为十等）六等（含）以下不出钱。一般地区多数是四等乡户也出钱，有些地方连原先不服职役的五等户也出钱。原先免役的官户、寺观户、女户、单丁户、未成丁户以及坊郭户，则减半出钱，称为助役钱。征收的总数则视各州、县募役所需而定，然后再加十分之二，称为免役宽剩钱，以备灾年时使用。原先作为衙前役酬奖的酒、税坊场，收归官府，其收入也作为募役之用。

朝廷用上述收入募三等以上户充役，应募衙前役的要以物品或产业作抵押，应募弓手要考试武艺，应募典、吏则考试书计，同时裁减州（府）、县役的人数。另一方面，除初期还保留少量差役，如被认为是轻役的耆长、壮丁外，又创设了新的差役，如保正·副、大·小保长、保丁、催税甲头等。募役法顺应社会发展规律，虽屡经反复，但仍主要行募役法。南宋时，成为役法改革重点的是保正、保长等乡役。

南宋初年，保正·副即因代户长催税，力不胜役，多致破产，改而差催税甲头，又改募户长催税，或由大保长兼户长并给雇钱任催税，等等，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为了应付保正、保长、户长役，民间开始创立“义役”，最早的是绍兴十五（一作十九）年，金华长仙（西山）乡民户汪灌等11户，自动按户等集资，以供应役户，后改为置田百亩，收入作为轮充役户的费用。绍兴三十二年（12）六月，吴芾任婺州（今浙江金华）知州时加以肯定，并“劝民义役”，但吴芾次年秋即离任，义役未能推广。义役的实质是由乡民自办的、变相的募役。

①《宋史》卷177《役法》上；《宋会要辑稿》食货65之57。

范成大于乾道五年任处州（今丽水）知州时，“松阳县（今遂昌东南）有一二都（乡下分都），自相要约各出田谷以助役户，永为义产，总计为田三千三百余亩”，规模比金华大得多，范成大曾要求推广而未果。乾道七年，范任中书舍人时，再次提出推行于诸路，得到朝廷赞同，遂成为南宋义役的创导者，各地纷纷仿效。乾道九年，李舜臣任德兴（今属江西）知县时，“奉诏举行义役事”，“期年役成，民大便利”①，即是一例。各地的义役略有差异，根据户等、或财产、或土亩、或田赋多少，各出土地或各出钱购置土地作为“义产”，以供服役户补助服役所需的费用。通常只由应役户集资，但也有本不服役的下户被迫出钱集资，这是由于担任役首、役主的都是富户，有些役首将负担转嫁给下户所致，少数役首甚至乘机霸占作为义产的役田。在编排轮充差役时，有的役首以上户轮充保正，而将负责夏秋税收的户长或大保长由中下户轮充，以致中下户役重而上户役轻。

义役推行不久即有不同意见，淳熙十一年（1184），在主张推行义役的监察御史谢谔建议下，义役、差役各从“民便”，义役在各地继续实行。刘克庄在淳祐四年（1244）任江东提刑后，曾概括地说，“当职累历郡县，所在义役词讼绝少”，这是他自嘉定二年（1209）入仕后35年来，历任江西、淮东、福建州县地方官后，对义役基本肯定的结论。而对鄱阳（今江西波阳）县的义役，则认为“惟此间义役之讼最多”，接着所说的，“盖义役乃不义之役，而义册乃不义之册，或六文产或三文产不免于差，则役首之罪反甚于乡书手矣”①，则是只就鄱阳县义役而言。所以，他并不是废除鄱阳义役，而是要求处置不公的役首，继续推行义役。

南宋末年，文天祥在为家乡吉水县（今属江西）永昌乡义役所写的序文中，也对义役作了肯定。他指出差役之弊，“民无以相友助，相扶持”。轮派差役，更换被差人户等，听命于官吏乡胥，而“是（义）役之权，不在官与吏与乡胥与奸民与适至之天，而在吾乡里和气间”①。文天祥所言虽不无夸大，但义役相对于差役而言，利多弊少应予肯定，这就是直至南宋灭亡前，义役仍不断在各地兴起的原因所在。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66之84。

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7《处州义役、德兴义役》；《宋史》卷404《李舜臣传》。

第四节 辽代的赋税和役法

辽朝的经济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处于原始氏族部落制阶段以渔猎为主的部落民；以契丹等诸部为代表的游牧民族和定居经营农业的汉、渤海等民族。因此，辽朝的经济也存在着多种形式、多种成分。辽朝统治者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经济成分和不同民族，推行不同的赋役制度。

土地所有制及其变化辽朝镜内各民族的经济结构、经营方式不同，对土地的使用、占有方式也不同。一般说来，南京、西京的农业区以私人占有制为主；东京土地私有制受到来自契丹贵族的冲击；中京、上京为牧区与半农半牧区，并有较多的投下州。适应这种经济构成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土地占有和使用形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契丹之初，草居野处，靡有定所”①。遥辇阻午可汗时，涅里整顿部落，才确定了各自的份地，于是契丹各部有了各自固定的游牧范围。国家建立后，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因此，过去为部落公有的土地，实际上已转化为国有土地，并以分封的形式转为领主占有。随着封建因素的增长，私有制又不断地冲击着国有制，于是上京和中京地区，土地所有制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变化关系。

辽朝国家设有群牧，它是为国家提供马匹、牛羊、骆驼的机构。群牧的草场、牲畜均属国家所有。辽朝的群牧多在兴安岭南端西麓。可知者有迪河斡里朵、斡里保（斡里本）、蒲速斡、燕思等。此外，岭东有浑河北马群司，南京道也辟有群牧。群牧官由朝廷委任，司牧者是诸部族富户或品官家子弟、余丁或奴隶。他们在国有的牧场上放牧国有的牲畜，供国家需要。

为了防御的需要，辽朝在西北边境设置州城，屯驻军队。屯军一方面从事耕牧，一方面守卫边境。他们耕种的农田和游牧的草场也属国家所有，生产的谷物、牲畜提供边备所需。这两种土地无论所有权还是使用权均属国家，是名副其实的国有土地。

契丹诸部的游牧地，本属部落公有。阿保机建国后，在遥辇诸部落的基础上，重新编组部落并再次确定诸部的游牧范围。这次调整的结果，将上京道中心地区，西起大兴安岭南端的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北）、仪坤州（今巴林右旗西南），东到鸭子河流域的长春州（今吉林大安西），北自挞鲁河（今洮儿河），南至中京北界广大地区，全部划归了辽内四部族。其余诸部，则分别被安置在其四周。诸部落的游牧地是由最高统治集团分配确定的，诸部只有占有权和使用权。这类部落使用的土地，其最高支配权仍属于皇帝代表的国家。它是在部落占有制形式下的国有土地。而部落成员因地位不同，对部落公有的牧场在使用上也存在差异。

辽朝前期，诸王、公主、驸马、功臣多建有投下军州。从投下户需向国家缴纳的田赋看，诸投下户使用的土地也是国有的。投下军州的主人在这些土地上享受特殊的优待，享有朝廷允许的某些经济实惠。随着封建因素的增长，投下制逐渐衰落，一些投下军州也被收归国家所有。

①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92《鄱阳县申差甲首事》。

上京诸州由俘虏和移民垦殖的荒地，南京等地区的荒闲土地属国家所有。圣宗时许民开垦的燕乐（今北京密云东北）、密云（今属北京）二县荒地，即属这类土地。这种荒闲土地，朝廷可根据需要划出界线，以为牧场，也可招徕农户垦种，酌情免收租赋数年，这些农户就成了耕种国有土地的官佃户。一些农户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也可立籍缴纳赋税，于是这类荒田就变成了耕种者的私产。朝廷或诸道有时遣使至各地检括荒田，如为人所冒占私耕，或没收入官，或立契定赋。

辽帝各斡鲁朵皆设有提辖司，管理诸宫所属蕃汉户。蕃汉户多从事农业，以南京（今北京）、西京（今山西大同）、奉圣州（今河北涿鹿）、平州（今卢龙）为多，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上京（今巴林左旗南）、东京（今辽宁辽阳）也有少量提辖司所属蕃汉户。他们耕种的土地属斡鲁朵所有，实际上就是皇室的庄园。

在诸宫卫大量占有土地的同时，一些契丹贵族、汉族官僚的庄园也有了很大发展。如圣宗时的降臣李知顺，占籍中京，“庄宅田园，奴仆人户，牛驼车马等，卒不能知其数”②。王继忠降辽后，家无奴隶，圣宗一次就赐宫户三十。冯从顺自统和十七年（999）望都之役后入辽，“车乘服玩，台馆园林及臧获之徒，皆国家所给”①。在中京，汉人地主的庄园有了很大发展。这些庄园的所有者，都是辽朝的蕃汉贵族。

辽朝建国前就建有寺庙，中期以后，佛教盛行，境内各地广建寺庙。各寺庙都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如义州静安寺，在创建之初，耶律昌允及其妻就施地3000顷。蓟州盘山上方感化寺“创始以来，占籍斯广。野有良田百余顷，园有甘栗万余株，清泉茂林，半在疆域”①。景州观鸡寺有庄土3000亩，山林百余顷，果树7000余株。成为与国家、世俗地主一样广占田土的寺院地主，以营佃所入，供僧众衣食。

辽朝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建国后，在被征服的农业区，一般仍采用当地固有的政治制度，也不改变其经济基础。因而，西京和南京原有的土地私有制并没有遭到严重的破坏。在那些地区，地主广有土地，农民只有少量土地，有的完全没有土地，靠佃种地主土地为生。考古工作者在河北宣化（辽西京归化州）发掘了几座辽墓，出土的墓志、随葬品和壁画皆可反映出这一带地主阶级生活的富裕、优越。张世卿在大安年间出粟赈灾，一次就进粟2500斛，得授官右班殿直②。韩师训墓壁画中所绘《饮酒听曲图》、《备装图》，即使不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如实记录，至少也反映了此时汉族地主和富商的生活状况。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富裕的汉人，即使不为官宦，也可以奴役贫苦的契丹人。壁画中的髡发门吏显系契丹人无疑①。

这种情况在中京奚人地区也很普遍，由种种原因流入奚区的汉人，往往以租种奚人上层的土地维持生计。苏颂、苏辙在他们的《使辽诗》中都记录了这方面的情况②。

②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9《吉水县永昌乡义役序》。

①《辽史·营卫志》中《部族》上。

①《全辽文》卷6《李知顺墓志》。

②《全辽文》卷6《冯从顺墓志铭》。

①《全辽文》卷10《上方感化寺碑》。

②《全辽文》卷11《张世卿墓志铭》。

东京地区隶属斡鲁朵的州县较多，又迁入了大量渤海人，其私有化程度则较南、西两京为低。

封建因素的增长与阶级关系的变化由于土地占有、经济成分、经营方式和发展水平的差异，辽朝的阶级关系也呈现着十分复杂的局面，随着境内封建因素的增长，阶级成分和阶级关系也处于不断的调整变化之中。

契丹诸部长官大王、节度使、都监、司徒等，握有管理部落军事、行政、经济的权力，有些家族则世预节度使之选。这些部落长官实际上就是本部份地的领主。因此，契丹人的部落只能是保留着部落组织形式的领主占有制组织机构，与蒙古建国后分封的千户有很多相似之处。

辽朝皇帝的斡鲁朵，占有牧场、农田，有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宫户；诸王、公主、驸马、契丹贵族、官僚，多领有投下军州，他们都是大大小小的领主。

早期投靠契丹统治者并为辽朝的建立与巩固建有功勋的某些汉人、渤海人上层，也不同程度地占有土地、人户，他们中一些人既有自己的封建庄园，也有出租的土地，因此，既是经营庄园的领主，也是出租土地的地主。圣宗时期的大丞相韩德让，在上京、中京、西京、南京、平州、奉圣州都有提辖司，管理属下各地的庄园。中京内省使、知宫苑司事李知顺，上京户部使冯从顺等，在中京也有庄园。

随着社会的发展，投下制也发生了变化。到圣宗时，领主对属下的控制已日益削弱，国家对投下军州的政治、经济管理职能日益加强，领主占有制逐渐衰落。

太宗时，东丹国中心南移，留居原地的渤海人大批南迁到东京辽阳地区。他们中的富户、贵族多拥有部曲。在迁徙中，一些贫苦无力迁徙者又为富户所收容，故东京地区的渤海贵族、富户也应是拥有属民的领主。随着辽朝封建化程度的提高，东京的领主制也开始向地主制经济转化。

南京、西京的大土地所有者，多以租佃方式经营地产。中京的奚人，也多将土地租给汉人和渤海人耕种，他们或成为地主，或为小土地出租者。寺庙的上层僧侣，是寺庙地产的管理者。由于土地来源不同，他们的佃户既有二税户，也有具有独立自由身份的国家编户。因而，上层僧侣实质上是靠地租生活的地主。

由于商业的发展，辽朝境内也出现了富有的商人阶层，他们或经商于五京、州县，或来往于辽、五代、宋境，有的甚至成为代表朝廷办理交涉的使臣，如辽太宗时的回图使乔荣经商于晋境，成为辽朝同中原进行商业贸易的代表，并可作为使臣与后晋交涉政务。西京归化州的韩师训也是富甲一方的商人。

游牧的契丹人，被编入相应的部落和石烈。他们在部落首领的管理下，在部落的份地上从事牧业生产，是部落和国家赋役的主要负担者。没有朝廷和部落首领的允许，不能随意脱离本部。他们是牧区的劳动者，牧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是部落贵族的属民。除部落贵族外，部落民也有贫富之差，富民拥有较多的牲畜，占有较好的牧场。凭借其经济实力，也可转化为贵族。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被编入州县，他们中既有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也有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的佃户。他们无论经济地位如何，都是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国家编户，并承担着国家的赋役。寺庙的佃户多是贵族、官僚随同土地一起转赠的，他们是向国家纳税，又向寺庙交租的另一种形式的税户。辽朝社会阶层还有宫分人、奴隶和著帐户。宫分人的情况比较复杂，就民族成分讲，有契丹人、奚人、渤海人、汉人和乌古敌烈、女真等诸部人。究其来源，汉人、渤海人和各部族人多为战争俘虏，契丹人则或为宫卫建立时析部族所得，或为自愿投附者，或后妃出嫁时的媵户和贵族犯罪没入者。他们的身份、地位也不相同，有的享有自由民身份，占有一定数量的奴婢、部曲，本身就是领主、地主，并可出任高官。如宫分人中的八房子弟，是耶律欲稳的后裔。欲稳本为突吕不部人，自其祖父台押时，就与耶律家族关系密切，有保护阿保机父辈之功。阿保机初置宫卫，欲稳率部曲来归，附宫籍，为宫分人。他官至奚迭剌部夷离堇，弟霞里为奚六部秃里，祖台押配享皇室耶律家族祖庙。穆宗朝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虽为宫分人，却与穆宗为布衣交，并占有宫户。景宗、圣宗时的韩德让，以宫分人的身份历任节度使、上京留守、北府宰相，领枢密使兼政事令，直至官拜大丞相，总北南二枢密院事，封王，位极人臣，却一直到统和二十二年才出宫籍，赐国姓，隶季父房，并进而建文忠王府，一跃而成为斡鲁朵主人。他们不但是部曲、奴隶的主人，而且是辽朝的高官，他们的家族属辽朝统治集团行列。

大部分宫分人是只有少量财产的农、牧业劳动者，是领主占有制下的农、牧民，有自己的财产和家庭，享有较奴隶为多的自由，但对主人仍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不经允许，不得脱离主人。主人却可按自己的意志将他们转送与人。他们承担的赋役，是主人的私人收入，同时按主人的意志提供力役。而他们承担的军役，则是以向主人提供的方式为国家的军事目的服务。这一类宫分人，在地位上与诸部部民相似，而在名分上，前者为私人部曲，且人身依附关系较强，甚至可以被统称为“奴婢”，后者为隶属于地方组织的国家编户，但比编入国家州县的民户受着较多的控制与约束③。

诸宫和贵族都占有相当数目的奴隶，他们从事某些手工业生产和供家内驱使。圣宗时的稍瓦、曷术二部，原来即是皇室、贵族的奴隶，他们当是战争俘虏和部落制末期沦为奴隶的部民。被编入稍瓦、曷术石烈后，由贵族私人奴隶转为国家官奴婢。也有拐骗宋朝人口卖到辽境为奴者①。

著帐户是一种特殊的奴隶，他们是由犯罪被籍没的贵族组成。最早被没入者是杀害遥辇氏联盟于越释鲁的蒲古只三族人，遥辇后期，他们被编入瓦里。阿保机死后，皇后述律氏将他们编为著帐户。世宗时，放免为良。此后，凡贵族、世官之家犯罪，便被没入，编为著帐户。“凡承应小底、司藏、鹰坊、汤药、尚饮、盥漱、尚膳、尚衣、裁造等役，及宫中、诸王祗从、伶官之属，皆充之”①。他们是宫廷奴隶，皇室占有的奴隶。

③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韩师训墓》，《文物》1992年第6期。①《苏魏公集》卷13《牛山道中》，记录了他在牛山馆（今河北平泉西）道中所见：“耕种甚广，牛羊遍谷，问之皆汉人佃奚土，甚苦输役之重。”诗称：“农人耕凿遍奚疆，部落连山复枕冈。种粟一收饶地力，开门东向杂边方。田畴高下如棋布，牛马纵横似谷量。赋役百端闲日少，可怜生事甚茫茫。”苏辙在《栾城集》卷《出山》中，也描述了汉人佃种奚田的情况，诗称：“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力耕分获世为客，赋役稀少聊偷安。”

①关于宫分人的情况，还可参见李锡厚：《辽代诸宫卫各色人户的身份》，《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

著帐户的身份并非终身。原有的著帐户不断放免，新的罪犯不断没入，故终辽之世，“释宥，没入，随时增损，无常额”②。

此外，诸部落也有瓦里，管理部落所有的奴隶。而在国家手工业作坊中从事生产的手工业者，也处于工奴地位。某些被贬黜的官员，也常被罚入作坊服役。如圣宗朝秘书正字李万因上书“辞涉怨讪”，被处以杖刑后，罚至陷河冶采炼白银。道宗朝北面林牙萧岩寿因反对和揭露耶律乙辛获罪，被流放乌隗路，“终身拘作”。

辽朝是在游牧的部落联盟基础上建立的国家政权，它在政治制度、经济成分、习俗法规等诸方面，必然还有某些部落联盟时期的残余和痕迹。建国后，统治者不断扩张境土，统治了农耕的渤海人和部分汉人，又受到了来自封建经济、政治制度和农业文化的强烈影响和冲击，这就决定了辽朝境内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及文化等方面几种成分并存，且不断发生调整变化的社会进程。

在契丹人活动的中心地区，在部落组织形式下存在的早期封建制，即领主制占主导地位。国家建立后，部落组织转化为国家的地方行政机构，部落显贵、开国功臣成为国家的上层统治阶级，于是部落内部有了官员、牧主、富裕的牧民和只有少量牲畜的贫苦牧民，部落节度使等既是国家的地方官员，同时也是本部的领主。

自大贺氏联盟时期起，契丹人中已经出现了奴隶，他们当来自贫苦的牧民和战争俘虏。遥辇联盟后期，又出现了因犯罪被籍没为奴的契丹部落贵族。因而契丹社会有相当数目的奴隶存在。但牧业生产不同于农业和手工业，它不适宜大量使用奴隶，因而契丹社会的奴隶制并未得到充分发展，一直停留在家庭奴隶制阶段。建国后，牧业区仍有一定数量的奴隶，他们主要从事家内劳动、宫廷服务和手工业生产。随着封建因素的日益增长，从事手工业等专业性生产的奴隶大批得到解放，编为部民①，奴隶制的残余成分日益减少。奴隶主要从事家庭、宫廷服务，供主人日常驱使。

投下及斡鲁朵所属的民户，为领主、贵族的部曲，但早已有了独立身份的自耕农民被长期抑为农奴，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投下是在国家准许的情况下建立的，他们就不可能完全摆脱国家的控制和约束。国家也不会放弃在投下军州的权利。因而辽朝投下户尽管身份是部曲，而其地位实质上并不完全是领主的私属。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他们也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的地位。一方面是因投下军州的日益减少，投下户便随之转化为国家州县民户；一方面是对领主依附关系的日益松弛。以投下的变化为先导和动力，牧区的封建化程度日益加深，社会发展的进程加快，这种变化自圣宗以来日益显著。进入辽朝统治集团的汉人和渤海人上层，在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的同时，竟也像契丹贵族一样建立庄园，占有大量部曲、人户，由地主蜕变为领主，成为身兼地主、领主双重身份的辽朝统治集团成员，这也是由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地位决定的。

在靠近燕、云的奚人地区，租佃制经营方式较为普遍，这首先因为它靠近农业区，有大批被俘和流入的汉人，受到燕、云先进经营方式的影响。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3。

①《辽史·营卫志》上。

总的来说，除战争期间外，西京、南京原有的经济基础没有因归入辽朝而受到严重破坏，仍在租佃制经营方式上继续发展。东京地区租佃制、庄园制并存。上京、中京地区变化较大，总的趋势是部落制残余日益减少，封建领主制逐渐向地主制经济过渡。因而整个辽朝境内，早期决定社会性质的经济成分应该是领主制，与之相适应的辽政权也应是早期封建制政权。圣宗以后，地主制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赋役制度辽朝境内的牧民、农民以及诸属国、属部，都承担着向国家缴纳贡赋、提供劳役和军役的义务。由于身份、地位不同，他们承担的赋役名目也多种多样。而官僚、贵族、诸节度使等，却享有免役特权。随着辽朝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制度逐渐完善，赋役制度也经历了形成和完善的过程，大抵在辽圣宗时期，便逐渐确定下来。但受契丹社会习俗的影响，辽朝的赋役征集有着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

辽朝的五京各有掌管财赋的机构和官员，上京有盐铁司，设盐铁使；中京为度支使司，设度支使；东京为户部使司，设户部使；南京为三司使司，置三司使；西京为转运使司，置转运使，合称五京计司或五计司。

辽朝的赋役制度主要分为部落民的赋役、农户的赋役和属国属部的贡赋三部分。

一、部落民的赋役契丹和奚人诸部牧民，岁输羊为常赋，以供国家所需和支付官俸。所输数目，以拥有牲畜的多少为等第。

常赋之外，节度使每年例向皇帝进献鞍马、珍玩。国家有急需、节庆或婚丧等情况，贵族、官员、宗室等也另有贡献。如皇帝及太子结婚，宗室、贵族等需进会亲帐幕、礼物和费用；皇帝死，进助山陵费。这些额外贡献，虽自诸宫、贵族、官员进上，而其诸物则皆出自部民和贵族的属民。此外，国家对官员额外加恩，有所颁赐，也皆取自于民。如奚六部大王萧观音奴“俸秩外，给獐鹿百数，皆取于民”②。

贡赋之外，部民还须出力役。诸部的役有力役和兵役两类，力役承担修桥、筑路、治河、搬运官物及其他工程。辽道宗时，贾师训在同知永州军州事任上，致力于减轻部民负担，又措置得法，一次就奏减永、龙化、奉圣三州，“岁供行在役调计民工三十余万”；在扈从皇帝春捺钵活动时，“规度春、泰两州河堤及诸官府课役，亦奉免数万工”①。原隶宫分的奚人三营，圣宗时置部，隶南府，专“备畋猎之役”。

部民负担最重者，莫过于兵役。国有军情，皇帝视所需，征调诸宫卫、诸王府和诸部族军。诸部民则须自备武器、鞍马随从节度使出征。平时，诸部也各有戍边兵役。其中五院、六院驻守南境备宋；乙室、涅剌驻守西南备西夏、党项和回鹘等；突吕不、品、楮特部镇守西北，防阻卜、乌古敌烈等。

圣宗时，将由诸宫和横帐大族奴隶组成的稍瓦石烈和曷术石烈改编为部落，置节度使。于是二石烈人摆脱了奴隶制束缚，取得了部民身份。

诸部戍军由节度使管领，屯驻戍守地区。老弱贫病者留居部落，由司徒管领从事耕牧。这种长期的兵役，虽有轮换补充之制，仍使大批强壮牧民脱离牧业，不能不给牧业生产带来影响和损失。圣宗时，拓土开疆，镇州可敦城为西北军事重镇，驻兵屯戍，防备阻卜诸部。东北重点驻守鸭绿江和黄龙府，备御高丽和女真。西北、东北边境属部时降时叛，屯戍役户负担日益加重。部落富民被征调戍边，远离部落，资费既多，人又劳苦，多致破产。有的则雇人应役，被雇者或中途逃亡，更有死于戍所者。

诸部派役，有所谓“补役之法”。初期，“居者、行者类皆富实，故累世从戍，易为更代”。至兴宗时，“边虞数起，民多匮乏，既不任役事，随补随缺。苟无上户，则以中户当之。旷日弥年，其穷益甚”①，已成为影响政局稳定和国家兴衰的严重问题。

二、农户的赋役辽朝境内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户，因居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背景不同，赋役负担也存在某些差异。《辽史·食货志》载：“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太宗籍五京户丁以定赋税。”韩延徽，幽州安次人，曾献在草原安置汉人之策，并被采纳。建国后，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参与了制度、政策的制定。“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②，辽朝农户赋役制度的初定，当在此时。其范围，当只限上京和中京奚人所在地区的农户。太宗时，渤海故地和燕云十六州并入，有必要检核各地户口人丁，再定赋役制度。从燕云十六州的平稳交割判断，这时的赋役制度当是参照渤海、唐、五代之制确定的。后来，圣宗和兴宗时，又做过某些修改和局部调整，大致只是数额的增减。

农户的赋役，凡田赋，计亩征收；徭役，随户物力高下征调。

为均平赋役，辽朝也常括田、括户。

南京、西京地区的田赋，与唐、宋一样，分夏、秋两季征收，并有正色、折色之分。《宣府镇志》载：统和十八年（1000），“诏北地节候较晚，宜从后唐旧制，大小麦、豌豆六月十日起征，至九月纳足。”这当是夏税的缴纳期限。

辽朝的农田，有官田、私田两种。私田计亩缴纳赋税。官田又有屯田、闲田两类。屯田收粟归官，置仓积储，不得擅贷。闲田多募流民耕种，垦种之初，酌情免租赋数年。然后，或由垦种者承佃，向国家交租；或许农民占为私产，依例纳赋。

东京道多为渤海移民，为了安抚降民，赋役之制多从宽减，“往来贸易关市皆不征”①。故较南、西二京为轻。

上京、中京道农户多为所俘汉人、渤海人，他们依据身份、地位的不同，纳税情况也不同。隶属州县的自耕农向国家缴纳田赋；佃耕奚人田地的汉人则除缴纳田赋外，还要按比例向田主交租。即苏辙所说的“力耕分获世为客”，他们的负担同宋朝境内缴纳分成租的佃客大致相同。

①《辽史·萧观音奴传》。

②《全辽文》卷9《贾师训墓志铭》。

①《辽史·萧韩家奴传》。

②。所谓“纳课给其主”，即《辽史·食货志》所载的，“市井之赋，各归投下，惟酒税赋纳上京”，所以，他们被称为“二税户”。

诸贵族投下户分别向国家和领主缴纳贡赋。他们除向国家缴纳田赋外，还须向领主缴纳“市井之赋”。即元好问所说的“输税于官，且纳课给其主”燕京地区的赋税，据马扩《燕云奉使录》载，“三百年旧额，每岁出缗钱四十万”，其中二税为大宗，也包括商税、盐税等。辽末社会动乱，经济凋敝，物价暴涨，税钱增至400余万，不能作为考察赋税负担的依据。苏辙认为，辽朝燕云地区农民负担较轻。他说：“契丹之人每冬月多避寒于燕地，牧放住坐亦止在天荒地上，不敢侵犯税土。兼赋役颇轻，汉人亦易于供应。惟是每有急速调发之政，即遣天使带银牌于汉户须索，县吏动遭鞭箠，富家多被强取。玉帛子女不敢爱惜，燕人最以为苦。兼法令不明，受赇鬻狱习以为常，此盖夷狄之常俗。若其朝廷郡县，盖亦粗有法度。”①苏辙使辽，十分重视体察辽朝国情，他所记录的辽道宗晚年珍惜辽宋和好关系，蕃汉人户得以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以及辽道宗佞佛，耶律延禧凡弱，“虽心向汉，但恐不能保其禄位”等情况，皆切合实际，他对燕地汉人负担的记录当可信。同时，上京、中京一带，赋役制度定于建国之初，出自招徕、安抚汉人，巩固统治的需要，所定税额也应是较轻的。这从并无大批汉人南逃的事实，也可得到印证。

此外，寺庙的佃户中也有一些二税户。

农户向国家提供的力役，有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等多种名目。主要用于运输、保管官物，维持地方秩序，供官府驱使，以及修河、筑路等项工程。徭役的征调，也依户产的多少为等第，但诸州县因所在不同，有轻重不均之弊。如涿州新城县（今河北新城东南），驿路所经，辽、宋使节过境频繁，送往迎来，多役民户。中京松山县（今内蒙古赤峰西南），岁运泽州（今河北平泉西南）官炭，旁近州县却无此负担。县令马人望力争于中京留守，才得以均役他邑。同时，由于法度不明，执行不严，也常因时因地因人而有轻重不同等情。天祚帝时，马人望为南院枢密使，深患民户徭役之重，遂使民户出钱，官为募役，减轻了役户负担。渔阳（今天津蓟县）定躬冶，每年修桥路役工千数，主者凌逼，役户不堪忍受，往往出高价以庸代役，伤财害民。三河县（今属河北）尹刘瑶上任后，亲为措置，只用百工，桥路工程即告竣，民力得以苏息。又前此役民兴功，经办者多人，“专使交杂，蠹耗乡栅，驱良民如婢使，取私货若己产”。刘瑶去繁整蠹，委专人董役事，“凡差发，立排门历，量见在随户物力，遂定三等，配率均平”①。田赋与徭役外，辽朝沿五代旧制，仍有名目不一的杂税，如盐铁税、曲（酒曲）钱、农器钱、鞋钱、匹帛钱、义仓粟等。商业贸易则有关征。田赋之外，盐铁、曲钱和商税，是辽朝收入的大宗。盐、铁、酒贸易，一直由国家控制。故南京设都曲院、商税都点检、酒坊使；西京置都商税点检；各州县分别设有商、曲、盐、铁等都监或院使。②《辽史·韩延徽传》。

①《松漠纪闻》载：“阿保机灭渤海，迁其族帐千余户于燕，给以田畴，损其赋入，往来贸易关市皆不征，有战则用为前驱。”当是指东京渤海人的情况。《辽史·圣宗纪》也说：“自神册来附，未有榷酤盐、曲之法，关市之征也甚宽弛。”

①元好问：《中州集·乙集》。

辽圣宗统和十三年（995），诏诸道各州县置义仓，“岁秋，社民随所获，户出粟粜仓，社司籍其目。岁俭，发以振（赈）民。”沿边诸州又有和粜仓，“出陈易新，许民自愿假贷，收息二分”②。义仓粟实为田赋的附加税，将国家赈济灾贫的负担转嫁给农户。和粜法或系借鉴于宋。

此外，或为战争所需，或补充群牧，辽朝还不时括富民车马。这种负担，因并非常赋，故无限额，可因人因事随时而定，其扰民之甚，正如苏辙所见。三、属国和属部的贡赋属国、属部随部所出，缴纳贡赋。初期，东丹岁供布15万端，马千匹。后东丹南迁，属东京道，不再为属国。阻卜除马、驼外，岁贡貂皮1万，青鼠皮2.5万。五国、乌惹等部贡马匹、珍珠、胶鱼皮、貂皮和海东青鹘。女真贡弓矢、人参、生金、蜜蜡、珍珠、布帛、海东青和唤鹿、养鹰鹘的奴隶。乌隗乌古部初以貂皮、青鼠为贡，因非本土所产，自圣宗统和六年（988），从其所请，改为只贡牛马。回鹘诸部所贡为玉、珠、犀（角）、**、琥珀、玛瑙器、镔铁器、斜合里皮和各色毛织品①。西夏进马、驼、锦、药材、皮毛等。高丽以布、铜器、人参、纸、墨、藤造器物、龙须草席和酒、醋等进献。

遇有战事，诸部须按辽廷的要求出兵从征。

②苏辙：《栾城集》卷41《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路振、苏颂记载与此不同。路振说：“虏政苛刻，燕蓟苦之，园桑税亩，数倍于中国。水旱虫蝗之灾，无蠲减焉。以是服田之家，十夫并耨，而老者之食，不得精凿。”是圣宗时的情况。但《辽史·圣宗纪》中屡见赈灾的记载，可知路振所记，或为个别情况，或得之于传闻，未必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苏颂说：“汉人佃奚土，甚苦输役之重。”“赋役百端闲日少，可怜生事甚茫茫。”苏颂使辽在道宗咸雍三年（1067）和大康三年（1077），苏辙使辽在大安五年（1089），两人所记同为道宗时情况，而结论却截然不同。苏辙的记载似更接近实情。①《全辽文》卷10《三河县重修文宣王庙记》。

第五节 西夏的赋税与徭役

赋税

西夏建国前的党项社会就已进入封建社会，宗族封建制成为西夏的统治基础。西夏的土地制度大体可区分为国家所有制、贵族占有制、寺院和小土地占有制。建国前党项政权统治下同邻境的宋朝相比，赋役已相当繁重。《宋史·党项传》记载，李继迁统治下的银州（今陕西米脂西北）羌部拓跋遇曾向宋朝边吏诉说：“本州赋役苛虐，乞移居内地。”西夏建国之初，仿宋制建立的皇权机构中，设有“三司”“总国计应贡赋之入”。又设“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等管理和征收农、牧、商、手工各业的赋税。

西夏建国初期，由于对宋朝频繁发动战争，军需粮饷主要靠对宋夏沿边地区的掠夺。宋朝边将田况说：宋朝缘边与西夏“山界相接，人民繁庶，每来入寇，则科率粮糗，多出其间”①。宋朝边帅韩琦也说，西夏进攻宋朝，“军兴之物，悉取国人。而所获不偿所费”②。夏宋经过几年的战争，夏国虽取得多次胜利，“然死亡创痍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①。西夏皇室和党项贵族也利用权势侵占田地，役使无地的农民耕种，收取高额地租。有的甚至直接掠夺宋朝边境地区的土地，变为私田。夏毅宗时，其国相没藏讹庞霸占宋朝辖境麟州（今神木北）屈野河以西的大片肥沃土地，派兵护耕，“令民播种，以所收入其家，岁东侵不已，距河仅二十里，宴然以为己田”。■都元年（1057），又屯兵数万人于屈野河，“尽发麟州以北民耕牛、农具，计欲尽耕河西地”②。

西夏中期崇宗、仁宗时期，是西夏封建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仁宗天盛时期（1149—19）颁行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有关西夏赋役制度的规定完备而详尽。在《律令》的第十五至第十七章中关于农业租税条，对夏国不同地区、不同农作物的纳租标准、数量、纳租时限、入库，及逾期不交和逃租者的处罚等都规定至详。如规定无官方谕文，不许擅自收取租户钱物及摊派杂役；农民可在所租土地边上的沼泽、荒地上开垦种植，三年不纳租税。超过三年后，“一亩纳谷物三升”。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家也实行局部免税措施。如夏大庆四年（1143）四月，西夏的兴州（今宁夏银川）和夏州（今陕西靖边北）地区，连遭地震，地裂泉涌，灾情严重。仁宗采纳御史大夫苏执礼的建议，下令二州灾区，遭地震家中死二人者免租税三年，死一人者免租税二年，伤者免租税一年③。以上诸种规定与措施，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和安定社会极其有利。宋代史籍上多有西夏国家储粮的记载，如“摊粮城”、“御仓”、“粟窖”、“国官窖”、“歇头仓”等，藏粮十数万至百万石。除地租税收外，工商税也是西夏国家税收的大宗。

①《辽史·食货志》上。

②高昌回鹘“一年一次朝贡，进献玉、珠、**、斜合里皮、褐里丝等，亦有互市，其国主亲与北主评价”。见《挥麈前录》卷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2。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4。

③《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十八章，对工商业税收有详细的规定。如店铺开业、牲畜乘船、边境贸易、典当，甚至说媒、离婚、求助等，都交纳税金或实物税。西夏实行盐、酒专卖，“三司”设盐铁使专门管理盐铁生产。夏景宗时，“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青盐”①，西夏每年至少采盐数十万石，同宋、辽、金进行官方贸易，换取粮食。盐走私与逃税十分猖獗，《律令》规定，对逃税者一经发现，“偷税几何，当计其税，所逃之税数，以偷盗法判断”。西夏对过境的各族商人，征收高额的过境税，如对回鹘经西夏去宋、辽的商贾，对驼载物品，“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贾人苦之。后以物美恶杂贮毛连中，然所征亦不赀”。据此可知，夏人对过境商贾征收十分之一的商税，这可能是一种定制。

徭役西夏的徭役，包括兵役和力役。据《宋史·夏国传》所载兵制规定：“其民一家号一帐。男年登十五为丁，率二丁取正军一人。每负赡一人为一抄，负赡者，随军杂役也。四丁为两抄，余号空丁。愿隶正军者，得射他丁为负赡，无则许正军之疲弱者为之。”又据曾巩《隆平集·西夏传》记载：“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备弓矢甲胄而行。”西夏实行全民皆兵制度，凡成丁者都要承担兵役：其中分直接担负战斗的“正军”和军中劳役“负赡”。“正军”除国家给予很少的军事装备外，还要自备弓箭、盔甲，承担补充“长生马”、驼。宋朝西北边帅范仲淹说：“西夏建官置兵，不用食禄。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出其下。”宋朝大臣张方平在给宋仁宗的奏章中也指出：“今羌戎乃汉唐郡县，非以逐水草射猎为生，皆待耕获而食，贼每点集资粮器用，人自为备，须岁年计，乃能大举。”②“点集”作战成为西夏人民的沉重负担，繁重的兵役负担是造成西夏日趋贫困，国势衰颓的原因之一。

西夏时期的劳役是极其繁重的。从党项建国前的李继迁时期到李元昊建国后，西夏都大规模征调民夫修筑黄河水利。历朝皇帝都不惜民力，役民兴修都城、宫室、陵寝、寺庙。史书不乏记载，如李德明时，“役民夫数万于鏊子山大起宫室，绵亘二十余里，颇极壮丽”。景宗李元昊“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大役丁夫数万，于（贺兰）山之东营离宫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日与诸妃游宴其中”①。西夏穷兵黩武，兵役和劳役是压在西夏人民身上的两座大山。

①《西夏书事》卷19。

②《西夏书事》卷35。

①《包拯集·论杨守素》。

第六节 金代的赋税和役法

金代的赋税和役法，因各族社会发展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特点。地税有女真族的牛头税；有中原的两税，都以耕地为征课的对象，但由于土地所有制不同，征课办法与性质也有不同。金代的物力钱，与地税不同，是以丁口和资产总和为征课对象，一切科敷品及徭役均据此而出。此外，尚有其他名类不同的课税，依着征课对象不同而有区别。金代的赋税和役法，在中国赋税和役法史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是整个中国赋税和役法发展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赋税一、牛头税（牛具税）牛头税是女真族猛安谋克户向国家所承担的一种地税，其征收的基础是牛头税地。牛头税也叫牛具税，其制度是以每耒牛三头为一具，以民口二十五为限，受土地四顷四亩有奇，按年输粟，官与民占有土地不得超过四十具。在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以前，赋税征收没有定制，根据需要的多少而定。到天会四、五年，牛头税的征收始由无定制发展为定制。

牛头税的征收由土地占有关系的性质而定。分配到牛头地的猛安谋克户，不分贵族与一般平民，都要按规定交纳牛头税，征收额每牛具固定为一石或五斗不等，不分收获多少，都交纳定额的税粟。由猛安谋克户向国家交纳的牛头税额，比起汉族人民负担的两税要轻得多。汉族人民负担的两税为牛头税五斗之四十倍多，为牛头税一石之二十倍多。这不单纯是由于种族的不同所造成，也是由于社会经济形态不同和税制的差别所造成。牛头税不是向猛安谋克户中的奴婢口征收，而是向占有土地的猛安谋克户征收，这是金代女真族奴隶制的税制不同于封建制税制的最重要的标志。牛头税的征收主要是作为储藏而用，并专门设有储藏牛头税的仓廪，以与一般州县的常平仓相区别。牛头税仓廪设在各谋克内，其制由“谋克监其仓，亏损则坐之”①。牛头税设有专门仓廪储藏，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备饥馑”、“备凶年”，如“太宗以岁稔，官无储积无以备饥馑，诏令一耒赋粟一石，每谋克别为一廪贮之”②。金世宗大定八年（18），“猛安谋克牛头税粟，本以备凶年，凡水旱乏粮处，就赈给之”①。二是作为支付猛安谋克俸给之用。“大定二十年，诏猛安谋克俸给，令运司折支银绢。省臣议：若估粟折支，各路运司储积多寡不均，宜令依旧支请牛头税粟。如遇凶年尽贷于民，其俸则于钱多路府支放，钱少则支银绢，亦未晚也”②。猛安谋克俸给起初是由牛头税粟支给，这大概是由原始公社把部分贡纳作为部落酋长的日常消费那种关系转化而来的。

①《历代名臣奏议》卷343。

②《西夏书事》卷9、18。

①《金史》卷47《食货志》。

②《金史》卷47《食货志》。

女真族牛头税同封建制度下的个体农民向国家缴纳的地税，以及农民向地主交的地租截然不同。牛头税不是以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为征课的对象，而是以二十五口为单位从国家分得的一牛具土地为征课的基础。女真族的奴隶制是家族奴隶制，由氏族制变革为奴隶制以后，公社组织以及公社内部土地共有和合产聚种的遗制作为残余而保留下来，族长制和氏族制残余还严重地存在，但这并非与奴隶制的集体经营和以家族的形式占有、使用奴隶进行生产相矛盾，相反，更便于把财产的占有权集中于一人，通过公社内各家族集体耕作以及生产物最终由族长来支配，同时也便于以家族的形式占有和使用奴隶集体生产，以及把家族内成员降于无权的地位。由这种关系而确定的牛头税，是女真族不同于封建制的一种特殊的田税制度。

二、物力钱物力钱是金朝实行的按物力征钱的资产税。在金世宗以前，只有物力，没有物力钱，大定四年始确立物力钱的征税制度。金初为根据物力征赋调，曾实行三年一大比制度。大比，就是每到三年，使天下通检民数和物力，重新进行一次登记，以便征课赋调。到金世宗时，由于猛安谋克内部贫富变易，版籍不实，赋调不均，特别是新的封建关系的增长，一方面为防止猛安谋克内部变化，抑制女真贵族；另一方面为对汉族等人民增加赋敛，因而需要在金的全区域内进行统一的物力钱的征收。物力钱的征收，同金社会经济和货币关系的恢复发展不可分割，是朝廷在正税之外，增加赋敛收入的一种手段。根据《金史·食货志·序》的记载，物力钱征课的对象及其所包括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其一，金制规定“官田曰租，私田曰税”。但在租税之外，同样的土地又被列入物力之内出赋。完颜永元曾面责张弘信说：“朝廷以差调不均，立通检法。今使者所至，以残酷妄加农民田产，箠击百姓，有至死者。”③刑部郎中路伯达等也说：“民地已纳税，又通检物力，比之浮财所出差役，是为重并也。”④可见金之土地，既是租税所出，又是财产税征课的最重要的内容。其二，金代女真奴隶主贵族乃至官僚、地主的家庭中，都有数量不等的奴婢，因为奴婢被视为主人财产的一部分，因此也是物力钱征课的对象和内容之一。

其三，园地、屋舍、车马、牛羊、树艺之数，均属物力钱征课的对象。

其四，依其贮藏货币多少而定物力钱的征课。

金代物力钱的征收，主要是根据土地、奴婢、园地、屋舍、车马、牛羊、树艺，以及货币等资产征收赋税。因此，户是物力钱征收的根基，所以物力钱的推行必须定版籍，版籍不实就失去了“按籍科差”的基础。确定版籍又主要依据人口和资产两个方面。

金代以户口多寡、富贵轻重定户籍，这一方面是女真“人丁军”和“家户军”征调的根基；另一方面也是定户等征课物力的根基。物力钱的征收，是先由官府勘查出应当征收的总数，然后再按规定的户等来征课。

③《金史》卷88《纥石烈良弼传》。

④《金史》卷58《百官志》。

金代物力钱征课之制，最初源自女真族本身的三年一大比之制，亦即适应奴隶主最高统治者征课的需要，按各户所有牲畜资具多寡随时征发，即所谓“辨物行征之制”。其后，随着女真族进入中原，特别是由统一的皇权制代替了勃极烈制以后，为对其属下的汉户和猛安谋克户实行统一的物力钱的征课，便取宋物力钱的名称和规制，并以唐户税的内容和精神，制定出金代的物力钱征课制度。因此，金代物力钱征课的内容、范围和方法，多类于唐的户税制度，唐代户税与金代物力钱，均以资产为主要内容，按资产的等第而异税率；均以户等为根基，三年一籍，分课役与不课役之户两种，唐户税规定自王公以下都要负担，金则规定“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无苟免者”①。

金世宗时，正处于女真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地转化时期。大定二十年后封建制发展特别快，在这种形势下曾对通检推排问题展开争论。其中一部分人主张止验财产多寡分为户等，奴婢孳畜、地土数目不在通检推排之内。另一部分人主张奴婢孳畜、地土数目应在通检推排之内，只有这样“贫富自见”②。在当时占有奴隶生产的是女真奴隶主贵族，把奴婢、牛具等列入通检推排，对奴隶主很不利，相反的，只按财产多寡定户等，不把奴婢、牛具等列入通检推排，对那些把土地都出租，不蓄奴，而又豪富的新兴地主来说又不利。金世宗结果采纳了后一种意见。金世宗通检推排物力的政策，一方面不想改变猛安谋克内“计口授地”制度，强调自种，但力果不足者允许有限制地出租土地；另一方面按猛安谋克户等均赋役，把奴婢等作为物力钱的征课对象。

金世宗通检推排物力，是想“以革前弊”，但前弊未革，后弊复生；是想解决出现的“富贫差发不均”问题，结果是“贫者自贫，富者自富”。在通检推排物力过程中出现严重的专以苛酷多得物力为功的现象，但也有“称其平允”的，两者成为鲜明对比。《金史·梁肃传》：“（大定）四年，通检东平、大名两路户籍物力，称其平允。他使者所至皆以苛刻增益为功，百姓诉苦之。朝廷敕诸路以东平、大名通检为准，于是始定。”推排物力的弊病终不得纠正，成为对人民财产的掠夺。至于把逃户的物力钱，抑配给未逃户承担，民不堪命，更是有苦难言。

三、两税金代两税是继五代、辽、宋之后发展而来的，但它与辽、宋旧制比较，并非原封不动的承袭和照搬，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发展和改进。金代的制度是官地输租，私田输税。关于两税的征收额和限期的规定是：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亩取五升，此外纳秸一束，束15斤。夏税输纳期限，起六月，止八月；秋税输纳期限，起十月，止十二月，分为初、中、末三限，州300里以外，纾其期限一个月。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因为十月民之收获尚未完毕，改秋税限十一月为初。又因中都（今北京）、西京（今山西大同）、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辽东、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陕西等地寒冷，农作物成熟期晚，夏税限以七月为初。

金代两税输纳不仅分为夏秋税两季，而且均以田亩作为输税的依据和标准。金代两税征收内容与宋不同，宋之两税中有钱，并且计钱扭折为绢帛之类，金则夏秋两税皆输粟米，无按田亩征税钱并扭折为绢帛之事，绢帛之税另以户调的形式出现，因之金代两税实际上已发展为纯粹的地税的形式。金代两税输纳的期限一般地比北宋晚。北宋夏税起五月止七月（或八月初），金夏税起六月止八月。北宋秋税从九月到十二月，征期为四个月，金秋税从十月到十二月，征期为三个月，泰和五年又改为十一月到翌年正月。

①《金史》卷76《完颜永元传》。

②《金史》卷46《食货志》。

同时金朝还规定州300里以外的纾期一个月，并规定初、中、末三限输纳。北宋起期早而征期长，金起期晚而征期短，并分三限输完。

金代两税输送，从规定来看，比过去有改进的地方。

其一，金代规定输送粟米，可依道程之远近递减其税数，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百姓在运输途中的负担，比宋代以假借“支移”的名称向百姓征脚费的办法不仅不同，而且是个很大的改进。

其二，金代两税输送采取递减税额的办法，也与宋代在田税以外，每斛各输二升谓之“雀鼠耗”，或者强迫人民输二斗谓之“省耗”不同。

其三，金代规定上户输运仓，中户次之，下户最近，这同《魏书·食货志》记载的“上三品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分户等依里程远近输入的精神相似。

金代也有折纳（折变），但与宋略有不同。金代两税征输，重在本色，一般地不许折纳他物，而本色征收又重于当地所产，如虽规定两税要纳粟，因当地产麦，则准许纳麦以便民。金代折纳的原则，首先要注意官府粟米的储数，此外则听百姓从其便折纳。金代两税折纳重在官府实际需要，与宋代假借折纳辗转增加税额不同。

四、户调金朝两税已成为纯粹的地税，物力钱的征课属资产税，同时在两税、物力钱之外有户调的征收制度。金代法律规定，民田必须以其地的十分之三为桑地，猛安谋克田必须以其地的十分之一为桑田，或40亩种桑1亩。除枯补新，严禁毁树木。

金代不仅按制令百姓种桑，同时也有征收丝绵绢税之制。如“桑被灾不能蚕，则免丝绵绢税”①。“诏免北京课段匹一年”①。元好问《秋蚕》诗：“东家追胥守机杼，有桑有税吾犹汝。官家恰少一絇丝，未到打门先自举。”③金代绢税之制分季输纳，所以有“夏绢”之称。但绢税已从两税分出，它既不随田亩输纳，也不是田亩的附加税。夏绢按户征调，凡纳丈尺的小户，旧例数户合并成全匹输纳②。此按户课绢之制，实即户调，与两税（地税）、物力钱（资产税）不同。

金代赋税负担，一般来说比辽、宋轻。金太祖“诏除辽法，省税赋”③。太宗“敕有司轻徭赋，劝稼穑”①。“昔辽人分士庶之族，赋役皆有等差，其悉均之”②。金熙宗废刘豫后，减其旧税三分之一，“民始苏息”③。辽、宋除正税（田赋）之外，尚有许多附加于田赋的各种杂税，到金时，原辽、宋时繁多的田亩附加税名称，大部分已不见记载。金代两税的征收额与北宋相比，北宋秋税中田八升，下田七升四合，金代夏秋两税合在一起为五升三合，比北宋秋税下田所输尚少二升一合。金代两税轻于辽、宋，这是北方经济恢复和人口大幅度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①《金史》卷46《食货志》。

①《金史》卷46《食货志》。

②《金史》卷6《世宗纪》。

③《元遗山诗笺注》卷3。

①党怀英：《赠正奉大夫袭封衍圣公孔公墓表》，《金文最》卷89。

②《金史》卷2《太祖纪》。

③《金史》卷47《食货志》。

在金代统治下的农民，由于剥削制度自身对农民的掠夺性，仍不能免遭税赋的额外勒索，如税无科则，一切为上田之税，甚至州县赋民，以牛多寡为差，民匿而不耕；浮收、抑配之弊也较为普遍存在，官吏贪暴，与奸为市，公私对百姓大下其手，无所控告；当时输赋税于官，先经有力者结揽，或者为兼并者所揽，县吏乡胥得以为奸，弊病百出；户减田荒而每年所纳赋税不减，照例征收。

五、商税和其他杂税金代除牛头税、物力钱、两税、户调之外，还有其他诸种课税和杂赋。金代榷货之目有酒、曲（酿酒用）、茶、醋、香、矾、丹、锡、铁、盐，而在此十月中以盐为首。

金设七个盐司，大定间旧课，岁入为6226636贯566文；章宗承安三年（1198），增至10774512贯137文2分。其增入的具体情况如下表：盐司旧课岁入数承安三年盐课岁入数山东2547336贯4334184贯400文沧州1531200贯2766636贯宝坻887558贯600文1348839贯解州814657贯500文1321520贯256文西京100419贯696文280264贯608文辽东131572贯870文376970贯256文北京213892贯500文346151贯617文2分金代榷酤因辽、宋旧制。中都曲使司，大定间岁获钱361500贯，承安元年增到405133贯。西京酒使司，大定间岁获钱53467贯588文，承安元年岁获钱107893贯。金由于大定初国用不足而征课醋税，时榷时罢，岁课入钱数没有记载。

金代用茶，一部分来自宋人岁贡，一部分向南宋榷场购得，后来金自己也提倡种茶，在山东淄（今山东淄博西南）、密（今诸城）、宁海（今牟平）以及南京路蔡州（今河南汝南），有官营造茶作坊。金时饮茶之风很盛，市井茶肆相属。河南、陕西50多个郡，每郡日食茶率达20袋，袋直银2两，在一年中所费民银达30万。金之茶课岁入亦无记载。

诸商税见于记载者，城郭有赁房税、地基钱，商旅往来，诸路各有关税。大定二十年（1180）正月，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大定间，中都（今北京）税使司岁获钱4440余贯，承安元年增至214579贯。此外，金代也有各种苛捐杂税，如铺马、军需、输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纸等钱，名目烦琐，不可殚述。特别是在统治者大兴土木和发动战争时，横征暴敛，尤为残酷。海陵大修中都、汴京（今河南开封）等处宫室时，凡所需颜色、胶漆、金翠、珠玉、布麻、铜、铁各种材料，尽取之于人民。海陵为对南宋发动战争，中都和四方所造军器材用，都赋于民。箭翎一尺贵到千钱，村落间往往是椎牛以供筋革，至于乌鹊狗彘，没有不被其害的。而且海陵时，“为一切之赋，有菜园、房税、养马钱”④，章宗时虽一度减轻赋税，但章宗因军需所费甚大，拟依黄河夫钱之例，征收军需钱。宣宗时有“桑皮故纸钱”。《金史·食货志·序》记载，金朝末年，“括粟、阑籴，一切掊克之政靡不为之。加赋数倍，预借数年，或欲得钞则预卖下年差科。高琪为相，议至榷油”。

金承中原旧制有和籴。和籴是朝廷向人民强制购粟的一种官买制度。熙宗皇统二年（1142）十月，命有司增价和籴于燕西、东京、河东、河北、山东、汴京等路。世宗大定二年，命完颜守道就山东、西路和籴，只许民间留户口岁食，余皆纳官，给其直。其后又屡次命令地方在秋熟以后广籴，其病百出，扰民害农。金人假借和籴之名强取于民的还有带籴、帖籴、借籴等名称，两年之间有的竟举行七八次，人民有米的尽被拘括，无米的也按户口多少拟定数目，勒令申纳。与此同时，强行抑配之弊也不断发生。宣宗贞祐三年（1215）八月，施行沿河遮籴法。其法规定：凡商人贩粟渡河，每石官籴其八，并不得私渡；凡军民客旅粟，不于官籴处粜，而私自贩渡的，杖一百。于是商旅裹足，米价踊贵，沧州（今属河北）等地一斗米直银十余两。至兴定元年（1217），人民已多因和籴而弃业。

役法金代役法包括职役、兵役、力役三项。

一、职役金代职役基本承宋旧制而来。金制：在京府州县郭下置坊正，村社则随户之多少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村社300户以上设主首4人，200户以上3人，50户以上2人，以下1人，以佐里正禁察非违。置壮丁，以佐主首，巡警盗贼。猛安谋克部的村寨，50户以上设寨使1人，所掌与主首相同。寺观设纲首。凡坊正、里正，以其户十分内取三分，富民均出顾钱，募强干有抵保者充当，人不得过百贯，役不得过一年。金在京府州县置坊正、里正、主首、壮丁，同宋的里正、户长、壮丁颇同。坊正、里正都由富家出钱雇募，而主首、壮丁也可能由雇募充任。

二、兵役金代女真族的军事组织是猛安谋克，平时生产，战时签壮者为兵，同时也以猛安谋克组织契丹、奚等族人。海陵为南攻宋，命户部尚书梁球、兵部尚书萧德温计女真、契丹、奚三部之众，不限丁数，悉签为兵，凡24万。金也签汉人为兵，至熙宗时已发展为常制，兵役在金时是人民的一种沉重负担。

金代签兵制度，是按人户物力和人户丁力两种方法进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金人民兵之法有二：一曰家户军，以家产高下定之；一曰人丁军，以丁数多寡定之。”这种签军的办法，实际上把有物力负担的课役户与无物力负担的不课役户，统统作为签发的对象。而且既被签发之后，还要自备衣粮，所以汉人当兵至有远戍十年不归，生死未卜，但家中还要照例每岁送衣服。楼钥《北行日录》上（《攻媿集》卷111）记载，胙城一个父老申诉他的“女婿戍边十年不归，苦于久役，今又送衣装与之”。家户军的人户既隶于军籍之后，即不问其丁口绝否，或是沦为佣贱，都一样的不能幸免军役。因此当时竟有“持产业契书共告于元帅府，以父子俱阵亡，无可充役，愿尽纳产业于官，以免充役”。其结果是“元帅府怒其沮坏军法，杀之”⑤。

⑤《金史》卷105《范拱传》。

女真人虽然负担比汉人轻得多的田税，但他们往往终身不能摆脱兵役之苦。因长期的战争，他们感于兵役之苦而厌烦战争。当金兵入燕京时，吕颐浩陷敌数日，他就曾了解到：金军士每夜嗟怨，都说和契丹交战十年，而今还要南下，不知何日可以还军。金废刘豫而发兵时，女真人以为要和宋战争，都很恐惧。太原府祁县女真千户斜也，与其家属闻得发兵事后痛哭，他杀了一口猪，用斜也自己穿的衣服裹好，埋在后营，并祝告：“斜也已阵亡，葬之矣！”②金人每次签军，都要引起百姓的骚动，嗟怨道路，为害亦甚。刘祁《归潜志》卷7记载金时签军之弊时说：“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边衅，动下令签军，州县骚动。其民家有丁男好身手，或时尽拣取无遗。号泣怨嗟，阖家以为苦。驱此辈战，欲其克胜难哉。贞祐初，下令签军，会一时任子为监军者，以春赴吏部调数，宰执使尽拣取，号监官军。其人愤愠叫号，交诉于台省，又冲宰相卤簿，上知其不可用，免之。”

金代每签兵都派天使。天使往山东签兵，人不肯从，便执天使杀之。这是当时人民为反抗签兵和避免兵役之苦而做出的一种正义行动。

三、力役在兵役之外，人民还要负担各种繁杂的力役。金时力役也是出钱代役，在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以前，被役雇钱，是向未受役之家征钱给之。后来由于被役者不能得到雇钱，此制遂坏，不得不改为被役者按其所应得雇钱酌免租税及铺马钱来偿还。

金代力役繁重。天会九年（1131），金向漠北的曷董城（今蒙古乌兰巴托西）用兵和天会十四年刘“齐”侵犯宋境时，都先后向河北、山西、京畿、山东等处调集民夫。特别是海陵南侵时，征发民夫制造军器和战船，一次征发竟达40万人，督责苛急，日夜不息，病死的很多。海陵对南宋发动战争，向诸路括马计56万匹，调养马夫役饲养。此外金修筑各种工程，都从诸路调集民夫、工匠。金修燕京宫殿，用时三年，全部工程动员民夫80万，兵夫40万。暑月工役，因疾疫而死者不在少数。修建汴京宫殿，运一木所用费至2000万，牵一车所用人力至500人。全部工程也向诸路调集夫匠和兵夫，每四个月一轮替。近者不下千百里，远者不下数千里，近者北归，往往要经半年时间，远者得回，需年余到家，而且不月余又复起发。其河北人夫死损大半，其岭北西京路人夫七八千人，得归者不过千余人。《金史·世宗纪·赞》记载海陵时“赋役繁兴，盗贼满野，兵甲并起，万姓盻盻，国内骚然，老无留养之丁，幼无顾复之爱，颠危愁困，待尽朝夕”。

金世宗即位后，鉴于海陵时过度把力役负担强加于人民身上所造成的社会不安，为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便实行一些改革弊制的措施，以巩固社会的安宁，在安宁中求发展。其与力役有关者主要表现在：大定二年（12）五月作出规定：“凡有徭役，均科强户，不得抑配贫民。”三年下诏：“今闻河南、陕西、山东、北京以东及北边州郡，调发甚多，而省部又与他州一例征取赋役，是重扰也。可凭元帅府已取者例，蠲除之。”二十三年，许所役免租税及铺马钱。二十七年，“怀、卫、孟、郑四州塞河劳役，并免今年差税”①。世宗初，把海陵时征发南攻士兵大量裁减还家，也算是减轻兵役负担的一种措施。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缓和社会矛盾是有利的，但当时的广大人民并不因此而就免除了各种力役的负担。

①《大金国志》卷11《熙宗帝纪》金大定、明昌时是社会发展的繁荣时期，力役之征有所减轻，被旧史称为金统治的“小康”之世。但随着社会诸矛盾的发展，由盛转衰，特别是金的后期，力役繁重是不多见的。《金史·食货志》载高汝砺言：“今民之赋役，三倍平时，飞挽转输，日不暇给。”《金文最》卷80《单州（今山东单县）乌延太守去思碑》：“军旅之用，飞刍挽粟之役，一出于民。河南最为近边，其间应办，方之余路为多。”在金统治的期间，力役之征有革有循，有减有增，有的是朝廷法定赋役，有的是乱用民力。有的工程有益于社会，也有益于民，如动员兴修水利，金章宗时修建芦沟石桥（今北京西南郊），近三年时间完成。对此等力役之征，史书多有颂声。相反的无益于社会民生，只为统治者的作乐享受，或者是军政**，乱用民力以维护其统治的苟延残喘，置人民于水火而不顾，痛楚与抨击反抗之声，载于道路。《中州集》卷5赵元《修城去》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金在蒙古军打击之下的**和人民修城力役之苦。金朝的**统治者在军事来犯之时无振师救国之策，只图保自己，筑城唯恐不高，城高又虑不巩固，在城外重三壕，结果“一锹复一杵，沥尽民脂膏”。城被攻毁，十万人口无保，“敌兵出境已逾月，风吹未干城下血”。在“百死之余能几人”的情况下，还“鞭背驱行补城缺”。这样的修城之役，不能起保国、保民的益处，所以作者最后发出“君不得一李勣贤长城，莫道世间无李勣”这种动人肺腑的声音。

金代品官免役与宋略同。金制规定遇有差科，必按版籍，其征发的原则是先及富人；如富力相等，再以丁多少分甲乙，以便差科。如遇横科，则视物力循大至少均科。其差科不是一家所能担任，而又不能分任的，则以次户相协助的办法解决。金时品官之家并免杂役，虽免杂役，但仍规定：“验物所当输者，止出雇钱。”北宋在王安石变法前，品官之家免役，变法后始令出钱为助役钱，金验物力所当输者出雇钱，其制略与宋同。

综合以上所述，金代的赋税和役法，既有女真本族旧制，又有中原的制度；既接受唐制的影响，又直接承袭辽、宋旧制；其制既有因循，又有某些改变，这是构成金时赋役制度的一个朝代的特点。

（谢选骏指出：辽金元虽是蛮族，但是因为入侵了中国，就不能不影响了中国文明的命运——这就像是近代的日本与苏联，虽是蛮族，但由于现代化比中国先行一步，在其趁机入侵了中国之后，就不能不影响了中国文明的命运。例如，满洲国是日本国建立的，中共国是苏联建立的——它们都对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形成，发挥了作用。）

【第八章 政治制度】

第一节 五代政制

朝廷政制

五代沿唐制设三省六部，中书门下（政事堂）为宰相办公处。

五代宰相的职衔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平章事）、侍中和中书令，只有少数同平章事的职衔能升改为侍中，少数侍中可升改为中书令。自唐中期以后“唯侍中、中书令及平章事是为正宰相之任，五代相承，未之或改”②。“十国”中称帝诸国情况类似，称王诸国其宰相职衔为丞相或左、右丞相，诸国也常以参政事、参知政事作为任相前的过渡，都以帝、王的亲信担任。吴曾设大丞相。诸国称帝后，丞相通常改为同平章事，丞相职衔立即或不久后被取消。

唐代宗设内枢密使，以宦官担任，后设枢密院。后梁开平元年（907）五月，废枢密院为崇政院，设崇政院使、判官，后又废判官而设副使，都以外臣担任。传宣诏旨，专行密命，备顾问，预参谋，但并不直接行政事于外朝。乾化二年（912），崇政院使李振以崇政院的“宣”行事，与中书（朝廷）的“敕”并行，开侵夺中书职权之渐。

后唐同光元年（923），重建枢密院。废崇政院，以亲信外臣任枢密使，直接以“宣”行使职权，侵夺了中书的职权。后晋天福四年（939）四月，废枢密院，并其职权于中书，开运元年（944）复设枢密院，后汉、后周沿设。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副使，资浅或临时代理者称知枢密院事或参知枢密院事等。五代枢密使大都为皇帝亲信，军国大事主要是军事，实际形成枢密使主军事，宰相主日常行政事务，尚书省兵部职权几乎全为枢密院所夺。

“十国”中大多亦设枢密使、内枢密使等，职权比“五代”的枢密使低，常由与帝王关系稍次的亲信担任。

唐末设宣徽使、副使，后设南、北院使也由宦官担任。后梁沿设，改由外臣担任，但地位职权远低于崇政院使。后唐废副使，恢复宣徽南院使、北院使，又成为与枢密使相近的官职，此后常兼任枢密副使，“十国”中少数政权亦设宣徽使或承宣使之类。

朱全忠称帝前，设建昌院管理辖区四镇财赋。后梁建立，即以建昌院管理全国财政，设判建昌院事，随即改为建昌宫，设使、副使，常以宰相判建昌宫事。乾化二年（912）改设国计使，不久，又改以宰相分判度支或户部、盐铁、转运等使，又改置租庸使，由宰相兼判，统管财政。

后唐亦设租庸使统领财政。天成元年（926）四月，改由宰相或宣徽使判盐铁、户部、度支。长兴元年（930）八月，明宗决定使用三司使职名，三司使遂成为最高财政官员。后晋建立，又以宰相及他官分判盐铁、转运、户部、度支，不久又以三司使总理财政，或以宰相判三司，后汉、后周沿设。“十国”大多由户部管理财政，亦有设三司使者，常由宰相兼判。

五代沿唐制亦以翰林学士草拟内制（诏令），中书省中书舍人草拟外制（中书门下制）。后晋天福五年（940）九月，废翰林学士，并其职于中书舍人。“自是舍人昼直者当中书制，夜直者当内制”①。开运元年（944）六月，复设翰林学士拟内制，后汉、后周沿设。“十国”中称帝诸国亦采用此制，称王诸国或设文苑学士、知辞制等草制。

五代沿唐制，设弘文馆、史馆、集贤院，弘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也作为宰相所兼的职衔。弘文馆于后唐时曾一度改为崇文馆。五代沿唐制设立御史台，以御史大夫为长官，御史中丞为副长官。天成二年（927）以后，不设御史大夫，遂以御史中丞为台长，为晋、汉、周所沿袭。“十国”中除荆南、楚等外，大多亦设御史台，以御史大夫或中丞为台长。

地方政制府、州分为节度使州、防御使州、团练使州、刺史州，州长官为刺史，通常由前三使分别兼任，单任刺史的较少。节度使兼任州刺史，本州以外的辖州，称为支郡，上述各类长官几乎都由武将担任。都城、陪都称府，长官称尹，陪都设留守兼任府尹。州、府下设判官、推官为上佐，录事参军掌庶务，户曹、仓曹等分理诸事。

县设县令，下设主簿、县尉分理民事、刑狱，后以镇将理刑狱治安，县尉遂废。

①《金史》卷47《食货志》。

第二节 北宋前期的朝廷政制

官、职、差遣宋初沿五代旧制，官名与实际职务大体相符，担任与“官名”名称不符的职务，称为“差遣”，但为数较少。不久，另设新机构并扩大“差遣”的范围，实行官名与实际职务分离的制度，以剥夺原机构及“官”的职权。“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①。许多旧机构几乎都成了闲散单位，只办理一些次要事务。

文官通常都具有官、职、差遣三种职衔。官，也称正官，指三省六部及寺监等的各种官称，如仆射、尚书、郎中、中书舍人等，元丰五年（1082）官制改革以前，只作为官员定官位和俸禄高低的官称，称为寄禄官。改制以后，改为相应的开府仪同三司、特进及各种大夫、郎，以定官位、俸禄，称为“阶官”，宋人后亦常称改制前的寄禄官为阶官。

职，也称职名，指馆、阁、殿的学士、直学士、待制、修撰、直阁等，在馆阁中实际任职的称为馆职。其他朝廷和地方官员所带的修撰、直阁等较低的“职”，称为贴职，除宋初外并不实任其职，只作为文官的荣誉衔。“差遣”有时也称“职”，但大多数“职”专指职名、贴职。

差遣是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也称“职事官”，“官”（寄禄官）有时也称“职事官”，但多数“职事官’是指“差遣”。“差遣”本身无品级，以“官（寄禄官）”定品。除同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副使、翰林学士等外，“差遣”职务名称前通常都带有“判、知、同、提举、提点、管勾（干）”等字，如判尚书省事、知府等。

官员既可以只升降“差遣”职务，也可只升降“官”级或“职”等，也可以升降三者中的两种，甚至三者都升降。低级文官及受处罚的官员，只有“官”与“差遣”而没有“职”。

朝官、京官、选人与改官宋朝称常参官为朝官，但并不是专指参加朝参的官员，京官也并不专指在京任职的官员，朝官、京官都包括地方官，朝官指从七品以上的高中级文官，京官指八、九品低级文官。

选人已不是唐代所指的候补、候选官员，宋代的选人，也称“幕职、州县官”，原先的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的属官，如判官、推官、掌书记、支使等，称为幕职官；京府、留守的属官如判官、推官，以及县级的如知县事、县令、主簿、县尉，州、府的属官如司理、司法参军等，称为“州县官”，统称为“幕职、州县官”，共分为七等二、三十级，都作为寄禄官称，用以定官品和俸禄等级，官品自从八品至从九品，与京官官品相近，是京官的“候选”官员，通常即称为“选人”。上述“幕职、州县官”的官称，大多又与“差遣”（实职）名称相同，因而容易混淆。

①《册府元龟》卷308《宰辅部·总序》。关于唐代后期和五代、北宋的宰相职衔，有人认为只有同平章事才是真宰相，侍中、中书令是虚衔，此说欠妥。参见陈振：《关于晚唐、五代的宰相制度》，《史学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宋代士人入仕，基本上都要经过“选人”阶段，许多人甚至终身是“选人”，只有升改为京官，称为“改官”，才能得到升迁中高级官员的机会。士人考中进士后，通常只有前三至五名的寄禄官称为低级“京官”。第六名（有时是第四名）以下的极大多数进士的寄禄官称，都是“幕职、州县官”，都属“选人”，所有“七阶选人须三任六考，用奏荐及功赏，乃得升改”为京官①。

中书与宰相、副相、使相中书，全称中书门下，习称政事堂、都堂、政府、东府，设于宫城中（“大内”），为最高行政机构，是宰相和副相办公处，与枢密院合称“二府”。宋沿晚唐、五代旧制，虽规定以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为宰相，但自后周显德元年（954）中书令任宰相的冯道死后，未再任命中书令为宰相，宋代沿袭亦未再任命中书令为宰相。

侍中，只有德高望重或权位隆盛的少数同平章事，才能将宰相的职衔晋升为侍中，元丰改官制前，“国朝以秩高罕除，自建隆至熙宁，真拜侍中才五人”。“真拜侍中”即是以侍中任宰相，不必带同平章事职衔，这五人是范质、赵普、丁谓、冯拯和韩琦，此外王旦和富弼二人也曾真拜侍中，但他们都以侍中的职衔名位过高而恳辞，仍只以同平章事职衔继续任宰相①。同平章事，全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平章事，是北宋前期宰相的主要职衔。

五代、北宋前期，沿唐制亦以宰相兼领三馆。宰相例兼馆职，初任同平章事即兼集贤殿大学士，称集贤相；后升兼监修国史，称史馆相；最后升兼昭文馆大学士，称昭文相，为首相、上相。宋太宗时起，初任同平章事大多不兼馆职，以后再升兼馆职。

五代、北宋前期，亦设“使相”，凡亲王、枢密使、留守、节度使而兼有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衔，称为“使相”，只是荣誉衔。只有乾德二年（964）正月，由于宋太祖过早罢免留用的原后周宰相，以致任命赵普为宰相时，没有现任宰相签署敕令，才牵强附会地以使相（泰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赵光义有“同平章事”衔，签署任命赵普为相的诏令。

参知政事，为副相，习称为执政，广义的“执政”包括枢密院的正副长官；有时还包括宰相在内，通常则连称为“宰执”。

乾德二年（964）四月，为分同平章事赵普之权，设参知政事为副相，但“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厅上事”①，实际上只是宰相的助理。开宝六年（973），参知政事才升政事堂，与宰相同议政事，轮流知印、押班、奏事，具备了副相的职权。至道二年（995）七月，寇準罢参知政事后，一度规定只令宰相押班、知印，参知政事除了议论军国大事不得升政事堂。不久，除朝会仍由宰相押班外，参知政事的其他职权均恢复。中书五房是中书门下的办事机构，指孔目、吏、户、兵礼、刑房，分理政务。旧设堂后官十五人分主事务，原由“吏”任职，宋太祖改用士人，太宗时改为六人，一人为提点五房公事。神宗初，增设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一员，每房各置检正公事二员，以朝官担任。

①孙逢吉：《职官分纪》卷15《翰林学士承旨》引《五代职官志》。

①《宋史》卷1《职官志》一。

①《宋史》卷158《选举志》四。

宋初中书省成为闲散机构，中书舍人成为寄禄官称，除特命外通常不草制。另以其他官员草制（外制、中书制），称知制诰，资浅者称直舍人院（不久停设），临时代理者称权知制诰，其机构称为舍人院。神宗初，复设直舍人院，则属临时代理而非资浅。

枢密院枢密院，宋沿五代旧制设置，侵夺原兵部职权，为最高军事机构，习称枢府、西府，长官为枢密使、副使。太平兴国四年（979），开始以资浅者为“签署枢密院事”任副长官，后又设最低的副长官“同签署枢密院事”。英宗时起因避讳改“签署”为“签书”。淳化二年（991），改知枢密院事为正长官，同知枢密院事为副长官；此后又改以枢密使为长官，副使等为副长官，枢密使·副使与知·同知枢密院事不并设。北宋时只有庆历二年（1042）至五年与西夏战争期间，枢密使由宰相兼任。

枢密院的办事机构为枢密院承旨司，设承旨、副承旨，后设都承旨、副都承旨，下分设兵、吏、户、礼四房。神宗初，设检详官，增设刑房，又设北面河西房以处理边防事务。

三司宋沿五代旧制设三司，是北宋前期总理财政及工务的机构，侵夺原户部、工部职权。三司仅次于中书和枢密院，号称“计省”，长官为三司使、副使，三司使号称为“计相”，太宗曾废三司使而分设盐铁使、度支使、户部使，并各设副使；不久合为三司使；随后罢三司使而设左、右计使，接着增设总计使判左、右计事；又罢左、右计使，再分设盐铁使、度支使、户部使。咸平六年（1003），又合并为三司使，并分设盐铁、度支、户部副使，以后又只设三司副使为副长官。下设二十四案，每案设推官或勾当公事主管，分管全国的商税、户税、盐、铁和百官俸禄，以及各种修造和建筑等。

审官院宋初，新设“差遣”由“中书”直接任命。太宗时设“差遣院”，负责文臣京朝官的考课与任命，后又设“磨勘京朝官院”，专负考课之责。淳化四年（993）改称审官院，同年废差遣院，长官称知、同知审官院，侵夺吏部职权。熙宁三年（1070）五月，审官院改称审官东院；同时将枢密院的部分职权划出，增设审官西院，负责中低级武官，包括诸司使、副使及大使臣的考课与任命。

审刑院、纠察在京刑狱司淳化二年（991）设审刑院，长官为知、同知审刑院事，为最高司法复审机构，侵夺刑部的部分职权。

大中祥符二年（1009）设纠察在京刑狱司，长官称纠察在京刑狱或纠察刑狱，负责纠察开封府及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的徒罪以上案件。

礼院与权知贡举宋初沿设太常礼院，简称礼院，长官为知、同知院，侵夺礼部职权。

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为制定封禅活动礼仪，设“详定所”；六年，改名“礼仪院”，以执政为判院，另设知、同知院。天圣元年（1023），废并入太常礼院。贡举唐属礼部，以他官任贡举称权知贡举。北宋前期礼部为闲司，沿旧制设权知贡举，主持科举考试，考试结束即罢。

谏院端拱元年（988），虽改左、右补缺为左、右司谏，左、右拾遗为左、右正言，作为谏官，实际上仍只是寄禄官称。真宗曾下诏不兼他职，专司谏职，但兼他职如故，实际担任谏职的不多。因中书省、门下省本身已成为闲散部门，谏官因而没有专门机构。天禧元年（1017），曾下诏建立谏院，实际建院是在明道元年（1032），长官为判、同判谏院事，司谏、正言明令不兼他职者才任谏职，其他官员任谏职者称为知谏院、同知谏院。但谏官常将矛头指向官员而不是皇帝，情形与御史相似，“（御史）台谏合流”。

御史台御史台，以御史中丞为台长，侍御史知杂事为副长官，都以其他官员兼、权，所属御史也以其他官员兼领，御史台下虽有台院（侍御史）、殿院（殿中侍御史）、察院（监察御史）之名，但御史多缺。太平兴国三年（978），才任命监察御史，资浅者称“里行”，如殿中侍御史里行等。景祐元年（1034），三院御史定为六人。天禧初，一度设“言事御史”，也称言事官、谏官御史，任谏官之职。庆历五年（1045），重设言事御史兼谏职。

元丰三年（1080），依唐制重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案，分察朝廷各行政机构。六名御史中三人分领六察，三人为言事御史担任谏职，兼监察朝廷其他机构。

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宋初还大多保有具体职权，但遂渐成为闲散机构。除刑部、大理寺、国子监、司天监、都水监等，还保留大部分职权外，其他省、部、寺、监只剩下一些次要职权或少量杂务，长官通常称判尚书省之类。

馆阁三馆、秘阁、龙图阁等合称馆阁，所置学士、直学士、待制、修撰、直馆、直集贤院、直阁等，基本上都成为内外文官所带的“职”（贴职），并不实任其职，只是文官的荣誉职名。

三馆中弘文馆因避宋讳改称昭文馆，设大学士，史馆设监修国史，集贤院设集贤殿大学士，由宰相兼任以作为上相、次相、末相之序。史馆只修“日历”，“实录”、《册府元龟》等都在别处修撰；国史、会要则另设编修院修撰，修撰官员多从三馆官员中选任，日历后亦归编修院修撰，三馆实际成为国家藏书馆。太平兴国三年（978），修建新馆，总名崇文院。端拱元年（988），又于崇文院中建“秘阁”，藏天文、占候类书籍及其他真本、秘籍、古画、墨迹等。

龙图阁，咸平四年（1001）建，藏宋太宗所撰诗文等，以后历代都建阁，如天章阁（真宗）、宝文阁（仁宗，附英宗）等共11阁，只有太祖、钦宗及南宋度宗（含）以后未建阁。

第三节 北宋中期的元丰官制改革

元丰二年（1079）五月，李清臣上奏指出：“本朝官制踵袭前代陈迹，不究其实，官与职不相准，差遣与官职又不相准”②，要求进行改革，其后进行官制改革，史称“元丰改制”。

阶官（寄禄官）

元丰三年九月的《以阶易官寄禄新格》，是以原先的“文散官”官称，如开府仪同三司、特进及各种大夫、郎，略加调整增补，编成“阶官”，共24阶，作为新的文官寄禄官称，以替代原先的省、部、寺、监官名的旧寄禄官称；并废“使相”原有官称为开府仪同三司（仍习称使相），列为文阶官之首。取消文、武散官。

元丰五年五月一日，宋朝廷文官系统正式实行新官制，恢复三省六部及寺、监的职权，使官名与职务相一致，这是以《唐六典》为蓝图制定的，但只改革了朝廷机构和文官系统京朝官的寄禄官称。

宰相和执政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尚书、门下、中书三省长官为宰相，但尚书令、侍中、中书令虚设而不任命，以尚书省左、右仆射为左、右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由于取旨拟诏之权在中书省，右相（次相）之权实际上重于左相（首相）。

废参知政事，以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右丞为执政（副相）。枢密院以知、同知枢密院事为长官，其他皆废，元祐三年（1088），复设签书枢密院事为低级副长官，均属执政官之列。

对中书（都堂）与三省的改革元丰改制时，“官制所虽仿旧三省之名，而莫能究其分省设官之意，乃厘旧中书门下（中书、都堂）为三，各得取旨出命，既行，纷然无统纪”①。后改依唐制，定为中书省取旨（草制）、门下省复奏（封驳）、尚书省施行。原“中书门下”的正厅，定为新宰相的办公处兼宰相与执政的议事处，称为“三省都堂”，但仍习称为中书、都堂或政事堂，废原中书五房。

原“中书门下”的东厅，改为门下省，是门下侍郎（执政）处理本省事务的办公处。另在门下省之后建新房，称为门下后省，设吏、户、礼、兵、刑、工等十房，设四名给事中分管及任封驳之职。

原“中书门下”的西厅，改为中书省，为中书侍郎（执政）处理本省事务的办公处。也建中书后省，设吏、户、兵、礼、刑、工等八房；由中书舍人四人掌管并草拟六房诏制（外制）。

②《宋史》卷1《职官志》一。参见陈振：《关于北宋前期的宰相制度》，《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四月乙丑。

尚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长官是左、右仆射为宰相，省务由副长官尚书左丞、右丞（执政）办理。下设左司分管吏、户、礼等房，右司分管兵、刑、工等房，设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分治。

对六部、学士院及其他机构的改革各部长官为尚书，副长官为侍郎，六部各设四司，长官为郎中，资序低的称员外郎。

吏部在唐代只主管文官，现改为通管文武官。高级官员原先由中书（政事堂）任命，现改为三省都堂主管，仍称为“堂除”。吏部所管的实际上只是中、低级官员的任命、考核等。废审官东院为尚书左选，主管文臣京、朝官；废审官西院为尚书右选，主管武臣的诸司副使以上。废流内铨为侍郎左选，主管文臣的“选人”（幕职州县官）；废三班院为侍郎右选，主管武臣的大、小使臣（内殿承制以下）。户部：废“三司”，其中财政事务归户部尚书及左侍郎；并将变法改革期间，由司农寺主管新法的财政事务，归户部右侍郎，实际上成为“第二户部”，户部尚书不能过问其事。礼部：废太常礼院、贡院，其事务归礼部。兵部：保留枢密院，只管辖厢军、民兵等地方武装和军械、仪仗，以及绘制地图等事。刑部：将“纠察在京刑狱司”及“审刑院”的职权并入。工部原属闲司，现将“三司”中侵夺工部的职权归还。翰林学士原是“差遣”，现定为正三品的正式官位。宋初，翰林学士定员六人，通常少于此数，偶有第七员，号称“员外学士”，以资深者一人为承旨作学士院长官。也有带翰林学士而任他职的，类同“贴职”。改革前的翰林学士，大多带知制诰衔，只有其寄禄官为中书舍人，则不带知制诰①，改革后的翰林学士全带知制诰衔，一般只称翰林学士。还有直学士院、直翰林院，简称“直院”；权祗应翰林院事、权直学士院、权直翰林院、学士院权直、翰林权直，简称“权直”；以及权翰林学士，权学士院等。废舍人院入中书后省，并罢废代中书舍人草拟外制的知制诰、直舍人院。元丰改制后废谏院，设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为谏官，左属门下省（后省），右属中书省（后省）。改崇文院为秘书省，废昭文馆、集贤殿大学士，流行了近4个世纪的宰相所带职名亦被取消，监修国史只作为修史时宰相或执政的“差遣”。其他官员罢带职名，外任官才带直龙图阁等职名。其他如御史台、殿中省及九寺五监等，也都大体恢复相应职权。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8，元丰二年己丑。

第四节 北宋后期与南宋的朝廷政制

“选人”等寄禄官称的改革北宋后期和南宋时期奉行元丰新制，但也有变化与补充性改革。由于“选人”的许多寄禄官称与作为“差遣”的官名相同，因而产生两者名称混淆的问题。“有带知安州云梦县而为河东干（勾）当公事者，有河中司录参军而监楚州盐场者，淆乱纷错，莫甚于此。谓宜造为新名，因而制禄”①。崇宁二年（1103）遂改为承直郎至将仕郎七等，称为“选人七阶”，后又有增改，连同京朝官共37阶，完成了整个文官体系阶官（寄禄官）名称的改革。政和二年（1112），又改革武官、内侍官和医官等寄禄官称，并都改称为阶官。从而解决了所有寄禄官名与实际官职名称的混淆问题（武官寄禄官称的改革，参见下章《军制》第二节《宋代军事制度》）。

平章军国重事

元祐元年（1086），四朝元老文彦博任“平章军国重事”，不处理日常政务，地位在宰相之上。元祐三年，吕公著改任“同平章军国事”，也不再处理日常政事，均属荣誉衔。

此后，南宋韩侂胄于开禧元年（1205）任平章军国事，乔行简于嘉熙三年（1239）、贾似道于咸淳三年（1267）、王烚爚于德祐元年（1275），都曾任“平章军国重事”，权位也都在宰相之上，是实职而非荣誉衔。

公相政和二年（1112）五月，蔡京以太师任宰相，又将“三师”太师、太傅、太保改称为“三公”，由荣誉衔改为实职，“为真相之任”，号称“公相”；王黼也曾以太傅总治三省事，权位皆在宰相之上。以后，又将三公改为荣誉衔，不治政事。

宰相、执政官称的变化政和二年（1112）九月，宋徽宗认为以左、右仆射为左、右相，是“以仆臣之贱，充宰相之任”①。遂改左仆射为太宰（首相）、右仆射为少宰（次相），仍分别兼任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又改侍中为左辅，中书令为右弼，均虚设而不任，又罢尚书令。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宰相官衔又恢复元丰官制，宰相为左、右仆射。

建炎三年（1129）四月，宰相改称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相，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右相，以示左、右相通治三省事。

①《宋会要辑稿》职官1之21。

①关于唐、宋两代的知制诰及翰林学士带知制诰问题，参见陈振：《关于宋代的知制诰和翰林学士》，《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乾道八年（1172）二月，又改左、右仆射并同平章事为左、右丞相，并废除侍中、中书令、尚书令的虚名。

建炎三年四月，又改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为参知政事，同时废除尚书左、右丞。南宋初年，还曾设“权同知三省枢密院事”，属执政官之列。

建炎元年（1127）五月，设御营使、副使由宰相、执政分兼，统师南宋军队，枢密院形同虚设。建炎四年六月，罢御营使、副使，职权归还枢密院，以知枢密院事为长官，由宰相兼任；有时另设知枢密院事主持院务。绍兴七年（1237）正月，重设枢密使为长官，由宰相兼任，以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等为副长官，南宋与金、蒙古（元）战争时期，宰相例兼枢密院长官，参知政事也与枢密院副长官互兼。

省并机构

建炎三年四月，将中书、门下两省合并为中书门下省，与尚书省实际上只两省，但行文及习惯仍称为“三省”。

九寺五监经过省并后，只保留太常、大理、太府、宗正、司农五寺及国子、将作、军器三监。鸿胪寺废入礼部，卫尉寺、都水监、少府监废入工部，太仆寺废入兵部，光禄寺废入太常寺。除大理寺、国子监正副长官并置外，太常、太府、宗正、太仆四寺基本上只设副长官少卿，如设长官“卿”，常不设副长官“少卿”。

将作、军器两监，虽正副长官及属官悉置，但实际事务都由工部及首都（行在所）临安府承担，两监“事务稀简，特为储才之所焉”①。

六部除户部保留四司外，采取司级长官兼领他司事务的方式，进行省并。实际上吏部只存吏部、司封（兼司勋）、考功三司，刑部只存刑部和都官（兼比部、司门）二司，礼、兵、工三部都是四司实际上已合为一司，各部长官除吏、户部设尚书、侍郎外，其他四部通常都只设侍郎一人，如设尚书则不设侍郎，各部及寺、监的属官及吏也减少很多。

①《宋史》卷329《邓洵武传》。

第五节 宋代的地方政制路级机构

宋代实行朝廷、府州、县三级政制，在朝廷与府、州间设“路”（类似后代的“省”），作为行政监察区及军区，主要机构有安抚使司（帅司）、转运使司（漕司）、提点刑狱司（宪司）和提举常平司（仓司），合称“帅、漕、宪、仓”。其中除“帅司”为军事机构，其他漕、宪、仓三司，都有行政监察职责，统称为“监司”。此外，还有其他路级机构。

宋初，设转运使作为征讨大军的粮饷官，也是地方及新征服地区的财物运往朝廷的督运官，后演变为路级财政长官，机构称转运使司，正副长官为转运使、副使、判官，寄禄官称高的称都转运使。太平兴国六年（981），“诏令诸路转运使，察官吏贤否以闻”①，具有监察官的身份，转运使司因而也被称为“监司”。

提点刑狱司（宪司）的职权原属转运使司，淳化三年（992）一度设提点刑狱官，次年罢。景德四年（1007），正式设置提点刑狱司，成为常设的路级司法机构，后曾一度废并入转运使司，也有监察官吏之责，成为“监司”之一。正副长官为提点、同提点刑狱（公事），职权逐步扩大，兼及治安、军器、河渠等事。

熙宁二年（1069）末，诸路设提举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且专举刺官吏之事，成为“监司”之一。机构称提举常平司，长官称提举常平公事，是督促州县推行新法的机构。元祐元年（1086）时罢废，绍圣元年（1094）复设，遂成定制，南宋初一度并入提点刑狱司。

政和元年（1111）设提举茶盐司，南宋绍兴五年（1135）将提举常平司并入，改称提举茶盐常平司，以后分设再合并后，称提举常平茶盐司，无茶盐地区只设提举常平司。

北宋末设提举学事司，管理本路所属州（府）、县学政。

两浙、广南、福建三路，设提举市舶司，以管理本路对外贸易及税收。

南宋时两浙路一度废提举市舶司入转运使司。

北宋陕西路设“制置解盐司”，以管理解盐生产；另设有“提举出卖解盐司”，管理解盐专卖事务。

府、州、军、监府、州、军、监是直属朝廷的一级地方机构。

首都开封府，设尹，由亲王担任；少尹虽设而不任。其他官员任长官称“权知开封府事”，简称权知府事、知府。陪都西京洛阳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尹、少尹皆设而不任，长官称知洛阳府事等，简称知府，皆兼留守。崇宁三年（1104），废“权知开封府事”，设牧、尹、少尹，亲王任职称牧，一般官员称尹、少尹。南宋首都临安府称“行在所”，长官称知临安府事，与普通府设官相同。亲王任职称尹，设少尹佐理。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31，政和二年九月癸未。

宋初，各州长官为刺史，而没有节度使的州，以及新征服地区，首先“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焉”①。不久，刺史成为武官的官衔，州长官称为“知州军事”，简称“知州”。又寄禄官（阶官）在二品以上及带中书、枢密院、宣徽使职事，则称判某府、州。

府、州又设通判为副长官。通判先设于新平定的地区，规定“伪命官见为知州者，令逐处通判或判官、录事参军，凡本州公事并同签议方行施行”①，监督其执行政事。以后在武臣任州、府长官时，也派通判。后演变为州、府的副长官，大州、府派二员甚至三员，一般州、府只派一员，小的州不派，小州如由武臣担任知州时也派通判，边远地区即以通判兼任知州为长官。州级军设于军事要地，州级监设于矿区所在县，通常只辖一、二县，虽与府、州同级而地位较低，长官称知军、知监，通常不设副长官。

县、军、监、尉司在县级政权设置上，除三泉县（在今陕西略阳西南）北宋时直属朝廷外，县都属于州、府及州级军、监，通常以京、朝官任县长官称“知县事”，以“选人”任县长官则称为县令。还设有相当县级的军、监，设置原因及长官与州级的军、监相同，县级“军”则常保留县名，则设军使兼知县。

县级政权还设有丞、主簿、尉，小县只设其中的一或二职而兼任未设职的事务。有些则不设长官，而由县丞或主簿、县尉兼任。

个别县级政权不称县、军、监，而称“尉司”，只设县尉，这和本应设县令，而实际上只任命县尉兼任县令的情况不同。如永泰县被废为镇而隶属于盐亭县（今属四川），熙宁十年（1077）独立，设“尉司”统辖原永泰县地，称“永泰尉司”，只设县尉通管六案、仓库、刑狱等事，后改名安泰尉司。绍兴三十一年（11），升改为安泰县（今四川盐亭东北）。

宋代的政治制度，处于从隋唐三省制到元代一省制的过渡时期，北宋前期的“中书门下”（政事堂）实际上已取代中书、门下、尚书三省，行政效率较高。由于当时官名与职务分离造成的混乱，以及新设政权机构大小不一造成的权责失衡，促成元丰改制而恢复为三省六部制，六部制的恢复协调了朝中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为金、元、明、清所沿袭，显示其适应封建经济基础的生命力。但是，三省制的恢复，却不久即暴露其行政效率差而慢的弱点，虽屡经改进，但其形式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需要具有较高行政效率的职权集中的朝廷。南宋时，合并中书、门下二省为一省，宰相、执政、枢密院长官合署办公，三省、枢密院实际上只设办事机构等措施，为向元代只设中书省（或尚书省）的一省制奠定了基础。路级机构是元代行省的雏形，以及许多宋代制度和官称为后代所沿用等，这些都是五代和宋代的政治制度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表现。

①《宋史》卷5《职官志》五。

①《宋史》卷4《太宗纪》一。

第六节 辽代的北面官和南面官

辽朝幅员辽阔，民族成分复杂，既有“转徒随时，车马为家”的契丹人和其他游牧、渔猎部族，又有“宫室以居，城郭以治”①的汉人和渤海人。为了有效地治理被征服地区和被统治民族，契丹统治者在建立政权和开拓疆域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各族上层人士参与治理，吸取他们的治国经验，学习各族的文化和制度，使他们的统治方式与各地区人民的社会文化背景相适应。世宗耶律阮（兀欲）时，逐渐形成了适应本国基本情况的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经穆、景、圣三朝，统治制度逐渐完备，机构逐渐完善。辽朝统治的基本方针是“因俗而治”，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②，因而它的统治体制也就同时具有“行国”和“城国”的基本属性。

“因俗而治”的方针，体现在统治机构的设置上就是“官分南、北”。

辽国从朝廷到地方都有两套平行的政权机构——北面官和南面官。“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处理契丹各部和其他游牧、渔猎部族事宜，长官由契丹贵族担任，办事机构在皇帝御帐的北面；“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①，管理汉人，渤海人事务，长官由契丹贵族、汉人和渤海人中的上层担任，办事机构在皇帝御帐的南面。

朝官体系：北面官和南面官在朝廷，北面官中的最高行政机关是北枢密院，也称契丹枢密院。长官为北院枢密使、知北院枢密使事、北院枢密副使、北院枢密直学士、北院枢密都承旨等，枢密使、副由契丹贵族担任，直学士则多用汉族士人和契丹文学之士。由于契丹贵族是辽朝统治集团的核心，北枢密院同时也是皇帝直接控制下的辽朝常设的军国大事的最高决策机构。

总理契丹等各游牧部族军、政和游牧事宜的中央机构是南、北二宰相府。长官为南、北府宰相。早在遥辇阻午可汗时，契丹八部就已由二府分领，自公元910年以萧敌鲁为北府宰相后，后族萧氏世预北府宰相之选。圣宗时，北府统五院、六院、乌隗、涅剌、突吕不等28部；自神册六年（921）以皇弟耶律苏为南府宰相后，宗室世预南府宰相之选。南府统乙室、楮特、突举、品等部。后期，随着辽朝社会发展、进步，以契丹别部人和汉人、渤海人为两府宰相者，也不乏其人。

敌烈麻都司掌契丹礼仪，犹如南面官的礼部，长官为敌烈麻都，主持契丹传统的祭山仪、拜陵仪、瑟瑟仪和腊仪等。

夷离毕院掌刑狱，长官为夷离毕。夷离毕为遥辇联盟后期所设，除掌政刑外，也兼掌契丹仪式的祭祀，如岁除、祭山、丧葬等仪。

大林牙院掌文翰，修契丹文文告。长官为北面都林牙、北面林牙承旨、北面林牙等。

北面官中还有位居百官之上的大于越。于越一职出现于遥辇氏联盟后期，首任此职者是耶律阿保机的伯父耶律释鲁。释鲁在遥辇氏联盟后期的权力斗争中起过关键作用，被授予于越之职，与联盟首领“同知国政”②。此后，耶律阿保机为于越，“总知军国事”③，并取代遥辇氏为部落联盟首领，进而在部落联盟的废墟上建立了政权。建国后，于越“坐而论议以象公师”，“无职掌，班百僚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①。

大惕隐司掌四帐皇族政教，长官为惕隐，系大宗正之职。“惕隐”的官号可能继自突厥，突厥称“可汗子弟为特勤”，回鹘也有官职“狄银”，它们与“惕隐”和后来元朝时的“的斤”，“皆‘特勤’之异译”②。韩儒林教授考证认为：突厥的“特勤”，除可汗子弟外，异姓也得为之；特勤一号，至少在5世纪下半期嚈哒人业已使用。

皇帝的禁卫、宿值等由殿前都点检司承担，长官为殿前都点检，也称大内都点检。都点检一职出现在辽穆宗时期，当是从后周和北宋学来的，由于辽朝汉人多不管军，来自于中原的这一职务入辽则变成了北面官。

宣徽有南、北二院，长官为南，北院宣徽使，同知南、北院宣徽使事等。掌御前祗应之事，凡册封、朝会、行幸、还京、接见使臣等，掌殿廷礼仪，负责押殿前班，引皇帝上、下殿，宣答，宣赞，请木契，受表等。如册皇太后仪，宣徽使需请木契，唤仗，押班，引皇帝上、下殿。

南面官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南枢密院，也称汉人枢密院，是掌定居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汉人、渤海人州县事务的朝廷机构。长官有南院枢密使、同知南院枢密使事、南院枢密副使、南院枢密直学士和南院枢密都承旨等。南院下设吏、户、兵、刑、厅（即工部）五房，分管各部事，兼有唐代尚书省的职能。

中书省是南面朝官中的又一机构。它的前身是辽太祖时的汉儿司，为初期治理汉人事务的机构。及至南枢密院成立，尚书省职能多归南枢密院，汉儿司改名政事省，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改称中书省，负责六品以下汉官除授，兼掌礼部事。长官有中书令、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等。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为南面官中的宰相。但“汉宰相（即南面宰相）必兼枢密使事乃得予闻机事”③。

南面官中也有国史院、御史台、诸寺监等机构，有监修国史、御史大夫、大理正和殿阁大学士、学士，“大理、司农有卿，国子少府有监”。

随着辽朝境内封建因素的增长，中央集权化的倾向逐渐增强，圣宗以后，汉人也不乏任北面官者，如韩德让曾兼北、南院枢密使，大丞相；室昉、刘晟、邢抱质、大康乂，也先后任过南、北府宰相。

②《辽史·百官志·序》。

③《辽史·百官志·序》。

①《辽史·逆臣传》上。

②《辽史·太祖纪》。

③《辽史·百官志》一。

捺钵与斡鲁朵制

以游牧的契丹贵族为核心建立的辽政权，虽有五京的建置，皇帝与朝臣却并不常居京城。同部民的“随阳迁徙，岁无宁居”一样，他们每年四季都巡幸于不同地区，政治中心也随着他们的行踪而转移，于是皇帝“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④。每年两次在夏、冬捺钵，“与北、南大臣会议国事”，傅乐焕先生称之为“大政会议”①。这类大政会议是辽朝的最高决策机构，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在这类“大政会议”上决定的。斡鲁朵与捺钵是辽政权“行国”特色的突出反映。

“捺钵”又作“纳拔”、“纳钵”、“剌钵”、“纳宝”，汉意为“行宫”或“行在”。辽帝的四时捺钵制度既与契丹人游牧和渔猎经济活动相适应，同时也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和制约。

辽初，冬、春多在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及以南的潢水、土河流域，夏、秋多在上京西北永安山、拽剌山（今大兴安岭东南余脉）一带。圣宗前期，因对宋交涉的需要，捺钵也相应南移，春捺钵多在鸳鸯泊（今河北张北安固里淖），夏、秋在炭山（今河北沽源县境闪电河源头），冬季则多住南京（今北京）。天祚帝末期，东北与女真战事连年局势不稳，被迫将捺钵移向西南鸳鸯泊、西京（今山西大同）、南京一带。

圣宗后期至兴宗、道宗和天祚帝前期百余年间，社会稳定，捺钵制也得以完善，四时捺钵地点逐渐固定。春捺钵在长春州①附近的鸭子河、混同江、鸭子河泊②；夏捺钵在永安山、拽剌山一带；秋捺钵在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索博力嘎苏木）伏虎林；冬捺钵在潢、土二河间的广平淀。

跟随皇帝至四时捺钵的是一个庞大的行宫部落集团，它包括与皇帝关系最密切的诸斡鲁朵和朝廷的北、南面官员。朝廷的北面官全部随行；南面官中宣徽院所属百司官员全部随行，枢密院、中书省宰相一人，枢密都、副承旨二人，令史十人，中书令史一人，御史台、大理寺选一人从行。其他汉官留守中京，办理汉人公务。留守官有权任命县令、录事以下文官，县令以上文官只能以堂帖权差，等会议行在所取旨后方可给敕正式任命；武官则必须奏准。

春捺钵的主要活动是钩鱼和捕鹅。正月中旬起衙帐离开冬捺钵，三月中旬到达。江河尚未解冻，鹅雁未至时，凿冰钩鱼；冰雪融化，鹅雁北归后，放鹰鹘猎捕天鹅。钩得第一尾鱼，捕得第一只鹅后，便举行头鱼宴和头鹅宴，互相庆贺。这既是契丹人民的生产活动和生活内容，也是辽国统治者的娱乐活动。春捺钵活动期间，捺钵周围千里之内的属国、属部首领要到捺钵朝见辽帝，以示臣服。所以春捺钵活动也包括了安抚、控制、考察各属国、属部的政治内容。

四月中旬，行宫集团离开春捺钵进山避暑、赏花。皇帝与北、南面臣僚共议国事，这是一年中的第一次大政会议。闲暇时间则从事游猎。

七月中旬，入山射虎、鹿，转入秋捺钵，天冷后到冬捺钵避寒，再与北、南面臣僚举行第二次大政会议，共议国家大政方针。同时接见宋及诸国使臣，闲暇时校猎、讲武。

④韩儒林：《穹庐集·突厥官号考释》。

①余靖：《武溪集》卷18《契丹官仪》。

①《辽史·营卫志》上。

②傅乐焕：《辽史丛考·四时捺钵考五篇》，中华书局1984年版。

辽国皇帝的捺钵活动，既是契丹人的经济活动、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也是辽国统治集团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朔漠以畜牧射猎为业，犹汉人之劭农。生生之资，于是乎出。自辽有国，建立五京，置南、北院，控制诸夏，而游田之习，尚因其旧”①。宋朝人对此十分理解，他们知道“北人打围，一岁各有处所，如南人趁时耕种也”②，并非像宇文懋昭所谓的“承平日久，无以为事，四时游猎，荒无定所”①。捺钵既是举行国政会议的地点，又是皇帝处理国事的场所，它才是辽国的政治中心。

斡鲁朵汉译为“行宫”，是皇帝，个别后妃、亲王个人掌管的政治、经济、军事机构。它有办事的衙署、长官、军队、牧场、州县和从事生产、服务的宫分人。斡鲁朵的经济收入是主人的私产。宫分人“入则居守，出则扈从”②，“有调发，则丁壮从戎事，老弱居守”③。皇帝死后，由后妃和子孙继承。辽国共有斡鲁朵十三个，包括九帝、二后（太祖后述律月理朵和景宗后萧绰）、一个皇太弟（圣宗时的孝文皇太弟耶律隆庆）的十二个斡鲁朵和圣宗朝大丞相韩德让所建的文忠王府。

斡鲁朵制创于辽初，耶律阿保机将迭剌部分为五院、六院二部，将宗室分为孟父、仲父、季父三房后，他本人则以建国前的侍卫军腹心部为核心，另建立宫卫“算斡鲁朵”（汉名“弘义宫”）。这是辽国的第一个斡鲁朵，它的主人就是辽的开国皇帝太祖阿保机。

此后，各斡鲁朵是以“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的方式建立的。

斡鲁朵辖有著帐户、宫分户和州县。著帐户是由犯罪的宗室、外戚和大臣家属组成的，他们承担仆役、侍从、警卫等非生产性的祗从之役。宫分人多来源于战争俘虏，后妃的陪嫁者——媵臣和由州县、部族中抽调者。初期还有一定数量的自愿附宫籍者。他们中有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和其他部族人。宫分人中大多从事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狩猎业。

隶属斡鲁朵的州县人户，由诸宫提辖司管理，不参加四时捺钵活动，但要向斡鲁朵提供徭役和出兵马从征④。

斡鲁朵的管理机构为都部署司，长官称都部署，也称宫使。宫使掌本斡鲁朵的户口、钱帛、司法和刑狱。同时统领禁卫，既是本斡鲁朵的行政长官，也是军事统帅，直接对本宫主人负责。总领辽国各斡鲁朵军政事务的机构是契丹行宫都部署司和汉儿诸行宫都部署司。长官为契丹行宫都部署和汉人行宫都部署，掌“行在行军斡鲁朵之政令”⑤。汉人行宫都部署管理行宫中的汉人和渤海人事务。

在四时捺钵中，皇帝的斡鲁朵组成小禁围，其他各斡鲁朵跟从在皇帝斡鲁朵附近，组成大禁围，共同保卫皇帝的安全。斡鲁朵的武装力量是宫卫骑军，而平时侍卫有殿前都点检和诸宫都部署所统的武装。

①关于长春州的所在地，有吉林洮南县城四家子古城和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他虎城两说。参见《东北古地理古民族丛考》；李健才：《东北史地考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②鸭子河泊有为今月亮泡、黄花稍泊两说，参见《东北古地理古民族丛考》；《辽史丛考》。①《辽史·游幸表·序》。

②张舜民：《使辽录》。

③宇文懋昭：《大金国志》。

④《辽史·兵卫志》。

⑤《辽史·营卫志》上。

地方行政机构：部落与州县圣宗时，辽朝已建有上、中、东、南四京。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升后晋所割云州为西京，于是五京俱备。初期，以上京为都城。中京建成，遂取代上京成为辽朝的都城。但是，游牧的契丹人所建的国家，具有行国的基本特征。它的政治中心不在具有城国特征的五京。辽朝的五京是用来统辖州县的，它的治理重点是汉人和渤海人。五京各有特点，作用也不尽相同。辽朝盛时，疆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①。全国分为五道，以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之地置上京道，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之地置东京道，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宁城西）之地为中京道，南京析津府（今北京）之地为南京道，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为西京道，又置兴中府（今辽宁朝阳）于中京道，计为五道六府。

上京临潢府是辽太祖创业之地，“负山抱海，天险足以自固。地沃宜耕种，水草便畜牧”②，是辽内四部族的游牧地。在建国前后，又迁入了大批汉人和渤海人，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一定发展。东京用以控制渤海、女真，备御高丽。西京备御西夏和西南各游牧部族。中京、南京经济发展水平略高，多设财赋官，对辽的经济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基本上都是以部落组织进行治理的。契丹人自古八部时期，部落组织就发挥着地方行政机构的职能。大贺氏联盟与唐朝隶属关系确定后，于契丹游牧地设松漠都督府，部落置州。部落相当于汉地的州级行政机构，部落下属的石烈则相当于县，此制至辽不变①。遥辇氏联盟后期，随着对外征伐的进行，联盟所统人口增加，部落不断扩编，以原遥辇八部为核心，又将被征服的奚、室韦等编部，分别由契丹各部贵族统领。到阿保机建国后，又将强大难治的迭剌部分为五院、六院，形成了“太祖二十部”。而将其伯父的后裔和诸弟所统的人户编为皇族三父房，将与之通婚的后族升为国舅帐，将遥辇氏九任联盟首领的后裔统领的部众升为遥辇九帐，从而达到削弱迭剌部，减轻其对皇权的威胁，使强大的势力互相牵制的目的，即如史家所说的辽太祖“有英雄之智者三，任国舅以偶皇族，崇乙室以抗奚王，列二院以制遥辇”②。

关于契丹人的部落，《辽史·营卫志》解释说：“部落曰部，氏族曰族。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处。有族而部者，五院、六院之类是也；有部而族者，奚王、室韦之类是也；有部而不族者，特里特勉、稍瓦、易术之类是也；有族而不部者，遥辇九帐、皇族三父房是也。”又说：“分镇边圉，谓之部族。”这里既说明了辽代契丹等游牧民族的部落，与社会发展史中所讲的部落、氏族含义不同，也交待了辽朝部落组织的部分职能。

前期，除奚六部建王府，由奚六部大王直接管理外，诸部落长官皆称夷离堇①。辽太祖时，改诸部夷离堇为令稳。太宗会同元年（938），升北、南四帐皇族、二国舅帐和遥辇九帐地位高于其他各部，他们的份地（封地）居于辽朝中心地区。其余各部则“分镇边圉”，主要在上京道，分别统以南、北二宰相府。

①《文献通考·四裔·契丹》载“十宫各有民户，出兵马”。

②《辽史·百官志》一《北面宫官》。

①《辽史·地理志·序》。

②《辽史·地理志》一。

①《辽史·百官志》一：“石烈，县也。”《辽史·国语解》：霞濑益石烈，乡名。诸宫下皆有石烈，二院及乙室夷离堇为王，设北、南和乙室大王府，长官为大王、都监。圣宗统和中，又改诸部令稳为节度使，设节度使司、详稳司，长官为节度使、详稳②、司徒；遥辇九帐设常衮，二国舅帐则分为大翁帐、小翁帐、大父帐、少父帐详稳司，分别设详稳管理。

辽朝管理定居农业人口的“地方行政区划，道以下一般为府州军城与县（城）两级。府有京府、蕃府之分，州有节度、观察、团练、防御、刺史之分，观察以下诸州或隶属于道，或隶属于府与节度州”①。京府有留守司，设留守行府尹事，又有副留守、知留守事、同知留守事等官；诸府设知府事、同知府事等官。诸州则分别设节度、观察、团练、防御使或刺史。县有令、丞、尉、主簿。这是辽朝统治汉人、渤海人的行政机构。

除朝廷所辖州县外，辽朝还有由贵族建立的投下（也作“头下”）州，是辽国诸王、公主、外戚、大臣以征伐所得俘虏和奴隶建立的“私城”。诸王、公主、国舅可创立州城，其余则为军、县或堡，州、县名额由朝廷赐与。投下州的官员，节度使由朝廷任命，刺史以下官由投下主以本主部曲充任。投下户主要是本主奴隶和战争俘虏的汉人、奚人、渤海人；后期对外攻伐减少，公主所建投下州，多以陪嫁的媵户设置。初期，辽太祖采纳韩延徽的建议，“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②。这是契丹统治者安抚俘虏和降人的方式，也是投下制产生的背景。它对安抚汉人、渤海人，发展辽国的农业、手工业起了很好的作用。

属国和属部官，“大者拟王封，小者准部使”③。大王、节度使任以契丹贵族或各部族酋长。

此外，诸坊、场、局、冶、牧、厩有太师、都监、使、详稳等官。诸京有财赋官，如钱帛司、计司等。南面官虽沿袭唐、五代和借鉴于宋，但机构和设官皆不甚完备，所谓“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①。

由于《辽史》疏漏，对官制的记载或遗漏，或重复，甚或一官而有多种名号，故对辽朝官制的研究一直为治辽史者所重视。近年来，辽金考古成绩斐然，大量石刻文字中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辽代史料，为辽史研究的进展提供了大量出于当时人的记录，也发现了很多不见于《辽史》的辽朝官职和官称。设官治之。”又“弥里，乡之小者。”案：《辽史·营卫志》将石烈译为营。每部辖石烈多者十四，一般为二至四个。部落既相当于州，置节度使，则石烈似应相当于县，“弥里”相当于“乡”，或许更接近辽朝的实际情况。《国语解》以石烈比附为“乡”，恐不妥。

②《辽史·百官志》一《北面诸帐官》。

①“夷离堇”一词，源于鲜卑、柔然，也作“俟勤”、“俟斤”。契丹首领在依附于突厥期间，接受突厥部落首领的官号“俟斤”。“夷离堇”为其不同音译。初期，契丹人用为部落联盟军事首长、部落首领和石烈首领的官称。

②详稳，又作相温、详衮，元代文献则作鲜昆、桑昆、想昆，韩儒林、蔡美彪认为相当于汉官“将军”，见《穹庐集·突厥官号考释》、《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波斯拉施特主编的《史集》则称：“鲜昆，相当于汉语的相公。”余大钧、周建奇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③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辽北宋时期图组编例》。

①《辽史·韩延徽传》。

第七节 西夏官制

建国前后的官制

从唐末党项羌拓跋部崛起，附唐后受唐朝封为夏州（今陕西靖边境）定难军节度使，据有夏、绥（绥德）、银（今榆林境）、宥（今靖边境）、静（今米脂境）五州之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唐朝藩镇。经五代到宋朝建立，中原王朝多次更迭，党项拓跋氏夏州政权虽割据一方，但在名义上都是以中原王朝节度使的身份进行统治。其部落与族帐首领分别被授予蕃落使、防御使、团练使、都押牙、指挥使、刺史等官职，实际上在本族部落内部仍行使部落、族帐首领的权限。

李继迁、李德明在位时期，是党项夏州政权积极准备建国的时期。由于党项夏州政权管辖的地区扩大，境内除党项人户外，还包括人数众多的汉人以及吐蕃、回鹘、契丹等族，党项政权松弛的政权形式与名义上的节度使身份，已不能适应新的管理方式的需要。李继迁初起时，即开始模仿宋朝制度设立官职，宋人谓其“潜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②。雍熙三年（986）二月，李继迁攻占宋朝的银州，准备称王，当时在谋士张浦的劝阻下，决定仍延续旧职，暂代定难军留后，称都知蕃落使。对部下则“设官授职，以定尊卑”，其官职仍沿用中原王朝过去对党项首领所封的官职名称，如左·右都押牙、蕃部指挥使、团练使、刺史等。到李继迁子李德明继位后，宋、辽两国都拉拢李德明以牵制对方，争相对其封官进爵。辽封为夏国王，又晋大夏国王；宋先封西平王，后又晋夏王。李德明则完全按照中原王朝的制度筹备建国称帝。他于宋大中祥符九年（10），行帝制，追尊其父李继迁为“太祖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册立长子李元昊为太子，立元昊母卫慕氏为后。这些措施都为建立独立的西夏王朝作好了准备。

宋明道元年（1032）李德明死，李元昊嗣位，立刻加快了立国称帝的步伐。他首先去掉唐、宋所赐的李、赵姓氏，改姓嵬名氏，自号“兀卒”（青天子）。避其父李德明讳，改称宋明道年号为显道，并开始使用自己的年号。又仿照北宋官制，于显道二年（1033）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官制。据《宋史·夏国传》上记载：“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翊卫司，曰官计司，曰受纳司，曰农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学，曰汉学。”这些机构的职掌与官吏委派，按宋朝所行制度大体上可以推知，清代学者吴广成在其所撰《西夏书事》中作如下注释：中书，掌进拟庶务，宣奉命令，属有侍郎、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舍人、司谏等官。枢密，掌军国兵防边备，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属有枢密同知、副使、签书、承制等官。三司，总国计，应贡赋之入，属有正使、副使、盐铁使、度支使等官。御史台，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属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殿中御史、监察御史等官。开封府，掌尹正畿甸之事，属有六曹、左·右军巡使、判官，左·右厢公事干当等官。翊卫司，司统制、训练、藩卫、戍守及侍卫扈从诸事，官有马步都指挥、副都指挥及诸卫上将军、大将军之号。官计司，司文武职事员阙，注籍应选。受纳司，司仓庾贮积及给受等事。农田司，司仓储委积，平粜利农，属有司农卿、少卿、丞、主簿等官。群牧司，司内外九牧国马，属有制置使、副使、都监等官。飞龙苑，专防护宫城，警捕盗贼，以武干亲信者为之，或以内臣充职。磨勘司，司选叙、磨勘、资任考课。文思院，掌造金银犀玉，金彩绘素，以供舆辇册宝之用。蕃学与汉学是西夏的教育机关，西夏建国时“尚无科目取士之法，元昊思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特建蕃学，以野利仁荣主之，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写以蕃书。于蕃汉官僚子弟内选俊秀者入学教之，俟习学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所书端正，量授官职。并令诸州各置蕃学，设教授训之”③。

西夏的官制，从元昊建立之后，历朝都有增置改建，如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元昊又改革官制，仿宋制设置尚书令，其职掌在“考百官庶府之事而会决之，又改宋二十四司为十六司，分理六曹”。毅宗谅祚时期，又增设“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书学士等”①。

根据《宋史·夏国传》的记载，西夏“设官之制，多与宋同”，其中在记述西夏所设官职之后，对其官吏的任命是：“自中书令、宰相、枢使、大夫、侍中、太尉以下，皆分命蕃汉人为之。”可见在西夏朝廷的各种机构中，无论是党项人或汉人都有资格任职，西夏建立的是一套完整的官制系统。今人在研究西夏官制时，认为西夏官制分汉官和蕃官（党项）两个系统，如辽朝官制之分南北，即以蕃官治党项，以汉官待汉人。这种说法来源于吴广成的《西夏书事》，他认为元昊建国时设立的官制中，有所谓“专授蕃职”，其官“有宁令，有谟宁令，有丁卢，有丁弩，有素赍，有祖儒，有吕则，有枢铭，皆以蕃号名之”。西夏■都六年（1062）五月，毅宗谅祚“备官制。汉设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书学士等官，蕃增昂聂、昂星、谟个、阿泥、芭良、鼎利、春约、映吴、祝能、广乐、丁弩诸号”①。

考之所谓“专授蕃职”的“蕃官名号”见于宋代史籍的记载，记述宋朝与西夏官方交往聘使中，宋朝对西夏官职名称的称呼，即不以汉官名称称谓，而代之以该官职名称的西夏语译名。如“皇帝”以西夏语译音称“兀卒”，“太后”称“乌尼”，“宁令”称“大王”，“谟宁令”称“天大王”，“枢密”称“领卢”，等等。其意在西夏王朝不能与中原王朝等同，反映了宋朝对西夏民族政权的歧视②。

③《辽史·百官志·序》。又《辽史·百官志·南面》称：“契丹国自唐太宗置都督、刺史，武后加以王封，玄宗置经略使，始有唐官制矣。其后习闻河北藩镇受唐官名，于是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施于部族。”《辽史》中的南面官，也只是“凡唐官可考者，列具于篇”。其官名或有因人而设者，或有临时委任者，未必定有其办事机构。

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丁卯。

①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1、13。

②《西夏书事》卷13、20。

20世纪初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发现了珍贵的西夏文字文献，经过近一个世纪学者们的努力，这些文献已逐步被解读、利用，其中提供了研究西夏官制的第一手资料。较早被公布于世的是西夏学者骨勒茂才编著的西夏文汉文对照双解辞典《蕃汉合时掌中珠》，在本书的“人事门”中，列举了西夏官制：“中书、枢密、经略司、正统司、统军司、殿前司、御史、皇城司、宣徽、三司、内宿司、巡检司、工院、马院、陈告司、磨勘司、审刑司、大恒历院、农田司、群牧司、受纳司、閤门司、监军司、州主、通判、正听、承旨、都案、案头、司吏、都监”等①。

天盛律令所载官制颁行于西夏仁宗天盛（1149—19）时期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提供了丰富详尽的西夏官制资料，其中第十卷《司序行文门》，是关于国家从中央到地方行政机构诸司的设置与等级；本卷各门还分别列举诸司官员职名与派遣人数。以下列举《司序行文门》规定的上、次、中、下、末五等司与不入司等者的名称：上等司：中书、枢密。

次等司：殿前司、御史、中兴府、三司、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大都督府、皇城司、宣徽、内宿司、道士功德司、閤门司、御庖厨司、匦匣司、西凉府、府夷州、中府州。

中等司：大恒历司、都转运司、陈告司、都磨勘司、审刑司、群牧司、农田司、受纳司、边中监军司、前宫侍司、磨勘军案殿前司上管、鸣沙军、卜算院、养贤务、资善务、回夷务、医人院、华阳县、治源县、五原县、京师工院、虎控军、威地军、大通军、宣威军、圣永地居。

下等司：行宫司、择人司、南院行宫三司、马院司、西院经治司、沙州经治司、定远县、怀远县、临河县、保静县、灵武郡、甘州城司、永昌城、开边城；三种工院：北院、南院、肃州；边中转运司：沙州、黑水、官黑山、卓罗、南院、西院、肃州、瓜州、大都督府、寺庙山；地边城司：（缺）、真武县、西宁、孤山、魅拒、末监、胜全、边净、信同、应建、争止、龙州、远摄、银州、和乐、年晋城、定功城、卫边城、富清县、河西县、安持寨。末等司：刻字司、作房司、制药司、织绢院、蕃汉乐人院、铁工院、木工院、纸工院、砖瓦院、出车院、绥远寨、西明寨、常威寨、镇国寨、定国寨、凉州、宣德堡、安远堡、讹泥寨、夏州、绥州。

司等以外：官言过处、执飞禽言过处、秘书监、京师工院为管治者、蕃汉大学院。

西夏诸司官员名称与遣派人数，在天盛律令中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在上等司中所遣官职为大人、承旨、都案、案头四种。分别是中书遣派六大人（智足、业全、义观、习能、副、同），六承旨，七都案，四十二案头。枢密遣六大人（南柱、北座、西摄、东拒、副、名入），六承旨，十四都案，四十八案头。次等司中派遣官职有：正、承旨、奏知、副、判、国师、合管、经略、都案、案头等。分别为中兴府、殿前司二司，一律八正、八承旨，其中中兴府都案八、二十六案头。殿前司，十都案、六十案头。御史、大都督府、西凉府三司，一律六正、六承旨、六都案。御史，三十二案头，其余二司一律六案头。三司，四正、八承旨，八都案，二十案头。内宿司，六承旨、六都案、十四案头。宣徽、皇城司、匦匣司三司，一律四正、四承旨、四都案，分别迁九、十八、十案头。閤门司，四奏知、四都案、四案头。御庖厨司，三大人、三都案、六案头。道士功德司，一正、一副、一判、二承旨、二都案、二案头。在家功德司，六国师、二合管、四副、六判、六承旨、二都案、六案头。出家功德司，六国师、二合管、六变道言过处、六承旨、二都案、二案头。府夷州、中府州二州判护司，各遣一正、一副、一同判、一经略、二都案、六案头。中等司中派遣官职有：都磨勘司、农田司、受纳司、大恒历司四司，一律四正、四承旨。其中都磨勘司四都案、二十案头，农田司四都案、十二案头，受纳司三都案、四案头，大恒历司二都案、四案头。都转运司六正、八承旨、八都案、十案头。群牧司、陈告司二司，一律六正、六承旨、六都案，其中群牧司十四案头，陈告司十七案头。磨勘军案，四正、四都案。鸣沙城司，一城主、一副、一通判、一城守。审刑司二正、二承旨、二都案、二案头。前宫侍司六承旨、二都案、二案头。养贤务、资善务、回夷务三司，一律二正、二承旨、二都案，其中养贤务六案头，其余二司各三案头。华阳县、治远县二司，一律四大人、二都案、四案头。五原郡一城主、一副、一通判、一城守、二都案。圣永地居一正、一副。东院、五原郡、韦州、大都督府、鸣沙郡、西寿、卓罗、南院、西院、肃州、瓜州、沙州、黑水、罗庞岭、官黑山、北院、武斜、南北二地中、石州二十种司中，一律遣刺史一人，其中鸣沙军四都案。京师工院二正、二副、四承旨、四都案。卜算院、医人院二司，依事设职，大人数不定。石州、东院、西寿、尝州、卓罗、南院、西院、沙州、罗庞岭、官黑山、北院、年斜十二种监军司，各遣二正、一副、二同判、四习判、三都案。肃州、瓜州、黑水、北地中、南地中五种监军司各一正、一副、二同判、三习判、二都案。虎控军、威地军、大通军、宣威军四种军司，各一安抚、一同判、一习判、一行主。下等司中所遣，行宫司四正、二都案、四案头。择人司四承旨、二都案、三案头。南院行宫三司及西院、大都督府两种转运司，一律四正、四承旨、二都案。南院转运司四正、六承旨、二都案。寺庙山、卓罗、肃州、瓜州、沙州、黑水六种转运司，一律二正、二承旨、二都案。北院、南院、肃州三种边工院，各一正、一副、二承旨。西院、沙州两种经治寺，各二大人、二承旨。官黑山转运司，二正、四承旨、二都案。马院司二承旨、二都案、四案头。永便、孤山、魅拒、西宁、边净、末监、胜全、信同、应建、争止、甘州、龙州、远摄、合乐、真武城、年晋城、定功城、卫边城、折昌城、开边城、富清县、河西县、安持寨等二十三种地边城司，各遣一城主、一通判、一城观、一行主。西院城司一城主、一同判、一城守、二都案。定远县、怀远县、临河县、保静县、灵武郡五郡县，一律二城主、二通判、二经判、二都案、三案头。末等司中派遣官职：木工院、砖瓦院、纸工院三种院司，一律四头监。刻字司，织绢院两种司，一律二头监。造房司、制药司、铁工院、作首饰院、蕃乐人院、汉乐人院六种司，依事设职，大人数不定。讹尼寨，一寨主、一副。出车院，二小监。绥远寨、西明寨、常威寨、镇国寨、定国寨、宣德堡、安远堡、夏州、凉州九种，各一寨主、一寨副、一行主。宥州城司，一城主。司等以外所属：官言过处，执飞禽言过处派遣大人不超过二人。

西夏天盛律令中规定诸司官员任职期限，已到时有续、转、赏的各种情况：三年任期已到当续、转；不当续、转和据实情奏报而定等几种。对年事已高，有疾病者，续、转与否当依情奏报实行。对诸司任职官员三年期满后，量其在职期间能忠于职守，无违职者，则按等级品位可得到官赏：升级，赏给锦缎、银两、茶、绢等物。对诸司官员，如大人、承旨、司判、都案、案头、司吏、使人、都监等官，规定赴任期限，超过公文规定的上任期限则按超期日数给予不同处罚。又如职官内区分“官、军、抄”的承袭，其子孙“大姓可袭，小姓不许袭”。对袭官、求官、官家赐官的手续，凡文官呈报中书，武官呈报枢密，然后分别上奏朝廷。天盛律令中规定官司用印的各种区别，依司位官品有四种：金、银、铜涂银、铜。如规定皇太子金印重百两；中书、枢密、经略司及三公诸王用银印，分别重五十、二十五两不等。正统司、次等司、中等司与有及授官中宰相，用铜涂银印分别为二十、十五、十二两不等。下等司、末等司及僧监、副、判、权首领等，用铜印，分别重十一、十、九两不等。用官印尺寸，上等中书、枢密，印长、宽各二寸半；经略司二寸三分；正统、有及授官等二寸二分；次等司二寸一分；中等司及有及御印官等二寸；下等司及有威臣帽主官等一寸九分；末等司一寸八分；僧监副、判、权首领一寸七分②。

西夏《官阶封号表》所载官制黑水城发现的西夏文文书中，有一种汉译为《官阶封号表》的重要文书，该文书以列表式表示西夏中央官阶品级与统属关系。此表今存两个残卷，尚保留着主要的官阶品级，是西夏官制的重要史料。在一种表中，中央为纵贯上下的竖格，左右横格。朝廷首列西夏太皇帝，依次为皇帝、皇太子、上品、次品、中品、下品、末品、六品、七品等10类。自上品至七品，其封号分列左右，计上、次、中三品封号，左右各两种；下品左右各十二种；末品左右各六种；下品左右各十二种；末品左右各六种；六品左右各六种；七品左右各五种。例如上品左横格列封号“赐俱足”，其下用小字释为：“文武法竞孝种能恭敬东南姓官上天柱”。右面横格相对书“大国王”。又如末品左列横格首行三字为“赐忠”，其下并列两行小字为“文孝恭敬东南姓官民地忍”，与其并列的五种封号分别是：“义平”、“识睦”、“益盛”、“谋便”、“蔽集”。末品右列横格首行三字“赐茂崖”，其下并列两行小字为：“武孝恭敬东南姓官民地忍”，与其并列五种封号分别是：“论予”、“功有”、“友要”、“善定”、“涨满”。从末品、六品、七品横列相对的封号来看，六品左列为“清谨”，下注小字“文孝恭敬东南姓官上原则”；右列“拒斜”，下注小字“武孝恭敬东南姓官上原则”。七品左列“解智”，下注以小字“文孝恭敬东南姓官上院立”；右列“珍卒”，下注以小字“武孝恭敬东南姓官上全立”等。说明西夏封号，左为文官系统，右为武官系统。在另一种封号表中，主要表示皇室后妃为主的系统与所属，表式为中间纵贯的上下竖格，未标文字。左右两边以横格列有相互对应的封号名称，从右向左按顺次相对称的分别是：太后位与皇妃位；太皇太后位与皇太妃位；皇太后位与皇妃位；太后、皇后位与帝女位；妃嫔位与皇女位等。该封号表中以下分别列有诸王位（南、北、西、东四院王），师位（国师、德师），中书、枢密、监军、卜师、巫师等封号。西夏文官阶封号表中的封号与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的职官名称有的完全相同，如南、北、西、东四院王，德师、国师。天盛律令第十卷《司序行文门》上品中书、枢密二司中有六大主事官，即中书的智足、业全、义观、习能、副、同；枢密的南益、北倚、西摄、东拒、副、入名等称号，与西夏官阶封号表中的称谓是一致的，故可推测官阶封号表所②白滨：《论西夏使臣的“蕃号”问题》，《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列是属于西夏晚期仁宗天盛时期的官制系统①。

①《西夏书事》卷21、20。

①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黄振华等整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第八节 金代官制

金代官制是经过了不断地发展和变革的过程而形成的，有女真本族的官制，也有辽和宋的官制，最后形成为具有金代特点的官制。

金代官制始末

金代官制的发展和变革，大致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金代官制确立和急剧地变革时期，也就是由推行女真族的官制到实行中原官制的时期。这个变革是随着军事发展和占领区域的扩大，采取一系列变革的步骤而实现的。金代女真官制，在朝廷是国论勃极烈制，在地方是猛安谋克制。金在征服辽的东京（今辽宁辽阳）、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今宁城西）的过程中，主要是推行女真族的官制，对当地的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奚人等均用猛安谋克改编。在朝廷国论勃极烈下出现都统司、军帅司、万户府、都勃堇等不同类型的路，在诸路以下为猛安谋克的地方行政设置。

金太祖定燕（今北京），占领辽统治的汉人地区后，则不再推行单一的女真官制，踵辽南北面制度，在北面继续实行猛安谋克制，在南面实行中原官制，以统治原辽地区汉人。这样，在南面用中原宰相制度，置中书省、枢密院于广宁（今辽宁北镇），而朝廷仍用女真宰相制度。

金太宗灭北宋，占领黄河以北的河北、河东地区后，沿用宋制，于是在同样的汉人地区出现辽制与宋制的不同，同受制于元帅府。天会四年（1126），在斜也、宗幹的主持下，始定官制，立尚书省以下诸司、府、寺，这次改革主要是统一辽、宋官制，把以中书省为中心的三省制改为以尚书省为中心的三省制。要将原辽、宋制统一，就必须按新规定的官制进行换授。例如蔡松年归金以后，元帅府辟为令史，在天会中因为辽、宋官制统一，旧有官者都要换授，蔡松年改为太子中允，除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判官。天会八年下诏，辽、宋官上本国诰命，等第换授。随着官制改革，引起统治机构和设置的一再调整。天会六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刘彦宗死，由韩企先代之，两枢密院权集中到云中（今山西大同）；天会七年，分河北为东西路，燕京枢密院划属河北东路。后立刘豫，把河南、陕西地划归刘豫，行宋制，杂女真制，实际上是金尚书省制与宋制在河南、北并存。

天会四年始定官制，是向全国推行中原官制的过渡，随着这种改革，朝廷中的女真勃极烈制也出现向三省制转化的趋向。天会十年，把勃极烈改革为四员，谙班勃极烈为储贰，是皇帝的继承人，国论忽鲁勃极烈为总理，国论左右勃极烈为左右大臣，实是尚书令、左右丞相的前身。天会十二年，在全国实行三省制的条件已成熟，下诏全国，但未及实行，太宗死。金熙宗即位，继承太宗遗愿实行三省制，又废刘豫，置行台尚书省，归属朝廷。天眷元年（1138）颁行新官制，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皇统元年（1141），燕京隶尚书省，西京（今山西大同市）山后诸部族，仍隶都元帅府。到海陵王时，废中书、门下省，只置尚书省，不置平章政事，废行台尚书省，改都元帅府为枢密院。正隆元年（1156），颁布“正隆官制”，官制改革至此已臻完成。

第二阶段，主要是对海陵时的官制继承和调整发展的阶段。金世宗大定二年（12）十月新定制度，把海陵已废除的平章政事又重新增设。尚书省置尚书令、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为宰相官；左右丞和参知政事为执政官；但领三省事不再置。在金世宗统治的大定中，不仅又扩大宰相的设置，而且汉人参加朝廷任宰相、执政官者增多。据统计在宰相与执政官中，宗室女真人7人、非完颜女真贵族15人、汉人14人、契丹人及渤海人各2人。形成了以女真、汉人为主的多民族的皇权政治核心，但出身女真的宰执依然占着绝对的优势。

到金章宗时，金代官制的发展更加完备。此前，猛安谋克是作为地方政制与州县制并存，但随着女真族社会封建化的完成，作为地方行政组织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从性质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作为封建的屯田军而继续被保留下来，因而变成封建国家的屯田军户与州县的齐民户并存，由过去奴隶制的组织与封建组织的矛盾变成军户与齐民户的矛盾。

第三个阶段，是金朝后期官制的发展变化，同这个时期的政治变化是分不开的。金到章宗由盛转衰，金朝的经济衰落，政治**，军事失利，国土日蹙，矛盾重重，官制的机制运转失灵。其一，表现在将相权的离合上，金制枢密院虽主兵，而节制之权在尚书省。金末，此种制度渐改。凡军事，省官不得参与，由枢密院官独任专行，往往败事。到金哀宗天兴间，有鉴于将相之权不宜分开，由省官兼院事，即由宰相兼枢密使，执政兼枢密副使。其二，金原在尚书省下设左司、右司，到天兴间，把左司、右司合一，郎中称“左右司郎中某”。在黑龙江省宁安渤海乡曾发现与金代形制、字体相同的“主奏司郎中印”。金初置左右司，凡视朝，由执政官亲执奏目，到海陵天德二年（1150），诏以主奏事付左右司官，遂为定制，是主奏事者即左右司官，但印为“左司郎中之印”或“右司郎中之印”，不称“主奏司郎中印”，改左右司为主奏司当在左右司合一后，疑是金末东夏国所为，并合左右司为一，更名为主奏司，而金哀宗天兴时合左右司后仍称“左右司郎中”。其三，金末于各地多置行尚书省、行六部，开后来行省制之端绪。其四，金末近侍官抬头，而宰执、御史台、枢密院之职权旁落。

金代官制发展和演变的过程，由推行女真官制到沿辽南北面制，又由在汉人地区建尚书省到全国建尚书省，由三省制度成一省制，使中原官制在发展中成为金朝的主要官制。金朝是以中原官制为主，兼容各族制度而融合形成了具有金代特点的官制。

朝廷官制金代朝廷官制，先是女真族的国论勃极烈制，后行三省制和单一的尚书省制。

金代女真族的官制称勃堇、勃极烈。国论勃极烈制度的产生和确立，同女真族原始社会末期官属制度的产生和国家的出现的历史有关。在景祖时出现国相之称，只限一人，他人不得称之。各部的部长称勃堇，部落联盟的首领称都勃堇或都部长，到太祖嗣位始被称为都勃极烈。勃堇与勃极烈在女真语是同一语根，勃堇的本义是部长，后来滋衍出与勃堇含义不同的勃极烈。所以说，其官长皆称勃极烈，其部长曰勃堇。随着勃极烈称谓的提高和部落制的废除，勃堇不仅是部长之称，也成为勃极烈称谓以下的一般官员的统称。国论勃极烈是金初在朝廷设置的最高权力统治机构，它是由军事民主制时代的贵族议事会（官属会议）转化而来，是女真族的权贵家族联合执政的一种制度。国论勃极烈之称谓义同国相，由过去一人称国相变成多人执政的国相之制。其地位在皇帝之下，并冠以职位和特定的职称，以表示诸勃极烈的地位和职掌不同。

国论勃极烈的权力机构的组成，从家族看是由当时若干个权贵的大家族所组成，其中阿骨打家族是皇权的代表，按规定皇帝是由这个家族的兄弟相传，是勃极烈统治机构中的核心家族。国相撒改家族是宗室家族中地位最高的大家族，其地位仅次于皇族。其他诸家族任勃极烈官职者，有景祖同母弟乌骨出的次子习不失，景祖的第八子阿离合懑，景祖子劾孙之子蒲家奴（昱），景祖次室温迪痕敌本所生漫都诃（与阿离合懑为同母）。国论勃极烈主要是由皇族和宗室中一些显赫家族组成，宗室以外的完颜部和其他姓女真家族都被排斥在外。从官职构成看，有谙班勃极烈，为首席相位，任此职者有太宗、斜也（杲）、亶，是皇位的合法嗣承者。国论忽鲁勃极烈，位在谙班勃极烈下，居第二位，是诸勃极烈之长，任此职者有撒改、斜也、宗磐、宗磐。国论阿买（阿舍）勃极烈是谙班勃极烈的副手，居第三位，任此职者有习不失、漫都诃。国论昃勃极烈是军事主要统帅之一，在太祖时居第四位，任此职者有斜也、蒲家奴。国论乙室（移赉）勃极烈是协理外交事务的大臣，也是议政大臣兼军事统帅，居第五位，任此职者有阿离合懑、宗翰。迭勃极烈之上不冠国论字样是副大臣，即诸国论勃极烈的辅佐。国论勃极烈到太宗天会十年（1132）调整为四员，即谙班勃极烈（磐）、国论忽鲁勃极烈（宗磐）、国论左勃极烈（宗磐）、国论右勃极烈（宗翰）。

国论勃极烈是由皇族和宗室中最有权势的大家族构成，是国家最高的决策和审议机关，国家的军国大事共同讨论、决定施行，有共同遵守的誓约，皇帝违约，诸大臣有权依约杖之，然后谢罪，诸勃极烈对皇帝有一定约束。其发展的趋向是由多家族发展为皇族与撒改两族，最后权归皇族，并且有向三省制转化的趋向，这主要是从对勃极烈的不断调整表现出来的。国论勃极烈在职掌上有一定分工，设员不定，收国元年（1115）四月为四员（谙班、国论、阿买、昃），后增乙室、迭为六员。天辅五年（1121）闰五月，国论忽鲁勃极烈撒改死，其子宗翰为移赉（乙室）勃极烈。诸勃极烈无固定任职年限，一旦免职则在内部调整，通常是只升不降，一般地死后不再补任，或废或更名，或因在外不再回朝参议军国大事而失其职掌。经过这样的变化，一些家族便从勃极烈中失权。

女真族以勃极烈为朝廷最高权力机构中诸大臣的官称，但没有把勃堇的称谓取消，在朝廷任职的“诸酋大人”、“近上官员”均以勃堇称之。宗室子弟称“郎君”。在皇帝主持召开诸勃极烈会议时，常有“郎君”、“诸酋大人”、“近上官员”参加。在地方的官员仍称勃堇，成为一般官员的泛称，后来推行中原官制，勃堇才从历史上取消。

金熙宗即位，废除了女真族的国论勃极烈制，建立以尚书省为中心的三省制，以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以及三公（太尉、司徒、司空）领三省事。领三省事的设置及补任，没有一定的规则，亦无一定员额，时多、时少、时有、时无，其地位的不同由三师、三公的地位高下而定。领三省事行之于天会十三年三月至贞元三年（1155）十二月，此后取消。其初领三省事的权力最大，到海陵时权限缩小。金之领三省事的设置，就女真本族的官制变化看，是国论忽鲁勃极烈宗磐、国论左勃极烈宗翰、国论右勃极烈宗翰三职权限的延长。但从三人已废除国论勃极烈之职为三师，由三师领三省事，又是受北宋末官制的影响。

尚书省的最高长官是尚书令，下置左丞相、右丞相、平章政事，平章政事位在右丞相下，与左右丞相为宰相。由左丞相兼门下侍中，由右丞相兼中书令。宰相下设左丞、右丞、参知政事，为执政官。宰相和执政统称“宰执”。左右司是宰执的秘书和处理省内事、对六部的监督机构。左右司官员为郎中、员外郎、都事，吏员有令史、译史、通事。在左右司下置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属左司；兵部、刑部、工部属右司。六部官员有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吏员有令史、译史、通事。

金代以尚书省为中心的三省的建立是受宋制的影响。在北宋元丰以前，宰相是同平章事（平章事）；执政是参知政事、枢密使。在元丰以后，宰相是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执政是尚书左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中书侍郎、枢密使。金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门下、中书长官由左右丞相兼，将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分别列于宰执之末，而枢密使不与。金至海陵正隆元年（1156）进行官制改革，罢门下、中书二省，不置领三省事、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增员，分为左右参知政事，置尚书令，位在丞相之上，但补任时间并不衔接。到金世宗大定二年（12）复置平章政事，分左右平章政事。金初，左右司与六部通署。熙宗天眷三年（1140），左右司与六部分治，六部变成独立机构。到金末哀宗天兴二年（1233），由于当时六部规模缩小，机构简化，把左右司合一，其官称“左右司郎中某”、“左右司员外郎某”、“左右司都事某”。

金代尚书省是朝廷最高权力机构，由皇帝总揽全权，尚书令总领纪纲，仪刑端揆。尚书令只管大事，不管细事，主要权在宰相。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掌丞天子平章万机，左右丞、参知政事，为宰相之贰，佐治省事。宰相与执政的关系是长与次的关系，宰相辅佐皇帝，总天下事，而执政为宰相之助手。国家的重大事，由皇帝向宰执咨询，宰执可向皇帝单独奏请。天子发案，由尚书省规定施行，或尚书省发案，奏请皇帝批示。对皇帝下达的诏、敕、制、册要执行，审判国家重大案件以及对官员进行指导和监督。

金朝为加强皇帝的权力，于朝廷设御史台，御史中丞掌刑狱和重大案件，主要是监察官员活动和处置官员犯法。御史台的附属机关是登闻检院和登闻鼓院，到章宗时登闻鼓院与御史台分立，成为独立机构。

地方官制金代地方官制前后变化很大，金初因辽南北面官制在南面因辽、宋制设官统治，废刘豫后设行台尚书省。金熙宗官制改革，在朝廷统一领导下，在地方仍有汉官制、女真官制及辽制的不同，形成具有金代特点的官制。

金于太宗天会三年（1125）十月，诏诸将攻宋始置都元帅府。官员有都元帅、左右副元帅、左右监军、左右都监、经历、知事、检法，吏员有令史、译史、通事。左右都监以上主要由女真贵族担任，渤海、契丹、汉人为数甚少，经历以下的一般吏员多有汉人为之。都元帅府本是军事的最高机构，掌征讨之事，都元帅及左右副元帅为相所兼，或由皇帝子弟为之。灭北宋以后，都元帅府便成为专管汉人的地方最高的军政组织。左副元帅（天会十年为都元帅）宗翰，在云中；右副元帅（后升为左副元帅）宗望，在燕京（今北京）。又置汉人宰相及枢密院受其统属，时称东朝廷、西朝廷，东、西朝廷的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任用汉人。天会四年，为统一辽、宋制的不同，置尚书省，即改辽以中书省为中心的三省制为金以尚书省为中心的三省制。天会六年，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刘彦宗死，把燕京枢密院并入云中，以韩企先为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都元帅府在名义上受朝廷节制，实际上已成为权势最大的地方官府。金熙宗在全国实行三省制，把都元帅权力收归朝廷，采取以相位易兵权的办法，把宗翰、完颜希尹、韩企先等安置在朝廷，从此南北面的官制废。

金朝先后废除刘豫“政权”和燕京枢密院以后，于其地设行台尚书省。

天会十五年十一月，废刘豫设行台尚书省于汴（今河南开封），把表面为独立政权的齐废除后，将其辖区置于朝廷之下。后来挞懒与南宋议和，将河南、陕西地与宋，因将行台尚书省迁到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7“金遂移行台于大名”。又卷129：金以“行台户部尚书冯长宁为东京（今辽宁辽阳）户部使，自大名到东京凡五千里”，而冯长宁“削发左衽而赴任”。《金史·赵元传》记载，后又由大名迁祁州（今河北安国）。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九月，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金史·百官志》的记载是：“行台之制，熙宗天会十五年罢刘豫，置行台尚书省于汴。天眷元年，以河南、陕西地与宋，遂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天眷三年，复移置于汴京。皇统二年（1142），定行台官品皆下中台一等。”实际上废刘豫与废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是两回事，不是将汴行台迁燕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后又由燕迁汴。金在天眷元年九月，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二年三月，金将河南、陕西地与宋，四月宋遣使谢河南地，不是把河南、陕西地与宋后才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天眷元年是挞懒倡议把河南地与宋之时，而翌年三月才给宋，三月行台已由汴迁大名，后又迁祁州，三年复置于汴，管理长城以南、淮水以北地区。皇统元年，以燕京隶尚书省，而西京（今山西大同）及西京山后诸部隶元帅府。

行台尚书省设领行台尚书省事，如同朝廷设领三省事，位在左右丞相之上。下置行台左右丞相，行台平章政事；行台左右丞，行台参知政事。分左右司，下属六部各司，部各置官员及吏员。行台尚书省由都元帅兼，都元帅府与行台在领导上一元化。行台尚书省是金代在地方设置管理军民的一种特别的地域性组织。其初权限很大，诸州郡的军旅之事，决于元帅府，而民讼钱谷，由行台尚书省治之。到海陵天德初，以监察御史分司行台。监察御史由朝廷派遣，行台的权限因而缩小，并进而废行台尚书省之制。

金朝后期为加强对地方的统治，以适应战争的局面，于各地设行尚书省、行司和行部，以代替朝廷在地方行使统治。行省是在地方所设的对军民的统治机构，设官大体与朝廷尚书省同，“州民奉行省为领省”①。其制设无定，是一种临时性的设置，但它却为后来元代行省的设置打下了基础。

金于地方设路府州县，由于金是由女真族建立并占有原辽和北宋的一部分地区，因而在统一的路制之下的州县的设置具有区域和民族的特点，其名称与组织系统也不同，由此而构成金一代的地方官制的整体结构。

①《西夏天盛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五册，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本段内所载地名甚多，许多已不详今地所在，本段古地名一律不注今地名。金承渤海、辽制，在地方建五京，置十四总管府，是为十九路分镇各地，把金朝统治的全域统一为一个整体。金崛起于按出虎水，称其为“内地”，太宗时以建都升会宁州（今黑龙江阿城南）为府，熙宗天眷元年以其地为上京。金南下灭辽及北宋，原辽及北宋的旧京名被沿称下来，所以熙宗时除上京会宁府，还有辽、宋的旧京，称北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大定府（今宁城西）、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燕京析京府和汴京开封府，而上京会宁府是全国的政治统治的中心。海陵贞元元年（1153）迁都燕京，改为中都大兴府，成为金朝政治统治的中心，削去原上京之号，此前已先将北京临潢府废去，改中京为北京、汴京为南京，五京之制形成。金于诸京置留守司，带本府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总管府由府尹兼领，诸府置尹。金代诸州分为三级，诸节度州置节度使，诸防御州置防御使，诸刺史州置刺史。县分赤县、次赤县（剧县）、诸县，各置令。在县以下有镇城堡寨，置知镇、知城、知堡、知寨，品级与县令同，从七品，其设公使者与县同，惟验户口置司吏。县以下的最基层组织是村社，置主首。

金代地方官制，在京府之下与州县并存的有女真族猛安谋克。金太祖嗣都勃极烈位的第二年（1114），就“一如郡县置吏之法”①，把原来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改革为地方行政机构。作为地方组织的猛安谋克与作为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的不同，一是地方组织的猛安谋克是领户，而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是领夫；二是地方组织的猛安谋克是与地域组织的村寨结合，而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与军队编制结合。在地方猛安谋克之上是路，有万户路、都勃堇路、都统司路和军帅司路的不同。猛安谋克是行政、军事和生产结合的地方组织。熙宗官制改革后，猛安谋克与州县并存，自成系统：猛安相当于防御州，位在节度州之下，谋克相当县。到金章宗时女真族封建化完成，地方猛安谋克转化为地方的封建屯田军组织，猛安谋克便成封建屯田官。

金代地方官制也沿袭了辽制，在西北、西南、东北路设招讨司，“招怀降附，征讨携离”①。于诸部设部族节度使，统制各部，镇抚诸军，其余皆同节度使。官员有节度使、副使、判官、知法各一员，吏有司吏、通事、挞马。设诸乣，官为详稳，职守戍边堡，其余同于谋克。麽忽掌贰详稳。吏有司吏、习尼昆、挞马。诸移里堇司设移里堇一员，分掌部族村寨事宜，吏有司吏、习尼昆、挞马。另外，设诸秃里，掌部落词讼、防察违背等事；设诸群牧所分掌诸畜。

封爵制封爵是金代官制内容之一，它既与中原的封爵制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也与女真本族及契丹、渤海的影响有关。

①参阅李范文：《西夏官阶封号表考释》，《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期；史金波：《西夏文考释》，《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3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①《金史》卷119《完颜娄室传》。

《金史·百官志》记载：“正从一品曰郡王，曰国公”，实际在郡王之上尚有王，应是王、郡王、国公三个等级。“正从二品曰郡公，正从三品曰郡侯，正从四品曰郡伯（原注：旧曰县伯，承安二年更）”，实际在郡伯之下尚有郡子、郡男，应是郡公、郡侯、郡伯、郡子、郡男五个等级。“正五品曰县子，从五品曰县男”，而县伯于承安二年（1197）更为郡伯。如是则在承安二年前为县伯、县子、县男三个等级，承安二年后为县子、县男两个等级。但实际在承安二年前的世宗大定年间已有郡伯，可见不是更县伯为郡伯，而是取消县伯，存郡伯。这样，金代封爵是王（万户）、郡王（五千户）、国公（三千户）、郡公（二千户）、郡侯（一千户）、郡伯（七百户）、郡子（五百户）、郡男（三百户）。

《金史》记载的封爵，属于章宗明昌、承安年间的官制体系，它已失去最初的实封意义，但只要封建制还存在，它就与封建官制结合着。封爵与食邑、等级制都是联系着的。金代的实封也不是就国，而是实食其户；非实封则是名义的，不真食其户。金代封爵同样是按照位次等级以国郡县名称表示，但不是金当时行政区域的名称，如封郡王不管本人的原籍如何，把本人的姓与历代郡望著姓结合加以封赐。姓王则封为太原郡，姓李则封为陇西郡，姓张则封为清河郡，姓赵则封为天水郡，姓刘则封为彭城郡。金朝同样仿此精神封契丹、渤海及本族人。如契丹萧姓以姓封兰陵，耶律姓封漆水，渤海大氏后裔封神麓，女真封金源，这表明代表不同族的封爵已同一起来，形成金代的封爵制度。金代封爵是以实封和无实封作为基础的，王、郡王、国公、郡公、郡侯为实封（实封为一千户至一百户五等）；郡伯、郡子、郡男为非实封，而在食邑户数上则与县伯、县子、县男相等，其品级也是相同的。金代女真族的猛安谋克，既是行政和军事组织名称，也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荣誉称号进行授封。金熙宗皇统五年规定了猛安谋克的等级，“乃分猛安谋克为上中下三等，宗室为上，余次之”。同时，确定猛安谋克的世袭制度。世宗大定间，定功授世袭猛安谋克，“复命新授者，并令就封”①。

《金史·百官志》记载：女真白姓之号完颜等二十六姓，封金源郡；裴满等三十姓，封广平郡；吾古论等二十六姓，封陇西郡。黑姓之号唐括等十六姓，封彭城郡。此与姚燧《牧庵集·布色君神道碑》所记互异。其文云：“凡百姓，金源郡三十六，广平郡三十，皆白书；陇西郡二十有八，彭城郡十有六，皆黑书。”《金史》记载是白姓之号三，黑姓之号一，此则白黑姓之号各二。金女真完颜部色尚白，其属白姓。徒单姓与完颜为同部，不同姓，白姓之号就包括徒单姓在内。白姓之号主要封金源郡和广平郡，封国之制定于熙宗时，封广平郡的三十姓以裴满为首，在徒单之前，当与裴满皇后有关。在封金源郡、广平郡白姓的两个集团间，应封金源郡的则封广平郡；应封广平郡的则封金源郡，而记载中却无黑姓封金源郡和广平郡的，可见白姓之号间兼可互封，而白黑姓之间不能相混。白姓之号与黑姓之号各分两个集团，盖源于原始社会的婚制发展变化而来。金朝把女真白姓、黑姓与封爵制结合，与女真族接受中原影响和封建化是分不开的，形成金朝一体的官制。

金代官制是一个有层次发展变革的过程，它在发展中冲破了原辽的南北面官制，也冲破了过去中外和华夷之分的两重官僚体制，把各地、各族都纳入统一的官僚体制之中，同时在历史上金朝首先把三省制发展为一省制，对后来官制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①《金史》卷128《循吏传·序》

（谢选骏指出：“辽金元”的三连环与“元明清”的三连环——女真满洲竟然占有两个席次。所以，“历史上金朝首先把三省制发展为一省制，对后来官制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可能不是偶然的，而是它兼有农牧游猎的三元处境使之然。在这种意义上，女真人和后来的满洲人显然比蒙古人更加野蛮——因为它们还是处于半游猎阶段的生番。）

【第九章 军制】

第一节 五代十国军制

后梁军制

唐末藩镇各自拥有军队，朱全忠（温）虽以身兼21镇而灭唐建后梁，但其直接统辖的主要是原先所领的宣武（汴州，今河南开封）、宣义（滑州，今滑县）、天平（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和护国（蒲州，今山西永济）四镇军队，而以起家的宣武镇兵为基础。

诸军马步都指挥使，简称诸军都指挥使，为后梁军事长官，以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为副长官，统辖后梁诸军，实际所统仍只是宣武等四镇之兵。后梁建立，即以元帅府都押牙刘■为诸军马步都指挥使，其后辖兵增多，长官仍以亲信担任。

后梁仿唐制，建六军为皇帝卫士。唐代六军早已不存在，后梁建立，即以原元帅府左右长直、内卫等近卫兵改建，设左右龙虎、羽林、神武、龙骧军；其后又设左右天兴、广胜军等，设统军或军使、六军马步都指挥使等为长官，也以亲信担任。“前朝（唐）置龙虎（武）六军，谓之卫士，至是（开平二年十月）以天武、天威、武英等六军，易其军号而任勋旧焉”②。后期沿唐制以重臣任“判六军诸卫事”，并设“六军诸卫副使”统辖六军。六军称为禁卫军、亲兵，是后梁直属军队的核心部队，皇帝的近卫军。

禁卫军中最为亲近的军队，称为侍卫亲军，这是由朱全忠任宣武节度使时的“厅子都”亲兵发展起来的，后梁建立时称为“元从亲军”。开平二年（908）夏，改称“侍卫亲军”，设都指挥使等为长官，常由六军之一的左或右龙虎军统军兼任，只统皇帝的亲卫军“侍卫亲军”。这是一支不大的军队，但战斗力强又最受皇帝宠信，军号有天兴、控鹤军等，军设军使、指挥使等为长官。

后梁各地节度使所辖的军队，实际上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方军队，大体上服从后梁的节制。各地割据势力在称帝、称国王以前，也常以节度使身份对后梁表示臣属，对内则进行割据统治。节度使通常都兼刺史作为地方行政长官，主管军事的上佐官为行军司马，大多为节度使的亲信，权势很大。其他军事属员有判官、掌书记、推官，掌书记官位虽较低，但主管文书机要，地位很重要。大的藩镇还设有中门使，职责类似朝廷的枢密使。节度使军以牙（衙）内马步都指挥使等为长官。设厅子都以统节度使的亲兵，设亲从指挥使等为长官。

马步军都指挥使下通常分设马军、步军都指挥使或指挥使等，后梁及军队多的节度使，马军或步军之下分设左、右厢，厢下设军，有时还分为左、右军，各设都指挥使等为长官，厢下属军以第一军、第二军等排列顺序，朝廷的军通常有“军号”，如后梁所设的左、右控鹤军等，在军号下分设第一军、第二军等，有的在军号下先分为左、右厢，再在厢下设军。

②《金史》卷57《百官志》。

军下为“指挥”，每一指挥人数不等，自二三百人至上千人，大体是马军400人、步军500人左右，设指挥使、副指挥使为长官。较小的节度使在马步军都指挥使下，只分设马、步军指挥使。“指挥”为军队的基层单位，每军辖二三个至十多个指挥不等。

五代沿设都，每都人数自一二百人至上万人不等，甚至更多，设都将，亦称都头。有独立的特种部队，如后来南汉所设的“媚川都”，专以采珠；吴越的“营田都”，专以兴修农田水利。更多的是普通军队中的精锐部队，节度使的亲兵通常称为“厅子都”；后梁天雄军（魏州，今河北大名）节度使杨师厚“选军中骁勇，置银枪效节都数千人，给赐优厚”①，类似朝廷的侍卫亲军。“都”的长官称都指挥使、都知兵马使等，都头又是都知兵马使的俗称，而都将又常是都指挥使的俗称，两种俗称有时又互用。

后梁初，又于军中设都，其地位则在“指挥”之下。开平二年十月，“以右天武军都头韩瑭为左神捷指挥使、左天武军第三都头胡赏为右神捷指挥使”①。都头是都的长官，由都头升为指挥使，指挥下的低级军官还有“十将”。军下设指挥，指挥下设都的军制，为后唐、晋、汉、周及宋代沿袭。唐末天祐三年（906），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将“部内男子无贵贱，并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士人黥其臂，文曰一心事主”①，定霸都为军号。朱全忠在称帝前任节度使时，也在兵士面上刺上军号以防逃亡。在兵士面上刺上所在军队的名称，也称涅面、面涅，当上高官后才能以药除字，为五代、宋代所沿袭。刺、涅成为招或强征士兵的代名词，如刺为某军等。

后唐军制

后梁废唐代枢密院，建崇政院，以亲信敬翔为崇政院使，权逾宰相。崇政院使虽以军事为重，但崇政院职权实与“中书”（政事堂）相似，是第二“中书”而权更大。

后唐建立后，废崇政院，重建枢密院，任亲信为枢密使。枢密院主军，中书主政。如同光元年（923），因经费缺少决定削减官员，中书在提出文臣裁减措施之后，对于武臣的裁减，即明确提出“其西班上将军已下，仍望宣示枢密院斟酌施行”②。枢密院主军的制度为后晋、汉、周及宋代沿袭。后唐李氏起自沙陀族，军队中少数民族也较多，设蕃汉马步总管为后唐统军长官，或称蕃汉内外马步总管、蕃汉总管等；副总管为副长官，后称总管副使，例以心腹大将担任，周德威、李嗣源（明宗）等身系后唐兴衰的重臣先后任此职。建国前已设此职，建国后权位隆重，远非后梁的诸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所可比拟。明宗在天成元年（926）即位前，一直任蕃汉总管等职，但在即位后不久即废此职。

后唐沿设六军，其中左、右龙虎也避唐讳而改称左、右龙武。设判六军诸卫事为长官，虽以亲王、重臣担任，但权位在蕃汉总管之下。蕃汉总管停设后，成为后唐最高统军长官，设六军诸卫副使、六军（亦称诸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等长官，属官有判官、推官等。

①《金史》卷44《兵志》。

①《五代会要》卷12《京城诸军》。

①《资治通鉴》卷269，后梁贞明元年三月。

②《旧五代史》卷4，后梁《太祖纪》四。

庄宗称帝前，亲近侍卫为银枪效节都，称帝后为金枪、捧日、控鹤等军。明宗即位，以捧圣、严卫军为侍卫军，各设左、右厢马步军都指挥使等。天成二年（927），重设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以六军诸卫副使兼任，后专设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等为长官。

后晋、后汉、后周军制

后晋、汉、周虽仍沿置六军，但地位日益降低，逐渐形同虚设。而长官判六军诸卫事，仅后晋初年杨光远担任，未再任命他人，此职遂废。侍卫亲军逐渐成为朝廷正规军的名称，长官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的名位已仅次于宰相、枢密使，相当于此前的蕃汉马步军总管、判六军诸卫事，是最高统军长官。后晋初年所设的判六军诸卫事，其实际职权已低于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侍卫亲军司下分设马军、步军，侍卫马军的军号，后唐时先称捧圣，后改彰圣，后晋、汉称护圣，后周改称龙捷。步军的军号，后唐时先称严卫，后改宁卫，后晋、汉称奉国，后周改虎捷。马、步军的军号下分设左、右厢，厢下设军以第一、第二序设。侍卫马军、步军，军号（如护圣等）左右厢或左厢、右厢等，皆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为长官，与侍卫亲军司设官相同，军下设指挥，指挥下设都。侍卫亲军作为朝廷直属军，已分驻外地以镇守或征讨。

侍卫亲军司既已成为统辖朝廷正规军“禁军”的机构，需要建立新机构以统领侍卫皇帝的诸班、直及亲军，担任宿卫宫城及宫、殿之职，因建殿前司。

朱全忠称帝前即设有长直，称帝后有内直；后唐有从马直、马前直、长直、东西班。后晋设大内都点检，下有内殿直、东西班、控鹤军等。后汉设殿前都部署，其下除诸班、直、控鹤军外，还设有小底军。

后周太祖于广顺二年（952）四月，亲征慕容延超时，以枢密副使郑仁诲兼权大内都点检。七月，设专职的大内都点检，后改设殿前都指挥使，机构称殿前司。此后皇帝亲征离京时，仍以重臣为大内都点检，返京后即撤消。殿前司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为长官，显德三年（956）末，设都点检，后又设副都点检，权位在都指挥使之上。殿前司长官的地位虽低于侍卫亲军司的长官，但更为亲要。统内殿直、外殿直、内直、东西班等班、直，小底（后改铁骑）、控鹤等马步军，其下设置略同于侍卫亲军司。

“十国”军制

“十国”中称帝诸国大都仿唐制或中原皇朝军制，称国王诸国与称帝诸国略同而稍简，封王的节度使诸国设置则类同于大藩镇，而且记载缺略。除荆南等小国外，“十国”中大多设六军。南唐、前蜀、后蜀、闽等以亲王、重臣为判六军诸卫事。此外，尚有设诸道都统、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诸军都指挥使、牙内都指挥使等，作为最高统兵官，有的则以元帅、判六军诸卫事等兼任，或以都督、判中外诸军事为最高统兵官。

南唐设侍卫诸军都指挥使，由神武统军兼任，下设都虞候等。吴以控鹤军为侍卫，设军使、都虞候等。前蜀初有奉驾等军，设军使等，后以左、右龙武军为亲军，设马步军都指挥使等。后蜀设匡圣、卫圣军等亲卫军，设马步军都指挥使等。吴越有亲卫、内直殿等，设指挥使或都知兵马使。楚设牙内侍卫指挥使、长直都指挥使。闽的侍卫军为拱宸、控鹤二都，还曾设宸卫都，设军使、都指挥使等为长官。北汉实行后汉军制，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为最高统兵官，以亲王兼任；亲卫军亦隶属侍卫亲军司，设置简略，有供奉官、殿直等。

五代乡兵（民兵）

五代、宋代实行募兵制。五代时，偶以征兵制点集乡兵。后晋天福九年（开运元年，994）三月，面临契丹南侵，“敕天下籍乡兵，每七户共出兵械资一卒”。五月，“诏诸州所籍乡兵号武定军，凡得七万余人”。开运三年正月，改名天威军。后晋自建乡兵后，“教习岁余，村民不闲军旅，竟不可用”，不久即废罢，同年末后晋亡。后周广顺年间，在“镇州（今河北正定）诸县，十户取材勇者一人为之，余九户资以器甲刍粮”，称为弓箭手；还“点秦州税户充保毅军”③，这是地方性的乡兵。五代设置地方性乡兵的，还有瀛州（今河北河间）、霸州（今霸县）等地的“强壮”乡兵等，其他割据政权也间或设乡兵，如北汉曾以乡兵参加对后周的战争。

③《旧五代史》卷135《刘守光传》。

第二节 宋代军事制度

北宋军制宋代实行“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帅）臣主兵柄，各有分守”的制度①，北宋的二司、三衙是直接管辖全**队的最高军事机构。赵匡胤以后周殿前都点检代周建立宋朝，建隆二年（961），罢废都点检、副都点检，以原次长官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为殿前司正副长官。殿前司所统是最亲近的扈从者，号诸班、直，如骑军有内殿直、外殿直、金枪班、东班、西班等，步军有御龙直等，除侍卫外兼有仪仗队的作用，还有专业的茶酒班和钧容直（军乐队）等。

侍卫亲军司，地位在殿前司之上，长官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掌管禁军的大部分，下设马军、步军二司，亦设都指挥使等为长官。建隆三年，石守信辞职后侍卫司长官常空缺而不任命，后期也只设长官中权位最低的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

侍卫亲军司“自（景德二年，1005）王超罢职（马步军都虞候），无复任者，而侍卫司马军、步军遂分为二，并殿前号三衙，而马、步二军始居殿前司之下焉”①。三衙分管全国禁军，还分管首都开封的治安，殿前司管宫城（大内）内，马军司管旧城（里城）内，步军司管新城（外城）内。

内臣，亦称内职，晚唐设枢密使、宣徽使由宦官担任，又设内客省使、皇城使、宫苑使等诸司使，以宦官或将军担任。唐末诛宦官，诸使及殿庭供奉官员等五代时渐以亲信中的低级武官担任。

但自枢密使以下至殿庭供奉官员，仍称为内臣或内职，为宋代所沿袭。

北宋诸司使“初犹有正官充者，其后但以检校官为之，或领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①。内职官名以后发展为所有中低级武官的寄禄官称，称为“武选官”，担任着与这些内职官称完全不同的军职或地方官。而有些内职仍为实职，另以“检校官”担任。

武官除节度使及“正任”的承宣、观察、防御、团练使和刺史以外，都以武选官称定品级、俸禄高低及担任相应的官职。武选官以品级高低分为横班、东·西班及大·小使臣。

“横班”指内客省使至閤门副使等五、六品的武选官，由于在朝会时横排侍立，因而被称为“横班”或“横行”。

东、西班，亦称诸司使、副使，为七品武选官。皇城司等外殿的诸内侍机构中，皇城、御厨、翰林医官等二十使、副使，朝会时侍立在东边，称为东班，其中只有皇城使、副使为武选官。宫苑、内园、洛苑、供备库等二十使、副使，朝会时侍立于西边，称西班，则全是武选官。武选官改制后称武阶官，史亦以之称原武选官。

①《旧五代史》卷30，后唐《庄宗纪》四。

①《资治通鉴》卷284，后晋开运元年三月辛卯；《宋史》卷190《兵志》四。①《宋史》卷2《职官志》二《枢密院》。

武选官中低级的称为“使臣”，其中内殿承制、内殿崇班为正八品，称为大使臣。东·西头供奉官、左·右侍禁、左·右班殿直、三班奉职、三班借职等为从八至从九品，称为小使臣。殿侍为无品的最低武选官。供奉官、侍禁、殿直称为三班，因此，小使臣亦称三班使臣。大使臣以上武选官，除担任相应军职外，还可以担任（通常由文官担任）路级提点刑狱，以及知州、军、监等地方官。

宋代节度使、节度观察留后（北宋末改称承宣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及刺史，在宋初都是实际官职。不久，都不再担任与官称相应的具体职务，“节度、承宣、观察、团练、防御、刺史，则俱无职任，特以为武臣迁转之次序”。节度使是武官的最高职衔，“节度使粗人（军人）之极致”①，此外还作为宗室、外戚及前宰相、执政的加衔。

除节度使（从二品）只有正任外，其他都有正任和遥郡的区别。所谓“正任”，并不是担任与其官称相应的实职，而是指武官已除去武选官称，并依据承宣等使和刺史的品级（四、五品）领取俸禄，并取得担任相应的中、高级武官实职“差遣”的资格。即所谓“除落阶官（武选官）为正任，未落阶官为遥郡”②，实际上类同武选官。

遥郡，则是指横班、东·西班正使级武选官而带有承宣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和刺史的官称，但并没有享受相应品级的待遇，而仍以他们原先的武选官称的品级定俸禄和担任相应的武官实职。

此外，节度、团练等副使，后来只是非经特许，不得管事的从八品闲差，主要用于被贬的文武官员，如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宋徽宗在政和年间对武选官进行改革，他认为，“武选官称，循沿末世”，是五代旧制，必须“易而新之”①，改称武阶官。将昭宣使系列（主要由宦官担任，部分由武臣担任）中最高的延福宫使、景福殿使，列入横班的正规系列，置于内客省使之下、客省使之上。横班各正使改称通侍大夫至右武大夫，客省副使至西上閤门副使，改称中亮郎至右武郎；诸司（东、西班）正使改称武功大夫至武翼大夫，诸司副使及大、小使臣改称武功郎至承信郎，后又增设一些大夫、郎，官品自正五品至从九品，又设太尉（正二品）为武阶官之首，共53阶。太尉又是下级军官对高级武官的尊称，并非实任太尉。由于出现了部分郎官在部分大夫之上的现象，南宋初将所有大夫，调整到郎之上。节度使系列未改动，只是将“节度观察留后”改称承宣使，节度使系列仍作为武官升入“横班”以后升迁的官称。

北宋路级（相当后代的“省”级）常设军事机构，军政领导机构为安抚司、经略司，统兵机构为都部署（都总管）司、都钤辖司，管军、监军机构为都监等。

北宋前期，当发生灾荒或用兵时，临时设置安抚司，通常以文官任安抚使，常兼任兵马都钤辖或钤辖，以便提辖本路兵马。设于边境的安抚司，不久即成为兼管军、民，“掌北边戎机交聘之事”，以及“抚绥良民而察其奸究，以肃清一道”的常设机构②。

①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12《官制门·三衙类》。关于王超罢军职时的职衔，《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景德二年正月丁卯作“步军都虞候”，前脱“马”字；参见卷68，大中祥符元年三月丁卯注。②《宋史》卷9《职官志》九。

①《文献通考》卷59《职官考》十三《刺史》后“按语”；参见《宋史》卷474《贾似道传》。②《文献通考》卷59《职官考》十三《承宣使》。

庆历元年（1041）十月，陕西路正式分为五个军事路（类似近代的省军区），其中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设“安抚使司”，分别由秦州、渭州、庆州和延州知州兼任安抚使。以后永兴军路亦设本路安抚使司，由知永兴军兼任安抚使，河东路也已将安抚司作为常设机构，由太原（今属山西）知府兼任安抚使。庆历八年四月，又正式将河北划分为大名府路、高阳关路（驻瀛州，后升为河间府，今河间）、真定府路、定州路四个军事路，各设安抚使司，由知州、知府兼任安抚使。皇祐四年（1052）六月，广南东、西两路也设安抚使司，以广州（今属广东）、桂州（今广西桂林）知州兼任安抚使。

南宋建炎元年（1127），因抗金需要，曾于沿黄河、淮河、长江各州府都设本州、府的安抚使司，由知府、知州兼安抚使。绍兴和议前后起，改为各路都设置，成为常设机构，而废罢一般府、州的安抚使司。

经略（使）司，设于边疆，具有“绥御夷狄，抚宁疆圉”，“凡战守之事，即事干机速、边防，及士卒抵罪者，听以便宜裁断”权力的常设路级军事机构①，长官通常由文官知州、知府兼安抚使者兼任。

咸平五年（1002）正月，张齐贤任判邠州（今陕西彬县）兼环庆、泾原两路经略使，节制诸将，经略边事，史称专任经略使始于此，但同月即罢。庆历元年十月，分陕西四个军事路时，也分设四个经略司；河东路也设经略司。皇祐四年，又设广南东、西路两个经略司，这是北宋时常设的七路经略司。

南宋时，除广南东、西两路仍常设经略司外，沿边的利州路、湖北路及襄阳府（今湖北襄樊）路也曾设经略司，后废罢。

部署（总管）司是最高的路级常设统兵机构，长官称马步军（或兵马）

都部署，后改称都总管。雍熙三年（986），设高阳关都部署、定州都部署，随后又设雄州（今河北雄县）都部署、镇州都部署、并代都部署等，作为地区防御的重镇。宋太宗末年，设环（今甘肃环县）、庆等州都部署、延州路都部署等。初期都由武将任都部署，以后逐渐改由文官知州（府）兼任，武官则任副都部署。庆历元年，分陕西为五路，八年分河北为四路，以及河东路，共置十个常设的部署司。长官都部署通常由文官知州、知府兼安抚使者兼任，武官担任副都部署，有时还兼任安抚副使。

钤辖司是各路普遍设置的常设统兵机构，仅次于部署司，与部署司职责相同而地位、职权较低，长官为兵马钤辖、都钤辖，是仅次于兵马都部署（总管）的统兵长官。路级钤辖也称“路分钤辖”，通常由各路首府知州（府）兼任，知州（府）已兼任都部署的路另设“路分钤辖”，寄禄官（阶官）官高资深的称为都钤辖，一般的只称钤辖。普通州（府）也有设钤辖的，由知州（府）兼任，后改称副钤辖。

都监（监押）则各路、州、府皆设，是具体管军的长官。路级称“路分都监”；府、州也设。宋初，文武臣都担任，后专以武官担任，有的县、镇、寨也设，寄禄官（阶官）高的称都监，低的称监押。南宋初，曾有部分州（府）由知州（府）兼任，以武官为副都监，不久即罢知州（府）兼任。路分都监（监押）基本上由武官担任，实际上只是掌管治安、消防的武官。

①《宋大诏令集》卷3《政事》十六《官制四·改武选官名诏》（政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南宋军制

宋高宗于建炎元年（1127）五月建立南宋时，北宋原有的军事体制已瓦解，随即设立“御营使司”，“简称御营司”，“以总齐军中之政”①，以副相黄潜善兼御营使，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兼副使。六月，又以宰相李纲兼御营使。御营司遂夺枢密院、三衙之权，集军政、统军于一身，枢密院几同虚设。建炎四年六月，罢御营使司，职权归枢密院。南宋枢密院直接管辖全**队，北宋时枢密院只管军政，而军队由三衙管辖。

绍兴三十一年（11），金军南侵。宋高宗“亲征”，任命亲信杨存中为“御营宿卫使”，事权已与建炎时不同，只是宋高宗的“宿卫”使，并协调各抗金宋军。隆兴元年（13），孝宗再次任命“杨存中为御营使，节制殿前司军马”，实际上也只是“宿卫”使②。

北宋三衙分统全国禁军（北宋正规军），金灭北宋，京城（开封府）禁军败死溃散，三衙只剩少量班、直，随宋高宗南下。建炎三年十二月，因叛乱而解散。绍兴元年（1131）五月，任命“郭仲荀权主管殿前司公事，自巡幸以来，三衙实无兵，名存而已”①。南宋三衙不设正长官时，以“主管殿前（马军、步军）司公事”为长官。绍兴五年春，殿前司有兵900多人，马、步军司才各有600多人。九月，以解潜部3000隶马军司；以杨沂中所部神武中军约万人隶属殿前司，颜渐所部隶步军司；又将都督府直辖部队分属三衙，刘锜的亲兵也遥隶步军司，三衙才有了较大的直属部队。绍兴七年三月，又将王彦所部的原“八字军”约万人并入马军司。但南宋主要的军队都不属三衙管辖，这和北宋三衙分管全**队的性质完全不同。南宋军队由枢密院直接管辖。三衙只是皇帝的三支亲卫军，杨沂中（存中）主管的殿前司兵及刘锜主管的马军司兵，是三衙中两支较强大的军队，先后多次出征，但实际上只是宋军中两支较次要的军队。乾道七年（1171），马军司又移驻陪都（行都）建康府。

北宋咸平三年（1000）六月，初设宣抚使时，只是“访民疾苦，宴犒官吏”，并无军事内容。庆历八年（1048）正月，镇压贝州（今河北清河西）王则兵变，文彦博任河北宣抚使，军事许“以便宜从事”。宣抚使节制军事成为主要任务，但北宋时都属临时性质，事后即撤消。北宋末，李纲任河北、河东宣抚使统军抗金，李纲“自陈书生不知兵，今使为大帅恐不胜任”②。说明宣抚使早已作为军事统帅。

南宋建炎三年（1129）五月，张浚任宣抚处置使，以川、陕、京西、湖南、湖北路为辖区；六月，又以杜充为宣抚处置副使，节制淮南、京东、京西路，这是不冠以地区名称，正、副宣抚使分辖整个抗金地区的军事，职权大于一般的宣抚使。

同年闰八月，刘光世任江东宣抚使，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池州（今贵池），是非执政官的武将任宣抚使之始。宣抚使司通常只称宣抚司。最著名的莫过于绍兴十一年（1141）“绍兴和议”前，手握重兵的韩世忠、张俊、岳飞的三宣抚使，都不设副职（副使、判官）。

①《宋会要辑稿》职官41之79。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41之75。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丁酉。

②《宋史》卷32《高宗纪》九，卷33《孝宗纪》一，卷367《杨存中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0《官制》一《御营使》。

北宋时不设宣抚副使，只设判官为属官。南宋时，宣抚副使有时作为宣抚使的副职，但常单独建司；宣抚判官已不是属官，而是低于副使的副职，有时也单独建司。绍兴十年，杨沂中任淮北宣抚副使、刘锜任宣抚判官，实际上都是资历较低的正职，相互间亦无统属关系。

北宋制置使都属临时性设置，多以武将担任。南宋建炎元年八月，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仲荀“部禁旅从太后行，且制置京东诸盗，应江、淮、荆、浙、闽、广诸州皆为所隶”，而且“经制使以下并受节制”。以后所设的制置使司，所辖都是一二路或数州。建炎三年七月，发生江州（今江西九江）知州兼江东、湖北制置使张徵“以便宜竭取属郡之财”，因而同年“诏诸路制置使，惟用兵听从便宜，余悉禁止”。四年五月，“诸路帅臣（安抚使）见带制置使并罢”，“惟统兵官如故”①。制置使遂成为路级专职军事长官，通常也都兼所辖部队的都统制，职权高于安抚使而低于宣抚使，著名将领岳飞、韩世忠、刘锜等在任宣抚使、副使、判官之前，无不先任置制使。

宋又设沿海制置使，通常由明州知州兼任，为常设机构，有一支海军，由正副使分任总领、同总领海船，设总领海船所。平江府知府或绍兴知府，偶亦以沿海制置使为兼衔，沿海制置使有时并入浙东安抚司。设置两个沿海制置使时，分驻明州、平江，副使常以武将担任。武将任沿海制置使时也兼任明州知州，绍兴三十一年（11）的添差两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兼提督海船、两浙西路通泰海州沿海制置使，则不兼地方官。

另有沿江制置使，岳飞于绍兴三年担任的即是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置司江州，是临时设置的机构。常设的沿江制置使，置司于建康府（今江苏南京），由知府兼任，“专一措置水军海船”。也常在鄂州设沿江制置司，有时只设沿江制置副使，单独置司，均由鄂州知州兼任。

建炎四年（1130），南宋朝廷面临金军临江的危急形势，“假权宜以收群盗”，企图利用抗金义军、游寇及部分较小的官军，分地区独立抗击金兵。同年五月，新设镇抚使，每镇辖二三州（府），除茶盐税收仍由提举常平司或茶盐司征收外，其他路级安抚司、转运司、提刑司等都撤消，财政收入三年内不上交，但朝廷也不拨钱粮，除知州（府）是镇抚使提名由朝廷任命，其他官员均由镇抚使任命，军事完全由镇抚使处置，“许以能捍御外寇（金）显立大功，特与世袭”。西起利州东路的金州（今陕西安康），东至淮南东路的通州（今江苏南通），北至原京西北路的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实际在伊阳，今嵩县西南），南至鼎州（今湖南常德）的广大地区设置了20多个镇抚使，先后任镇抚使的，有陈规、解潜、程昌寓、岳飞、王彦、牛皋等近30人。各拥有数量不等的军队，少的二三千人，多的以万计。流寇李成、孔彦舟等虽受命，但叛服无常，先后投降伪齐。不少镇抚使死于抗金、抗伪齐战斗，以及互相攻伐中，有些镇抚使则转为南宋正规军将领或州、府长官。绍兴五年四月，金、均（今湖北郧县东南）、房（今房县南）镇抚使王彦调任荆南（今江陵）知府；并“召荆南镇抚使解潜赴行在”，“于是诸镇抚使尽罢矣”②。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4，绍兴元年五月辛亥。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庆历八年正月丁丑；《宋会要辑稿》职官41之21；《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1《宣抚使》。

第三节 宋代禁军、厢军、乡兵（民兵）

北宋禁军宋代的军队可分为禁军、厢军、乡兵和南宋“大军”（正规军），禁军是北宋的正规军，被称为“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①。宋初，禁军较少，宋太祖将各地地方兵的精锐收编为禁军，仁宗时多达80多万，大多分屯北方，只有很少一部分驻在南方。禁军分为上、中、下三等，殿前司的捧日（马军）、天武（步军），侍卫马军司的龙卫，侍卫步军司的神卫，称为上四军，殿前司的诸班、直从上四军中选补。

宋代禁军的编制大体沿袭五代军制，也在军号（如龙卫等）下设左、右厢，厢下设军，军多者以第一、二编序号，各级长官均为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军下为指挥，指挥为基层单位，长官为指挥使、副指挥使。每一指挥规定步军为500人、马军400人，但实际上往往少于此数，有的甚至不到300人。指挥下为都，每都为百人，长官马军为军使、副兵马使，步军为都头、副都头，其下均设十将、将、虞候等，军士面上也刺军号名。北宋实行募兵制，家属居住在军营内。宋太祖创禁军更戍法，轮流更戍他地，更戍以指挥为单位，通常一次以三年为期，家属不得随行，到期回原驻地，拣选精壮士兵补充上一级禁军，淘汰老弱士兵降充下一级禁军或厢军或退役。禁军更戍分为屯驻禁军、驻泊禁军与就粮禁军。

屯驻属正常更戍，大多派往内地州、府，属当地地方长官知州、知府等管辖。地方州、府都设有兵马都监或监押，具体负责屯驻禁军及厢军等的管理、训练、调遣，以及当地的治安及处理军民纠纷等，屯驻禁军带有朝廷派驻地方的治安部队性质。以后禁军大增，大量禁军常驻于外地的某一地方，也依更戍法而被派往其他地方，三年或二年、一年回原驻地。

凡是更戍到边防地区如河北、陕西等地，当地设有驻泊都部署（都总管）或部署（总管），管辖驻泊禁军，带有朝廷派往边境地区的边防军性质，凡是武臣专任的驻泊都部署或部署，对于边防事务可自行处理而不必与知州等地方长官商议。

就粮禁军有三种情况：一、在当地拣选乡兵、厢军中的精壮士兵为禁军，如陕西“保捷”禁军，就是“三边之兵，间因事宜升为禁军者，是为就粮（禁军）”，是长驻当地的禁军。二、如“就粮者本京师兵而便廪食于外，故听其家往”，是以就粮禁军的名义长驻外地。三、是临时将禁军从缺粮地方移屯粮食丰收地区，情况改变后回原驻地。如“俟将来岁丰，令还京师”①。为了改变原先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造成宋军战斗力不强的状况，熙宁七年（1074），开始实行“将兵法”，将当地各部分禁军以及有战斗力的厢兵、蕃兵、乡兵等，混合编组为“将”，将下设“指挥”。每“将”自2000多人至1万多人不等，通常为5000人左右，设正、副将为长官。全国编为140多将，北方以路为单位，其下以第一、第二序号编制；东南地区统一编为13将，3200人以下的只设正将。诸将长官统领并训练本将兵士，以达到将知兵、兵知将，提高战斗力，每将在正、副将下设准备将、部将、队将、训练官、押队、使臣等。将兵多数戍守本路，在本路辖区内更戍，但也有一部分将兵到指定的别路更戍，如河北路差一将的将兵出戍河东，东南十三将中有八将仍依规定的路分轮戍。除了系将禁军以外，没有编入将兵之内的禁军，称为不系将禁军或不隶将兵内禁军。此外，首都开封的禁军称为在京禁军，仍按原禁军编制及更戍制轮戍外地。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建炎元年八月丁丑；卷27，建炎三年闰八月己亥；卷29，十一月辛亥。《宋会要辑稿》职官40之4。《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1《制置使》。

①《宋史》卷7《职官志》七《镇抚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8，绍兴五年四月丁未。

北宋厢军宋初将各地军队中精壮者抽调朝廷成为禁军，不及等者留本地作为地方军，虽间或出戍外地，但很少进行军事训练，主要从事工役或杂役，厢军因而也称“役兵”，地方厢军属各州、府管辖，厢军隶属于宣徽院。厢军的兵籍归枢密院，元丰改制后归兵部。作为地方军的厢军，名义上由侍卫马军司、步军司管辖。

首都的厢军，服工役、杂役于首都开封的步驿、诸城门等的，属开封府；服役于朝廷的诸司库务司、东西八作司、金明池杂役、作坊、内酒坊等七八十个部门的，分别隶属于三司、各提举司；元丰改制后，则分属太常、太仆、太府、光禄、司农诸寺和军器、少府等监，以及侍卫步军司、枢密院、兵部等，承担着从造酒到修城等各种工役、杂役。

地方的厢军，大多以其所从事工役作为军号，如桥道、开河、开道、采造、装卸、司牧、作院、水磨、酒务、壮城、牢城等，都是专门的役军。也有以壮武、武捷等众多军号命名的厢军，则主要是作为地方军，需要时也从事杂役、工役。

厢军主要作为役兵，很少进行军事训练。明道二年（1033），“枢密使王曙言：天下厢军止给诸役，而未尝教以武技，其中颇有材勇之人，宜渐加训习，以升隶禁军”。是厢军教阅之始，以后教阅过的厢军不断升为禁军。庆历二年（1042）以前，所有经过教阅的厢军都升为禁军，如“河东本城兵士系教阅者，并升为禁军”。差不多同时，又开始专门设置“教阅厢军”，“置福建、广南东·西路诸州教阅澄海军（厢军）各两指挥”。“虽曰厢军，皆予旗鼓训练战守之役”②。以后各地陆续设置，冠以威勇、壮武等军号，按禁军规程训练而免服工役、杂役，成为地方正规军，以后仍不断升为禁军。南宋禁、厢军北宋灭亡，北方的禁军、厢军几乎全都溃散。南方的禁军、厢军大体仍保留，一部分禁、厢军拨隶“大军”（南宋的正规军习称为“大军”）。不仅多数厢军仍是地方军、役兵，多数禁军实际上也沦为地方军、役兵。

②《宋史》卷187《兵制》一《禁军》。本节及下节，参见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版。

宋代乡兵（民兵）

北宋初期，各地设置乡兵，河北、河东有神锐、忠勇、强壮，河北有忠顺、强人，陕西有保毅、寨户、强人、强人弓手，河东、陕西有弓箭手，河北、河东、陕西有义勇，麟州（今陕西神木北）有义兵，川峡有土丁、壮丁，荆湖有弩手、土丁，广南有枪手、土丁、壮丁等乡兵。

乡兵通常实行征兵制，如“咸平三年（1000），诏河北家二丁、三丁籍一，四丁、五丁籍二，六丁、七丁籍三，八丁以上籍四，为强壮。五百人为指挥，置指挥使；百人为都，置正、副都头二人，节级四人借库兵（兵器）给粮训练，非缘边即分番迭教，寇至悉集守城，寇退营农”。由于征兵制乡兵是强制性的，因循既久，逐渐废罢。仁宗时，乡兵的神锐、忠勇、强壮诸军早已废罢，忠顺、保毅等军也所剩无几。康定元年（1038），下诏陕西、河北、河东建立与补充“强壮”军，成为三个地区主要的乡兵。庆历二年（1042），又下诏选拣其中的十分之七为“义勇”；治平元年（1064），陕西也仿设义勇，当时河北有近15万，河东有近8万，陕西有近14万，“强壮”遂名存实亡，“义勇”成为三路的主要乡兵。

也有一部分乡兵实行募兵制，景德二年（1005），知镇戎军（今宁夏固原）曹玮首先在辖区内招募，称为弓箭手，“人给二顷（田），出甲士一人，及三顷者出战马一匹”①。以后鄜延、环庆、泾原和河东四路，也都以田招募弓箭手，弓箭手都是当地人，勇敢强悍，熟悉地理环境，通晓西夏语言，战斗力远较北宋禁军为强，除了发冬服外别无报酬，只是领得一份田地并免除税、役，官府另准备衣甲以备战时之用。庆厉时已发展到192指挥，3.2万多人。以后又招募当地少数民族为蕃弓箭手，弓箭手遂有蕃汉之分，实行将兵法后编入诸将下。南宋初，部分汉弓箭手随韩世忠等南下，参与抗金战争。广南的枪手、土丁、峒丁，湖南的弩手和福建的乡丁、枪手等，以后也参照弓箭手办法实行，有的给田，但大多不给田，而是以免除税、役作报酬。乡兵通常称为民兵。

熙宁三年（1070），实行保甲法，十家为一保，设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设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设都、副保正。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可以自置弓箭等一般武器和学习武艺，每一大保每夜派五名保丁巡夜，维护本地治安，此制逐渐推行到全国，保甲事务由司农寺主管。据熙宁九年（1076）统计，全国的保甲民兵达693万多人。次年，统计经过教阅训练的有56万多人，分属开封府、河北、河东及陕西诸路。此外，河北、河东和陕西诸路，还有义勇24万多人，未编入保甲。经过教阅训练的保甲民兵和义勇隶属于兵部，政令属枢密院。以后，广东、广西的沿海、沿边地区，以及其他各路的山区，也对保甲民兵进行训练，到北宋末年，保甲民兵大多经过教阅训练。元丰四年（1081），将保甲推行到河北、河东、陕西诸路原实行“义勇”的地区，遇到两种民兵征兵方法不同的问题，因而变通为“保甲，以家联保，以丁联兵，小保长以上缘兵置”①，不同于内地的小保长以上以户数设置的办法。其他原实行各种民兵的地区，大多仍实行原有的民兵制度，只是再按照保甲法的要求，将其中一部分略加编排，即作为保甲民兵。

①《文献通考》卷152《兵考》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皇祐元年二月辛未。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3，明道二年十一月己未；卷137，庆历二年九月乙巳、壬子。

蕃兵、强人

在与西夏接壤的陕西四路和河东路西部地区，编组少数民族的部族兵，称为“蕃兵”。北宋初期，实际上只有一部分与北宋地方官府保持较密切的关系，如“泾原路熟户万四百七十余帐之首领，各有职名。曹玮帅本路，威令明著，尝用之以平西羌”①。鄜延路金明县（今陕西安塞北）李士彬世代任北宋的蕃兵首领，抗御西夏，康定元年（1040）为西夏所袭杀。次年，王尧臣提出重组蕃兵后，蕃兵成为宋军的主要兵种之一。陕西四路的蕃兵，分为蕃兵与强人，蕃兵使用官马；而强人使用自备马，称为壮马。治平二年（1065）时，蕃兵集中在鄜延路，计1.4万多人；四路强人计9.1万多人，两者合计10万多人。各路蕃兵设军、城、镇、堡、寨等；其下：秦凤路又有门、大部族、小族、姓之设，鄜延路则分族，泾原路则以族设甲，环庆路则分为若干队，都以部族为基础编排。按部族大小，大首领为都军主，其次有军主、副军主、都虞候、指挥使、副指挥使、军使、副兵马使，作为各级蕃兵长官。立功后另授刺史、诸卫将军，及诸司使、副使和承制至殿侍（大小使臣）衔。治平四年，秦州（今甘肃天水）开始招募蕃兵弓箭手，蕃兵弓箭手，逐渐成为蕃兵主要形式。熙宁七年（1074），王韶在河州（今临夏）“募蕃兵弓箭手，每寨三指挥或至五指挥，每指挥二百五十人，人给田百亩”，已按照禁、厢军建制组织蕃兵。行“将兵法”，蕃、汉弓箭手又分别编入各将。次年，颁布“蕃兵法”，规定：“并选年二十以上，本户九丁以上取五丁，六丁取四丁，四（《宋史·兵志》作五）丁取三丁，三丁取二丁，二丁取一丁，并刺手背，每丁十人置一十将，随本族人数及五十人置一副兵马使，即一族不及五十人者，三十人以上亦置一副兵马使，不及二十人止置十将”①。以及一百人以上，设置指挥使、副指挥使、军使等的规定，元丰六年（1083），熙河兰会路将蕃兵单独编将，其基层单位仍以部落编制。元祐元年（1086），又推行到陕西其他四路。元符二年（1099）起，除个别地方外，取消蕃兵单独设将的措施，而改为以城、寨为单位编入各将。

①《宋史》卷190《兵志》四《乡兵》一。

①《宋会要辑稿》兵2之23。

第四节 南宋“大军”

南宋“大军”

建炎元年（1127）五月，南宋设御营使司，由宰相、执政兼任御营使、副使，统管为数不多的军队，是南宋正式建立正规军的开始，南宋人习称为“大军”，以区别于已溃散的原北宋正规军“禁军”，南方的禁军除部分编入“大军”外，实际已降为地方军、役兵。

御营使司以王渊任“都统制”为统兵长官，刘光世任“提举一行事务”

为首佐官，下设前、后、左、右、中五军，设“统制”为统兵官，以张俊为前军统制、韩世忠为左军统制等。建炎三年六月，曾定每军1万人，分为10将。建炎三年四月，刘光世升为太尉、御营副使，另设御营副使司，其部属因无所隶属，称为御营副使司军、“太尉兵”。与此同时，韩世忠升任御营左军都统制、张俊升任右军都统制。七月，任命地位较低的后军统制辛企宗为御营使司都统制，引起两人不满，遂改两人所部为御前左军、右军，御营军仍分为五军，但实际上已降为次要军事力量。

建炎四年六月初，撤消御营使司，兵权归枢密院，御前副使军首先改为御前巡卫军，刘光世任都统制；改御前军为神武军、御营军为神武副军。又开始将较小的部队及收编的抗金义军及流寇，改编为一二十个镇抚使军。神武军不设总长官，以韩世忠任神武左军都统制、张俊任神武右军都统制，均不设副职；前、中、后三军实力较弱，统帅只称统制。以后中军统制杨沂中兼任提举宿卫亲兵，实际成为亲卫军，其时三衙已名存实亡。实力较小的神武副军，设都统制为长官，下属前、后、中、左、右五军只设统制为长官。

绍兴二年（1132）二月，南宋朝廷又将一些小部队，编为“御前忠锐军”，隶属于名存实亡的侍卫步军司，初建时分为7将，后增为10将，每将兵力最初以原所部为限，大多只有一二千人，御前忠锐军后来主要归并于韩世忠、张俊等部及地方帅司（安抚使司）等，“后独留忠锐第五将在朝廷，余九将拨并。故忠锐第五将至今犹属朝廷也”②。绍兴末，李师民任御前忠锐军正将，刘舜谟曾任忠锐第五副将（原作副将军，军字衍）。徐梦莘所说“至今犹属朝廷”，可能已是光宗绍熙五年（1194）前不久。

绍兴五年，宋廷对军队进行整编。四月，首先撤消镇抚使军。

九月，以最后一个镇抚使解潜所部拨隶马军司；十二月，神武中军拨隶殿前司，以颜渐所部拨隶步军司，组建新的三衙军。王彦所部编为前护副军，不久也拨隶马军司。又以“神武系北齐军号，久欲厘正”为名，改称“行营护军”，改韩世忠所部神武左军（神武前军已先撤消并入神武左军）为前护军，岳飞所部神武后军为后护军，张俊所部神武右军为中护军；同时以刘光世所部御前巡卫军为左护军，四川宣抚副使吴玠所部为右护军，集中了南宋五支最强大的军队。

五护军统帅都任宣抚使、宣抚副使、制置使，唯一级别较低的是京西、湖北制置使岳飞，次年三月升为宣抚副使（后升宣抚使），因此，行营护军习称宣抚使军。五护军由宣抚使或副使直接统领，设提举一行事务、同提举一行事务，作为首佐官，有时代行主帅职权，指挥各统制作战。而都统制的设置成为特例，刘光世于绍兴七年罢职后，才任王德为左护军都统制、郦琼为副都统制为统军长官。郦琼叛降伪齐后，王德虽隶属淮西宣抚使张俊，但仍称左护军都统制，绍兴十年改任淮西宣抚使司都统制，左护军编制撤消。绍兴九年春，四川宣抚使吴玠病重，才任命吴玠为右护军都统制。吴玠死后，四川宣抚使与右护军各设都统制为统兵官。只有韩世忠、张俊、岳飞仍任宣抚使兼前护军、左护军、后护军的统兵官，史称三宣抚使军。岳飞、韩世忠、张俊、杨沂中等军，南宋习称为岳家军、韩家军、张家军、杨家军等。

宋金战场的形势越来越有利于南宋，“柘皋之战”，表明依靠杨沂中、刘锜等次要将领各自所统的二三万部队，已能抵挡住金军主力的南侵。在宋高宗看来，当时宋、金“强弱相当，如是而和者，彼有休兵之意”①，是向金乞和的最好时机。但是，岳飞、韩世忠坚决抗金的意志，成为乞和的重大障碍，奸相秦桧采纳范同的献计，以贺柘皋之捷对三大将论功行赏为名，乘机夺他们的兵权。同年四月，韩世忠、张俊升任枢密使，岳飞任枢密副使，三宣抚使司并罢，原前护军、中护军、后护军的编制也被取消，前护军改为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称建康都统司；中护军改为镇江府驻扎御前诸军，称镇江都统司；后护军改为鄂州驻扎御前诸军，称鄂州都统司，都称为“屯驻大军”。

绍兴十年五月，起用宿将刘光世为三京招抚处置使，次年罢职，其部属后被改编为池州、太平州驻扎御前诸军，置司池州，称池州都统司。是为最早的“御前诸军”四都统司。

绍兴十七年，吴璘部右护军改称御前诸军，称兴州（今陕西略阳）都统司；次年，杨政所部四川宣抚司军也改为御前诸军，称兴元（今汉中）都统司；在此前后，金州（今安康）驻军也改称“御前诸军”，统兵官职位较低，称“节制屯驻御前军马”。

绍兴三十年，金州“节制屯驻御前军马”升为都统司；以荆南知府兼节制屯驻御前军马，随后升为都统司；又置江州都统司。九个都统司中，以原韩世忠、张俊、岳飞、吴璘所部组建的镇江、建康、鄂州、兴州四都统司所统御前诸军最强大。

乾道九年（1173），鄂州、荆南两都统司合并，置司鄂州。淳熙四年（1177），又采取都统司驻鄂州，称鄂州江陵府都统司，不设副都统制；副都统制驻江陵（原荆南），单独置司，称鄂州江陵府副都统司，实际上又分为两司。开禧三年（1207），沔州（兴州改）都统司不设副都统制；另设沔州副都统制司于利州（今四川广元），后改称利州副都统制司，实际上也分为两司。这样形成了共10个由枢密院管辖的都（副都）统司统率的南宋“大军”（正规军）体系。

各屯驻大军都分兵戍守辖区州县，而荆南（江陵）都（副都）统制司所辖七军，春夏三军出戍、秋冬四军出戍襄阳，家属全留荆南（江陵）。淳熙十年（1183）前后，以1万人带家属戍襄阳，而留8000人于江陵。嘉定十年（1217），又将留驻江陵的副都统制和留驻的8000人以及家属也全部调往襄阳，江陵只设留守机构，江陵副都统制司也移驻襄阳，襄阳已成为荆湖北部重镇，后在抗击蒙军战争中起着重要作用。南宋还有独立设置的御前水军都统制，沿江各大军设有水军，设统制为长官。

南宋“大军”军制

南宋正规军（大军），自御营司军设都统制为最高统兵官起，都统制系列遂成为正式的军官官名；而原先的都指挥使系列只适用于已降为亲卫军的三衙，都总管系列只适用于地方军。都统制下有时设副都统制，偶设同都统制为副长官，下设提举一行事务为首佐官，有时设同提举一行事务为副首佐官，需要时可以代行都统制职权。

南宋“大军”（正规军）的番号先后有御营、御前、神武、行营护军以及三衙军等，都采用前、中、左、右、后五军系列编制，各军（除宣抚使时期外）军队多的设都统制，军队少的只设统制为长官。各军内部以及后来的各屯驻大军，其下也设前、中、左、右、后军，军队多的还增设选锋军、游奕军、摧锋军、胜捷军、破敌军，有时还有水军等；各大将还设亲兵，如韩世忠、岳飞的背嵬军，刘光世的“亲兵（部落）”，张俊的“银枪亲兵（亲随）”等，均设统制、同统制、副统制为统兵官，有时也设都统制为统兵官，部队少或统兵官职阶低的，只称统领、同统领、副统领，或设统制为正长官，统领为副长官。军下设“将”以第一、第二等序列，通常设正将、副将、准备将各一员为统兵官。

各番号军及屯驻大军下的五军等，每军兵力少的只有1000人，而左护军前军统制王德所部有5700多人，兴州都统制司的中军达7800多人，每军至少辖两将。每将少的只有500人，兴州都统制司右军的三将共辖4300人，平均每将达一千四五百人。

军和将是南宋“大军”编制的基本单位，除“御前忠锐军”直接以“将”作为基本单位外，各番号军及屯驻大军都以军为基本单位，通常只列军数，但也有军、将数都列，如宋孝宗时镇江都统司为七军三十三将4.7万人，其中水军为三将5000人，其余六军各为五将7000人。

将下设队，每队50人，有拥队、押队、旗头等。将与队之间，有的还设“部”，有部将。

第五节 辽朝的军制

军事体制

辽朝皇帝是国家军政的最高决策者，也是最高的军事统帅。北枢密院既是北面官系统的宰辅机构，又是全国最高军政机构。它禀承皇帝的旨意，处理军机，统御全国的军事力量。南枢密院虽然是南面官系统的宰辅机构，但并不处理汉地的军务，不领汉军。

北枢密院之下，北、南宰相府具体负责部族的军民事务，诸行宫都部署司掌管各宫卫的军民事务。部族、宫卫都是军政合一的单位。殿前都点检司具体负责宿卫行宫。五京留守司分领五京州县汉军、渤海军，南京（今北京）置有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统率本地区的汉军。汉地各州的节度使，包括部分刺史，兼掌军民政，统领管内的节镇兵、乡兵，有的还兼领禁军。节度使司下设马、步军指挥使司，专掌节镇兵。

除契丹腹里地区外，辽朝将全国划分成几大边防军区，分置军政机构，统驭本军区所有的蕃汉驻军。

设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的边防军政机构称招讨司或统军司（契丹语称详稳司）。西南路招讨司，负责辽夏及本路的辽宋边防，镇遏党项、吐谷浑、突厥等属部。西北路招讨司，负责镇遏漠北阻卜（鞑靼）系统各部，故其长官又称阻卜都详稳。乌古敌烈统军司，掌管胪朐河（今克鲁伦河）流域乌古、敌烈等属部分布区的防务。东北统军司，负责对女真、五国、达鲁虢等东北部族的防务。东京（今辽宁辽阳）统军司，镇遏渤海、熟女真等族，负责对东部高丽的边防。招讨司、统军司统领军区内驻军及部族，主持边务，稳定边疆，并掌管境内屯田和群牧，其下分置若干兵马司（详稳司），分镇边疆要地。如东北统军司下辖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兵马都部署司、北女真兵马司（别称咸州兵马详稳司）等军政机构，南女真兵马司（别称汤河详稳司）则是东京统军司的下属机构。

负责南面辽宋边防的最高军政机构是南京兵马总管府（兴宗重熙四年，1036，改称都元帅府），一般由南京留守兼任兵马总管（都元帅）。下设南京统军司、南京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司两个统兵机构，前者领契丹、奚、渤海兵，后者领汉军①。在东起涿、易，西跨应、朔等州的辽、宋沿边地区，辽朝置西南面安抚司，专司边务，处理双边交涉。这是仿照宋朝的河北沿边安抚司设置的，初名招安司，澶渊盟好后，改称安抚司。因治所在飞狐（今河北涞源），故又曾称易州飞狐兵马司①。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155，绍兴三年九月。是书成于绍熙五年。又李捧军于绍兴三年四月与崔增并受韩世忠节度，据有关资料推测李捧为第五将，李振为第三将。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4，绍兴十一年十月庚午。

辽朝的军事指挥权牢固地掌握在契丹贵族手中，各级军政机构、蕃汉军队的中高级将校主要由契丹人担任。少数受到契丹贵族集团赏识的奚、渤海、汉族人，才能领兵为将。虽然汉族官僚在辽朝政权中的作用日渐重要，但除韩德让等个别“胡化”汉人外，汉人长期无权参与军政。直到辽金战争中辽军溃败，天祚帝方起用张琳征调汉军东征，张琳虽身任北面官之南府宰相，仍对“旧制，凡军国大事，汉人不与”，心有余悸①。

朝廷宿卫军辽朝的军队，按其征集和编组系统，大体可分为朝廷宿卫军，部族军，五京州县汉军、渤海军及属**四种类型。按其军事职能，包括朝廷行宫宿卫军和地方镇戍军两大系统。

辽朝虽然建有五京，但皇帝及朝廷官属并不定居京城，仍然四时逐水草迁徙。皇帝的行在所——捺钵，皇帝起居的毡帐——斡鲁朵（汉译宫帐、御帐、牙帐、行宫），作为辽朝的政治中心和中枢决策地，必须布置重兵宿卫，因而“未有城郭、沟池、宫室之固”，反以“毡车为营，硬寨为宫”②。所以，辽朝的朝廷宿卫军有别于中原皇朝式的宫城宿卫，而是“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兵为营卫”，且“无日不营，无在不卫”①。

辽朝的宿卫军，前期以左、右皮室军为主，中、后期以宫分军为主。此外，包括护卫、祗候郎君等御帐官。

皮室军的渊源可追溯到辽建国前部落联盟首长的亲兵群，阿保机为夷离堇、于越时，帐下有众多的亲兵。907年，时为后梁开平元年，他即可汗位，进一步扩建侍卫亲兵，建立了御帐亲军——皮室军，时称“腹心部”。《辽史·百官志·北面军官》记载：“皮室军自太祖时已有，即腹心部是也”，“太祖以行营为宫，选诸部豪健千余人置为腹心部”。从前的亲兵首领耶律曷鲁、萧敌鲁等继续总领腹心部，“典宿卫”②。继他们之后，耶律老古参加平定诸弟之乱，“以功授右皮室详稳，典宿卫”。天显初，耶律颇德“为左皮室详稳，典宿卫”③。由于宿卫任务的加重，皮室军的编制也在扩大。至迟在阿保机建国之初（9），皮室军已分为左、右两部，分掌宿卫。在阿保机战胜反对势力、称帝建国的斗争中，皮室军起了决定性作用。

辽太宗进一步扩编皮室军，“益选天下精锐，置诸爪牙”①。遴选范围超出诸部，州县汉军也在其列。据明代《宣府镇志》载，天显十一年（936），“契丹籍奉圣州（今河北涿鹿）兵为亲军”（原注：时契丹主选州郡精甲置诸爪牙为皮室军）。辽太宗在位期间，皮室军多达3万人。此外，述律太后“从太祖征讨，所俘人户有技艺者置之帐下，名属珊，盖比珊瑚之宝”②，属珊作为她的投下私属户，组成属珊军，盛时达2万人。皮室、属珊并称“御帐亲军”，在辽初政治舞台上充当着重要角色。

①余靖：《武溪集》卷8《契丹官仪》。

②《辽史·萧文传》，《辽史·百官志·南面边防官》；《全辽文》卷6《耿延毅墓志铭》。①《辽史·张琳传》。

②《辽史·百官志·北面御帐官》。

③《辽史·兵卫志·序》，《辽史·营卫志·序》。

①《辽史·耶律觌烈传》载，阿保机即汗位，“兄曷鲁典宿卫”。《耶律曷鲁传》谓总领腹心部。

②《辽史·耶律老古传》，《辽史·耶律颇德传》。

左、右皮室军又别称北、南皮室军。《辽史·百官志》将左、右、北、南皮室军并列，实属错误。作为御帐亲军，二皮室军以宿卫行宫为职责。世宗天禄末，耶律察割发动行宫叛乱，右皮室详稳耶律屋质“喻禁卫长、皮室等同力讨贼”，是平息叛乱，迎立穆宗的主要人物。穆宗遇弑，右皮室详稳萧乌里只因为“宿卫不严”被治罪③。皇帝亲征，皮室必随驾从征。神册末年，辽太祖南略燕赵，右皮室详稳耶律老古随征，战死于云碧店。太祖亲征渤海，右皮室详稳耶律朔古从征。

辽中期以来，皮室军的职能发生了变化。这首先体现在频繁执行征伐任务，转为朝廷直辖的机动作战部队。皇帝亲征，皮室军虽然仍屡被命从征，但已经与早期有所不同，它已经不是扈从皇帝的卫兵。如辽圣宗统和四年（986），宋太宗北伐，圣宗母子亲征，左皮室详稳萧排押从征，河北解围后，圣宗“诏遣详稳排押率弘义宫兵及南、北皮室、郎君、拽剌四军赴应、朔二州界”④，支援枢密使耶律斜轸收复山西失地。外出征战之外，平时皮室军就奉命屯驻于军事要地。道宗咸雍末，辽宋争河东地界，左皮室详稳萧迂鲁奉诏“兼统两皮室军屯太牢古山”遏宋；辽末，皮室军驻防于燕北①。

皮室军久驻边地，其屯戍、生产、生活方式也就开始接近于部族组织，逐渐成为单独的一部，只是它始终由朝廷直辖②。

继皮室军之后，行宫宿卫的任务主要由宫分军承担，宫分军成为真正的御帐亲军。辽兴宗重熙年间三使辽廷的宋人余靖，在其《契丹官仪》中记载：“胡人从行之兵，取宗室中最亲信者为行宫都部署以主之，其兵皆取于南、北王府，十宫院人充之。”十宫院人即宫分军。南、北王府即五院、六院部，辽廷视之为二院皇族，多所倚重。但是二部出军宿卫行宫，仅见于此，当续考。

宫分军征集自诸宫分（斡鲁朵）。据《辽史·营卫志》记载，斡鲁朵民户分正户和蕃汉转户两种，每宫丁男也相应被分成正丁、蕃汉转丁，宫分军就由这两类丁男组成。辽朝十二宫一府计有正户8万，蕃汉转户12.3万，共计20.3万户。按每户出二丁估算，约合宫丁40.6万。辽制，丁男皆隶兵籍，所以40.6万宫丁都属于宫分军，其中包括10.1万最精锐的宫卫骑军。宫分军按不同的宫分编制，每宫自成一军。

各宫分设官置府，“各有民户，出兵马”③。官使扈从行宫，率宫分军担负宿卫任务。因而时人称之“掌绾版图、抚绥生齿”，并“兼领禁卫”①，“绾天子之宫廷”②。宫分军“入则居守，出则扈从，葬则因以守陵”③。辽中期以来，取代皮室军成为强干弱枝，宿卫行宫的主力。如辽道宗清宁九年（1063），皇太叔重元父子发动行宫叛乱，宫分军、宫官在镇压叛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敦睦宫使耶律良与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知北枢密院事耶律乙辛等，“率宿卫士卒数千人御之”④。永兴宫使耶律挞不也以平乱有功赐定乱。

③《辽史·兵卫志·御帐亲军》。

④《辽史·国语解》属珊条。

①《辽史·耶律屋质传》，《辽史·景宗纪》保宁元年二月。

②《辽史·圣宗纪》统和四年五月，参见《萧排押传》。

③《辽史·萧迂鲁传》。据史愿《亡辽录》载，辽朝南京道诸军有南、北皮室司。又据《契丹国志》卷11《天祚皇帝》中，保大二年六月，燕王耶律淳据守南京，四军太师萧幹建议籍“岭外南、北大王、乙室王、皮室、猛拽剌司”诸部军。

①参见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第三篇第一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②《文献通考·四裔考·契丹》。

③《全辽文》卷6《韩橁墓志铭》；卷8《耶律仁先墓志铭》，载仁先为崇德宫使，“总辖图般，兼领禁卫”。④《全辽文》卷6《耿延毅墓志铭》，载延毅由昭德军节度入授永兴宫崇德宫都部署，死于宫使任上。卷5功臣，宫分人急里哥、霞抹等因功加上将军。

当然，扈从行宫并不需要动员全体宫分军，只需其中的一部分，一般在万人左右，实行轮番宿卫。其余的宫分军继续在份地内从事生产，并承担守卫先帝陵寝的责任。作为辽朝军队的基本成分之一，宫分军除担负宿卫任务外，还负有出征和屯戍边地之责，《辽史·兵卫志·宫卫骑军》载，“有兵事，则五京、二州各提辖司传檄而集，不待调发州县、部族，十万骑军已立具矣”①。实际上，宫分军毕竟以轮番宿卫行宫为首要任务，并非攻城略地的主力部队，外出征伐还主要靠以五院、六院、乙室、奚部为主力的部族军。皮室军和宫分军，人们往住混为一谈。辽太祖扩充亲兵组织，建立腹心部（皮室军），以及组建弘义宫，均在他即汗位之初。《辽史·兵卫志》记载，弘义宫是在太祖“亲卫缺然”的情况下，“简天下精锐，聚之腹心之中”而建的。《营卫志》又说，弘义宫乃“以心腹之卫置，益以渤海俘、锦州户”。所以，人们自然把腹心部（皮室军）与弘义宫等同起来，并进而认为，皮室军就是宫分军，或宫分军包含了皮室军。仅就太祖朝而言，腹心部（皮室军）确属弘义宫分户的一部分，选自各部族，专司宿卫。辽太宗重新组建自己的御帐亲军，于部落、州县精选3万人组成皮室军。此后，皮室军就独立于宫分之外而存在，逐渐演变成一种新的社会组织。

后来，皮室军长期屯戍地方，部落化愈趋明显。它与征集自宫分户的宫分军显然是两支不同的武装力量。证诸史实，统和四年（986），萧排押赴援山西，所部兵马同时包括永兴宫分军和左右二皮室军。从领导体制看，皮室军详稳统领皮室军及其家属，而宫分军则由行宫都部署统领，战时或委任诸宫院兵马都部署统率出征的宫分军②。再从军事职能看，辽中期以来，二皮室军长期屯戍边地，宫分军则主要宿卫行宫，只以部分军队承担戍边任务。行宫宿卫军的人数，《辽史·营卫志·行营》的记载是“宫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日轮番千人祗直”。这也许是辽圣宗以前或圣宗初年的情况。据圣宗统和年间降宋的辽朝供奉官李信报告，宿卫行宫的卫士是5600余人③。道宗清宁四年（1058），使辽的宋人王易在其《重编燕北录》中记作1万人。在行营地，士兵环绕牙帐，具体的布置是：“皇帝牙帐以枪为硬寨，用毛绳连系。每枪下黑毡伞一，以庇卫士风雪。枪外小毡帐一层，每帐五人，各执兵仗为禁围。”①禁围分大小两重。据王易所见，“小禁围在大禁围外东北角，内有毡帐二三座。大禁围每一面长一百一十步，有毡帐十座，黑毡兵幕七座。大、小禁围外有契丹兵甲一万人，各执枪刀、旗鼓、弓箭等”。小禁围应是御帐的所在，大禁围是其他诸行宫的所在。

执事于御帐内的护卫和祗候郎君，则是皇帝的贴身卫士，二者以契丹贵《耿延毅妻耶律氏墓志铭》谓延毅“出则分诸侯之戎阃，入则绾天子之宫廷”。

①《辽史·兵卫志·宫卫骑军》。

②《辽史·道宗纪》二，清宁九年七月。

③撰者认为，宫分人依其族属，北方游牧民族被编于石烈、瓦里、抹里、闸撒等部落式组织内；而农耕定居的汉、渤海人被安置于堡寨、城郭、州县，由设在各地的诸宫提辖司管理。宫分官也分南北两面官，各宫部族、蕃户，统以北面官，而汉人、渤海人统以南面官。所以说，征兵宫分，光传檄诸宫提辖司还不够，还必须传檄诸宫所辖的石烈、抹里等机构，才能调动起十万宫卫骑军。事实上，宫卫骑军主要出自契丹人和蕃户，汉人宫分军多为步兵。

①据《全辽文》卷5《王悦墓志铭》记载，统和年间，王悦曾任诸宫院兵马副都部署参加南征。族子弟为主，也有奚、汉、渤海贵族、品官子弟。护卫重在保卫安全，更强调护卫能力，在体魄、技艺上要求更高。而祗候郎君重在祗候，负责皇帝行宫的日常生活起居，并执行有关公务。在紧急状态下，自然也承担宿卫之责。地方镇戍军辽朝的地方镇戍军，主要是部族军和五京州县汉军、渤海军。大致而言，辽朝的西北、西南、东北边区，主要由部族军屯戍，兼有少量汉军、渤海军。东京地区以渤海军为主，汉军、部族军为辅。长城沿线北侧的半耕半牧地区，由部族军镇戍，长城以南地区主要以汉军镇戍，也杂有少量部族军。

辽朝各部族“分地而居，合族而处”，集生产、行政、军事职能于一体，部民“胜兵甲者即著军籍”，兵民合一，“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②。每个部族就组成一支军队。各部贵族子弟还组成舍利郎君军，担负侦候任务的军士组成拽剌军。各群牧场的牧民组成群牧军，也类似部族军。部族军的军事任务主要是战时出征及平时戍边。辽朝每逢举兵，要从诸道征兵。部族军，尤其是四大部族军，多在选中，且是冲锋陷阵的主力部队。战事结束，遣返各部。

平时，部族军轮番戍边。戍边成为部族军当仁不让的职责，所谓“众部族分隶南、北府，守卫四边”。部族与斡鲁朵、捺钵并列，成为辽朝“以武立国”的基础。即所谓“有辽始大，设制尤密。

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分镇边圉，谓之部族立国规模莫重于此”①。

每个部落一般分为戍守户（行者）和留后户（居者）两部分，轮番戍边②。戍守户即“边防■户”，包括戍军及其家属的全部或部分，“生生之资，仰给畜牧”，戍边与生产相结合，保持兵民合一的传统。留后户则“番居内地，岁时田牧平莽间”①。各部大王或节度使、都监统帅戍军镇戍边地，司徒负责管理留后户，并为前方戍军提供必要的后勤服务。

根据各部的实际情况及边防的需要，部族的镇戍区有的与份地相近或戍守本部，有的则远离本部戍守境外。前者如薛特部和撒里葛部，二部皆“屯驻本境”。后者如突吕不部，留后户放牧于长春州（隶上京道，今吉林前郭尔罗斯县）西，戍军却隶属于西北路招讨司。奚部的分布区位于中京道，戍区却隶属于东北统军司②。

五院、六院、乙室三大王部自东至西一线排开，戍守于长城以北的半耕半牧区，负责对北宋和西夏的边防。如此布置，既方便了部民的放牧生产，又能在紧急时刻迅速南下执行作战任务。同时当有监视、威慑燕云地区汉军的战略意图。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5，宋真宗咸平六年七月。

①《辽史·营卫志·捺钵》。

②《辽史·营卫志·部族》上，《营卫志·序》。

①《辽史·兵卫志·众部族军》，《营卫志·序》。

②《辽史·文学·萧韩家奴传》载：诸部皆有补役之法，法始行，“居者、行者类皆富实，故累世从戍，易为更代”。居者、行者显指部落留后户和戍边户。

辽宋澶渊盟好之后，辽廷加强了对漠北民族地区的统治，建立了一系列边防城堡。这些边防城皆“因屯戍而立，务据形胜，不资丁赋”，专用于军事防戍，不作地方行政单位。边防城的戍军主要是部族军，如镇州建安军（今蒙古布尔根省青陶勒盖古城），辽朝“选诸部族二万余骑充屯军，专捍御室韦、羽厥等国，凡有征讨，不得抽移”③。

糺军向为治辽金元史者所重视。在辽朝，糺不过是部落和宫分军的泛称。契丹及其他游牧民族保持着部落组织形式，军政合一，兵民合一。辽朝不存在一种由某些人组成或担当某种特殊职能的糺军，金、元时代，糺军的含义发生变化，不再是军和部的泛称①。

辽朝的汉军，其制基本承袭唐末五代的军制，而又有所变通。五京州县民户，男子壮者皆兵，丁籍和兵籍是一致的。丁男或选充禁军或充州县地方兵，未被签发者在乡充乡兵。与中原不同的是，乡兵也隶兵籍。禁军、方镇兵的组织编制与五代、宋代大同小异，亦有厢、军、指挥、都等单位。

五京州县都有汉军禁兵驻防。南京（今北京）城内有汉军八营，“有南、北两衙兵，两羽林兵，控鹤、神武兵，雄捷兵，骁武兵”，除两衙兵外，其他皆属禁军。约当穆、景之世，耿绍纪为涿州刺史兼左羽林统军②。圣宗统和二年（984），韩倬任应州彰**节度使兼侍卫亲军兵马都指挥使。辽末征讨女真，曾签中京和燕、云、平等路禁军。汉军以燕、云州县驻防为主，同时对辽宋沿边地区的防守负有主要责任。在塞北也有部分汉军防戍。如耶律元曾任“西北路右神武卫上将军”，道宗曾诏令西京（今山西大同市）炮人、弩手教习西北路汉军③。

辽朝州县还有节镇兵。据《契丹官仪》记载，山后“又有云、应、蔚、朔、奉圣等五节度营兵”。统和四年（986）三月，有奉圣州武定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吕行德，副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刘知进叛归宋朝的记载。前述南京城内的“南、北两衙兵”，就是衙内军。圣宗开泰年间，韩橁曾任燕京留守衙内马步军都指挥使①。

《契丹官仪》载，辽朝“逐州又有乡兵”。景宗乾亨元年（979），宋师围燕，南京乡兵有归宋者②。辽军每南侵，例“于本国州县起汉人乡兵万人，随军专伐园林，填道路”③。辽末史事中屡见的“武勇军”，征选或召募自乡军，可能就是乡军的代称。

汉军主要征自五京乡丁。收编中原军队也向为辽朝重视，辽宋战争中，所俘宋军有的被并入诸军，有的则单独立营，自成一军，如归圣军、宣力军、四捷军等。辽朝还不断招徕宋境军士北来，将之纳入汉军系统，称“投来南军”④。

③《辽史·营卫志·部族》上。

①《辽史·兵卫志·众部族军》，参见《辽史·营卫志·部族》。

②《辽史·地理志·上京道》边防城。

③参见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第三篇。

①路振：《乘轺录》；《全辽文·耿延毅墓志铭》。

②《全辽文》卷7《耶律元妻晋国夫人墓志铭》；《辽史·道宗纪》，寿隆元年九月。③《韩橁墓志铭》。

④《宋会要辑稿·蕃夷·辽》，太平兴国四年七月。

辽朝的渤海军也是单独编置的，他们主要屯驻于东京地区，是辽对高丽边防的主力。南京地区也有渤海军数千。朝廷每年签取渤海丁男从军，号称“渤海都”⑤。他们勇敢善战，有“三人渤海当一虎”之誉①。东京渤海军的指挥权严格操纵在皇帝手中。

辽朝还有一支由契丹、奚、汉、渤海军合编组建的军队。他们仍依民族成分分别编组，各设都指挥使司，统领于四军兵马都指挥使司。这是一支集众家之长的联合部队，先后屯驻于辽与宋、高丽边地。

属国属部军也是辽朝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作战，也常征调属部军参战。然而，诸属部，尤其西北诸部，叛服无常，屡启边衅，实为辽朝边防的重点。最后，辽朝还是亡在其东北属部生女真之手。

军事制度辽朝基本的兵役制度是壮者皆兵的征兵制。辽朝规定，“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②，这适用于辽境内的各族民户。

辽朝早期并无户籍，当然也无所谓兵籍，成年的部民亦民亦兵。辽朝建立后，部族也仿州县编制户籍，并根据财产状况，把部民分为上、中、下不同的户等，按户等征收赋税、摊派徭役和兵役。出征、戍边并不需要动员全体丁男，接到征兵令后，各部一般先“攒户丁，推户力，核籍齐众以待”。即依照户籍、户等签发，多丁上户先被签取，依次是中、下户。依户等签发，与军需自给制有关。

五京州县汉军、渤海军的兵役制度受契丹部族军的影响，也实行普遍征兵制。神册初年，辽太祖攻略山后，吞并了沿边州县的大片土地，遂改当地的募兵制为征兵制，“籍山后民为兵”③，共得17.6万，统以节度使。此后，辽的州县一直沿用太祖确定的征兵制。征发的原则也是依户等签取。辽末出现的诸路州县“计人户家业钱每三百贯自备一军”及“有杂畜十头以上者皆从军”现象④，仍体现了这一原则。战事吃紧，及丁男子，因为皆隶兵籍，可以悉征无遗。

在形形色色的封建剥削下，广大农牧民不堪重负，贫困交加，渐趋破产，征兵制趋于崩溃。

辽朝各族人民的兵徭杂役负担极重。如部族军戍边，漫长的行军道路，恶劣的边地环境，加以外族的骚扰，军民往往“只牛单毂，鲜有还者”①，以致“日瘠月损，驯至耗竭”。统和早期，漠北尚未置戍时，西北诸部已苦于烦重的兵徭杂役，“大率四丁无一室处，刍牧之事，仰给妻孥。一遭寇掠，贫穷立至”②。漠北置戍后，部民戍边之苦日益严重，“徭役日增，生业日殚”。辽道宗时，汉地人民负担的“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之役，其他如战时的征敛、繁重的赋税，加以户等不实、赋役不均，各级官吏、地方豪强巧取豪夺、残害百姓，无不加剧了人民的贫穷破产。⑤《辽史·兵卫志·兵制》。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皇祐元年三月；卷176，至和元年二月、四月。②路振：《乘轺录》。

③《契丹国志》卷26《诸蕃记》。

④《辽史·兵卫志·兵制》。

①孙世芳：《宣府镇志》卷21《兵籍考》。

②《契丹国志·天祚皇帝》，天庆四年十月；《辽史·天祚皇帝纪》，天庆六年六月。至破产不能给”③。

辽道宗时期，社会经济恶化，贫穷破产的农牧民流离失所，甚至铤而走险。朝廷不得不通过召募补充兵源。清宁四年（1058），“募天德、镇武、东胜勇捷者，籍为军”；咸雍四年（1068），“诏元帅府募军”①。

辽金战争爆发后，辽军接连溃败，兵士亡散殆尽，征兵制终于走到其尽头。朝廷通过大规模的募兵组织对金军的战斗。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怨军。其召募对象为辽东饥民，后因军需困难哗变。又改称常胜军，支持燕王耶律淳称帝南京。不久降宋。另一支较有影响的募军是“瘦军”，其召募对象是战乱中逃亡山泽的部民。他们“侵掠平民，甚于盗贼”②，毫无战斗力可言。常胜军降宋后，将之屠戮殆尽。

在装备给养方面，部族军与汉军差异较大。部族军“驰兵于民”，部民既是生产者又是战士，一般不需要专门的军需给养。“马逐水草，人仰湩酪”，繁茂的草原、滋生的牲畜为牧民的衣食服用之源。弓箭、马匹平日是生产资料，战时就是军事装备。遇有征发，部族军自备衣粮器械，每正军一人，自备马三匹，必备的还有“弓四、箭四百、长短枪、骨朵、斧钺、小旗、锤锥、火刀石、马盂、炒一斗，沙袋、搭钩毡伞各一，縻马绳二百尺”，其他如“人铁甲九事、马鞯辔、马甲皮铁”则“视其力”而定③。

契丹还以“打草谷”和“犒军钱”作为战时补充军需的手段。契丹军队中专备“打草谷骑”勾取粮草。辽太宗灭晋后，汉将赵延寿请给契丹兵发放粮饷，太宗答以“吾国无此法”，而仍然“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在被征服地区，契丹贵族还强索“犒军钱”，如辽太宗援立石敬瑭，回师路经新州，命“敛犒军钱十万缗”④。每次战捷后，他们论功行赏，从战利品中分取一小部分赏赐军士，以补充战争的损失。

辽朝的汉军多数驻防于五京州县，脱离生产，不像部族军那样散处族帐，上马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其给养一同中原，有定额的军饷。统和年间使辽的宋人路振在《乘轺录》中记载，辽军中“给衣粮者唯汉兵”，南京城内的汉兵“皆黥面给粮如汉制”。

辽中期以来，部族军的军需给养制度有了很大变化。首先，推行了军需供给制。乾亨元年（979），辽朝救援北汉，宋朝权知忻州张齐贤俘获辽朝“纳米典吏”，知“契丹能自备军食”①。兴宗重熙十八年（1049），辽师伐夏，“战舰粮船绵亘数里”。道宗咸雍五年（1069），讨伐阻卜，“军出，只给五月粮”②。其次，随着疆域的奠定，特别是封建制度的逐步完善，辽朝发动的纯掠夺性战争越来越少。打草谷供军需日渐淘汰，军需给养中掠夺成分日减，供给部分日增。

③《辽史·文学·萧韩家奴传》。

①《辽史·耶律昭传》。

②《辽史·萧韩家奴传》，《辽史·马人望传》。

③《辽史·道宗纪》，清宁四年三月，咸雍四年二月。

④《契丹国志·天祚皇帝》，保大二年六月。

①《辽史·兵卫志·兵志》。

②《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正月；卷28l，后汉高祖天福二年二月。辽朝后勤建设中最有成就的当推屯田和群牧。朝廷鼓励戍军屯田自给，建立了“公田制”，“沿边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积谷以给军饷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输税赋，此公田制也”。重熙年间，耶律唐古受命“劝督耕稼以给西军，田于胪朐河侧”，后来移屯镇州（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③。屯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队的生计问题。但是，繁重的戍边任务，频繁的调发，最终还是使戍军疲于奔命，生计日窘。

辽朝特别重视马政。游牧民族“其富以马，其强以兵”④，马政的兴衰不仅关系到军事的强弱，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的盛衰。群牧机构是辽朝官制系统的重要部分。群牧马印有统一的官印，立有簿册，皇帝常派人核实其数，群牧官员的政绩受到严格的考核。群牧牲畜日益成为战马和军用力役畜的重要来源。根据现有的材料看，辽朝主要的群牧场，似多分布于沿边地带，如漠北滑水马群太保司、漠南马群太保司、倒塌岭西路群牧司。因而，群牧也起到了实边的作用。

辽朝与行军作战有关的制度包括军事礼仪、符牌制度及将帅的任命、战术规定等。军事礼仪：每凡出兵，皇帝率领蕃汉文武臣僚，宰杀青牛白马祭告天地、日神，并分命近臣祭祀太祖以下诸陵及木叶山神。如果皇帝亲征，要身着戎装祭祀先帝宫庙，或者主祭先帝、道路、军旅（兵）三神。军行前，须用一对牝牡麃祭祀。攻城略地取胜，要及时宰杀黑白羊祭天地。班师之际，要用掳获的牡马、牛各一祭天地。出师、还师都要举行“射鬼箭”，即将死囚或俘虏绑在柱子上，众军士向着军行的方向将其乱箭射死①。

符牌制度及将帅的任命：朝廷铸金鱼符调发军马，用银牌传达命令。调发兵马时，各部闻诏即点集军马、器仗，按兵不动，静待朝廷金鱼符至。合符，由朝廷委派军主，与本司互相监督。皇帝亲点将校，选派勋戚大臣充任行营兵马都统、副都统、都监，授权行营都统全面指挥各参战部队。

战术规定：辽军作战，骑兵每500—700人为一队，十队为一道，十道当一面。队、道、面各有主帅。各队轮番冲杀敌阵，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而自己的人马则可以稍事休整。如果敌阵坚固，不强攻，如此轮番冲杀二三天，待敌疲惫，然后派辅助作战部队“打草谷骑”迷惑敌阵，主力部队乘势歼敌。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辛卯。

④《辽史·萧惠传》，《辽史·萧迂鲁传》。

①《辽史·食货志》，《辽史·耶律唐古传》。

第六节 西夏的兵制

兵役制和军队

西夏建国后的兵役制度，初期仍以党项部族的征兵制为主，以族帐为最小单位。男子年15岁成丁，至60岁止。每家凡二丁取体壮者一人为正军，另一丁为负赡，担任随军杂役，组成为一抄。凡家有四丁的，抽两抄，其余的壮丁都叫做空丁，可不服役，但可以顶替别的丁男当负赡兵，也可以顶替正军之疲弱者担任正军。西夏部族征兵有一定数额，军中正军与负赡都有定员，比例一般是1比1，但在个别部队中，如首都附近兴、灵二州的镇守兵中，比例近于1比3，即一个正军几乎有三个负赡兵②。

部族兵的装备，据《宋史·夏国传》下记载：“凡正军给长生马、驼各一；团练使以上：帐一、弓一、箭五百、马一、橐驼五，旗、鼓、枪、剑、棍棓、粆袋、披毡、浑脱、背索、锹钁、斤斧、箭牌、铁爪篱各一；刺史以下无帐，无旗鼓，人各橐驼一，箭三百，幕梁一”。

西夏建国初期与宋朝战争频繁，部族征兵的兵员不够，于是扩大征兵范围和人数，甚至实行全民皆兵。西夏大安八年（1082）九月，宋夏永乐之战前，西夏调民为兵，“十丁取九”①。据《隆平集·西夏传》记载：“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备弓矢甲胄而行”，西夏的参战兵员除由官府发给很少的军事装备外，作战时一律自带粮饷。

据汉文史书记载，西夏军队大体上区分为三部分：皇帝侍卫军、国防军和朝廷直属部队。

据《宋史·夏国传》记载：元昊“选豪族善弓马五千人迭直，号六班直，月给米二石。铁骑三千，分十部”。宋人田况《儒林公议》所记元昊侍卫军十队的队长：“一妹勒、二浪讹遇移、三细赏者埋、四理奴、五杂熟屈则鸠、六隈才浪罗、七细母屈勿、八李讹移岩名，九细母嵬名、十没罗埋布。”西夏宫廷的宿卫制度十分严格，宿卫军佩戴铜质腰牌，上镌“防守待命”、“防守命令”和“后门宫寝待命”等西夏文字。这是皇帝的侍卫军。

监军司驻防军，是西夏军队中人数最多的一种，也是西夏军队主力，是西夏的国防军。据《宋史·夏国传》记载，元昊称帝之前即“置十二监军司，委豪右分统其众”，“左右厢十二监军司：曰左厢神勇（今陕西榆林东南），曰石州祥祐（今榆林西南）、曰宥州嘉宁（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曰韦州静塞（今陕西榆林东南）、曰西寿保泰（今甘肃靖远东北）、曰卓罗和南（今永登南）、曰右厢朝顺（今内蒙古乌海市西南）、曰甘州甘肃（今甘肃张掖）、曰瓜州西平（今安西东南）、曰黑水镇燕（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曰白马强镇（今阿拉善左旗北吉兰泰）、曰黑山威福（今乌拉特后旗东南）。诸军兵总计五十余万”。其兵力分布与驻防任务是：“自河北至午腊蒻山（今内蒙古乌拉特旗东）七万人，以备契丹；河南洪州（今陕西靖边西南）、白豹、安盐州、罗落、天都、惟精山（今宁夏中卫南香山）等五万人，以备环（今甘肃环县）、庆（今庆阳）、镇戎（今宁夏固原）、原（今甘肃镇原）州；左厢宥州路五万人，以备鄜（今陕西富县）、延（今延安）、麟（今神木北）、府（今府谷）；右厢甘州路三万人，以备西蕃、回纥；贺兰（今宁夏银川西北）驻兵五万、灵州（今灵武西南）五万人、兴州兴庆府（今银川）七万人为镇守，总五十余万。”

西夏驻守国防军的监军司，后来陆续增置，因此史书上有的记载西夏有十八监军司。如毅宗谅祚继位后，于西平府（原灵州）置翔庆军监军司及中寨、天都二监军司。

②《辽史·食货志·序》。

①参见《辽史·兵卫志·兵制》、《辽史·礼志·军仪》。

卫戍首都的军队，《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军队中有“兴、灵之兵精练者又二万五千，别副以兵七万为资赡，号御围内六班，分三番以宿卫”。“资赡”即“负赡”兵。西夏军队中一般一名正军配一名负赡兵，在朝廷直属的都城卫戍军中则每名正军配以近三名负赡兵，可知其为由皇帝掌握调动的精锐部队。

多兵种的部队建制据汉文史书记载，西夏军队已发展为多兵种的部队建制。如骑兵、步兵、炮兵、水兵，及由于作战任务不同而分为擒生军、强弩兵、负赡兵等。

西夏军队以骑兵为主力，骑兵作战能力很强。由党项贵族子弟组成的精锐骑兵称“铁骑”，或称“铁鹞子”。在战斗中“以铁骑为前军，乘善马，重甲，刺斫不入；用钩索绞联，虽死马上不坠。遇战则先出铁骑突阵，阵乱则冲击之；步兵挟骑以进”①。《宋史·兵志》四记载：西夏“有平夏骑兵，谓之‘铁鹞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来，若电击云飞。每于平原驰骋之处遇敌，则多用铁鹞子以为冲冒奔突之兵”。西夏的“铁骑”，见于记载的有著名的元昊侍卫军中的“铁骑三千”，在朝廷直属部队或监军司驻防军中都占有一定比例。史载，宋元祐七年（1092），西夏以数十万兵进攻宋朝环、庆二州，在其中一次战役中西夏军队有“铁鹞子数万迫近洪德寨（今甘肃环县西北）”②。

步兵是西夏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人数最多。西夏步兵最精锐的是由“山间部落”丁男组成的，称“步跋子”。《宋史·兵志》四记载：“有山间部落，谓之‘步跋之’者，上下山坡，出入溪间，最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西夏同宋朝作战时，于“山谷深险之处遇敌，则多用‘步跋子’以为击刺掩袭之用”。“步跋子”吃苦耐战，特别以由称“山讹”的横山党项羌组成的最为著名，《宋史·夏国传》记载：“苦战倚山讹，山讹者横山羌，平夏兵不及也。”此外，还有炮兵、水兵、擒生军、强弩军等兵种。据《宋史·夏国传》记载：在西夏军队中“有炮手二百人，号‘泼喜’，陡立旋风炮于橐驼鞍，纵石如拳”。水兵在汉文西夏史料中没有发现记载。宋代史籍间有涉及，宋熙宁三年（1090）河东报称，“西贼水军恐于石州（今山西离石）渡河，令吕公弼过为之备”①。

①参阅陈炳应：《西夏军队的征选、廪给制度》，《西北史地》1987年第1期。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9，元丰五年九月甲申。

①《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宋元祐六年（1091），宋熙河兰岷路经略司奏称，兰州（今属甘肃）沿边安抚司申报：“有西界水贼数十人俘渡过河，射伤伏路人，寻斗敌，生擒九人”②。宋政和六年（11），宋军筑清水河新城，赐名德威城（今甘肃靖远西南），“河北倚卓罗监军地分水贼作过去处”①。从以上记载知西夏于大河沿岸要地都编有一定数量的水军。

擒生军和强弩军都是西夏的特种部队，担负特殊的作战任务。《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军队“别有擒生十万”，可能是在战斗中配合正规战斗部队担负俘掠生口的辅助兵员。据史籍记载，西夏崇宗乾顺时，庶弟察哥建议置强弩军对付宋军，他说：“国家用铁鹞子以驰骋平原，用步跋子以逐险山谷，然一遇陌刀法，铁骑难施；若遇神臂弓，步奚自溃。盖可以守常，不可以御变也。夫兵在审机，法贵善变，羌部弓弱矢短，技射不精，今宜选蕃汉壮勇，教以强弩，兼以标牌，平居则带弓而锄，临戎则分番而进，以我国之短，易中国之长，如此，无敌于天下矣。”②崇宗采纳察哥的建议，建立强弩军。

《贞观玉镜统》所载西夏军制西夏时期的军事制度，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书《贞观玉镜统》和《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都有系统的记载，尚待进一步的译释研究。

《贞观玉镜统》是一部记载崇宗贞观年间（1102—1114）的军事典籍，今存残卷，内容包括序言、政令、赏功、罚罪、进胜五篇，涉及西夏军事体制的各个方面。在各篇中所见的西夏军队职衔很多，如将分正将、副将、正副行将、正副佐将，还有正首领、小首领。有些部门设帐将、押队、护卫、察军、游监、教监、应监等。这些职衔名称多未见于汉文史籍。西夏文书中的将军、察军、游监、教监、应监，可能即是见于汉文史书记载的统军、监军、巡检、教练使、左右侍禁等军职。汉文史籍中常见的首领、正首领、小首领等也都是西夏军队的正式军职职衔。

《贞观玉镜统》第一篇有“共命将职”之语，说明西夏军将是经选拔共同任命，并履行正式、隆重的仪式。“有将信，行文字”，向受命者颁发军印、符牌和任命文书，并按照不同职衔授予旗、鼓、金等指挥用具。据文献记载，西夏军队中除正式军卒和负赡兵以外，还有名为“私人”、“役人”、“虞人”、“刑徒”、“苦役”等几类人，大约都是在军中服劳役者，以供将领与正军驱使。

《贞观玉镜统》现存篇幅主要是对军将官吏的赏功与罚罪部分，赏罚规定十分详尽，军中以十五个官阶为区分等级。赏功的主要内容有：在战斗中杀敌一人以上者都可得赏。杀的人多，赏赐也多。但如果杀了敌人，后又战败的，就不能奖赏；俘获敌军人、马、甲胄、旗、鼓、金，总数在百件以上者，可得赏，俘获越多，赏赐也越多，包括俘获敌方的妇女、儿童。攻城战斗中，先登上敌人城头，破城者；我军打败仗时，能够殿后抗敌，使全军安全撤退者；对于虚报俘获和杀敌数量者能够揭发报告的人；“虞人”带路有功者；将领打败仗，但其护卫、队人能挫敌军锋者；挫敌军锋、大败敌人者。奖赏办法是按在战争中得及失人、马、甲胄、旗、鼓、金等，在功罪相抵之后，功超过罪，分等级奖赏，有的加官，有的赏给不同数量的金、银碗，金、银腰带，衣服，鞍鞯，茶绢等物，以及赏赐荣誉称号。

罚罪的主要内容有：遇战，不敢战而逃者；在战斗中打败仗者；没有按规定的时间、地点进军、战斗、会合者；战争中不互相援助者；有战争中弃失本部人、马、甲胄、旗、鼓、金，数量超过一定限度者；虚报俘获量、杀敌量和买卖首级者；察军、司吏徇私舞弊或检查不严，以致出现虚报者；反之，诬告者也要获罪；在战斗中，主将阵亡，或亡失旗、鼓、金时，该部的护卫、首领、押队、亲随等都要受到严惩；战斗中，察军擅自离开主将，又对战事不了解者。处罚的手段有：处死，终身监禁，罚作苦役，杖刑和刺字，夺兵权，减、免官职，罚马等③。

③《宋史》卷87《地理志·会州》。

第七节 金代猛安谋克制度

猛安谋克是金代女真社会的最基本组织。它产生于女真原始社会的末期，由最初的围猎编制进而发展为军事组织，最后变革为地方的行政组织，具有行政、生产与军事合一的特点。猛安谋克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其内容编制不是女真族所特有的，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其他一些民族也可能出现类似的组织，猛安谋克与契丹族的头下军州和满族的八旗制度相比，有相同的地方，但由于民族和时代的不同，其区别也是很明显的。

猛安谋克的形成、变革和迁徙猛安谋克是以千夫长、百夫长命名的一种军事组织，它源于原始的狩猎生产组织。在氏族社会中，出围狩猎是一种生产，围猎时要组织氏族部落的人员出动，一般的是按什伍的编制方法组织，作为军事组织就是从这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马扩《茅斋自叙》记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说：“我国中最乐无如打围。”马扩据此推论：“其行军布阵大致如此。”猛安谋克的编制中有猛安（千夫长）、谋克（百夫长）、谋克之副蒲里衍（牌子头）、什长（执旗）、伍长（击柝）、士卒（正兵）、士卒之副阿里喜。出猎时，按什伍编制，年壮者为正，矮小者为副，《金国语解》：“阿里喜，围猎也。”这种组织最初是平时射猎，战时则战，还没有出现常设的军事组织。当掠夺其他部落财物的战争成为经常之事，便出现用围猎的编制办法设常备的军队，不仅产生首领，而且逐渐形成世袭制。

猛安谋克军事组织，是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时代的产物，因此它在金建国后仍保留同围猎的关系和民主主义的残迹。猛安谋克军事组织确立以后，平时生产，仍以出猎作为训练武艺的重要手段被保留下来，以保持其善射猎的民族风尚。在猛安谋克内军事首领与士卒间，尊卑不严，上自大元帅，中自万户，下至百户，住食穿戴没有特殊的差别。国有大事，适野环坐，画灰而议，讨论先自卑者开始，讨论完毕，把灰漫灭。献策、赏功都体现了军事民主精神。

金太祖嗣都勃极烈的第二年（1114），为适应金即将建立和对地方进行统治管理的需要，“命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一如郡县置吏之法”①。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改革。这次改革发生在即将建立金国的前夕，把原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同地域性组织村寨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原军事组织变革为地方行政组织。作为地方行政组织的猛安谋克是由原猛安谋克的领夫制变为领户制；由千夫长、百夫长变为千户长、百户长。确立猛安谋克为地方行政组织，对氏族制是一次重要革命，打击了旧氏族势力，确立和巩固了新兴奴隶主的势力，奠定了以地域和领户制为特点的国家的基础。军事组织和地方行政组织的猛安谋克，是金代女真族社会组织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猛安谋克组织，随着军事向南推移而不断地南迁。当女真族取得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的战役的胜利之后，即用猛安谋克改编辽的军队和新降服的各族人民。特别是占领辽东京（今辽宁辽阳）广大地区后，在新占领区推行猛安谋克制度。《金史·太祖纪》：“东京州县及南路系辽籍女直皆降。一如本朝之制。”太祖天辅五年（1121），占领了辽的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今宁城西）两道，对被征服的契丹、奚人也都依照辽东渤海例，于其地置千户谋克。

天辅七年，占领辽西京、燕京，又想在平州推行猛安谋克制度，因为遭到汉人的强烈反抗，天会二年（1124）便在平州废除对汉人实行猛安谋克的办法。女真族的奴隶制度不能改变汉人地区的封建制，也不能用猛安谋克改编汉人和变州县制为猛安谋克制，这是踵辽南北面统治的历史原因，也决定了金朝只能采取把猛安谋克向中原迁徙和与州县制并存的发展方向。随着对北宋战争的胜利，为加强对中原汉人的统治，太宗天会十一年九月，金左副元帅宗翰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只有金朝的皇帝及将相亲属卫兵之家得以保留，这是一次大规模地把猛安谋克向中原迁徙运动。“棋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①。这次大迁徙，使中原的区域和民族分布，以及社会形态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熙宗即位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官制改革，变女真族建立的以奴隶制统治为主的政权为以封建制为主的统一的多民族的皇权制，由南北面设制发展为封建中央集权制下的封建制与奴隶制并存。熙宗适应这种变化，始创女真屯田军，实行计口授地制度，把女真、契丹之人都从本部迁居中原，同百姓杂处，“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种”，“凡屯田之所，自燕山之南，淮、陇之北皆有之。多至六万人，皆筑垒于村落间”①。

海陵时的改革，是对熙宗改革的继承和深化。海陵迁都燕京，标志着对女真族在上京的旧贵族的决裂，是在金朝政治统治中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他为削弱女真旧贵族的势力和加强对汉人地区的统治，便迁女真贵族于中都、山东、北京、河间。这次被迁的猛安和家族，有上京路太祖、辽王宗翰、秦王宗翰的猛安，右谏议乌里补猛安、太师勖、宗正宗敏之族，斡论、和尚、胡剌三国公，太保昂、詹事乌里野、辅国勃鲁古、定远许烈、故杲国公勃迭八猛安，阿鲁之族和按答海族属。它比前两次“尽迁本国之土人”和“女真、契丹之人”相比，已把迁徙的重点集中到女真宗室大贵族上，标志着猛安谋克内徙已达到**。

把猛安谋克大批向中原迁徙是金朝女真族统治决策的一部分，这种迁徙具有军事部落移民的性质。猛安谋克组织被迁入中原以后，仍保留其原有的名称，实际上是把猛安谋克村寨组织原封不动地迁入内地，使女真的奴隶制与中原封建制在统一的封建皇权制下并存，这就打破了过去分中外、分华夷的“天下一体”为“中华一体”，女真与汉人一家，皆是国人。它的直接后果和发展的趋势是：由于猛安谋克受中原封建制的包围和影响，在女真奴隶制内部不断发生变化，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变革，由奴隶制的组织变革为封建的组织。

猛安谋克的系统与结构

猛安谋克的组织系统，包括行政组织系统的猛安谋克和军事组织系统的猛安谋克。

①参见陈炳应：《西夏兵书》，《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①《金史》卷128《循吏传·序》。

作为地方行政组织系统的猛安谋克，是由原来的部落氏族组织与地方的村寨组织结合而形成的地方行政组织。金初在猛安谋克之上设路以统猛安谋克，有万户路、都统司路、军帅司路和都勃堇路，形成北面与南面不同的行政设置系统。后来随着全国官制的统一，地方行政系统的猛安谋克逐渐被纳入统一的官制之下以与地方的州县制并存。汉人州县系统是：京（留守）—府（府尹）—州（节镇、防御、刺史）—县（县令）—村社（主首）。地方猛安谋克系统是：京（兵马都总管）—府（兵马总管府）—猛安（相当防御州）—谋克（相当县）—村寨（寨使）。猛安谋克在属于地方军事系统的京府都总管和总管府之下，自成一个系统，与州、县互不干涉，猛安的地位在节镇之下，刺史之上，相当于防御使，谋克相当于县令，寨使相当于主首，是金代一个整体的系统官制中的一个系统。

地方的猛安谋克，属于地方行政组织和类型，作为地方官的猛安谋克，被纳入地方行政官制系统与结构之中，在地方行使管理的权力。猛安谋克随着金朝封建化的完成，被纳入金朝统一的官品体系之中，诸猛安从四品，诸谋克从五品。诸猛安的职能是修理军务、训练武艺、劝课农桑、防捍不虞和御制盗贼，军事、政事、生产治安兼于一身。诸谋克的职能是：抚辑军户、训练武艺、按察所部、宣导风化、劝课农桑、平理狱讼、捕除盗贼、禁止游惰、通检推排簿籍等。猛安谋克的职能不仅与女真奴隶制的构成相适应，同时也表现出军事、民事与生产结合的地方组织的特点。

猛安谋克作为地方的机构，是建立在女真族的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之上的，土地国有，由奴隶主贵族、平民、奴隶和驱丁构成其阶级的关系。

猛安谋克既是地方行政组织和地方官的名称，同时也是授封女真贵族的尊称，他们以猛安谋克成为女真族的权贵的世袭奴隶主。猛安谋克的授封，有的直接授给其本人，有的是因念其先人功绩而授封，有的还可增授，即一人可授几个猛安谋克。授封给猛安谋克的主要是宗室勋臣之家，常以一家中授猛安谋克的多少作为其家族勋贵与否的一种标志。猛安谋克的袭封制度规定，如袭封者死去，由长男继之，长男已亡或笃废疾者，则由长孙继之，长男及长孙俱死，由次子继之，本支已绝，由兄弟继之，兄弟无，由近亲继之。猛安谋克因为犯罪、犯酒禁、犯赃等可收回，或转授给他人。

除猛安谋克奴隶主贵族以外，还有平民这个阶层。他们多是本族的自由民，户属猛安谋克户，口称正口。他们是金朝兵力的主要来源，壮年被征称正兵，正兵之副称阿里喜。正兵与阿里喜的区别是正与副、修者与矮弱者的区别，阿里喜允许环甲为正军，不是平民与奴隶的区别。平民是可以从国家分得牛头地和向国家出牛头税的自种者，他们有的可能上升为奴隶主或者是沦为奴隶，他们在女真人口中占多数。

奴隶是猛安谋克中生产的主要担当者，奴隶主都拥有数量不等的奴隶，多者上万、上千和上百，少者有数十或数个奴隶。女真奴隶被猛安谋克各家族所占有，以口计而不以户计，被称为奴婢口，奴隶没有人身自由，他们多是由战俘被转化为奴，因犯罪而被没为奴，或者是失约立限典质和鬻身为奴，逃避徭役而依附豪强为奴。奴隶因被放免或与良人通婚，转为隶属于本部的正户。

在猛安谋克中也有一定数量的驱丁，他们是作为奴隶主的家族私属而存在，其特点是以丁户计，可以轮差或被签为阿里喜，在金代军制中有驱，是解放原来辽时的奴婢为良人后而编制的。驱丁是介于奴隶和一般编户（良户）之间的一个阶级，其地位相当于农奴。

军事组织系统的猛安谋克源于氏族社会的围猎组织，这种组织的出现比行政组织系统的猛安谋克为早，由原始社会末期的常设军发展为建国后国家常备的军事系统。军事组织系统的猛安谋克是以军事组织的统属关系确立，而不是以地方的行政组织的统属关系确立。金代猛安谋克组织系统是逐步完善的，其系统构成是：在猛安之上置军帅，军帅之上置万户，万户之上置都统；在谋克以下的统属系统是蒲辇、正军、阿里喜。有时也称军帅为猛安，而猛安则被称为亲管猛安者。猛安谋克的最高统帅是都统，府称都统府。太宗天会三年（1125），因攻宋立都元帅府，置都元帅和左、右副元帅，左、右监军，左、右都监。海陵天德三年（1151），改元帅府为枢密院，但行兵则复更为元帅府。猛安谋克不仅是作战时的基本组织，而且在平时也是侍卫、驻防和防边的基本组织。

在《金史》中，除一般被称为猛安谋克者外，尚有行军猛安谋克、押军猛安谋克、步军猛安谋克、马军猛安谋克、甲军猛安谋克、权猛安谋克和合扎（亲管）猛安谋克的不同名称，从名称上反映了猛安谋克军事组织的构成，以及军事和兵种的类别。

合扎猛安谋克，又称亲管猛安谋克。合扎的本义是“亲近”，所以合扎又被视为“亲军”。至少在太祖天辅初年，随着金代女真兵制已臻完备就出现合扎猛安谋克。合扎猛安谋克是皇室直属的军队，是由皇室、宗室或建有大功的臣下担任。在天辅五年（1121）攻取辽中京时，太祖次子宗峻别领合扎猛安，受金牌，所以称合扎猛安为“太子之猛安”。金熙宗在全国范围内改革官制，皇统八年（1148）七月载有侍卫亲军，海陵时更以太祖、太宗、宗幹、宗翰军为合扎猛安，谓之侍卫亲军，由侍卫亲军司统领。后罢亲军司，分别隶属点检司和宣徽院。世宗时又置亲军，属点检司，亲军从世宗直属的合扎猛安谋克中选出，到章宗便从一般猛安谋克中选出，逐渐失去其原有的“亲近”之义。

行军猛安谋克，与一般固定官职的猛安谋克不同，是在出征时临时授予的职衔，初见载于太祖收国元年（1115），主要是在太祖和太宗时期。行军猛安谋克被授予此职者，有的原先就是猛安谋克，有的原先不曾是猛安谋克而临时授予他为猛安谋克，授行军猛安谋克者有女真人，也有渤海人、契丹人等。

押军猛安谋克，出现在熙宗以后，当押军猛安谋克大量出现，行军猛安谋克在记载中便逐渐消失，但押军猛安谋克的出现却在太宗时。押军是“统押军兵”和“管押军兵”的意思，也是战时被特任的官职。后来则押军猛安谋克已由临时官职变成固定的专职官员。在金末记载中，又重新出现行军猛安谋克的名称。

金代常备军的兵种，分步军猛安谋克、马军猛安谋克和甲军猛安谋克，他们是统领步兵、骑兵和甲军的猛安谋克。

金代女真族的统治，用猛安谋克这个统一的名称，确立了行政与军事两个系统和结构的统治机构，构成金代女真社会组织的一个特点。

猛安谋克的发展、变化与整顿金代猛安谋克有行政系统的猛安谋克，有军事系统的猛安谋克。作为行政系统的猛安谋克是拟中原的郡县制而建立的女真族奴隶社会的地方组织，因而它是同奴隶制相始终的，而且在发展中其内部的关系又不断发生着变化。军事的猛安谋克不仅比行政猛安谋克产生早，发展延续的时间也长，而且这种千户百户的军事编制直接影响后来的元和明。

由太祖时确立的猛安谋克制，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变革，一是熙宗时变以奴隶制为主的国家为以封建制为主的国家，变朝廷的国论勃极烈制为封建皇权的三省制，海陵又变三省制为一省制，纳猛安谋克于国家的整体系统之中，虽然不从根本上改变猛安谋克的奴隶制性质，但为强化女真族的统治地位，对猛安谋克组织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整顿势在必行。熙宗、海陵时，确定了走中原封建制的发展道路，对本族的奴隶制也确定了采取渐变的方式以使其社会与中原制度相适应。

熙宗、海陵王时对猛安谋克的进行调整与整顿，主要表现在：

1.金熙宗实行官制改革，统一地方官制，海陵王时又废万户为节镇一级的路，这样地方行政组织的猛安谋克便置于京府和节镇州之下，其地位与防御州、县等，并纳入品级制的系统之中，军事的猛安谋克官也授予官品，这是对原有猛安谋克所进行的一次重要的以比拟中原制度的系统和官制的调整。

2.适应官制的改革，在辽东原来州县地区，也需要对建国后以新授的汉人和渤海人的猛安谋克作出新的整顿。熙宗天眷三年（1140），罢汉人、渤海人千户谋克，这次所罢的是指地方行政猛安谋克，在此基础上，皇统三年（1143）便完成对汉人、渤海人居住的东京、咸平（今开原北）两路的州县的调整和新设的工作。皇统五年，为把兵权集中到女真人手中，又一次罢辽东汉人、渤海猛安谋克承袭之制，分猛安谋克为上、中、下三等，宗室为上，余次之。在这两次罢辽东汉人、渤海猛安的世袭和承袭之制中，独有渤海人大■是例外，但实际上也不过是保存其世爵的世袭猛安的承袭。

3.金熙宗皇统五年，始创屯田军之制。《大金国志·熙宗纪》记载：“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徒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种，春秋量给衣马。若遇出军，始给其钱米。”军事屯田是仿中原古代屯田的精神结合本族的特点而确立的，在屯田军中实行了“计口授地”和自种的制度，它同牛头地的土地分配和经营是不同的。“计口授地”虽不改变女真族的奴隶制占有关系，但它在女真族封建化过程中起到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通过“计口授地”这个途径向封建的自耕农民转化；二是通过屯田军把女真族的猛安谋克转化为封建的军事屯田猛安谋克，由奴隶制与封建制的不同转化为封建制下的军户与一般齐民编户的不同。

金世宗继承熙宗、海陵王的事业，由于其时猛安谋克组织已出现混乱，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剧，以及猛安谋克内部的封建化，遂对猛安谋克先后进行了一些整顿。

首先是对猛安谋克组织的整顿与加强，主要表现在：

1.大定七年（17），由于过去省并猛安谋克和海陵时无功授猛安谋克而被罢去失职的，根据思敬的请以“量材用之”原则，重新恢复了一些猛安谋克①，作为扩充猛安谋克力量的方法。

2.大定十五年，由于猛安谋克内部领户制的混乱，于十月遣吏部郎中蒲察兀虎等十人，分行天下，再定猛安谋克户，其规定是：“每谋克不过三百户，七谋克至十谋克置一猛安。”①3.大定十七年四月，对猛安谋克的承袭制也作了些新的补充规定：“制世袭猛安谋克若出仕者，虽年未及六十，欲令子孙袭者，听。”①对“父任别职”其子承袭猛安谋克者，规定必须在25岁以上②。

4.大定二十年，因为猛安谋克因循已久，变化很大，又因海陵后所授无度，而大定间也有功多而未能酬者，于是对猛安谋克又做一番“新定”工作，同时命“新授者，并令就封”。并规定因功授猛安谋克的许以亲属从行，“猛安不得过十户，谋克不得过六户”③。“当给以地者，除牛九具以下全给，十具以上四十具以下者，则于官豪之家量拨地六具与之”④。

5.大定二十四年，为“大重其权”以猛安谋克之号授给诸王，或新置者特赐之名。想以此来维系猛安谋克。

其次是罢契丹猛安谋克以扩充女真猛安谋克的实力。大定三年八月，“诏罢契丹猛安谋克，其户分隶女直猛安谋克”⑤。这是把参加窝斡叛乱的契丹猛安谋克分隶于女真猛安谋克。到大定十七年，才正式把所有契丹猛安谋充分隶于女真猛安，对契丹采取女真化的政策，以防契丹的反抗和加强女真猛安谋克的实力。

最后是为防止猛安谋克破坏，金世宗不仅防止女真人与汉人杂居，防止汉化，提倡旧俗，同时还防止独立的个体家庭发展，把土地私有的发展限制在一定的允许的范围之内，提倡大家族的“聚种”，以维护家族奴隶制。同时金世宗还把河南、河间等路的猛安谋克向大名、东平、平州等地徙聚；把山东东路的猛安谋克迁到河间、河北东路；把速频、胡里改猛安谋克向上京迁徙。这种迁徙实际上是与当时的政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相关的。

到金章宗明昌、承安间，女真族的封建化已完成，作为奴隶制的地方行政组织的猛安谋克已失去其存在的意义，猛安谋克遂变为封建国家军事屯田组织。金章宗时对猛安谋克的整顿和作出的新规定，就是与这一历史状况相适应的。

1.对猛安谋克在法制上作出一系列规定，如“初定猛安谋克镇边后放免者授官格”、“定猛安谋克军前怠慢罢世袭格”、“定猛安谋克斗殴杀人遇赦免死罢世袭格”、“更定镇防千户谋克放老入除格”、“诏更定猛安谋克承袭程式格”等⑥，这实际是通过法制规定，对猛安谋克特权加以限制、消弱乃至罢除。

2.随着猛安谋克封建化的完成，泰和四年（1204）九月“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①，在法律上对猛安谋克封建主自耕和出租认可。猛安谋克隶属于按察司，主要是为保猛安谋克尚武之风，以利军事作战的需要。另外，限制猛安谋克只许于冬月率属户畋猎二次，每出不得超过十天。

3.允许猛安谋克户与汉民通婚，同时也允许猛安谋克举进士，使女真人兼知文武。金代对猛安谋克的整顿与规定是随时间的变化而有不同，反映了女真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变革的过程。

①《大金国志》卷8《太宗帝纪》。

①《大金国志》卷13《熙宗帝纪》。

①《金史》卷70《思敬传》。

②《金史》卷44《兵志》。

③《金史》卷7《世宗纪》。

④《金史》卷7《世宗纪》。

⑤《金史》卷44《兵志》。

⑥《金史》卷47《食货志》。

①《金史》卷6《世宗纪》。

（谢选骏指出：蛮族社会，什么制度都不成体统，唯有军事制度似乎例外。因为蛮族再蛮，也要依靠打劫为生，不得不提高其军事作战能力，所以他们都很重视“军事科学”。共产党也是如此——什么制度都不成体统，唯有军事制度似乎例外。因为共产党再野蛮，也要依靠打劫为生，不得不提高其军事作战能力，所以他们都很重视“军事科学”，尤其因为，共产党本质上就是一堆“军事共产主义的团团伙伙”。）

【第十章 法律】

第一节 五代的法律司法机构

五代沿唐制，尚书省刑部为最高司法政务机构，掌管司法政33令及司法行政事务，复核大理寺审结的案件及州、郡徒刑以上案件；大理寺为最高审判机构，并重审刑部复核移送的死刑案件，死刑要报“中书门下”（宰相府）审核；御史台参与审理重要案件，大案由御史中丞（或大夫）、刑部侍郎（或尚书）、大理卿（或少卿）会审，称大三司；次要案件由刑部郎中（员外郎）、侍御史、大理司直（评事）联合审讯，称小三司。后唐长兴四年（933），又定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三司官，每推断案牍时特与免朝，恐滞推覆”，“公事毕日，朝参如常”。同年，大理寺又设立“议狱”制度，“凡断公事，并集法官详议”，“法（大理）寺议狱，宜于（大理）寺卿厅内”举行，以辨雪冤案；“天下州府（判案）有疑者”，亦令“判官集议”，都给予奖励②。审理案件是各级地方长官的主要职责之一，各级地方官府虽都沿唐制设立司法职能部门，各道节度使以副使、推官、判官掌刑法，州（府）设司法参军，县设司法佐、史。但各州（府）的刑法主要掌握在马步院（司），置马步狱，节度使以牙校任马步都虞候为马步院长官；而以亲随为“镇将”，“与县令抗礼，公事专达于州”①，县的刑法也大多为镇将掌管。

制定法律五代时虽然战乱不断，但各朝朝廷都重视法律的制定，以符合各自统治的需要，后梁开平四年（910）编定《大梁新定格式律令》103卷，这是后梁删改唐律条文，增加新条文所成，相对于唐律是“删改事条，或重货财，轻入人命；或自徇枉过，滥加刑罚”，明显较唐律为重。同时，还有李保殷编《刑律总要》。后梁为了推行新律，下令将各道所存唐朝法律书籍焚毁。后唐同光元年（923）时，已是“今见在三司（御史台、刑部、大理寺）

收贮刑书，并是伪廷（后梁）删改者”①。诸道中也只有定州（今属河北）保有唐朝律令格式共286卷，进呈朝廷后，成为后唐法律的依据。次年编集《同光刑律统类》13卷。后唐初年，“格”却仍行“后梁新格”，天成元年（926），决定实行以记载刑狱为主的唐《开成格》。清泰二年（935），又将元年以前十一年内的制敕选396道，编为《清泰编敕》30卷。

后晋初，行后唐明宗朝法制及清泰元年的“编敕”。天福四年（939），将后唐明宗朝已“编集”及编余而“封锁”不行的敕文，重新选386道，编成《天福编敕》31卷。

后周广顺元年（951）正月，新建立的后周决定“并依后晋天福元年以前（后唐）条制施行”①，随即于同年六月，将后晋、后汉及后周有关刑法的敕文，选择26件编为《大周续编敕》2卷。

②俱见《金史·章宗纪》。

①《金史》卷12《章宗纪》。

①《五代会要》卷《刑部》《大理寺》；《旧五代史》卷147《刑法志》。

世宗显德四年（957）时，“朝廷之行用者”《（唐）律》一十二卷、《（唐）律疏》三十卷、《（唐）式》二十卷、《（唐）令》三十卷、《开成（详定）格》一十卷、《大中（刑律）统类》一十二卷，及皇朝制敕等”②，但是，律令文辞古质已难以详明含义，加上格敕条目繁多不便检阅。世宗命删繁就简，改正互相矛盾、轻重失当，选择适用于当代的律文，“其所编集者，用律为主，辞旨之有难解者，释以疏义；义理之易了者，略其疏文”。“至于朝廷之禁令、州县之常科，各以类分，悉令编附”①。显德五年编成《大周刑统》20卷，另目录1卷，史称《显德刑统》。

“十国”亦编集法令，如南唐（江南）《刑律统类》10卷、《格令条》80卷，《（后）蜀杂制敕》3卷、《（后蜀）令式》等。

枉法酷刑

五代所编集的法律，有些也较为平允，尤其是后唐明宗时所编法律，名义上还为后晋、后汉、后周所沿用，而后周《显德刑统》更是选编审慎，简明易解，但实际上大多并不执行，除后唐明宗时期以外，枉法酷刑，时有所闻。五代时，不仅各道节度使几乎全是武将，各州长官刺史、各县令也多由武官担任，加上实际掌握司法的各州马步院、各镇将，也都是节度使的牙校、亲随担任。草营人命，判处死刑后也不依例申报刑部复勘，后晋天福三年（938）卢灿进策：“诸道决狱，若关人命，即刑部不合不知”。因此下诏凡断死罪后，要“具录案款事节”申报刑部，如果“案内情曲不圆”，刑部要进行复勘。

各地常不依法审判，非法拷掠，打死后以病死申报。后唐长兴二年开始设“病囚院”，待治愈后依法判决。至于拖延判决，更是屡禁不止。自唐大中六年（852）后，剺耳喊冤的一律决杖流配，虽有理也不受理，后晋天福五年改为据所陈诉理由审理，而剺耳之罪则另行处理。

唐制死刑有绞、斩二等，五代沿袭。后唐天成三年（928），改为“决重杖一顿处死”，以代替绞、斩，后晋又恢复为绞、斩。后晋开运三年（946）时，“外地不守通规，肆率情性，或以长钉贯簪人手足，或以短刀脔割人肌肤，乃至累朝半生半死”②，虽明令禁止，重申只能判处绞、斩，但并无效果。“短刀脔割人肌肤”，实是后晋为后代创设的死刑中的“凌迟”。

①孙逢吉：《职官分纪》卷43《镇将》。

②《旧五代史·刑法志》。

①《册府元龟》卷613《刑法部·定律令》五。

②《五代会要》卷9《定格令》。

各地节度使、刺史法外行刑，视民命如草芥。后晋时，刘知远任北京（今山西太原西南）留守、河东节度使，命节度判官苏逢吉“静狱以祈福祐”，原意应是及时审理积案，而苏“逢吉尽杀禁囚以报”。后周初，隰州刺史许迁“或钉磔贼人，令部下脔割”。随意杀人以代刑法的事各地多有，首都开封在后汉时，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都辖禁军，警卫都邑”，也“不问罪之轻重，理之所在，但云有犯，便处极刑”，“其他断舌、决口、斫筋、折足者，仅无虚日”，根本无所谓法律。动辄全家乃至全族被杀，亦常见不鲜，如后汉时郓州捕贼使臣张令柔“尽杀平阴县十七村民”③。

③《旧五代史·刑法志》。

第二节 北宋前期的法律司法机构

北宋前期，实行增设新机构以夺旧机构职权，六部寺监职权大多为相应的新机构所夺，但涉及司法的刑部、大理寺，保留较多的职权，这在北宋前期的省、部、寺、监中是少见的。

刑部作为朝廷司法政务机构，宋初掌管“律令、刑法、案覆、谳禁之制”，“掌覆天下大辟（死刑），举其违失而驳正之”，以及其他司法行政事务。设详覆官六员、法直官一员。淳化二年（991），从“中书五房”的刑房分出职权，设立审刑院，“大理寺、刑部断（案）、（详）覆以闻，乃下审刑院详议”，这是在刑部复核后再复议。淳化四年，改为“大理寺所详决案牍，即以送审刑院，勿复经刑部详覆”①，刑部详覆权被夺，详覆官随后也减为三员。

景德三年（1006），刑部“别增（详覆官）一员，专举驳大辟公案”。

是对“断讫公案”，从银台司降到刑部极刑案库存档前，还要“分与详覆官看详，内有不当，即行封驳”。这是在大理寺依据各地“奏狱”的案件材料进行审断后，直接送审刑院详覆，“勿复经刑部详覆”的规定以后，刑部新增的死刑案最后详覆封驳权。熙宁四年（1071），还规定“刑部详覆官如疏驳得诸处断遣不当大辟罪每一人，与减磨勘一年”的奖励；如“失覆”一人，要“展磨勘一年”，累计失覆四人则要被罢官①，说明直至元丰改官制前，死刑案件终审、详覆后仍须由刑部作最后详覆。

咸平三年（1000），又“诏州府军监旬奏禁状，自今并送审刑院看详”，审刑院又分得对各州府“旬奏禁状”的详覆权，但主要仍由刑部详覆。大中祥符四年（1011）起，“诸州旬申禁勘，设有用条不当，（刑部）自可举驳，不必别录按奏”②，刑部在这方面权力更扩大了，而且司法行政方面的职权也始终由刑部掌管。综上所述，可见北宋前期的刑部仍保留较多的职权。

大理寺是朝廷司法事务机构，北宋前期并不直接审案，“凡狱讼之事，随官司决劾，本寺不复听计，但掌天下奏狱（也称奏案，指需要上奏朝廷裁决的案狱），送审刑院详（覆）讫，同书以上于朝”，也就是“谳天下奏狱而不治狱”。设详断官六员，后增为十二员，又设检法官、法直官。大理寺只是依据各地上报的“奏狱”案件材料进行审断，然后报刑部，以后改为报审刑院详覆，大理寺的详断官还每日轮差到审刑院商议上奏案件的文字①。御史台除监察职能外还负有司法方面的职责，设检法官一员，掌检详法律；设推直官二人，“专治（御史台）狱事”。

①《旧五代史·刑法志》。

①《旧五代史》卷108《苏逢吉传》，卷129《许迁传》，卷107《史弘肇传》。②《宋会要辑稿》职官15之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淳化二年八月丁卯；卷34，淳化四年二月壬子。

①《宋会要辑稿》职官15之2。

淳化初，设推勘官二十员分谳天下大狱，咸平初减为十员，后罢。各级地方官府州、府、县、厢、镇长官的主要职责之一即是审理案件，州府长官的司法助理为推官、判官，州府的司法职能部门有司录（录事）参军，审理户婚之讼，主要是民事案件；法曹（司法）参军，主刑法。北宋初，沿五代旧制，州府设马步院，开宝六年（973）改为司寇院设司寇参军，太平兴国三年（978）改为司理院设司理参军，专司审讯狱事；首都陪都则另设左、右军巡院，掌治安及有关案件的审讯，设左、右军巡使及判官。

为了纠察首都开封各类司法审判机构的所有徒罪以上案件可能出现误判的情况，大中祥符二年（1009）设立“纠察在京刑狱司”，所有御史台（天圣八年前）、开封府、三司、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等机构，审判的徒罪以上案件，都要供报，如有必要则“追覆其案，详正而驳奏之。凡大辟，皆录问”②，并可直接重新进行审讯，主要是侵夺审刑院的首都地区死刑案的详覆权。

淳化二年五月“诏（诸路）转运使司，命常参官一人纠察刑狱”，这是设专职路级司法官之始，次年十月罢。景德四年（1007）正式设诸路提点刑狱司，曾两度罢设，并其职权于转运司，后成为常设路级监察、司法机构①。北宋前期由于实行官职名称与实际职务分离的制度，刑部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大理卿、大理少卿、大理丞、大理评事等，北宋建国之初还实任其职，但不久相继都成为寄禄官名，并不任刑部、大理寺的职责，以判刑部事为刑部长官，所属各司设判司事为主管官，设详覆官以代原刑部的刑部司郎中、员外郎之职；以判大理寺事、权大理少卿事等为长官，另设详断官等以代大理正、评事等（初期还兼大理正、评事等官名）职责。

此外还有临时设置的司法机构，“凡因事置推已事而罢者，诏狱谓之制勘院，非诏狱谓之推勘院”。重大案件则下御史台狱，断案后由开封府、大理寺“究治”②。

法律、法规的制定北宋建立之初，运用唐代、五代的法律，史称：“国初，用唐律、令、格、式外，又有《元和删定格后敕》、《太和新编（格）后敕》、《开成详定（格）》、《（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后唐《同光刑律统类》、《清泰编敕》，（后晋）《天福编敕》，（后）周《广顺续编敕》、《显德刑统》，皆参用焉”③，可说是除了后梁的法律以外，唐代、五代的法律都在使用。北宋朝廷为了巩固政权，开始了统一法律的工作。自唐代《大中刑律统类》，采取“以刑律分类为门，而附以格、敕”①，便于运用，后唐、后周相继编撰《刑统》。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15之29、15之3。

①《宋会要辑稿》职官24之1、15之6。

②《宋史》卷3《职官志·刑部》。

③《文献通考》卷61《职官考·转运使、提刑》。

①《文献通考》卷7《刑考》六。

建隆四年（乾德元年，963）二月，诏以后周《显德刑统》为基础增删改修；七月，修成《重定刑统》（史称《宋刑统》）30卷，也依《唐律疏议》分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12篇；篇下设门，共213门，律后附敕、令。《宋刑统》的律文，基本上抄袭唐律，改动不大，以及所编《建隆编敕》，“诏刊板模印颁天下”②，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刻印的法典，后虽有数次小的修改，但大体沿用至宋末。自唐代以来，凡属律所未载者，例以敕判决，敕、律并行，为宋代所沿袭，编敕成集是重要的立法行为，历朝都进行。综合性编敕如太宗朝《太平兴国编敕》、《淳化编敕》，真宗朝《咸平编敕》、《大中祥符编敕》，仁宗朝《天圣编敕》、《嘉祐编敕》、《庆历编敕》等，自咸平元年编《咸平编敕》，依照《宋刊统》分为12门分类汇编。专门的编敕如《农田敕》、《转运司编敕》、《礼部考试进士敕》、《一司一务敕》、《审官院编敕》、《群牧司编敕》，此外还有《铨曹格敕》、《贡举条制》、《嘉祐录令》、《驿令》等等。制定与编集法令，成为北宋朝廷的重要职责。人治、法治并行时期南宋思想家陈亮曾对宋代以前的司法历史作了精辟的论述：“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③中国古代的司法由人治为主，经人治、法治并治时期，再到以法治为主，是中国古代司法史发展的必经历程。但是，北宋前期的司法情况，还是人治、法治并行时期，宋神宗以后及南宋才是以法治为主的时期。

北宋前期的法律形式，也和唐代一样分为律、令、格、式四种，律（《刑统》）是包括刑法、民法、诉讼法的法律条文，是判案定罪的主要依据；“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主要是有关制度的规定；“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是朝廷机构日常处理事务的规定；“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是朝廷的公文程式和行政细则①。律为法律，令、格、式则多属法规。另以《编敕》以及一司一路一州一县《敕》等作补充。《编敕》依据《宋刑统》的分门编制，说明《宋刑统》，即律在法律事务中的主导作用。北宋前制定的多种法律、法规，为官员们依法判案提供了依据，而且初任官员都要学习律令。但是，正如文彦博在神宗初年所说：“唐末、五代，用重典以救时弊”，“国家承平百年，当用中典，然犹因循”，说明北宋前期的司法情况与唐末、五代相近。至于以不合情理为由，法外量刑，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甚至“往往增饰事状，移情就法”。史称：“律令者，有司之所守也。太祖以来，其所自断，则轻重取舍，有法外之意焉。然其末流之弊，专用己私以乱祖宗之成宪者多矣。”②可说是北宋前期“人、法并行”司法情况的概括。前此论著虽提及此观点，但没有以之论述宋代法律史。

②《宋会要辑稿》刑法1之1。

③《新唐书》卷56《刑法志》。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七月己卯。

②《陈亮集》卷11《人法》，邓广铭编校增订本，中华书局1987年版。

第三节 宋神宗以后及南宋时期的法律司法机构

宋神宗初年，司法机构与北宋前期基本相同。熙宁五年（1072），将三司帐案改为提举帐司，元丰五年（1082）进行官制改革，将审刑院、纠察在京刑狱司、帐司等归并入刑部，设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郎中、员外郎为所属四司长官。元祐元年（1086），将原纠察在刑狱司职权由刑部划归御史台，将原帐司职权从刑部比部司中划归户部。元祐三年，又将户部仓部司勾覆等案划归刑部比部司；罢大理寺古治狱，而依三司的旧例，另于户部设推勘检法官，“治在京官司应干钱谷公事”①。

大理寺成为最高审判机构，设卿一人、少卿二人为正副长官，以及正、丞、司直、评事等为属官，复设大理寺狱，少卿以下官员职务分左、右，左断刑、右治狱。元祐三年罢右治狱，绍圣二年（1095）复设。御史台在元丰改官制后主要作为监察机构，而司法职权减少，废推直官，罢御史台狱；设检法官，检详法律。

南宋时并省机构，但各司法有关机构仍保留。北宋后期及南宋的各级地方司法机构，大体与北宋前期相同，首都“行在所”临安府司法机构，有左、右司理院及府院。南宋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以及建康、镇江、鄂州等各地御前屯驻大军，都设有“推狱”，称为“后司”。

制定法律、法规神宗朝制定法令日益完备，除了综合性的《熙宁详定编敕》、《元丰编敕令格式》、《赦书德音》、《申明》外，还有不少专门的法令汇编，如汇集司农寺主管的改革法令《熙宁新编常平敕》、《元丰司农敕令式》，科举、学校方面的《熙宁贡举敕式》、《武举敕式》、《国子监敕令格式》、《武学新修敕令格式》，经济方面的《都提举市易司敕》、《茶法敕式》、《盐法》、《水部条》，保甲、将兵法及军事方面的《熙宁五路义勇保甲敕》、《熙宁开封府保甲敕》、《元丰将官敕》、《熙宁详定军马敕》，法律方面的《熙宁详定尚书刑部敕》、《熙宁法寺断例》，等等。“申明”、“断例”作为法律、法规，首次正式汇编成集。元祐时，废罢“新法”，修订法律、法规成为首要任务。元祐元年，不仅立即编成《元祐详定敕令式》，而且重行改修的元祐编《元丰敕令格式》，以及已经删修的《元丰尚书户部、度支、金部、仓部格式》等一系列新修或删修的法律、法规。哲宗亲政后主要是复行神宗时的法律、法规，而元符二年（1099）所修的《元符敕令格式》，则是相对地屏弃新旧党政见，部分地采纳元祐时敕令。好大喜功的宋徽宗时期，更是大举修订法律、法规，包括《两浙、福建路敕令格式》、《大观马递铺敕令格式》、《诸路州县学敕令格式》、《崇宁国子监算学敕令格式》、《崇宁国子监画学敕令格式》等几十部法律、法规，几乎是无所不包。

北宋末，法律、法规散失殆尽，高宗重建南宋，戎马倥偬，逃亡流离，无力修定新法。自北宋末靖康元年（1126）后，“法令变更，易于反掌”。到南宋初建炎四年（1129）时，嘉祐法、元丰法、政和法无不使用，而且，“自渡江以来，官司文籍散落，无从稽考，乃有司省已（记）之说，凡所与夺，尽出胥吏，其间未免以私意增损，舞文出入”。为了减少胥吏乘机舞弊作奸，建炎四年，官员们要求将“省、部诸司各令合干人吏，所省已（记）条例攒类成册”。绍兴二年（1132）正月，首先颁行南宋第一部法律、法规《绍兴重修敕令格式》；绍兴三年，将“诸司编类到省记条令”，经敕令所审查后颁行②。随后，由原广东转运判官章杰在未受金兵战乱的广南东路各地搜访抄录到北宋各种法律、法规1000多卷，加上胥吏省记（包括案例），绍兴年间，重修一系例敕令格式及申明。南宋以后各朝也不断修定法律、法规。修定法律、法规，不论是综合性的还是部门的，北宋前期为“编敕”，自宋神宗时的《元丰编敕令格式》按照宋神宗对敕、令、格、式新的解释分类开始，包括各种部门的法令、法规，也都以敕、令、格、式分类进行编排，这是宋代法书编制的一次改革。但由于数量很大，很不容易找到需要的法令、法规。南宋孝宗时先编有《乾道敕令格式》，后增删成《淳熙敕令格式》。淳熙二年（1175），宋孝宗下诏将吏部现行的改官、奏荐、磨勘、差注等条法分门别类，将同类的敕、令、格、式、申明编在一起，编成《吏部（七司）条法总类》，这是首次分类编辑的法令、法规汇编。淳熙六年，宋孝宗认为《淳熙敕令格式》“其书散漫，用法之际，官不暇遍阅，吏因得以容奸”，尚书省也提出：“海行新法（《淳熙敕令格式》）凡五千余条，检阅之际难以备见”。孝宗即下诏，将现行敕、令、格、式、申明，仿照《吏部七司条法总类》“随事分门修纂”，淳熙九年编成《淳熙条法事类》，则是法律、法规编纂中的新体例，便于法官的检阅，有利于依法审讯，这是宋代法书编制的重大改革，史称：“前此法令之所未有也。”淳熙末，官员们认为“新书尚多遗缺，有司引用，间有便于人情者”，孝宗又命刑部修订①。庆元二年（1196）颁布的《庆元条法事类》，即是进行修订并加收以后的法律、法规文件分类汇编。传世残刻本存职制、选举、榷禁、财用、赋役、农桑、刑狱等门，及失题半门，门下设目，少则数目，最多达52目，目下依敕、令、格、式、申明排列，所存虽不及全书之半，但仍能看到南宋法律、法规的概貌。

封建法治时期司法由人治走向法治，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陈亮所说：“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者也；本朝，任法者也”，正是对中国古代司法史的概括。而他所说的“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宰天下”①，说明他认为宋朝成为封建法治社会，主要是从神宗时期开始的，这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神宗时，编制综合性及各种专门法律、法规，“以敕代律”，以及“申明”和“断例”具有法律地位，设新科明法及中举进士考试法律等，都是宋朝“任法”的标志。

②《宋史·刑法志》三、一、二。

①《宋史》卷3《职官志》三。

①《宋会要辑稿》刑法1之33、34。

宋初制定的《建隆刑统》，到宋神宗初年，历时100多年，北宋前期以律（《刑统》）为主、律敕并行的制度，已不适应日益变化的形势。宋神宗虽然于熙宁四年（1071）对《刑统》进行了修订，却采取提高敕的地位，以敕代律。“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并且改变原先的律、令、格、式为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熙宁九年决定重修编敕，到元丰二年（1079）初步修成进呈时，宋神宗否定了原先以诏令内容轻重来区分为敕、令、格、式的做法，并进一步确定区分敕、令、格、式的新标准：“设于此以待彼之至曰格，设于此而使彼效之曰式，禁其未然之谓令，治其已然之谓敕”。并指出：“修（法）书者，要当知此”，要求据此修改。元丰七年《元丰编敕令格式》成书时，更具体地规定为“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有体制模楷者，皆为式”；“始分敕、令、格、式为四”①。实际上是对北宋前期敕、令、格、式进行较为科学的重新分类，因而原载为敕者不少移作令。这不仅是“违敕法重、违令罪轻”，而是因为敕即是法律，而令、格、式属于法规，区分法律、法规的不同性质，对于封建法治是非常重要的。

次于敕、令、格、式，而具有普遍法律、法规作用的是“申明”，内容比较复杂，既有敕，即杂敕（此处指未收入敕、令、格、式的敕），也有尚书省的札子等，通常即称为“指挥”，即是经过审定，将具有普遍法律、法规性质的杂敕和札子，可以引用作为判案等依据的，称为“申明”，即所谓“以颁降指挥厘为申明”，“凡申明所载者，悉与成法参用”②。未编为“申明”的，则只具有该敕或札子具体的法律、法规作用，而不能运用于其他事件。元丰七年编成《元丰编敕令格式》时，还单独编有《申明》。

宋代判案时，“凡律、令、敕、式或不尽载，则有司引例以决”，这是补充法律不足的一种手段，但案例所判轻重未必恰当，官吏因而也可上下其手，或加重刑罚，或从轻判处，甚至“用例破（法）条”①，编辑“断例”，对已往判决的案例进行选择并编集成册以供引用，成为以法判案的组成部分，《熙宁法寺断例》就是规范引例判案的专书。

官员熟悉法律、法规及正确判案，是进行“法治”的关键，熙宁四年进行科举改革，“旧明法科，徒诵其文，罕通其义”，也在废罢之列。另设新的明法科，称为新科明法，凡不能考进士科的可考新科明法，考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但是，当科举改革后的首届科举考试在熙宁六年举行时，应举新科明法的不多，为了改变“近世士大夫多不习法”的状况，随即诏令从今以后进士、诸科同出身及授官为试监、簿人，都要考试律令大义或断案后才任官职，如累试不中及不能就试的，中举二年后才任官职。七月，又规定除进士及第前三名外，都要考试律令大义、断案后才能任官职。当熙宁九年“三年大比”之年来临之际，熙宁八年七月，练亨甫提出进士高科多担任州、府幕职官，“其于练习法令，岂所宜缓”。而且“前此习刑名者，世皆指以为俗吏”，对应举新科明法者，“推恩虽厚，而应（举）者尚少”，又“独优高科（前三名），不令就试”律令大义及断案，“则人不以试法为荣”。

①《宋史·刑法志》一；《宋会要辑稿》刑法1之52、53。

②《陈亮集》卷11《人法》、卷12《铨选资格》。

①《宋史·刑法志》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8，元丰二年六月辛酉；卷344，元丰七年三月乙巳引《（国史）刑法志》。

神宗因而“诏进士及第自第一人以下注官，并先试律大义、断案”①。从此，新科明法逐渐受到重视，熙宁九年新科明法中举的已有39名，不分等；元丰二年达到146名，分为二等，增加了2.7倍多，当年录取总人数为602人，新科明法占近四分之一。又规定凡考新科明法考试断案时，允许带律（《刑统》）、令、敕应考。新科明法逐渐受应举者的重视，“新科明法成，类其所试”而编成的《元丰广案》200卷，是新科明法的试题（应是断案试题）汇编，是书的编辑刻印成书，正是这一趋势的反映。自“王安石执政以后，士大夫颇垂意律令”②。北宋前期，直至神宗时，“法令一藏于有司，而民未尝知之，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①，宋神宗时不仅公布法律、法规，而且有些士大夫“聚集生徒，教授辞讼文书”，传授讲习法律、法规，宋代“任法”的封建法治局面终于形成。

元祐时旧党执政，在废罢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同时，作为改革措施之一的法制建设也受到打击，元祐元年（1086）四月，“立《聚集生徒教授辞讼文书编配法》及《告获赏格》”②，打击传授讲习法律、法规的士大夫。

自宋神宗建立封建法治以后，直至南宋，虽有反复，但总的趋势，仍是“任法”。正如陈亮所说：“人心之多私，而以法为公，此天下之大势所以日趋于法而不可御也”；“天下之大势一趋于法，而欲一切反之于任人，此虽天地鬼神不能易，而人固亦不能易矣”；尽管封建法治存在许多弊端，“法之不足恃也久矣，然上下之间每以法为恃者，乐其有准绳也”③。

封建法治也促进了法医学的发展，法医学成为司法程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慈在淳祐七年（1247）所撰的《洗冤集录》，是世界历史上传世最早的经典法医著作，对验尸、自杀伤、他杀伤、毒品鉴别、现场勘察、犯罪侦查等论述详明。

封建法治也促使法律、法规以及案例、判词的刻印传布，南宋建炎四年（1230）官员们提出编辑“《吏部铨法条例》，乞下越州雕印出卖”④，宋高宗即要求各司加快编辑。而南宋后期的《名公书判清明集》，则是佚名私人编集的南宋中后期诉讼判决书及朝廷公文的分类汇编，景定二年（1261）曾刻印，是书虽不具有朝廷所编《断例》可引用案例的法律地位，但仍具有“断例”的意义，可为各级地方官判案参考。

南宋“孝宗究心庶狱，每岁临轩虑囚，率先数日令有司进款案披阅，然后决遣。法司更定法令，必亲为订正之”，强调依法判案，自己带头不“以私废法”，是南宋法治最好的时期。到宋宁宗时，已经是“刑狱滋滥”。理宗虽然关心刑狱，但国事日非，政治**，司法的是否公正，主要依官员的品质而定。“监司、郡守擅作威福”，“意所欲杀，则令证其当死之罪”。刑讯迫供，“缠绳于首，加以木楔，名曰‘脑箍’；或反缚跪地，短竖坚木，交辫两股，令狱卒跳跃于上，谓之“超棍’，痛深骨髓，几于殒命”；被刑而死，则以病死报申。《宋史·刑法志》的概括，大体上反映了南宋时司法的真实情况。

①《宋会要辑稿》刑法1之54、55。

②《宋史》卷201《刑法志》三。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3，熙宁六年三月丁卯；卷266，熙宁七年三月庚辰②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志》卷1，刑书类《元丰广案》、《断例》。③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211，彭汝砺：《乞悬法示人状》。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4，元祐元年四月癸巳。

五代、宋的刑制为了镇压起义及维持治安，自仁宗嘉祐时，首先将首都开封府属县列为实行“重法”地区，以加强对盗贼的镇压，以后扩展重法地区，熙宁四年还制定《盗贼重法》，规定了一系列加重惩罚的措施。到元丰时，北方的河北、京东，南方的淮南、福建诸路都属于重法地区。

五代、宋初刑罚分笞、杖、徒、流、死五刑，笞、杖、徒刑各分五级，流刑分为四级，死刑分绞、斩两级。五代时对家无他丁及乐工、天文职事等人实行以杖刑代役。宋初乾德元年（963），制定折杖法，对笞、杖、徒、流四刑实行减刑，笞、杖刑减数，徒刑改为杖刑免役，流刑改为加杖配役。如笞自五十至一十，改为臀杖十、八、八、七、七；杖刑自一百至六十，改为臂杖二十、十八、十七、十五、十三；徒刑自三年至一年，改为脊杖二十、十八、十七、十五、十三；流刑分为加役流、三千里、二千五百里、二千里，改为脊杖二十配役三年，二十、十八、十七均配役一年。但以后并未认真执行，笞刑、杖刑仍以旧数行刑，而徒刑折杖之数，如徒二年半至一年则为杖九十至为六十。崇宁二年（1103）更定笞法，改行小杖，笞刑五等仍自五十至一十，改决小杖二十至五。重和元年（政和八年，1118）又颁“递减法”，“徒二年半，杖九十者折十七”；“徒一年，杖六十者（折）十二”。笞刑仍自五十至十，改为笞十至五，但是仍未执行。史称：“在徽宗时，刑法已峻，虽尝裁定笞杖之制，而有司犹从重比”①。南宋初才开始行用“政和递减法”，还实行“折杖减役”，如笞（民）或小杖（军）二折大杖一，大杖二折脊杖一；“应决（杖）而役者”，每役二十七日当大杖一、七日当笞一，零日数各当一，以减应决杖数；“应役而决（杖者）”②，则每脊杖一当役五十四日，大杖一当役二十七日，笞一当役十四日，以折减应役日数等。到理宗时，州县行刑已无法纪可言。

五代，行决杖、配、流，刺配则创自后晋，天福三年（938），韩延嗣本判死刑，因“罪有可疑，法当在宥，徒二年半，刺面配华州，发运务收管”①，刺面是加刑。五代时刺配加役的流刑，不服杖刑，而役满即放，或遇赦即放，而流刑最远限在三千里。

宋初沿行五代刑制，但自宋初行折杖法之后，“犯徒者加杖免，犯流者加杖配役，其情罪尤重者更为加杖刺配之法”。而宋代徒刑、流刑都加杖、刺、配，而且没有地里、时间的限制，“今刺配者，先具徒、流、杖（指折杖）之刑而更黥刺，服役终身。其配远恶州、军者，无复地里之限”②。

①《陈亮集》卷11《人法》、卷12《铨选资格》。

②《宋会要辑稿》刑法1之34。

①《文献通考·刑考》六；《宋史·刑法志》二。

②《庆元条法事类》卷73《刑狱门》三《折杖减役》。

最初，刺配只是很少数罪重者的加刑，但犯刺配的罪名越来越多，真宗《（大中）祥符编敕》中刺配之罪有46条，仁宗初的《天圣编敕》中增为54条，到《庆历编敕》中已增为99条，外加取旨定罪的又有71条，实际共计170条，到了神宗熙宁三年（1070）时，已是刺配之法200余条。南宋“淳熙配法”多达570条，分为永不放还、海外州军、远恶州军、广南、三千里至五百里（六等）、邻州、本州、本城、不刺面。通常判徒刑配五百里以下，判流刑配一千里以上，判徒刑而配五百里以上者常不放还乡。决杖、刺、配成为流刑、徒刑的加刑，适用于犯罪百姓及文武官员。熙宁二年（1069），房州知州张仲宣贪赃枉法，应处绞刑而“贷死，杖脊、黥配海岛”，改为“免杖、黥，流贺州”。而《宋史·刑法志》：“自是命官无杖、黥”之说则不确，只是此后命官大多能“免真决（杖）、不刺面”，但也有不少命官仍决杖、刺面配流，南宋权发遣横州（今广西横县）皇甫谨，“决脊杖二十、刺面、配梅州”；也有免杖但刺面的，如南宋广东提刑石敦义，“特贷命，为癃老免真决（杖），永不收叙，刺面配柳州牢城”；还有只决杖而不刺面的③。判刺、配罪人不论原先是不是军人，通常都刺配为各州“牢城”或其他厢军，称为“配军”。“牢城”厢军为各州所必备的厢军，主要是收容“配军”从事州城的各种杂役。而且不少州只管牢城厢军一指挥（200至500人）外，别无其他厢军。也有免去杖刑、刺面而配作其他厢军，如宣节军、运粮军等，则与招募的厢军相同，只刺厢军军号；也有刺配入禁军从事杂役的。“不刺面”的罪犯，通常也配充“牢城”等厢军从事杂役，也称“配军”。编管、羁管是低于配军（刺面、不刺面）的刑罚，通常徒罪为配军，五犯杖罪为“编管”，徒罪减为杖罪的也改为编管，“谓如徒罪配、杖罪编管者，虽减等，徒罪仍配，减至杖者编管之类”④，编管相当于一年期徒刑。此外，重法地区犯劫盗罪者的妻子，连坐的家属，年老及残疾人犯徒罪者，士人犯罪以祖荫听赎罪者等，都在编管之列。

“羁管”略低于编管，两犯杖罪以上即可能被判羁管；罪人连坐的家属等也可判羁管。犯罪官吏常被判处编管，也有二千里、邻州等之分；更多的是被贬免官的官员被处以编管、羁管。被编管、羁管者不许出城，须每月（北宋时每旬）亲到长吏厅接受查验，自南宋中期起，原是命官者不须亲去受检而由厢官呈报情况。被编管、羁管者遇赦，十年、十二年以上，年老（六七十岁）及笃疾者等可解除编管、羁管。而被判“永不放还”的编管、羁管者，满六年即可在当地落户。低于羁管而也依配法配于他处的，还有犯某事断配为奴、婢的。

低于编管、羁管的还有“移乡”，也称“迁乡”，主要是犯盗贼罪和其他犯罪轻而不宜住原地者，及刺配犯人遇赦放还、不准回原地者判“移乡”。移乡相当于一年期徒刑，也有五百里、邻州之类。移乡人与刺配、编管、羁管等一样，其家属是否随行听自便，配海岛者不许带家属。而劫盗的知情者、藏匿者拆毁房屋，迁徙家属。移乡人通常不许回家乡，非永不移放者经赦而原犯罪轻者经十年，稍重者十五年，重者二十年，可以自由居住。

宗室犯罪轻则判“拘管”，年满或遇赦放免；犯死罪免死的，不判刺、配而判“锁闭”。北宋时主要由大宗正司刑案执行，南宋时除由大宗正司执行外，主要由南、西外宗正司（分设于泉州、福州，今皆属福建）执行，拘管近似编管，锁闭则失去行动自由。

普通人被判编管、羁管，如无“保识人”，也被处“锁闭”，失去行动自由，常致饥饿、疾病而死，南宋孝宗时规定日支钱、米，有病则医治。

③《五代会要》卷9《议刑轻重》。

④《历代名臣奏议》卷211，张方平：《请减刺配刑名札子》。

犯罪最重者判死刑，宋初沿五代旧制分绞、斩两等，后增列凌迟，而绞刑常判决重杖处死，因而死罪等级改为处死、处斩、凌迟三级，此外，亦有被处以不列入等级的腰斩等。

第四节 辽代的法律

建国前后的法律

契丹建国前，没有文字，“刻木为契，穴地为牢”①，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成文法，有罪则量其轻重，临时决遣。当社会陷入尖锐的矛盾中，斗争日益激化时，有了进行法律约束的必要。遥辇后期，在审理释鲁被杀案时，制定了“没籍之法”②。阿保机为联盟长期间，惩治诸弟叛乱集团时，也曾“权宜立法”，规定：亲王犯谋逆罪，不送有司行刑，可使其投崖自杀；**或逆父母者以五车轘杀；谤讪犯上者，以熟铁锥摏（舂）其口杀死；从坐者，量轻重处以杖刑。

建国后，逐渐制定和完善法律。神册六年（921）“诏定法律，正班爵”①，以突吕不“撰决狱法”②；“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仍置钟院以达民冤”，这是辽朝制定成文法的开始。太宗时规定，“治渤海人一依汉法”③。从此，辽朝境内各族人犯罪，有了治罪判刑的法律条文。辽朝的法律也体现了“因俗而治”的特点，汉人、渤海人所依的“律令”，即《唐律》、《唐令》，契丹与其他游牧部族则依“治契丹及诸夷之法”，这是契丹社会的习惯法。若汉、渤海、奚、契丹间的纠纷，则以汉法断，即所谓“四姓相犯，皆用汉法”④。

圣宗时，承天太后“留心听断，尝劝帝宜宽法律”，圣宗本人也锐意求治，“更定法令凡十数事，多合人心，其用刑又能详慎”①。圣宗更定法令的主要特点是定罪量刑多从宽简，逐步缩小契丹和汉人量刑上的差别，限制契丹贵族的某些特权，加进汉法中维护封建统治的“十恶八议”等内容。兴宗重熙五年（1036）编成《新定条制》，定刑5种，凡547条。《辽史·刑法志》所载辽朝的刑制当属《新定条制》的内容。道宗咸雍六年（1070）至大安三年（1087）又多次修订条例，意在使治契丹和汉人的法律合而为一，但契丹、汉人间的文化差异尚存，统一律令的条件尚不成熟，终因“条约既繁，典者不能遍习，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众，吏得因缘为奸”，而于大安五年（1089）悉除新法，复用旧制。

①《宋会要辑稿》刑法6之37、36。有人认为只有军人犯罪才称配军，此说不确。

②《庆元条法事类》卷75《刑狱门·编配流役》。

①《辽史·太祖纪·赞》。

②遥辇氏联盟后期，部落贵族争权斗争激化。于越释鲁被蒲古只三族人杀害，耶律阿保机“奉痕德堇可汗命，按于越释鲁遇害事，以其首恶家属没入瓦里”，遂形成“籍没之法”。“瓦里”为管理贵族罪犯的机构。建国后，诸罪犯自斡鲁朵析出为著帐户，“后族、戚、世官犯罪者没入”，“凡承应小底、司藏、鹰坊、汤药、尚饮、盥漱、尚膳、尚衣、裁造等役，及宫中、亲王祗从、伶官之属，皆充之”，由著帐郎君管理；诸部落也有瓦里，管理本部犯罪籍没者。

③《辽史·太祖纪》。

④《辽史·突吕不传》。

①《辽史·刑法志》上。

辽代法律在执行中，同罪不同罚的现象比较常见。世宗时，天德等谋反，诛天德，杖萧翰，流刘哥，遣盆都出使辖戛斯，“四人之罪均而刑异”，“辽之世，同罪而异论者盖多”②。穆宗常因细故虐杀侍御、近臣；兴宗时也常因请托减免罪行，有法不依，任情用法的现象颇为普遍。

圣宗前，“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圣宗更定法令时，虽曾明确规定“一等科之”③，但契丹人侵害汉人正当权益，却往往受到袒护。直到道宗时，这种状况仍无根本改变。苏辙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北朝之政宽契丹、虐燕人，盖已旧矣。然臣等访闻山前诸州祗候公人，止是小民争斗杀伤之狱则有此弊，至于燕人强家富族，似不至如此。”①这段议论不但反映了辽朝有法不依，任情用法现象的存在，同时也充分反映了辽朝法律的阶级性实质。

刑种与刑具辽朝的刑罚有5种：死、流、徒、杖、笞。

死刑有绞、斩、凌迟、轘、枭、支解、腰斩、生瘗、投崖、射鬼箭等。

有的是继承唐的刑名，有的是中原社会隋朝以前的酷刑或契丹社会固有的刑罚。

流刑有置于边远部族、投诸境外和令出使绝域三等。

徒刑有终身、五年、一年半三等。

杖刑自50至300。

此外，尚有笞刑、宫刑、黥刑等。辽朝也有连坐、籍没和赎罪法。叛逆之家，兄弟虽不知情，也须连坐；贵族谋反，除首恶处死外，家属没为官奴；品官公事误犯，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犯罪，可输铜赎罪。

刑具有沙袋、木剑、大棒、铁骨朵等。拷讯用刑则有粗细杖、鞭、烙法。木剑、沙袋、铁骨朵为契丹特有刑具。木剑，太宗时制。面平背隆，大臣犯重罪，欲宽宥则击以木剑。沙袋，穆宗时制。用熟皮缝合成长六寸、宽二寸的口袋，以沙填充；木柄长一尺许，牛皮缝裹。杖50以上者，以沙袋决罚。铁骨朵用熟铁制成，8片虚合，用柳木作柄，长约3尺，打数或5或7。

②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

③《辽史·刑法志》上。

第五节 西夏的法律

建国前后对法律的制定与修改

西夏在建国以前，还没有制定成文的法律，党项部族有民间纠纷，则“依本俗法和断”②，本俗法是党项部族内部的习惯法。史书记载：“蕃族有和断官，择气直舌辩者为之，以听讼之曲直；杀人者，纳命价百二十千。”③西夏景宗李元昊曾熟读汉文兵书和法律，所以在西夏建国后十分重视本国法律制度的建设。根据考古发现的资料，知道西夏时期曾依据中原皇朝法典制定了多种法典。

现存的西夏法典，有崇宗贞观时期（1101—1113）颁行的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仁宗天盛时期（1146—19）颁行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神宗遵顼光定五年（1215）编纂的《亥年新法》等。西夏时期曾多次制定和修改律令，使法律制度逐步系统和完备起来。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现存的一部用西夏文制定颁行的法典，今存原件除部分残缺外基本完好。全部律令共20卷，每卷下分门，共150门，每门下列条文，共1463条。条文之下另以款项区分，纲目分明，层次清楚。从内容来看，天盛律令可以说是一部综合性的法典。其中包括了刑法、诉讼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军事法等。法典的基本思想是维护西夏封建统治利益的，因此吸收了现成的唐、宋朝封建法制的精髓，如维护封建**统治的“十恶”、“八议”、“五刑”等基本内容。但在法典的结构形式上则与唐、宋律令有所区别，如中原法律中的注疏、律、令、格、式，在天盛律令中统归入律令条文中，避免了律外生律的现象，使之成为一部更为系统、集中和比较完备的法典，在同时代的法典中是比较具有独创性的。天盛律令规定的条文内容都十分具体细致，似乎超越了法律条文而成为具体部门的管理法规。如第十卷的各门条文，大量篇幅是对官员任职、续、转、赏的规定；对承袭官员、军职的资格方法、程序；不同级别的司印、用印制度；各司职局的等级与派遣方法等。又如天盛律令第十七卷各门条文，分别规定了仓库管理的人员数，职员名称；库藏物品种类、名称、耗损规定；仓库管理、采买、供给等①。

法制机构与诉讼程序西夏法律制度的实施运行也是比较完备的，在国家机构中设立陈告司、审刑司、用刑务等。西夏人骨勒茂才在《蕃汉合时掌中珠》一书中，描述西夏对刑事犯罪诉讼程序：官府在接到诉状后，把犯人枷在狱里追查证据，

②《辽史·刑法志》上。

③《栾城集》卷41《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

①《宋史》卷491《党项传》。

对抗拒不招供者，使用严刑拷打，逼其“伏罪入状”。对西夏执法者则要求，“休做人情，莫违法条，案检判凭，依法行遣”②。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遗书中，发现有用西夏文书写的《狱典》残篇，其中记道：“无论何人昔日作恶多端，入狱需教以正道，使其明了罪恶性质及大小程度”①。在西夏文书中有一份名为《瓜州审案记录》的文书残卷，是夏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0）瓜州地区有关民间牲畜、钱财纠纷的审案记录文书。

②曾巩：《隆平集》卷20。

①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西夏天盛律令译注》，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第六节 金代的法律

法律的制定

金初推行女真本族的法，后来占有辽及北宋地区后又兼用辽法和宋法。

到金熙宗时，“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②，制定金朝第一部成文法典《皇统制》，这是金朝立法之始。后海陵“又多变旧制”，制定《续降制书》与《皇统制》并行。金世宗即位后曾颁行《军前权宜条》，大定五年（15）命有司复加删定，与前《制书》兼行。大定十九年乃制定《大定重修条制》颁行，《大定重修条制》是对熙宗、海陵以及世宗初年所定法典的综合整理而成，对统一法制起重要作用。到金章宗所完成的《泰和律》，标志着金朝立法的完备。

金朝的法律是以中原法律为骨干建立起来的，具有自己特点和体系的法律，它的来源包括女真法、唐法、辽法和宋法四个方面。

女真法与金朝法律的关系

金朝在立法中把女真法吸收到法典之中，有的条文明显的是根据女真法制定的。女真法被纳入法典中，其内容也因女真社会变化而不同。《皇统制》：“殴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表现了浓厚的父家长制男子的特权；“僧尼犯奸及强盗，不论得财不得财，并处死”③等规定，并与女真法的精神相符合。到《泰和律》对强盗规定一贯徒二年，三贯徒四年，十贯及伤人者绞，而杀人者斩。如婚姻关系，女真有接续婚，而且“制汉人、渤海兄弟之妻，服阕归宗，以礼续婚者，听”①。到《泰和律》则纠正为“汉儿、渤海不在接续有服兄弟之限”②，而在女真人接续婚仍继续生效。金代以杖折徒、廷杖以及赎刑，皆保有女真法的原有特点，体现了金初女真法制刑赎并行，尤重于赎的精神。

唐律对金朝法律的影响金朝的法律，上承唐律，下仿辽和北宋，唐律对金代法制的形成发生了重要影响。金熙宗习中原汉文化，他曾研读过唐律。天眷三年（1140）重新收回河南地，“乃诏其民，约所用刑法，皆从律文”。这不仅是对过去借辽、宋法的改变，而且是确定了律在法律中的地位。金世宗曾多次强调断狱“以律文为准，以情求之”③。

金章宗时的《泰和律》，主要是接受唐律令的影响而纂成的，以律令格式为体系的一部法典。《泰和律》的篇名与唐律全同，其律条共565条，其中对唐律略有损益的282条，从唐律之旧的126条，分其一为二和分其一为六的6条。这样，金律约有414条，其中有70％以上不同程度与唐律有关。在律条、刑法的原则上，金律都可以从唐律中找到渊源，就此而言，金律实际上就是唐律。

辽法与宋法对金朝法律的影响

金朝法制参用了辽法。唐律和宋《刑统》规定徒刑最高为三年，辽代徒刑分为一年半、五年和终身。金熙宗《皇统制》规定“徒自一年至五年”，五年系参照辽制五年而定。唐、宋规定杖刑最高是一百，辽规定自五十到三百。《皇统制》规定“杖自百二十至二百”，其最高数二百，当是取辽制最高数三百与唐制最高数一百的中值。

金代法制同样参用了宋法，《大金国志》卷12谓熙宗“新律之行，大抵依效大宋”。而《金史·刑志》则谓“以本国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类以成书”。金朝法律参用宋法无可疑，对法的解释竟用宋《刑统》释文。泰和元年的《新定敕条》3卷，是受宋的影响而制定的。

儒家思想与宗教观念对金朝法律的影响金代法律的来源是多元的，而形成是一体的，由不甚完备到完备，反映金代法制的中原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接受中原的宗教观念、儒家思想和断狱方式的影响，如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关于刑忌的规定：“立春后，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气，雨未晴，夜未明，休暇并禁屠宰日，皆不听决死刑，惟强盗罪则不待秋后。”①金代帝王也常为祈福免灾而清理讼狱大赦。儒家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金后期法律除“十恶”重罪外，有服的亲属都可互相容隐。历代帝王和孔子的名，乃至谥号都要避讳。《大金集礼》就曾明确规定：官名的名称，以州军县镇的官司官额，犯睿宗皇帝尊谥内连用两个字的，并回避。犯始祖以下帝后尊谥内相连两个字的，也要回避。金朝自世宗以来特别重视儒家的孝悌之道，这种思想在金后期的法律中也有体现。例如子孙犯死罪，而父母和祖父母无人赡养，一般地可上请从轻处罚，即使是必须处死的，也由官府承担对犯人的父母或祖父母的赡养。在西汉时出现“经义断罪”的断狱方式，这种在审理案件时，不依法律，而以“六经”字句和精神定罪科刑的方式在世宗时出现。《金史·刑志》：“世宗临御，法司奏谳，或去律援经，或揆义制法。”

金代立法阶段与金政权发展的阶段是相适应的，金代法律的内容体现了以女真为统治民族，以汉族为多数的主体民族，包括契丹等族在内的多族的法制，而形成的具有金朝特点的法制，体现了阶级统治的本质，是以女真贵族为首的各族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

①叶潜昭：《金律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92页。

（谢选骏指出：“金代法律的内容体现了以女真为统治民族，以汉族为多数的主体民族，包括契丹等族在内的多族的法制，而形成的具有金朝特点的法制”——后来的元明清，基本上也是沿袭了这个路子。不过，这并非马列狗所说“体现了阶级统治的本质，是以女真贵族为首的各族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而纯粹是一种种族主义——以鞑子为统治民族，以汉人为猪仔，合成了包括各种少数民族在内的多族杂烩。其中的明朝，似乎是汉人统治，但还是沿袭了蒙古习惯，草菅人命不心疼，而且充满了成就感！就像现在的中国共产党。）

【第十一章 科举与教育】

第一节 五代十国时期科举制度

五代时，虽然战乱不已，但仍沿唐制举行科举考试，史称：“洎梁氏以降，皆奉而行之，纵或小有厘革，亦不出其轨辙。”后梁建立的当年，开平元年（907）七月，即对唐制“小有厘革”，废除了唐制外州举人不经州长官刺史亲试，即可解送京城参加礼部科举考试的“拔解”制度②。此后，外州举人必须经州刺史亲试后方可解送。

唐制京兆府解送的举人，礼部考试十有七八中举，于是“诸道举人多于京兆府寄应，例以洪固乡胄贵里为户”，这种寄籍应举的旧例，其实是“一时失实，事久难明”的科举弊端，直至后唐天成三年（928）七月明令取消，“自此各于本道请解”，而且要“具言本州县某乡某里某为户”；如要寄籍应举，也“须具本贯入状”，不允许再用洪固乡胄贵里为户，如果弄虚作假，“本人并给解处官吏，必加罪责”①。

唐制进士科之外，有明经、明法、童子等科，称为诸科。明经科只是“帖经墨义”，因而应举者多，后晋时“每岁明经一科，少至五百以上，多及一千有余”，且“多不究义，唯攻帖书”，文理也不甚通，天福五年（940）被废，但开运元年（944）又重设①。

唐制有童子科，“童子举人，取十岁以下者，习一经兼《论语》、《孝经》，每卷诵文十科全通者与出身”。由于考试简单，弊端很多，开成三年（838）曾明令禁止荐送，但“虽有是命，而以童子为荐者比比有之”①，为五代所沿袭。到后唐天成三年时，已是“或年齿渐高，或精神非俊，或道字颇多讹舛，或念书不合格文”，因而诏令“委主司精专考校”。童子科应试时“止在念书”，大多“背经则虽似精详，对卷则不能读诵”，中举后回乡，等着年长后“取官”，“更无心而习业”，因而于后晋天福五年停废，开运元年又重设②。

五代自后梁开平二年开科取士，至后周显德六年（959），除后梁、后晋时曾停举数次外，“至于朝代更易，干戈攘抢之岁，贡举未尝废也”。每科进士少至4人，多亦只25人。五代前期，诸科中举都少于进士，通常只有数人，后唐长兴三年（932）取进士8人，而诸科达81人，开诸科取士多于进士的先例；后晋天福六年取进士1人，而取诸科达45人。自天福九年起，诸科取士多于进士，遂成惯例。

自唐代中期以后由礼部侍郎主持贡举，其后也常以其他官员主持科举，称“知贡举”或“权知贡举”。后梁乾化元年（911），以前任宰相、尚书省长官左仆射杨涉知贡举。贡院虽属礼部，“五代时，或以兵部尚书，或以户部侍郎、刑部侍郎为之，不专主于礼（部）侍（郎）矣”。

五代时，“偏方小国，兵乱之际，（贡举）往往废坠”③。“十国”大多不举行科举考试，举行科举考试诸国如南唐、南汉、后蜀、闽诸国，举行不常且不严格。如南唐保大十年（后周广顺二年，952），“以翰林学士江文蔚知礼部贡举，放进士王克贞等三人及第，旋复停贡举”。又因徐铉建言，保大十二年再行贡举，直至宋军兵临都城金陵城下，亡国之年的宋开宝八年（975），仍举行科举考试，“放进士张确等三十人”④。科举中还不时发生舞弊行为，后蜀范禹偁“掌贡举，贿厚者登高科，面评其直，无有愧色”①，即是一例。

学校五代沿唐制设国子监，后唐明宗时“政皆中道，时亦小康”②，重视教育，天成三年（928），“朝廷以国庠事重”，以宰相崔协兼判国子监长官国子祭酒，定国子监生二百员为额，“又请颁下诸道州府各置官学；如有乡党备诸文行可举者，录其事实申监司，方与解送”，并制定了相关制度，学校制度逐渐完备，史称“举职”。“当监旧例，初补监生有束脩钱二贯文，及第后光学钱一贯文”，以“备监屯修葺公使”③。但监生只是挂名国子监以应科举考试，并不认真读书。马端临所说：“史所言，多有未曾授业，辄取解送（应举）者，往往乱离之标，其居学者亦皆苟贱冒滥之士耳”④，可说是五代国子监学的最好概括。

“十国”也有设立学校，如南唐昇元二年（938）设立太学，南汉乾亨四年（920）设立学校，后蜀设立华阳（今四川成都）县学之类。

五代十国时，私人设立学校之风较盛，自初学文化至研读学问的学馆、书院皆有。著名的如南唐昇元四年，“建学馆于白鹿洞，置田供给诸生，以李善道为洞主，掌其教，号曰‘庐山国学’”①，属于官办或民办官助性质。后周末“孙兰，治《左氏春秋》，聚徒教授”②，则属私人讲学，其门人在北宋建立的次月，参加北宋的首次科举考试。宋州（今河南商丘南）杨悫、戚同文相继聚徒讲学，自后晋延续至五代末。

③《唐会要》卷76《童子（举）》。

④《册府元龟》卷641《贡举部·条制》三，卷642《贡举部·条制》四。①《文献通考》卷30《选举考》三《举士》。

②陆游：《南唐书》卷2《元宗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开宝八年二月。③《十国春秋》卷53《范禹偁传》。

④《旧五代史》卷44《明宗纪·赞》。

①《旧五代史》卷58《崔协传》；《册府元龟》卷620《卿监部·举职》。②《文献通考》卷41《学校考》二按语。

第二节 宋代的科举制度

宋沿五代旧制，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后改开宝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进士科以外的各科，常合称“诸科”。神宗时，废诸科，另设“新科明法”，元祐时废，绍圣复设延续至北宋末，南宋绍兴年间一度复设。此外，还有武举、童子举；而制科则分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仁宗时分设六科，神宗时罢，元祐复设，绍圣时再废，另设宏词科。元祐时曾设“经明行修科”，实同制科。南宋复设制科，设博学宏词科，南宋末改称词学科。宋代科举以进士科最为重要。

北宋前期宋初沿五代旧制，分进士科及诸科，科举考试也是“朝代更易”，不废科举，宋朝建立的次月，即建隆元年（960）二月，举行首次科举考试，仍依五代旧制，每年举行一次，自开宝七年（974）权停“贡举”后，间年举行一次“贡举”，渐成惯例。

宋初取进士，亦无定数，通常为10余名，少则六七人，大体与后周时相当。乾德四年（966），除录取进士6人外，又录取“诸科”9人。此后，不定期地录取“诸科”，录取人数通常也多于同科进士人数，即所谓“国初，诸科取人亦多于进士，盖亦承五季之敝云”。

宋初承五代旧制，科举考试前，“台、阁近臣得（向主考官）荐所知进士（应举者）之负艺者，号曰公荐”，中举后的进士则“拜知举官子弟弟侄，及目（主考官）为师门、恩门，并自称门生”，建隆三年（962）下诏禁止。但依五代旧制，录取进士之权仍完全掌握在主考官手中，皇帝并不进行干预，每年考取进士后，“知贡举（官）奏合格人姓名而已”，类同备案。开宝五年（972），主考官录取进士11人、诸科17人后，宋太祖“召对讲武殿，始下制放榜”，皇帝开始参与新进士的录取，被称为“新制”③。次年三月，宋太祖在召对时，黜落“应对失次”的进士、诸科各1人，又因下第举子投诉主考官不公，宋太祖决定从下第举子360人中选取195人，以及已被录取的进士9人、诸科27人，亲自在讲武殿主持考试，取进士26人，诸科101人，共127人。唐天授元年（690），武则天“策贡士洛城殿”，史称“贡士殿试自此始”④，这只是代替主考官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考试。而宋太祖主持的“殿试”，则是具有在主考官已考之后的复试补取性质，新录取者列于原已录取者（除已罢黜的2人外）之后，作为“一榜”，“自兹殿试遂成常式”①。开宝八年，除任命王祐为“权知贡举”任主考官外，又任命3人为“权同知贡举”任副主考官，以后成为制度。主考官进呈以王式为首的进士36人，殿试后改以王嗣宗为首，而以王式为第四，首次改变礼部主考官原先排列顺序。唐代进士第一名称“状元”，也称“状头”，为五代、宋代所沿称。

③《十国春秋》卷15《南唐烈祖纪》。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二月辛卯。

①《文献通考》卷30《选举考》三。

本年首次出现礼部试（省试）与殿试不同的排名顺序，因而尚书省礼部贡举榜的“榜首”，改称“省元”（后代称“会元”）；而称殿试首名为“状元”。宋太祖虽然重视科举考试，但五代重武轻文的习气未除，进士及第后所担任的官职很低，如开宝八年殿试的状元王嗣宗，初任为秦州司寇参军，其时虽为实职，但属低级文官“选人”最低的初等“幕职州县官”。太平兴国二年（977）正月，举行的科举考试，取进士109人、诸科207人，又录取参加过十五次以上考试而未被录取的进士及诸科184人，再取考“九经”而不合格的老年举子7人，“特赐‘三传’出身”，共录取507人。考试合格的进士及诸科300多人“赐及第”，而将从考试不合格中录取的进士及诸科近200人则“赐出身”，以示两者的区别。史称宋太宗又命将进士及第者“定其优劣为三等”，这是首次将进士分为三等。又提高了进士入仕的寄禄官及差遣职务，“第一等为将作监丞，第二等为大理评事，并通判诸州”，“同出身以下免选，注初等幕职判司簿尉”。实际是将所有进士分为三等，一、二等为进士及第，三等为同进士出身。雍熙二年（985）又将考试合格的进士、诸科各分为三等，淳化三年（992），采纳陈靖建请，殿试采取“糊名考校”，又分进士为五等（进士分为五等自此始），一、二、三等赐进士及第，四、五等赐进士出身②。景德四年（1007），颁布《考试进士新格》，完全以考试成绩定录取及等级的标准。大中祥符四年（1011）颁布《亲试进士条制》，制定一系列规定，并定出五个等级的标准。天圣五年（1027），始分进士为六等，第一等五名，第二等称第一甲，第六等为第五甲，进士分甲自此始。后演变为五等，第一等即是第一甲。后又定第一、二甲为“进士及第”，第三甲为“进士出身”，第四、五甲为“同进士出身”（同出身），后曾改第五甲为“同学究出身”。南宋孝宗时改为第一、二甲为进士及第，第三、四甲为进士出身，第五甲为同进士出身。

太宗末年起连停科举五年，真宗初又连续举行三年，后行间年一举，以后又渐行间隔二年一举，但还不是定制，所有停举年都要下诏“权停贡举”。英宗治平三年（1066），“诏礼部贡院，今后每三年一开科场”，确定了“三年大比”的制度，为后世所沿袭。同时针对每次考试录取人数增多，诸科人数较进士更多，而“冗官”也日益严重的情况，规定进士以皇祐四年（1052）录取数的四分之三为额，“进士以三百人为额，明经诸科不得过进士之数”③。熙宁科举改革以后科举“省试”原以诗赋为第一场，论为第二场，策为第三场，帖经为第四场；仁宗时改为第一场试策，第二场试论，第三场试诗、赋，第四场试帖经、墨义，顺序虽有所调整，但诗、赋和帖经、墨义仍是必考的科目。

王安石积极倡导科举以经义取士，并把《孟子》列为考试科目之一，以改变“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的状况。他把改革科举看成是“一道德”，即统一思想，造就改革派人材的主要途径。熙宁四年（1071）二月，王安石在所拟改革科举的中书札子中，认为：“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因此他提出“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贡举新制”规定，应举人不再考试诗赋、帖经、墨义之类，而以《诗》、《书》、《易》、《周礼》、《礼记》为本经；《论语》、《孟子》为兼经。第一场选考本经中的一经，第二场考兼经，都要“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第三场考论；第四场考时务策。同时废罢明经诸科，另设明法科，凡是原先应试明经诸科，而又“不能改试进士”科的，考明法科，“试以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中格即取”①。新的明法科，时称新科明法。

科举考试依据的是儒家经典，但是注释不一，还不能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王安石创立的“新学”派，是新兴的“宋学”中体系相对完整的学派。宋神宗对王安石说：“今谈经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经，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①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以“新学”派的观点撰注《诗义》、《书义》、《周礼义》，合称《三经新义》，于熙宁八年颁布学校，作为教科书。此后，《三经新义》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以此选拔拥护改革的官员。元祐时，新学派遭到打击，但理学派、蜀学派，都还是小学派而未受到重视，只提出“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三经新义》），令天下学官讲解”，并不得引用王安石的《字说》，而要求用“诸家之说”，以及考试“添诗赋”，但没有恢复帖经、墨义，曾分设经义、诗赋两科，后改为第一场试本经义及《论语》或《孟子》，第二场试诗、赋，第三场试论，第四场试子、史、时务策①。绍圣以后，又废试诗赋，“新学”学说又受到重视。崇宁四年（1105）规定，由学校“三舍法”贡士，而罢诸州府发解（解试）及礼部贡院试（省试），直接参加殿试，大观三年（1109）科举考试只有殿试，遂无“省元”而有“上舍魁首”，殿试首名仍称状元。宣和六年（1124），又恢复“省试”（礼部贡院试）。

南宋建炎及绍兴初年，因战乱而未举行“省试”，改行“类省试”，故无“省元”而只有“状元”。北宋时第二、三名俗称榜眼；南宋时俗称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

绍兴末年以前，科举虽仍以“新学”学说解释经义为主。但“理学”在秦桧、赵鼎扶植下，在科举考试中也逐渐得势。高宗末孝宗初，“理学”遂与“新学”并为显学，科举中随权臣及主考官的倾向而变化，宁宗中期以后，理学派在科举中逐渐占优势，至理宗淳祐元年（1241）后，理学成为统治思想，新学、蜀学在科举中遂完全被排斥。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宋会要辑稿》选举2之1，7之4、5。①《宋会要辑稿》选举1之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8，皇祐四年十月丁亥。①《文献通考》卷31《选举考》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丁巳。

为防止在科举考试中作弊，淳化三年（992）殿试，首先实行“糊名（封弥）考校”，考官受命后不回家，直接赴贡院以避请托，后成为惯例。景德四年（1007）开始，“省试”也实行糊名考校。大中祥符八年（1015）开始，又设誊录院，考卷经誊录后再送考官，以防止考生在考卷上以“点污”形式与考官通同作弊。考官亲属历来另行考试，称为“别头试”，以防止考官偏袒其亲属；景祐四年（1037）起，诸路“解试”（乡贡）也实行别头试，而首都开封府及国子监别头试的封弥、誊录，则实行“省试”的制度，以及实行其他防止考试、阅卷作弊的措施，北宋及南宋中期以前，情况大体较好。理学在科举中日渐占优势之时，正是南宋日益**之日，科举中的奸弊也日益增多。嘉定十六年（1223）时，“伪冒滋长，摭取其优，凡十二事陈之，曰门关、曰纳卷、曰内外通传、曰全身代名、曰换卷首·纳白卷、曰吊卷”等。史称：“至理宗朝，奸弊愈滋”，“所取之士既不精，数年之后，复俾之主文（任考官），是非颠倒逾甚，时谓之缪种流传。复容情任意，不学之流，往往中第”②，可说是对南宋末年科举情况的最好概括。

南宋的类试（类省试）

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227），时当“三年大比”之年，但因宋金战争而无法进行。十二月，逃亡在扬州（今属江苏）的宋高宗下诏，停止进行“省试”，而在各路首府（转运司所在州）由提刑司，开封府、国子监由东京留守司，差官进行“类省试”，简称“类试”。国子监生亦可参加本路的类试。宋制“省试”之前，各路举子须先经“解试”，即通过州试（乡试）、转运司试（漕试）或国子监试（太学试）中的一种，称为“正解”。“正解”和“免解”（不经考试）举子，头年发解，次年春参加“省试”、“殿试”。各路应考的举子中举者的比例相差很大，通常开封府、国子监举子每四五人中举一名，而外路举子常是二三十人中举一名，有时六七十人才中举一名，河东、广西、夔州、利州等路有时甚至无一人中举。建炎元年所定各路的解额中则每十四人取一名，余数不足十四人亦取一名。建炎二年五月，定经义、诗赋分科，第一场分别考经义或诗赋，第二场考论，第三场考策；八月，于“行在”扬州进行殿试。河北、京东、四川、陕西等路87名类试进士，未能参加殿试的，均录为同进士出身。绍兴元年（1131），仍由各路进行类试，而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将川陕诸路举子集中在处置使司所在地进行类试并排列名次，遂成为制度，以后在制置使司或宣抚使司所在地成都进行。绍兴二年，除川陕类试举子外，其他诸路类试举子，集中在“行在”临安府进行殿试，川陕类试首名依殿试第三名为进士及第，其余都作为与四、五等相同的同进士出身，其后成为制度。绍兴十八年，何耕在类试对策中“极论蜀士徇道守节”，与秦桧求和政策相背，秦桧党羽遂奏请：“四川类省试合格不赴殿试人，第一等并赐进士出身，余人同出身。”从此，类试合格人常参加殿试。如皇帝“不亲策，则类试第一人恩数如旧，第二、第三人皆附第一甲，九名以上附第二甲”③，遂成惯例。

②《宋史》卷157《选举志》三。

③《宋史》卷155《选举志》一；《宋会要辑稿》选举3之49。

第三节 宋代教育

宋初沿旧制，设国子监为最高学府，一度改名国子学。仁宗时设太学，神宗时开始实行三舍法，北宋末，太学生达3800人。又设武学、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专门学校，国子监为朝廷教育管理机关。地方教育有州县学和书院、私学。由于印刷术普及等原因，宋代教育的发达远远超过前代。在乡村中，如《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识字课本，有一定程度的普及。不少地区利用农闲举办冬学，教农家子弟识字。福州一地解试，哲宗时每次参加者达3000人，孝宗时增至2万人；南宋时建宁府（今建瓯）每次参加解试者达1万余人，连只有三县的兴化军（今莆田）也达6000人。这些均反映了宋代教育的普及程度。

北宋前期的国子监、太学宋沿旧制设国子监，建隆三年（962）六月，崔颂判国子监，才开“始聚生徒讲学”，是为宋代“国学”之始。开宝八年（975）时，“生徒旧数七十人，元奉诏分习《五经》，内有系籍而不至者”。朝廷也不重视太学的建设，淳化二年（991）末，还是“太学（指国子监）首善之地，今《五经》博士，并缺其员”①。唐制国子监生为三品以上官员子弟，太学生为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四门学生为六、七品官员子弟及庶人之俊异者，而宋代“无国子、太学、四门之别”①。庆历二年（1042）时，“但为游士寄应之所，殊无国子肄习之法，居常讲筵无一二十人听读者”，国子监主要成为官员子弟取得国子“解试”资格，以参加礼部贡院考试（省试）的机构。次年曾设立四门学，以八品至士庶子弟充学生，但不久即废。四年四月，以国子监房屋“狭小，不足以容学者”，以“锡庆院”为太学①；五年正月，改以马军都虞候公宇为太学，这是宋朝建立太学之始，取法湖州教授胡瑗的教学法，太学粗具规模，过去的国子监生常称为太学生，此后的太学生亦常称为国子监生。自康定元年（1004）至皇祐三年（1051）以前，“朝廷拨田土二百余顷，房缗六七千入学充用，是时供生员（内舍生）二百人”；皇祐三年，改“以百人为限”。次年，教育家胡瑗出任国子监直讲，“其徒益众，太学至不能容，取旁官舍处之”。但是，经费却日益困难，“胡瑗管勾（太学）已逾三岁，才赡及掌事、谕义、孤寒学徒三二十人而已”。到嘉祐元年（1056），“一切停罢，令（太学生）自供给”，原因是应归太学的收入都被国子监占作他用。吴中复、赵抃先后要求将经费归还太学使用，太学的经费终于多少有了着落。到熙宁元年（1068）以前，太学生“近年每人只月钱三百文添厨”，只能说是补助部分伙食费，“其余自备，比旧殊寡”②。此后不久，即实行“三舍法”。

①《宋会要辑稿》选举6之48；《宋史》卷156《选举志》二。

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绍兴十八年八月癸巳。①《宋会要辑稿》崇儒1之29；《宋史》卷157《选举志》三，卷296《杨徽之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淳化二年十一月庚戌。

②《历代名臣奏议》卷114，苏颂：《议学校法疏》。

三舍法

庆历五年设立太学后，曾设“内舍生”200人，嘉祐元年（1056），有人“或欲立三舍以养生徒”③，但没被朝廷采纳。熙宁元年（1068），太学除内舍生200人外，增加100人为外舍生，“且令入斋听读，仍不给官中贴厨钱，候内舍生有缺，即将外舍生拨填”①。王安石把学校看成“一道德”（统一思想），造就人材的重要场所。熙宁四年十月，“太学”开始实行“三舍法”，元符二年（1099），又规定诸路州、府学也实行三舍法，直至南宋末。三舍法规定：太学“生员分三等，以初入学生员为外舍（生），不限员；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上舍（生）以百员，内舍（生）以二百员为限。生员各治一经”，“直讲以十员为额，每二员共讲一经”。熙宁五年八月，外舍生定为700人，“日给食钱”。宋神宗要求将王安石“所著经，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②。熙宁八年六月，王安石主修，王■、吕惠卿参与修撰的《书义》（《新经书义》）、《诗义》（《新经毛诗义》）、《周礼义》（《新经周礼义》、《周官新义》），合称《三经新义》，颁于学校，作为教科书。元丰二年（1079）十一月，颁《学令》，“太学置八十斋，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内舍生三百，上舍生一百”，共2400人，还订有考试升迁细则，外舍生由各州生员经考试选入。外舍生每月进行一次“私试”，每年进行一次“公试”，第一、二等者升内舍生；内舍生二年进行一次“舍试”，得优、平二等的升上舍生，升舍时还要参考每月所记学生的行（“师教不戾规矩”）、艺（“治经程文合格”），决定是否升舍。上舍生分为三等，以行、艺俱优为上等，一优一平为中等，二者俱平或一优一否为下等，上等者可直接任命为官，中等者可不参加“省试（礼部试）”而直接参加殿试，下等者可免“解试”直接参加“省试”。但要求很严，上舍上等生“自元丰（二年）以来，十余年间，上舍生推恩（特命官）者林自一人而已”③，元祐时废上舍生直接命官及免省试、解试的制度，绍圣时复行元丰制度。

宋徽宗时，又增上舍生为200人、内舍生为600人、外舍生为3000人，学生由州学生升贡，以考试以定入舍等级。自崇宁五年（1106）“是科为始，罢诸州发解并省试，并以学校逐年贡士”①。下一科起即从上舍生中选拔，不进行“省试”而只进行“殿试”，故有“上舍魁首”、状元，而无“省元”。宣和三年（1121），又诏恢复“省试”，复行元丰三舍法。

南宋绍兴三年（1133）始设国子监，十三年始建太学，亦行元丰三舍法，定额为上舍生30人、内舍生100人、外舍生570人。以后各舍人数有增减，上等上舍生亦可直接出任官职，直至南宋末年。

③《宋会要辑稿》崇儒1之29、3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8，庆历四年四月壬子。①《历代名臣奏议》卷114，赵抃：《乞给还太学田土房缗状》；《宋史》卷432《胡瑗传》；《宋会要辑稿》崇儒1之30。

②《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12《议学状》。

③《宋会要辑稿》崇儒1之30。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7，熙宁四年十月戊辰；卷237，熙宁五年八月辛卯。《宋史·选举志》三。

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规定州、府学也实行三舍法，有关制度与太学三舍法相同，各州、府学每年向太学“岁贡”，每州贡上舍生一人，内舍生二人，州内舍生免试为太学的外舍生，州上舍生先附太学外舍生学习，经考试中格升为太学内舍生，经三次考试还不能升内舍生，返回州学。徽宗崇宁元年，又规定县学学生经选考升入州、府学；州、府学学生，每三年向太学输送一次，再经考试，上等者为太学上舍生，中等者为下等上舍生，下等者为内舍生，不入等的为外舍生，宣和三年罢州县学三舍法。

元丰时创设小学教授，哲宗时创设在京小学，徽宗政和四年（1114）在京小学生达近千人，小学收8至12岁学生入学，亦曾行三舍法。崇宁元年规定州县学亦设小学，收10岁以上学生入学。小学分别隶属于太学、州学、县学，不另设学。

州县学北宋前期，州县学很少。真宗于咸平四年（1001），对诸路州县有学校的赐“九经”。景德三年（1006）任命平归一为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助教，“仍令常切讲授”；又诏令各州县在孔庙起讲堂讲学。大中祥符二年（1009）一月，广州“就宣圣庙创立学舍，及于斋厅讲说”，可说是早期州县学的基本形式。二月，应天府民曹诚自建房舍，“愿以学舍入官”，赐名应天府书院，史称“州郡置学始此”。仁宗“明道、景祐间累诏州、郡立学”。宝元元年（1038），“近制惟藩镇立学”，“时大郡始有学，而小郡犹未置也”，三月，所设颍州州学，是首座小郡州学。“庆历新政”前，已建州、府学五六十所。庆历四年（1144），“诏令诸路州、府、军、监，除旧有学外，余并令立学，如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②。熙宁四年（1071），又诏各州县普遍设学校，但主要仍是府、州学。元符二年（1099），“诸州（学）署教授者，依太学三舍法考选生徒升补”。崇宁元年（1102）时，州学还不能每州都建，“郡小或应举人少，则令三、二州学者聚学于一州，置州学并差教授”①。县学在北宋末年有了很大的发展，崇宁三年规定县学学生名额，大县50人，中县40人，小县30人。北宋末是州县学最盛时期，各路曾设提举学事司，管辖一路学政。州县学不仅有学舍供学生食宿，还有学田及出租“房廊”的收入作为学校经费。大观三年（1109），北宋24路共有学生7622人，校舍95298楹；经费年收入钱305872贯，支出267878贯；粮食年收入640291斛，支出337944斛；校产中有“学田”115990顷，“房廊”155454楹。在校学生之多，校舍之广，经费之大且如此充裕，不仅是空前的，在宋代也是绝后的。南宋初，州县学大多因战乱而停办，绍兴和议后渐次重建，但总体上始终未能达到北宋末年的规模。

书院、私学北宋初期，“是时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①。乡党之学包括私学和“书院”。私学包括启蒙教育和学习经义等，书院通常是学习经义。宋代私人办学得到很大发展，一些学者、儒生纷纷设立“精舍”、“书院”，教授生徒。

①《文献通考》卷32《选举考》五《宋登科记总目》。

①《宋会要辑稿》崇儒2之2—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1，大中祥符二年正月甲申。数十百人”，石介“以《易》教授于家”，李觏“以教授自资学者常数十百人”，种放“聚徒讲学”，田诰“聚学徒数百人”等②。宋初著名的四大书院，即白鹿洞（今江西庐山）、岳麓（今湖南善化岳麓山）、应天（今河南商丘）、嵩阳（今河南登封）或石鼓（今湖南衡阳石鼓山）书院。白鹿洞书院，原是南唐白鹿洞书馆，入宋后白鹿洞主明起继续进行讲学，北宋时一直属私学性质。太平兴国五年（980），明起受到宋太宗奖励。书院后逐渐衰落，皇祐五年（1053）孙琛重建后，称为白鹿洞书堂，到熙宁五年（1072）时已再次荒废。岳麓书院，开宝九年（976）潭州知州朱洞创建，大中祥符八年（1015）赐名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旧址原是五代末宋初私学讲学者戚同文的旧宅，大中祥符二年时由曹诚重建兴学，赐名应天府书院。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曾受知府晏殊之邀在此讲学，史称“自五代以来，天下学废，兴自（晏）殊始”①。北宋官府兴办州府学后，景祐二年（1035）将应天府书院作为应天府府学。嵩阳书院，最初赐名于至道二年（996），后废；景祐三年，河南府新建太室书院，赐名嵩阳书院。至道三年，衡阳（今属湖南）人李士正讲学于石鼓书院，书院名声大振。此外，茅山（今江苏南京茅山）书院，亦颇有名。这些书院大多得到朝廷的资助与奖励，如赐额、赐书、赐学田等，也有私人捐赠学田和房屋。书院规模较小，学生数十至数百人。北宋中期以后，书院逐渐衰落。南宋时，州县学衰落，而新儒学“宋学”的理学派受佛教寺院宣传教义的影响，书院成为理学派宣扬理学的场所，书院大兴。其中最著名的是朱熹于淳熙六年（1179）兴复白鹿洞书院，次年竣工，并聘主讲，亲订规约，即著名的《白鹿洞规》，还常亲去授课，质疑问难。乾道元年（15），潭州知州刘珙修复岳麓书院，理学家张栻主持教务，成为理学湖湘学派的基地。绍熙五年（1194），朱熹扩建岳麓书院，学生达千余人。朱熹以白鹿洞书院作为研讨、传布理学的中心。其建置、规约，乃至讲授、辩难等方式，无不受禅宗寺院的影响。各派理学家的书院相继而起，如理学心学派陆九渊的象山书院、理学婺学派吕祖谦的丽泽书院，等等。南宋先后兴建的书院总数达300所以上，书院大多得到官方的支持。书院与州县官学，成为南宋地方的主要教育机构，书院大多又是理学的传布中心，理学因而益盛。

宋代州县学、书院虽盛，但进入州县学、书院学习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仍主要从家馆或塾师设馆等私学中学习。而应聘为家馆、学馆教师及自设学馆授徒，是宋代贫穷士人取得生活经费及复习应举的重要途径，也是被贬或居丧守制官员经常进行的活动。北宋王安石居丧在江宁时讲学，南宋汪应辰被秦桧逐出后“居常山之永年院”，“益以修身讲学为事”②，只是事例之一二。南宋陈亮在宋孝宗初年“退修于家，学者多归之”，主要为传布其学说；而淳熙十二年（1185），“今年不免聚二三十小秀才，以教书为行户”①，则是普通士人自设私学以取得生活经费来源的事例，而且是以启蒙教育为主。宋代的启蒙教育，除了年龄稍大的开始学习经书外，初学识字后，大都学习《千字文》、《百家姓》之类，南宋朱熹弟子陈淳为其子编写三字一句的《启蒙初诵》，实是后来广为普及的《三字经》之先声。《三字经》托名南宋王应麟编，或称区适编，为初识文字之书。而吕本中编《童蒙训》，是“其家塾训课之本”；朱熹编《小学》，意在“受之童蒙，资其讲习”，都是稍识文字之后的启蒙之书①。南宋学者相继编撰识字、启蒙教材，促进了宋代初等教育的发展。

②《宋会要辑稿》崇儒2之6、7。

①《文献通考》卷46《学校考》七。

②《宋史》卷431《刘颜传》、《石介传》、《李觏传》，卷457《种放传》、《万适传附田诰传》。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5，天圣五年正月庚申。

①《宋史》卷387《汪应辰传》。

第四节 辽代的科举与学校

从权宜向定制发展的科举制

耶律阿保机建国前曾多次征战燕云地区，接触了中原文化。他本人懂汉语，并有借助儒家思想维护统治的政治倾向。太子耶律倍更加热中于汉文化。所以，辽政权从建立之日起，就显示出契丹和汉文化共同发展的倾向。辽太祖时，创制了契丹文字，与汉字并行于境内。

在官员的选用方面，科举是汉人、渤海人入仕的途径之一。会同年间，从后晋得燕云十六州地。为了安抚和统治新附之区，辽国急需选用汉士，曾举行科举考试，以汉士平素所习之业进行选拔。历仕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五朝的汉官室昉，就是会同初登进士第的。

辽代的科举制度，有一个从权宜向定制发展的过程。会同年间，在燕云地区举行的科举，是一次为选拔汉官治理汉地的权宜之计。保宁八年（976），“诏南京复礼部贡院”②，才正式建立了主持科举考试的常设机构。圣宗统和六年（988），“诏开贡举”，科举渐成定制。太平十年（1030），“诏来岁行贡举法”，制度已趋健全。统和二十七年（1009）和统和二十九年（1011）的“御前引试刘二宜等三人”和“御试，放高承颜等二人及第”③，是殿试的开端。以后兴宗重熙五年（1036），“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试进士于廷”①，则是由皇帝亲自出题举行殿试。

辽代举行科举考试的时间，前后不同。自会同初至统和六年（988）无定期，为笼络和选拔汉族士人的临时措施，权宜之法。

统和六年至重熙元年（1032），大抵每年举行一次，重熙后为三年一次。前者为沿袭唐制，后者则是受宋朝的影响②。其程序“有乡、府、省三试之设。乡中曰乡荐，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省试由礼部贡院主持，按成绩分甲、乙、丙三科。合格者以“喜帖”书其姓名。

考试科目在圣宗时以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后则借鉴宋朝，“程文分两科，曰诗赋，曰经义，魁各分焉”③。终辽之世，重词赋，轻经、律，故律科进士为数很少。道宗朝，曾设贤良科，应试者先以所业十万言进。

辽代的科举专为选汉官、取汉士之用，只有汉人、渤海人可以应试。对契丹人参加科举限制甚严。辽国契丹人中虽不乏文学之士，但他们却多不是进士出身。重熙中，季父房耶律蒲鲁虎应试及第，为有司告发，其父耶律庶箴以“擅令子就科目”，被处以鞭刑。至道宗朝，有白霫进士郑恪，天庆五年（1115）又有契丹进士耶律大石等。可见，至道宗朝，对契丹、奚、霫等参加科举考试的限制已放宽。对汉人应举的限制，则承袭了中原历代之制，禁止医卜、屠贩、奴隶、商贾之家和背弃父母、犯罪逃亡者应试。

②《宋史》卷436《陈亮传》；《陈亮集》卷20《（答朱熹）又乙巳春书之一》。③《四库全书总目》卷92《童蒙训》；《朱文公文集》卷76《题》。①《辽史·景宗纪》。

②《辽史·圣宗纪》。

③《辽史·兴宗纪》。

学校在实行科举的同时，辽代也设立学校培养人材。太祖、道宗时，分别于两京置国子监，设祭酒、司业、监丞、主簿，教授上京、中京国子学生徒。太宗于南京设太学。圣宗曾赐南京水硙庄一区，以助学养士。五京州县也设有学校。“蕃汉官子孙有秀茂者，必令学中国书篆，习读经史”①。道宗清宁元年（1055），诏设学养士，并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不仅契丹、渤海、奚、汉人子弟可入学学习，到圣宗朝，高丽也曾遣童子入辽学习契丹语。

辽朝诸官员，除选自宗室、外戚、诸部贵族有功劳、有能力者外，科举又为汉人和渤海人提供了入仕的途径。虽然通过科举做官者只占辽国官员的十之二三，但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他们中既有治国安邦的政治家，也有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科举取士扩大了辽朝的统治基础，促进了境内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推动了汉文化和儒学的传播。

①参见朱子方、黄凤岐：《辽代科举制度述略》，《辽金史论集》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第五节 西夏的科举与学校

以“蕃学”、“儒学”取士

西夏建国之初尚未实行科举取士制度，景宗李元昊始建“蕃学”，作为培养人才，选拔官吏的途径。史载：“夏州自五代后不列职方。其官属非世族相传即幕府遣擢，尚无科目取士之法。元昊思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特建蕃学，以野利仁荣主持。”“蕃学”的学员是从“蕃汉官僚子弟内选俊秀者入学教之，俟习学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所书端正，量授官职”②，实际上“蕃学”已具有科举取士的性质。

夏崇宗时期，李乾顺“命选人以资格进”，规定“凡宗族世家议功议亲，俱加蕃汉一等，工文学者尤以不次擢”①，这又是具有恩荫察举性质的荐官办法。西夏宗室李仁忠、李仁礼，因“先世之功”，又“通蕃汉文字，有才思，善歌咏”，都被进官封王。大约在崇宗时期，西夏已开始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仁宗时期的名相斡道冲，经科举进入仕途，任国相十余年。史载其八岁中童子举，约当崇宗正德至大德年间（1127—1135）。

史书记载西夏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始见于仁宗时期。人庆四年（1147）“秋八月策举人。立唱名法，复设童子科，于是取士日甚”②。可见西夏设童子科，科举取士在此之前已实行了。西夏科举取士的科目主要是儒家经典，早在西夏建国初期的“蕃学”中，就由野利仁荣主持翻译汉文儒家经典《孟子》、《孝经》、《尔雅》及《四言杂字》等。毅宗李谅祚曾上表向宋朝求请“九经”、《唐史》、《册府元龟》等典籍，供西夏人学习。仁宗李仁孝又曾派遣使者到金朝，以重金购买名儒翻译的各种书籍，并于人庆三年（1146）下令“尊孔子为文宣帝”①，令各州、郡建庙祭祀。西夏至仁宗以后，科举取士几乎成为升官进爵的主要途径。根据史书上留下的零星记载，如仁宗时的名臣斡道冲、高逸，神宗时的名臣权鼎雄，献宗时名臣高智耀等，都以进士升入官途。夏神宗遵顼为宗室齐王李彦宗之子，他“端重明粹，少力学，长博通群书，工隶篆”，桓宗天庆十年（1203）三月，“廷试进士唱名第一”②，后被嗣齐王爵，不久，又擢大都督府主。西夏于天盛十三年（11）正月，仿唐宋制度设翰林学士院，所选之人亦是通过科举选拔的，为皇帝草制诏、备顾问的文学优长之士。神宗时的权鼎雄即“以文学名授翰林学士”。已见于史书记载的西夏翰林学士有仁宗时的王佥、焦景颜、杨彦敏、刘昭、王师信、梁宇、王禹玉、余良等；桓宗时的李国安、张公辅；襄宗时的梁德懿；神宗时的权鼎雄等。此外，襄宗时观文殿大学士罗世昌，献宗时徽猷阁学士李弁等，他们也都是通过科举进身授职。

西夏的科举取士延续到国亡，史载夏献宗乾定三年（1224）“三月，策士，赐高智耀等进士及弟”③。但高智耀见蒙古军已兵临城下，国将亡，不受官职，后隐居贺兰山中。献宗“策士”的前一年，宗室李桢随父避乱到金国时，还“应经童试中选”，可见科举制度在西夏已深入人心。

学校

西夏景宗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五月，始建学校，名为“蕃学”，由大臣野利仁荣主持，从蕃汉官僚子弟中选拔优秀者入学。同时在国内各州也设立“蕃学”，置教授训导。李元昊建“蕃学”，其本意是“思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故主要学习新创制的西夏文字，用西夏文字翻译汉文典籍，如《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但儒家经典的内容与精神，则通过“蕃学”直接灌输，或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儒学学校的正式建立是在夏崇宗时期，由于西夏封建国家的迅速发展，急需大量的儒学人才。为此崇宗准备向宋朝学习，建立学校。他通过御史中丞薛元礼之口，奏请西夏建立汉学的重要：“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尊行儒教，崇尚诗书。盖西北之遗风，不可以立教化也。景宗以神武建号，制蕃字以为程文，立蕃学以造人士，缘时正需才，故就其所长，以收其用。今承平日久，而士不兴行，良由文教不明，汉学不重，则民乐贪顽之习，士无砥砺之心。董子所谓，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可得乎？”夏贞观元年（1101），崇宗“命于蕃学外特建国学，置教授，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食之”①。到仁宗时期，西夏学校制度迅速发展。据史书记载，当时西夏设立的学校主要有以下三种：（一）小学，即州县所设学校。人庆元年（1144）六月建，全国有弟子学员3000人。（二）宫学，又称小学、内学，设于宫禁中。人庆元年六月初建，五年三月复建，置教授，招收宗室子孙7岁至15岁者入学，仁宗与皇后亲为训导。（三）太学，人庆二年七月建，尊孔读经，由仁宗亲临释奠，并对学员给予赏赐，故地位较高。

仁宗于人庆三年三月，“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②，将孔子抬到了极高的地位。

西夏学校制度及学校规模，汉文史籍无考。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文献中有一首《新修太学歌》，全文共27行。诗歌内容提供了有关西夏仁宗时期新建太学的一些材料。据考证，这是一首对仁宗乾祐二十三年（1192）重建太学的赞美诗。诗中开首说明西夏建立太学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所谓“天遣文星”，使“番君子。得遇圣句圣语文”，以便治国安邦。其后描述太学建筑的形制和功用，如“沿金内设窗”、“顺木处开门”、“冬暖百树阁”、“夏凉七级楼”等，可能是继承和模仿中原汉唐传统的“太庙”而建。诗歌中有“夙兴拱手念真善，住近纯佛圣处”之句，似乎太学中还有诵读佛教经典的课程。西夏笃信佛教，仁宗时期是西夏佛教的极盛时期，在西夏儒学中增设佛学课程，或许是西夏学校的特色之一①。

③《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西夏书事》卷39、42。

②《西夏书事》卷42。

①《西夏书事》卷31、36。

第六节 金代的科举与学校

科举制度

金代科举之制，略如辽、宋。太宗天会元年（1123）十一月，因为急欲得到汉族士人来统治新归附州县地区的汉族人民，始开科举取士，初无定额，也无定期，天会二年一岁中两次举士。考试分词赋进士、经义进士两类，词赋考赋、诗、策论各一道，经义考经义、策论各一道。五年，占领北宋河北、河东后，因为职员多阙，再加上辽、宋制度的不同，下诏南北各因其素常所习学之业取士，设南北两科，分别考试，号为南北选。熙宗天眷元年（1138）五月，诏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海陵王天德二年（1150），始增设殿试制度，而且更定试期为三年。贞元元年（1153），定贡举程试条理格法。《金史·选举志》记载：“（天德）三年，并南北选为一，罢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实际上海陵王罢南北选，统一科举制度，不是在天德三年，而是贞元二年。《金史》记载贞元元年时尚分南选、北选，《三朝北盟会编》卷144引张棣《金虏图经》：“次举又罢经义专经神童，止以词赋、法律取士，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海陵王首举的时间是天德三年，而于次举的贞元二年时，才并南北选为一。金为女真人创进士科，初仅试策，后增试论，叫做策论进士。大定四年（14），世宗先后从猛安谋克选子弟为学生，诸路至3000人。九年，选其异等者百人到京师，命温迪罕缔达教以古书，作诗和策，后复试，得徒单镒以下30多人。到十年，开始议行策选的制度，十三年，始定每场策一道，以五百字以上成，免乡试府试，止会试和御试。其试期与汉进士同是三年一试，就悯忠寺试徒单镒等，徒单镒以下27人中选。十六年，又命皇家两从以上亲及宰相子，直赴御试。皇家袒免以上亲及执政官子，直赴会试。章宗明昌初，又设制举，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学弘材、达于从政等科，试无常期。

初时有词赋、经义、同进士、同三傅、同学究五等，后改为词赋、经义、策论、律科、经童。其试词赋、经义、策论中选者，谓之进士；律科、经童中选者，谓之举人。

凡诸进士、举人，由乡至府，由府至省及殿廷，凡四试，都能中选，则与之官。与廷试五被黜，则赐之第，谓之“恩例”。又儒臣有功和处士有学行而被荐举的，得特命及第，谓之“特恩”。

世宗大定二十八年，定三月乡试，八月府试，翌年正月会试，三月廷试。章宗明昌元年（1190），诏免乡试；二年，定诸路府试之地，及考官员数。考官员数，以应试之人多寡来定，府试则以官高者一人为考试官，余为同考试官；会试则以一人为知贡举官，余为同知贡举官。又定女真进士限丁的制度，凡户只一丁的，不许应试，两丁许一人，四丁许二人，六丁以上止许三人。

所试科目规定：词赋进士，试赋、诗、策论各一道。经义进士，试所治一经义、策论各一道。策论进士（此科专选女真人），每场策一道，以五百字以上成，后改为策、诗试三场，策用女真大字，诗用小字，后又于经内出题加试，凡府试则先试射。律科，在法令内出题，府试十五题，每五人取一人。大定二十二年定制，会试每场十五题，三场共通三十六条以上，以文理优，拟断当，用字切者为中选。后又试《论语》、《孟子》小义一道。经童，或诵《论语》诸子，或诵《诗》、《书》、《易》、《礼》、《春秋左氏传》及《论语》、《孟子》，或试诗赋，或试行草。制举，试策。宏词科，试诏、诰、章、表等杂文，于举进士之年试之。武举，始于熙宗时，章宗定考试制度，试射贴、远射、射虎、刺板、问律。

金代科举的监检制度很严。科举考试专门派遣军队监督、弹压和巡护。

大兴府（今北京）则差武卫军，其余府则于附近的猛安内差摘，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则差顺阳军。凡是府、会试，每四个举人则差一人，复以官一人弹压。御试策进士则差弩手及随局承应人，汉进士则差亲军，人各一人，都是用那些不识字的，以护卫十人，亲军百人长、五十人长各一人巡护。搜检制度尤为严切，乃至解发袒衣，索及耳鼻。因为这种过分的搜检不合对待士人之礼，所以，大定二十九年就曾依以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使之更换，既可以防滥，又不亏于礼。

金朝科举，其弊已甚。元好问说：“国初因辽、宋之旧，以词赋经义取士，预此选者选曹以为贵科荣路，所在人争走之。”①刘祁也说：“金朝取士，止以词赋经义学，士大夫往局于此，不能多读书。其格法最陋者，词赋状元即授应奉翰林文字，不问其人才如何，故多有不任其事者。或顾问不称上意，被笑嗤，出补外官。章宗时，王状元泽在翰林，会宋使进枇杷子，上索诗，泽奏：‘小臣不识枇杷子。’惟王庭筠诗成，上喜之。吕状元造父子魁多士，及在翰林，上索重阳诗，造素不学诗，惶遽献诗云：‘佳节近重阳，微臣喜欲狂。’上大笑，旋令补外。故当时有云：‘泽民不识枇杷子，吕造能吟喜欲狂。’”②其陋弊可见。金朝入仕之路最广，而且出于任子的十之四，大定后纯用任子。“是后推酤日广，风俗堕坏，六七十年间，遂有愚贤固滞之叹，论者以为此诚选曹泯法之弊，至于廉耻道丧，自同商贩”①。

学校与书院金朝开始就重视文化教育，太祖时其言已文，太宗时兴学校，设科举，中经熙宗、海陵，到世宗、章宗时，“修崇学校，议者以为有汉文景风”②。崇文养士，庠序日盛。

金代学校分汉人学校、女真学校和官学、私学。于朝廷设太学，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设国子监于上京，置汉人国子学。世宗大定六年（16），置汉人太学。大定十三年，始置女真国子学；二十八年，又置女真太学。另外置司天台五科，分天文、算历、三式、测验、漏刻；太医院医学十科。国子学、太学隶属于国子监，司天台五科隶属于秘书监，太医院医学十科隶属于宣徽院。

金代地方学校有府学、州学、县学、乡学四级。金初，逐渐恢复和新建一些地方的府学、州学和县学。金世宗、章宗时，在恢复和新建地方学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具有金朝特点的地方学制。

①《西夏书事》卷36。

②参阅聂鸿音：《西夏文考释》，《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①《遗山文集》卷17《闲闲公墓铭》。

②刘祁：《归潜志》卷7。

一是京、府、节镇、防御州学。世宗大定十六年，诏京府设学养士。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诏京、府、节镇、防御州设学养士，置府学24，节镇学39，防御州学21，女真府州学22。被称为“京府镇州之学”。诸府、诸节镇、诸防御州各置教授一员。

二是附于京府的刺史州学。刺史州学官府不置教授，“刺史州则系籍生附于京府各有定”③。当是由京府所管的地方学校。

三是在外县的县学、乡学。元好问把乡校与私塾分别开，乡学当是地方基层主办的学校，收乡里子弟入学。

金代私学除进行儿童的启蒙教育以外，也有专门研究学问的高等教育。

金继辽及北宋设家塾。如王去非、赵质、曹珏、薛继先都因为科举不第或隐居，而“家居教授”、“教授为业”、“课童子读书”①。史天倪祖伦于“金末，中原涂炭，乃建家塾，招徕学者”②。另外，也有的以其专业和专学而执教的，如耶律固、刘■皆金之名士，置馆门下传教。一些名士大夫出其门下。高仲振入居嵩山，以《易》及《皇极经世》学授弟子，王汝梅以法学和经学教诸生，杜时昇隐居嵩、洛山中，以“伊洛之学”教后进。①金之州县有学校，亦皆有孔庙。熙宗时建孔子庙于上京，盖只立庙。章宗明昌元年（1190）三月，“诏修曲阜孔子庙学”。泰和四年（1204）二月，“诏刺史州郡无宣圣庙学者，并增修之”②。《金史·任天宠传》：“再迁威戎县（今甘肃静宁南）令。县故堡寨，无文庙学舍，天宠以废署建”。金制有学亦有庙，而所重在庙，此影响后来的元朝。

金朝学校大发展在世宗、章宗时期。当时办学思想，从世宗的一段话中可知：“经籍之兴，其来久矣，垂教后世，无不尽善；今之学者，既能诵之，必须行之，然知而不能行者多矣，苟不能行，诵之何益？女直旧风最为纯直，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辈当习学之，旧风不可忘也。”③说明世宗主张教育重在实学，学则必用，学汉文化与学女真旧俗并重。

金代学校经费大抵恃钱米、学田。章宗泰和元年，“更定赡养学士法，生员给民佃官田，人六十亩，岁支粟三十石；国子生人百八亩，岁给以所入，官为掌其数”④。国家还规定：“学田，租税、物力皆免”。“系籍学生、医学生，皆免一身之役”⑤。在地方也有私人以田赡州学的。虽然如此，但学田所入仍多供教官私用，而家贫入学的尚不免贫困。

③《遗山文集》卷27《辅国上将军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

①《归潜志》卷12。

②《遗山文集》卷32《寿阳县学记》。

①《金史》卷127《王去非传》、《赵质传》、《薛继先传》。

②《元史》卷147《史天倪传》。

③《金史》卷127《高仲振传》、《王汝梅传》、《杜时昇传》。

④《金史》卷9《章宗纪》一，卷12《章宗纪》四。

⑤《金史》卷7《世宗纪》中。

学校对学生名额、入学资格、年龄、课程、考核及黜陟，都有规定。以太学为例，入学资格及名额规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150人，曾得府荐及终场人250人。教学内容分经、史、子三大类，而以经史为主。教材统一由国子监印行，发给各校使用。考核规定：三日一会课，作策论一道，又三日作诗赋各一篇。三月一私试，先试赋，间一日试策论。中选者以上五名申部。黜陟规定：“犯学规者罚，不率教者黜。”①此外，还规定休假、请假等制度，遇旬休、节辰都有假，学生有病给假疗养，省亲远近则给程。遭丧事一百天后求入学者，不得参与释奠礼。

①《金史》卷11《章宗纪》三。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竟然把女真鞑子叫做“国家”！这充分说明了共产党自己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一个让人民做牛做马都不可得的国家，这是草菅人命的国家，这是朝令夕改的国家，这是穷兵黩武的国家，这是野蛮化的国家……）

【第十二章 社会风俗和宗教】

第一节 五代、宋的社会风俗

五代、宋代的社会风俗，虽只是当时的风俗，但不少风俗对后代影响很大，其中节庆大多沿自前代，也有不少风俗创自宋代，如北宋的爆竹（火药）、南宋的烟火，影响及于今日；宋代的冬至吃馄饨，实是今日北方冬至吃饺子的先声等。而今日看似平常，如人们早晚活动不受时间和地区的限止，商店可以随处开设并全天甚至通宵营业，人们普遍使用桌、椅、凳等，这些在五代以前是无从想象的，是中国古代人民社会风俗在宋代发生的最为重大的变化，奠定了今日人们生活方式的基础②。

朝市、夜市：“坊市制”破坏后的新习俗唐代城市实行“坊市制”，坊（里）是居民区，每城设一二处“市”，个别的设三“市”，市为工商区，区分严格，各有围墙、街鼓及坊、市门，定时开关，“日暮，鼓八百声而（坊、市）门闭”，禁止人们外出；“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③，人们开始活动，工商业也进行营业。而地方上“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其市当于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约合1小时40分）击钲三百下散”①。经唐末、五代到宋代，从秦汉以来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坊（里）市制”，终于破坏无遗，居民区“坊、里”与商业区“市”之间的严格区分被完全打破，行动不受地区和时间的限止①。不仅城里随处可以开设商店，农村的镇和城外近郊的草市也可开店营业，而且唐代首都白天全天营业，州、县城下午营业的城镇居民生活习俗也被打破。宋代商店营业的时间完全依商业的繁华情况而定，一般商店大多是天明后营业，天黑前息业，而饮食店、酒楼、茶坊的营业时间更长，尤其是繁华的城市自早晨五更到半夜三更，有的甚至通宵营业，形成城镇居民划时代的新的生活习俗，影响所及直至今日。

如北宋首都开封“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诸趋朝、入市之人闻此而起。诸门桥市井已开，酒店多点灯烛沽卖，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直至天明”。州桥、马行街“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②。②《金史》卷47《食货志》二。

③《金史》卷51《选举志》一。

①朱大渭《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认为垂脚高坐“至唐末五代已接近完成”的看法（《中国全史》观点同），欠妥。

①《新唐书》卷49上《百官志·左右街使》。

②《唐会要》卷86《市》。

南宋首都临安，更是“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更）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最是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③。城镇居民生活习俗的改变，促进了商业发展与城镇的繁荣，《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宋人著作中，还记载了宋代人大量的饮食习俗。起居：由“席地而坐”到使用桌、椅、凳五代、宋代是唐代以“席地而坐”为主向普遍使用桌、椅、凳、杌（兀）子（方凳）等高起高坐起居方式转化的时期，北宋中期以后已大体与现代近似。北宋初乾德二年（964）前不久，曾发生了与起居有关的朝仪方面历史性变化的事情，“宰相见天子必命坐，有大政事则面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④，唐及五代皆行其制，北宋初任用后周大臣范质等人为相，仍沿用旧礼，传说当范质等人起立奏呈奏章时，宋太祖密令去座，奏毕回时已无座，宰相“坐而论道”之礼遂废，常朝时宰相立班为后世沿袭。宰相此时之座还不是椅子。椅子起于五代，后晋天福八年（947）景延广向出帝进奉“椅、榻皆裹金银，饰以龙凤”①。后周礼部侍郎窦仪“于堂前雕起花倚（椅）子二只，以祗备左丞洎太夫人同坐”。但椅子只有尊长及老人使用，正式场合未使用椅子及与之配套的桌子等。宋太祖时“使相”赴上仪（就职仪）时，于中书都堂（政事堂）“逐位（使相）就牙床、小案子上判案三道”是仪式的一部分②。这说明宋初官员正式场合使用的是“牙床、小案子”。宋太宗大宴群臣时全都就座，都指挥使以上坐于殿上，“宰相、使相坐以绣墩”（曲宴行幸用杌子），参知政事以下用蒲墩，都虞候以上坐于朵殿，其余分坐两廊，“自朵殿而下，皆绯缘毡条席”，席地而坐③。至少直到宋仁宗时，皇帝在正式场合仍未使用椅子，皇帝御座称为“驾头，一名宝床，正衙法坐也，香木为之，四足瑑山，以龙卷之”，实是一矮榻。皇帝出行时以一内侍抱驾头于马上前导，嘉祐六年（1061）因内侍坠马，跌坏已传四世的驾头，以后改为四人抬①。欧阳修记载当时婚礼，两椅相背置马鞍于其上，说明其时民间已使用椅子。河南禹州白沙宋墓《夫妻对坐宴饮图》壁画，更有了具体的桌椅图像，为矮背无扶手椅子，主人脚下另有“踏脚”。宋徽宗出行时也已改用椅子，称为“金交椅”（金饰或涂金），由御龙直执携，而“御椅子皆黄罗珠蹙背座，则亲从官执之”②。

③宋代城市情况的变化，参见本编第五章《城市和镇市》第二节《城市制度》。

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2、3。

①吴自牧：《梦粱录》卷13。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正月。

③《新五代史》卷29《景延广传》。

①丁谓：《丁晋公谈录》。

②李攸：《宋朝事实》卷12《仪注》二。

北宋末年著名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中，店铺内有大量桌子和条凳。只有进城第一家（上侧）一先生（或店主）坐一椅，及“赵太丞家”有一空椅，似都是“交椅”，类似现代的折椅，说明还不普及。南宋理宗时，张端义《贵耳集》记载，交椅“自来只有栲栳样”，说明“交椅”已是圈椅，已有扶手及矮靠背，秦桧时“京尹吴渊奉承时相，出意撰制荷叶托首四十柄，载赴国忌所”，作为高靠背添在交椅上，“凡宰执、侍从皆有之”，说明大臣们都坐椅子，时称“太师样”，后世称为“太师椅”。吴渊是宁宗时人，张端义说吴渊所创则有误，但岳珂记载绍兴十五年（1145）秦桧迁居新第，优伶进行庆贺演出时，有“一伶以荷叶交倚（椅）从之”，“尔但坐太师交倚（椅）”③，可见南宋初确已有此类高靠背的太师椅。南宋皇帝的“平辇”，“赤质，正方，形如一朱龙椅而加长竿二”；孝宗为高宗造的“七宝辇”，“中设香木御坐，引手为转身龙，靠背为龙首”④，御座为有扶手靠背龙椅，与后代相似，已不是驾头。南宋皇帝出行时，不仅有“快行家”“手执御校（交）椅”，御龙直“执黄罗珠子蹙百花背座御椅子并脚踏”等，实际使用的是坐椅；而“驾头用朱红圆兀（杌）子一只，以绣袱盖，閤门捧于马上，二边各有从人扶策”，实际已只是“仪物”而非实用。皇帝设宴时，也已是“殿上坐杌，依品位高低坐，第三、四行黑矮偏凳坐物”，已没有北宋初的席地而坐。说明北宋晚期以后，君臣百姓（主要是男子）都已普遍使用椅子、凳和桌子，这与北宋前期皇帝坐“驾头”矮榻，官员坐墩或坐“席”上，以及“就牙床、小案子判案”，有着根本区别。但在有的“国宴”上，还有一部分人是“就地坐”在紫沿席上①，说明“席地而坐”，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陆游记载：“徐敦立言：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②，说明到南宋初男女都可普遍使用椅子等，这是中国古代在生活起居方面划时代的变化。

服饰赭、黄为皇帝专用色，后汉乾祐三年（950），郭威“澶州兵变”时，将士“或有裂黄旗以被帝体，以代赭袍”，成为以皇帝专用颜色象征皇帝的事例；而后周显德七年（960）赵匡胤有计划进行“陈桥兵变”时，则已是用事先做好的“黄袍加太祖身”③，“黄袍加身”遂成为夺取帝位的同义词。皇帝也常服绛纱袍、红衫袍等，宋代以黄、红为皇帝专用色。官员公服（常服）的服色以官品（寄禄官、阶官）高低，五代、北宋前期沿唐制分为紫（深紫）、绯（大红）、绿、青四色，元丰元年（1078）改为紫、绯、绿三色，紫、绯服分别加佩金、银鱼袋，高官可服低级服色，低官则不得服高出本级的服色。但可按规定服高一或二等服色，称为“借绯”、“借紫”，而按年限及特旨服者称“赐绯”、“赐紫”。五代、宋代的品官还另有朝服、时服、祭服等，服饰上更有许多烦琐的品级区分。

北宋初，庶人只许服白色，“白衣”作为无官职人的代称，太平兴国七年（982）增加了皂（黑）色，皂、白二色成为庶人、不入品的流外官吏、公人等的专用服色。宋代庶人习惯服紫色，端拱二年（989）规定不得服紫色，到至道元年（995），“帝（太宗）以时俗所好，冒法者众，故除其禁”④。宋代的服色禁令只针对男人，且皆指纯色及纯色为底色的“遍地密花”。

③《宋史》卷148《仪卫志》六《驾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4嘉祐六年七月壬辰。说明“驾头”是一无靠矮榻，而且不太大。

④《东京梦华录》卷6。

①岳珂：《桯史》卷7《优伶诙语》。

②《宋史》卷149《舆服志》一。

③《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卷1、3。

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4。

宋代君臣都可头戴“幞头”，幞头本是一种头巾，北周创设时“以软帛垂脚”，隋代改为桐木，唐代“惟帝服则脚上曲，人臣下垂。五代渐变平直”。宋朝“君臣通服平脚”，皇帝有时“服上曲（脚）”。“其初以藤织草巾子为里，纱表而涂以漆。后惟以漆为坚，去其藤里，前为一折，平施两脚，以铁为之”②，即是宋代君臣常戴的“官帽”。至于《东京梦华录》所载：“天武官皆顶双卷脚幞头”，“殿前班顶两脚屈曲向后花装幞头”，“御龙直一脚指天一脚圈曲幞头”，皆是禁军殿前司所属诸班直，皇帝出行时的导从仪卫，属仪仗队性质，他们所戴幞头脚的形式不同，则与通常所说的官员官职级别无关①。百姓所戴幞头高不得过二寸五分，通常都戴帽或抹额（束在额上的头巾）、裹巾。腰带的玉、金、银、犀角为各级官服用，百姓及吏则用铜、铁、角（牛角）、石、墨玉带。各行业有自己特殊的服饰，北宋首都开封“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里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南宋临安则稍有变化，如质库掌事已加裹巾。但到南宋晚期，“淳祐以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②。

南宋初因战事频繁，军校服紫衫便于行动，士大夫、官员也普遍服用，后来宋高宗一再申严禁止，遂改服白色的凉衫，也称白衫，形制同紫衫；孝宗初年，又禁服白衫，只用于丧服，官员仍服紫衫。北宋时，士大夫交往常服的帽衫，乌纱帽、皂罗衫、角带、系鞋，南宋时只作为冠、婚、祭服，而国子生仍服用。又有以白细布做成的襴衫，“圆领大袖，下施横襴为裳，腰间有辟积”③，进士及国子生、州县学生服用，帽衫、襴衫类似后代的学生服。此外，宋人还有许多常用服饰，如“半臂，今背子也，江淮之间或曰绰子，今俗名搭护”，背子“今又长与裙齐，而袖才宽于衫”；“裤褶”，上服褶下服裤，“近代服之，无定色”；“汗衫”，也称中单④。

婚仪五代时，刘岳《书仪》的婚礼，有“女坐婿之马鞍，父母为之合髻”之礼，是据“当时流俗之所为”记载的。北宋中叶已变为“当婚之夕，以两倚（椅）相背，置一马鞍，反令婿坐其上，饮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请而后下，乃成婚礼，谓之‘上高坐’”，是婚礼中的盛礼①。

①《旧五代史》卷110，后周《太祖纪》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癸卯。②《宋会要辑稿》舆服4之5。

①《庆元条法事类》卷3《服饰器物》。又，此前论著似未论及男女服色的区别等。②《宋史》卷153《舆服志·幞头》。

③《东京梦华录》卷6。有些论著认为天武官等幞头脚形式不同显示官职级别的差异，欠妥。④《东京梦华录》卷5《民俗》；《梦粱录》卷18《民俗》。

①《宋史》卷153《舆服志·士庶人车服之制》。

宋代婚礼大体是先经媒人，女方以“草帖子”通于男家，男家经过问卜等认为吉利才回草帖子，然后过“细帖”也称定帖。写明三代、父母存亡及男方生辰、官职等，如果是“入赘”，则要在细帖中写明，并列出随带的房地产及金银等。女方回的细帖要列出嫁妆及随嫁的房地产等。其后进行“相亲”，由男方亲人到女方进行，相中即以钗插髻中，称为“插钗”；如不中意则送一二匹彩缎，称为“压惊”。插钗以后，男方下定礼，女方回定礼，以男方所送酒的一半回送，并以空酒瓶（樽）两只盛清水放入活鱼三五条，箸（筷）一双放入瓶内，称为“回鱼箸”；南宋时为金鱼四条、箸一双、葱二株，富户以金银打造鱼、箸各一双放入空酒樽内，外加彩帛二卷以表示为生葱。其后节庆时送礼，称为“追节”。定下婚期后要“下财礼”，女方无力自办嫁妆，则男方除送首饰衣帛外还须送钱，称为“兜裹”。婚前一日女方先到男家铺设新房，称为“铺房”。娶亲日男方备车、花檐子或轿迎亲，女方给“利市钱”，称为“起檐子”，才出行。到男方门前，从人及办喜事人又要利市钱，称为“栏门”。又有人执花斗，内盛五谷、钱、果，望门而撒以压煞神，称为“撒谷豆”。新娘下车、轿后踏青布条或青锦褥而行，前有一人持镜面对新娘倒行，先跨马鞍及秤，进门后至一室中少歇，当中悬帐，称为“坐虚帐”；或直接进入新房内坐于床上，称为“坐床富贵”。女方的送客饮三杯五盏而回，称为“走送”。北宋末及南宋初，还于中堂设榻，上置椅子（无马鞍）称为“高坐”，新郎坐上后三请后下坐，后废此礼。新房的门挂下端碎裂的彩帛，新郎入门，众人争扯彩帛小片而去，称为“利市缴门”。又用红绿彩缎二端各做一“同心结”，男挂于笏（或槐筒）倒行，女牵于手相向而行，称为“牵巾”；南宋又请男家双全女亲用秤或机杼挑去新娘盖头，出拜家庙、参礼诸亲，再由女倒行牵回房，行对拜（交拜）礼后坐床，礼官以金银钱、彩钱、杂果撒掷，称“撒帐”。男左女右各留少些头发“结发”，称为“合髻”。又用两盏以彩结（同心结）连结，互饮一盏，称为“交杯酒”，也称“交卺礼”。以盏一仰一覆压在同心结上放于床下，俗称“大吉”，大家贺喜后掩帐。新人换妆后再到中堂参谢亲人、舅姑后，再入礼筵饮酒，婚礼结束。北宋时，次日五更向桌上镜台的镜子展拜，称为“新妇拜堂”，次拜尊长、亲戚，献上鞋、枕等称“赏贺”，尊长回赠称“答贺”。女婿往参妇家称“拜门”，次日即行的称“复面拜门”。第三日，北宋时女家送彩缎油蜜蒸饼，称“蜜和油蒸饼”；南宋时送茶饼、鹅、羊等，称“送三朝礼”。女家往男家作会致酒，称“暖女会”；迎女回家，并以礼品送回婿家，称“洗头”。一月，婿家开筵相庆，称“满月”，南宋称“贺满月会亲”，整个婚仪结束②。

丧俗五代后唐时，京城洛阳凡是死亡之家都需经官府或军方巡察，如有非正常死亡，事涉冤诬即行追勘，并对各级官员、百姓的丧葬仪制，包括明器（随葬品）数量等都有规定。如唐李德裕所说：“生无孝养可纪，没以厚葬相矜”，丧葬之家“生产储蓄为之皆空”，故明令禁止厚葬③。北宋依据五代制度制定丧制。

②高承：《事物纪原》卷3《衣裘带服部》。

③欧阳修：《归田录》卷2。椅本作倚，后才改从木旁，倚并非误字。

北宋时，河东地区流行火葬，皇祐五年（1053）韩琦任并州知州后曾禁止火葬。南宋时，东南地区也流行火葬，“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生则奉养之具唯恐不至，死则燔爇而弃捐之”，“甚者焚而置之水中”，而且“日益炽甚”。绍兴二十七年（1157），高宗曾下诏以荒地作为贫民的墓地以抑制火葬。但是，“从来率以火化为便，相习成风”，因而于次年改为只禁止富户士族进行火葬，其他人户从便①。

宋代丧葬习俗中，还有人死“以方帛覆面”，以新衣作为“明衣”，而称“赠死者”的衣服为燧，俗称“搭衣架”。在墓圹中置“桐人”，而称随葬的俑为“明器”，在棺中还放有盛有粮食的罂。也沿唐俗丧祭时焚烧纸钱，称为“楮镪”。送葬时“挽郎”手执盖在丧车前后的“翣”，还有人唱“挽歌”等②。子弟守孝三年，官员守孝称“丁忧”，期满后才能再做官。

节庆

元旦正月初一，俗称“新年”，也称“年节”、“岁节”、“元正”、“元日”，是第一个重大节日，皇帝进行大朝会以庆贺，接受邻国使者的朝贺；百姓穿新衣，互相庆贺，家家宴饮，吃■（汤饼），夜晚赏灯，南方还放爆竹，南宋时首都临安还放烟火①。

立春从首都到各州县都要造土春牛，南方兼造土耕夫（牧牛人、芒儿），在府、县衙前以彩杖鞭“春牛”；还制作小春牛出卖、赠送以示丰收之兆。南宋百姓争夺土牛肉（碎土），称宜蚕、宜田兼治病，土耕夫则移入土地庙。元宵正月十五日，亦称上元、元夕、元夜。元宵点灯，唐代、五代不常举行。后梁开平三年（909），梁太祖在西都洛阳诏：“宜以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夜开坊、市门，一任公私燃灯祈福。”乾化二年（912），首都开封首次于“上元夜，任诸寺及坊市各点彩灯”，则只是一夜；而且是“近年以来，以都下聚兵太广，未尝令坊、市点灯故也”②。宋建隆二年（961）元宵，首次点灯，后通常为三夜。乾德五年（967），首都开封增为五夜（十四至十八日），各地方仍为三夜。宋太宗时张詠任益州知州，暗增十三日夜灯，称为挂塔。以后杭州、益州首先增为五夜，其他财力富裕的也多增为五夜；南宋时则都为三夜。南宋灯品以苏州、福州为最好，新安（今安徽歙县）虽晚出，精妙绝伦。

①参见《东京梦华录》卷5《娶妇》；《梦粱录》卷20《嫁娶》。

②《五代会要》卷8《丧葬》上。

①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32《禁焚尸》；《宋史》卷125《礼志·士庶人丧礼》。②参见《事物纪原》卷9《吉凶典制部》。

清明节、寒食节

寒食节的第三天为清明节，寒食节前做好饭食，这三天不生火煮饭而“寒食”，也称“禁烟节”、“冷烟节”，是第二个重大节日。寒食节是百姓“野祭”扫墓的节日，后唐同光三年（925），庄宗出洛阳西郊望帝陵方向进行“望祭”，是仿民俗进行的，称为“破散”，为其后帝王所沿袭，并烧衣服、纸钱。北宋时放假七日，南宋则放假五日，纸马铺还有纸制楼阁出售。帝王发宫人及宗室朝陵祭祀，百姓扫墓郊游，南宋首都临安市民还乘船游西湖及看龙舟。北方“俗有寒食一月节之谚”，而“绍圣以来，江淮之南寂无此风（寒食）”。

端午节亦称端五，五月初一为端一等，初五为端五。也称重午节、浴兰令节，古有“蓄兰为沐浴”，及于午时取井水沐浴以避疫气；北宋首都开封则以桃柳心之类烧汤沐浴。节日食品有粽子、枣糕、菖华（菖蒲）酒，以及香糖果子、糖蜜韵果、水团等。粽子有角粽、锥粽、筒粽、秤锤粽、九子粽，除黏米外，有的加枣或糖，以及松栗、胡桃（核桃）、姜桂、麝香之类。以艾人钉在门上，买张天师像，用泥和草做张天师，以艾为头、蒜为拳，置于门户上。或买用采帛制成的小符戴发髻上，称为“钗头符”等，皆用以辟邪，楚地还有龙舟竞渡。

中秋八月十五日，也称“月夕”。北宋首都开封“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螃蟹、石榴、梨、枣、栗等新上市，家家团圆欢宴赏月，直至深夜，有的通宵达旦。南宋首都临安自八月十一日开始观看浙江潮，直至二十日，以十八日最盛；中秋夜还在浙江上放“一点红”羊皮小水灯数十万盏，烂如繁星。

重阳节九月初九日，也称“重九”，九为阳数，故称重阳。人们赏菊和出外登高，以茱萸插头以辟邪，以粉面蒸糕，加枣、栗，也有加肉的，有面糕、黄米糕、花糕，上插小彩旗以赠送。天明时以片糕搭小孩头上称“百事糕”，祝“百事皆高”；又于糕上放“小鹿”数枚，称为“食禄糕”（意为预祝做官）。

冬至节与寒食、元旦为北宋三大节日，南宋则与元旦（年节、岁节）为两大节日，号称“亚岁”，冬至前夜为“冬除”，也称“二除夜”。“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南宋时，“最是冬至、岁节，士庶所重”，“朝廷大朝会庆贺排当，并如元正（元旦）仪，而都（临安）人最重一阳贺冬”，商店停业三天以庆贺，称为“做节”；人们互相送礼，因离年节较近，以致有的到元旦时相互送礼还不如冬至，有“肥冬瘦年”之谚。冬至有吃馄饨的习俗，有的一碗有十多种，称为“百味馄饨”，有“冬馄饨，年■饦（汤饼）”之说。

除夕、交年节十二月三十日，也称除日、除夜、岁除，也称为大节夜；而称二十四日为小节夜，也称交年节。交年节为“新旧更易”，送故迎新，“备酒果送神，烧合家替代钱纸，帖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抹涂灶门，谓之醉司命”。商店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等以备民户除夕之用。这天要打扫房屋，有“交年日扫屋，不生尘埃”之谚。晚上在门后、床下、厕所点灯（除夕相同），称为“照虚耗”。南宋于二十五日煮赤豆粥祭食神，称为“人口粥”。

除夕，五代后蜀各宫门也钉桃符；宋代进行扫除，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祀祖宗、备香花供物迎神，皇宫还有装扮钟馗、灶神、土地、门神之类，驱祟出宫城外，称为“埋祟”。节日食品有各种果品、十般糖、澄沙团等。燃放爆竹，声震如雷；南宋还放烟火，家家围炉团坐，通宵达旦，称为“守岁”。

其他节日二月初一日“中和节”，“唐人最重，今惟作假”，南宋民间还以青囊盛百谷、果相赠。二月十五日，两浙有“花朝节”，南宋首都临安人纷纷出城赏花。四月初八日“浴佛”节，也称佛生日，各地寺院有浴佛斋会，煎香药糖水称为浴佛水，以铜佛像浸在小盆内糖水中。七月初七日“七夕节”，儿童女子皆穿新衣，于庭院列香案、酒果，令女郎列拜，称为“乞巧”。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僧寺作盂兰盆斋会，焚烧衣服纸钱；家家祭祀祖先，人们大多吃素，屠户亦停业。此外，还有十月十五日的下元节、皇帝生日等不少小节日。

第二节 五代、宋的宗教

佛教自唐会昌五年（845）“禁佛”以后，虽自大中元年（947）起，大力恢复佛教，但佛教已元气大伤，加上唐末农民战争，佛教寺院经济受到沉重打击。自五代开始，战乱频繁，官府管理僧寺的制度松弛，不少僧尼戒律荡然，到后唐时，“僧尼寺院多有故违条法，衷私度人（为僧尼）”，“妄称圣（佛）教，或僧尼不辨，或男女混居”，因而于天成二年（927）规定，志愿出家为僧尼者必须经官府准允，还要考试念经文，“不得私受戒法”，否则处罪。僧尼除规定的“官中斋会行香”等外，“僧尼不得辄有相过，如敢故违”，“画时擒捉，并准奸非例处断”。僧侣不能在尼寺开讲，除斋月开讲时外，“坊界及诸营士女”，“不得过僧舍”，僧侣也不能公然住在民户家中。后晋天福二年（937），也严申出家为僧尼的规定，如果“州府不遵敕命，衷私剃度（僧尼）”，也要受到惩处。但是，五代时不仅朝代更迭频繁，而且常常是政令不畅，到后周时，私自建造佛寺、剃度僧尼、熔铜钱铸佛像，全无法度，罪犯与逃兵也往往乘机削发为僧以逃避惩罚，而“缁徒（僧侣）犯法，盖无科禁，遂至尤违”，不仅有碍社会治安，加上僧尼寺院享有免税、免役特权，因而也严重影响了后周的赋税与兵役。世宗决心对佛教进行整治并加以限制，显德二年（955）下诏，凡是无“敕额寺院”，全部停废；边远州郡而无敕额寺院的；可保留僧、尼寺院各二所；县城及常住居民200户以上的军、镇，又没有敕额寺院的，允许保留僧、尼寺院各一所，如无尼则只保留僧寺一所。凡志愿出家，不仅要得到父母、祖父母（如已丧则由同居伯、叔、兄）同意，男15岁以上，女13岁以上，还须念读经文考试合格，只在首都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大名府、京兆府及青州设立戒坛进行剃度③。共废寺院30336所；保留2694所，系籍的僧尼6.12万人。同年九月，为了解决钱荒，世宗决定除保留必需的铜器及存留寺院的铜佛像外，所有“民间铜器、佛像”全部用于铸铜钱，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指出铜像并不是佛，“佛在利人”，“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表明限制佛教发展的决心，此举受到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的高度赞扬：“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①北方的佛教发展受到限制，周世宗此举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代武帝一起被列入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禁佛”，也称“三武一宗法难”①。

佛教在“十国”则并未受到打击，吴僧祖肩以阴阳五行之术佐吴王杨行密，权臣徐温之礼遇石头大师；前蜀王建为诗僧贯休建龙华道场；荆南高季兴之慰留诗僧齐己，可见“十国”帝王礼敬佛教之一斑，而吴越、闽、南唐、南汉的佛教因得到帝王的倡导而尤为兴盛。

③参据《东京梦华录》卷6至10；《梦梁录》卷1至6；陈元靓：《岁时广记》。①《五代会要》卷12《燃灯》。

①《五代会要》卷12《寺》、《杂录》。

吴越王钱镠、钱镠（弘俶）先后尊僧昭、德韶为国师。德韶为法眼宗第二代法嗣，法眼宗遂大盛。法眼宗僧人延寿后修净土宗成为净土宗大师。天台宗义寂向吴越王钱镠提出天台宗佛经因“安史之乱”及会昌禁佛时焚毁，向高丽取经，钱俶即遣使求取，“高丽君乃命国僧谛观报聘，以天台教部还归于我”（《宋高僧传》作通过德韶“嘱人泛舟于日本国购获”），通过义寂的传法，天台宗遂复盛②。佛教其他各宗也都得到发展。

唐末王潮、王审知据福建，提倡佛教。禅宗雪峰义存禅师，王审知“时则迎而馆之于府之东西甲第，每将俨油幢聆法论，未尝不移时”，义存死时已是后梁开平二年（908），义“存之行化四十余年，四方之僧争趋法席者不可胜算矣”③，闽国佛教由是大盛。闽国末年，大将李仁达曾一度拥立僧卓岩明为帝。

佛教禅宗至唐代晚期，神秀北宗已衰亡，慧能南宗独盛，弟子南岳怀让门下已形成沩山灵祐及弟子仰山慧寂的“沩仰宗”、临济义玄的“临济宗”；慧能另一弟子青原行思门下也形成洞山良山与弟子曹山本寂的“曹洞宗”。僧文益是青原行思门下七世（义存系）漳州罗汉院桂深的弟子，南唐诸帝崇尚佛教，文益被迎住金陵报恩禅院，号净慧禅师，后迁往清凉寺，弘扬禅宗，死后谥**眼禅师，其所创宗派，号称“法眼宗”。

南汉前主刘隐、中主刘岩敬重韶州灵树院僧如敏，“署为知圣大师”，僧文偃受知于禅宗青原行思门下五世闽雪峰义存，义存禅师“密以宗印授焉”，文偃后到灵树院为首座，南汉中主“大加欣赏，文偃倡导灵树、云门凡三十年”①，创云门宗，云门宗首先盛行于南汉。

宋朝建立，宋太祖崇佛而有所节制，停止了周世宗的毁寺打击佛教的活动，但“建隆初，诏佛寺已废（者），不得再兴”②。“岁度千人”为僧，在平定诸国前共有僧尼六万七千多人，略多于后周时。欧阳修《归田录》记载：“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现）在佛不拜过去佛。’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以为定制。”赞宁是太宗时随吴越王钱镠归宋，故此僧可能并非赞宁。太祖“亲征太原，道经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祷于佛前”③，宋太祖对于佛教态度于此二者可见。宋“太宗崇尚释教”①，于宋代诸帝中为最甚。

②《资治通鉴》卷292，后周显德二年九月。

③《中国佛教》（一），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①吴任臣：《十国春秋》卷89《僧义寂传》；赞宁：《宋高僧传》卷7《义寂传》。②《宋高僧传》卷12《义存传》。

③《十国春秋》卷66《僧如敏传》、《僧文偃传》。

①《宋会要辑稿》道释1之15。

太平兴国五年（980），宣召在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译经的法天来京，于太平兴国寺西侧兴建译经院，太宗亲为译经作序。真宗、仁宗时续有译经，宋代译经多属小部。宋代重视佛经的刻印，益州官刻本自开宝四年（971）起到太平兴国四年刻成，称《开宝藏》。以后由寺院刊刻的有福州东禅寺觉院版，崇宁三年（1104）刻成，称《崇宁藏》；两宋之际的开元寺版，称《毗卢藏》；南宋时，湖州思溪圆觉禅院（《思溪藏》、《圆觉藏》）、安吉县（今安吉北）资福禅寺（《资福藏》）、平江府碛沙延圣禅寺（《碛沙藏》），也陆续刊刻《大藏经》，促进了宋代佛教的传播。

宋真宗以后，道教高于佛教，宋徽宗于宣和元年（1119）废佛入道，改寺院为道观，改佛、菩萨为金仙、仙人、大士，和尚为德士、尼为女德等，但次年即恢复佛教。五代北宋初，“东南之俗，连村跨邑去为僧者，盖慵稼穑而避徭役耳”②。雍熙二年（985），“诏自今经业精熟者，方许系籍”③，“系籍”即有“度牒”，以控制僧侣的数量。僧尼数量才逐步减少，天禧五年（1021）为近46万，景祐元年（1034）为43万多，庆历二年（1042）为39万多，熙宁元年（1068）为25万、十年为23万人，主要是自然减员，每年死1万人左右。

宋代对佛道二教实行“度牒”制度，由朝廷每年限量颁发以控制僧、道的数量，宋神宗时开始出卖空名度牒。度牒是僧、道的身份证明，如丢失须取保经官府验证后出给“公凭”，否则还俗。出家者须经父母等同意，无过犯、文身，男19岁以下、女14岁以下，佛教男称“行者”、女称“尼童”（道教称“道童”，男为道士童子，女为女冠童子），“童行”是道佛两教出家者未剃（披）度前道童与行者的合称。行者（18岁）、尼童（15岁）经考试读经等方可“剃度”（道童须经“披度”，合称“披剃”）受戒才给度牒，才能享受免赋役的特权。宋朝廷发放“度牒”的数量，自“嘉祐（元年，1056）至治平（四年，1067）总十三（二）年，给七万八千余道，熙宁（元年，1068）至今（八年，1075）八年，给八万九千余道”①，前期每年为6500多道，后期为11100多道。通常“行童”十人中每年许一人“剃（披）度”，有时采取每僧百人、尼五十人、道士·女冠二十人“披剃”“童行一人”，由于数量限制，以致有的已三四十岁但仍为“童行”②。

宋代佛教禅宗、净土宗最为流行，其次为天台宗、华严宗、律宗。禅宗自唐末五代分为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宗，到宋初，已只有临济、云门二宗盛行，其他各宗逐渐衰落。云门宗怀澄门人慧南，后师临济宗潭州石霜崇胜寺楚圆（慈明）禅师，北宋景祐三年（1036），在洪州黄龙山宣扬禅宗，创“黄龙派”，亦称“黄龙宗”，禅法兴盛。慧南的同门方会禅师“辞（楚圆）归九峰，后道俗迎居杨岐（属袁州，今江西宜春）”山，宣扬禅宗，也称杨岐禅师，创“杨岐派”，亦称杨岐宗，庆历六年（1046）移住潭州云山海会寺。杨岐、黄龙合前五宗，合称“五家七宗”，也称“五宗七家”。南宋时，禅宗只有临济宗兴盛，黄龙派于淳熙十四年（1187）后由日僧荣西传往日本，此后黄龙派日渐衰落；杨岐派也于庆元五年（1199）后由日僧俊芿、辨圆先后传往日本，南宋后期的临济宗实即是杨岐宗。宋代禅宗最盛，其徒先后撰有《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南宋末淳祐十二年（1252）释普济对五书删繁就简，编为《五灯会元》，为唐宋禅宗史与语录集。

②《宋朝事实类苑》卷1。

③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63《财用门·鬻僧类》。

①《宋朝事实》卷7《道释》。

②《宋会要辑稿》道释1之14。

净土宗，五代末吴越禅宗法眼宗延寿禅师，后住杭州永明寺，创禅宗、净土宗合行说，著《万善同归集》，前后度弟子1700人。宋开宝七年（974，时吴越尚未归宋）入天台山，度戒约万余人。杭州昭庆寺净土宗省常于宋太宗末年在西湖边结莲社（后改易行社），入社的信众百余人、僧众达千余人；此后佛教结社念佛遂成风气。宋代净土宗常依附于禅宗、天台宗、律宗。天台宗自五代时吴越义寂再兴后，义寂同门杭州慈光院志因的弟子晤恩，于北宋初著书否定《金光明玄义》是智■的真作，而义寂的再传弟子知礼也著书驳斥，知礼的弟子遂自称为“山家”，而贬称晤恩的弟子为“山外”，斥为不纯，“山外”派不久即衰，南宋天台宗（山家）僧志磐于咸淳五年（1269）完成以天台宗（山家）为主的佛教史《佛祖统纪》。

律宗自分为南山宗、相部宗和东塔宗三家后，到五代、宋代已只有南山宗单传，吴越末北宋初著名的律师赞宁专习南山律，有“律虎”之称，奉诏于宋端拱元年（988）撰成《大宋高僧传》，主要录唐（高宗时起）、五代及北宋初各宗僧人，是重要的佛教传记著作。宋仁宗时律师允堪在杭州大昭庆寺、苏州开元寺、秀州（今浙江嘉兴）精严寺建戒坛度僧，律宗复兴，著有《会正记》，后称“会正宗”。再传弟子元照活跃于北宋后期，他原是天台宗，采取天台宗说讲律，著《资持记》，后称“资持宗”，后此宗独盛，还东传日本，南宋理宗时有著名律师临安闻思。

华严宗，因是唐代贤首（法藏）所创，也称贤首宗，唐末五代衰微，北宋神宗时，杭州慧因禅院净源传播华严宗。元祐元年（1086），原高丽王子义天师承净源，带来久已散失的经疏多种，元祐三年回国，华严宗遂传往高丽。同年，慧因禅院改为教院，弘扬华严宗，时称净源为“中兴教主”。其后，有道亭著《义苑疏》、观复著《折薪记》、师会著《焚薪》与《复古记》、希迪著《集成记》，以注解《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史称宋代华严四大家。吐蕃地区在唐代中叶以前传播的佛教，史称前弘期，基本上是印度佛教的教义与形式，相当于唐开成三年（828），达玛（达磨）赞普即位，不久即灭佛，除边远地区外，佛教基本被消灭。到相当于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具有吐蕃本教特色的佛教复兴，后世称为“藏传佛教”（喇嘛教），史称“后弘期”，有“噶当（甘丹）派”、“萨迦（萨思迦）派”、“噶举派”以及佛教密宗“宁玛派”和接受佛教影响的本地原始宗教“本教”（钵教、黑教）等。

道教唐朝奉老子为始祖，崇奉道教，尊老子为圣祖、玄元皇帝，后梁代唐，道教宫观“例多毁废”。后唐代梁，以继承唐朝自居，亦以老子为圣祖、玄元皇帝，于都城洛阳建有圣祖玄元庙。明宗天成二年（927），以“天下宫观，久失崇修”，以及“有玄元皇帝（老子）宫殿处”，一一进行修复。后晋高祖也是“素尚玄元”，多次召见道士张荐明“礼之为师”，赐号通玄先生，天福五年（940）刻印《道德经》颁行。后周世宗于显德三年（956）召见华州道士陈抟，六年又于都城开封“新修太清观”，并将濮州一大钟移置观内。五代皇帝除后梁外，大多崇奉道教③。

五代、宋代的汉族上自帝王下至百姓，大多兼信佛、道二教，而在佛教传入与道教创立以前所崇拜的诸神，在道教创立以后大多归入为道教诸神。道教并不断创造新的道教神仙，举凡天、地、风、雨、名山大川、湖海，直至城隍、土地、山神、门神、灶神，无不有神。而名人义士也不断变为神仙，民间信奉的“八仙”，就是新创造的道教神仙，其中除张果老（张果）、韩湘子（韩湘）是唐代创造，其他都是五代、宋代创造的①。

五代时战乱不断，不少士人隐遁山林，道教成为他们的归宿，中原著名的道士除张荐明、陈抟外，还有道士郑遨（云叟）、李道殷、罗隐之，“世目以为三高士”①。被后世尊为道家“八仙”之一的吕（岩）洞宾，原是唐末五代的隐士，与陈抟交游。八仙之二的汉钟离，原名钟离权，据说原是后晋的武将，后入道，也与陈抟交往，俗称汉钟离，当是后汉时“得道”而称汉钟离，但存在不到五年的后汉为后代道徒“遗忘”，而附会为秦汉时的汉代。八仙之三蓝采和，乃指南唐洪州西山隐士陈陶，他“以修养烧炼为事”，宋初于市上歌唱“蓝采和，蓝采和，尘世纷纷事更多”，后世以为蓝采和即是陈陶①。钟、吕二人后被全真道列入北五祖。

“十国”帝王也大都礼遇或重用道士，如唐末歙州南山道士聂师道，郡守时咨以郡政，名其山为问政山，时人称之为问政先生，其地归吴后他得到吴王杨行密的宠信。泉州道士谭紫霄，先后受到闽帝王继鹏、南唐后主李煜礼遇。吴越王钱镠为道士闾邱方远、朱霄外，分别建或修太极宫、栖霞宫道观。此外，前蜀王建重用道士杜光庭，北汉刘崇重用道士郭无为、闽帝王鏻重用道士陈守元。

北宋皇朝建立，宋太祖对佛、道采取兼容政策。宋太宗利用道士张守真、方士马韶为其夺取帝位乃是神和上天的意志制造舆论，宋太宗随后即为张守真在终南山建造北帝宫，起用马韶为官。宋太宗还召见陈抟、丁少微、赵自然等著名道士，或赐道号、紫衣，或修道观，并命整理道教典籍。宋真宗在“澶渊之盟”后，为了向崇奉天帝的辽朝表明宋朝是受命于天，以掩盖其处理宋辽关系的无能，景德五年（1008）正月，遂利用道教在朝元殿建道场，制造神人降“天书”《大中祥符》，于是改当年为大中祥符，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又制造道教的九天司命天神是赵宋皇族的始祖赵玄朗，降临宋廷，追尊之为圣祖；后又亲赴亳州太清宫，祭祀被尊为道教教祖的老子李耳，并加封为太上老君混元皇帝。道教宫观相继修建，祭祀活动频繁进行，道教得到空前的尊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②，直至宋真宗死，以“天书”随葬而告平息。道士总人数自真宗末的天禧五年（1021）以后，均略多于2万人（含女冠，下同），熙宁元年（1068）以后降为1.9万多人。

政和三年（1113）十一月郊祀时，徽宗等君臣见到空中楼阁（如是事实，当是海市蜃楼），遂制造天神降临，掀起了又一次崇奉道教的**，于是访求道教经典，建“道学”，修建道教宫观，塑造老子圣像。七年，道士林灵素又宣说宋徽宗是上帝的长子下凡，奸臣蔡京、王黼、童贯等都是仙吏下凡，昏君徽宗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③。宣和元年（1119），又罢佛教归入道教，次年恢复佛教，但崇道活动仍旧进行。靖康元年（1126），当面对金兵围城之际，钦宗命方士郭京率“六甲”神兵出击金兵，郭京的出城逃跑直接导致了北宋灭亡。

①行者、尼童受十戒剃度为沙弥、沙弥尼，再受大戒（具足戒）为比丘（和尚）、比丘尼（尼姑）。①《册府元龟》卷54《帝王部·尚黄老》二。

①参考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第1卷，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

②《新五代史》卷34《郑遨传》。

③《十国春秋》卷29《陈陶传》。

“龙虎宗”，五代、北宋的道教符箓派分为龙虎宗、茅山宗（上清派）和閤皂宗（灵宝派）。龙虎宗是张道陵后裔在唐代创建，以龙虎山（今江西贵溪西南）为中心的道教主要宗派，亦称天师道、正一道。天圣八年（1030）赐天师道张乾曜为虚靖（一作澄素）先生，“仍令世袭先生号”①。北宋末徽宗时，又升龙虎山上清观为上清正一宫。

“茅山宗”创自南齐道士陶弘景，上承上清派，逐渐成为道教的主流，直至北宋末。哲宗绍圣四年（1097），召茅山（今江苏句容东南）道士刘混康到首都开封主持上清储祥宫道观，赐号洞元通妙大师；元符元年（1098），他在茅山所居庵旁的殿宇赐名为元符观；次年复归茅山。徽宗时，茅山宗达到全盛时期，“其徒倚为奸利，夺民苇场，强市庐舍，词讼到（江宁）府，吏观望不敢治”②。

“閤皂宗”亦称灵宝派，创立于北宋，以閤皂山（今江西新干北）为中心。哲宗时，閤皂宗（灵宝箓），与龙虎宗（正一箓）、茅山宗（上清箓）已同为符箓派三宗之一。

南宋时符箓旧派三宗仍是道教的主流，理宗嘉熙三年（1239），敕命龙虎宗的三十五代天师张大可为提举三山（龙虎山、茅山、閤皂山）符箓兼御前诸宫观教门公事，龙虎宗遂成为各道派之首。开庆元年（1259）忽必烈围攻鄂州，曾派使密访张大可，这是对张大可是南宋道教首领的认同，元初任命龙虎宗嗣天师主领江南道教①。

此外，符箓派还有临川（今属江西）人饶洞天创于北宋淳化五年（994）的天心派，行天心正法；北宋徽宗时南丰（今属江西）王文卿创立的神霄派，行神霄雷法；形成于两宋之际的东华派和理宗时的清微派等，以及何真公创自南宋高宗时强调忠孝主张三教融合，实为儒道合流的净明道，也称净明忠孝道，这些都属符箓新派。

道教金丹派（亦称丹鼎派）外丹学派，在唐代因道士想通过服食“仙丹”成仙而中毒死亡之事屡屡发生，故外丹学派到唐末已衰落。五代、北宋初的钟离权、吕洞宾、陈抟等内丹学派兴起。北宋中叶张伯端著《悟真篇》，是内丹学派的重要著作。张伯端，号紫阳，亦称张紫阳，后被奉为全真道南宗始祖。张伯端传石泰，石泰传薛道光，薛道光传南宋人陈楠，陈楠传白玉蟾，已是南宋中叶。白玉蟾打破此前单传的传统，广收门徒，终于形成道派，称建宗传法之所为“靖”，白玉蟾称碧芝靖、其徒彭耜称鹤林靖、彭耜之徒林伯谦称紫光靖。南宗受符箓派影响，自陈楠起兼行雷法。而以精、气、神为核心的南宗内丹学亦影响了符箓派，神霄、清微、净明等新道派，也都主张兼行“内炼成丹”。而同源的北方金朝王喆（重阳子）创立的全真道也吸收了南宗内丹学派理论。南宗到元初与北方全真道（北宗）逐渐合流，元代被称为全真道南宗，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被尊为南五祖②。内丹学的发展也促进气功学及相关医学的发展，对“宋学（理学派等）”的形成与发展也有一定影响。

①《宋史》卷8《真宗纪·赞》。

②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32，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本。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9，天圣八年五月甲寅。

②《宋史》卷356《薛静传》。

民间信仰的道教人物“八仙”中的何仙姑、李铁拐（铁拐李）、曹国舅，传说都是宋代人。北宋时有永州（今湖南零陵）女子能知**福，南宋末《混元仙派图》中，吕洞宾有女弟子赵仙姑，元代人又说她姓赵名何，赵仙姑就成了何仙姑；北宋太宗时有“跛仙”遇吕洞宾于君山（今湖南岳阳西），到《混元仙派图》中，有了吕洞宾的弟子李铁拐、曹国舅。曹国舅“并云其为北宋丞相曹彬之子，曹皇后之弟，故称国舅”。武将曹彬确有孙女（但不是女儿）为仁宗皇后，皇后弟曹佾曾以使相兼景灵宫使③，景灵宫原是宋真宗制造的赵姓始祖道教尊神赵玄朗的奉祀宫观，这些或许是后世道徒制造曹国舅为神仙的依据。五代的汉钟离、吕洞宾、蓝采和，宋代的何仙姑、李铁拐、曹国舅，再加上唐玄宗时已“得道”的张果（张果老）、韩愈的侄子韩湘（韩湘子）也已于唐宪宗时“得道”，在宋元之际形成为道教的“八仙”。

伊斯兰教、犹太教、摩尼教喀喇汗王朝，驻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的博格拉汗萨图克在相当于中原五代时，已接受伊斯兰教，其子又定为国教，今日中国的新疆西部地区最早拥有大量伊斯教信徒，到宋建隆元年（960）时，已有20万帐牧民信奉伊斯兰教。

五代、宋代的东南沿海港口城市广州（今属广东）、泉州（今属福建）、扬州（今属江苏），有不少阿拉伯商人，他们在当地建有伊斯兰教寺院，最早的是广州怀圣寺，世传建于唐代，南宋岳珂记他在绍熙三年（1192）时在广州所见番商的寺院，当即是怀圣寺。泉州有建于宋真宗时的圣友寺和南宋高宗时的清净寺，南宋末在扬州也建有礼拜寺等伊斯兰教寺院，都是来宋经商及侨居的阿拉伯商人为进行宗教活动而建①。

北宋首都开封曾聚居了相当多的犹太人，到金代时仍有不少，据明弘治二年（1489）《重建清真寺记》所记，犹太人建造该犹太教寺院，是始于宋隆兴元年（13），这是金世宗大定三年，其时已是金南京开封府。

摩尼教自唐代传入后，在唐武宗禁佛时也遭到打击，遂在民间流传，宋代东南沿海地区流传较广，被称为“吃菜事魔”教，也称“明教”，北宋末年两浙路方腊起义时，摩尼教徒曾参加起义，因而受到打击，但仍在民间流传，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2）十月时，陆游所说的，“两浙谓之牟尼教”、“福建谓之明教”，即是①。

③《元史》卷202《释老传·正一天师》。

①为便于叙述此处即称张伯端一系为南宗。北宗五祖为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喆。南宗始祖张伯端为刘海蟾弟子。北宗高于南宗。

①《中国道教史》第十一章，四“曹国舅”。曹佾为保平军节度使、同平章事、景灵宫使，按：节度使兼同平章事（侍中、中书令）称为“使相”，只有丞相的礼遇而无丞相的职权。曹彬曾以节度使兼同平章事，也只是“使相”而非丞相。

第三节 辽代的社会风俗和宗教

婚姻、姓氏

契丹人奉行同姓不婚的原则，即所谓“同姓可结交，异姓可结婚”①。姑舅表亲的婚姻比较普遍，并且不受行辈的限制，建国初期还有“姊亡妹续之法”。述律、拔里、乙室已三族都是与皇族耶律氏互通婚姻的家族，后族女为后、男尚主的特殊地位和它所反映的这种婚姻形态，既有早期婚姻习俗的影响，也是统治集团的政治需要，普通部民遵循着同姓不婚的原则。

“契丹部族，本无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至阿保机建国后，始以“王族号为‘横帐’，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②。世里，汉译为“耶律”。建国后，为笼络和安抚契丹诸部贵族，阿保机对出任过联盟首领的大贺、遥辇家族一律赐以国姓，于是辽朝始有“三耶律”。太宗灭晋，汉人李崧依汉人习惯为后族小汉制定了汉姓“萧”③。从此，与皇室通婚的后族皆以萧为姓。由于诸部落首领多出自于上述贵族之家，部民的姓氏又从其首领，故而契丹人只有耶律与萧二姓。

居住、饮食游牧的契丹人“随阳迁徙，岁无宁居”①，居住的是便于迁徙的穹庐式毡帐，类似现在内蒙古牧区牧民居住的蒙古包。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的石棺上所绘的契丹住地小景，提供了这种毡帐的形制，门多东向。车马是迁徙、游牧不可缺少的运载工具。契丹人迁徙地，夏日选择高阜处，秋、冬、春季则选择背风向阳临水处。食物以乳肉为主，也有少量粮食。肉类可煮成“濡肉”，也可制成“腊肉”，牛、羊乳和乳制品是他们的食物和饮料。粮食则有“糜粥”，“炒■”。果品有桃、杏、李、葡萄等，常用蜜渍成“果脯”，夏日有西瓜，冬天有风味果品“冻梨”。饮料有乳和酒，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的酿酒业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建国后，汉人、渤海人的食品也传入了契丹，辽朝皇帝过端午节时就有渤海厨师制作的艾糕。

①参见白寿彝：《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②陆游：《渭南文集》卷5《条对状》；参见何竹祺：《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6年版。③《辽史》卷71《后妃传》。

①《契丹国志》卷23《族姓原始》。

服饰和发式

契丹贵族的服装依其所任官职而有所不同，皇帝和南面官着汉服，皇后和北面官着胡服。又有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田猎服之别。胡服有长袍、短衫、裤、靴、帽。袍服为圆领、交领或直领，左衽，窄袖。腰束带，有的带上还悬佩小刀、荷包、针筒、锥、火石和各种金、玉、水晶、碧石等饰物。长裤多为白色，有的还穿套裤。靴多为长筒，颜色以黑、黄为多。上层人物头戴冠、巾，贵族妇女戴瓜皮帽，侍女戴黑色小帽。衣料夏用绸、绢，冬用皮毛，“贵者被貂裘，貂以紫黑色为贵，青色为次。又有银鼠，尤洁白；贱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②。

契丹人男女皆佩戴耳环，并同乌桓、鲜卑人一样，也有髡发的习惯。其发式不一，有的只剃去颅顶发，颅四周发下垂并向后披；有的在颅两侧留两绺长发，自然或结辫下垂；有的留双鬓上两绺，自然或结辫下垂，或使其从耳环中穿过再下垂，即沈括所说的，“其人剪发，妥其两髦”③。辽墓壁画提供了髡发的形象资料，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豪欠营出土女尸又提供了不见于文献记载的契丹女性髡发样式。

生育和丧葬

契丹妇女分娩前须拜日，居住在专门搭制的毡帐中。分娩时卧于甘草苗上，用手帕蒙住医生双眼。生男，产妇饮调酥杏油，其夫用蓬子胭脂涂面；生女，产妇饮加盐的黑豆汤，其夫以炭涂面，认为这样有利于婴儿的发育成长。若皇后生产，生男，皇帝穿红衣，奏蕃乐；生女，皇帝穿黑衣，奏汉乐。唐时，契丹人行树葬、火葬。将尸体置于山树上，三年收骨焚化。建国后渐行土葬，随葬品视年代与墓主人地位的不同，多寡精粗不一，有玉、金、银、铜、铁、瓷、陶、木、骨等诸种器物和车马具、丝绸等。圣宗前，尚有人殉遗风。受佛教影响，辽朝的汉人和契丹人死后，有的用柏木雕成人形（真容木雕像），中空。尸体焚化后，将骨灰储入真容胸腔中。

契丹人处理尸体的方式独特，对不能及时下葬者，刺其皮肤，令血液流尽，腹中实以盐、矾等，用丝线缝合。下葬时，有的用金、银或铜为面具覆面，同时用银或铜丝制成网络，罩裹全身或手足。

追念死者有烧饭之俗，多于既死、七夕、周年、忌日、节辰、朔望诸日举行。筑土为台，或掘地为坎，上置大盘，盛以酒食并焚化，死者生前所用衣物、弓矢、车马、珍玩等皆可奉祭。

节庆风俗

契丹人的节日除受汉族习俗影响外，多与宗教信仰和游牧生活相关。

正月初一，以糯米和白羊髓作成饭团，傍晚于帐内自窗中掷出，得偶数则吉，得单数则不吉。初七为人日，晴则吉；阴则有灾，须于庭煎饼食，称“薰天”。

正月十三至十五日“放偷”，大则妻女、宝货、衣服、鞍马、车乘，小则杯盘、箕帚、锹镐之类，都可能被人窃去，且不许处分；失者须备酒食钱物赎回。

②《辽史·外戚表》：“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将还，留外戚小汉为汴州节度使，赐姓名曰萧翰，以从中国之俗，由是拔里、乙室已、述律三姓皆为萧姓。”《新五代史·四裔附录》：“翰，契丹之大族，其号阿钵，阿钵本无姓氏，契丹呼翰为国舅，及将以为节度使，李崧为制姓名曰萧翰，于是始姓萧。”由此可知，萧氏得姓自萧翰始，而萧翰本名小汉，为适应中原习俗，才由汉人以其名字的谐音制定姓名为萧翰的，此后后族便以萧为姓。

③《辽史》卷31《营卫志·序》。

二月初一为中和节，与六月十八日是请客的日子。中和节国舅萧氏请耶律；六月十八日耶律回请萧氏。三月三日射兔，重九射虎，腊月辰日烧甲；除夕有岁除仪，烧盐、羊膏于炉火中，萨满赞祝火神，皇帝拜火等，或与游牧射猎生活密切相关，或继承了古鲜卑人的遗风①。立春击土牛、撒谷豆，端五挂合欢结、长寿缕等，则承自汉地习俗。

娱乐活动契丹人的娱乐活动既有游牧民族文化特色，也受到了汉人，渤海人的影响，击鞠、射柳、打髀石、角抵、围棋、双陆，都是契丹人喜爱的活动。击鞠、射柳都是马上竞技活动，击鞠又称骑鞠、击球，即打马球。射柳多在祈雨的瑟瑟仪之后进行，先在场上插柳枝两行，削皮使之露出白色。射者以尊卑为序，各用手帕系于柳枝上以为标志，使距地数寸，然后乘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射断而接枝在手者为优胜，断而不能接者次之，断其青处或不断及不中者为负。

髀石即“髌骨”，俗称“背式骨”、“拐”、“嘎什哈”，四面凹凸不平，形状各异。最晚北魏时的鲜卑已经用它为玩具了，契丹人也有击髀石的游戏，皇帝也以在冰上击髀石为乐。

契丹人酷爱角抵，这既是竞技活动，也是宴会、集会上的表演形式。不但有契丹人参加，而且有汉人参加。二人两两相角，以倒地为负，宋使张舜民曾亲见契丹人角力，“两人相持终日，欲倒而不可得。又物如小额，通蔽其乳，脱若褫露之，则两手复面而走，深以为耻也”①。1931年在辽阳发现了一只八角形陶罐，罐腹绘有八幅小儿角抵图，为研究辽代角抵提供了形象资料①。汉人的游戏娱乐活动也传入了契丹人地区，可知者有双陆、围棋和彩选格。

萨满教早期，契丹人信仰原始多神教萨满教，最尊崇的神灵为天神、地祗、黑山神、木叶山神和鹿神。《辽史·地理志·永州》载：“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契丹人将骑白马男子和驾青牛车女子尊为天神和地祗，自认为是他们的后代。木叶山（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的白音他拉）是其始祖奇首可汗的发祥地，黑山（今巴林右旗北罕山）是人死灵魂的归宿地。狩猎曾是他们的主要活动，鹿神为猎神，猎前祭祀，祈求多获。这些都与契丹人的起源、发展和生存密切相关，因而受到契丹人的崇拜和敬畏，每年皆有时祭。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宋绶：《契丹风俗》。

①杨渭生：《沈括辑笺》，《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①《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载：鲜卑“以季春大会于饶乐水上，宴饮毕，然后配合”。契丹耶律与萧互相宴请，当是为两姓青年选择意中人提供机会。

原始的多神信仰、生活习俗和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又形成了契丹独特的礼仪和诸多禁忌。遥辇阻午可汗时，制定了柴册仪和再生仪；遥辇胡剌可汗时制定了祭山仪，这是契丹人的重要仪式。建国后，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入了汉礼成分，内容日渐繁复。契丹人崇日尚东，祭祀皆东向，称“祭东”；对天日的崇拜演生出对日蚀、旋风和霹雳的禁忌。狗是契丹人看门护帐、游牧、狩猎的重要帮手，备受重视，也被视为驱邪禳灾的神物，每年八月初八日，杀白狗埋于寝帐前七步处，露其喙。至八月十五日，移帐于埋狗处，称“捏褐耐”。“捏褐”为狗，“耐”为头，以狗头驱邪护宅①。

佛教和道教建国前，佛教已经传入。痕德堇可汗二年（902），龙化州（今内蒙古开鲁西南）建开教寺，为佛教传入契丹的标志。神册三年（918），上京（今巴林左旗南）又建佛寺。天显元年（926）灭渤海后，俘渤海僧人崇文等57人至上京，又建天雄寺。此后，诸京和各州县也相继修建寺庙。圣宗以后，兴宗、道宗等都尊崇佛教，佛教大盛。贵族之家舍宅建寺，舍儿女为僧尼，向寺庙施舍钱财、田地、人户，建寺修塔，造像刻经，更为普遍，寺庙势力急剧增长。自景宗以来，僧人多有被授予侍中、太尉、太保、司徒、司空者。道宗时甚至出现了“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的情况②。契丹上层的崇佛又反过来影响了汉人，辽时南京（今北京）地区的佛事活动也相当频繁，场面可观。

随着佛教的传播，个人写经，集资刻经、印经和由皇帝下令、寺庙校勘、雕印佛经的活动也十分活跃。辽兴宗时命人搜集各地佛经，自重熙至道宗咸雍四年（1068），校勘雕印佛经579帙，收藏在南京清水院和易州涞水县（今属河北）金山演教寺等地，称《契丹藏》或《丹藏》。《契丹藏》传入高丽，后者据以对照宋藏、高丽藏，进行校勘后雕印成新版《高丽藏》，成为大藏经的较好版本。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应县木塔）抢修加固时，于木塔四层主佛释迦牟尼腹中发现了一批辽代瑰宝，其中有《契丹藏》12卷，不仅为研究辽代佛教传播、藏经雕印提供了珍贵资料，而且为研究辽代造纸、雕版印刷技术提供了实物。木塔发现的《契丹藏》是辽圣宗时期雕印的，看来整理、校勘、刻印大藏经的工作早在圣宗时就已着手进行了。

佛教的传播，促进了语言文字学的发展。为了解释佛经音义，燕京崇仁寺僧人希麟继唐慧琳《一切经音义》，为《开元释教录》之后新译佛经作音注和义释，撰成《续一切经音义》10卷。此书由辽传入高丽，再入宋，宋刻入藏，后传入日本，对佛教的传播和文字训释裨益良多。燕京又一僧人行均，俗姓于，字广济，“善于音韵，闲于字书”，撰成字书《龙龛手镜》4卷，收字26430余，注用字3170余，总189610余字，立424部首，部首字及部内各字均以平、上、去、入四声为序。在《说文》、《玉篇》之外多所搜集，并广收当时所用异体、俗体、简体字。书成后传入宋朝，雕版发行，改名《龙龛手鉴》。此书编纂的目的在于帮助僧徒识字读经，注音或用反切，或用直音，释义一般都很简单，用例多引佛经。今天它对研究宋以前异体字、简体字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①《辽史拾遗》引张舜民《画墁录》。

②参见日鸟居龙藏：《契丹之角抵》，《燕京学报》第29期单行本。

中原的道教和道家思想对契丹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辽初，以各种方式进入草原的汉人中，就有一些道教信仰者，契丹部民和某些契丹上层也信仰道教。神册二年（918），上京建道观，道教最晚此时已传入。辽圣宗对“道释二教，皆洞其旨”①，其弟耶律隆裕更是个虔诚的道教信徒，“自少时慕道，见道士则喜。后为东京留守，崇建宫观，备极辉丽，东西两廊，中建正殿，接连数百间。又别置道院，延接道流，诵经宣醮，用素馔荐献，中京往往化之”①。某些上层道士同佛教上层一样受到皇帝的礼遇。道教的传播也带动了道家经典的研究，辽初道士刘海蟾著有《还丹破迷歌》和《还金篇》，耶律倍译有《阴符经》，圣宗时于阗（今新疆和田南）张文宝曾进《内丹书》。寺公大师的《醉义歌》中也杂有道教思想。

道教信仰的普遍性及其对契丹人思想、文化的影响，也可从契丹某些墓葬石棺和画像石、画像砖上刻有四神图，绘有道教内容的壁画和随葬品中某些具有道教内容的实物得到印证。

①《辽史》卷53《礼志》六《岁时杂仪》。

①《辽史》卷26《道宗纪·赞》。

第四节 西夏的社会风俗和宗教服饰与发式

早在西夏建国之前，长期和汉族人民杂居一起的党项人，由于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固有的风俗习惯也逐渐起了变化。西夏人的风俗依境内民族而异。西夏主体民族党项人的服饰，除从事游牧生产者外，都基本改变了原先“衣皮毛”的习惯，穿着与当地汉人一样的布匹或绸缎。景宗李元昊建国时，曾规定文武官员的服饰：“文资则幞头、靴笏、紫衣、绯衣；武职则冠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襴，金涂银束带，垂蹀躞，佩解结锥、短刀、弓矢■，马乘鲵皮鞍，垂红缨，打跨钹拂。便服则紫皂地绣盘球子花旋襴，束带。民庶青绿，以别贵贱”①。夏显道元年（1032），李元昊为保持党项先祖旧俗，于国内下达“秃发令”，秃发即剃光头顶，穿耳戴重环。他率先自己秃发，然后令国内人民一律秃发，限期三日，有不从者处死，秃发即成为西夏境内流行的发式。

饮食与居住

西夏农牧民生活方式不同，党项牧民以牛、羊肉及乳制品为主要食物，还遗存“割鲜而食”即吃生肉的习惯。乳制品有乳酪、奶酥、奶油、奶渣等。农业居民种植的农作物以大麦、荜豆、青稞为主，收成不好，则常辅以野菜度日。西夏食品以面食为主，有面、粥、饼、馒头、包子等几类。食品制作已采用了烧、烤、炸、蒸、煮、炒等方法，调味品有盐、油、椒、葱、蜜等①。西夏人普遍喜欢饮茶与酒，茶是西夏牧民不可缺少的饮料，宋人以西夏党项部族食肉饮酪，称其“特茶为命”。酒也是西夏人生活中不能须臾离开的，凡聚会、盟誓、喜庆、祝寿、婚丧、嫁娶、出战、仇解皆取酒痛饮，一醉方休。

西夏党项牧民居住在覆以毛毡木架的帐幕中，故一家称一帐。除牧民外，“民居皆立屋，有官爵者，始得覆之以瓦”②。有的地方是一列三间住房中，“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①，即中间供神，左右两间住人。西夏皇室帝王效法中原皇朝，大筑富丽宏伟的宫殿、陵园、寺庙。贵族富豪、大臣官僚也都竞相大兴土木，修建官邸、府衙，庭院楼阁，亭榭台池，极尽享乐。

①《契丹国志》卷7《圣宗天辅皇帝》。

①《契丹国志》卷14《齐国王隆裕传》。

②《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婚丧节庆

西夏的婚俗基本上实行一夫一妻制，西夏人的著作中记述婚姻程序有“男女长大，遣将媒人，诸处为婚，索与妻眷”②，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买卖婚姻。自皇帝起到上层贵族官僚则普遍有纳妾现象，如李德明娶三室，李元昊凡七娶，仁宗时的晋王察哥“年已七十余，犹姬妾充下陈”③。部分地方仍保留着**自由的风俗，史载：“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不之问。必相挈奔逸于山岩掩映之处，并首而卧，绅带置头，各悉力紧之，倏忽双毙。一族方率亲属寻焉。见不哭，谓男女之乐，何足悲悼？”①。

党项人原本实行火葬，焚尸后可能还要建坟埋骨，在西夏人编著的辞书《文海》中有烧尸场、墓地等辞语。史书还记载党项人有穴葬风俗，西夏建国前，宋咸平六年（1003），党项首领李继迁“寻葬其祖于红石峡，障水别流，凿石为穴，既葬，引水其上，后人莫知其处”②。西夏建国后，多实行土葬，使用灵柩。甘肃武威发现的两座砖室西夏墓，建于夏天庆元年至八年（1194—1201）之间，墓主为刘姓汉人，生前任官经略司都案，死者葬具是木缘塔，骨灰不存，题款中有“灵匣”字样与男女主人名字，知其为夫妻合葬墓。西夏皇帝墓葬，从建国之后便取法于唐、宋帝王陵寝制度，在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附近的贺兰山东麓兴建了规模宏大的皇帝陵园。

西夏节日很少。西夏节气以十二月为岁首，故重冬至节，亲友团聚欢宴，以示庆祝。建国后，李元昊下令规定每年四季月首和他的生日五月初五为节日，让全民欢乐为他祝寿。

宗教信仰西夏统治者笃信佛教，建国前李德明曾遣使赴宋朝河东地区的五台山（今山西五台东北）进香，又向宋求赐佛经。景宗李元昊“晓浮图学”③，也向宋朝求赐佛经，建国后又组织僧侣用新创的西夏文翻译佛经，并在首都兴庆府东修建高台寺。没藏太后早年曾出家为尼，元昊死后辅佐年幼的毅宗执政，因宋朝所赐《大藏经》，而于兴庆府西建承天寺。今甘肃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有西夏惠宗秉常时期开凿或重修的洞窟。崇宗乾顺时期，不仅在凉州修缮护国寺感应塔，在甘州建造崇庆寺、卧佛寺等；天祐民安元年（1090）还完成了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仁宗仁孝时期大量刻印散施佛经。黑水城遗址（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中发现的大量西夏文刻本和写本中大多数是佛经，也可见西夏佛教传播之盛。西夏佛教前期来自中原佛教，中期是回鹘佛教，后期是吐蕃佛教（后世称为“藏传佛教”后弘期）。

西夏亦有道教流传。景宗元昊长子“宁明，喜方术，从道士路修篁学辟谷，气忤而死”④。又如宋元丰四年（1081）宋军进攻西夏时，西夏“灵州城中惟僧、道数百人”①，都说明道教在西夏有所流传。

②曾巩：《隆平集》卷20。

③沈括：《梦溪笔谈》卷18。

①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

②《西夏书事》卷36。

③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10。

④《西夏书事》卷7。

①《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西夏人“笃信机鬼，尚诅咒，每出兵先卜”。占卜，用以问吉凶，决疑难。西夏占卜方法主要有四种：“炙勃焦”，用艾草烧羊胛骨，视其征兆；“擗算”，擗竹于地以求数，类似折蓍草占术；“咒羊”，于夜间牵羊，焚香祷告，又在野外烧谷火，次日晨屠羊，视其肠胃通畅则主吉，羊心有血则不吉；“矢击弦”，用箭杆敲击弓弦，听其声而占算战争胜负和敌至之期①。西夏人作战忌晦日，重单日，战败后还要举行“杀鬼招魂”的仪式，用以超度亡灵。其法是于战争之后三日复至原处，捕捉人马或缚草人埋于地，众人以箭射击。党项人特别重视复仇，如仇家有丧则不受侵害；无力复仇者，集壮妇享以牛羊酒食，赴仇家纵火，焚其庐舍，被焚者趋而躲避，因党项之俗认为“敌女兵不祥”。如仇解，则双方用鸡、猪、犬血和酒，用髑髅盛酒共饮起誓：“若复报仇，谷麦不收，男女秃癞，六畜死，蛇入帐。”④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庆历八年正月辛未。

第五节 金代的社会风俗和宗教饮食

金代社会风俗是与金代社会的生产及生活相适应的，反映了以女真为统治民族和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的社会风俗的构成和特点。

女真早期以肉食为主，随着农业的发展，粮食在主食中逐渐占有更重要地位，其初主要是炒米和粥，后来馒头、汤饼、烧饼、煎饼等面食都成女真、汉人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主食。女真人喜欢以野白芍药花用面煎之，做成其味脆美而又易于保存的食品，秋冬之际把新鲜蔬菜腌制咸菜、酸菜。调味品有盐、醋、酱、油。金代汉人、女真等饮酒之风盛行，尚豪饮，无论是城市还是山村，往往都有酒楼、酒肆。海陵时曾严禁朝官饮酒，犯者处死。世宗诏猛安谋克，只有节辰和祭天日方许饮燕聚会，在农忙之际不许饮燕或赴会他所，就是农闲之月，也不许痛饮，犯者抵罪。金饮茶之风也盛行，《金史·食货志》载：“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

服饰金代服制有富贫、贵贱、民族的不同。女真富人，春夏多以纻丝绵或细布制作，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羊羔的皮为裘。贫者春夏以粗布制作，秋冬以牛、马、猪、羊、獐、鹿、猫、犬、鱼、蛇的皮做衣裤。服制有平居所用常服和自皇帝以下及百官礼服的区别。女真常服有用皂罗制的巾，上结方领，折垂于后。衣尚白，左衽，窄袖，盘领。腰带有吐鹘，可佩腰牌和刀、弓、剑等。《三朝北盟会编》引范仲熊《北记》：“凡番官平居著上领褐衫，无上下之辨，富者著褐色毛衫，以羊裘狼皮等为帽。”皇帝、皇后、皇太子及百官的礼服，多参酌历朝服制而制，而百官有朝服、公服、祭服的不同。服制的等级和阶级的限制十分严格，不仅对统治阶级内部有等级界限，对士庶、三教九流、兵卒、奴婢等都有具体规定，详见《金史·舆服志》。从民族的服制看，原居契丹统治下的北方汉民的服装称“汉服”，而称南宋服装为“南人衣装”。金初强制北方汉人等着女真衣装，禁民汉服，后禁女真人学南人衣装，但在各民族交融中是无法禁止的。不仅女真学汉人衣装已成风尚，女真衣装也在汉人中流行，而且女真衣装也传到南宋。女真继承了东北民族居住火炕的传统，火炕在北方各地普遍流行。

家庭、婚姻金代女真从其始祖函普时起就已基本确立一妻一夫制家庭。在家庭内出现了私有财产，确立了父家长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但仍保留母权制和原始群婚的遗风。建国后，就曾禁止同姓为婚，继父继母的男女无相嫁娶，但在宗族内仍实行接续婚，而对男子来说却是一夫多妻，不仅庶官允许求次室二人，百姓也允许置妾。建国前就出现世族世婚制，而建国后“娶后尚主”的限制很严。随着历史的发展，女真族的家庭组织也不断变化，与其他族的接触和交融也更加密切，由于民族间的调动和互相杂居，遂允许与契丹、汉人互为婚姻。

女真早期男女婚姻有很大的自主权，女子年已及笄，行歌于途，自歌其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伴侣的情意；或者参加富家子弟在夜晚举行的聚会，与之同饮，或歌或舞选得终身伴侣，即随之而去，及生子女，回到娘家“拜门”，父母并不干预。每逢订婚之时，男方及其亲属携带着酒馔到女家，妇家不分大小坐在炕上，婿党罗拜其下，俗为“男下女”。拜礼完毕，男方牵马百匹，少者十匹，供女方的家长选择，女方不过只留其十之二三，或皆不中选。女家给一定的回礼。在女真婚俗中仍保有赘婿和指腹为婚的习惯。葬礼金代丧俗有土葬、火葬或土葬与火葬结合。女真早期，人死后则埋之，但土葬多行之于汉人中。火葬是一种简便、经济、卫生的丧葬方式，在北方各族中久为流行。火葬在金代女真族中流行，而在北方汉人中也受其影响，习以为俗。火葬在传统的儒家观念中被认为是不合葬礼的，因此遭到反对。元好问《续夷坚志》卷3记载，吕忠嗣通经学，每以古人自期，其临终对诸子说：“我死无火葬，火葬是为戮尸；无斋僧作佛事，斋僧佛事是不以尧、舜、文、武、周、孔之教待我。有违我言者，非吕氏子孙。诸子从教，无一敢违者。”土葬和火葬结合的葬俗，即将火化后的骨灰及随葬品装入木棺下葬，再在墓穴内把木棺、骨灰和随葬品一同焚烧。

《三朝北盟会编》卷3记载女真有殉葬、剺面、烧饭之俗。女真人死后，“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其死亡，则刃剺额，血泪交下，谓之送血泪”。“所有祭祀饮食之物尽焚之，谓之烧饭”。长期流行于北方的烧纸钱和以纸作房屋、侍从、车马等仪物之俗，在金及金元间也颇流行。文体活动女真人俗尚骑射，把打猎看作最快乐的事。通常在重午拜天后进行射柳、击球的游戏，击球有时也在其他日子进行，并曾把击球列为策论进士的考试科目。角抵（即相扑）在金朝也为皇帝所乐见，宫廷角抵，则“百姓纵观”。汉族的双陆、围棋、象棋等也在女真族中广为流行。投壶和纸鸢也是金朝常见的游戏③。

宗教女真人信仰萨满教，它是一种包括自然崇拜、图腾、万物有灵、祖先崇拜、巫术等信仰在内的原始宗教。萨满是沟通人与神之间的中介，在重大典礼、事件和节日的祭祀时都有巫师参加，或由他们司仪。消灾治病、为人求生子女、诅咒他人遭灾致祸等，几乎都成为萨满的活动内容。

早在女真函普时就已好佛事，灭辽及北宋后，由于中原佛教的影响，对于佛教的信仰更加发展，对金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习俗都有重要影响。

③《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道教在金代主要有全真教、大道教和太一教。全真教创始人是王喆，别号重阳子，于大定七年间（17）创建全真教。先后化度马从义（马钰，丹阳子）、谭处端（长真子）、丘处机（长春子）、刘处玄（长生子）、王处一（玉阳子）和郝大通（广宁子）、孙不二（清静散人）等入道。马、谭、丘、刘、王、郝、孙合称为七真人。

大道教创始人是金初刘德仁，大约于皇统二年（1142）开始传道。太一教始祖萧抱珍，创教于天眷（1138—1140）年间。

金代道教的共同特点是都主张顺从和忍耐，是在金朝女真族统治下北方地主阶级妥协的产物。无论是金代的佛教还是道教，都主张以本教义为主的佛、道、儒的三者合一，如在佛教的理论发展中有很高造诣的万松行秀和李纯甫。全真教创始人王喆，凡立会也必以三教名之，完颜■《全真教祖碑》：“足见其冲虚明妙，寂静圆融，不独居一教也。”王喆从三教合一的主张出发，劝人们诵《道德清静经》、《般若心经》及《孝经》等道、佛、儒三家经典④。

④《辽史》卷115《西夏外记》。

（谢选骏指出：从宗教的角度看两宋，虽然不是无神论主导，但却是人文主义主导的——这与辽夏金元的萨满教底蕴，显然相差很远，也是最终无法抵御野蛮入侵的根本所在。）

【第十三章 学术、文化】

第一节 五代十国的文化

诗、文、词

五代诗、文沿袭晚唐遗风，崇尚词藻华丽，大多内容空洞。时当乱世，士人大多竞以科举入仕，正如冯道所说：“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何浅狭之甚耶！”①五代初，著名文士李袭吉任河东节度掌书记，为晋王李克用撰“羽檄军书”，“为文精意练实”，“辞理宏健”，而“动据典故，无所放纵”①，可说是代表一代文风。但罗隐《谗书》的小品文，讽刺现实，一针见血，在五代文坛中放出异彩，鲁迅曾给予高度评价：“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文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①后梁杜荀鹤、闽韩偓、吴越罗隐、前蜀韦庄和僧贯休、后蜀僧可朋、荆南僧齐己等人，皆以诗名，大多是唐末、五代初年人，不少诗作反映了唐末战乱与民间疾苦的现实，如韦庄的名作《秦妇吟》、杜荀鹤的《山中寡妇》等诗，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五代现实的写照。

唐代中叶兴起了一种新的诗体“词”。五代时期，战乱较少，社会经济相对繁荣发达的前、后蜀和南唐，君臣们寄情声色，歌舞升平，为词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条件。晚唐诗人、著名词人温庭筠香软华艳的词风，对前、后蜀的词风产生了重大影响，后蜀赵崇祚将晚唐、五代以温庭筠为首的词人，主要是前、后蜀的词人，共十八家凡五百首词编为《花间集》，不仅是集温派词之大成，也是最早的一部词总集，温派词人因而被称为“花间词派”，花间派词人中韦庄、李珣的词风则比较清丽素淡。

五代中另一个“词乡”是南唐，以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宰相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派，内容虽也是宫廷生活、花前月下，但词风大多比较清丽委婉，艺术风格上有所创新，尤其是李煜在被俘往北宋首都开封以后，创作了不少名作，如《虞美人》、《浪淘沙令》等，不仅将词从“花间派”狭窄的领域中扩展开来，也提高了词的表现力，有很强的感染力，对宋词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词作为一种文体，开始取得和诗同样重要的地位。李煜不仅是五代、宋初最杰出的文学家，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而冯延巳的词清丽典雅，以景见情，对宋初词风很有影响。

①以上有关社会风俗的内容，参见宋德金《金代的社会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①金代宗教，参见张博全：《金史简编》第九章第六节，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①《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

绘画、书法

五代的绘画在唐代绘画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尤其是山水画与花鸟画成绩更为突出。后梁荆浩的山水画气势磅礴，笔墨并重，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关仝师法荆浩，“智妙入神”，他们都强调师法自然，并称“荆关”山水，属北派山水画；南唐董源擅长水墨、淡着色山水画“水墨类王维，着色如李思训”，属南派山水画，两派对宋代山水画派都有重大影响②。

花鸟画取得突出成就的是南唐徐熙及前、后蜀黄筌。徐熙一生未做官，善画江湖鱼鸟，花木蔬果，创花卉画“没骨法”，水墨淡彩。黄筌则在前、后蜀时待诏宫廷，长于画鸟，淡墨勾画，施以浓彩。时“谚云：黄家富贵，徐熙野逸”③，反映了两派不同的画风，也都对宋代花鸟画派产生巨大影响。人物画的杰出画家，中原有张图、赵嵒，南唐有周文矩、顾闳中，前、后蜀有贯休、黄筌，吴越有王道求、李群等，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更是传世名作。

后蜀后主孟昶创设画院，这是设立宫廷“画院”之始。其后，南唐中主李璟也设画院。后蜀、南唐画院聚集了许多绘画人才，对绘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五代的书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帝王中如后梁末帝朱瑱，史称“喜弄翰墨，多作行书”，“笔势结密，有王氏羲、献帖法”。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不但是著名词人，也是著名书法家，李璟的楷书“乃积学所致”，有名于当世。李煜的行书，“落笔瘦硬而风神溢出”①，成就仅次于杨凝式。中原杨凝式的行、草，纵逸雄强，独步五代，深受苏轼、米芾的赞许。吴越诗人罗隐、前蜀诗人韦庄亦皆以行书名世。

史学虽然战乱不断，中原五代皇朝仍沿唐制设史馆，史称：“五代（史馆）官局，因循（唐制）无改。”后梁修撰《太祖实录》，因“叙述非工，事多漏略”②，敬翔又奉诏撰《大梁编遗》，与《实录》并行。后唐则修撰《庄宗实录》、《明庄宗录》、《（后）唐功臣列传》，还有庄宗曾祖（朱耶）李尽忠、祖李国昌、父李克用的《懿祖、显祖、太祖纪年录》；后汉修撰《高祖实录》，后周修撰《太祖实录》。

后代为前代修撰实录，是五代史学的特色。后汉宰相窦贞固提出：“近见史臣修《高祖实录》，述汉之兴由晋而起，安可遗落朝代，废缺编修。更若日月滋深，耳目不接，恐成湮没”，并请“敕史官纂集《晋朝实录》”③。实际修成后晋《高祖实录》、《少帝实录》，已是后周初年。后周世宗时，又修成后唐愍帝、废帝及后汉隐帝《实录》，“又梁末主之上，有郢王友珪篡弑居位，未有纪录，其末帝请依古义，书曰《后梁实录》”①。而后周《世宗实录》的完成，也已是北宋初年。正是由于五代时后汉、后周的补修前代实录，五代的各朝实录总数达360卷之多，为北宋初年薛居正等修撰《五代史》（《旧五代史》）提供了基础。②《旧五代史》卷60《李袭吉传》。

③《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5卷《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①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1《论三家山水》，卷3《董源》。本节及下节绘画，参考王伯敏《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

②《图画见闻志》卷1《论黄徐体异》。

③《宣和书谱》卷1《梁末帝》，卷5《李煜》，卷12《李煜》。

①《册府元龟》卷554《国史部（总序）》，卷557《采撰》三。

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说：“五代之诸帝本各有实录，薛居正即本之以成书。”②“十国”中修撰《实录》的，有《南唐烈祖实录》、《后蜀高祖实录》和《后蜀主实录》等。

后唐时，又规定时政记、起居注，以及各种行政措施，包括法令变更、州县废置、中高级官员的任免、仪制礼乐等文件，并送史馆存档，当为晋、汉、周三代所沿袭。不仅成为历代修撰本朝或前朝实录的素材，也是北宋初年修撰《五代会要》、《旧五代史》各志的依据。

五代史学中最重要的著作，当属后晋天福六年（941），宰相赵莹奉诏监修的《唐史》，“至开运二年（945）六月，史馆上新修前朝李氏书”（《唐书》，史称《旧唐书》）。其时赵莹已罢相，而以时相刘昫署名③。

②《册府元龟》卷557《采撰》三。

③《五代会要》卷18《修国史》。

第二节 宋代的文化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宋代是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无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教育、文学、艺术、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文学宋代文学艺术继唐代之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丰富多采。各种文艺形式，诸如散文、诗、词、绘画、书法、雕塑、“说话”、诸宫调、宋杂剧、南戏等的兴起、革新与发展，使宋代的文学艺术呈现出一派繁荣瑰丽的景象。

宋初，骈体文占统治地位，柳开、王禹偁以继承韩愈、柳宗元的古文（散文）传统为己任，王禹偁主张“近师吏部（韩愈），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①。穆修、苏舜钦等相继而起。宋仁宗时，欧阳修倡导流丽畅达，骈、散结合的散文新风，主张“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甚明而可行”，“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②。奖引王安石、苏洵；主持科举考试，苏轼、苏辙、曾巩同年举进士，欧阳修成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王安石长于政论文，认为文章应“务为有补于世而已”①；苏轼很重视文采，继主文坛，古文运动终于取得全胜。他们的文章大多风格清新，自然流畅。欧阳、王、曾、三苏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后世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宋初，王禹偁首倡继承杜甫、白居易诗风。但不久即出现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诗体，崇尚词藻华丽，重形式、轻内容，风靡一时。文坛主将欧阳修以及梅尧臣、苏舜钦等相继而起，诗作大多平淡清新，间或粗犷奔放，诗风始为之一变。才华横溢的苏轼，诗备众格，洒脱豪放。王安石的诗，如《河北民》、《兼并》、《感事》、《省兵》等，反映社会生活、要求变法改革。黄庭坚创江西诗派，提倡以故为新，而后继者只注重文字技巧、声韵格律。江西诗派的陈与义，南渡后诗风转向悲壮。杨万里（号诚斋）、范成大、陆游、尤袤，号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其中最杰出的是爱国诗人陆游，才气豪迈，诗作悲壮奔放，晓畅自然。杨万里、范成大也是爱国诗人，杨万里诗名仅次于陆游，师法自然，诗作清新活泼，意境新颖，称为“诚斋体”。范成大反映人民生活的诗篇，如田园诗，清新妩媚，而使金时所作诗篇，反映了他的爱国思想。后期的徐照（灵辉）、徐玑（灵渊）、翁舒（灵舒）、赵师秀（灵秀），都是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合称“永嘉四灵”，诗作注重技巧，清新可读。“江湖派”刘克庄、戴复古、方岳等诗人，大多关心国事民情，诗作或反映农村生活，富有生活气息；或寄怀江山，流溢着爱国思想。南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诗，或激昂，或悲壮，《正气歌》更是传世绝唱。

宋诗继承唐诗而有所创新，题材广泛，描写农事的诗篇较多，反映农民的生活和民间疾苦，有助于了解宋代社会。爱国诗篇之多，更是一大特色，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①《廿二史札记》卷21《薛史全采各朝实录》。

②《五代会要》卷18《前代史》。

①《小畜集》卷18《答张扶书》。

词是宋代最具特色的文学体裁，北宋前期以晏殊、晏幾道、范仲淹、张先、欧阳修为代表的婉约派，承袭五代词风，委婉典丽。内容大多依然是樽前酒后、花前月下。范仲淹词作虽不多，但扩大了词的表达范围，词风也较遒劲。柳永精通韵律，开始创作慢曲长调新体裁，长于铺叙，用语俚俗，情景交融，深受下层平民的欢迎，以致“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②，其作有“俚词”之称，柳永的词风对秦观、周邦彦等影响很大。高才逸气的苏轼，冲破词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境界，清新豪放，开创了豪放词派。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在苏轼豪放派词风基础上高度发展，抒情、写景、叙事、议论，无往不宜，气势磅礴，充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陈亮、刘克庄、刘辰翁、文天祥，均受辛弃疾影响，都属豪放派爱国词人。而岳飞的《满江红》，粗犷激昂，充满爱国主义英雄气概，激励着千古爱国志士。

北宋婉约派词人秦观，发展了词的技巧，词语典雅流畅，形象生动鲜明。周邦彦精于词法、音律，格律、艺术技巧冠极当世。两宋之际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号“易安居士”，认为词与诗不同，词“别是一家”③。词作讲究音律，词语平淡而精巧，婉约中带豪放，独树一帜，时称“易安体”。南宋后期的姜夔，精通音乐，讲究格律，追求艺术美，是南宋最著名的词家。著名的婉约派词人还有史达祖、吴文英、张炎等。

绘画、书法和雕塑李成为五代入宋的山水画名家，师法五代荆浩、关仝，善画平远寒林，时称“古今第一”①。范宽重视自然山水的写生，画风雄健，自成一家。李成、范宽、关仝，形成北方山水画的三个主要流派。宋神宗时的郭熙，师法李成，其画秀美明净，与李成齐名，世称“李郭”。郭熙与子郭思合著《林泉高致》，认为应观察山水，分别四季，画出朝暮等景色，要求赋予山水画以生活气象。南唐入宋的南方山水画派名家巨然，学习董源水墨画风，并称“董巨”，淡墨轻岚，自成一体。南宋初，李唐以画牛著称，兼工人物，尤擅山水画，创“大斧劈”皴法，并为刘松年、马远、夏圭所师法，合称为南宋四大画家。五代后蜀黄筌、南唐徐熙，善画花鸟，风格不同，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之说。黄筌子居寀等入北宋画院，风格工丽细致，为“院画体”的标准画格。其后两派逐渐合流。宋神宗时的崔白，所画花鸟，清淡生动。宋徽宗绘画造诣很深，尤工花鸟，画风工整，神形俱妙。南宋花鸟画传世作品不少，作者大都佚名，画面鲜明生动。

北宋前期的武宗元，专长佛道人物画，行笔流畅。北宋中期的李公麟，以画马驰名，又是宋代最有影响的宗教人物画家，所画人物，性格突出，形神俱妙。南宋四大画家，都兼工人物，刘松年的《中兴四将图》为著名人物画卷。李公麟、苏汉臣、梁楷、龚开，亦有名作传世。

②《欧阳文忠公文集》卷66《与张秀才第二书》，卷47《答吴充秀才书》。③《临川先生文集》卷77《上人书》。

①叶梦得：《避暑录话》。

反映当时社会生活风习的风俗画，宋代也有较大的发展。北宋末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风俗画的代表作，所绘开封景况，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忠实写照，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李唐的《村医图》，绘一乡村医生在田边为患者治病，救护及围观者紧张的神态，跃然纸上。李嵩的《货郎图》，描绘了一群妇女儿童被货郎担所吸引的生动情景。

文人画亦称“士人画”，不求形似，讲求神韵、情趣，作者都是文人，自称为“艺画”。轻视严整细致的画作，称之为“术画”，称其作者为“匠人”。文人画为文同所创，经文坛领袖苏轼倡导，遂盛行于当代及后世。苏轼喜作枯木怪石，画竹学文同。米芾画山水，不求工细，多用水墨点染，“意似便已”；子友仁，继承父风，世称“米派”。南宋扬补之（无咎），“笔法清淡闲野，为世一绝”①，此外，还有赵孟坚的水墨花卉，倪涛的水墨草虫等。

宋代书法亦有很大成就。淳化三年（992），宋太宗出秘阁所藏历代书法家珍品，命王著编次，标明为《法帖》，称为《淳化阁帖》，此后重辑、翻摹的很多。北宋时，潭州（今湖南长沙）据《阁帖》又增补部分作品；绛州（今山西新绛）亦据《阁帖》而有所增损，皆摹勒上石，十分精美，世称《潭帖》和《绛帖》，对传布书法艺术都很有贡献。史称：“国（宋）初，称能书者惟李建中与（宋）绶二人”，李建中“字，淳厚不飘逸”；而宋绶“书，富于法度”②，仍都是唐代“尚法”派书法。宋代书法家以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最为著名。蔡襄是北宋前期最著名的书法家，当时“推为本朝第一”①，承上启下，为尚意派先驱，正楷端重，行书婉媚，草书参用飞白法。苏轼居四大书法家之首，是宋代“尚意”派书法的创导者，认为“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称自己的书法，“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②，擅长行、楷，刻意创新，用笔丰润而以韵胜。黄庭坚为“苏（轼）门四学士”之一，擅行、草，以侧险取势而挺秀，亦以韵重。北宋末米芾，亦擅行、草，得王献之笔意，书法为当时第一。宋徽宗赵佶是四大书法家之外，最有成就的书法家，正楷学唐薛曜而略变其体，称为“瘦金体”，亦善狂草。此外，北宋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文同，苏轼之子苏过、米芾之子米友仁，亦以书法著称。南宋陆游、朱熹、姜夔、张孝祥、文天祥等，书法造诣也都很高。

山西太原晋祠北宋元祐时塑造的42尊侍女彩塑，富丽浓艳，各具神态，栩栩如生。山东长清灵岩寺北宋末所塑46尊罗汉彩塑，色彩素雅，形象各异，生动逼真。四川大足石刻多数是宋代作品，铭记中载有元丰至绍兴时雕刻匠师元俊、文惟一等21人为代表的民间艺术家，创造了无数生动的石刻造像，佛和菩萨形态端庄而具有世人气息，供养人、力士夸张有度，各有特征。经变故事造像中，大多是现实生活的片断与劳动生产场景，朴实健康，微妙入神。

①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3《晁无咎》。

②《宣和画谱》卷11《李成》。

①夏文彦：《图绘宝鉴》卷4《杨补之》。

②《宣和书谱》卷6《宋绶》，卷12《李建中》。

宋代的织锦，以苏州、建康、成都的最为著名。纹样通常是龟背纹、云以及“百吉”等图案、文字，绚丽多彩。缂丝也称“刻丝”，主要产地为定州（今属河北）、苏州。织法称为“通经断纬”，可以将山水、花鸟、人物、楼台等照样织制，成为绝妙的工艺品。传世的沈子蕃缂丝花鸟，图像逼真。刺绣有平绣、辫绣、扣绣和打籽绣等多种绣法，针线细密，配色精妙，所绣山水、花鸟、昆虫、祥云等，宛如图画。1967年浙江瑞安仙岩塔中发现宋庆历以前的三方经袱，在杏红色素罗地上用白、黄等色平绣的对飞翔鸾团花双面图案，花纹两面一样，是传世的双面绣品中有明确年代的最早艺术品。雕漆即“剔红”，以金属或木作胎，涂上多层朱红色漆，乘未干透时镂雕人物、花鸟、山水、楼台等，金属作胎的常露出胎底金属本色。用黄漆作底再涂朱红漆，刻成黄地红花，称为“腊地”。也有以朱漆作底而涂黑漆，刻成锦地压花。或以各色漆重叠涂抹，雕刻时所刻花纹深浅不同，现出各种色彩的图案，如黄蕊、红花、绿叶、黑石等，十分美观。产地主要是两浙路，尤以温州最为著名，北宋首都开封有专卖温州漆器的店铺。

戏曲、曲艺与“话本”

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促使各种新的曲艺、戏曲形式迅速兴起，以适应新的市民阶层的文化需要。在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南宋首都“行在所”临安等大城市中，有着数十座称为“瓦舍”或“瓦子”的综合性游艺场，每座瓦舍中又有若干座“勾栏”（戏院），所上演的，主要有诸宫调、宋杂剧、南戏和“说话”等。宋神宗时，孔三传以不同宫调的不同曲子，说唱情节曲折的长篇故事，称为诸宫调。南戏《张协状元》前面有一段诸宫调，可从中看到宋代诸宫调的某种格式，诸宫调对宋杂剧、南戏、金院本和元杂剧都有较大的影响。宋杂剧是继承唐代参军戏，又吸收“大曲”（歌舞）、诸宫调等形成的早期戏剧。北宋时，杂剧有时还指傀儡戏、“角抵”等。南宋的杂剧，专指有滑稽讽刺的表演，并以曲子演唱的短剧，角色通常是四、五人。传世的无名氏《宋杂剧图》，描绘了演出时的生动场面。南戏，北宋末兴起于永嘉，形成于南宋中叶，亦称“永嘉杂剧”、“温州杂剧”。南戏起自民间歌舞小戏，后吸收杂剧及其他民间伎艺，词语通俗，流行于两浙、福建路。“说话”，通常又分为小说、讲史、说经、合生等，小说又称“银字儿”，专讲短篇故事，题材几乎无所不包。讲史，专说历史故事。说经包括“说参请”、“说诨经”，专讲宗教故事。合生，也作“合笙”，滑稽而含讥讽的称“乔合生”，可能是两人演出，一人指物为题，一人应命说咏，形式灵活，似乎并无故事情节，近似现代的相声。此外，还有“说诨话”（近似现代单口相声）、“商谜”（猜谜）。合生、说诨话和商谜等演出形式与内容已无从确知。

话本是“说话”（说书）人的底本，多数经过文人加工。“小说”家所用的话本，都是短篇故事，通常即称为“小说”，如《新编小说快嘴李翠莲记》等，现存不过二三十篇，散见于《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诸书。长篇的讲史话本，一般称为“平话”（“评话”），传世的有《新编五代史评话》、《大宋宣和遗事》、《全相评话五种》等。话本以白话为主，融合部分文言，穿插一些古典诗词，语言生动，作品的主角多为手工业者、妇女、市井商人等，为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对后代的小说、戏剧、曲艺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史学宋代是中国封建时期史学的鼎盛期，新史体先后创设，长篇巨著之多，史学家成就之大，各种地理志的纂修，以及把史学领域扩大至金石学等，足以凌驾汉唐，睥睨明清。

宋初薛居正等编成《五代史》（《旧五代史》）150卷。宋仁宗时，欧阳修受命重修唐史，成《唐书》（《新唐书》）225卷，欧阳修又私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74卷。宋代编修的前代史，传世的还有王溥《唐会要》、《五代会要》，徐天麟《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以及路振《九国志》，陆游《南唐书》等。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294卷，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这种经过改进的编年史体，称为《通鉴》体，成为后来编年史的通用体裁。南宋袁枢自出新意，将《通鉴》中的重要事件分门别类，每事详备始终，并列出标题，撰成《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

宋人私人修史之风很盛，有题曾巩所修《隆平集》，孙逢吉《职官分纪》，李焘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杨仲良仿《通鉴纪事本末》编撰《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王称《东都事略》，佚名《宋史全文》，佚名《两朝纲目备要》，佚名《宋季三朝政要》等。此外，名著还有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与唐杜佑《通典》并称“三通”。

宋廷重视编修本朝史，设国史院、实录院等机构，由宰相兼任“监修”

或“提举”，编纂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常受政治斗争影响而改编。宋代官修史籍记述之详，篇幅之大，居汉、唐、明、清各朝之冠。宋孝宗在位27年的编年体官史《日历》，竟有2000卷。现行《宋会要辑稿》，仅为宋代官修《会要》的残本，材料已十分丰富。宋《国史》原创设有《老释志》，是记载佛、道二教的专志，元修《宋史》时删除，十分可惜。

宋代方志的著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体例已臻完备。地理总志记载宋朝统治区域概貌，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新设风俗、人物、土产等门；王存《元丰九域志》，分路记载州县户口、乡镇、土贡额数等；欧阳忞《舆地广记》，详于沿革地理。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多记山川名胜；祝穆《方舆胜览》，详于名胜、诗赋、序记。宋代编撰有大量州、县、镇志，传世的尚有20多种。北宋宋敏求《长安志》记述还比较简略，而南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范成大《吴郡志》、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周应合《景定建康志》、潜说友《咸淳临安志》等，内容丰富，体例完备。南宋常棠《澉水志》为澉浦镇镇志，镇志的出现，反映了宋代乡村经济发展的新情况。都市志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吴自牧《梦粱录》，分别记载北宋末开封和南宋临安的繁华景况，是宋代城市生活的生动写照。

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宋代史学领域新开辟的园地。北宋欧阳修《集古录》，是现存最早研究石刻文字的专书。南宋洪适《隶释》和《隶续》，为传世最早的集录汉魏石刻文字专书，对有关史事进行了考释。赵明诚《金石录》，著录金石拓本2000种，并作辨证。元祐七年（1092）成书的吕大临《考古图》及《释文》，著录古代铜、玉器200多件，绘图形、款识，载尺寸、重量等，记出土地及收藏处，开创著录古器物体例，是中国最早而较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南宋人继作《续考古图》。北宋王黻《宣和博古图》，著录古铜器达800多件，亦绘图形等，考证精审，所定古器名多沿用至今。

第三节 “宋学”学派的产生与发展

宋代文化学术史上最重大的事情，莫过于新儒学“宋学”的产生，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三大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其对宋代及后世文化思想的巨大影响。

新儒学“宋学”的产生宋代新儒学的产生，渊源于唐代的韩愈，他在创导古文运动的同时，力排佛、道，提倡儒学，提出“儒学道统说”，以孟子上承孔子，而自承孟子，引导对儒学经典义理的探求。并和弟子李翱先后推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韩愈创导的新儒学，经过唐末、五代、宋初的沉寂以后，到北宋中叶的仁宗初年，新儒学又重新开始在宋代文化学术舞台上兴起。活跃在宋真宗和仁宗初年的晁迥，“通释、老书，以经传傅致，为一家之说”③。吸收佛、道二家学说，成为后来新儒学“宋学”的学术取向。

晁迥之后的胡瑗、孙复、石介，即被后来的理学家称为理学派先驱的“宋初三先生”，还有范仲淹、欧阳修、李觏、刘敞等，都是宋代新儒学“宋学”的先驱。

文坛领袖欧阳修是宋学先驱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苏轼称：“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④。“通经学古”，即不事章句训诂而探求儒家经典的新意，是宋学的又一特征，他所著《易或问》和《毛诗本义》，是“宋学”在这方面早期的代表作。而“救时行道”，则是宋学建立初期学者的共同追求，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欧阳修、胡瑗、石介等都积极参加。后来的王安石的变法改革，也属于“救时行道”。而“嘉祐末，号称多士”，正是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三个学派的创始时期。

“宋学”学派：新学、理学、蜀学的形成及在北宋时的发展“新学”为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中举，任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后，著《淮南杂说》时创始；嘉祐末至治平四年（1067），居丧在江宁（今南京）聚徒讲学时形成。熙宁变法时开始成为宋学中最大学派，当时称为“新学”，史称“荆公新学”，元祐时虽遭打击，但直至南宋理宗后期以前，一直是宋学的主要学派。

③《宣和书谱》卷6《蔡襄》。

④《苏东坡全集·正集》卷5《柳氏二外生求笔迹》，卷2《石苍舒醉墨堂》。

“蜀学”是苏洵在眉山“闭户读书”时，开始研究《六经》百家之说，晚年研究《易经》著《易传》未完成，治平三年（1066）死时，遗嘱苏轼继述其志。元丰年间，苏轼贬居黄州时完成《易传》，及著《论语说》、《书传》等，蜀学派的理论大体形成。蜀学派另一主将苏辙，元符三年（1100）末，开始居许州“居许六年（至崇宁五年，1106），杜门复理旧学（蜀学），于是《诗传》、《春秋》、《老子解》、《古史》四书皆成”①。至政和二年（1112）去世的13年间，不仅撰著蜀学著作，还传布蜀学。两宋之际的蜀人韩“驹，尝在许下从苏辙学”，是北宋末年的重要蜀学派，入仕不久，即“坐为苏氏学”，宣和六年（1124），“复坐乡党曲学（蜀学）”②。

理学则是由河南（今河南洛阳）程颢、程颐兄弟所创，创始的时间约在至和末至嘉祐初，形成于元丰年间居洛阳聚徒讲学之时。张载创立“关学”大致也在至和末，而形成于熙宁年间聚徒讲学于家乡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时。周敦颐，曾著《太极图》、《易通》，早年曾任二程少年时的启蒙老师，因而被朱熹推为理学开山，但他未形成自己的学派。同时的邵雍著《皇极经世书》等，创象数学体系。二程、周、张、邵五人，同被朱熹列为理学派的创始人，称为“北宋五子”。但是，理学派在北宋末仍只是个较小的学派。与理学家杨时关系密切的张觷，向蔡京推荐“其所知，遂以杨时荐”①，杨时遂被起用。靖康元年（1126），当金兵南下，北宋危亡之际，杨时又借攻击蔡京之机，攻击王安石及新学派，为宋钦宗采纳，但北宋随即为金所灭，理学派未能有所发展。“时人有十不管之语云：不管太原（时为金兵围攻），却管太学；不管‘防秋’（防备秋季金军南侵），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王）安石；不管肃王（钦宗弟赵枢，时在金营作人质），却管舒王（王安石）。咸谓深中时病。”②秦桧对理学派的扶持与打击北宋末，昏君宋徽宗与奸臣蔡京打着崇奉王安石和新学派的旗号，进行着腐朽黑暗的统治，断送了北宋，成为南宋君臣及理学家们攻击王安石及新学派的口实。右相范宗尹曾正确地指出：“王安石学术本不至是，由蔡京兄弟以绍述之说敷衍被蔓，浸失其意”所致①。

绍兴元年（1131）八月，秦桧升任右相（独相），随即追赠程颐直龙图阁职名，称其学说为“高明自得之学”。起用与理学有关的人士，即所谓“绍兴初，秦桧为亚相，引（胡）安国侍经席，一时善类多聚于朝”②。次年，秦桧罢相，秦桧党羽在此前后被罢斥的达20余人。

绍兴四年，赵鼎任相后，原先被称为秦桧党羽的张觷、江跻、刘一止、楼炤、胡安国等，再次被起用。在新学是显学的情况下，次年“召省试举人程文，许用古今诸儒之说，并自出己意，文理优长，并为合格”。实际上凡不符合理学观点的应试者，一概不录取。理学派在秦桧、赵鼎先后扶植下，得到了初步发展①，但还未成为显学。

①《宋史》卷305《晁迥传》。

②苏轼：《居士集序》，《欧阳文忠公文集·卷首》。

①苏辙：《栾城集·后集》卷13《颍滨遗老传》下。

②《宋史》卷445《韩驹传》；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115，载有韩驹“高宗时”奏议八篇，从内容看，应是徽宗时。

①《宋史》卷379《张觷传》。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51，靖康元年八月三日引《靖康遗录》。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4，建炎四年六月己亥。

绍兴八年（1138）秦桧再任右相，独相擅权，成为臭名昭著的奸臣，秦桧后来被说成是打击理学推行新学的人物，即所谓秦“桧再得政，复尚王金陵，而洛学废矣”②。其实，秦桧再相的前期，礼遇年迈的尹淳；任用杨时之子杨适、杨迥，婿陈渊；与胡安国父子更是关系密切。胡“宁本因其父（胡安国）兄（胡寅）与（秦）桧厚，故召用之”，绍兴十九年（1149），“（秦）桧知（胡）宁兄徽猷阁直学士致仕（胡）寅之贫，因其往剑州（今四川省剑阁）省世母，遗以白金”。由于胡寅的回书，秦“桧以为几己，始怒之”③，秦桧与胡寅兄弟的关系，也是与理学派的关系，从此恶化。此前，曾有一徐“存顶冒杨时高第徐存（江山人）之名，于秦桧当轴时，乞送入试院，试官观望，遂窃一第”④。绍兴十八年朱熹等理学人士中举，都说明秦桧当时还是扶持理学派的。

绍兴二十年九月，采纳曹筠建请科举中淘汰采用二程学说者，开始打击理学派。绍兴二十三年，杨时之子杨迥因与胡寅的特殊关系罢官，秦桧党羽又“揭出”胡安国的门生胡“襄比当秋闱监试，题目众已议定，襄乃中夜自易之，意私其党”，而被罢官①。次年，又发生“甚至萧振以附程氏之学而得祸，洪兴祖以序程瑀《论语注》而得祸”②。正如其后叶谦亨所说：“学术粹驳，系于主司去取之间，向者朝论专尚程颐之学，有立说稍异者皆不在选。前日大臣则阴佑王安石，而取其说稍涉程学者，一切摈弃。”宋高宗随即说：“赵鼎主程颐，秦桧尚安石。”③秦桧“阴佑”新学派与打击理学派，是在其当政最后的五、六年。

宋孝宗时期的新学、理学和蜀学“宋学”三大学派中，宋孝宗对理学派的攻击新学派，采取不支持的政策，形成各学派自由发展的学术环境，除新学派仍是显学外，蜀学派在沉寂了数十年之后重新兴起；理学派自宋高宗在位末年扶持以来，又有了很大的发展。朱熹建立了完整的理学体系，形成理学的主流学派，史称“程朱学派”，陆九渊则创建理学心学派，反理学的主要学派是陈亮、叶适的浙东事功学派等。

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6，绍兴元年八月戊子；《两朝纲目备要》卷4，庆元年正月甲辰。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0，绍兴五年六月甲子；卷173，绍兴二十六年六月乙酉。“绍兴初程氏之学始盛”，陆游：《老学庵笔记》卷9。

④《两朝纲目备要》卷4，庆元二年正月甲辰。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绍兴十九年十二月丁丑。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72之5。《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载朱熹同榜的第三甲第十三人徐存（兰溪人），可能为“顶冒”者。顶原作项，误。

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绍兴二十年九月乙酉（参见《宋史·选举志》2）；卷5，绍兴二十三年十一月甲午。

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绍兴二十五年十月辛卯；卷7，绍兴二十四年七月甲子、十二月丙戌。

乾道六年（1170）前，员兴宗提出：“今苏、程、王之学，未必尽善，未必尽非，执一而废一，是以坏易坏，宜合三家之长以出一道，使归于大公至正。”④宋孝宗又追赐苏轼“文忠”、苏辙“文定”，为苏轼文集作序等，对蜀学派采取扶持的政策。而对当时的主流学派新学派、理学派，则采取相对遏制的政策，如淳熙五年（1178），“谢廓然言：‘近来掌文衡者，主王氏之说则尚穿凿，主程氏之说则务为虚诞乞诏有司公心考校，毋得徇私，专尚程、王之末习。’从之。”⑤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三大学派在宋孝宗后期并为显学，其明证莫过于淳熙十四年（1187）时年58岁的朱熹所说：“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朱熹在这里所说的诸子，不仅是指理学派的许多学者，也包括新学派王安石、王■和蜀学派的苏轼，他所举的“五经”“四书”的注疏著作，就包括了他们的著作，并说学者学习三派著作，才使“先王之道得以复明于世”①。朱熹实际上是认为理学派与新学派、蜀学派同是宋学的学派之一。

宁宗后期理学地位的提高宁宗初年，“庆元党禁”打击了理学派，三大学派并存的局面被打破。

嘉定元年（1208）的宋金“嘉定和议”后，理学人士刘爚向奸相史弥远建议，实行“收召诸贤”、“以爵禄縻天下士”，扶持理学派。次年，谥“赐朱熹谥曰文”，提高理学派的地位。

嘉定三年，刘爚“遣国子司业，言于丞相史弥远，请以（朱）熹所著《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之说以备劝讲，正君定国，慰天下学士大夫之心又请以熹《白鹿洞规》颁示太学，取熹《四书集注》刊行之”②。

嘉定十三年，谥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元”、“纯”、“正”，后又谥张载为“明”，为后来理学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同年九月，胡卫的奏议称：“皇朝承五季陵夷之后，士气卑弱，二三圣人作而新之熙宁以来，凡典章号令，若王安石之造意平雅，苏轼之发语纯明，；程颢、程颐又以洙泗之源流兴于伊洛间，士之所趋一归于正。”①胡卫的奏议意在推崇理学，但只将宋学三大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安石、苏轼、程颢、程颐，同列于“二三圣人作而新之”的行列，说明理学派当时的地位虽已提高，但新学、蜀学派也还是主流学派。

理宗后期

理学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嘉定十七年，宁宗死，奸相史弥远废宁宗自定的皇位继承人赵竑，改立宗室赵贵诚（改名赵昀）为帝（理宗），随即“诏褒表老儒”，年迈的朱熹弟子傅伯成、陆九渊弟子杨简，以及自幼读程颐书的柴中行等，被授予殿阁职名，赐金带。宝庆三年（1227），宋理宗又表彰朱熹的《四书集注》，并“特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②，再次提高理学派的地位。

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3，绍兴二十六年六月乙酉。

①员兴宗：《苏氏、王氏、程氏三家之学是非策》，《九华集》卷9。员兴宗死年不详，《九华集》附录祭员兴宗文数篇，最早的撰于乾道六年八月。

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6，淳熙五年三月。

①《朱文公文集》卷69《学校贡举私议》。

②《宋史》卷401《刘爚传》，卷437《真德秀传》、《魏了翁传》。

端平元年（1234），重用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等十多位“名士”。次年，诏议胡瑗、孙明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程颐十人从祀孔子。李■称这十人“卓然为学者所宗，宜在从祀之列”③，意在取得与早已从祀孔子的王安石同等的地位，但是此次“诏议”未能使其中的任何一人列入从祀。嘉熙元年（1237）三月，刘汉弼“为校书郎，转对，举苏轼所言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①。结合理学派肆意攻击王安石，以及后来新学派被称为“邪党”，可见此时宋学的三大学派仍然并存。

淳祐元年（1241）正月，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从祀孔庙，而将王安石排挤出从祀的行列，以及推崇理学的其他措施，正式确定了理学为南宋官方的统治思想。有识之士对于理宗在面对蒙古军南侵的南宋存亡之际，不是发愤图强，而是热中于扶持宋学的理学派并打击其他学派，深为不满。理学人士刘克庄在淳祐六年的《召对札子》中说：“薄物细故，纷挐不已；急政要务，谦逊未遑，未免有‘不言防秋而言《春秋》，不言炮石而言（王）安石’之讥。夫废《春秋》，用安石，致祸之本也，于时（指北宋末）尚以为不急，况今之不急有甚于此者乎。今庙谟睽异，邪党（指新学派等）揶揄，臣实未知其所终。”②南宋皇朝在宋理宗致力于“不急之甚”的扶持理学派打击其他学派，而不思救亡图存的“急政要务”下，走上灭亡之途。

③《宋会要辑稿》选举6之40。

①《宋史》卷41《理宗纪》一。

②《宋史》卷42《理宗纪》二；《宋史全文》卷32。

第四节 辽代文化的发展及其特点

辽朝的创建者耶律阿保机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少数民族政治家，他通晓汉语，也吸收了一部分燕蓟地区的上层人物参与国家治理，积极借鉴中原封建政权的统治经验，吸收汉地的封建文化，同时也重视继承和发展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政治、经济制度胡汉分治相适应，辽朝的文化也表现出了游牧文化与高度发展的汉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发展、相得益彰的特点。境内契丹、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和发展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草原游牧文化特点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它不但促进了契丹民族的发展，而且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契丹人的语言文字契丹语为与乌桓、鲜卑一脉相承的东胡语的一个分支，属阿尔泰语系。

与古蒙古语同源，关系密切，某些契丹语词汇与古蒙古语相同或相近。

建国前，契丹无文字。神册五年（920），阿保机命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创制文字。他们在汉人的协助下，以汉字隶书减少笔画，或直接借用汉字创制了契丹大字，即所谓“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③。契丹大字笔画较汉字为简，但字数仍有3000之多，不便掌握。并且用以记录契丹语，效果不理想。后来，皇弟迭剌参照回鹘字对大字加以改造，创制了契丹小字。小字为拼音文字，有300多个表音符号，称原字。将若干原字拼在一起以记录契丹语，“数少而该贯”①，比大字使用方便，它的拼音方法受了回鹘字的启发和汉字反切注音的影响。

契丹小字的研究，现在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内外学者已释出语词400余条，构拟出100多个原字的音值①。

辽朝境内，契丹语和汉语都是官方和民间的通用语言。两种契丹字和汉字也同样被官民使用和在境内外通行。契丹字除用来书写官方文书、碑碣、牌符、书状、印信等外，也翻译了大量儒家经典和文学、史学、医学著作，有些契丹文人也用契丹文字进行文学创作。

大量汉文书籍的翻译，将中原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经验，中原人民的科学技术、文学、史学成就等介绍到了草原地区，带动和促进了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的发展。辽朝的皇帝和契丹上层人物多仰慕汉文化，很多人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汉人上层也多通晓契丹语，连出使辽朝的宋朝人有些也能用契丹语作诗，对沟通契丹人与汉人的思想感情，加强辽宋间的兄弟友好关系起了重要作用。

文学

契丹人在语言运用上有其独特的技巧，他们善于运用比喻的手法评论事物和品评人物。辽朝文人既用契丹语言文字创作，也大量用汉语文写作。他们的作品有诗、词、歌、赋、文、章奏、书简等各种体裁，有述怀、戒喻、讽谏、叙事等各种题材。作者包括帝后、宗室、群臣、诸部人和著帐郎君子弟。

辽圣宗10岁能诗，一生作诗500余首，常自出题目召宰相以下赋诗，并亲自审阅。兴宗也善为诗文，他不但与诗友唱和，还亲自出题，以诗赋试进士于廷。

在辽朝诸帝中，道宗洪基文学修养最高，善为诗赋，作品清新雅丽，意境深远。其诗《题李俨黄菊赋》：“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添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②。有诗文集《清宁集》。

宗室东丹王耶律倍有《乐田园诗》、《海上诗》。耶律国留、资忠、昭兄弟三人皆善属文，工辞章，国留有《兔赋》、《寤寐歌》；资忠出使高丽被留期间，“每怀君亲，辄有著述”，后编为《西亭集》；昭因事被流放西北部，致书招讨使萧挞凛，陈安边之策，词旨皆可称。

道宗皇后萧观音的《谏猎疏》、《回心院》和应制诗《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天祚文妃的讽谏歌，太师适鲁之妹耶律常哥的述时政文等，不但反映了她们的文学修养，而且表达了她们关心社稷安危、致主泽民的政治理想。诗文中每引前代帝王行事为典，更体现了她们的经学、史学造诣。此外，平王耶律隆先有《阆苑集》，枢密使萧孝穆有《宝老集》，北女直详稳萧柳有《岁寒集》，萧韩家奴有《六义集》，敦睦宫使耶律良有《庆会集》等诗文集。耶律庶箴有《戒喻诗》，耶律韩留有《述怀诗》等，但辽朝书禁甚严，不许传入宋境，故皆不传。现在已无从知道他们是用哪种语言文字创作的。辽朝境内的汉人如杨佶、李瀚等也分别有诗文集《登瀛集》、《丁年集》。流传至今的辽人作品除王鼎的《焚椒录》外，还有寺公大师的《醉义歌》。《醉义歌》系用契丹语创作，曾有金人耶律履的译文，契丹文原作和耶律履译文已失传，今有履子耶律楚材的汉译本传世。

辽人颇喜宋人诗文，对三苏的作品多能道其详。有的诗文集，在宋朝境内尚未广泛流传，却已为辽人所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契丹使人至宋，“言本国喜诵魏野诗，但得上帙，愿求全部，真宗始知其名。将召之，死已数年。搜其诗，果得《草堂集》十卷，诏赐之”③。

辽代私家著述传世极少，现存者有王鼎的《焚椒录》、耶律淳的《星命总括》和释希麟的《续一切经音义》、行均的《龙龛手镜》等。

儒学辽朝统治者尊崇孔子，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建国初，阿保机将择历史上有大功德者奉祀，太子倍认为：“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①于是神册三年，建孔子庙于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次年阿保机亲谒②《辽史·皇子表》。

③参见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①苏辙《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记载，南京副留守邢希古通过殿侍元辛传语称，辽境内已有苏轼《眉山集》，并建议苏辙印行文集；中京度支使郑颛对苏洵“文字中事迹，颇能尽其委曲”；至上京，馆伴王祭祀。契丹上层在用人行政和品德修养上，也多自觉地以儒家的道德标准为准则。连作述时政文的耶律常哥也懂得“四端五典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实生民之命”。金元之际杰出的契丹政治家耶律楚材在其《怀古一百韵》中，更恰如其分地指出了“辽家尊汉制，孔教祖宣尼”这一历史事实。

仕辽的汉官利用一切机会向契丹统治者介绍儒家思想和封建帝王的统治经验，对契丹上层接受儒家思想起了推动作用。辽圣宗继位之初，枢密使、监修国史室昉进《尚书·无逸》篇，太后“闻而嘉奖”。侍读学士马得臣录唐高祖、太宗、玄宗行事可法者进与圣宗，又上书谏止频繁击鞠，皆得到圣宗的赞许。兴宗时枢密使马保忠见皇帝“溺于浮屠”，“朝政不纲”，尝从容进谏，他说：“强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则乡党之行修；修德行，则冠冕之绪崇。自今其有非圣帝明王孔孟圣贤之教者，望下明诏，痛禁绝之。”①道宗对儒家经典更是“神领心解”，他不但学习和熟悉儒家经典，而且有自己的独到认识和深刻理解。认为自身的文化素养和辽朝的典章文物，并不亚于中原皇帝和中原王朝。自圣宗至道宗、在法律和礼仪制度制定中，更不断加进儒家思想中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秩序的内容，使之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

契丹上层虽崇佛、尊儒，但佛、儒在辽朝的地位却并不一致。佛教不过是他们的一种宗教信仰，而儒术却是他们治国的主导思想和统治者极力提倡的行为标准。

绘画与雕塑契丹画家善画草原风光和骑射人物，他们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绘画作品。

著名画家胡瑰、胡虔父子和东丹王耶律倍所画多入宋内府，被誉为“神品”。耶律倍“多写贵人酋长，至于袖戈挟弹，牵黄臂苍，服用皆缦胡之缨，鞍勒率皆瑰奇，不作中国衣冠”②；画马“骨法劲快，不良不驽，自得穷荒步骤之态”①。他的作品甚为五代人所喜，甚至争相购买。流传至今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射骑图》和流传到美国的《人骑图》、《射鹿图》。胡瑰所画“穹庐部落、帐幕旗旆、弧矢鞍鞯，或随水草放牧，或驰逐弋猎，而又胡天惨冽，沙碛平远，能曲尽塞外不毛之景趣，信当时之神巧，绝代之精技欤”②。他画契丹人马，“用狼毫制笔，疏渲鬃尾，细密有力。至于穹庐什物，各尽其妙”③。他的作品流传至今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卓歇图》，流传到海外的《出猎图》、《回猎图》，也有人列为他的画作。其子胡虔“丹青之学有父风”，与其父的画品“殆未可分真赝也”①。

辽兴宗“工画，善丹青，尝以所画鹅、雁送诸宋朝，点缀精妙，宛乎逼师儒知苏辙有《服茯苓赋》，因求其方。

①《玉壶清话》；《宋史·魏野传》。

②《辽史·宗室·义宗倍》。

①《契丹国志·马保忠传》。

②《宣和画谱》卷8。

③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走兽门第三·神品》。

①《五代名画补遗》。

外戚萧瀜，“慕唐裴宽、边鸾之迹，凡奉使入宋者，必命购求。凡遇名迹，不惜重价。装潢即就而后携归本国，建小楼以贮之。风和日丽，焚香展卷，临摹所至，咸有法则”③。

此外，契丹人耶律褭履（耶律防）、耶律题子、秦晋国妃萧氏，汉人陈升、常思言、吴九州等，也皆以善画称。常思言“善山水林木，求之者甚众”。求画者必与之志趣相投乃可得，“既不可以利诱，复不可以势动”④。

除上述见于记载的画家外，辽朝还有大量湮没无闻的丹青手。一些保存至今的辽代所建寺庙、塔刹和辽墓出土的画幅、壁画，同样反映了辽代的绘画水平和技巧。如辽宁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彩画，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珍藏的挂幅《神农采药图》、《南无释迦牟尼佛像》，立轴《药师琉璃光佛说法图》、《炽盛光九曜图》，这些画品虽无作者名款，却同样能反映辽代不同时期的绘画水平。1974年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的绢本辽代山水画《山弈候约图》（山水楼阁图）和花鸟画《竹雀双兔图》，为传世屈指可数的辽代卷轴画增添了新的内容。花鸟画构图取对称形式，装饰气味尚存，当出自契丹画师之手。

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辽代绘画作品中，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当属辽墓中保存的大量壁画，它们不但题材丰富，而且有的也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早期被毁的辽圣宗陵墓永庆陵，墓内和墓道两侧均绘有丰富的彩画，有建筑装饰、人物像、四季山水和牡丹、卷草、飞凤、双龙、彩蝶、祥云等饰纹。其中有人物71个，大小略与真人相等，包括蕃汉官僚、侍卫和奴仆。中室四壁所绘《四季山水图》，分春、夏、秋、冬四幅，描绘了北方草原的四季风光，以象征皇帝四时捺钵之义，景色与庆陵所在的山林景色相近，当是写实之作。艺术形制虽显生拙幼稚，内容却生动活泼，富有草原生活气息。近年来，辽代壁画墓已发现了数十处，内容有草原风光、蕃汉人物、飞禽走兽、祥云花草、穹庐车帐等，它们是辽朝社会情况的真实记录，为我们研究契丹人的冠服、发式、车帐穹庐形制、生产生活状况、蕃汉统治者穷奢极侈的腐化生活和辽代社会习俗提供了真实的形象资料。如库伦辽墓壁画中场面庞大的《出行图》、《归来图》，即描绘了契丹贵族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也记录了契丹人“随阳迁徙”的具体情况⑤。

②汤垕：《画鉴》。

③《宣和画谱》卷8。

④《契丹国志》卷8。

⑤王毓贤：《绘事备考》。

辽朝的雕刻艺术以宣扬佛教信仰为多，有石雕和砖雕。保存至今的有真寂寺石窟（后召庙石窟，巴林左旗林东镇西南约20公里）、开化寺石窟（前召庙石窟，后召庙东大山南坡）、灵峰院千佛洞石窟（赤峰西南约30公里）和大同云冈石窟中的辽代雕刻石像等。其中真寂寺中窟的圆雕佛涅槃像和悲恸涕泣的佛弟子，“造形浑厚，比例适当，堪称佳作”。北窟后室的浮雕像为全寺造形之最优美者，富有地方特色，也是不可多得的辽代雕刻作品。据《辽史》记载，南京延芳淀、东京道乾州、上京五鸾殿都曾安放辽景宗石像，惜今已不存。20世纪初至今，相继发现了中京辽太祖立像、辽景宗坐像，兴中府天庆寺玉石观音像和西京遗存的一些石雕造像。玉石观音像用汉白玉雕成，体形高大，镌刻精致。大同西郊佛字湾观音堂保存着一组辽朝石刻群像，其中的观音菩萨立像神态端庄，镌刻工丽，是辽代圆雕高大完美的石造像之一。大同拒墙堡西南辽南堂寺遗址有释迦佛坐像和文殊、普贤、弟子、侍女、狮、象等石雕残像，其中的释迦牟尼像“面相浑圆，姿容端正，服饰典雅，衣纹流畅”。

辽代的墓葬石刻内容也十分丰富，它们包括石棺、墓志、墓壁石刻、部分画像砖和墓前神道碑、石人、石兽等。

墓前石雕发现的有耶律琮墓神道两侧石雕一组，有文官、武吏、石羊、石虎。“文官头戴幞头，身着右衽肥袖长袍，腰系大带，拱手恭立；武吏头戴兜鍪，身着紧袖铠甲，足登长靴，双手按剑，神情严肃。石羊盘角昂首，曲膝而卧，石虎则作蹲坐式，前腿竖立，翘首远视。全组石雕风格古朴”⑥。辽宁法库辽墓出土的墓主人萧袍鲁头像，神态自然，形象栩栩如生。

墓室内石雕多以主人车马出行、狩猎、宴饮、歌舞、民间故事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为题材，用浮雕、半圆雕、阴阳线刻等技法进行创作。辽宁地区发现的几口石棺多刻四神图案，雕工精细，刀法纯熟。草原地区的辽墓石棺，在雕刻内容和技巧上与此有所不同，主要刻划牲畜和车帐、牛、羊、马、骆驼等，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了游牧生活的实质，也表现出了无拘无束的创作态度。墓壁雕刻多以故事画和饮宴图为主，有的则雕刻家畜和野兽。这类画像石墓在辽东京道所属地区（今辽宁辽阳、鞍山、锦西等地）发现较多。此外，辽朝还有大量的石经幢和石浮图。这类以修功德、消灾祸、报恩祈福、立传扬名为目的的经幢数量很多，其造型风格、技艺精粗有着明显的宫廷和民间的差异。

辽代的石雕艺术在继承契丹人固有文化和中原雕刻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西方的佛教文化，“把三者融会、消化，故能冲破宗教艺术的牢笼，创造出富有时代特色的民族艺术成品，充溢着写实的生活气息”①。

石雕之外，辽朝尚有砖雕和泥塑作品传世。辽宁朝阳北塔有砖雕力士、侍者、狮、虎、莲花等图案和密宗五方如来坐佛各一尊以及五象、双马、五孔雀、五金翅鸟（迦楼罗）生灵座等。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中耸立的观世音菩萨是我国最大的泥塑像之一，通高米，立于须弥座上，面带微笑，头顶上还有10个小头像，所以也称“十一面观音像”。像旁另有两尊小型的侍立菩萨，也是辽代作品。山西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和义县奉国寺辽代所建大雄宝殿内，现存有泥塑释迦牟尼佛像和菩萨像。

⑥《图画闻见志》。

①参见王健群、陈相伟：《库伦辽代壁画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第五节 西夏的文化艺术

“西夏文”

西夏建国前夕，在李元昊的主持下创制记录党项语言的文字，由大臣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称“国书”或“蕃书”，后世称西夏文。西夏文字是仿照汉字结构创制的词符文字，文字构成多采用类似汉字构造的“六书”会意字和形声字等，也由偏旁、部首组合而成。但同汉字相比，西夏文字笔画更为繁复，多撇、捺，无竖钩。《宋史·夏国传》记载其“字形体方正，类八分，而画颇重复”。西夏学者骨勒茂才认为：西夏文和汉文的关系是“论末则殊，考本则同”①。西夏文创制后，夏广运三年（1036）下令颁行，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与周围王朝往来表奏、文书，都使用西夏文字。国中设立“蕃学”，由野利仁荣主持，选派贵族官僚子弟入校学习，翻译汉文典籍。

西夏文字的创制，在西夏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应用，并构成了西夏文化的重要特色。从现已发现的西夏文字文献、文物中，有用西夏文记载的历史、法律、文学、医学著作；有用西夏文翻译的汉文典籍，如《论语》、《孟子》、《孝经》、《类林》、《孙子兵法》、《贞观政要》、《十二国》等；有大量译自汉、藏等文字的佛教经典；还用西夏文镌刻碑文，书写题记，铸造印章、钱币、符牌、铜镜等。

文学

西夏崇尚汉文化，但用汉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传世不多。崇宗乾顺特别重视文学，本人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曾作《灵芝歌》与大臣王仁忠酬唱，传为佳话。留传于世的西夏文学作品，以诗歌和谚语为主。诗歌有宫廷诗、宗教劝善诗、启蒙诗、纪事诗与史诗等几类。西夏诗歌有韵律，一般为对称结构，通常是五言或七言体，也杂有多言体。每一诗句的音节数目不同，如夏天盛十四年（12）佚名作者创作的《大颂诗》②，是颂扬西夏文创制者野利仁荣的颂诗，全诗23行，分别为七、十、十一言。另一首史诗性的作品《夏圣根赞歌》①，内容多为民间传说，遣词造句带有浓重的民谣色彩，全诗45行，每行3—14字不等。开首三句：“黑头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历来被学者引用作解释党项族称与历史源起的根据。另一首《新修太学歌》①，作于仁宗乾祐二十三年（1192），内容是赞美重建太学的，全诗27行，字数不等，词句华美对仗，具有宫廷诗的风格。

谚语是西夏文学的宝贵遗产，著名的西夏谚语集《新集锦合辞》②，是由学者梁德养、王仁持于夏乾祐年间（1170—1193）收集整理的。

①参见朱子方、包恩梨：《辽朝的石雕艺术》，《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第2期。②参见朱子方、包恩梨：《辽朝的石雕艺术》。

①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①俄克恰诺夫：《献给西夏文字创造者的颂诗》，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②聂鸿音：《西夏文考释》，《民族古籍》1990年第1期。

西夏谚语对偶工整，结构严谨，字数多少不一，有6字至36字句式，以14字为最多。内容广泛地反映了西夏与党项社会的各个方面，揭露黑暗、鞭鞑丑恶、赞颂美好生活，并涉及社会生产、生活、风尚习俗、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等内容。音乐、舞蹈党项羌人是一个富有音乐传统的民族，早期党项羌人的乐器“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③，“横吹”即竹笛，是由羌人发明的。从唐代起党项人接受了中原音乐，宋代李德明时“其礼文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西夏建国后，李元昊为改“唐宋之缛节繁音”，乃下令“革乐之五音为一音”①。夏人庆五年（1148），仁宗令乐官李元儒参酌中原乐书，更定音律，赐名《鼎新律》。西夏流行的乐器，据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记载有：“三弦、六弦、琵琶、琴、筝、箜篌、管、笛、箫、笙、筚篥、七星、吹笛、击鼓、大鼓、丈鼓、拍板。”西夏设有“蕃汉乐人院”，惠宗时曾“招诱汉界娼妇、乐人”②，已发现的西夏文献藏品中有《刘知远诸宫调》戏曲残本，说明戏曲已传入西夏。

③聂鸿音：《西夏文考释》，《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①参见陈炳应译《西夏谚语——新集锦成对谚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②《隋书》卷83《党项传》。

③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2。

西夏时期的舞蹈在碑刻和石窟壁画中留有生动的形象，如建于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的《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碑额两侧的线刻舞伎，舞姿对称，裸身赤足，执巾佩璎，于豪放中又显出妩媚。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河西走廊地区的石窟寺西夏壁画中，伎乐菩萨的舞姿已接近唐、宋风韵，失去了羌系民族强悍粗放的风格。榆林窟第3窟西夏壁画中的《乐舞图》，由舞女与乐队组成，舞女上身半裸，披挂绸带，着短裙长裤、赤足，颈部、手臂饰以璎珞、臂钏、手镯，左右相对吸腿舞状，姿态雄健③。在一幅西夏观音图中，有男性舞者形象，伴奏乐人为秃发男性，舞者抬臂舞姿，动作雄健，类似今日蒙古民族舞蹈。

绘画、书法西夏的绘画艺术，留传于今的作品主要是佛教绘画。种类有石窟、寺庙壁画，经卷木刻画，木板、绢帛、纸本绘画等。石窟壁画主要保存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石窟寺中。绘画题材主要有本生故事、说法图、经变画、千佛、供养菩萨、供养人像与洞窟装饰图案等。壁画中的乐舞图、飞天、水月观音、唐僧取经图尤为西夏绘画艺术的精品。在壁画题材中，有为阐发佛教经义绘制的反映西夏社会生产和生活内容的农耕图、踏碓图、酿酒图、锻铁图，是反映西夏世俗生活的绘画艺术珍品。榆林窟第29窟的西夏供养人像，无论男女，都身材修长高大。男像圆面高准，两腮肥硕，体魄魁伟，穿戴别具民族特色的服饰，充分表现出党项羌人粗犷、剽悍、豪爽的民族性格。西夏壁画，早期模仿继承北宋，中期学习吸收回鹘佛教壁画艺术的成分，晚期又接受了吐蕃佛教（后世称为“藏传佛教”）绘画艺术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构图、人物造型、线条、敷彩等方面都有特色。如线条上以采用铁线与兰叶描为主，辅以折芦、莼菜条；敷彩大量使用石绿打底，使画面呈现冷色调的“绿壁画”等。西夏时期刊印的西夏文和汉文佛经中，卷首多刻有精美的木刻版画，也发现有图解本的西夏文佛经。黑水城出土的大量西夏佛画，有用绢、帛或纸本绘制的，内容有《文殊图》、《普贤图》、《弥勒佛图》、《阿弥陀佛接引图》等。其中还有《十一面观音图》、《上乐金刚图》、《胜三世明王曼荼罗图》及大型坛城（曼荼罗）木版画等密宗绘画，浓抹重彩，色调深沉，画中附绘供养人像与西夏文题款，别具风格，都堪称艺术佳品。除佛画外，甘肃武威西郊西夏墓出土的木板画，内容多为武士与侍者形象，虽构图缺少变化，但用排列整齐的人物形象渲染严肃气氛，笔法飘逸，颇具唐画余韵。黑水城出土的版画《卖肉图》和《魔鬼现世图》，构图新颖，脉络分明，描绘生动、逼真、细腻，刀法娴熟，反映了西夏绘画艺术从写实到写意方面的高超画技。

西夏的书法艺术源于汉字，有楷、行、草、篆四体，传世作品中，楷书多见于写经与碑文，篆书见于碑额与官印，文书、契约则多用行、草。出土文物中发现有西夏时期使用的竹笔，用以书写硬笔书法。仁宗时期的翰林学士刘志直，工于书法，他用黄羊尾毫制作之笔，质量很高，为时人所效法。雕塑西夏雕塑艺术品种类多，有铸铜、石雕、砖雕、木雕、竹雕、泥塑、陶瓷等。西夏皇陵出土的鎏金铜牛，长120厘米，重188千克，模制浇铸，通体鎏金，造型生动，比例匀称，是西夏铜铸艺术的代表作。西夏石雕题材丰富，出土的有石马、石狗、石螭首、石雕人头像、栏柱、柱础、人像石座等。动物石雕、栏柱石雕都为通体圆雕，比例均衡，刀法细腻，有的留有彩绘痕迹。西夏皇陵出土的人像石座，呈跪坐负物状，形象有男女之分，皆双眉粗厚，双目凸出，短鼻獠牙，一说为西夏奴隶形象的写照。

泥塑艺术以佛寺塑像为代表，夏崇宗时期修建的甘州大佛寺释迦牟尼涅槃像，身长34.5米，肩宽7.5米，木胎泥塑，金装彩绘，虽经后世修补，但西夏泥塑规模与风格于此可见。敦煌莫高窟第491窟西夏供养天女彩塑，高67厘米，头梳垂髻，身着袿衣，面露微笑，典雅俊美，宛然如生。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古庙和宁夏贺兰县宏佛塔中，都出土有佛、菩萨、罗汉、供养人、力士、童子泥塑，这些泥塑佛像多运用写实与艺术夸张手法，刻划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逼真自然，富有生活气息。

雕塑陶瓷艺术品，在宁夏灵武窑出土的有人物和动物形象，如秃发的青褐釉供养人头像，卧姿褐釉骆驼，形象生动，釉色精美。西夏还出土有木、竹雕刻品，木雕中有一件菩萨像，冠带罗裙，端坐于龛内，左右置宝瓶和童子，画面富有生气。竹雕，在长7厘米宽不足3厘米的画面上，有庭院、松树、假山、花卉和人物，刻工精细、生动，是西夏存世的竹雕精品。

第六节 金代的文化艺术

金初，诸事草创，文学朴陋，得辽人韩昉而言始文，多借才于宋。及至海陵，金朝始有自己的文人，蔡珪被称为金代文派正传之宗。金朝文化在发展中已达到很高水平，它“一变五代、辽季衰陋之俗”④，“大定以后，其文笔雄健，直继北宋诸贤”①。在某些方面亦非宋可比，启后世文化发展之先声。文学金代文人能在我国文学史上，开后来派别或启发于后世的，主要是王若虚、元好问。王若虚著有《滹南遗老集》，是金代特出学者，诗文之外，兼长经史考证，推崇苏轼，其论史则攻击宋祁，论诗文则尊苏抑黄，是当时具有权威的评论家。他的贡献在于初步建立了文法学和修辞学，他还想建立文例，后来潘升霄的《金石文例》即受其影响。元好问是金朝集大成者，著有《遗山文集》，他的《论诗绝句》30首，重在衡量作家，开后来论诗的一个重要派别。金代文人辈出，蔡珪被称为大定文章之首，其次是党怀英，与其同时的有赵沨、王庭筠（渤海人）、王寂、刘从益等。章宗承安后，在文坛上的主要人物有赵秉文、杨云翼、李纯甫、元好问等，皆一时名士。在女真人中成就较高的有金章宗完颜璟及完颜■等。

杂剧戏曲

杂剧戏曲在金朝得到相当的发展，已盛行以杂剧的形式作戏。金代院本的发展，为后来元代用北曲谱成表演故事的杂剧打下了基础。金章宗时人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是我国古典戏剧中一部带典范性的划时代杰作，系根据唐代元稹《莺莺传》改写而成，但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都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被称为“古今传奇鼻祖”，“北曲之祖”。

儒学

金朝以儒家思想为统治人民的基本思想，此外，老庄之学、佛学，特别是法家刑名之学亦较广泛流传和应用。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长期在北方潜伏着的理学又得到传播，因此出现以理学作为武器，一方面对经义之学展开批评，另一方面从理学、佛学方面对两宋的理学展开批评。

赵秉文被称为“儒之正理之主”，他批评汉以来的传注之学，充分肯定北宋周、程理学。他认为“独周、程夫子，绍千古之绝学，发前圣之神奥”，“此前贤之所未到”①。他对北宋之学也加以批评，出入于佛、老，但没有使三道合一把理学向前推进一步，终以卫道统名于金。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2。

①董锡玖：《中国舞蹈史》（宋辽金西夏元部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①《遗山先生文集》卷18《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

王若虚批评传注之学，其弊不可胜言，肯定宋学“使千古之绝学，一朝复续”②，“推明心术之微，剖推义利之弁，而斟酌时中之权，委曲疏通，多先儒所未到”①。同时他斥宋学，并曾下功夫对两宋理学注释加以评论和褒贬，但未自成一家之言。李纯甫，由儒教转向道教，又由道教转向佛教。著有《中庸集解》、《鸣道集解》，“号中国心学，西方文教”①，他说：“学至于佛则无所学”，以为宋伊川诸儒“皆窃吾佛书”②。异常大胆地向两宋理学开战，以达到以佛为主的三教合一，把佛书抬高到儒、道之上。

史学金朝除继承历朝史学之外，尚有其特殊的贡献。金代对传统的正闰观展开批评，发扬了历史上的民主和包括各族在内的中华思想。赵秉文认为王室与列国、华与夷、中国与四境的关系都是可变的；认为有公天下之心的都称“汉”，认为社稷与民相比，民贵而社稷轻，反对唐开元末“祸始于妃后，成于宦竖，终于藩镇”的提法，认为祸害的根源在“明皇”③。王若虚认为不能只有宋统一中国，统一也要讲“曲直之理”。他认为欧阳修不讲曲直的统一，是“曲媚本朝，妄饰主阙”④。他认为国之存亡可付之天数，但不能以守忠节犯食人之罪，他赞许司马光对传统正闰观的批评，“正闰之说，吾从司马公”⑤。元好问《中州集》是以诗存史，他把各地区、各族的诗人均视为中州人物，这是统一的包括各族在内的中华思想的具体反映。

绘画、书法金代艺术的发展，也在各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海陵完颜亮能画竹，显宗允恭画獐鹿人物，王庭筠善山水墨竹，王邦基善画人物，徐荣之善画花鸟，杜锜画鞍马。金章宗设书画院，收集民间和南宋收藏的名画，王庭筠与秘书郎张汝方鉴定金朝所收藏书画550卷，并分别定出品第。章宗亲自为收藏的书画题签和题词。现存金画不多，有虞仲文《飞骏图》、王庭筠《枯木》等，以张瑀《文姬归汉图》为最。画面纵29、长127厘米，由墨笔淡设色，画蔡文姬归汉行旅在漠北大沙中的生动情景。艺术风格和表现技巧，都承唐、宋名画家的传统，是难得的精品。

金代书法家，亦不出北宋诸派的窠臼，如吴激、王庭筠宗米，赵秉文、赵沨宗苏。章宗学宋徽宗的瘦金体，很有成就。王竞工草隶，尤工大字，两都宫殿榜题都是竞所书，士林推为第一。党怀英工篆籀，为学者所宗。赵沨工正、行、草书，亦工小篆，正书体兼颜、苏，书画雄秀，当在石曼卿上；行草书备诸家体，超放似杨凝式，当处苏、黄伯仲间；时人以沨配党怀英小篆，号“党、赵”。吴激得其岳父米芾笔意，王庭筠在当时学米诸人中，造诣最深，其书法与南宋诸老，各行南北，为元初巙子山诸人所不及①。任询具有多方面的才艺，书法为当时第一，画亦入妙品，《中州集》称他：“画高于书，书高于诗，诗高于文。”

壁画和雕刻金代壁画和雕刻艺术造诣亦深，现存的金代寺院壁画和已发掘的雕砖墓和遗物充分说明了这点。山西繁峙岩山寺的金代壁画，内容极为丰富，与传世的宋画中精品不相上下，它比永乐宫壁画绘制年代早158年，二者前后辉映，是金、元建筑壁画中的双璧。在伊春金山屯出土有舞乐浮雕石幢，呈柱状八面体，每面都刻有人物浮雕，有的翩翩起舞，有的在击鼓奏乐，有的在吹笙弄箫，不仅表现出精巧的雕刻技术，而且展示出一个精彩的歌舞场面。金代文化艺术继辽、北宋之后而不断发展，超过了辽，在北宋之后与南宋平行，构成当时我国文化发展的南北两大支。在我国文化艺术发展史中起着“上掩辽而下轶元”②的作用。

②阮元：《金文最序》。

①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1《性道教说》。

①《滹南遗老集》卷44《道学发源后序》。

②《滹南遗老集》卷3《论语辨惑序》。

③《金史》卷126《李纯甫传》。

④《归潜志》卷1、卷9。

⑤《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14《唐论》。

①《滹南遗老集》卷26《君事实辨》。

②《滹南遗老集》卷30《议论辨惑》。

（谢选骏指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战国时代，也就是两宋时期，其学术与文化是相当发达的。这其中，辽夏金的“大小北国”与北宋南宋构成的“大小南国”之间，具有野蛮与文明的分野，当然无法等量齐观，但却不得不被相提并论——因为野蛮的北国具有更大的蛮力和严密的组织，就像现代的共产党那样。）

（另起一页）

【原《中国通史》第七卷】

【丁编】

【传记】

（另起一页）

【第一章 后梁太祖】

第一节 朱温起家参加起义

朱温（852—912），宋州砀山（今属安徽）人。早年参加唐末黄巢起义军，降唐后唐僖宗赐名朱全忠，建后梁称帝，改名朱晃，庙号太祖。朱温于唐大中六年（852）十月二十一日生于砀山午沟里。“家世为儒，祖信，父诚，皆以教授为业”①。长兄全昱，二兄存，朱温排行三。幼年丧父，家贫，其母王氏就带着他们兄弟佣食于萧县刘崇家。朱温长大后与朱存均“勇有力，而温尤凶悍”②。“不事生业，以雄勇自负，里人多厌之”③。

唐乾符四年（877），朱温与二兄朱存一起参加黄巢起义，转战岭南。朱存战死，朱温则因功补为队长。

广明元年十二月（881年1月），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今陕西西安），建立政权。朱温所部屯驻于东渭桥（今长安东北），招降了唐夏州节度使诸葛爽。中和元年（881）二月，朱温被任为东南面行营都虞候，受命攻占邓州（今属河南），俘刺史赵戒，阻扼了由荆襄地区北攻的唐军，稳定了新建的“大齐”政权东南面的局势①。六月，朱温返回长安时，黄巢亲自到灞上劳军。七月，又把朱温调到长安西面的兴平（今属陕西），抗击从邠（今彬县）、岐（今凤翔南）、鄜（今富县）、夏（今靖边北）等州调集的唐军，大获胜利；又在东渭桥一带大败唐将拓跋思恭、李孝昌等军。中和二年（882），朱温被任为同州防御使，受命攻占同州（今大荔），成为扼守大齐政权东部的大将。

叛齐降唐与同州一河之隔的东岸，便是曾一度归降黄巢起义军后又复叛的唐河中节度使王重荣驻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王重荣屯兵数万与朱温对垒。朱温兵寡屡败，多次向黄巢求援均受阻于知左军事孟楷而未能送达黄巢，加上这时黄巢内部不稳军势受挫。投靠朱温的落第进士谢瞳乘机劝他降唐，说：“将军力战于外，而庸人制之于内，此章邯所以背秦而归楚也。”②是年九月，朱温杀监军使严实，与大将胡真等以同州全境降于王重荣。唐僖宗获悉后大喜过望，立即任命朱温为左金吾大将军，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并赐名全忠。中和三年三月，唐朝廷任朱温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要等到唐军收复京城后赴任。于是朱温加紧与各路唐军围攻长安。四月，黄巢退出长安，由蓝田关（今蓝田境）东出，攻入蔡州（今河南汝南），唐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投降，于是进围陈州（今淮阳）。七月，朱温进入汴州。从此，汴州（宣武军）成为他的大本营。随后他受命为东北面都招讨使援救唐陈州刺史赵犨，猛攻围困陈州的黄巢军，大小四十战，击败黄邺、尚让等部，解了陈州之围。接着他与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所率精锐骑兵合势，先击黄巢军于郾城（今属河南），再击之于中牟（今中牟东）北面的王满渡，黄巢军大将霍存、葛从周、张归厚、张归霸等降于朱温。由于追袭黄巢有功，光启元年（885）九月，朱温被加官为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使相，封沛郡侯，食邑千户。半年后，进封为沛郡王，后又改封吴兴郡王，食邑三千户。

称雄中原黄巢失败后，秦宗权称帝，攻占陕（今三门峡市西）、洛（今洛阳）、怀（今沁阳）、孟（今孟县南）、唐（今唐河）、许（今许昌）、汝、郑（今均属河南）等州，成为朱温西面的强大对手。朱温兵少，便一方面派朱珍到淄州（今山东临淄南）、青州等地募兵，另一方面又向兖州（今均属山东）朱瑾、郓州（今东平西北）朱瑄求援，先后击败恃众轻敌的秦宗权的部将。汴州北边孝村一战，秦宗权大败而逃，其各地守将也都动摇，从此秦氏势力开始衰落。

西部的威胁刚一减轻，朱温就于光启三年（887）九月，“诬瑄招诱宣武军士，移书诮让”，朱瑄恨其恩将仇报，“复书不逊”①。朱温就命朱珍、葛从周袭占曹州（今曹县西北），在刘桥（今菏泽东北）大败兖、郓军，朱瑾、朱瑄仅以身免。

自高骈死后，淮南地区日益淆乱。唐朝廷任朱温兼淮南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既受到已占据淮南的杨行密的抵制，又受到占据徐州（今属江苏）地区的感化节度使时溥的阻挠。于是朱温与杨、时之间的交恶也日趋表面化。文德元年（888），朱温被任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取代时溥指挥各路兵马对秦宗权的围攻。这年三月，唐僖宗病死，其弟李晔继位，是为昭宗。朱温在新旧皇帝更迭时期，乘机扩大个人势力，他并不急于进攻蔡州，却一方面派朱珍渡河北上去插手魏博兵变，从救援乐从训演变为与斩杀乐从训的罗弘信集团修好，建立黄河以北东部地区的同盟据点；另一方面又派丁会、葛从周等北上河阳救援受李克用部攻击的张全义，建立黄河以北西部地区抗击河东集团的桥头堡。昭宗为加速解决蔡州问题，于五月加朱温检校侍中，增食邑3000户，促其为朝廷出力。恰在这时秦宗权集团的赵德諲举山南东道降于朱温。朱温就乘机加紧对秦宗权的围攻。八月，攻破蔡州南城。不久，秦宗权被部将扣押送交朱温。龙纪元年（889）二月，秦宗权被押送到长安处死，朱温进封为东平郡王并加检校太尉兼中书令。

朱温平蔡之后，解除了西面的后顾之忧，就集中兵力对付东面的时溥和朱瑄兄弟。大顺元年（890）四月，宿州（今属安徽）小将张筠驱逐刺史后投靠时溥，朱温借故讨伐，小胜后攻宿州未下。时溥即出兵攻宋州砀山以牵制，朱温派朱友裕率兵袭之，打败时溥。大顺二年八月，朱温派丁会急攻宿州，引汴水淹城，迫使张筠投降。十一月，时溥部将刘知俊等也率众归附。从此，时溥兵势一蹶不振。景福二年（893）四月，朱温派庞师古攻克徐州，时溥全族**于燕子楼。

接着，朱温加紧对付兖、郓的朱瑾、朱瑄兄弟，令庞师古挟攻灭时溥之余威进攻兖州，驻军于曲阜，多次打败朱瑾。乾宁元年（894）二月，朱温亲率大军与朱瑾、朱瑄大战于郓州北济州境内的鱼山，火攻取胜。次年二月，又派其子朱友恭再攻兖州，堑而围之。尽管杨行密攻占濠州、寿州进行牵制和李克用派遣李承嗣等率万骑驰援郓州，朱温还是在乾宁四年（897）正月攻占郓州，俘杀了朱瑄。兖州守将康怀英投降，朱瑾仓皇南奔投靠杨行密。朱温从此控制了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大片地区，势力超过了河东的李克用。经营河北朱温在扫除东西两方，兼并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之后，开始着力经营黄河以北地区，以便战胜实力强大的宿敌李克用。早在中和四年追袭黄巢时，朱温已经预感到这个当时年仅28岁的李克用将是他的劲敌，所以特意将原在汴州城外宿营的李克用殷勤邀请到上源驿设宴款待，乘其醉酒不备，四面纵火，围而攻之，意欲一举斩草除根。李克用幸得部下拼死相救，狼狈突围而出。从此双方结怨，形同水火。现在河南、淮北大体稳定，淮南杨行密还未构成重大威胁，而在河北地区的魏博节度使罗弘信及其子罗绍威经朱温多年拉拢结为奥援，可以用来对付占据幽州（今北京）的刘仁恭这个李克用的不稳定的同盟者，于是将矛头北指河东。光化元年（898）三月，朱温兼天平节度使。四月，朱温部将葛从周攻取李克用在太行山以东的邢（今河北邢台）、洺（今邯郸东北）、磁（今磁县）三州。十二月，李罕之以潞州（今山西长治）归降。次年，朱温派氏叔琮进攻太原（今太原西南），攻占榆次（今属山西），但在太原城南洞涡驿和石会关两战均告失利，被迫撤军。后来又有第二次围攻太原，虽然也未攻克，但说明朱温已成为当时最为强大的割据势力，并开始觊觎帝位。

①孙光宪：《北梦琐言》卷17。

②《新五代史》卷1《梁太祖纪》上。

③《旧五代史》卷1《梁太祖纪》一。

①诸史书记载略异，本章主要以《资治通鉴》记载为据。

②《新五代史》卷1《梁太祖纪》上。

第二节 灭唐建梁

围攻凤翔

光化三年（900）十一月，宦官刘季述等幽禁唐昭宗，立太子李裕为帝。

次年初，与朱温关系密切的宰相崔胤与护驾都头孙德昭等杀刘季述，昭宗复位，改年号为天复，进封朱温为东平王①。此后，崔胤想借朱温之手杀宦官，而韩全诲等宦官则以凤翔（今属陕西）李茂贞、邠宁（今彬县、宁县）王行瑜等为外援。这年十月，崔胤矫诏令朱温带兵赴京师，朱温乘机率兵7万由河中攻取同州、华州（今华县），兵临长安近郊。韩全诲等劫持昭宗到凤翔投靠李茂贞。朱温追到凤翔城下，要求迎还昭宗。韩全诲矫诏令朱温返镇。天复二年，朱温在一度返回河中之后再次围攻凤翔，多次击败李茂贞。前来救助李茂贞的鄜坊节度使李周彝也被拦截而归降朱温。

①新旧《五代史》均称封梁王，今从《资治通鉴》。

控制唐昭宗凤翔被围日久，城中食尽，冻饿死者不可胜计。李茂贞无奈，于天复三年（903）正月杀韩全诲等20人①，与朱温议和。朱温挟昭宗回长安，昭宗从此成了他的傀儡。昭宗也深知自己的境遇，他对朱温说：“宗庙社稷是卿再造，朕与戚属是卿再生。”②因此他对朱温唯命是从。不久，朱温杀第五可范等宦官700多人③。唐代中期以来长期专权的宦官势力受到了彻底的打击。朱温则被任命为守太尉、兼中书令、宣武等军节度使、诸道兵马副元帅，进爵为梁王，并加赐“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的荣誉头衔和御制《杨柳词》5首。

然而朱温的目的是要取而代之。在任命他为诸道兵马副元帅之前商量正元帅的人选时，“崔胤请以辉王祚为之。上曰：‘濮王长’。胤承全忠密旨利祚冲幼，固请之。己卯，以祚为诸道兵马元帅”④。天祐元年（904）正月，朱温再次表请迁都洛阳（今属河南），当昭宗“车驾至华州，民夹道呼万岁。上泣谓曰：‘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又对他的侍臣说：“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①朱温把昭宗左右的小黄门、打毬供奉、内园小儿等200余人全部缢杀而代之以他选来的形貌大小相似的亲信。“昭宗初不能辨，久而方察。自是昭宗左右前后皆梁人矣！”②建梁称帝迁都洛阳后，朱温仍担心38岁的昭宗有朝一日利用李茂贞、李克用等东山再起，就令朱友恭、氏叔琮、蒋玄晖等杀昭宗，又杀李裕等昭宗九子于九曲池。六月，杀裴枢、独孤损等朝臣30余人，投尸于滑州（今滑县东）白马驿附近的黄河，说是要让这些自诩为“清流”的官员成为“浊流”。

朱温迫不及待地要废唐称帝，令唐宰相柳璨、枢密使蒋玄晖等加紧筹划。柳、蒋一则认为“魏晋以来，皆先封大国，加九锡殊礼，然后受禅，当次第行之”④。再则认为“晋、燕、岐、蜀，皆吾勍敌，王遽受禅，彼心未服，不可不曲尽义理，然后取之”⑤。因而建议朱温按部就班依例而行。天祐二年十一月，昭宣帝任命朱温为相国，总百揆，并进封魏王，以宣武等21道为魏国，兼备九锡之命。这本是柳璨等为朱温正式称帝铺设的一块跳板，可是朱温认为是柳璨等人有意拖延时日以待变，怒而不受此命，先后杀蒋玄晖、柳璨等人，进一步加快了夺权的步伐。

天祐四年（907）四月，朱温在表面上由唐宰相张文蔚率百官劝进之后，正式称帝，更名为朱晃，庙号太祖。改元开平，国号大梁，史称后梁。升汴州为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建为东都，而以唐东都洛阳为西都。废17岁的昭宣帝为济阴王，迁往曹州济阴囚禁。次年二月，将其杀害。

①此据《资治通鉴》及《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作30余人。

②《旧五代史》卷2《梁太祖纪》二。

③今据《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作500余人。

④《资治通鉴》卷264，唐天复三年二月。

①《资治通鉴》卷264，唐天祐元年正月。

②《旧五代史》卷3《梁太祖纪》三。

③《资治通鉴》卷265，唐天祐元年十月。

④《资治通鉴》卷265，唐天祐元年十月。

⑤《资治通鉴》卷265，唐天祐二年十一月。

第三节 朱温之死

朱温在位六年，连年征战。称帝伊始，为了减轻其他割据政权的压力，封马殷为楚王，以稳定两湖地区；封钱镠为吴越王来牵制淮南的杨渥。次年封刘守文为大彭王、刘守光为河间郡王（后又进封为燕王），牵制河东李克用。然而，反梁的势力依然相当强大。他们是唐朝所封诸王：岐王李茂贞这时以唐朝忠臣的面目出现，仍用天复年号，开府置官，致书各地，声言讨伐朱梁；蜀王王建则在成都称帝，公开另立旗号，称霸一方；吴王杨行密已死，其子杨渥继立，内部虽多变故，但仍奉唐朝正朔，不肯臣服朱粱；晋王李克用更是反梁势力的核心，事实上成为各路反梁势力的盟主。朱温也深察这一局面，以李克用为最主要的对手。因此，重大的战事即在梁晋之间展开。晋东的泽（今山西晋城）、潞（今长治）二州地处入晋要冲，朱温称帝前就曾与晋军反复争夺过这一战略要地，几经易手。开平元年（907）五月，朱温即派康怀贞将兵8万再攻潞州，高河（今屯留东南）之战，梁军大败。朱温改派李思安取代康怀贞，又因李思安久攻潞州不下，就亲临泽州，撤换李思安而用刘知俊。刘知俊率精兵万余进攻晋军，小胜而骄，结果遭到新继位的晋王李存勗偷袭而大败，梁兵伤亡以万计，解了长达一年多的潞州之围。朱温闻讯叹道：“生子当如李亚子（李存勗小名），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这个战役，使潞州地区遭到严重破坏，“士民冻馁死者太半，市里萧条”①。

开平三年（909），朱温迁都洛阳，以养子博王朱友文为东都留守。自潞州大败之后，朱温对部下猜忌日甚。镇守长安的王重师，朱温怒其“贡奉不时”②，又听谗言怀疑他与李茂贞相通，就下令逼其自杀并夷其族。镇守同州的刘知俊见王重师无罪被杀，心不自安，遂以同州附于李茂贞。朱温又怀疑镇守镇（今河北正定）、定（今属河北）二州的王镕私通李存勗，派王景仁出兵进攻，王镕向李存勗和刘守光求助。刘守光坐视不动，李存勗则乘机亲率大军东进。乾化元年（911）正月，在柏乡（今属河北）大败梁兵，杀敌2万，缴获粮食资财不可胜计。

乾化二年（912）二月，朱温再次进攻镇、定二州，号称50万。命杨师厚等围枣强（今枣强东），贺德伦等围蓨县（今景县）。杨师厚昼夜急攻，枣强城小被陷，城中老幼悉数被杀，流血盈城。朱温自己所率部队竟出乎意料地被晋军数百骑兵突袭而狼狈逃窜，损失无数，扶病回到洛阳。

①《资治通鉴》卷266，后梁开平二年四月、五月。

②《资治通鉴》卷267，开平三年五月。

病死之前他感叹道：“我经营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余孽（指李存勗）更昌炽如此！吾观其志不小，天复夺我年，我死，诸儿非彼敌也，吾无葬地矣！”①朱温的滥杀是历史上罕见的。其一是滥杀战俘。例如唐乾宁二年（895）

十一月，朱温在钜野（今山东巨野）之南大败朱瑄部万余人，杀戮将尽，俘虏3000余人。傍晚打扫战场时，忽然狂风暴起，沙尘沸涌。朱温竟借故胡说：“此乃杀人未足耳！”②下令把俘虏全部杀死。又如天复三年五月，朱友宁攻青州博昌县（今博兴）月余未下，朱温大怒，“遣刘捍督战。友宁乃下俘民众十余万，各领负木石，牵牛驴，于城南为土山。既至，合人畜木石排而筑之，冤枉之声，闻数十里。俄而城陷，尽屠其邑人，清河为之不流”③。其二是滥杀部属。朱温用法严峻残酷，战场上将校战死，所部士兵生还即全部斩首，叫做“跋队斩”④。他用这种野蛮的办法来提高战斗力，因此一旦主将战死，士兵也就亡逸不敢归。朱温就命军士都文刺其面以记军号，军士或思乡里逃去，关津辄执之送所属，无不死者。其三是滥杀士人。天祐二年六月，朱温“尝与僚佐及游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独言曰：‘此柳宜为车毂。’众莫应。有游客数人起应曰：‘宜为车毂。’全忠勃然厉声曰：‘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毂需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顾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数十人捽言‘宜为车毂’者悉扑杀之。”①朱温的荒淫，行同禽兽，即使在封建帝王中也罕有其匹。朱温为黄巢同州刺史时，娶砀山富室女张氏为妻。张氏“贤明有礼”，朱温“深加礼异”，“每军谋国计，必先延访。或已出师，中途有所不可，张氏一介请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②。天祐元年张氏病死后，朱温开始“纵意声色，诸子虽在外，常征其妇入侍，帝往往乱之”③。乾化二年，“太祖兵败蓨县，道病，还洛，幸全义会节园避暑，留旬日，全义妻女皆迫淫之”④。张全义之子愤极要手刃朱温，为张全义苦苦劝止。至于朱温的儿子们对朱温的**，不仅毫无羞耻，竟然利用妻子争宠，博取欢心，争夺储位，真是旷古丑闻！养子“朱友文妇王氏色美，帝（朱温）尤宠之，虽未以友文为太子，帝意常属之”⑤。朱温病重时，打算把朱友文从东都召来洛阳付以后事。其亲子“友珪妇亦朝夕侍帝侧，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指朱温）以传国宝付王氏怀往东都，吾属死无日矣！’”⑥朱友珪随即利用他掌握的宫廷宿卫侍从及其亲信韩勍所部牙兵发动宫廷政变，“中夜斩关入”，“友珪仆夫冯廷谔刺帝腹，刃出于背。友珪自以败毡裹之，瘗于寝殿”⑦。这样，朱温最后于乾化二年（912）六月被亲子友珪所害，终年61岁。

朱温建立的后梁，是五代中历年最长的一个朝代，存在了17个年头，于923年被后唐取代。

①《资治通鉴》卷268，后梁乾化二年闰五月。

②《旧五代史》卷1《梁太祖纪》一。

③《旧五代史》卷12《朱友宁传》。

④《五代史补》。

①《资治通鉴》卷265，天祐二年六月。

②孙光宪：《北梦琐言》。

③《资治通鉴》卷268，乾化二年闰五月。

④《新五代史》卷45《张全义传》。

⑤《资治通鉴》卷268，乾化二年闰五月。

⑥《资治通鉴》卷268，乾化二年闰五月。

⑦《资治通鉴》卷268，乾化二年六月。

（谢选骏指出：史称“黄巢杀人八百万”，为何不说说瘟猪全忠杀了多少人呢？这大概因为，朱温最后做了皇帝，而且是五代之中最久的一个朝代，所以历届儒生的软骨病就发作了，不得不为“尊”者讳了。难怪大家都想当当皇帝，都想成为一尊，哪怕是做做毛堂厕所里的一尊僵尸蜡肉也算聊胜于无。）

【第二章 敬翔 张全义 王彦章】

第一节 敬翔

朱温谋士敬翔，字子振，同州冯翊（今陕西大荔）人。自称是唐平阳郡王敬晖之后。曾祖敬琬，官至绥州（今绥德）刺史。祖父敬忻，做过同州掾。父敬衮，曾任集州（今四川南江）刺史。

敬翔年轻时“好读书，尤长刀笔，应用敏捷”①。唐僖宗乾符年间（874—879）参加进士考试未能及第，抑郁不得志。黄巢攻占长安时，他到汴州（今河南开封）投靠同乡王发。王发是刚上任的宣武节度使朱温的部下，一时找不到荐引的途径。敬翔为摆脱窘境，就替人写些笺奏之类的文章，往往有警句在军中传播。朱温很喜欢他的浅近俚俗的文风，就要王发带他来见。朱温问他现今能否仿效《春秋》之法打仗，敬翔回答说：“兵者，应变出奇以取胜，《春秋》古法，不可用于今。”②朱温听了大喜，立即让他担任军职。敬翔不喜欢做武官，要求改任。于是就任命他以“馆驿巡官”的名义专掌檄文奏章的起草工作，成为朱温身边的高级幕僚。

敬翔为人深沉有大略，追随朱温30年，运筹帷幄，谋画多奇计，朱温十分欣赏。《通鉴考异》引高若拙《后史补》说：“梁太祖皇帝到梁园，深有大志，然兵力不足，常欲外掠，又虞四境之难，每有郁然之状。时有荐敬秀才于门下，乃白梁祖曰：‘明公方欲图大事，辎重必为四境所侵，但令麾下将士诈为叛者而逃，即明公奏于主上及告四邻，以自袭叛徒为名。’梁祖曰：‘天降奇人，以佐于吾。’初从其议，一出而致众十倍。”①由此可以看出敬翔兵不厌诈的谋略。朱温当年背信弃义进攻朱瑄兄弟时，正是“诬瑄招诱宣武军士”②为借口发难的。

天祐二年（905）十月，朱温在打败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匡凝后，“部署将士，将归大梁。忽变计欲乘胜击淮南。敬翔谏曰：‘今出师未逾月，平两大镇，辟地数千里，远近闻之，莫不震慑，此威望可惜，不若且归息兵，俟衅而动。’”③可是朱温不听，结果遭到惨败，后悔没有听取敬翔的忠告。朱温是个暴戾难近的枭雄，“多权数，将佐莫测其所为，惟敬翔能逆知之，往往助其所不及，全忠大悦，自恨得翔晚，凡军机民政，悉以咨之。”④因朱温的关系，敬翔在唐末官至检校右仆射、太府卿，并赐号“迎銮叶赞功臣”。

①《旧五代史》卷18《敬翔传》。

②《新五代史》卷21《敬翔传》。

①《旧五代史》卷1《梁太祖纪》一。

②《资治通鉴》卷257，光启三年八月。

③《资治通鉴》卷265，天祐二年十月。

④《资治通鉴》卷257，光启三年十一月。

后梁重臣

由于在朱温灭唐建梁的“禅代之际，翔谋居多”①，因而朱温称帝后，敬翔格外受到重用。朱温把唐代向来由宦官掌权的枢密院改名为崇政院，任命敬翔知院事。这是一个甚至比宰相更为重要的职务，可以“参谋议于禁中，承上旨宣宰相而行之。宰相非进对时有所奏请，及已受旨应复请者，皆具记事，因崇政院以闻，得旨则复宣于宰相”。敬翔因而“尽心勤劳，昼夜不寐，自言惟马上得休息”②。乾化元年（911）进位光禄大夫、行兵部尚书、金鸾殿大学士，封平阳郡侯。

乾化二年六月，朱温病重，把敬翔召到病榻前受顾托命。“命敬翔出友珪为莱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敕”③。此事由于朱友珪发动政变杀父自立而罢。

朱氏老奴朱友珪上台后，对敬翔有戒心，便以李振取代他为知崇政院事，任命敬翔为宰相。敬翔则称病不参与政事。

梁末帝朱友贞即位后，赵岩等人用事，敬翔受到排挤，更加郁郁不得志。朱友贞昏庸无能，对内未能处理好魏博问题，引起魏州（今河北大名北）兵变；对外在与李存勗争战中，深处宫禁盲目指挥，强使刘浔速战而兵败，几乎尽失河北各地。贞明三年（917）十二月，赵岩不顾环境紧迫，劝朱友贞行郊天之礼。敬翔谏曰：“国家自刘浔失律以来，府藏殚竭，箕敛百姓，供军不暇，郊祀之礼，颁行赏赉，所谓取虚名而受实弊也。况晋人压境，车驾未可轻动。”①可是朱友贞不予采纳。龙德三年（923），李存勗攻占郓州，后梁情势更加危急，敬翔上书批评朱友贞“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遣贺瓌为将，岂足当彼之余锋乎？”②并且自请上前线效力。赵岩等认为他是在发牢骚，不用其谋。

后来，后梁名将王彦章受挫于杨刘（今山东东阿东北）前线，朱友贞听谗言以“智勇俱无”的段凝取代了王彦章前线统帅地位。李存勗长驱奔袭汴梁，朱友贞急召段凝回师援汴，可是段凝有异志，顾望不来。在此危急关头，朱友贞急请敬翔出主意。敬翔说：“臣受国恩，仅将三纪，从微至著，皆先朝所遇，虽名宰相，实朱氏老奴耳！事陛下如事郎君，以臣愚诚，敢有所隐！”③接着说当初曾经极谏陛下慎于用人而不纳，现在纵张良、陈平复生也难以转祸为福了，表示只好以死相殉。

李存勗攻陷梁都开封，招降梁臣。李振前去投降，敬翔得悉后说：“李振谬为丈夫耳！朱氏与晋仇雠，我等始同谋画，致君无状，今少主伏剑于国门，纵新朝赦罪，何面目入建国门也。”④随即自经而卒。数日后，其族被诛。

①《资治通鉴》卷266，开平元年四月。

②《资治通鉴》卷266，开平元年四月。

③《资治通鉴》卷268，乾化二年六月。

①《旧五代史》卷9《梁末帝纪》中。

②《新五代史》卷21《敬翔传》。

③《旧五代史》卷18《敬翔传》。

④《旧五代史》卷18《敬翔传》。

第二节 张全义恢复洛阳经济

张全义（852—926），字国维，濮州临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人。初名言，又作居言。降唐后唐昭宗赐名全义。唐亡后，在后梁做官，主动请求改名，朱温赐名宗姟：罅好鹜龊螅榻岛筇疲趾眯鲁ズ罅核兔胱蓟指丛濉Ｈ绱饲鞲饺ㄊ贫锤锤拿凡欢嗉?

张全义出生在“世为田农”的家庭①。祖父张琏、父张诚都是农民。他自己曾在县里做小吏，多次受到县令的困辱，于是就逃亡加入了黄巢的起义军。黄巢攻入长安建立大齐政权时，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充水运使，主管大齐的水运事务。黄巢失败时，他到河阳（今河南孟县）投降唐将诸葛爽，屡立战功，诸葛爽表请唐廷任他为泽州（今山西晋城）刺史。

光启二年（886）十月，诸葛爽病死，大将刘经与张全义立诸葛爽之子诸葛仲方为留后。刘经与诸葛爽另一大将李罕之争夺洛阳渑池（今属河南）一战，刘经为李罕之所败，退守河阳。诸葛仲方年幼，刘经派张全义前去抵敌，张全义竟与李罕之结为同盟，调转矛头进攻刘经，结果被刘经打败。他与李罕之退保怀州（今沁阳），并向李克用求援。在李克用所派援军的联合进攻下，刘经和诸葛仲方被迫逃往汴州投靠朱温。于是李罕之自领河阳节度使，以张全义为河南尹，治理洛阳。

当时的洛阳，经过多年战乱，仅存断壁残垣，破败不堪。张全义初到时，那里“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全义麾下，才百余人，相与保中州城。四野俱无耕者”。张全义从他的部下中选出18人为屯将，每人发给一面旗一张榜，到周围18县的残存墟落树旗张榜，招抚流散逃亡的民众，劝耕农桑，恢复生产。张全义为政宽简，除杀人者要偿命处死以外，其余都从轻处罚。“无严刑，无租税，民归之者如市，又选壮者教以战阵，以御寇盗。数年之后，都城坊曲，渐复旧制。诸县户口，率皆归复，桑麻蔚然，野无旷土。”洛阳周围30里内，有蚕麦丰收的农家，他一定亲自到访，召来全家老幼，赏给酒食衣料，表示慰劳。“民间言张公不喜声伎，见之未尝笑，独见良麦佳茧则笑耳”。对于有田荒芜的，他就召集民众查问原因，有因为缺牛耕地的，便要求有牛的邻里负责助耕。“由是邻里有无相助，故比户皆有蓄积，凶年不饥，遂成富庶焉”①。

李罕之是张全义的“刻臂为盟，永同休戚”②的患难之交，又是张的上级，因军中乏食而经常向张全义求取军粮及缣帛，次数多了，张全义不满。文德元年（888）张全义于李罕之出兵攻打河东的晋（今山西临汾）、绛（今新绛）二州时，乘其后方无备，派兵袭取了河阳，自任河阳节度使。李罕之无奈，投奔李克用，讨得援兵3万回攻河阳，围困日久，城中食尽，张全义部“啖木屑以度朝夕”③，向朱温求救，朱温派兵救援才得解围。朱温安排大将丁会守河阳，令张全义依旧担任河南尹。张全义感谢这一次救命之恩，从此听命于朱温。

①《旧五代史》卷63《张全义传》。

①《资治通鉴》卷257，光启三年六月。

②《旧五代史》卷15《李罕之传》。

③《五代史阙文》，引自《旧五代史》卷63《张全义传》注。

后梁封魏王朱温挟唐昭宗东迁洛阳前，令张全义修缮洛阳宫殿，他十分卖力。朱温打算篡唐时，他担心朱温对他不放心，就主动避让权位。朱温就调他为天平军节度使、守中书令，封为东平王。昭宗被杀后，又将他调回仍任河南尹，兼忠武军节度使、判六军诸卫事。

朱温建梁称帝后，又令张全义兼河阳节度使，进封魏王，“太祖兵败蓨县，道病，还洛，幸全义会节园避暑，留旬日，全义妻女皆迫淫之。其子继祚愤耻不自胜，欲剚刃太祖，全义止之曰：‘吾为李罕之兵围河阳，啖木屑以为食，惟有一马，欲杀以饷军，死在朝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继祚乃止。”①由此可见张全义在梁尽管位极人臣，进爵封王，可还是靠卑身曲事以求保全。

后唐封齐王后梁末帝朱友贞时，张全义未受信任，曾经请求到河北指挥作战，未被采纳。后唐李存勗攻占梁都开封，他从洛阳赶去觐见，“泥首待罪”。由于在后梁时他常通过其弟张全武秘密与太原方面交往，所以李存勗待他很客气，“抚慰久之”①。张全义一方面表示自己“曾栖恶木，曾饮盗泉，实有瑕疵”②，改去朱温所赐宗之名，并请李存勗到洛阳行郊天之礼，公开表示效忠新朝；另一方面又通过关系“厚赂”李存勗的皇后刘氏，竟至使刘皇后认他为义父，真可以说是费尽心机。因此，张全义在后唐也受到尊崇，先被封为魏王，后改封为齐王，任命为守太尉、中书令、河南尹并兼领河阳。可是他处理政务很马虎，“凡百姓词讼，以先诉者为得理，以是人多枉滥，为时所非”。另外，他与河南的一个县令罗贯有私愤，便通过刘皇后在李存勗面前说罗贯的坏话，结果罗贯被杀，“冤枉之声，闻之远近”③。

后唐同光四年（926）二月，赵在礼据魏州发动兵变，李存勗打算亲自征讨，大臣们则主张派李嗣源前往，李存勗本不答应，最后在张全义的力荐下才同意。可是李嗣源到魏州后便与变兵合流。张全义闻变后，忧惧不食而死，终年75岁，谥忠肃。

第三节 王彦章后梁勇将

王彦章（863—923），字贤明，一作子明。郓州寿张（今山东东平西南）人。年轻时投在朱温部下，转战各地，以骁勇闻名。常持一铁枪冲锋陷阵，奋疾如飞，军中号称王铁枪。后梁开平二年（908）十月，自开封府押牙、左亲从指挥使授左龙骧军使。次年加授左监门卫上将军。乾化元年（911），改行营左先锋马军使，又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朱友珪篡位时，加检校司徒。朱友贞即帝位后，他先任濮州（今山东鄄城北）刺史，后调任澶州（今河南濮阳）刺史，并进封为开国伯。

乾化五年（915）三月，朱友贞拟分魏（今河北大名东北）、博（今山东聊城东北）等6州为2镇，担心魏军不从，就派王彦章率500精骑屯驻邺城（即魏州）金波亭以防不测。魏军果然发动兵变，军校张彦等迫贺德伦投靠晋王李存勗。兵变时，王彦章部遭到突袭被迫南撤，其全家被掳到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李存勗一方面厚待其家人，另一方面派使者去招降。王彦章不为所动，杀使者以绝其念，几年后其家被害。

贞明六年（920）正月，王彦章被正授为许州（今河南许昌）匡**节度使，进封开国侯。不久，改任北面行营副招讨使，移镇滑州（今滑县东），调往河北的抗晋前线担当重任。

龙德三年（923）四月，晋王李存勗在魏州称帝，国号唐，史称后唐。改当年为同光元年，派李嗣源率步骑5000偷袭并攻占郓州，从东面威胁后梁，后梁朝廷内外大恐。宰相敬翔以死力谏请用王彦章，认为“事急矣，非彦章不可”①。五月，朱友贞任命王彦章为北面招讨使，段凝为副。王彦章受命之日立即启程赶赴滑台（今滑县东），从杨村砦浮河东下，水陆俱进，截断唐军在德胜（今濮阳）南北两城之间的浮桥，一举攻占南城。李存勗得悉后说：“此人可畏，当避其锋。”①唐军随即放弃北城，集中兵力退保德胜以东数百里的博州黄河南岸的杨刘。王彦章率舟师而下，一路上与唐军乘编栰的步军各沿黄河南北两岸东行，每到转滩汇水之处，两军就激烈交战，流矢如雨。进至杨刘，交战百余次。王彦章急攻杨刘，昼夜不息，打得唐军心惊胆颤，好多次险些被攻破，幸得李存勗亲率援军到达，才得勉强保住。两军在杨刘相持数月，杨刘久攻不下。后梁朝中弄权的赵岩、张汉杰等因担心王彦章得胜后回朝对他们不利，就联合早有异志的段凝在朱友贞面前中伤王彦章，诬王“彦章使酒轻敌而至于败”。于是王彦章被罢职，由段凝取代。王彦章赶回京师，“以笏画地，自陈胜败之迹”②。赵岩又指使爪牙劾他不恭，被勒令离开。

乱世死节段凝“智勇俱无”，靠贿赂交结邀权，接任后形势急转直下。后梁左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降唐，向李存勗暴露了梁军内部虚实和战略意图，建议抓住时机直捣防守空虚的汴梁。在此危急关头，朱友贞令王彦章前往东路抵敌。这时后梁的精锐部队全在段凝的指挥下远在河北，汴梁只有新募来的500名保驾的骑兵，把这支不能打仗的队伍交给王彦章统领，并由张汉杰为监军开赴前线。王彦章在递坊（今地不详，当在山东境内）一战由于兵少战败，退守中都县（今山东汶上），又遭失败，就率他的100多名牙兵作殊死战，结果王彦章重伤后被俘。

李存勗见到王彦章后，以胜利者的姿态问他是否心服，又问他向来善战为何不守兖州（今属山东）而守没有壁垒的中都，意在诱使他投降。王彦章拒绝正面回答。李存勗爱他骁勇，命人为他治伤，希望他能降唐。王彦章说，我与你“血战十余年，今兵败力穷，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报，岂有朝事梁而暮事晋，生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李存勗又令李嗣源去劝降，王彦章躺在病床上轻蔑地呼喊其小名说：“汝非邈佶烈乎？我岂苟活者！”①终于被杀。死年61岁。

欧阳修感慨地说：“呜呼，天下恶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时者，不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禄者，必死人之事，如彦章者，可谓得其死哉！”②他在整个五代时期只筛选出三位“全节之士”，在《新五代史》中特设《死节传》一卷，而这三人中他以王彦章为主，行文多有褒扬，认为是乱世里难得的忠臣义士。

①《新五代史》卷45《张全义传》。

①《旧五代史》卷63《张全义传》。

②《齐王外传》，引自《旧五代史》卷63《张全义传》注。

③《旧五代史》卷63《张全义传》。

①《新五代史》卷32《王彦章传》。

①《旧五代史》卷21《王彦章传》。

②《新五代史》卷32《王彦章传》。

①《新五代史》卷32《王彦章传》。

②《新五代史》卷32《王彦章传》。

（谢选骏指出：令人作呕的整个五代时期，还可筛选出三位“全节之士”，但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却无法选出一个全节之士。因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是无君世纪，上无君自然也就下无节了。二十世纪的革命者与抗敌者，是基于自己的理想行事为人的，个个都是毫无节制的极端分子……这当然也是欧阳修们无法知道的后话了。）

【第三章 李克用 后唐庄宗 明宗】

第一节 李克用

李克用（856—908），后唐开国皇帝李存勗之父，其祖先为西突厥别部，因驻帐于沙陀碛（今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自号为沙陀部，以朱邪为姓。祖父朱邪赤心，随唐将康承训击败庞勋起义有功，被任为单于大都护、振武军节度使，并赐姓为李，名国昌。

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李国昌拒绝调任云州（今山西大同东北）刺史、大同军防御使。当时任云州守捉使的李克用杀大同军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云州，自称留后。唐廷派兵镇压，结果反为所败。次年，僖宗即位，改用招抚政策，任命李克用为大同军防御使。后来，李国昌父子又与朝廷发生摩擦，几经胜败，一度逃亡鞑靼。中和元年（881），黄巢攻占长安，唐僖宗召李克用入援。次年李克用等击败尚让于良田陂（今陕西华县西南），黄巢被迫退出关中。李克用升任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东节度使为使相。从此，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一带便成为他用兵的根据地。中和四年，李克用率军在河南地区大败黄巢军，一直追到曹州冤朐（今山东定陶西）。返回途中经汴州（今河南开封）发生上源驿事件，险些为朱温所杀，于是双方结怨，形同水火。“僖宗和解之，用破巢功，封克用陇西郡王”①。此后李克用利用各地军阀矛盾不断征战，进一步壮大了在河东地区的势力。光启元年（885）底，曾出兵帮助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在沙苑（今陕西大荔南）打败唐将朱玫后一度攻入京城。唐僖宗辗转凤翔（今属陕西）、宝鸡（今属陕西）到兴元（今汉中），两年后才回到长安。昭宗即位后，对李克用采取姑息态度，但迫于朱温的压力，让宰相张濬带兵征讨，结果张濬战败，昭宗只得继续让步，于乾宁二年（895）底进封他为晋王，成为唐末割据势力中被封王的第一人。次年正月，昭宗打算再次任命张濬为相，李克用上表说：“若陛下朝以张濬为相，则臣将暮至阙廷！”②吓得昭宗只好改变主意。当朱温进攻兖（今属山东）、郓（今东平西北）的朱瑄兄弟时，他派兵前去援救，意在牵制朱温向河北发展势力。此后为争夺河东、河北的南部地区而与朱温血战连年，尽管一度居于下风，但他在太原地区的根基已经深不可摇。天复四年（904）朱温强迫昭宗迁都洛阳，改年号为天祐。李克用认为这是朱温的把戏，拒用“天祐”而继续使用“天复”年号。三年后，朱温灭唐建梁，改元开平，李克用不承认朱梁政权，才开始用天祐年号而称此年为天祐四年，表示他继续奉唐朝正朔，与朱温势不两立。次年病死，终年53岁。

①《新五代史》卷4《唐庄宗纪》上。

②《新五代史》卷4《唐庄宗纪》上。

第二节 后唐庄宗李存勗

百战平河北

李存勗（885—926），李克用长子。天祐五年（梁开平二年，908）正月，李克用病死，24岁的他袭位为晋王。二月即杀其觊觎王位的叔父李克宁以稳定内部；四月又从潞州（今山西长治）前线调回周德威以麻痹梁军。他对诸将说：“汴人闻我有丧，必谓不能兴师；又以我少年嗣位，未习戎事，必有骄怠之心。若简练兵甲，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以吾愤激之众，击彼骄惰之师，拉朽摧枯，未云其易，解围定霸，在此一役。”①随即亲率大军分三路进攻，李嗣源等率先破除梁军所建“夹城”，从东北面进入潞州城与守将李嗣昭会师，杀梁兵万余，俘梁副招讨使符道昭等将领300人，取得了潞州解围战的全胜。朱温闻讯慨叹不止。接着，李存勗又乘王建、李茂贞合攻朱梁大安（今陕西勉县西南）之机，派周德威进攻晋州（今山西临汾），在神山（今浮山南）大败梁军。

天祐六年，镇守同州（今陕西大荔）的后梁大将刘知俊叛附李茂贞，要求增援，李存勗亲率大军到阴地关（今山西灵石南关），再次派周德威攻打晋州，在蒙阬（今曲沃北）击败梁军。次年，朱温派王景仁攻打唐昭宗所封赵王王镕的镇（今河北正定）、定（今属河北）二州，王镕向李存勗求援，李存勗力排众议率兵往救，在赵州（今赵县）境内的柏乡（今属河北）一带与梁军对垒。天祐八年正月，装备精良的梁军被打得大败，斩首2万，缴获马匹3000，辎重无数。经此柏乡之战，梁军元气大伤，被迫从深（今深县）、冀（今冀县）二州撤退。晋军则接连南攻邢（今邢台）、魏（今大名北）、博（今山东聊城东）、卫（今河南汲县）等州，一直打到黄河北岸。次年，梁军再次北攻，屠枣强（今河北枣强东），围蓨县（今景县），结果又被晋军打得大败，朱温狼狈南撤。

正当李存勗南攻之时，幽州（今北京）一带的刘守光打算乘机谋取镇、定二州。李存勗担心重蹈当年吴王夫差争黄池之会和楚项羽贪伐齐之利的覆辙，回师对付刘守光。他先用骄兵之计，促使庸愚无赖的刘守光忘乎所以，然后派周德威统兵3万联合镇、定二州之兵，围攻幽州。经两年作战，终于俘杀了刘守光及其父刘仁恭。这样，幽冀一带也都处在李存勗的控制之下。建后唐、灭后梁天祐十二年（梁贞明元年，915），梁末帝乘魏博节度使杨师厚病死之机，将其所辖六州分为两镇，以图削弱藩镇势力，结果引起魏博兵变。变兵请降附晋，李存勗乘势占领魏州，杀变兵首领张彦，亲自兼领魏博节度使。接着又攻取德州（今山东陵县）、澶州（今河南清丰西）。次年在大败梁援军之后又攻取了卫州、磁州（今河北磁县）、洺州（今永年东南）、邢州。而相州（今河南安阳）、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和贝州（今清河西）均不战而取。这样，黄河以北除黎阳（今河南浚县东）一地外，尽为晋军所占。

天祐十四年李存勗攻占博州在黄河南岸的杨刘城（今山东东阿东北），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并一度攻入郓州（今东平西北），胡柳陂（今山东鄄城西南）一战，周德威战死，后反败为胜。次年，又在澶州之南夹黄河筑德胜南北两城，并架浮桥相通，成为晋军南进的又一桥头堡。梁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晋军势力大为发展。李存勗身为晋王，作战常身先士卒，喜欢自引轻骑迫敌营挑战，因此常陷险境。有人劝他，他说：“定天下者非百①《旧五代史》卷27《唐庄宗纪》一。

战何由得之，安可深居帷房以自肥乎？”①天祐二十年（梁龙德三年，923）四月，李存勗在魏州称帝，以天祐二十年为同光元年，国号不用晋而用唐，表示自己是唐朝的合法继承人，以增强反梁的号召力，史称后唐，李存勗庙号庄宗。

李存勗即位后，得知后梁郓州防守空虚，就派李嗣源乘虚而入，占领郓州。这使后梁朝廷大恐，急派大将王彦章为北面招讨使，率精锐沿河东下。后唐军在德胜失守后坚守杨刘，李存勗亲率援军赶到，几度激战，终于保住了杨刘并迫使梁军撤退。接着又趁梁军（时王彦章已被段凝取代）渡河北上和各路梁军分兵作战导致汴梁地区防守空虚之机，决定不顾归路被断、后方不稳等不利因素而直捣后梁首都开封，以李嗣源为先锋，接连获胜，擒王彦章等梁将多人，轻骑兼程顺利攻入汴梁。梁末帝自杀，李存勗就此完成了灭梁大业。废开封府为汴州，后定都东都洛阳（今属河南）。同光三年灭前蜀，达到后唐全盛时期。

治国乏术李存勗骁勇善战，胆略过人，战绩非凡，堪称杰出的军事家。但是他治国乏术，用人无方，称帝三年而终至众叛亲离、身死族灭。

李存勖弊政之一是重用伶人和宦官。他幼善音律，常自傅粉墨与伶人共戏，因而伶人们恃宠怙势，出入宫掖，侮弄朝臣。其中为害最烈的是伶官景进，“军机国政，皆与参决。三司使孔谦兄事之，呼为八哥”①。将相大臣都因忌惮而去讨好他。

李存勗除了以伶人为耳目外，还用宦官为心腹。同光元年（923）十二月定都洛阳后，恢复唐朝旧制，“诏天下访求唐时宦者悉送京师，得数百人，宦者遂复用事”②。于是宫内各执事和诸道监军都用宦官。他采纳宦官的建议，“分天下财赋为内外府，州县上供者入外府，充经费；方镇贡献者入内府，充游宴及给赐左右。于是外府常虚竭无余而内府山积”③。唐代后期宦官跋扈之势俨然重现，引起朝臣的不满。

李存勗弊政之二是允许皇后干政。他的皇后刘氏，本来不是元妃，是一个连亲生父亲都不肯相认的势利小人。因为有宠于李存勗，后来进封为皇后。伶官如景进、降将如段凝、张全义、袁象先都通过厚赂刘氏而得到重用。同光四年，因军粮不足军心动摇，宰相请发内库供应诸军，刘氏竟交出妆具银盆两只和三名幼皇子，说宫中别无积蓄，让朝廷拿去卖了以充军需，吓得宰相赶紧退出。大将郭崇韬于同光三年带兵伐蜀，仅用70天就迫使蜀主王衍出降，立了大功。但他与宦官不合，宦官诬告他有异心，李存勗还在犹豫之际，刘氏竟出手教，密令杀郭崇韬父子。后又牵连杀大将朱友谦及其部将史武等7人，皆灭其族。

这些杀戮导致后唐功臣宿将人人自危，诸镇怨愤，流言四起。伐蜀建功的骁将康延孝为郭、朱复仇而反唐，尽管很快兵败身死，但是魏博方面的兵变终于酿成了后唐历史上的重大事变。

魏博军队是后唐的一支精锐部队，攻灭后梁，屡建战功，却反而受到李存勗的猜忌。同光四年（926）二月，戍守瓦桥关（在今河北雄县南）的魏博士兵期满回镇，到达贝州，接到敕令要他们就地留屯。于是人心浮动，发生兵变，指挥使杨仁晸被杀。变兵奉赵在礼为帅，焚掠贝州后兼程南下，攻占邺都（今河北临漳西南）。李存勗急派元行钦带兵进讨反为所败。危急之际，不得已起用向来为之所猜忌的宿将李嗣源率侍卫亲军前去镇压。兵至邺都城下，亲军哗变，拥李嗣源入城与赵在礼联军。李嗣源本无此意，但迫于内外形势，在无以自明的情况下率变兵南下。李存勗得知情况大变，急忙率扈从兵2.5万从洛阳东进大梁，途中得知大梁失守，只好下令回师，沿途士兵逃亡一半。他再三抚慰士卒许以厚赏，士兵们说他赐与太晚，人亦不感圣恩。好不容易回到洛阳，亲军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率众哗变，在混战中李存勗为流矢射中身死，终年43岁。

李存勗能词，有3首传世。其《一叶落》云：“一叶落，搴朱箔，此时景物正萧索。画楼月影寒，西风吹罗幕。吹罗幕，往事思量著。”表明这位能征惯战的代北健儿并非普通的一介武夫。

第三节 明宗李嗣源善战建奇功

李嗣源（867—933），唐沙陀部人。本名邈佶烈。为李克用养子，改名李嗣源。即帝位后又更名李俏筇泼髯凇?

李嗣源本是李克用部将之子，生于应州金城县（今山西应县）。13岁丧父，李克用收养为子。善骑射，“为人质厚寡言，执事恭谨”①，上源驿事件时，17岁的他在乱兵流矢中舍命保护李克用逾垣脱难，因而更受信任，掌亲骑，为侍卫长。乾宁三年（896）李嗣源奉命率兵3000②前去援救朱瑾，在任城（今山东济宁）一举击败梁军，解了兖州（今属山东）之围，威名大振，李克用把他所率500骑兵命名为“横冲都”。光化三年（900）又在邢州青山（今河北邢台西北）大败乘胜追击的后梁名将葛从周，战场上他亲自冲锋陷阵，身中四矢，从此“李横冲”的雅号名重四方。而他“每有战功，未尝自伐”。“凡所赐与，分给部下。”诸将争功时，他从容说：“公辈以口击贼，吾以手击贼！”③于是众惭而止。

李存勗继位为晋王后，与朱温大战于柏乡（今属河北），面对装备齐整的梁军赤、白两马队，李嗣源笑道：“彼虚有其表耳，翌日当归吾■中。”战斗中他跃马挺身，直取梁军白马都，生擒二骑校而回。于是士气大振，取得了柏乡之战的重大胜利。他因功而被任为代州（今山西代县）刺史。

此后，他曾北伐幽州（今北京），逼降刘守光爱将元行钦。天祐十三年（9）随李存勗东征，攻占后梁的磁（今河北磁县）、相（今河南安阳）等州，因而改任相州刺史、昭德军节度使。后又转任安国节度使（镇邢州，今河北邢台）。当契丹进攻幽州时，周德威告急，诸将认为契丹不可能持久，食尽自还，到那时追击有利。李嗣源力排众议，认为“德威尽忠于家国，孤城被攻，危亡在即，不宜更待敌衰”①。请求立即派他前去援救，李存勗同意后，李嗣源随即率部为前锋进到易州（今易县）。他分析敌我形势，采“潜行溪涧，袭其不备”的战术，临阵与长子李从珂奋命血战，动员部属说：“为将者受命忘家，临敌忘身，以身殉国，正在今日。诸君观吾父子与敌周旋！”②他挺身入阵，所向披靡，大败契丹，解了幽州之围。凯旋魏州（今大名北）时，李存勗亲自郊迎慰劳，进位检校太保。

同光元年（923）李嗣源调任横海节度使（镇沧州，今沧州南）。当时的战场形势对新建的后唐政权充满危险：梁、唐两军主力对峙于黄河沿岸，一路梁军正急攻泽州（今山西晋城），而唐将李继韬却以潞州（今长治）降梁，这等于断了唐军的归路。在这危急关头，李嗣源欣然领命奇袭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并且击退了梁军的反扑，俘虏了梁将王彦章，大大改变了战场上的形势。接着，他果决地提出西攻汴州（今河南开封）的策略，并率千骑为前锋一举攻占汴梁，梁末帝自杀，梁亡。李存勗喜不自禁，激动地说：“吾有天下，由公之血战也，当与公共之。”③不久，进位兼中书令。

逆取顺守，革除弊政灭梁后，李嗣源又曾受命北伐契丹，征讨潞州叛将，所向克捷，进位太尉，移镇汴州成为蕃汉兵马总管。同光三年（925）再次领兵北破契丹，被调任为镇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这时开始遭到李存勗的猜忌，有人告诫他已经到了“德业振主者身危”的地步，要他“宜自图之”①。

同光四年二月，赵在礼据魏州发动兵变，李存勗派元行钦前去镇压反为所败，只好派李嗣源前往，结果李嗣源与变兵合流，率军攻回洛阳，结束了李存勗的统治。李嗣源初入洛阳时称监国，几天后即位于李存勗的灵枢前，表示自己是合法继承而非篡夺。

《旧五代史》对李嗣源的夺位多有粉饰回护，但其“逆取”的实质总是难以尽掩。不过他即位后在革除弊政方面历来颇受史家肯定。首先是裁减宫人、伶人和宦官。“自初即位，减罢宫人、伶官，废内藏库，四方所上物，悉归之有司”②。“量留后宫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自余任从所适。诸司使务，有名无实者，皆废之。”③以此来整肃宫掖，经济上节省开支，政治上排除干扰。第二是诛杀宦官佞幸。“即位伊始，下诏斩“直以聚敛为事”、“天下皆怨苦之”①的租庸使孔谦，废除其苛敛之法。“又罢诸道监军使，以庄宗由宦官亡国，命诸道尽杀之。”“宦官数百人，窜匿山林，或落发为僧，至晋阳者七十余人，诏北指挥使李从温悉诛之”②。对于名声很坏的高官如盗掘唐陵的温韫、私用库物的段凝、纵田客杀人的豆卢革等都在贬官后赐死；地方上的贪官污吏如“税外科率”的邓州留后陶玘、“为政贪秽”的毫州刺史李邺等也都被贬死他乡。这些对于澄清吏治是很有影响的。

李嗣源较关心民间疾苦。他与宰相冯道谈论农家勤苦，冯道诵聂夷中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他甚为感动，“命左右录其诗，常讽诵之”③。因此，他着力于减轻民众的赋税负担。天成元年（926）四月下诏免收“省耗”：“应纳夏税，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后止纳正税数，不量省耗。”天成四年五月又下令州县不得以检括田地扰民：“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户自通供手状，具顷亩多少，五家为保，委无隐漏，攒连手状送于本州，本州具状送省，州县不得迭差人检括，如人户隐欺，许令陈告，其田倍令并征。”长兴元年（930）二月下诏减收“曲钱”、免收河阳人户的“桥道钱”：“诸道州府人户，每秋苗一亩上，元征曲钱五文，今后特放二文，只征三文。”④“河阳管内人户，每亩旧征桥道钱五文，今后不征。”⑤长兴二年（931）进一步免收“曲钱”：“应在京诸道苗亩上所征曲钱等，便从今年夏并放。其曲官中自造，委逐州减旧价一半，于在城扑断货卖。除在城居人不得私造外，乡村人户或要供家，一任私造。”①因此，敕下之日，人甚悦之。长兴元年二月下诏限制民间高利贷盘剥：“应私债出利已经倍者，只许征本；已经两倍者，本利并放。”②对于民众的夫役负担，他也爱惜民力，信守规定。长兴三年十二月，他到龙门“观修伊水石堰，赐丁夫酒食。后数日，有司奏：‘丁夫役限十五日已满，工未毕，请更役五日。’帝曰：‘不唯时寒，且不可失信于小民。’即止其役。”③在执法方面，李嗣源也比较严明。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权贵，人多拥护，监仓犯赃”，依律当斩。侍卫使张从宾向李嗣源求情，他说：“食我厚禄，偷我仓储，期于决死！苏秦说我不得，非但卿言！”④对于涉及他自身的误判案件也能自责补过：巡检军使浑公儿奏称有百姓二人以竹竿习战斗之事，他认为“实所不容”，交石敬瑭处置，结果二人被杀。后来得知所谓百姓乃是幼童，战斗实是嬉戏，“方觉失刑”，于是他自己“减常膳十日，以谢幽冤”，石敬瑭被“罚一月俸”，浑公儿被“杖二十”后撤职流配登州（今山东蓬莱）。对受害人家属“赐绢五十匹、粟麦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并专就此事下诏，要求“此后在朝及诸道州府，凡有极刑，并须仔细裁遣，不得因循”⑤。这种做法，就是在盛世帝王中也颇为少见。

①《资治通鉴》卷270，后梁贞明四年八月。

①《新五代史》卷37《景进传》。

②《新五代史》卷38《宦者传》。

③《资治通鉴》卷273，后唐同光二年二月。

①《新五代史》卷6《唐明宗纪》。

②《旧五代史》作300。今从《新五代史》。

③《旧五代史》卷35《唐明宗纪》一。

①《旧五代史》卷35《唐明宗纪》一。

②《旧五代史》卷35《唐明宗纪》一。

③《旧五代史》卷35《唐明宗纪》一。

①《旧五代史》卷35《唐明宗纪》一。

②《新五代史》卷6《唐明宗纪》。

③《资治通鉴》卷275，天成元年四月。

①《新五代史》卷26《孔谦传》。

②《资治通鉴》卷275，天成元年四月、五月。

③《资治通鉴》卷276，天成四年九月。

④《旧五代史》卷146《食货志》。

⑤《旧五代史》卷41《唐明宗纪》七。

①《旧五代史》卷146《食货志》。

②《旧五代史》卷41《唐明宗纪》七。

③《旧五代史》卷43《唐明宗纪》九。

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18。

⑤《旧五代史》卷39《唐明宗纪》五。

御下乏术

李嗣源即位时已年届六十，在位七年余，采取的改革措施尽管有限，但也收到一定的效果。司马光评价说：“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①但是，李嗣源在控制宰辅方面显得无能乏术，或听任跋扈，或一杀了之，既软弱又粗暴，这与他目不识书缺乏文化素养有关。枢密使安重诲是他的“佐命功臣”，恃功矜宠，专权自恣，擅杀无意中冲了他前导的殿直马延，还要李嗣源“降敕处分”，李嗣源“不得已而从之，由是御史、谏官无敢言者”②。宰相任圜“简拔贤俊，杜绝侥幸，期年之间，府库充实，军民皆足，朝纲粗立”。但与安重诲政见不合，议政往往意气用事，互相呵骂，旁若无人。连宫人都说：“妾在长安宫中，未尝见宰相、枢密奏事，敢如是者，盖轻大家（皇帝）耳！”③后来，安重诲诬任圜谋反，矫诏杀之，李嗣源竟“皆不能诘也”④。此后他听信谗言，以安重诲有异志而杀之。安、任二人在他统治期间，可算是尽忠职守的名臣，结果相继身死，奸佞得势，国势每况愈下。

李嗣源在认定继承人方面也表现得优柔寡断。他的长子从璟为李存勗所杀。次子从荣被封为秦王，任为河南尹，兼判六军诸卫事，后又加封天下兵马大元帅，表明他打算以从荣为继承人，可是又不明确立为太子，造成大臣观望，从荣不安，因而酿成悲剧：长兴四年（933）十一月，李嗣源病重，秦王李从荣恐不得为嗣，率牙兵千人列阵天津桥，准备入宫继位。结果为朱弘昭等所率骑兵击溃，从荣逃至府第被杀。李嗣源“闻从荣已死，悲咽几堕于榻，绝而苏者再”①。后征天雄节度使宋王李从厚入宫侍疾。六天后病重不治，终年68岁。宋王李从厚继位，是为闵帝。

①《资治通鉴》卷278，长兴四年十一月。

②《新五代史》卷24《安重诲传》。

③《资治通鉴》卷275，天成元年五月，天成二年五月。

④《新五代史》卷24《安重诲传》。

①《新五代史》卷15《秦王（李）从荣传》。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真够无耻，一方面宣称要“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一面却在讲述历史的时候，用了这些传统词句——“听信谗言”、“有异志”、“尽忠职守的名臣”、“奸佞得势”、“国势每况愈下”……这哪像是马裂主义的遣词造句，简直是山东的骡子学马叫。由此可见，马列狗首先是一种犬类，然后才是马裂变种。）

【第四章 郭崇韬 周德威】

第一节 郭崇韬运筹决胜

郭崇韬（？—926），字安时，代州雁门（今山西代县）人。初隶李克修帐下为亲信。他处理昭义镇（治潞州，今长治）的具体事务，廉洁干练，颇有口碑。李克修死后，他任李克用主管联络事务的典谒，办事很得力，应对机敏，升任河东教练使。

李存勗继位为晋王后，郭崇韬更受器重，由中门副使升为中门使，参管机要，艰难战伐，无所不从。天祐十八年（后梁龙德元年，921）他跟随李存勗讨伐镇州（今河北正定）的张文礼，久攻不下。这时定州（今属河北）的王都为救张文礼勾引契丹进到新乐（今新乐东北），晋军动摇，打算撤围，李存勗犹豫未决。郭崇韬认为契丹只为王都利诱而来，并不是真心来救张文礼，其前锋稍一受挫，必定逃跑无疑。正可乘新近打败后梁军心大振之机，威震塞北！李存勗采纳了他的意见，果然打败了契丹。

李存勗称帝后，郭崇韬被任为兵部尚书、枢密使，权超宰相。

梁将王彦章攻破德胜（今河南濮阳）南北城后进围杨刘（今山东东阿东北），李存勗判断有误，引兵出战打了败仗。向郭崇韬问计，他指出王彦章围杨刘的目的在于夺回郓州（今东平西北），如果在下游以呼应郓州为名建立堡垒，那么他必来争夺，这样就可以分散其兵力后战而胜之。李存勗依计而行，果然大败王彦章。

梁将康延孝降唐，郭崇韬随即与之密谈，探知了梁的虚实和用兵意图。

他力排诸将放弃郓州与梁以河为界罢兵的议论，坚决主张直捣大梁（今河南开封）。他对李存勗说：“愿陛下分兵守魏，固杨刘，而自郓长驱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①李存勗照此办理，结果只用了8天功夫就灭了后梁。郭崇韬获赐铁券，拜侍中、成德军节度使（治镇州，今正定）为使相，继续担任枢密使，进封赵郡公。

位兼将相郭崇韬以谋议居佐命第一之功而位兼将相，处理事务又无所回避，这就与李存勗所信任的宦官和伶人产生了矛盾。他与宦官李绍宏之间关系紧张，想要功成身退，他的部属指出他已处于骑虎难下的局面，一旦失势就难以自安。于是他听从部属的意见，请立李存勗的宠妃刘氏为皇后以求中宫之助，然后又请求罢去所任枢密使职，恢复唐朝由宦官担任此职的制度。可是李存勗坚决不准他辞职，他只好留任。他提出的有关“天下利害”的25条措施，李存勗也都予以照办。后来李存勗调李嗣源任成德军节度使，让郭崇韬移镇忠武军（治同州，今陕西大荔），他再三辞让，获准后，留在朝中任侍中、枢密使。

李存勗禁不住宦官的怂恿，打算建造高楼避暑，郭崇韬切谏他以天下为心，毋忘创业之难，希望取消造楼计划。李存勗不听，宦官又从中挑拨，君臣间的关系也紧张起来。河南县令罗贯为人正身奉法，不受权豪请托，因而得罪了宦官、伶人以及河南尹张全义。张全义派人在刘皇后处诋毁罗贯，宦官又在李存勗面前落井下石。郭崇韬素知罗贯正直，竭力为其辩护，李存勗竟至自关殿门把郭崇韬拒之门外，罗贯终于被杀。

西平前蜀后被害同光三年（925）李存勗决定伐蜀，选择带兵将领时，郭崇韬想藉此立大功来稳定自己被宦官等动摇的地位，就建议由李存勗年幼的长子魏王李继岌出任元帅。李存勗明白其用意，就决定以李继岌为西南面行营都统，以郭崇韬为招讨使作为李继岌的副手而实际处理伐蜀的军政事务。这次军事行动郭崇韬以《孙子兵法》“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的原则制订了先取凤州（今陕西凤县）、三泉（今四川广元东北）等地的作战计划，进展顺利，6万唐军所到之处，蜀将望风迎降，前后70天就兵临成都，前蜀后主王衍出降。

郭崇韬素来痛恨宦官，伐蜀过程中曾对李继岌说将来李继岌继位为帝后，“当尽去宦官，至于扇马，亦不可骑”①。引起随营的监军宦官李从袭、李廷安、吕知柔等的切齿愤恨。当李存勗派宦官向延嗣到成都慰劳伐蜀大军时，郭崇韬没有按照当时的礼仪到郊外迎接。向延嗣大怒，就和李从袭等一起构陷郭崇韬，罗织的罪名是贪污和有异志。

有异志问题的依据只是蜀人曾列状向李继岌请求把郭崇韬留在当地为帅，所以纯属诬陷；贪污问题则郭崇韬确有失检点之处：本来他很有清廉的声誉，进入洛阳后开始接受各地的赂遗，有人提醒他，他说自己位兼将相，禄赐巨万，并不希罕这些礼品。又说送礼的都是后梁旧将，如果拒收反而会使这些人于心不安，说不定会重新反叛为敌。这样的辩解显得强辞夺理而又苍白无力，至于他说“藏余私室，无异公帑”①，则更是荒唐。尽管后来当李存勗举行郊祀大典时他把所藏礼品全都献了出来，但这种做法终究不能说是稳妥的。在平定前蜀过程中，他又接受降将的赂遗，其子郭廷诲也广收馈赠，将珍宝运回洛阳府第。宦官们指他贪污也就并非平白无故了。李存勗本来就对他心存芥蒂，现在听说他打算留蜀不归和占有了蜀之妓乐珍玩，便怒形于色，立即派宦官马彦珪前往蜀地查看实情，如郭崇韬听命回师则罢，否则就与李继岌商量处置。马彦珪认为这个命令不够明确，就去向刘皇后请示。刘皇后对郭崇韬当年请求册立她为皇后并不感恩，相反在宦官和张全义等人的影响下对他并无好感，就下教令给李继岌，让他在蜀地处死郭崇韬。李继岌虽然觉得没有皇帝的诏书只以皇后教令不便擅杀，但在宦官们的挑拨下终于答应，同光四年（926）正月，郭崇韬在奉命前去议事时被杀。他的五个儿子也在各地先后被诛，家产被籍没。直到后唐明宗李嗣源即位时才诏令归葬，赐还其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旧宅给他的两个孙子。

①《新五代史》卷24《郭崇韬传》。

①《旧五代史》卷57《郭崇韬传》。

第二节 周德威

后周良将周德威，字镇远，小字阳五，朔州马邑（今山西朔州）人。身长面黑，状貌魁伟，笑不改容，凛然有肃杀之气。为人勇而多智，能远望烟尘料知兵势敌数。唐末为李克用骑将，渐升至铁林军使。跟随李克用击败王行瑜后，升任检校左仆射、衙内指挥使。当梁、晋对垒之时，周阳五之勇闻名天下。光化二年（899）三月，朱温派氏叔琮进逼太原，一直打到榆次（今属山西）、洞涡驿（今清徐东）等地，梁军中传令道：“能生得周阳五者为刺史。”外号陈夜叉的梁将陈章口出狂言打算活捉周德威以邀功，李克用要周德威当心此人。因陈章经常骑白马穿朱甲，周德威便要部下见到白马朱甲的敌将就假装败退，他自己则化装成士兵夹杂在行伍之中。等到陈章出来挑战，部下依约退走，陈章中计急追，周德威从后挥锤击中陈章将其活捉。

天祐三年（906），朱温派兵攻刘仁恭的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时，晋王李克用为援燕而派周德威率5万大军攻取潞州（今山西长治）进行牵制。得手后周德威被任命为代州刺史、内外蕃汉马步军都指挥使。这时攻燕的梁军转而争夺潞州，建夹城围之。晋军守将李嗣昭坚守围城，周德威率军救潞州，在夹城外与后梁军对峙经年。李克用临终前向李存勗表示担心周德威与李嗣昭两人之间的矛盾会影响相互配合。李存勗继位并杀李克宁之后，从前线召回手握重兵的周德威。周德威表示对故主的高度忠诚后跟随李存勗南攻梁军，破夹城解了潞州之围，与李嗣昭欢好如初。周德威因功升任振武节度使（治朔州，今朔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使相。

天祐七年（后梁开平四年，910）秋，朱温派王景仁率众7万击赵王王镕，王镕向李存勗求援。李存勗命周德威率部先屯赵州（今河北赵县），然后他自率一部出赞皇（今属河北）与之相会后，在柏乡（今属河北）附近与后梁军对垒。后梁军人多势众，装备豪华精良。晋军兵少，望之颇有怯意。周德威一面对部众鼓舞士气说：“此汴、宋佣贩儿，徒饰其外耳，其中不足惧也！其一甲直数十千，擒之适足为吾资，无徒望而爱之，当勉以往取之。”另一面他对李存勗说：“梁兵甚锐，未可与争，宜少退以待之。”李存勗认为己方千里奔袭利在速战，等到对方知我虚实，仗就难打了。周德威指出战场地形不利骑兵作战，不能用己之长击彼之短。李存勗听后很不高兴，周德威又通过宦官去作说明，终于使李存勗同意退兵至鄗邑（今高邑），选择有利于骑兵作战的平原浅草地带与梁军展开决战。周德威又分析后梁军轻装远袭即使带粮也不可能多，决定在后梁军人马俱饥的下午未申之时发起冲击，结果晋军大获全胜，从鄗邑一直追到柏乡，梁军闻风丧胆，横尸数十里，王景仁仅率十余骑逃生。这一仗，周德威很好地坚持了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和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用兵原则，取得了梁晋争战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次胜利。①捐躯胡柳柏乡大捷之后，周德威又曾奉命攻破刘守光的幽州（今北京），亲手活捉刘守光的骁将单廷珪，并俘获了刘氏父子，他升为检校侍中、幽州卢龙等军节度使。

天祐十二年（梁贞明元年，915），当李存勗与后梁将刘在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对峙时，刘乘虚长途奔袭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周德威闻讯从幽州率千骑西救。军至土门（今河北鹿泉），得知刘到乐平（今山西昔阳）后改变计划率军东进，他料得刘必去占领临清（今河北临西）断晋军粮道。于是率军急追到南宫（今属河北），“遣骑擒其斥候者数十人，断腕而纵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据临清矣！’”①刘正惊疑其用兵之速，放慢了行军速度。周德威乘机于第二天抢先进入临清，保住了晋军的生命线，保证了李存勗最终击败刘。

天祐十四年（917）三月，契丹入侵新州（今涿鹿），周德威率军迎战不利，退保范阳城（今北京）。契丹攻城达200天之久，周德威昼夜督军防御，终于未被攻破，取得了保卫战的胜利。次年，周德威率燕兵3万南下，与镇（今正定）、定（今属河北）等州军队随李存勗渡河进军临濮（今山东鄄城西），打算直趋汴梁（今河南开封）。十二月二十三日，驻军于胡柳陂（今濮阳东）。次日晨谍报梁军到，李存勗问周德威如何打法，周德威“常务持重以挫人之锋，故其用兵，常伺敌之隙以取胜”①，他分析战场形势，因为地近汴梁，梁军必然决一死战，力量不可低估，必须利用己方先到而敌军后至的条件以逸待劳。他主张大部队可暂按兵不动，先派骑兵骚扰使梁军难以安营扎寨，待其疲劳时再发动进攻就可战而胜之。这本是十分正确的战术安排，可是“勇而好战”的李存勗不听，率领亲军立即迎战。周德威无奈，只好跟随出战，对他的儿子说：“吾不知其死所矣！”结果这一仗，李存勗开头取得小胜，可不久后梁军就攻击晋军辎重，辎重兵败，奔入周德威军中造成混乱，被后梁军所乘，周德威父子力战阵亡。李存勗后悔痛哭道：“丧我良将，吾之咎也。”②李存勗称帝时，追赠周德威太师；李嗣源继位后加赠他太尉；石敬瑭建晋称帝时，又追封他为燕王。

①《资治通鉴》卷269，贞明元年七月。

①《新五代史》卷25《周德威传》。

②《旧五代史》卷56《周德威传》。

（谢选骏指出：人说“百战百胜的亡国皇帝——后唐庄宗”曰，唐庄宗继位后，灭亡了前蜀，收服了荆州，天下十分，李存勖至少占得七分，而且剩下的只有五六个割据小政权，实力较弱，如果李存勖能“兼弱攻昧”，用不了几年，天下就可统一。可是这位百战百胜的军事天才却是个政治白痴，史书上记载，“忘栉沐之艰难，徇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结果国亡身死，为天下笑。唐庄宗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百战百胜的亡国皇帝！还有人解密说李存勖败亡只因混“朋友圈”耽误正事——李存勖在伶人朋友圈里混久了，信息不通，不曾想部下叛乱，结果伶人们一哄而散，李存勖力战而死。……不过在我看来，这些都是皮相，真正的骨相在于，那是一个共主时代与战国时代之间的过渡时期，社会陷入了全面改组，不得不乱象百出也。这类似于帝制崩溃以后的现代中国。）

【第五章 后晋高祖 后汉高祖】

第一节 后晋高祖石敬瑭佐李嗣源夺权

石敬瑭（892—942），唐沙陀部人，父名臬捩鸡。欧阳修称“其姓石氏，不知得其姓之始也”①。薛居正则说石敬瑭是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人，而且是春秋时卫国大夫石碏、汉景帝时丞相石奋的后裔，因汉末内乱流落到沙陀的。

臬捩鸡善骑射，有经远大略，在李克用和李存勗时累立战功，官至洺州（今河北邯郸东北）刺史。石敬瑭是其第二子，唐景福元年（892）二月二十八日生于太原汾阳里。为人沈厚寡言，爱读兵法，推崇战国赵名将李牧、汉名将周亚夫用兵之术。李嗣源任代州刺史时很器重他，妻以爱女。从此他隶属于李嗣源帐下，统领号称“左射军”②的亲军，成为心腹爱将。

天祐十三年（后梁贞明二年，9）二月，后梁将刘带兵突至清平（今山东高唐西南），李存勗部还未列阵就遭到袭击，情况危急。石敬瑭率十余骑深入敌阵，左冲右突，无人敢当，终于把整个部队解救回来。李存勗对他大加奖掖，他也因此而知名。

天祐十五年十一月，晋军攻占杨刘镇（今东阿东北），李嗣源中了梁将贺瓌的埋伏，很是狼狈。石敬瑭作为殿后，击败梁军骑兵，从容退回。十二月，李存勗与梁军大战于胡柳陂，大将周德威战死。石敬瑭指挥左射军跟随李嗣源再次打败梁军。此后，李嗣源多次遇险，均赖石敬瑭力战得以解脱。赵在礼魏博兵变时，李嗣源被派去镇压，到了魏州（今河北大名北），所部又发生兵变，李嗣源打算独自返回表示自己并无反意。石敬瑭说：“岂有军变于外，上将独无事者乎？且犹豫者兵家大忌，不如速行。愿得骑兵三百先攻汴州，夷门天下之要害也，得之可以成事。”李嗣源同意了他的意见，很快占领汴梁。李存勗从洛阳赶来，为时已晚，兵众溃散，只好西返。李嗣源就以石敬瑭为前锋西攻。不久，李存勗在洛阳被杀，李嗣源继位为帝，石敬瑭佐命夺权有功，被任为保义军节度使（镇陕州，今三门峡市），赐号“竭忠建策兴复功臣”，兼六军诸卫副使。在李嗣源在位的八年间，石敬瑭不断受到重用。直到长兴三年（932）十一月被任为河东节度使（镇山西太原），兼大同（镇云州，今大同）、振武（镇朔州，今朔县）、彰国（镇应州，今应县）、威塞（镇新州，今河北涿鹿）等军蕃汉马步军总管，成为后唐政权在北方地区军权最重的大员。

①《新五代史》卷8《晋高祖纪》。

②《旧五代史》作“三讨军”，今从《新五代史》。

易代之际，韬光养晦

长兴四年（933）十一月，李嗣源死，子李从厚继位，是为闵帝，次年改元应顺。石敬瑭加中书令，并调任成德镇节度使（镇镇州，今河北正定），而以凤翔节度使（镇凤翔府，今陕西凤翔）潞王李从珂为河东节度使。李从珂拒不受命，率军攻入洛阳，急召石敬瑭前去商议大事。石敬瑭在卫州（今河南汲县）遇到出逃的闵帝，尽杀其左右百余人，并将其幽禁于卫州向李从珂邀功。

四月，李从珂继位为后唐末帝，改元清泰。开始怀疑手握重兵的石敬瑭，处处提防，常常试探。石敬瑭也十分清楚自己所处的险境，事事小心谨慎。“山陵（指安葬明宗）既毕，不敢言归。时敬瑭久病羸瘠，太后（曹太后，魏国公主母）及魏国公主（石敬瑭妻）屡为之言，而凤翔将佐多劝帝留之。惟韩昭胤、李专美以为赵延寿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帝亦见其骨立，不以为虞。乃曰：‘石郎不惟密亲，兼自少与吾同艰难，今我为天子，非石郎尚谁托哉！’乃复以为河东节度使。”这一安排对石敬瑭来说真是喜出望外，被桑维翰称之为纵蛟龙入深渊。“石敬瑭既还镇，阴为自全之计”，“于宾客前自称羸瘠，不堪为帅，冀朝廷不之忌。”另一方面，他借口契丹屡犯北边，不断要求调运军粮。他的部属都已看出他的用心，所以当“（石）敬瑭将大军屯忻州（今山西忻县），朝廷遣使赐军士夏衣，传诏抚谕，军士呼万岁者数四”①。这些骄兵打算扶立石敬瑭以邀赏，而石敬瑭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就命刘知远杀为首的挟马都将李晖等36人来遮盖阴谋。这更加重了李从珂的疑心，当石敬瑭之妻辞归太原时，李从珂乘醉说：“何不且留，遽归欲与石郎反邪？”石敬瑭得知后更加不安。为了窥测李从珂意图，石敬瑭“累表自陈羸疾，乞解兵柄（指北面马步军都总管），移他镇”①。总之，石敬瑭为了等待夺权时机的成熟，韬光养晦，费尽了心机。

灭后唐、建后晋

李从珂曾一度打算采纳吕琦、李崧等人提出的实行和亲政策，抢先与契丹结好而除去石敬瑭反叛的依靠力量，可是后来没有实行。当李从珂与朝臣议论是否接受石敬瑭的移镇请求时，群臣均认为不可。枢密直学士薛文遇则认为“河东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图之”②。李从珂表示赞同，下令以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并且派张敬达为西北蕃汉马步都部署催促石敬瑭移镇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

石敬瑭先是称病不行观察动静，接着就上表要求李从珂下台：“帝养子，不应承祀，请传位许王（李嗣源幼子李从益）。”③李从珂随即下诏削夺石敬瑭官爵，令张敬达等围攻太原。“石敬瑭遣间使求救于契丹，令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主耶律德光，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这些条件实在太失国格人格，连其亲信刘知远都说：“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①可是一心想要夺权做皇帝的石敬瑭既不顾个人人格尊严，厚颜无耻地认比自己小10岁的耶律德光为父，成为我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封建帝王。

①《资治通鉴》卷279，清泰元年五月；清泰二年六月。

①《资治通鉴》卷280，天福元年正月。

②《资治通鉴》卷280，天福元年四月、五月。

③《资治通鉴》卷280，天福元年五月。

①《资治通鉴》卷280，天福元年七月。

耶律德光接到石敬瑭的奏表，大喜过望，随即答应出兵。这年九月，耶律德光率5万骑兵由雁门关入援石敬瑭，大败后唐军。十一月，“契丹主作册书，命敬瑭为大晋皇帝”。石敬瑭于柳林（在今太原东南）即皇帝位，是为后晋太祖。石敬瑭“割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瀛（今河北河间）、莫（今任丘北）、涿（今涿县）、檀（今北京密云）、顺（今顺义）、新（今河北涿鹿）、妫（今沦为官厅水库）、儒（今北京延庆）、武（今河北宣化）、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应县）、寰（今朔县东）、朔（今朔县）、蔚（今灵丘）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②。改后唐长兴七年为后晋天福元年（936）。不久，张敬达营寨内乱，张敬达为其副手杨光远所杀，杨光远率全军降。于是石敬瑭与契丹联军南向，耶律德光至上党（今长治）北返，石敬瑭渡河南下，李从珂与家属登洛阳玄武楼**而亡。后晋定都汴州，升为东京开封府。

媚事契丹，镇压反抗石敬瑭“新得天下，藩镇多未服从，或虽服从，反仄不安。兵火之余，府库殚竭，民间困穷，而契丹征求无厌”。宰相兼枢密使桑维翰“劝帝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训卒缮兵以修武备，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数年之间，中国稍安。”①天福三年（辽会同元年，938），石敬瑭“上尊号于契丹主及太后。戊寅，以冯道为太后册礼使，左仆射刘昫为契丹主册礼使，备卤簿、仪仗、车辂，诣契丹行礼；契丹主大悦。帝（石敬瑭）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于别殿拜受诏敕，岁输金币三十万之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乃至应天太后、元帅太子伟王、南北二王韩延徽、赵延寿等诸大臣皆有赂。小不如意，辄来责让，帝常卑辞谢之。晋使者至契丹，契丹骄倨多不逊语，使者还以闻，朝野咸以为耻，而帝事之曾无倦意。”②石敬瑭的所作所为只有桑维翰等少数人赞同支持。不少藩镇则乘民心不归之机起兵谋取帝位，石敬瑭就用各种办法加以镇压。天福二年（937），石敬瑭以洛阳宫室残破，迁都汴州，升为东京开封府。素怀异志的天雄节度使（镇魏州，今河北大名北）范延光自感为石敬瑭所猜疑，就据魏州举兵反，自称天子。不久，义成节度使（镇滑州，今河南滑县东）符彦饶举兵响应。石敬瑭派杨光远为都部署、张从宾为副前去讨伐。张从宾到河阳（今孟县）即举兵应范延光，“先害皇子重信，及入洛，又害皇子重乂，取内库金帛以给部伍，因东据汜水关（本虎牢关，在今荥阳汜水镇）。”③石敬瑭命大将杜重威克汜水关，张从宾兵败溺死洛水。符彦饶为奉国指挥使马万所杀。范延光孤立无援，困守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年余，不得已归降石敬瑭，后来为杨光远所杀。

②《资治通鉴》卷280，天福元年十一月。

①《资治通鉴》卷281，天福二年正月。

②《资治通鉴》卷281，天福三年七月。

③《旧五代史》卷97《张从宾传》。

天福六年（941），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又举兵反，他除了认为“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因而想依靠实力夺权外，还对石敬瑭投靠契丹极为不满。他“每见蕃使，必以箕踞慢骂”。他又上“表数千言，大抵指斥高祖（石敬瑭）称臣奉表，罄中国珍异，贡献契丹，凌虐汉人，竟无厌足”。石敬瑭则威胁训斥说：“尔身为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难，弃君与亲。吾因契丹而兴基业，尔因吾而致富贵，吾不敢忘，尔可忘耶！且前代和亲，只为安边，今吾以天下臣之，尔欲以一镇抗之，大小不等，无自辱焉。”①尽管这次反抗由于安重荣的部将临阵倒戈而失败，安重荣为杜重威所杀；响应这次反抗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安重进也遭镇压而兵败**死。但是，众多的反抗不仅在军事上大大削弱了石敬瑭的力量，更在心理上沉重地打击了他。石敬瑭终于忧郁成疾，不久结束了可耻的一生，终年51岁。

桑维翰

桑维翰（899—947），字国侨，洛阳（今属河南）人。父桑拱，曾任河南尹张全义的客将。桑维翰长相丑陋，身短面长，可他自认为“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立志要做公辅。然而初试进士，主考官因讨厌“桑”与“丧”同音而不予录取。有人劝他放弃科举，他“著《日出扶桑赋》以见志。又铸铁砚以示人曰：‘砚弊则改而他仕’”①。后来经过他父亲向张全义做工作，得到推荐，终于在后唐同光年间进士及第。

长兴二年（931）石敬瑭任河阳节度使（治孟州，今河南孟县南）时，桑维翰被罗致帐下任掌书记，此后就一直追随左右成为石敬瑭的心腹谋士。清泰三年（936），后唐末帝李从珂因石敬瑭在河东拥兵有异志，下令移镇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石敬瑭打算拒命反唐，将佐都恐惧不敢表示意见，只有桑维翰和刘知远极表赞成。为求得契丹的支持，石敬瑭让桑维翰起草了连刘知远都觉得过分的割地称臣的条件，大大超过了赵德钧赠金帛称兄弟的允诺而得到耶律德光的青睐。石敬瑭担心契丹改变主意，又派桑维翰前去面陈利弊。桑维翰在耶律德光面前“跪于帐前，自旦至暮，涕泣争之”②。终于使耶律德光最后决定支持石敬瑭。

石敬瑭建晋称帝后，桑维翰被任为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知枢密院事。

不久又升迁为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充枢密院使，终于做到了公辅，然而却是个遭人唾弃的反面教员。天福三年（938），他出主意将杨光远移镇洛阳，引起杨的不满。杨光远上书指责桑维翰“去公徇私，除改不当，复营邸肆于两都之下，与民争利”③。石敬瑭于次年将桑维翰调任相州（今河南安阳）节度使，一年后又移镇兖州（今属山东）。

①《旧五代史》卷98《安重荣传》。

①《新五代史》卷29《桑维翰传》。

②《旧五代史考异》。引自《旧五代史》卷89《桑维翰传》注。

③《旧五代史》卷89《桑维翰传》。

天福六年（941），镇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安重荣接受吐浑首领白承福等部归顺后，要求讨伐契丹。石敬瑭因安重荣握有重兵，而且自己做儿皇帝在心理上毕竟难免有压力，对于是否与契丹绝交有些犹豫不决。桑维翰随即写了一封长篇奏章，殚精竭虑地论述了不能与契丹相争的“七不可”。逻辑推理严密，打着“忧国情切”的旗号，颇具迷惑力，还提出“大计”、“善谋”来为放弃斗争作遁词。难怪石敬瑭看后说：“朕比以北面事之，烦懑不快。今省所奏，释然如醒。朕计已决，卿可无忧。”①由此也可见桑维翰是石敬瑭的主要决策者、责任人。

晋出帝石重贵继位后，桑维翰被任为侍中，但是实权在主张与契丹绝盟的大将景延广手中。桑维翰多次上言与契丹请和都被否定。天福九年（944），契丹大举南侵，劫掠贝州（今河北清河）等地后北返，造成后晋不少损失。桑维翰乘机让人在石重贵面前说：“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维翰不可。”于是石重贵就把景延广调离朝廷出守洛阳。“拜维翰中书令、复为枢密使，封魏国公，事无巨细，一以委之”②。

桑维翰这一次掌权，据说是“数月之间，百度浸理”③。可是他凭借权势，广收贿赂，“仍岁之间，积货巨万。”他又恢复先前罢废的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枢密院学士等职务，安插亲信故交担任，引起朝野议论。李彦韬、冯玉等在石重贵面前攻讦桑维翰，石重贵想立即罢黜他，后经刘昫、李崧等劝解才采取逐步分权的做法，由冯玉先任枢密使再任相职来削夺桑维翰的实权。于是桑维翰乘石重贵生病之时向太后建议“为皇弟石重睿置师傅”④。石重贵病愈后获悉此事大怒，就罢去他的相职，出任开封尹。此后他就称有“足疾”，很少去朝见。

纵观桑维翰的一生，也做过一些有利于民众的事，“理安阳除民弊二十余事”就是一例。其中所除一弊是减轻刑罚：“先是，相州管内所获盗贼，皆籍没其财产，云是河朔旧例。及维翰作镇，以律无明文，具事以奏之。”结果降旨同意，“自是‘劫贼’之家，皆免籍没，维翰之力也”。这无疑对被诬为“劫贼”的民众是有好处的。再如开运年间，朝廷任命他的长子为屯田员外郎、次子为秘书郎，他对同僚说：“汉代三公之子为郎，废已久矣，近或引之，甚諠外议。”于是就“抗表固让不受”，要朝廷降格任命，在当时也获得好评。此外，他在契丹前锋骑军张彦泽部占领开封时，临难不苟，不逃不降，从容就死，厉声斥责张彦泽：“汝有何功，带使相已临方面，当国家危急，不能尽犬马之力以为报效，一旦背叛，助契丹作威为贼，汝心安乎？彦泽睹其词气慨然，股栗不敢仰视。”①由此可见桑维翰尚有小善，他对契丹总的态度是求和而非求降，这与杜重威、张彦泽等率众投降后又为虎作伥还是有区别的。但是他对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之事难辞其咎，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所以王夫之评他为“万世之罪人”是有道理的。

第二节 后汉高祖刘知远佐命石敬瑭

刘知远（895—948），沙陀部人。《五代会要》称其为东汉明帝第八子淮阳王刘昞的后代。唐乾宁二年（895）二月四日生于太原，称帝后更名刘嵩。

①《旧五代史》卷89《桑维翰传》。

②《新五代史》卷29《桑维翰传》。

③《旧五代史》卷89《桑维翰传》。

④《新五代史》卷29《桑维翰传》。

①《旧五代史》卷89《桑维翰传》及注所引《五代史补》。

庙号高祖。

刘知远体弱不好运动，表情严肃凝重且沉默寡言，加上面部紫色，眼睛多白，给人一种威严的印象。年轻时家贫，曾为晋阳（即太原）李氏赘婿，后来他与石敬瑭一起隶属李嗣源的麾下，为偏将。李嗣源与梁军在德胜（今河南清丰西南）作战时，石敬瑭的马甲断裂，几乎要被梁军赶上，刘知远把坐骑换给石敬瑭，他则骑石敬瑭的马殿后而还，因此，石敬瑭很感激他。李嗣源即帝位，石敬瑭任河东节度使时，特地把他调到自己属下，担任押衙，成为心腹。

应顺元年（934），李从珂攻入洛阳，石敬瑭在卫州（今汲县）与出逃的闵帝李从厚相遇。刘知远作了周密安排，双方发生冲突时，他亲自护卫石敬瑭，并且率兵把闵帝的左右全部杀死，将闵帝幽禁起来。

李从珂继位后，石敬瑭重新被任为河东节度使。不久双方发生矛盾，石敬瑭在太原策划叛乱，以刘知远和桑维翰为左右手。桑维翰提出向契丹称儿臣割土地以换取援助时，刘知远不以为然，说：“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①但是未被石敬瑭采纳。当后唐进围太原时，刘知远以5000之众抵住了张敬达5万大军的进攻，受到石敬瑭的赏识。

石敬瑭称帝后，刘知远任侍卫亲军都虞候，领保义军（镇陕州，今三门峡市）节度使。耶律德光很看重他，临别时指着刘知远对石敬瑭说：“此都军甚操刺（勇猛），无大故勿弃之。”①石敬瑭进入洛阳，令他负责巡警，全城肃然，无敢犯令。

节度河东

天福二年（937）四月，刘知远升任检校太保、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领忠武军（镇许州，今许昌）节度使。不久，让他与杜重威交换职务任归德军（镇宋州，今商丘南）节度使。他历来看不起靠裙带关系向上爬的杜重威，对于与杜同制的安排极为不满，多日杜门不出，拒不受命。石敬瑭十分恼火，打算罢去他的兵权勒归私第。宰相赵莹认为不可，就派端明殿学士和凝前去宣布诏命，刘知远才勉强受命。从此，石敬瑭对他另眼相看。天福五年（940）任他为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留守，虽然仍兼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但已将他调出朝廷。第二年又改任北京（即太原府，今山西太原西南）留守、河东节度使，免去他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的兼职，而由杜重威取而代之。刘知远清楚一再调任的用意，也就利用河东这块地盘不断发展自己的实力。他“遣亲将郭威以诏指说吐谷浑酋长白承福，令去安重荣归朝廷”，白承福归降后，他“处之太原东山及岚（今岚县北）、石（今离石）之间，表承福领大同节度使（镇云州，今大同），收其精骑以隶麾下”②。而石敬瑭来不及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就于天福七年（942）六月病死，继位的少帝石重贵昏庸无能，加之对外忙于应付契丹，对内只好姑息藩镇，对刘知远一再加官进爵，先是加检校太师，进位中书令，继而又封太原王，兼北面行营都统。可是当契丹南下，后晋朝廷“命刘知远会兵山东，皆后期不至。帝疑之，谓所亲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异图。果有分，何不速为之？’”在刘知远则“虽为都统，而实无临制之权，密谋大计，皆不得预。知远亦自知见疏，但慎事自守而已”①。郭威劝他说：“河东山川险固，风俗尚武，土多战马。静则勤稼穑，动则习军旅，此霸王之资也，何忧乎？”②他很以为然，所以一心一意扩充实力，待机而动。

①《资治通鉴》卷280，天福元年七月。

①《新五代史》卷10《汉高祖纪》。

②《资治通鉴》卷282，天福六年九月、十月。

称帝建后汉

石重贵继位为帝后，对契丹称孙不称臣，耶律德光大怒，接连派兵南下伐晋。前两次均被击退。开运三年（946）第三次南下由于杜重威投降而终致契丹进占开封，石重贵只得出降表投降，后晋灭亡。

在晋辽作战过程中，刘知远总是据守本境，除非契丹军队打到他的地盘才作反击，其余则一概不问，采取坐观成败相机行事的策略。等到耶律德光占领汴梁，他派王峻“奉三表诣契丹。一贺入汴，二以太原夷夏杂居，戍兵所聚未敢离镇，三以应有贡物，值契丹将刘九一军自土门西入，屯于南川，城中忧惧，俟召还此军，道路始通可以入贡”③。耶律德光明知他骑墙观望别有所图，但因中原不稳，无力西顾，也就假意褒美，而语多讥刺。有人劝刘知远举兵进取，他说：“用兵有缓有急，当随时制宜，今契丹新降晋兵十万，虎据京邑，未有它变，岂可轻动哉！且观其所利，止于货财，货财既足，必将北去，况冰雪已消，势难久留，宜待其去，然后取之，可以万全。”当石重贵一行被掳北去时，他还装模作样说要“出兵井陉，迎归晋阳”，当军士们向他争呼万岁，要他“先正位号”时，他说：“虏势尚强，吾军威未振”①，命左右遏止之。直到郭威、杨邠等人再三劝进，他才表示接受建议，于开运四年（947）二月在太原即皇帝位。可是他“自言未忍改晋”，只是讨厌少帝的开运年号，就重新使用石敬瑭的天福年号，称此年为天福十二年。六月，他到洛阳，正式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第二年正月改年号为乾祐，可是不到半个月他就病死了，终年54岁。这种先称帝后改国号和年号的做法，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可见刘知远的用心良苦。

无为君之德

刘知远在位仅一年，谈不上什么治绩。他称帝后，其亲信将佐都执掌重要部门。杨邠、郭威任正副枢密使，苏逢吉、苏禹珪同为宰相，王章任三司使，史弘肇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兼平章事。这些人中除郭威外，都横蛮无知，嗜杀成性。

①《资治通鉴》卷284，开运元年八月。

②《资治通鉴》卷284，开运元年八月。

③《资治通鉴》卷286，天福十二年一月。

①《资治通鉴》卷286，天福十二年一月、二月。

刘知远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武夫。早在后唐的张敬达围攻太原时，有千余名骁卒投降，石敬瑭打算将其编入亲军，刘知远却下令把他们全部杀掉；他任后晋河东节度使时招致吐谷浑白承福，而到开运三年（946）他又与郭威一起“诬承福等五族谋叛，以兵围而杀之，合四百口，籍没其家赀”①。耶律德光从汴梁北撤时留守河南的萧翰，获悉刘知远自太原南下，逃跑前夕，慌忙令后唐明宗的幼子李从益及其母王淑妃出来维持局面：“矫称契丹主命，以从益知南朝军国事”，李从益母子不得已而从之。待萧翰一离开，王淑妃就要求部属“宜早迎新主”②。对于这样自愿交出权力的过渡性人物，刘知远也不肯放过，他到洛阳后，即“命郑州防御使郭从义先入大梁清宫，密令杀李从益及王淑妃。”③可是对于拥兵自重的藩镇，刘知远却拉拢姑息有加。他在位期间不但为活着的大小军阀加官晋爵，而且还为死去的军阀赠爵封王。尤其典型的是杜重威这样一个投降契丹招致后梁灭亡的叛臣，他称帝后仍然任命为太尉、归德军节度使。杜重威据邺城不愿换防而举兵反，刘知远亲自带兵镇压迫其投降后，竟仍拜他为检校太师、守太傅、兼中书令。直到刘知远自己病重临终，才嘱顾命大臣杀杜重威父子。由此看来，史评认为：“虽有应运之名，而未睹为君之德”④是有道理的。

①《资治通鉴》卷285，开运三年八月。

②《资治通鉴》卷287，天福十二年五月。

③《资治通鉴》卷287，天福十二年六月。

④《旧五代史》卷100《汉高祖纪》下。

（谢选骏指出：石敬瑭称呼契丹主子为狗父，为毛泽东树立了一个肮脏的典范——称呼苏联主子斯大林为狗父……后来毛泽东不愿称呼斯大林的继任者赫鲁晓夫为狗父，奢望从二狗子升为大狗子。但是赫鲁晓夫说这是白日做梦，二狗子永远是二狗子，别想长大成为大狗子，毛泽东就狗眼一翻，汪汪乱叫了“九评”一番……直到珍宝岛武装冲突，白黄二位共狗就开始掐架了。）

【第六章 后周太祖世宗】

第一节 后周太祖郭威辅弼刘知远

郭威（904—954），字文仲，邢州尧山（今河北隆尧）人。父郭简，后晋时任顺州刺史，后为刘仁恭所杀。唐天祐元年（904）七月二十八日郭威生于尧山，3岁时徙家太原，不久就成为孤儿，由姨母韩氏抚养。他身材魁梧，习武好斗。18岁时往依潞州（今长治）故人常氏，其时李继韬在潞州招募兵勇，郭威前去投军，得到李继韬的赏识。郭威有些违法犯禁之事，常得其庇护。一次，“威尝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酒醉，呼屠者，使进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尔勇者，能杀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杀之，一市皆惊”①。结果还是李继韬设法让他脱逃后又招致麾下。后来李存勗杀李继韬，将其部属编入自己的亲军“从马直”，21岁的郭威也在其中，而且因通书算而当上了军吏。这时他认真读了《阃外春秋》，因而略知兵法，处事也不再卤莽。

刘知远任后晋侍卫亲军都虞候时，他已主动归隶其下，很受器重。不论刘知远调任何处，他都跟随左右而成心腹。契丹灭后晋时，郭威和苏逢吉、杨邠、史弘肇等力劝刘知远建号，成为后汉的开国元勋。“时百度草创，四方犹梗，经纶缔构”①，都悉心竭力，知无不为，是刘知远最重要的辅弼功臣之一。

讨平三镇刘知远临终前，以郭威与杨邠、史弘肇等为顾命大臣，要他们辅佐年仅18岁的刘承祐。刘承祐继位后，以郭威为枢密使。不久，河中节度使（镇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李守贞、永兴节度使（镇京兆府，今陕西西安）赵思绾、凤翔节度使王景崇相继发动叛乱，刘承祐派白文珂、郭从义、常思等分别讨伐，久而无功。刘承祐征求郭威的意见，想请他出征。郭威说：“臣不敢请，亦不敢辞，惟陛下命。”②于是刘承祐就加给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督诸将征讨三镇。

郭威在军中接见宾客时，衣着宽袍大袖，风度儒雅；上阵打仗时，身着短装，与士兵一样。“临矢石，冒锋刃，必以身先，与士伍分甘共苦”③。士兵立功，即与厚赏；作战负伤，亲自慰问；不管谁提建议，他都能和颜悦色地接待；即使有人得罪了他也不介意，因此深得部下爱戴。这次出征，在议论用兵先后时，他虚心听①取部将扈彦珂的意见而先击河中。他自栅于城东，令常思栅于城南，白文珂栅于城西，又调壮丁2万人筑连垒以护三栅，用围而不打的战术消耗对方实力。一年后，城中兵食俱尽，他下令攻城，一举获胜，李守贞与其妻子**而死。在此先后，势力较弱的赵思绾、王景崇也或降或死，从而稳定了局面。

③《旧五代史》卷110《周太祖纪》一。②《新五代史》卷11《周太祖纪》。①《新五代史》卷11《周太祖纪》。

刘承祐论功行赏，加给他检校太师兼侍中的官爵，要送玉带给他。郭威说破贼不是他一人之功，还有当朝将相安朝廷，抚内外，使馈饷不断的辛劳，不能独受。于是刘承祐把杨邠、史弘肇等一批大臣都召来赐以玉带。郭威又推功大臣，于是窦贞固、苏逢吉等都加官进爵。此外，他又提出汉诸宗室、天下方镇、州县官员等，于是滥赏遍于天下，而郭威则借此大大提高了声誉。

邺都起兵

乾祐三年（950）四月，郭威被任为邺都（今河北大名北）留守、天雄军节度使（镇邺都），且以枢密使名义节制河北各州军事。这年十一月，刘承祐不愿再受顾命大臣的控制，与舅父李业等定计，先杀在京的史弘肇、杨邠、王章等，又派人去各地杀郭威、王殷、王峻等人。郭威得知汴京事变后，与亲信魏仁浦商量对策，“仁浦劝威反，教威倒用留守印，更为诏书，诏威诛诸将校以激怒之，将校皆愤然效用”①。于是郭威就以清君侧、杀李业等为名在邺都起兵，渡河南下。刘承祐一面派兵抵御，一面杀郭威在京的全部家属，“婴孺无免者”①。几天后，郭“威兵临开封城下，刘承祐为乱兵所杀。郭威入京师，纵火大掠”②。为了稳住局面，他没有立即称帝，而是让太后下令立刘知远的侄子刘赟为嗣，派大臣去徐州迎接，同时又让王峻派人在途中将刘赟杀死。他自己则以北伐契丹为名带兵北上，在澶州（今河南濮阳），“诸军将士大噪趋驿，如墙而进，帝闭门拒之。军士登墙越屋而入，请帝为天子。乱军山积，登阶匝陛，扶抱拥迫，或有裂黄旗以被帝体，以代赭袍，山呼震地。”然后返回汴京，迫使太后下令由郭威监国。他还发布一篇文告，说自己“逊避无由，俯仰遵承，夙夜忧愧”③。其实这场拥戴闹剧，只是为了遮人耳目。

灭汉建周，革故鼎新郭威就任监国不到一个月，就于次年正月正式即帝位，庙号太祖。他自认为是周朝虢叔的后裔，所以定国号为周，史称后周，改为广顺元年（951）。仍建都东京开封府。

①《新五代史》卷11《周太祖纪》。

①《资治通鉴》卷289，乾祐三年十一月。

②《新五代史》卷11《周太祖纪》。

③《旧五代史》卷110《周太祖纪》一。

郭威虽是刺史之子，但幼年孤贫，知道民间疾苦，因而即位后就着手革除前朝弊政，减轻赋税和刑罚。即位当月下诏：“凡仓场库务掌纳官吏，无得收‘斗余’、‘称耗’。旧所进羡余物，悉罢之。”这就减免了原先所收的“斗余”、“称耗”、“羡余”等额外税收，大为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诏又说：“犯窃盗及奸者，并依晋天福元年（936）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无得诛及亲族，籍没家赀。”这比后汉时“窃盗一钱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诛籍没”的规定有了明显的减轻。广顺二年（952）七月，针对后汉时“犯私盐、曲无问多少抵死”的规定，下诏：“犯盐、曲者以斤两定刑有差”。具体规定：“诸色犯盐、曲，所犯一斤已下至一两，杖八十，配役；五斤已下，一斤已上，徒三年；五斤已上，重杖一顿，处死。”①同年十一月又下诏：“约每岁民间所输牛皮，三分减二。计田十顷，税取一皮，余听民自用及买卖，惟禁卖于敌国。”这比起原先“兵兴以来，禁民私卖牛皮，悉令输官受直，”在政策上是大大放宽。因为所谓“受直”，后唐明宗时只给些盐；后晋天福中期，连盐也不给了；后汉更严厉到“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的程度。然而，牛皮“民间日用实不可无，帝素知其弊，至是李谷建议均于田亩，公私便之”②。

唐末以来，在中原有户部管理的营田务，流弊很多；还有当年朱温征讨淮南时，将掠得的以千万计的耕牛租给农民，可数十年后，“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帝素知其弊”。广顺三年（953）正月，“敕悉罢户部营田务，以其民隶州县，其田、庐、牛、农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悉除租牛课。”这样做无疑会大大调动受益农民的积极性，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有人曾建议将部分肥沃的营田出卖，“可得钱数十万缗以资国。帝曰：‘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③由此可见郭威的确与那些只知一味搜刮的帝王不一样。

郭威在整顿朝廷加强皇权方面也颇有些作为。广顺元年（951）十二月，刘知远的同母异父弟泰宁节度使（镇兖州，今属山东）据兖州反，郭威随即于次年正月派曹英等前去讨伐，五月又亲征，斩慕容延超等，巩固了政权。大臣王峻恃功不逊，干涉皇权，郭威于广顺三年（953）将其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州）司马，不久病死在那里。至于有“震主之势”的王殷，乘其入朝加以贬杀。

郭威在惩治贪官方面也有许多记载。他的这些改革与整顿，为后周世宗柴荣的著名改革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局面。

此外，还应提及的是郭威是历史上较为节俭的皇帝。他即位伊始就对近臣说：“朕起于寒微，备尝艰苦，遭时丧乱，一旦为帝王，岂敢厚自奉养以病下民乎！”①下诏悉罢四方贡献珍美食物。又“内出宝玉器及金银结缕宝装床几、饮食之具数十，碎之于殿廷。帝谓侍臣曰：‘凡为帝王，安用此！’仍诏有司，凡珍华悦目之物，不得入宫。”②直到他临终前，又下诏薄葬：“陵所务从俭素，应缘山陵役力人匠，并须和雇，不计近远，不得差配百姓。陵寝不须用石柱，费人功，只以砖代之。用瓦棺纸衣切不得伤他人命。勿修下宫，不要守陵宫人，亦不得用石人石兽。只立一石记子，镌字云：‘大周天子临晏驾，与嗣帝约，缘平生好俭素，只令著瓦棺纸衣葬。’若违此言，阴灵不相助。”③这种精神在封建帝王中是难能可贵的。

郭威于显德元年（954）正月病死，终年51岁。

①《资治通鉴》卷290，广顺元年正月、二年七月。

②《资治通鉴》卷291，广顺二年十一月。

③《资治通鉴》卷291，广顺三年正月。

①《资治通鉴》卷290，广顺元年正月。

②《旧五代史》卷111，《周太祖纪》二。

③《旧五代史》卷113《周太祖纪》四。

第二节 世宗柴荣

追随郭威

柴荣（921—959），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西南）人，本是郭威内侄，后收为养子。生父柴守礼，是郭威妻子柴氏之兄。

柴荣生于唐天祐十八年（后梁龙德元年，921）九月二十四日，成年以前就生活在姑父郭威家里。当时郭威见柴荣办事谨慎，为人厚道，就把家里开支等事交他去管。柴荣悉心经度，曾与一商人一起到江陵（今湖北荆沙）贩卖茶货，使本不宽裕的家用得到周济，郭威很赏识他，就把他收为义子。柴荣的这一段经历，不仅锻炼了他，更使他有机会深入社会下层，深知民间疾苦和地方利弊，这对于他日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郭威在后汉朝廷中任枢密使时，柴荣被任为左监门卫将军。郭威改任天雄军节度使镇守邺城（今河北大名东北）时，柴荣就任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并领有贵州（今广西郁林）刺史、检校右仆射的头衔。郭威带兵去首都开封夺权时，柴荣便留守邺城，他是郭威最为信任和倚重的心腹。

广顺元年（951）正月，郭威即位为帝，柴荣被任为澶州（今河南濮阳）节度使、检校太保，封太原郡侯。他为政清肃，盗不犯境，而且在澶州遭洪水破坏后，整修和拓宽街道，扩大城市规模，得到吏民好评。次年正月，慕容彦超在兖州（今属山东）起兵反周。柴荣几次上表请求征讨，郭威也打算用他，但由于枢密使王峻阻挠而未实现。这年底他晋衔为检校太傅、同平章事，进一步引起王峻的不满，广顺三年（953）正月入朝觐见郭威后竟不得留京。直到王峻被贬逐后，柴荣才被任为开封尹，封晋王。

亲征高平显德元年（954）正月，柴荣晋升为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侍中，依前开封尹兼功德使，判内外兵马事，从而控制了最高军事指挥权。两天后，郭威病死，秘不发丧。过了四天宣布郭威的遗命：“晋王荣可于柩前即位。”①柴荣即帝位，是为世宗。

柴荣即帝位不到十天，潞州（今山西长治）方面就传来北汉刘崇举兵南下的消息，柴荣打算亲征，宰相冯道认为不妥，反复谏阻。柴荣则表示自己要学唐太宗，要以泰山压卵之势击败刘崇。经过一番准备，柴荣于三月十一日亲征，十九日即在泽州高平（今属山西）与北汉契丹联军展开大战。交战开始，周军右翼骑兵望风而逃，造成步兵解甲投敌。紧要关头，柴荣“自率亲骑，临阵督战”，“驰骑于阵前，先犯其锋”，这大大鼓舞了士气，“战士皆奋命争先”，很快扭转了局面。随着增援部队的到达，周军大胜。“降贼军数千人，所获辎重、兵器、驼马、伪乘舆器服等不可胜纪”。北汉军则“僵尸弃甲，填满山谷”，刘崇狼狈逃回太原。战役结束，柴荣不仅奖赏了有功将士，更从严惩处了作战不力的将校，杀樊爱能、何徽等70余人，“由是骄将堕兵，无不知惧”②。有效地整顿了军纪，大大提高了战斗力，随后的北伐取得节节胜利，一直打到太原城下，后来还是由于契丹军队赶到和久雨致士卒疲病才撤军南返。

①《旧五代史》卷114《周世宗纪》一。

②《旧五代史》卷114《周世宗纪》一。

战后，柴荣针对战场上所暴露的问题指出：“兵在精不在众，宜令一一点选，精锐者选为上军，怯懦者任从安便，庶期可用，又不虚费。”于是大规模整编禁军，“躬亲试阅，选武艺超绝及有身首者，分署殿前诸班”①。“复命总戎者，自龙捷、虎捷以降，一一选之，老弱羸小者去之，诸军士伍，无不精当，由是兵甲之盛，近代无比，且减冗食之费焉。”②振兴百业柴荣关心民间疾苦，采取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显德二年（955）正月下诏：“应逃户庄田，并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税租。如三周年内本户来归者，其桑田不计荒熟，并交还一半；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交还一分；五周年外归业者，其庄田除本户坟茔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地诸州，应有陷蕃人户，自蕃界来归业者，五周年内来者，三分交还二分；十周年内来者，交还一半；十五周年来者，三分交还一分；十五周年外来者，不在交还之限。”③这些规定促使逃户及早回归和荒弃庄田的开垦利用，大大有利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显德五年（958），他读唐朝同州刺史元稹所上的《均田表》后，下诏称赞此表“较当时之利病，曲尽其情；俾一境之生灵，咸受其赐”①，遂命按表制成《均田图》赐给诸道节度使、刺史，随后又派“遣左散骑常侍艾颖等均定河南六十州税赋”②。连历代受优待免纳租税的曲阜孔氏，也被取消特权，照平民例纳租赋。

疏浚漕运水路，固然有军事意义，但对水利灌溉和经济发展也有重大影响。显德二年开始，先后疏浚了胡卢河、汴河、五丈河等，“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③。

为了增加劳动力和兵源，柴荣于显德二年五月下诏限制寺院的发展：“诸道州府县镇村坊，应有敕额寺院，一切仍旧，其无敕额者，并仰停废。”④还严格规定出家为僧尼的条件。这一年共废寺院30336所，仅保留寺院2694所，收效显著。

此外，柴荣在漕运和铸钱等方面也作了一些变革，减轻了负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结束割据局面奠定了基础。

①《五代会要》卷12《京城诸军》。

②《旧五代史》卷114《周世宗纪》一。

③《旧五代史》卷115《周世宗纪》二。

①《五代会要》卷25《租税》。

②《旧五代史》卷118《周世宗纪》五。

③《资治通鉴》卷294，显德五年三月。

④《旧五代史》卷115《周世宗纪》二。

虚心求谏

柴荣的虚心求谏也是很有名的。显德二年二月下诏，他认为自己“涉道犹浅，经事未深，常惧昏蒙，不克负荷”，因而要求“内外文武臣僚，今后或有所见所闻，并许上章论谏。若朕躬之有阙失，得以尽言；时政之有瑕疵，勿宜有隐”。这年四月，更下诏明确要求“翰林学士承旨徐台符已下二十余人，各撰《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平边策》各一首”①。这种大面积命题对策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他审读后，尤对王朴的《平边策》中所提“先易后难”的主张最为赏识，并且随即付诸实践。

五月，柴荣派向训、王景等西征，不出半年，先后攻取了后蜀的秦（今甘肃天水）、阶（今武都东）、成（今成县）、凤（今陕西凤县东）等4州之地。十一月，他派李谷等南征，围攻南唐寿州（今安徽寿县）等地。显德三年初，他亲征寿州，取得正阳（今颍上西南）之战的胜利，且派兵攻取了南唐的滁（今滁县）、扬（今江苏扬州）、泰（今属江苏）、光（今河南潢川）、舒（今安徽潜山）等州，但寿州由于南唐将领刘仁赡死守未能攻下。显德四年初，柴荣第二次南征，终于攻下了寿州城。这年底，他又第三次南征，连取濠（今凤阳西北）、泗（今泗县东南）、楚（今江苏淮安）、扬等州，到显德五年，规定今后岁输贡物10万。三次南征，不但使南唐俯首就范，而且震慑了南方各割据势力，为北伐扫除了后顾之忧。

显德六年（959）三月，柴荣再次北伐。取道沧州（今属河北）北上，率步骑数万直入辽境。到五月就先后收复瀛（今河间）、莫（今任丘北）、易（今易县）3州和益津（今文安县境）、瓦桥（今雄县境）、淤口（今霸县境）3关，共计17县之地，为五代以来对辽作战所取得的最大胜利。正当柴荣大会诸将，议取幽州（今北京）之时，突然患病，只得班师回到汴京，六月十九日病逝，年仅39岁。这样，他想为君30年，“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愿望，终于未能实现。然而他在位5年半的文治武功，已经为结束割据开创新局面奠定了基础，所以史评：“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①是有道理的。他确实是五代时期最为杰出的政治家。

①《旧五代史》卷115《周世宗纪》二。

①《旧五代史》卷119《周世宗纪》六。

（谢选骏指出：人说“从周世宗柴荣的身上得到的历史教训：治国要有一套合理的制度”——《资治通鉴》读起来并不轻松，特别是读到唐末至五代十国时期，更是如此。在这百多年的乱世中，王侯将相如走马灯般地粉墨登场，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但，当这部鸿篇读到接近尾声时，它的最后一个主角却让人眼前一亮。这个最后出现并值得圈点的人物就是周世宗柴荣。他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养子（故亦称郭荣），其生父是郭威的皇后柴氏之兄——柴守礼。郭威、柴荣都来自民间，深知百姓疾苦。掌权后，知道怎样做事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戴。特别是柴荣，当上皇帝后，获得很不错的评价。司马光在拿他与五代时期另一个能力较强的帝王—后唐庄宗相比时，是这样评价的：“世宗以信令御群臣，以正义责诸国，……其宏规大度，岂得与庄宗同日语哉！《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世宗近之矣。”就是说他己接近《尚书》提出的那个君王标准了，可见评价之高。可是后来赵匡胤夺了周家的天下，周世宗柴荣七个儿子结局如何？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江山，建立北宋王朝。然而对于后周世宗柴荣的家人，如何处置成了一大难题。周世宗柴荣一生共有七名儿子，长子柴宗谊，次子柴宗诚，三子柴宗諴都在柴荣生前被后汉隐帝刘承佑所杀，分别被追封为越王、吴王、韩王。这也是郭威和柴荣起兵造反的直接原因，后汉隐帝刘承佑杀了郭威和柴荣的家小，导致郭威绝后。最后周世祖郭威虽然夺得了天下，却没有子嗣来继承皇位，不得不让外甥柴荣来继承。柴荣第四子就是后周恭帝柴宗训，生母大符皇后，继母小符皇后（周世宗柴荣的两位皇后是亲姐妹）。陈桥兵变的时候才7岁，当了一年皇帝就被迫禅位给了赵匡胤。当时赵匡胤是以柴荣结社兄弟的名义登基的，而且柴荣生前待赵匡胤也不薄，故而赵匡胤没有对其下黑手。降封柴宗训为郑王，迁往房州居住，当个逍遥王爷。赵匡胤还赐柴氏“丹书铁券”（免死金牌），保证柴氏子孙永享富贵，即使犯罪也不得加刑。只是柴宗训长大成年后，对赵匡胤谋夺自家江山一事耿耿于怀，又对时局束手无策，最后忧郁成疾，英年早逝，终年20岁，没有留下子嗣。柴荣第五子柴宗让，又名柴熙让或宁熙让。柴荣生前拜左骁卫上将军，封燕国公。柴宗训继位后，封爵曹王。陈桥兵变时，柴宗让的娘家宁氏见势不妙，将其偷偷带出宫外，隐姓埋名，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为了逃避赵匡胤的迫害，柴宗让改姓宁，改名熙让。另传被当时著名的隐士陈抟收为弟子，改名柴明皇，号虫二。一直活到宋真宗时期才去世，终年53岁。有子柴少婴，是现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柴姓人的开山鼻祖[注：这一支柴姓子孙并不被正史承认为柴荣后裔]。——不过在我看来，赵匡胤最后下场也很不好，被自己的亲弟弟杀害了。所以从战国格局来看，两宋不过是后周的延续，郭威、柴荣、赵匡胤，都是战国力量的傀儡。战国要想稳定下来，还是需要一定的法度的；不能像共产党这样无法无天、朝令夕改。）

【第七章 冯道 王朴】

第一节 冯道持重镇俗

冯道（882—954），字可道，自号长乐老。瀛州景城（今河北沧州西北）人。出生在“为农为儒，不恒其业”①的家庭。年轻时品行纯厚，不耻清贫，事亲孝而为学勤，颇有古风。

唐末天祐年间，冯道曾任刘守光的参军，因常陈利害而惹怒刘守光。刘守光失败后，他逃到太原投靠当时在河东任监军使的宦官张承业，当了巡官。后张承业把他推荐给晋王，被任命为河东节度掌书记。李存勗与后梁军夹河对垒之时，郭崇韬要求裁减闲散人员，李存勗怒而欲“令三军别择一人为帅，孤请归太原以避贤路”。令冯道草拟文告发表，冯道执笔久之不写。李存勗正色催促，冯道说：“道所掌笔砚，敢不供职。今大王屡集大功，方平南寇，崇韬所谏，未至过当，阻拒之则可，不可以向来之言，喧动群议，敌人若知，谓大王君臣之不和矣。幸熟而思之，则天下幸甚也”。①不久，郭崇韬向李存勗道歉，经过冯道的调和，此事顺利解决，人们开始佩服他的胆量识见。李存勗称帝后，冯道被破格升为户部侍郎，充翰林学士。

冯道为人刻苦俭约。在晋梁交战前线，他在军中只搭一茅屋，室内不设床席，睡觉仅用一捆牧草。请将送他在战争中掠得的美女，他无法推却时就安置于别室，等找到她原来的亲人后再送回去。他因父丧丁忧期间，遇到饥荒，他就尽自己所有周济乡里，亲自种田背柴。有因人力不足而致田地荒芜的人家，他就不声不响地在夜里帮助耕种，事后人家前来道谢，他认为这完全是应该做的。守孝期满，后唐朝廷重新任命他为翰林学士，他赴任途中走到汴州时，正遇上赵在礼魏州兵变后李嗣源带兵进攻首都洛阳，孔循劝他等到局势明朗后再走，他认为奉诏赴阙，不可擅留，依旧快速赶赴京师。

三代为相李嗣源向来知道冯道的声名，即帝位后任命冯道为端明殿学士，不久，迁兵部侍郎。一年后，又迁升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冯道引荐任用了不少有才识的孤寒士子，而对那些品行浮躁的衣冠子弟都加以抑制。尽管因此遭受一些人的讽刺打击，但一直得到李嗣源的信任。

①《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

①《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

天成、长兴年间，连年丰收，中原太平无事。冯道打比方提醒李嗣源，借自己在河东任掌书记时出使到中山（今河北定州），路过井陉（今属河北）地区的险恶山路因十分小心而没有出事，等走到平地时以为可以放心大胆结果反而跌伤的事说：“臣所陈虽小，可以喻大。陛下勿以清晏丰熟，便纵逸乐，兢兢业业，臣之望也。”李嗣源问他丰收年景的百姓情况时，他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并且特地吟诵了聂夷中的《伤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①李嗣源听了很受感动，命人抄下经常诵读。当李嗣源为得到一只刻有“传国宝万岁杯”字样的玉杯而高兴时，他说：“此前世有形之宝尔，王者固有无形之宝也。”②并且进一步指出这无形之宝便是“仁义”。他因势利导地规劝明宗，既使对方乐于接受，又使自己的地位得到巩固。他还因为“诸经舛谬，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田敏等，取西京（今陕西西安）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板，流布天下”③。这是中国古代印刷史的一件大事。李嗣源死后，他在闵帝李从厚时仍任宰相。当李从厚出奔卫州（今河南汲县）时，他又率百官迎接末帝李从珂入主朝廷，仍然被任命为宰相，后虽一度出为同州（今陕西大荔）节度使，一年后又任司空。后晋灭后唐时，他又投靠新朝，石敬瑭任他为守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鲁国公。事无巨细，悉以归之。其荣宠程度更胜前朝。石重贵时，他仍为宰相，且加太尉，封燕国公。后出任匡**（治同州）节度使，又徙镇威胜（治邓州，今河南邓县）。“契丹灭晋，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于京师。德光责道事晋无状，道不能对。又问曰：‘何以来朝？’对曰：‘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德光诮之曰：‘尔是何等老子？’对曰：‘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这种自甘贬辱的态度使耶律德光感到高兴，被任为太傅。耶律德光曾问他：“天下百姓，如何可救？”他说：“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①有人说这种谄媚的谀词讨得了耶律德光的喜欢，因而没有夷灭中原人民。耶律德光北撤时，他一直随从到了常山。刘知远建汉称帝后，他以太师奉朝请。后周灭后汉之后，冯道又被后周任命为太师兼中书令为首相。

明哲保身“长乐老”

冯道在未发迹时曾写过一首诗：“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反映了他既要洁身自好又打算委曲求全的人生哲学。后来，有人因他“历任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②，而称之为不倒翁。

乾祐三年（950）夏，冯道写了一篇题为《长乐老自叙》的文章，历述自己在后唐、后晋、后汉三朝及契丹入主时期所获官爵荣宠，真是官越做越大，爵越封越高，上耀祖宗，下荫子弟。他写道：“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耶！老而自乐，何乐如之？”然而，在文中他也承认自己的一生“奉身即有余矣，为时乃不足”。并且明白指出这不足在于“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因而他清醒地预见到后人对他“知之者，罪之者，未知众寡矣！”①后周取代后汉时，冯道已是一位经验老到的政客，连郭威都要细察他的反应来决定行止。当郭威进攻洛阳，刘承祐为乱兵所杀后，郭威认为后汉大臣一定会推戴自己为帝。可是在见到冯道时，发现冯道一点表示都没有，只好像往常一样先向他行礼，冯道仍像平时一样受之。

①《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

②《新五代史》卷54《冯道传》。

③《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

①《新五代史》卷54《冯道传》。

②《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及注。

①《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

郭威就意识到取代后汉为帝的时机尚未成熟，于是就假意提出立刘赟为帝，并且派冯道到徐州去迎接。因此当时的舆论并没有把后汉之亡归罪于冯道，而冯道对于改朝换代丧君亡国也因习以为常而并不在意。柴荣继位后打算亲征刘赟，冯道以为不可，再三谏阻。当柴荣说要以唐太宗为榜样时，他更直言“陛下未可比唐太宗”②。因而惹怒了柴荣，亲征时就不要他随行而让他去处理郭威的后事。结果郭威刚安葬完毕，冯道不久也就患病，四月去世，终年73岁。谥文懿，追封瀛王。

第二节 王朴“平边策”

王朴（905—959），字文伯，东平（今属山东）人。父王序，在王朴显贵之后才获赠左谏议大夫。王朴幼年聪慧机警，刻苦好学，写得一手好文章。然而大器晚成，直到后汉乾祐年间（948—950）他40多岁时才考取进士，接着通过释褐试，开始步入仕途，被任命为校书郎，依附枢密使杨邠。

当时后汉政权建立不久，隐帝刘承祐年少孱弱，任用小人，朝政已经渐趋混乱。加上杨邠与三司使王章、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史弘肇等大臣矛盾日深，形同水火。王朴预见到政局必将大乱，陷于其中于己不利，于是就离开杨邠东归乡里。局势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后来帝舅李业等唆使隐帝诛杀权臣，杨邠、王章、史弘肇三家均被族灭，与三家有交往的人也大多受到牵连，只有王朴先期离去得以幸免。

后周初年，柴荣任澶州节度使时，王朴在其帐下任掌书记。柴荣任开封尹时，王朴被朝廷任命为右拾遗，充开封府推官。柴荣继位为帝后，王朴被任命为比部郎中。显德二年（955）夏，后周世宗柴荣命在朝的20多名文学之士每人写《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各一篇，以试其才。其中以王朴的《平边策》最受重视。

在这篇著名的时务策中，王朴开宗明义地指出，只要“观所以失之之由”，就能“知所以平之之术”。既然失之在于“君暗政乱，兵骄民困”，导致“天下离心，人不用命”。那么，“必先进贤退不肖，以清其时；用能去不能，以审其材；恩信号令，以结其心；赏功罚罪，以尽其力；恭俭节用，以丰其财；徭役以时，以阜其民。俟其仓廪实、器用备、人可用而举之”。这样就一定可以成功。至于具体的用兵次序，他提出“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即先易后难的原则，主张先攻南唐，“从少备处先挠之，备东则挠西，备西则挠东，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间可以知彼之虚实、众之强弱，攻虚击弱”，在夺取南唐的江北之地后，“用彼之民，扬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难而平之也”。他认为：“得吴，则桂、广皆为内臣，岷、蜀可飞书而召之。如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矣。吴、蜀平，幽可望风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之，但亦不足以为边患，可为后图，候其便则一削以平之。”①

②《新五代史》卷54《冯道传》。

①《旧五代史》卷128《王朴传》。

王朴的计划是想先平定南方，用江南雄厚的财赋，养北方强大的兵力，然后攻取幽燕，最后取得河东，完成统一大业。此计柴荣虽然并没有完全采用，在取得南唐江淮之间14州之地后就移师北伐，由于中途得病死去而未见其下一步用兵意图。但后来宋初的统治者则大体上是按王朴的方案削平南北割据势力的。由此也可见王朴的《平边策》影响确实不小，他也因之名留青史。

辅佐世宗王朴的《平边策》大受后周世宗柴荣的赏识。不久，就升迁为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旋即又升为左散骑常侍，充端明殿学士，成为柴荣身边重要的谋士。他与柴荣计议天下大事，所见都不谋而合，于是就付诸实行。显德三年柴荣南征江淮，就以王朴为东京副留守。班师后，任命他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不久又升任枢密使、检校太保。第二年，柴荣再次南征，又以王朴留守京师，在此期间，都城秩序井然。

王朴在任开封知府和东京留守期间，为拓广京城匠心独运，“凡通衢委巷，广袤之间，靡不由其心匠”①。在拓展过程中，雷厉风行，连有权势的大臣藩镇都怕他三分。故宋人说：“朴留京师，广新城，通道路，壮伟宏濶。今京师之制，多其所规为。”②王朴多才多艺，“为人明敏多才智，非独当世之务，至于阴阳律历之法，莫不通焉”。曾受命校定大历，“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经之学”，制订了《大周钦天历》。又奉诏考正雅乐，“依京房为律准，以九尺之弦十三，依管长短寸分设柱，用七声为均，乐成而和”③。著有《律准》行世。显德六年（959）三月，又奉诏在汴口设斗门，控制汴河水量，大大改善了漕运。

王朴为人处事太刚，锋芒毕露。他于“稠人广座之中，正色高谈，无敢触其锋者，故时人虽服其机变而无恭懿之誉”。称帝前的赵匡胤都对他敬畏有加。然而在柴荣的心目中，他是一位能臣，所以当他从汴口回京途中突然发病去世时，柴荣“闻之骇愕，即时幸其第，及柩前，以所执玉钺卓地而恸者数四。赠赙之类，率有加等，优诏赠侍中。”王朴享年54岁④。

①《旧五代史》卷128《王朴传》。

②《新五代史》卷31《王朴传》。

③《新五代史》卷31《王朴传》。

④《旧五代史》卷128《王朴传》。《旧五代史》作“四十五”岁，今据《新五代史》。

（谢选骏指出：王朴为人处事太刚，锋芒毕露。他于“稠人广座之中，正色高谈，无敢触其锋者，故时人虽服其机变而无恭懿之誉”……称帝前的赵匡胤都对他敬畏有加。然而在柴荣的心目中，他是一位能臣，所以当他从汴口回京途中突然发病去世时，柴荣“闻之骇愕，即时幸其第，及柩前，以所执玉钺卓地而恸者数四。赠赙之类，率有加等，优诏赠侍中。”——由此可见，柴荣确实是一位难得的领袖，不论人品还是能力都远在后来篡位的赵匡胤兄弟之上。可惜他三十八岁就去世了，如果他能多活些年，战国的格局就能不同，中国或能再度统一于汉人，避免辽金元禽兽们反复蹂躏的灾难了。）

【第八章 杨行密 李昪（徐知诰）】

唐朝灭亡后，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五个历史短暂的朝代，是为五代。与之同时，其他地区还出现过十个割据政权，是为十国。其中杨行密建立的吴、钱镠建立的吴越，刘隐建立的南汉、马殷建立的楚、王建建立的前蜀、王审知建立的闽，都是在后梁开国前后建立起来的。其创建者，都是唐末的方镇。高季兴是后梁的一个方镇，他在后梁之后建立的荆南，也称南平，是十国中最小的一国。孟知祥建立的后蜀、李ㄐ熘荆┙⒌哪咸啤⒘鯐F（崇）建立的北汉，是十国中后起的三个小国，分别是在后唐末年、后晋初年和后周初年建立的。十国中，除吴、楚两国亡于南唐，前蜀、闽亡于后唐，其余六国都先后亡于北宋。

第一节 杨行密横行江淮

杨行密（852—905），初名行愍，字化源。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

少时孤贫，长大后身材高大，膂力过人，据说能手举百斤，日行三百里。唐僖宗乾符中期（877年前后），杨行密因参加江淮一带的农民起义被捕，刺史郑棨“奇其状貌”而释放了他。后来他应募为州兵，戍守朔方（今宁夏灵武），升为队长。守边期满返回，当地军吏讨厌他，要他再次出戍。临行前军吏假装关心，问他还缺什么，他奋然说：“惟少公头尔！”①随即斩其首，举兵为乱。他“自募百余人，皆虓勇无行者”②，统率州兵，“自号八营都知兵马使”③，刺史郎幼复逃走，他就占据了庐州。中和三年（883），朝廷正式任命他为庐州刺史。

光启三年（887），淮南节度使高骈为毕师铎所攻，杨行密被高骈任为行军司马，率兵数千往援，屯驻于蜀冈（今江苏扬州西北），以诱敌袭营的伏击战大败毕师铎。高骈被毕师铎杀害后，杨行密缟军向城哭三日，攻破城门，占领扬州（今扬州东北）。

杨行密占领扬州后，派使者到大梁，向当时拥有兼领淮南节度使头衔的朱温表示归附之意，朱温只好同意杨行密任淮南留后，双方关系已现龃龉。

文德元年（888）正月，孙儒在高邮（今属江苏）杀毕师铎等，并其部众南攻扬州。杨行密依其谋士袁袭之见先退庐州，然后进袭守备空虚的宣州（今安徽宣城）。龙纪元年（889），唐任命杨行密为宣州观察使，杨行密派田頵等分别攻取了浙西地区的苏（今属江苏）、常（今属江苏）、润州（今镇江）。大顺二年（891），又攻取了滁（今属安徽）、和（今和县）州，势力不断扩大。

①《新五代史》卷61《吴世家·杨行密传》。

②《旧五代史》卷134《杨行密传》。

③《新五代史》卷61《吴世家·杨行密传》。

割据淮南

景福元年（892），杨行密攻取了楚州（今江苏淮安），对占据扬州的孙儒构成了南、西、北三面包抄的形势，孙儒就焚毁广陵城，率部渡江，号称50万，攻杨行密于宣州，几次击败田頵、刘威，杨行密打算西撤铜官（今安徽铜陵），谋士戴友规说孙儒兵多气锐，“其锋不可当而可以挫，其众不可敌而可久以敝之”。刘威也主张“背城坚栅”，以固守不战来挫败长途奔袭之敌。杨行密采纳了这一计策。结果孙儒“兵饥，又大疫”①被击败擒杀。杨行密并其部众，选编其中精锐5000为亲军，以皂衣蒙甲，号称“黑云都”，给以特殊待遇，成为杨行密“驱之即战、靡不争先”的主力军②。这一年，他再占扬州，唐廷任他为淮南节度使。乾宁二年（895），加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年，昇州（今江苏南京）刺史冯弘铎来附，他又派田頵等攻掠各地，于是，“自淮以南、江以东诸州皆下之”③。杨吴政权的地盘已具雏形。

乾宁四年（897），被朱温打败的朱瑾、李承嗣前来投奔杨行密，李承嗣本是李克用派去支援朱瑾的将领，他从河东带来的骑兵队伍大大加强了杨行密的兵力，于是大肆攻掠邻部。两浙钱镠、江西钟传、鄂州（今湖北武汉）杜洪等都向朱温求援，朱温派朱友恭率步骑万人南下讨伐，杨行密令都将瞿章先据黄州（今黄冈），待朱友恭来攻即南渡固守武昌寨（今武汉），杨行密又派马珣以精兵5000助守，可还是被朱友恭和杜洪打得大败，瞿章等3000余人被俘。这年八月，朱温又派葛从周率步骑万人从霍丘（今属安徽）渡淮河为西路，令庞师古率大军驻营于清口（今江苏淮阴）为东路，自北向南发起进攻。杨行密先打东路，一面用决堰纵水的办法水淹敌军，另一面又令朱瑾率精锐突袭，结果汴军大败，名将庞师古被杀。葛从周得知东路失败，也从濠梁（今安徽凤阳）撤军，退到淠河又遭伏击，各军勉强北归。

乾宁五年（898），钱镠攻苏州，杨行密所部周本战败，苏州又为钱镠所得。天复元年（901）杨行密派李神福南攻，在临安（今浙江临安北）大败钱镠，擒其将顾全武后回师。次年，冯弘铎叛变，进攻宣州，被田頵打败后率部东撤，打算逃往海上。杨行密在东塘（今江苏常熟东南）拦截，表示愿意宽容，劝其回头。冯弘铎感激涕零，杨行密就任他为节度副使，而由李神福取代其拥有实权的昇州刺史之职。

①《新五代史》卷61《吴世家·杨行密传》。

②《旧五代史》卷134《杨行密传》。

③《新五代史》卷61《吴世家·杨行密传》。

建立吴国

乾宁二年（895），唐昭宗曾封杨行密为弘农郡王，天复二年（902），唐昭宗被劫持在凤翔，派遣江淮宣慰使李俨任杨行密为东面诸道行营都统、检校太师、中书令，进封吴王。次年，他命李神福西攻鄂州的杜洪，在君山（在今湖南岳阳）打了胜仗。同年，朱温攻打青州（今山东益都），王师范派人向他求救，他派王茂章率众往援，大败汴军，杀朱温之子朱友宁。朱温大怒，亲率大军击之，结果又被王茂章打败。然而这时宣州守将田頵由于不满杨行密在攻打钱镠时的反复态度，起兵叛变，袭击昇州。润州守将安仁义闻讯也起兵反叛，进攻常州。杨行密依靠李神福和王茂章分别将其平定。杨行密在与各地军阀交战中胜多败少，江淮地区相对比较稳定，这与他节用安民的指导思想有关。杨行密少时孤贫，深知民间疾苦。他“驰射武伎，皆非所长，而宽简有智略，善抚御将士，与同甘苦，推心待物，无所猜忌”①。打败孙儒后，他在淮南“招合遗散，与民休息，政事宽简，百姓便之”②。他初到淮南时，“赐与将吏，帛不过数尺，钱不过数百，而能以勤俭足用，非公宴未尝举乐，招抚流散，轻徭薄敛，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③。

天祐二年（905），杨行密派刘存再次攻打鄂州，终于活捉杜洪，控制了长江中游这一军事重镇。十一月，杨行密病死，终年54岁。后其四子杨溥为睿帝，在位时追尊杨行密为太祖武皇帝。

第二节 李璠（徐知诰）

依附徐温李璠（888—943），字正伦，徐州（今属江苏）人。家世微贱，父李荣在唐末战乱中不知所终。8 岁的他成为孤儿，在濠州（今安徽凤阳）、泗州（今泗县东南）一带流浪。杨行密攻打濠州时掠得他，爱他聪慧有奇貌，打算收为养子，但遭诸子反对，只好让部将徐温收下，于是就成了徐温的养子，改姓名为徐知诰。

徐知诰成年后，身高七尺，相貌堂堂，待人温厚而有谋略。他对徐温很孝顺，徐温曾骂自己的儿子们不如他，因而遭到他们忌恨，尤其是长子徐知训，几次想要害死他，都因他人缘好而幸免。后来他担任楼船军使，率水军驻屯在金陵（今江苏南京）。当柴再用奉徐温之命攻打宣州（今属安徽）李遇时，他所部立了大功，因此升任为昇州（今南京）刺史。当时江淮初定，地方长官多为武夫出身，只知搜刮民财来供养军队。只有徐知诰与众不同，他勤俭好学，重视儒生，以宽仁为政，因而得到民众赞誉。当徐温以齐国公兼两浙招讨使的身份镇守润州（今镇江）时，昇、润、宣、常（今属江苏）、池（今安徽贵池）、黄（今湖北黄冈）等6州都为齐国辖地，他听说徐知诰治理昇州有政绩，便前往察看，见府库充实，城垣修整，就将治所迁到昇州，而让他去做润州刺史。起先他不愿意，几次要求去宣州，徐温不答应。谋士宋齐丘劝他说，在扬州（今江苏扬州东北）掌权的徐知训童昏，“老臣宿将不甘诟辱，度其势，乱在旦暮，蒜山之津不一夕而可以定事，舍此利而求入宣城山中，卒卒度岁月，其亡聊奈何！”①徐知诰随即觉悟，迅速到润州赴任。果然不久徐知训为朱瑾所杀，他得到消息抢先进入广陵（即扬州），平息事态后取代徐知训而控制了杨吴政权。

①《资治通鉴》卷259，景福元年八月。

②《旧五代史》卷134《杨行密传》。

③《资治通鉴》卷259，景福元年八月。

①史虚白：《钓矶立谈》。

灭吴建南唐

徐知诰执政后，为了收揽民心，便宽缓刑法，推广恩信，还特地造延宾亭用以接待四方之士。宋齐丘、骆知祥、王令谋等人都成了他的重要谋士，其他凡有流落在其境内的士人他都加以任用，还经常派人到民间了解疾苦，遇有婚丧匮乏的，便设法予以周济。盛夏酷暑出行，不张伞盖也不操扇，左右近侍要为他张伞盖，他必定婉拒说：“士众尚多暴露，我何用此？”①因此赢得了人们的好感。尽管徐温身居金陵遥秉大政，但人心已大多归向徐知诰。武义元年（后梁贞明五年，919），杨隆演称吴王，以身居金陵的徐温为丞相，徐知诰被任为左仆射、参知政事，在广陵实际掌权。徐温的行军司马徐玠多次劝徐温以亲子取代徐知诰，于是徐温令次子徐知询到广陵，准备谋取政权。恰在这时徐温病死，徐知询到金陵奔丧。徐玠就改变立场转而为徐知诰出谋划策。

乾贞元年（后唐天成二年，927）十一月，杨溥僭号称帝，任徐知诰为太尉、中书令，掌握实权。大和三年（后唐长兴二年，932），徐知诰出镇金陵，沿用当年徐温的做法，把儿子李景通（璟）留在广陵任司徒、同平章事，又让王令谋、宋齐丘分别担任左、右仆射同平章事，在杨溥身边安插了一个效忠于他的班子，便于他遥控。次年，他被封为东海郡王。天祚元年（后唐清泰二年，935），晋封为齐王，以昇、宣等10州为齐国，进位太尉、录尚书事，留镇金陵。不久，又加九锡，建天子旌旗，且改金陵为西都，以扬州为东都。他依南朝齐、梁故事开国，用宋齐丘、徐玠为左、右丞相。天祚三年（后晋天福二年，937），杨溥逊位，徐知诰正式即帝位，国号大齐，改元为昇元元年，以金陵为都城。这时他一直使用的姓名是徐知诰，直到昇元三年正月才恢复原姓李，改名昪，并且自称是唐宪宗之子李恪的四世孙①，因而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世称前主，庙号烈祖。他“勤于听政，以夜继昼，还自江都，不复宴乐。”“死国事者皆给禄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税，民间称其平允。自是江淮调兵兴役及他赋敛，皆以税钱为率”③。对于用兵，不论是北伐中原还是南向拓疆，他都取慎之又慎的态度，长期奉行“保境息民”的政策。昇元五年（后晋天福六年，941），“江淮比年丰稔，兵食有余，群臣争言‘陛下中兴，今北方多难，宜出兵恢复旧疆。’唐主曰：“吾少长军旅，见兵之为害深矣，不忍复言。使彼民安，则吾心亦安矣，又何求焉？’”④昇元六年（942），“吴越国火，焚其宫室府库，甲兵皆尽，群臣请乘其弊攻之，昪不许，遣使吊问，厚赒其乏。钱氏自吴时素为敌国，昪见天下乱久，常厌用兵，及将篡国，先与钱氏约和，归其所执将士，钱氏亦归吴败将，遂通好不绝。昪客冯延巳好论兵，大言，尝谓昪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而昪志在守吴旧地而已，无复经营之略也。然吴人亦赖以休息。”①

昇元七年（后晋天福八年，943）二月，李曳⒂子璟嗣位，是为中主，改是年为保大元年。

①《新五代史》卷62《南唐世家·李昪传》。

②《钓矶立谈》。

（谢选骏指出：五代十国，十国的领袖似乎比五代的领导人，更加明白战国的现实，更加能够恪守本分，守住割据一方的现实，不去追求一统天下的梦想——这样才避免了生灵涂炭和更大的伤亡。也正因如此，十国才能比五代保留了更多的文明。）

【第九章 钱镠 王审知】

第一节 钱镠割据两浙

钱镠（852—932），字具美（一作巨美），杭州临安（今属浙江）人。

家世以田渔为业。年轻时好拳勇，喜任侠，“不喜事生业，以贩盐为盗”①。善射与槊，且稍通图纬诸书，在当地颇有点名声。

唐乾符二年（875），浙西裨将王郢作乱，石鑑（今临安东南）镇将董昌招募乡兵讨伐，以钱镠为偏将，击败了王郢。不久，黄巢起义军打到浙东，将要进攻杭州，钱镠分析形势后采用伏击战以少胜多打败黄巢的先头部队，然后又设计使黄巢不敢进攻杭州。当时坐镇扬州的高骈得知后，把董昌和钱镠召到扬州予以鼓励，后来表请任命董昌为杭州刺史，董昌把所属各县的乡兵整顿组成八都，以钱镠为都指挥使。

中和二年（882），越州（今浙江绍兴）观察使刘汉宏与董昌之间矛盾激化，刘汉宏派其弟汉宥等屯兵于西陵（今萧山西北）。钱率八部兵渡过钱塘江，偷袭成功，刘汉宥等逃走。接着，钱镠又在诸暨、萧山大败刘汉宏。中和四年，镠奏请朝廷以董昌取代刘汉宏为越州观察使，他自己便占据杭州。

光启三年（887），唐廷正式任命钱镠为左卫大将军、杭州刺史，董昌为越州观察使。这一年，高骈被囚，淮南大乱。润州（今镇江）守将周宝为其部属薛朗等所逐，钱镠乘机迎回周宝，派兵攻占润州，俘杀薛朗，又派其弟钱镠逐杀占领**镇将徐约，势力进一步发展。

唐昭宗即位后，任钱镠为杭州防御使。不久，升越州为威胜军，以董昌为节度使，封陇西郡王；又升杭州为武胜军，以钱镠为都团练使，成及为副使。成及是钱镠的主要部将，攻城略地之谋多出于成及，钱镠与之结为姻亲以巩固关系。他又招罗一批文武人才，以杜崧、阮结、顾全武等为将校；以沈崧、皮光业、林鼎、罗隐等为谋士。

景福二年（893），唐廷任钱镠为镇海军节度使、润州刺史。次年又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乾宁二年（895），董昌在越州称大越罗平国皇帝，钱镠拒绝董昌的任命，向唐廷报告董昌的反状。于是昭宗下令削夺董昌的官爵，封钱镠为彭城郡王，以浙江东道招讨使的名义征讨董昌。“乾宁四年，镠率浙西将士破越州，擒昌以献，朝廷嘉其功，赐镠铁券，又除宰臣王溥为威胜军节度使，而两浙士庶拜章，请以镠兼杭、越二镇，朝廷不能制，因而授之，改威胜军为镇东，镠乃兼镇海、镇东两藩节制”①。“镠如越州受命，还治钱塘（今杭州），号越州为‘东府’”①。

①《新五代史》卷67《吴越世家·钱镠传》。

①《旧五代史》卷133《钱镠传》。

①《新五代史》卷67《吴越世家·钱镠传》。

建立吴越国

钱镠既兼两镇，有精兵3万，占据杭、越等13州，形成割据势力。天复二年，唐廷封钱镠为越王。这一年其部将徐绾、许再思等发动叛乱，一度形势紧张。钱镠一面平叛，一面结好于杨行密，促其召回帮助徐绾作战的宣州节度使田頵，终于生擒徐绾，平定了叛乱。

天祐元年（904），“钱镠求封吴越王，朝廷不许。朱全忠为之言于执政，乃更封吴王”②。朱温称帝后，为了利用钱镠牵制杨渥，封钱镠为吴越王兼淮南节度使。有人劝他拒绝梁命，“镠笑曰：‘吾岂失为孙仲谋邪！’遂受之。”③于是他由联杨转变为联梁攻杨。朱温则于开平二年（908）加钱镠守中书令，开平三年加守太保以示荣宠和拉拢。杨渥派周本等围攻苏州（今属江苏），结果为钱镠所败。乾化元年（911），加镠守尚书令，兼淮南、宣润等道四面行营都统。朱友珪上台时曾册尊钱镠为尚父。朱友贞于贞明三年（917）加钱镠天下兵马都元帅，开府置官属。次年，杨隆演攻取虔州（今江西赣州），阻断了吴越北上中原的陆路交通，钱镠就从海上入贡京师。梁末帝于龙德元年（921）赐镠诏书不名。

李存勗称帝建后唐，钱镠遣使到洛阳贡献，求赐金印玉册，后唐群臣都认为要求过分，但李存勗曲从其意，勉强答应。钱镠于是“以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名目授其子元瓘，自称吴越国王，命所居曰宫殿、府署曰朝廷，其参佐称臣，僭大朝百僚之号，但不改年号而已。伪行制册，加封爵于新罗、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册焉”。后唐明宗即位之初，安重诲当权，钱镠遣使致书称“吴越国王谨致书于某官执事”，言辞悖慢，安重诲怒其无礼，削去钱镠的“元帅、尚父、国王之号，以太师致仕”①。安重诲死后，李嗣源才恢复其原有官爵。

兴修水利钱镠据两浙41年。长兴三年（932）病卒，终年81岁，是五代十国中享年最高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很重视兴修水利，成绩显著。他于天宝三年（后梁开平四年，910）八月筑捍海塘，“怒濑急湍，昼夜冲击，版筑不就又以大竹，破之为笼，长数十丈，中实巨石，取罗山大木长数丈，植之，横为塘，依匠人为防之制，又以木立于水际，去岸二九尺，立九木，作九重由是潮不能攻，沙土渐积，塘岸益固”②。由于防治海潮收到了良好效果，两浙民间称他为“海龙王”。为了经常维护重要水利工程，天宝九年（后梁贞明元年，915）“置都水营使以主水利，以主水事，号曰撩浅军，亦谓之撩清，命于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上淀山湖入海，居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又开东府南湖，即鉴湖，立法甚备”①。

②《资治通鉴》卷264，天祐元年闰四月。

③《新五代史》卷67《吴越世家·钱镠传》。

①《旧五代史》卷133《钱镠传》。

②《吴越备史·杂考》。

①《十国春秋》卷78《吴越武肃王世家》。

钱镠“好吟咏，江东有罗隐者，有诗名，闻于海内，依镠为参佐。镠尝与隐唱和，隐好讥讽，尝戏为诗，言镠微时骑牛操挺之事，镠亦怡然不怒”②。天宝三年（910）他回老家，写了一首《还乡歌》：“三节还乡兮挂锦衣，父老远来相追随。牛斗无孛人无欺，吴越一王驷马归。”③受其影响，他的子孙也大都能诗。

第二节 王审知（附留从效）

转战入闽

王审知（862—925），字信通，光州固始（今属河南）人。家世务农，父王恁，早殁。长兄王潮，为县吏；次兄审邦。审知行三，状貌魁伟，隆准方口，后来在军中常乘白马，故号“白马三郎”。

唐末中原淆乱，寿州（今安徽寿县）人王绪攻陷固始，自称将军，听说王潮兄弟勇敢有才能，招至军中，以王潮为军校。当时盘踞蔡州的秦宗权扩充势力，任命王绪为光州刺史，并要他率部共击黄巢。王绪既厌其屡征租赋，又不愿受其控制，迟迟不行。秦宗权大怒，发兵攻讨。王绪即率“光、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转掠江（今江西九江）、洪（今南昌）、虔（今赣州）州”，又“陷汀（今福建长汀）、漳（今漳浦）二州”①。“王绪至漳州，以道险粮少，令军中‘无得以老弱自随，犯者斩！’唯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岖从军，绪召潮等责之曰：‘军皆有法，未有无法之军。汝违吾令而不诛，是无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无母之人；将军奈何使人弃其母！’绪怒，命斩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将军，既杀其母，安用其子，请先母死。’将士皆为之请，乃舍之。”②这时，王绪有众数万，但“性猜忌，部将有材能者，多因事杀之，潮颇自惧。军次南安（今南安东），潮说其前锋将曰：‘吾属弃坟墓、妻子而为盗者，为绪所胁尔，岂其本心哉！今绪雄猜，将吏之材能者必死，吾属不自保朝夕，况欲图成事哉！’前锋将大悟，与潮相持而泣。乃选壮士数十人，伏篁竹间，伺绪至，跃出擒之，囚之军中。绪后自杀。”③王绪被废后，众将推王潮为主。王潮“约其属，所过秋毫无犯。行及沙县（今沙县东），泉州（今属福建）人张延鲁等以刺史廖彦若贪暴，帅耆老奉牛酒遮道，请潮留为州将，潮乃引兵围泉州”④。光启二年，王潮攻占泉州，福建观察使陈岩表王潮为泉州刺史。景福元年（892）陈岩病死，其婿范晖自称留后。王潮派王审知率兵讨伐范晖，久攻福州不克，而士卒死伤甚众。王审知请求班师，王潮不许。又请王潮亲临前线督战并增派援军。王潮回话说：“兵尽添兵，将尽添将，兵将俱尽，吾当自来。”⑤王审知于是亲率士卒强攻，终于在景福二年攻破福州，范晖被杀。唐廷在王潮据有七闽之地后任命他为福建观察使，王潮即以王审知为副使。

建立闽国乾宁四年（897），王潮病重，命王审知知军府事。王潮死后，王审知让位给二兄王审邽，王审邦以王审知功高，辞而不受。于是王审知自称福建留后，表于朝廷。唐末，以福州为威武军，任王审知为节度使，累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琅邪郡王。

唐亡，朱温为牵制杨行密，加王审知中书令，封闽王，升福州为大都督府。王审知也以联络中原来稳固其在福建的统治。由于杨行密据有江淮，王审知所派朝贡使节都泛海到登（今山东蓬莱）、莱（今掖县）上岸到汴梁（今河南开封），经常遭遇海难，死者十之三四。

②《旧五代史》卷133《钱镠传》。

③《新五代史》卷67《吴越世家·钱镠传》。

①《资治通鉴》卷256，光启元年正月。

②《资治通鉴》卷256，光启元年八月。

③《新五代史》卷68《闽世家·王审知传》。

④《资治通鉴》卷256，光启元年八月。

⑤《资治通鉴》卷259，景福二年四月。

后梁亡，后唐庄宗李存勗即位。王审知仍然遣使奉贡。后唐朝廷也“制加功臣，进爵邑”①。

保境安民王审知出身农家，为人俭约。“尝衣，一日袴败，乃取酒库酢袋而补之”。使者自南方还，献玻璃瓶，王审知玩赏之后，掷瓶于地，说：“好奇尚异，乃奢侈之本，今沮之，贵后代无为渐也！”②王审知又好礼下士，多方延揽唐末避难福建的名士。唐相王溥之子王淡、杨涉之从弟杨沂、知名进士徐寅等均入其幕府。他“建学四门，以教闽士之秀者，招来海中蛮夷商贾”①。从而发展了福建地区的文化教育和海上贸易。史称：“审知起自陇亩，以至富贵，每以节俭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敛，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②后唐同光三年（925）十二月③，王审知病死，终年64岁，谥忠懿。子延翰自称威武留后。

留从效

留从效（906—962）④，泉州永春桃林（今属福建）人。年轻时为本城衙兵，以征讨临汀（今长汀）军功升迁为泉州散员指挥使。闽天德二年（后晋天福九年，944）三月，闽拱宸都将朱文进杀闽王王延羲窃据福州，与前一年二月称帝于建州（今建瓯）的王延羲之弟富沙王王延政相抗。朱文进以其党羽黄绍颇为泉州刺史。“留从效谓同列王忠顺、董思安、张汉思曰：‘朱文进屠灭王氏，遣腹心分据诸州。吾属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贼，一旦富沙王克福州，吾属死有余愧！’众以为然。”⑤不久，留从效假托收到富沙王令他除掉黄绍颇的密旨，带领众人杀黄绍颇，把州印交给王延政的侄子王继勋，请他主持军府。留从效则自称平贼统军使，派人将黄绍颇首级送至建州。王延政即以王继勋为侍中、泉州刺史，以留从效、王忠顺等为都指挥使。朱文进获悉黄绍颇被杀，立即募兵2万由林守谅等率领往攻泉州。留从效得到王延政派来2万援军的支持，开城门出战，大败福州兵，杀林守谅，随后又派兵进击福州。这时福州内部发生变故：连重遇杀朱文进归降王延政后又被裨将林仁翰所杀，林仁翰打算迎王廷政移都福州。南唐军南下时，留从效归顺南唐，并将王继勋劫送金陵。①《旧五代史》卷134《王审知传》。

①《新五代史》卷68《闽世家·王审知传》。

②《旧五代史》卷134《王审知传》。

③《旧五代史》作同光元年，今从《新五代史》。

④马令：《南唐书》留作刘，《五国故事》留作娄。

⑤《资治通鉴》卷284，开运元年十月。

南唐军在闽不得民心，福州守将李仁达归附吴越，南唐发兵围攻，结果大败，“死者二万余人，委弃军资器械数十万”①。留从效趁南唐受挫之机，“谓屯将曰：‘此一方东渐于海，与福州世为仇敌；南限广州瘴疠之地，人使不通；西连鄞水，皆猿径鸟道；近岁于戈屡动，三农废业，冬征夏敛，仅足自赡，不烦大军久驻于此。’屯将皆不对，翌日置酒饯之郊外，屯将不得已皆卷旗而去。自言：‘我素贫贱，不可忘本也。’民甚爱之。每岁取进士、明经，谓之‘秋堂’。”①他在泉州又整建城港，招徕海外商贾，影响后世颇大。

“周世宗时，从效遣牙将蔡仲兴为商人，间道至京师，求置邸内属。是时，世宗与李景画江为界，遂不纳。”②这样，留从效表面上仍臣于南唐。宋建隆初年，留从效“上表称藩，遣使假道吴越入贡，太祖赐诏书以慰之。未至而衙校张汉思、陈洪进劫从效迁于东亭，汉思自称留后，从效疽发背卒”③。

留从效宋乾德二年（964）七月去世，终年57岁。

①《资治通鉴》卷286，天福十二年三月。

②路振：《九国志》卷10《留从效传》。

①《十国春秋》卷93《留从效传》。

②《新五代史》卷68《闽世家·王审知传》。

③路振：《九国志》卷10《留从效传》。

（谢选骏指出：钱镠的后代不是个东西，而是殚精竭虑的马屁精——“宋朝开国后，吴越国日益向其进贡无算，宋太祖曾说‘此吾囊中物，何用献为！’吴越常向宋朝进贡的有赭黄犀角、龙凤龟鱼、仙人鳌山宝树等物。进贡通犀宝带七十余条，玉带二十条，紫金狮子带一条，涂金银香龙一座，及珊瑚树十棵、高三尺五寸，皆稀世之宝。又向宋进贡金饰玳瑁器皿一千五百余件，水晶玛瑙玉器四千余件，金银器及秘色瓷十四万余件，金银饰龙凤舟二百余艘，银饰器物七十万件，金九万五千余两，银一百一十万余两，绣金盘龙凤锦缎衣料数万匹，白龙脑二百余斤。至于珍珠、玳瑁、琥珀、乳香、沉香、龙涎香、苏木、贡茶、御酒、绫绢、海味等物无数。而宋朝举朝文武及宫中内官亦多有馈赠。以十三州之力，供大国欢心，吴越国力以是渐贫。”如此卖国的歪风邪气，后代传染给了宋朝，导致中国灭亡。再后来甚至传染给了清朝，导致丧权辱国的近代汉奸治国传统。）

【第十章 刘龑刘旻】

第一节 刘龑（又名刘岩）袭封南海王

刘龑（889—942），原名陟。称帝后改名岩①，又改名龚，复以《周易》中“飞龙在天”之义新造一字，音俨，作为名字。

刘是大食商人后裔，其父刘谦初定居于福建仙游，后迁居岭南②。新旧《五代史》对其祖上的记述颇有出入。薛居正说：“其先彭城人，祖仁安，仕唐为潮州长史，因家岭表。”③欧阳修则说：“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后徙闽中，商贾南海，因家焉。”④唐末，刘谦为广州牙将，职级甚卑。当时任南海节度使的宰相韦宙很赏识他，妻以侄女。后来刘谦以军功任封州（今封开）刺史、贺江镇遏使，负责守御梧（今广西梧州）、桂（今桂林）以西地区。

刘谦死后，刘的大哥刘隐继任为封州刺史。天祐二年（905），刘隐通过重赂朱温被任命为南海节度使，刘为副使。当时交州（今越南河内）曲颢、桂州刘士政、邕州（今广西南宁）叶广略、容州（今北流）庞巨昭等分据各管区，卢光稠据虔州（今江西赣州）、其弟卢光睦据潮州（今属广东）、其子卢延昌据韶州（今属广东），还有高州（今属广东）刺史刘昌鲁、新州（今新兴）刺史刘潜等70余寨均不能制。刘隐决定先攻韶州，刘认为不宜直攻而可以计取，刘隐不听，结果大败而回。此后刘隐就把军事交给刘掌管，刘先后削平诸寨，攻取潮、韶，逐走庞巨昭，攻取邕州，势力渐次扩大。

后梁时，刘隐深得朱温恩宠。开平初，连续加官检校太师、兼中书令，领安南都护，充清海、静海两军节度使，进封南海王。

乾化元年（911），刘隐死①，刘代立。乾化二年，刘被任为清海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同平章事。三年，梁末帝即位后，把刘隐的所有官爵转授给刘，于是刘也就袭封南海王。其实，刘隐和刘对于后梁只是禀正朔而已。

建立南汉

后梁贞明三年（917），刘称帝于番禺（今广州），庙号高祖。国号大越，改元乾亨，设置百官。刘承兄长成法，礼遇士人，以杨洞潜、倪曙、赵光胤为相。赵光胤“自以唐甲族，耻事伪国，常怏怏思归。乃习为光胤手书，遣使间道至洛阳，召其二子损、益并其家属皆至。光胤惊喜，为尽心焉”。

①《旧五代史》作初名岩，称帝后改名陟。今从《新五代史》。

②据［日］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中《南汉刘氏祖先考》（何健民译本），第137—150页。转引自陶懋炳《五代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9页。

③《旧五代史》卷135《刘陟传》。

④《新五代史》卷65《南汉世家·刘隐传》。

①《旧五代史》作开平四年三月卒，此从《新五代史》。

次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后册立其妻楚王马殷之女为皇后，又“置选部贡举，放进士、明经十余人，如唐故事，岁以为常”①。

乾亨七年（后唐同光元年，923），后唐庄宗李存勗灭后梁。刘闻其兵威甚盛而恐惧不安，派宫苑使何词前去探看虚实，“称大汉国主致书大唐皇帝”，还说“本国已发使臣，大陈物贡，期今秋即至”②。待何词返回报告说后唐朝政紊乱，内部不稳，难以制御远方，就不发贡使，与中原断绝来往，言谈间蔑称后唐皇帝为“洛州刺史”。

乾亨九年（后唐同光三年，925）十二月，改元为白龙，更名为龚，旋又更名为龚。白龙四年（后唐天成三年，928）三月，楚王马殷遣舟师攻封州，封州守将兵败于贺江。刘惊惧，又改年号为大有，大赦境内，派苏章率3000神弩军往救，苏章佯败诱敌，用铁索锁住楚舟后尽杀楚人。大有三年（后唐长兴元年，930），刘派李守鄘、梁克贞等攻交州，俘曲颢之子曲承美。梁克贞又攻占城（今越南顺化），掠其宝货而归。

刘为人苛酷，好杀人。“至有炮烙、刳剔、截舌、灌鼻之刑，一方之民，若据炉炭”。他生活奢侈，“厚自奉养，广务华靡，末年起玉堂珠殿，饰以金碧翠羽”③。在位26年，大有十五年（后晋天福七年，942）四月病死，终年54岁。

第二节 刘旻盘踞河东

刘旻（895—954），原名崇。沙陀部人。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他颇有仪表，长得一部好胡子。年轻时嗜酒好赌，品行无赖，20岁左右应募入河东军。后唐长兴年间（930—933），升迁为虢州（今河南灵宝）军校。后晋时，刘知远任河东节度使，就以刘旻为河东步军都指挥使。一年后，任为麟州（今陕西神木北）刺史。不久，任河东马步军都指挥使兼三城巡检使，并遥领泗州（今安徽泗县东南）防御使。

后晋开运三年（946），契丹灭后晋，刘知远在河东起兵称帝，刘旻被任命为特进、检校太尉、行太原尹。这年五月，刘知远率部南下，驱契丹，取大梁（今河南开封），就以刘旻为北京（即太原）留守，镇守河东地区。不久，又加同平章事以示荣宠。

乾祐元年（948）二月，刘知远病死，隐帝刘承祐继位，大权旁落郭威等人手中。刘旻尽管先被加官检校太师、兼侍中，次年又加官兼中书令，然而他与郭威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他采纳判官郑珙的意见，断绝向汴京上供征赋，并且“招募亡命，缮完兵甲，为自全之计。朝廷命令，多不禀行，征敛一方，略无虚日，人甚苦之”①。

①《新五代史》卷65《南汉世家·刘传》。

②《新五代史》卷65《南汉世家·刘陟传》。

③《旧五代史》卷135《刘陟传》。

①《旧五代史》卷135《刘崇传》。

乾祐三年（950）十一月，隐帝遇害。郭威先以监国名义控制局面，派冯道等前往徐州（今属江苏）去迎刘旻之子刘旻到汴京继位。“当是时，人皆知太祖（郭威）非实意也，旻独喜曰：‘吾儿为帝矣，何患！’乃罢兵，遣人至京师”①。不久，郭威称帝，刘旻被害，刘旻才幡然悔悟。

建立北汉（东汉）

后周广顺元年（951）正月，刘旻在太原即帝位，庙号世祖。继续沿用后汉的国号和乾祐年号，史称北汉，宋人亦称为东汉。北汉所辖仅河东地区北部12州，地狭物薄。刘旻即位之初曾对近臣说：“朕以高祖之业，一朝坠地，今日位号，不得已而称之。顾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节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庙，祭祀如家人。宰相月俸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自余薄有资给而已。”②为发展势力，刘旻“乃遣宰相郑珙致书兀欲，称侄皇帝，以叔父事之”③。兀欲册封刘旻为“大汉神武皇帝”。为了向河东地区的南部扩张，刘旻先命其子承钧率兵攻晋（今山西临汾）、（今县）二州，结果不克而退。接着刘旻又亲自领兵由阴地关（今灵石南）攻晋州，并向契丹借得骑兵5000④，合兵进攻。郭威派枢密使王峻等率大军往援，两军相持60余日。刘旻被迫撤兵，又逢大雪，损失很大，十亡三四。次年又进攻府州（今陕西府谷），复为折德扆所败，反而丢失了岢岚军（今山西岢岚）。“北汉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众”①。

高平战败显德元年（954）正月，郭威病死，刘旻大喜，遣使再次向契丹借兵。契丹派杨邠率铁骑万人及奚诸部兵五六万人号称10万相助。刘旻以张元徽为先锋，自将骑兵3万攻潞州（今长治）。张元徽在太平驿（今襄垣西）击败潞州步骑后进围潞州。

出于刘旻所料，后周新即帝位的世宗柴荣力排众议，率军亲征，刘旻与之战于高平（今属山西）。刘旻不听杨邠不可轻敌的告诫，抢先发动进攻，结果先胜而后败，加上后周援兵赶到，乘胜追击，刘旻狼狈逃回太原。柴荣进兵围困，太原岌岌可危，幸得契丹来援，加上久雨不晴，周军士卒疫病，柴荣才引兵南撤。

刘旻因太原被围，以忧得疾，于显德元年（954）十一月病死，终年60岁。

①《新五代史》卷70《东汉世家·刘旻传》。

②《资治通鉴》卷290，后周广顺元年正月。

③《新五代史》卷70《东汉世家·刘旻》。

④《新五代史》作五万，今从《旧五代史》。

①《资治通鉴》卷290，后周广顺元年十二月。

（谢选骏指出：刘旻依靠契丹逃窜太原活命，类似于毛泽东依靠苏联逃窜陕北苟延。若非日本全面侵华的救援，毛泽东也将像刘旻那样病死于黄土高原了。所以毛泽东大力表示“感谢皇军”，真是个不折不扣的三料汉奸。）

【第十一章 马殷 高季兴】

第一节 马殷经营湖南

马殷（852—930），字霸图，许州鄢陵（今属河南）人。年轻时做过木工。在蔡州（今汝南）时应募从军，成为秦宗权部下孙儒的裨将，随孙儒渡淮攻下广陵（今江苏扬州东北）。孙儒在宣州（今属安徽）围攻杨行密战死后，众无所归，推刘建峰为帅，以马殷为先锋，转攻江西，连占洪（今江西南昌）、鄂（今湖北武汉）、潭（今湖南长沙）、桂（今桂阳）等州，占领湖南之地。乾宁元年（894）唐僖宗任命刘建峰为湖南节度使，马殷为马步军都指挥使。

乾宁三年，刘建峰为部下所杀。当时马殷正统兵攻打邵州（今湖南邵阳），潭州遂推行军司马张佶为帅。张佶入府时乘马跌伤，对诸将说：“马公勇而有谋，宽厚乐善，吾所不及，真乃主也。”①于是从邵州前线迎回马殷，共拥为帅。唐廷也即任命他为潭州刺史、判湖南军府事。

此后数年间，马殷派秦彦晖、李琼等攻下连（今属广东）、邵、郴（今属湖南）、衡（今衡阳）、道（今道县西）、永（今属湖南）等6州，到光化三年（899）尽有湖南地区。于是又尽占桂管所属各州。天复元年（901），唐廷任马殷为武安军节度使。

建立楚国马殷所据湖南地区，东有杨行密，北有成汭，南有刘，强敌环伺，很不稳定。他问计于谋士高郁，高郁分析说：“成汭地狭兵寡，不足为吾患，而刘志在五管而已。杨行密，孙儒之仇，虽以万金交之，不能得其欢心。然尊王仗顺，霸者之业也。今宜内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夸邻敌，然后退修兵农，畜力而有待尔。”①马殷听从他的意见，采取联络中原，藉以对抗周围强敌的策略。朱温进入关中控制唐廷时，杨行密曾遣使到潭州，建议马殷与己联合共讨朱氏。马殷权衡利害后谢绝杨氏而依附于朱温。天祐元年（904），杨行密将在其身边任黑云指挥使的马殷之弟马賨礼送回潭州，马賨劝马殷结好杨氏，“殷作色曰：‘杨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讨，罪将及吾，汝置此论，勿为吾祸。’”②当杨行密派刘存等围攻鄂州杜洪时，马殷即派兵援鄂州。杜洪败死后刘存等攻马殷，双方激战甚烈，刘存等战死，马殷部夺取了岳州（今湖南岳阳）。后梁开平元年（907），朱温即位。马殷遣使修贡，朱温即以马殷为侍中兼中书令，封为楚王。这时占据荆南的高季兴截断汉口道路，拦截马殷的贡使。马殷派许德勋攻讨，高季兴被迫求和，从而稳定了北面的局势。杨行密的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吕师周前来投靠，马殷大喜，立即任命他为马步军都指挥使，率兵攻伐岭南。占领昭（今广西平乐）、贺（今贺县）、梧（今属广西）、蒙（今蒙山）、龚（今平南）、富（今昭平）等州，控制今广西的东北大部地区。

①《资治通鉴》卷260，乾宁三年四月。

①《新五代史》卷66《楚世家·马殷传》。

②《资治通鉴》卷265，天祐元年十二月。

随着马殷势力的壮大，引起占据朗州（今湖南常德）的雷彦恭的恐慌，雷彦恭召杨吴派兵进攻平江（今属湖南），结果反被许德勋击败。马殷派兵进攻朗州，雷彦恭东逃杨吴。马殷占领朗州后，澧（今澧县）、辰（今沅陵）、溆（今黔阳）等州均皆归附。于是马殷请升朗州为永顺军，表张佶为节度使。开平四年，又请依唐太宗为秦王时受天策上将的先例，加天策上将军之号。朱温同意后，马殷即开天策府，置官属，以其弟马賨、马存为左右相，以廖光图等为十八学士。“总制二十余州，自署官吏，征赋不供”①。后梁“末帝时，加马殷武昌、静江、宁远等军节度使，洪鄂四面行营都统”②。

偃武息民后梁亡，马殷又向后唐称臣纳贡。庄宗李存勗授马殷太师、兼尚书令、楚王。“庄宗平蜀，殷大惧，表求致仕，庄宗下玺书慰劳之”。明宗李嗣源即位，马殷又遣使修贡，得加官守尚书令。“天成二年（927），请建行台。明宗封殷楚国王，有司言无封国王礼，请如三公用竹册，乃遣尚书右丞李序持节以竹册封之”①。“殷始建国，立宫殿，置百官，皆如天子，或微更其名。翰林学士曰文苑学士，知制诰曰知辞制，枢密院曰左右机要司，群下称之曰殿下，令曰教”②。

从乾宁三年任潭州刺史、判湖南军府事算起，马殷统治湖南地区35年，基本上实行“保境息民”的政策。吴楚之间几经兵革，均是吴国发动进攻所致。对于荆南，也只进行有限战争而已：后唐天成三年，楚将王环大破荆南兵于刘郎洑（在今湖北石首境内），乘胜进逼江陵，却在同意高季兴的求和后班师。对于此事，“楚王殷让环不遂取荆南，环曰：‘江陵在中朝及吴、蜀之间，四战之地也，宜存之以为吾捍蔽。’殷悦”③。

马殷在其统治区内，“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幅凑。湖南地多铅铁，殷用军都判官高郁策，铸铅铁为钱，商旅出境，无所用之，皆易他货而去，故能以境内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湖南民不事桑蚕，郁命民输税者，皆以帛代钱，未几，民间机杼大盛”④。马殷对中原朝廷“岁贡不过所产茶茗而已。乃自京师至襄（今湖北襄樊）、唐（今河南泌阳）、郢（今湖北京山）、复（今沔阳）等州，置邸务以卖茶，其利十倍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岁入万计。由是地大力完，数邀封爵”①。

①《旧五代史》卷133《马殷传》。

②《新五代史》卷66《楚世家·马殷传》。

①《新五代史》卷66《楚世家·马殷传》。

②《资治通鉴》卷276，天成二年八月。

③《资治通鉴》卷276，天成三年三月。

④《资治通鉴》卷274，同光三年十二月。

①《新五代史》卷66《楚世家·马殷传》。

后唐长兴元年（930）十一月，马殷病死，年79岁，谥武穆。子马希声袭位，称遗命去建国之制，复藩镇之旧。后以马希声为武安、静江节度使。周行逢周行逢，朗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人。出身农家，年轻时贫贱无行，“尝坐事黥，隶辰州（今沅陵）铜阬”。后应募为静江军卒，与王进逵、潘叔嗣、张文表等人结为“十兄弟”，在十人中最有谋略，成为马希萼部的军校。后周广顺元年（951），马希萼等降于南唐，楚政权灭亡。周行逢随王进逵成为占据朗州的刘言部将。次年，刘言命王进逵等攻南唐灭楚的大将边镐，收复长沙等地；命周行逢率别部攻益阳（今属湖南），杀南唐兵2000余人，擒其将李建期等。广顺三年，后周升朗州为武平军，以刘言为节度使，以王进逵为武安军节度使（治长沙府）。周行逢被任命为集州（今四川南江）刺史，担任王进逵的行军司马。当王进逵与刘言之间矛盾激化时，周行逢为王进逵出谋划策，袭杀了刘言。

显德元年（954），后周太祖郭威即以王进逵为武平军节度使，镇朗州；以周行逢为武清军节度使，权知潭州事。“是岁，湖南大饥，民食草木实。武清节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开仓以赈之，全活甚众”①。显德三年，潘叔嗣杀王进逵，自量不能服众，便派人到潭州迎请周行逢入主武陵。“行逢入武陵，或请以潭州与叔嗣，行逢曰：‘叔嗣杀主帅，罪当死，以其迎我，未忍杀尔。若与武安，是吾使之杀王公也。’召以为行军司马。叔嗣怒，称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杀我矣！’乃佯以武安与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则杀之”②。周行逢在任武清节度使知潭州事期间，因他“起于微贱，知民间疾苦，励精为治，严而无私，辟署僚属，皆取廉介之士，约束简要，其自奉甚薄。或讥其太俭，行逢曰：‘马氏父子，穷奢极靡，不恤百姓，今子孙乞食于人，又足效乎？’”③后周世宗于显德三年，“秋七月辛卯朔，以周行逢为武平军节度使，制置武安、静江等军事。行逢既总湖湘，乃矫前人之弊，留心民事，悉除马氏横赋。贪吏猾民为民害者，皆去之。择廉平吏为刺史、县令。朗州民夷杂居，刘言、王进逵旧将多骄横，行逢一以法治之，无所宽假，众怨怼且惧。有大将与其党十余人谋作乱，行逢知之，大会诸将于座中擒之。数曰：‘吾恶衣粝食，充实府库，正为尔曹，何负而反？今日之会，与汝诀也。’立挝杀之。”④他“每遣人伺察郡县守宰，有聚饮偶语者，必逮捕下狱，以谋反诛”⑤。他的妻子严氏⑥曾谏他用法太严，于己不利，他不纳。严氏就离开他回乡隐居，再三劝谕也不肯返回。

周行逢“为治严整，不徇私党，躬履俭约，以率群下”①。他的女婿“唐德求补吏，行逢曰：‘汝才不堪为吏，吾今私汝则可矣，汝居官无状，吾不敢以法贷汝。’与之农具而遣之”②。

北宋建隆三年（962）十月，周行逢病死，其子周保权继立领军务。次年二月，宋师平荆湖。

第二节 高季兴

后梁荆南节度使高季兴（858—928），本名季昌，避后唐庄宗祖父李国昌讳，改名季兴，字贻孙。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人。幼年时为汴梁商人李七郎家僮。朱温收李七郎为养子，赐姓名为朱友让，在其家见到高长相特别，便令朱友让将其收为养子，于是也改姓为朱。

后来，高季兴成为朱温的牙将，由制胜军使升迁为毅勇指挥使。天复元年（901），唐昭宗被宦官韩全诲等劫持到凤翔（今属陕西）投靠李茂贞。次年朱温围攻凤翔，李茂贞坚壁不出，日久不能下。众将议论打算撤兵，只有高季兴不同意。他分析形势提出破敌策略说：“天下豪杰窥此举者一岁矣，今岐人已惫，破在旦夕，而大王之所虑者，闭壁以老我师，此可以诱致之也。”③朱温采纳了他的主张，随即命他招募勇士马景实施诱敌出壁之计，结果大败李茂贞，迫使其交出唐昭宗求和，高季兴从此知名。天复三年，被任为宋州刺史。后又跟随朱温攻破青州（今山东益都），再立军功，改任颍州（今安徽阜阳）防御使，并且复姓高氏。

唐末，朱温攻下江陵（今湖北荆沙），以高季兴为荆南留后，镇守江陵。“荆南旧统八州，乾符（874—879）以来，寇乱相继，诸州皆为邻道所据，独余江陵”①。高季兴到任时的江陵城，“井邑不完，季兴招葺离散，流民归复，梁祖嘉之”②。后梁开平元年（907），朱温任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高季兴注意招致人才，以倪可福、鲍唐为将，梁震、司空薰、王保义、孙光宪为谋士。梁震为唐末进士，归蜀途中为高季兴所留，礼遇备至，而梁震耻受高氏官职，提出只“以白衣侍樽俎”的要求，高季兴也即应允，“以为谋主，呼曰先辈”③。开平中，高季兴攻破朗州（今湖南常德），击败雷彦恭有功，加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此时高季兴开始修筑江陵的内城外垒，并且“厚敛于民，招聚亡命”④，进一步积蓄实力，俟机扩张。

朱温死后，后梁国势日益衰弱。高季兴先是出兵攻归（今湖北秭归）、峡（今宜昌）二州，结果为蜀将王宗寿所败；随后又以“助梁击晋”为名袭击襄州（今襄樊），结果为梁将孔勍所败，他便断绝给后梁的贡赋。梁末帝当时忙于应付北方，对他采取优容政策，于贞明元年（915）封他为渤海王，并赐给衮冕剑佩，而他直到贞明三年才恢复贡赋。

①《资治通鉴》卷292，显德元年十一月。

②《新五代史》卷66《楚世家·周行逢传》。

③《资治通鉴》卷292，显德元年十一月。

④《资治通鉴》卷293，显德三年七月。

⑤路振：《九国志》卷11《周行逢传》。

⑥《资治通鉴》作邓氏，今从《新五代史》。

①路振：《九国志》卷11《周行逢传》。

②《十国春秋》卷70《周行逢传》。

③《新五代史》卷69《南平世家·高季兴传》。

①《资治通鉴》卷266，开平元年五月。

②《旧五代史》卷133《高季兴传》。

③《资治通鉴》卷267，开平二年十月。

④《旧五代史》卷133《高季兴传》。

后唐南平王同光元年（923），后梁灭亡。后唐庄宗进入洛阳，下诏慰谕高季兴促其表明态度。司空薰等都劝高季兴入朝，梁震认为梁、唐世为仇敌，作为梁室故臣的高氏朝见后唐新主有被扣的危险，劝他取消此行。高季兴不听，入朝于洛阳，结果李存勗果然想要扣留他，幸得郭崇韬劝李存勗应推信义于华夏，高“季兴以身述职，为诸侯率，宜加恩礼，以讽动来者”。李存勗才“厚礼而遣之”①。过后李存勗又反悔，密诏襄州的刘训在中途将其截留，结果由于高季兴提前离开襄州而侥幸逃出虎口。

这次入朝，高季兴亲身探知后唐朝廷的虚实，断定李存勗不可能有大作为。他对近属说，李存勗“百战以取河南，对功臣夸手抄《春秋》，又曰：‘我于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荒于游畋，政事多废，吾可无忧矣！”②在洛阳期间，李存勗待之甚厚，从容问曰：‘朕欲用兵于吴蜀，二国何先？’季兴以蜀道险难取，乃对曰：‘吴地薄民贫，克之无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饶，又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后，顺流而下，取吴如反掌耳’。”③高季兴的本意是想把后唐这个强大的威胁力量引向易守难攻的蜀地去消耗时日和兵力，不想前蜀政权不堪一击，被郭崇韬一举消灭。“高季兴闻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过也。’”梁震曰：‘不足忧也。唐主得蜀益骄，亡无日矣，安不知其不为吾福！’”④同光三年，后唐封高季兴为南平王，从此他的这一割据政权就以南平为正式称号。

称臣于吴同光三年，后唐出兵伐蜀时，高季兴表请以本道兵自取夔（今重庆奉节东）、忠（今重庆忠县）、万（今重庆万县）、归、峡等州，于是后唐就任他为峡路东南面招讨使，可是他并不出兵。等到后唐灭了前蜀，“得蜀金帛四十余万，自峡而下，而庄宗之难作。季兴闻京师有变，乃悉邀留蜀物，而杀其使者韩珙等十余人”①。

后唐明宗李嗣源入立后，高季兴请求将夔、忠等州为属郡，遭拒后又屡请，才勉强答应，但刺史仍要由后唐朝廷派员委任。高季兴得寸进尺，“请朝廷不除刺史，自以子弟为之”②。朝廷不许。他就乘夔州刺史潘炕罢官之机派兵突袭占领州城。①《新五代史》卷69《南平世家·高季兴传》。

②《新五代史》卷69《南平世家·高季兴传》。

③《资治通鉴》卷272，同光元年十一月。

①《新五代史》卷69《南平世家·高季兴传》。

②《资治通鉴》卷275，天成二年二月。

后唐派西方邺去接任刺史，高季兴拒而不纳，双方关系紧张，加之李嗣源查问40余万蜀物下落时，高季兴答称：“（韩）珙等舟行下峡，涉数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问水神。”李嗣源大怒，“制削夺季兴官爵，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刘训为南面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忠武节度使夏鲁奇为副招讨使，将步骑四万讨之；东川节度使董璋充东南面招讨使，新夔州刺史西方邺副之，将蜀兵下峡，仍会湖南军三面进攻。”“高季兴坚壁不战，求救于吴，吴人遣水军援之”。后来由于“江陵卑湿，复值久雨，粮道不继，将士疾疫，刘训亦寝疾”。另派孔循攻江陵又不克，李嗣源才下令撤军。高季兴则“请举镇自附于吴”，吴的权臣徐温不务远略，“受其贡物，辞其称臣”①。到徐温死后的天成三年（928），“高季兴复请藩于吴，吴进季兴爵秦王”②。李嗣源诏令楚王马殷进讨，马殷派许德勋将兵攻荆南，高季兴战败，被迫求和。这年十二月，高季兴病死，终年71岁，后唐谥曰武信。吴主以其子高从诲为荆南节度使。

①《资治通鉴》卷275，天成二年二月、三月、四月、五月。

②《资治通鉴》卷276，天成三年六月。

（谢选骏指出：李嗣源查问40余万蜀物下落时，高季兴答称：“韩珙等舟行下峡，涉数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问水神。”——如此说来，宗教并非马匪所说的“精神鸦片”，而是“军阀理论”……所以古人云，“国之大事，在戎与祀。”）

【第十二章 王建 孟知祥】

第一节 王建节度永平军

王建（847—918），字光图，许州舞阳（今属河南）人①。年轻时是个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业，因排行第八，乡人称他为“贼王八”。唐朝末年投军，成为忠武军（镇许州，今许昌）的士兵，后逐渐升为队将。黄巢攻破长安时，唐僖宗逃到蜀地。忠武军将鹿晏弘以8000兵马随杨复光镇压起义，击败黄巢后，杨复光把部众分为八都，每都1000人，王建和鹿晏弘都被任为都将。杨复光死后，鹿晏弘率这八都人马前往成都迎驾，沿途扩充兵力，进至兴元（今陕西汉中），赶走山南西道节度使（镇兴元）牛丛，自称留后，让王建等挂上属州刺史的头衔。唐僖宗得悉后即任鹿晏弘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不久，鹿晏弘与王建分道扬镳。鹿晏弘率部东向，王建则与韩建率3000人西奔唐僖宗所在的成都。唐僖宗非常高兴，重赏之后将这些人分为五都，由王建、韩建、晋晖、张造、李师泰统领，称之为“随驾五都”。观军容使、宦官田令孜把王建等五名将领全都收为义子。僖宗返回长安后，王建等都分别统领神策军，并且遥领刺史。

光启元年（885），与田令孜有矛盾的河中节度使（镇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王重荣进犯长安，僖宗出逃到凤翔（今属陕西），次年又辗转到兴元，一路上以王建为清道使。王建尽心竭力，保驾有功。而田令孜因这次事件与其有关，担心僖宗加罪，主动请求到成都出任他的同母弟、西川节度使（镇四川成都）陈敬瑄的监军。于是观军容使改由杨复恭担任，王建不受信任被外放为壁州（今通江）刺史①。僖宗回长安后，杨复恭以亲信杨守亮镇守兴元以防王建。王建招兵扩军后攻取了阆州（今阆中）、利州（今广元），接近了西川地界。陈敬瑄担心他继续西进，田令孜说王建为其义子不难罗致麾下，就派人前去。王建得知非常高兴，把家属托给故交东川节度使（镇梓州，今三台）顾彦朗后率2000精兵赶赴成都。可是陈敬瑄反悔，派人在鹿头关（今德阳东北）阻止。王建大怒，攻破鹿头关，占领汉州（今广汉），顾彦朗也派兵相助，相继击败陈敬瑄的部将句惟立、山行章后，王建兵势更盛，开始进攻成都。唐昭宗即位后，派李洵为两川宣谕和协使，下诏令顾彦朗等罢兵，顾彦朗则要求朝廷另派大臣镇守蜀地，并且为王建请求旌节。昭宗表示同意，于文德元年（888）六月派宰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同时将西川西部的邛（今邛崃）、蜀（今崇州）、黎（今汉源北）、雅（今雅安）四州划出另立永平军，任命王建为永平军节度使。

建立前蜀韦昭度入蜀，以王建为招讨牙内都指挥使。由于陈敬瑄拒绝调动，不让韦昭度接任，昭宗令顾彦朗等部征讨，可是久攻不下。王建又不愿受韦昭度①《旧五代史》作“陈州项城”（今河南沈丘）。今据《新五代史》。

①《资治通鉴》作利州刺史，今从新旧《五代史》。

约束，就以劝他回朝定中原为借口将其逼走。韦昭度刚一离开，王建就派兵扼守剑门（今剑阁北），切断了中原与东西两川地区的联系。

此后，王建首先逼降眉州（今眉山）的山行章，又经一个多月用兵，招降资（今资中）、简（今简阳西）、戎（今宜宾）、茂（今茂县）、嘉（今乐山）、邛等州，占有了成都周围的广大地区，于是急攻成都。田令孜被迫夜入王建军营，交出西川节度观察牌印，次日陈敬瑄开门迎降，王建入成都自称留后，报告朝廷。大顺二年（891）十月，唐朝廷任命王建为检校司徒、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观察处置、云南八国招抚等使。在此期间，他先后派人杀了陈敬瑄和田令孜。

在占有西川之后，王建开始把目光投向东川。由于与顾彦朗有姻亲关系，碍于情面没有立即下手。恰在这时顾彦朗病死，其弟顾彦晖代领其职，双方关系出现滑坡。凤翔的李茂贞乘机拉拢顾彦晖，结成同盟。于是王建出兵攻梓州，顾彦晖得到李茂贞出兵相助，王建只好撤军，从此与李茂贞交恶多年。从乾宁二年（895）起，王建多次派王宗涤等攻打东川，直到乾宁四年十月才攻破梓州，顾彦晖自杀。唐廷便任王宗涤为东川节度使。这样，王建就控制东、西两川之地，兵力越来越壮大。

天复元年（901），朱温应崔胤之邀带兵进入长安，大杀宦官。韩全诲等把唐昭宗劫持到凤翔依靠李茂贞，朱温围攻长达一年多，李茂贞最终被迫求和。在此期间，王建曾遣使力劝李茂贞坚守拒和，答应派兵往援，其实则别有所图。他派王宗涤以迎驾为名北上进攻兴元，俘节度使李继业。镇守洋州（今陕西洋县）的武定节度使拓跋思敬以地归降。这样，王建又轻易地并有了山南西道。天复二年，荆南节度使（镇江陵府，今湖北荆沙）成汭死，山南东道节度使（镇襄州，今襄樊市）赵匡凝派其弟赵匡明攻占荆南，王建乘机攻下荆南西部的夔（今重庆奉节东）、施（今湖北恩施）、忠（今重庆忠县）、万（今重庆万县）等四州，进一步扩大了地盘。天复三年八月，唐廷封王建为蜀王，大大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次年，唐迁都洛阳，改元天祐。由于当时信息不通，王建控制地区仍称天复年号。天复六年，他又攻取归州（今湖北秭归），控制了三峡咽喉要地。

天复七年，朱温灭唐建梁，派使者招谕，王建拒而不纳，且驰檄四方联合讨梁。各地藩镇知道王建不过是虚张声势，所以未予响应。这年九月，王建在成都即帝位，庙号高祖，史称前主；国号蜀，史称前蜀。次年，改年号为武成。

优礼文士，保境息民王建“为人多智诈，善待士”①。他称帝时，除封诸子为王、以养子王宗佶为中书令外，所用多唐朝名臣后代。如以韦见素的孙子韦庄为左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以张濬之子张格为翰林学士等等。对待文士，他总是恩礼有加，很是谦恭。臣下有的认为礼遇太过，他说：“盖汝辈未之见也。昔吾在神策军时，主内门鱼钥，见唐朝诸帝待翰林学士，虽交友不若也。今我恩顾比当时才百分之一尔，何谓之过当耶！”①

①《新五代史》卷63《前蜀世家·王建传》。

①《五代史补》。

对于文士的意见，王建也比较重视而予以采纳。早在唐天祐元年（904），西川的将领们见李茂贞的势力日蹙，纷纷主张出兵攻取凤翔，王建征求当时任节度判官的冯涓的意见。冯涓说：“兵者凶器，残民耗财，不可穷也。今梁晋虎争，势不两立，若并而为一，举兵向蜀，虽诸葛亮复生，不能敌矣。凤翔蜀之藩蔽，不若与之和亲，结为婚姻。无事则务农训兵，保固疆埸，有事则觇其机事，观衅而动，可以万全。”王建认为这个策略稳妥，就与李茂贞修好，实行保境息民的政策。王建赋敛重，人都不敢直言。冯涓在向王建祝寿时献颂，“先美功德，后言生民之苦”。王建读后愧悟，赞扬说：“如君忠谏，功业何忧！”②从此赋敛得到减轻。一次，王建登兴义楼，一个和尚挖出自已的一只眼睛献上，王建很感动，下令“饭僧万人以报之”。翰林学士张格谏上说：“小人无故自残，赦其罪已幸矣，不宜复崇奖以败风俗。”③王建觉得有理，就撤销了成命。由于较能纳谏，所以前蜀建国前期政局较为稳定，百姓得以安居，具有一定实力，加之山川险固易守难攻，因此敢于与后梁互争高低。永平二年（后梁乾化二年，912）后梁遣使交聘，落款印文作：“大梁入蜀之印”，经张格解释，王建得知这是后梁拿他当“夷狄”加以蔑视。随后不久，朱温被杀，王建派使者前去吊唁，落款印文即作：“大蜀入梁之印”①，以此作为回敬。

王建晚年多内宠，又重用宦官。由于原太子元膺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杀，改立其幼子宗衍为太子。光天元年（后梁贞明四年，918）王建病死，终年72岁。子王宗衍即位，改名衍，是为前蜀后主。

第二节 孟知祥奉命镇蜀

孟知祥（874—934），字保胤，又作保裔，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西南）人。祖父孟察、父亲孟道，世代都在郡里当军官。伯父孟方立官至邢洺节度使，叔父孟迁曾任泽潞节度使。在梁晋争霸之时，孟迁以泽（今山西晋城）、潞（今长治）二州降梁，而孟道一直留在晋方担任并不显要的职务。

孟知祥得到晋王李克用的赏识，李克用把侄女嫁给他，任他为左教练使，颇受信任。李存勗继位为晋王后，作为姻兄的孟知祥更受重用，担任中门使，掌理机要。当时任中门使的人常因得罪而被杀，孟知祥向李存勗请求更换职务，李存勗改任他为马步军都虞候，但要他荐人自代。他推荐郭崇韬继任中门使，郭崇韬因此很感激他。李存勗称帝后，以太原为北京，任孟知祥为太原尹、北京留守。

同光三年（925），李存勗命其子李继岌为挂名统帅、郭崇韬为招讨使带兵伐蜀。临行前郭崇韬向李存勗推荐孟知祥，说他是平蜀后镇守西川的最佳人选。因而前蜀被攻灭后，李存勗就任孟知祥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孟知祥前去辞行时，李存勗设盛宴款待，言谈很动感情以示亲密无间。次年正月，孟知祥到达成都，其时郭崇韬已经被杀。李继岌带兵东归时，先锋康延孝反，攻破汉州（今广汉），声势颇大。孟知祥立即派大将李仁罕会合任圜、董璋的部队前去镇压，很快俘杀了康延孝。康的部将李肇、侯弘实率数千人降，孟知祥收为亲军，壮大了势力。

②《资治通鉴》卷265，天祐元年七月。

③《资治通鉴》卷266，开平二年春正月。

①《新五代史》卷63《前蜀世家·王建传》。

割据

两川同光四年（926）四月，李存勗在兵变中被杀，李继岌在渭南（今属陕西）被害，李嗣源继位为明宗，改元天成。在后唐朝廷发生这一大变动后，孟知祥萌生了据蜀中称王的念头。他训练兵甲，扩大兵力，新增义胜、定远、骁锐、义宁、飞棹等军共7万多人，命李仁罕、赵廷隐、张业等亲信分别统率。与此同时，对于来自后唐朝廷的命令开始实行抵制的政策，首先从两件事情上表现出来。一件是这年冬天，宰相任圜派太仆卿赵季良入蜀要孟知祥送交当初为送李继岌班师时所征剩余的200万缗犒军钱，并由赵季良制置两川征赋，孟知祥大怒，拒不奉诏。赵季良因是他的故交，才得以留在蜀中任职。另一件事是枢密使安重诲觉察了孟知祥的割据动向，不顾明宗已罢诸道监军的做法，派宦官李严入蜀去做监军以加强控制。孟知祥先是陈盛兵于边境，想把李严吓回去。此举无效后，就在成都的酒宴上以“今诸方镇已罢监军，公何得来此”①为由，强加给李严矫诏赴任的罪名杀之。弄得明宗还不便查问，只好改变策略，把扣留在凤翔（今属陕西）的孟知祥的妻儿送到成都以示恩信。从此，双方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随着孟知祥在蜀中地位的巩固，他自任赵季良为他的节度副使，事无大小，均与之商量决定。后唐朝廷要离间他们的关系，于天成三年任赵季良为果州（今四川南充）团练使，而以何瓒为节度副使。孟知祥将这些人事命令放置一旁，上表请求让赵季良留任，未获批准后又派雷廷鲁到洛阳（今属河南）再三论请，后唐明宗不得已只好勉强答应，何瓒后来被改任为行军司马。这表明朝廷号令已经大打折扣，而且这种趋势日益明显。

这一年，后唐军讨伐荆南（镇江陵府，今湖北荆沙），命孟知祥出兵三峡予以配合，他只派毛重威率3000人屯戍夔州应付场面。不久，高季兴病死，其子高从诲听命于后唐朝廷时，他就要求撤军。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他让毛重威鼓动士兵自动溃散返回。第二年，明宗要在南郊举行盛大祭祀礼，派李仁矩去向孟知祥要助礼钱100万缗，他不肯出，拖延到最后以50万缗应景。建立后蜀针对孟知祥日益明显的割据意图，安重诲就在东、西两川境内各州安插自己的亲信。以夏鲁奇为武信军节度使驻遂州（今遂宁）；任命与东川董璋有矛盾的李仁矩担任新设的从东川分出来的以阆州为驻地的保宁军节度使；又让其表兄武虔裕任绵州刺史。摆出了一付切割两川分而歼之的架势。孟知祥与董璋尽管心存芥蒂，为了共同利益也只好采纳赵季良的意见，与董璋互通婚姻结为同盟对付后唐朝廷，要求撤回派遣的节度使和刺史。明宗虽未照办，也不好发作，只好“优诏慰谕之”①。

①《新五代史》卷64《后蜀世家·孟知祥传》。

①《新五代史》卷64《后蜀世家·孟知祥传》。

长兴元年（930）九月，董璋首先发难，攻破阆州，擒杀了李仁矩。接着，孟知祥也举兵反唐。明宗以石敬瑭和夏鲁奇为正副都招讨使前去讨伐，孟知祥则派李仁罕、张业、赵廷隐率兵3万与董璋会攻遂州，袭杀夏鲁奇，占领遂州。石敬瑭部在剑门（今剑阁东北）之战中先胜后败被迫撤军，孟知祥乘机占领利州（今广元）和夔州等地，进一步扩大了地盘。

明宗杀安重诲后，把伐蜀的责任推在安重诲身上，派使者前去招谕孟知祥。孟知祥打算与董璋一起入朝，被董璋拒绝，双方发生战争，结果董璋父子被杀，东川也为孟氏所有，势力大为膨胀。于是更加睥睨后唐朝廷，要求明宗封他为王并按他的意思任赵季良等5人为节度使，蜀中刺史以下等官由他自任。明宗只好答应。于长兴四年二月封他为蜀王、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行成都尹、剑南东西两川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制置等使，允许他总揽蜀中全权。但是当孟知祥要把先前留在蜀中的数万后唐兵及其家属礼送出境时，明宗下诏不许。这反映了明宗的深层思考，只是由于这年十一月明宗病死，为孟氏称帝提供了一个机遇。

后唐应顺元年（934）闰正月，孟知祥在成都即帝位，国号蜀，史称后蜀，庙号高祖，史称前主。当时后唐朝廷正一片混乱，李从珂在凤翔起兵，李从厚派兵镇压大败，根本无暇顾及西蜀。与蜀地相邻的山南西道节度使（镇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张虔钊和武定军节度使（镇源州，今洋县）孙汉韶都以其地归附于蜀。孟知祥于四月改年号为明德，可是六月在欢迎张虔钊的酒宴上突然发病，七月死去。所以他在帝位仅6个月，终年61岁。其子孟昶继位，史称后主，维持了32年的统治。

（谢选骏指出：十国之中的国主，不少是从节度使发展过来的——这是从共主时代走向战国时代的显著特征。）

【第十三章 李璟 李煜 韦庄 欧阳迥 顾闳中 董源】

第一节 李璟

李煜李璟李璟（9—961），李璟长子，字伯玉，初名景通，即位后改名璟，显德四年（957）附后周时以避周讳又改名景，世称中主。

李璟兄弟五人，因李璟生前钟爱次子和四子，并在病危时有传位四子之意，造成李璟兄弟之间矛盾重重。昇元七年（943）李璟继位时，“以仲弟遂为皇太弟，季弟达为齐王，仍于父柩前设盟约，兄弟相继”①。改元“保大”，希望不动干戈保持太平。次年，乘闽国内乱发兵攻之，至保大三年②（后晋开运二年，945）八月攻占建州（今福建建瓯），闽主王廷政出降，闽亡。南唐于是占有了原属闽国的大部分地区。保大九年，又乘楚国马氏兄弟内讧，派兵攻破潭州（今湖南长沙），尽迁马氏之族于金陵，灭了马氏楚政权。南唐疆土遂“东暨衢婺，南及五岭，西至湖湘，北据长淮，凡三十余州，广袤数千里，尽为其所有，近代僭窃之地，最为强盛”①。但后来多次与后周作战，均告败绩。交泰元年（后周显德五年，958），遣使向后周上表，尽献江北之地，划江为界，愿以国为附庸，去帝号，改称南唐国主，奉后周正朔。北宋建隆二年（961）六月李璟病卒，终年46岁②，庙号元宗。

李璟“多才艺，好读书”③。“美容止，有文学。甫十岁，吟新诗云：‘栖凤枝梢犹软弱，化龙形状已依稀。’人皆奇之”④。“时时作为歌诗，皆出入风骚”⑤。据此可知李璟所写诗歌当为数不少，但流传至今的仅有词4首。其中《应天长》写孤零无依的苦闷，《望远行》写所怀未遂的心愿。另两首《摊破浣溪沙》则是他的代表作，其词云：

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

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阑干。

这两首词中渗透了悲愤的情调，可以看出他的委婉哀愁的风格。马令《南唐书》记述说：“元宗尝戏（冯）延巳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对曰：‘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特高妙也。’”这表明李璟的词在当时已有好评。无名氏《雪浪斋日记》记：“（王）荆公问（黄）山谷，江南词何处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对。荆公云，未若‘细雨梦回鸡①《旧五代史》卷134《李景传》。

②《新五代史》作保大四年，此从《资治通鉴》。

①《旧五代史》卷134《李景传》。

②《新五代史》作终年64，此从《旧五代史》。

③陆游：《南唐书》二。

④马令：《南唐书》。

⑤《钓矶立谈》。

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塞’。”王国维《人间词话》则说：“南唐中主词‘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詹安泰先生说：“这两首小词已明显地标志着作者特有的艺术风格：第一，词句间很少修饰，已摆脱了‘镂玉雕琼’的习气；第二，层次转折多，又能灵活跳荡，没有晦涩或呆滞的毛病；第三，意境阔大，概括力强，拆开来看，各个句子都有独立的意境，合起来看，却从各种各样的意境中来表现同一主题；第四，感慨很深，接触到自己的感受时，都倾泻出无可抑遏的热情。这一切，在和他同时的词的结集——《花间集》里是找不到的。”①李煜李煜（937—978），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山隐士、钟峰隐者、钟峰白莲居士、莲峰居士等，是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子。他“为人仁孝，善属文，工书画，而丰额骈齿，一目重瞳子”②。由于五个兄长皆早亡，李煜以次封吴王。后周时李璟已臣服，北宋建立后继续纳贡称臣，奉北宋正朔。建隆二年（961），李璟立李煜为太子，自己迁居南都洪州（今江西南昌）而让李煜留在金陵监国。六月李璟病死，25岁的李煜继位为南唐国主，世称李后主。李煜一共做了14年多的小皇帝，在位期间对北宋卑躬屈节，不断以金帛珠宝结宋朝皇帝的欢心。史载：“煜每闻朝廷出师克捷及嘉庆之事，必遣使犒师修贡。其大庆，即更以买宴为名，别奉珍玩为献。吉凶大礼，皆别修贡助。”①李煜笃信佛教，礼佛极诚，被北宋皇帝所利用。史载：“南唐主酷信浮图法，出禁中金钱，募人为僧，时都下僧及万人，皆仰给县官。南唐主退朝，与后服僧衣，诵佛书，拜跪手足成赘。僧有罪，命礼佛而释之。帝闻其惑，乃选少年有口辩者，南渡见南唐主，论性命之说，南唐主信之，以为一佛出世。由是不复以治国守边为意。”②宋开宝三年（970）冬，“南唐南都留守建安林仁肇密表言，淮南诸州戍兵，各不过千人，宋朝前年灭蜀，今又取岭表，往返数千里，师旅罢敝，愿假臣兵数万，自寿春北渡，径据正阳，因思旧之民可复江北旧境，彼纵来援，臣据淮对垒而御之，势不能敌。兵起之日，请以臣举兵外叛闻于宋朝。事成国家亨其利，败则族臣家，明陛下无二心。”林仁肇的这一分析很有道理，安排又很妥帖，预先为李煜铺好了开脱的退路，可是对这样的有限的冒险李煜却是“惧不敢从”。不仅如此，就连吴越他也不敢碰：沿江巡检卢绛“尝说南唐主曰：‘吴越仇雠也，它日必为北朝响导，犄角攻我，当先灭之。’南唐主曰：“大朝附庸，安敢加兵！’绛曰：‘臣请以宣歙州叛，陛下声言讨伐，且乞兵于吴越，兵至拒击，臣蹑而攻之，其国必亡。’南唐主亦不用。”①

①詹安泰编注：《李璟李煜词》前言。

②《新五代史》卷62《南唐世家·李煜传》。

①《宋史》卷478《李煜传》。

②《续资治通鉴》卷4，宋乾德二年十二月。

①《续资治通鉴》卷6，宋开宝三年十二月。

开宝四年（971）二月，宋灭南汉。“煜惧，上表，遂改唐国主为江南国主，唐国印为江南国印。又上表请所赐诏呼名，许之。煜又贬损制度，下书称教；改中书门下省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为司会府，御史台为司宪府，翰林为文馆，枢密院为光政院；降封诸王为国公，官号多所改易”。然而，李煜“虽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礼，而内实缮甲募兵，潜为战备”②。次年，宋太祖赵匡胤要留在宋都开封的李煜之弟李从善“致书风国主入朝，国主不从，但增岁贡而已”③。开宝“七年秋，遂诏煜赴阙，煜称疾不奉诏。冬，乃兴师致讨”。以曹彬为昇州西南面都部署、潘美为都监率众伐江南。李煜一方面派人到开封“买宴，贡绢二十万匹、茶二十万斤及金银器用、乘舆服物等”④，以求宋军罢战退兵；另一方面在宋军于长江采石矶段架设浮桥过江后组织了反复抵抗。整个战事长达一年多，赵匡胤曾一度以“南土暑炽，军卒疫死，方议休兵，以为后图”⑤。后来接受左司员外郎权知扬州侯陟的意见取消此议，继续进攻，终于在开宝八年（975）十一月攻破了金陵城，李煜出降，南唐亡。开宝九年（976）正月，曹彬等“上露布，以煜并其宰相汤悦等四十五人上献。太祖御明德楼，以煜尝奉正朔，诏有司勿宣露布，止令煜等白衣纱帽至楼下待罪。诏并释之，赐冠带、器币、鞍马有差”。李煜被封为违命侯，挂名担任光禄大夫、检校太傅、右千牛卫上将军，实际上则是较体面的囚徒罢了。同年十月，赵匡胤死去。赵光义即位后，才除去李煜违命侯的封号，改封为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二年（977），“煜自言其贫，诏增给月奉，仍赐钱三百万”①。次年七月八日卒，终年42岁。赠太师，追封吴王。

关于李煜的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代纂修的《宋史》及柯维骐《宋史新编》等书均未明说被毒死之事，而毕沅《续资治通鉴》的考异说“李后主之卒，它书多言赐鸩非善终”②。其中记述比较具体的是王铚的《默记》：“徐铉归朝为左散骑常侍，迁给事中。太宗一日问曾见李煜否，铉对以臣安敢私见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相见可矣。铉遂径往其居，望门下马，但一老卒守门。徐言愿见太尉。卒言有旨不得与人接，岂可见也。铉云，我乃奉旨来见。老卒往报。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入，取旧椅子相对。铉遥望见，谓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顷间，李主纱帽道服而出。铉方拜，而李主遽下阶引其手以上。铉告辞宾主之礼。主曰，今日岂有此礼。徐引椅稍偏乃敢坐。后主相持大哭，乃坐，默不言，忽长吁叹曰，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铉既去，乃有旨再对。询后主何言，铉不敢隐。遂有秦王赐牵机药之事。牵机药者，服之前却数十回头足相就如牵机状也。又后主在赐第因七夕命故妓作乐，声闻于外。太宗闻之大怒。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及‘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并坐之，遂被祸云。”③李煜的一生，作为一国之主，他疏于治国，虽然也实行过某些轻赋宽刑的仁政措施，却不能知难而进持之以恒；面对北宋强兵压境虽坚持抵抗一年有余，终于不免为亡国之君。

②《宋史》卷478《李煜传》。

③《续资治通鉴》卷7，宋开宝五年闰二月。

④《宋史》卷478《李煜传》。

⑤《宋史》卷270《侯陟传》。

①《宋史》卷478，《李煜传》。

②《续资治通鉴》卷9，宋太平兴国三年七月。

③王铚：《默记》上。

然而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造诣则是历代帝王中所罕见，尤其是他的词作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早期作品承晚唐以来的“花间派”词风，绮丽柔靡；后期写亡国之痛，感伤哀婉，撼动人心。王国维评论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①李煜是五代时期词坛最耀眼的星辰，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冲破了“花间派”的樊篱，开创了一个词史上的新时期。

李煜的词，流传下来比较可靠的有30多首，按其内容约可分为三类。

一是写豪华生活和艳情的，例如《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临春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未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二是写别离怀抱和其他伤感情调的。例如《清平乐》：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三是写囚徒生活和哀痛心情的。这一类是李煜入宋后的作品，突出表现了他对“故国”、“江山”的痛念，感情强烈激越，撼人心魄，催人泣下。王国维所谓“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②，正是指这一时期的词作。如《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又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两首词是李煜的代表作，其中包蕴着的内容有许多是不容易明白表达的，但读起来竟像是脱口而出，随笔写成，看不出一点选词炼字的痕迹，有力地显示了他的不凡的艺术成就。

第二节 韦庄 欧阳迥

韦庄

韦庄（836—910），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据考证其直系远祖是武则天时的宰相韦待价①。高祖父韦应物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到韦庄时家道中落已久，所以史称他“少孤贫力学，才敏过人”②。关于韦庄的确切生年，尚难考定。夏承焘认为他生于开成元年（836），曲滢生认为生于大中五年（851）。今多从夏说。青年时代的韦庄，屡次应试科举而未中。广明元年（880），他又一次在长安应举，正值黄巢起义军攻入京城，韦庄身陷重围与弟妹失散，又患大病，经历了一次人生的磨难。中和二年（882）春，他脱身长安，到了唐军驻守的洛阳。次年写了长篇叙事诗《秦妇吟》，从此诗名大振，被称为“秦妇吟秀才”。同年，他南下江南，投奔驻守润州的镇海节度使周宝，做了三年幕僚，然而未受器重。其间曾卜居金陵，写了《台城》等名篇。周宝被部将逐走后，韦庄于文德元年（888）客居婺州（今浙江金华），过着寄情诗酒的隐居生活。其间曾到过今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后又回到婺州。景福二年（893）又一次入京考试，仍然落第，很是潦倒。乾宁元年（894），他终于考取了进士，释褐为校书郎，心情顿时转忧为喜。乾宁四年（897），他被两川宣谕和协使李询辟为判官，奉使入蜀，返回长安后被任为左拾遗，后又任左补阙，这是他在唐朝所任最后职务。

天复元年（901），他再次入蜀，被西川节度使王建聘为掌书记，开始了他在西蜀的仕宦生涯。唐朝灭亡前一年，王建任他为安抚副使。“及建开伪蜀，庄托在腹心，首预谋画，其郊庙之礼，册书赦令，皆出庄手。以功臣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①。前蜀武成三年（910），病死于成都花林坊，终年约75岁，谥文靖。

韦庄的文学成就有诗词两个方面。叙事长诗《秦妇吟》是他的代表作，全诗共66字，是唐诗中篇幅最长的巨制。尽管《秦妇吟》的思想内容精芜杂糅，但由于诗中写出了黄巢起义军锐不可挡的巨大声势和攻占长安后“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镇压措施，因而具有生动的史料价值。韦庄的诗风与白居易相近，多鞭挞时弊，谴责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对水深火热中的广大人民深表同情。如《悯耕者》：何代何王不战争，尽从离乱见清平。

如今暴骨多于土，犹点乡兵作戍兵。

韦庄的咏史诗也写得很好，最为脍炙人口的当是《台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尽管韦庄的诗既有名作，又有独特的风格，然而他历来以词名世，与温庭筠并称“温韦”，是“花间派”词人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词，语言清丽疏淡，多用白描手法，表达了比较真挚的情感。王国维《人间词话》誉之为“骨秀”。如《思帝乡》：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其代表作是脍炙人口的《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韦庄的诗词多有散佚。经近人向迪琮校订的《韦庄集》包括《浣花集》、《浣花集补遗》和《浣花词集》，共收诗323首、词55首。

②辛文房：《唐才子传》卷10。

①《唐才子传》卷10。

欧阳迥

欧阳迥（896—971），迥又作炯，益州华阳（今四川成都）人。父欧阳珏，曾任通泉（今射洪东南）令。欧阳迥年轻时在前蜀做官，为后主王衍的中书舍人。后唐灭前蜀时，他随王衍到洛阳，被后唐任为秦州（今甘肃天水）从事。孟知祥镇守成都时，欧阳迥回到蜀地。孟知祥称帝建后蜀，欧阳迥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后蜀广政十二年（949）被后主孟昶任为翰林学士，“明年，知贡举、判太常寺。迁礼部侍郎，领陵州（今四川仁寿）刺史，转吏部侍郎，加承旨。二十四年，拜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监修国史”。北宋灭后蜀时，欧阳迥又随孟昶“归朝，为右散骑常侍，俄充翰林学士，就转左散骑常侍”①。开宝四年（971）北宋灭南汉，为祭南海之事欧阳迥得罪了宋太宗被罢职，以本官分司西京。同年卒，终年76岁，赠工部尚书。

欧阳迥生性坦率，在奢靡相尚的后蜀能自守俭素，颇为难得。他好为歌诗，又雅善长笛，曾仿白居易作讽谕诗50篇献给孟昶，受到嘉奖，可惜诗已失传。其长篇古诗《贯休应梦罗汉画歌》和《题景焕画应天寺壁天王歌》，内容充实，笔力苍劲又具浪漫色彩，堪称五代诗坛的佳作。然而欧阳迥还是以词人著称于世，他的词风婉约轻和，节奏明快。有的表达深沉的情感，如《巫山一段云》：春去秋来也，愁心似醉醺。去时邀约早回轮，及去又何曾。歌扇花光黦，衣珠滴泪新。恨身翻不作车尘，万里得随君。

有的吸收了民歌的长处，情调欢快，如《南乡子》：画舸停桡，槿花篱外竹横桥。水上游人沙上女，回顾，笑指芭蕉林里住。有的则显出秾丽的格调，如《春光好》中写景的丽句：花滴露，柳摇烟，艳阳天；雨霁山樱红欲烂，谷莺迁。

又如《西江月》中写人的丽句：钿雀稳簪云髻绿，含羞时想佳期。脸边红艳对花枝，犹占凤楼春色。

此外，他的《江城子》可称为咏史佳作：晚日金陵岸草平。落霞明，水无情。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空有姑苏台上月，如西子镜，照江城。

赵崇祚编辑《花间集》时，不但选入了欧阳迥17首词，而且请他写了《花间集》的序，这是有词以来的第一篇词论，代表了部分花间词人的观点。第三节顾闳中董源顾闳中顾闳中，生卒年不详，江南人。南唐元宗、后主时画院待诏。善画人物，是目识心记的写生高手，其存世之作为工笔重彩画《韩熙载夜宴图》，突出显示了他的艺术造诣，与南唐的另一画院待诏周文矩同为五代的人物画大家，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①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

②《人间词话》卷上。

①详见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韦端己年谱》。

《韩熙载夜宴图》是顾闳中奉后主李煜之命所作。韩熙载，《宋史》有传。他是后唐进士，颇有声名。后唐明宗时投奔吴政权。李璟建南唐称帝，他被任为秘书郎。李璟继位后开始受到重用，累迁为知制诰、虞部郎中、史馆修撰、中书舍人，其间曾受到宋齐丘等人的排挤，一度被贬。李煜继位后，被任为兵部尚书，充铸钱使。他“畜妓妾四十余人，多善音乐，不加防闲，恣其出入外斋，与宾客生徒杂处。煜以其尽忠言事，垂欲相之”①。但听说韩熙载“荒纵，然欲见樽俎灯烛间觥筹交错之态度而不可得，乃命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上之”。于是就产生了《韩熙载夜宴图》这幅名画。这幅绢画共分五个场景，有众人听一人独奏琵琶的场面，也有一人听众人合奏筚篥和笛子的情景，还有歌妓跳舞、韩熙载击鼓等写照。画面上人物众多，栩栩如生，无一雷同之态。韩熙载的形象出现了五次，刻画十分传神，表现了人物的内心思想和情绪，生动地描述了韩熙载“好声伎，专为夜饮”，“宾客揉杂，欢呼狂逸，不复拘制”②的放荡生活。也许正是这幅画向李煜证实了韩熙载的为人，“终以帷薄不修，责授右庶子，分司洪州”。韩熙载也一度尽斥诸妓，可是改授秘书监后他又故态复萌，李“煜叹曰：‘吾亦无如之何！’迁中书侍郎、光政殿学士承旨”③，终于没有用他为相。据专家考证，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韩熙载夜宴图》已不是顾闳中原作，而是北宋人的临摹本。即使如此，我们仍可通过摹本想见真迹所画人物的生动形象和描染的细腻精工，它确乎代表了五代人物画的最高成就。

董源

董源，又名董元，字叔达，江南钟陵（今江西进贤西北）人，在南唐任北苑（即后苑）副使，世称董北苑，为五代时期著名山水画家。沈括说：“江南中主时，有北苑使董源善画，尤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又说董源的画“皆宜远观，其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如源画《落照图》，近视无功，远观村落杳然深远，悉是晚景；远峰之顶，悉有反照之色，此妙处也”①。《宣和画谱》也称董源“所画山水，下笔雄伟，有崭绝峥嵘之势，重峦绝壁，使人观而壮之”②。

董源山水画的重要特点在于著色，因而景物富丽，人称宛然有类似金碧山水著称的李思训的画风。不过他的水墨山水也十分出色，宋米芾说：“董源天真平淡多近世神品，格高无与比也。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岚色郁苍，枝干劲挺，咸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③元汤厚说他“水墨矾头，远林疏树，平远幽深”④。所谓矾头，是指山水画中山顶上的石块，因形如矾石顶部的结晶而得名，画之以增山峰雄峻之气。董源在构图方面的特点是“出自胸臆”，他“写山水、江湖、风雨、溪谷，峰峦晦明，林霏烟云，与夫千岩万壑，重汀绝岸，使览者得之，真若寓目于其处也，而足以助骚客词人之吟思，则有不可形容者”⑤。

董源画山，最著名的手法是披麻皴。这是一种细长圆润的石纹画法，形如麻线下披，因而得名。董源画大树，曲处甚简，多作劲挺之状；“画小树，不先作树枝及根，但以笔点成形”。“画杂树，只露根，而以点叶高下肥瘦，取其成形最为高雅，不在斤斤细巧”①。这些都表明了董源的技法在前人基础上的发展。

董源的代表作有《秋山晚霭图》。元人柯九思题跋此图说：“树石幽润，峰峦清深，得山之神气，天真烂漫，意趣高古此卷景趣奇辟，如入武夷曲，如行山**，令观者流连不忍释手。”清孔尚任评论说：“董源《秋山晚霭图》小卷，纸墨古澹，画意简妙，树身石块，多不细皴，而峰峦烟云变灭之状，皆非近手所及。”②董源的人物画也十分逼真，宛然如生。传说后主李煜在碧落宫召冯延巳入宫议事，冯延巳行至宫门，逡巡不敢进。后主久待不至，遣内侍催促。冯说：“有宫娥著青红锦袍，当门而立，未敢竟进。”内侍与他走近同看，原来是董源所绘嵌在八尺琉璃屏中的夷光像。由此可见董源不但擅长山水，画人物也很出色。

①《宋史》卷478《韩熙载传》。

②《宣和画谱·人物三·顾闳中》。

③《宋史》卷478《韩熙载传》。

①沈括：《梦溪笔谈·书画》。

②《宣和画谱》卷11《山水》。

③米芾：《画史》。

④汤垕：《古今画鉴》。

⑤《宣和画谱》卷11《山水》。

①董其昌：《画眼》。

②孔尚任：《享金簿》。

（谢选骏指出：南唐是个文学艺术的重镇，但缺乏军政方面的支持来维持繁荣，最后不得不玉石俱焚……类似以前的陈朝和后来的南宋。）

【第十四章 辽太祖 述律后】

第一节 耶律阿保机

耶律阿保机（872—926），即辽太祖。汉名亿，小字啜里只。唐咸通十三年（872）出生于契丹迭刺部的一个贵族家庭。自其八世祖耶律雅里重整契丹部落联盟并任夷离堇以来，这个家族就成了契丹社会的新贵。阿保机出生时，正值契丹贵族争夺联盟领导权的又一次**之后。在这次权力争夺中，阿保机的家族失利，祖父匀德实被杀，父与诸伯、叔被迫逃离本部藏匿于邻部突吕不部贵族耶律台押之家。祖母对此时降临人世的爱孙寄以厚望，恐其遇害，常将其藏于别帐，不令人见。青年阿保机身材魁伟，胸怀壮志，武艺高强。“身长九尺，丰上锐下，目光射人，关弓三百斤”，“言必及世务”①。初为于越侍卫军挞马狘沙里时，就多次带兵出征，屡立战功。伯父耶律释鲁为迭刺部夷离堇和联盟于越时，遇有疑难，常常同他商量，将振兴契丹、光大耶律家族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年轻有为的部落联盟首领遥辇氏联盟后期，可汗家族势力渐衰，耶律家族掌握了联盟的实权。唐天复元年（901），遥辇家族的痕德堇继为联盟可汗，三十岁的阿保机则为迭刺部夷离堇（军事首长），掌握了联盟的兵马大权，得专征伐。他多次率军出征，连破室韦、于厥和奚人部落，南下掠夺河东、代北，俘获了大量牲畜、人口，进一步壮大了本部和本家族的实力。903年，伯父于越释鲁被杀，阿保机继为于越，集联盟军政大权于一身。在不断向周围游牧部落用兵的同时，开始向中原发展势力。他插手中原事务，与河东割据势力晋王李克用结盟。907年，他取代遥辇氏，做了联盟的可汗。①作为草原游牧政权最高统治者的可汗，阿保机并不仅仅把目光局限在草原地区，在俘虏和来投的汉人以及与之结盟的中原割据势力的影响下，他不甘于受部落贵族和可汗世选制度的约束，因而自担任联盟可汗之日起，就积极进行建国称帝的准备。一方面，他继续以武力征伐周边地区和民族，进一步扩大联盟的统治范围和军事实力。继续征服黑车子室韦、吐谷浑、乌丸、奚、乌古和阻卜等部，积极向辽东和代北、河东、平州、幽州等地用兵。另一方面，加强内部统治机构的建立，调整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削弱契丹贵族中的保守势力，加强培植个人势力集团。后梁建立后，他背弃了与李克用的盟约，向朱温遣使请求册封，以巩固和加强自身的地位。参与刘仁恭父子兄弟间的争权斗争，以收渔人之利。

①《辽史》卷1《太祖纪》上。

①《辽史》卷1《太祖纪》上称，“元年春正月庚寅，命有司设坛于如迂王集会埚，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学界有人主张此即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的记录。撰者意此为取代遥辇氏为联盟首领时间，正式建国称帝应为神册元年（9）。

909年，阿保机置羊城于炭山之北，以通市易。在草原地区建立城镇、寺庙以安置被俘汉人和僧尼，同时广建碑铭以张大其功德，树立个人的权威①。在契丹贵族内部，为了给自己取代遥辇氏披上合法外衣，他命本家族居于遥辇九可汗族人之后为第十帐。在部众日增的情况下，他组建了自己的侍卫军——腹心部，先后以心腹挚友耶律曷鲁和萧敌鲁、萧阿古只总领。为调整家族内部关系，908年设立了掌管皇族政教的宗正官——惕隐。为加强个人势力，他提高了在争权活动中支持他的妻族述律氏的地位，910年任命妻兄萧敌鲁为北府宰相。在取得对诸弟斗争的胜利后，为防范来自迭剌部的威胁，又任命耶律曷鲁总军国事，并担任迭剌部的夷离堇，剥夺了耶律氏旧贵族对强大难制的迭剌部的控制权。在比较牢固地控制了军政大权之后，他便置联盟传统的选汗制度于不顾，连续九年担任可汗而拒不受代，坚定地向建国称帝的政治目标迈进。但是，当契丹社会发展至文明的门槛时，觊觎帝位者并非只有阿保机一人。当他一步步逼近皇帝宝座之际，诸弟以剌葛为首便打起了传统的旗号，同他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平定诸弟之乱与建国称帝

按照契丹社会的世选制，当汗位转入耶律氏家族之后，凡耶律家族的成年男子都有被选举权。诸弟与诸叔又是最有优先权的人物。可汗权力的扩大，威权的提高，更增加了这一职务对契丹贵族的诱惑力。阿保机要完成划时代的社会变革，必须冲破世选制的束缚，成为旧制度的掘墓人。诸弟要夺回这一职务，则必须借助于传统。于是，从阿保机担任联盟可汗的第五年开始，争夺联盟领导权的斗争便在他与诸弟之间展开，并得到了族叔耶律辖底和堂兄耶律滑哥（又作化哥）的支持。

阿保机是一个有雄才大略同时也十分狡诈的政治家，他身边又聚集了一些有勇有谋的契丹社会精英人物和来自汉地的人才。在实现其远大政治目标的斗争中，阿保机既表现出了坚定的意志，又能随机应变，尽量化解矛盾以减少对抗，因而能在传统势力还十分强大时，取得斗争的胜利。

911年，诸弟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策划改选可汗，这是阿保机与诸弟开展的第一次争夺。由于安端妻事先将他们的计划报告了阿保机，使他有了准备，诸弟阴谋未能得逞。阿保机“与诸弟登山刑牲，告天地为誓而赦其罪”①。在传统和权力的较量中，双方各自作出了让步和妥协，矛盾得到了暂时的缓和。

次年十月，在于越辖底和惕隐滑哥的支持和鼓动下，诸弟再次向阿保机的权力宣战。他们乘阿保机亲征阻卜（术不姑）回军之际，以兵阻道拦截，迫使他参加选汗大会。阿保机避开兵锋，率领自己的拥护者，抢先举行了燔柴告天仪式，造成连选连任的既成事实，使他的权力又具有了合法性，迫使诸弟遣使谢罪，又一次战胜了传统势力的挑战。但不久，诸弟识破了他的阴谋，并认识到传统的约束已不能令阿保机就范，于是，双方的对抗终于发展为武装冲突。

913年，三月间诸弟私下拥立剌葛，自备旗鼓。使迭剌和安端诈称入觐，劫持阿保机赴会。阿保机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战胜了迭剌和安端的武装，①据《辽史》载，契丹人建立的第一个城镇是902年于潢水之南建立的龙代州，同时建有开教寺。908年，建明王楼。909年在龙化州又建大广寺以纪功德，同时建羊城通市易。

①《辽史》卷1《太祖纪》上。此一史实记载十分简略，只称“诸弟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谋反”。收编了他们的军队。于是剌葛率兵直犯老营，“焚其辎重、庐帐，纵兵大杀”①，并夺走了象征联盟最高权力的旗鼓。阿保机之妻述律氏组织留守兵力自卫，仅夺回了旗鼓。阿保机则在土河秣马厉兵，纵剌葛率败兵远遁，待其部属怀土心切，将士离心之际，再奋兵出击，终于在五月击败叛军，生擒剌葛，取得了对迭剌部旧贵族争权斗争的完全胜利，为建国称帝扫清了一大障碍。914年，他重新任命了迭剌部夷离堇和惕隐等官，判处参与叛乱的300余人死刑，对参加夺权活动的诸弟，首犯剌葛和迭剌处以杖刑，寅底石、安端等从者释罪不问。

镇压了迭剌部中的敌对势力后，阿保机又用阴谋手段迫使契丹八部首领再一次确认了他的权力①。9年，遂正式建国称帝，成为辽政权的创始人②。阿保机称天皇帝，以妻述律氏为地皇后，长子耶律倍为太子。天显元年（926）七月，阿保机在征渤海国回军途中，病死于扶余府（今吉林农安），享年55岁，谥号昇天皇帝，庙号辽太祖。圣宗统和二十六年（1008），加谥大圣大明天皇帝。兴宗重熙二十一年（1052），增谥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

开拓境土，草创制度辽朝建立时，分散游牧于漠北的草原诸部比较弱小，没有形成统一的势力。东邻渤海、高丽也已大大衰落。朱温虽然取代唐朝建立了后梁，但河东的李克用、李存勗父子一直与之对抗。于是，阿保机便加紧向周边用兵，以期征服漠北，占领辽东，臣服高丽，南下幽、蓟，将统治范围推进到黄河以北①。

①《辽史》卷1《太祖纪》上。

①《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记载了一个传说故事，虽然颇具戏剧性，可能也并非完全是向壁虚构。以阿保机和述律氏的阴险狡诈，其事未必无凭。故事称：“诸部以其久不代，共责诮之。阿保机不得已，传其旗鼓，而谓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可乎？’诸部许之。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阿保机知众可用，乃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诸部大人曰：‘我有盐池，诸部所食。然诸部知食盐之利，而不知盐有主人，可乎？当来犒我。’诸部以为然，共以牛酒会盐池。阿保机伏兵其旁，酒酣伏发，尽杀诸部大人，遂立，不复代。”这可能是一次以武力威迫强行通过的选汗大会。②阿保机9年建国，国号契丹。947年改为辽，983年改为大契丹，1066年又改称大辽，直至1125年灭亡。本书统称为辽。

①阿保机先后应卢文进、张文礼之约，参与中原割据势力间的争战，虽不曾取胜，却日益明确了向中原扩张势力的军政目标。李嗣源即位后，曾遣姚坤为使与契丹结好。《旧五代史》载，阿保机对姚坤说：“汉国儿（指唐庄宗李存勗——引者注）与我虽父子，亦曾彼此雠敌，俱有恶心，与尔今天子（指后唐明宗李嗣源——引者注）无恶，足以欢好。尔先复命，我续将马万骑至幽、镇以南，与尔家天子面为盟约，我要幽州，令汉儿把捉，更不复侵入汉界。”《资治通鉴》记载阿保机与姚坤的谈话为：“若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又说：“河北恐难得，得镇、定、幽州亦可也。”适足以说明黄河以北已经成为阿保机既定的军政目标。

割据中原的诸藩镇，常常将契丹作为一种借用的力量，帮助自己打击对手，扩充实力，这就给阿保机提供了向中原发展势力的契机，也刺激了他向南扩张境土的**。神册二年（917），李存勗率军进攻后梁，征兵新州，激起军民不满，部将卢文进兵变降辽，为契丹提供了一次绝好的南下机会，阿保机发动了对中原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新州、幽州之战。三月，卢文进与契丹兵进攻新州，击败晋将周德威，并乘胜围攻幽州达半年之久。后虽在晋援军的强大攻势下被迫撤军，但仍以卢文进为幽州留后、卢龙节度使，令其常居平州，打开了南下中原的一道门户。神册六年二月，镇州防城使张文礼使人杀成德节度使王镕，自请为成德军留后，与晋王李存勗有隙，遣使向契丹求援。义武节度使王处直也遣子王郁求契丹出兵解镇州（今河北正定）之围，又给契丹提供了一次插手中原事务的机会。十二月，阿保机率军入关，下涿州（今河北涿州），围定州（今河北定县），与李存勗大战于沙河、望都，“会大雪弥旬，平地数尺，契丹人马无食，死者相属于道”①，遂撤军。但阿保机的指挥才能和契丹军队严明的纪律却令能征善战的李存勗赞叹不已②。

两次用兵失利后，阿保机改变了战略部署，将进攻方向转向西北和东北，计划先征服草原诸游牧部落和渤海，解除来自侧翼的威胁，再全力南下与割据势力争夺河北、河东。天赞三年（924）六月，他召开贵族大会，对军事征伐作出了新的部署③。他亲率大军，“大举征吐浑、党项、阻卜等部”。兵锋北至乌孤山（肯特山）、回鹘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右岸哈喇八喇哈孙），西抵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扫荡了北至胪朐河，西达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为日后草原各游牧部落同辽朝政治关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次年，他宣布“所谓二事，一事已毕，惟渤海世仇未雪，岂宜安驻！乃举兵亲征渤海”④。天显元年（926）七月，下渤海边城扶余（今吉林农安），围渤海首都忽汗城（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渤海国王被迫出降，于是招降渤海郡县，搜索军民兵器，改渤海故地为东丹国，册皇太子倍为东丹王，主渤海事务。将原渤海统治地区纳入了辽朝版图。

连年的对外征伐，俘虏了大量人口、牲畜和财富，辽朝的统治范围不断扩大，控制的人口急剧增加，契丹人的部落组织数目陆续增多。为了有效地统治新征服的游牧民，加强皇帝对契丹诸部落的控制，巩固新建的政权，阿保机对契丹部落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编，形成了“太祖二十部”①。

部落是辽朝治理游牧人口的基层政权组织，有时也译作“营”，相当于定居人口的州。这一政权形式是自匈奴以来就逐渐确立的。阿保机对契丹部落的整编，既是契丹社会人口急剧增加的结果，也是他巩固统治的客观需要。整编是在原遥辇部落的基础上进行的，“二十部”中，继续保留了原有的遥辇八部②。①《资治通鉴》卷271，后梁均王龙德元年。

②《资治通鉴》卷271，后梁均王龙德二年。

③天赞三年六月，阿保机召皇后、皇太子、大元帅及二宰相、诸部头等总结了前此个人的征伐活动，最后说：“然未终两事，岂负亲诚？”所谓两事，即征服草原诸部和渤海。

④《辽史》卷2《太祖纪》下。

①所谓“太祖二十部”，是契丹贵族对外征伐的结果，也是阿保机赖以建立政权的基础。随着辽朝统治形势的变化，此后也仍不断的进行调整和改编。参见李桂芝《辽金简史》第二章第一节，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遥辇八部为迭剌、乙室、品、楮特、乌隗、涅剌、突吕不、突举。

同时，又将在征伐战争中掠夺的人口相继编入契丹新部落，任命契丹贵族为部落首领，管理新附的游牧民③。契丹社会中，与部落组织有着同样职能的还有“遥辇九帐”、“皇族三父房”、“二国舅帐”和诸宫卫。通过重新编部，阿保机一方面进一步笼络和控制了契丹旧贵族，一方面使诸强部互相制约，从而加强了皇帝对整个契丹社会的控制。他按照唐朝对周边民族上层赐姓加以笼络的方式，将以前曾作过部落联盟首领的家族——大贺和遥辇，也赐以国姓“耶律”，从而形成了辽朝契丹人中的所谓“三耶律”。而为了限制皇室贵族的权力和影响，则提高与皇族通婚的二国舅族的地位，将他们从契丹部落中析出，组成二国舅帐，使之对皇族的势力发挥一定的牵制作用。奚人与契丹关系密切，也是最早被征服或归附的部落，奚人上层在部落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和较重的权力，同时也是阿保机必须防范的对象；乙室部也是契丹大部，且与迭剌部关系密切。于是在编部时，辽太祖又借机提高乙室部贵族的权力，使之对奚贵族发挥一定的制衡作用。迭剌部是契丹强部，其首领为阿保机堂兄弟或族兄弟，也是皇权的一大威胁。天赞二年（922），阿保机将迭剌部一分为二，组成五院（北大王院）、六院（南大王院），同时，使二院与遥辇互相制约①。

阿保机在为联盟长时，就重视对辽东的经略，筑长城防御渤海、高丽。

建国后，修辽阳故城，实以汉户、渤海户，进一步加强对辽东的控制与开发。在契丹人生活的草原地区，也早就有汉人流入，他们或因逃避中原战乱，或在契丹人的征伐掠夺战争中被俘，或因出使等种种原因留居草原，使得阿保机在建国前就已经接触了汉人和汉文化，摸索和采纳了一些治理农耕人口的方法和经验。汉人进入草原，带入了先进农业、手工业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对契丹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也是阿保机得以迅速战胜对手的重要因素之一。阿保机本人所领的属民，既有游牧人口，也有从事农业生产的汉人，这些人口多为其征伐所得，也是他赖以壮大和建立政权的基础。因此，他对如何安置汉人自始至终都十分重视。这一点为辽朝历任皇帝所继承，使辽朝社会受益非浅。

令大批被俘的汉人完全改变其经营方式和生活方式，并非易事，处理不当，将引起汉人的大量逃亡。于是阿保机采纳汉族士人的建议，为其“树城郭，分市里”①，使之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不但使汉人得到了妥善安置，而且为游牧社会增添了新的经济、文化内容。对汉人的妥善安置，使阿保机受益良多。时值中原多故，尤其是幽州地区，在刘仁恭父子的残暴统治下，战事频仍，民不聊生，为了躲避中原战乱之苦，百姓甚至逃往草原，使阿保机的势力迅速壮大起来。

③以新附民所编的部落是：以奚人为主的奚王府六部五帐分、迭剌迭达部、乙室奥隗部和楮特奥隗部，以室韦为主的突吕不室韦部、涅剌拏古部，以达鲁虢为主的品达鲁虢部和以于骨里（乌古）为主的乌古涅剌部和图鲁部。

①《辽史》卷45《百官志》一称：辽太祖“有英雄之志者三：任国舅以耦皇族，崇乙室以抗奚王，列二院以制遥辇。”

①《辽史》卷74《韩延徽传》；《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也载：“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

初期，汉人被安置在草原耕作，在牧区开出了部分农田。他们以原籍名称为新居地命名，于是，在草原上出现了汉人的州县。这些州县，初期多是以皇帝、皇后、贵族、外戚和诸功臣私城的形式出现的，即《辽史》中所记的投下州县，这是辽朝投下军州的滥觞。建国和灭渤海后，仍不断有汉人和渤海人进入草原，作为国家地方政权机构的州县也逐渐建立起来，成为治理定居农业人口的地方政权组织形式。

在安置汉人的同时，草原上的城镇也逐渐建立起来，出现了一些作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的城市。如果说早期的投下军州是安置汉人的一种措施，那么建国以后，阿保机则是更自觉更有意识地使其统治方式兼顾契丹等游牧人口与汉、渤海等农业人口，使辽朝成为兼治蕃汉的政权了。这一转变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兴建皇都。神册三年（918），阿保机以汉人康默记为版筑使，在西楼之地修建都城，即后来的上京。上京虽坐落在契丹人活动的中心，却是一座兼具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特色的城市。皇都虽在太宗时有所扩建，但其基本形制在阿保机时已经奠定。全城分南北两部分，北面为皇城，建有宫殿、衙署、寺庙，西北部除寺庙和窑址外，其空旷地当是契丹贵族安扎帐篷的所在。南城为汉人、渤海人和回鹘人居住之地，除少量官署和寺庙外，主要是民居和作坊，并建有留居使臣的馆驿和停住回鹘商人的回鹘营。皇都这一设计特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阿保机对汉、渤海、回鹘等文化兼收并蓄的态度。政权的建立和大批汉人、渤海人进入草原中心地区，使辽朝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契丹固有的体制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阿保机在建国的过程中及建国后，不断制定一些新制度、新措施以完善其统治机构。他除了按传统方式任命效忠于己的本族和妻族子弟为南北府宰相和惕隐以控制契丹诸部外，又积极网罗汉族将领和士人，协助他治理所俘汉人。韩延徽、韩知古、康默记等在制定礼仪、法令和外交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平定诸弟之乱后，阿保机开始制定一系列制度和礼仪。913年，定吉凶仪。918年，建孔子庙。921年，诏定法律，正班爵。同时，不断调整契丹部落组织和任命必要的官员以完善其统治机构。

对于逃入和俘获的汉人、渤海人，阿保机并没有强令他们改变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设立州县的同时，在朝廷也设置了管理汉人事务的汉儿司，任命韩知古总知汉儿司事，兼掌诸国礼仪。辽政权自建立之日起，就使汉制与草原行国体制并存，为日后胡汉分治的南北面官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创制文字，发展草原文化阿保机与一些契丹贵族人士多通晓汉语文，对中原政治、军事形势有一定了解，重视吸收中原统治阶级的治国经验、教训，学习汉文化。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游牧经济和草原文化的重视，特别是对契丹人固有的勇武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因此，他虽通晓汉语，却“历口不敢言，惧部人效我，令士兵怯弱故也”①。他以后唐庄宗李存勗失败的教训为戒，激励自己，“举家断酒，解放鹰犬，休罢乐官”②。

①《旧五代史》卷137《契丹传》。

②《旧五代史》卷137《契丹传》。

为了便于草原牧业文化的传播和政令的推行，也为了提高契丹人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修养，他命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等，参照汉字制定了契丹大字，于神册五年（920）颁布推行。此后，因用大字记录契丹语有种种不便，又令皇弟迭剌参照回鹘字创制了契丹小字，小字为拼音文字，“数少而该贯”③，成为与汉字和契丹大字并行的辽朝官私通用文字，并一直使用到金章宗时，对契丹和辽朝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今天，虽然用契丹字书写的文献已不复存在，但用契丹大、小字镌刻的碑铭却不断被发现，是契丹民族文化和辽朝文化的历史见证。

阿保机以其卓越的军事、政治才干，在部落联盟的废墟上建立了国家政权，统一了中国北疆的大片领土和处于分散状态下的草原各游牧民族，促进了契丹民族和北方各游牧、渔猎民族的发展，加速了北方诸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

第二节 述律后建国有勋

述律后（879—953），名平，小字月理朵。太祖神册元年，立为应天大明地皇后。太宗天显二年（927），尊为应天皇太后。会同元年（947），尊为“广德至仁昭烈崇简应天皇太后”。穆宗应历三年（953）死，享年75岁，谥“贞烈”。兴宗重熙二十一年，更谥“淳钦”。

述律家族的祖先本为回鹘人，月理朵曾祖魏宁初为舍利（郎君）①，祖父慎思官任梅里（又作“梅禄”、“密禄”、“媚禄”、“杯禄”、“不亦鲁黑”等），父月椀（又作容我）先后为梅里和阿札割只②。月椀娶耶律氏女、阿保机姑为妻，生女月理朵。

契丹贵族间盛行姑舅表婚姻，月理朵既长，遂与舅撒剌的之子阿保机结婚。她“勇决多权变，阿保机行兵御众，述律后（月理朵）常预其谋”③，对阿保机的事业有着重要的襄助之功。据说，月理朵曾见地神于潢水与土河合流处，后者竟仓猝避开，故童谣称“青牛妪，曾避路”①，于是她就成了地神的化身，在契丹社会军事、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更增加了神秘色彩。平时，她积极为阿保机网罗人才，成就大业。辽朝佐命功臣之一的韩延徽，就是由她荐举入仕的。阿保机出征，她则经常统兵居守后方。913年，诸弟剌葛、寅底石引兵犯行宫时，是她命人从叛军手中夺回了象征权力的旗鼓。当阿保机的权力受到挑战时，是她为之出谋划策，制服部落首领的。她的同母异父兄敌鲁和弟阿古只等也全力支持耶律阿保机，她的家族在阿保机变家为国的军政活动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也就成了辽朝仅次于四帐皇族的契丹权贵。

阿保机建国后，作为皇后，她在军政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更大了。阿保机出征，她居守大帐，保护后方之际，“摘蕃汉精锐为属珊军”②，组建了个人的武装力量，建立了个人的宫卫蒲速盌斡鲁朵（长宁宫）。阿保机北征，述律后留守之际，“黄头、臭泊二室韦乘虚合兵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奋击，大破之，由是名震诸夷”③。除统兵作战外，述律后也常常参与阿保机用兵方略的制定。吴王尝向契丹进猛火油，可用于攻城。阿保机拟选兵攻幽州以试猛火油的威力，述律后力阻其行，并提出了骚扰幽州的策略。阿保机在神册二年、六年两次南进失败后，终于采纳了她的意见，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①。此后，“其平渤海，后与有谋”②。

偏于守旧、重牧轻农但是，在治理国家的政治倾向上，述律后是偏于守旧的；在经济思想上，她是重牧轻农的，她的一系列主张都反映了这一倾向。

天赞四年（925）十二月，述律后随从阿保机亲征渤海。天显元年（926）七月，阿保机死于扶余府，述律后称制，权决军国事，奉阿保机灵柩返回上京。阿保机既葬，她于天显二年十一月亲自主持召开了契丹贵族大会，推举继承人。

从阿保机即位时立耶律倍为皇太子的决策看，他是准备按中原传统行嫡长子继承制的。但灭渤海后，他却改渤海为东丹，“册皇太子倍为人皇王以主之”③，又按游牧民族传统将耶律倍分封在东丹。这一转变，当是述律后施加影响的结果。《辽史·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载：“初，太祖尝谓太宗必兴我家，后欲令皇太子倍避之，太祖册倍为东丹王。太祖崩，太宗立，东丹王避之唐。”显然，将太子倍分封在东丹，正是皇后的意图。而阿保机死后，按照游牧社会的传统，在新皇即位之前，政权由皇后权摄。皇位继承人，由贵族大会推举。述律后以摄政皇后的身份，有权主持召开推举新皇帝的贵族大会，并能利用其地位与影响，按照自己的意愿确定继承人①。

②《辽史》卷35《兵卫志》中。

③《资治通鉴》卷269，后梁均王贞明二年。黄头室韦为室韦中的强部。臭泊，《辽史》中又作术不姑、述不姑、直不姑、直不古、阻卜，是契丹人对室韦系统蒙古语族各游牧部族的泛称。①述律后反对轻易向幽州用兵，她的策略是：“以三千骑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无食，不过数年，城自困矣。”她担心轻易用兵，“万一不胜，为中国笑，吾部落亦解体矣。”此后，契丹对幽州便采取了“抄掠馈运”的策略，使“幽州食不支半年”。参见《辽史·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资治通鉴·后梁纪》四、《后唐纪》一。

②《辽史》卷71《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

③《辽史》卷2《太祖纪》下。

①关于这次推举新皇帝的贵族大会，《资治通鉴》卷275，后唐明宗天成元年有一段具体生动的描述，“契丹述律后爱中子德光，欲立之，命与突欲（即太子倍）俱乘马立帐前，谓诸酋长曰：‘二子吾皆爱之，莫知所立，汝曹择可立者执其辔。’酋长知其意，争执德光辔欢跃曰：‘愿事元帅太子。’后曰：‘众之所欲，吾安敢违？’遂立之为天皇王。突欲愠，帅数百骑欲奔唐，为逻者所遏；述律后不罪，遣归东丹。”可见，太宗之立确是由述律后主持的贵族大会决定的。《辽史》中的有关记载，隐去了这次大会的实情，或是因原始资料不全，或是出于为尊者讳的目的。《太宗纪》称，“人皇王倍率群臣请于后曰：‘皇子大元帅勋望，中外攸属，宜承大统。’后从之。”似乎此议是由太子倍与群臣共同提出，述律后仅是俯循舆情而已。其实不然，这次的权力交接，不但引起了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而且为此后皇室内部的权力对这次权力交接中的斗争，《辽史》没有明确的记录，似乎是在很平稳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其实不然。述律后的意见并不为全体契丹贵族所认可，反对者大有人在。对于持不同意见者，述律后采取其一贯的作法，以阴谋狡诈的手段残酷地予以惩治和镇压。

阿保机在世时，曾命三子采薪，“太宗不择而取，最先至；人皇王取其干者束而归，后至；李胡取少而弃多，既至，袖手而立。太祖曰：‘长巧而次成，少不及也。’”②可见东丹王耶律倍与大元帅耶律德光各有所长，皆可有所作为。倍“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焫之术。工辽、汉文章”③，仰慕汉文化，主张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治国之术。可能正是这一点不为其母所喜。他与耶律德光在契丹贵族中，都有一批拥护者。述律后为贯彻自己的意图，利用契丹的人殉旧俗，以残酷的手段打击耶律倍的支持者。在主持阿保机丧葬仪式时，她以“为我达语于先帝”的借口，令一些不易驾驭的人为阿保机殉葬，“前后所杀以百数”。最后，轮到平州汉人赵思温，思温不肯行。述律后说：“汝事先帝亲近，何为不行？”思温答以“亲近莫如后，后行，臣则继之。”述律后以“诸子幼弱，国家无主，不得往耳”为辞，并不得已“断右腕纳于柩”①。这就是“太后断腕”的背景。后来，述律后便以“断腕太后”著称于史。《辽史》称其“欲以身殉，亲戚百官力谏，因断右腕纳于柩”的记录，与史实恐未必相符。

耶律德光即位，述律氏为太后，一如既往地参与朝政，权力和地位并无丝毫削弱。这一地位既是由她个人的条件也是由游牧社会的传统所决定的。她“简重果断，有雄略”②，在契丹贵族中有一定的影响和威望；而在游牧社会中，女性参与军国大事决策并不像中原王朝那样受到非难；耶律德光皇后也出自述律家族，为其弟室鲁之女，述律家族在辽朝是一个实力和威望不在宗室之下的契丹家族，这是她行使权力、施加影响的强大后盾；耶律德光又是她亲自选立的，因此在太宗朝她依然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史称耶律德光“性孝谨，母病不食亦不食，尝侍于母前，应对或不称旨，母扬眉而视之，辄惧而趋避，非复召不敢见也”①。这固然是耶律德光的天性，但母后的权威与舅氏的势力，也是他不能不顾忌的客观原因②。

由于述律后倾向于维护契丹故俗，又偏爱幼子李胡，所以耶律德光立李胡为皇太弟和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决定极有可能是在她的影响下做出的③。斗争埋下了无穷隐患。

②《辽史》卷72《章肃皇帝传》。

③《辽史》卷72《义宗倍传》。

①参见《契丹国志》卷13《太祖述律皇后》、《辽史·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资治通鉴》卷273所载与此小异，“述律后召诸将及酋长难制者之妻，谓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问曰：‘汝思先帝乎？’对曰：‘受先帝恩，岂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见之。’遂杀之。”

②《辽史》卷71《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

①《资治通鉴·后唐纪》四、《契丹国志·太宗嗣圣皇帝上》。

②据《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载，耶律德光灭晋后，于天福十二年（辽大同元年，947）三月，召晋百官，告以将北归“省太后”，晋群臣请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形象地说明了述律后及其家族在辽朝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③契丹在部落联盟时期，首领由世选产生。述律太后作为游牧社会传统的代表人物，极有可能提出立李胡的主张。耶律德光之立既得益于述律氏的态度和古老的传统，在做了皇帝后，虽想改变旧制以己子继承皇在辽朝是否应南下中原的问题上，述律后与阿保机、耶律德光存在意见分歧。她只满足于对草原诸游牧部落的统治，对向农业区深入缺乏热情。当阿保机应卢文进之约发动幽州之战时，述律后就持反对态度，她说：“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远出以乘危徼利乎！吾闻晋王用兵，天下莫敌，脱有危败，悔之何及？”④故而她对中原用兵的目的还仅仅停留在骚扰和掠夺上，没有将农业区纳入统治范围的高瞻远瞩。耶律德光即位后，继承阿保机遗志，始终不忘谋求南下参与中原事务的机会，以期将疆域扩展至黄河以北。他在这方面的行动，也不时受到述律太后的牵制。当他准备应石敬瑭之约领兵南下时，也不得不借助于神的启示①。兵行之际，太后又反复叮咛，再三告诫②。当他灭晋回军病死栾城，遗体运回上京之际，太后不哭，也不立即主持发丧，要“待诸部宁一如故”③，才肯为之举行葬礼。被幽禁至死耶律德光死后，述律太后依然准备依契丹故俗和她个人的意愿，立幼子李胡为帝。但李胡暴戾残忍，不得人心。述律太后自舍东丹王立耶律德光以来，也在契丹贵族中造成了不和。一些因拥立东丹王而被杀的诸贵族的子弟既已长成自立，他们决心对辽朝皇位继承施加影响，以削弱太后的势力。于是以南院大王耶律吼、北院大王耶律洼和直宿卫耶律安抟等为首的契丹贵族，在军中立东丹王之子耶律阮为帝④。遣使上京报告述律太后，同时发兵北归。述律太后大怒，她说：“我儿南征东讨，有大功业，其子在我侧者当立。汝父弃我，走投外国，乃大逆人也，岂得立逆人之子为帝乎？”①遂遣李胡领兵逆击，以随石重贵北迁的故晋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彦韬为排阵使，与耶律阮军隔潢水而阵，这场皇位争夺战大有演变成武装冲突之势。但李彦韬阵前向耶律阮军迎降，李胡兵败。惕隐耶律屋质乘势劝太后与耶律阮议和。述律太后鉴于阿保机时诸弟之乱给契丹社会造成的重大创伤尚未平复的教训，勉强同意立耶律阮为帝。但她依然不甘心失去左右国家军政大事的权力，仍然策划废耶律阮而立李胡。事觉，被幽禁在祖州阿保机墓所，最终死于幽禁之所。

④《资治通鉴》卷271，后梁均王龙德元年。

①耶律德光拟出兵助石敬瑭时，恐述律后不允，曾假托梦见神人“令送石郎为中国帝”。参见《资治通鉴》卷280后晋高祖天福元年、《辽史》卷37《地理志》一。

②《资治通鉴》卷280，后晋高祖天福元年记载了述律太后与赵德钧的一段谈话，述律称：“吾儿将行，吾戒之曰：‘赵大王若引兵北向渝关，亟需引归，太原不可救也。’”又问赵德钧，“太原今属谁？”德钧对称“属太后。”也可见述律太后在辽朝的地位并不在皇帝之下。

③《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④参见《辽史》卷77《耶律吼传》、《耶律洼传》、《耶律安抟传》。

安抟之父迭里为南院夷离堇，“太祖崩，淳钦皇后称制，欲以大元帅嗣位。迭里建言，帝位宜先嫡长；今东丹王赴朝，当立。以党附东丹王，诏下狱，加以炮烙。不伏，杀之，籍其家。”及耶律阮立，“太后问安抟曰：‘吾与汝有何隙？’安抟以父死为对，太后默然。”可见，耶律阮之立是辽朝自东丹失位以来争夺皇权斗争的继续，是述律太后以己意擅行废立造成的直接后果。

①《契丹国志》卷4《世宗天授皇帝》。

（谢选骏指出：耶律德光拟出兵助石敬瑭时，恐述律后不允，曾假托梦见神人“令送石郎为中国帝”。——这再次证明了“宗教是军阀理论”的观察所言不虚。不仅如此，宗教还可以成为“政治阴谋”。）

【第十五章 辽太宗】

耶律德光（902—947），即辽太宗，契丹名尧骨，辽太祖次子。天赞元年（922），任天下兵马大元帅，领兵略蓟北，下平州，降胡逊奚，南攻镇、定。天赞三年，从阿保机北伐、西征，破阻卜、于厥里（乌古）诸部，定党项，取回鹘单于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喇八喇哈孙）等役，所在皆有功。天赞四年，从阿保机出兵灭渤海。天显元年（926）一月，与南府宰相耶律苏、南院夷离堇迭里、北院夷离堇斜涅赤围渤海忽汗城（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渤海国王出降。五月，讨平降而复叛的渤海南海、定理二府。

天显二年十一月，在由其母述律后主持的契丹贵族大会上被推举为皇帝，行柴册礼即位①，号嗣圣皇帝。大同元年（947）四月灭晋回军途中病死于栾城（今属河北），享年46岁。庙号太宗，谥孝武皇帝，重熙二十一年增谥孝武惠文皇帝。

耶律德光继承阿保机遗志，一方面继续完善统治制度，巩固契丹政权；一方面继续对外征伐，扩张疆土。

第一节 排挤政敌，巩固权位

耶律德光是在述律后主持之下取代其兄太子耶律倍继承皇位的。耶律倍对这样的安排自然不满，契丹诸贵族意见也有分歧。因此，他即位后便着手巩固自己的地位。

即位之初，“阅近侍诸班”，“阅北剋兵籍”，“阅南剋兵籍”，“阅皮室、拽刺、墨离三军”①，是加强对诸军控制的步骤。而人皇王耶律倍的东丹国，更是他要加意防范的对象。耶律倍统治了原渤海国的大片领土，北至松花江流域，南至鸭绿江流域，物产丰富，居民文化素质也较高。在耶律倍管辖下，它的发展将对耶律德光的契丹政权形成威胁。因此，天显三年，他乘耶律倍离开其国留居皇都期间，采纳东丹国相耶律羽之的建议，“迁东丹之民以实东平”，“升东平为南京”②。此举虽有防渤海为乱的意图，恐亦有缩小东丹国规模，迁东丹于近地，便于牵制的个人因素。

天显四年八月、十月耶律德光在南京和皇都两次“幸人皇王第”，这或是为安抚耶律倍，或是为了掌握他的情况，以便对他采取必要的监控措施。总之，这如果不是兄弟间亲密无间的反映，则必定是矛盾加深的表现。而在耶律倍留居皇都期间，耶律德光又只身前往南京，也极有可能是在做剥夺耶律倍治国权力，割断他与其封国关系的安排。五年，册皇弟李胡为皇太弟，此举虽然可能出自太后，也是对耶律倍的又一次沉重打击。人皇王耶律倍归国前，耶律德光“宴人皇王僚属于便殿”，可能也是在做加强对他的控制与监视的工作。归国不久，又下诏“以舍利普宁抚慰人皇王”，“诏置人皇王仪卫”，都明显地暴露了耶律德光加强了对其兄监控的意图。两个月后，耶律倍浮海投奔后唐，则是失去权力的耶律倍所能采取的最后措施。至此，耶律德光除掉了来自东丹王耶律倍的威胁，巩固了自己的权位。

①柴册礼为契丹遥辇氏联盟首领阻午可汗时制定的可汗即位典礼，即所谓燔柴告天仪式。详见《辽史》卷49《礼志》一。

①《辽史》卷3《太宗纪》上。

②参见《辽史》卷75《耶律羽之传》、《辽史》卷3《太宗纪》上。

第二节 继续争战中原，伺机开拓疆土

辽朝统治者虽然主观上有插手中原事务，进而将统治范围推进到黄河以北的主观愿望，并不时侵扰与之相邻的燕云地区，但进一步向南发展势力，客观上却不得不利用割据势力间的矛盾和冲突，伺机而动。自阿保机以来，他们惯用的手法就是应中原某些割据势力之邀援助一方与另一方对抗。阿保机时曾配合卢文进、王郁、张文礼，进军涿、定诸州境，均无功。耶律德光继其未竟之业，继续等待时机参与中原割据势力间的斗争。天显三年（928），后唐义武军节度使兼中书令王都因谋求更大的权力，被明宗削夺官爵，遭到讨伐，遂通过奚秃里（又作“秃馁”，汉译“太尉”）铁剌向契丹求援，给契丹南下参与中原事务提供了又一次机会。耶律德光遂命铁刺率军前往援救，并陆续派出契丹军增援。但契丹军每每失利，兵士战死和被俘者数千人，首领数十人被俘。天显五年，东丹王耶律倍又投奔后唐。后唐明宗在位期间，中原比较稳定，耶律德光的军政目标还难以实现，于是他一面不断派兵攻打云中等郡县，一面加强了与后唐的政治交涉。

936年（契丹天显十一年，后晋天福元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与末帝李从珂互生猜忌，欲夺后唐以代之，遣使向契丹求援，约事成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以北，称臣，以父礼事耶律德光，为耶律德光提供了又一次干预中原事务的机会。于是耶律德光应石敬瑭之约，亲率5万大军援助石敬瑭，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按照协议，晋将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割与契丹，每年向契丹输帛30万匹。938年（契丹会同元年，后晋天福三年）晋使至辽，“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①，献十六州图籍，上述律太后尊号为“广德至仁昭烈崇简应天皇太后”，耶律德光尊号为“睿文神武法天启运明德章信至道广敬昭孝嗣圣皇帝”。通过援立石敬瑭，契丹不但使中原政权成为附庸，而且将燕云十六州纳入自己的直接管理之下。

十六州的并入对契丹政权有着重要和深远的意义。从此，它不但统治了俘获和流亡到草原的汉人，而且直接统治了汉地。发达的农业为契丹政权提供了丰富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增强了契丹社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汉文化对契丹社会的影响更加直接；同时，契丹统治者也直接面临着如何统治以汉人为主体的农业区的问题。

晋高祖在位的七年中，契丹与晋关系良好，对中原局势的稳定和契丹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会同五年（943）晋高祖死，群臣立石重贵为帝，对契丹称孙而不称臣。契丹遣使责问，晋臣出语不逊，激起了耶律德光的不满；契丹卢龙节度使赵延寿欲代晋为中原皇帝，乘机鼓动对晋用兵；晋平卢节度使杨光远又密通契丹，告以“晋主负德违盟，境内大饥，公私困竭，乘此际攻之，一举可取”①，再一次激发了耶律德光南下的政治热情。会同六年底，他下令“赵延寿、赵延昭、安端、解里等由沧、恒、易、定分道而进，大军继之”②，同时又遣将从雁门南下，发动了与晋争夺中原的战争。

自会同七年（944）至九年，经过了三年的征伐，晋北面行营招讨使杜重威以20万军不战而降，晋军主力丧失殆尽。晋帝**不果，上降表，耶律德光终于实现了自其父以来占有黄河以北地区的愿望。于是，他改会同十年为大同元年，改契丹国号为大辽，以镇州为中京，以赵延寿为中京留守。显然，耶律德光心目中的大辽是将晋朝统治地区包括在内的。但是，由于契丹军队的掠夺激起了中原汉人的顽强抵抗，刘知远又在太原称帝，耶律德光在任命了各州郡节度使后，便于大同元年四月撤军北归，在回军途中病死。东丹王之子耶律阮（契丹名兀欲）在军中被诸将拥立为帝，此即辽世宗。耶律阮北归后，与其祖母述律氏为争夺政权几乎酿成一场武装冲突，留守中原的契丹军心也发生了动摇。

耶律德光北归后，汉人节度使相继叛辽，或自立，或附汉。各地人民也纷纷起事杀辽官，袭击契丹军。留守汴州的宣武军节度使萧翰和其他留守中原的契丹军将也擅自北归，耶律德光经三年鏖战所得的中原晋地乃为北汉和后周所有，辽朝并未能享受到胜利果实。

灭晋战争的胜利，除依靠契丹骑兵的军事优势外，耶律德光也充分利用投靠契丹的汉官的政治野心和晋朝官僚将领间的矛盾。首先，他利用赵延寿谋求取代晋帝为中原皇帝的野心，充分调动了赵延寿的灭晋积极性，使他充当灭晋的急先锋①；同时，他对晋朝内部的情况也有相当深入的了解②，也随时注意利用晋朝将领间的矛盾，以分化和拉拢的手段，使之为己所用③。这样，就增加了自己的力量，削弱了晋军的战斗力。当然，这一切，都得益于他们对中原情况的了解和熟悉。

契丹骑兵虽勇武善战，但他们所面对的却是人数、武器装备远胜于己的。

①《资治通鉴》卷281，后晋高祖天福三年。

①《资治通鉴》卷283，后晋齐王天福八年。

②《辽史》卷4《太宗纪》下。

①用兵之初，耶律德光将山后和卢龙兵5万人交与赵延寿统领，并“委延寿经略中国，曰：‘若得之，当立汝为帝。’又常指延寿谓晋人曰：‘此汝主也。’延寿信之，由是为契丹尽力，画取中国之策”；辽中路军的胜利，多由延寿之力，故耶律德光回南京整军期间，诸将多受责罚，唯赵延寿得免；契丹军再次南下时，延寿又以诈降配合。可见赵延寿在灭晋之役中是何等卖力。但晋朝灭亡后，耶律德光任官遣将，却绝口不提先前的承诺，赵延寿不得已求为太子，也被拒绝。耶律德光竟冠冕堂皇地说：“我于燕王，虽割吾肉，有用于燕王，吾无所爱。然吾闻皇太子当以天子儿为之，岂燕王所可为也”；当张砺奏拟赵延寿为中京留守、大丞相、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枢密使时，他却取笔涂去“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此足以看出耶律德光在用人行政上不但很有主见，而且与其父一样善于权变。参见《资治通鉴》卷283、284、286。

②辽晋宗藩关系的确立，加强了双方的交往和联系；辽朝统治集团中，有相当数目的汉官；末帝时，晋臣中也不乏通辽者；最根本的是辽自阿保机、耶律德光以来，一直不曾放弃占有黄河以北的军政目标，故辽朝统治者对中原的情况一向关心，也随时注意搜集有关情报。故灭晋后，耶律德光“每谓晋臣曰：‘中国事，我皆知之，吾国事，汝曹不知也。’”

③契丹南下，杨光远即与之配合；贝州军校邵珂为之提供贝州军情；太原节度使刘知远则身为北面行营都统，却按兵不动，“慎事自守”。杜重威统率晋军主力，畏敌怯战，且有降意，耶律德光又以中原相许，以坚其降志，他说：“赵延寿威望素浅，恐不能帝中国，汝果降者，当以汝为之。”重威果降，晋朝大势亦去。杜重威既降，耶律德光又遣赵延寿“衣褚袍至晋营慰抚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谒于马前，亦以褚袍衣威以示晋军，其实皆戏之也。”见《资治通鉴》卷285。看来，不论是对赵延寿，还是对杜重威，耶律德光的许诺皆无真意，不过是利用他们的野心为自己的军政目的服务罢了。占有地利优势的晋军。初期，契丹军屡屡失利，战争进行得十分艰苦，耶律德光不得不三次征兵和调整作战部署。会同七年，契丹军三路南下，耶律德光自领中军主力，以赵延寿为先锋。但西路在太原、雁门受阻，东路初获小胜，继而失利，只有中路长驱直入，无功而还。

会同八年第二次大举南下，又为晋将皇甫遇、慕容彦超、李守贞、符彦卿等所败。国内人畜多死，诸部厌战。时晋又遣使求和，太后也力促议和班兵。但耶律德光依然坚持“割镇、定两道隶我，则可和”①。

会同九年十一月，再次南下。主力自易、定趋恒州。利用杜重威怯懦不敢战的弱点，以大军与杜重威夹滹沱河列阵，遣将出晋军之后，断其粮道及归路。同时以中原皇帝的高位向杜重威诱降，终于扭转了战局，取得了灭晋之役的胜利。它不仅表现了耶律德光坚韧不拔的毅力，也体现了他拓土开疆、占有中原的意志和决心。

在灭晋的前后，也不断遣将继续征乌古、党项、吐谷浑等，巩固辽朝对这些部族的控制。

第三节 奠定统治基础

将渤海人迁往辽东，是耶律德光削弱耶律倍势力的第一步。耶律倍投奔中原，朝廷又以耶律倍妃主东丹国事，同时更进一步加强了对其封地和属民的控制。原来的东丹国实际上是游牧政权中的亲王封国，有着相当大的独立性，可自建国号、年号，可直接遣使与周边其他政权交往；每年向朝廷贡纳布15万端、马千匹；宰相以下百官可自行除授。耶律倍妃主东丹后，朝廷于天显六年置中台省于南京，加强了对东丹封国南京地区事务的直接干预。契丹自建国以来，治下就有相当数目的汉官与汉民。汉官曾为政权的建立与国家的治理出谋划策，汉民对草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的生产劳动与社会实践对草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影响又通过契丹统治者治国的方针、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契丹社会和契丹政权的面貌。

阿保机时期，为治理汉人和发展农业生产，曾设立汉儿司管理汉人事宜。十六州入契丹后，耶律德光没有改变燕云地区的经济基础和治理方式，“公卿庶官皆仿中国，参用中国之人”，以赵思温为南京留守；赵延寿为枢密使，后改政事令；以张砺为翰林学士。从而，开创了辽朝南北面官制的先河。会同元年，后晋献十六州图籍。耶律德光以此为契机，对统治机构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东京。改新州为奉圣州，武州为归化州。升北、南二院及乙室夷离堇为王。以主簿为令，以令为刺史，刺史为节度使，二部梯里已为司徒，达刺干为副使，麻都不为县令，县达刺干为马步。置宣徽、閤门使，控鹤、客省、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判官、文班牙署、诸宫院世烛，马群、遥辇世烛，南北府、国舅帐郎君官为敞史，诸部宰相、节度使帐为司空，二室韦闼林为仆射，鹰房、监冶等局官长为详稳①。

①《资治通鉴》卷284，后晋齐王开运二年。

①《辽史》卷4《太宗纪》下。

上京居于契丹各游牧部落之中，除作为都城具有崇高的地位外，临潢府又是治理迁入这一地区的汉人和渤海人的机构。东京辽阳府与南京析津府并列为两大地区行政中心，从而使东京地区与南京地区一样成为辽朝治下的两大行政区域，为日后辽分全国为五道奠定了基础。通过这一调整，将东丹封国改由辽朝的道、府等地方行政机构管辖，事实上剥夺了耶律倍的封国。虽然耶律德光主观上是从加强个人的地位和权力做出这一调整的，客观上却有利于辽朝对地方的控制，有力地防止和避免了封国的分裂趋势。

官号的改变实际上就是对官制的局部调整，将北、南二院和乙室部首领由夷离堇改为大王，使北、南二府和乙室部地位提高。北、南二府的首领出自皇族，乙室部与耶律氏所从出的原迭刺部关系密切，他们与二国舅帐是契丹人中的核心部落。前此，为了笼络奚人贵族，阿保机时曾以奚人上层为奚王统领奚人各部；耶律德光天显十年，又以皇太后父族及母前夫之族二帐并为国舅，置尚父统领。二院皇族设王府可以抗衡二国舅帐，乙室部建王府可牵制奚王。于是皇族二院、二国舅、乙室部和奚王府在契丹政权内既是为辽政权镇守一方的强部，又是互相制约的力量。

朝官中增加了一些汉官职位，诸部中的某些契丹官名也改为汉官名目。可以说，这次调整总的趋势是汉制成分的增加。

第四节 学习汉文化，总结和积累治国经验

在阿保机网罗汉士、借鉴中原统治经验的基础上，耶律德光继续留意广泛搜罗蕃汉人才、学习中原文化和积累、总结治国经验。

即位之初，耶律德光即下诏“选遥辇九帐子弟可任官者”①。会同初，得燕云十六州，曾以汉士平素所习之业选拔汉士，治理汉地，得名臣室昉等。会同三年，“东京宰相耶律羽之言渤海相大素贤不法，诏僚佐部民举有才德者代之”②。五年，又下诏求直言，选拔有才识者，果奏对称旨，则可擢置高位③，表明了广泛延揽人才的愿望。

灭后唐援后晋之役，得后唐掌书记张砺。耶律德光对他格外重视，以其人才不可多得，令手下人妥善照应。张砺感奋，亦以忠直事耶律德光。“太宗见砺刚直，擢翰林学士。砺临事必尽言，无所避，上益重之”④。灭后晋之后，又以张砺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砺能言人所不敢言⑤，耶律德光对他虽未必言听计从，但他毕竟能使契丹统治者听到来自汉官的建议和呼声，这对他的统治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耶律德光重视农业生产，留意积累治国经验。特别是得燕云十六州后，他更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不以游幸妨农时，禁止扈从扰民和行军践踏禾稼。不但保护十六州地区的农业生产，也在适宜于耕种的草原地区发展农业。

①《辽史》卷3《太宗纪》上。

②《辽史》卷4《太宗纪》下。

③参见《辽史》卷113《耶律海思传》。

④《辽史》卷76《张砺传》。

⑤灭后晋之役取得胜利，张砺曾向耶律德光进言称：“今大辽已得天下，中国将相宜用中国人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习。苟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犹将失之。”耶律德光当时虽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他未必没有考虑这一建议。故而后来北归时，耶律德光才会做出了此行有“三失”的总结。《辽史》卷76《张砺传》、《资治通鉴》卷285。

会同二年（939），以乌古部水草肥美，诏北、南院徙三石烈户居之。三年，赐于谐里河、胪朐河近地为农田，使契丹人也能从事农业生产。又诏有司教民播种纺绩，发展契丹社会的手工业。

他关注社会稳定，整顿赋役制度，惩治不法官僚。思奴古多里、乙室部大王和南王府二刺史等都曾因盗窃官物、摊派赋调不均和贪蠹而受到惩罚。为减轻部民负担，罢北、南二府民上供及宰相、节度诸赋役非旧制者。他也能借鉴中原统治者的治国经验，吸收中原封建礼仪制度和思想观念。

会同元年，诏建日月四时堂，图写古帝王事于两庑，表现出学习和吸收中原统治者治国行事经验的意向。

会同三年，至燕，行入阁礼，在礼仪制度上吸收汉制；除姊亡妹续之法，以法令方式改变契丹社会的婚姻旧俗；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不但为契丹人与汉人间的相互影响和学习创造了条件，而且为南面官制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

尽管耶律德光对中原情况有一定了解，但亲身南下与后晋争夺中原的战争实践却使他增加了更多的感性认识。不但他亲眼看到了中原文物之盛，眼界大开，同时也亲身体验了统治与治理中原的不易。

灭后晋后，为了安抚百官和军民，他“诏晋文武群官，一切如故；朝廷制度，并用汉礼”①。他希望从此以后罢兵安民，不事征伐。进入汴京时，遣通事谕百姓说：“我亦人也，汝曹勿惧，会当使汝曹苏息。”当然他也不忘收买中原人心，转移民众对他所发动的这场战争的不满，竟称“我无心南来，汉兵引我至此耳！”入晋宫召集百官时，他“改服中国衣冠，百官起居皆如旧制”，对群臣宣布“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战马，轻赋省役，天下太平矣”。并任命了一批汉官主持汉地事务。但是，对中原的治理，他并没有成熟的意见，依然遵循立后晋的作法，“欲择一人君之”。而晋朝降臣不敢另立新君，声称“夷、夏之心，皆愿推戴皇帝”。耶律德光自认为他的军事、政治目标已经达到，他也就成了夷夏共主，从此可安享太平了，于是下诏“自今节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战马”。他“服通天冠，绛纱袍，登正殿，设乐悬、仪卫于廷。百官朝贺，华人皆华服，胡人皆胡服，立于文武班中间”。耶律德光本人改着汉服，说明他与其父兄一样能积极吸收汉文化。他们的这一倾向，对后世辽朝诸帝和贵族、百官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辽朝皇帝和南面官着汉服，皇后和北面官着胡服的制度可能也自此开始形成。

但是，契丹社会的传统习俗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中改变。辽军无辎重粮饷，所到之处，“纵胡骑打草谷；又多以其子弟及亲信左右为节度使、刺史，不通政事，华人之狡狯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敛货财，民不堪命”②。为了犒赏契丹骑兵，耶律德光令后晋降臣征括州县财物，激起了百姓的不满和社会动荡。面对汉地军民的反抗和无赖之徒聚众为盗，耶律德光无力稳定其在中原的统治，无可奈何地发出了“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①的感叹。并因不服中原水土，眷恋游牧生活，遂于大同元年四月北归。沿途，他看到了战争造成的社会残破，听到了中原军民反抗的消息，反省和总结了这次军事行动的教训，他说：“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诸道括钱，一失也；令上国人打草谷，二失也；不早遣诸节度使还镇，三失也。”对治理中原，也有了一些初步想法，他致信皇太弟称：“夙夜思之，制之之术，惟推心庶僚、和协军情、抚绥百姓三者而已。”②这一总结说明耶律德光在戎马倥偬之际仍时时以国事为心，在新的环境中，新的条件下，对待新问题，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并及时思考解决办法。可惜天不予其时，回军途中病死于栾城，使他未能亲自将经三年征战和认真思索总结出的治国方针付诸实施。

①《资治通鉴》卷285，后晋齐王开运三年。

②《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①《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②《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辽史》卷4《太宗纪》下。

（谢选骏指出：辽朝皇帝和南面官着汉服，皇后和北面官着胡服的制度。——这种混合主义说明这个汉化的蛮族政权是个二元国家。这也说明第二期中国文明已经超出了华夏传统，开始逐步容纳了北方民族——这使得中国被东欧人称为契丹，也使得中国人和俄国人之间渐渐有了共同的血统，结果造成近代中国的赤化。）

【第十六章 耶律曷鲁 耶律屋质】

第一节 耶律曷鲁

拥戴太祖，功居首位

耶律曷鲁（872—918），字控温，一字洪隐，辽太祖阿保机族兄弟，也是其主要拥戴者，在阿保机二十一功臣中，位居首位，被喻为“心”。

曷鲁与阿保机同龄①，二人自幼交游，情好甚笃，既长又易裘马为友。从父释鲁认为二人是耶律家族的希望所在②。曷鲁父偶思临终前也将曷鲁推荐给青年阿保机，并嘱咐曷鲁善事于他③。

阿保机为挞马狘沙里时，参与部族事务。知曷鲁可以信赖，军机事常征求他的意见。曷鲁勇于建功立业，曾领数骑召小黄室韦来附。征讨越兀、乌古诸部时，曷鲁为前锋，战皆有功。

曷鲁有勇有谋，不但能战，也善辞令。901年，阿保机为迭刺部夷离堇，讨奚部，攻之不下，遂遣曷鲁持箭前往劝降。既至，被执。曷鲁对奚长术里说：“契丹与奚言语相通，实一国也。我夷离堇于奚岂有凌轹之心哉？汉人杀我奚首，夷离堇怨次骨，日夜思报汉人。顾力单弱，使我求援于奚，传矢以示信耳。夷离堇受命于天，抚下以德，故能有此众也。今奚杀我，违天背德，不祥莫大焉。且兵连祸结，当自此始，岂尔国之利乎！”①术里信其言，遂降。

903年，于越释鲁在契丹贵族的争权活动中被杀，阿保机也面临着威胁②，曷鲁则常佩刀从阿保机，以备意外。不久，阿保机为于越，掌联盟军政大权，欲以曷鲁为迭刺部夷离堇，曷鲁固辞。仍留在阿保机身边，充当侍卫。此后，阿保机征室韦，战刘仁恭，结盟李克用，曷鲁无不从行。

907年，遥辇痕德堇可汗殁，阿保机属下同心推戴他取代遥辇氏为联盟可汗，曷鲁则是其中态度最坚决、行动最积极者。他们不但打出奉痕德堇可汗遗命的招牌，而且从天意、人心、祖宗和时事等诸多方面为耶律氏取代遥辇提供依据，以解除阿保机的顾虑，坚定其心③。

阿保机取代遥辇后，又一步步向其所追求的更高目标迈进。这期间，耶律曷鲁无不密切配合，鼎力相助，以阿保机的需要为进退的依据。在征战的过程中，阿保机势力渐盛，部众日增。当争权斗争进入短兵相接的状态时，阿保机选诸部豪健2000人，组建了个人武装力量——腹心部，作为对外征伐和对内争权的工具。这支私人武装的统领者就是曷鲁和阿保机妻兄萧敌鲁。自911至913年，诸弟连年作乱，逼迫阿保机交出权力，曷鲁、敌鲁和敌鲁①曷鲁死于918年，享年47岁，则生于872年，与辽太祖同年。

②《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载：“从父释鲁奇之，曰：‘兴我家者，必此二儿。’”

③偶思病，召曷鲁曰：“阿保机神略天授，汝率诸弟赤心事之。”阿保机来问疾，偶思执其手曰：“尔命世奇才。吾儿曷鲁者，他日可委以事，吾已谕之矣。”见《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

①《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

②《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载：“太祖顾释鲁曰：‘滑哥弑父，料我必不能容，将反噬我。今彼归罪台晒为解，我姑与之。是贼吾不忘也。’”

③《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

弟萧阿古只等全力支持阿保机，终于使他战胜了诸弟。

在与诸弟的争夺中，阿保机认识到了迭刺部贵族是他建国称帝的最大障碍，控制迭刺部对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让耶律曷鲁为迭刺部夷离堇，将迭刺部掌握在自己亲信手中比让他充当侍卫军统帅更能发挥作用。于是，在处置逆党后，914年阿保机再一次将迭刺部夷离堇的职务交给了他。与上次不同的是，曷鲁欣然从命。显然，他也认识到了这一职务对阿保机建立政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耶律氏兄弟争权斗争中，迭刺部受到了严重破坏，人口、财富锐减，民生凋敝。“曷鲁抚辑有方，畜牧益滋，民用富庶”①。次年，再次配合阿保机出兵征讨乌古，使之“不敢复叛”。

9年，建国称帝的条件完全具备，曷鲁“乃请制朝仪、建元，率百官上尊号”。太祖备礼受册，曷鲁也荣膺于越之职，号“阿鲁敦于越”②。此后，仍从阿保机出征西南诸部族和幽州。

殚精竭虑，国建身瘁建国后，曷鲁更为巩固契丹政权而殚精竭虑。他深知，政权的取得是与迭刺部贵族反复较量取胜的结果，而政权的维持和巩固，最主要的障碍仍然来自迭刺部贵族。因此，他一直在考虑如何妥善处理迭刺部问题，并向阿保机提出了析迭刺部为二以弱其势的建议。甚至在病重期间，仍拳拳以此为念。在阿保机前往视疾时，他又谆谆叮咛：“陛下圣德宽仁，群生咸遂，帝业隆兴。臣既蒙宠遇，虽瞑目无憾。惟析迭刺部议未决，愿亟行之。”①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后，阿保机遂于天赞二年将迭刺部分为五院、六院。曷鲁武善征伐，文足以治国，又对阿保机忠心耿耿，是阿保机的忠臣、直臣、贤臣、能臣和重臣，可惜天不假年，于神册三年（918）七月，皇都落成举行典礼、阿保机宴集群臣时病逝，享年47岁。阿保机十分惋惜地说：“斯人若登三五载，吾谋蔑不济矣！”②既葬，阿保机赐其墓名宴答③，山名于越峪，下诏立石纪功。辽道宗清宁中，命立祠于上京。

《辽史》称“终辽之世，以于越得重名者三人”，即“三于越”④，曷鲁为其首。

曷鲁二弟觌烈和四弟羽之也以品德、才干见知于阿保机、耶律德光①，受到重用。当曷鲁典宿卫时，二人皆与闻政事。

①《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

②“阿鲁敦”，又作“阿鲁朵里”，契丹语“盛名”。终辽之世，为于越而有阿鲁敦称号者，仅耶律曷鲁一人。

①《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

②《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

③宴答，又做谙答、安答等，契丹语。汉语意为“盟友”、“义兄弟”。④三人为耶律曷鲁、耶律屋质、耶律仁先。参见《辽史》卷45《百官志》一。①《曷鲁传》称“祖匣马葛，父偶思”，《觌烈传》“六院部蒲古只夷离堇之后，父偶思”。蒲古只与匣马葛二名实为一人，又作帖刺。则曷鲁、觌烈、羽之为亲兄弟。参见《辽史》卷66《皇族表》校勘记（四）。证以《耶律羽之墓志》，知校勘记不误。又《辽史》卷75《耶律觌烈传》载，“觌烈以谨愿宽恕见器使”，羽之“幼豪爽不群，长嗜学，通诸国语”。

耶律觌烈（880—935），字兀里轸（兀里整），神册三年，曷鲁死后，继为迭刺部夷离堇，兼掌南方事②。曾先后从太子倍和大元帅德光讨党项，略燕地。天显元年，从阿保机东征渤海，留守扶余城。二年，为东丹国大内相，留守京城③。天显十年卒，享年56岁。

耶律羽之（891—942），小字兀里，字寅底石。“幼勤事业，长负才能。儒释庄老之文，尽穷旨趣；书算射御之艺，无不该通。”渤海平，以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主东丹，设左、右大相，左、右次相辅佐。左大相为皇弟迭刺，右大相为原渤海老相，左次相为渤海司徒大素贤，羽之为右次相（中台右平章）。

在耶律德光与耶律倍兄弟互相猜忌，渤海旧臣仍怀二心而左大相迭刺受命不逾月而卒的情况下，羽之实际上就成为东丹国的主要任事者，故墓志称其“虽居四辅之末班，独承一人之顾命”④。天显二年，以克敌制胜和招抚边城有功，升左相，加太傅，判盐铁，封东平郡开国公。羽之“莅事勤恪，威信并行”，“庶事咸熙”①。此后，受人皇王耶律倍之命，秉承耶律德光旨意，上表请迁渤海人至辽东等事，都由耶律羽之完成②。人皇王耶律倍逃往中原后，耶律羽之迁中台省左相，“镇抚国人，一切如故”，成为东丹封地名副其实的管理者。会同元年，改南京为东京，羽之改官东京宰相。他“身为家宰，手执国钧，于辅政之余，养民之暇，留心佛法，耽味儒书，入箫寺则涤荡六尘，退庙堂则讨论五典。而又为政尚于激浊，举士不滥抡材”，为朝中正臣，国之良相。五年（942）卒，享年52岁，谥文惠公。

②这里的“南方事”，即与向西南的党项和南边的燕云地区发展势力相关的事宜，主要是军事征伐。③《辽史》卷75《耶律觌烈传》载觌烈于天显二年“留守南京”，此时东丹国尚未南迁，辽阳郡也未改南京。当从《耶律羽之墓志》，觌烈为东丹国大内相，所留守之地当为原渤海都城忽汗城，辽改为天福城，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

④《耶律羽之墓志》称其官为“中台右平章”，《辽史》卷75《耶律羽之传》载其官称为“中台省右次相”，可知“右次相”即“右平章”。

①《辽史》卷75《耶律羽之传》、《耶律羽之墓志》。

②《辽史》卷75《耶律羽之传》载上书内容甚详，羽之极言迁民之利。

第二节 耶律屋质

耶律屋质（915—973），字敌辇，系出季父房。《辽史》称他“资简静，有器识，重然诺。遇事造次，处之从容，人莫能测。博学，知天文”①。历事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四朝，勇于任事，善于调停，参与平息辽朝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两次大乱，对辽初政权的巩固、社会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历任惕隐、右皮室详稳、北院大王，加于越，保宁五年（973）薨。为耶律曷鲁之后辽朝“以于越得重名者”第二人。

耶律德光会同年间（938—946）为惕隐。大同元年（947）四月，耶律德光死于栾城，辽朝又面临政权交接的危机。耶律屋质在紧急关头置自身安危于不顾，以大局为重，充分发挥其调停和斡旋的能力，使辽朝顺利渡过了这道难关。

述律后主持立耶律德光时，就有相当一部分契丹贵族持有异议。述律后严厉惩治了持异议者，有的人甚至被杀，这就在统治集团内部造成了不和甚至仇恨。耶律德光即位后，在应天皇太后的压力下，又立幼弟李胡为皇太弟、天下兵马大元帅，这就意味着耶律德光将以李胡为皇位继承人。在游牧社会，以兄传弟也是最高统治权继承的方式之一，但此时的契丹政权选择兄终弟及的方式显然是应天皇太后出于个人权力欲的需要，加之李胡素无人望，所以这一决定并不为契丹贵族所一致认可，也就为下一次的皇位继承埋下了隐患。“及帝崩于栾城，无遗诏，军中忧惧不知所为”①。时南、北院大王皆在军中。南、北院大王是契丹贵族中地位仅次于四帐皇族首领的契丹权贵，有权参加推举最高统治者的贵族大会，他们的态度在选择皇位继承人上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南院大王耶律吼对李胡为皇位继承人持反对态度，在皇位虚悬之际，他挺身而出，主动拜会北院大王耶律洼，共商大计。他们一致同意立东丹王耶律倍之子永康王耶律阮为帝②。

另一个坚决拥戴耶律阮的是他的随从护卫耶律安抟。耶律安抟代表了一部分在第一次皇位继承时受到打击和压制的契丹贵族的态度，他的父亲就是以“党附东丹王”的罪名被杀的③。当军中诸将欲立耶律阮又担心李胡和耶律德光子寿安王耶律璟与之对抗而犹豫不决时，安抟坚定了他们的信心④，于是诸将于军**立永康王耶律阮为帝，即为辽世宗。

辽世宗是南征诸将避开应天皇太后于军中议立的，这显然违背了太后的旨意，“太后闻之，怒甚”⑤。一向专断又溺爱幼子的她当然不会轻易接受这一事实，于是一场争斗在太后与世宗祖孙间爆发。当耶律德光灵柩至上京时，太后不哭，也不为之发丧，声言“待诸部宁一如故，则葬汝矣”⑥。

①《辽史》卷77《耶律屋质传》。

①《辽史》卷77《耶律吼传》。

②《辽史》卷77《耶律吼传》载：“吼诣北大王耶律洼议曰：‘天位不可一日旷。若请于太后，则必属李胡。李胡暴戾残忍，讵能子民。必欲厌人望，则当立永康王。’洼然之。”

③《辽史》卷77《耶律安抟传》。

④《辽史》卷77《耶律安抟传》。

⑤《辽史》卷77《耶律屋质传》。以下不注出处者，皆据此传。

⑥《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当世宗领兵北归时，她派遣李胡以兵迎击。李胡兵败，“尽执世宗臣僚家属，谓守者曰：‘我战不克，先殪此曹！’人皆恟恟相谓曰：‘若果战，则是父子兄弟相夷矣！’”一场血腥的残杀即将在辽朝皇室内部展开，形势异常危急。身为惕隐的耶律屋质，职掌皇族政教，协调皇族内部的关系是他的职责之一。他又善谋划，兼得太后信任，既可能助太后，也可能被世宗争取到自己一方。于是世宗“欲行间，乃设事奉书，以试太后”。屋质不避嫌，竟劝太后与世宗讲和。他说：“太后佐太祖定天下，故臣愿尽死力。若太后见疑，臣虽欲尽忠，得乎？为今之计，莫若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即宜速战，以决胜负。然人心一摇，国祸不浅，惟太后裁察。”又说：“李胡、永康王皆太祖子孙，神器非移他族，何不可之有？太后宜思长策，与永康王和议。”并自告奋勇，为和谈之使，往见世宗。他同样劝世宗“能释怨以安社稷，则臣以为莫如和好”。世宗认为太后、李胡之军乃乌合之众，不可能取胜，屋质则说：“即不敌，奈骨肉何！况未知孰胜？借曰幸胜，诸臣之族执于李胡者无噍类矣。以此计之，惟和为善。”屋质立足于避免战争，减少契丹人员伤亡和矛盾激化，使世宗平稳接管政权，既不畏太后的威势，也不惧世宗见疑，终于说服了双方，使世宗同意与其祖母相见，“各纾忿恚”，争取问题的和平解决。

在太后与世宗会面时，屋质指出了太后“牵于偏爱，托先帝遗命，妄受神器”，导致了今日皇位的争夺；也批评世宗“擅立，不禀尊亲”的过失；同时他利用双方都想避免武装冲突的心理威胁说，如果各持己见，专务指责对方，则和议无望，“当速交战”，迫使双方做出让步①，一触即发的内战得以避免。

但是，太后并不承认世宗地位的合法性，她又提出了“议既定，神器竟谁归”的问题。为了国家的利益，耶律屋质敢于逆太后之意，言人所不敢言，他说：“太后若授永康王，顺天合人，复何疑？”李胡当即厉声反驳说：“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质毫无畏惧，据理力争，他说：“礼有世嫡，不传诸弟。昔嗣圣之立，尚以为非，况公暴戾残忍，人多怨。万口一词，愿立永康王，不可夺也。”

群情所愿，赖屋质得以上达。迫于舆情，考虑到耶律家族的权力，太后不敢再固执己见，她无可奈何地对李胡说：“昔我与太祖爱汝异於诸子，谚云：‘偏怜之子不保业，难得之妇不主家。’我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也。”于是同意立永康王兀欲为帝，辽朝第二次权力交接得以和平解决，为这个政权的延续和巩固创造了条件。

在这次权力交接的协商中，耶律屋质起了关键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事后，世宗问屋质：“汝与朕属尤近，何反助太后？”屋质说：“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轻付，故如是耳。”其实，屋质与世宗的拥戴者态度是一致的，但为了让世宗权力取得无可质疑的合法性，他把一切都摆到会议上来，从根本上阻止了任何人以武力解决问题的意图。从道理上，太后与李胡不得不认输，但是从感情上和行动上，他们仍然不甘心接受这一结果。后来，李胡与太后又阴谋废立，世宗将他们囚于祖州，于理于法都是无可指责的。

世宗即位后，契丹贵族内部的争权斗争并没停止，屋质对此也一直保持①太后对建国前诸弟之乱使契丹社会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记忆犹新，她担心惨剧再度重演，于是首先做出了让步，她说：“向太祖遭诸弟乱，天下荼毒，疮痍未复，庸可再乎！”世宗也检讨了自己行为，称“父不为而子为，又谁咎也”。

天禄二年（948），耶律德光第三子天德觊觎帝位，联合后族萧翰和太祖弟寅底石的两个儿子刘哥（留哥）、盆奴伺机谋杀世宗，耶律石刺觉察后报告屋质。屋质领他们见世宗，他们拒不承认，世宗也不深究。后来，刘哥请世宗观樗蒲，于袖中暗藏利刃，被世宗发觉，亲自诘问。刘哥设誓抵赖说：“臣若有反心，必生千顶疽死。”世宗又欲宽免。屋质奏请：“当使刘哥与耶律石刺对状，不可辄恕。”世宗命屋质审问，得其实。于是诛天德，杖萧翰，流刘哥，使盆奴远使辖戛斯。在屋质的坚持下，天德等的谋反阴谋被粉碎①。

天禄三年（949），泰宁王察割（太祖幼弟安端子，世宗堂叔）觊觎帝位，耶律屋质揭露其阴谋，世宗非但不信，还将屋质所上表章出示给察割，使屋质陷入被动。但他依然能忍辱负重，一时也没有放松对察割等的警惕②。由于世宗麻痹大意，轻信察割，天禄五年秋，终于在火神淀之乱中被察割和南京留守牒腊等杀死。

世宗被杀于火神淀（河北宣化西），辽朝的统治顿时陷入混乱之中。耶律屋质再一次挽救了这个政权。由于他时时防范察割，当然不为逆党所容。变乱中，逆党必欲得屋质，他们扬言“衣紫者不可失”。屋质遂“易衣而出，亟遣人召诸王，及喻禁卫长皮室等同力讨贼”。同时，决定立耶律德光长子寿安王耶律璟为帝。时耶律璟已回到自己的帐中，屋质遣弟冲前去迎接。及至，耶律璟却犹豫不决。屋质又不得不向他反复陈述利害，他说：“大王嗣圣子，贼若得之，必不容。群臣将谁事，社稷将谁赖？万一落贼手，悔之何及？”在变乱中，屋质成为群臣的首领，诸将知屋质脱离了危险，也相继来会，至天明，整军讨叛，杀察割。辽朝的航船又一次渡过了险滩。诚然，辽穆宗耶律璟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人选，但仓卒之际和世宗子耶律贤生死不明的情况下，立太宗长子应是顺理成章的，也能使群臣意见统一。

穆宗即位后，命屋质知军国事，“以逆党财产尽赐之”，屋质固辞。于此，也可见屋质所为确实是从社稷的需要出发的，并不为个人邀求私利。应历五年（955），为北院大王，总山西事。

辽朝契丹诸臣，多以武功见称。屋质所为多是关乎国家社稷安危的大事，在辽有两次定策之功。但他同时也能领兵征战，是个亦文亦武的全才。景宗保宁（969—978）初，宋兵攻北汉，屋质曾引兵助汉退敌。以功加于越。保宁五年（973）病死，享年57岁。道宗朝树碑表其功，诏于上京立祠祭享。辽朝建立之初，皇位的长子继承制未能确立，皇位继承人需贵族大会推举选定。按部落首领世选制的惯例，首领家族的成年男子都有被推举的资格。因而，当没有众望所归的人物出现时，一旦其位置出缺，就会出现一次本家族内成年男子竞争权力的激战。有时，这种内部斗争会使家族的势力削弱或导致联盟的分裂。辽朝建立后，受中原长子继承制的影响，一些人开始接受或力图推行长子继承制；而另一些人，特别是皇族中权力**很强的人，仍然不肯放弃依世选传统习俗本人所享有的被选举权，这是导致辽初在皇位继承上屡屡出现纷争的原因之一。在两次政权交接危急之机，耶律屋质力挽狂澜，使政权得以平稳交接，社会维持稳定，他的功绩，确实可以同辽朝建立之际的耶律曷鲁并论，被誉为辽朝得重名的“三于越”之一，也是当之无愧的。

（谢选骏指出：辽国是汉化的契丹人建立的，这使得他们不那么野蛮了，但也使得他们更为狡诈了。）

【第十七章 韩氏家族】

辽金时期，汉人中韩、刘、马、赵四姓六大家族世代显赫，对辽金政权的建设和发展分别作出过各自的贡献。其中赵姓者有赵延寿、赵思温二族，韩姓者有玉田韩氏和幽州韩氏两大家族。

第一节 玉田韩氏家族

韩知古玉田

韩氏家族最早入辽者为韩知古，政绩卓著者为其孙韩德让。

耶律阿保机为迭刺部夷离堇时，曾于903年对蓟州用兵，韩知古为述律月理朵（建国后为地皇后，即淳钦皇后）之兄欲稳所俘，是较早进入草原的汉人之一。月理朵嫁与阿保机时，知古作为媵臣至耶律家。因身份低微，怀才不遇，曾逃出以为人庸工维持生计。后太祖召见并与之议论时事，知其贤而有才，遂命其参与谋议。“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将建城，命韩知方（当为“知古”）择其处，乃完葺柳城，号霸州彰武军”①。授知古彰武军节度使，总知汉儿司事，遂著籍柳城（今辽宁辽阳）。汉儿司是辽初管理汉人事务的机构，知古因熟悉汉制又得以“主诸国礼仪”。契丹建国之初，对汉仪知之甚少，“仪法疏阔”，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使国人易知而行”②，可以说，他是将汉地礼仪介绍到草原并与契丹“国俗”参互使用制定辽朝礼制的第一人。因此也成为辽太祖佐命功臣之一③。

韩知古多子多孙，且在辽朝多有建树④。可知者第三子匡嗣，“以善医，长乐宫，皇后视之犹子”①，穆宗时为太祖庙详稳②，与在潜的景宗耶律贤为友。

①《辽史》卷39《地理志》三。

②《辽史》卷74《韩知古传》。又《辽史》卷47《百官志》三载：“韩知古，天显初为中书令”；其孙《韩瑜墓志铭》称其官为“临潢府留守、守尚书左仆射兼政事令”；曾孙《韩橁墓志铭》又称其官为“彰武军节度东南路处置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尚书左仆射、中书令”。知古在世时，辽朝官制未定，掌汉人事务者唯汉儿司而已。在汉儿司的基础上，世宗天禄四年始建南枢密院、政事省，兴宗重熙十二年（1043，《辽史·百官志》三记为重熙十三年，此从《辽史·兴宗纪》二），改政事省为中书省。在南北面官制确立后，南枢密院行使唐时尚书省大部分职责；中书省掌礼仪，视同礼部。《百官志》中所载的“中书令”，乃是据《韩知古传》中“与康默记将汉军征渤海有功，迁中书令”的记载，附会而成。而尚书左仆射、中书令等，也只是沿用前朝官称，无官署和实责。临潢府留守所掌也是进入临潢地区的汉人事务，其实也只是当时的汉儿司。因此，所谓政书令、中书令等只相当于宋朝“寓禄秩，叙位著”的官，临潢府尹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总汉儿司事”。

③辽太祖有佐命功臣21人，分别以身体各部器官为之命名，如心、手、耳等。按《韩橁墓志铭》，知古号为“推忠契运宣力功臣”。

④1995年发现于赤峰市巴林左旗的《韩匡嗣墓志》称知古有子11人，皆出仕为官，其中封王者除匡嗣外，还有邺王匡美。而官至节度使加司徒、太尉、太保、太傅的有4人。参见葛华廷：《韩匡嗣墓志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1997年第3期。

①《辽史》卷74《韩知古附韩匡嗣传》。此“长乐宫”当为太祖淳钦皇后长宁宫。据上揭葛华廷文，“嗣圣皇帝以勋旧之胤，有干济之才，特授右骁卫将军”，财匡嗣初仕于太宗时，所谓直长宁宫或即以右骁卫将军而为宿直官。

景宗即位，先后任始平军节度使、上京留守、南京留守、摄枢密使、西南面招讨使，晋昌军节度使等，封燕王、秦王，号尚父。死后追赠尚书令。在知古子孙中这一支最为显赫。

另一子匡美为燕京统军使、天雄军节度管内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政事令，行魏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封邺王。匡美有子名瑜，历任天雄军衙内指挥使、控鹤都指挥使、绛州防御使、左羽林大将军、客省使、权涿州刺史。统和五年随圣宗和承天太后南攻宋，头部中流矢而死③；又一子匡胤为镇安军节度使，判户部■事，赠太傅。子琬为辽兴军节度使。孙相也有战功④；还有一子匡献为天成军节度使，守太傅。子德冲为户部使、威胜军节度使⑤。

匡嗣有子九人①，长德源，官崇义、兴国二军节度使。以贪贿为人所短②。五子德威，历任上京皇城使、儒州防御使、北院宣徽使。圣宗统和元年，继父职为西南面招讨使兼五押③。讨党项、河湟、西夏，屡建战功，加开府仪同三司、政事门下平章事，赠兼侍中。子雱金，终彰德军节度使。长孙谢十官至惕隐；次孙涤鲁历任北院宣徽使、右林牙、副点检、惕隐、西北路招讨使、乌古敌烈部都详稳、东北路详稳、南府宰相，封漆水郡王、混同郡王、汉王。涤鲁子燕五为南京步军都指挥使④。

六子德冲，历任户部使、威胜军节度使、太尉；子制心（又作直心、遂贞），统和中为归化州刺史；开泰中，拜上京留守，进汉人行宫都部署、南院枢密使、权诸行宫都部署、中京留守，封漆水郡王；太平中为惕隐、南京留守、析津尹、兵马都总管、南院大王，徙封燕王。死后赠政事令，追封陈王。制心为圣宗皇后外弟，却颇知自律，谦退淡泊，待人宽厚⑤。

七子德凝廉逊，有惠政。保宁（969—978）中为护军司徒。开泰（1012—1020）中累迁护卫太保，都宫使（诸行宫都部署），崇义、广德、大同军节度使，西南面招讨使。子郭三终于天德军节度使，孙高家奴终南院宣徽使，高十终辽兴军节度使①。

韩德让

韩德让（941—1011），韩匡嗣次子，《辽史》称他“重厚有智略，明治体，喜建功立事”②，是玉田韩氏家族中成就卓著者。早年事景宗，官东头供奉官、枢密院通事、上京皇城使。后代父为上京留守，权知京事，所在谨饬、有能声。又代父为南京留守。乾亨元年（979），高梁河之役，宋军围城，德让亲自登城“日夜守御”，“安人心，捍城池”，与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耶律学古、知三司使刘弘等俱受诏书褒奖③。以功拜辽兴军节度使。乾亨三年，为南院枢密使。

景宗临终，与耶律斜轸同受顾命，总宿卫事，立梁王耶律隆绪即帝位，奉太后萧绰称制。统和三年（985），加开府仪同三司，兼政事令。四年辽宋燕云之战，从圣宗、太后出师御宋，败宋兵，加守司空。七年，封楚王。与北府宰相室昉共执政。十二年，室昉致仕，代为北府宰相，仍领枢密使，监修国史，赐兴化功臣，加守太保，兼政事令。十七年，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薨，兼北院枢密使，拜大丞相，进为齐王，总二枢府事，赐名德昌，位极人臣。二十二年，从太后、圣宗南征，与宋签定澶渊之盟，结束了辽宋争战局面。徙封晋王，赐姓耶律，出宫籍，隶横帐季父房，从此，韩家成为辽朝宗室成员。二十八年，赐名隆运。二十九年薨，享年71岁，赠尚书令，谥文忠，官给葬具，建庙乾陵侧。德让无子，初以圣宗子耶律宗业为嗣；又无子，以魏王贴不（宗范）子耶鲁为嗣；天祚立，以皇子敖鲁斡为嗣。

韩德让自景宗朝“翼决庶政”，深得皇后信任。景宗病重期间，他总宿卫，协助皇后，辅翼皇子。景宗崩，“布置已定，乃集番汉臣僚，立梁王隆绪为皇帝”，不负景宗临终之托。圣宗以年少即位，承天太后又少姻党之助，幸赖韩德让、耶律斜轸、耶律休哥等蕃汉大臣同心辅政，才能内胜诸宗室，外御宋朝的进犯。

韩德让“孜孜奉国，知无不为，忠孝至诚，出于天性”①。他既重视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维持辽朝的社会稳定，也尽全力维护得之不易的辽宋和平局面②。果有益于国，他或向太后进言，或身体力行。而作为国之大臣，德让大度能容，更以进贤去邪为己任，举人不避亲，任人不避仇，所荐多为治国干才③。辽圣宗时，辽朝进入强盛时期，这是承天太后能团结和依靠蕃汉官员进行一系列改革和整顿的结果，作为当时总领南北面事务的大臣，韩德让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然，他之所以能发挥作用，首先是由于太后的知人善任和任人不疑，同时也取决于他的个人品质、治国才干和契丹政治家的有力配合。

在辽朝进入全盛之时，玉田韩氏家族也进入了他们的鼎盛时期。他们的显赫，不在辽朝的宗室和后族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相当契丹化了的汉人。这是因为自韩德让始，韩氏家族被赐以国姓，并属籍于季父房，是辽宗室中与皇帝族属关系最为密切的一支。他们以宗室资格与后族萧氏通婚，男娶萧氏，女嫁后族，因而甥女则以出自后族得为皇后①。他们与契丹贵族一样，有封地和属民，成为辽朝的汉人领主②，而韩德让又与辽朝诸帝和淳钦、承天两太后及圣宗朝孝文皇太弟一样建立了自己的斡鲁朵——文忠王府。作为宗室成员，他们可以担任只有契丹贵族才能担任的北面官，如北院枢密使、惕隐、北府宰相、南院大王等。至辽兴宗时，玉田韩氏家族“拜使相者七，任宣猷者九，持节旄、绾符印宿卫交戟、入侍纳陛者实倍百人”③。玉田韩氏家族，不但数代仕于辽，为辽政权的建设和统治以及契丹、汉文化在辽朝境内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本身也接受了契丹习俗、文化的影响。这个家族的发展变化是游牧民族与汉族、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缩影，也是民族交往和民族自然融合的体现。

⑤《辽史》卷82《耶律隆运附制心传》。制心姑、德崇妹嫁睿智皇后（承天太后）弟萧隗因，生女萧菩萨哥，为圣宗皇后，故制心与圣宗皇后为姑表姐弟。《辽史·耶律隆运附制心传》载：“每内宴欢洽，（制心）辄避之。皇后不悦曰：‘汝不乐耶？’制心对曰：‘宠贵鲜能长保，以是为忧耳！’”制心“守上京时，酒禁方严，有捕获私酿者，一饮而尽，笑而不诘。卒之日，部民若哀父母”。①据葛文，匡嗣二子、三子早亡，四德让、五德威、六德冲，八和九子皆享年不永，则德凝似可以《墓志》中的德颙当之，故暂列为第七。

②《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

③参见《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辽史》卷9《景宗纪》下。

①《契丹国志·耶律隆运传》。

随着辽朝的灭亡，韩氏后裔又进入了金朝。在金朝初年，他们仍然发挥着与其先祖对辽朝同样的作用，对金初的政权建设、统治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女真贵族对汉文化的了解和吸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女真社会的封建化进程①。

第二节 幽州韩氏家族

韩延徽家族是辽朝又一汉人韩姓大族。韩延徽（882—959），字藏明，幽州安次人，入辽后家居燕京，死后葬幽州鲁郭（辽宛平县房仙乡鲁郭里，今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故称幽州韩氏。

幽州韩氏仕辽始自韩延徽。韩延徽父韩梦殷，累官蓟、儒、顺三州刺史。五代初，幽州为刘仁恭所据，以延徽少年英才，召为幽都府文学、平州录事参军，供事于祗候院，后为幽州观察度支使。

②参见《辽史·圣宗纪》、《辽史·耶律隆运传》，《契丹国志·耶律隆运传》。③皇族耶律乌不吕与国舅爻直不和。参见《辽史》卷83《耶律学古附乌不吕传》。爻直又作约直，系出国舅小翁帐，参见冯永谦：《辽史外戚表补证（续）》，《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4期。①韩知古子匡美，三娶皆契丹后族萧氏；匡嗣子德崇、匡胤子琬、琪美子瑜也都娶萧氏为妇。匡嗣长女嫁承天太后弟隗因，生女菩萨哥为圣宗齐天皇后。

②韩匡嗣有私城即投下州全州。

③《韩橁墓志铭》，见《全辽文》卷6。

①参见《金史》卷78《韩企先传》。

唐节度使刘守光囚其父镇幽州时，遣延徽使契丹求援，阿保机“怒其不屈，留之”②，使牧马于野。述律氏对阿保机说：“延徽能守节不屈，此今之贤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礼而用之。”①于是，阿保机召延徽论事，所言“合上意，立命参军事”②。延徽不但参与了军事活动的筹划，而且建议依汉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安置被俘和流亡入草原的汉人。韩延徽“始教契丹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诸国，延徽有助焉”③。由于他的建议被采纳，草原地区开始有了投下军州的建立，大批技术熟练、经验丰富的农民在草原定居，“不复思归”④，不但带动了草原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而且加速了契丹社会的发展和辽政权的封建化进程。

韩延徽入辽日久，思念故乡，遂逃归晋阳（今山西太原）⑤。他本拟应李存勗之邀留在晋阳，却因为人所嫉，心不自安，决定重回辽朝。友人王德明为之担心，说：“叛而复往，得无取死乎？”延徽不以为然，他说：“彼自吾来，如丧手目，今往谒之，彼手目复完，安肯害我？”延徽对阿保机不辞而别，其初衷显然是打算留在中原家乡，回来后的见闻使他意识到辽朝才是他得以施展才干的理想场所，于是他在省母后毅然回到辽朝。果然不出他所料，阿保机闻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向者何往？”延徽以“思母，欲告归，恐不听，故私归耳”为辞。于是阿保机“待之益厚，及称帝，以延徽为相，累迁至中书令”①。进入契丹辽朝的汉官，虽然所掌多为汉人和文治之事，同时也要参加某些军事活动。天赞四年（926），知古和延徽也都从阿保机征渤海，并分别以功拜中书令和左仆射。“太祖初元，庶事草创，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为佐命功臣之一”②。

②《辽史》卷74《韩延徽传》不载韩延徽出使被留时间。《资治通鉴》卷269系之于后梁均王贞明二年（9），《考异》以为《汉高祖实录·延徽传》所载“天祐中，刘守光遣延徽入虏”不尽可信，认为其事或在乾化元年（911）。按《辽史·韩延徽传》记其入契丹后曾参与筹划“攻党项、室韦，服诸部落”。而契丹征室韦的军事活动，多在901—909年间。对党项用兵则主要在阿保机即位后。911年至914年间，阿保机的主要活动是与诸弟争夺契丹社会的统治权。以此推断，延徽入契丹并能对阿保机的军政活动施加影响，时间当早于911年。《旧五代史》卷135《刘守光传》载：天祐四年（907）十二月，守光遭周德威围攻，曾“求援于梁，北诱契丹，救终不至”。或许这次所遣使契丹者即为延徽？如是，则延徽入契丹当在907年。

①《资治通鉴》卷269，后梁均王贞明二年。

②《辽史》卷74《韩延徽传》。

③《资治通鉴》卷269，后梁均王贞明二年。

④《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第一》。

⑤《辽史·韩延徽传》称“亡归唐”，则此事当在后唐建国后，即923年以后。《资治通鉴》系此事于后梁贞明二年（9），在追述延徽活动时称：“顷之，延徽逃奔晋阳。晋王欲置之幕府，掌书记王缄疾之；延徽不自安，求东归省母，过真定，止于乡人王德明家。”而延徽重回契丹后，“及（阿保机）称帝，以延徽为相，”由此看来，延徽亡归的时间当在9年前。

①《资治通鉴》卷269，后梁均王贞明二年。又《辽史》卷74《韩延徽传》载：“太祖问故。延徽曰：‘忘亲非孝，弃君非忠。臣虽挺身逃，臣心在陛下，是以复来。’上大悦，赐名‘匣列’。‘匣列’，辽言复来也。即命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中外事悉令参决。”《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一》也称“阿保机以延徽为相，号政事令，契丹谓之‘崇文令公’”。

②《辽史》卷74《韩延徽传》。

耶律德光时，韩延徽封鲁国公，任官南京三司使，掌管南京道财赋。世宗朝，迁南府宰相。参与筹建政事省，“设张理具，称尽力吏”。世宗对刘知远行册礼，亦由延徽“定其制”。穆宗应历中致仕，九年（959）卒，享年78岁。子德枢、倬。

韩延徽子德枢，耶律德光誉之为“国之宝，真英物也”，未冠而为守左羽林军大将军，迁特进太尉。德枢善抚民，耶律德光时，“汉人降与转徙者，多寓东平。丁岁灾，饥馑疾厉。德枢往抚字之，授辽兴军节度使。下车整纷剔蠹，恩煦信孚，劝农桑，兴教化，期月民获苏息”③。此后历任南院宣徽使，平、滦、营三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门下平章事，加开府仪同三司，行中书，封赵国公。卒于保宁间。有子绍勋、绍芳。

绍勋为东京户部使，以不善抚民，在大延琳反辽战争中被杀①。

绍芳重熙间为枢密直学士、枢密都承旨、参知政事，加兼侍中。反对征西夏，力谏不听，出为广德军节度使。后辽果败，德芳闻讯，“呕血死”。绍芳孙资让，累官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中书侍郎，因事出为崇义、辽兴军节度使②。

延徽子倬官辽兴军节度使，彰**节度使兼侍卫亲军兵马都指挥使，累赠至中书令。子绍雍、绍文。

绍雍曾使宋。《辽史·兴宗纪》三又见韩绍荣，或即绍雍。与南府宰相杜防同奏事于廷，亦当为辽朝朝官。此外，《辽史·圣宗纪》八又见贺宋两宫生辰和正旦使副韩绍一等，此绍一或亦为延徽孙？

绍文官上京留守，守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鲁国公致仕。子造为诸宫制置使、判三司使事，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赠中书令③。道宗朝致仕后，燕、蓟饥荒时，与刘伸、赵徽等致仕官“日济以糜粥，所活不胜算”④。

造子资道，清宁初，以荫授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行右率府副率，累官阁门祗候、礼宾副使、供军副使、六宅副使、检校工部尚书、市买都监等，咸雍五年卒于南京⑤。

③《辽史》卷74《韩延徽附子德枢传》。但东平为今辽宁辽阳，辽兴军所在为今河北卢龙。《韩延徽传》称“其子镇东平”，可能德枢先曾任职于东平，及至耶律德光迁渤海人至辽东，东平升南京后，又调为辽兴军节度使，而在两地皆有功绩。

①参见李桂芝《辽金简史》第二章第三节，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②《辽史》卷74《韩延徽附韩资让传》称：“会宋徽宗嗣位，遣使来报，有司按籍有‘登宝位’文，坐是出为崇义军节度使。”

③参见《王师儒墓志》，《全辽文》卷10。

④《辽史》卷98《刘伸传》。

⑤《韩资道墓志铭》，《全辽文》卷8。

（谢选骏指出：辽金时期，汉人中韩、刘、马、赵四姓六大家族世代显赫，对辽金政权的建设和发展分别作出过各自的贡献。——这就是典型的汉奸家族，可以说是“黄俄的历史起源”。）

【第十八章 承天太后】

辽圣宗承天太后（953—1009），名萧绰，小名燕燕，辽景宗皇后，辽圣宗生母。景宗为世宗之子，遭火神淀之变，留下终生疾患①。应历十九年（969）辽穆宗被宗室娄国杀死，景宗即位。萧绰以皇后身份参与国事，她与景宗“任人不疑，信赏必罚”②，扭转了自穆宗以来辽朝治理上的混乱，调整了与宋朝的关系，为辽朝的全盛创造了条件。

乾亨四年（982），景宗死，遗诏以长子梁王隆绪嗣位，“军国大事听皇后命”③，是为辽圣宗（971—1031）。统和元年（983），圣宗上萧绰尊号为“承天皇太后”，二十四年，加上尊号“睿德神略应运启化承天皇太后”。统和二十七年（1009）承天太后薨，享年57岁，谥“圣神宣献皇后”，重熙二十一年，更谥“睿智皇后”。

辽圣宗以12岁冲龄即位，“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①，辽政权又一次面临贵族间争权斗争的考验。承天太后以其政治才干团结蕃汉臣僚，击败了试图夺位的宗室贵族，巩固了幼帝的皇位。自保宁元年景宗即位至圣宗统和二十七年，承天太后先后以皇后和太后的身份执掌朝政40年，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增强了辽朝的国力，推进了辽朝的封建化进程。与强邻北宋签定了“澶渊之盟”，确立了兄弟之国的政治关系。继续征服周边没有归附的部落、部族，加强了对属国和属部的控制。承天太后去世后，辽圣宗亲掌朝政20年，继续执行统和以来的各项政策、制度，发展了各项改革成果，辽朝进入了全盛时期。

太平十一年（1031，辽兴宗改为景福元年）六月，辽圣宗崩于大福河北行宫，享年61岁。谥文武大孝宣皇帝，庙号圣宗。

第一节 选拔人才，整顿吏治

辽景宗耶律贤、睿智皇后萧绰和圣宗耶律隆绪，承穆宗暴政之后，统治集团人心不稳，宋朝威胁南部边防。他们摒弃民族偏见，唯才是用，任人不疑，使蕃汉臣僚各尽其职，了无嫌隙，同心辅政。内安百姓，外抗强敌，为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兴盛繁荣创造了条件。

他们重视人才的选拔，不但信任宗室、外戚和契丹诸部有才能的贵族，而且重视任用汉官。除任用那些早期投靠或先后被俘的汉官、汉将外，又逐渐将科举取士作为选官方式之一。景宗保宁八年（976），诏南京复礼部贡院，正式建立了主持科举考试的常设机构。统和六年，诏开贡举，科举作为选官制度之一正式确立。太平十年（1030）年，圣宗下诏以次年行贡举法，科举制度的法令、法规已经完备。虽然圣宗于这一年驾崩，但制度的完善是在他的主持下完成的。正是由于承天太后、圣宗留意选拔和任用治国之才，所以①天禄五年（951），泰宁王察割（沤僧，太祖弟安端之子）、燕王牒腊（述轧）杀世宗及其后于祥古山火神淀（在河北涿鹿西），史称“火神淀之乱”。“帝（景宗）时年九岁，御厨尚食刘解里以毡束之，藏于积薪中，由是得免。及即位，婴风疾，多不视朝。”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契丹国志》卷6。②《辽史》卷9《景宗纪》下。

③《辽史》卷9《景宗纪》下。

①《辽史》卷71《景宗睿智皇后萧氏传》。

圣宗朝是个人才辈出的时期。契丹官僚中如耶律休哥、耶律斜轸、萧挞凛、耶律抹只、耶律学古、萧排押、耶律资忠等，汉臣中如韩德让、室昉、张俭、王继忠等，或忠直敢谏，或治狱公平，或安民有术，或拼死疆场，或奉节不辱，对辽政权的巩固与强大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这正是承天太后“明达治道，闻善必从”，圣宗“每承顺，略无怨辞”①所致。

他们不仅重视官员的选拔，而且注意对官员的考察。圣宗与太后参考宋朝制度，确立了官员考核办法，奖励清勤自持者，惩治贪酷和阿顺迎合行为。正是由于朝廷赏罚严明，圣宗朝才有明敏干练如张俭者，抚民善断如邢抱朴者，直言敢谏如马得臣者，临民善治如耶律海里、耶律学古、萧排押、萧柳者，镇抚边陲战功卓著如萧挞凛者。而太师柘母以迎合被罚，南院大王耶律勃古哲因虐民被决以大杖，耶律阿没里好聚敛为时议所鄙。故当时朝野风气较为清正。

在整顿吏治的同时，承天太后与圣宗也重视审理狱讼，平反冤抑。保宁三年（971）恢复了被穆宗废弃的钟院，又置登闻鼓院以达民冤。四年，诏中外官上封事，了解政事得失。太后与圣宗锐意求治，留心听断，多次亲决滞狱和分遣诸臣决诸道滞狱，使罪犯得以及时判决，冤囚得尽快开释。统和中，南京及易、平二州以狱空闻。开泰中，诸道狱皆空。这既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反映，也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由于社会的发展进步，与中原联系的加强和受宋朝思想、文化、制度的影响，圣宗时又多次更定法令，屏除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旧制，增加维护封建秩序的内容。如奴婢犯罪由官府治罪，主人不得擅杀；族帐有罪，黥墨依诸部例；契丹人犯十恶者依汉律。同时还不断完善诉讼制度，健全司法和行政机构。统和元年，敕“诸刑辟已结正决遣而有冤者，听诣台诉”；开泰八年，又“诏诸道，事无巨细，已断者，每三月一次条奏”；统和十二年，大理寺置少卿及正；十六年，“罢民输官俸，给自内帑”；开泰三年，增枢密使以下月俸；南京、奉圣、平、蔚、云、应等州置转运使；太平元年（1021），立长子宗真为太子，确立长子继承制；十年，“诏来岁行贡举法”等。通过这些制度、措施的制订和执行，加强了皇权，逐步确立并巩固了封建秩序，法令也日益完善。

自阿保机建孔子庙以孔子学说为治国的主导思想以来，儒家思想在辽朝统治集团中的影响逐渐加深。辽圣宗好读《贞观政要》和唐太宗、玄宗实录，对其行事多钦伏。他称唐太宗、后唐明宗和宋太祖、太宗为“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①，积极学习中原的统治方式和思想文化。圣宗多次以诏旨倡导忠、孝、节、义等封建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改变游牧民族中贵壮贱老、别籍异居、收母执嫂的传统。如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有孝于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门闾，免其租赋数年；禁命妇再嫁；分别嫡庶，庶子以母论贵贱；禁皇族与卑小族帐通婚；在中京建太祖庙，制度、祭器皆从古制等。这一切说明，辽圣宗不但能积极学习和借鉴中原的治国经验，而且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深层次上与中原也已十分接近。

①《辽史》卷71《景宗睿智皇后萧氏传》、《契丹国志》卷7《圣宗天辅皇帝》。①《契丹国志·圣宗天辅皇帝》。

随着各种制度和机构的健全、完善，辽朝的文治渐兴，史学也有所发展。辽圣宗任命了起居注和日历官，记载皇帝言行、群臣章奉和国家大事，修史制度也渐趋完备。统和九年（991），监修国史室昉和邢抱朴合撰《统和实录》，记载了太祖至景宗五朝史事。从此，契丹与辽朝的历史从口耳相传进入了有来自本身的文字记录阶段，为契丹民族和辽朝的发展状况保留了大量珍贵的资料。

第二节 调整阶级关系，减轻赋税，发展生产调整部落组织，解放奴婢自阿保机编部以来，辽朝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面貌已大大改观。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圣宗时期再次调整部落组织。

这次调整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因户口蕃息，需建部管理。阿保机时，为备御奚人，曾从契丹八部中各抽调二十户置二十详稳。经数十年，户口蕃息，圣宗遂置特里特勉部，设节度使管理。这是辽朝社会稳定人口增长的结果。

二是以横帐大族奴隶置部。阿保机伐奚，以所俘奚人为著帐子弟，编为撒里葛、窈爪、耨盌三营，籍隶宫分，设夷离堇管理。圣宗以三营置三部，脱离宫分，设节度使管理。三部各有游牧地，备畋猎之役。类似情况还有讹仆括部。

辽初，从诸宫和横帐大族抽调奴隶编成稍瓦石烈与曷术石烈，为皇室捉捕鹰鹘和冶铁。圣宗时两石烈人口增加，遂各自置部，也设节度使统领。通过以宫分人和奴隶置部，解放了大批奴隶，调整了阶级关系。宫分人编为新部，摆脱了被奴役的处境，使辽朝奴隶占有制进一步削弱，封建因素迅速增长，契丹社会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从而最终完成了封建化进程。三是以新附诸部族民户置部。对于俘虏或归附的室韦、女真、达鲁虢、乌古、敌烈、唐古、鼻骨德、剖阿里、盆奴里、奥里米、越里笃、越里吉等部族人户，圣宗朝已不再配隶诸宫和诸部，而是将他们分别编组为部，设节度使统领，与原来各部一样，分隶南北二府或沿边军事机构，为辽朝守边。不改变其原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强迫他们迁往内地。根据各自的发展水平，采取相应的方式管理，使之各得其所。这样，圣宗朝不但通过重新编部解放了大批奴隶，而且新政策也使新附者不再沦为奴隶。

除解放大批奴隶外，圣宗时也通过各项诏旨将因各种不同原因沦为奴隶者解放出来①。

轻徭薄赋，发展农业生产承天太后和辽圣宗留心民情，注意减轻人民负担，赈济灾贫，采取了一些安定社会秩序和发展生产的措施。

统和年间，下诏诸道设置义仓，丰年纳粟储积，以备荒年赈济贫乏。又①统和七年，诏南征所俘有亲属分隶诸帐者，给官钱赎之；十三年，诏诸道民应历以来胁从为部曲者，仍隶州县；二十九年，诏诸道水灾饥民质男女者自来年正月起，日计值10文，价折佣尽，遣还其家。又禁止主人擅杀奴婢。开泰六年，公主赛哥以擅杀无罪婢被降为县主，驸马被削官。这在法律上为奴隶的生存权提供了起码的保障。

屡次下诏赈灾，故当时虽不时有水、旱、蝗灾，却没有发生灾民流亡现象，社会秩序一直比较稳定。

平时，他们也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制定和推行了一些保护农田、奖励垦荒和减轻赋役负担的政策和措施。统和八年，检括农田，整顿农业生产秩序。十二年，定均税法；十三年，又以所定税额偏高而下诏减轻括田租赋；十四年，再蠲三京税赋。

承天太后与圣宗留心了解民情，随时调整部民负担。如统和三年，枢密院反映契丹诸部役户多困乏，请以富户替代。圣宗亲阅诸部户籍，减免涅刺、乌隗二部的部分差役。四年，因对宋战争，州县民逃亡，禾稼不能按时收获，采纳韩德让的建议，募民收割。政事令室昉反映，山西诸州因军兴，民力凋敝，田谷多遭践踏伤害，遂免其当年税赋。六年，霜旱民饥，诏三司，旧以税钱折粟，估价不实，令增价以利民。十年，免云州租赋，安辑朔州流民，免其徭役三年。十二年，免行在50里内租，蠲宜州（今辽宁义县）赋调，免南京遭水灾民户租赋，免诸部岁输羊和关征。十四年，蠲三京及诸州税赋。审定南京所定新税法。同时罢不急之役，减少诸部岁贡，调整贡物种类以减轻部民负担。

承天太后和辽圣宗还多次遣使诸道劝农，视禾稼，禁止诸军官非时畋猎妨农，行军中禁止士卒出营劫掠，禁部从伐民桑枣，禁刍牧伤禾稼，改变了契丹军队打草谷的旧制。

采取徙民耕种和募民垦荒的方式，发展农业生产，成效显著。

统和七年，徙宋鸡壁砦居民200户于檀、顺、蓟三州，择沃壤耕种，官给耕牛、种子；诏燕乐、密云二县荒地，许民耕种，免赋税十年。统和十三年，令诸道劝民种树，诏品部旷地令民耕种；募民耕滦州荒地，免租赋十年。开泰元年又诏：“百姓徭役烦重，则多给工价；年谷不登，发仓以贷；田园荒废者，则给牛种以助之。”①这些措施，安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生产发展。太平五年，圣宗车驾至燕，人民以年谷丰熟，争献土物。于是出现圣宗礼高年，惠孤寡，微服出行观士庶嬉游，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

这期间，对西北地区的开发更是成绩卓著，圣宗命西北路招讨司在胪朐河、镇州屯田，以解决驻军供给，并连获丰收②。

①《辽史》卷59《食货志》上。

②《辽史》卷59《食货志》上载：“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给西军，唐古率众田胪朐河侧，岁登上熟。移屯镇州，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每斗不过数钱。”唯《食货志》将此事记于道宗初年，误。详见《辽史》卷59《食货志》上注六、《辽史》卷91《耶律唐古传》。

第三节 开疆拓土，加强对西北、东北边区的控制随着国势的增强，辽朝对周边各政权的影响也日益扩大。统和七年，封党项贵族李继迁为夏国王，确立了同夏的宗藩关系。为了对宋战争的需要，拆散宋与高丽可能结成的联盟，迫使高丽臣服。从而在对外关系上取得了对宋的优势。

渤海人南迁后，原渤海国控制下的女真各部逐渐向混同江、鸭绿江两岸和长白山周围地区发展。景宗时开始袭扰辽朝东京道州县。圣宗统和元年、三年和十三年，先后三次派兵遣将征讨女真和乌惹（兀惹），使他们成为辽朝的属国和属部。其中一部分女真人被迁往辽东，成为被编入辽籍的熟女真，也称合苏馆、合苏款女真。辽朝在各部女真人中设大王、节度使和详稳，从而加强了对东北边境的控制。

辽朝北境的海勒水（海拉尔河）、栲栳泊（呼伦湖）周围地区居住着乌古诸部。乌古之西有敌烈。他们都是与契丹关系比较密切的室韦大部。阿保机曾多次征伐乌古诸部，将俘获的乌古人迁往契丹内地，编入契丹部落。留居原地的乌古人则成为辽朝的属部，即“辽国外十部”之一。辽派详稳、都监驻守其地，镇抚和监临其部众。太宗耶律德光初年和穆宗耶律璟晚年，乌古曾两次起兵抗辽，皆被镇压。圣宗统和初，乌古承叛降之后，部族贫困，辽廷曾予以赈济。为加强对边部的控制，统和初开始对乌古派遣朝廷任命的节度使。同时征调乌古部兵镇守西北边境，由契丹将领统率，防遏阻卜诸部。阻卜，《辽史》又作“术不姑”、“述不姑”、“直不姑”、“直不古”、“臭泊”等，是契丹人对室韦系统蒙古语族各游牧部族的泛称。有若干互不统属的部落或部落集团，分别游牧于辽的西界和西北界。辽朝将他们分别称为阻卜、北阻卜和西阻卜。自太祖阿保机西征以来，阻卜各部逐渐臣服，相继成为辽朝的属部，与辽建立了朝贡和互市关系。景宗时，在阻卜活动区域设西北路招讨使，加强了对阻卜地区的控制。

圣宗统和十二年（994），以皇太后姊、齐王罨撒葛妃胡辇领乌古部兵和永兴宫分斡鲁朵军驻守西北境，以萧挞凛为西北路招讨使。建镇、防、维三边防城，开境数千里。以镇州为西北路招讨司驻地，辽朝对西北地区的统治也大大地巩固了。

在军事征伐中被俘虏而进入契丹内地的回鹘人，也被编入契丹部落，圣宗三十四部中的薛特部，就是由回鹘人组成的。留居原地没有西迁的回鹘人归附辽朝后，也成为辽朝属部。他们同辽国外十部中的乌古一样，对辽朝岁有常贡。高昌回鹘成为辽朝的属国，辽在那里派有都监。甘州回鹘以及葱岭西回鹘建立的黑汗王朝也与辽建立了朝贡和通使关系。辽在其地分别建有高昌回鹘大王府、甘州回鹘大王府和阿萨兰回鹘大王府。

第四节 与宋的争战与和好

辽自太祖阿保机起即有意夺取黄河以北之地，除穆宗无意进取失去瀛、莫二州外，太宗、世宗都曾为这一目标努力奋斗，但均未能如愿。景宗初年时辽朝政局不稳，宋朝实力增加，辽曾主动与宋修好，双方曾维持了短时间的和平。宋太宗即位后连续两次向辽出兵，发动了幽州之战（辽称高梁河之战、围城之役）和燕云之战。在辽朝群臣、将帅的奋力抵抗下，保住了南京、西京诸州县，但辽朝不但没有将势力推进至黄河以北，甚至也没能收回被后周夺去的瀛、莫二州。此后，宋朝虽然放弃了武力收复燕云的努力，但辽朝却始终没有改变占有黄河以北至少是收回瀛、莫二州的决心。

燕云之战失败后，宋朝对辽取守势。辽圣宗在巩固了统治地位后，便开始了对宋朝的军事进攻。统和十七年，承天太后与圣宗亲率辽军南下，俘宋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辽为避太祖讳改为康昭裔）。二十一年，俘宋副部署、殿前都虞侯、云州观察使王继忠。二十二年，兵临澶州城下，与宋军隔河对阵。战前，契丹大将南京统军使萧挞凛误触宋军伏弩，重伤致死，辽军士气受挫。王继忠居间调停，向承天太后建议南北议和，被太后采纳。又致书宋真宗，通报辽方息民止戈之意。经过反复谈判，避免了一次拼死的厮杀，双方签定了化干戈为玉帛的“澶渊之盟”①。

澶渊之盟确定了辽、宋双方兄弟之国的政治地位，划定了双方的边界，决定开展互市贸易，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银”10万两、绢20万匹。它是承天太后、辽圣宗以军事讹诈手段在政治、经济上取得重大胜利的协议，也是他们审时度势、闻善必从的政治风范的体现。从此，辽宋双方结束了军事对峙状态，开展了和平友好交往，不但使辽宋统治者各自得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且使双方人民免受战争之苦，有了从事生产的和平安定环境，对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是有利的。

辽圣宗十分珍惜与宋的友好关系。澶渊之盟后宋使首次入辽时，“所过州县，刺史迎谒，命幕职、县令、父老送于马前，捧卮献酒。民庶以斗焚香迎引，家置盂勺浆水于门。令接伴使察从人中途所须即供应之，所至民无得鬻衾物受钱，违者全家处斩。行从刍秣之事，皆命人掌之”，辽圣宗对“岁献方物，皆亲阅视，必使美好中意。守约甚坚，未尝稍起边衅”②。故终圣宗之世，辽宋间一直友好相处，不曾发生矛盾冲突。圣宗临终，仍以“不得失宋朝之信誓”而谆谆嘱之于其继承者。此后在兴宗和道宗时期，辽宋间虽有一些矛盾与摩擦，但最终也都是通过政治交涉的手段解决的，双方都尽力避免诉诸武力，这都是圣宗和承天太后身体力行和对其子孙耳提面命的结果。

①关于王继忠在澶渊之盟中的作用，参见李桂芝《辽金简史》第五章第二节。②《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胡诌契丹“与宋的争战与和好”，却完全忽略了契丹的辽国就是建立在奴役汉人的基础之上——这是因为，这本《中国通史》是回民在充当“主编”的！）

【第十九章 耶律斜轸 耶律休哥 萧挞凛】

第一节 耶律斜轸

耶律斜轸（？—999），字韩隐，六院部人。耶律曷鲁之孙，世宗、穆宗族兄弟，景宗族叔，圣宗同族叔祖。《辽史》称其“性明敏，不事生产”①。保宁元年（969），宋兵攻北汉，以枢密使萧思温荐为西南面招讨使，节制西南面诸军。保宁八年，改南院大王②。统和初，为北院枢密使，守司徒。统和四年（986），以破女直、宋有功，加守太保。统和十七年（999），从承天太后南伐，卒于军中。

保宁十一年（979），宋以灭北汉之师，奔袭燕京。北院大王耶律奚底、统军使萧讨古和乙室王撒合往援，与宋军逆战于沙河，败退至清河北。耶律斜轸取奚底军青帜旗，佯败诱敌，取得初战的胜利。进军至京西北高梁河，与休哥分左右翼夹击宋军，又获全胜，致使宋太宗落荒而逃。接着，辽诸军并力，“击宋余军，所杀甚众，获兵仗、器甲、符印、粮馈、货币不可胜计”①。高梁河之战，是宋军首次大规模对辽朝的进攻，宋太宗亲临指挥。时值七月，正是辽景宗远离南京避暑于夏捺钵之际，南京守备空虚，赖权南京留守韩德让、南京兵马都指挥使耶律学古和知三司使刘弘能安人心，捍城池；耶律斜轸与耶律休哥率军及时赴援，才得以取胜。这是斜轸与休哥军事才能的首次展现。

乾亨四年（982），圣宗冲龄即位，皇太后摄国政。“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②；景宗后“当朝虽久，然少姻媛助，诸皇子幼稚，内外震恐”③；“诸王宗室二百余人拥兵握政，盈布朝廷”④；宋朝也欲乘机北伐，收复被石晋割弃的燕云十六州。太后以寡母弱子面对虎视最高权力的宗室诸王，势孤力单，处境艰危，形势严峻。

景宗在位14年，虽不曾致辽朝于鼎盛，却初步扭转了穆宗时国势不振的局面。更为可贵的是，他任用和培养了一批有为的蕃汉官僚，这是辽圣宗承自其父的最可宝贵的财富。在政权交接、局势动荡之际，这些官僚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与韩德让一样，耶律斜轸、耶律休哥和萧挞凛在关键时刻，给辽圣宗以无保留的大力支持，对圣宗统治地位的确立和政权的巩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耶律斜轸与受顾命的韩德让一起，面对挑战，勇敢地承担起了保卫圣宗权力，维护国家稳定的重担，向太后保证说：“信任臣等，何虑之有！”①。不但保证圣宗的皇位得以巩固，而且为辽朝的全盛发挥了各自的经邦治国之才。

①《辽史》卷83《耶律斜轸传》。

②《辽史》卷8《景宗纪》上载：保宁八年，以西南面招讨使耶律斜轸为北院大王。则本传所载保宁元年节制西南面诸军即为西南面招讨使之职。《景宗纪》保宁八年载斜轸为“北院大王”，误。当以本传和《景宗纪》乾亨元年所载为准。

①《辽史》卷8《景宗纪》下。

②《辽史》卷71《景宗睿智皇后萧氏传》。

③《契丹国志·耶律隆运传》。

④《契丹国志·耶律隆运传》。

①《辽史》卷71《景宗睿智皇后萧氏传》。

耶律斜轸以北院枢密使参决大政，除维护圣宗的地位外，也充分发挥契丹人能征善战的军事才能，保卫辽朝安全。在高梁河之战后，斜轸又参加了辽宋间的第二次大战——燕云之战。

统和四年（986），宋朝三路大军北上伐辽，承天太后亲自率师援救南京，以斜轸为山西路兵马都统，迎击潘美、杨继业的西路军。宋军乘辽方无备，已“陷山西诸郡，各以兵守”②，斜轸先击败宋将贺令图，进围蔚州。一面射书城中招降，一面令都监耶律题子设伏险处，配合围城打援，一举攻取蔚州。又败宋军于飞狐、浑源，并于狼牙村俘获宋将杨继业。与此同时，承天太后与耶律休哥等在东路也战胜了宋军，为辽宋对峙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两次北伐失利后，放弃了以武力收复燕云的方针，对辽改为守势。但辽朝却开始不断南下，以期将疆域推进到黄河以北，至少要收回被后周攻占的瀛、莫二州。于是辽圣宗在巩固了帝位之后，自统和十七年开始，又大举对宋用兵。耶律斜轸也于是年卒于军中。

第二节 耶律休哥

耶律休哥（？—998），字逊宁，耶律释鲁之孙。东丹王耶律倍、耶律德光族兄弟，世宗、穆宗族叔，景宗叔祖，圣宗同族曾祖。初为郎君①，穆宗应历十五年，从群牧都林牙萧幹讨平乌古、室韦叛部。应历末年，官惕隐②。景宗乾亨二年（980）为北院大王，拜于越，总南面戍兵。圣宗统和元年，为南京留守、南面行营总管，总边事。四年，封宋国王。十六年薨，圣宗诏立祠南京。

高梁河之役，宋军包围南京，辽朝形势危急。诸臣甚至议及弃燕蓟，保松亭、古北口。宋人记载，耶律休哥“时为舍利郎君，请兵十万救幽州。并西山，薄幽陵，人夜持两炬，朝举两旗。选精骑三万，夜从他道，自官军南，席卷而北。又以弱兵五千守幽州，望风遁去。我师遏之不得去，遂坚守。及我师已退，或劝袭之，于越曰：‘受命救幽蓟，已得之矣。’遂不甚争利”③。这里所记的正是耶律奚底、萧讨古失利后，斜轸与休哥领兵赴援的情况。斜轸在清河一线设伏诱敌，然后与休哥左右夹击宋军。《辽史·耶律休哥传》载，“追杀三十余里，斩首万余级，休哥被三创。明旦宋主遁去，休哥以创不能骑，轻车追至涿州，不及而还。”两方记载相互对照，可知当时坚守南京者为韩德让、耶律学古和刘弘，失利者为耶律奚底和萧讨古。斜轸和休哥各领兵自东西两路入援。西路斜轸先至，设伏先击败宋朝追兵；东路休哥人持两炬、旗，日夜兼程。双方战术运用得当，配合默契，同时抵达高梁河，大败宋军，解救了南京之围。宋太宗得以逃脱，是休哥负伤不能骑马，不便追击，并非“不甚争利”。

②《辽史》卷83《耶律斜轸传》。

①“郎君”，契丹语作“舍利”、“沙里”，意为勇士，是契丹贵族中无职事而勇武者的称号。详见李桂芝：《契丹郎君考》，《民大史学》第1期，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②此据休哥本传。参照《穆宗纪》下和《萧幹传》。

③江休复：《杂志》，引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

是年冬，为报围城之役（即高梁河之役），景宗又遣韩匡嗣和南府宰相耶律沙伐宋。休哥从匡嗣军战于满城。“方阵，宋人请降。匡嗣欲纳之，休哥曰：‘彼军气甚锐，疑诱我也。可整顿士卒以御。’匡嗣不听”①。“休哥引兵凭高而视，须臾南兵大至，鼓噪疾进。匡嗣仓卒不知所为，士卒弃旗鼓而走，遂败绩。休哥整兵进击，敌乃却”②。休哥对宋军行动判断正确，部署得当，并收拾匡嗣军所弃兵械，全军而还。

次年，休哥为北院大王，总南面戍兵。从景宗南伐，围瓦桥关，阵斩宋将张师。景宗赐以玄甲、白马，追敌至莫州，生获数将以献。景宗又赐以御马，称赞他“尔勇过于名，若人人如卿，何忧不克？”③师还，拜于越。圣宗即位后，休哥总南面军务，他一面继续治军修武备，一面加强政治治理，发展生产，安定民心，恢复和建立新的统治秩序④。统和四年，燕云之战，宋东路军进至岐沟、涿州、固安。南京兵少，休哥不敢轻易出战，遂采取袭扰的方式，令宋军疲于应付，以待援军⑤。待援军至，休哥率军追击，“宋师望尘奔窜，堕岸相蹂死者过半，沙河为之不流”。以功，封宋国王。

经与宋军两次大的较量，宋朝不敢再以武力收复燕云。辽朝势力复振，休哥上言“略地至河为界”，以实现阿保机生前的心愿。太后虽未采纳，但从后来不断南征的记录看，辽朝君臣确实一直在等待时机，实现宿愿。统和七年（989），宋军攻易州，休哥“率锐卒逆击于沙河之北，杀伤数万，获辎重不可胜计，献于朝。太后嘉其功，诏免拜、不名。自是宋不敢北向”。“时宋人欲止儿啼，乃曰：‘于越至矣！’”①休哥为宋人所惧，是因为有勇有谋，每战必胜。《辽史》称他“智略宏远，料敌如神。每战胜，让功诸将，故士卒乐为之用。身更百战，未尝杀一无辜”②。平时，他也能休兵息民。对宋，重视边境的和平与安宁；对南京农业区，他身体力行，轻徭薄赋，建立正常秩序③。是辽朝前期难得的文武双全的军政人才。

第三节 萧挞凛

萧挞凛（？—1004），又做挞览、闼览，字驼宁，承天太后族兄弟④。《辽史》称他“有才略，通天文”，以宿直官入仕，“屡任艰剧”⑤。历任南院都监、彰德军节度使、阻卜都详稳（西北路招讨使）、南京统军使等职，加侍中、右监门卫大将军、检校太师。

①《辽史》卷74《韩匡嗣传》。

②《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

③《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

④《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载：“休哥均戍兵，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⑤《耶律休哥传》载：“夜以轻骑出两军间，杀其单弱以胁余众；昼则以精锐张其势，使彼劳于防御，以疲其力。又设伏林莽，绝其粮道。”

①《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

②《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

③《耶律休哥传》载：“休哥以燕民疲敝，省赋役，恤孤寡，戒戍兵无犯宋境，虽马牛逸于北者悉还之。远近向化，边鄙以安。”

④挞凛的族属，尚待研究。《辽史》卷85《萧挞凛传》载，他是承天太后父萧思温的再从侄，即承天太后的族兄弟，应属国舅大翁帐或小翁帐，即淳钦皇后母前夫之族。或为萧翰、萧幹之族？⑤《辽史》卷85《萧挞凛传》。

统和十二年（994），封兰陵郡王。二十二年①，与圣宗、承天太后南伐宋，误触宋军伏弩，重伤致死。

萧挞凛一生行事以军事活动为主。统和四年（986）参加辽、宋燕云之战，以诸军副部署身份从枢密使耶律斜轸战于山西，俘获宋将杨继业于朔州。十一年，与东京留守萧恒德伐高丽，迫使其称臣纳贡。十二年，与齐王妃率领西北乌古等部兵和永兴宫分军驻守西北胪朐河地区，任西北路招讨使（又称阻卜都详稳）。“凡军中号令，太妃并委挞凛”②。萧挞凛悉心镇边，访求安边之策。时有仲父房耶律昭“博学，善属文坐兄国留事，流西北部”，萧挞凛向他请教如何管理阻卜事务③。耶律昭建议他赈穷薄赋，散畜牧以就便地；简练精兵，去其难治者。挞凛采纳他的意见，对诸属部镇之以威，抚之以德。十五年，敌烈部杀详稳而叛，挞凛率军追剿，并讨阻卜之未服者。于是“诸蕃岁贡方物充于国，自后往来若一家”④。圣宗亲自作诗褒奖，同时令耶律昭作赋以述其功。后因诸部叛服不常，挞凛上表“乞建三城以绝后患”⑤。自统和十九年调任南京统军使⑥，至二十二年死于弩伤，四年来一直在伐宋前线。先后攻宋威虏、顺安诸军，在望都康村擒宋将王继忠，又连攻保、定、瀛等州，率军直指澶渊，给宋军造成极大威胁，为澶渊之盟的签定创造了条件。

辽宋澶渊之盟是在辽朝大军压境的情况下，由被俘的宋将王继忠首先提出，并分别说服承天太后、辽圣宗和宋真宗，经过双方使臣往复多次交涉后签定的。挞凛之死严重地影响了辽军的士气，给辽朝军事和谈判活动都带来了不利影响，但辽方利用宋朝君臣的怯战心理，通过和议仍然攫取了30万两匹银绢的物质利益，并取得了与宋为兄弟之国的平等地位，辽宋双方也因此得以维持和平局面。

挞凛子排押（？—1023），又作排亚，字韩稳，也多战功，历官左皮室详稳，南京统军使，北、南宣徽使，东京留守，北府宰相，政事令兼知西南面招讨使，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等。尚景宗次女长寿公主，拜驸马都尉。封兰陵郡王、豳王。曾参加征讨阻卜、辽宋燕云之战和澶渊之战以及征高丽等重要战役，所在多有功。在宣徽使任上，曾“条上时政得失及赋役法，上嘉纳焉”，“为政宽裕而善断，诸部爱之，民以殷富，时议多之”①。

挞凛次子恒德（？—996），又作勤德、肯德、恳德，字逊宁。统和元年（983）尚景宗幼女越国公主，历官南面林牙、北面林牙、东京留守，拜驸马。

①关于萧挞凛卒年，《辽史·圣宗纪》和《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为统和二十二年，即宋景德元年（1004），与本传有异，本传误，当从《圣宗纪》、《长编》。

②《辽史》卷85《萧挞凛传》。

③《辽史》卷104《耶律昭传》。

④《辽史》卷85《萧挞凛传》。

⑤《圣宗纪》载统和二十一年，“修可敦城”；二十二年，“以可敦城为镇州，军曰建安”；《辽史·地理志》一载，镇州“本古可敦城，统和二十二年皇太妃奏置。选诸部族二万余骑充屯军，专捍御室韦、羽厥等国渤海、女直、汉人流配七百余户，分居镇、防、维三州。”此事当是因耶律昭的建议，由萧挞凛上表请示，至此得以实施。

⑥《辽史·圣宗纪》十四载，统和二十年，“南京统军使萧挞凛破宋军於泰州”，知挞凛此时已为南京统军使。

①《辽史》卷88《萧排押传》。

都尉。“有胆略而善谋”，参加征伐高丽、辽宋燕云之战和征讨兀惹，赐启圣竭力功臣。因对公主照料不周赐死，后追封兰陵郡王。

恒德子匹敌（？—1031），字苏隐，一名昌裔。尚圣宗弟秦晋国王耶律隆庆女韩国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官殿前副点检、北面林牙、殿前都点检、国舅详稳，封兰陵郡王。太平十一年，辽圣宗死，钦哀后执政，以匹敌为圣宗齐天皇后所爱，遂与后父萧浞卜等同以谋反罪被害。

圣宗前期，枢密使耶律斜轸与承天太后、韩德让等总全**政事务，韩德让在政事上建树较多，斜轸常在军旅。边防事务南有休哥总兵御宋，治理南京汉地；西北有萧挞凛驻军，镇抚阻卜和乌古、敌烈；东京地区有萧恒德、萧排押先后为留守，控扼女真和备御高丽。中外所任各尽职守，共同创造了辽朝的鼎盛局面。

（谢选骏指出：只有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战国时代”这一角度，才能理解为何契丹这样一个小小的部落，竟然能够割据中国北部，然后还能转手扩大给了女真和蒙古！）

【第二十章 萧韩家奴 耶律仁先 王鼎】

第一节 萧韩家奴

萧韩家奴（975—1046），字休坚，契丹涅刺部人。通契丹、汉文字，是受汉文化濡染颇深的契丹上层知识分子。统和十四年（996）始仕，先后为右通进、典南京栗园、同知三司使事。重熙四年（1035）迁天成军节度使、彰愍宫使，后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归德军节度使等。

萧韩家奴立身清俭，不妄取于人。《辽史》载，他“家有一牛，不任驱策，其奴得善价鬻之。韩家奴曰：‘利己误人，非吾所欲。’乃归值取牛”①。他善诗文，明治道，重史事，以文才出众，被兴宗命为诗友。常常借与兴宗接触的机会反映治国方面的问题，并常于闲谈中论及国计民生。一次，兴宗问及异闻，他则以炒栗比喻治国，说“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则大者必生；大者熟，则小者必焦。使小大均熟，始为尽美。不知其他。”兴宗很欣赏这一讽谏方式。兴宗曾问他“我国家开创以来，孰为贤主？”，萧韩家奴竟以穆宗对。穆宗是辽朝诸帝中最无建树且残暴嗜杀者，兴宗颇感奇怪，说：“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视人犹草芥，卿何谓贤？”答称：“穆宗虽暴虐，省徭薄赋，人乐其生。终穆宗之世，无罪被诛，未有过今日秋山伤死者。臣故以穆宗为贤。”显然，萧韩家奴并不真正认为穆宗最贤，只是为使兴宗节制游畋，才以嗜杀成性的穆宗为参照，以期引起兴宗的重视。这与他后来建议“节盘游”的思想是一致的。

兴宗下诏令群臣言治国之要，萧韩家奴上书洋洋数千言，多为当时要务。如赋繁役重，民以贫困；宜倡节俭，戒奢侈，节盘游，简驿传，轻徭薄赋，使民务农；防御重点应为南方之宋，对西北诸属部，则应各置酋长，令其“岁修职贡”，徙可敦城于近地等。并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寇盗多寡，皆由衣食丰俭，徭役重轻”的认识。

萧韩家奴以大儒为兴宗所器重，命为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和起居注官。“每入侍，赐坐。遇胜日，与帝饮酒赋诗，以相酬酢，君臣相得无比。韩家奴知无不言，虽谐谑不忘规谏”①。

萧韩家奴也继承了中原历朝的史学传统，是契丹人中兼具史德、史识和史才的杰出史学家。重熙十三年（1044）上疏请按照“唐高祖创立先庙，尊四世为帝”的先例，追尊祖先名号，为兴宗采纳，于是辽朝“始行追册玄、德二祖之礼”②。在任起居注官时，秉承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善恶无所隐。兴宗每畋猎，萧韩家奴“未尝不谏”。一次兴宗于秋山射猎，侍从中被熊虎伤死者数十人，萧韩家奴书于简册。兴宗见到后命他删去，他却坚持如实记录。兴宗不得不承认：“史笔当如是。”

有此史德和史才，堪当修史重任。

①《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

①《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

②奏疏内容参见《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

辽兴宗于重熙二十一年（1052）“追尊太祖之祖为简献皇帝，庙号玄祖，祖妣为简献皇后；太祖之考为宣简皇帝，庙号德祖，妣为宣简皇后”。此后，天祚帝于乾统三年（1103）又“追尊太祖之高祖曰昭烈皇帝，庙号肃祖，妣曰昭烈皇后；曾祖曰庄敬皇帝，庙号懿祖，妣曰庄敬皇后”。于是，辽太祖以上四世皆得以追尊帝号。此议始由萧韩家奴发之。成等编辑上世以来事迹及诸帝实录。这是自圣宗朝室昉和邢抱朴编纂《统和实录》以来，辽朝第二次组织力量编修国史、实录，这次编纂的实录仍为20卷，称《遥辇至重熙以来事迹》，又称《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或《先朝事迹》。此后，道宗朝耶律孟简又编录了耶律曷鲁、耶律屋质和耶律休哥《三人行事》，天祚朝耶律俨编纂《皇朝实录》70卷，加上时人所作的《七贤传》等，都是辽朝重要的国史资料，直接或间接为后来《辽史》的编纂保留了部分宝贵的资料。

此外，萧韩家奴又奉诏纂修《礼典》。他博考经籍，自天子达于庶人，以情文制度可行于世，不谬于古者，撰成3卷①。

萧韩家奴是一个蕃汉、经史兼通的大儒。兴宗还命他翻译汉文诸书。他希望契丹统治者能了解古今成败得失，遂翻译了《通历》、《贞观政要》和《五代史》等，为他们提供借鉴。

萧韩家奴有诗文集称《六义集》12卷行世，惜今已不传。

第二节 耶律仁先

耶律仁先（1013—1072），契丹名乣邻（一作查刺），字一得，耶律释鲁之后，籍隶孟父房。兴宗重熙三年（1034）补宿卫，与兴宗论政，受到赏识。仁先以知遇之恩，“言无所隐”①。历官宿直将军、崇德宫使、殿前副点检、鹤刺唐古部节度使、北面林牙；重熙十一年（1042）升北枢密院副使，迁燕京（南京）留守同知兼权析津府尹事；十三年为契丹行宫都部署；十六年，迁北院大王；十八年，知北院枢密使事，迁东京留守，封吴王。道宗清宁初，为南院枢密使；为人所谮，出为南京兵马副元帅，守太尉，改封隋王；复为北院大王，拜南院枢密使，封许王。以平耶律重元滦河之变有功，为北院枢密使，进封宋王。咸雍元年（1065），加于越，改封辽王。咸雍八年（1072）四月，以疾薨，享年60岁。

耶律仁先“魁伟爽秀，有智略”②，在辽朝政治生活和外交活动中都曾起过重要的关键性作用。辽兴宗统治地位巩固后，自认为“天下太平，户口繁息”③，欲继其父之后，再创伟业，以军事讹诈和政治交涉手段向宋朝索要关南十县。重熙十一年（1042），耶律仁先以北院枢密副使身份与汉人行宫副部署刘六符使宋。同意宋使富弼的意见，双方罢兵约和，宋朝在澶渊之盟所定岁币的基础上，增加岁币银10万两、绢10万匹。并因争得岁币名目为“贡”、“纳”④，授功臣名号，加官中书门下平章事⑤。

①《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载：“十五年，复诏曰：‘古之治天下者，明礼义，正法度。我朝之兴，世有明德，虽中外向化，然礼书未作，无以示后世。卿可与庶成酌古准今，制为礼典。事或有疑，与北、南院同议。’”

①《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

②《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

③《辽史》卷87《萧孝穆传》。

④参见《辽史·兴宗纪》、《辽史·耶律仁先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7。但《长编》载最终所定岁币名目为“纳”，《耶律仁先传》则记为“贡”。

⑤《耶律仁先墓志铭》，见《全辽文》卷8。

在治民任上，耶律仁先能体察下情，减轻人民负担，安抚百姓；当然为加强辽朝的统治也曾镇压人民的反抗。任南京留守同知时，“下车之后，都邑肃清”①。武清发生了李宜儿领导的反抗活动，他侦捕宜儿送至阙下，致使李宜儿被杀。他却因此受到褒奖，封吴王。兴宗亲自宣读制书，称他为“唐室之玄龄、如晦，我朝之信你、室宁”②。为北院大王期间，奏“两院户口殷庶，乞免他部助役”；③在东京留守任上，奏开山通道以控制女真恃险扰掠，“边民安业”。因此，当清宁年间再为北院大王时，“民欢迎数百里，如见父兄”。在南京留守任上，“恤孤茕，禁奸慝，宋闻风震服。议者以为自于越休哥之后，惟仁先一人而已”④。

耶律仁先的最大功绩是平定耶律重元和涅鲁古发动的滦河之变。清宁九年，道宗猎于太子山。敦睦宫使耶律良奏重元父子谋逆，道宗尚不甚相信，他召仁先了解情况。仁先素与参知政事姚景行关系密切，景行曾多次提醒仁先注意重元父子的动向，及时向道宗上奏。至此，仁先“具言其事”⑤，并说：“此曹凶狠，臣固疑之久矣。”加之道宗按耶律良的建议派去考察涅鲁古的使者报告了重元父子的实情，道宗才开始有所警觉，并派仁先去搜捕重元父子，而宫帐仍未作任何防范。重元、涅鲁古父子阴谋败露，遂立即起事。仁先未及备马，涅鲁古胁迫弩手军400人已至行宫，情况异常危急。道宗欲到北、南院避敌，仁先以情况不明，又担心重元追击，苦留不放①。仓卒间，他“环车为营，拆行马作兵仗，率官属近侍三十余骑阵柢枑外”②。叛军因早有准备，来势甚猛，道宗被射伤臂，乘马亦为所伤。而由于仁先率近侍拼死抵挡，道宗终得脱险。经过双方激战，涅鲁古受伤被擒，重元也不得不退兵。仁先乘休战时机，亟召居地最近的五院部萧塔剌，又遣人分头召集诸军。次日黎明，重元又胁迫奚人猎夫2000人再犯行宫。时萧塔刺兵已至，“仁先料贼势不能久，俟其气沮攻之。乃背营而阵，乘便奋击”。加之北院宣徽使奚人萧韩家奴晓谕奚人去逆效顺，奚人猎夫多投械首服。叛军奔溃，追杀20余里，重元自缢而死。

事平，道宗“嘉叹久之”，授仁先“安邦卫社尽忠平乱同德功臣”，亲制文褒奖，并命人画《滦河战图》以旌其功。

后遭乙辛排挤出朝为西北路招讨使，“仁先严斥堠，扼敌冲，怀柔服从，庶事整饬北边遂安”③。仁先终死于任所。

仁先有弟义先、礼先、智先、信先等七人。义先历任祗侯郎君班详稳、南院宣徽使、殿前都点检、南京统军使，封武昌、富春郡王，追封许王。

①《耶律仁先墓志铭》，见《全辽文》卷8。

②见《耶律仁先墓志铭》，但墓志称“封尚王”；《耶律仁先传》但载在兴宗朝“封吴王”，却不载封王时间。两相对照，则封王时间当在镇压李宜儿之后，所封王号当为“吴”。“信你”、“室宁”不知何人，或即“洪隐”（耶律曷鲁字）、“逊宁”（耶律休哥字）？

③《耶律仁先墓志铭》。

④《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

⑤《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

①《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载：“帝欲幸北、南院，仁先曰：‘陛下若舍扈从而行，贼必蹑其后；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仁先子挞不也曰：‘圣意岂可违也？’仁先怒，击其首。帝悟，悉委仁先以讨贼事。”

②《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

③《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

义先“举止严重”，“天性忠直”，待人以礼，疾恶如仇。在南京统军使任上，“奏请统军司钱营息，以赡贫民。未期，军器完整，民得休息”；平时则常戒族人以孝、义为立身之本，“其接下无贵贱贤否，皆与均礼”④。

信先幼养于宫中，善骑射。历官左护卫太保、同知殿前点检司事、右祗侯郎君班详稳、南面林牙等。

仁先子挞不也（1036—1093），字胡独堇，清宁二年（1056），迁为永兴宫使。以平重元之乱，遥授忠正军节度使，赐定乱功臣，同知殿前点检司事。历官高阳、临海二军节度使，左皮室详稳，西北、西南路招讨使。大安九年（1093），复为西北路招讨使，领兵击阻卜诸部长磨古斯。磨古斯伪降，他迎于镇州（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上游哈剌巴剌哈孙）西南沙碛间，被害。

第三节 王鼎

王鼎（？—1106），字虚中，涿州（今属河北）人。道宗清宁进士①。通经史，善诗文，道宗朝典章多出其手。通达政体，刚正不阿，道宗遇事多所咨访。先后担任易州观察判官、涞水县令、翰林学士、知制诰、史馆修撰、观书殿学士等职①。大康年间（1075—1084），因事得罪，流放镇州。大安年间召还，复官。乾统六年（1106）卒。

王鼎曾上书“言治道十事”，多关乎国家兴衰②。而为了给后人留下当时的教训，他又根据知情者的叙述，写下了记录辽道宗朝最大的惨祸——发生于咸雍、大康年间的皇后萧观音和太子耶律浚被诬致死事的《焚椒录》一书。如果说以往宗室间的争权斗争所涉及的多为辽朝宗室诸王或个别国舅，对辽朝的政局影响还不算太大的话，那么道宗朝的这次惨祸不但使道宗失去了贤后，还失去了唯一的嫡子。更有甚者，由于耶律乙辛阴谋得逞，朝中的正直官僚也多因保护皇后、太子而被排挤、陷害，朝中难得可用之人，造成了天祚朝治国乏才的局面，加速了辽朝的灭亡。

④参见《辽史》卷90《耶律义先传》。

①《辽史》卷104《王鼎传》载，王鼎“清宁五年，擢进士第”；《辽史》卷22《道宗纪》二载，清宁八年，道宗“御清凉殿放进士王鼎等九十三人”。《辽史·王鼎传校勘记》认为，“五年”与“八年”登第者为同一王鼎，问题是《辽史·道宗纪》与《王鼎传》所记时间不一致；陈述先生则称清宁五年之王鼎为“进士王鼎”，八年之王鼎为“状元王鼎”，另有于咸雍八年撰写《蓟州神山云泉寺记》的“受戒居士王鼎”，加上当时使辽的宋人王鼎，“四人同时同姓名”。见《全辽文·作者索引及事迹考》。然而，同时同地而又“均能文”、“同信佛”之王鼎何其多耶？“状元”即进士第一名，故亦可视为“进士”，二王鼎又同为“史馆修撰”；所谓“受戒居士之王鼎”，在《蓟州神山云泉寺记》中署名“范阳王鼎”，范阳属涿州，又与“进士王鼎”同乡里，我意所谓“状元王鼎”、“进士王鼎”和“受戒居士王鼎”三者中必有二甚或三人为同一人。

①《王鼎传》称鼎“寿隆（寿昌之误，1095—1100）初，升观书殿学士”，而作于大安五年（1089）的《焚椒录序》则自称“前观书殿学士”，时间相差几20年。或许王鼎在流放镇州前已为观书殿学士，道宗末年召回后复原官观书殿学士，《王鼎传》误以复官为升官？

②王鼎上书所言“十事”，本传与《道宗纪》均不载。郑麟趾《高丽史》卷10载大安八年有辽官王鼎出使高丽，每夜独坐为谏疏，极言辽承平日久，不修武备事。陈述先生疑此为状元王鼎所为。如清宁五年与八年登第的二王鼎为一人，则此谏书或即王虚中所言的“治道十事”，而且上书时间是在流放回朝后。《焚椒录》一书，详细记载了宣懿皇后被诬事件的始末，并按自己的认识分析了事件发生的原因，它是出自当时人之手的记录辽朝重大事件的著作。

王鼎妻子乳母的女儿，是耶律乙辛宠婢，对乙辛陷害宣懿皇后之事知之甚详；北院枢密副使萧惟信是力保太子的契丹朝官之一，他也曾向王鼎详谈事件的来龙去脉，故《焚椒录》可以说是以第一手材料写成的，其目的就是备史官采摘，以警戒后人。王鼎《焚椒录序》称：“乃直书其事，用竣后之良史。”《序》中所说的司徒公即萧惟信。惟信，楮特部人，历官左中丞、燕赵国王傅（道宗为皇子时，于重熙十二年封为燕赵国王）、北院枢密副使、北面林牙、南京留守、左右夷离毕，加守司徒。“枢密使耶律乙辛谮废太子，中外知其冤，无敢言者，惟信数廷争”。可见他是道宗朝两起惨祸的知情者。

（谢选骏指出：辽国兼容并蓄了契丹的野蛮和汉人的诡诈，上演了无数的悲剧喜剧闹剧滑稽剧。）

【第二十一章 耶律重元 耶律乙辛】

第一节 耶律重元

耶律重元（？—1063），重元又称宗元，契丹名孛吉只。圣宗次子，兴宗同母弟。太平三年（1023）封秦国王。圣宗仁德后萧菩萨哥生子不育，养育耶律宗真如己出。及圣宗死，耶律宗真即位，即辽兴宗。其生母圣宗元妃萧耨斤，诬陷仁德皇后谋逆，迁之于上京，遂自立为皇太后，把持朝政。兴宗对此颇有微词①。为了进一步垄断大权，皇太后竟与其弟萧孝先等谋废兴宗立重元。重元将太后的阴谋报告了兴宗，兴宗收回太后符玺，将她幽禁于圣宗陵寝——庆陵，夺回了政权。

耶律重元提供情报有功，被封为皇太弟，倍受恩宠与信赖。历官北院枢密使、南京留守、知元帅府事，赐以金券。并“许以千秋万岁后传位”，于是重元“更加骄纵不法朝臣无敢言者，道路以目”①。但是，受中原文化影响极深的辽兴宗并不想真正兑现自己的诺言，从长子耶律洪基6岁起，就开始培养他为自己的接班人，先封为梁王；11岁时总领中丞司事，封燕王；12岁总知北南枢密院事，加尚书令，进封燕赵国王；19岁领北南枢密院事；21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知惕隐事，开始参与朝政。兴宗病重之际，又召洪基“谕以治国之要”②。因此，兴宗死后，洪基顺利地继承了皇位，是为辽道宗。

但是，自钦哀皇后至兴宗的言行，助长和鼓励了重元的权力欲，加之重元子涅鲁古已渐长大成人，他的权力**比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道宗的权力自其即位伊始就受到了其叔和堂弟的挑战。道宗对重元父子采取的依然是安抚策略，“册（重元）为皇太叔，免拜不名，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复赐金券、四顶帽、二色袍，尊宠无比”③。涅鲁古则在兴宗朝封安定郡王、楚王，为惕隐；道宗即位后徙封吴王、楚国王，清宁三年为武定军节度使，七年知南院枢密使事。这使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清宁七年，涅鲁古动员其父诈称有病，欲待道宗前来问疾时行刺，没有实现。于是他们又积极策划另一次行刺阴谋。时北南臣僚多怀疑重元父子心怀叵测，而道宗却浑然不察。

清宁九年（1063），道宗驻跸滦河行宫，重元、涅鲁古父子再次密谋行刺。敦睦宫使耶律良得到重元父子诗，知其逆谋，向道宗报告。道宗命人召涅鲁古，涅鲁古非但不肯前往，还擅自拘留使者。召集400人直犯道宗行宫。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等仓卒组织反击，擒获涅鲁古，重元负伤而退。黎明，重元又胁迫奚族猎夫2000人再次攻击行宫，北院宣徽使奚人萧韩家奴晓喻奚人放下武器。仁先等再次反击，追杀20余里，重元兵败自杀。

重元之乱发生在辽道宗时期。前此，景宗、圣宗和兴宗三朝，辽朝的皇①钦哀皇后使护卫冯家奴、喜孙等“诬告北府宰相萧浞卜（承天太后弟，仁德皇后父）、国舅萧匹敌（承天太后外孙，萧挞凛孙，恒德子）谋逆。诏令鞫治，连及后。兴宗闻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抚育眇躬，当为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钦哀曰：‘此人若在，恐为后患。’帝曰：‘皇后无子而老，虽在，无能为也。’”参见《辽史》卷71《圣宗仁德皇后萧氏传》。

①《辽史》卷109《罗衣轻传》。

②参见《辽史·道宗纪》、《辽史·兴宗纪》。

③《辽史》卷112《耶律重元传》。

帝和蕃汉大臣对汉文化的吸收表现出了相当大的主动性，汉制对契丹人的影响也日益深化。表现在皇位继承上，长子继承制由原来的借鉴中原方式变为多数契丹贵族本身认可的方式。因此，圣宗和兴宗在世时，都已经为长子继承皇位作了必要的安排。可以说，经过八帝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航程，辽朝皇位的长子继承制即使不是在法律上，至少是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确定下来。重元之乱虽然同以往的权力争夺一样表现为皇室成员间的权力斗争，但其实质与以往已经不同，它是外戚通过太后介入皇权争夺的反映。以此为界，辽朝前期宗室间的权力争夺已经演变为国舅各族帐间通过拥立皇帝为本家族谋取权力的斗争。

《辽史》称耶律重元“恃梁孝王之宠，又多郑叔段之过”①，正反映了重元之乱的根源在太后与诸舅。而变故没有发生在兴宗时而出现在道宗朝，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重元子涅鲁古野心的驱动，所以重元兵败后追悔说：“涅鲁古使我至此。”②

第二节 耶律乙辛

耶律乙辛（？—1083），字胡覩衮，契丹五院部人。据《辽史》本传称他“幼慧黠”，“及长，美风仪，外和内狡”①。兴宗朝重熙中始仕为文班吏，掌太保印，补笔砚吏。很得帝后欢心，累迁护卫太保。道宗即位后，以先朝旧臣，任为同知点检司事，升枢密副使。清宁五年（1059），为南院枢密使，改同知北院枢密使事，封赵王。

当时，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皇太叔耶律重元觊觎皇位，其党萧胡覩等视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为夺权的最大障碍，千方百计排挤仁先。清宁九年，他们奏请让仁先出任西北路招讨使，远离朝廷。时耶律乙辛初参朝政，在中枢机构立足未稳，无力与重元党羽对抗，不得不依赖仁先。于是他极力主张留仁先②。不久，重元、涅鲁古发动滦河之变，耶律乙辛配合仁先平定了叛乱，以功拜北院枢密使，晋封魏王，赐匡时翊圣竭忠平乱功臣。

至此，耶律乙辛开始凭借权势、功劳和皇帝的信任，为所欲为了。他日益专恣，恃宠不法，常为仁先所抑。于是一改以往对仁先的态度，把他看成是擅权路上的最大障碍，进行排斥、打击。咸雍元年（1065），仁先被排挤出朝廷，任南京留守。从此，朝臣中无敢与乙辛相抗者。咸雍五年（1069），乙辛受诏“四方有军旅，许便宜从事，势震中外，门下馈赂不绝。凡阿顺者蒙荐擢，忠直者被斥窜”③。当时有谚语称：“宁违敕旨，无违魏王白帖子。”④参知政事刘伸，是辽道宗称许的忠直大臣之一。

①《辽史》卷109《罗衣轻传》。

②《辽史》卷112《耶律重元传》。

①《辽史》卷110《耶律乙辛传》。

②《辽史》卷110《耶律乙辛传》载，乙辛奏曰：“臣新参国政，未知治体。仁先乃先帝旧臣，不可遽离朝廷。”《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载，排挤仁先者为“北、南枢密官涅鲁古、萧胡覩”。并说：“耶律乙辛奏曰：‘仁先旧臣，德冠一时，不宜补外。”所指当即此事，但时仁先为北院大王。③《辽史》卷110《耶律乙辛传》。

④《文献通考》卷346《四裔》23。

就因说一句“臣乙辛尚不畏，何宰相之畏”①，便被排挤出朝，外任保静军节度使。道宗每欲召回重用，都为乙辛所沮，终至以崇义军节度使致仕。契丹诸贵族，凡不附乙辛者，也多遭排挤，有的则不得不投靠乙辛以求自保。至此，辽道宗已经被乙辛党羽所包围，难得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康元年（1075），18岁的皇太子浚兼领北南院枢密使事，总领朝政。他法度修明，威望日增，乙辛的权力受到了挑战。为了阻挠太子总朝政，他阴谋陷害懿德皇后以动摇太子的地位。

道宗懿德后因劝道宗节制游猎被疏远，作《回心院》十首，希望感动道宗。伶官赵惟一因演奏《回心院》常出入皇后宫帐。宫婢单登原为耶律重元帐的奴婢，皇后曾劝道宗不可将她置于身边，因而为单登忌恨。她的妹妹是教坊伶人朱顶鹤之妻，且与乙辛关系暧昧。乙辛利用这些关系，编造了一个离奇的故事，诬陷皇后。他指使人作淫词《十香词》，由单登求皇后为之抄出，然后令单登、朱顶鹤到北枢密院告皇后与赵惟一私通，以《十香词》为物证，又株连教坊直长高长命。耶律乙辛和汉人北府宰相张孝杰受命审理，二人严刑逼供，赵惟一、高长命诬服。族诛赵惟一、高长命，皇后被赐自尽。道宗朝被乙辛一手制造出来的一大冤案竟被谳实②。

皇后无罪被诬致死，太子忧形于色。乙辛深不自安。而略施小计就置皇后于死地的结果又助长了乙辛的气焰。他一方面向道宗盛称其同党萧霞抹之妹“美而贤”，使道宗纳为后以为党援；一方面又将矛头指向太子，以除后患。

乙辛的所作所为激起了朝中正直人士的普遍不满。诬陷皇后时，就遭到枢密使萧惟信的公开指责①；护卫萧忽古则欲只身暗杀乙辛为国除害；林牙萧岩寿也向道宗揭露乙辛奸状②。但是，乙辛及其党羽却扬言遭到了谗毁，争取道宗信任。而为孤立太子，他们又将太子师友客省使耶律引吉出为群牧林牙，使太子更加孤危。由于群臣不断揭露乙辛，大康二年（1076）六月，道宗出乙辛为中京留守。但乙辛的亲信不断在道宗面前为他辩解，结果，道宗反而出萧岩寿为顺义军节度使，同年十月再令乙辛还朝复为枢密使。

二次掌权的乙辛加紧了陷害太子的行动。首先将打击的矛头指向那些揭露他阴谋的人，萧岩寿被流放乌隗路，终身拘役；萧岩寿之友、给事北院圣旨事萧铎卢斡谪戍西北；契丹行宫都部署耶律撒剌出为始平军节度使；知北院枢密使事萧速撒出为上京留守；只有耶律庶箴向乙辛认错才得以自安。相反，凡党附乙辛者，都得到了提升，张孝杰得赐国姓；耶律燕哥自北面林牙拜左夷离毕；萧十三由护卫迁殿前副点检；萧余里也自宁远军节度使为北府宰相兼知契丹行宫都部署事；耶律合鲁擢升南面林牙；萧得里特自宫分人累迁北面林牙、同知北院宣徽使事。

①参见《辽史》卷98《刘伸传》。

②详见王鼎《焚椒录》。

①《焚椒录》载：萧惟信告诫乙辛：“懿德贤明端重，化行宫帐，且诞育储君，为国大本，此天下母也。而可以叛家仇婢一语动摇之乎？公等身为大臣，方当烛照奸宄，洗雪冤诬，烹灭此辈，以报国家，以正国体，奈何欣然以为得其情也？公等幸思之。”

②萧岩寿密奏曰：“乙辛自皇太子预政，内怀疑惧，又与宰相张孝杰相附会。恐有异图，不可使居要地。”参见《辽史》卷110《耶律乙辛传》。

①参见《辽史》卷98《刘伸传》。

②详见王鼎《焚椒录》。

①《焚椒录》载：萧惟信告诫乙辛：“懿德贤明端重，化行宫帐，且诞育储君，为国大本，此天下母也。而可以叛家仇婢一语动摇之乎？公等身为大臣，方当烛照奸宄，洗雪冤诬，烹灭此辈，以报国家，以正国体，奈何欣然以为得其情也？公等幸思之。”

②萧岩寿密奏曰：“乙辛自皇太子预政，内怀疑惧，又与宰相张孝杰相附会。恐有异图，不可使居要地。”参见《辽史》卷110《耶律乙辛传》。

当乙辛认为自己的势力足以抗衡太子时，他便开始对太子下毒手了。乙辛当然知道，最能击中皇帝心灵深处弱点并能致人于死地的罪行莫过于“谋废立”。在最高权力面前，父子、兄弟的亲情会变得异常的苍白无力。因而，他在成功地以“私通”罪谋害皇后之后，又以“谋废立”向她的儿子开刀了。大康三年（1077）五月，乙辛、萧十三、萧得里特等共同商议，令护卫太保耶律查剌首告耶律撒剌、萧速撒、萧忽古等谋废道宗，立太子浚为帝。道宗遣人按问，无实据。但仍重赏首告者，而出被告撒剌为始平军节度使，速撒上京留守，护卫撒拨、萧忽古等流放边地。这样的处理，无异于对乙辛夺权活动的鼓励，于是，他采取了更大胆的行动。六月，他们又使牌印郎君、驸马都尉萧讹都斡和祗候郎君耶律塔不也等“自首”，证实查剌所告为实①，并开列了“谋逆”者的名单。乙辛同党萧十三、耶律燕哥受诏鞫治。于是撒剌等被杀，太子被囚于上京。不久，又令其党羽杀太子于上京，而以病死上闻。道宗欲召太子妃了解事实真相，他们又杀太子妃灭口。遂使一桩莫须有的谋逆案谳定为实，乙辛等也就成为破案的功臣。

于是，乙幸同党次第擢升，那些不肯投靠他们或对其所作所为有看法、异议的人相继被贬斥。除耶律撒刺、萧速撒、耶律挞不也及其子弟被杀外，同知汉人行宫都部署、驸马都尉萧挞不也，因与耶律挞不也关系密切而被牵连，施以酷刑，终至被杀；萧岩寿、萧忽古被流放边地，是太子一案定案之前，至此案一定，乙辛又将二人召回杀害以泄私愤；夷离毕郎君耶律石柳，对乙辛“斥忠贤，进奸党”①不满，被流放镇州；谪戍西北的萧铎卢斡再被治罪，“特恩减死，仍锢终身”②；右夷离毕郎君耶律陈家奴，被疑为太子同党，免官。朝中正人被斥逐殆尽。

大康五年（1079）三月，乙辛知南院大王事，加于越。又在设计谋害皇孙耶律延禧。幸得北院宣徽使萧兀纳等的保护，皇孙才免遭毒手，道宗也才开始对乙辛产生怀疑③。十月，降乙辛为混同郡王。六年正月，乙辛出外任知兴中府事。七年底，被囚于来州。九年，谋入宋，被杀。

乙辛自咸雍元年（1065）年底排挤耶律仁先外任至大康六年（1080）正月出知兴中府，专擅朝政达14年之久，兴起两次令朝野震惊的特大冤狱，不但残害了皇后、太子，而且杀害大批正直的契丹贵族、官僚，使辽朝统治集团元气大伤。致使天祚皇帝即位时，辽朝已面临治国乏才的局面，加之天祚缺乏振兴的抱负和才干，辽朝统治也就走向了衰亡。

①《辽史》卷110《耶律乙辛传》载：“又令牌印郎君萧讹都斡诣上诬首：‘耶律查剌前告耶律撒剌等事皆实，臣亦与其谋。本欲杀乙辛等而立太子。臣等若不言，恐事白连坐。’诏使鞫劾，乙辛迫令具服。”①《辽史》卷99《耶律石柳传》。

②《辽史》卷93《萧铎卢斡传》。

③《辽史》卷98《萧兀纳传》载：“乙辛已害太子，因言宋魏国王和鲁斡之子淳可为储嗣。群臣莫敢言。唯兀纳及夷离毕萧陶隗谏曰：‘舍嫡不立，是以国与人也。’帝犹豫不决。五年，帝出猎，乙辛请留皇孙，帝欲从之。兀纳奏曰：‘窃闻车驾出游，将留皇孙，苟保护非人，恐有他变。果留，臣请侍左右。’帝乃悟，命皇孙从行。由此，始疑乙辛。”

（谢选骏指出：少数民族领头杜撰的《中国通史》，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最感兴趣，不惜花费超额笔墨予以涂鸦。）

【第二十二章 辽天祚帝】

辽天祚帝（1075—1128），即耶律延禧，字延宁，契丹名阿果。辽道宗之孙，昭怀太子耶律浚之子①。6岁封梁王，9岁进封燕国王。大安七年（1091）总北南院枢密使事，加尚书令，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寿昌七年（1101）道宗死，延禧即位，号天祚皇帝，改元乾统。保大五年（1125），被金军俘虏，降封海滨王。金天会六年（1128）病死，享年54岁。皇统元年（1141），改封豫王，葬广宁府（今辽宁北镇）闾阳县乾陵旁。

延禧出生不久，父母相继遇害，虽在直臣和亲属的保护下得以保全，却没有受到良好教育。辽朝自钦哀皇后执政，国舅少父房得势，左右朝政，宗室间的争权斗争已变为后族对皇权的操纵。道宗朝奸臣耶律乙辛擅权达14年之久，老成正直的官僚被排挤、压制和打击，统治集团元气大伤。天祚帝即位时，辽朝已陷入政治日益**、治国人才匮乏的境况。

天祚帝对辽朝政治**、人心涣散、内外矛盾激化和人才匮乏的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不思进取，无所作为，反而一味游畋享乐，辽朝的政局更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地步。

第一节 邪正不辨，任人唯亲

宣懿皇后和太子浚的冤案是辽朝后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彻底清除乙辛党羽和他们对辽朝政局的影响，平反大康年间的冤案，起用勇于抵制乙辛的官员、将领，是争取人心、振兴朝政、扭转世风的关键。天祚帝没有把握住这一时机，他沉湎于游畋，不恤政事，亲佞人而远正直，拒听忠言。北府宰相萧兀纳，是两次冤案洗劫后的硕果仅存者，曾冒险保护延禧，力主以他为嗣，有保护和辅导之功①。延禧即位前，他因屡进直言而招致怨恨。天祚帝即位后，虽被尊为太傅，却不得不离开朝廷出任辽兴军节度使。

因厌恶乙辛的行为而被流放镇州的耶律石柳，乾统初被召回，他上书天祚帝，请“尽收逆党以正邦宪，收四方忠义之心，昭国家赏罚之用”，还详细地记述了太子浚被害和乙辛擅权等事，希望天祚帝了解实情。天祚帝却不予采纳，使“闻者莫不叹惋”②。

北院枢密使耶律阿思“有才而贪”，有识之士早已指出他“将为祸基”，天祚帝竟将清查乙辛余党这件关系辽朝前途命运的大事交与他负责。阿思贪赃枉法，制造冤案的首犯因行贿得免，而一些胁从者却往往被罗织罪名受到惩罚。同知北院枢密使事萧得里底附会阿思，敷衍塞责，使得贪墨之徒继续用事，阿谀奉迎者得以提升①。①耶律浚为道宗长子，母为宣懿皇后。咸雍、大康年间，耶律乙辛擅权，大康元年（1075）、三年，宣懿皇后与太子浚先后被诬陷。皇后赐死，太子被害。九年，道宗察知其冤，追谥耶律浚为昭怀太子。乾统初，天祚追尊其为顺圣皇帝，庙号顺宗。

①耶律乙辛谋害太子后，欲舍延禧而立其堂叔耶律淳，道宗颇犹豫，萧兀纳力谏其不可，并时时保护延禧免遭乙辛毒手，后受命辅导延禧。参见《辽史》卷98《萧兀纳传》。

②《辽史》卷97《耶律石柳传》。

①参见《辽史》卷90《萧陶隗传》、《辽史》卷96《耶律阿思传》。

佞臣萧胡笃见天祚帝“好游畋，每言从禽之乐，以逢其意。天祚悦而从之。”②萧胡笃因此自永兴宫太师升为殿前都点检，知北院枢密使事。萧奉先、保先、嗣先兄弟以外戚居中任事，他们无军政才干，专以“阿谀取容”，为固宠保位，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排挤打击忠直人士，引荐逢迎取媚、贪污误国之辈，使辽朝的政局每况愈下，一发而不可收拾。

第二节 边备松弛，对女真事务处理失当

自道宗朝授女真完颜部首领乌古迺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以来，女真完颜部迅速崛起。由于辽朝统治集团的腐化奢糜，对猎鹰海东青和东珠的需求大增，加紧了对女真人的搜括和勒索，加重了女真人民的负担。辽朝吏治日益败坏，出使女真的官员为所欲为，激起了女真各部各阶层的普遍不满，反辽情绪日益高涨。辽朝贵族日益骄横，争权夺利斗争愈演愈烈，有的甚至勾结、联合女真，更助长和鼓励了女真贵族的抗辽情绪。自阿疎逃往辽朝③和女真助辽平定海里之乱④后，女真人不但了解了辽朝的虚实，而且找到了与辽朝讨价还价和武力抗辽的理由，坚定了武装抗辽的决心。

女真的崛起引起了辽朝一些守边将领和有识之士的警觉，他们认为女真将对辽朝形成严重的威胁，因而不断向天祚帝反映这一情况，希望采取措施，加强防备①，但未引起重视，而他却偏信专事迎合以谋求私利的萧奉先兄弟，以致对女真问题的处置一误再误。天庆二年（1112），天祚帝至春捺钵。“生女真酋长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适遇头鱼宴，酒半酣，上临轩，命诸酋次第起舞；独阿骨打辞以不能。谕之再三，终不从。他日，上密谓枢密使萧奉先曰：‘前日之燕，阿骨打意气雄豪，顾视不常，可托以边事诛之。否则，必贻后患。’奉先曰：‘麄人不知礼义，无大过而杀之，恐伤向化之心。假有异志，又何能为？’”此议于是作罢。天祚帝不能杀阿骨打，却因其弟、侄等从猎能呼鹿、刺虎、搏熊，而骤加官爵②。

②《辽史》卷101《萧胡笃传》。

③辽道宗末年，女真纥石烈部首领阿疎，背叛完颜部联盟，阻止完颜部讨伐温敦部，兵败后投辽。此后，凡完颜贵族与辽交涉，必以归还叛人阿疎为名。

④辽乾统二年，国舅萧海里叛辽逃入系籍女真，遣使联络完颜部共同反辽，遭到女真拒绝。此后，完颜部贵族又受命助辽平定了海里。在平定海里的军事行动中，辽军在女真人面前暴露了自己的无能，女真人却因战胜海里而改善了自己的装备。

①宁江州刺史萧兀纳上书说：“自海里亡入女真，彼有轻朝廷心，宜益兵以备不虞。”兀纳后调任知黄龙府、东北路统军使，仍上书陈言：“臣治与女真接境，观其所为，其志非小。宜先其未发，举国图之。”参见《辽史》卷98《萧兀纳传》。

②《辽史》卷27《天祚皇帝纪》一。

天庆三年，阿骨打继任生女真部族节度使，积极修边备，做抗辽的部署。而天祚耽于游猎，任命之使迟迟不至，更令阿骨打疑心。他遣使入辽以索阿疎为名观察动静，刺探辽朝边境军事部署情况。辽东北路统军司向天祚帝报告了女真兴兵，宁江州可能将遭到攻击的军情，天祚帝正在庆州秋猎，不以边事为意，只遣海州刺史高仙寿以渤海军为援。四年，阿骨打趁辽守备空虚之际，誓师励众，向宁江州进发，大败渤海军，乘胜一举攻下了宁江州。宁江州之役失败，天祚帝才开始注意女真情事，召开群臣会议商讨对策。汉人行宫都部署萧陶苏斡建议：“女真国虽小，其人勇而善射。自执我叛人萧海里，势益张。我兵久不练，若遇强敌，稍有不利，诸部离心，不可制也。为今之计，莫若大发诸道兵，以威压之，庶可服也。”而萧奉先却认为：“如陶苏斡之谋，徒示弱耳。但发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①天祚帝竟舍陶苏斡而信萧奉先，以奉先弟嗣先领兵屯驻出河店，结果又被女真击败。

天祚帝认为宁江州、出河店两次失败，是枢密使萧奉先不知兵所致。于是他改用汉人张琳、吴庸主东征事。辽朝的汉人官僚历来不主兵事，二人更不知兵，且庸碌不任事，只得以广招兵丁，分道进讨之策塞责，不意又败。辽军三战三溃仍没能引起天祚帝重视，他仍以上国自居，认为只要遣一介之使，便可谕令女真降服。于是又改军事进剿为遣使谕和。而对如何加强军队的训练，提高其战斗力，整肃军纪，振作军威却不做任何部署。出河店败将萧嗣先，本应受到严厉处治。而其兄枢密使萧奉先却想方设法为其开脱，向天祚帝反映：“东征溃军逃罪，所至劫掠，若不肆赦，将啸聚为盗”，建议赦东征溃军。天祚帝居然接受了他的建议，萧嗣先仅免官而已。诸将对此反映强烈，他们议论说：“战则有死而无功，退则有生而无罪。”②议和也绝无进展，徒为自取其辱。东北军事重镇黄龙府又被女真攻陷，从此，辽军士气低落，军心涣散，战斗力急剧下降。

第三节 偏听偏信，众叛亲离

以天祚帝为首的辽统治集团，不图进取，对各族人民的不满情绪漠然处之，官僚将领中普遍存在麻痹轻敌思想，而一切加强边备的建议都被斥之为怯懦。萧奉先兄弟“缘恩宫掖，专尚谄谀，朋结中人，互为党羽”①，专以球猎声色取悦于天祚帝，却得到了绝对信任。天祚帝的无能与拒谏，贻误了战机；对萧奉先兄弟的偏听偏信，又令群臣失望，部分将领萌生了废天祚帝另立新君的想法。

天祚帝既不知彼，也不知己。他对双方的形势和战斗力没有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不了解辽方军心不稳、将士离心的致命弱点。对女真人反辽情绪的日益高涨也一无所知。天庆五年九月，在没有足够思想准备和周密战略部署的情况下，贸然决定率军亲征，并盲目相信辽军数量众多，限定数月内翦除女真势力。结果，战斗还没有打响，就发生了耶律章奴叛归另立新君的事件。亲征的部署被彻底打乱，天祚帝仓卒回军讨叛，又遭到女真轻骑的邀击。章奴谋废立是部分契丹贵族将领对天祚帝失去信心的反映。他的行动又进一步削弱了辽朝的军事力量，造成了更大的混乱；使天祚帝与群臣的隔阂更深，对萧奉先等更加信任不疑；萧奉先利用天祚帝的信任肆无忌惮地谋求私利，导致了辽朝的又一场灾难——耶律余覩降金。

①《辽史》卷101《萧陶苏斡传》。

②《辽史》卷27《天祚皇帝纪》一。

①《契丹国志·萧奉先传》。

余覩出身皇族，有一定威望，素为萧奉先所忌。余覩妻萧氏与天祚帝文妃为姊妹。文妃生子敖鲁斡，有人望，封晋王，当天祚帝的表现日益引起群臣不满时，他却因得人心而遭到疑忌。萧奉先妹为天祚帝元妃，生秦王定、许王宁。奉先担心天祚帝以敖鲁斡为嗣而己甥不得立，遂千方百计陷害敖鲁斡。保大元年（1121）他利用文妃与余覩妻姊妹曾相会于军中一事，诬陷耶律余覩谋废天祚帝立敖鲁斡。文妃善歌诗，对天祚帝“游畋不恤，忠臣多被疏斥”的现象曾有所规谏①，因而也招致天祚帝的不满。刚刚经过章奴废立活动惊魂未定的天祚帝，对废立事颇为敏感，对萧奉先的谗言不作任何调查分析，就将文妃赐死。耶律余覩无以自明，遂率众降金。至此，更无人愿为天祚帝效力②。余覩降金后任女真监军，领兵追袭天祚帝，又给萧奉先陷害敖鲁斡提供了口实③，天祚又赐敖鲁斡死。至此，“中外莫不流涕，人心益解体”④。

由于天祚帝与萧奉先不以国事为务，在女真的连续进攻面前拿不出整军御敌的方略。东京、乾、显诸州失陷后，他不做防御中京的部署，却一路南下，作逃亡的安排①。正因他“恶闻女真事”，所以萧奉先连上京失陷的重大军情都不上报。后来天祚帝虽得知战败的消息，仍然是既不追究战败责任，也不做防守中京的准备，却一路南逃至南京、中京、西京，致使中京、西京相继失陷，最后只好逃入与外界信息难通的夹山。此时，他也只认识到一系列问题都与偏信萧奉先有关，于是将他逐出朝廷②，而对自己的所做所为仍无任何自责。自入夹山后，数月间与外界信息不通，于是南京蕃汉诸臣共立秦晋国王耶律淳为帝，史称北辽，贬天祚帝为湘阴王，辽朝一分为二。保大二年底，南京失陷。三年，被金兵俘虏的林牙耶律大石带领部分兵力逃出，到夹山见天祚帝。天祚帝又想出兵收复燕、云，大石力谏，不从③。四年，大石率众北上，后自立为王，建立西辽。天祚帝遂率军出夹山，攻克天德诸州，后为金兵击溃。

保大五年（1125）天祚帝在逃往西夏的途中被金兵俘虏。天祚帝即位于①《辽史》卷71《天祚文妃萧氏传》载：“妃作歌讽谏，其词曰：‘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又歌曰：‘丞相来朝兮剑佩鸣，千官侧目兮寂无声。养成外患兮嗟何及！祸尽忠臣兮罚不明。亲戚并居兮藩屏位，私门潜蓄兮爪牙兵。可怜往代兮秦天子，犹向宫中兮望太平。’”②余覩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降金，引起了辽朝一些将领的同情。他们奉命追赶余覩，在即将追及之际，却再不肯向前。“诸将议曰：‘萧奉先恃宠，蔑害官兵。余覩乃宗室雄才，素不肯为其下。若擒之，则他日吾辈皆余覩矣。不如纵之。’”③余覩兵至，萧奉先对天祚帝说：“余覩乃王子班之苗裔，此来实无亡辽心，欲立晋王耳。若以社稷计，不惜一子，诛之，可不战而退。”天祚帝竟下诏赐敖鲁斡死。《辽史》卷72《晋王敖鲁斡传》所记不同，云：“余覩降金，文妃伏诛，敖鲁斡实不与谋，免。二年（1122），耶律撒八等复谋立，不克。上知敖鲁斡得人心，不忍加诛，令缢杀之。”

④《辽史》卷102《萧奉先传》。

①《契丹国志·天祚皇帝上》载：“天祚在中京，闻燕王兵败，女真入新州，昼夜忧惧，潜令内库三局官，打包珠玉、珍玩五百余囊，骏马二千匹，夜入飞龙院为备。尝谓左右曰：‘若女真必来，吾有日行三百五十里（一作三五百里）马若干，又与宋朝为兄弟，夏国舅甥，皆可以归，亦不失一生富贵。所忧者，军民受祸耳。’识者闻之，私相谓曰：‘辽今亡矣！自古人主岂有弃军民而自为谋身计者，其能享国乎？’”②《辽史》卷29《天祚皇帝纪》三载，天祚“闻金兵将近，计不知所出，乘轻骑入夹山，方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误我至此，今欲诛汝，何益于事！恐军心忿怨，尔曹避敌苟安，祸必及我，其勿从行。’”③“天祚既得林牙耶律大石兵归，又得阴山室韦谟葛失兵，自谓得天助，再谋出兵，复收燕、云。大石林牙力谏曰：‘自金人初陷长春、辽阳，则车驾不幸广平淀，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则都燕山；及陷中京，则都云中；自云中而播迁夹山。向以全师不谋战备，使举国汉地皆为金有。国势至此，而方求战，非计也。当养兵待时而动，不可轻举。’不从。”

辽朝统治每况愈下之时，本人缺少治国的雄心和能力，只对名茶、古画、音乐、美姝兴趣浓厚；又信任非人，处理军国大事失当，其亡国甚至早已在宋朝有识之士的意料之中①。

①宋人张舜民出使辽朝回国后，曾预言：“他日必有如张义潮挈十三州以归，当不四十年见之。”参见王称《东都事略》。

（谢选骏指出：少数民族领头杜撰的《中国通史》，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最感兴趣，不惜花费超额笔墨予以涂鸦。）

【第二十三章 宋太祖】

第一节 灭周建宋

家世

宋太祖赵匡胤（927—976），宋朝的开国皇帝。祖籍涿郡（今河北涿州），父亲赵弘殷，后梁时在成德军节度使王镕部下为将，奉命率500骑兵参加晋王李存勗的军队攻打后梁而被留用。后唐建立后任后唐禁军将领，迁居首都洛阳。后汉时仍任禁军将领。乾祐元年（948）王景崇以凤翔叛降于后蜀，后蜀派兵进援王景崇并攻占宝鸡，赵弘殷随赵晖征讨王景崇①，大败蜀兵于陈仓（今陕西宝鸡南），以功升侍卫马军护圣军都指挥使。后周初侍卫亲军编制扩大，赵弘殷改任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显德元年（954）升任侍卫马军龙捷军（护圣军改称）右厢都指挥使、加领岳州防御使。显德三年，后周世宗攻打南唐，出兵淮南，赵弘殷随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攻占扬州，升任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同年七月病死。宋初追谥昭武皇帝，庙号宣祖。赵弘殷娶杜氏，杜氏生匡胤（宋太祖）、匡义（光义、炅，宋太宗）。宋朝建国尊为太后，建隆二年（961）死，谥明宪，改谥昭宪。妾耿氏，原光义乳母，生光美（廷美），后改嫁，封陈国夫人，太平兴国八年（983）死。

十二年军旅生涯赵匡胤是赵弘殷的长子，后唐天成二年（927）生于首都洛阳。后汉乾祐元年，枢密使郭威讨伐李守贞，时年22岁的赵匡胤应募投郭威帐下从军。后周广顺元年（951），补为禁军近卫班直，任东西班行首。广顺三年三月，郭威养子柴荣任首都开封府尹，赵匡胤改任开封府马直军使。显德元年正月，柴荣即帝位，是为后周世宗，赵匡胤随后也调回禁军。同年三月，后周与北汉的高平之战，赵匡胤率军奋勇杀敌，大败北汉军。赵匡胤的勇敢与军事才能受到世宗的赏识，回京后升任殿前都虞候、领严州（今广西来宾东南，时为南汉辖地）刺史，虽是加衔，但已属中高级将领。十月，又升领永州（今属湖南，时为楚国辖地）防御使。赵匡胤作为殿前司的副长官，随后参与世宗整顿殿前司的工作，组建新的殿前司所属诸班直及龙捷（马军）、虎捷（步军）、铁骑、控鹤等诸禁军，殿前司所属禁军遂成为后周最精锐的军队，殿前司地位虽低于统辖大部分禁军的侍卫亲军司，但它所统辖的禁军是皇帝的亲卫军，赵匡胤是世宗的亲信将领之一。显德三年春，赵匡胤随世宗攻南唐，进军淮南。赵匡胤在涡口（今安徽怀远东）、清流关（今滁州西北）战役中先后大败南唐军，随即攻占滁州，招降天长（今属安徽），再败南唐军于**（今属江苏），不仅屡立战功而且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十月，赵匡胤升任殿前都指挥使、领匡（宋避讳改定）**（同州，今陕西大荔）节度使，时年30岁的赵匡胤只经过了**年的时间，就由“无名小卒”升为高级将领，并获得了武官最高的节度使衔。虽然这次的节度使衔因“未于正衙宣制”而不算作正式任命，但他的名望已随之迅速升高。由于殿前司增设都点检、副①《宋史》卷1《太祖纪》一作王景，误。

都点检为最高长官，都指挥使遂成为次长官。显德四年春，赵匡胤随世宗再征淮南，在占领寿州后班师。五月，31岁的赵匡胤被正式授以义成军节度使。九月，世宗又出兵淮南，赵匡胤率骑兵，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东北十八里滩南唐军寨，顺流而下攻占泗州城（今江苏盱眙北）。世宗自率军沿淮河北岸，命赵匡胤率步骑沿淮河南岸，水军乘船，东下攻楚州（今淮安），大败南唐援军于清口（今淮阴西南），追奔数十里，赵匡胤擒获南唐援军长官都应援使陈承昭。次年正月初，赵匡胤率军攻下楚州北城，后周军遂攻占楚州。世宗南下扬州，赵匡胤又击败南唐水军于瓜步（今扬州南），南唐被迫求和，割江北与后周，世宗罢兵北归。赵匡胤在此次淮南战役中，奋勇作战，战功第一，五月以功移领忠武军节度使，仍任殿前都指挥使。

显德六年（959）三月，世宗北伐攻辽，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任陆路都部署，赵匡胤任水路都部署。后周军进至益津关（今河北霸州），辽守将降。四月，赵匡胤率军首先进抵瓦桥关（今雄县西南），辽守将又归降。辽莫州（今任丘）、瀛州（今河间）守将也相继向后周军投降。五月，世宗因病班师回京。六月，赵匡胤升任殿前司正长官殿前都点检，数日后世宗病死。陈桥兵变，建立宋朝五代时军中军官常有结义兄弟之类的组织，一为互相结援，再是培植帮派势力。赵匡胤从军后结成“义社兄弟”的组织，即所谓“十兄弟”。除赵匡胤外，还有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斌、王政忠等九人，史称“勋臣”①。从《宋史》有纪、传的赵匡胤、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廷让、韩重斌（贇）六人看，他们都在后汉时投充于郭威部下，当时的地位应大体相当，属于低级军官，结为“义社兄弟”当是此时或后周广顺初，也可能并不是以赵匡胤为首。后周设殿前司后，赵匡胤、石守信、王审琦、韩重斌四人在殿前司，李继勋、刘廷让二人则曾在侍卫亲军司任职。经过十年军旅生涯，到后周末期时，赵匡胤晋升最快、官职最高，成为“义社兄弟”的首领。石守信继赵匡胤任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继石守信任殿前都虞候，韩重斌则是殿前司骑兵主力控鹤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司的李继勋原先升迁得最快，地位也最高，早于赵匡胤任殿前都虞候、节度使，高平之战后调入侍卫亲军司，淮南战役中失利后降官，地位才低于赵匡胤；刘廷让（光义）原在侍卫亲军司任龙捷都校，后入殿前司任铁骑右厢都指挥使；事实不详的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四人当亦是禁军中级以上军官。这些人是赵匡胤兵变的基本力量。加上赵匡胤的父亲在禁军侍卫亲军司中从低级军官至高级军官任职长达30年之久，其部属、友好甚多，也是赵匡胤兵变可以借助或利用的力量。

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七月，李重进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成为禁军的最高统帅。但在“高平之战”后，世宗改组与加强了殿前司的建设，殿前司所属禁军遂成为精锐。世宗为了提高殿前司的地位，显德三年十二月，将长官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的官衔，提升为新设置的殿前都点检，加剧了李重进、张永德两大派系的矛盾。显德六年三月，世宗北伐辽，“帝（世宗）之北征也，凡供军之物，皆令自京递送行在。一日，忽于地中得一木，长二三尺，如人之揭物者，其上卦全题云‘点检做’，观者莫测何物也”。邓广铭推测是李重进派系为了陷害张永德而作①，意思是殿前都点检张永德想做皇帝。是年六月，回京后病重的周世宗又认为张永德缺乏主见，张永德遂被罢去殿前都点检，以使相外赴节度使任，改任资历、名望较低的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恭帝即位后赵匡胤改领归德军节度使。

后周世宗英年早逝，年仅7岁的长子柴宗训继位，孤儿寡母，“主少国疑”，加上“点检”做的“神符”，引发了新任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篡夺后周政权的野心，自编自导了一出“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闹剧。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赵匡胤指使人谎报军情，称镇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属河北）报称北汉结契丹入侵，后周即“命（赵匡胤）出师御之，次陈桥驿”（时在古黄河南，今河南封丘南，在今黄河北岸），“夜五鼓，军士集驿门，宣言策点检（赵匡胤）为天子，或止之，众不听。迟明，逼寝所，太宗（赵匡义）入白，太祖（赵匡胤）起。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对高级将领尊称）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即掖太祖乘马”①。赵匡胤随即率兵返回开封，改变以往兵变士兵抢劫的惯例，禁止抢劫以争取民心。当日（初四）大臣们早朝还未退，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立即自内廷奔回，准备率军抵抗，被赵匡胤的党羽、殿前司散员都指挥使王彦昇追杀于家中，也有记载称韩通是以亲卫军抗击赵匡胤战死。赵匡胤又指使将士将宰相范质、王溥等大臣押至殿前司公署，已脱下黄袍的赵匡胤“呜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装得似乎无法可想，受到首相范质的指责，赵匡胤指使的殿前司散指挥都虞候罗彦瓌，立即挺剑威胁说：“今日必得天子。”前已暗中向赵匡胤表示拥立他为帝的次相王溥“降阶先拜”，首相范质等不得已随后也拜，“遂称万岁”②。赵匡胤等随即来到崇元殿行禅代礼，赵匡胤的党羽、翰林学士承旨陶穀立即拿出后周帝的退位制书，赵匡胤在殿下拜受后登殿即皇帝位，是为宋太祖。次日（正月初五，960年2月4日）诏，因所领归德军节度使州名宋州，建国号宋，改后周显德七年为宋建隆元年，宋朝正式建立。

第二节 加强皇权亲征平乱

宋太祖建立宋朝后，随即对有“翊戴之勋”的开国功臣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王审琦、张光翰、赵彦徽等，以及其余领军的军官都升官进爵。其中石守信、王审琦属殿前司，又是“义社兄弟”；其余都属侍卫司。领有重兵巡守北边的侍卫马步都虞候韩令坤，以及率领前军先行的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他们虽都未能参加“陈桥兵变”，但对防御辽军可能因宋朝新建而南犯至关重要，当他们两人都表示听命时，赵匡胤不仅将他们分别升任为侍卫、殿前两司正长官，并都以节度使兼同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二品衔，首先成为宋朝名位最高的使相（享有宰相的礼遇）。随后又提升赵匡胤归德军节度幕府的属官刘熙古、赵普、吕馀庆、沈义伦、李处耘、张彦柔等的官职，但他们原来的官位很低，虽大力提升也不能直接升任朝廷要职，但有些人的名位虽低却掌握实权，如赵普任枢密直学士、李处耘任枢密承旨，掌枢密院实权。宋太祖又礼遇被推翻的后周王室，封恭帝为郑王，迁居西京洛阳；对后周从朝廷到地方的文武官员一概留用，以争取怀念后周的各级官员拥护宋朝。对于原先臣属于后周的割据政权，如荆南高保融、吴越钱镠也分别升官进爵，以争取他们对宋朝的臣属。二月，原后周宰相不仅留任还分别晋升官衔，首相范质的宰相职名升为侍中，次相王溥也加守司空衔，但同时被免去参知枢密院事兼职，实际是明升暗降。

新建的宋朝还只得到首都开封及部分地区的承认，各地节度使大多观望局势变化。昭义军（潞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李筠是后周建国功臣，广顺元年（951）时即已是节度使，赵匡胤当时还只是禁军的小校。李筠不仅自广顺二年移镇潞州以来，一直是后周抗击北汉的主将，而且资历远高于赵匡胤，对于赵匡胤的代周建宋十分不满。四月，李筠即反宋并臣属于北汉。这是后周地方节度使首起反宋事件，赵匡胤十分重视，立即命亲信石守信、高怀德率军征讨。五月初，又派慕容延钊、王全斌率军与石守信会兵进攻，赵匡胤随即又亲往督战。六月初，李筠兵败自杀，潞州平定。

李重进是后周太祖的外甥，又是世宗的顾命大臣，长期在侍卫司、殿前司任高级军官，又先后任殿前司、侍卫司长官，屡建战功，名位战功都在赵匡胤之上，而且又与赵匡胤早有矛盾。后周末期以统辖大部分禁军的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兼领淮南（扬州）节度使，以镇抚新征服的淮南地区。赵匡胤建立宋朝后，随即罢免李重进的军权，以首先效忠于赵匡胤的韩令坤代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则升兼中书令为最高级别的使相，给予很高的礼遇。但是，当李重进在接受新任命的同时，即请求回京朝见，赵匡胤也许是由于宋朝新建，害怕李重进在禁军中的威信，李重进的回京有可能动摇宋政权的基础，因而赵匡胤婉言拒绝李重进现在回京，使李重进产生疑惧。李重进随后派往潞州李筠处联络的亲信，反而向赵匡胤告密并出卖李重进。赵匡胤在平定李筠后的同年九月，即诏移李重进为北方的平卢军（青州，今属山东）节度使，接着又派人赐“铁券”以安其心，反而更增加他的疑惧之心。李重进随即反宋，赵匡胤即派石守信、王审琦、李处耘、宋延渥等率禁军进讨。十月，赵匡胤又决定亲征；十一月，李重进也兵败自杀，淮南平定。李筠、李重进的迅速溃败，使得其他对宋朝不满的节度使相继俯首听命。

收兵权

赵匡胤在宋朝统治稳定之后，随即开始实行收兵权的措施，首先针对后周时名位与自己相近而关系较疏的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建隆二年春末韩被罢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改成德军节度，充北面缘边兵马都部署。将赴镇，上（太祖）于别殿置酒饯之”①。此后节度使赴镇例置酒饯行。

①《宋史》卷251《韩令坤传》。

慕容延钊与赵匡胤关系密切近似于“义社兄弟”，虽然赵匡胤“常兄事延钊，及即位，每遣使劳问，犹以兄呼之”。慕容延钊在后周末即任镇宁军（澶州，今河南濮阳）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宋朝建立后升为殿前都点检、同中书门下二品成为使相，从平李筠后，使相衔又升为兼侍中，但被“诏还澶州”节度使任，不让他来京到殿前司具体任职。建隆二年二月，“长春节（赵匡胤生日）来朝，赐宅一区”。当韩令坤被罢军职赴节度使任后，慕容延钊了解赵匡胤收兵权的意图，遂自己上“表解军职”，遂被“徙为山南东道节度、西南面兵马都部署”。从此宋朝不再设殿前都点检②。

同年七月，赵匡胤开始向亲信和开国元勋收兵权，首先是“义社兄弟”、开国元勋石守信、王审琦。殿前副都指挥使石守信“移镇郓州，兼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诏赐本州宅一区”，明升暗降，“其实兵权不在也”。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被罢军职移为忠正军（寿州，今安徽凤台）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移为归德军节度使。此后宋朝又不再设殿前副都点检。殿前司从此以官级较低的殿前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为正副长官。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张令铎也移为镇宁军节度使，各节度使例皆赴镇。从此，殿前司的正副长官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逐渐采取只设其中的二职甚至只设一职以架空侍卫亲军司（宋真宗时才正式取消），其下属的侍卫马军司、步军司逐渐成为直属机构，后与殿前司合称“三衙”。这是赵匡胤采取降低侍卫、殿前两司最高统兵官的名位，作为根绝禁军统帅进行兵变的重要措施。

据史书记载：“乾德初，帝因晚朝与守信等饮酒，酒酣，帝曰：‘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守信等顿首曰‘今天命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为出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①这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扫平荆、湘、后蜀、南汉、南唐，亲征北汉就在赵匡胤收兵权全面成功之际，建隆三年九月，湖南武平军（朗州，今湖南常德）节度使周行逢死，以子周保权继任，张文表叛乱，周保权向宋朝乞援平叛，这给赵匡胤平定荆、湘提供了最好的借口。乾德元年（963）正月，赵匡胤起用宿将慕容延钊为都部署，以枢密副使李处耘作监军，讨伐张文表。二月，宋军以借道为名先灭荆南高氏政权。湖南虽已自己讨平张文表，但宋军继续前进；三月，灭湖南高氏政权。

乾德二年十月，后蜀派往北汉的使者向宋朝告密，赵匡胤遂以此为借口，次月即以王全斌、崔彦进、刘光义率军分路进攻，次年正月王全斌攻下剑州（今四川剑阁）后，后蜀主孟昶即降宋。

开宝三年（970）九月，赵匡胤对一直拒绝臣附的南汉进行讨伐，宋将潘美、尹崇珂率军攻至广州城下，南汉后主刘■出降。

②《宋史》卷251《慕容延钊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戊辰。①《宋史》卷250《石守信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作建隆二年七月。南唐（江南）自宋建立即对宋臣附，赵匡胤想灭南唐而师出无名。开宝七年（974）九月，遣使召南唐后主李煜来朝，当李煜称病不来时，即于十月派曹彬、潘美统兵进攻；次年十一月，宋军攻占金陵，李煜被迫降宋。

开宝元年（968）七月，北汉主刘钧死，养子刘继恩即位，赵匡胤认为是消灭北汉的好时机，次月即派李继勋、党述统兵攻北汉。北汉刘继元杀刘继恩即位，辽军应援救北汉，宋军退回。开宝二年正月，赵匡胤又亲征北汉；二月，攻至北汉首都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城下，围攻数月未下，受夏雨和疫病困扰，只得再次退兵。

加强皇权赵匡胤建宋之初，对后周大小官员一律留用，尤其是继续任用后周末年的大臣范质、王溥、魏仁浦、吴廷祚等，对局势的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即使最亲信的心腹赵普，也只能以枢密直学士实际控制枢密院。但是，宋初的这种政局并不是赵匡胤所愿意看到的，当建隆元年六月平定李筠，宋朝初步稳定后，即升赵普为枢密副使，赵匡胤的心腹赵普才名正言顺地掌握枢密院大权。当赵匡胤在平定李重进之后，建隆二年又先后免除韩令坤、慕容延钊、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等的军职，宰相范质看到赵匡胤的政权已巩固，即推荐赵匡胤的心腹吕馀庆、赵普为相，但赵匡胤感到时机还不成熟而未采纳。建隆三年十月，赵匡胤首先罢免留用的枢密使吴廷祚，升赵普为枢密使，李处耘为枢密副使。但是，当李处耘以赵匡胤的心腹、枢密副使身份，担任削平荆、湘宋军的监军，在与统帅、宿将慕容延钊发生小矛盾时，尽管李处耘行为并没有错，却被赵匡胤免去枢密副使降为州官，而对有小错的慕容延钊则不仅不责问，反而照常升迁官衔。这是赵匡胤为使已被解除军职的宿将们心安的措施。

此前，赵匡胤已废去唐及五代一直沿行的宰相“坐而论道”的旧制，宰相常朝立班自范质等开始，此举显然是要打击旧相范质等人，以树立自己的威望，也有暗示范质应自动辞相之意。当留用的枢密使吴廷祚首先被免职出为节度使后，范质等人深知赵匡胤的意图，遂于乾德二年正月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人再次请求罢相。此正合赵匡胤的心意，但行伍出身的赵匡胤虽已当了数年皇帝，却对宰相的任命程序并不了解，因急于要罢免范质等人的相职，在还没有任命新宰相的情况下，匆忙间同日罢免了三人的相职。以至于出现历史上少见的，在颁布任命新宰相赵普的敕书时，竟然没有在任宰相“署敕”的怪现象。赵匡胤就对赵普说：“卿但进敕，朕为卿署字，可乎？”由于不合乎任命新宰相的程序，只得暂时作罢。为了处理由于赵匡胤、赵普等无知而造成的尴尬局面，翰林学士窦仪建议改由节度使加同平章事衔的使相赵光（匡）义，以有同平章事职名而行使宰相职权“署敕”，这是从唐代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哥舒翰以节度使加同平章事衔而为“使相”的二百多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赵光义以使相“署敕”，是赵匡胤、窦仪等人的“创新”。同时任命的，还有枢密使李崇矩，随后又任命王仁瞻为枢密副使。乾德二年四月，赵匡胤又想用窦仪为相，但遭到赵普的反对，遂想为赵普设副手以分事权，“上欲为赵普置副而难其名称，召翰林学士承旨陶穀问曰：下丞相一等者何官？对曰：唐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于是任命薛居正、吕馀庆为参知政事作副相，唐代参知政事高于同平章事，陶穀“翻以参知政事为丞相下一等”之事，为真宗初年宰相李沆在重修《太祖实录》中所讥笑①。隋、唐、五代只设宰相不设副相，宋初设副相是赵匡胤的“创举”。赵匡胤为了巩固宋朝的统治，曾问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赵普答道：“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①乾德元年六月，由于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久镇大名，专恣不法，属邑颇不治”，赵匡胤遂派奚屿等多人以常参官出任天雄军属县知县，以削弱符彦卿职权。其后属县知县周渭赴任时，符“彦卿郊迎，渭揖于马上，就馆，始与彦卿相见，略不降屈”②，知县与节度使抗礼是赵匡胤加强皇权后的新现象。

建隆三年三月，赵匡胤为改变“五代诸侯跋扈，多枉法杀人，朝廷置而不问，刑部之职几废”的状况，“乃令诸州自今决大辟讫，录案闻奏，委刑部详覆之”，将司法权收归朝廷。同年十二月又重设县尉，“先委镇将者，诏县令及尉复领其事”，改变了“五代以来，节度使补署亲随为镇将，与县令抗礼，凡公事专达于州，县吏失职。自是还统于县，镇将所主不及乡村，但郭内而已”③，将节度使补署的镇将置于县官统辖之下。

乾德元年三月平定湖南后，仍留用原地方官，赵匡胤另以贾玭等人任湖南诸州的通判，通判的创设，原为监察新统治区留用的旧政权州官。次年六月，武臣杜审进任权知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的同时，赵匡胤任命阎丕为通判，以后大州、府逐渐普遍设置通判，宋初通判地位与州府长官相同，主要是作为朝廷派驻州、府的监察官，以加强皇权。

节度使赖以跋扈的主要是依靠军队，乾德三年八月，赵匡胤又“今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缺”①，将天下精兵编入朝廷禁军，地方只留老弱作为厢军，主要从事州、府杂役，以收节度使的兵权。关于诸道节度使的财政权，“宋朝艺祖（赵匡胤）开基，惩五季之乱，藩臣擅有财赋，不归王府，自乾德以后，僭伪略平，始置诸道转运使以总利权”②。马端临的概括道出了赵匡胤设置转运使以收节度使的财政权的用意。其后，又令各地的财赋收入除留下日常经费外，全部运送朝廷，进一步剥夺节度使的财权。节度使实际成为顺从朝廷的高级地方官，而厚其俸禄甚至高于宰相，最终成为武宫和宰执的荣誉衔。

赵匡胤对于后晋割给辽朝的幽州地区，准备采取先赎取，赎取不成则以武力夺取，“太祖讨平诸国，收其府藏，贮之别库，曰封桩库，每岁国用之余皆入焉。尝语近臣曰：‘石晋割幽燕诸郡以归契丹。朕悯八州之民久陷夷虏，俟所蓄满五百万缗，遣使遗北虏赎之山后诸郡，如不我从，则散府财，募战士，以图攻取。’”③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四月乙丑及注。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戊辰。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六月庚戌。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建隆三年三月丁卯；十二月癸巳。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乾德三年八月戊戌。

②《文献通考》卷61《职官考·转运使》。

③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1《祖宗圣训·太祖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赵匡胤自上次未能攻灭北汉以后，改而采取浅攻轻扰，破坏其农业生产以削弱北汉的经济实力，又不断移其民户于宋境以削弱其兵源，以待适当时机攻灭北汉。

开宝九年（976）八月，赵匡胤认为消灭北汉的时机已经成熟，以党进、潘美、杨光义率军进攻北汉，宋军分道进入北汉境内，屡败北汉军。十月，宋军已攻至北汉首都太原城北，北汉很可能即将被消灭。正当赵匡胤踌躇满志地进行着统一战略的部署时，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中，时年50岁的赵匡胤被其弟赵光（匡）义杀害①。

太祖家属及后裔

赵匡胤初娶贺氏，生燕王赵德昭，后周显德五年（958）死，宋朝建立后追册为皇后，谥孝惠。继娶王氏，宋朝建立后册为皇后，乾德元年（963）死，谥孝明。又娶宋氏为皇后，太宗时号开宝皇后，至道元年（995）死，谥孝章。赵匡胤长子燕王赵德昭的九世孙赵昀为南宋理宗，十世孙赵禥为度宗，恭帝赵顯、端宗赵昰、末帝赵昺，均为度宗子。赵匡胤少子秦王赵德芳，庶出，母姓氏不详，赵德芳六世孙赵眘为南宋孝宗，孝宗子赵惇为光宗，光宗子赵扩为宁宗。

①参见邓广铭：《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辨析》，《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谢选骏指出：宋朝杯酒释兵权，结束了节度使制度，也就结束了地方自治的共主时代，使得第二期中国文明进入了战国时代。宋太祖不仁不义，篡夺帝位，结果被自己的弟弟谋害篡夺，真是报应不爽。但是他弟弟的下场则是后人都被异族满门抄斩羞辱殆尽，女眷统统做了性奴，打开了汉人缠足的卑躬屈膝之门。）

【第二十四 章范质 王溥 魏仁浦】

第一节 范质三代元老

范质（911—964），字文素，大名宗城（今河北清河西南）人。后唐长兴四年（933）进士，入仕为忠武军（许州，今河南许昌）节度推官，升为封丘县（今属河南）令。后晋初任监察御史、节度从事，开运元年（944）任翰林学士。开运三年契丹灭后晋，后晋出帝对当值的翰林学士范质说：“卿为我草奏具言之，庶几活我子母。”范质为之撰降表①。后汉初任户部侍郎，乾祐三年（950）在枢密使郭威的推荐下升任枢密副使，成为郭威的心腹。后周广顺元年（951）六月，范质升为宰相。同年冬，北汉联合辽军进攻后周，郭威派王峻出征抗击，王峻在奏章中称：“今朝中受圣知者，惟李璟、范质而已。”②说明范质确是郭威的心腹。广顺三年二月，王峻坚持要求罢免范质的相职而代以他人，终于引发了王峻和郭威的矛盾，王峻随后被罢相。其时首相虽仍是四朝元老中书令冯道，但冯道老成持重，从不争权；范质虽任次相，却是主要掌权者。显德元年（954）春，郭威死，养子柴荣即位。随后首相冯道死，范质升为首相后又兼参知枢密院事，掌握军政大权。显德六年六月，世宗柴荣病危时，“召范质等入受顾命”①，以首相范质为首的顾命大臣，辅佐世宗长子年仅7岁的梁王柴宗训（恭帝）即位，封萧国公。次年正月初一，赵匡胤指使人谎报辽与北汉军联合入侵时，宰相范质未加细察即匆忙派赵匡胤率军抗击，为赵匡胤发动兵变提供了机会。

显德七年（960）正月初四日，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军至陈桥驿时，发动兵变。率军返回首都开封时，“宰相早朝未退，闻变，范质下殿执王溥手曰：‘仓卒遣将，吾辈之罪也。’爪入溥手，几出血”。深悔自己不察赵匡胤奸谋而导致后周的灭亡，有负世宗托付的顾命之责。当赵匡胤进城回殿前司公署后，赵匡胤的“将士拥（范）质等俱至”殿前司公署内②，面对如狼似虎的将士，范质进行着最后挽救后周政权的努力，以期待赵匡胤回心转意，因而当面质问赵匡胤：“先帝养太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如此”。赵匡胤“呜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今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装出一副无奈的样子。赵匡胤事先安排的殿前司散指挥都虞候罗彦瓌“举刃拟质曰：‘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赵匡胤假装“叱之”，而罗彦瓌“不退”。范“质知势不可遏”，看出赵匡胤对帝位志在必得，范质虽有志恢复后周，但已回天乏力，不得已而求其次，以避免后周取代后汉时，后汉嗣君刘贇（湘阴公）被郭威派人杀害惨剧的重演。遂提出事情既已发展到如此地步，但也不要太匆忙废后周建立新皇朝，可以举行禅位之礼，“因具陈之”，提出了具体的措施。接着进一步说：“太尉既以礼受禅，则事（周）太后如母，养少主（周恭帝）如子，无负先帝旧恩”，赵匡胤只得“挥涕许诺”。范质始终只以当时对中高级军官的尊称“太尉”称赵匡胤，不仅“颇诮让太祖，且不肯拜”，只是在赵匡胤已允诺他提出的条件之后，而且是在早已暗中投靠赵匡胤的次相“王溥先拜”后，范“质不得已从之”①。赵匡胤之所以力争首相范质的支持，因为争取后周有威望的宰相支持他是至关重要的。①《新五代史》卷17《晋高祖皇后李氏传》。

②《旧五代史》卷130《王峻传》引《五代史缺文》。

①《资治通鉴》卷294，显德六年六月癸巳。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甲辰。

后周开国皇帝郭威第一次自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兵变回京后，因为得不到首相冯道的支持，未能立即代汉建周，只得议立刘贇为汉帝而自任监国。后又乘出兵北上抗辽之机，不得不在澶州再次发动兵变，裂黄旗以被身，兵回首都，才废后汉建立后周，后又派人杀死刘贇。

北宋开国首相范质在赵匡胤同意他的意见之后，率百官成礼，赵匡胤得以顺利地建立宋朝。在为开国元勋及亲信升官进爵之后，范质的宰相官衔也由同平章事升为侍中，成为北宋前期七位最高相衔“侍中”的第一人。赵匡胤继续任命原后周宰相范质等人为宋朝的开国宰相，并尽可能不变动后周官员的职务。赵匡胤深知自己由于后周世宗的重用，在短短的六七年间，从列校提升为殿前司禁军最高长官之后夺取皇位的，为许多资历高于自己或与己相近的文武官员们所不服，而三代元老范质及其他后周的宰相、枢密使的支持，非常有利于宋政权的稳固。事实也正是如此，当赵匡胤建立宋政权后，遣“使告诸道，东诸侯坐使者而问故，宰相其谁乎，枢密使副其谁乎，军职其谁乎，从官其谁乎，皆不改旧，乃下拜”①，正是这种情形的写照。但是，这决不是赵匡胤对范质等旧相的完全信任，而是赵匡胤心腹文职人员的名望实在太低，无法直接提升为执政官，更不用说是宰相。因此，在升遣范质等相衔的同时，也免去了他们原先兼任的知枢密院事，使之成为只问政事的行政长官，后封鲁国公。当赵匡胤先后平定潞州李筠、扬州李重进等后周宿将后，立即将心腹赵普提升为枢密副使，范质也“适时”地建议重用赵匡胤的心腹吕馀庆、赵普。

赵匡胤对仍以后周的宰相、元老范质等人执政的状况内心不满，采取措施打击范质等人的威望。有的记载：“先是，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必命坐面议之，从容赐茶而退，唐及五代犹遵此制，及（范）质等惮帝英睿，每事辄具札子进呈”，“由是奏御寝多，始废坐论之礼”。似乎是因范质等宰相上朝忙于奏请，没有时间回坐位而废宰相坐论之礼，此事始见于王曾的记载，而为宋时纂修的《国史》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所采纳②，其实都是为尊者讳的写法。邵博的记载似更可信：“自唐以来，大臣见君则列坐殿上，然后议所进呈事，盖坐而论道之义。艺祖（赵匡胤）即位之一日，宰执范质等犹坐，艺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质等起进呈，罢欲复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遂为故事。”①范质等人知道已到非坚辞相位不可的时候了，当乾德二年（964）正月辞相对，赵匡胤非但没有挽留，而是匆忙地将留用的三位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同日罢相。

①王称：《东都事略》卷18《范质传》；《宋史》卷249《范质传》；苏辙：《龙川别志》卷上；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

①陈师道：《后山谈丛》卷3。

②《宋史》卷249《范质传》，王曾：《王文正公笔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正月戊子。①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1。

同年九月，范质病死，终年54岁。虽然“终（范）质之世，（后周）太后、少主皆无恙”②，但范质自感有愧于后周世宗遗命辅佐少主的重托，《宋史》称范质临终，“戒其后勿请谥立碑，自悔深矣”③。

子范旻，开宝四年（971）任邕州（今广西南宁）知州兼水陆转运使时，南汉旧臣邓存忠率众反宋，范旻守城达七十余日。太平兴国三年吴越“归地”后任为权知两浙诸州军事，治理吴越国旧土。次年初宋太宗亲征北汉，范旻改任三司副使、判行在三司事，负责财政事务。太平兴国五年，“坐受人请求擅市竹木入官”④，事与宋太祖次子秦王赵德芳府有某种关系，因而受到宋太宗的严惩，被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司户，改移唐州（今河南唐河），死于贬所。

第二节 王溥 魏仁浦

王溥

王溥（922—982），字齐物，并州祁县（今属山西）人。父王祚，后晋时掌三司盐铁案，后汉时任三司副使，后周时历任州刺史、团练使，宋初升州防御使，乾德二年（964）以左领军卫上将军致仕。王溥，后汉乾祐元年（948）举进士，入仕为秘书郎；同年八月，枢密使郭威奉诏西讨河中（今山西永济西）李守贞、永兴（今陕西西安）赵思绾、凤翔王景崇三镇叛乱，辟王溥为从事。乾祐三年四月，郭威以枢密使为邺都留守，王溥任留守判官，已成为郭威心腹。郭威建立后周，广顺元年（951）正月，王溥即改任枢密直学士。次年三月，王溥改任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掌诏诰草拟之权，显德元年（954）正月，后周太祖郭威病危之际，仍惦记着心腹王溥，有的记载：“太祖将大渐，促召学士草制，以溥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已宣制，太祖曰：吾无恨矣。”①显德二年四月，后周世宗派兵攻取后蜀秦州、凤州时，“上谋取秦、凤，求可将者，（宰相）王溥荐宣徽南院使、镇安节度使向训”。后周占领秦、凤地区后，“百官入贺，帝（世宗）举酒属王溥曰：边功之成，卿择帅之力也”②。显德六年六月，与首相范质同时兼参知枢密院事，共掌军政大权。世宗死，子柴宗训（恭帝）即位，王溥也是顾命大臣之一。但是，当赵匡胤势力日益强大准备夺取后周政权之时，“宰相王溥亦阴效诚款”，并献奉宅园以取悦于赵匡胤①。

②苏辙：《龙川别志》卷上。

③《宋史》卷249《范质传、传赞》。

④《宋史》卷249《范质传附范旻传》，参见《宋史》卷257《王仁赡传》。①《东都事略》卷18《王溥传》。

②《资治通鉴》卷292，后周显德二年四月、九月。

①《五朝名臣言行录》卷1之3。

当赵匡胤指使人谎报辽与北汉联军入侵，准备发动兵变时，身为次相且预知赵匡胤阴谋的王溥，实际上促成了首相范质仓卒命赵匡胤率军北上。所以，赵匡胤兵变返京后，当范质自责时，心里有鬼的王溥“口禁不能对”。范质、王溥等同被押至殿前司公署时，王溥“降阶先拜”②，正是王溥的行为助长了赵匡胤发动兵变的决心。

宋朝建立后，王溥任次相、监修国史，并加“守司空”。建隆二年（961）上《唐会要》100卷，后又上《五代会要》30卷，均传世。乾德二年（964）正月，王溥与范质等同日罢相，后封祁国公。太平兴国七年（982）四月，首相赵普诬陷宋太宗弟赵廷美与末相卢多逊谋反时，王溥附和赵普陷害赵廷美、卢多逊，同年八月病死，终年61岁，谥文献。孙王克明，咸平六年（1003）取宋太宗之女郑国长公主，改名贻永，康定元年（1040）任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庆历五年（1045）任枢密使。

魏仁浦

魏仁浦（911—969），字道济，汲县（今河南卫辉）人。后晋末任枢密院刀笔吏，晋亡随众北迁，逃归，后汉初补旧职，时郭威任枢密使，魏仁浦以干练闻，升兵房主事，成为郭威心腹。乾祐三年（950）四月，郭威以枢密使任邺都留守，魏仁浦从行。同年十一月，后汉隐帝密诏李弘义、郭崇杀王殷、郭威，李弘义以密诏告王殷，王殷与李弘义遣使将密诏给郭威，郭威即“召枢密使院吏魏仁浦谋于卧内”，“仁浦曰：公有大功于朝廷，握强兵临重镇，以谗见疑，岂可坐而待死”，“教威倒用留守司印”①，重写诏书，申言隐帝要郭威诛杀诸将校以激怒部属。后周建立，魏仁浦任枢密副承旨，随后又升为承旨。后周太祖郭威临死前，对兵变时建功的魏仁浦特向柴荣嘱咐：“魏仁浦勿使离枢密院。”②显德元年正月，柴荣即位，魏仁浦升任枢密副使。同年三月，世宗亲征抗击北汉，魏仁浦从征，高平之战，后周军阵东已溃败，魏“仁浦劝世宗出阵西殊死战”，因而击败北汉军③。同年七月，魏仁浦升任枢密使。显德六年六月，魏仁浦升任宰相，依前充枢密使，“议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不可为相”。世宗说：“自古用文武才略为辅佐，岂尽由科第邪。”《资治通鉴》称魏仁浦“虽处权要而能谦谨”，“虽起刀笔吏，致位宰相，时人不以为忝”④。

入宋，魏仁浦仍任宰相（集贤相、末相），但解除所兼枢密使，一再以疾乞免相，不许，乾德二年（964）正月，与首相范质、次相王溥同日罢相，守尚书右仆射。开宝二年（969）赵匡胤亲征北汉，魏仁浦从行，以疾回，病死，终年59岁，后谥宣懿。开宝五年，子魏咸信取宋太宗之女永庆公主。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甲辰。

①《新五代史》卷11《周太祖纪》；《东都事略》卷18《魏仁浦传》。

②《资治通鉴》卷291，后周显德元年正月。

③《宋史》卷249《魏仁浦传》。

④《资治通鉴》卷294，后周显德六年六月。

（谢选骏指出：《三国志·魏志·阮瑀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乃叹曰：‘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乎！’”——阮籍真是少见多怪，他怎能想到，比刘邦项羽逊色如此的人，也能悍然照亮了汗青。）

【第二十五章 石守信 王审琦 韩重赟 李继勋 刘廷让】

第一节 石守信 王审琦 韩重赟

义社十兄弟

赵匡胤发动兵变代周建宋的基本力量之一，是以他为首的所谓“太祖义社兄弟”①，也称为“义社十兄弟”，即赵匡胤、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赟、王政忠。何时结成“义社兄弟”，最初以何人为首，均已不详，其中赵匡胤、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韩重赟六人，《宋史》和《东都事略》有纪、传，他们都是后汉时投入枢密使郭威部下，当时也都是低级军官，地位大体相当。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的情况当亦近似，结成“义社兄弟”的时间可能就在此时。因为到后周世宗初年，各人发展情况已有很大差异，地位也已相当悬殊。此时“义社十兄弟”中地位最高的，不是赵匡胤，而是李继勋。赵匡胤主要是在世宗后期得到迅速提拔，成为殿前司的正长官。赵匡胤与其义社兄弟的关系，显然有着亲疏远近的差异，石守信、王审琦、韩重赟三人可能与赵匡胤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们参与兵变，成为开国功臣。而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升迁最慢，与赵匡胤的关系也可能较为疏远。

石守信

石守信（928—984），开封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后汉时，隶枢密使郭威帐下。后周广顺初年，升任禁军亲卫都虞候。显德元年（954），后周抗击北汉的高平之战，石守信以功升亲卫左第一军都指挥使；同年师还后，又升任殿前司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显德三年，从世宗征南唐，石守信任先锋，参与**等地战役。显德五年三月，南唐割淮南求和后，石守信以功升铁骑、控鹤四厢都指挥使，成为殿前司禁军主力的指挥官。显德六年三月，后周攻辽，以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韩通为陆路都部署，已升任殿前都虞候的石守信任陆路副都部署，石守信已成为后周的主要将领之一。同年六月，赵匡胤接替张永德任殿前都点检时，石守信接替赵匡胤任殿前都指挥使。世宗死，子柴宗训即位，石守信以义成军（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南）节度使，仍兼任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是以赵匡胤为首的“义社十兄弟”中，继李继勋、赵匡胤之后第三个建节的，而且长期与赵匡胤同在殿前司共事，是赵匡胤的部属、亲信，后周末成为赵匡胤的副手，关系最为密切。

显德七年正月初，赵匡胤指使人谎报军情，暗中与赵匡胤勾结的次相王溥，促使首相范质仓促派赵匡胤率军北上，石守信是殿前司留京的最高长官，是赵匡胤事前安排的内应。赵匡胤于当天晚上准备兵变时，派心腹小校郭延赟驰回京城向石守信报告，石守信立即部署“将士环列待旦”①，等待策应赵匡胤兵变部队回京。由于有石守信等指挥的殿前司禁军策应，赵匡胤的兵变部队得以顺利进城。

①李攸：《宋朝事实》卷9《勋臣·太祖义社兄弟》。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癸卯。

宋朝建立，石守信列在六位主要开国元勋（翊戴功臣）之首，升任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并改兼归德军（宋州）节度使。建隆元年四月，昭义军（潞州）节度使李筠反宋，赵匡胤立即派石守信为主帅率前军进讨，并先后于长平（关名，今山西长子南）、泽州（今晋城）南，击败李筠军，赵匡胤亲往督战，攻下泽州，李筠**死，泽、潞平，石守信以功加同平章事为使相。同年九月，淮南节度使、原后周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反，赵匡胤又派石守信为扬州行营都部署、兼知扬州行府事，为南征军主帅，赵匡胤随后也亲征督战。十一月，石守信率军攻占扬州，李重进**死，淮南平。建隆二年，石守信升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但命其离京就镇。同年七月，宋太祖解除宿将兵权，石守信改任天平军（郓州，今山东东平）节度使，虽保留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军职，“其实兵权不在也”②。建隆三年九月，已加同平章事为使相的石守信深知赵匡胤的心意，自己上表解除兵权，即请求免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的名义，专任天平军节度使。开宝六年（973），石守信的使相衔升为侍中。

宋太宗即位，石守信使相衔升为中书令，石守信自出任天平军节度使“凡十七年不徙，专事聚敛，积财巨万”③。太平兴国二年（977），罢天平军节度使改以中书令衔任西京（洛阳）留守。石守信崇奉佛教，在西京建造崇德寺，招募民夫运输建筑材料，“驱迫甚急，而佣直不给，人多苦之”①。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亲征灭北汉，遂即移军进攻辽南京幽都府，起用宿将石守信督前军，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之战，宋太宗亲自督战，宋军大败，宋太宗狼狈逃回。同年八月，宋太宗将战败的责任推给诸将，“守中书令、西京留守石守信从征范阳，督前军失律”，“责授崇信军节度使兼中书令”②，但不久又进封石守信为卫国公。太平兴国七年（982），移为镇安军（陈州，今河南淮阳）节度使。太平兴国九年（984）六月死，终年57岁，追封威武郡王，谥武烈。

石保兴，石守信长子。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亲征北汉时，任御寨四面都巡检。至道二年（996），任延州（今陕西延安）都巡检使兼署州事，又升任本路副都部署。真宗时，在与西夏战争中立功，后历任知州。石保兴子石元孙，宝元二年（1039），任殿前都虞候鄜延副都部署。康定元年（1040），西夏攻延州，三川口（今延安西）之战，石元孙战败被俘，宋夏议和后放还。石保吉，石守信子，石守信任天平军节度使时，任衙内都指挥使。开宝五年，取宋太祖之女延庆公主，历刺史、防御使、观察使、节度使，雍熙四年（987），任大名知府兼兵马都部署。咸平二年（999），真宗将出巡河北，石保吉任北面行营先锋都部署，屯定州（今河北正定），后移屯大名以防辽。景德元年（1004）八月，以武宁军节度使兼同平章事为使相。次年，改镇安军（陈州，今河南淮阳）节度使以使相就镇。大中祥符二年（1009），妻晋国大长公主病，石保吉回京视公主疾。次年死，谥庄武。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庚午。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十一月己亥。

①《宋史》卷250《石守信传》。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八月壬子。

王审琦

王审琦（925—974），字仲宝，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后汉末投枢密使郭威帐下，后周太祖时任殿前司铁骑指挥使，显德元年（955）从后周世宗抗击北汉入侵，以功升铁骑都虞候，改铁骑右厢第二军都指挥使。显德三年从世宗攻南唐，王审琦攻占舒州（今安徽潜山），以功改任殿前司散员都指挥使。显德四年三月，在紫金山寨（今凤台东南）战役中，王审琦率军先登，大败南唐军，转殿前司控鹤右厢都指挥使；后在濠州（今凤阳东北）、楚州（今江苏淮安）战役中均立有战功，显德五年改任铁骑右厢都指挥使，一直是石守信的部属。显德六年三月，从世宗攻辽。同年六月，世宗子柴宗训即位后，王审琦任殿前都虞候。

显德七年正月初，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被赵匡胤称为“布衣交”王审琦，与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同被安排在京城作内应。宋朝建立，在六位主要开国元勋中名列第四，升任殿前都指挥使、泰宁军（兖州，今属山东）节度使。建隆元年（960）四月，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反宋，宋太祖亲征，王审琦任御营前洞屋都部署；同年九月，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反宋，石守信任扬州行营都部署，王审琦任副都部署兼前军部署为先锋。

建隆二年七月，宋太祖收兵权，王审琦罢殿前都指挥使，出为忠正军（寿州，今安徽凤台）节度使，在镇达八年之久，史称“为政宽简”。属县县令免除有罪录事吏的职务，王审琦的幕僚报告县令事前没有请示而擅自处理，应该按问其罪。王审琦说：“五代以来，诸侯强横，令宰不得专县事。今天下治平，我忝守藩维，而部内宰能斥去黠吏，诚可嘉尔，何按之有。”王审琦的思想正符合宋太祖加强皇权的要求。开宝二年（969），宋太祖亲征北汉时，王审琦任御营四面都巡检。次年，改为忠武军（许州，今河南许昌）节度使，但不赴任而留住京城。王审琦本不能饮酒，宋太祖以布衣交共享富贵，每宴强令饮酒，王审琦有时连饮十杯，开宝六年（973），又加同平章事衔为使相，终于“暴疾，不能语”①，次年死，终年50岁，追封琅琊郡王。

王审琦长子王承衍，开宝三年娶宋太祖长女昭庆公主（魏国大长公主）。王承衍曾孙王师约（原名孝庄），治平三年（1066）娶宋英宗长女徐国公主（魏、楚国大长公主）。王师约子王殖，绍圣四年（1097）娶宋神宗四女惠国公主（潭国长公主）②。

韩重赟韩重赟（？—974），磁州武安（今属河北）人。后汉末隶枢密使郭威麾下，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与后汉的“高平之战”，以功升任殿前司铁骑指挥使。后周末，升任殿前司控鹤军都指挥使。

①《宋史》卷250《王审琦传》。

②《东都事略》卷19《王审琦传》附《王承衍传》；《宋史》卷248《公主传》作康国公主下嫁王遇，遇或为殖改名，或为误字。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时，韩重赟参与兵变，“以翊戴功”升为侍卫亲军司马军主力龙捷左厢都指挥使。建隆元年（960）五月，从征潞州李筠，以功代张光翰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宁江军（夔州，时为后蜀辖区，今重庆奉节）节度使。同年九月，从征淮南，任淮南行营马步军都虞候。建隆二年（961）七月，宋太祖收兵权，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罢军职出为忠正军节度使，韩重赟继任殿前都指挥使、改领义成军（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南）节度使，时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都已废罢，韩重赟遂成为殿前司正长官。建隆三年正月，宋太祖扩建皇城东北部，并按洛阳宫殿图修建宫殿，由韩重赟督建。乾德四年（966）八月，黄河决口于滑州，韩重赟督军士民夫修河堤。韩重赟屡负重任，为他人所妒忌，乾德五年（967）初，有人“谮（韩）重赟私取亲兵为腹心”。赵匡胤大怒，也不查证就要杀韩重赟，因为赵匡胤正是这样而发展势力，终于夺取后周政权的。赵普谏说：“亲兵（指殿前司禁军），陛下必不自将，须择人付之。若重赟以谗诛，即人人惧罪，谁复为陛下将亲兵者。”赵匡胤虽然不杀韩重赟，但随即于同年二月解除他的军职，出为彰德军（相州，今河南安阳）节度使①。开宝二年（969），宋太祖亲征北汉，韩重赟任为北面都部署。开宝七年（974）死，子韩崇训、韩崇业。

韩崇训（955—1010），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平北汉，韩崇训从征，后以贝（今河北清河西）、冀（今冀县）都巡检权知麟州（今陕西神木北）。雍熙四年（987），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知州安守忠战败于王亭镇（夏州西北），党项李继迁追击至夏州城下，韩崇训领兵赴援，李继迁战败退兵，韩崇训改任夏州监军。不久被调离西北，咸平元年（998）又被调赴西北任石州（今陕西横山北）知州，次年改任鄜州（今富县）知州，多次击败李继迁的进攻。咸平四年六月，辽军入侵河北，王显任都部署，韩崇训调任行营钤辖，从此参与抗辽战争。咸平六年，升为枢密都承旨。景德三年（1006），韩崇训升为检校太傅、签署枢密院事成为枢密院次长官，次年八月以患眼疾恳辞而免职。

韩崇业，太平兴国六年（981），娶秦王赵廷美女云阳公主。次年，赵廷美被首相赵普陷害，降为涪陵县公，房州（今湖北房县）居住，韩崇业也被贬往房州。雍熙元年（984）赵廷美死后，才又复出任职。

第二节 李继勋刘廷让（附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

李继勋

李继勋（9—977），大名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后汉末，枢密使郭威镇邺都时，李继勋投入郭威部下。后周初已任殿前司散员都指挥使。显德元年（955）三月，参加“高平之战”，以功升殿前都虞候，不久，改任虎捷右厢都指挥使，领永州（今湖南零陵，时在湖南割据政权境内）防御使，赵匡胤才继任殿前都虞候。同年十月，升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昭武军（利州，今四川广元，时在后蜀境内）节度使。赵匡胤才继李继勋之后领永州防御使。李继勋在“义社十兄弟”中不仅最年长，而且升迁速度最快，是第一个升任殿前司副长官殿前都虞候、第一个升为节度使的。“义社十兄弟”结社时也有可能原是以他为首。但当显德三年六月，李继勋在攻打南唐寿州（今安徽凤台）的战役中，因“怠于守御”，以致南唐守军“出城来攻”，“破栅而入”，后周军攻城之具并为所焚，“将士死者数百人”，影响后周军的士气，“军无固志，诸将议欲退军”①。但“世宗以继勋武臣，不之责也”②，所以并没有重责李继勋，只是免去其军职，出为河阳三城（孟州，今河南孟县南）节度使，而从昭武军节度使改为河阳三城节度使，不是降而是升，所以“议者以为失责帅之义”③，次年七月才免去其节度使而责为右武卫大将军，而赵匡胤只在此前二月才正式升为节度使，李继勋此后的名位虽降在赵匡胤之下，但仍高于石守信。李继勋以后屡建战功，官衔也不断升迁，显德六年世宗攻辽时，李继勋任战棹左厢都部署，已成为水路都部署赵匡胤的部属。显德六年七月，李继勋又升为安**（邢州）节度使。

赵匡胤代周建宋时，李继勋正在安**节度使任上，没有参与兵变活动，不属于开国元勋。建隆元年（960）六月，赵匡胤平定潞州刘筠，李继勋朝见赵匡胤于潞州行营，即被移为昭义军节度使以镇守新平定的潞州地区，后在进攻北汉边境及抗击北汉中屡建功勋，乾德五年（967）加同平章事为使相。开宝元年（968）八月，以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党进为副都部署、曹彬为监军，指挥宋军攻入北汉。北汉随即派侍卫都虞候刘继业（即杨业）等率军扼守团柏谷（今山西太谷西南），枢密使马峰监其军；并向辽求援，北汉马峰率军南过洞过河（今潇河，在今榆次南），与宋李继勋的先锋部署何继筠军相遇，宋军大获全胜，斩首2000，获马500匹，擒北汉将张环、石斌，夺汾河桥，直抵北汉都城太原城下，李继勋率宋军围攻太原。辽穆宗已命西南面都统、南院大王耶律挞烈救援北汉，辽军经雁门（今山西代县）南下，李继勋率军退回宋境。

次年二月，宋太祖又派曹彬、党进各率部先攻北汉，仍以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赵匡胤随后亲征督战。北汉派刘继业、冯进琦仍屯团柏谷以抗宋军，派陈廷山率数百骑进行侦察，正遇李继勋所部前军，陈廷山即率部投降，刘继业等退回太原后即被罢军职。李继勋率部再次进抵太原城下，李继勋率宋军主力于太原城南，党进、赵赞、曹彬分率所部于城东、西、北三面，围攻太原。四月，辽分兵两路南下救援北汉，西路军经石岭关（今忻州南）南下，东路辽军经定州西境进援太原，都分别为宋军击败。五月，宋军又引汾河水灌太原城，但北汉仍坚守不降，进入闰五月，夏雨连绵，宋军多病，辽再派援军前来。赵匡胤在采纳李光赞建议“屯兵上党，使夏取其麦，秋取其禾”；薛化光建议的“起其部内（北汉）人户”迁于宋境内，以削弱北汉经济及人力的政策后退兵①。李继勋于次年移镇天雄军节度使。宋太宗即位后，李继勋的使相衔升为侍中。太平兴国二年，李继勋以病回洛阳治病，以太子太师致仕，同年死，终年62岁，追封陇西郡王，谥庄武。

①《旧五代史》卷1《后周世宗纪》三。

②《旧五代史》卷128《王敏传》。

③《宋史》卷254《李继勋传》。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开宝二年闰五月壬子、庚申。

刘廷让（光义）

刘廷让（929—987），本名光义，宋太宗即位后赐名廷让。祖籍涿州范阳（今河北涿州），曾祖刘仁恭，唐卢龙军（幽州，今北京）节度使，唐末割据者；祖刘守文，为唐横海军（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节度使，为弟刘守光所杀，父刘延进携家避难南逃。后汉枢密使郭威镇守邺都时，刘光义（一作毅）入麾下，后周太祖时，任至侍卫司龙捷右厢都指挥使。

宋建隆元年（960）三月，从征潞州李筠时任行营先锋使。次年升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宁江军（夔州，时为后蜀辖区）节度使。乾德二年（964）四月，率军赴潞州守边以防北汉侵扰。同年十一月，宋军进攻后蜀，王全斌任西川行营前军兵马都部署率主力从陕西南下；刘光义任副都部署与都监曹彬率步骑2万，自归州（今湖北兴山南）沿长江西上，在距夔州30里处舍舟登陆，先夺城东过江浮桥，然后乘舟而上，一举攻占江防重镇夔州，击破后蜀川东防御体系的枢纽。刘廷让军纪严明，后蜀万（今重庆万县）、施（今湖北恩施）、开（今重庆开县）、忠（今忠县）四州刺史皆迎降，刘廷让军遂迅速占领峡中的所有州县。乾德三年正月，刘廷让率军西进至遂州（今四川遂宁），后蜀遂州知州迎降。此时，宋军北路王全斌军已进至成都附近，后蜀降。

同年三月，后蜀降将全师雄叛乱，迅速占领川西除成都以外的许多州县，全师雄叛军至成都西北新繁，刘光义率部击败全师雄，俘万余人。同年十二月宋军平定全师雄。次年正月，刘光义以功改领镇安军节度使。开宝六年（973），刘光义被罢军职，出为镇宁军节度使。

开宝九年（太平兴国元年）十月，皇弟赵光义夺位，是为宋太宗。刘光义因与赵光义同名，被赐名廷（一作庭）让。太平兴国二年五月，一批节度使被授以环卫闲职，刘光义被罢节度使改授右骁卫上将军。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五月，宋辽岐沟关（今河涿州西南）之战，宋军大败。六月，宋太宗又起用张永德等久处环卫闲职的宿将，任河北沿边诸州知州以抗辽，刘廷让被任为雄州（今雄县）知州，后移为瀛州（今河间）都部署。同年十二月，辽圣宗率南京（今北京）留守耶律休哥（逊宁）等部入侵，刘廷让以精兵付沧州（今沧州东南）都部署李继隆殿后，以备紧急时进行救援，自率数万宋军北上抗击辽军，大战于莫州（今任丘南）南，刘廷让军被围于君子馆（今河间北），部将桑赞率部激战半天多，辽援军不断，而宋援军李继隆部不但不进行救援，反而南逃，桑赞遂率部先逃，先锋雄州知州贺令图被俘，部将、高阳关（今高阳东）部署杨重进力战阵亡，李“继隆退保乐寿（今献县），（刘）廷让一军皆没，死者数万，仅以数骑获免”①。因是李继隆率部南逃才导致战败，宋太宗没有责罚刘廷让。次年初，代张永德继任雄州知州兼兵马部署。此次战败的责任者李继隆虽被逮赴中书推问，但也无罪释放，可能引起刘廷让的不满，同年秋刘廷让病，宋太宗派御医前往医治，刘廷让上表要求回京城，未等宋太宗批准即擅离治所南归，因而被下御史台按问，被削夺官爵配隶商州（今属陕西）。子永德、永和亦被贬官。刘廷让在贬途中绝食，行至华州（今华县）死，终年59岁，也许宋太宗觉得对刘廷让处分太重，“太宗念之，赠太师”①。

①《宋史》卷259《刘廷让传》。

①《东都事略》卷20《刘廷让传》。

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

赵匡胤“义社十兄弟”中的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四人，史书记载不详。两宋之际的李攸记载：“太祖义社兄弟，保静军节度使杨光义，天平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兼侍中石守信，昭义军节度使兼侍中李继勋，忠武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中书令、秦王王审琦，忠远军节度使、观察留后刘庆义，左骁卫上将军刘守忠，右骁卫上将军刘廷让，彰德军节度使韩重斌（赟），解州刺史王政忠。”②这个排列顺序也许就是十兄弟的排行顺序。

刘守忠，相州（今河南安阳市）人，一作“左骁卫大将军致仕”③，大将军应是上将军之误，其经历或许与右骁卫上将军刘廷让（光义）有某些近似之处，可能也任过节度使。刘守忠父刘万国任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马步军都指挥使，也许是在后周时。刘守忠子刘用是宋太宗晋王府旧人，太宗末任至高阳关副都部署，真宗时历任州部署、副都部署、知州等职。

王政忠，据李焘记载：“世言太祖义社十兄弟，政忠盖其一人也”，还说“并当检讨”④，可见南宋初叶所存史料已极少。开宝八年（975）五月，王政忠以解州刺史权知晋州（今山西临汾）兼兵马钤辖。次年八月，宋太祖以党进、潘美为帅进攻北汉，又派兵分路进兵，其中一路由郝崇信与解州刺史王政忠率领，出汾州（今汾阳）进攻太原。九月，宋军击败北汉军于太原城下。十月，当宋军继续攻打太原之际，宋太祖被其弟赵光义害死，“是月，太宗即位，召诸将还”①。此后，王政忠已不见于记载。

从以上七人的最后官衔与李攸记载的相同，推测未见于其他记载的杨光义、刘庆义二人，杨光义的最后官衔当即是保静军节度使。而李攸所记刘庆义官衔忠远军节度使、观察留后则稍有误，北宋初未设忠远军，可能是安远军（安州，今湖北安陆）之误；节度使、观察留后，可能是“节度观察留后”之误，衍“使”字，他的官衔可能是安远军节度观察留后。

②李攸：《宋朝事实》卷9《勋臣·太祖义社兄弟》。

③《宋史》卷279《刘用传》。上将军在大将军之上。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开宝八年五月庚寅注。

①《宋史》卷482《北汉世家》。

（谢选骏指出：《三国志·魏志·阮瑀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乃叹曰：‘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乎！’”——阮籍真是少见多怪，他怎能想到，比刘邦项羽逊色如此的人，也能悍然照亮了汗青。）

【第二十六章 高怀德 张令铎 张光翰 赵彦徽 罗彦瓌 王彦昇】

第一节 高怀德 张令铎 张光翰 赵彦徽 开国功臣（翊戴功臣）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后的数日，最先进行的就是“论翊戴功”，对在兵变中建立特殊功勋的开国功臣们加官进爵，他们依次是原后周的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殿前都虞候王审琦、虎捷右厢都虞候张光翰、龙捷右厢部指挥使赵彦徽六人。中级军官中主要的有散指挥都虞候罗彦瓌、散员都指挥使王彦昇二人。元代依据宋朝《国史》修撰的《宋史·太祖纪》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都只列前六人，而与《宋史·石守信传》同卷的开国功臣传记中，则除上述六人外，还有韩重赟及中级军官罗彦瓌、王彦昇三人，并都被比之于东汉光武帝的开国功臣，说明宋朝的《国史》将前六人列为主要的开国元勋，而后三人在赵匡胤兵变中也有“翊戴”之功。九人中石守信、王审琦、韩重赟是赵匡胤的义社十兄弟①，都属于赵匡胤为长官的殿前司系统。散指挥都虞候罗彦瓌、散员都指挥使王彦昇二人，则作为“翊戴”功臣的中下级军官的代表人物，二人都是属于殿前司中“最亲近扈从者”的“殿前诸班”之一②。高怀德、张令铎则分别是侍卫亲军司马、步军的最高指挥官，赵彦徽、张光翰则分统侍卫亲军司的马、步军主力之一。赵匡胤通过七位高级将领掌握了后周禁军精锐的大部分，确保了兵变的成功。

高怀德

高怀德（926—982），字藏用，真定常山（今河北正定西南）人。祖籍幽州，祖高思继，唐末卢龙军（幽州）节度使刘仁恭的中军都指挥使，为晋王李克用所杀害。父高行周时年十余岁，补列刘仁恭帐下；后唐时任至节度使；后晋时加同平章事为使相，曾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使相衔进为兼侍中；后汉时使相衔进为兼中书令，屡封至齐王；后周时加守尚书令，广顺二年（952）死。

高怀德青年时一直在其父高行周节度幕府任牙校，后晋、后汉时皆领刺史衔。其父高行周死后，后周太祖才召高怀德为殿前东西班都指挥使，时赵匡胤为东西班行首，职位低于高怀德；后改铁骑指挥使③，在此前后，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也曾任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高怀德与赵匡胤父子的关系可能在此时建立的。

显德元年（954），世宗亲征抗击北汉入侵，高怀德任先锋都虞候，“高平之战”后，赵匡胤升任殿前都虞候成为殿前司次长官，石守信升任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高怀德升为铁骑右厢都指挥使，成为赵匡胤、石守信的部属。

①李攸：《宋朝事实》卷9《勋臣·太祖义社兄弟》。

②《五代会要》卷12《京城诸军》，《宋史》卷187《兵志》一。

③《宋史》卷250《高怀德传》。按：原文作“铁骑都指挥使”有缺误，因铁骑都指挥使在他后来升迁的铁骑右厢都指挥使之上。

后从世宗征淮南，升为龙捷左厢都指挥使。显德六年，世宗攻辽，高怀德随陆路都部署韩通先赴沧州，高怀德率部至瓦桥关（今雄县西南），辽瓦桥关使向高怀德投降。后周改瓦桥关为雄州，以陈思让为雄州兵马都部署，高怀德任副都部署。显德六年六月，世宗死，恭帝即位。七月，高怀德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宁江军节度使，与石守信同时建节。

显德七年（宋建隆元年，960）正月初一，赵匡胤指使人谎报辽与北汉联合攻周，后周宰相范质仓促命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禁军北上抗击，高怀德被任命为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在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中拥戴赵匡胤。宋朝建立，在为“翊戴”功臣加官进爵中，仅次于石守信，位列第二，移领义成军节度使，并升任殿前副都点检，由于殿前都点检已不设置，高怀德遂成为殿前司正长官。后兼任关南副都部署。同年五月，宋太祖亲征讨伐潞州李筠，石守信任前军都部署，高怀德任副都部署，于泽州南大败北汉军，俘北汉河阳节度使范守图，改忠武军节度使。宋太祖为了表示与开国功臣们共享富贵，先后与高怀德、张令铎、石守信、王审琦等结成亲家。同年八月，宋太祖将胞妹燕国长公主嫁给高怀德，高怀德是开国功臣中的第一个皇亲国戚。同年冬，宋太祖亲征讨伐扬州李重进，高怀德从行。

建隆二年七月，宋太祖收兵权时，高怀德被罢殿前副都点检军职，移为归德军（宋州，今河南商丘南）节度使，赴镇。殿前副都点检从此也废罢。开宝六年（973），加同平章事为使相。太宗初，使相衔升为兼侍中。太平兴国四年（979）从太宗灭北汉，改彰信军（曹州，今山东定陶西南）节度使，封冀国公，太平兴国七年（982），改武胜军（邓州，今属河南）节度使，同年七月死，终年57岁，追封渤海郡王，谥武穆。

张令铎（张铎）

张令铎（911—970），原名铎，后周赐名令铎，棣州厌次（今山东阳信）人。后唐时从军，后汉乾祐元年（949）三月，河中（今山西永济西）节度使白守贞反，后汉派枢密使郭威率军讨伐，张令铎从征，以功升奉**指挥使。后周广顺初年，改任控鹤指挥使，后升至控鹤左厢都指挥使。显德三年（956），后周世宗攻南唐，张令铎从征，改为虎捷左厢都指挥使；次年，世宗再次亲征淮南时，张令铎则与龙捷右厢都指挥使柴贵分任京城左、右厢巡检，负责京城治安。显德六年，世宗亲征辽，张令铎也从陆路都部署韩通先赴沧州，世宗因病退兵，将占领的益津关改为霸州（今属河北），以韩令坤为兵马都部署，张令铎任副职。

显德六年六月，柴宗训即位后，张令铎升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与高怀德同时分掌侍卫亲军司马、步军，也和高怀德同时建节，领武信军（遂州，今四川遂宁，当时也在后蜀境内）节度使。

显德七年（宋建隆元年，960）正月初，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的过程中，张令铎的“翊戴”功是什么，史无记载，依据他和高怀德在宋初近似的情况，推测其作用与高怀德相似，可能是随赵匡胤北上，并有可能担任北面行营步军都指挥使，在“陈桥兵变”中的作用应略同于高怀德。“张令铎自武信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为镇安节度使、马步军都虞候”，成为侍卫亲军司的次长官，“酬其翊戴之勋也”①。在宋太祖这次为开国功臣们加官进爵中，略次于高怀德。

建隆二年七月，宋太祖收兵权时，张令铎被罢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军职，出为镇宁军节度使。为了表示与张令铎“共富贵”，“帝（太祖）为皇弟、兴元尹光美（秦王赵廷美）娶其（张令铎）第三女（后封楚国夫人）”②，张令铎继高怀德之后成为宋太祖的亲家。开宝二年（969）入朝，因病留京，次年春死，终年60岁。

张光翰赵彦徽宋朝主要的六位开国功臣中的第五位是“辽人张光翰，自虎捷左厢都指挥使嘉州防御使为宁江节度使、马军都指挥使”③。

张光翰（？—967），辽州榆社（今属山西）人。祖父张简，唐检校尚书左仆射，这在唐代后期不少是武将的加衔，张简可能是唐末的武将。叔父张虔钊，后唐明宗初年任护驾亲军都指挥使，“长兴中，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兼西面马步军都部署”④，后唐末归附后蜀。张光翰父亲可能也是武官。张光翰在后周末任虎捷左厢都指挥使，属侍卫亲军司步军主力之一，是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的部属。在六位翊戴功臣中，张光翰与宋太祖的关系可能最为疏远。同年五月，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及宁江军节度使衔都为宋太祖义社十兄弟之一的韩重赟所接替，张光翰可能此时即被罢军职。从赵彦徽的情况推测，张光翰即被出为永清军（贝州，今河北清河西）节度使，此后行迹不详。乾德五年（967）正月，永清军节度使张光翰死。

六位主要开国功臣中的最末一位是安喜（今河北定州）赵彦徽（？—968），“自虎（一作龙）捷右厢都指挥使、岳州（今属湖南，时属湖南割据政权辖区）防御使为武信（遂州，今四川遂宁，时属后蜀辖区）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①。史称：赵彦徽“与上（太祖）同事周世宗，尝拜为兄”②，推测赵彦徽年长于赵匡胤，他在后周世宗初年的职位，当与赵匡胤相近或稍高。虽拜他为兄，但他与宋太祖的关系也仅稍优于张光翰，他与张光翰同于建隆元年五月首先被罢军职，他的军职为宋太祖的亲信罗彦瓌所接替。

宋太祖在建立宋朝还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就立即罢免张光翰、赵彦徽二人的军职，而以自己的“义社兄弟”韩重赟与亲信罗彦瓌接替，说明宋太祖急于直接掌握侍卫亲军司的兵权，这可能与“陈桥兵变”中张光翰、赵彦徽两人的向背，直接关系到兵变的成败，张光翰、赵彦徽也许是在兵变最初时态度不太明朗，尽管他们还是支持赵匡胤的兵变，但赵匡胤对他们并不放心，因而在平定潞州李筠之后，急忙解除他们的兵权，可能为了防备在其后镇压张光翰、赵彦徽原来的上司、后周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淮南节度使李重进时，别生枝节。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辛亥。

②《宋史》卷250《张令铎传》。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辛亥。虎捷左厢部指挥，《宋史》卷1《太祖纪》一，作虎捷右厢都虞候。

④《旧五代史》卷74《张虔钊传》。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辛亥，参见《宋史》卷1《太祖纪》一。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开宝元年五月丙午。

赵彦徽在罢军职之后，即改为建雄军（晋州，今山西临汾）节度使。乾德元年（963）十二月，宋太祖“遣内容省使曹彬、通事舍人王继筠分诣晋、潞州，与节度使赵彦徽、李继勋会兵入北汉境，攻其边邑及辽、石州”①。赵彦徽在镇“不恤民事，专务聚敛，私帑所藏钜万”，宋太祖虽知其事，但并没有对他有所惩戒。赵彦徽自镇来朝，宋太祖设宴款待，因饮酒过度而生病，遣送回镇，开宝元年（968）五月病死。

第二节 罗彦瓌 王彦昇

罗彦瓌

罗彦瓌（923—969），北宋开国功臣的中级将领，并州太原（今太原西南）人。其父罗全德任后晋泌州（今河南唐河）刺史，因而得以任皇帝的亲卫内殿直。开运元年（944）春，后晋少帝（出帝）亲征抗击契丹，至澶州，其时河北到处有契丹骑兵，少帝想遣使前往大名府宣慰以安抚人心，挑选勇士十人随行，罗彦瓌入选，以功升兴顺指挥使。开运三年末，契丹灭后晋，次年（天福十二年，949）初，派罗彦瓌部送马千匹赴南京（今北京），行至元氏（今属河北），得知后汉建立，遂将马送给后汉，后任护圣指挥使。后周末，任殿前司散指挥都虞候，成为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的心腹。

当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后回至京城的殿前司公署，后周的宰相范质等人被赵匡胤所派将士押至殿前司公署，范质当面质问赵匡胤忘恩负义，后周世宗刚死不久就兵变夺位，赵匡胤一时不知所措，事先受赵匡胤指使充当打手的罗彦瓌，即“挺剑而前曰：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范质如不承认赵匡胤为帝，命运将如同韩通一样被杀死，范质被迫奉赵匡胤为帝，宋朝得以顺利建立。《宋史》称：罗彦瓌“于革命之日，首挺剑以语范质，于宋则未必功在众先，于周则其过不在人后矣”①，确切地说明了罗彦瓌在兵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由于罗彦瓌只是对范质等进行恐吓，迫使范质等承认赵匡胤为帝，没有作出过分的越轨行为，深得宋太祖的赏识，宋朝建立后，罗彦瓌立即连升数级，一跃而成为殿前司马军主力部队的指挥官控鹤左厢都指挥使。建隆元年（960）四月，宋太祖亲征李筠，罗彦瓌随石守信、高怀德大破北汉军。七月，罗彦瓌再次获得越级晋升，升为侍卫亲军司步军的最高指挥官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武信军节度使，以接替刚被罢军职的赵彦徽，罗彦瓌由中级军官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内，越级提升成为高级将领并建节，这在宋初是少有的。建隆二年七月，宋太祖收兵权，石守信等被出为节度使，罗彦瓌也于同年被罢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军职，出为彰德军（今河南安阳）节度使。乾德二年（964）春，北汉与辽联军攻宋，罗彦瓌与李继勋等率军，击败联军于辽州（今山西左权）城下；罗彦瓌又改任安**（邢州，今河北邢台）节度使。乾德四年二月，率田钦祚等败北汉军于乐平（今山西昔阳）东静阳砦。次年，再改镇**（华州，今陕西华县）节度使，开宝二年（969）死，终年47岁。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十二月乙巳。

①《宋史》卷250《罗彦瓌传》及《传论》。

王彦昇

王彦昇（917—974），北宋开国功臣中的中级将领，字光烈，前蜀人。

以善击剑，外号“王剑儿”。后唐于同光三年（925）灭前蜀，次年前蜀后主王衍及宗族、官员、将佐奉诏迁往后唐首都洛阳，王彦昇时年11岁，应是随父迁至洛阳，其父可能是前蜀将领。王彦昇后事宦官孟汉琼，孟“汉琼以其趫勇，言于明宗，补东班承旨”①，其时当在明宗后期长兴年间。后晋初，转内殿直，与罗彦瓌共事。开运元年，后晋少帝北征至澶州，王彦昇与罗彦瓌一起被选入十勇士，以功升护圣指挥使。后周广顺元年（951），从向训（拱）破北汉军于■亭（今山西襄垣西北）南，杀北汉将王璋，以功升龙捷右厢第九军都虞候，后升转入殿前司任铁骑右厢第二军都指挥使、领合州（今重庆合川，时属后蜀）刺史。世宗时，从刘崇进、李重进等转战于淮南，显德三年（956），南唐进攻“盛唐，铁骑都指挥使（似应为铁骑右厢第二军都指挥使）王彦昇等击破之，斩首三千余级”②。显德五年四月，辽军攻占后周沿边州县，镇宁军节度使张永德奉诏北上抗击，王彦昇从征，收复束城（今河北河间东北），升为殿前司散员都指挥使。此后可能即成为赵匡胤的心腹之一。显德七年（宋建隆元年，960）正月初，当赵匡胤开始发动“陈桥兵变”时，赵匡胤的心腹、都押衙李处耘“见军中谋欲推戴，遽白太宗，与王彦昇谋，召马仁瑀、李汉超等定议，始入白太祖”①。兵变后，赵匡胤又随即派王彦昇率所部先入京，可见王彦昇在兵变中的地位相当重要。他在回京后，首先杀死后周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在京巡检韩通及全家。据史书记载：“初，太祖誓军入京，不得有秋毫犯，及闻（韩）通死，意甚不乐，以建国之始，不及罪彦昇”，又说“王彦昇之弃命专杀也，上（太祖）怒甚，将斩以徇，已而释之，然亦终身不授节”。是奔命专杀还是奉命行事，今虽无从考实，从“其后上（太祖）幸开宝寺，见壁上有（韩）橐驼（韩通之子）及（韩）通画像，遽令扫去之”，宋太祖对韩通的态度于此可见。王彦昇杀死韩通，消除了唯一可能发生的军事抗击，保障了赵匡胤兵变的成功，但韩通不是在抗击的战斗中战死，韩通全家更无任何罪名，却被王彦昇全部杀死，其行为实在太卑劣，有损于赵匡胤的形象，因而不得不暂时拘捕王彦昇，还表示要斩首以惩其“专杀”之罪。然而，事实是随后不仅无罪释放，而且照样升官，军职升为铁骑左厢都指挥使，与罗彦瓌所升的控鹤左厢都指挥使相当，加衔由合州刺史升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北，时属南汉）团练使，“后为京城巡检”，负责首都的治安，韩通在被杀前以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兼任此职，可见京城巡检之亲要，说明宋太祖对王彦昇信任有加。但得意忘形的王彦昇在同年（建隆元年）三月，“中夜诣王溥第”，由于此前有过实际是奉命杀死韩通全家的先例，以致身为宰相的王溥“惊悸而出，既坐，乃曰：‘此夕巡警甚困，聊就公一醉耳。’彦昇意在求贿，溥佯不悟，置酒数行而罢”。

①《宋史》卷250《王彦昇传》。

②《资治通鉴》卷293，后周显德三年十月癸酉。

①《宋史》卷257《李处耘传》。

王彦昇的这次“专主”行为，与“专杀”韩通全家的罪行相比，可说是微不足道，只免去其京城巡检兼职，也可说是很重的处分。但是，当次日王溥向宋太祖密奏此事后，宋太祖不仅免去其京城巡检的兼职，又罢去他铁骑左厢都指挥使的军职，还将他外放为地方官，降为唐州（今河南唐河）刺史，惩罚之重是少见的，说明赵匡胤要严惩一切胆敢“自主”的将领。可能是随后即升唐州刺史州为团练州，王彦昇又恢复为团练使，以对建国有功的王彦昇稍加抚慰①。开宝二年（969）升为房州（今湖北房县）防御使，同年冬改任原州（今镇原）防御使兼缘边巡检，与庆州（今甘肃庆阳）姚内斌、通远军（今环县）董遵诲等，成为宋太祖西北边防的主要将领。王彦昇性残忍，“戎人有犯汉法者”，“手捽其耳嚼之”，作下酒菜②。开宝七年（974）因病回朝，死于途中，终年58岁。

①《宋史·王彦昇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续资治通鉴长编》称“出（王）彦昇为唐州团练使，唐本刺史州，于是改焉”；而《宋史·王彦昇传》则作“乃出为唐州刺史”，应是王彦昇先是刺史，随后升为团练使。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开宝二年十二月乙酉。

（谢选骏指出：《三国志·魏志·阮瑀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乃叹曰：‘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乎！’”——阮籍真是少见多怪，他怎能想到，比刘邦项羽逊色如此的人，也能悍然照亮了汗青。）

【第二十七章 赵普 沈义伦 吕馀庆 刘熙古】

第一节 赵普 沈义伦

赵匡胤霸府幕僚集团

《宋史》称：“自古创业之君，其居潜旧臣，定策佐命，树事建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尝乏也。”①此论虽为赵普而发，但赵匡胤的节度幕府确实聚集了一批人才。当后周世宗时，赵匡胤官衔、名望迅速上升之际，野心也日益膨胀，不仅早有“义社十兄弟”在军事方面作了兵变夺权的准备，而且逐渐发展了一个相当规模的霸府幕僚集团，聚集了不少人才。他们不仅在“陈桥兵变”时出谋划策，在宋朝建立后，历任正副宰相及枢密院、三司长官，掌握宋初的政、军、财大权。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时，已聚集了当时的主要军事将领，但文官方面除暗中投靠的次相王溥外，几乎没有其他高级文官事前投入赵匡胤集团。宋朝建立后，由于政治上的需要，不得不留用全部后周官员，以示政局稳定。建隆元年（960）正月初五，宋朝正式建立。十一日，为开国功臣石守信等六人封官进爵后；二十二日，“以佐命功”提升原先的霸府幕僚，“归德节度判官宁陵刘熙古为左谏议大夫，掌书记赵普为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宋、亳观察判官安次吕馀庆为给事中、端明殿学士，摄观察推官太康沈义伦为户部郎中，归德节度副使张彦柔领池州（今安徽贵池，时属南唐）刺史”①。其中除张彦柔是武官依例升官外，其余四人都是赵匡胤霸府幕僚中的主要成员，他们都担任过枢密院长官，赵普、沈义伦还先后任宰相，吕馀庆、刘熙古也先后任参知政事（副相）。霸府幕僚中的次要成员还有楚昭辅、李处耘、王仁赡，他们都是宋太祖的亲信，以后也都担任过枢密副使，是北宋初期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赵普

赵普（922—992），字则平，祖籍幽州蓟县（今北京）。后唐末，其父赵迥举族迁居常山（镇州郡名，今河北正定）；后晋天福七年（942），赵迥虽又举家迁居洛阳并长期定居，因原籍已属契丹境，以后便自称“今为常山人”②。

赵普的曾祖父，唐末任三河县令；祖父赵全宝，在唐末或五代初任澶州司马；父亲赵迥，五代时任相州（今河南安阳）司马，都是六、七品官员，虽非“世胄”，亦非小吏①。唐末、五代虽然战乱不断，而科举不废，除个别年份外，仍然每年举行，但赵普祖先入官似均非由科举，祖父、父亲都是藩镇僚属。

①《宋史》卷256《赵普传·传论》。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壬戌。

②宋太宗：《赵中令公普神道碑》，《琬琰集删存》卷1，哈佛燕京学社1938年版。①参见张其凡：《赵普评传》第一章第一节《小吏世家》，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

赵普青少年时也曾读书，但无甚学识，科举之途无望，遂步父、祖后尘投充州、镇为僚属。后周初年，赵普“初罢陇州巡官，到京日，至日者王勋卜肆问命，次帘下，看鲁公（范质）驺殿稍盛，叹曰：‘似此大官修个甚福来得到此。’勋曰：‘员外即日富贵，更强似此人，何足叹羡，往往便为交代亦未可知。’后果如其言”②。从王勋所说赵普日后接替范质相位，则应是后周广顺元年（951）六月范质任宰相以后，赵普初任陇州巡官当在后汉时。显德元年（955）七月，刘词任永兴军节度使、行京兆尹，赵普被辟为从事，与楚昭辅、王仁赡同事。次年十二月刘词死，虽然刘词在遗表中向朝廷推荐赵普，但没有被朝廷任用，此后行踪当是如王铚所说，在滁州教蒙童为生。显德三年，后周世宗攻打南唐的淮南时，滁州“有镇州赵学究在村中教学，多智计，村民有争讼者，多诣以决曲直”③。此次世宗亲征，除以向训、王朴、韩通等留守东京外，文武大臣们例皆从征，宰相范质亦在从征之列，“世宗用兵淮上，太祖拔滁州，宰相范质奏（赵）普为军事判官”④，为州的幕职官。赵普与赵匡胤的初次相见在滁州，不论是赵普“时为郡之参佐，断事明敏，狱无冤者，太祖闻名召见与语，深器之”①，还是赵匡胤微服私访赵普于村中私塾，赵普从此与赵匡胤结识。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当时也领兵在淮南作战，生病于滁州，赵普不仅朝夕侍奉，又与赵匡胤父子攀附为同宗。不久，后周退兵，滁州复归南唐，赵普调任渭州（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同年，赵匡胤升任殿前都指挥使随后又兼领匡**节（同州，今陕西大荔）节度使，辟赵普为节度推官，赵普从此投入赵匡胤的幕府。显德四年，赵匡胤改领义成军（滑州，今河南滑县东）节度使，次年又改领忠武军（许州，今许昌）节度使，赵普一直留在赵匡胤的幕府，原刘词的幕僚楚昭辅、王仁赡也先后投入赵匡胤幕府，都成为赵匡胤的心腹。显德六年六月，赵匡胤升任殿前都点检。同月，世宗死，年仅7岁的柴宗训即位，为赵匡胤篡夺帝位提供了良机。七月，赵匡胤改领归德军节度使，赵普升为节度掌书记。

显德七年（宋建隆元年，960）正月元旦，在赵匡胤的精心策划下，指使人谎报辽军入侵，后周宰相范质等仓卒命赵匡胤率禁军北上抵御，于初三日当晚到达在当时黄河南的陈桥驿，次日清晨发动兵变，“都押衙上党李处耘，具以其事白太祖弟匡义”，赵匡义“即与处耘同过归德节度掌书记蓟人赵普”，赵“普与匡义入白太祖”，“陈桥兵变”成功，“先遣客省使大名潘美见执政谕意，又遣楚昭辅慰家人”②，在“义社兄弟”、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等人的内应下，赵匡胤顺利地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

为稳定局势的需要，也由于赵匡胤幕僚们原来的官职太低，宋朝建立后只得仍留用范质、王溥、魏仁浦为宰相，吴廷祚为枢密使。在随后升迁的霸府幕僚中，位列第二的赵普为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参与掌握枢密院的军事大权。同年五月，从征平定潞州李筠。八月，即升为兵部侍郎、枢密副使，在赵匡胤霸府幕僚中第一个升为两府大臣的。

②丁谓：《丁晋公谈录》。

③王铚：《默记》卷上。

④《宋史》卷256《赵普传》。

①《赵中令公普神道碑》。

②《续资冶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癸卯。

宋太祖自建立宋朝以来，最关心的是如何避免继后周而成为第六个短命政权，赵普建议对方镇“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①，借以加强皇权；对名望已高的石守信等军事将领，采取收其兵权的方针，以避免可能的“兵变”，都被宋太祖采纳而先后实施，并逐步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赵普也日益受到信任。建隆三年，留用的枢密使吴廷祚首先被罢职出为节度使，赵普接任枢密使。乾德二年（964）正月，范质、王溥、魏仁浦同日被罢相时，学识不多的赵普，显然事前并不了解新宰相的任命制度，因而没有能在罢免旧相前，向宋太祖提出合适的建议，以至于在建国的第五年，出现任命赵普为新宰相时，敕书没有在任宰相签署的尴尬场面，最后不得不以皇弟、“使相”赵光（匡）义的同平章事衔署敕，这是自唐中叶设使相以来，使相行使宰相职权唯一的一次。

赵普任宰相后，虽尽心辅佐太祖，但赵普“独断政事，太祖疑其专恣，欲用薛居正、吕馀庆为相，普恶其与己同列，但令参知政事”。当时，宋太祖“欲为赵普置副而难其名称”，于是召陶穀问曰：“下丞相一等者何官。”对曰：“唐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同年四月，任命薛居正、吕馀庆为参知政事。“中书印唯宰相得知，事无大小，尽决于（赵）普”。将参知政事作为副相的官衔一事，到咸平二年（999）即受到宰相李沆在《重修太祖实录》中批评，李焘记述：“史臣李沆等曰：案唐故事，平章事亚于参知政事矣，今穀不能远引汉御史大夫亚相故事为对，翻以参知政事为丞相下一等，穀失之矣，议者惜之。”宰相李沆直接批评的虽是陶穀，实际上也批评了当时的宰相赵普之失。赵普虽“寡学术”，却很有权术，对可能与其相位相近的官员，不仅排挤，甚至进行陷害，这次他不仅阻挡了薛居正、吕馀庆进入宰相的行列，而且一改隋唐以来只设宰相，不设副相的制度。由于创设的副相（参知政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①，将参知政事处于宰相助手的地位，不能参与决策。宋太祖原想起用资历学识远比赵普为高的窦仪任宰相，但“赵普忌窦仪刚直，乃引薛居正参知政事”②，排挤了窦仪。其后宋太祖又想起用冯瓒为相，赵普就一再设计陷害冯瓒，赵“普言（冯瓒）法当死，太祖欲贷之，普固执不可”③，必欲处于死罪，冯瓒被流放登州沙门岛（今山东长岛）。赵普从此日益擅权，“尝于视事阁坐屏后设二大瓮，凡中外表奏普意不欲行者，必投之瓮中，满则束缊（束以乱麻）焚之，以是人多怨者”④。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戊辰。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四月乙丑。

②《宋史》卷263《窦仪传》。

③《宋史》卷270《冯瓒传》。

④王称：《东都事略》卷26《赵普传》。

开宝六年（973）六月，雷有邻告政事堂官员受贿作弊，他们都得到宰相赵普的庇护，宋太祖在查实情况后，决定参知政事吕馀庆、薛居正升政事堂，与宰相赵普同议政事以分其权。八月，赵普罢相以“使相”出为河阳（孟州，今河南孟县南）三城节度使。

开宝九年十月，皇弟晋王赵光义在宦官王继恩的策应下，夜入皇宫，“斧声烛影”，杀死病中的宋太祖夺取帝位，是为宋太宗。也是武夫出身的宋太宗，可能对皇位在正常继承的情况下，新皇帝在即位的当年，仍使用去世皇帝的年号，到次年元旦才改用新年号的制度不了解，急于在十二月初一，即改当年为太平兴国元年，即使是竭力为宋太宗继承问题进行粉饰的南宋史学家李焘，也不得不说：“上（太宗）以亲政逾月，特与天下更始，非故事也。”①次年三月，赵普自河阳入朝，升太子少保留京城奉朝请，后虽又升太子太保，但没有受到重用，郁郁不得志。太平兴国六年（981）九月，适有原宋太宗幕僚如京使柴禹锡，告皇弟秦王赵廷美（匡美、光美）骄恣，可能有阴谋。太宗召问赵普，富于权术的赵普感到升迁的机会来临，立即表示“愿备枢轴以察奸变”。随后又编造了“金匮之盟”，据说是建隆二年六月，太祖、太宗的生母杜太后死前，对太祖说：“汝死当传位汝弟”，而且是赵普“即就榻前为誓书，于纸尾署曰：臣普记。上（太祖）藏其书金匮”。使宋太宗“大感悟”，赵普编造的故事，为他杀兄夺位制造了“合法继承”皇位的“根据”，解决了他继承皇位的合法性问题。他立即对数年来没有重用赵普表示歉意，“召普谓曰：人谁无过，朕不待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矣”②。于是，以赵普为司徒兼侍中，这是北宋前期最高的宰相职衔，遂成为首相，后又封为梁国公。

赵普任相后，积极迫害秦王赵廷美。太平兴国七年三月，赵廷美罢开封尹，改授西京（今洛阳）留守。同年五月，又设计诬告秦王赵廷美与次相卢多逊勾结谋反，卢多逊全家被流放崖州（今海南崖县西北）；赵廷美“勒归私第”，秦王府幕僚、小吏6人被斩。赵普又指使开封知府李符，诬告赵廷美“不悔过，怨望，乞徙远郡，以防他变”。赵廷美因而被降封为涪陵县公，房州（今湖北房县）安置。在宋太宗、赵普的淫威下，当时没有人敢为赵廷美说话，只有宋太宗的长子、赵元佐“独申救之”①，也无济于事。次年十月，赵普再次被罢相，以“使相”侍中衔出为武胜军（邓州，今属河南）节度使，后移山南东道（襄州，今湖北襄樊）节度使。在宋太宗次子赵元僖的推荐下，端拱元年（988）二月，再以侍中为首相。淳化元年（990）正月，赵普因病罢相改任西京留守。淳化三年（992）春，以病求退，拜太师，封魏国公，给宰相奉禄以养病。七月十四日，病死，终年71岁，追封真定王，谥忠献。沈义伦（沈伦）

沈义伦（909—987），后因避太宗光义名讳而单名伦，字顺宜，开封太康（今属河南）人。少习《三礼》，以讲学授徒为生。后汉乾祐元年（948），白文珂以“使相”任永兴军（陕州，今三门峡市西）节度使，沈义伦投白文珂幕下，开始了节府幕僚生涯。后周显德三年（956），赵匡胤初领匡**（同州，今陕西大荔）节度使，经宣徽使昝居润推荐，几乎与赵普同时投入赵匡胤幕府，沈义伦任从事，掌管财政。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太平兴国元年十二月甲寅。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太平兴国六年九月辛亥；卷2，建隆二年六月甲午。参见邓广铭：《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考释》。

①《宋史》卷244《魏王廷美传》，卷245《汉王元佐传》。

宋朝建立，沈义伦在以“佐命功”升迁的赵匡胤霸府幕僚中，名列第四。自归德军（宋州，今商丘南）观察推官升为户部郎中。沈义伦较关心民间疾苦，次年出使吴越时，途中见到淮南扬州、泗州（今盱眙西北）发生饥荒，饥民饿死不少，在他归朝后的力请下，宋太祖下诏淮南地方进行赈济。建隆三年十一月，升给事中。乾德元年（963）改任陕西转运使。乾德二年十一月，宋军进攻后蜀，沈义伦改任随军转运使。次年正月，宋灭后蜀，宋军将帅恃功贪暴，只有都监曹彬、转运使沈义伦清廉，曹彬归朝后，“唯荐义伦可任”①。乾德五年八月，沈义伦升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开宝二年（969）二月，宋太祖亲征北汉，以皇弟赵光义为东京留守，沈义伦为大内都部署、判留司三司事，负责皇宫安全和处理朝廷日常财政事务。

沈义伦言行谨小慎微，当新贵们纷纷营造宏丽的新居，他的住房虽卑陋但不进行修缮。开宝六年五月，宋太祖派官督工按设计图为他营造新居时，他还是要求建造较狭小的房屋。同年八月，连任十年宰相的赵普，因跋扈擅权被罢相出为节度使。九月，枢密副使沈义伦与参知政事薛居正同日升为宰相，沈义伦是赵匡胤霸府幕僚中继赵普之后第二个升任宰相。

开宝九年（976）十月，赵光义（太宗）夺位后，沈义伦避宋太宗名讳，改名沈伦。仍任次相。太平兴国四年二月，宋太宗亲征北汉及随后攻辽，百官从征，次相沈伦任东京留守兼判开封府事，全权负责留守事务。

太平兴国六年六月，首相薛居正死，沈伦升为首相。同年九月，赵普因编造“金匮之盟”被宋太宗任为首相，沈伦再次充任次相，一场迫害皇弟秦王赵廷美的活动在赵普的主持下紧张进行。次年初，沈伦开始生病，也许是他觉察到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以病告假静观发展，“清介醇谨”的沈伦既无力阻止，也不愿参与迫害秦王赵廷美、次相卢多逊，更不想被卷入其中而受牵连，在赵廷美勾结卢多逊谋反罪名将要成立之前，沈伦“已上表求致仕”①。但同年四月，沈伦仍以不能觉察卢多逊罪行而被罢相。沈伦再次上表请求致仕，同年七月，以左仆射致任。雍熙四年（987）病死，终年79岁，谥恭惠。

第二节 吕馀庆（附吕端）刘熙古吕馀庆（附吕端）

吕馀庆（927—976），原名胤，字馀庆，宋初因避宋太祖名讳，以字行，幽州安次（今河北安次西）人，官宦世家。祖吕兖，唐末，任横海军（沧州，今沧州东南）节度判官。后梁开平三年（909）五月，横海军节度使刘守文攻其弟刘守光于幽州败死，刘守光反攻沧州，吕兖立刘守文子刘延祚为帅，并率军民守城。次年正月，刘延祚降，吕兖全家遇害，吕兖子吕琦，时年15岁，门客赵玉诈以为弟而得脱。吕琦后投太原晋王李存勗霸府，后唐建立，历殿中侍御史、礼部郎中、给事中、御史中丞、端明殿学士。后晋时，任秘书监、兵部侍郎。吕琦子吕胤（馀庆）、吕端。

吕胤后晋时以父荫入仕，历开封府参军、忠武军（许州，今许昌）节度推官。后汉时，任濮州录事参军。后周显德三年（956）十月，赵匡胤领匡**节度使，吕胤任掌书记，遂成为赵匡胤霸府幕僚；后周末，任宋、亳观察判官。

宋朝建立，吕胤以字行。吕馀庆在以佐命功升迁的霸府幕僚中名列第三，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乾德五年二月乙丑。

①《宋史》卷264《沈伦传》，卷256《赵普传》。

升给事中、端明殿学士，后任首都开封府知府。同年，宋太祖先后平定潞州李筠、扬州李重进叛乱，开封知府吕馀庆协助枢密使吴延祚及皇弟赵光义留守京城。后升户部侍郎。乾德元年（963）三月，宋平荆湘，吕馀庆任新占领区潭州知州，同年移为襄州（今湖北襄樊）知州，后改为兵部侍郎、江陵知府。

乾德二年四月，创设副相参知政事，吕馀庆与薛居正成为首任参知政事。但当时虽名为副相，却“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①，实际上只是宰相赵普的助手。次年正月，宋灭后蜀。二月，吕馀庆以副相参知政事权知成都府。当时后蜀刚亡，以宋军统帅王全斌为首的大部分将领日夜宴饮，“豪夺子女玉帛，及擅发府库，隐没货财”②，军士们也进行抢掠，“大将王全斌等不能戢下”，“吕馀庆立捕斩之以徇，军中畏伏，民用按堵”③，秩序逐渐恢复。开宝元年（968）正月，蜀地已平静，参知政事吕馀庆回朝，兼任剑南、荆南等道都提举三司水陆发运等使，实际是负责督运后蜀国库财物至京。

开宝六年，宋太祖为抑制宰相赵普的擅权，决定提高副相参知政事的职权，“诏参知政事吕馀庆、薛居正升都堂（政事堂、中书）与宰相同议政事”，与宰相赵普“分（日）知印、押班奏事”①，吕馀庆等才从宰相赵普的助手地位，提高至与其副相相称的地位。九月，吕馀庆以病求解职，罢为尚书左丞。开宝九年（976）死，终年50岁。

吕端（935—1000），字易直，吕馀庆弟，以荫入仕，后周时任至著作佐郎、直史馆。

宋太祖时任至成都知府，开宝九年宋太宗即位后，皇弟赵廷美，封齐王，任开封府尹，吕端后被调任开封府判官，进入赵廷美幕府。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亲征北汉，原拟以皇弟赵廷美主持留守事务，吕端为赵廷美出谋认为应该从征，赵廷美从征后进封秦王。次年，吕端因秦王府亲吏请托违诏市竹木而被贬官。雍熙三年（986）太宗次子赵元僖任开封尹，吕端再次任开封府判官，成为许王赵元僖的幕僚。淳化三年（992）许王赵元僖暴病而死，因其嬖妾张氏专恣，吕端等王府幕僚以失职被降官，吕端不久复官，升枢密直学士。淳化四年（993）六月，任参知政事。太宗想用吕端为宰相，有人说：吕端“为人糊涂”。太宗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②至道元年（995）四月，吕蒙正罢相，吕端任宰相（独相）。副相参知政事自开宝六年提高职权后，可能在太宗初年地位又降低，吕端因与寇準同时升任参知政事，而自己先升为宰相，向太宗提出“臣兄馀庆任参知政事日，悉与宰相同，愿复故事”③。从此，参知政事与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而且将原先上朝的砖位与宰相合而为一，遂成制度。

至道元年八月，宋太宗立第三子寿王赵元侃（恒）为太子，这是宋朝首次立太子。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四月乙丑。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乾德五年正月辛丑。

③《宋史》卷263《吕馀庆传》。

①《宋史》卷3《太祖纪》三。

②《宋史》卷281《吕端传》。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至道元年四月戊子。

至道三年三月，宋太宗病危时，曾经帮助宋太宗夺位的大宦官王继恩，又想故伎重演，说动李皇后，并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等，谋立太宗长子楚王赵元佐为帝。太宗死后，李皇后派王继恩召宰相吕端。吕端“知有变”，遂锁王继恩于阁内，并派人看守。吕端入宫后，李皇后提出“立嗣以长”问题与吕端商议，吕端认为太宗立太子正是为了日后帝位的继承，遂奉太子赵恒为帝，是为真宗。“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群臣”。吕端因恐宦官们以楚王赵元佐冒充赵恒，吕端“平立殿下不拜”，请卷帘，并上殿查看无误后下殿，率领群臣拜呼万岁①。宋朝皇位首次正常继承，也是第一次由宰相参与意见的皇位继承，在宰相吕端主持下顺利进行。太宗时跋扈一世的大宦官王继恩终于被贬官，安置于均州（今湖北十堰东北），后死于贬所。咸平元年（998）十月，吕端因病以太子太保罢相，仍享受宰相俸禄的特殊礼遇。咸平三年（1000）死，终年66岁，谥正惠。

刘熙古

刘熙古（903—976），字义淳，宋州宁陵（今属河南）人。少通经史，也精于骑射。后唐长兴中，因祖父名实进，因而避讳未考进士科而考《三传》，中举；时翰林学士和凝掌科举，召刘熙古参与进士科考试，中第，与后周宰相范质同时或先后成为和凝的门生，但刘熙古长期沉沦于县令及节镇幕僚。后唐末，入金州（今陕西安康）防御使孙铎幕下为从事。后晋初，随孙铎至汝州（今属河南），孙铎死后，改任下邑县（今夏邑）令，后任三司户部出使巡官等。后汉时，任卢氏（今属河南）县令。后周显德二年（955）秋冬，后周平秦、凤，刘熙古出任秦州观察判官；显德六年七月，赵匡胤改任归德军节度使，刘熙古任节度判官。

刘熙古虽是投入赵匡胤霸府的主要幕僚，但还来不及与赵匡胤建立密切的关系，次年正月赵匡胤即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建隆元年（960）正月，在宋太祖为其主要幕僚们加官进职时，刘熙古虽名列第一，所进官衔为左谏议大夫，也略高于位列第二的赵普右谏议大夫，这可能是因为刘熙古在霸府幕僚中资历最高。但刘熙古并没有受到重用，而是长期出任州、府长官。自建隆元年以左谏议大夫知青州；同年十一月宋太祖亲征扬州李重进，刘熙古被“追赴行在”从征①。建隆二年，又以左谏议大夫制置晋州（今山西临汾）矾务，当时矾实行禁榷制，由国家专卖，刘熙古“许商人输金银、布帛、丝绵、茶及缗钱，官偿以矾，凡岁增课八十万贯”②，是宋太祖霸府主要幕僚中唯一从事基层财务的官员。

乾德元年（963）前后，刘熙古升为刑部侍郎、知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后改任权知秦州。秦州地近党项、吐蕃族居住区，多边患，刘熙古恩威并施，又“取其酋豪子弟为质”③，边境地区日渐平静。开宝元年（968）正月，以端明殿学士职名权知成都府，以接替回京复职的参知政事吕馀庆。

①《宋史》卷281《吕端传》。

①《宋史》卷263《刘熙古传》。

②《宋史》卷185《食货志》下七《矾》。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六月乙卯。

开宝五年二月，刘熙古回京任参知政事，在原霸府主要幕僚中是最晚一个出任两府大臣。次年五月，刘熙古因足疾以户部尚书致仕。开宝九年（976）死，终年74岁。刘熙古不仅是宋太祖原霸府幕僚中唯一的文武全才型人物，也是唯一的学者，史学、音韵学、阴阳学皆通，著有《历代纪要》50卷、《切韵拾玉》5卷等数种，后者还曾刻印流传。

（谢选骏指出：《三国志·魏志·阮瑀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乃叹曰：‘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乎！’”——阮籍真是少见多怪，他怎能想到，比刘邦项羽逊色如此的人，也能悍然照亮了汗青。）

【第二十八章 杨业 杨延昭 杨文广】

第一节 杨业（附杨重勋）

北汉“杨无敌”

杨业（一作邺）（？—986），本名重贵，父杨信，“麟州土豪”，当是麟州（今陕西神木北）人。后汉时，“自为刺史”，臣附于后汉、后周。杨信二子，长子重贵，次子重训（勋）。杨重贵事北汉世祖刘崇，北汉帝刘承钧时赐姓刘改名继业，“比于诸子”，任保卫指挥使，升至领建雄军（晋州，时属后周，今山西临汾）节度使。屡建战功，号为“无敌”①。

宋开宝元年（968），宋太祖攻北汉时，刘继业以侍卫都虞候，领军扼守团柏谷（今太谷西南）以抗宋军。侦知宋大军已至，虑众寡不敌，退保太原，被罢兵权。宋军围攻太原，刘继业又领兵守城，数出兵攻宋军。宋军多次攻城未果，加上暑雨，宋军将士多病，只得退兵。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亲征攻北汉，围太原城，刘继业捍太原城东南面“杀伤宋师无算”①。五月，北汉帝刘继元降，刘继业犹据城苦战。刘继元派亲信前往命令投降，刘继业才归宋。

宋朝杨家将刘继业归宋后，复姓杨氏，单名业（一作邺），随即授环卫官为左领军卫大将军；不久，领郑州防御使。

辽乾亨元年（979）九月，辽军分路南犯，虽为宋军击退，但边境形势仍很紧张。宋太宗认为：“杨业老于边事，洞晓敌情。”遂任命杨业为代州（今山西代县）知州兼三交（今太原北）驻泊兵马部署②，时大将潘美任三交都部署，屯兵防辽。次年三月，潘美自三交口巡抚至代州，适遇辽军南犯雁门（今代县西北），杨业率骑兵由小陉至雁门北口向南，与潘美所部合击，大败辽军，杀辽将萧咄李，俘辽将李重海。杨业以功升“领云州观察使，仍判郑州、知代州事，自雁门之捷，契丹畏之，每望见业旗即引去”。一个归宋不到一年的降将，立功边关，扬威朝野，受到宋太宗的重用，但却引起宋朝旧将们的妒忌。从此，“主将戍边者多嫉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③。虽然仍得到宋太宗的信任，却埋下了日后因失援而血染疆场悲剧的祸根。

①《东都事略》卷24《杨业传》。

①吴任臣：《十国春秋》卷106《刘继业传》。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十一月癸巳。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丁丑。

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正月，宋军大举攻辽，以东路军曹彬、崔彦率主力直取幽州；另以米信、杜彦圭部出雄州，田重进部出飞狐（今涞源）。二月，西路军以潘美为云、应（今山西应县）、朔（今属山西）等州都部署，杨业任副都部署，王侁、刘文裕为监军，率部出雁门。宋太宗原计划曹彬所率主力大张声势，扬言直取幽州（辽南京），持重缓进，将辽军吸引在幽州，以利于西路军顺利攻占沿途州县，然后会师攻取幽州。三月，西路军出雁门，击败辽军，辽寰州（今山西朔州东）刺史赵彦辛（辛，《辽史》作章）降宋；进围朔州，辽节度副使赵希赞以城降宋。辽以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为山西兵马都统，率军抵抗潘美、杨业所统宋西路军，尚未到前线，潘美、杨业军又攻辽应州（今应县），辽节度使艾正以城降宋。四月初，潘美、杨业军又攻占云州，辽大同军（云州）节度副使赵毅等降宋。在西路宋军攻城俘将，连连得胜的形势下，作为主力的东路宋军为争功，不等与西路军会师，违背诏旨，自行北上攻占涿州，又因粮尽退兵。五月，宋东路军又进至岐沟关（今涿州西南）北，受到辽军主力的追击，岐沟关之战宋东路军大败，宋太宗遂令西路军退回代州，护送云、朔、寰、应四州民户南迁。辽军大败宋东路军后，耶律斜轸部得以全军十余万西攻；六月，攻占寰州，宋守军千余人战死。面对强敌，杨业对潘美、王侁等建议：“贼势盛，不可与战，姑密谕云、朔等将先出寰，我师次应州，贼必悉众来拒，俾朔州吏民直入石碣谷，列强弩千人于谷，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万全矣。”首先遭到监军王侁的反对，并说：“君侯素号无敌，见敌逗挠岂有他志。”①王侁又得到主帅潘美的支持，杨业处于如不出战即是通敌的情况下。七月，被迫出军，只得要求潘美等在陈家谷口（今宁武北）接应。辽军主帅耶律斜轸得知杨业出兵，令部将萧挞凛设伏兵于路，杨业率部北攻朔州，清晨，杨业“麾帜而前，斜轸佯退，伏兵发，斜轸进攻”①，杨业战败。而潘美、王侁等则“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陈家）谷口”，杨业自午至暮，从朔州南三十里狼牙村转战退至陈家谷口，“望见无人，即拊膺大恸”，残部还有一百多人，杨业对他们说：“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无益也，可走还报天子”。杨业往日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深受士卒的拥戴，如今面临生死关头，他们都不肯离去，杨业遂“再率帐下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杨）业犹手刃数十百人”②，杨业为流矢所中坠马，马亦被射中受重伤，杨业遂为辽军所俘，其子杨延玉亦战死。杨业在被押赴辽朝途中绝食三天而死。杨业自北汉时起，与辽朝“角胜三十余年”，“人号杨无敌”③，深为辽朝人民敬畏。辽朝人民在杨业死地建庙祭祀。在杨业死后近一百年时，元祐四年（1089），苏辙奉使辽朝，出古北口（今北京怀柔东北），作《过杨无敌庙》诗：“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④，说明杨业是宋、辽两朝人民敬仰的英雄。杨业实际是因主帅潘美、监军王侁、刘文裕等妒忌，被置之必败之地，潘美等又违约不援所害。杨业之死，“天下闻其死，皆为之愤叹”⑤，宋太宗深为痛惜，但宋太宗的亲信、主帅潘美只受到带有象征性的惩罚，削秩三等，而且所削的只是检校官的荣誉衔，由检校太师降为检校太保，并且次年即恢复。外戚刘文裕被除名，配隶登州（今山东蓬莱），但“岁余，上（太宗）知业之陷由王侁，召文裕还”①。主要责任都推给王侁，王侁被除名，配隶金州（今陕西安康），后死于召还途中。

①曾巩（题）：《隆平集》卷17《杨邺（业）传》。

①《辽史》卷83《耶律斜轸传》。

②《宋史》卷272《杨业传》。

③《辽史》卷83《耶律斜轸传》。

④苏辙：《栾城集》卷18。

⑤《隆平集》卷17《杨邺（业）传》。

①《宋史》卷463《刘文裕传》。

宋太宗不仅对杨业进行褒赠，追赠太尉、大同军节度使，还录用杨业六子，杨延朗（延昭）自供奉官升崇仪副使，杨延浦、杨延训由殿直升供奉官，杨延瓌、杨延贵、杨延彬录用为殿直。杨延昭及子杨文广后来都成为抗辽名将。后世将杨业、杨延昭、杨文广祖孙三代的抗辽事迹，演绎为“杨家将”故事，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杨重勋（重训）

杨重勋（？—975），杨重贵（业）弟，本名杨重训，后周末避恭帝名宗训改。父杨信死后，由于兄杨重贵事北汉，杨重信继任麟州刺史后也归附北汉。后周广顺二年（952）末，一度归附后周，后又再次归附北汉。显德四年十月，再次归降后周，升为防御史。

宋朝建立，杨重勋归附，多次击退北汉的进攻。乾德五年（967），设建宁军于麟州，杨重勋升任建宁军节度留后，开宝五年（964）九月，宋太祖采取另派武臣任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麟州等地的长官，而将世袭的土豪移置内地，杨重勋由建宁军节度留后移为保静军（宿州，今属安徽）节度留后②，后升节度使，开宝八年（975）七月死。

第二节 杨延昭 杨文广

杨延昭（延朗）

杨延昭（958—1014），本名延朗，号杨六郎，大中祥符五年（1012），因避宋真宗所臆造的圣祖赵玄朗讳名改。

太平兴国四年杨业归宋后，杨延昭以父荫补为供奉官，从杨业征战疆场。雍熙三年（986）宋军大举攻辽，杨业任西路军副统帅，进攻应州、朔州，杨延昭任先锋，在围攻朔州的战斗中，“流矢贯臂”而“斗益急”①。同年，杨业殉节，杨延昭升为崇仪副使任景州知州；后因江、淮地区凶年歉收，改任江南、淮南都巡检使。又升崇仪使、知定远军（由景州改），改保州缘边都巡检使。

咸平二年（辽统和十七年，999）九月，辽圣宗、萧（绰）太后率军攻宋。十月，攻遂城（今徐水西），保州缘边都巡检使杨延昭适在遂城，遂城“城小无备”，萧太后亲临遂州城下，围攻数日，“众心危惧”，杨延昭调“集城下丁壮护守，偶大寒，命汲水注城外，及旦悉为冰，坚滑不可近”②，杨延昭以冰城智守遂城，辽军只得撤围退兵。次年二月，杨延昭以功升莫州刺史。咸平四年四月，杨延昭升本州团练使。七月，宋以王显为都部署、负责河北西半部防务，杨延昭任前阵钤辖。十月，萧太后、辽圣宗再次亲率军侵宋，杨延昭与杨嗣等会师威虏军（遂城），都部署未出兵，杨延昭与杨嗣等伏精兵于羊山之西，自北掩击，且战且退，诱使辽军进入伏击地，伏兵突起①。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开宝五年九月戊寅。

①《宋史》卷272《杨延昭传》。

②王称：《东都事略》卷34《杨延昭传》。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一月丙子。李焘考证：“《杨延朗（昭）传》以羊山之捷为三年时方积雨，契丹以皮为弦，湿缓不能用”②，辽军先胜后败，杨延昭、杨嗣等部队损失也不少，辽军虽进至满城（遂城西南，今保定西北），不得不“以泥淖班师”③。

咸平六年（辽统和二十一年）四月，辽军攻宋，“望都之战”宋军大败。六月，杨延昭改任保州、威虏军、静戎军（今徐水）缘边都巡检使，驻保州，负责河北路西北部防务。

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春，杨延昭改任宁边军（今蠡县）部署，并增加兵力至万人。同年闰九月，辽圣宗、萧太后率军大举攻宋。十一月，在宰相寇準坚请下宋真宗亲征，北上澶州，辽军也进至澶州城北，杨延昭审视战略形势，向宋真宗建议：“契丹顿澶渊，去北境千里，人马俱乏，虽众易败，凡有剽掠，率在马上。愿饬诸军，扼其要路，众可歼焉，即幽、易数州可袭而取”，一心求和的宋真宗不予答复，杨延昭“率兵抵辽境，破古城，俘馘甚众”④。同年十二月，宋辽于澶州订立和议，史称“澶渊之盟”。景德二年正月，宋真宗部署宋辽和议以后的河北防务，杨延昭改任保州知州兼缘边都巡检使，“止令在保州，遣同巡检往来巡警”⑤，如遇军情，再率部下赴援。次年，升领防御使，后又改任高阳关（今高阳东）副都部署，连任九年。大中祥符七年（1014）死，终年57岁。杨延昭与士卒同甘苦，智勇善战，号令严明，身先士卒，深受士卒的拥戴，镇守河北边关20余年，威震辽境，被称为杨六郎。子三人，文广最著名。

杨文广

杨文广（？—1074），字仲容，当是杨延昭次子，以父荫入官。庆历三年（1043），陕南张海起义，杨文广从征有功，升殿直。四年六月，范仲淹宣抚陕西，杨文广隶属范仲淹麾下。皇祐四年（1052）九月，狄青讨伐侬智高，选陕西兵赴广南，德顺军（今宁夏隆德）知军杨文广从征，历任广西钤辖，宜州（今广西宜山）、邕州（今南宁）知州，累迁左藏库使、带御器械。英宗时，英宗以杨文广为“名将后，且有功”，升领团练使，任侍卫亲军龙卫（骑军）、神卫（步军）四厢都指挥使。后升领防御使，任秦凤路副都总管①。熙宁元年（1068），陕西经略使韩琦，奏请于秦州西北边城建城堡以保护附宋蕃民。七月，韩琦派秦凤路副都总管杨文广前往筑筚篥城，杨文广采取声东击西策略，扬言要建喷珠城，率部急奔筚篥，随即部署防务，直至次日清晨，西夏军才到达，见宋军防守严密只得退兵，并留书称回去奏请以数万骑兵来驱逐宋筑城部队，杨文广立即派兵遣将追杀西夏军，杀获甚众；九月，甘谷等三城堡修成，受到宋神宗诏书褒谕，筚篥城赐名通渭堡（今陇西东北）。杨文广历任泾州（今泾川北）知州、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知军。冬，则其误审矣。”参见卷48，咸平四年四月己巳注。

②《宋史》卷268《王显传》。

③《辽史》卷14《圣宗纪》五。

④《宋史》卷272《杨延昭传》。

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景德二年正月乙卯。

①《宋史》卷272《杨文广传》。又本传原标点有误，杨文广“迁兴州防御使。秦凤路副都总管韩琦使筑筚篥城。”熙宁三年十二月，改任鄜州（今陕西富县）权知州；以后又自西北边防移向河北，任定州路副都总管，升侍卫步军都虞候。熙宁七年三月，辽朝遣使到宋朝，争河东地界，杨文广献阵图及取幽州（今北京）策略，朝廷还未及回复，十一月，杨文广病死。

（谢选骏指出：这几位姓杨的，是杨家将故事的原型——大约现实越不济，传说越离奇。他们的悲情故事，由于元清鞑靼的暴行，而永垂人间了。）

【第二十九章 寇準】

第一节 理政爱民，刚直不阿

寇準（961—1023），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北）人。父寇相，五代后晋开运（944—946）年间为魏王记室参军。寇準晚年封莱国公，故人尊称为寇莱公。少时不修小节，颇爱飞鹰走狗，在太夫人的严厉管教下，“由是折节从学”①，精通《春秋》三传。19岁，举进士。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后徙大名府成安县。初入仕途寇準就显示出才干，在理政时，不苛取百姓，以恩信为办事的准则，深得民心。征纳赋役时，官府不需出符移，只在县衙门前公布乡里姓名，百姓便主动按期交纳。不久，迁殿中丞、通判郓州；又召试学士，授右正言、直史馆，为三司度支推官，转盐铁判官。

寇準是宋朝极言直谏的名臣。他奉诏言北方边事的利与害，直披肝胆，无所顾忌，深得宋太宗的赏识，被任为枢密院直学士。

史书记载，寇準曾因奏事切直，太宗不愿听下去，很生气，起身要离开。寇準竟然扯着太宗的龙袍，请皇帝再坐下来，听其陈述。事情有了结果，皇帝才得以退朝。太宗也是求治的君王，他很欣赏寇準的耿直、认真和胆识，感慨地说：“这才是真宰相。”对左右朝臣说：“朕得寇準，犹文皇之得魏徵也。”①淳化二年（991）春，大旱，太宗召集近臣，问朝政得失，寇準借机说，天旱是因为刑法不公。寇準的话激怒了太宗，他要寇準说出刑法不公的事实。寇準要求召集中书门下与枢密两府执政人员，当着他们的面说出事实来。待二府执政到齐后，寇準说，祖吉与参政王沔的亲弟弟王淮都贪污受贿，而且王淮贪污受贿的数额远在祖吉之上。但祖吉人被诛，家产被籍没；而王淮只仗于私堂，且不久又仍复其官，用法这样不公，上苍能不发怒吗？太宗质问在场的王沔，王沔无法抵赖，只能向皇帝谢罪。据《宋史·王沔传》记载，王沔弟弟王淮任殿中丞，掌香药榷易，坐赃当弃市，由于王沔的关系，诏杖一百，降定远主簿。寇準的敢说敢为，显示他疾恶如仇的勇气。通过这件事，太宗意识到对直臣寇準应当加以重用，即拜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同知院事。

寇準耿直，一些臣僚为之折服，但也开罪一些同僚，“守正嫉恶，小人日思所以倾之”②。淳化四年（993），寇準被贬知青州，这是遭受不白之冤。枢密院副使张逊是一个“小心谨慎，徒以攀附至贵显”的小人。他与寇準观点不一致，每每奏事都遭寇準的反对，为此，张逊耿耿于怀。一日，张逊晚归私宅第，寇準与温仲舒也同出禁中，并辔而行，道遇狂人，狂人迎马首拜呼万岁。张逊嗾使与自己亲近的羽林将军王宾向太宗报告。寇準引温仲舒作证，表明此事纯系偶然；张逊则以王宾亲见事实，一定要陷寇準是犯了大逆之罪。为此，两人在太宗面前往复争论，互斥其短。太宗一气之下，寇準被贬知青州，张逊也被降为右领军卫将军。①但是太宗知道寇準对自己忠心耿耿，不可能有犯上的行径。因此，次年就召回寇準，拜为参知政事。

①司马光：《涑水记闻》卷7。

①《宋史》卷281《寇準传》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记载的时间与细节略有不同。②《宋史》卷281《毕士安传》。

①参见《宋史》卷281《寇準传》；卷268《张逊传》。但《张逊传》系此事于雍熙年间，误。

第二节 安邦定国，河北退兵

宋太宗晚年时，有两件大事困扰着他，并直接影响着宋朝的安危。一是西夏与辽的扰边，不断威胁北宋；二是太宗迟迟拿不定主意确定自己的继位人。寇準被召回，不完全是太宗个人感情所致，重要的因素是想起用寇準，以协助稳住宋朝江山。

至道元年（995），冯拯、黄裳和王世则等上疏，请立许王元僖为太子。

太宗晚年多疑忌，容不得臣下谈立储这样的大事。太宗一怒之下，冯拯被贬知端州。从此，朝廷内外没有人再敢提继位人之事。太宗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对立储内心也焦急。所以，寇準回朝，太宗还责怪他为什么回来这样慢。太宗问寇準，皇子中哪一个“可以付神器？”寇準说：“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宫，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人择所以副天下望者。”太宗低头仔细地考虑后，屏退左右，问立襄王元侃是否可以？寇準说，知子莫如父，这事当要果断地定下来。

在西北边事上，寇準主张要用安抚的办法解决。太宗同意寇準的意见，派他出使渭北。

至道三年（997）三月，宋太宗死，原襄王赵恒继位，是为宋真宗。真宗信任寇準，不断提高寇準的地位。先迁尚书工部侍郎，咸平初徙河阳，改同州，后又徙凤翔府；再迁刑部，权知开封府。咸平六年（1003），真宗对宋初的制度作调整，合盐铁、度支、户部为一使，寇準迁兵部，为三司使。景德元年（1004）名臣毕士安任同中书门下章事，毕士安荐寇準，赞其“秉资忠义，能断大事，臣不如也。”真宗担心寇準刚直难独任，毕士安还是力荐，说其“忘身徇国，秉道疾邪”，不为流俗所喜，在契丹人不断南下时，正应当重用这样的大臣。真宗诏寇準为集贤殿大学士，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名列毕士安之后。

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圣宗耶律隆绪与萧太后，率领大军南下攻宋。急书一日五至，寇準却平静如常。真宗得知后，震惊不已，质问寇準。寇準说：陛下要退辽兵，不过五天时间即可。并主张真宗亲征。真宗犹豫，面带难色，要回内宫。寇準劝陛下不要动摇，力促真宗成行。真宗这才决定讨论亲征事。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曾密请真宗去金陵；佥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请真宗“幸蜀”。真宗就此事问寇準，寇準晓得此中内情，佯作不知，当着王钦若、陈尧叟的面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杀也。”指出只要皇帝亲征，人心振奋，文武大臣协作团结一致，辽军自可退去。辽军来攻，我们可出奇计骚扰，打乱其进攻计划；也可以坚守不出，使辽军疲惫不堪，再乘机打击。这样就可稳操胜券。如果退至江南或是四川，则人心动摇，辽军乘势深入，大宋江山还能保得住吗？王钦若、陈尧叟对寇準更加忌恨。

辽军攻岢岚军、莫州、瀛州等。十月，瀛州城下，萧太后亲自擂鼓，宋辽大战，矢集如雨，辽军死伤3万余，也无法破城，乃退师。

十一月，真宗启行亲征，军至韦城，朝臣中一些人再一次劝真宗南幸金陵，真宗又犹豫。寇準说，辽军迫近，四方危急，只可进一尺，不可退一寸。寇準并请太尉高琼进言真宗。真宗这才决心至澶州。

到了澶州城南，真宗驻跸，又不愿再进。寇準、高琼固请真宗过河。寇準说，此时不过河，则人心危。各地的赴援之师日至，不能再犹豫了。到了渡河口浮桥处，真宗又停下来。高琼以锤击驾真宗御车的辇夫的背，迫真宗渡河。当真宗登上澶州的北城门楼，城楼上飘起黄龙旗，城下宋军，大受鼓舞，齐呼万岁，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十二月，东京留守雍王元份暴疾，真宗回驾，把抗辽军事大权全部交给寇準。

宋辽两军相持十余日，辽统军萧挞凛督战，宋军的床子弩机发矢，萧挞凛中箭身死。辽军秘密派人来求和，真宗本来就无意攻打辽军。景德元年十二月（1005年1月），宋辽议和，宋许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真宗与辽圣宗以兄弟相称，尊辽萧太后为叔母，这就是“澶渊之盟”。

第三节 宦途险恶，远窜南荒

澶州一战，寇準的声望更高，景德二年（1005），加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这更引起王钦若等朝中大臣的忌恨。三年三月王钦若对真宗说，寇準逼着皇帝亲征，澶州一战，订下城下之盟，这不是胜利，是君王的耻辱，寇準哪里能说是对社稷有功呢？真宗当时虽没有计较，但此后，对寇準的疑忌加重。不久，寇準罢相出为刑部尚书知陕州。后宋辽关系又紧张，真宗乃诏寇準还，以兵部尚书权东京留守。

天禧元年（1017），寇準改山南东道节度使。后又镇永兴军。时真宗大力崇道教，“百姓不服”，朱能诈言天书降，真宗访诸大臣，有人提出，只有平素不相信这种活动的寇準出面，才能使百姓折服。寇準不愿参与，但他的女婿在一些人的授意下，致书寇準。寇準门人也反对，但在时势的逼迫下，寇準陷入圈套，遂上天书。此事颇为时议所非。①上天书后，寇準被拜为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景灵宫使。天禧三年（1019），进尚书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

寇準性情刚烈，行事无顾忌。早在太宗朝时，他序迁官员，“素所喜者多得台省清要官，所恶不及知者，退序进之”②。得以进秩的官员，多为贤能之士，但也有平庸之辈，未得序迁者更是不满，因而引发一场争端。太宗问及此事，寇準为自己辩解，太宗已是老大不高兴，但寇準不服，“力争不已，又持中书簿，论曲直于帝前”。太宗更是不高兴，很有感慨地说：“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由此，寇準被罢，出知邓州。

真宗朝，寇準在相位，用人不拘一格。习惯于按例升迁的同列，对此颇为不满。寇準不顾这些，说，宰相的职责，就是进贤退不肖，如果墨守成规，那是一个小吏都能做的事。他厌恶丁谓、钱惟演、林特及曹利用这些佞人。丁谓为寇準起用，官至参知政事，丁谓奉事寇準小心谨慎。史载：“尝会食中书，羹污（寇）準须，（丁）谓起，徐拂之。準笑曰：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邪？（丁）谓甚愧之，由是倾构之日深。”丁谓为寇準擦去口边的汤羹，却为寇準借机奚落一顿，由此，结下深怨。丁谓权盛时，钱惟演附之，通婚姻；钱惟演又是真宗身边刘皇后的姻亲。林特为三司使时，催缴河北岁绢甚急，寇準素来讨厌林特，他帮助转运使李士衡与林特对立，因此积下了深怨。这些人相互结交，成为陷害寇準的政敌。

真宗得风疾，刘皇后预朝政于后宫。寇準乘机向真宗进言，要选择方正大臣来辅佐太子，对丁谓、钱惟演这些佞人不可委以辅佐大事。真宗同意，寇準密令杨亿草表，请太子赵祯监国，以杨忆代丁谓。寇準“性豪侈，喜剧饮”。酒后失言，泄露机密。寇準被罢为太子太傅，封莱国公。

内侍周怀政在朝内权势尤盛，以妖言惑众。在朝廷崇尚道教的氛围中，他无所顾忌，掠取国库钱财，托神造符，言国家休咎，评品朝廷大臣，附会者益众。朝中一些大臣不断告发周怀政，真宗却不忍加以斥逐，只是逐渐疏远；寇準在朝时，因其顺从自己，也没有追究。寇準被罢，周怀政更是惶恐不安，以其弟周怀素，召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等，谋杀丁谓，复相寇準，奉真宗为太上皇，罢皇后预政，传位太子。事泄，周怀政被诛，寇準虽未预事，但也被牵连。降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再贬道州司马。真宗不知寇準被贬出朝，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寇準，很奇怪，问左右发生了什么事情，左右不敢告知实情。真宗在离世前，还说只有寇準与李迪是可以托付国家大事的重臣。

乾兴元年（1022）二月，再贬雷州司马。仁宗天圣元年（1023），寇準在贬所雷州（今广东海康境）病卒，后归葬洛阳。仁宗朝追谥忠愍。著作有《寇莱公集》。

①《宋史·寇準传》系“上天书”事于天禧元年，误。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9、《宋史》卷466《周怀政传》等，应在天禧三年。毕沅《续资治通鉴》卷34有考论。

②《宋史》卷281《寇準传》。

（谢选骏指出：景德元年也就是1004年闰九月，辽圣宗耶律隆绪与萧太后，率领大军南下攻宋。急书一日五至，寇準却平静如常。真宗得知后，震惊不已，质问寇準。寇準说：陛下要退辽兵，不过五天时间即可。并主张真宗亲征。真宗犹豫，面带难色，要回内宫。寇準劝陛下不要动摇，力促真宗成行。真宗这才决定讨论亲征事。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曾密请真宗去金陵；佥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请真宗“幸蜀”。真宗就此事问寇準，寇準晓得此中内情，佯作不知，当着王钦若、陈尧叟的面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杀也。”指出只要皇帝亲征，人心振奋，文武大臣协作团结一致，辽军自可退去。——这说明北宋先天不足，不过是个区域国家，勉强“统一中原”，却从一开始就有气无力的，充其量不过是个战国之一。而世人竟为假象所骗，以为那是一个统一帝国，空替北宋流了许多无谓的亡国泪。还出了许多不知战国现实的爱国诗人。例如辛弃疾、陆游等等。其实这些人的历史地位，正与屈原相似，都是战国时代的产物。）

【第三十章 范仲淹】

第一节 先天下之忧而忧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父范墉，始仕吴越国。太平兴国三年（918）吴越降宋，范墉随钱镠归宋，曾任武宁军（今徐州）等地的节度掌书记。

范仲淹幼年的生活十分贫困，2岁丧父，母亲带着他改嫁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东）的朱文翰，从此他改姓朱，名说。长大后知道自己的身世，他发愤自强，赴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书院求学。他昼夜苦学，有的史书称他“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①。

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考中进士，出任广德军司理参军。两年后，改任毫州（今属安徽）集庆军节度推官，上表恢复姓范。

上书直谏范仲淹所生活的时代，正处在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吏治**，财政危机，农民与士兵不断揭竿而起。边境上，契丹与党项结成犄角之势，不断南扰东犯。

年轻的范仲淹深切了解当时官僚政治的**和下层百姓的疾苦，多次上书议政，希望革新政治、富国强兵。天圣三年（1025），范仲淹于泰州监西溪盐仓，上书指出武备废弛、官吏冗滥等时弊。天圣五年（1027），他又写了洋洋万言的《上执政书》，认为武备不坚，内外奢侈，国用不足，缺乏贤能官员，天下危机四伏，形势十分严重，必须进行变革。范仲淹的意见虽未被采纳，但给宰相王曾等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年后，范仲淹被调入京城任秘阁校理。他刚直不阿，几次因忤逆权贵而被贬为地方官。仁宗登极后的前几年，章献太后（刘太后）垂帘听政。天圣七年，范仲淹上疏太后还政于仁宗，被出为河中府通判，移陈州。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死，仁宗亲政，范仲淹被召回京擢右司谏。时仁宗与皇后不和，决意废后，并得到宰相吕夷简的极力支持，范仲淹和一些台谏官员至政事堂质问宰相，并准备与他廷争，被出为睦州（今浙江建德）知州。六月，改任苏州知州。景祐二年（1035）十月因在苏州兴修水利有功，范仲淹被召回朝为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随后改任权知开封府。次年，因不满吕夷简擅权营私，他将京官晋升情况绘成《百官图》进呈，又写了《帝王好尚论》、《选任贤能论》、《近名论》、《推委臣下论》等四论①。吕夷简大怒，在皇帝面前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同年五月，出为饶州（今江西波阳）知州②。年轻官员余靖、尹洙、欧阳修愤而为范仲淹鸣不平，也被出为地方官。时人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为“四贤”。

①《宋史》卷314《范仲淹传》。

①《范文正公集》卷3。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8，景祐三年五月丙戌。

兴修水利

范仲淹先后任亳州、泰州、河中府、睦州、苏州、饶州、润州（今江苏镇江）、越州（今浙江绍兴）等处地方官，同情百姓的困苦，施政以养民为先，将发展生产放在首位。

在泰州任盐官之时，他目睹这一带海潮泛滥，吞没大片良田庐舍，对百姓生命和生产构成严重威胁，遂上书朝廷，极力主张修筑海堤。在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支持下，范仲淹被任命为兴化县（今属江苏）县令，主持修筑捍海堰。在范仲淹、张纶等人的努力下，在天圣六年（1028）修成一条总长150里的捍海堰。从此，泻卤之地化为良田。两千多外逃户陆续还乡，农业、煮盐业等稳步发展。滨海人民为表达感激之情，将捍海堰命名为“范公堤”。景祐元年（1034）九月，苏州大水，农田积水难以排泄。知州范仲淹上书朝廷要求疏五河，导太湖之水入海。他亲自主持了疏浚工程，使苏州绝大多数地区排除了积水，恢复了正常的生产。

抗击西夏

景祐五年（1038）十月，党项族首领元昊称帝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

此后，宋夏血战数年，宋军每战必败，处于挨打的局面。范仲淹改任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不久改命为陕西都转运使。康定元年（1040）五月，夏竦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范仲淹和韩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延州（今陕西延安）北面三十六处堡寨全被西夏荡平，形势相当危急。

八月，范仲淹自请兼知延州。他首先淘汰老弱，将1.8万名士兵分为6将，每将3000人，指定专人负责训练，军队战斗力大为提高。又修复城寨，招还流民垦荒，募商贾贸易，将延州建成了战备充实的军事要塞。同时，他上书朝廷提出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方针，认为宋军“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朽腐，城郭隳颓”①。西夏军队人数虽少，但战斗力较强，尤其是骑兵。范仲淹反对轻率冒进，主张坚壁清野，进行持久的防御战，但未被朝廷采纳。康定二年（1041）二月，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之战，次年闰九月的定川寨（今固原西北）之战，宋军都战败，各有数千将士战死。

庆历二年（1042）十一月，宋复置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缘边招讨使，总四路之事，由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的范仲淹与秦凤路韩琦、鄜延路庞籍分任，以协力加强西北边防。

范仲淹等人确定了以防守为主，攻守结合的正确战略。一方面筑寨，加固边城，作为屏障，另一方面选将练兵，招募善于骑射的当地百姓以补充军队，又招还流民兴垦营田，作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

宋夏交界处散居着不少骁勇强悍的羌族部落，是宋夏双方都在积极争取的一股力量。范仲淹亲自巡视诸羌，与之约法三章以共同对付西夏。蕃部纷纷归附宋朝，西夏逐步陷于孤立。

范仲淹居边三年，与士卒同甘共苦，宋朝的防御力量大为加强。庆历四年（1044）五月，宋夏达成和议，元昊削去帝号对宋称臣，自号夏国主。由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4，治平二年正月癸酉。

此恢复贸易，宋每年赐夏银7.2万两、绢帛15.3万匹、茶3万斤。

第二节 庆历新政

庆历年间，内忧与外患交相侵迫。庆历三年（1043），士兵王伦在沂州（今山东临沂）发动起义，陕西商州张海、郭邈山领导饥民起义。有识之士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要求变革，以挽救统治危机。仁宗开放言路，擢用欧阳修、余靖为谏官；同年四月，名扬边陲的范仲淹、韩琦任枢密副使；七月，又任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改革。

条陈十事

宋仁宗敦促范仲淹等人拿出变革方案。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上《十事疏》作为系统改革的基本方案。十事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①。仁宗悉用其说。范仲淹提出的十事，绝大多数以诏令的形式颁行全国，时称“新政”，史称“庆历新政”。

政治上，限制恩荫，惩办贪官，严格按政绩考核官员。改革科举考试，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教育的内容除了经义外，应传授一定的基本技能，如算术、医药、军事等。立法要慎重，法令必须严格执行，取信于民。经济上，减轻徭役、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以挽救财政危机。军事上，在东京开封府地区招募民兵5万人且耕且战，既可省养兵费用，又可加强京师守卫力量。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从士兵中选拔人才。

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核心是整顿吏治。范仲淹希望通过官僚政治体制的改革，挽救宋朝的危机。

整顿吏治庆历三年（1043）十月，诏中书、枢密院两府选诸路转运使，张昷之、王素、沈邈分别被任命为河北、淮南、京东都转运按察使，分行各路考究官吏。又诏两府同选提点刑狱官，两府新定磨勘式即考课新法。十一月，诏大臣不得为子弟、亲戚陈乞馆职，又诏限公田。庆历四年，诏天下州县立学，更定科举法。诏降河南府（今洛阳）所属颍阳（今伊川东）等5县为镇，以减少官员以及民户负担的差役。

择官长是这次改革的重点，考核官吏，裁削倖滥。在罢黜了一批贪浊不才的地方官后，整个官僚集团受到很大震动，“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予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①。“新政”限制了权豪的特权，侵犯了官僚阶层的利益，招致了猛烈的攻击。夏竦等人欲置范仲淹于死地。他令女奴临摹石介的笔迹，仿造了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信和一份石介代富弼拟定的废皇帝的诏书。夏竦的阴谋虽未得逞，但范仲淹等人感到政治形势险恶。恰好此时西北形势紧张，范仲淹遂以宣抚陕西、河东，离开朝廷。庆历五年（1045）被罢参知政事职务，出为邠州（今陕西彬县）知州，富弼、韩琦也被罢枢密副使出任地方官，改革失败。

①《宋史》卷314《范仲淹传》。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壬子。

第三节 一世之师

范仲淹一生在政治舞台上近四十年，先后在许多地方任地方官，业绩斐然。所到之处，他兴办学校，培育人才，对宋代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兴学育才通过教育培养经世济民的人才，是范仲淹治国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范仲淹一生热心于教育，足迹所至，广为兴学。他曾在兴化、睦州、苏州、饶州等许多地方建立学宫，多次聘请和荐举著名学者孙复、胡瑗等到中央和地方任教。庆历年间，他将之作为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推广到全国，兴学运动掀起了**。

作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范仲淹十分爱惜人才，尽最大力量发现、培养和保护人才。著名的政治家富弼、军事家狄青、教育家孙复、哲学家张载等都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

孙复早先是一介穷儒，周游求食。范仲淹发现他的才华后，一方面给他补一个学职以解决生活问题，另一方面亲自指导其学习。孙复后来成为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理学家张载年轻时爱谈兵事，希望在疆场上有所作为，身为陕西边帅的范仲淹与之面谈，认为他真正的才能不在武功，而在儒学。张载从此发愤读书，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在御夏战争中，小将狄青作战十分英勇，范仲淹大为赞叹，亲赠《春秋》、《汉书》，狄青后来成为一代名将。范仲淹先后向朝廷推荐许多出类拔萃的人才，都各有建树。

文以载道范仲淹不仅是一位很有思想的政治家、教育家，而且是一位富有才华的文学家。他的诗文或写湖光山色，优美而有情致；或叙事抒情，寄寓远大抱负。范仲淹是北宋中期诗文革新的倡导者之一，主张诗文创作要“文以载道”，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他十分推崇古越范蠡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但并无退隐之意，诗文中充满了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在词的创作上，他将边塞风景引入词的领域，描写北疆的风光和将士的豪情，开阔了词的意境。

范仲淹有《范文正公集》传世，其中多有寄寓深远、脍炙人口的佳作传世。庆历六年（1046），他降知邓州时，应友人滕宗谅之请，撰写了一篇气势非凡的《岳阳楼记》，表达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宽阔胸怀。其中有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之语。这一思想，不仅反映了他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范仲淹创之。

皇祐四年（1052）五月，范仲淹由青州前往颍州（今安徽阜阳）赴任途中，病卒于徐州，享年64岁。宋仁宗亲书其墓碑为“褒贤之碑”①，谥文正。范仲淹不仅一生清廉刚正，而且他和家人始终过着极俭朴的生活。但是，他们对寒士僚属却十分慷慨，多次解囊相助。晚年，他拿出多年的积蓄在苏州买了千亩良田，名为“义庄”，用来救济同族中的穷人。范仲淹治家甚严，长子纯祐随同父亲防御西夏，屡立战功；次子纯仁，后任宰相；纯礼、纯粹为官也都以清正廉洁著称。

①《宋史》卷314《范仲淹传》。

（谢选骏指出：范仲淹运气很好，生当北宋盛时，还可以嘲笑三国人物，却懵然不知自己也在战国之列——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范仲淹《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

【第三十一章 韩琦 富弼 文彦博】

第一节 韩琦①

谠议谏诤，西陲御夏

韩琦（1008—1075），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

出身世宦之家，父韩国华累官至右谏议大夫。韩琦3岁父母去世，由诸兄扶养，“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②。天圣五年（1027），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景祐元年（1034）九月，迁开封府推官。二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三年八月，拜右司谏。

韩琦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尤其以宝元元年（1038）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当时灾异频繁发生，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罕所建明”。韩琦连疏四人庸碌无能，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①，结果四人同日罢职，名闻京华。他还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官场**作风，建议仁宗先从朝廷内部“减省浮费”、“无名者一切罢之”②。名相王曾称赞他说：“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宝元二年（1039），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大增，韩琦被任命为益、利路体量安抚使。他到四川后，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救活饥民多达190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③自从原来臣服宋朝的西夏国主元昊称帝，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非常吃紧。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大举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①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见分歧。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力主守议，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夏竦难以定夺，即派韩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进呈朝廷，请仁宗自己决定。仁宗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决定采用韩琦攻策，并下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师，定期于庆历元年（1041）正月进攻，后从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

①本节材料主要据《宋史》卷312《韩琦传》，下引不另作注。

②韩琦：《安阳集》卷1《韩琦家传》。

①《韩魏公集》卷14。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3。

③王称：《东都事略》卷69。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6。

庆历元年春，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他对部下说：“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命令诸将严加防守。二月，元昊率10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1.8万人，桑怿为先锋，前往抵御，进行阻击。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并再三叮嘱：“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任福在张家堡南打了个小胜仗，于是贪功轻进。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北边之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当时，夏军在好水川里边放了几个木盒子，宋军只听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一百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宋军虽英勇战斗，怎奈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宋军大败，6000余人阵亡，任福等将校军官数百人亦死于难。韩琦立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几千人，号泣于马首前，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说：“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①当时哀恸之声震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好水川之战，元昊得胜，十分猖狂，使人作诗，投掷宋境，讽刺说：“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②宋军兵败好水川，虽不是韩琦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难辞其咎。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并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二年四月，韩琦受任秦州观察使。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十一月，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韩、范二人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共守西陲。自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朝廷倚为长城，故天下人称为“韩、范”。边塞上传诵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①西夏在战争中虽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宋夏开始转入旷日持久的“庆历议和”。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庆历三年（1043）四月，韩琦、范仲淹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枢密使为杜衍）。当时国子监直讲石介听说韩、范二人来朝中供职，特意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其中称赞韩琦说：“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岂视店楔。其人浑朴，不施剞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周）勃。琦汝副（杜）衍，知人予哲。”②襄助新政，保国利民宋夏转入和议后，韩琦、范仲淹等入朝为执政大臣。一时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称誉，仁宗也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因而特别礼遇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们尽快拿出救世方案。当时元昊以契丹为后援，在宋夏和议中态度强硬，向宋朝要挟“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③，宰相晏殊及两府大臣大多厌战，“将一切从之”，韩琦坚决反对。庆历三年七月，他上《论备御七事奏》，认为当务之急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接着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以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与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时弊。这次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政治改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积极推行各项新政措施。

①罗大经：《鹤林玉露》卷8。

②周煇：《清波杂志》卷2。

①《五朝名臣言行录》卷7。

是年，陕南大旱，饥民纷纷加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仁宗命韩琦宣抚陕西。韩琦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迅速镇压了起义，同时鉴于灾情严重，还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选派官吏分赴各州县，发放官粮赈济饥民；蠲免各种苛杂的赋役；考察官吏，贤能的提升，庸陋的罢免；将军队中老弱不堪征战者淘汰1万余人，以减少用度。四年春，韩琦宣抚陕西回到汴京。五月，上陈西北边防攻守四策，以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大计”。

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了一些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他们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尤其是夏竦施展诡计，陷害富弼。范仲淹不自安，遂于庆历四年六月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宣抚河北。到了五年正月，执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都被贬职出朝。韩琦为人爽直，对于军政大事，向来是“必尽言”，他虽为枢密副使，主管军事，但事关中书的事，他也要“指陈其实”，有的同僚不高兴，仁宗却了解他，说“韩琦性直”。对于范仲淹、富弼的贬谪，韩琦挺身而出，据理辨析，但没有结果。三月，韩琦也因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尹洙反对修建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而被贬出朝，罢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失败告终。

韩琦在地方官任上，治军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设条教，葺帑廪，治武库，劝农兴学，人人乐其恺悌”①。庆历七年（1047）五月，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自扬州徙知郓州（今山东东平）。十一月，王则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发动兵变，后被文彦博、明镐镇压。十二月，韩琦徙知成德军（今河北正定）。八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定州久为武将镇守，士兵骄横，军纪松弛，韩琦到任后首先大力整顿军队，采取恩威并行办法，对那些品行恶劣的士兵毫不留情地诛杀，而对以死攻战的则予以重赏，后来他又研究唐朝名将李靖兵法，仿作方圆锐三阵法，命令将士日月操练，结果定州军“精劲冠河朔”。

皇祐五年（1053）正月，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当时在河东路担任走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为人贪恣，仗势不法。韩琦上奏，请朝廷将其召回，如不调走，必依法严惩。仁宗只好令廖回京，并行之以鞭刑。并州所辖地区与契丹接壤，邻边的天池庙（今山西宁武西南）、阳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阳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韩琦派人与契丹头领据理交涉，收回了这些地方，并立石为界。宋初大将潘美镇守河东时，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边百姓迁徙内地，致使边塞大片耕地荒废不耕。庆历四年欧阳修奉使河东时，就曾建议解除代州（今山西代县）、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宁化堡）、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火山军（今山西河曲南）沿边之地禁耕令，以增产粮食，供应边防军需，却为军帅明镐所阻。十余年后，韩琦于至和二年（1055）春再次建议，才得以实行，开垦田地9600顷。

至和二年二月，韩琦以疾自请改知相州。在家乡，建造昼锦堂于州署后园。嘉祐元年（1056）七月，韩琦被召还为三司使。八月，拜枢密使。三年六月，韩琦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六年闰八月，迁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定策安邦，力诋变法韩琦就职朝廷枢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就是仁宗的建嗣问题。仁宗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而从至和三年（1056）开始，仁宗就时常犯病，一时人心恐慌，议论纷纷。大臣们接连上疏，极力劝说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当中尤以包拯、范镇言辞恳切，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五六年过去，到了嘉祐六年（1061），韩琦再提建储之事，认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再三苦劝，仁宗终于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宗实（赐名赵曙）为皇太子。七年九月，韩琦封仪国公。

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病死。赵曙即帝位，是为宋英宗。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皇太后曹氏垂帘听政。皇太后思想守旧，一些宦官不断向太后说英宗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为了调解两宫矛盾，韩琦和欧阳修费了不少精力。韩琦、欧阳修进见太后，太后呜咽流泪，诉说自己的委屈，并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韩琦说：“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欧阳修也一道委婉劝说。见到英宗，英宗则又对韩琦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劝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从此以后，两宫关系渐渐缓和。治平元年（1064）五月，英宗病愈，在韩琦的劝说催促下，皇太后撤帘，降手书还政。闰五月，韩琦进右仆射，封魏国公。

韩琦身为宰相，却始终以边事为念，他曾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说方略，建议在河北、河东、陕西等路“籍民为兵”①，以为“义勇”，三丁选一，于手背刺字，农闲练兵，战时防御，既可增强军事力量，也能减少冗兵军费。治平三年冬，英宗病重，再度建嗣问题表面化。韩琦进言说：“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英宗点头同意，于是确立颍王赵顼为皇太子。四年正月，英宗病死，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韩琦拜司空兼侍中。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说他自嘉祐以来，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且“不赴文德殿押班”，专权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在诬告，罢了他的官职，但韩琦仍坚决辞职。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韩琦辞退所授两镇，后改为淮南节度使。正在这时，宋守边大将种谔擅自对西夏发起突袭，一举攻占绥州（今陕西绥德），边界气氛骤然紧张，朝廷忧虑。韩琦在尚未赴任的情况下，又奉旨改判永兴军（今西安），经略陕西。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韩琦坚决反对。一个月后，西夏国主谅诈去世，战事暂告平息。

熙宁元年（1068）七月，韩琦复判相州。在相州任上还未满三个月，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神宗赐手诏给韩琦，让他迁判重灾区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并被准许便宜从事。大名之任长达五年，恰逢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他坚决抵制。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九月，颁行“青苗法”。三年二月，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①。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一度动摇了变法决心。他对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王安石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公布于天下。后来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后，韩琦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对意见。韩琦最终从庆历年间一个倡言新政的激进改革者变成了因循守旧的保守派代表，这是十分可悲的。同样，在对外关系上，韩琦一改从前的强硬立场而日趋软弱妥协。当时宋和契丹在“划界”河东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韩琦上疏神宗，认为宋在边防策略上主动进攻，积极防御，有七事致“契丹之疑”，吁请神宗去掉各项新法，并将契丹所疑之事，“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以换取边境安宁，求得暂时苟安。

熙宁六年二月，韩琦还判相州，第三次为官家乡，终于实现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的愿望。熙宁八年（1075）六月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68岁。神宗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谥忠献，赠尚书令。

韩琦“相三朝，立二帝”，当政十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①。

韩琦著作有《二府忠论》5卷、《谏垣存稿》3卷、《陕西奏议》50卷、《河北奏议》30卷、《杂奏议》30卷、《安阳集》50卷等。一生写了大量诗文，大多收入《安阳集》行世。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3。

①《东都事略》卷69。

①《居士集》卷40《昼锦堂记》。

第二节 富弼②

司职谏院，再盟契丹

富弼（1004—1083），字彦国，洛阳（今属河南）人。年轻时勤奋好学，雍容大度。范仲淹十分赏识他有“王佐之才”，把他的文章推荐给王曾、晏殊，晏殊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他。天圣八年（1030），富弼以茂材异等科及第，授将作监丞、签书河阳（今河南孟县）判官。

明道二年（1033）十二月，范仲淹因直谏仁宗废皇后之事被贬出朝，富弼这时正服毕父丧，回到汴京，便上书皇帝，以为“废嫡后，逐谏臣”，一举两失，不是太平盛世应当做的事。又说范仲淹“忠直不挠”，“闻过遂谏”③，是履责尽职，决不应当黜弃。后通判绛州（今山西新绛），迁直集贤院。宝元二年（1039）四月，元昊派人使宋，要求宋朝承认夏国，册封帝号。仁宗与朝中大臣久议未决，直到六月，才决定削去宋封元昊官爵，备兵征讨西夏。十二月，富弼上《论西夏八事奏》，说西夏来使部从仪物隆盛，言辞傲慢，必是元昊心腹大臣，请求朝廷立斩西夏使者，以示朝廷抗御决心。诏为开封府推官、知谏院。

富弼担任谏官，忠于职守，大胆抨击时政，屡次极言进谏。当时朝廷禁止大臣越职言事，富弼借发生日食一事，恳请朝廷广开言路，认为“应天变莫若通下情”，于是解除了这项禁令。康定元年（1040）宋夏三川口之战，由于内侍监军黄德和临阵脱逃，致使宋军大败，大将刘平被俘，不食而死。黄德和为逃避罪责，诬告刘平投降，富弼力辩刘平冤屈，请朝廷立案审查。仁宗命文彦博主持审理，终于给刘平昭雪。后来仁宗任命夏守赟为陕西都总管，又任命内都知王守忠为钤辖以行牵制，富弼立即疏谏，以三川口之战，监军掣肘，将权不专以致遭败教训，力请罢免王守忠。为了加强对西夏防务，富弼还建议扩大宰相事权，兼领枢密职，并厚赏西夏来降者，这些建议都被仁宗采纳。

庆历二年（1042），富弼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当时契丹有人用“伪牒”（假僧尼度牒）假扮僧侣，刺探情报，后被发觉，此案牵扯到政事堂官员，开封府缉拿其他要犯，但政事堂官员因有人庇护仍逍遥法外。富弼上告宰相吕夷简，要他即刻交出官员，予以法办，并说此案不查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吕夷简从此对富弼怀恨在心。

澶渊之盟以后，辽宋双方互派使节，礼尚往来，保持了近四十年的和平局面。但由于宋夏好水川之战，宋军再一次大败，西边战事吃紧，北部边防空虚。于是契丹决定趁火打劫，以武力相要挟，于庆历二年正月，派南院宣徽使萧英、刘六符作为使者前往宋朝“索地”。他们递上国书，一面责备宋朝不该讨伐西夏，更不该违背澶渊之盟，如营筑长堤，填塞隘路，开决塘水，添置兵丁等；另一面又说后周世宗所攻取的关南，本是后晋割给契丹之地，若要维持和约，就必须将关南地归还给契丹。当时大兵压境，宋廷上下一片惊惶失措。仁宗在预选谁可出任赴契丹交涉的“国信使”时，举朝大臣以前途莫测，怕出意外，不敢应命。宰相吕夷简和富弼有私怨，乘机向仁宗推荐富弼。当此危难之际，年届不惑的富弼挺身接受举荐，慷慨奔赴国难，他被任命为接伴使，向仁宗辞行说：“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

②本节材料主要据《宋史》卷313《富弼传》，下引不另作注。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3。

二月，富弼到雄州（今河北雄县）迎接契丹使，萧英借口脚有毛病拒绝行拜见礼，富弼说：“昔使北，病卧车中，闻命辄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说得萧英肃然起敬，只好在别人搀扶下行了礼。富弼和萧英谈得很坦率，萧英也毫不掩饰他南行的真正目的。

四月，富弼带着仁宗拒绝割地，允许“增币”或“和亲”的两套方案出使契丹。临行前仁宗要任命他为礼部员外郎、枢密直学士。富弼不受官职，说：“国家有急，义不惮劳，奈何逆以官爵赂之。”

富弼到契丹，辽兴宗接见了他，双方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富弼说：两朝皇上，父子继好达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为什么？兴宗说：南朝违约，堵塞雁门关，增设池塘水泊，修治城隍，征集民兵，这是何意？群臣都请求用兵，而寡人以为不如遣使求关南地，求而不得，举兵未晚！富弼说：北朝忘记南朝真宗皇帝的大德了吗？澶渊之役，若从诸将之言，北兵难逃一人。且北朝与南朝通好，则皇帝专得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皇上受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这全是为自己打算，而非为国家着想。辽兴宗大吃一惊，问：什么意思？富弼说：石敬瑭欺天叛君，求助于北朝，石重贵昏乱腐朽，神人共弃。那时中国（即中原政权）狭小，上下离叛，契丹才得以攻克汴梁，虽然掳获金帛充斥于诸臣之家，但壮士健马大多牺牲，最终说来谁当其祸？今中国封疆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用兵能保证必胜吗？辽兴宗说：不能。富弼说：胜负尚未可知，即使胜了，也是损兵折将，如此则是群臣吃亏呢？还是皇帝吃亏？若继续通好，岁币尽归皇上，臣下得到好处的只是每年奉使的一二个人，其他人何利之有？辽兴宗觉得很有道理。富弼又说：堵塞雁门关是为了防备元昊，增添池塘水泊始于何承矩，发生在通好以前，水往低处流，非人力所为。城隍是整修破损的，民兵是补充缺额的，并未违约。辽兴宗说：非卿如此一说，寡人不知其详，然而寡人想得到的只是祖宗的故地罢了。富弼说：石敬瑭拿卢龙一道之地贿赂契丹，周世宗又伐取关南，这都是前朝的事了，宋朝兴起已有九十年，若宋朝也想求前朝旧地，岂是北朝之利？辽兴宗一时无言以对，好半晌才慢慢地说：元昊是寡人的藩属亲戚，南朝伐之，不先告我，什么道理？富弼说：北朝过去伐高丽、黑水，告诉南朝了吗？我朝天子命我致意陛下：以往不知元昊与弟（即辽兴宗）结亲，因他扰边而伐之，弟有烦言，今击之则伤兄弟之情，不击则不忍坐视吏民之死，不知弟以为怎样合适？辽兴宗扭头用契丹话和旁边大臣嘀咕了一阵，又说：元昊为寇，岂能使南朝不击呢？

第二天，辽兴宗邀请富弼一同打猎，仍然坚持得地则欢好可久。富弼说：南朝皇帝曾令我转达：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又岂肯失祖宗故地？既然北朝以得地为荣，南朝就不以失地为辱？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朕没忘燕蓟故地，却也没求得此地，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辽兴宗没再说什么。

打完猎，富弼回到驿馆，刘六符对他说：皇上听了你关于荣辱的话，很是赞赏。然而我们不想要金帛，只有结婚还可商量。富弼认为“和亲”有失体面，估计辽兴宗求婚不过是想多得陪嫁，就对刘六符说：结婚容易生事，况且南朝出嫁长公主，陪嫁也不过是十万缗而已。辽兴宗要富弼回朝复命，并将“增币”和“和亲”誓书拿来，准备作一选择。七月，富弼回到朝廷，仁宗得知辽愿意接受“增币”或“和亲”的条件，非常满意。

八月，富弼再次出使契丹，带去了二封国书、三封誓书，内容分别是：若议婚则无金帛；若能令西夏向宋朝纳款，则增岁币20万，否则10万。辽兴宗在帐篷里接见他，不再求婚，只想得到增币，说：南朝给我的岁币，在誓书中须加上一个“献”字才行。富弼说：“献”字乃是下奉上的意思，不能施于平等的两国，何况南朝为兄，岂有兄献于弟之理？辽兴宗又说：改名“纳”字如何？富弼还是严词拒绝。辽兴宗仍不死心，说：南朝既然把大批金帛给我了，一个“纳”字有何可惜的？况且古亦有之。富弼反驳道：自古只有唐高祖借兵于突厥时，才向它称臣，当时的馈送，或许称作“献”、“纳”，其后颉利被唐太宗擒获，还会有此事吗？辽兴宗沉默不语。富弼退出帐外，指着帐前的高山对刘六符说：此山尚可踰越，若欲“献”、“纳”，就像不能登天一样。使臣头可断，此议决不敢答应！①九月，辽兴宗派遣耶律仁先、刘六符再度使宋，交换“增币”二十万誓书时，宋廷却不敢过拂契丹之意，竟同意了今后书词中称“纳”条件。

富弼两次出使于危难之中，表现出一定的胆识和外交能力。第一次死了女儿，不顾而行；第二次生了个男孩，也来不及看一眼。每得家书拆也不拆，说：拆了，徒乱人意。回国后，受到仁宗嘉奖，任命为枢密副使，他力辞不受，并上书仁宗说：现在既然与契丹再结盟好，大臣们便以为太平无事，万一契丹败盟毁约，我是死有余辜。但愿陛下要切记契丹轻蔑侮辱我朝的国耻，卧薪尝胆，不忘治理国政。过了一个月，仁宗再次任命，并派宰相章得象去劝说他：朝廷此次任命是别有用意，并非是出于你使契丹的缘故。富弼这才接受了枢密副使的职务。

辅佐新政，守成贤相庆历三年（1043），富弼与范仲淹等人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臣，一时朝中名士云集，人才济济，士大夫们寄以厚望。面对内忧外患，宋仁宗想改革弊政，兴致太平，因而特别礼遇富弼、范仲淹、韩琦等人，亲赐手诏，让他们条奏当世急务。

九月，仁宗在天章阁亲自召见富弼、范仲淹诸大臣，赐坐，给笔札，让他们疏奏革新政事，同时任命富弼主持对北边交涉，范仲淹则负责对西边防务。

不久，富弼与范仲淹联名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后来富弼等人还多次单独上奏，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陆续颁布几道诏令。这样，由范仲淹主持、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新政”开始实施。

九月二十二日，仁宗采纳富弼严明法制的建议，命史馆检讨王洙、集贤校理余靖、欧阳修等人，把先朝典故及诸司所行可用的条例文字汇编成册，以为法典纲纪，最后成书《祖宗故实》20卷。

十月十二日，采纳范仲淹、富弼通选转运使的建议。范仲淹在提名时，对庸碌无才者一笔勾去，富弼有些犹豫，对他说：你勾得容易，可被勾去的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啊！①其他一些“新政”措施也在仁宗支持下陆续颁行。

庆历四年（1044）六月，契丹和西夏发生战争。契丹主兴宗亲率10万大军西征，驻兵云州（今山西大同）、朔州（今山西朔县），并遣使至宋，要求与西夏断绝往来。范仲淹面对契丹西征，担心意在宋朝，请朝廷增派几万兵以备河东。富弼坚决不同意，认为契丹这回绝不会与西夏联合，契丹得到了宋增加的岁币，与西夏矛盾加深，而且朵儿族屡次杀戍塞役兵，契丹以为是西夏教唆的，所以增加河东守边，殊为失计。后果然如富弼所料，契丹未犯宋境。

随着“新政”的实施，改革初见成效，但也遭到朝中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们诋毁谤讪，说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擅权。夏辣更是施展诡计，令其女奴伪造石介为富弼撰废立草诏，诬蔑他要“行（伊）尹、（霍）光之事”，进行陷害。事情传出后，仁宗以陕西备边为借口，命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八月，富弼继范仲淹之后，宣抚河北。庆历五年三月，韩琦上疏为富弼辩护，后来自己也被贬知扬州。至此，新政主要官僚全部被贬出朝。

富弼后知郓州、青州，兼京东路安抚使。当时河北发生严重水灾，数以万计的人民流离失所，尤以京东路为严重，流民有六七十万之多。富弼到任后，极力动员所辖地方官员百姓出粟救灾，又征得公私房舍十余万间供流民居住，还把流民经过所抛下的尸体埋葬，建起一个个大坟墓，称为“丛冢”。此外，富弼还准许流民生产自救，辖内山林河泊之利，任流民取以为生；又募数万流民为兵。富弼日夜操劳，有人劝说他，你自己尚被飞语中伤，祸福难保，何必如此勤政爱民。富弼傲然不顾地说：“吾岂以一身易此六七十万人之命哉！”富弼冒祸救灾民的举动，仁宗听说后十分感动，特地遣使褒奖，拜礼部尚书。富弼坚辞不受。后迁大学士，徙知郑、蔡、河阳，加观文殿大学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

至和二年（1055），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日拜相。宣制之日，士大夫以用人得当相庆于朝。仁宗知道后，对欧阳修说：“古之命相，或得诸梦卜，岂若今日人情如此哉？”

至和三年正月初，仁宗上朝突发风眩之疾，被内侍扶入宫中诊治，朝中大臣十分惊恐，议论纷纷，富弼和文彦博担心会发生不测风云，便以在大庆殿设醮为仁宗祈福为名，留宿宫中，随时询问仁宗病情。由于富弼、文彦博遇事沉着冷静，“宫内肃然”。后来富弼还与朝中大臣一道，劝仁宗早立皇嗣，安定人心。嘉祐三年（1058），进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次年，首相文彦博遭人弹劾，罢判河南府，富弼又与韩琦为相，共主朝政。富弼为相时，欧阳修为翰林学士、包拯为御史中丞、胡瑗为侍讲，四人天下众望所归，士大夫称为“四真”，即真宰相、真翰林学士、真中丞、真学士。富弼为相六年，不务兴革，谨“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议，无容心于其间”，百官各守其职。嘉祐六年（1061），富弼以母丧罢相。宋英宗即位后，召为枢密使。两年后，因腿有病，行走酸软无力，力请罢去所职，领一闲郡养疾，后被恩准，拜镇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扬州，封祁国公，进封郑国公。

阻挠变法，称疾引退

宋神宗即位后，锐意进取，很想通过变法，达到富国强兵目的，以改变长期形成的积贫积弱局面。熙宁元年（1068），富弼徙判汝州（今河南临汝）。诏入觐，因他是三朝元老，神宗许肩舆至殿门，令其子扶掖进见，毋拜，坐语。神宗觉得富弼老成练达，久经政务，就向他请教致国强盛的办法。富弼说：“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测，则奸人得以傅会。当如天之监人，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神宗又以边事相问，富弼说：“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听后十分失望。在一片守旧的政治气氛中，神宗遇到了王安石，并把革新重任寄托于他。熙宁二年（1069），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也就在这年二月，富弼再次拜相。

王安石锐意变法，神宗对他很信任，唐介死后，同列中没有人敢与王安石抗衡。曾公亮多次告老求退，富弼称病不问政事，赵抃能力不济，遇到事情只会叫苦。所以当时人们说，现在朝中的五个宰相是“生、老、病、死、苦”，指的是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面对王安石变法，富弼认为不能违背祖制，议论与王安石多不和；又见神宗重用王安石，知道自己不可与之争，于是称病求退，上章几十次才被准许。他上疏神宗，说现在人情未安，新近进用的多小人，不少地方地震，有水旱灾，国家很需要安定。神宗问他去了之后，谁可代替他。他推荐文彦博，神宗默然良久，反问道：“王安石何如？”富弼同样沉默不语。十月，富弼出判亳州（今安徽亳县）。

青苗法颁行后，遭到元老重臣韩琦、文彦博等人极力反对，富弼也认为这样的法令推广，势必会造成“财聚于上，人散于下”的局面，他在亳州拒不执行。提举官赵济上奏弹劾富弼抗旨不遵，侍御史邓绾更是请求予以严办，结果富弼被贬，以仆射出判汝州。王安石认为处分太轻，“止夺使相，何由沮奸？”神宗未同意。富弼上奏神宗说：“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治郡。愿归洛养疾。”仁宗同意了，以韩国公致仕。

富弼虽退居洛阳，与文彦博、司马光等十三人组织“洛阳耆英会”，每日在自己府第置酒赋诗相乐，但仍关心朝政，每遇国家大事，必畅所欲言，如“郭逵讨安南，乞诏逵择利进退，以全王师；契丹争河东地界，言其不可许；星文有变，乞开广言路；又请速改新法，以解倒悬之急。”

元丰六年（1083）八月，富弼在洛阳病逝，享年80岁。死前给神宗上书，说他左右多小人，非国家之福。又陈时政之失，封押后交给他的儿子绍庭，还期许神宗以时事见问。司马光、范纯仁去吊丧，绍庭把这事对他们说了，他们都认为那是遗表，叫绍庭马上送给神宗。神宗读后十分哀痛，辍朝三日，内出祭文致奠，赠太尉，谥文忠。元祐（1086—1094）初，配享神宗庙庭。哲宗御制碑首“显忠尚德”，命学士苏轼撰文镌刻。绍圣（1094—1098）年间，章惇执政，说富弼曾反对变法，得罪神宗，罢去配享资格，靖康（1126—1127）初年才恢复旧典。

富弼有奏议12卷、札子卷等，著作今存《富郑公诗集》1卷。

第三节 文彦博①

建功西陲，平息兵变

文彦博（1006—1097），字宽夫，汾州介休（今属山西）人。祖先出于春秋齐国公子完，卒谥敬仲，后世以谥为氏；五代时，避后晋高祖石敬瑭讳，改其氏为“文”；后汉高祖刘知远又复其旧氏“敬”；宋太宗时，以避宋翼祖赵敬庙讳，又改为“文”。文彦博小时聪颖过人，民间就流传他幼时“灌水取球”故事：他与诸童子在大树旁玩球，不慎将球滚入穴洞，伸手无法取到。他提水注入洞中，水满球即浮出。天圣五年（1027）进士及第，先后任知县、通判，后由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

宋夏战争爆发后，西边战事不断，而宋军常有将官临阵先退、望敌不进，而大将惩治却要申报具闻，下法寺详案定刑的情况发生。文彦博上疏，极论其弊，要求改革，说：“此可施之平居无事时尔。今拥兵数十万，而将权不专，兵法不竣，将何以济？”宋仁宗采纳了他的建议。

宝元三年（1040）正月，元昊使沿边蕃部诈降宋军，袭取宋、夏间的重要军事要塞金明寨，兵锋直犯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范雍见夏军兵临城下，恐惧异常，急忙檄令屯驻于庆州（今甘肃庆阳）的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及将领石元孙等率兵赴援，共约万余人，在延州之三川口与10万夏军发生遭遇战。鏖战中，由于宦官监军黄德和临阵脱逃，宋军阵脚大乱，一溃而不可止，主帅刘平被俘，不食而死。朝廷追究败军之罪，黄德和为了逃避惩治，竟诬告刘平降敌，并用金带贿赂刘平家奴出具伪证，致使刘家二百余口被关进监狱。仁宗诏令文彦博就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主审此案，通过调查取证，文彦博终于弄清了真相。这时黄德和的党羽大肆鼓噪，阴谋翻案，以至朝廷又派了一位御史前来重审，文彦博拒不接纳，对他说：朝廷担心此案难办才派你来，现在案子已结，你快回去，如果出了问题，我全部承担责任。结果黄德和及家奴都被处斩，终于昭雪了刘平之冤。

不久，文彦博以直史馆任河东转运副使。河东路所辖麟州（今陕西神木北），与西夏相邻，依山建城，最为险固，是抗御西夏进攻的战略桥头堡，然而内地转运粮饷道路迂回绕远难走，附近则有唐朝时所修故道，长久废弃又无人治理。文彦博上任后，亲自带人修复故道，使运饷之路既近又好走，保证了军饷供应，在麟州城囤积了大量粮草。后来元昊乘好水川战役之胜，举兵攻打麟州，围城十天，看到城中早有准备，只好解围而去。文彦博迁都转运使，又知秦州。防守边境二年，“有威名，敌不敢犯”①。后改枢密直学士、知益州（今四川成都）。在益州任上，为了求得进身之阶，命令工匠织金丝灯笼，载莲花为锦，通过宦官带入宫中，献给仁宗宠爱的张贵妃。果然由于张贵妃内助，文彦博自成都返回汴京，召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进入权力中枢机关。

①本节材料主要据《宋史》卷313《文彦博传》，下引不另作注。

①《东都事略》卷67。

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王则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发动兵变，建立政权。朝廷急派权知开封府明镐前往镇压，夏竦时为枢密使，与明镐不和，处处牵制他，明镐久攻贝州城不下。文彦博从张贵妃那里得知仁宗有谁镇压起义就擢谁为首相的意思，于是自请前往。次年正月，仁宗命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明镐为副，加紧攻打贝州城。文彦博采纳军校刘遵的建议，一面以大军佯攻北城，另一面在南城暗挖地道，选精锐士卒潜入城内，打开城门，宋军蜂拥入城。王则先用火牛冲击宋军，欲乘机突围，怎奈寡不敌众，兵败被俘，押解京城被杀，兵变平息。

两任宰相，安稳政局王则兵变平息后，文彦博以功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第一次拜相。此间他曾荐举王安石、韩维、张环等人“恬退守道”，希望朝廷予以重用。他又曾与枢密使庞籍讨论淘汰冗兵以减省军费开支。当时朝中大臣议论纷纷，认为此法不易行得通，因为朝廷过去采取荒年募兵政策，招募灾民入伍，供其衣食，藉此防止灾民犯上作乱；现在如果减省冗兵，恐怕被减之人会聚为盗贼，危害社会安定。仁宗迟疑未决，文彦博决然地说：“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脱有难，臣请死之。”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被减冗兵归农者有6万人，减去廪给一半的也有2万，事后没有任何意外发生。皇祐元年（1049）八月，文彦博为昭文馆大学士。皇祐三年（1051），御史唐介揭发文彦博赠送灯笼锦交结张贵妃，并当面与文彦博对质，说：彦博应该自问反省，假如有这种事，不应该隐瞒！①文彦博无言以答，只是连连作揖，拜谢不已。仁宗大怒，把唐介送御史台劾罪，文彦博被罢去宰相职务，知许州（今属河南）。当时有人写诗讥刺他：“无人更进灯笼锦，红粉宫中出佞臣。”后改忠武军节度使、知永兴军。

至和二年（1055）六月，文彦博与富弼同日受命，再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第二次拜相。次年正月初，仁宗上朝时突发风眩之疾，急忙被扶入宫中诊治，二府大臣在宫外守候，焦虑万分。文彦博询问皇上病情如何，内侍以禁中事得保密，不敢泄漏为由，拒绝回答。文彦博怒斥他说：皇上病重，事关国家安危，只有你们能出入宫中，却不让宰相知道皇上病情，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文彦博和富弼担心会发生不测风云，便以在大庆殿设醮为仁宗祈福为名，留宿禁中，随时询问仁宗病情。直到二月，仁宗的病始见好转，逐渐康复，才回自己府第休息。当时仁宗病重，京师人心恐慌，好在文彦博与富弼二人遇事沉着冷静，处理事情果断，才使大家心安，宫内也没出什么变故。

以前御史唐介弹劾文彦博以致罢相，自己也因此坐罪被贬岭外。文彦博复相后，御史吴中复上奏仁宗，请求召回唐介，重新任用，文彦博颇有风度，不以私害公，从旁劝说：唐介为御史时弹劾我，所说大多是实情，当然其中也有道听途说的误解，但当时对他的处罚也太重了些，请准吴中复所请。仁宗同意了，当时人都说文彦博有“厚德”之风。

仁宗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这成为当时朝廷内外最关注的大事之一。而从至和三年（1056）病后，仁宗居深宫，服丹药，更少问政事，因此朝臣百官中，请仁宗早立皇嗣的呼声越来越高。嘉祐初年（1056），文彦博就劝说仁宗早立继嗣，仁宗含糊答应，寻因其患病而中辍。嘉祐三年，文彦博又被弹劾罢相，出判河南府、大名府、太原府等地，封潞国公。宋英宗即位后，提及当年建储立嗣之事，特别感谢文彦博“首议建储”，任命他为枢密使、剑南西川节度使。

诋毁新法，元祐复出宋神宗即位，正风华年少，血气方刚，想有所作为，干一番事业，决定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但遭到以文彦博为首的元老重臣的极力反对。在同宋神宗一次谈话中，文彦博表达了他对改革的看法：彦博又言：“祖宗法制俱在，不便更张，以失人心。”

上（宋神宗）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处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上曰：“士大夫岂尽以更张为非，亦自有以为当更张者。”①文彦博打着“祖宗法制”旗号，极力诋毁变法之各项内容，如青苗法、市易法、保甲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成为当时朝廷中守旧派的领袖。熙宁二年（1069）九月，王安石推行“青苗法”，遭到了韩琦、范镇、曾公亮等人的坚决抵制，文彦博也向神宗陈说青苗法的害处。神宗说：我派了两个太监亲往民间察问，都说很方便于民。文彦博争辩道：韩琦是三朝宰相，说青苗法不便，皇上不信，只是相信两个宦官吗？①熙宁三年四月，西夏发兵围攻边城重镇绥德城，战事又起。八月，西夏又大举兴师，围大顺、柔远、荔原、淮安、东谷、西谷、业乐等城寨，“众多者号三十万，少者二十万，围或六、七日，或一、二日”②。游骑直抵庆州，九天后才退去，一度造成“陕右大震”，神宗十分震惊。文彦博上疏说：朝廷行事，定要符合人心，兼采众论，以静重为先。陛下励精求治，但人心未安，就是由于更张变革过当所致。祖宗之法未必都不能实行，只是有偏而不举之弊罢了。言辞中责怪神宗，影射王安石变法不当。王安石听到后勃然大怒，气愤地说：为民除害，什么事不能做？如果万事毁脞，那是西晋作风，于治理国家有什么益处？

熙宁六年（1073）正月，文彦博强烈反对市易司差官监卖果实，认为是“徒损大国之体，只敛小民之怨”③；又说华山坍坏就是天意不赞成变法的表示，引起神宗极大恐慌。因反对变法，文彦博和王安石关系恶化，终被排挤出朝，出判河阳、大名府等地。元丰三年（1080），再判河南，几年后以太师身份致仕。据说当年文彦博致仕准备回洛阳安度晚年时，已年近八十，神宗见他仍然身体健壮，精神矍铄，就请教他的养生之道，他答以“恰好即止”，神宗奉为至理名言。

宋哲宗即位，年仅10岁，由高太后掌权，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一阵清算新法之风，史称“元祐更化”。元祐初年（1086），司马光当政。当时文彦博退居洛阳已几年了，虽年逾八十，但精力甚健，司马光对他非常敬重，力荐这位元老重臣复出。文彦博到京后，便以平章军国重事为名，五日或六日一朝，到政事堂和左、右相及执政商量重事，参与废除新法，打击变法派。在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

①《续资治通鉴》卷67。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

③《文潞公集》卷20。

宋夏边界争地斗争中，支持司马光“弃地”之议，主张对夏屈服妥协，以保证西北边境“三数年间，当且保无事”①。当时文彦博八十几岁，辽国使者望见他，不禁诧异，对苏轼说：还这么年轻！苏轼告诉辽使，文彦博处理日常事务，干练的年轻人不一定比得上；贯穿古今，议论风发，即使专门名家也有所不如。五年以后，文彦博再次致仕。

绍圣元年（1094）四月，哲宗实行“绍述”之政，正式打出了继承神宗事业的旗号，重新起用变法分子，国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章惇秉政，说文彦博与司马光曾经反对王安石变法，降为太子太保。绍圣四年（1097）五月，文彦博去世，时年92岁。宋徽宗崇宁（1102—1106）年间，蔡京为右相，将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120人称为“元祐党人”，刻元祐党人碑，禁止元祐学术。至北宋末南宋初，文彦博才又被追复太师，谥忠烈。

文彦博三守洛阳，再为宰相，致仕之后，洛阳人图绘其像于资圣侍寺中，名曰竚瞻堂。司马光为作记，发了一番议论，说人臣“或得于君而失于民，或得于民而失于君”，像文彦博这样“事君以忠，养民以仁”，“逃宠而宠不我舍，避名而名常我随”①，千百年来也没有几个。文彦博虽出将入相，穷极富贵，但平时待人谦和，尊德乐善，特别礼遇鸿学硕儒。他推崇邵雍、程颢、程颐的道学，并和他们结成布衣之交。

在退居洛阳的日子里，文彦博与富弼、司马光及其他“老成而有贤德”的共十三人（除司马光外均年七十以上），仰慕白居易在洛阳和高年者为会的志趣，“尚齿不尚官”②，在富弼府第置酒赋诗相乐，时人称之为“洛阳耆英会”。文彦博要司马光作了一篇《洛阳耆英会序》。那时，王拱辰留守北都（大名府），写信给文彦博，对这个聚会十分嘉羡。

文彦博著作有《大飨明堂纪要》2卷，《药准》1卷，已佚，今存《文潞公集》40卷。文彦博在诗、词创作方面也有一定造诣，但作品存世很少，且大多与政治有关，如《双泉》：长剑并弹霜气豪，白虹半折秋云高。濯缨洗耳更何处，世人回看轻鸿毛。

文彦博还工书法，黄庭坚称赞他“潞公书极似苏灵芝公”，“今观《到洛为儿子赴许昌》帖，笔执清劲，真不愧古人！”③

①《文潞公集》卷26。

①《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66。

②王称：《东都事略》卷67。

（谢选骏指出：像是“洛阳耆英会”这种聚会，要是落在了共产党中国，那就会是“反党集团”甚至“反革命组织”或“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了——所以共产党社会无法产生思想和文化，无法产生科学革命和技术创新……即使有了，也不能发表，只能锁进抽屉，甚至胎死腹中。）

【第三十二章 包拯】

第一节 身世

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包拯年幼即勤于学，成年后，以孝行闻于乡里。天圣四年（1026），赴京应试，次年中甲科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今江西永修）。因父母年事已高，他请求在合肥附近就职，遂改授和州（今安徽和县）监税，但由于父母不愿随行而辞官，归居乡里，侍养双亲。

父母去世后，包拯于景祐四年（1037）赴京听选。当时他写有一首诗咏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于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表明了自己从政、为人的志向与原则。不久，出知天长县（今属安徽），后徙知端州（今广东肇庆）。庆历三年（1043），入京除殿中丞，又迁任监察御史。庆历六年（1046），奉命出使契丹，他圆满地完成了使命。使还后，迁三司户部判官，先后出为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庆历八年，入为三司户部副使，上《天章阁对策》等奏疏。皇祐二年（1050）除天章阁待制、知谏院。皇祐四年，除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后徙知瀛、扬、庐等州府。嘉祐元年（1056），权知开封府，任上改革诉讼制度，并拆除中官势族跨河修建的园榭，疏通了惠民河。嘉祐三年，迁权御史中丞，兼领京畿转运使、提点刑狱、考课院。次年，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嘉祐六年，迁给事中，为三司使，随即又升任枢密副使。嘉祐七年（1062）五月，包拯在枢密院视事时，突然得疾，数日后，逝世于开封邸舍，终年64岁，谥孝肃。著作有《包孝肃奏议》10卷传世。

第二节 政绩

包拯是北宋中期的著名政治家，以廉洁著称。他执法严峻，不畏权贵。

任监察御史及知谏院时，为肃正纲纪，惩处贪官赃吏，他弹劾贩卖私盐以牟取暴利的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役使兵士为自己织造00余匹驼毛缎子的汾州（今山西汾阳）知州任弁及监守自盗的仁宗亲信太监阎士良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弹劾王逵。王逵曾数任转运使，巧立名目盘剥百姓钱物。激起民变后，又派兵捕捉，滥用酷刑，惨遭其杀害者不计其数，因而民愤极大。但王逵与宰相陈执中、贾昌朝关系密切，又得宋仁宗青睐，故有恃无恐。为此，包拯连续七次上章弹劾，最后一次更直接指责皇帝，“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于一王逵则幸矣，如一路不幸何！”①其言激切刚直，朝野震动，舆论汹汹，朝廷终于罢免了王逵。此外，包拯还弹劾过宰相宋庠、舒王元祐的女婿郭承祐和仁宗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等人。任御史中丞时，包拯又先后弹劾利用职权贱买富民邸舍的张方平及“在蜀燕饮过度”的宋祁，使朝廷罢免二人的三司使之职。由于包拯敢于弹劾权倖，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包弹”的谚语，世人凡见官吏“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弹矣。’‘包弹’之语遂布天下”①。

①《包拯集》卷6《弹王逵七》。

①蔡絛：《铁围山丛谈》卷3。

对于有才干有政绩者，包拯则能秉公力荐，如杨邠、王鼎、王绰三人皆为范仲淹提拔的人才，曾分别担任江南东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和转运判官，因任内严惩贪赃枉法的官吏而有“江东三虎”之称。后受守旧权臣的忌恶，被降任知州，不得再任转运使等“监司”官。包拯虽由守旧派人物王拱辰荐为御史，却不为政派所囿，极力主张复用三人，终于使杨邠、王鼎、王绰先后又被起用为荆湖南路转运使、河北路提点刑狱、江西路提点刑狱。

包拯在经“庆历新政”之后，也提过一些改革建议。如主张严格选拔官员，裁汰冗杂，对年满70岁者应强令致仕，以解决冗官问题。他还主张停止招募士兵，拣斥老弱，以解决冗兵问题，同时应选练精兵强将，训练义勇，以充实边备，防御契丹。他向仁宗建议：“不必分文武之异，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必当考以应敌制胜之略，询以安边御众之宜”，然后“擢而用之”②。他向仁宗条陈《七事》，建言应当“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说”，又奏请“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③，因其所言恳切，且合情合理，切中时弊，故多为朝廷所采纳。包拯还特意奏上《进魏郑公三疏札子》，希望仁宗能以唐太宗善纳魏徵之谏的故事为龟鉴。任地方官时，包拯也善于体察民情，兴利除弊，因而颇有政绩。任京东转运使时，他曾巡察各地访问贫困冶铁户，并据实情申报转运司，豁免了这些户所欠的官铁，同时又鼓励有能力者开炉冶铁，发展生产。

第三节 清官

“阎罗包老”

包拯尤为人称道的是其断讼执法的明敏正直。出知天长县时，包拯遇到一件棘手的案子。某日有一农人至县衙，状告歹徒割去其家耕牛的舌头，请求捉拿罪犯。割去牛舌并无财利可图，故包拯推断此事必属怨家的报复行为，于是命农人宰牛卖肉以引罪犯上钩。宋代宰杀耕牛是犯法的，不出包拯所料，割牛舌者见牛主杀牛，欲加其罪，果然前往县衙首告，遂自投罗网，疑案立破。

包拯执法之刚正不阿在其出知庐州时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庐州是包拯的家乡，任知州时，他的亲朋故旧多以为可得其庇护，干了不少仗势欺人，甚至扰乱官府的不法之事。包拯决心大义灭亲，以示警戒。时恰有一从舅犯法，包拯不以近亲为忌，在公堂上将其依法责挞一顿，自此以后，亲旧皆屏息收敛，再不敢胡作非为。

权知开封府时，包拯也做了两件深得民心的事。一是整顿吏风，改革诉讼制度。开封府旧制，凡往告状者，必须先将状纸交给守门的府吏，再由府吏转呈，是否审理，何时审理，则由府吏通知。由于诉讼者不能面见长官，府吏往往借此敲诈勒索，营私舞弊，而有冤屈者常因送不起钱财而告状无门。包拯革除此弊，大开正门，使告状者可直接至公堂见官纳状，自陈冤屈，于是审案也更能公正合理。二是疏浚惠民河。惠民河也称蔡河，原自东京至通许（今属河南），直达淮河。后为了水运之便，又自新郑引闵水汇入，使之流量大增。时惠民河常涨水为患，大水时“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城中系栰渡人”①。包拯查知河水泛滥的原因乃“中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遂毅然下令，将所有跨河修建的楼台、花园、水榭全部拆毁，使河水得以畅通。有些权贵持伪增步数的地券与包拯相争，包拯皆通过实地测量、验证，揭示其伪，并上朝劾奏，要求严惩。

东京多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素以难以治理著称，而包拯“立朝刚毅”，凡以私人关系请托者，一概拒绝，因而将东京治理得“令行禁止”。也正因他执法严峻，不徇私情，“威名震动都下”，在他以天章阁待制职名任知谏院时，弹劾权贵，“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②包拯的严于律己，廉洁著称也是十分突出的。23岁时包拯受到出知庐州的刘筠嘉许，声名大盛，家乡有一豪富之家曾邀请他赴宴叙谈，一位李姓同学欣然欲往，而包拯却严肃地说：“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③可见他为官前即确立了从政不徇私情的志向。端州以产砚著名，端砚历来是文人士大夫寻觅的珍品，包拯出知端州时不仅革除了诸前任在“贡砚”数额之外，加征数十倍，以饱私囊和贿赂权贵的流弊，而且任满离去时“不持一砚归”。1973年，合肥清理包拯墓时，在包拯及其子孙墓中仅发现一方普通砚台而无端砚，也足证史载之确。包拯曾力申“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不仅如此说，而且还躬身力行并教之于后代。为使子孙永志其教诲，包拯订立了一则《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他还将《家训》镌刻于石碑，竖立于堂屋东壁，以昭示后人。包拯长子包绶、次子包绶、孙包永年，皆居官清廉，颇获世人好评，实与包拯的孜孜教诲有关。《宋史·包拯传》记载：“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时人也称其“有凛然不可夺之节”，“有所关白，喜面折辱人”，据此可见，包拯的为人已清正刚直得近乎执拗，甚至还有些不近人情，然而，这也正是他与一些庸吏的根本不同。

包拯以其政绩和品行为人爱戴，因而包拯去世的噩耗传出时，朝野震惊，全城尽悼，“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①。同以强直敢言著称的吴奎在所作《包公墓志铭》中称：“宋有劲正之臣，曰‘包公’其声烈表爆天下人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并盛赞包拯“竭力于亲，尽瘁于君。峻节高志，凌乎青云。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自始及终，言行必一，惟令名之皎洁，与淮水而悠长。”现藏开封博物馆的北宋《开封府题名记》碑，上刻183位开封知府的姓名和上任年月，而包拯的名字却已磨去，据说这是因为人们在观赏碑记时，由于敬仰包拯而经常用手抚摸指点其名，天长日久，竟将碑字磨去。

②《包拯集》卷9《论边将一》。

③《宋史》卷3《包拯传》。

①《宋史》卷61《五行志·水》。

②《宋史》卷3《包拯传》。

③《朱子语类》卷129《本朝三》。

①吴奎：《包公墓志铭》。

包拯在社会享有盛誉，因而人们广泛传诵他的事迹，并加以理想化和艺术化，衍生出许多轶闻传说。南宋时有以包拯为主题的故事和戏曲，元杂剧中更有大量的包公戏如《陈州粜米》。包拯是以龙图阁直学士（后世讹为大学士）职名任权知开封府，包拯世称包龙图。有小说《包公案》（《龙图公案》）流行，遂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谢选骏指出：包拯的铡刀和共产党的严刑拷打，都是长官意志和草菅人命的产物——包公戏本是一种虚构的东西，但是经过市井转化却可以渗透到现代政治领域，从俚俗的勾栏进入专政的法院。包公戏变成了整治措施，由此可见，“思想决定历史”并非空谈，而是一个确凿的事实。）

【第三十三章 狄青 郭逵】

第一节 狄青

狄青（1009—1057），字汉臣，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父亲狄普，为一农家子。狄青自幼习武，善骑射。25岁那年，为征赋税事与村中人发生争执，他愤而来到京城，应募在拱圣营入伍。由于他身材魁梧，又有武艺，很快从骑御马直选为骑御散值。不久，因偶触军法，被判死刑，幸而知河南府范雍惊其体貌，极力营救，得以面部刺字而免死。

宋仁宗宝元初（1038），西夏元昊，不断骚扰宋沿边州郡，而沿边将帅又多为元昊所败。狄青就是在这时应诏从边，先后在军中任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挥使。前后四年，在大里、清化、榆林、归娘岭东女之崖、木匮山、浑州川、白草、南安、安远等地，大小25战，计中流矢8次。狄青在战斗中能身先士卒，受伤后，仍顽强杀敌。有一次，他受伤后，临阵披发，戴铜面具，继续战斗，所向披靡。几年来，■咩、岁香、毛奴、尚罗、庆七、家口等族一一被他所收服。他还修了桥子谷城，以及筑招安、丰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是军事要地，对保卫宋朝沿边州郡具有重要作用。

狄青的才略，深得经略判官尹洙的赏识，并以良将之材向经略使韩琦、范仲淹推荐。范仲淹一见惊为奇才，特地送给狄青一部《春秋左氏传》，勉励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①由此狄青遂折节读书，研究秦汉以来的将帅兵法，弄得十分精通，因而更知名了。狄青以战功，累迁西上閤门副使，秦州刺史，泾原路副都总管、经略招讨副使等。

庆历元年（1041），元昊派兵攻打渭州，逼近怀远城，行营总管任福领兵迎战，桑怿为前锋，中西夏军埋伏，于好水川西的羊牧隆城附近，被打得大败，任福、桑怿皆战死。庆历二年（1042），西夏军再次进军定川，宋军大败，总管葛怀敏战死，西夏军队直抵渭州城下。这时，仁宗急调狄青前去应战，狄青到达前线，乘对方不备，短兵相接，一举把西夏军打得大败。这时，由于西夏正逢旱灾，财力不济，又加之连年战争，死伤极多，元昊已无力攻宋，只好息兵。狄青以军功从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移真定路副都总管。不久，迁侍卫亲军、步军、马军殿前都虞候，历惠州团练使、眉州防御使、保大军节度观察留后，迁步军、马军副都指挥使，遂领彰化军节度使，又知延州，不久召为枢密副使，加检校司空。

皇祐四年（1052），南方广源州侬智高起兵反宋，攻陷邕州、横州。由于州府地方毫无防备，侬智高很快占领了横、贵、藤、梧、康、端、龚、封八州，并继续包围广州，东南大骇。这时，朝廷深为忧虑，宰相庞籍推荐狄青。狄青也慨然上表请行。于是狄青除宣抚荆湖南北路，还提举广南经制盗贼事，岭南诸军皆受狄青节制。当狄青向广南进军之际，广西钤辖陈曙偕同殿直袁用，提步兵8000人，盲目袭击侬智高，结果大败于昆仑关。狄青集将佐于幕前说：“令之不齐，所以致败”①。决定将陈曙、袁用等军校32人斩之，以整肃军纪。

①《宋史》卷290《狄青传》。

①《宋史纪事本末》卷31《侬智高》。

皇祐五年（1053）春正月，狄青率军夜度昆仑关，袭击侬智高。侬智高的据点在昆仑关下的归仁铺。狄青表面上休整军队，暗中则自将前军，孙沔将次军，余靖殿后，以一昼夜到达昆仑关。次日黎明交战，再次大败侬智高。侬智高由合江口败走大理，广南基本平定。在宋军入城收拾战场时，发现有一具尸体穿着金龙衣，众以为此尸就是侬智高，可以上奏请功。狄青却拒绝这样做，说：“安知其非诈邪？宁失智高，不敢诬朝廷以贪功也。”②这种不虚美、不贪功反映了他的务实精神。后来查明，侬智高果然逃到了大理。两年之后大理国杀侬智高，由余靖函其首级送至京师。狄青以平定广南之战功，拜为枢密使。

狄青在枢密使任上四年。至和三年（1056），受谣言中伤，罢为护国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陈州。嘉祐二年（1057）三月，狄青病死，终年48岁。死后赠中书令，谥武襄。

第二节 郭逵

郭逵（1022—1088），字仲通，祖籍钜鹿（今属河北）。宋初，其先人徙居京师，后卜葬洛阳，遂定居。父郭斌。郭逵以父荫补北班殿侍。宝元、康定年间，西夏元昊扰宋朝沿边州郡，郭逵兄郭遵为延州西路都巡检使，被西夏兵杀死，宋廷优恤，录郭逵为三班奉职。时范仲淹正任陕西都部署，郭逵即隶其麾下，待他如子侄一般。

郭逵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很有战略眼光，为众佩服。当时，有这样两件事反映了郭逵的才智。一是军中议论攻西夏取灵武。郭逵表示反对，他说：“地远而食不继，城大而兵不多，未见其利。”①结果出师不久，泾原任福全军覆没。众佩服郭逵有先见之明。二是对将领葛怀敏的看法。郭逵认为他“喜功徼幸，徒勇无谋”，故“他日必败朝廷事”②。不久，葛怀敏果然兵败身死。由此郭逵被众誉为知兵者。后调任真定兵马监押，平保州兵变。

郭逵办事，极为精细认真。庞籍镇河东时，以郭逵权知忻州。这时，契丹来使请求割取天池庙地。庞籍久不能决，于是委托给郭逵处理。郭逵查阅有关文书档案，发现有一通太平兴国年间契丹写给天池县的信，提到：“遥祀天池庙有应，以属南朝地，未敢擅修。”③据此，向契丹使者出示信件表示拒绝，使契丹无法再争，大为折服。

嘉祐初年，湖北溪蛮彭仕羲反宋，郭逵加带御器械，为荆湖北路兵马钤辖兼为澧州知州。郭逵先抓获了彭仕羲的亲信，安置在自己身边为小史，并向他了解那里的山川地形和防务虚实。嘉祐三年（1058），即以小史为向导进兵围剿，连破罗城峒及贺府等二十多处险隘，攻拔新州，乘夜向彭仕羲的根据点桃花州挺进。彭仕羲弃城逃跑，余部皆降。郭逵以战功迁为礼宾使，徙荆湖南路兵马钤辖、邵州知州。累迁容州观察使、泾原路副都部署。

②《宋史纪事本末》卷31《侬智高》。

①《宋史》卷290《郭逵传》。

②《宋史》卷290《郭逵传》。

③《范太史集》卷40《检校司空左武卫上将军郭公墓志铭》。

治平二年（1065），郭逵以检校太保同签书枢密院。出领陕西宣抚使，判渭州。宋神宗即位后，迁静难军留后，改宣徽南院使，判郓州，又改镇鄜州。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朝廷拿不定主意。边将种谔接受了西夏嵬名山的投降，并攻取了绥州，但西夏人却杀死了宋朝官员杨定。朝廷舆论认为，应该放弃绥州，皇帝甚至下诏，要焚烧后放弃绥州。郭逵坚定地认为，绥州不能烧，也不能放弃，而应当坚守，用以安置嵬名山举族而归降的1.3万人。因此郭逵果断地隐匿了诏书。不久，西夏提出用塞门砦和安远砦来交换绥州。郭逵认为这很可能是空口欺诈，他提出一个条件，即必须先行交出塞门、安远二砦，才可交移绥州。由于郭逵派出的使者有西夏西平王在祥符间写的一封信，证明塞门、安远二砦的界址在长城岭下，西夏使臣无法驳斥，此事遂以宋朝保有绥州而告终。朝廷下诏表彰了郭逵，说：“渊谋秘略，悉中事机。有臣如此，朕无西顾之忧矣。”①郭逵加检校太尉、雄武军留后。

熙宁九年（1076）正月，交阯李乾德攻陷广南的邕州等地，朝廷拜郭逵为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经略招讨使，兼荆湖南北路、广南东西路宣抚使，携同在鄜延与河东的旧将士，前往征讨。郭逵认为广源州是咽吭之地，兵甲精锐，不先攻取必有腹背受击之患。他又分析到刘应纪是彼方的谋主，不先擒刘应纪，则军声不会大振。于是确定了攻击重点的方针。一战而胜，刘应纪投降，军威大振。接着，又攻拔了决里隘，并乘胜攻取了桄榔、门州等地，与李乾德在富良江决战。李乾德无路可走，奉表请降。这时，郭逵原有的30万大军，由于冒着炎热进入瘴疠之地，伤亡逾半数，军粮也尽，虽一水之隔不能再进，乃班师回朝。后贬左卫将军，西京安置，闲居了十年。哲宗即位后，一度起知潞州，进广州观察使，知河中等职。以左武卫大将军致仕。元祐三年（1088）病故，享年67岁。死后赠雄武军节度使。

①《范太史集》卷40《检校司空左武卫上将军郭公墓志铭》。

（谢选骏指出：《三国志·魏志·阮瑀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乃叹曰：‘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乎！’”——阮籍真是少见多怪，他怎能想到，比刘邦项羽逊色如此的人，也能悍然照亮了汗青。）

【第三十四章 欧阳修】

第一节 生平与政绩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江西永丰）人。幼年孤贫，依叔父家于随州。天圣八年（1030）举进士，擢甲科，调西京留守推官。与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交游，开始为“古文”，已负文名。

景祐元年（1034）入朝，为馆阁校勘。这时，范仲淹以言事被贬，在朝诸人如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等纷纷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贬。于是欧阳修写了《与高司谏书》，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欧阳修也被贬为夷陵令。

贬官夷陵，对他颇有好处。他后来在《与焦殿丞书》里说：“某再为县令，然遂得周达民事，兼知宦情，未必不为益。”又洪迈《容斋随笔》卷4记张芸叟与石司理书云：“顷游京师，求谒先达之门，每听欧阳文忠公、司马温公、王荆公之论，于行义文史为多；唯欧阳公多谈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请：‘大凡学者之见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为欲闻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谕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时才，异日临事，当自知之。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贬官夷陵，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私害义，无所不有。且夷陵荒远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当时仰天誓心曰：‘自尔遇事不敢忽也。’是时苏明允父子亦在焉，尝闻此语。”这段记述又可为欧阳修贬官之后“周达民事，兼知宦情”的旁证。

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复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辟欧阳修为掌书记。他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庆历三年（1043），欧阳修知谏院。这一年范仲淹参知政事，施行新政。欧阳修身居此职，于是连上奏疏，对于内政外交，无不极谏。现存于《奏议集》中知谏院时的奏疏多达10卷。这些奏疏都是庆历新政时期的重要的政论文章，所论者都是针对时弊的当务之急。

庆历四年（1044），欧阳修奉命出使河东，又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权真定府事。在这期间，他便进一步调查情况，又写出《河东奉使奏草》、《河北奉使奏草》。在《河东奉使奏草》中有《条列文武官材能札子》，还有《论不才官吏状》，对于吏治得失，论述极详。与此同时，欧阳修对于西北边患，也曾多次上书。他就在《论乞与元昊约不攻唃厮啰札子》中说：臣自去年春，始蒙圣恩，擢在谏列，便值朝廷与西贼初议和好。臣当时首建不可通和之议。前后具奏、状、札子十余次论列，皆言不和则害少，和则害多。利害甚详，恳切亦至。然天下之士，无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无一人采臣说。今和议垂就，祸胎已成，而韩琦自西来，方言和有不便之状；余靖自北至，始知虏利急和之谋。见事何迟？虽悔无及！当臣建议之际，众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诚难力夺众议。今韩琦余靖亲见二虏事宜，中外之人亦渐知通和为患，臣之前说，稍似可采。但愿大臣不执前议，早肯回心，则于后悔之中，尚有可为之理。

可以看出，欧阳修对于重大的军事问题，也曾十分认真建议。在当时的和议问题上，具有眼光，力排众议，坚持己见，作为一个谏官，知无不言。在当时的情况下，既然不可言和，就不免用兵。欧阳修一面反对言和，一面主张备战。对于军事，他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

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等相继罢官、外放，新政失败。这时欧阳修正在河北都转运使任上。他一面“自劾乞罢”，以“同其退”，一面上了一封《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此状一上，欧阳修遂为“群邪”所恶，造谣诬陷，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到了滁州，欧阳修对于政治风云之险恶似乎有所觉悟，初以“醉翁”为号。但他胸怀旷放，并不怨嗟。在《与尹师鲁书》中写道：“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不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又说：“因此戒安道（余靖），勿作戚戚之文。”

庆历八年（1048），欧阳修徙知扬州。元祐元年（1049），移知颍州。

一年之后，又留守南京。至和元年（1054），召判流内铨，旋改翰林学士，俾修《唐书》。嘉祐二年（1057），知贡举。《宋史》本传说：“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一知贡举，即痛抑“险怪奇涩之文”，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大事。关于此事，沈括《梦溪笔谈》也有一段记载：“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险怪之语，学者歙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力也。”①嘉祐三年（1057），欧阳修加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宋史》称他在翰林八年，知无不言。嘉祐五年，拜枢密副使。嘉祐六年，参知政事。《宋史》称欧阳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谕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是怨诽益众。”②在这期间，欧阳修因“濮议”之争，蒙受“不根之谤”。他为了辩诬，连上奏札，请求根究蒋之奇对自己的诬陷，甚至“期于以死必辨而后止”。于是治平四年（1067）三月四日，即位不久的神宗乃遣中使赐下“御札”，告以言者已被“降黜”，并已“出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虚妄”，且云：“事理既明，人疑亦释，卿宜起视事如初，无恤前言。”经过这一次被诬，欧阳修对于人生仕途似乎更有所悟：像他这样切直刚正的人，是不适于做官的。在这之前，已一再求退，在这之后，就更坚决求退。由于再三请求，终于得罢参知政事，出知亳州。后又知青州、蔡州。熙宁元年（1068）春在亳州时，曾上《乞致仕第一表》，此后又连上数表，请求致仕。

在这期间，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欧阳修时在青州，有《言青苗钱札子》，表述自己对于“俵散青苗钱”的意见。在俵散青苗钱的过程中，还有两个明显的弊端。一是“抑配”，二是“俵散秋料钱”。欧公在《言青苗第二札子》中有很透辟的分析。他说：臣窃见自俵青苗钱已来，议者皆以取利为非。朝廷深恶其说，遂命有司条陈申谕，其言虽烦，而终不免于取利。然犹有一说者，意在惠民也。以臣愚见，若夏料钱于春中俵散，犹是青黄不相接之时，虽不户户缺乏，然其间容有不济者。以为惠政，尚有说焉。若秋料钱于五月俵散，正是蚕麦成熟、人户不乏之时，何名济缺？直是放债取利尔以此而言，秋料钱可以罢而不散。

①沈括：《梦溪笔谈》卷19。

②《宋史》卷319《欧阳修传》。

这些意见，可以说是完全正确的。对青苗钱作了具体分析，不是一概否定。他所不赞成的，是俵散“秋料钱”。对于“秋料钱”，他曾一面“奏陈”，一面“擅止”。未经批示而“擅止”，应得“擅行止散之罪”。但朝廷“特予放免”，并未加罪。他在《谢擅止散青苗钱放罪表》中说道：“虽具奏陈，乃先擅止，据兹专辄，合被谴呵。”

在这前后，欧阳修又曾屡上表札，请求致仕。熙宁四年（1071）六月，欧阳修终于得到朝廷的“敕告”，除太子少师，以观文殿学士致仕。随即回到颍州。八月，朝廷行“明堂大礼”，又召他“赴阙陪位”，他有《札子》辞谢。这时，他的身体确实十分衰惫了。因此，一年之后，熙宁五年（1072）八且病逝于颍州。著作有《欧阳文忠公集》、《新五代史》等。

第二节 “蓄道德而能文章”

曾巩称赞欧阳修“蓄道德而能文章”①。欧阳修自己也说过；“我所谓文，必与道俱。”②又说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③“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④看来欧阳修把道和文的关系看得十分密切。欧阳修论道，不尚空谈，而重实际。他在《答吴充秀才书》中讲到“学者有所溺”时，反对有人“弃百事不关于心”。他是把“道”和生活中的“百事”密切联系起来看的，但是他所谓“道”也不等于“百事”。欧阳修另有《与张秀才第二书》，对于道讲得比较具体。他说：“君子之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而取信者是也。”又说：“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欧阳修的这些话，虽然从周公、孔子谈起，但最终是取其“切于事实”，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与宋代的道学家之“道”有所不同了。

欧阳修在这封书里还反对“诞者之言”，反对“以无形为至道”。“以无形为至道”指什么呢？是不是对道学家的批评呢？这里讲得不很明确，但在《答李诩第二书》里就更明确地批评宋代某些儒者的性理之学了。他说：“修患世之学者多言性，故常为说曰：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为性而言也。故虽言而不究。”但是，“今之学者”，“好为性说以穷圣贤之所罕言而不究者，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他认为，作为“君子”，应该“以修身治人为急，而不穷理以为言。”欧阳修的这些话是反对宋儒性理之学的较早的言论。

①《元丰类稿》卷《寄欧阳舍人书》。

②《东坡后集》卷《祭欧阳文忠公文》。

③《欧阳文忠公集》卷47《答吴充秀才书》。

④《欧阳文忠公集》卷68《答祖择之书》。

欧阳修的道不同于道学家，却近似韩愈。他一面反对性理之学，一面也反对佛老。他有《本论》上下篇是专门辟佛的。上篇说：“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盖亦未知其方也。”他认为：“去之”之方，不是“操戈而逐之”，也不是“有说以排之”，他认为，“千岁之患”，“非一人一日之可为”，“非口舌之可胜。”“去之”之方，全在“修其本”。其所谓“本”，也就是“礼义”。他说：“礼义者，胜佛之本也。”可以看出，辟佛，他与韩愈是一致的，但辟佛的方法，则有些不同。他在《本论》下篇还特别提到不必“火其书而庐其居”。但是，单靠“礼义”能否解决问题呢？所谓《本论》，实际上也仍是书生之论。这样的理论也并没有超过韩愈。所以苏轼说“论大道似韩愈”，甚至说“欧阳子，今之韩愈也”①。

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却也并不等于韩愈。韩愈比较迂腐，欧阳修则比较切实。而且，在出处进退、立身行事方面，欧阳修的刚正不阿、无所畏惧，又远在韩愈之上。尽管在行文之时，欧阳修不像韩愈那样气势磅礴，声色俱厉，但他那“容与闲易”、“不大声色”之中，也自有“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之势。这就形成了他的文章的思想特点和风格特点。

欧阳修也不像韩愈那样急于作官，但他却很重视作个谏官。重视谏官，当然又同韩愈有些相似之处。例如韩愈写过《争臣论》，欧阳修也写过《上范司谏书》、《与高司谏书》。这些文章都表达了他的为人之道。王安石所谓“读其文，则其人可知。”确实如此。尤其读后一篇文章，更可见其为人。在《上范司谏书》中欧阳修说：“司谏，七品官尔。于执事得之不为喜，而独区区欲一贺者，诚以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又说：“士学古怀道者，仕于时，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可以看出，欧阳修之所以如此看重谏官，就是因为谏官能够“行其言”，也即是能够“行道”。在他看来，作个谏官。乃是“行道”的一个重要途径。也就因此欧阳修对于谏官的要求很高。他说：“非材且贤者，不能为也。”而一旦遇到那“非材且贤者”时，他也就不能容忍。他的《与高司谏书》骂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就是因为高若讷丧失了做谏官的基本品质。

高若讷身为谏官，而当范仲淹无辜被贬时，他不但不敢谏诤，反而诋毁范仲淹的为人，这就引起了欧阳修的愤怒。他说：希文（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恕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这篇文章可谓“气尽语极，急言竭论”，但又委曲宛转、极尽挖苦之能事。话讲得非常明白，文写得非常艺术。千古文章，难得这样的佳作。

欧阳修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有他的道德基础，不是任何人都写得出来的。他在《与尹师鲁书》中曾经讲到“士有死不失义”，大义所在，就不该“俯仰默默”。于是，敢说敢骂，就成了他这篇文章的特色。当然，写出这样的文章，是要冒着风险的。正是由于这篇文章，他也遭到贬谪。

欧阳修并不因此而消极。此后他还是继续写这样的文章。庆历三年，他被推荐而作了谏官。一有这个“行其言”的机会，他便知无不言，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字。到了庆历五年，当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又因“朋党之议”而相继罢官时，欧阳修便立即义正词严地写了《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直接同庆历四年十一月朝廷所下的“诏书”相对抗。

也就在这期间，欧阳修还写了一篇著名的《朋党论》（“论”当作“议”），驳斥“朋党之说”。他说：“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于是他说：“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这篇文章引古证今，史实俱在，是非分明，很有说服力。当时被指为“朋党”的人，与其说是“同党”，不如说是“同道”。范仲淹是“朋党”中的头面人物，欧阳修替他讲话，并没有个人私情。范仲淹是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这样的为人之道正是欧阳修所赞成的。因此，所谓同党，不过是同道而已。这是可以从他的很多文章看得出来的。如有一篇《读李翱文》，就是赞扬“以天下为忧”的作品。这篇文章里赞赏李翱不愿叹老嗟卑而忧以天下，并且联系宋朝的现实发表了评论：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则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余行天下，见人多矣，脱有一人能如翱忧者，又皆贱远，与翱无异。其余光荣而饱者，一闻忧世之言，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不怒，则笑之矣。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在欧阳修看来，宋朝的天下是比唐朝的天下更可忧虑的，但宋朝的执政者却不肯以天下为忧；如有以天下为忧的人如范仲淹等，又都遭到贬斥。文章所谓“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云云，是深有愤慨的话。欧阳修的这种愤慨之情，随时都有发泄。《尹师鲁墓志铭》也是这样的作品。这篇《墓志》首先讲尹师鲁的文学、议论和才能，为天下之士所共知；但欧阳修所更强调的，是他为人之“大节”。他说：“至其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则天下之称师鲁者，未必尽知之。”于是欧阳修也就突出地表彰他这一方面。文章说：“天章阁待制范公贬饶州，谏官御史不肯言，师鲁上书，言仲淹臣之师友，愿得俱贬。贬监郢州酒税。”“谏官御史不肯言”，尹师鲁则挺身而出，“愿得俱贬”。这种不怕丢官、勇于仗义的行为，是欧阳修十分赞赏的。

从《尹师鲁墓志铭》这类文章来看，欧阳修所说的“道”，也就是为人的“大节”。从为人的大节来看，欧阳修的道虽然和韩愈相似，但也有和韩愈不大相同的地方。例如韩愈贬官之后，他那直言敢谏的气概便有所收敛，不似贬官之前。他在潮州写的《谢表》、《祭鳄鱼文》等，骨气就很不够了。欧阳修不然。他对韩愈本是非常推崇的，但他对于韩愈的这一表现也很不满意。在《与尹师鲁书》中他说：“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不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这是对韩愈很痛心的批评，从而也表明了自己的志气。他又说：“因此戒安道（余靖），勿作戚戚之文。”就是说，不要作韩愈那种“戚戚怨嗟”的文章。

欧阳修告诫安道不要写“戚戚”的文章，他自己也确实是实践了这个主张的。他在滁州所作《丰乐亭记》、《醉翁亭记》等，就没有“不堪之穷愁”，只讲“山水之乐”。例如《醉翁亭记》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又说：“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身在贬谪之中，而大讲禽鸟游人的山水之乐，这样的文章不仅与韩愈不同，与柳宗元也并不相同。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欧阳修有《答李大临学士书》说得明白：“修在滁三年，得博士杜君与处，甚乐今足下在滁，而事陈君与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达于进退穷通之理。能达于此而无累于心，然后山林泉石可以乐；必与贤者共，然后登临之际有以乐也。”这里说的“达于进退穷通之理”，也即是《尹师鲁墓志铭》中所说的“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的意思。这就是说，一个人立身行事，不管处于什么地位，也不可改变为人的大节。既敢于伸张正义，就不能惧怕任何灾祸。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那么，无论遇到什么困境，也就处之泰然了。由此看来，欧阳修贬官滁州，不作“戚戚之文”，而盛称“山水之乐”，正是他的为人大节所在，并不是或不仅是暗示他自己治滁的政绩、或隐寓古人的“乐民之乐”，更不是消极颓唐而寄情山水。

总的看来，欧阳修的各类文章都是体现着他的为人之道的。宋人的文章往往喜欢论道，哪怕是传记文或游记文，也往往夹些论道的成分。这是宋代文章的一个特征，不止欧阳修一个人如此，曾巩、王安石、苏轼无不如此。不过，欧阳修的文章写得自然，论道而不说教，这是他“蓄道德而能文章”的一个主要特征。在宋代，除了苏轼，很少有人能够企及。

第三节 博古通今之学

欧阳修作《尹师鲁墓志铭》，曾称尹师鲁“博学强记，通知古今”。这八个字对尹师鲁不免溢美，但在欧阳修自己，足以当之。他不但是个文学家，而且是个学者。于经学有所发明，于史学有独立的著作，于金石之学且有开辟之功。

欧阳修的经学，曾受唐人影响，敢于提出自己的创见。唐人的经学，在魏晋六朝之后，思想是比较开阔的，不全拘于汉儒的师说，如啖助、赵匡、陆淳之于《春秋》，就打破了三传的门户之见。但一般说来，唐代的诗人作家，不治经学。宋代不同了，欧阳修对于《春秋》、《诗》、《易》，都有研究。苏辙曾经说他“长于《易》、《诗》、《春秋》，其所发明，多古人所未见。”①这对于宋朝一代的学风是有影响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毛诗本义》也曾指出：“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提要》对宋儒的“新义”是有所不满的，对欧阳修的“敢议毛郑”也不是完全肯定的。但从这些话里却可看出，欧阳修治经，对于尔后的“宋学”，起了“发难”的作用，在学术史上影响不小。《提要》又说欧阳修对于毛郑二家之义也不是随意翻新，而是“尽其说而理有不通，然后以论正之。”“本出于和气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论，未尝轻议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训释，往往得诗人之本志。”这些话比较符合欧阳修所著《毛诗本义》的实际。

欧阳修在经学上的主要成就还不在于《诗》，而在于《易》。他曾认为《易》之《系辞》不是“圣人之作”。他说《系辞》里的“先言何谓而后言子曰者，乃讲师自为答问之言尔，取卦体以为答也。亦如《公羊》《榖梁》传《春秋》，先言何曷，而后道其师之所传以为传也。”②欧阳修还认为，不仅《系辞》不是“圣人之作”，另一些篇章也非“圣人之作”。他在《易童子问》里说：“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在《易或问》里也说：“或问《系辞》果非圣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论，何也？曰：何止于《系辞》？舜之涂廪浚井，不载于六经，不道于孔子之徒，盖里巷人之语也。”在欧阳修看来，古书之托为“圣人之作”者，往往是后人所作。这是符合古代书籍的实际情况的。但是，欧阳修的这一见解，曾经长时不为人们所接受，他曾深有感慨地说：“余谓《系辞》非圣人之作，初若可骇，余为此说迄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余言为然也。”由此可见，欧阳修的这一见解，在当时是很大胆的。

欧阳修又不止怀疑过《易》之《系辞》等等，他对于别的经书，也常常信经而不信传。他在《春秋论》里就说：“经之所书，予所信也；经所不书，予不知也。”又在《春秋或问》里说：“经不待传而通者十七八，因传而惑者十五六。”他的这些看法，当时赞成者不多，但他十分自信。他说：“余尝哀夫学者知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之乱经也，屡为说以黜。而学者溺其久习之传，反骇然非余以一人之见决千岁不可考之是非，欲夺众人之所信，徒自守而莫之从也。余以谓自孔子殁至今，二千岁之间，有一欧阳修者为是说矣；又二千岁，焉知无一人焉与修同其说也？”①由此看来，欧阳修在经学上的这些看法，在当时确是独到之见。

欧阳修在经学方面虽有很多大胆的创见，但他治学的态度和方法却是谨慎的。例如他对毛郑之诗虽有疑难，却并不随意改动二家之说。他说：“予疑毛郑之失既多，然不敢轻为改易者，意其为说不止于笺传，而恨己不得尽见二家之书，未能遍通其旨。夫不尽见其书，而欲折其是非，犹不尽人之辞，而欲断其讼之曲直，其能果于自决乎？其能使之必服乎？”①虽有怀疑，却不轻为改易，这种治学态度是很严肃的。其所以如此，又同他的治学目的很有关系。据说他治经学，是“务究大本”，而“不过求圣人之意以立异论。”②所谓“大本”，就是“圣人”立言的本意。欧阳修是个又迂又直的儒者，他虽不满“后儒”，却很迷信“先圣”。因此，他的治学目的，就是要弄清“先圣”的思想实质，并不想自己标新立异。②《欧阳文忠公集》卷65《传易图序》。

①《欧阳文忠公集》卷43《廖氏文集序》。

①《欧阳文忠公集·诗谱补亡后序》。

②韩琦：《欧阳文忠公墓志铭》。

他还有个看法是：“圣人之言，去人情不远。”他所不满后儒的，是因为他们“未得其真”。他也不是毫不尊重后儒的意见，他曾说过：“然亦当积千万人之见，庶几得者多而近是。”③他只是反对那种离开经的本义而擅自为说的人。他说：“凡今治经者，莫不患圣人之意不明，而为诸儒以自出之说汩之也。今于经外，又自为说，则是患沙浑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尽去，则水清而明矣。”④因此，他主张对于“杂乱之书”，要能“指摘其谬”，做到“功施后世”，“非止效俗儒著述，求一时之名。”这也是治学的一个可贵的态度。

欧阳修的史学造诣，尤为世人所称。在“二十四史”当中，欧阳修所参与编修的，竟达两部，其中《新五代史》，且属个人专著。这在古今史家当中，成就是很突出的。欧阳修平生是有志于史的，他说过：“予于五代书，窃有善善恶恶之志。”①他与尹师鲁商量写作《五代史志》时又说过：“吾等弃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少希后世之名。”②欧阳修是相信《春秋》的褒贬义例的，因此，他所谓“善善恶恶之志”，也就是要学《春秋》的褒贬。他认为五代之乱，有如春秋。他说：“五代终始，才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国而八姓，”有足叹者。所以他于《新五代史》每篇发议，几乎都以“呜呼”冠于篇首，寄以无穷的感叹。欧阳修作史，目的也在于总结历史经验，以为当代的借鉴。北宋前期的文人学者，凡是关心世事的，大抵留心前朝史事，历观成败得失，联系现实，引为教训。欧阳修著《新五代史》的最终目的，也在于此。

欧阳修作史于宋代，而要依仿《春秋》的义例，自然难免迂腐之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于《春秋》的义例，也自有取舍。例如他于五代之梁，多所贬抑，却不以为“伪”。他在《梁本纪》中发议论说：“呜呼，天下之恶梁久矣，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至予论次五代，独不伪梁，而议者或讥予失《春秋》之旨予应之曰：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这就是说，事实是什么，便写什么。为君为篡，各传其实。这样的义例是可取的。

在写法上，《新五代史》也有异于《春秋》的地方。欧阳修自有义例，例如《司天考》不书灾异，他发端即声明道：“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备，予述本纪，书人而不书天，予何敢异于圣人哉！其文虽异，其意一也。”他认为《春秋》虽书“日食星变之类”，但“孔子未尝道其所以然者”。因此，他只讲“人事”，不讲“天意”。他对于秦汉以来史书之记灾异、讲天人感应，是不赞成的。他说：“呜呼，圣人既殁而异端起，自秦汉以来，学者惑于灾异矣。天文五行之说，不胜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异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可以说，《新五代史》不书灾异，不讲天人，这在中国历代史籍中是个创举。义例虽依《春秋》，却又“不得不异乎《春秋》。”依《春秋》未免迂腐，而异乎《春秋》，则是科学的态度。

《新五代史》总结前代经验、引为鉴戒的事例很多，其中《唐六臣传》之论朋党，是最有代表性的。他说：呜呼，始为朋党之论者谁欤？当汉之亡也，先以朋党禁锢天下贤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后汉从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党尽杀朝廷之士，而其余存者，皆庸懦不肖倾险之人也，然后唐从而亡。夫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夺国而予人者，必进朋党之说。夫为君子者，故尝寡过，小人欲加之罪，则有可诬者，有不可诬者，不能遍及也。至欲举天下之善、求其类而尽去之，惟指以为朋党耳可不鉴哉！可不戒哉！

③《欧阳文忠公集》卷69《答宋咸书》。

④《欧阳文忠公集》卷68《答徐无党第一书》。

①《欧阳文忠公集》卷39《王彦章画像记》。

②《欧阳文忠公集》卷67《与尹师鲁第二书》。

这一段话也等于一篇《朋党论》，比《朋党论》的论据更加具体、更加充分。这显然是有为而发的史论。其目的不止于垂鉴戒、示后世，更直接的目的是借古讽今，依据史实，痛贬时弊。欧阳修给尹师鲁的信中所谓“粗伸其心”者，于此可见。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四夷附录》所论兵事。欧阳修说：自古夷狄服叛，虽不系中国之盛衰，而中国之制夷狄，则必因其强弱。予读周《日历》，见世宗取瀛、莫、定三关，兵不血刃，而史官讥其以王者之师、驰千里而袭人，轻万乘之重于萑苇之间，以侥倖一胜。夫兵法，决机因势，有不可失之时世徒见周师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机也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莫三关，遂得复为中国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为夷狄。彼其为志岂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壮哉！夫兵之变化屈伸，岂区区守常者所可识也！

这一段话要和欧阳修另外谈论兵事的文章合看。欧阳修始终反对军事上因循苟且，主张备战出攻。尤其是在《言西边事宜第一状》中，更说到用兵的时机问题。他总结庆历以来用兵的经验教训，指出“往年已验之失”，提出“今日可用之谋”，认为应定“出攻之计”，要用“制人之术”。不要“处处为备”，致使“我劳彼逸”；而要“移我所害者予敌，夺敌所利者在我”。他认为这时只有进攻，才能防守。但宋朝廷始终委曲求和，不但不能攻取十四州的土地，而且还要赂以大量的银帛。欧阳修对于宋统治者的懦弱无能，是十分不满的，而对于后周世宗的奋发有为，则是十分钦佩的。他对后周世宗不幸而“遇疾”，以致“功志不就”，非常痛惜。他是希望宋朝能够继续这样的功烈的。像这样的议论，讲的是历史，针对的却是现实。文章最后批评“守常者”，其实也正是对宋朝因循积弊的指责。

著书以垂鉴戒，是欧阳修著《新五代史》的主要目的。这在北宋当时是有其政治原因的。北宋时期的一些关心国事的文人学者，一般都很注意研究前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以为当代的借鉴。欧阳修如此，其他史家如尹师鲁、司马光，也是如此。他们的注意之点都在治乱兴衰，而不在典章文物。因此，欧阳修也好，司马光也好，其所记述的重点，都在政治得失，而不在文献存亡。作为一代之史来要求，这确是个缺陷；但作为一家之言来看待，这也正是一个特点。《新五代史》不详典章制度，能否由此便说欧阳修不重视历史文献呢？从欧阳修的全部学术造诣来看，事实也并不如此。事实上，欧阳修对于古代文献还是非常注意的。所著《集古录》就是明证。

欧阳修曾经说过：“君子之于学，贵乎多见而博闻也。”①他于治史之外，颇勤于收集金石器物。有时得一“古器铭文”，竟至“惊喜失声”②，因此收集相当丰富。他在《集古录目序》里说：“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不仅“轴而藏之”，而且“撮其大要，别为录目”，著为“跋尾”，成为一部空前完整的金石录。这在当时是一门新的学问。在他以前，没有人这样认真地做过。①《欧阳文忠公集·集古录跋尾·叔高父煮簋铭》。

②《欧阳文忠文集·与刘原父书》。

他曾说：“自予集古录文，时人稍稍知为可贵，自此古碑渐见收采也。”③由此可见，《集古录》之作，实有开创之功。欧阳修著《集古录》，也并不是完全像他在《集古录目序》中说的，只是因为“性颛而嗜古”，而是别有目的。他在《唐孔颖达碑》的“跋尾”中又说过碑中文字“可以正传之谬”，“余家所藏，非徒玩好而已。”又在《唐盐宗神祠记》的“跋尾”中说：“余家集古录文，不独为传记正讹谬，亦可为朝廷决疑议也。”就是说，既可以之正史，又可用以决疑。于史有补，于时有益。这是欧阳修自己明言的目的。但《集古录跋尾》之作，还有一个没有明言的目的，是排斥佛老。证据是很多的。例如《华阳颂》是涉及唐玄宗的迷信事迹的。欧阳修借此对佛老二氏进行了强烈的攻击。他说：玄宗尊号曰圣文神武皇帝，可谓盛矣。而其自称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极富贵之乐，盖穷天下之力不足以赡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为不无，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实无可得哉！

唐玄宗是个奢淫的帝王，却妄称上清弟子。欧阳修认为，即使世上真有神仙，也不会收录玄宗这样的徒弟，何况根本没有神仙！这里首先对唐玄宗其人作了鄙夷的讽刺。然后又说：甚矣佛老之为祸也！佛之徒曰“无生”者，是畏死之说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贪生之说也。使其所以贪畏之意笃，则弃万事绝人理而为之。然而终于无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贪者不可以苟得也。

这几句话，是唐宋两代排斥佛老的极其重要的理论，这是欧阳修借跋《华阳颂》而发挥的一篇精辟的见解。唐玄宗之所以自称上清弟子，就是因为其人一生富贵已极，于是便比常人更加贪生畏死，希望长享人间富贵。而佛教讲“无生”，道教讲“不死”，正是迎合贪生畏死者的**的。从傅奕、韩愈等辟佛以来，像欧阳修这样一针见血地揭破佛老二氏理论的，一直还没有过。

第四节 “余事作诗人”

《六一诗话》中有这样的话：“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欧阳修称韩愈的话，也可用来论他自己。欧阳修于诗文词赋虽然都有成就，但他平生最下功夫的，是在文章，而不在诗词。当然，以诗而论，亦有新的特点。

欧阳修的诗，首先是继承韩愈，有“以文为诗”的特点。所谓“以文为诗”，主要是以议论入诗。以议论入诗，《诗三百篇》中早已有之。真正形成特点是从韩愈开始。欧阳修就是代表这种特点的较早的宋诗作者之一。欧阳修“以文为诗”，不仅表现在以个别文句入诗，如《酬诗僧惟晤》：“诗三百五篇，作者非一人”；《食糟民》：“上不能宽国之利，下不能饱尔之饥”；《明妃曲和王介甫》说：“胡人以鞍马为家”；《鬼车》：“嘉祐六年秋九月二十有八日”等等，而且表现为几乎全篇的散文化。如《赠李士宁》：“吾闻有道之士，游心太虚，逍遥出入，常与道俱。故能入火不热，③《欧阳文忠公集·集古录跋尾·后汉樊常侍碑》。

入水不濡，尝闻其语而未见其人也，岂斯人之徒欤？不然，言不纯师，行不纯德，而滑稽玩世，其东方朔之流乎？”这几句话，说是诗，固可；说是文，也未尝不可。

欧阳修“以文为诗”，还不仅表现为杂以文句，而更表现为用诗来议论时事，用诗来写政论。例如《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有云：百姓病已久，一言难遽陈。良医将治之，必究病所因。天下久无事，人情贵因循。优游以为高，宽纵以为仁。今日废其小，皆谓不足论，明日坏其大，又云力难振。旁窥各阴拱，当职自逡巡。岁月浸隳颓，纪纲遂纷纭像这样的诗意，在他的一些政论文章里都可看到。例如：《本论上》云：夫医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来，而治其受病之处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来，而治其受患之处。

又如《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共以恭谨敬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颓惰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百职不修，纪纲废坏两相比较，不过一为散文，一为韵语，表达的方式不同，其实都是政论。用诗来发议论，还不是诗的功能，至少不是诗的主要功能。诗应该主要用于抒情，而不是用于议论。即使是议论，也应该是为了抒情的议论，而不是旨在说理的议论。

欧阳修写诗之所以出现这种倾向，也许不是像韩愈那样“以诗为文章末事”，因为他对诗歌还是相当重视的。但是，他的主要精力却是用于文章，尤其是用于议论文章。写诗好发议论，恐怕也是受了文章的影响。欧阳修的这一类诗，一般说来，写得都不很好。

欧阳修的诗的特点，于“以文为诗”之外，还有形式自由的一面。苏轼说他“诗赋似李白”。他的很多诗篇，写得自由奔放，很有李白的气魄。例如《太白戏圣俞》：开元无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闲，李白高歌行路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太白落笔生云烟。千奇万险不可攀，却视蜀道犹平川。宫娃扶来白已醉，醉里诗成醒不记。忽然乘兴登名山，龙咆虎啸松风寒。山头婆娑弄明月，九域尘土悲人寰。吹笙饮酒紫阳家，紫阳真人驾云车，空山流水空流花，飘然己去凌青霞。下看区区郊与岛，萤飞露湿吟秋草。这首诗的题目一作“读李白集效其体”。从这首诗的形式看，学习李白的痕迹比较明显。此外，欧阳修还有一首《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传说他自己对这首诗相当自负，梅尧臣对这诗也特别欣赏。这只是一首骚体的作品，命意遣词都像李白，但不如《李白戏圣俞》那一首的自然奔放。欧阳修诗的佳作，还不在于这些学韩愈、学李白的篇什，而是他的另外两类作品。一类是像《班班林间鸠寄内》和《重读徂徕集》等，写得沉郁顿挫，笔墨淋漓，感情充沛，出于自然。如《重读徂徕集》：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孔孟困一生，毁逐遭百端，后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所以忠义士，恃此死不难。

这一类诗也是写得自由流畅的。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和那专发议论者不同，议论之中，倾泻着情感。这类作品在风格上是和杜甫接近的。赵翼《瓯北诗话》曾举欧阳修的《崇徽公主和蕃诗》中“玉颜自昔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说是“英光四射”；又举他的《送杜岐公致仕》中“貌先年老缘忧国，事与心违始乞身”，说是“沉郁深挚，即少陵集中亦无可比拟。”赵翼的这些评语指出了欧诗的精粹所在。

另一类是《田家》、《别滁》等小诗，写得平淡清新，真切有味。如《田家》：绿桑高下映平川，赛罢田神笑语喧。林外鸣鸠春雨歇，屋头初日杏花繁。又如《别滁》：花光浓烂柳轻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这样的诗，是同北宋初年“西昆体”相对立的新风格。当时同“西昆体”对立的还有梅尧臣、苏舜钦的作品，欧阳修对梅苏二人是很推许的，但欧诗的成就实在梅苏之上。在所谓“梅欧体”中，欧诗有梅诗的“清切”，却没有梅诗的“古硬”。自然流畅，是欧诗的主要特征。

欧阳修诗的风格对于他的词风也是有影响的。一般说来，欧词尚有前代词人的余习，他在同代的词人当中似与晏殊有些同调。欧阳修平日对晏殊的为人也是称赞的，不过，二人的作风实有不同，词风也并不相同。晏词风流蕴藉，而欧词则一如其诗，也有平淡和沉郁两方面的特征。如《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见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这一首不是欧词中最好的作品，但代表着平淡的特点。其他如“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蝶恋花》），“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蝶恋花》），等等，则于平淡之中饱含着深情，是比较出色的作品。

欧词另有些作品是近于沉郁的。如另一首《采桑子》：画楼钟动君休唱，往事无踪，聚散匆匆，今日欢娱几客同！去年绿鬓今年白，不觉衰容，明月清风，把酒何人忆谢公。

又如《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樽前看取衰翁。

像这样的词在北宋时期算是写得相当沉郁的。当然也有些颓放。不过这颓放也自有苦衷，“一饮千钟”，不是故作豪语。王国维《人间词话》曾举他的《玉楼春》中“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与东风容易别”等句，说是“于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所以尤高。”所谓“沉著”，也即是沉郁。欧阳修表面放达，其实感情执著得很。这在他的诗里词里都是有所流露的。

还有，欧阳修写诗，常常发表议论，而写词，却只是言情。宋代一些作家既然“以文为诗”，于是便将诗的抒情功能一寄于词。欧阳修也正如此。他作诗不免“载道”，而写词则只是“言志”了。如《生查子》就是一篇有名的言情之作：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欧阳修的这类作品，反映了生活的另一侧面。感情深挚，也比较健康。

他当然还有“玉如肌，柳如眉”一类的句子，对于这些，也不必视为“艳语”而为之辩解；更不必谬称“诗人气质”而证以“风流韵事”①。其实欧阳修的一生，比较能自检束，他的为人出处，是和某些才子文人有些不同的。

诗词之外，欧阳修还写过一些短赋。其中一篇《秋声赋》，已经成为历①见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第598页。代传诵的名篇。抒情状物，极有特色。是一篇赋体的散文，也是散体的诗歌。这种体制，前所未有。其艺术成就，在宋代，除了苏轼的《赤壁赋》，是无与伦比的。当然，像这样的作品，在欧阳修的全部著作中，仍属“余事”。欧阳修的成就是不是就止于这些呢？此公早衰多病，四十之年，“苍颜白发”，并非虚语。他晚年写给王安石的信里曾说：“大惧难久于笔砚，平生所怀，有所未尽。”果然，致仕一年，就逝世了。他平生所要完成的事业，恐是有所未尽的。这当然是可惜的事。但尽管如此，他的成就还是巨大的。作为精神遗产，留给后代的，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之外，我以为还有一点是更为可贵的，即：作为一个正直的文人学者，他还留下了正派的作风、朴实的学风和平易的文风。

欧阳修的作风是正派的。为人处世，刚正不阿。为了国计民生，敢于直言极谏，不怕贬官，不避刑戮。骂高若讷，驳吕夷简，其意气之盛，至今令人神往。及遭陷害，力请辩诬，襟怀坦然，难进易退。正如韩琦所称赞的那样：“公之进退，远迈前贤。合既不苟，高惟戒颠。”①也正是由于具有这样正派的作风，才具有朴实的学风。他作学问，力求真实，不立异论。为学如此，为文也是这样。他主张文章要“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②反对“好为新奇以自异。”③他既不赞成唐代元结和樊宗师的“以怪而取名”，也曾力矫当时“以诡异相高”的所谓“太学体”④。欧阳修自己的文章写得平易自然，影响了宋朝一代的文风。古人所谓“其身正，下令而行”，欧阳修自己的文风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

①《王文公集·祭欧阳文忠公文》。

②《欧阳文忠公集·与黄校书论文章书》。

③《欧阳文忠公集·集古录跋尾·唐韦维善政论》。

④《栾城后集·欧阳文忠公神道碑》。

（谢选骏指出：宋朝出了一堆像欧阳修这样的人物，能文能武，又是诗文又是哲理的，还能做官，又能清流，而且儒释道兼修……真是一些“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事实上，那就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黄金时代了。）

【第三十五章 曾巩】

第一节 生平政事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西）。自称“家世为儒”①曾祖历官水部员外郎，祖父为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宋史》称曾巩年幼“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成诵”②。“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③。但据他自称幼时从先生受书，“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到十六七岁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始知爱好，并努力学习④。到二十岁后，“欧阳修见其文奇之”⑤大约就在这时，他曾给欧阳修写信，并“献杂文时务策两编”。信里他一面称赞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白自己的为人志节：“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观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淳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词舛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又闻执事之行事，不顾流俗之态，卓然以体道扶教为己务信所谓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曾巩当时少不更事，而能有这样的看法，很不简单，所言者虽有所未尽，但大体符合实际。又说：“巩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自幼迨长，努力文字间，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唯其寡与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姓名，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抱道而无所与论，心常愤愤悱悱，恨不得发也。今者乃敢因简墨布腹心于执事，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则圣人之堂奥室家，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这段话是表述自己的为人的。与俗不合，抱道自守，心志如此，确不凡近。欧阳修对于这样的人物自是重视的。因此，曾巩上书之后，曾经得到欧阳修接见。据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讲，欧阳修见到他之后，曾对他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而且当曾巩向欧阳修告别之时，欧阳修还写了《送曾巩秀才序》，其文云：“广文曾生来自南丰，入太学，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有司敛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曾生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岂敢求生，而生辱以顾予，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独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见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贺余之独得也。”此序作于庆历二年（1042），这时曾巩虽见弃于有司，却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

①曾巩：《元丰类稿》卷15《上欧阳学士第一书》。

②《宋史》卷319《曾巩传》。

③《元丰类稿》卷51《墓志》。

④《元丰类稿》卷17《学舍记》。

⑤《宋史》卷319《曾巩传》。

在这期间，曾巩也结识了王安石，还曾向欧阳修推荐。他在《再与欧阳舍人书》中说：“巩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其略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话，可见曾巩对王安石曾经非常器重。在这封信里，他不仅推荐王安石，还曾提到王回、王向，一并向欧阳修推荐。

后来，在《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曾巩又说：“巩至金陵，自宣化渡江来滁上，见欧阳先生，住且二十日，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间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书来言：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由此看来，在这期间曾巩同欧阳修已有相当亲密的交往。

曾巩是在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时考中进士的。在这之前，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这样的前辈，结交了王安石这样的朋友，而且已经同当代其他几个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不过，曾巩所写的这些书信，不同于寻常的“干谒”，不是请求荐引。例如，他在《上杜相公书》中说：“今也过阁下之门，又当阁下释衮冕而归，非干名蹈利者所趋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书杂文一编，以为进拜之资。蒙赐之一览焉，则其愿得矣。”这封信大概就写于庆历五年（1045）杜衍、范仲淹等被黜离职之后。曾巩于此时写信并投献文章，正好说明他的为人和政治态度，政治上同杜衍、范仲淹一致，绝不趋炎附势。

曾巩既中进士，便被调任为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又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

在这期间，曾巩对于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对于历代图书聚散以及学术源流多所论述，写过一些叙录，如《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等，还有《梁书》、《陈书》、《南齐书》等，也都写有“叙录”。

曾巩虽推崇欧阳修，但他的学术观点和欧阳修亦有所不同。例如，他在《筠州学记》中说：“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一本下有“臆”字），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他对扬雄如此称赞，这看法与韩愈比较相近，与欧阳修则颇相反。

此外，曾巩还有《答王深甫论扬雄书》，对于扬雄屈事王莽以及作《剧秦美新》，都有所辩解，并引王安石的看法，以为“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而且认为“世传其投阁者妄”云云。曾巩对扬雄的看法，涉及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扬雄的政治态度和学术成就，对曾巩都有影响。

曾巩离开馆阁，又作了十几年的地方官吏。最初是通判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其后又知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徙襄州、洪州，知福州。史称曾巩在这几州都有政绩，主要在“荒政”和“平盗”两个方面，而后者并非真是政绩。

曾巩移徙洪州时，曾有《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节推》诗，诗云：“忆昔江西别子时，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俯仰飞光如转烛。”他这时似乎已有倦于转徙的感叹。此后便多次表示为了养亲而不愿远仕。

在赴福州之前，曾巩有《辞直龙图阁知福州状》。到福州后又有《福州上执政书》，书中说：“转走五郡，盖十年矣，未尝敢有半言片辞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义。此巩之所以自处，窃计已在听察之日久矣。今辄以其区区之腹心，敢布于下执事者，诚以巩年六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师，而巩守闽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远处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同居之亲当远仕者，皆得不行”据此，他请求“或暂还之阙下，或处以闲曹，或引之近畿，属以一郡，使得谐其就养之心，慰其高年之母。”

此书之外，曾巩还有《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闲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状》，也是请求朝廷照顾养亲的。大概正是因为他一再申请，朝廷曾一度下令，“召判太常寺”；可是当他离职上路以后，又有诏改知明州。为此，曾巩又有《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希望朝廷允许他“暂至京师迎侍母赴任”。但未能如愿，所以后来移知亳州，又继续申请。他在《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中说：“臣昨任福州，已系远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见在京师，人子之谊，晨昏之恋，固难苟止。二者于臣之分，实为迫切只乞对移陈蔡一郡，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今臣幸蒙恩诏移守亳州，如臣所请。况亳州去京不远，欲乞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

元丰三年（1080），曾巩又徙知沧州，有《沧州乞朝见状》，说：“窃念臣远离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圣文武，当天受命，而臣曾未得须臾之间进望清光，窃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马之情，固非一日之积。今将至京师，他望圣慈，许臣朝见。”于是神宗召见了曾巩。召见之后，他曾请求登对，有《乞登对状》，说自己被召见时，“不敢率然以对”，可是“退而伏念”，还是希望“上殿敷奏”，以便“披腹心”，“当天心”。此后曾巩便被留在京师，“勾当三班院”。

元丰四年（1081），有诏书说：“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于是便“以为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史称“近世修国史，必众选文学之士，以大臣监总，未有以五朝大典独付一人者”，于是曾巩入朝辞谢说：“此大事，非臣所敢当。”并有《申中书乞不看详会要状》，表示谦让。

元丰五年（1082）四月，擢拜中书舍人。这时曾巩又有《辞中书舍人状》，述说自己“齿发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选贤能。还有《授中书舍人举刘攽自代状》，表示谦退。但这年九月，曾巩即遭母丧，因而罢职。

元丰六年（1083）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一带），终年65岁。著作有《元丰类稿》等。

综观曾巩一生，历任州郡官吏十几年，在京师作官的时间不多。从他的一些政论文章看，如《唐论》、《书魏郑公传后》、《熙宁转对疏》、《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等，并没有突出的政治见解。其主要观点是泛称三代之制，称赞后周和唐初的贞观之治，而对于宋代的政治却没有多少条陈和建议，与范、欧诸公不同。他在《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中对于宋朝的现状还是相当称赞的。他说：盖远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汉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变不可胜道也。岂有若今五世六圣、百有二十余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无援桴击柝之戒接于耳目。臣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又说：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广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则宋兴以来，全盛之时，实在今日。

由此可见，曾巩对于当时的政治不仅没有任何不满，而且推崇备至，当然也就不曾提出改革的意见。

在这以前，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参知政事，推行新法，当时曾巩出守越州，其后转徙六郡，在外十二年。对于熙宁新法，也没有发表过具体意见。只是在《过介甫归偶成》诗中说过：“心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观此，则两人过去言谈之间，可能有过意见分歧。还有，其《与介甫第二书》也说：“比辱书，以谓时时小有案举，而谤议已纷然矣。足下无怪其如此也。”又说：“谤怒之来，诚有以召之，故曰：足下无怪其如此也。虽然，致此者岂有他哉？思之不审而已矣。”由此看来，在政治上二人是有分歧的。

总的看来，曾巩一生，政治表现不甚突出。《宋史》本传说“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这话可能有些根据。

第二节 文学成就

曾巩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在当代和后代古文家的心目中地位是不低的。他的成就虽然不及韩、柳、欧、苏，但有相当的影响。

曾巩为文主张是接近欧阳修的。先道而后文，但比欧阳修更侧重于道。

在《答李沿书》里他说：辱示书及所为文，足下自称有悯时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爱且畏者也。末曰其发愤而为词章，则自谓浅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锐也。乃欲以是质乎予。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欤？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天下国家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为孟子也。

此外，在《与王向书》、《回傅权书》中也有类似的见解。先道德而后辞章，这是曾巩的一贯主张。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曾巩的文章同韩、柳、欧、苏各家相比，便显得质朴少文。韩、欧诸公虽也说过先道后文一类的话，但他们毕竟还是重视文采，曾巩则不很讲求文采。

当然，曾巩虽然不讲文采，而文章却写得自然淳朴，自成一家。这是曾巩文章的特色。这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

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与欧阳修近似。

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有如韩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例如《赠黎安二生序》一开始说：苏轼“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予”。然后说，读了他们的文章，认为：“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再说下去，便说到黎生将行，求曾巩赠言，以“解惑于里人”。于是曾巩乃大发议论如下：予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之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然则若予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像这样的笔墨虽然不及韩愈的赠序那样纵横变化，故作姿态；却也写得曲折尽意，很有波澜。而且语出自然，无造作之迹，这一点又近似欧阳修。

再有，曾巩的文章又是善于记叙的，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

例如《越州赵公救灾记》，写知越州的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云：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

这段文章叙赵公救灾的考虑，真可谓有条不紊。再往下写，也是条分缕析，头绪分明。备灾救灾之事，本是纷繁杂乱，头绪众多的，但曾巩信笔写来，却简洁如此！

还有，曾巩为文，一般说来，是长于记叙、不多写景的，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几乎不写景物。但有的文章也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即是一例：其路在闽者，陆出则厄于两山之间，山相属，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缘絙，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土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上下，不见首尾。水行其隙间，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舟溯沿者，投便利，失豪分，辄破漏。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势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陆之险如此。

这段文字是写道山亭所在之地的山川之险的，形容刻画，可谓精工。同柳宗元山水诸记相比，自有特色。

由此看来，曾巩为文虽少景物描写，却并非不能，而是不为。偶一为之，也能臻于极妙之境。

此外，曾巩还有一些论及学术、艺术的文章，例如《战国策目录序》、《宜黄县学记》、《墨池记》等，纵论古今，更多学者气息。

《宋史》本传论及曾巩的文章：“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这一评语，比较切合曾巩文章的实际。“纡徐简奥”，概括了主要特点。

曾巩生前与身后，都不曾以诗见称。但他一生作诗也并不少。而且有些诗中还抒发了不见于文的思想和情感。在文章里，曾巩不像欧阳修那样指陈时弊，而在诗中却有所涉及。例如《胡使》诗云：南粟鳞鳞多送北，北兵林林长备胡。胡使一来大梁下，塞头弯弓士如无。折冲素恃将与相，大策合副艰难须。还来里闾索穷骨，斗食尺衣皆北输。中原相观双失色，胡骑日肥妖气粗。九州四海尽帝有，何不用胡藩北隅？

这样的言语，在曾巩的论政之文中不曾有过。“斗食尺衣皆北输”，“胡骑日肥妖气粗”，这是对北宋朝廷刮民髓赍盗粮的苟安政策的生动概括。剥夺百姓的衣食，养肥入侵的军马。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曾巩循循儒者，于此也不能不慨乎言之。

曾巩还有《追租》一诗，其中有句云：“赤日万里灼”，“禾黍死硗确”。“饥羸乞分寸，斯须死笞缚”。“公卿饱天禄”，“每肆诛求虐”。这是说天旱民饥，而官方不恤。曾巩在这里颇有为民请命之意。最后说：“试起望遗村，霾风振墟落”，面对民间疾苦，曾巩是无能为力的。

曾巩一生，历任地方官职，鞠躬尽瘁，似乎没有什么抱怨。几次上书，皆以侍亲为言。但在诗中，有时也微露不满。例如《东轩小饮呈坐中》云：二年委质系官次，一日偷眼看青山。念随薄禄闲垂首，似见故人羞满颜。及门幸得二三友，把酒能共顷刻间。海鱼腥咸聊复进，野果酸涩谁能删。谈剧清风生尘柄，气酣落日解带镮。瑰材壮志皆可喜，自笑我拙何由攀。高情坐使鄙吝去，病体顿觉神明还。简书皇皇奔走地，管库碌碌尘埃间。功名难合若捕影，日月遽易如循环。不如饮酒不知厌，欲罢更起相牵扳。又如《人情》诗云：人情当面蔽山丘，谁可论心向白头！天禄阁非真学士，玉麟符是假诸侯。诗书落落成孤论，耕钓依依忆旧游。早晚抽簪江海去，笑将风月上扁舟。

在这样一些诗里，曾巩流露了更真切的情感。曾巩不是诗人，但在诗里却更体现了他的“全人”。

（谢选骏指出：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的“全面发展的人”相比，宋朝的“全人”似乎动手能力较差，这在现代中国的教育上也是一目了然的。）

【第三十六章 宋神宗】

宋神宗（1048—1085），名赵顼，原名仲鍼，英宗赵曙长子。嘉祐八年（1063）受封光国公；后又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受封淮阳郡王；治平元年（1064）进封颍王。治平三年立为皇太子，次年即帝位，是为宋神宗，时年20岁。

第一节 起用新人，推行新政

据《宋史》记载，赵顼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当太子时就喜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神宗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至治平二年（1065）亏空已达1570多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神宗没有气馁，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表现出“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的政治气概。①赵顼在即位之前已闻知王安石的政治抱负和才能，并“由是想见其人”①，因此即位不数月，就让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寄以治国安邦的厚望。神宗对王安石的器重，引起了在朝老臣的不满。宰相韩琦执政三朝，本该辅佐新帝，有所作为，然而见神宗提拔新人，却坚辞相位，出判相州。神宗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韩琦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②表明了他反对王安石执政的态度。元老重臣富弼在罢相位时，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而推荐了文彦博③。对此，神宗或以不答相对，或以默然置之，坚持了自己的想法。除老臣外，当朝大臣如参知政事吴奎、御史中丞吕诲、参知政事唐介、侍读孙固等也都以王安石“护前自用”、“论议迂阔”、“狷狭少容”等为理由，极力反对王安石为相。面对种种阻挠，神宗不以为然，力排众议，于熙宁二年（1069）二月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从而揭开了变法图治、富国强兵的序幕。

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还特命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个机构中，神宗听从王安石的推荐，进一步起用了吕惠卿、章惇、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实际才干，对于协助王安石拟定和贯彻新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①《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②《宋史》卷312《韩琦传》。

③《宋史》卷313《富弼传》。

在变法的过程中，神宗以君权的力量，保证了一系列新法的推行。熙宁二年，新法逐渐出台、实施，但是马上遭到朝内外一批守旧势力的攻击。他们不仅从新法的内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①。在朝议纷纷面前，神宗虽曾一度犹豫，但终不为所动。至于学术、道德上的争论，神宗则认为“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②。他讲求道德与功名并重，对守旧势力反对变法，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甚为反感。在王安石的解释下，他能理解王安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主张，并继续支持新政③。在王安石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中，神宗支持王安石，先后罢退一批反对变法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镠、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④。相反，熙宁三年（1070）神宗进一步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有了更大的权力，于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

神宗在即位之初，耳闻目睹积贫积弱的困境，望治心切，他对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主张极为欣赏，并在变法的前一阶段，即熙宁七年（1074）以前，对新法的推行给予大力支持。如果没有神宗的支持与配合，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是不可能的。宋神宗的政治抱负和锐意改革的正确决策，保证了变法的成功，这对于改善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增强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节 新政维艰，元丰改制

变法虽然在前一阶段取得胜利，但守旧势力的攻击并没有停止，特别是随着变法的逐步深入，触及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越严重，守旧势力的进攻就越猛烈。于是，神宗开始左右摇摆，他希望在平衡各派势力的情况下，勉力维持新政。

熙宁七年（1074）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内外守旧势力以“天变”为借口，又一次掀起对变法的围攻。这一次围攻得到了仁宗曹后、英宗高后和神宗向后的支持。以太皇太后曹后为首的外戚参与反对变法，不能不对神宗产生巨大影响，这是因为英宗、神宗一系实非仁宗嫡嗣，只是由于仁宗无子，才把英宗选为皇储最后继承皇位，所以仁宗的曹后和神宗之母高后对神宗有较大的威慑力量。神宗由是开始动摇。当王安石对所谓的“天变”据理反驳时，神宗不再听从王安石“天变不足惧”的解释了，相反他认为“天变”不是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①。四月，神宗终于在曹后、高后再次流涕，向神宗哭诉“安石乱天下”的情况下，罢王安石相，改知江宁府，使变法遭受挫折。

①《宋史》卷314《范纯仁传》。

②《宋朝事实类苑》卷5《神宗圣训》。

③《续资治通鉴》卷67，神宗熙宁三年。

④《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①《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虽然熙宁八年（1075）二月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但随着守旧派势力的增强，变法派内部意见的分歧，神宗对王安石专用信任的程度大大降低，“王安石再相，上意颇厌之，事多不从”①，变法不能推进。熙宁九年（1076），天上出现彗星，守旧派又以“天变”对变法提出非议，神宗更加动摇。他对王安石说：“闻民间殊苦新法”。十月，王安石不得不复求罢相，出判江宁府。

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神宗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神宗的政治目标是希望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但他一怕得罪两宫太后，二怕出乱子。当“人情咨怨”、朝议汹汹，变法碰到较大阻力时，他就退却了。他要调整政策，相对平衡地对待要求变法的新党和主张守旧的旧党两股势力。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给自己留有余地；一方面则仍然体现了自宋太祖起就有的“异论相搅”的传统家法。其实，在神宗全力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就注意抚慰旧党中罢退的元老重臣，以示恩眷。韩琦罢退河北，上疏反对青苗法，神宗虽然最终没有接受，但一开始仍夸奖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②熙宁七年八月，则特遣宦官李宪往相州赐韩琦诏书和汤药③。熙宁六年（1073）文彦博罢枢密使，便诏与其子孙推恩，特表恩宠④。元丰三年（1080）文彦博朝觐，神宗“赐宴琼林苑，两遣中谒者遗诗祖道，当世荣之”①。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神宗任用貌似“中立无与”，实际上则为守旧势力的吴充为相。又先后重新起用曾被罢退降职的旧派人物吕公著、冯京、孙固等，以平衡新派、旧派的力量。

在政治上神宗还是勉力维持新政局面的。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守旧势力以为时事将有大变。神宗却明确下诏说明新法“间有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当。士大夫其务奉承之，以称朕意。无或狃于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罚而不赦”②。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终神宗朝，除方田法罢废及部分新法条文被稍作调整外，新法基本上得以贯彻执行。神宗对在外地任职的王安石也多有关照，如熙宁十年（1077）以王安石为集禧观使；元丰元年（1078）以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元丰三年改制，则以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

元丰年间，神宗亲自主持改制，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进。他绕开容易引起争论的理财问题，而把注意力放在整顿冗官和强化军兵保甲问题上。冗官冗费是宋朝官僚政治的毒瘤，宋初，太祖、太宗二朝为了加强皇权，广授官职以分宰相和省、部、寺、监之权，授官制度复杂，有官、职、差遣之分，造成机构重叠，闲官冗费等弊端。元丰三年八月，神宗正式启动官制改革，他首先从积弊最深的差遣制度入手，诏令撤销只领空名的官职，原作为虚职的省、部、寺、监各官皆实际任事。并采用旧文散官的名称编成官阶，作为官员俸禄及升降的品阶标准。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8，熙宁九年。

②《宋史》卷312《韩琦传》。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5，熙宁七年。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5，熙宁六年。

①《宋史》卷313，《文彦博传》。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3，熙宁七年。

元丰五年（1082），以《唐六典》为蓝本，颁行三省、枢密、六部新官制。元丰年间中央官制的改革，虽然局限性很大，但表现了神宗维持新政，继续改革的心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初以来混乱的官僚体制，奠定了北宋后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构架。

神宗在元丰年间强化军兵保甲的措施，目的在于对外增强对辽、西夏的战斗力，并镇压各地的武装反抗，巩固统治。但是，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在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任用王韶为秦凤路沿边安抚使，出兵抗御西夏，拓地五州，形成对西夏的包围，史称“熙河之役”。元丰四年（1081），西夏皇室内乱，神宗以为有机可乘，遂出兵五路进攻西夏，围灵州城（今宁夏青铜峡东）十八日不能下，深入夏地各军因粮草不济，冻馁死伤，先后溃退，无功而返。元丰五年（1082），神宗又听给事中徐禧之计，筑永乐城，谋攻占西夏横山地区，进逼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西夏发30万大军围攻永乐城，城陷，徐禧等战死。宋军两次战败，损失军兵、民夫及助战的羌兵数十万人。神宗闻永乐城陷，“早朝，对辅臣恸哭”①。至此，神宗希望攻夏雪耻，节省“岁赐”白银7万两、绢15万匹的计划彻底破产。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逝。死后葬永裕陵。子赵煦嗣，是为宋哲宗。神宗在位十七年，“不治宫室，不事游幸”②，致力于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他支持王安石变法，抑制了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使自耕农的生产条件得到保证，中央和地方财政大大改善。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神宗虽然摇摆于新旧两党之间，但他维持新政、坚持变革的决心不变，确是宋朝有抱负、有作为的皇帝。

①《续资治通鉴》卷77，神宗元丰五年。

②《宋史》卷《神宗纪》三。

（谢选骏指出：宋神宗励精图治，极力改革，却似乎耗尽了北宋的国力，加速了北宋的灭亡。这都是因为，他却没有理解北宋的战国处境，以为北宋是个统一帝国，可以对外国一锤定音。）

【第三十七章 王安石 章惇】

第一节王安石（附吕惠卿）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父王益，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历任州、县官，天禧五年（1021）任临江军（今江西樟树西南）判官时，王安石出生于官舍。王益于宝元二年（1039）死于江宁府通判任上①，故江宁为王安石第二故乡。

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进士及第，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其时文坛领袖欧阳修不仅积极创导古文（散文），还与范仲淹、胡瑗、孙复、石介等人对传统的儒学“汉学”进行革新，是创导新儒学“宋学”的先行者，“自欧阳子（修）出，天下争自濯磨”②。王安石在扬州的此后数年中，致力于学术研究，蔡卞称：“自先王泽竭，士习卑陋，不知道德性命之理，（王）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著《（淮南）杂说》数万言，其言与孟轲相上下”①，开始了“宋学”三大学派中，最早形成为学派的“新学”学派的创建活动。庆历七年（1047）初，王安石调任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当年即出巡视水利修建情况，“凡东西十有四乡，乡之民毕已受事，而余遂归云”②。他在任时期，“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又曾“贷谷与民，以激奔竞之风，俾新陈相易，邑民便之”③。这些措施，可说是为以后进行变法改革积累了实际经验，也是新法中农田水利法与青苗法的先导。历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嘉祐元年（1056）归朝任群牧判官时，声名已著。欧阳修早年创导古文后，名家辈出，王安石是早期追随者之一。翰林学士欧阳修于同年七、八月间，向朝廷推荐人才时，对王安石作了全面评价：“太常博士（寄禄官称）、群牧判官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④。极其称许王安石的学问文章。次年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以古文录取进士，“场屋之习，从是遂变”⑤。其中苏轼、苏辙即是首批以古文考取进士者之一。被后世称为“古文运动”的文学改革，终于取得胜利。王安石也被后世列入以韩愈、欧阳修为核心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嘉祐三年（1058）十月，王安石历任常州知州、江南东路提点刑狱之后，归朝任财政机构三司中管理国家财政收支的主要属官度支判官，使他得以进一步了解到当时国家财政的实际情况，于是针对当时弊端，向宋仁宗上了著名的万言《言事书》，极陈当世之务。他全面阐述改革的思想，要求及早进行改革。但是，既没有被宋仁宗采纳，也没有引起执政大臣的重视。

①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71《先大夫述》。

②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首，苏轼：《居士集序》。

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4下，王介甫《临川集》。

②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35《鄞县经游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③《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④《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10《再议水灾状》。

⑤《宋史》卷319《欧阳修传》。

嘉祐六年（1061），王安石任知制诰（属舍人院），参与起草一般诏制（外制）。后又兼纠察在京刑狱，纠察首都开封府及三司、三衙（殿前、马军、步军司）等机构，判处徒刑以上误判的案件，并对死刑犯进行录问。嘉祐七年（1062），发生有人饲养的斗鹑（鹌鹑），其同伴想要，在主人不给的情况下强行拿走，主人追到时踢了一脚，导致偷者死亡事件。开封府判鹑主人死刑，王安石复审后认为：“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乃强携以去，乃盗也；此追而殴之，乃捕盗也，（盗）虽死，当勿论。（开封）府司失入平人为死罪。”开封府不服，后经审刑院、大理寺复议，以开封府所判死刑为是。王安石即因复审失误而被认为有罪，宋仁宗下诏“放罪”，不予追究。按惯例王安石要到殿门谢恩，王安石认为自己按律复审，没有错，不肯去谢恩，“执政以其名重，释不问”①。这是王安石首次要求依法审案的事件，虽然失败，但王安石要求依法办事、依律审案的思想，贯彻了他后来整个执政时期，对推进与确立封建法治，具有重大意义。十月，王安石改兼同勾当三班院，参与考核、除授低级武官。

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去世，英宗即位。同年八月，王安石母亲去世，归葬于江宁，王安石辞官守丧，一面进行学术研究，同时聚徒讲学，传播他的学术观点。治平元年（1064），阐述了他学术观点：“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并且叹息道：“呜呼；道之不一久矣。”①期望他创导的道德性命之理有助于“道一”。

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英宗去世，太子赵顼（宋神宗）即位。宋神宗在即位前为淮阳郡王、颍王时，韩维任王府记室参军；立为皇太子后，韩维又任太子庶子，每逢赵顼称许他的说法时，韩维说：“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②，又推荐王安石代替他任太子庶子，赵顼对王安石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位后，随即命王安石就近出任江宁知府。九月，即被召赴京任翰林学士，担负起草重大诏令（内制）。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副相），与知枢密事陈升之（旭）一起，兼领新创设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以之作为推行新法的指导机构，进行以经济改革为重点的变法改革。陈升之于同年十月升任次相（集贤相）后，枢密副使韩绛接替陈升之兼领制置三司条例司。七月，颁行第一个新法“均输法”，采取节省运输费用、降低购价、有计划地调运的原则，既保证了官府支出，又节省了开支。九月，又推出青苗法，是由农户自愿向官府借贷，加息二分或三分，粮食收获后纳税时归还，以免借贷地主、商人的高利贷。十一月，颁布农田水利法，用以奖励各地官府、农户开垦荒地、兴修水利。

熙宁三年（1070）五月，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其职权收归中书（宰相府）。十二月，王安石与韩绛同日升任宰相。此前二日，颁布《畿县保甲条例》，在首都开封府的属县试行保甲法，以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分别设保长、大保长、都·副保正，主、客户每户二丁以上抽一人任保丁，每一大保每夜轮差五人巡警，保内实行联坐法，维护地方治安；对保丁进行训练，部分地代替军队，以达到减少军队，节省军费，以后推行于全国。同月，还在开封府属县试行免役法（募役法），向原服差役的农村上三等户征收免役钱，向其他户及原先不服役的官户等减半征收助役钱，免去原先按户等轮流到官府中服的差役（旧役法称差役法），改由官府出钱（以所征免役钱支付）募人服役，以使农户不为差役所困，后也推行于全国。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7，嘉祐七年十月甲午。

①《王文公文集》卷34《虔州学记》。

②《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熙宁四年（1071）二月，王安石提出进行科举改革，不再考诗赋、帖经、墨义等，而专考《五经》与《论语》、《孟子》，以及论、时务策，以求录取有用的人材；并废明经等诸科，改设明法科，专考律令、《刑统》大义及判案。熙宁六年（1073）三月，首次按新规定进行考试时，报考明法科的不多，为了改变士大夫多不习法的状况，又规定除进士前三名外，都要加试法律。次年三月，又进一步规定自第一名以下，都要加试明法科考试的内容后，才能出任官职。还在国子监设立律学。王安石在任执政以后，不仅自己仍坚持依法判案，此次科举及教育改革，即在于要求官员知法，并依法判案、行事。南宋著名思想家陈亮对中国古代的法律史，曾作了如下著名的论断：“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即是指出古代的法律由汉代的人治，经唐代的人治与法治兼行，到宋朝进入法治时期。而对于宋的法治，陈亮更具体地指出：“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宰天下”，也就是说宋朝的法治时期，实际上起于宋神宗时，而这正是由王安石此次科举改革开始的。尽管封建法治仍存在许多弊端，但正如陈亮所说：“法之不足恃也久矣，然上下之间每以法为恃者，乐其有准绳也”①，说明即使弊端百出的法治，也是取决于长官意志的人治所不能企及的。中国封建社会由人治走上法治时期，是社会历史进步的体现。这正是在王安石的创导下开始的。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7，嘉祐七年十月甲午。

①《王文公文集》卷34《虔州学记》。

②《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南宋中叶，与陈亮大体同时的著名藏书家晁公武说：“皇朝王安石执政以后，士大夫颇垂意律令”②，说明这在宋代是人们的共识。

熙宁四年十月，本着王安石在二月初进行科举改革时所说的“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③，扩建太学校舍，并进行教育改革，在太学开始实行“三舍法”，从优秀太学生中直接选拔官员。熙宁五年三月，又在首都实行市易法，后推行于杭州、广州、扬州等主要城市，由官府收购滞销货物，商贩以财产抵押向官府赊购货物以贩卖，用以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防止物价暴跌暴涨。同年五月，又在开封府属县推行保甲养马法：次年推行于北方诸路，由民户自愿养马，每户一或二匹，由官府供马或给钱买马，每匹免除部分折变缘纳钱十四贯四百文的优惠，以解决军马缺乏问题。同年八月，又实行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以肥瘠分为五等纳税，以农户实际拥有亩数负担赋税，以解决农户卖田后仍负担田税，以及富户隐瞒田产偷税问题。为了改革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形成军队战斗力低下的状况，熙宁元年六月，曾“以京东武卫六十二指挥，分差主兵管（官）勾抽训练，此时已有置将规模”①。熙宁七年九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期间，颁布了“将兵法”。

熙宁六年八月，首都开封府又实行免行法，各工商行户出免行役钱后，不再向官府无偿提供物品或服劳役。王安石急风暴雨般地不断推出改革的新法，遭到了大地主、大商人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广泛反抗。次年四月，适逢久旱，太皇太后（仁宗皇后）曹氏和皇太后（英宗皇后）高氏，依据他们亲属反映实行免行法的不实情况，安上门监官郑侠又绘“逃荒者图”，并称：“旱由（王）安石，去安石，天必雨”，两太后“见上，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曰王安石乱天下”②，其他守旧派官员也都把久旱归罪于王安石进行变法改革，王安石受到巨大压力而不得不自请辞相，于是推荐韩绛为相、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以使新法能继续施行。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但韩绛很快发现吕惠卿乘机打击王安石，想取代王安石，于是向宋神宗建议重新起用王安石。

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出任首相（昭文相）。熙宁六年三月，为了解决太学生的教科书问题，在国子监内设立修撰经义所。王安石自撰《周礼义》、王雱与吕惠卿参与修撰《诗义》、《书义》，并由王安石通改定稿。对“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这是最早对《五经》进行新的解释，所以当时“天下号曰‘新义’”③，合称《三经新义》，熙宁八年六月，修撰完成，颁于太学，用作统一思想的教科书。《三经新义》的撰成，标志着王安石创立的新儒学学派的完成，相对旧儒学“汉学”而言，被称为“新学”，新儒学史称“宋学”，是思想意识革新的产物，而“新学派”又是宋学中的第一个形成的学派，王安石后封荆国公，因而称“荆公新学”。熙宁八年八月，韩绛因议论不合辞相，出任许州知州。吕惠卿也与王安石貌合神离，十月，出任陈州知州。

正当王安石变法改革受到守旧派的攻击，内部分裂之际，熙宁八年九月，交阯（今越南北部）开始进扰宋朝广南西路边境；利用因宋朝改革引起守旧派不满，到处张贴榜文，言：“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济”①。在交阯先后攻占廉州（今广西合浦）、钦州（今属广西）等地的形势下，同年十二月，王安石亲自草拟讨伐安南（交阯）的诏书。熙宁九年二月，宋军开始反击；十二月，宋军攻抵富良江（今红河）北岸，后在交阯求和的要求下退兵。

②《琬琰集删存》卷3《实录·王荆公安石传》；《宋史·王安石传》。③《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1，熙宁九年十一月癸丑。

就在宋军开始反击战争进行不久，王安石的爱子王雱于同年六月病死，本已有病的王安石，悲伤不已，精神受到巨大打击，又再请求辞相。王安石进行变法改革的过程中，一些改革派官员置新法中民户自愿原则于不顾，强制推行新法，虚报成绩，互相攻击，争权夺利，乃至贪污腐化也不断发生，给守旧派攻击王安石以种种借口；加上宋神宗对于改革也已有了自己的设想，对王安石的改革意见也不像改革之初那样言听计从，王安石辞相的意志坚决，宋神宗也想由自己直接主持改革，于是在反击交阯战争尚未结束的当年十月，王安石罢相，以领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的使相衔出任判江宁府。但王安石回江宁后却并不赴任，而是多次请辞使相衔及判江宁府职事，领宫观闲差以养病。熙宁十年六月，被免去判江宁府职衔，仍以使相衔，充集禧观使，在江宁府居住养病。元丰元年，在王安石坚请下罢去使相衔后，另加观文殿大学士衔。后加封舒国公，元丰三年改封荆国公。王安石自领宫观闲差后，在养病的同时继续行学术研究，除撰写《字说》外，对颁行的《三经新义》进行校阅，元丰三年八月，将发现的错字及删改文字奏报朝廷改正。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去世，年仅10岁的赵煦即位，是为哲宗，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政局发生急剧变化。同年五月，守旧派首领司马光出任执政，次年又升任左相，而改革派官员纷纷下台。看到守旧派不分青红皂白地废除及将要废除所有新法，改革成果被毁于一旦，本已有病的王安石忧心如焚。同年四月，终于一病不起，享年66岁。有《王文公文集》、《临川先生文集》及后人辑《周官（礼）新义》等传世。

绍圣元年（1094），配享神宗庙庭，后追谥“文”。崇宁三年（1104），配享孔庙，政和三年（1113），追封为舒王。靖康元年（1126），降配享为从祀孔庙。建炎三年（1129），罢配享神宗庙廷。绍兴四年（1134），罢舒王封号。淳祐元年（1241），罢从祀孔庙。这些变化，反映了王安石身后及所创立“新学”学派的政治学术地位演变的情况。“新学”自熙宁时开始形成“宋学”中最早，也是最大的学派，元祐时虽被禁止，由于“宋学”的二程理学派、苏氏蜀学派还是相当小的学派，在学术界影响不大，王安石新学派的地位因而在实质上并没有改变。二程理学派在南宋绍兴初年，虽受到秦桧、赵鼎先后倡导，绍兴末年又为宋高宗所推崇，却仍未形成气候，新学派虽也受到打击，但仍是最大的学派。宋孝宗以后，理学派地位迅速上升，但直到理宗中叶，王安石的新学派地位虽逐渐下降，但在三大学派中，地位仍高于蜀学派而与理学派大体相当。只是在南宋危亡在即的理宗后期，理学派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后，新学派在被迫处于“邪说”地位后才消沉。

吕惠卿

吕惠卿（1032—1111），字吉甫，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嘉祐二年（1057）进士，历任州、军幕职官，后任三司检法官、集贤院校勘等职。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进行变法改革，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为改革的领导机构，执政王安石、陈升之兼领（后改韩绛），吕惠卿任检详文字，参与草拟新法及有关奏章，成为王安石的得力助手。熙宁三年五月，制置三司条例司废罢，并其职权于中书，新法改由原是闲司的司农寺推行，吕惠卿改任同判司农寺。后因服父丧免职。熙宁五年十月，丧服除，任天章阁侍讲、修起居注，成为宋神宗带有顾问性的人物，又兼任管勾国子监，主管教育事务。十二月兼同检正中书五房公事，成为监察中书（政府）办事机构的长官；数日后兼知制诰，参与起草普通诏令（外制）。次年正月，兼任权同知贡举，与曾布等主持科举改革后的首次科举考试。三月，王安石主持训释太学教科书《诗》、《书》、《周礼》，吕惠卿与王雱在国子监“直讲月轮两员供本经口义二卷”①，作为重要参考资料的基础上，参与修撰《诗》、《书》二经经义（熙宁八年六月在经王安石通改定稿后颁布）。五月，已任知制诰兼侍讲的吕惠卿兼权知谏院；六月，任新设的负责制造军器的军器监长官。七年正月，临时出任河北东路察访使，视察改革的进展情况；二月，又兼任负责实施改革的司农寺长官，三月，升任翰林学士，吕惠卿当时是王安石最信任的改革派成员，所以当四月间王安石不得已而辞去宰相（独相）时，除推荐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4，熙宁六年四月辛卯。

支持改革的故相韩绛为宰相（独相）接替自己外，即是推荐吕惠卿任副相（参知政事），以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继续推行新法，“时号（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①。吕惠卿在王安石下野之初，确曾担心改革因此受到守旧派更猛烈的攻击，而尽力维护改革进程。但野心膨胀的吕惠卿已不满足于在王安石领导下作为改革派的主将，而是乘王安石下野之机，创立新法，作为取代王安石的阶梯。当年七月，认为旧五等丁产簿不实，“惟使民自供手实，许人纠告”②，重造新的五等丁产薄，以解决免役钱不均的问题，称为手实法。但因财产计算过细，不断引起邻里纠纷，“民不胜其困”。又将民户自愿请贷的青苗法，变成通过保甲系统强制发放青苗贷款，“使结甲赴官，不遗一人”，以致“上下骚动”。吕惠卿任用亲信，打击其他改革派成员，“凡可以害王氏（安石）者无不为”③。“又欲给田募役以破役法，朝廷纲纪几于烦紊，天下之人复思荆公（王安石）”④，宰相韩绛于是建议宋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为相。

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复相；十月，吕惠卿罢政出任陈州知州。王安石随即罢废“手实法”，青苗法也恢复自愿原则。吕惠卿后历任地方州、府长官，元祐时连遭贬降，哲宗亲政后及徽宗时再次出任地方长官。政和元年（1111），以观文殿学士领宫观致仕，同年死，终年80岁。

第二节 章惇（附曾布）

章惇

章惇（1035—1105），字子厚，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为人“豪俊，博学善文”①，胆识过人。嘉祐二年（1057），初次考取进士，因侄章衡考中首名，自己名在其下而不受敕；后又考取进士甲科。历商洛（今陕西丹凤西北）县令、雄武军（秦州）节度推官。治平三年（1066）十月，得到欧阳修的推荐，召试馆职，虽考试合格，但遭王陶攻击而未任馆职，改任武进（今江苏常州）知县。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出任副相（参知政事），进行变法改革，设制置三司条例司，章惇任编修三司条例官，成为改革派的重要成员。四年三月，奉命相度渝州（今重庆）夷事并相度夔州路（渝州属本路）差役事务。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撤销，改任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又兼详定编修三司令式及诸司库务岁计条例，参与制定财政机构的法规。并被派往邠州（今陕西彬县）调查处理案件，并命沿途了解陕西推行雇役（免役）新法及其他情况。他了解到陕西的支移税赋造成一路骚动而得益不多，于熙宁四年十月建议停止“支移”，同时提出采取粮价低时官府大量收购以备用，边境无事时将军队移往丰收地区就粮以解决军需，都得到神宗的采纳。

①《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4，熙宁七年七月乙卯；《琬琰集删存》卷3《实录·吕参政惠卿传》。③《宋史》卷471《吕惠卿传》。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0，熙宁八年二月癸酉注。

①《宋史》卷471《章惇传》。

荆湖路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时称南江（今湖南西部沅江上游）、北江（今沅江北部支流酉水），合称两江地区，时常发生部族冲突，其他地区的罪犯也不断逃入两江地区。因此，宋神宗认为在那里设立州、县政府，“非贪其土地，但欲弭患耳”。王安石也认为：“非但弭患，使两江生灵得比内地，不相残杀。”①于是在熙宁五年闰五月派章惇以察访荆湖北路农田水利常平等事为名，进行开发。同年十一月，章惇首先开发荆湖南路的梅山地区（今湖南中部山区），并于同年新设新化县（今属湖南），次年又在其东北新设安化县（今安化东南）。同时继续开发南北江地区，得到王安石的全力支持。到熙宁七年正月，南江地区基本得到开发；四月，设置沅州及卢阳县（沅州州治，今芷江），后又设黔阳县（今洪江市西北黔城）、麻阳县（今麻阳西南），北江地区也相继得到开发。在章惇回朝以后，又陆续设置一些县、镇、寨等。

章惇在开发梅山、两江地区期间，官职不断升迁，累迁兼同修起居注、知制诰、判军器监等职。宋神宗说章惇“但能作吏文”，王安石则认为章惇“吏文粗疏，然有机略，胜王韶”②，是个将才，因而受到王安石的重用，一度被任命为泾原路经略安抚使、高阳关路安抚使，期望章惇在抗击西夏或辽的战场上发挥才能，但因王安石于熙宁七年四月罢相，两职均在四月任命后复罢。同年五月，章惇回朝后，还是按照宋神宗的意见去作“吏文”，由判军器监、知制诰再兼直学士院，除主管军器制造及管理事务外，主要是让章惇去草拟重要与普通诏旨（内、外制）。同年九月，三司失火，章惇正在军器监办公，即率监内的兵士（厢军）及工役前往救火，深得神宗的赏识，章惇随后即被改任为权发遣三司使，主管财政事务。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复相，八月又罢相，章惇仍一直都担任三司使。

熙宁八年十月，受到邓绾的攻击而罢职出任湖州（今属浙江）知州。熙宁九年十月，荆湖北湖两江地区的辰州（今湖南沅陵）、沅州的少数民族发生骚乱，于是又改任章惇为荆湖北路首府荆南（今湖北江陵）知府兼提举本路兵马巡检，并诏令章惇亲自前往辰州、沅州，进行“安抚叛蛮”，章惇“受命即倍道疾驰，道中坠马伤足”①。次年正月又回任湖州知州。五月，改任杭州知州，尚未到任即被召回朝任翰林学士，但未及赴任因母死辞官服丧②，服除，历任判三馆秘阁、知审官院兼翰林学士。元丰二年十二月，苏轼以赋诗讽刺朝政被投入御史台狱，宰相王珪以苏诗中有“世间唯有蛰龙知”，有不臣之迹，欲加重罪。时任翰林学士的章惇，“从旁解之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具可以言龙也”。神宗也同意章惇的看法，认为不足以此加重苏轼之罪，“遂薄其罪，以黄州（今属湖北）团练副使安置”③。

元丰三年（1080）二月，章惇升任副相（参知政事）。四年三月，以父章俞及弟章恺占民田事而罢政，出任陈州知州，后改定州（今属河北）知州兼定州路安抚使。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6，熙宁五年闰七月庚戌。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3，熙宁七年五月戊戌。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0，熙宁十年正月庚申。

②《琬琰集删存》卷3《实录·章丞相惇传》作服父丧，按元丰四年时，其父80岁。因此，此处改作母死。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2，元丰七年正月己未。参见卷301，元丰二年十二月庚申。

元丰五年四月下旬，开始实行新官制，章惇被召任门下侍郎，为副相之首。元丰八年二月，宋神宗病危时，有人企图策立神宗二弟雍王赵颢或四弟曹王赵頵。当时，章惇与以宰相王珪为首的宰执们一起决议立神宗长子、年仅10岁的延安郡王赵佣（后改名煦）为皇太子，由章惇写在纸上，王珪拿给已不能说话的宋神宗看，经神宗点头同意；又请神宗母、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神宗也点头同意。这次由宰相、执政定策拥立哲宗时，并命开封知府蔡京率壮士在外，以备捕杀持异议者，形势相当严峻，但事前没有和皇太后高氏、皇后向氏商议，高太后也只是在宰执们定策后才表示赞同，此事后来遂成为新、旧两党互相攻击的借口。旧党攻击新党的蔡确等人曾想立神宗弟为帝，而新党则攻击支持守旧党的神宗生母高太后想立她的其他儿子为帝，互相以此诬陷或迫害对方，使改革与保守两派的斗争更加复杂化。

元丰八年（1085）三月初，神宗去世，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同年五月，章惇升为知枢密院事，司马光接替章惇任门下侍郎，此后旧党相继进用。同年十月，旧党为了便于打击新党，违反正常程序，任命其党羽为谏官，章惇向高太后抨击此事，守旧派指使其党羽以“风闻”此事，攻击章惇“语涉轻侮”太后，“用心不忠”①。此后，又不断受到各种攻击，诬之为奸臣。元祐元年（1086）正、二月间，司马光要罢免役法，章惇不考虑安危，据理力争，还说：“如役法，熙宁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敝，今复以差代雇，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其敝将益甚矣”①，苏辙也据理力争，因而未能立即废罢免役法。

元祐元年闰二月，旧党司马光出任左相。章惇同月罢政，出任汝州知州。十月，改任杭州知州，在赴任途中，又被守旧党攻击为不当移任大郡，而复任汝州知州。十一月下旬，章惇为免受更大的迫害，自动请求罢职，以提举宫观迎养父亲于苏州闲居。元祐三年二月，一度起用为越州（今浙江绍兴）知州，但官告却在递送途中被人偷去而未能赴任，后虽又改为就近任苏州知州，以便奉养父亲，章惇感到形势险恶，而坚辞新命，仍只领宫观闲居。因父死，遂守丧，仍不断受到守旧派攻击。元祐七年八月，一度有出任湖州知州之命，但未能赴任，仍以宫观闲居。

元祐八年（1093）九月，太皇太后高氏死后，哲宗亲政。哲宗初立时，章惇、蔡卞曾说过旧党有废哲宗之事，哲宗又受到高太后所派20名年长宫嫔的轮流监视，旧党成员眼中大多也只有高太后而无视哲宗的存在，哲宗因此一直谨言慎行以免被废，终于等到亲政，随后即诏改次年为绍圣元年（1094），明示要继承神宗的改革事业。绍圣元年，罢免高太后任命的宰相吕大防、范纯仁，起用章惇为左相，此后，章惇独相直至哲宗去世。其间复行新法，不仅对新法有所改进，而且间亦有采用元祐法令，不像元祐时守旧派执政时那样的一味排斥。元符二年（1099）八月，章惇“进呈《新修敕令式》，章惇读于帝前，其间有元丰所无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帝曰：元祐亦有可取乎？惇等对曰：取其善者”。说明了章惇的政治风度。在打击旧党成员方面，他也有所节制，但在遭到曾布等人的逼迫时，又不能抵制。为使政治清明，带头不搞特权，独相七年，“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从八品），余皆随牒东铨任州、县，迄无显者”①，这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0，元丰八年十月丙子、己丑；卷367，元祐元年二月丁亥。①《宋史》卷18《哲宗纪》二。

①《宋史》卷471《章惇传》。

元符三年正月，年仅25岁的宋哲宗，英年早逝，无子。事出意外，哲宗生前未及对继承人作出安排，宰相章惇与执政们亦未来得及商议皇位继承人之事。次日晨，向太后召宰执于福宁殿，议立皇位继承人，宰相章惇“厉声对曰：在礼律当立母弟简王”，向太后提出立端王，章惇再次说：“以年则申王长，以礼律则同母之弟简王当立”。虽然章惇“谓其（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但向太后在曾布等人的支持下，拥立端王赵佶为帝，是为宋徽宗。以至于240多年之后，元末修撰《宋史》的史官，也不胜感慨地提出，假如当初章惇的意见被采纳，北宋也许是另一种结局。因为“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有不亡者，徽宗甚焉”②。

徽宗即位后，章惇依例晋升，阶官升为特进，封申国公。九月，徽宗将反对他当皇帝的章惇罢相，改任越州知州，在赴任途中即被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今湖南长沙）安置。建中靖国元年（1101）二月，再贬往岭南为雷州（今广东海康）司户参军。崇宁元年（1102），又改为舒州团练副使、睦州（今浙江建德东北）居住；二年后，移越州，又移湖州。崇宁四年去世，享年71岁。大观三年（1109），复特进、申国公官爵；政和三年（1113），赠太师，追封魏国公。

曾布曾布（1036—1107），字子宣，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兄曾巩是著名文学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布与兄曾巩同举嘉祐二年（1057）进士，历任州幕职、县令。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始执政，即荐用曾布，因而得到迅速提升，曾经“凡三日，五受敕告”升官，历任判司农寺、检正中书五房、知制诰、翰林学士兼三司使等要职，“与吕惠卿共创青苗、助役、保甲、农田之法”。王安石曾说：新“法之初行，议论纷纷，独（吕）惠卿与（曾）布终始不易”①。他是王安石最信任的改革派人物之一。

熙宁七年（1074）春，久旱，守旧派借口是由于实行改革而导致天旱，群起攻击王安石，市易法成为攻击的焦点。同年三、四月之际，曾布奉诏与吕惠卿了解市易法实行情况，当时王安石处境极为困难，曾布却背着吕惠卿取证，又“具陈行人所诉，并疏惠卿奸欺以闻”，对于市易法实施中，“近差官往湖南贩茶、陕西贩盐、两浙贩纱”，被曾布奏为：“历观秦汉以来衰乱之世，恐未之有也。”②附和守旧派，从侧面攻击新法。

同年八月，曾布被罢职，长期出任地方官及辞官守丧。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召为翰林学士，未及到任，神宗去世，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同年五月曾布改任户部尚书。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任宰相后，随即向曾布算起他当初推行新法时的旧帐，再次被罢而长期出任地方官。

②《宋史》卷19、22《徽宗纪》一、四。

①《宋史》卷471《曾布传》；《琬琰集删存》卷3《实录·曾文肃公布传》。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熙宁七年四月己巳、甲申。

哲宗亲政后的绍圣元年（1094）四月，曾布被召回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升翰林学士承旨。同年六月，升同知枢密院事；绍圣四年又升知枢密院事，成为最高执政官，仅次于宰相章惇（独相）。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死。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宰相章惇依照礼律，两次据理力争，反对立端王赵佶为帝。在章惇第一次提出不同意见时，曾布默不作声，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在看到向太后还坚持要立端王为帝时，曾布立即附和说：“章惇未尝与臣等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而且曾“布叱（章）惇，使从皇太后命”。其他执政也随声附和，遂陷章惇的正确意见于孤立无援的地位，章惇虽仍不赞成，也只得“为之默然”①，由于曾布的投机，遂使赵佶得以顺利登上帝位。元符三年十月，曾布虽以“定策功”升任右相，但在奸臣蔡京的攻击下，即于崇宁元年（1102）闰六月被罢相，出任润州知州。蔡京接任宰相后，宋徽宗早已将当初曾布拥立自己为帝的定策功抛到九霄云外，曾布也终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半年内又连遭三次贬降，先是免职提举宫观，继又降阶官授分司官，都是无职事，而且限止在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居住；同年末，再被贬为节度副使、衡州（今湖南衡阳市）安置，失去了行动自由。次年，再次连遭远贬岭南，先责授贺州（今广西贺县东南）别驾，后再降为廉州（今广西合浦）司户参军；崇宁四年，徙舒州；五年，恢复原阶官、提举宫观，自由居住。大观元年（1107）死，终年72岁。宣和七年（1126），谥文肃。

①《宋史·徽宗纪》一；《宋史·曾布传》。

（谢选骏指出：王安石号称“拗相公”，不但是“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而且还是经学家，开创了新学——这样的全才怎么可能功德圆满呢？因为如果他成功了，就是一个新王朝也装不下他啊。他的成就必定要在王莽之上的。）

【第三十八章 司马光 吕公著】

第一节 司马光

孜孜求学，手不释书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今属山西）

人。父司马池，“少丧父，家赀数十万，悉推诸父，而自力读书”①。中第后，历永宁县主簿、建德、郫县尉，调郑州防御判官、知光山县，后擢天章阁待制，历知凤翔、同、杭、及虢州、晋州，“以清直仁厚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②。兄司马旦，比司马光年长13岁，行事“清直敏强，虽小事必审思，度不中不释”。以父任秘书省校书郎。历郑县主簿、祁县尉。在宜兴、常州任官期间，有政声。元祐二年（1087）卒。司马光兄弟友爱终始，史称：司马光“平时所与论天下事，旦有助焉。”③司马光出生时，其父任光山令。因生于光州故名曰光。6岁始读书，7岁时，“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饮渴寒暑”①。可见，司马光的少年时代聪颖好学，深受父兄的影响。

始入仕途，维系礼教仁宗宝元元年（1038），司马光中进士甲科，时年20岁。至仁宗嘉祐八年（1063），从20岁到45岁，在这一时期，他的政治思想、史学思想初步形成。

中进士后，司马光以奉礼部郎为华州推官，以父司马池在苏州，为事亲求签苏州判官事。不久母亲与父亲相继去世，从宝元二年（1039）至庆历三年（1043）服丧五年。其间司马光写有《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服除后，又作《权机论》、《才德论》、《廉颇论》、《龚君实论》、《河间献王·赞》、《不以卑临尊议》、《史评十八首》等。这些文章，以后成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关“臣光曰”的内容。

庆历四年（1044），服除，授书武成军判官，改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皇祐元年（1049）被荐为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理院，是年为贡院属官。皇祐四年（1052）迁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殿校书。至和元年，知并州事庞籍辟司马光为通判并州事。嘉祐三年（1058）迁开封府推官。嘉祐六年（1061）擢修起居注，同判礼部尚书。嘉祐八年（1063）立英宗有殊功，进知制诰，辞，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

①《宋史》卷298《司马池传》。

②苏轼：《东坡集》卷36《司马温公行状》。

③《宋史》卷298《司马旦传》。

①《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司马光进入仕途后，表现出他是个为维系名分礼教而敢于极言之臣。皇祐三年，中官麦允言死，朝廷同意葬礼用卤簿仪仗，司马光反对这一决定，认为近习之臣用此礼，不合名分。夏竦死，朝廷赐谥“文正”，司马光认为这种至美谥不能赐给夏竦这一类人。嘉祐七年，充媛董氏死，仁宗追赠婉仪，又赠淑妃，辍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谥，行册礼，葬给卤簿。司马光以董妃秩微，不能对她施以此礼。卤簿本用来赏军功，更不能施于妇人。

仁宗晚年，立太子是一件大事，仁宗无意于此，一时议论纷纷，“国嗣未立，天下寒心”。一些重臣莫敢言，是司马光多次陈述此事干系重大，最后英宗得立。他反对按阴阳书上一套，另外择地葬仁宗，谓“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畏”。司马光重名分，重礼教，以此作为理政行事的根本原则。嘉祐六年，司马光在札子中说：“臣惟人君之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自生民以来，未之或改也。”①君王是否具有仁、明、武三德，关系到社稷的兴衰存亡。司马光后来的政论史论，一再重复这样的观点。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和他的政治思想一致。

编修《通鉴》，资鉴稽古宋英宗在位仅四年。这四年，司马光相当活跃，他频繁上书论政事、论备边。在学术上重要的活动，最引人注目的是《资治通鉴》的编修。

英宗治平元年（1064），司马光知谏院，次年七月初六日，除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铨，改右谏议大夫。

治平元年，他进《历年图》5卷，其书“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每年为一行，六十年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其天下离析之时，则置一国之年于上，而以朱书诸国之君及其元年系于其下，从而数诸国之年则皆可知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离为五卷，命曰《历年图》。”后又编撰《通志》8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迄秦二世三年。治平三年（1066），司马光上《进通志表》。夏四月，英宗览而称善，遂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编辑《历代君臣事迹》。司马光先后选择的有刘恕、刘攽及范祖禹等为属官。

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去世，神宗即位。三月，司马光除翰林学士。十月，《历代君臣事迹》成。因为这部书“鉴于往事，有资治道”，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制《序》，面授司马光，令候书成写入；又赐颍邸旧书2402卷。神宗《序》说：（司马）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桓、文更霸，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由也。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矣。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在《初除中丞上殿札子》中进一步发挥人君有“三德”的观点，说：“修身之要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有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臣为谏官时，即以此六言献之仁宗，其后以献英宗，今以献陛下。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

同年十二月，司马光上所纂修《类编》45卷。

英宗赵曙本为濮王之子，仁宗无嗣，死后以赵曙接位，是为英宗。治平二年，诏崇奉生父濮王典礼。大臣中有主张英宗当称仁宗为皇考，生父为皇伯，持此意见的人是吕晦、吕大防、范纯仁等；有谓当称生父濮王为皇考，持此意见的人是欧阳修、韩琦等。朝中议论纷纷，史称“濮王议”。司马光主张当严名分，只能给濮王按照历来故事，“尊以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认为尊濮王为皇伯才合于万世法。这件事情波及朝野，司马光的言论反映出他的政治思想倾向。他特别强调保持等级名分的礼教秩序，是关系国家兴衰大事。

在边事上，司马光指斥生事的边臣，如延州指挥使高宜押伴，对西夏的使者傲慢无礼，司马光请加治高宜罪行。又如，赵滋在雄州专以猛悍治边，以对付契丹。司马光批评朝廷的政策，指出：“国家当戎夷附顺时，好与之计较末节，及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近者西祸生于高宜，北祸起于赵滋；时方贤此二人，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渐不可长。宜敕边吏，疆埸细故辄以矢刃相加者，罪之。”①他反对增加边地义勇的人数，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特别是朝中诏刺陕西义勇20万，用虚张声势的办法，使西夏震恐，认为这更不可能收到成效。司马光边事上的主张，受到辽、夏的尊重。“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据说司马光复出为相时，辽、夏敕其边吏：“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

退居西京，修史寓志神宗在位时期，从熙宁元年（1068）到元丰八年（1085），王安石全面推行新法，但最终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新法流产。司马光反对新法，在新法进入到**时，他退居洛阳。这位在野宰相，一面集中力量编修《资治通鉴》，一面在静观时局变化。

熙宁元年，司马光50岁，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熙宁四年，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是年四月，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其后，居洛15年，“自是绝口不论事”。实际上他何尝不论事，仍然有议论。熙宁七年，在所上《应诏言朝政阙失状》中，斥青苗、市易、免役、保甲等都是朝政的阙失，说自己身上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但是冒死也要进言。此其一。其二，专心修《资治通鉴》，在史论中，寄寓自己的政见。其三，与一批反对新法人士聚集洛阳，气味相投，相互唱和。

司马光在熙宁年间反对新法，总的信条是他在迩英殿进读时说的：“祖宗之法不可变。”

熙宁元年（1068）八月，司马光与王安石为争论理财，同进呈《郊赍札子》于延和殿。王安石认为，国用不足是未得善理财之人。司马光说：“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王安石说：“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则认为“天地所生财物百货，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所以这不过是汉代桑弘羊欺汉武帝的言论。

①《宋史》卷298《司马池传》。

②苏轼：《东坡集》卷36《司马温公行状》。

③《宋史》卷298《司马旦传》。

①《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熙宁二年，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施变法。司马光在《上体要疏》中全面批评王安石，说：“臣恐所改者，未必胜于旧，而徒乱祖宗成法。考古则不合，适合则非宜。”熙宁三年，司马光又发出多封《与介甫书》，使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辩论达到**。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指责，就是王安石在复书中所说的：“重蒙君实指教，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说：“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谤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司马光全面反对变法，从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到推行新法的人选以及各种变法的措施，他都加以非难。在《奏弹王安石表》中说：“安石首倡邪术，欲生乱阶，违法易常，轻革朝典。学非言伪，王制所诛；非曰良臣，是为民贼而又牵合衰世。文饰奸言，徒有啬夫之辨谈，拒塞争臣之正论，加以朋党鳞集，亲旧星攒，或备近畿，或居重任，窥伺神器，**福威，人心动摇，天下惊骇。”这已经超过正常争议的范围了。

司马光在洛15年，周围朝廷的重臣、大吏、士人，相互酬唱交游，以他们的政见来看，可以说多是王安石新法的反对者。洛阳的耆英会是这些人士的盛会，据《邵氏闻见录》载：“公（司马光）以地主，携妓乐就富（弼）公宅，作第一会。至富公会送羊酒，不出，余皆以次为会。洛阳多名园古刹，有水竹林亭之胜，诸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每宴集，都人随观之。”司马光与诸老徜徉在园林之中，但又何尝忘怀政治。

在洛15年，司马光毕竟有了更多的空闲，而从事修史。熙宁六年（1073），表授司马光之子司马康为检阅《资治通鉴》文字。是年，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元丰四年（1081）十月，进所修《百官公卿表》10卷、《宗室世表》3卷。这是司马光关于当代史的著述。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进历十九年而成的《资治通鉴》。司马光在进表中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

《资治通鉴》是众手修书，由司马光与刘恕、刘攽、范祖禹共同完成的，但又体现了司马光的一家之言，“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司马光与三位协修人观点不尽一致，但《资治通鉴》中“臣光曰”完全是司马光的观点。《资治通鉴》开篇的“臣光曰”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只有维系礼教纪纲名分，“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资治通鉴》卷一）。这是司马光史学根本观点，也是他政治思想的根本观点。他对现实的观点，也是由此出发的。他的史论与政论融合在一起，寓志于修史之中。

复出为相，废除新法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病逝。年仅10岁的哲宗即位，大权掌握在皇太后高氏手中。高氏守旧，尽行复旧法，史称“元祐复辟”。司马光在政坛上再次活跃起来。三月十日，上《迄开言路札子》，二十七日，上《乞去新法病民伤国者疏》。又上《乞罢保甲状》、《乞罢将官状》。四月，上《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再次重复他的为君当有三德论。五月复出为相，诏除门下侍郎。是月二十八日，请更张新法。从此直至元祐元年（1086）九月病卒，为相时间很短，但尽废新法。司马光死后，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元祐元年，司马光所进《稽古录》20卷，写自伏羲至宋英宗治平四年，这是一部简要的编年体通史。同样这本书也贯穿司马光的观点。朱熹指出：“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其愿忠君父之志，更历三朝，然后成就。”又说：“小儿读了‘六经’了毕，即令接续读去亦好。”

对易学等经学研究和在老子、扬雄等诸子研究方面，司马光都是有成就的，在理学上有重要的地位。但他与二程的观点有一些差异。司马光重史亦重经，与理学家的经细史粗说不同。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涑水学案》评论说：“小程子曰：‘阅人多矣，不杂者，司马、邵、张三人耳。’故朱子有‘六先生’之目。然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

元祐九年（1094）四月，宋哲宗亲政，改元绍圣，表示要绍述新政。绍圣年间，一反元祐年间所为，司马光虽已离开人世，也逃不脱受惩罚，被夺谥、追贬。甚至有人主张毁《资治通鉴》板。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蔡京擅政。九月，将司马光等120人的名字刻石，立为“元祐奸党碑”。崇宁三年（1104），又扩大为309人，入碑籍者皆受迫害。两宋政坛上风波迭起，司马光受到牵连。论政见，司马光是守旧型的历史人物，但他的政治主张，特别是关于边事方面的意见，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其著作甚丰，后人编为《温国文正公文集》。

第二节 吕公著

重臣家世

吕公著（1018—1089），字晦叔，寿州（今安徽凤台）人。出身仕宦世家。先祖吕龟图在仁宗朝为翰林学士，后擢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从祖吕蒙正（944—1011），历事真宗、仁宗朝宰辅，三次拜相。祖父吕蒙亨，有政声，官至大理寺丞。①父亲吕夷简（979—1044），字坦夫。真宗朝知滨州任上，在宽民力、发展农业诸方面，有政绩。仁宗朝拜相，在稳定统治方面的所作所为，值得称道。“自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他与另一位相臣张士逊，皆以“儒学起家，列位辅弼。仁宗之世，天下承平，因时制宜，济以宽猛，相臣预有力焉”。兄弟公绰、公弼、公孺等皆为朝中要臣。吕公弼（1007—1073），英宗朝拜为枢密副使，神宗朝拜枢密使。吕公著出生在一个有影响的仕宦世家，“吕氏更执国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则未之有也”①。

①参见《宋史》卷265《吕蒙正传》。

①参见《宋史》卷311《吕夷简传》。

吕公著自幼受到传统的教育，他酷爱读书，以至废寝忘食。父亲吕夷简目睹儿子如此好学，感慨地说：“他日必为公辅。”②他以恩荫补奉礼郎，庆历年间登进士第，召试馆职，不就。后为颍州通判，时欧阳修知颍州，很器重比他小11岁的吕公著，结为讲学之友。欧阳修推荐王安石、吕公著两人为谏官，称公著是夷简之子，“器识深远，沉静寡言，富贵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又说吕公著“心乐闲退，淡于世事，然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③。欧阳修出使契丹，契丹主问及中国有学行之士，欧阳修第一个提到的是吕公著。这件事可以考定当在至和二年至嘉祐元年。仁宗对吕公著的恬退精神很是称赞，吕公著先是除崇文院检讨、同判太常寺，后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读。嘉祐八年（1063），仁宗去世，英宗继位。吕公著于迩英阁为英宗讲《论语》，论说君王要“返身修德”④。吕公著善于讲经议论，言简意赅。后来司马光回忆说：“每闻晦叔讲，便觉己语为烦。”

涑水同调《宋元学案》把吕公著看作是庐陵（欧阳修）的讲友，又是涑水（司马光）的同调，在整体上把握住了吕公著的特点。

英宗即位后，吕公著为侍读，加龙图阁直学士，在政治上与司马光相为呼应。英宗要追崇生父濮王，吕公著与司马光、吕晦等观点不同于欧阳修，以为不能对濮王称亲，称皇考。英宗没有接受这一主张，且颁讳于天下。吕晦因不合皇帝的心愿，被赶出朝廷。吕公著很生气，要求朝廷追回吕晦，但没有被英宗接受。吕公著一气之下，称自己有病，要求补地方官，英宗不同意。吕公著在家百余日不赴朝，英宗知道他的“劲直”秉性，派人去说服，也没有效果。最后还是其兄吕公弼劝解，才就职。过了几个月，吕公著还是乞外补，英宗只好同意，让他出知蔡州。

神宗即位时，召吕公著知通进银台司。吕公著封还皇帝的制命。吕公著认为神宗直接将诏书付阁门，制命不经过门下省，使得门下失去封驳之职。这实际上是对神宗的作法表示不满。“公著请不已，竟解银台司”。

熙宁初，吕公著知开封府。夏秋时节，淫雨成灾，京师地震。吕公著借机进言，说人君遇到灾年要引起警戒，只有上下至诚，才可消除灾害变异。作为人君不能偏听独断，不以先入之语为主，如此才可远佞人，不为邪说所乱。当时王安石变法进入**，朝中一些守旧臣僚，指变法人士为小人、佞人。吕公著所言当有其用意。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吕公著竭力反对。他指出：自古有为之君，都不能失去人心以求治；以威胁或言辞欺骗的办法，是不能够得到人心的。“昔日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而生议者一切诋为流俗浮论，岂昔者皆贤而今皆不肖乎？”神宗要用变法人士吕惠卿为御史，吕公著说：“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这些话与司马光言词如出一辙。为此，王安石很愤怒，贬吕公著出知颍州，提举崇福宫。

熙宁八年（1075），彗星见，朝廷求直言。吕公著上疏要神宗注意舆论。起知河阳，召还，迁翰林学士承旨，改端明殿学士、知审官院。他直言要神宗能屈己从谏。元丰五年（1082），吕公著除资政殿学士、定州安抚使。神宗立太子，对辅臣说，要以吕公著、司马光为师傅。

②《宋史》卷336《吕公著传》。

③《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14，《荐王安石吕公著札子》。

④《续资治通鉴》卷61。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卒，年仅10岁的赵煦即位，是为哲宗。

皇太后高氏听政，守旧派再度执政。高太后遣使迎吕公著回朝。吕公著立即上十事疏，认为人君即位，要修德以安百姓，修德最要紧的也是首先要办的是“学”。有十件事最为重要，这十件事是：畏天、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省刑、去奢、无逸。

元祐元年（1086），吕公著拜尚书仆射兼中书侍郎，与司马光同为宰相，辅佐哲宗，一时尽废新法。司马光死后，吕公著继续采用司马光的做法，并在科举上要求经义参用古今诸儒之说，不得专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取士，也不得出题涉及佛老内容，不得以申、韩和佛学为学；复贤良方正科。

吕公著与司马光对于新法具体内容看法也有一些差别。吕公著对保甲法有保留，认为“止就冬月农隙教习，仍委本路监司提按，既不至妨农害民，则众庶稍得安业”。对此，司马光有非议，说：“公著所论，与臣言正相符合。惟保甲一事，既知其为害于民，无益于国家，当一切废罢，更安用教习？”①元祐三年（1088），吕公著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在整个宋代历史上，享此殊荣的只有四人，吕公著与他父亲吕夷简就占了两位。次年二月，吕公著去世。哲宗亲临赐奠，赠太师、申国公，谥正献。同司马光一样，吕公著死后也受到政坛风波的影响。哲宗亲政，绍圣初，吕公著被削谥、毁碑；徽宗朝蔡京擅政，吕公著被列入“元祐奸党碑”。绍兴初，悉还所赠谥号。开启吕学在宋代学术史上，吕公著有一定的地位。全祖望说：“庆历以后，尚有诸魁儒焉。于学统或未豫，而未尝不于学术有功者，范蜀公、吕申公、韩持国，一辈也。”特别是他开启了吕学端绪。吕公著一门登在《宋元学案》者有七世17人。清人王梓材作了分析：吕公著之子希哲、希纯为安定（胡瑗）门人，而希哲自为《荥阳学案》。荥阳（吕希哲）子切问亦见《学案》；又和问、广问及从子稽中、坚中、弸中别见《和靖（尹焞）学案》。荥阳（希哲）孙本中及从子大器、大伦、大猷、大同为《紫微学案》。紫微（本中）之从孙祖谦、祖俭、祖泰，又别为《东莱学案》。共17人，凡七世。①从吕公著到吕祖谦只是六世，另外，登学案者也远不只是王梓材所说的17人。公著的次子吕希绩即在《学案》中。如果要说七世，当从夷简算起，因为夷简也是“以儒学起家”的。

吕氏家族在北宋政坛具有显赫的地位，“宋兴以来，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先生与文靖（吕夷简）居其二”②。这对吕学形成、发展是有利的。吕公著任哲宗朝宰相时，使长子吕希哲遍交当世学者。

吕公著重视教育，他在颍州时，欧阳修为知州事，焦千之客寓欧阳修处，吕公著招请焦氏为诸子之师。这个家族中，内有吕公著夫妇督导，外有焦千之等人的严格教育。他还多方聘请名师，吕氏家教促成吕学学风的形成。清人黄百家说：“吕氏家教近石氏，故谨厚性成。又能网罗天下贤豪长者以为师友，耳濡目染，一洗膏粱之秽浊，惜其晚年更从高僧游，尽究其道，斟酌浅深而融通之”。全祖望评论希哲学说，说：荥阳（吕希哲）少年，不名一师。初学于焦千之，庐陵之再传也。已而学于安定（胡瑗），学于泰山（孙复），学于康节（邵雍），亦尝学于王介甫（王安石），而归宿于程氏（程颐）。集益之功，至广且大。然晚年又学佛，则申公家学未醇之害也。要之，荥阳之可以为后世师者，终得力于儒。①吕学就在这样氛围中，一代一代传续下来。吕学的基本特点是“不名一师”的学风、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和重文献之传的传统。但吕学中儒佛夹杂，也成了理学家批评的话题。朱熹指出：“吕家之学，大率在于儒禅之间。”②吕学至南宋吕祖谦而发扬光大，其流风所及，直至明清。

②《朱子语类》卷132《本朝六·中兴至今人物》。

（谢选骏指出：中国的官史都是“为了巩固当时的政权”，何以独独《资治通鉴》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显然，因为战国的格局使得北宋并非真正的统一帝国，而这一“北宋作为战国成员之一”的特殊压力，也使得北宋君臣特别突出地注意政治军事的事务。结果就形成了司马光和《资治通鉴》“没有文化的态度”——这一态度与辽金元的野蛮压力十分相称，也与秦始皇的“反文化态度”一脉相承。因为司马光以后所发生的蒙古统一中国各部，正是秦始皇统一中原各国的翻版。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把《资治通鉴》叫做“焚书坑儒的《资治通鉴》”。因为这部“焚书坑儒的《资治通鉴》”，正是“第二战国对第一战国的历史回顾”——它向我展示了“从第一战国的焚书坑儒到第二战国的《资治通鉴》”这一中国文明史周期的巨大脉络。正因《资治通鉴》如此焚书坑儒，毛泽东这头不学无术但是贪吃权术的蠢猪，才会闷头乱啃《资治通鉴》，把自己养得如此肥头大耳，直到做成了一块天安门广场上充满了化学毒素的喂狗腊肉。同样，也只有像我这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发现者，才能捋顺上述历史的纵横脉络。）

【第三十九章 沈括】

第一节 生平

沈括（1031—1095）①，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父沈周（978—1051），字望之，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历任汉阳（今属湖北）掾，高邮（今属江苏）从事，大理丞监苏州酒务，知简州平泉（今四川简阳），苏州通判，知润州（今江苏镇江），知泉州（今属福建），开封府判，江南东路按察使，知明州（今浙江宁波）等职。母许氏出身于苏州一个注重武略的书香门第，为北宋著名军事战略家许洞的幼妹，知书达礼，通晓文墨，对沈括的一生和事业都有重大影响。沈括从小接受了系统的儒学教育，又随父宦游四方，见识各地人情物理，大大开阔了眼界。

皇祐三年（1051）十一月，沈周在杭州去世。至和元年（1054），沈括父丧服满，以父荫授海州沭阳县（今属江苏）主簿。此后十多年辗转四方，担任地方低级官吏。虽然职位低微，事务繁杂，但沈括兢兢业业，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政绩。在沭阳主簿任上，他首先采用安抚措施，平息了一场县民抗官的斗争。接着着手整治该县长年失修的水利工程，使危害多年的沭水得到治理，得良田七千顷，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继沭阳治沭后，嘉祐六年（1061）他任宣州宁国县（今属安徽）令，通过实地调查，力驳众议，动用八县1.4万名民夫，费时80天，重建万春圩，垦辟良田1270顷，使数县受益。

嘉祐八年（1063），沈括进士及第，除扬州司理参军。治平三年（1066），沈括入京城任馆阁校勘，编校昭文馆书籍，删定三司条例。因馆职清闲，故沈括有较充裕的时间深入研究天文和历算，为日后从事历算仪象方面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熙宁五年（1072），时任太子中允、检正刑房公事的沈括，又被任命为兼提举司天监，主持司天监的工作。在此期间，他采取多项措施，对司天监进行整顿和改革。首先是整顿机构，罢免六个庸官，招募有真才实学的人士充实机构，提高人员的素质；其次是任用卫朴编修新历，于熙宁八年（1075）修成《奉元历》；第三，针对原司天监的观测仪器破败不堪，难敷应用，在对天文仪器作了系统的研究后，沈括写出《浑仪》、《浮漏》、《景表》三篇论文，建议制造更精确的浑仪、浮漏、圭表等。在得到允准后即着手研制，于熙宁七年（1074）完成新仪的制造。因制新仪之功，沈括被升迁为右正言、司天秋官正。

沈括生活在北宋中期，这时的宋朝外有辽、西夏的侵逼，内为冗官、冗兵、冗费所困，财政危机深重，内外交困，矛盾激化，统治不稳。为解决积贫积弱的问题，实现富国强兵。①关于沈括的生卒年代，学术界有五说。此处采用胡道静的说法。见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下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99页。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3。

继范仲淹等人发动“庆历新政”失败后，王安石又再次倡导变法，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活动。沈括是王安石变法的积极参与者，史载：“朝廷新政规划，巨细括莫不预。”①同时还参加了一系列推行新法的重要活动，多次出京前往各地视察。熙宁五年（1072），沈括奉命治汴。汴河水利是王安石变法的农田水利法中一个重点工程，自熙宁二年（1069）开工后，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屡遭守旧派的攻击。沈括通过考察，从治汴的历史和现状出发，说明了治汴工程的必要性，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变法。熙宁六年（1073）六月，沈括奉命出访两浙，相度两浙农田水利、差役诸使，兼察访。七年（1074）八月，被任命为河北西路察访使，兼提举该路保甲，主要任务是视察和整顿边防。他向朝廷就兴修防御设施、推行保甲法等问题提出31项建议。同年九月，受命兼管新政的重要机构——军器监，在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使军器监生产的兵器在数量与质量上均有很大提高。同时，沈括还钻研阵法与城防，重订《九军阵法》，编成《修城法式条约》等。

熙宁八年（1075），沈括奉旨出使辽朝，与辽朝宰相商谈宋辽分界问题，获得成功。归来后撰成《使契丹图抄》，描绘辽之山川、道路形势与人情风俗，进呈朝廷。同年十月，沈括升任翰林学士、权三司使，主持宋朝财政。他推行新法，改革财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宋朝的财政状况。

熙宁十年（1077）七月，沈括因主张免除下户役钱、轻役依旧轮差，遭御史蔡确等人诬劾，被罢三司使，出知宣州（今属安徽）。元丰三年（1080）五月，改知延州（今陕西延安）。不久又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成为一方军事统帅，在与西夏的对抗中屡立战功，并升任龙图阁直学士。但在元丰五年（1082）九月，永乐城被西夏军攻破，北宋损失官兵万余人，夫役无数。沈括在此次战役中，虽竭尽全力阻止西夏军的继续前进，但他身为主帅，未能坚持自己的主张，纠正钦差徐禧的错误，导致宋军损失惨重，应负有一定责任。十月，朝廷以“措置乖方”罪，降沈括为均州团练副使，限他居住在随州（今湖北随县）。八年，徙秀州（今浙江嘉兴）团练副使，在秀州安置。熙宁九年（1076）沈括奉诏编修天下州县图，至元祐二年（1087）完成。元祐三年他将五易其稿，费时12年精心编制的《天下州县图》献给朝廷，才被允许任便居住。元祐五年（1090）沈括迁润州（今江苏镇江）朱方门外梦溪园定居。从此闭门谢客，潜心著述，恬淡而平和地度过了他的晚年。绍圣二年（1095），沈括病逝，享年65岁。

沈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从事政治活动，但他刻苦治学，“博闻强记，一时罕有其匹”，“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①。据胡道静的统计，沈括著述近40种，分为易、礼、乐、春秋、仪注、刑法、地理、儒家、农家、小说家、历算、兵书、杂艺、医书、别集、总集、文史等17类。今存的仅《梦溪笔谈》、《补笔谈》、《续笔谈》、《苏沈良方》和综合性文集《长兴集》（原有41卷，仅存19卷）等五种，其余多已亡佚。②其中《梦溪笔谈》是沈括晚年在梦溪园中，将其一生所见所闻和研究心得以笔记文学体裁形式写下的不朽著作。现存《梦溪笔谈》为26卷，连同《补笔谈》3卷，《续笔谈》11篇。笔谈共分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17门，分类系事，考辨精邃，共有609条。有关历史（包括考古）方面的记述，至少有120条以上。有关自然科学条目占255条，约为全书的42％，内容涉及自然观、数学、物理、化学、天学、地学、生物、医药、工程技术等诸多领域。书中反映有当时科学技术成就的一些忠实记录，如喻皓的《木经》、毕昇的活字印刷术等，都是我们今天在这方面所能获得的唯一资料。

①《宋史》卷331《沈括传》。

②胡道静校注：《梦溪笔谈校证》下册，第1151—1154页。

《梦溪笔谈》不仅是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历史典籍，而且是一部科技史资料汇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曾称此书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①。

第二节 科学成就

天文学

沈括奉命兼任提举司天监后，首先采取措施对司天监进行整顿，并保举精于历术的平民卫朴进入司天监编修新历。熙宁八年（1075）《奉元历》编成并颁行。后在沈括的建议下，《奉元历》又根据实测资料重修，在宋代行用了19年。沈括对天文仪器也有重大的改革。浑仪是中国古代用来观测天体运动的仪器。沈括在深入分析历代浑仪缺点的基础上做了重要改进，如取消了白道环，放大窥管上孔径以扩大视域及缩小下孔径以适宜于人目观测，设法校正极轴位置等。经改进的浑仪，结构简化，使用方便，测量精度也有所提高。沈括改进的计时仪器浮漏，利用漫流中表面张力的补偿作用，来减少液体粘滞性随温度变化而对流量的影响，以便消除由此引起的计时误差，提高了计时的准确性。他利用新制的浮漏，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观测和研究，获得不少新的成果，如认识到在一年之中，每日的长度并非常量，并据理推断冬至日长度“百刻而有余”、夏至日长度“不及百刻”。此外，他还对测日影的圭表做了一系列改革。为了说明改制仪器的原理，沈括于熙宁七年（1074）七月上《浑仪》、《浮漏》、《景表》三议，这三篇著作都是中国科技史上有关天文仪器方面的杰作。

中国的传统历法是阴阳合历，节气与月份的关系并不固定，而节气对于农业生产等活动有着很大影响。因此，为使节气与月份之间建立起相对固定的关系，沈括大胆提出了一种纯阳历的历日制度，即十二节气历法。他认为最好是用“十二节气”为一年，不要用十二月。如以立春为孟春（正月）初一，惊蛰为仲春（二月）初一，等等，以此类推；大月31日，小月30日，大小月一般相间，一年最多有一次两个小月相连；在历书上加注朔望，以表示月亮的圆缺。这种历法可说是历法史上带有革命性的创意。它完全以太阳视运动为计算依据，按节气定历，既简便易算，又有利于农事活动的安排。但由于这种纯阳历否定了中国几千年传统的阴阳合历，不可避免地招致“怪怨攻骂”，而难以实行。可是，沈括却满有信心地说：“然异时必有用予之说者”。①如今，世界通用的阳历（如现行的公历《格里历》），其实质与沈括的“十二节气历”是很相似的。

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35页。①沈括：《补笔谈》卷2。

数学

沈括的数学成就在数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日本著名的数学史家三上义夫称之为“中国算学之模范的人物或理想的人物”①。

累棋、层坛及酒家积罂之类的隙积问题，即垛积问题，实质上是一种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设堆垛体的上、下宽分别为a和c个物体，上、下长分别为b和d个物体，高共有n层，则依《梦溪笔谈》原文所述，堆垛体的总和S=p6［（2b+d）a+（2d+b）c+c-a］，这一公式是完全正确的。沈括的隙积术是《九章算术》中“刍童术”的发展，并构成了其后二三百年间关于垛积问题研究的开端。其后南宋的杨辉和元代朱世杰等在此基础上，创立垛积术，解决了许多更一般的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

沈括的另一项数学成就，是创立了会圆术。会圆术是在丈量田亩中提出来的。沈括说：“凡圆田，既能拆之，须使会之复圆。”②这是关于已知弓形的圆径、矢高，求弓形的弦长和弧长的方法。沈括是中国第一个对弧、弦、矢之间关系加以考虑的科学家，他给出了下列近似公式：l=c+2bc=2r22drb，，——()2其中l为弧长，d为直径，r为半径，b为矢高，c为弦长。会圆术也是后来天文计算中常用的重要公式。

物理学

（1）光学

沈括研究过凹面镜成像的原理，他通过反复观察和实验，得出了较《墨经》等更前进一步的结果。他指出，用凹面镜照物，中间有一被称作“碍”的点（即现在所说的焦点），物在此点之内，成正像；在此点上，不成像；在此点之外，成倒像。他还用窗隙、橹臬、腰鼓等常见事物，来形容凹面镜成像现象，试图解释凹面镜成像原理。尽管这些解释并不完全正确，但不失为极有益的尝试。他对凸面镜、平面镜也做了细致的观察和研究，科学地解释了古人制镜，镜大则平、镜小则凸的道理。他指出：“小鉴不能全观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令小，则鉴虽小而能全纳人面。”①说明他对镜面大小、镜面曲率与成像的关系，已有很清楚的认识。

为了说明月亮的盈亏现象，沈括做了模拟实验。他用一个弹丸，将其表面一半涂上白粉，这样侧视之则粉处如钩，对视之则正圆，从而直观地和形象地演示了月亮的盈亏现象，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2）磁学

沈括对指南针的研究是有卓越成就的。他由实验得出磁针指向不是正南方，而是略偏东，这是关于地球磁偏角最早的明确记载；他指出磁针有四种装置方法，即：浮于水面、放在指甲上、置于碗边、以线悬挂，并对这四种方法的优劣做了比较，认为最好的是以线悬挂法（缕悬法）；他还发现磁针有指南、指北之分，进而推断出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磁石的不同性质造成的。但受科技水平所限，当时还不可能对这一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

①［日］三上义夫著，林科棠译：《中国算学之特色》，《万有文库》本。②《梦溪笔谈》卷18。

①《梦溪笔谈》第327条，胡道静校注本（下文所引《梦溪笔谈》原文，均据此本，不重复注出）。

（3）声学

沈括通过对某些声学现象的观察与研究，对声的共振现象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共振现象早在战国时期就为人们所发现，其后人们还发现了一些消除共振现象的方法。沈括的实验是用简单的仪器证明弦线的基音与泛音的共振关系。他剪一小纸人，放在基音弦线之上，拨动相应的泛音弦线，纸人就跳动，拨别的弦线，纸人则不动。沈括把这称为“正声”，即共振实验。西方直至17世纪才出现类似的实验。

沈括还对乐律，古琴的制作和传声，古乐钟的发声、共鸣等声学现象，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地学

沈括一生行踪所及，几遍大半个中国，加上他知识面广，善于观察和思考，因此在地学领域亦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熙宁七年（1074），沈括到浙东地区考察，看到“雁荡诸峰，皆峭拔险怪，上耸千尺，穹涯巨谷，不类他山，皆包在诸谷中。自岭外望之，都无所见；至谷中则森然干霄”。对于这种地貌，他认为是“谷中大水冲击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①。指出了流水侵蚀作用的自然成因。他还提出西部黄土高原的地形，也是同一原因形成的。从而对这两个地区的地貌成因作出了科学的解释。他还根据太行山麓的山崖之间，往往含有螺蚌壳及石子，“横亘石壁如带”，从而判断这里曾是海滨，并进而推断华北大平原是由黄河、漳水等河流的泥沙沉积而形成的。这是对华北平原成因的最早的科学解释。沈括在视察河北边防时，非常留意当地的地形、地貌，并用木屑、面糊堆捏成当地的山川道路等地形地物。后来由于天气寒冷而改为用熔蜡制作。这种立体地图，既真切又便于携带，到官所后，再将之复制为木刻的立体地图。这种制图方法，在当时很受重视并得以推广，以致“边州皆为木图，藏于内府”。

熙宁九年（1076），沈括奉旨编修《天下州县图》，前后花了12年时间，终于绘制成《天下州县图》（《守令图》）总图大小各1轴，分路图18轴，共20轴。这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地图。沈括在制图过程中，继承并发展了西晋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还采用了一些新的制图方法。例如，他把过去用四至八到定方位和距离的方法进一步扩展为二十四至，即细分为二十四个方位，使制图的精密度有所提高。这也是后来元明时期将航海罗盘划分二十四个方位的先声。

沈括在视察汴河工程时，曾亲自实地测量沿渠各地的水平高低。当时测量地势高低的工具有水平、望尺、干尺等，方法是逐段测量，然后再将数据汇总到一起，但这种做法的测量值与实际值误差很大。沈括所用的测量方法是分段筑堰，逐段测量，“汴渠堤外，皆是出土，故沟水令相通，时为一堰节其水，候水平，其上渐浅涸，则又为一堰，相齿如阶陛。乃量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数会之，乃得地势高下之实”①。竺可桢先生曾称这种方法“虽不尽善，但苟所筑之堰，极为平直，当不致有大差误。其所用之尺，虽未必精密，但计高度至于分寸，可见其行事之不苟且。欧洲古代，希腊虽曾经测海岸之远近，罗马盛时亦有测量街道之举，但地形测量在括以前则未之闻。”①《梦溪笔谈》第433条。

①《梦溪笔谈》第457条。

医药学

沈括重视并通晓医术。他在临床医学、基础医学、药物学等方面，有不少重要成果，特别是对药物和药理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有关论述可见于《梦溪笔谈》、《良方》、《灵苑方》、《梦溪忘怀录》等著作中。例如，通过研究，他对细辛、杜若、枳实等药物存在的“一物多名”、“一名多物”和“名实错乱”的现象作了考订；对《神农本草经》等古书中关于山豆根等药物药性记载的错误作了纠正；对辨疾、治疾、配方、采药、药物的保管和加工制作、服药的正确方法等，都提出了一些中肯的看法，这些看法既来自实践，又符合辩证法，直到今天，也是很有价值的。

沈括曾编集《良方》15卷，北宋末有人将苏轼的医药杂说附于《良方》，题名为《苏沈内翰良方》。现传本《苏沈良方》共10卷，沈括自序说：“予所谓良方者，必目睹其验，始著于篇，闻不预焉。”可见他选择药方是很审慎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也说“用者多验”。由此可见，这部验方汇编，至少对某些疾病或病人有良好的疗效。

第三节 科学精神和治学方法

沈括一生勤奋好学，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博览群书，广泛地吸取了前人的知识。但他并不迷信古人和书本，而富有创新精神，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另一特点是能正确对待人民群众和科学家个人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体验到劳动人民的智慧是科学知识的源泉。他在《上欧阳修参政书》里说：“至于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黄苍赤，岂能尽出圣人！百工、群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预焉。”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为了搞清某些问题，曾“历访镜工”，询“问老医”。同时，他也在他的著作中如实记录了不少民间的科学技术人物及其成就，如毕昇活字印刷术，喻皓《木经》，水工高超巧合龙门，信州湿法炼铜，西夏冷锻铁甲等，这些都是人们了解当时科技发明的极其珍贵甚至是唯一的史料。

就科学方法而言，沈括非常重视对事物的观察和科学实验，并力图从中发现科学事实和客观规律。他的许多成果都是通过实验取得的。在宦游所到之处，他都着意对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情物理进行认真的考察，并做翔实的记录。同时，他观察事物并不仅仅停留在对事物表面现象的认识水平上，而是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其中所蕴含的科学道理。例如，为了确定极星的位置，他曾连续三个月进行测量，才得到极星离开北极三度有余的结论；为了验证“虹能入溪涧饮水”的问题，曾“与同职扣涧观之”，并进而发现“自西望东则见；立润之东西望，则为日所铄，都无所睹”①。此外如关于凹、凸面镜的成像特点的认识，关于指南针装置方式的认识，关于月亮盈亏现象的认识等等，都是通过实验得到的。

②竺可桢：《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科学》第11卷第6期（1926年），第797页。①《梦溪笔谈》第357条。

沈括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谦虚谨慎的治学态度也是值得称道的。对于所观察到的现象和问题，经反复思索，研究后仍无法解决的，他就只是如实记录，并说明不知其中道理的症结所在，而决不故弄玄虚，妄下断语。例如，在记述磁针有指南、也有指北的现象后，说“理应有异，未深考耳”②。这种严谨的和实事求是的学风，是所有杰出科学家所共有的可贵品质。第四节多方面的贡献沈括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不仅是自然科学家，而且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也有很多贡献。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于历代特别是宋代的官制、礼制、兵制、舆服、仪卫、文牍等典章制度，有大量记载与考订，并提出不少有启发性的新观点。他的著作还对农民起义做了比较客观的记述，真实地记载了淳化四年（993）四川爆发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梦溪笔谈》也记载了许多有关各族人民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为研究少数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此书提到的各类掌故也有不少是令人感兴趣的。

沈括由于亲自参加过王安石变法，做过权三司使，因此对当时国家的财经数字、相关的规章制度和档案图籍的情况等，是比较了解的，他的记述应该说是较为可靠的。这些都是研究宋代经济史，特别是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有关财经情况的极有价值的史料。

沈括对宋代考古学的发展也有杰出贡献。他非常重视各地的文物古迹，无论走到哪里，都要留心调查研究。尤其是对发掘出来的各种文物的时代、形状、花纹、文字等，都要细心观察，详加考订。而对古兵器、古乐器、古画、古籍、手稿等，他都广泛搜集，深入研究，甚至加以仿制。他认为，各种文物都“别有深理”，应予深究。他力图用出土文物来验证古书中的某些记载，以纠正古籍和流俗之说的谬误和讹传。例如，他曾对海州出土的古弩机的形状、构造原理、使用方法及其功能做了详细的描述，并对弩机上的“望山”进行了研究，这是有关古代弩机最为精确和详尽的记载；他所提到的雷州出土的雷斧、雷楔，反映了石器时代的文化；他本人曾得到一块“金饼”，“凡重七两余，面有二十余印，背有五指及掌痕，纹理分明”①。这种“金饼”是中国历史上有关战国时期楚金币“郢爰”的最早记载。《梦溪笔谈》中这方面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

②《梦溪笔谈》第588条。

①《梦溪笔谈》第366条。

（谢选骏指出：沈括一生涉略广泛，史家称其博学多才，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梦溪笔谈》是其代表作，记录其毕生所闻。然而，沈括作品现今仅存6种，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的损失，而不是沈括的损失，因为在一个失去了意义的社会中生活，万言不值一杯水——书的存在与否，其实都是一样的了。）

【第四十章 苏洵 苏轼 苏辙】

第一节 苏洵

“守道安贫，不营仕进”

苏洵（1009—1066），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年少不学，他自己说：“少不喜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①欧阳修也说他“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但因他不擅时文，举进士不第。庆历五年（1045），37岁，因举制策入京。正值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诸人多被贬逐。他很失望，在后来写的《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说：“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

由于目击时艰，再加上制举不中，苏洵对于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仕途都颇灰心，于是且不求仕，“悉取所为文数百篇焚之，益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精粹，涵蓄充溢，抑而不发久之①。后为知益州张方平所赏识。嘉祐元年（1056），苏洵携子苏轼、苏辙，带着张方平的推荐书信，入京谒见韩琦、欧阳修。这时又值欧阳修等庆历新政时期的人物用事，欧阳修立即向朝廷推荐苏洵，在《荐布衣苏洵状》中说：“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于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而守道安贫，不营仕进。”此后不久，苏洵即因妻丧而回乡，复萌守道安贫之念。

嘉祐三年（1058），朝廷命苏洵赴阙应试，他上书皇帝，表示谢绝。与此同时，他写了《答雷简夫书》、《与梅圣俞书》、《上欧阳内翰第四书》等，发泄自己不肯应试的情绪。在《答雷简夫书》中说：“向者《权书》、《衡论》、《几策》，皆仆闲居之所为，其间虽多言今日之事，亦不自求出之于世，乃欧阳永叔以为可迫而进之。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仓卒之言，又何足信邪？”在《与梅圣俞书》中说：“且以永叔之言与三书之所云，皆世之所见，今千里诏仆而试之，盖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进以求其荣利也。”这就是说，自己的识见水平，具见于《权书》、《衡论》、《几策》三书之中，没有必要再加策试；而朝廷竟要再加策试，等于不被信任。对此，苏洵是颇为愤慨的。

尽管苏洵如此愤慨，而作为一介书生，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仍然不得不向朝廷低头，他虽然拒绝了应试，却又写了《上皇帝书》。说是“条为十通，以塞明诏”，实际上也是以此作为“应试”之文。在这篇上书中，苏洵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其中有些观点，等于重申庆历新政的主张。而且总结了庆历时期的经验教训。

可是，此书上后，仍未引起朝廷多大重视。直到嘉祐五年（1060），苏洵才被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郎的卑职。治平三年（1066），苏洵以霸州文安县主簿而终，时年58岁。著作有《嘉祐集》。

①苏洵：《嘉祐集》卷11《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①欧阳修：《欧阳文忠全集》卷34《苏明允墓志铭》。

“指事析理，引物托喻”

苏洵一生，以布衣而被起用，位不过县主簿，级不过八品。居官期间，只参与修纂了《太常因革礼》100卷。他的业绩不在政事而在文章。他的文章是以论兵见长的，纵论古今，指切时弊，极有深度。其中《权书·六国》，早为世人传诵。如文中有云：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也？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这是从“古人以往成败之迹”讲起，也即是他所谓“施之于今，无所不可”者。他又恐只讲古人的成败之迹，今人未必深晓，于是最后又点明道：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这就更明确地说到当代了。这样的笔墨正是邵博《闻见后录》所谓“讥时之弊”的文章。

苏洵是以论兵自负的，其论兵之文也确有成就，但苏洵文章的成就却不仅在于论兵。论兵之文也只是论政之文的一个部分。苏洵论政，亦如论兵，不为空谈，常有独到之见。关于朝廷用人问题，苏洵所言，亦甚激切。尤其关于“任相”，言之最详。在《衡论·远虑》中，他说古之天子，必有“腹心之臣”，而“近世之君”，则未能尊重宰相。文中有云：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视君如天之辽然而不可亲，而君亦如天之视人洎然无爱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忧，彼不以为忧；社稷之喜，彼不以为喜。君忧不辱，君辱不死。一人举之则用之，一人毁之则舍之。宰相避嫌畏讥且不暇，何暇尽心以忧社稷？数迁数易，视相府如传舍，百官治之于下，而天子恂恂于上，一旦有卒然之忧，吾未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太祖用赵忠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莱公亦诚其人，然与之权轻，故终以见逐。而天下几有不测之变。然则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杀人而后可也。

宋时宰相之权，同历代相比，可以说是够重的了。但苏洵还以为不够，他希望天子把宰相看作“腹心之臣”，“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作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与议天下之机，虑天下之变”。文章最后举赵普、寇准为例，以为寇准虽然得用，而失之“权轻”。结论是任用宰相，不仅要“尊其爵，厚其禄”，而且要“重其权”。

要求重宰相之权，等于分天子之权。这是唐宋两代朝政改革中，庶族文人的一种新的政治要求。尽管主观上是要“尽心以安社稷”，而客观上则是庶族文人争政治权力。欧阳修曾经主张“不为宰相，必为谏官”，说宰相、谏官能在天子面前争是非云云，实质上也是凭借言权来左右天子的权力。苏洵为了发挥这样的思想，还写了《任相》一文。其中特别指出“任相之道，与任将不同”，必须“接之以礼”。对于“人主傲然于上，不礼宰相以自尊大者”，至为不满。此文可与《衡书·远虑》同看。

其次，关于用人问题，“任相”之外，还谈到取士。关于取士，苏洵也有专论。《广士》一文中有云：古之取士，取于盗贼，取于夷狄。古之人非以盗贼夷狄之事可为也，以贤之所在而已矣。夫贤之所在，贵而贵取焉，贱而贱取焉，是以盗贼下人夷狄异类，虽奴隶之所耻，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国，而不以为怍；而绳趋尺步，华言而华服者，往往反摈弃不用。何则？天下之不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者，众也。朝廷之政，郡国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虽不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然而其才果可用于此，则居此位可也夫古之用人无择于势，布衣寒士而贤则用之，公卿子弟而贤则用之，武夫健卒而贤则用之，巫医方技而贤则用之，胥史贱吏而贤则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纸，书声病剽窃之文而至享万钟之禄，卿大夫之子弟饱食于家，一出而趋高车驾大马以为民上，武夫健卒有洒扫之力奔走之旧，久乃领善郡执兵柄，巫医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举以为吏。若此者皆非贤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进之之途多于古也；而胥史贱吏独弃而不录，使老死于敲榜趋走，而贤与功者不获一施，吾甚惑也。

这是一篇对于取士、用人制度的严厉的批评。其中主张任用盗贼胥史，与韩愈三上宰相书中的意见是一致的。都是要求广开才路。

苏洵对于朝廷用“声病剽窃之文”取士尤为不满，所以最后又说：夫人固有才智奇绝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又有不幸而不为者，苟一之以进士制策，是使奇才绝智有时而穷也。使胥吏之人得出为长吏，是使一介之才无所逃也。进士制策网之于上，此又网之于下，而曰天下有遗才者，吾不信也。

唐宋以诗文取士，对于前代之仅以门第用人来说，已是一大进步，尤其是到了宋代，布衣寒士由此而得仕进者越来越多了；但苏洵以为这样取士，仍未作到人尽其才，还有“胥史贱吏独弃而不录”，未免遗憾。

苏洵这样的文章，反映了一些布衣寒士以及胥史贱吏的政治要求。曾巩在《苏明允哀辞》中对于苏洵的文章有过全面的评论。他说苏洵之文，“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这是对苏洵文章具体的评价。苏洵为文，确是善于“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的，所谓“烦能不乱，肆能不流”，也确是其文的特色之一。

苏洵的文章，尤其是政论和史论，不仅善于“指事析理”，而且兼有“温淳”、“雄刚”和“简切”的特点。尤其是和宋初以来柳开、石介、尹洙等人的同类文章比较，显然达到了更高的成就。

当然，苏洵在《礼论》、《乐论》、《诗论》一类文章中，有时未免迂阔，甚至不免迂腐。例如在《田制》一文中甚且说过“井田虽不可为，而其实便于今”的话。但从全部文章看来，其“指事析理”，仍是精辟的。即使是迂阔之言，也仍然不失其个性特点。

还有，苏洵为文，常有独到之见，但有时也不免于偏。《辨奸论》一文，虽然未必尽出苏洵笔下，但这样的笔调，却也符合苏洵的性格。心有所激，发为过激之言，有时也是难免的。

在政论、史论等篇之外，苏洵还有另外一些文章，也有特点。曾巩在《苏明允哀辞》中说：“明允每于其穷达得丧，忧叹哀乐，念有所属，必发之于此；于古今治乱兴坏、是非可否之际，意有所择，亦必发之于此；于应接酬酢万事之变者，虽错出于外，而用心于内者，未尝不在此也。”就是说，苏洵为文，随遇而发，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是“投之所向，无不如意”的。例如《木假山记》、《名二子说》等篇，茅坤、姚鼐诸家多有评论，此不多说。这里且举《送石昌言使北引》，以见其特点。

昌言举进士时，吾始数岁，未学也。忆与群儿戏先府君侧，昌言从旁取枣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亲戚故，甚狎。昌言举进士，日有名。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昌言闻吾废学，虽不言，察其意，甚恨。

后十余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闻。吾日以壮大，乃能感悔，摧折复学。又数年，游京师，见昌言长安，相与劳苦如平生欢。出文十数首，昌言甚喜称善。吾晚学无师，虽日为文，中甚自惭。及闻昌言说，乃颇自喜。

今十余年，又来京师，而昌言官两制，乃为天子出使万里外强悍，不屈之虏，建大旆，从骑数百，送车千乘，出都门，意气慨然。

自思为儿时，见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贵不足怪，吾于昌言独有感也！大夫生不为将，得为使，折冲口舌之间足矣。

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写得“温厚”、“简切”而自然。娓娓而谈，情深意婉。正是前人所谓“有感慨，有态度”的文字。

苏洵为文也是推尊韩愈的。像这样的叙述，其“感慨”、“态度”，与韩愈行文亦颇相似。在这段叙述文字之后，文章转入送序的主题：“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叶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这一段话，是苏洵评论凫绎先生诗文的，但也可以看作“夫子自道”之辞。苏洵赠给石昌言的这段文章，也是“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所发议论，皆非“游谈”，更无“枝叶”，简当老练，如其为人。

苏洵为文，虽然主张“精悍确苦”，“疗饥”，“伐病”，却也并非不要文采。只是不讲虚饰，而求自然。他在《仲兄字文甫说》一文中既具体地体现了这样的文风，又明确地说明了这样的主张。如讲“风水之极观”有云：“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将“风行水上”看作“天下之至文”，这是标榜文章的一种境界。苏洵自己可能有意为之，但达到此境似不容易。

第二节 苏轼

生平与政事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仲和，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长子。嘉祐元年（1056），随父及弟辙出蜀入京，翌年进士及第。嘉祐六年（1061），又应制科考试，名列三等。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等职。

熙宁四年（1071），苏轼官至太常博士，摄开封府推官。值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苏轼持不同政见，上书力言新法之弊，认为宋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希望神宗“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由于政见不同，苏轼此后数年便出任地方官职。始为杭州通判，又知密州、徐州等地。元丰二年（1079），改知湖州。这时因作诗被诬以“讪谤朝政”之罪而下狱，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七年，又改汝州。元丰八年，哲宗即位，宣仁太后临朝，司马光当政。苏轼改知登州。至郡五日即入朝为起居舍人。其后累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元祐二年（1087）兼侍读。这时司马光尽废熙宁之法，苏轼对此亦有不同的看法。又因政见不同，请求外调。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此后再入再出，历任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等职。元祐八年，哲宗亲政，章惇、蔡卞当权。苏轼又以“讥刺先朝”的罪名免官降职，一贬再贬而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绍圣四年（1097），复贬为琼州别驾。

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遇赦，苏轼官复朝奉郎，渡海北归。翌年，回到常州。因病告老。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终年66岁。著作传本有《东坡七集》、《经进东坡文集事略》等。

苏轼一生从政，但他是典型的文人。像他这样的人物，在党派斗争中，一贬再贬，也就不足为怪。正因此之故，他对人生世态，才渐有所悟。所写文章，也更有特色。

苏轼的文章，首先是见赏于欧阳修的。嘉祐二年，欧阳修《与梅圣俞书》云：“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嘉祐五年，欧阳修又在《举苏轼应制科状》中称他“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论议蜂出”。

论事之文苏轼的文章成就主要在两方面。一是论事之文，上承贾谊陆贽，论证古今，“滔滔汩汩”；一是各体杂文，涉笔成趣，“姿态横生”。赋体之文，也别具特色。

苏轼的论事之文，包括甚广。首先是策论之文，在两次朝政改革期间，针对时弊，敢放狂言，最有时代特点。例如所对《御试制科策》有云：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进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进；欲退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进一人，则人相与诽曰：是进于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则又相与诽曰：是出于某也，是某之所恶也。臣非敢以此为举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则必有由矣。今无知之人，相与谤于道曰：圣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尽被其泽者，便嬖小人附于左右，而女谒盛于内也。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为信者，何也？徒见谏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难以入，以为必有间之者也。徒见蜀之美锦、越之奇器不由方贡而入于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谓急政要务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胜愤懑，谨复列之于末。

这篇策论，首先提出朝廷用人问题。这是唐宋两代朝政改革的一个主要问题。其次，苏轼应制之时，还曾撰有《策略》、《策别》和《策断》等，虽属准备应试之作，却也都是有为之言。其《策别》之一《课百官》中《厉法禁》有云：昔者圣人制为刑赏，知天下之乐乎赏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乐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终朝而赏随之，是以下之为善者，足以知其无有不赏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发之罪，不终朝而罚随之，是以上之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无有不罚也。《诗》曰：“刚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谓权豪贵显而难令者，此乃圣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诛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圣人为能击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罚至于措而不用。

周之衰也，商鞅、韩非峻刑酷法，以督责天下，然其所以为得者，用法始于贵戚大臣，而后及于疏贱，故能以其国霸。由此观之，商鞅、韩非之刑法，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术也。后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术，与商鞅、韩非同类而弃之。法禁之不行，奸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他主张行赏“自下而上”，用罚“自上而下”，特别是先罚“贵戚大臣”，而后才“及于疏贱”，而且说商鞅、韩非之“所以用刑者”，乃“舜之术”，这是突破儒家传统的看法。这在当时是相当大胆的观点。

《策别》之《课百官》中还有“决壅蔽”之论，对于当时的弊政揭露得十分深刻。文中有云：故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莫不务为留滞以待请属，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

宋时弊政之最显然者，是因循苟且。这在欧阳修的论事之文中说得十分透辟。苏轼在此则更指出有些“故常之事”之所以“务为留滞”者，乃是“以待请属”，也就是等待贿赂。“贿赂先至”，则“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则“终年而不获”。哪怕是“一毫之事”，也“非金钱”不办。看得何等深刻！

苏轼的一篇传诵的名文《教战守》，也是《策别》之《安万民》中的文字。此文从提出论点，列出论据，到得出结论，层次之分明，论证之严密，可以代表苏轼论事之文的行文特点，文章首先提出“当今生民之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而且指出：“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论点提得相当明确。明确了论点之后，随即列出论据，加以论证。经过充分论证之后，便指出“天下固有意外之患”，即战争不可避免。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一段分析，是非常精辟的。文章说：且夫天下固有非常之患也。患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

这一分析，已为尔后的历史事实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既然战争不可避免，其后果自可担忧。文章继续说：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不测。

写到这里，关于“生民之患”，已说得淋漓尽致。在这样的危机面前，如果再不采取挽救的对策，实在危险。于是文章自然引出结论，就是要对平民百姓教以战守之术。文章说：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

苏轼是个文人，对于兵法，他懂得不多。这一方面他还不及其父苏洵。上面这段话，不免纸上谈兵。不过，他的论述是针对时弊的，他的论断也是从实际出发的。

从宋朝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某些士大夫，都是苟且偷安，不讲武备，则是事实。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多好言兵。如尹师鲁、欧阳修、范仲淹、苏舜钦、梅尧臣以及苏洵等，都是重视军事的。苏轼这些见解和上述诸人比较一致。

到了熙宁变法初期，苏轼的一篇《上皇帝书》也是重要文章。

熙宁四年，苏轼官至太常博士，摄开封府推官，针对新法，上书论事。

此书行文，相当激切，与前此诸策比较，有所不同。文章开始云：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下面便分别言之。关于“结人心”，他说：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而然。人心向背，系乎存亡，古今一理。苏轼于此时突出地提出这个问题，是有针对性的。在他看来，熙宁变法，不免“刚果自用”，而未能“深结人心”。关于“厚风俗”，苏轼所言者，亦似老生常谈，但亦切中新法之弊。顾炎武《日知录·宋世风俗》有评论：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言：“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唯陛下哀之救之。”当时论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

苏轼此论“深切”，顾炎武看得不错。

关于“存纪纲”，苏轼特别强调的，是宋初以来广开言路的传统。他说：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

“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论纪纲而特言此者，这在当时，似亦有激而发。王安石变法，立意甚善，但不听谏言，是一大缺失。苏轼进言，也不无顾虑。苏轼最后还有如下一段言语：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可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于再三。

这样出言之激切，不仅如贾谊、陆贽，而且有如钟惺所云：“东坡之文似战国。”不过，说“东坡之文似战国”，也并非如罗大经所谓“以无为有”，“以曲作直”①。

苏轼早年的进策之文，以及熙宁新法时期的进奏之言，都是针对时政、有为而发。其他论政论史诸作，也大抵如此。

各体杂文苏轼的各体杂文，写得更加自由随便。苏轼《答谢民师书》称其“诗赋杂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样的评语，谢民师似不足以当之，却可以看作“夫子自道”，至少是苏轼自己所追求的一种诗文境界。从其所著各体杂文看来，有些作品是达到了这样的高度的。这类作品包括一些记、序和书信杂文，在苏轼全部作品中，数量不少。这里且以《筼筜谷偃竹记》为例。此文题目是给文同的一幅“偃竹”作记，但一开始却先介绍了文同的画论。说：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苏轼说这是文同教他的话。

文同，字与可，是宋代名画家，也兼擅诗文，著有《丹渊集》，和苏轼有亲友关系。苏轼引他的这几句话，即有名的“成竹在胸”的画论。文同在艺术上是有实践有理论的。他的理论当然不止于上述这几句话，但苏轼为什么特意拈出这几句来著于一篇之首呢？苏轼是懂得艺术的，在他看来，文同这几句话，乃其画论精华，也是苏轼认为最可宝贵的艺术理论。平居之日，时诵于心，故临文之际，也就脱口而出。文章接下去又说：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

这是苏轼对于文同这一理论的发挥。他的发挥是深有体会的。他对于文同的话能够“心识其所以然”，也就是所谓“心知其意”。不过，尽管他心知其意，而如果让他自己动笔，还是不能得心应手，即“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苏轼认为，这是“不学之过”。他在这里强调的是“学”。他还进一步说：“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都是由于工夫不够，不仅画竹如此，别的事情无不如此。

在苏轼看来，文同这一理论，乃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下面他又举出其弟苏辙在其所作《墨竹赋》中称赞文同的话，说文同之“托于斯竹”，是“有道者”。就是说，文同画的是竹，而寄托则在于道。

文同曾以所画筼筜谷偃竹一幅赠给苏轼，说：“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筼筜谷在洋州（陕西洋县），文同曾请苏轼作《洋州三十咏》，其诗有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这诗曾寄给文同。文同得诗之日，正“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苏轼此诗是有些开玩笑的，所以文同看了“失笑喷饭”。

文章写到这里，文同画竹的理论和实践都谈到了，两人的交往也叙述了。但苏轼究竟怀着怎样的心情来写这一切，到此尚未表露。

事实上，苏轼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乃是正当文同逝世半年之后，他是怀着十分沉痛的悼念之情回忆文同的言谈笑貌的。文章最后才说：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

文同生前，见到苏轼的诗时，曾经“失笑喷饭满案”，文同死后，苏轼再见文同的画时，“废卷而哭失声”，一喜一悲，两相对照，平生交谊可见。至此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是悼念文同的，但全篇的思想意义，都远在一般的悼念文字之上。文章是给一幅绘画作记的，但全篇的艺术构思，也和一般的“画记”不同。

苏轼悼念文同的文章不止这一篇，但这一篇则写出了文同这个画家最精彩的艺术见解和最突出的艺术成就：“先得成竹于胸”，“振笔直遂”，“画竹数尺”，“而有万尺之势”。所有这些，都是文同艺术遗产的精华所在。苏轼对此可谓深有领会。这在别人未必能够作到。因为苏轼不只是个文学家，而且是个艺术家；不仅是个艺术家，而且是个艺术的收藏家、鉴赏家。这方面他是受过其父苏洵的影响的。苏洵为人，无所嗜好，却曾嗜画，而且曾是绘画的收藏者。苏轼在《四菩萨阁记》里说：始吾先君于物无所好，燕居如斋，言笑有时，顾常嗜画。弟子门人无以悦之，则争致其所嗜，庶几一解其颜。故虽布衣，而致画与公卿等。

在苏洵嗜画的影响下，苏轼自幼也就笃好书画。他在《王君宝绘堂记》里说：凡物之可喜，足以说人而不足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与也。

嗜好到了患得患失的程度，可见当时笃好之深。但苏轼为人，和某些收藏家毕竟不同，他虽好之甚笃，却曾视为“云烟过眼”，不以收藏为止境，而以鉴赏为能事。古人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苏轼于绘画，虽然未必算得上“操千曲”、“观千剑”，但至少是比一般人见多识广，而且有过实践的。因此，他对于文同的绘画及其画论便能心领神会、探赜发微。当然，这篇文章的主要特点，还不仅在于艺术理论的发挥，而在于文章写法的新颖。其中几乎没有旧的格套和程式。文章的起笔就打破了常规：作为纪念文字，而不介绍文同的爵里生平；作为画论，也不先讲画的内容来历。再写下去，也是随意所之，无所拘束，真像是“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这样的写法，是与苏轼平日论文的主张一致的。苏轼平日论文，曾经反对“程式文字，千人一律”①。主张行文“闲暇自得”②。不赞成“作文”，说文章“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说自己“未尝敢有作文之意”③。主张“辞达”④，说“辞至于达，至矣”⑤。《筼筜谷偃竹记》一文可以说是实践了他这一系列的主张的。

事实上，苏轼论文，虽不讲“作”，却是讲“学”的，是讲“读书”的。他讲读书有所谓“八面受敌”法，即：“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又答王庠书》）。由此可知，苏轼之文，虽是自然、平易到令人认为“似不读书”的程度，其实是很下工夫的。读书而使人感觉“似不读书”，这正是苏轼文章工夫之所在。

苏轼文章写得自由、随便者，还有杂记之文。其中《记承天寺夜游》最有特色。此文甚短，全文如下：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此文写作年、月、日、时皆具，颇似一则日记。元丰六年正是贬居黄州四年之际。当时穷极无聊，无可自遣，为此月夜之游，等于苦中作乐。

苏轼在黄州，曾有《答毕仲举书》，其中说道：“仆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长者所教，以触罪罟；然祸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论巧拙也。黄州滨江带山，既适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须，亦不难致。早寝晚起，又不知所谓祸福果安在哉！偶读《战国策》，见处士颜蠋之语：‘晚食以当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谓巧于居贫者也。”

①苏轼：《东坡后集》卷14《答王庠书》。

②苏轼：《东坡集》卷20《答毛滂书》。

③苏轼：《东坡后集》卷14《答虔倅俞括奉议书》。

④苏轼：《江行唱和集叙》。

⑤苏轼：《东坡后集》卷14《答王庠书》。

苏轼此时苦中作乐，也可以说是“巧于居贫”。从他当时的处境看，本来应是没有这样的闲情雅兴的。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出自他那本来放达的个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时开始有所觉悟：“任意直行”，是必然得罪的。因此，得罪之后，就不必凄楚，而要处之泰然。欧阳修贬官之后，不作“凄凄之文”，而大讲山水之乐，也是这个意思。从这一点看，苏轼的杂记诸文，其思想情调，是与欧阳修一脉相承的。当然，苏轼之放达，亦得之佛乘和《庄子》，其思想境界与欧阳修也不尽同。

赋体之文苏轼写得自由随便的作品，还有赋体之文。两篇《赤壁赋》都打破了赋之常体，而成为一种新的文体。可以说是游记，也可以说是杂文。其中有叙事，有抒情，有问答，有议论，而且或韵，或散，不拘格套，既不同于骚体，也不同于俳体。例如其中一段有云：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赋之为体，从汉代开始，即可称为“赋体之文”。发展到宋代，到苏轼笔下，则更成为文之新体了。前人称宋人之赋为“文赋”，至于苏轼之赋，有人更断言曰：“直文耳。”

此赋不仅是“文”，而且近于杂文小品。罗大经《鹤林玉露》甲集卷6曾以此赋同司马迁的《伯夷传》比较，他说：“太史公《伯夷传》，苏东坡《赤壁赋》，文章绝唱也。其机轴略同。”罗大经对于两篇作品的诠释，并不准确，但他看到“机轴略同”，都是“文章绝唱”，则指出了此赋特点。文章与性情苏轼文章各体兼备，名篇不少，为世传诵的作品尤多。除上面讲到的几篇之外，政论如《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史论如《留侯论》、《贾谊论》，记叙如《喜雨亭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石钟山记》，传记碑颂如《方山子传》、《潮州韩文公庙碑》，书信如《答谢民师书》，杂说如《日喻》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作品。此外，有些杂著如《志林》之论《汤武之事》、《战国任侠》，还有些铭、赞、题跋之论文艺等等，都是对于后代很有影响的文章。

苏轼一生，极少铭墓之作。他说过：“轼于天下，未尝铭墓。”所铭五人，如《司马温公神道碑》等，都是颇有深情的文字，不同于寻常谀墓之文①。苏轼文章总的特色是明快、真实。这同他的为人大有关系。他在《思堂记》中曾说：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则发，不暇思也。未发而思之则未及，已发而思之则无及，以此终身不知所思。言发于心，而冲余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

可以看出，苏轼为文，是以一吐为快的。因此，文章也就写得明快、真实。这样的话，苏轼说过不止一次。苏轼为人如此，也同欧阳修有些相似。当然这样的个性，一生之中，也是有变化的。当他阅世渐深之时，又曾说过自己早年为文，“诵说古今，考论是非”，“妄论利害，谗说得失”，乃是“制科人习气”，譬如“候虫时鸟”，只是“自鸣自已”，不足“为损益”②。又说：“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世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③凡此，都是有激而言，有为而发；但也确是有悟之言。

诗词成就苏轼在文学上的成就，散文为最突出，但他的诗、词也都有极高的成就。以诗而言，苏诗不仅具有宋诗长于理趣的特点，而且具有他个人独特的品格。写于不同时期的作品，都能突现其人的真情实感。例如《和子由渑池怀旧》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此诗作于嘉祐六年（1061），苏轼时为凤翔签判，其弟子由曾寄他《怀渑池寄子瞻兄》一诗，故有此作。苏轼与弟二人友于情深，对于人生聚散无常，感触亦深。诗中有达语，亦有情语。

又如《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之二：水光潋滟睛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是熙宁四年（1071）为杭州通判时所作。当时新法初行，苏轼不合时宜，转任外职。随物自适，顺口成吟。虽有友人规以“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之语，但西湖所作仍然不少，此诗尤为绝调。王文诰称此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①，并不为过。

又如《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郭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云：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

此诗作于元丰五年（1082），苏轼贬在黄州。身在贬所，苦中作乐。“人似秋鸿”，“事如春梦”，“白酒三杯”，“苍颜一笑”，这些词语，道出了自己贬居生活中特有的情调，非他人所能道。

又如《题西林壁》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此诗为元丰七年（1084）由黄州改迁汝州，途经高安，因游庐山所作。《东坡志林》亦有记载。自谓“仆庐山诗尽于此矣”，当是有得之言。苏轼经过黄州之贬，阅世渐深，看山也渐识其真。论者或谓诗中蕴有哲理，其实在作者自己，仍是直抒感受，并非有意于推理的。

②苏轼：《东坡集》卷29《答李端叔书》。

③苏轼：《东坡后集》卷14《答王庠书》。

①《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

又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云：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睛。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自从哲宗绍圣以来，蔡京、章惇等新党执政，贬窜元祐党人。苏轼又遭再贬。最后贬到海南，直到元符三年（1100），始遇赦而还。此诗即作于赦还的途中。从“苦雨终风”到“云散月明”已经度过了多少岁月。“九死南荒”，而竟生还，轼虽达人，也不能不发浩叹。

苏轼之词，尤有特色，为世传诵者亦多。有些作品，也更体现性格。

例如《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二首，都是古今传诵的名篇。其豪情逸兴，并世罕有其匹，可不列举。在这样的名篇之外，有些作品，特色也是很突出的。这里且以《定风波》为例：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苏轼时在黄州。有小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这是一首十分潇洒的词。不管风里雨里，而能行若无事，苟非脱屣世事，很难放达若此。“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是兴到之言，也是有悟之言。

第三节 苏辙

颍滨遗老

苏辙（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年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苏轼弟。嘉祐初，随父兄到京师，与兄同登进士第。嘉祐六年（1061），应制举，“极言得失，而于禁廷之事，尤为切至”①。考官胡宿以为“不逊”，请黜之，竟被置之“下等”。授商州军事推官。这时正值苏洵被命修礼书，而苏轼出签凤翔判官，苏辙乃请求养亲京师。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苏辙与轼丁父忧后复至京师。次年，上书论事。时王安石执政，出青苗书使苏辙熟议，检校文字。苏辙指出：“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棰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所言，则常平法耳。今此法见在而患不修，公诚能有意于民，举而行之，则晏之功可立俟也。”这番话讲得相当透辟，王安石听后，说：“君言诚有理，当徐思之。”以后青苗法推行起来，苏辙又上书王安石，力陈不可。于是出为河南留守推官。此后随张方平历任陈州教授、南京判官等职。

①《宋史》卷339《苏辙传》。

元丰二年（1079），苏轼下御史台狱，贬黄州。苏辙亦坐贬监筠州盐酒税。元丰八年，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以苏辙为秘书省校书郎，复为右司谏。哲宗元祐初，辙在京师，多所论议。这时司马光改革熙宁之法，改雇役，复差役，苏辙极言不可。苏辙的这类政治主张，与苏轼基本相同。元祐四年，为吏部侍郎，翰林学士，知制诰。同年，为贺辽国生辰国信使，出使契丹。绍圣初，哲宗起用李清臣为中书舍人，苏辙上书谏，哲宗不悦，落职知汝州。此后连贬数处。徽宗即位，蔡京当国，苏辙又被降职，居许州，于是致仕，筑室于许，号颍滨遗老。政和二年（1112）卒。有《栾城集》，自撰《颍滨遗老传》。

政论与史论

苏辙一生学问，深受父兄影响。他在《历代论引》中说：“予少而力学，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现在看来，苏辙之学，也是“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的。他虽自称“其学出于孟子”，而实则“遍观乎百家”（见《上两制诸公书》）。在《历代论》中多论古今得失成败，又撰有《古史》，用意亦在于此。

苏辙对于前辈学人，亦尊韩、欧，政治思想，亦近于欧。但韩、欧辟佛道，而苏辙不然。

苏辙的文章，与父兄并称当代大家。与父兄相比，虽有所不及，但亦自有特点。文章存者不少，最见功力者是政论和史论。《新论》三篇，纵谈天下大事，论断相当确切。《宋史》本传称他“论事精确，修辞简严”，于此可见。其上篇有云：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具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此天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

这几句话是说得切中时弊的。这是总的论断，对于具体问题，他也有具体分析。其中篇有云：故尝以为当今天下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并起，而百善并废。何者？天下之吏偷情苟且，不治其事，事日以败，而上不知使，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骄脆无用，召募日广，而临事不获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财，出之有限，而用之无极，为国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

“冗吏”、“冗兵”、“冗费”，是当时朝政的三大弊端，北宋一代，政治得失，集中表现于此。自王禹偁、欧阳修以来，多有这样的观感。苏辙所言，自然不算创见。但他将这样的时局形容得恰如其分，所谓“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则确可说是“精确”而“简严”。所谓“三不立”，也写得言简意赅，“简严”之至。

苏辙史论的代表作品是《历代论》，有些篇章是写得很有特点的。论汉光武、唐太宗，分析相当全面，和苏轼相比，特点确在于“稳”。但有时也作翻案文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论冯道一篇。此文有云：冯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议者讥其反君事雠，无士君子之操。大义既亏，虽有善不录也。吾览其行事而窃悲之。求之古人，犹有可得言者。

冯道被人讥为“反君事雠”，苏辙以为不然，所谓“求之古人”，即以管仲晏婴为例。齐桓公杀公子纠，管仲不死，又从而相之。孔子许之。崔杼弑齐庄公而立景公，晏婴不亡不死，君子亦以名臣许之。苏辙认为冯道虽不及管、晏，但未可厚非，文章继续写道：盖道事唐明宗，始为宰相，其后历事八君。方其废兴之际，或在内，或在外，虽为宰相，而权不在己。祸变之发，皆非其过也。明宗虽出于夷狄，而性本宽厚，道每以恭俭劝之。在位十年，民以少安。契丹灭晋，耶律德光见道，问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顾夷狄不可晓以庄语，乃曰：“今时虽使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罢杀戮。中国之人赖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师，隐帝已没，太祖谓汉大臣必相推戴，及见道，道待之如平日。太祖常拜道，是日亦拜，道受之不辞。太祖意沮，知汉未可代，乃立湘阴王为汉嗣，而使道逆之于徐。道曰：“是事信否？吾平生不妄语，公毋使我为妄语人。”太祖为誓甚苦。道行未返，而周代汉。篡夺之际，虽贲育无所致其勇，而道以拜跪谈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议者黜之，曾不少借，甚矣！士生于五代，立于暴君骄将之间，日与虎兕为伍，弃之而去，食蔽蕨，友麋鹿，易耳，而与自经于沟渎何异？不幸而仕于朝，如冯道犹无以自免，议者诚少恕哉！对冯道的为人处世，从薛居正到范质、胡瑗、富弼、王安石等，都曾有所肯定，到欧阳修才大加贬抑。苏辙所谓“少恕”，可能即指欧著《新五代史》而言。冯道在《新五代史》中是列入杂传的。欧阳修在《杂传》的序中曾说：“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欧阳修说冯道“可谓无廉耻”，而苏辙认为“议者诚少恕哉”。

这样的文章，议论不同于欧阳修，可谓敢于立异；不过，苏辙一介书生，涉世可能尚浅，像冯道这样老于官场的“长乐老”，其“成败得失”，恐亦难于如此论定。

《历代论》也论到了佛老问题。例如论梁武帝，便涉及佛老。他的看法既不同于韩愈，也不同于欧阳修。其文有云：东汉以来，佛法始入中国，其道与《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谓形而上者，而汉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晋以后，略知之矣。好之笃者，则欲施之于世；疾之深者，则欲绝之于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与吾道同而欲绝之，老佛之教与吾教异而欲行之，皆失之矣。

说“老佛之道与吾道同”，这和柳宗元的见解有些相似。苏辙和柳宗元都不是佞佛的，只是当他们在政治上受到挫折之后，才寻找寄托。苏辙在《逍遥聪禅师塔碑》一文中说：“予元丰中以罪谪高安，既涉世多难，知佛法之可以为归也。”这和柳宗元在永州的心境也是相似的。

梁武帝佞佛，曾受世人许多非议，认为他以佞佛亡国，但苏辙以为不然，他最后还指出：“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说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圣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这是对老佛之道极高的称赞。这样的文章，写于韩、欧大力辟佛之后，可以说是勇于独立思考、敢于独抒己见、写得比较自由随便的。

书信杂文

苏辙致力最勤的文章，在于政论和史论，史论之文，尤所尽心；但他写得更为自由随便的文章，还是书信杂文。例如十九岁时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讲自己初到京师，“非有求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而所愿者，只是“一睹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初生之犊，年少气豪，既不同于韩愈《上宰相书》那样卑躬屈节，也不像李白《上韩荆州书》那样纵横使气。当文人仕途广于唐代的宋代，这样的文章是有时代特点的。

与此书相类者，还有《上昭文富丞相书》、《上曾参政书》，都是年少气豪之作。

到了晚年，所为书札，出语虽有所收敛，但依旧洒脱自然，例如《答黄庭坚书》云：辙之不肖，何足以求交于鲁直？然家兄子瞻与鲁直往还甚久，辙与鲁直舅氏公择相知不疏，读君之文，诵其诗，愿一见者久矣。性拙且懒，终不能奉咫尺之书致殷勤于左右；乃使鲁直以书先之，其为愧恨可量也？自废弃以来，颓然自放，顽鄙愈甚。见者往往嗤笑，而鲁直犹有以取之。观鲁直之书所以见爱者，与辙之爱鲁直无异也。然则书之先后，不君则我，未足以为恨也。比闻鲁直吏事之余，独居而蔬食，陶然自得。盖古之君子不用于世，必寄于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无酒，嵇无琴，则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独颜氏子饮水啜菽，居于陋巷，无假于外而不改其乐，此孔子所以叹其不可及也。今鲁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过人远矣，而犹以问人，何也？闻鲁直喜与禅僧语，盖聊以是探其有无耶？

这样的笔墨，很似苏轼。二苏早年之文，气象虽不尽同，但晚年之作，以信札观之，都有平淡自然之语。二苏相比，苏辙之文，未可以一“衰”字尽之①。苏辙的记叙杂文为人所称者，有《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武昌九曲亭记》、《黄州快哉亭记》等。其中《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以“造语奇特”见称。其文有云：元丰三年，余得罪迁高安，夏六月，过庐山，知其胜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阳，入栖贤谷。谷中多大石，岌相倚。水行石间，其声如雷霆，如千乘车行者，震棹不能自持，虽三峡之崄不过也。故其桥曰三峡。渡桥而东，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练，横触巨石，汇为大车轮，流转汹涌，穷水之变。院据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于檐上。杉松竹箭，横生倒植，葱茜相纠。每大风雨至，堂中之人疑将压焉。王士禛《香祖笔记》卷12云：“颍滨《栖贤寺记》造语奇特，虽唐作者如刘梦得、柳子厚妙于语言，亦不能过之。”并引其中“入栖贤谷”一段文字而后云：“予游庐山，至此，然后知其形容之妙，如丹青画图，后人不能及也。”苏辙之文，本来不是以“奇”见称的。《黄楼赋》“稍自振厉”，即被疑为苏轼所作，则此文之“造语奇特”，也就自然为人所称了。

苏辙还有一篇《东轩记》，造语虽不甚奇，却是写得更加“如其为人”的文章。其文有云：余既以罪谪监筠州盐酒税，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败刺史府门。盐酒税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既至，弊不可处，乃告于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怜其无归也，许之。岁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补其圮缺，辟听事堂之东为轩，种杉二本，竹百个，以为宴休之所。然盐酒税旧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适皆罢去，事委于一。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莫归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则复出营职，终不能安于所谓东轩者。每旦莫出入其傍，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这一篇“记”也是写得有些特色的。作“东轩”以为“宴休之所”，却不得一日“安于其中”，而日日忙于“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此情此景，是和历来文人雅士作轩亭以自适者大异其趣的。文章最后还说：希望有那么一天，“世或哀而怜之，使得归伏田里”，“然后追求颜氏之乐，怀思东轩，优游以忘其老”。宦情淡薄，文章亦自澹泊。这样的笔墨，也是“如其为人”的。

苏辙为文的特点，苏轼曾有评论，他在《答张文潜书》里说：“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作《黄楼赋》，乃稍自振厉，若欲以警发愦愦者。而或者便谓仆代作，此尤可笑。”茅坤在《苏文定公文钞引》中也有评论，他说：“苏文定公之文，其镵削之思或不如父，雄杰之气或不如兄；然而冲和澹泊，遒逸疏宕，大者万言，小者千余言，西汉以来别调也。”茅坤所言，承袭苏轼之说，而更为客观。至于苏辙自己则说：“子瞻之文奇，吾文但稳耳。”①从二人相异之点看来，自然不错；但苏辙只言其异，未言所同。从其相同之点看来，茅坤所论，是比较全面的。

苏辙之诗苏辙之诗，无甚可称者，但有些作品，冲淡质朴，也有特色。例如《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之一云：怪我辞官免入商，才疏深畏忝周行。学从社稷非源本，近读诗书识短长。东舍久居如旧宅，春蔬新种似吾乡。闭门已学**缩，避谤仍兼雉尾藏。

嘉祐六年（1061），苏辙与兄轼同试制科，他在《制科策》中对于宫廷奢靡、吏治败坏等等现象，直言不讳，因而不得高第，除为商州军事推官。苏辙辞不赴任。嘉祐七年十月，苏轼作《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诗三首，于是辙乃有此次韵之作。

辞官不赴，自谓“才疏”，自是有激之言。“闭门”、“避谤”，亦皆有为而发。这是早年的作品，写得洒脱自然，颇见个性特点。

又如《游西湖》云：闭门不出十年久，湖上重游一梦回。行过闾阎争问讯，忽逢鱼鸟亦惊猜。可怜举目非吾党，谁与开樽共一杯？归去无言掩屏卧，古人时向梦中来。

这是苏辙晚年的作品，时当新党蔡京等人执政，元祐党人累遭迫害，苏辙筑室于许州，闭门不出，与早年之“闭门”遥相对应。从他一生的经历看来，始终皆以直言而不见容。故以“闭门”始，以“闭门”终。这样的作品，亦颇见性情。

①见苏籀：《栾城先生遗言》。

（谢选骏指出：三苏不善做官，所以能够好文。尤其苏洵，更像战国人物——以布衣而被起用，位不过县主簿，级不过八品……文章却以论兵见长，纵论古今，指切时弊，极有深度。其中《权书·六国》，早为世人传诵。如文中有云：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在我看来，这岂不是在指责宋朝贿赂夷狄的苟且偷生吗？）

【第四十一章 周敦颐 程颢 程颐】

第一节 周敦颐

庆历之际，学统四起

北宋在庆历之前，学术思想从总体上说，基本还是固守在传统的经学范围内，没有创新。皮锡瑞说：“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凌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①但是，学术思想已经孕育、产生突破旧格局、旧体系的因素。这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一种情况是对传统经学不满。有的学者已经在“通释、老之书，以经史传致精意，为一家之说”②。有的反对“治一经或至皓首”，主张治学的人当作“一以贯之”的达者③。有的主张，治经应当“不惑传注”。这些虽一时还未形成大气候，但确实是促使旧儒学裂变的因素。第二种情况是疑古逐渐地由萌发到成为一时风气，至宋仁宗庆历年间则成了治学的风尚。由于社会危机的发展，旧儒学无力，不能适应统治的需要，儒学的变化已是不可避免。理学，有的称之新儒学（Neo-Confucianism），遂应运而生。

理学经历过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理学的先驱是胡瑗（安定先生）、孙复（泰山先生）、石介（徂徕先生）。这三人被称为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与胡瑗是同学，石介又师事孙复。

宋初三先生开学术风气之先，对有宋一代学术的转变产生重要的影响。

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卷一中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胡瑗论性、论情、论欲，这些后来都成为理学讨论的重要命题。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突出“尊王”的思想，从理论上说明封建等级礼制的规范不可破坏。他说：《春秋》始隐者，天下无复有王也。

《春秋》之义，非天子不得专杀。

王者至尊，天下莫得而敌，非茅戎可得败也。

《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执，况大夫乎。

孙复斥佛老，宣传道统论；提出“道”等有关的概念。石介着重阐发韩愈的道统说。他排列从伏羲经文、武、周、孔而下接韩愈的道统，主张要恢复孟子以后中绝的孔子之道。

胡瑗（993—1059），13岁通“五经”。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以太常博士致仕。他教学不注重章句、训诂，以经术教授吴中，所授为“明达体用之学”，重在“六经”之义理。讲学分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在于讲明“六经”；治事重在治民安生、讲武御寇等。仁宗下令将其所创的“苏湖教学法”取以为太学法。而为生徒所爱重，弟子数千，经常去求教的有数百人，又各以所习的经义转相传授。这些门人在政治上有相当的声势，“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四、五”。在这一政治上有相当影响的庞大学术集团的推动下，其时学风发生很大变化。①胡瑗的著作主要有《周易口义》、《洪范口义》、《春秋口义》、《春秋要义》等。

孙复（992—1057）长胡瑗一岁。四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任过州县佐吏，后为国子监直讲，迁殿中丞。其代表作品为《春秋尊王发微》。

①《经学历史·八经学变古时代》。

②《东都事略》卷46《晁迥传》。

③《东都事略》卷39《田锡传》。

石介（1005—1045），天圣九年（1031）中进士，任郓州、南京推官、嘉州军事判官、国子直讲，至太子中允、直集贤院。父母去世，石介曾躬耕徂徕山下，以《易》授徒。著作主要有《徂徕先生集》。

庆历时期，理学兴起。在齐鲁、浙东、浙西、闽中、关中及四川各地都有一批重要的理学人物。全祖望称这种学术形势是：“庆历之际，学统四起。”②理学进一步发展，便形成几个主支，这就是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程颢、程颐的洛学以及邵雍的象数学。

关于周敦颐在宋代理学史上的地位，历代学者的看法有较大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周敦颐在理学史上没有什么重要的地位，二程的洛学与濂学不存在传承的关系。另一种意见认为周氏学术为洛学渊源所自。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濂学与洛学虽不能说有渊源关系，二程没有传周敦颐的学术，但洛学与之相通。从学派传承上说，周、程确实没有太多的联系，但在思想上，不能说没有关联。从理学的发生、发展上看，周敦颐无疑有他的重要地位。

尽心职事，奉养至廉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道（今属湖南）人。

15岁时，父周辅成去世。依舅父郑向，郑向时为龙图阁直学士。周敦颐被舅父看作是有出息的孩子，爱若己出。20岁时，因郑向叙例荫补试将作监主簿。历洪州分宁县主簿，南安军司理参军，郴州桂阳县令，改大理寺寺丞，知洪州南昌县。40岁，改太子中舍人签署合州判官事，在合州四年多。45岁，解职还京师，次年迁国子博士通判虔州。英宗治平元年（1064）通判永州，在永州三年。治平四年（1067）秋，摄邵州事。后为赵汴与吕公著荐，为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称职，迁虞部郎中，提点本路刑狱。

周敦颐为官尽心于政事，断案公正清明，早在分宁县期间，因清理积案而为人所称道，迁南安军司理参军。当时，转运使王逵断案失实，但因畏其权势，无人提出异议。周敦颐敢于力争，并且申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最终使王逵折服，从而纠正了一件错案。他尽职于事，一直为当地百姓所怀念。提点广南东路刑狱任上，这个地区多是荒崖绝岛，人迹罕至，疫疠流行。他为了了解案情，还是到各处查询，以洗冤情，但“竟以此得疾”。熙宁五年（1072）因病乞求知南康军，移居庐山莲花峰下。赵汴再次推荐，但此时周敦颐病情沉重。熙宁六年（1073）六月七日周敦颐与世长辞。嘉定十三年，赐谥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从祀孔子庙庭。

周敦颐为官清廉，潘兴嗣在墓志铭里写出亲见的事实：君奉养至廉，所得俸禄，分给宗族，其以待宾客，不知者以为好名，君处之裕如也。在南昌时，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苏。视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箧，钱不满数百，莫不叹服。此余之亲见也。①

①《宋史》卷427《周敦颐传》。

②《宋元学案》卷6《士刘诸儒学案》。

周敦颐为时人所敬重。他在郴州、合州、邵州等地都兴学校，开讲学之风。在南康军任上时，程珦使程颢与程颐前往受学。周氏为官三十余年，志在求道，其为学途径也是出入释老而后反求诸“六经”。但他的讲学又更多带上道家的修养色彩，说：圣可学，“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处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则庶矣乎。”②《太极图说》与《通书》周敦颐的哲学著作，主要有《太极图说》与《通书》。《太极图》与陈抟有一定的关系。朱震说陈抟所传的路径不同。一是以《先天图》传种放，种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李之才传邵雍。另一条传授是到了穆修后，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还有一种说法，是《先天图》与《太极图》都传到周敦颐。是否有这样的严整的学脉系统，还要考定，但从学术体系上说，可以肯定一点，周敦颐接受道家的影响，接受后又对之作了根本性的改造，将它和以诚为本的思想结合起来，构成为一种新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太极图说》是“所自作，而非有所受于人”。

《太极图说》内容如下：自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自注云：无欲故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以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周敦颐通过对《太极图》的解说，以太极为本体，提出他的宇宙观、世界观。由阴阳刚柔的变化，说明万事万物与人类的产生；进而提出形、神以及性、欲、善、恶、仁、义、“道”等范畴、概念。

《通书》则以诚为本，说：“诚者，圣之大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①“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②诚，成了世界包括精神世界的本源。濂溪由此进一步阐释他的清心、无欲修身及政治方面的观点与伦理道德等观念。《通书》用“理”，说明封建社会的等级礼制与名分，“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③后人论周敦颐学术时，说：“《通书》四十章，皆错综以阐太极之蕴，然其义各有攸当。”①“《太极图》得《通书》而始明。”②

②《通书·圣学》。

①《通书·诚上》。

②《通书·诚下》。

①李光地：《榕村通书篇》。

②《朱子语类》卷94《通书》。

周敦颐以无极、诚为本，由此在学理上构造出一个理论框架，提出本体论、宇宙观、运动观、社会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因此在理学的发展史上作为一个发端，有他一定的地位。“若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③。但他的理论简略，对诚与太极的关系也没有作出严密的论说，有其不成熟的地方。

第二节 程颢 程颐

洛学在宋代理学各派中是最主要的一支，其创始人是程颢与程颐兄弟。

程颢辞世早，是程颐奠定了理学的基础。两人思想不完全一样，但从大的方面说，是一致的；因此，研究宋代理学，通常“二程”并称。

游宦讲学程颢（1032—1085），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两人相差一岁。世称颢为“大程”，颐为“小程”，合称“二程”。祖籍为安徽徽县，五世祖居中山博野（今河北定县），高祖程羽在宋初，官至兵部侍郎，太宗朝为三司使。曾祖程希振为尚书虞部员外郎等，死后葬河南伊川，并迁家河南（今洛阳），遂为河南人。祖父程遹，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父亲程遹以世家的荫庇为官，为黄州黄陂尉，历知吉州庐陵县尉，润州观察使，改大理寺丞；知虔州兴国县、龚州、磁州、汉州等，以太中大夫致仕。死在其子程颢卒后一年，也就是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85岁。

程颢10岁写了一首题名为《酌贪泉》诗，诗中写道：“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十二三岁，进学如老成人。其弟程颐数岁能诵《诗》、《书》，大约是家庭环境造成他们的这样一种气质。

程颐十四五岁，与哥哥程颢一道受业于周敦颐。十七八岁读《论语》，能领略其中的精义。程颐18岁，给仁宗皇帝上书，希望仁宗皇帝“以王道为心，以生民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但没有什么反响。嘉祐元年（1056）二程至京师，与张载论学。胡瑗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程颐为文，为胡瑗赏识，延以学职。

嘉祐二年，程颢中进士，调京兆府鄠县主簿。嘉祐五年，调上元县主簿。在任时行均田法，有成效。后摄上元邑令事，颇有政声，在处理诉讼刑狱方面很有成绩。英宗治平二年（1065）移泽州晋城令。在晋城任期，教民知孝悌，兴学校，移陋俗，理财以富民。治平四年（1067），秩满，改任著作郎。此前，吕公著曾荐程颐，程颐“自以为学不足”，不愿出来任职。后来，程珦改知汉州，二程随父亲同往。程颢不久离开四川回京师；程颐一直到39岁，也就是熙宁四年（1071）才随父亲回京师开封。其间与张载书函往返以论学。

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行新法，以程颢为属官。王安石奏请派苏辙、程颢等八人往各地视察农田、水利及赋役等方面推行新政的情况。八月，因吕公著的推荐，授程颢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程颢上《论王霸札子》、《论君道》、《论十事札子》等，反对“荆公新学”，论说君王当行王道，要得天理之正。他同吕公著、孙觉及张载的弟弟张戬等极力论说新法的不便。程颢数度上疏，言论不被采用，熙宁四年（1071），与王安石不合，安石“犹敬其忠信，但出提点西京刑狱，又改差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程颢去澶州赴任。

熙宁五年（1072）程颢罢归回洛阳，遂与程颐讲学洛阳，“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这以后十余年，直到辞世，讲学是程颢的主要活动。这期间，曾监西京洛河竹木务，元丰元年（1078）差知扶沟县事，四年罢。二程一同论学。元丰六年监汝州酒税，元丰八年（1085）哲宗继位，程颢改承议郎，六月召程颢为宗正寺丞，未行，即病逝。嘉定中赐谥“纯公”。程颢在这一时期，讲学洛口，对洛学的建立至关重要。洛阳不但聚集了一批反对新法的人，如司马光、吕公著、邵雍等；而且有一批学人师事程颢，逐渐形成一个学派。下面摘两条材料，可以看出大程讲学的盛况：（颢）归洛，从容亲庭，日以劝学为事。先生经术通明，义理精微，乐告不倦，士大夫从之讲学者，日夕盈门，虚往实归，人得所欲。

（程颢）居洛几十年，玩心于道德性命之际，有以自养其浑浩冲融，而必合乎规矩准绳洛实别都，乃士人之区薮。在仕者皆慕化之，从之质疑解惑，闾里大夫皆高仰之，乐从之游；学士皆宗师之，讲道德劝义；行李之往来过于洛者，苟知名有识，必造其门，虚而往，实而归，莫不心醉敛衽而诚服。于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①程颢死后，门人转师小程；关学不少人，又转入洛学门下，洛学大盛。二程（主要是大程）在洛阳讲学，为洛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立理学根基

程颢在理学形成中的地位，可以以程颐的两段话说明。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说：“先生为学：自十五六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在《明道先生墓表》中，程颐以为周公以后，圣人之道不行，孟子死了以后，圣学不传。直到1400年以后，是他的哥哥程颢“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程颐列出道统，说1400年时间都没有人能传圣学，只有程颢才把圣学恢复，实在说，言过其实。程颢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为洛学的建立作了发端工作，二是接受一批从学门人，“成就人才，于时为多”②。

程颐在程颢之后，完成了理学体系的构造，后人说：“大程子早卒，向微小程子，则洛学之统且中衰矣。”③这种看法合乎事实。

程颐说自己为学历程是：40岁以前读诵，50岁以前研究其义，60岁以前反复绎，60岁以后著书。①程颢去世，程颐是53岁，这以后，程颐进一步倡明道学。是年，朝廷授他汝州团练推官。次年即哲宗元祐元年（1086），除承奉郎，再授宣德秘书省校书郎。程颐辞并乞召见。三月至京师，召见，擢崇政殿说书。他不断向太皇太后上书、上疏，大谈辅养人主之道，要年幼的哲宗涵养气质。程颐批评朝规，褒贬议论无所顾忌。朝中上下与程颐不合者多。当时，朝中又爆发了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与以苏轼为首的蜀党、刘挚等为首的朔党之间的斗争。程颐被劾，罢崇政殿说书，差管西京国子监。元祐五年（1090）父死，丁忧。七年，权判西京国子监职。

哲宗亲政，绍述新政，程颐与其他反对新法的人，成了打击的对象，被目为“奸党”，程颐是其中的主要成员。绍圣年间，放归田里，回洛阳。绍圣四年（1097）送涪州编管。程颐在这样的环境下，仍在注《周易》，与门人弟子讲学。元符二年（1099），程颐67岁，他的主要著作《易传》完成，这标志着洛学的学术体系形成。

徽宗即位，徙峡州，俄复其官，又夺于崇宁。大观元年（1107）卒于家。嘉定中谥“正”。

②《程氏文集》卷11《明道先生墓表》。《宋史》卷427，《程颢传》收录程颐序，但文字有小讹。③《宋元学案》卷15《伊川学案上》。

①《程氏遗书》卷24。

天下只一个理

二程的著作，汇集在今人编的《二程集》中，计有《程氏遗书》、《程氏外书》、《程氏文集》、《程氏经说》、《程氏粹言》及《周易程氏传》（《伊川易传》）六种，其中多数是程颐的著述。程颢的思想集中在《识仁篇》中，是他的学生吕大临把大程的有关言论记录下来，成为语录（见《二程集·程氏遗书》卷2上）。另一种是他答张载书信中讨论定性问题的《定性书》（见《二程集·程氏文集》卷2《答横渠张子厚书》）。

程颢与程颐的思想一致而有殊。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①二程共同奠定了理学理论。但又有差别。程颢强调道德涵养、物我合一。他说：“一人之心即万物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一日之运即一岁之运。”“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②谈到定性问题时，程颢以为：“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③在理学史上，他是心学滥觞者。由程颢而谢良佐，到了南宋，陆象山进一步构造心学的完整理论。

程颐的代表作是《伊川易传》，也是理学的经典作品。强调“理”是世界的本原，由此而演绎出一套理学的理论。程颐的学术经杨时、罗从彦，李延平得到发展，朱熹继承、发展了二程的理学，又吸收诸家的学说，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

程颐认为理是万事万物的本原，“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则只是敬此者也。”④但是世界各个事物各有其特殊情形，各有其理。他说：天下之理一也。涂虽殊而其归则同，虑虽百而致一。虽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①这就是“理一分殊”的思想。这个思想也指明求理的途径：物虽有差异而理同。求理离不开个别事物与个别的认识。二程说：“考古今、察物情，揆人事，反复研究而思索之，求止于至善，盖非一端而已也。”②

①《程氏外书》卷12。

②《程氏遗书》卷2上。

③《程氏文集》卷2。

④《程氏遗书》卷2上。

由于天理是先验的，所以要通过各办法，求出天理，而格物致知最终就是要验证这种理，体验天理的永恒。在二程看来，天理，又是封建纲常名分等级制度。维护纲常，就是治道，就是维护天理，就可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他说：夫天下国家，必纪纲法度废乱，而后祸患生。圣人既解其难而安平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则当修复治道，正纪纲，明法度，进复先代明王之治，是来复也，谓反正理也，天下之吉也。③程颐在《易传序》中提出“随时变易以从道”的社会变革观，一方面，他看到“唯随时变易，乃常道也”④。“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补”⑤，认识到复井田、行封建的办法，行不通。另一方面，他主张在变革中要“审虑慎动”，要用“包含宽容”的态度对“近戚”“贵家”。这里明显可以看出他的理学变革观的实质。

总之，二程所奠定的理学，是一个丰富的思想体系。它包括哲学观、历史观、认识论、人性论以及伦理道德思想、社会变革论等各个方面。

②《程氏粹言》卷1。

④《伊川易传》卷3，“恒”。

⑤《程氏粹言》卷1，《论政篇》。

（谢选骏指出：二程的著作，鼓吹“天下只一个理”，其实那就是儒释道合一的理——这套自以为是的东西发展到了朱熹成为主席以后，就变成了入室盗的理学或曰新儒学了。）

【第四十二章 邵雍 张载】

第一节 邵雍

邵雍（1011—1077），字尧夫，自号安乐先生、伊川翁等，后谥康节，祖籍范阳（今属河北）。曾祖邵令进以军职事宋太祖，家始居于衡漳。其祖邵德新、父邵古“皆隐德不仕”。后邵雍随父迁到卫州共城（今属河南），又迁河南（今洛阳），成了河南人。

刻苦厉学《宋史》本传说他少年时代就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以后又游历四方，“逾河、汾，涉淮、汉，周流齐、鲁、宋、郑之墟”。足迹遍及大河上下、淮汉之滨，这使他有机会增长阅历，认识社会。

邵雍不久回到共城，据其子邵伯温说，是因为祖母太思念他，以致到了神情恍惚的地步。邵雍为孝事母亲，从此不再出远门。①由于家境艰难，邵雍“躬自爨以自养”。父亲迁家城西北苏门山，邵雍筑室在百源之上读书。其时，权共城县令李之才很器重邵雍，向他传授儒家经籍。邵雍也更加刻励，据说是三年不设榻，昼夜危坐以思；把一部《周易》抄写下来，贴在四壁上，每日诵读。听说汾州有位任先生精于《易》，便前去求教。李之才为河阳司户曹，邵雍跟随前往，住在州学中，生活相当贫困，节省饮食费用买灯油。京城来的官员被他这种刻苦精神所感动，赏以纸笔。

邵雍师事李之才，对他今后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他由李之才处受《河图》、《洛书》及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图象。这个学术渊源可上溯到陈抟。陈抟传《图》、《书》给种放，种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李之才传邵雍。邵雍探赜索隐，妙悟神契，多所自得，融儒道为一炉，在北宋的理学中，创立象数之学。他的贯通宇宙自然、人类历史社会的见解，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南宋的朱熹说：邵子“腹里有这个学，能包括宇宙，终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①。

仁宗康定元年（1040），邵雍30岁葬其双亲于伊水之上；庆历年间，过洛阳时，爱其山水之美，产生在此定居的念头，直到仁宗皇祐元年（1049）才实现这一愿望。

迁居洛中在门生侯绍曾的帮助下，邵雍从共城迁至洛阳，开始居在天宫寺三学院。生活相当艰难，“虽平居屡空，而怡然有所甚乐”。邵氏之乐，不仅在洛中的山水之美，有一个安宁的环境从事学术上的追求；更在于洛阳城先后有一批与他志趣相投的人士住在那里。邵雍的住处，几经周折，最后在富弼、司马光等人的帮助下，得到一座宅园，有屋三十间，住宅之园有水竹花木之胜。邵雍为自己的住宅起名叫“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他赋诗说：“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余家争出钱洞号长生宜有主，窝名安乐岂无权。”邵雍后半生三十余年是在洛阳度过的。从表面上看，他远离政治。嘉祐中，朝廷下诏求遗逸，留守王拱辰推荐，授试将作监簿，邵雍不赴任。宋神宗时，御使中丞吕诲及三司使吴充等荐邵雍，除秘书省校书郎、颍州团练推官，邵雍三辞不许，但受命即引疾不起。但这并不能说明邵雍脱离世事。王安石变法的熙宁新政如火如荼地开展，触动朝野每一个人，邵雍也不可能忘情。当时洛阳先后聚集了如吕公著、司马光、富弼以及程颢、程颐兄弟反对变法的人士。邵雍与他们交游唱和，来往密切。司马光以兄事邵雍，富弼有疑难时，还得去请教邵雍。新法推行最激烈时，一些州县官想辞官而去，邵雍鼓励他们要继续留任，说：“此正是贤者所当尽力之时。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邵雍凭借自己的学术上的影响，加上他能平易近人，无贵贱少长，一接以诚。所以他也是洛中一位风云人物。《宋史·邵雍》传中说：春秋时出游城中，风雨常不出，出则乘小车，一人挽之，惟意所适。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候，童孺厮养隶皆欢相谓曰：吾家先生至也。可见邵雍在洛中人仁心目中，是很有地位的。神宗熙宁十年（1077）七月，卒，终年67岁。

①《程氏外书》卷12。

②《程氏遗书》卷2上。

③《程氏文集》卷2。

④《程氏遗书》卷2上。

《皇极经世》邵雍的著作流存下来的有《皇极经世》和《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一书计12卷，统称《观物篇》，其中又分观物内篇、观物外篇。朱熹说：“康节之学，其骨髓在《皇极经世》”。①他的儿子邵伯温解释这部书名，说：至大谓之“皇”，至中谓之“极”，至正谓之“经”，至变谓之“世”（见王植《皇极经世全书解》卷6）。

对此书的内容，邵伯温作了说明：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以尽天地万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阴阳之消长，古今之治乱，较然可见矣。故书谓之《皇极经世》，篇谓之《观物》焉。②又说：其所著《皇极经世》书，以元会运世之数推之，千岁之日可坐致也。以太极为堂奥，乾坤为门户，包括“六经”，阴阳刚柔行乎其间，消息盈虚相为盛衰，皇王帝伯相为治乱，其肯为训解之学也哉。③邵雍这部书系统地反映了他的宇宙观、哲学观、历史观、社会变革观。

一、先天易学和邵雍的哲学观。邵雍以《易》学为根基，建立起自己的宇宙观与哲学观。邵雍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卦，认为这种图式是伏羲所画，即所谓的先天图；并由此演绎出各种图式，以说明宇宙、天人、古今的联系与变化。

邵氏的卦图没有完全传下来，南宋朱熹将先天图归结为四种，即：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及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邵雍用图式说明宇宙、世界的本原是太极、是道。他说：“生天地之始者，太极也。”①而“道”为太极。所以“道为天地之本，天地为万物之本”②。

①《朱子语类》卷100《邵子之书》。

①《观物外篇》。

由太极而两仪、阴阳、动静的变动，于是化生出万物。邵雍说：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之矣。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尽之矣。静之始则柔生焉，静之极则刚生焉，一刚一柔之交，而地之用尽之矣。动之大者，谓之太阳，动之小者，谓之少阳；静之大者，谓之太阴，静之小者，谓之少阴。太阳为日，太阴为月，少阳为星，少阴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体尽之矣。

太柔为水，太刚为火，少柔为土，少刚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道尽之矣。由太极而形成世界万事万物。天之日月星辰生出寒暑昼夜，寒暑昼夜变化为万物情性形体；地之水火土石生出雨风露雷，雨风露雷化育出走飞草木，进而生出动植物。“走飞草木交而动植之应尽之矣”。人也产生了，但人灵于万物，原因是人的形体兼有动、植物的优点，又有动植物作为生活资料，由此进一步造成了机体、机能上的差别。“谓其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声色气味者，万人之用也；目耳口鼻者，万人之用也。体无定用，惟变是用；用无定体，惟化是体。体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备矣”①。

但太极在邵氏那里又是“心”，“心为太极”②，在《渔樵问答》中他明确地说：“天地生于太极，太极就是吾心。”这就可以看出他的宇宙观、哲学观的实质。

邵雍的图式，以八卦、六十四卦构成，由下而上，由动静之变，展示由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一是太极，是不动的，“夫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③。世界又是“数”所生。但是他的“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这就是程颢称为“加一倍法”，朱熹说“一分为二”法，“此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④。这种思维方法又有辩证的因素。

二、元会运世说与邵雍的历史哲学。邵雍历史观有两点较为突出，一是把人类社会史作为整个宇宙变化的一个部分；二是他的古今相对论。古今在天地间，也只是“旦暮”，以今观今，则谓之今，以后观今，则谓之古。以今观古，则谓之古，以古自观，则古也是今。这是他的“观物”思想在历史上的运用，古今相对，古今转化，古今一道。

所谓元、会、运、世，是区分时间的一种办法。一元十二会，一会三十运，一运十二世，一世三十年。一元是十二会，三百六十运，四千三百二十世，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古今概念是相对的，时间是无限的，元、会、运、世，每一个又可以作为参照点，以此为准，各有元会运世的系列，进而有“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辰经辰”。时间是无限的，元会运世之数也是无限的，世界不停地由开物到闭物，也就是从开辟到毁灭作周期的循环。这既是他宇宙观的一个内容，也是他的历史运动观。这种历史循环论里面包含宇宙不尽和世界事物暂存的思想。

邵雍用表谱具体地显示出，中国历史自唐尧至五代，在宇宙的一个开物②《观物内篇》。

①《观物内篇》。

②《观物外篇》。

③《观物外篇》。

④《朱子语类》卷67《程子易传》。

到闭物的周期中，只是一个很小部分。历史和各种事物一样，是一个兴衰变动的历程，就中国历史说是一种皇帝王霸变化的过程。邵雍说：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国，冬之余冽也。汉，王而不足；晋，伯而有余；三国，伯之雄者也。十六国，伯之丛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朝，伯之传舍也。隋，晋之子也；唐，汉之弟也。隋季诸郡之伯，江汉之余波也。唐季诸藩镇之伯，日月之余光也。后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①邵氏的皇帝王霸说，是一种对盛极而衰、乱极而治的具体的表述。他把历史看成是在运动中向后退，但对他的历史观点要作具体分析。首先，五代是“乱极”，那么，北宋自然是盛世了，历史又不完全是在倒退。他临终前，为自己生在、长在、死在太平世而感到安慰，和他的历史观是一致的。其次，皇帝王霸的提法，是表示政治上的特点。皇：“无为”；帝：“恩信”；王：“公正”；霸：“智力”。所以后代能不能成为治世，关键要看君王怎样治理国家。他推崇“无为”而治，恰是把道家的思想糅进历史盛衰论中去。由此，他又提出历史变革的“因革”论，他认为“因而因者”，是千世之事业，而可因则因，可革则革，则是万年之事业。这同样是把道家的顺自然的思想，纳进社会变革论中去。这些地方正反映了邵雍思想的特征。

第二节 张载

张载（1020—1078）①，字子厚，世居大梁。祖父张复在真宗朝为给事中，集贤院学士，赠司空。其父张迪仕仁宗朝，终于殿中丞，知涪州事，赠尚书都官郎中。由于家道清寒，张迪死后，全家便侨居凤翔郿县（今属陕西）横渠镇之南大振谷口。张载的学术又称为横渠之学，他开创的学派被称为关学。张载的思想在北宋的理学中，同二程的理学相比，有自己的特色，在理学形成过程中有独特的地位。后人说：“其门户虽微殊于伊洛，而大本则一也。”②少年喜言兵少年时代的张载兴趣广泛，无所不学，是个有志向的人。宋仁宗时，北宋与辽矛盾缓和，但在西北地区，与西夏的矛盾上升，交争更为激烈。张载是一个关心国事的青年，尤喜谈兵事，与邠人焦寅交游，两人志同道合。张载想联合一些人，夺取洮西的失地。

仁宗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与韩琦任陕西经略安抚使。范兼知延州。张载时年21岁，上书谒见范仲淹，呈述《边议》九条，显示他的干略与器识。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说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宋史·张载传》把“责之”，改成“警之”。而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卷15记载这件事只是说：范仲淹对张载“馆于府第，俾修科制”。以事理度之，作为坐镇一方的帅臣反对青年人言兵，不合情理。范氏只是鼓励青年张载作出更大的成就。事实上，张载一直到晚年仍然关心国事，还在言兵。保存在《张载集》中张氏的言兵的①有的著作及工具书系张载卒年在1077年，误。张载卒于熙宁十年十二月乙亥。熙宁十年虽是1077年，但是年十二月乙亥，应是1078年。

文字就是明证。

求诸“六经”

就张载的学术发展说，见范仲淹是一件大事。张载读《中庸》并不满足，研读释、老之书，但没有收获。于是反过来从“六经”中探求学理。张载求道，俯读仰思，求之于“六经”而后得。后人把张载称作为范仲淹门人，认为其学出于高平之学，是基于这层考虑。但从学脉上说，这种看法，不能成立。

张载研求“六经”，同时与当时二程、邵雍相互交往、问难。嘉祐元年，张载至京师。程颢同张载在兴国寺讲论终日，为一时盛事，①从辈份上说，张载也是二程的表叔。在学术见解上，程颢同张载存在分歧，但二程很尊重张载，说：“观吾叔之见，至正而谨严。”②特别是张载的《西铭》，尤其为二程称道。对门人杨时贬低《西铭》的议论，程颢很不高兴，称：“《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西铭》是“明理一而分殊”的作品。③杨时称：“横渠虽细，务必资于二程。”④甚至张载的门人吕大临在作《横渠先生行状》时，也说：张载见二程，“尽弃其学而学焉”。程颐严厉批评这种说法，说：“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顷年属与叔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于无忌惮。”⑤有一件传闻：横渠昔在京师，坐虎皮说《周易》，听从甚众。一夕二程先生至，论《易》。次日，横渠撤去虎皮，曰：吾平为诸公说者，皆乱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横渠乃归陕西。⑥这段记载也见于《宋史·张载传》。但明显不合事实，程颢准备应试至京师是在元祐元年，次年程颢应举得官，张载也于是年中进士。嘉祐三年，张载与程颢论定性问题。岂有程颢于元祐元年一到京师，通过辩论，张载就败回陕西？应该说，张、程是在相互吸收、相互论难中发展各自的学术。张载通过比较后，也有信心，说：“吾道自足，何事旁求。”①张载不是坐而论道，他读“六经”以求治人之道。他希望按照《周礼》的办法，行井田，以解决社会上土地高度集中、贫富不均带来的危机。张载深知这个办法不能行之于天下，但却要验之一乡。所以他与一些人议论要买田一方，画成几井，按三代的办法，实践自己的想法。这件事没有能做成，但反映了他在探求“六经”方面的一个特点。

①《程氏遗书》卷2上。

②《程氏文集》卷9《答横渠先生书》。

③《程氏文集》卷9《答杨时论西铭书》。

④《杨龟山集》卷5。

⑤《程氏外书》卷11。

①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创立关学

嘉祐二年（1057）张载登进士第，任祁州司法参军，又迁丹州云岩令，签书渭州军事判官公事。任职期间，在兴教育、变风俗、关心民瘼以及断狱案诸多方面，颇有政声。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冬，被召入对，神宗询以变法事，张载以“复三代为对”。除崇文院校书。但他同朝中执政大臣议论不合，次年，他的弟弟张天祺因为极力反对新法，受到贬斥。张载不愿在京师呆下去，请求回故里。

此后六年多在横渠镇的岁月里，张载生活贫困，但他“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忘也”。他说自己的追求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①认为“学者先须变化气质，变化气质与虚心相表里。”②又说：“学者观书，每见每知新意，则学进矣。”“万物皆有理，如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③他作诗说：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

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枝。④他的执著追求和探索，精神感人，“闻者莫不动心有进”。一批学人师事张载，形成一个学术群体。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三吕兄弟执弟子之礼。苏昞、范育、游师雄、种师道等，先后俱列门墙，关学兴盛。

熙宁九年秋，张载把自己一生的探求所得的《正蒙》，出示给门人，说：“此书予历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与前圣合欤。大要发端示人而已，其触类广之，则吾将有待于学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别固多，所少者润泽华叶尔。”⑤熙宁十年春，张载被召还馆，乃知太常礼院。朝中有关的官员同他议礼不合。时他身患重病，无心在京师住下去，又一次辞官；在回陕西的路上，路过洛阳见二程。十二月，到达临潼，便与世长辞。这位学者一生清苦，死后的棺木，还是从长安赶来奔丧的门人凑钱买的。张载死后，程颢在《哭子厚先生诗》中恸哭：“叹息斯文约共修，如何夫子便长休！东山无复苍生望，西土谁共后学求？千古声名联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寝门恸哭知何限，岂独交亲念旧游。”①从理学形成的角度看，张载创立的关学，至少有这几个方面是值得提出来的。

一、《西铭》与理一分殊的思想。张载的著作很多，但是很多没有流传下来。后人为搜集、整理其作品，做了大量的工作。197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张载集》，收集、增补了大量的材料。重要的篇目有《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等。《东铭》与《西铭》收在《正蒙》的《乾称篇》中。

《西铭》在张载的作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开篇写道：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

张载把乾坤的天，作为万物也包括人的父母；人在天地之间，与天地混然为一。张载的思想是万物万事为一，他在《经学理窟·诗书》中说：“万事只一天理。”乾坤是万物、人的父母，但是人、物毕竟相异。这里面包含了理一分殊的思想。张载在《易说·系辞上》中说：“天地虽一物，理须从此分别。”二程一再强调《西铭》的“理一分殊”的意义，并不完全是附会。至少，二程的万物一理与理一分殊的思想，多少是从张载那儿得到了启发。张横渠把大君作为乾坤，也就是作为天的宗子；把大臣作宗子的家相。这又把封建等级礼制，作为乾坤一源所派生出来的，从而表明了封建礼制的合理性。二程所以看重《西铭》，不是没有道理的。

二、太虚即气说。张载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气”，他在《正蒙》开篇的《太和篇》中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总之，气为万事万物的本源，万事万物的变化是气的变化。《诚明篇》说：“性者，万物之一源”，“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张横渠把性、天道归之于“诚”，这是他的心性论的一个方面，也应当指出。世界上各个事物都有两个对立的双方，张载称作“一物两体”，而“一物两体者，气也”①。所以他的气的本体论又是辩证的运动观。

此外，张载指出人人都有“天地之性”，但由于“气质之性”的差异，造成人和人的不同。为了成圣人、君子，应当“穷理尽性”、“穷神知化”。学习可以改变气质之性，“今人所以多为气所使而不得为贤者，盖为不知学”②。

总之，张载的气本体思想，在宋代理学家中，显示了他的特点，显示了他在理论上的光彩。他的理论思路和一些命题成为宋代理学的思想资料。

①《近思录拾遗》，《张载集》，第376页。

②《经学理窟·义理》。

③《张子语录·语录中》。

⑤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①载《程氏文集》卷3。

①《易说·说卦》。

②《经学理窟·气质》。

（谢选骏指出：《西铭》自我封圣，可谓罪大恶极；而马列狗竟然加以推崇，为何如此呢？因为他们都是无神论者和人文主义者，自以为洞察一切、掌握一切，其实他们连自己什么时候断气都不能知道，所以他们的哲学真是可怜荒谬之至。既然如此，他们所说的一切，又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第四十三章 苏颂】

第一节 历仕五朝，学究天人

苏颂（1020—1101），字子容，泉州同安（今属福建）人。官至刑部尚书、吏部尚书，晚年入阁拜相。是宋朝著名的天文学家、天文机械制造家、药物学家。

担任地方官

庆历二年（1042）苏颂中进士，为宿州观察推官。次年任江宁知县。三年任满，正赶上父亲苏绅病逝。他葬父京口，从此移居润州丹阳。皇祐五年（1053）改任馆阁校勘。嘉祐六年（1061）出知颍州。嘉祐八年召为开封府界提点诸县镇公事。治平二年（1065）迁三司度支判官。熙宁四年（1071）任婺州知州。熙宁六年，转毫州知州，八年，知应天府，九年知杭州，熙宁十年又调朝廷修史。

元丰元年（1078）知开封府。二年，改知濠州，三年，知沧州，四年，召回吏部任职。元祐八年（1093）知扬州，再次出任地方官。

在任地方官时，苏颂尽其所能，为民造福。如开封府界提点诸县镇公事时，他“建请浚自盟、白沟、圭、刀四河，以疏畿内积水”①，兴修水利，保田防灾。元丰四年（1081）知沧州时，黄河泛滥。他又上奏指出只修堤防不注意疏通海口的危险性，并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提出较好的解决办法：“臣窃见沧州东北有三堂泊，纵广百余里，下连海道，地名黑龙港其西与御河破藏口及范桥镇相去不过三五十里，可以分引河流，东注泊内。既满溢则由黑龙港以入海，其势甚易。”在杭州任内，他把凤凰山的泉水引入市区，做自来水用，造福于百姓。

在淮南转运使任内，他见到因饥荒造成哀鸿遍野，灾民嗷嗷待哺的惨景，于是立即上书，为百姓请求救济：“臣窃闻近日甚有近北灾伤人民流移往邻路州逐熟，今并淮诸郡，虽稍登稔，若食口既多，必致物价腾踊。万一将来秋成失望，漂泊之民，未有归业之期。坐食贵谷，便见所失。彼时须烦县官赈救，为惠差迟，则其敝益甚矣。臣以为存恤之法，莫若先平物价，若物货之平，则莫若为粜给，使之常食贱价之物，则不觉转移流徙之为患也。”②他不仅想到荒年中对灾民的赈济，而且想到赈救后物价如何保持平稳，流民如何归业安居等等。他想的是很周到和长远的。

当时各地争修寺院，皇帝也滥赐匾额，极大地加重了百姓经济负担。苏颂又挺身而出为百姓请命：“臣欲乞朝廷明立条约，今后不许特创寺院宫观。”对违法而建的寺院“并令州县检括指挥一切毁拆，许诸色人收买请射，永为己业”。③苏颂关心民瘼，体恤百姓，深为皇帝所知。熙宁九年（1076）正月，苏杭地区再次闹灾。在选任地方长官时，神宗称“苏颂仁厚，必能拊安吴人。”①曾肇：《赠司空苏公墓志铭》。

②《苏魏公文集·奏乞粜官米济民》。

在朝中任职

苏颂于皇祐五年任馆阁校勘，开始了他校正和整理古籍的生涯。不久迁大理寺丞，至和元年（1054）同知太常礼院，嘉祐二年（1057）改任集贤校理、校正医书官，四年，兼任殿试复考官，五年，迁太常博士，仍兼校正医书官等职。六年，出知颍州。这是他第一次在朝廷任职，主要是编校古籍，历时九载。

熙宁元年（1068）任知制诰，二年，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同知审官院。三年，权同知贡举，因拒绝草诏李定为监察御史里行而被神宗撤职，这是他第二次在朝廷任职，主要是做文秘工作。

熙宁十年，由杭州召回，修撰仁宗、英宗实录，兼提举中太一宫和集禧观，仅一年又改任地方官。

元丰四年（1081）又被召回吏部，详定官制。五年，进尚书左丞，七年，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即宰相），掌握了全国行政大权。

苏颂在朝廷任职期间，第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是校正编撰古籍，由此他广泛接触有关文献资料，为他成为一个渊博的学者创造了条件。

苏颂在朝廷任职的第二件大事是“李定事件”。拒绝草诏任命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他三次拒绝起草诏书，神宗愤怒地斥责说：“轻侮诏命，翻复若此，国法岂容！”①于是将苏颂撤职。但苏颂几次拒绝草诏，都有自己的理由：第一是破格提拔李定违背以前的法令，而官吏的任命必须依法而行。第二是李定不够破格提拔的标准，他“素无声称”，不能因偶有奏对称心，就破格提拔。第三是先做一般提拔，放在皇帝身边考察，果有奇谋硕画，再破格提拔也不迟。苏颂的这些意见是十分诚恳的。

苏颂在朝中任职的第三件事是参与改革。元丰年间改革官制，是神宗与王安石的改革措施之一。元丰四年，他被召回吏部详定官制。他积极参加了官制改革，在革除宋代官、职和差遣的弊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宋代元丰以前，官用来定品阶俸禄；职为殿阁、文学之士及待制等，以示尊宠。唯差遣为实职，可行使权力。这样造成了官称与实职不符，机构混乱，冗员过多等弊病。苏颂在这方面提过许多有益意见。

在《奏乞将常平仓等公事付逐路转运司其提举官改差充本司勾当公事》中，他提出把发放青苗钱的提举常平司归各路转运使管辖，这样，不致政出两门，使州县长官不知所从。这也是他为当时机构改革所提出的很好的建议。苏颂所处的时代，朝中派系斗争席卷了整个政治舞台。他却能始终不立党援，不入派系，这正说明了他的坚定和稳健，也表明他确实是个成熟的政治家。

领导科技工作

苏颂第一次领导科技工作是从嘉祐二年（1057）任校正医书官开始的。

最初他参与编撰《嘉祐本草》，后来又领导《图经本草》（也称《本草图经》）的编写工作。他在领导这一工作时采用了发动广大医师和药农呈送标本和药图，并写出详细说明的方法，改变了以往从书本到书本的脱离实物的弊病，从而为纠正药物的混乱与错讹作出了重大贡献。

苏颂做科技工作时，不但指导全局，而且亲自动手，不惮繁巨，不畏劳苦。《图经本草》的标本、药图和说明文字来自四面八方，“今天下所上，绘事千名事有详略，言多鄙俚。向非专一整比，缘饰以文，则前后不伦，披寻难晓”。为整理这堆积如山、其乱如麻的原始材料，他提出了六项原则。苏颂的前三项原则是想尽一切办法把问题研究明白；后三项原则是实事求是，既不轻易舍弃来自基层的资料，也不急于作出判断，而是两说并存或存疑待考。这也是他的工作能取得重大成就并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采取上述原则，苏颂经过统一整理，重加撰述，终于在嘉祐六年（1061）完成了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有图的本草书。李时珍赞扬《图经本草》：“考证详明，颇有发挥”①，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苏颂第二次领导科技工作是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受诏定夺新旧浑仪。他于元祐二年八月请求“置局差官”，于是组成了“详定制造水运浑仪所”。这个机构的组成人员都是经过他的寻访调查或亲自考核，而确定下来的。苏颂接受这项科技工作后，首先是四出走访，寻觅人才。他发现了吏部令史韩公廉通《九章算术》，且晓天文、历法，立即奏请调来专门从事水运仪象台的研制工作。接着，他走出汴京到外地查访，发现了在仪器制造方面学有专长的寿州州学教授王沇之，奏调他“专监造作，兼管收支官物”。然后，又考核太史局和天文机构的原工作人员，选出“夏官正周日严，秋官正于太古，冬官正张仲宣等”，协助韩公廉工作，“同充制度官”①。

苏颂发现人才后，还进一步放在实践中加以考察。例如调来韩公廉后，他经常与韩公廉讨论天文、历法和仪器制造，“因说与张衡、一行、梁令瓒、张思训法式大纲，问其可以寻究依仿制造否。”韩公廉回答说：“若据算术，案器象，亦可成就。”于是，苏颂让韩公廉写出书面材料。不久，韩公廉写出《九章勾股测验浑天书》1卷。苏颂详阅后，命韩公廉研制模型。韩公廉又造出木样机轮一座。苏颂对这个木样机轮进行严格实验，然后奏报皇帝说：“臣观其器范，虽不尽如古人之说，然激水运轮，亦有巧思，若令造作，必有可取。遂具奏陈乞先创木样进呈。”②苏颂对研制工作是慎之又慎的。他认为，有了书，做了模型还不一定可靠，还必须做实际的天文观测，“差官实验，如候天有准”③，才能进一步向前推进，以免浪费国家资财。经过多次实验证明韩公廉的设计“候天有准”，于是在元祐三年五月造成小木样呈进皇帝，并赴都堂呈验。宋哲宗指派翰林学士许将等进行试验和鉴定。元祐四年（1089）三月许将向朝廷报告，“详定元祐浑天仪象所先被旨制造水浑木样，如实验候天不差，即别造铜器。今臣等昼夜校验，与天道已参合不差。”①这时苏颂才开始正式用铜制造新仪。经过三年零四个月的工作，终于制成了有世界性贡献的水运仪象台。

①李时珍《本草纲目》序。

①《新仪象法要·进仪象状》。

②《新仪象法要·进仪象状》。

③《新仪象法要·进仪象状》。

①见《进仪象状》。

苏颂领导科技工作的一大特点是能深入钻研业务，力求精通他主管的工作。嘉祐初年领导编写医书时，他研读了从《内经》到《外台秘要》的历代医药著作，并亲自校订了《神农本草经》等多种典籍，使自己通晓了本草医药知识。他领导研制水运仪象台期间，对两汉、南北朝、唐、宋各代的天文著作和仪器也作了研读与考察。他还勤于向自己的下属学习，如向韩公廉请教历算，与局生亲量圭尺，和学生躬察漏仪。由此，他从一个对天文仪器、机械设计、本草医药知之不多的外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专家。

担任使节

治平四年（1067），苏颂任辽朝使臣的伴送使。当苏颂一行行至恩州时，突遇驿馆起火。由于他遇事镇定，举措得当，没有发生混乱，辽朝使者也没有受到大的惊扰，因此很得英宗的赞赏。熙宁元年（1068）他任贺辽太后生辰使，出使辽朝。二年又任辽朝贺生辰伴使。十年再任贺辽主生辰使。元丰五年（1082）他又一次任辽贺正馆伴使。

苏颂十分注意辽朝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军事设施、山川地理、风俗民情、外交礼仪等，并向朝廷反映了辽的实际情况。

两次使辽，他写下《前使辽诗》和《后使辽诗》，记录出使的路线和所见所闻。元丰四年（1081）八月神宗命他编写一本与辽朝往来有关各种礼仪和文件程式的书籍。元丰六年（1083）此书编成，神宗亲自赐名《鲁卫信录》，其中保存了大量宋辽间的交往史料。

第二节 科技方面的重要贡献

苏颂在科技方面的贡献，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

水运仪象台的研制苏颂所研制的水运仪象台是一座高12米，宽7米，像三层楼房一样的巨型天文仪器。苏颂在说明中说：“兼采诸家之说，备存仪象之器，共置一台中。台有二隔，置浑仪于上，而浑象置于下，枢机轮轴隐于中，钟鼓时刻司辰运于轮上，以水激轮，轮转而仪象皆动。”①水运仪象台的上层是观测天体的浑仪，中层是演示天象的浑象，下层是使浑仪、浑象随天体运动而报时的机械装置。它兼有观测天体运行，演示天象变化，以及随天象推移而有木人自动敲钟、击鼓、摇铃，准确报时的三种功用。它不仅在国内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而且在三个方面为人类作出了贡献，使许多中外科技史专家为之叹服。

首先，置于水运仪象台上层观测用的浑仪，通过“天运单环”与“枢轮”相联，使浑仪能随枢轮运转。这与现代天文台转仪钟控制天体望远镜随天体运动的原理是一样的。因此，可以说水运仪象台的这套装置是现代天文台跟踪机械——转仪钟的远祖。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对这一点给以高度评价：“苏颂把时钟机械和观察用浑仪结合起来，在原理上已经完全成功。因此可以说他比罗伯特·胡克先行了六个世纪，比方和斐先行了七个半世纪。”①其次，水运仪象台顶部设有九块活动的屋板，雨雪时可以防止对仪器的侵蚀，观测时可以自由拆开。水运仪象台的活动屋顶是现代天文台圆顶的祖先。所以，苏颂与韩公廉又是世界上最早设计和使用天文台观测室自由启闭屋顶的人。

第三，水运仪象台的原动轮叫枢轮，是一个直径1丈1尺，由72根木辐，挟持着36个水斗和36个勾状铁拨子组成的水轮。枢轮顶部设有一组叫“天衡”、“天关”、“天权”、“左右天锁”的杠杆装置，枢轮靠铜壶滴漏的水推动。当漏壶的水滴满一个枢轮水斗时，“枢权”失去平衡，“格叉”下倾，枢权扬起，轮边铁拨子拨开“关舌”，拉动“天衡”，“天关”上启，枢轮下转。由于“左右天锁”的擒纵抵拒作用，使枢轮只能转过一辐，以次循环往复，等时运转。天衡系统对枢轮杠杆的这种擒纵控制与现代钟表的关键机件——锚状擒纵机构（俗称卡子），具有基本上相同的作用。所以说水运仪象台的天衡系统是现代钟表的先驱。

李约瑟在深入研究了水运仪象台之后，曾改变了他过去的一些观点。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我们借此机会声明，我们以前关于‘钟表装置完全是14世纪早期欧洲的发明’的说法是错误的。使用轴叶擒纵器重力传动机械时钟是14世纪在欧洲发明的。可是，在中国许多世纪之前，就已有了装有另一种擒纵器的水力传动机械时钟。”①

药物学成就

嘉祐初年，苏颂受诏校定与编撰医书。嘉祐二年（1057），与掌禹锡、林亿等一起编写了《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简称《嘉祐本草》）。为了改变本草书中混乱和错讹状况，他建议：“诸路州县应将产药去处，并令识别人仔细辨认根、茎、苗、叶、花、实，形色、大小，并虫、鱼、鸟、兽、玉石等堪入药用者，逐件画图，并一一开说著花、结果、收采时月及所用功效。其番夷所采药，即令询问榷场、市舶、商客，亦依此供析，并取逐味各一二两或一二枚，封角，因入京人差赍送当所投纳，以昭凭证。画成本草图，并别撰图经，所冀与今本草并行，使后人用药知所依据。”②朝廷采纳了苏颂的建议，并委任他编撰《图经本草》。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在嘉祐六年（1061），苏颂编撰完成了《图经本草》21卷。

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456页。①见《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443页。

②见《嘉祐本草》后序。

《图经本草》在药物学上有重大价值。唐《新修本草》的药图和《天宝单方药图》都已散佚殆尽，韩保升《蜀本草》的药图也已不存。《图经本草》在这种情况下诞生，其意义更加重大。它不仅对药性配方提供了依据，而且对历代本草的纠谬订讹作出了新贡献，特别是使过去无法辨认的药物可以确认无误。如牛膝，《神农本草经集注》说：“其茎有似牛膝，故以为名。乃云有雌雄，雄者茎紫色而节大为胜尔。”以此很难判断出是什么植物。《图经本草》则写得十分具体：“春生苗，茎高二三尺，青紫色。有节如鹤膝，又如牛膝状，以此名之。叶尖圆如匙，两两相对于节上，生花作穗，秋结实甚细。”①我们可以根据匙形对生叶，细实穗状花，节部结牛膝三大特征，断定为苋科植物怀牛膝。

为编写《图经本草》而进行的全国性普查，其另一重要意义是扩大了药源。如菟丝过去从朝鲜进口，现知冤句（山东荷泽）也产此药。奚毒原知只有河南嵩山少室出产，而从提供分析的样品中知道四川也有，等等。

《图经本草》在生物学上也有较大贡献。如它对动植物形态进行了准确生动的描述：乌贼鱼，“形若革囊，口在腹下，八足聚生口旁，只一骨，厚三四分，似小舟，轻虚而白。又有两须如带，可以自缆，故别名缆鱼。”②真切地反映了头足纲乌贼科动物的特点。

《图经本草》在矿物学与冶金技术方面也有一定贡献。如它记载了丹砂、空青、曾青等105种矿物药。丹砂条的描述说：“丹砂生符陵山谷。今出辰州、宜州、阶州，而辰州者最胜，谓之辰砂。生深山石崖间，土人采之，穴地数十尺，始见其苗，乃白石耳，谓之朱砂床。砂生石上，其块大者如鸡子，小者如石榴子又似云母片可析者，真辰砂也，无石者弥佳。过此皆淘土石中得之，非生于石床者。”①这里不仅说明了丹砂这种矿物药的产地和特点，而且简要介绍了丹砂矿的开采过程。

《图经本草》中关于冶金技术也有许多记载，如关于钢铁冶炼的工艺过程：“初炼去矿，用以铸泻器物者，为生铁；再三销拍，可做鍱者，为鑐铁，亦为之熟铁；以生柔相杂和，用以做刀剑锋刃者，为钢铁。”②这简要描述了宋代三种钢铁的冶炼方法及其不同功用。又如对炼银的方法记述说：“银在矿中与铜相杂，土人采得，以铅再三煎炼方成。”对灰吹法炼银的工艺说：“其初采矿时，银铜相杂，先以铅同煎炼，银随铅出。又采山木叶烧灰，开地作炉，填灰其中，谓之灰池。置铅银于灰上，更加火大煅，铅渗灰下，银住灰上，罢火，候冷出银。”③这是关于灰吹法炼银的最早最详尽的记载。《图经本草》的科学贡献是多方面的，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地研究和发掘。机械图纸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绘制了有关天文仪器和机械传动的全图、分图、零件图50多幅，绘制机械零件150多种，其中多为透视图和示意图，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保存至今的最早最完整的机械图纸。正是根据这些图纸，王振铎、李约瑟等先生，才能较准确地复原出水运仪象台的全貌。例如从这些图纸和说明文字中可以知道，水运仪象台枢轮的运转规律是齿轮系从6个齿到600个齿的传动；每25秒落水一斗，每刻钟转一周，一昼夜转96周，而昼夜机轮、浑象、浑仪也转一周，这与地球运动是大致相应的。又如，通过这些图纸，我们知道水运仪象台第一层木阁内是昼夜钟鼓轮，有不等高的三层小立柱，可以拉动三个木人的拨子，以关拨作用拉动本人的手臂，到一刻钟时，木人出而击鼓，时初摇铃，时正敲钟。而第二层木阁内是昼夜时初正轮，第三层木阁内是报刻司辰轮，第四层木阁内是夜漏金钲轮，第五层木阁内是夜漏司辰轮。要是没有这些珍贵的图纸，我们就难以弄清木阁内的机械木人是如何按时击鼓、摇铃和敲钟的。因此，《新仪象法要》中所附机械图是了解苏颂天文著作及其成就的关键，同时也是进而释读张衡、一行、张思训等同类著作的钥匙。

①见皖南医学院汤志钧油印辑佚本《本草图经》。

②见皖南医学院汤志钧油印辑佚本《本草图经》。

①见汤志钧辑油印本《本草图经》。

②见汤志钧辑油印本《本草图经》。

③见汤志钧辑油印本《本草图经》。

星图绘制上的新贡献

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还绘有多种星图，如“浑象紫微垣星图”、“浑象东北方中外官星图”、“浑象西南方中外官星图”、“浑象北极星图”、“浑象南极星图”、“四时昏晓加临中星图”、“春分昏中星图”、“春分晓中星图”、“夏至昏中星图”、“夏至晓中星图”、“秋分昏中星图”、“秋分晓中星图”、“冬至昏中星图”、“冬至晓中星图”等，计14幅。这14幅星图中，最有价值的是前五幅。其中“浑象东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角宿到壁宿的星官，“浑象西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奎宿到轸宿的星官，“浑象紫微垣星图”，是以北斗七星为主的布列于浑象之北上规的183颗星，“浑象南极星图”和“浑象北极星图”则是以天球赤道为最外界大圆的南天星图和北天星图。苏颂为了星图绘制精确，采取了圆横结合的画法。横图分成两段：东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秋分到春分，西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春分到秋分。另外，在把球面上的星辰绘制到平面上时，苏颂发现了失真问题，于是他采用了把天球循赤道一分为二，再分别以北极和南极为中心画两个圆图的方法，从而减少了失真，这是星图绘制中的一项新成就。

苏颂星图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全天星图中保存在国内的最早星图。保存至今的唐代敦煌星图，在时间上比苏颂星图要早，但被斯坦因盗走，现存伦敦不列颠博物馆。但是，苏颂星图比敦煌星图更细致和更准确。如敦煌星图绘星1350颗，苏颂星图绘星1464颗；敦煌星图主要依据《礼记·月令》的资料，并非实测；而苏颂星图则是根据元丰年间的实测绘制；敦煌星图是从玄枵（子）开始，按十二次的顺序作不连续排列，中间夹以说明文字，有关分野问题也不科学，苏颂星图则从角宿开始，按二十八宿顺序，作连续排列，并完全去掉了有关分野等不科学成分。

就所列星的数目而言，苏颂星图的贡献也是值得称道的。如欧洲到14世纪文艺复兴以前，观测的星数是1022颗，要比苏颂星图少422颗，因此，西方的科技史家蒂勒、布朗和萨顿等甚至认为：“从中世纪直到14世纪末，除中国的星图以外，再也举不出别的星图了。”①科学上的开拓精神苏颂在天文仪器、本草医药、机械图纸、星图绘制方面，都能站在时代的前列，这有诸多原因。例如他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组织集体攻关；善于发现人才，并大胆地提拔任用人才；勤于实验，设计多种方案，反复进行实验；勇于实践，大胆地进行全国性药物普查；尊重科学，实事求是，一时研究不通的问题，宁可存疑，决不附会。而最重要的一条莫过于他在科学上的开拓进取和创新精神。

他的开拓精神是以全面掌握前人的科学成就为基础的。在天文仪器制造方面，他曾详尽地研究了前代天文学家张衡、一行、张思训等取得的成就。他在《进仪象状》中说：“臣谨案历代天文之器，制范颇多，法亦小异故张衡浑天云置秘室中，以漏水转之，令司之者闭户唱之，以告灵台之观者。璇玑所加，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符合。”由此可知他确曾仔细研读过张衡的著作，并继承和发展了张衡划时代的创造，如在浑象上安装一套齿轮系机械传动装置，利用漏壶流水的稳定性推动浑象均匀地绕极轴旋转。

苏颂又说：“唐开元中，诏浮屠一行与率府兵曹梁令瓒及诸术士，再造铸铜浑，为之圆天之象。具列宿及周天度数，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日一夜天转一周。又别置二轮络在天外，缀以日月令得运行又立二木偶人于地平之前，置钟鼓，使木人自然撞击，以候辰刻。”张衡之后，一行和梁令瓒在天文仪器制造方面，又有了新进展。他们使水运仪象受漏壶控制又能逼真反映天球旋转，创用了反映时间流逝的新装置。苏颂则仔细研究了一行等的新实验，并牢牢地掌握了这一新方向，创造性地运用到新设计的仪器中去。

苏颂接着说：“张思训浑仪为楼数层、高丈余，中有轮轴关柱，激水以运轮，又有值神摇铃、扣钟、击鼓。每一昼夜，周而复始。又有十二神各值一时，时至则自执牌循环而出报。”张思训在一行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创造了楼阁式钟、鼓、铃齐备的报时装置。苏颂仔细研究了这台仪器，继承了它“成于自然，尤为精妙”的成就。

苏颂在掌握张衡、一行、张思训等的科技成果之后所作出的新创造，突出地表现在他所研制的水运仪象台上，例如他把张衡开创的用漏壶流水稳定性来控制齿轮系机械传动，发展成了使水运仪象台望筒随天体旋转的最初的转仪钟，并且还设计调整到使太阳经常在望筒的视场中。这样，只要在黄昏把望筒对准了太阳，日落星现后，就可以直接测读出太阳和恒星之间的赤经差或似黄经差。在欧洲直到85年意大利天文学家卡西尼才利用时钟机械推动望远镜随天体旋转，但这已是苏颂之后600年的事了。

苏颂把一行、张思训等开始实践的反映天球旋转的齿轮系机械作为一种代表时间流逝的新装置，发展为世界上最早的水运钟表的擒纵机构。它向全世界证明了钟表的发明权不是属于欧洲而是属于中国。李约瑟在评价这一点时说：“苏颂的时钟是最重要最令人瞩目的。它的重要性是使人认识到第一个擒纵器是中国发明的，那恰好是在欧洲人知道它以前六百年。”①苏颂和韩公廉在完成水运仪象台之后，又研制了一台单独的水力推动的浑天象。人钻入天球内观看，在天球上凿孔为星，十分逼真。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架有明确记载的假天仪，它的创造性也是前无古人的。

苏颂于嘉祐二年与林亿等编撰《嘉祐本草》，把唐《新修本草》与宋初《开宝本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他并不满足一般的推进，而是要在用药领域有新的开拓，并彻底解决本草从书本到书本，陈陈相因，以讹传讹的弊病。他发动全国的医生和药农采集标本，绘制药图，填写说明，终于完成了图文结合的《图经本草》，使它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有图的本草书。李约瑟对《图经本草》给以极高的评价：“作为大诗人苏东坡诗友的苏颂，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药物学家，他在1061年撰写了《图经本草》，这是附有木刻标本说明图的药物史上的杰作之一。在欧洲把野外可能采集到的动植物加以如此精确地木刻并印刷出来，这是直到15世纪才出现的大事。”②

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253页。

（谢选骏指出：苏颂一人既然能够独夺七项世界第一，其事业为何不能持续发展，其本人为何沦为被人遗忘的历史名人？这都是因为，中国缺乏基督教的神约所保障的法治传统，科学技术无法获得稳定发展的环境。）

【第四十四章 毕昇 李诫 王惟一】

第一节 毕昇

雕版印刷比起手工抄写，已方便得多。但是雕版仍有缺点，雕刻一部大书，需要不少人力-、物力，很不经济，同时书板还占据大量空间。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的一次伟大技术革命。世界上第一个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是宋朝的平民毕昇，时间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

据沈括《梦溪笔谈》卷18的记载，毕昇用胶泥刻字，一个字，一个印，用火烧硬。先预备好一块铁板，铁板上面放着松香、蜡、纸灰等，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密密地摆满字印，满一铁框为一板，拿到火上加热，药就溶化，用一平板把字压平。为提高效率，用两块铁板，一板印刷，另一板又排字，这块板印完，第二板又准备好了，这样互相交替着用，印得很快。每一个单字，都有好几个印，如“之”、“也”等常用字，每字有二十多个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时用。至于没有预备的冷僻生字，则临时写刻，用草火马上烧成。把字印按照韵目分类，安放在木格子里，根据毕昇的试验，假使只印三、两本显不出简便，假使印数百、数千本，就极为神速。他的方法虽然原始简单，但与现在铅字排印的基本原理相同。

遗憾的是，沈括对于毕昇的生平事迹，没有交代清楚，只说他是“布衣”，没有做过官。在之后的记载中，凡是讲到毕昇的，只不过重复或节录沈括原文，至今还未发现任何新的文献。不少外国学者说他是一个铁匠，也是根据《梦溪笔谈》，因沈括说有一位老锻工毕升，曾在皇宫中用铁锻炼黄金，不过这位老铁匠，或冶金匠，是否就是发明活字板的毕昇，还成问题。第一，毕昇与毕升，音同字不同，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第二，铁匠毕升在宋真宗时（1008—10）已经年老，而毕昇的发明则在仁宗庆历年间，一个老人再活上几十年，不是近一百岁了吗？①这样高寿的老人，是否能发明活字板，是值得怀疑的。

至于毕昇的籍贯，也不可考。有人说他是四川人，但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当他发明活字板时，沈括只是十几岁的小孩。毕昇死后，他发明的泥活字印，为沈括的侄子辈所获得，作为古董般保藏起来。所以毕昇与沈家或有亲戚关系，沈括是杭州人，毕昇可能也是杭州一带人。

1993年，有报道说湖北英山发现毕昇墓碑，此碑风化严重，又遭撞击损伤，笔画多有残缺，年号难以确定。但有人认为此碑的墓主即为发明活字的毕昇，值得商榷。因《梦溪笔谈》所谈毕昇泥活字的造法与排印工序及试印经过，只能是沈括据当时当地见闻记录下来的，不可能是沈括远涉千里，到偏僻的英山参观采访得来的，也不可能是英山毕昇向杭州沈括写信报告的。因此活字发明家毕昇究竟是英山人，还是杭州人，值得讨论。又宋代人多单名，名氏最易重复，如宋刻工中以“昇”名者，有十五人，其中又有同名同姓的李璟、方昇。因此英山毕昇也可能与活字发明人毕昇，是同名同姓。总之，从时间与空间等看，若以为英山毕昇就是活字印刷发明家，尚须有其他可信之实物或文献证明，才能肯定①。

①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版，第667页。

①参见张秀民：《英山发现的是活字发明家毕昇的墓碑吗？》，《中国印刷》，第42期，1993年11月。

毕昇印过什么书，史书没有记载。他的泥活字也没有流传下来。明朝正德年间（世纪初）在河南汝南地方一个武官家中，从地下掘出黑子数百颗，每子有一字，书法像唐欧阳询的字体，坚硬如牛角，当时有人以为这些就是宋活字，它的精巧，非毕昇不能造。不过这只是后人的一种推测。

毕昇的胶泥活字，是经过苦心设计的，因为这牵涉到刻字、排版、印刷等实际技术问题。清朝道光年间安徽泾县有一位教书先生翟金生，仿照毕昇的老法子，费了三十年心血，造成同骨头牛角一样硬的泥活字十万多个，到1844年才印出《泥版试印初编》，可知泥活字印刷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过去有些学者以为泥活字一触即碎，不能印刷。并说胶泥刻字，不合情理，可能指的是金属活字，或铸字的模型，因而怀疑毕昇是否真的用过胶泥活字。其实泥活字“坚贞同骨角”，并且印得字画清楚。据近年新发现的几种泥活字印本和翟金生的泥活字实物，就可用来否定上述主观臆说了。

又有人提出毕昇的胶泥，不是普通的泥土，而是炼丹时用来密封炉顶的“六一泥”。实际上，清代翟金生用的只是普通泥土，并非用七种药物合成的所谓“六一泥”。同时，李瑶在杭州仿宋胶泥印书，朝鲜用陶字印《三略直解》，也都根本不提“六一泥”。“六一泥”之名只见于宋人医方，及《道藏》内《丹房须知》、《太极真人杂丹药方》等道书中。而正统《道藏》清代学者是很难见到的。所以说普通胶泥不能印书，要印书须得用“六一泥”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

毕昇发明活字不久，南宋周必大于1193年就用泥活字印刷自己著作《玉堂杂记》①。后来的人除沿用毕昇的泥活字外，元代王祯又制成木活字。其实木活字毕昇早已考虑过，他发现木头的纹理有疏密，沾水后高低不平，并且与药相粘，取下不便，所以舍木用泥。清代包世臣也说过用木活字印书，印了两百部，字划就胀大模糊，而泥版可印至千万而不失真。元、明两代，又有人利用锡、铜、铅等材料铸成金属活字，与雕版印刷相辅而行。

毕昇的泥活字传到朝鲜，称为“陶活字”。朝鲜人利用毕昇活字印刷的原理，推陈出新，早在王氏高丽高宗时（约1234）已用铸字印书，李氏朝鲜太宗三年（1403）以后，铸造活字二十余次，铸成铜活字二三百万个，并在世宗十八年（1436）铸成世界最早的铅活字。活版印刷后来由朝鲜又传到日本。越南在黎圣宗光顺三年（1462）已能很迅速地排印中越诗人唱和的诗篇。这些都是中国系统的汉文活字。

西洋活字印刷术由德国梅因兹地方，而传到欧洲各国，以及新大陆的美洲。因为文字与中国不同，看起来似乎另成一系统。但自世纪以来，不少的西方学者均以为欧洲的活字印刷术也受到中国的影响。所以中国发明的印刷术（雕版与活字板），不但直接传播到亚洲各国，并且影响了整个世界，对人类文化有着极其重大的贡献。

第二节 李诫

李诫（？—1110），字明仲，郑州管城县（今河南郑州）人。北宋建筑家。曾祖李惟寅，任虞部员外郎，赠金紫光禄大夫。祖李璟裕，任祠部员外郎、秘阁校理，赠司徒。父李南公，字楚老，任河北转运副使、延安知府、户部尚书、龙图阁直学士、大中大夫等，赠左正议大夫。其兄李璟，字智甫，任章丘知县、陕西转运使、显谟阁待制等。从其父兄辈为官经历看，在土木工程的管理和施工方面皆当有一定的经验。

元丰八年（1085），宋哲宗赵煦嗣位，李南公时任河北转运副使，李诫奉其父之命，进献贺表并送方物，于是得以恩补郊社斋郎。按宋代荫官制度，大臣子弟年逾二十方能补授实职，因此，李诫这时可能恰值20岁。随后他即被委派为曹州济阴（今山东菏泽）县尉。李诫到任后，练卒，除器，明赏罚，广方略，使县内治安状况得到根本改善。元祐七年（1092），调任将作监主簿。此后，他长期在将作监任职。绍圣三年（1096）升任将作监丞，崇宁元年（1102），升任将作少监。崇宁二年出任京西转运判官，但为外官仅数月，又被召回仍为将作少监。崇宁三年（1104），升任这一机构的最高长官“将作监”。

李诫在将作监期间，主持完成了不少宫廷和官府的建筑工程，如五王邸、龙德宫、棣华宅、朱雀门、九成殿、太庙、钦慈太后佛寺、辟雍、尚书省、开封府廨、班直诸军营房等。由于他在建筑工程上的业绩十分突出，因而官阶屡升，从承务郎、承奉郎一直到右朝议大夫、中散大夫、共升迁十六级，其中按吏部考核晋升的仅有七级。

李诫在建筑技术和工程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考工民事，必究利害。坚窳之制，堂构之方与绳墨之运，皆已了然于心”①，于是在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奉旨重修《营造法式》，并于元符三年（1100）编定成书。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宰相蔡京等进奏说，库部员外郎姚舜仁呈请在都城南偏东的地方修建明堂，并绘有图样献上。为此，徽宗特别召见李诫和姚舜仁问询。经过仔细考究，李诫和姚舜仁又重新绘制了明堂图。这是至今已知关于李诫在将作监工作情况的年代最晚的一条材料。

约在崇宁五年（1106），李诫父亲李南公病重，他请假回归故里看望。

不久，其父病逝。约在大观三年（1109）他孝满三年之后，被派往虢州担任知州。到任时间不长，就得了重病，于大观四年（1110）二月不幸中年早逝，后安葬于郑州梅山。他在虢州为官虽很短暂，但据记载，“吏民怀之如久被其泽者”。

李诫是位博学多艺的人才。他精于书法，篆籀草隶，都有很高的水平。

家藏几万卷书墨，经他亲笔抄成的就有几千卷。他还善于绘画，颇得古代名家笔意，所绘《五马图》，曾得到宋徽宗的赞赏。

李诫一生主持营建多项重要的建筑工程，成就是很突出的，而其最大的贡献则是编写《营造法式》。

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敕令将作监负责编修《营造法式》，元祐六年（1091）成书，故又称《元祐法式》。但由于该书“只是料状，别无变造用材制度”①，不便实际应用，并且所定工料太宽，关防无术，难以防止各种弊端。所以宋哲宗于绍圣四年（1097）命将作监丞李诫重新编修。李诫“考究经史群书，并勒人匠逐一讲说”，用了三年多的时间，于元符三年（1100）编成《海行营造法式》（通称《营造法式》）一书，并由都省奉旨录送在京官司参用。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李诫以营造制度工限等“内外皆合通行”为由，奏请刊刻《营造法式》，于是经皇帝批准，这部建筑名著作为官定建筑规范，小字刻版，颁行各地。

①傅冲益：《李公墓志铭》，见李诫《营造法式》附录，商务印书馆1954年据1933年《万有文库》版重印。

①李诫：《劄子》，见《营造法式》序目。

《营造法式》全书共36卷，除看详、目录各1卷外，正文有34卷，计357篇，3555条。其内容可分为建筑术语考证与解释、诸作制度、功限料例和建筑图样四部分。

《营造法式》正文第一、二卷为“总释”上、下，共49篇283条。主要是编列经史群书中关于建筑物及其构件名称的诠释及有关史料。第三卷至第十五卷为诸作制度，列举了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等13个工种或工序的建筑工程标准做法。由于中国古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因之在《营造法式》提到的13种制度中，对大木作，包括各种建筑物的梁柱、檩椽、斗栱、飞昂等的选材、规格、加工和安装等，其叙述最为详尽。而对小木作，如门窗、栏杆、照壁、藻井、佛道帐等装修技术，其介绍也相当广泛和细致。第十六卷至第二十八卷为功限料例，依43种制度的内容，分别指出相应需用的各种人工数和木料、砖瓦、铁件、颜料等物料数，这相当于今天所谓人工材料定额。第二十九卷至第三十四卷为诸作制度图样。《营造法式》用了6卷篇幅，绘出大量的建筑设计图。其中包括殿阁、屋舍、亭榭等各种建筑物及其物件的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以及门窗图案，彩画、木雕和石雕纹样，乃至测量仪器图等。这些图不仅有助于人们更清楚地和形象地理解书中文字所叙述的内容，而且其本身就为后世提供了进行建筑工程时绘制设计图的样本。同时，它还记录了不少不见经传的作法和现已失传的技术，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以及继承和发展传统建筑技术，也是极其宝贵的资料。

李诫编写《营造法式》有许多特点和创见是值得称道的。例如，他不仅“参阅旧章”，详加考订，收集了古典文献中有关建筑的大量史料，而且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稽参众智”，不耻下问，与造作工匠共同讨论，“详悉讲究规矩，比较诸作利害”，广泛吸取了建筑各行工匠的宝贵经验，从而在建筑方面整理、总结和制定出相当严密的技术规范和管理制度。据《营造法式》序目“总诸作看详”所述，此书有308篇3272条，“系自来工作相传并是经久可以行用之法”，其条目占到总条目的92％。像这样凝聚着历代工匠心血、智慧与经验的著作，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又如，《营造法式》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提出的材分制，以材、契、分规定木构建筑及其各种构件的比例关系，这实际上就是以某种建筑构件的局部作为标准单位的古典模数制，对于推动建筑工程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起了重要的作用。《营造法式》虽然对诸作制度有严格的要求，但也强调要针对建筑工程的具体情况灵活处理，提倡“有定法而无定式”的“变造用材制度”，这也是在建筑原则上对《元祐法式》“徒有空文，难以行用”这一欠缺的重要突破。李诫在《营造法式》中还提出了对木料因材施用的原则，如：“务在就材充用，勿令将可以充长用者截割为细小名件”，甚至连余材也不能浪费，提出“木植内如有余材，可以别用，勿令失料”，显然，这种着意于因材施用，节约材料的精神，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积极意义。

《营造法式》是一部既有科学意义又有实用价值的建筑学专著。这一杰作，作为北宋朝廷正式颁行的建筑规范，其统一的建筑规格，设计施工制度，工料定额等等，不仅在当时作为官式建筑的标准，而且对后世元、明、清三代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直到今天，仍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

第三节 王惟一

王惟一，亦作王惟德，生卒年代和籍贯不详。他夙受禁方，尤工针灸之术，是著名医家。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时，他任太医局翰林医官、朝散大夫、殿中省尚药奉御都骑尉。天圣初年，宋仁宗尝敕太医谨方技，考次针灸，认为“针灸之法，人命所系，日用尤急，思革其谬，以利济民”①。王惟一乃竭心奉诏，精意参神，定偃侧于人形，正分寸于腧募，增古今之救验，总会诸说，编著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下简称《图经》）。后来仁宗又以“古经训诂至精，学者封执多失，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①，复令创铸铜人为式。王惟一乃主持修铸铜人两具，“内分脏腑，旁注溪谷、井荥所会、孔穴所安，窍而达中，刻题于侧”②。并命夏竦为图经一书作序，题名曰《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此外，据《宋史·艺文志》载，王惟一尚著有《明堂经》3卷，已佚。又负责校订过《黄帝八十一难经》。

王惟一对医学，特别是针灸学有重要的贡献。其主要成就在于编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铸铜人和刻石碑③。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现通行的为贵池刘氏玉海堂刻5卷本），考订了针灸穴位354个，较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多了5个穴位：青灵、厥阴俞、膏肓俞、灵台、阳关；又明确提出了任脉、督脉的循行路线与穴位，将之与十二经并列。其后，才有元代忽泰必烈《金兰循经》、滑寿《十四经发挥》将之进一步阐明。因此，王惟一对针灸学的十四经说之形成有奠基作用。在书中，王惟一应用了两种腧穴排列法，一是将所有穴位按十四经循行排列；一是仍按前代针灸学述穴法：四肢以十二经排列；头、面、胸、背，按部位排列。这是当时针灸界习用的两种表达经络腧穴体系的方法，王惟一则忠实地反映了这一现象。后来，宋朝廷编撰《圣济总录》，只采用十四经络循行的方法以介绍经络、腧穴，而弃去了四肢、躯体分部的方法，使经络学说更体现了人体是一个完整系统的概念。王惟一《图经》则反映了他尚未能冲破晋唐代以来针灸学窠臼，因而用兼收并蓄的方法来反映经络腧穴。但王惟一在排列十四经方面，与《灵枢经》不同，即不循手三阴从胸走手、手三阳从手走头、足三阳从头走足、足三阴从足走胸的规律，而是以脏腑相为表里的方法排列，先述手经，手太阴肺经与手阳明大肠经；手少阴心经与手太阳小肠经、手厥阴心包经与手少阳三焦经；后述足经，足太阴脾经与足阳明胃经，足少阴肾经与足太阳膀胱经，足厥阴肝经与足少阳胆经，最后为任脉和督脉。①而且每一经的穴位则均从肢末肇始，以向心方向介绍，也不符合经络循行系统之规律。

①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中国书店重印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刻金大定本，1987年。①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中国书店重印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刻金大定本，1987年。②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中国书店重印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刻金大定本，1987年。③魏稼：《王惟一对针灸学的伟大贡献》，《中医药学报》1982年第3期，第11—14页。①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书林宗文堂绣梓本，卷上。

在内容方面，《图经》还提供了校勘和理解《黄帝内经》经文的参考资料。因现存所见《内经》，是经隋唐杨上善、王冰等校勘注解者，难免有误漏。而《图经》所引经文，与现存所见《内经》经文有所不同，如手太阴肺经主病增加了“卒遗矢无度”、足太阴脾经主病增加了“寒疟”、手少阳三焦经主病增加了“颊痛”等，而《内经》中则无这些内容，因而有参考价值。在穴位主治方面，增加新内容更多。如上星穴增加了“痰疟振寒、热病汗不出、目睛痛、不能远视”；天柱穴增加了“颈项筋急，不得回顾，头旋脑痛，针入五分得气即写之愈”；龈交穴增加“治小儿面疮癣久不除，点烙亦佳；鼻塞不利，目泪眵汁，内眦赤痒痛，生白肤翳，鼻中瘜肉蚀疮”；大迎穴增治“微风眼睑瞤动不止，风泪出”；风门穴增“若频刺泄诸阳热气，背永不发痈疽”，等等，体现了宋代针灸临床治疗范围的扩大。在针刺、灸壮方面，介绍亦更仔细，如言上星，应“以细三棱针刺之，即宣泄诸阳热气，无令上冲头目”，“可灸七壮，不宜多灸。若频灸即拔气上，令人目不明”，而囟会则曰：“可灸二七壮至七七壮”，“若是鼻塞，灸至四日渐退，七日顿愈”；还补充了“头风生白屑多睡，针之弥佳。针讫，以末盐、生麻油相和揩发根下，头风即永除。若八岁已下，即不得针，盖缘囟门未合，刺之不幸令人夭，忌热面、猪、鱼物等”，①显示了《图经》内容较前代针灸典籍要丰富得多，因而该书不仅是前代针灸经验之汇集，而且融入了王惟一在针灸学方面的认识和实践经验。经过他的整理编撰，影响所及，使针灸学术水平有明显提高和发展，且使之趋向于统一。《图经》所附十二经穴图及取膏肓穴图、崔氏四花穴图等②，也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较早的珍贵图谱。

其次，王惟一的贡献，在于主持铸造了专用于针灸教学的铜人模型两具。据南宋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又尝闻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尝获试针铜人，全像以精铜为之，腑脏无一不具。其外俞穴，则错金书穴名于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则浑然全身，盖旧都用此以试医者。其法外涂黄蜡，中实以水，俾医工以分折寸，按穴试针，中穴，则针入而水出，稍差，则针不可入矣，亦奇巧器也。后**仲归之内府，叔恭尝写二图，刻梓以传焉。”③周密离王惟一所处年代不远，书中记述的都是一些耳闻目睹之事，因而是可信的。且《四库全书总目·铜人针灸经》提要亦称“今铜人及章氏图皆不传”，与上述记载一致。

铜人像的创铸，给针灸教学增加了形象直观教具，便于学生认穴，补充了书籍文字阐述和平面图画之不足；在作为测试工具时，也增加了认穴的客观标准，直到明清时，朝廷仍沿用这一方法选用针灸医生，如明初医家宁守道，“精针灸法，应诏入京，针铜人中选，授太医院大使”①；清代医家左见龙，“以其术游京师，适太医乏人，经推荐应试针灸，以针刺铜人之穴多中，遂供职太医院”②。因此，铜人，作为世界上最早之医学模型，有力地推动了针灸学的发展，以至铜人成了当时的“国宝”，有说金军南下时，曾掠去一具。

①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书林宗文堂绣梓本，卷上，“风同名经脉或穴名”条下。②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书林宗文堂绣梓本，卷上。

③周密：《齐东野语》卷14。

①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版，第十二册，第385页。②李云：《中医人名词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10页。

历代统治者对于铜人，都予以重视，如元世祖曾于1260年命尼泊尔工匠修复铜人；明正统年间，明英宗也下令重铸铜人，并对宋铜人予以高度评价，在其御制序中称宋铜人“分布腧穴于周身，画焉窍焉，脉络条贯，纤悉明备，考经案图，甚便来学”等③。明代针灸学家高武，亦仿此铜人，铸男、女、小孩铜人各一具。可见王氏所铸铜人之影响及其实用价值。

王惟一的另一贡献为刻石碑。尽管宋代印刷术已有很大进步，但由于印数有限，保存不易等原因，仍限制着针灸医学的普及与发展。为广流传，王惟一主持将《图经》3卷刻于石碑之上，供针灸爱好者览诵抚拓，故石碑对针灸术的流传有推广作用。其时石碑有四方，《图经》3卷，每卷一方；另一方刻“都数”1卷，具有全书索引性质，一并放置在当时开封府大相国寺仁济殿（原名针灸图石壁堂）内。元初迁往北京，后因年代久远，字迹模糊，在明代被充作修筑京师城垣的材料而埋入土中。1965年至1972年，石碑得重新出土，受到文物考古工作者的重视，经修复整理，将五块残石置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中中国通史展览展出①。

王惟一的杰出贡献，使我国传统的针灸学术得以发展、推广和普及，并纠正了唐代王焘倡灸禁针的谬误。因而，至今他的著作对我们研究针灸学术仍然有着文献学作用和参考价值。

③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书林宗文堂绣梓本，卷上，明英宗御制序。

①魏稼：《王惟一对针灸学的伟大贡献》，《中医药学报》1982年第3期，第11—14页。

（谢选骏指出：人说约翰内斯·古滕贝格在15世纪发明的铅活字印刷技术改变了世界。美国媒体曾将他评为“千年伟人”。同样发明了活字印刷的毕升却在中国和东亚之外无人知晓。这是为什么？人说第一个发明了某项技术并不重要，关键是如何发展和运用该技术。毕升的印刷术没有得到孜孜不倦的改善，结果中国人自己在19世纪开始使用古滕贝格的技术。因此，古滕贝格是否曾经向毕升学习的问题变得无足轻重。不过，古滕贝格博物馆还算仗义，单为毕升及其活字印刷术开设了一个展厅。——不过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巴结德国，有点不择手段了，结果显得只懂技术，不懂观念。因为在争抢发明权的撕咬中，大家都忽略了一个事情——从观念的角度看，德国的活字印刷和中国的活字印刷，其实一脉相承，而且它们也都是来自于印章书。——印章其实就是“小型的雕版印刷”，换言之，雕版印刷就是“大型的印章”。难道不是吗？而所谓活字印刷，不过是诸多印章的拼凑罢了。）

【第四十五章 柳永 周邦彦】

第一节 柳永

仕途坎坷

柳永（约980—1053）①，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崇安（今属福建）人。因排行第七，又曾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七、柳屯田。祖父柳崇，以儒学闻名。父柳宜，宋雍熙二年（985）进士，官至工部侍郎。柳永受家庭影响，自幼即勤奋学习，致力于举业。年长，与兄三复、三接皆以擅长文学著称，世号“柳氏三绝”。天禧初赴京应试，屡试不中，乃流落京华，沉溺于歌楼舞榭之中。他曾作《鹤冲天》词，表达自己的失望之情：“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首词盛传一时，以致为仁宗所知。据说，仁宗初年，柳永再次应试，原已通过考试，但临到放榜时，仁宗却将他黜落，并斥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①受此挫折，柳永更郁郁不得志，遂“日与狷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旨填词柳三变”②，过着风流放浪的生活。其间，他创作了大量的词，其中有为民间歌妓作的俗词，有为教坊乐工作的雅词，内容多为描绘男女恋情，感慨身世遭遇和赞美城市繁华的。这一时期，柳永还多次离京外出漫游，行踪及于今江苏、浙江、湖北等地。旅途中，他写下了不少吟咏各地风光，抒发羁旅行役之情的词作。

在浪迹江湖多年后，柳永再次回到东京应试，于景祐元年（1034）考中进士。旋即被任为睦州（今浙江建德）团练使推官。任内，柳永勤于职守，办事干练，知州吕蔚对他的才能颇为赏识，并向朝廷破格推荐，但因朝臣的非议而未有结果。其后，柳永任昌国（今浙江定海）晓峰盐场盐监。他作《煮盐歌》一诗，反映了盐民的痛苦生活，对他们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此外，他还出任过华阴县（今属陕西）知县③。后经活动，他通过吏部磨勘升改为京官。皇祐中，他的寄禄官升为屯田员外郎，但不久即因作《醉蓬莱》词而触犯仁宗，自是“不复进用”，皇祐五年（1053）前后客死于润州（今江苏镇江）④。著作有《乐章集》传世。现通行有《宋六十家词》、《彊村丛书》等本，唐圭璋《全宋词》取其词作最为完备，共312首。

①柳永生年因记载不详，今人有多种推测，此取李国庭之说，详见《柳永生年及行踪考辨》（《福建论坛》1981年第5期）。此外，唐圭璋考为987年，陆侃如考为990年，林新樵考为984年或更早一些时候。①吴曾：《能改斋漫录》卷。

②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9引严有翼《艺苑雌黄》。

③据明代嘉靖《余杭县志》、万历《镇江府志》记载，柳永曾任余杭令、泗州判官、著作郎、灵台令、太常博士等，但都不可征信。

④柳永卒年取唐圭璋之说。其葬地有多种异说，其中叶梦得《避暑录话》称其死于润州，知州王安礼出钱葬之，较为可信。

一代词宗

柳永是北宋前期最负盛名的词作家，他在词史上的突出贡献是发展了慢词的形式，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

长调慢词的创作虽在唐代已有，但自晚唐以迄宋初，在词坛上占优势的仍是小令。为了以更大的容量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和丰富的思想感情，柳永或利用民间原有的曲调，或增衍小令，或改制旧曲，或自创新调，创作了大量的慢词。他使许多慢词的词调逐渐固定下来，而慢词这一形式也因此得到极大的发展并趋于定型化。慢词的兴起适应都市生活和市民娱乐的需要，也与日益繁复的音律相合，故自柳永后，慢词创作遂蔚然成风。慢词的篇幅较大，韵律和音节更复杂且富于变化，这对作者的构思、布局和艺术表现力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柳永在丰富词作的艺术手法和提高其表现力方面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博学多才，精通音律，长于铺叙，工于点染，善于以曲折委婉的白描手法写景、叙事和抒情，给人以结构细密，布局严整，层次分明，意赅情深的感受。他的《望海潮》写临安的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黄莺儿》写明媚的春光，“黄鹏翩翩，乍迁芳树。观露湿缕金衣，叶映如簧语，晓来枝上绵蛮，似把芳心深意低诉”。皆属典范之作。他尤擅长抒写离人思妇和羁旅行役。如《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又如《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皆堪称不朽名篇。柳永填词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较多地采用了民间的俚俗之语，他善于运用浅显明白、生动形象的语言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了在此以前的文学作品中较少出现的市民情调，而这正是他的词作能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深受下层市民喜爱的重要原因。

柳永生活在一个社会发生着剧烈变化的时代，他力图在作品中有所反映，因而对词的题材范围有所扩大。他流连市井，与下层市民有较多接触，于是从平民的真实感受出发，较为客观而真实地描写了繁华的都市、发达的经济、高度发展的文化和丰富多采的市民生活，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时代气息。出身于仕宦之家的柳永原本怀有强烈的仕进**，但屡试不第和仕途坎坷使他的人生观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他既向往治国平天下，又无法忘情青楼歌馆，这种内心的矛盾导致他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传统的伦理规范，他在感叹怀才不遇的同时又不时流露出对功名利禄的鄙视和对仕宦生活的厌倦，而这类词作正是当时失意文人心态的典型写照。

北宋时，柳词曾风靡一时，“传播四方”，为社会各阶层人士争相传诵，叶梦得《避暑录话》援引西夏一归朝官语：“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当时直接学柳词的有沈唐、王观、晁端礼、万俟咏、曹组等人，而黄庭坚、秦观、贺铸、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吴文英、周密、张炎等名家，也都受到一定的影响。

第二节 周邦彦

一赋得三朝之眷

周邦彦（1057—1121），字美成，晚年自号清真居士，盖取晋山涛推举阮咸的话：“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之意。①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周邦彦在《南浦·浅带一帆风》一词中曾说：“吾家旧有簪缨。”所谓簪缨，即古代官吏的冠饰，这说明，他的先人中不乏作官的人，但大概又多仕宦平平。在方志或史书中留下名字的，只有他的叔父周邠。周邠“字开祖，嘉祐八年（1063）登进士第。熙宁间苏轼倅杭，多与醻唱，所谓周长官者是也”②。《宋史·周邦彦传》称他“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③。但他却喜好读书，博涉百家之言。元丰二年（1079），朝廷锐意改革，广招人才，将太学生从1000人增扩为2400人，周邦彦亦以其博学而被选录为太学外舍生。元丰六年（1083），发生了一件对周邦彦一生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这年七月，年方28岁的周邦彦写了一篇《汴都赋》上奏，大得神宗欣赏，不仅命令侍臣在迩英殿宣读这篇赋，其后还把周邦彦召到政事堂，提拔他为太学正。这虽是一个正九品的低级小官，但毕竟由皇上亲自提拔，并从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宋神宗之所以欣赏这篇赋，是因为这篇赋中如“抑强贾之乘时，摧素封之专利”等，“颇颂新法”。①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哲宗继位。但由于哲宗年龄尚幼小，由神宗的母亲宣仁太后高氏听政，而这位太后向来反对新法，《宋史》本传说周邦彦“居五岁不迁”，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此后，他历任庐州教授、溧水知县等。元符元年（1098）六月，“哲宗召对，使诵前赋，除秘书省正字”②。宋徽宗也很喜欢这篇《汴都赋》，曾召“赐对崇政殿，上问《汴都赋》其辞云何？对以岁月久，不能省忆，用表进入。帝览表称善”③。周邦彦因之又得以提拔。所以楼钥在《清真先生文集序》中说：“钱塘周公，少负庠校隽声，未及三十，作《汴都赋》七千言天子嗟异之哲宗始置之文馆，徽宗又列之郎曹，皆以受知先帝之故，以一赋而得三朝之眷，儒生之荣莫加焉。”周邦彦虽然在徽宗朝历任考功员外郎、卫尉卿，又以直龙图阁出知河中府，出知隆德府和明州，同时，还曾一度入为秘书监，进为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等，但他一生的主要业绩仍是以词家名世。宣和三年（1121）卒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南），终年66岁。

以词家名世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周邦彦的著述凡四种：《清真集》24卷，《清真杂著》3卷，《操缦集》5卷，《清真词》2卷后集1卷。诚如陈振孙在《清真集》解题中所说：“邦彦博学多能，尤长于长短句，自度曲，其提举大晟府亦由此。既盛行于世，而他文未传。”这种情况，早在楼钥为周邦彦编文集时就已有同样的感慨，他在《清真先生文集序》中说：“公之殁，距今八十余载，世之能诵公赋者盖寡，而乐府之词盛行，世莫知公为何等人也。”都可说明，周邦彦乐府词的成就，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成就，其他一切比起来，都为之相形见绌。

①《世说新语·赏誉第八》。

②《咸淳临安志》卷66《人物七·列传》。

③《宋史》卷444。

①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

②《宋史》卷444《周邦彦传》。

③《咸淳临安志》卷66《人物·列传·周邦彦》。

明人毛晋，致力于周邦彦词集的收集，他说：“余家藏凡三本：一名《清真集》，一名《美成长短句》，皆不满百阕。最后得宋刻《片玉集》三卷，计调百八十有奇，晋阳强焕为叙。余见评注庞杂，一一削去，厘其讹谬。间有兹集不载，错见清真诸本者，附补遗一卷，美成庶无遗憾云。若乃诸名家之甲乙，久著人间，无待余备述也。”①对于周邦彦词的成就，前人多有评述，比较起来，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在著录《清真词》时所作的解题，最为言简意赅。他说：其词“多用唐人诗语括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词人之甲乙也。”周邦彦的确善于熔铸前人（主要是唐人）的诗情佳句入词，而且运用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例如《西河·金陵怀古》：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断崖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沈半垒。夜深月过女墙来，赏心东望淮水。酒旗戏鼓甚处是？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向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这里的第一句“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是巧用南朝谢脁《入朝曲》中的诗句：“金陵帝王州，江南佳丽地。”而“怒涛寂寞打孤城”，则是演绎的唐代诗人刘禹锡《石头城》七绝中的诗句：“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孤城寂寞回。”刘禹锡还有一首七绝题《乌衣巷》，写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正是本词“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向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的所本。梁启超说：“张玉田谓清真最长处，在善融化古人诗句，如自己出。读此词，可见词中三昧。”①周邦彦娴熟地运用古人诗句的情况，在他的词中随处可见，的确称得上一大特点。如《夜游宫·业下斜阳照水》一词中的“桥上酸风射眸子”，即袭用的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东关酸风射眸子”句；而同一词中的“为萧娘书一纸”句，亦本于杨巨源《崔娘诗》：“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真是浑若天成，没有一点斧凿痕迹，这都是为后人颇为称道的。

周邦彦很受柳永的影响，的确像陈振孙指出的那样，善于长调铺叙，婉转曲折，令人回味。如《兰陵王》（咏柳）：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木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陈延焯的《白雨斋词话》分析这首词说：“‘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二语是一篇之主。上有‘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之句，暗伏倦客之根，是其法密处。故下文接云：‘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久客淹留之感和盘托出。他手至此，以下便直抒愤懑矣！美成则不然，‘闲寻旧踪迹’二叠，无一语不吞吐，只就眼前景物约略点缀，更不写淹留之故，却无处非淹留之苦，直至收笔云：‘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①《隐湖题跋·跋〈片玉词〉》。

①见《艺蘅馆词选》，转引自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之《评笺》。

遥遥挽合，妙在才欲说破，便自咽住，其味正自无穷。”寓情于景，含而不露，这正是周邦彦词的魅力所在。这首词，直到南宋绍兴初年，仍在都城临安甚为盛行，“西楼南瓦皆歌之，谓之‘渭城三叠’”①。

周邦彦早年较为放荡不羁，在汴京，多与歌妓往来。宋人不少书，如张端义《贵耳集》、周密《浩然斋雅谈》等，都记载了他与当时名妓李师师的亲密关系，虽不无牵强附会之处，但大体应是可信的，因为周邦彦有不少这方面的词作。如《少年游》：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张端义、周密等，都附会这是周邦彦躲在李师师床下，追记的李师师与宋徽宗相会的场景，其实，不如说这正是周邦彦与歌妓相会的写照更为合乎实际。《宋史》本传说他“疏隽少检”，看来不是没有根据的。

纵观周邦彦的词作，从总体上说，缺乏苏轼“大江东去”那样豪迈的气魄，而多的只是类似柳永那样的“浅斟低唱”。周邦彦生活在神宗元丰至徽宗宣和年间，这正是北宋的鼎盛时期，宋孟元老在其所著《东京梦华录》的序中说：“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故在周邦彦的词中没有丝毫的金戈铁马之声，有的只是他个人的长吁短叹。可以说，周邦彦的词在内容上是苍白的，但在艺术上却有较高的成就，在词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①毛■：《樵隐笔录》。

（谢选骏指出：柳永讽刺皇帝——“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没有被打入文字狱，也算文士平民的胜利，至于做官无望，那是自然——因为官员都是上级的走狗。既然不愿做狗，也就不能做官了。）

【第四十六章 蔡京 童贯】

第一节 蔡京（附王黼）

蔡京

蔡京（1047—1126），字元长，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熙宁三年（1070）进士，入仕为钱塘县（今浙江杭州）尉①。熙宁末入京，历任流内铨、崇文院属官，并开始进入“中书礼房”任学习公事，元丰元年（1078）后任权检正礼房公事、检正户房公事，元丰三年任权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元丰五年官制改革后，任考功员外郎、起居郎，次年八月任贺辽道宗生辰使，同年回朝后任中书舍人。元丰七年末升为权知开封府②，开始参与宰相、执政们争夺中央权力的活动。

元丰八年三月初，正当改革继续实行之际，年仅38岁的宋神宗英年早逝。因为神宗正值年富力强，所以当于正月初开始生病时，宰相王珪、蔡确并没有与神宗商议继承人选之事。直到二月末宋神宗病危之时，神宗生母高太后和宰相、执政们在确定皇位继承人选时，就应立年仅10岁的神宗子延安郡王赵佣，还是立神宗的同母弟雍王赵颢或曹王赵頵，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后来在右相蔡确、首席执政官（门下侍郎）章惇主张之下，得到左相王珪的赞同，但撇开了高太后和向皇后，确定立赵佣为皇太子（改名赵煦）。这天，据说蔡确、章惇命开封知府蔡京率领壮士（一说即是刽子手）在外庭，准备杀持异议的大臣，由于大臣们都赞成，这天才平安度过。蔡京因而也立有“定策功”。但此次立储之事，日后成为新旧党争的重大事件，蔡京遂采取投靠司马光以求保官。

元祐元年（1086）二月，首席执政官（门下侍郎）司马光废免（募）役法，恢复差役法，限令五日内完成，正当章惇、苏辙、吕公著等人讨论免役法与差役法优劣所在，或缓行差役法之时，开封知府蔡京却于五日内立即恢复了差役法，以致得到司马光的夸奖：“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①蔡京虽然投靠了司马光，但由于他在担任开封知府期间徇私枉法，此时被揭露，同时一些旧党人员认为蔡京明知开封府旧差役法差人过多，但根本不作调查、申报，而是限令五日内改行差役法，因而指出蔡京“身为民官，若不知旧法（指差役法）人数之冗，是不才；若知而不请（指申请实际需要人数），是不忠”。蔡京限期改行旧差役法，是“故意扰民以坏成法”，是“挟邪坏法”①，虽然已升任首相的司马光很欣赏蔡京，但蔡京任开封知府时的徇私枉法也是不争的事实，加上为了稳定旧党内部的团结，不得不把蔡京调出京城，改任河北重镇真定府（今河北正定）知府，例兼真定府路安抚使。①《宋史·蔡京传》作“调钱塘尉、舒州推官”，按前者为差遣实职，后者为“选人”寄禄官称，即后来的从事郎，其原意为蔡京入仕以舒州团练推官的寄录官担任钱塘县尉。

②按北宋末年以前制度，都城开封府长官为开封尹，例由皇弟或皇子担任，但开封府长官主要由其他官员担任，则称权知开封府，通常只称为开封知府。

①《宋史》卷472《蔡京传》。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8，元祐元年闰二月庚寅。

蔡京此次奉调出京，最多也只能算是“平调”，甚至被一些旧党认为是“宰相（时司马光独相）特加奖助，授以名藩”②。因此，要求停止蔡京的新职，待审理完他徇私枉法之事后再说，但未被采纳。

元祐年间，当新党成员屡遭旧党打击之际，蔡京却历任瀛州（今河北河间）、扬州（今属江苏）、郓州（今山东东平）、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成都府（今四川成都）等名藩大郡的长官及江淮发运使等职。

元祐八年九月，执政八年的太皇太后高氏死，哲宗亲政。次年（1094）

四月，改元绍圣，以示继承宋神宗改革事业，新党首领章惇任左相（独相），执政也由新党成员担任，蔡京在此前后由成都知府奉调回朝廷任权户部尚书。不久，宰相章惇想改革差役法，设置机构讨论如何改革。元祐元年时附和司马光废罢免役法最积极的蔡京，这时却对章惇说：“取熙丰旧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③，又成为最积极恢复免役法者，因而受到宰相章惇的重视。绍圣二年十月，其弟蔡卞升任执政（尚书右丞）时，蔡京也升为翰林学士兼修国史。此后主持贬斥旧党刘挚、范祖禹等人的活动，企图以此挤身执政的行列，但受到曾布的排挤，只升为翰林学士承旨。

元符三年（1100）正月，年仅25岁的哲宗病死，向太后（神宗皇后）不顾宰相章惇依礼律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或依年长立申王赵佖的正确主张，而是在曾布、蔡卞等人支持下，坚持立被章惇认为是“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端王赵佶①，即宋徽宗。同年三月，在曾布与韩忠彦的排挤下，蔡京出任太原（今属山西）知府兼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其弟执政蔡卞上奏认为是宰相章惇打击蔡京，向太后也认为蔡京不当出任外官，遂命徽宗诏令蔡京留首都继续修撰国史，于是曾布再次攻击蔡卞党羽满布朝野，蔡京不出，自己就不能安位。执政蔡卞、宰相章悙先后被曾布党羽攻击后罢政出任地方官，韩忠彦、曾布升任左右相后，蔡京随即于同年冬先被出任知永兴军，还未赴任就被改为江宁（今江苏南京）知府，引起蔡京的不满而拖延不赴任，被降为提举杭州洞霄宫的闲差，遂居住于杭州。

徽宗设明金局于杭州，由宦官童贯主持，收集古字画，蔡京擅长书法②，与宋徽宗的嗜好相同，蔡京竭力巴结童贯，并通过童贯不断进呈自己的书法作品，甚至宫妃、宦官等也都得到了蔡京所写的条屏、扇面之类，在童贯的竭力推荐下，又得到宫妃、宦官的一致赞誉，宋徽宗遂决定重新起用蔡京。建中靖国元年（1101）末，起为定州（今属河北）知州。崇宁元年（1102），右相曾布与左相韩忠彦争权，曾布为拉拢蔡京。这年二月蔡京升任北京大名（今大名东）知府兼北京留守，三月即被召回朝任翰林学士承旨，左相韩忠彦于五月被罢相出任地方官后，蔡京即于六月升任执政（尚书左丞）。右相曾布在蔡京及其党羽的攻击下被罢相，蔡京遂于七月升任右相，次年二月又任左相，从此开始了以宋徽宗、蔡京为首的腐朽统治集团的黑暗统治。

蔡京对于曾布在哲宗执政时期阻挡他升任执政并被放逐为地方官之事，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9，元祐元年闰二月庚戌。又真定府为成德军节度使节镇所在地，以此，《宋史》、《东都事略》的《蔡京传》均作“知成德军”。

③《东都事略》卷201《蔡京传》。

①《宋史》卷22《徽宗纪·赞》。

②一说宋代四大书法家原是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后以蔡京为奸臣，而改以北宋前期的蔡襄列入四大书法家。

一直耿耿于怀；宋徽宗也已将曾布当初的拥立之功忘得一干二净。所以，在蔡京即将升任右相之前，曾布就受到贬逐，以后又一再被贬逐，其境遇甚至比反对立徽宗为帝的章惇更差。

蔡京升任右相后，立即打着“绍述”宋神宗改革事业为旗号，于是仿照“熙宁置（制置三司）条例司体例，于都省（尚书省）置讲议司”①，由蔡京亲自兼任提举。并于崇宁三年六月初，在显谟阁（神宗御书阁）为熙宁、元丰功臣绘像，以王安石配享孔庙；政和三年（1113）又追封王安石为舒王，以之标榜蔡京作为王安石改革事业的“继承人”，是货真价实的“新党”，而将收括民脂民膏的行为都称之为“新法”。正如北宋末年的程瑀所说，蔡京的所作所为“无非蠹国害民”，蔡“京名为遵用熙（宁）、（元）丰之典”，然而“未有一事合熙丰者”②。

打击与迫害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及排斥异己，是蔡京当政以后的主要活动之一。就在他任右相的次月，崇宁元年八月，首先下诏不许司马光等21人的子弟在都城任职。徽宗即位之初的元符三年三月，曾经下诏求直言，这是预测到四月初一将有日蚀，为“消弥天灾”而在全国进行的活动①。当时正是向太后当政期间，应诏上书的人非常多，实际上成为新、旧党人对宋神宗、王安石改革事业及高太后、司马光废罢新法的一次大规模的辩论，结果是旧党取得了相对的胜利。四月，旧党韩忠彦升任右相，与左相章惇共同执政。五月，即追复旧党文彦博、司马光等33人的官爵，而新党成员蔡卞罢政出任地方官，蔡京也于十月间被授宫观而闲居杭州。对此蔡京耿耿于怀，他任右相后随即在崇宁元年（1102）九月，将元符三年应诏上书人，分为正、邪二等，正等又分为上中下三级，列入正等的有40多人；而列入邪等的又分为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四级，总数多达540多人。列入正等的升官，而列入邪等的都有不同程度的贬降。又选择元祐及元符末文彦博、司马光、苏轼、秦观、张士良、王献可等文武官员（包括一些宦官）120人，分别列入元祐党籍、元符党籍，由徽宗亲自书写后刻石于宫城的正南门端礼门。崇宁三年六月，又加上书邪等及“为臣不忠”，通为309人，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其中包括著名的新党人士陆佃、章惇等。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20，崇宁元年七月甲午。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49，靖康元年七月十一日。

①《东都事略》卷10《徽宗纪》一。

②方泽是“古者祭地于泽中之方丘”（《宋史·礼志三》），宋代已改在都城北郊地上建方坛（三层）以祭地，但仍称“方泽”，即后代的地坛。

蔡京又倡丰、亨、豫、大之说，引导宋徽宗尽情享乐。于是大兴土木，崇宁三年铸“九鼎”，次年铸成后建九殿以安置，随后修建工程浩大的“明堂”。又雕造八宝玉玺、修“方泽”②，徽宗崇奉道教，于是又大修道观。政和三年（1113）春，宰相蔡京又令童贯等以原皇宫不够宽敞，于是在宫城北门外，修造规模略小于皇宫的延福宫。政和七年，又在京城东北部修筑规模更大的“艮岳”，也称阳华宫，直至北宋灭亡的十年间不断修筑，国库财富耗费似流水。在这期间又大兴“花石纲”，东南的奇花异石用运粮的漕船以十船为一“纲”，由苏、杭运往都城，以供应皇家园林及达官贵人的府第，致使东南地区许多人户倾家荡产，加上其他的苛政，终于导致宣和二年（1120）十月以诛朱■为号召的方腊起义爆发。虽然蔡京早已在这年六月罢相致仕，但在他当政时兴起的“花石纲”，是这次起义的导火线，尽管起义于次年即被镇压。但是，北宋在宋徽宗、蔡京集团的腐朽统治下已日趋衰落。蔡京当政时开始的宋金“海上盟约”，其后是在王黼当政时进行的，宋军在进攻辽燕京（今北京）战役中，暴露出宋军的**和战斗力低下，成为导致金军南下的诱因。正是宋徽宗、蔡京集团政治、经济、军事的**，才将貌似强大的北宋送上了灭亡之途。

蔡京自崇宁元年任右相，次年升左相后。虽于崇宁五年二月罢相领宫观闲差，但随即于大观元年（1107）正月复任左相；大观三年六月再次罢相，以太师领宫观闲差；而在政和二年五月，又以太师总治三省事，位在宰相之上；宣和二年六月又罢相以太师致仕，但到北宋灭亡前夕的宣和六年十二月再以太师领三省事，次年四月最后罢相致仕，其时下距北宋灭亡只有一年多。宋徽宗在位的26年中，蔡京担任宰相的时间长达十七、八年，接替蔡京任宰相的主要是王黼，与他们相互勾结的是大宦官童贯、梁师成，而朱■、李彦则是他们的主要爪牙，时人称为“六贼”。太学生陈东在宣和七年末向钦宗上书称：“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败于内，李彦结怨于西北，朱■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从而结怨于二虏（指辽、金）”，“此六贼者异名同罪，伏愿陛下擒此六贼，肆诸寺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①。

当金军南下之际，“六贼”之首的蔡京“尽室数百辈，治舟辑，拥宝资，一夕遁去”②。首先逃出开封，以避战乱，更引起群臣的攻击，蔡京终于在靖康元年（1126）二月受到贬降，原是太师致仕改以秘书监分司官致仕、河南府（今洛阳）居住；但群臣认为责罚太轻，同年三月，再贬为节度副使、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安置；七月，又改为儋州（今海南儋县西北）安置，行至潭州（今湖南长沙）病死，终年80岁。蔡京子蔡攸、蔡翛被杀于贬所，其他子孙20多人（除驸马蔡鞗外）分别贬窜于湖南、福建边郡。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1，宣和七年十二月甲子。李彦原作李邦彦，《三朝北盟会编》卷32，亦作李邦彦，误。《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2、《东都事略·朱■传》、《宋史》的《钦宗纪》和《陈东传》等，均作李彦，是。又“梁师成阴败于内”，《宋史·陈东传》作“梁师成阴谋于后”，词意略有差异。②《三朝北盟会编》卷39，靖康元年二月十八日。

王黼

王黼（1079—1126），字将明，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原名甫，显贵后，宋徽宗以与东汉宦官同姓名，遂赐名黼。崇宁二年（1103）进士，以司理参军入仕，大观末与左相何执中子何志同修《九域志》，遂擢升校书部，历符宝郎、左司谏等。政和元年（1111），探知宋徽宗对右相张商英不满而准备起用已致仕的故相蔡京，王黼遂攻击张商英并吹捧蔡京过去的“政绩”。次年五月蔡京复相以太师总治三省事，将王黼视作自己的党羽，迅速提升为左谏议大夫、给事中、御史中丞。王黼为了进一步讨好蔡京，遂攻击曾经提拔过他的宰相何执中，以图罢免何执中而专任蔡京，但由于何执中早年即是攀附蔡京而受到重用，现在虽与蔡并相，而对蔡京言听计从，所以蔡京没有理采王黼这一举动，但仍升王黼为翰林学士。政和六年（11）何执中罢相致仕后，郑居中升任宰相（太宰）后与蔡京不合，王黼暗中投靠郑居中，郑居中又“数荐其才”①，蔡京认为王黼叛变自己，遂调任他为户部尚书。并想利用当时的财政困难，将以户部供应不足作为贬降王黼的罪名，但当三衙的班直、禁卫没有能领取赏赐闹事时，王黼及时派人张榜公布领取的时间，很快地平息这次小小的动乱。王黼又重新担任翰林学士，随后又升为翰林学士承旨。

王黼依附“六贼”之一的大宦官梁师成，史称王黼“父事梁师成，称为‘恩府先生’”②。重和元年（1118）正月，刚过40岁的王黼，由梁师成荐为少宰（次相）③，由于资历浅，原先的阶官只是通议大夫（正四品），连升八阶而为特进（从一品），这是宋代此前任命宰相时从来没有过的。次年六月，太师总治三省事蔡京致仕。十一月初，方腊举行起义，王黼又升任首相（太宰）。方腊起义是由于前相蔡京的倒行逆施，主要是“花石纲”引发的，王黼在派大宦官童贯率军前往两浙进行镇压的同时，也废罢了最为人民痛恨的苏州、杭州的造作局、花石纲等，以及一些其他苛政，因而“四方翕然称为贤相”④。

宣和三年（1121）四月，方腊起义被镇压。闰五月，就又恢复被童贯废罢的应奉司，由王黼和梁师成主管，四方进奉的珍宝，多半被他占为己有，而且公然卖官鬻爵，“自通判以上皆有定价”，都城开封就流传着“三百贯，擢（原作直，误）通判；五百索（与贯含义同），直秘阁”的说法①。

此前，宋金“海上盟约”已在积极进行中。正当宋朝积极调兵遣将与金联合攻辽时，爆发了方腊起义，结集的军队遂南下镇压起义军，没有应约北上攻辽。宣和四年三月才又应约由童贯率军北攻辽南京（燕京，今北京），由于宋军**无能，两次进攻燕京都被辽军击败，至年末才由金军攻占燕京。宣和五年四月，金太祖在宋朝同意下将原贡给辽朝的“岁币”转贡给金朝，并每年加纳100万贯作为燕京地区的“代税钱”，燕京地区划归宋朝；西京地区不再要代税钱而只要宋出“犒军”费后也将移交给宋朝。金向宋移交燕京地区后，宋朝改燕京为燕山府、燕京地区为燕山府路。五月，首相王黼以功升为太傅总治三省事，位在宰相之上。

王黼的所作所为引起皇太子赵桓的不满。王黼就想利用宋徽宗宠爱郓王赵楷的关系，为达到以郓王赵楷取代太子赵桓的目的，采取打击的手法，企图动摇太子赵桓的地位。但是，后来宋徽宗发现王黼与大宦官梁师成互相勾结，两家虽只一墙之隔，还开便门以暗中往来；王黼又受到朱■的攻击。宋徽宗遂于宣和六年九月，“乃拔白时中、李邦彦（为宰相）共政，以分其权”②，结束了王黼三年多的独相政局；十一月，46岁的王黼被罢相致仕。

宣和七年末，宋钦宗即位，王黼慌忙进贺，但宋钦宗已事前下旨拒绝。

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军南下，王黼不向钦宗奏明即携家属乘船南逃，被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永州（今属湖南）安置①。随即又被开封府尹聂山遣人追杀于雍丘（今河南杞县）南，而托言为盗所杀，时年48岁。

①《东都事略》卷106《王黼传》。

②《宋史》卷470《王黼传》。

③《三朝北盟会编》卷31引《中兴姓氏奸邪录》。

④《宋史》卷470《王黼传》。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31引《中兴姓氏奸邪录》。《曲洧旧闻》卷10作“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与此文字略异，但主旨相同。又《三朝北盟会编》作“直通判”，不可解，因据以改为“擢通判”。②《东都事略》卷106《王黼传》。

第二节 童贯（附梁师成、朱■、李彦）

童贯

童贯（1054—1126），字道夫，开封（今属河南）人。少为宋神宗时大宦官李宪的部属，任内侍殿头，曾出为登州（今山东蓬莱）巡检。元符三年（1100）初，徽宗即位后，设明金局于杭州（今属浙江），由时任内供奉官的童贯主持，收集古人字画。蔡京也于这年冬天被降授提举杭州洞霄宫闲差，居住于杭州，竭力巴结童贯。蔡京擅长书法，通过童贯，蔡京的书法作品不断流入宫中，得到宋徽宗的赏识，蔡京在童贯的荐引下重新被起用。

崇宁元年（1102）六月蔡京任宰相后，积极开发西北边疆，以恢复被司马光等放弃的地区。十二月，重新启用原湟州（今青海乐都南）知州王厚（王韶子）任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知军，次年正月又任命他为权发遣河州（今甘肃东乡西南）兼洮（今临潭）西沿边安抚使。蔡京对童贯推荐他复出感激不已，遂推荐入内供奉官童贯任走马承受公事，西北的开边活动从此展开。王厚已任河州知州、权管勾熙河兰会路经略司职事，成为一路的军事长官，四月间童贯即以本路勾当公事职衔到达熙州（今临洮）。六月，重新占领湟州后，王厚改任熙州知州、熙河兰会路经略安抚使，童贯也以功由入内供奉官升为入内皇城使衔。年末，另设熙河兰会路措置边事司，以王厚为长官，童贯升任同措置边事。崇宁三年三月，发兵10万，兵分三路大举进攻青唐（今青海西宁）地区；四月，占领鄯州（即青唐城，改为西宁州）、廓州（今尖札西北），于是完全恢复了神宗时的故疆。四年正月，改熙河兰会路为熙河兰湟路，童贯升任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成为西北边区最高军政长官。大观二年（1108）正月，童贯加武康军节度使衔，随后又占领积石军（今贵德西）、洮州（今甘肃临潭）等地。

政和元年（1111）九月，童贯以检校太尉作为副使，随郑允中出使辽朝，途中有燕（今北京）人马植向童贯献联合女真族灭辽之策，童贯遂将马植改姓名为李良嗣，携带回朝晋见宋徽宗，李良嗣又被赐姓赵。次年，金朝建立，随后宋金“海上之盟”积极进行。

政和二年末，童贯的阶官升为最高的武阶官太尉。政和五年二月，童贯为谋削弱西夏而计划在宋夏边境的横山地区筑城，遂领六路边事。次年初，以太尉任陕西、河东、河北路宣抚使，积极开边。同年升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签书枢密院河西和河北两房事，又升为签书枢密院事。宣和七年，再升为领枢密院事，成为最高军事长官，封泾国公，“时人称蔡京为公相，因称（童）贯为媪相”①。

①此据《东都事略·王黼传》，《宋史·王黼传》无安置地点，《三朝北盟会编》卷31作衡州或广州。①《宋史》卷468《童贯传》。当时蔡京以三公（太师）总领三省事，因称“公相”，此处用其俗意。

正当童贯为执行宋金“海上盟约”，承担由宋方负责进攻辽南京（燕京，今北京）而积极调遣西北诸路兵将之际，宣和二年十月两浙路爆发方腊起义，迅速占领了广大地区。十二月，以童贯为江淮荆浙宣抚使，率领准备攻辽的15万官军南下镇压方腊起义军，宋徽宗“亲握（童）贯手送之，曰：东南事尽以付汝，不得已者，径以‘御笔’行之”②，付以极大的权力。童贯知道东南地区为害最大的是“花石纲”，于是命幕属董耘撰写并以诏书名义宣布罢除花石纲以收拾民心。次年八月，童贯在镇压方腊起义后，升加太师衔、徒封楚国公。十月，童贯恢复为领陕西、河北、河东宣抚使，经营北方，并作攻辽的准备。

宣和四年（辽保大二年，金天辅六年，1122）三月，金遣使告知宋朝，金军已于正月攻占辽中京，辽天祚帝西逃，请宋军如约攻占辽燕京，于是童贯改任河北、河东路宣抚使，领兵10万进屯河北。其时辽宗室秦晋国王耶律淳即位于燕京，号天锡皇帝，世称北辽。五月，金再遣使向宋告知金已攻占辽西京（今山西大同），并与宋再议联合攻辽的军事，于是童贯摆出“王者之师”、“吊民伐罪”的态势，以迫使燕京的辽小朝廷归降，在劝降无效后进军白沟（宋辽界河，今河北拒马河），但遭到辽军的袭击，宋军不战而退，在退师雄州（今雄县）时再遭袭击，童贯所率领的宋军第一次攻辽之战遂以战败告终，宋徽宗即慌忙下诏“班师”③。

宣和四年四月，金军攻占辽西京大同府后，辽天祚帝逃入沙漠，辽朝已基本灭亡。六月，燕京辽天锡帝耶律淳病死，其妻萧德妃以皇太后称制，人心不稳。宋宰相王黼认为是攻打燕京的最好时机。九月，辽易州（今河北易县）、涿州（今属河北）降宋，燕京萧太后也遣使奉表称臣，但并不纳土归降以图保存其政权。宋以为胜利在握，于是童贯督宋军统帅刘延庆进军。十月，降宋辽将郭药师率部属偷袭攻入燕京城内，但由于刘延庆子刘光世没有应约接应而败退，刘延庆慌忙退兵，第二次进攻燕京之战再次失败。童贯慌忙派使臣前往金太祖处，以宋军已到燕京附近，“未敢擅入”燕京，请金太祖“速敕台旨，著都总兵元帅宣令起兵，与本国兵马夹攻前去月日贵得相应，不失元约”①为名，实际是请金军攻打燕京，以掩饰宋军的无能。十二月初，金太祖进兵燕京，燕京降金，只有萧太后等数人逃跑。

宣和五年四月，金向宋正式交割燕京地区后，宋改为燕山府路。五月，童贯因功除去节度使衔而“为真太师，加封徐、豫国公”②。同月，金太祖病死，其弟金太宗即位，从此宋金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

②《东都事略》卷121《童贯传》。

③《三朝北盟会编》卷5、卷6。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11，宣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②《东都事略》卷121《童贯传》。

由于受到宰相王黼、大宦官梁师成的排挤，七月以蔡攸代童贯任领枢密院事，以宣抚副使谭稹代童贯任宣抚使，童贯以太师致仕。由于谭稹接纳金朝叛将张觉及拒绝交付已答应金朝的10万（一作20万）斛粮食，金遂攻陷已归附宋朝的蔚州（今河北蔚县）等地，并拒绝移交山后的云州（今山西大同）地区。八月，谭稹以处置不当被罢官，重新起用童贯为领枢密院事、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童贯以与金交涉云州地区移交问题为名前往太原（今属山西），实际是准备迎接想向宋投降的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金以童贯准备接纳天祚帝是违约，童贯即否认有此事，后因金兵俘获天祚帝，此事才未成为金军攻宋的借口。

宣和七年六月，宋徽宗以宋神宗遗意，以童贯收复燕京地区之功封广阳郡王，这是宋代除皇亲国戚以外第一个在世时被封王的大臣。正当童贯志得意满之际，金将完颜宗翰（粘罕）也在积极准备攻宋。九月，金派使臣至太原，谎称要见童贯商议金朝向宋交割云州地区事。尽管有种种迹象表明金军即将大举南犯，但宋徽宗仍很相信金将移交云州地区，于是督促童贯前往太原。当童贯于十月间到达太原后，派使臣前往宗翰军中进行交涉且打探金军有无南下意向，宗翰即以宋收纳金叛将张觉是破坏金宋海上之盟为借口，要宋割让土地给金。十二月初，宗翰派使臣至太原告知童贯，金已分兵两路大举攻宋，要宋朝割河东、河北两路，金、宋以黄河为界的要求，童贯不作任何抗击金军的部署，立即自太原逃到开封。这时宋徽宗也正准备退位南逃，数日后退位为太上皇，宋钦宗即位。

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金军迅速南下，太上皇宋徽宗以赴亳州（今属安徽）太清宫烧香为名半夜逃出开封，童贯不仅拒绝了宋钦宗任命他为东京留守以抗金的诏旨，而且正当开封急需援军以抗金之际，他率数万精锐亲军追随宋徽宗南逃。正月末，太学生陈东上书乞诛蔡京、童贯等“六贼”；二月，童贯被降为左卫上将军致仕，到池州（今安徽贵池）居住；四月，贬为节度副使，郴州（今属湖南）安置，又改移广南英州（今广东英德）安置；七月，再移往海南吉阳军（今海南三亚西北）安置，随后又下诏斩首；八月，童贯在前往贬所途中的南雄州（今广东南雄）被斩首；九月，函首至首都，枭首于都市，终年73岁。

梁师成

梁师成（？—1126），字守道，开封（今属河南）人。初为入内侍省书艺局小宦官，后领睿思殿文字外库，专主出外传宣皇帝诏旨，逐渐为宋徽宗所宠信。北宋末年科举**，宦官梁师成得以中大观三年（1109）进士甲科①。政和五年（1115）建“明堂”，梁师成任都监，政和七年建成，因此升领节度使衔；宣和二年升领武阶官最高的太尉，四年又升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宋徽宗的“御书、号令皆出其手”，于是他挑选擅长书法的小吏模仿宋徽宗笔迹，伪造宋徽宗的“御书”颁出，外人莫辨真伪，权势熏天。王黼投靠梁师成，很快升为执政、宰相，不仅宰相“王黼父事之，虽蔡京父子亦谄附焉，都人目为‘隐相’”②。梁师成与宰相王黼内外勾结，共同控制朝政，不仅促成宣和四年兴师联金攻辽的燕京之役，在以“策勋”之功升为少保后，又与王黼一起排挤童贯，以谭稹代为宣抚使，导致谭稹因容纳金朝叛将张觉而成为金攻宋的借口，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①《宋史》卷155《选举志》一、《文献通考》卷31《选举考》四。《宋史》卷468《梁师成传》作“政和间，得君贵幸，至窜名进士籍中”。叙事有误。

②《宋史》卷468《梁师成传》。

宣和六年，宋徽宗到宰相王黼府第，发现王黼与一墙之隔的大宦官梁师成府第之间开便门互相往来，引起宋徽宗的不满。当王黼在朱■等人的攻击下被罢相后，宋徽宗也从此不再信任梁师成。当初在宰相王黼为动摇太子赵桓而扶植郓王赵楷时，据说梁师成曾竭力保护太子赵桓。宣和七年十二月，宋钦宗即位以后，太学生陈东等上书请诛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等“六贼”。当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六贼”中的朱■被夺官放归田里，李彦被处死，王黼被贬，童贯已追随宋徽宗南逃，蔡京亦已南逃以避金兵，只有梁师成仍在钦宗左右。太学生陈东再次奏论梁师成“有异志，攘定策功，当正典刑”，钦宗迫于公议准备贬逐梁师成。他也已有所察觉，“寝食不离帝所，虽奏厕亦侍于外”①。正月末，因向金营奉献珠宝玉器，钦宗命梁师成到宣和殿检查搬运的珠宝玉器，乘机下诏贬梁师成为彰化军节度副使，循州（今广东龙川西北）安置。当日南行至八角镇（时属祥符县，今河南开封南），“缢杀之，但以其自缢闻，诏赠太师”②。可能遭到群臣的反对，追赠太师之诏也许是始颁即废，所以，一般记载并无赠太师之说。而“籍梁师成家”时，则已是靖康二年正月十五日。宋钦宗当时正被扣押在金军控制下开封城南郊的青城。

朱■

朱■（1075—1126），苏州（今属江苏）人。父朱冲是药材富商，广交官吏、士人和商人，声誉日著。元符三年（1100）末，蔡京以宫观居杭州（今属浙江），途经苏州时想在佛寺建阁藏经以祈福，“会费钜万，僧言必欲集此缘，非朱冲不可”①。于是蔡京通过地方官召见朱冲，朱冲对曾任高官的蔡京竭力巴结，表示愿意独力建造，几天后邀请蔡京到寺内请他指定建阁地点，蔡京见到已有数以千百计的木材堆积于寺内，两个月后阁已建成，朱冲的才能受到蔡京的重视。

建中靖国元年（1101），蔡京奉召回京，朱冲“谒道左，丐以（朱）■从行”，希图从此飞黄腾达。朱■在蔡京的推荐下入仕。宋徽宗喜爱奇花怪石，蔡京令朱■告知其父朱冲，暗中取两浙的珍异花石进呈。最初只是进呈树形奇特的黄杨木三、四枝，受到宋徽宗的称赞，以后虽有增加，一年也不过进贡二三次，每次也只是六七种奇花异石。直至崇宁二年（1103）后童贯掌握西北的兵权，已是宰相的蔡京才让童贯将朱■列入军籍，以便冒领开边军功以升阶官，朱■进见童贯，颇得童贯的欢心，进奉奇花异石也逐渐增多。不久，宋徽宗设苏州应奉局，由朱■主持，政和年间达到极盛时期，朱■将东南地区奇花异石，以运粮的纲船（每十船为一纲）装运，经淮河、汴河运往京城，号称“花石纲”。这不仅耗费巨额朝廷经费，而且应奉局及各级地方官乘机进行敲祚勒索，致使稍有奇花异石的民户倾家荡产，东南地区民怨沸腾，成为宣和二年（1120）方腊起义的导火线，应奉局因而一度被废罢。但在起义被镇压以后，复设的应奉司，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作，东南地区的监司官徐铸、王安道、王仲闳及州、府地方官，无不奔走于朱■门下，助纣为虐，“有不附己，即旋踵罢去，时谓东南为‘小朝廷’”，势焰熏灼，前后达20年。宣和五年，收复燕京地区，与此次战役毫无关系的朱■，竟然被称为：“伐燕之役，谓（朱）■有功，自庆远军承宣使进宁远军节度使、醴泉观使”①，官运达到了顶峰。

①《宋史》卷468《梁师成传》。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32，靖康元年正月三十日。

①《宋史》卷470《朱■传》。

①《东都事略》卷106《朱■传》。朱■早期的活动，也主要参据《东都事略·朱■传》，以其叙事较《宋史·朱■传》前后有序而更符合史实。

不久，金军南下，宣和七年十二月，宋徽宗以太上皇退位，宋钦宗即位，当宋徽宗于靖康元年正月初南逃时，朱■追随南逃，而被宋钦宗罢官放归田里。由于朱■罪大而责轻，三月，改为籍没家产，衡州（今属湖南）羁管；四月，改移韶州（今广东韶关）羁管，随即又移循州（今龙川西），九月，下诏处斩。

李彦

李彦（？—1126），宦官，为大宦官杨戬部属。政和年间，杨戬立法，开始在汝州（今属河南）追索田主的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转究寻，至无可证，则度所出，增立赋租”，实际是将田主降为佃户，所有荒山废地、弃堰退滩，强制民户租佃，地租数额规定后，田地虽经河流冲荡也不减租，机构称“西城所”，逐渐推广至京东、京西等地。宣和三年（1121）杨戬死后，李彦继任其事，设局于汝州，凡良田美地，李彦指使他人呈告为无主荒田（天荒），田主即使持有地契，也不予理会，以致属县鲁山（今属河南）全县都括为官田，原业主按租佃官田纳租，如有呈诉立即加刑，许多业主因被刑而致死。当地原先负担官府的田税额，则转嫁到其他州县民户负担，地方官吏“皆助（李）彦为虐”。

当朱■大兴“花石纲”时，李彦“发物供奉，大抵类朱■”，用牛车运输送往京城，农户因而无法种田，牛也不能耕田，以致力竭饿死，甚至自尽于途中，“当时谓朱■结怨于东南，李彦结怨于西北”①，因而被时人列为“六贼”之一。宦官李彦是“六贼”中权位最低的，积官至翊卫大夫（从五品阶官）、安德军承宣使（遥郡）。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首先被削官赐死、籍没家产。

①《宋史》卷468《杨戬传》附《李彦传》。又，李彦的安德军承宣使属“遥郡”，本身无官品，李彦的官品以武阶官翊卫大夫计品位。

（谢选骏指出：《三国志·魏志·阮瑀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乃叹曰：‘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乎！’”——阮籍真是少见多怪，他怎能想到，比刘邦项羽逊色如此的人，也能悍然照亮了汗青。）

【第四十七章 宋高宗 秦桧】

第一节 宋高宗

宋高宗（1107—1187），名赵构，字德基，徽宗第九子。即位前，为定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受封蜀国公、广平郡王。宣和三年（1121）进封康王。靖康元年（1126），赵构曾作为军前计议使出使金营议和。是年冬，当金兵第二次南侵时，他又作为使臣，赴宗望营中求和。行至途中，因军民劝阻，留于河北。钦宗命他为河北天下兵马大元帅，募兵勤王。靖康二年，金兵攻陷京城，北宋灭亡。五月，赵构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时年21岁。改年号为建炎，是为宋高宗。

放弃中原，偏安一隅南宋政权建立后，因南北军民抗金热潮高涨，赵构不得不标榜“中兴”，起用主战派李纲为相，宗泽为东京留守，但同时又任命主和派黄潜善为中书侍郎，参预政务，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执掌兵权。建炎元年（1127）六月，李纲入朝上“十议”，提出备战抗金，恢复中原的主张。宗泽在开封修筑工事，募集军队，联络河北义兵，请高宗回驾开封，做收复失地的准备。然而，高宗却听从黄、汪的意见，手诏：“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①一开始就暴露了他放弃中原，偷安一隅的思想。以后他撤销李纲等职位，废除各种抗金措施，而把军政大权交给黄潜善、汪伯彦掌握。十月，高宗退至扬州。金兵得知高宗南逃，于是更加肆无忌惮，连年挥兵南下侵扰中原，追逐东南。从此，高宗开始了十几年辗转流徙，东躲西藏的动荡岁月。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五记载，这一时期逃避的线路是：建炎元年“十月，幸扬州。三年二月，渡江幸杭州。四月，进幸江宁。八月，复幸临安。十二月，自明州幸海。四年正月，幸温州。四月，进幸越州。绍兴二年正月，又幸临安。四年十月，又幸平江。五年二月，还临安。六年九月，又幸平江。七年四月，进幸建康。八年三月，复还临安。”

宋高宗不相信军民抗战的力量，只顾仓皇逃跑，又不断派出使臣，向金朝求和。建炎三年（1129）他逃到江宁（今南京）时就派洪皓为大金通问使，金朝不许，将洪皓扣留在北方。同年八月，高宗又派杜时亮为奉使大金军前使到金军上书求和，并在致金朝的信中卑躬膝屈地说：“今以守则无人，奔则无地，所以愢愢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②就在高宗如惊弓之鸟四处逃避又无耻求和的时候，南北军民展开了英勇的抗金斗争。在北方地区出现了像太行山“八字军”、山西和陕西一带的红巾军、河北五马山军、山东梁山泊水军等义军，他们奋起反抗金兵，但是他们得不到南宋朝廷的支持，却遭受高宗勒令解散的连连打击。在此期间，以岳飞、韩世忠、吴玠等为代表的抗金将领，也发挥了他们的军事才能，对南犯的金军给予沉重打击，为宋高宗赢得了喘息的机会。正是由于前方军民的英勇抗击，才于绍兴二年（1132）以后，逐步形成了南宋东起淮水，西至秦岭的战线。绍兴八年（1138），高宗正式在临安（今杭州）建都，维持着半壁江山的统治。

①《宋史》卷24《高宗纪》一。

②《续资治通鉴》卷105，高宗建炎三年。

猜忌将帅，重用奸佞与逃跑、求和的政策密切相关的是宋高宗在朝内猜忌诸将，重用奸佞，而这种政策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原因。首先，防范武将、守内虚外是北宋立国以来世传的“家法”。自宋太祖以来宋朝诸帝对于武将一直抱有猜忌心理，他们惧怕武将在战争中发展力量，而最终造成对皇权的威胁。因此他们不敢放手让武将用兵，要时时限制或者剥夺武将的兵权，甚至在战争有利的情况下也宁愿赔款求和，而不让武将在战争中发挥更大作用。正如清代学者王夫之所说的：“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鉴高桥之己事，惩五代之前车，有功者必抑，有权者必夺，即至高宗，微弱已极，犹畏其臣之强盛，横加锓削。”①宋高宗更是把这一套祖宗“家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早在宋高宗倚靠诸将，应付金兵追逐之际，就暗示诸将不能拥兵自重。

他为韩世忠手书《郭子仪传》，要求大将们向唐朝名将郭子仪学习①。向郭子仪学什么呢？高宗认为，郭子仪虽总兵在外，功高名著，但心专朝廷，时时听从召唤。他又以郭子仪的事例告诫另一位大将张俊说：“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持兵权之存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飨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②这是在警告诸将，必须谨尊朝廷之命，否则不但身有不测，还祸及子孙。

①王夫之：《宋论》卷10。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6，建炎四年。

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

①转引自徐阶编《岳武穆遗文》。

之所以要限制诸将，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就是宋高宗对主战派将领们恢复中原，迎回徽、钦二帝的主张极其反感，他怕钦宗回来夺了他的帝位。个中原委当然高宗不便明言，但他的实际行动却很能说明问题。还在建炎元年时，太学生陈东、欧阳澈因上书请求高宗亲征北伐，迎回徽、钦二帝，就被高宗斩首。高宗即位后，虽然口头上也说要迎回“二圣”，但实际上经过“和议”的反复交涉，最后只是迎回徽宗的梓宫和韦后，而让钦宗客死异国。在抗击金兵的战争中，高宗更是对将帅严加控制，生怕他们“张皇事势”，“却致引惹”，而甘愿放弃胜利成果，与金议和。绍兴十年（1140），岳飞在郾城大败金兵主力，先锋部队克复了郑州、洛阳，并得到黄河以北忠义民兵的响应，准备收复河南全境。然而，高宗、秦桧却接连下令要岳飞退兵回朝，并先期撤回东路的援兵，迫使岳飞“忍令十年之功毁于一旦”，从郾城退军。绍兴十一年（1141）高宗、秦桧准备进一步向金朝投降，于是在四月间召张俊、韩世忠、岳飞进京，一举收回三大帅在外的兵权。年底，高宗等人为了除去心头之患、向金人献媚，又将岳飞父子杀害。明代文士文徵明为岳飞庙作《满江红》词曰：“岂不惜，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①要控制将帅，投降偷安，就得信用一些趣味相投的奸佞之臣。高宗即位之初，先是重用黄、汪，罢黜李纲，一味南逃。建炎四年（1130），秦桧从金朝南下，劝高宗向金兵求和，正合高宗心意，喜曰：“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称“又得一佳人”②。不久，他就把秦桧提拔为宰相，因迫于舆论压力，中间曾将秦桧罢相，但数年后，又重新起用，并言听计从，听任秦桧专擅国柄，横行朝中，直至老死任上。《宋史·高宗纪》说他使“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其始惑于汪、黄，其终制于奸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这些评论是很中肯的。

屈辱议和，南北分立

既然以偷安东南为既定国策，那么向金朝屈辱妥协就必然的了。高宗自即位以来，谋求与金议和便是他一直努力的目标。而金朝也看透了这一点，在武力暂时还不能吞灭南宋时，便“以和议佐攻战”，向高宗诱降，以求攫取更大的利益。绍兴七年（1137），金熙宗觉得利用“伪齐”刘豫的力量夹攻南宋已无多大收效，便废掉“伪齐”，准备以刘豫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交给南宋，而让宋高宗像刘豫那样向金朝称臣，贡纳岁币。高宗得报，欣喜万分，他不顾主战派将领和群臣的反对，以“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欲屈己求和”为借口①，任秦桧为右相，代表他于绍兴九年（1139）接受和议：金朝把河南、陕西“赐予”南宋，南宋向金朝称臣，并每年向金朝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

在军民抗金的大好形势下，宋高宗却屈辱妥协。但金人并不满足，和议后仅一年，金兵又撕毁和议，再次挥兵南下。金兵的南下遭到岳飞等抗金力量的沉重打击，无功而返。然而，高宗无视军民的抗金胜利，伙同秦桧继续向金朝求和，并收回三大帅兵权，将岳飞逮捕下狱，以向金人表示议和的决心。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在绍兴九年和议的基础上再作退让，以东自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为界，割去河南、陕西半数土地，与金朝达成新的和约。高宗向金帝进誓表曰：“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岁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②以此换得对东南半壁江山的偏安。

宋高宗在偷安东南几十年的统治生涯中，迫于时势，则又不得不在生活等细节上约束自己，克勤克俭，装点“中兴”门面。具体而言，首先在生活上较注意俭约。建炎二年，在扬州时，有人献宣和间器具，其中有螺钿桌椅，精巧奢靡，为了标榜俭约，高宗将“螺钿椅桌于市中焚毁，百姓观者，莫不悦服”③。他意识到自己处于非常时期，不能与承平之主相比，因此在日常饮食起居方面不敢讲究。建炎年间，他睡的是白木床，上面只铺一层蒲荐黄罗褥。他对大臣说他不太喜欢吃肉，而多食蔬菜、豆腐；他还认为器具物品只要适用便可，不必美观，因此他准备把宫中的金酒器折为黄金五百两赏给有功将帅①。其次，他还能注意农桑。诏令将帅在恢复区营地屯田，鼓励农耕。

②《宋史》473《秦桧传》。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4，绍兴八年。

②《续资治通鉴》卷125，高宗绍兴十二年。

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建炎二年。

①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5、卷109、卷101。

为了表明重视农桑，绍兴六、七年间，在宫中亲自种稻养蚕，“欲知民间蚕熟与否”，“亦欲知稼穑之艰难尔”②。不贪女色，不专用宦官，也算是高宗有别于其他昏君的一个特点。高宗曾自称“朕不喜与妇人久处”③，他于建炎元年曾得一子，三岁时早夭，此后高宗再无子嗣。他使用宦官，“备扫除趋走而已”，“未尝假以权也。每观汉唐之祸，及近时之变，故不得不防渐杜微”④。他有较好的学习习惯，每日都有固定的读书时间，早上批阅奏章，午后读《春秋》、《史记》，晚上读《尚书》，“率以二更罢”。他尤其喜欢念《左传》，“每二十四日而读一过”。他还安排经筵为他讲《资治通鉴》，节假日也不间断⑤。他对史书很感兴趣，不但通过读史了解以往史事，对史书编纂优劣也有自己的看法，有人说陈寿《三国志》写得也不错，而他却认为：“寿颇简略，事实多在注中，又诸家互相矛盾。”⑥表明他毕竟认真读了点书。遗憾的是，高宗读史不能致用，历史上许许多多抵御外敌、捍卫主权，兼听纳谏、任用忠良的明君事迹对他不起丝毫作用，枉费一生读史，却落得个“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的可悲下场。

绍兴三十一年（11），金兵又一次南犯失败，金朝发生内乱，金世宗即位，金主完颜亮在军中被杀。南宋朝野纷纷要求趁金朝内乱举行北伐，宋高宗坚持继续屈己称臣，维持和议。绍兴三十二年（12）在军民的抗战声中，他也难以维持了，只好宣布退位。此后，他以太上皇的名义赋闲二十余年，于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病故。死后葬永思陵。

第二节 秦桧

秦桧（1090—1155），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进士，补密州教授，历任殿中侍御史、左司谏、御史中丞。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犯，向宋朝索要大量财物及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秦桧上书言金人狡诈，不可割三镇。钦宗命秦桧等二人为割地使，陪肃王到金营谈判。金兵北退，他行至燕地而回。金兵再次南犯，掳徽、钦二帝，谋立张邦昌伪政权，秦桧进状表示反对。靖康二年被俘至金，金主将他赐予皇弟挞懒。在挞懒处他又颇得信用。在金国，秦桧又上书金帅宗翰，倡言和议，故挞懒纵之使归宋，成为宋朝廷内部的主和派代表人物。

②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2、卷110。

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建炎二年。

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1，绍兴五年。

⑤《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

⑥《中兴小纪》卷15。

潜回南宋，二次为相建炎四年（1130），挞懒率兵南下，以秦桧参谋军事，又任他为随军转运使。九月，挞懒攻楚州（今江苏淮安），让秦桧乘机潜回南宋，以作内应。十月，秦桧与妻子王氏及仆人乘船从海上回到临安。他谎称杀死监守金兵，夺船逃回。朝中议论皆不信，但宰相范宗尹与秦桧素有交情，便出来为他辩护，并把他推荐给高宗①。秦桧向高宗献上他所起草的与挞懒求和书，高宗很欣赏，称赞他“朴忠过人”。于是，高宗命刘光世向挞懒通书致意，并用秦桧为礼部尚书。三个月后，又提升他为参知政事。

秦桧回到朝内，很快获得高宗的信任，这主要是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与高宗不谋而合。从此，他们君臣二人狼狈为奸，开始了长达20年的合作。秦桧得到高宗信任以后，不满足于已获得的高位，觊觎宰相之职。首先，他附高宗之意，将引荐他的范宗尹挤离相位。然后，又扬言自己有二策可以耸动天下，当有人问他何以不言，他说：“今无相，不可行也。”绍兴元年（1131）八月，秦桧受命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九月，吕颐浩复为左相，秦桧极力排挤，让其党羽建言二相宜分内外，将主战派左相吕颐浩挤走，在镇江建都督府专治军务，而秦桧在朝内专治庶务。以此企图独揽朝权。

秦桧抛出的“二策”，就是“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按照这一论调，南宋不但要放弃北方领土，而且大批由于不愿降金而南下的北方士民，都要回去接受金朝或者“伪齐”刘豫的统治。秦桧如此明目张胆地出卖国家利益，立刻遭到朝内许多大臣的反对和谴责。绍兴二年（1132）七月，左相吕颐浩从镇江回朝，乘势说服御史黄龟年向高宗弹劾秦桧“植党专权”，“专主和议，沮止国家恢复远图”。吕颐浩也亲自在高宗面前揭露秦桧的罪行。此时高宗对秦桧任相以来和议无大进展，反而使朝内沸沸扬扬颇为不满。另外，秦桧耸动天下的“二策”，弄得他很难堪，说：“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①高宗迫于舆论的压力，只好把秦桧罢相，贬为观文殿学士。

绍兴三年至六年（1133—1136）间，金军一面在川陕地区组织向南宋进攻，一面支持刘豫从中原南下攻宋。南宋军民英勇反击，取得了保卫川陕，收复襄阳、扬州之战的胜利。金朝不能取胜，只好以和议来向南宋劝降。绍兴七年（1137）金朝让宋使传回愿意和议的口信，一直求和的高宗大喜过望，便于次年三月将秦桧恢复右相位。秦桧再次为相秉政，遂使朝政日趋**和黑暗。

陷害忠良，议和求荣绍兴八年（1138）五月，金使来南宋商谈和议的条件，要宋高宗取消皇帝的称号和国号，向金朝称臣纳贡。高宗以接回徽宗梓宫和生母为借口，有意求和。秦桧迎合高宗之意，说：“屈己议和，此人主之孝也。”劝高宗接受金人的条件，达成和议。宋使王伦要到金朝商议地界，秦桧认为，只要金人许和，地界划在哪里都可以。为了避开主战派的反对，秦桧将反对议和的左相赵鼎排挤出朝，而他则大权独揽。十月，他又对高宗说，臣僚畏头畏尾，不足以断大事，如要讲和成功，“乞专与臣议，勿许群臣预”。高宗完全同意，于是秦桧出文字乞决和议。

①《宋史》卷473《秦桧传》。

①《宋史》卷473《秦桧传》。

金使到南宋签订和约，他们要求金帝的诏谕到达宋境时，南宋“接伴官”要跪接；所过州县，当地官员也须拜迎；宋帝要改穿大臣服装跪受诏书，对金使要以客礼相待。高宗、秦桧决定遵守对方的种种要求，签订屈辱和约。消息传出，引起朝野强烈反对。直学士院曾开三次质问秦桧，并以伦理纲常相劝，秦桧大怒说：“难道就你明白，我就不知吗？”执意签约。吏部员外郎许忻上疏反对和约，极言屈己议和“徒受莫大之辱，贻万世之讥”，秦桧将奏疏扣下不报。枢密副使王庶上书七次，面见高宗六次要求停止议和，却被秦桧降职，出为潭州知府。此后，又有权吏部尚书张焘、御史方廷实等二十几位官员先后上疏抗议对金使行屈己之礼，反对和议，要求切责“秦相公”之罪，言辞激烈，高宗以“朕不忍闻”为托辞，躲避群臣上诉，秦桧则又不断将反对他的大臣贬职赶往外地。十一月，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疏，表示“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奏请斩秦桧、王伦以谢天下。胡铨的议论获得朝野广泛支持，民间把他的奏疏刻板传诵，流布四方。秦桧惊怒交加，立即将胡铨罢官，流放昭州，又把同情胡铨的官员贬职、流放，朝官陈刚中被贬至赣州安远，迫害至死。

此时，领兵在外的将帅也纷纷上书，拒和请战。岳飞指责秦桧“谋国不臧”，指出“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韩世忠奏请出兵决战，拒绝议和；张浚连续五次上书，反对屈辱的和约。但无论文武将臣抗议的声势如何高涨，都不能动摇高宗、秦桧的议和决心。十二月，秦桧派人以最高礼仪将两名“诏谕江南”的金使迎到宰相府中下榻。然后，他又劝高宗按金使要求，跪接金朝诏书。高宗虽然觉得当朝跪在金使面前，未免过于丢脸，但又深怕得罪金人。最后，秦桧以高宗守丧为借口，代替高宗跪接“诏书”，迫不及待地与金人签订了屈己称臣、岁贡绢币的和议。

宋金“和议”后，高宗、秦桧大肆宣传“和议”的成功，秦桧更是得意洋洋，分派官员到金国报聘、割地，到各地宣谕和议。然而和议仅过一年，金军于绍兴十年（1140）五月，以宗弼为元帅，分兵四路大举南下。但是，金兵再次碰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在顺昌、川陕、郾城等处连吃败仗。岳飞指挥的岳家军取得郾城大捷之后，继续挥师北上，进军朱仙镇，直逼开封。秦桧见岳飞连连得胜，怕岳飞功成名就，形成北伐大势，坏了他主和议的前程，于是他急令东路的张俊、杨沂中等军撤回，又以“孤军不可久留”为由命岳飞退兵。岳飞上书力争乘胜追击，秦桧不理，他借高宗名义，一天之内给岳飞发去十二道金牌，勒令班师。岳飞只好忍痛回师。金兵败去，秦桧又开始做向金人求和的准备。他先把张俊、韩世忠、岳飞召到临安，由高宗收回三大帅的兵权，以向金朝表示不战求和的诚意。宗弼退兵后，派人致书秦桧，警告他说：“必杀岳飞而后可和。”①秦桧也忌岳飞素以恢复为己任，作梗和议，决意谋杀岳飞。他先唆使党羽、右谏大夫万俟■上章弹劾岳飞，岳飞被罢官出朝。随后他又伙同张俊收买副统制王俊，诬告岳飞父子及部将张宪谋反，遂将数人逮捕下狱。

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在秦桧等人的再三哀求下，金朝同意议和。南宋抗金大胜之后，反而在原和议的基础上割去河南、陕西大片土地，继续充当藩臣，上贡岁币、岁绢。和议完成后，秦桧又秉承金人意旨，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判处岳飞等人死罪。因反对和议被免职的韩世忠提出质问，秦桧说：“其事体莫须有。”当年十二月，秦桧终于不顾别人反对，以高宗的名义下令杀害岳飞，并将岳云、张宪斩首，酿成一起千古奇冤。

①《金佗粹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

专擅朝权，作恶多端

秦桧主和又一次取得成功，高宗更加倚靠和重用于他：“桧亦因是藉外权以专宠利，窃主柄以遂奸谋”①。于是，他以左相加封太师、魏国公，一人独居相位，权倾内外，自此到他死前的十几年间，更是为所欲为。为了维持和议局面，巩固地位，进一步排斥异己，迫害主战人士。主战派将领张浚被排挤出朝后，秦桧仍不甘心，指使御史弹劾张浚“居常怨恨，以和议非便，惟欲四方多事”，又免去节度使职名，发往连州居住。顺昌大捷的将领刘锜被夺去兵权，出知荆州，接着又被免官。岳飞的部将牛皋被秦桧的亲信在宴会上放毒害死。反对和议的赵鼎、王庶、胡铨被再次贬往边地，并明令永不检举、永不赦用。因弹劾秦桧使他第一次罢相的黄龟年、曾反对和议而质问秦桧的曾开都被免职。旧将解潜、辛永宗因不附和议，被流放至死。参知政事李光曾被秦桧利用，后因反对和议，在高宗面前斥桧“怀奸误国”而被贬到藤州，李光在藤州作诗讽刺秦桧，又被流放到海南。总之，秦桧对于反对和议、反对他的人，都采取严厉打击的办法，轻则贬官流放，重则迫害至死。他在家中书赵鼎、李光、胡铨三人名字，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赵鼎遭一贬再贬，最后流放海南岛，秦桧还派人监视他，每月报告赵鼎的生死情况，赵鼎料难逃桧手，遂绝食自尽。赵鼎死后，秦桧仍不甘心，欲加害其子赵汾，于是罗织罪名，逼赵汾承认与张浚、李光等谋反，前后牵涉53人，最后因秦桧病重垂死才幸免于难。

结党营私、贪污舞弊也是秦桧专权以来的常事。和议事成以后，秦桧将追随他陷害岳飞，附和投降的张俊也免去枢密使之职。他独揽军政大权，在朝中到处安插自己的亲信，结纳死党。秦桧专权十几年间，三省执政前后轮换28人，都是他的党羽，不是声名狼藉，就是无所事事，没有一个让人称道的。绍兴十五年（1145），高宗赐桧宅第，又亲临桧宅，题“一德格天”扁，桧妻女子孙皆加恩。十六年，桧立家庙，高宗赐祭器。十七年，改封秦桧益国公。桧权势更为嚣张，他豢养的一帮阿谀之徒纷纷写诗作赋，歌功颂德，称秦桧为“圣相”、“元圣”。静江知府吕愿中赋《秦城王气诗》献媚，有人请桧坐金根车，有人建议高宗赐秦桧九锡、设益国官属，对这些，秦桧都安然受之，不以为过。秦桧贪污舞弊不择手段，他指使科举考官选录他的儿子秦熺为状元，先任礼部侍郎，后任知枢密院事。后来，他又想指使考官选录他的孙子秦埙为状元。秦桧“开门受贿，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①。他霸占将领刘光世、张俊死后留下的园第、房产，各地官员平日到京要向他献礼，每年要向他祝寿。秦桧家堆积了大量财物，人说秦桧专权后，秦熺天天让人锻制金银酒器，购买名贵字画。

兴文字之狱，禁私史、野史，控制言路是秦桧专权的另一手段。时有士人作《牡丹诗》，内有“宁令汉社稷，变作莽乾坤”；有福建小官吴元美作《夏二子传》讥蚊、蝇二虫，被告为讽刺秦桧，或遭编管流放，或被训斥警告。秦桧专权时，有不少官员因诗文中的一字一句，被定为讪谤罪，而下狱受刑或处斩。秦桧作恶多端，深怕被人载于史册，恶迹显于后世，于绍兴十五年禁私史、野史，于是民间惧怕秦桧迫害，纷纷焚毁史籍，李光家烧所藏书万卷；藏书家王明清老母也将家藏本朝典故及先人史稿付之一炬①；司马光的后人则违心地宣称《涑水纪闻》不是司马光的论著。秦桧一边严禁私史、野史，一边则篡改或抽毁国史，他让儿子秦熺主持编修建炎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在里边塞进不少歌颂秦桧功德的内容。他将第一次罢相以来诏书、章疏、时政等凡不利于自己的内容尽数毁弃，因此国史亡失极多。秦桧还常以妖言惑众，或贺瑞雪，或贺日食不见，或贺海清，又让各地上报各种瑞木、嘉禾、瑞瓜、灵芝、双莲等等瑞祥，弄虚作假，用以粉饰太平，哄高宗高兴，给自己贴金。

①朱熹：《戊午谠议序》，《朱子大全》卷75。

①《宋史》卷473《秦桧传》。

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秦桧病死。高宗为了稳住和议局面，依然褒奖秦桧，赠申王，谥忠献。然而，人们纷纷揭露秦桧的奸恶，高宗乃罢其子秦熺官，其余党羽以次斥去。直到孝宗开禧二年（1206）时，终于追夺秦桧一切王爵，改谥谬丑。佞臣秦桧的丑行，被后世唾骂为千古罪人。

①《挥麈后录》卷7。

（谢选骏指出：世人咒骂宋高宗和秦宰相，是因为他们和这对君臣一样不懂——北宋和南宋，都不是统一帝国，而只是区域国家，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多个战国之中的一个。宋朝君臣被隋唐共主时代的余晖所惑，不知自己的处境，无法认清命运，心有余而力不足，诚可悲也。）

【第四十八章 李纲 宗泽】

第一节 李纲

李纲（1083—1140），字伯纪，邵武（今属福建）人。父亲李夔官至龙图阁待制。李纲政和二年（1112）中进士，累官至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因得罪权贵改任比部员外郎、起居郎。宣和元年（1119），京师发大水，他上疏朝廷，言当以盗贼外患为忧，朝廷恶其言，谪监南剑州的沙县（今属福建）税务。新兴的女真族建立金朝，并已多次打败辽军。次年（金天辅四年，1120），宋金订立“海上盟约”，联合灭辽。宣和四年（1122），宋军两次攻打辽南京（今北京）失败。在宋军要求下，同年十二月金军攻占燕京，金在宋将原给辽的“岁币”转给金朝，并索取100万贯代税钱后将燕京依约归还宋朝。

保卫东京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1125），李纲除太常少卿。同年十月金太宗毁弃盟约，大举进攻宋朝，分兵两路，西路以完颜宗翰（粘罕）为帅，包围了太原，东路以完颜宗望（斡离不）为帅，在宋降将郭药师引导下长驱直入，前锋直指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府。

边报猝至，朝廷震惊。宋徽宗一面召天下勤王之师，一面准备南逃。同年十二月，在李纲、吴敏等大臣的坚持下，徽宗将皇位传给太子赵桓是为钦宗。吴敏任门下侍郎（副相）、李纲任兵部侍郎。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兵已逼近东京，徽宗匆匆出逃，白时中、李非彦等大臣也想奉钦宗南走。李纲挺身而出，坚决反对逃跑，认为“今日之计，莫若整饬军马，扬声出战，固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钦宗决定留京坚守，并升李纲为尚书右丞（副相）。次日，钦宗又改变了主意。李纲上朝时见禁军已披甲待发，皇帝与后宫也即将上车出逃。紧急关头，他高声对禁卫们说：“尔等愿以死守宗社乎，愿扈从以巡幸乎。”禁卫皆呼曰：“愿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将安之。”李纲又对钦宗说：“陛下昨已许臣留，今复戒行，何也。且六军之情已变，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岂肯舍去，万一中途散归，陛下孰与为卫，且虏骑已逼，彼知乘舆之去未远，以健马疾追，何以御之”①。钦宗终于下定了留守的决心。

李纲被任命为亲征行营使，主持防务，厢军与保甲民兵也协助禁军作战。从正月初五至初八，军民修楼橹、安炮台、运砖石、设弩床、备火油，进行备战。初八日，金兵到达城下攻西水门，李纲亲临指挥战斗，击退金军的进攻。次日，金军又攻酸枣门、封丘门，李纲又登城督战，激励将士，杀敌数千人。

宋钦宗同时派使者前往金营进行议和。李纲估计金人“必且张大声势，过有邀求”，如果朝廷“不为之动，措置合宜，彼当戢敛而退，如朝廷震惧，所求一切与之，”。所以，他竭力反对割地与“过许金帛”①。

①《靖康传信录》卷1。

①《靖康传信录》卷1。

金人提出犒师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绢100万匹，割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州）、河间（今属河北）三镇，并以亲王、宰相为人质。钦宗全部同意，随即在城中大肆收罗金银以满足金的索求。同时，又另设宣抚司统率“勤王”之师和驻在城外的禁军，以分李纲的兵权。同年二月，大将姚平仲在钦宗的支持下夜袭金营失利，却将责任推给李纲，解除了李纲的职务。

首都军民十分愤怒，要求重新起用李纲，几十万军民聚集在皇宫前，呼声震天动地。宋钦宗恐怕激起民变，只得重新起用李纲为尚书右丞，任京城四壁守（防）御使。李纲重整军务，士气大振。四方勤王军也陆续赶到，金军在得到割地诏书及得肃王赵枢为人质后退兵。

金军退兵后，李纲改任枢密院事。同年四月，徽宗回到了京师。六月，李纲被任命以知枢密院事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以解太原之围而离开朝廷。他深以国事为忧，认为金人之所以能长驱南下，是因为宋朝几十年来不修军政，军队的战斗力很低。金兵虽已撤退，但天下的形势仍十分紧迫。“贾谊谓厝火积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以今日观之，何止于火未及燃，殆处于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②。钦宗下诏令催促李纲去解太原之围，但宣抚副使、制置副使、察访使等都直接听命于朝廷，李纲根本指挥不动军队。八月，改任种师道为宣抚使以代李纲，李纲被召回京。九月，李纲被罢知枢密院事，以观文殿学士出任扬州知州。不久即以“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罪名罢官，改差提举亳州明道宫。十月又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建昌军（今江西南城）安置。后又谪宁江（今重庆奉节）。十一月，金兵再次大举南下，包围开封城。钦宗重新起用李纲。李纲从建昌赴宁江途经长沙时，得诏即率湖南“勤王”之师入援，行至半路而都城已沦陷，北宋灭亡。

重整旧山河

靖康二年（1127）五月，康王赵构即帝位于南京应天府，是为宋高宗，改当年为建炎元年，史称南宋。他起用深孚重望的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右谏议大夫范宗尹力主议和，说李纲“名浮于实，而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①。御史中丞颜岐说李纲为金人所恶，也反对李纲任相。

六月，刚到任的李纲认为当务之急是议国是、议巡幸、议赦幸、议僭逆、议伪命、议战、议守、议本政、议责成、议修德②。他反对议和，要求表彰抗金中的死节之士，还都开封，重整军务。他强烈要求严惩降金官吏，表示：“臣不可与邦同列，当以笏击之。”③李纲积极支持两河军民抗金，任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宗泽为开封府知府。他认为只要上下齐心抗金，“三数年间，军政益修，甲车咸备，然后大举以讨之，报不共戴天之仇，雪振古所无之耻”④。在李纲的苦心经营之下，南宋政局逐渐稳定。

然而，宋高宗信任汪伯彦、黄潜善等人，李纲的抗金行动受到百般阻挠。

②《靖康传信录》卷3。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乙未朔。

②《梁谿集》卷58《十议》。

③《宋史》卷358《李纲传》上。

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庚申。

河北招抚使张所尚未离开京城，河北转运副使权北京（今河北大名东北）留守张益谦就上奏说自招抚司设立后，“盗贼”越来越多。朝廷下令宗泽节制傅亮，即日渡过黄河，逼他在未准备好情况下进攻金军。李纲竭力为张所、傅亮等人辩护，又反对宋高宗南逃。当年八月即以“杜绝言路，独擅朝政”①等罪名罢相，改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太学生陈东因上书留用李纲、还都东京而被杀。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建炎元年（1127）十月，宋高宗自商丘逃至扬州，两河郡县相继沦陷。

建炎三年（1129），金兵南下，高宗逃往杭州（今属浙江）、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等地，一度乘船逃入海中。其间，李纲一再遭贬斥，先是罢观文殿大学士职名，贬往鄂州居住。又被贬为单州团练副使、万安军（今海南万宁）居住。直到建炎三年冬才允许自由居住，以后又恢复了阶官、职名。绍兴二年（1132）二月，李纲被起用为湖广宣抚使兼潭州知州，建议朝廷在荆湖一带屯驻重兵以图中原。绍兴四年（1134），金、伪齐联军进攻南宋，他又上呈防御之策：“伪齐悉兵南下，境内必虚。倘出其不意，电发霆击，捣颍昌（今河南许昌）以临畿甸，彼必震惧还救，王师追蹑，必胜之理。”②绍兴五年（1135），李纲又上长篇奏章陈述中兴大计，指出宋朝的衰弱是因为上下偷安，不为长久之计，退避之策“可暂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则失一步，退一尺则失一尺”，告诫高宗“勿以敌退为可喜，而以仇敌未报为可愤；勿以东南为可安，而以中原未复、赤县神州陷于敌国为可耻；勿以诸将屡捷为可贺，而以军政未修、士气未振而强敌犹得以潜逃为可虞”。他建议朝廷先料理淮南、荆襄为东南的屏障，于两淮东西及荆襄置三大帅，各领重兵以图恢复，深信中兴之期，指日可待①。同年十月，李纲改任制置大使，兼知洪州，绍兴七年被罢，提举宫观。

绍兴九年二月，再次起用李纲为湖南路安抚大使兼知潭州。未及赴任，绍兴十年（1140）正月病死于福州，终年58岁，淳熙十六年（1189）谥忠定。著作编有《梁溪集》、《靖康传信录》、《奉迎录》、《建炎时政记》、《建炎进退志》、《建炎制诏表集》、《宣抚荆广记》、《制置江右录》等。

第二节 宗泽

宗泽（1060—1128），字汝霖，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元祐六年（1091）中进士，先后任大名馆陶（今属河北）、龙游（今属浙江）、赵城（今山西洪洞北）、掖县（今山东莱州）、登州（今蓬莱）等州县官，任上兴建学校，减免赋税，颇有建树。宣和元年（1119）三月，时任登州知州的宗泽以建神霄宫不虔诚，受到除名编管的处分。宋金缔结“海上之盟”，宗泽认为“天下自是多事矣”①，遂退居东阳（今属浙江）山谷间。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元年八月乙亥。

①《宋史》卷359《李纲传》下。

①《宋史》卷360《宗泽传》。

抗击金兵

靖康元年（1126），宗泽被召至京城，任宗正少卿，充和议使。因他反对求和，朝廷恐有碍和议，改命他任磁州（今河北磁县）知州。这时，北方地区的形势十分险恶，金军大举南下，太原失守，宋朝派往两河地区的地方官大多托故不往。宗泽受命当日就率弱卒十几人赴任。磁州城“经敌骑蹂躏之余，人民逃徙，帑廪枵然”②，宗泽缮城壁、治器械、募义勇，严阵以待。金兵渡河南下，怕宗泽从背后袭击，派兵进攻磁州。宗泽披甲登城，命壮士用神臂弓射退金兵，又开城门追击，杀敌数百。

同年十一月，康王赵构和刑部尚书王云奉命出使金军营议和，途经磁州。知州宗泽竭力劝阻并指出：“敌情岂有肯和之理哉，特设诡词欲挽致大王耳”③。百姓们也拦住赵构的马不让前行，认为王云是金的奸细，将他打死。赵构只得留在磁州，后又退回了相州（今河南安阳）。

金军一面与宋议和，一面迅速南进，包围了宋首都开封。宋钦宗从围城中派人持蜡书任命赵构为兵马大元帅，宗泽、汪伯彦为副元帅，要他们立即入援。康王率军离开相州，履冰渡过黄河到达大名，宗泽率2000人首先赶到大名。这时，钦宗又派人持蜡书送给康王，让他不要轻举妄动。汪伯彦等人都认为议和能成功，不愿进军，只有宗泽坚决不相信女真人的诚意。康王即派宗泽率军万人打着康王赵构的旗号进驻澶渊。靖康二年（1127）二月，金军劫徽、钦二帝北上。宗泽得知开封失守，立刻赶到大名，准备在金兵归途中夺回徽、钦二帝。虽然已传檄四方，其他“勤王”之师却无一兵一卒到来。宗泽只得放弃计划，转而上书康王赵构，劝他即皇帝位。

留守东京

靖康二年五月，赵构即位以重建宋朝，改当年为建炎元年，史称南宋，赵构为南宋高宗。六月，宗泽被任命为襄阳府知府。宗泽极力反对割地求和，表示“臣虽驽怯，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得捐躯报国恩足矣”①，因而改任青州（今属山东）知州。

宰相李纲十分器重宗泽，认为绥复旧都非宗泽不可，时年69岁的宗泽随即被改任开封知府，全面负责东京的防务。经过金兵的洗劫，旧日繁荣的都城疮痍满目。城内盗贼横行，物价飞涨，而且金兵尚驻扎在距京城以北不足二百里处，城内人心惶惶。宗泽到任后，立刻着手整顿社会秩序，修筑城防设施，开封很快稳定下来。朝廷随后升宗泽为东京留守、开封府尹。金朝派人以出使伪楚为名，到开封探虚实，宗泽立即进行拘捕并要求将其处死。朝廷大臣对此事大多持否定态度，宋高宗下手谕将其释放，但宗泽不执行。尚书右丞（副相）许景衡极力为之辩护：“泽之为尹，威名政绩卓然过人，诛锄强梗，抚循善良，都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修守御之备，历历可观”①，主张重用宗泽，使成其御侮治民之功。宗泽还积极支持中原地区的忠义民兵。②《宋史》卷360《宗泽传》。

③《宋忠简公集》卷7。

①《宋史》卷360《宗泽传》。

①《宋忠简公集》卷7。

河东义军首领王善拥兵几十万准备进占开封，宗泽单骑进入王善营中，握着他的手流泪说：“朝廷当危难之时，使有如公一二辈，岂复有敌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②王善深为感动，立即归降。其余义军首领杨进、王再兴、李贵、王大郎等先后投到宗泽麾下，军威大振。当建炎二年金朝大军向开封逼近时，宗泽成竹在胸，指挥刘衍、阎中立、张伪、赵世兴等将领一次次打退金兵。北方百姓尊敬地称威震天下的宗泽为“宗爷爷”。

壮志未酬

坚守开封的同时，宗泽先后上疏二十余次，强烈要求宋高宗回銮开封，收复失地。但均为黄潜善、汪伯彦等所阻。宋高宗只是表示要择日回京，根本不打算抗金。眼看收复故土无望，宗泽忧愤成疾，病疽于背。七月，他在病中仍鼓励诸将：“尔能为我歼灭同仇以成主上恢复之志，虽死无恨”③。临终前，他“连呼过河者三，遗表状赞上（高宗）还京”。“死之日，都人为之号恸，朝野无贤愚皆相吊出涕，三学之士千余人为文以哭泽”④。卒年70岁。谥忠简，著作有《宋忠简公集》。

②《宋史》卷360《宗泽传》。

③《宋忠简公集》卷7。

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建炎二年七月。

（谢选骏指出：李纲宗泽都是小时候很能激励我的人物，但我那时总不明白他们这些主战派为何老是失败。灰心之余我开始研究历史，然后发现了中国文明的周期现象。）

【第四十九章 韩世忠 刘光世 张俊 刘锜】

第一节 韩世忠 刘光世 张俊（附杨沂中）

南渡诸将以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并称，而张俊为之冠。四人功绩虽有差异，但对南宋政权的建立与巩固，的确都曾起过重大作用，传为南宋中叶著名画家刘松年所绘的《中兴四将图》，即是对四人功勋的称颂。南宋人也以刘锜代刘光世：“南渡后，（张）俊握兵最早，屡立战功，与韩世忠、刘锜、岳飞并为名将，世称张、韩、刘、岳。”①韩世忠韩世忠（1089—1151），字良臣，延安（一说绥德）人。18岁时应募为本州敢勇乡兵。崇宁四年（1105），延州乡兵奉调为党万部属，参与进攻西夏银州（今陕西米脂西北），后从党万战于嵩平岭，以功补一资。后又从刘延庆征战有功，“始补守缺进义副尉”①，开始成为无品的小军官。

宣和二年（1120），浙西方腊起义，宋朝廷调集西北军前往镇压，韩世忠率所部敢勇士50人随征。宣和三年二月，随王渊攻克杭州；四月，韩世忠擒获方腊，但为辛兴宗掠为己功，后经杨维忠申述，超转承节郎，升为入品的小武官。

宣和四年二月，宋朝应宋金“海上之盟”，派童贯统兵攻辽南京（今北京），韩世忠从征。后随王渊镇压大名起义军；又从梁方平先后镇压尉氏（今属河南）杨天王、沂州（今山东临沂）徐进，以及高托山、贾进等多支起义军，以功升武节郎，进入中级武官行列。

靖康元年（1126）正月，从梁方平守濬州（今河南浚县）黄河桥以抗击金军，梁方平军溃逃，韩世忠奋战突围，焚桥后退往京城开封。金军围攻京城时，韩世忠升任统领，参与守卫京城。二月，宋钦宗答应割让三镇，金军撤围退兵，王渊任河北总管，韩世忠任先锋统制。六月，李纲任河东、河北宣抚使，出援太原，时韩世忠戍大名，奉李纲（《宋史》本传作宣抚副使李弥大）命讨伐叛军，以功升领单州团练使，屯驻滹沱河。时王渊守赵州（今河北赵县），韩世忠前往协助王渊抗击金兵，以功升领防御使。韩世忠率部回大名，总管赵野任命韩世忠为前军统制。靖康二年康王赵构到达济州（今山东巨野），随行的大臣们劝赵构即位，重建宋朝，韩世忠也率所部到达济州，加入拥戴赵构为帝的行列。四月，韩世忠部将杨进击退侵犯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的金军，韩世忠扈从康王赵构到达南京。

建炎元年（1227）五月初一日，康王赵构即帝位，韩世忠升领观察使、带御器械。南宋创设御营使以统率扈从诸军，以王渊为都统制，刘光世为提举一行事务，张俊任前军统制，韩世忠任左军统制，刘、张、韩即南宋“中兴四将”中的三将，成为宋高宗赖以起家的基本军事力量。八月，韩世忠以讨伐单州（今山东单县）鱼台、黎驿叛军，以功升领定**承宣使，进入高级武官行列。

①《宋史》卷369《张俊传》及《传论》。

①赵雄：《韩忠武王世忠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琬琰集删存》卷1。

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1228）正月，韩世忠率部随宋高宗到达扬州，收编流散兵士万人。韩世忠率部至西京洛阳，袭击金左监军完颜希尹失利，收余部数千人回扬州。升领鄜延路副总管、加平寇左将军，屯守淮阳（今江苏邳县西南）。

建炎三年（1229）正月，金左副元帅宗翰攻占徐州，派完颜拔离速、马五等率军万人直奔扬州，而自以主力攻韩世忠。韩世忠兵败溃散，退往海边盐城，金军追袭部队长驱南下，宋高宗仓促从扬州渡江逃往镇江。

二月，宋高宗到达杭州。三月，发生苗傅、刘正彦兵变，宋高宗被迫退位，以年仅3岁的皇子赵旉即位，隆祐太后孟氏（原哲宗废后）垂帘听政。韩世忠自盐城收集散卒数千人，乘海船到达常熟，得知苗、刘兵变，赶往平江（今苏州）。张俊又借刘宝所部2000人给韩世忠，韩世忠遂率所部赴往杭州。韩世忠到达秀州（今浙江嘉兴），韩世忠妻梁氏自杭州乘马奔至秀州，传达孟太后口谕，要韩世忠前往救驾。四月初，勤王各军张俊、刘光世等部，云集秀州。宋高宗在外援的支持下复位，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军进入杭州，韩世忠以功建节，领武胜军节度使，任御营左军都统制，兼任江、浙制置使，擒苗傅、刘正彦，七月，以功进领武胜军、昭庆军两镇节度使，升任御营使司都统制。

同年九月，金军宗弼部南犯，韩世忠负责自圌山（今扬中西）至福山（今常熟北）的江防，以防金军自海路入侵。十一月，金军渡江占领建康，韩世忠退守江阴。十二月，宋高宗已自明州（今浙江宁波），乘船逃至昌国（今定海）。

建炎四年正月，韩世忠奉诏率部进援，到达通惠镇（今上海青浦北）时，金军已攻至明州，韩世忠于是请求退回镇江以邀击北撤的金兵。金军攻占明州并派海船追宋高宗，被宋枢密院提领海船张公裕船队击败。二月，金帅宗弼声称“搜山检海已毕”后退兵①。三月，金兵退至镇江，韩世忠已屯兵焦山寺，并伏兵金山龙王庙，几乎擒获金帅宗弼。金帅宗弼拟从镇江渡江，遭韩世忠所率船队邀击，夫人梁氏亲自击鼓以激励宋军将士，多次击败企图渡江的金军。宗弼遂率金兵转向建康，韩世忠与金军接战，相持于黄天荡（今南京东北）达48日。这就是宋金战争史上著名的黄天荡之战，韩世忠利用长江天堑以8000人击败10万金兵。后金军疏浚小河逃入长江，又乘风纵火烧韩世忠船队，韩世忠战败。五月，金军渡江退回江北。六月，南宋改御前军为神武军，韩世忠改任神武左军都统制。

绍兴二年（1132），韩世忠兼任福建、江西、荆湖宣抚副使，镇压建州（今福建建瓯）范汝为起义，又于江西招降流寇曹成，以功升太尉。又破白面山（今湖南平江东北）刘忠起义军。同年九月，升任江南东西路宣抚使，建司建康。绍兴三年（1133）三月，韩世忠升开府仪司三司为“使相”，改任淮南东路宣抚使，置司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准备协同进攻伪齐。不久，即因南宋与金议和，不准进攻伪齐，韩世忠又改任镇江、建康府、淮东宣抚使，置司镇江，负责江、淮下游防务。绍兴四年（1134），议和未成，面临金朝和伪齐联军已渡淮南犯之势，宋高宗虽梦想求和，不得不部署防务。十月，韩世忠渡江至扬州，金齐军已南下。正当韩世忠奉诏回镇江以守长江防线之时，南宋求和使魏良臣自扬州至大仪镇（今扬州西北）西北的金军军中求和，韩世忠率部随后至大仪镇，击败金军南侵的先头部队，俘金将士200多人；追击至天长（今属安徽）东北鸦口桥，再败金军，又俘40多人。大仪镇之战规模虽小，但与此前宋军只进行防御战不同，这是宋军主动首次出击，又适逢金军因雨雪不断、粮运不通而退兵，伪齐也随之退兵，韩世忠率部一直追至淮河。《宋史》称：“自建炎以来，将士未尝与金人迎敌一战，今世忠连捷以挫其锋，厥功不细”，因而被称为“中兴武功第一”，后又被列入“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①。次年，韩世忠以功进少保，任淮东宣抚使，置司镇江。绍兴五年，废神武军号，改设行营护军，韩世忠所部改为前护军。绍兴六年（1136）三月，再次面对金朝、伪齐联军来犯，韩世忠改任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置司楚州（今江苏淮安），以示兼有收复被金军占领的京东路之责。韩世忠率部围攻原京东路现属伪齐的淮阳军（今邳县西南）达六天，在联军主力到来之际退回楚州。韩世忠以“淮阳功”，进领横海军、武宁军、安化军三镇节度使，赐“扬武翊运功臣”号。韩世忠不仅是南宋第一个领有三镇节度使衔，也是元丰五年（1082）废功臣号以后第一个重新获得“功臣”号的将领。同年九月，伪齐分道攻宋。韩世忠率军渡淮北上，挡住了伪齐东路军的攻势。

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1137）七月，金朝主战的粘罕（完颜宗翰）死。宋使王伦至涿州（今属河北），向主和的挞懒转达宋高宗的意向：“河南地，上国（金）既不有，与其付刘豫，易若见归”的乞和请求。同年十一月，金废伪齐。十二月，王伦回朝，向宋高宗转达挞懒的答复：“好报江南，自今道涂（途）无壅，和议可以平达。”①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1138）三月，力主乞和的秦桧任宰相。同年十二月，宋金议和，南宋成为金朝属国，原伪齐辖区归还南宋。次年正月，韩世忠以宋金和议成，进少师。同年七月，金主战的右副元帅宗弼（兀术）升任都元帅，主和的挞懒（完颜昌）因倡议将原伪齐辖区归还给南宋，不久即以“谋反”罪被杀。

绍兴十年（天眷三年，1140）五月，金败盟犯宋。六月，“顺昌之战”刘锜以少胜多击败金军主力宗弼所部，挡住了金军南下两淮的矛头。韩世忠以太保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随后也败金军于淮阳军南，攻克海州。九月，奸相秦桧力主乞和罢战，韩世忠遂退兵。

绍兴十一年（1141）正月，金军再次南下。二月，“柘皋之战”，杨沂中、刘锜等再次击败金军主力宗弼部。正当宋金激战之际，宋高宗、秦桧的乞和活动也在加紧进行中。四月，借赏柘皋之功，韩世忠、张俊任枢密使，岳飞任枢密副使，而收三大将兵权。五月，“诏韩世忠听候御前委使”，实际是将韩世忠职务架空。由于韩世忠仍坚持反对向金乞和，“力陈秦桧误国”，又怕遭秦桧陷害而“力求闲退”，十月罢枢密使，以醴泉观使、奉朝请。韩世忠“自此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乐，平时将佐，罕得见其面”。十二月，岳飞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后，韩世忠曾责问秦桧：“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①

①《宋史》卷364《韩世忠传》；参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十三处战功》、《韩世忠大仪之胜》。

①《宋史》卷371《王伦传》。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绍兴十一年五月丁未；卷142，十月癸巳；卷143，十二月癸巳。

绍兴十三年（1143），韩世忠封咸安郡王。绍兴二十一年（1151）八月去世，享年63岁。临终前对看望他的人说：“吾以布衣百战，致位王公，赖天之灵，保首领没于家，诸君尚哀其死邪”②，对岳飞被奸相秦桧害死之事犹念念在心。宋孝宗乾道四年（18），追封为蕲王；淳熙三年（1176），谥忠武。

刘光世

刘光世（1089—1142），字平叔，保安军（治今陕西志丹）人，将门世家。父刘延庆，北宋徽宗时领保信军节度使，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宣和三年（1121），镇压方腊起义，童贯任宣抚使，时为殿前副都指挥使的刘延庆任宣抚使司都统制诸路军马，为官军主帅，平方腊后，改领河阳三城节度使。宣和四年七月，宋军应宋金“海上之盟”攻辽，童贯任宣抚使，刘延庆任宣抚司都统制，为宋军主帅，统兵10万攻辽，后因战败被贬。不久，即复领镇海军节度使。靖康元年（1126），金军攻宋首都开封，刘延庆守御北城。十一月，金军攻陷开封，刘延庆及长子刘光国率兵万人突围，两人皆死于乱兵。刘延庆次子刘光世，以荫补入官为三班奉职，累升领防御使，鄜延路兵马都监。宣和三年，从父刘延庆镇压方腊起义，以功升领观察使、鄜延路兵马钤辖。宣和四年，宋军攻辽，刘光世随父攻取易州（今河北易县），升领承宣使，进入高级武官行列；在进攻辽南京的战役中，刘光世违约未到达，致使已先攻入城内的宋军失援而败，成为宋军攻辽战败的原因之一，因此被降官。后在镇压河北起义军张迪中立功，恢复领承宣使，升任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靖康元年（1126），西夏应金朝之约攻宋以牵制宋朝，刘光世在杏子堡（当在今陕西志丹东杏子河畔）战斗中击败西夏军，以功升领侍卫马军都虞候衔，成为侍卫马军司次长官。同年十一月，金军第二次进攻宋首都开封，刘光世率步骑3000勤王，在行军途中得知北宋已被金灭亡。次年四月下旬，刘光世率部到达尉氏，得到兵马大元帅府令，率部前往济州，于济州南新兴镇遇到正前往南京应天府的康王赵构，当即被任为元帅府五军都提举。宋高宗即位后，刘光世任提举御营使司一行事务、行在都巡检使，陕西将官王德（王夜义）开始隶属刘光世部。八月，刘光世以讨平山东李昱之功，升领奉**节度使，是南宋建立后第一个建节的将领。十月，宋高宗南逃，任命刘光世为滁州、和州（今和县）、濠州（今凤阳东北）、太平州（今当涂）、无为军（今无为）、江宁府界制置使，苗傅任都统制，先后击败张遇、李成。

建炎三年二月，金军500骑兵追击至天长，宋高宗渡江南逃，刘光世所部未遇金兵即溃退渡江，被任为行在五军制置使，屯守镇江府，随后又升为殿前都指挥使，成为名存实亡的殿前司长官。

三月，苗傅、刘正彦在杭州发动兵变。四月，刘光世参与平定苗、刘兵变，升为太尉、御营副使，所部即称御营副使军。后任江东宣抚使，守太平州、池州，移守江州。九月，金军自黄州渡江，刘光世率军南逃。建炎四年二月，河北流寇郦琼围攻固始县，降于刘光世后撤围南下。

建炎四年（1130）六月，撤消御营使，刘光世所部无所隶属，因其阶官为太尉，号称“太尉兵”，大臣们认为欠妥，遂设御前巡卫军，以刘光世为都统制，兼任两浙路安抚使、知镇江府，又加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金将挞懒（完颜昌）攻楚州，刘光世违诏不援，只派王德、郦琼率轻兵袭扰金军而已。绍兴元年（1131）三月，刘光世改兼淮南、京东路宣抚使，置司扬州，但刘光世不奉诏。次年六月，刘光世升领宁武军、宁**两镇节度使。绍兴三年四月，改兼江东路宣抚使，置司建康。九月，南宋调整江防部置，刘光世改为江东、淮西宣抚使，置司池州；十月，伪齐军渡淮南犯，刘光世移驻建康设防。绍兴四年，金和伪齐联军临江；五年正月，宋高宗亲征抵抗，并再次调整江防部署，刘光世升少保。十二月，南宋改军制，废神武军及巡卫军号，改设行营护军，刘光世所部改为行营左护军。六年五月，以部将王师成击败伪齐军之功，加领保静军节度使，遂成为继韩世忠之后第二个领三镇节度的将领。六月，刘光世移屯庐州。十月，伪齐刘麟渡淮攻宋时，刘光世弃城南逃，在右相兼都督张浚的督迫之下，被迫回军，并派王德、郦琼等击败伪齐军于霍丘等地。藕塘之战杨沂中等大败伪齐军后，刘光世派王德率军随杨沂中追击伪齐军。

刘光世一贯畏惧金军，每逢奉诏移驻前线，大多不奉诏而设法退避，治军不严，不少流寇、叛军乐于投附为部属，成为当时人数最多的军队之一。常虚报军额，多占军费，作战时又多不亲临前线而是坐守后方，以便必要时逃跑。大臣们对他深为不满，但宋高宗考虑到南宋政权基础还不稳固，刘光世所部仍是不得不依靠的军事力量之一，不仅设法满足其后勤军需的供应，还不断对刘光世加官进爵，以防止其部属溃散后复为流寇或投奔伪齐。绍兴六年十二月，右相兼都督张浚奏：“刘光世骄惰不战，不可为大将，请罢之。”①而左相赵鼎则认为，刘光世“将家子，将率士卒多出其门下，若无故罢之，恐人心不可”。绍兴七年二月，宰相张浚再次上奏：刘光世“沉酣酒色，不恤国事，语以恢复，意气拂然，乞赐罢斥，以儆将帅”②。四月，刘光世罢为少师、万寿观使，其部隶属都督府。张浚意在直接控制左护军，以王德为都统制，郦琼为副都统制。果然如赵鼎所推测，引起郦琼等不少中低将领的不满，郦琼直属部队虽只5000余人，但在他的煽动裹胁下，同年八月叛归伪齐的竟达4万人之多。刘光世的行营左护军5.2万多人，仅剩王德所部8000余人及零星部队。

绍兴八年（1138）冬，宋金第一次议和。宋高宗以宋金议和，刘光世赐和众辅国功臣号，张俊亦赐功臣号，与已赐功臣号的韩世忠，成为南宋初期仅有的三个赐功臣号及领三镇节度使的将领，说明三人在当时地位的重要。绍兴十年（1140），金朝违约南侵。五月，刘锜进行顺昌保卫战时，宋高宗又重新起用刘光世为三京招抚处置使以援刘锜，显然是对罢免刘光世兵权不当的一种抚慰，也可能想利用刘光世对伪齐灭亡后又投金的旧部产生某种影响。但刘光世在宋的旧部王德不原归属，宋朝廷只能调拨李显忠、李贵、步谅等将领所属数千人归属刘光世，战斗力不强，未起多大作用。

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南宋朝廷收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兵权；六月，刘光世也再次被收兵权，罢为万寿观使、封杨国公。绍兴十二年（1142），刘光世死，终年54岁，谥武僖。乾道八年（1172），追封安城郡王。开禧元年（1205），追封鄜王。

①以上引文具见《宋史》卷369《刘光世传》。

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7，绍兴六年十二月戊戌；卷109，绍兴七年二月庚申。

张俊

张俊（1086—1156），字伯英，成纪（今甘肃天水）人。建中靖国元年（1101），时年岁的张俊为三阳（今天水西北）乡兵弓箭手，“宣和初（当为政和六年，11）从攻夏人仁多泉（今青海门源东南），始授承信郎”①，成为入品的最低的武官。徽宗末年，参与镇压京东、河北起义军。靖康元年（1126），抗击金兵于东明县城（今河南兰考北），以功已升至武功大夫。五月，从河北、河东路制置副使种师中进援被金军围攻的太原（今属山西），种师中兵败榆次（今属山西），张俊率所部数百人突围南逃。十二月，兵马大元帅康王赵构进至大名时，张俊随信德（今河北邢台）知府梁杨祖率3000兵马到大名，被任为元帅府后军（一作中军）统制。靖康二年正月，他率部镇压起义军李昱、张遇于任城（今山东济宁）后，不断升迁，阶官升至拱卫大夫。

建炎元年（1127）宋高宗即位后，张俊任御营前军统制。同年七月起，率部多次讨平叛军、起义军，升观察使，成为高级武官。建炎二年五月，镇压秀州（今浙江嘉兴）徐明，又升承宣使。建炎三年三月，苗傅、刘正彦兵变时，张俊正驻军吴江，随即率部8000人退回平江，从礼部侍郎、同节制军马张浚同议平叛事，是第一支平叛军队，平定叛乱后升领节度使。七月，改任御前右军都统制。

建炎三年十月，金军宗弼部南犯，宋高宗离杭州逃向越州；十一月，宋高宗逃向明州（今宁波），张俊任浙东制置使扈从。金帅宗弼占领杭州后，派斜卯阿里、乌延蒲卢浑率金军4000追击，当年除夕追至明州城下，金军自高桥镇攻西门，张俊部将刘宝，以及杨沂中、田师中所部等抗击金军，知州刘洪道亦率州兵助战，金军战败，死伤以千计。建炎四年正月初二，金军又攻明州，张俊与知州“刘洪道坐城楼上，遣兵掩击，杀伤大当，敌奔北坠田间或坠水，俊急令收兵，夜，敌拔寨去，屯余姚”①，宗弼派援军赶赴余姚再攻明州，张俊抗击于高桥，推托以高宗令其扈从，逃往台州（今临海），刘洪道等也退出明州，明州遂为金军占领。南宋则将明州的“小捷”，列为“十三处战功”之首，因“自金兵入中原，将帅皆望风奔溃，未尝有敢抗之者”，“中兴战功自明州一捷始”，“至此而（宋）军势稍张矣”②。

建炎四年四月，张俊改任浙西、江东制置使以招收江浙地区的“群盗”，除刘光世、韩世忠两军外，其他诸将皆受张俊节度，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将领。六月，宋朝改御前军为神武军，张俊改任神武右军都统制，领定江、昭庆二镇节度使。绍兴元年（1131）后，张俊讨伐马进、李成有功，进太尉。以后历任浙西江东宣抚使、淮西宣抚使。绍兴六年十月，伪齐发兵30万大举侵宋，受张俊节制的杨沂中军与伪齐主力刘猊激战于藕塘（今安徽定远东南），伪齐军战败，张俊所部张宗颜等生力军赶至，两军遂共奋击，伪齐军大败，张俊又率主力到达，追击伪齐军，与杨沂中军一直追击至寿春（今寿县），这就是列入“中兴十三处战功”的“藕塘之战”，张俊以功进领镇洮、崇信、奉宁军三镇节度使。

①《宋史》卷369《张俊传》，参见卷486《夏国传》下。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建炎四年正月乙巳。

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十三处战功》，《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6。

绍兴五年十二月，改神武军等为行营护军，张俊所部改称行营中护军。

张俊与韩世忠所部为南宋两支最重要的军队，宋高宗比喻为左右手。绍兴七年，左护军副都统制郦琼率4万人叛降伪齐。次年，原刘光世部主力、左护军都统制王德所部2万人，归属于淮西宣抚使张俊。

绍兴八年，宋金首次议和，金将原伪齐辖区划归南宋，南宋成为金属国，张俊加少傅及安民靖难功臣号。次年，金毁约南犯，张俊兼任河南、河北诸路招讨使。金军主力宗弼围攻顺昌府战败，张俊军也渡淮北上，一度攻占亳州（今亳县）。奸相秦桧令诸将退兵以便乞和，张俊首先退回淮南。

绍兴十一年春，金为迫使南宋屈服，出兵南犯，刘锜、杨沂中等出援淮西，刘锜先到柘皋（今巢湖西北），列阵以待，杨沂中、王德等军相继到达与10万金军决战，宋军奋勇争先，金军大败而退。柘皋之战被列“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绍兴十一年二月，“淮西宣抚使张俊、淮北宣抚使杨沂中、宣抚判官刘锜，大败乌珠（宗弼）十万众于柘皋”①。张俊未直接参战，因王德为张俊部将，故只列张俊而未列王德。同年四月，以赏柘皋之功为名，张俊与韩世忠升枢密使、岳飞升枢密副使。张俊知道宋高宗、秦桧想收兵权，遂首请纳宣抚司兵权，宋高宗、秦桧乘势罢三宣抚司，也收韩世忠、岳飞兵权。张俊协助秦桧推行乞和政策，又与秦桧合谋制造岳飞谋反的冤狱。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张俊罢枢密使，封清河郡王。绍兴二十六年（1156）死，终年69岁，追封循王。

杨沂中（存中）

杨沂中（1102—16），字正甫，代州崞县（今山西原平北）人。将门世家，祖杨宗闵，永兴军路副总管，建炎二年（1128）正月，金军攻占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时战死，后谥忠介。父杨震，宣和三年（1121）从折可存镇压方腊起义军，后任麟州（今陕西神木北）建宁寨知寨。靖康元年（1126）十月，建宁寨陷，杨震“与子居中、执中力战没”②，后谥恭毅。

杨沂中为杨震长子，宣和末应募从军，靖康元年十二月，从信德（今河北邢台）知府梁扬祖勤王，隶属张俊部。建炎三年（1129）三月，从张俊镇压苗傅、刘正彦兵变以功升任统领。建炎四年正月，从张俊抗击金军于明州（今宁波），以功升中军统制（领）。同年六月，改御前军为神武军。绍兴二年（1132）三月，以张俊的神武右军的中部（军）统制杨沂中，升任神武中军的长官统制（后设都统制）兼提举宿卫亲军。所部虽不满5000，但杨沂中逐渐成为宋高宗的心腹。绍兴三年九月，杨沂中兼任权殿前司公事，绍兴五年，南宋进行军制改编，神武军改为行营护军，并组建新的三衙军，杨沂中改任权主管殿前司公事，正式成为殿前司长官，所统神武中军改为殿前司军，但仍属次要部队，常在前护军韩世忠、中护军张俊的节制下进行抗金战争。绍兴六年十月，在被列入“十三处战功”之一的藕塘之战中，杨沂中因功建节，授保成军节度使、殿前都虞候，后又兼领侍卫马、步军司，统管三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十三处战功》。

②《宋史》卷446《杨震传》。

衙亲卫军。绍兴十一年，在也被列为“十三处战功”之一的柘皋之战后，杨沂中以功升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兼殿前都指挥使。当年十二月，宋高宗、秦桧杀害岳飞，在杀岳云、张宪时，杨沂中任监刑官。次年赐名存中。绍兴二十年，杨存中封恭国公仍兼殿前都指挥使。三十一年二月遭陆游等抨击后，担任殿前司长官达25年之久的杨存中罢职，升太傅，领宫观闲差，进封同安郡王，宋高宗说：“杨存中之罢，朕不安寝者三夕。”①同年十月，在金帝完颜亮南犯临江的形势下，起用杨存中任御营宿卫使，统率亲卫军。次年正月，又被任为江、淮、荆、襄路宣抚使，因朝臣反对而改为只任两淮防务。同年五月，御营宿卫司被撤销，杨存中罢职，再领宫观闲差。

隆兴元年（13）五月，北伐宋军在符离（今安徽宿州）之战中溃败。

六月，枢密使张浚罢兼都督，杨存中又被起用为御营使、措置江防事。同年八月，张浚复兼都督，杨存中再次罢职。次年八月，张浚死后，杨存中又被起用为同都督，在宋金议和进行期间，负责江淮防务。同年十二月，宋金议和。乾道元年（15），撤销江淮都督府，杨存中升宁远、昭庆二镇节度使，领宫观闲差。乾道二年（16）死，终年65岁，追封和王，谥武恭。

第二节 刘锜（附李显忠、魏胜）

宋宁宗时任史官的章颖，从“然后可传于百世，庶几耸动于四方，张大国家之威，发舒华夏之气”的角度，选择了“皆志未尽展，时不再来，失机一瞬之间，抱恨九泉之下”的刘锜、岳飞、李显忠、魏胜四人，于开禧二年（1206）北伐中原之际，撰写了《刘、岳、李、魏传》，以刘锜为首。

刘锜

刘锜（1098—12），字信叔，成纪（今甘肃天水）人。父刘仲武，熙宁时补官，积功为泾原路第一将、熙河路兵马都监。元符二年（1099），从王赡占领邈川城（今青海乐都南），建为湟州，刘仲武以功任河州（今甘肃东乡西南）知州。崇宁四年（1105），随高永年西征失利，降为西宁都护。大观二年（1108），从童贯征西，招降羌王臧征仆哥，收复积石军（今贵德西），以功受到宋徽宗召见，九子“悉命以官”②。后历任西宁州、渭州（今甘肃平凉）、熙州（今临洮）、秦州知州，侍卫亲军步军副都指挥使等职，领泸川军节度使。宣和二年（1120）死于熙州知州任上。刘仲武九子，以刘锡、刘锜最知名。

刘锜为刘仲武第九子，史称德顺军（今宁夏隆德）人①，当为出生地。大观年间入官。南宋建立后，任岷州（今甘肃岷县）知州、陇右都护。

①《宋史》卷367《杨存中传》。

①《宋会要辑稿》礼59之20。《郡斋读书志》卷5，赵希弁《附志·传记类》有章颖《四将传》；《宋史》卷207《艺文志·兵书类》有章颖《四将传》3卷。

②《宋史》卷350《刘仲武传》。

①《宋史》卷366《刘锜传》。

建炎三年（1129），南宋为牵制东南地区金军南侵，派知枢密院事张浚兼任宣抚处置使以经营川、陕，刘锜被任为泾原路经略使兼渭州（今平凉）知州。建炎四年九月，宋、金决战于富平（今陕西富平东北）时，刘锜“身先士卒”，抗击金兵②，激战半日，胜负未分。宋军已击败金左路宗弼所部，但由于环庆经略使赵哲弃军先逃，导致宋军全线溃败。赵哲以此被斩首，其部属慕容洧据庆阳（今属甘肃）叛变，进攻环州（今环县），刘锜因回救不及而被降为绵州（今四川绵阳）知州兼沿边安抚使。

绍兴三年（1133）冬，金军攻占和尚原（今甘肃宝鸡西南）。宋军重新调整防务，刘锜负责文州（今文县）、龙州（今四川平武西南）至威州（今理县东北）、茂州（今茂县）一带防务。绍兴四年三月，川陕宣抚司都统制吴玠抗击金兵于仙人关（今陕西略阳西北），刘锜奉令驰援，与吴玠会师。八月，宋高宗得知刘锜战绩，诏令到行在临安朝见，被川陕宣抚使王似以刘锜“守边不可遣”为由，继续留在川陕边境。绍兴五年二月，宋高宗“诏将兵不须起发，令锜疾速赴行在”。七月，当岳飞镇压杨么起义后，正在湖湘的宰相张浚，想中途截留刘锜任岳州（今湖南岳阳）知州，宋高宗再次“诏趣赴行在”①，到后被任为江南东路马步军副总管、带御器械。从此，刘锜离开西北而在东南战场上建功立业。

绍兴六年二月，因宋高宗的心腹杨沂中出征，任命刘锜临时接替杨沂中，兼权提举宿卫亲军，说明宋高宗对刘锜相当信任。十月，伪齐南侵，宋高宗亲征抗击，刘锜改任浙西、淮东沿海制置副使，以加强南宋的海防、江防。绍兴七年正月，当宋高宗巡幸在平江时，行营前护副军都统制王彦所部与权主管侍卫亲军马军司公事解潜部属械斗，解潜被罢职，宰相张浚荐刘锜文武全才，被任为权主管侍卫亲军马军司及殿前司、侍卫亲军步军司公事，统管重建的三衙军，但三衙军数量不多，只是宋高宗的护卫军。二月，王彦罢兵权出任地方官，将王彦所部也隶属于刘锜。刘锜将侍卫马军司2000多人及王彦所部万人，淘汰老弱，整编为六军十二将，共6000人。十月，刘锜兼任庐州知州、淮西制置副使、主管淮西安抚司公事，率部进驻庐州。绍兴八年六月，刘锜奉诏移驻镇江，不久改任枢密院都统制，刘锜所部成为枢密院的直属部队。绍兴九年二月，刘锜升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并再次担任权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

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7，建炎四年九月癸丑。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9，绍兴四年八月己丑；卷85，绍兴五年二月乙酉；卷91，七月甲午；卷96，十二月丙午。

绍兴十年正月，刘锜任东京副留守兼节制军马。三月，刘锜率所部6000人和殿前司3000人以及诸军家属前往。同年五月，金破坏和议，当刘锜于五月中旬到达顺昌府（今安徽阜阳）时，东京留守孟庾已向南犯的金军主帅宗弼投降。刘锜与顺昌知府陈规立即部署防务，坚壁清野，拆除、烧毁城外民房，修缮城池，部将许青、贺辉、焦文通、钟彦、杜杞等分守四城门。五月末，金军开始围攻顺昌。六月初，围城中的刘锜升任枢密院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随后又接到“择利班师”的诏旨，刘锜认为大敌当前，不能轻易退兵，应继续坚守。由于刘锜屡败攻城金兵，金军主帅完颜宗弼（兀术）亲率主力由开封赶到顺昌，对金将说：“顺昌城壁如此，可以靴尖踢倒，来日（顺昌）府衙会食。”次日清晨，10万金军四面猛攻，宗弼率重铠亲兵“铁浮图”（铁塔兵）进攻东门，刘锜亲自率军出东门抗击，宋军将士以枪揭去金兵兜牟，以刀斧斫敌臂，甚至以手抓扯，恶战大半天，终于将金军打败。刘锜“遍诣诸营，抚劳官军及安慰中伤之人，盖家至户到，人人皆得其欢心”，鼓舞士气，准备再战①。金军害怕刘锜派兵夜袭，加上大雨及颍河水涨，相持数日后，只得撤兵北归。顺昌之战阻遏了金军南侵的矛头，稳定了局势。当时“马军都虞候刘锜大败乌珠（宗弼）于顺昌，乌珠拔寨还东京，两淮遂定”，被列入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②。刘锜以功建节，授武泰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顺昌知府、沿淮制置使。同年七月，刘锜任淮北宣抚判官，时岳飞北伐驻颍昌（今河南许昌），而张俊已自毫州退兵，岳飞已陷入于孤军作战地位，告急于刘锜，刘锜派部将雷仲出兵牵制，进抵太康（今属河南）。岳飞被迫奉诏南撤，岳飞部将赵秉渊尚坚守淮宁府（今淮阳），刘锜部将韩直协助赵秉渊击退进犯的金军。九月，在宋高宗、秦桧乞和政策下，诸大将都奉诏退兵，刘锜退驻太平州。

绍兴十一年正月，金军攻占寿春府，刘锜率部渡江抗击南下的金军，到达庐州，刘锜随即巡视，因其城残破不利于防守，随即冒雨退向东关（今含山西北），“依山据水，以遏金人之冲”。二月，刘锜自东关出兵至柘皋，与10万金军相遇，杨沂中、王德等军先后到达，宋、金两军会战，金军大败，退向西北的紫金山。柘皋之战是南宋“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也是宋、金绍兴和议前的最后一次决战。金军战败后逐步北退，主帅张俊因争功而忌妒刘锜，命刘锜先回，自己想与杨沂中耀兵淮上以显声威，但当得知北退的金兵正攻打濠州时，又命刘锜率军北上抗金。由于轻敌，杨沂中、王德被金伏兵所袭而大败，张俊、杨沂中、王德等惊慌南逃渡江，只有刘“锜乃按部位，整旌旗，最后徐行”，驻军历阳（今和县），奏请准许后，才渡江回归太平州，这也使张俊、杨沂中怀恨在心①。

同年四月，宋高宗、秦桧罢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兵权，刘锜因而自请退闲。七月，尽管枢密副使岳飞请求不要罢刘锜的兵权，但刘锜仍被罢军权，改任为荆南府（今湖北江陵）知府。绍兴十七年，以宫观退闲，绍兴二十五年，重又起用为潭州知州。绍兴二十七年，加太尉，又任荆南知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绍兴二十九年，面对金帝完颜亮准备南侵的形势，刘锜兼节制荆南府屯驻御前军马，重掌兵权。绍兴三十年五月，设荆南府御前诸军都统司，刘锜兼任都统制。十月，刘锜调任镇江府御前诸军都统制，随即拣退病马，训兵练卒。

绍兴三十一年六月，刘锜移骑军渡江屯驻扬州。面对金军大举南下的形势，宋高宗想借助刘锜顺昌之战建功的威名，任命刘锜为淮南、浙西、江南东西路制置使，以建康府都统制王权为副使。八月，刘锜扶病出镇扬州，并派部将王刚屯守宝应（今属江苏），又派部将吴超进驻淮河南岸的盱眙军（今盱眙县）。

①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01。

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十三处战功》。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正月丁卯，二月丁亥、乙未，三月丁巳。

十月，刘锜又兼京东、河北东路招讨使。随后扶病前驻盱眙军部署防务，又沿淮河进至淮阴，正当刘锜在淮东抗击金兵，主管淮西防务的王权及其部属，当金军渡淮南下，便即不战而逃。面对金军临江的形势，宋高宗以金字牌召刘锜退兵守江。刘锜自淮阴退到扬州时，金军已占领真州（今仪征）。刘锜退守长江边的瓜洲镇，无日不战，为稳定人心，又将妻、子从镇江渡江迁来瓜洲。金军占领扬州后，以重兵南下争夺瓜洲渡，与刘锜部将左军统领员琦相遇于皂角林，员“琦陷重围，下马死战数十合，中军第四将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设伏”，杀败金兵，金又派大量生力军前来，刘锜也派两军支援员琦，双方恶战大半天，金军死伤三千余人，战败退兵。皂角林之战是此次金军南犯以来首次失利的恶战，被列入南宋“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①。但淮西主将王权已逃回江南，宋高宗诏令刘锜退回江南，专守长江防线，遂留其侄中军统制刘汜率部属1500人坚守瓜洲渡口，已病重的刘锜乘肩舆渡江到镇江，知枢密院事、督视江淮军马叶义问即以李横代刘锜指挥作战。十一月，金军再次大举进攻瓜洲渡，李横、刘汜战败，金军占领瓜洲渡口。数日后，“采石之战”，虞允文组织军民，打败企图渡江南下的金帝完颜亮，完颜亮东走扬州，不久为部下所杀。

绍兴三十二年（12）二月，刘锜病死于临安，后谥武穆。《宋史》称：“刘锜神机武略，出奇制胜，顺昌之捷，威震敌国，虽韩信泜上之军，无以过焉”。又称：“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锜姓名者，罪不赦。枚举南朝诸将，问其下孰敢当者，皆随姓名其答如响，至锜，莫有应者，金主曰：吾自当之。然锜卒以病不能成功。”评论虽不无夸张，但刘锜抗金，除形势不利而主动退兵外，大多战胜，因而被“世传锜通阴阳家，行师所避就”①。李显忠（世辅）

李显忠（1110—1178），原名世辅，绥德军青涧城（今陕西青涧）人。

其先世唐末以来世袭苏尾九族都巡检使，父名李永奇。建炎二年（1128）正月，鄜延经略安抚使王庶时在鄜州，招募“硬探”，17岁的李世辅应募从军。建炎五年（金天会九年，1131），金将陕西划属伪齐，李永奇、李世辅父子仕伪齐，后李世辅谋叛伪齐归宋，李永奇家属二百余口遇害，李世辅逃往西夏。绍兴九年（金天眷二年）二月，借西夏兵攻延安，时金已废伪齐，陕西也已划归南宋，遂往河池（今甘肃徽县）见四川宣抚使吴玠，即被授护**承宣使衔、枢密行府前军都统制军职。九月，到南宋首都临安府晋见宋高宗，又被授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衔，初赐名忠辅，又改赐名显忠，任枢密院都统制军职。

绍兴十年二月，刘锜任东京副留守的同时，李显忠被任为南京副留守，未及赴任，金军已毁约南犯。同年五月，刘光世出任三京招抚处置使，李显忠任前军都统制。绍兴十一年二月，宋金“柘皋之战”，金军战败北撤时，李显忠率部追击建功。六月，刘光世罢军职，所部改编为池州（今贵池）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司，李显忠任都统制。

绍兴十二年三月，宋金签订“绍兴和议”。一向主张抗金的李显忠于同年十二月以病请辞军职，升领保信军节度使，改任两浙东路马步军副都总管。绍兴十八年，李显忠因上书恢复中原，而且“止用申状”，秦桧大怒。同年五月，借口李显忠私自派人去金境内迎归故妻，降领平海军承宣使衔、提举宫观闲差，在台州（今浙江临海）居住。绍兴二十三年正月，才又复领宁**节度使衔、两浙东路马步军副总管。奸相秦桧死后，李显忠才出任军职，历殿前司右军、先锋军统制，都统制。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3，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乙丑；《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十三处战功》，卷20《刘锜皂角林之胜》。

①《宋史》卷366《刘锜传》及《传论》。

绍兴三十年（金正隆五年，10）三月，金军即将南犯，李显忠复任池州都统制。次年渡江至淮河南岸寿春（今寿县）一带设防。十月，李显忠部将击败渡淮金兵于大人洲，李显忠也邀击南下的金军获胜，在得知奉命守淮的建康都统制王权已南逃后，李显忠遂退回池州防江。十一月初，王权被撤职，李显忠接任建康都统制，未及赴任，虞允文已组织“采石之战”，击败企图渡江的金军。次日，李显忠也赶到采石接替江防，并随即派兵1.6万人随虞允文赴镇江防守。李显忠随后升任淮西制置使，京畿、河北西路招讨使。次年五月，招讨司撤消前，改任主管马军司，升太尉。

隆兴元年（金大定三年，13）四月，枢密使张浚主持北伐。五月，李显忠渡淮北上，攻占灵璧，虹县（今泗县）金守将降，又攻占宿州。李显忠以功授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任招讨使，邵宏渊任副使。李显忠在宿州城外设防，邵宏渊守城。金帅纥石烈志宁率金军10万反攻宿州，李显忠苦战于城外；次日，金军再攻，李显忠约邵宏渊内外夹击攻城金军，但当李显忠率部激战百余合，邵宏渊却坐视不出。当夜，“建康中军制统制周宏及邵都统（宏渊）子世雄，阳为虏劫寨自遁”①。次日，李显忠入城守御，邵宏渊又扬言：“金添生兵二十万来，傥军不返，恐不测生变。”李显忠知邵宏渊怯战，而“势不可孤立”②，于是不得已退兵，宋军溃退，但金军亦因损伤惨重而未追击，宿州治符离县，史称“符离之战”。李显忠因而被责降为清远军节度副使，再责降为果州团练副使，潭州安置。宋孝宗后知符离之溃，主要是邵宏渊动摇军心与怯战所造成，除贬降邵宏渊外，乾道元年（15）召还李显忠，复授容州防御使衔，后又升随州观察使、两浙东路副都总管，但李显忠乞祠，遂改为提举宫观闲差。乾道六年，再次起用李显忠，升领威武军节度使、主管马军司公事；七年，再升太尉；九年，因病以提举宫观闲差养病。淳熙五年（1178）去世，终年69岁，后谥忠襄。

魏胜魏胜（1120—14），字彦威，淮阳军宿迁（今属江苏）人。少应募为弓箭手，移居山阳（今江苏淮安）。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1131）七月，金军即将南犯，魏胜率义军300人，渡过淮河占领涟水。八月初，又“率其徒数百人至海州，自称制置司前军，大兵且继至”，金守将高文富（多）闭城门拒守，魏胜在城外多树旗帜、举烟火，魏胜率部众攻上城头，民众又开城门，魏胜遂占领海州，附近各县也纷纷归降。南宋随后任命魏胜为统制忠义军马。魏胜又一度出兵攻入沂州。同年十月，金军围攻海州，浙西副总管李宝率水师登陆击退金兵，魏胜被任为海州知州。绍兴三十二年五月，魏胜升任山东忠义军都统制，仍兼海州知州，金军又围攻海州，金帝完颜亮被杀于扬州后，金军撤围退兵。

隆兴元年（13），枢密使兼都督张浚派贾和仲任山东、河北路招抚使，置司海州。魏胜被诬告，因而改任京东路副总管、都督府统制，驻扎建康府。不久，张浚得知魏胜被贾和仲诬陷，恢复魏胜旧职重回海州。隆兴二年，因①张抡：《故太尉赠开府仪同三司李公（显忠）行状》，《琬琰集删存》卷3。

②《宋史》卷367《李显忠传》。

宋金议和，改命魏胜为楚州知州，专守楚州西南的清河口，淮东安抚使刘宝守楚州。金将徒单克宁进攻魏胜于淮阴东十八里口，“魏胜取敝舟凿其底，贯以大木列植水中，别以船载巨石贯以铁锁，沉之水底，以塞十八里口及淮渡舟路”①。魏胜抗击金军，“自卯至申，胜负未决”，金军又增派援军，魏胜全力抗战，并向李宝求援，李“宝在楚州，相距四十里，坚谓方讲和，决无战事，迄不发一兵”②，魏胜援绝箭尽，仍依土岗列阵，坚苦抗击，以步兵列前，骑兵殿后，魏胜中箭落马而死，终年45岁。赠保宁军节度使，谥忠壮。魏胜生前只是中级武官，战功亦仅是攻占海州，血战淮阴，完全不能和独当一面、战功显赫的许多大将相比，甚至不及众多的中级武将。史学家章颖将他列入“南渡四将”，这不仅因为魏胜忠心报国、战死疆场，更因为他是“山东忠义之冠”①，代表着抗金阵营中的忠义军这支重要抗金力量。

①《金史》卷92《徒单克宁传》。

②《宋史》卷368《魏胜传》。

①《宋会要辑稿》礼59之20。

（谢选骏指出：北宋的南渡诸将比西晋的南渡诸将似乎强了，但是前者面对的压力也是大了——这都是因为两宋与两晋所处的文明周期的阶段完全不同……前者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过午，后者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黎明。）

【第五十章 岳飞】

第一节 岳飞早年的抗金活动

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①。父岳和，母姚氏，世代务农。岳飞青少年时先后向周同、陈广学习射箭、枪技，成为全县武艺最高强的人，但因家境贫困，后到相州（今安阳），“为韩魏公（琦）家庄客，耕种为生”②。

宣和四年（1122）初，岳飞初次从军。同年十月，在北宋攻辽战争中，曾到达辽燕京（今北京）城下，见到高大的城墙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误认为这是金初起时的著名战略要地黄龙府（今吉林农安）。这也可能是当时不少人共有的误解，以至于十多年后已是大将的岳飞，还对部属说过“直到黄龙府，当与诸君痛饮”的豪言壮语③。宋军攻辽战败退军，适值父亲岳和病死，岳飞随即回到家乡守丧。靖康元年（1126）冬，又到相州应募从军为刘浩部属。同年十二月，康王赵构在相州建立大元帅府，刘浩所部成为大元帅府最早的基本部队之一。次年五月，赵构即位于南京应天府。此后不久，作为小军官的岳飞，奏请宋高宗回都城开封领导抗金战争，以越职上奏罪名而被夺军职。

建炎元年（1127）六月，张所任河北招抚使，置司北京（今河北大名东）。七月，张所离开“行在”南京赴任。但直到八月中旬末，张所“今留京师，以招集将佐，故尚未行”至北京①，岳飞投张所部下从军。张所“一见，与臣（岳飞）言两河、燕、云利害，适偶契合。臣自白身借补修武郎、閤门宣赞舍人，充中军统领，寻又升统制”②。岳飞隶属于都统制王彦。

九月，王彦所部攻占新乡（今属河南）县城，但随即遭金军围攻，王彦兵溃突围后，组织义军（八字军）抗金。岳飞则率所部独立行动，后虽向王彦谢罪，但未再被接纳。岳飞遂投东京留守宗泽，由于岳飞曾擅自脱离主将王彦管辖，“犯法将刑，泽一见奇之，曰：此将材也。会金人攻汜水，泽以五百骑授飞，使立功赎罪。飞大败金而还，遂升飞为统制，飞由是知名”③。建炎二年六月，宗泽病死，杜充继任东京留守，岳飞成为杜充的部属，在胙城（今延津东北）、汜水关等地战胜金兵；又先后在开封、陈州（今淮阳）等地，击败王善、曾成、孔彦舟等部。建炎三年，以功屡升“授真刺史”①，成为中级武官。六月，岳飞随杜充到达建康（今江苏南京），杜充任右相。

①本章参考邓广铭《岳飞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27引《岳侯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③岳珂编，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下称《金佗稡编》或《金佗续编》），中华书局1989年版。《金佗续编》卷14《忠愍谥议》，参见卷2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建炎元年八月乙亥。

②《金佗稡编》卷11《乞以明堂恩奏张所男宗本奏》。

③《宋史》卷360《宗泽传》。

①《宋史》卷365《岳飞传》。按宋制以武阶官而带承宣使（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等衔，通常称遥郡、遥领、借补，仍以武阶官叙品级；而称正任、真授等，则是除落阶官衔，而以承兼江淮宣抚使守建康。十二月，金军于马家渡（今南京西南）渡江南下，杜充派都统制陈淬率统制岳飞等将士2万抗击金军，以王■领兵1万余人策应。陈淬、岳飞与金军激战十余合，直战到天黑胜负未分，王■首先率部逃跑，宋军遂即溃散，都统制陈淬战死，岳飞率部退屯钟山（今南京城东紫金山）。这是岳飞，也是南宋军队首次正面与完颜宗弼（兀术）统率的金军主力作战。此战为“建炎三大战”的首次重大战役。虽然由于主要将领王■在胜负未分之际率军先逃，导致整个战役的失败，但在宋金战争史具有独特的意义，那就是宋军终于敢与金军主力正面作战，因为“建炎、绍兴初，诸将未尝敢与虏（金军）战也”。除此次建康之战及次年的白原、富平两次战役外，“其它率望风奔溃，盖未尝接战也”②。

金军占领建康，岳飞率部退至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境内，又转移至宜兴，宜兴成为岳飞所部此后一段时间的根据地。建炎四年五月，金军渡江北撤，岳飞邀击后撤的金军于静安镇（今江苏南京西北）渡口，前建康府通判钱需也率乡兵从侧面袭击金军，金军大败，岳飞、钱需收复建康城。岳飞后率部回宜兴，不久即归属张俊节制。

此时，南宋“假（借）权宜以收群盗”，设置镇抚使。“上供财赋权免三年，余听帅臣（镇抚使）移用，更不从朝廷应副，军兴听从便宜许以能捍御外寇（金军），显立大功，特与世袭”①。在金军接战的江淮、江汉地区普遍设置镇抚使，这是利用“群盗”守土抗金的地方军区。在南宋又将实力较小的地方军政长官也改任为镇抚使时，张俊没有将岳飞所部归并入神武右军，而是推荐岳飞出任通泰镇抚使兼泰州知州。岳飞率部赴泰州，奉命出援楚州时，于承州（今高邮）击败金军，但大将张俊、刘光世并不出兵，势单力薄的岳飞只得退守泰州。十一月，又渡江退往江阴后，奉命防江。十二月，岳飞受命从张俊讨伐李成。

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绍兴元年（1131），李成在岳飞等军追击下归附伪齐。张用也在岳飞招降后，向张俊投降。此次平寇，岳飞战功第一；七月，岳飞改任神武右副军统制，所部也由杂牌军成为南宋朝廷直系军的一部分，但岳飞的地位尚低，当时东南大将号称“刘（光世）、韩（世忠）、张（俊）、辛（企忠）”。同年十二月，神武副军都统制辛企忠罢职，由岳飞取代辛企忠，时年29岁的岳飞开始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

绍兴二年，岳飞任权知潭州兼权荆湖东路安抚使、马步军总管，讨伐曹成。曹成在岳飞所部追击下向韩世忠投降。七月，岳飞奉命移屯江州（今江西九江），其时刘光世、韩世忠所部各有4万人，张俊有3万人，岳飞所部也已达二万三四千人，成为南宋第四支重要军事力量。

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9《建炎三大战》。

①《宋史》卷7《职官志·镇抚使》。

绍兴三年，岳飞镇压了吉州（今吉安）、虔州（今赣州）地区的农民起义军。八月，岳飞在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朝见宋高宗时受到奖励，随后任江西沿江制置使，置司江州。九月下旬中，岳飞被任为江南西路、舒（今宣使、刺史等官衔叙品级。安徽潜山）、蕲（今湖北蕲春东北）州制置使，成为与鄂州王■、池州刘光世、镇江韩世忠，共同负责长江中下游的四支主力部队之一。

原神武后军的长官巨师古因不伏韩世忠的节制，于绍兴三年六月被除名、编管广州后，部属被拨隶其他将领。同月，岳飞所部由神武副军升改为神武后军。

收复襄、邓六郡镇压杨么起义绍兴四年五月，因金与伪齐南犯，岳飞兼任黄州、复（今天门）州、汉阳军、德安府（今安陆）制置使，随即收复被伪齐占领的郢州（今钟祥）、襄阳（今襄樊襄阳区）、唐州（今河南唐河）；六月，部将牛皋攻克随州（今属湖北）；七月，部将张宪、董先等又攻克邓州（今属河南），南宋后以新收复地区设置襄阳府路。岳飞以功建节，升为清远军节度使，时年32岁。同时改任湖北路、荆（今江陵）、襄、潭州制置使。同年九月，金和伪齐联军大举南下，直扑两淮，十二月，进攻庐州时，高宗诏令岳飞驰援，岳飞派部将张宪、牛皋率兵2000进援庐州，敌军战败奔溃。

绍兴五年二月，岳飞升领镇宁军、崇信军两镇节度使，声望地位已与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老将相近。岳飞的神武后军长官官衔也由统制升为都统制，并被任命为荆湖南北、襄阳府路制置使，镇压杨么起义军成为主要任务。岳飞率部于五月下旬初进抵鼎州（今湖南常德），对杨么起义军采取剿抚两手政策，杨么部将黄佐首先率部出降，被岳飞派回湖中招降和攻击起义军。黄佐击破周伦水寨，取得了进剿起义军的首次胜仗。右相兼都督诸军事张浚前来湖湘督战，五月末，张浚接到诏令要回朝布置防备金、伪齐南犯。张浚即把岳飞召到潭州，要他作暂停进攻或长期围困起义军的打算，而岳飞“请除来往三程，以八日之内，俘诸囚于都督之庭”①。六月初，岳飞派任士安进攻杨钦大寨，自率大军遂接应，杨钦战败投降。六月中旬初，岳飞又攻破杨么起义军基地夏诚大寨，杨么战败投水自杀，夏诚被俘，终于如期镇压了杨么起义。岳飞以功加检校少保、进封开国公。岳飞的部队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数万原起义军成为岳飞的战士，几支官军也归并为岳飞的部属。十二月初一日，岳飞升为招讨使。次日，南宋进行军事改制，废神武军号改称行营护军，不设都统制，由宣抚使、招讨使直接指挥。岳飞所部改称后护军，中军统制王贵兼提举一行事务，前军统制张宪兼同提举一行事务，需要时可以代替岳飞指挥部队作战。南宋这次将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吴玠所统辖的五支最主要的部队，统编为行营五护军，成为朝廷主力军，分布在宋金战争的全线，改变了南宋初年的无序状态，岳飞所部扼守长江中流及汉水流域，成为金军、伪齐军南犯时难于逾越的钢铁长城。

北伐中原绍兴六年三月，右相兼都督诸军事张浚部置抗金事宜，在长江中下流采取进攻的态势，岳飞升任湖北、京西宣抚副使（不设宣抚使，宣抚副使即是长官），置司襄阳。岳飞在行营五护军统帅中不仅是最年轻、资历最浅、最晚建节的高级将领，也是最后一个升任宣抚副使，但已确立了岳飞作为“中兴四将”之一及在南宋诸将中的应有地位。同年夏秋，岳飞军长驱进入伪齐统治区，部将牛皋攻占镇汝军（当是今河南鲁山），王贵攻占卢氏（今属河南）、虢略（今灵宝）、朱阳（今灵宝西南）、栾川（今属河南）等县，又西进攻占商州（今属陕西）、商洛（今丹凤西北）、洛南（今属陕西）等地，杨再兴攻占长水县（今河南洛宁西南），虽由于军粮供应困难而退军，但沉重地打击了伪齐的统治。

面对南宋进攻态势，伪齐在谋求与金联军侵宋遭金拒绝后，自行发兵侵宋，主要矛头仍然直指两淮，并让部分士兵穿着金军服装，制造伪齐与金朝联合侵宋的假相。然而热中于派系斗争，致力于扶植二程理学、打击王安石新学的左相赵鼎，惊慌失措，不与在前方的右相张浚商议，急忙命令诸将退而守江，并调遣岳飞移屯江州进行防守，岳飞不顾眼病加重两眼昏花的情况，急忙抽调部队东下。南侵的伪齐军主力于藕塘（今定远东南）被宋军打得大败，两淮伪齐军随即全线败退。但伪齐乘岳飞抽调兵力东下，江汉地区防守力量削弱的情况下，伪齐与金朝集中兵力，攻击此前不久被岳飞部将收复的商州、虢州以及邓州、唐州、信阳军等地，各地守军奋力抗击。十一月中旬，岳飞回到鄂州后立即渡江北上，部将牛皋、王贵、董先等先后击败伪齐军，并攻至蔡州（今河南汝南）城下，由于所带军粮不多，难于持久攻城，遂自蔡州主动退兵返回防区。

绍兴七年二月，岳飞的武阶官升为最高的太尉，职衔也升为宣抚使。三月，刘光世被罢兵权，宋高宗原已诏令将刘光世所部划归岳飞统辖，但既遭到新任枢密使秦桧的反对，宰相兼都督的张浚又想将刘光世所部收归都督府，任命刘光世的部将王德为左护军都统制、郦琼为副都统制。由于王德位微望轻不足以居郦琼之上，同年七月，郦琼裹胁4万人投降伪齐。由于宰相张浚处置失当，不仅使岳飞扩充军队以加强抗金实力的愿望落空，也造成了南宋最大的一次兵变事件。

绍兴七年（金熙宗天会十五年，1137）十一月，金废伪齐。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1138），南宋与金首次议和。绍兴九年（金天眷二年，1139）三月，金将原伪齐辖区划归南宋。岳飞虽持反对态度，在上表中称：“唾手燕云，正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稽首以称藩。”宰相（独相）秦桧“见之切齿”①。但岳飞依旧因议和而援例升官，升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

这年夏季的一天一阵骤雨之后，岳飞在鄂州衙署凭栏远眺，但见滔滔大江滚滚东流，心潮汹涌澎湃，不胜感慨，前些时他上表反对议和时的心情，此时更为激烈，发为心声，高声吟唱了后来成为千古绝唱的《满江红》②：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列。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绍兴十年（金天眷三年，1140）五月，金毁约犯宋，面对金军的全面进攻，宋高宗被迫抗金。六月初的顺昌（今安徽阜阳）保卫战，刘锜击败金军主帅宗弼的精锐部队，遏制了金军南犯的矛头。岳飞此时已官进少保、职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当顺昌形势严峻时，岳飞奉诏进援，岳飞曾派张宪、姚政率部赶往顺昌。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192。

②《满江红》词为岳飞所作，系据邓广铭先生的意见，参见《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

当宋高宗被迫应战时，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帅虽都加了河南北诸路招讨使，但实际只要求诸军抵挡而非进攻。所以，随即派遣官员以计议军事的身份分别前往三大帅处，传达宋高宗的意图。当前往岳飞处的计议军事李若虚，带着宋高宗的“御札”赶到湖北、京西宣抚司所在地鄂州时，岳飞早已依照既定计划率部北伐中原，李若虚追到德安府（今安陆）才见到岳飞，除了转交宋高宗的“御札”外，还告诉岳飞“兵不可轻动，宜班师。飞不从。是时诸军皆已进发，若虚曰：‘面得上（高宗）旨，不可轻动，既已进发，若见不可进，则当以诏还。矫诏之罪，若虚当任之。’飞许诺，遂进兵”①。岳飞开始了空前的，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北伐的军事行动。

六月间，救援顺昌的张宪、姚政，由于刘锜已打败金军，张宪、姚政即转向西北攻取蔡州，西路的牛皋攻取鲁山（今属河南）。闰六月间，张宪、傅选等打败金军韩常后收复颍昌（今许昌），张宪又与牛皋等打败从开封来援的金军并收复陈州（今淮阳），金军企图重新夺取颍昌，又被驻守部队董先、姚政等击败，郝晸又收复郑州，姚政也收复中牟（今属河南），前锋距离金军指挥中心只有几十里。七月初，郝晸在忠义军李兴等配合下，收复宋西京洛阳。正当前线不断取得胜利之时，金军侦察到岳飞的指挥部郾城（今属河南）只有少量骑兵驻守，金军主帅宗弼（兀术）亲率精锐骑兵1.5万，自开封奔袭郾城，企图一举消灭岳飞的指挥中心。经过一场恶战，倚以屡胜宋军的拐子马（侧翼骑兵）、铁浮图（铁塔兵，指重装骑兵），都被打得大败，金军终于不支而退。但宗弼仍不断企图进攻郾城，岳飞亲自率军出战，杀败金军。小商桥（郾城北）之战，杨再兴、杨兰、高林等以少敌众，英勇战死，张宪率援军赶至，再次大败金军。宗弼又改而攻击颍昌以切断岳飞与前方部队的联系，经过大半天的恶战，也被守城的将士打得大败。还可能有一支小部队一直进到离开封45里的朱仙镇（今开封西南）一带，并打败了金兵①。此次岳飞北伐中原，金军遭到沉重打击。“撼山易，撼岳家军难”②，是金军对岳飞部队的高度评价。

正当岳飞大获全胜，宋朝原首都开封收复在即，宋高宗、秦桧不仅不支持岳飞的抗金战争，恰恰相反，而是要岳飞措置班师。此时张俊、韩世忠、杨沂中、刘锜等军已先奉诏退兵，岳飞如果不退兵，将面临单独抗击全部金军的险恶形势，岳飞只得也退兵。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202，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二日。

①关于朱仙镇之战，首见于岳珂所撰（顾杞撰草稿）《行实编年》，其他记载均出于此。邓广铭《〈鄂王行实编年〉中所记朱仙镇之捷及有关岳飞奉诏班师诸事考辨》（《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认为纯系岳珂杜撰；王曾瑜则认为实有其事（参见《金佗稡编》卷8有关注释）。撰者以为岳珂（或顾杞）所记当得自传闻，并非全系空穴来风，但传说或岳珂已将此战之规模及效果夸大，故作如上叙述。

②《宋史》卷365《岳飞传》。

千古奇冤

绍兴十一年（1141）二月，金军再次渡淮南犯，在岳飞奉诏进援还未到达的情况下，宋金“柘皋之战”，杨沂中、刘锜大败金军。杨沂中、王德随后虽因轻敌在濠州遭金军伏击而败，但金军毕竟还是渡淮北撤，说明只就抵抗金军的南犯而言，依靠刘锜、杨沂中、王德等将领也已足以应付。四月，借口柘皋之捷，论功行赏，三大将被收兵权，同时罢宣抚使，韩世忠、张俊升任枢密使，岳飞升任枢密副使。而更大的阴谋是，秦桧对坚持抗金最力的韩世忠、岳飞进行陷害。秦桧首先将矛头指向韩世忠。胡纺首先向秦桧秘告，韩世忠亲校耿著企图鼓动兵变，以迎韩世忠回楚州重掌军权。秦桧立即逮捕耿著并严刑拷打，阴谋以此陷害韩世忠。岳飞和张俊奉命前往楚州按阅韩世忠军马时，岳飞得知耿著的冤狱并随即写信告诉韩世忠，由于得到宋高宗的庇护，终于使秦桧陷害韩世忠的阴谋落空。岳飞又反对剥夺刘锜的兵权，更加深了秦桧对岳飞的仇恨。当金朝表示和谈的意图时，岳飞仍不顾安危上奏反对求和，秦桧在加快求和的过程中，也加快了迫害岳飞的步伐。同年八月，岳飞已感到形势的险恶，自请免职，随即被罢去枢密副使，但并没有能延缓秦桧陷害岳飞的步伐。九月，一起类似陷害韩世忠的阴谋终于发生，秦桧党羽指使岳飞部将王俊，向都统制王贵“告副都统张宪谋据襄阳为变，冀朝廷还岳飞复掌兵”。王贵立即向枢密使张俊报告，张宪随即被逮捕，后又诬陷“张宪供通为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①。岳飞及子岳云即被投入大理寺狱审讯，秦桧决心杀岳飞以警告所有敢于反对求和者。金军主帅宗弼在给秦桧的信中指出：“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②。这既可能实有其事，也有可能是秦桧编造，借以促使宋高宗下杀岳飞的决心。秦桧派御史中丞何铸审讯岳飞，岳飞脱衣露出少年时母亲姚太夫人刺写在背上的“尽忠报国”，“铸察其冤，白之桧，桧不悦，曰：此上意也”③。秦桧见何铸不治岳飞谋反罪，就改派万俟■审讯岳飞。十二月，岳飞终于被定为谋叛罪。已经退闲的“韩世忠不能平，以问秦桧，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④一代英豪岳飞，终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赐死于大理寺狱，时年39岁；子岳云、部将张宪被处死刑，家产籍没，家属都被发配往广南、福建路居住。

绍兴三十一年（11）十月，在金帝完颜亮南犯的形势下，才将“岳飞、张宪子孙家属，令见管州并放令逐便”⑤。绍兴三十二年，宋孝宗即位后，追复了岳飞少保、两镇节度使、开国公等官衔、爵位；岳飞的夫人李氏、岳云的夫人巩氏追复封号，岳云、岳雷、岳霖追复官衔，岳震、岳霭（后改霆）及岳云、岳雷之子也补授官；岳飞又依礼改葬，岳云祔葬，岳飞的冤狱终于得到昭雪。岳飞于淳熙五年（1178）被追谥为武穆，嘉泰四年（1204）追封鄂王，宝庆元年（1225）又追谥为忠武，此前还追赠为太师。著作有后人所编《岳忠武王文集》。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绍兴十一年九月癸卯；卷142，十月戊寅。②《金佗稡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

③《宋史》卷380《何铸传》。

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

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丁卯。

第二节 岳云 张宪

岳云

岳云（1119—1142），字应祥，岳飞长子，刘氏所生，（岳飞次子雷，亦为刘氏所生），但在岳飞长期离家抗金后，刘氏已改嫁。岳飞、岳雷随祖母姚氏居住。建炎四年（1130）初，岳飞进驻宜兴，将离散多年的母亲及二子接来宜兴后，岳飞又娶李氏。岳云“年十二，从张宪战，多得其力，军中呼曰‘赢官人’”，记载不无夸张，很可能是岳飞将长子岳云托付给爱将张宪照看，张宪出战时带着岳云，岳云虽然年少，但主将岳飞的长子临阵，确能起到鼓舞将士斗志的作用。从此，岳“飞征伐，未尝不与”①。绍兴三年（1133）九月，岳云随已任神武副军都统制的岳飞朝见宋高宗，虽“年尚少，上亦以战袍，戎器赐之”②，随后被授保义郎、阁门祗候，开始正式成为军官。岳云“每战，以手握两铁椎，重八十斤，先诸军登城”③，在绍兴四年收复襄、邓的战役中，先随牛皋攻下随州，又随张宪攻占邓州；绍兴五年平定杨么起义军的战役中也建立战功，但岳飞都不报功请赏。绍兴六年，岳飞任湖北、京西路宣抚副使，岳云任宣抚副使司书写机宜文字，在进攻伪齐商州、虢州、蔡州等战役中，再次建立战功，但岳飞在上报的“本职功状内合乞推恩等第”的人员中，仍未将岳云列入。南宋朝廷在对此战有功的将士论功行赏时，岳云也“特转三官”时，岳飞一再上书辞免，并指出被列入“事状”中，斩将陷敌立有奇功的将领只升一级，而子岳云升三级，“非所以示将士大公至正之道”①。

绍兴十年的北伐战争时，金军袭击郾城失败后，岳飞对岳云说：金军“犯郾城，屡失利，必回锋以攻颍昌，汝宜速以背嵬（亲军）援王贵”。金军主帅宗弼（兀朮）果然以10万大军攻颍昌，由于守城宋军不过3万，众寡悬殊，主将王贵怯战，在岳云督促下，王贵以董先、胡清守城，王贵自与岳云出城西迎战，岳云以所统背嵬军的骑兵冲击敌阵、步军分列左右两翼继进；王贵、岳云率军自辰至午，血战半日，胜负未分，董先、胡清率生力军出城参战，金军大败而逃。岳云“体被百余创，甲棠为赤”②，以功升为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成为中级武官。

绍兴十一年八月，岳飞被罢枢密使以宫观奉朝请时，岳云也被授宫观闲差。同年十月，秦桧制造陷害岳飞冤案时，诬陷岳“云与（张）宪书，令措置使（岳）飞还军”，因为完全是无中生有，就“且言其书已焚”。韩世忠诘责秦桧，秦桧也只能说：岳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当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赐死时，岳云与张宪同被处斩，岳云死时才23岁。

绍兴三十二年十一月，岳云被追复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官衔，并以礼附葬岳飞墓；妻巩氏也追复恭人封号，二子岳甫、岳申授官。嘉泰四年（1204），岳云被追赠武康军节度使。

①《宋史》卷365《岳云传》。又本传以岳云为岳飞养子，误。参见《金佗稡编》卷9《诸子遗事·岳云传》的王曾瑜考证。

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8，绍兴三年九月庚由。

③《宋史》卷365《岳云传》。而《金佗稡编·诸子遗事·岳云传》等作铁锤，王曾瑜在注释的考证中认为应是铁椎枪。

①《金佗稡编》卷14，《家集》卷5《辞男云转三官札子》。

②《宋史》卷365《岳云传》。

张宪

张宪（？—1142），岳飞心腹将领。建炎四年（1130）岳飞接回母亲及儿子岳云、岳雷后，即将长子岳云托给张宪照管。绍兴元年，岳飞奉命受张俊节制讨伐李成时，统领张宪以兵驻守徽州（今安徽歙县）。同年十二月，岳飞任神武副军都统制，张宪任前军统制。绍兴二年，岳飞讨伐曹成，曹成自道州（今湖南道县）南下贺州（今广西贺县），并以兵扼守莫邪关（今地不详），前军统制张宪率部攻关，军士郭进与旗头奋勇登关，张宪遂攻占关城。曹成又率残部奔窜连州（今广东连县），岳飞“遂遣本司统制官张宪追赶掩杀，收复连州”①，曹成在岳飞追击下向韩世忠投降。曹成部将“郝政率众走沅州，首被白布，为成报仇，号白巾贼，宪一鼓擒之”②，郝政（晸）降于张宪。曹成部将杨再兴，在莫邪关战役中，杀死岳飞部将韩顺夫；张宪率军追杀时，杨再兴又杀岳飞之弟岳翻。此时，再次被张宪追杀，杨再兴无路可逃，跳入深涧中，“张宪欲杀之，再兴曰：‘愿执我见岳公’。遂受缚”③，杨再兴后成为岳飞部下勇将。

绍兴三年三月，岳飞奉诏镇压虔州、吉州地区农民起义，“分遣统领官张宪取一路，王贵取一路”，并“躬亲统率军马取一路，约期会合迎敌”①。四月，张宪与王贵攻击起义军彭友、李满所部，彭友、李满被俘，虔、吉地区起义被平定。同年九月，张宪进官武略大夫、吉州刺史，成为中级武官。绍兴四年五月，岳飞出兵攻取被伪齐占领的襄、邓六郡。张宪先在牛皋、岳云的助攻下，攻占随州，生俘伪齐知州王嵩。张宪又与王万、董先收复邓州；大败伪齐及金兵于唐州北，又收复唐州。在岳飞收复襄、邓六郡中，张宪也立了重大战功。同年冬，金与伪齐联军入侵两淮，进攻庐州，岳飞派张宪、牛皋救庐州，击退联军。

绍兴七年三月，宋高宗拟将刘光世旧部划归岳飞统辖，因张浚、秦桧的反对而作罢。岳飞气愤之下，就报请解职为母守孝，未得高宗允许，就“以本军事务官张宪摄事”②。张宪作为岳飞的心腹，临时代理管理军中事务。绍兴八年正月，伪齐蔡州提辖白安时杀金兵，胁持知州刘永寿携军民降宋，岳飞也派张宪等前往受降。

绍兴十年夏，刘锜据顺昌抗击金军，岳飞奉诏救援，即派张宪与姚政率兵赴援，张宪等赶到时金军已败退。张宪遂转而折向西北，袭取蔡州；大败韩常所部金军，占领颍昌，东进再攻占淮宁府。杨再兴抗击金兵于小商桥，激战阵亡后，张宪领援兵继至，金军被打得大败而逃。张宪率徐庆等将领，又大败金兵于临颍东北。张宪在此次北伐中原的战役中屡立战功。

①《金佗稡编》卷19，《家集》卷10《追赶曹成捷报中省状》。

②《宋史》卷368《张宪传》。

③《宋史》卷368《杨再兴传》。

①《金佗稡编》卷19，《家集》卷10《虔州捷报申省状》。

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2，绍兴七年七月丁卯。

绍兴十一年四月，岳飞罢宣抚使改任枢密副使，张宪改任鄂州御前诸军副都统制。九月，在秦桧迫害岳飞的过程中，作为岳飞爱将的张宪首当其冲。当时张宪离开鄂州正前往镇江的枢密行府向枢密使张俊报告事务，前军副统制王俊受枢密使张俊指使，即向都统制王贵诬“告副都统张宪谋据襄阳为变”①，王贵立即向枢密使张俊报告。当张宪到达镇江随即被逮捕入狱。虽然枢密行府属吏王应求向张俊说明枢密院无权进行审案，但张俊“不听，亲行鞫炼，宪被掠无全肤，竟不伏”②。但张俊诬称张宪收到岳云书信，命张宪设法使岳飞回军主持军务。张宪被械赴行在临安，下大理寺狱。同年十二月，当岳飞被赐死时，张宪与岳云被处斩刑，家属发配往岭外居住，家产被籍没。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张宪家属与岳飞家属同时允许任便居住。乾道元年（15），张宪追复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阆州观察使官衔，四子也各补官，张宪冤案也终于得到昭雪。嘉泰四年（1204），张宪追赠宁远军承宣使。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绍兴十一年九月癸卯。

②《宋史》卷368《张宪传》。

（谢选骏指出：岳飞之所以受到怀念，是因为宋人长期受到北方民族的侵扰，甚至被迫裹上了小脚。岳飞之所以失败，因为高宗君臣想要一个可耻的和平。因为这是战国时代，谁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吃掉对方。尤其是文明的南方，更加无力对抗野蛮的北方。）

【第五十一章 吴玠 吴璘】

第一节 吴玠（附郭浩、杨政、吴拱）

吴玠

吴玠（1093—1139），字晋卿，德顺军陇干（今甘肃静宁）人①。父吴扆，为水洛城（今甘肃庄浪）寨卒，升至指挥使，当属乡兵。死后葬于水洛城，因而全家徙居水洛城。吴玠约在政和元年（1111）从军，在抗西夏战争中，以功升进义副尉，是未入品的小军官，权（代理）队将。后参与镇压方腊起义军及河北起义军立功，累转忠训郎，已是入品的低级武官，任权泾原第十一正将。靖康元年（1126），吴玠率军打败进攻怀德军（今宁夏固原北）的西夏军，升任泾原路第十二副将。

建炎二年（1128）四月，吴玠击败进犯的金军于青（清）溪岭（今甘肃泾川西南），升任权泾原路兵马都监兼知怀德军。十一月，吴玠又收复华州（今陕西华县），随后又镇压史斌于鸣犊镇（今西安东南），以功升右武大夫，已成为中级武官。

建炎三年，张浚“谓中兴当自关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①，高宗任命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十一月，张浚到达秦州，升吴玠为泾原路统制。

建炎四年（1130）初，吴玠又升任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成为一路的副统兵官。金军西路主帅完颜娄室侵占长安后，派副帅撒离喝率军向西北进犯麻亭镇（今彬县南）。吴玠与张中孚、李彦琪等，奉都统制曲端之命抗击于彭原店（一作自原店、白原），曲端则拥大军屯驻于后方的宜禄（今长武）。吴玠等与金军恶战，初战告捷，在金军再次攻击下，吴玠所部前军稍有退却，曲端不但不进兵支援，反而立即退往泾州（今甘肃泾川），吴玠遂战败。金军乘胜进占邠州（今陕西彬县），在进行烧杀后又退走。彭原店之战，被列为“建炎三大战”之一。“建炎、绍兴初，诸将未尝敢与虏（金）战也，独曲端与罗索（娄室）战于白原”，但也战败。又称：“白原之败，其（曲端）气已沮”②。其实，曲端并没有直接参加或指挥作战，可能只是听到部下报告此战的激烈情况，即被吓破了胆，反以吴玠违背他的节制，而将吴玠降为怀德军知军。不久，张浚即升吴玠为秦凤路副总管兼知凤翔府。张浚想牵制南犯江、淮的东路金军主力宗弼所部，以避免金军再次渡江南下危及南宋政权，决策在西北发动攻势。金军宗弼随后奉令自**率部赶往陕西，以支援西路金军。八月，吴玠升为权永兴军路经略司公事，后收复长安。九月，宋金“富平之战”，宋军战败。吴玠收散兵退保大散关（今宝鸡西南）东的和尚原，积粟列栅，训练士卒，死守以扼入蜀通道。

①本章部分参考杨倩描《吴家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①《宋史》卷361《张浚传》。

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建炎三大战》。

绍兴元年（1131）五月，金军东路从凤翔西上，西路自阶州（今甘肃武都）、成州（今成县）东出大散关，合攻和尚原。西路金军先到和尚原北山，吴玠士卒坚守阵地，以逸待劳，轮番作战、休息，路狭多石，金军被迫舍马步战，连战三天，金军战败后退往西南的黄牛堡，又遇大风雨雹，被迫退走。东路金军正在攻打箭笞关（今陕西千阳南），吴玠又派兵击败东路金军，金军第一次攻打和尚原失败，吴玠以功升陕西诸路都统制。同年十月，金军主帅宗弼（兀朮）率金兵数万，“造浮梁跨渭水，自宝鸡连三十里（结连珠营），垒石为城”①，吴玠命诸将造劲弓强弩，轮番发射，号“驻队矢”，箭射如雨。宗弼所部“抵险不可进，乃退军，伏兵起，且战且走，行三十里，将至平地，宋军阵于山口，宗弼大败，将士多战没”②。宗弼“自入中原，其败衄未尝如此也”③。和尚原之战，后被列为南宋“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吴玠以功建节，授镇西军节度使。

绍兴二年，吴玠兼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司都统制。次年正月，金朝和伪齐联军攻陷金州（今陕西安康），利州路经略使刘子羽退守饶风关（今石泉西），并向吴玠求援，吴玠率部自河池（今甘肃徽县）一日夜驱驰300里，赶到饶风关抗击金兵，激战六昼夜，后因叛徒引金军从小路出关后，吴玠战败退保西县（今陕西勉县西），金军占领兴元（今汉中）。吴玠放弃和尚原，退往河池南仙人关，在关右筑垒以守。绍兴四年二月，金军主帅宗弼、撒离喝及伪齐刘夔率军10万攻仙人关，激战数日，金军败退，仙人关之战也被列入“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吴玠以功升任川陕宣抚副使，领二镇（奉宁、保静）节度使。

绍兴五年十二月，南宋进行军制改革，设行营护军以统主力部队，吴玠所部由地方军“四川宣抚司军”首次被编为朝廷直属的主力部队，编为行营右护军，右护军成为南宋的西北长城。此后，川陕边境宋金双方大体都以守为主，相对平静。

绍兴八年十二月，宋金第一次议和。九年（1139）正月，吴玠升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随后又升任四川宣抚使。六月，吴玠病死于仙人关，终年47岁，后谥武安。孝宗淳熙三年（1176），追封为涪王。

吴玠五子，长子吴拱随父从军，吴玠死时吴拱在右护军，但官职不高。

川蜀地区除吴玠外，主要将领是后来被称为“蜀中三大将”的吴玠弟吴玠与郭浩、杨政。

郭浩

郭浩（1087—1145），字充道，德顺军陇干（今甘肃静宁）人。在“蜀中三大将”中资历最老，北宋徽宗时从军，北宋末累迁至领安州团练使，已是中级武官。建炎元年（1127），任原州（今镇原）知州，次年升泾原路兵马钤辖、泾州（今泾川）知州。建炎三年初，兼权主管鄜延路经略安抚司公事。同年冬，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以郭浩为秦凤路提点刑狱、秦州（今天水）知州，并曾任权秦凤路经略使。建炎四年九月，参与宋金富平之战，后又参与和尚原、杀金坪之战，历任凤翔知府、利州知州。后因与吴玠不协，绍兴六年（1136），改任金州（今安康）知州兼永兴军路经略安抚使。

①明庭杰：《吴武安玠功绩记》，《琬琰集删存》卷1。

②《金史》卷77《完颜宗弼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8，绍兴元年五月乙亥。③《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9《十三处战功》。

绍兴八年末，宋金第一次议和，以伪齐原辖区归宋。次年二月，郭浩升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陕西宣谕使。六月，郭浩被派往新收复地区，任鄜延经略使、延安知府、同节置陕西诸路军马。绍兴十年三月，面对金可能毁约南犯，郭浩以枢密院都统制任永兴军（今西安）知军、永兴军路经略使。五月，当郭浩仍在延安还未及到永兴军上任之际，金军已自河中（今山西永济西）渡过黄河西侵，很快占领永兴军等地。六月，郭浩所部南下攻占醴州（今乾县），又击败围攻耀州（今耀县）的金军。“朝廷以三将权任相敌”①，郭浩遂与吴璘、杨政同时建节，郭浩升领奉**节度使、侍卫步军都虞候。陕西大部已为金军占领，郭浩改任金州（今安康）知州，带永兴军路经略安抚使、节制陕西·河东军马。绍兴十一年十月，郭浩所部已收复商州（今属陕西）、华州、虢州（今河南灵宝），时吴璘、杨政亦收复失地多处，但同年底宋金“绍兴和议”后，都被划归金朝。郭浩以枢密院都统制任金州知州兼金、房（今湖北房县）、开（今重庆开县）、达（今四川达县）州经略安抚使，镇守川陕边境的东部地区，成为南宋川陕防线三帅府之一。绍兴十五年（1145）死，终年59岁，谥恭毅②。

杨政

杨政（1098—1157），字直夫，原州临泾（今甘肃镇原）人。北宋末从军，南宋初成为吴玠部属。绍兴元年五月，金军攻箭笞关，吴玠派杨政击败金军，以功升右武大夫，成为中级武官。和尚原之战中杨政再次建功，虽家属仍在金占领区，仍然受到吴玠的信任，成为吴玠的爱将。绍兴二年初，任知方山原（今陕西陇县西南），击败来犯的金军，升兼凤州（今凤县东北）知州。绍兴三年，先后参与铙风关、仙人关战役，以功升任环庆路经略安抚使、庆阳（今属甘肃）知府、同统制关外军马、兼节制成、凤、兴州（今略阳）。绍兴五年春，金军渡淮南犯，吴玠为配合南宋东南抗金战争，派杨政、吴璘出兵北上，攻占秦州，又击败金援军，升任泾原路经略安抚使，兼环庆、利州路安抚使。绍兴八年末，宋金第一次和议，次年，金以陕西地归宋，杨政才得以迎取家属。同年六月，吴玠死后，杨政改任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熙州（今临洮）知州、川陕宣抚使司都统制，地位渐与吴璘相近。十年三月，杨政改任兴元知府。同年五月，金军破坏和约渡黄河西上，占领陕西大片地区，杨政率军于凤翔府城南寨及宝鸡击败金军；又与吴璘联合抗击金军于凤翔府地区，“凤翔之捷，（杨）政奋不顾身，功效显著”①，因而建节，领武当军节度使、侍卫步军都虞候。

绍兴十一年末，宋金“绍兴和议”后，杨政仍任川陕宣抚使司都统制，都统制司置于兴元府，杨政又兼兴元知府、利州路安抚使，镇守川陕边境中部。绍兴十四年九月，利州路分为东、西两路，杨政改兼利州东路安抚使，也置司兴元府。绍兴十八年五月，撤销四川宣抚使司，杨政所部改称“兴元府御前诸军”，杨政任都统制。绍兴二十一年，杨政因已建节十年，以守边安静，武阶官进为最高的太尉。绍兴二十七年（1157）死，终年60岁，后谥襄毅。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乙酉。

②《宋史》卷367《郭浩传》。

①《宋史》卷367《杨政传》。

吴拱

吴拱（？—1176），吴玠长子。早年随父从军。绍兴九年六月，吴玠死后，吴拱仍在右护军从军，绍兴十一年“绍兴和议”前夕，吴拱为右武郎、泾原路兵马都监，已是中级武官，后任右护军后部（右护军下分部，相当于其他护军下的军）军官。绍兴十七年，右护军改制为“兴州御前诸军”后，吴拱任后部同统制、阶·成·西和·凤州都钤辖兼成州知州。绍兴二十九年，吴拱升任枢密院副都承旨，后任利州西路驻札御前中军都统制、阶·成·西和·凤州副都总管兼成州知州。

绍兴三十一年三月，当金准备侵宋时，吴拱以利州西路御前中军都统制率军三千，东戍襄阳，改任襄阳知府，从此脱离西部防线。吴拱后升任鄂州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成为南宋中部防线的主要军事统帅，又兼任湖北、京西制置使，与镇江府御前诸军都统制兼淮东制置使成闵、建康府御前诸军都统制兼淮西制置使李显忠，并称为三大帅，吴拱的地位已近似于“绍兴和议”前的岳飞。同年十二月，金军以水军进攻茨湖（今老河口市西北汉水南岸），吴拱部将史俊涉水登上金军船只杀敌，金军船队惊慌失措，其余宋军乘势进攻，金军战败退走。茨湖之战后被列入“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①。吴拱所部在忠义军的配合下又攻占邓州，继又派兵攻克汝州。绍兴三十二年二月，吴拱更进屯南阳，又派部将协助赵樽固守新占领的蔡州（今汝南），击败企图重占蔡州的金军。金军继续大举围攻蔡州时，吴拱又派部将王宣率步骑1.3万往援，于确山（今属河南）击败南下的金军，赵樽得以乘机撤出蔡州南归，王宣也率部归襄阳。继成闵、李显忠之后，同年六月，以赏茨湖之功的名义，“鄂州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充湖北京西制置使、京西北路招讨使吴拱为安远军承宣使、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时复与北人议和，故三招讨并除管军而结局”①，情形有些类似于“绍兴和议”前撤消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宣抚使司，所不同的是并未收他们的兵权。

乾道五年（17），吴拱任利州路安抚使、兴元府知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在任期间兴修水利，“尽修六堰，浚大小渠六十五里，凡溉南郑、褒城田二十三万三千亩有奇。诏奖谕（吴）拱”②。后建节，领武康军节度使。淳熙二年（1175）免职授宫观闲差，次年出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不久去世，谥襄烈。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5，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庚子；《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9《十三处战功》。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庚午。

②《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

第二节 吴璘（附吴挺、吴曦）

吴璘

吴璘（1102—17），字唐卿，吴玠弟。北宋末从军。建炎二年（1128）从吴玠镇压史斌，以功升永兴军路书写机宜文字。建炎三年十一月，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任命吴玠为统制，吴璘以未入品的进武副尉“掌帐前亲兵”①，后随兄吴玠参加“富平之战”。绍兴元年五月，击败金军第一次进攻和尚原的战斗，已以功屡迁为秦凤路兵马都钤辖、统制和尚原军马，成为中级武官。十月，参与“和尚原之战”，吴璘以功升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绍兴三年，又以凤翔抗金战功升秦州知州、兼节制阶、文州军马。绍兴四年三月，参与“仙人关（杀金坪）之战”，以功升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熙州（今甘肃临洮）知州、统制关外军马，仍节制阶、文州军马。

绍兴五年十二月，吴玠所部编为右护军，吴璘任统制。绍兴七年，升兼陕西诸路都统制。行营护军常例不设都统制，右护军由四川宣抚使吴玠直接统辖。绍兴九年春，吴玠病重，无力统辖军队，任命吴璘为都统制以统辖右护军。六月，吴玠病死，吴璘遂成为右护军最高长官。当时宋金议和，金归还陕西，吴璘兼任秦凤路经略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秦州知州，吴璘认为此次和议不稳固，为防金朝反复无常，只以牙校三队前往秦州，主力仍固守原地。次年五月，金毁约攻入陕西，占领永兴军等地，右护军近一半因出戍而被隔绝在陕北，吴璘被任命为同节制陕西诸路军马以统领陕西宋军抗金。六月，几乎与东线刘锜保卫顺昌之战的同时，吴璘与杨政、郭浩等与西线金军主将撤离喝大战于凤翔、扶风，宋军攻占扶风，又大败撒离喝于凤翔城西百通坊，隔在陕北的右护军得以撤回川陕边境。九月，吴璘以功建节，领镇西军节度使。绍兴十一年九月，吴璘又攻占秦州，大败金兵于秦州北的剡家湾，收复陕北一些州县，声振关中，宋金订立绍兴和议，吴璘奉命退兵，新复诸地重又划归金朝。

绍兴十二年，吴璘改任阶、成、岷、凤州经略使，屯驻兴州（今略阳）。绍兴十四年，划分利州路为东、西两路，吴璘任利州西路安抚使，置司兴州。绍兴十七年，行营护军中仅存的右护军改制为兴州御前诸军，吴璘任都统制，兼兴州知州、利州西路安抚使。“时和议方坚，王（吴璘）独严备，日为敌至之虞”①。绍兴二十一年，升太尉。绍兴二十六年，升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职务官称因而也改为“领兴州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职事，改判兴州。渡江以来，未有使相为都统制者，故改命之”②。

绍兴三十一年五月，面对金帝完颜亮发动侵宋战争的形势，吴璘被任命为四川宣抚使，置司兴州。九月，金军游骑侵扰四川边境，有病在身的吴璘随即乘肩舆上仙人关，准备抗击大举进犯的金军。十月，吴璘又兼领陕西、河东招讨使，因病回兴州，由于形势严峻，只得再次扶病上仙人关指挥抗金战争，吴璘部将们先后攻占陇州（今甘肃陇县）、洮州（今临潭）、兰州、原州（今临泾）等大片地区，吴璘也数次亲临前线督战。南宋东西两线依靠年老有病的刘锜和吴璘指挥作战。同年十二月“诏吴璘班师，（吴璘）知朝论主和，于是弃德顺军，仓卒引退，金乘其后，正兵三万，得还者璘仅七千人，偏裨将佐所存无几”③。

乾道元年（15）五月，吴璘升太傅，封新安郡王，仍任四川宣抚使，改为判兴元府（今陕西汉中）。次年八月，又改为判兴州。乾道三年（17）四月，再任光元府知府，兼利州路安抚使。五月，吴璘病死，终年66岁，追封信王，谥武顺。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9，建炎三年十一月。

①王曮：《吴武顺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琬琰集删存》卷1。②《宋史》卷366《吴璘传》。

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

吴挺

吴挺（1138—1193），字仲烈，吴璘子，随父从军。绍兴二十八年正月，时任兴州驻札御前中军第一正将的吴挺，在宋高宗召见后，升任“两浙东路兵马都监兼御前祗应”①，留在首都“行在所”临安任职。绍兴二十九年，回川任添差利州路兵马钤辖，次年任利州东路兴元府御前诸军前军同统制，后改任利州西路兴州御前诸军前军统制兼主管中军军马。在绍兴三十一年的抗金战争中，参与收复西北三路的战斗，后任兴州御前诸军中军统制、熙河路经略安抚使。

孝宗乾道中，吴挺又回到首都任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乾道八年出任鄂州御前诸军都统制。

自吴玠、吴璘先后统率蜀兵达二十多年之久，绍兴末吴璘病重时，有人多次提出将吴璘之子、鄂州诸军都统制吴拱调回四川接替吴璘，由于许多人反对四川军权形成吴氏世袭的状况，而没有回四川任职。淳熙元年（1178），吴挺建节，领定江军节度使，并出任兴州诸军都统制②，吴氏重又掌握四川的主要兵权。淳熙五年，兼任利州西路安抚使、兴州知州。

光宗绍熙四年（1193）春，久病的吴挺请求致仕，但是，以太尉致仕的诏书还未到达，即已病死，终年56岁，后谥武穆。

吴曦

吴曦（12—1207），吴挺子。淳熙五年随父吴挺到首都临安后被留在首都任职；淳熙十二年（1186），作为副使随章森出使金朝。绍熙四年吴挺死时，吴曦正在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任上。庆元元年（1195）元月，升任建康都统制，后任殿前都指挥使，庆元六年春，建节领昭信军节度使，又升太尉。

南宋皇帝对吴氏世握兵权存有戒心：“吴氏世职西陲，威行四蜀，列圣皆留其子孙于中朝，所以为虑者甚远。”而吴璘之子吴挺、孙吴曦也都是日夜思念返回四川重掌兵权，吴挺是在宋孝宗准备攻金的思想指导下，才被放回川任兴州都统制。当吴曦“久蓄归蜀之志，朝廷不许”之时①，适“会韩侂胄谋开边”，收复失地以建立不世功勋，吴曦“因附侂胄求还蜀”②。嘉泰元年（1201）七月，也是在南宋准备攻金的背景下，吴曦被任命为兴州都统制兼兴州知州。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9，绍兴二十八年正月丙戌。

②《宋史》卷3《吴挺传》。

①《两朝纲目备要》卷7。

②《宋史》卷475《吴曦传》。

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1206）三月，程松任四川宣抚使，置司兴元府，吴曦任四川宣抚副使，置司河池；四月，吴曦又兼陕西河东招抚使。南宋攻金战争已非正式开始，吴曦也派兵进攻金秦州地区；五月，南宋正式宣布进攻金朝。金章宗面对南宋的全面进攻，决定争取吴曦降金，蜀汉路安抚使、都大提举兵马事完颜纲在行军途中，接到金章宗招降吴曦的诏书，遂至吴氏祖居地水洛城（今庄琅），“访得曦族人端，署为水洛城巡检使，遣持诏间行谕曦”，招降诏书中向吴曦明确表示：“若按兵闭境不为异同，使我师并力巢穴而无西顾之虞，则全蜀之地卿所素有，当加封册，一依皇统册（赵）构故事（指绍兴和议）。更能顺流东下，助为掎角，则旌麾所指尽以相付”，“曦得诏意动”。同年十一月，宋军几乎全线溃败；十二月，吴曦降金，据兴州自称蜀王，金封吴曦为蜀国王，金章宗对诱降吴曦成功十分得意，自称“吴曦之降朕所经略”①。次年二月，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等冲入伪王宫杀死吴曦。吴曦终年46岁。

①《金史》卷98《完颜纲传》。

关于吴曦降金问题，《宋史》等多记载吴曦早有预谋，《两朝纲目备要》卷9，记载在宋下诏攻金前，开禧二年四月，吴曦已遣使前往金朝求封蜀王，欠确，当以《金史》记载为准。

（谢选骏指出：《三国志·魏志·阮瑀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乃叹曰：‘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乎！’”——阮籍真是少见多怪，他怎能想到，比刘邦项羽逊色如此的人，也能悍然照亮了汗青。）

【第五十二章 宋孝宗 虞允文】

第一节 宋孝宗

孝宗之立

后周显德七年（960）正月，赵匡胤发动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但在开宝九年（976）十月，为其二弟赵光义所杀，帝位从此传入宋太宗后裔一系。北宋为金所灭，赵构重建宋朝，史称南宋，但仍在金军的追击下狼狈逃窜，几无宁日。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军奔袭扬州（今属江苏），宋高宗突受惊恐，从此丧失生育能力，再未生一男半女。同年七月，独子赵旉又病死。南宋朝野认为是太祖的帝位为太宗所夺，太祖子孙“仅同民庶”，所以“艺祖（太祖）在上，莫肯顾歆”，以致北宋为金所灭，南宋政权也朝不保夕，应选太祖后裔为嗣子继承帝位，南宋才能稳固。①高宗后于绍兴二年（1132）选了宋太祖后裔赵伯琮、赵伯浩养于宫中，五月间，又选定赵伯琮由婕妤张氏抚养，但并未确认为皇子，实际上仍期望自己生子。赵伯琮（1127—1194），即赵眘，是宋太祖七世孙，秦王赵德芳的后裔。父赵子偁，舍试合格，时任嘉兴县丞，母张氏。绍兴三年二月，赵伯琮赐名瑗，初除和州防御使。但宋高宗得宠的才人吴氏（后封皇后），也请育一子。于是在绍兴四年五月，又选了一个年已5岁的宋太祖后裔赵伯玖，由吴才人抚养，引起了大臣们的不安。次年五月，宋高宗以“朕年二十九未有子”，不肯封赵瑗为王，只是依皇子例，进授赵瑗为保庆军节度使、封建国公，仍不确认为皇子①。绍兴六年正月，赵伯玖赐名璩，初除也是和州防御使，因而中外议论纷纷。绍兴八年八月，宋高宗以御笔想封赵璩为国公、节度使，使其名位与赵瑗相等，遭到左相赵鼎和执政王庶、刘大中等的反对而暂时作罢，但赵鼎、王庶、刘大中随后被罢宰执而出任地方官。在秦桧独相后的绍兴九年三月，赵璩终于被进为保大军节度使、封崇国公，地位和礼遇又与赵瑗相等。在这场赵瑗、赵璩争夺皇子地位的斗争中，岳飞也参与其间，据说他还见过赵瑗，说过“中兴基本，其在是乎。”并向宋高宗秘密奏请立赵瑗为皇子，宋高宗却对岳飞说：“卿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与也”。这也是岳飞后来被处死的原因之一②。

绍兴十二年二月，养育赵瑗的张氏死，赵瑗也归吴氏抚养。吴氏与张氏争宠与争着抚养未来皇子的斗争，虽因张氏之死而结束，赵瑗也随后进为检校少保、封普安郡王，但还是不立为皇子。相反地，绍兴十五年二月赵璩也进为检校少保、封恩平郡王。两人礼遇仍然相同，号称东、西府，直到绍兴三十年二月，赵瑗被收养已30年，宋高宗对自己生子也已失去信心。在金宋战争迫在眉睫的形势下，普安郡王赵瑗被赐名玮，字元瑰，进为宁**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又进封为建王，终于确立了皇子的地位，赵璩随后也明确为皇侄。

①《宋史》卷33《孝宗纪》一。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9，绍兴五年五月辛巳；参见《宋史》卷243《（高宗）吴皇后传》。②《鄂国金佗稡编》（王曾瑜校注本）卷21《建储辨》。

绍兴三十一年九月，金军渡淮南犯，两淮很快失守。十一月的“采石之战”，宋军粉碎了金军渡江的企图，金帝完颜亮后也被部下杀死于扬州。南宋军民抗金呼声高涨，认为终归于和的宋高宗急于禅位，想将处理抗金还是求和的责任，推给皇子赵玮，并想立即禅位，在臣下提出只有先立赵玮为太子，然后再禅位为宜。于是，绍兴三十二年（1362）五月，立赵玮为皇太子，改名眘、字元永。六月，赵眘即位，是为宋孝宗。高宗退位为太上皇、吴皇后为太上皇后，南宋帝位从此归属于宋太祖的后裔。

隆兴北伐与和议

宋孝宗即位后，七月任命张浚为江淮宣抚使，又命副相汪沏视师湖北、京西，四川宣抚使吴璘兼陕西·河东路宣抚、招讨使；又为岳飞平反昭雪。战争也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互有胜负。隆兴元年（13）三月，金朝索取被南宋占有绍兴和议以外的地区及贡赋，南宋则提出重划疆界与地位平等的要求，遭到拒绝。四月，孝宗召见已任枢密使兼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的张浚，商议出师北伐。五月，宋将李显忠先后攻占灵璧、虹县，又与邵宏渊攻占宿州。金左副元帅纥不烈志宁反攻宿州，宋主帅李显忠率部血战，而副帅邵宏渊按兵不动，邵宏渊子又率部南逃。李显忠不得已乘夜撤军南归，金军也因伤亡过重而未追击，宋军移师守淮。宿州治符离县，故此战史称“符离之战”。宋军战败后求和派势力抬头，奸相秦桧的党羽汤思退出任右相又升任左相，张浚虽升任右相，但汤思退在宋金和战问题上，竟然要宋孝宗“奏禀上皇而后从事”，尽管宋孝宗气愤地指出：“今日敌势非秦桧时，卿议论秦桧不若。”汤思退虽然也于隆兴二年十一月被罢相，且不久死于贬途中，但宋孝宗终于屈服，“朕以太上圣意，不敢重违”。于十二月以“正皇帝之称，为叔侄之国，岁币减十万之数，地界如绍兴之时”①，不再称臣，岁贡也改称岁币，订立和议，史称“隆兴和议”。

①《宋史·孝宗纪》一，《宋史》卷371《汤思退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20《癸未甲申和战本末》。①《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5，缺字据《文献通考》卷5添补。

注意发展经济和文化发展经济，首先在于减轻人民负担。宋孝宗不仅屡次下诏减轻人民负担，而且注意实效。例如，南宋初年以来，经常提前征收本税季的田赋，称为“预催”。夏税虽然规定是八月半纳毕，而主管税收的户部却规定，七月底以前就要送到首都临安。到宋孝宗时，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送到户部，各地必须三、四月就要征收，而此时的农作物根本没有成熟，虽然多次下诏禁止，但户部并不执行。因为，每年四、五月间指靠预催到的61万贯折帛钱供开支使用，若不预催，“恐至期缺误”。淳熙四年（1177），孝宗得知后就说：“既是违法病民，朝廷须别作措置，安可置而不问。”于是参知政事龚茂良提出，将户部原先每年八月向南库借的60万贯钱，提前到四月上旬借用，“户部自无缺用，可以禁止预催之弊”。宋孝宗随即下诏，此后必须按照规定时间收田赋，违者劾奏。拖延多年的预催问题，在宋孝宗亲自干涉下终于得到解决，至少在宋孝宗时期因而“民力少宽”①。又如地方官常以“羡余”名义进奉钱财，希望得到皇帝的恩宠，宋孝宗在乾道五年（19）时就指出：“今日财赋安得有余”，并且表明不接受地方官进献的“羡余”。但到淳熙五年，绍兴知府张津，又将“本府支用剩钱四十万贯”作为羡余进献，宋孝宗诏令将此钱即作为“代纳今年和买、身丁（税钱）之半”，如有的人户今年已纳，则折算成明年应纳税钱之数，宋孝宗以之“警厉臣工，风动中外”②，规劝官员为民多办实事。

宋孝宗经常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勉农桑，尽地利”，指出“水利不修，失所以为旱备”③，而且注重水利的实效。如在淳熙二年（1175）时指出：“昨委诸路兴修水利，以备旱干，今岁灾伤，乃不见有灌溉之利，若非当来修筑灭裂，即是元申失实”，并对江东路失职官员给予降官以示惩罚。孝宗时“水利之兴，在在而有，其以功绩闻者既加之赏矣，否则罚亦必行，是以年谷屡登，田野加辟，虽有水旱，民无菜色”④，虽不无夸张，但大体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世界上最早由国家发行纸币（会子），还是高宗末绍兴三十年（10）的事。此前的纸币（交子）是四川地方发行用于四川地区。会子是用楮木皮造的纸印制的，也称楮币，或只称楮。宋孝宗即位之初的隆兴元年（13），即下诏将会子加盖“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以表明是由朝廷户部发行的纸币，增加其权威性，以促进其流通。宋孝宗对会子十分关心。“楮（会子）未至于滞（指民众不信任而难于流通）也，而已虑其滞，隆兴元年广行堆垛本钱（即纸币发行的准备基金）以给之；楮未至于轻（指贬值）也，而已虑其轻，淳熙二年多出金银以收之；楮未至多（指发行量过多）也，而已虑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见（现）在之数。故赵雄谓圣虑深远，不复增印，民间艰得，自然贵重而楮币通矣。”①即是对宋孝宗纸币政策的评价。由于政策恰当，保持了纸币币值的稳定与流通，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宋孝宗时社会经济繁荣兴盛的反映。

宋孝宗一改北宋后期与南宋初期，树一派打一派的学术政策，他对主流学派王安石新学及新兴起来的程朱理学，采取兼容并蓄、共同发展。宋孝宗虽也对新学有一些微辞，但对理学派攻击新学推崇理学却并不支持，如乾道四年，太学录魏掞之攻击“王安石父子，以邪说惑主听，游人心，驯致祸乱”，“请废王安石父子从祀，追爵程颐，列于祀典”，不仅不予理会，还将他出为台州州学教授②。而沉寂了三十多年的苏氏蜀学，在宋孝宗即位后重新兴起。宋孝宗为苏轼文集作序赞扬，并追谥苏轼“文忠”、苏辙“文定”，追赠苏轼太师，对苏氏蜀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正是宋孝宗倡导的百家争鸣、共同发展的学术环境，才使得58岁的朱熹，在淳熙十四年（1187）也不得不说：“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①。在随后举出的诸子中，不仅有理学派代表人物，也有新学派的王安石和王雱，以及蜀学派的苏轼。

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6。

③《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

④《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4。

①《宋史》卷181《食货志·会子》，《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46。

②《宋史》卷459《魏掞之传》，《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47。

①《朱文公文集》卷69《学校贡举私议》。

由于有这样的社会环境，才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人学者，正如南宋末年著名学者黄震所称许的，孝宗乾（道）淳（熙）时，“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②。其时，不仅有著名的思想家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还有著名的文学家，如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著名词人辛弃疾等，他们都活跃在宋孝宗时期。

锐意恢复，壮志未酬

“隆兴和议”虽是宋金所有和议中屈辱最轻的和议，但毕竟不是平等的和议，在南宋皇帝接受金朝国书时，要求平等的礼仪被金朝拒绝后，宋孝宗决心通过武力以雪国耻。

主张抗金的大臣张浚已于和议前去世，宋孝宗转而依靠指挥采石之战的虞允文。虞允文于乾道五年（19）升任右相兼枢密使，乾道八年升任左丞相（新官制）。宋孝宗决定采取分别从江淮、四川东西两路攻金的策略，因而任命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使。此前一年，宋孝宗还将三衙之一的侍卫马军司移屯建康，以建康作为宋军东路的前进基地。但是，虞允文到四川后，却迟迟不能确定出兵的日期，而且不久即于淳熙元年（1174）病死，使得宋孝宗与虞允文相约东西两路攻金的战略落空。此后，宋孝宗虽然也整军练武，积极作好攻金的准备，又几次以接受金朝国书仪式不平等而发难，企图以之激化矛盾，引发军事对抗，但他既受制于太上皇高宗，又得不到大臣们的支持，每次都以太上皇有旨而姑听仍旧。“寿皇圣帝（孝宗）之志，未尝一日而忘中原也，是以二十八年之间，练军实、除戎器、选将帅、厉士卒，所以为武备者，无所不讲”①。金世宗也“每戒群臣，积钱谷，谨武备，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终不可恃’，盖亦忌帝（宋孝宗）之将有为也”。但始终制约宋孝宗的太上皇宋高宗，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才以81岁的高龄去世，宋孝宗已是年过60的花甲老人。

淳熙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正月，金世宗去世，皇太孙完颜璟（金章宗）即位。宋孝宗面临着此前向金世宗称侄，现在又要向其孙金章宗称侄的局面，否则就可能发生对抗。而宋孝宗也已失去早年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志，决心将此局面留给“英武类己”的皇太子赵惇。同年二月，即禅位为太上皇，赵惇即位，是为宋光宗。宋孝宗于绍熙五年（1194）逝世，享年68岁。宋孝宗在位期间，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史称为“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②。宋孝宗是南宋名副其实的中兴之主。

②《慈溪黄氏日抄分类》卷68《读水心集》。

①《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9。

②《宋史》卷35《孝宗纪赞》。

①杨万里《诚斋集》卷120《虞公（允文）神道碑》；《宋史》卷383《虞允文传》作绍兴二十三年，误。

第二节 虞允文

采石之战

虞允文（1110—1174），字彬甫，隆州仁寿（今属四川）人。父虞祺，北宋末政和年间进士，仕至潼川府路转运判官。虞允文，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①，历任通判、知州等四川地方官。绍兴二十八年，改任秘书丞，开始到朝廷任职。不久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历吏部员外郎、兼右司员外郎。绍兴三十年，以守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借工部尚书衔任贺金正旦使，回朝后任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

绍兴三十一年（11）十月，金军渡淮南犯，南宋首都临安一片慌乱，许多官员把家属送出京城，以便随时逃跑。在宰相陈康伯坚持抗战下，起用已病的老将刘锜担负起江淮前线的全面抗金重任。但淮西主帅王权刚进抵庐州（今安徽合肥），一听到金军渡淮，随即望风逃窜，金军如入无人之境，直抵长江北岸。宋高宗为应付危急局势，任命知枢密院事叶义问为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虞允文任参谋军事，洪迈与冯方任参议军事，临江督战。十月末，叶义问、虞允文等到达镇江，金帝完颜亮已到达长江北岸的西采石、杨林渡（今安徽和县东南）多日。十一月初，叶义问、虞允文到建康府，王权的部下已退到长江南岸的东采石，王权也已被罢建康府御前诸军都统制职，改调李显忠接任，但还未到任。叶义问派虞允文到东采石犒师，并前往芜湖催促李显忠赶快前来上任。但当虞允文到达东采石时，见逃到江南的王权部下将士，群龙无首，三五成群地散坐路边，骑兵已没有了马匹，士气十分低落。遥望长江北岸，金营遍野，“金主（完颜）亮登高台，张黄盖，被（服）金甲，据胡床而坐，（宋）诸将已为遁计”①。身任参谋军事的文官虞允文，立即召集原王权部下的将官，告以只能死里求生，奋起抗敌，遂即整顿队伍，并于长江南岸山间布阵，但水军虽有战船却不敢出击，虞允文立即命令当涂民兵登船，共准备同抗击金兵。金帝完颜亮亲自指挥金军渡江，“一瞬间，七十余舟已达南岸，其登岸者与官军战”，将官时俊在虞允文的激励下，“手挥双长刀出阵奋击，士皆殊死战，无不一当百，俘斩略尽”，金军败退，登船北逃，又被南宋民船攻击，纷纷落水，共杀死金兵4000多，俘500多②。次日，虞允文又派盛新率船队出击北岸的杨林渡口，大败金水军并烧毁金军渡江用的船只，完颜亮渡江南侵计划破灭，遂移师扬州，企图改由此渡江南犯。“采石之战”是南宋唯一的一次击败金军渡江的战役，在宋金战争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当新任建康都统制李显忠率部赶到东采石时，采石之战已经结束，虞允文随即率李显忠的部将李棒所统1.6万人及战船100艘，前往镇江与刘锜会兵抗金，由于镇江宋军严阵以待，完颜亮又下诏强迫金军限期渡江，金军将士鉴于采石渡江战败的教训，遂杀完颜亮后还军，归附新即位的金世宗。经营川陕绍兴三十二年（12）二月，虞允文升任兵部尚书、川陕宣抚使，在前往四川的途中，先后与京西制置使吴珙、荆南都统制李道会见于襄阳、四川宣抚使吴璘会见于河池，商讨攻金战略。他提出“以大军出关辅，因长安之粮以取河南，因河南之粮而会诸军以取汴，则兵力全而饷道省，至如两河，可传檄而定”的战略①，上奏高宗，又申报于皇子、建王赵玮（孝宗）。吴璘遂出兵陕西，收复西北三路的十六州大片地区。六月，孝宗即位，副相史浩主张退守四川，虞允文前后凡上十五疏，力争不可弃陕西新复失地，但未被采纳。九月，虞允文因反对退兵而被罢为夔州知州。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4，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丙子。

②《虞公（允文）神道碑》。

①《虞公（允文）神道碑》。

此时虞允文还上奏：“论德顺守战之利，不可轻弃”。“若朝廷必欲弃新复之地，臣决不敢卖国为苟容之计”。而对于罢宣抚使职后，“尚付以夔之方面，感极涕零”②。但力主放弃新收复西北三路地区的副相史浩，已于隆兴元年（13）正月升任右相兼枢密使，随即亲自代撰诏书给吴璘称：“弃鸡肋之无多，免狼心之未已。”已经患病的吴璘知道朝廷的意图，“已弃德顺，道为金人所邀，将士死者数万计”③。由于决策者的错误，当年四月孝宗发动北伐战争时，东线虽取得胜利，但川陕有利的态势已经尽失，吴璘军因受到重大损失，不但不能共同出兵北伐，甚至失去了在西线牵制金军的作用。当虞允文随后朝见宋孝宗时，再次上奏论及当前形势，并指陈放弃西北三路十六州地区的利害关系，宋孝宗才知道被右相史浩的弃地策略所误，史浩随即于五月中旬被罢相降任地方官。五月下旬，“符离之战”，宋军溃退。六月，虞允文自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知州，再任兵部尚书并兼湖北、京西宣谕使；七月，改制置使，负责江汉防务。隆兴二年，左相汤思退以放弃宋军攻占的唐（今河南唐河）、邓（今属河南）、海（今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泗（今盱眙西北）四州地以求和，虞允文虽极力反对弃地议和，但四州地终于被放弃。虞允文改任平江知府。同年十月，金为迫宋再放弃攻占的商州、秦州等地，再次渡淮南下，十一月，左相汤思退因而被罢相，不久死于贬途中。主战的虞允文升任同签书枢密院事，再升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但和议已定。乾道元年（15）二月，左相陈康伯罢相后，宰相空缺，只有参知政事钱端礼主政。同年三月，虞允文又升为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成为两副相之一。首参钱端礼一心想升宰相，他因接受李宏所送玉带为吏部侍郎章服所弹劾，并诬称玉带经虞允文转送，事虽辨明，章服亦被罢官谪居汀州（今福建长汀），但虞允文仍罢官授宫观，回四川家乡闲居①。

乾道三年二月，虞允文被重新启用，任知枢密院事。五月，四川宣抚使吴璘死；六月，以虞允文任知枢密院事兼四川宣抚使，接替吴璘镇守西疆。虞允文到任后，召集川蜀四路的转运使，“会计财赋所入，对立兵额”②，整训军队，强者任战守，次者备辎重，裁减老弱者达1.7万多人，岁省军费900万，核实民兵得2.3万多人，并以官田安置归附南宋的金朝人（归正人）2万人，修缮营垒、兵器，选拔将校；又奏除历年州县所欠税赋343万贯，禁止提前征收两税、盐税、酒税，核减两税中的虚额。适遇邛（今四川邛崃）、蜀（今崇庆）等十四州发生饥荒，虞允文又免除当年租税，并开仓赈灾，数十万民众赖以渡荒，四川军政面目一新。

②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336。

③《宋史》卷383《虞允文传》，《宋史》卷33《孝宗纪》一。

①《虞公（允文）神道碑》记载不确，此系参据《宋史·虞允文传、孝宗纪、宰辅表》撰写。②《宋史》卷34《孝宗纪》二。

乾道五年（19），虞允文被召回，升任枢密使。八月，又升为右相兼枢密使，举用胡铨、周必大、赵汝愚、晁公武、李焘、吕祖谦、辛弃疾等名士。乾道七年十月，金使乌林答天锡来贺会庆节（孝宗生日），节前一天，金使上朝。“固请上（孝宗）降榻问金主起居”，遭到孝宗的拒绝，但金使“天锡跪不起，侍臣错愕失措”。虞允文请孝宗退朝回宫，并对金使说：“‘大驾既兴，难再御殿，使人来旦随班上寿’，金使惭而退”。会庆节这天，金使只好随班入见。虞允文只是协助宋孝宗阻止了这一次不平等的礼仪。宋、金地位不平等，使宋孝宗一直不能忘怀，决心通过武力来达到地位平等，并进而收复中原。同年，虞允文以侍卫马军司的牧地原在首都临安郊区，“地狭不利刍牧，请令就牧镇江，缓急用骑过江便”，先移牧地于镇江；又将侍卫马军司移于建康，积极为北伐作准备。乾道八年二月，更改宰相官称，虞允文进为首任左丞相，仍兼任枢密使，后在用人问题上与宋孝宗意见相左，因而求辞相。但宋孝宗在抗金问题上，仍想依虞允文，曾对他说：“丙午（靖康元年，1126）之耻，当与丞相共雪之。”①九月，虞允文罢相，以少保、武安军节度使任四川宣抚使，封雍国公。宋孝宗希望虞允文按照绍兴三十二年提出的进军陕西，挥师东入河南的计划，宋孝宗则督师北上，预定某日会师河南。虞允文则吸收当年任川陕宣抚使时，被迫从已攻占西北三路十四州退兵的教训，提出：“异时戒内外不相应。”孝宗回答说：“若西师出而朕迟回，即朕负卿；若朕已动而卿迟回，即卿负朕。”①宋孝宗亲自到正殿，赐酒赋诗送行，并让虞允文在殿门乘马，持节度使仪仗出京城的特殊礼遇。虞允文虽已年过花甲，但仍怀着光复中原的信念，立即上道，于乾道九年初抵川，设幕府于汉中。首先，适当增加军人的俸禄，使能养家以提将士的士气；养马户免其赋役，以增加养马数量；又听取大将秦琪的意见，改变兵力分散的状况，以使军势首尾相应。选拔将校，赏罚分明，积极备战。宋孝宗则以急不可待的心情，期望早日发动对金战争。乾道九年九、十月间，两次向金提出受书礼仪平等的要求，都被拒绝。宋孝宗即以密诏催促虞允文发兵，虞允文由于军需未备，并向宋孝宗提出：“机不可为，但令机至勿失耳。植根本，国富强，待时而动可也，安敢趣师期为乱阶乎。”引起宋孝宗的不满，虞允文也知道宋孝宗的心情，为了不负厚望，更加积极备战，日夜奔忙，“戴星乘马，冰满鬓髯”而不顾，终于因此得病②，于淳熙元年（1174）二月辞世，享年65岁，赠太傅，赐谥忠肃。

①《宋史》卷383《虞允文传》，《虞公（允文）神道碑》，《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0。①《宋史》卷383《虞允文传》。

②《虞公（允文）神道碑》。

（谢选骏指出：《三国志·魏志·阮瑀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乃叹曰：‘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乎！’”——阮籍真是少见多怪，他怎能想到，比刘邦项羽逊色如此的人，也能悍然照亮了汗青。）

【第五十三章 朱熹 陆九渊 吕祖谦】

第一节 朱熹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年号晦翁、云谷老人、遁翁、沧州病叟，别号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因长期寄居福建，朱熹的学术被称为“闽学”；又因他于建阳建考亭精舍讲学，所以也称为考亭之学。

父朱松（1097—1143），字乔年，号韦斋。政和八年（1118），同上舍出身，授建州政和县尉。后调尤溪尉，监泉州石井镇。绍兴四年（1134），除秘书省正字。历官著作郎、尚书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司勋、吏部郎等。朱松为人刚直，因反对和议忤秦桧，被排挤出知饶州，未上任。绍兴十三年（1143），病死于建瓯。时朱熹年仅14岁。朱松早年从学于理学大师杨龟山（时）的弟子罗豫章（从彦），其学术与操行对朱熹的成长有一定的影响。从师事三先生到从学李延平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朱熹出生在南剑州尤溪县，在社会动荡不安中渡过他的青少年时代。14岁以前，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早年读《四书》是很辛苦的。但他在读书中找到兴味，说读书要有一种沉潜的功夫，要专一，读到不忍舍处，方是见得真味。少年的朱熹，在读儒家经籍中，立下成“圣人”之志，说：“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①后来他在训门人中，要他的弟子为学须立志，涵养气质，就事上、在日用间理会出道理。这也是他早年读书的经验和体会。

朱熹10岁前所受的是启蒙教育，11岁“受学于家庭”②，从父亲朱松学。这一年朱松罢官来建阳寓居，也有了空闲教育自己的儿子。朱松师从罗从彦，罗从彦为杨时的学生。杨时受学于理学创立者程颐。朱松早年拜见程颐，学《周易程氏传》。朱熹自幼在这样的家学的氛围中成长起来，受到理学的熏陶。《朱子行状》说：自韦斋先生得中原文献之传，闻河洛之学，推明圣贤遗意，日诵《大学》、《中庸》，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先生早岁已知其说，而心好之。

朱熹14岁，父亲辞世。受父命从学于胡宪（字原仲，籍溪先生）、刘子翚（字彦冲，屏山先生）及刘勉之（字致中，白水先生）。三先生都与理学有着不同的渊源关系；但三先生所传又都夹杂着释老之学。二刘过世后，朱熹独事胡籍溪。另外，有几个僧人如道谦等，对朱熹的影响也相当大。在李侗（延平先生）前，朱熹所学相当博杂，出入佛老。他自己说：“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①朱子青少年时所学博杂，不仅要看到其负面的作用，也应看到，理学的完备，需要一个广阔的知识基础。融会释老儒是理学发展的需要。

①《朱子语类》卷104《自论为学工夫》。

②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之1上。

①《朱子语类》卷104。

朱熹18岁，建州乡贡高中。次年，礼部试，赐同进士出身。22岁，入都铨试，授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绍兴二十三年（1153），赴同安任，途中拜见李侗。李侗强调“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但初次相见，李侗强调儒佛区别的观点，没有被朱熹接受。绍兴二十六年，秩满。二十八年，差监潭州南岳庙。

绍兴二十八年正月，朱熹徒步走了一百多里，再次见李侗。绍兴三十年冬，朱熹又一次见李侗。绍兴三十二年，迎谒李侗于建安。数见李侗，经过指点与自己的探索，朱熹终于体会出李侗思想的意义，从而完成“逃禅归儒”的转变。朱熹说：“某少时未有知，亦曾学禅，只李先生极言其不是。后来考究，却是这边味长。这边长得一寸，那边便缩了一寸。”②李侗称赞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③。朱熹因李侗而得二程理学的正传，而二程理学也因朱熹的发展而臻于完备。

朱熹中举后，在同安任内主县学，开始了讲学活动。

集理学之大成从朱熹一生的学术生涯上看，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一、从隆兴元年（13）到淳熙四年（1177），即34岁到48岁，是朱熹学术体系初步形成时期。他一方面继续辟佛，一方面系统编辑理学家的言论、文字，把理学精神糅进儒家的经籍，基本完成《四书》的纂修。

宋孝宗即位，诏求直言，朱熹即上封事，要求熟讲帝王之学，早定修攘之计。隆兴元年（13）复召，入对，奏事垂拱殿，除武学博士。此前，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朱熹编《上蔡语录》。隆兴元年编成《延平答问》，写出《论语要义》，编《论语训蒙口义》。乾道八年（1172）作《语孟精义》；再刻时，改名《语孟要义》；后又改为《语孟集义》。隆兴二年（14）有《困学恐闻编》。

孝宗乾道元年（15），朱熹请祠，差监南岳庙。乾道年间编写的有《程氏遗书》、《程氏外书》；《太极图说解》、《通书解》及《西铭解义》等。乾道八年，编成《资治通鉴纲目》59卷。这是朱熹要使史学“会归理之纯粹”的工程。朱熹说：“臣旧读《资治通鉴》，窃见其间周末诸侯僭称王而不正名。汉丞相（诸葛）亮出师讨贼而反书‘入寇’。此类非一，殊不可晓。又凡事之首尾详略，一用平文书写，虽有目录，亦难寻检。”①他认为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存在两个方面的缺憾，一是没有以天理的教条，对历史进行褒贬评论。二是编排形式上，由于眉目不清而难以检寻。他以纲目体改编《资治通鉴》，使“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然有感于斯”。同年又完成《八朝名臣言行录》的编纂。

乾道九年（1173），编写成《伊洛渊源录》一书。这是一部学术史著作。淳熙二年（1175）朱熹与吕祖谦共同编《近思录》。淳熙四年（1177）

完成的作品有《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论语或问》、《孟子或问》；又序定《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这是朱熹理学体系初步建立的标志。

②《朱子语类》卷104。

③《李延平集》卷1。

①《朱文公文集》卷22《贴黄》。

朱熹同吕祖谦以及湖湘学派的张栻及陆九渊商榷、辩论；特别是淳熙二年（1175）鹅湖之会，朱熹与陆九渊辩论，对促进朱子理学体系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二、淳熙五年（1178）至绍熙五年（1194），朱熹49岁至65岁，为进一步发展时期。朱熹的主要活动，是通过讲学和同其他学派的辩论，扩大朱学学派的势力与学术影响。另一个方面是继续使学术的各个方面理学化。对“四书”及其他儒家经籍以理学的教条重新解说，构建出理学的体系。

朱熹一向重视教育和亲自讲学。早在同安任上，他主县学，“选邑秀民充弟子员，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①。乾道六年丁母忧期间，于建阳建寒泉精舍，有蔡元定等执弟子礼来从学。淳熙五年（1178），除知南康军。次年，于任上复建白鹿洞书院，亲自为诸生讲《中庸章句首章或问》，拟定《白鹿洞书院学规》。

淳熙八年（1181），除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后由于浙东发生饥荒，改为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于任上“钩访民隐，按行境内”，厘革弊政，颇有成效。因弹劾有劣迹的唐仲友，由此得罪辅臣王淮。朱熹请祠。淳熙十年，主管台州崇道观，于武夷五曲建武夷精舍。武夷讲学时期是朱学发展至关重要的时期。福建、浙江、江西及皖南等地士子纷纷前来就学。朱学得以大规模地传播。

朱熹一生的学术活动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即同其他学派争辩，他确实想通过辩论，以排斥其他学派。在武夷精舍讲“正心诚意”时，赋诗明志：“明年定对白虎殿，更诵《大学》《中庸》篇。”①他期望在一代人君的支持下，使朱学成为钦定的一统学术，但在他生前却没有这样的好运。

吕祖谦去世后，各个学派也展开更为激烈的争辩，形成“议论蜂起”的局面。朱熹也全面开展对其他学派的斗争。湖湘学派主帅张栻倒向朱学，乱了自家阵营。吕学一部分门人投入到朱熹门下。陆学还是一大宗，但陆子寿向朱熹表示悔意。所以，朱熹接着把论辩的矛头主要对着“浙学”。

吕祖谦病逝于婺州，朱熹对交游甚密老友的学术责难并没有减轻，进而对吕祖谦之弟吕祖俭大张挞伐，说：“伯恭无恙时，爱说史学，身为后生辈糊涂说出一般恶口家议论，贱王尊霸，谋利计功，更不可听。”“婺州自伯恭死后，百怪都出。”说金华派“全然不是孔孟规模，却做管、商见识”②。骂永嘉学派“卑污”，永嘉学者“它自知定学做孔子不得了，才见个小家活子，便悦而趋之。譬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见个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③。朱熹与永康派陈亮展开了王霸义利之争。早在淳熙九年，陈亮访朱熹，朱熹就批评了陈亮。从淳熙十一年（甲辰年）到十三年（丙午年），双方书函往返，关于王霸义利问题展开大争论，表达对道德功利的看法，反映出各自的历史观点。这在学术史上，是一件大事。

①《宋史》卷429《朱熹传》。

①《朱文公文集》卷4《读通鉴纪事本末》。

②《朱文公文集》卷35《答刘子澄》。

③《朱子语类》卷123。

朱熹知道自己的批评过分，“刻画太精”，但在学理的是非上，是不会放过的，“若孟子之辟杨墨，也只得恁地辟”。于诸家中，对陈亮的学说攻击尤力，但效果不大，朱熹说：“陈同父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伯，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可畏！可畏！”又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①把浙学作为主要靶子来批判，甚至把浙学放在禅学之上，来攻击，可以看出朱熹思想实质。

此外，还继续与陆九渊辩“太极”、“无极”诸问题等。

在这一阶段，朱熹写成《易学启蒙》、《周易本义》；修订刊刻《诗集传》。特别是在淳熙十六年（1189），序定《四书集注》，次年，刊刻于漳州，这标志着朱学思想体系的成熟。

淳熙十四年（1187）朱熹58岁，除江南西路提提点刑狱公事。

淳熙十五年朱熹上封事，奏事延和殿，说，今日之“大本”，在正皇帝之心。天下有“急务”者六：即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次日，除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朱熹力辞，除秘阁修撰，奉外祠。

淳熙十六年（1189）八月，朱熹除江南东路转运副使，以疾辞，十一月除知漳州。次年即光宗绍熙元年（1190），至漳州。在漳州任上奏除无名之赋700万，减经总制钱400万。他欲方量土地，行经界法，为土豪及在朝权势者所沮。后以子丧，请祠。绍熙四年（1193）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绍熙五年四月，去长沙上任。在任数月用镇压安抚手段，平息少数民族起义。重建岳麓书院，明教化，四方学者毕至。在抑豪民，严武备诸多方面有政绩。三、从宁宗庆元元年（1195）至六年（1200）朱熹去世，朱学进一步完善，同时朱学内又孕育嬗变的因素。

宁宗即位，除朱熹焕章阁待制、侍讲。但朱熹在朝不过46日，即被排挤出朝。朱熹回建阳，建竹林精舍，后改名沧州精舍，继续他的讲学与著述事业。

庆元二年，韩侂胄禁理学，沈继祖指控朱熹十罪。庆元党禁，立《伪学逆党籍），籍“伪学”赵汝愚、朱熹、吕祖泰、蔡元定等59人。朱熹的门人“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而（朱）熹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以谢谴生徒者，笑而不答”①。在学术上他写成《楚辞集注》、《仪礼经传通解》、《韩文考异》以及《周易参同契考异》；修改整理《资治通鉴纲目》等。所有这些，都标志朱熹学术进一步深化，但朱学在文献学上注意训诂章句以及博采的特点也显示出来了。

庆元六年（1200）三月初九，这位一代学术大师在凄凉中辞世。临终前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尽管朝中禁道学很严厉，但一些门人学者，还是不顾禁忌，奔赴建阳。十一月，蔡沈、黄榦主丧葬事，参加会葬者近千人。朱熹力图使经学、史学、子学及文学融入理学中去，而且他也确实建立了一个宏大的学术体系，缕析理学的渊源及传授学脉。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后人编纂的有《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庆元党禁解除后，朱学地位不断上升。经真德秀、魏了翁的努力，朱学终于上升到统治的地位。陈淳、黄榦、蔡元定等门人，护师门，在一些方面发展了朱熹的学术。由黄榦而金华四先生（即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及黄震，在闽、浙、赣一带，传播朱学、修正朱学、发展朱学。到了南宋末期，朱陆水火，朱陆合流，又相互出入，其弊，则是陆学流于禅，而朱学流于训诂。

①《朱子语类》卷123。

①《宋史》卷429《朱熹传》。

朱熹的天理论

朱熹继承、发展了程颐的天理论，并且构成一个完整的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朱子语类》卷一开篇集中表述了朱熹对理的看法，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

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

伊川说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

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

有人问：“有是理便有是气，似不可分先后？”朱熹回答说：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是是气；也须有先后。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

气运从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环去，无有衰而不盛者盖一治必又一乱，一乱必又治。①从上面几段语录可以看出朱熹的天理论、理气论的要点：一，宇宙的本原是“理”。天地万物，包括社会上的人，都是“理”的体现。二，理在世界之先存在，理在气先。理是不生不灭而气有生有灭。三，社会的变动，是一种气运循环，而且是盛衰的循环。这就建立理本论的哲学体系。四，理一分殊。他特别肯定程颐的观点，也吸收周敦颐、张载的说法。在《论语集注》中，朱熹说：至诚无息者，道之全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

这是论说全体与个别、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另外，朱熹吸收了张载《正蒙》的观点与邵雍的《皇极经世》中的思想，进而论说五行阴阳之理，说：“气之精英者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为金木水火土者为神。在人则为理，所以为仁义礼智信者是也。”

朱熹的宇宙观、运动观、社会历史观、伦理观都统一在理学的体系中。

不仅继承、发展了程颐的思想，同时也融合理学各家的思想。朱熹认为，认识理，是要“即物穷理”，与“格物致知”。他说：只是推极我所知，须要就那事物上理会。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若不格物，何缘得知？①人能认识“理”，是“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通过格物，而豁然贯通，用事物去印证出心中具有的天理。这是先验的认识论。

朱熹的历史观是理气论的历史观。他以“理”作为划分历史阶段、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标准。三代是天理流行，汉唐以后是人欲横流。天理存在，但不过是暗合。这种观点为陈亮所批驳。此外，在社会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学说等各个方面，朱熹都贯穿了他的理气说。

第二节 陆九渊

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为南宋心学理论体系的创建人。

五代末年，先祖避难至抚州金溪（今属江西）居延福乡之青田。陆氏为一方宗族大姓，迁至江西后二百年间，合族数千人聚居，族规严密。父陆贺，字道乡，究心典籍，重践履躬行，在州里颇有声望。时家道中衰，没有田产，一门之衣食，皆仰仗药肆供给。

九渊兄弟六人，九渊最幼。大哥九思，字子强；二哥九叙，字子仪。三哥九皋，字子昭，力学成名，是为庸斋先生。四哥九韶，字子美，与朱熹论学，辩《太极图说》，这是理学史上一件重要事情。子美在梭山与学者讲学，称为梭山先生。五哥九龄，字子寿，登进士第，因斋名为“复”，称为复斋先生。

九渊在应山讲学，改应山为象山，自号象山翁，称为象山先生。他同子寿齐名，时人称为“二陆”先生。也有的将梭山列入，称为江西“三陆”。他们兄弟自相师友，讲学授徒，及门受业者数千，在东南有相当大的影响。三陆对心学的形成都有贡献，“三陆子之学，梭山启之，复斋昌之，象山成之”①。其中陆九渊成就最大。

读书有觉

陆九渊在绍兴三十二年（14）23岁以前，是他青少年求学时期。

陆九渊5岁入学读书，这是启蒙学习。他自己说：某七岁读书，十三志古人之学，亦时习举子之文，不好也。二十四以书见先达李公，今经略广西者。书辞才百余言，而李公嘉之。是岁，实今天子新即位，颁科诏，而某独殊无应书之意，李公以为不可。乃以向为举子业云李公亦谓为能，其秋竟就试中选。②这是他把自己入仕途之前的生活所作粗线条的介绍。7岁读书，9岁能属文。所谓13岁志古人之学，是这一年，他思考出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穷之中；进而体悟出宇宙便是吾心等一系列认识。

陆九渊自小不爱嬉戏，静重如成人，他的求学一个重要特点是“读书有觉”。首先，这是一种探索的精神。他遇不明白的事，要问个原委究竟。4岁时，就询问天地何所穷际，因为没有得到回答，深思以至于忘寝食。他提倡读书不能满足记诵，“书非贵口诵，学必到心斋”①。又说：“读书固不可不晓文义，然只以晓文义为是，只是儿童之学，须看意旨所在”。②生活中事事物物，他都能体察出一种道理来。三哥陆九韶说：“子静弟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逐物皆有省发。尝闻鼓声振动窗棂，亦豁然有觉。其进学每如此。”③其次，这又是一种批判的精神。陆九渊读书很刻苦，在“实勤考索”的基础上，又主张读书要有疑，认为有疑方有觉，有疑方有进。他五哥陆九龄读《论语》，问九渊对其中《有子》一章有什么看法。九渊认为这一章是有子的话，不是孔子的言论。陆九龄说有子是孔子的主要门人，不可轻议。但陆九渊却不以为然，对这位贤人进行批评，说：“夫子之言简易，有子之言支离。”①《宋元学案序录》。

①《陆九渊集》卷36《年谱》。

②《陆九渊集》卷35《语录下》。

③《年谱》。

他对前人的学术和对社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关于宇宙的认识，关于二程的评价，关于对王安石新法的意义的估定以及对荆公新学的认识等，有他自己的见解。在理学一些重大的问题上，与朱熹的认识分歧更是明显。

陆九渊主张为学当先发明本心，但不应当脱离社会现实生活。傅兆文在《序》中说到陆氏家学时有一句话，说：“真所谓本诸心而见之躬行之实者”。所以，重践履也是九渊“读书有觉”的一个落脚点。岁时，象山读三国、六朝史，又知悉靖康年间北宋社稷覆亡的历史，“乃剪去指爪，学弓马”。他并不看重科举，只是把作场屋之文，当成是“直写胸襟”、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方式。

陆九渊作为心学的代表人物，与朱学相对立，但陆九渊在学术上主张不要“护门户”，说：“后世言学者须要立个门户。此理所在，安有门户可立？学者又要各护门户，此尤鄙陋。”①朱、陆辩异同，他们相互对立又相互吸收，学术上相互服膺。这与后来朱陆门人相互水火不一样。

聚徒讲学

陆九渊从24至54岁的近30年中，主要活动是建立心学体系、传播心学理论，从而形成有自身特点的学派。在政治舞台上，他作过地方官，也有政绩，但与他在学术上的建树相比，只占次要的。“立朝仅丞、匠、监，旋即奉祠以归。惠政所加，止荆门小垒而已”②绍兴三十二年（12）秋试以《周礼》乡举，陆九渊应试，开始进入仕途的奋斗。是年丁父忧。孝宗乾道七年（1171）以《易经》再次乡举。次年，陆九渊34岁春试南宫，赐同进士出身。淳熙元年（1174）授右迪功郎、隆兴府靖安县主簿。淳熙四年，丁继母忧。六年，服除，授建宁府崇安县主簿。九年，除国子正，是年秋赴国学。冬，迁敕令所删定官。淳熙十一年（1184）在敕局祚德庙，为献官，向孝宗上言提出改革主张。淳熙十三年（1186）除将作监丞，不久诏主管台州崇道观。这是一个闲职。直到淳熙十六年（1189）光宗继位，朝廷诏陆九渊知荆门军。光宗绍熙二年（1191），去荆门赴任。陆九渊在荆门军任上，颇有一番作为。在军事上，严边防，筑城池，整顿军队，增强战斗力；在政治上，改革一些弊政；在经济上，采取措施，救灾度荒；在教育上，修郡学，亲为诸生讲学。荆门一方经他一番整顿，风俗一变。周必大称“荆门之政，如古循吏”。绍熙三年十二月十四日，陆九渊病卒。

①《陆九渊集》卷34《语录上》②《陆九渊集》卷33《覆谥》。

在这30年中，陆九渊聚徒讲学，对陆氏心学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乾道八年，在试进士时，他所作《天地之性人为贵》，为考官吕祖谦、赵汝愚赏识。吕祖谦说：“一见高文，心开目明，知其为江西陆子静也。”中进士后声名大振，都中诸贤从游，学者络绎前来求教，以至40多天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在经浙江富阳回江西时，杨简等一批学人从游问学。回乡在槐堂授徒论道，论涵养德性，诲人为学当“辨志”；先后得朱桴、傅梦泉一批学者，傅氏也是陆九渊最欣赏的门人。淳熙十年，陆九渊在国学讲《春秋》，如居家教授，诸生感发良多。后来，江西与浙东成为陆学门人集中的地方。江西以傅梦泉、邓约礼与傅子云为主要人物，是为“槐堂诸儒”；浙东以杨简、袁燮、舒磷与沈涣为代表，这四个人被称为“甬上四先生”或“四明四先生”。淳熙十四年，陆九渊在贵溪应天山讲学。他嫌应天山与佛教徒有瓜葛，根据山形，改名为“象山”。自称为“象山居士”，又称“象山翁”。①这在陆九渊心学的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每诣城邑，环坐二三百人，至不能容。结茅象山，学徒复大集。居山五年，来见者案籍数千人”①。陆九渊讲论，终日不倦，有一段文字描述其讲学的盛况：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鸣鼓，则乘山荞至。会揖，升讲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学者又以一小牌书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观此以坐，少亦不下数十百，齐肃无哗。首诲以收敛精神间举经语为证。音吐清响，听者无不感动起兴起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至高诵经训，歌楚辞，及古诗文，雍容自适。虽盛暑衣冠必整肃，望之如神。诸生登方丈请晦，和气可掬，随其人有所开发，或教以涵养，或晓以读书之方，未尝及闲话，亦未尝令看先儒语录。②讲学的盛况、讲学的方法、风格及特点，在这一段文字中说得很清楚。

通过陆九渊的讲学，在他的周围聚集人数众多的信仰者，形成一个学派。他不重视著述，“不立文字”。有人劝陆九渊著书。他回答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③（他的大儿子编成的《象山先生全集》大多数是陆氏的书信与讲学的言论。经过后人不断的增益，又收进《年谱》等材料，1980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了点校本《陆九渊集》，计36卷。）因此，讲学在陆氏的学术体系形成与传播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陆学作为一个学派，又是在同其他学派相互斗争相互吸收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陆九渊与朱熹争论，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术文化的发展上是一件大事。朱陆之争，一次是淳熙二年鹅湖之会的为学之方的争议，一次是淳熙十五年的“无极”“太极”之辩。

在鹅湖之会之前，朱陆矛盾已经出现。吕祖谦于淳熙二年去武夷访朱熹，住一个多月，朱熹送吕祖谦到江西信州鹅湖。为调和朱陆分歧，祖谦约朱熹与陆九寿、九渊兄弟相会。陆九龄子寿、陆九渊子静自金溪来。除二陆外，还有刘子澄及“江浙诸友”。①吕祖谦知道陆与朱议论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鹅湖之会的情况，据陆九渊的回忆，朱陆相会，展开辩论“至晚方罢”。次日，九渊请他哥哥先说，陆子寿将准备好的一首诗朗诵出来：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

子寿才读了四句，朱熹对祖谦说：子寿早已上子静的船了。诵完诗，陆九渊说在途中也和了家兄一首诗：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诗还没有读完，朱熹面色很不好看。当读完后两句：“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①朱熹老大不愉快，于是各自休息。次日，朱陆再辩，论难往复持续数日。吕祖谦虚心相听。①《陆九渊集》卷13《与朱子渊二》。

①《宋元学案》卷58《象山学案》。

③《宋史》卷434《陆九渊传》。

①《吕东莱文集·本传》。

三年以后，当陆子寿来访，朱熹和诗：德业流风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

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朱熹的意思是为学应当泛观博览，而后归之于约。二陆的意思是先发明本心，而后使之博览。陆九渊在诗中讥朱熹的为学之方是繁琐，是“支离”；朱熹认为陆九渊是不信古今的“无言”空疏之学。

还有朱陆的“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关于这两者的差别，朱熹说：“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两人也都意识到两者不能去其一，但侧重点与进德的次序不一样，按黄宗羲的话来说，是陆以“尊德性为宗”，朱以“道问学为主”。陆主张发明本心，“先立乎其大”；朱认为“格物穷理”，则吾知自致。

淳熙十五年前后，又有无极、太极之辩。开始是梭山先生陆九韶（子美）与朱氏辩“无极而太极”这一句，认为“太极”上面又加“无极”二字，与周敦颐的《通书》不一样；二程也没有说过“无极”。《太极图说》的“无极而太极”来自陈抟（希夷），是老氏之学。朱熹“大谓不然”。陆九渊站在他哥哥陆九韶一边，支持梭山把这场辩论进行下去。由此又涉及到对“极”、“中”、“一”等概念、范畴的辩论。

朱陆之争一方面使道学与心学的基本分歧明朗化，划清界限形成学派。

同时二人在相互论难中，又促进思考，推动自身学派的发展。鹅湖之会在淳熙二年（1175），六年后，也就是淳熙八年（1181），陆九渊去南康拜访朱熹，时朱熹为南康守，他请九渊登白鹿洞书院为诸生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九渊的阐发，为朱熹大加赞赏。太极无极之辩以后，朱熹要门人同志“兼取两家之长，不轻相诋毁”。

程颐理学到了南宋，虽然没有成为学术上的宗主，但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影响，朱熹成了理学的集大成者。程朱理学也有其自身的弱点，没有脱离传注章句的路数，其正心诚意一套说教在南宋社稷面临覆亡时，很难奏效。朱学在当时的命运并不好。陆学把理又归之于心，以它的“简易”心学，在讲学与争论中，发展了自己。朱学、陆学再加上吕学，成为南宋学术思想中鼎足而三的主要学术流派。

心学理论陆九渊的心学理论，没有脱离“理”的教条，他认为“理”充塞于天地中，说：“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违异，况于人乎？”①

①鹅湖之会事，各种记载略有不同，诗句文字个别地方亦有不同。此依《陆九渊集》卷34、卷36《年谱》。①《陆九渊集》卷11《与吴子嗣八》。

又说：“塞宇宙一理耳，学者之所以学，欲明此理耳。”②他由“理”论说“势”，但理是根本，势是从属，这就是他的“理主势宾”的观点：“窃谓理势二字，当辨宾主。天下何尝无势，势出于理，则理为之主，势为之宾。”①陆九渊也说“道”，认为“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就这些方面来说，陆九渊与朱熹不存在分歧。

但陆九渊认为心是宇宙的本体，这才是根本。他指出：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②陆九渊认定“心”与“理”不能分二，根本是“心”，这就是他的心学的实质。陆九渊说：“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③明朝王阳明说得直截明白：“圣人之学，心学也。”“自是而后，析心与理而为二，而精一之学亡。世儒之支离，外索于刑名器数之末，以求明其所谓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无假于外也。”陆九渊的心学与孟子的心学思想相通，成了“真有以接孟氏之传”的传人。④在认识论上，陆九渊的发明本心与他的心本体说论一致。朱陆的一系列分歧诸如为学之方上的争论；“尊德心”与“道问学”的辩论；无极、太极之辩也都反映出他们在哲学根本观点上的差别。但两人学术的实质、学术的意义，在维系封建等级统治的作用上，没有根本的差别。这就是黄宗羲说的：“二先生同植纲，同扶名教，同宗孔孟。”“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诏入室，虽东西异户，及至室中，则一也。”①陆九渊的学术思想，为明代王守仁所继承发展，成为陆王学派。

第三节 吕祖谦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曾祖吕好问，（1064—1131）字舜徒，南宋初年“以恩封东莱郡侯”②，始定居婺州金华（今属浙江）。当时，学人多称其伯祖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为“东莱先生”，吕祖谦则称为“小东莱先生”。到了后世，一般均称吕祖谦为“东莱先生”了。

家世显赫，家学深厚吕祖谦出身官宦世家。八世祖吕蒙正，字圣功，为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进士第一；七世祖吕夷简（979—1044），字坦夫，真宗咸平三年（1000）进士；六世祖吕公弼（1007—1073），字宝臣、吕公著（1018—1089），字晦叔均以荫入仕，分别赐进士出身和登进士第。以上诸吕皆曾入朝为宰相。

②《陆九渊集》卷12《与赵咏道四》。

①《陆九渊集》卷12《与刘伯协》。

③《陆九渊集》卷1《与曾宅之》。

④《陆九渊集·附录》。

①《宋元学案》卷58《象山学案》。

②《宋史》卷362《吕好问传》。

五世祖吕希哲（1039—11，字原明），自其以下，包括曾祖吕好问、伯祖吕本中、祖父吕弸中、父亲吕大器等，皆为朝廷命官。如此一代一代连续不断地在朝为官，在宋以前和以后的历朝中不多见。

吕氏家族除官位显赫外，学业上也颇有建树，清人王梓材在校订《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所加按语说：谢山《札记》：“吕正献公家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考正献子希哲、希纯为安定（按指胡瑗）门人，而希哲自为《荥阳学案》。荥阳子切问，亦见学案。又和问、广问及从子稽中、坚中、弸中，别见《和靖（按指尹焞）学案》。荥阳孙本中及从子大器、大伦、大猷、大同为《紫微学案》。紫微之从孙祖谦、祖俭、祖泰又别为《东莱学案》。共十七人，凡七世。然荥阳长子好问，与弟切问历从当世贤士大夫游，以启紫微，不能不为之立传也。足见吕氏家学之深厚。全祖望（谢山）的计算尚不准确，吕氏家族当入学案的，七世尚不止17人。所以《宋史》吕祖谦传说：“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①少时科试，壮齿隐忧吕祖谦在《除馆职谢政府启》中，对自己作了如下概括：“自其少时既夺移于科试，及乎壮齿，又堙废于隐忧，竟失全功，徒怜初志。”②这是颇合实际情况的。

吕祖谦儿时，随父亲在福建任所，他先从师于林之奇，后随父至临安，又从师于汪应辰和胡宪。林之奇字少颖，一字拙斋，学者称三山先生，是吕祖谦伯祖吕本中的门弟子。据《宋元学案》称，吕本中“教之以广大为心，以践履为实，称高弟”①。从这个意义上说，吕祖谦又成了他伯祖吕本中的再传弟子，足见其在学业上，受其伯祖影响最深。汪应辰，本名汪洋，18岁成进士，因高宗览其应对，颇为赏识，赐名汪应辰，字圣锡。信州玉山人，学者称玉山先生。他受知于赵鼎，也颇得胡安国、吕本中的赏识。据《宋元学案》称：“先生于学，博综诸家。”②这对吕祖谦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胡宪字原仲，是著名学者胡安国的侄子，从胡安国学，因居住在籍溪，故自号籍溪先生。“先生质本恬淡，而培养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时然后言。望之枵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温然。虽当仓卒，不见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尝校也。”③这些个人修养，亦对吕祖谦有很大影响。

吕祖谦早年因祖父吕弸中的致仕恩，补为将仕郎，绍兴二十七年（1157），改为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绍兴三十一年（11），为右迪功郎，授严州桐庐县尉，主管学事。这时，他才25岁。但吕祖谦并未看重这些官职，他甚至并没有去上任，④而一心要走科举入仕的道路。

①《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②《东莱吕太史集》卷4。

①《宋元学案》卷36《紫微门人》。

②《宋元学案》卷46《玉山学案》。

③《宋元学案》卷43《刘胡诸儒学案》。

④见《东莱吕太史文集》附录吕祖俭《圹记》：“以祖致仕恩，补将仕郎，监潭州南岳庙、严州桐庐县尉，未上。”

孝宗隆兴元年（13），吕祖谦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这年四月，先考中博学宏词科，接着又中进士。孝宗特下诏“减二年磨勘，堂除差遣”①。史臣在这里还特别注明：“祖谦既中选，赐同进士出身，相继放进士榜，又登上第，故有是命。”②吕祖谦由此而特授左从政郎，改差南外敦宗院宗学教授。其制词说：“尔两科皆优选，宜有以旌其能，资叙超升，是亦常典，可特授左从政郎，差遣如故。”③看来仕宦的生涯已向吕祖谦展开了坦途，但他的命运不济，实际上，他所谓的“隐忧”也随之到来了。

就在吕祖谦连中两科的前一年，即绍兴三十二年（12），他的妻子韩氏去世，所生男亦夭折。乾道二年（16）十一月，他的母亲去世，归葬婺州。由于为母亲守丧，他只得以教授学子为业。乾道五年（19），他再娶韩氏（为原配之妹），并到严州任所。乾道六年（1170），他升任太学博士，并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次年（1171）五月，第二任妻子韩氏又去世，所生女亦夭折，在精神上给吕祖谦带来了极大痛苦。接着，乾道八年（1172），父亲因病告归，并以这年二月去世。在守丧的三年中，他仍以教授学子和著述为事。淳熙三年（1176），守丧期满，因李焘的推荐，升任秘书省秘书郎，并兼国史院编修官与实录院检讨官。这一年，正40岁。这时，他已疾病缠身。淳熙四年（1177），又娶芮氏为妻，淳熙六年（1179）七月二十八日，其妻芮氏又去世，这一年他42岁。越二年，淳熙八年（1181）七月二十九日他也病故，享年44岁。

兼收并蓄，独树一帜尽管吕祖谦一生屡遭不幸，但在学业上体现的那种宽宏函容和兼收并蓄的精神，仍使他独树一帜，成为南宋一位重要学者和思想家。

清代学者全祖望在校补《宋元学案》的过程中，很能发现吕祖谦为学的特点，他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①他还说：“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纪其偏，宰相之量也。”②这确是吕祖谦的风格和为学特点，而表现这一风格和为学特点的，莫过于他促成了朱、陆的“鹅湖之会”。

所谓“鹅湖之会”，是指以朱熹为首和以陆九渊为首的两个针锋相对的学派，于淳熙二年（1175）在江西信州鹅湖寺举行的一次辩论会，这是我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聚会，为时三天，于当年六月八日结束。《象山全集》所附《年谱》，引有陆九渊门人朱亨道的一段话：“鹅湖讲道，切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其意甚善，伯恭盖有志于此。语自得，则未也。”③

①《宋会要辑稿》选举12之15。

②《宋会要辑稿》选举12之15。

③《东莱吕太史集》附录《年谱》。

①《宋元学案》卷51《东莱学案》。

②同上。

③《象山全集》卷36《年谱》淳熙二年引文。

吕祖谦自己亦曾回忆此事说：“某留建宁凡两月余，复同朱元晦至鹅湖，与二陆及刘子澄诸公相聚切磋，甚觉有益。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耳。”④一个“就实入细”，一个“欠开阔耳”，一褒一贬，判然分明。足见就总体来说，吕祖谦是倾向于朱熹，而对陆九渊是有所批评的。吕祖谦十分注意读史。朱熹对吕学有所评述。一次，门人黄义刚向老师“问东莱之学”。朱熹便回答他：“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①又一次，朱熹问他的门弟子吴必大：“向见伯恭，有何说？”必大回答：“吕丈劝令看史。”朱熹对此很不满意，发议论说：“他此意便是不可晓！某寻常非特不敢劝学者看史，亦不敢劝学者看经。只《语》、《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学》。伯恭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②这里朱熹的意见显然十分偏颇，既不劝学者读史，也不劝学者看经，甚至连《论语》、《孟子》“也不敢便叫他看”，而只令“看《大学》”一种，也不过是自己的一己之见，并没有什么十足的道理可言。

吕祖谦既重视读史，他劝人看《左传》、读《史记》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吕祖谦十分重视通史，他留下的未竟史著《大事记》12卷（通释3卷，解题12卷），就是一部本拟“起春秋，后讫于五代”的编年体通史。③可惜天不假年，他只写到汉武帝征和三年便去世了。不过，从他留下的这部分书看，这是一部严谨的史著，连对吕祖谦教人读史颇有微词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其书甚妙，考订得子细”④。这部书，每个事目都注明出典，如周敬王四十一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便注明：“以鲁史、《左传》修。”每条都如此，一丝不苟。本书另附通释3卷，解题12卷。吕祖谦说：“《大事记》者，列其事之目而已，无所褒贬抑扬也。熟复乎通释之所载，则其统纪可考矣。解题盖为始学者设，所载皆职分之所当知，非事杂博、求新奇，出于人之所不知也凡所记大事无待笺注者，更不解题。”①可见解题就是笺注读这一条应当掌握的知识。仍以上条“孔子卒”为例，解题说：“鲁史、《左传》皆书己丑。杜预曰，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至是年七十三。”这的确都是“职分之所当知”的事。而通释，则正如陈振孙所说，是“经典纲要，孔孟格言，以及历代名儒大议论”②。“学者考通释之纲，玩解题之旨，斯得先生次辑之意云”③。

吕祖谦于读史极下功夫，有《十七史详节》273卷传世。诚如清代四库馆臣所说：其书“所录大抵随时节钞，不必尽出精要”④。看来这是吕祖谦读史时随手抄出的，具有选本性质，故得流传。

④《东莱太史别集》卷10《尺牍四·与陈同甫》。

①《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②《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③引文见吕祖谦《大事记原序》。

④《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①《大事记解题》卷1《周敬王三十九年庚申》条。

②《直斋书录解题》卷4。

③李大存：《大事记后序》。

④《四库总目》卷65《史部·史钞类存目》。

另一较有影响的史著是《东莱博议》，又称《左氏博议》，虽是“为诸生课试之作”⑤，却多有吕祖谦的真知灼见。全书共4卷，选《左传》文66篇，分析透彻，议论明达，不少地方，阐发了他卓越的史学思想。如在《曹刿谏观社》一文，吕祖谦便盛赞了史官的直笔。他说：“当是时，人君之言动，史官未有不书者。为君者视以为当然而不怒，为史者视以为当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遗直也。其后管仲之戒齐桓也，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管仲之所言虽是，而已开作而不记之端也。又其后，周王之私犒晋使也，曰，非礼也，勿籍。周王之所举已非，而且显然戒史官以勿籍矣。然一时之史官世守其职，公议虽废于上，而犹明于下。以崔杼之弑齐君，史官直书其恶，杀三人而书者踵至。身可杀而笔不可夺，鈇钺有敝，笔锋益强。威加一国，而莫能增损汗简之半辞，终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于世，是果谁之功哉！”又说：“使其阿谀畏怯，君举不书，简编失实，无所考信，则仲尼虽欲作《春秋》以示万世，将何所据乎？无车则造父不能御，无弓则后羿不能射，无城则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①这种对古代史官的高度评论，在理学大盛的南宋，可谓不同凡响，反映了吕祖谦重视史学、重视文献有征的求实精神。

吕祖谦在任史官时，曾参与编修《徽宗皇帝实录》200卷，又曾奉旨校正《圣宋文海》，这就是由他重新编选的《宋文鉴》。这部书共150卷，所涉诗文集800余家。其书“断自中兴以前”②，保存了北宋大量的诗文。吕祖谦曾对他的侄子吕乔年说：“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或其人有闻于时，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如李公择、孙莘老、李泰伯之类，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没。或其尝仕于朝，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观，如吕惠卿之类，亦取其不悖于理者，而不以人废言。”③都可见吕祖谦在选文时的良苦用心。此书初成，朱熹并无赞辞，但晚年经过仔细研读，却说：“此书编次，篇篇有意其所载奏议，皆系一代政治之大节，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中变之意思，尽在其间，读者着眼便见。”①足见本书的编选是极有功力的。吕祖谦还有不少著述，如《古周易》1卷、《书说》35卷、《吕氏家塾读诗记》32卷、《春秋左氏传说》20卷、《春秋左氏续说》12卷、《东汉精华》14卷、《丽泽论说集录》10卷、《历代制度详说》12卷、《古文关键》2卷等，皆已收入《四库全书》，另还有《东莱集》40卷传世。

吕祖谦关心朝中大事，极力主张抗金。他曾上书说：“恢复大事也，规模当定，方略当审臣愿精加考察，使之确指经画之实，孰先孰后，使尝试侥幸之说不敢陈于前。”②他对南渡之后50年，“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的情况极为担忧③，希望能从根本上予以改变，其用意显然是十分深刻的。可惜吕祖谦在从政的18年间，屡被他所说的“隐忧”所困，未能充分发挥他的才干，实在令人叹惋。

⑤《东莱博议·自序》。

①《东莱博议》卷2。

②周必大：《皇朝文鉴序》。

③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见中华书局版《宋文鉴》附录一。①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见中华书局版《宋文鉴》附录一。②《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③《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谢选骏指出：“九渊在应山讲学，改应山为象山，自号象山翁，称为象山先生。”——这种恶习几百年后在台湾被发扬光大，蒋介石把台北郊外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简直是乌烟瘴气……因为这个“总统”同时自称是一个基督徒。难怪他会逃离大陆，流窜海岛。这都是被该死的送命心学害的；尽管，他和陆象山、王阳明一样，都是不可救药的官迷！可是这种擅改地名的做法，岂不是明显缺乏自信的体现吗。蒋介石等人，显然不懂“蓬荜生辉”的道理。）

【第五十四章 陈亮 叶適】

第一节 陈亮“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

陈亮（1143—1194）原名汝能，后慕诸葛亮之为人，故改名亮，字同甫，号龙川，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祖父陈益，少年以“志气自豪”，从事科举，不得意。晚年，“自放于杯酒间，酒酣歌呼，遇客，不问其谁氏，必尽醉乃止。然其孝友慈爱，明敏有胆决”①。父亲陈次尹，默默无闻。教育陈亮的任务落在祖父母身上。祖父的学识与豪侠之风对陈亮产生了影响。

陈亮青少年时代，就不同凡响，“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②。十**岁时，面对南北对峙、山河破碎的现实，读史书，生出无限感触，“余年十**矣，而胸中多事已如此，宜其不平也”③。他写出了《酌古论》，表达自己“经略四方之志”。绍兴末年，集英殿修撰、敷文阁待制、婺州知州周葵，得到陈亮的史论文字，颇为赞赏，就同他讨论、商榷。陈亮直抒胸臆，阐发自己对历史、对时局的见解。周葵称道陈亮必为“他日之国士”，待为坐上宾①。

宋孝宗即位，周葵为兵部侍郎兼侍讲，改同知贡举兼户部侍郎。隆兴元年（13）六月，自兵部侍郎兼侍讲迁左中大夫，除参知政事；次年十一月，罢参政②。时陈亮在临安，周葵极为器重。陈亮因为有周葵这一层关系，得以与一时名流俊彦结交，畅述自己的见解。周葵又亲为陈亮讲授《大学》、《中庸》，并说“读此可精性命之说。”《宋史·陈亮传》称陈亮“遂受而尽心焉。”这不完全是事实。因为周葵在政治上“晚虽不附秦桧，而与龚茂良皆主和议”。就这点说，陈亮与他相左，“隆兴初，与金人约和，天下忻然幸得苏息，独（陈）亮持不可”。就学术倾向上说，周葵“平生学问不泥传注”，这与陈亮又有近似的地方。

周葵的参知政事被罢以后，陈亮也回乡里。不久，母亲去世。在服母丧期间，父亲因家僮杀人，被捕入狱。接着，是祖父母相继辞世。父亲在丞相叶衡等人的帮助下，得以出狱。

乾道四年（18），陈亮参加婺州的乡试，列榜首，入太学。次年参加礼部试，未中。退而上《中兴五论》，书入不报。于是，退而修学于家，“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察而知也”③。陈亮在乡里力学著书近十年。淳熙五年（1178），陈亮至临安，复诣阙上书，极论时事。又过了十年，即淳熙十五年（1188），陈亮在考察京口、建业以后，又至临安，第三次上书，这就是《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①《陈亮集（增订本）》（邓广铭点校）卷35《先祖府君墓志铭》。

②《宋史》卷436《陈亮传》。

③《陈亮集》卷5《酌古论序桑维翰》。

①参《宋史》卷385《周葵传》。

②参《宋史》卷385《周葵传》及卷213《宰辅表四》。

③《陈亮集》卷1《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从作《酌古论》、作《中兴五论》，到多次上孝宗皇帝书，以及其间在淳熙十一年（1184）至十三年（1186），与朱熹往复辨“皇帝王霸”，这些标志陈亮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走向成熟。

陈亮作《酌古论》，所论历史人物有：汉光武帝、曹操、孙权、刘备以及诸葛亮、吕蒙、邓艾、羊祜、苻坚、韩信、薛公等。他的史论以史为鉴，寄寓自己的兴邦之志：“吾鄙人也，剑楯之事，非其所习；铅椠之业，又非所长，独好伯王大略，兵机利害，颇若有自得于心者。故能于前史间窃窥英雄之所未及，与夫既已及之而前未能别白者，乃从而论著之，使得失较然，可以观，可以法，可以戒，大则兴王，小则临敌，皆可以酌乎此也。”①《中兴五论》包括《中兴论》、《论开诚之道》、《论执要之道》、《论励臣之道》与《论正体之道》。这五论，言中兴事之大端，明经略四方之志。如果说《酌古论》重在论史、论古；那么《中兴五论》则是重在言今，由史而求中兴之道。

淳熙五年上孝宗皇帝三书与淳熙十五年的《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主要是论说南宋的中兴与金的衰变，是必然；论说不可长久偏安，也是必然；论恢复大计与京口、金陵形胜险要，批评朝政，指斥君王之苟且，说：“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他这样分析：“陛下励志复仇，有大功于社稷，笃意恤民，有大德于天下。而卒不免笼络小儒，驱委庸人，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此臣之所以不胜忠愤而斋沐裁书”（《第二书》）。说太祖、太宗开创的宋朝，“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基，至于今日，而不思所以变通之道，则维持之具穷矣”（《第三书》）。又说朝廷在用人方面，是“朝得一士，而暮以当路不便而逐；心知为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乐，杂其是非好恶，而有依违以为仁，戒喻以为义，牢笼以为礼，关防以为智。陛下聪明自天，英武盖世，而何事出此哉”（《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陈亮上书孝宗皇帝，用他自己的话说，为的是复开数百年太平之基。据史载，第一次上书后，孝宗要授以官职，陈亮笑着说：“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①“皇帝王霸”之辨陈亮一生遭遇坎坷。自幼家境窘困，二十多岁时祖父母、母亲相继离世，父亲又遭不白之冤。乾道九年（1173），父亲也辞世，陈亮靠举贷才把父亲安葬。

陈亮从上《中兴五论》、上孝宗一、二、三《书》及《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是五次上书，震动朝廷。在因循苟且的政坛上，一个不合时趋而锋芒毕露的年轻人，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一展平生之志，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两次参加礼部试，后一次是在绍熙四年（1193）中了状元，时已51岁。他没有来得及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次年便病卒。

①《陈亮集》卷5《酌古论序》。

①参《宋史》本传及《上孝宗皇帝第二书》。

在个人经历上，陈亮没有什么显赫的仕宦履历，但他一生却三度入狱（关于陈亮一生入狱事，记载相当混乱，综合各种材料，应当有三次）。第一次入狱当在淳熙五年（1178），他在近20天时间内，连上孝宗皇帝三书后，回归故里的途中，酒后放言，言语中有犯上言词，为席间之人告发。刑部尚书何澹曾是礼部试的考试官，有意压陈亮。陈亮对他言词不恭，所以何澹利用这件事，诬告陈亮图谋不轨，事下大理，被拷打得体无完肤。孝宗知道这事，为他开解，说“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陈亮得免一死（《宋史》本传将陈亮父入狱事，系于陈亮第一次入狱后，误。陈亮父于乾道四年已出狱）。第二次是在淳熙十一年（1184），时陈亮已42岁。在一次乡里间礼仪的宴会上，“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胾中，盖村俚敬待异礼也。同坐者归而暴死”。于是怀疑食物异味是有毒，陈亮被捕入大理，后得友人辛弃疾等的援助，五月才得以出狱。

第三次在绍熙元年（1190）。家僮吕兴、何念四殴打吕天济，几致死。

吕天济诬告说这是陈亮指使的凶杀。台官谏司谕监司酷吏讯问，无所得，仍入大理，欲置陈亮于死地。①幸有少卿郑汝谐，了解案由，很是惊异，在孝宗面前力言，说：陈亮是“天下奇才也。国家若无罪杀士，上干天和，下伤国脉矣。”在皇帝过问下，陈亮才得以脱狱。这已是绍熙三年（1192）。

绍熙四年（1193），第二次应礼部试，礼部奏名第三，孝宗擢为第一。

他的策论为孝宗、光宗赏识，签授建康府判官厅公事。陈亮未到任便去世；时为绍熙五年（1194），终年52岁。

陈亮提倡功利之学，力主抗金，在当时的理学界中，独树一帜，“当乾道、淳熙间，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四君子皆谈性命而辟功利。学者各守其师说，截然不可犯。陈同甫崛起其旁，独以为不然。”①淳熙九年（1182），陈亮至衢州、婺州访朱熹，相处旬日。朱熹也至永康访陈亮，两人私交甚密，相互服膺。陈亮称朱熹是“人中之龙”，说：“世途日狭，所赖以强人意者，唯秘书一人而已。”②是年夏，陈亮再致书朱熹，并且把自己的文字寄去就教。朱熹在答书中称“新论奇伟不常，真所创见。”③但两人在对天理功利等问题的看法上，黑白判别。陈朱争论是不可避免的。

①参《陈亮集》卷27《与章德茂侍郎又书》。

①《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龙川门人：签判喻芦隐先生偘》。②《陈亮集》卷28《壬寅答朱元晦秘书》。

③《朱文公文集》卷36《答陈同甫书》。

淳熙十一年（1187）的四月，即甲辰年四月，陈亮第二次入狱，尚未脱狱之时，朱熹写信给陈亮，希望陈亮“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则岂独免于人道之祸，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为异时发挥事业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这年五月二十五日，陈亮出狱，在陈一之处才得到朱熹的文字，写了一封回信，这就是《又甲辰答书》。在信中，陈亮申述自己是蒙不白之冤，“当路之意，主于治道学耳，亮滥膺无须之祸。”他在信中慷慨陈辞，坦陈自己的心迹，说：“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谈到王霸义利问题，陈亮说：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辩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藩，而道何以常存乎？

故亮以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惟其时有转移，故其间不无渗漏。

关于醇儒问题，陈亮认为：夫人之所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者，仁智勇之达德具于一身而无遗也。孟子终日言仁义，而与公孙丑论一段勇如此之详，又自发为浩然之气，盖担当开廓不去，则亦何有于仁义哉！故亮以为：学者学为成人，而儒者亦一门户中之大者耳。秘书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岂揣其分量则止于此乎。

朱熹复信再论王霸义利，认为三代以后，即或是汉高祖、唐太宗这些英主，也都是“无一念不出于私也”，所以，汉唐以后的历史不同于三代，“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禹、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汉唐所谓贤君，何尝有一分气力扶助得他耶。”

对于朱熹这些观点，陈亮在淳熙十二年（乙巳年）的往复的回信中，不断地对朱熹作出了批驳。陈亮说，不能把历史断成两截，分成三代与秦汉以后的两个不相联系的阶段：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如果这样认识历史，那么，“天地而可架漏过时，则块然一物；人心而可牵补度日，则半死半活之虫也，道于何处而常存不息哉？”（《又乙巳春书之一》）又说：“心有时而泯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时而废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废，可乎？”（《又乙巳春书之二》）他又说：“天地之间，何物非道？赫日当空，处处光明。”所谓三代天理流行，人人都没有利欲之心，也不是事实，“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乙巳秋书》）。

第三年，即丙午年，陈亮致信朱熹，说：“秘书之学，至公而时行之学也；秘书之为人，扫尽情伪而一至于公者也。世儒之论，皆有官不容针私通车马之意，皆亮之所不晓；故独归心于门下者，直以此耳。有公则无私，私则不复有公。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亮所以为缕缕者，不欲更添一条路，所以开拓大中，张皇幽眇，而助秘书之正学也，岂好为异说而求出于秘书之外乎。不深察其心，则今可止矣”（《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①朱熹在答书中，说：“方念久不闻动静，使至，忽辱手书，获闻近况，深以为喜。”称自己：“只今日用功养病之余，却且收拾身心，从事于古人所谓小学者，以补前日粗疏脱略之咎，盖亦心庶几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一场王霸义利之争到此基本告一段落，朱、陈两人都保留自己的见解，但又相互谅解。

永康之学与龙川诗词陈亮与吕祖谦、叶適、陈傅良及朱熹等一代大学人，都有深厚的交谊。

他们在学术上相互切磋、相互辩难，推动了学术的发展。

①以上引文见《陈亮集》卷28。

陈亮创立龙川事功学派，这个学派受到不少批评。全祖望指出：“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其学更粗莽抡魁，晚节更有惭德。”①归结起来是两点，在理学家看来，一是其学术上与二程学统没有联系，专言事功，是不纯。二是陈亮晚年急于求官，是晚节有亏。后一点是中伤，前一点也不准确。陈亮言事功，主张王霸杂用，在当时朝廷中，是一股新风。

陈亮强调道不离气、道不离事，说“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如果把事物与理分离开来，即使是孔孟之学，也不是正大的学术。他说：“夫渊源正大之理，不于事物而达之，则孔孟之学真迂阔矣，非时君不用之罪也。”②关于事物与道、理之间关系，他说：夫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古之帝王独明于事物之故，发言立政，顺民之心，因时之宜，处其常而不惰，遇其变而天下安之。③因此，道不能脱离日用事物而孤立存在。在宇宙之间只有事。这是他的事功之学的哲理依据。因此，道在日用之间，包括礼仪都是与日用不能脱离的。“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当先王时，天下之人，其发乎情，止乎礼义，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王既远，民情之流也久矣，而其所谓平施于日用之间者，与生俱生，固不可得而离也。”陈亮指出，如果抛弃这一根本点，则只能是流于末学，他以《诗经》来说明：“圣人之于《诗》，固将使天下复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于日用之间者。乃区区于章句、训诂之末，岂圣人之心也哉！”①朱熹等一些理学家，通过章句疏释方法，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入德之门、进行天理纲常说教的教本。陈亮却认为，孔子的《论语》只是“下学之事”的作品。他说：“《论语》一书无非下学之事也。学者求其上达之说而不得，则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而索之；意生见长，又从而为之辞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呜呼！此其所以终身读之而堕于榛莽之中，而自谓其有得也。”②这是陈亮对理学教条的批判。

陈亮认为天理与人欲是不能分开的。这是他与朱熹辩论的主要论题。陈亮说：“近世儒者，谓三代以天理行，汉唐专是人欲，公、私、义、利，以分数多少为治乱，其说亦不为无据矣；而不悟天理、人欲不可并用也。”③他认为按照这样的办法，君王没法去治理国家。同样，把皇、帝、王、霸道各分割开，互不为用，这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历代帝王的成功经验，也证明这一点。陈亮从道与气、与事、与物的关系上，说明王霸杂用、义利双行的根据。在朱熹看来，陈亮龙川事功之学，专是功利。朱熹说：“陈同甫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伯，可畏！可畏！”①陈亮在诗词上也有很高的造诣。当时词坛多的是吟风弄月，抒别恨愁肠，而陈亮的长短句“每一章成，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叶適语）。他同朱熹、同辛弃疾、叶適相互唱和，他咏唱道：“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念奴娇·登多景楼》）。他与爱国词人辛弃疾唱和的词尤多，他说：“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看到南宋乐于偏安，他只能是：“壮士泪，肺肝裂。”②陈亮词作感情激越，风格豪放，显示了他的政治抱负。其著作后人编为《龙川文集》、《龙川词》。

①《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

②《陈亮集》卷9《论·勉强行道大有功》。

①《陈亮集》卷10《六经发题·诗》。

②《陈亮集》卷10《语孟发题·论语》。

③《陈亮集》卷15《问古今损益之道》。

①《朱子语类》卷123。

第二节 叶適

读书聪颖，游学婺州

叶適（1150—1223），字正则，温州永嘉（今属浙江）人。生于瑞安，后居于永嘉水心村，世称水心先生。

叶適的少年时代，家境贫困。“自处州龙泉徙于瑞安，贫蒉三世矣”③。父亲性情开朗，有大志而未入仕途。母亲杜氏嫁到叶家的那一年，正逢水灾，家中器物被大水冲尽，自此更为艰难，居无定址，先后迁过二十一处，“穷居如是二十余年”。11岁时，名儒陈傅良在县城林元章家执教，叶適经常在林家嬉戏，他得到机会从陈傅良学习。据他自己的回忆，从此受教、请益于陈傅良的时间，前后有40年之久。少年时代从学的学人中，可以考定的还有刘朔、刘愈、刘夙等。

13岁时叶適随父从瑞安迁到永嘉（今浙江温州）；15岁，学诗、学时文，这些对他一生学术深有影响。《宋史》本传称他“为文藻思英发”①，而全祖望评论说：“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②岁时，叶適在温州乐清白石北山小学讲舍讲习，为稻粱谋，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乾道三年（17）。其间从学与结交的师友，除陈傅良外，还有王十朋的门人叶士宁与林鼐、林鼒兄弟等。

从19岁开始，一直到28岁，即淳熙四年（1177），叶適主要活动是在婺州地区游学，曾从学于郑伯熊，上书宰执叶衡，结识了陈亮、吕祖谦、周必大等。

这十年间，叶適到过临安，时为乾道九年（1173）；淳熙元年（1174），叶適上书叶衡，叶衡时为签书枢密院事。叶適在这封《上西府院书》中，纵论天下大势，指出天下之患在于“朝廷之上，陋儒生之论，轻仁义之学，则相与摈贤者而不使自守以高世”。因此他望宰执能够酌古今之变，权利害之实，以先定国是于天下。具体地说，一是政治上的有为：收召废弃有名之士，斥去大言无验之臣，辟和同之论，息朋党之说。重台谏而任刺史，崇馆阁以亲讲读。二是经济上的措施：据岁入之常以制国用，罢太甚之求，以纾民力。三是军事上的广武举之路，委诸路以择材，鼓舞士卒之勇气，不用增兵而加紧训练，屯田耕种以代军输。四分上流之地，积极准备北伐。

②参《陈亮集》卷39《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及《贺新郎·怀辛幼安，用前韵》。③《水心文集》卷25《母杜氏墓志铭》。

①《宋史》卷434《叶適传》。

②《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上）。

叶適提出中兴的“大略”，进一步指出关键在于为政要“诚”、“赏”与“罚”。诚，是指发号出令，必思生民之大计，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赏，是指爱人之功，求人之善，举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疏贱之丑。罚，是惩人之过，明人之恶，加之窜殛之戮而遗其贵近之厚。以后，叶適多次上书朝廷，其要点多是这些内容①。

这一年叶適才25岁，这次上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响，他很失望。

淳熙二年（1175），叶適26岁，赴武义招明山访吕祖谦，与陈亮、吕祖谦相聚。

志存恢复，论政从政淳熙四年（1177），叶適得周必大的保荐，漕试合格，中举人。次年春，中进士第二名。自此，叶適踏入仕途。

叶適在廷对中，对孝宗和宰执提出了批评。虽然孝宗也力图精实求治，但十多年过去了，却没有尺寸之效。王业偏安于一隅，庶政积废于今日。他提出不可因循守旧，要革去弊政，收复失地。

淳熙五年（1178），叶適授文林郎、镇江府观察推官。是年母病逝，服丧。八年，服除，改武昌军节度推官。同年秋，宰相史浩推荐叶適等，叶適辞不就。淳熙九年，升两浙西路提刑干办公事，居平江（今苏州）。在平江首尾四年，淳熙十二年仍在平江，冬，参知政事龚茂良荐，奉召赴临安。淳熙十三年（1186），改宣教郎，任太学正。次年，升太学博士。

叶適在奏对中，论说国事之中有四难、五不可。四难是：国是、议论、人才与法度方面的四难；现实是：兵以多而至于弱，财以多而至于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贤能而用资格。叶適向孝宗说：“此五者举天下以为不可动，岂非今之实患欤！沿习牵制，非一时矣。讲利害，明虚实，断是非，决废置，在陛下所为耳。”孝宗早年的锐意恢复的精神此时已没有了，对这一番刺耳的忠言，也无可如何，说自己的眼病很重，这样的志向已经没有了。谁能担当此任的，你就同他说去吧。叶適再次进言，孝宗“惨然久之”。

淳熙十五年（1188），叶適除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他向丞相推荐陈傅良等34人。后来证明荐人正确，这34人被召，在朝政中发挥了大作用。这一年，林栗发起对朱熹的攻击，叶適为朱熹伸张，说从郑丙、陈贾到林栗，以道学之名指斥朱熹，是没有道理的，是小人残害忠良的惯用的手法。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孝宗禅位，太子赵惇即位，是为光宗。五月，叶適除秘书郎，仍兼实录院检讨官。乞外补，添差湖北安抚司参议官。作《上光宗皇帝札子》，言国家有六不善，即：今日之国势未善，今日之士未善，今日之民未善，今日之兵未善，今日之财未善，今日之法度未善。叶適说：“不先明治国之意，使此六者本伤而末坏，心蠹而枝披，支离而涣散，而臣之议论无所复用矣。”可是仍然毫无反应。绍熙元年（1190）十月，叶適以秘书郎出知蕲州。

光宗是个有隐疾的皇帝，在请立嘉王赵扩为太子等问题上，与退位在重华宫的太上皇孝宗有矛盾。皇后李氏以及陈源等从中离间。自绍熙二年十一月后，父子之间隔阂很深，从此光宗不朝孝宗。朝廷危机加深，国事艰危，群臣为促请光宗朝重华宫的太上皇，可说是费尽心机，陈傅良痛哭于庭，赵①《水心集》卷27。

汝愚甚而引裾求光宗朝重华宫；太学生也上书。绍熙三年十一月，叶適等上疏，请光宗朝重华宫，不从。绍熙四年（1193），叶適奉召赴临安行在，十一月除尚书左选郎官。光宗很长时间以称疾为由，不朝重华宫。宫廷矛盾使朝中大小事皆废。叶適尽力上言，对光宗说，父子之间亲爱出于自然，不能没有事实而生疑忌。光宗有所动心，曾两赴重华宫，都城临安人听说后，都为之欢悦。后来叶適又有建言，未报。但光宗父子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群臣请光宗朝重华宫成了朝政的焦点。

绍熙五年（1194）六月，太上皇孝宗死。光宗称疾不执丧事，又引发出朝政危机。赵汝愚及叶適等人，通过韩侂胄请太皇太后吴氏垂帘，尊光宗为太上皇，立嘉王赵扩即帝位，是为宁宗。

宁宗即位后，朝中又展开新的斗争。赵汝愚为宰相，韩侂胄自恃立宁宗有功，为自己仅迁枢密院承旨，很不满意。韩、赵的斗争不断升级。韩侂胄及其周围一批人，排斥打击赵汝愚、朱熹、叶適等。赵汝愚被贬死于衡阳。叶適也受到牵连。韩侂胄与赵汝愚的斗争越演越烈，说朱熹提倡的学术是“伪学”。由“伪学”之禁，演变成反对“逆党”所谓的“庆元党禁”，“初，韩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时小人在言路，创为‘伪学’之名，举海内知名士贬窜殆尽”①。

庆元元年（1195）叶適为御史胡绂所劾，降两官。庆元二年（1196），差知衢州。庆元三年，朝廷立“伪学”之籍，名单上共有59人，叶適在其中。嘉泰元年（1201），叶適起为湖南转运判官，嘉泰二年，弛禁，迁知泉州，次年，赴任。同年九月，应召入对，叶適对宁宗说：“治国以和为体，处事以平为极。臣欲人臣忘已体国，息心既往，图报方来可也。”①这番话为宁宗所称许。

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叶適说这件事至大至重，一定要考虑周密，“故必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要考虑战事给各方面带来的后果。开禧二年（1206）叶適除工部侍郎，韩侂胄进行北伐，是要利用叶適的声望。但如叶適所料的一样，这次北伐条件不充分，也没有周密的准备，加上用人的不当，吴曦的叛降，虽然战争初期，获得一些胜利，但很快战争的形势发生变化，金兵南下，形势危急。叶適乞节制江北，在和州、滁州等地战斗中，他用劫砦等灵活的战术，给金人以重创。兵退，叶適进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叶適在长江以北屯田，设置堡坞，一面屯垦，一面积极备战。这些做法很有成效。开禧北伐失败，史弥远及杨后谋杀韩侂胄，取其首级，以向金人求和。叶適于战端未开之时，极力谏止，晓以利害。在战争中，特别是他节制江北的过程中，解和州之围，实施以江北守江的战略，收到了成效，这些方面是有功的，但中丞雷孝友却弹劾叶適，“罪名”是叶適曾“附（韩）侂胄用兵”。叶適因此被夺职，回永嘉水心村专心著述讲学年。嘉定四年，转中奉大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获祠禄，奉祠凡13年，直至嘉定十六年（1223）辞世，终年74岁。

①《宋史》卷434《叶適传》。

①《宋史》卷434《叶適传》。

水心之学，卓然独立

在宋代学术史上，叶適有重要的地位，其主要著作经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有《叶適集》（《水心文集》与《别集》合编，1961年版）以及《习学记言序目》（上下册，1967年版）。叶適在学术上的贡献，全祖望评论说：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学，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资高，放言砭古人多过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仅如象山之诋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经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见弃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然水心工于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①这段话说明了水心之学的几个方面。一是水心之学在永嘉之学中的地位。宋代的永嘉学派重要人物是周行己、许景衡等所谓的永嘉九先生。永嘉学派中实际包括两个学系，一是二程的洛学，一是张载的关学。这就是全祖望说的：“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②传洛学中尤以周行已为重要，“永嘉诸先生从伊川者，其学多无传，独先生尚有绪言”③。南宋永嘉学人在传洛学方面，应当提到郑伯雄、伯英兄弟，以及薛季宣、陈傅良等。叶適与薛季宣、陈傅良的关系密切，特别是与陈傅良的关系。叶適14岁结识陈傅良并从学，此后交游40年。南宋的永嘉之学始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①。

所以永嘉之学到了水心，才“一洗之”，这句话可以商榷，但也点出叶適在永嘉学派上的地位。叶適提倡功利，但把讲功利与讲义理结合起来，反对空谈性命，讲求学统，说：“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水心文集·赠薛子长》）。叶適虽对理学家有所批判，但他并不是不重视学统，虽然他的道统与程朱的道统观又有差异。叶適完成了薛季宣、陈傅良对永嘉学的构建。叶適写《习学记言序目》时，已经是晚年，对历代儒家经籍和道统都有批判。

叶適的经制之学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又讲义理。永康的事功之学专言事功，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水心同这些有差异。

二是水心之学的学风。“水心工于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这是说叶適与永嘉诸子的不同之处。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反映了叶適在理论上的深度不足。《四库全书总目》对《习学记言》有一段评论，说这本书斥汉人言《洪范》五行灾异之非，确能有所见，“足与其雄辩之才相副”；但指出叶適在论太极生两仪的论述，是“文浅义陋”。《四库全书总目》引陈振孙的话，说《习学记言》“其文刻峭精工，而义理未得为纯明正大”②。

至于说叶適的门人多流于辞章，那是学风的影响所及。但《宋元学案》又说水心门人也有差别：“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还有王大受（拙斋）这样“欲以事功见其门庭”的学者。三是水心之学的影响。南宋乾道、淳熙之际，宋代文化又出现了一个**。最初有朱熹的朱学、吕祖谦的吕学以及陆九渊的陆学。所谓的朱学、吕学、陆学，鼎足而三。或谓是朱学与吕学和张栻的湖湘之学，是南宋的三大学派。而张栻死于淳熙七年（1180），次年吕祖谦也逝世了。从此是朱陆两分天下，叶適的崛起，成为一大宗，遂与朱、陆鼎立而三。但水心之学无法与朱、陆相抗衡。南宋后期，朱学地位在提高，朱、陆合流、相互出入，成为一种文化潮流。朱熹指责陆学之弊是偏，而永康、永嘉之学是大不成学问。①这种学术上党同伐异，不足取。应该说，水心之学是卓然一家，根柢《六经》，折衷诸子，辩理学家说《易》及解《中庸》、《大学》之非，以为“舍孔子而宗孟轲，则于本统离矣”。诸多论断显现思想批判的光华，虽然仍是本《六经》之根本。

②《宋元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

③《宋元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

①《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上》。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13《子部十·习学记言》。

①参《朱子语类》卷122。

（谢选骏指出：“陈亮两次参加礼部试，后一次是在绍熙四年1193年中了状元，时已51岁。他没有来得及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次年便病卒。在个人经历上，陈亮没有什么显赫的仕宦履历，但他一生却三度入狱”——在宋朝，一个屡教不改的罪犯竟然可以被录取为状元！虽然他没有因此得官，也该算是功德圆满了吧。）

【第五十五章 李清照 朱淑真】

第一节 李清照

历尽人间甘辛的一生

李清照（1084—约1155），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今属山东）人。父李格非，字文叔，熙宁进士，官至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路刑狱，以博学工文著称。母王氏也知书善文。受家学熏陶，李清照博闻强识，精通书史，“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①，早年所作诗《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颇得时人好评。

建中靖国元年（1101），李清照与吏部侍郎赵挺之幼子，太学生赵明诚结婚。赵明诚（1081—1129），密州诸城人。以荫仕后，初在东京任职，除鸿胪少卿。大观元年（1107）赵挺之卒，次年李清照随丈夫归居青州（今属山东）故第，屏居达十年之久。宣和中，赵明诚出任莱州（今属山东）、后调淄州（今淄博西南）知州。

李清照和赵明诚婚后恩爱美满，生活优裕。夫妇俩志同道合，共同致力收藏金石古器、名人书画、历代图籍。李清照协助赵明诚整理考订彝器、碑铭，并进行研究，编撰《金石录》。平时，常以所藏文物自娱，诗词唱和，情深意洽，“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等著名词句，即是她当时的生活写照。

靖康元年（1126），金军南下，北方陷于战乱。次年，赵明诚奔母丧赴江宁（今江苏南京），高宗即位后，起知江宁府。建炎二年（1128），李清照也避乱至江宁，她感叹“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及对朝廷苟且偷安的不满。建炎三年（1129），赵明诚移知湖州（今属浙江），驻家池阳（今安徽贵池）。他只身赴建康（时江宁已改名建康）听命时，不幸病故。李清照殓葬了丈夫后，前往临安投靠弟弟李沅。大约这时发生了陷害她的“颁金”案，又值金兵南下，南宋朝廷一路败逃，她随着高宗南逃的路线辗转避乱。先从越州（今浙江绍兴）至明州（今宁波），又经奉化（今属浙江）、台州（今临海）入海，再经温州返回越州。多年的文物收藏或亡于战火，或被人盗掠，散失殆尽，境遇十分凄凉。大约在绍兴二年（1132），李清照移居临安，经过数年，“颁金”案之冤亦于此时洗涮清楚。据宋代文献记载，她再适张汝舟，仅数月旋离异，后世学者对此事尚有异议。①李清照的晚岁是在凄凉孤苦中度过的，但她对国事仍很关心，并一直进行着文学创作和学术活动。绍兴三年（1133），她作诗送韩肖胄、胡松年使金。四年，她写作了《打马图经》及“自序”，又对《金石录》作最后的笔削整理，写下了著名的《金石录后序》，后将书表上于朝。绍兴二十年左右，她以所藏米芾墨迹向米友仁求跋。李清照卒年约七十余岁。

①王灼：《碧鸡漫志》卷2。

①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王灼《碧鸡漫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皆载李清照曾改嫁，但明清学者多持异说，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力证其未改嫁，目前学术界对此仍有争议。

据今人考证推测，当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或稍后。①多才多艺，以词名著世李清照以多才多艺著称，她通书画善属文，工诗词，尤以词擅长，被称为南宋婉约派宗主。她的文学创作，从思想内容看，大致可以靖康前后为界，分为两个时期。

前期的诗文，或谈史事，或论文艺，题材比较广泛。早年的《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她以“夏商有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具在”的诗句，提醒人们记取唐代天宝之乱的教训。她的《词论》是宋代重要论词之作，她提出了词“别为一家”的说法，强调音律和典雅，反对以诗为词。前期的词作多写自然风光景物和个人的离愁，较真实地反映了她的悠闲情怀。如《凤凰台上忆吹箫》、《一翦梅》等词，是通过描写寂寞的生活和抒发忧郁心情来表达对丈夫的深切眷恋，并较大胆地流露出自己对美好爱情生活的渴望。这对传统的伦理规范是一种冲击。故王灼《碧鸡漫志》评论说：“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

南渡以后，李清照后期作品有较明显的变化。所作诗文，多感叹身世，怀念故国，包含了较多对现实的关心，渗透着爱国感情，思想性有所提高。如：“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乌江》）。“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咏史》）。诗句用咏历史人物斥责了当时“伪楚”政权和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的政策，显示了自己的爱国热忱和气节。在《打马图经》及“序”中，还提出了秣马砺兵，恢复中原的主张。

后期的词作也与前期迥别。当时，国破家亡的现实和凄凉悲惨的个人遭遇，使李清照陷于极度痛苦之中，于是她以词来抒发伤时忆旧、怀乡悼亡的感情，风格由清丽、缠绵转为深沉、悲壮。如“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菩萨蛮》），“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蝶恋花》）等词句，寄托了对北方故国的怀恋；“元宵佳节，融和天气，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永遇乐》），“当年曾胜赏，生香熏袖，活火分茶如今也，不成怀抱，得似旧时那”（《转调满庭芳》）等词句，表达了对已往生活的追思。李清照晚年的孤苦寂寞也在词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如《武陵春》写“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慨，《声声慢》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意况，《清平乐》写“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的哀伤，皆使人感受到她内心的浓重愁思。

在中国文学史上，李清照的词作以其高度的艺术成就而占有重要地位，后世论者将她推为宋代“婉约派”词家的宗主。她作词十分重视词的特殊格调和协律性，因而能独辟蹊径，在丰富词的艺术表现手法上有所突破。她擅长抒情，巧于构思，常选取一些生活片段填入词中，具体而细致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如《武陵春》即以“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来描写满腔的愁思。她也善于运用白描的手法，通过具体生动的行动或事物，将抽象的内心活动形象化，如《永遇乐》以“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写自己的情怀，《一翦梅》以“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述自己的相思，显得委婉、含蓄、自然，毫无矫揉造作之态。词风虽以凄婉为主，但偶作豪放之句，如《渔家傲》中的“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也使人如读苏轼、辛弃疾之词。李清照词的语言尤具特色，优美、精巧而不刻意雕琢，如以“宠柳娇花”，“绿肥红瘦”写花树，以“浓烟暗雨”，“风柔日薄”写天气，以“黄花瘦”拟人，皆很新颖、清丽，显示出遣词造句的创造性。又常以浅显明白的俗语入词，如“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行香子》），“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声声慢》）等，皆信手拈来，便生出许多清新生动的情味。她精于音律，因而作词强调音乐美，十分注意“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词论》），还讲究舌、齿音的交错和叠字的连续运用，如《声声慢》中一开始就连用了十四个叠字，其独创性为后人所盛赞。李清照词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称其为“易安体”，历代都有人学习仿效。李清照诗文也有很高的造诣，如《金石录后序》一文，叙事、抒情十分优美动人。

李清照的作品在宋代分别有词集《漱玉集》和诗文集《李易安集》传世，但都已散佚。旧传《漱玉词》系后人所辑，如赵万里的辑本收词六十首。今人辑本如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黄墨谷《重辑李清照集》，收录各类作品较为完备。

第二节 朱淑真

朱淑真，自号幽栖居士，相传她祖籍与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同属一地，故有人称她乃朱熹侄女。因世居杭州钱塘，故又称钱塘人。出生于仕宦世家，家境颇富。据她写的诗句，称家里不仅有东园（见《晚春会东园》），又有西园（见《春游西园》），①还有楼阁。她即住在西楼之上。而且家庭中有较浓郁的文化气氛。她常与父亲把酒论文，吟诗作对。她在《寄大人二首》中感叹：“诗礼闻相远，琴樽谁是亲？”并期盼“把酒何时共，论文几日亲。”②她曾在出嫁后，得到家嫂的一封信，她即兴作诗，写道：“声声喜报鹊温柔，忽接芳缄自便邮。一尺溪藤摛锦带，数行香墨健银钩。倾心吐尽重重恨，入眼翻成字字愁。添得情怀无是处，非干病酒与悲秋”。③反映她在未出阁前，过着温馨的家庭生活。

朱淑真虽是大家闺秀，但却时时关心百姓的疾苦。如《苦热闻田夫语有感》一诗，她写道：“日轮推火烧长空，正是六月三伏中。旱云万叠赤不雨，地裂河枯尘起风。农忧田亩死禾黍，车水救田无暂处。日长饥渴喉咙焦，汗血勤劳谁与语？播插耕耘功已足，尚愁秋晚无成熟。云霓不至空自忙，恨不抬头向天哭。寄语豪家轻薄儿，给巾羽扇将何为！田中青稻半黄槁，安坐高堂知不知？”④另一首《喜雨》，亦写道：“高田低田尽沾泽，农喜禾无枯槁伤。我皇圣德布寰宇，六月青天降甘雨。四海咸蒙滂沛恩，九州尽解焦熬苦。”

①《朱淑真诗集》前集卷2《晚春会东园》，后集卷1《春游西园》。

②《朱淑真诗集》前集卷7。

③《朱淑真诗集》前集卷10。

④《朱淑真诗集》前集卷4。

⑤这些诗，都可表明她是个颇富正义感的不凡女性。

可惜的是，朱淑真的婚姻极不如意，以致抑郁以终，铸成了她的悲剧。

如在《愁怀》二首之一中写道：“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①她非常明确地提到了对自己婚姻的不满意。她的丈夫既非“市井民家”，亦非“村恶”，②而是个官员。朱淑真在《春日书怀》中写道：“从宦东西不自由，亲帏千里泪长流。已无鸿雁传家信，更被杜鹃追客愁。日暖鸟歌空美景，花光柳影谩盈眸。高楼惆怅凭阑久，心逐白云南向浮。”③这里显然指跟着丈夫宦游，而远离父母千里，极不自由。另一首《寒食咏怀》，记述丈夫的为宦地是在淮南：“淮南寒食更风流，丝管纷纷逐胜游。春向眼前无限好，思亲怀土自多愁。”④当时，宋金长期划淮为界，淮河一线，是双方重点设防的地方。因此可以推断，她的丈夫大概是不通文墨的一介武夫。她在《秋日偶成》中透露过自己的心事：“初合双鬟学画眉，未知心事属他谁？待将满抱中秋月，分付萧郎万首诗。”⑤最后一句值得注意，她希望自己能嫁个写得万首诗的丈夫，而事实上却嫁了个武夫，这就不能不是“鸥鹭鸳鸯作一池”了。后来，她乘归宁省亲之机，回到了父母身边，从此便永远离开了这个丈夫。由于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如意，她写了许多抒发自己情感的诗篇。如《冬夜不寐》：“推枕鸳帏不奈寒，起来霜月转阑干。闷怀脉脉与谁说，泪滴罗衣不忍看。”⑥正由于这种境遇，朱淑真终于抑郁以终。据说她去世时，父母尚健在。

朱淑真在生前并没有太大的诗名，朱熹说过：“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①朱淑真也与魏夫人有交往。她写有《会魏夫人席上命小鬟妙舞，曲终，求诗于予，以“飞雪满群山”为韵作五绝》。②据说，这位魏夫人就是曾布（1036—1107）之妻，魏泰之妹，主要活动在北宋哲宗徽宗时。而朱淑真当是北宋末南宋初年人，与李清照（易安居士）同时或稍后。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魏仲恭编定朱淑真的作品，名《断肠诗集》，在此书的序中说：“比往武陵，见旅邸中好事者往往传诵朱淑真词，每窃听之，清新婉丽，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岂泛泛者所能及？未尝不一唱而三叹也。早岁不幸，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及嫁为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诗中多有忧愁怨恨之语观其诗，想其人，风韵如此，乃下配一庸夫，固负此生矣。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今所传者，百不一存，是重不幸也。呜呼冤哉！予是以叹息之不足，援笔而书之乃名其诗为《断肠集》。后有好事君子，当知予言之不妄也。”末署“淳熙壬寅二月望日，醉□居士宛陵魏仲恭端礼书”。诗存330余首，即《断肠诗集》，亦称《断肠集》；词存30余阕，称《断肠词》。朱淑真诗词的成就可与李清照齐名。遗憾的是，李清照《宋史》中留有记载，而朱淑真却没有。据说当时有临安人王唐佐为朱淑真写过一小传，但也没有流传下来，对其生平概略大多是根据她的诗作推知的。

⑤《朱淑真诗集》前集卷4。

①《朱淑真诗集》前集卷9。

②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称朱淑真“父母无识，嫁市井民家”。其《西湖游览志余》又称“朱淑真其夫村恶种种可厌”。

③《朱淑真诗集》后集卷1。

④《朱淑真诗集》后集卷1。

⑤《朱淑真诗集》前集卷6。

⑥《朱淑真诗集》后集卷4。

①《朱子语类》卷140。

②诗见《朱淑真诗集》前集卷10。

⑤《朱淑真诗集》前集卷4。

①《朱淑真诗集》前集卷9。

②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称朱淑真“父母无识，嫁市井民家”。其《西湖游览志余》又称“朱淑真其夫村恶种种可厌”。

③《朱淑真诗集》后集卷1。

④《朱淑真诗集》后集卷1。

⑤《朱淑真诗集》前集卷6。

⑥《朱淑真诗集》后集卷4。

①《朱子语类》卷140。

②诗见《朱淑真诗集》前集卷10。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因为朱熹说过：“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就下了“朱淑真在生前并没有太大的诗名”的断语，丝毫不去怀疑朱熹的学问不够，好像朱熹就是万物的准绳了——这就是所谓的“狗眼看人低”吧。）

【第五十六章 陆游 辛弃疾】

第一节 陆游

半生游宦，半生奉祠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祖先本务农，后来读书做官。陆游出生后不久即逢“靖康之变”，金军南下，掳宋徽、钦二帝北返，北宋灭亡。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父亲陆宰被罢去京西转运副使之职，携家南归，辗转流离。陆游9岁时才回到故乡山阴。在山阴，陆游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

绍兴二十三年（1153），二十九岁的陆游到临安应考，名列两浙路锁厅试荐送第一。次年应礼部复试，又名列前茅。因他“喜论恢复”，又名列权臣秦桧的孙子秦埙之前，大为秦桧所忌恨，故被黜落第。直至绍兴二十八年（1158）秦桧死后，陆游才得出仕。先授福州宁德县主簿，不久调入临安，任敕令所删定官。绍兴三十三年（12），孝宗即位，主战派的势力在朝廷有所增强，陆游以“善词章，谙典故”被荐。孝宗因对他“力学有闻，言论剀切”，赐进士出身，并调任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证所编修官。在此期间，他毫不掩饰自己主战的立场，并提出了许多抗金收复失地的策略。后因论龙大渊等人“招权植党”而忤孝宗之意，出任镇江府（今江苏镇江）通判，又调隆兴府（今江西南昌）通判。张浚北伐失利，孝宗也转主议和，主战派势力遭到打击，陆游也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①的罪名罢官遣归。

乾道六年（1170），陆游起为夔州（今重庆奉节）通判。免职数年，得到的是远州副职，去的又是僻远的山城，这一切使他感到伤怀。但是，一踏上旅途，他很快克服了失落感。取道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经三峡入川，一路上观秀丽山水，探幽奇绝境，访先贤遗迹，采风俗民情，所谓“道路半年进不到，江山万里看无穷”②。他且行且记，将一路闻见加上个人感慨，写成《入蜀记》6卷。这次旅行，使他视野大为开阔，爱国信念更加坚定。乾道八年（1172），四川宣抚使王炎，邀陆游入宣抚使幕，任帅府干办公事兼检法官。他来到南郑（今陕西汉中），有机会亲临前线。他常不避艰险，来往于南郑与前沿军营之间，曾雪夜渡汉水，掠过金军阵地；也曾一连三天啃着荞麦饼，与士兵生活在一起。这段军旅生活，对他的后半生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到一年，随着王炎被调职，陆游也离开了南郑，改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来到成都，后又在蜀州（今崇庆）、嘉州（今乐山）、荣州（今荣县）等地任通判及代理州事等职，几乎遍历蜀中。淳熙元年（1174）末范成大帅蜀，改任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回成都。淳熙三年（1176），因不拘礼法，被劾“燕饮颓放”而罢职领宫观，他不以为然，毅然自号“放翁”。

淳熙五年（1178），宋孝宗看到了陆游在蜀中所作诗篇印本，遂诏东还。此后十多年，陆游在福建、江西、浙江等地担任监司和州官，虽然未能充分施展其政治抱负，但由于一再坚持抗金主张，为权贵所不容，始终不被重用。淳熙七年（1180），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因发粟赈灾，被劾罢官。淳熙十五年回朝任军器少监，次年任礼部郎中，十一月又被刻罢官，回山阴故里闲居。

绍熙元年（1190）冬，复以阶官中奉大夫、提举冲祐观，均为闲差，陆游时年66岁。此后十余年，他基本上以奉祠领半俸，过着清贫生活。他虽人闲居，但日夜思念报国之心是闲不住的，他依旧关心国事，忧国忧民。其间，绍熙三年（1192）封男爵，庆元元年（1195）题其书斋为“老学庵”。

①《宋史》卷395《陆游传》。

②《剑南诗稿》卷2《水亭有怀》。

嘉泰二年（1202），陆游又被召，恢原阶官提举宫观，任实录院同修撰兼同修国史，参与修撰孝宗、光宗两朝实录。次年修撰完成，升宝谟阁待制，致仕。嘉泰四年（1204）封子爵。开禧三年（1207）封渭南伯，由此自号“陆渭南”。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210年1月26日）病逝，享年85岁。爱国诗人，壮心不已陆游是宋代著名的爱国诗人。少时闻父执议论国事，深受熏陶。从小就懂得民族压迫的苦难，埋下了爱国的种子。父亲陆宰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的官员，虽然退居林下，仍时时关心着国家兴衰、民族危亡，与朋友们谈到国家前途时，常食不下咽，悲不自胜。他们“或裂眥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①。这些长辈们的爱国思想和高尚情操，深刻影响着陆游，使他很早就立下“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报国壮志。成年后，陆游以“学者当以经伦天下自期”②来自勉。他的“喜论恢复”，显然是仕途坎坷的主要原因。但是，多次播迁，并没有使陆游的爱国热情稍减，仍时时准备为恢复中原出力。在陆游思想上，抗金恢复中原高于一切。他不仅这样要求自己，也希望别人也应以国事为重，团结一致对外。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是他一生的精神寄托。就在缠绵病榻之时，仍然念念不忘，至死不渝，写道：“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和雨，铁马冰河入梦来。”③他临终时吟哦的《示儿》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正反映出他耿耿丹心与至死不泯的爱国热情。

诗人陆游与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并称为南宋“四大家”。他精熟各种诗体，尤擅七律、七绝。《剑南诗稿》存诗9300余首。陆游的创作道路和作品风格，有人分为三个阶段：早年从江西派入手，私淑吕本中，又师事曾幾，所作工藻绘，重技巧。中年起诗风改变，尤其是入蜀以后，诗境开拓，博大闳肆。晚年退隐家居，风格渐趋平淡。然而，无论诗风如何改变，鼓吹恢复，诋斥和议，一直是他诗歌的创作主题。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他的诗歌忠实地反映了一代人民的心声。有时是对恢复中原的无限希望，有时是对偏安局面的无奈怅恨，有时是对误国君臣的愤怒控诉，有时是对国事日非的深沉叹息。由于严酷的现实，陆游抗战必胜的信念屡屡被打击，几乎幻灭。但他即使在极其抑郁、近于失望的心绪时写下的诗篇，也都是沉郁顿挫、感激豪放之作，因此，人们称陆游是继屈原、杜甫之后又一伟大的爱国诗人。

①《渭南文集》卷30《跋周侍郎奏稿》。

②《渭南文集》卷26《跋文武两朝献替记》。

③《剑南诗稿》卷26《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陆游描写田园和景物的诗篇也同样出色。晚年久居乡间，对农民的欢乐和疾苦都耳闻目睹。他以清隽流畅的诗句描写善良纯朴的农民生活，一年到头辛勤的劳作，自给自足的农家乐，他们遭受到的苛取豪夺，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农民命运的关切。陆游的景物诗，或发思古之幽情，或表现明媚的风光，多清新俊逸，饶有韵致。如“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楼一夜听风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等，皆为千古名句。

陆游还擅长词作。他的《放翁词》存词140余首。除《钗头凤》那样的诉说爱情之作外，更多的是表达爱国思想的。如雄壮悲凉的《诉衷情》，感慨遥深的《水调歌头》，意气风发的《秋波媚》，老泪纵横的《谢池春》，无一不是抒发自己的心声。著名的《卜算子·咏梅》，是用梅花的高洁和傲霜斗雪的品格，象征自己的坚贞气节和情操，哪怕有朝一日自己像梅花一样“零落成泥碾作尘”，仍旧是其“香如故”，永远不改变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

陆游的散文也别具一格。其中《老学庵笔记》记述当时的风俗民情、朝廷典章以及传闻轶事，不仅内容丰富，可补史传之阙，而且行文流畅，修洁可诵。《入蜀记》是记古迹、叙风俗，指点江山，引人入胜，故时人就有“四海文章陆放翁”之说。陆游还长于史学，他曾参与撰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私撰《南唐书》18卷，叙次简洁，为史著佳作。

由于陆游的经历曲折，命运多舛，转辗流离，接触社会广泛，而使他积累了深厚的创作基础，在诗、词、文、史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他那充满激情的诗篇，不仅在当时鼓舞了爱**民奋勇杀敌，也激励着人们反侵略斗志。梁启超所称颂的那样：“诗界千载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第二节 辛弃疾

由义军掌书记到封疆大吏

辛弃疾（1140—1207），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号稼轩居士，济南历城（今山东济南）人。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宋室南迁，辛弃疾的出生地成为金朝的统治地区。他的祖父辛赞，当北宋灭亡时，因受家族拖累，未能脱身南渡，不得已仕金，曾任亳州谯县令、开封府知府，官至朝散大夫。但他时时眷念故国，常带领儿孙“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不共戴天之愤”①。他对辛弃疾寄以殷切的期望，曾两次让辛弃疾至金都燕京参加进士科考试，借机侦察金人形势，以图恢复。

绍兴三十一年（11），金主海陵王完颜亮大举兴兵南下，欲图灭亡南宋，统一江南。这时金朝统治下的中原地区，赋役繁重，人民不堪征调，纷纷起义反抗。时年22岁的辛弃疾，毅然“鸠众二千”，奋起抗金。后率众加入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任掌书记，负责起草书檄文告，掌管义军大印。根据其时形势，为取得南宋朝廷的支持，与南宋军队配合作战，辛弃疾力劝耿京“决策南向”，接受南宋朝廷的领导。绍兴三十二年（12）正月，耿①辛弃疾：《进美芹十论札子》。

京命辛弃疾和贾瑞等人奉表南归，宋高宗在建康（今南京）接见了他们，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辛弃疾为右承务郎、天平军掌书记，并让他们回山东向耿京传达南宋朝廷的旨意。但就在辛弃疾与朝廷接洽成功，准备返回军中的时候，义军内部却发生了重大变故。张安国、邵进等人在金朝的利诱下，密谋杀害了耿京，带领一部分人投降了金朝。辛弃疾等人行至海州（今江苏东海附近），闻讯，即约海州统制王世隆等50人驰赴金营，其时张安国正与金将酣饮，辛弃疾等人出其不意袭进金营，抓获张安国，在5万金兵中带着张安国，摆脱追敌，急驰而归，献俘行在，后张安国在临安被斩首示众。辛弃疾这一机智勇敢的行动，在南宋朝野引起极大的震动，正如洪迈所云：“壮声英慨，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①但是，作为“归正人”的辛弃疾，并没有得到南宋朝廷的真正欣赏和信任，南宋朝廷只安排他担任江阴军签判，一个并不能让辛弃疾施展其才能和抱负的职务。不久，宋孝宗即位，重用主战派人士张浚，进行宋室南渡以来的第一次主动北伐，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由于主将之间的嫉功害能又自毁长城，导致符离大败，随后金宋签订“隆兴和议”。在此情况下，主和派势力又占了上风，但26岁的辛弃疾不为所动，向宋孝宗上《美芹十论》（又称《御戎十论》），客观地分析了宋金双方的形势，提出了周密详尽的恢复大计和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以后，他又向右丞相虞允文上了《九议》，再次陈述他的抗金方略。辛弃疾希望以此唤起宋廷君臣的抗金热情，坚定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念。但是，在苟安成风的情况下，他的满腔热忱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经过深思熟虑的恢复中原大计如石沉大海，这使辛弃疾陷入极度的悲愤和苦闷之中。

从乾道四年（18）年始，辛弃疾先后担任过建康府通判、滁州知州、江西提刑等职，在平定了赖文政领导的茶商军之后，又知江陵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成为封疆大吏，后历江西、湖南安抚使等职。频频的调动与升迁并没有使辛弃疾感到舒心与满足，他日夜渴望的是驰骋沙场，弯弓杀敌，收复失地。但在小人当道、国事日非的时候，他的愿望不仅不能实现，反而因在地方上大刀阔斧地整顿、创置“飞虎军”等事，妨碍了权贵们的利益，淳熙八年（1181）被交章弹劾，以“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等罪名，罢去所有职务。他到上饶城郊带湖去闲居，以稼名轩，自号“稼轩居士”，后领宫观闲差。在上饶一住十余年。在此期间，他与郑汝谐、杨民瞻、陈亮、韩元吉等交往，或慷慨激昂，极论世事，或长歌相答，情意深长。同时，他还与朱熹建立了较深的友谊。在“庆元党禁”时，他不顾禁令，常到武夷山看望朱熹。朱熹病死，他写词悼念，还亲携祭文前往吊祭①。

绍熙三年（1192）至五年，辛弃疾出任福建提刑、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等职，其间一度归朝任太府卿，又被劾罢官奉祠，庆元二年（1196）自上饶移居铅山（今江西铅山东南）期思瓢泉。嘉泰三年（1203）再度被起用为绍兴知府、浙东安抚使，次年差知镇江府。开禧元年（1205）三月，正当他在镇江积极备战时，朝廷却以所荐非人将他连降两级阶官。同年六月，改知隆兴府（今江西南昌），不久又被劾奉祠归铅山。一连串的打击使辛弃疾心力交瘁。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欲对金用兵，急调辛弃疾，但此时他已卧病在床，不久便与世长辞。

爱国词人，风格豪放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为志，以功业自许，可是命运多舛，备受排挤，壮志难酬。然而，他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而把满腔激情和对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的关切、忧虑，全部寄寓于词作之中。

辛弃疾词现存600余首，数量居宋代词人之首。作品体裁多种多样，风格富有变化，内容极其丰富。而以抗金御敌、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为中心主题，也是所有词作中最为突出的部分。在这些词篇中，可以感受到词人对北方故土深切怀念，可以感受到吊古伤时，深沉的家国兴亡之感。投身于时代激流的辛弃疾把词作为呼吁恢复、激励抗金的武器。当南宋军民取得军事胜利时，他赋词赞颂；当有朋友赴召或升迁时，他赠词激励他们为恢复中原大业尽力献身。当然，更多的是抒发他个人的报国之心声，倾诉自己驰骋疆场的渴望，表达他“马革裹尸当自誓”的决心，发泄他报国无门的不平之气，写尽他壮志难酬的无限悲愤。词中还对南宋主和派屈辱妥协给予尖锐批判，他揭露主和派的误国罪行，谴责得势佞臣对有志之士的迫害，鞭挞昏君庸吏对亡国之恨的麻木不仁。无论是慷慨激昂的战歌，还是壮志空怀的悲吟，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辛弃疾的爱国情操。

从艺术风格而言，辛词继承苏轼诗风，以慷慨雄奇，沉郁苍凉之作为主，为豪放词派杰出代表。辛弃疾笔下的人物形象，大多龙腾虎跃，生气勃勃，不作“妮子之态”。他写山水自然景物，清新之外，也着意于雄浑、冷峻，显得境界开阔，具有动态之美。其语言丰富、大胆，往往采用散文语言或自铸新词，呈现出汪洋恣肆、五光十色的艺术效果。辛词的艺术风格是多样的，除了豪放、壮烈，清雅委婉的词作也常常在他笔下出现。这些词，或情致缠绵，或词意婉约，又往往是柔中有刚，刚柔兼具。如《清平乐·村居》、《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等田园诗，风格清新，描述生动，引人入胜。《祝英台近·晚春》抒离情别绪，也同样宛转凄惶，哀怨动人。著名的《青玉案·元夕》虽写幽怨闲情，却寓意深刻，其中“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句，更是脍炙人口，千古绝唱。他的成就不仅影响了南宋词坛，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正如清四库馆臣所说：“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翦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①词之外，辛弃疾的文也值得称道。他的政论文与词一样，笔势磅礴，充满豪情。他能用形象的比喻，有力的证据，严密的论证，和鞭辟入理的分析，使他的文章具有不容置疑的说服力。因此，后人视他为南宋时期政论文的大手笔，只是为词名所掩，不为人熟知。

①《四库总目提要》卷198。

（谢选骏指出：陆游、辛弃疾能文能武，然而终归于无用——这是由战国的格局决定的了。他们绝对没有想到，念念不忘的王师出于草莽，起事成功驱逐鞑靼以后，带来的却是“灭十族”的暴政——这样的王师与匪军何异？相比之下，似乎还是他们脚下的战国更好，至少也要比帝国精彩一些。）

【第五十七章 姜夔 吴文英】

第一节 姜夔

寄人篱下，落魄一生

姜夔（约1155—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少随父宦游，曾居湖北汉阳。父亲去世后，依姊居于汉川。淳熙三年（1176），22岁的姜夔到扬州、合肥一带客游，飘泊多年，未得知遇。有诗云：“少小知名翰墨场，十年心事只凄凉”，是他这一时期生活的真实写照。淳熙十三年（1186），他游长沙，结识诗人萧德藻，萧氏十分赏识他的文才，将侄女嫁给他，并携之同寓湖州（今属浙江）。因居所近苕溪弁山白石洞天，友人潘柽便赠其“白石道人”称号。

这期间，由于萧德藻的介绍，姜夔先后与杨万里、范成大相识，诗词酬唱，成为知交。又常往来于皖、苏、浙各地，与张俊之后人张鉴、张镃和尤袤等名流交游。其时之文人雅士如楼钥、叶适等，皆爱其文才，与之往来。①庆元三年（1197），姜夔向朝廷进《大乐议》，论雅乐，为朝中乐官所忌，未被采纳。五年，他又上《圣宋铙歌鼓吹》十二章，得到“免解”的优待，但参加礼部考试，又未第。他一生未仕，以布衣终老。啸傲于江南湖山之间，自标高致，凭藉才学，靠友人资助为生，过着典型的江湖游士生活。他好学、好客，为人洒脱不羁，“家无立锥，而一饭未尝无食客。图史翰墨之藏，汗牛充栋，襟期洒落如晋宋间人”①。42岁时，他移家临安西湖之滨，依张鉴而居。张鉴、张镃兄弟谢世后，他旅食于浙东、嘉兴、金陵间，晚年生活极为贫困。约于嘉定十四年（1221），因中风卒于西湖。贫不能殡，靠吴潜等人资助，落葬于钱塘门外的西马塍。

南宋婉约派词宗姜夔早年以诗才知名。最初他学江西诗派，虔诚地师法黄庭坚，至“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的地步。后来，他意识到“作者求与古人合，不若求与古人异”②，于是跨出江西诗派，转学晚唐隐逸诗人陆龟蒙，并以晚唐诗风来改造江西诗派，力求创出自己的风格。他的诗，除了讲究句法、措辞以外，还追求“理高妙，意高妙，想高妙，自然高妙”③的境界，力求天机自得。因此，他的诗大多清峻峭拔，韵味无穷。

代表姜夔在中国文学史上最高成就的，是他的词作，在南宋词坛上，他与辛弃疾、吴文英鼎立而三，是“清空”词派的代表作家。姜词在讲究格律、音节谐美，炼字琢句、用典咏物等方面都与周邦彦一脉相承，但其婉约缠绵的词风中融进了江西诗风清劲瘦硬的优点，因此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姜词现存84首，几乎皆为精思力作。其中记游、感遇、伤乱、怀旧、送别等题材占了大多数。从中可以看到一个贫困疲惫的流落者所抒发的凄婉低沉之情，也可以看到襟怀洒落的名士在名山胜迹中的超脱。有难以排遣的爱情回忆，也有哀感动人的挚友离情，更有对国事日非的感慨与悲伤。尤为著名的是《暗香》、《疏影》二首，或慨叹自己身世飘零之恨和伤离念远之情，或抒发自己对国家兴亡的关心，皆借梅花托意，意境深远，被人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绝唱。姜夔在晚年，受辛弃疾的影响，也写过一些较为雄健的作品，但其生活态度决定了不可能像辛词那样奏出使人振奋的时代强音，更多的是触目凄凉情调与无可奈何的感怀叹息。他的词结构完整，音律和谐，技巧精湛，比兴深婉，能以多种手法显出神韵，具有“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的“清空”风格。

①陈郁：《藏一话腴》甲集卷下。

②《白石道人诗集·自叙》。

③《白石道人诗说》。

姜夔不仅工于诗词，还精通音乐，在乐理上自成一家。他在庆元三年所进的《大乐议》及《琴瑟考古图》中，论列古今乐制问题，指出当时宫廷音乐存在诸多不谐和不合理之处，并提出多项建议，如确立音高的统一度量，作为乐器之准；大乐应恢复古乐十二宫，勿杂胡部；登歌应与奏乐相合等等。这些建议，见解独到，惜遭人妒忌，未被采纳。越两年，他又上《圣宋铙歌鼓吹》十二章，终于得到了承认。他创制了不少新的词调，称为“自度曲”。又记录了一些旧曲，并为之配上歌词，有的还注明指法。其中《扬州慢》、《杏花无影》等十七首均自注工尺旁谱，均保存在词集《白石道人歌曲》中。这十七首配有工尺旁谱的词是800年前传承下来的唯一的宋代词和乐谱的合集，为研究宋代诗词音乐和记谱法的珍贵资料，在我国音乐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姜夔还精赏鉴，擅翰墨。宋人说他书法得魏晋古法，运气遒劲，波澜老成。其论书之作《续书谱》，多为实际经验的甘苦之谈，历来为学书者所重。姜夔不满唐人平正划一的书风，追求魏晋书法潇洒飘逸的情趣。他把字的气韵归结到人的神情上去，认为书法的美感基于人的品格修养与创作时的客观条件，将“人品高，师法古”列为追求书法神韵气格的首要条件①。他理想的书法，应具有疏散恬淡，自由放逸，超尘绝俗的美感。在用笔与结体上，他也反对唐人的千篇一律与刻意求工，力求灵活变化，反映了他尚真求变的论书宗旨和自然洒脱的审美理想。

第二节 吴文英

权贵门客

吴文英（约1200—1260）②，字君特，号梦窗，又号觉翁，四明（今浙江宁波）人。由于《宋史》与地方志中都没有为他立传，因此有关吴文英家世生平不详，只能从他的词作与其他零星记载中得知一二。据后人推测，吴文英本姓翁，与翁逢龙、翁元龙为亲兄弟，可能是过继给吴氏而改姓吴。吴文英年轻时喜工文词，却无意于科举。他乐以词人和江湖游士的身份与人结交，交游很广。从其著作《梦窗词》中考察，与他有词作赠酬关系的就有60多人，包括有文人、政客、普通市民与手工业者等各阶层的人物。他与施枢、方万里、冯去非、沈义父等皆为笔缘之友，晚年又与周密结成忘年交。他还结交一些显贵，充当他们的幕僚。理宗绍定年间，他游幕于苏州转运使署，为提举常平仓司的门客，长达十年之久。淳祐年间，他来到临安，出入于两浙转运使判官尹焕、史弥远孙子史宅之、参知政事吴潜及后为右丞相的贾似道等人门下，赋词唱和，过从甚密。晚年在绍兴，又旅食于宋度宗之生父荣王赵与芮府中。①在这些权贵中，他与吴潜的交谊较深。吴潜字毅夫，号履斋，历官兵部尚书、浙东安抚使等职。淳祐十一年（1251）与开庆元年（1259）曾两度入相。后为贾似道诬陷，被劾贬谪，卒于谪所。他与吴文英之兄翁逢龙为同年进士，由于这层关系，他与他们三兄弟皆有交谊，与吴文英尤多唱和之作。吴潜的品格，他对国事的忠悃，对吴文英有很大影响。吴潜任参知政事时，吴文英为其幕僚。吴潜的被贬被害，使吴文英极为痛心。慑于贾似道的淫威，不敢公开悼念，乃以“过先贤堂”为名，写下《西平乐慢》一首，以慨叹之声，发伤感之情，以寄哀思。

至于吴文英与贾似道的交往，是最为后人非议的。贾似道被列入《宋史·奸臣传》，而吴文英曾与他有较深关系。现存《梦窗词》中，有四首是赠贾似道的。围绕这四首词，人们对吴文英的品格与操行发生了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吴氏四词均作于淳祐六年（1246）至十年间，是贾似道制置京湖，未肆骄横之时，此后直至吴文英去世，未见有投赠之作，这是因为他见贾似道专擅之迹已彰，又诬陷排挤了吴潜，故与之疏远乃至绝交。因此，这四词与吴文英投献其他权贵的词作一样，是酬酢之作，无可非议。另一种意见认为，四词中的《金盏子·赋秋壑西湖小筑》是在贾似道入朝以后所作，其时吴潜已为贾氏所害，而吴文英仍与贾有往来，作词吹捧他，其人品性可知。当然，也有人认为，即便这首《金盏子》是作于贾似道入朝之初，但也只不过是从表面歌颂贾似道的名位声望以及他粉饰着的苟安的升平而已，其中没有谄佞干求的言语，所以吴文英与贾似道的交往，只是一种酬应关系。以词章出入侯门，本是当时的风气，吴文英既为词人，以词作结交权贵，并以此为生，在宋代并非独一无二的。况且他并不以此希求仕禄，更不肯趋附钻营，虽出入于侯门，仍然潦倒终身，无法逃遁“困踬以死”的结局，故仍不失为一个狷介自好之士。①

协律、求雅“梦窗词”

总观吴文英的一生，没有任何重大的政治活动可言，游历范围也大致局限于江、浙两地，他之所以在南宋驰声传名，主要是由于他那些哀艳动人的词篇。吴文英的《梦窗词》存词三百余首，在南宋词人中仅次于辛弃疾。其内容除部分酬酢之作外，有不少是抒发“绵绵长恨”的恋情词，其中著名的长篇《莺啼序》，极言相思之苦，所表达的低回缠绵、生死不忘之情催人泪下，其艺术感染力远非那些描写幽会欢情的艳词可比。在措词、用典、结构上无不刻意求工，因而在古今长调中享有极高声誉，广为后人传诵。

①《续书谱·风神》。

②关于吴文英的生卒年，夏承焘在《吴梦窗系年》中推断生于1200年，卒于1260年，一般文学史多从此说。陈邦炎在《吴梦窗生卒年管见》中推定生于1212年，卒于1272年到1276年之间（载《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另外张风子、杨铁夫、刘毓崧诸人亦有不同推测，皆难成定论。

①夏承焘：《吴梦窗系年》。

①夏承焘：《梦窗晚年与贾似道绝交辨》，载《唐宋词人年谱》。

恋情词以外，《梦窗词》中还有不少哀时伤世的作品。吴文英生活的时代，元已代金而起，南宋政权已岌岌可危。面对风雨飘摇的时局，吴文英既不能奋起呐喊，只能通过写景咏物，伤今感昔，表达对国事的忧思。在他的词中，或伤戚宋室的衰微，或隐喻南宋君臣的偷安，或描写山河的凋敝荒凉，或痛悼被迫害的忠臣良将。同时，又夹杂着对人世沧桑的感叹，把家国之感与身世之痛融为一体，其沉郁哀伤之情随处可见。当然，较之于陆游、辛弃疾等人的爱国诗词，吴文英的忧怀国事之作显得苍白、消极。

在词的创作上，吴文英主要师承周邦彦，重视格律，重视声情，讲究修辞，善于用典。沈义父曾把他的词法概括为四点：一是协律；二是求雅；三是琢字炼文，含蓄不露；四是力求柔婉，反对狂放。①这一艺术风格决定了“梦窗词”难以反映重大主题，而多浓艳芬菲的词境，这也是南宋婉约词派的共同特点。但在表现手法上，“梦窗词”具有打破传统的层次结构方式、转换自由、跳跃性强、现实与想象杂糅的特点。

对于“梦窗词”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历来评价不一。褒美者说“求词于吾宋者，前有清真，后有梦窗”。“以空灵奇幻之笔，运沉博绝丽之才”。“梦窗之妙，在超逸中见沉郁”。贬之者则曰“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梦窗词”虽然有雕琢太过、词意晦涩以及格调不高的缺点，但它以独特的艺术风格为南宋婉约词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一点值得肯定。

①沈义父：《乐府指迷》。

（谢选骏指出：姜夔与吴文英，诗词唯美，讲究格律，仿佛南宋灭亡的天鹅之歌。）

【第五十八章 郑樵 马端临】

第一节 郑樵

厉志苦读，通百家之学

郑樵，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自号溪西遗民，学者称为夹漈先生。父郑国器是太学生，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卒于姑苏（今江苏苏州），时郑樵岁。他护父丧回莆田。此后，郑樵在家乡夹漈山筑室厉志自学。他家境贫寒，但在学习上却是“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讽诵不绝”①。家中没有书，便向当地藏书丰富的人家借书读，立志“欲读古今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在治学上他兴趣广泛，对经史之学、礼乐、文字、音韵、天文、地理、虫鱼、草木以及方书、校雠、目录等各个门类的学问都加以探索。与他在一起读书的还有从兄郑厚。

郑樵注意把书本知识学习和实际观察结合起来。他认为“农圃人”只能认识田野里的植物，但不明诗书之旨；“儒生”通诗书之旨，却是不认识田野里的东西，因此两者必须结合起来。为学习天文知识，他是一面读《步天歌》，一面观察星象，“时素秋无月，清天如水，长诵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数夜，一天星斗，尽在胸中矣”①。为了认识动植草木的状况，了解草木虫鱼的情性，他向有实际知识的人学习，“与农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②。

在治学上，郑樵主张要有独断之学的精神，要有自己的见解，不能只是一味因袭前人的说法而毫无创新，“胸无伦类”的儒生令人生厌。

郑樵的“六书”说在文字学史上是一家之言。他写的《尔雅注》保存下来，受到历代学者的好评。在等韵学上，郑氏的《韵图》成就是今天可考的最早的韵图。关于文献校雠类例主张，一直受到学人的推崇。他在目录学上的十五分类方法及其著录书籍之丰富，在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春秋》的看法、对自然灾异的现象的认识，含有科学的因素。在动植草木等方面，他的认识受到世界上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者的重视。郑樵在这许多学术领域内取得相当大的成就，不但对这些学科作出了贡献，而且为成就他的史学事业奠定了基础。

山林三十年，著书千余卷郑樵生活在宋代多事之秋，靖康二年（1127）金灭北宋，掳徽钦二帝，“天子蒙尘，苍生鼎沸”，这对郑樵、郑厚兄弟刺激很深。二郑是有血气的青年人，这一年，宋高宗即位，改元建炎，二郑上书给江常，申述报国之志，但是没有结果。后又上书宇文枢密，也就是宇文虚中，希望得到他的引荐。其时朝政**，宇文虚中落职奉祠，无法给二郑以帮助。郑樵结识当时的抗①《郑樵文集》卷2《献皇帝书》，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①《通志·天文略·天文序》。

②《通志·昆虫草木略·序》。

金名将如李纲、韩世忠，《宋史》本传说：“赵鼎、张浚而下皆器之。”①绍兴十七年（1147）朝廷诏献书。次年，郑樵风尘仆仆千里，将自己所著的书献上朝廷。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7，绍兴十八年二月，朝廷曾授郑樵以右迪功郎，但实际上，郑樵并没有接受。绍兴二十七年，王纶荐郑樵，还称郑樵为“布衣”。二十八年，高宗召对，特补右迪功郎。郑樵献书，一是希望自己的著述能被朝廷收藏。二是避免因为是“私修国史”而遭受迫害。当时秦桧当政，政治黑暗，不断以“私修国史”为罪名，迫害士人。三是希望能有机会进入朝廷的馆阁中，阅读书籍，得到一点资助，以完成修一部通史的愿望。

郑樵在献书以后，仍回莆田讲学授徒。朝廷几次引荐，均被郑樵婉拒。

绍兴二十八年，高宗召对后，差监潭州南岳庙，给笔札资助郑樵抄所著《通志》。

绍兴三十一年（11）冬，郑樵再一次赴临安献书。此时金人再一次南下，高宗幸建康（今江苏南京），郑樵未能见，留守临安干办公事。次年，高宗返临安，命郑樵进所著《通志》。三月，郑樵病逝，终年59岁。

郑樵著述在千卷以上，地方志的“艺文”类还保存着所著书目，虽大部分散佚，但多数内容收在《通志》中。保存到现在的还有《尔雅注》，《夹漈遗稿》3卷（因遗漏错讹较多，吴怀祺作了校勘，并增补一些佚文，是为《郑樵文集》）。顾颉刚将郑樵的辨《诗序》的文字收集起来，使郑樵《诗辨妄》一书大部分内容得到恢复。

《通志》《通志》200卷，是我国现存继司马迁以后又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全书体例有：《本纪》、《列传》、《年谱》（即年表）、《略》（即《志》）、《世家》以及《载记》。上起三皇，大部分内容下限到五代。《通志》的精华在二十《略》，书前的《总序》以各略的《序》是郑樵力作，是郑樵史学思想精华所在，《通志》其他部分也能看出郑樵的卓识。

郑樵的史学思想多数通过史学批评表述出来。

一是会通思想。《总序》开篇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洲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①历史是一个有因依相关的过程，因此写史不能割断历史前后的联系。班固的《汉书》受到他的批评，就是因为断汉为代，“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会通观点另一点要求是写史要收集尽可能多的材料。

二是反对用天命观曲解历史。他认为以天人感应的灾异说解说人事历史，是“欺天之学”、“妖学”。人间的祸福与天象的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

三是反对以所谓的“春秋”笔法写史。搞字字褒贬的春秋笔法，是“欺人之学”，是“妄学”。他认为不能在写史中任情褒贬；只要史实写清楚，后人通过对史事的了解，自然会作出评价。历朝史书攻击对方是“贼”、“寇”；南北朝时代南方的史书中称北方是“索虏”；北方则称南方是“岛夷”。这些都是错误的。

四是实学主张。郑樵认为写史和治学要讲求实用，否则就是一种空疏之学，是“从事语言之末，而非实学也”。史书应该记载“国之大典”的材料，他强调要重视写谱（表）、图以及注意应用金石资料，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五是类例主张。应当如同带兵一样，要以类例的办法研究学问。所谓类例不是简单的分类，而是要在弄清学术源流的基础上确定类例。

郑樵的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学术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说自己的批评是为了“开学者见识之门户”，是要打破当时学术界中“经既苟且，史又荒唐”的局面。郑樵的学术批评凌厉，招致非议。《宋史》本传说他“独切切于仕进”，是诬词。郑樵在《总序》中对科举的利禄之途加以批评，一生多次拒绝引荐。郑樵在上书中请求入三馆四库中，是为搜求材料。对郑樵的学术批评，有的说是“好为大言”，有的说是“贼经害道”，但这只能从另一角度说明郑樵学术思想具有一种清新意识。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申郑》、《释通》诸篇中阐明郑樵学术精神的意义。梁启超称他是我国古代三大史学思想家之一。这三大史学思想家是刘知幾、章学诚、郑樵。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界之有（郑）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

①《宋史》卷436《郑樵传》。

①《通志·总序》。

第二节 马端临

学术渊源与时代变动

马端临（1245—？），字贵与，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饶州路刊刻《文献通考》时，年69岁。

马端临家学渊源深厚。父马廷鸾字翔仲。早年丧父，家境贫寒，“甘贫力学”①。后来他回忆说：“绍定之元，先人即世，兄才九岁，弟甫四岁，我生七年，亦未毁齿，母抱群雏，家徒四壁，画荻而教。”②成年以后，马廷鸾被乡人聘为童子师。淳祐七年（1247）登进士第，调池州教授。宝祐年间，因试策中直言“强君臣，重相权，收直臣，防近习”，由此得罪权臣厉文翁、内侍董宋臣等。贾似道当道，他也不趋附。咸淳三年（1267），除同知枢密院事兼同提举编修《经武要略》，咸淳五年，进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进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视他为异己，咸淳八年，廷鸾“九疏乞罢政”。马廷鸾对马端临的影响，一是在修史方面。马廷鸾也讲灾异，但意图是希望度宗实施好的政策，以壮人才之精神；虚心容纳，以植人言之骨干，“念邦本而以公灭私，严边备而思患豫防。”马廷鸾著作颇多，其史学著作是《读史旬编》，有38帙。据马廷鸾说，此书是“始以备遗忘，授儿曹而已”。是给子辈讲授之用的。宋亡以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正式开笔写作，至元二十二年（1285）完成。四年以后，马廷鸾去世。马端临说受到父亲的熏陶，“业绍箕裘”，“趋庭答问”，努力继续父亲的事业。

《文献通考》中保存了马廷鸾对历史的评论，即“先公曰”的内容。他对父亲的评论又作了发展。二是在学风上，马廷鸾表现出一种综罗文献的学术风格，读经研史，诵诗文，汇经史百氏嘉言善行①，这是南宋后期学术上的一种风尚，《文献通考》明显地带上这样的学术印记。

马端临的老师曹泾，对马端临同样有重要的影响。曹泾为朱熹学脉的传人，为“晦翁续传”，“诣朱子学”②。因此，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对历史问题如封建、井田等，很多看法同朱熹接近。所不同的是，马端临在议论中又有发展，有的地方夹杂了“心学”的痕迹。这正是南宋后期理学变化中朱陆门人相互出入的反映。

南宋灭亡时，马端临年仅23岁。这位年轻人在历史大变动之际，对时局震荡的感受是很深的。咸淳九年（1273），他虽曾漕试第一，但决心不仕，以变通的思想来总结历史，总结两宋灭亡的原因。父亲死后，他作过慈湖、柯山二书院山长、台州路儒学教授。

《文献通考》史学巨著《文献通考》348卷，计有24“考”。二十四考是：《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宗庙考》、《王礼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及《四裔考》。其书以杜佑《通典》为蓝本，贯穿古今，会通历代典章制度，博加考察。门类较杜佑《通典》详细，多为《宋史》各志所未备。记载了自上古到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沿革。其中有封建**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的内容，有封建**主义国家机构的内容，有关于礼、乐的材料，有关于历代纪元和国家组织形式变迁的内容，也有关于天象、地理等方面以及民族、边疆方面的内容。全书首列《田赋考》，体现出马端临的卓越见识。

《文献通考》对宋以前的历史作了全面的总结，而且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看法。在事实上他把历史划分出不同阶段。各《考》一以贯之地体现出这样的观点。第一阶段是太古时期，即三代以前的阶段。第二阶段是夏商周三代。第三阶段是秦汉以后的历史，与前两个阶段有明显的不同。前两个时期的社会“有公天下心”，秦、汉以后，社会“无公天下之心”。“秦既灭六国，举宇内而郡县之，尺土一民，皆视为已有。”①所以，秦汉以后，封建井田制度无法实行。关于封建井田的议论，明显带有心学的印痕。马端临认为历史的发展受“势”支配，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不容不然”，“不容不如此”。“故秦汉以来，官不复可授，田遂为庶人之私有，亦其势然也。”②历史发展的“势”又为“利”所支配，能这样认识历史的人，才可以说是具有通变的思想。他指出：夫封建者，古帝王所以建万世之长策，今公心良法一不复存，而顾强希其美名以行之，上则不利于君，中则不利于臣，下则不利于民。而方追咎其不能行之，此书生之论，所以不能通古今之变也。①

①《碧梧玩芳集》卷15《书课历序后》。

所以他认为对于封建井田一类的问题，要认识到“返古实难”，应当“知时适变”。后代不能照搬古代的“良法”，用恢复封建、井田的办法，去解决社会危机。这是从历史中得出的认识，也是他思考解决现实社会危机的结论。由于马端临身受亡宋之痛，所以他对南宋统治者，时有愤慨的批评。他揭露了宋代三百年的腐朽统治，反对封建**主义的统治。关于王安石变法，马端临既有肯定也有批评。从根本方面说，他赞成变革，但他认为“经邦稽古”应当“知时适变”。总的来说，这与王安石变法的精神相通。

《文献通考》一书，在编纂学方面很有特色。全书有“文”，有“献”，有“考”。“文”是文献网罗与考订。“献”是指前人的议论、前人的评论。批评只要有可取的地方，都收录下来。这些评论主要是论述历史的得失，也有掌故的考订。“考”主要是马端临的看法。就全书来看，“考”包括这几部分，一是全书的《自序》，各考前的《序》，以及《考》中的《按》语。马端临对历史的见解，通过材料编排和自己的议论而贯穿全书。所以《文献通考》在内容与形式各个方面都可称是完美的史学巨制。

①《宋史》卷414《马廷鸾传》。

②《碧梧玩芳集》卷20《祭亡弟总干文》。

②《宋元学案》卷8。

①《文献通考·自序》。

②《文献通考·自序》。

（谢选骏指出：人说马端临生活在宋末元初，深深懂得南宋政治腐败是导致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对宋代制度的研究功夫最深，对宋代的典章制度，记载也特别详细，对两宋政治的黑暗面进行了揭露，从而使书中有关宋代的记录较为真实可靠，价值超过了同类的其它著作。《文献通考》作为一部记叙中国历代典章制度的专著，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人们说，读《通鉴》而不读《通考》，就好比读“纪、传”而不读“志、表”，只知一代的人物事迹，而不知一代的典章制度。相反，如只读《通考》而不读《通鉴》，犹如知“志、表”而不知“纪、传”。所以，只有两部书结合起来读，才会对我国上下几千年的历史有个较全面的认识。《文献通考》在中国浩渺的史籍中是有很重要的地位的。而端临的卓越贡献，亦当为世代所敬仰。——不过在我看来，马端临通考文献，是无法探求历史奥秘的，因为文献都是枝蔓，反倒容易遮蔽了灵眼的视觉。例如宋亡，那是战国的结局，政治腐败从来都不是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第五十九章 李焘 李心传 徐梦莘】

第一节 李焘

长于吏治，关心民情

李焘（1115—1184），字仁甫，一字子真，号巽岩，眉州之丹稜（今属四川）人。《宋史·李焘传》谓：“焘性刚大，特立独行。早著书，（秦）桧尚当路，桧死，始闻于朝。暨在从列，每正色以订国论。张栻尝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柏。’无嗜好，无姬侍，不殖产。平生生死文字间。”这一评价概括了李焘的志趣人品。绍兴八年（1138），李焘24岁，中进士，调成都府华阳县主簿，拟嘉州军事推官。他没有赴任，而是在龙鹤山巽岩读书。绍兴十二年，赴华阳主簿任，李焘仕途不畅。李心传谈到李焘仕途遭遇时，说出其中的原因：秦桧当权，“尝遣人谕意，欲得焘一通问，即召用之，（李）焘恶其误国擅权，迄不与，坐此偃蹇州县，垂三十年”①。绍兴十七年，丁父忧；绍兴二十年（1150），他36岁，服除，再注雅州军事推官。在雅州任上，他反对郡守一类用私情背公法的人；总领财赋，反对加重百姓的负担，张浚称他有台谏之风。绍兴二十四年（1154），改宣教郎，知成都府双流县，他勤于政事，及时审理案件，颇有政绩。知荣州，治水有成效。隆兴二年（14），他任潼川府路转运判官，弹劾有劣迹的守令四人。当地的州县横征暴敛，李焘选官置局，括一道财赋，列其名色，使有无相补，酌三年中数为准，遍示官吏，更定名为《科约》。后来他至江西，也是按照《科约》规定的办法，整理一路财赋。乾道三年（17）李焘53岁，召赴行在，八月入对，陈上宋太祖故事，希望孝宗效法，并请求增置谏官，允许六察言事。又说，军兴三十年来，四川赋税一钱，折变百之，希望从此不要再增多。他主张严格简汰蜀兵，禁大将毋张虚籍、掊部曲。

淳熙三年（1176），李焘62岁，进《四系录》，记女真、契丹起灭事，意在希望孝宗不要忘记边患。孝宗读后说：“朕可一日忘此虏哉！”淳熙十年（1183），召对延和殿，读《陆贽奏议》，李焘又摘录唐朝李贽言论中适合南宋情况的数十事，劝孝宗力行；指出人主要修人事，不要相信所谓的天应，说：“功业见乎变通。人事既修，天应自至。”

李焘长于吏治，关心民情。洪遵、周必大等屡荐，终未获大用。后以敷文阁学士致仕。淳熙十一年（1184），在临终前，李焘还口授遗言，上表说：“臣年七十，死不为夭，所恨报国缺然。”他希望孝宗要如同宋代先世太祖那样来治国，振兴朝廷。

仿《资治通鉴》纂修《长编》李焘一生著述弘富，《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他的代表作。这部著作的正式写作时间，应为绍兴二十四年（1154），时年40岁。他在知成都府双流县任上，在公务之外，“日翻史册，汇次国朝事实。谓司马光修史，先为《百官公卿表》十五卷，后颇散佚。乃遍求正史、实录，傍采家集、野史，增广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3，绍兴二十九年七月戊戌。

门类，起建隆，迄靖康，合新旧官制，成一百四十二卷。其重编者仅七之一，《长编》之书盖始于此”①。实际上这部著作纂修时间，应该更早一些。淳熙九年（1182），他说为修此书，“网罗收拾垂四十年”②。以此上推，当在读书龙鹤山以后不久。

李焘自隆兴元年（13）至淳熙四年（1177）先后四次上进此书。隆兴元年李焘在知荣州任上，进太祖朝部分。自宋太祖建隆元年，迄开宝九年，计17年，为书17卷。时，李焘49岁。乾道四年（18）又进上已修成的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共108卷，写成175册和《目录》册。在《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中他说：臣诚不自揆度，妄意纂集，虽义例悉用（司马）光所创立，错综铨次，皆有依凭然而统会众说，掊击伪辨，使奸欺讹讪不能乘隙乱真，祖宗之丰功盛德益以昭明，譬诸海岳，或取涓埃之助。顾臣此书，讵便可谓《续资治通鉴》，姑谓《续资治通鉴长编》，庶几可也。其篇帙或相倍蓰，则长编之体当然，宁失于繁，犹光志云尔。

可知此书在编纂方法上是仿司马光《资治通鉴》体例。这一年，李焘54岁。淳熙元年（1174），李焘年60岁，他又进神宗朝《长编》，自治平四年至元符三年。计417卷。

淳熙三年（1176）李焘擢为秘书监，权同修国史，兼权实录院同修撰。

朝廷意在专付李焘以史事。

淳熙四年徽宗钦宗二朝《长编》编成，孝宗称赞他“无愧司马光”①。北宋“一祖八宗”至此完篇。但李焘仍在不断地修订重编。完成修订工作一说是在淳熙七年，一说是在淳熙十年，《文献通考·经籍考》以为是淳熙九年。以事理度之，这样一部卷帙浩大的著作，根据孝宗的要求，进行增损的内容达4400余条，绝不是一、二年所能完成的，应该是开始修订为淳熙七年，九年“重别写进”，完成在淳熙十年。重编的《长编》为980卷，记北宋8年史事，另有《修换事目》10卷，《举要》68卷，《总目》5卷。共计1063卷。凡实录、国史、会要、野史、家乘、墓志铭、行状等有关资料，无不广收博采。其中分注考异，详引他书，保存了大量史料。

原书世鲜传本。由于原书卷帙繁博，刻写有困难，流行诸本，也是节录本，详略互异。明代修《永乐大典》曾把《续资治通鉴长编》绝大部分内容收入。清人开四库馆，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该书，厘定为520卷；原书全貌虽未恢复，但主要内容已经收入。中华书局1976年开始整理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1986年整理完毕。1993年全书34册（520卷及目录）全部出齐。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最初动机，是要整理北宋九朝史事。他说：“臣尽力史学，于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纷错难信。如建隆、开宝之禅授，涪陵、岐、魏之迁殁，景德、庆历之盟誓，曩霄、谅祚之叛服，嘉祐之立子，治平之复辟，熙宁之更新，元祐之图旧，此最大事，家自为说，臣辄发愤讨论，使众说咸会于一。”①可见李焘修史，最初兴趣在文献的网罗整理及考订。

①《敷文阁学士李文简公焘神道碑》，载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26。②《文献通考·经籍考》。

①《敷文阁学士李文简公焘神道碑》。

①《文献通考》卷193。

《续资治通鉴长编》选材上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编纂过程也是按长编法进行，先以年月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

李焘对史料进行考订，也是遵司马光的考异法，所以时人评说李氏之书是“仿司马氏《通鉴》，踵为之”（李心传语）。“大略皆温公旧规”（陈振孙语）。

李焘从形式上继承了司马光史学，但与司马光作史旨趣略有差异，司马光是“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戒者，为编年一书”。李焘说他写《续资治通鉴长编》是“统会众说，掊击伪辨，使奸欺讹讪不能乘隙乱真，祖宗之丰功盛德益以昭明”（《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因此，李焘认为他的书不敢称作《续资治通鉴》，只能称作是《续资治通鉴长编》。但李焘以四十年之精力，撰成近千卷的当代史，为治宋史之要籍。《长编》行文简洁，颇有章法，虽无“史臣曰”之类文字，但叙事中有识断；材料增删，见其用心。此书为史林中之精品，足以传世。李焘著述还有多种：如《易学》5卷、《春秋学》10卷；《五经传授》、《尚书百篇图》、《大传杂说》、《七十二子名籍》各1卷；《文集》50卷，《奏议》30卷，《四朝史稿》50卷，《通论》10卷，《南北攻守录》30卷，《七十二侯图》，《陶潜新传》并《诗谱》各3卷，《历代宰相年表》23卷，《唐宰相谱》1卷，《江左方镇年表》6卷，《晋司马氏本支》、《齐梁本支》、《王谢世表》、《五代三衙将帅年表》各1卷，《本朝事始》2卷，《建隆事辨》、《赵普别传》、《科场沿革》、《集贤学士》并《赐带典故》各1卷；范、韩、文、富、王、欧阳、司马、三苏及六君子年谱各3卷。另有文字音韵等方面的著作。近人辑出李焘八十余篇文字。

第二节 李心传

推迹兴废，有志修史

李心传（16—1243），字微之，一字伯微，号秀岩，隆州井研（今属四川）人。

父李舜臣，字子思，8岁能属文。“少长通古今，推迹兴废，洞见根本，慨然有志于天下”。绍兴末，著作《江东胜后之鉴》10篇，不仅体现他的史识，也反映了“恢复之志”。治《易》颇有心得，以所著《本传》33篇为朱熹称道。①李心传出生的那一年，即乾道二年（16），李舜臣中进士，在对策中“论金人世仇，无可和之义”。因此得罪了考官，绌下第，调安仁县主簿。后知德兴县，尚风化，常诣县学讲学，邑人皆称“蜀先生”。李心传受到父亲很深影响，十四五岁时，就立下修史之志，后来他回忆说：心传年十四五时，侍先君子官行都，颇得窃窥玉牒所藏金匮石室之秘，退而过庭，则获剽闻名卿士大夫之议论。每念渡江以来，记载未备，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将之行事，犹郁而未彰。至于七十年间，兵戎财赋之源流，礼乐制度之因革，有司之传习，往往失坠，甚可惜也。①李心传少年的经历和见闻，为他日后修史提供了条件。而关心天下，辑录文献掌故为他修史准备了资料，诸多方面使李心传成为“有史才，通故实”的学者。②

①《宋元学案》卷30。

②《宋史》卷438《李心传传》。

庆元二年（1196），弟弟李道传中进士，而李心传在科场上却不得意，早一年，他也荐于乡，然未中，“于是绝不复应举，闭户著书”。嘉泰二年（1202），写成《建炎以来朝野要记甲集》20卷。嘉定元年（1208），时年43岁，进《高宗要录》（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原书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嘉定九年，《建炎以来朝野要记乙集》20卷成书。另外，有《旧闻证误》15卷（原书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仅4卷）。绍定四年（1231），他因崔与之、许奕、魏了翁等人的推荐，入史馆，为史馆校勘，赐进士出身，专修《中兴四朝帝纪》，“甫成其三，因言者罢，添差通判成都府”。端平元年（1234）迁著作佐郎，诏无入议幕，许辟置局，踵修《十三朝会要》，端平三年（1236）成书，召为工部侍郎。嘉熙二年（1238），迁秘书少监，国史馆修撰，修《实录》。次年，《中兴四朝帝纪》成书，因与丞相史嵩之不合，出官，奉祠居湖州。淳祐三年（1243）病卒，终年78岁。

在此期间，李心传完成另一些学术著作，重要的有：52岁时写的《丁丑三礼辨》23卷；56岁时著的《西陲泰定录》，“通为九十卷，仍用太史公表例，并记国家大政令，边防大节目”；60岁时著的《道命录》，“载程子、朱子进退始末”，“参取百四十年间兴废之故，萃为一书”。还有《丙子易学编》、《诵诗训》、《春秋考义》、《读史考》等。

三部史著，成就突出李心传的史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他写的三部著作上。这三部书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旧闻证误》。这三部书相互关联、相互补充。《要录》是编年体史书，《朝野杂记》的体例“实同会要”，两者关系“互相经纬者也”①。《要录》为“经”是主线，《杂记》为纬。《证误》是掌故文献决疑定舛，“所论北宋之事为多，或及于南宋之事，则《要录》之所未及，此补其遗也。凡所见私史、小说，上自朝廷制度，下及岁月之参差，名姓之错互，皆一一详征博引，以折衷其是非”②，因此此书可以看作为《要录》的补遗。当然这三部书中，《要录》又是李心传的史学代表作。这三部著作作为一个整体，可以看出李心传史学的规模，也体现出他的治史的特点。一是注重当代史的研究，重辑录当代文献掌故，成为“蜀中掌故之学”的代表人物。二是他在治学上的淹博贯通。所谓“非淹通一代掌故者不能为也”。三是重视材料的考辨。

李心传的著史是对当时文化**主义的抗争。他修史是冒着风险的。有一段文字说明他这种情况。

客有谓心传曰：自昔权臣用事，必禁野史，故孙盛作《晋阳秋》，而玄温谓其诸子，言此史若行，自是关卿门户之事。近世李庄简作小史，秦丞相闻之为兴大狱。李公一家尽就流窜，此往事之明戒也。子其虞哉。心传矍然而止。

未几权臣殛死，始欲次比其书。会有旨给札上心传所著《高庙系年》（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铅椠纷然，事遂中辍，既而自念曰：此非为己之学也粹而次之，谓之《乙集》。①《四库全书总目》卷81。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88。

①李心传以修史为“非为己之学”，心忧天下，闭户著书，完成一代史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记高宗一朝史事。吸收了《左传》、《汉纪》、《后汉纪》与《资治通鉴》在编纂学上的优良传统，编年系事，但又不为例所限。为了更好地把握史事，往往突破年月的限制。李心传说：“编年之体，不当追录前书已载之事。今以金人和战，帅府建立，皆中兴以后事迹张本，故详著之，以备其始末。”②这里提出突破编年体裁的前提和要求：“详著”材料，“备其始末”，为“中兴事迹”张本。《要录》在“备本末”上有几种形式，一是详载史事来由或人物身世。二是史事首尾在时间上跨度很大，《要录》记载其关键性活动，首尾之事“牵连书之”；三是交待事情的结局。在编纂体例上，既有一定成规，又不为成例所拘。《要录》中的自注，都经过他精心安排，使史文与注文融为一体，成为史书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避免了注中冗繁重复、轻重不当和不达作史之旨的弊病。

李心传在注中引用的材料，有书名可据的，近200种。有《日历》、《会要》、《实录》、《国史》、奏状、诏旨、贺表、札子、墓志、家传、年谱、文集以及大量杂史、笔记等。有学者评论说：“宋自南渡后，史学盛行，纪述之事，最称该备，迄今存者固多，而蹐驳亦复不少，独李心传以国家、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状，案牍奏报，百司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且其于一切是非得失之迹，皆据实铨叙，绝无轩轾缘饰于其间，尤为史家所仅见。”①李心传自注补史的内容有几种情况：一是详载史事经过的；一是补录各种重要的奏疏、章表、诏旨，包括金人的檄文、诏谕；三是辑录各种制度、掌故方面的材料。同《资治通鉴》一样，李心传主要是辑录与军国大事有关的材料。

李心传考史是参考众书，求真去伪，择善而从。在考史上他有几条原则：传闻不取；讳饰、私意不取；来源不确不取。后人称他的考史是“辨驳详明，根据凿凿”②。《四库全书总目》作者说李心传写史“宏博而有典要”③。心传考史有失误处，有辨而不当辨者，后人多有订正。至于《宋史》本传谓李心传“重川蜀而薄东南之士”，亦是不实之词。《四库》馆臣为之辨白，称心传是“据实直书”，“《宋史》病是书者，殆有不尽然矣”④。此外，李心传的《道命录》是学术史著作，对后来的学案体史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道命录》反映了李心传的历史观点，《道命录·序》说：“故今参取百四十年间道学兴废之故，萃为一书，谓之《道命录》。盖以为天下安危、国家隆替之所系者，天实为之，而非（章）惇、（秦）桧、（韩）侂（胄）之徒所能也。虽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学之兴废，系乎司马文正之存亡；绍兴道学之兴废，系乎赵忠简之用舍；庆元之兴废，系乎赵忠定之去留。”他又说：“道学之兴废，乃天下国家安危之所关系。”在天意、奸相贤相与学术三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决定天下的兴衰，李心传的回答是混乱的，但他的真实用心是要说，只有学术人心正，才能使天下国家兴盛。

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乾隆三十八年校刻序》。

②《旧闻证误·李调元刻序》。

③《四库全书总目》卷47。

④《四库全书总目》卷47。

李心传评诸家学术，说：“东莱之学甚正，而优柔细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尘之弊；象山之学虽偏，而猛厉粗略之外，却无枉尺直寻之意。”①他肯定吕学又有批评，不满陆学之偏却有肯定，这反映了南宋中期以后学术思想发展的趋向。

第三节 徐梦莘

恬于荣进升迁

徐梦莘（1126—1207），字商老，临江军清江（今属江西）人。曾祖、祖父俱不仕，父亲徐世亨，累赠通议大夫。幼年聪颖，“耽嗜经史，下至稗官小说，寓目成诵。”后来，更是通贯经史百家，尤其熟悉晋、南北朝及五代时事。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高宗在位的36年中，战火不断，南宋与金交争，经历绍兴和议及孝宗隆兴和议，南宋才算在风雨飘摇中稳定下来。徐梦莘前半生是在这样的年月中度过的。特别是他4岁时，即建炎三年（1129），金军攻下临江军，屠杀百姓，徐梦莘“母襁负亡去，得免”。时局动乱，社稷危亡，在青年徐梦莘的思想上留下深刻的印记，这也成了他日后修史的缘由：“思究颠末，乃网罗旧闻，会稡同异，为《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绍兴二十四年（1154），徐梦莘29岁，中进士，授左迪功郎、洪州新建县尉，因父丧未赴任。后调广西郁林州司户参军，不久因母离世而回归乡里。宋孝宗乾道四年（18）历官南安军教授，由于参政龚茂良之荐，改知湘阴县。在湘阴县任上，值得提出的，一是他大力提倡儒学；二是反对增加耕税。“湖南帅括田，号增耕税”，其他县邑唯命是从，只有徐梦莘“谓邑无新田，租税无从出”。徐梦莘此举使湖南帅很生气，“欲从簿书间捃摭其过，终莫能得，由是反器重之”①。后主管广西转运司文字。时朝廷议论更改两广的盐法，朝廷派遣广西安抚司干官胡廷直与东西漕臣到地方上讨论盐法一事。徐梦莘等人认为原先的由朝廷专卖的“官般法”虽有弊端，但对于广西这样山高交通不便的地区，还是适用，不必随意更改，“广西山阻，止当仍官般法，则害不及民”。胡廷直等人则主张行“客钞法”，由客商购盐钞，至盐场支盐，转销给百姓。徐梦莘的意见被否定，遭受打击，后移知宾州，仍坚持自己看法。胡廷直怕徐梦莘阻挠盐法的推行，到任不久便被罢官。但事实证明徐梦莘等人的意见是正确的。两广行客钞法，“民苦无盐，复从官般法矣”。

徐梦莘从宾州回乡后，年事已高，但仍勤于治学，手不释卷。绍熙元年（1190）因杨万里推荐一度出任荆湖北路安抚参议官，在任五年之久。他恬于荣进，无意升迁，把主要精力用在修史上。同僚称他“廉静乐道，好学不衰”。绍熙五年（1194），完成了《三朝北盟会编》的编撰。为避免官场上斗争，庆元元年（1195）他带着书稿回归故里。

徐梦莘卒于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终年82岁。

①《宋元学案》卷30《刘李诸儒学案》。

①以上引文见《宋史》卷438《徐梦莘传》。

发愤编修《三朝北盟会编》

徐梦莘编修《三朝北盟会编》，志在总结两宋之际大震荡的历史中，思考北宋覆亡的教训。徐梦莘的民族意识，体现在对两宋之际历史大变动的总结上，也是对历史上民族和战历史的反思。“靖康之变”暴露了北宋的**无能，文吏武将懦弱，虽有一二节义之士，但朝野上下多的是“偷生嗜利之徒”，这就是靖康之变留下的教训。

徐梦莘在“自序”中说：缙绅草茅伤时感事，忠愤所激，据所闻见，笔而为记录者，无虑数百家。然各说有同异，事有疑信，深惧日月寖久，是非混淆；臣子大节，邪正莫辨；一介忠款，湮没不传。于是取诸家所说及诏、敕、诰、书、疏、奏议、记传、行实、碑志、文集、杂著事涉北盟者，悉取铨次。①此书专记宋金和战之事，起政和七年（1117）海上之盟，迄绍兴三十二年（12）完颜亮伐宋败盟。共46年，分上中下三帙，上为政和、宣和25卷，中为靖康75卷，下为建炎、绍兴150卷。凡宋金媾和、用兵之事，悉按年月日，诠次本末。

《三朝北盟会编》在编修上的特点，首先是取材广泛，其中“亲闻见笔而为记录者”的材料尤有价值。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所引书一百二种，杂考私书八十四种，金国诸录十种，共一百九十六种；而文集之类尚不数焉。”楼钥说：“收罗野史及他文书多至二百余家。”“上下四十五载间，具列事实，制敕诏诰国书奏疏记序碑志之文，有正史所不及载者，搜掇无遗。”①其次《会编》详略有要，突出修史大旨。靖康之变与宋金和战的记载是重点。全书记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至绍兴三十二年250卷。书中突出记靖康之变的内容，起钦宗靖康元年正月二日，尽靖康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不过一年多时间，就占75卷。“事涉北盟者，悉取铨次”，更反映出徐梦莘作史的立意所在。据楼钥说，“又有纲目一册，并藏于家”。

平实修史，是这部书的又一个特点。徐梦莘说“不敢私为去取，不敢妄立褒贬”，表明他无论在取材上还是在议论上，都本着求实的原则。同时，在书中他表彰抗金将士、人民，抨击奸相佞臣，抨击**朝政。取材有法度，反映出他的修史之旨；叙事行《春秋》褒贬笔法，有作史义例，用意在：“使忠臣义士乱臣贼子善恶之迹，万世之下不得而掩没也”。

此书的优点体现在“会编”两字上，其缺点也可从“会编”两字上得到说明，这就是一些地方表现出来的“杂博”以及由此带来的记事上的失实。重视本朝史的编修，是宋代史学史的一个特点，各家又自有特色。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既不同于王称的《东都事略》，也不同于编年体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及稍后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编年系事有条理，又注意事件的完整性，“会编”两字也反映出体裁上的特点。《四库全书总目》将此书列入“纪事本末体”中。

徐梦莘的著作，还有《北盟集补》50卷、《会录》及《读书记志》等。

徐梦莘之弟徐得之，字思叔，淳熙十年进士，“安贫乐分，不贪不躁”。著有《左氏国纪》、《史记年纪》等。从子徐天麟，字仲祥，开禧元年（1205）进士，调抚州教授，历湖广总领所干办公事、临安府教授、浙西提举常平司干官、主管礼兵部架阁、宗学谕、武学博士等。“所至兴学明教，有惠政”①。撰有《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及《汉兵本末》、《西汉地理疏》等。

①楼钥：《攻媿集》卷108《直秘阁徐公墓志铭》。

①楼钥：《攻媿集》卷108《直秘阁徐公墓志铭》。

（谢选骏指出：郑樵的《通志》不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出名，其他小史家更是多如牛毛……由此可见，南宋学风甚盛，言论相当自由——这是典型的春秋战国时代的风采。）

【第六十章 晁公武 赵希弁 陈振孙】

第一节 晁公武

晁公武，字子止，祖籍澶州清丰（今属河南），出身书香世家。七世祖晁迥（951—1034）为著名学者，官至礼部尚书。①高祖晁宗悫、曾祖晁仲衍，也是饱学之士。父冲之，字叔用，擅诗名，为江西诗派作家，族父补之（1053—1110），字无咎，从父说之（1059—1129），字以道，均为著名学者，以名节文章盛名于世。晁氏后迁居山东，故又称为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晁公武少承家学，浸耽群书。逢靖康兵灾，携家入蜀避难，寓居嘉定府（今四川乐山）。故家藏书，在战乱中损失殆尽。绍兴二年（1132），登进士第②，后为四川转运副使井度属官。绍兴十七年知恭州（今重庆），后又知荣州（今四川荣县）、合州（今重庆合川）、泸州（今四川泸州）等地。隆兴初，入朝为吏部郎中、监察御史。隆兴二年（14）兼枢密院检详文字，不久又为御史台右正言、殿中侍御史、侍御史③。他对当时官冗恩滥的现象提出了一系列救弊之策。乾道四年（18），以敷文阁待制为四川安抚制置使。五年，除敷文阁直学士，在四川重建广惠仓，赈济饥民①。七年，诏除临安府少尹，擢吏部侍郎②。致仕后，在四川嘉定府符文乡度过了他的晚年。卒于南宋淳熙年间。

晁公武是宋代著名的目录学家，他自幼耽书嗜学，虽家藏书大多毁于兵火，但仍“心志不衰”。他为南阳井度属官期间，曾帮助井度编书、刻书，结下了深厚友谊。井度罢官后，将藏书五十箧赠予晁氏。他以井度赠书为基础，结合自己原来的收藏，“除其重复，得二万四千五百卷有奇”。绍兴二十一年，又在知荣州任上，利用“三荣僻左少事”的闲暇，“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旨论之”③。终于完成了《郡斋读书志》初稿，并在去世前，不断对初稿进行修订和补充。

《郡斋读书志》20卷，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首先，收入的图书达1492部，基本上包括了宋代以前各类重要的典籍，尤以搜罗唐代和北宋时期的典籍更为完备。这些典籍至今不少已亡佚和残缺，后世可据书目的提要而窥其大略。其次，体例有严谨的安排，全目分经、史、子、集四部，部下又分45小类；书有总序，部有大序，多数小类前有小序；每书有解题，从而形成了一个严谨完备的体系。全书的大序、小序中，注意阐述各部各类的学术渊源和流变，发挥了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尤其是他对经学素有研究，因此在经部大序、小序中，叙先秦、两汉、魏晋、中唐经学的演变和流弊富有独特的见解。第三，由于所录各书为晁氏实藏，所以在提要中对典籍情况的介绍，咸有凭据，自非其他丛抄旧录的书目所能比拟。晁氏撰写的提要不仅翔实有据，而且注重考订，内容详略得当。

①《直斋书录解题》卷1“昭德易诂训传”条；《宋史》卷305《晁迥传》。②明嘉靖《清丰县志》卷4。

③《宋会要辑稿》职官71之8、77之75、78之49。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68之67、68。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37之6；明嘉靖《清丰县志》卷7。

③《郡斋读书志》自序。

如在集部别集类《蔡邕集》的提要中说：“凡文集其人正史有传者，止掇论其文学之辞，及略载乡里，所终爵位，或死非其理亦附见若史逸其事者，则杂取它书详载焉，庶后有考。”其介绍作者生平、成书原委、学术渊源及有关典章制度、轶闻掌故，皆能引用唐宋实录、宋朝国史、登科记及有关史传目录，并详加考证。这些材料许多今已失传，因此晁氏所撰提要内容，很多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第四，《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提要内容的私藏书目，对于后世目录学影响很大。比晁公武稍后的目录学家陈振孙说：“其所发明，有足观者。”①陈氏所作的《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效法《郡斋读书志》撰成的，有不少内容引用了晁氏的书目提要。宋末学者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汉书艺文志考证》、《玉海》也大量征引了《郡斋读书志》。至于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则主要是以晁、陈二书目为蓝本编纂的。直至清代的目录巨编《四库全书总目》，仍采用《郡斋读书志》的材料多达三百多条。由此可见《郡斋读书志》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郡斋读书志》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20卷衢本和7卷袁本两个版本系统，前者源于蜀刻20卷本而以南宋淳祐衢州刊本为祖，后者源于蜀刻4卷本而以南宋淳祐袁州刊本为祖。两本各有所长，衢本以内容丰富见称，袁本则附有赵希弁《读书附志》。清人王先谦将衢、袁二本合校刊行，以衢本为底本，校袁本于衢本之上，附《读书附志》于后，仍为20卷。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校证标点本。

晁公武一生博学，他不仅在目录学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在其他领域也有专深的研究，著述宏富。除《郡斋读书志》外，据史志记载，他还撰有《易诂训传》18卷、《尚书诂训传》46卷、《毛诗诂训传》20卷、《中庸大传》1卷、《春秋诂训传》30卷、《石经考异》1卷、《稽古后录》35卷、《通鉴评》10卷、《老子通述》2卷、《昭德堂稿》60卷、《嵩高樵唱》2卷等，这些著作惜已亡佚，今存者仅若干诗文残篇。

第二节 赵希弁

赵希弁，字君锡，袁州（今江西宜春）人。宋宗室子。按《宋史·宗室世系表》推算，为宋太祖九世孙。曾祖赵子孟，字醇父，号清愿先生，官右从政郎①。祖伯荃。希弁本师■（人字古体）子，过继师向为后。生父师■，理宗绍定时任衡山令②。

赵希弁为江西漕贡进士，曾任秘书省校勘书籍。他博学好古，家中累三世藏书，典籍甚富。淳祐九年（1249），宜春郡守黎安朝重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嘱赵希弁代为校正。赵氏以所藏书勘对晁氏书目，将晁氏未载者，或详略不同者分类著录，仿晁氏体例，撰为《读书附志》1卷。合《郡斋读书志》4卷一并刊刻，世称“袁本”。同年，游钧在衢州（今浙江衢县）重刊《郡斋读书志》20卷本，是为“衢本”。希弁取衢本多于袁本的内容，编成《读书后志》2卷；又校原刻4卷与衢本差异，撰《二本四卷考异》附于篇末，于次年补刻刊行。至此，袁本增至7卷，由前志4卷、后志2卷、附志1卷组成①。

赵希弁利用三世藏书，勤于治学。从他的《读书附志》中可以看到，他对史学情有独钟，曾撰有《读史补注》130卷、《资治通鉴纲目考异》59卷、《续资治通鉴补注》946卷、《建炎以来中兴系年要录补注》20卷、《续仰山孚惠庙实录》5卷，但这些史著今已不传。所存者为《读书附志》1卷和《二本四卷考异》。

赵希弁两次参与《郡斋读书志》的刊刻工作，对这部目录的校勘和传布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整理的袁州本作为《郡斋读书志》的一个版本系统，在由宋至清的五百余年中，流传和影响范围较大，其宋刻原书保存至今，明清时期属于袁州本系统的抄本、刻本也较多。袁州本不仅广泛传播了目录学知识，而且为后人校勘衢州本、全面认识《郡斋读书志》的本来面目，提供了基本材料，这方面，他所撰写的《二本四卷考异》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对其校勘工作来说，他独力撰作的《读书附志》则具有更为显著的学术价值。《读书附志》共收书469种，除少数与晁氏书目重见外，大部分为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朝时典籍，正可以视为晁氏书目的续编。《读书附志》运用提要记载了各种典籍的篇目、编次，以及刊刻时间、地点、刻书人名等。其学识虽不及晁公武，提要内容也较简略，但对于人们了解南宋有关典籍的情况，则是大有裨益的，因而也为学界所重。

①《直斋书录解题》卷8“晁氏读书志”条。

①《读书附志》卷下“藏六居士安乐集”条，《郡斋读书志》卷5，商务印书馆1931年影印宋淳祐袁州本。②《读书附志》卷上“皇王大纪”条。

第三节 陈振孙

陈振孙（？—约1261），原名瑗，字伯玉，号直斋，安吉（今属浙江）人。父祖虽非官宦，但也是读书人家。幼年好学，常从人借阅，“尝于《班书》志传录出诸诏，与纪中相附，以便览阅”①。嘉定十二年（1219），为浙江鄞县县学②，后迁绍兴教官，又任江西南城县令。宝庆三年（1227），为兴化军（今福建莆田）通判。福建兴化军为宋代刻书、藏书兴盛之地，他在此抄录收集了大量典籍。端平三年（1236）他以朝散大夫知台州兼浙东提举。次年改嘉兴府知府。嘉熙三年（1239）调任浙西提举，在当地停废醋库，抚恤邦民，有政绩③。淳祐四年（1244）入京为国子监司业。淳祐九年前后，以侍郎、宝章阁待制致仕，卒赠光禄大夫④。

陈振孙性喜藏书，为南宋大藏书家、目录学家。周密在《齐东野语》卷12中说：“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且仿《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其实，陈振孙不仅在莆田收书。由于他前后任职的浙江、江西、福建都是当时图书事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因此他每到一地都不辞辛苦地向当地学者、藏书家求教，购买和传录典籍，从而大大丰富了自己的收藏。在他后来撰写的书录提要中，有不少内容反映了他辛勤收书的过程。经过数十年心营目识和材料的积累，他把自己对于典籍整理研究的心得，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形式，撰成私家藏书目录《直斋书录解题》56卷。

①赵希弁：《昭德先生读书后志序》，《郡斋读书志·后志》卷首。

①《直斋书录解题》卷5“东汉诏令”条。

②《直斋书录解题》卷14“琴谱”条。

③王鏊：《姑苏志》卷42《宦绩》。

④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75。

《直斋书录解题》的学术价值，可与《郡斋读书志》相媲美，它们被誉为古代私家书目的“双璧”。全目共著录图书3039种，51180卷，这个数量大大超过了宋代及以前的私人藏书，而且与当时的官府藏书相比，也毫不逊色，藏量超过了《中兴馆阁书目》的44486卷，就是《中兴馆阁书目》加上孝宗以后增修的《续目》，两者的藏量也仅比《直斋书录解题》多出8000卷。能在一部私藏书目内对如此众多、广泛的典籍进行评介和考证，由此也就不难想象其收藏典籍的功劳及所著书录的价值了。书录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能根据当时图书的实际情况，在图书分类上有所改革。他的图书分类继承了过去目录的传统，沿用了旧的类目，但又有创新，设立了语孟、别史、诏令、法令、时令、音乐等新的类目，这些类目大多被宋以后的公私目录所仿效。《直斋书录解题》的解题内容丰富而明切，或述撰人事迹，或论学术源流，或考真伪得失，而注重典籍的版本款式，为一大特色。从解题中可以看到，他对许多典籍的刊刻时间和地点都有简要的记载，不但记京本、监本等刻本的特点，也记录了抄本、拓本的情况。

《直斋书录解题》在流传过程中，未能完整保存下来。清四库馆臣只从《永乐大典》辑出22卷。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此基础上，吸收清人卢文弨的校勘成果，出版了较为实用的点校本。《直斋书录解题》虽已残缺，但仍为学林所重。《四库全书总目》推许说：“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不可废也。”①陈振孙不仅究心目录学，对理学也颇有研究。刘克庄在《故通判大夫宝章阁待制致仕陈振孙赠光禄大夫制》中评论说，“早号醇儒，得渊源于伊洛；晚称名从，欲辈行于乾淳”②。学术上他服膺朱熹，在书录解题中甚为推崇；而于象山心学，则颇有贬斥。除《直斋书录解题》外，还撰有《易解》、《尚书解》、《吴兴人物志》、《氏族志》、《玄真子渔歌碑传集》等，但皆不传。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85，“直斋书录解题”条。

②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75。

（谢选骏指出：东晋等南朝诗歌特盛，南宋则是学术特盛——这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前帝国时代”一头一尾，就像一个人的少年时代与中年时代。）

【第六十一章 秦九韶】

第一节 经历和为人

秦九韶（1202—约1261），字道古，普州安岳（今属四川）人，祖籍鲁郡。父秦季槱，字宏父，绍熙四年（1193）进士。嘉定十二年（1219），秦季槱任巴州（今四川巴中）守。是年三月，兴元（今陕西汉中）军士张福、莫简等发动兵变，入川后夺取利州（今广元）、阆州（今阆中）、果州（今南充）、遂宁（今遂宁）和普州（今安岳），并进犯巴州。秦季槱弃城而走。朝廷命沔州都统张威引兵镇压。年仅18岁的秦九韶“在乡里为义兵首”，参加张威军的平乱之战。不久，秦季槱携全家辗转抵达当时的京师临安（今杭州）。嘉定十五年（1222），秦季槱任工部郎中，十七年，除秘书少监。宝庆元年（1225）正月，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工部掌管营建，而秘书省则掌管图书，其下属机构设有太史局。因此，天资聪颖、求知若渴的秦九韶有机会阅读大量典籍，熟悉建筑、修造、治河等方面的土木工程知识，并向他父亲的属官中负责测验天文、考定历法的学者们学习天文历法知识。他后来在《数书九章》序中说“早岁侍亲中都，因得访习于太史”，即指这段时间的事。秦九韶又曾向“隐君子”学习数学。他还向著名词人李刘学习骈骊诗词。通过这一时期的学习，秦九韶的学识日趋渊博。周密在《癸辛杂识续集》中称他“性极机巧，星象、音律、算术，以至营造等事，无不精究”，“游戏、毬、马、弓、剑，莫不能知”。

宝庆元年（1225）六月，秦季槱被任命为潼川（今四川三台）知府，七月赴任。秦九韶于是随父回到四川。次年正月十二日，秦氏父子来到涪州（今重庆涪陵），与涪州守李踽及其两个儿子同游，观赏长江石鱼，并刻石题名，后为姚觐光收入《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成为一则重要史料。

在潼川，秦九韶曾当过县尉。这期间，李刘曾邀请他到国史院校勘书籍文献，但未成行。

端平三年（1236），元兵攻入四川，嘉陵江流域兵祸不断，秦九韶不得不经常参与军事活动，饱受战争之苦。他后来在《数书九章》序中回忆道：“际时狄患，历岁遥塞，不自意全于矢石间，尝险罹忧，荏苒十祀，心槁气落。”数年后，秦九韶被迫再次离川，往东南避难。先后担任过蕲州（今湖北蕲春）通判及和州（安徽和县）守，最后定居湖州（今属浙江）。有史料记载，秦九韶是个自私、专横和唯利是图的人，抑或战争改变了他的天性。与他同时代的刘克庄在《缴秦九韶知临江军奏状》中说他“倅蕲妄作，几激军变；守和贩鹾，抑卖于民”。周密说他“既出东南，多交豪富”；在湖州的住家，建堂于苕水之上，“极其宏敞，后为列屋以处秀姬，管弦、制乐、度曲，皆极精妙，用度无算”。非利用职权中饱私囊者，岂能如此奢华？淳祐四年（1244）八月，秦九韶以通直郎为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通判，十一月，因母丧离任，回湖州守孝。在此期间，秦九韶可谓“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专心学问，埋头著书。淳祐七年（1247）九月，完成数学名著《数书九章》。由于在天文历法上的造诣，次年他被推荐到朝廷，受到皇帝召见，因而得以阐述自己的见解，并呈上他的奏稿及《数学大略》（即《数书九章》）书稿。

孝满书成后的秦九韶不甘寂寞，又开始向往功名利禄。淳祐十年（1250），他往投吴潜幕。吴潜（1196—1262），号履斋，南宋重臣，主战派首领。秦九韶与吴潜很有交情，他在湖州的居家即从吴处得到的地皮。宝祐二年（1254），秦九韶到建康，任沿江制置司参议，但不久去职，回湖州家居。此后，他去扬州攀附当朝权臣贾似道。宝祐六年（1258）正月，贾似道荐秦九韶于广帅李曾伯，时逢琼州守阙，于是李曾伯便命其暂任琼州守，但三个月后被免职。刘克庄说秦九韶“到郡（琼州）仅百日许，郡人莫不厌其贪暴，作卒哭歌以快其去”。周密则说他“至郡数月，罢归，所携甚富”。离琼州回湖州后，秦九韶又投奔吴潜，得荐，开庆元年（1259）任司农寺丞，因不满贾似道专权，被罢。景定元年（1260），又任命为知临江军（今江西清江），再次遭罢。不久，吴潜罢相，被贬潮州。秦九韶受到株连，也贬梅州（今广东梅县）做地方官，他“力政不辍”。约在景定二年（1261），病卒于任所，年60岁。

第二节 对数学的贡献：《数书九章》

秦九韶恶劣的个人品行，与杰出的数学才能是不相称的。因此有人因他的数学成就而为其个人品行辩护，如清代数学家焦循在《天元一释》卷下说：“秦九韶为周密所丑诋，至于不堪，而其书亦晦而复显。密以填词小说之才，实学非其所知。即所称与吴履斋交稔，为贾相窜于梅州，力政不辍，则秦之为人亦瑰奇有用之才也。”与此同时，也有人因他的恶劣人品而贬低其数学成就，如余嘉锡《南宋算学家秦九韶事迹考》中说他“虽能治天算，多技能，不过小人之才耳，何足道哉！”对秦九韶，也有较客观地评价：“有才有学的人未必有德，我们读《数书九章》，不能不表扬秦九韶在数学方面的贡献，但是论他的为人，也应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①《数书九章》，是秦九韶勤奋学习、苦心钻研和多年积累的数学成就的结晶，是堪与数学名著《九章算术》相媲美的。这部著作，南宋时称为《数学大略》或《数术大略》，明《永乐大典》和清《四库全书》皆题称《数学九章》。明季常熟赵氏脉望馆藏有另一抄本，万历时赵琦美为其撰写跋文始称《数书九章》。后来清道光时按赵抄本校刻的《宜稼堂丛书》本流传较广，遂成为现今的通称。该书共18卷，81题，分为9类，每类9题，主要内容是：一、大衍类：一次同余组的解法；二、天时类：历法推算、雨雪量的计算；三、田域类：土地面积；四、测望类：勾股、重差等测量问题；五、赋役类：田赋、户税；六、钱谷类：征购米粮及仓储容积；七、营建类：建筑工程；八、军旅类：兵营布置和军需供应；九、市易类：商品交易和利息计算。

每题答案之后都有“术”说明解题方法，“术”后有“草”说明演算步骤，有的题目还画有图。《数书九章》中的两项最重要的成就是正负开方术（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和大衍求一术（一次同余组解法）。

①钱宝琮：《秦九韶〈数书九章〉研究》，载钱宝琮等著《宋元数学史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62页。

在数学发展史上，古典代数学的中心课题是方程论。中国古代的方程论，不论是现代意义下的开方，还是解一般的高于二次的一元方程都被称为开方。从《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到5世纪的祖冲之和7世纪的王孝通，已经解决了开平方、开立方，以及二次三项方程和正系数三次方程求正根问题。11世纪，贾宪又创造了一种新的开方法——增乘开方法，通过随乘随加导出减根方程，逐步求出正系数高次方程的正根。12世纪，数学家刘益提出“正负开方术”，并突破了方程系数全都为正的限制。但刘益的方法并不是增乘开方法。秦九韶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把以增乘开方法为主体的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发展到十分完备的程度。他的方程系数可正可负，可为分数，也可为小数，在有理数范围内没有限制，但规定常数项总为负。亦即解决了形如下列的数字方程求解问题：a0xn+a1xn-1+a2xn-2+.+an-1x+an=0其中a0≠0，an＜0，ai∈Q（i=0，1，.，n）。《数书九章》81个问题中，用方程来解的有21个，共列出了26个方程，其中二次方程20个，三次1个，四次4个，十次1个，其解法大都有详草。从其随乘随加的具体运算过程可以看出，秦九韶提出的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可以毫不困难地转化为计算机程序。秦九韶还讨论了“投胎”、“换骨”、“玲珑”、“同体连枝”等特殊情形，并将其广泛应用于面积、体积、测量等方面的实际问题。

在西方，关于高次方程数值解法的探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直到1840年，意大利数学家鲁菲尼（P.Ruffini，1765—1822）才创立了一种逐次近似法解决数字高次方程无理根的近似值问题，而1819年英国数学家霍纳（W.G.Horner，1786—1837）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的论文“用连续逼近法解任何次数字方程的新方法”中，才提出与增乘开方法演算步骤相同的算法，后被称为“霍纳法”。秦九韶的成就要比鲁菲尼和霍纳早五六百年。

秦九韶对于一次同余组解法的理论概括，是他在数学史上的另一项杰出贡献。一次同余式问题的解法是适应天文学家推算上元积年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假设在远古时代有一年的冬至、甲子日零时和日月合朔在同一时刻。该时刻即称为上元，从上元到本年经过的年数称为上元积年。在既知本年的冬至时刻和十一月平朔时刻的条件下推算这一年的上元积年是一个一次同余问题。设A为回归年（从冬至到冬至）日数，R1为本年冬至距其前一个甲子日零时的日数，B为一朔望月（从平朔到平朔）的日数，R2为冬至距前一个平朔的日数，则上元积年x满足下列一次同余组Ax=R1（mod60）≡R2（modB）。

3世纪后，中国各家历法都有一个特定的上元积年，但各个时期的天文学家尽管掌握了上元积年的推算方法，却没有明确提出系统的和完整的一次同余理论。

最早见于记载的一次同余问题是《孙子算经》中的“物不知数”问题：“今有物不知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这相当于求解一次同余组x≡2（mod3）≡3（mod5）≡2（mod7）。

《孙子算经》给出最小正解：x=2×70+3×21+2×15-2×105=23，但未说明其理论根据。秦九韶青年时在杭州“访习于太史”，掌握了上元积年的推算方法。他经过深入研究，把上元积年算法与孙子问题的解法联系起来，在《数书九章》中明确给出了一次同余组的一般解法。

设m1，m2，.，mn两两互素，M=m1·m2·.·mn，Mi=Mmi（i=1，2，3，.，n）。若有正整数k1，k2，.，kn满足kiMi≡1（modmi），i=1，2，3，.，n，则一次同余组x≡ri（modmi）≡r2（modm2）≡.的解为xmodM≡（）。kMriiiin=.1这就是西方文献中所称的“中国剩余定理”。秦九韶把mi、M、Mi和ki分别称作定数、衍母、衍数和乘率。

显然，一次同余组解法的关键是求乘率ki。因为同余式kiMi≡1（modmi）等价于kigi≡1（modmi），其中Mi≡gi（modmi），0＜gi＜mi，所以这一问题又归结为求解同余式ax≡1（modb），（a，b）=1，a＜b秦九韶提出的著名的“大衍求一术”，就是求解（1）的方法（今亦泛指整个一次同余组的解法）。《数书九章》卷三“治历演纪”题，详细记述了南宋开禧历上元积年的推算过程。从大衍求一术的这一具体应用可以清楚看出，秦九韶的算法是完全正确和相当严密的。并且，秦九韶的大衍求一术与他的高次方程数值解法一样，简洁、明确、带有很强的机械性，其程序亦可毫无困难地转化为算法语言，用计算机来实现。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数书九章》卷一、卷二大衍类共有9个一次同余组问题，其中只有“余米推数”题（三个模数为19、17、12）可直接应用“中国剩余定理”来解，其余诸题所给模数或带有小数，或带有分数，或为不两两互素的整数，需要进行适当的变换。带有小数和分数的模易于化为整数模。但由于中国古代传统数学中没有素数概念，因而秦九韶不可能用素因数分解的方法来化不两两互素的模为两两互素的模。可是他所设计的一些算法，如“两两连环求等，约奇弗约偶（或约得五，而彼有十，乃约偶弗约奇）”等，不仅较为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而且在实际计算上比素因数分解法更具优越性。因此，有些学者誉称其为没有素数的素数论。

在西方，最早接触一次同余组的是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Fibonacci，约1170—1250），他在《算盘书》（1202）中给出了两个一次同余问题，但没有一般解法。直到18—19世纪，瑞士数学家欧拉（Euler，1707—1783）和德国数学家高斯（C.F.Gauss，1777—1855）才对一次同余组进行深入研究，重新获得与“中国剩余定理”相同的定理，并对模数两两互素的情形给出严格证明。1852年，英国传教士、汉学家伟烈亚力（A.Wylie，1815—1887）发表《中国数学科学札记》，其中介绍了大衍求一术。从1856年到1876年，德国人马蒂生（Martthiessen，1830—1906）等西方学者又多次指出大衍求一术原理与高斯方法的一致性，从而更加引起了欧洲学者的瞩目。德国数学史家康托（M.Cantor，1829—1920）高度评价了大衍求一术，他称赞发现这一算法的中国数学家是“最幸运的天才”。比利时东方学家李倍始（U.Libbrecht）在《13世纪的中国数学》（Chinese Mathematics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1973）一书中对从《孙子算经》到19世纪末斯提尔吉斯共15个有代表性的解决同余组的人或著作作了比较。他按工作质量所排列的名次是：斯提尔吉斯（1890），欧拉（1743），高斯（1801），秦九韶（1247），贝维立基（69），哥廷根手稿（约1550），休顿（57），慕尼黑手稿（约1450），斐波那契（1202），杨辉（1275），《孙子算经》（约400），阿古洛斯（约1350），程大位（1592），严恭（1372），玉山若干（约1460）。秦九韶名列第四。

《数书九章》除了正负开方术和大衍求一术这两项重要成就外，还有不少其他方面的成就。如在代数学方面，改进了线性方程组的解法，普遍应用互乘相消法代替传统的直除法；在几何学方面，提出已知三角形三边之长求其面积的等价于海伦公式的“三斜求积术”：A=14ababc222222-+.è÷é.êêù.úú,将《九章算术》与《海岛算经》中的勾股测望之术发扬光大，等等。《数书九章》的内容非常丰富，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数学和天文历法乃至雨雪量等方面的珍贵资料，而且还可以了解到南宋时期户口增长、耕地扩展、赋税、利贷、度量衡以及货币流通、海外贸易等社会经济领域的真实情况。

如果说《九章算术》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理论的形成，那么《数书九章》则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之顶峰，其高次方程数值解法以及一次同余组解法亦代表了中世纪世界数学发展的主流与最高水平。美国科学史家萨顿（Sarton，1884—1956）因此称秦九韶是“他那个民族、他那个时代，并且确实也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

（谢选骏指出：人说秦九韶是一个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大贪官，被时人认为是“不孝、不义、不仁、不廉”的典型代表。所以多次被老板炒鱿鱼。我们这位秦同学非常之有个性，比如在老爸宴客时带着妓女出席，再比如耍滑头占了上司的田，自己设计一些奇奇怪怪的房屋在上面。更有甚者命令手下弄死自己的儿子，知道手下偷偷放走那个兔崽子竟然满世界追杀他们俩。有一位老大哥看不过去，称“道古此人暴如虎狼，毒如蛇蝎，非复人类”。毫无疑问，他是个疯狂的恶棍，同时，又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我们可以推想，他有时间写下音乐或建筑方面的著作，也可能又有某项历史性的贡献。可惜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混世了。——秦九韶让我想起了英国的数理哲学家罗素，也是这样一个天才恶棍。）

【第六十二章 张浚 韩侂胄】

第一节 张浚（附张栻）

由依附黄潜善到主张抗金

张浚（1097—14），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父张咸，元丰二年（1079）进士，历任州县属官；绍圣元年（1094），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授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厅公事。张浚政和八年（1118）中进士，北宋末官至太常寺主簿。

建炎元年（1127）五月宋高宗即位前夕，张浚自京师投奔南京（今商丘南），参与登基仪式，任枢密院编修官。七月，受到新任右相黄潜善的赏识，升任殿中侍御史。八月，张浚附和黄潜善，攻击左相李纲独擅朝政。主张抗金的李纲被罢相后，继续受到张浚的攻击。

建炎二年六月，张浚奏论：“无谓金不能来，当汲汲修备治军，常若敌至”①。因而与一味求和的黄潜善意见相左，受到排挤。已被出为兴元知府，被宋高宗留任为礼部侍郎。同年十月，张浚兼任御营使司参赞军事，从此参与抗金的军事活动。建炎三年二月，金军数百骑突袭“行在”扬州，宋高宗仓惶出逃，张浚与吕颐浩追随渡江，中书侍郎朱胜非任节制平江府（今苏州）、秀州（今浙江嘉兴）军马，张浚任同节制军马，驻守平江抗金。不久，朱胜非召赴行在杭州，留张浚驻守平江。三月，杭州发生苗傅、刘正彦兵变，宋高宗被迫退位，3岁皇子赵旉被立为帝，孟太后垂帘听政，张浚在平江组织张俊、刘光世、韩世忠等所部勤王。四月，“苗、刘兵变”平定，宋高宗复位，张浚升任知枢密院事。

富平之战

张浚认为：“中兴当自关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遂慷慨请行。”①五月，被任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同年七月赴任，十月下旬到达兴元府，设司于此，随后调整西北各路军事长官。十一月间，到达秦州，经参议军事刘子羽介绍，张浚接见吴玠、吴璘兄弟，并提升吴玠为统制。曲端在陕西进行抗金活动，但专横跋扈，曾想杀死节制陕西六路军马王庶，南宋朝廷即以御营使司提举一行事务召曲端，但曲端不奉诏。同年十二月，张浚任命曲端为处置使司都统制、威武大将军，并进行隆重的登坛拜将的仪式，张浚企图利用曲端的抗金声威，树起西北的抗金大旗。但当建炎四年正月，张浚命曲端率军救援在陕州围城中的李彦仙时，曲端却拒不出兵，以致陕州终于被金军攻陷。同年二月，张浚得知金军早已渡江南下，立即将处置使司事务交由刘子羽负责，自己率步骑数万人自秦州东进救援。当三月间到达房州时，得知金军主帅宗弼已自临安退兵北归，张浚遂率军重回西北。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建炎二年六月庚申。

①《宋史》卷361《张浚传》。

当年秋初，张浚得知金左监军完颜昌（挞懒）仍在淮东，而前此渡江南犯的主将完颜宗弼（兀术）也滞留在江北，张浚推测金军企图深秋时将再次渡江，因而考虑出兵进攻金军，以分金军并力南下势。曲端在陕西的抗金，主要依靠部属吴玠等作战，自己常远处敌后，战胜则以为己功，战败则委罪部属。正月间，曲端命吴玠、张中孚等抗击金军于彭原店（一作自原店，白原，自当是白之误，今陕西彬县南），自拥重兵远处后方的宜禄（今长武）。当吴玠血战时，前军稍有退却，曲端不仅不出兵救援，反而立即率军逃向泾州（今属甘肃），吴玠等遂战败。此战被称为建炎三大战之一。“白原之败，其（曲端）气已沮”①，主要是依靠部将血战，取得虚名的曲端，已被金军的气势所压倒，当张浚提出进攻以分金的军势时，曲端竟然提出：“俟十年乃可议战。”②张浚知道依靠曲端为主将，领导抗击金军是不可能的，于是曲端以彭原之战坐视不救，被夺军权并被贬。

自张浚经营川陕以来，陕西军民受到很大鼓舞，使得金军主将完颜娄室“所下陕西城邑，辄叛”，不得不请求增兵。完颜宗翰（粘罕）等也认为宋“陕西五路兵力雄劲，当并力攻取”。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1130）七月，金派位望隆重的皇子（金太祖子，世宗父）、左副元帅完颜宗辅（讹里朵）前往陕西任主帅，并命江淮战场的主将完颜宗弼（兀术），“以精兵二万先往洛阳”，准备“以八月往陕西”①，与张浚争夺陕西。

宋高宗“以敌萃兵淮上，命（张）浚出兵，分道由同州（今陕西大荔）、鄜（今富县）延（今延安）以捣其虚”②，企图以之消除金军再次渡江南犯的可能性。建炎四年八月，张浚移檄金左副元帅宗维（即宗辅），问兴师犯宋之罪。同时，派权永兴军路经略使吴玠攻取永兴军（今陕西西安），环庆经略使赵哲也收复鄜延诸郡。于是，张浚调集熙河经略使刘锡、秦凤经略使孙渥、泾原经略使刘锜、永兴军经略使吴玠、环庆经略使赵哲，各率所部东进，金左副元帅完颜宗辅也立即将在京西的完颜宗弼所部2万人马，调入关中。九月下旬，张浚集合五路宋军，骑兵6万、步军12万，号称40万，以刘锡任都统制，进抵富平（今富平北），金主帅宗辅以宗弼与娄室所部分为左、右两翼，与宋军决战。“泾原帅刘锜率将士先薄虏阵，自辰至未，杀获颇众”③，金军左翼主帅宗弼“陷重围中，韩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土塞创，跃马奋呼搏战，遂解围，与宗弼俱出”重围。“宗弼左翼军已却，娄室以右翼军力战”，“自日中至于日暮，凡**战”④，两军相遇勇者胜，在此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环庆经略使赵“哲擅离所部”，率先逃跑，宋军相继溃退，金军虽胜但伤亡亦重，因而“得胜不追”⑤。

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建炎三大战》。

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6，建炎四年八月癸未。

①《金史》卷19《世纪补·睿宗纪》。

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8。

③朱熹：《朱文公文集》卷95《张公（浚）行状》。

④《金史》卷77《宗弼传》、卷72《娄室传》、卷19《世纪补·睿宗传》。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7，建炎四年九月癸丑。

“富平之战”是宋金两军以大兵团决战，宋军虽然战败，但仍然达到了宋高宗要求张浚将金军主力调离江淮战场的目的。所以，当张浚在斩赵哲、贬刘锡、上疏待罪时，宋高宗就说：“‘浚放罪诏，宜早降’。因言浚用曲端、赵哲、刘锡，后见其过即重谴之，浚未有失，安可罢也有才而能办事者固不少，若孜孜为国，无如浚。”①有的史书亦称：“富平一战，偶为赵哲离部以取败，（张浚）痛念向者（高宗）海道之幸，（自己）已出襄汉。今也敌驻淮旬，有再入吴越之谋，万一犯属车之清尘，纵欲提兵问罪，亦何及矣。此公所以不顾利害，不计胜负，而决于一战也。”②去冬渡江南犯的主将宗弼及所部精兵，此后数年一直滞留在川陕战场，确实相对减轻了金军在江淮地区的压力。富平之战失败后，张浚退向兴州（今陕西略阳），命刘子羽去秦州，召集败散的宋军达10万人。在金军进攻下，张浚又退往阆州（今四川苍溪东南）。张浚任命王庶为兴元知府，王庶也汇聚溃军、义军2万人。吴玠亦收兵保和尚原，并于绍兴元年（1131）五月，大败来犯的金军宗弼所部。

江淮抗金绍兴二年，张浚被授检校少保、定**节度使。同年九月，南宋任命王似为川陕宣抚处置副使；十二月，又加任命卢法原为宣抚处置副使，引起张浚的不满。张浚被罢宣抚处置使，仍任知枢密事。绍兴三年五月，诏令张浚回朝。绍兴四年三月，在台谏的攻击下，张浚罢知枢密院事，以提举洞霄宫、福州居住。张浚调离川陕后，绍兴四年（金天会十二年，1134）六月，金军主将宗弼才自川陕回燕山府（今北京）。同年九月，伪齐与金军渡淮南犯，十一月，张浚再次被起用为知枢密院事。绍兴五年二月，张浚升任右相兼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随后即诏张浚“暂往江上措置边防”，“西连陇蜀，北洎江淮，既加督护之权，悉在指挥之域”①，负起了全面的抗金重任，但主要是领导江淮前线的抗金斗争。同年六月，在张浚亲往湖湘督战下，岳飞镇压了杨么起义。绍兴六年正月，张浚视师荆襄；后又被召回朝奏事，张浚即命韩世忠自承（今江苏高邮）、楚以图淮阳（今邳县西南），刘光世进屯合肥，张俊进驻盱眙，以杨沂中作为张俊部的后翼；岳飞进驻襄阳，准备北伐中原，摆出对金进攻的态势，军心振奋。韩世忠首先自楚州攻淮阳，张俊于五月间进驻盱眙，张浚也于六月渡江至淮南视师。刘光世于七月收复寿春府（今安徽凤台），岳飞于八月攻占蔡州（今河南汝南）、卢氏（今属河南）等地。宋高宗在张浚的力请下，也于九月初出发前往建康以鼓舞斗志，张浚又赶往镇江督师，伪齐闻讯后发兵分道南犯。十月，刘光世慌忙南逃，张浚乘马奔到采石，并下命有一人渡江者斩，刘光世被迫停止南逃。数日后，杨沂中等大败伪齐军于藕塘（今安徽定远东南），伪齐其他南犯军队也纷纷退回淮北。

绍兴七年三月，刘光世因骄惰怯敌被罢军职，宋高宗原已答应将刘光世所部划归岳飞，扩充其兵力以恢复中原。但首先遭到枢密使秦桧的反对，张浚也不同意将刘光世所部并入岳飞军，遂收归自己兼任的都督府直接管辖，以刘光世部将王德任左护军都统制、郦琼任副都统制，以兵部尚书、都督府参谋军事吕祉节制，郦琼不服王德居其上，多次申述不被重视。八月，郦琼杀吕祉等，裹胁4万人叛变投向伪齐。九月，张浚以处置不当而罢相，提举宫观，后贬居永州（今属湖南）。但伪齐也因无存在价值，于同年十一月为金所废。抗金大好形势因而受挫，降金求和势力抬头。绍兴八年三月，秦桧任右相兼枢密使，主持降金求和活动。同年末，金以原伪齐辖区划归南宋，以换取南宋的臣属。绍兴九年正月，宋高宗以宋金和议大赦，张浚恢复提举宫观。二月，出任福州知州，福建路安抚大使。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金订立绍兴和议；同月，授张浚检校太傅、崇信军节度使、万寿观使闲差，次年封和国公。绍兴十六年七月，张浚上奏备战抗金，奸相秦桧大怒，张浚被罢去检校少傅、节度使、国公官爵，只保留文阶官特进，以提举宫观，贬往连州居住，绍兴二十年又移往永州居住。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3，绍兴元年三月壬寅。

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8，建炎四年十月引《龟鉴》。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5，绍兴五年二月壬辰。

绍兴二十五年十月，奸相秦桧死。十二月，张浚被重新起用，恢复观文殿大学士职衔及和国公爵位，任判洪州（今江西南昌）。此前不久，张浚因母死守丧，于是奉柩归葬西川，到达江陵时，又上奏请高宗备战抗金，引起新任宰相、秦桧党羽万俟■、汤思退的不满，宋高宗也以“今复论兵，极为生事”。绍兴二十六年十月，张浚再次被贬往永州居住。

隆兴北伐绍兴三十一年正月，金军南犯已迫在眉睫，宋高宗在不得不作抵抗准备的同时，也放宽了对张浚居住地点的限制。同年十月，在宋金战争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又起用张浚任判潭州，十一月又改为判建康府，当他十二月下旬到任时，“采石之战”已结束，金帝完颜亮已被部下杀死，两淮金军也开始退兵。但宋金战争仍在进行中，宋高宗却认为终归于和，所以并不重用张浚。直到绍兴三十二年五月，才任命张浚专一措置两淮事务兼两淮及沿江军马，全面负责江淮防务。六月，高宗即退位，孝宗即位。

隆兴元年（13）正月，张浚升任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封魏国公。“上谓浚，当先图两城（指虹县、灵璧），边患既纾，弊以次革”①。四月，张浚命李显忠、邵宏渊出兵北伐，李显忠接连攻占灵璧、虹县，张浚渡江前驻盱眙督战，李显忠又攻占宿州。李显忠被任为淮南、京畿、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准备收复中原。但不久在金军攻击下，因邵宏渊坐视不战，其子又率先逃窜，李显忠被迫退兵，宋军溃败，史称“符离之战”。主和派势力随即抬头，秦桧党羽汤思退，于七月间被任为右相兼枢密使，议和活动也在进行中。十二月，汤思退升任左相兼枢密使，张浚也升任右相兼枢密使，仍兼江淮东西路。隆兴二年（14）三月，张浚还奉诏视师淮上，“遍行两淮，筑治城垒”②，积极部署抗金措施。但于四月间即被召回朝，随后江淮都督府也被罢，在太上皇宋高宗干预下，左相汤思退更加紧进行降金乞和活动，张浚看到抗金无望，即求致仕，遂被罢相，授少师、保信军节度使、判福州。张浚辞新命，恳求致仕，改授醴泉观使闲差。同年八月，张浚病死。乾道五年（19）谥忠献。

张栻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张浚长子。自幼受张浚“教以忠孝仁义之实”，又受父“命往从南岳胡宏讲求程颢及颐之学”①，以荫补入官。孝宗即位后，“慨然以奋伐仇虏，克复神州为己任”②，历知州、知府、侍讲、左司员外郎。淳熙七年（1180），任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江陵（今属湖北）知府，本路安抚使，“以病请祠”③，改授右文殿修撰、提举冲佑观闲差以养病，未及拜命，病故，终年48岁，有《南轩易说》等传世。张栻是南宋著名理学家，理学湖湘学派（也称湖南学派）创始人，与朱熹、吕祖谦交往密切，时称东南三贤。朱熹对张栻也很敬重，曾说：“己之学乃铢积寸累而成，如敬夫，则于大本卓然先有见者也。”④张栻亦为后世学者所敬佩，清代学者全祖望认为：“向使南轩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⑤南宋后期，理学日益受到推崇，张栻也因而被推崇。嘉定八年（1215），赐谥宣。景定二年（1261），封华阳伯，从祀孔庙。

第二节 韩侂胄

宁宗之立

韩侂胄（1152—1207），字节夫，北宋宰相韩琦曾孙。祖父韩嘉彦，元祐四年（1089），娶哲宗姊温国长公主（神宗第三女）；父亲韩诚，于绍兴初年娶高宗吴皇后（后定策立宁宗）妹；自己又娶吴皇后的侄女，还是光宗次子赵扩（后为宁宗）夫人（后为皇后）韩氏的叔祖父，世代为皇亲国戚。韩侂胄以父任入官，孝宗末，官至以汝州防御使、知閤门事。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宋孝宗传位给“英武类己”的太子赵悙，是为宋光宗，但光宗被李皇后控制。绍熙二年，光宗宠妃被李皇后杀死，光宗受惊发病，朝政遂受制于李皇后，“自是政治日昏”。李皇后又离间光宗与孝宗的父子关系，即使孝宗生病，光宗也极少前往探视。绍熙五年（1194）五月，宋孝宗病危，丞相留正等大臣，坚请光宗前往孝宗居处重华宫探望，仍被光宗拒绝；只允许其子嘉王赵扩探视祖父宋孝宗。六月初，孝宗病死，左丞相留正、知枢密院事赵汝愚，请光宗主持孝宗丧礼，仍被光宗以病拒绝，遂改由太皇太后（高宗皇后）吴氏代行祭奠礼。

①《诚斋集》卷115《张左史（栻）传》。

②《朱文公文集》卷89《张左史（栻）神道碑》。

③《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8，淳熙七年二月。

④《宋史》卷429《张栻传》。

⑤《宋元学案》卷50《南轩学案·序录按语》。

①《宋史》卷391《留正传》。

左丞相留正请立嘉王赵扩为皇太子监国，主持孝宗丧礼，终丧以后仍由光宗主政，光宗如想退位，可由太子赵扩即位。而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则主张，不管光宗是否立赵扩为太子，请太皇太后直接主持，由嘉王赵扩即位为皇帝，迫使光宗退位。留正认为：“建储诏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难处。”①留正等大臣三次奏请立嘉王赵扩为太子，光宗才表示同意，但给留正的御批却只是：“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并不提及立太子之事。留正又一再奏请立太子，而付出的“封题稍异，（留）正不启封，付之内降房。七月庚申朔，（赵）汝愚辄启封，（留）正视牍尾，色忧，始密为去计”②。此次御批内容虽不详，但显然不仅不立太子，也许还否定了此前“念欲退闲”的御批。第三天上朝时，留正装病跌倒在地，随即奏请致仕，不待批复，即乘肩舆出城以逃避。而赵汝愚立即利用光宗曾批出的御批“念欲退闲”，加紧进行宫廷政变活动，为要得到统率殿前司亲卫军的殿帅郭杲的武力支持，他先派中郎将范任（一作仲壬）去见郭杲，范任先以“时事艰难告之，不应；又以忠义动之，又不应”；范任不得已，只得屏人说明这是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的意见，但郭杲“又不应”。此时，适值工部尚书、宗室赵彦逾也因时势不安，去见赵汝愚，赵汝愚即向他说明要拥立嘉王赵扩，赵彦逾也很赞成。赵汝愚“遂请彦逾往见杲谕旨”，因赵彦逾曾有恩于郭杲，“彦逾急责之，杲许诺”③。于是，左司郎中徐谊说：“此大事，非宪圣太后（吴氏）命不可。而知閤门事韩侂胄，宪圣之戚也”。他的同乡知閤门事蔡必胜与韩侂胄同事，定计由他向蔡必胜说明此事④，韩侂胄遂被引见给赵汝愚，赵汝愚即请他将策立嘉王赵扩为帝，迫光宗退位的事，设法请太皇太后吴氏下旨。韩侂胄与慈福宫（吴氏居住）的内侍张宗尹等关系密切，遂通过张宗尹先后两次奏请，但吴太后都未同意，又通过重华宫（孝宗、谢后居所）内侍关礼哭请后，吴太后终于同意，郭杲连夜进行军事布置以防不测。次日（七月初五），吴太后在孝宗灵前垂帘，主持了嘉王赵扩（宁宗）的即位事宜。

赵汝愚策划的这次宫廷政变，主要是通过韩侂胄、赵彦逾才能完成的，两人都希望以“定策”功晋升高官。但政变顺利完成后，赵汝愚竟对韩侂胄说：“吾宗室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韩侂胄只是落去阶官，由原先的遥郡防御使转为正任防御使，即是原先按阶官领取奉禄改为按防御使领取奉禄。赵汝愚又对赵彦逾说：“吾辈宗室，不当言功。”①并被出为地方官，引起韩、赵两人的愤怨。赵汝愚排挤韩侂胄、赵彦逾的目的，是独占定策功勋。不久，即升为枢密使；八月，又升为右丞相，而且是独相，韩侂胄才又微升为观察使兼枢密都承旨，他所说的宗室、外戚不当言功，完全是欺人之谈。赵汝愚执政后，随即引进并重用一批理学人士，而朱熹、彭龟年又先后攻击韩侂胄，两人虽被罢官，但韩侂胄也以升一官后免职，任宫观闲差，更加深了他对赵汝愚的怨恨。得意忘形的赵汝愚，竟然在此前后散布，自己曾经“梦孝宗授以汤鼎，背负白龙升天”②，以此说明他扶持嘉王赵扩即位的先兆。这种说法极其勉强，因为在光宗即位之初，已有李皇“后请立嘉王（赵扩）为太子，孝宗不许”之事③。如果将此解释成宋孝宗不同意嘉王赵扩即位登基，则宋孝宗向赵汝愚授鼎，应是另有含义，似乎更有道理。作为宋太宗长子、原嗣子汉王赵元佐的后裔，赵汝愚竟然“数谈梦兆”，到底用意何在？不能不引起作为宋太祖后裔的宋宁宗的疑虑。赵汝愚被“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唱引伪徒，谋为不轨，乘龙授鼎，假（借）梦为符”①。庆元元年（1195）二月，赵汝愚被罢相，出为福州知州，随即又被改授宫观闲职。同年十一月，又被贬往永州居住。庆元二年（1196）正月，病死于贬途中。

②《两朝纲目备要》卷3，绍熙五年六月丁未。

③《两朝纲目备要》卷3，绍熙五年七月甲子；《宋史》卷247《赵彦逾传》。④《宋史》卷397《徐谊传》，卷434《叶适传》。

①《宋史》卷474《韩侂胄传》，卷247《赵彦逾传》。

②《宋史》卷393《赵汝愚传》。

③《宋史》卷243《（光宗）李皇后传》。

①《两朝纲目备要》卷4，庆元元年四月庚申；《宋史》卷393《赵汝愚传》。

开禧北伐

赵汝愚罢相后，韩侂胄升为保宁军节度使衔，虽仍是提举佑神观的宫观闲职，但通过向宋宁宗荐用其亲信等手段，掌握实权。由于不少理学人士上疏论救赵汝愚，理学人士朱熹、蔡元定等，遂不断受到贬窜。庆元三年二月，下诏：“自今权臣（指赵汝愚）、伪学（道学，即理学）之党，勿除在内差遣。”九月，又“诏监司、帅守荐举改官，勿用伪学之人”。十二月，再“诏省部籍伪学姓名”。庆元四年五月，下“诏禁伪学”，史称“庆元党禁”，以赵汝愚、朱熹等59人被列伪学逆党。

庆元二年七月，韩侂胄升为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四年五月，又加少傅；五年九月，又加少师、封平原郡王，但始终没有担任具体职务。嘉泰元年（1201）十月，“以韩侂胄定策事迹付史馆”②，表明韩侂胄的权势已巩固。次年二月，伪学党禁才被解除，列入党籍的人士逐渐恢复官职。

此时，金朝北边的蒙古逐渐兴起，不断攻金。嘉泰三年（金泰和三年，1203），金朝境内又不断发生小规模农民起义，金下诏加强镇压措施。“是冬，金国盗起，惧朝廷（宋）乘其隙，沿边聚粮增戍，且禁襄阳府榷场”，宋朝以为金兵将南侵，“朝廷闻其事，即起参政张岩帅淮东、枢密程松帅淮西，又起侍郎丘崈守四明（今浙江宁波），以防海道；起大卿辛弃疾帅浙东”①，全面进行防御。但南宋不久就知道真相，主战派终于看到攻金复仇的希望，有人就劝韩侂胄乘金内乱起兵攻金，收复中原以建盖世功勋，收复中原的舆论日益高涨。嘉泰四年，辛弃疾“入见，陈用兵之利，乞付之元老大臣”②。不少官员也表示了相似的意见。同年二月，建韩世忠庙于镇江；五月，又追封岳飞为鄂王，为北伐中原制造舆论，鼓舞士气。韩侂胄终于从后台走上前台，开禧元年（1205）七月，由万寿观使的宫观闲职，出任平章军国事，权位在丞相之上，并开始作出兵部署。同年十二月，在对待金使傲慢无礼的问题上，韩侂胄也采取了当年虞允文的态度，请宁宗回内宫，并让金使次年元旦朝见，以示对金不屈服。

开禧二年四月，全面进行北伐部署的同时，追夺奸臣秦桧的申王王爵，取消原谥的忠献，改赐恶谥（后谥谬丑），以表示否定对金乞和的旧国策。北伐战争也在陈孝庆收复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时，实际已经开始。五月初，陈孝庆又收复虹县（今安徽泗县），数日后即正式下诏伐金。韩侂胄主持的北伐，虽然遭到一些人反对，但确实燃起了主战派人士恢复中原的希望，不仅时年82岁的爱国诗人陆游写诗称颂：“日闻淮颍归王化，要使新民识太平。”①即使前些时作为赵汝愚党羽而遭打击的章颖，也表上所撰《刘（锜）岳（飞）李（显忠）魏（胜）传》，称颂宋宁宗“怒发冲冠，雄心抚剑”，他所撰写的《四将传》，在于“庶几耸动于四方，张大国家之威，发舒华夏之气，几成功于今日”②。

但是，金朝还没有到内忧外患交织之时，韩侂胄北伐也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仓促北伐攻金，选择攻金的时机也过早。东线战场上，虽然毕再遇迅速崛起，几乎是战无不胜，但宋军总的情况，却是败多胜少。更严重的是，由于韩侂胄当初用人不当，他寄以重望的西线主帅吴曦，被金招降。不但导致东西两线攻金计划的破灭，而且震动朝野，也动摇了韩侂胄北伐胜利的信心，遣使议和，但因金的无理要求而中断，战争继续进行。韩侂胄的一度动摇，助长了投降势力的气焰，在礼部侍郎史弥远的策划下，同年十一月，宋宁宗以御笔将韩侂胄罢平章军国事职事，与在外宫观。使得奸臣史弥远于次日，背着宋宁宗，指使夏震杀死韩侂胄的阴谋得逞。以致在韩侂胄死后的第二天，宋宁宗还下诏，“责为和州团练副使，郴州安置”；第三天又下诏“改送英德府安置”；又诏“侂胄除名勒停，送吉阳军安置”，直到第四天，才以韩侂胄已死，向宋宁宗报告。但史弥远仍不敢公开宣称是奉密旨杀死的③。韩侂胄死后，被史弥远函首送金朝，并订立了宋金和议史上最为屈辱的嘉定和议。由于韩侂胄实际控制政权时期，曾实行“庆元党禁”，将理学定为伪学。所以，在韩侂胄的生前死后，一直受到理学人士的攻击，在他们所修的《国史》中，被称为奸臣。元代修撰《宋史》的理学人士，并将韩侂胄与卖国的秦桧，都列入《奸臣传》。但是金朝君臣对于韩侂胄却另有评价，据南宋史学家李心传记载：韩“侂胄首将入伪境，彼中台谏交章言，侂胄之忠于本国，乃诏谥为忠缪侯，以礼袝葬其祖魏公（韩琦）茔侧”①。不论是评价，还是处理的方式，远比南宋朝廷和理学家们公允。

②《宋史》卷37、38《宁宗纪》一、二。

①《两朝纲目备要》卷8，嘉泰三年冬。

②《两朝纲目备要》卷8，嘉泰四年正月。

①陆游：《剑南诗稿》卷67《赛神》。

②《宋会要辑稿》礼59之21。

③《两朝纲目备要》卷10，开禧三年十一月乙亥。

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7《开禧去凶和敌日记》。

（谢选骏指出：《三国志·魏志·阮瑀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乃叹曰：‘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乎！’”——阮籍真是少见多怪，他怎能想到，比刘邦项羽逊色如此的人，也能悍然照亮了汗青。）

【第六十三章 史弥远 贾似道】

第一节 史弥远谋杀韩侂胄

史弥远（14—1233），字同叔，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人。父史浩，绍兴十四年（1144）进士，高宗朝官至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孝宗朝两任右相，封魏国公。光宗绍熙五年（1194）四月死，五月追封会稽郡王，十月谥文惠。史弥远擅权的嘉定十四年（1221），追封为越王、改谥忠定。

史弥远于淳熙六年（1179）入官，十四年举进士。光宗时官至太常寺主簿，以奉养父史浩请祠，史浩死后守丧。从庆元二年（1196）除丧服，出任八品小官大理司直，到开禧元年（1205）初的近十年时间里，才升至六品的司封郎中。同年五月，韩侂胄任平章军国事后，史弥远随即受到重用，到开禧三年三月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不但已封为男爵，而且已升为礼部侍郎兼刑部侍郎的三品大员。

史弥远权位的迅速升迁，助长了他的政治野心。当韩侂胄支持重用的宋军西线主帅吴曦叛变降金的消息，于开禧三年二月传到南宋首都临安时，宋朝君臣对战胜金军，收复中原，已失去信心，韩侂胄的威望也因而严重受挫。韩侂胄于六月遣使议和，金方提出以韩侂胄首级作为议和的前提，这理所当然遭到韩侂胄的拒绝。史弥远的政治野心立即迅速膨胀，“乃建去凶之策，其议甚秘，人无知者”，决心设法杀死韩侂胄，取而代之。

宋宁宗立皇后时，韩侂胄不支持立杨贵妃为后。杨贵妃在立为皇后以后，对韩侂胄怀恨在心。史弥远积极拉拢被杨皇后冒认为兄的杨次山，由杨次山向杨皇后提出，请她向宋宁宗提出罢免韩侂胄。史弥远又利用自己兼任资善堂翊善，蛊惑年仅岁的宋宁宗嗣子赵■，向宋宁宗“入奏：侂胄再启兵端，将不利于社稷”。杨皇后从旁赞之甚力，但宋宁宗不予理睬。显然想通过宋宁宗下诏罢免韩侂胄，是不可能的。史弥远决定绕过宋宁宗，由他和杨皇后伪造宋宁宗的御批密旨。参知政事钱象祖、李壁曾是韩侂胄党羽，见到密旨信以为真，转而投靠史弥远，当钱象祖想向宁宗奏明罢韩侂胄时，李壁怕消息泄漏给韩侂胄，钱象祖因而作罢。史弥远计划派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杀死韩侂胄，当夏震“初闻欲诛韩（侂胄），有难色，及视御批，则曰：‘君命也，震当效死’”①。十一月初，韩侂胄被杀死于玉津园。当“临安府申侂胄已身故”，“帝不之信，越三日，帝犹谓其未死，盖是谋悉出中宫及次山等，帝初不知也”②。

①《两朝纲目备要》卷10，开禧三年十一月乙亥。

②《宋史》卷243《杨皇后传》；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虎符》。

嘉定元年（1208）三月，史弥远实际掌权，恢复了秦桧的申王爵位及忠献谥号，积极奉行降金乞和政策。九月签订宋金和议，史称“嘉定和议”，由金宋叔侄之国改为伯侄之国，岁币由20万增为30万；另加“犒军银”300万两，这是以往和议中从来没有过的。对于这宋金议和史上最为屈辱的和议，引起朝野不满。“金人欲多岁币之数，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奸人（指韩侂胄）之首，而吾亦曰可与；至于往来之称谓、犒军之金帛，根括归朝流徙之民，承命惟谨，曾无留难。”①太学博士真德秀的这番话，可说是当时舆论的代表。史弥远的丑行，实是与秦桧不相上下。

矫诏立理宗

由于韩侂胄是被伪造的密旨杀死的，史弥远没能公开以此居为首功，只微升为礼部尚书，但已掌握实权。嘉定元年（1208）正月，升为知枢密院事，六月，兼参知政事，十月升为右丞相。十一月，因母丧丁忧。嘉定二年五月，史弥远起复为右丞相，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独相擅权时期。

当年协助史弥远杀害韩侂胄，对金乞降求和的卫国公赵■，不久即被立为太子，嘉定十三年（1220）死。次年，宋宁宗另立赵竑为皇子。赵竑对于史弥远的擅权跋扈十分不满，想在即位后远贬史弥远。但被史弥远安置在赵竑身边耳目所告发，史弥远就不时地在宋宁宗面前诽谤赵竑，以图废赵竑，另立他人为继承人，但未能得逞。于是在嘉定十六年，史弥远收买当时只是九品小官的国子学录郑清之，阴谋在宋宁宗去世时，废皇子赵竑而另立宗室赵昀（贵诚）为帝，为此派他兼任魏忠宪王府教授，作为赵贵诚的老师。郑清之后虽数次升官，但兼任赵昀老师之职不变。嘉定十七年八月，宋宁宗病重不能处理朝政时，史弥远加快了策划宫廷政变的步伐。同年闰八月，宋宁宗病死的当天黄昏，史弥远派人“夜召昀入宫，后尚不知也。弥远遣后兄子谷及石，以废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先帝所立，岂敢擅变。’是夜，凡七往反，后终不听”。但杨谷等说明，史弥远已命殿帅夏震派兵看守皇宫及赵竑，如果不立赵昀为帝，“祸变必生，则杨氏无噍类矣”。杨皇后在沉思很久，权衡利害关系之后，被迫同意。史弥远便伪造宁宗遗诏，“遂矫诏废竑为济王，立昀为皇子，即帝位”。为了说明赵昀即位的“合法性”，史弥远宣称：宋宁宗在世的八月份，即已“诏以贵诚为皇子，改赐名昀”①。赵昀即位，是为宋理宗。从此，宋太祖长子燕王赵德昭的后裔，取代了由宋孝宗开始的宋太祖次子秦王赵德芳后裔的帝位。

推崇理学

史弥远的降金乞和行为，使南宋军民十分不满。在嘉定和议签订的次年，赞同开禧北伐的军官罗日愿与殿前司、步军司军官杨明、张兴等，谋杀奸相史弥远未成，都被处死②。嘉定十四年（1221），又发生了殿前司军官华岳谋杀史弥远事件。在开禧北伐时，华岳作为军事理论家（著有兵书《翠微南征录》等传世），以战略眼光指出，应待金朝破坏和议时攻金，不应在准备不足时主动北伐，因而受到韩侂胄的打击。但对史弥远的乞降求和更为不满，“谋去丞相史弥远，宁宗知其名，欲生之，弥远曰：‘是欲杀臣者’。竟杖死东市”①。

史弥远的降金乞和行为，也引起著名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等人愤慨。

①《两朝纲目备要》卷11，嘉定元年四月戊午。

①《宋史》郑41《理宗纪》一，卷243《杨皇后传》。

②《两朝纲目备要》卷12，嘉定二年五月戊戌。

①《宋史》卷455《华岳传》，卷40《宁宗纪》四。

然而理学人士刘爚，在嘉定和议签订后不久，就向史弥远提出：“荐引诸贤”②，表彰朱熹，为史弥远改善形象出谋划策，借史弥远之力以倡导理学。史弥远不仅随后即起用诸多理学人士，还在嘉定年间，对不符合赐谥条件的理学家朱熹、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分别特赐谥号为文、元、纯、正、明，提高理学派的地位，争取理学人士的拥戴。在史弥远用阴谋手段，废除并杀害宋宁宗指定的继承人赵竑，并伪造宁宗遗诏，扶立宋理宗以后，宋理宗意外成为皇帝，甘心作傀儡，史弥远的形象因而更为丑陋。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对史弥远的所作所为深为不满，先后以“谤讪”、“诬诋”罪名，被落职闲居。但史弥远为改善其形象，仍继续推行扶持理学派，重用或起用理学派人士，并追赠朱熹太师官号，追封信国公爵位，表彰朱熹的《四书集注》。还追赐岳飞的谥号为忠武，企图以此掩盖他奸臣面目。

绍定六年（1233）十月，史弥远病重，才将他的党羽郑清之升为右丞相，结束了他独相二十六年的历史。次日以病危致仕，授两镇节度使，封会稽郡王，数日后去世，追封卫王，谥忠献。所赐号与秦桧谥号相同的忠献，并非完全是偶然的巧合，也许是讨论谥号的礼官们，认为史弥远就是与秦桧属同一类人物，因为这在当时是士大夫们的某种共识。著名文学家刘克庄，在一年多以后的端平二年（1235）七月，给宋理宗的札子中，就公开将史弥远列为与秦桧一样的“小人”，指出“柄臣浊乱天下久矣，柄臣与其徒皆攫取陛下之富贵而去，而独留其大敝极坏之朝纲小人恃智巧，君子恃天理、人心之正，而天与人又有时而不然，桧十九年、弥远二十六年而衍七十日，光（指司马光）九月，君子之难取必于天如此。”①由于史弥远一直倡导理学，史弥远死后不久，理学又被确定为南宋官方的统治思想，宋末及元代一些理学人士对之心怀感激之情。在元代理学人士参与修撰的《宋史》中，史弥远不仅没有被列入《奸臣传》，而且在《史弥远传》中也竭力进行粉饰，阴谋杀害韩侂胄被写成侠肝义胆，违反宁宗遗志非法扶立理宗也被写得名正言顺，至于降金乞和则只字未提。对其罪恶，仅在传末用“废济王，非宁宗意擅权用事，专任憸壬，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为鹰犬，于是一时君子贬窜斥逐，不遗余力云”，数句贬语以终篇。②

②《真文忠公文集》卷43《刘阁学（爚）墓志铭》。

①《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1《输（轮）对札子》二。

②《宋史》卷414《史弥远传》。

第二节 贾似道

鄂州暗中乞降

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台州天台（今属浙江）人。父贾涉，宁宗朝官至淮东制置使。贾似道少时游博无行，以父荫入官补嘉兴司仓。其姐于嘉定四年入宫，为宋理宗所宠封贵妃，遂得赴廷对，从此官运亨通。自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六年，1234）正月，南宋与蒙古联军灭金以后，南宋遂与蒙古南北对峙。淳祐元年（1241），贾似道任湖广总领财赋。淳祐九年升至京湖安抚制置大使。淳祐十年为两淮制置大使、淮东安抚使、扬州知州，又兼淮西安抚使。宝祐二年（1254），又升为同知枢密院事，同年设枢密行府于扬州；四年，又升为参知政事；五年又升改为知枢密院事；六年，升任枢密使、两淮宣抚使，一直是担任着保卫两淮的重臣。

开庆元年（蒙古蒙哥汗九年，1259）正月，贾似道以枢密使改兼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都提举两淮兵甲、湖广总领、江陵知府，他集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军、政、财政大权于一身，又负责两淮的军事，全面负责南宋抗战前线总的防务。当时，四川大部已被蒙古攻陷。二月，蒙哥汗（宪宗）亲自率西路军攻合州（今重庆合川）钓鱼城，钓鱼城守将王坚奋起抗击，蒙哥汗于七月因攻城受伤死于钓鱼山下。蒙哥汗弟忽必烈率东路军于八月下旬到达长江北岸黄州（今属湖北）。九月初，忽必烈得知蒙哥汗死讯，以为不可无功而返，遂渡江攻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十月间，理宗任命在军中的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由江陵至汉阳（今武汉市汉阳区），又进入鄂州，督师抗击。忽必烈接到夫人察必的使臣报告，要他北返以争夺汗位，遂扬言东下进攻南宋首都临安，准备渡江北归。贾似道却于此时私下遣使，以南宋愿称臣纳币、割让长江以北土地等条件求和。忽必烈在即将率部出发北归时，派使臣前往鄂州谈判，并嘱咐见蒙古军旗动即回，随军北归。使臣在谈判中见军旗动，立即签约后返回。围攻潭州（今湖南长沙）的蒙古军随后也北还，鄂、潭两地相继解围。

十二月，贾似道隐瞒向蒙古乞降、签订和约的真相，而以战胜蒙古军报功。理宗“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景定元年（蒙古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派郝经入宋，“持书申好息兵，且征岁币”。宋理宗得知蒙古使臣到来，对宰执们说：“北朝使来，事体当议”。但贾似道害怕暗中乞降的情况暴露，竟然若无其事地说：“和出彼谋，岂容一切轻徇，倘以交邻国之道来，当令入见”①，并命淮东制置司将使臣郝经一行拘留于真州（今江苏仪征），也不作防守准备。

丁家洲之战贾似道自鄂州谎报军情升任右丞相回朝后，开始了独相专政擅权时期，“由是权倾中外，进用群小”②。当时宋朝社会经济日益恶化，纸币会子（楮币、楮）贬值。贾似道向理宗提出的对策是：“救楮之策莫切于住造楮，住造楮莫切于免和籴，免和籴莫切于买逾限田”。于是景定四年（1263）推行“公田法”，强行将民田以超过限额为名，三分之一回买给官府，实际上是有的人户“本无田”，被强买而自杀。而且买公田的钱，给的主要贬值的纸币会子，以及“民持之而不得售”的官告、度牒，使得平江（今苏州）、江阴、常州、镇江（今皆属江苏）、嘉兴（今属浙江）、安吉（今安吉南）六郡的大量田地，被低价强买，造成许多民户破产。又以所买公田设置官庄，原业主或原佃户成为官庄佃户，向官庄交地租。贾似道就是采取强取民财的办法，增加财政收入，“一岁军饷，皆仰于此”①。

①《宋史》卷45《理宗纪》五，卷474《贾似道传》。

②《宋史·贾似道传》。

①《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卷474《贾似道传》。

由于回买公田需要大量经费，采取“日增印会子一十五万贯”，以增加纸币会子的发行量，作为买田的经费，使得会子更加贬值。景定五年（1264）正月，又发行新纸币，“造金银见钱关子，以一准十八界会（子）之三”，同时废十七界会子，进一步促使纸币贬值，新纸币“关子行，物价顿踊”②，导致物价飞涨。

景定五年十月，宋理宗死，太子、皇侄赵禥即位，是为宋度宗。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称之曰‘师臣’而不名，朝臣皆称为‘周公’”。次年，贾似道进封魏国公。咸淳三年（1267），升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三日上朝一次，上朝后到都堂（政事堂）处理重大军政事务。此时，才任命左、右丞相以处理日常事务。实际上仍是“吏抱文书就第署，大小朝政，一决于馆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宰执充位署纸尾而已”③。从咸淳八年冬，又开始了贾似道以平章军国重事的独相时期，更加**。

咸淳七年（元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忽必烈建国号为元，明确表示是“绍百工而纪统”④，加紧了灭宋的步伐。咸淳九年春，先后攻占樊城、襄阳（今湖北襄樊），元军顺流东下，向着南宋的统治中心地区江东、两浙路进军。

咸淳十年（1274）七月，宋度宗去世，在贾似道主持下，扶立年仅四岁的度宗嫡子赵顯为帝，是为恭帝（瀛国公）。年过花甲且有病的太皇太后（理宗皇后）谢道清，垂帘听政，政事仍由贾似道掌握。十一月，在贾似道的要求下，任命了左、右丞相以应付元军临江的局势。

元军伯颜所统主力，于十二月初占领汉口，随后渡江，并于中旬占领鄂州，元军遂沿江东下。贾似道一直对战事置若罔闻，虽然数次表示要前往督师，却暗中指使党羽上书挽留，因而均未成行。直到鄂州失守，才在太学生等促请下，不得已而兼任都督诸路军马，但仍将都督府设于临安。次年（德祐元年，1275）正月，才出京督师。元军已占领江州（今江西九江）、安庆（今安徽潜山）。二月，贾似道到达芜湖（今属安徽），首先派宋京前往元军主帅伯颜军中，提出南宋称臣、奉岁币，遭到拒绝。宋军当时扼守于丁家洲（今铜陵东北长江中），贾似道得知降元乞和无望，暗中准备快船，以便及时逃跑。二月下旬初，宋军主帅孙虎臣迎战元军于丁家洲，宋军战败，贾似道与孙虎臣乘船逃到扬州（今属江苏）。二月末，新任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陈宜中，奏请杀贾似道以谢天下，但谢太后却说：“（贾）似道勤劳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礼”。因而“止罢平章、都督，予祠官”，后又被降三官，但贾似道留在扬州，不肯回临安，并上表请求保全性命。谢太后乃诏贾似道归故里守母丧礼，贾似道这才离开扬州回朝。七月，被降为高州团练副使，贬往循州（今广东龙川西）。宗室福王赵与芮早就痛恨贾似道擅权误国，“募有能杀似道者，使送之贬所”，会稽（今浙江绍兴）县尉郑虎臣欣然应命监送，贾似道前往贬途时，随行的侍妾有数十人，都被郑虎臣赶走，又将贾似道所坐的桥子的桥盖除去，让贾似道暴晒在太阳下。八、九月间，到达漳州（今属福建）的木棉庵，郑虎臣让贾似道自杀以谢天下。贾似道说：“太皇太后许我不死，有诏即死。”郑虎臣随即将贾似道杀死，称“吾为天下杀似道，虽死何憾！”①

②《宋史》卷181《食货志》下三；《宋季三朝政要》卷5。

③《宋史》卷474《贾似道传》。

④《元史》卷7《世祖纪》四。

（谢选骏指出：《三国志·魏志·阮瑀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乃叹曰：‘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乎！’”——阮籍真是少见多怪，他怎能想到，比刘邦项羽逊色如此的人，也能悍然照亮了汗青。）

【第六十四章 真德秀 魏了翁 刘克庄】

第一节 真德秀 魏了翁

真德秀

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后改希元，号西山，世称西山先生。

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庆元五年（1199）进士，入仕任南剑州（今南平）判官。开禧元年（1205）又中博学宏词科，为福州（今属福建）知州、福建路安抚使萧逵的幕僚，次年入朝任太学正，嘉定元年（1208）升太学博士。真德秀对奸臣史弥远的降金政策十分不满，上奏指出：“虏人欲多岁币之数，而吾亦曰可增；虏人欲得奸臣之首，而吾亦曰可与；至于往来之称谓、犒军之金帛、根括归明流徙之民，承命唯谨，曾亡留难今日寻盟于虏，抑将听命于敌而图苟安之计乎。”①历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兼沂王府教授、学士院权直、秘书郎、著作佐郎等。

嘉定四年，“时相（史弥远）将用（真）德秀，会言官抵之”②，“每谗公（真德秀）以谄时相获骤迁”。真德秀力辞新命，改兼礼部郎官①。历军器少监、权直学士院、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卿。嘉定六年十月，为贺金宣宗即位使，北上至盱眙（今属江苏）边城，准备进入金境，当时金朝外受蒙古进攻、内有人民起义，未能过界成行，真德秀在盱眙等待至次年初，仍不能前往金京城中都（今北京）庆贺金宣宗即位；只得退回南宋都城（“行在所”）临安，上奏提出整顿边防，以达到“退足以守，进足以攻”；对于金朝的形势也应了解清楚，不能“言人人殊”，以达到“闻事必实”等一系列措施②。以后又一再上奏论述宋金形势，然而，“时朝论方事苟安，谓公（真德秀）张望”③，真德秀愤而要求出任地方官，未被允许。

嘉定七年（金贞祐二年，1214）七月中旬，金使来告已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真德秀随后即奏请停止每年给金朝的“岁币”被采纳。真德秀看到宰相史弥远并非想振兴图强，而只是在执政之初就采纳理学人士刘爚的建议，崇尚理学，以官爵收买人心。作为理学家的真德秀，当然欢迎崇尚理学之举，但对史弥远“以爵禄笼天下士，至有声望旧人折节营进，反为所薄”的情况深为不满④，非常感慨地说：“吾徒须急引去，使庙堂知世亦有不肯为从官之人。”⑤虽然史弥远进行挽留，但真德秀去意坚决，同年十一月，真德秀出任江东路转运副使。江东地区适值旱灾蝗害，真德秀奏罢贪官，并在临时分管的灾区广德（今属安徽）、太平（今当涂）两地开仓赈济，政誉始著。二年后调任泉州（今属福建）知州，泉州为重要外贸海港，而原先不仅商税重，而且官员以“和买”的名义低价收购外商货物，以致外商海船进港数锐减，一年只有三四艘。真德秀上任后，不仅公布税额，而且禁止官吏购买外商货物，并且组织民兵剿灭海盗王子清、赵郎所部，对外贸易迅速恢复，第三年到港海船就达36艘之多。嘉定十二年秋，真德秀升任隆兴（今江西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次年以母死辞官守丧。嘉定十五年，服除起复，任潭州（今湖南长沙）知州兼湖南安抚使，在任期间改酒类专卖为收商税通商，取消田税正额之外以“捧撮米”每石增收一斗七升的附加税等苛政。

①《真文忠公文集》卷2《戊辰四月上殿奏札一》。

②《宋史》卷437《真德秀传》。

①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8《西山真文忠公行状》。

②《真文忠公文集》卷3《使还上殿札子》。

③④刘克庄：《西山真文忠公行状》。

⑤《宋史》卷437《真德秀传》。

嘉定十七年闰八月，宋宁宗去世，史弥远即以宗室赵贵诚改名赵昀继位，是为理宗。九月中旬初，下诏召已是著名理学家的真德秀回临安，三天后即被任为中书舍人兼侍读，还未到任；过了两天又升改为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侍读，升迁之速前所未有。真德秀对史弥远擅权废立不满，不仅一再辞免新命，迟迟不赴任，直到同年十二月才离潭州，又请假便道回家乡浦城休假，并再辞新命请求依旧任地方官。宝庆元年（1225）六月初才到达临安，原皇位继承人济王赵竑已于正月间被史弥远害死，更引起真德秀的不满，一月之间四辞直学士院，七月初终于辞去直学士院而只任礼部侍郎，并一再为济王赵竑辩解，并指出：“霅川之议（指杀害赵竑后的善后事宜）不询于众。与赏罚徇私，馈赂公行。”正如魏了翁所说：“皆人所难言。”因“而权臣（指史弥远）益媢（嫉妒）忌矣”①。真德秀于八月，一再请求以宫观闲差就医养病，又因为在对被害的济王赵竑追赠方面与史弥远及其党羽的意见不合而受到攻击，因而又三次自请黜责。九月初，以焕章阁待制提举宫观闲差，任便居住。真德秀自知不为史弥远所容，因而自请辞免待制及宫观而获准。十一月，以“真德秀奏札诬诋”，终于被“落职（待制）罢祠（宫观）”①。真德秀早年从学于朱熹弟子詹体仁，为朱熹的再传弟子，虽然学术成就有限，却是当时理学正宗的宗师，声誉很高，是朱熹之后名望最高的理学家。史弥远党羽原拟贬窜真德秀，但一向对史弥远言听计从甘当傀儡的宋理宗，这次却亲加“保全”，而且“落职罢祠”②，也可以说是同意真德秀前些时的请求。可能宋理宗觉得如果真对当时的理学宗师真德秀加以贬窜，那么奸相史弥远崇奉理学的伪装将被撕破，史弥远也许是在清楚了这点之后而未再深责真德秀，使真德秀能安然退归故里著书立说。

非正常继承帝位的宋理宗地位早已稳固，而且在崇奉理学的活动进一步加强的形势下，绍定四年（1231）六月，真德秀与原遭贬窜的理学家魏了翁，同时恢复原职名及宫观祠禄。次年，真德秀复出任泉州知州。

绍定六年十月，奸相史弥远死，其党羽郑清之虽于九月已升任右相，但史弥远的倒行逆施实在不得人心，因而不得不将充当史弥远打手的袁韶、李知孝、梁成大等加于贬降。而理学宗师真德秀升任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端平元年（1234）四月，即被召为户部尚书；九月到临安后，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次年三月，升任副相（参知政事），但时已有病，未及有所作为，即于四月罢政，以宫观闲差养病，五月病卒，享年58岁，谥文忠。有《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等传世。

①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69《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致仕真公（德秀）神道碑》。

①《宋史》卷41《理宗纪》一。又《理宗纪》中记真德秀提举宫观为八月，误。参见刘克庄《西山真文忠公行状》。

②魏了翁《真公（德秀）神道碑》作“仅降三官”而非“落职罢祠”。

真德秀自称“居间数年而予之祠”（《真文忠公文集》卷《辞免权户部尚书状》），则魏了翁所记有误。

魏了翁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庆元五年（1199）中进士第三名，授剑南西川节度（驻成都，今属四川）判官厅公事。嘉泰二年（1202）召为国子监的国子正，次年改任国子监武学博士。开禧元年（1205）召试学士院，改任秘书省正字，次年升秘书省校书郎，以亲老为辞而出任嘉定（今乐山）知府。同年末，在赴任途中到达江陵（今属湖北）时，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叛宋降金，魏了翁因而未能到任。次年二月李好义等杀吴曦后，魏了翁在继续赴任途中于广安（今属四川）收到免职之命，遂奉双亲回蒲江故里。同年末，奸臣史弥远秘密杀害权臣韩侂胄后，理学人士刘爚建议史弥远崇奉理学、起用名人以改善其丑陋形象。“朝廷收召诸贤”，理学家魏了翁也在收召之列。嘉定元年（1208）十月，“会史弥远入相专国事，（魏）了翁察其所为，力辞召命”①，魏了翁从一开始就觉察到奸相史弥远“收召诸贤”的用意，因而“三辞聘召”以“迁延岁月”②。不久父亲去世，魏了翁解官守丧，遂于州西白鹤冈下建成鹤山书院，著书立说，授徒传道，宣扬理学。起复，任汉州（今四川广汉）知州，免欠税以减轻人民负担，但因桥毁伤人命而降授宫观闲差，数月后又起任眉州（今眉山）知州。嘉定四年，升任潼川府（今三台）路提点刑狱公事（监司）；嘉定八年，兼本路提举常平，后又改兼转运判官。作为理学家的魏了翁见到南宋理学家朱熹、张栻均已赐谥，次年春遂以周敦颐曾任本路合州（今重庆合川）的官职为由，奏请为周敦颐赐谥，同时也为程颢、程颐请谥。在魏了翁的一再奏请下，直到嘉定十三年，朝廷才特赐周敦颐谥元、程颢谥纯、程颐谥正，魏了翁遂进一步为张载请谥，并请将四人从祀孔庙，朝廷虽随后又特赐张载谥明，但未同意将四人从祀于孔庙①。尽管如此，将不符合通常赐谥规定的四个理学创始人特赐谥号，仍极大地提高了理学派声望，并为以后理学独尊地位的取得奠定了基础。

嘉定九年，魏了翁一度以路级监司官代理本路的遂宁（今属四川）知府，嘉定十一年春，改任泸州（今属四川）知州、兼主管潼川府路安抚司公事（帅司）。母死守丧，起复后任潼川知府。

①《宋史》卷437《魏了翁传》。

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41《鹤山书院始末》。

①《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5《奏乞为周濂溪赐谥》、《奏乞早定周程三先生谥议》，卷42《简州四先生祠堂记》等。

嘉定十五年，魏了翁被召回朝，史弥远企图将已是著名理学家的魏了翁收为己用，虽遭到拒绝，但仍不断升迁其官职，魏了翁初任兵部郎中，后改任司封郎中兼国史院编修。次年，升太常少卿。嘉定十七年，升秘书监，又改起居舍人。同年秋，宁宗死，奸相史弥远废原皇位继承人赵竑，而扶植宗室赵贵诚即位（理宗，改名昀）。魏了翁感到“时势忽异”，因而“积忧成疾，三疏请闲（宫观）”，不但未被同意，反而升为起居郎，他又上疏请求罢官领宫观闲差，仍未被同意。宝庆元年（1225）正月，原皇位继承人济王赵竑被史弥远迫害致死后，引起以魏了翁、真德秀为首的正直人士的不满，魏了翁为因此而贬窜的官员送行，又被认为是“首倡异论”。魏了翁继续以病告假，并请领宫观闲差，前后达五次之多。史弥远为了拉拢魏了翁，反而于九月升魏了翁为权工部侍郎，他在再次请祠后，理宗诏令不准再有呈请，才于十月初到部任职，随后又推荐他人自代。史弥远认为魏了翁始终不为自己所用，才于同年十一月以“欺世盗名，朋邪谤国”①，而处以降三官，靖州（今属湖南）居住，魏了翁遂于贬所靖州建鹤山书院，湖湘、江浙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

绍定四年（1213），魏了翁恢复原官衔领宫观闲差。次年五月，任为遂宁知府，魏了翁辞不受命。八月，改任泸州知州、潼川府路安抚使，于是修军备、兴学校，百废俱兴。

绍定六年十月上旬，南宋依照与蒙古的联合灭金协议，出兵与蒙古军围攻金临时都城蔡州（今河南汝南）。同月下旬，奸相史弥远死，宋理宗开始亲政，史弥远的亲信郑清之此前已升任宰相。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六年，1234）正月，南宋、蒙古联军攻占蔡州，金亡。蒙古违背灭金后归还河南的原协议，只愿将陈州（今淮阳）、蔡州以南地区归宋，宋军在同意新协议后退兵。但宋理宗与郑清之等却想乘蒙古退兵之际，出兵占领河南以建不世奇功。南宋军队于同年六月占领故都开封、七月又占领原西京洛阳，但在蒙古军的反击下，宋军迅速溃退，这次草率行动，为蒙古军南下留下了借口。

宋理宗、郑清之为了改善形象，不仅贬逐史弥远的一些爪牙，还加紧推行崇奉理学，召用著名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等。端平二年十一月，魏了翁升任同签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军马；次月，一介“书生未闲（娴）军旅之事”的魏了翁，又兼领督视江淮军马①，担负起长江中下游全面抗击蒙古军的重任，“朝论大骇，以为不可”，魏了翁虽然也一再推辞新命，但仍不得不勉强赴任。其实，这只是郑清之等“始谋假（借）此命以出（魏）了翁”。当宋理宗在魏了翁的请求下，赋予“便宜”处置军政事务的大权之后，郑清之等“复以建督（督视府）为非”，而且魏了翁的“奏陈动相牵制”②，根本不能有所作为。

端平三年二月，魏了翁被免去督视职务，而以签书枢密院事回朝。同年四月，魏了翁乞求解职归田里，被任命为潭州（今湖南长沙）知州、湖南安抚使。在魏了翁力辞后，改为提举宫观闲差，但同年十一月即被重新起用为绍兴（今属浙江）知府、浙东安抚使。嘉熙元年（1237）正月，改任福州（今属福建）知州兼福建安抚使。魏了翁一再请求致仕，同年三月死后十日，致仕诏书才颁下。谥文靖，累赠至太师、秦国公③。世称鹤山先生，有《鹤山先生大全文集》等多种著作传世。

①《宋史》卷437《魏了翁传》。

①《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26《辞免兼领督江淮军马奏状》。

②《宋史》卷437《魏了翁传》。

③《宋史·魏了翁传》作赠太师，而《理宗纪》二作赠少师，两者或有一误，但已不详，故此处作“累赠至太师”。又《宋会要辑稿》礼58之100作“参知政事魏了翁谥文靖”，可能是误载，录以备考。

魏了翁虽与朱熹弟子无师承关系，却是很有成就的理学家，与真德秀齐名，对于理学思想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魏了翁自己也称与真德秀“同生于淳熙，同举（进士）于庆元，自宝庆讫端平出处又相似，然而志同气合，则海内寡二”①。魏了翁当时的声望虽稍逊于真德秀，但后人认为他的学术成就高于真德秀②。

第二节 刘克庄

真德秀门生

刘克庄（1187—1269），初名灼，字潜夫，号后村居士。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嘉定二年（1209）以郊祀恩奏补将仕郎（阶官）入仕，任靖安县（今属江西）主簿。嘉定六年七月，父刘弥正（吏部侍郎）死，刘克庄辞官守丧。起复后任福州（今属福建）司理参军，改任真州（今江苏仪征）录事参军，应江淮制置使李珏召入幕。嘉定十二年，因持论不合，辞官，得请宫观闲差。嘉定十七年（1224）任建阳（今属福建）知县。

宝庆元年（1225）十一月，真德秀罢官回家乡浦城闲居。浦城为建阳邻县，刘克庄投入真德秀门下，“以师事（真德秀），自此学问益新矣”③，成为真德秀的门生，从此大力宣扬理学。宝庆三年，刘克庄在建阳重修朱熹祠，以其大弟子黄榦配祀；又在建阳县学建四君子祠，祭祀朱熹的父亲朱松及朱熹的师友。刘克庄祖父刘夙从学于理学创始人程颐的再传弟子林光朝，真德秀因而称刘克庄“世以正学（理学）传其家”①。刘克庄后因所作《落梅》诗，为史弥远鹰犬李知孝、梁成大攻击为谤讪朝政，幸得郑清之排解，改任潮州（今属广东）通判，但终于因此而降领宫观闲差。绍定六年末（1233），起用为吉州（今江西吉安）通判，未及赴任。端平元年（1234）正月，真德秀任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刘克庄以将作监主簿任安抚使司参议官。同年六月，真德秀被召任户部尚书，刘克庄援例辞官，奉诏回京任将作监主簿本职，同年九月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后改任宗正寺主簿。

端平二年六月，刘克庄任枢密院编修官兼权吏部侍右郎官，在理宗召见时抨击故相史弥远擅权误国，劝导理宗近君子远小人，虽为理学家魏了翁等称许，然而得罪了史弥远的党羽。同年十一月，曾从龙任枢密使兼督视江淮军马，拟辟刘克庄任督府参议官，后因曾从龙死而未及赴任。次年，中书舍人吴泳传闻刘克庄当初曾遏制他晋升之事，指使其弟御史吴昌裔攻击刘克庄，刘克庄遂被罢官降授宫观闲差。不久，又改为出任漳州（今属福建）知州。嘉熙元年（1237），改任袁州（今江西宜春）知州，御史蒋岘攻击刘克庄任枢密院编修时，与方大琮、王迈三人抨击朝廷处理前皇位继承人济王赵竑事欠妥，刘克庄因而又改授宫观闲差，方、王二人也被贬降，时称“三贤”，徐鹿卿因向他们赠诗也被贬降，太学生为此作《四贤诗》称颂。

①《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69《真公（德秀）神道碑》。

②参见《宋元学案》卷80《鹤山学案》、卷81《西山真氏学案》。

③林希逸：《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94《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又刘克庄《宋史》中无传，故这里叙述其经历稍详。

①《真文忠公文集》卷26《建阳县学四君子祠记》。

嘉熙三年，刘克庄被起用为江西提举常平公事；同年，改任广东提举常平公事，嘉熙四年初到任；八月，升任广东转运使。淳祐元年（1241），诏令回临安奏事，但受御史金渊攻击而罢召回之命，并再次降授宫观闲差。淳祐三年初，一度出任为吏部侍右郎官，又受到濮斗南的攻击而仍领宫观闲差。次年，起用为江东提举常平公事（一作提点刑狱），同年十一月，曾被任为将作监，又改直华文阁，但因“岁旱民饥，艰于择代”而留任原职①。淳祐六年七月，召回临安，改任太府寺少卿。八月，宋理宗召见刘克庄，赐进士出身，改任秘书省少监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崇政殿说书，不久又暂兼中书舍人，参与奏罢宰相史嵩之。次年二月，出为漳州知州，刘克庄以母亲年高力辞，改为提举宫观闲差。淳祐八年，又起用为宗正少卿，再辞后改任福建提刑，九月赴任，母死，遂辞官守丧。

淳祐十一年初，起复回朝，以秘书监兼太常少卿、直学士院，但建议多不被采纳，叹道：“千辛万苦唤得来，又向那边去。”但仍不断升迁官职，十月升起居舍人，又兼侍读。刘克庄纵论国内外形势，批评朝政，认为蒙古军攻占四川，致使“五十四州遂成荡覆，岂非外重而不能御，内虚而无以守”②，以致受到御史郑发的攻击。次年正月，出为建宁（今属福建）知府兼福建路转运副使，但郑发认为责轻而再次论奏，同年六月，再次以宫观回乡闲居。开庆元年（1259）贾似道在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暗中向蒙古军乞降求和，而以战胜蒙古军闻奏，理宗“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但是，“通国皆不知所谓和也”③。南宋中期以后，经历了长期对金朝、蒙古乞降、战败之后，对贾似道谎报战胜蒙古，迫使蒙古退兵，由于蒙古忽必烈汗一时忙于内部事务而无暇南顾，使得贾似道制造的假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迷惑着南宋朝野，举国上下并不知道贾似道乞降求和的真实情况。

景定元年（1260）贾似道自鄂州入朝任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年过七十的一代文宗刘克庄再次被起用。同年十一月到临安后，以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随后又升为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直学士院，次年升为权工部尚书仍兼两制，日夜为草诏而忙碌。后人不理解当“时海内顺轨，边患浸舒”情况下人们的欢快心情，当群臣对时相贾似道歌功颂德时，不明真相的刘克庄也参与其中，因此受到后人责难，其情形与当年陆游与权相韩侂胄的关系受后人责难类似。这年（景定二年）八月，回朝不到一年的刘克庄急流勇退，请求致仕，这也许是他对贾似道的面目有所认识以后决定的。同年外调回家乡建宁府（今福建建瓯）任知府，实际是告老还乡，“优游觞咏”①，并不多过问府事。景定五年秋，以“目眚”（白内障）致仕。咸淳五年（1269）病逝，享年83岁，谥文定。积官至龙图阁学士（职）、正议大夫（阶）、莆田县伯（爵），世称后村先生，有《后村先生大全集》传世。

①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参见洪天锡：《（后村先生）墓志铭》，《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95。

②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

③《宋史》卷474《贾似道传》。

①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

南宋末年的文坛宗主

刘克庄是南宋陆游、辛弃疾之后最著名的爱国诗人、词人。南宋林希逸称：“西山（真德秀）诸老既没，公（刘克庄）独岿然为大宗工”。洪天锡亦称：“过江号大家，数无虑六七公”，刘克庄为其中之一，其诗词“流布海内，岿然为一代宗工”。刘克庄的诗早年就受到叶适的称许，“水心（叶适）评公（刘克庄）诗曰：是当建大将旗鼓者”①。刘克庄推崇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称许他的“诗倍太白（李白）、子美（杜甫）”，而且是“三百篇（《诗经》）寂寂久，（陆游诗）九千首句句新，譬宗门中初祖，自过江后一人”②。

刘克庄是个多产作家，作诗约4500首，数量之多在宋代仅次于陆游，是南宋末年，也是当时江湖诗派中最著名的。他所处正是南宋末年的危亡之际，爱国之情溢为诗词，“忧时元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正是他的自我表白。当史弥远杀害主张抗金的权相韩侂胄向金乞降求和，于嘉定元年（戊辰年，1208）完全按照金朝的要求，增加岁币并出“犒军银”300万两订立“嘉定和议”后，当时还未入仕的刘克庄在《戊辰即事》诗中写道：“诗人安得有青衫，今岁和戎百万缣。从此西湖休插柳，剩栽桑树养吴蚕。”在《梦丰宅之》诗中更对爱国人士称颂：“老犹奋笔排和议，病尚登陴募救兵”，“残胡仍在王师老，宝剑虽埋愤不平”③。

刘克庄还是南宋后期最有成就的豪放派词人，他也推崇爱国词人辛弃疾，称赞辛词“横绝**，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①。刘克庄不仅与辛弃疾词风相似，而且同样充满爱国主义与忧国情怀，如在《沁园春·梦孚石》词中叹道：“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披衣起，但凄凉感旧，慷慨生哀”。而反映抗战的《贺新郎》（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词中，更惊呼国势危急，“国脉微如缕”，激励友人投笔从戎，“闻说北风吹面急，边上冲梯屡舞”；“快投笔，莫题柱”②。即使被后人称为阿谀贾似道的诗词，也多出于爱国忧民的情怀，如《凯歌十首呈贾枢使》诗中，歌颂抗蒙将士，“残党分兵尽扑除，游魂多不返穷庐，肃清执至龙颜喜，又奏淮西有捷书”。《汉宫春》（丞相生日，乙丑）词中也说：“但管取三边无警，活他百万生灵。”这些都是在“时海内顺轨，边患浸舒”③，而不知道贾似道暗中向蒙古乞降求和的真实情况下写出的。刘克庄还是南宋最有成就的诗词评论家，所著《后村诗话》论诗兼评词，“论诗则具有条理”，“采摘菁华，品题优劣”，“迥在南宋诸家诗话上也”④。

①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洗天锡《（后村先生）墓志铭》。又本目参考孙望、常国武：《宋代文学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后村先生大全集》卷36《题放翁像》。

③《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戊辰即事》，卷3《有感》、《梦丰宅之》。①《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8《辛稼轩集序》。

②《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87、190。

③《后村先生大全集》卷2、188、194。

④《四库全书总目》卷195《后村诗话》。

抛弃理学偏见的爱国者

刘克庄不仅祖父刘夙是理学创始人程颐的三传弟子，而且其父刘弥正也是家传理学人士，对于理学崇尚备至，尤其称颂朱熹集理学大成之功。嘉定三年（1210）十二月，在为朱嘉赐谥时，考功郎中刘弥正反对谥文忠的太常寺初议，而大谈儒学自“孟轲之死，此道几熄，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横渠、二程子发其微，程氏之徒阐其光，至公（朱熹）而圣道灿然矣”。进而提出谥以和唐代韩愈相同的“文”，被朝廷采纳①。刘克庄不仅少得家传，后又师从儒学宗师真德秀而且备受器重。但是，作为理学人士的刘克庄，在他思想中占首位的是爱国，而不像其他理学人士那样，对理学一味盲从。他对于朝廷不顾国家安危，热衷于打击新学等其他学派，盲目推崇理学，深为不满。淳祐六年（1246）八月，刘克庄在《召对札子》中指出：宋理宗首要的失误是，不顾国家安危，致力于打击新学等学派，树立理学为统治思想。宋理宗的有关活动，被刘克庄讥讽为“薄物细故”，而群臣“纷争不已”；但对涉及国家安危的“急政要务”，即“谦逊未遑”，以致使得人们觉得“未免有不言‘防秋’，而言《春秋》；不言‘炮石’，而言（王）安石之讥”。接着他还不点名地指出，北宋末年以二程弟子杨时为首的理学家们不顾国家安危，致力于攻击王安石及新学派，于是，宋钦宗在金军兵临城下之际忙于罢王安石配享孔庙、重设《春秋》博士等，因而受到当时有识之士的批评。刘克庄进而认为，罢斥新学等学派及崇奉理学派的举动，“于时（北宋末）尚以为不急，况今之不急有甚于此者乎”②。

刘克庄还借元祐之初，副相刘挚提出调和新旧两党关系但被太皇太后高氏所拒绝，终于引发新旧党争的不断加剧，从而导致奸臣蔡京擅权后北宋走向灭亡的悲剧。随即指出“今庙谟暌异”，只重用理学人士，排斥其他学派人士，以致遭到“邪党（当是指新学派等人士）挪（揶）揄”，实在不知道今后将如何发展，以此作为宋理宗的第二个重大失误。刘克庄并提出，理宗是想把图存之权托付给像秦桧那样乞降求和的人呢，还是托付给像张浚那样始终坚持抗战的人？刘克庄早在端平二年（1235）时，就将（把宋理宗扶上皇帝宝座的）权相史弥远毫不客气地比作奸臣秦桧那样的小人①。刘克庄的这些言论既不会受到宋理宗的欢迎，也不会为表面上似张浚，实际是秦桧的奸相史弥远所喜欢。然而他们对于在理学宗师真德秀等死后，“独岿然为大宗工”的刘克庄，不得不进行笼络，但并不授与大权，而是以宫观回家乡闲居达七八年之久。

刘克庄抛弃理学偏见的爱国言行，不断受到其他理学人士的攻击，“人言排诋，无所不至”。景定元年（1260）冬，七十多岁的刘克庄重新被起用，主要担负起草诏书的工作，但仍不忘提醒宋理宗致力于国家大事，而不要将主要精力放在崇尚理学排斥异己方面，在同年召对时指出：“王羲之讥诸贤以清谈废务、浮文妨要。先朝（北宋末钦宗朝）用杨时为给（给事中）、谏（谏议大夫），或者尚有不言‘防秋’、不言‘炮石’之诮。然则先急政要务，（后）薄物细故，非士大夫责乎。臣虽老悖，一念忧爱，狂言望择。”②刘克庄抛弃理学偏见的爱国精神，可说是至老不变。

①《两朝纲目备要》卷12，嘉定三年十二月己巳。

②《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2《召对札子》一。

①《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2《召对札子》一；卷51《轮对札子》二，端平二年七月。②《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2《庚申（景定元年）召对》一。

元代理学信徒在修撰《宋史》时，吹捧“自帝（宋理宗）继统，首黜王安石孔庙从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书》，丕变士习”的所作所为，并予以完全肯定。对于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一味扶植理学、排斥异己，将南宋送上灭亡之途的宋理宗，认为只是“身当季运，弗获大效”，而且认为：“后世有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者，考论匡直辅翼之功，实自帝（宋理宗）始焉。”①这与刘克庄的观点，实在是大相径庭。所以，作为南宋末年文坛宗师的刘克庄，在496卷的元修《宋史》中，竟无一席之地，而为刘克庄请谥的门生洪天锡却有传，这就是不难理解了。

①《宋史》卷45《理宗纪·赞》。

（谢选骏指出：《三国志·魏志·阮瑀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乃叹曰：‘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乎！’”——阮籍真是少见多怪，他怎能想到，比刘邦项羽逊色如此的人，也能悍然照亮了汗青。）

【第六十五章 毕再遇 李好义 杨巨源 孟珙 余玠 王坚 李庭芝 张珏】

第一节 毕再遇 李好义 杨巨源

毕再遇

毕再遇，字德卿，兖州（今属山东）人。父毕进，为岳飞部将，阶至武义大夫。毕再遇以父荫补官，隶侍卫马军司，“武艺绝人”，受到宋孝宗的召见，赐战袍、金钱。

开禧二年（金泰和二年，1206）四月，以殿前副都指挥使、镇江诸军都统制郭倪兼任山东、京东路招抚使，率宋东路军北伐。毕再遇率87名敢死队，从镇江都统司的武锋军统制陈孝庆渡淮攻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毕再遇定计，以宋军主力佯攻泗州西城（州治），自率部下出其不意奋勇登上东城（淮平县城）南角，杀敌数百。东城金军溃败后开北门逃走，毕再遇攻占泗州东城。金军仍坚守泗州西城，毕再遇又转攻西城，树大将旗，大呼：“大宋毕将军在此”，“可速降”。金淮平知县降，毕再遇又占领泗州西城，取得了东路宋军北伐的首功。招抚使郭倪赶到新占领的泗州，慰劳得胜的宋军，授毕再遇刺史衔。毕再遇说：“国家河南八十有一州，今下泗两城即得一刺史，继此何以赏之？”坚辞不受。五月，郭倪派池州（今安徽贵池）诸军副都统制、主管马军行司公事李汝翼，率军数万进攻宿州（今属安徽），派陈孝庆率部进援。又命毕再遇率骑兵480名为先锋，直接进攻徐州（今属江苏）。当毕再遇进至虹县（今安徽泗县）时，遇到从宿州败退的宋军，随即加速进军，到达灵璧（今属安徽）时，又遇到进屯附近凤凰山的陈孝庆，他也要退兵。毕再遇说：“吾奉招抚命取徐州，假道于此，宁死灵璧北门外，不死南门外也。”遂自率所部阻击金军，当5000金军追来时，他派20名骑兵守北门，亲自率其余骑兵向金军冲击，金军大败，毕再遇率部追奔三十里，使宋军陈孝庆的大部队得以安全退兵。当宋军退到泗州后，毕再遇“以功第一”，升为武功大夫、左骁卫将军、殿前司选锋军统制。不久，奉命退回淮南的盱眙，兼任盱眙军知军。九月，毕再遇**州刺史衔，又改任镇江中军统制仍兼盱眙知军。十月末，东路金军主帅、山东两路兵马都统纥石烈执中，统兵渡淮南下，进围楚州（今淮安），毕再遇奉命救援楚州，郭倪另派部队接管盱眙的防务。毕再遇率部北上后，金军进攻盱眙，接防的宋军惊溃，盱眙被金军攻占，毕再遇又回军收复盱眙。不久，毕再遇升任镇江诸军副都统制，再次率军救援楚州，面对十倍于己的金军，毕再遇派小部队，间道乘夜赶赴金军运粮车的宿营地淮阴（今淮阴西南），烧尽金军的后备粮草，大败淮阴的护粮金军。

其时，西路金军已渡淮并迫近长江，围攻和州（今安徽和县），毕再遇立即率部南下，坚守**（今属江苏）。宋朝廷任命毕再遇带节制淮东军马衔，以便调遣淮东的其他宋军抗金。十二月上旬，金军进至**西北二十五里的竹镇，毕再遇随即登城部署战事，命令守城宋军偃旗息鼓，并伏兵于南土门，排列弩手于土城上。当金军刚进到城濠前，宋军突然万弩齐发，开门出战，鼓声大作，城上旗帜并举，金军惊恐而退，毕再遇乘机率军追击，金军大败。金军数万随后又围攻**，金河南统军使纥石烈子仁督兵攻城，**城中宋军的箭已射尽，毕再遇命人打着青盖在城墙上来回走动，金军以为是宋军主将，因而争相向青盖射箭，城楼、城墙到处是箭，宋军拔取使用，多达一二十万支。毕再遇又命人在城门附近奏乐，以示闲暇，间或出兵袭击金军，使得金军日夜不得安宁。乘金军稍退之机，毕再遇亲自率军出城，夺取城东的野新桥，宋军突然出现于金军背后，金军遂退兵，毕再遇率军一直追击至滁州（今属安徽），俘获大量骡马衣甲。毕再遇又以功升领忠州团练使，并升任镇江诸军都统制、权山东·京东路招抚司公事。毕再遇自北伐以来，仅八个多月，已自低级军官升为独当一面的大将，接替郭倪全面指挥淮东的抗金战争，这在宋代是极其少见的。

开禧三年春，毕再遇回至扬州（今属江苏），又加骁卫大将军衔（正四品）。毕再遇派兵分头袭扰围攻楚州已数月的金军，金军终于不支而退。毕再遇改任兼扬州知州、淮东安抚使。十一月，奸臣史弥远矫诏杀害主战派权臣韩侂胄后，积极向金乞降求和。

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1208）初，毕再遇又加左骁卫上将军衔（从三品）。宋金签订“嘉定和议”后，毕再遇一再请求解甲归田，以表明自己反对和议的态度。但未被准许退闲，仍一直担任镇江诸军都统制、扬州知州、淮东安抚使。嘉定三年（1210），还晋升为保康军承宣使衔。嘉定四年，才以提举宫观任闲职。

嘉定十年（金贞祐五年，1217）四月，金军再次南犯。年近古稀的毕再遇，已无力效命疆场，升以武信军节度使衔致仕。不久病死，享年70岁，后赠太师、谥忠毅。

开禧北伐时，“诸将望风奔衄，再遇威声始著，遂为名将”①。毕再遇不仅改进军队装备，制造轻甲，长不过膝，披不过肘，又减轻头盔的重量，马甲也改以皮制，车牌改为木造，使一个人即推动、举起，以便于战斗。还善于用计，金军常以水柜（筑坝贮水）放水以淹宋军，毕再遇即命战士做草人，“衣以甲胄，持旗帜、戈矛”，排列成行，清晨击鼓，金军以为宋军来攻，随即开放水柜来淹，才知道是草人，毕再遇乘机出兵，杀败金兵。有一次，与金军作战，时而进攻，时而后退，相持至天黑，将用香料煮过的黑豆撒在地上后，“佯为败走，金人乘胜追逐，其马已饥，闻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毕再遇乘机反击，打败金军。又有一次，遇到数倍于己的金军，难与争锋，只得退兵以保存军力，怕金军追击，于是“留旗帜于营，并缚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击鼓有声”②，金军不知虚实，相持数日后才发觉有假，想追击宋军，但为时已晚。

作为岳飞部将后代的毕再遇，开禧北伐时，在对金作战中几乎是没有打过败仗，即使因军力悬殊不得已而退兵，也从未受过重创。在很短的时间内，由列校升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可是，由于奸臣史弥远乞降求和，不仅使南宋与金签订了最屈辱的“嘉定和议”，也使一代英才毕再遇未能发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

①以上引文具见《宋史》卷402《毕再遇传》。

②《两朝纲目备要》卷9，开禧二年十二月甲戌。

李好义 杨巨源

李好义（？—1207），华州下邽（今陕西蒲城西南）人。将门世家，祖父李师中在南宋初官至领忠州团练使，父李定一职至兴州（今略阳）中军统制。杨巨源（？—1207），字子渊，利州昭化（今四川广元西南）人，祖籍成都。开禧三年（1207）正月，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叛宋降金时，李好义正任兴州的中军正将，立即自抗金前线的西和州（今甘肃西和西南）青坊赶回兴州。在吴曦叛变几天之后，李好义“与其徒谋举义”①。随军转运使安丙是吴曦父子的部属，因而被授为“伪蜀”丞相长史、权行都省事，代行丞相职权。当时许多官员或弃官而去，或公然拒受伪命。但是，安丙认为许多军官都是吴氏世将，因而采取接受任命后称病，实际上是持观望态度，以观察形势变化，再决定去留。由于吴曦叛宋降金不得人心，时任合江仓官的杨巨源，也“阴有讨贼志，结义士三百人”②。并于二月中旬晋见安丙，商议乘安丙三月六日邀吴曦谒庙之机，以勇士杀吴曦。

杨巨源又与李好义共商大计。李好义指出杨巨源与安丙商议的计划欠妥，“彼出则龊巷，从卫且千人，事必难济”，应改在吴曦“熟食节（寒食节）祭东园”时杀吴曦。于是杨巨源假造圣旨，倒盖合江仓印，这样即使事情败露，也与安丙无关。以后又恐日久事泄，决定提前于二月的最后一天进行。李好义遂约敢勇军士李贵和与李贵关系密切的李彪、张渊、陈立、刘虎、张海等人，以及吴曦的亲卫军黄术、赵亮、吴政等低级军官及军士74人，加上李好义的弟兄李好古、李好仁、李好问、妹夫杨君玉等亲属，后又有禄袆所率军士10人，共百余人。在李好义的率领下，黎明前冲进吴曦内宫。李好义宣称是奉密诏来杀吴曦，杨巨源也骑马赶来宣布密诏。吴曦的亲卫兵遂放下武器逃走，李贵首先冲入吴曦的卧室，“手执其髻，举刃中曦颊，曦素勇有力，扑贵仆于地不能起”①。李好义急忙命王换连砍吴曦的腰二斧，吴曦因痛松手，李贵遂乘机砍下吴曦首级。

此次平叛有功，李好义自成忠郎特升转承宣使，李贵特升补授武功大夫、团练使衔，杨巨源升补为朝奉郎、通判差遣，任宣抚使司参议官。李好古等无官的授官，有官的升官，并都赏赐钱物。根本没有参加平叛，仅仅是事前与闻其事，而持观望态度的安丙，却窃据首功，升任兴州知州、利州西路安抚使兼四川宣抚副使，并享受执政官的礼遇。在平叛的奖谕诏书中，竟然对积极策划者杨巨源只字未提。而与平叛毫无关系，且“诛曦之日不肯拜诏”②的吴曦党羽、踏白军统制王喜，却被说成是“谋戮逆曦，备罄忠劳”③，不仅特升转为节度使，还被任命为兴州诸军都统制要职。这使杨巨源以赏不酬功，心颇不平。因而想向朝廷直接申报自己在平叛中的功劳。杨巨源在给刘光祖的信中，记述了当初策划诛杀吴曦时，安丙的“酬答之语”，并刻印传布。安抚副使安丙害怕暴露他当初持观望态度，以及他申报的平叛情形不实的情况，就以杨巨源“自负倡义之功，阴欲除之”①。六月，授命彭辂逮捕杨巨源，押送阆州（今阆中）狱。押解至大安（今陕西略阳南）时，杨巨源被杀害于途中，而安丙却以自杀上报。杨巨源的被害，引起“军情叵测”，安丙“以人情汹汹，封章求免”。南宋朝廷虽未罢安丙安抚副使之职，但因此另派刘甲出任四川安抚使，以稳定人心。后有李珙讼其冤于朝，嘉定六年（1213），为杨巨源立褒忠庙。嘉熙元年（1237）又赐谥忠愍。

①《两朝纲目备要》卷10，开禧三年二月乙亥。

②《宋史》卷402《杨巨源传》。

①《宋史》卷402《李好义传》，卷402《杨巨源传》。

②《宋史》卷402《李好义传》。

③《宋会要辑稿》兵20之9。

①《宋史》卷397《刘甲传》，卷402《杨巨源传》。

李好义在杀死吴曦后，集于安丙家。王喜为吴曦党羽，对李好义组织勇士杀死吴曦忿恨已极，也在当天随后来到安丙家，“心怀邪谋，欲刃好义”，虽被安丙阻挡，“然日以杀好义为心”。②李好义升为中军统制、领承宣使后，随即建议乘机夺回吴曦献给金朝的西和等关外四州，并指出：“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下，则三州可不战而复矣。今不图，后悔无及，愿得马步千人、死士二百，赍十日粮可济”。李好义率军行至独头岭，王荣仲兄弟率民兵配合攻击金军，金军大败。三月七日，到达西和城外，李好义“率众攻城，亲犯矢石，人人乐死，以少击众，前无留敌”③。金守将弃城而逃，遂收复西和州。果然如李好义所料，此前一日别部宋军到达阶州（今甘肃武都东）时，金军立即逃走；数日后，金军又从成州（今成县）自动退走；忠义军张翼又收复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吴曦献给金朝的关外四州全部收复。

安丙向朝廷提出沔州（原兴州改名）诸军都统司，统辖十军，军权太大，自吴璘起就尾大不掉，建议增设诸军副都统司，各领五军以分其军权。开禧三年（1207）五月下旬，增设沔州副都统制司，李好义被任命为诸军副都统制，这更引起吴曦的党羽、沔州诸军都统制王喜的愤恨，于是加快了杀害李好义的部署。王喜派刘昌国归李好义节制，而李好义未加防范。六月中旬，李好义被刘昌国毒死。南宋朝廷追赠检校少保，嘉定五年（1212）追谥忠壮。

第二节 孟珙 余玠 王坚（附孟宗政、王安节）

孟珙（附孟宗政）

孟珙（1195—1246），字璞玉，原籍绛州（今山西新绛），将门世家。

曾祖孟安是岳飞部将，祖父孟林也是岳飞部属，随军至随州，定居于枣阳（今皆属湖北）。父孟宗政（？—1223），字德夫。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1206）宋军北伐时，率领义士进行游击战抗金，被任为枣阳县令，后升京西路钤辖军职，驻守襄阳。嘉定十年（金兴定元年，1217）四月，金军南攻襄阳，围枣阳，孟宗政与扈再兴、陈祥等率军出击，连败金军，又驰援枣阳，枣阳解围，遂兼权枣阳军（县升军）使。嘉定十一年二月，金军主将完颜赛不率军数万攻枣阳，枣阳军使孟宗政在援军扈再兴、刘世兴的协同下，抗击达三月之久，金军不支退兵。嘉定十二年二月，金军再次攻枣阳，在孟宗政多方抗击后，金军溃退。孟宗政又奉命出击金境内的湖阳县城（今河南唐河南湖阳镇），“一鼓而拔，燔烧积聚，夷荡营寨，俘掠以归，金人自是不敢窥襄、汉、枣阳”①。后任荆鄂都统制仍兼知枣阳军，积官至右武大夫、和州防御使、左武卫将军。嘉定十六年（1223），病死于枣阳任上。后赠太师、永国公，谥忠毅。

自嘉定十年（1217）起，孟珙从父孟宗政抗金，以功入官。嘉定十四年（1221），任光化县（今老河口）尉。宝庆元年（1225），升任峡州（今宜昌）兵马监押兼在城巡检。三年，改任京西第五副将、权神劲军统制，回到枣阳任职。孟宗政在世时，招收金朝境内的唐（今河南唐河）、邓（今属河南）、蔡（今汝南）三州壮士2万多人，编为“忠顺军”。孟宗政死后由江海统辖，军情不安定，此时改由孟珙权管忠顺军。孟珙将忠顺军分为三军，军情遂平定。绍定元年（1228），又于枣阳城西创修平虏堰，溉田10万亩，由忠顺军与民户分屯；同时命忠顺军每家养马，官供刍粟，于是粮丰马增。次年，升任京西第五正将、枣阳军驻扎，总辖本军和屯驻忠顺三军，后升京西路兵马都监，又升兵马钤辖。

②《宋史》卷402《李好义传》。

③《宋史》卷402《李好义传》。

①《宋史》卷403《孟宗政传》。

绍定六年（金天兴二年、蒙古窝阔台汗五年，1233）十二月，金哀宗逃至蔡州，金将武仙、武天锡、邓州守将移刺瑗（袁）等聚兵邓州，进攻光化。次年五月，孟珙奉命进讨，一举歼灭武天锡所部并杀死武天锡，金邓州守将移刺瑗投降。七月，又击败武仙于浙江石穴山寨（今河南淅川南）。孟珙升任鄂州江陵府副都统制，成为节制一方的大将。十月，奉命与蒙古军会攻金朝行都蔡州，京西忠顺军统制江海等从征②。

端平元年（1234）正月，蒙古军攻城北，孟珙所部宋军攻城南门，“至金字楼，列云梯，令诸军闻鼓则进，马义先登，赵荣继之，万众竞登”①。金哀宗当时正在进行传位给末帝完颜承麟的仪式，典礼刚完，“而南面已立宋帜，俄顷，四面呼声震天地，南面守者弃门”②。宋军首先攻入城内，而蒙古军还在西北城外与金军作战。孟珙部宋军打开西门，放下吊桥，接蒙古军进入城内。联军攻下蔡州，金哀宗**，金末帝为乱军所杀，金亡。孟珙以功升任建康府诸军都统制，又兼权侍卫马军行司职事。

六月，南宋不顾盟约，进军中原失败，与蒙古战事从此开始。孟珙被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留任屯驻襄阳兼镇北军（后改御前忠卫军）都统制。次年，孟珙移驻黄州（今属湖北），又历兼任光州（今属河南）知州、黄州知州。端平三年，蒙古军攻宋，襄阳府、随州（今属湖北）等地相继失守，江陵危急，孟珙奉诏救援。蒙古军在枝江（今枝江南）、监利（今属湖北）一带编造木筏，准备渡江南进。孟珙“变易旌旗服色，循环往来，夜则列炬照江，数十里相接”③，连破蒙古军二十四寨，火烧船、筏二千余。蒙古军被迫退走。嘉熙元年（1237）三月，孟珙升任京西·湖北安抚副使、江陵知府。秋，改任鄂州诸军都统制。蒙古军攻至汉阳境内，孟珙进至汉阳西南的沌口反击。蒙古军转攻黄州，并准备渡江，孟珙又率部进驻黄州城中，百计抗击。月余，蒙古军攻城不下，渡江无望，终于退兵。嘉熙二年初，孟珙升任鄂州·荆江府诸军都统制，又升枢密副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抚制置副使，置司松滋县（今松滋西北）；又兼任岳州（今湖南岳阳）知州，出兵收复郢州（湖北荆门东北）、荆门（今属湖北）。嘉熙三年春，又出兵收复信阳（今属河南）、襄阳、樊城，孟珙以功升兼枢密都承旨、鄂州知州。十二月，收复夔州（今重庆奉节）。嘉熙四年二月，升领宁武军节度使，改任四川宣抚使兼夔州知州；不久，又兼京湖安抚制置使，全面承担长江中上游防务。

②本章第二、三节、参考胡昭曦、邹重华《宋蒙（元）关系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①《宋史》卷412《孟珙传》。

②《金史》卷18《哀宗纪》下。

③《宋史》卷412《孟珙传》。

淳祐元年（1241）春，孟珙改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州路制置大使，后进封汉东郡开国公。淳祐四年春，又兼江陵知府，兴置屯田以供军需。淳祐六年，自春至秋，孟珙因病五次申请辞去实职，以宫观闲差养病，但均未被允许。加上蒙古河南行省范周吉，暗中愿向孟珙投降，孟珙向朝廷报告，并准备受降又未被批准，孟珙叹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矣”①。病情遂加重，九月初以节度使致仕，随即病死。享年52岁。后特赠太师、封吉国公、谥忠襄。

余玠

余玠（？—1253），字义夫，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侨居蕲州（治今湖北蕲春东北）。端平三年（1236），赵癸任淮东安抚制置使兼扬州（今属江苏）知州后，余玠晋谒，被留置幕府。嘉熙二年（1238）正月，任招信军（今安徽嘉山东北）知军兼淮东制置司参议官。嘉熙四年（1240），余玠率水军由运河进攻至开封有功，升任淮东提点刑狱，后又兼淮安知州、淮东制置司参谋官。淳祐元年（1241），又以率军援救安丰（今安徽寿县）有功，升任淮东制置副使。

淳祐二年六月，余玠晋见宋理宗，愿以恢复四川为己任，升任权兵部侍郎、四川宣谕使。从此，领导四川抗战。淳祐三年十二月，又升任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当时四川已残破，并经常受到蒙古军的侵扰。余玠到任后，招贤纳士，共商大计。冉璡冉璞兄弟应召入幕，首先建议于合州（今重庆合川）城东钓鱼山上筑城，并移州府于钓鱼城。余玠任命冉氏兄弟为合州长官，负责筑城。此前，已修筑多处山城，此后也修筑了十多座山城，许多州府移居山城，顽强地抗击蒙古军。余玠实行轻徭薄赋政策，俞兴又开屯田于成都（今属四川），经济有所恢复。淳祐十年（1250），余玠率部巡边，一直进到被蒙古军占领的兴元（今陕西汉中）。十二年（1252），又率部西向嘉定府（今四川乐山）抗击南犯的蒙古军，出现了近年以来最好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

余玠决定在此基础上，逐步清除跋扈的大将，以统一四川的军政。他乘到嘉定府之机，首先将当时也在嘉定的利州路都统制王夔处死，派杨成代统其部属。但移驻云顶山（当在今广元境内）的利州都统制司，却自行推举统制姚世安接任都统制之职。余玠率部至云顶山下，派新任都统制杨成上山任职，遭到姚世安的抵制。姚世安又通过避居云顶山现任宰相谢方叔的亲属，向谢方叔诬陷余玠。宝祐元年（1253）五月，南宋朝廷猜疑余玠，决定将他召回。七月，余玠暴卒于四川。余玠死后，继续受到攻击，还受到追削资政殿学士职名的处分。直至宝祐三年（1255）八月，谢方叔罢相以后，才又“诏追复余玠官职”。①

①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43《孟少保（珙）神道碑》。

王坚（附王安节）

王坚（？—1264），孟珙部将。嘉熙三年（1239），蒙古军在汉水支流浙水岸边的顺阳镇（今河南淅川南）聚集造船用的木材，准备造船顺水而下，进攻已被孟珙收复的襄阳、樊城。孟珙分兵出击，以吸引蒙古军主力。同时派王坚率小部队，隐蔽前往顺阳，烧毁了蒙古军堆集的造船木材。次年二月，孟珙出任四川宣抚使兼夔州（今重庆奉节）知州，王坚从此入川。淳祐十二年（1252）正月，已是武功大夫的王坚，因在收复兴元（今陕西汉中）的战役中立功，升领团练使。宝祐二年（1254）六月，王坚和曹世雄等在合州（今重庆合川）、广安（今属四川）等地御敌有功。七月，王坚升任兴元府诸军都统制兼合州知州（州治已移驻钓鱼城），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其时，兴元都统司已移驻合州城。

宝祐六年（蒙古蒙哥汗八年，1258）四月，蒙古军4万，号称10万，分三路攻四川，蒙古大汗蒙哥亲率主力自陇州（今陕西千阳西北）入散关（今宝鸡西南），南宋四川各地山城相继失守。十二月，蒙古军派降将晋国宝到合州（钓鱼城）招降，被王坚拒绝，并将晋国宝赶下山。开庆元年（蒙古蒙哥汗九年，1259）正月，王坚又派兵将晋国宝追回钓鱼城杀死，以向守城将士表明抗战到底的决心。蒙哥汗于二月间率主力到钓鱼山下，亲自指挥进攻，先后攻打一字城、镇西门、东新门、奇胜门、护国门。四月间一度乘夜攻上外城，都被王坚、张珏等守城宋军将士打败。王坚还乘夜率军下山，袭击蒙哥汗营地，由于蒙古将赵阿哥潘率兵拼死抵抗，王坚遂退回钓鱼城。六月间，蒙古军大将汪德臣又单骑匹马到钓鱼城下招降，喊话未完，即遭到宋军矢石的攻击，几乎被击中。于是蒙古军又挑选精兵，乘夜攻占外城马军寨，王坚率领援军反击。次日清晨下雨，蒙古军的后继部队又遭宋军阻击而未能上山，攻城的蒙古军终于被击退。由于张珏与王坚“协力坚守，攻之九月不能下”①。七月间，蒙哥汗自己也在攻城时被炮石击中而受重伤，不得不承认进攻钓鱼城（合州）战役的失败，决定只留3000蒙古军牵制合州宋军，蒙古军主力转攻川东重镇重庆。但十多天后，蒙哥汗终因伤重而死于钓鱼城下，蒙古军随后即退走。忽必烈所率东路进攻荆湖地区的蒙古军在得知蒙哥汗死讯后也退兵。九月，王坚升领宁远军节度使、封开国伯。

景定元年（1260）四月，王坚被召入朝，升任侍卫步军司都统制。次年五月，又升领左金吾卫上将军、湖北安抚使兼江陵知府。景定四年三月，由于受到奸相贾似道的排挤，王坚又改任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兼管内安使。景定五年三月，王坚因受贾似道疑忌，抑郁病卒。死后谥忠壮。

王安节（？—1275），王坚之子。“少从其父守合州有功”入官②。王安节为度宗朝东南第七副将。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1275）正月，王安节驻军江陵。二月，贾似道兵溃丁家洲（今安徽铜陵北长江中），沿江诸州县相继失陷，王安节奔回临安，改任浙西添差兵马副都监。三月，常州（今属江苏）、平江府（今江苏苏州）降元，王安节收溃军入平江，并与张世杰部属合击元军。都统制刘师勇收复常州后，即派王安节、张詹前往常州，与知州姚訔、通判陈炤等一起守常州，阻击东进的元军，前后达数月之久。十一月，元丞相伯颜亲至常州，在招降被拒绝后，亲自督战。文天祥所派的尹玉、麻士龙援军，血战阵亡。常州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仍然坚决抗击数十倍的元军。伯颜派亲军首先攻上城头，常州失陷，姚訔、陈炤等英勇战死，刘师勇突围，王安节率残兵巷战，臂伤被俘，拒降而被杀害。

①《宋史》卷451《张珏传》。

②《宋史》卷450《王安节传》。

第三节 李庭芝 张珏

李庭芝

李庭芝（1219—1276），字祥甫，随州（今属湖北）人。嘉熙末，投到京湖制置使孟珙的幕下，担任权建始县令。淳祐初又考中进士，重新投到孟珙部下任职，被任命为制置使司主管机宜文字。淳祐六年（1246），孟珙病重，临终时荐李庭芝于朝廷。李庭芝感激孟珙知遇之恩，弃官，护送孟珙灵柩葬于兴国（今属江西），还辞官为孟珙服三年丧。

淳祐九年（1249），贾似道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后，起用李庭芝为制置司参议官。淳祐十年，贾似道改任两淮制置大使、扬州知州后，李庭芝被任命为濠州（今安徽凤阳东）知州。开庆元年（1259），贾似道以枢密使任京湖、四川宣抚大使兼江陵（今属湖北）知府，留李庭芝为扬州权知州。六月，李庭芝升为湖北安抚副使兼峡州（今湖北宜昌）知州。

景定元年（1260）五月，南宋提升李庭芝为主管两淮安抚制置司公事兼扬州知州，负责淮东地区抗击蒙古军的重任。景定四年三月，李庭芝因为多次打败蒙古军，被南宋朝廷提升为兵部侍郎，仍兼原职。

李庭芝考虑到蒙古军每次进攻扬州时，都在城外的平山堂上建楼，从高处监视扬州城中动静，还从这里用车弩射击城内目标。咸淳二年（1266），李庭芝为了控制制高点，就建造大城，把平山堂围在城内。他又招募流民驻防在城内，以加强扬州的防守。次年六月，李庭芝被提升为兵部尚书，仍兼原职。咸淳五年（1269）正月，又改为兼两淮制置大使、扬州知州。

咸淳六年（1270）正月，宋朝将李庭芝调任京湖安抚制置使兼夔路策应使，要他督师救援襄阳、樊城。在前线的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多次被蒙古（元）军打败，他不听李庭芝的督促，不出兵救援，以致守卫了三年的襄阳，在咸淳九年（1273）三月被元军占领。随后李庭芝被罢官，居住在京口（今江苏镇江）。

咸淳九年十月，李庭芝又被起用为两淮安抚制置使，南宋应李庭芝的请求，改任他为淮东安抚制置使、淮西策应使兼扬州知州。十年八月，李庭芝在淮河南岸的清河口（今江苏淮阴东）要隘建城，升为清河军，以加强淮东的防御。十二月，元军攻占鄂州（今湖北武汉）以后，南宋号召天下勤王，李庭芝首先响应。

德祐元年（1275），元军围攻扬州，李庭芝带领将士坚决抵抗，元军又多次派人进入扬州城内劝降，李庭芝每次都将元劝降使杀死，烧毁招降榜文，鼓励将士奋勇杀敌。这时，南宋又升李庭芝为参知政事（副相）仍兼任原职，并以金帛慰劳坚守扬州的将士。六月，李庭芝又升为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要他到临安参与主持全国的抗元战争，但是因为局势已很危急，前往临安的道路已很难通行，因而没能回朝。元军多次猛攻扬州，仍没有能攻下。由于元军主力南下进攻临安，进攻扬州的元军就改用长期围困的战略。

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二月，南宋朝廷降元。但李庭芝、姜才等人仍然死守扬州等地，成为元军的心腹大患。元军就命令已经投降的南宋谢太皇太后和皇帝（恭帝），仍然以颁降诏书的方式，要李庭芝投降，但是，李庭芝拒不奉诏，还登上城墙对招降使者说：“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①不久，元军押送南宋全太后、恭帝等北上，途经瓜洲（今江苏扬州南），元军又命全太后、恭帝再颁诏劝降，李庭芝不予理会，而以弩箭射退持诏招降的使者。部将姜才出兵救驾，然而没有成功。

在福州（今属福建）即位的宋端宗，七月“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②。李庭芝就将扬州的防守任务移交给淮东制置副使朱焕，自己与部将姜才率兵前往，7000人出城向东，准备从海上前去福州。他们刚离扬州，守将朱焕就开城门向元军投降，使苦守几年的扬州失陷。李庭芝等刚到泰州就被追赶的元军包围，泰州守将孙贵、胡惟孝又开城门降元，并将李庭芝、姜才献给元军。两人被押到扬州后，仍然誓死不降，最后以身殉国。

张珏

张珏（？—1280），字君玉，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人。18岁到合州（今重庆合川）新驻地钓鱼城（今合川城东北）参军，因多次建立战功，升为中军都统制，被人称为“四川枭将”。在开庆元年（1259）保卫合州的战役中，张珏作为副将与主将王坚协守钓鱼城前后有九个月，多次打败蒙古军的进攻，蒙古大汗蒙哥受伤死在钓鱼山下后退兵。景定四年（1263）十月，张珏升为兴元府诸军都统制兼利州东路安抚使、合州知州。因为兴元府已被蒙古军攻占，都统制司和安抚使司也都移到合州。张珏上任后，积极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训练士兵，修整兵器，为保卫合州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咸淳二年（1266）十一月，张珏派部将收复渠州（今四川渠县）州治所在的大良平山城。次年四月，蒙古军又进攻合州，张珏在款龙溪将船碇泊在江中，截断江面建成水城，进行抵抗，再次挫败了蒙古军的攻势。咸淳八年（1272）四月，张珏又在与钓鱼城隔江的宜胜山（今合川北）筑城，用来加强钓鱼城的防守能力。次年正月，元军又进逼钓鱼城，张珏得到消息后，“乃张疑兵嘉渠口”，又“潜师渡平阳滩”，不仅击败了元军的进攻，又打破了元军想在马騣山、虎顶山建城的计划。

德祐元年（1275）二月，张珏升为宁远军节度使。五月，南宋又任命张珏为四川制置副使、重庆知府。又命他带兵来京保卫京城，但是入川道路已被阻断，诏令没有能送到。元军自秋至冬围攻重庆，重庆援绝粮尽。张珏虽仍在守卫合州，但“屡以死士间入城，许以赴援，且为之画守御计”①。次年，张珏为了解救重庆被长期围攻的状况，派部将赵安袭击元军的征南都元帅府所在地青居城（今四川南充南）。二月，又派张万以船舰载精兵从水路冲入重庆，以增援重庆守军。而此时，以恭帝与谢太皇太后为首的南宋朝廷，已向元军投降。五月，宋端宗在福州（今属福建）重建南宋政权，改当年为景炎元年（1276）。六月，张珏又派部将赵安、王世昌等收复泸州（今属四川），元军被迫逐渐从重庆撤退，转而围攻泸州。同年十二月，张珏进入重庆后，派部将张万、程聪领兵收复涪州（今重庆涪陵），又派张万到夔州（今奉节），①《宋史》卷421《李庭芝传》。

②《宋史》卷421《李庭芝传》。

①《宋史》卷451《张珏传》。

控入川的门户，川东形势一度好转。

景炎元年（1276）年底，元军再次进攻四川，至景炎二年年底，先后攻占涪、万（今重庆万县）、泸等州，集中兵力进攻重庆，并致书劝降，张珏不予理睬，闭城坚守。景炎三年正月，元军加紧围攻重庆，张珏率兵出城迎战，遭到元军前后夹攻，宋军大败，退回城中。当晚，张珏部将赵安、韩忠显等开城门向元军投降，张珏率余部进行巷战，再次战败，回家想自杀，未成。于是，用小船载家眷从水路向东逃走，途中张珏又要投水自尽，被家人拦阻。元军追到涪州，张珏被俘。在押往元大都（今北京）途中，张珏于安西（今陕西西安城东北）的赵老庵中自尽殉国。

①《宋史》卷451《张珏传》。

②《宋史》卷450《王安节传》。

（谢选骏指出：《三国志·魏志·阮瑀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乃叹曰：‘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乎！’”——阮籍真是少见多怪，他怎能想到，比刘邦项羽逊色如此的人，也能悍然照亮了汗青。）

【第六十六章 文天祥 张世杰】

第一节 文天祥身世与文章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吉水（今江西吉安）人。20岁，举进士。理宗宝祐四年（1256），对策集英殿，擢为第一。考官王应麟奏曰：“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开庆初年（1259），元兵犯宋。宦官董宋臣主张迁都。文天祥时为宁海军节度判官，上书“乞斩宋臣以一人心”。不报。乃自免归。后迁刑部郎官、尚书左司郎官等职。因忤贾似道，致仕。时年仅37岁。

咸淳十年（1274），改知赣州。德祐初，江上告急，诏天下勤王。文天祥提兵入卫临安。明年，出知临安府，寻除右丞相，兼枢密使，派赴元军议和。被拘。夜亡走入真州。

文天祥此时曾欲请两淮之兵合纵抗战，但不为所用，且被猜疑。于是辗转逃避，泛海至温州，复收兵转战。终因力寡势孤，屡战屡败。景炎三年被俘，遣送至燕。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1283年1月），不屈而死。著作有《文山先生文集》。

《宋史》卷418本传称文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

而当国家危亡之际，乃“痛自贬损，尽以家资为军费”。一似文天祥由富家子弟一变而为民族英雄者。但从文天祥的遗文看来，颇似儒学教养极深的学者，不似性本豪华的文人。

文天祥早年的文章，存有《御试对策》一道。滔滔万言，其中有云：圣人出，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亦不过以一不息之心充之。充之而修身治人，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致知，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自精神心术以至于礼乐刑政，亦此一不息也。自有三坟五典以来，以至于太平六典之世，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皆自其一念之不息者始。

此文用语，几乎都是理学家言。大概到了南宋末叶，程朱之学已经深入士子之心。虽然有过伪学之禁，但解禁之后，其学反而更加流行。文天祥此策的基本思想就是深受理学影响的。

宋元之际的儒学人物，为人处世，蹊径不同。有人只讲儒学的传宗接代，并不固执臣节；有人则固守臣节，不事二君。文天祥虽非程朱嫡传，其固守臣节，似与后者相近。

文天祥这篇文章还有一段值得注意。例如：陛下以为今日之民生何如邪？今之民生困矣。自琼林、大盈积于私贮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频于营缮而民困，自献助叠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私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呜呼，东南民力竭矣。这段文字与前段不同，不是理学说教，而是为民请命。列举民生之所以困，都是征实之言，而且颇带情感。这样的文章似乎不是一般儒学后辈写得出来的，也不是“自奉甚厚”的豪华子弟所能写得出来的。

文天祥这篇对策写于弱冠之年，对于民生疾苦，已经如此关切，指陈时弊，已经如此愤慨，于是，当他历尽艰辛困苦之后，所撰《指南录序》和《后序》，也就写得更加悲歌慷慨、真切动人。

《后序》在历述苦难艰辛之后，说：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颈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彷徨死。如扬州，过瓜州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几以不纳死。以小舟涉黥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则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这篇《后序》写于景炎元年（1267），已是南宋末日，国破家亡，九死一生，发而为文，故沉痛如此。

“愁苦之词易工”，天祥本来工于词章，又历经愁苦，故形诸文字，其词之工，有非寻常人力所能及者。

与此文同工者，还有《正气歌》的小序。其中列叙自己囚于“土室”的遭遇，也是前此少有的文章。其言有云：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汙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遝，腥臊汙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余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无恙，是殆有养致然。这样的笔墨，也可以说是纪实之文。南宋建炎以来，在兵荒马乱之中，纪实之文产生了不少，多存于野史杂著。但文天祥此文，不同于野史杂著，身为囚徒，自述遭遇，所记诸般，更富实感。

《指南录序》、《后序》以及《正气歌序》等，都是南宋之末殉国志士的代表作品，也是文天祥的传世之作。指事造实，直抒胸臆。这类作品和他的诗歌诸作，也是异曲同工，都是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的。

文天祥还有一些书启记叙题跋文字值得称道，而历来称道者少。其中有的文章是很出色的。例如《衡州上元记》有这样的记述：岁正月十五，衡州张灯火合乐，宴宪若仓于庭。州之士女，倾城来观咸淳十年，吏部宋侯主是州，予适忝陈臬事。常平以王事请长沙，会改除，于是侯与予为客主礼及献酬，州民为百戏之舞。击鼓吹笛，斓斑而前，或蒙倛焉，极其俚野以为乐。游者益自外至，不可复次序。妇女有老而秃者，有羸无齿者，有伛偻而相携者，冠者，髽者，有盛涂泽者，有无饰者，有携儿者，有负在手者，有任在肩者，或哺乳者，有睡者，有睡且苏者，有啼者，有啼不止者，有为儿弁髦者，有为总角者。有解后叙契阔者，有自相笑语者，有甲笑乙者，有倾堂笑者，有无所睹随人笑者。跛者，倚者，走者，趋者，相牵者，相扶擎者，以力相拒触者。有醉者，有倦者，咳者，唾者，嚏者，欠申者，汗且扇者。有正簪珥者，有整冠者，有理裳结袜者。有履阈者，有倚屏者，有攀槛者，有执烛跂惟恐堕者。有酒半去者，有方来者，有至席彻者。儿童有各随其亲且长者，有无所随而自至者。立者，半坐于地者，有半坐杌下者。有环客主者，有坐复立者，有立复坐者。视妇女之数，多寡相当。盖自数月之孩，以至七八十之老，靡不有焉。

从这样的文章看，文天祥的文笔是颇擅于描绘刻画的。这里对于州民老幼男女的描述，可谓穷形尽态。文章写于咸淳十年，南宋统辖的地区已甚狭小，而衡州一隅之地尚有如此承平景象，是很难得的。在文天祥看来，这乃是“国家忠厚积累，于民力爱养有素”所致。

这样的笔墨和上面所举文天祥诸作的内容显然不同，但从行文的工巧看，也有一致之点。

在记序文字中，文天祥也有一些应酬之作。但文天祥之文，并非一般应酬，应酬之中，时抒己见。如《送隆兴邹道士序》有云：新吴昭德观，或传西晋刘仙人飞升之地。其观前井，犹仙人时丹井也。今邹高士居其观，亦以炼丹名。或曰：高士仙人之徒与？予诘其所以为丹，则高士之丹，非仙人之丹也。仙人之所谓丹，求飞升也；高士之所谓求丹，伐病也。仙人之心，狭于成己；高士之心，溥于济人。且夫兼人己为一致，合体用为一原，吾儒所以为吾儒也；重己而遗人，知体而忘用，异端之所以为异端也。高士非学吾儒者，而能以济人为心，噫，高士不贤于仙人欤？

文天祥是儒者，赠序给道士，当属应酬之文；但他认为邹乃“高士”，其“求丹”，在于“伐病”；其居心，亦“溥于济人”，这同那种只求自己“飞升”的仙人不同。对于这样的道士，文天祥是赞成的。这样的文章，也就不同于一般的应酬文字。

在文天祥的题跋文字中，有一篇《跋李景春万言书稿》也是很有特点的文章。其文云：吾乡布衣李君景春，上书于绍兴，累累万言，尽疏闾阎隐微之故，可谓知无不言矣。厥亦惟我高宗皇帝，仁厚恻怛，勤求民瘼，是以旁通下情，庶几古者询于ú荛之遗意。凡我有官君子，暨于国人，式克于劝，读君之言，当时州县间可嗟叹者如此。今去之百有余年，孰知又有过于君所观者！识者于此，又重为世道感。

称赞李景春上书之“知无不言”，又称赞宋高宗之“仁厚恻怛”，文天祥为人之忠厚，于此亦可概见。说到最后，指出“去今之百有余年”，“世道”之可“嗟叹”者，又有过于“君（李景春）所观者”。这是文天祥有慨于时事的。但尽管慨乎言之，出语却相当委婉，不为愤激之言。

这样的文章，应是文天祥早期所作。和《指南录序》及《后序》比较，思想是一贯的，但情绪不同。虽有感慨，而不甚激切。

从这样的文字看来，如果文天祥不是身遭亡国之祸，拘囚之苦，使得优游于翰墨之间，则其文章之意度，可能与一般文士学者同风。只是生逢易代之际，于惶恐零丁之中，才产生了悲歌慷慨的作品。

《过零丁洋》与《正气歌》文天祥一生业绩不在于诗，但在兵戈战乱之中、拘囚患难之际，苦吟不辍。而且以诗纪事，颇以“诗史”自期，曾说：“后之良史庶几有考焉”（《集杜诗自序》）。其存于《指南录》之诗记录了他出使蒙元军营、被拘北上、逃难救亡的经历。《指南后录》之诗，记录了他再次被俘以及囚于燕京的历程。其中最为世间传诵的作品有《过零丁洋》和《正气歌》等。《过零丁洋》云：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皇恐滩头说皇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此诗有附注云：“上巳日，张元帅令李元帅过船，请作书招谕张少保投拜。遂与之言：‘我自救父母不得，乃教人背父母，可乎？’书此诗遗之。李不得强，持诗以达张，但称‘好人好诗’，竟不能逼。”这里的张元帅乃元军统帅张弘范。张少保乃南宋抗战英雄张士杰。文天祥时为元军俘虏，被逼作招降之书，实为奇耻大辱，故以死抗拒。“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有志如此，也就无所畏惧。有诗如此，则其人可知。何止“好人好诗”而已。

《正气歌》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旁薄，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阴房阗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愿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宿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此诗作于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当时文天祥被囚于燕京土室已历两年之久。身体所受的创伤，精神所受的折磨，自不待言。所赖以自存者，只有“正气”。此种“正气”，在文天祥看来，其钟于人者，即临危之大节。“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诗中列举春秋以来的人物，都是天地之“正气”所在。文天祥之所以久被拘囚而不屈，实以这些人物自期。这样的思想品格，超出了当时某些以儒学道统自负的儒者。这样的作品，也不同于自悲身世的吟哦，而确是一首声振千古的正气之歌。

第二节 张世杰①

提兵抗元，入卫临安

张世杰（？—1279），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南宋末年著名的抗元名将。

张世杰出身行伍，早年曾在北方金将张柔部下当兵，驻防杞县（今属河南），后来张柔降蒙古，他便逃奔南宋。宋将吕文德任命他为军中小校，后屡立战功，渐升至黄州武定诸军都统制。

开庆元年（1259）九月，忽必烈率领蒙古军自阳逻堡（今湖北黄冈境）渡江，进围南宋重镇鄂州（今武汉市武昌），战争十分激烈。由于宋将高达率军奋勇抗击，张世杰救援得力，蒙古军久攻未下。此时北方蒙古大汗虚位，忽必烈匆忙北返，遂解鄂州之围，张世杰因功迁转十官。

咸淳四年（1268），忽必烈接受降蒙宋将刘整“先攻襄阳”建议，命蒙古军主将阿术围攻襄、樊。阿术亲率蒙古军主力自白河猛攻襄阳，并修筑鹿门、新城等堡，以控制汉水通道。襄阳守将请朝廷派兵增援，时任京湖都统制的张世杰领兵前往，与蒙古军在赤滩浦（今湖北襄樊东南）展开激战，后被蒙古军击败。襄、樊被围五六年，外援断绝，咸淳九年（1273）正月，樊城首先被攻破。二月，襄阳守将吕文焕向元军投降。

咸淳十年（1274）九月，以左丞相伯颜为首的元军主力20万自襄阳南下，张世杰驻守郢州（今湖北钟祥），由于设防坚固，元军攻城不克，招降未果，于是绕道而走，沿汉水而下，直取鄂州。元军渡江后，鄂州守将向元军投降。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宋史》卷451《张世杰传》，下引不另作注。

德祐元年（1275），元军大举进犯，沿长江顺流而下，两岸州县守臣、武将大多丧失斗志，不降则逃，使得伯颜所率领的元军犹如风卷残云，势如破竹，很快逼近临安。这时，临安守卫空虚，辅佐5岁小皇帝赵顯（宋恭帝）执政的太皇太后谢氏急忙下诏，要求各地起兵“勤王”，然而提兵赶来的只有郢州守将张世杰和赣州知州文天祥两人，朝廷上下感叹不已。

张世杰经江西等地入卫临安，途中收复饶州（今属江西），立下战功，不但未得到奖赏，反被朝中执掌政事的宰相陈宜中怀疑，说他有降元嫌疑，于是调换了他原来所统率兵马。张世杰到了临安，受命总都督府各军。

五月，张世杰部下刘师勇收复了被元军占领的常州。接着，张世杰又调兵遣将，四出进攻被元军占领的浙西诸郡县，收复了平江（今江苏苏州）、安吉（今浙江安吉西）、广德（今属安徽）、溧阳（今属江苏）等地，浙右降元的不少地方又反正归宋，一时宋军兵势大振。

七月间，张世杰与刘师勇、孙虎臣等集结战船万余艘，驻扎在焦山（今镇江），与元军对阵。张世杰命令以十船为一方，没有主帅号令，不得起锚，以示必死决心。元将阿术、张弘范以大船发动火攻，宋军猝不及防，船不能前后移动，士兵与元军展开殊死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许多士兵溺水而死。张世杰失利，引兵暂退耑山，刘师勇退回常州。张世杰要求增兵，南宋朝廷未予理睬。

十月，元军进迫临安，此时，张世杰为检校少保。他与文天祥商议，各路“勤王军”此时已有三四万人，不如与元军决一死战，万一取胜，就命令尚在淮东抗元的宋军切断元军后路，国事尚有可为。但是，宰相陈宜中正向元军投降求和，对此建议无动于衷。十一月底，元军攻破独松关后，左丞相留梦炎弃官逃跑，陈宜中得到谢后允准，派人到元军求降，但遭到元宰相伯颜断然拒绝。

德祐二年（1276），元军攻破潭州（今湖南长沙）后，又有十多个郡县相继降元，谢后多次派人与元朝议降仍遭拒绝，南宋形势更加危急。张世杰、文天祥请求三宫（太皇太后、皇太后、少帝）转移海上避难，由他领兵背城一战，又为陈宜中等所反对。不久，陈宜中暗中做了手脚，向元军送去宋朝的传国玉玺和以皇帝赵顯名义写的降表。伯颜看了降表，要陈宜中亲自到元军商议投降事宜，并且捎信说：非宰相不能讲和。陈宜中害怕被杀，趁黑夜逃到温州。张世杰见南宋皇室决意投降，临安难保，于是领兵南下，准备在南方扩大力量，继续抗元。

德祐二年（1276）三月，伯颜入临安，全太后和小皇帝赵顯被送往大都（今北京），太皇太后谢氏因病暂缓启程，以后也被解往大都，偏安江南150年的南宋至此宣告灭亡。

志存社稷，力挽残局临安陷落前，益王赵昰（8岁）、广王赵昺（5岁），由秀王赵与择等人护送，从临安逃亡婺州（今浙江金华），伯颜进入临安后，派元军追赶，他们又逃到温州。当时南宋一些不甘就范的文臣武将，得知益王、广王抵达温州，都怀着东山再起的心情去投奔。陆秀夫就在这时辗转来到温州。随后，张世杰率领的一支水军也由定海扬帆赶到，陈宜中出逃带来的船队，恰好停泊在温州附近的清澳，于是昔日宋室的这批重臣，又聚在二王的麾下。张世杰、陈宜中、陆秀夫等大臣立时拥益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为副元帅，同时发布檄文，诏示各地忠臣义士紧急勤王，光复宋朝。随后元帅府迁往福州。小皇帝赵顯被掳北上后，张世杰、陈宜中、陆秀夫等人就在德祐二年（1276）五月初一日，拥立益王赵昰为帝（宋端宗），改元景炎，册立杨淑妃为杨太妃，与赵昰一起听政。张、陈、陆三人各委以重职，组成行朝的权力中枢，企图重整旗鼓，继续抗元，中兴朝政。

十一月，元军自浙江南下，进入福建，张世杰护卫着端宗登舟入海，此后南宋小朝廷一直设在船上，成为海上流亡政权。不久，端宗的船队逃至泉州。泉州招抚使是阿拉伯商人蒲寿庚，他看到宋朝复国无望，心怀异志，请端宗驻跸泉州。张世杰认为这不是长远之计，没有同意。之后，宋军海船不足，张世杰征用了他的大批海船，蒲寿庚大怒，投降元朝。端宗在泉州立不住脚，转移到潮州。不久，又转移到惠州，继续在海上流亡。

景炎二年（1277），张世杰、文天祥在江西、广东等地连续反攻，各地宋朝故将或义兵纷纷响应，收复不少失地。特别是福建农民起义军领袖陈吊眼、许夫人等率领汉、畲各族人民投入了反元斗争，抗元形势似乎出现了转机。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回光返照。十月，元将唆都增援泉州，正在攻打蒲寿庚的张世杰被迫还师浅湾，元将刘深尾随而来，张世杰迎战失利，护卫端宗逃亡秀山，又转往珠江口外的井澳。在井澳，海上刮起飓风，端宗受惊吓落病。景炎三年（1278）四月，端宗病死在广州碙州。

四月，张世杰、陆秀夫等又拥立8岁的广王赵昺为帝，改元祥兴，继续打着宋朝的旗帜。张世杰派兵进攻雷州失利后，觉得碙州不够安全，便把行朝转移到新会县南八十里大海中的厓山。张世杰在岛上修建行宫、军营，储备粮食，制造舟楫，准备继续抵抗。

元世祖忽必烈派张弘范为都元帅，李恒为副帅，率领水军和骑兵，海陆并进，大举进攻福建、广东，企图最后一举消灭宋军。祥兴二年（1279）正月，元兵追至厓山，张世杰决意和元军决一死战。

厓山决战，覆舟殉难决战之前，张弘范发现元军中有个姓韩的军官是张世杰的外甥，于是连续三次派他去招降，张世杰严词拒绝：“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为主死不移耳。”文天祥被俘后，张弘范又请他写信劝降，文天祥毫不犹豫地写出他的《过零丁洋》一诗作为回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看劝降毫无希望，决战已成不可避免。此时有人向张世杰提出：海口之地，至关重要，倘若元军以水师扼守海口，则宋军不能进退。不如派兵防守，若能侥幸取胜，即是国家的福气；不胜，还可撤走。但是张世杰担心，如果大军调动，士卒离散，再也无力抗战，便慷慨地说：“频年航海，何时已乎？今须与决胜负。”不久，张弘范果然派水师占领海口，断绝了宋军打柴取水的生命线。宋军没有淡水，吃了十多天干粮，渴得不得了只好喝海水，呕吐不止，士卒疲乏无力，战斗力锐减。

二月初六日，元军发起猛攻，宋元两军进行最后决战。张世杰率领苏刘义、方兴等宋军将士，将千余大船，结成一字长阵，以大绳串联，联舟为垒，停泊于海中，四周修起楼棚，像陆地上的城堡一样，又将行宫焚掉，皇帝赵昺也迁到海上。从早晨一开始，双方就短兵相接，展开了肉搏。从晌午到傍晚，海面上怒涛汹涌，炮火轰鸣，虽然宋军顽强抵抗，以死相拼，但终究大势已去，士卒伤亡惨重。张世杰派人去把皇帝接来，纷乱中未能成功。宰相陆秀夫眼看要被元军俘虏，就背起9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自尽，张世杰只好砍断维绳，指挥战船趁着朦胧夜色，保护着杨后突围，撤退到海陵山。张世杰还想奉杨太后求立赵氏之后，但杨太后听说帝昺遇难，也恸哭赴海死。张世杰收太后尸，葬于海滨。四天后，海上刮起飓风，将士劝他登岸避风，张世杰叹息道：“无以为也。”他相信上天有灵，便登上舵楼祈祷说：“我为赵氏矣，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①风浪越来越大，大船倾覆，张世杰这位抗元名将，最终未能实现他收复失地的夙愿，饮恨葬身于平章山下大海之中。

①《续资治通鉴》卷184，至元十六年。

（谢选骏指出：蒙古人的胜利不是历史的必然性——而是抗元者的无能所致。否则看看埃及的奴隶集团和日本爪哇的岛夷，都可以击败蒙古，那又作何解释呢？仅仅是因为地缘政治的原因吗？但无论如何，人们还是用“崖山之后再无中国”来悼念了文天祥和张世杰。）

【第六十七章 李继迁 张浦】

第一节 李继迁倚辽抗宋

夏太祖（963—1004），即李继迁，党项人。唐朝时宥州刺史拓跋思忠后裔，唐赐李姓。祖父李彝景嗣于后晋，父亲李光■嗣于后周，曾为银州防御使。母罔氏，宋乾德元年（963）二月，李继迁生于银州（今陕西米脂西北）无定河侧的山寨中（今名李继迁寨）。自幼喜习武，善骑射，机敏过人。十余岁时，他带领十余骑随从出猎，突然一只猛虎从山坡扑下，李继迁急令从骑躲入柏树林中，自跃起攀上树巅，引弓向猛虎发射，一箭射中虎眼，虎痛楚宛转倒地而死，自是其名部落皆知。叔父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爱其骁勇，宋开宝七年（974）授以管内都知蕃落使之职。

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十月，李光睿之子定难军留后李继筠死，子年幼不得嗣，由季弟时任衙内都指挥的李继捧嗣位，从而引起党项拓跋氏宗族的内讧。宋朝企图藉此机会令李继捧携家属入朝，向宋朝献出党项李氏世居的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并迫令李继捧留居京师。太平兴国七年（982）六月，继迁其时居住在银州，又接到宋朝诏书，令其“护送李氏缌麻以上亲赴阙”①，始知祖居五州之地已尽归宋朝。继迁不愿从命，当即召集弟继冲和亲信张浦等商量对策。继迁向众人道：“吾祖宗服食兹土逾三百年，父兄子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今诏宗族尽入京师，死生束缚之，李氏将不血食矣！奈何？”继冲主张乘夏州无备，杀诏使，占据绥、银二州，对抗宋朝。张浦在分析自己与宋朝实力对比后说：“吾闻小屈则大伸，不若走避漠北，安立室家，联络豪右，卷甲重来，未为晚也。”②继迁接受了张浦的建议，诈称其乳母亡故，将殡葬于银州郊外。是时继迁在灵柩中暗藏兵器，以家属亲信等数十人扮作送殡之人，出银州后，直奔一个叫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境）的地方，此地距夏州有300里。继迁在这里向众人出示其祖先拓跋思忠像，用以号召部族。一时部族纷纷来此拜谒，从者日众。同年十二月，继迁第一次率部众进攻夏州（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当听到宋朝派兵援助银、夏诸州的消息，随即退走。

①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

②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

宋太平兴国八年（983）三月，李继迁遣人到宋朝的麟州（今神木北）进贡马匹、骆驼等物，意在麻痹宋朝。宋太宗即派遣内侍秦翰赍敕书招抚继迁，继迁留秦翰宿于营帐中，任其出入无疑。秦翰见继迁无意归宋，欲刺杀继迁又未得机会，乃还宋。这一年的五月至九月，继迁率部犯宋葭芦川（今佳县西北）、三岔口（内蒙古乌审旗西南），都被击败。十二月，又约请西戎部族合兵2万众进攻宥州，也被宋军击败，仍退驻地斤泽，积蓄力量，谋再出击。太平兴国九年（984）七月，又率部袭击夏州西北之王庭镇（今乌审旗南），俘获甚众。自此以后，继迁以地斤泽为根据地，聚集部族兵已逾万，不时令张浦、李大信四出侵扰掳掠，使宋军难以捉摸，不敢轻易深入。九月，宋朝知夏州尹宪、都巡检使曹光实，暗中使人侦知继迁的营地，以精骑数千，前后两次于夜间偷袭继迁大营，焚烧族帐，掳掠牛羊财物而去。继迁与弟继冲弃众逃走，继迁妻与母罔氏被掳。继迁经此惨败，又惧怕宋军追赶，整日东躲西藏，几无安身之地。后来还是依靠部族的周济，部民以“李氏素著恩德，悯其穷蹙，稍稍赈给之”①。继迁对周济他的部族豪右说：“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绝之，尔等不忘先泽，能从我兴复乎？”②众豪右纷纷响应，并相约各率部民聚集于夏州北部的黄羊平，继续招纳蕃部。当时野利部的首领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继迁。自此继迁的势力复又壮大。雍熙二年（985）二月，继迁用计以美言诱骗居住在银州的宋都巡检曹光实，到葭芦川接受他们纳节归顺。继迁预先于其地设伏待之。曹光实擅功心切，于所定之日，中继迁伏兵，曹光实及其从骑被袭杀。继迁遂入据银州，仍以都知蕃落使称，权知定难军留后。以张浦、刘仁谦为左右都押牙；李大信、破丑重遇贵为蕃部指挥使；李光祐、李光允等为团练使；弟延信为行军司马。并“预署”州官：折八军为并州刺史，折罗遇为代州刺史，嵬悉咩为麟州刺史，折御乜为丰州刺史。李继迁自得银州之后，虽设官授职，急欲重振旗鼓，但在进攻宋朝时多失利，或遭惨败。雍熙二年（985）三月，继迁以银州之胜，乘胜攻陷宋会州（今陕西靖边东北），纵火焚城。又进攻河西三族砦，寨将折遇乜败降，遂进围抚宁砦。四月，与宋军战于浊轮川，大败，丧失五千余众，部下没邵浪、悉讹与部族皆败，继迁领残部弃银州逃走。其后继迁将折罗遇、埋乞、埋乜也战死或被擒杀，宋降将折遇乜被俘。其时虽有夏州岌伽罗腻等族归附继迁，给予应援，不久又被宋将郭守文击败或降宋。继迁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①《西夏书事》卷4。

②《西夏书事》卷4。

①《西夏书事》卷4。

但是李继迁并未被困难所折服，他收集余部，与部下亲信共谋对策。为摆脱孤立无援处境，图谋寻找强大的支持者。他对众人说：“吾不能克服旧业，致兹丧败，兵单力弱，势不得安。北方耶律氏方强，吾将假其援助，以为后图。”①雍熙三年（986）二月，继迁派遣张浦携带重金到辽，请求附辽称臣。四月，辽主耶律隆绪接受请求，遣使持诏授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等职，“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授继冲为副使。十二月，继迁又亲率五百骑至辽边境，向辽主求婚。耶律隆绪欲借继迁牵制宋朝，许以公主嫁继迁。继迁附辽后，即于雍熙四年二月，出兵进攻宋夏州，于王庭镇败宋知州安守忠，进围夏州城，长达两月之久。八月，继迁屯兵黑水河，据险自固。因渡河欲攻宋罨子寨，被都巡检使石保兴击败。十一月，继迁又准备进攻银州，当党项诸部会兵于无定河侧之时，继迁被宥州党项咩兀族首领都指挥遇乜布用暗箭射伤，因而未能如期攻银州。

志取夏州宋端拱元年（988）五月，已归附宋朝的继迁族弟李继捧，谋招继迁归宋。宋太宗复授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职，赐国姓赵，改名保忠，又赐以金银财物。至十二月，继捧上书谎称继迁已“悔过归诚”，请赐官职。宋太宗即授继迁为银州刺史、充洛苑使。继迁却拒绝接受宋朝官职。雍熙二年正月，继迁也遣使向辽朝上表，表示要与继捧和好，辽主知非其本意，恐有异图，未允其请。在此后的数年中，继迁、继捧兄弟，在宋辽双方对立的漩涡中，明争暗斗，或好或恶。淳化元年（990）四月，继迁驻兵安庆泽，因扰宋朝沿边熟户，继捧领兵讨击，继迁中箭逃走。到十月间，继迁谋取夏州，先遣破丑重遇贵等到夏州，对继捧说：继迁因箭伤不起，请降。继捧信以为真，遂不设备。继迁暗中集合诸族酋领，突攻州城。继捧逃回城中，被困月余。至次年初，宋将商州团练使翟守素领兵来救援，恐兵力不敌，乃于七月，假冒继捧的名义，代奉表向宋朝谢罪，表示悔过。宋太宗信之不疑，再次授继迁为银州观察使，赐国姓赵，改名保吉。又授其弟继冲为绥州团练使，赐姓名赵保宁。继迁母罔氏封西河郡太夫人。

但是，李继迁仍不改变取得夏州的初衷。淳化二年（991）九月，继迁仍据夏州外卫王庭镇，谋攻夏州。被继捧领兵乘夜间偷袭邀截，继迁复弃银州，逃入地斤泽。十一月，继迁遣人以辽主之命许继捧“重复王爵，永镇夏州”，诱其弃宋附辽。辽封继捧为西平王，复姓名李继捧。淳化三年正月，继迁领兵复据银州，并与继捧向宋朝提出请求恢复“五州故地”，宋朝不许。淳化四年（993）四月至十月，继迁遣蕃部指挥使李大信等相继进攻宋朝庆州、原州、环州等地。淳化五年正月，继迁领兵至绥州，胁迫绥州居民迁居平夏，牙将高文岯等世居绥州，不愿徙居，乃归宋。继迁逃离绥州，又到处攻掠堡寨，宋灵州、清远军受其威胁。宋太宗派马军都指挥李继隆等进讨。这时继捧得到消息，遣牙将李光祚通知继迁。继迁却缚李光祚于帐中，以轻骑乘夜袭击继捧营帐，继捧单骑逃回夏州，被州将赵光嗣囚禁，后押送汴京。继迁知继捧被执，又弃银州逃入沙漠。此后宋太宗下诏削夺继迁所赐姓名，令隳毁夏州城，迁民于绥、宥等州。继迁母罔氏被羁押于延州，并善待之，以招抚继迁，后病死在延州。

自宋雍熙三年（986）正月继迁附辽，到端拱二年（989）三月，辽主封王子帐节度耶律襄女为义成公主继给继迁，结为姻亲。此后终继迁之世，事辽甚谨，岁时进奉及贺正、生辰使不绝于道。继迁事辽是为对抗宋朝，辽主也以继迁对宋的态度为转移，给予封赏抚谕或武力威胁。如淳化元年（990）十一月，继迁进攻夏州，大败继捧，遣使向辽朝“献捷”之时。正是宋军大败辽军于徐河，辽将耶律休哥负伤的危急时刻，为促使继迁进兵牵制宋军，辽主遣使封继迁为“夏国王”。淳化三年正月，辽朝听到继迁归宋授以银州观察使后，即遣西南招讨使韩德威领兵持诏至银州责问，继迁托故不出见，韩德威怒，纵兵大掠银州而还。继迁诉于辽主，辽主“赐诏拊谕之”。至道元年（995）正月，继迁派遣左都押牙张浦到宋朝进贡，被宋扣留。三月，继迁遣使赴辽献马，以取得辽朝过问。自此以后，继迁凡对宋朝作战得胜后都向辽“献捷”。至道三年（997）四月，继迁以大败宋军告辽，辽主复封继迁为西平王。此后继迁加紧对宋朝的进攻，把主攻目标集中于灵州。咸平三年（1000）十一月，辽主授继迁子德明为朔方节度使，意在促使继迁攻取灵州。当咸平五年三月继迁攻克灵州后，立刻遣使赴辽告捷。

西平建都这时期李继迁与宋朝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当继捧被宋朝囚禁后，继迁仍一心想尽快从宋朝手中收回夏州，采取了武装进攻和表请索还的两手，但都无效。至道元年（995）正月，继迁的亲信大臣左都押牙张浦到宋朝进贡，被羁留于宋。宋太宗授继迁为鄜州节度使，继迁不受，却连攻宋乌白池、清远军、府州等地。宋朝再次下诏削夺继迁所赐姓名。从至道二年（996）起，继迁谋西向河西走廊发展，对灵州开始作试探性的进攻。三月，继迁以兵三千于浦洛河，邀夺宋朝运送到灵州的粮草。五月，聚集党项部族兵数万，围攻灵武，声言索取张浦。宋太宗派出五路兵马进援灵武，继迁恐平夏有失，才解围而去。至道三年（997）三月，宋太宗死，真宗即位。十二月即遣使持诏安抚继迁。继迁在进攻灵州未果，以后同宋军作战连连失利的情况下也接受了宋朝的安抚。并借宋朝国丧，一面素服致哀，一面遣牙校李光祚赴宋修贡，仍不忘“表求藩任，意不得夏州不已也”①。宋真宗姑从所请，遣使授继迁“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夏、绥、银、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职，复赐姓名。并遣还张浦，授为郑州防御使。继迁此时如愿以偿，他即于次年，即咸平元年（998）正月，派遣押牙刘仁谦到宋朝代他“表让恩命”，客气一番。真宗赐仁谦锦袍、银带。宋朝还封继迁母卫慕氏为卫国太夫人，子德明为定难军节度行军司马。

继迁接受宋朝“节钺”，复赐姓名，已深知宋朝的软弱无能，气焰更加嚣张，此后多年间四出攻伐劫掠，但把主攻方向指向灵州，以图在此立足，作更大的进取。咸平二年（999）底，继迁在对宋作战的间隙回到夏州时，制造有陨石落帐前，上书“天戒尔勿为中国患”的谶语，为进一步犯宋制造舆论。咸平三年（1000）九月，继迁再次邀劫灵州粮运后，屯兵积石河，确定了“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然后长驱南牧”的方针①。咸平四年（1001）八月，继迁集兵5万进攻灵州，灵州坚守不下。即遣牙将赵光允向宋朝贡马，暗中却遣兵袭破定州，围怀远镇，乘胜连破保静、永州及清远军。十二月，继迁再次进兵灵州，攻河外寨，招抚寨主李琼。又招诱当地党项熟户归附。咸平五年三月，继迁在围困灵州两个月之后，终于攻下灵州，杀知州裴济。改灵州为西平府。

继迁既得灵州，喜爱这里的山川形胜，遂谋从夏州迁都于此。其弟继瑗对迁都有异议，继迁对部下阐述迁都灵州的道理，他说：“西平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若缮城浚壕，练兵积粟，一旦纵横四出，关中将莫知所备。且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②继迁令继瑗与牙将李知白等督工立宗庙，建官衙，筹备建都事宜。宋朝见继迁建都西平，兵力日盛，遣使将尚属宋朝管辖的绥、宥二州地归还继迁，以全党项李氏世辖的定难军五州之地。

西平建都城之后，继迁于咸平六年（1003）二月，自西平出驻鏊子山。

①《西夏书事》卷6。

①《西夏书事》卷7。

②《西夏书事》卷7。

遣人以铁箭为凭给吐蕃首领潘罗支，言称向宋朝“纳款”讲和，今愿与潘罗支结好。潘罗支置之不理，反探知西平无备，遣人约会宋朝共图收复灵州。宋朝加潘罗支为朔方节度使，以鼓励其与继迁为敌。其时，继迁因银、夏、宥等州发生饥荒，灵州又面临战事，遂与子德明集兵屯浦洛河，以稳定部族人心。六月，继迁遣兵到河东边境掳掠，八月，又攻麟州，都遭到失败。十月间，暗中遣兵进攻西凉府，城被攻破，执杀知府丁惟清，复称凉州府。十一月，继迁自凉州回到西平，从缴获潘罗支的牌印、官告中得知宋朝授潘罗支为朔方节度使之职，心甚恶之，遂集兵往攻潘罗支。潘罗支见继迁势盛，假意遣使请降，继迁深信不疑，即领兵退回西平。于是潘罗支速集六谷部诸族兵数万，在西平附近三十九井地方合击继迁军，继迁中箭败逃西平。继迁箭创发作，日甚一日，自度不久于世，召子德明嘱咐说：“尔当倾心内属，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①又托付张浦等共同辅佐德明，继承祖业。延至宋景德元年（1004）正月初二日继迁死，终年41岁。孙元昊建西夏国称帝后，追谥神武皇帝，庙号太祖。

第二节 张浦

张浦（？—1014），银州（今陕西米脂）人，夏太祖李继迁亲信谋臣，后辅佐太宗李德明。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六月，定难军都知蕃落使继迁谋背宋自立，乃为之献策出奔地斤泽，建立根据地，以号召党项部族豪右，抵御宋朝。张浦被遣多次领兵进攻宋朝，作战多计谋。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又建议继迁诱合西戎兵攻取宋宥州，以恃横山为界，扼险观变，稳定部族，更图进取。雍熙二年（985）二月，张浦跟随继迁赴银州诱杀宋都巡检使曹光实，占据了银州。继迁部众拥立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以号令党项部族。独张浦不附众议，他说：党项拓跋氏“自夏州入觐，无复尺疆，今甫得一州，遽尔自尊，恐乖众志。宜先设官授职，以定尊卑；预署酋豪，各领州郡，使人自为战。则中国疲于备御，我得尽力于西土矣”①。继迁认为说得有理，说此“是我心也”。遂称都知蕃落使，权知定难军留后。授张浦为左都押牙，以下分别授予官职。雍熙三年二月，继迁为抗宋谋倚辽主为援，遣张浦带了重金赴辽归附。端拱元年（988）五月，宋朝欲招抚继迁，继迁派张浦到宋环州知州程德元的居地，表示愿归顺之意，但一直未见行动。淳化五年（994）七月，继迁久攻夏州不下，又遣张浦同指挥使李光祚到宋朝绥州，假意向宋大臣内殿右班张崇贵“纳款”，受到张崇贵的犒赏馈赠。继迁为此也遣牙校向宋朝进贡物，表示感谢，并愿缓和同宋朝的紧张关系。至道元年（995）正月，当继迁再一次遣张浦、李光祚到宋朝进贡时，宋太宗令武士于后园中演武，请张浦等人观看，张浦见宋朝武士皆力可挽射两石弓而有余，十分惊骇。太宗即对张浦问道：“羌人敢敌否？”张浦回答说：“羌部弓弱矢短，但见此长大，人已遁矣，况敢敌乎？”②太宗乘机说服张浦劝继迁归附宋朝，并进封张浦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州团练使。被羁留在宋京居住。继迁听说宋朝扣留了张浦，遂于三月，遣使向辽朝献马，以求取得辽主的过问和干预。同时仍不断向宋朝发动扰边。直到至道三年（997）十二月，宋太宗死，真宗继位，继迁附宋，复授定难军节度使，才允许张浦回去，还加封他为郑州防御史。

①《西夏书事》卷8。

①《西夏书事》卷4。

②《西夏书事》卷5。

宋咸平五年（1002）三月，继迁攻占宋朝灵州。次年正月，改灵州称西平府建都。此后与吐蕃六谷都大首领、宋朝朔方节度使潘罗支多次作战。十一月，继迁与潘罗支战，潘罗支伪降，继迁深信不疑。张浦疑有诈，对继迁说：“兵务慎重，贵审敌情。罗支倔强有年，未挫兵锋，遽尔降顺，诈也。不若乘其诡谋未集，一战擒之，诸蕃自伏。若悬军孤立，主客势殊，未见其可。”①继迁不听张浦的劝告，张浦怏怏告退。不久潘罗支果然暗中调集六谷诸部兵数万，袭击继迁。继迁中箭逃回西平，临终前，把儿子德明托付给张浦等，请他们共同辅佐德明，继承祖业，坚守江山。宋景德元年（1004）正月，德明继位，称定难军留后，授左都押牙张浦兼行军大司马。

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德明向河西走廊拓地，遣张浦率数千骑进攻甘州（今甘肃张掖），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出兵拒战，张浦不胜而还。次年四月，张浦再次被遣领精骑2万进攻甘州，围城十数日，可汗夜落纥乘夜间出兵偷袭张浦大营，张浦败还。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七月，张浦死，德明亲临其丧，悲声大哭。赠封银州观察使。元昊建西夏国称帝后，追封银州伯。

①《西夏书事》卷7。

（谢选骏指出：少数民族领头杜撰的《中国通史》，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最感兴趣，不惜花费超额笔墨予以涂鸦。）

【第六十八章 李德明】

第一节 嗣位

西平王夏太宗（982—1032），即李德明。小字阿移。李继迁长子，母野利氏。

少年时“深沉有器度，多权谋”，又“精天文，通兵法”①。年方十七，即担任定难军节度使行军司马之职。宋咸平三年（1000）十一月，以继迁附辽抗宋，被辽授为朔方节度使。咸平四年九月，随继迁进攻宋朝清远军，受命领一支精骑抢攻北门，“堙壕断桥”以战。围城七昼夜，迫使宋将兵马都监段义开城投降。清远一战为夺取灵州扫清道路。咸平六年（1003）继迁建都灵州，改称西平府。十一月，继迁同吐蕃六谷都首领潘罗支作战中中箭受伤，生命垂危之时，召来德明和部下安排后事，一改反宋常态，嘱咐德明要“倾心内属”于宋朝。又托付近臣张浦等，共同辅佐，为祖先争光。宋景德元年（1004）正月，德明在继迁的灵柩前嗣位，称定难军留后。并对继迁旧臣亲信分别授以行军左、右司马，左、右都押牙，都知蕃落使，都知兵马使，孔目官，牙校及防御使等职。

德明初立，于当年六月便派兵和潘罗支内部的继迁旧部迷般嘱、日逋吉罗丹二族里应外合，攻杀宋朝朔方节度使潘罗支，报了杀父之仇。并一举攻占潘罗支弟厮铎督占据的凉州。其时正当宋辽刚刚订立“澶渊之盟”，宋真宗为改变对党项政权的强硬态度，决定实行“姑务羁縻，以缓争战”的方针，主动向“国危子弱”的党项西平政权提出媾和。主要条件是宋朝许封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赐给金帛、缗钱、茶等物；开放青盐禁令等五项。对德明则提出归还灵州，止限居平夏及遣子弟赴宋朝宿卫等七条。在七条中，德明对大部分表示同意，惟以遣子弟入质宿卫和归还灵州难以接受，双方经过多次讨价还价，德明仍坚持取消这两条，宋真宗也以取消开放青盐禁令作为抵偿，至此终于达成了协议。景德三年（1006）九月，德明派遣右都押牙刘仁勖向宋朝进誓表，双方正式签订了和约。十月，宋真宗为嘉奖德明“授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国，充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爵西平王”。“又赐推忠保顺翊戴亮节功臣号”。又遣使“赐袭衣、锦带、银鞍勒马、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①。景德和约，给德明的西平政权带来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对医治战争创伤，巩固政权，发展社会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与宋朝谈判议和的同时，德明为稳定境内形势，安抚人心，接受行军司马赵保宁“假北朝威令慑之”的建策，遣使到辽朝请求册封。辽圣宗以德明为甥的关系，即遣使“持节封德明西平王，复姓李氏，赐车、旗、衣、币等物”①。并嘱咐德明善事庶母义成公主。

①《西夏书事》卷8、9。

①《西夏书事》卷8。

①《西夏书事》卷8。

第二节 奠定建国基础

德明继位后，为实现其父继迁提出的：“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的战略决策，多次对居住在河西走廊地区甘、凉等州的回鹘和吐蕃用兵，前后达25年之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德明为同河西回鹘争夺甘州，先后出兵五次。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三月，德明派老臣张浦率领骑兵数千进攻甘州，与其可汗夜落纥战，不胜；又遣万子等四军主领兵偷袭甘州，被回鹘侦知设伏击败。次年四月，德明再遣张浦，领精骑2万攻甘州，又被夜落纥遣将乘夜出袭，张浦败还。同年十二月，德明亲自出兵进攻回鹘，以图甘州，刚出兵，以“恒星昼见经天，卜之不吉”，惧而退兵。此后直到宋天圣六年（1028）五月，德明派其子元昊，领兵突袭回鹘夜落纥可汗，终于夺取了甘州。甘州之得，使德明的西平政权增添了右臂。

河西走廊的凉州（今甘肃武威）是德明和吐蕃争夺的又一战略要地。德明占领的凉州，时时受到西凉府六谷大首领厮铎督和西凉诸族的威胁。厮铎督更结回鹘为助。宋大中祥符九年（10）十一月，凉州守将苏守信死，其子罗麻不能服众，被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袭击，凉州被回鹘占领。德明多次图谋夺回都未成功。直到天圣十年（1032）九月，德明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命元昊将兵攻凉州，回鹘势孤，遂夺其城，凉州终于回到德明手中。据史载，当天圣六年（1028）德明派元昊攻取甘州之后，瓜州（今甘肃安西）王贤顺，深感西平政权的威胁，于天圣八年（1030）主动“以千骑降于夏”。德明征服河西诸族，为西夏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自德明与宋朝景德和议之后，终德明之世，与宋朝保持了一段相对的和平时期。双方“贡献之使，岁时不绝”。德明经常遣使向宋朝进贡马、牛、羊、骆驼等物；宋朝也回赐缯、帛、罗、绮、药物和金银饰品。在德明的请求下，宋朝在双方边境地区设立固定的贸易场所，称“榷场”和“和市”。如宋朝在保安军和镇戎军设有“榷场”，在并代路置“和市”。榷市贸易双方交换产品，如在保安军榷场，“令以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易缯帛、罗绮；以密蜡、麝香、毛褐、羚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易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还规定“其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①。除商业贸易外，德明有意同宋开展文化交往，天圣八年（1030）十二月，德明向宋朝献马70匹，请求赐予佛经一藏，宋仁宗赐经，并“加赐德明功臣号”。德明时期与宋朝的关系，正如宋朝大臣、文学家范仲淹所描绘的：“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养生葬死，各终天年”②，确是一派和平景象。

①《西夏书事》卷9。

②《西夏书事》卷9。

德明与宋朝和平相处，友好交往是他图谋发展西平政权，摆脱对宋的依附地位的一种手段。德明子元昊幼年时，有一次见德明派遣的使臣向宋朝用马匹换取物品，因所得之物不合于心，一怒之下杀掉使臣。元昊对此十分不满，直言相谏其用有用之物易无用之物和轻杀使臣的双重错误。德明十分器重元昊的如此见识。元昊长大成人后，更多次借机规劝德明不应再臣服宋朝，当招募部族，习练弓矢，积聚财物，扩展疆土。德明对此不作正面回答，却不时以言语相激，以坚其心志，等待时机。事实上德明已在积极进行建国称帝的准备工作。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九月，德明动用数万民夫在延州西北■子山上修建宫室，绵亘二十余里，十分豪华壮丽。他从夏州出巡到■子山行宫时，所乘坐的辇舆仪仗，俨然与宋朝皇帝相仿。大中祥符九年（10），德明“僭帝制”，首次追尊其父继迁为“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庙号“武宗”，并“大赦国中”。①宋天禧元年（1017）六月，有人报告德明说，在怀远镇（今宁夏银川）以北的温泉山上看见了龙，德明认为是祥瑞之兆，派遣官员到那里祭祀，从此有了迁都怀远的打算。他借众人之口，上言怀远形势之优，迁都之利，乃天命所归，派大臣贺承珍到怀远负责兴修都城事宜，“督役夫，北渡河城之，构门阙、宫殿及宗社，籍田”②。改怀远镇为兴州，定都于此。

宋天圣六年（1028），当德明派元昊取得对河西回鹘作战的决定性胜利之后，以元昊“气识英迈，诸蕃詟服”，遂册立为太子。立元昊母卫慕氏为后。天圣七年二月，德明向辽主为元昊请婚，辽兴宗封宗室女兴平公主嫁给元昊。天圣八年（1030）九月，西州流传“火星入南斗，天子下堂走”的谣言，德明俨然以“天子”自居，“出居贺兰山禳之”③。宋明道元年（1032）五月，宋朝以德明“恭顺”，遣使持册封德明为夏王，“车服旌旗降天子一等”①，意在抵消辽朝同德明的姻戚关系，并限制德明称帝的野心。但就在这一年十月，德明去世，由子元昊嗣位。追谥光圣皇帝，庙号太宗。

①《西夏书事》卷10。

②《西夏书事》卷10。

③《西夏书事》卷11。

①《西夏书事》卷11。

（谢选骏指出：少数民族领头杜撰的《中国通史》，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最感兴趣，不惜花费超额笔墨予以涂鸦。）

【第六十九章 夏景宗】

夏景宗（1003—1048），即李元昊，小字嵬理（“嵬理”，党项语“珍惜富贵”之意）。后更名曩霄。祖继迁，父德明，母为银州党项大族之女卫慕氏。

第一节 志在王霸

元昊生于宋咸平六年（1003）五月初五日。他出生的次年，祖父李继迁在同吐蕃首领潘罗支的作战中，身中流矢，伤重死去，由其父李德明继立为夏州定难军留后。其后，德明奉行联辽睦宋之策，使党项夏州李氏政权在和平的环境中得到迅速发展。

青少年时期的元昊“圆面高准，身长五尺余”，“好衣长袖绯衣，冠黑冠，佩弓矢”。他出行时“从卫步卒张青盖。出乘马，以二旗引，百余骑自从”。元昊自幼喜读兵书，对当时行世的《野战歌》、《太乙金鉴诀》一类兵书，更是手不释卷，专心研读，精于其蕴。他颇具文才，精通汉、藏语言文字；又懂佛学，尤倾心于治国安邦的法律著作；善于思考、谋划，对事物的观察往往有独到之处，《宋史》称其“性雄毅，多大略，善绘画，能创制物始”①。这造就了元昊，使之成为文有韬略，武有谋勇的一代英才。宋朝边帅曹玮，亦赞叹元昊：“真英雄也。”

少年时代的元昊，对李德明实行的睦宋政策，特别是同宋朝的经济贸易，不能理解。一次德明派遣使臣到宋朝用马匹换取物品，因所得不合心意，盛怒之下把使臣斩首。元昊劝诫德明说：“吾戎人本从事鞍马，今以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从而杀之，则人谁肯为我用乎？”②元昊长大成人后，对德明的和宋政策，特别是向宋朝称臣十分不满，并多次规劝德明不再臣服宋朝。他对德明说：“吾部落实繁，财用不足。苟失众，何以守邦？不若以所得俸赐，招养蕃族，习练弓矢。小则四行征讨，大则侵夺封疆，上下丰盈，于计为得。”德明答道：“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元昊不以为然道：“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③表现了青年元昊的方刚气概！

①以上引文均见《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沈括：《梦溪笔谈》卷9；《宋史》卷291《王鬷传》。

③《西夏书事》卷11。

宋天圣六年（1028）五月，德明派元昊攻甘州（今甘肃张掖）。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可汗出逃，甘州首战成功。元昊攻取甘州之后，又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出奇兵突袭西凉（今甘肃武威）。隶属于甘州回鹘的沙州（今甘肃敦煌）回鹘分部瓜州王曹贤顺归附德明，又重返瓜州（今甘肃安西）。这时元昊被立为太子，元昊生母卫慕氏立为后。天圣七年，德明又向辽朝为元昊请婚，辽兴宗封宗室女为兴平公主，嫁给元昊。明道元年（1032）德明死，元昊继位，积极准备建国称帝。为了巩固后方和惩罚吐蕃唃厮啰归附宋朝，于同年七月发动对吐蕃河湟地区的进攻，攻占了猫牛城（今青海大通县）。景祐二年（元昊广运元年，1035），元昊乘唃厮啰发生内乱，出兵进攻宗哥带星岭诸城寨，进围青唐城，与唃厮啰部将安子罗战，苦斗二百余日。元昊撤军渡宗哥河时，被安子罗军击溃败逃。同年十二月，元昊亲率大军进至河湟，又一次败于唃厮啰。次年十二月，当元昊击败河西回鹘，完全占领河西走廊，又想窥视陇蜀之时，恐宋朝利用吐蕃诸部族图其后路，于是率领大军循阿干河，攻破兰州诸羌，进军马衔山（今甘肃临洮北），于瓦川会筑城镇守，以断绝吐蕃和宋朝的通路。这时唃厮啰发生内乱，元昊乘机以重赂行间，并诱使磨毡角的谋主、首领郢城俞龙归附。郢城俞龙带领万余人投降元昊，后来又把女儿嫁给元昊的儿子宁令（号梁王）为妻。元昊从同唃厮啰部将安子罗旷日持久的作战中脱身出来后，又率军西攻瓜州回鹘，直抵沙州，又回师占领肃州（今甘肃酒泉）。至此，元昊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结束了甘州回鹘对河西的统治。

第二节 为帝图皇

宋明道元年（1032）十月，元昊在兴州（今宁夏银川）继承了夏国王位。德明死后，辽兴宗耶律宗真以“婚好之谊”派出宣徽南院使、朔方节度使萧从顺，潘州观察使郑文囿到兴州，封元昊为夏国王。宋朝则派出以工部郎中杨告，礼宾副使朱允中为正副旌节官告使，授封元昊为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爵西平王。但元昊对宋、辽的封爵都不感兴趣，他在接待宋朝使臣时，不以臣礼事宋，对宋仁宗封赐的诏书，遥立不跪拜。勉强受诏，则心内愤愤，环顾左右大臣说：“先王大错，有如此国，而犹臣拜于人耶！”①既而利用设宴招待宋使臣的机会，在宴厅后传出锻砺兵器的铿锵之声，给宋使制造精神威慑；在礼仪上又故意刁难宋使，意在激怒宋朝，挑起事端。

在正式称帝建国前，元昊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文化措施。首先废除唐、宋“赐”给党项王族拓跋氏的李、赵姓氏，改姓“嵬名氏”，自己更名曩霄，号“兀卒”。宋明道二年（1033），改宋建元明道为“显道”，以避父讳，次年，自建元开运，又改广运。改元显道的这年（1032）三月，元昊向境内党项部族下达了“秃发令”。他率先自秃其发，即剃光头顶，穿耳戴重环饰。强令部族人民一律执行，限期三日，有不从者处死。一时党项部民争相秃发。在服饰上，元昊“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顶后垂红结绶”②。官员则按等级职别规定服饰。庶民百姓，只准穿青绿色的衣服，以别贵贱。

其次是在他继位之后即着手创制一种记录党项族语言的文字，即西夏文字。他在戎马倥偬中，还亲自筹划和主持创制文字的工作，命大臣野利仁荣等整理演绎，编纂成12卷。有的史书记载称之为“蕃书”。元昊下令尊为“国字”颁行，凡纪事尽用蕃书。又设立“蕃字院”，以传授学习，推广使用。在对辽、宋朝往来的文书中，都使用两种文字书写。此外，元昊对党项族原来的礼乐制度深受唐、宋的影响，不以为然。他对大臣野利仁荣说：“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音，吾无取焉。”①他锐意改革，提倡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讲求实效的精神来指导礼乐改革，在“吉凶、嘉宾、宗祀、燕享”诸场合中，“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②。简化了礼乐制度，下令照此遵行，有不遵守者，格杀勿论。

元昊还在建国称帝之前，在政治、军事制度方面已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建设。政权机构的建置，基本上是仿照中原的制度。元昊显道二年（1033）五月，升兴州为兴庆府，定都城。元昊仿宋朝官制建立起一整套与宋朝大同小异的中央与地方官制体系。元昊十分重视军队的建设，在取得河西走廊之后，着手整顿军队，在原有部落军事组织的基础上，建设正规的军事制度。如规定成丁年龄，“抄”的组织，“正军”与“负赡”的任务与条件；军队的装备、设施；以步兵、骑兵为主，辅以炮兵、“擒生军”，侍卫亲军等的多兵种。为了战争和军政建设的需要，便于调兵遣将，采用地方军区性质的“监军司”设置，把军事指挥机构与地域性的防卫措施结合起来。仿宋朝军事单位“厢”、“军”制度，把全境划分为左、右两厢，共设有十二个监军司，各立军名，规定驻地，设置军事首领都统军、副统军和监军使等职。在全境广布兵员，重点是护卫首都兴庆府和对宋、辽的防卫上。对河西走廊肃州、甘州的吐蕃和回鹘聚居地区，升郡设府，置以重兵，镇抚并用，加强统治。元昊在继位后经过短短的六年时间，完成了建国的各项准备工作，一个“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的党项政权已具规模。

①沈括：《梦溪笔谈》卷25。

②《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西夏书事》卷11、12。

第三节 称帝建国

夏元昊大庆三年（宋景祐五年，1038）十月十一日，元昊在野利仁荣、杨守素等亲信大臣的拥戴下，在兴庆府南郊筑坛，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国号称大夏（史称西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并大封群臣，追谥祖父和父母谥号、庙号、墓号。又封野利氏为宪成皇后，立子宁明为皇太子。谐西凉府祀神。次年正月，元昊以臣子的身份，遣使到宋给宋仁宗上表，追述和表彰他的祖先同中原皇朝的关系及其功劳，说明其建国称帝的合法性，要求宋朝正式承认他的皇帝称号。

得到的回应是可想而知的，宋朝不愿承认元昊的帝位，并且下诏“削夺赐姓官爵”，停止互市。宋朝在宋夏边境张贴榜文，悬赏重金高官捉拿元昊，或献其首级。元昊在摸清了宋朝的态度之后，频繁派出细作到边境刺探军情，煽诱宋朝境内的党项人和汉人附夏。公开断绝了夏同宋朝的使节往来，向宋朝送去“嫚书”，在“嫚书”中指责宋朝背信弃义，挖苦宋军**无能。又借辽朝的势力威胁宋朝，最后还表明夏国仍愿同宋朝和好之意。元昊向宋朝递“嫚书”意在激怒宋朝，把图谋对宋朝发动的战争的责任归于宋朝。夏宋之间的战争终于不可避免。

从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040）至五年，元昊向宋朝发动了多次进攻，较大规模的战争主要有三次：即天授礼法延祚三年正月延州（今陕西延安）附近的三川口战役；四年二月，镇戎军（今宁夏固原）东南六盘山地区的好水川战役；五年秋，镇戎军西北的定川砦战役。三大战役，都以元昊大获全胜告终。故在定川砦大捷之后，元昊踌躇满志，有声称“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之语。而当宋军战场惨败的消息传到东京时，宰相吕夷简连连惊呼“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元昊对宋朝的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给夏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如由于战争爆发，宋朝停止了对夏国大宗银、绢、钱的“岁赐”；关闭了边境榷场，禁止夏国所产青白盐入境，使夏国不仅失去了直接的经济实惠，境内的粮食、绢帛、布匹、茶叶及其他生活日用品奇缺，物价昂贵，“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①。连年战争使夏国民穷财尽，人怨沸腾，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加剧，境内部族人民纷纷起而反抗，或逃奔宋朝。夏国兵力到战后已处于“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的境地，元昊再发动战争是十分困难的。同时元昊也认识到战胜地广人众的宋朝绝非易事。宋朝在战略上的优势是夏国望尘莫及的。基于以上原因，元昊向宋朝试探求和。最终促成夏宋议和的重要原因是这个时期宋、辽、夏三者关系的新变化。元昊同辽为“甥舅之亲”，奉行倚辽抗宋之策；辽则利用夏宋对立，向宋讨价还价，从中渔利，甚至以牺牲夏国利益从宋朝得到实惠，这引起了元昊的不满。夏辽之间其时又发生争夺领属部落的纠纷，导致关系恶化，联盟开始破裂。元昊感到处境孤立，为免除两面受敌，也必须同宋朝媾和。从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1043）正月到次年六月，夏宋双方使臣经过了持续一年多的频繁往来，在“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称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②等问题上，讨价还价，终于达成了协议。宋朝用每年25.5万银、绢、茶赐夏国，允许恢复榷场，同意西夏使臣在宋京城馆驿从事买卖。元昊以“夏国主”的名义向宋称臣，然宋朝每遣使到夏国，只准他们居住在宥州（今陕西靖边），不允许进入夏国都城，以避免夏国用臣礼接待宋使，维护元昊“帝其国中自若也”的形象。

元昊从祖父李继迁时与辽结为姻亲。其父李德明时又为元昊向辽圣宗请婚，辽景福元年（1031）十二月，辽兴宗姐姐兴平公主嫁给元昊，辽封元昊为驸马都尉，晋爵夏国公，又封夏国王。元昊一向同兴平公主感情不合，夏辽双方常因辽境党项部族叛逃问题引发纠纷，关系日趋紧张。在宋夏战争中，辽兴宗因宋朝之败，欲挟夏讹宋，也促成了夏宋和谈的实现。其时，辽欲图破坏宋夏和约，遭到宋朝拒绝，辽兴宗决定出兵讨伐夏国。辽重熙十三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十月，辽兴宗亲率骑兵10万，分三路渡过黄河，深入夏境，长驱直入400里。元昊率左厢军迎战于贺兰山北，兵败退守贺兰山中。元昊知不可力敌，乃向辽兴宗谢罪请和。元昊在兴宗未答应求和之际，连续向后撤退三次，凡百余里。“每退必赭其地”，断其粮草，辽因许和。但元昊有意拖延时日，陷辽军于危困饥饿之时，纵兵突袭辽营，被辽军掩杀钳夹。正在难解难分之时，忽然狂风骤起，飞沙扬尘，暗无天日，辽军被沙迷目，阵中大乱。元昊乘机猛攻辽军驻地德胜寺南壁，辽军大溃。元昊军俘获辽驸马都尉萧胡覩和近臣数十人，辽兴宗仅跟从数骑逃出。元昊在取得同辽作战的胜利之后，立刻遣使同辽讲和，同时又向宋朝献俘。显示了元昊在对宋、辽关系的处理上，善于把握时机，进退有度。

第四节 千秋功罪

元昊终其一生，可以用“文治武功”四个字概括。征服回鹘、吐蕃，统一河西的战争，对北宋与辽战争的胜利，显示了他的赫赫武功；建国前后实①《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施的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显示了他治理国家的才能。元昊在建国前仿宋朝制度建立起一整套职官制度，元昊称帝后，于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九月，又改革官制，仿宋制增设“总理庶务”的尚书令。又改宋朝的二十四司为十六司，隶尚书省，分理六曹。参照唐、宋典式与宋宫廷制度建立朝贺礼仪与宫廷制度，夏国官制自此渐趋完备。文化建设方面，中央国家机构中设“蕃学”，由野利仁荣主持翻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汉文典籍为西夏文。学习宋朝“科目取士”的办法，通过“蕃学”培养人才，选拔官吏。元昊“晓浮图学”，受父亲德明的影响十分崇奉佛教。继位后与其父一样向宋朝献马求赐佛经，并向吐蕃、回鹘、西域各国及印度访求高僧和汉、藏、梵文经典，组织僧侣翻译、演释。元昊称帝后，在境内广修佛教寺院，如兴庆府的戒坛寺、高台寺、承天寺等，在这里贮经、译经。又下令规定每年四季的首月初一日为“圣节”，令官员百姓到寺院礼神拜佛。元昊不惜耗费人力物力建造宫苑、陵寝，他在兴庆府和天都山都建有宫苑，兴庆府修建的避暑宫“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盛”。在贺兰山东麓建造的离宫，长达“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传说为元昊时始建的西夏王陵，位于兴庆府西贺兰山东麓，方圆数十里。

西夏建国后，农、牧业并重，在朝廷机构中设“农田司”、“群牧司”为管理机构。元昊重视水利建设，他主持疏通原有灌溉系统，又开筑新的渠道，如修筑由青铜峡至今平罗县境长达200余里的灌渠工程，后人称为“昊王渠”。元昊时，夏国以畜牧产品作为对外贸易的主要输出品和贡品。如天授礼法延祚九年（1046），宋朝每年通过保安军和镇戎军榷场，向夏国购进马2000匹，羊1万只。元昊在夏州（今陕西靖边）东70里处设立铁冶务，管理铁矿开采冶炼，用以制造农具和兵器。西夏的青白盐驰名于世，元昊建国后，对盐业开采实行垄断，元昊曾要求宋朝每年从夏国买进青盐10万石，所谓西夏“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青盐”①。

元昊十分重视招揽人才和使用人才，他效法祖父继迁“曲延儒士”；且用人唯贤，甚至国家重要官职“皆分命蕃汉人为之”②。宋朝大臣也不得不承认“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英豪，皆为其用”。元昊还特别注意招揽重用原宋朝来夏的失意知识分子、文臣武将，“或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倚为谋主”③。如宋朝华州人张元、吴昊在宋朝“累举不第”，科场失意后投奔元昊，元昊“以为谋主，凡立国规模，入寇方略，多二人导之”。元昊生性暴戾，多猜疑，好杀虐。如此的性格给他的事业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害。元昊继位后，为了排除异己，防止外戚篡权，实行“峻诛杀”政策，为立国称帝扫清道路。元昊开运元年（1034）十月，母族卫慕氏首领卫慕山喜密谋杀害元昊，被元昊察觉，山喜一族人都被溺死河中。元昊又用药酒毒死母后卫慕氏，尽诛卫慕氏族人。大庆二年（1037）九月，元昊叔父，左厢监军使嵬名山遇因劝元昊勿进攻宋朝事不被采纳，遂叛逃宋朝后又被执送回夏国，元昊将其父子一族尽皆处死。元昊生性多疑，出兵善用疑计，又易中敌人离间之计。元昊的心腹重臣野利旺荣、野利遇乞兄弟，是元昊野利后的兄长，分统夏国明堂左厢与天都右厢，野利旺荣称野利王，野利遇乞称天都王。二将善用兵，有谋略，他们统领的“山界”士兵以善战著称。在元昊对宋朝作战的三川口、好水川两大战役中，击败宋将刘平、石元孙、任福等人，也多有二将之谋划，宋朝边帅对野利二将恨之入骨，早欲去之而后快。宋将种世衡巧设离间之计，使元昊轻易地杀害了二将。

①《包拯集》卷9《论杨守素》。

②《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4，宝元二年九月。

元昊好色，妻妾成群，犹喜强夺他人之妻。据传妻室（后妃）凡七娶，一说五娶，实际有八人之多。顺次为：卫慕氏、耶律氏、野利氏、索氏、都罗氏、咩迷氏、没■氏、没藏氏。其中没■氏本已给太子宁令哥择为妻室，元昊见她貌美，竟自纳为妃，称为“新皇后”。没藏氏本重臣野利遇乞妻，野利遇乞被元昊赐死，没藏氏出家为尼，后元昊访野利氏遗口，迎没藏氏入宫与之私通，被野利后发现，令没藏氏到戒坛寺出家为尼，赐号没藏大师，元昊经常到寺中幽会。后没藏氏生子谅祚，收养于没藏氏兄国相没藏讹庞家中。元昊将国事委以没藏讹庞，自己与诸妃到贺兰山离宫享乐。没藏氏兄妹开始策划危害太子宁令哥，改立谅祚为太子的阴谋。其时因野利后失宠被废，太子宁令哥爱妻被夺，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正月初一日，没藏讹庞用借刀杀人之计唆使宁令哥刺杀元昊。没藏讹庞又以谋叛罪捕捉宁令哥及其母野利氏处死。元昊死后，没藏讹庞以谅祚为元昊嫡嗣继立为帝。元昊终年46岁，在位17年。谥武烈皇帝，庙号景宗。

（谢选骏指出：少数民族领头杜撰的《中国通史》，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最感兴趣，不惜花费超额笔墨予以涂鸦。）

【第七十章 夏毅宗 没藏讹庞】

第一节 夏毅宗亲政前的夏内政

夏毅宗（1047—1068），名谅祚。李元昊妃没藏氏所生。本取名宁令两岔，“宁令”党项语欢喜之意，“两岔”为河名，因生于河畔，以河得名，后取谐音改为谅祚。谅祚出世后，生母没藏氏在戒台寺出家为尼，故寄养于母舅没藏讹庞家中，由没藏氏前夫野利遇乞部属毛惟昌与高怀正的妻子抚养。谅祚出生后，没藏讹庞被擢升为国相，没藏氏兄妹开始策划谋害太子宁令哥，另立谅祚继承帝位的阴谋。

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正月，元昊被害，遗命由从弟委哥宁令承继帝位。朝中诸大臣欲议拥立新帝，国相没藏讹庞以“委哥宁令非子，且无功”提出反对意见。他对群臣威慑道：“夏自祖考以来，父死子及，国人乃服。今没藏后有子，乃先王嫡嗣，立以为主，谁敢不服！”①遂即择日立刚满周岁的谅祚继帝位，尊谅祚生母没藏氏为宣穆惠文皇太后。没藏讹庞命诺移赏都等三大将掌兵权，自任国相，总揽军政大权。

同年四月，宋朝派遣尚书刑部员外郎任颛，供备库副使宋守约为正副册礼使到夏，册封谅祚为夏国主。十二月，夏亦遣使到宋朝谢封册，并献马驼各50匹，宋朝设宴招待夏使臣并赐物。其时辽以南壁旧怨不肯对谅祚行封册，又借口夏所遣贺正使迟期，遂羁留夏使，欲集兵讨伐。没藏氏闻讯后，又遣使赴辽以观动静，使臣再次被扣留。夏延嗣宁国元年（1049）七月，辽兴宗为雪兵败南壁之耻，乘夏新主谅祚初立，下诏亲征。夏军匆忙迎战，一路败退。到次年五月，辽军进至兴庆府周围，纵兵大掠。又攻破贺兰山西北之摊粮城，抢劫夏仓粮储积而去。十月至十二月，没藏氏又两次派遣使臣赴辽，为谅祚上表请和，并请求向辽称藩、称臣，辽兴宗都置之不答。辽兴宗却以谅祚幼弱，朝中强臣用事，为遏制夏，加强防卫，于边境布置重兵。这一举动对夏的威慑很大，不时遣使赴辽进呈表章、纳贡、献马驼。福圣承道二年（1054）七月，没藏氏又向辽朝为谅祚请婚，遭到拒绝。

福圣承道四年（1056），谅祚9岁，已渐通世事，常常跟随好佛的母后没藏氏到新建成的兴庆府西承天寺中礼佛听演佛经。没藏氏本淫逸无度，又好佚游玩乐，常令街市张灯结彩，众骑士侍卫夜出游乐。没藏氏在戒坛寺为尼时，先同先夫野利遇乞出纳官李守贵私通，后又与元昊的侍从宝保吃多已通奸，李守贵为此图谋杀死没藏氏与姘夫吃多已。这一年的十月间，没藏氏与她的侍从宝保吃多已又到贺兰山出猎，夜归途中，突然有蕃兵数十骑跃出，击杀没藏氏与其侍卫吃多已等。没藏讹庞侦知此事为没藏氏幸臣李守贵所为，他因侵占屈野河田事被负责巡视的李守贵据实禀报了没藏氏，被责令归还所侵之田而结冤仇。此时正好借机报仇。没藏讹庞遂下令族灭李守贵全家。没藏氏一死，没藏讹庞恐失去朝政大权，又将女儿奉谅祚为后，他也由国舅升为国丈，仍总揽朝政，臣民无不畏惧。

①《西夏书事》卷18。

亲政后的国策

奲都三年（1059），谅祚开始参与国事，他眼见讹庞在朝飞扬跋扈，胡作非为，对其专权日益不满。八月，没藏讹庞借故诛杀谅祚亲信乳母之夫高怀正和毛惟昌全家，并不听谅祚的劝阻。谅祚与讹庞的儿媳梁氏私通，被讹庞儿子发觉，父子二人即密谋杀害谅祚。此事被梁氏得知，密告谅祚。谅祚遂召见讹庞政敌漫咩等策划先行下手。奲都五年（1061），谅祚以召见没藏讹庞至密室议事为由，暗设伏兵于室外，待讹庞至，漫咩先捕获讹庞，又派亲兵杀讹庞子，并诛杀讹庞及其全家。下令废没藏后，囚禁冷宫，后赐死。迎梁氏入宫。

谅祚诛杀没藏讹庞，开始亲理国政。立梁氏为皇后，任用梁后弟梁乙埋为家相。开始实行亲宋的政策。同年五月，谅祚终于解决了夏宋双方多年来存在的屈野河地界争端问题。七月，谅祚得悉辽朝将约唃厮啰兵共取河西。遂遣使臣嵬名聿正赴宋朝纳贡，并“请尚公主”，意在结宋朝为援，宋仁宗未允纳。十月，谅祚再次遣使上表宋朝，表示仰慕汉衣冠，将在西夏国内停止使用蕃礼，改行汉仪，并规定从次年开始采用汉礼迎接宋朝使臣。奲都六年（1062）四月，谅祚遣使向宋朝上表求赐太宗御制诗章隶书石本，欲建书阁收藏。并献马50匹，求赐《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宋仁宗仅允赐《九经》，并发还所献马匹。五月，谅祚对元昊建国后设置的州郡进行调整，以威州（今宁夏同心境）监军司为静塞军，绥州（今陕西绥德）监军司为祥祐军；左厢监军司为神猛军，于西平府（灵州）设监军司为翔庆军总领之。在官制的改革上，又增设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书学士等官，使官制更加完备。夏拱化元年（1063）七月，谅祚遣使上表宋英宗请复故赐李姓。十一月，又请宋朝恢复宋夏陕西榷场，以通互市。

谅祚对宋朝采用和战交替的手段。拱化二年（1064）七月，谅祚以遣使赴宋朝贺英宗即位时使臣吴宗受辱事，集兵攻入宋秦凤、泾原诸州。拱化三年正月，又进攻宋庆州。宋朝遣文思副使王无忌持诏诘问，谅祚不予理会，反遣贺正使荔茂先献表，归罪于宋朝边吏。同时招诱宋朝陕西熟户投向夏国。三月，遣右枢密党移赏粮出兵攻保安军，进围顺宁砦。八月，复扰泾原，十一月，又同宋军争夺德顺军威戎堡外之同家堡。拱化四年（1066）九月，谅祚亲率步骑数万进攻宋庆州，围大顺城，三日不克，谅祚“裹银甲，毡帽，乘骆马，张黄屋督战”①。被宋军蕃官赵明埋伏在城壕中的八百强弩兵飞矢注射，箭中铠甲，谅祚夺路逃走。

自谅祚亲政，一面不停止对宋朝的武力进攻；一面也不放弃同宋朝的信使往来，仍照常于宋朝正旦及寿圣节时，派遣使臣赴宋朝称臣纳贡，其目的在得到宋朝的岁赐金帛和到宋朝京城进行贸易。谅祚在攻宋大顺城时中箭逃回不久，十月间又遣使向宋朝“请时服”，又请岁赐。当受到宋朝谴责之后，于拱化五年（1067）三月，遣使向宋朝纳贡谢罪，保证今后谨守封疆，不再犯。这时宋朝正是神宗初即位时，也就答应讲和，赐夏银500两，绢500匹。八月间，宋夏双方又恢复了自拱化四年中断了的和市。

谅祚亲政之后，仍需在宋、辽和吐蕃等几种势力之间周旋。辽曾与吐蕃唃厮啰相约进攻夏，故谅祚欲结宋以为援。奲都六年（1062）八月，谅祚得知辽与唃厮啰不和，谋乘隙攻击，引西蕃兵攻青唐败还，筑堡于古渭州，屯兵备战。拱化元年（1063），宋朝河州刺史王韶进攻熙河，降服了洮河以西的吐蕃各部，西使城（今甘肃定西西南）首领禹藏花麻不愿降宋，又受到宋军攻掠，遂把西使城及兰州一带地区献给夏。为此谅祚出兵支援，并以宗室女嫁禹藏花麻，封他为驸马。拱化四年（1066）二月，谅祚升西使城为保泰军，以附马禹藏花麻为统军令守其地。同年，谅祚又招诱了临近西使城的河州吐蕃瞎毡的儿子木征附夏。次年，吐蕃首领拽罗钵等也率部众投附谅祚。正当谅祚周旋于宋、辽、吐蕃部族之间，在内政外交上颇有作为时，于拱化五年十二月突然身亡，终年仅21岁。谥昭英皇帝，庙号毅宗。

第二节 没藏讹庞

没藏讹庞（？—1061），夏景宗元昊宠妃没藏氏之兄。没藏氏本是景宗大臣野利遇乞之妻。元昊中宋反间计，错杀大臣野利旺荣、野利遇乞兄弟。其妹野利氏为元昊后，因诉于元昊，乃下令寻访野利家属遗口，得遇乞之妻没藏氏，迎入宫中。元昊与没藏氏私通，被野利后发觉，令没藏氏入戒坛寺出家为尼，称没藏大师。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二月，没藏氏生子谅祚，令寄养于兄没藏讹庞家中。讹庞以野利遇乞帐下亲信汉人毛惟昌、高怀正之妻为乳母，抚养谅祚。三月，元昊升任没藏讹庞为国相。其时，元昊已立野利后子宁令哥为太子，没藏讹庞与没藏氏兄妹策划谋害宁令哥，另立谅祚为太子的阴谋。

同年五月，元昊夺太子宁令哥妻没■氏，号为“新皇后”，又废黜野利后。没藏讹庞知宁令哥正为失妻黜母，怨愤交加，日夜焦虑不安。欲行借刀杀人之计，暗中指使宁令哥刺杀元昊。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正月初一夜晚，宁令哥纠集野利族人浪烈等数人，待元昊酒醉，入宫行刺，元昊受重伤，于次日死去。宁令哥畏罪逃避没藏讹庞黄芦居所，讹庞以弑逆罪，立刻执而杀之，并杀其母野利氏。

没藏讹庞以阴谋手段谋害元昊，杀死太子宁令哥，又策划立谅祚为帝。

元昊临终时本有遗命立其从弟委哥宁令继承帝位。大臣诺移赏都等都主张遵从元昊遗命。没藏讹庞反对，他说：“委哥宁令非子，且无功，安得有国？”诺移赏都反问道：“国今无主，然则何所立？不然，尔欲之乎？尔能保守夏土，则亦众所愿也。”讹庞回答说：“予何敢哉！夏自祖考以来，父死子及，国人乃服。今没藏后有子，乃先王嫡嗣，立以为主，谁敢不服！”①众大臣唯唯称是，遂奉谅祚为帝，尊没藏氏为宣穆惠文皇太后。谅祚年幼，太后摄政。没藏讹庞以诺移赏都等三大将久掌兵权，令分掌国事，自任国相，总揽朝政。没藏讹庞因在没藏大族中为长，朝中贵为国相，权倾朝野，出入仪卫侔拟于王者。

二月，没藏讹庞遣杨守素赴宋朝告哀。其时，辽遣来慰奠使，讹庞以元昊遗物献给辽主。讹庞又令于次年改元称延嗣宁国元年。次年（1049）正月初一，“日有食”，群臣以“幼主改元，元旦日食，天象可畏，请慎政刑”①。讹庞不听。没藏讹庞对内大权独揽，一言九鼎；对外则扩地拓土，谋取私利。

①《西夏书事》卷18。

①《西夏书事》卷19。

福圣承道元年（1053）二月，没藏讹庞想得到宋境内的古渭州地，乃移文向宋朝索取，宋仁宗遣使前往按视，正其封界，不予所索。讹庞索古渭地不得，于四月间纵兵入宋德顺军，围静边砦；五月又攻环庆，都不逞而还。三年三月，没藏讹庞侵耕麟州西北屈野河边境禁耕闲地，耕获所得攫为己有，且岁岁东进，宴然以为己有。宋河东巡吏和宋朝遣使请讹庞归还所占耕地，并更定疆界。讹庞不听，且屯兵河西，以诱击宋军。宋朝为此张榜，禁绝宋夏银星和市。此后，没藏讹庞侵耕屈野河事，不但不收敛，且愈演愈烈。讹庞采取“迫之则格斗，缓之则就耕”的对策，宋朝也难以制止。宋朝大臣张安世与庞籍移牒宥州诘责夏失信。没藏太后得知此事后，遣幸臣李守贵至屈野河巡视，证实没藏讹庞侵耕事实，责令讹庞归还所侵耕地。福圣承道四年（1056）十月，夏国发生了没藏太后的幸臣李守贵劫杀没藏太后与侍臣姘夫宝保吃多已的事件，归还侵耕地之事也没了下文。没藏太后既死，没藏讹庞又诛杀李守贵，族灭全家。十一月，没藏讹庞以其女儿纳为谅祚后，成为国丈，自是臣民畏惧不敢言。

没藏太后之死，使没藏讹庞在侵耕屈野河地更失去了约束。奲都元年（1057）五月，讹庞以兵数万屯驻屈野河，尽量搜括麟州以北耕牛农具，打算尽耕河西禁耕之地。宋朝遣管勾军事郭恩以巡边为名前往按视，讹庞与宋军战于忽里堆，大败宋军。九月，宋河东经略使再遣使欲与讹庞再议疆界事，讹庞桀骜不听。宋朝又下令禁绝河东和市。其时，没藏讹庞以忽里堆之胜，恐宋朝报复，乃日事点集，又遣兵进攻鄜延。二年四月，西蕃捺罗部阿作率部属投奔讹庞，讹庞纳之，授以官职，使居边要以控制西蕃。六月，令阿作为向导，攻掠西蕃，围青唐城，与唃厮啰作战，不胜而还。三年五月，没藏讹庞以兵据屈野河，派出部民侵种耕地，以至“妄指屈野河中央为界，遣兵沿河屯驻，白昼迫逐汉人，夜则过河剽窃”①。发现宋朝巡逻者来即逃走。这时，由于宋朝禁绝河东私市，夏国官民怨声四起，迫于民愤，讹庞于四年七月，遣使至河东麟府议界，向宋朝提出：愿退河西田二十里归还宋朝，宋朝仍通和市。宋经略使梁适不从。没藏讹庞仍遣人于鄜延沿边德靖等十堡寨开垦生地，剽掠人畜。

夏国自元昊死，三大将各拥强兵，讹庞犹知顾忌。此时独揽朝政，手握兵权，也不把年幼的谅祚放在心上。奲都三年（1059）八月，讹庞又借故杀害谅祚乳母之夫高怀正和毛惟昌，并诛其全家，谅祚劝阻不听。其时谅祚已十余岁，对没藏讹庞一贯行为已恼怒于心。大臣漫咩，本位居讹庞之上，但讹庞专权，则每事屈己下之，心怀愤怨。讹庞眼见朝中侧目，预感将有变故发生，谋先下手，正在寻找时机。这时没藏讹庞的儿媳梁氏与谅祚私通，讹庞得知后与其子密谋于梁氏寝室中设伏刺杀谅祚。此事又被梁氏探得告知谅祚。谅祚立刻召没藏讹庞入宫议事，命漫咩领兵执杀讹庞及其子，诛杀全家。又废没藏后，打入冷宫。谅祚亲政后，召梁氏入宫，并立为后。

①《西夏书事》卷20。

（谢选骏指出：少数民族领头杜撰的《中国通史》，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最感兴趣，不惜花费超额笔墨予以涂鸦。）

【第七十一章 夏惠宗惠宗梁太后】

第一节 夏惠宗太后摄政

夏惠宗（1060—1086），名秉常。夏毅宗长子。梁氏所生。奲都五年（1061）四月，没藏讹庞与其子谋杀谅祚，事败被诛，没藏后被废，立梁氏为后。拱化五年（1067）十二月，谅祚死，秉常继立，时年7岁，由皇太后梁氏摄政，梁氏之弟梁乙埋擢为国相。新主年幼，秉性软弱，成为梁氏姐弟操纵的傀儡。梁太后把朝政大权全部委之于梁乙埋，乙埋又安排他的子弟和亲信担任要职。他与其亲信、掌握兵权的都罗马尾、梁太后的侍卫罔萌讹等三人，组成新的母党集团，牢牢控制最高统治权。同时排斥异己，如元昊之弟嵬名浪遇在谅祚时曾主持朝政，担任都统军，精通兵法，熟谙边事，因不附梁氏兄妹，被梁乙埋罢官流放。

梁氏母党集团为了争取党项贵族的支持，一改谅祚时期改行的汉礼，恢复蕃礼，以此笼络。乾道二年（1069）七月，梁太后假借秉常的名义，向宋朝上表，请求恢复夏的蕃仪，得到宋朝的允许。

从乾道元年到大安二年（1068—1076）的近十年中，梁太后和梁乙埋姐弟擅权，连年向宋朝发动战争，企图用战争的手段来提高自己的威信，并以此向宋朝索取厚赐。天赐礼盛国庆元年（1070）八月，梁太后亲自点集30万兵马，倾巢出动“赍百日粮，攻沿边五路”，大举进攻宋朝大顺城。后军屯榆林，距宋庆州（今甘肃庆阳）40余里，夏军游骑直逼庆州城下，造成了宋朝“陕右大震”的局面。后因吐蕃首领董毡，乘虚率兵攻入夏西境，迫使梁乙埋匆忙撤军。次年，宋夏争夺罗城之战后，夏虽然取胜，也是依靠乞求辽出兵助战才取得的。其时夏甚感财政拮据，兵力疲困，政治也不稳定，才与宋朝议和。

欲有所作为而遭囚禁大安二年（1076）正月，秉常年岁，开始亲理朝政，但实权仍操在太后与梁乙埋手中。秉常也是一个十分喜好汉族儒家文化的君主。在与宋朝作战中西夏俘虏了不少汉人文士，秉常向他们请教和学习宋朝礼仪制度，准备在夏“复行汉礼”，废除“蕃仪”。大安六年（1080）正月，正式下令付诸实施。这一举动受到梁太后和梁乙埋及母党势力的劝阻和竭力反对，秉常不予理会。七年，为了寻求支持和依靠以削弱梁氏母党集团势力，秉常接受大将李清的建议，打算将黄河以南之地划归宋朝，用结好的办法，借助宋朝的势力对付梁氏母党势力。李清正准备出使宋朝时，被梁太后得知，她召集幸臣罔萌讹等密谋，诱来李清饮酒，即捕而杀之，又立即将秉常囚禁在距兴庆府宫五里之地的木砦。同时下令命梁乙埋与罔萌讹等聚集兵马，控制河梁要道，断绝都城与外界的联系。秉常被囚禁的消息终于传了出去，一时朝廷上下震惊。秉常的皇族亲党、左右亲信和各地部族首领纷纷拥兵固守所属城池堡寨，与梁氏母党势力对抗。梁乙埋多次派亲信持银牌招谕，晓以利害，但也无人听命，一时夏国处于混乱之中。

夏保泰监军司统军吐蕃族禹藏花麻，一向对诸梁的专权不满。当他听到秉常被囚禁的消息后，于大安七年（1081）五月，以夏国主失位，国内变乱为由，向宋熙州发文照会宋朝，照会称“夏国母子不协，杀其重臣，上下汹汹，若发兵来讨，请举族以应”①。宋神宗据此诏熙州知州苗授，派人认真核实后上报朝廷。六月，宋保安军以经略司命令，移文宥州向夏通牒称：“夏国世世称藩，朝廷时与岁赐。比年以来遵奉誓诏，谨修职贡，恩义甚至。今闻国主为强臣所制，不能专命国事，亦未能悬测存亡。今朝廷将差降赐生日及仲冬国信使入界，未审至时何人承受，及本国现今何人主领。请速具报，以须闻达。”②梁太后见牒后无法作出答复。

永乐城大捷这时在对待夏国的内乱上，宋朝有主战与反战两派。主战派以鄜延路总管种谔为代表，他在上疏中称：“西夏内乱，宜兴师问罪，此千载一时之会。”③他在神宗召见时更夸口：“夏国无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来耳。”④反战派如知枢密院孙固、知谏院滕元发等人，所持理由是“举兵易，解祸难”。主张对夏采取从政治上“分裂其地”的策略，反战派的主张遭到宋神宗的拒绝。宋朝最终部署了近50万大军，兵分五路，以熙河经略使宦官李宪为统帅，从东、南、西南三个方面发起对夏的全面攻击。宋军五路攻夏，开始连连得胜，夏军节节败退。梁太后束手无策，向群臣问计，一老将向梁太后献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终于击退优势的宋军，败宋军于灵州城下。大安八年（1082）七月，宋朝在夏、银、宥三州界修建永乐城，形成了对夏的威胁。九月，梁太后命令夏统军叶悖麻、咩讹埋领六监军司所辖30万大军进攻永乐城，宋将徐禧出动7万大军迎战于永乐城下，初战失利，宋军败退入城中，又被夏军断绝水源与粮运，城遂被攻破，宋将自徐禧以下将校死亡数百人，士卒役夫伤亡数万。宋神宗听到永乐城惨败的消息，临朝失声痛哭。战后夏宋再度议和。

复位后忧愤而死梁太后囚禁秉常以来，因与宋朝连年的战争，宋朝给夏的岁赐和两国和市都已断绝，财政困乏，物价暴涨，官民怨恨，民不聊生。朝中对梁氏母党专权的不满情绪日趋激烈，要求秉常复位的呼声也不可遏止。大安九年（1083）闰六月，梁太后与梁乙埋等在众议纷纷中，让秉常复位，以缓和矛盾。秉常复位后，朝政大权仍然紧握在梁太后与梁乙埋手中，他们以秉常的名义遣使到宋朝上表请称臣纳贡，以求重新得到宋朝的“岁赐”。另一方面又以索回夏旧有疆土为理由，继续对宋朝边境进行骚扰、攻掠。大安十一年（1085）二月，国相梁乙埋死，在梁太后的一手操纵下，立梁乙埋之子梁乙逋为国相，梁氏姑侄继续把持朝政，秉常仍然摆脱不掉梁太后的控制。

①《西夏书事》卷25。

②《西夏书事》卷25。

③《西夏书事》卷25。

④《宋史》卷335《种谔传》。

这年十月间，专横一世的梁太后也寿终正寝，梁乙逋失去了靠山，地位开始动摇。其时分掌左右厢兵的统帅、皇族仁多保忠公开与梁乙逋抗衡，夏统治集团内部皇族与后族的斗争更加尖锐激烈起来。软弱无能的秉常在这场激烈的争权夺利斗争中，自感无所作为，终日忧愤，难以自拔，于天安礼定元年（1086）七月十日死去，终年26岁。谥康靖皇帝，庙号惠宗。

第二节 惠宗梁太后

惠宗梁太后（？—1085），夏毅宗谅祚后梁氏。本为没藏讹庞之儿媳，后与谅祚私通，生秉常。奲都五年（1061）五月，谅祚亲政，迎梁氏入宫，立为后。又任其弟梁乙埋为家相。谅祚只活了21岁。乾道元年（1068）正月，秉常继位，时年8岁，尊母为恭肃章宪皇太后，垂帘摄政。以国舅梁乙埋任国相，委以朝政。乙埋与掌兵权的都罗马尾和梁太后幸臣罔萌讹三人擅权，擢其亲信担任要职，排除异己。都统军嵬名浪遇为元昊之弟，善用兵，又熟习边事，毅宗时曾掌政。其时，因不迎合梁氏母党集团行事，被罢官，徙往外地。

梁太后摄政后，一改毅宗时期实行的“汉礼”，乾道二年（1069）七月，梁太后以秉常的名义给宋朝上表，请求准于在夏恢复“蕃仪”。大安二年（1076），秉常亲政，六年（1080）一月，秉常在皇族支持下，又下令取消“蕃仪”，恢复“汉礼”，由于朝政大权仍操在梁太后为首的母党集团手中，所以未能实行。七年三月，夏将李清向秉常建议，以将黄河以南夏境的荒地划归宋朝为条件，与宋朝结好，以便借助宋朝力量削弱梁氏母党势力。此事被梁太后得知，便召幸臣罔萌讹密谋，诱杀李清，囚禁秉常于兴庆府外。秉常被囚禁的消息传出后，秉常皇族亲党和一些部族首领固守堡寨要路，与母党对抗。五月，夏保泰统军禹藏花麻以秉常失位，请宋朝发兵征讨，并愿作内应。宋朝立即调遣近50万大军，于六月间出动，兵分熙河、鄜延、环庆、泾原、河东五路进攻夏。梁太后慌忙点集各监军司兵，委大将梁永能总领抵御。宋军五路攻入夏国，连连得胜，夏军节节败退。梁太后束手无策，向群臣问计。一老将说：“不须拒之，但坚壁清野，纵其深入，聚劲兵兴、灵，而以轻骑抄其馈运，诸军无食，可不战困也。”①梁太后采纳老将的意见，尽调十二监军司10余万精兵，驻防兴庆府等要冲，坚守城堡，不断遣精骑袭击宋军馈运，断其粮道。宋军刘昌祚部围灵州18天不能破，粮饷不继。当宋军兵士处于饥寒交迫之时，梁太后令决七级渠水灌宋营，兵士被溺而死者无数，宋军溃败而逃。其他各路宋军也因粮草断绝，先后溃败。

梁太后摄政时期，在梁乙埋的支持下，一贯奉行穷兵黩武的战争政策。

从乾道元年（1068）到大安十一年（1085）梁乙埋死止的17年中，梁氏兄妹对宋朝的进攻达40余次，平均每年都有二三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如天赐礼盛国庆元年（1070）八月，梁氏兄妹点集国内70岁以下，15岁以上号称30万，“赍百日粮，攻沿边五路”②，大举进攻宋朝大顺城，大军屯驻榆林，距庆州40余里，游骑直至庆州城下，造成宋朝“陕右大震”的局面。大安二年（1076）正月，秉常亲政，仅仅五年之后，大安七年（1081）又被囚禁，梁太后重又摄政。八年三月，梁太后又点集“河内、西凉府、罗庞岭及甘、肃、瓜、沙州民，十人发九，齐赴兴州，议大举”①。令都统军嵬名妹精嵬、副统军讹勃遇领兵数万进攻环庆，抄掠淮安镇，被宋朝守将张守约合诸路兵掩击，夏将败死。同年七月，为雪淮安之耻，梁太后又点集十二监军司兵及“诸州僧道，会于铁牟、天都二山没烟峡、葫芦河诸处，各赍五月粮入寇”②，大举进攻镇戎军，此战获胜。八月，进攻宋麟州，围神木堡，杀宋巡检使高素。九月，梁太后又遣统军叶悖麻率铁鹞军攻破宋朝新筑永乐城，杀给事中徐禧，耀兵于米脂城下，三日而还。

梁太后囚禁秉常，又与宋朝连年作战，使宋朝对夏的“岁赐”与和市两绝。财用困乏，物价暴涨，民不聊生。梁太后专权引起国人的不满。大安九年（1083）六月，梁太后与梁乙埋商议，只好又让秉常复位，以缓和矛盾。但秉常复位，朝政大权仍然控制在梁氏兄妹手中。梁太后一方面遣使向宋朝称臣纳贡，以便重新得到宋朝的“岁赐”；一方面又以索还夏旧有疆土为理由，继续对宋朝边地进攻和抄掠。大安十一年（1085）二月，梁乙埋死。在梁太后的支持下，梁乙埋的儿子梁乙逋担任国相，继续主政。同年十月，梁太后病死。太后体弱多病，嗜好服药，晚年始得孙乾顺，十分钟爱，常亲自抚育照料。临终时嘱咐秉常：“世受朝廷封爵，恩礼备隆。今虽边事未已，属纩之后，急宜奉遗以进，示不忘恭顺之义，虽瞑目无憾。”③梁太后死后，秉常谨遵母训，遣使到宋朝告哀，宋朝也遣使臣到夏吊慰、祭奠。

①《西夏书事》卷25。

②《西夏书事》卷22。

①《西夏书事》卷26。

②《西夏书事》卷26。

③《西夏书事》卷27。

（谢选骏指出：少数民族领头杜撰的《中国通史》，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最感兴趣，不惜花费超额笔墨予以涂鸦。） 

【第七十二章 夏崇宗 崇宗梁太后】

第一节 夏崇宗母党专权

夏崇宗（1084—1139），名乾顺。夏惠宗长子，梁氏生。其祖母梁太后晚年得孙，十分钟爱，常亲自提抱着顾。天安礼定元年（1086）七月，太后和秉常先后去世，乾顺即帝位，年仅3岁，由母后梁氏和舅父梁乙逋共辅政。是年八月改元天仪治平。次年（1087）正月，宋朝遣使册封乾顺为夏国王。天仪治平四年（1089）七月，辽朝也派遣使臣册封乾顺为夏国王。

其时出现了又一次梁氏母党势力专权的局面。梁后与梁乙逋兄妹依仗梁氏家族“一门二后”的威势，对内扩大母党势力，牢固地控制朝政大权；对秉常旧时亲信和老臣，都设事陷害，打击排挤。为了缓和矛盾，效法前朝，仍推行穷兵黩武的战争政策，用不断地对宋朝的用兵，以转移并缓和国内的危机。从夏大安十一年（1085）到永安二年（1099）的13年时间内，夏对宋朝发动的大小战事达50余次，有的一年内达六七次以上。梁乙逋一边频繁进攻宋朝，一边还同宋朝贡使交聘，往来不绝。他往往在集兵进攻宋朝时对部下声称：“吾之所以连年点集，欲使南朝惧吾，为国人求罢兵耳。”①梁乙逋擅权，到后来逐渐发展到企图控制太后，甚至图谋篡夺太后的权，兄妹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天祐民安三年（1092）十月，宋夏环庆之战中，梁太后亲自领兵作战，不授予梁乙逋的统兵权，梁乙逋心怀疑虑与不满，遂更加紧了篡权活动。天祐民安五年（1094）十月，梁太后得到了梁乙逋阴谋叛乱的报告，她在皇族大臣嵬名阿吴和仁多保忠的支持下，逮捕诛杀梁乙逋及其家属。

梁太后消除异己势力，亲自掌权，挟持年幼的乾顺，继续对宋朝用兵。

天祐民安七年（1096）十月，乾顺在其母梁太后的圣命下，侍母御驾亲征，集兵号称50万，进犯宋朝的鄜延路，攻陷金明砦。此战还把掳获的宋俘献给辽。永安元年（1098）十月，梁太后又使乾顺认可，由她亲率号称40万之众与宋朝争夺平夏城（今宁夏固原境），强攻十三日，城终未攻下，梁太后在粮草缺乏的情况下，又遭暴风袭击，大败溃逃。又派人向辽求援。永安二年，辽道宗看出梁太后擅权专恣，已经不得人心，不能给予支持，遂遣人至夏，鸩杀梁太后，命乾顺亲政，时年岁。

乾顺执政乾顺借助于辽朝的力量，结束了母党专权的局面，又依靠辽道宗的扶植亲政。因此乾顺执政后，在政治上完全依附于辽朝，对宋朝则采取和解政策。永安二年（1099）二月，乾顺出兵帮助辽平息了拔思母部的起义。乾顺希望同宋朝讲和，宋哲宗不许。在辽朝出面斡旋的情况下，乾顺又处死曾为梁太后策划扰宋边境的嵬保没、■结讹遇二人，并遣使向宋朝上谢罪表，宋朝才答应与夏议和，恢复“岁赐”。永安三年十一月，乾顺向辽请婚，意在消除①《西夏书事》卷29。

因梁太后之死而造成的夏辽隔阂，再次用联姻的方式巩固夏辽关系，但辽道宗终未允许。道宗死后，天祚帝在位之时，夏贞观二年（1102）六月和三年五月，乾顺又两次遣使向辽请婚，夏使臣李至忠等对天祚帝一再称颂乾顺：“秉性英明，处事谨慎，守成令主也。”①辽主才答应了婚事。贞观四年（1104）三月，辽主封宗室女南仙为成安公主，嫁给乾顺。

以汉法治国西夏自元昊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着“蕃礼”与“汉礼”之争，毅宗、惠宗两朝经过反复，到乾顺时斗争更加激烈。乾顺对高度发展的儒家文化与汉族文明十分倾慕，他决定在夏大力提倡汉文化，以改变西夏的落后风气。永安三年（1101），他借御史中丞薛元礼之口倡导儒学，在薛元礼的上疏中称：“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尊行儒教，崇尚诗书，盖西北之遗风不可以立教化也”。②因此，只有重新提倡汉学，才能改变夏的不良风气，挽救面临的危机。乾顺采纳了薛元礼的建议，下令在原有的“蕃学”之外，特建“国学”，教授汉学。挑选皇亲贵族子弟300人，建立“养贤务”，由官府供给廪食，设置教授，进行培养。乾顺尊儒崇佛，夏贞观三年（1103）二月，乾顺为母后祈福，于甘州（今甘肃张掖）建造宏伟壮丽的卧佛寺。十二年（1112），正式公布按资格任用官吏的办法，除“宗族世家议功议亲俱加蕃、汉一等”外，对擅长文学的士人“尤以不次擢”，给予特别的优待。①乾顺自己也喜欢附庸风雅，曾借大臣高守忠宅第后院生长灵芝，以为祥瑞，百官朝贺之际，乾顺作《灵芝歌》与诸大臣酬唱，并“勒石志瑞”。有的贵族大臣对乾顺重文轻武的举措不满。其时正逢连年水旱灾荒，乾顺命诸臣言得失，御史大夫谋宁克任立即上疏，对乾顺的重文轻武政策提出看法，指出：“既隆文治，尤修武备，毋徒慕好士之虚名，而忘御边之实务也”②。但乾顺不予采纳。

乾顺亲政后，吸取前朝外威专权的历史教训，努力削夺母党势力。其时梁后亲信嵬名阿吴已死，乾顺以统军仁多保忠心怀异志，解除其兵权。另一方面又采取分封皇族以巩固帝王权力的措施。贞观三年（1103）九月，乾顺封勇武多谋的庶弟察哥为晋王，并让他掌握兵权。元德二年（1120）十一月，又封宗室景思子仁忠为濮王，仁礼为舒王。仁忠、仁礼兄弟二人通晓蕃、汉文字，又擅长诗文，乾顺爱其才，又授仁忠为礼部郎中，仁礼为河南转运使。封大臣嵬名安惠为梁国正献王。

①《西夏书事》卷31。

②《西夏书事》卷31。

①《西夏书事》卷32。

②《西夏书事》卷32。

“乾顺盛世”

宋徽宗继位后，宋朝起用蔡京为相，开始对西夏用兵。夏贞观四年（1104）五月，宋陕西转运使、知延州陶节夫，出兵进攻石堡砦，夺其粮食窖藏，筑城堡以守。乾顺愤然说：“汉家夺吾金窟埚！”进出动铁骑相争，夏兵被击退。六月，夏军与宋将折可适战于灵州川，又败。十月，乾顺遣使向宋朝请和，遭到拒绝后，被迫集聚四监军司兵力，向宋朝泾原等州发动进攻，包围平夏城，又攻镇戎军。从贞观五年至六年，宋军多次进攻夏，夏军一再被击败。乾顺两次遣使向辽求援，辽朝为此遣使向宋朝入贡，请求罢兵，并请归还所占西夏的土地。贞观六年（1106）二月，迫于辽的压力和权宜之计，宋徽宗答应归还崇宁以来所占领的西夏边地，与夏议和。但是宋朝权臣蔡京、童贯集团对西夏用兵，实行开边以邀功的方针并没有改变，在经过七年多的准备之后，又重新开始对西夏的战争。从雍宁二年（1115）至元德元年（lll9），宋军多次攻入夏，宋熙河经略使刘法军深入夏都城兴州、灵州腹心地区，乾顺命晋王察哥率步骑万余人迎战，夏军奋勇力敌，全歼刘法所部，宋军死伤数万。夏军乘胜攻破宋统安城，进围震武城。元德元年六月，乾顺在对宋作战大获全胜的情况下，又以辽的名义再次向宋朝请和，宋朝被迫接受与夏议和。

其时，女真族金国建立，南下进攻辽朝，攻克辽中京，又进至西京。元德四年（1122）三月，乾顺派出5000兵马援助西京，西京失守遂还师。五月，乾顺得知辽天祚帝逃入阴山，乃遣大将李良辅领兵3万救援，与金将完颜娄室战于宜川河畔，夏兵大败。七月，乾顺遣大臣曹价向天祚帝恭问起居，并馈赠粮饷。元德五年（1123）正月，乾顺再次出兵救辽，被金兵阻击不能前进。五月，天祚帝伪降金朝，西遁云内州（今内蒙古吐默特左旗），乾顺遣使于夏边境迎驾，请天祚帝入夏境。六月，天祚帝遣使册乾顺为夏国皇帝，且诏命发兵救辽。这时，金朝也派遣使臣入夏，向乾顺提出：如天祚帝逃入夏境，应将其擒捕送金；夏如能以事辽之礼事金，金允许将辽西北一带地割让给夏。乾顺见辽朝灭亡已成定局，为了保全夏国的割据地位，遂答应了金的条件。元德六年（1124）三月，乾顺向金朝上誓表，表示依附于金。辽灭亡后，乾顺妃辽成安公主知故国已亡，悲痛不已，在宫中绝食而死。

元德八年（1126）三月，乾顺乘金兵进攻宋朝的机会，派兵将原来宋朝在夏边境修筑的城堡陆续攻占。他根据金朝对夏的许诺，进占天德、云内、武州及河东八馆地带，以及宋边境震武城（今陕西榆林境）。又攻占宋朝西安州、麟州建宁砦、怀德军，乘胜攻克天都寨，围兰州，大肆掳掠后撤军而还。不久金将完颜宗弼又派兵强占天德、云内等州，乾顺向金朝提出质问。正德元年（1127）三月，金朝与夏划定疆界，金朝把陕西北部约数千里之地划给夏，以此作为天德、云内等地的抵偿。正德二年九月到次年七月，乾顺出兵攻占宋定边军（今陕西吴旗境）与德静砦（今陕西榆林境）。大德二年（1136）七月，又攻占西宁州（今青海西宁）。三年九月，乾顺遣使携带重金到金，请求熙、秦河外诸州地归夏，金允将乐州（今青海乐都）、积石州（今青海贵德境）、廓州（今青海化隆境）等三州割让给夏国。至此，乾顺取得了湟水流域之地，夏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疆域。

北宋灭亡后，南宋高宗于夏正德二年（1128）正月及四年正月，两次遣使与夏国通好，乾顺都无回应，并于正德六年（1132）下令停行宋朝所赐历书。八月，乾顺听到金朝集兵云中，将取川陕的消息，恐金将进攻夏国，遂遣使至川陕宋朝军中，表示愿与宋朝通好。大德三年（1137）四月，宋朝知西安州任得敬投降西夏，并将17岁的女儿献给乾顺为妃。乾顺擢任得敬为静州防御使。乾顺对任妃非常宠爱，于四年八月，命御史大夫芭里祖仁持册立为皇后，同时升任得敬为静州都统军。夏大德五年（1139）六月初四日，乾顺卒。谥圣文皇帝，庙号崇宗。

第二节 崇宗梁太后

崇宗梁太后（？—1099），夏惠宗秉常后梁氏，梁乙埋之女。大安十一年（1085）二月，梁乙埋死，其子梁乙逋世袭国相。同年十月，惠宗母梁太后死，梁乙逋以妹嫁秉常，以国舅与国相的身份与梁后把持朝政。梁乙逋与大臣仁多保忠分掌东西厢兵，势力相抗，猜忌日深，秉常约束不了，忧愤中死去。次年，天安礼定元年（1086）七月，由3岁儿子乾顺继位，尊母梁后为昭简文穆皇太后。

乾顺即位，改元天仪治平。由于乾顺年幼，例由母后摄政，朝政大权实际上操在梁太后和梁乙逋兄妹手中。梁乙逋依仗梁氏“一门二后”的威势，对内扩大母党势力，牢固地控制朝政大权，对秉常旧时亲信和老臣设事陷害。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与皇族外戚之间日趋尖锐的矛盾，又采用对外战争的办法谋求缓和。从大安十一年（1085）起到永安二年（1099）梁太后被杀止的13年中，梁太后与梁乙逋对宋朝发动的大小战事达50次以上，往往一年内多达六七次之多。如天仪治平二年（1087）四月，借口宋朝筑龛谷砦，纵兵入泾原抄掠。五月，联合西蕃阿里骨会兵围南川砦，又进攻定西城。六月，以数千骑攻入秦州，围掠陇诺堡。七月，梁乙逋假乾顺诏命，胁迫卓罗监军司都统军仁多保忠率兵进攻泾原，侵扰镇戎军。又约青唐阿里骨等预谋大举进攻宋朝。八月，梁乙逋点集十二监军司兵于天都山，与梁太后同驾亲领；并约请吐蕃首领阿里骨、鬼章等攻宋熙、河、洮等州，不胜而还。九月，梁乙逋又命仁多保忠率10万兵入泾原，声言将由“国母”梁太后亲驾，进攻镇戎军。宋将不敢战，夏兵即“四散樵采，焚庐舍，毁冢墓”①，大肆掳掠，后被宋军击退。

梁氏兄妹奉行战争政策，一方面对宋朝发动频繁的进攻，一方面还同宋朝保持臣属关系，贡使往来不绝，为的是探其虚实，更重要的是能从宋朝得到“岁赐”。梁乙逋在进攻宋朝时还多次对部下说：“吾之所以连年点集，欲使南朝惧吾，为国人求罢兵耳。”②他甚至常常在朝中夸耀：“嵬名家人有如此功否？中国曾如此畏否？”③朝中大臣敢怒而不敢言。至是，梁乙逋更自命不凡，刑赏自专，目中无人，甚至也不把梁太后放在眼里，常常给予制约。于是梁太后兄妹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天祐民安三年（1082）十月，宋夏环庆之役，梁太后亲自领兵作战，不授予梁乙逋兵权，乙逋十分不满，加紧了篡权活动。五年十月，梁乙逋阴谋叛乱，被大臣嵬名阿吴、仁多保忠等发觉，在梁太后的支持下，仁多保忠等率部众讨杀梁乙逋，并诛灭其全家。

①《西夏书事》卷28。

②《西夏书事》卷29。

③《西夏书事》卷29。

乾顺母梁太后是夏国皇太后中少有的穷兵黩武者。梁乙逋生前她同梁乙逋共同领兵作战，也经常独自领兵出战。梁乙逋死后，从天祐民安七年（1096）到永安二年（1099）的短短三年中，她亲自发动对宋朝的进攻有二十几次。天祐民安七年（1096）二月，梁太后纵兵从绥德进入宋境，攻义合堡。三月，集万众围塞门砦。十月，以50万大军，兵分三路大举进攻宋鄜延路，梁太后与乾顺母子御驾亲临阵前督战。永安元年（1098）十月，宋朝在平夏一带修筑城砦以防卫夏进攻。梁太后欲争其地，准备点集全国兵力进行争夺。贵族上层也纷纷议论：“唱歌作乐地，都被汉家占却，后何以堪？”①更加助长了梁太后争战的决心。于是太后调集40万大军，亲自率领，自没烟峡疾趋，进攻平夏城。为了攻城，梁太后督造一种名为“对垒”的战车，每次攻城用百余辆，载数百人，填沟壕而进。夏兵奋力攻城，飞石激火，昼夜不息。宋朝守将郭成日夜督军固守，并乘机袭击夏军，夏军死伤万余。攻城至十三日，城坚守不下，夏军粮草不继，又遇天变，“一夕大风起，西北冲车悉震折，众大溃，梁氏惭哭，剺面而遁”②。

梁乙逋被杀后，梁太后掌握了军政大权，挟持乾顺，继续进犯宋朝边境，多次乞兵于辽朝。辽道宗素来厌恶梁太后，故累次乞援都不予理睬。其后梁太后在给辽道宗的上表中言辞多有不逊，道宗十分恼怒。到永安二年（1099）正月，乾顺已年满岁，但梁太后仍不许他亲政。辽道宗即遣使至夏，用毒酒将梁太后毒死。乾顺在辽朝的支持下开始亲政。

①《西夏书事》卷30。

②《西夏书事》卷30。

（谢选骏指出：少数民族领头杜撰的《中国通史》，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最感兴趣，不惜花费超额笔墨予以涂鸦。）

【第七十三章 夏仁宗任得敬】

第一节 夏仁宗平定叛乱，安抚国民

夏仁宗（1124—1193），名仁孝。夏崇宗长子，元德六年（1124）九月，曹氏所生。出世时“异光满室”，乾顺妃辽成安公主见后极爱之，请名“仁孝”，常令保姆抱至宫中，爱抚不忍离去。大德五年（1139）六月，乾顺卒，仁孝时年岁，继立为帝，尊生母曹氏和庶母任氏并立为太后。次年改元大庆，二月，立党项大族之女罔氏为皇后。

仁孝初立，夏国发生了萧合达叛乱事件。萧合达本辽将领，扈从成安公主来到夏国，因武勇善骑射，乾顺留之，从征多有战功，赐国姓，提升为夏州都统。乾顺背辽附金后，成安公主及世子仁爱相继卒，萧合达遣人赴西域寻访耶律大石未成，遂愤而据夏州城叛。他联络阴山和河东的契丹部族，图谋拥立辽朝的皇室后裔，恢复辽朝。大庆元年（1140）六、七月间，萧合达叛军进围西平府，攻克盐州（今宁夏盐池境），直逼贺兰山，兴州大震。八月，仁孝命静州都统任得敬平叛，任得敬出师顺利，于十月间迅速平定夏州，进攻盐州，萧合达叛军败逃，北奔至黄河口不得渡，被任得敬军捕杀。因平叛有功，任得敬又提升为翔庆军都统军，晋封西平公。大庆二年（1141）六月，仁孝又诛杀了图谋叛投金朝的慕洧、慕溶兄弟。同年八月，群臣为仁孝上尊号“制义去邪”①。

大庆三年（1142）九月，夏国发生严重的饥荒，粮价飞涨，一升米竟卖到百钱。大庆四年（1143）三月，都城兴庆府又发生强烈地震，余震“逾月不止，坏官私庐舍，城壁，人畜死者万数”。②四月，夏州发生地裂，黑沙涌出，高达数丈。树木，民居被陷没。由于地震、饥荒造成的灾难，使党项部民难以生存，只有铤而走险，举行武装起义，反抗朝廷。在这一年的七月间，韦州的大斌，静州的埋庆，定州的竾浪、富儿等部族人民纷纷起义，多者万人，少者也有五六千人，他们攻劫州城，州县连连告急。仁孝对面临的灾难和危机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他采纳御史大夫苏执义的建议，对遭受地震、地裂灾害严重的兴庆府、夏州地区人民，凡因灾而死亡二人者免租税三年；死一人免租税二年；受伤者免租税一年。房舍塌毁者令官府帮助修复。同年八月，仁孝采纳枢密承旨苏执礼的建议，实行赈法，对饥荒严重的地区，下令诸州官吏视察，按灾荒轻重程度，使赈济抚恤达于井里。对起义的蕃部，仁孝依靠西平都统军任得敬，采取武装镇压和收买瓦解相结合的办法，逐渐平息了韦州、静州等地起义，唯定州竾浪、富儿二族部民，据险扼守，顽强抵抗达两个月之久。任得敬对蕃部寨民乘夜偷袭，终因寡不敌众，蕃部起义失败，首领哆讹被擒后惨遭杀害。

①《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以儒治国

仁孝仰慕汉文化，他继位之后，除着意维持与金朝的友好关系外，仍不忘怀与宋朝的交往。人庆元年（1144）五月，仁孝遣使赴宋朝贺天申节，向宋朝贡献珠玉、金带、绫罗、纱布、马匹等物，恢复了同宋朝中断了近二十年的聘使往来。同年十二月，又遣使到宋朝贺正旦，贡献金酒器、绫罗、纱縠等物，意在进一步密切同南宋的交往。宋朝的儒家文化对仁孝具有吸引力。早在这一年的六月，仁孝下令在各州县设立学校，进学的子弟增至3000人，比崇宗朝的“国学”人数增加了十倍。仁孝又于皇宫中设立“小学”，置教授，凡夏宗室子孙自7岁至15岁皆得入学。仁孝与皇后罔氏也经常亲临训导。人庆二年（1145）七月，仁孝更模仿宋朝制度，建立“太学”，他亲自主持“释奠”大礼，又给予师生赏赐。同年，仁孝下令乐官李元儒，参照汉族乐书，结合西夏现行制度，重新修订国家乐律，至人庆五年（1148）五月，历时三年始成，赐名《新律》。①人庆三年三月，仁孝“尊孔子为文宣帝”②，下令州郡建立孔庙，祭祖孔子。四年（1147）八月，仿宋朝制度，实行科举，正式策试举人，立唱名法。又设立“童子科”，逐步完善了通过科举选拔官吏的制度。次年三月，又建“内学”，仁孝亲自选派名儒主持讲学。天盛三年（1151）十二月，仁孝委任家学深厚，汉文和西夏文字著作丰富的学者斡道冲担任蕃汉学教授。六年九月，借与金朝聘使之便，遣使向金朝购置儒、佛经典。天盛十三年（11）正月，仁孝于中央机构中设立翰林学士院，以王佥、焦景颜等人为学士。五月，命王佥等掌管国史，纂修李氏实录。十六年（14）八月，仁孝追封西夏文字的创制人野利仁荣为广惠王，以表彰他对西夏文化的功绩。仁孝时期是西夏文化的鼎盛时期，大量的文化与学术著作问世，印刷与出版事业十分发达。已发现的仁孝时期的雕版印刷书籍，有诗歌集《月月娱诗》、谚语集《新集锦合辞》、《圣立义海》，西夏文和汉文对照双解辞典《蕃汉合时掌中珠》，韵书《文海宝韵》等。

仁孝崇信佛教。天盛十一年（1159），仁孝派遣使者到西藏，奉迎迦玛迦举教派的始祖都松钦巴。都松钦巴派大弟子格西藏琐布赍经像到凉州，仁孝奉其为上师，并组织人力大规模翻译他带来的佛经。仁孝还向西藏粗布寺敬献金缨络、金幢盖等佛塔饰物。仁孝时期佛教发展到大规模的校经时期，现存的西夏时期佛经中属仁孝时期校经的有《悲华经》、《佛说宝雨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大宝积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等数十部。乾祐二十年（1189），仁孝派人请来宗律、净戒、玄密国师等，在大度民寺举行盛**会，一次施散西夏文和汉文佛经达15万卷。

修订法典仁孝提倡以儒治国的同时，十分注意加强法律制度的建设。天盛年间（1149—19）仁孝专门组织人员编纂法典，在修订旧有法律的基础上，新修法典定名《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共20卷，用西夏文刻印颁布通行。这是一部参照唐、宋律令，结合西夏实情，包括民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经济法、军事法等内容的综合性法典。仁孝在位时期，为适应经济和文化飞速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完善朝廷和地方的官制机构和吏治建设。人庆二年（1145）六月，仁孝“下诏求直言”。天盛十年（1158）五月，设立铸钱机构，名“通济监”，仁孝命监察御史梁惟忠掌监务，所铸有“天盛永宝”钱等。天盛十四年十月，仁孝为便于议事和顾问，将朝廷行政和军事的首脑机关，移置于宫廷中。次年五月，又颁发禁止奢侈的诏令。仁孝重视吏治建设，前朝重臣晋王察哥，常倚战功，作威作福，其年七十，犹妻妾成群，任意抢夺民间宅园。生前仁孝奈何不得，察哥死，仁孝立即下令将其宅园归还原主。当时担任国相的任得敬之弟殿前太尉任得聪，兴庆府尹任得恭二人，倚仗其兄之势弄权、受贿。仁孝得到举报即罢其官。仁孝对鲠直廉介的官吏多重用、保护，翰林学士焦景颜，刚直不阿，他在朝中当面怒斥和揭露权相之弟副都承旨任纯忠的奸行，得到仁孝的支持，并提升焦景颜官兼枢密都承旨。御史中丞**公济，见任得敬自恃国丈的身份擅权日甚，上疏请仁孝罢斥其官。任得敬知此欲借故杀害**公济，仁孝恐其遭害，即令**公济致仕归乡。惩办佞臣仁孝对佞臣任得敬的忍让与纵容几乎导致了夏国的分裂和灭亡。任得敬本为宋朝西安州通判，投降夏国后，献女为妃，以镇压夏国蕃部之乱和农牧民起义为进身之阶，一路飞黄腾达，由防御使、都统军，进封西平公。入朝为尚书令，中书令，任国相，更进爵为楚王。其出入仪从，几乎与仁孝一样。天盛十七年（15）五月，任得敬图谋篡权分治，准备把仁孝安置于瓜州（今甘肃安西）和沙州（今甘肃敦煌）一带，自己窃据灵、兴地区，把夏国一分为二。于是任得敬开始征发民夫10万，大筑灵州城，在翔庆军司的驻地修建宫殿。又派出使者携帛书去四川同南宋将领秘密联络。乾祐元年（1170）五月，仁孝被迫接受任得敬的分治要求，准备将夏国西南路及灵州罗庞岭分归任得敬，让他另立王。仁孝在任得敬的胁迫下，又派遣左枢密使浪讹进忠、翰林学士焦景颜出使金朝，为任得敬请求册封。由于金朝的出面干预，仁孝在金朝的支持和援助下，与皇族亲信迅速采取行动，密令其弟仁友等诱捕任得聪、任得仁等。同年八月三十日，仁孝设计诛杀任得敬及其族人党羽，一举粉碎了任得敬的阴谋，并遣使向金朝致谢。乾祐二年（1171）五月，仁孝任命斡道冲为中书令，不久又升为国相。

附金和宋

仁孝在位时期，正是辽亡金兴，宋室南渡，夏国处于金朝的包围之中，仁孝采取附金和宋之策。这个时期夏国与金朝聘使往来十分频繁，仁孝既要依附于金朝，又要显示自己乃一国之主的身份。如大庆二年（1141）六月，夏国枢密使慕濬与慕洧兄弟谋叛，欲附金国，被仁孝得知后捕杀。事后仁孝上表金熙宗告知此事，金熙宗责同仁孝专擅之罪，仁孝作例行的告谢。又如天盛元年（1149），金海陵王弑熙宗自立，金遣告哀使到夏国，仁孝不予接见，并责问金使：“圣德皇帝何为见废？”金世宗时，金朝先后关闭了同夏国的保安、兰州、绥德等榷场，仁孝为恢复夏金边市贸易，千方百计讨好金朝，选派工匠织造“百头帐”献给金世宗。夏国继崇宗之后，仁孝也向金朝请求割地。人庆三年（1146）正月，仁孝又从金朝割让得到德威城（今甘肃靖远西）、定边军等沿边土地。夏国的疆域包括了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全部，甘肃省的大部，陕西省的北部，内蒙古自治区的西南部，青海省的东北部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部分地区。仁孝时期是夏国疆域最为广阔的时期。夏乾祐二十四年（1193）九月二十日，仁孝去世。仁孝在位五十五年，寿命七十岁，他在夏国皇帝中在位最久，寿命最长。谥圣德皇帝，庙号仁宗。第二节任得敬任得敬（？—1170），宋朝西安州（今宁夏海原西）通判。夏元德八年（1126）九月，崇宗乾顺进攻西安州，任得敬率民献城降夏，乾顺命权知州事。大德三年（1137），任得敬有女年十七，貌美，使其弟得聪饰以进献，乾顺纳为妃。又擢为静州防御使。

任妃庄重寡言，待下宽厚有恩，与乾顺曹妃并居，相处融洽，乾顺对她十分喜爱。任得敬自此蓄意使其女立为皇后，常以货财贿赂朝中显贵及宗室掌权者，并买通了御史大夫芭里祖仁。为此芭里祖仁向乾顺上疏言立后事，疏中言：“古者天子娶后，藩国来媵，诸侯一娶九女。盖奉宗庙，广继嗣，阴教之职不可缺，中宫之位不可虚也。伏见陛下两妃并立，位号相夷，而无嫡以统之，则势必近争情，且生妒，岂所以防淫慝塞祸乱乎？今宜择簪绂名家，勋庸世族，素优才行，配合坤仪，庶儿上协神祇之心，下副臣民之望。”①乾顺向众朝臣征询意见，都奉承说，门第才德谁也不及任妃。于是于大德四年（1138）八月，乾顺命芭里祖仁持册立任妃为皇后。升任其父任得敬为静州都统军。

夏大德五年（1139）六月，乾顺死，子仁孝继位。仁孝尊任后与生母曹妃并为太后。大庆元年（1140）四月，夏国夏州统军萧合达据城叛乱，并联络辽朝旧部围攻灵州，又攻陷盐州，直接威胁都城兴庆府。合达遣人诱任得敬同叛，任得敬善待来人，尽得其虚实，乃向仁孝请兵讨伐夏州。十月，任得敬领兵至夏州，“阴为部署，外示闲暇”，麻痹敌人。一日凌晨，选精兵300突袭夏州，捕捉烽卒，继以骁骑5000疾驰入城，尽获萧合达妻孥，抚谕兵民，开仓赈给。又领兵进攻盐州，与从灵州赶来的合达相遇。任得敬挥众接战，萧合达兵败，北奔至黄河口不得渡，被斩首级。任得敬以功授以翔庆军都统军，封西平公。

大庆四年（1143），西夏发生严重的饥荒与地震灾害。威州、静州、定州等地相继暴发部民起义。任得敬“遣官抚谕诸盗，宥其首恶，解散余党，诸乱渐平”②。对恃险拒守抵抗的部族，乘夜发兵突袭其寨，擒其首领，安抚其族，诸州之乱遂平。任得敬为此居功自傲，在镇任意诛杀僚佐，不听谏劝。此时，任得敬已不甘心屈居州下，更图谋入朝参政。人庆四年（1147）五月，得敬使人上表请求入觐，仁孝欲许，御史大夫**公济上疏阻止：“窃见戚臣任得敬上表请朝，其心盖为干政地也。从古外戚擅权，国无不乱，得敬虽属懿亲，非我族类，能保其心之不异乎？惟陛下察之。”①中书令濮王仁忠亦言其不可。任得敬又暗中令任太后授意朝臣为他说项，任太后慑于濮王仁忠的威严，从不敢在朝中提起此事。人庆五年（1148）仁忠死，天盛元年（1149）七月，任得敬以金宝珠玉贿赂宗室晋王察哥，请促成入朝事，在察哥的斡旋下，仁孝即令任得敬入朝为尚书令。晋王察哥权倾朝野，任得敬百般谄事，二人十分相投。此后，任得敬越来越受宠于仁孝。次年十月，仁孝又进封得敬为中书令。天盛八年（1156）四月，晋王察哥死。九月，仁孝封任得敬任国相，大权独揽，无所顾忌；专横跋扈，结党营私，极力在朝中安插亲信。他安排其弟得仁为南院宣徽使，得聪为殿前太尉，得恭为兴庆府尹，侄纯忠为枢密副都丞旨。得聪、得恭二人倚势弄权，贿赂公行，秘书监王举弹劾他们，被罢了官。朝中大臣也多遭到排挤、打击和陷害。大臣蕃汉学教授斡道冲刚介梗直，因得罪任得敬，二十年不得志。御史中丞**公济因上疏参得敬，仁孝恐其被害，令致仕归里。任得敬的倒行逆施，连其女任太后也看不下去，“屡戒不听，日以盛满为忧”。天盛十二年（10）三月，任得敬又进爵为楚王，出入仪从，俨然与仁孝相同。他已经不把仁孝放在眼里，对仁孝尊崇儒学十分厌恶。同年十月，任得敬上疏仁孝“请废学校”，疏称：“经国在乎节俭，化俗贵有权衡。我国介在戎夷，地瘠民贫，耕获甚少。今设多士以任其滥竽，糜廪禄以恣其冗食，所费何资乎？”“望陛下一切罢之。”仁孝不予采纳。

任得敬欲谋篡权，首先进行分裂活动。天盛十七年（15）五月，他役使民夫10万大肆修建灵州城，以翔庆军监军司署为基础，营建新的西平宫殿。欲以仁孝安置瓜、沙一带，自己窃据灵、夏腹心之地。时逢盛夏溽暑，役夫劳累不堪，怨声载道。

任得敬分裂夏国，采取各种方式试探金朝的态度。天盛十八年二月，任得敬以旧属夏国庄浪族之陇逋、庞拜二门违命作乱，向金朝告知将出兵讨灭，金世宗不许。十月，任得敬出兵袭击归附金朝的庄浪族吹折、密臧二族，并掳其人畜、财物。次年三月，夏国遣使贺金朝万春节，以得敬弟武功大夫任得仁为贺节使，意在了解金世宗对袭击庄浪族的反应。同年十二月，任得敬生病，仁孝遣使到金朝为任得敬请医治病。金世宗派医治愈后，仁孝遣谢恩使任得聪至金致谢，任得敬亦附表进礼物致谢。金世宗洞悉任得敬附表进物之意，对夏国使臣说：“得敬自有定分，岂宜紊越！”①遂辞谢不受。任得敬已知金朝不可依靠，又于天盛二十年（18）五月，遣密使至四川，约宋宣抚使虞允文发兵夹攻西蕃以为己助。七月，任得敬再以帛书约四川出兵时，为夏兵所获，仁孝疑其有异，密献于金。

任得敬的篡权计划已迫在眉睫，乾祐元年（1170）四月，任太后死，任得敬已无所顾忌。五月，在任得敬的胁迫下，仁孝允许“分国之西南路及灵州罗庞岭与得敬自为国”②，并遣左枢密使浪讹进忠、翰林学士焦景颜到金朝，为任得敬请求封册。焦景颜抗疏求罢行，仁孝不许。

夏国使臣到金国，金世宗知仁孝为任得敬所迫，对夏使和朝中大臣说：“有国之主，岂肯无故分国与人，此必权臣迫夺，非夏主本意。况夏国称藩已久，一旦迫于贼臣，朕为四海主，宁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则当以兵诛之，不可许也。”①退还夏国贡物，赐仁孝诏书，诏书中称：“今兹请命，事颇靡常，未知措意之由来，续当遣使以询尔。”①任得敬知封册不得，始有惧心，与弟任得仁、任得聪等密谋应变。仁孝此时恃金为助，也暗中聚兵，于乾祐元年（1170）八月三十日，讨杀任得敬，诛其党羽。遣使到金朝奏报。次年十一月，在外驻镇的任得敬侄任纯忠，逃往金国北境，被当地部族杀死。外戚任得敬的阴谋彻底失败。

①《西夏书事》卷35。

②《西夏书事》卷35。

①《西夏书事》卷36。

①《西夏书事》卷37。

②《西夏书事》卷37。

①《西夏书事》卷37。

（谢选骏指出：少数民族领头杜撰的《中国通史》，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最感兴趣，不惜花费超额笔墨予以涂鸦。）

【第七十四章 夏桓宗 夏襄宗】

第一节 夏桓宗安国养民，附金和宋

夏桓宗（1177—1206），名纯祐。夏仁宗长子，章献钦慈皇后罗氏生。

乾祐二十四年（1193），纯祐即帝位，时年17岁。纯祐继位后，大体奉行仁宗时期的方针，实行附金和宋之策。夏和金朝聘使往来不绝，天庆元年（1194），纯祐受金朝册封为夏国王。天庆四年（1197），在纯祐的请求下，金朝允许复置保安、兰州二地榷场与夏国互市。天庆七年（1200）正月，纯祐因母罗太后患头中风疾病不愈，遣武节大夫连都敦信等到金朝贺正旦时，附奏向金朝求医。金派遣太医时德光、王利贞到夏国为罗太后治病，并赐给药物。天庆八年十一月，金夏发生边界纠纷，因金斩叛官耶律德寿后恐其余党复扰，故集民夫疏浚连接夏国的边界濠堑，纯祐因金犯界事十分震怒，遣使提出责问，金朝对此置之不理。

纯祐生性仁慈恭俭，承父遗训，治国有方。朝中大臣多耿介清廉之士。

天庆二年（1195）九月，纯祐遣大臣宋克忠、吴子正到金朝贺天寿节，金抚向使向夏使索贿，遭到严正拒绝。夏国御史大夫、宗室嵬名世安，一生廉洁清正，刻苦自励。房舍简陋，仅可遮蔽风雨。天庆三年十二月，仁宗族弟仁友病死。仁友在粉碎任得敬篡权分国阴谋中有功，进封为越王。仁友子安全生性残暴阴毒，怀有野心。他向纯祐上表以其父的功绩，请求承袭越王爵位。纯祐深知安全的品质为人，不许其袭王爵，反而降封他为镇夷郡王。安全由失望而生怨恨。他在皇后罗氏的纵容下，逐渐把持朝政，并图谋篡夺皇位。朝中大臣敢怒不敢言。南院宣徽使刘忠亮，品质端庄，处事以国事为重。他每见镇夷郡王干预朝政，即义正辞严斥之，决不妥协。安全以甜言蜜语拉拢他，都遭到刘忠亮的严正拒绝。他预感到安全必将篡位，在他自觉不久于人世时，对其子思义说：“吾不能为国纾难，负恩多矣，宜布衣入棺，以志吾恨。”①刘思义谨遵父亲遗命，并从此不再做官。

纯祐治国颇重文教，朝中多俊逸之士。天庆十年（1203）三月，纯祐于国中科举策士，宗室齐王彦忠之子遵顼为进士唱名第一，诏令其嗣齐王爵，不久又擢大都督府主，他就是后来的夏神宗。凉州人权鼎雄，于天庆中举进士，以文学知名于世，纯祐授他翰林学士。安全篡位后，弃官隐居不出。其时朝中有高氏三兄弟，品德才学俱佳，曾多次被纯祐派遣出使金国，不辱使命，金人号为“三俊”。

无力抵抗蒙古军纯祐时期，蒙古部族兴起于北方草原，蒙古部贵族铁木真的迅速强大，构成对夏国北方的严重威胁。天庆十二年（1205），铁木真率领的蒙古军第一次向夏国发动进攻。三月，铁木真借口夏国收纳了蒙古逃人亦刺哈桑昆，率兵攻入河西，破夏国力吉里寨。并纵兵至瓜、沙诸州进行掳掠。四月，蒙古军在退兵时经过落思城，又大掠人口、牲畜而去。纯祐对蒙古军的突然进攻束手无策，只得任其蹂躏。待蒙古大军撤退后，纯祐庆幸危机已过，于是下令大赦。修复经过战争被毁坏的城堡，改都城兴庆府为中兴府，表示夏国经过大难之后，必将中兴。同年十一月，纯祐听到蒙古军进攻金国，与金将河东监军完颜天骥相持不下，即领兵也进入金境，行数日一无所获，后得报金兵被蒙古军击败，遂遣兵救援，知力不胜撤兵而还。

天庆十三年（1206）正月二十日，长久以来图谋篡位的镇夷郡王安全与纯祐的生母罗太后合谋，发动宫廷政变，废黜了纯祐，安全自立为帝，改元应天元年。三月，纯祐暴卒于宫中，死因不明，终年30岁。谥昭简皇帝，庙号桓宗。

第二节 夏襄宗废主自立

夏襄宗（1170—1211），名安全。仁宗族弟越王仁友之子。仁友处事深沉有器度，颇得仁孝重用，初封郡王。任得敬擅权误国，仁友深自韬晦，口不言国事。及仁孝谋诛任得敬，奉命诱执任得聪、任得仁等党羽，以功封越王。天庆三年（1196）十二月，越王仁友卒，安全上表桓宗，诵赞先父之功，意在嗣越王爵。纯祐知安全之品质为人，不许封爵，且降封为镇夷郡王。为此心怀怨恨，因得纯祐生母罗太后之庇护，常干预朝政，并图谋篡夺皇位。天庆十三年（1206）正月二十日，安全在罗太后的支持下，废黜纯祐，自立为帝，改元应天。对于夏国的宫廷之变，金朝一直保持着沉默。应天元年（1206）六月，罗太后遣御史大夫罔执中奉表赴金朝，表中称“纯祐不能嗣守，与大臣议立安全”，请求金朝给予册封。金章宗为此遣使赴夏国，询问罗太后关于废立之事，罗太后再次上表于金朝，多方饰情，请颁封册。至七月间，此时纯祐已死，安全篡位既成事实，金朝顺水推舟，遣使到夏国正式册封安全为夏国王。安全以隆重礼仪接待金封册使。此后金夏保持和好关系，聘使往来不绝。

附金抗蒙安全在位期间，由于蒙古兴起并犯夏国，初行附金抗蒙之策。应天二年（1207）秋，成吉思汗得知安全废主自立的消息，即发兵进攻夏国，破兀刺海城（今甘肃张掖东），四出掳掠。安全调集右厢诸路兵马抵抗。成吉思汗见夏国兵势尚盛，不敢继续深入。又因粮草不继，于次年二月撤退。

应天四年（1209）三月，成吉思汗再次率军从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北兀刺海关口攻入夏国。安全命皇子承祯为主帅，大都督府令公高逸为副帅，领5万兵抗击。夏兵抵挡不住蒙古军的勇猛冲杀，大败溃逃。副帅高逸被俘，拒不投降，以身殉职。四月，蒙古大军再攻兀刺海城，夏守将不战而降。夏将太傅西壁氏率亲军与进入城中的蒙古军巷战，力屈被俘。七月，蒙古军进围中兴府外卫之克夷门（今银川西北），安全派大将嵬名令公领兵5万抵御蒙古军。嵬名令公借地形之利，命令部队自山坂急驰而下，冲击蒙古军，两军相持长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设伏兵诱夏军出战，夏兵中计败溃，嵬名令公被俘，被囚禁在土牢中。蓬首垢面，日食粗粝，而气节凛然。成吉思汗多次派人劝降，嵬名令公坚持不屈。直到一年以后，安全投降蒙古，嵬名令公才被放还夏国。

蒙古大军攻破克夷门后，迅速围困夏国都城中兴府。安全亲自督促将士登城守御。蒙古军久攻城不下，至九月间，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成吉思汗派兵筑坝，引河水灌城，城中百姓淹死甚众，情势十分危急。安全派人向金朝告急求援。金朝大臣多以“唇亡齿寒”之义劝章宗出兵救援，与夏国联合夹攻蒙古军。金章宗则以“敌人相攻，吾国之福，何患焉？”①拒不出兵。到十二月间，因河水久灌，中兴府城墙将溃圯。蒙古军所筑的拦河堤坝也多决塌，水势四溢，城外几成泽国，蒙古军也无处安身，才退走。成吉思汗遣被俘的夏国兀刺海守将西壁讹答到中兴府招降。安全走投无路，只得献女向成吉思汗求和。

蒙古退兵后，安全对金朝于夏国危难之时不出兵援助，耿耿于怀，想寻找机会报复。皇建元年（1210）八月，安全派遣万余骑兵，攻打与夏国交界之金葭州（今陕西佳县境）。夏金关系正式宣告破裂。夏金联盟的破裂，使蒙古军得到各个击破的机会。夏国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皇建二年（1211）五月，新兴的黑塔坦国王白厮波起兵进攻夏国河西州郡，安全亲自领兵迎战，兵败又丢失公主，遂遣使请以臣礼事塔坦王，兵才退走。夏国累经兵事，国势已十分衰落，就在这一年七月初三日，夏国又一次发生了宫廷政变，齐王遵顼废黜了安全，继立为帝，改元光定。安全被废一个月后，八月五日也不明不白地死去。终年42岁。谥敬穆皇帝，庙号襄宗。

①《西夏书事》卷4O。

（谢选骏指出：少数民族领头杜撰的《中国通史》，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最感兴趣，不惜花费超额笔墨予以涂鸦。）

【第七十五章 夏神宗 夏献宗 夏末帝】

第一节 夏神宗附蒙攻金

夏神宗名遵顼。夏宗室齐王彦宗之子。年少好学，年长博通群书，工于篆隶。夏天庆十年（1203）三月，桓宗纯祐实行科举策士，遵顼以“廷试进士，唱名第一”，得嗣齐王爵，不久又擢升大都督府主，统帅军队，深得纯祐赏识和重用。安全废纯祐篡位，夏国面临蒙古军压境的危机。皇建二年（1211）七月，遵顼发动宫廷政变，废黜安全，自立为帝，改元光定。时年49岁。

遵顼继位后，一改桓宗时附金抗蒙的国策，从开始攻金，进而附蒙攻金，并企图乘蒙古进攻金国的时机，掳掠财物，扩张领土。遵顼称帝伊始，不但不按例遣使向金朝求册封，反而立即出兵万骑攻打金朝的东胜城（今内蒙古托克托），金兵赶来救援，夏兵退走。十一月，遵顼乘蒙古军围攻金中都之时，派兵攻入金朝的泾、邠二州，进围平凉府（今甘肃平凉），当听到金朝已有防备，并有援兵即将赶到，遂匆忙解围而去。

光定二年（1212）正月，遵顼向金朝派遣贺正使，似有刺探虚实之意。

按照旧例，夏使至金，金允夏使于会同馆互市。夏使与金贵戚交易之事被金监察御史聂天骥奏知金卫绍王，交易被禁，并令夏使速回。其时，金已处于两面受敌的危急之中，此次见遵顼派遣贺正使，即于三月间也派遣使臣到夏国赐遵顼封册，以求缓和与夏国日趋紧张的关系。遵顼对金赐封册未作出反应之前，又一次出兵进攻金葭州，被击退后，乃于十二月间，才遣使臣到金谢封册。

光定三年（1213）六月，夏兵攻破金保安州，围庆阳府，杀州刺史与知府。八月，又攻破金邠州，降其节度使金朝驸马乌林答琳。十一月，遵顼得知金卫绍王完颜永济被弑，国中已乱，遂出兵攻金会州，夏兵于窄土峡、东关堡两战俱败。十二月，遵顼出动数万骑兵，攻破金巩州，俘巩州节度使夹谷守中，执而西进围平凉，使守中谕降，不从杀之。光定四年（1214）七月，遵顼令左枢密使、吐蕃路招讨使万庆义勇遣吐蕃僧减波把波等，赍蜡书二丸到南宋西和州（今甘肃和县境）岩昌砦，约请宋制置使董居谊出兵，夹攻金朝，被董居谊拒绝。八月，遵顼先令在夏国居住的金人乔成带信给金宣宗，请制止金朝边吏侵掠夏国。宣宗知其为寻衅之言，不予理睬。遵顼遂出兵攻金朝庆、原、延安诸州。十一月，遵顼应金叛人程陈僧之请求，出兵3000赴兰州救援。光定五年（1215）正月，夏兵进入金境内武延川掳掠，金境边吏也派兵扰夏境以为报复。遵顼借此机会遣兵攻金环州（今甘肃环县）。金宣宗害怕事态扩大，立即下令对肇事者治罪。但遵顼不肯罢休，出兵围金积石州（今青海贵德），城未能攻下，接着又进攻环州。九月，再次出兵援助金国叛人程陈僧，与金兵多次作战，互有胜负。破金西关堡。围第五将城。十月，夏军攻金保安不下，再攻延安又败，乃集右厢精兵8万破金临洮府（今甘肃临潭境），退兵不守，又转攻绥德境内之克戎、绥平诸地与熟兰砦。十二月，遵顼派兵和金国叛将程陈僧一起再攻临洮府，遭到金兵痛击，又围定羌州，再败。光定六年（12）五月，遵顼派工兵潜入金来羌城界河，在此修筑折桥以便于攻来羌城，桥修成后被金兵焚毁。又遣细作陈岊入金探虚实，欲再攻临洮、巩州（今甘肃陇西），以图长安，陈岊被金将抓获。七月，金朝主动出兵怀安砦与环州，兵分两路攻夏，遵顼点集军队待命，令不与金军作战，金军恐有诈也下令勿轻进，仅以少数兵偷袭阿弥湾，夏军被杀数百人。八月，夏军攻金安塞堡，败；又战于鄜州之仓曲谷，复败；三战于车儿堡，再败。遵顼经数战不胜，即遣人联络蒙古军队，合兵攻打金延安、代州等地，并攻陷潼关。十一月，遵顼遣兵4万余骑围攻金定西城，金兵奋力抵抗，夏军死2000余人，失马匹辎重无算。金朝连连遭到夏国进攻，忍无可忍，于这年十二月分兵两路，发起反攻。一路进入夏国的盐、宥、夏诸州；一路进攻威、灵、会等州。遵顼分道迎战，金兵被阻，不能前进。

当蒙古军对金国发动进攻时，夏光定七年（1217）正月，遵顼以附蒙之国，应征派兵3万骑随蒙古军进攻金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境）。金兵顽强抵抗，蒙古军大败。夏**于退兵时，途经宁州（今甘肃宁县）被金将伏击，也大败逃归。遵顼却不甘失败，又重振旗鼓于五月间围金大北岔，被击败。六月，遵顼出兵赶赴兰州接应金叛将李平。七月，又攻金黄鹤岔，转围羊狼砦。九月，夏军在马家平遭到金兵的袭击，遵顼又遣兵攻掠绥德克戎砦。其时，遵顼对金军的作战，非败即无功而退；另一方面受蒙古军的役使征调，疲于奔命。这时正逢蒙古大军西征花刺子模，再次向夏国征兵。夏国经连年用兵，兵民厌战，朝议沸腾，不愿再随蒙古军出征。这一年十二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渡黄河进攻夏国，迅速围困首都中兴府，城破在即。遵顼见都城不保，夏国危亡，遂命太子德任守城，自带亲随扈从逃奔西凉暂避。同时遣使臣向蒙古军请降。直到蒙古大军退走，遵顼才又返回中兴府。经过这一次事变，遵顼深感蒙古是夏国的最大威胁。由一意攻金，改变为时而联金抗蒙，时而联宋抗金的灵活外交政策，以求自保。

联金抗蒙到联宋抗金光定八年（1218）二月，遵顼重用主张联金抗蒙的秘书监苏寅孙，擢升为枢密都承旨，做出亲金抗蒙的姿态。三月，遵顼写信给金朝，请恢复绥德、葭州边境贸易，与金重新和好。金宣宗以遵顼反复无常，未允。遵顼因金不许互市，立即勾引蒙古军由葭州犯金鄜、延二州，被金兵击败。七月，又攻金龛谷砦，不胜。十一月，夏国驻屯在质孤堡的军队遭到金军的偷袭。遵顼联金行动处处碰壁，又想到与宋朝联盟共图金朝。光定九年（1219）二月与光定十年正月，遵顼两次派枢密招讨使宁子宁到四川，约请南宋方面出兵夹攻金。南宋利州路安抚使丁焴，两次回信同意同夏国联兵抗金，但都未能按期出师。就在这段时间内，遵顼也未曾停止对金国的进攻，先后出兵攻破金通秦砦、通秦堡及威戎砦、镇戎军、新泉城等堡寨要塞。金兵也乘夏国无备之时，攻夏国隆州、破宥州、围攻神堆府（今陕西靖边境）。同年五月，遵顼终于收到了宋四川安抚使安丙的复信，定议宋夏同时出兵，夹攻金国。八月，遵顼如约出师，遣兵万人攻破金会州，金守将乌古论世显投降夏国。金宣宗命陕西行省与夏国议和，被遵顼拒绝。九月，又发兵3万破西宁州，围定西城。紧接又遣枢密院使宁子宁与大将嵬名公辅领兵20万，进攻金**事重镇巩州，城久攻不下，宁子宁即派人入四川催促宋军出兵。宋宣抚使安丙命利州副都统程信督促张威、王仕信分道进兵，攻克来远、盐川两镇及定边城，与夏军会师于巩州城下。两军商约夏军野战，宋军攻城。城仍久攻不克。两军死伤以万计，只好退兵。在撤退途中，夏军被金兵伏击，伤亡甚众。十月，宋将安丙再约夏军攻秦州，遵顼惧于巩州之败，不肯出兵，安丙率军撤回利州。

重走附蒙攻金之路光定十一年（1221）三月，蒙古军木华黎部由东胜州渡过黄河进攻夏国河西诸城堡，夏国守将无力抵抗，纷纷投降。面对蒙古大军压境，遵顼急忙派监府塔海设宴款待蒙古将领，并派塔哥甘普等率兵5万归木华黎指挥，随蒙古军进攻金国。遵顼至此又回到附蒙攻金的老路上来。九月，遵顼遣百余骑突入宋凤州，欲强行邀宋将出兵攻金，被宋将拒绝。十月，蒙古将木华黎与夏将塔哥甘普引兵取金葭州，进攻绥德，破马蹄、克戎两寨。十一月，攻安塞堡不克。十二月，遵顼得报金宣宗将调集10万大军进攻夏国兴、灵二州，便先发制人，征兵数十万，分三路进攻金朝，使金边境地区遭到严重破坏。次年正月，遵顼攻破金大通城，逾月又被金兵收复。三月，与金兵战于永木岭，也未能取胜。六月，蒙古将木华黎和右都监石天应率兵攻金陕西诸州，向夏国借道，遵顼立刻答应，许其自东胜渡河进兵。九月，夏**攻克金德顺城。十一月，蒙古将石天应约夏国出兵攻延州，石天应与金兵作战败死于河中。十二月，蒙古军再次约夏国出兵由河中葭州攻金陕西，至质孤堡再次被金兵击败。光定十三年（1223）一月，蒙古将木华黎进军凤翔，遵顼又征发10万兵随蒙古军攻城，金兵勇猛出击，夏兵见势不可挡，不告蒙古，自撤兵而去。

遵顼昏愦无能却又刚愎自用，附蒙攻金的政策步步失败，一再误国。朝廷中以太子德任为首，竭力反对遵顼的错误政策。光定十三年（1223）四月，遵顼令太子德任领兵进攻金朝，德任不愿受命并进谏道：“彼兵势尚强，不若与之约和。”遵顼笑着说：“是非尔所知也，彼失兰州竟不能复，何强之有？”①德任再三谏阻无效，请求罢除自己的太子位，允其出家为僧。遵顼恼羞成怒，下令将德任软禁在灵州，另遣将领兵攻金。

夏国累经战争，兵员消耗，财用匮乏，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在这一年的五月，夏国都城中兴府及灵州等地发生严重春旱，颗粒无收，出现“饥民相食”的惨状。遵顼仍不顾百姓的死活，继续准备要全力对金朝作战。在调集军队已经很困难的情况下，遵顼仍于六月间，乘金朝疏于防备之机，调遣万人攻金陇安军。七月，攻克金积石州。十月，占领积石州的夏军遭到蒙古军的围困和抄掠，以报凤翔之役夏军不辞而别之恨。因蒙古军闻金兵图其后，才解围而去。蒙古兵退，遵顼还不引以为戒，又征集十二监军司的兵马，准备孤注一掷，进攻金巩州。御史中丞梁德懿上章谏阻，痛陈遵顼误国的举措：“国家用兵十余年，田野荒芜，民生涂炭，虽妇人女子咸知国势濒危。而在廷诸臣，清歌夜宴，舌结口钳。太子以父子之亲，忧宗社之重，毅然陈大计，献忠言，非得已也。一旦位遭废斥，身辱幽囚，宜乎？天垂变异，岁告灾祲。臣望主上抚恤黎庶，修睦邻邦，召还青宫，复其储位，庶几臣民悦①《西夏书事》卷41。

服，危者得安。”①遵顼对梁德懿的慷慨陈词十分反感，当面给予痛斥，令他辞官退休。

被迫退位遵顼反复无常的行为，已失去蒙古成吉思汗对他的欢心与寄托，多次遣使到夏国责令他退位。光定十三年（1223）十二月，遵顼在蒙古军的威逼下，被迫将皇位传给次子德旺，改元乾定。遵顼做了夏国历史上唯一的太上皇。夏乾定四年（1226），遵顼死，终年63岁。谥英文皇帝，庙号神宗。

第二节 夏献宗改附蒙为抗蒙

夏献宗（1181—1226），名德旺。夏神宗次子。其兄长太子德任因反对神宗攻金之国策，被囚禁于灵州。光定十三年（1223），神宗在夏国处于内外交困中，被迫禅位给德旺。

德旺继位于夏国危难之际，同年十二月改元乾定。即位之初立即改变神宗的附蒙政策，试图对抗蒙古。乾定二年（1224）二月，德旺听到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军征西域未回，遂遣使联络漠北未被蒙古征服的部落，结为外援，以共同抗击蒙古。当成吉思汗征西域回来，听到夏国对蒙古有“异图”的消息，决定调集大军再征西夏。五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进攻夏国的沙州（今甘肃敦煌），遭到沙州守将籍辣思义的顽强抵抗，沙州城坚守一月余不下。成吉思汗又遣将分兵攻银州（今陕西米脂境）。九月，银州被攻破，夏兵战死数万，夏将塔海被俘，牛羊物资被掳掠无算。在强敌蒙古军入境的危急时刻，德旺接受右丞相高良惠的建议，于十月间遣使奉表愿与金朝修好，以为后援。但这一决定为时已晚，银州失守后，漠北未被征服诸部也已溃散，被围困的沙州城，在军民坚守半年之后，城中牛羊马驼都被宰杀食用殆尽。德旺只得遣使到蒙古军中请降，并答应以“质子为信”，蒙古军才撤回包围沙州的军队。

乾定三年（1225）三月，成吉思汗因德旺未如约遣质子，派大臣孛秃到夏国问罪，德旺仍犹疑未决。右丞相高良惠进言道：“两国相交，忠信为主，彼强吾弱，势难背言。宜择宗室之贤者，加以王号，锡以车旗，俾结蒙欢，庶几稍纾国患。”德旺对此言不以为然，说道：“我方修好金源，共支北敌。任子一往，受其束缚，后悔何追？”枢密使李元吉也力劝德旺守信，陈述利害：“蒙古虎狼，虽恭顺不违，犹恐咆哮其性。若反复无恒，是自启兵端也。况金势浸衰，自守不支，焉能济我耶？”德旺仍不听，依旧不遣质子，把蒙古使臣敷衍遣回。①整饬国政，联金抗蒙蒙古使臣孛秃走后，德旺加强整饬国政与联金抗蒙的一系列举措。同年六月，德旺于国中求直言。殿中御史张公辅向德旺上疏陈说整顿国事的七项意见：一曰收溃散以固人心；二曰坚盟信以纾国难；三曰修城池以备守御；四曰明军政以习战守；五曰联烽堠以立应援；六曰崇节俭以裕军储；七曰观利便以破敌势。①概而言之，就是要增强国力，联金抗蒙。德旺对张公辅的上疏十分赏识，擢升他为御史中丞。

乾定三年八月，德旺派遣吏部尚书李仲谔，南院宣徽使罗世昌，尚书省左司郎中李绍膺等赴金朝，与金朝订立和约。和约主旨是：金夏为兄弟之国，夏朝以兄事金国；两国各用本国年号，但金朝不向夏国赐岁币等。从此夏金重归于好。十二月，德旺遣徽猷阁学士李弁赴金朝要求恢复双方互市，在几经周折之后，才签订互市协议。这一年十二月，德旺向金国派出了因金夏构兵中断多年的贺正旦使。

德旺联金抗蒙，对挽救夏国的危亡实际上已经是无济于事了。因为其时金朝也处于亡国的前夕，兵虚财尽民怨，尚自顾不暇，根本无力援夏抗蒙。夏臣南院宣徽使罗世昌出使金朝回到夏国后，多次对德旺说，金朝援助不足恃，要靠夏国自强。这时德旺又收留了成吉思汗的仇敌乃蛮部屈律罕子赤腊喝翔昆。罗世昌力谏，德旺不听。罗世昌遂请求致仕归里。世昌家居银州，已被蒙古军占领，只好流落龙州（今陕西志丹境），知夏国将亡，著《夏国世次》20卷藏于家。

乾定四年（1226）二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10万从北路进入夏国境，度沙碛深入河西，攻破黑水城。四月，蒙古军为避暑驻兵于肃州（今甘肃酒泉）北之浑垂山。五月，招降肃州不下，破城后尽屠城中军民。六月，甘州被围，蒙古军使人招降夏甘州守将曲也怯律，副将阿绰等36人杀曲也怯律和蒙古军使人，率城中军民浴血抵抗。城被攻破，阿绰等人以身殉国。七月，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又被攻破，夏守臣斡扎箦战败投降。蒙古大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城邑崩溃，人民逃亡，夏国危在旦夕。这时德旺惊忧交加，已束手无策。继五月间神宗遵顼死后，德旺也忧悸病亡。终年46岁。庙号献宗。第三节夏末帝夏末帝（？—1227），名睍。献宗德旺弟清平郡王之子，生年不详。后封南平王。乾定四年（1226）献宗死，被拥立为帝。继位后立即遣使赴金朝报哀，以求取得金朝支持。金遣使赴夏国吊祭，并把以前作战中掳掠的夏国人口遣还夏国。

其时蒙古大军分东、西两路向夏国都城中兴府逼进。八月，蒙古军西路越过沙陀（今宁夏中卫），抢占了黄河九渡，攻陷应里。十月，蒙古东路军又攻破夏州。于是，两路夹击，形成钳形攻势，指向夏国腹地都城中兴与灵州地区。十一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围攻灵州，末帝睍遣大将嵬名令公，带领10万兵马往救灵州。成吉思汗的骑兵在结冰的黄河上面驰骋冲杀，战斗十分激烈，夏军遭到惨败，夏将佐里等战死，灵州失守，兀纳刺城也被蒙古军攻克。灵州城守将为神宗前太子德任，被蒙古军俘虏，坚贞不屈被处死。德任子惟忠，年方7岁，见城破父亲被杀，也求从死，蒙古将不忍杀害而留其性命。十二月，蒙古军攻克盐州川，四处搜索，烧杀抢掠，夏国居民幸免于难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①。成吉思汗攻取灵、盐二州后，又遣大将阿鲁术督军进围中兴府。末帝睍遣兵驻扎于合刺合察儿地与蒙古军英勇作战，两军相持不下，蒙古军为此作长期围困中兴府的打算。末帝以中兴府被围事，遣使赴金国请停止两国聘使往来。但转年，夏宝义二年（1227）正月，金哀宗却出乎意料地向夏国派来了贺正旦使节。夏国正忙于守城的军务，使接待金使“馆燕皆不成礼”②。

夏宝义二年（1227）二月，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南下渡黄河攻入金积石州，随后又破临洮府及洮、河、西宁三州。其时夏国正处于“春寒，马饥人瘦，兵不堪战”境地。末帝睍忽听说蒙古军士有数万人患疫病，欲乘机偷袭。后又得报蒙古将耶律楚材用攻破灵州时缴获的大黄治病，使蒙古军无恙，夏兵遂不敢出。三月，蒙古军再次进攻沙州，成吉思汗遣大将忽都铁木儿先招降州将，州将伪降，宰牛置酒犒劳蒙古军，暗中设伏兵以待。忽都铁木儿险些被俘，脱险后率蒙古军反攻，沙州陷落。

末帝睍被围困在中兴府中，眼看城被攻破，国势濒危，一筹莫展。他召来三朝老臣右丞相高良惠委以国事。高良惠“内镇百官，外厉将士”，坚守都城，自冬入夏昼夜亲自巡逻。部属官吏都劝他保重，他感叹地说：“我世受国恩，不能芟除祸乱，使寇深若此，何用生为？”①终因年事已高，劳累过度而死。末帝睍三次到他的灵前痛哭，中兴府城中一片悲泣之声。

就在这一年的五月间，成吉思汗回师隆德（今宁夏西吉境），因天气炎热，到六盘山避暑。他见夏国已孤立无援，还不出降，就派御帐前首千户察罕赴中兴府向末帝谕降，又一次遭到拒绝。六月，夏国又发生了强烈地震，宫室房舍塌毁，瘟疫流行。被困已坚守半年之久的中兴府，已是粮尽援绝；军民因患病无治，已完全丧失了抵御和作战能力。末帝睍处于山穷水尽，只好携同夏国的大臣李仲谔、嵬名令公等文官武将们，奉“图籍”向蒙古军请降，但提出宽限一个月的请求，“以备贡物，迁民户”而后亲“自来朝谒”。成吉思汗答应了末帝的请求。这时，成吉思汗已患重病，驻跸在清水县（今甘肃清水）西江养病。成吉思汗闻知夏国将献城投降，立下遗嘱：他死后暂秘不发丧，以待末帝献城投降。宝义二年（1227）七月，成吉思汗死于清水县行宫，末帝睍献城出降，皇室举族也随蒙古军晋谒，行至萨里川都被杀害。蒙古军进入中兴府后，夏国亡。

①《元史》卷1《太祖纪》。

②《金史》卷17《哀宗纪》。

①《西夏书事》卷42。

（谢选骏指出：少数民族领头杜撰的《中国通史》，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最感兴趣，不惜花费超额笔墨予以涂鸦。）

【第七十六章 金太祖】①

第一节 起兵反辽

金太祖（1068—1123），即完颜阿骨打，后改汉名旻。按出虎水（今黑龙江哈尔滨东南阿什河）女真完颜部人。完颜阿骨打开始活动在历史舞台上，正是女真族由氏族制向奴隶制急剧转变的时期，也是统一的女真族形成的时期。女真人完颜部自始祖函普以来，历代祖先世为首领。11世纪初，昭祖石鲁时，完颜部已形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并逐渐联合周围女真诸部组成部落联盟。阿骨打的祖父景祖乌古逎任联盟长时，接受辽朝加给的“节度使”称号。阿骨打之父劾里钵、叔父颇剌淑及盈歌继任联盟长后，东征西讨，女真部落联盟日渐巩固和强大。

阿骨打是劾里钵的次子。史称他从小就力气惊人，“甫成童，即善射”。辽使曾见他张弓射群鸟，连三发皆中，惊称为“奇男子”。既长，状貌雄伟，沉毅寡言笑，而有大志。23岁初随父出征，围攻窝谋罕城（今吉林敦化额穆镇东南），他身披短甲，免胄，马不挂甲，在阵前行围号令诸军，初露锋芒。颇剌淑任联盟长时，纥石烈部麻产据直屋铠水，招纳亡命，拒不听命。阿骨打与兄乌雅束受命讨平之，阿骨打并亲获麻产，献馘于辽，辽因其战功授阿骨打为“详稳”。盈歌任联盟长时，阿骨打率军追杀温都部跋忒、破留可城、取坞塔城、伐萧海里，战功赫赫。从此成为联盟领导集团中掌有军事实力的重要一员。

乌雅束继任联盟长后，女真社会分化日渐严重。乌雅束七年时，即辽乾统九年（1109），女真地区发生灾荒，饥民四处流徙，贫者难以为生，卖妻鬻子以偿债，强梁者纷纷上山为“盗”。面对这一局面，欢都等人为安定当时的局面，提出施以重法，“为盗者皆杀之”。阿骨打则表示反对，“以财杀人，不可，财者，人所致也。”民之为“盗”，是由于无法生存。因而提出“减盗贼征偿法为征三倍”；三年内不准催债，三年后再议。乌雅束采纳了他的提议，施行后使贫者得以生存，缓和了社会内部矛盾，既避免了女真贫苦部民的破产，又保证了兵力来源，联盟更加巩固壮大。

阿骨打杰出的军事才能，是在女真族的反辽战争中显示的。

辽天庆三年（1113），乌雅束病故，阿骨打继任联盟长，称“都勃极烈”。次年六月，辽授以“生女真部族节度使”称号。阿骨打未嗣位前，在同辽的来往中，已显示了他的才能。如他的父亲劾里钵临终前说过：“乌雅束柔善，惟此子（指阿骨打）足了契丹事。”阿骨打继任联盟长后，反辽重任自然落在他的身上。阿骨打是在女真人完颜部对内对外的实际作战中成长起来的军事统帅。

此时，辽正处于天祚帝统治时期，政治**，对女真部落的索取日渐增多，引起女真人的强烈不满。早在辽天庆二年（1112）春时，天祚帝至春捺钵（今吉林大安月亮泡一带）钩鱼，接见附近各族头领，在头鱼宴上命各部首领依次歌舞，唯阿骨打辞以不能，谕之再三，终不从。阿骨打归来后即着手准备反辽。辽天庆四年（1114），阿骨打遣蒲家奴前往辽朝，索要逃入辽的纥石烈部勃堇阿疎。后又遣习古逎等入辽以索要阿疎为名探查虚实。得知辽朝边备废弛，但此时契丹贵族对女真的崛起已存戒心，正调兵以备女真。阿骨打对部属说：“辽人知我将举兵，集诸路军备我，我必先发制人，无为人制。”遂大会僚属，祭皇天后土、告辽朝罪状，宣用兵之意，号令诸部。同时派宗室子婆卢火征移懒路迪古乃兵，派斡鲁和阿鲁招抚系辽籍女真，派实不迭捉拿辽障鹰官。

九月，阿骨打集诸路兵大会于来流水（今拉林河口西，吉林扶余石碑崴子屯附近），得2500人，在此誓师伐辽，数辽之罪有二：一曰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二曰罪人阿疎，屡请不遣。然后命诸将传梃而誓曰：同心协力，有功者，奴婢部曲为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叙进，轻重视功。违誓者，身死梃下，家属无赦。随后进军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南）。

刚进辽界，与耶律谢十率领的渤海军遭遇，阿骨打亲自射杀谢十，辽军大溃，女真首战告捷，士气倍增。十月，一举攻克混同江东的宁江州。

阿骨打为在战略上达到彻底孤立辽统治者的目的，采取分化瓦解的攻势。如：阿骨打暗中放回辽防御使大药师奴，使其招谕辽人。又召渤海人梁福、斡答剌使之伪逃亡，招谕其乡人曰：“女真、渤海本同一家，我兴师伐罪，不滥及无辜也。”还遣完颜娄室招谕系辽籍女真，揭露契丹贵族的残暴统治。同时派人抚定东北边远地区部落，达鲁古部、铁骊部、鳖古部等相继归附，终于稳定了后方。

十一月，辽天祚帝遣东北路都统萧嗣先，副都统萧挞不也率步骑7000余人屯兵鸭子河（今吉林月亮泡以东、黑龙江肇源以西的一段嫩江）。阿骨打亲率甲士3700人乘夜鸣鼓举燧而行，黎明至河，踏冰抢渡，女真甲士仅渡过三分之一，就与辽军遇于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南）。适大风骤起，尘埃蔽天，阿骨打指挥将士乘风势击之，辽军大溃。追辽兵于斡论泺，杀俘辽兵及车马、兵器、珍玩不计其数。女真军接连攻下宾州（今吉林农安红石垒）、祥州（今农安万金塔东北苏家店）、咸州（今辽宁开原老城）。反辽战争初告成功。

阿骨打所领导的反辽斗争的性质，前后是有变化的。战争开始诚如其致辽之罪，申告天地时所说：“世事辽国，恪修职贡，定乌春、窝谋罕之乱，破萧海里之众，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疎，屡请不遣。今将问罪于辽，天地其鉴佑之。”这是所谓“辽主失道，上下同怨”，“重以吊伐之义”的反剥削、反压迫的正义战争。所以取得了成功。

第二节 建金破辽

在反辽战争中，女真族由一个弱小的民族发展成为当时东北地区首屈一指的强大民族。阿骨打在反辽战争中，实际上成为战争的军事领导者。因而氏族制度转化为国家机关的条件也日益成熟。正月初一，阿骨打被拥戴为皇帝，国号大金，建元收国，建立起女真族上层领导的金朝。

几天后，阿骨打亲率大军伐辽，在达鲁古城（今吉林前郭尔罗斯塔虎城）与辽戍边军交锋，大败辽军。八月，亲征黄龙府（今吉林农安），渡混同江（今第二松花江）。九月克黄龙府，遂班师整顿。天祚帝得知东北重镇黄龙府失陷，感到事态严重，亲率70万蕃汉军队征女真，以期一举消灭。当时金军队仅2万人，两军对阵于达鲁古城一带，尚未交锋，天祚帝因国内耶律章奴叛乱撤军返朝。阿骨打抓住战机挥军追至护步答冈（吉林榆树一带），辽师溃败。

金收国二年（11）初，渤海人高永昌据辽东京（今辽宁辽阳）反辽，自称大渤海国皇帝，据辽东五十余州。乘辽东局势混乱，阿骨打以斡鲁统内外诸军取辽东京道。五月，擒高永昌杀之，夺得辽东半岛。同年十二月，阿骨打受群臣上尊号曰“大圣皇帝”，次年改元天辅。

在攻克宁江州后，阿骨打对其氏族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确立适应奴隶制国家的统治体系与社会组织。如，他改革了猛安谋克制度。猛安谋克源于女真族部落的围猎组织，后来在对外战争中发展为军事组织。阿骨打嗣位的次年，下令“命诸路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一如郡县置吏之法”。将女真族的村寨组织与猛安谋克组织相结合，使之成为新的行政、军事和生产三位一体的地方行政组织。阿骨打建金国后，这种军政合一的猛安谋克制度更为完善，作为社会的基层组织，对金朝奴隶制的巩固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政治上改革原部落联盟的机构，确立帝位，去“都勃极烈”号，改称皇帝，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在中央建立了“勃极烈制”。这是具有女真宗族大奴隶主贵族联合执政色彩的国家最高行政管理的中枢。他先后以母弟吴乞买任谙班勃极烈，总理国政，又为储嗣。以原部落联盟的国相撒改为国论忽鲁勃极烈，辞不失为阿买勃极烈（后改称阿舍、左勃极烈），斜也为昃勃极烈，阿离合懑为乙室勃极（后改称移赉、右勃极烈）等。这种“勃极烈制”，保留了氏族部落议事会制度的一些旧痕。在金太祖、太宗时期一直沿用这一制度。

在新占领地区，也推行猛安谋克制度，进行改编，以适应奴隶制国家的迅速发展及对外战争。

建国之初，阿骨打就提出一套依据女真族制度发展奴隶制经济的施政方针，除上述政治制度外，经济上实行猛安谋克屯田制。在新取得的辽地除辽法，省税赋，务农积谷。诏女真人同姓不得为婚。天辅三年，颁行女真字。随着统治范围的扩大，为适应对各族人的统治，阿骨打在一定程度上兼容了辽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成为日后金朝封建化的重要契机。

天辅二年和三年，阿骨打一面休整军队，一面与辽议和，辽金使者往来十余次，和谈终于破裂。天辅四年五月，阿骨打亲自率军占领辽上京（今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治林东镇南波罗城）。随后与宋朝缔结“海上之盟”，议定金宋夹击辽朝。

天辅五年（1121）十二月，由于形势的变化，阿骨打的反辽战争，便由反剥削、反压迫的战争转变为谋求统一的灭辽战争。阿骨打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伐辽。他任命忽鲁勃极烈斜也杲为内外军都统，并指出：“辽政不纲，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故命汝率大军以行讨伐。”

天辅六年（1122），阿骨打开始攻取燕京。正月，占辽中京（今赤峰宁城大名城）；四月占领辽西京（今山西大同），辽天祚帝逃入阴山。六月初一，阿骨打亲率军征辽，以弟谙班勃极烈吴乞买监国。八月，阿骨打追辽天祚帝于大鱼泺。完颜昱、宗望追及石辇驿，天祚帝战败逃遁。十二月，金军分路出得胜口与居庸关，至燕京（辽南京，今北京）城下，辽枢密院官员奉表投降。阿骨打率军入城。至此辽朝五京俱陷。辽虽有百万军队，但仍然无法挽回局势，辽政权迅速随之瓦解。

在大举灭辽的战争中，阿骨打为稳定原辽地的统治秩序，采取了一系列因地制宜的措施。天辅六年十月、十一月一再下诏：凡避兵逃散的人民，“罪无轻重皆免之”。“有能率众归附者，授之世官”。“或奴婢先其主降，并释为良。”文武官员“降者，赦其罪，官皆仍旧”。因之燕京及其周围许多州县，不战而降。

天辅七年正月，再次下令金军诸部将领：“今农事将兴，可遣分谕典兵之官，无纵军士动扰人民，以废农业”。“秋毫有犯，必刑无赦。”宗室完颜昂违命失众，致多怨叛。阿骨打欲诛昂示众，因大臣力谏，杖之七十，拘于泰州。同时，阿骨打重视安抚流民和实行赎身制度。他下诏谙班勃极烈，对原辽地百姓及返乡的流民，“令所在有司，深加存恤，毋辄有骚动。衣食不足者，官赈贷之。”凡在战争中“被掳及鬻身者，并许自赎为良”。阿骨打很注意在降服的辽朝官吏及各族士大夫中选拔人才，吸收他们参预政事。如，阿骨打诏忽鲁勃极烈完颜杲（斜也）：“新附之民有材能者，可录用之。”他特别重视注意录用知书达礼的儒生，并改革本民族中落后的习俗，禁止同姓为婚等。这些积极措施，对于稳定当时局势和民心，繁衍和发展本民族，为建立巩固金朝的统治秩序发挥了作用。阿骨打吸收先进的汉文化不仅有利于金朝的统治，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女真族文化的进步。

四月，根据宋金盟约，灭辽后，应将燕云之地六州归还宋。可是，此前阿骨打下令金军早把燕地的金帛、豪族、工匠、民户席卷掳掠一空，宋朝所得的燕京仅空城而已。但在班师返回的途中，阿骨打病重。八月戊申，于部堵泺西行宫去世，终年56岁。三年之后，即天会三年（1125），阿骨打之弟吴乞买（完颜晟）继承遗志，擒获天祚帝，辽朝终于灭亡。

阿骨打死后，葬在上京宫城西南。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谥武元皇帝，庙号太祖。熙宗即位改葬和陵，皇统年间改称睿陵。海陵贞元三年（1155）改葬于中都（今北京）西南大房山，仍号睿陵。

（谢选骏指出：少数民族领头杜撰的《中国通史》，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最感兴趣，不惜花费超额笔墨予以涂鸦。）

【第七十七章 完颜宗翰 完颜宗望 完颜昌】

第一节 完颜宗翰

完颜宗翰（1080—1137），汉名宗翰，女真名粘没喝，汉语讹称为粘罕。金宗室，撒改之长子。

宗翰祖父劾者是乌古逎（景祖）的长子，与弟劾里钵（世祖）同邸而居。劾者主内，劾里钵主外，其后劾里钵继任女真部落联盟长。穆宗盈歌任联盟长时，念劾者以长兄而不得立，遂命其子撒改为国相。阿骨打建金称帝后，任撒改为国论勃极烈。

宗翰17岁即随联盟军队四出征伐。阿骨打起兵反辽，宗翰的建议多与阿骨打相合，甚得阿骨打信任。女真军队大破辽兵后，宗翰参与拥立阿骨打称帝。此后，他一直随侍金太祖左右，是金朝对辽战争中的一名勇将，同时又辅助国论乙室勃极烈阿离合懑工作。天辅五年（1121）六月，金太祖任宗翰为国论移赉勃极烈（职掌与乙室勃极烈同），成为金朝最高统治机构——国论勃极烈制度的成员之一。

天辅二、三年间，金辽议和，议和失败，宗翰向金太祖两次提出兴兵伐辽，认为：“辽主失德，中外离心。我朝兴师，大业既定，而根本弗除，后必为患。今乘其衅，可袭取之。天时人事，不可失也。”①金太祖接受宗翰的建议，于天辅五年十二月命完颜杲都统内外诸军，蒲家奴、宗翰、宗幹、宗磐诸人副之，发动第二次大规模伐辽战争。天辅六年攻下辽中京（今内蒙古赤峰宁城）后，宗翰率偏师进逼辽北安州（今河北承德附近），与完颜娄室、徒单绰里合兵，大败奚王萧霞末，遂取北安州，并驻军于此。随后遣完颜希尹出兵经略近地，获辽护卫耶律习泥烈，得知辽天祚帝在鸳鸯泺，因杀其子晋王敖鲁斡，致群臣离心，而且其西北、西南两路兵马羸弱，不可用。宗翰即刻遣使，请完颜杲与其共同出兵进击辽天祚帝，金兵西进大破辽兵，天祚帝逃走，金兵攻下辽西京（今山西大同）。宗翰抚定西京一带州县，随即从金太祖攻取燕京。金太祖北返去世时，命宗翰为西北、西南两路都统，领兵追击辽天祚帝。

金太宗天会二年（1125）二月，金将完颜娄室擒获天祚帝，辽朝灭亡。

金灭辽后，见宋衰弱，宗翰与宗望等女真将领一再请求金太宗出兵攻宋。天会二年十月，金太宗下诏伐宋。以谙班勃极烈完颜杲为都元帅，统领金军。以完颜宗翰为左副元帅，与完颜希尹、耶律余睹等率军从西京攻太原。以完颜宗望为南京路都统，与阇母、刘彦宗等人自南京（平州）攻燕京，进逼东京（今河南开封）。宗翰率军南下，连取宋朔州、代州，围太原府，围攻数日不下，遂留银术可率部分金军围太原，宗翰率大军南下。天会四年兵至泽州（今山西晋城），宋所派使者至营，方知宗望大军抵汴京，宋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议和。宗翰遂率军北返，因太原宋军不降，乃留银术可继续围攻太原，宗翰返回西京。八月，金太宗再次发兵攻宋，以宗翰为左副元帅，以宗望为右副元帅，分别从西京和保州南下，先后攻克宋太原、隆德府、泽州、真定、临河、大名，十二月两支大军抵宋汴京城下，宋钦宗投降。次年四月，金军俘宋徽宗、钦宗及宋宗室、财物北上，北宋灭亡。

①本章主要依据《金史》卷74《宗翰传》、《宗望传》及卷77《昌（挞懒）传》。北宋灭亡后，宋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是为宋高宗。重建的宋朝廷，史称南宋。天会六年（1128）七月，金太宗下诏金军南下追击宋高宗。宗翰与宗辅所率东西两路大军南下，会合濮州，连取东平府、徐州，金军直抵宋高宗所在的扬州。宋高宗闻金兵南下，渡江南逃，宗翰、宗辅坐镇江北，宗弼率军渡江追击，金兵虽未追及宋高宗，但在江南大肆烧杀抢掠，于天会八年（1130）二月带着大批财物从江南北返中原。天会十年，宗翰升任国论右勃极烈，兼都元帅，成为金朝最高的军事长官。

金军为攻宋，天会二年设元帅府以统领军队，灭北宋后，元帅府乃逐渐由单纯的军事机构向军政合一的地方统治机构演变，具有任免官吏、司法、征税等权力，控制着燕云诸州及北宋原统治的中原和陕西地区。元帅府下设两个枢密院，宗翰以左副元帅掌云中枢密院，驻西京；宗望以右副元帅掌燕京枢密院，驻燕京。时人称之为“东朝廷、西朝廷”。天会六年，宗望和燕京枢密使相继病死，燕京枢密院并入云中枢密院，从此整个华北都在宗翰的掌握之中。

灭北宋后，金在开封立宋朝降臣张邦昌为帝，号“楚”。南宋建立后，张邦昌投附宋高宗。天会六年金军再次南下，宋济南知府刘豫投降，奉事挞懒，意欲作傀儡皇帝，挞懒也有荐刘豫为帝之意。宗翰的心腹高庆裔建议宗翰抢先向金太宗荐立刘豫为帝，以免功归他人。宗翰依议行事，天会八年九月，刘豫得立，号“齐”，统治着金朝所占的原北宋统治地区。刘豫也从此投附宗翰，使宗翰实际上仍控制着整个华北地区。

天会十年（1132），宗翰返上京。其时金太宗中风卧床不起，皇储谙班勃极烈斜也（杲）也已死两年，宗磐以己为太宗长子当立，金太宗也无意立他人。宗翰谋立年幼的太祖嫡孙合剌（完颜亶），以其幼小易制。遂与心腹完颜希尹同宗幹（合剌养父）商议，共同入言于太宗，言之再三。太宗以此为祖宗法度，宗翰等皆大臣，义不可夺，乃从之，遂立合剌为谙班勃极烈。合剌即后来的金熙宗。

此后，宗翰在中原地区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其实力甚至可与朝廷相抗衡。太宗在世时，曾设法限制和夺取宗翰所控制的元帅府的某些权力。如天会十一年八月即下诏夺元帅府的任命官吏权，改由朝廷选注。

天会十三年（1135）正月，金熙宗即位，他在宗幹等人的辅佐下，废除朝廷的勃极烈制，改行三省制，以相位易宗翰一派的兵权。免去宗翰的国论右勃极烈兼都元帅职，任太保、尚书令、领三省事，封晋国王，位居宗磐、宗幹之下。完颜希尹被免去元帅右监军职，改任尚书左丞相兼侍中。高庆裔被免去西京留守职，改任尚书左丞。萧庆被免去平阳尹职，改任尚书右丞。至于韩企先在太宗朝即已被召入京，任尚书右丞相。至此，宗翰及其心腹丧失了军权，又离开了他们所控制的华北地区，完全被架空了。

两年后，金熙宗以贪赃罪斩高庆裔，并株连宗翰亲信多人。生性暴躁的宗翰，坐视心腹亲信被杀，无能为力，未及一月便愤懑而死，终年58岁。死后，其心腹除韩企先外，完颜希尹等人相继罢官被杀。

宗翰被金朝历代君主视为开国第一功臣，死后，熙宗追封他为周宋国王，海陵王封他为金源郡王，世宗改赠为秦王，并改葬撒改、宗翰于帝陵西南二十里。

第二节 完颜宗望

完颜宗望（？—1127），汉名宗望，女真名斡鲁补，又译斡离不，金太祖第二子。金建国前，宗望每从阿骨打征战，常在左右。

天辅五年（1121）十二月，金太祖以完颜杲都统内外诸军，以宗翰、宗望副之，第二次大举伐辽。次年，攻克辽中京后，宗翰侦知辽天祚帝在鸳鸯泺，请大军袭之。宗望随完颜杲率军出青岭，辽天祚帝逃入阴山，未能追及。其时辽秦晋国王捏里于燕京称帝，金军新攻取的辽地民心不稳，辽军残余势力仍强，宗望遂返京请金太祖亲征。六月，金太祖得知辽天祚帝在大鱼泺，亲率精兵万人追袭。以蒲家奴、宗望为先锋，领兵4000，昼夜兼行，至石辇驿追上辽天祚帝。此时金军所至者不满千人，又疲乏不堪，而辽军有2.5万人。金诸将以为不可战，宗望则以为不战，辽天祚帝又将再次逃遁，遂战。天祚帝以为金兵少必败，于是与嫔妃从高坡上下来观战，辽降将耶律余睹见状，带金军袭击，天祚帝大惊，立即败逃，辽军溃败。宗望领军追击，但辽天祚帝再度逃脱。

金军攻下燕京后，金太祖以斡鲁为都统，宗望副之，领兵继续追击辽天祚帝于阴山、青塜之间。宗望分路偷袭青塜，用绳拴着耶律大石（后为西辽帝）作为向导，直至辽帝营地，掳获天祚帝的嫔妃与诸子，而天祚帝时在应州得免。辽帝知族属被俘，领兵5000来与宗望决战，又被宗望打败。直至天会二年（1125），天祚帝才被完颜娄室擒获，辽朝灭亡。

天辅七年（1123），金太祖遵海上之盟，将燕京、涿、易、檀、顺、景、蓟交给宋朝，而以平州（今河北卢龙）为南京，任辽降将张觉为留守。金军每破城邑，往往将其民众徒往金朝内地，致人情怨愤，民心骚动，这次将燕京给宋朝，也迁徙其人。原辽枢密院官员左企弓等人经平州赴广宁，张觉杀之，而留燕京北徙之人，据南京叛金。金太祖派阇母领兵讨伐，被张觉打败。天会元年（九月，改天辅七年为天会元年，1123）十月，金太宗命宗望前去指挥作战，张觉战败，逃往燕京附宋。南京守将张敦固既降复叛，被宗望打败，不得已投降。

天会三年（1125），金太宗下诏伐宋，宗望统领右路大军，自南京出兵，军至三河县，大破宋将郭药师的常胜军于白河，郭药师战败投降。宗望自郭药师处尽得宋之虚实，连破宋真定、信德诸重镇。天会四年正月，率军渡过黄河，取滑州，进围开封。宋钦宗遣使求和，议定宋割三镇予金，书用伯侄礼，以康王赵构、太宰张邦昌为质。二月，宗望退兵孟阳。宋将姚平仲统兵40万袭营，被宗望打败。宋钦宗大恐，遣使至金营讲明此事与朝廷无关，宗望遂回师燕京。

至燕京，宗望罢原由郭药师统率的常胜军。常胜军原为辽军，辽末叛辽归宋，又叛宋归金。宗望以其反复无常，罢归本土，命分置安肃、雄、霸、广信之地，耕田为业。对不愿归田的不安份军士，以搜检器械为名，于松亭关杀之。六月，以宗望伐宋有功，任右副元帅。

八月，金太宗再次下诏伐宋。宗望于保州会诸将，命分取河北境内宋州县。十月，至天定军（今山西平定）与宗翰等西路军将领相会，确定直取开封，后取两河未下州县的战略。宗望返真定，率大军南下。十一月，降魏县（今河北魏县境内）。诸军渡黄河，连克临河县、大名县（今河北大名）、清德军、开德府（今河南濮阳），取胙城，直抵开封城下。大败开封守军，同时分遣诸将阻截宋各路援兵。未几，宗翰军继至，两军环城列栅，分地攻取开封。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开封城破。十二月初二，宋帝奉表降。

天会五年（1127）三月，立宋太宰张邦昌为“楚”帝。四月，宗望押宋徽宗，宗翰押宋钦宗连同宋皇室宗族470余人，及从城中搜刮的大量金银财物、图书北还，北宋灭亡。宗望率本路军返回燕京。

自天会二年宗望克南京（今河北卢龙），太宗即诏谕南京官僚，小大之事，必关白军帅（即宗望），无得专达朝廷，宗望遂成为这一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随着金宋战争再向南扩展，天会五年前后，金已占领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太宗以元帅府统辖华北军政事务，左、右副元帅分掌两河地区，故时称“东朝廷、西朝廷”，宗望以右副元帅领燕京枢密院辖河北。宗望统辖河北军政四年中，得刘彦宗、张通古、赵元等原辽、宋官员的辅佐，府州县官署缺员，皆选汉人中勳贤有人望者任之。择良吏招抚境内避战乱保山砦者，使归田业，使得在战争中受到摧残的河北社会经济有所复苏。灭北宋后，宗望曾主张放回俘获的宋徽、钦二帝，但未为太宗所采纳。天会五年（1127）六月，打毬中暑而病死。

宗望死后归葬上京。海陵王时迁帝陵于房山，以宗望为开国功臣之一，亦会葬房山。天会十三年，追封魏王。皇统三年，进许国王，又徙封晋国王。天德二年，赠太师，加辽燕国王，配享太宗庙廷。正隆二年，例降封。大定三年，改封宋王，谥桓肃。

第三节 完颜昌

完颜昌（？—1139），汉名昌，女真名挞懒，穆宗盈歌（金太祖阿骨打叔父）第四子。少年时性粗暴，稍长，骁勇善战，仍蛮横无赖，部人苦之。金太祖时参与对辽作战。天辅六年（1122）随宗翰追袭辽天祚帝，取辽群牧，擒辽枢密使得里底及其子磨哥、那野。太祖亲统军追击辽帝，以挞懒护卫辎重，时奚路兵官浑黜不能安辑民众，遂命挞懒代之，为奚六路军帅。

太祖后期和太宗初年，完颜昌全力经略辽中京道各郡县。其地多山险阻，奚人与契丹人据险筑寨顽强抵抗。完颜昌首先出兵攻打劾山速古部奚人山寨，攻克后杀且尽之。远近震动，速古、啜里、铁尼十三岩寨皆平，很快抚定奚部及与南路相接的边界地区。接着攻打契丹遥辇昭古牙部，击走昭古牙，杀其部将，又破降骆驼山等诸军，降民千余户。败兴中府辽兵，降建州。居住在兴中府与建州一带的遥辇各部皆降。完颜昌奉诏于其地设置猛安、谋克，以遥辇九营为九猛安，择人授以长官。自此终金一代，契丹、奚人与女真人同以猛安谋克作为社会基层组织。举荐萧公翊为兴中府尹，此后所占府州皆以契丹、汉官摄治。

天会三年（1125），金对宋开战，完颜昌为六部路都统，率部随宗望右路军攻宋。四年闰十月，宗翰、宗望军皆至开封围城。他受命阻击宋援军，于杞县破宋兵2万。又克拱州，降宁陵，破睢阳，下亳州。五年，北宋亡，金军北还。完颜昌以功升元帅左监军，率部徇地山东，分遣诸将克单州、宗城、清平、临清、赵州、濬、滑、磁诸州与信德府，自取密、祁、恩州。兵至济南，刘豫以府降，以刘豫为京东东·西、淮南安抚使，治东平。以豫子麟知济南府。完颜昌以元帅左监军屯兵冲要，镇抚山东，诸事专决。

太宗初，立张邦昌为“楚”帝，不久为宋高宗所杀。太宗诏诸将复选一人立之。完颜昌有意荐刘豫为帝，但为宗翰抢先奏请太宗立刘豫为帝，号“齐”。从此刘豫转投靠宗翰，完颜昌始与刘豫有隙。

天会七年（1129），完颜昌奉命与宗弼、拔离速、马五分道南下追击宋高宗。完颜昌入宋淮南东路，以秦桧为军事参谋兼随军转运使，在楚州（今江苏淮安）受阻后，绕路伐宋。天会八年，宗弼在建康遭宋将韩世忠阻击，完颜昌出兵接应宗弼军渡江北归。将秦桧纵归南宋。十年又纵王伦归宋，令其俾结和议为内助。挞懒一直驻守山东，经略南边，主与南宋和议。天会十五年（1137）十月迁左副元帅，封鲁国王。

次年金废“伪齐”，完颜昌与宗弼受命以军前往。完颜昌执刘豫子、“齐”诸路兵马大总管刘麟，宗弼执刘豫。废刘豫为蜀王，迁临潢府。宋使王伦见完颜昌，请将“齐”地（河南、陕西）归宋，南北议和。天眷元年（1138）完颜昌与东京留守宗隽俱入朝。时朝廷宗磐（太宗子）位最尊，以太师领三省事，位在太傅领三省事宗幹之上，太保领三省事宗翰已卒。完颜昌持兵权，与宗磐、宗隽结党，跋扈嗜利，合议以齐地与宋，使宋向金称臣。宗幹不能与之独抗，争之不得，遂以侍郎张通古为诏谕江南使，归宋河南、陕西地。宗隽（太祖子）任左丞相兼侍中，不久迁太保领三省事。三人在朝更加桀骜不驯，专横跋扈。天眷二年（1139）七月，熙宗与宗幹合力诛宗磐、宗隽。以完颜昌拥重兵，暂释罪，出为行台尚书右丞相，解除其兵权。他至燕京，愈骄肆不法。宗弼奏其初与宋交通而倡议割河南、陕西地与宋。八月，熙宗下诏诛之。完颜昌闻讯即自燕京南逃，欲投南宋，被宗弼追获，押至祁州（今河北安国），处死，并杀其二子斡带、乌达補。

（谢选骏指出：少数民族领头杜撰的《中国通史》，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最感兴趣，不惜花费超额笔墨予以涂鸦。）

【第七十八章 金太宗】①

第一节 灭辽、灭北宋、攻南宋

金太宗（1075—1135），汉名完颜晟，女真名吴乞买。完颜阿骨打之同母弟，幼年为叔父盈歌养子。

金收国元年（1115）七月，阿骨打置国论勃极烈制，以吴乞买为谙班勃极烈，这既是首席大臣，又是储嗣，实际上是阿骨打的主要助手和继承人。金初阿骨打亲征辽朝，即以吴乞买居守京城，代总朝政，为副贰。天辅五年（1121），阿骨打发动灭辽战争，凡军事、司法案件皆由吴乞买从宜处之，吴乞买理事持重，使阿骨打征辽时无后顾之忧。

天辅七年（1123）八月，金太祖病死于班师途中。九月，吴乞买继帝位，即金太宗，改当年为天会元年。

天会初，各项制度草创，政权尚不稳固。尤其是辽天祚帝逃亡在阴山一带，辽在各地的残余势力仍很活跃，这是对金朝的潜在威胁。金太宗决心继承太祖遗志，清除辽残余势力，全力穷追天祚帝。天会三年（1125）二月，大将完颜娄室擒获天祚帝于余睹谷，辽朝遂亡。金朝削封其为海滨王，送往长白山东，筑城居之，逾年而卒。

灭辽后，金朝即把矛头对准宋朝，又发动了战争。十月，金太宗借口下诏伐宋，部署军事力量，建元帅府，以谙班勃极烈杲兼领都元帅坐镇京城，分兵两路直取宋东京开封。西路军由左副元帅宗翰统率，出大同攻太原，在太原受阻。东路军由宗望统率，出平州（今河北卢龙），在白河大败宋军。宋燕山府守将郭药师举城降金，为金军先导，顿时长驱直入。天会四年正月，渡黄河，围东京，京师可危。宋徽宗禅位于太子，是为宋钦宗，自己离东京出逃。宋钦宗被迫与金将宗望签约修好，割让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州）、河间（今属河北）三府，增岁币，并尊金帝为伯父。金退兵后，宋朝中原各地守将据城抗金。八月，金太宗再次下诏左副元帅宗翰、右副元帅宗望仍分西东两路伐宋。宗望东路军出保州（今保定），取中山、真定（今正定），进围宋东京。宗翰西路军出西京（今山西大同），下太原、隆德（今长治）。闰十一月，两军汇合于宋东京城下，宋钦宗出降，北宋亡。天会五年三月，金朝立原宋朝太宰张邦昌为傀儡皇帝，国号楚。四月，金军俘宋徽宗、钦宗二帝北还。

金朝占领黄河流域后，各地抗金斗争纷起。天会五年（宋建炎元年，1127）五月，宋康王赵构即帝位（高宗），重建宋朝（南宋）。天会六年七月，金太宗下诏追击逃往扬州的宋高宗。金军分二路，一路由完颜娄室统领攻打陕西；一路为左副元帅宗翰与右副元帅宗辅合兵南下进攻扬州。天会七年至八年，金军追击宋高宗，渡过长江，攻入江浙、赣、湘等地，宗弼率领的先头部队直取临安（今浙江杭州）、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一直追到昌国（今定海）。由于江南军民的顽强抗金，女真族将士不适应江南水土气候，难以深入。金军在大肆掳掠之后北撤，而使江南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

娄室经略陕西，攻陷了不少城邑，但仍无法制服。天会八年（宋建炎四①本章主要依据《金史》卷3《太宗纪》。

年，1130）金太宗令右副元帅宗辅专征陕西，刚从江南北撤的宗弼军也随征陕西。天会十一年（宋绍兴三年，1133），陕西诸地大部分攻克，金朝占据黄河流域的势力范围大体形成。

第二节 政治经济政策

金太宗即位之初，尚沿用金太祖旧制。天会二年，全部占领辽地后，仍令诸将遵守太祖与宋订立的“海上盟约”，速将云州诸地交还宋朝。然宗翰、宗望等重要统帅与原辽朝旧臣，力陈割云州之利弊，金太宗才决意毁约，并萌发灭宋的意图。天会四年灭北宋，金统治区扩展到黄河流域，金朝的旧政策已不适应形势，因而首先采取在汉族地区恢复原有封建制度，进而推动金政权封建化进程的改革方针。如：天会元年十月，在燕云地区恢复科举制度，开科取士。灭北宋后，实行“南北选”，用辽制取辽人，宋制取宋人，入选的封建士大夫被任命为汉区新恢复的州县官员。

同时，金太宗对太祖原来实行“南北面官”的设想付诸实施并加以改革。天会四年，将元帅府发展为统辖中原地区最高军政机关，下设燕、云二枢密院，实行封建统治。不久，兼采辽宋制度，颁布以尚书省为首的三省制，逐步取代枢密院制。天会六年八月，以州郡职员名称及俸给因革诏中外，统一了原辽宋两地府州县官制。天会八年九月，立刘豫为傀儡皇帝，国号“齐”，管辖河南、山东、陕西，承用汉制度不变。

金太宗以杲、宗幹、韩昉等人在中央议礼仪、兴库序，逐步建立健全各种封建行政机构。天会二年设大理寺，四年置宣徽院，五年设昭文馆，各种司、府、寺相继建立。天会八年前后，已出现六部中的礼部、吏部。到天会十年，勃极烈制度的职能已发生重大变化，谙班勃极烈杲亦于两年前病卒，人员需要补充。于是金太宗对勃极烈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和调整，按照汉制立皇储的原则，以太祖嫡长孙合刺（即完颜亶、熙宗。其父宗峻早逝）为谙班勃极烈，不预政事。宗磐（太宗长子）为忽鲁勃极烈，宗幹为左勃极烈、宗翰为右勃极烈。其地位相当于尚书令，左、右仆射。勃极烈制演变为国家最高军政决策机关和审议机关，其他职能则为各种封建机构所取代。天会十二年，以三省六部制度取代国论勃极烈制的条件基本成熟，但未及全面推行。金太宗在女真族及契丹、奚等北方民族中仍沿用女真奴隶制，并不断完善女真奴隶制经济。女真猛安谋克部民实行牛头地授田制度，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初授田大约无最高限额，纳税又无固定额，只是视国家需要随时而征之。天会三年，以岁稔，国家无储积以备女真部民之饥馑，诏令每一牛具地岁纳粟一石，由各谋克立廪贮之。五年，诏女真内地每一牛具赋粟五斗。在此前后规定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既在经济上给女真等族以优惠地位，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猛安谋克贵族兼并土地。金代女真奴隶制土地制度最后形成，直至金中期女真奴隶制度崩溃时仍无大变化。

在结束对辽、北宋的战争之后，北方地区历经战争浩劫，户口稀少，各族人民因饥荒战乱，或自鬻为奴，或被掠为奴，国家财政收入受到很大影响。金太宗继金太祖赎免女真族完颜氏奴婢之后，在各族中实行更大范围的赎奴工作。天会二年（1124）正月诏勃堇完颜阿实赉：同姓之人（完颜氏）中自卖为奴尚有未复者，“其悉阅赎之”。四月，“诏赎上京路新迁宁江州户口卖身者六百余人”。七年（1131）又诏金朝各地各族，军兴以来良民被掠为奴、为驱者听其家属赎之。并多次下诏和遣使各地敦劝农功，禁止内外官、宗室私役百姓。避役之民，以微直鬻身权贵之家者，悉出还本贯。权贵之家胁买贫民为奴者，一人偿十五人，诈买者一人偿二人，皆杖一百。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女真军功贵族扩大奴隶制的趋势，加强了朝廷权力。但对女真普通奴隶主则实行保护其奴隶制的政策。天会九年，太宗诏，新徙戍边户，匮于衣食，有典质其亲属奴婢者，官为赎之。户有二、三口者，以官奴婢益之，使户为四口。将被转卖的奴婢赎回仍置于旧主的奴役之下。灭辽、北宋后，将大批汉人分配诸军充赏。金太宗时期女真奴隶制仍在发展着。

天会十一年，金太宗下诏迁大批女真人入居中原，“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①，散居华北各地，仍实行猛安谋克行政组织，所居止处皆不在州县，筑寨处村落间，猛安、谋克府亦在其内。金朝对女真与汉人实行双重统治体系的地方政体结构基本形成，有金一代没有改变。

金初无都邑。金太祖于马上建国，无暇建筑城池宫殿，所居皆茅舍，皇室所在曰“皇帝寨”。天会二年，金太宗令汉人卢彦伦规划筑京城于阿什河畔（金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白城子）。起乾元殿、明德殿、明德宫和庆元宫等数千间大屋，日役数千人，逾年而成，其规模与中原州县城邑大体相当。

自天会十年以来，金太宗一直患病在身。天会十三年（1135）正月，病逝于明德宫，终年61岁。谥文烈皇帝，庙号太宗，葬于和陵。皇统四年（1144），改号恭陵。海陵王贞元三年（1155）十一月改葬于大房山，仍号恭陵。

①《大金国志》卷8《太宗纪》。

（谢选骏指出：完颜晟没能灭掉南宋，否则就没有成吉思汗什么事情了。）

【第七十九章 金熙宗】

金熙宗（1119—1150），即完颜亶，女真名合刺（又作曷刺马）。金太祖嫡长孙。父宗峻，为阿骨打嫡长子，母蒲察氏。幼年丧父后为伯父宗幹收为养子。宗幹崇尚汉文化，延请著名儒生张用直教授读书。少年完颜亶聪颖慧达，贯综经史，喜文辞，尽交文墨之士，又受学于昭文馆直学士汉人韩昉。及长，怀有大志，深受太宗所钟爱。天会十年（1132）四月，被立为国储谙班勃极烈。天会十三年（1135）正月，太宗去世，亶即帝位，是为金熙宗。天会十五年十二月，改次年为天眷元年。

第一节 官制与文化改革

金熙宗在位期间，对女真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废除“勃极烈制”，改用汉官三省六部制。原来的三位勃极烈改授地位相当的太师、太傅、太保衔，妥善解决了女真宗室大贵族与汉官制的矛盾。天眷元年（1138）正式颁行封建官制及换官格，将原来女真和辽、宋旧官职，依照新定的官制统一换授。制定封国制度，按照功勋等第授封爵、勋级、食邑。这一时期官制基本承袭唐、宋、辽制，又融入某些女真族特点。三省最高长官是三师领三省事。尚书省设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其下设左、右司与六部。以左丞相兼门下侍中，右丞相兼中书令。三省以尚书省为中心，三师领三省事与左丞相均任女真贵族，右丞相以下参用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其数量和地位远不及女真人。

在地方官制改革方面，把金初万户、都统（军帅）司与兵马都总管府三种路制统一为封建制性质的兵马都总管府路。划全国为十九路，路下设府、州、县，州分三级，即节度、防御、刺史。路、府、州官兼管军政，这是女真族军政一体的特点在汉官制中的延续。县官只管民政。女真族居住区，路下设万户路及猛安、谋克三级机构，与汉族地区府州县自成两个系统。

完备京城制度。天眷元年以京师号为上京，曰会宁府。改旧上京为北京，曰临潢府。命少府监卢彦伦扩建京城，修筑宫室，建敷德殿（朝殿）、宵衣殿（寝殿）、稽古殿（书殿）。其后又修建了凉殿、太庙和社稷坛。皇统六年（1146）继又大规模扩建，城分南、北，使皇帝、贵族、平民三者分地而居。

制定礼仪。金熙宗以前，君臣之礼不严。天眷中设仪卫将军，始有内廷之禁，亲王以下不能佩刀入宫。天眷二年三月，命百官详定仪制。以后百官朝参，用汉式朝服。皇统五年（1145），又颁行《皇统新律》，“大抵皆依仿大宋，其间亦有创立者”①，这是金代的第一部成文法典。

为提高女真民族文化水平，金熙宗改进女真字，造“女真小字”，笔画较为简省。天眷元年正月，正式颁行，与完颜希尹所创女真大字并用。九月，诏百官诰命，女真、契丹、汉人各用本字，渤海同汉人。此外，金熙宗对各族文化兼容并蓄，尤其重视儒学，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指导思想。这使金朝加速向封建化政权发展。

①《大金国志》卷12《熙宗纪》。

第二节 锐意革新的统治前期

金熙宗执政初，女真宗室大贵族派系纷争十分激烈。都元帅完颜宗翰专权华北，有独霸一方的倾向。金熙宗即位时，就注意加以调整，以相位易兵柄。改任宗翰为太保、领三省事，位于太师宗磐、太傅宗幹之下，罢免其都元帅之职，以解除兵权。宗翰的一派如完颜希尹、高庆裔、萧庆等人皆任宰执，不再用于外。天会十五年，因贪赃罪尚书左丞高庆裔被诛，宗翰愤闷而死，希尹也被罢相。受宗翰支持的刘豫伪齐政权被废，改封刘豫为蜀王，徙于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林东镇）。另设行台尚书省于汴京（今河南开封）。天眷元年（1138）九月，改燕京（今北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不久二行台合一。

当时，太师领三省事完颜宗磐、尚书左丞相（不久升任领三省事）完颜宗隽，左副元帅完颜昌结党，把持朝政，专横跋扈，力主与宋和议，让出河南、陕西之地，以使宋朝称臣。金熙宗不得已从之。为制约宗磐一派的势力，天眷二年，完颜希尹复相。金熙宗依靠太傅领三省事完颜宗幹，尚书左丞相完颜希尹，都元帅完颜宗弼，先后诛杀宗磐、宗隽、完颜昌等人。天眷三年，命都元帅完颜宗弼率重兵夺取河南、陕西之地。又因宗弼之请杀完颜希尹和尚书右丞萧庆，至此女真贵族间的派系争斗才基本结束。

皇统元年（宋绍兴十一年，1141），领三省事完颜宗幹病卒，熙宗任完颜宗弼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时领三省事空缺），集朝廷与地方军政大权于一身，把握朝政。秋，宗弼率大军渡淮伐宋，以兵逼迫宋朝划淮水为界。十一月，金、宋达成和议，史称“绍兴和议”。所议内容包括：（1）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金册宋康王赵构为皇帝。（2）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州）、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大半予金。（3）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25万两、匹，自宋绍兴十二年开始，每年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纳。绍兴和议确定了宋金之间政治上的不平等关系，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此后二十多年双方未发生大的战争。

为复苏北方社会经济，金熙宗在天眷三年（1140）下诏罢东北汉人、渤海人猛安谋克制度和汉、渤海官员的猛安谋克世袭职，完全恢复州县村社制度，同时收回汉族与渤海族官员手中兵权。同时，也采取一些经济措施。先后“以禁苑隙地分给百姓”①；“罢来流（水）、混同（江）护逻地，以予民耕牧”②；以京西鹿囿赐农民等。中原久经战乱，经济凋敝，若遇灾年卖身为奴者，比比皆是。因此，皇统四年（1144）又下诏，官给绢赎为良，放还其乡。数派廉访使至诸路，询访民间，考查府州官员以下劝课农桑、平理狱讼、治理地方状况。这些措施，使北方残破的社会经济开始复苏。③金太宗末年，曾迁部分女真人散居汉地，以加强统治。金熙宗废刘豫伪齐后，在皇统元年（1141）淮水以北大片土地割让金朝后，又将大批的猛安谋克南徙，实行屯田，女真、契丹与奚人徙居中原，与汉族百姓杂处，计其实行于女真人较集中的聚居地，比屋连村，处汉人州县之间，猛安谋克官府亦在其中。二为计口授地，每口授田三十至五十亩不等，春秋量给衣马，若遇出军，始给其钱米。具有军事屯田的特征。前者为猛安谋克传统的奴隶制经营方式，后者则是由奴隶制大家庭聚种向封建的个体经营的过渡形态。凡屯田之所，自燕山之南，淮、陇之北，皆有之，多至6万人。中原地区也形成汉人州、县、村社，与女真（包括契丹、奚等北方民族）猛安（比防御州）、谋克（比县）、村寨并行的双重行政统辖体系。自此有金一代未尝改变，成为金朝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这也为女真族接受汉文化，进而完成自身封建化提供了极好的客观条件。

①《金史》卷4《熙宗纪》。

②《金史》卷47《食货志·田制》。

③《金史》卷70《思敬传》。

户口，给以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粮。其受田办法有二：一为受牛头地，“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①。

第三节 统治末年的荒政与被害

金熙宗初即位时，尚有意革新。完颜宗幹与完颜宗弼相继秉政，用汉人宰执韩企先、韩昉等人议礼仪、班爵禄、制新律，成一代之典。金朝封建制度多于此时建树。既而又弭战事、划疆界，与宋南北对峙。然而，好景不长。金熙宗在后期却怠于朝政，不思进取。皇统六年（1146）韩企先卒，皇统八年（1148）宗弼卒，皇后裴满氏（悼平后）乘机干政，无所忌惮。朝官往往因依附悼平后而不断升迁，如完颜亮（海陵王）官至领三省事、兼都元帅。熙宗受皇后掣制，加之自皇统二年太子济安夭折后，数年继嗣不立，而郁郁寡欢，常纵酒发怒。有人入谏，他借故狂饮。有一次因酒醉竟下令处死户部尚书宗礼。对左右大臣、侍从，也随意打骂，乃至手刃杀人。皇统九年十、十一、十二月之间，先后杀死亲王、大臣、嫔妃十数人，甚至皇后裴满氏亦不能幸免。如此暴残，百官震恐，人人危惧。

完颜亮虽然得宠于皇后，但金熙宗对其极为不满。因翰林学士张钧起草的诏书中用词不当，熙宗迁怒于完颜亮。皇统九年（1149）四月贬其为领行台尚书省事。不久又追回，任为平章政事。完颜亮返回京师后，与被熙宗杖打过的右丞相完颜秉德、尚书左丞唐括辩、大理卿乌带共密谋，欲废熙宗。十二月初九日夜，他们三人联络寝殿小底大兴国、近侍护卫十人长仆散忽土，在寝殿把熙宗刺死。熙宗在位十一年，遇害时年31岁。

金熙宗死，完颜亮自立继位。金熙宗被降封为东昏王，葬于皇后裴满氏墓中。贞元三年（1155），改葬于大房山蓼香甸，女真亲王墓地。金世宗大定初，追谥武灵皇帝，庙号闵宗，陵曰思陵，立庙祭之。大定十九年，升祔太庙，增谥弘基纉武庄靖孝成皇帝。大定二十七年，改庙号熙宗。大定二十八年，迁葬于峨眉谷，仍号思陵。

①《金史》卷47《食货志·牛具（头）税》。

（谢选骏指出：少数民族领头杜撰的《中国通史》，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最感兴趣，不惜花费超额笔墨予以涂鸦。）

【第八十章 完颜宗弼 完颜希尹 韩企先】①

第一节 完颜宗弼

完颜宗弼（？—1148），汉名宗弼，女真本名斡啜，又作兀术、斡出、晃斡出。金太祖第四子。

阿骨打起兵反辽时，宗弼尚未成年。金建国后对辽战事频繁，宗弼异母兄宗峻、宗幹、宗望、宗辅都是金军重要将领，骁勇善战，对他产生强烈的影响。天辅五年（1121）十二月，金太祖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反辽战争，宗弼初次披甲，随叔父国论忽鲁勃极烈都统完颜杲（斜也）出征。

天辅六年（1122）正月，金军克辽中京（今内蒙古赤峰宁城），宗翰得知辽天祚帝猎鸳鸯泺，完颜杲与宗翰分兵两路袭辽天祚帝，时宗弼与宗望在完颜杲军中。军过青岭，知不远处有辽兵三百余，宗望带领宗弼、马和尚率百骑追击，交战中宗弼矢尽，遂夺辽兵士枪，独杀八人，生擒五人。宗弼初次参战就显示出超人的勇猛，令女真将士刮目相看。

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十月，金兴兵伐宋，军分两路，西路军由左副元帅宗翰统领。东路军由都统宗望统领，宗弼在东路军任行军万户。东路军自平州（今河北卢龙）出兵，十二月攻占燕京（今北京），随即连克中山、真定、信德。四年（1126）正月，宗望遣宗弼取汤阴县，城破，俘宋兵3000人。东路军强渡黄河，宗弼率先锋3000骑近逼开封，闻宋徽宗出开封南逃，宗弼选骁骑百名追之，未及。金兵围开封，宋以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与金等条件求和，金军返回燕京。同年八月，宗弼再次随右副元帅宗望南下。翌年四月，金军攻下开封，宋徽宗、钦宗二帝降，北宋灭亡。

天会五年（1127）六月宗望病卒，宗辅继任右副元帅。十二月，宗辅受命平定淄、青（山东境内）抗金武装，宗弼在其军中。进入青州，宗弼首败宋郑宗孟的数万军队，克青州。既而攻临朐，在临朐附近，宗弼先破赵成领导的抗金武装，随后大败宋黄琼军，占领临朐。天会六年正月，宗辅军回师，渡青河之际，受宋军3万多人的袭击，宗弼击败之，杀万余人。宗辅留宗弼屯守河间府，自己率军返燕京。

天会六年（1128）七月，金太宗下诏追击逃在扬州的宋高宗，宗弼率本部随宗辅军南下。宗辅军自河北出发，宗弼率其部为先锋，先后攻占濮州、开德、大名等地。天会七年初，宗弼升任元帅右监军。

宗翰、宗辅派挞懒、宗弼、拔离速、马五分道南下，宋高宗自扬州南逃。宗弼入宋淮南西路，进兵宋归德府，将攻之，宋守将出降。宗弼一路所过州县，一击即破，或不战而降，一直打到长江北岸，占领宋江北重镇和州（今安徽和县）。宗弼欲从采石矶渡江，在渡口遭到宋知太平州郭伟的阻击，一连三日均不得渡。宗弼便转向马家渡，大败守军，斩宋统制陈淬。十一月，宗弼率军渡江，击败杜充所率宋军，攻下建康，分派诸将徇近地，宗弼亲率大军取宋广德军路、湖州（今属浙江），至临安府（今杭州）。宋高宗闻临安不守，又奔往明州（今浙江宁波）。宗弼派阿里、蒲卢浑为先锋领精兵4000追袭宋高宗；又派讹鲁补、术列速取越州。阿里军连破宋军，逼近明州，宋高宗登船逃入海上。宗弼随后率军赶到，取明州城，阿里、蒲卢浑泛海至昌国县（今浙江舟山岛），捉获宋明州太守赵伯谔，得知宋高宗已取道温州逃往福州，又入海追击，受到宋海上水军的阻击才退兵。宗弼率军返回临安。天会八年（1130）二月，宗弼声称搜山检海已毕，带着从江南各地掠夺的大量金银财物沿运河北还。临行前将具有几百年文明的临安古城付之一炬。沿途继续烧杀抢掠，江南人民遭到一次空前的浩劫。

①本章主要依据《金史》卷77《宗弼传》、卷73《完颜希尹传》、卷78《韩企先传》。

三月，宗弼军至镇江，遭到宋将韩世忠的阻截。韩世忠水师战船高大，扼守江口，金军无法通过。金军虽然兵多，但船小而少，又不善水战，交战数十回合，金军损失惨重，双方相持四十八日，宗弼仍不能渡江，只好溯江西上，开往建康，行到黄天荡，宗弼军循老鹳河故道，一夜开凿一条三十里长的大渠，通到秦淮河，才得以逃回建康。

韩世忠追至建康，以战船封锁江面。宗弼张榜立赏，招人献破海船渡江策，一王姓福建人贪赏献策：海船无风不动，以火箭射其篷帆，不攻自破。宗弼连夜赶制火箭。二十五日，丽日无风，韩世忠的船队停在江上不能动，宗弼令将士驾小船射火箭中其篷帆，宋水师被烧死、淹死的将士不可胜数，韩世忠和少数将士在瓜步弃舟，从陆路逃回镇江。

五月，金军自静安镇（今南京西北）渡江北归，北返时放火焚烧了建康城。北返途中，宗弼军遭到宋岳飞部的袭击，金军损失惨重。宗弼从江南北还后，便主张不再南下攻宋，足见黄天荡之役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从江南北归不久，天会八年（1130）九月，金太宗调右副元帅宗辅统帅陕西诸军攻打川陕，宗弼率本部奉调前往。金宋两军战于富平，宋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集结重兵与金军对峙，宋军是金军几倍。宗辅以宗弼为左翼都统，娄室为右翼都统。双方交战后，宗弼的左翼军一度陷入重围，大将韩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以土塞创，跃马奋呼搏战，加上右翼娄室军竭力死战，宗弼的左翼军才突出重围。宋经略使赵哲见金军复振，临阵脱逃，宋一路军败，随之全军溃败，金军大获全胜，占领陕西大部。

富平之战后不久，完颜娄室病故。宗辅以宗弼为右翼都统，阿卢补为左翼都统，分别招降陕西尚未攻下的州县。天会九年（1131）正月，宋泾原、熙河两路均为金所攻占，宗辅返回燕京，宗弼成为陕西金军统帅。

十月，宗弼率军自陕西取四川，途经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遭到扼守和尚原的宋吴玠、吴璘军顽强抵抗，金军溃败，宗弼身中流矢，将士死伤大半，这是宗弼从军以来最惨重的失败。天会十一年十一月，宗弼再次发兵，击败吴璘军，夺取和尚原。十二年（1134）二月，率军攻打入川门户仙人关，被宋吴玠军击败，退兵凤翔府（今陕西凤翔）。三月，宗弼由陕西返回燕京。天会十三年（1135）正月，金熙宗即位，立即着手对金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宗弼是辅助熙宗进行改革的重要人物之一。

天会十五年（1137）宗弼升任右副元帅、封沈王。十一月，废“伪齐”政权，将政令收归朝廷。废刘豫为蜀王，于汴京设行台尚书省。

天眷元年（1138），领三省事宗磐、宗隽在朝廷专权，外结左副元帅挞懒，将河南、陕西地割还宋朝。对此，宗弼在朝内支持宗幹等人坚决反对。二年，熙宗以谋反罪，诛宗磐、宗隽，解除挞懒兵权。拜宗弼为都元帅，封越国王。三年，挞懒与宋人交通受赂事发，熙宗命宗弼诛挞懒，加封他为太保，兼领燕京行台尚书省。因宗弼之请，熙宗又发动对宋战争，出兵夺回原交还宋朝的河南、陕西之地。由于河南、陕西各地守将大多是金、“齐”旧官，金军攻来，纷纷迎降。一月之间，金军攻取河南、陕西大部，宋岳飞等部退到颍昌（今河南许昌）以南地区，宗弼顺利进驻汴京。宗弼企图趁势占领淮河以北地区，又挥军南下，在顺昌（今安徽阜阳）败于宋刘锜部，在郾城、颍昌大败于岳飞部，宗弼险些被俘。形势对宋朝极为有利，岳飞也乘胜进兵，大有收复河南进攻河北之势。但宋高宗下令岳飞班师，于是宋军全部撤出河南。

九月，宗弼入朝，是时熙宗南巡到燕京，左丞相完颜希尹亦在随行百官之中。宗弼欲还元帅府（驻祁州），饯行宴会上，希尹与宗弼言语相忤，宗弼大怒。次日向皇后裴满氏辞行时，详述其事，言希尹有不轨言行。宗弼走后，皇后向熙宗奏明，熙宗派人追回宗弼，许宗弼诛希尹。遂杀希尹及其二子，又杀了希尹的心腹右丞萧庆及子。翌年，宗弼升为左丞相兼侍中，仍任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

金夺回河南、陕西后，行台尚书省从燕京迁到汴京，主要掌管原“伪齐”统治地区。宗弼在行台革除“齐”弊政，采纳范拱的建议、减旧税三分之一，百姓得以复苏。又令原“齐”诸军将士解甲归田，人情大悦。厉行文治，选拔能吏，讲求财用，器重文人。选名士十余人备官属。涿州范阳人赵元在行台凡十年，吏事明敏，宗弼深知之，行台或有事上相府，宗弼必问“曾经赵元未也？”其见重如此。宗弼选拔信用的蔡松年、曹望之、许霖、张之周等，直到海陵王、世宗朝都是理财名臣。北方社会经济得到一定恢复。

宗弼扶植的汉官，大多数是原宋朝旧臣，他们与金初重用的原辽朝汉官韩企先、孟浩、田珏等人有矛盾。皇统元年五月宗幹卒，不久宗弼返京师辅佐熙宗，任蔡松年为刑部员外郎，开始在朝廷扶植新汉官集团。皇统六年，右丞相韩企先病卒，田珏被宗弼排挤出朝。七年六月，又借故杀田珏、奚毅等多人，孟浩等34人被指为同党迁徙海上。尚书省为之一空。宗弼扶植的新汉官集团代替了旧汉官集团。

宗弼自天眷三年（1140）顺昌、颍昌大败后，并未放弃与宋划淮为界的打算。因宗弼之请，熙宗下诏代宋。皇统元年（1141）二月，克庐州。与宋军战于柘皋镇，大败。各自回兵。宗弼利用宋宰相秦桧除掉大将岳飞，敦促宋高宗割地议和。九月，宗弼先放回扣留的宋使者两人，表示愿意议和，随后又亲率大军渡淮河，破泗州、濠州等地。宋高宗遣使表示愿意接受议和条件。皇统二年（1142）二月，双方正式签约，时为宋绍兴十二年，史称“绍兴和议”（或称“皇统和议”）：两国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淮水上游的唐邓二州和西面商、秦二州的一半割让给金朝。南宋向金称臣，输纳岁币银、绢二十五万两、匹。

皇统二年三月，宗弼进为太傅。皇统七年九月，又进为太师、领三省事、监修国史、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越国王，独掌军政大权。自皇统和议后，宗弼始终坚持“南北和好”政策，主张待时机成熟后再一举灭宋。因而直到海陵王南侵（11），二十年间金宋边界几无战事，这对双方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皇统八年（1148）八月，宗弼进《太祖实录》。十月，病卒。封梁王，谥忠烈。

宗弼一生对金朝贡献甚大。他既是一代名将，在金宋战争中屡建战功，又是一代名相，辅佐金熙宗完成改革大业。金世宗论金代名臣时说：“宗翰之后，惟宗弼一人。”

第二节 完颜希尹

完颜希尹（？—1140），汉名希尹，女真名谷神，又译兀室、悟室、骨舍。女真完颜部人，欢都之长子。

辽朝末年，阿骨打起兵反辽，希尹是重要谋士之一。在反辽战争中，希尹或随阿骨打，或随撒改，或与诸将征伐，屡立战功。女真反辽初战告捷，希尹即与宗翰自撒改军前来向阿骨打致贺，并劝立国称帝。辽天庆五年（1115），阿骨打称帝，改元收国元年，金朝建立。

希尹为人缜密多智，通晓本族祖先之法度，女真人称其“萨满”，以为通神人的智者。金初，女真无文字，赋敛调发，刻箭为号，与邻国往来文书皆用契丹字。随着金朝日渐强大，迫切需要符合女真语言的文字，于是太祖授命希尹创造女真字。他依仿汉字楷书，因契丹字制度（拼音字），合女真语言，创制女真字。天辅三年（1119）八月制成颁行，为金朝官方通行文字，后世称为“女真大字”。并选女真儿童入学，学女真字。金朝中期著名贤相纥石烈良弼、纳合椿年等，即是第一批学女真字者。女真字的创制和使用，对促进女真族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天辅五年十二月，金朝又大举灭辽，希尹在宗翰军中。此后一直是宗翰的重要亲信，情同手足。破中京时，希尹招降辽西节度使讹里刺。次年，从宗翰于北安州（今河北承德西），大败辽奚王萧霞末。希尹在古北口（今北京市密云东北）大破辽兵，斩获甚众。希尹为宗翰军的先锋，追天祚帝于五院司、白水泺（今内蒙古察右前旗黄旗海）、乙室部等地。辽帝以轻骑遁去，希尹遂攻取西京（今山西大同）。太祖以宗翰为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希尹随其驻西京。天会初年，宗翰入朝议事，希尹权西南、西北两路都统，主持日常政务。天会二年（1124），辽天祚帝率诸军5万出夹山，南下攻取州县，至武州，遭到希尹军阻击，辽兵溃败，天祚帝逃往山金司。不久，希尹获悉天祚帝欲南逃投宋，遣娄室率精兵邀击，直到擒获天祚帝，辽朝灭亡。

天会三年（1125）十月，金建立元帅府，大举侵宋，希尹任元帅右监军，与左副元帅宗翰率西路军自西京取太原，趋开封。翌年，再伐宋，掳宋徽宗、钦宗二帝以归。天会七年，宗翰、宗辅受命追击宋高宗赵构，希尹率军攻至扬州，屯兵江北，以接应在江南作战的宗弼等军。其后驻西京的元帅右都监耶律余睹谋反，希尹首先觉察，未及举事而败漏，余睹伏诛。

天会十年（1132），希尹随宗翰入朝。议及立储嗣，与宗翰、宗幹力请立完颜亶为谙班勃极烈，太宗纳之。天会十三年（1135）完颜亶即位，是为金熙宗。熙宗在宗幹等人支持下，以三省六部制取代国论勃极烈制度，进行全面的政治制度改革。任宗翰为太保、领三省事，希尹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加开府仪同三司。由西京返回上京（今黑龙江阿城白城子），参与金朝政治制度的改革工作。

希尹长期跟随宗翰，但是对汉文化的态度，两人却截然不同。金兵入汴，众将争取府库珍异财物，希尹则先收宋朝图籍。自扬州返西京后，适值宋朝遣洪皓为大金通问使，宗翰扣而不遣，希尹爱其才，使其至家中教授子孙读儒家经典近十年。入京任相以来，朝廷立官制，议礼乐，取前朝封建制度，初多因革辽制。希尹与宗宪等人主张应参用唐、宋、辽三朝制度，结合女真实情改革而制。熙宗和宗幹嘉纳之。

天会十五年（1137）六月，熙宗为翦除宗翰势力，以贪赃罪诛宗翰亲信尚书左丞高庆裔。不久宗翰愤郁而卒，天眷元年（1138）希尹乞致仕，不许，罢相降任兴中府尹。以东京留守宗隽继任左丞相兼侍中，宗隽与太师领三省事宗磐、左副元帅挞懒结党，专横跋扈于朝廷。为压制其势力，天眷二年（1139）正月，熙宗重新起用足智多谋的希尹为左丞相兼侍中，封陈王。六月，郎君吴矢谋反。希尹与宗幹借机以吴矢词及宗磐、宗隽，构成其谋反罪。希尹设计谋伏兵宫内，因其朝会悉擒杀之。希尹第三子挞挞，劲勇有智，力兼数人，适时承诏，于殿堂上，执宗磐手而杀之。太保、领三省事宗隽亦被捕杀。

天眷三年（1140）九月，希尹随熙宗南巡至燕京。宗弼收复河南、陕西地亦至燕京朝见熙宗。希尹与宗弼酒后口角，因宗弼奏请，以“奸状已萌，心在无君”之罪名，处死希尹，其子同修国史把答、符宝郎漫带同时被杀。挞挞已于前一年病卒。

皇统三年（1143）金熙宗察希尹实无奸状，死非其罪，恢复其名誉，赠以开府仪同三司、邢国公。世宗时追谥贞宪。

第三节 韩企先

韩企先（1082—1146），辽兴中府（今辽宁朝阳）人，先世蓟州玉田（今属河北）。辽中书令韩知古九世孙。生长于辽朝世宦之家。天祚帝乾统年间进士及第。辽亡后，入仕金朝，为枢密副都承旨、转运使。枢密院官员初驻广宁府（今辽宁北镇），天会三年（1125）徙于燕京。及云中枢密院建立，韩企先转入宗翰麾下，宗翰请任为西京留守。天会六年（1128），燕京枢密使刘彦宗病卒，右副元帅宗辅统率的东路军转战江南、陕西等地。于是燕京枢密院并入云中枢密院。韩企先代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凡华北地区选授、调发、租税皆禀承元帅府旨意行事。

天会初，谙班勃极烈完颜杲与国论忽鲁勃极烈宗幹掌朝政，劝太宗改女真旧制，用汉官制度。此后开始出现零星的如大理寺等机构。同时准备在枢密院试行官制改革。天会四年（1126），制定尚书省及以下诸司府寺等汉官制。由于对北宋战争全面爆发，拖延而未付诸实行。天会六年（1128），韩企先任知枢密院事，着手改革官制，以尚书省为中心的官制取代原以中书省为中心的枢密院制。天会七年，官制初行，韩企先迁尚书左仆射兼侍中，封楚国公。通过韩企先等人的努力，新官制实行于华北地区。

天会七年以后，官制改革步伐加快。八年，建立六部中的礼部与吏部。

十二年，召韩企先入上京，任尚书右丞相，协助完颜宗幹主持汉官制的全面改革。韩企先博通经史，知晓辽朝制度，参照唐、宋制度，或因或革，损益旧章，金朝典章制度多出其手。太宗末年勃极烈制度已由职能包罗万象，转变为最高决策机关和审议机关，原有的行政、司法、军事职能分别为汉式封建机构所取代。熙宗即位后，废除勃极烈制度，颁行“天眷官制”，确立三省六部制，从而完成了金政权的封建制改革。

熙宗即位，韩企先仍任尚书右丞相。时三省初立，官员缺乏，韩企先拔擢一时贤能，安置于各个部门。同时以培植奖励后进为己任，推贤纳良，甄别人物，许多汉、渤海、契丹优秀人物入仕台省。熙宗与辅弼大臣宗幹等人，每有重大政事，必与韩企先谋议。

皇统元年（1141），封濮王。皇统六年（1146）二月，病卒，终年65岁。世宗时追谥简懿。

（谢选骏指出：少数民族领头杜撰的《中国通史》，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最感兴趣，不惜花费超额笔墨予以涂鸦。）

【第八十一章 海陵王】

海陵王（1122—11），即完颜亮。字元功，女真名迪古乃，金太祖庶长子完颜宗幹之次子。儿时受业于名儒张用直，好读书。及长，举止端严。史称他外若宽和，而城府深密，人莫测其际。但“为人僄急，多猜忌，残忍任数”①。

第一节 弑君夺位

金熙宗天眷三年（1140），完颜亮18岁，以宗室子为奉国上将军在叔父都元帅完颜宗弼的帐下供职。时宗弼奉诏取宋河南、陕西地，完颜亮任行军万户。军还，迁骠骑上将军。皇统四年（1144）进阶龙虎上将军，不久，出任中京（大定府，后改北京，今内蒙古赤峰宁城西大名城）留守，迁光禄大夫。

完颜亮任地方官后，“专务立威，以厌伏小人”，逐渐显露出他急躁猜忌的性格。驻中京的猛安萧裕（奚人）倾险敢决，完颜亮与之结纳，每与论天下事，野心勃勃。萧裕揣其志，附和说：“诚有志举大事，愿竭力以从。”①完颜亮亦以父宗幹乃太祖长子，己乃太祖孙，自是遂生觊觎皇位之心。皇统七年（1147）五月，入京任同判大宗正事，加特进。十一月，迁尚书左丞，全力揽持权柄，安插心腹为省台要职，擢萧裕为兵部侍郎（后改同知南京留守事，又改北京留守②，成为完颜亮的亲信谋士）。皇统八年六月，为平章政事，十一月，又晋升为右丞相。

金熙宗前期得宗幹、宗弼等人辅佐，推进女真社会的封建化，划定疆域，其时经济得以复苏。老臣先后故世，熙宗对宗室贵族仍较重用，完颜亮是宗幹之子，自幼一起长大，故格外受到重视，入京仅一二年就位至右丞相。此时皇后裴满氏干预朝政，操纵一切。完颜亮便依附皇后裴满氏。皇统九年（1149）正月，升任都元帅，掌握了金朝兵权。完颜亮生日，熙宗赐物，皇后亦附赐。熙宗对他的依附于皇后裴满氏有所察觉，但由于皇后对完颜亮十分赏识，无可奈何。三月，又晋升完颜亮为太保、领三省事。完颜亮上靠皇后，下结权贵，举荐女真显贵子弟为官，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完颜亮的行为引起左丞相宗贤等人的不满。四月，翰林学士张钧草诏忤旨被诛，宗贤奏其受完颜亮指使。熙宗盛怒之下贬完颜亮为领行台尚书省事。

完颜亮由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白城子）往汴京（今河南开封）上任，途经中京，与留守萧裕约定，若于河南起兵举事，萧裕将结诸猛安以应之。行至燕京（今北京）南良乡，熙宗又召其还上京，授平章政事。皇统九年十二月初九，完颜亮与左丞相完颜秉德、驸马唐括辩、大理卿乌带等合谋，刺死熙宗，自立为皇帝，并改元天德。

①《金史》卷5《海陵纪》。

①《金史》卷129《萧裕传》。

②《金史》卷129《萧裕传》。

第二节 巩固政权，进行改革

按时无“南京”，可能是中京，参见卷5《海陵纪》。海陵王即位后，为稳固以非法手段获得的皇权，首先对与自己合谋弑君的人封以高官，以奖励他们拥立之功。完颜秉德被任为左丞相兼侍中、左副元帅，唐括辩被任为右丞相兼中书令，乌带被任为平章政事，忽土、阿里出虎分任左、右副点检，大兴国为广宁府尹。同时严厉镇压敌视他的朝廷重臣，诛杀领三省事兼左副元帅、曹国王完颜宗敏（太祖子）、左丞相兼都元帅完颜宗贤。罢太傅领三省事萧仲恭、尚书右丞完颜禀、参知政事萧肄等。对处于观望中的朝官则加以笼络，如太师、领三省事完颜勖等二十人均加官进爵。经过一番调整，海陵王初步稳定了政局。但女真宗室贵族的几种政治势力，仍对海陵王构成巨大的威胁。如领三省事宗本等太宗子孙，自熙宗即位以来，一直心怀不满，暗中集结力量，与太祖一系子孙明争暗夺，伺机夺回皇位继承权。又如左丞相完颜秉德的祖父宗翰，是在海陵王父亲宗幹和熙宗的逼迫下愤郁而死的，他与海陵王谋杀熙宗时，本意并非要立海陵王为帝，又与海陵王的政治主张不同，一旦有机可乘，可能还会谋反。天德二年（1150）四月，海陵王以宗本与秉德谋反罪，命人在上京、东京、中京、汴京等地同时动手，杀了领三省事完颜宗本、判大宗正府事完颜宗美、东京留守完颜宗懿、中京留守完颜卞等太宗子孙七十多人；领行台尚书省事完颜秉德（先于天德二年正月贬为此官）及其弟特里、乣里等完颜宗翰子孙三十余人；并且累及宗室子弟五十余人，唐括辩也被斩首。为了压制宗室勋旧大臣，十月，海陵王又以谋反罪，诛杀平章政事完颜宗义等完颜杲（太祖胞弟，曾任谙班勃极烈、都元帅）子孙百余人；前工部尚书谋里野、御史大夫完颜宗安及族人；在汴京杀领行台左丞相，左副元帅撒离喝。此外，对太皇太妃萧氏（太祖妃），强加对宗义等人谋反状“知情不举”的罪名，杀萧氏及其子任王隈喝。

经过两次大规模的清洗，朝廷高官中宗室贵族所剩无几。与此同时，海陵王大批任命普通女真人中有才华的人和通晓封建典章制度的渤海人、契丹人和汉人为官，打破了自太祖建国以来，朝廷大权为女真族宗室贵族所垄断的局面，三省宰执和最高军事机构都元帅、枢密使中，除了他的胞弟完颜兖外，无一名宗室完颜氏人。海陵王采取这种用人方针，目的是为维护和加强皇权，争取封建地主阶级的支持，扩大政权的基础。

接着，海陵王在熙宗改革的基础上，开始对金朝的政治制度进行大规模的改革。

天德二年（1150）十二月，废除汴京行台尚书省，政令统一于朝廷。同时废除元帅府，设置枢密院，作为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受尚书省节制，枢密使、副不直接统兵。兵兴临时设元帅府，兵罢则省，使军权掌握在皇帝手中。

天德三年，仿照中原制度，设国子监以教育生员。改革科举，罢太宗以来的“南北选”制，废除儒学的“经义科”，以词赋、法律取士，以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

天德二年，改定猛安谋克继绝法。三年，罢免女真族世袭万户，废除上京路下的女真万户路，改置节度使，改变了贵族子孙相继，揽一方权威的状况，加速了女真族封建化的进程。

天德三年，使张浩扩建燕京城（今北京），兴修宫室，并下诏迁都。贞元元年（1153）三月，迁都燕京。并效仿辽五京制度，改燕京为中都，汴京为南京，大定府（原中京）为北京，辽阳府为东京，大同府为西京。金朝五京制度始完备。

同时在中都附近的大房山（今北京西南）营建山陵，贞元三年五月，将太祖、太宗的棺木由上京迁葬大房山帝陵。正隆元年（1156）十月，又将始祖以下十帝灵柩迁葬大房山，四时祭祀。海陵王强令上京女真世家大族迁往中都，为彻底断绝女真大贵族返回上京的念头，正隆二年八月，罢上京留守司。十月，下令毁坏上京旧宫殿、各大贵族的宅邸和寺院，将之夷为平地，分给各猛安谋克为耕地。这对女真奴隶主大贵族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随着迁都，大批女真猛安谋克迁入中原。海陵王对众多的猛安谋克进行了整顿、合并，在中原各地实行括地，按照牛头地和计口授田的方式，分配土地给各猛安谋克。女真人与汉人杂居，往往将土地出租给汉人，促使女真猛安谋克内部封建制生产关系迅速发展。

海陵王重视吏治，提拔、重用善于理财的人，于是形成君臣讲求财用之风。海陵王以前，金朝没有铸钱，只是借用辽、宋铜钱。贞元二年（1154）由户部尚书蔡松年主持，复钞引法，印制、发行纸币，名为“交钞”。正隆二年（1157）始铸铜币，面文为“正隆通宝”。这促使北方社会经济进一步恢复、发展。

正隆年间，海陵王再次大幅度改革官制，正隆元年（1156）颁行“正隆官制”，罢中书、门下二省，止设尚书省。尚书省置尚书令，下设左、右丞相，左、右丞，参知政事。废原平章政事官。自省而下设院、台、府、司、寺、监、局、署、所，各统其属以修其职。职有定位，员有常数。正隆二年八月又置登闻检院，掌奏进，告尚书省、御史台理断不当事。权力高度集中，君主集权制进入新的阶段。金朝的政治制度至此基本上确立，此后不再有重大的改革。

第三节 发动侵宋战争与被杀

海陵王曾言有三志：国家大事皆自我出；帅师伐国，执其君长问罪于前；得天下绝色而妻之。正隆官制改革后，一志已遂愿。此后海陵王越发好大喜功，妄自尊大。曾为一图像作诗曰：“自古车书一混同，南人何事费车工？提师百万临江上，立马吴山第一峰。”①自以为兴兵二三年，即可灭南宋，统一江南，以称正统。自熙宗皇统和议以来，金宋已多年不见战火，双方社会经济都得以迅速恢复、发展。海陵王时金朝的实力不及宋朝，当务之急是与民休息，发展生产，增强国力。但海陵王不顾国情民力，决意发动大规模的灭宋战争。

正隆三年（1158），命左丞相张浩、参知政事敬嗣晖营建南京（今河南开封）宫室，夷平原宋朝的宫殿重新建造，务求豪华壮丽。

正隆四年（1159）正月，罢金宋边境凤翔、唐、邓、颍、蔡、巩、洮、胶西榷场。二月，召谕宰执准备伐宋。命工部尚书苏保衡在通州（今北京通县）监造战船。派使臣到各路籍兵，凡猛安谋克户、部族和州县的渤海人，年20岁以上，50岁以下者全部纳入军籍，听候调遣。父母年迈，兄弟多，亦不许留一子。三月，又派人到各路总管府督造兵器。四月，令各路原贮藏的兵器，一律送往中都。八月，大括天下骡马。官至七品只许留一马。共征调马骡56万余匹，令被征马户代为饲养。

正隆五年（10）七月，签发各路汉军。除中都、南京两路外，其余每路签汉军1万。并调集上年所籍的各路猛安谋克军，共24万大军。同时，调集征调的马匹。诏河南诸州县贮粮皆供军队。骡马所到之处无草料，海陵王则曰：时禾稼满野，可放牧田间，民间储蓄尚多，再岁不获亦无妨。为筹集军资，提前征收五年税，又加收菜园税、户税、养马钱，四方所造军器材用皆赋于民。在海陵王横征暴敛下，民不聊生，纷纷起来反抗暴政。

首先，沂州临沂人开山赵领导当地农民揭竿起义，起义军发展到30万人。随后山东、河北、山西以至中都附近人民相继起义，大者连城邑，小者保山泽。正隆五年三月，海陵王遣都水监徐文等率舟师九百，浮海去镇压海州东海县（今江苏连云港市南）张旺、徐元领导的起义军，命之曰：“朕意不在一邑，将试舟师耳。”①六月，东海起义军被镇压。此时北方爆发了以撒八、窝斡领导的契丹农牧民大起义，声势浩大，遍及西北诸路。海陵王即帝位后的后宫生活日益放荡糜烂，广益嫔御。贞元元年（1153）三月，亲选良家子一百三十余人充后宫。宗室、百官家眷中有姿色者，海陵王亦千方百计明抢暗夺。

海陵王无视金朝政局动荡不安，正隆六年（11）二月，自中都出发南巡，六月，抵南京。自议南伐以来，凡极谏的大臣，非杖即杀。及至南京，皇太后徒单氏（宗幹的正室）亲自出面劝阻，竟被海陵王杀于宁德宫。此后，朝廷上下无人敢谏南伐。

同年九月，海陵王亲自督大军南下。金军兵分四路，海陵王亲率一路，以枢密使完颜昂为左领军大都督、尚书左丞纥石烈良弼为右领军大都督，随海陵王取庐州（今安徽合肥）。工部尚书苏保衡为浙东道水军都统制，率水师直趋临安。太原（今属山西）尹刘萼为汉南道都统制，率兵出蔡州（今河南汝南）。河中（今山西永济西）尹徒单合喜为西蜀道都统制，由凤翔取散关驻军待命入川。徒单贞别将兵2万入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

十月初八，海陵王大军渡淮河，连克庐州、和州（今安徽和县）。刘萼汉南道军取通化军、蒋州、信阳军（今河南信阳）。徒单贞取扬州。苏保衡浙东道水师在胶西（今山东胶州）陈家岛，遭到宋将李宝水师的突然袭击，几乎全军覆没。

金军渡淮前一日，东京留守完颜雍（太祖孙）发动政变，称帝于东京，即金世宗。次日，世宗下诏废黜海陵王，改元大定。海陵王闻知后，仍继续南进。十一月，海陵王大军在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市南）渡长江，为宋都督府参谋军事、中书舍人虞允文所督宋军打败，金军将士死伤无数，战船损失过半。于是移师瓜州（今江苏扬州南）。此时军心涣散，将领不愿渡江作战，但海陵王一意孤行，勒令将士次日（二十七日）渡江。次日拂晓，兵部尚书耶律元宜等众将领发动兵变，海陵王在大帐中被乱箭射死，去世时年39岁。

海陵王被杀后，都督府将灵柩置于南京班荆馆。世宗大定二年，降封为海陵郡王，谥曰炀。葬于中都大房山鹿门谷诸王墓地大定二十年，诏降为海陵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处。

①《金史》卷5《海陵纪》。

（谢选骏指出：海陵王癫狂了，他是少数民族“人心不足蛇吞象”的典型代表。）

【第八十二章 金世宗】

金世宗（1123—1189），女真名乌禄，即位后更名雍。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之孙，完颜宗辅之子。生长于金上京，13岁丧父，由母亲哺育成人。母李氏出身于辽阳渤海世族，知书明礼，教子有方。完颜雍自幼习诗书，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又精骑射，“国人推为第一，每出猎，耆老皆随而观之”①。熙宗皇统年间，完颜雍以宗室子例授光禄大夫，封葛王，为兵部尚书。

海陵王天德年间，历任会宁牧（上京会宁府），判大宗正事，中京、燕京留守，济南尹。贞元初，任西京（今山西大同）留守。三年（1155），改任东京留守，进封赵王。正隆二年（1157），按例降封郑国公，进封卫国公，后又徙封曹国。

第一节 统治初期

完颜亮（海陵王）因弑熙宗夺得帝位，故深忌宗室，不委以宰执，并严加监视。完颜雍为保全自己，多献珍异以消除海陵王疑忌。尽管如此，海陵王仍派心腹高存福任东京副留守，以伺动静。正隆六年（11）海陵王兴师南下攻宋，境内反战情绪高涨，西北爆发了撒八领导的契丹农牧民大起义，东北各地契丹、奚人纷纷起兵响应。咸平府（今辽宁开原）谋克括里领兵攻陷韩州（今吉林四平西北），据咸平，将攻东京。完颜雍命人打造兵甲，以备抵抗，时海陵王命婆速路（今丹东附近）总管完颜谋衍以兵属完颜雍镇压起义。括里见东京城旌旗蔽野，不战自退。高存福则以完颜雍筹军备密报海陵王，言完颜雍图不轨。完颜雍得知，甚感危急。加上海陵王杀徒单太后等女真贵族，完颜雍得知后更加紧张。完颜雍母舅兴中府（今朝阳）少尹李石以病还居乡里多年，是完颜雍心腹谋士和得力助手，他建议“先除高存福，然后举事”①。十月，南征万户、曷苏馆女真猛安完颜福寿等人所率女真兵不愿南下攻宋，自辽东南进至山东时率兵2万逃回哗变，杀高存福等人，拥戴完颜雍为帝，改元大定，是为金世宗。十二月，进据中都。

金世宗即位之初，时局极不稳定。当务之急有三，一是建立一个稳固的统治集团；二是镇压西北契丹人民大起义；三是结束与南宋战争。世宗以海陵王为鉴，调整、纠正海陵王之失，采取了如下措施。

首先，在用人上采取兼容并举的政策。不管过去受海陵王重用，还是受排挤；对世宗是拥护，还是曾经反对又降附的人；也不论是女真宗室贵族，还是汉人、渤海人等，只要有才能，一视同仁，予以任用。海陵王时太傅、尚书令张浩，大定二年（12）入朝，仍封为太师、尚书令。金世宗对他说：“卿在省十余年，练达政务，故复用卿为相，当自勉，毋负朕意”①。北面都统纥石烈志宁、白彦敬等率重兵于西北镇压契丹起义，又曾谋议进攻完颜雍部，连杀完颜雍派去的使者九人。海陵王被杀后，他才降服。世宗以其为将才，不计前嫌，仍令其统兵，委以重任。纥石烈志宁屡立战功，官至枢密使、右丞相。由于用人政策深得人心，很快理顺了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结束了混乱的局面。世宗在位三十年，宰执官中宗室完颜贵族有7人，非宗室女真人15人，汉族14人，契丹、渤海2人。基本上纠正了前朝帝王人为地排斥某一集团的弊政，做到唯才是举，人尽其用。

其次，调集重兵围剿西北地区的契丹农牧民起义军。大定元年（11）十二月，窝斡称帝，建年号天正，并领导契丹起义军转战临潢府与泰州（今吉林洮安一带）之间，声势浩大，屡败金军。大定二年（12）世宗任仆散忠义为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为元帅右监军统率诸军，倾精锐部队全力镇压窝斡军。六月，于花道、袅岭一带决战，起义军损失惨重。八月，于山后奚地再败起义军，所破之处，尽杀其男子，以其妇女童孺分给诸军。窝斡残部北走沙陀。世宗在派兵镇压的同时，不断遣使招抚诱降，许诺降者不问首从，奴婢、良人罪无轻重并行免放。有官品者和率众归降者，仍与官赏，依本品量材叙用。奴隶并放为良。捕获窝斡者，猛安加三品官授节度使，谋克加四品官授防御使；庶人加五品官授刺史。并晓谕金军将士，能捕杀窝斡者加特进，授真总管（正三品）。这些措施分化瓦解了起义军中意志薄弱者，安远大将军斡里袅、猛安七斤、蒲速越等人先后降金。九月，窝斡为部下稍合住和神独斡所擒，送往金营，被杀。镇压契丹起义后，金世宗下诏罢契丹猛安谋克，其户分隶女真猛安谋克。并将参加起义的契丹人户尽徙女真内地，与女真人杂处，接受女真官员的直接统治。在此前后，金世宗平定了河北、山东、河东等路北方各族人民起义，很快恢复了封建统治秩序。

第三，尽快结束与南宋的战争。海陵王被杀，金军北还，金世宗吸取海陵王穷兵黩武的教训，将被征南侵的军士放免还家，于金宋边界屯兵10万，由都元帅完颜昂经略边事。又派使臣与宋和谈。时南宋孝宗即位，主张抗金收复失地，拒绝和谈。大定三年（宋隆兴元年，13），南宋以张浚为统帅兴兵北伐，欲收复失地。此时金世宗已镇压了契丹起义，调左丞相仆散忠义、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统率重兵反击北进的宋军，宋军连败。五月，两军大战于符离（今安徽宿州），宋军惨败。宋孝宗遣使求和。四年十月，金世宗命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再次出兵，连取濠（今凤阳东北）、庐（今合肥）、和（今和县）、滁（今属安徽）等州。宋再次遣使求和，闰十一月，和议基本达成。五年（宋乾道元年，15）正月，双方正式议和，史称“隆兴和议”。议定边界仍依“绍兴和议”所定，宋割让战争初期所占海（今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泗（今盱眙西北）、唐（今河南唐河）、邓（今属河南）、商（今属陕西）、秦（今甘肃天水市）等州给金，宋向金称侄皇帝，不称臣，岁币减为20万两，绢减为20万匹。媾和以后，三十余年双方无大战争。

第二节 金代“治世”

金世宗在政治制度上基本沿用海陵王时的成制，统治政策和方针则与海陵王不同。海陵王纯尚吏治，金世宗则务施宽政，虚心纳谏。他屡次下诏内外大小职官上书直言，谕宰执有言即言，毋缄默以自便。急于求贤，选拔人才。世宗即位前任地方官多年，深知州县之职最为亲民，当得贤材用之。郡守选人，虽资叙未至而有政绩廉能者，亦升用之，以励其他官吏。究心于吏政。分职官为廉能、污滥、不职三等而黜陟之。诏御史台：自三公以下，官僚善恶邪正，当审察之。命御史分路刺举善恶以闻。不仅劾罪，亦要举善。对暗察明访皆著政声者，进官旌赏。职官犯赃罪轻则降职，重则收监，虽国内大赦亦不叙。以贪赃罪降官者再犯除名，永不叙用。

同时，又进一步修订官制和礼仪制度，海陵王时尚书省宰执为7人，并废熙宗时的平章政事官职。世宗增设为9人，复平章政事官职。更定铨注县令丞簿格、定试令史格，诏给内外职事官兼职俸钱，进一步完善了官僚机构。世宗虽倾心于汉文化，但又不愿抛弃女真文化。于是采取措施，利用、吸收汉文化以提高女真民族的文化水平。大定四年，以女真大、小字译儒家经史，颁行之。在京师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择猛安谋克子弟为学生入学学习。十三年，开设女真进士科，以策、诗取士。制猛安谋克官员皆先读女真字经史，然后许承袭官职。金朝护卫亲军皆任女真宗室贵戚之子，十年出为五品职官。世宗以女真人径居达官，不知民间疾苦，令教以读书，使其知仁义道德所在。金太祖、太宗时多以武功任高官，世宗则认为：起身刀笔者，虽有才力可用，其廉介之节，终不及进士。但在同时，世宗又千方百计避免女真族完全汉化，令女真人毋得译为汉姓，改汉姓或穿汉服。卫士有不习女真语者，并勒令习学，此后不得说汉语。他对皇太子及诸子说：“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真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①他担心女真人完全汉化，非长久之计。于是在大定二十四年（1184）以太子完颜允恭监国，世宗带诸子及官员返上京女真内地，以提倡女真人弘扬女真文化，勿忘旧俗。并令有司委各猛安谋克官于农闲时督部人习武备，练骑射。

金代以农为本，世宗采取措施以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平定契丹起义、结束对南宋战争后，裁军归农，诏元帅府诸新旧军以6万留戍，余并放还。大定二年（12），即诏谕“盗贼或避赋及避徭役在他所者，并令归农，及时农种，无问罪名轻重，并与原免”②。后又诏复各地流民还乡，官给以田。地狭处，则将召辑的流民，安置于他乡种田。开始时每年遣官劝各地猛安谋克农事；后来恐有烦扰，令各地职官劝督，必令自耕，精勤农务，以给自足。弛放牧地，令民开垦。牧畜毁坏民农桑，虽亲王、公主及势要之家，亦由地方官立加惩断。同时，除海陵王时弊政，蠲免苛捐杂税，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若逢灾年，屡免租税，减免劳役。大定四年（14），命张弘信等24人（一说13人）分路通检诸路物力；五年，立诸路通检地土等第税法。在此基础上征收物力钱，使各族人民的负担相对均平一些，同时增加了朝廷的税收。

自大定二年起，世宗逐步放免寺院二税户和部分奴婢为平民。寺院二税户原是辽代寺院的封建领户，金初多沦为奴隶。世宗下诏凡二税户有佐证说明身份者，皆放免为良。平定契丹起义后，放免了一大批契丹的奴婢、驱奴为平民。二十二年，立限放免限内娶良人为妻，所生男女为良。十七年时诏：海陵王时，大臣无辜被戮，家属籍没为宫奴婢者，并释为良。当然这仅是局部解放奴隶和农奴为一般农民，对女真猛安谋克的奴隶制则仍实行保护政策，禁止其出卖奴婢。①与宋和议后，金朝恢复和增设了与南宋、西夏的榷场，定榷场香、茶罪赏法。输入物品以茶、丝织品、药材、米为大宗，输出物品主要是人参、貂皮、北珠、绢罗。

①《金史》卷7《世宗纪》中。

②《金史》卷6《世宗纪》上。

①《金史》卷8《世宗纪》下。

曾一度罢诸路关税。取消金银矿税，听民开采。大定二十年，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②。

随着女真族封建化的日益发展，猛安谋克组织已经极为混乱。世宗为维护女真旧制，大定二年，“定世袭猛安谋克迁授格”③。大定七年、二十年，又两次新授猛安谋克。十五年，遣吏部郎中蒲察兀虎等10人，分行诸路，再定猛安谋克户，规定每谋克不过三百户，七谋克至十谋克置一猛安。二十四年，又授诸子以猛安谋克世爵。猛安谋克是一种父子相承的世官制度。为维护女真贵族的权利，世宗规定猛安谋克官员犯罪可惩罚，不得轻易夺官。宗室贵族中有不任官者，为施恩泽，大定十二年，授以散官。十七年，又授年高者以官职。

在经济上，猛安谋克户长期蒙受国家优遇，往往骄纵，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不亲稼穑，土地或令汉人租佃，或听凭荒芜，一部分女真人日益贫困。世宗为保证女真人生计，一再拘括汉人田地，分配给女真猛安谋克户，令其合家聚种。仍极力维护女真奴隶制的“牛头地制度”，并以计口授地作为牛头地的补充形式。然而女真族奴隶制已经走向崩溃，世宗的种种措施不过使女真族走上了保有本民族特点的封建制道路。

世宗大定年间，由于政局相对稳定，经济有了发展，仓廪有余，人民生活较为安定，文化也昌盛起来。故被后人誉为金朝的“小尧舜”。大定二十九年（1189）正月，世宗病故于中都福安殿，终年67岁。章宗时谥为圣明仁孝皇帝，庙号世宗，葬于兴陵。

第三节 完颜允济 完颜允恭

完颜允济

完颜允济（又作永济）（？—1213），小字兴胜，金世宗第七子。大定十一年（1171）封薛王、滕王。世宗朝历任秘书监、刑部尚书、殿前都点检。章宗朝封潞王、韩王、卫王。历任安武军节度使、兴平军节度使、昭义军节度使，判彰德府（今河南安阳）事、平阳府（今山西临汾）事。泰和八年（1209），章宗卒，无嗣子，允济即位，年号大安，即卫绍王。

章宗末年金朝从鼎盛走向衰落，宦官、嫔妃和近臣擅权已肇其端，卫绍王庸弱无能，无力整顿朝纲，政治日趋**。

大安三年（1211），成吉思汗兴师攻金。卫绍王一面派粘合合打去求和，一面派平章政事独吉思忠等人行省边地，率军抵御。八月，野狐岭（今河北张家口西北）、宣平（今宣化西北）之战，金军主力被消灭，主帅完颜承裕逃到宣德（今宣化）。蒙古大军长驱直入，十月包围中都（今北京）。卫绍王接受主战派建策，死守中都，蒙古军屡攻不下，解围北退。至宁元年（1213）秋，成吉思汗再次兴兵进攻金朝，直抵居庸关（今昌平西北），金朝国势岌岌可危。这时金朝宫廷发生政变，右副元帅纥石烈执中杀卫绍王，立完颜珣为帝，是为金宣宗。宣宗即位后，降封允济为东海郡侯，贞祐四年（12）追复卫王，谥曰绍。

②《金史》卷49《食货志》四。

③《金史》卷6《世宗纪》上。

完颜允恭

完颜允恭（1146—1185），女真名胡土瓦，后赐名允迪、允恭。世宗嫡长子，排行第二。大定元年（11），世宗即位于东京（今辽宁辽阳），封胡土瓦为楚王，置亲王官属。二年，赐名允迪，立为皇太子。他专心学习儒家经史，常与诸儒讲习经史，受业于著名儒生郑松，行事遵儒家礼仪。八年，改赐名允恭。世宗对他甚为爱重，每逢生辰，或至东宫，或设宴内殿。二十四年三月，世宗北巡上京，以允恭居中都（今北京）监国。凡遣使、祭享、五品以上官及重大军国事需遣使驰奏；六品以下官及其余常事，听太子允恭裁决。居守一年有余，勤勉政务，凡启禀刑名，亲自披阅，慎断曲直。二十五年（1185）六月患暴病，七日而卒，终年39岁。十一月，葬于大房山，谥曰宣孝太子。大定二十九年，金章宗即位，追谥庙号显宗，祔于太庙，陵曰裕陵。允恭，大定元年选纳刘氏（辽阳人）入东宫。三年，生子吾暏补，即金宣宗。大定四年，纳妃徒单氏，封为皇太子妃；七年，生子麻达葛，即金章宗。

（谢选骏指出：少数民族领头杜撰的《中国通史》，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最感兴趣，不惜花费超额笔墨予以涂鸦。）

【第八十三章 金章宗 金宣宗 金哀宗】①

第一节 金章宗

金章宗（18—1208），即完颜璟，女真名麻达葛。金世宗之孙，宣孝太子完颜允恭嫡子。大定八年夏，完颜允恭携家室随世宗行猎于燕山之北，七月，完颜璟生于麻达葛山（今河北崇礼境内），世宗即以山名之。

完颜璟之父完颜允恭居东宫二十余年，主张学汉制，专心儒家经史，好诗文，善丹青。其母徒单氏亦喜诗书，尤好老、庄，言行必合于礼。完颜璟自幼受有教养的父母熏陶，文学造诣也较深，他的诗纤巧绮丽，词有南唐李后主风韵，书法专学宋徽宗“瘦金体”。著名汉人儒士徐孝美、张、许安仁先后为之侍读。大定十八年（1178）封金源郡王，时年11岁。允恭择通儒学的女真学士完颜匡、仆散讹可，教之女真语言文字。大定二十五年（1185）六月，允恭暴病卒，世宗大恸，后遂着意培养完颜璟。十二月，封原王、判大兴府（今北京）事，让他学习政事，以考察才干。完颜璟在任上断事得当，能以女真语审女真诉讼，以汉语断汉事，深得世宗赞赏。大定二十六年四月，赐汉名璟。五月，拜为尚书右丞相，亲闻朝议，习知政事。十一月，诏立为皇太孙。二十八年，世宗病重，又诏为摄政。二十九年（1189）正月，世宗病卒，遗诏完颜璟继帝位，是为金章宗，时年22岁。

金章宗承世宗治平之世，继续原定治国方针，使金朝政治、经济、文化都有所发展，堪称为“鼎盛时期”。

在章宗即位之初，曾下诏拟全面解放寺院奴隶和官、私奴婢。寺院奴隶原为辽“二税户”，金初沦为奴隶。大定二十九年（1189）十一月，始议彻底解放二税户，派大兴府治中乌古孙仲和、侍御史范楫分别检括北京路（今内蒙古赤峰所属旗县，原辽朝内地）和中都路（二路为二税户较为集中的地区）二税户，凡无凭验，其主自言或因通检而明身份者，其税半输官、半输主（地位相当于驱，即农奴），而有凭验者悉放为良。明昌元年（1190）六月，仅北京路就放免二税户约1700百户，1.39万人。

大定二十九年二月，也开始着手解放官奴婢和私奴婢。首先将完颜宗辅（尧）（世宗父，追谥睿宗）、世宗和章宗父完颜允恭（追谥显宗）的奴婢，悉放为良。五月，制诸饥民卖身已赎放为良，复与奴生男女，并听为良。明昌元年（1190）三月，驱婢所生子女，官府给钱四十贯，赎以为良。同时逐步解放宫籍监户及奴婢。明昌二年二月，更定奴诱良人法。进一步废除奴隶制和限制奴隶制残余势力的发展。

自世宗中期以来，女真族的奴隶制急剧向封建制转变。章宗改世宗限制女真封建制发展为肯定女真封建制的政策，采取相应的措施，使女真猛安谋克组织由以牛头地土地分配制度为基础的家族奴隶制，转变为以计口授地为经济特征的封建军屯制度，形成具有女真族特色的封建制。泰和四年（1204）九月，“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①，标志着女真封建制的最后完成。此后，猛安谋克仍属于诸路，并在提刑司（后改按察司）内设安抚判官专管猛安谋克。

①本章主要依据《金史》的《章宗纪》、《宣宗纪》、《哀宗纪》及卷106《术虎高琪传》、卷109《完颜素兰传》。

①《金史》卷12《章宗纪》四。

为适应女真社会向封建制的转变，金章宗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明昌六年（1195），定猛安谋克镇边后放免者授官格。承安五年（1200），定猛安谋克军前怠慢罢世袭制、定猛安谋克斗殴杀人遇赦免死罢世袭制、定管军官受所部财物辄放离役及令人代役法。泰和八年，诏更定猛安谋克承袭程试格。限制女真猛安谋克的特权，并有条件地取消猛安谋克的世袭权。这样不断地削减女真猛安谋克的特权，加强了封建政权对他们的控制。泰和六年十一月，诏听任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互为婚姻，允许女真人与汉人通婚，以缓和各民族之间的磨擦和矛盾。章宗以前女真猛安谋克入仕只有武功与门荫二途。明昌年间，令猛安谋克举进士，试以策论及骑射，以定其科甲高下，以促使官僚集团中女真族与中原汉族士大夫日趋同一。

随着女真、契丹奴隶制的废除，金朝的封建化程度也不断提高，章宗时各项制度更加法典化。明昌五年（1194），诏用唐、宋故事，置所议礼乐。明昌六年，礼部尚书张等编《大金集礼》，礼乐寝备。明昌初，设应制举及弘词科，以待非常之士，于是，金朝取士七目：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女真进士、制举弘词全备。又修刑法，泰和元年（1201）十二月新修律成，共12篇563条为30卷，名为《泰和律义》。又完备官制，如承安二年（1197）设军器监，三年置提刑司，后改按察司。四年置审官院。泰和四年（1204）定考课法。八年创设近侍局提点。并加强对朝廷和地方官员的监察考课。

明昌、承安年间是金朝极盛时期，经济繁荣，人口增长，仓廪充实。到泰和年间已有户800余万，口5000余万。明昌二年全国储金1200余铤，银50.2万余铤，儒风丕变，学校日盛，章宗下令35岁以下的女真亲军，必学《孝经》和《论语》。章宗本人汉文化造诣很深，女真、契丹、渤海族中都出现著名的文人，如完颜é、萧贡、移刺履、王庭筠等人。自然科学亦有显著成就，数学上的发明有天元术，天文历法方面制造出水秤、影仪、简仪，为后来元代大天文学家郭守敬造景符、简仪时所据。明昌三年建成卢沟桥（在今北京西南），是华北地区最长、建筑结构与艺术性最高的石拱桥。

然而，在这极盛时期已孕育着危机，承安、泰和年间金朝开始转衰。由于章宗是以皇太孙继帝位，他颇疑忌世宗诸子，置王傅、府尉官加以检制。明昌四年十二月，郑王永蹈以谋反被诛。自此诸王禁限愈严。增置诸王司马，检察门户出入。六年，章宗猜疑镐王永中有反意，亦诛之。二王的子孙皆禁锢。皇族内部的倾轧，必然是走向政治衰落。既而妃李师儿得宠，其兄弟皆擢显近势倾朝廷。因附依李妃位至宰相的胥持国，与李妃互为表里，专擅朝政。章宗后期，近侍弄权，尚书省权力减少，朝纲不正，政治**已见端倪。章宗在位时，北方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水、雨、雹、旱、蝗灾之外，大地震两次，黄河决口三次并改道。造成流民增多，土地荒芜，税收减少。然而统治阶级奢靡之风依然滋长。章宗为满足女真猛安谋克屯田户对土地的贪求，承安五年命枢密使完颜宗浩等人于中都、山东、河北等地括地30余万顷，其中多有民田。夺民田而与军户，腴田沃壤尽入势家，瘠恶者乃付贫户。无益于军，而有损于民。

章宗初期，北方有阻卜、广吉刺等南犯。为抵抗侵扰，明昌三年（1192），在西南、西北路，沿临潢（今内蒙巴林左旗南）至泰州（今吉林洮南东）开筑壕堑（金界壕）。六年，命左丞相夹谷清臣、右丞相完颜襄率军回击阻卜进犯，大败阻卜。承安三年（1198），命完颜宗浩率军北伐广吉刺，亦大败之。北部边警暂解。

金章宗坚持世宗以来的南北和好的方针，与南宋和平相处。宋宁宗时韩侂胄为相，倡议兴兵灭金，不断出兵攻扰金边。泰和六年（1206）五月，韩侂胄请宋宁宗下诏出兵北伐，金章宗也正式出师应战。十月，以平章政事仆散揆兼左副元帅、枢密使完颜匡为右副元帅，率兵14.5万，分九路迎击宋军。宋军全线溃败。金朝由防御战转为进攻战，攻取宋宜城（今属湖北）、和州（今安徽和县）、成州（今甘肃成县）、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凤州（今凤县东）、真州（今江苏仪征）等地。金朝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损失亦重，有意议和。泰和七年，韩侂胄被杀，宋朝主和派掌权。泰和八年，金宋和议达成，时为宋嘉定元年，史称“嘉定和议”，和议规定金宋改称伯侄国，岁币由银、绢20万两、匹，增至30万两、匹，外加犒军银300万两。金军从占领的地方撤回，仍维持金、宋原边界。

由于连年自然灾害和不断的对外战争，使财政收入日益减少，军备开支不断增加。为解决财政困境，章宗一面加紧对农民征收赋调，征军须钱，开始收醋税。一面滥发交钞和宝货，结果钞价日跌，物价踊贵，艰于流通，造成国虚民贫，经济更趋衰落。

泰和八年（1208）十一月，章宗得病，卒于中都福年殿，终年41岁，遗诏皇叔卫王永济即帝位。次年改元大安。卫绍王大安元年（1209）正月，谥完颜璟神武英孝皇帝，庙号章宗。二月，葬于道陵。

第二节 金宣宗（附术虎高琪）

金宣宗

金宣宗（13—1224），即完颜珣，女真名吾暏补。金世宗之孙，宣孝太子完颜允恭庶长子，章宗同父异母兄。完颜珣自幼受汉族封建教育，读儒家经史，喜作诗文。其母刘氏，性聪慧，最喜佛书。受父母影响，完颜珣性格“宽仁大度”，好学又善谈论，多与文学之士交游，赋诗饮酒。18岁时，封温国公，加特进。大定二十六年（1186），赐汉名珣。二十九年，进封丰王，加开府仪同三司，累判兵部、吏部，判彰德军（后升为府，今河南安阳）等职。章宗时进封翼王、邢王、昇王，赐名从嘉。

至宁元年（1213）八月，权右副元帅纥石烈执中（胡沙虎）与其党发动政变，弑卫绍王。丞相徒单镒等人以昇王完颜珣是世宗长孙，劝执中立为帝。于是遣人迎于彰德府。九月，完颜珣至中都即帝位，改元贞祐，复用旧名珣，是为金宣宗。

金宣宗即位时，朝中权臣柄政，蒙古大军又进逼中都。他本人无力整顿朝纲，只能依赖纥石烈执中，拜为太师、尚书令兼都元帅，封为泽王，使之操纵了国政。十月，蒙古军兵临中都城下，元帅右监军术虎高琪率军迎战，两次战败。术虎高琪知必为纥石烈执中问罪，乃自率乱军入中都，围执中于宅第，纥石烈执中逃命时被杀。宣宗赦术虎高琪之罪，以为左副元帅，拜平章政事，后官至尚书右丞相。术虎高琪为相后，专固权宠，擅作威福，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他虽擅权，却得到宣宗的信任，所以宣宗屡称继世宗之志，其结果正是相反，金朝陷入衰乱之中。

面对蒙古军队的强大攻势，金宣宗放弃积极抵抗的主张，而是执行投降、逃跑之路线。他即位后，马上遣使向蒙古厚贿求和。贞祐二年（1214）三月，接受蒙古的条件：献纳童男女各500名，绣衣、御马3000件、匹，大批金银珠玉，献公主（以完颜永济之女为岐国公主归蒙古主）。和议成，蒙古暂时退兵，中都解围。

金宣宗以国蹙财用匮乏，中都不可守，乃决意迁都于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朝中有的官员和太学生力陈不可迁都，以中都是国之根本，弃之南迁，北方皆不能守。若迁都，辽东、关中皆强于开封，恃险备御，可为后图。然而宣宗认为大计已定，不可中止。五月十一日，下诏南迁。十八日金主与六宫仓促离开中都，迁往南京（今河南开封）。南迁，极大地动摇了民心，也增大了蒙古主的戒心。七月，蒙古军再次南下。贞祐三年五月，蒙古军攻克中都，并兵袭南京。至此金朝全境大部分陷于战火之中。

面对蒙古军的进攻，金初骁勇善战的女真军队已变得毫无战斗力，宣宗只得令人组织契丹等乣军和收纳各族人组织“忠孝军”、“忠义军”，作为抵抗蒙古的军事主力。结果是不久乣军叛金，义军无作战能力，又不听从统制。兴定四年（1220），宣宗只得又招纳汉族地主武装，于河北、山西等地封建九公，各有封疆，守土抗蒙，以为南京北部的屏障。金朝抗蒙斗争出现暂时转机，但仍无法避免最终灭亡。

兴定元年（1217），术虎高琪劝宣宗伐宋。宣宗亦欲在南方扩张，以谋立足。于是在兴定元年（1217）四月发兵南下攻宋，至六年（1221），连续多次用兵。西面攻打过大散关及附近州县，遭到宋军及抗金义军的顽强抵抗，虽有小胜但损失很大，结果分散了北面抗蒙古的兵力，反而得不偿失。

金宣宗的南迁，仅以重兵屯驻河南以自固，不顾北方州县的安危，因而大失人心，致使驻守在东北的金朝将领和汉族地主与金朝分裂，他们为了保存自己而降附蒙古。贞祐二年（1214），锦州（今属辽宁）张鲸、张致兄弟聚众十余万叛金，杀节度使自称王，在木华黎率蒙古军攻入东北后也降附蒙古。在此之前，契丹人耶律留哥叛金，与蒙古军联结，自称辽王，成为蒙古军攻占东北地区的帮手。贞祐三年（1215）女真人辽东宣抚蒲鲜万奴叛金独立，建立大真国，改元天泰，称天王。金朝在东北的统治已分崩离析。

遭受蒙古军蹂躏的中原汉族人民，为了抗蒙自保，并反抗金朝的统治，到处团结起义，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红袄军大起义。最初，以山东杨安儿、李全等抗金的起义军为中心，很快扩展到河北、河南、山西等地。宣宗调集兵力镇压起义军，但各地起义军前仆后继，连绵不断，沉重地打击着金朝统治集团。

元光二年十二月（1224年1月），在金朝处于内外交困，国势日衰之时，金宣宗忧郁成病而死，终年61岁。死后谥圣孝皇帝，庙号宣宗，葬于德陵。术虎高琪术虎高琪（？—1220），又作高乞。金西北路（今内蒙古多伦、正蓝旗一带）女真人。

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1187）术虎高琪入京城充护卫，后任十人长。章宗朝出任河间都总管判官、武卫军钤辖、迁宿直将军，升任建州刺史，改同知临洮府事。泰和六年（1206），金宋交战期间屡建战功。与彰化军节度副使把回海于巩州一带防御宋军，击退宋军的进攻。又与知府事石抹仲温入宋界作战。其后宋李孝义率步骑3万攻秦州，高琪赴皂角堡击宋军，宋兵列阵山谷间，以战车为左右翼，掩护弓弩手迎战，交锋五次，宋军越战越勇。于是，高琪将骑兵分为两部分，轮番出击，使宋军不得喘息，蒲察桃思刺乘机率兵摸上后山，自山驰下与高琪合击，大破宋军。

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高琪官至泰州刺史、镇州防御使，权元帅右都监，统领乣军，率三千人入卫中都（今北京）。

宣宗贞祐元年（1213），高琪迁元帅右监军。时蒙古军南下，他奉诏自镇州（今河北怀来附近）移军守御中都以南地区，行至良乡（今北京南）遇蒙古军不得前进，返回中都，加入京城保卫战。与蒙古军交战，高琪每次出击都被击败。把持朝政的太师、尚书令兼都元帅纥石烈执中（胡沙虎）警告他说：“汝连败矣，若再不胜，当以军法从事。”高琪出战又败，自度不能免罪。十月十五日，高琪率所将乣军入中都城内，围纥石烈执中宅第，杀执中，持其首级诣阙待罪。宣宗虽由纥石烈执中援立即帝位，但不满他专权跋扈，也有意除掉他。于是赦高琪罪，升任左副元帅。不久，拜平章政事，始掌军政大权。

蒙古军的强大攻势令金宣宗恐惧，他不思抗御之策，一心想投降、逃跑。一面派人与蒙古议和，同时商议迁都。元帅左都监完颜弼奏请弃中都迁往南京开封，阻长淮，拒大河，扼潼关以自固。左丞相徒单镒反对，认为聚兵积粟，固守京师才是上策。术虎高琪也主张守中都，由他转交给宣宗的元帅府官员李英的上书，主张中都有居庸关，犹如秦之崤、函，蜀之剑门，若撤居庸兵，国势遂去。建议去居庸关组织军民抗击蒙古。宣宗虽接受守居庸关的建议，命李英招募抗蒙古军民守关，却不许出兵邀击成吉思汗北返军队。虽然百官士庶皆力言不可迁都，但宣宗南迁意已决。贞祐二年（1214）五月离开中都，迁往南京开封。

南迁后，术虎高琪逐渐取得宣宗信任。这时的金朝经济日趋衰败，战争浩劫和自然灾害的侵袭，更使田畴荒芜，饿殍遍野，民不聊生。高琪为相后，改变世宗以来务行宽厚的政策，专尚吏事，上下苛察，专横逐利，除通常所纳赋税之外，又计口、计税、计物，计生殖之业而加征赋税，从而加剧了社会矛盾。

随宣宗由河北入河南的金朝主力军不下数十万，高琪以重兵屯驻河南，守南京开封以自固，不顾华北、东北州县残破，各族人民惨遭蒙古军队的蹂躏，无意出兵华北，抗击蒙古，收复失地。贞祐四年（12）十月，蒙古大军取潼关，至嵩州、汝州一带，台院令史高嶷上书请命平章政事高琪为帅，统兵抗击，以稳军民之心。被高琪压下不报。御史台也上奏，称蒙古军知京师（南京）屯宿重兵，故去攻击州县。若朝廷仅以守京城为重，中都之危又将再现。请以陕西兵扼拒潼关，选京师勇将精兵，互为犄角之势，且战且守。高琪则以“台官素不习兵，备御方略，非所知也”。奏请宣宗拒纳，宣宗对高琪言听计从，一再失去抗御蒙古的战机。

贞祐四年十二月，术虎高琪进官尚书右丞相。高琪奏请整修加固南京里城。此时，河南人民为养活大批官僚和军队及其家口，已不堪负担。连宣宗也认识到，“民力已困，此役一兴，病滋甚矣，城虽完固，能独安乎？”遂罢是役。

术虎高琪掌握的乣军，在宣宗南迁之后，不愿再为金朝作战，叛金降蒙古。高琪想重新掌握兵权，遂积极劝说宣宗攻宋，以扩疆土。兴定元年（1217）四月，宣宗遣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经略南边，金宋绝交。十月，右司谏许古上疏谏宣宗与宋议和，主张采取积极抗蒙古的政策，与宋议和，以建中兴之功。宣宗命许古起草议和牒文，以示宰臣，高琪说：“辞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足取。”遂搁置不问。集贤院谘议官吕谘言当议和，高琪斥之为狂妄无稽。十二月，平章政事胥鼎上书言出兵攻宋六不可，以为只当遴选将士，分布近边州郡，敌至则追击，去则力田，以广储蓄。国用丰饶，自可恢复先业，成中兴之功。高琪无视所言利弊，说“大军已进，无复可议”。

兴定元年（1217），宣宗下诏攻宋，兵分两路。东面，初以乌古论庆寿、完颜赛不为统帅，开始连败宋军于陇山、七里山等地，攻占光山、罗山、定城等县，但在枣阳，为宋军内外夹攻所败。兴定二年再围攻枣阳，被宋击败。兴定三年至五年，金再次发动空前猛烈的攻势，以完颜讹可为统帅，金宋双方互有胜负。西面，兴定元年，由秦、巩、凤翔三路并进，元帅完颜承裔等取宋大散关，侵四川，破天水军。兴定二年焚大散关，屯边隘。四月又破大散关，攻入西和、成、阶等州，得粮九万斛，钱数十万，军需无数。兴定三年被宋张威击退。宣宗多次出兵攻宋，遭到宋军及抗金民兵顽强抵抗，虽有小胜但终不能南下。金朝兵力梢耗很大，北面无力抗击蒙古，南面侵宋拓疆又不成，金朝统治已处在摇摇欲坠之中。

术虎高琪任宰相以来，专固权宠，擅作威福，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凡言事忤意，皆欲置于死地。贞祐初年，中都书生樊知一诣高琪，言乣军不可信，恐生乱。高琪以刀杖决杀之，自此无人敢言军国利害。若大臣中有才能但不附己，或才能与己抗衡者，高琪便对宣宗阳称其才，使于河北抗蒙古，阴置之死地。兴定二年（1218），宣宗召集百官议河北、陕西守御抗敌之策，高琪心忌之，不用一言。高琪擅权严重威胁了宣宗的权威，因而宣宗对高琪也感到不满。贞祐三年（1215），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见宣宗，密奏：“高琪本无勋望，向以畏死擅杀胡沙虎（纥石烈执中），计出于无聊耳。妒贤能，树党与，窃弄威权，自作威福此贼灭乱纪纲，戕害忠良，实有不欲国家平治之意。”请宣宗除之。宣宗听后，说：“以乃大事，汝敢言之，甚善。”并嘱素兰，“慎无泄也”。兴定二年，高琪主张筑开封里城，言“正使（蒙）兵来，臣等愈得效力。”宣宗言：“与其临城，曷若不令至此为善。”表示了对高琪不用群臣守御河北、陕西之策，而欲修筑南京里城的不满。

兴定三年（1219）九月，宣宗次子平章政事英王完颜守纯欲揭发高琪罪状，密召右司贝外郎王阿里、知案蒲鲜石鲁刺、令史蒲察胡鲁商议。石鲁刺、胡鲁把此事告诉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奴失不却告知高琪。英王守纯惧高琪及其党羽势力，未敢行事。不久，高琪使家奴赛不杀其妻，并归罪于赛不，送开封府杀之以灭口。事被发觉后，宣宗便以此为由诛高琪，时为兴定三年十二月（1220年1月）。

第三节 金哀宗

金哀宗（1198—1234），即完颜守绪，初名守礼，女真名宁甲速。金宣宗第三子。泰和中，授金紫光禄大夫。宣宗即位，封遂王，授秘书监，改枢密使。贞祐三年（1215），庄献太子完颜守忠卒，次年正月，完颜守绪被立为太子，仍控制枢密院事。元光二年十二月（1224年1月）即帝位，改元正大，是为金哀宗。为了拯救濒临灭亡的金朝，哀宗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任用一批抗击蒙古有功将帅，分掌军政。迅速停止与宋战争，正大三年（1125）与西夏议和，集中兵力抗御蒙古军，三年秋至四年七月，金朝出兵河东，连续收复平阳（今山西临汾）、太原（今属山西）等重镇。在陕西抗御蒙古军，也屡战屡胜。西夏灭亡后，蒙古拒绝金朝的求和，金朝仍面临着严重威胁。成吉思汗在军中病死，使金朝暂时有一段喘息时间。正大六年（1229）八月，窝阔台继大汗位，又统领蒙古军的主力大举攻金。金军虽殊死作战，但城池多陷。九年（1232）正月，金与蒙古于钧州（今河南禹州）三峰山决战，金朝的主要将领大部战死，金主力军全部败溃。蒙古军长驱开封，哀宗与开封军民合力守城，又遣使去蒙古军营求和，蒙古兵北退。天兴元年（1232）十二月，哀宗迁往归德府（今商丘南）。翌年又迁往蔡州（今汝南），蒙、宋联合出兵围蔡州。天兴三年（1234）正月戊申夜，哀宗传位末帝完颜承麟（宗室）。次日，蔡州城破，哀宗自缢于幽兰轩。末帝承麟也为乱兵所杀，金朝灭亡。

（谢选骏指出：少数民族领头杜撰的《中国通史》，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最感兴趣，不惜花费超额笔墨予以涂鸦。）

【第八十四章 完颜陈和尚 郭蝦■】①

第一节 完颜陈和尚

完颜陈和尚（1192—1232），原名彝，字良佐，小字陈和尚。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人。父完颜乞哥，章宗泰和年间与宋战争，以战功授同知阶州军事。不久，战死于嘉陵江。

金宣宗贞祐初年，蒙古军攻入中原，占领丰州，时陈和尚二十余岁，曾被蒙古军俘掳，供役于蒙古大帅帐下。其母仍留居丰州，由族兄完颜斜烈奉养。年余后，陈和尚以省母为由请还丰州，大帅遣一军卒监视同至丰州。陈和尚与兄斜烈劫杀监卒，夺马十余匹，奉母南逃归金。不料被蒙古兵发觉，合骑追击。他们弃马走小路得以逃脱。母年高不能行走，载以鹿角车，兄弟共輓，南渡黄河归金。宣宗闻知，以斜烈有世爵（猛安谋克世爵）授都统，陈和尚试补护卫，宣宗知其有才，未几转为奉御。

不久，完颜斜烈出任行寿（今安徽凤台）、泗（今江苏盱眙西北）元帅府事，奏请陈和尚自随，诏充任宣差提控，从军。斜烈敬贤下士，辟太原王渥（字仲泽）为经历。王渥文章论议，与金末名儒雷渊、李献能比肩，很受斜烈重视。陈和尚极聪慧，爱好文史。在充护卫居禁中时，就有秀才之誉。王渥教他《孝经》、《论语》、《春秋》、《左氏传》，尽通其义。军中无事，则窗下作牛毛细字，如一介书生。正大二年（1225），斜烈罢帅改任总领，陈和尚随兄屯守方城（今属河南）。斜烈卧病，军中事由他代掌，将领李太和与方城镇防军将葛宜翁相殴，诉于陈和尚，葛宜翁理屈，陈和尚令军士杖之。葛宜翁性格暴躁凶悍，以理屈受杖感到受到耻辱，竟郁郁而死，遗言要妻子为他报仇。其妻上诉台省，言陈和尚泄私忿杀其夫，并于龙津桥南积薪，言不治罪陈和尚则**以谢夫。于是陈和尚下狱，台谏官怀疑他曾在禁卫，又握兵权，一定横恣违法出了人命，请施斩刑。但证据不足，一直不能决断。陈和尚在狱中十八个月，聚书而读，坦然处之。正大三年，斜烈病愈，受命提兵守西边。不久去世。哀宗以斜烈之故，赦陈和尚，令其为金朝建功立业。

陈和尚出任紫微军都统。正大四年（1227）转任忠孝军提控。忠孝军是由回纥、乃满、羌、浑以及中原人被俘掠避罪来归者组成，情况复杂较为难制。陈和尚治理有方，皆俯首听命。所过州邑，秋毫无犯，每战则先登陷阵，疾若风雨，是一支劲旅。正大五年（1228），蒙古军进攻大昌原（今甘肃宁县东南），总帅平章政事完颜合达问谁可为前锋，陈和尚应声而出。他已沐浴易衣，誓决一死战，率忠孝军四百骑力战，破蒙古兵八千之众，三军将士奋勇参战，取得了大昌原之捷，这是金蒙战争以来金朝打的第一次大胜仗。陈和尚论功第一，授定远大将军、平凉府判官，世袭谋克，一时名震朝野。陈和尚和他率领的忠孝军为诸军所倚重。正大七年，蒙古真定万户史天泽率领河北蒙、汉军围攻卫州（今河南汲县），陈和尚随平章政事完颜合达，副枢密使移刺蒲阿救援，他率忠孝军为先锋，击败蒙古军，解卫州围。正大八年，蒙古速不台部攻陕西，兵至潼关，他率忠孝军往救，大败蒙古军，追至倒回谷（今陕西蓝田东南）。陈和尚在获释后的四五年间，屡立军功，官至①本章主要依据《金史》卷123《完颜陈和尚传》、卷124《郭蝦■传》。御侮中郎将。

陈和尚为人刚直不阿，副枢密使移刺蒲阿虽为金军统帅，但无远谋。经常率兵到附近蒙古军占领地抢掠人口、牲畜，搞得将士人疲马乏，军中将士无人敢谏止。陈和尚私与同僚说：“副枢以大将军为剽略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士卒喘死者则不复计。国家数年所积，一旦必为是人破除尽矣。”有人告诉蒲阿。一日诸将酒会，酒行至陈和尚，蒲阿问：“汝曾短长我，又谓国家兵力当由我尽坏，诚有否？”陈和尚饮毕，慢慢说：“有。”蒲阿见他面无惧色，只得作罢。

天兴元年（1232）完颜合达、移刺蒲阿驻邓州欲与蒙古军决战，但蒙古军统帅拖雷避开金军主力，分道趋开封。正月，完颜合达、移刺蒲阿率领骑兵2万，步兵13万，自邓州急赴开封，陈和尚亦在军中。蒙古军采取避实就虚、灵活多变的战术，不断邀击北上的金军，金军将士一路作战，疲惫不堪。进至钧州三峰山（今河南禹县西南），适遇大雪，军士三日未食，披甲僵立在雪中，枪槊结冻如椽。蒙古军则利用时机充分休息，然后全线进击，金军损失惨重。最后，蒙古军有意让开一条通往钧州的路，放金军北走，乘势夹攻，金军全军覆没。移刺蒲阿被擒，完颜合达与完颜陈和尚率金军残部数百骑败入钧州（今河南禹县）。

蒙古军攻入钧州，陈和尚与军士顽强进行巷战，最后被俘。蒙古军帅令其投降，陈和尚宁死不屈，先斫足折胫，后豁口至耳，喷血而呼，至死不绝。时年41岁。

同年六月，哀宗为表彰完颜陈和尚的忠烈，诏赠镇南军节度使，塑像立褒忠庙，刻石立碑纪其事迹。

第二节 郭蝦■

郭蝦■（1192—1236），又名郭斌。会州（今甘肃靖远南）人。父祖世为保甲射生手。金宣宗时，他与兄郭禄大以善射应募从军。兴定初年，郭禄大因功迁遥授同知平凉府事、兼会州刺史，赐姓颜盏，镇守会州。他随兄在会州军中。兴定四年（1220）西夏军攻打会州，郭禄大遥射西夏主兵将领，一发中其吭，杀之。夏军破城，郭蝦■与兄一同被俘，誓死不屈。夏人爱他们的射技，囚入牢。兄弟两人伺机出逃，事泄，郭禄大被杀，郭蝦■独自逃归金。迁官两阶，遥授巩州（今甘肃陇西）钤辖，再授同知兰州军州事。兴定五年（1221），西夏步骑万余人攻入定西，郭蝦■领兵击败之，斩首700，获马50匹，以功迁同知临洮府事（今甘肃临洮）。元光二年（1223），西夏数十万步骑攻打凤翔府（陕西凤翔），元帅赤盏合喜以郭蝦■总领军事。郭蝦■巡城时，见西夏将领坐胡床指挥作战，一箭射杀之，击退夏兵。升遥授静难军（今陕西彬县）节度使。不久改任通远军（治巩州）节度使，授山东西路斡可必刺谋克。自熙宗罢汉、渤海人猛安谋克以后，只有女真、契丹、奚等族高官显贵才能授猛安谋克世爵。金宣宗末年，为嘉奖战功卓著的将领，汉、渤海等各族人皆可授此世爵。故郭蝦■受此殊荣，并遍谕缘边诸郡。同年冬，与巩州元帅由瑞收复会州，他率骑兵500，自州南山而下，射死守城夏兵数百人，夏人震恐，出降。被西夏占领近四年的会州，重归金朝。

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田瑞据巩州叛金。哀宗诏陕西两行省并力讨平，郭蝦■率军先登巩州城，斩首5000余级，平定叛军，以功迁遥授知凤翔府事、本路兵马都总管、元帅左都监、兼行兰、会、洮、河元帅府事。

天兴元年（1232），开封粮尽，累召援兵不至，将帅缺人，蒙古军随时可能围城，哀宗弃开封至归德府（今河南商丘）。次年又从归德府迁到蔡州（今河南汝南）。蔡州地处淮水支流汝水上，南与宋接壤，无险可守。哀宗虑孤城难保，拟迁往巩昌府（即巩州），以粘葛完展权参知政事，行省事于巩昌。元光三年（1234）正月，蔡州城破，哀宗自杀。粘葛完展闻知，率众守城以待金朝继立的皇帝。绥德州帅汪世显遣使约郭蝦■并力攻粘葛完展，郭蝦■严词拒绝。汪世显率兵攻破巩昌，劫杀粘葛完展，降蒙古军并遣使者二十余人劝郭蝦■降，均被拒绝。

金亡后，西部府州无不归降蒙古，独郭蝦■力守孤城近三年之久。蒙古窝阔台汗八年（1236）十月，蒙古大军并力攻城。郭蝦■自度城不能保，仍决一死战，集州中所有金银铜铁，杂铸为炮，以抵抗蒙古军。杀牛马慰劳将士，又**庐舍积聚，以示决心。日夜血战，拼死抵抗，蒙古虽兵众，亦无法很快拔城。蒙古军攻城愈紧，军士死伤甚重。城将破，郭蝦■命在州廨积薪，集家眷和将校妻女于一室，闭门焚之。城破，郭蝦■率兵鏖战，士卒战至弓尽矢绝，便挺身入火**。郭蝦■独自在大草堆上，以门扉掩护，发二三百箭射敌，箭无不中。矢尽，投弓剑于火中，**而死。城中无一人投降。郭蝦■殉难时，年仅45岁。后来当地人民为纪念他，立祠祭之。

（谢选骏指出：金国作恶多端，终于遭到元国的报应。但元国也将好景不长，夹起尾巴逃回大漠。）

【第八十五章 李全 武仙 崔立】①

第一节 李全 李全（？—1231），金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人。他是金末地方武装集团的首领。因生于乱世，经历复杂，被人视为传奇人物。

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五月，金朝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蒙古军再度南下，在山东、河北等地大肆掳掠。金朝统治者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无力抵御蒙古军南下，依然对境内人民横征暴敛，加重剥削。为反抗金朝的黑暗统治，在山东、河北一带爆发了规模很大的红袄军起义。

早在章宗泰和、大安年间，山东就有益都（今属山东）人杨安儿（本名杨安国）领导的起义。宣宗南迁前夕，杨安儿起义军日益壮大，以青、潍、密、莒诸州为中心，活动地区扩展到整个胶东半岛。贞祐二年（1214），杨安儿称王，置官属，改年号天顺。李全喜习武，弓马矫捷，善使铁枪，人称“李铁枪”。至宁元年（1213），蒙古军进攻山东，李全之母、长兄皆为乱兵所杀。李全为复仇，遂与仲兄李福聚众数千起兵，响应杨安儿，攻打临朐（今属山东），进取益都。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刘庆福、国安用、郑衍德、田四、于洋、于潭等都归李全指挥。李全与杨安儿、泰安（今属山东）人刘二祖领导的起义军，成为当时红袄军起义的三支主力。

蒙古军北撤后，金朝廷遣宣招使仆散安贞率重兵镇压山东、河北红袄军。以完颜霆（原名李二措）、黄掴阿鲁答率金朝精锐部队“花帽军”来攻，杨安儿所占州县相继失陷。十二月，在阑头滴水败杨安儿。杨安儿与其党汲政等乘船退往即墨入海，欲至岠嵎山（今山东栖霞东北）。舟人曲成贪赏钱千金，引金军袭击杨安儿。杨安儿坠水死，其余部由妹杨妙真（人号四娘子）与母舅刘全统领，并奉杨妙真为首领，称“姑姑”。时刘二祖亦被金军所败遇害，其残部霍仪、彭义斌先后领导其残部继续与金军作战。李全也险些被金军所擒，为保存余力，决定退保东海（今江苏连云港东南）。刘全、杨妙真等率万余人与李全会合。李全与杨妙真在磨旗山（今山东莒县东南）结为夫妇。不久，彭义斌率领的刘二祖余部也来归附李全。

金兴定元年（1217），宋宁宗下诏伐金，并招安各路义军。宋嘉定十一年（1218）正月，李全等人附于宋。宋朝集中各路义军分两路攻金。李全袭破莒州（今山东莒县），擒金守将蒲察李家，别将于洋克密州（今山东诸城）。其兄李福也克青州。宋朝廷始授李全为武翼大夫及京东副总管的称号。四月，金招抚副使黄掴阿鲁答又夺回密州，李全战败。接着李全又兵败莒州。九月，李全出兵围海城，反攻密州，擒黄掴阿鲁答、夹谷寺家奴，进而攻克寿光、邹平、临朐等县。解送阿鲁答于楚州（今江苏淮安）。李全等人归宋后，受楚州节制。这年冬天，李全军徙屯淮阴的龟山。

继李全之后，红袄军将领石珪、夏全、时青等相继率军附宋抗金，使金朝受到极大的威胁。兴定二年十二月，金宣宗派开封府治中吕子羽联络，试探议和。遭到宋朝拒绝。宣宗下诏，命左副元帅、枢密副使仆散安贞辅太子完颜守绪大举攻宋。

①本章主要依据《金史》卷118《武仙传》、卷115《崔立传》，《宋史》卷476、477《李全传》，以及《金史》的有关纪传。

兴定三年春，金兵攻下宋成州、凤州和兴元府。仆散安贞大军围攻宋安丰军（今安徽淮南）及滁（今安徽滁州）、濠（今安徽凤阳）、光（今河南潢川）三州。淮西告急。宋将李庆宗在濠州战败，损失兵马3000。金军前锋游骑到达采石杨林渡，建康震动。时宋淮东提刑知楚州贾涉负责节制忠义军，他命李全、李福断金兵后路，并报帅司调各路义军分头出击。李全率东海军与金兵在嘉山遭遇，获小捷。进军盱眙时，与杨安儿余部季先等部鼎立以御金兵。李全部至涡口（今安徽怀远），正遇号称“卢鼓槌”的金将纥石烈牙吾答率军渡淮河。李全与别将鹿仙袭击之，金兵溺于淮水者数千，俘获甚众。接着又与金驸马阿海激战于化湖陂，斩金将数人，并获阿海逃走时遗下的金牌，李全一直追击到曹家庄。在其他各处金军亦遭到沉重打击，只好退兵，自是金兵不敢至淮东。此次战胜，李全晋升领达州刺史衔，杨妙真封令人。秋，李全回潍州扫墓时，闻知附金的益都府卒**，有反金归宋之意。

**据益都，山东诸郡附其势。于是李全临青州城（今山东益都），劝说**早日附宋。**尚迟疑，李全只带数人入城与**相见，**置酒交谈甚欢，结为兄弟。**遂附表将所辖山东青、莒、密、登、莱、潍、淄、滨、棣、宁海、济南等二府九州版籍归宋。宋廷授**为武翼大夫，京东安抚使兼总管。李全也升为广州观察使、京东总管，徙屯淮东军事重镇楚州（今江苏淮安）。

金兴定四年（宋嘉定十三年，1220）八月，李全合**军北渡黄河袭击金东平府（今属山东东平），因金行省蒙古纲率军固守，不得，改为夹汶水立寨。在汶水被金东平副帅幹不搭击败，兵力损失多半，不得不退回楚州。当时南宋朝廷称附宋的北方抗金义军为“北军”，虽然授以官号，只是利用他们抗金，但又行分化抑制的政策。因恐惧他们造反，竟封锁淮水，不许北军南渡。这样，各路义军无法联合起来共同抗金，增强防御能力，反而使他们逐渐变为地方割据势力。李全也因此由农民起义军将领蜕变为扩张个人势力的野心家。当季先被诱杀后，宋朝制置使贾涉欲收编其部，但季先部下裴渊等人拒不受编，拥石珪为统领。贾涉又决定把其部瓜分为六，以分化忠义军势力，但遭到拒绝。李全闻知，请率部讨伐石珪。贾涉以李全部逼石珪就范，石珪却率众降附蒙古。李全乘机吞并原季先的涟水忠义军。

金兴定五年（宋嘉定十四年，1221），李全以胶西（今山东胶县）地处南北商业、交通的冲要之地，便使兄李福守据之。初李全诱商人至山阳（今江苏淮安），以舟师俘其货没收一半归己，然后使商人自淮转海，至胶西。李福贪鄙，竟规定往来商人皆须用李氏舟、车，税其半，乃听商人往金诸郡贸易。同时，他见**辖境内六盐场利厚，恃李全之势力，提出将六盐场分其一半。**许他恣意取盐不分场。李福怒，扬言要与李全提兵取**首级。**诉之宋制置使贾涉，李福伏兵邀击，于是**向蒙古请附。贾涉以此责李全，李全率兵急攻**，**弃地而逃，李全遂占领青州（今山东益都），从此青州成为李全又一据点。随后，李全又以收买军校的手段，趁宋朝调动官员，丘寿迈初摄帅事，吞并了原来由贾涉掌握的帐前忠义军。在此期间，李全官升领承宣使、保宁军节度使。

金宣宗元光二年（宋嘉定十六年）十一月，宋廷以许国任淮东安抚制置使。许国到任后，压制北军，凡北军与南军（即南宋军队）有争执，无论曲直皆罪北军，裁扣朝廷犒赉北军的物资十之七八。李全时驻青州，不肯参谒，许国数致厚餽，邀李全议事。及李全前往参谒，许国时又倨傲自大。许国的幕僚章梦先亦对李全手下的大将刘庆福傲慢无礼，使李全等人极为不满。李全返回青州后（李全与杨妙真分驻青州与楚州），决意除掉许国。于是遣刘庆福还楚州，与忠义军统领王文信计谋，趁许国晨起莅事，刀箭攻之，许国在亲兵的护卫下登上城楼，缒城逃命，家眷悉被杀害。刘庆福手刃章梦先，报前日无礼之仇，放火烧了官府，积蓄尽为乱兵所夺。未几，许国在途中自缢而死。楚城之乱，使宋廷震动，丞相史弥远恐再生变故，姑且息事不问。授徐晞稷继任淮东制置使，令他屈意安抚李全。李全得刘庆福的报告，一面传牒原刘二祖部的彭义斌，称许国谋反，已伏诛，尔军并听我节制。一面自青州至楚州，佯责刘庆福不能压制忠义军的内讧，迎徐晞稷入城。徐晞稷对李全以礼待之，方相安无事。

彭义斌对李全的行径极为不满，杀李全派来的送牒人。李全率兵攻打恩州（今河北武城北），被彭义斌所败。彭义斌一直坚持抗金兵、御蒙古，对李全不顾全局扩张个人势力的行为十分痛恨。彭义斌打退李全的进攻后，又出兵进攻金真定府，败金将武仙，部众扩大到数十万人。他致书宋朝沿江制置使赵善湘，欲剿平李全，然后出兵收复中原。但宋朝惧李全的势力，未能采纳。于是彭义斌无奈自率众向北拓地，攻克真定，经西山（太行山），与蒙古将孛里海等军相望。可是，在与蒙古兵于内黄（今属河南）五马山的激战后，兵败被俘，最后慷慨就义。

金正大三年（宋宝庆二年，1226）九月，蒙古将孛鲁率军入山东，欲招降李全，李全不从。孛鲁下令攻打青州，李全未能击退蒙古兵，于是婴城自守。城内原有军民数十余万人，被围困一年之后，仅剩数千人。此时粮草亦尽，牛马亦食尽，不得已于次年五月出降。孛鲁奏闻，成吉思汗令便宜处置李全，乃以李全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

这期间驻守楚州的李福与刘庆福发生内讧。两人互相猜忌，矛盾日深。

李福杀刘庆福，纳其首去见宋廷驻楚州将帅姚翀。姚翀见楚州军乱，深为惊恐。他乘夜只身逃出楚州，后死于去明州（今浙江宁波）的途中。宋廷以楚州军乱为教训，于是议论轻淮重江，遂改楚州为淮安军，视若羁縻州。李全部众，以军粮不继，多有怨言。国安用、**、阎通、邢德等五人均想立功，以邀宋廷恩眷。他们对宋廷不发钱粮，认为是因李福谋反所致，乃议杀李福以献。于是起兵杀李福与李全次子。至杨妙真府邸，杀一妇人误以为是杨妙真，将首级函送京师。朝廷檄文告知盱眙军彭■及总管张惠、范成进、时青并兵进驻楚州，尽杀李全在楚州的余部。

李全得报恸哭，力告蒙古将孛鲁，请允许其率军南归。李全回到楚州时，张惠、范成进已杀彭■降金朝，王义深已逃亡。国安用杀**、邢德向李全赎罪。李全杀时青，并其军。此后，李全以丰厚的待遇募兵，不限南北人。又大治舭■船，自淮及海相望。李全表面归附于宋朝，以取宋朝钱粮。实际上阴附蒙古，往往贸易货物输入蒙古，又遣人焚烧宋御前军器库，以销毁宋朝兵备。他治舟师以图东南地区。金正大七年（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八月，大阅舟师数日。当李全糴麦船通过盐城县时，宋知扬州翟朝宗令兵士夺之。李全大怒，以捕盗为名，率水陆军数万直■盐城，攻入城，城内所贮公私盐货尽为其所有。李全又上书宋廷，言捕盗入城安民，宋廷加李全为两镇节度使，罢翟朝宗官，改任赵璥夫摄事。李全仍不撤兵，一面加紧造舟，招募水手。一面要挟宋廷将沿江制置使赵善湘、淮东总兵岳珂等人罢官。李全行径令宋朝无法接受，于是宋决意出兵讨伐李全。

李全公开与宋敌对，欲先取通、泰二州，然后渡江攻取宋京师。占领泰州（今属江苏）后，进取通州、扬州，在湾头为宋军所阻。李全目标在攻占三城，便筑长围，与宋军展开了长达半年多的对峙战。初期，李全小胜。自宋绍定四年（1231）正月，李全军一再被宋军击败。宋削李全官职，罢钱粮。因军队给养不济，攻城不得，欲战不利，主力损失惨重，李全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正月十五，趁李全不备，宋将赵范、赵葵用计诓李全出营帐，堵塞退路，李全被迫逃走，北至新塘，陷入数尺深的泥淖。宋制勇军赵必胜等追及，用乱枪刺死。

杨妙真，小名四娘子。金末红袄军著名首领杨安儿之妹。善使枪，自称“梨花枪天下无敌手”。金贞祐三年（12）杨安儿被杀后，刘全收集余众，奉称杨妙真为“姑姑”，统领其部。至磨旗山（今山东莒县东南）与李全部会合。后杨妙真与李全结为夫妇。她是李全的得力助手。金兴定六年（1222）李全占据青州后，以杨妙真统兵驻楚州，她不仅善骑射，有武艺，而且多计谋，能统兵。当时，楚州是宋朝淮东重镇，宋淮东安抚制置使亦驻在楚州。双方时有摩擦，多由杨妙真从中周旋。金元光二年（宋嘉定十六年）宋淮东制置使贾涉出城劝农，暮归入城门，李全部忠义军阻道，杨妙真得知后，骑马驰出城门，令忠义军让路，使贾涉入城，避免了与宋朝官员的正面冲突。同年十一月，许国继任淮东安抚制置使，此人对李全扩张个人势力极为不满，主张压制李全势力的发展，进而削弱他的兵力。因此，初到任，杨妙真至城郊迎迓，许国辞而不见。杨妙真既知许国意图，便以军校自备，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宝庆元年，李全遣刘庆福自青州归楚州，与杨妙真共同计谋，杀许国及其幕僚，迫使宋朝另遣官员，改变对北军的政策。北军称李全“恩府”，杨妙真“恩堂”。

金正大三年（1226）李全被蒙古军围困于青州达一年之久。这期间，人传李全已死，宋淮东制置使刘琸欲乘机消灭驻在楚州的杨妙真及其统领的部众。令夏全（原刘二祖部下，北军的重要将领之一）将重兵陈于楚州城外。杨妙真临危不乱，请夏全入城，酒肉款待，转仇为好。夏全反出兵围刘琸于州治，刘琸夜半缒城，只身逃往扬州。夏全逐走刘琸后，杨妙真又将他拒之门外，夏全只好出楚州，后投附金朝。

李全在楚州的兵力赖杨妙真得以保全。但在李全降蒙古，青州刚解围，楚州李福与刘庆福内讧。刘庆福死后，李福又逐宋将姚翀，杨妙真亦助李福杀姚翀二妾。宋朝因此不再供北军钱粮，引起北军众将不满，共议杀李福和杨妙真献给宋朝。于是众将帅兵攻入杨妙真府宅，杀李福、李全次子以及一妇人，误以为杨妙真，实为李全侧室刘氏，以及家人和府兵数百人。杨妙真乘乱逃脱，回到李全身边，留在楚州的余部皆被杀戮。

金正大八年（1231），李全兵败而死。余部议还淮安（楚州），以杨妙真主之，后在湾头一战被宋军再败，损失惨重。五月，淮安等五城俱为宋军攻破。杨妙真及其余部据守大城，她对郑衍德等人说：“今事势已去，撑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尔。杀我而降，汝必不忍。若不图我，人谁纳降？”次日，杨妙真北渡淮水，与养子李璟返回山东老家，继任金益都行省，居数年而死。李全在淮安、淮阴的余部或为宋所灭，或降金。

李全子李璟。袭父职治益都行省，**山东三十年。依违于蒙宋之间，元世祖即位后，加授江淮大都督。中统三年（1262）叛蒙，七月，济南为蒙古军攻破，李璟被俘处死。

第二节 武仙

武仙（？—1234），金威州（今河北井陉北威州）人。

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在蒙古军的打击下，金都南迁，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相继失陷。武仙率乡兵据守威州西山，抗蒙古自保，远近归附者日众，很快成为有影响的地主武装。不久，金宣宗诏授武仙为权威州刺史。兴定元年（1217）三月，金将石海据真定（今河北正定）叛金，武仙领兵破真定，斩石海，降其部众。宣差招抚使惟宏为他请赏，于是真授威州刺史，兼真定府治中，权知真定府事，驻守真定。未几，迁洺州防御使，兼同知真定府事，遥授河平军节度使。兴定四年（1220），授任知真定府事，兼经略使，遥领中京留守，权元帅右都监。

蒙古南下攻金，北方有不少有志之士、土豪聚众守土抵抗。金宣宗为使北方地主武装成为保卫开封的北面屏障，均授他们以官职，镇守本土。贞祐四年（12），右司谏术甲直敦提出了封建河朔的建议。兴定三年（1219），太原失守，河北州县不能自立。金宣宗召集百官商议对策，兵部尚书乌林答与等21人提出：“河朔诸州，亲民掌兵之职，择土人尝居官、有材略者授之，急则走险、无事则耕种。”宣徽使移剌光祖等三人进一步建策：“当募土人威望服众者，假以方面重权。能克复一道（路），即以本道（路）总管授之。能悍州郡，即以长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复业。”宰臣们主张置公府，行封建。兴定四年（1220）二月，宣宗封建九公，各有封疆。活动在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势力较大的地方官吏、地主武装首领九人，均晋封公爵，划定管辖州县。武仙被封为恒山公，管辖真定、中山府（今河北定县）、沃州（今河北赵县）、冀州（今河北冀县）、威州、镇宁（今河北获鹿）、平定州（今山西平定）、抱犊寨（今河北获鹿西）、栾城、南宫县等地。此外，封沧州经略使王福为沧海公（在今河北东部）、河间路招抚使移剌众家奴为河间公（在今河北中部），中都东路经略使张甫为高阳公（在今天津一带），中都西路经略使靖安民为易水公（在今北京以西地区），辽州从宜郭文振为晋阳公（在今山西太原一带），平阳招抚使胡天作为平阳公（在今山西临汾一带），昭义军节度使完颜开为上党公（在今山西长治、晋城一带），山东安抚副使燕宁为东莒公（在今山东益都一带）。九公除划定所管州县外，如能收复邻近州县，亦听管属。九公皆兼宣抚使，阶银青荣禄大夫，赐号“宣力忠臣”，总帅本路兵马，署置官吏，征敛赋税，赏罚号令得以便宜行事。在九公中，武仙财富兵强，号称最盛，为九府第一。

兴定四年八月，武仙在真定附蒙古军。蒙古大将木华黎以部将史天倪任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武仙副之，驻真定，凡六年。后武仙与史天倪不和，欲南投金朝，金朝闻知招之。正大二年（1225），武仙杀史天倪，以真定附金。但被蒙古将笑乃■击败，自真定奔金南京（今河南开封）。兴定五年（1228），金哀宗复封他为恒山公，置府卫州（今河南汲县）。兴定七年，武仙率军收复蒙古占领的上党，被蒙古援军击败，退保卫州。未几，蒙古军围卫州，哀宗遣平章政事完颜合达，副枢密使移剌蒲阿率兵救援，卫州解围。徙武仙屯守鹘岭关，扼金州路（今陕西安康西北）。

兴定八年十一月，蒙古进兵峣峰关，由金州向东进军。哀宗下诏诸将屯军襄、邓，武仙由荆子口赴邓州（今属河南），与完颜合达、移剌蒲阿军会合，以图阻止蒙古军攻打开封。天兴元年（1232）正月，在三峰山（今河南禹县西南）两军大战，金军败绩，主力丧失殆尽。武仙仅以四十余骑逃至南阳留山，收溃军得10万人，屯守留山及威远寨，立官府，聚粮草，修器仗，兵势稍振。三月，开封被围，哀宗以武仙为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河南行省。召他与邓州行省完颜思烈合兵救援。八月，行至密县东，遇蒙古大军不得前进，暂时按兵眉山店，遣使报完颜思烈阻涧结营，待军至共进。思烈急欲赴援，不听，行至京水被蒙古军击败。武仙退回留山，哀宗再召，则请缓行，不奉召。邓州宣差总领黄掴三合降蒙古，诈以书约武仙取裕州，武仙出兵应约，三合与蒙古军乘机夹击之，武仙兵败柳河，转走圣朵寨，招纳溃军散卒。天兴二年（1233），金哀宗已弃开封迁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再迁蔡州（今河南汝南）。武仙尚拥兵10万，当时是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三月，以圣朵寨军食不足，移军邓州。邓州仓禀亦乏，于是分军至新野、顺阳、淅川就食民家。武仙到顺阳，与唐州守将武天锡、邓州守将移剌瑗相掎角。不久，移剌瑗附宋，将武仙的虚实尽告宋。宋将孟珙率兵5000袭武仙军于顺阳，武仙率军卒五六百人击败之，生擒统制、统领数十人，获马千余。金哀宗曾数次遣使召武仙勤王护驾，七月，再遣近侍兀颜责武仙赴蔡州，诏曰：“朕平日未尝负卿，国家危难至此，忍拥兵自恃，坐待灭亡耶！”将士闻知，相视哽咽，皆愿赴难。武仙欲保自己实力，又恐军心有变，于是与将士歃血盟誓，众军士心鼓舞。不久，武仙以军粮少，恐不能到蔡州，先攻取宋金州夺粮，安顿老弱，然后赴蔡州，迎哀宗西上不晚为由，令军卒自淅川溯流而上谋取金州，山路险阻，水流湍急，老幼溺死者不计其数，军士多逃亡。武仙无奈半路而回，仍徘徊不赴蔡州。

天兴三年（1234）正月，蔡州城破，哀宗自缢，金亡。武仙军将士大怨，且粮尽，遂全军瓦解。武仙仅带随从十余人北渡黄河，五月，在泽州（今山西晋城）为戍兵所杀。

第三节 崔立

崔立（？—1234），金将陵（今山东德州）人。原为游民，金宣宗兴定四年（1220）前后，蒙古军南下，崔立投依上党公完颜开（金末封建九公之一）地主武装，并以功授任都统、提控，阶至遥领太原知府。哀宗正大初年，入京，请实授官品，为选曹所驳，每每以未至三品官而不满。

天兴元年（1232）正月，金军与蒙古军战于三峰山，几乎全军覆没。三月，蒙古军围攻南京（今河南开封），金朝岌岌可危，崔立出任安平都尉。十二月，哀宗弃南京逃往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将南京托付给参知政事完颜奴申、枢密副史完颜习揑阿卜留守，崔立被授以京城西面元帅。

自蒙古军围城，开封内外不通，米价高涨，每升银二两，百姓粮尽，饿殍相望，甚至有人相食者。完颜奴申和完颜习揑阿卜没有恢复之策，只知死守。百官士庶之中议论立荆王完颜守纯（宣宗之子）监国，以城降蒙古，或可以自活。崔立抓住这个时机，于天兴二年（1233）正月，与党徒孛术鲁长哥、韩铎、药安国等人发动政变，率甲士200人攻入尚书省官邸，杀二相，同时杀点检温屯阿里、谏议大夫左右司郎中乌古孙奴申等数人。出谕百姓曰：“吾以二相闭门无策，今杀之，为汝一城生灵请命。”在尚书省集百官商议立亲王监国之事，崔立言卫绍王太子完颜从恪的妹妹（公主）现在蒙古军中，可立从恪监国。于是勒兵入见太后，传令召从恪为梁王，监国。崔立自称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郑王，弟崔倚为平章政事，崔侃为殿前都点检，其党孛术鲁长哥为御史中丞，韩铎为副元帅兼知开封府事，折希望、药安国、张军奴、完颜合达并为元帅，师肃为左右司郎中，贾良为兵部郎中兼右司都事，凡除拜任官皆以监国为辞，操纵内府之事。

随后，崔立遣使至蒙古军前投降，蒙古大将速不■到青城（开封城西南），崔立服御衣，仪卫往见，以父事速不■。回开封后，悉烧京城楼橹，以示实降，蒙古将帅大喜，暂时按兵未入城。崔立政变降蒙古，欲仿金初刘豫之事做蒙古的傀儡皇帝，乘时僭窃，将梁王与宗室近族皆置宫中，派心腹看守，限制出入。以供军备为辞，尽括开封城内金银，横征暴敛，讯掠惨酷，郕国夫人及内侍高祐、随驾官吏家属多人被杖死，亦有不堪楚毒而自尽者。仅七八日就死上万人，城内人人切齿痛恨。四月，崔立将两宫、梁王、荆王及诸宗室驱赴青城。蒙古兵入城，时崔立正在城外，蒙古兵先入他的家中，掠取妻妾、宝玉。崔立闻知大恸，亦无可奈何。

崔立的行径引起金朝官吏的痛恨，都尉李崎，山西人，妻有姿色，崔立每欲强夺；又受崔立妹婿折希颜的折辱，于是首建杀崔立之谋。他联合都尉权东面元帅李贱奴，安平都尉司千户李伯渊共议杀崔立之策。六月，传闻附近有宋军，李伯渊等人乘夜放火烧外封丘门，以恐吓崔立。翌日晨，约崔立前往视察，及还，李伯渊伴送崔立还二王府，途中杀崔立，又斩杀折希颜、苑秀，将崔立尸体系马尾，号召众人说：“（崔）立杀害劫夺，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无有，当杀之不？”万口齐应：“寸斩之未称也。”于是斩崔立首级悬木上，望承天门祭哀宗，随后籍抄崔立家。

（谢选骏指出：少数民族领头杜撰的《中国通史》，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最感兴趣，不惜花费超额笔墨予以涂鸦。）

【第八十六章 蒲鲜万奴】

第一节 金末辽东统帅

蒲鲜万奴（？—约1233），金女真人。金末元初东夏国的创建者。

金章宗时，初为尚厩局使。泰和六年（1206），宋韩侂胄以恢复中原为名，分兵三路伐金。蒲鲜万奴以右翼都统从都统完颜赛不攻宋，赴溱水（汝水支流，今名臻头河）阻击宋皇甫斌率领的中路军。适值溱河水涨，宋兵扼桥相拒。完颜赛不决定指派蒲鲜万奴与完颜达吉不乘夜黑分左右两路渡河，大败宋军。随后蒲鲜万奴率兵至真阳路（今河南正阳）断宋军后路，与诸军追击至陈泽（今河南固始县陈集），斩首2万级，获战马杂畜千余。溱水一战击溃宋中路军，金军乘胜连下淮南诸州县，进至长江北岸。宋东路军后退，西路军向金朝奉表投降，宋廷震恐。于是金宋再签和议（即嘉定和议）。蒲鲜万奴因军功晋爵一级。

金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七月，成吉思汗发兵南下攻金。卫绍王遣平章政事独吉思忠、参知政事完颜承裕统兵迎战。乌沙堡之战金军大败，蒙古军乘胜南下。蒲鲜万奴被调往北线，任监军，随招讨使纥石烈九斤（一说完颜九斤）至野狐岭抵御蒙古军。双方大战于獾儿嘴（今河北万全西北），因主帅九斤指挥失误，金军溃败，南逃至会河堡（今河北怀安），再被蒙古兵大败。金朝损兵折将，士气难以复振，金朝灭亡于此役已见端倪。

卫绍王末年，金北边千户耶律留哥（契丹人）在东北起兵叛金，攻略城池，屡败前来镇压的各路军队。契丹人耶的起兵响应，起义军迅速扩大，众至十余万人。起义军推耶律留哥为都元帅，耶的为副元帅，营帐百里，威震辽东。至宁元年（1213），卫绍王命完颜承裕为元帅右监军、兼咸平路兵马都总管，率军60万，去东北剿灭耶律留哥，蒲鲜万奴亦在军中。此时，耶律留哥已投附蒙古，面对金朝重兵，自度抵挡不住，驰表闻于蒙古，请求援兵。成吉思汗命按陈等率骑兵1000援留哥。双方激战于迪吉脑儿（今辽宁昌图附近），耶律留哥以侄安奴为先锋，横冲金军，加上蒙古骑兵相助，完颜承裕与蒲鲜万奴等金将抵挡不住，遂溃败，留哥俘获甚多。三月，留哥自立为辽王，改元天统，都广宁（今辽宁北镇），声势益大。十月，金朝廷发生政变，卫绍王被弑，金宣宗即位，授完颜承裕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为咸平路招讨使，不究前次丧师之罪，令其治兵效力。不久，承裕卒，以万奴为辽东宣抚使，成为辽东地区最高军政长官。

金贞祐二年（1214），宣宗欲招抚耶律留哥，遣退守盖州的知广宁府温迪罕青狗往广宁，招谕留哥，啗以重禄，留哥不从。青狗见留哥势盛，妻子亦陷广宁，反留下来臣侍留哥。金宣宗大怒，遂派遣新任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率领大军讨伐耶律留哥。双方战于归仁（今辽宁昌图）北细河上，金军大败。蒲鲜万奴收散卒败走东京（今辽宁辽阳），耶律留哥进占咸平，尽有附近州县，遂以成平（今辽宁开原）为都城，号中京。金宣宗在蒙古咄咄逼人的攻势第二节东夏国的兴亡贞祐二年五月，金宣宗弃中都（今北京），南迁南京（今河南开封）。

成吉思汗一面发大兵再围中都，一面派遣木华黎率军攻打辽西，从而切断了东北与金朝廷的联系。面对蒙古军不断进逼，蒲鲜万奴与其他的东北金朝将官不是精诚合作，共同对敌，而是互相猜忌、倾轧。早在万奴任咸平路招讨使时，见东北路招讨使完颜铁哥兵强马盛，乃以咸平与耶律留哥辖地相邻，征完颜铁哥骑兵2000、泰州军3000及其户口充实咸平，铁哥不遣。及万奴继任辽东宣抚使，即治铁哥罪，下狱杀之。北京留守奥屯襄、宣差蒲察五斤上表，称蒲鲜万奴有异志，朝廷应治罪万奴，限制其势力发展。蒲鲜万奴由于归仁之败，颇不自安。两将上表，益恐宣宗治罪于他。此时木华黎大军正在进攻辽西，连拔惠和（今辽宁建平北）、金源（今辽宁朝阳大青山西）、和众（今辽宁凌源西）、龙山（今辽宁喀左南）等15城，进而包围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贞祐三年（1215）正月，北京守将宣抚使兼留守奥屯襄被杀，二月城破。接着蒙古军占领兴中府（今辽宁朝阳）。蒲鲜万奴决定不复听命金朝，主动出击，扩大自己势力范围，以图在东北立足。三月、四月、五月、九月，万奴多次出兵攻取咸平、沈州（今辽宁沈阳）、澄州（今辽宁海城），南下取宜风、易池（今辽宁盖县一带）。耶律留哥侦知万奴四处出兵，东京城内防守空虚，乘机攻破东京，副帅可特哥掠娶万奴妻李仙娥。万奴复取东京，其时辽东猛安谋克人多投附之。于是在贞祐三年十月据东京自立，称天王，国号大真（史称东真），改元天泰。都东京，统辖东京附近州县及成平路部分地方。

贞祐四年（12）七月，木华黎大军占领辽西后，东渡辽河，连克苏、复、海三州，一直挺进到鸭绿江下游，取婆速府路大夫营。蒙古军所到之处旨在掠夺财物，一扫而过，辽东诸城望风而降。十月间，木华黎大军过东京时，蒲鲜万奴亦递降表，并按照蒙古军的规定，以子帖哥为人质，至蒙古给事于御营。蒙古军对举城投附者，予以重用，并多保留原有势力，驻守原地。拒降者皆杀戮无赦。因而蒲鲜万奴降蒙后，仍拥有原来的实力，并有一定的独立性。率众十余万人，遁入海岛，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兴定元年（1217）正月，万奴率部出海岛，转战于鸭绿江下游一带，破大夫营，败金守将元帅于哥下。适时蒙古军已撤出辽东，木华黎被调往中原。万奴子帖哥亦从蒙古返回辽东，于是万奴杀蒙古留守（监军）耶律捏儿哥，叛蒙古自立。

以辽东不宜固守，蒲鲜万奴率部北上攻取隆安府（今吉林农安），金守将辽东、上京等路宣抚使兼左副元帅蒲察移剌都弃城逃往开封。接着，万奴全力攻打上京（今黑龙江阿城之白城子），由于金守将元帅完颜承充及其女完颜阿鲁真率军顽强抗拒，万奴几次发动进攻，均未能攻克。于是他放弃上京，向东进军，进入易懒路、速频路地区。六、七月间，改国号为东夏，年号仍为天泰，建都开元（一说在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即原渤海上京龙泉府；一说在绥芬河下游双城子，即今乌苏里斯克），并置南京（今吉林延吉东）、北京两个陪都。

东夏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皆承用金朝制度，朝廷设尚书省六部，地方设路、府、州、县与猛安谋克。辖境东至日本海，北界黑龙江，西起张广才岭东西，南到曷懒路南界（今辽宁铁岭一带）。

蒲鲜万奴建立东夏国时期，金朝在东北的统治已经崩溃，辽东行省退处婆速路（今辽宁、吉林东部和朝鲜东北部）一隅。耶律留哥部于贞祐四年（12）发生内乱。趁耶律留哥赴蒙古朝见成吉思汗之机，乞奴、金山等推耶斯不称帝于澄州（今辽宁海城），国号仍为辽。不久耶斯不被部下所杀，乞奴监国。留哥引蒙古兵击败乞奴，乞奴逃往高丽。耶律留哥徙居临潢府，占据以广宁为中心的辽西地区。经过这次变乱，耶律留哥已不能与蒲鲜万奴相匹敌。蒙古正与金朝角逐中原，又用兵西夏，无暇分兵辽东。蒲鲜万奴虽叛蒙古自立，但没有与蒙古发生正面冲突，因此蒙古对东夏国没有采取军事行动，双方相安无事。

乞奴率残部入高丽境后，内讧迭起，不到三年时间，发生四次自相残杀，后来喊舍成为首领，这支既不统一，又无节制的近十万部众，在高丽境内辗转骚扰各地，京城屡遭威胁。兴定二年（1218），东夏、蒙古、高丽三方联军讨伐喊舍。蒲鲜万奴遣东夏国元帅胡土率兵2万，成吉思汗派元帅哈真和扎剌率兵1万与临潢的留哥部众，约8万人；高丽助兵40万，围喊舍部于江东城。翌年正月，喊舍自杀，余部投降。

金正大六年（1229），窝阔台即蒙古大汗位，亲率大军攻金。正大九年（1232）钧州三峰山之战，蒙古消灭金军主力，占领了黄河南北大部分地区。随后兵锋指向东夏国，天兴二年（1233），蒙古皇子贵由、诸王按赤台、国王塔思统帅大军取道高丽，攻入东夏国。九月，围困蒲鲜万奴于南京，城陷，万奴就擒被杀。蒙古军很快占领了开元、恤品（今绥芬河流域）两路。

（谢选骏指出：遭到灭亡的国家往往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内乱。也就是说，外患与内乱是孪生子，它们互相促进推动着历史发展。）

【第八十七章 元好问】

第一节 名震京师“元才子”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鲜卑拓跋氏后裔。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

元好问是金元之际的著名诗人、文学家、史学家。其父元德明，善诗赋，累举不第，终生未仕，教授过乡学，自号“东岩”，著有《东岩集》。元好问出生后七个月，就过继给二叔元格、婶母张氏。4岁开始学习认字读书。7岁入小学，8岁学作诗，被人誉为神童。11岁，元格官冀州（今河北冀县），在那里，元好问受到翰林侍读学士路铎的赏识。路铎，字宣叔，为文尚奇，诗篇温润精致。指点元好问作文章。14岁，元格调官陵川，元好问受业于泽州宿儒郝天挺（字晋卿）。从学六年，博通经史，尤工诗。

贞祐二年（1214）金宣宗南渡，迁都开封。为避兵祸，元好问举家迁往河南福昌（今河南宜阳），后转徙登封。此时元好问与当时金朝诗文名家赵秉文、冯璧、雷渊、李献能、王渥、崔遵、王著等人交游，或拜师，或为友，尤以辛愿、李汾和李献甫为知己。元好问经常与诸人游山水名胜，诗酒酬唱，诗歌创作极丰，对景抒情，借古讽今，饱含着深沉的家国之忧。其中《箕山》、《元鲁县琴台》等诗篇，深得礼部尚书赵秉文的赞赏，以为近代无此佳作。于是名震京师，被人目为“元才子”。

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元好问科举及第，但因科场纠纷，被诬为“元氏党人”，他愤然不就选任。三年后（1224），元好问又得到赵秉文等人贡举，参加考试，得中宏词科，被任为权国史院编修，留官南京（今河南开封）。自哀宗正大三年起，历任镇平令、内乡令、南阳令。天兴元年（1232），擢尚书省掾。不久，升任左司都事，又转任尚书省左司员外郎。

第二节 崔立碑事

天兴二年（1233），蒙古军围开封，元好问在围城中。金哀宗以“亲征”之名逃出京城，兵败卫州后逃往归德府（今河南商丘）。朝中无主，诸军帅不听调遣，朝野已有立荆王完颜守纯（宣宗子）监国，以城投降蒙古的议论。两位留守大臣完颜奴申和完颜习捻阿不只知死守，全无应对之策。趁官民失望、愤怒之际，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帅崔立率兵作乱，杀二相及十多位官员，以城向蒙古请降。

崔立投降蒙古后，自认为有免开封屠城之祸，拯救一城生灵之功，胁迫朝臣为其立碑歌功颂德。元好问、王若虚、刘祁等都被迫参加撰写碑文，磨掉宋徽宗所立“甘露碑”的字迹，刻上碑文。几天后蒙古兵入开封，大肆抢掠，碑立否不知结果。此事史称“崔立碑事”或“甘露碑事”。因撰写崔立记功碑文，有涉“名节”问题元好问一生常为此所扰。

第三节 战俘生涯

天兴二年（1233）四月，元好问随两宫、皇族宗室、百官被蒙古兵押往青城。五月，又被押送北渡黄河，羁管山东聊城，在聊城近两年的时间里，一家十口居住在至觉寺一间不满方丈的小屋内，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这期间金哀宗在蔡州自缢，金朝灭亡。元好问写了许多诗篇，记下了他的所见所闻和所思，其中有对金哀宗之死和金朝灭亡的沉痛哀悼，有对金朝君臣的无限思念，有对蒙古兵暴行的斥责，有对北方难民的同情，还有对崔立叛逆的鞭挞。由于元好问的诗文名气很大，山东名人豪士多与他交往，后来结识了蒙古东平路行军万户（当时山东最高长官）严实，被严实招为幕客，声名日隆而交游益广。他与严氏父子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后来他的文集也赖严实之子严忠杰而刊布流行。

窝阔台汗七年（1235），元好问迁往冠氏（今山东冠县），在此居留三载。由于羁押限制放宽，又得到严实的部下，东平左副元帅兼分治大名府路同知兵马都总管事、行军千户赵无锡的照顾，生活有所好转。

第四节 北方文坛盟主在山东六年中，元好问在文学上最重要的贡献是完成了《中州集》的编辑工作（一说是于1249年完成）。他为“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收集金代250名作家2100余首诗词。除首卷金章宗和其父显宗完颜允恭之外，为每位作者立传，开创了断代诗史的新体例，将论诗、论史与作品汇集一处，以诗存史，对后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窝阔台汗十一年（1239），元好问携家返回故乡秀容。作为北方文坛盟主，他认为“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遂以史学自任，大约在窝阔台汗十三年（1241），他曾去顺天（今河北保定）张柔（蒙古顺天帅，世侯，与好问为姻亲）处，表示愿修金史，欲借阅《金实录》。早在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张柔率蒙古兵入开封时，独入史馆，取《金实录》与秘府图书北归。此时张柔奏请蒙古皇帝，得到允许，但为乐夔所阻未成。于是元好问发愤自修金史，筑“野史亭”以治史。元好问平生有三大嗜好：游山玩水、交友、饮酒。此后几二十年周游于齐鲁燕赵晋魏之间，往来四方游山访友，采访遗逸，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亲为记录，虽甚醉不忘。所过之处“铭天下功德者，尽趣其门”。其迹益穷，其文益富，其名声益著。元好问利用撰写碑铭、记、序等记述史事，杂录近事至百余万言，以文存史，为撰写《金史》积累了大量的材料。

乃马真后二年（1243）元好问还曾应耶律楚材之邀到燕京，为其母苏国夫人撰写祭文和父亲耶律履撰写碑文。元好问与耶律楚材关系很好。早在金天兴二年（1233）蒙古军占领开封时，元好问向蒙古国中书令耶律楚材上书，请他保护资助金朝秀民才士衍庆公孔元措、状元王纲、王鹗、李治、张仲经、麻革、杨奂、张德辉、李谦、徐世隆、刘祁兄弟、程思温兄弟、乐夔等54人，酌加任用。此次元好问应召赴燕京的另一目的是想获得一些有关金史的重要材料。

由于种种原因，元好问生前未能实现自己修成金史的愿望，但他的著作《壬辰杂编》、《中州集》、收入《遗山文集》的各类文章，以及积累的金朝君臣言行资料，为元代修金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故《金史·元好问传》称“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元好问的诗作，五言诗风格高古沉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别出新意，歌谣长短句，清新豪放，慷慨悲歌，有幽、并古风。内容上反映了当时北方人民在连年战乱中的苦难，饱含着深沉的忧国忧民之情。语言优美而不尚浮华，奇崛而绝无雕琢之病，继承了中国诗歌优秀传统，“上薄风雅，中规李杜，下配苏黄”，被誉为一代宗工。

元好问还长于书法，精于鉴赏书画、金石文字、古物，通晓历算、医药、佛、道，曾辑录有中药验方《元氏集验方》，传之子孙。蒙哥汗七年（1257）九月卒于获鹿寓舍，时年68岁。

（谢选骏指出：元好问号称“遗山”，金朝灭亡后，他被囚数年。晚年重回故乡，隐居不仕，于家中潜心著述。蒙古人能够容忍元好问的存在——可能是因为南宋还没有灭亡。由此可见蒙古人的疯狂程度，远远不及共产党。因为台湾还没有拿下，中华民国的正统还在，毛泽东邓小平就迫不及待地发动历次屠杀运动，真是禽兽不如了。）

【第八十八章 数学】

五代十国时期各地方政权连年征战，社会动荡不安，但数学教育仍在以不同的形式继续进行，并有一批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为数学知识的传播和数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据史籍记载，后唐明宗天成五年（930），宋延美“明算科及第。是年明算五人，而延美为之首”①。这说明当时重视数学教育，而宋延美作为中试的五人之首，显然有较高的数学水平。又如后梁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裴迪“明筹算”②，后晋与后汉并州（今山西太原）人聂文进“善书算”③，南汉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薛崇誉“善《孙子》、《五曹算》”④，黄钟骏《畴人传》卷4引《南汉书》载晚唐与南汉周杰“尤精历算”，等等，这些人无疑都是有较高数学造诣的官员。当时一些天文学家如后晋马重绩撰修《调元历》，后周及宋初王处讷撰修《明玄历》和《应天历》，后周王朴撰修《钦天历》等，也必定掌握较复杂的数学知识。现存敦煌数学文献中有一部分为五代时的作品，从中可以了解当时民间数学教育的一些内容。

在隋唐五代数学教育不断推广和数学知识逐渐积累的雄厚基础上，两宋时期的中国数学取得了多项突破性进展，并逐步走上了中国传统数学发展的顶峰。这一时期出现了贾宪、秦九韶、杨辉等杰出数学家，撰写了《黄帝九章算法细草》、《数书九章》、《详解九章算法》、《杨辉算法》等数学名著，取得了诸如贾宪三角、增乘开方法、大衍求一术、垛积术、会圆木、纵横图等重要的数学成就，此外，在筹算简捷算法方面也有许多新成果，为珠算的产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算法条件。

在辽、金、西夏等统治地区，数学也有一定程度的进步。如辽金天文学家贾俊、杨级、赵知微和耶律履等曾分别撰修辽《大明历》、金《大明历》、《重修大明历》、《乙未历》等，都要用到不少数学知识。史籍记载，当时通晓数学的人也为数不少，尤其是在金朝统治的山西、河北地区，中国数学家创造了一种普遍的列方程的方法，即“天元术”，从而为元代在天元术、四元术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贾宪三角

贾宪是北宋时期的杰出数学家。关于他的生平，现在仅知，他是当时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楚衍的弟子，曾以寄禄官左班殿直至司天监（后改太史局）任等官职，撰有《黄帝九章算法细草》9卷、《算法古集》2卷，但都已失传。据有人研究，贾宪《黄帝九章算法细草》约写于天圣元年（1023）至皇祐二年（1050）之间①。从南宋数学家杨辉《详解九章算法》所附《九章算法纂类》（1261）记载的该书部分内容可知，其中提出了著名的“开方作法本源”图以及立成释锁开平方法、立成释锁开立方法和增乘开方法等。①《册府元龟》卷869。

②《旧五代史》卷4。

③《新五代史》卷30。

④《宋史》卷481。

①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45页。

图1开方作法本源图开方作法本源图（图1）①，是一个由数字构成的三角形数表，现称“贾宪三角”，因见于杨辉著作，故亦曾称“杨辉三角”，实际上即指数为正整数的二项式定理系数表。杨辉曾明确指出：这个图系“出释锁算书，贾宪用此术。”图下五句说明文字的意思是说图中各行数字为开方过程中的各项系数以及具体的开方方法。元代数学家朱世杰《四元玉鉴》记载的“古法七乘方图”（图2），又在贾宪三角中增添了许多连线，更进一步表示出二项式（x＋a）n展开式各项系数之间的关系。贾宪三角是数学史上的重大发现，它在数学的许多领域都有极其重要的应用。15世纪中亚数学家阿尔·卡西（Al—Kāshī）也曾给出二项式定理系数表，此后，这张图表又被德国数学家阿皮安努斯（P.Apianus，1527），施蒂费尔（M.Stifel，1544），意大利数学家塔尔塔利亚（N.Tartaglia，1556）和法国数学家帕斯卡（E.Pascal，54）等图2古法七乘方图讨论过，并被西方数学家称为“帕斯卡三角”，但这些数学家都比11世纪的贾宪晚很多年才获得这一成果。

杨辉《九章算法纂类》还载有贾宪立成释锁开平方法和开立方法。“立成”是唐以后天文学家对推算各种数据时所用数表的通称，“释锁”在宋元数学家著作中则指开方和解数字方程。因此，贾宪的立成释锁法应是利用一种数表来解决开平方、开立方乃至开高次方问题的方法，而这种数表很可能就是他提出的开方作法本源图。但据《九章算法纂类》所载，其演算步骤则与《九章算术》少广章开平方术和开立方术基本相同。

第二节 增乘开方法

贾宪的又一重要数学成就是根据开方作法本源图的构造原理创造了增乘开方法。用这种方法开平方和开立方要比《九章算术》少广章的方法简便得多，并且其运算原则可以推广到求任何高次幂和高次方程正实根的近似值。贾宪用此法解决了求x2＝A，x4＝A等的近似值问题。在宋代有不少数学家对解方程问题进行研究。如据杨辉《田亩比类乘除捷法》所载，刘益在《议古根源》（全书已佚，杨辉书收有其二十多个算题）中提出了“正负开方术”，所论方程系数可正可负，取消了以前对方程系数只允许为正整数的限制，并讨论了x2-ax＝A和-x2＋ax＝A（a＞0，A＞0）的数值解法，把方程论（包括增乘开方法）推进了重要的一步。但是总的说来这些工作属于初创，还不够完整和系统。

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先进成就，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正负开方术程序，成功地将增乘开方法运用于求一般高次方程：a0xn＋a1xn-1＋a2xn-2＋.an-1x＋an＝0（an＜O，a0≠0）

的数值解。他在《数书九章》中列举了二十多个解方程问题，次数最高达十次；除一般方法外，还讨论了“投胎”、“换骨”、“玲珑”、“同体连枝”①见中华书局影印本《永乐大典》卷344所收杨辉《详解（九章）算法》。等特殊情形；并将其方法广泛应用于面积、体积、测量等方面的实际问题，从而在高次方程数值解法问题上，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

增乘开方法的特点是在演算过程中自下而上随乘随加，求出各项系数，进行方程变换，逐步求出方程正根的各位数字，其演算程序具有很强的机械性，可以毫无困难地转化为计算机程序。在西方，关于高次方程数值解法的探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直到1804年，意大利数学家鲁非尼（P.Ruffini）才创立了一种逐次近似法用以解决数字高次方程解的近似值问题，并为此获得了意大利科学协会颁发的金质奖章，而在1819年英国数学家霍纳（W.G.Horner）才提出与增乘开方法演算步骤基本一致的算法，后被称为“霍纳法”。但是，他们已经比秦九韶晚了五百多年，并且其原始方法也没有秦九韶法简捷明确。在现代一些计算数学著作中已将这种高次方程数值解法改称“秦九韶法”。

第三节 大衍求一术

大衍求一术是中国古代数学家用于解决一次同余组问题的方法。这类问题与历法中关于“上元积年”的推算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们假定远古时有一年的十一月初一甲子日夜半又恰好是合朔和那一年的冬至，并把这一时刻定为历法计算的起点，称为“历元”。从该年到编历年所经过的总年数，就叫做“上元积年”。已知编历年实测冬至时刻和十一月初一合朔时刻推算上元积年，就是求解一次同余组问题。西汉历法中已有上元积年的数据，但没有算法的记载。由于当时问题比较简单，所以其算法也不会太难。南北朝时期《孙子算经》中的“物不知数问题”（亦称“孙子问题”），是最早见于中国数学文献的一次同余组问题，但其解法很不完备。随着天文历法的发展，天文学家对历元又提出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等要求，于是推算上元积年的条件更为复杂，求解有关同余组也就需要更高的技巧。显然，从两汉到宋朝的千余年中，一定会有很多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曾研究并很熟悉一次同余组的解法，但可惜的是在有关文献中除一些数据外却没有更多的记载。南宋数学家秦九韶系统地总结和发展了前人的贡献，在《数书九章》中创立“大衍求一术”，提出关于一次同余组问题的相当完整的理论和算法，并且推广其应用范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杰出成就。他所著的《数书九章》，曾称《数学大略》、《数学九章》，全书18卷，分9类，每类9题共81个应用问题，其内容涉及天文历法、土地面积、勾股测量、建筑工程、田赋户税、商业贸易、货币金融、军事活动等丰富内容，是一部可与《九章算术》相媲美的数学名著。

《数书九章》所载大衍求一术的大意是，设要求解一次同余组：x≡ri（modmi）（其中i＝1，2，3，.，n）

秦九韶把求最小正整数x的问题归结为求出一组数ki，使之满足条件：kiMmi≡1（modmi），（i＝1，2，3.，n）

其中M＝m1·m2·.·mn，ki称为“乘率”。于是，一次同余组的最小正整数解x=（r1k1Mm1＋r2k2Mm2＋.＋rnknMmn）—pM（p为非负整数）

这就是现在数论中著名的“孙子定理”。秦九韶详细论述了用辗转相除推算ki的方法，由于运算的最后一步要出现余数1，因而称为“求一术”。他又进一步将其与《易经·系辞》中的“大衍之数”附会起来，而称之为“大衍求一术”（现在一般通指一次同余组解法）。此外，他还分别讨论了模数m1、m2、.、mn两两互素和不互素的情形，并给出了相应的变换方法。在欧洲，直到18、19世纪，著名数学家欧拉（L.Euler，1743）和高斯（C.F.Gauss，1801）等才对一般同余组解法进行了深入研究，获得与秦九韶相同的结果，并且对模数两两互素的情形给出了严格的证明。这已经是秦九韶以后500年的事情了。在数学史上，上述定理过去称为“中国剩余定理”，现多改称“孙子剩余定理”或“孙子定理”。

第四节 垛积术

在中国古代，对于一般等差数列和等比数列，很早就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如《九章算术》、《张丘建算经》等都提出了一些有关等差级数求公差及求和的公式。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又首创“隙积术”，开始研究某种物品（如酒坛、圆球、棋子等）按一定方式堆积起来求其总数问题，即高阶等差级数的求和方法。设一个长方台垛的上广（顶层宽）为a（个物体），长为b，下广（底层宽）为c，长为d，高共有n层，则沈括的结果相当于得到长方台形垛积物体总数：S＝ab+(a+1)(b+1)+(a+2)(b+2)+.+a+(n-1)b+(n-1)＝n6(2b+d)a+(2d+b)c+n6(c-a).关于这个结果，沈括仅说：“予思而得之”①，但他没有详细说明是用什么方法求得这一正确的长方台垛公式的。南宋数学家杨辉在《详解九章算法》和《算法通变本末》中，丰富和发展了沈括的成果，提出了诸如Snnnnsnnnnn=++++=++=++++++=++1236121136101216122222LL()(),()()()之类的菓子垛和三角垛求和公式。沈括、杨辉等讨论的级数与一般等差级数不同，它们前后两项之差并不相等，但是逐项差数之差或者高次差相等。对这类高阶等差级数的研究，沈括称为“隙积术”，杨辉之后则一般称为“垛积术”，后来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吸引不少数学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如元代数学家朱世杰就得到了一系列更复杂的高阶等差级数求和公式，并把垛积术与招差术（高次内插法）联系起来，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清代数学家顾观光指出：“堆垛之术详于杨氏、朱氏二书，而创始之功，断推沈氏。”

①《梦溪笔谈》卷18。

第五节 会圆术

沈括在数学上的又一重要贡献是创立“会圆术”③，给出了中国数学史上最早的由弦和矢的长度来求弧长的近似公式。如图3，设圆的直径为d，BE弦长为c，DK矢长为v，BDE弧长为s，则沈括的结果相当于得到了公式S≈c＋22vd.这是一个近似公式，但在一定范围内使用还是比较简便的。他同时还得出一个由矢长和半径求弦长的公式。虽然沈括并没有说明他的证明方法，但这两个公式很容易从《九章算术》弧田术及勾股定理推导出来。会圆术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在中国数学史上最早提出了关于弧、弦、矢之间的关系问题，此后一些数学家继续对这一新课题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新成果。如元代郭守敬、王恂等人在《授时历》中反复应用沈括的会圆术，并根据相似三角形各线段间的比例关系，在推算“赤道积度”（太阳赤经余弧）和“赤道内外度”（太阳赤纬）方面创立了一种新的方法。就数学意义而言，这种新算法相当于球面三角学中求解球面直角三角形的方法。

第六节 纵横图

纵横图，亦称幻方，是把从1到n2的自然数排列成纵横各有n个数，并且使同行、同列及同一对角线上n个数的和都相等的一种方阵。纵横图是中国古代数学中由来已久的比较特殊的内容之一。《数术记遗》载有“九宫算”，甄鸾注称：“九宫者，即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这实际上是一个三行纵横图，各行、各列及两条对角线上的数字之和都等于15。“九宫图”，后世通称“洛书”，其起源当早于汉代，同时它也是世界上现在已知最早的纵横图。南宋杨辉在《续古摘奇算法》中列出了n＝3，4，5，.，10行的各种纵横图，如十行纵横图称为“百子图”等，并对一些纵横图的构造方法进行了研究。如洛书数的构造方法是“九子斜排，上下对易，左右相更，四维挺出”等。此外，他还记录了聚五图、聚六图、聚八图、攒九图、八阵图、连环图等圆形或环形的新型数字组合图，这些都可说是纵横图的进一步演变和发展①。丁易东《大衍索隐》也收有与杨辉攒九图和连环图相似的图。明清时期一些数学家如程大位、王文素、方中通、张潮、保其寿等对纵横图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更加丰富多彩的结果。

②顾观光：《九数存古》卷5。

③《梦溪笔谈》卷18。

①参见李俨：《中算家的纵横图研究》，见李俨《中算史论丛》第一集，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过去，纵横图大多是作为开动脑筋启发智力的一种数学游戏，而现在则已成为组合数学的重要内容，在程序设计、图论、组合分析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第七节 筹算算法的发展

中国古代数学在筹算的基础上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但是，作为主要计算工具的算筹，也还存在不少缺点，特别是使用不便，演算速度和效率不可能很高。例如筹算乘除法，要把算筹摆成上中下三层，演算时要不断拿上拿下，一根根移动，相当麻烦。所以，当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乃至财会人员作比较复杂的计算，有时要把算筹摆满一桌子，即所谓“置筹盈案”。可想而知，用四五寸长，二三分宽的小竹棍摆一个十几位的数字，所占的地方就已很可观了。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日益需要进行大量繁杂的计算，并且要求算得快和算得准，因此原有计算方法甚至计算工具都越来越不能适应实际需要，改进算筹和筹算的迫切要求迅速提到日程上来。对筹算方法的研究和改进，首先是从简化乘除运算开始的。早在8世纪的中唐时期，以《夏侯阳算经》名义流传至今的《韩延算书》，就记载了把多位数乘除通过身外添减等转变成乘以或除以单位数的方法。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了求一、上驱、搭因、重因、增成之类筹算的简捷算法并且指出：算术“见简即用，见繁即变，不胶一法”①，概括地说明了当时这样一种趋势。南宋数学家杨辉对筹算算法的发展有突出的贡献。杨辉，字谦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平不详，曾在浙江做过地方官员，撰有《详解九章算法》附《九章算法纂类》共12卷（1261），《日用算法》2卷（1262），《乘除通变本末》3卷（1274），《田亩比类乘除捷法》2卷（1275），《续古摘奇算法》2卷（1275），后三种一般合称《杨辉算法》。在杨辉的著作中，系统地叙述了以加代乘和以减代除的各种方法，其中“加法代乘”有五法，“减法代除”有四法，如加一位、加二位、重加、隔位加、连身加、减一位、减二位、重减、隔位减等。他还介绍了唐宋相传的求一代乘除法并编成易于上口的歌诀。如求一乘法歌诀是“五六七**，倍之数不走。二三当折半，遇四两折纽。倍折本从法，实即反其有”①用这种方法把乘数的首位变成1，然后再用加一位、加二位等方法来计算。对于除法，也有求一歌用来简化运算。但通过求一除法歌诀以减法代除进行除法运算实际上并不简捷，所以后来被归除歌诀所代替。杨辉《乘除通变算宝》中还载有九归歌诀、化零歌以及除数是两位数的飞归歌诀等。如九归古诀是：“归数求成十，归除自上加。半而为五计，定位退无差。”杨辉在这四句古诀的基础上，又添注了三十二句新口诀，使之更加明确。像杨辉算书里记载的歌诀形式，在13、14世纪宋、元、明三代是很流行的。当时不仅用这种诗歌形式提出问题，而且用来说明算法。这种便于记忆和掌握的形式，后来更加简明和完善。它反映了筹算算法的发展，也促进了珠算的产生，而它本身也逐渐演变成后人熟知的珠算口诀。

在唐宋时期还有一部《谢察微算经》。《新唐书·艺文志》载《谢察微算经》3卷，《宋史·艺文志》作谢察微《发蒙算经》3卷，对这部算经的年代现在还难以确定。有些学者认为这是五代时的作品，并据此书残存部分“用字例义”中提到与算盘有关的用语，如中、算盘之“中”、脊、进、退、上、下等，推断五代时已经有了珠算②。但是，这部分内容是否为《谢察微算经》原有的内容尚有疑义，并且现在还没有掌握元代之前已有珠算的任何一条可靠记载，所以对这类问题尚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与研究。

除上述各项数学成就外，在诸如四舍五入法，小数记法，联立方程组解法，已知三角形三边求面积的公式，棋局总数计算，运筹思想与实践等方面，两宋时期的数学家们也都作出了相当出色的贡献。

①《梦溪笔谈》卷18。

①见杨辉《乘除通变本末》中的《乘除通变算宝》。

第八节 数学教育

两宋时期官府对数学教育事业曾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但几起几落，争议不休。北宋初期算学曾与文、武两学并列，设有算学博士，但一直未开办正式的学馆。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诏令通算学者可于吏部就试，合格者授予地位很低的官职，并令秘书省刊刻算经十书，以备学习之用。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曾派人选址，准备建造算书馆，但是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教员，并且有人反对说，将来“建学之后，养士设科，徒有烦费，实于国事无补”，于是作罢。直到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国子监始立算学，设博士4人和其他职员8人，计划招收260名学生。学习教材是《九章》、《周髀》、《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等。考试分上、内、外三舍（三级），上舍合格者可授予通仕郎、登仕郎、将仕郎等初级官阶。崇宁五年（1106）初，算学被撤销，而在同年底却又得到恢复。大观三年（1107）还搞了一次封祀历代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的礼仪活动，如封张衡为西鄂伯，祖冲之为范阳子，刘徽为淄乡男等，并打算绘像从祀，但也由于有人反对而未正式进行。大观四年（1108），又撤销算学，算学生并入太史局。政和三年（1113）复置算学，仍用算学馆旧址，并令地方上仿照执行，其教育制度与元丰、崇宁时相同。宣和二年（1120）再次撤销了算学馆及有关的官职。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北宋时算学馆的兴废交替比较频繁，这种情况当然对数学发展是不利的。到了南宋时期，官办数学教育事业就更趋衰微了。但另一方面，官办数学教育毕竟培养了一批通晓数学的人才，并对民间数学传习产生了一定的鼓励和示范作用，这还是应该肯定的。

在数学教材方面，北宋元丰七年（1084）刻印算书时，唐代十部算经中的《缀术》已经失传，因而只刻印了九部，并且据考证，其中《夏侯阳算经》并非原著，而是唐代中期的《韩延算术》，这部书由于卷上第一章引用了夏侯阳的一句话而被误认为《夏侯阳算经》。元丰年间所刻《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②李迪、冯立升：《〈谢察微算经〉试探》，见李迪主编《数学史研究文集》第三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和《缉古算经》这九部算经是最早的官刻本数学书籍，可惜在清初就已全部亡佚。南宋绍兴九年（1139）刻书兴学，但未刻印算书。一直到南宋嘉定六年（1213），鲍澣之在福建汀州学校主持翻刻北宋本九部算经时，又补入《数术记遗》1卷。到了清初，南宋所刻算书也仅存《周髀》、《孙子》、《张丘建》、《五曹》、《缉古》、《夏侯阳》和《九章》7种孤本，其中《九章算术》仅存5卷。这些书幸得传留至今。宋刻本十部算书基本上是以李淳风等注释本为基础的，并且其绝大部分内容通过各种途径流传下来，为我们保存了宝贵的数学史料，这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算经十书》。

从隋唐到宋元，官府兴办的数学教育事业日趋衰落，而民间数学教育却有所发展。在敦煌千佛洞发现的算书和算表，记载了算筹记数、乘法口诀、四则运算、面积、体积等实用算术方法。这些著作大多是唐末宋初的作品，从中可以反映当时民间数学教育的一些内容，并表明当时所用教材并非都是官府统一刊布的算经。到了宋元时期，民间数学教育更为流行，如李冶曾在河北元氏与获鹿两县交界处的封龙山隐居讲学，并进行数学研究。在元代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郭守敬少年求学时的河北磁县紫金山，形成了一个以刘秉忠、张守谦、张易等为中心的成就卓著的学派，数学也是这个学派教学与研讨的领域之一。元代数学家朱世杰更是“以数学名家周游湖海二十余年”，“四方之来学者日众”。他的《算学启蒙》是一部很好的数学入门书，其中还包括“天元术”等当时数学的最新成果。特别是南宋之后刻印的数学著作中，出现了歌谣形式的数学问题和算法口诀，更能说明数学的传授已经走出官学的大门，逐渐深入到了民间。此外，还应提到的是杨辉在《乘除通变本末》中给出了一个“习算纲目”，这是学习一般民用和商用数学的一份切合实际的教学大纲，其中提倡循序渐进与熟读精思，注重培养和提高计算能力等。这个“习算纲目”是我国数学教育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从“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的文明在数学方面的异同”这一角度，去总结中国数学的发展历史；更没有从“第二期中国的文明在数学方面的发展”这一角度，去总结中国数学的发展历史。）

【第八十九章 天文学】

第一节 珍贵的天象记录

宋代很重视天象观测，为了避免天文观测人员谎报、漏报、错报天象，同时也为了提高司天监人员的责任心，除司天监外，还在皇宫内再设天文院，也进行天象观测，并于次日清晨用以核对司天监的报告。于是司天监与天文院两边的天文观测人员都不敢懈怠，故天象记录多而详细，有些记录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1006年在豺狼座爆发了一颗超新星，据研究，这颗星最亮的时候达到—9.5等，即当时的亮度约相当于满月亮度的十分之一。这次爆发所留下的遗迹是一个射电源，仍为现代天文学家所关注。关于这颗超新星的爆发，宋代留下了较详细的记录。如《宋史·天文志》载：“景德三年（1006）四月戊寅，周伯星见，出氐南骑官西一度，状如半月，有芒角，煌煌然可以鉴物，历库楼东。八月，随天轮入浊。十一月复见在氐。自是，常以十一月辰见东方，八月西南入浊。”《宋会要辑稿·瑞异一》载：“（景德三年）五月一日，司天监言：先四月二日夜初更，见大星，色黄，出库楼东、骑官西，渐渐光明，测在氐三度。”

另一颗超新星更为著名，就是1054年爆发的天关客星。《宋史·天文志》记录是：“至和元年五月己丑，（客星）出天关东南，可数寸，岁余稍没。”《宋会要辑稿·瑞异一》记录是：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七月二十二日，“守将作监致仕杨惟德言：伏睹客星出见，其星上微有光彩，黄色。”同书记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三月，“司天监言：客星没，客去之兆也。初，至和元年（1054）五月晨出东方，守天关。昼见如太白，芒角四出，色赤白，凡见二十三日。”现代天文工作者根据这些历史记载和当前这颗超新星遗迹的状态，确定了这颗超新星的类型。他们从所记载的星的位置，最大亮度，从最亮到看不见所经历的时间，分析出它的爆发机制和爆发后的演化。现在已知，天关客星的遗迹是一个美丽的蟹状星云，星云中还有一颗中子星。它是一个强射电源，有强x射线辐射、γ射线辐射和红外辐射等。这些都引起现代天体物理学家的极大兴趣。

沈括有一条天象记载也受到现代科学家的高度评价。《梦溪笔谈》所记载的是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的一次陨石降落：“常州日禺时，天有大声如雷，乃一大星几如月，见于东南。少时而又震一声，移著西南。又一震而坠在宜兴县民许氏园中。远近皆见，火光赫然照天，许氏藩篱皆为所焚。是时火息，视地中只有一窍，如杯大，极深，下视之，星在其中荧荧然，良久渐暗，尚热不可近。又久之，发其窍，深三尺余，乃得一圆石，犹热，其大如拳，一头微锐，色如铁，重亦如之。”短短不到200字，将陨石降落的整个过程写了出来，对声、光、色、温、地点、过程、形状、重量、密度和降落时间等作了全面详细的描述。

第二节 天文仪器的制造

宋代制造过许多大型的天文仪器。如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来自四川的民间天文学家张思训设计并于次年制成一台水转浑象，通称“太平浑仪”，起楼高一丈有余。这台浑象改水力推动为水银推动，以解决冬天因水流凝冻迟涩而影响仪器运转速度的问题。与浑象运转联动的报时装置，胜过东汉张衡及后来的一些同类仪器，小木人也增加到十多个。《宋史·天文志》载：“七值神左摇铃、右扣钟、中击鼓，以定刻数。每一昼夜，周而复始。又以木为十二神，各值一时，至其时，则自执辰牌，循环而出，随刻数以定昼夜长短”。七值神即七曜值日，实际上，这是一个带有日历显示的时钟，是采用星期制的报日和报时装置。其中由金、木、水、火、土加日、月表示七值周期，以金曜日为七值周期之首。这种记日制度，早在唐代《符天历》和五代时期的《调元历》中已经使用，宋代建隆四年（963）起行用的《应天历》中，也有七值内容。此外，在一天之内又分十二辰，由十二神轮流出现报出时辰，而时初、时正和刻数则分别由铃、钟、鼓声报出。张思训的仪器继承和发展了唐代一行和梁令瓒的成果，并对后来的仪象设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也因创制仪器有功而升任司天浑仪丞。

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天文学家韩显符制成一台供观测用的铜浑仪，通称“至道铜候仪”。大中祥符三年（1010）他再造一台相类似的浑仪，专门用于司天台培养观测生的教学。此外，皇祐三年（1051）舒易简、于渊、周琮等人制成黄道浑仪；熙宁三年（1070）沈括、皇甫愈等人制成熙宁浑仪。这些仪器每台用铜量都在两万斤左右，各自有一些新的创造。如皇祐浑仪，它的时间分划一改在地平环上刻度的旧制，而改刻在固定的赤道环上，正确反映了天体位置随时间变化的规律。熙宁浑仪简化结构，从计算上去解决月亮在白道上的位置，将浑仪上的白道环取消，使用方便，而且提高了测量的精度。

天体周而复始不断地在天穹运动，不同时刻它们的位置不同，因此，在使用浑仪观测天体时，相应地也要有良好的计时仪器，客观需要提出了提高漏刻精度的要求。天圣八年（1030）燕肃发明莲花漏，在多级漏壶（上匮和下匮）的最后一级漏壶（下匮）上部开孔（分水孔），使壶中的水位恒定地保持在孔下，多余的水由孔经注水筒（竹注筒）流入减水盎。由于末级漏壶水位恒定，所以漏水均匀，提高了计时精度。皇祐初期，舒易简、于渊、周琮等人又在莲花漏的基础上，再加一级恒定水位的平水壶，从而使漏刻的精度进一步提高。

宋代最为精巧的天文仪器，当推苏颂领导研制成功的水运仪象台。元祐元年（1086），苏颂奉旨校验天文院和太史局两处的新旧浑仪，考察中他发现同一台仪器由不同的人去操作，所得测量结果不同，他们“各指得失，终无定论”。于是他想制造一种以水为动力，浑仪和浑象联动并能与天同步运动的仪器。另外，一行、张思训已将这种仪器与报时装置集为一体，所以新的仪器还要同时解决报时问题。苏颂首先遇到的困难是缺乏参考资料，正如他自己所写：“张衡之制，史失其传；开元旧器，唐世已亡”，本朝“太平浑仪，自思训死，机绳断坏，无复知其法制者”，所以制作新仪必须重新设计。经过苏颂与精通数学、天文学并有巧思的吏部守当官韩公廉等人的反复研究和精心设计，新仪从元祐二年（1087）开工制造，三年制成木样，经鉴定和检验后，据此正式铸造铜仪。元祐七年（1092），这座中国古代最宏伟、最复杂的天文仪器建成，宋哲宗赐名“元祐浑天仪象”，后人通称“水运仪象台”。

苏颂实现了将浑仪、浑象和报时结合于一体的设想，整座仪器使用水力为动力，经变速、传动和控制使三部分仪器联动并能跟踪天体运行。仪器总高约12米，宽约7米，分上、中、下三层，底层是动力与传动装置和报时钟，中层密室中转动着的是浑象，上层为浑仪。浑仪上的望筒可对准并可自动跟踪天体，而随望筒运动的三辰仪时圈则可指示出时间的变化，此外，浑仪所在小室的屋顶可以启闭，这与现代天文台上的望远镜转仪钟与活动圆顶作用相同。

水运仪象台的报时部分也精巧绝伦。它共分五层，其中三层用于白昼报时，两层用于夜间报时，共有承担报时职能的木人254个，每个时辰分时初与时正，分别由左门小人摇铃和右门小人敲钟报出，每至一刻由中门小人击鼓。第二、三层的木人分别举辰牌与刻牌，当非正点辰刻没有报时声的时候可从牌上看出当时的时辰与刻数；第四、五层的木人敲钲以报更，没有报更声的时候可从木人所举更牌上看出更次。水运仪象台的整台仪器由水提供动力自动运转。它的又一项重要发明是其“天衡”装置，它类似于近代钟表的擒纵器（卡子），控制着仪器，使之均匀运动。

国际科学史界对水运仪象台的评价极高，认为它是现代钟表的祖先。关于它留下了较详细的记载，特别是其机械结构、装配图等都收于苏颂所著的《新仪象法要》一书中。

苏颂还制造过另一台大型天文仪器，据《玉海》记载，它是一架假天仪，“大如人体。人居其中，有如笼象。因星凿窍，如星以备。激轮旋转之势，中星、昏、晓，应时皆见于窍中。星官历翁，聚观骇叹，盖古未尝有也。”据研究，这台仪器的主体是用竹条制成的球体，很像一个圆形笼子。表面上再用不透明的纸绢裱糊，并按星宿位置校算开孔①。人坐在密封的球内，球面上小孔透过来的光如同夜空中的繁星。这种便于演示和观察天体运行的仪器，可以说是今日天象仪的鼻祖。

宋代制造的天文仪器，数量众多，精密复杂，并有不少创新，这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进入高峰的重要标志。

第三节 恒星测量与星图

恒星测量是天文学的基础工作，而星图则是观测恒星的记录和查找恒星的一种工具。中国古代的星图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天文学家作为认识和记录天空中星官位置而绘制的星图，另一类是多为装饰用的示意性质的星图。五代吴越钱元祐墓及其妃子吴汉月墓后室顶部各有一块石刻星图，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天文图。这两幅星图的直径约1.9米，比后来南宋苏州石刻天文图大了一倍，刻星各约180颗左右，虽是示意性质，但位置比较准确。

宋代是进行全天恒星观测最多的时期，先后进行过七次较大规模的恒星测量。如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作了二十八宿距度测量。又据《文献通考》和《玉海》记载，宋仁宗时曾查阅开国之初的恒星记录，见“止截二十八舍及大角至屏星四十二官”，并查知这次测量是因为发现当时的观测值与唐一行所测不相同，为了占考“灾祥之度”，进而实测了这些星，其结果与开元年间的测值相差两三度甚至五度。大中祥符三年（1010），韩显符①王振择：《中国最早的假天仪》，见王振择《科技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78—286页。等用其制造的浑仪又补测了外官星的位置。

景祐年间（1034—1038），再一次测量了二十八宿距度及周天恒星。当时宋仁宗下令要编一部新的星占书《景祐乾象新书》，为使历代诸家占语与当时天象相符，所以要求重新测量恒星位置，主持测量的则是韩显符的授业学生杨惟德。这次测量比以前测量的星数要多。《景祐乾象新书》中曾列有一张周天星座入宿、去极度数表，可惜这份星表已经失传，仅在《宋史·天文志》中载有其中关于二十八宿距星的实测结果。皇祐年间（1049—1054），周琮等人用所铸黄道铜仪重测二十八宿及周天恒星。这次观测所使用的仪器刻度精确，并且改进了漏刻，因而取得了极有价值的成果。这些观测结果后来被收入北宋王安礼重新修订删改的《灵台秘苑》一书。其内容包括345个星官的距星的入宿度和去极度。这是我国现存明末以前所收星数最多的一份星表。

元丰年间（1078—1085）又进行一次恒星测量，测量精度也比较高。这次测量的成果被绘成星图，并刻石保存下来，这就是现存苏州博物馆的著名的苏州石刻天文图。图碑高2.米，宽1.06米，上半部为星图，外径91.5厘米，下半部为天文图碑文，总共刻星1431颗。原图为绍熙元年（1190）黄裳绘制，南宋淳祐七年（1247）由王致远刻石成碑。该图将中原地区可见星空展现在一幅图中，不但星位准确，而且二十八宿、三垣、十二次、内规、赤道、外规、分野、星官联线、星官名称都刻得清清楚楚。苏州石刻天文图是研究宋代全天星空的宝贵资料。明代正德元年（1506）的江苏常熟石刻天文图，则是根据苏州石刻天文图经订正翻刻而制成的。

北宋的重要星图还有苏颂《新仪象注要》一书中所附的五幅星图。据研究，这些星图也是实际观测的结果，就画法而言，则属于两种不同的投影系统。其一是两幅赤道带横图及一幅北极区圆图，按天区分别画出全天恒星，图上用经线将二十八宿隔开。这种系统避免了盖天式圆图在南纬星区的失真问题，较科学地表现出全天星空。另一系统是将整个天球沿赤道剖开，北半天球以北极为心，画一圆图，南半天球以南极为心，另画一圆图，而南极附近恒隐圈内的星空在北半球的北宋都城汴京（今开封）是看不见的，所以图上空着，留待补充。这种形式新颖的全天星空表示法是苏颂等人的首创。绍圣二年（1095）再测二十八宿距度，崇宁年间（1102—1106）又一次重测。上述几次恒星测量比较起来，以姚舜辅等人主持的崇宁年间的测量，目标最为明确，这次测量是为编撰《纪元历》作准备的，而所得测量结果也最为精确。如据研究，其二十八宿距度误差的绝对值平均只有0.15度，在没有望远镜的时代，这实在是相当精确的测量了。

第四节 历法

五代时的历法，据记载，有后晋马重绩《调元历》，蜀《永昌历》和《正象历》，南唐《齐政历》，后周王处讷《明玄历》和王朴《钦天历》等。其中也有一些创新，如《调元历》不用上元积年，《钦天历》在实际观测基础上对五星动态表的改正等。有些历法还在一定时期内为后世所沿用。

宋初沿用后周的《钦天历》，此历原为王朴造于显德二年（955）。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因《钦天历》推验较疏，诏司天监王处讷等别造新历。王处讷曾任后周司天少监。他曾指出过《钦天历》的不足，并在952年左右编过一部《明玄历》。王处讷等受命后经三年而制成新历，太祖为之作序，赐名《应天历》，建隆四年颁用。参与编修《应天历》的有来自伊斯兰国家的天文学家马依泽。1968年台湾罗香林教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发现了一套完整的《怀宁马氏宗谱》，其中《志尚公弁言》提到：“吾族系出西域鲁穆。始祖讳系鲁穆文字，汉译马依泽公，遂以马授姓。宋太祖建极，初召修历，公精历学，建隆二年，应召入中国，修天文。越二年，成书，由王处讷上之。诏曰可。授公钦天监监正，袭侯爵。”“鲁穆”，有些文献（如《明史·西域传》）亦作“鲁米”，关于其具体为何处，迄今尚无定论，可能原属东罗马帝国，现属叙利亚。由上述记载可见马依泽在撰修《应天历》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得授监正之职并袭侯爵。经研究，《应天历》的历元，适逢甲子、金曜日和朔旦冬至，选在建隆三年前4825558年。《宋史·律历志》说它可“推定朔、弦、望日辰七直：，日满七、六十去之，不满者，命从金星、甲子，算外，即得定朔、弦、望日辰星直也。”七直即七值或星值，是日月五星七曜值日之义，亦即推算星期序数。日满七去之，就是从总日数中去掉七的若干倍，可得到从金曜日起算的星期序数。由此可见应天历是引入七曜纪日法的，这种以金曜日为历元，采用星期制的方法与伊斯兰历相同，因此这部分内容很可能是马依泽参与制历所作的贡献，这项改革满足了日益增多的中国穆斯林的需要。

宋代民间研究历法十分活跃，如熙宁七年（1074）发现所用历法与天象不合，沈括就推荐了民间历法家卫朴编造新历。当时从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起行用的《崇天历》历气后天，而刚颁用了九年的《明天历》又历朔先天，于是，卫朴在《明天历》的基础上制成新历《奉元历》，于熙宁八年（1075）颁用。又如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发现所使用的《观天历》气朔有错，遂改用姚舜辅的《占天历》。但历官们认为《占天历》为民间私家所造，未经考验，不可施行，于是姚舜辅在大量观测的基础上，于崇宁五年（1106）又制成《纪元历》并得以颁行。清代梅文鼎对《纪元历》有很高的评价，说“宋历莫善于纪元”。这部历法的回归年、朔望月及其他一些数据都相当准确。此外，姚舜辅还创造了确定太阳位置的新方法，即在天亮前或黄昏后用恒星作参照定出金星的位置，然后在既能看见金星又能看见太阳的时候定出金星与太阳的角距，从而求得太阳在恒星间的位置。他还创立了新的计算公式，以解决太阳的赤道经度与黄道经度的换算问题。

南宋初继续行用《纪元历》，后又曾用《统元历》、《乾道历》、《淳熙历》和《会元历》。南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行用杨忠辅编制的《统天历》，这是得到梅文鼎更高评价的一部历法，有宋历“尤莫善于统天”之说。《统天历》有很好的实测基础，节气、合朔、月亮过近地点与黄白交点的时刻等都定得比较准，并在实测的基础上确定出计算改正值的办法。《统天历》的岁实（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日，比现行公历采用同一数值早了384年。此外，杨忠辅还发现回归年长度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每年都有微小的变化，并提出斗分差的数值改正方法。这也是天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发现。《统天历》继唐曹士《符天历》之后也不用上元积年。《统天历》的上元是虚设的，实际上废除了繁琐的上元积年计算，这也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个进步。

北宋存在168年，共颁行10部历法，南宋存在152年，共颁行10部历法，换历比较频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天文历法研究的活跃。其中《应天历》、《纪元历》、《统天历》各有所长，反映了两宋行用历法的特点和主要成就。

第五节 气象知识

五代及辽、宋、夏、金的一些史书，尤其是《宋史》，记载了很多宝贵的气象资料，其中包含有关于大水、大旱、大风及雨雪、冰雹、雷暴、地震等灾害和特殊天气现象的丰富内容。宋代开始普遍编修的地方志及大量宋人笔记，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如沈括《梦溪笔谈》中对山东武城县一次龙卷风的形状及危害情况作了非常清楚的记述。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我国气候变迁及气象变化规律具有重要的价值。南宋吕祖谦于淳熙七年（1180）正月初一到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在金华进行了近两年连续不断的物候观测。他在《庚子辛丑日记》中记录了二十多种植物的开花结果时间及一些虫鸟的初鸣和初到时间，这是一份经实际观测获得的非常珍贵的物候资料。

降雨情况直接关系农业生产，因而历代都受到人们重视。西汉时根据土、炭吸湿增重的不同而发明了原始的天平式湿度计。宋代僧人赞宁，在10世纪则利用这种仪器来预报晴雨。宋神宗熙宁年间京师久旱，沈括准确地做了一次降雨预报，《梦溪笔谈》卷7对此有很生动的记述。他对当时空气中水气条件的分析与判断是符合近代气象科学原理的。

为了测量降水量的多少，必须要有一种用具，现在普遍使用的是雨量筒。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在其《数书九章》中列有“天池测雨”、“圆罂测雨”、“峻岭验雪”、“竹器验雪”等算题，可根据盛水或积雪容器的形状及积水、积雪的多少，计算出单位面积平地上的降水量。天池是古代防火贮水的容器，用来测降雨量，当可看作原始的雨量器。这种方法也是世界上较早的测定降水量的科学方法。

此外，这一时期对一些气象现象也有了更正确的认识，如《梦溪笔谈》中记载孙彦先对虹的解释是“虹乃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则有之。”《梦溪笔谈》卷25提到：“江湖间唯畏大风。冬月风作有渐，船行可以为备。唯盛夏风起于顾盼间，往往罹难。曾闻江国贾人有一术，可免此患。大凡夏月风景，须作于午后。欲行船者，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至地皆无云气，便可行，至于巳时即止。如此，无复与暴风遇矣。国子博士李元规云：平生游江湖，未尝遇风，用此术。”这里提到的关于风力日变化规律的气象知识，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对行船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苏轼《船■风》诗有句：“三旬已过黄梅雨，万里初来船■风”，并有序文说：“吴中梅雨既过，飒然清风弥旬，岁岁如此，吴人谓之‘船■风’。是时，海舶初回，云此风与舶具至云尔。”对于梅雨之后的信风作了清晰的描述。

第六节 辽、夏、金的天文学

辽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其天文学也有两个主要的分支，一是以历法服务于政权，一是观天象以占吉凶。辽有历之始即采用中原历法，此即天禄元年（947）至统和十二年（994）行用的后晋马重绩所编《调元历》。《调元历》是五代时期较好的历法，但在后晋只行用了5年，而在辽却行用了48年。该历不设上元，以雨水正月中气为气首。它的基础是《宣明历》和《崇玄历》，马重绩称：“以宣明之气朔合崇元之五星，二历相参，然后符合。”①辽圣宗统和十三年（995）又颁用可汗州刺史贾俊所进《大明历》。有些学者认为其法取自祖冲之。这一时期辽、宋历日有所不同，如叶梦得《石林燕语》、张邦基《墨庄漫录》等均记载，苏颂使辽时曾发现宋、辽冬至日先后相差一日。辽《大明历》本文已失传，其内容尚有待于研究。《辽史·历象志》所载，系全文照录《宋书》上的祖冲之《大明历》，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辽很重视天象，有些天象记事今日看来也很有意义。例如《契丹国志》记载辽天祚帝天庆八年（1118）正月，“是夕，有赤气若火光自东起，往来纷乱，移时而散。”这是与太阳活动关系密切的极光现象，其描述是很生动形象的。1971年在河北宣化发掘一座辽墓，发现该墓室顶部有一幅彩绘星图，星图直径2.17米中央为天极，嵌有直径35厘米的铜镜一面，镜周彩绘莲花，莲花外为日、月、五星及北斗，再外为二十八宿，最外圈绘有黄道十二宫①。黄道十二宫是来自西域的天文内容，但双子座、室女座图形上的人物又着辽服，显示了辽代特点；莲花是佛教装饰；而二十八宿则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天极为中心的盖图法也是中原传统，因此这是一幅具有多民族色彩的星图。此外，黄道十二宫的名称早已传入我国，但在星图中表现出来，据今所知也以这幅星图为最早。

西夏为党项族所建的政权。夏景宗李元昊之父西平王李德明曾向宋请历，宋真宗将《仪天历》赐颁西夏，至元昊又受赐《崇天历》，可见汉历对西夏有深远影响。西夏仿宋制建有司天监，并颁行过自制历法。《西夏书事》载：“曩霄（元昊）称帝，自为历日行于国中”，可能是参照汉历专门编制的西夏历法。另外，西夏文书、碑文中常有两种纪年：十二生肖纪年和藏历纪年，如有“阳火猴年”的碑刻，因此当时西夏境内可能也有藏历流行，这反映出吐蕃文化在西夏的影响。随着佛教的传播，外来天文知识在西夏也有出现，如西夏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中有黄道十二宫名称，这是来自西域的知识，当然也可能是由中原辗转传入的。

《西夏书事》中还载有不少天象记事，但多用于星占。如1030年“火星入南斗，天子下堂走”。崇宗天仪治平三年（1088）“太白昼见，司天言：不利用兵，梁乙逋不听”。崇宗永安二年（1098）“月犯东井，犯西肩北第二星，太史奏：主兵丧，梁氏不省”等。这些天象观测内容与星占方法，明显地来自内地。

金在历法方面的成就十分突出。天会十五年（1137）金颁用司天杨级所造《大明历》，“然其所本，不能详究”①，也有人认为，此历依据的是宋代的《纪元历》，经金司天监官员增改而成。后来由于日食预报屡屡不验，诏命司天监赵知微重修《大明历》，大定二十一年（1181）历成。这时翰林应奉耶律履也造了一部历法，称《乙未历》。经过当年十一月望月食的检验，证明赵知微历优于耶律履历和当时行用的杨级历，于是得以颁用。重修《大明历》虽然仍以《大明历》命名，内容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部历法所用的基本数据相当精密，例如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9日，朔望月长度为29.53059日。此外，还创立了等间距三次差内插公式用于历法计算等等。

①《新五代史·马重绩传》。

①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宣化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8期。①《金史·历志》。

这些都反映出金代天文学家在吸收中原历法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发展。

金对天象的认识也如中原统治者，将天象作为与帝室政事相关的表象。

《金史·天文志》称：“金九主，莫贤于世宗，二十九年之间，犹日食者十有一，日珥虹贯者四五。然终金之世，庆云环日者三，皆见于世宗之世。”把与太阳相关的现象与皇帝的贤明联系在一起。金记录天象也颇详，如《大金国志》记载金太祖天辅二年（1119）：“北方有赤气，大三四围，长二三丈，索索如树，西方有火五团，下行十余丈，皆不至城灭。”这则极光记事使人有如目睹，对研究极光现象也是有价值的。

金对司天台的建设很重视。1126年底金人攻破北宋都城汴京，将北宋灵台上的天文仪器掠往北方，后在金中都（今北京）建成规模庞大的司天台，所用仪器就是从汴京搬来的仪器。元初吴师道写过一首《九月二十三日城外纪游》，诗中描述了当时金天文台（清台）遗址的情形：“故桥旧市不复识，只有积土高坡陀。城南靡靡度阡陌，疏柳掩映连枯荷。清台突兀出天半，金光耀日如新磨。玑衡遗制此其的，众环倚值森交柯。细书深刻皇祐字，观者叹息争摩挲。司天贵重幸不毁，回首荆棘悲铜驼”。尚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年金司天台的规模及盛况。

（谢选骏指出：古代的天文观测，因为和星相学、未来学关系密切，而获得了大量的经费、格外的关注；但也因此受到了相关的限制。）

【第九十章 物理学】

第一节 力学

对大气压力（压强）的进一步认识及更广泛应用

宋代时，俞琰曾谈到：“予幼时有道人见教，则剧烧片纸纳空瓶，急覆于银盆水中，水皆涌入瓶，而银盆铿然有声，盖火气使之然也。又依法放于壮夫腹上，挈之不坠。”①把燃烧的纸片投入瓶里，会使瓶里的一部分空气排出瓶外，瓶内的压力由此减小，形成负压。这时如将瓶子放入水中，大气压力就会使水涌入瓶内。若用类似的方法，则大气压力会使瓶子紧压在人腹部，现在人们熟知的拔火罐，其原理就是如此。

应用大气压强制作虹吸管和唧筒，当时人也有许多记载。如：宋代曾公亮的兵书《武经总要》记述：“凡水泉有峻山阻隔者，取大竹去节，雄雌相合，油灰黄蜡固缝，勿令气泄，推竹首插水中五尺，于竹末烧松桦薪或干草，使火气自竹内潜通水所，则水自（竹）中逆上。”①这与唐代杜佑在《通典》中所述的方法相似。在《武经总要》中曾公亮还记述用于灭火的唧筒：“唧筒，用长竹，下开窍，以絮裹水杆，自窍唧水。”②利用裹了絮的水杆的往复运动，把水吸上来。这种唧筒实际上是后世活塞泵的前身。苏轼在《东坡志林》中也记载了这种设备：“蜀去海远，取盐于井自庆历、皇祐以来，蜀始创筒井，用圜刃凿如碗大，深者数十丈。以巨竹去节，牝牡相衔为井，以隔横入淡水，则咸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为筒，无底而窍其上，悬熟皮数寸，出入水中，气自呼吸而启闭之，一筒致水数斗。凡筒井皆用机械，利之所在，人无不知。”③可知唧筒已广泛应用于四川的井盐开采。对液体性质的深入认识这一时期对浮力的原理及应用有了更深的认识。《宋史》记载僧人怀丙打捞铁牛的故事，就是借浮力起重的典型事例。“河中府浮梁，用铁牛八维之，一牛且数万斤。后水暴涨绝梁，牵牛没于河，募能出之者。怀丙以二大舟实土夹牛维之，用大木为权衡状钩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④怀丙的方法，当为今人所使用的浮箱打捞法之肇始。

表面张力是液体的一个重要特性，实质上是分子力的一种表现。汉代时，人们对表面张力现象已有所认识。到了宋代，人们将此现象应用于桐油质量的检验：“验真桐油之法，以细篾一头作圈子，入油蘸。若真者，则如鼓面鞔圈子上；掺有伪，则不著圈上矣。”①因存在表面张力的缘故，纯净的桐油可附着在细竹篾圈上形成一薄膜，而有杂质的桐油就不能形成薄膜。周密在《齐东野语》中还记载了一种以少许净水调开熊胆以去除眼球表面尘土的方法：“熊胆善辟尘。试之之法，以净水一器，尘幂其上，投胆粟许，则凝尘豁然而开。以之治目障翳，极验。”这是由于熊胆溶于水后，在水面形成薄膜，膜的表面张力会将水面尘埃推开，因此可用来清洗和除去眼球表面的灰尘。

①俞琰：《席上腐谈》卷上。

①《武经总要》前集卷6“寻水泉法”。

②《武经总要》前集卷“守城”。

③苏轼：《东坡志林》卷4“井河·筒井用水鞴法”。

④《宋史》卷462《僧怀丙传》。

①张世南：《游宦纪闻》卷2。

对于液体浓度的测定，这时也有了较为科学的方法，这主要反映在检验盐卤的浓度方面。因为在制盐过程中，确定盐卤是否有煎煮的价值，就是根据其浓度来决定的。北宋初年，赞宁在《物类相感志》中说：“盐卤好者，以石莲投之则浮。”乐史记述了以10个莲子来测定盐卤浓度的方法：“取石连（莲）十枚，尝其厚薄，全浮者全收盐，半浮者半收盐，三簾（莲）已（以）下浮者则卤未堪。”②说明浮起的莲子数目越多，盐卤的浓度越大，制盐价值越高。南宋姚宽记述：“予监台州杜渎盐场，日以莲子试卤。择莲子重者用之。卤浮三莲四莲味重，五莲尤重。莲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莲直，或一直一横，即味差薄；若卤更薄，即莲沉于底，而煎盐不成。闽中之法，以鸡子、桃仁试之，卤味重，则正浮在上；咸淡相半，则二物俱沉，与此相类。”③这里说到莲子在浓度不同的盐卤中呈现不同的浮沉状态，同时还记载了福建人用鸡蛋和桃仁测试盐卤浓度的方法。这一时期有关用莲子等测定盐卤浓度的记载还有许多，可以见于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卷1、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5等。

第二节 热学

至迟在宋代，我国已发明了“走马灯”，其灯上有“马骑人物，旋转如飞”①。具体制作是在一个圆形或方形的灯笼中，有一立轴，立轴上方固定一叶轮。立轴底部的近旁，装有烛座。蜡烛点燃后，热空气上升，推动叶轮转动，从而带动立轴旋转。立轴中部交叉安装的两根铁丝的外端贴有纸剪的人马等，亦随立轴旋转。因此人马的影子投射到灯笼上，看起来“车驰马骤，团团不休”②。走马灯在宋代的许多诗文著作中均有记述，如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23《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姜夔《白石道人诗集》卷下《观灯口号十首》之七；金盈之《醉翁谈录》卷3《京城风俗记》；吴自牧《梦粱录》卷13“夜市”条等。这种应用热气流而用作玩具的走马灯，与现代的燃气轮机，其根本原理是相同的③。

第三节 声学

固体传声和气腔共振在战争中的应用宋代曾公亮在兵书《武经总要》中总结了利用固体传声及共振效应在战争中进行侦探的方法——“瓮听”和“地听”：“瓮听，用七石瓮，覆于地道内，择耳聪人坐听于瓮下，以防城中凿地道迎我。”“地听，于城内八方，穴地如井，各深二丈，勿及泉，令听事聪审者，以新瓮自覆于井中，坐而听之，凡贼至，去城数百步内，有穴城凿地道者，皆声闻，瓮中可以辨方向远近。”①这两种方法与《墨子·备穴》及《太白阴经》、《通典》中所述类同，是我国古代战争中一直使用的方法。此外，《武经总要》还记述了另一种方法：“选聪耳少睡者，令卧枕空胡鹿，其胡鹿必以野猪皮为之，凡人马行在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响闻。”②这种方法实质上是以野猪皮做成的称为“空胡鹿”的卧枕代替瓮，因此更加方便实用。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亦记述了以牛皮箭袋当卧枕，能听见数里内的人马声：“古法以牛革为矢服，卧则以为枕，取其中虚，附地枕之，数里内有人马声，则皆闻之，盖虚能纳声也。”③振动的音乐效果我国古代很早就将乐钟铸成合瓦之形，在先秦的著作中已述及编钟及其发声特性。沈括在《梦溪笔谈·补笔谈》中指出：“古乐钟皆扁，如盒（合）瓦，盖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节短处声皆相乱，不成音律。后人不知此意，悉为圆钟，急叩之多晃晃尔，清浊不复可辨。”沈括的这段文字解释了我国古代乐钟所以是扁形的道理，是合乎科学原理的。因为钟的振动是一种复杂的板振动，圆钟的振动衰减很慢，在演奏中快速敲击时，声波易发生相互干扰而不成音律；而扁钟的振动衰减较快，演奏时可避免声波相互干扰的问题。

古代对于声音的效果亦很重视。比如为了得到较洪亮的声音，在戏剧舞台下埋设大缸，以期产生共鸣。南宋赵希鹄认为：“前辈或埋瓮于地上鸣琴，此说恐妄传。盖弹琴之室宜实不宜虚，最宜重楼之下。盖上有楼板，则声不散；其下空旷清幽，则声透彻。若高堂大厦，则声散；小阁密室，则声不达；园囿亭榭，尤非所宜。若幽人逸士，于高林大木或岩洞石室之下，地幽境寂，更有泉石之胜，则琴声愈清，与广寒月殿何异也。”①他分析指出了在不同的环境之中，琴声传播的效果是不同的。

关于振动和共振及其实验“喷水鱼洗”是大约起源于唐宋年间的一种器物。现在已知的最早记载见于宋代何薳的《春渚纪闻》卷9“纪研·跃鱼见木石中”，及王明清的《挥麈录·前录》。《春渚纪闻》提到晋出帝迁黄龙府曾献鱼盆，“鱼盆则一木素盆也，方圆二尺，中有木纹成二鱼状，鳞鬣毕具，长五寸许。若贮水用，则双鱼隐然涌起，顷之遂成真鱼，覆之则宛然木纹之鱼也。”并说：“至今句容人铸铜为洗，名双鱼者，用其遗制也。”《挥麈录·前录》则提到韩似夫使金国时，金主命取磁盆一枚示之，说是晋少主献给耶律氏的礼品，“中有画双鲤存矣，水满则跳跃如生，覆之无它矣”。这两条所记当为同一物件，但为木为瓷尚待考订。现今可见的铜洗外形似脸盆，盆内底部刻有四条鱼。当用手掌摩擦这种鱼洗的双耳时，水面会出现振动花纹，四条鱼的口沟处甚至水花喷溅达尺余，鱼洗亦发出震耳的嗡嗡声。这种器物的振动实为板振动，振动过程类似于圆钟的空气振动。喷水的原理实际上就是，振动产生的四节线振波引起了水的激荡，看上去就像鱼在水中跃动而水花喷溅一般。

沈括曾进行过弦共振的实验：“琴瑟弦皆有应声，宫弦则应少宫，商弦则应少商，其余皆隔四相应。今曲中有声者，须依此用之。欲知其应者，先调诸弦令声和，乃剪纸人加弦上，鼓其应弦，则纸人跃，他弦则不动。声律高下苟同，虽在他琴鼓之，应弦也震，此之谓正声。”①从现代振动理论可知，外力频率与振动体固有频率成简单整数比时，都能引起振动体的振幅增大，即发生共振。沈括的实验证明琴瑟的弦宫应少宫、商应少商或隔四相应，事实上它们的振动频率比恰为1∶2或2∶3。周密在《癸辛杂识·续集》中也提到他所进行的类似的研究与实验：“琴间指以一与四，二与五、六，四与七为应。今凡动第一弦，则第四弦自然而动。试以羽毛轻纤之物，果然。此气之自然相感动之妙。”这里，周密用“羽毛轻纤之物”也证明琴弦“隔四相应”的共振现象。

②《太平寰宇记》卷130“淮南道八·海陵监·刺土成盐法”。

③姚宽辑：《西溪丛语》卷上。

①周密：《武林旧事》卷2“灯品”。

②刘侗：《帝京景物略》卷2“城东内外·灯市”。

③参见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72页。

①《武经总要》前集卷12“守城”。

②《武经总要》前集卷6“警备法”。

①《洞天清录集》卷1《古琴辩》。

第四节 光学

关于针孔成像及圆球受光的认识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若鸢飞空中，其影随鸢而移；或中间为窗隙所束，则影与鸢遂相违，鸢东则影西，鸢西则影东。又如窗隙中楼塔之影，中间为窗所束，亦皆倒垂，与阳燧一也。”①这里沈括指出了运动物体（“鸢”）通过小孔（“窗隙”）所成的像与其运动方向相反，并将这一事实与楼塔通过小孔所成之像的倒立、以及凹面镜成像联系起来。

沈括指出：“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亏可验也。月本无光，犹银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侧而所见才如钩；日渐远，则斜照而光稍满，如一弹丸。以粉涂其半，侧视之，则粉处如钩；对视之，则正圆。此有以知其如丸也。”②沈括根据自己实验和观察对之作了科学的解释。

球面镜成像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指出：“阳燧照物皆倒，中间有碍故也阳燧面洼，以一指迫而照之则正，渐远则无所见，过此遂倒阳燧面洼，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内。离镜一二寸，光聚为一点，大如麻菽，著物则火发。”①这里，沈括认为凹面镜（“阳燧”）成像为倒像，是因凹面镜具有焦点（“碍”）的缘故。他从实验结果总结了凹面镜的成像规律及其与焦点的位置关系：手指从镜面处向外移，起初得到的是正立的（虚）像；手指将近焦点时，镜中看不到像了（即此时成像在无穷远处）；手指再远移，则生成倒立的（实）像。他在日光下进行的实验，凹面镜反射的光会聚在离镜面一二寸的地方，焦点很小。这说明当时磨制镜面的技术已相当高超，镜面的反射性能很好。沈括还指出：“古人铸鉴，鉴大则平，鉴小则凸。凡鉴洼则照人面大，凸则照人面小，小鉴不能全观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令小，则鉴虽小而能全纳人面。仍复量鉴之小大，增损高下，常令人面与鉴大小相若，此工之巧智。后人不能造，比得古鉴，皆刮磨令平，此师旷所以伤知音也。”②凸面镜成像为正立缩小的虚像。古人制镜时，大镜铸得平一些，小镜铸得凸一些。凹面镜照出人脸会稍大一些，凸面镜照出人脸稍小些。小的镜子要照出人的整个脸。必须造得稍微凸一些。因此造镜时，必须反复测量镜的大小来决定增减镜面的曲率，以便使照出的人脸与镜的大小相称。沈括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①《梦溪笔谈·补笔谈》。

①《梦溪笔谈》卷3“辩证一”。

②《梦溪笔谈》卷7“象数一”。

①《梦溪笔谈》卷3“辩证一”。

五代南唐谭峭在《化书》中，对物体经面镜或透镜反射或折射后成像现象的论述，也是很精彩的。

色散知识这一时期，人们不仅对虹的成因有所了解，并进而掌握了观察虹的角度、虹出现的位置和方向等。南宋蔡卞指出：“先儒以为云（薄）漏日，日照雨滴则虹蜺生。今以水喷日，自侧视之，则晕为虹蜺。虽则虹生于地之气，不晕于日不成也。故今雨气成虹，朝阳射之则在西，夕阳射之则在东。”①另外，人们对于小水珠反射折射日光之后的色散现象亦有所认识。南宋程大昌写道：“凡雨初霁或露之未晞，其余点缀于草木枝叶之末，欲坠不坠，则皆聚为圆点，光莹可喜。日光入之，五色具足，闪烁不定，是乃日之光品著色于水，而非雨露有此五色也。”②光经过一些透明的天然晶体折射后也能产生色散现象。在北宋初年杨亿著《杨文公谈苑》一书中明确记载了菩萨石折射日光而产生色散的现象。由此寇宗姟侗静菅芤濉分行吹溃骸捌腥?.如水精明澈，日中照出五色光，如峨嵋普贤菩萨圆光，因以名之。”③南宋时，杜绾又写道：“菩萨石，其色莹洁，映日射之，有五色圆光。其质六棱。或大如枣栗，则光彩微茫，间有小如樱珠，五色粲然可喜。”①程大昌则指出：“《杨文公谈苑》曰：嘉州峨嵋山有菩萨石，人多收之。色莹白如玉，如上饶水晶之类，日光射之有五色如佛顶圆光。文公之说信矣。然谓峨嵋山有佛，故此石能见此光，则恐未然也峨嵋山佛能现此异，则不可得而知。此之五色，无日则不能自见，则非因峨嵋有佛所致也。”②从而否定了五色粲然与佛有关，正确地认识到“此之五色，无日则不能自见”。

关于透光镜沈括对透光镜的制造及透光机理有深入的研究。他写道：“世有透光鉴，鉴背有铭文，凡二十字，字极古，莫能读。以鉴承日光，则背文及二十字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人有原其理，以谓铸时薄处先冷，唯背文上差厚，后冷而铜缩多。文虽在背，而鉴面隐然有迹，所以于光中现。予观之，理诚如是。然予家有三鉴，又见他家所藏，皆是一样，文画铭字无纤异者，形制甚古，唯此一样光透，其他鉴虽至薄者，皆莫能透，意古人别自有术。”③沈括推测，在铸镜的冷却过程中，因镜的厚薄不同，各部分冷却的快慢不同，因而各处收缩率有差别，使得镜面产生细微的曲率差异，在反射日光时就会显示出背面图案。

②《梦溪笔谈》卷19“器用”。

①《毛诗名物解》卷2“释天·虹”。

②《演繁露》卷9。

③《本草衍义》卷4“菩萨石”。

①《云林石谱》卷中。

②《演繁露》卷9“菩萨石”。

③《梦溪笔谈》卷19“器用”。

第五节 电和磁静电、静磁及物体的导电性

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记述了孔雀毛的静电感应现象：“孔雀毛箸龙脑则相缀。禁中以翠尾作帚，每幸诸阁，掷龙脑以辟秽。过则以翠尾扫之，皆聚，无有遗者。亦若磁石引针、琥珀拾芥，物类相感也。”①可见静电感应现象已在当时宫廷中得到应用。

这时期人们还认识到磁石的吸铁性（即磁力）可以不被其他物质（除铁磁物质外）所阻碍隔断。张君房在《云笈七籤》中指出：“磁石吸铁，间隔潜应。”类似的记述甚多。

雷电是人们自古就进行观察的自然现象。此时人们已注意到不同性质的物体遭雷击后的情况不同。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内侍李舜举家曾为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窗间出，赫然出檐。人以为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墙壁窗纸皆黔。有一木格，其中杂贮诸器，其漆器银■者，银悉熔流于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宝刀极坚钢，就刀室中熔为汁，而室亦俨然。”磁偏角和磁倾角的最早记述地球近似为球形，且地球的南北磁极与地理上的南北两极并不重合。在地球表面任何一点，地磁子午线与地理子午线之间的夹角称为磁偏角；磁针指向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称为磁倾角。北宋初年，曾公亮在《武经总要》中记述了制造指南鱼的方法：“以薄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形，置炭火中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

①《墨庄漫录》卷1。

②《梦溪笔谈》卷20“神奇”。

首常南向午也。”①这里加热是使铁磁物质中的磁畴增加动能，在地磁场作用下由混乱变为规则排列，然后经过急剧冷却而固定下来。以鱼尾正对北极且略向下倾斜，为的是最大程度地利用地磁感应，使之磁化。这段话隐含了关于磁偏角与磁倾角的知识。沈括也指出：“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②这是对磁偏角的首次明确记述。

人工磁化制造磁体上引曾公亮所述制指南鱼的方法即是利用地磁感应磁化的方法。沈括所述的是利用摩擦感应磁化的方法，即利用天然磁石的磁场作用，使钢针内部的磁畴按磁石极性的方向规则排列，从而使整根针显现出磁性。沈括还说到：“以磁石磨针锋，则锐处常指南，亦有指北者，恐石性亦不同，南北相反，理应有异，未深考耳。”③当时对磁体性质的了解还是很有限的。

指南针及其应用曾公亮所说的指南鱼，在行军需要时，可把它浮在水面上指示方向。但是这种磁化方法所获得的磁性很弱，难以实用。沈括指出：“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水浮多荡摇。指爪及碗唇上皆可为之，运转尤速，但坚滑易坠，不若缕悬为最善。其法取新纩中独茧缕，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①沈括介绍的磨制磁针的方法简便易行，且有实用价值。他还介绍了安置磁针的四种方法：“水浮”、置“指爪及碗唇上”和“缕悬”。当时，水浮法应用较多，曾公亮的指南鱼亦用此法，但沈括指出了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水浮多荡摇”。对于放在指甲上或碗口边沿上的方法，虽然转动灵活，但“坚滑易坠”。比较之下，沈括认为，在磁针中部涂一点点蜡，粘上一根蚕丝，挂在无风的地方，即“缕悬”，这是最好的方法。

南宋，陈元靓记载了当时流行的指南鱼和指南龟：“以木刻鱼子，如母指大，开腹一窍，陷好磁石一块子，郤以臈填满，用针一半佥从鱼子口中钩入，令没放水中，自然指南，以手拨转，又复如出。”“以木刻龟子一个，一如前法制造，但于尾边敲针入去，用小板子上安以竹钉子，如箸尾大，龟腹下微陷一穴，安钉子上拨转常指北，须是钉尾后。”①但这些当时多用于幻术。

①《武经总要》前集卷15“乡导”。

②《梦溪笔谈》卷24“杂志一”。

③《梦溪笔谈·补笔谈》。

①《梦溪笔谈》卷24“杂志一”。

②《本草衍义》卷5“磁石”。

①《事林广记》卷10（此书有多种版本，文字也多有不同）。

初期的指南针很可能并没有配以固定的方位盘装置。但是不久之后就发展为磁针和方位盘联成一体的罗经盘或罗盘。南宋曾三异在《因话录》“子午针”条中说，“地螺或有子午正针，或用子午丙壬间缝针”，这里的“地螺”即堪舆用的罗经盘。当时的罗盘，一种是水罗盘，即磁针横贯灯芯浮在水面上。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道：“是夜，洋中不可住，惟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②南宋朱继芳航海诗中也有“沉石寻孤屿，浮针辨四维”的诗句。可见宋代已应用水罗盘于航海。另一种是旱罗盘，上面所提到的在陈元靓《事林广记》中描述的指南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旱罗盘的始祖。

指南针发明之后，很快就被应用于航海。这方面的记载甚多，如北宋朱彧的《萍洲可谈》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③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也说：“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矣！”④吴自牧的《梦粱录》也称：“风雨冥晦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⑤由此可见指南针在当时航海中的重要性。

②《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海道一·半洋焦”。

③《萍洲可谈》卷2。

④《诸蕃志》卷下“志物·海南”。

⑤《梦粱录》卷12“江海船舰”。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从“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的文明在物理学方面的异同”这一角度，去总结中国物理学的发展历史；更没有从“第二期中国的文明在物理学方面的发展”这一角度，去总结中国物理学的发展历史。）

【第九十一章 化学】

第一节 炼丹术

两宋时期炼丹术仍很盛行。北宋时一些人依然热中于烧炼外丹，如张邦基《墨庄漫录》卷3载：章盛于宋真宗时，“炼丹一炉，在翰林金丹阁，日供炭五秤”，至宋神宗熙宁元年，“犹养火不绝”，“其丹作铁色。”“张忠定公安道居南都，炼丹一炉，养火数十年。”炼丹持续时间之长，可见其人迷恋之深。陆游《老学庵笔记》卷9载：“（徽宗）宣和末，又以方士刘知常所炼金轮，颁之天下神霄宫，名曰神霄宝轮。知常言，其法以汞炼之成金。”蔡絛《铁围山丛谈》卷6载：宋太宗时得巧匠，“造金带得三十条”。但是，不少炼丹术士实际上是江湖骗子，专以炼制伪金和伪银的方术骗人钱财，搞得声名狼藉。尤为严重的是，由于服食丹药中毒致死者屡见不鲜，因而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所谓神丹仙药的危害性，并对炼丹术采取了严肃的批判态度。如沈括就曾明确指出对炼丹术“不可不戒”。甚至连“养火数十年”的南都张安道也是“丹成，不敢服”，结果使一位坚求服食者中毒致死。在这种情况下，到了南宋时期，从事烧铅炼汞的外丹术已明显衰落，与此同时，主张炼气养神的内丹术大为兴盛起来。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的炼丹术著作。下面列举的几种是较有代表性的，从中可以了解当时的炼丹设备、炼丹方法及炼丹术的发展情况等，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炼丹化学的成就具有重要的价值。

《丹房须知》，吴悮撰，成书于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3）。此书专讲炼丹的基本知识和注意事项，如择友、择地、择井、造坛、造鼎、造炉、研磨、合药、采铅、用火、开炉、服食、禁忌等。书中虽字数不多，但记载了一些重要的炼丹设备的图形，如丹台、抽汞的蒸馏器、既济炉和未济炉、研磨器等。

《金华冲碧丹经秘旨》，白玉蟾授，孟煦撰，成书于南宋理宗宣庆元年（1225）。此书对于炼丹设备的叙述很详细，如石榴罐、水海等，都是符合科学原理的。书中所载炼汞的“石榴罐法”等也很重要。其具体操作是在石榴罐中盛辰砂十两，赤金（红铜）珠子八两，磁瓦片塞口，倒扑石榴罐在坩埚上，埚内华池水二分。石榴罐与坩埚间合缝处用六一泥固济后，加热石榴罐，则其中的辰砂分解，水银即溜入下面坩埚的醋里，操作相当简便。曹元宇先生曾绘制了石榴罐炼汞示意图①。根据现代化学知识，石榴罐中发生的反应为：HgS＋Cu△Hg＋CuS，加入铜珠能促进HgS的分解。曹元宇先生还曾集中介绍了中国古代炼丹家所用的各种设备①。

①见曹元宇编著：《中国化学史话》，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255页。①曹元宇：《中国古代金丹家的设备及方法》，见王琎等著《中国古代金属化学及金丹术》，科学技术出版社1957年版。

《诸家神品丹法》，玄真子孟要甫编撰。这是一部选录各家炼丹方法而编成的丹书。其中记载了许多重要的化学史料，如原始火药的发明等。又如“化庚粉法”是讲制金粉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先将黄金炼赤投入水银制成合金，再加入食盐，研细，然后蒸发掉水银，再溶解掉食盐就留下粉末状的黄金了。这必然是炼丹家经过长期摸索和多次实验而取得的成就。

《庚道集》，全书分为9卷，是《道藏》中记载各种丹法最详细和篇幅最大的一部炼丹术著作集。它是由元或明人汇编，收录了元代及以前的一些丹法，而其中成书年代可考者多出于宋代。在《庚道集》所收录的南宋丹经《丹阳术》中，不仅有对中国炼丹家炼得单质砷的更确切的记载，而且对其形态和性质有明确的描述。所用的方法，是将砒石（As2O3）与草木药或蜜混合密闭烧炼，并明确记载所得产物“色如银”，“如黑角色，甚硬”，或“如玉银相似可爱”。此外还指出可用它直接与赤铜点化丹阳银（砷白铜）。这是中国古代炼丹化学中最突出的成就之一。

②庄绰的《鸡肋编》卷下也有类似的记载。

第二节 药物化学

宋代的本草学也很发达，出现了《开宝本草》、《证类本草》、《图经本草》等著作。炼丹术在制药和化学方面的许多新成就也被收入这些本草学著作中，为医学家所继承和发扬。

例如，《开宝本草》记载了“铁华粉”的制法：“取钢煅作叶，如笏或团，平面磨错，令光净。以盐水洒之，醋瓮中阴处埋之，一百日，铁上生衣，即成粉矣。”这是醋酸铁的制法和药用的最早记录。关于石棉，《证类本草》说它“如烂木，烧之不燃，石类也”。准确地描述了石棉的性质。《证类本草》和《苏沈良方》还记载了秋石的炼法。

密陀僧（PbO）是在唐代从波斯传入的。到了宋代，《图经本草》记载了中国自制密陀僧的详细工艺：密陀僧，“今岭南、闽中银铅冶处亦有之，是银铅脚。其初采矿时，银铜相杂，先以铅同煎炼，银随铅出。又采山木叶烧灰，开地作炉，填灰其中，谓之灰池。置银铅于灰上，更加火大煅，铅渗灰下，银住灰上，罢火，候冷出银。其灰池感铅银气置之积久，成此物。今之用者，往往是此，未必胡中来也。”这种方法叫做“灰吹法”，在11世纪流行于今广东、四川等地，直到近代还仍然为炼银等工业生产所采用。

绿矾，即水绿矾（FeSO4·7H2O），状如玻璃，陶弘景曾误作石胆（CuSO4·5H2O，后称胆矾）。《图经本草》提出了鉴别绿矾的方法：“绿矾石五两，取此一物，置于铁板上，聚炭封之。囊袋吹令火炽，其矾即沸流出，色赤如融金汁者，是真也。看沸走汁尽，去水待冷，取出挼为末，色似黄丹，收之。”如此精要的化学鉴定方法就是按现代化学理论和化学实验来衡量，也是科学的。同时这也是制备绛矾（Fe2O3）的一种方法。

《图经本草》所载抽砂炼汞的工艺，也很值得注意。此书水银条载：“出于丹砂者，乃以山石中采粗次朱砂，作炉，置砂于中，下承以水，上覆以盎，器外加火煅养，则烟飞于上，水银溜于下，其色小白浊。”这里所说的“炉”，为铁釜一类，而所述“出于丹砂”的水银的煅养过程，其化学反应式为：HgS＋FeHg＋FeS。

关于未济炉炼汞，《丹房须知》中虽绘制有丹炉的形制，但没有文字说明，后世无法了解它抽炼水银的全过程。苏颂则在《图经本草》中作了详细的说明：“（水银）出自丹砂者乃是山中采粗次朱砂，和硬炭屑匀，内阳城罐内，令实，以薄铁片可罐口作数小孔掩之，仍以铁线罗固，一罐贮水承之，两口相接，盐泥和豚毛固际上罐及缝处，候干，以下罐入土，出口寸许，外置炉围火煅炼，旁作四窦，欲气达而火炽也。候一时，则成水银溜于下罐矣”。这里具体详尽地记载了一种新的“未济式”由朱砂取汞的方法，其中混进炭末，也是一项重大的革新和进步，为后世长期沿用。该反应为：2HgS+CCS2+2Hg这种更有效、更经济的炼汞法，表明中国古代炼丹家在炼汞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关于醋酸铅的记载也是很有价值的。《图经本草》提到：“又有铅霜亦出于铅，其法以铅杂水银十五分之一，合炼作片，置醋瓮中，密封，经久成霜，性极冷，治风痰及婴孺惊滞药，今医家用之尤多。”不仅明确地描述了醋酸铅的制备，而且简要地说明了其性质与功用。

第三节 冶金化学

胆铜法的推广

用胆水炼铜是我国古代冶金和化学史上的一项重要发明创造。这种工艺是利用金属铁将胆矾溶液的铜离子置换出来，还原为金属铜，再熔炼成锭。对这一化学现象的认识，远在西汉初年《淮南万毕术》中已有记载。《神农本草经》、《抱朴子·内篇》、《神农本草经集注》等书中也都有所记载。到了唐代，这一反应被方士用来作为点金术的技艺。唐明皇时，刘知古上《日月玄枢论》说：“或以诸青、诸矾、诸绿、诸灰结水银以为红银。”红银实际上是炼丹家炼得的纯铜。唐代炼丹家金陵子在《龙虎还丹诀》中也有多条以铁釜熬胆水炼制“红银”的要诀。

胆水炼铜成为一项生产工艺，大约始于唐代末年或五代初期，当时把这种铜称作“铁铜”。五代轩辕述在《宝藏畅微论》中指出：“铁铜，以苦水浸至生赤煤，熬炼成而坚黑。”①到了北宋年间，由于铸钱需要大量的铜，水法炼铜有了较大的规模。重要的胆铜产地有信州铅山、饶州德兴和韶州岑水等。沈括《梦溪笔谈》中关于信州铅山的胆水情况，有一段著名的记载：“信州铅山县有苦泉，流以为涧，挹其水熬之，则成胆矾。烹胆矾则成铜，熬胆矾釜久之亦化为铜。”

关于胆水炼铜的方法，《宋会要辑稿·食货》有详细记载：“浸铜之法，先取生铁打成薄片，目为锅铁，入胆水槽，排次如鱼鳞，浸渍数日，铁片为胆水所薄，上生赤煤，取出刮洗铁煤，入炉烹铁，凡三炼方成铜，其未化铜，却添新铁片，再下槽排浸。”胆矾炼铜，除了浸铜法外，还有淋铜法，即以水淋浸含胆矾的土，然后以胆水浸铁。这两种方法各有优劣，崇宁时游经曾作了比较：“胆水浸铜，工少利多，其水有限；胆土煎铜，工多利少，其土无穷胆水浸铜斤以钱五十为本；胆土煎铜以钱八十为本，比之矿铜，其利已厚。”①南宋建立后，胆铜生产仍有很大规模，如乾道元年（15）胆铜产量为21万余斤。南宋后期，由于胆水资源有限且质量欠佳，胆铜生产便趋于没落了。但胆铜法作为一项重大的科学发明和技术成就，并且是后世水法冶金的先声，应该给予高度评价。

黄铜的冶炼铜锌合金色泽金黄，现在称为锌黄铜。在宋代以前，曾叫做“鍮石”、“鍮铜”，因颜色似金，中国古代炼丹家也称它为“鍮石金”。②关于这种合金用品最可靠的记载，出自梁代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七月七日，是夕人家妇女结采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隋初苏元明所撰《宝藏论》中列举的药金也有鍮石金。到了唐代，鍮铜已较普遍，曾作为冠服等级的标志，其价值在铜、银之间。

①见李时珍：《本草纲目》卷8“赤铜”。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34坑冶。

②赵匡华：《中国历代“黄铜”考释》，《自然科学史研究》第6卷第4期。

我国古代炼制这种合金，最初是用炉甘石（即菱锌矿，主要成分为ZnCO3）点化。这种技艺与炼丹术有密切关系。这个炼制方法的最早记载，见于孟要甫汇辑的丹经《诸家神品丹法》卷6中的“日华子点庚法”：“百炼赤铜一斤，太原炉甘石一斤，细研，水飞过石一两，搅匀，铁合内固济阴干。用木炭八斤，风炉内自辰时下火，煅二日夜，足冷取出，再入气炉内煅，急扇三时辰，取出打开，去泥，水洗其物，颗颗如鸡冠色。母一钱点淡金一两成上等金。”日华子是五代末宋初的医药学家。其后不久，崔昉所撰《大丹药诀本草》也简要记载：“用铜一斤，炉甘石一斤，炼之即成鍮石一斤半。”①及至宋真宗时，民间以炉甘石点鍮铜的活动已相当普遍。宋以后的本草、炼丹及博物学著作中仍经常可以见到这种炼鍮法，如《格物粗谈》、《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物理小识》等书都有记载。在明代，冶炼这种合金的技术已逐步发展为金属铜与金属锌直接合炼。

灰吹法炼银技术银在自然界中的含量不多，且主要以辉银矿形式存在，并多与方铅矿共生。中国古代的银大部分是从含银的粗铅中提炼出来的。由于银铅完全互溶，且溶点较低，古时炼银时加入铅，使银溶于铅中，实现银的富集；然后吹以空气，使铅氧化，入炉灰中，实现银的分离。早在东汉时期，炼丹家就发明了以金银矿粉与黑锡（铅）共炼与提炼金银的“灰吹法”。①灰吹技术在唐代已被广泛应用。唐司空图《诗品》洗炼条有“犹矿出金，如铅出银”的记载。据对唐邠王府和章怀太子李贤墓所出炼银渣块的化验和分析，可知用的就是灰吹法。五代轩辕述《宝藏畅微论》中所说“倭铅可勾金”，可能是指利用锌并由灰吹法来提炼金银。到了宋代，《云麓漫钞》、《大冶赋》等著作对灰吹技术乃至完备的银冶程序都已有较详细的记载。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提到：“取银之法，每石壁上有黑路乃银脉，随脉凿穴而入，甫容人身，深至数十丈，烛火自照所取银矿皆碎石，用臼捣碎，再上磨，以绢罗细，然后以水淘，黄者即石，弃去，黑者乃银，用面糊团入铅，以火煅为大片，即入官库，俟三两日再煎成碎银，每五十三两为一包。”这段记载概要地叙述了炼银的三个步骤：一是辨银脉与采矿，这里所说的黑色矿脉应指辉银矿（Ag2S）。二是碎矿与选矿，三是炼银，“以火煅为大片”即是灰吹法。灰吹法是古代比较先进的炼银方法。关于这种方法，明代著作《天工开物》、《菽园杂记》等的记载更为翔实。

第四节 蒸馏酒

宋代之前，人们饮用的多是由谷类酿造的米酒和葡萄酒。蒸馏酒是一种烈性酒，它的发明是造酒技术的重要进步。但其究竟出现于何时，迄今尚无定论。据研究，北宋时期，中国可能已有。苏轼《物类相感志》提到，“酒中火焰，以青布拂之自灭”，田锡（940—1003）《曲本草》说：“暹罗酒以烧酒复烧二次，入珍贵异香能饮之人，三四杯即醉。价值比常数十倍。有疾者饮一二杯即愈，且杀蛊。”这里提到的酒和烧酒可能就是蒸馏酒。

①李时珍：《本草纲目》卷9“炉甘石”条。

①赵匡华：《狐刚子及其对中国古代化学的卓越贡献》，赵匡华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197页。

南宋时期肯定已经有了蒸馏酒。宋慈（1186—1249）《洗冤录》卷4“急救方”载：“虺蝮伤人，令人口含米醋或烧酒，吮伤以吸拔其毒，随吮随吐随换酒醋再吮，俟红淡肿消为度。”《洗冤录》自序是书作于淳祐丁未，即1247年。这种治疗蛇伤的烧酒应当是蒸馏酒。1975年曾在河北青龙发掘到一套铸造于金世宗大定年间（11—1189）的用于饮用蒸馏酒的铜制酒器。此外，南宋吴悮《丹房须知》等著作记载有炼丹家使用的相当精美的蒸馏器，这种蒸馏器自然可以用作制造蒸馏酒的设备。这些情况表明南宋时已有蒸馏酒是无可置疑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从“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的文明在化学方面的异同”这一角度，去总结中国化学的发展历史；更没有从“第二期中国的文明在化学方面的发展”这一角度，去总结中国化学的发展历史。）

【第九十二章 地理学】

第一节 地方志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由于多种政权并存，政治上不统一，经济上呈现出纷繁多样的地区特点。这一时期的地理学反映了这一现实，特别是以区域地理研究为重点，地方志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当时不仅方志的门类和数量多，而且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方志理论和创新的志书体例。如仅宋代320年内，就有方志10种。①除了传统的志、编、录、图经、图志外，还有谱、统记、纪旧、故实、类考、会要、新录、记问、须知、类补、拾遗、私志等。宋代虽然尚未有关于方志理论的专著，但在不少方志的序文和跋中，开始从理论上阐明或探讨方志的性质、功用、编纂原则与方法，这是宋以前所未见的。

宋代全国性总志有40部，今仅存5部，即乐史撰《太平寰宇记》、王存等人撰《元丰九域志》、欧阳忞撰《舆地广记》、王象之撰《舆地纪胜》、祝穆撰《方舆胜览》。

宋代的方志约有976种，今仅存29种①。其中受后人称赞的特色佳作，如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多掌故；杨潜绍熙《云间志》繁简适中；施宿嘉泰《会稽志》条理井然；景定《建康志》图、表、志、传、考俱备，为方志中的典型；高似孙嘉定《剡录》首创大事记体例和地方文献书目；常棠绍定《澉水志》首创村镇志；乾道、淳祐、咸淳年间纂修的《临安志》，体茂事备，可称名著；宋敏求的《长安志》继承了两汉述地派的传统，记载的地理内容丰富。

第二节 测量和制图的成就

这一时期测量技术的提高，对地图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据曾公亮《武经总要》和李诫《营造法式》中的记载，当时的测量仪器有水准仪、望标、望筒、指南鱼、指南针、地螺（罗盘）等。

熙宁九年（1076）沈括创用了因地制宜进行地形测量的方法。他利用汴堤外取土筑堤时形成的旧水沟，稍加改造，分段筑堰截水，使之形成梯级水渠。然后再分别测量梯级水渠的水位差，其总和即为两地地势高下之数。他用这种分段筑堰的测量法，实测了从开封到泗州淮口的地势差为19丈4尺8寸6分。沈括这项测量工作，比俄国于96年开始的顿河地形测量早600多年②。

宋朝统治者很重视地图绘制，积极组织人力绘制新图。淳化四年（993）

诏画工集诸州图，用绢一百匹，合而画之，为天下图，藏于秘阁①，此即著名的淳化《天下图》。大中祥符初，命学士王曾修《九域图》3卷②，熙宁九年（1076）又命沈括编制《天下州县图》（即《守令图》），经12年完成③。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晏殊绘成《十八路州军图》④。除了《十八路图》外，还有《十七路图》⑤、工艺装饰品性质的《殿御屏风华夷图》⑥。

关于地方行政、山川、河渠水利的地图，单篇的较少，一般都与图经、地方志等放在一起。就地区来说，有《契丹地图》、《幽燕地图》、《河西陇右图》、《西州图》、《西域图》、《交广图》、《大辽国对境图》、《大金国按境图》等⑦。

外域地图有《海外诸域图》、《海外诸蕃地理图》。

专用地图有《鱼鳞图》、《导河形胜图》、《制置沿边浚陂塘筑堤道条式图》等。

此外，还有城市地图，如《长安图》，各种宫殿图，《平江图》，《静江府城图》等。石刻地图有《九域守令图》、《禹迹图》、《华夷图》、《地理图》、《平江图》、《静江府城图》等。在石刻地图中，以保存在西安碑林中的《禹迹图》和《华夷图》的制作年代最早（约1081—1094）。淳祐七年（1247）据王致远所得黄裳图上石的苏州《地理图》也很著名。约在1155年前后杨甲编绘的《六经图》，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印刷地图。

宋代出现了多种地理模型，如沈括用面糊木屑制作的地理模型，蜡质地理模型，木板地理模型①，朱熹的胶泥地理模型②等。

第三节 蓬勃发展的水文学

宋代对河湖水位的观测已有具体数据，在都江堰离堆石崖上刻有十个刻度的水尺，“水及六则，流始足用，过则从侍郎堰减水河泄而归于江。岁作侍郎堰准水则第四以为高下之度”③。南宋太湖地区出现了水则碑，如吴江上立有两座水则碑，长七尺有奇，树立在垂虹亭北左右。左水则碑用来观测记录各年的水位变化。碑上共有七条横格，一条横格为一则：“横七道，道为一则，以下一则为平水之衡。在一则，则高低田俱无恙；过二则，则极低田淹过七则，极高田俱淹”。④它表明水位变化与不同地形上农田受水害的数量关系，表明了建立水则碑的目的和通过水则碑了解水位长期变化的规律。右水则碑用来观测记录一年内各旬各月的水位变化。碑上刻有一年十二个月的名称，每月又分上、中、下三旬。左、右两碑合并使用，就可以了解当地短期（一年内）和长期两种水位变化情况。这种设计很科学，在中国古代水文测量史上是一个创举。另外，宋人从长江干流和支流上记录长江枯水位的石鱼题刻统计中得出石鱼具有“三五年或十年方一出”的周期性特点的结论①。由于石鱼“出必丰年”，因此，人们把石鱼题刻称作“丰年碑”或“丰年石”。四川忠县汪家院子宋代洪水题刻，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长江洪水题刻。

宋代由于对水位的观测比较仔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防洪警戒水位的观念。大中祥符八年（1015）六月诏：“自今后汴水添涨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护”。后即成为定制。“旧制，水增七尺五寸，则京师集禁兵、八作·排岸兵，负土列河上以防河”②。这里的“七尺五寸”水位，即是现在水文站通称的“警戒水位”。

这一时期，对于流水侵蚀与沉积作用有所研究，并以沈括的成就最为突出。沈括继承了中国古代流水侵蚀理论，并用之解释温州雁荡山的成因。他指出：“原其理，当是为谷中大水冲激，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如大小龙湫、水帘、初月谷之类，皆是水凿之穴。”接着，他把流水侵蚀原理推广到解释所有不同岩性的沟壑，特别是黄土高原沟壑的形成上。沈括通过考察，以山崖上的化石为依据，用流水沉积理论来解释华北平原的成因：“予奉使河北，遵太行而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皆浊泥所堙耳。”③宋代海洋潮汐学的发展体现在潮时计算与潮汐表，潮汐成因理论和暴涨潮理论三个方面。

北宋张君房的新潮汐图表，发展了窦叔蒙的潮时表，把窦表作了两处改进。一是横坐标由月相改为“分宫布度”，即月亮在黄道上的视运动度数。二是纵坐标用时辰表示时间的同时，又补充刻来表示，即“著辰定刻”。这两处改进，使张表比窦表精细很多。北宋燕肃则把理论潮时的推算推进了一步。他计算的潮时逐日推迟的时间分为大尽（一个月30天）和小尽（29天），大尽3.72刻，小尽3.735刻。北宋吕昌明编制的《浙江潮候图》是实测潮汐表，具有实用价值。

张君房的潮汐成因理论，受到葛洪、卢肇的影响，主张潮汐是月亮和太阳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强调月球的主导作用。余靖、沈括主张月球是潮汐形成的主要原因，批驳了卢肇。

燕肃关于暴涨潮与河口水下地形有关的理论是对潮汐学的一大贡献，但他否认喇叭形河口对暴涨潮形成的重要作用则是错误的①。

李约瑟对中国宋代潮汐学的成就作了公正的评价。他指出：“在十一世纪中，即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前，他们在潮汐理论方面一直比欧洲人先进得多。”②第四节旅行家及其游记五代、辽、宋、夏、金时期，较著名且有游记流传后世的旅行家并不多，这里仅简要介绍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及其作品。

③《梦溪笔谈·补笔谈》卷3。

①刘纬毅：《宋代方志述略》，《文献》1986年第4期。

①刘纬毅：《宋代方志述略》，《文献》1986年第4期。

②《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8页。

①王应麟：《玉海》卷14。

②《宋史·艺文志》。

④《玉海》卷14。

⑤《通志》卷73。

⑥《玉海》卷91。

⑦《补五代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

①《梦溪笔谈》卷25。

②《朱子文集·答李季章书》。

③《宋史·河渠志》。

④黄象曦：《吴江水考增辑》卷2。

①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74。

②《宋史·河渠志》。

③《梦溪笔谈》卷24。

①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七章，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②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4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757页。

张匡邺、高居诲与《行记》

后晋天福三年（938）十二月，张匡邺、高居诲奉命去于阗，从灵州（今宁夏灵武南）出发，行两年到达于阗，七年（942）冬返回。途经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瓜州（今安西东）、沙州（今敦煌西）。归来后，高居诲撰《行记》，记叙他们这次出使时来往所见山川地理情况。原书已佚，《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三》保存有部分内容。

胡峤《陷虏记》

后晋天福十二年至广顺三年（947—953），胡峤随萧翰入契丹，归来后撰《陷虏记》1卷，记载契丹、室韦、黑车子等地的地理情况。

王继业《西域行程记》乾德二年（964），宋太祖赵匡胤诏沙门300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书，王继业是其中之一。12年后，开宝九年（976）王继业等人回国，奉太宗诏择居四川峨眉山牛心寺，把从西域带回的涅盘经一函42卷藏于寺中。王继业在每卷涅盘经之后，分记西域行程。此记虽不甚详，然地里大略可考，世所罕见。范成大发现后，全文抄录，收入《吴船录》中，得以流传至今。书的内容是记载王继业游中印度、南印度时，那里的地理、寺庙、城市等情况，是现存宋代唯一一部记载印度地理的游记。

王延德《西州程记》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宋太宗赵灵派王延德出使高昌（今新疆吐鲁番）。雍熙元年（984）四月，王延德回东京（今开封），向太宗报告出使经过及沿途见闻，这就是《西州程记》，又名《使高昌记》或《高昌行记》。书中对沙漠景观的描述有其独特的内容。其他如物产、民族、风俗、水文、历史、宗教的记载也颇为丰富，《宋史·高昌传》全文收录。

沈括《使契丹图抄》《使契丹图抄》是沈括于熙宁八年（1075）出使辽朝，与契丹贵族谈判代北有争议地界时所作的沿途考察报告，从书中可知辽的生产生活、气候、习俗、“捺钵体”的建筑等情况，还记有沿途驿道的迂曲、方位和里程。此书是研究辽历史地理的第一手资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范成大的三部游记

范成大（1126—1193），苏州吴县人，南宋著名诗人，也是很有成就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揽辔录》，是范成大于乾道六年（1170）出使金朝时的日记体游记。原书已佚，今仅存数页。记载了出使时走过的线路、地名、地理环境的变迁以及金朝的人事情况。《骖鸾录》，是范成大于乾道八年（1172）出任静江府（今桂林市）知府时所记途中见闻，如农业、手工业、物产、水利设施、集市贸易等。《吴船录》，是范成大于淳熙四年（1177）自四川制置使召还，取水路回故里吴县时写的游记，对沿途经济、文化、自然环境、城市地理等作了逼真的描述，具有较高的地理价值。

陆游《入蜀记》《入蜀记》是陆游于乾道六年（1170）去夔州（今重庆奉节东）任通判时，以日记体裁记述沿途（今6省30多个县市）的见闻。它可与范成大《吴船录》相媲美，为南宋优秀游记之一。所记地理内容丰富，如气象、气候、地貌、水文、水利、农业、动植物、州县建置沿革、城市地理、航运、风俗等。

乌古孙仲端、刘祁与《北使记》金朝兴定四年（1220）七月，诏遣礼部侍郎乌古孙仲端出使蒙古，晋见成吉思汗。不到一年返回。返回后，由乌古孙仲端口述、刘祁记录，成《北使记》。内容记述乌古孙仲端一行去中亚的路程、沿途地形、民族、历史、气候、物产、风俗、动物、语言文字、宗教等。

第五节 边疆地理和域外地理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由于中外交通比较兴盛，促进了边疆和域外地理的发展。其中代表作有《萍洲可谈》、《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岭外代答》、《鸭江行部志》、《诸蕃志》等。

《萍洲可谈》3卷，北宋朱彧撰，宣和元年（1119）成书。内容是朱彧记述其父在广州做官时的见闻，大部分讲广州市舶和蕃坊情况，少部分记述高丽、三佛齐等地的地理。并首次记载我国将指南针用于航海的事实。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40卷，北宋徐兢撰。宣和五年（1123）路允迪、傅墨卿出使高丽，徐兢为属官。他把使团的见闻300余条记录下来，成此书。内容有高丽地理、物产、民情风俗、典章制度等。最后几卷，记述中国与高丽的海上航线及航海技术，其中也有使用指南针航海的史实。

《岭外代答》10卷，南宋周去非撰，约1178年成书。作者为桂林通判，此书记载他任期内的见闻，分20门。其中地理门讲广西地理，外国门讲东南亚、西亚、东非各国的地理、交通、物产、风俗等。此外，还有香门、宝货门、金石门等。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回答别人关于岭外事物的询问，故名《岭外代答》。

《鸭江行部志》1卷，金朝王寂（约1127—1193）于明昌二年（1191）写成，记载金朝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东京（今辽宁辽阳）、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北大明城）三路地理，可补《金史·地理志》的不足。《诸蕃志》2卷，南宋赵汝适撰，约1225年成书。作者为提举福建路市舶官，闲暇时翻阅外国地图，访问外国客商，从他们那里得知各国的国名，风土人情，距中国的里程，物产等。上卷叙述亚、非两洲共57国的地理及其与宋朝的关系。下卷叙述47种外国物产，如香料、宝石、珍珠、动植物等。第六节沿革地理这一时期的沿革地理学有很大发展，主要著作有《通志》、《通鉴地理通释》、《通鉴地理考》等。

《通志》200卷，南宋郑樵（1103—12）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其中地理部分包括《四夷传》7卷，《地理略》1卷，《都邑略》1卷，《食货略》2卷，《灾祥略》1卷。与正史中的地理志、食货志、五行志相当。《地理略》、《都邑略》则是重要的沿革地理著作。特别是《都邑略》出于郑樵新创的体例，为其精心之作，其中叙述历代都市建设情形，附带述及历代四裔都邑。

《通鉴地理通释》14卷，南宋王应麟（1223—1296）撰，元至元十七年（1280）成书。此书“以《通鉴》所载地名，异同沿革，最为纠纷，而险要阸塞所在，其措置得失，亦足为有国者成败之鉴。因各为条例，厘定成编”①，是一部通贯千年的历史地理专著。王应麟另有《通鉴地理考》100卷，惜已不传。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47。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从“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的文明在地理学方面的异同”这一角度，去总结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历史；更没有从“第二期中国的文明在地理学方面的发展”这一角度，去总结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历史。）

【第九十三章 生物学】

第一节 动植物专著

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生物知识进一步积累和蓬勃发展的时期。其主要标志就是出现了大量有相当水平的动植物学者，其中尤以植物类居多，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陆游《天彭牡丹记》、王观《扬州芍药谱》、范成大《梅谱》、刘蒙《菊谱》、蔡襄《荔枝谱》、韩彦直《橘录》、陈翥《桐谱》等。这些著作分别记述各种园艺植物的品种、历史沿革、性状特征和栽培方法等，在生物学史上都具有重要价值。例如，蔡襄《荔枝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有关荔枝的专著，全书7篇，书中所记32个品种，对其性状特征作了清楚的描述，对于考证现代荔枝品种源流有特别重要的参考价值。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观察是很仔细的，如正确地指出荔枝有“间岁生”、“仍岁生”和“半生半歇”的结果习性。此书还记载了由于显著变异而产生的某些荔枝品种，并指出岭南、四川、福建都产荔枝，但以福建所产荔枝品质最好。据此书记载，当时荔枝产量很高，除供国内食用外，还远销东南亚和日本等国。此外，如宋僧赞宁《笋谱》，可说是晋戴凯之《竹谱》的姐妹篇，记述了94种笋；陈景沂《全芳备祖》，前集27卷，后集31卷等，也都有丰富的植物学史料。在动物方面，如专门研究鸟类的《禽经》，相传为春秋时代师旷所撰，晋张华注，宋陆佃始见引用。但从书中内容分析，此书可能是唐宋时代的托名之作。书中载有鹞、鹡鸰、锦鸡等70多种鸟，分别记述各种鸟的名称、形态、身体结构与生活环境，乃至迁徙及换羽的习性等，但以描述鸟类的生态为重点。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鸟类生态学著作。此外，这一时期的一些地区性动植物著作，如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载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动植物100多种，宋祁《益部方物略》记载了四川地区的动植物等，都有助于了解这些地区的动植物资源的情况。

南宋郑樵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较为科学的动植物志及图谱的编写原则和方法，其中包括：（1）重视动植物名称的研究，要“深究鸟兽草木之名”，“得鸟兽草木之真”，并以实物为准，做到名副其实；（2）主张深入实地观察和采访。“不问飞潜动植”，都要“明其品汇”，“通鸟兽之性状，察草木之精神”；（3）明确“图”与“说”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图，经也；书，纬也”，并指出“虫鱼之形，草木之状，非图无以别”，特别强调图例对研究动植物的重要性；（4）凡著书虽采前人之书，但不囿于汉唐诸儒议论，必须“本乎心识”，“自有所得”，等等。①这些原则和方法，显示出他反对因循，要求创新的思想，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第二节 动植物形态和生态知识

这一时期关于动植物形态和生态的知识更为丰富和确切。如苏颂《图经本草》所附的动植物图，都是按实物绘制的，其中的动植物图谱，多数可作为鉴定这些动植物的科、属、乃至种的依据。《图经本草》原书已佚，但在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一书中，保存了《图经本草》的部分植物图，由此可以略窥一斑。唐慎微《证类本草》的药物图也是按实物绘图的，产地不同而形异者，则绘数图，且每图都注有产地。动物形态一般只绘一图，有些动物也绘有数图并注明产地。《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的图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较完全的动植物形态图。这种按类绘图并可据图采集动植物的方法对以后动植物形态学的发展也有较大影响。

①参见梁家勉：《中国动植物志的出现及其发展》，《科技史文集》第4辑，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版。

由于宋代多次对本草学著作进行整理和修订，促进了人们对野生植物的观察和了解。例如，对于花的各部分名称及特点有了更准确的记载。如《图经本草》记载：漏卢“花黄，生荚端”，防风“五月开细白花，中心攒聚，作大房”，蚤休（即七叶一枝花）“蕊赤黄色，上有金丝垂下”等，不仅对花的形状和颜色作了详细描述，而且明确区分了花萼、花蕊、花丝、子房等，反映出当时对植物形态有了进一步的辨别和认识。又如，苏颂描述使君子的形态为“其叶青”，“其茎作藤三月生花，淡红色，久乃深红，有五瓣，七、八月结子如拇指，长一寸许，大类栀子而有五棱”①。明确指出了使君子为藤本植物及其花色变化和果实形态。沈括描述钩吻：“其草蔓生，如葛；其藤色赤，节粗似鹤膝；叶圆，有尖，如杏叶，而光厚似柿叶，三叶为一枝，如菉豆之类；叶生节间，皆相对；花黄细，戢戢然，一如茴香花，生于节叶之间。”①钩吻为缠绕茎，叶对生，黄花。沈括对其形态特点的描述是很生动和准确的。而利用植物的花和果实等繁殖器官的形色作为鉴别植物的依据，是植物形态学的一大进步。

在这一时期植物谱录中，根据所记载的植物名称和有关描述，一般都能辨别其种属，这在生物学上也是很有意义的。如陈翥《桐谱》提到，白花桐是以其“花先叶而开，白色，心赤内凝红”的特征而命名的。由此可知他所说的“白花桐”是现在分类学上的白花泡桐。另外一种紫花桐，其“花亦先叶而开，皆紫色，而作穗，有类紫藤花也”，根据这种形态特征，可知“紫花桐”是现在分类学上的绒毛泡桐。陈翥还记述了白花桐的一个变种，即“白花之小异者”②，基本上反映了其种属关系。类似的认识和描述，在宋代的各种专谱以及郑樵《昆虫草木略》等著作中都有突出的反映。

在动物学方面，如《图经本草》载录有丰富的动物形态和生态知识。书中记载麝“形似獐而小，其香正在阴前”③，说明当时人们已观察到麝（雄性）鼠蹊有麝香腺。再结合书中所载麝、獐这两种鹿科动物的图形，可以清楚地看出麝和獐都无角，獐无香腺的形态特征。此书所载贝类等动物的形态也是相当准确的。关于动物生态和生活习性，在《图经本草》中也有简要生动的描述。例如，书中记载：“獐，今陂泽浅草有之”①；熊，“好攀缘”，“上高木”，“冬多入穴而藏蛰，始春而出”②。把獐、熊生活环境和熊冬眠习性描写得十分清楚。又如对牡蛎的摄食方式和食性等也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等等。此外，在陆佃《埤雅》、罗原《尔雅翼》、郑樵《昆虫草木略》等以诠释动植物名物为主旨的著作中对动植物种类形态和生态也都有不少翔实的记载。

①唐慎微：《证类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版，第239页。

①见胡道静校注：《梦溪笔谈校证》，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0页。②潘法连：《桐谱选译》，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

③见唐慎微：《证类本草》，第369页。

①②分别见唐慎微：《证类本草》，第386、371页。

第三节 遗传与变异

两宋时期由于果木、花卉、观赏动植物等园艺业的发展，人们积累了更加丰富的遗传变异知识。

这一时期关于生物变异的记载是很多的。如蔡襄在《荔枝谱》中列举出荔枝品种的多样性和变异性。他说：“荔枝以甘为味，虽百千树莫有同者”，同一品种也存在着个体差异。刘蒙在《菊谱》中曾描述了菊花有35个品种。关于菊花的变异，他说：“花大者为甘菊，花小而苦者为野菊，若种园蔬肥沃之处，复同一体，是小可变为大也，苦可变为甘也。”沈括曾说“诸越则桃李冬实，朔漠则桃李夏荣，此地气之不同也。”③这些不仅反映出对生物变异的普遍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更明确地认识到生物的变异与生物的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实践中利用能够遗传的显著变异，主动地去培育新品种。例如，北宋中期洛阳出现一种“潜溪绯”牡丹。它原出“潜溪寺”，“本是紫花，忽于丛中特出绯者，不过一二朵，明年移在他枝”①。这显然是一种突变。他如“御黄袍”、“洗妆红”等牡丹，也都是由突变产生而由人工加意培育出来的。不仅如此，当时的种花人还对用突变加选择去培育新品种的宝贵经验作出了总结。例如，刘蒙《菊谱》中写道：“尝闻莳花者云：花之形色变异如牡丹之类，岁取其变者以为新。”这反映出通过连年选择变异植株可以创造出新类型的朴素进化观，也完全符合关于遗传、个体变异和人工选择是生物及品种类群不断丰富的基础这一现代遗传学的重要理论。北宋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还提到：“姚黄未出时，牛黄为第一；牛黄未出时，魏花为第一；魏花未出时，左花为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苏家红、贺家红之类，皆单叶花，当时为第一。自多叶（重瓣）、千叶花出后，此花黜矣，今人不复种也。”指出了重瓣和多瓣花都是从单瓣花逐步演化而来的。陆游《天彭牡丹记》、刘蒙《菊谱》等专谱中也都有类似的记载。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周叙《鄞江周氏洛阳牡丹记》中提到：“间金，千叶红花也，微带紫而类金系腰。开，头可**寸。叶，间有黄蕊，故以间金目之。其花盖黄蕊之所变也。”这里说的是一种叫“间金”的多瓣牡丹，开的红花稍带紫色，很像另一个品种“金系腰”，但在数层花瓣中夹杂着黄色雄蕊，所以称“间金”。它的花瓣是由黄色雄蕊变成的，从而科学地解释了花瓣增多的原因。这是世界生物学史上最早发现雄蕊可以变成花瓣的文献记载②。

①欧阳修：《洛阳牡丹记》。

②姚德昌：《从中国古代科学史料看观赏牡丹的起源和变异》，《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卷第3期，1982年。

第四节 对大型真菌与微生物的认识和利用

在显微镜问世以前，“菌”的概念主要是指那些肉眼可见的大型真菌。

“松既樵矣，而根尚能生物乎？答曰：如马勃菌、五芝、木耳、石耳之类，皆生于枯木、石、粪土之上，精英未沦，安得不为物乎”。①虽然当时还难以了解菌类的繁殖体（孢子），但这里明确指出茯苓是松根上腐生的大型真菌，并把多种菌类的腐生习性作了科学的概括，这种对菌类生物学特性的精辟论述是难能可贵的。苏颂《图经本草》进一步指出“茯苓出大松下，附根而生，无苗、叶、花，实作块如拳，在土底”②。这不仅说明茯苓是附生植物，具有生长在松树下面的习性，还描述了它是由堆积成团“作块”的菌丝组成的形态特点。此书还记有如何发现和采掘茯苓的方法。如说“今茶人采之法，山中古松久为人斩伐者，其枯折槎枿，枝叶不复上生者，谓之茯苓”③，即在砍伐多年且不再萌发枝叶的老松树的枯折根株上，可能有茯苓。遇有这种松树“即于四面丈余地内，以铁头锥刺地，如有茯苓，则锥固不可拔。”④茯苓的利用也是历史悠久的。《图经本草》记载，把茯苓制成末，浸在酒和蜂蜜中，封之，“无泄气”，冬五十日，夏二十五日，就成了“其味极甘美”的茯苓酥，再制成手掌大的饼，即可食用。茯苓是富有营养的食用菌，近年来，人们发现，从茯苓中提取的多糖，对某些癌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①。此外，《图经本草》对猪苓、菰草、冬虫夏草等，都有精彩的记述。

陈仁玉于淳祐五年（1245）写成的《菌谱》是中国最早的菌类专著。书中主要记载产于浙江的松蕈、竹簟、鹅膏等11种大型真菌，并较详细地描述了这些真菌的形态、生长习性、生态等以及它们的可食用性。有的大型真菌还可资以鉴其种属②。此外，《菌谱》还记有误食毒菌的中毒症状及治疗方法。如说“鹅膏蕈生高山中，状类鹅子，久而散开。味殊甘滑，不减稠膏。然与杜蕈相混。杜蕈者生土中，俗言毒气所成，食之杀人”，“凡中其毒者必笑，解之宜以苦茗杂白矾，勺新水并咽之，无不立愈”。

这一时期，特别是通过农业生产实践也积累了不少微生物学知识。如陈旉《农书》中较详细叙述了用粃糠、断槁落叶和由它们烧成的灰，并与麻子饼一起沤制肥料的方法。陈旉在记述这一沤制过程时写道：“如作曲样，候其发热，生鼠毛”③。表明当时已意识到肥料的沤制和用谷物酿酒有共同特点，并描述了霉菌菌丝生长的情况。实际上这都是微生物的发酵作用④。陈旉《农书》还提到：撒石灰泥中，“以去虫螟之害”⑤，即是用石灰消毒种子的方法。两宋时期的生物学成果是多方面的，除上述者外，如对白蜡虫、紫胶虫与五倍子蚜的研究、饲养和利用，杜绾《云林石谱》对鱼化石的记载，沈括、朱熹对螺蚌化石堆积的论述，吴简、杨介、宋慈对人体解剖的认识，等等，也都获得不少重要发现和杰出成就。此外，关于辽朝、金朝等统治地区一些动植物如海东青、牛鱼、跳兔、回鹘豆、西瓜、旱金花、铁脚草等的记述，也丰富了这一时期生物学的内容。

①见唐慎微：《证类本草》，第297、296页。

②见唐慎微：《证类本草》，第297、296页。

③唐慎微：《证类本草》，第296页。

④唐慎微：《证类本草》，第296页。

①赵根楠：《茯苓古今谈》，《植物》1980年第5期，第页。

②苟萃华等著：《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页。

③见万国鼎：《陈旉农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65年版，第45、56、27、31页。

④苟萃华等著：《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第1页。

⑤见万国鼎：《陈旉农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65年版，第45、56、27、31页。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从“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的文明在生物学方面的异同”这一角度，去总结中国生物学的发展历史；更没有从“第二期中国的文明在生物学方面的发展”这一角度，去总结中国生物学的发展历史。）

【第九十四章 医药学】

第一节 人体解剖的新进步

关于请医学家、画工剖视绘制死刑犯人脏腑的人体解剖研究，在宋代最有影响的是《欧希范五脏图》和杨介《存真图》等的绘制。叶梦得的《岩下放言》、赵与时的《宾退录》、范慎的《东斋纪事》、沈括的《梦溪笔谈》等对《欧希范五脏图》的绘制始末与内容均有记述。据《岩下放言》记载：“世传欧希范五脏图，此庆历间（1041—1048）杜杞待制治广南贼欧希范所作也。希范本书生，桀黠有智数，乃与其党蒙干啸聚数千人，声摇湖南。朝廷遣杨畋讨之，不得，乃以杞代。杞入境，即为招降之说，与之通好。希范猖獗久，亦幸以苟免，遂从之。与干挟其首领数十人，偕至。杞大为燕犒，醉之以酒，己乃执于座上。翌日，尽磔于市；且使皆剖腹，刳其肾肠，因使医与画人，一一探索，绘以为图。”①中国著名解剖学家詹宝璋指出：“其所观察所记载，虽未尽正确，然比较已颇精密，实九百年前一段最好的解剖记录也。”②其次是杨介的《存真图》。据考“崇宁间（1102—1106）泗州刑贼于市，郡守李夷行遣医并画工往视，决膜摘膏，曲折图之，尽得纤悉，今较以古书，无少异者”①。该书虽佚，但其图式多为元、明医学家著作所引用。宋代进行人体解剖还有若干记录，如：军医张济善于针灸，“凡视一百七十人”，还称言其用以观察针灸治疗疾病效果者。凡此种种，虽皆行解剖于刑犯、饥疫者，但其动机则无不涉于医学的研究。

第二节 官修本草

两宋时期共修成本草著作80余部，其中记载的药物品种总数达1800余种，比唐朝的《新修本草》增加了1030种。除私人所修的多部本草著作外，由官府组织人力，大规模编修本草成为这一时期药物学著作编撰的主流。开宝六年（973），宋太祖即诏令刘翰、马志、张素、吴复珪等九人修定本草。他们以唐朝的《新修本草》（659）为基础，补正讹漏，增加新药139种，编成《开宝新详定本草》。次年，又命翰林学士李昉及王祐等人重新校勘，修正颇多，改名《开宝重定本草》（974），简称《开宝本草》，颁行全国。凡20卷，收药983种。嘉祐二年（1057），又命掌禹锡、林亿、苏颂等人在《开宝本草》的基础上，再次修定，于三年后修定完稿，成《嘉祐补注神农本草》21卷，增加药物99种，共收药物1082种，除印有监本外，为普及还出了小字本。

嘉祐三年（1058），宋朝廷曾命各郡将所产药物一律绘图，注明开花、结实、收采季节及用途，送往京师，由苏颂等人负责整理。这是继唐朝之后，又一次由官府组织的大规模的药物普查，对鉴别药物真伪、统一名称等起了重要作用。嘉祐六年（1061），苏颂根据各地所送资料编写的《图经本草》，收药图933幅，是我国有部分尚存最早的图文并茂的版刻药物图谱。

①陶宗仪：《说郛》卷29引《岩下放言》。

②詹宝璋：《中国解剖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1期。

①詹宝璋：《中国解剖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1期。

此后，四川出现了两部由个人编著的本草著作。一是陈承在元祐年间（1086—1093）所著《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23卷，现已佚。另一部是唐慎微所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

唐慎微（1056—1093），字审元，原居蜀州晋原，后住成都，人称华阳人，世医出身，有医名，医不重酬，但求得方，凡所阅读待人均以搜寻药方为务，因此积累了大量经史和民间药物知识。他的《证类本草》在《嘉祐本草》及《图经本草》基础上，增加新药476种，并一一附图，计收药物1558种，凡32卷，另收古今单验方3000余首，内容极为丰富，使宋代药物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在《证类本草》的基础上，大观二年（1108）宋徽宗命医官艾晟进行修订，正式刊行，名为《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大观本草》，作为国家药典颁行全国。政和六年（11）再次修订，名《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政和本草》。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又加修订，名《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绍兴本草》。宋代官修本草有上述数次，如此不断地官修、刻印、颁行，对本草学的发展和药物品种的统一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此外，民间还有若干本草著作，如《日华子诸家本草》（约成书于开宝中）、《本草衍义》（11）、《宝庆本草折衷》、《履巉岩本草（1220）等，均具有较大的代表性。

第三节 官办医局与大型医方书的编撰

王安石变法施行市易法，由官府控制药品贸易，于熙宁九年（1076）由太医局设立“卖药所”，崇宁二年（1103）在都城已开设五所，并另设专门负责药物炮炙加工的修合药所二处。此后分别改称为“医药惠民局”和“医药和剂惠民局”。约于绍兴十二年（1142）又改名为“太平惠民局”，并且相继在淮东、淮西、襄阳、四川、陕西等地也成立了官办“惠民药局”。惠民药局的举办在历史上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后期由于官府的**，曾被人们讽刺为“惠官局”或“和吏局”。

在卖药所成立之前，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即诏令医官奉献有效经验方，太平兴国七年至淳化三年（982—992），令医官王怀隐、王祐、陈昭遇等汇编成大型方书《太平圣惠方》100卷，分70门，收载医疗处方834首。该书有理论、有经验、有处方、有药效等，是一部中医理、法、方、药俱备的官修药典。特别经庆历六年（1046）选其精要辑为《圣惠选方》，作为太医局等培养医生的教材达数百年之久。大观元年至大观四年（1107—1110），宋徽宗诏令太医裴宗元、提举措置药局陈师文等合作，编成《和剂局方》，几经校订、增补，绍兴二十一年（1151）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之名颁行全国。共10卷，收医方788首，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局方之一。该书在数百年间占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由于其用药偏于辛温之弊，曾为医学家批评，但有许多医方至今仍为医界所广泛运用。北宋末，宋徽宗亲自组织医官编撰《圣济经》10卷，于政和八年（1118）编成，诏颁天下学校，以为课试命题的依据。与此同时，还集中医官在广泛收集历代方书和民间经验的基础上，编成《圣济总录》200卷，分60门，收医方近两万，集宋以前医方的大成。该书编成后未及刊行，金人攻取宋东京，该书刻板尽归于燕。金世宗大定中（11—1189）取所获刻板重刊颁行，故南宋未见此书流传。

第四节 创设校正医书局

北宋建立后，多次组织医学家修定本草，校正补充医方，开办国家医药惠民局等。与此同时，为了广泛征集收藏和充实国家图书馆的医药书籍，曾多次向全国发出购求医药书籍的命令。早在北宋建立后的第十三年，赵匡胤即诏令皇室和翰林医官“详校诸本草”，修撰《开宝本草》，对购求医药书籍提出了要求。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诏令翰林医官院各具家传经验方以献。太平兴国六年（981）命贾黄中等在崇文院编录、校正历代医书。在编录校正中深觉存书不丰，于是由朝廷发布诏令：凡捐献医药书籍“及二百卷以上者，无出身与出身，已任职官者亦与迁转，不及二百卷，伏给缗钱赏之”，由此所集医书甚众。

天圣四年至七年（1026—1029），宋仁宗与辅臣论述卫生问题时提出：“世无良医，故夭横者众，甚可悼也？”张知白认为：“古方书虽存，卑多舛谬，又天下学医者，不得尽见。”由此引起宋仁宗对校正和刊印医书的注意，遂命集贤院校理晁宗懿、王举正等校正《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景祐二年（1035）又命世医丁度等校《素问》。皇祐三年（1051）又命孙兆校《外台秘要》等。嘉祐二年（1057）宋仁宗接受宰相韩琦建议：“医书如《灵枢》、《太素》、《甲乙经》、《广济》、《千金》、《外台》之类，本多讹舛，《神农本草》虽开宝中尝命官校定，然其编载尚有所遗，请择知医儒臣与太医参定颁行。”随后，“令置校正医书局于编集院”，命韩琦为提举，命掌禹锡、林亿、张洞、苏颂等为局官。继韩琦任提举者还有钱象先等，继林亿等局官者还有秦宗古、高保衡、孙兆、孙奇等名家。经过十余年许多名家的搜集整理、考证、校勘，校正医书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①《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金匮玉函经》、《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尚存宋以前重要医书均经校正医书局校勘正误。

第五节 临床医学的进展

从宋代太医局之医疗和教学体制可知，其临床医学已分为大方脉即内科、小方脉即儿科、疮肿兼折伤即外科骨伤科、产科、眼科、口齿咽喉科、针灸科、金疮书禁即战伤与画符咒禁以及专治风疾等，有时作九科、十科，有时分为十三科。但以内、外、妇、儿科发展较大。例如：内科除伤寒、杂病等有许多专著外，还有专门论述脚气病的《脚气治法总要》（1093），着重总结水肿治疗经验的《鸡峰普济方》，专门论述肺结核病的《十药神书》等等。在外科骨伤科方面，除出现许多专论外科疮疡疾病的综合性和专门外科疾病书籍外，首次出现了用外科命名书名的书籍，如吴起予的《外科新书》及继而成书的陈自明《外科精要》（1263）。在妇科方面，杨子建撰《十产论》（1090），对横产、倒产、臀产、碍产等各种非正常难产以科学的论述，并详载了各种难产的助产方法。尤其所述转胎手法是医学史上异常胎位转正①李经纬：《北宋皇帝与医学》第五届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论文，1988年8月，美国圣迭戈。术的最早记载。陈自明所撰《妇人大全良方》（1237）24卷是妇产科学集大成的著作，所论调经、众疾、求嗣三门全面系统论述了妇科诸种病证；胎教、候胎、妊娠疾病、难产、产后五门，详论了产科诸种生理、病理和病证治疗等内容，对中国妇产学发展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在小儿科方面，其贡献和影响与陈自明齐名者可推著名儿科学家钱乙（1053—1117），他从事小儿科学研究和疾病治疗四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和临证经验，撰有《小儿药证直诀》，于重和二年（1119）经学生阎孝忠整理成书。该书在小儿生理上强调“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指出小儿病理上“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等特点，故在治疗原则的确定上主张“柔润”，反对大泻、蛮补和痛击之法，有着很高的科学依据。其他如眼科、口齿科、咽喉科等等方面也都取得新的进步。

第六节法医学的总结与提高

中国法医学远在秦汉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和一些理论认识，此后不断有新的著作问世。宋代宋慈（1186—1249）所编撰的《洗冤集录》（1247），是一部集大成并影响人类法医学发展的法医学专著。宋慈（1186—1249），字惠父，福建建阳人，进士出身，先后三次出任提典刑狱官，积累了丰富的执法经验，对人体解剖，验伤，验尸，现场勘察，机械性死伤原因之鉴别，自杀、他杀之鉴别，自杀他杀动植物毒品，急救，解毒等等，均有不少科学的论断。宋以后600年间“听讼诀狱，皆奉洗冤录为圭臬”。在此期间虽然不断有新的法医学论著出现，然无不以此为蓝本。并先后被译为朝、日、英、德、俄等多种文字出版，成为许多国家审理死伤案件和研究法医学的重要参考书。

（谢选骏指出：这部所谓的“中国通史”，混淆基本的夷夏观念，所以属于“非中国通史”。既然非中国而泛东亚，为何不将越南、朝鲜、日本等中国文化圈包括进来？是见地不够，还是学养不足？）

（另起一页）

【题记】

本卷论述公元906年至公元1279年的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继续向前发展时期的历史，也是中国各民族又一次重新组合时期的历史。汉族地区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海贸易的畅通，边疆民族地区封建化的加深，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学术文化方面，文、史、哲、理均有巨著，且树新声。我们应该看到这时期有关的各民族在政治上都应有他们平等的地位，都各有他们对历史的贡献，而汉族在历史发展中则应保持他的主体民族的地位。我们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旧说简单地认为这段时期的历史是混乱、分裂时期的历史，只能是皮相之谈，是不足取的。

本卷创议于1984年。这年9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编写会议，讨论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建立了领导组织。在会议上，邓广铭同志指出，宋史研究，尤其是辽金史研究的现状，多年来受传统观点影响较深，契丹建立的辽朝是在宋朝之前，顺序本应是辽宋夏金，然而总是排为宋辽夏金，而且辽夏金史在中国通史中所占的比重过少。现在我们把顺序摆正，对辽夏金史也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不仅符合历史，也有利于民族团结。他还强调了处理好民族关系问题的重要性。王静如同志指出，写书与写论文的体例不同。在史料中，辽宋夏金有他们本民族的史料，但大量的还是汉文史料。他指出，国与族要分开。辽夏金国境内的居民仍然是以汉人为多数。要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意见一直是本卷编写的指导思想，但我们做得还不够。

程溯洛同志就本卷中不同民族的分写合写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分写基本上按照传统的写法，辽、宋、夏、金一个一个地写。合写是按各民族内部联系和时代发展的顺序写，这是比较好的写法，但编写时会遇到较多的困难。讨论结果，还是采用了后者。现在，我们是把这一时期的历史分为十四章，四个部分。第一章是五代十国和契丹的崛起，这是乙编第一部分。第二章至第七章，这是乙编第二部分，主要是讲辽宋及二者之间的矛盾，第八章至第十二章是乙编的第三部分，主要是讲南宋、金及二者间的矛盾。第十三章至十四章是乙编的第四部分，论述西夏及其他民族。这样的安排似乎比较清楚，对读者比较方便。

会议成立了编辑委员会，负责本卷的编写工作。编委会由陈述、程溯洛、陈振三位同志组成，陈振同志任主编，编委会下设编写组，由王静如、陈述、程溯洛、陈振等七位同志组成。

王静如同志，1903年生于河北深泽。1927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1929年毕业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年赴英、法、德等进行语言学、历史学及古代欧洲社会经济史、艺术史研究。1936年回国后任北平研究院、中法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的研究员、导师、教授。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在学术上涉猎广泛，对古汉语、语言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秦汉史、民族史、科技史等方面的研究都作出了贡献。1932—1933年撰著的《西夏研究》第1—3辑为其代表作，曾荣获1936年法国院士会东方学“茹莲（S·Jvjen）”奖金。是我国杰出的西夏学专家。他对中国古代民族突厥、回鹘、契丹、女真等民族文字的研究也都有重要贡献。陈述同志，1911年生于河北乐亭。1929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35年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攻辽金史。1939年晋升为研究员。此后先后受聘为东北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兼职教授和北平研究院研究员。1949年以后，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会长（首届）。主要著作有《契丹史论证稿》、《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契丹政治史稿》、《金史拾补五种》、《辽史补注》，辑校《全辽文》，主编《辽金史论集》1—5集。

程溯洛同志，1913年生于浙江温州，从1935年起，相继就读于东吴大学和光华大学。1938年入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1年毕业后又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从向达、姚从吾先生学史。1944年进入设在昆明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宋、辽、金史的研究，1946年返北平。1949年后任职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事宋史与维吾尔族史研究。1952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从事维吾尔族史与宋辽金元史的教学与研究。早期著作有《论拐子马与铁浮图》、《北宋联金攻辽始末》等。在50年代与冯家昇、穆广文合著《维吾尔族史料简编》，成为我国维吾尔族史研究的开山之作。70年代以后，历十年之功撰写《维吾尔族简史》一书的古代部分，晚年主要著作有《唐宋回鹘史论集》。他为本卷撰写了乙编综述部分的第九章第一节、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四节、第十三章第五节、第十四章第三节（回鹘）、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一节。

王静如、陈述、程溯洛同志先后去世后，本卷编写工作的重担，就全部由陈振同志担当起来。

本卷主编陈振同志（曾用名沈继宏、陈高生），1931年生，江苏海门人。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门化宋史专段）毕业，师从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专事宋史研究。1980年为副研究员，1987年为研究员。历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南京师大文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著作有《简明宋史》（为两主编之一）等，参与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为辽宋西夏金史副主编之一）。发表的主要论文有《关于北宋前期的中书》、《略论南宋时期“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派》、《关于唐宋庄园的几个问题》、《论保马法》、《关于北宋前期的宰相制度》，《论宋代的县尉》等。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的第一章第一、三节，第三章第一、三节和第四章；乙编综述部分的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十章和第八章第三节，第九章第二、三节，第十四章第四节；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一、二、五、六目）、第三节，第四节，第四章第一、二、三节、第五章第一、二、三节，第六章第一、二、三节，第七章第一、二、三节，第八章第一、二、三、四、五节，第九章第一、二、三、四节，第十章第一、二、三节，第十一章第一、二、三节，第十二章第一、二节，第十三章第一、二、三节；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七、四十六、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章和第六十五章第一、二节。

参加本卷编写工作的还有下列同志，依所写章节顺序介绍如下：李桂芝同志，1941年生于辽宁黑山。1965年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毕业并留校任教。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事中国古代史，辽、金、元史和北方民族史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辽金简史》、《新编中国通史》（合著）、《中国历史大事本末》（合著）等，主要论文有《五户丝制述略》、《契丹大贺氏遥辇氏联盟的部落组织——考辨》、《契丹郎君考》等。她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的第一章第二节、第三章第二节；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一章第五节、第二章第二节、第四章第四节，第五章第四节、第六章第四节、第七章第四节、第八章第六节、第十章第四节、第十一章第四节、第十二章第三节、第十三章第四节；丁编传记的第十四章至第二十二章。

白滨同志，1936年生于山西平定。1961年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毕业，进入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主要从事西夏文史研究工作。现任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宁夏大学兼职教授等职，参加《俄藏黑水城文献》的整理编辑工作，主要著作有《元昊传》、《党项史研究》、《寻找被遗忘的王朝》，合著有《文海研究》、《西夏文物》、《西夏法典·天盛律令译注》等。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的第一章第四节、第三章第四节；乙编综述的第十三章第一、二、三、四节；丙编典志的第一章第六节、第二章第三节、第四章第五节、第五章第五节、第六章第五节、第七章第五节、第八章第七节、第九章第六节、第十章第五节、第十一章第五节、第十二章第四节、第十三章第五节；丁编传记的第六十七章至第七十五章。

张博泉同志，满族，1926年生于辽宁辽阳。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及中国元好问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东北地方史稿》、《金史简编》、《金代经济史略》、《金史论稿》（合著，第一、二卷）、《女真新论》等。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的第一章第五节、第三章第五节；乙编综述部分的第八章第一、二节，第十二章第一、二、三节；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一章第七节、第二章第四节、第四章第六节、第五章第六节、第六章第六节、第七章第六节、第八章第八节、第九章第七节、第十章第六节、第十一章第六节、第十二章第五节、第十三章第六节。

俞永炳同志，1963年生于浙江萧山。1984年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毕业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1987年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事汉唐考古研究工作。曾参加了山西南部地区西周墓葬的发掘与研究；甘肃敦煌莫高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测绘研究；河南、河北地区定窑、汝窑遗址调查；浙江南部三国—宋元时期窑址调查；浙江杭州南宋官窑遗址发掘与调查；江苏扬州古城发掘与调查等。1991年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活动，访问韩国、日本，其间参加了六次国际学术讨论会；1992—1993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平山丝路奖学金”，赴英国、法国、德国等学术访问，并从事唐宋宗教遗物研究。主要论文有《江苏扬州宋三城发掘与勘探》、《丝绸之路上的杨州唐城》、《宋辽金纪年墓葬塔基出土的瓷器》等，有《扬州古城发掘报告》、《中国古代文物典》等，翻译学术著作多篇。1994年调至外经贸部国际经贸消息报社工作，现任副总编兼新闻部主任。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的第二章。

孟古托力同志，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乙编综述部分的第十四章第一节。

余大钧同志，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乙编综述部分的第十四章第二节。

魏良弢同志，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乙编综述部分的第十四章第三节（喀喇汗王朝）。

祝启源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乙编综述部分的第十四章第五节。

尤中同志，云南大学档案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乙编综述部分的第十四章第六节。

莫俊卿同志，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乙编综述部分的第十四章第七节。

范楚玉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第一章第二节（三、四、七、八目）。

华觉明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卫荣同志，中国钱币博物馆副研究员。他们共同撰写了本卷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三章第三、五、六、七、八、十节，周卫荣同志还为本卷丁编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四十四章第二节。

杨文衡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三章第二、四节，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九十二章。

何绍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三章第九节、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八十八章，并审阅了本卷全部有关科技部分的稿件。

张清建同志，四川师范学院化学系讲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三章第十一节、丁编传记部分第九十一章。

李进尧同志，中国矿业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三章第十二节。

凌光同志、朱大为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他们为本卷共同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三章第十三节。

关树东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九章第五节。

许春在同志，1938年生于浙江奉化。1961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现为南京师范专科学校和南京教育学院历史系主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一章至第十三章。

吴怀祺同志，1938年生于贵州贵阳。1961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1978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从导师白寿彝先生攻读史学史，1981年获硕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宋代史学思想史》、《中国史学思想史》、《郑樵文集（校补）·郑樵年谱稿》及《郑樵评传》等，发表史学史等方面的学术论文百余篇。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九章、第三十八章、第四十一章、第四十二章、第五十三章第一和二节、第五十四章、第五十八章、第五十九章。张菁同志，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章、第四十八章。

余敏辉同志，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一章、第六十六章第二节。

范荧同志，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二章、第四十五章第一节、第五十五章第一节、第五十六章、第五十七章。

崔文印同志，1941年生于河北乐亭，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现为中华书局编审。70年代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参与整理出版了《大金国志校证》、《靖康稗史笺证》等，发表有关历史文献学史的研究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三章、第四十五章第二节、第五十三章第三节、第五十五章第二节。

郭预衡同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四章、第三十五章、第四十章、第六十六章第一节。

周少川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史学所在读博士研究生。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六章、第四十七章、第六十章。

关培红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自然科学研究》编辑，在读博士研究生。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九章。

管成学同志，长春师范学院苏颂研究室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三章。

张秀民同志，北京图书馆印刷史专家。韩琦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们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四章第一节。李经纬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四章第三节、第九十四章。

陈继宏同志，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六十五章第三节。

汪晓勤同志，浙江师范大学数学系讲师，博士。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六十一章。

程妮娜同志，1953年出生于辽宁沈阳，1981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吉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七十六章至第八十七章。

杜昇云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和科学史中心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八十九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九十章。

刘昌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九十三章。

刘雪英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做了选图、编目和部分定稿工作。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宫伟同志参加了本卷图版的拍摄工作。

全卷文清如水，骨架分明。

邓广铭同志和杨翼骧同志分别为本卷上、下册题字，我们表示感谢。

白寿彝1998.9.12.

（另起一页）

书名

中国通史批判第六卷

（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春秋战国——五代辽宋夏金时期）

Criticism of Chinese General History Volume Six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 the Five Dynasties, Liao, Song, Xia and Jin Dynasties)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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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第一版

February 2022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95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