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193卷：

 中国通史批判

第四卷

Criticism of Chinese General History

Volume Four

2022年1月第一版

January 2022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93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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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马列主义是一种极为低劣的动物主义，马列主义者满脑子铜臭，狗眼里只有“社会经济发展”——例如，周武帝灭佛，不像马列狗所说的，出自经济原因，而是综合需要——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是佛教的衰落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自觉。但是马列狗却不懂这些，他们只会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歪曲历史过程，以便达到自己制造社会混乱，然后乱中夺权的险恶目的。

Synopsis

Marxism-Leninism is an extremely inferior animalism. The Marxist-Leninists are full of stinky brains, and the dog's eyes are only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for example, Emperor Wu of Zhou killed the Buddha, unlike the Marxist-Leninist dog, for economic reasons, but for economic reasons Comprehensive needs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it is the decline of Buddhism and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secon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ut the Marxist-Leninist dog does not understand this. They will only us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distor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ir sinister purpose of creating social chaos and then seizing power in the cha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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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目录】

【甲编】

第一章 文献资料

第一节 正史

第二节 正史以外的史料

第二章 考古资料

第一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都城遗址

第二节 魏晋十六国墓葬

第三节 北朝墓葬

第四节 六朝墓葬

第五节 高句丽城址和墓葬

第六节 瓷窑和瓷器

第七节 早期石窟

第三章 研究概况

第四章 本卷编撰旨趣

【乙编 综述】

第一章 三国的鼎立

第一节 曹操稳占中原

第二节 三国局面的形成

第三节 取益州和争荆州

第四节 曹魏政局的发展

第五节 诸葛亮治蜀及其后的政局

第六节 孙吴对江南的开发。孙吴的灭亡

第二章 西晋的短暂统一和东晋十六国的混乱

第一节 太康时期的小康局面

第二节 多种矛盾的交织和西晋的灭亡

第三节 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政权和晋在东南的偏安

第四节 前燕前秦的对立及前秦的统一北方

第五节 东晋的北伐和前秦的南征。淝水之战

第六节 淝水战后北方的再分裂

第七节 东晋的衰亡

第三章 南北朝的对峙

第一节 北魏建国的历程

第二节 北魏和宋的兴盛时期

第三节 宋齐梁初政治权力的攘夺

第四节 江南经济的开发、民族间的关系和农民起义

第五节 北方的民族关系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第四章 从北魏的分裂到隋的统一

第一节 北方各族人民的起义和北魏的东西分裂

第二节 东、西魏的战争

第三节 梁朝的衰亡

第四节 北齐北周间国力的升降和突厥的兴起

第五节 隋代周

第五章 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

第一节 门阀世族的形成

第二节 寺院经济的兴盛

第三节 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

第四节 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

第六章 文化发展的总形势

第一节 玄学和儒学

第二节 佛教、道教和无神论思想

第三节 史学

第四节 文学

第五节 艺术

第六节 中外文化的交流

【丙编 典志】 

第一章 农业

第一节 农业发展的形势

第二节 农具的改进和北方旱作地区耕作技术体系的形成 第三节 农作制的发展

第四节 农作物栽培管理技术的发展

第五节 园艺、畜牧兽医和蚕桑技术

第六节 贾思勰与《齐民要术》

第二章 手工业

第一节 建筑

第二节 水利

第三节 纺织

第四节 采矿

第五节 冶金

第六节 机械

第七节 交通运输工具

第八节 兵器

第九节 造纸

第十节 陶瓷

第十一节 石油天然气

第三章 门阀制度

第一节

第二节 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

第三节 门阀制度的确立与鼎盛

第四节 门阀制度的衰落

第五节 门阀制度出现和持续存在的原因

第四章 户籍制度

第一节 户口数的历史记载

第二节 普通民户的户籍：黄籍

第三节 特殊民户的户籍：白籍

第四节 资簿

第五节 西凉建初十二年户籍残卷

第六节 计帐户籍制度

第七节 特殊民户多种

第八节 争夺劳动力的斗争

第五章 赋役制度

第一节 三国赋役制度

第二节 西晋赋役制度

第三节 十六国赋役制度

第四节 东晋赋役制度

第五节 南朝赋役制度

第六节 北朝赋役制度

第六章 法制

第一节 法典

第二节 刑法

第三节 诉讼法

第四节 法律思想与律学的发展

第五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制的特点和历史地位

第七章 兵制

第一节 东汉末的集兵方式

第二节 世兵制度的形成

第三节 魏、吴世兵制的异同

第四节 蜀汉未实行世兵制

第五节 集兵制度的演变

第六节 世兵制度的衰落

第七节 江左的征兵和募兵

第八节 三国两晋南朝的少数族兵

第九节 北方少数族政权的集兵制度

第十节 府兵制度的形成

第十一节 骑兵战术

第十二节 克制骑兵的战术发展

第十三节 水战战术的发展

第十四节 兵器

【原《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册）》目录】

【丁编】

【传记】 

第一章 袁绍、曹操

第一节 袁绍

第二节 曹操

第二章 刘备、诸葛亮

第一节 刘备的早年

第二节 诸葛亮出山

第三节 刘备称帝后的蜀汉

第三章 孙权、周瑜、鲁肃、陆逊

第一节 孙权

第二节 周瑜

第三节 鲁肃

第四节 陆逊

第四章 司马懿、邓艾、钟会

第一节 司马懿

第二节 邓艾、钟会

第五章 晋武帝、张华、羊祜、杜预

第一节 晋武帝

第二节 张华

第三节 羊祜

第四节 杜预

第六章 曹植、阮籍、陆机、陆云

第一节 曹植 “不自雕励、任性而行”的性格

第二节 阮籍 生平与著作

第三节 陆机、陆云

第七章 刘渊、石勒、祖逖、刘琨

第一节 刘渊

第二节 石勒

第三节 祖逖刘琨

第八章 晋元帝、王导、谢安

第一节 晋元帝

第二节 王导

第三节 谢安

第九章 刁协、刘隗、郗鉴、温峤

第一节 刁协、刘隗

第二节 郗鉴、温峤

第十章 庾亮、陶侃、桓温 第一节 庾亮

第二节 陶侃

第三节 桓温

第十一章 桓玄、孙恩、卢循

第一节 桓玄

第二节 孙恩、卢循

第十二章 谯周、陈寿、裴秀

第一节 谯周

第二节 陈寿

第三节 裴秀

第十三章 王羲之、顾恺之、陶潜

第一节 王羲之

第二节 顾恺之

第三节 陶潜

第十四章 葛洪、陶弘景

第一节 葛洪

第二节 陶弘景

第十五章 祖冲之、范缜、郦道元

第一节 祖冲之

第二节 范缜

第三节 郦道元

第十六章 慕容廆、苻坚、王猛、姚兴

第一节 慕容廆

第二节 苻坚、王猛

第三节 姚兴

第十七章 拓跋圭、拓跋焘、北魏孝文帝、文明太后冯氏 第一节 拓跋圭

第二节 拓跋焘

第三节 北魏孝文帝

第四节 文明太后冯氏

第十八章 宋武帝、梁武帝、侯景

第一节 宋武帝

第二节 梁武帝

第三节 侯景

第十九章 高欢、宇文泰、北周武帝

第一节 高欢

第二节 宇文泰

第三节 北周武帝

第二十章 范晔、裴松之、沈约、刘勰、钟嵘

第一节 范晔

第二节 裴松之

第三节 沈约

第四节 刘勰、钟嵘

第二十一章 崔浩、魏收

第一节 崔浩

第二节 魏收

第二十二章 道安、慧远、法显

第一节 道安 行履

第二节 慧远

第三节 法显

第二十三章 数学

第一节 勾股定理和重差术

第二节 割圆术和圆周率

第三节 球体积公式

第四节 同余式和不定方程

第五节 解线性方程组和解二次、三次方程

第六节 实用算术和其他成就

第七节 刘徽的极限思想

第二十四章 天文学

第一节 星官体系与全天星图

第二节 天文仪器的研制和革新

第三节 岁差的发现

第四节 太阳和五星视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

第五节 历法的进步

第六节 宇宙论

第二十五章 物理学

第一节 力学知识

第二节 声学知识

第三节 光学知识

第四节 电磁学知识

第二十六章 地理学

第一节 地志和地记

第二节 常璩与《华阳国志》

第三节 地质、矿物学方面的成就

第二十七章 生物学

第一节 分类学的发展

第二节 生态知识的发展

第三节 微生物知识

第四节 戴凯之与《竹谱》

第二十八章 医学

第一节 医学旧籍的研究整理

第二节 医学经验总结和医学的发展

第二十九章 妇女

第一节 女诗人蔡琰

第二节 刘兰芝抗婚

第三节 谢道韫的才辩

第四节 苏蕙巧织回文图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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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五卷】

【甲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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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资料】

第一节 正史

《三国志》

《三国志》陈寿（233—297）撰。有魏志（志一作书，下同）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陈寿字承柞，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蜀汉时任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入晋后任治书侍御史。晋太康元年（280）平吴后，陈寿撰《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但他的思想感情，仍倾向于蜀汉。关于《三国志》的宗旨、体例和后人对它评论的当否，可参看缪钺《三国志选注·前言》。

陈寿的时代距三国不远，不少事是他所闻甚至及见的。魏、吴两国都有官修史书，成为陈寿撰述的依据。蜀汉末立史官，但陈寿心怀故国，尽力搜求能得到的材料，如《诸葛亮传》中收录了诸葛氏集目录和传主自己编集的上表；《杨戏传》中收录了杨戏的《季汉辅臣赞》，都是《史记》《汉书》所未有的变例。《三国志》中包括董卓、袁绍等人的传，可与范晔《后汉书》比较对照研究。所撰日本古代史重要资料的《倭人传》，迄今为中外学者所重视。陈寿书取材颇广，但漏略也不少，如名医张仲景、发明家马钧都未立传。少数民族只收录了东北方面，而蜀汉的南中诸族和孙吴的山越都付缺如。《三国志》以简练见长，而“裁制有余，文采不足”（清李慈铭语），是其缺点。

弥补《三国志》这一缺陷的，是宋裴松之（372—451）的《三国志注》。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先世东晋时渡江。松之官至国子博士太中大夫。他奉朱文帝命为《三国志》作注，元嘉六年（429）奏上。裴松之的宗旨是补缺略，备异闻，纠正错误，评论得失。他广搜博采，注中引书一百五十余种，绝大多数今已亡佚，如陈寿只在《武帝纪》和《任峻传》中各用了十三字和四十一字叙述曹魏重要措施屯田，裴松之在《武帝纪》注中引用王沈《魏书》的记载，补充了一百四十七字：在《任峻传》注中，引用《魏武故事》所载曹操令以补充枣抵事迹，关于屯田有一百八十二字。裴注中保存的史料，质和量都不在原书之下，同为今天研究三国历史的重要依据。裴注的字数约为本书的三倍，但亦有六十一篇传（包括一些重要人物的传）没有注。关于裴注的评价，参看杨翼骧的《裴松之与三国志注》一文，载《中国史学史论集》一。

长期以来，《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四史，受到重视。清代学者赵一清、钱大昭、潘眉、粱章矩、钱仪吉等，都曾为《三国志》作注。民国时，杨守敬的弟子沔阳卢弼（字慎之1876—1967）汇集各家之注，并附自己的校勘与见解，编成《三国志集解》，书前有1936年自序。卢氏创获无多，但鸠集旧注颇完备，地理方面尤详，是目前最方便的本子。《三国志》没有表和志，清代以来不少学者补撰，虽然材料基本上不出原书和裴注，但经过分类排比，眉目清醒，有关地理、职官的表志，尤为有用。这类补表补志绝大多数收在《二十五史补编》和《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今胪列有关《三国志》的补表补志于下：万斯同（38—1702）：《三国大事年表》。

周嘉猷：《三国纪年表》。

谢钟英：《三国大事表》。

张守常：《三国大事表补正》。

万斯同：《三国汉季方镇年表》。

万斯同：《三国诸王世表》。

万斯同：《魏国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魏方镇年表》。

万斯同：《汉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吴将柏大臣年表》。

黄大华：《三国志三公宰辅年表》。

周明泰：《三国志世系表》。据南宋本《世说新语》所附人名谱，补录不见于陈寿书中者多人。

陶元珍：《三国志世系表补遗附订■》。

洪饴孙（1773—18）：《三国职官表》。曹魏官制大异于汉，而两晋南北朝的职官多渊源于此，所以表中凡初建置者皆特著出。此表合职官志与表为一，每官下列前后居此官者姓名，可以考见官职高下和迁转。

吴增仅、杨守敬（1839—1915）：《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吴氏订正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三国分列，按诸帝次序，依州郡县列为表。杨氏补正。

谢钟英：《三国疆域表》。列三国最后疆域所包括郡县名，并注清末今地。

洪亮吉（1746—1809）、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洪氏撰，谢氏补注，以三国最后疆域为断。县下注城镇山川等及有关当地故实。

谢钟英：《三国疆域志疑》。

金兆丰：《校补三国疆域志》。

侯康（1798—1837）：《补三国艺文志》。

姚振宗：《三国艺文志》。

陶元珍：《三国食货志）。

清代杨晨编《三国会要》二十二卷，分十六门。引用正史为正文，裴注等书低格写。此书与以后朱铭盘所编南朝宋、齐、梁等会要一样，都不能提供新史料，但可作分类的索引利用。

关于《三国志》的工具书，有哈佛燕京学社所出引得编纂处的《三国志及裴注综合引得》，中华书局所出高秀芳、杨济安编的《三国志人名索引》。前者是全面的索引，用处较广。但编者在选定条目编入引得时，着眼不宽，只注意习见的人名、地名、官名等，对于某些词语，尤其是具有时代特征而较少见的词语，反未收录。如“三史”、“人伦”、“人流”、“羌胡穀”、“虏穀、“楼梦”、“保官”等，因而不能利用引得排列此类词语进行研究。又如“中国”、“中州”、“部曲”等条目下所列出处，亦有脱漏。引得约纂处所出其他引得，与本段历史有关的如《世说新语引得》，亦存在类似问题。

《晋书》《晋书》唐以前人所撰纪传体和编年体的晋史很多，一般称有十八家，实际二十几家，俱已亡佚。今天的《晋书》是唐贞观二十年至二十二年（640—642）间①，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主编，连同李淳风、令狐德棻等共二十一人参加，以齐臧荣绪所撰《晋书》（包括东西晋，纪录志传共百一十卷）为依据撰成的。唐太宗撰写了宣帝、武帝、陆机、王羲之四篇纪传的论，所以又称此书为太宗御撰。

《晋书》包括本纪十卷，志二十卷（天文、地理、历律、礼、乐、职官、舆服、食货、五行、刑法），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正史。由于书成众手，所以纪传、纪志、纪与载记、志传以及传与传之间时有牴牾矛盾之处，有时一事两传重出。《李重传》称见《百官志》，《司马彪传》称见《郊祀志》，这些志实皆《晋书》所无，盖沿各家旧晋书之文未改。在典章制度方面，当时颇为重要的九品中正制不见于职官志中。太常等九卿自汉至宋齐皆无卿名，梁以后始在太常等官名下缀以卿号，而书中皆称某卿；江左侨置州郡宋以后始冠以南字，而书中一律称南某州，皆不确切。《晋书》撰成晚于《宋书》一百余年，诸志中记事多沿自《宋书》，往往可用后者纠正前者失误。又如徐广在《晋书》、《宋书》中皆有传，《晋书》本传称义熙初封乐成侯，而《宋书》本传作乐成县五等侯。五等侯无实封，与一般封侯不同，五等两字不应省，这也说明《晋书》疏略。但《晋书》包含史料比较丰富，刘知几批评它多采杂史小说。今天看来，此点恰恰可贵。列传中收录不少有关重要史事的文章。《晋书》采用班固所创名称和体例，根据崔鸿《十六国春秋》，把十六国（除去张氏前凉、李氏西凉）少数民族所建政权的历史编为载记，填补了东晋南渡以后北魏统一北方之前中国北部一百二十年历史的空白。五行志三卷虽多记灾异迷信，但如“涛水入石头，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羌煮貊炙”等记载，以及百姓歌谣等，作为史料都很有用。

有关《晋书》的补表补志很多，胪列如下：

万斯同：《两晋诸帝系统图》。

万斯同：《晋诸王世表》。

秦锡田：《补晋宗室王侯表》。收录有爵可考之宗室，以封国为纲，凡徒封本国者皆列入，较万表详细周密。

万斯同：《晋功臣世表》。

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东晋将相大臣年表》。

秦锡田：《补晋异姓封爵表》。

秦锡圭：《补晋执政表》。补订周济《晋略》之执政表，较万氏将相大臣年表为周密。

①李培栋：《晋书研究》，景蜀慧、郑小容：《晋书的修撰及成书时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0辑）及赵俊：《唐修晋书时间考》（《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3期）三文不约而同地考定为贞观二十年至二十二年。

万斯同：《晋方镇年表》。

万斯同：《东晋方镇年表》。

秦锡圭：《补晋方镇年表》。

吴廷燮：《晋方镇年表》。

吴廷燮，《东晋万镇年表》。吴氏两表皆远较万表秦表为详细周密。

万斯同：《晋僭伪诸国世表》。

万斯同：《晋僭伪诸国年表》。

秦锡田：《补晋僭国年表》。

张愉曾：《十六国年表》。

万、秦、张三表皆按年以各国政权为纲。

沈维贤：《晋五胡表》，以民族为纲。

万斯同：《伪汉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成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赵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燕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秦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后秦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后燕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南燕将相大臣年表》。

练恕：《西秦百官表》。

缪荃孙（1844—1919）：《后凉百官表》。

缪荃孙：《南凉百官表》。

缪荃孙：《西凉百官表》。

缪荃孙：《北凉西官表》。

缪荃孙：《夏百官表》。

缪荃孙：《北燕百官表》。

卢文弨（1717—1796）：《晋书天文志校正》。

卢文弨：《晋书礼志校正》。

毕沅（1730—1797）：《晋书地理志新补正》。《晋书·地理志》详于西晋之初，而又不以武帝时郡县为断限。惠帝时记述己略，东晋尤为疏漏。毕氏补漏订讹凡数百条。

方恺：《新校晋书地理志》。

洪亮吉：《东晋疆域志》。分别叙述实州郡县、实州侨郡中侨州郡县，清晰有用。

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

钱仪吉（1783—1850）：《补普兵志》。

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

文廷式（1856—1904）：《补晋书艺文志》。

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收录石刻一百三种，为其他补志所无。

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

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以上补志五家，互有详略异同，大致以文氏吴氏书为较详备。

补表补志之外，清代周家禄、劳格皆有《晋书校勘记》，丁国钧有《晋书校文》。吴士鉴（？—1933）字絅斋，浙江钱塘人，汇集各家旧晋书佚文，和清代学者卢文弨、钱大昕、王鸣盛、赵翼、洪颐煊、张熷等诸家校勘及考订成果，编成《晋书斠注》。1928年由刘承干出资刊刻，所以他也列名为作者之一。清代学者对《晋书》注释用力不如《三国志》之勤，吴士鉴钻研此书功力也不深，虽汇总不少史料，而时有疏忽。如《资治通鉴》胡注有助于理解《晋书》处，《斠注》未收。虽用《文选》中干宝《晋纪总论》核对《晋书》卷五所收，只注意了次要文字，《晋书》省略的几句，《斠注》反未著出，李善注也未利用。黟县姚铭恭著有《晋书纂注》，只存本纪十卷。搜集不如吴氏书之广，但本书内互证较吴书细密。《晋书斠注》性质与《三国志集解》相近，而质量不如，但仍不失为方便有用的本子。关于《晋书》的工具书，有中华书局所出张忱石编的《晋书人名索引》。

清代开展辑佚工作，黟县汤球、甘泉黄娊栽鲐慕贰Ｌ狼蛩芯偶揖伞督椤罚叭傩鳌⑼跻、虞预、朱凤、谢灵运、萧子云、萧子显、沈约、何法盛），干宝、陆机、曹嘉之、邓粲、刘谦之、裴松之的《晋纪》，陆机《惠帝起居注》，孙盛《晋阳秋》，檀道鸾《续晋阳秋》，习凿齿《汉晋春秋》，以及极为片断的萧方等《三十国春秋》（《困学纪闻》十三考史门称，“萧方等梁元帝子，为《三十国春秋》，以晋为主，附列刘渊以下二十九国。”然二十九国具体何指不详），常璩《蜀李书》，和苞《汉赵记》，田融《赵书》，吴笃《赵书》，王度《二石传》，范亨《燕书》，车频《秦书》，王景晖《南燕书》，裴景仁《秦记》，姚和都《后秦记》，张谘《凉记》，喻归《西河记》，段龟龙《凉记》，刘昞《敦煌实录》，张诠《南燕书》，高闾《燕志》。汤球所辑晋史等都收于《丛书集成》。敦煌残本邓粲《晋纪》见《鸣沙石室佚书》，吐鲁番残本孙盛《晋阳秋》见《出土文献研究》第一集。

《宋书》

《宋书》梁沈约（441—513）撰。沈约，字体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历仕宋齐梁三朝，官至尚书令。《宋书》包括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律历、礼、乐、天文、符瑞、五行、州郡、百官），列传六十卷。沈约利用徐爰所撰宋史纪传和何承无所撰诸志，只补充了宋代最后十几年的事，所以齐永明五年（487）春着手，次年二月即完成。

《宋书》志的内容上溯到魏晋。沈约志序称“今以魏接汉，式遵何氏。”辑本臧荣绪《晋书·五行志》中亦记魏文帝时大疫，明帝时地震，孙权时大风，盖宋时原有上溯之传统。对于这样的体例，自来评价不一。今天看来，《宋书》的志这样弥补了《三国志》的不足，是有益的。《宋书》各志占全书三分之一，包含的史料来源较早，历来受到重视。《礼志》不仅有婚丧祭祀仪注，而且包括旗章服物。所记公主居第成婚，皇帝宴会行洒，有司表格式等，都是有意义的史料。《乐志》记载了各种场合的歌曲歌词，记录了某些音乐的曲调，描述了乐器形制和舞蹈杂伎等。《符瑞志》、《五行志》的指导思想固属迷信，但前者保存了一些村名、里名，后者包含不少有关衣食住行的社会史料，所收民谣作为历史及文学史资料都是有用的。《州郡志》定出以大明八年（464）为断限，远较《晋书·地理志》为科学。关于东晋渡江以后南方州郡的分割侨置，宋志较晋志为详确，可用以较正晋志。

《宋书》载录有关政治的文字较多，过去为学者所讥评。但从保存原始史料角度看，今天应当称赞。尤其是百官集议某问题时，《宋书》往往收录全部议论内容，如《王弘传》载王弘、王淮之、何尚之等关于同伍犯法、主守偷盗之议，《颜竣传》关于铸钱的两议，《孔季恭传》的耕湖田议。这些资料保存当时公文的格式和语气，所录明帝与诸方镇诸大臣诏书中，多当时口语，作为史料都是极为可贵的。

《宋书》的补表有：盛大士：《宋书补表》。包括纪元表、诸侯王表、王子侯表、功臣侯表、外戚侯表、恩幸侯表。

万斯同：《宋诸王世表》。

罗振玉；（1866—1940）：《补宋书宗室世系表》。人名下列其致死之由，以说明宋代宗室互相残杀之酷。

万斯同：《宋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宋方镇年表》。

沈约在志的总序说，“刑法、食货，前说已该。随流派别，附之纪传。”实际这不能成为不立两志的理由。清代郝懿行（1757—1825）作《补宋书刑法志》、《补宋书食货志》，材料全出纪传。

《宋书》还有补志、校勘等书：成孺：《宋州郡志校勘记》。

聂崇岐（1903—1962）：《补宋书·艺文志》。

苏晋仁、萧■子：《宋书乐志校注》。

清代朱铭盘（1852—1893）编《南朝宋会要》，分门别类辑录《宋书》中有关典章制度资料，颇完备，可作分类的索引利用。但亦有疏漏，如方域门失收《符瑞志》所见村名里名。

《南齐书》

《南齐书》梁萧子显撰。包括本纪八卷，志十一卷（礼、乐、天文、州郡、百官、舆服、祥瑞、五行），列传四十卷。原有序录一卷，今佚。萧子显，字景阳，南兰陵兰陵（今江苏武进）人，齐豫章王嶷之子，仕梁至吏部尚书、吴兴太守。书中叙述他的祖父齐高帝萧道成词多溢美，为其父萧崇所作传长达六千七百余字，备极揄扬，而对齐梁禅代之事，因以前朝宗室仕于梁朝，不免有所回避。萧子显虽去齐时代较近，所收史料并不丰富，不少处记载不如《南史》详备。如《巴陵王子伦传》明帝会典签杀高武子孙事，《晋安王子懋传》防阁董僧慧事，建安王子真被杀事，《南史》都较《南齐书》记载为详。崔庆远与魏孝文帝的应对，附见于《萧遥昌传》，萧子恪仅附于《萧嶷传》，皆嫌简略。

《南齐书》与《宋书》相似，收录文字较多。其中如《虞玩之传》所载高帝诏书及玩之表文，《王僧虔传》载与檀珪书及戒子书等，不仅是了解当时社会政治的原始史料，而且保存不少当时习用语言，颇有价值。类传中设立文学传，为以后《梁书》《陈书》所沿袭，反映了齐梁时期文学的兴盛。继《宋书·恩幸传》之后，《南齐书》立幸臣传，以往史书所无，也反映了宋齐两代门阀制度之下皇帝利用寒人掌机要的政治特征。

《南齐书》的志可能利用了齐代时檀超、江淹所撰旧本而加以增损。《乐志》收歌词，为《宋书》旧例。《州郡志》每州总序中除建置沿革外，兼叙当地社会经济及风土人情，继承了《汉书·地理志》的优良传统，史料价值甚高。《百官志》虽只一卷，而编排眉目清楚，叙述明确，包含不少纪传中所不见的当时官制特征，对于了解南朝官制，比《宋书·百官志》更为有用。祥瑞、五行两志中，也包含不少社会风俗以至文化史料，如虎与象出现之地，有助于研究古代气候，用树（即茱萸）调味，朱雀桁上有华表柱，王俭谓江南不闲隶书，属龙、属虎、属猪、属马等等。

《南齐书》的补表补志等有下列诸书：万斯同：《齐诸王世表》。

万斯同：《齐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齐方镇年表》。

陈述：《补南齐书艺文志》。

朱季海：《南齐书校议》。

朱铭盘：《南朝齐会要》。

《梁书》

《梁书》唐姚思廉（557—637）撰。包括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姚思廉字简之，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仕唐至散骑常侍。思廉之父姚察（533—606）在陈时修《梁书》未完成，思廉继承父业。《梁书》中王茂、曹景宗、萧颖达等甘五篇传的史臣论署“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可以推断《梁书》约有一半是姚察原本。书中收录有史料价值的诏策表疏不少，但将相大臣死后赠谥诏书的例行文字，也往往载入本传，重复雷同，用处不大。卷五四诸夷、海南诸国及西北诸戎共收三十二个外国及国内少数民族，比宋齐两史为多，反映梁代声教远被。文学传占两卷共二十四人，反映梁代文风之盛。由于多沿梁代旧史，有时回护，如临川王宏北伐失败事，从《梁书》找不到材料。萧颖胄、王琳、萧■在《梁书》无传，亦是疏漏。与宋齐史论赞之用四六文字相比，姚氏父子的史臣论皆用散文，是一特色。

《梁书》的补表补志有：万斯同：《梁诸王世表》。

万斯同：《梁将相大臣年表》。

洪孙（1804—1859）：《补梁疆域志》。

朱铭盘：《南朝梁会要》。辑录有关典章制度资料，如选举门有年贯一项，列举补国子生或任起家官年岁，颇有用。然资料限于正史，如《金楼子》、《广弘明集》等书中大量史料，以及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所记北朝及外国使臣入梁事等，皆未收录。

《陈书》

《陈书》唐姚思廉撰。包括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陈朝立国三十三年，当时也曾有人修史，姚氏不乏依据。高祖纪、世祖纪末有“陈吏部尚书姚察曰”，知是根据姚察旧本。但《陈书》却是二十四史中最小的一部，叙述颇为简略。可能因为姚思廉父子都曾仕陈朝，时世较近，旧人存者尚多，难免顾虑，故宁从简以免纠纷。《南史》于宋齐书都有增删，《陈书》过简，删节很少，但也没有多少增添的史料。所以陈代历史主要还要依靠《陈书》。关于《陈书》的补表补志有：万斯同：《陈诸王世表》。

万斯同：《陈将相大臣年表》。

臧励和：《补陈疆域志》。

《南史》

《南史》唐李延寿撰。记述宋、齐、梁、陈四朝史事，包括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李延寿字遐龄，陇西著姓，世居相州（今河南安阳）。延寿父大师曾计划用编年体综合南北朝写一部通史，未完成而卒。延寿曾三入史馆，参加《隋书》和《五代史志》的编纂，过目的杂史达千余卷。他追终父志，用了十六年时间，参酌诸书，合宋齐梁陈书为南史，合魏北齐北周隋书为北史。显庆四年（659），《南史》先成，《北史》较晚。

《南史》编纂目的在求简明扼要，对南朝四都史书都加以删节。《宋书》所载诏书表文等较多，所以删略尤甚。为掌握南朝历史大略，《南史》便于省览，但从史料角度看，不能代替四朝正史。在南朝地方官制的处理上，如刺史同时“都督某某几州诸军事”或“都督某州之某几郡军事”，《南史》一律简化为“某州刺史加都督”或“都督某州刺史”。这就不但使加督的刺史其军事职权范围模糊不清，而且混淆了刺史及都督的官职，制造出当时根本不存在的名称。都督诸州军事有都督、监和督三级的区别，《南史》或者一律称为加都督，或者略去监字督字。这些都是利用《南史》资料时必须注意的。有些不出于四朝正史，而是另有来源的史料，《南史》也有删节失当之处。如《通典·食货》可能据梁代旧史收录梁时沈约上书，其中建议两事。一是用晋宋时代比较可靠的旧黄籍，来核对当时的黄籍，以查出在户籍册上冒充士族规避徭役的庶族。另一建议是利用晋宋旧籍来检查后来伪造以冒充高门士族的家谱。第二条建议前冠以“臣又以为云云”，《通典》在沈约建议之后结尾说，梁武帝因此留意谱籍，设立了谱局。《南史·王僧孺传》亦载沈约奏议，但删去“臣又以为云云”一段，而结尾仍云“武帝以是留意谱籍云云”，把检查黄籍事与谱局连到一起，前后不相衔接，令人不解了。《南史》另一特点，是仿效何法盛《晋中兴书》中以一氏族为一篇（如琅玡王录，陈郡谢录等）的精神，把南朝各代一姓祖孙父子的列传合在一起。这样便于考见门阀制度下一个家族的发展，作为史料也有其方便之处。

《南史》对四朝正史也有不少订正和补充，给后人提供了有用的史料。

例如宋代檀道济初与谢晦等同预废立之事，后来文帝用道济讨代谢晦，《宋书》未作任何交代。《南史·檀道济传》有这样一段：“上将诛徐羡之等，召道济欲使西讨。王华曰：‘不可。’上曰，道济从人者也，曩非创谋，抚而使之，必将无虑”，事情便首昆明白。南齐明帝往往命典签杀高武子孙之在外者，《南齐书》语焉不详，而《南史·巴陵王子伦传》详细叙述了典签权势。《南史·梁武帝纪》比《梁书》多出四五百字。赵翼《廿二史札记》十有“南史增齐书处”、“南史增梁书有关系处”两条，列举了《南史》补充两书的资料。只有对于《陈书》，《南史》增删甚少。《南史》所增还有些比较琐碎或神奇怪异的故事，自来为史学家所诟病。但今天作为史料来看，保存下来仍然是有益的。

有关《南史》的考订著作，见《北史》条下。

《魏书》

《魏书》北齐魏收（506—572）撰，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天象、地形、律历、礼、乐、食货、刑罚、灵征、官氏、释老）。魏收字伯起，钜鹿下曲阳（今河北平乡）人，历仕魏齐两朝。北魏原有邓渊所撰《代记》、崔浩所撰《国书》等编年史，和李彪、崔光改修的纪传体史书等，为魏收取材所资，今皆亡佚。南朝著作如沈约《宋书》等，魏收当亦得见。他于天保二年（551）奉诏撰魏史，五年（554）完成。虽有高隆之任总监，房延祐等六人协助斟酌，主要由魏收执笔。

魏收在《官氏志》中除职官之外兼载鲜卑氏族的改易名称及分布方位，别立《释老志》，记述有关佛教道教的史事。这两篇志旧史所无，是《魏书》特色。《魏书》是正史中第一部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的断代史，魏收采取《序纪》方式，迫叙道武帝以前的世系和大事，处理恰当。从嘎仙洞的发现和《魏书·礼志》的记载与洞中所刻祝词相一致，可以推断《序纪》的记载大体是有事实依据的。外戚传只叙后妃家人，不包括后妃，改变了班固《汉书》体例，亦是《魏书》首创。

魏收根据北魏旧史，而旧史鉴于崔浩国史之狱，可能忌讳甚多。平文、穆帝、昭成、道武、太武、献文诸帝虽都非善终，而《魏书》一律不载。魏收书成于齐文宣帝时，他虽然对魏收说过，“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魏书·自序》），但其人粗暴凶虐，所以魏收书中关于高欢和北齐的事，亦多曲笔回避。由于北齐继承东魏，所以魏收以东魏为正统，对于西魏的事略去不书。《地形志》不采取北魏宣武延昌（512—515）时最大版图，反而用东魏武定（543—549）时疆域为据，关西全付缺如，史料甚不完备。加以魏收恃才傲物，刚愎自用，对于人物的记载和评价，时时任意高下，所以引起许多人不满，目为秽史，曾几次奉皇帝之命作局部修改。但关于北魏一百七十年的历史，魏收的书还是唯一丰富的史料来源。

今本《魏书》从宋时起已有二十九卷全部或部分亡佚，后人用隋魏澹撰《魏书》、唐初李延寿《北史》、张大（作太者误）素《后魏书》和唐元和时高峻《高氏小史》补。今天使用《魏书》史料，这些亡佚部分不宜作为魏收的书援引。《魏书》自序称有三十五例、廿五序、九十四论。论或指纪传未的“史臣曰”，例和序当亦亡佚了。

清代以来关于魏书的补表补志有：

万斯同：《魏诸帝统系图》。

万斯同：《魏诸王世表》。

万斯同：《魏异姓诸王世表》。

万斯同：《魏外戚诸王世衰》。

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西魏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东魏将相大臣年表》。

吴廷燮：《元魏方镇年表》。以州为纲，每州之下按年记途任刺史之人名，并举出处。序文中概括叙述北魏疆域之开拓，较《地形志》更为简要有用。

温曰鉴：《魏书地形志校录》。书名校录，实为据正史及各种古地志为《地形志》订讹补缺。虽未能恢复拓跋氏疆域全貌，足供利用《地形志》时参考。

卢文弨：《魏书礼志校补》。据《通典》补《礼志》第十四之缺页。

陈毅：《魏书宫氏志疏证》。

谷霁光：《补魏书兵志》。

罗振玉（1866—1940）：《魏书宗室传注及表》。据出土墓志注《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至孝文五王列传，订正名字年月误字，补充世系官爵。附宗室世系表，增补周嘉猷表之脱漏。书成于1924年，以后出土的很多墓志未及利用。

朱祖延：《北魏佚书考》。清代谢启昆（1737—1802），字蕴山，撰《西魏书》二十四卷，纪、传、载记之外，有三表（封爵、大事、异域）、四考（纪象、仪制、地域、百官）。材料来源于正史及《通鉴》等，可供参阅，不宜作为史料引用。

《北齐书》《北齐书》唐李百药（565—648）撰，包括本纪人卷、列传四十二卷。

李百药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深县）人。其父德林在齐时预修国史，入隋后继续修撰齐史而未成书。百药历仕隋唐两朝，太宗时奉诏继承父业撰《齐书》，贞观十年（636）完成。以后为区别于萧子显的《南齐书》而称《北齐书》。

李德林父子生长于齐代，掌握资料方便，而成书又远在齐亡之后，写作顾虑较少。隋王劭著《齐志》，记载北齐事忠实可据。多用当时口语，如实传达时人风貌，尤为刘知几所赞赏。李百药可能也充分利用了王劭的著作，所以《北齐书》中颇保留生动的口语。可惜的是，《北齐书》自北宋时即亡伏约三分之二，现存李百药原书只有卷四、卷十二、卷十六至甘五、卷四十一至四十五、卷五十，其余皆后人用《北史》或《高氏小史》所补，不能作为李百药原书引用。

《北齐书》的补表有：

万斯同：《北齐诸王世表》。

万斯同：《北齐异姓诸王世表》。

万斯同：《北齐将相大臣年表》。

《周书》

《周书》唐令狐德棻（583—666）撰。包括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

令狐德棻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唐初任秘书丞。

他曾向高祖建议：“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旧唐书》本传）因而提出修周隋两朝史。武德五年（622），德棻与陈叔达、庾俭负责修周史，迄未成。贞观三年（629），又奉诏与岑文本、崔仁师修周史，十年（636）书成。

周代有柳虬、牛弘所撰国史。由于西魏北周政治文化各方面提倡复古，当时的文字也力求古奥。《周书》沿用旧史，所以风格与同时修撰的《北齐书》颇不相同，在此意义上也反映了北周实际情况。

《周书》从宋代即亡佚不少，非令狐德棻原本者有卷十八、二十四、二十六、三十一、三十二，卷二十一、二十六亦不完全，后人用《北史》等书所补。

《周书》的补表有：万斯同：《周诸王世表》。

万斯同：《周公卿年表》。

练恕：《北周公卿表》。

近人王仲荦著《北周六典》十卷，叙述北周政府组织形式。全书分三十目，穷尽并排比今日所能见的北周有关史料，使宇文氏一代典制粲然大备。又有《北周地理志》及附录三种，弥补了《魏书·地形志》的严重不足，为考究西魂北周地理沿革所必需的重要参考书。

《隋书》《隋书》包括本纪五卷，志三十卷（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列传五十卷。纪传于贞观三年（629）开始纂修，贞观十年（636）完成。参加者有颜师古、孔颖达、敬播、许敬宗等，总其事者为魏征。贞观十五年（641）太宗下诏，因梁陈齐周史无志，命令与隋书的志一起纂修。参加者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令狐德菜等。高宗显庆元年（656）完成，以长孙无忌名义上表进呈，当时称为《五代史志》。以后全部编进《隋书》，成为它的一部分。

隋朝没有注意修撰国史，文献又多散佚，所以唐初修史的依据较少，有些传中径称“史失其事”。加以书出众手，纪传与志的修撰又在不同时期由不同人执笔，所以二者之间缺乏联系，互不照应。如《晋书·牛弘传》称事在音律志，而今本《隋书》《音乐志》与《律历志》分开。《何稠传》称事见威仪志，《阎毗传》称见舆服志，而今本《隋书》只有《礼仪志》。《五代史志》所保存有关典章制度的史料比较丰富。除地理、经籍两志外，都按五代次序叙述，眉目比较清楚。经籍志是《汉书·艺文志》以后的第一次结集，对于研究这几百年尤其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文献的存亡、学术的流变、文化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于《隋书》的表志有：万斯同：《隋诸王世表》。

万斯同：《隋将相大臣年表》。

黄大华：《隋唐之际月表》。自大业七年（611）至贞观二年（628），按月表列起兵者兴亡。

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地理志》以隋代统一的疆域为纲，梁陈齐周时的沿革列于注中，时有疏漏错误，为杨氏考证重点所在。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主要为志中失收的北魏北齐北周人著作。

章宗源（？—1800）：《隋书经诺志考证》。只有史部。一说此书本名《史籍考》，后人误改。注意辑录佚文，而于书之原委、撰人始末多未详考。姚振宗（1842—1906）：《隋书经籍志考证》。推寻志中所收书籍之本末源流，补直考订志所遗漏，远较章书为详备。

《北史》《北史》唐李延寿撰。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北史》的撰写宗旨和体裁与《南史》相同，对于《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有删节，也有增补。删略不当之处，如“都督某几州诸军事某州刺史”省为“都督某州刺史”，其误与《南史》同。对于《魏书》删节较多。因唐承隋而隋又承西魏北周，所以以西魏为正统，增加了魏收书所无的西魏三帝本纪，附见东魏诸帝，增加了西魏若干人物列传。北齐方面补充了一些可能出于王劭《齐志》的带有口语的记载。《周书·徐招传》附赵肃传后，不足百字。《北史》详记其离间葛荣与鲜于修礼使二人致败事。李弼等传论中，详细记述了北周军事制度，为《周书》所无。可能因为《隋书》属于本朝著作，《北史》叙述隋事、变动《隋书》甚少。

关于南北史的补表补志有：周嘉猷：《南北史年表》。

周嘉猷：《南北史帝王世系表》。

周嘉猷：《南北朝世系表》。计收一百十余姓，各姓又接不同郡望分列，颇有用。

汪士铎（1802—1889）：《南北史补志》。存天文、地理、五行、礼仪，共十四卷。地理志以宋齐为一篇，梁陈为一篇，魏齐为一篇，周隋为一篇。宋以大明八年为准，魏以武定之世为准，皆仍《宋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之旧，参考价值不大。礼志依据纪传诸志及《通典》等，而未注出处，唯五行志注明出处，征引时须检原书。

汪士铎：《南北史补志未刊稿》。存舆服、乐律、刑法、职官、氏族、道释，共十三卷，体例与天文志等相同。《廿五史补编》首次据稿本印行。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分南史、北史、载记三篇，以见于南北史纪传者为准。不见于南北史仅见于八书者入载记。《隋书·经籍志》未收者居十之六七。各条皆注明出处，便于利用。

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分年表、州郡表、郡县沿革表三部分。年表自晋惠帝太安二年（303）起至隋炀帝大业四年（608）止，按年排列。以西晋末的二十一州为纲，每州下举出当年变迁沿革，各朝重要年份举出当时全疆域所统州郡名称数目。州郡衰接二十一州次序，每州下依朝代举出本州及所统郡的变迁。郡县表按各州所统郡为次序，每郡及所统县下又依朝代叙述变迁。南北朝皆有侨州郡县，大抵多在淮南、淮西、沔北、汉东。徐氏注意考出实土所在，以免读史者为空名所惑，故详州郡之建置分合于郡县之下，因而州郡表及郡县沿革表有重复处。此书与周嘉猷世系表为读南北朝史的两部重要工具书。

陈乃乾有《廿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其中有关魏晋南北朝正史部分可以参考。

关于正史中个别史事的考订和文字的诠释，宋代以来学者笔记中屡见。

清代学者以治经方式治史，考史益趋缜密，散见于各家笔记文集中。集中考订正史（包括《三国志》、《晋书》及八书二史在内）的著作，有下列几种书：王鸣盛（1722—1797）：《十七史商榷》。王鸣盛，字凤喈，号西庄，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本书沿用宋代及毛氏汲古阁汇刻《史记》至《五代史》诸正史而统称为十七史的旧名，实际包括《旧唐书》、《旧五代史》在内。共一百卷，《三国志》至《隋书》计三十卷。考证不如钱大昕书精审。钱大昕（1728—1804）：《廿二史考异》。钱大昕，字晓征，号辛楣、竹汀，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本书包括二十四史中除去《旧五代史》及《明史》的二十二史，共一百卷，其中《三国志》至《隋书》共二十六卷。以考证职官地理为主，同时校勘文字，皆极精确。钱氏最先指出，东晋在南方侨立的州郡不称南某州南某郡，到刘宋时才冠以南字。臆校改正的误字，往往与宋刊本暗合。钱氏《十驾斋养新录》中亦有考史条目。

赵翼（1727—1814）：《廿二史札记》。赵翼字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人。本书对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皆作为一史处理，实际包括全部二十四史，共三十六卷。《三国志》、《普书》及八书二史共十卷。系统论述各朝正史的编撰得失，运用正史资料对重要臾事进行考订与分析综合，接近于近代史学研究方法。王树民有《廿二史札记校证》。赵翼的《陔余丛考》中亦有考史条目。王利器纂辑的李慈铭《越缦堂读书简端记》有读王、钱、赵三家书的眉批。

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李慈铭（1829—1894）字爱伯，号莼客，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此书由王重民辑录，涉及本段者有《三国志》、《晋书》、《宋书》、《梁书》、《魏书》、《隋书》、《南史》、《北史》。张元济：《校史随笔》。张元济（1867—1959）字菊生，浙江海盐人。此书校勘误字，多所发明。

专门考订魏晋南北朝这段时期的正史的著作有：

洪颐煊（1765—1837）：《诸史考异》。十八卷。

郝懿行：《晋宋书故》。计五十一条，多为晋宋书中名物、词语之考订。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考订史实、制度、名物、语词等，计三百四十余条。

第二节 正史以外的史料方域志

《魏略》鱼豢撰。豢仕曹魏为郎中，入晋后殁。本书包括纪志传，共五十卷，南宋以后亡佚。有清张鹏一辑本，绝大部分辑自《三国志》裴注，但辑自《初学记》、《太平御览》等唐宋类书者，如中外官志、礼志各条，皆裴注所无。

《华阳国志》晋常璩撰。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人，成汉李势时任散骑常侍，并曾居史职。晋穆帝永和三年（347）桓温灭李氏，以璩为参军，随至建康。《华阳国志》是现存最早的地方志，成书约在永和四年（348）至十年（354）之间，共十二卷。第一至四卷《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主要记载梁、益、宁三州的历史地理而以地理为主。第五至九卷为《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以编年体记述地方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历史。第十至十二卷为《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记述了汉魏先贤248人（其中妇女51人），梁、益、宁三州士女391人，汉中士女268人。书中关于这一地区政治、经济、民族、地理等方面比较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补《三国志》、《晋书》之不足。经过校订整理便于使用的本子，是刘琳的《华阳国志校注》。

《十大国春秋》北魏崔鸿撰，一百卷，宋以后亡佚。明代末叶屠乔孙、项琳撰成百卷，托名崔鸿，万历时（1573—19）刊行。在屠、项之前，何镗（嘉靖廿六年进士）所编《汉魏丛书》中收有十六卷本《十六国春秋》，每国各为一录。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认为亦是明人抄撮群书，伪充古籍。《隋书·经籍志》在百卷本《十六国春秋》之后列有《十六国春秋纂录》十卷，盖是百卷本的摘要。其书流传后代，清末汤球以《纂录》为依据，采《晋书》纪传载记及唐宋类书，成《十六国春秋辑补》百卷。可借助于此利用唐宋类书中所引崔鸿书佚文。

《邺中记》晋陆翙撰，《隋书·经籍志》称翙曾任国子助教。书已佚，今本为清代从《永乐大典》及各种类书辑出，共七十四条。主要记石虎时事，如铜爵金凤冰井三台规制、宫室、服饰及各种器物，反映石氏统治时邺都物质生活与经济发展情况，器物名称可以与其他史料相参证。

《水经注》相传东汉或三国时人所著《水经》记一百三十七条河流，极为简略，北魏郦道元（466？—527）作注。郦道元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涿县）人。《水经注》四十卷，记录河流一千二百五十二条，字数约二十倍于原书。注中依水流所经记载有关的山川、都市、祠庙、石刻、战争、人物、歌谣、故事传说等，内容极为丰富。注中引书四百三十余种，碑刻三百余种，多已亡佚，保存了不少南北朝重要史料。道元北人，虽对南方颇抱好感，但从未身历其境，所见南方地理书亦不多，故本书北详而南略，且多疏误。黄河五卷，渭水三卷，而长江亦三卷，叙述至武昌而止。

清代校勘研究《水经注》的学者多家，以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为最著。王先谦（1842—1918）汇合诸家著作成《合校水经注》，使用较为方便。杨守敬撰并由其弟子熊会贞补充完成的《水经注疏》，考证详尽，兼考郦注以后水道之变迁，并对照今地制图，最为有用。工具书有郑德坤编《水经注引得》。

《洛阳伽蓝记》东魏杨衒之撰。衒之曾任秘书监，天平元年（534）迁邺之后，武定五年（547）重到洛阳，叹其荒废，因撰此书。共五卷，分叙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的佛寺，兼及北魏政治、社会、风俗、地理、人物等，还保胄一些当时故事传说和俗语方言，为研究北魏历史和洛阳风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第五卷所载宋云、惠生使西域事，是关于中亚、印度地理及宗教的宝贵材料。有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和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范书于名物典故注释较详，而难解处之诠释以周书为胜。

《荆楚岁时记》梁宗懔撰。宗懔世居江陵，梁亡入周，保定（561—565）中卒。此书早佚，今本一卷乃明人从类书辑出，按月记述荆州一带全年的风俗，是有益的社会史料。清代陈运溶另辑一本，但仅据《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三书，亦尚多挂漏。

《汉唐地理书抄》清王谟辑。王谟字仁圃，江西金溪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书中辑三国两晋南北朝已佚地理书四十余种。中华书局影印本附有善化陈运溶1900年所刊《麓山精舍丛书》中湖南省境内古地志辑本六十六种，亦有属于本时期者。盛宏之《荆州记》等六种两家皆有辑本，而取材不尽相同。又盛氏书尚有吴县曹元忠辑本，有光绪十八年（1892）自序。《建康实录》唐许嵩撰。许嵩玄宗时人，书成于至德元年（756）。凡二十卷，记述建都于建康的孙吴（四卷）、东晋（六卷）、宋（四卷）、齐（二卷）、梁（二卷）、陈（二卷）六朝事迹。绝大部分用编年体，齐梁两朝用纪传体。书中包含不少有用史料，可以补充正史之不足，订正正史之谬误。引用的唐以后亡佚古书，亦多为清代学者辑佚时所未利用。目前使用方便的有张忱石校点本。南宋张敦颐有《六朝事迹编类》二卷，成书于绍兴三十年（10），分十四门（总叙、形势、城阙、楼台、江河、山冈、宅舍、谶记、灵异、神仙、寺院、庙宇、坟陵、碑刻），叙述建康史迹，多本正史、碑刻及《建康实录》。

《南北朝杂记》宋刘敞（1019—1068）撰。刘敞字原父，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全书多本于八书二史。然北宋时尚存六朝旧籍不少，故刘敞所记有出于正史之外者，如齐明帝饮食捉竹筋条，阳珍答唐邕问幽州人物何以为宝条。文字亦有足以订正史文讹误处。又如《南史·甄彬传》载，彬归还所赎苎束中金于寺僧，僧人惊云，“近有人以此金质钱，时有事不得举而失。”《杂记》作“时匆遽不记录”，以记录二字易古语之举，亦有助于理解史料。

人物风习志

《人物志》曹魏刘邵撰，北魏刘昞注。刘邵享年甚长，历汉建安（196—219）至魏正始（240—248）时卒。刘昞历仕西凉李氏、北凉沮渠氏及北魏。本书包括九征、体别、流业、材理、材能、利害、接识、英雄、八观、七缪、效难、释争十二篇，是关于人伦鉴识的著作，论述品藻人物的理论与人物的分类。有些议论可以帮助理解汉魏之际品评人物的情况。

《世说新语》宋临川王刘义庆（403—444）撰，梁刘峻（432—521）字孝标注。唐时称《世说新书》，凡十卷。宋以后分三卷，包括德行、言语等三十六门，记述汉未三国至宋时士族阶层遗闻轶事，提供社会、政治、思想、宗教、文学、语言等方面史料。刘孝标注援引广泛，补充纠正原书。所引文献达四百余种，绝大部分今已亡佚，与《三国志》裴注类似，可供多方面利用。日本所藏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存规箴（前缺三则）、捷悟、夙慧、豪爽篇，颇多异文，胜于今本。南宋刻本附有汪藻《世说人名谱》，便于了解书中人物的谱系世次。思贤讲舍本附有叶德辉从唐宋类书辑得佚文八十余条。余嘉锡（1883—1955）《世说新语笺疏》考案史实，旁征博引，为读此书所必备。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于训诂名物解释较详，所附词语简释亦有用。王利器纂辑的李慈铭《越缦堂读书简端记》有读《世说新语》的眉批。工具书有《世说新语引得》。

《金楼子》梁元帝萧绎（508—554）撰。萧绎自号金楼，因以名书。今本系从《永乐大典》辑出，包括兴王、箴戒、后妃、终制、戒子、聚书、二南五霸（佚）、说蕃、立言、著书、捷对、志怪、杂记、自序十四篇。萧绎思想议论无足取，但书中有关六朝资料颇多。后妃篇记阮修容事，远较《梁书》本传为详。聚书、著书两篇提供梁代文化史料。终制篇所云“金蚕无吐丝之实，瓦鸡乏司晨之用”，与今天考古发掘墓葬中的金蚕瓦鸡可相印证。《颜氏家训》隋颜之推撰。颜之推历仕梁、北齐、北周，殁于隋开皇（581—600）中。书成于隋平陈之后、包括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书证、音词、杂艺、终制共二十篇，以大量篇幅评论人物和社会风习。颜之推学识渊博，书中包含萧梁、北齐时期社会、文化、思想等多方面第一手史料。现在校勘精密注释详尽的本子，当推王利器的《颜氏家训集解》。

律书和农书

《九朝律考》程树德辑。凡八卷，卷三为晋律考三篇，卷四梁律考、陈律考，卷五后魏律考上下篇，卷六北齐律考，卷七后周律考，卷八隋律考上下篇。宋齐两代沿用晋律，故不另辑。搜罗甚备，各朝有序，每条之下间附考证。

《南方草木状》西晋嵇含撰。三卷，记述南土植物，但亦包含一些有关社会风习的史料，如卷上论“女酒”、妇女怀孕佩赪桐花以求生男；卷中记胡人以桄榔皮作绠，得水则柔韧，以此联木为舟等。

《齐民要术》北魏贾思勰撰，是现存我国最早而完整的综合性农书。成于东魏初年即六世纪三十年代左右，共十卷，分为九十二篇。第五卷以前包括粮食、油料、纤维、染料作物、蔬菜、果树、桑柘（附养蚕）等的栽培技术；第六卷是关于禽器、鱼类的养殖；第七至第九卷是农副产品的加工、储藏，包括酿造、腌藏、果品加工、烹饪、饼饵、浆饮、制糖以及煮胶、制笔墨；第十卷记述亚热带植物。书中总结黄河中下游农业生产经验，反映经济发展情况，并保存了大量佚书和民间谚语歌谣，是研究北朝农业生产的重要史料。校勘和注释都较好，极便利用的本子，是缪启愉的《齐民要术校释》。博物志《博物志》晋张华（232—300）撰。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涿县）人。十卷，内容驳杂，包括山川地理知识、草木鸟兽虫鱼、奇物异事、神话传说等，亦有涉及社会风俗、民族、自然现象的材料。如言西方之人高鼻深目多毛，南方之人大口，北方之人广面。还有妇女妊娠时的习俗，以及当时已注意到的自然现象，积油满万石则自然生火，梳头脱衣时有光发声等。记曹操集中方土不使游散，与曹植《辩道论》可相印证。详细校注的本子有范宁《博物志校证》。

《搜神记》东晋于宝（286？—336）撰，二十卷。似出后人缀辑，但其中十之**当为干宝原书。大抵记神奇怪异之事，然故事背景及所叙细节，往往可供参考。如卷十五广陵诸冢条记“棺中云母厚尺许，以白玉壁三十枚藉尸，””有一玉，长尺许，形似冬瓜，从死人怀中透出堕地。两耳及孔鼻中，皆有黄金如枣许大。”所述陪葬用金玉云母，皆可与诸书记载（如《抱朴子·对俗》“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及今天墓葬发掘相印证。有汪绍槛校注本。

《搜神后记》题晋陶潜撰，十卷。可能后人仿干室之书所作，而托名陶潜。其中用语如“装束”、“与手”、“与痛手”等，皆南北朝习语，当仍是六朝人著作。故事性较《搜神记》为强，然所记如宋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贼百余人破郡治（《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未收此条，引用书目中亦无《搜神后记》，盖疑其为伪书），诸暨县鬼著袴褶拍张，晋太元中丁零有王名翟昭，宋代嫁女于寒门必“丰其礼赂始成婚”等，皆有史料价值。

《异苑》宋刘敬叔撰。刘敬叔，彭城人，生于东晋末，太始（465—471）中卒。十卷，多记神奇怪异之事，然时有可供参考之史料。如卷六载南平国有蛮兵，宋时琅玡王氏墓在会稽；卷七载钱唐杜氏奉道家静室称治；卷八载晋士人买鲜卑女；卷九载利漕治下屯民等。

《殷芸小说》梁殷芸（471—529）撰。殷芸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人。《史通·杂说》称梁武帝令殷芸把“不经”之言编为《小说》，可能是当时编《通史》所未收的材料。卷一秦汉魏晋宋诸帝，卷二周六国前汉人，卷三、四后汉人，卷五魏世人，卷六吴蜀人，卷七、八、九晋江左人，卷十宋齐人。虽是野史性质，颇保存有用史料。如卷一晋明帝上元帝启条，成帝对诸庾态度条，卷四曹操及卞后书信条，颍川人物条，卷九孙绰著戏头从事逐除条。此书早佚，余嘉锡、唐兰皆有辑本，现在便于利用的是周楞伽的辑注本。《太平广记》宋李防等撰。成书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共五百卷，分九十二大类，约一百五十余小类。引用书包括野史、传奇、小说等，达四百七十余种，而今已亡佚者约占其半。书中保存不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风俗等各方面有用史料。邓嗣禹编有《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可据以寻找散见全书的本时期著作。

佛、道书

《抱朴子》晋葛洪（283—364）撰。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书成于东晋南渡之后。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葛洪自称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祛祸之事，属道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葛洪家世居江南，历西晋又南渡，思想敏锐开阔。他在外篇的议论中，包含不少关于孙吴、西晋及东晋社会、文化、思想方面第一手史料。内篇则是最早的道教典籍。内篇部分有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真诰》梁陶弘景（456—536）撰。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本书分为运象、甄命授、协昌期、稽神枢、阐幽微、握真辅、翼真检七篇，共二十卷。书中部分袭自佛教《四十二章经》，篇题模仿纬书，而主要内容是号称仙人启示的经文，由弘景等录写整理加注而成，亦即当时道经形成的方式。作为最早道经及遣教原始史料，价值甚高，同时书中也包含不少一般史料。如稽神枢第四庐江潜山中有学道者条注，“大胡乱者是刘渊刘聪时也，石勒为小胡”。握真辅第二八月三日夕条注，“谓如今徇萧卖物人也。”翼真检第一“唯书历日贸粮，以续气命”。又如运象篇第四“芝草不必得，汝亦不能来。汝来当可得，芝草与汝食。”注云，“此两得及来并戏作吴音”，保存了音韵学史上有意义的资料。

《冥通记》梁陶弘景撰。四卷，记弘景弟子周子良逐日接受仙人启示的经过及其对话内容，提供了有关道家修行场所及方式的史料。书中包含一些社会风俗资料，如卷一“永嘉老姥髻”下注云，“此髻法宽根垂至额也”，修道者睡时不裸身露髻，及周氏信仰“俗神”帛家道等。

《出三藏记集》梁僧祐（445—518）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汉译佛经目录。共十五卷，第一卷叙述译经起源，第二至五卷记录历代出（翻译）经目录，第六至十二卷收集诸经序文及后记一百二十篇。最后三卷为译经人的列传，自后汉至南齐，凡外国二十二人，中国十人，是最早的僧人传记。

《高僧传》梁慧皎（497—554）撰。十四卷，分为十门：译经三卷，义解五卷，神异二卷，习禅、明律共一卷，亡身、诵经共一卷，兴福、经师、唱导共一卷，叙目一卷。收录后汉至梁初中外僧人二百五十七人，附见者二百余人。本书集三国两晋南朝僧人传记之大成，但北方僧人材料奇缺。唐道宣（596—667）撰《续高僧传》三十卷，分类及体制与慧皎书大致相同。正传所收四百八十五人中，有三国两晋南北朝僧人三百四十二人，而北朝占二百五十一人，可以补慧皎僧传之不足。只是其中隋朝僧人远比魏齐周朝为多。《比丘尼传》梁宝唱撰，四卷。序称“起晋升平（357—361），讫梁天监（502—519），凡六十五人”。卷一晋十三人，卷二宋二十三人，卷三齐十五人，卷四梁十四人。

《弘明集》梁僧祐编。十四卷，辑录后汉牟融《理惑论》以后东晋南朝各代有关佛教的文献，包括佛道两家互相辩驳议论，沙门应否向王者致敬的讨论，沙汰僧人诏敕等。除教义、思想上的讨论辩难为宗教史、思想史资料外，亦有一般可补史缺的材料。如宗炳答何衡阳书称“管幼安风夜泛海，同闾皆没”。何尚之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说文帝自称“吾少不读经，比复无暇，三世因果，未辨致怀。而复不敢立异者，正以前达及卿辈时秀率皆敬信故也”。习凿齿与释道安书言晋明帝“手画如未之容”。唐道宣辑《广弘明集》二十卷，分为归正、辨惑、佛德、法义、僧行、慈济、戒功、启福、悔罪、统归十篇，所收文章范围较僧祐书为广，亦包含佛教以外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史资料。如梁阮孝绪《七录序》，为研究三国两晋南朝史学及目录学之重要材料。曹植《辩道论》说明曹操对方术之士“诚恐斯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众，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萧子显《讲摩诃般若经序》言运吏辄散运米与贫民，应入大辟等。

诗文汇集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严可均（1762—1843）编。严可均号铁桥，浙江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历时二十七年编成，计七百四十一卷，搜罗广泛，提供多方面史料。共收名字可知的作者三千四百九十七人，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占二千四百一十七人，共五百六十五卷，远比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为丰富完备。清蒋壑曾编本书篇名目录，并抄录每篇出处。引得编纂处有本书作者引得。目前最便于利用是中华书局附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的影印本。利用时最好按出处核对原文并从原书征引。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逯钦立（1911—1973）编。逯钦立，山东钜野人，历时二十四年编成。是这一时期诗歌的总结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共一百三十五卷，其中魏诗十二卷，晋诗二十一卷，宋诗十二卷，齐诗七卷，梁诗三十卷，北魏诗四卷，北齐诗四卷，北周诗六卷，陈诗十卷，隋诗十卷。取材广博，资料翔实，考订精审，远较明冯维讷《诗纪》、近人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为完善。

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收梁代以前作者一百三十余家有韵无韵作品。唐李善《文选》注诠释名物训诂，五臣（吕延济、刘良、张诜、吕问、李周翰）注则着重解释文义。严氏、逯氏所辑文章及诗歌收入《文选》者，可以利用《文选》注帮助理解。

通史中的资料

《通典》唐杜佑（735—812）撰。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历时三十余年成书，计二百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典，记述自先秦大体到天宝末的典章制度，个别部分下延到肃、代、德宗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内容，所依据者颇有今已亡佚的正史以外资料，如食货典田制及乡党门所引北齐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两条，极为重要，为研究北朝史时所经常引用。《南齐书·武帝纪》关于和买记载甚为简略，《通典·食货典·轻重门》详细列举各州市买布帛米麦等物名目及所出钱数。《南史·王僧孺传》所载沈约关于户籍的建议截去一段，《通典·食货典·乡党门》则完整，可以订正李延寿的疏失（见前《南史》条）。《礼典》所收两晋南朝关于礼制的议论，是研究当时社会史、文化史的宝贵材料。《通典》文字亦有可供校勘，订正正史之误处。《乐典》中保存了《魏书·乐志》自来缺失的一页。杜佑的议论，如说“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与小注中的考订，都极有价值。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1019—1086）撰，元胡三省（1230—1302）注。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胡三省字身之，台州宁海（今浙江宁海）人。全书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历时十九年修成。协助司马光的有几位著名学者，三国两晋至隋这一段（107卷）主要是刘恕（字道原）负责。《通鉴》引用资料广泛，三国两晋至隋部分颇多当时得见而以后亡佚的书，如多处用裴子野《宋略》，引裴氏史论至十次之多。所记后燕建国和翟辽事迹，不见于《晋书》载记。高欢语鲜卑曰，汉民是汝奴，语华人曰，鲜卑是汝作客一段话，是他调和胡汉的重要策略，见于《通鉴》而不见于正史。《通鉴考异》对史事考订比较精审，所系年月亦多有依据。所以我们遇到史事年月不详或几种史料互异时，首先应参考《通鉴》所系年月。《通鉴》叙述中有时对难解的古代俗语加以改动，对阅读史料很有帮助。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只知阶级斗争的破坏，不知文明历史的建设——因此没有眼光，无法看到“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文明之间的断层及其创造性的衔接”，他们因此只能罗列史料，却不能穿透史料的迷雾，更不懂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乃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战国时代”对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战国时代”以来的历史回顾。……这样的马列猪狗，如何可能阅读史料呢？）

【第二章 考古资料】

第一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都城遗址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都城遗址，经过勘查发掘的有曹魏邺城、魏晋洛阳城、孙吴武昌城和六朝建邺城。此外有十六国时期的大夏统万城和吐谷浑伏俟城。

曹魏邺城邺城遗址在河北临漳县境内，今漳河横贯其间。邺城由北南两座相连的城组成，分称为邺北城、邺南城。东汉建安九年（204）曹操开始营建邺城，后来成为曹魏的五都之一。十六时期的后赵、冉魏、前燕皆建都于邺北城。北朝时期的东魏、北齐建都于邺南城，邺北城仍继续使用。邺城废于大象二年（580），先后有六个北方王朝在此建都。

1935年，北平研究院曾对邺城作过实地调查。1983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成邺城考古队进行全面勘查发掘①。到目前为止，实地勘测邺北城东西长2400米，南北宽1700米，比《水经·浊漳水注》邺北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的记载略小。已探明邺北城的东、南、北三面城墙，确定中阳门、凤阳门、广阳门、建春门、广德门等门址的位置；探明建春门至金明门之间的东西大道，以及连接东西大道的四条南北干道。在这条东西大道以北的宫殿区内，探明十座建筑基址。在西部铜爵园处，探明四座基址。根据勘探发掘，结合文献记载，基本上判明邺北城的平面布局是以建春门和金明门之间的东西大道将城分为南北两区的。北区中央是宫殿区，西边是苑囿，东边是戚里。南区是一般衙署和居民区。城址中间的中阳门大道，正对宫殿区的主要宫殿，形成中轴线，并与凤阳门大道、广阳门大道于行对称。这种规制，标志着我国都城发展史的一个新阶段，改变了汉代以来宫殿区分散的布局。都城中轴线的形成，使都城规划更为对称规整。这种规制对北魏、东魏、北齐、隋唐的都城建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至今仍保存于邺北城西北隅的铜爵台、金虎台以及己毁没的冰井台，也进行了探寻。铜爵台夯土基址现仅存东南角，南北长50米、东西宽43米、高4～6米。南边的金虎台保存较好，现存南北长120米、东西宽71米、高12米。两台相距83米。冰井台在最北边，早被冲积的泥沙所覆盖，探寻无着。

魏晋洛阳城

（曹）魏（西）晋洛阳城都是利用东汉旧城改建的。北魏洛阳城，除继续利用（曹）魏（西）晋洛阳城以外，并在城外四面兴建了外郭城①。

①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临漳邺北城遗址勘探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7期。

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4期，段鹏琦等：《洛阳汉魏故城勘察工作的收获》，《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1985）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

曹魏至北魏，洛阳城的城垣，基本上仍沿袭东汉旧制，绝大多数的城门位置，历代相沿不改。汉魏西晋时洛阳城有十二门，门皆双阙。北魏建都洛阳后，曾对汉晋的旧门进行修缮和改建，并在西北角金墉城南边新辟承明门，实为十三门。1985年发掘北魏建春门遗址②。建春门为东垣北起第一门，汉曰上东门，门址宽30米，进深约12.5米，共有三个门洞。门洞结构皆采用以夯土墩台及排叉为支撑的大过梁式建筑形式。地层叠压关系表明，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四朝都相继使用这一门址。

洛阳城西北角的全墉城，始建于曹魏。勘查得知，金墉城由三座南北毗连的小城组成，平面略呈“目”字形，南北长约1048米、东西宽约255米，部分城垣残高6米左右。版筑夯墙，土质纯净，结构坚实。它北靠邙山，南依大城，地势高亢，形同堡垒，实为洛阳城的军事要塞。其方位与作用，都与邺城铜爵三台相似。

魏晋时，还在洛阳城及金墉城城垣外侧附设城垛（亦称“马面”），洛阳城西北两面城垣共发现城垛七座，间距110～120米。城垛均长方形，夯筑，面积大小不一，大的19.5×12.5米，小的18.3×8.3米。金墉城外城垛多已毁，幸存者十一座，形制与大城垛相似。它们是迄今所见我国内地古城中出现最早的城垛实例③。

魏晋洛阳城内至今犹存的建筑遗址，多数属于北魏遗存，有些则是北魏沿用汉魏旧物。勘查判明，曹魏时，东汉南北宫制已不复存在。曹魏西晋北魏三朝都在汉北宫故地营建皇宫。北魏时，洛阳城从北到南已逐渐被宫城、衙署、寺院和高官宅第所占据。宫城位于全城正中而稍偏西，平面整体作长方形，南北长约1398米，东西宽约660米，面积约为大城的十分之一。宫城东南西三面保存尚好，北垣已无痕迹。宫城共探出四门：南面一门，西面二门，东面一门。南门即宫城正门阊阖门，门洞缺口宽46米，是全洛阳城最大的一座城门建筑。宫城内北为苑区，南为宫殿区。宫殿区夯土台基密集，主要集中于阊阖门直北的南北线上，目前已发现二、三十处。

北魏洛阳城内的街道共发现东西横道四条，南北纵道四条。其中的第三条南北纵道，系由宫城直通宣阳门的主干大道。这条南北中轴线，应即北魏的铜驼街。在铜驼街两侧，发现有大面积的建筑遗址，应是《洛阳伽蓝记》所描述的司徒府、太尉府等中央衙署和庙社的遗址。在这里曾清理属于官署的房基一座，出土带刻文和印文的板瓦、筒瓦900多片，瓦上文字记录了管理官员随主、匠师以及承担轮、削、昆等制作工序的工匠姓名①。为北魏官府手工业及其管理制度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北魏洛阳城内的佛寺遗址也引起考古工作者的关注。1979～1981年发掘了当时最大最著名的佛寺永宁寺②。永宁寺位于宫城南门西南约1公里处。寺院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305米、东西宽215米，四周设版筑围墙，东、南、西三面备有一门。木塔建在寺院正中，塔北为殿堂。这种以塔为中心的布置，正是我国早期寺院的典型布局。永宁寺木塔共九级，是当时闻名国内外的高层建筑。现存塔基呈方形，高2.2米，四周青石包砌，每边各设一踏道。塔基上布置排排木柱，中心部位是一个木柱与土坯混作的方形实心体，残高3.6米。在中心柱的南、东、西三面壁上，各有五座弧形的佛龛；北壁留出支架木梯的方形住槽一个，知由此处登塔。根据塔基出土的现状，可以复原这座名塔的基本形状，并由此推知北魏时期的建筑技术水平。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故城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北魏建春门遗址的发掘》《考古》1988年9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故城工作队：《洛阳汉魏故城北垣一号马面的发掘》，《考古》1986年8期。

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和出土的瓦文》，《考古》1973年4期。黄土斌：《汉魏洛阳城出土的有文字的瓦》，《考古》1962年9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北魏永宁寺塔基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3期。

在永宁寺塔基发掘中，发现一批大型的佛教泥塑和彩绘影塑，造型逼真，工艺精湛，堪称北魏最上乘的雕刻珍品，在我国佛教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勘查工作还证实，北魏确实在洛阳城外创建外郭城。六十年代初，在城北邙山上探出外郭城的北城墙数段，连接总长1000多米。1984年又探出外郭城的西城墙及可能是郭城门的阙口。外郭城西墙长达4000余米；阙口三个，东面正对内城城门。1991年又探出外郭城的东城墙1000多米①。这些发现，初步证实《洛阳伽蓝记》所载“京师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的真实性。如加上洛河以南的四夷馆、四夷里，南北亦为二十里，成为我国古代都城中规模最大的都城之一。

孙吴武昌城和六朝建邺城曹魏黄初元年（220）孙权始都武昌，吴黄龙元年（229）迁都建邺。东晋依吴建邺旧城为都，改称建康。终南朝之世，建邺城址无大变动。可见武昌城和建邺城对中国南方的都城建筑具有很大影响。

武昌城故址在湖北鄂城县城迤东一带，城址轮郭仍隐约可见。城垣平面基本上呈长方形，东西长1100米，南北长500米，周长约合汉代8里。城垣依自然地形构筑，与同期建邺石头城（今南京市）和京口城（今镇江市）的作法一样，体现了长江中下游滨江城他的特点。具体说，武昌城北垣和东垣北段主要是依靠江湖之险，不设城壕；西垣、南垣和东垣南段的城垣，则构筑较为严实。夯土筑造，保存最好的南垣一段，基部宽18～28米，残高4.6米。城垣四角有夯土基址，似为角楼一类建筑。在一段保存尚好的南垣外侧，发现一突出土台，似为“马面”遗存。城垣外侧均挖有宽而深的城壕，其中南城壕至今尚存，长270米，宽90多米。经钻探，城壕一般宽5O～70米，深5米。武昌城有五门，除流（临）津门可确定外，其他四门已无遗迹可寻。城内北部似有子城，约为武昌宫所在。城西有郭城遗迹。西郊外沿西山南麓是当时的墓地。城南有冶铁遗址。武昌城北依大江，西屏西山、樊山，南阻南湖，形势险要；又有良港、铁冶①。六朝时期，武昌城一直是控制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

建邺城位于今南京市区。东晋南迁，在吴旧城的基础上改建都城和宫城，布局仿魏普洛阳城，基础仍依建邺旧制。历东晋、南朝，城年宫室官署屡有改变，但都城范围、城门名称并无大变动。

①段鹏琦：《汉魏洛阳城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一），文物出版社，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工作队：《北魏洛阳外廓城和水道的勘查》，《考古》1993年7期。

①蒋赞初等：《六朝武昌城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关于建邺（建康）都城的范围和富城、城门的位置，《建康实录》和《舆地志》均有记载，朱偰在《金陵古迹图考》曾做过详细查考。可惜的是，这座六朝都城早在隋朝初年夷为平地，以后各代又屡有扰动破坏，现在已难于验证①。

大夏统万城公元407年，匈奴族首领赫连勃勃窃据朔漠，僭称天王大单于，国号夏。413年因汉奢延城改建统万城为都城，成为北朝十六国都城之一。故址在今陕西省靖边县白城子的无定河北岸原上②。分东西两城，两城外围有郭城。郭城依无定河北岸地形，呈西南向东北方向延伸，破坏严重，南垣、北垣情况不明，东垣西垣相跨5公里，可知范围相当广阔。西城是内城，呈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东南北三垣平直，西垣有一处曲折，周长2470米。

内城四面各开一门，南北东三门仅存基址，西门瓮城尚存，门道宽3米。城垣四隅有突出城外的墩台。墩台作长方形或方形，高出城垣。西南隅墩台最高，达31.62米。四隅墩台上建角楼，角楼已毁。从墩台顶面平坦，中央置一大础石，以及残存的柱槽、板道等遗迹考察，推知角楼围以栏干，其下有层层板道，状若架设于峭壁上的栈道。每面城垣外侧均建“马面”。东西北三面各有马面十座，南垣八座，较宽厚，每座长18.8米、宽.4米。正中有方形竖坑，从出土的高粱米、木材等遗物判断，应为仓储建筑。这在我国城市建筑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城内中部偏南处有长方形夯土台基一处，残高1.2～1.5米，从出土的花纹方砖及大瓦判断，应是大夏宫殿遗址。

东城后建，略大于西城，周长2566米。两城毗连，东城西垣即西城东垣。亦有城门（北垣无门）、墩台、马面等设施。保存较差。

郭城和东西城的城垣、墩台和马面，均由三合土夯筑，呈青灰色，质地极为坚硬。经化验，主要成分是石英、粘土和石灰。

保存在统万城址内的遗物相当丰富，瓦砾成堆，生活日用的陶瓷片俯拾皆是。遗物的年代比较杂乱，汉晋唐宋都有。据《魏书·食货志》记载，赫连勃勃营建时，这一带是水碧山青的绿洲。魏灭夏后，这里成为牧场。唐初为农业区，唐末以后，植被遭到严重破坏，于是底沙泛起成流沙。至北宋末，这里已是一片沙漠。具有六百年历史的统万城，从此沦为废墟，湮没在一望无垠的毛乌素沙漠里。从统万城的变迁，可以看出鄂尔多斯高原自然面貌剧烈变化之一斑。吸取毁林造成严重恶果的历史教训，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吐谷浑伏俟城西晋末，慕容鲜卑首领吐谷浑率所部西迁，抵今甘肃青海间。至六世纪，其王夸吕始称可汗，居伏俟城。据1960年和1981年的调查研究，今青海湖西岸铁卜卡古城即吐谷浑伏俟城故址①。伏俟故城由郭城和内城组成。郭城平①罗宗真：《江苏六朝城市的考古探索》，刊《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②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3期。

①黄盛璋、方永：《吐谷浑故都——伏俟城发现记》，《考古》1962年8期；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湖环湖考古调查》，《考古》1984年3期。

内城在郭城西部，平面方形，每边长约200米。墙上无雉堞，仅东墙正中开门。城内偏西北处发现大型台基，方形，每边长70米，似为宫殿遗址。城内有通衙，布局与城墙方向一致，东西向与南北向交叉呈方格状。城门和宫殿皆东向，可能是沿袭鲜卑“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的旧俗。地面遗迹稀少，反映了慕容鲜卑西徙青海后仍然过着“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屋”②的生活。

②《晋书·四夷·吐谷浑传》。

第二节 魏晋十六国墓葬

本节辑录的魏晋十六国墓葬资料，以淮河、秦岭以北的北部地区为限，同时期的吴蜀两晋墓葬资料，详见第四节。

魏晋十六国时期，一般指曹魏黄初元年篡汉起至北魏攻灭北凉统一北方止（220～439）。这期间，淮河、秦岭以北的中国北部地区，各政权各民族间相互攻伐，战乱不息，社会经济调敝，反映在埋葬方面，一般表现为简埋薄葬，与秦汉墓比较，已大为逊色。曹魏西晋的统治者，迫于经济困难，无力营建宏大陵寝，又为防止死后陵墓被盗掘，往往“依山为陵，不封不树”，不建寝殿，不设园邑，不设神道，地面上不留任何痕迹，考古探觅较难。十六国时期，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防止坟墓被盗掘，大多沿用本族流行的“潜埋”而不起坟的葬法，所以他们的坟墓也不易被发现。但是，帝陵以外的一般魏晋十六国墓葬，并不受此限制。1915年，英国斯坦因盗掘新疆阿斯塔那古墓群，从已发表的资料看，至少有六座墓属于十六国时期的墓葬①。本世纪上半叶，日本人鸟居龙藏、驹井和爱等人先后多次在辽阳一带发掘汉魏晋壁画墓②。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敦煌佛爷庙墓地发掘十多座魏晋墓③。还有，自本世纪初以来，魏晋墓志不断在洛阳出土，其中有晋贾充妻郭槐墓志、武帝贵人左棻墓志、晋中书侍郎荀岳夫妇墓志④。这些墓志为研究这一地区的魏晋墓，特别是西晋帝陵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的魏晋十六国墓葬不断被发现，就北部地区来说，河南的洛阳、偃师、郑州、延津、焦作、安阳、南阳，陕西的西安，河北的石家庄，北京市，山东的苍山、诸城，辽宁的辽阳、北票、锦州、义县、旅顺、朝阳、本溪，甘肃的敦煌、酒泉、嘉峪关、张掖、永昌、武威、崇信，青海的大通，新疆的吐鲁番⑤，都发现了这个时期的墓葬。在这个时期的大中型墓中，往往有纪年墓砖或其他带有纪年的器物随葬，还有记录墓主姓名身份的碑形墓志、印章和壁画题记，这些都为墓葬断代、器物编年以及墓主身份的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据，这是先秦两汉时期所无法比拟的。

由于北部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传统等方面的原因，各地墓葬所反映的文化面貌不尽一致。国内学者一般把北方魏晋十六国墓葬划分为中原、西北、东北三个区①。

中原地区黄河中游及其邻近的中原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其主要特点是，以砖室墓为主要形式，土洞墓次之；较大型的砖室墓有斜坡墓道，并在墓道两侧壁留出递减的台阶，甬道间安置石门；随葬器物中以陶制的牛车、武士俑、镇墓兽、长方形果榼、绛釉小罐，“位至三公”铭文的双夔纹铜镜等最具特色。魏晋都城洛阳，是当时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这一地区的埋葬制度和习俗，往往给其他地区的墓制以较大的影响。

①张小舟：《北方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与分期》，《考古学报》1987年1期。

②鸟居龙藏：《南满洲调查报告》，三友社，1910年。驹井和爱：《辽阳发现汉の代坟墓》，东京，1950年。

③夏鼐：《敦煌考古漫记》，《考古通讯》1955年1—3期。

④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洛阳大华书报供应社，1941年。

⑤《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

①张小舟：《北方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与分期》，《考古学报》1987年1期。

其中有明确纪年或已知身份的计有：洛阳工区曹魏正始八年（247）墓②，西晋太康八年（287）墓，元康九年（299）贾后乳母徐美人墓，永宁二年（302）士孙氏墓③，以及北京发现的西晋永嘉元年（307）王浚妻华芳墓④，山东诸城发现的西晋太康六年墓⑤。本地区虽然没有发现十六国纪年墓，但在西安收集到一件前凉升平十三年（369）制作的金错泥筩①。根据随葬器物基本上可以确定为十六国时期墓的至少有西安草厂坡墓②、安阳孝民屯154号墓等多座③。

探寻西晋帝陵是本地区的一项重要考古工作。据《晋书》记载，仅知司马氏三代都葬在洛阳故城东的首阳山，而且都是依山为陵，勘查不易。考古工作者利用本世纪初出上的左棻、荀岳两墓志，根据志文所载的晋陵方位进行核查钻探，结果在左荀二墓志出土地点的附近，各探出一组排列有序的墓群。其中一组在峻阳儿地，共二十三座：另一组在枕头山前，共五座。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两组中的大墓各一座，初步确定枕头山前墓地应是晋文帝司马昭的崇阳陵墓地，峻阳儿地应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峻阳陵墓地。这两座已发掘的大墓，有可能就是崇阳陵和峻阳凌④。由于两墓早年被盗，没有留下直接的物证，目前尚不能确定。但这项工作已为解决西晋陵问题迈开了第一步。西北地区西北地区的魏晋十六国墓葬，绝大多数发现于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吐鲁番地区。其主要特点是，地面上常见平面方形的坟院式茔域，坟院内的墓葬作斜行排列或横行排列，有覆斗形或馒头形的坟丘为标志。墓葬以砖室墓和土洞墓为主。较大型的墓，墓门上砌有门楼或照墙，有的高达10多米，上砌仿木构的斗拱、门阙，并嵌彩绘或雕刻的小砖。墓室内绘壁画或小砖画。随葬陶器上多施刻划的水波纹，有较多木制明器。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等地的随葬器物，以带有纪年的镇墓陶瓶和衣物最具特色。本地区有明确纪年或可知身份的墓葬很多。粗略统计，发现于嘉峪关新城的有曹魏甘露二年（257）段清墓，武乡亭侯墓（M9）①：发现于酒泉的有镇军梁君墓（丁家闸M1）、稗将军墓（崔家南湾M1）②：发现于敦煌佛爷庙的有西晋咸宁二年（276）②洛阳市文物队：《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发掘报告》，《考古》1989年4期。③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洛阳晋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1期。

④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年12期。

⑤诸城县博物馆：《山东省诸城县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12期。

①秦烈新：《前凉金错泥筩》，《文物》1972年6期。

②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南郊草厂坡北朝墓的发掘》，《考古》1959年6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孝民屯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6期。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西晋帝陵勘察记》，《考古》1984年12期。

①甘肃省文物队等：《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甘省肃博物馆：《酒泉、嘉峪关晋墓的发掘》，《文物》1979年6期。

②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嘉峪关晋墓的发掘》，《文物》1979年6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824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墓、前凉升平十三年（369）墓、后凉麟加（嘉）八年（396）墓、北凉玄始十年（421）墓③：发现于武威的有魏青龙四年（236）墓④、前秦建元十二年（376）墓⑤：发现于陇东崇信于家湾的有前赵光初二年（319）墓⑥；发现于吐鲁番阿斯塔那的有西晋泰始九年（273）墓，前秦建元二十年（3s4）墓、建元二十二年墓；前凉建兴三十六年（348）墓、升平十一年（367）墓；西凉建初十四年（405）墓；北凉义和二年（432）墓、义和三年墓，缘禾五年（436）墓、缘禾六年墓①；以及青海大通发现的“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墓②，等等。

已发现的河西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数以万计，目前已发掘500多座。

这批墓葬分土洞墓和砖室墓两种，以土洞墓居多。都有斜坡墓道，有的墓道还有过洞、天井，有的砖室墓照墙为仿木结构建筑，也有在土洞墓的墓门上镶嵌土坯以构筑门相的。不论是土洞墓还是砖室墓，都由墓道（包括过洞、天井）、甬道、墓室（包括耳室、龛）组成。墓内彩绘壁画是河西魏晋十六国墓的一个特点。壁画有大幅和小幅之分。大幅壁画是在几块砖面上用筛过的黄土掺合胶性物抹平作底，后用土红色起稿，再用墨线勾勒定稿，继而用石黄、白、朱、赭石、粉黄、灰浅赭色施彩。小幅壁画基本上是一砖一画，作图程序与大幅壁画相同，只是用色较单纯，一般以墨、赭石和朱为主。河西发现的壁画墓，以嘉峪关新城魏晋壁画③和酒泉丁家闸十六国时期壁画④为代表。新城发现六座壁画墓，共保存壁画600多幅，内容取材于当时社会生活，以农桑、牲畜、酿造、出行、宴乐、狩猎、庖厨、生活用具、兵屯、营垒、坞壁、穹庐和建筑装饰图案为主要题材，借以炫耀墓主人生前的燕居行乐情景。丁家闸壁画墓（M5）的墓主似为西凉的王侯或三公，墓中着重描绘道家神话传说中的天上、人间、地下三境界，东王公、西王母、神兽、圣贤人物。壁画布满前室四壁，顶部绘复瓣莲花藻井，以土红色宽线为栏界，气势雄伟，是一幅不可多得的长画卷。它是我国首次发现的保存完好的十六国时期大型壁画，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吐鲁番阿斯塔那晋十六国时期流行带斜坡墓道或竖井墓道的土洞墓。墓室平面近方形，顶部四角攒尖或覆斗式。洞内仅可容木棺，洞口用土坯或石头封闭。尸体用麻布缠裹，苇绳捆扎，因气候干燥，常形成干尸。死者大多是汉魏以来屯戍西域的汉人后裔，埋葬制度与中原相似。墓中随葬各种染织品、绢纸制品、陶木器、俪、钱币和金属饰品。绢纸制品中常发现墨书的文字，内容大多是当时的官私文书，被学者称为“吐鲁番文书’。目前已有不少学者专门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

③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敦煌晋墓》，《考古》1974年3期。甘肃省敦煌县博物馆：《敦煌佛爷庙湾五凉时期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10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324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④黎大祥：《武威发现三国墓》，《中国文物报》1991年9月22日。

⑤钟长发等：《武威金沙公社出土前秦建元十二年墓表》，《文物》1981年2期。

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324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1963～1965）》，《文物》1973年10期；又《吐鲁番县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1966～1069）》，《文物》1972年1期。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管所：《吐鲁番出土十六国时期的文书—吐鲁番阿斯塔那332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1期。

②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的匈奴墓》，《文物》1979年4期。

③甘肃省文物队等：《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④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酒泉十六国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的魏晋十六国墓葬，集中发现于辽宁省，尤以辽阳、朝阳发现为多。普遍以石板、石块砌筑墓室，砖室墓少见。较大型的石室墓，墓内常见彩绘壁画。随葬器物中以腹部穿孔的陶瓶、把怀、炭炉以及马具、金花冠和各种金饰品最具地方特色。其中有明确纪年或可知墓主身份的有辽阳三道壕太康二年（281）墓①，□令支令张君夫妇墓②，朝阳后燕建兴十年（395）昌黎太守崔■墓①，北票北燕太平七年（415）范阳公大将军大司马冯索弗墓②等。

东北地区的魏晋十六国墓葬，变化较大。一般地说，曹魏时期，辽东太守公孙度割据辽东，墓葬形制基本上沿袭东汉的多室墓制。魏末至西晋，辽东统一于中原，墓葬形制与中原渐趋一致。流行于中原的釉陶小壶、“位至三公”铜镜，以及南方的青瓷虎子，都可以在东北晋墓中发现。十六国时期，东北一带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北燕等政权，统治者为鲜卑慕容部或鲜卑化的汉族冯氏。这时鲜卑文化占居主要地位，但汉文化仍有很大影响。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墓葬中都得到反映。其中最具典型的是北燕开国主冯跋之弟冯素弗夫妇墓。

冯氏夫妇同坟异穴，都是长方

形石椁墓，东西向。椁内殉犬。木棺前端高宽后尾低窄。冯氏头戴顶插步摇的金冠饰，明显属于鲜卑习俗。但石椁内置柏木画棺，椁内壁施彩绘，椁顶画天象图，四壁画墓主人家居出行场面。画棺绘羽人、屋宇、云气等图象，则承袭东汉大墓的特点。随葬器物同样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系统。冯妻墓早年被盗，遗物不多。冯氏墓随葬陶器、铜容器、漆器等470多件。其中的铁制工具、兵器和甲胄，以及铁马衔、木芯鎏金铜马镫等成套马具，还有镂孔高圈足铜鍑，提梁铜罐等炊煮器，都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的风格。但是，表示墓主人身份的印章，各种仪仗用的鎏金铜工具和铁质车器、漆案等食具和用具，以及文具、舆服杂用等，则又显示着传统的汉文化特征。此外，墓中还有东罗马制作的玻璃器和印有佛像的金冠。都是研究北燕的历史社会、思想意识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

①王增新：《辽阳三道壕发现的晋代墓葬》，《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1期。

②李文信：《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5期。

①陈大为等：《辽阳朝阳后燕崔遹墓的发现》，《考古》1982年3期。

②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3期。

第三节 北朝墓葬

北魏初都平城（今大同），后迁洛阳。保存下来的北魏墓亦以大同、洛阳两地为最多。在大同，经考古发掘的有文明太后冯氏的永固陵①和分布在大同郊区的二百六十多座北魏早期墓②。

永固陵

永固陵是南北朝最大的墓葬之一，位于大同方山，坟丘呈方形，底边长117～124米，现存高约23米。墓室在坟丘下面，坐北向南，由墓道、前室、甬道、后室四部分组成。前后两室全长23.5米，用砖20多万块。两室之间有甬道。甬道内设两重石门。以后的北魏皇室墓大都采用这种墓制。

永固陵的陵园布局沿袭东汉旧制，在陵南600米处设石殿，号永固堂。

现存一长方形基址，有柱础、龟蚨等残迹。又在永固堂南200米处建佛寺，至今仍保存带回廊的塔院遗迹。这种富有佛教色彩的墓寺结合的做法，成为北朝陵墓的一个特点，同时反映了佛教在北朝统治集团中的地位。

此外，在永固陵东北一里处有孝文帝豫营的陵墓，号万年堂，也是双室墓，但规模较小。早年被盗，已遭到严重破坏。

北魏早期墓葬大同郊区的北魏早期墓，以带斜坡墓道的洞室墓为主，墓向大多朝南，砖砌墓室，平面近方形，四壁微呈弧线形，其上收成四角攒尖顶。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还有不少来自波斯萨珊朝的玻璃碗和鎏金银碗。在这批北朝早期墓中，最重要的是北魏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冀州刺史瑯琊王司马金龙夫妇墓①和屯骑校尉建威将军洛州刺史封和突墓②。

司马金龙夫妇墓为砖砌多室墓，由墓道、前后室、耳室及连接各室的甬道所组成。墓室总长17.5米，墓道长28.1米，全长45.6米。墓砖呈青灰色，砖侧模印“瑯琊王司马金龙墓寿砖”十个字。主室西侧置石雕棺床，上置漆棺。墓葬早年被盗，但仍遗存367件陶俑。陶俑大都是侍从俑、仪仗俑，身披铠甲的步兵俑和骑兵俑。还有与陶俑相配合的驮粮马和大小马匹、骆驼等30多件。此外，有太和八年司马金龙墓表和墓志各一方，延兴四年姬辰墓志一方，安插在四个石础上的漆屏风一座。石础雕刻精美。屏风仅存彩画屏板。屏板上彩绘历史人物故事，各有题榜，堪称为罕见的北朝书画和石雕艺术珍品。

封和突墓是一座前后室墓。早年被盗，劫余遗物中有五世纪古波斯萨珊朝的鎏金银盘和高足银杯等珍品，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发现。

①大同市博物馆等：《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7期。

②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79～1989年山西省的考古发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①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3期。

②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3期。

洛阳墓葬区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皇帝、王公贵族死后都埋葬在洛阳邙山一带。本世纪初，元魏墓葬遭到严重破坏，仅收集保存的墓志就有二百多方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根据当时收集记录的出土地点，进行多次实地勘查。判明洛阳北郊瀍河两边的北邙山域，应是元魏统治集团的一个大墓区。在这个大墓区内，有帝陵、元氏皇室、“九姓帝族”、“勋旧八姓”、其他内入的“邻诸姓”，以及一些重要降臣的墓葬②。据出土墓志推定，孝文帝长陵、孝文后陵、宣武帝景陵，位于这片墓区的西边，今洛阳西北官庄村东地的大小家应是孝文帝长陵及其后陵；大小冢右前方的冢头村东地土冢，应是宣武帝景陵③。孝文及其诸世祖子孙中的父子（女）墓葬，采用“父为祖坟，子墓位祖坟的左前方、右前方，或左后方、右后方”四种排列方式。诸世祖子孙墓地中兄弟墓葬的排列顺序则皆自左而右，一字并行④。

已发掘的洛阳地区北魏墓近百座，其中有元、元怿、元邵、元邵、元睿等皇室墓，以及司马悦（司马金龙之子）、寇猛等大臣墓①。这批元魏墓，皆南向，多数为方形单室墓，少数为前后室墓。方形单室墓中，砖室墓居多，土洞墓较少。由斜坡墓道（少数作竖井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呈方形或近方形，四壁稍外弧，一般为穹窿顶，也有作四角攒尖顶的。有的在墓道上方开凿一个或二个天井。前后室墓仅见于元邵、元等皇室墓，墓道上方也开凿一个或二个天井。不论单室或前后室的元魏皇室墓，墓内大多彩绘壁画，随葬品也比较丰富。

东魏北齐陵墓

东魏北齐陵及皇室墓大多集中在河北磁县滏阳河以南、漳水以北的广阔地带。这里素有“七十二家”、“八十四寨”之称。著名“磁州三高”碑就在这里出土。已发掘的有磁县湾漳北齐大墓（疑为某帝陵）②、大冢营村东魏茹茹公主墓③和东槐村北齐文昭王高润（高欢之十四子）墓④。这三座大墓都是砖砌单室墓，坐北朝南，由斜坡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湾漳大墓总长52米，茹茹公主墓总长近35米，高润墓总长63.1米。甬道上方有砖砌门墙或仿木构的门脸，甬道内及前后两端均砌三堵封门墙（高润墓砌二堵），中后两堵墙之间设石门（茹茹公主墓仅有石门框）。墓室平面略呈方形，四壁微外弧，顶呈穹窿状。墓室西侧设棺床。墓内绘满彩色壁画。虽然早年多次被盗，遗存仍甚丰富。

①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洛阳大华书报供应社，1941年。

②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7期。

③黄明兰：《北魏洛阳景陵位置的确定和静陵位置的推测》，《文物》1978年7期。

④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7期。

①黄明兰：《西晋裴祗和北魏元两墓拾零》，《文物》1982年1期；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年4期；又《河南洛阳北魏元乂墓调查》，《文物》1974年12期；孟县人民文化馆：《河南孟县出土北魏司马悦墓志》，《考古》1983年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县杏园村的四座北魏墓》，《考古》1991年9期；侯鸿钧：《洛阳西车站发现北魏墓一座》，《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2期。

②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考古》1990年7期。

③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4期。

④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考古》1979年3期。

湾漳北齐大墓的壁画大多剥落，仅墓道壁画保存较好。壁画画面共300余平方米，两壁画面对称，东壁以青龙为先导，随后有53人组成的仪仗出行队伍；西壁以白虎为先导，随后亦有53人组成的仪仗出行队伍。仪仗队伍的上方是天空，绘有各种神兽、流云、莲花等图象。茹茹公主墓的壁画面积达150平方米。自墓道入口处依次绘青龙、白虎，仪仗行列，镇墓威神及凤鸟、羽人。墓道地面两边绘花卉图案，甬道券顶门墙上绘朱雀及镇墓威神；甬道两壁绘侍卫。墓室四壁以四神及墓主起居为主要题材。布局谨严，人物比例准确，服饰逼真，线条流畅，敷色艳丽。高润墓壁画以北壁保存较好，中部绘墓主，端坐帷帐中，头戴折上巾，身穿直裙便服，两侧各有待从六人，手执华盖、羽旌等物。墓顶可能绘有天象图。这三座墓的壁画，绘画技艺娴熟高超，画面气势宏伟，代表了北齐壁画的艺术水平，在中国绘画艺术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陶俑是这三座墓的主要随葬品。湾漳大墓出土1500多件，茹茹公主墓1100多件，高润墓381件，是同期墓中随葬陶俑最多的。陶俑种类很多，均施彩绘，制作精美，形象生动。其中以侍卫俑和侍吏俑占多数。此外，还有伎乐俑、击鼓俑、奴仆俑以及胡俑、萨满巫师俑，等等。为研究北朝的历史社会、舆服制度提供了一批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除磁县东魏、北齐皇室墓以外，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还发现一大批东魏北齐时期的勋臣贵戚世家大族墓。其中墓主身份明确、纪年清楚、保存较为完整的有：河南安阳北齐骤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范粹墓①，北齐东徐州刺州和绍隆夫妇墓②，安阳北齐文宣帝妃颜氏墓③，濮阳北齐车骑将军李云夫妇合葬墓④，河北磁县北齐开府仪同三司、怀州刺史尧峻墓⑤，尧母赵郡君墓⑥，赞皇东魏司空李希宗夫妇合葬墓⑦，黄骅北齐青州乐安郡太守常文贵墓⑧，平山北齐祠部尚书赵州刺史崔昂夫妇合葬墓⑨，山东高唐东魂济州刺史房悦墓⑩，山西太原北齐右丞相东安王娄叡墓(11)，太原扩坡北齐张肃俗（北魏龙骧将军长安侯张子霞之四子）墓(12)，寿阳北齐故定州刺史太尉公明阳王库狄回洛墓(13)，祈县北齐骠骑大将军青州刺史韩裔墓(14)，以及山东临淄崔氏墓群①，济南陈氏墓群②，河北临城赵郡李氏墓群③，景县封北氏墓群④，高氏墓群⑤，无极甄氏墓群⑥，河间邢氏墓群⑦，山西闻喜裴氏墓群⑧，等等。这个时期的世家大族，他们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根据出土墓志，可以考定各家族的族葬方式。例如磁县尧氏墓群，尧母居南，三子并列在北；临城赵郡李氏墓群，李父居中，其先夫人在南，二子并列在北；赞皇李氏墓群，李父居北，五子并列在南。这两种排列方式，与北魏皇室墓的排列是一致的。

东魏北齐沿袭北魏的埋葬习俗，皆单室墓，墓向朝南，但有少数例外。

例如，临淄崔氏墓，墓向西北：李希宗等少数殊勋墓为南向的前后室墓。单室墓大多是青砖砌筑，少数是土洞墓，仅临淄崔氏墓为石砌单室墓。单室墓皆由斜坡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平面以方形居多，四壁稍稍向外弧出，一般为穹窿顶，少数作四角攒尖顶。砖砌棺床置墓室西壁（或北壁）下。棺床前陈列陶俑及其他随葬品。勋戚大臣的方形单室墓，往往加长墓道，扩大墓室，在甬道内加砌砖墙，设石门，并在甬道上方砖砌门墙或作仿木构的门脸。库狄回洛墓和娄叡墓内均增设帷帐，这可能与他们官阶最高（正一品）有关。

东魏北齐的世家大族墓，墓内大都彩绘壁画，随葬成群的陶俑、动物模型和精美的瓷器。有的还有东罗马金币和西方传入的金银器和玻璃器。外戚李希宗、娄叡是世家大族墓中最豪华的两座。李希宗墓是具有前后两室的大墓。这种前后室墓在北朝后期是很少见的。娄叡墓壁画达240多平方米，画面主要是表现墓主生前生活的显赫场面和死后灵魂飞升的虚幻境界。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北朝壁画出现了受南朝风格影响的画面。例如济南东八里洼和临胸冶泉等地发掘的东魏北齐墓，墓中都绘有屏风。屏风内绘“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的图像①。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南北朝时期并不因政治上的对峙而影响南北文化的交流。

北周墓葬北周墓发现较少，年代明确的有咸阳西魏侯义墓②、宁夏固原北周柱国大将军河西公李贤夫妇墓③。这两座墓的发现，为北朝晚期墓的编年研究提供了准确的标尺。侯义墓是单室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组成。墓室绘壁画，损泐严重，仅墓顶星座图尚有残存。墓葬早年被盗，遗存陶俑、漆器等60多件。陶俑种类繁多，有武士、文吏、侍女、胡俑和骑马乐俑等，是一批难得的西魏文物。李贤墓是长斜坡墓道带三个天井的土洞墓。在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和墓室中都绘有壁画。画面部分残缺，现存23幅，内容约可分为门楼、武士和侍从伎乐三部分。线条古拙粗放，风格写实，着重表现墓主人生前富贵豪华生活，不见东魏北齐流行的升仙思想画面。这批壁画填补了北周绘画史上的空白，为研究北周建筑、服饰、兵制提供了形象资料。墓中随葬陶俑数百件，色彩鲜艳，塑工精细，神态各异：部分陶俑具有明显的少数民族特征，反映了这个时期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过程。随同出土的鎏金银壶、金戒指、玻璃碗等波斯萨珊朝工艺制品，还是研究中外交通史的重要资料。

第四节 六朝墓葬

六朝墓多数发现于长江中下游，福建、广东、广西和四川、贵州、云南等省区也有不少发现。据不完全统计，已发现的六朝墓在二千座以上。

长江下游地区

南京地区是六朝都城所在地，发现的六朝墓也最多。由于当时流行族葬制度，又迷信相墓术，所以，发现的六朝墓大多三五成群，分布于土山丘陵的半坡上。砖砌墓室，墓向依山势而定。中小型墓主要是平面呈长方形的平顶叠砌砖墓，或平面呈长方形或凸字形的券顶砖墓。大型墓一般有前后室，四隅券进式顶，或前室四隅券进式顶，后室券顶。少数还带有1—3个侧室。有的还砌出棺床、祭台，在封门砖下，砌有通向墓外的瓦管排水沟。六朝前期（吴、晋）墓的随葬品以陶器、釉陶器为主；六朝后期（南朝）墓，随葬青瓷器明显增多①。

孙吴帝陵迄今未发现。已发现的等级最高的孙吴墓是吴左大司马右军师朱然墓②。朱然墓发现于安徽马鞍山，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后室所组成。前室平面近方形，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后室平面长方形，双层拱形券顶。墓葬早年被盗，残存遗物140多件，包括漆器、木器、青瓷器、陶器、铜器和大量的铜钱。漆器数量最多，有十多个品种共60多件，器形多数是汉代常见的耳杯、盘、案、盒、壶、樽、奁等。另有漆槅和漆凭几，系三国时出现的新产品。胎质有木胎、篾胎、皮胎等。装饰工艺有鎏金铜扣、描漆、戗金锥刻、犀牛漆，有的还采用雕刻与彩绘相结合的方法。漆器以人物故事画为主，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弥补了绘画史上的一段空白。部分漆器的外底部有漆书“蜀郡作牢”字样，表明这批漆器均属蜀郡工官产品，为吴蜀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东晋南渡，陵墓都在建康（南京）。据唐人许嵩《建康实录》记载，东晋十一陵，位于“鸡笼山之阳”的有元、明、成、哀四帝陵，合称西陵；位于“钟山之阳”的有康、简文、孝武、安、恭五帝陵，合称东陵；位于“幕府山之阳”的有穆帝永平陵。另有废帝海西公司马弈废后卒于吴，葬地不详。经考古发掘，结合文献研究，“鸡笼山之阳”即今南京大学北园一带。1972年在南京大学北园发掘的东晋大墓，当即西陵四帝之一①。“钟山之阳”即今南京太平门内富贵山一带。1960年在富贵山南麓发现了恭帝陵的玄宫石碣②，随后在其附近发掘到一座东晋大墓③。学者对这座大墓是哪一个帝陵存在争议，但一致认为不出东陵后三陵之一④。

①蒋赞初：《关于长江下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断代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②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3期。①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文物》1973年4期；李蔚然：《论南京地区六朝墓葬的葬地选择和排葬方法》，《考古》1983年4期。

②李蔚然：《南京官贵山发现晋恭帝玄宫石碣》；《考古》1961年5期。③南京博物院：《南京富贵山东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66年4期。④同①李蔚然文。蒋赞初：《南京东晋帝陵考》，《东南文化》，1992年3、4合期。“幕府山之阳”即今南京北郊幕府山南面的北岗山一带。1981年在北崮山南麓（今南京汽轮电机厂内）发掘到一座东晋大墓，当即穆帝永平陵⑤。在其附近，还发掘东晋皇族墓数座⑥。

东晋陵墓基本上继承西晋的营建方法。陵墓大多开凿在半山腰南麓，依山为陵，不起坟。墓室皆为带甬道的券顶单室砖墓。甬道一般长2～3米，墓室长4～7米，墓室前有很长的排水沟。所不同的是，西晋陵墓道又长又宽，甬道内设一道或二道石门；而东晋陵墓道偏短偏小，甬道内设一道或二道木门。东晋陵的随葬器物大体上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青瓷器皿，有盘口壶、鸡首壶、洗、碗等：第二类是陶质明器，有案、凭几、托盘、耳杯、圆盘、香熏，尤其是每墓均有4个雕塑龙虎形的帷帐座：第三类是漆器日用品，可辨的器形有盘、盒；第四类是金银饰品和玻璃器皿；第五类是铁镜、石黛板等杂物⑦。由此可以看出，东晋陵的规模和随葬品的数量、质量，都超过三国西晋；与汉唐陵墓作比较，则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这或可说明，东晋偏安江左，在社会生产和物质生活上都有所发展，但非汉唐可比。

南朝陵墓

在建康及其附近地区。由于南朝帝后陵及皇族（王侯）墓的前面有很长的神道，神道两侧立石兽、石柱、石碑。因此，清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做过调查，近人朱偰著《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集前人研究之大成。1950年以后，考古工作者又多次进行勘查，共发现南朝陵墓31处，其中有姓名可考的25处。根据勘查，得知刘宋陵墓分布在南京甘家巷和江宁其林铺一带；南齐陵墓在丹阳胡桥、建山一带；南梁帝后陵在丹阳东城村，皇族墓大多在南京尧化门甘家巷一带：陈陵在江宁方山、灵山和南京西善桥附近①。已发掘的南朝陵墓有姓名可考的计有：南齐宣帝萧承之的永安陵或高帝萧道成的泰安陵②，景帝萧道生的修安陵③，东昏侯萧宝卷墓，和帝萧宝融的恭安陵④。南梁桂阳简王萧融墓⑤、桂阳敦王萧象墓⑥、安成康王萧秀墓⑦、建安郡王萧伟墓或昭明太子萧统墓⑧，陈文帝陈蒨的永宁陵⑨、宣帝陈顼的显宁陵⑩。南朝陵墓沿袭东晋陵墓的营建方法，聚族而葬，迷信风水，所有的南朝帝后陵和皇族墓都选择在两山之间的山冲高地，后有隆起的山丘作为屏障，前有开阔的平地，陵前神道顺山势直抵平岗。陵墓体制也都是带有甬道的单室砖墓。墓室平面长方形，顶部起券，帝陵长13～15米（包括甬道），甬道内设石门二道，石门额上浮雕仿木结构和桃形灯龛，室内有砖砌棺床和石棺座，棺床前设石祭台。棺床前后有阴井，并有砖砌排水沟通向墓外。墓室和甬道外有的筑有挡土护墙多道。整个墓室用花纹砖和模印砖画拼嵌而成。甬道两壁有的嵌砌狮子、武士砖画，顶部嵌砌太阳、月亮砖画。墓室内壁面嵌砌羽人戏龙、羽人戏虎、车马出行以及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砖画。画砖间杂有莲花和缠枝忍冬等甬案。皇族墓与帝陵差不多。墓前仍置石刻，但规模较小。墓室亦流行带甬道的单室砖墓，但比帝陵稍简化。全长7～10米。图道内设石门一道，墓壁多用莲花、忍冬、菱形纹砖拼嵌，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砖画偶有发现。墓室内大多随葬石俑、石马和石帷帐座，有的还出土龟趺墓志。南京及其附近，又是东晋南朝世家大族的聚葬地。东汉兴起的豪门士族聚族而葬、按辈份排列的制度，至东晋南朝尤为盛行。南京老虎山颜氏家族墓①、象山王氏家族墓②和宜兴周氏家族墓③，是考古工作较多的三个家族基地。老虎山颜氏墓地已发掘9座，墓皆南向，东西排列，长70米。象山王氏墓地已发掘7座，墓亦南向，分行排列，占地5万平方米。宜昌周氏墓已发掘6座，墓皆东向，北南排列，占地5万7千平方米。根据出土墓志及同一墓地中的死者关系，推知当时的排葬方式大约是：墓南向的墓群，长辈居右（西），晚辈依次自右向左（自西而东）一行顺排，如老虎山颜氏墓；墓东向的墓群，长辈居左（北），晚辈依次自左向右（自北而南）一行排列，如宜兴周氏墓：另一种是长辈居中或居前，晚辈依次葬其两侧或晚辈居后方依辈分排葬，如象山王氏墓地。虽然这三种排葬方式，并不都是十分严格的，个别较晚辈的放在长辈之间也偶有发现。但聚族而葬，按辈排列，他族不得混入，这是不能改变的。

此外，扬州、苏州、常州、无锡以及浙江的金华、衢县，江西的南昌、瑞昌、修水等地，也发现不少六朝墓。墓制与南京出土的同期墓基本相同。从西晋开始，以青瓷器随葬逐渐占据主要地位。

长江中游地区武汉和长沙是长江中游六朝墓的两个重要地点。

武汉东边的鄂城是孙权称吴王时的都城，黄初二年（221）改名武昌。黄龙元年（229）迁都建邺（南京），终南朝之世，武昌一直是控制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因此，这里发现的吴晋南朝墓为数甚多。已发现的纪年墓有吴黄武六年（227）、永安五年（262）、晋泰元四年（379）、隆安三年（399）、宋元嘉廿七年（450）、孝建二年（455）和齐永明三年（485）等①。这批纪年墓，为长江中游地区六朝墓的分期提供了准确依据。

长江中游的东吴墓大多是砖室墓。大中型墓沿袭东汉墓制，以带短甬道的横前室单后室（前室常附耳室）和横前室双后室两种为主。小型墓大多是长方形单室。随葬品除沿袭东汉时的陶模型器以外，还增添不少器类，如多子福、盘口壶、香熏、俑、畜圈、虎子等，其中青瓷器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常见的随葬品组合是罐、钵、碗、盘、耳杯、案、灯、香熏、唾壶、虎子、俑、仓、灶、牛车、鸡、狗、家畜圈等模型器，以及铜镜、石黛板、铅地券和铜钱。其中尤以带纪年铭文的重列或环列神兽镜、佛像夔凤镜，刻有立佛像的鎏金铜带饰，带尖帽涌和盘发跪俑，穿山甲形俑，人面兽足的镇墓兽，以及刻有“孙将军门楼”的青瓷院落最具时代特征。两晋南朝墓流行单室砖墓，平面长方形，或在前端正中或一侧增设短甬道。一般趋向简约。墓底大多设棺床和排水沟。随葬品中的青瓷器比东吴墓的同类器较多且好。胎灰白色，纹饰简单，多素面，绿釉为主，罐、钵口沿往往饰以褐绿色釉斑②。长沙地区的六朝墓，形制与武汉近似。已发现的纪年墓有浏阳姚家园西晋太康八年（287）墓③，长沙金盆岭西晋永宁二年（302）墓，桂花园东晋升平五年（361）墓，烂泥冲东晋宁康三年（375）墓，齐永明十一年（493）墓和识字岭齐永元元年（499）墓①。这些纪年墓，规模较大，随葬器物丰富，反映了六朝时期长沙地区较为安定发达的情景。其中最重要的是永宁二年墓和升平五年墓②。永宁二年墓及其附近的5号、6号墓，共出土各类青瓷、陶俑100多件，其中有高冠执板的骑吏俑，持刀盾的武土俑，各种侍从俑，以及乘马演奏的乐队，双人对坐书写的文吏俑，额上点有“白毫相’的僧人。在升平五年墓中，发现周芳命妻潘氏衣物券一方。券上开列潘氏生前服用的衣物50多种，其中有丝织品40多件。这些实物资料，对研究当时长沙地区的社会历史、衣冠制度、生活习俗都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河南邓县学庄村的南朝画像砖墓也是一个重大发现③。这是一座前有甬道的单室券顶砖墓，全长9.8米。墓室和甬道均用带莲花纹的花纹砖砌成，并嵌砌模印加彩的画像砖。画像砖主要表现前列鼓吹的牛车行列场面，它们与墓内出土的50多个仪仗俑相配合，显示墓主生前拥有部曲武装。墓内砖柱上彩绘飞天、化生图像及大量的莲花、忍冬图案，反映出当时佛教已广泛流传。

福建两广地区东晋南渡，北方士族和流民大批涌入福建两广，加速了这些地区的开发。这些地区发现的六朝墓比汉墓大为增多。皆砖室墓，墓砖上常有纪年文字，除东吴外，两晋南朝的纪年基本上都可以连接起来，为分期断代提供了极大方便。本地区的两晋墓，较多沿袭东汉以来的多室墓制，南朝墓则以单室砖墓为主。墓道在墓室前端的正中或一侧，但东汉多室墓制仍有遗存。例如福建建瓯穆墩发现的梁天监五年墓①，墓葬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和两耳室所组成，后室两侧壁和后壁又砌出25个小龛。广西融安4号墓②由前中后三室组成，三室间的两壁和后室后壁均砌砖柱。广东始兴赤南发现双棺室和三棺室合葬墓③，棺室隔壁上增砌通气的小门或壁窗，等等。

福建六朝墓的墓室，都用花纹砖砌筑。砖面为绳纹或布纹，向墓室内的侧面大多模印钱纹、人字纹、菱形纹、米字纹、团花、十字纹、蕉叶纹等，也有少数饰以龙凤、飞天、菩萨、卷草纹的。随葬品主要是青瓷器。器形有罐、壶、碗、钵、孟、盘、碟、豆、杯、耳杯、五盅盘、多子槅和博山炉、灯、膲斗、三足盘、唾盂、虎子以及文砚、水注、灶、仓等模型器。这些青瓷器，除了一部分专为随葬而烧制的明器外，绝大部分是当时的实用器④。两广六朝墓分布很广，说明人口大量增加。广州晋墓的纪年砖文，常见“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一类吉语铭文⑤，连县西晋墓又有犁田耙田模型山土①，反映了在长期战乱中，广东相对稳定的局面。随葬器物与东汉墓截然不同，尤其是陶器，器形、釉色、胎质、纹饰都不一样。东汉墓常见的鼎、盒、壶、瓶、案等饮食器和屋、仓、井等模型器完全绝迹，代之而起的是四耳罐、碗、盆、碟、鸡首壶、虎子、三足砚等青瓷器。南朝盛行长方形的中小型砖室墓，随葬品与晋墓类同，但器类较少，造型趋向单调。

川滇地区

四川蜀汉两晋南朝墓分砖室墓和崖洞墓两大类。砖室墓主要流行于成都平原，崖洞墓遍布四川山地和云贵北部山区。过去对蜀汉墓了解很少，近年发掘忠县涂井崖墓，崇庆五道梁砖墓和双流黄佛崖墓，才得到确认②。蜀汉砖墓大多作长方形单室券顶，随葬蜀汉政权铸造的五铢、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铢是其特点③。崖墓分单室、双室、多室（双后室）三种，形制与东汉崖墓相同，但墓室较低，墓门略呈方形。出土陶模型器，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青瓷器渐多，其基本组合为带系罐、盘口壶、碗，另有唾壶、水盂、罈、碟等，随葬汉五铢、王莽钱和蜀汉钱，也是特点之一。两晋之际，寳人李特、李雄在四川建立成汉政权（304—347）。随后，四川经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社会动荡，墓葬分布范围大大缩小，主要发现于四川盆地西北一带。

①许清泉：《福建建瓯穆墩梁墓》，《考古》1959年1期。

②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融安安宁南朝墓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7期。③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始兴晋——唐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④福建省博物馆：《建国以来福建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254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⑤麦英豪：《广州市西郊发现古墓六座》，《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期；又《广州市文物志》120页，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

①徐恒彬：《简谈广东连县出土西晋犁田耙田模型》，《文物》1976年3期。②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省文物考古十年（1979～1981）》，《文物考古工作十年》257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③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崇庆县五道渠蜀汉墓》，《文物》1984年8期。

砖墓和崖墓规模都趋向简陋窄小，均为单室，葬具仅有木棺或无葬具，随葬陶瓷器。器形以带系罐、盘口壶、唾盂、鸡首壶、虎子等为主，制作粗糙①。

云南地区的六朝

墓大多发现于滇东、滇东北，尤以昭通、鲁甸、曲靖、陆良、昆明、呈贡、晋宁为最多，不下数百座，俗称“梁谁”②“梁堆”采取聚族而葬的葬式，三五成群，分布在小丘陵或平原上，高山上未见。有坟丘，坟丘下墓室，多数是长方形单室砖墓，券顶。少数有前后室，前面有短墓道。也有砖石混合砌筑。晚期多作方形单室砖墓，两侧壁外弧，四面起券，形似覆斗。墓壁石砌，墓底、墓道用花砖铺砌。墓室顶部盖石上浮雕莲花形图案或日月三足乌，有的四角还雕出龙形。梁堆多数被盗。遗存下来的随葬器物很少。主要有铜制的容器、饮食器、摇钱树、铜铁兵器、陶模型器、金银饰物和汉五铢、王莽钱、蜀汉五铢，与内地同期墓的随葬品基本相同，属于汉文化体系。

据学者研究，“梁堆”是汉族遗民及其后裔的墓葬，除了极个别的可能是内地来云南任职的官吏以外，绝大多数应是史书上所说的“南中大姓”。1963年在昭通后海子发掘的霍承嗣墓是个典型墓例③。此墓系砖石混合结构的单室墓，前有墓道。墓室方形，每边长3米，高2.2米，墓道长3.4米，地面坟丘高5.2米。早年被盗，仅存壁画。四壁壁画均分上下两列。画面以墓主坐像，汉彝部曲、仪仗、侍从以及流云、莲瓣、四神、怪兽为主要内容。墓主人坐像绘于后壁下列正中，左右为仪仗和侍从。在主像右上方有墨书题记八行，残存八十六字。据题记，墓主霍□，字承嗣，南郡枝江人，曾任“守南夷校尉交宁二州刺史”，死时是“荆州南郡枝江牧”。先葬蜀郡，东晋太元年间改葬于此。霍氏自霍峻仕蜀汉，其子弋，弋子在，弋孙彪等，俱在宁州任职，成为极有势力的“南中大姓”之一。

①罗二虎：《四川崖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8年2期。

②孙太初：《云南“梁堆”墓之研究》，《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云南省博物馆编，1981年。

③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63年12期。

第五节 高句丽城址和墓葬

高句丽是我国东北地区古貊族的一支。公元前37年建国号，都纥升骨城（今辽宁桓仁县境）：公元前3年，迁都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公元427年，迁都于朝鲜半岛的平壤，国内城为陪都。在高句丽建都纥升骨城和国内城的400多年期间，遗留在我国境内的高句丽城址和墓葬为数甚多。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人曾多次来集安调查发掘。五十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除了复查和重新发掘被日人发掘的高句丽墓葬以外，还对分布于辽宁、吉林两省境内的高句丽遗迹进行过多次的普查和重点发掘。重要的工作有：1956～1959年，对辽河以东的高句丽山城进行全面普查，遍及铁岭、抚顺、辽阳、海城、凤城、桓仁等县境，发现高句丽山城80多处①。另在桓仁县高力墓子村发现高句丽墓750多座，发掘了其中的44座①：在抚顺前屯、洼浑木村两处发掘19座②。

1962～1966年，对集安高句丽遗迹进行全面普查，勘查国都国内城遗址、王都丸都山城遗址，以及两都城外围的山城及其他遗址。对现存于集安县境内的高句丽墓葬进行分区测绘、编号记录③。在普查期间及以后，共清理发掘高句丽墓葬300座左右④，其中包括重新发掘被日人发掘过的五盔坟5号墓、洞沟12号墓和洞沟三室墓⑤。对著名的好太王碑做了精心修葺保护，重新释读研究⑥。

此外，1976～1983年曾三次调查位于辽宁新宾县富尔江西岸的黑沟山城⑦。1982年调查吉林柳河县大通沟罗通山城⑧。

①陈大为：《辽宁高句丽山城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1985）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又《辽宁境内高句丽遗迹》，《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1期。

①陈大为：《桓仁县考古调查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1期。

②王增新：《辽宁抚顺市前屯、洼浑木高句丽墓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10期。③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2期。

④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等：《1976年集安洞沟高句丽墓清理》，《考古》1984年1期。集安县文物管理所：《集安高句丽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4期；又《集安县上、下活龙材高句丽古墓清理简报》，《文物》1984年1期；又《集安县老虎哨古墓》，《文物》1984年1期。曹正榕、朱涵康：《吉林辑安榆林河流域高句丽古墓调查》，《考古》1962年11期。

⑤吉林省博物馆：《吉林辑安五盔坟四号和五号墓清理略记》；王承礼、韩淑华：《吉林辑安通沟第十二号高句丽壁画墓》，均见《考古》1964年2期；集安县文物管理所等：《吉林集安洞沟三室慕清理记》；李殿福：《集安洞沟三室墓壁画著录补正》，均见《考古与文物》1981年3期。⑥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⑦抚顺市博物馆等：《辽宁省新宾县黑沟高句丽早期山城》，《文物》1985年2期。⑧吉林省文物工作队：《高句丽罗通山城调查简报》，《文物》1985年2期。

都城址和山城址

都城国内城位于鸭绿江中游右岸，通沟河口东侧，今集安县城周围的石筑墙垣即是。石垣砌筑规整，至今犹存。石垣平面略呈方形。1980年勘测，周长2686米。南墙东段保存较好，残高3～4米，现存残垣厚约7～10米。四面墙垣均筑马面，数量不等。从残存痕迹看，北墙有马面八个，其他三墙各两个。马面大小略有差别，一般长8～10米、宽6～8米。墙垣的西北角、西南角、东南角呈直角，上建角楼；东北角呈弧形，增建两个马面。墙垣四面共有六个城门，东西面各两门，南北面各一门，两相对应。城门间有通衢，构成东西二横道、南北一直道。今集安城内的团结路、胜利路和东盛路，大约就是当时国内城城年三条通衢的所在。曲于国内城几乎全部叠压在今集安县城底下，历经沧桑，除了有少量遗物被扰动出上外，昔日的城内建筑已经无法查考①。

丸都山城是国内城的守备城。城构筑在国内城西北2.5公里的高山上。

东西北三面城垣垒筑在形如半圆的峰脊上：南面坡地，城垣低平，使整个山城形如簸箕状。城垣充分利用自然天堑，因山峰的自然形势垒砌石垣，或利用陡峭的石壁为城垣。石材平整，一般长20～50厘米、宽29～40厘米、厚10～27厘米。城垣走向不平直，整体平面呈椭圆形，方圆近七公里，总长6951米。城垣上设女墙。女墙内壁基部有柱洞。全城共设五城门，东墙北墙各二门，南墙一瓮门，西墙无门。城年至今犹存建筑遗址三处，蓄水池遗址一处，墓葬三十七座②。

在通往两都城的要道上以及在广袤的高句丽国境内，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城堡、关隘和哨卡，俗称山城。集安境内的山城很多，经勘查的有老岭南道上的霸王山城、望坡岭关隘；老岭北道上的关马墙山城和大川哨卡①。

分布于各地的高句丽山城，大都构筑在山巅上或地形险要处。就地取材，大小不一，无有定制。大型山城周长约2公里，主要分布在辽河东岸山区与平原交接地带。一般由土筑、石筑或土石合筑三种方法构成，有城门、马面和瞭望台等设备，有的还有水门和环城马道。山城内大多有建筑基址。中型山城周长1～2公里，大多属于高句丽早期建筑，主要分布于辽河东岸较大的支流之间，一般由土筑或石筑两种方法建成，也有城门。小型山城周长200～1000米，城壁土石混筑，大多位于交通要道上，一般不独立存在，但对捍卫大中型山城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②。《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所说的“当道小城”，或即指这种小型山城。

墓葬大多发现于吉林省集安县。辽宁省桓仁、抚顺、宽甸等地也发现不少，情况与集安基本相同。

①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高句丽国内城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84年1期。②李殿福：《高句丽丸都山城》，《文物》1982年6期。

①方起东：《吉林辑安霸王朝山城》，《考古》1962年11期，吉林省博物馆辑安考古队等：《吉林辑安高句丽南道和北道上的关隘和城堡》，《考古》1964年2期。李殿福：《集安山城子山城考略》，《求是学刊》1982年1期。

②陈大为：《辽宁高句丽山城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又《辽宁境内高句丽遗迹》，《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1期。

集安高句丽墓葬集中分布在老岭山的岭前和岭后。分布岭前23处，12206座：分布岭后的9处，152座。两地合计12358座。其中以岭前洞沟地段（今集安县城附近）最为密集。在这地段内细分为下解放、禹山下、山城下、万宝汀、七星山和麻线沟等六个墓区，共11300座①。这32处墓群，大多分布在山麓上，排列有序，规模悬殊。石坟多分布在靠山麓处，土坟多在河谷阶地和平川地带。在保存较好的地区，尚能看出埋葬先后的序列。如七星山南坡的墓葬，从山腹开始往下成行排列。有的行列由小墓开始逐渐到大墓；有的则由大墓逐渐到小墓；有的开始由小墓逐渐到大墓，再由大墓逐渐到小墓。土坟则埋葬在排列有序的石坟行间空隙处。这种现象表明，集安洞沟墓群是当时生活在集安一带的高句丽族；不同的家族各有自己的墓地，并且按不同辈次有规律的埋葬，反映了高句丽各阶层身份的不同和葬俗的变化。在包括日本人发掘在内的300多座高句丽墓中，重要的大中型墓有长川1号墓、2号墓②，下解放区的31号墓和冉牟墓、环纹墓，禹山下区的41号墓、68号墓、1080号墓和太王陵、将军坟、角觗墓、舞俑墓、洞沟12号墓、三室墓、四神墓、五盔坟4号墓、5号墓，山城下区的332号墓、983号墓、1411号墓和龟甲壁画墓、折天井墓、兄墓、弟墓，万宝汀区的78号墓、242号墓、1368号墓，七星山的96号墓，麻线沟的1号墓和千秋墓、西大墓①，等等。高句丽墓的墓室（放置尸体处）构筑在地表上（晚期有的在半地下）或高出地表的石墓基上，这是与中原汉式土葬墓最大的不同处。墓葬结构比较复杂。外部结构可分积石和封土两大类。所谓积石墓，即“积石为封”的墓葬，又简称为封石墓或石坟。封土墓即以土为封的墓葬，其中包括少数封土内混以石块和在封土底部四周用石块砌以方坛或方坛阶梯的墓葬，简称土坟。内部结构又可分为石圹和石室两种。所谓“石圹”，是指用石块或河卵石在地面上堆积方形墓基，再在上面构筑长方形框的石圹（椁室）。埋葬后封以碎石，不再加顶盖，整体如方丘状。一般没有墓门，也没有墓道。“石室”流行于封土墓时期，系用石材在地面上或半地下筑造墓室（石室），四壁上部抹角叠涩，顶加盖石，有墓门，也有墓道。但大型积石墓的石室仍构筑在顶部中央。根据已发表的资料研究，高句丽积石墓可划分为无坛石圹墓、方坛石圹墓、方坛阶梯石圹墓以及方坛石室墓、方坛阶梯石室墓等五型。封土墓都是石室墓，配合外部结构，可分为无坛封土石室墓、方坛封土石室墓和方坛阶梯封土石室墓等三型②。

这些形式多样的高句丽墓制，既有年代早晚的不同，又是墓主身份不同的标志。一般地说，积石墓出现较早，无坛石扩墓为一般平民墓，数量最多，始见于高句丽建国以前，下限至五世纪初。方坛石扩墓和方坛阶梯石坟墓分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的墓葬，流行时间大致相同，上限不晚于东汉初年，下限约在四世纪上半叶。随后出现的方坛石室墓和方坛阶梯石室墓，墓主身份与方坛石扩墓、方坛阶梯石扩墓同。著名的太王陵、将军坟、千秋墓以及禹山下41号墓、七星山96号墓、万宝汀242号墓和桓仁21号墓，都属于方坛阶梯石室墓，大约都是高句丽王室或高级贵族的陵寝，这种形式的墓制，大约流行于公元三世纪末至五世纪末。其中保存最好的是将军坟。将军坟整体呈阶梯式金字塔形，每边长35.6米，高12.4米。用精琢的巨形花岗岩石条砌筑，共七级，每面有顶护石3块倚护。墓室位于第五级中部，长宽各5米，高5.5米，顶部以整块巨石覆盖。气势雄伟壮观，是高句丽陵墓建筑的代表作。

①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2期。

②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等：《集安长川一号壁画墓》，《东北考古与历史》创刊号，文物出版社，1982年。陈湘伟：《吉林集安长川二号封土墓发掘纪要》，《考古与文物》1983年1期。①吉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的两座高句丽墓》，《考古》1977年2期。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县两座高句丽积石墓的清理》，《考古》1979年1期。吉林省博物馆辑安考古队：《吉林辑安麻线沟1号壁画墓》，《考古》1964年10期。李殿福：《集安洞沟三座壁画墓》，《考古》1983年4期。吉林集安县文管所：《集安万宝汀墓区242号古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军6期。方起东、林至德：《集安洞沟两座树立石碑的高句丽古墓》，《考古与文物》1983年2期，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五盔坟四号墓》，《考古学报》1984年1期。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2期。池内宏、梅原末治：《通沟》，日满文化协会，1940年。

②研究高句丽墓葬类型的文章很多，这里主要参考下列文章：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2期；方起东：《高句丽石墓的演进》，《博物馆研究》1985年2期；魏存诚：《高句丽积石墓的类型和演变》，《考古学报》1987年3期。

封土石室墓出现最晚，大约开始于四世纪末叶，以后逐渐取代积石墓，成为高句丽中晚期墓制的主流。

壁画墓绝大多数见于封土石室墓。至今已发现壁画墓20座，有角觗墓，舞踊墓，环纹墓，冉牟墓，洞沟12号墓，散莲花墓，龟甲墓，美人墓，三室墓，四神墓，五盔坟5号墓，五盔坟4号墓，麻线沟1号墓，山城下332号墓、983号墓，万宝汀1368号墓，了解放31号墓，长川1号墓、2号墓和禹山下41号墓。其中除禹山下41号墓是方坛阶梯石室墓以外，全部是封土石室墓。早期壁画墓内容简朴，大多绘于白垩壁面上，以表现墓主生前宴饮、歌舞场面为主，墓顶衬以日月星辰图案，设色单调。属于早期壁画墓的有万宝汀1368号墓、角觗墓、舞踊墓。年代约在公元三世纪中叶到四世纪中叶。中期壁画墓大多出现于多室墓，作画方法与早期相同，壁画内容仍以墓主生活起居为主要题材，但佛教题材明显增多，并开始出现四神图像。壁画内容丰富，线条流畅，是高句丽壁画艺术的重要发展阶段。典型的墓例有洞沟12号墓、麻线沟1号墓、三室墓、禹山下41号墓和长川1号墓、2号墓。年代约在公元四世纪中叶到五世纪中叶。晚期壁画多出现于单室墓中，壁画直接绘于平整的石面上，以四神为主要内容，衬以怪兽、仙人、莲花网状图案。设色浓艳，装饰富丽，壁画内容和艺术手法，都明显看出受汉文化的影响。典型墓例有四神墓、五盔坟4号墓、5号墓。年代约在五世纪中叶到六世纪中叶。

由于高句丽墓构筑在地面上或高于地面上，历史上曾遭到严重破坏，尸骨、葬具遗存极少，除彩绘壁画保存较好以外，遗留下来的随葬器物也不多。根据发掘时的迹象和残存不多的葬具人骨分析，高句丽前期（积石墓前三式）实行火葬，似皆单入葬，随葬品不多，一般有陶壶、罐、铜制或铁制的马具和武器，连同尸体一起火化。后期（封土墓）采用土葬，设棺床，有木棺，单人葬，二人、三人合葬都有，皆仰身直肢葬式。随葬器物较前期丰富，种类与中原魏晋墓略同，一般都有陶制的明器和铜铁制的工具和武器，个别的还有金属饰品。常见的器形有壶、罐、钵、盆、耳杯、灶等陶明器，鞍桥、马镫、马衔、泡饰等马具和斧、锛、削、矛、长刀、镞、铠甲等工具和武器①。

①吉林省考古研究室等：《集安高句丽考古的新收获》，《文物》1984年1期。

第六节 瓷窑和瓷器

古陶瓷学者对考古出土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陶瓷器进行过多次科学鉴定和研究，提出陶器和瓷器的界定标准①，使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陶瓷混称现象有所改变，这是古陶瓷研究工作中的一大进步。根据古陶瓷学者提出的陶瓷器界定标准，我国真正的瓷器开始出现于东汉，发源地在今浙江上虞一带。随后，南方各地也开始设窑烧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瓷器生产已进入成熟阶段。北方战乱不息，经济凋敝，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瓷业的出现大约要迟至北魏统一北方以后。根据南北方所存在的不同情况，分别介绍如下。

南方的瓷窑和瓷器

考古发现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南方瓷窑，主要分布在浙江和苏南宜兴一带，江西、湖南、四川、福建等省境内也有零星发现。这个时期的瓷器，绝大多数发现于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六朝墓中，除云南、贵州以外，其他各地的六朝墓也有一些瓷器出土。

浙江是我国瓷器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区之一。其中烧造最早、产品数量最多、质量最好而最负盛名的是越窑青瓷。浙东的上虞、宁波和浙南的永嘉等地，都发现了东汉中晚期的越窑窑址；在东汉晚期墓中，又相继发现用越窑生产的青瓷器随葬①。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曾对上虞小仙坛东汉越窑址中出土的青釉印纹壘瓷片进行测试化验，并与上虞龙泉塘西晋越窑青釉瓷片的试测数据进行对比研究，证实这些青瓷片具有瓷质光泽、透明性较好，吸水率低，烧成温度达1300℃左右，胎釉结合紧密，符合近代瓷的标准②。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江浙一带的制瓷业迅猛发展，仅上虞一地，已发现东吴时期的窑址30多处，西晋窑址60多处。曹娥江沿岸的帐子山、鞍山、小仙坛、龙池庙等地，窑址密布，是当时烧造青瓷器的重要场地。这里不仅蕴藏着丰富的优质瓷土，也有烧制青瓷器的充足燃料，曹娥江更为青瓷的远销提供了极为便利的运输条件。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地六朝墓出土的青瓷器，经常发现是浙江生产的越窑瓷器。

除上虞以外，浙江的绍兴、余姚、鄞县、宁波、奉化、临海、萧山、余杭、湖州以及江苏的宜兴等十几个市县，也都发现了六朝瓷窑遗址。根据制品釉色的不同，可分为越窑、均山窑、瓯窑、婺州窑和德清窑。越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均山窑在江苏太湖之滨，集中分布于宜兴丁蜀镇和均山附近。瓯窑在浙南温州一带。婺州窑主要分布于浙江中部的金华地区。德清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的德清县及其附近。上述瓷窑，除德清窑和上虞帐子山窑兼烧黑瓷以外，全部烧制青瓷，各有特色。

发掘资料表明，南方青瓷普遍采用龙窑烧制，起初是陶瓷同窑共烧，以后逐渐分离。窑炉结构和装烧技术因时代不同而有所改进。大体说，窑身由宽短变成狭长，由统烧改为分段烧，窑床斜度由前缓后陡变成10多度平斜，窑型由不定型逐步走向定型化，随着窑炉的改变，烧制技术的提高，窑具的设计也有改进，从而增加了装烧的数量和提高了成品的质量①。

考古发现的六朝瓷器，大多出自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墓葬中。长江下游沿岸也是六朝瓷器的重要分布区，特别是六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及其沿江西上的马鞍山、芜湖和东下的扬州、镇江一线。根据器形、装饰纹样，釉质色泽以及坯体等特点，可分为孙吴、西晋、东晋、南朝四个发展阶段。东吴青瓷较多保留东汉瓷的特点，常见器形有钵、双耳或四耳的罐，双耳或四耳的盘口壶，双沿罐，水盂、油灯、香熏、唾壶等日用器。此外还有专供随葬用的模型明器，如堆塑谷仓罐、羊形尊、虎子、灶、碓、鸡笼之类。胎质坚硬细腻，呈淡灰白色，釉色灰青，表面不大均匀。装饰纹样有弦纹，模印的斜方格回纹、斜方格井字纹，雕刻，镂空，堆贴等技艺。南京及其附近出土的东吴越窑青瓷器，造型大多优美雅观，例如，1955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4号墓出土的“赤乌十四年”青瓷虎子②，1958年南京清凉山出土的“甘露元年五月造”的青瓷羊尊和青瓷熊灯③，1974年南京甘家巷建衡二年墓出土的双系罐和双系、四系盘口壶①，1962年溧阳东王公社凤凰元年墓出土的一组青瓷明器（仓、灶、水盂、鐎斗、提篮等）②，1955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凤凰二年墓出土的蛙形水盂③，1973年金坛白塔天玺元年墓出土的堆塑楼台谷仓罐④，等等，都是越窑精品，充分展示了东吴时期青瓷制作的高度艺术水平。

西晋青瓷的成就最为突出。工艺技术、器形种类以及装饰变化，都比东吴时期有明显的发展。常见的器形除东吴时原有的以外，出现了不少新的造型，有筒形罐、鸡头或虎头的双耳罐、扁壶、圈足唾壶、兽形尊、三足盘、多子福、镂空香熏，熊头或兔头水注；明器中新出现犀牛形镇墓兽、男女俑、尖头形灶、猪舍、狗舍等。这些新器形，有的造型直接采用动物形象，有的用动物形象作装饰。在一般器皿上，流行模印的饰带，如细小斜方格纹，井字菱形纹，联珠纹。在盆、钵、洗上流行用竹刀刻划海星纹和水波纹。谷仓的装饰更为突出。在谷仓罐肩部以上，堆塑了各种形象的奴仆、卫士、阙楼馆阁、长廊列舍、龟趺碑等复杂的内容。西晋晚期出现了在青釉上点染酱褐色斑纹的做法，打破了青瓷单色釉的传统作风，丰富了釉的装饰效果。

①朱伯谦：《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陶瓷》，《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以后收入《朱伯谦论文集》，紊禁城出版社1990年版。

②倪振逵：《南京赵士岗发现三国时代孙吴有铭瓷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8期。③南京博物院编：《江苏六朝青瓷》图4～6，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①南京博物院等：《南京栖霞山甘家巷六朝墓葬》，《考古》1976年5期。②南京博物院：《江苏溧阳孙吴凤凰元年墓》，《考古》1962年8期。③王志敏：《从七个纪年墓葬漫谈1955年南京附近出土的孙吴两晋清瓷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11期。

④镇江市博物馆：《江苏金坛出土的青瓷》，《文物》1977年6期。

在青瓷器上刻写年号、产地和制作者的姓名，也是东吴西晋越窑青瓷器的一个特点。例如上述南京赵士岗东吴虎子，腹部刻“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表宜作”，江苏金坛西晋墓出土扁壶上刻“紫（此）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坤者也”①。绍兴、余姚、平阳发掘的西晋墓，以及吴县狮子山西晋傅氏家族墓，墓内随葬的堆塑楼台谷仓罐上，往往在楼台下方的龟趺碑上分行刻写“元康×年×月造，会稽”、“出始宁，用此丧葬宜子孙作吏高迁众无极”等字样②。说明上虞一带是当时青瓷器的重要产地，同时反映了生产青瓷器的商品性质。

东晋时，青瓷生产进入普及阶段。瓷器造型趋向简朴、实用，装饰大大减少，模型明器衰落。常见的产品有罐、壶、盘、碗、钵、盆、洗、灯、砚、水盂、香熏、唾壶、虎子和羊形烛台。饮食器皿大都大小配套。纹饰以弦纹为主，少数器物上仍可见到水波纹。到东晋晚期，开始出现莲瓣纹。南朝仍采用两晋时的制瓷工艺，多数胎质致密，呈灰色，通体施青釉。器形较小，制品以鸡头壶、盘口壶和四系罐为最多。浮雕莲瓣和刻划莲花纹成为当时的主要纹饰，由此看到佛教在南朝民间已十分盛行。西晋后期出现的褐色点彩工艺仍普遍存在，但褐点小而密，与初始时不同。

长江中游的江西、两湖和四川，大约在三国时期开始设窖制瓷。南昌市郊的吴永安六年墓③、吴高荣墓④、武昌莲溪寺吴永安五年墓⑤、鄂城吴孙将军墓⑥，随葬的青瓷器，为这看法提供了实证。这四座东吴墓随葬的青瓷器，胎质、釉色、器形基本相同。属于越窑青瓷系统的一个分支。胎呈浅灰色，釉色分豆青和蟹壳青两种。豆青釉薄匀润，开细片，不脱落；蟹壳青釉不甚均匀，呈蜡泪状，有脱落现象。釉不及底，有些壶、罐表面印麻布纹。主要器形有罐、壶、钵、碗、碟、盅、盘、案、槅、耳杯、香薰等日用器和院落、房屋、仓、灶、碓、磨、臼、牛车、禽畜及禽畜圈舍等模型器。造型、胎釉与浙江越窑青瓷均略有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安徽马鞍山孙吴朱然墓①和佳山吴墓②，墓中随葬的部分青瓷器竟与这四座墓出土的同类青瓷器完全相同。表明江西、湖北在三国时已经烧制青瓷器，而且把青瓷器作为商品远销到长江下游。

西晋时期，长江中游的青瓷器数量明显增多。从墓中随葬的陶瓷器比例看：江西瑞昌马头西晋墓随葬青瓷器66件，陶器仅6件③；湖北黄陂滠口吴末晋初墓随葬青瓷器73件，陶器7件④；益阳⑤、长沙⑥较大的西晋墓，几乎全部用青瓷器随葬。一般造型规整，釉色莹润，装饰华美，有捺印、贴花，加彩和透雕，并开始出现褐釉点彩的新工艺。缺点是釉胎仍结合不好，吸水率和气孔率都较高。

①镇江市博物馆：《介绍一件上虞窑青瓷扁壶》，《文物》1976年9期。②张志新：《江苏吴县狮子山西晋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三），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③秦光杰：《江西南昌市郊永安六年墓》，《考古》1965年5期。

④江西省历史博物馆：《江西南昌市东吴高荣墓的发掘》，《考古》1980年3期。⑤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莲溪寺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4期。⑥鄂城县博物馆：《鄂城东吴孙将军墓》，《考古》1978年3期。

①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3期。②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马鞍山佳山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1986年5期。③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瑞昌马头西晋墓》，《考古》1974年1期。

④武汉市博物馆：《武汉黄陂滠口古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6期。⑤益阳地区文物工作队等：《湖南省益阳县晋、南朝墓发掘简况》，《文物资料丛刊》（八），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⑥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3期。

进入东晋南朝时期，这里与长江下游一样，青瓷制品转入以日用器皿为主，明器少见，纹饰趋向简朴，烧制技术有所改进，但釉面光泽较差，透明度始终不及长江下游所产①。

已发现的长江中游六朝窑址，重要的有四处，即江西丰城窑址②、湖南湘阴窑址③，以及四川的成都青羊宫窑址④和邛崃窑址⑤。丰城窑址分布于罗湖一带，范围约3万平方米，废品堆积有的达5—6米。1979年发掘。上层堆积唐代瓷片，下层堆积的瓷片与南昌、新干、清江、永修等地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相同。丰城唐代属洪州，这里发现的南朝窑场，应是唐代洪州窑的前身。湘阴窑址分布于县城堤坑一带，范围约10万平方米。1973年发掘。在25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出土西晋至初唐的青瓷一千多件（片），还有大量的匣钵等窑具。其中的两晋南朝瓷器与长沙、浏阳、湘阴、益阳、郴州等地的两晋南朝墓瓷器完全一致。湘阴唐代属岳州，这里发现的两晋南朝窑场，应是唐代岳州窑的前身。成都青羊宫窑址和邛崃县的固驿窑址、十方堂窑址，都只做过调查和小规模试掘。初步认为这些窑址均始烧于南朝而盛行于唐代。四川南朝墓中的四系壶、四系罐、敛口平足碗，以及杯、盘、钵等日用器，都可以在这些窑址的遗物中找到归属。

南方沿海的福建、广东、广西，已发现的两晋南朝的青瓷器也不少。从发表的资料看，三省区的情况各有不同。福建政和西晋永兴三年墓随葬的青瓷器①，是福建目前可确认的最早青瓷器。此墓随葬盘口壶、双耳罐、短颈壶、钵、虎子各一件，从出土的器物造型看，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东晋墓出土的青瓷器遍及全省十多个县，重要的器形有碗、碟、盘、钵、罐、盘口壶、三足盆、五盅盘、多子槅、耳杯、灯、博山炉、膲斗、蛙形水注、三足砚、唾壶、虎子等日用器和灶、谷仓罐、猪圈、鸡舍等模型器。从器形、胎釉和纹饰风格看，明显分为两类。一类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釉色青绿，胎釉结合较好，例如谷仓罐、三足砚、蛙形水盂等。另一类造型独特，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如南安丰州东晋墓出土的带嘴双系罐、敛口深腹钵，器形纹饰均不同于他处所产②。

①蒋赞初：《长江中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断代——附论出土的青瓷器》，《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1981）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②江西省历史博物馆等：《江西丰城罗湖窑发掘简报》；余家棟：《试析洪州窑》，均见《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③周世荣：《从湘阴古窑址发掘看岳州窑的发展变化》，《文物》1978年1期。高至喜：《略论湖南出土的青瓷》，《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1981）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④江学礼、陈建中：《成都市西郊青羊官窑址试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6期。翁善良：《成都青羊宫窑址调查》，《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第二辑），1984年。⑤陈丽琼：《四川古代陶瓷》75页，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①卢茂村：《福建松政县发现西晋墓》，《文物》1975年4期。

②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南安丰州狮子山东晋古墓（第一批）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一），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

这类瓷器，釉色较杂，有青黄、青灰、苍青等不同色调，胎釉结合较差，易脱落。南朝墓随葬地方特色的青瓷器更多，如锯齿形托杯、盖碗、年底浅刻重瓣莲花盘、排列多层**的熏炉、前蹲后卧的虎子，以及单管或多管的烛台等。这时长江中下游随葬明器已大为减少，但福建南朝墓仍甚为流行。常见的有鐎斗、火盆、带盘三足炉、粘连的五杯盘、提桶、虎子和鬼灶等，形体皆短小，显然是专供随葬的明器③。

关于福建瓷器的来源，目前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两晋及南朝前期墓所出的瓷器均为浙江越窑产品，至南朝后期，才多见本地产品①。另一种意见认为，福建两晋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绝大部分是本地烧造，只有少数来自浙江瓯窑②。1982年试掘福州西郊怀安窑址，发现一段龙窑残基。出土瓷片含有南朝至唐代的遗物，出土窑具上又有刻写“大同三年”“贞元”的年号③。由此推知，怀安窑的始烧年代至迟在南朝中期，到晚唐仍未停止。福建南期墓出土的青瓷器，有一部分应是怀安窑所烧造。由于发掘面积太小，资料未全部公布，全貌还不清楚。看来福建瓷器来源的问题，还有待于怀安窑的继续发掘和更多的新窑址的发现。

广东至今未发现六朝瓷窑址，但是从西晋墓出土的瓷器中可以看出，广东在西晋或孙吴时期可能已设窑烧瓷。举年代明确的广州沙河顶西晋永熙元年墓为例④。此墓随葬青瓷器50多件，器形有四耳罐、鸡首壶、碗、盏、盆、盂、盅、耳杯盘、簋、豆形灯、唾壶、虎子、牛车、骑马桶等。其中鸡首壶、唾壶、虎子、牛车、骑马俑等，与长沙西晋墓所出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四耳罐、簋、盅、豆形灯、耳杯盘、灶等，则常见于广州东汉墓所出的同类陶器。这部分瓷器胎色灰白，釉呈青黄色，开细片，多脱落，说明尚未完全瓷化。它们应是沿袭东汉制陶工艺，在本地设窑烧成的。进入东晋南朝时期，广东青瓷器似乎完全是清一色的本地产品。

粤北始兴

韶关是东晋南朝墓的主要分布区，已发现的东晋南朝墓近百座①，内有纪年墓10余座，断代比较明确。随葬青瓷器400件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富有地方特色的四耳罐和大小配套的瓷碗。长江中下游所习见的鸡首壶、莲花壶、盘口壶、虎子以及鸡、狗和圈舍，在这里甚为罕见。

广西青瓷器大多发现于南朝墓②，从出土的盘口壶、莲瓣鸡首壶、多子槅、多足砚、唾壶、虎子、禽畜模型以及骑马俑、部曲家兵俑等的器形看，与长沙西晋墓③出土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可能是受长沙方面的影响而在本地仿造的。

③福建省博物馆：《福建福州郊区南朝墓》，《考古》1974年4期。卢茂村：《福建建瓯水西山南朝墓》，《考古》1965年4期；曾凡：《福州西门外六朝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5期。①福建省博物馆：《福建近十年的文物考古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46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②福建省博物馆：《建国以来福建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257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③福建省博物馆：《福建近十年的文物考古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46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④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组：《广州沙河顶西晋墓》，《考古》1985年9期。①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韶关六朝隋唐墓葬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5期。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曲江东晋、南朝墓简报》，《考古》1959年9期。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始兴晋——唐基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杨豪：《广东韶关市郊的晋墓》，《考古学集刊》（一），1981年。杨豪：《广东韶关市郊的南朝墓》。《考古学集刊》（三），1983年。②桂林市文物工作队：《桂林市东郊南朝墓清理简报》，《考古》1988年5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南朝墓》，《考古》1983年9期；又《广西融安安宁南朝墓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7期；又《广西永福县寿城南朝墓》，《考古》1983年7期；广西梧州市博物馆：《广西苍梧倒水南朝墓》，《文物》1981年12期。

③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3期。

考古工作者曾在象州牙村发现一处汉至六朝的陶瓷窑址。从窑址中采集的一部分瓷片看，与南朝墓所出极为相似④。因未发掘，目前尚无法论定。北方的瓷窑和瓷器北方制陶业出现较晚。古陶瓷学者一般认为，北方制瓷业大约开始于北魏晚期，制瓷工艺很可能是南朝逃人传入的⑤。北朝陶瓷除发现于窑址和北魏洛阳城大市遗址①以外，绝大多数发现于北朝墓，尤其是东魏北齐时期的高级统治者墓中。每墓一般随葬几件至十几件。北朝大墓随葬陶俑动辄数百成千，随葬陶器皿、陶模型器一般也有数十件。随葬瓷器的数量显然不能同共出的陶俑、陶器皿的数量相比。在南方，两晋南朝墓以随葬瓷器为主，一般中型墓随葬十几件至三十多件，这也是北朝墓所比不上的。

目前可以认定的北朝窑址有三处：一处是河北磁县贾壁村窑②；另二处是山东淄博市寨里窑③和枣庄市中陈郝北窑址④。这三处窑址都是北朝至唐代的青瓷窑。窑炉椭圆形（俗称“馒头”窑），以木柴为燃料，生产生活用具。器形以碗、钵、盆、罐为多，一次拉坯成型，器底留有线割痕迹，器体厚重，胎质粗糙，含有较多的砂粒和铁质。施青釉，内施全釉，外施半釉。施釉方法主要有蘸釉和刷釉两种。釉汁不纯，厚薄不匀，色调一般较灰暗，内底多留有三支钉烧痕，烧制技术不高。

北朝墓出土的瓷器以青瓷为主，白瓷、黑瓷也有一些，但数量不多。青瓷器大都造型简朴，注重实用，烧制技术不甚成熟，除少量莲花尊以外，全属日常生活用具。在品种、形制和烧造工艺方面，具有较大的共同性。冀南的磁县和豫北的安阳，是曹魏、东魏、北齐的政权中心，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所以在这一带的东魏北齐墓，随葬瓷器比较多，工艺水平也较高，这里应是北朝瓷器生产的一个重点地域。

磁县、安阳一带的东魏、北齐墓，一般都有几件瓷器随葬。重要的有：磁县湾漳大墓①出土青瓷罐10件；茹茹公主墓出土青釉仰覆莲盖罐1件②；高润墓出土鸡首壶、覆莲盖罐、罐、碗、烛台等青瓷器17件③；尧峻墓出土高足盘、三耳壶、罐等青瓷器5件④：尧母赵郡君墓出土青瓷瓶1件、酱褐釉的四系罐、双耳瓶、双系瓶、细颈瓶、壶共7件⑤；赞皇李希宗墓出土青瓷碗、带系罐共18件，另有一些黑釉瓷片⑥；平山崔昂墓出土黑釉四系罐、翠绿釉盘、豆青釉的盘口壶和唾壶，以及酱黄釉、黄绿釉、“焦釉”的碗，共14件⑦；安阳范粹墓出土酱黄釉扁壶、白釉绿彩三系罐、白釉绿彩长颈瓶、白釉长颈瓶、白釉四系罐、白釉壶、白釉碗等，共14件⑧；濮阳李云墓出土豆青釉六系罐、米黄釉绿彩四系罐各2件⑨。这些瓷器标本，是研究北朝瓷器的重要实物资料。

④黄启善：《试论广西东汉至隋唐墓出土的青瓷器》，《广西文物》，1985年2期。⑤朱伯谦：《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陶瓷》，《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北魏洛阳城内出土的瓷器与釉陶器》，《考古》1991年12期。

②冯先铭：《河北磁县贾壁村隋青瓷窑址初探》，《考古》1959年10期。③山东淄博陶瓷史编写组等：《山东淄博寨里北朝青瓷窑址调查纪要》，《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352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④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山东枣庄中陈郝瓷窑址》，《考古学报》1989年3期。枣庄市文物管理站：《山东枣庄古窑址调查》，《中国古代窃址调查发掘报告集》374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①邺县考古队：《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考古》1990年7期。

②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4期。

③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考古》1979年3期。

④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北齐尧峻墓》，《文物》1984年4期。⑤磁县文物馆：《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考古》1977年6期。

从这批瓷器的一般特征观察，器体多数厚重坚硬，胎质洁白、浅红、土黄都有。釉色以青绿、黄绿为多，透明度较差；又有白、黑、酱、褐诸色。大多施半釉，釉层不太均匀，有脱釉现象。但各色釉中都有一些胎质沽白、釉色晶亮，达到光洁莹润的精品。例如，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青釉仰覆莲盖罐，高润墓出土的鸡首壶，崔昂墓出土的黑釉四系罐，李云墓出土的米黄釉加绿彩的四系罐和青釉六系罐，范粹墓出土的酱黄釉舞乐人物扁壶和白釉瓷，制作都很精美，特别是白釉长颈瓶，于乳白色透明釉上施数道绿彩，工艺新颖，都是北朝不可多得的精品。

引人关注的还有黑瓷、自瓷，以及这批瓷器的产地问题。

自1977年浙江上虞东汉窑址中发现黑瓷、青瓷同窑共烧以后，人们便寄希望于最早的北方黑瓷的发现。这批材料为此提供了实证。到目前为止，北朝黑瓷已发现多起：北魏洛阳故城大市遗址发现黑瓷碗5件、杯3件、盂1件；东魏李希宗墓发现黑瓷片；北齐崔昂墓发现黑釉四系罐。这些黑釉瓷，釉质都较好，有光洁度，特别是李希宗墓的黑瓷片和崔昂墓的黑釉四系罐，制作颇精，证明北方黑瓷在北朝时已达到一定的工艺水平。

自瓷的出现是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后来各种彩绘瓷的基础。北方白瓷的出现，过去一般认为在隋代，范粹墓白瓷的发现，把过去的认识提前到了北齐。范粹墓的白瓷，釉呈乳浊淡青色，说明它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关于磁县安阳北朝瓷器的产地问题，过去学者曾提到磁县贾壁窑址，应是北方青瓷的中心产区之一，但认为现存窑址开创于隋代①。高润墓出土的青瓷碗和护胎釉碗的发现，证明与贾壁村旧窑址采集的碗片完全吻合。高润死于北齐武平七年，据此知贾壁村窑早在北齐时就烧造青瓷，而且知道在瓷器上采用护胎釉的新工艺。

此外，河北景县封氏家族墓①、山东临淄崔氏家族墓②出土的北朝青瓷器，也是比较重要的发现。

景县封氏墓有四座墓随葬青瓷器，共35件，年代约从北魏到隋初。器形有碗、盘、碟、杯、壶、瓶、罐、托杯、唾壶和仰覆莲六系尊。虽然胎釉工艺都不够成熟，但造型很有特色。除四系盘口壶、唾壶与南方青瓷近似外，直径达40厘米的大盘，带托深腹杯，四系罐，都与南方青瓷不同。最突出的是出自封子绘墓和祖氏墓的4件仰覆莲六系尊，形体高大，造型宏伟，装饰瑰丽，运用印贴、刻划和堆塑等艺术手法，在器腹以下通施凸塑的仰覆莲七层，又在口沿到颈部堆贴飞天、宝相花和蟠龙等纹饰。盖上同样有莲瓣装饰。出土时，整体呈青灰色，胎釉仍结合牢固，不变形，不脱釉。经鉴定，胎釉的化学成分与南方越窑青瓷有明显差别，故被誉为北方青瓷的代表作。有趣的是，武昌、南京等地的南朝墓中也发现这种莲花尊，目前已知的至少有6件（流散国外的未计入），有的造型更大，装饰更华丽，年代也较早③。看来景县封氏墓的莲花尊很可能是南方逃人或受南方制瓷工艺的影响而在本地仿制的。

⑥石家庄地区文化局文物发掘组：《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6期。⑦河北省博物馆：《河北平山北齐崔昂墓调查报告》，《文物》1973年11期。⑧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1期。安阳县文教卫生管理站：《河南安阳县发现一座北齐墓》，《考古》1972年1期⑨周到：《河南濮阳北齐李云墓出土的瓷器和墓志》，《考古》1964年9期。①冯先铭：《河北磁县贾壁村隋青瓷窑址初探》，《考古》1959年10期。①张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通讯》1957年3期。

②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2期。淄博市博物馆等：《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3期。

临淄北朝崔氏墓地，始于北魏延到北齐。其中有9座墓随葬青瓷器共41件。器形有碗、盘、高足盘、罐、四系罐、鸡首壶、狮形水盂等。除狮形水盂制作较精以外，都是一般的日用器皿。

器形、胎釉及烧造技艺，均与附近寨里窑出土的瓷器基本相同，自应归属于寨里窑所产。

③朱伯谦：《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陶瓷》，《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南京博物院编：《江苏六朝青瓷》图4—6，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第七节 早期石窟

石窟寺是佛教的重要遗迹。中国创建石窟寺大约始于3世纪，盛行于5—8世纪，最晚的可到18世纪。多数石窟从开凿使用到衰落废弃，往往延续几个历史时期，情况很复杂，非本节所能详备。本节辑录的石窟寺资料，只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开凿，内容介绍也以这个时期为主，故简称为早期石窟或早期石窟寺。

早期石窟的开凿地点，是与佛教艺术自西向东传布的情况相一致的。佛教东渐，首及新疆，次及甘肃河西走廊，随后进入中原北方地区。本世纪初以来，一些外国学者相继进入新疆、甘肃，调查了一部分重要石窟，有的还伴随着掠夺、破坏。中国有组织的调查工作始于三十年代。1930—1933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调查新疆石窟①，1935年北平研究院调查响堂山石窟②，是较重要的两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分布于各地的石窟都进行过复查记录编号；重新发现了许多湮没已久的重要窟龛；发掘了一些重要石窟的窟前遗迹，并采用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比较准确地解决了一部分石窟和造像的分期断代问题。

根据佛教东渐的路线和自然地域所形成的洞窟分布，分为新疆地区、河西走廊、陇东固原地区和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

新疆地区

新疆南邻北印度，是我国石窟寺起源的重要地域。在天山南麓喀什向东的塔里木盆地北沿一线上，石窟寺遗址十分丰富。历史上佛教最盛的地区是古龟兹，即今库车、拜城一带；其次是焉耆和古高昌（今吐鲁番附近）。在这条路线上，经调查的石窟寺有处，即喀什县东北山崖的佛窟，巴楚县脱库孜萨米石窟，拜城克孜尔石窟、台台尔石窟、温巴西石窟，库车玛扎伯赫石窟、森木塞姆石窟、赫孜尔哈朵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新和县托呼拉克埃肯石窟，焉耆县锡克沁石窟、明屋佛寺，吐鲁番县雅尔湖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胜金口石窟、吐峪沟石窟，等。总计发现洞窟600多个①。大体说，以库车为中心的各窟群，系就山崖开凿而成；以吐鲁番为中心的各窟群，多系依崖壁以土坯券筑成鹿。新疆石窟寺，历史上曾遭严重破坏，造像无存，只剩部分壁画。调查过的处遗址中，保存较好、时代较早的有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和吐峪沟石窟。它们是年代最早的一批中国石窟，又是联系中亚和东方佛教遗迹的纽带。

克孜尔石窟②位于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7公里木札提河北岸的悬崖间，东经82°27′，北纬41°47′。位置适在库车、拜城两县城之间。现存洞窟分布在谷西、谷内、谷东、后山四个区内。1953年原西北文化局新疆文物调查组调查时编列236个号，大体代表相同数目的单个洞窟。克孜尔石窟内容丰富，类型齐备，其中洞窟形制较完整、壁画遗存较多的约占三分之一，大多开凿于四至八世纪。大体上可分为中心柱窟、大像窟、僧房窟和方形鹿四种。早期石窟大部分在谷西区，以中心柱窟、大像窟和僧房窟为主。壁画以立佛、佛传和本生故事为中心内容。克孜尔石窟是古龟兹境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又是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

①黄文弼：《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考古情形报告》，《学术季刊》，卷4期。②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录》，1936年。①李遇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概况》，《文物》1962年7、8合期。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库木吐喇石扈①位于库车县西南约30公里处。窟群分布在渭干河东岸的山麓或断崖上，分南北两区，相距约3公里。北区洞窟较集中，编号80个，窟形和壁画保存较好的不到半数。南区较分散，编号32个，保存较好的约10个。据现存洞窟判断，其始凿年代和延续年代均晚于克孜尔石窟。早期洞窟约创建于五至七世纪，主要是中心柱窟和方形窟两种。洞窟形制、壁画题材与克孜尔石窟同期洞窟十分接近，具有显著的龟兹特色。

森木塞姆石窟②在库车县东北约40公里库鲁克达格山口处。洞扈分布在直径约800米的河谷口内。编号洞窟52个，窟体保存较好的19个，年代与克孜尔石窟相当。早期窟大多是僧房窟。洞窟区中部有寺院遗址。

吐峪沟石窟③在高昌故城东约15公里吐峪沟水东岸。现存洞窟41个，大多崩坍，仅数窟保存较好。早期石窟大约开凿于五世纪，是吐鲁番地区较早的石窟。晚期石窟约开凿于回鹘高昌时期（九至十四世纪）。早期窟以东南区4号窟保存较好，是一座有前室的中心柱窟。中心柱正面塑立佛像。穹窿顶，正中绘莲花；穹窿四角各绘一天王像。正壁和左右壁分上下两层。上层墨线绘七排千佛，千佛中间各绘一铺一佛二菩萨；下层绘佛本生故事画。每幅有汉文墨书隶体榜题。字迹与罗布泊发现的晋简和莫高窟发现的十六国卷子相同，应是五凉立高昌郡时所开凿。

河西走廊地带分布在河西走廊沿线上的早期石窟，大多以塑像壁画为主要特征。从西向东，经调查的石窟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玉门昌马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肃南金塔寺石窟和武威天梯山石窟。除安西榆林窟被后代改建外，都还保存着五至六世纪的遗迹。其中最著名的是莫高窟和天梯山石窟。

莫高窟①我国三大石窟群之一，位于敦煌县东南22.5公里的鸣沙山下。

据敦煌文物研究所全面复查整理的石窟内容总录，莫高窟共有492个洞窟，45000平方米的壁画和2000多尊塑像。始建于十六国时期，历经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的持续营建，窟内陆续出现了各时期各宗派所崇尚的以大乘佛教经典为依据的壁画和彩塑。艺术内容涉及了佛藏中的经、律、论、史四大部分。可以说它是今天世界上保存得较为完备的佛教美术馆和佛教图像宝库。

（谢选骏指出：看看二十世纪的中国城市，想必马列狗也能体认到“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建筑样式”如何不同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建筑样式了。但是马列狗却没有能力举一反三，在编写“中国通史”的时候，睁开狗眼看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建筑样式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建筑样式之间，到底有何异同？他们既然不懂如此着眼，因此使得他们编写的历史流水账，仿佛死水一潭，长满了马恩列斯的僵尸绿毛，简直臭不可闻。）

第三章 研究概况

第四章 本卷编撰旨趣

【乙编 综述】

第一章 三国的鼎立

第一节 曹操稳占中原

第二节 三国局面的形成

第三节 取益州和争荆州

第四节 曹魏政局的发展

第五节 诸葛亮治蜀及其后的政局

第六节 孙吴对江南的开发。孙吴的灭亡

第二章 西晋的短暂统一和东晋十六国的混乱

第一节 太康时期的小康局面

第二节 多种矛盾的交织和西晋的灭亡

第三节 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政权和晋在东南的偏安

第四节 前燕前秦的对立及前秦的统一北方

第五节 东晋的北伐和前秦的南征。淝水之战

第六节 淝水战后北方的再分裂

第七节 东晋的衰亡

第三章 南北朝的对峙

第一节 北魏建国的历程

第二节 北魏和宋的兴盛时期

第三节 宋齐梁初政治权力的攘夺

瓜步之战，使宋受到严重的打击，北魏也蒙受重大的损失。公元451年，北魏大武帝为中常待宗爱所害。宋文帝闻讯，布署北伐，但没有得到胜利的战果。公元453年二月，宋文帝也为太子劭所害。至此，南北朝的历史进入一个南北对峙并同时都趋向衰弱的时期。一直到北魏六镇起义（523）的前夜，这一时期延续了七十多年，这期间包含了宋文帝死后的二十多年、南齐二十四年和梁武帝初期的二十年。六镇起义后不久，北魏分裂为东西魏，梁也分裂出后梁，南北朝对峙的形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历史又向前发展了。在这七十多年的时间里，南北朝之间有和有战。像淝水之战和瓜步之战那样规模大、影响大的战争是没有了，但也并不是没有相当大的战争，不过这并不足以改变南北对峙的形势。在南朝方面，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其中包含皇权与宗室间的斗争和帝王与权臣间的斗争，也包含经济领域年的斗争。当然，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间的矛盾和斗争仍然是经常存在的。在北朝方面，民族矛盾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而阶级矛盾往往是以民族矛盾的形式出现。有名的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实质上也是民族矛盾的产物。孝文帝想缓解这一矛盾，但又引起了另外的矛盾。

本节叙述宋、齐、梁初政治权力的攘夺并上溯到东晋初年。以后三节，将分别叙述江南经济的开发和农民起义，北方的民族矛盾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还有北魏与南朝的和与战。

门阀大族和寒门庶族间政治权力的更迭

宋、齐、梁初，实际掌握政治权力的状况，同东晋时期相比，有相当大的变化。

东晋时期，是门阀大族发展的顶峰，他们既掌握政权又掌握兵权。

渡江以后，权力最大的是王家。当时社会上流传着“王与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的说法。王导居中掌朝中大权，王敦领兵屯驻荆州，居战略要地。甚至，元帝在江东即帝位时，百官皆陪列，却令王导升御床共坐。玉导固辞，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元帝才不说话。

王氏之后，有庾氏。庾氏也是既掌政权又握兵权。庾亮在朝廷作宰辅，庾翼、庾冰一直领兵。

庾氏之后是桓氏。桓温领兵，桓家子弟都领兵。桓玄还领兵自上游入建康，废了晋帝作起皇帝来。

桓氏之后是谢氏。谢安掌政，谢玄、谢石、谢晦都领兵。谢氏是门阀大族中最后一家掌握兵权的。他们也代表门阀大族作了最后挣扎。在寒门出身的刘裕兴起以后，谢晦还领兵居上游荆州重地，他与宋文帝之间的斗争，除他们个人间的恩怨和权力的斗争外，多少也反映了门阀大族和寒门的权力争夺。直到谢灵运一个文人，还想用兵夺权。

门阀大族的权力，在刘裕起来后受到挫折。寒门素族在政治上渐强起来。刘裕集团，从文到武多出自寒门，可以说是个寒门集团。他的手下如刘穆之是“家本贫贱，赡生多阙”（《宋书·刘穆之传》）。徐羡之是“中才寒士”，傅亮是“布衣诸生”（《资治通鉴》卷一二〇）。武将如刘毅“家无担石之储”（《宋书·武帝纪上》）。

门阀大族权力衰落了，并不是说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有什么衰落。门阀大族丢掉了政权和兵权，政治地位却仍然很高，仍然享有高官厚禄，门阀大族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门阀大族之所以丢掉权力，一方面是由于新兴的皇家如宋和南齐都是要求加强君权的。要加强君权，他们就乐意用易于指挥的寒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门阀出身的人，轻视世俗事务，脱离实际，逐渐丧失了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这种情况，在东晋时已经出现。《世说新语·简傲篇》载有桓冲、王徽之这样一段故事：“玉子猷（徽之）作桓车骑（冲）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骑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①这个故事，很形象地描述了门阀士人既无行政能力，也不屑于过问行政事务。宋齐时期，寒门庶族逐渐取代门阀士族掌握了朝廷大权。《宋书·恩幸传序》：“孝建（宋孝武帝）、泰始（宋明帝），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耳目所近，事归近习。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于是方途结轨，辐凑同奔。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外无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功，势倾天下，未之或悟。”宋文帝时，中书通事舍人秋当、周纠，出身寒门，并管要务。孝武帝时，巢尚之、戴法兴并为中书通事舍人，参与“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凡诏敕施为，悉决于法兴之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民间称戴法兴为“真天子”（《宋书·恩幸·戴法兴传》）。巢尚之出身是“人士之末”，戴法兴“少卖葛于山阴市”。明帝时，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并为中书通事舍人。阮佃夫出身台小吏，王道隆初为主书书史，杨运长初为宣城郡吏。

南齐时，任中书通事舍人的有：纪僧真、刘系宗、吕文显、吕文度、茹法亮、綦珍之，或门户低贱，或起自小吏，但“既总权重”，都“势倾天下”（《南史·恩幸·吕文显传》）。

中书通事舍人是中书省中的低级职位。魏晋时期，中书省权在监、令、侍郎；至南朝，中书省权在中书通事舍人。而监、令、侍郎成了清贵职务，但却无权了。茹法亮任中书通事舍人时，太尉王俭说：“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南史·恩幸·茹法亮传》）

南朝的门阀士族，一般已满足于无权的高官厚禄。虽然他们在经济上仍保有土地、部曲、客、奴隶，在社会地位上，还有“士庶之分，本自天隔”的高贵身份，但较之东晋时期，已大大的衰落了。

典签制，朝廷对宗室和地方的控制来、齐时期，有一种典签制度。这是加强皇权，控制宗室和地方权力的制度。

宋、齐都用自己的子弟担任各州刺史。这原是一种保卫朝廷的办法。但从西晋以来，宗室封王，又兼任地方州镇长官，其结果不仅未起到保卫朝廷的作用，反而更多地成为威胁和颠覆朝廷的力量。宋、齐都接受了以宗室诸王任州镇长官的办法，但却指派皇帝的左右亲信去作诸王的典签，代诸王批阅公文。典签的职位虽低，实权却很大。朝廷通过典签控制诸王、控制州镇。①“不问马”，“未知生，焉知死”：都是《论语》中语。

典签权力之大，甚至诸王的生活、行动都要受典签的控制。《南史·恩幸·吕文显传》：“故事，府州部年论事，皆签前直叙所论之事，后云谨签，月日下又云某官某签，故府州置典签以典之宋世晚运，多以幼少皇子为方镇，时主皆以亲近左右领典签，典签之权稍重。大明（宋孝武帝）、泰始，长王临藩，素族出镇，莫不皆出内教命，刺史不得专其任也。”《齐书·武帝十七王列传论》称：“帝王子弟，龆年稚齿，养器深宫朝出阃闺，暮司方岳。帝子临州，亲民尚小，故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劳旧左右，用为主帅。州国府第，先令后行，饮食游屈，动应启闻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处地虽重，行己莫由斯宋氏之余风，在齐而弥弊也。”典签权重，其例甚多。如：武陵王奕在江州，忤典签赵渥，赵猩启其得失，即召还京。宜都王坚，举动每为典帅所判，立意多不得行。南海王子罕欲暂游东堂，典签姜秀不许。还，泣谓其母曰：儿欲移五步不得，与囚何异？邵陵王子贞求熊白，厨人答以无典签命不敢与。西阳王子明欲送书侍读鲍僎，典签吴修之不许，乃止。其有不甘受制而擅杀典签者，则必制以专辄之罪。鱼复侯子响愤杀典签吴修之，遂以抗拒台兵被杀。齐武帝闻之说：子响遂反？戴僧静大声喊：诸王都应反？帝问故。对曰：“诸王无罪而一时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浆，签帅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但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典签小官，权重如此。

典签之设置，即使把诸王、刺史的一举一动都管起来，也不足以解决朝廷与地方间的矛盾。皇帝、诸王，是亲父子兄弟。亲父子兄弟可以互相残杀。典签是皇帝的亲信，他们也可以参与诸王地方集团对朝廷的反抗。权之所在，即利之所在也。权利之所在，父子兄弟不相让。这在历代政治史上已习见，在宋齐时期，君臣、父子、兄弟间的斗争以至屠杀，比前后各朝代表现更为残酷。

宋文帝兄弟父子之间宋文帝以弟彭城王义康为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荆州和扬州是长江流域经济开发的两个重点地区。《宋书·何尚之传》称：“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沈约在传后又发挥了一句：“江左以来，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楚民户境域，过半于天下。”彭城王义康“少而聪察，及居方任，职事修理”（《宋书·彭城王义康传》）。文帝以义康为荆州刺史，都督上游八州诸军事，是对这个弟弟的信任。

元嘉五年（428），左光禄大夫范泰对司徒王弘说：“天下事重，权要难居。卿兄弟盛满，当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征还入朝，共参朝政。”（《资治通鉴》卷一二一）第二年春天，王弘又上表请求解职，让义康入朝主持政务。文帝接受王弘的意见，命义康为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司徒，录尚书事，领南徐州刺史，使义康和王弘共辅朝政。王弘多病，而且有意让义康主政。从此时开始，朝廷内外大权集中在义康手里。前面引录的文帝给义康的信，就是这时写的。

义康与王弘并录尚书事，又渐渐不满意。他想作扬州刺史。他对人说：“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讵可卧治！”元嘉九年，王弘死。义康改领扬州刺史，达到作扬州刺史的目的，并且独揽朝政。

义康仗恃天子之亲弟，又喜问政事，遇事常自己专断，不请求文帝的诏旨。有的人看见义康权力大，遂来依附。太子詹事刘湛和领军将军殷景仁本是好友，殷景仁还曾把刘湛推引给文帝。殷景仁得幸于又帝，官职比刘湛为高，刘湛便极不高兴。刘湛曾作过义康的长史，有这层旧关系，这时义康专掌朝政，刘湛便委心自结，希望因义康宰臣之力使文帝罢黜殷景仁。可是，义康愈是说殷景仁的坏话，文帝对殷景仁越是信任，加殷景仁官为中书令、中护军。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帝对义康的专权已经不高兴了。刘湛初到朝廷来时，文帝对他礼遇甚厚。他善论治道，熟悉前代故事，听者忘倦。后来结党朋比，煽惑义康。文帝对他极不喜欢，但表面。上还忍耐着。文帝对亲近人说：往日刘湛来见我，我“常视日早晚，虑其将去；比入，吾亦视日早晚，苦其不去也”（《资治通鉴》卷一二三，下同）。

文帝常常有病，刘湛就对义康等说：“天下艰难，讵是幼主所御！”他还常到尚书议曹查看晋成帝末年立康帝的旧事，为文帝死后立义康为帝作准备。刘湛这些事，文帝也微有所闻，虽然为了义康间兄弟关系，还未有所发作，但“自是主、相之势分矣”。

矛盾终于爆发了。元嘉十七年（440），文帝下令收刘湛付廷尉，下诏暴其罪行，在狱中处死，并诛其子及党羽。义康上表逊位，文帝以义康为江州刺史，出镇豫章。他向文帝辞别，文帝对他沉默哭泣，不说话。他动身去豫章的时候，文帝遣沙门慧琳去送他。他问慧琳：“弟子有还理不？”慧琳说，“恨公不读数百卷书。”史说义康虽然“性好吏职，纠剔文案，莫不精进”，“然素无学术，不识大体”。

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与丹阳尹徐湛之密谋杀文帝，迎立义康，徐向文帝告密，事败孔被杀。事情自然连及义康，被削爵治罪，义康及其子女皆降为庶人，绝属籍，徙付安成郡（今广西宾阳东）。义康在安成，读书读到汉淮南厉王长事，废书长叹说：“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为宜也。”

义康一再获罪能得不死，是靠了他姐姐会稽长公主的保护。会稽长公主是刘裕的长女，文帝对她很尊敬。她尝对文帝说：“车子（义康小字）岁暮，必不为陛下所容。今特请其生命。”说罢恸哭。文帝指蒋山发誓说：“必无此虑。若违今誓，便负初宁陵。”（《宋书·彭城王义康传》）初宁陵，指刘裕的陵墓，墓地在蒋山。

元嘉二十四年冬十月，胡藩之子诞世杀豫章太守桓隆之，据郡反，打算推奉义康为主。事败，被杀。

义康不死，对文帝说终究是一块心病。胡诞世反时，江夏王义恭就对文帝说：“义康数有怨言，摇动民听，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请徙义康广州”（《资治通鉴》卷一二六）。义康不愿就徙。文帝犹豫未定。元嘉二十八年（451），拓跋焘大军南征，到瓜步。当时人情汹汹，文帝怕有人奉义康为乱，太子劭、武陵王骏、尚书左仆射何尚之也都要文帝对义康早作处置，文帝遂赐义康死。骨肉关系终究抵不过权力之争，蒋山之誓也就不提了。

宋文帝太子劲，“好读史书，尤爱弓马意之所欲，上必从之”（《宋书·元凶劭传》）。看来，劭有文武才具，并且自幼为文帝所喜爱。瓜步之战，太子劭“出镇石头，总统水军，善于抚御。上登石头城有忧色，劭曰：‘不斩江湛、徐湛之，无以谢天下’”。文帝欲兴师北伐，太子劭和护军将军萧思话等都表示反对，唯吏部尚书江湛、丹阳尹徐湛之善窥人主意，力主北伐。所以劭说不斩此两人，无以谢天下。由此，太子劭与文帝的宠臣徐湛之、江湛结下仇恨。元嘉二十八年以前，文帝对太子劭还很信任，为了防备宗室诸王谋乱，使太子东宫甲士数与羽林兵相等，有一万多人。但自二十八年以后，文帝和太子劭之间渐生嫌隙。

二十九年，便发生巫蛊事。文帝宠爱潘淑妃，潘妃生子濬与太子劭一同搞巫蛊。文帝对潘妃说：“太子图富贵，更是一理，虎头（濬小字）复如此，非复思虑所及。汝母子岂可一日无我耶？”（《资治通鉴》卷一二六）巫蛊是刻木人，埋地下，诅咒文帝早死，故文帝有这样的话。

文帝欲废太子劭，赐濬死。潘妃密告太子劭和濬。劭遂起兵入宫杀了文帝，并杀徐湛之、江湛等人。

江州刺史武陵王骏起兵寻阳讨劭。经过一场战争，劭败被杀。武陵王骏即帝位，就是宋孝武帝。

宋孝武帝与同姓王的矛盾

孝武帝刘骏是文帝的第三子。他即位时，他的叔父南郡王义宣任都督荆、雍、梁、益、湘、交、广、宁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义宣“在镇十年，兵强财富”（《宋书·南郡王义宣传》）。孝武帝想调义宣为丞相、录尚书事。义宣不听调动。一些野心家如臧质、鲁爽等恭维他，劝他称帝。义宣遂举兵反。义宣是个庸才。司州刺史鲁秀听他哥哥鲁弘的话跟随义宣反叛，他到江陵去谒见义宣，出来后捶胸后悔说，“吾兄误我，乃与痴人作贼，今年败矣！”（《资治通鉴》卷一二八）。鲁秀说他是痴人，其才能可知。

宋朝廷以沈庆之、薛安都迎战鲁爽，以柳元景、王玄谟迎战义宣。战争的结果，沈庆之败鲁爽，于军斩之。柳元景大败义宣军。义宣兵溃，单舸逃走，不知所措，闭户而泣。臧质败回寻阳，被杀。义宣败回江陵。雍州刺史朱修之入江陵，杀义宣及其子十六人。

孝武帝杀义宣后，更大杀宗室。他在位十年，先后杀了武昌王刘浑、竟陵王刘诞、海陵王刘休茂、南平王刘铄等。

扬州刺史、竟陵王诞“宽而有礼，又诛太子劭、丞相义宣，皆有大功，人心窃向之。诞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孝武帝又怕又忌恨，“不欲诞居中，使出镇京口；犹嫌其近，更徙广陵”。并使心腹大臣刘延孙“镇京口以防之”。竞陵王诞也知道孝武帝畏忌他，也暗作准备，借口魏人入侵，修整广陵城池，积聚粮草兵器以自固。

有人告刘诞欲反。孝武帝命以始兴公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南兖州刺史，将兵讨诞，围广陵。城破，杀诞，诞母、妻皆自杀。广陵城中士民，无大小悉命杀之。沈庆之请免五尺以下死，其余男口皆死，女子以为军赏，犹杀三千余口。

孝武帝听到广陵已破，诞死，高兴极了。他出宣阳门，命左右皆呼万岁。侍中蔡兴宗陪侍，独不呼万岁。孝武问他：“卿何独不呼？”蔡兴宗说：“陛下今日正应涕泣行诛，岂得皆称万岁！”（《资治通鉴》卷一二九）

孝武帝的儿子前废帝子业，是一个更为残忍的人。他自率羽林兵讨杀他的叔祖太宰、江夏王义恭，并杀其四子。杀大臣柳元景并其八子、六弟及诸侄，又杀大臣颜师伯并其六子。又遣使诛杀江夏王义恭的世子湘州刺史伯禽。对大臣说打就打，如对待奴隶。又杀新安王子鸾，杀其母弟南海王子师及其母妹。又要杀徐州刺史义阳王昶，昶逃奔北魏。又杀会稽太守孔灵符、宁朔将军何迈，杀三朝元老大臣沈庆之和领军将军王玄谟。

湘东王或、建安王休仁、山阳王休佑，都是前废帝的父辈。前废帝把他们皆聚之建康，拘于殿内，任意折磨。

前废帝作恶多端，朝臣惴惴不安，左右也都终日战栗，各有异志，中外骚然。最后，宫省内外结合把他杀掉。湘东王彧即帝位，是为明帝。前废帝于公元464年五月即位，465年十月被杀，在位一年有半。

宋、齐宗室的灾难

宋、齐宗室，特别是皇帝的近亲有资格继承帝位的人，往往被在位的皇帝及其拥护者视为潜在的威胁，成为猜忌的对象，以至成为斩除的对象。这在宋明帝和南齐明帝时特别显得突出，这时的宗室很难免于身亡家破的灾难。

宋明帝初即位，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起兵反对。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起兵响应子勋。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以及许多地方郡守都起兵响应子勋。“朝廷所保，唯丹杨、淮南等数郡，其间诸县或应子勋。”（《资治通鉴》卷一三一）

明帝靠“六军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习之兵”，经过艰苦的大战，最后战胜子勋和各路放军，取得胜利，杀（时年十一岁）晋安王子勋。安陆王子绥、临海王子顼、邵陵王子元，并赐死。接着，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产、庐陵王子舆、子趋、子期、东平王子嗣、子悦，并皆赐死。孝武帝二十八子，至此差不多全杀光了。

明帝后期，身体多病，以太子幼弱，深恐他死之后，他的弟弟们将不利于他的太子，于是又拿他的弟弟开刀。泰始十年（471），先从性情刚狠的南徐刺史晋平王休祐开始，命人把他从马上挤下来加以殴拉致死；继又毒死建安王休仁。休仁临死，骂道：“上得天下，谁之力邪？孝武以诛兄弟，子孙灭绝，今复为尔，宋祚其能久乎？”（《资治通鉴》卷一三三）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素胆小谨慎，但这更招明帝之忌，只有桂阳玉休范，以人才凡劣，不为明帝所忌，得保全生命。

明帝疑忌宗室，又疑忌功臣、大臣。吴喜在晋安王子勋起兵时，立了大功。但明帝晚年疑忌他在三吴颇得民心，他对亲信刘励等说，“（喜）泰始初东付，止有三百人，直造三吴，凡再经薄战，而自破冈以东至海十郡，无不清荡。百姓闻吴河东来，便望风自退，若非积取三吴人情，何以得洱伏如此！寻喜心迹，岂可奉守文之主，遭国家可乘之会邪！譬如饵药，当人羸冷，资散石以全身，及热势发动，去坚积以止患。非忘其功，势不获己耳。”（《资治通鉴》卷一三三）因此，功劳卓著的吴喜便不得不死。

泰豫元年（472），明帝病更严重了。时后兄王景文为尚书左仆射、扬州刺史，明帝怕他死之后，皇后临朝，王景文以元舅之尊必为宰相，对儿子不利，便送毒药给他赐死。

明帝死，子苍梧王即位，年十岁。这时，宗室的势力是削弱了，但权臣的势力发展起来。萧道成逐渐掌握政权，杀苍梧王，立顺帝。不两年，萧道成消灭了尚书令袁粲和荆州刺史沈攸之等。串演了一场禅让剧，宋顺帝把皇位让给萧道成。

萧道成杀宗室子孙也是很残酷的。《南史·宋本纪下》记载：“宋之王侯，无少长，皆出死矣。”即皆被萧道成杀了。

萧道成曾告诫他的儿子武帝说：“宋氏若不骨肉相践，他族岂得乘其衰敝。”因此，当南齐武帝时，宗室尚得保全。但到了明帝时候，他就大杀齐高帝（萧道成）和齐武帝（萧赜，道成子）子孙。高帝十九子，武帝二十三子，差不多都被杀绝了。

宋、齐大杀宗室，是因为怕这些宗室起来夺取皇位。事实上，宋齐时期也是有不少宗室起兵争夺皇位，其中有的还是成功的，如宋孝武帝就是由江州起兵夺得皇位。但这些起兵的宗室王侯，多很年幼，如宋晋安王子勋起兵时只有十岁，那有几岁的孩子就能指挥大军起兵反叛。这与他们手下的官佐有很大关系，他们是想因起事而得到更大的富贵。

门阀大族离开必争的“权力”，倒是因祸得福了。他们一般满足于高官厚禄的荣誉地位。他们起家都作黄门侍郎、散骑侍郎、秘书丞等官，这些官职品位虽然不高，却极清选。当时有所谓“黄、散之职，故须人地兼美”（《陈书·蔡凝传》）、“秘书丞，天下清官”（《南史·张裕传附曾孙率传》）的说法。他们不须争斗，就能“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他们中有点野心的，也不过如王僧达，“自负才地，三年间便望宰相”（《南史·王弘传附子僧达传》），或加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南史·王弘传附曾孙王融传》）。他们优游岁月，无案牍之劳神，不必为政治斗争互相残杀而惊心，也不必为改朝换帝而动容，君统变易，朝代更迭，与己无关。他们像别人结婚时的宾客一样，有时为受禅者授玺而已。有这样一个故事：宋末司空褚渊的儿子褚责去看望从叔褚炤，炤问：司空今日何在？贲回答说：奉玺绂在齐大司马（萧道成）门。炤不高兴地说：“不知汝家司空，将一家物与一家，亦复何谓！”（《南史·褚裕之传附从孙炤传》）对待改朝换代，他们漠然置之，因为改朝换代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地位和荣誉。《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称：“自是（指魏晋）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天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改，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南朝帝室间的杀戮和门阀大族对政治风云的漠不关心，只是当时政治斗争和**的不同表现。

梁武帝的协调政策

梁武帝萧衍，是南齐的皇室。其父萧顺之在萧道成代宋的过程中，曾立下汗马功劳。在南齐明帝大杀宗室的过程中，顺之的一家没有被杀。

萧衍是萧顺之的第三子。史称他“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南史·梁本纪》）。他与萧子良结交，是“八友”①之中的佼佼者，在仕人中颇有影响。东昏侯统治时，“内难九兴，外寇三作”（《梁书·武帝纪》上）。萧衍看到齐朝统治已不会很久，已立意取而代之。他在襄阳暗中大作准备“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溪，密为舟装之备”（《南史·梁本纪上》，下同）。永元二年冬（501），萧衍于襄阳举兵，“是日建牙，出檀溪竹木装舸舰，旬日大办”。因当时南齐的统治已腐朽之至，完全丧失了民心，故萧衍①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召揽文学之士，萧衍、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沈约、谢眺聚集于其间，号为“八友”。

起兵后“百姓愿从者，得铁马五千匹，甲士三万人”，一时声势大振。经过二年多时间，终于废齐建梁。

梁武帝统治的时间近半个世纪（502—548），是南朝诸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的统治，可分两大时期。前期的统治较为安定，《梁史·武帝纪赞》称：“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只是到了晚年，委事群幸，政治也就不清不明了。

梁武帝在南朝各帝中，算得上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他称帝之前，在基层政权机构干过一些年，有一定的从政经验，对齐末的腐朽统治耳闻目睹。故即位后，所实行的政策大都对梁的政治的安定，经济的复苏发展有益。梁武帝重视统治阶级内部门阀大族与寒门素族之间的矛盾，在用人上采取调和政策。他一方面采取重用门阀中人，维护和扩大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使这部分人成为稳定政权的支持力量。同时，也注重寒门才学之士，起用他们担任机要之职。例如，他十分宠信的朱异，“遍览五经，尤明礼、易”（《南史·朱异传》），就出自寒门。门阀大族和寒门并重，是梁武帝选拔官吏的基本政策。

梁武帝认为宋、齐动乱，是皇帝御下太严所致。他竭力宽厚待人。在皇室内部，他想用骨肉恩爱来代替骨肉相残。他早年无子，将侄儿萧正德作嗣子。后来生了萧统，又将萧正德送还。萧正德从皇帝当然的继承者变成普通王侯，心中忿恨，竟引魏攻梁。后来萧正德又从魏逃回。梁武帝不但不治罪，还毫不责备。梁武帝对待兄弟也很宽容，他的六弟萧宏“**钱，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南史·梁临川王宏传》）。他原以为萧宏在私藏武器，后来看到只是财物，便称赞他会积财。梁武帝还令蔡法度为尚书删定郎，制定出《梁律》。以后又令尚书令王亮、吏部尚书范云、尚书仆射沈约等加以修订。宋齐只沿用晋律，无所创制，至此开始有了比较完备的刑律。但《梁律》“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隋书·刑法志》），对官吏犯罪几乎没有约束。

梁武帝这些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措施，对于维系统治集团内部团结，不能说没有一点作用。但“急于黎庶”，终于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缓于权贵”，又使统治集团无法无天，最后终于酿成恶果。但在梁武帝统治的前期，这些矛盾还未激化，在政治上尚能保持一个粗安的局面。

第四节 江南经济的开发、民族间的关系和农民起义

南北朝的战与和

瓜步战后，南朝与北魏之间仍不断有战事，军事上的南弱北强之势越来越显著。刘裕死后不久，北魏攻取了宋的滑台、虎牢、洛阳等地。宋明帝刘彧时，魏又夺去淮水以北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淮水以西九郡，宋的防线逐步南移。虽然南北战争不断，但南北朝之间的聘问并没有断绝。

瓜步战后的数十年间，南北朝廷礼尚往来。国有大事，互派专使。如南齐高帝萧道成之死，魏遣李彪来吊；北魏文明太后之死，齐遣裴昭明来吊。在经常聘问中，南北朝廷也妙选使者，为对方所重。在梁与北魏的聘问往来中，“梁使入，邺下为之倾动。贵游子弟盛饰聚观，馆门成市。魏使至梁，亦如是”①。这段略见，在南北朝对峙的局势中，双方也有友好往来，不是一味剑拔弩张的。

至于南朝与北魏的战争，梁武帝天监六年（507）的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之役，是一次相当大的硬仗。先是天监五年，梁出兵北伐，以帝弟临川王萧宏将兵，“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南数十年所未之有”。大军进驻洛口（今安徽怀远西南洛河镇）。一个夜里，洛口遭暴风雨，萧宏以为敌兵将至，吓得与几个骑士逃去。将士求宏不得，皆散归。弃甲投戈，填满水陆，丢弃病员和老弱，死者近五万人。冬十月，魏军进围钟离。第二年正月，魏又发兵数十万攻钟离。城中才三千人，梁将昌义之督帅将士，随方抗御，一日战数十合，前后杀伤万计，魏人死者与城平。豫州刺史韦叡是当时梁的名将，素有韦虎之称，奉命救钟离。三月，淮水暴涨六七尺，韦叡乘机用火攻进击。梁军奋勇，呼声震天，无不以一当百。魏军全线崩溃，丢掉器甲，投水而死的有十余万人，被斩的人数也约略相当，被生擒者五万。缘淮水百余里，尸相枕籍。梁战利所得资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计其数。对于梁来说，这是一次很重大的战役，对于阻遏魏军南侵的势头和巩固国内的统治，都有一定的意义。南北之间战争规模不大、和在一定条件下南朝在战争上的胜利，对于南方社会经济的开发都是有利的条件。

西晋末年以来，北方黄河流域不断遭受战争的灾难，社会受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人口减少。相对而言，长江流域遭受的破坏是比较小的。而且有自北方不断南移的大量人口。在北方城市经济和交换经济因破坏而衰落的时候，南方随着土地垦殖，人口增长，靠着长江水上交通的便利，商业交换也有相应的发展。

江南农业生产技术，原来是比北方落后的。如《史记·货殖列传》所描写，江南地区因为地广人稀，土地垦殖常常采用火耕水耨的办法。这种火耕水耨的办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仍在使用。西晋陆云答车茂安书写道“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庾信《归田诗》有“穿渠移水碓，烧棘起山田”之句，徐陵的诗中也有“烧田云色暗”、“野燎村田黑”。这些文字都表明，直到南朝晚期，火耕肥田的办法还在使用。但粪肥似也在推广。宋文帝的功臣到彦之“初以担粪自足”，他的曾孙到溉官至吏部尚书，当时人还讽刺他：“到溉尚有余臭，遂学作贵人。”（《南史·到彦之传附溉传》）到彦之由担粪农民作了大官，这是不多见的，但农民担粪肥田可能已是比较普遍的了。江南水乡在前代水利建设的基础上，水利灌溉事业有了更广泛的整理和推广。有了水，有了肥料，农业产量自然会提高。南朝时期，江浙的太湖流域、江西部阳湖流域、湖南洞庭湖流域和浙江东部的会稽地区，成为著名的产粮区。沈约在《宋书·孔季恭传》就记载：“江南之为国，盛矣！丹阳、会稽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霩、杜之间（汉代农业发达地价高昂地区），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初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可见江南农业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南方的商业交换也发展起来。魏晋开始，金属货币在北方几乎绝迹，谷帛代替了钱币。但在南方，金属货币的使用却是不断扩大。宋时，何尚之说：“晋迁江南，疆土未郭，或士习其风，钱不普用。今王略开广，声教远暨，金镪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宋书·何尚之传》）由于钱币的铸造落后于社会对钱币的需要，因而产生筹码不足和钱币盗铸等问题，这是江南社会经济问题中一个重要问题。长江是东西交通的大动脉，江陵、夏口、建康和京口是沿长江的大都市，又是货物的集散地。建康是南朝的政治经济中心，有数十万人口。这数十万人口的日用品，可能一部分自己生产，部分需要由外地运来，粮食自然绝大部分需要由外地运来。这也促使建康商业的繁荣。东晋安帝元兴二年（404），因发生了一次大风灾，便出现了“贡使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骸飺相望”（《晋书·食货志》）的情况，这可见长江船只之多。建康几十万市民日用百货、粮油杂用，除市内手工业作坊供应外，要靠郊区、三吴地区供应，一部分还要由长江中上游供应，靠长江上下船只运输。也有一部分粮食从长江中上游运到建康来。《宋书·吴喜传》即记载，吴喜自荆州还建康，“大艑小艑，爰及草舫，钱米布绢，无船不满”。而粮食由长江下游往上运的情况却是比较少的。《宋书·孔觊传》称：“时（孝武帝大明八年）东土大旱，都邑米贵，一斗将百钱。道存（觊弟）虑觊甚乏，遣吏载五百斛米饷之。觊见吏谓之曰：我在彼三载，去官之日，不办有路粮。二郎至彼未几，那能使得此米耶？可载米还彼。吏曰：自古以来，未有载米上水者，都下米贵，乞于此货之。不听，吏乃载米而去。”同书卷还记载：“觊弟道存，从弟徽，颇营产业。二弟请假东还，觊出渚迎之。辎重千余船，皆是绵绢纸席之属。觊见之伪喜，谓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侧。既而正色谓道存等曰：汝辈添预士流，何至还东作贾客耶！命左右取火烧之，烧尽乃去。”这故事也说明长江上下颇有作贾客的，其中还包含一些士流。南齐初年，三吴地区连年水灾而粮价并不高涨。孔觊说：“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糴不贵，天下钱少，非谷穰贱，此不可不察也。”（《南齐书·刘悛传》）。因钱少而谷价涨不起来，可能有道理。但更实际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商业交换发达，粮食可以从别的地方运来，才使得纵有水灾粮食减产，而粮价因之不贵。

因为商业交换发达，“关市之征”成为南朝财政收入的必要构成部分。

北魏世宗时，甄琛上疏，曾以南朝关市税比北朝的谷帛之输。他提出：“今伪弊相承，仍崇关鄽之税：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魏书·甄琛传》）北魏世宗的时代，约当南朝齐梁之际，比宋齐时代稍晚，但他既说“相承”又说“仍崇”，这段文字所说是可以包括宋齐的。那就是说，商业及商业有关的税收在南朝税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和南海各地的贸易，在宋齐这一时期也有发展。广州是南海贸易的大港口。南海各地的货物多从这里进入中国，中国各地的货物也多从这里输出国外。历史记载宋齐时期凡在广州作官的，无不发大财。《宋书·褚叔度传》称：叔度任广州刺史，“在任四年，广营贿货，家财丰积还至都，凡诸旧及有一面之款，无不厚加赠遗”。当时人有两句话：“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南齐书·王琨传》）王琨号称清廉，及罢任还都，还“买宅亩三十万，余物称是”（同上）。

南方的民族关系

江南、广州地区的开发，必然要影响到有关地区原来的居民。在这些居民中，有许多是少数民族。汉族人经济势力的渗入，破坏了他们原来的安静生活。

长江以南，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到三国两晋时为止，汉族和汉族文化在南方的发展，也只是沿长江两岸，沿海以广州为重点的一些点，与从荆州南下，通过湖南、江西逾五岭而至广州交通线上疏落的一些点。这以外的广大区域，还多是少数族居住着。

汉末晋末，北方汉人大量南移。东晋南朝时期，汉族文化才逐渐传播开来，沿着原来汉人已到的上述点线地区向外发展。当时南方广大地区居住的民族，主要的是“蛮”、傒、俚和僚等。汉文化传到他们居住的地区，与他们便发生冲突，又通过冲突而逐渐有一定程度的融合。

“蛮”，是南方诸民族中人数最多的，常用作南方各少数民族的通称。

蛮族中有两大支：一支是长沙、武陵蛮，一支是巴郡、南郡蛮。长沙、武陵蛮，自称是槃瓠之后。他们的居住地区是长沙、武陵（今湖南省）一带。“分建种落，布在诸郡县”（《宋书·夷蛮传》）。后向西北迁移，发展到今湖北西部。他们原居在武陵一带的，又分为椎谿、樠谿、辰谿、酉谿、舞谿，谓之五谿蛮；一部分居住在宜都、天门、巴东、建平、江北诸郡（今湖北省西部）。蛮人所居多深山重阻，人迹少到的山区。宋时，荆州设南蛮校尉，雍州设宁蛮校尉，用以管理有关蛮族的事务。当时，“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宋书·夷蛮传》）。

巴郡、南郡蛮，是廪君蛮的后裔。传说廪君原出于武落锺离山，廪君乘船从夷水至盐阳（约在今四川、湖北相邻地带，参看《后汉书·南蛮传巴郡、南郡蛮条》注）。后繁殖、生活于巴郡、南郡（今湖北省西部）。东汉光武时，徙其种人七千余口到江夏郡界，后称为沔中蛮（今湖北汉水下游一带）。“东晋时，沔中蛮因刘石乱后渐徙于陆浑以南（今河南省南部），遍满山谷。”（《通典·边防典·南蛮传序》）其活动地区还东到庐江郡（今安徽庐江一带）。《宋书》所称豫州蛮，就是指的这一支。他们“种落炽盛”，居住的地区“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宋书·夷蛮传·豫州蛮条》）。汉人在长江流域的发展，首先与“蛮”族接触。汉族统治者需要蛮族人民向他们出租税、出徭役，当兵打仗。为此，他们不断向蛮族人民居住地区展开残酷的进攻。宋时，进攻得很频繁，也很残酷。沈庆之前后数次领兵向蛮族进攻，他们俘获的生口就有几十万人。《宋书·夷蛮传》总论宋廷对蛮族的战争指出：“自元嘉将半，寇慝弥广，遂盘结数州，摇乱邦邑。于是命将出师，恣行诛讨。自江汉以北，庐江以南，搜山荡谷，穷兵罄武，系颈囚浮，盖以数百万计。”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就是长沙蛮。）

对蛮族用兵所得俘虏，一般是送京师作营户，充兵役。征服的地区，即设立郡县称左郡左县，以管领蛮族人民，使其供租赋。如《宋书·荆、雍州蛮传》所称：“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可能就是左郡县的赋税征调。宋孝武帝时，西阳（今湖北黄岗北）蛮附，“以蛮户立宋安、光城二郡”（《宋书·夷蛮传》）。在《宋书·州郡志》中，晋末及宋时以蛮民立的郡县有武宁、宋安、安陆、建宁等数郡，有靳水、赤亭、东安、阳城等二十多县。

南齐时，据《南齐书·州郡志》所载，有更多的以蛮民设立的郡县。在豫州、南豫州、郢州、司州和雍州宁蛮府领下以蛮民设立的郡县，有四十四郡、一百三十九县。这些县所管领的户口，没有记载。如果以晋时所置的武宁郡“领县二、户九百五十八、口四千九百一十四”（《宋书·州郡志》荆州条）为基数来估计，一百三十九县当有四十来万人口。南齐管领的户口总数，照崔祖对齐武帝所讲的情况，是“今户口不能百万”（《南史·虞玩之传》），则蛮族人口占的户口比数是很高了。

溪，也写作奚或仅。溪族居住的地区，主要在今江西南部和广东北部。

溪族人多以渔钓为业，所居多在水边，这大概是溪族得“溪”名的原因。陈寅恪以为溪人之称，当与五溪地名有关系。①东晋南朝的门阀大族看不起溪族人，常常骂他们是“溪狗”。温峤就曾嘲陶侃为“溪狗”（见《世说新语·容止篇》）。南齐范柏年骂胡谐之为“傒狗”（见《南史·胡谐之传》）。《晋书·陶侃传》称：陶侃本鄱阳，徙家寻阳，早孤贫。刘敬叔《异苑》云，钓禨（周一良疑“禨”当从石，作“禨”）山者，陶侃曾钓于此山下水中。陶侃出身微贱，少年时曾以渔钓为业，温峤又嘲他为“溪狗”，可能陶侃是出身溪族的②。

历史文献中，常常谈到溪族人的语音不正的问题。如《初学记·奴婢门》载宋乔道元与天公：“小婢从成，南方之奚，形如惊■，言语嵝厉，声音骇人，唯堪驱鸡。”又如《南史·胡谐之传》：“齐武帝为江州，以谐之为别驾，委以事任。建元二年，为给事中、骁骑将军。上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此两处都提到溪人语不正。溪语音不正，似正好说明溪人之汉化。如溪人纯说溪语，汉人将完全不懂。语音不正，盖正在汉化，说汉语又杂有溪语，故成不正。晋末宋初，溪人还是强悍善斗的。卢循起兵北上时，殷阐对何无忌说：“（卢）循所将之众，皆三吴旧贼，始兴溪子，拳捷善斗，未易轻也。”（《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所谓“始兴溪子”即溪族人。

俚族居住的地区，主要是湘、广西州，即今湖南、广东。汉族势力向广州一线发展，与俚人的接触渐多。如《宋书·羊玄保传附希传》载：“泰始三年，出为宁朔将军、广州刺史。希以沛郡刘思道行晋康太守（今广东德庆）领军伐俚。”又《宋书·良吏传·徐豁传》载：“元嘉初，为始兴太守（今广东韶关）。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县各言损益。豁因此表陈三事。其一曰：（郡）既接蛮俚，去就益易其三曰：中宿县俚民课银，一子丁输南称半两。”

①参看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明馆丛稿初编》。

②参看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族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一文，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僚，主要居住地区是长江上游的蜀，即今四川境。《华阳国·志李寿志》称，“晋康帝建元二年（344），蜀土无僚，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大为民患。”《魏书·僚传》称：“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多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建国中，李势在蜀，诸僚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县，为益州大患。势内外受敌，所以亡也。自桓温破蜀之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僚遂挟山傍谷。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由此可见，僚的活动地区主要在蜀，自巴西、犍为一线逐渐向外扩展。

自东晋至陈，南朝常与“僚”族有战争。据《南齐书·州郡志》所载：南齐时益州有东宕渠僚郡、越嶲僚郡、沈黎僚郡、甘松僚郡、始平僚郡、齐开僚郡、齐通僚郡，大约都是以降附和征服的僚民建立的。

户籍整理和反却籍斗争南渡的北方劳动人民，江南汉人和各少数族人民共同开发了江南广大土地，发展了江南经济，但江南统治者剥削惨重却使得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反抗斗争遂不断发生。

南朝的租税制度，大体是延续魏晋的制度下来的。人民的负担，主要有租、户调和徭役。此外又有市税、商税、盐税、酒税、鱼池税、丁塘税、口赋、赀赋等杂税。人民的负担是沉重的。宋齐时期，一般农民生活的困苦情况，在齐武帝永明六年（488）顾宪之对武帝的启中所谈山阴一县的情况，可见一斑。他的启写道：“山阴一县，课户上万；其民赀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刻又刻之，犹且三分余一。凡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比众局检校，首尾寻续，横相质累者，亦复不少。一人被摄，十人相追：一绪才萌，千孽互起。蚕事弛而农业废，贱取庸而资华贵。应公赡私，日不暇给。欲无为非，岂可得乎？”（《南齐书·陆慧晓传附顾宪之传》）

人民最苦的是兵役和徭役。东晋王羲之致尚书仆射谢安书写道：“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返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调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课捕不擒，家及同伍，寻复死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晋书·王羲之传》）。又宋武帝永初二年冬十月丁酉诏：“兵制峻重，务在得宜。役身死叛，辄考旁亲，流迁弥广，未见其极。遂令冠带之伦，沦陷非所。宜革以弘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举户从役者，便付营押领；其有户统及谪止一身者，不得复侵滥服亲，以相染连。”（《宋书·武帝纪》）

人口逃亡，在户籍者日少。在籍日少，则剩下的在籍者租税徭役负担必更重；重则人民逃亡。整理户籍，成为南朝政府的大事。

人民逃亡，主要有几个去处：一投依门阀大族作依附民部曲、客；二投依寺院作僧尼、白徒养女：三藏匿山林作流亡逃户。还有其他，等等。朝廷势力强大时，它搜括逃户是比较全面的。它与大族争人口，也与寺院争人口，更大力搜括藏匿山林、隐瞒户籍的逃亡户。桓温的庚戌土断和刘裕的土断，都是比较严厉的。一般整理户籍的矛头，多是指向不附籍的侨户和逃亡户。东晋以来，户籍有黄籍、白籍之分。黄籍，是郡国户口。晋令：“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之。”（《太平御览》卷六〇六）齐高祖建元二年（480）的诏书指出：“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自倾氓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增损三状，贸袭万端。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板；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编户齐家，少不如此。”（《南齐书·虞玩之传》）这两条史料说明，黄籍是郡国编户民的户籍。

自籍似是郡国编户民以外的侨户的籍。白籍最早见于《晋书·成帝纪》。咸康七年（341）：“实编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白籍似是土断的对象，即尚未正式编户的侨民。

宋、齐两代都整理过户籍，宋文帝元嘉年间曾整理过一次户籍。文帝无嘉二十七年，曾规定以“八条取人”。“光禄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犹手自书籍，躬加隐校”（《南齐书·虞玩之传》）。虞玩之还提出：“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这都说明宋文帝元嘉年间曾进行过一次户籍整理。南齐开国的两代皇帝，都曾积极整理户籍。齐高祖建元二年（480），虞玩之遵照高祖诏书的意图，上表请求整理户籍。他认为当时“户口多少不减元嘉而板籍顿阀”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自孝建已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殆无一焉。二、勋薄所领而诈注辞籍，浮游世要，非官长所拘录，复为不少。如此两条，天下合役之身已据其大半矣。三、又有改注籍状，诈入仕流，苦为人役者今反役人。四、又生不长发，便谓为道，填街溢巷，是处皆然。五、或抱子井居，竟不编户，迁徙去来，公违上断，属役无满，流亡不归。宁丧终身，疾病长卧。六、又四镇戍将，有名寡实，随才部曲，无辨勇懦，署位借给，巫温比肩，弥山满海。他指出，有这六项，是“坊吏之所以尽，百里之所以单也”，户籍之所以顿阙，乃由这些原因。（同上）齐高祖采纳了虞玩之的建议，随即采取措施整理户籍。“乃别置板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巧，以防懈怠。”但这办法本身就有问题。限人一日得数巧，必然会出毛病。于是不仅出现。于是货赂因缘，籍注虽正，犹强却以充程限”的情况，还出现“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通典·食货志》）的情况。

齐武帝初年，继续贯彻执行齐高祖的办法，继续强力整顿户籍。于是，到武帝永明三年正月（485），便激起富阳侨人唐寓之领导的白籍人反却籍的斗争。《南齐书·沈文季传》载：“是时，连年检籍，百姓怨望。富阳人唐寓之侨居桐庐，父祖相传图墓为业。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气，山中得金印，转相诳惑。三年冬，寓之聚党四百人于新城，水断商旅，党羽分布近县。”《南史·茹法亮传》载：“（吕文度）又启上籍被却者悉充远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阳人唐寓之，因此聚党为乱，鼓行而东，乃于钱塘县僭号，以新城戍为伪宫。三吴却籍者奔之，众至三万。”起义不久即被镇压下去，唐寓之被杀。

检籍和反检籍的斗争，本来是逃亡户与官府的斗争。逃亡户为了逃避租税徭役负担而设法脱籍，官府为把逃亡户拉回来负担租税徭役而检籍。但检籍，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在政治清明的稳定时期，检籍的效果可能相对地减轻人民的负担。在政治混乱或**的时期，检籍的结果则往往是增加了统治者的收入，扩大了其剥削面，却丝毫没有减轻人民的负担。原来担负租税徭役者仍要承担着已有的沉重的负担，原来不负担租税徭役的逃亡户现在却也要负担了。而且，尽管朝廷或官府是比较励精图治的，而执行的官吏却是贪污**的，好办法通过**的官僚机构也会变了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南齐初年的这次检籍，恰巧是由一些贪污、**的人去执行，结果是“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在这种情形下，唐寓之反检籍、反却籍的斗争，是农民起义的一种具体形式，在南朝的阶级斗争史上，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起义。

南朝的农民战争，自宋至梁初，陆续不断。其中规模较大的，在宋末，有羲阳（郡治在今湖南安乡）张群为首的农民起义，他们曾攻破羲阳、武陵、天门（郡治在今湖北石门县）、南平（郡治在今湖北公安县西南南平镇）等四郡。在梁天监四年（505），有益州地区以焦僧护为首，众至数万的起义。在梁中大通五年（533），有以齐苟儿为首的众至十万人进围成都的起义。第五节北方的民族关系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孝文帝改革的历史背景北魏从拓跋珪传到第六代时，又出了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卓越人物，即孝文帝拓跋宏。他与他的前辈不同，武功虽不显赫，政治上却很有作为。在他的一生中，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活动，史称为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的改革，有他面临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寻觅革旧布新的对策。

北魏在中原建立以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即如何处理这一广大地区的民族关系，其中包含如何对待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汉族的文化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北魏统治者政治野心的增长，这一问题就愈益突出。是继续保存拓跋氏旧的社会制度和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捐弃旧俗，接受先进的文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获得新生，北魏的统治者必须作出抉择。马克思在谈到民族问题时，有一段很精彩的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0页）。北魏走汉化的路，可以说桌历史发展的必然。孝文帝的改革是历史的产物，其改革思想是顺应历史的发展的。

据史书所载，文成帝时，就已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孝文帝即位前后，情况更为严重。据统计，自471年到481年，仅仅十年间，就爆发了十八次人民反抗斗争，造成人民起义如此繁多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其一，统治者不仅本身穷奢极欲，而且还纵容整个官吏集团肆无忌惮地剥夺人民。北魏自建国以来，没有实行过俸禄制度，带有强烈的原始掠夺色彩，一出战就命官兵尽力掠夺，战胜归来，将掠夺之物予以瓜分。北方统一后，与南朝战争暂告平息，官兵无法再从战争中获取财物，就将贪婪的魔爪伸向北方人民。孝文帝在一份诏书中透露：“诸州刺鬼牧民之官，自顷以来，遂各怠慢，纵好纳贿，背公缘私。致令贼盗并兴，侵劫滋甚，奸宄之声屡闻。”（《魏书·高祖纪二》）南朝人士也指出：“北境自染逆虏，穷苦备罹。徵调赋敛，靡有止已。所求不获，辄致诛殒，身祸家破，阖门比屋。”（《宋书·谢灵运传》）官吏贪赃枉法，成为北魏政治的一大弊病。

其二，北魏统治者带有强烈民族压迫色彩的残暴统治，使人民，尤其是汉族人民无法生存，不得不揭竿而起。北魏“禁令苛刻，动加(诛”（《南齐书·王融传》）。拓跋珪晚年，视残杀为乐事，“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魏书·太祖纪》）。对北魏政治颇有贡献的几个汉族大臣，如崔逞、雀浩等，最终都逃说不了被杀的厄运。北魏每次出战，都“驱夏人（汉人）为肉篱”。汉人成了魏统治者残暴驱使、蹂躏的对象。

其三，农民起义与土地问题也颇有关联。北魏连年对外用兵，壮丁征发，田地荒芜，出现了“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的凄凉景象。有权势的地主乘机霸占良田山林，实行土地兼并。

失去土地的农民四处流离，就连京师附近也“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魏书·韩腆麟传》）。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造成一系列社会动乱。北魏中期，许多农民起义都与之有直接关联。

所有这些原因，都具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二重性，同一般的农民起义原因不尽相同。对于国内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北魏统治者一直采取镇压政策。延兴二年（473）颁布了以镇压人民起义作为官吏升迁标准的诏令，规定：“县令能靖劫盗者，兼治二县，即食其禄；能靖二县者，兼治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二千石能靖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迁为刺史。”（《资治通鉴》卷一三三）但尽管如此，农民起义还是此起彼伏。

严酷的事实不能不引起北魏统治者的苦恼，迫使他们中有见识的人另求统治之策。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孝文帝进行了改革，坚持走汉化的路，一方面既是要改革政治、经济上的落后状态，另一方面也是要缓解与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

孝文帝对吏治的改革北魏初年规定，地方官不论其治绩如何，任期都是六年，期满离任。因此，许多官吏对治理民事毫不热心，却竭力追求个人财富。如公孙轨当地方官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魏书·公孙长传附公孙轨传》）。这样的事例在北魏官场中屡见不鲜。有一次，孝文帝问臣下高祐：怎样才能使盗贼平息呢？高祐回答：盗贼，也是人。如果地方官很称职，治化有方，就不会再有了。孝文帝听了深以为然。这可见孝文帝对吏治问题的重视。为了整顿吏治，缓和阶级矛盾，北魏统治者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实行俸禄制。公元484年，魏颁布法令，正式规定“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之禄。”俸禄之外，贪污满一匹者处死。二是对地方官任期长短不做硬性规定，而是根据治绩而定，好则留，不好则去。这样一来，官吏治绩好坏与仕途升迁联系起来了，使他们在盘剥人民时不能不有所考虑。

吏治的改革，是北魏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如实行得好，就可刷新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同时也为以后各项改革的进行打下基础，意义是重大的。迁都洛阳北魏的汉化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建国之初，汉化就已经开始了。但是这一汉化的范围和程度都极其有限，这主要体现在吸收汉族知识分子加入北魏统治集团和参与政治方面。拓跋焘时，建立太学，祀孔子，任用了一大批素有威望的汉人，最典型的就是崔浩。崔浩对汉族文化十分熟悉，尤长于天文历学。拓跋焘在很长一段时期对他委以重任。通过这些汉族知识分子谋士群的努力，北魏统治集团接受了一些汉族文化，汉化的程度逐渐加深。但是，汉化在当时还没有作为一种政策来推行。拓跋统治者的政策常有变化，对于汉族士人，时而信任，时而排斥，对于汉族文化时有抵触。孝文帝时，开始把汉化做为一项国家基本政策加以推行。迁都洛阳是他的汉化政策中一项重大措施。

北魏的都城，在进入中原后，开始建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境）。平城地处北方，生活习惯，气候条件都与鲜卑故土相近。但随着北魏在中原疆土的开拓和被统治的汉人的增加，平城对于控制整个北方地区，已不适合。平城地区游食者众多，且屡受灾荒，粮食供应常发生危机。早在拓跋嗣统治时期，就有迁都之议。史书记载：“永兴中，频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内，路有行殣。帝以饥，将迁都于邺，用博士崔浩计乃止。”（《魏书·食货志》）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平城又遭大旱，春天到来，竟然“野无青草”。即使风调雨顺之年，平城一带也常有饥荒现象。而当时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已较发达，逐渐成为北魏主要产粮基地。所以从关外贫瘠的平城转移到中原经济中心，已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平城长期作为北魏都城，功勋公老多居于此，保守势力十分强大，他们拒不接受先进的汉族文化，因循守旧，给北魏社会发展造成阻碍。因此，从摆脱保守势力的束缚这一点来说，迁都也是当务之急。孝文帝统治时期，北魏军事实力虽然已逐渐衰落，但孝文帝却抱有灭南朝、统一全国的雄心。这可由文帝所说迁都洛阳的理由是“经营天下，期于混一”（《资治通鉴》卷一三八）可证。所以，从军事上说，平城作为国都也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了。

当时新都选择地点有二，一是洛阳，一是邺城。洛阳是汉族政治文化中心，汉、魏、西晋都曾建都在此，是所谓“中夏正音”所在之地。邺则是中原最富庶的地区，集中了北方财富，是河北主要的粮食和丝绵产地。单纯从经济意义上说，邺要胜过洛阳一筹；但从吸收汉族文化的角度看，洛阳要比邺优越。孝文帝最后把新都定在洛阳，可见迁都之举主要还是从加速鲜卑族汉化的方面考虑的。

迁都洛阳对于世世代代居住朔方的鲜卑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这意味着，拓跋氏必须放弃过去那种以游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而使经济生产农业化；同时，还意味着在生活方式上也要来一个变革。这样一个从行动到观念都要为之一变的迁都举动，所遇到的阻力是难免的。

反对派的首要人物是太子元恂和拓跋氏元老元丕、陆叡、穆泰等，他们在朝中的势力很大。孝文帝迁都之心已定，为防止节外生枝，便假称要大举南伐。公元493年六月，孝文帝带领步骑三十万人，离开平城向南进发。大军行至洛阳，连日霖雨不止，但孝文帝仍坚持进军南向。尚书李冲等人就出来反对，说“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独行，竟何之也？敢以死请！”孝文帝听了大怒，说：“吾方经营天下，期于混一，而卿等儒生，屡疑大计；斧钺有常，卿勿复言！”安定王休等趴在地下痛哭失声，苦苦劝谏。孝文帝这才说，如不南伐，便须就此迁都洛阳。並即宣布：“欲迁者左，不欲者右。”（《资治通鉴》卷一三八）群臣又害怕南伐，不敢再言，迁都之计就这样定下来。

孝文帝的儿子是一个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又不上进的人。他体胖怕热，到洛阳以后，“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他趁着孝文帝出游嵩山，“轻骑奔代（平城）”。孝文帝闻讯大怒，为了保证汉化顺利进行，毅然将太子贬为庶人，后又用毒酒将其毒死。紧接着，拓跋族元老穆泰、陆叡与镇北大将军乐陵王元思誉、代郡太守元珍等勾结，想据平城起兵，史载其时“代乡旧族，同恶者多”（《魏书·于栗c传》）。形势十分危急，迁都与反迁都是关系到拓跋氏汉化的关键。孝文帝当机立断，派得力大臣任城王澄率兵镇压叛乱，再次将反对派挫败。

洛阳终于成为拓跋氏人心目中真正的都城，成为北魏占据中原，正式接受汉化的象征。

改革风俗的措施

太和二十年（496），孝文帝下诏改姓。孝文帝在诏书中把鲜卑氏与汉文化联系起来，宣称：“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资治通鉴》卷一四〇）明帝建武三年，以此为例，改乙■氏为叔孙氏，丘穆氏为穆氏，独孤氏为刘氏，素和氏为和氏。

改了姓，又下令禁穿胡服，改穿汉服，服装样式与南朝流行样式大抵相同。孝文帝对禁穿胡服下了很大决心，不允许有任何松懈。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从前线回到洛阳，他坐在车中，留意街上行人的服饰，见仍有人穿鲜卑旧服，大为不满。第二天，他对群臣说：“朕昨入城，见车上妇女，冠帽而著小襦袄者，若为如此，尚书何为不察？”任城王澄作解释：穿旧装的少，不穿的多。孝文帝立即反驳：这话说得奇怪，你难道还想满城都穿旧装吗？

孝文帝又下令禁止说鲜卑语。北魏初入中原时，以征服者自居，不仅自己讲鲜卑语，还命令所有任职于魏的汉人官吏也要讲鲜卑语。为了提高鲜卑族的文化水平，便于读汉人书，接受汉文化，孝文帝下令宣布：“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指汉语）。年三十以上，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北史·咸阳玉禧传》）

迁都洛阳之后，孝文帝仿照南朝形式，在郊祀宗庙礼节方面，也实行了汉化，放弃了拓跋氏原来崇拜的天神，改用汉礼。在官制和律令方面也多仿汉制，进行了改革。

均田制和三长制的规定实行均田制是孝文帝改革中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均田制出现的原因，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为了增加生产，迅速改善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另一方面是与豪族地主争夺人口和土地。北魏进入中原后，农业成为主要的经济形式。北魏诸帝多能注意劝课农桑，尤其是孝文帝即位后，更是孜孜以求，希望农业不景气的状况有所改善。他一再号召：“务尽地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魏书·高祖纪下》）然而天灾几乎连年发生，粮食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因此，发展农业生产，解决粮食问题，成为均田制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北魏统治中期，北方豪族己遍布全国，势力很大，“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魏书·李孝伯传附李安世传》）。鲜卑贵族对土地的兴趣也愈来愈强烈，他们纷纷“就耕良田，广为产业”（《魏书·和跋传》）。加上拓跋氏入主中原初期，曾把大量良田辟为牧场，或辟为私家园林，民无田业的现象十分突出。农民失去土地，四处飘流，或转投豪族，成为荫护人口，或聚集山泽，成为绿林好汉。人口流亡的情况如此严重，不能不引起北魏统治者的重视。因为政府掌握不了人口，也就无法获得赋税；而且大批浮浪人口也是构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如何使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以及把农民从豪族地主的荫护下解脱出来，成为均田制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均田制的实施还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有大批荒地可供使用，二是官府必须能够掌握、支配这些土地，也就是说皇权必须强大到能够辖制地方豪强。北方自东汉末年以来，由于连年战乱，以致出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景象。至孝文帝时，情况虽有所变化，然土地抛荒的现象仍很严重。而当时北魏豪族地主势力也还未强大到能与皇权抗衡的地步。因此，孝文帝推行均田制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了。

公元485年，孝文帝开始实行均田制。在此之前，北魏初期，政府曾经在京城附近实行过计口授田，均田制就是在这一基础上推广、改进百发展起来的。另外，中国古老的一夫受田百亩的井田制以及西晋占田制，都给了均田制以经验借鉴。

均田制的主要内容如下：（一）男子十五岁以上，授给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人授露田二十亩。露田加倍授给，以备休耕。露田不得买卖，身死或年满七十者归还官府。桑田则永为个人所有，不须归官。桑田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买卖。桑田须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株。不宜种桑之地，男子给麻田四十亩，妇女五亩。

（二）奴婢和耕牛参加授田。奴婢依一般农民授田。耕牛每头授田三十亩，限四牛。

（三）田地缺乏地区，允许农民“逐空荒”，迁往他郡。

（四）犯罪流徒户或绝户，其土地归国家所有，作均田授田之用。

（五）地方官吏按官职高低，授以公田。刺史十五顷，郡丞、县令六顷。公田不得买卖。

在均田制颁布的同一年，又宣布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三长皆由本乡有威望者担任。三长制代替了过去的宗主督护制，改变了“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魏书·李冲传》）的状况，使趁着管理混乱，荫庇大量人口的汉族大地主受到约束和打击。因此他们群起而攻之。但当时掌握朝政的文明太后很有识见，她认为：“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魏书·李冲传》）。在她的坚持下，三长制得以推行。

与均田制、三长制相辅相成的还有新的租调制。北魏原来实行的租调制很混乱。“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粟二十石。”由于户籍不清，人民负担重。实行新的租调制后，规定一夫一妻出帛一匹，粟二石；其他人口、耕牛，就按此类推。家庭作为受田纳税单位，人民负担有了一定之规。故“事（指新租调法）施行后，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年安之”（《魏书·食货志》）。

孝文帝改革是北魏历史上的突出事件，其影响是值得重视的。单就北魏的统治来说，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实施，使鲜卑贵族在新的基础上与其统治区内的汉族地主取得一定程度的协调，也使之与一般汉族百姓的矛盾趋向缓和，对于巩因北魏政权，有其有利的一面。

孝文帝在社会经济领域年的改革是有成就的。均田制的实施，可使相当一部分农民获得了土地，得与生产资料重新结合：从而刺激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大地主的兼并也受到一定限制。北魏朝廷大为头痛的流民和粮食问题，在均田制实行后，情况有所改善。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不可能彻底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而且事出空前，也难免有一定的盲目性，因而也带来很多弊病。这些弊病因改革的成功和北魏社会矛盾的暂时缓和所掩盖，但根源仍在，在改革几十年后便爆发了六镇起义。

（谢选骏指出：“宋、齐宗室，特别是皇帝的近亲有资格继承帝位的人，往往被在位的皇帝及其拥护者视为潜在的威胁，成为猜忌的对象，以至成为斩除的对象。这在宋明帝和南齐明帝时特别显得突出，这时的宗室很难免于身亡家破的灾难。”——这可说是“秦二世阴魂不散”。因此中国历史足以破除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犹太谎言——“阶级之间的斗争”远远不如“阶级内部的残杀”具有实证意义。由此可见，“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纯属一派胡言。）

【第四章 从北魏的分裂到隋的统一】

第一节 北方各族人民的起义和北魏的东西分裂

大起义的历史背景

孝文帝改革后，北魏社会经济有了发展，新都洛阳繁荣起来。《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述洛阳的景象：“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有刘宝者，最为富室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宅宇逾制，观楼出云，车马服饰，拟于王者。”到孝文帝的第三代继承者孝明帝时，史称其“魏累世强威，东夷西域，贡献不绝。又立互市以致南货。至是府库盈溢”（《资治通鉴》卷一四九）。景况仍然可观。

然而，经济繁荣的结果并没有使广大劳动人民从中获益。这一时期，人民的生活仍很困苦。相反，汉化的鲜卑贵族很快坠入锦衣玉食之中，迅速走向腐化。

孝文帝时，贪污之风虽很盛行，然由于孝文帝采用严刑峻法，尚能控制局面。史称其时“食禄者跼蹐，赇谒之路殆绝”（《魏书·刑罚志》）。宣武帝即位，形势发生变化，宣武帝对贪污腐化之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本人“好游骋苑囿”，“嬉戏无度”，就很奢侈，无心于朝政。上行下效，“时魏宗室权幸之臣，竟为豪侈”，北魏统治集团生活日趋腐朽。胡太后临朝时，奢侈之风更盛。最典型的是高阳王雍和河间王琛。“高阳王雍，富贵冠一国，宫室园圃，侔于禁苑，僮仆六千，伎女五百，出则仪卫塞道路，归则歌吹连日夜，一食直钱数万。”（《资治通鉴》卷一四九）“河间王琛，每欲与雍争富，骏马十余，皆以银为槽，窗户之上，玉凤衔铃，金龙吐旗。尝会诸王宴饮，酒器有水精锋（锺）、马脑碗、赤玉巵，制作精巧，皆中国所无。又陈女乐、名马及诸奇宝。复引诸王历观府库，金钱，增布，不可胜计。顾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这些惊人的财富，无疑都是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河间王琛，在宣武帝及孝明帝两朝皆作定州刺史，他“在州贪惏”。连胡太后也觉得他贪心无厌，下诏：“琛在定州，惟不将中山宫来，自余无所致。”（《北史·河间王若传》）为饱私囊，朝廷甚至卖官鬻爵，“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北史·魏常山王遂传曾孙晖附传》）。仕人买官花了钱，及到任上，就大肆搜括，加倍贪婪地吮吸人民的血汗。

孝文帝时所行均田法，这时也被破坏。原来规定不得买卖的公田和露田，都可以买卖。露田流动尤为严重，因为“贫户因王课不济，率多货卖田业”（《通典·食货典》）。在均田制下有田可耕的农民，又开始面临失去土地的威胁，使北瑰经济潜伏着危机。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本来就有对南朝用兵的因素。迁都之后就改变了自己一度奉行的与南齐和好的政策，开始大举南伐。尽管每次几乎都以无功告终，仍然不肯罢休。这时因洛阳位于黄河之南，与南朝相接壤，既要保卫洛的安全，就必须将南朝长江以北土地据为己有。所以孝文帝每次出击，目标都在义阳、淮上、宛、邓等地。宣武帝、孝明帝时，战事未休，反而有扩大之势。人民要负担兵役和作战物资，苦不堪言。当时，“汝颍之地，率户从戎：河冀之境，连丁转运”（《魏书·卢玄传孙昶附传》），以至“死丧离旷，十室而九”。战争激化了社会矛盾，使人民对北魏政权的敌意更加强烈。北魏各族人民大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酝酿和爆发的。起义首先爆发于六镇，接着又爆发了关陇、河北、青州起义。

以六镇起义开始的各族人民大起义

六镇，一般是指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之外，又有御夷等镇。大部位于北魏的北方边境，即今内蒙古境内。六镇是北魏的军事要塞，历史上曾一度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北魏原来一直以平城为国都，为了防御北边的柔然南下，拓跋焘设此六镇，以拱卫都城。当时，六镇将领，乃至一般士兵，身份都是比较高贵的，在六镇作兵是光荣的。“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北齐书·魏兰根传》）他们“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北史·魏广阳王建传孙深附传》）。然而，在迁都洛阳之后，平城不复为国都，六镇也失去军事上的意义，将兵地位一落千丈。他们远在漠北，少有接触汉文化的可能，与南迁的鲜卑贵族在文化上形成差距，心理上形成隔膜，经济地位上也处于劣势。氏族部落成员当兵是义务也是权利，拓跋氏封建化后，兵户身份低人一等。加上汉化后的北魏政府受到汉制度的影响，常常把犯罪的人发配六镇为兵，更使六镇兵民的处境不佳。六镇将兵中，不满情绪逐渐增长。孝明帝时，有一个叫魏兰根的官吏对此情况深表忧虑。他告诉尚书令李崇说：“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为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他建议北魏朝廷采取断然措施，“更张琴瑟，今也其时，静境宁边，事之大者。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入仕次叙，一准其旧，文武兼用，威恩并施。此计若行，国家庶无北顾之虑矣”（《北齐书·魏兰根传》）。李崇亦深以为然，上奏朝廷，朝廷竟不闻不问。

起义终于在六镇首先爆发了。

（谢选骏指出：后来的元朝清朝的鞑子们，都是沿着六镇起义的拒绝汉化或限制汉化的道路前进的！）

公元523年，柔然入侵六镇，怀荒镇民请求开仓取粮，武卫将军于景无理拒绝，镇民不胜忿恨，遂起兵造反，杀了于景。不久，沃野镇民破六韩（姓）拔陵（名）亦聚众起义，杀镇将，改元真王。其余各镇，“华、夷之民往往响应”（《资治通鉴》卷一四九）。起义队伍迅速扩大。破六韩拔陵引兵南向，派别帅卫可孤包围武川和怀朔两镇。朝廷派临淮王或都督北讨诸军事。彧为人胆小，顿兵不进，武川、怀朔俱为起义军所陷。不久，破六韩拔陵与彧激战于五原，彧大败，朝廷罢了他的官。这时，魏肃宗改派李崇率兵前往讨伐，双方战于自道，李崇副手崔逼被打得单骑逃命。李崇亲自迎战，也出师不利。起义军声势更大，二夏（夏州、东夏州）幽、凉人民纷纷起来响应。朝廷见此情况，慌忙下诏“改镇为州，诸州镇军贯（军籍），非有罪配隶者，皆免为民”（《资治通鉴》卷一五〇）。并派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抚慰六镇，但这些笼络政策根本不起作用，起义之势一发不可收。公元524年，在高平镇（今甘肃固原），有赫连恩等人的起义，推敕勒首长胡琛为高平王。在秦州（甘肃天水），有羌人莫折大提起义。在秀容（山西忻县），有乞伏莫于的起义。在关中一带，有被迁徙到关中的蜀人起义。在汾州一带，有胡人起义。几乎整个魏的北境、西境、东北境，都在起义浪潮冲击之下。

公元524年夏天，羌人和氐人在秦州（今甘肃天水）和新秦州（今甘肃武都、成县一带）起义，反抗北魏统治，推莫折大提为首领。不久，莫折大提死，他的儿子莫折念生继位，自称天子，设立百官。向东攻下了歧州（陕西凤翔南），杀北魏都督元志。向西攻下了凉州。后来，在黑水（陕西兴平西）为魏将崔延伯、萧室寅战败，退回陇西。

公元527年春，莫折念生率部反攻，大败萧宝寅于泾州（甘肃镇原），攻占了东秦州（陕西陇县）、北华州（陕西黄陵南西），东下潼关，威胁洛阳。北魏统治者一面调集大军防守，一面收买起义军将领，进行分化。这年秋天，莫折念生被叛徒杀害。以后，这支起义队伍大部集合千万俟丑奴领导之下。公元530年，万俟丑奴在关陇地区为魏将尔朱天光所灭。

魏无法对付破六韩拔陵起义军，便请柔然王阿那瓌前来助战。公元525年，阿那瓌率柔然兵十万，自武川西向沃野，进击起义军。破六韩拔陵军被击败，部众二十万人降魏。魏将起义军分化瓦解，派往内地冀（河北冀县）、定（河北定县）、瀛（河北献县）三州就食，想就此扑灭起义烈火，然起义军分散到三州后，活动并未停止，他们又在三州展开了斗争。

胡琛起义军据有高平，声势也很大。胡琛大将万俟丑奴等进攻魏泾州。

这时，攻破莫折念生的魏将萧宝寅、崔延伯引兵驻于安定，兵众十二万，铁骑八千，军威甚盛。丑奴先以轻骑扰之，不等交战，就故意避走。崔延伯十分骄傲，派兵出击。将战，有起义军数百骑手持降书，请求缓师。崔延伯未及阅视，起义军从东北杀出，与伪降数百骑汇合，腹背夹击。起义军皆轻骑，而魏兵骑步相杂，战久疲乏，被起义军打得惨败，死伤近二万人。崔延伯再次孤军出击起义军，又被起义军打败。崔中流矢死，士卒死者万余人。这次胜利，意义重大。史称：“时大寇未平，复失骁将，朝野为之忧恐。于是贼势愈盛。”（《资治通鉴》卷一五〇）

公元525年，柔玄镇民杜洛周聚众起义，据上谷（河北怀来县），改元真玉，怀朔镇人高欢、尉景等皆从之。不久，魏安州石离、穴城、斛盐三地戍兵响应，合众二万，归于社洛周旗下。杜部向南发展，连克幽州、定州。后来，杜洛周为葛荣所杀，这支队伍归入了葛荣领导的起义军中。

公元526年，沃野镇降人鲜于修礼等起兵据左城（河北唐县境），又攻破定州、燕州（京郊昌平）。鲜于修礼为内部叛徒杀死，葛荣代统部众，于博野县境（河北博野）击杀魏大将元融，自称天子，立国号为齐，改元广安。葛荣都是北魏末众多起义军力量最强的一部，号称百万之众，占有冀州、定州、瀛州、沧州、殷州五州地。葛荣军南下，前锋已过汲郡城（河南汲县），危及洛阳，朝廷大震。公元528年，尔朱荣亲率骑兵七万，以侯景为前锋，东出滏口，在邺城北大破葛荣军。葛荣被俘，被解到洛阳杀害。

在起义**近于平息时，又出现了邢杲起义。这次起义，是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的一个悲壮的尾声。

邢杲是魏幽州乎北府主簿。公元528年，他帅河北流民十万余户在青州起义，自称汉王，改元天统。起义坚持了八个月之久，后在济南被魏上党王无穆及尔朱兆打败。邢杲牺牲。

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是北魏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起义。这次起义具有鲜明的特色，与中原历次农民起义不同，这是一次鲜卑、羌、氏、汉各族人民共同反抗北魏黑暗统治的联合行动。它沉重地打击了北魏统治，促进了这个日益走向腐朽的政权的瓦解。

北魏的分裂在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北魏皇朝徒具形式，实权落到了靠镇压起义起家的尔朱荣手中。

尔朱荣的父亲“家室豪擅，财货丰赢（盈）”，与北魏朝廷关系十分密切。“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兼备资粮，助裨军用。高祖嘉之，除右将军，光禄大夫。”（《魏书·尔朱荣传》）北魏都城迁洛阳后，朝廷亦给他家以特殊照顾，允许“冬朝京师，夏归部落。”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爆发后，尔朱荣“遂散畜牧，招合义勇，给其衣马”，积极镇压人民起义，侯景、贺拔岳、高欢等人都先后投靠了他，成为北魏后期一支主要的军事势力。

当时，朝廷政治昏暗，胡太后权倾天下，与儿子孝明皇帝不合。公元528年，孝明帝密令驻兵在晋阳（山西太原）的尔朱荣来洛阳，胁迫胡太后。尔朱荣令高欢为前锋，行至上党，魏孝明帝又密令尔朱荣不要来洛阳。胡太后用毒药鸩死孝明帝，立临洮王宝晖世子钊为帝，年方三岁。尔朱荣立长乐王之子修为帝（魏孝庄王），以“入匡朝廷”为名向洛阳进兵，杀北魏朝臣二千多人，沉胡太后及幼主于黄河，史称河阴之变。经过这一次大屠杀，北魏朝廷实力几乎全部被消灭。尔朱荣尽掌朝政，视孝庄帝为傀儡，引起孝庄帝及朝臣不满。永安三年（530）九月，孝庄帝设计杀尔朱荣。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闻讯轻骑至洛阳，杀孝庄帝。立献文帝之孙广陵王恭，是为节闵帝。尔朱兆令部将高欢为冀州刺史，统率六镇流民。这些流民大多是葛荣余众，约二十万余，流入并州，穷困无以为生，多次举行反抗，都遭到尔朱部的残酷镇压。公元531年，高欢率流民到山东，据有冀、殷二州，势力进一步扩大，于公元533年消灭尔朱氏，杀节闵帝，另立元修为帝（魏孝武帝）。元修不愿受高欢的控制，于公元534年逃出洛阳，投奔镇守关中的将领宇文泰。从此，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两国。高欢立元善见为帝（魏孝静帝），迁都于邺，史称东魏。宇文泰于公元535年杀死元修，另立元宝炬为帝（西魏文帝），都于长安，史称西魏。东、西魏的军政大权，分别掌握在高欢、宇文泰的手里。北方又进入了分裂时期。

第二节 东、西魏的战争

高欢、宇文泰在东、西魏的掌权在尔朱荣的势力衰亡之后，北方又出现了两个掌握大权的人物。他们乘机起来，分据关东、关中，各拥一主，彼此之间争战不休。他们就是高欢和宇文泰。

高欢是汉人，因累世在北方边镇生活，“故习其俗，遂同鲜卑”（《北齐书·神武纪上》）。这是一个鲜卑化了的汉人。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边军镇地位一落千丈，加上高家系犯罪的徒户，地位更是低贱。高欢家贫，娶妻之后，因妻家财富较丰，才有了一匹马。他从府户升为队主，后又为函使（信使），往来于洛阳至北镇之间递送公文。有一次，他到洛阳给令史麻祥送信。麻祥让高欢吃肉，高欢便随便地吃起来。麻样认为高欢目无尊卑之分，生性傲慢，打了他四十大板。这一次受辱使高欢十分震动。他返回怀朔后，开始倾家产而结宾客。亲戚朋友不理解，问他缘故。他说：我到洛阳，见宿卫羽林把领军张彝的房子烧了，朝廷怕得罪他们竟然不闻不问。政治昏暗到如此地步，财物岂能守得住？他没有谈自己受辱之事。

公元525年，柔玄镇民杜洛周在上谷起义，高欢率其心腹好友前往投奔。但不久就对杜洛周心怀不满，想谋杀杜洛周。事情暴露，差一点丧了性命。他又转投葛荣，最后投奔到了尔朱荣的门下。他为取得尔朱荣的信任，向尔朱荣献计，颠覆朝廷取而代之：“方今天子愚弱，太后**，孽宠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时奋发，讨郑俨、徐纥而清帝侧，霸业可举鞭而成。”（《北齐书·神武纪上》）尔朱荣听了十分高兴。从此高欢受到重视，“每参军谋”。有一次，尔朱荣向左右说：“一日无我，谁可主军？”旁边的人都回答可用其侄儿尔朱兆。尔朱荣不以为然，他认为尔朱兆只可统帅三千骑，而可代他地位的人只有高欢。

公元530年，尔朱荣为魏孝庄帝所杀。后尔朱兆又杀孝庄帝，另立长广王晔为帝，改元建明。高欢被封为平阳郡公。他与尔朱兆之间屡有冲突，但由于势力未丰，故只好忍气吞声与之合作。

当时，葛荣降户二十余万流入并、肆（山西忻县西北一带），为胡人虐待，穷困无以为生，前后进行二十六次反抗，都遭到残酷的镇压，被诛杀者将近半数。尔朱兆深以为患，问计于高欢。高欢乘机要求统帅这支降户队伍。从此，高欢摆脱了尔朱兆的控制，以六镇降户作为自己争夺权位的本钱，与尔朱兆展开了角逐。尔朱兆勇而无谋，远不是高欢的对手。公元532年，高欢以少胜多，在邺城附近的韩陵，大败尔朱氏。不久，高欢进洛阳，废节闵帝元恭而立孝武帝元修。孝武帝封高欢为大丞相、大柱大将军、大师，世袭定州刺史。高欢实际上控制了朝政，他专横拔扈，很快与孝武帝发生矛盾。孝武帝不堪忍受，于公元534年，西奔长安，投依宇文泰。高欢改立元善见为帝，是为孝静帝，迁都于邺。史称东魏。高欢立元善见，不过是找到另一个傀儡而已。他居千晋阳，遥控邺地朝廷。“军国政务，皆归相府”（《北齐书·神武纪下》）。

宇文泰，武川镇人。其祖先是匈奴族宇文部，因长期与鲜卑人相处，混杂而居，也就鲜卑化了。

破六韩拔陵起义时，宇文泰之父宇文肱也曾参加，但不久叛变了，杀破六韩拔陵得力将领可孤，降于北魏。后又转而投入鲜于修礼起义军中，在定州被北魏军所败，战死于阵中。宇文泰也曾随父参加过起义，后鲜于修礼被葛荣杀害，他又转投葛荣。宇文泰少有大度，工于心计，虽年仅十八岁，却得到葛荣重视，任以将帅。但他以为葛荣成不了大事，一直想叛逃。不久，尔朱荣镇压了河北起义军，葛荣被俘牺牲，宇文泰也为尔朱荣所俘，尔朱荣杀了他的三兄宇文洛生，又准备杀他。他向尔朱荣讲了自己的身世，叙说被迫加入起义军的经过，才得免一死。

以后，宇文泰跟从尔朱荣，在镇压北方人民大起义中逐渐显赫起来。公元534年，尔朱荣手下大将贺拔岳被侯莫陈悦杀死，贺拔岳部众推宇文泰为主，攻杀侯莫陈悦，关西遂为宇文泰所据有。

公元534年，魏孝武帝逃出洛阳，投奔宇文泰。不久，双方发生矛盾，宇文泰鸩杀孝武帝，予公元535年另立孝文帝之孙元宝炬为帝，即西魏文帝，都长安，史称为西魏。宇文泰为太师、太冢宰，掌握着军政大权。

自此，依靠武力起家的高欢和宇文泰两大势力集团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战争。一度繁荣兴盛的洛阳城，又一次化为灰烬，人民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的灾难。

小关之战和沙苑之战东西魏之间的战争，小的不计，大的战争就有五次。小关之战和沙苑之战，都是其中较大的战争。

公元538年，关中地区天灾严重，人至相食。高欢先发制人，于公元537年正月，乘机发动了对西魏的战争。令前锋窦泰率步骑万余人直趋潼关，令高敖曹率军攻上洛（今陕西商县），高欢自己则率军赴蒲坂，造浮桥三座，声言要渡过黄河。蒲坂地于黄河弯曲处，隔河与潼关相对，为河东通往关中的要冲。宇文泰为了迎战魏军，进抵广阳。面对东魏三路大军夹击的形势，西魏将领都反对舍近袭远，主张分兵迎击。宇文泰则力排众议，主张舍其余两路，集中兵力，先消灭窦泰一路。他认为高欢造浮桥准备渡河，无非是虚张声势，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牵制我军主力，使窦泰军得以乘虚西入。再者，窦泰常为高欢前锋，屡战屡胜，必有骄心，不如径袭窦泰。泰军一破，高欢就不战自退了。如若先攻蒲坂，高欢扼前，窦泰袭后，那就表里受敌了。宇文泰这一作战方案，得到了他的从子直事郎中深的全力支持。

宇文泰为了迷惑东魏军，扬言欲保陇右，退还长安，暗地里则率军东出，日夜兼程，行抵小关。窦泰闻宇文泰军突至，自恃骁勇，赶忙从风陵渡过黄河前进。宇文泰选择了牧泽这一有利地形，四面埋伏，引诱窦泰进入泽中泥淖地重围。窦泰铁骑不得驰突，西魏军万弩齐发，窦泰军死伤大半，窦泰自己身上也中数箭，料知无法脱围，自刎而死。

高欢在蒲坂，闻窦泰军败，大恸，几乎晕倒，只好撤去浮桥，退回晋阳。只有高敖曹一路进展比较顺利，攻下了西魏上洛城，正欲向蓝田关进发，高欢恐孤军深入，传令招还。这一战役，历史上称为小关之战。

同年，东西魏之间还展开了一次大的战争。

这一次，是新胜的西魏主动出击，宇文泰亲自率领李弼等十二将领，以北雍州刺史于谨为前锋，连克盘豆、恒农两郡，虏俘了东魏陕州刺史李微伯及八千余名将士。黄河之北原来归附东魏的诸城也纷纷反叛，归于西魏。高欢即发兵二十万，由壶口直趋蒲津（黄河津渡，在山西永济境），令高敖曹将兵三万出河南，迎战西魏军。

宇文泰发动的这次战争，是仓促之举。当时西魏境内大饥，虽然新挫东魏军，国力还是虚弱的。宇文泰率领将士不过万人，攻下恒农后，因粮草不足，竟逗留了五十多天。听说高欢将渡黄河，便匆忙引兵入关。东魏右长史薛琡向高欢建议：“西人连年饥馑，故冒死来陕州，欲取仓粟但宜置兵诸道，勿与野战，比及麦秋，其民自应饥死。宝炬、黑獭，何优不降，愿勿渡河。”（《资治通鉴》卷157）。东魏大将侯景也劝高欢不要全军渡河，以免为西魏一举全歼，高欢不听，执意率军从蒲津渡过黄河，直趋西魏腹地。宇文泰连忙派使者前往华州，命华州刺史王罴抵住东魏的进攻。王罴叫宇文泰放心，说“老罴当道卧，貉子那得过。”果然，高欢见王罴守城坚固，不易攻下，只好转渡洛水，驻扎在许原西边（洛水入渭，许原大概在渭北洛南）。

宇文泰下令征发各州兵，一时未能召集。他想不顾兵力悬殊，与高欢决一死战。但诸将都认为寡不敌众，请等高欢西进再观形势。宇文泰坚持要立即出兵决战，他说：“欢奢至长安，则人情大拢。今及其远来新至，可击也。”他连夜叫人在渭水河上赶造浮桥，令士兵只携带三日粮，轻骑渡过渭水到达沙苑（今陕西大荔南洛水与渭水之间），距高欢军仅六十里。

宇文泰招集诸将商讨对付高欢的战略方案。开府仪同三司李弼建议：敌多我寡，不可与他们正面相抗。离沙苑东边十里有一个叫渭曲的地方，草深可以藏人，我们可以埋伏在那里等待敌人。宇文泰采纳了这一建议，命西魏军背水而阵，李弼埋伏在右边，赵贵埋伏在左边，将士都把武器藏在苇草中，约定闻击鼓声则一跃而起。快日暮了，东魏兵才到。东魏仗着人多，根本不把西魏兵放在眼里。高欢一声令下，个个争先恐后，都想速立战功，队伍不复成列。正在这时，宇文泰一声鼓响，士兵纷纷跃起。

李弼、赵贵铁骑从左右突入，把东魏军横截成数股，一时杀声震野。此战东魏惨败。

高欢还想收拾残军，再行决战。他派张华原巡视各营，照簿点名，无人答应。张华原急忙国告，“众已散尽，各营皆空了！”高欢还不想撤离，阜城侯斛律金在侧提示：“众心已经离散，宜速还河东为是！”遂命左右牵马来，敦促高欢上马。高欢上马后，仍据鞍不动，斛律金用鞭猛击马背，才向东驰去。到了河滨，忽闻后面人声马沸，料知有追兵到来，只好匆忙急渡，许多将士情急逃生，跃入河中，尽随水漂去。此役，东魏共丧甲士八万人，弃铠仗十有八万件。

宇文泰回师渭南后，令每个将士植柳一株，以纪念和表彰这次武功。

宇文泰沙苑得胜后，又继续向洛阳、蒲坂等地进军。东魏大将侯景在撤军时焚烧浴阳城内外官府和民居，经此兵燹，洛阳城的建筑存留的不过十之二三。接着，梁州、荥阳、广州（洽襄城）都望风归附，河南诸州郡，多半为西魏军所占领。

河桥、邙山之战和玉璧之守公元538年，东魏大行台侯景治兵虎牢，谋收复河南失地。侯景出兵四路，夺还南汾、颍、豫、广四州。侯景会同高敖曹，围攻金墉城（今洛阳东），高欢也率兵前往声援。西魏文帝元宝炬与宇文泰正准备前往洛阳谒园陵，恰巧洛使告急，遂命尚书左仆射周惠达辅太子钦守长安，令李弼、达奚武为前锋，自与宇文泰督军援救金墉。

八月，宇文泰到达谷城（今河南新安东），军于瀍水（今洛阳南）。侯景见西魏大军来援，撤围引退。宇文泰率轻骑追至河上。侯景回马布阵，北据河桥，南倚邙山，与宇文泰对仗。两军交锋不久，宇文泰坐骑被侯景射中，狂奔不已。都督李穆紧紧跟护在宇文泰身旁。宇文泰被掀下马，左右皆散，东魏兵马追来。李穆用马鞭抽打宇文泰，骂道：“你这个不中用的东西，你的主子跑到哪里去了，你还在此逗留！”东魏兵听得此言，不怀疑是贵人，遂舍之而过。李穆以马授与宇文泰，与宇文泰逃回营中。

侯景初胜，以为西魏军远去，不会再来。不料西魏大军如潮水般涌至，侯景来不及布阵，就被西魏军打败，士卒溃散，侯景自己也拨马遁逃。只有高敖曹自恃勇敢，与宇文泰鏖战，好不容易杀出重围，单骑投河阳南城。河阳南城守将高永乐与高敖曹有隙，闭城不纳。高敖曹躲在桥下，被西魏追兵杀死。高敖曹是东魏军司、大都督，统七十六都督，在东魏武装力量集团中的地位仅次于高欢，是著名的猛将。他是汉人，当时鲜卑人对汉人的态度非常傲慢，但在高敖曹面前却不敢放肆。高欢对部队讲话，总是用鲜卑语；如高敖曹在列，就改用汉语。

河桥之战，东魏士卒死伤数以万计，被俘者一万五千余人。高级将领被杀的除高敖曹以外，还有西兖州刺史宋显。

高欢得知高敖曹被杀的消息，如丧肝胆，亲督大军，前往争洛，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战。那天大雾弥漫，阵线很长，首尾远隔，从早上打到下午，战至数十合，双方犬牙交错，已经分辨不清对方了。西魏左右翼独孤信、赵贵战斗不利，又不知主帅所在，茫无头绪，以为打了败仗，弃军逃跑，后军李虎、念贤等也跟着逃跑。西魏阵线已乱，宇文泰只好放火烧了营寨，留下长孙子彦守金墉，自奉宝炬西归长安。在国撤的途中，宇文泰又攻下了恒农城。

公元543年，东西魏之间又发生了一次较大的战争，史称邙山之战。东魏打胜了的一次。

战争的起因是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之妻为高欢之子高澄调戏，高仲密怀恨在心，投降西魏。宇文泰率诸将接应，向河桥南城进围。高欢闻高仲密叛变及宇文泰来犯，亲率十万大军至河北抵御。宇文泰军退居瀍上，令军士驾舟，在上流纵火，想烧毁河桥，阻止高欢军渡河。东魏将领斛律金，派行台郎中张亮，用小船百余艘，拦截敌船，用铁链横河，系以长锁，钉在两岸，使敌船不能靠近，保住了河桥的安全。高欢军过河，占据了邙山有利地形，数日不进，以逸待劳。宇文泰将辎重留在瀍曲，乘夜色，率精锐奔四十里偷袭高欢军，被高欢军侦骑探到，高欢整阵迎战。候至黎明，泰军果到。高欢将领彭乐，不等泰军列阵，便率数千精骑，猛冲过去。泰军大败而逃。高欢军穷迫不舍，追于瀍上，宇文泰弃营再逃。西魏侍中大都督临洮王元束、蜀郡王元荣宗、江夏王元升、巨鹿王元阐、谯郡王元亮、詹事赵善等俱被俘，士卒死伤近六万余人。

东魏大将彭乐急追宇文泰，宇文泰对他说：“你非大将军彭乐么？痴男子，试想今日无我，明日岂有你么？何不急速回营，收取金宝？”彭乐闻言，也觉有理，遂放宇文泰逃生。

彭乐回营，有人告发他纵宇文泰。高欢大怒，拔出佩剑，按住彭乐的头，三下三举，终未杀他，说今日饶了你，你要自知从前的错误，效力赎罪。彭乐连声遵令。因为宇文泰还活着，高欢不敢轻易杀死军中骁将。

公元546年，冬十月，高欢围攻玉璧（今山西稷山西南）。玉璧城是西魏大统四年（538）所建，专以防御东魏进攻。高欢早就想拿下，昼夜不息地组织攻城，一面在城南筑起土山，又挖了十条地道。西魏守将韦孝宽坚守不出，并筑起了比土山还高的楼台，居高临下，以防爬城。又挖了长堑，连接东魏的地道，在堑外堆积柴火，在地道上放火，使东魏兵不敢从地道进攻。高欢用攻城丰撞城，韦孝宽就用布做成幔子。攻城车驶向何方，布幔就随之张开，风鼓布幔，使攻城车失去效用。高欢命士兵手执竹竿，上缚松麻，灌油加火，一面焚布，一面烧楼。韦孝宽用长钩钩竿，钩上有刃，割了松麻，竿仍无用。高欢再挖二十条地道，中施梁柱，纵火燃烧，柱折城崩，韦孝宽积木以待，见有崩陷，立即竖栅，高欢军仍不得入，苦攻了五十多天，士卒战死及病亡者约计七万人，尸首埋成一座小山。高欢“智力皆困，因而发疾”，只好解围而去。回到晋阳不久，高欢就病故了，时年五十二岁。

玉璧一战，是南北朝历史上最艰苦的攻城战役。高欢用尽当时所拥有的一切攻城技术，却始终不能破城。这一方面是西魏守将韦孝宽在防守上很有谋略，玉璧城中兵民团结一致；另方面是由于高欢选择冬日攻城，气候寒冷，士兵又缺衣少食，给攻城战造成许多客观的困难。

东西魏之间的战争，持续十余年之久。投入兵力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战斗之惨烈，都是历史上不多见的。战争给社会生产造成极大的破坏，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困苦。史称：“东西分裂，连年战争，河南诸郡鞠为茂草，公私困竭，民多饿死。”

高欢死后，其子高澄在公元549年，为争夺长社（今河南长葛），又与西魏发生了大战，但这已是东西魏战争的尾声了。这时，南方梁的小康局面早已破坏，梁朝逐渐走向了衰败，北方对峙中的双方都开始把目光转向南朝。

第三节 梁朝的衰亡

梁武帝晚期的腐朽统治

梁朝经过近三十年的小康局面，到梁武帝统治的晚期，各种潜伏的矛盾激化，终于陷入动乱，走向灭亡。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502—549），前期还有所建树，到了晚期，对内对外都执行了一系列荒唐而愚蠢的错误政策，由他亲手造成了一个庞大而腐朽的官吏统治集团，造成了侯景之乱，还有诸王争夺帝位之乱，使整个长江流域遭受到空前的大破坏。

宋、齐两朝，皇帝采用典签制度控制和监视诸王宗室。使皇帝与诸王之间，由亲属血缘关系变成上下级关系，对地方势力是有所压抑的。梁武帝时，鉴于宋、齐朝的典签权重，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造成皇室骨肉相残，政权为素族所夺取的情况，为此，梁武帝废除了典签制度。这样一来，诸王不再受制于典签，成为有实权的藩镇。他们在地方上胡作非为，就是抗衡中央，闹出乱子，也不过是受梁武帝一番家教了事。梁武帝的一片苦心，后来竟导致了皇室内乱，这是他所没有料到的。

梁武帝还认为，东晋是凭借世族大家的支持和维系，国运才延续到百余年，所以他特别重视恢复和提高世族大家的权利。对皇室子孙、世族大家和公卿大臣，一律加以优待、宽容，甚至放纵。即使他们犯了罪，也不受法律制裁。史书记载梁武帝“疏简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狱为意。奸吏招权弄法，货赂成市，在滥者多时王侯子弟，多骄淫”（《资治通鉴》卷一五九）。梁武帝也深知这些弊端，但并未加以禁止。

（谢选骏指出：梁武帝时代可谓士族权力的盛极而衰。）

梁武帝对统治集团宽容，可是对人民就不那么宽容了。人民犯了罪，如该从坐，不论老幼都不得免：一人逃亡，全家都要被囚禁，罚作苦工。对于梁武帝推行的“罔恤民之不存，而忧士之不禄”的政策，普通老百姓是感觉最深切的。有一次，梁武帝到南郊祭天，一个老人挡住御驾，指责皇帝使用的法律，对老百姓太严，对权贵则太宽，这不是长久之计。

梁武帝后期政治**，官吏贪污，社会风气浮华奢侈，人民流移逃亡，都极严重。贺琛给武帝上疏指出：“天下户口减落，诚今之急务，郡不堪州之控总，县不堪郡之衷削。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于大姓，或聚于屯封。今天下宰守，皆尚贪残，罕有廉美者。”（《梁书·贺琛传》）这些中肯的意见，梁武帝根本听不进去。

梁武帝本人虽然生活简朴，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大肆挥霍浪费国家资财而在所不惜。晚年笃信佛法，特建立同泰寺，屡设救苦斋、四部（僧、尼、善男、善女）无遮会、无碍会，讲经说佛，说这是做功德事，替老百姓求福。一次讲经就舍银、绢等物二百零一种，值钱一千零九十六万。他曾四次到寺舍身，表示要出家当和尚，群臣共出钱四万万才把他赎回来。公元547年，他赎身回宫的那天晚上，同泰寺的塔烧毁了，他又大兴土木，建筑了比旧塔还高一倍的十二层的高塔。塔还没有完工，他就被侯景拘禁饿死了。终年八十六岁。

就是这样，梁武帝造就了一个以皇室、世家大族为中心的腐朽没落的统治集团。这个集团，受到皇帝的宽容，享有种种特权。他们“姬妾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王食”（《资治通鉴》卷一六一）。可是人民却在他们的盘剥下流离失所，以至“人人厌苦，家家思乱。”这就是梁朝末年走向动乱和灭亡的最根本的原因。

侯景降梁与侯景之乱梁武帝不仅在对内做了许多蠢事，在对外处理与北魏的关系上，特别是在接纳侯景问题上，更是蠢事不少。

公元514年十月间，北魏以司徒高肇为大将军、平蜀大都督，将兵十五万进攻梁益州，另令傅竖眼出巴郡北，羊祉出庾城，奚康生出锦行，甄琛出剑阁，想一举取梁之蜀地，战争互有胜负，魏军无功而还，差不多就在同时，梁武帝听信北魏降人王足的建议，想筑堰，以淮水灌魏寿阳城。梁派去勘测地形的水利工程家都说，淮水附近都是沙土，不坚实，不可筑堰。梁武帝听不进去，在徐、扬两州大发民工及将士二十万人日夜施工，历时二年。公元5年堰成，长九里，下广140丈，上广45丈，高20丈，这样筑起了一条南起浮山（安徽嘉山北淮水边）北至巉石（浮石对岸）的长堰。在筑堰中兵民死亡无数。开始时，北魏颇以堰成而忧，任命任城王澄为大将军、大都督，率众十万准备来攻堰，被尚书右仆射李平阻止。他认为不需要发兵进攻，堰一定会自己倒塌的。果然，九月间，淮水暴涨，堰堤冲决，“其声如雷，闻三百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资治通鉴》卷一四八）。以上两件事，都是在北魏爆发六镇人民大起义前的一个时期发生的。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后，双方连年交战，对南边的进攻趋向平缓；而梁朝也开始走向衰落，大规模对北朝的军事行动停止了。但是梁武帝总想寻找时机，对北朝进行攻击。公元547年，东魏大将侯景为高欢之子高澄所逼，求降于梁。梁武帝欣然接纳，并以为北伐的时机来到了。

侯景，北魏怀朔镇人。北魏人民大起义时，他投奔于尔朱荣部下。后来尔朱荣被魏孝庄帝所杀，他又转投高欢，成为得力将领，受封为洑阳郡公，统兵十万，**河南。他是在东魏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的角色。

侯景自恃功高，对高欢还能信服，而对他的儿子高澄，就不同了。他常跟人谈到看不起高

澄的话。有人把这些话传到高澄耳里，高澄深为恼火。高欢一死，高澄立即假借高欢之命，招侯景入朝。侯景自知性命难保，遂以河南降西魏。后又派郎中丁和到建康，请以十三州降梁。梁武帝令群臣议论此事，许多人表示反对，认为侯景反复无常，不可置信。但梁武帝认为纳侯景“则塞北可清”，有助于梁收复失地，甚而对进一步北伐都是难得的机会。他任命侯景为大将军，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诸军事。

梁武帝接纳侯景是出于扩大梁疆域来考虑的。但他缺乏慎重地对待此事，未充分估计到侯景的实际状况，从而造成很严重的失误。

侯景降梁后，梁武帝在公元541年冬，派侄儿萧渊明进攻鼓城，想与侯景互相呼应。萧渊明是一个根本不会打仗的人。据历史记载：“诸将与渊明议军事，渊明不能对，但云‘临时制宜’。”（《资治通鉴》卷一六〇）结果梁军被东魏打得大败，萧渊明和几个重要将领胡贵孙、赵伯超都被东魏俘虏，梁死亡士卒数万人。

梁武帝本来对敌我力量估计不足，听到前方失败萧渊明被俘的战报，吓得不知所措，只得开始与东魏议和。

侯景在这次梁与东魏交战中，打得很顽强。在涡阳，他只有数千匹马，士卒四万人，而东魏大将慕容绍宗却有士卒十万人，“旗甲耀日，鸣鼓长驱而进”，声势十分浩大。侯景命士卒皆被短甲，执短刀，杀入东魏马阵中，专砍马足。东魏军阵线大乱，纷纷坠马。仪同三司刘丰生被打伤，显州刺史张遵业也被侯景俘虏了。侯景与慕容绍宗相持数月之久，粮食已尽。梁军溃败，不能来救。次年（542）春天，侯景被东魏击败，逃到梁的寿阳。这次战斗，梁的衰弱无能，给了侯景一个很大刺激。

梁武帝频繁地与东魏议和，要求释放萧渊明。东魏见他求和心切，提出以侯景换萧渊明的要求。梁武帝不考虑后果，竟满口答应，早上你们把萧渊明放回，晚上即把侯景的头送去。

侯景知道梁武帝将用他换回萧渊明时，便在寿阳起兵进攻建康，造成梁末一场空前动乱。史称这次动乱为侯景之乱。

侯景知道孤掌难鸣，便与被剥夺太子地位的萧正德暗中勾结，约于事成之后，立萧正德为帝。萧正德对梁武帝一直心怀不满，阴养死士，储米积货，早有图谋。侯景之议，正合他的心意。

公元548年十月，侯景攻下谯州（今安徽滁县），梁武帝命萧正德防守长江。萧正德遣大船数十艘，诈称截获，暗中接济侯景渡江。侯景渡江时，只有兵八千人，马数百匹。但建康因数十年未见兵甲，一片惊慌。梁武帝命太子萧纲筹划防务，萧纲把防守宣阳门的任务交给萧正德。萧正德率众于张建桥迎接侯景入宜阳门。十一月，萧正德自称帝，以侯景为丞相。侯景军攻台城（宫城），将台城重重包围。尚书令羊侃率众拼死抵抗。侯景久攻不下，军心涣散。侯景令士兵大肆抢掠民间财物和粮食，胁迫数万民众充当士兵，还招募了大批奴隶为士兵。公元549年，侯景攻入台城，将梁武帝禁闭在台城内的文德殿。梁武帝忧愤交加，膳食断绝，被饿死在文德殿。终年八十六岁。

侯景在攻入建康城后，告诉诸将，要杀个干净，好让天下人知道他的威名。建康自东晋以来，本是历朝胜地，商业和手工业发达，经济繁荣，城南北各四十里，达二十八万多户。至侯景之乱，金银宝饰财物被抢劫一空，宫阙图书文物多被烧毁。又因为交通阻隔，粮食运不进去，米价高至七、八万钱一升。那些士大夫们，个个饿得鸠形鹄面，穿着罗绮，抱着金玉，伏在床边等死。颜之推曾这样描述，“梁世士大夫及侯景之乱，肤肥骨柔，不能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卒者，往往而然”（《颜氏家训·涉务篇》）。南朝士大夫受到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全城饿死者超过半数。曾经多年繁荣鼎盛的建康，经过这次战乱，几乎荡然无存了。

侯景进攻建康时，梁朝王室荆州刺史湘东王绎，河东王誉，岳阳王■等，发兵讨侯景。梁武帝其他子侄，也表示要前来声援。但他们各拥强兵，相持不战，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都觊觎着皇帝的宝座，并不真心想救朝廷。公元549年，侯景与萧正德发生矛盾。萧正德密召郡阳王范，要他带兵讨侯景。侯景获得消息，杀萧正德，立太子萧纲为帝，是为梁简文帝。公元551年，侯景又废杀简文帝，立豫章王萧楝为帝。不到三个月，又废萧楝，将他锁在密室里面。这次索性自己当起皇帝来，称汉皇帝。

公元549年，侯景军攻破建康以后，一路向三吴地区进军。梁吴郡、吴兴各有精兵数千，会稽郡有精兵数万，都不敢抵抗。三吴最称富庶，是建康经济的主要来源。侯景军据有三吴，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并掳掠人口，贩卖到北方去当奴隶，致使当地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凋蔽。

公元550年，侯景另一路军破广陵，将被俘的八千人半埋入地，纵兵驰马射杀之。广陵几乎成了一座空城。

公元550年，侯景军一路沿长江西进。551年破江州、郢州（湖北汉口），逼近江陵。萧绎向西魏求援，割汉中给西魏。侯景军被萧绎击败，萧绎夺回江州和邱州。公元551年，萧绎派大将王僧辩率军东下。陈霸先率精兵三万人助王僧辩。王僧辩军从寻阳出发，舳舻数百里。陈霸先从南江（赣水）出溢口，与王僧辩会师于白茅湾（今江西九江北）。

王僧辩军抵芜湖，侯景守将张黑慌忙弃城逃走。侯景闻讯，甚恐，下诏要免萧绎、王僧辩之罪。

侯景部将侯子鉴据守姑孰南州。侯景派兵前往支援，他嘱咐侯子鉴：“西人（萧绎兵从西边来）善水战，勿与争锋汝但结营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侯子鉴乃舍舟上岸，闭营不出。王僧辩在芜湖停留近半月，也不出战。侯子鉴很得意，派人告诉侯景，“西师畏吾之强，势将遁矣，不击，且失之。”侯景命侯子鉴准备出击。

王僧辩到了姑孰。侯子鉴率步骑万余人渡南州，在岸上挑战，一面以船载战士在水面进攻。王僧辩命小船全部退走，只留大船停泊于两岸。侯子鉴以为王军要逃跑，争相出击。王僧辩令大船断其归路，击鼓大呼，与侯军战于江中心。侯军大败，士卒赴水死者数千人。侯子鉴仅以身免，只好收集散卒逃回建康。王军乘胜攻占了历阳。这次水战，侯景军受创惨重。侯景听到侯子鉴失败的消息，“大惧，涕下覆面，引衾而卧，良久而起，叹曰：‘误杀乃公’。”（《资治通鉴》卷一六四）。

姑孰成后，王僧辩军向前推进到了张公州，乘着涨潮，进入秦淮河，兵临建康城下。侯景忙令将巨石载入船中，沉入水下，挡住秦淮河入口，然后缘淮作工事，“自石头至于朱雀街，十余里中，楼堞相接”。王僧辩进军到招提寺北（招提寺在石头城北）。侯景率众万余人、铁骑八百余，列阵于西州。陈霸先见侯景兵多，便令诸将分处置兵，又派弓弩手二千横截其后。侯景兵交战不利，向后退时，王僧辩又率大军从旁杀出。侯景大败，逃回建康城。他自知大势已去，使用皮口袋装着两个儿子，挂在马鞍旁，与百余骑向东逃窜。王僧辩令部将率精甲五千骑追侯景。公元552年四月，王僧辩军在松江（吴淞江以南）追上侯景。此时侯景仍有船二百艘，众数千人。侯景将两个儿子推入水中，与心腹数十人乘一船企图逃入东海，被部将羊鲲所杀。至此，历时近四年之久的侯景之乱才告结束。

微弱的后梁

侯景死后，梁朝王室子弟之间争夺帝位的内战并未因之而平息，反而愈演愈烈，百姓的灾难也更为深重。

公元552年，王僧辩攻克建康后，十一月，萧绎自恃灭侯景有功，在江陵称帝，是为梁元帝。益州刺史武陵王纪，也不甘示弱，在蜀称帝。但由于他势力最小，次年，就被梁元帝萧绎灭掉。益州之地也被西魏宇文泰趁机夺走。萧绎的命运也不佳。公元550年时，他曾与岳阳王萧■打了一仗。萧■被打败，求救于西魏，宁愿作其附庸。公元554年十一月，萧■引西魏兵攻江陵。555年，攻破江陵。梁元帝把所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全部烧毁，然后向西魏军投降，后受尽萧■的侮辱而死。西魏封萧■为梁主，以江陵附近约三百里土地作为梁国封地。公元556年，萧■在江陵称帝，即后梁。后梁辖地只有江陵一州，受西魏和后来的周、隋节制，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权，到公元587年，为隋文帝所灭。共历三帝，三十三年。这是后话。

萧绎死后，公元555年二月，王僧辩、陈霸先将其儿子萧方智迎至建康。但恰好此时，北伐中被俘的萧渊明被北齐送还。王僧辩又改立萧渊明为帝，贬萧方智为太子，自己当大司马，左右朝政。陈霸先在破侯景中，与王僧辩有同等功劳，也想左右政局。他对王僧辩擅作主张不满，遂于同年九月，从京口举兵攻建康，杀王僧辩，迫萧渊明退位，改立萧方智，是为梁敬帝。两年后，陈霸先自立为帝，废梁敬帝为江阴王，建立了陈朝。

梁朝共历四代，五十五年而亡。

侯景之乱中，东西魏、北齐趁机吞并了梁的一些领地，梁的某些将领，也纷纷投降北朝，是以梁“州郡大半入魏”。南朝的疆域大大缩小，只有江陵以下的江南，长江以北的土地大都丧失。直到陈朝统治时，一直都是划江而守。

梁是南朝时间最长的朝代：相对地说，也是南朝比较拥有实力的朝代。

此后的陈朝，无论地域和实力，都大不如梁，北强南弱的形势也更为显著。

第四节 北齐北周间国力的升降和突厥的兴起

东魏、北齐的民族矛盾和错误的民族政策

高欢创建的东魏，起初在军事、经济、地域范围上，都远远超过宇文泰的西魏。自公元534年，不堪忍受屈辱地位的孝武帝西入关中，高欢事实上失去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这次政治上的失算使他面临两大敌人，一是南朝，一是西魏。尽管他们之中，有强有弱，但都是堪与之匹敌的独立政权。高欢要想在对峙中保持自己的地位，甚至成为全中国唯一主宰，就必须强化东魏的统治。但因其民族政策上的错误和政治上的**，使原来居于优势的国力转为弱势。

高欢集团是依靠六镇鲜卑贵族，尤其是以怀朔镇鲜卑贵族的支持起家的。因而他认定自己的政权，应该是鲜卑人的政权，这个政权应该最大限度地保证鲜卑贵族的利益。但与此同时，他也争取汉族的门阀世族参与政权，作为政权的第二种支持力量。为此，他自称是渤海汉族高氏的子孙，又把女儿嫁给华阴门阀世族杨愔，想以此提高自己在汉人中的威信。他所引用并授与要职的官吏，如高敖曹、高乾等人，都是汉族门阀世族中人物。他还企图调和当时相当尖锐、紧张的鲜卑与汉人的关系，下令军中“不得欺汉儿”。他告诫鲜卑人，要懂得怎样使用汉人，说：“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凌之？”对饱受鲜卑贵族欺负的汉人，他又换了一副腔调，说：“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资治通鉴》卷一五七）高欢的这些方法，并不能促进民族关系的融洽，解决当时颇为尖锐的民族矛盾。

高欢的儿子高澄，在政治上有不同于高欢的看法。公元538年，高澄任吏部尚书后，进行过革新，废除了以论资排辈为晋升标准的年劳之制，这是一种“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月日为断，”（《资治通鉴》卷一四九）为庸才大开仕途之门的制度。高澄废除了这一制度，开始选拔贤能，注重官吏的才学。“凡才名之士虽未荐擢，皆引致门下，与之游宴、议论、赋诗，士大夫以是称之。”（《资治通鉴》卷一五八）高澄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想依靠汉族势力，为高氏集团代魏作准备。高澄也知道这样会引起鲜卑亲信的不满，但他决意坚持下去。有一次，他故意在满室鲜卑勋贵的注视下，给汉人崔暹让位作揖，以示敬重，借以抬高汉人世族的政治地位。他把崔暹和崔季舒视为心腹，委以重任。这就更加引起一些鲜卑贵族的不满。高澄一死，崔季舒和崔暹就被强加罪名，鞭打受辱，发配边鄙之地。

公元550年，高洋称帝，正式取代东魏静帝元善见，建立了北齐。但这时，鲜卑贵族与汉世族之间的矛盾，还是没有缓和。

高洋时，一批汉族官吏，像杨愔（高欢之婿）、郑子默、燕子献等在朝廷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虽然不能说高洋对他们不器重，但高洋认为自己的政权是鲜卑人的政权，应该最大限度地保证这部分人的根本利益。尽管他也引用汉人，但是有所提防。汉世族杜弼为人直率，当着高洋的面部敢鄙视鲜卑人，说他们只会骑马坐车。高洋心里就很不痛快，认为这是冲着他来的，终于把杜弼杀了。他立汉人李夫人为后，李夫人是汉世族大地主赵郡李氏之女。立她为后，不能说仅仅是出于宠爱而没有政治上的用意。他立李夫人所生的高殷为太子，后又嫌高殷软弱，有汉家气质，没有鲜卑人横刀立马的英雄气概。高洋要高殷杀人，高殷害怕，连砍几刀，还没有割下头来。高洋气得打颤，认为此儿无用，不堪为帝。但他临死前，还是命尚书令杨愔、侍中燕子献等汉族官吏辅佐高殷继位。

高殷继位，意味着具有汉家血统的人统治北齐，这使北齐鲜卑勋贵大为震动，他们不愿意让这样的事情发生。高洋弟弟高演、高湛联合朝廷鲜卑权势人物，发动宫廷政变，杀了杨愔等人，废了高殷，高演当了皇帝。这是争夺皇位的斗争，但同时也是汉与鲜卑的矛盾。这一点，高欢妻子娄氏就说得很明白，她是坚决反对高殷为帝的，理由是：“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妪（指李夫人）斟酌！”（《北齐书·杨愔传》）

北齐统治的晚期，汉世族在朝中地位更加低下。鲜卑贵族韩凤常常当面骂汉人“狗奴，大不可奈，唯须杀却。”（《北齐书·韩凤传》）高欢时，有人说治河役夫多溺死，要想法解决。鲜卑勋贵刘贵听了说：“一钱汉（汉人的生命只值一文钱），随他死。”汉世族高敖曹听了十分愤怒，拔刀要杀刘贵。高欢只好劝阻，还没有斥责高敖曹。而此时韩凤辱骂汉人，却再也没有人出来表示愤怒了。

东魏、北齐汉世族与鲜卑贵族的矛盾，以及统治者一直奉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就使东魏、北齐政治上蒙上了阴影，不能像西魏、北周那样争取各方面对自己政权的支持。

东魏、北齐政治的**

东魏、北齐的统治者也不敢打击豪强势力（包括鲜卑和汉族豪强），适当地限制他们的经济扩张，而是采取听之任之，甚至鼓励纵容的态度。

东魏时，官吏贪污，盘剥人民的情况就很严重。豪强纷纷庇荫人口，与政府争夺劳动力，政府利益受到很大损失。所谓：“是时法网宽弛，百姓多离旧居，阙于徭赋。”（《隋书·食货志》）高欢对此不敢进行制裁。汉世族杜弼不知其中缘故，一个劲地劝高欢采取措施。高欢对他说，“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宇文泰）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着急作法网，不相烧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北齐书·杜弼传》）高欢的顾虑有其客观的原因，但他对这些人的纵容，不但不会使东魏、北齐强盛起来，反而会腐蚀吞没这个政权。对这一点，高欢没有认识到。

北齐后主高纬统治时，北齐政治**昏暗到了极点。后主比起高欢、高澄这些前辈来说，无论智力、才能和个人品质都差多了。

齐后主生长深宫，没有统治经验。他宠信乳母陆令萱，陆令萱收养和士开、高阿那肱为养子，与他们结为一伙，权倾朝廷。他们“卖官鬻狱，聚敛无厌，每一赐与，动倾府藏杀生予夺，唯意所欲。”（《资治通鉴》卷一七二），起初，陆令萱曾推荐汉世族祖珽执政于朝廷。祖珽执政后，政治情况有所好转，史称祖珽“颇收举才望，内外称美，珽复欲增损政务，沙汰人物，官号服章，并依故事；又欲黜诸阉竖及群小辈，为致治之方。”（《资治通鉴》卷一七一）但不久就因触犯鲜卑勋贵的利益而被陷害。北齐后主时昙花一现的振兴气象很快化为乌有。直到北齐灭亡，这种**政治才算结束。北齐河清三年（564），虽然宣布实行新的均田和赋役制度，但北齐朝廷对大土地兼并已束手无策。从《关东风俗传》的描绘可以看得很明显。“其时强弱相凌，恃势侵夺，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肥饶之处，悉是豪家”，“编户之民，不得一垄”。又说，“露田虽复不听买卖，买卖亦无重责。贫户因王课不济，率多货卖田业，至春困急，轻致藏走。”“河渚山泽，有司耕垦，肥饶之处，悉是豪势，或借或请。编户之人，不得一垄。”（《通典·食货志·田志》）由此可见，北齐的均田制几乎已名存实亡。这种状况的出现，无疑加速了农民的破产，以致流离失所。这当然是北齐政府所不愿意的，但又是他们无法解决的矛盾。人民只好用起义的形式来争取生存的权利。从东魏初到北齐末，农民起义爆发的次数是较多的，地区也较广，规模虽然没有达到全国范围，但也常常众至万人。农民起义对北齐的灭亡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东魏、北齐本来国力在当时鼎立三方中，并不居于劣势。从地域上看，它所占据的地区，经过北魏长期经营，经济基础是比较厚实的。当时中原最富庶的农业地区大都在北齐境内，而且还兼有鱼盐之利。仅沧州一地，就有煮盐地一千四百八十四处（见《魏书·食货志》）。它的手工业、制造业，如冶铁、制瓷也很发达。但北齐政府统治下的贪污公行，苛重的赋税，很快摧毁了他的经济实力。东魏、北齐的军事力量是高欢起家的资本，但在后期也已**衰弱，失去了在军事上的优势。北齐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了。

西魏、北周转弱为强宇文泰操纵下的西魏，本是当时南北鼎立的三方中所辖之地最小、势力也最弱的一个政权。然而，它最终却由弱变强，灭了北齐。

在宇文泰控制西魏的初期，民穷兵弱，处境十分艰难。魏孝武帝西奔，随从不过左右微臣。北魏朝廷得力之臣多为高欢所用。为了建立巩因的统治集团，宇文泰不得不面对现实，一方面竭力争取关西世族的支持，另方面则缓和阶级矛盾，争取国内形势的好转，走向繁荣和稳定。宇文泰苦心经营，实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上的措施。经过两代人的努力，这才在夫西立足，并且越来越强大，到北周武帝时，北方的局势就为之一变了。

在西魏初期宇文泰急欲革易内政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纷纷献策。其中有苏绰提出来的六条措施：”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尽地利；四曰捆贤良；五曰恤狱讼；六曰均赋役。”这六条，宇文泰都“甚重之，常置诸坐右，又令百官习诵之”（《资治通鉴》卷一五八）。不会背诵六条的地方官，甚至有丢官的危险。

宇文泰在魏孝文帝之后，再次规定了均田制和赋役制度。为了保证均田制和赋役制的推行，西魏以及后来的北周朝廷是作了一些努力的。北周法律规定：“正长隐五户及了以上，及地顷以上，皆死。”（《隋书·刑法志》）西魏对农业的恢复发展一直较为重视，他们认识到：“人生天地之间，以衣食为命。食不足则饥，衣不足则寒。饥寒切体，而欲使兴行礼让者，此犹逆坂走丸，势不可得也，”（《周书·苏绰传》）因此，宇文泰令官吏励行劝农，对那些能执行命令、奉公清廉的官吏大行奖赏。河北太守裴侠，“清慎奉公，为天下最”，宇文泰给他厚赏，并让他进朝谒见时另立一旁，以示尊贵，朝野为之叹服，称之为“独立君”。而对那些贪官污吏则严惩不殆，宇文泰内兄王超世贪污，就被他处以死刑。朝廷着力劝农及吏治的整顿，对均田制和赋役制的推行是有促进作用的。

但是尽管如此，均田的实际效果远远达不到规定的数量。根据新发现的敦煌石室资料中《郑延天富等户户籍计帐残卷》（斯坦因汉文书第613号）记载，残卷所涉及的三十三户中，只有六户授田达到规定数字；而其余各户授田数量则远远达不到规定标准。这一文件，经中国学者考订为西魏大统十三年（547）的户籍或计帐。它的出土，说明了两点：其一，证实西魏确实行过均田制。其二，证实西魏时期均田制下农民实际授受的土地，还达不到规定数目。然而从残卷中却可见尽管均田户授田不足，但他们是要依照足额授田数目交纳田租、户调的。而且每年还要服二个月的力役。由此可见，农民的负担还是比较沉重的。但由于西魏朝廷尚能大体上做到“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在赋役上力求均平，规定从守令到正长，都要斟酌得当，以免激化阶级矛盾。所以关陇地区土地兼并要比北齐统治区域速度慢些，程度也小些，均田农民多多少少还能分到一些土地，从事生产。所以西魏北周局势能够平稳下来，使实力逐渐超过北齐。

宇文泰在西魏的改革宇文泰在军事方面，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创立了府兵制。府兵制具体的建置年代，说法不一。有认为建于大统三年（537），也有说建于大统八年或大统十六年（542—550），它在中国历史上先后维系了二百多年，直到唐中叶玄宗天宝年间才趋于破坏。这可见府兵制的创立，意义是深远重大的。初创时的府兵制，是仿效鲜卑拓跋早期部落制的一种兵制。早期部落制时期，拓跋氏部落联盟的每一个成年人都是战斗员，一部落的成年人都统一在部落酋长的帅领下。宇文泰初创建时的府兵制，就是摹仿这种制度的。它以八拄国统领全部军队，一个柱国就相当于一个部落酋长，“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周书·文帝纪下》）。改从其姓，就是人为的使他们成为一个部落，一个血统。

早期的府兵与农民是分离的。府兵是一个特殊的集团，不属于郡县管辖，即所谓“自相督率，不编户贯”，“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无他赋役。每兵唯办弓刀一具，月简阅之。甲槊戈弩，并资官给。”（《北史》卷六十）。

早期府兵制的优点在于：一、一个军事单位有如一个部落，他们的关系有如同姓兄弟，内部团结好、组织好，因之战斗力是强的。所谓“抚养训导，有如子弟，故能以寡克众”（《玉海》卷一三八引《邺侯家传》）。二、士兵的身分、社会地位提高了部落成员都是自由人。南北朝时期，兵的身分地位是普遍降落了，无论被称作士家、兵家、兵户、营户、府户等等，他们的身分都是依附民。拓跋氏留在北边六镇的士兵身分，就明显地经过这种变化。北魏末的魏兰根曾说：“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因此他建议：“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入仕次序，一准其旧。”（《魏书·魏兰根传》）役同厮养和悉免为民，说明他们身分的低下。他们心中不满，终于爆发了六镇起义。府兵制摹仿部落制，使军中上下成为同姓一家，“抚养训导，有如子弟”，兵士身分地位大大提高，从厮养成为子弟。三、府兵的生活待遇提高了，他们当兵以外“无他赋役”；训练有素了，“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

西魏的府兵，最初可能以鲜卑人为主，但西魏鲜卑人不多，六镇起义后的鲜卑人大多留在东魏。

宇文泰起家靠的是以武川镇兵户为骨干组成的军事集团。起初，它的人数不过数千人，后来逐渐有所发展。孝武帝入关前，宇文泰又创立了十二军，“简诸将以将之”，赵贵、李弼、独孤信等人就是各军将领。这时，十二军仍带有浓厚的部落兵制的色彩。大统九年（543），西魏军已有十万人左右。但邙山一战，西魏军伤亡近六万人。经此惨败，加上关陇地区鲜卑人兵源本来就有限，宇文泰不得不开始用汉人充兵，于是“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周书·文帝纪下》）至此，汉、鲜卑共同组成军事力量，以备防守征讨之事。府兵制的这一演变，使鲜卑骑兵和汉人乡兵结合在一起，也使鲜卑将领和汉族大姓结合在一起。旧六镇军人入关者和当地强宗大族结合组成关陇统治集团。汉人的加入，扩大了府兵制的兵源，改变了府兵主要是鲜卑兵的成分。

府兵制也由原来脱离农业生产的兵农分离制，逐渐走向兵农合一化。但兵农结合的最后完成，是隋唐时才实现的。西魏北周时，只有一点萌芽。由于豪族所领乡兵，实际上也就是农民，他们与早期部落军事组织不同，往往与农业生产结合较密切，但这时的府兵制还没有与均田制结合起来，兵民还是分别治理的。

府兵制的创立，是西魏北周历史上一个转折点，它对增强西魏北周军队的战斗能力，对强化朝廷权力，起了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如前所述，由于一个军事单位有如一个部落，使兵士之间如同兄弟相处，利于团结，战斗力也就因此而增强。西魏北周的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起来，逐渐超过东魏。

在政治上，宇文泰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他深知，要在关西立足，与东魏、南梁争一日之长，就必须培植起自己的支持力量，而且这个力量必须包括汉族。但汉族与鲜卑贵族之间存在一定的民族界限。宇文泰不愿像孝文帝那样，全盘接受汉族文化的影响，积极汉化，他把魏末六镇起义看作是鲜卑人对汉化的反抗。但是他也看到，不汉化也是没有出路的。他采取的办法是：军事，鲜卑化；政治，汉化。公元554年，宇文泰宣布孝文帝时改姓元的鲜卑人一律改姓拓跋，然后又将汉人改姓鲜卑姓。如赵贵赐姓乙弗氏，苏绰弟苏桩赐姓贺兰氏，杨忠赐姓普六茹氏。府兵制中的汉族士兵，也一并跟其汉将改姓。宇文泰想用这种表面上的鲜卑化来平衡西魏政权日益汉化的现实。

宇文泰不仅在军事上依靠汉人，而且在政治上也积极吸引他们参与政权。府兵高级将领中，汉人占了四分之一。帮助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文官如苏绰等也是汉人。宇文泰确信汉人制度有值得仿效之处。他令苏绰、卢辩依周礼改定官制。当然，周礼已年代久远。但正因年代久远，他才可以在周礼的旗号下作适合于自己意愿的变动。他所行官制，有许多已是秦汉制度。他打起周礼的旗号，也还有深一层的意义，这样就是想因此而使自己的政权带有几分古老华夏文化的色彩。改革后的官制，加强了朝廷集权，这对朝廷权力的上升是有好处的。在选拔官吏上，西魏“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因之“其所察举，颇加精慎”（《通典》卷十四《选举典》）。这种唯才是举的方针，对于西魏整个官制的更新，无疑是重要的环节。这比起北齐的佞幸卖官要好得多。由于选官制度的严格，西魏吏治是较为清明的。

励精图治的宇文泰很想给邻近的齐国一点颜色看看。北齐当时虽然弱点已经暴露，但仍处于强盛时期。几次讨伐，西魏都无功而还。而南方的梁朝这时却陷入内乱之中。宇文泰认准时机，对衰败中的梁朝发动了一系列军事行动，比北齐占到了更多的土地。

公元550年，乘梁朝内乱，宇文泰派大将杨忠包围了梁的安陆，安陆附近诸城的梁守将，也纷纷投降西魏。从此，“汉东之地尽入于魏”（《资治通鉴》卷一六三）。同年二月，杨忠乘胜到达石城，准备进攻江陵。湘东王萧绎连忙派使臣同杨忠谈判，缔结了出卖国土，称臣于西魏的盟约，规定“魏以石城为封，梁以安陆为界，诸同附庸，并送质子”。萧绎之所以如此慷慨，是想借用西魏力量，灭掉与他争夺皇位的哥哥萧纶。西魏乐得从中渔利。不久，西魏果然如约杀了萧纶。到了公元553年，萧绎已经称帝（梁元帝）。这时，他的八弟萧纪也已在蜀称帝，率水军东下，以讨侯景为名，实际上是冲着萧绎而来。萧绎再次求救于西魏。宇文泰高兴地对群臣说：“取蜀制梁，在兹一举。”（《资治通鉴》卷一六五）他采纳了大将军尉迟迥的建议，派他率甲士一万二千人，马万匹，从散关兼行袭蜀，西魏轻易地于当年就拿下了蜀。至此，宇文泰的胃口更大了。公元554年十一月，西魏军攻破江陵，引狼入室的萧绎被杀。西魏获得梁朝数万人口，驱入长安，分赏三军作奴婢。对梁朝的侵犯，使宇文泰在军事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统治地位更加巩固了。

公元556年，宇文泰病死，时年五十二岁。《周书·文帝纪》说他“知人善任使，从谏如流，崇尚儒术，明达政事能驾驭英豪性好朴素，不尚虚饰”。虽有过誉之嫌，但基本上勾画出了他的政治品质。宇文泰对西魏和以后北周的强大有突出贡献，他制定的缓和阶级矛盾的均田、赋役制和强化中央政权，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府兵制，以及注意平衡调节汉和鲜卑两族矛盾的政策都是值得肯定的。这些政策的实行，为北周武帝时期的强盛打下了坚实基础。

周武帝和北周的强大宇文泰死后，诸子年幼，不能担当大任，政权落在他的侄子宇文护手中。宇文护见宇文氏家族势力已经强大到可以代魏的地步，就迫使西魏恭帝拓跋廓封宇文泰之子宇文觉为周公。公元557年，宇文觉登天子位，废西魏，建立了周朝，史称北周。

同年，宇文护先杀宇文泰的旧臣赵贵、独孤信以及对他独揽北周大权表示不满的人。宇文觉对宇文护专权也越来越反感，便与一些大臣亲信密谋，想除掉宇文护。宇文护察觉后，先发制人，杀宇文觉，另立宇文泰长子宇文毓为天王。公元559年，宇文毓改称皇帝，是为北周明帝。公元560年，宇文护又杀了周明帝，改立宇文泰另一个儿子宇文邕为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北周武帝。

周武帝不同于被杀的两个兄弟，他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杰出人物。宇文泰对他一直很器重，曾对人说，“成吾志者，必此儿也。”（《周书·武帝纪上》）周武帝即位之初，不露声色，表面上听凭宇文护摆布，而暗中却积极积蓄实力，终于在公元572年，杀宇文护，夺回政权。他在他父亲励精图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了多方面的改革。首先值得提出的是释放奴婢。西魏、北周还保留着浓厚的奴隶制残余。宇文泰灭南朝萧绎时，将江陵男女数万口没为奴婢。周武帝即位后，于公元565年下诏：“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有年至七十以外者，所在官司赎为庶人。”公元572年再次下诏，“江陵所获俘虏充官口者，悉免为民”（《周书·武帝纪上》）。公元577年灭齐后，即下诏：“自伪武平三年（572）以来，河南诸州之民为齐破掠为奴婢者，不问官私，并宜放免。其住在淮南者，亦即听还；愿住淮北者，可随便安置。”（《周书·武帝纪下》）同年不久又下诏：“自永熙三年（534）七月以来去年十月以前，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旧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通过这两个诏书，北齐公元572年以来抄略的奴隶、北周自公元534年平江陵自由民被没作的奴隶和北周在576年十月以前抄略北齐民没为奴隶的，都放免了。只有公元576年十月和齐作战新被俘掠的奴隶未被放免。周武帝这一举动，对于一个鲜卑皇帝来说，是颇为不易的。以战俘为奴是鲜卑长期沿袭的旧例。周武帝释放奴婢，是对祖宗以来旧习惯的改变。这一改变，把公私奴隶解放为良人，加强了皇帝的集权力量，削弱了豪强私家势力。同时，也推动了鲜卑族奴隶制残余向封建化的转变。

周武帝的第二项值得提到的措施，是他开展的灭佛运动。佛教在南北朝时期，达到全盛阶段。大量人口遁入佛门，朝廷失去劳动人手和士兵来源。因此，周武帝决心灭佛，“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广弘明集》卷二十四，周释昙积《谏周太祖沙汰僧表》，“太祖”当作“高祖”）。周武帝灭佛是经过长期的准备的。他先允许佛教徒申述教义，让佛、道二教自由争辩。公元574年，他召集百官，宣布儒、佛、道三教，以儒为先，道次之，佛教最末。后来才正式下诏灭除佛教，“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周书·武帝纪上》），将寺院财产分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灭齐后，周武帝又下令禁齐境内佛教，“现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五众释门，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融括佛像，焚烧经教，三宝福财，簿录入官，登即赏赐，分散荡尽”（《广弘明集》卷十《叙释慧远抗周武帝废教事》）。至此，北方佛教几乎湮灭无存。

灭佛的结果，可用周武帝自己的话来概括：“自废以来，民役稍稀，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伐妖戎，国安民乐，岂非有益？”（《广弘明集》卷十《叙任道林辩周武帝除佛法诏》）

周武帝对世族和豪族的打击，也很果断。世族大家占有大量的土地和人口，是南北朝时期普遍的现象，也是使历朝统治者大伤脑筋的一个严重问题。统治者和他们在争夺土地和劳动力上有矛盾，所以历代统治者也不断地想打击他们。但打击的程度往往有限，总是缩手缩脚。周武帝规定得很严厉，凡“正长隐五户及十丁以上，隐地三顷以上者，至死”（《周书·武帝纪上》）。这一法令可以说是从北魏孝文帝创置三长以来，对大地主荫护土地人口最严厉的一次法令。

周武帝是主张集权的。他在一次与他的弟弟齐王宪的侍读斐文举的谈话中阐述了他对强化君权、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的看法。他说，“近代以来，又有一弊，暂经隶属，便即礼若君臣，此乃乱世之权宜，非经国之治术。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者，止据天子尔。虽陪侍齐公，不得即同君主。”（《周书·齐王宪传》）他认为东汉末以来的封建依附关系和人口的分割极大地削弱了王权，是造成社会长期混乱不治的原因。他主张积极强化君权。而君权的强大，对于全国统一局面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在宇文泰改革府兵制的基础上，周武帝实行了加强军队和君主的关系的措施。建德二年（573）“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隋书·食货志》）。侍官，天子之近臣。改军士为侍官，用以加强军士和皇帝的亲近关系，用以改变过去府兵专属于某一军队统帅的传统，使其直接隶属于君主。这样一来，军队分权的倾向有所改变，皇帝对全**事劲旅的掌握更为紧密。

周武帝一生戎马倥偬，能与兵士同甘共苦。他“锐情教习，至于校兵阅武，步行山谷，履步勤苦，皆人所不堪每宴会将士，必自执杯劝酒或手付赐物。至于征战之处，躬在行阵，”故“能得士卒死力”（《周书·武帝纪下》）。

在宇文泰、周武帝两代人的治理下，北周阶级矛盾较为缓和，朝廷统治较为巩固，国力也日益强大。在这些前提下，具有雄才大略的周武帝开始把目光转向邻国，转向整个鼎峙中的南北双方，欲以完成他梦寐以求的统一大业。

此时，南方已从梁末大乱中复苏。陈朝尽管辖地最小，但国内形势还能维持小康局面。相反，与北周对峙的北齐却日益走下坡路，正处于“阖境嗷然，不胜其弊”的状态中。因此，周武帝决定与陈朝通好，取得陈的支持，首先灭齐。为麻痹北齐君臣，他听从柱国于翼的建议，暗中蓄锐养精，表面上仍制造假象与齐保持友好关系。

建德四年（575），北周武帝下诏大举伐齐。他亲率六万大军，直指河阴（今河南洛阳东北），其余几路进展也很顺利。但围攻中■城（河南孟律东）时，由于城防严密，二十多天都无法攻下。周武帝又转攻金塘，也没有攻下。九月，北齐援军赶到，正好周武帝患了重病，只好全军撤回。

第二年，北周武帝又准备伐齐。他对臣下说，我去年伐齐，因病不得克敌，但却看到了齐军的无能。况且，齐朝廷昏乱，老百姓朝不保夕，生活很苦，这是天给我灭齐的机会。要犹豫不决，就后悔莫及了。他下令，军中有不愿伐齐者，以军法裁处。十月，北周三路大军由周武帝率领，到达晋州，驻扎在汾曲。赵王招率步骑一万人攻打汾州诸城，柱国宇文盛守汾水关，内史王谊攻平阳城。不久，齐后主高纬从晋阳率军奔救晋州，但还未到达，周武帝先从汾曲赶到晋州城下督战，一举攻下了晋州城，俘虏齐军八千人。十一月，齐后主率军到达平阳（今山西霍县以南），将平阳紧紧包围，昼夜攻打，城墙被毁，仅存数仞。城中周军冲出，两军短兵相接，齐兵稍退。十二月，周武帝率八万人解平阳之围。以后，又经过几次激战，于公元577年，灭了北齐。

周武帝善于指挥，意志很顽强，在灭齐战斗中，几乎每次都亲临阵地指挥。周军纪律也严明。周武帝曾号令全军，进军时不得践踏庄稼，违者斩。这对于北周灭齐，是很重要的原因。

北周灭齐，结束了北方近半个世纪的分裂局面，北方又开始走向统一。

北方的统一，为以后隋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灭齐后，北周国力达到了立国以来的鼎盛时期。从宇文泰苦心经营关西，到北周武帝灭齐，北周一直处于政治较为清明，君臣励精图治的形势下。周武帝死后，情况骤然发生了变化。

突厥的兴起

正当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对峙时，北方的突厥民族逐渐兴起并趋于强大，这是代替柔然族的新兴民族，对于当时东西对峙的北方两国都有影响，对于此后隋唐时期的历史也有影响。

突厥人原是隶属于柔然人的。五世纪末，柔然逐渐衰落。突厥人大概就在这时开始慢慢地摆脱柔然的束缚，用牲畜和手工业产品（主要是铁制品）与西域各国进行贸易，并开始“至塞上市增絮，愿通中国”。公元545年，西魏宇文泰派酒泉胡安诺槃陁出使突厥，突厥对此很高兴，皆相庆曰：“今大国使至，我国将兴也。”（《周书·突厥传》，下同）公元546年，突厥也开始派使者到中原向西魏赠送礼物。就在这期间，突厥打了一次大胜仗，俘虏了五万多落高车人。经过这次大捷，突厥开始走向强盛。突厥向柔然求婚，柔然主阿那璃很生气，说：“尔是我煅奴，何敢发是言也，”突厥主也大怒，杀了柔然的使者，正式与之绝交。突厥主转而向西魏宇文泰求婚。没想到，宇文泰倒同意了。公元551年，西魏把长乐公主嫁给了突厥主土门。公元552年，突厥主土门发兵袭击柔然，大败柔然于怀亡之北。“土门遂自号伊利可汗，犹古之单于也。号妻子为可贺敦，犹古之阏氏也。”土门死，他的儿子科罗继位，号称乙息记可汗。科罗死，他的弟弟俟斤即位，是为木杆可汗。从阿史那到科罗，突厥与中原的关系还是友好的，但到了木杆可汗统治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木杆可汗是个很有雄心的人，他“勇而多知，务于征伐”。这时突厥国力也日趋强盛，为木杆可汗提供了施展宏图的物质基础。他率兵击邓叔子（柔然主），破之。叔子以其余烬奔西魏。他又西破嚈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一系列成功的征伐，使突厥的领土大大扩展。“其他东自辽海以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木杆可汗死后，其弟他钵可汗立。木杆可汗和他钵可汗都有“凌轹中夏之志”。

西魏与突厥通使，起初是有扶植突厥以治柔然想法的。柔然败亡后，西魏与突厥往来更为密切。西魏对突厥“岁给缯絮、锦綵十万段。对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常以千数”。北齐也争相结好于突厥，“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他钵恃其强盛，非常傲慢。有一次，竟对他身边的人说：“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子（北齐、北周）孝顺，何优无物邪！”当时“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厚”。突厥摸透了西魏、北齐的心理，趁机从中周旋。

突厥本来不尚佛教，北齐有一个叫惠琳的僧人，被突厥俘虏。惠琳向他钵宣传佛教教义，并告诉他说，齐国富强，就是因为有佛法。他钵大感兴趣，也在突厥统治的地方建起寺庙，并派使节到北齐，寻求《净名》、《涅槃》、《华严》等经和《十诵律》。他钵“躬自斋戒，塔行道，恨不生内地”。建德二年（574），他钵开始与齐通好，派使献马。与北周的交往则越来越少了。

北齐被北周灭后，齐定州刺史范阳王高绍义投奔他钵。他钵便拥立高绍义为齐帝，声称要为齐报仇。

公元578年四月，他钵率突厥军攻打幽州。北周柱国刘雄率兵拒战，兵败身死。北周武帝非常气愤，亲自率领北周主力，准备北伐，但不等出发，他就病死了。这一年冬天，他钵又包围了北周的酒泉，大掠而去。北周对它无可奈何。第二年，他钵又要求和亲。北周同意把赵王招的女儿千金公主嫁给他钵，同时提出要交回高绍义。他钵不同意。北周屡次派人前往交涉，他钵才同意送交高绍义。

隋文帝初年，突厥阿波可汗与沙钵略可汗不和。阿波渐强，电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国都接受他的号令，因而从突厥分裂出来，号西突厥。隋文帝派上大将军元契使于阿波，进行安抚。对沙钵略，隋文帝也答应给他军事上的援助，阻止阿波可汗对他的侵袭。隋开皇五年（585），沙钵略上表称：“天无二日，土无二玉。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永为蕃附。”并派子库合真入朝。文帝赐诏书：“沙钵略，往虽与和，犹是二国。今作君臣，便成一体。”

（《资治通鉴》卷一七六）第二年正月，隋颁历于突厥。按照传统，接受颁历等于接受正朔，意味着臣服的意思，突厥在制度上正式承认为隋的藩属。

突厥的社会习俗，“被发左袵，穹庐毡帐，随逐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事，食肉饮酪，身衣裘褐”，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突厥很崇尚武力，崇尚气力，“贱老贵壮”。

大约到木杆可汗时，突厥已有了“官”，“大官有叶护，次特勒，次俟利发，次吐毛发，及余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为之。”“官”实行的是世袭制，大约都是些大大小小的氏族贵族长。突厥社会中也有刑法。“反叛、杀人、及奸人之妇、盗马绊者，皆死；淫者，割势而腰斩之。奸人女者，重责财物，即以其女妻之。斗伤人者，随轻重输物，伤目者偿以女，无女则输妇财。折支体者输马；盗马及杂物者，各十余倍征之。”从这些刑法看，也体现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但突厥这时还“无文字，其征发兵马及诸税杂畜，刻木为数，并一金镞箭，蜡封印之以为信”。

以上所叙为突厥早期历史，史料皆见《北史·突厥传》。木杆可汗是六世纪中叶的人物。从史料中可以看到：到六世纪中叶，突厥族还没有显著发展起来的奴隶制，记载中所说的官，大约还只是些大小氏族贵族首长，他们已是世袭的。所谓刑法，也还只是些氏族部落的习惯。他们已经有了私有财产，习惯法也是保护私有财产的。从这些情况看来，六世纪中叶的突厥，大约还在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阶段，或正跨进阶级社会的门槛。

第五节 隋代周，灭陈，统一南北

北周的衰落和隋之代周

公元578年，一代英主北周武帝病故，儿子宇文赟继位，是为宣帝。北周武帝死时才三十六岁，正当年富力强，施展宏图之年。他的去世对于北周正在进行中的统一事业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

周宣帝与其父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他性好奢侈，胸无大志，却极有阴谋。周武帝死时，他毫无悲怆之状，反而抚摸着自己身上被父亲生前教训时留下的伤痕，气愤地说：“死晚矣！”（《资治通鉴》卷一七三）

周武帝生前，对太子的品质是极了解的。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想促使之改邪归正。太子喜欢饮酒，常喝得酩酊大醉。周武帝规定不许把酒送进东宫，甚至把跟随他干坏事的太子宫尹郑译等人给撤了。但这一切努力都毫无效果，太子表面上“矫情修饰”，暗地里一如既往。为太子之事，周武帝伤透了脑筋，但是其他诸子不是太小，便是与太子一样不争气。他又不愿意让颇有才干的弟弟宇文宪继承皇位。对太子的昏淫、无能，以及北周未来的命运，连周武帝的心腹之臣也看得一清二楚。有一次，周武帝和群臣开宴会，内史中大夫王轨假借酒后失态，捋着周武帝的胡须说：“可爱的好老公，但恨后嗣弱耳。”（《周书·王轨传》）

周武帝最终还是把皇位传给了这个不肖之子，北周衰亡的悲剧也从此开始。

周武帝临终时，曾火速召回宇文孝伯，授以司卫上大夫，总宿卫兵之职。宣帝即位后不久，企图杀掉威望颇高的宇文宪，就请宇文孝伯助力，孝伯坚决拒绝，说：“先帝遗诏，不许滥诛骨肉。齐王，陛下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无故害之，则臣为不忠之臣，陛下为不孝之子矣。”（《资治通鉴》卷一七三）从此，宣帝开始对孝伯不满，另与于智、郑译等人密谋，杀了宇文宪。第二年，又杀了王轨、宇文孝伯。一帮群小都留在宣帝身边，受到重用。宣帝整天纵情酒色，不问政事，群臣请事，都由宦官代奏。有一个叫杨文祐的宿卫下士讽刺说：“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恒常醉，政事日无次（无秩序）。”（《隋书·刑法志》）

周宣帝害怕自己穷奢极欲，为天下所不容，就制定严刑峻法，用滥施淫威，慑服群下。一面密令左右暗中伺察群臣言行，稍有过失，就加诛杀，弄得人人自危。但是还是有直臣京兆郡丞乐运冒死进谏，数了皇帝八条过失：（一）事多独断，不令宰辅参政。（二）采女实宫，仪同以上诸女，不许擅嫁。（三）至尊入宫，数日不出，所有奏闻，统归阉人出纳。（四）下诏宽刑，未及半年，更严前制。（五）高祖斵雕为朴，崩未逾年，遽违遗训，妄穷奢丽。（六）劳役下民，供奉俳优角觗。（七）上书字误，辄令治罪，杜绝言路。（八）玄象垂诫，荧惑屡现，未能咨诹善道，修布德政。周宣帝听了勃然大怒，将运入狱，欲加死罪。群臣都惧怕，不敢营救。独内史中大夫元岩叹道：“臧洪同死，人且称愿：（臧洪事见《三国志》）况同时遇着比干，岩情愿与他同毙。”遂入谏：“乐不惜一死，实为了沽名，陛下不如好言遣他回去，借此显示圣上的宽宏大度！”周宣帝这才把乐运放了。

周宣帝知道自己不得人心，同时觉得当皇帝总要操心政治，于是即位一年，就将皇位传给了七岁的儿子字文阐，才二十多岁索性做起太上皇来了。从此，周宣帝更加沉湎于酒色，先后立了五个皇后。命营造洛阳宫，尽选民间美女，充入宫中。经常外出巡幸，晨出夜还，侍臣皆不堪奔命。因为他恣情享乐无度，不久就得病死了。周宣帝在位只越一年，禅位后又越一年，总算合成三年，死时才二十二岁。

周宣帝的儿子，八岁的周静帝，年幼无知，根本不能处理攻事。嗣后，北周的大权就落到了宣帝皇后杨氏之父杨坚的手里。杨坚趁北周主幼臣愚，夺取了北周政权，建立了隋朝，这一年是公元581年。

杨坚是弘农郡华阴人，汉族。父亲杨忠是北周的开国功臣，因功高被封为隋国公。杨坚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年纪很轻时就显示出过人的才识。宇文泰见到他，曾叹道：“此儿风骨，不似代间人！”（《隋书·高祖纪上》）周武帝对杨坚也很重用，武帝弟弟宇文宪一再劝说武帝尽早除掉杨坚，以免后患，武帝都拒绝了。杨坚知道自己易被猜疑，就故意表现出一付胸无大志的样子。

周宣帝死时，郑译、刘昉等人因杨坚为皇后之父，便假造遗诏引杨坚辅政，杨坚一方面将北周诸王骗到京师，予以制服，并以武力平息了北周故臣王谦、尉迟迥的武装反抗。另一方面，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革周宣帝即位以来的弊政，史称其时“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隋书·高祖纪上》）。这样，北方的政治局势就稳定下来，开始出现强盛的形势。

陈的衰腐

与此同时，南朝却处于日暮途穷之中，自梁末侯景之乱后，始终没有恢复元气。陈朝因循守旧，各种矛盾趋于激化，终于成了杨坚的俎上食。

陈霸先建立陈朝后，梁朝的残余势力及在梁末大乱中趁机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地方豪强，不断起来反抗。陈霸先几乎没有一刻安宁。两年后，他死去时，陈的局势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

陈文帝继位后，陈的号令仍不出建康四里之处。但文帝还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在军事上平定了盘踞湘、郢的王琳，解除了陈的一个大隐患。王琳本是梁元帝任命的湘州刺史，江陵陷落后，他成为长江中游一带萧梁残余势力的盟主，并与北齐相勾结。他立梁元帝年仅七岁的孙子萧庄为帝，准备与北齐一同东下进攻建康。玉琳败后，陈收复了江、郢二州，消除了后方隐患。

陈文帝在经济上也较为注意发展农业生产，还实行过土断，他统治时间不过七年，但在陈朝历史上，还算是一个粗安的年代。

公元569年，陈文帝死，宣帝即位。此时北齐已经走向衰落。陈宣帝很想趁此机会北伐。太建五年（573），他发兵十万北伐。一路乘胜前进，攻下了“襟带淮汝，控引河洛”的军事要地寿阳，又活捉了逃到北齐去的王琳。但宜帝只想划淮自守，苟安江南，故不愿乘胜进攻。

后来，北周准备灭齐，约陈出兵协助，平分天下，陈宣帝立即赞同。公元577年，北周乘陈牵制北齐时，自己出兵灭了齐。陈宣帝很气愤，于是派大将吴明彻再次北伐，想夺取徐、兖。

公元578年二月，吴明彻包围了彭城，环列舟舰于城下，日夜进攻，北周王轨引轻兵南据清水（泗水别名，位于山东省东部）入淮之口，用铁锁连接数百个车轮，沉于清水之中，切断了陈军的后路。援救彭城的北周各路大军都到了彭城。陈军攻城无望，水路又被断绝。吴明彻采取了决堰方法，想趁水涨顺水南下。谁知到清口时，水势渐渐小了，舟舰被车轮挡住，无法通过。王轨引兵把吴明彻包围起来，陈兵大败，吴明彻被俘，陈军将士三万，连同器械辎重都被周军俘获，只逃回了数千骑兵。第二年冬，周军乘胜反攻，尽占江北、淮南之地，自是江北之地尽没于周。陈军这次惨败，给了南朝一个很大打击。胡三省也称：“彭城丧师，陈人通国上下摇心。”

宣帝时，陈政治上是昏暗的。其时“爟烽未息，役赋兼劳”，百姓很苦，所谓“贫居陋巷，彘食牛马”。史书对宣帝的评价是“德不逮文（文帝），智不及武（武帝）”（《南史·陈本纪下》）。但宣帝总算还有一点进取之心，到他儿子陈叔宝继位时，陈朝政治就彻底**了。

陈后主叔宝统治时，赋役苛重。官吏的职责就是“刻削百姓为事”，弄得人民“资产俱竭”，无以自保，而且还要“身充昔役，至死不归”（《文馆词林》卷六六四引隋文帝《安边诏》）。

人民的生活如此痛苦，陈后主却日益昏淫。他在光昭殿前筑起临春、结绮、望仙三个楼阁，各高数十丈，连延数十间，饰以金玉、珠翠，内设室床、宝帐，史称其中“服玩瑰丽，近古所未用，每微风暂至，香闻数里，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杂植奇花异卉”（《资治通鉴》卷一七六）。

陈后主宠爱贵妃张丽华及孔贵嫔等人，令她们住在三阁之中。宰辅江总与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及文士十余人，与陈后主游宴于后庭，称为“狎客”。他们之间互为唱和，选出其中一些最为艳丽的诗词，令宫女歌唱。陈政治昏暗已到了极点，“宦官近习，内外连结，援引宗戚，纵横不法，卖官鬻狱，货赂公行；赏罚之命，不出于外”（《资治通鉴》卷一七六）。官吏励行搜括，每岁剥削所入，超过以往数十倍以上。

与此同时，北方的隋朝正处于蓬蓬勃勃的上升时期。隋文帝杨坚即位后，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有革新之举，隋灭陈，已是势之必然了。

隋灭陈，统一南北

隋文帝有灭陈之意。隋开皇七年（587），问高颎取陈之策，高颎出了一条计谋：“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彼必屯兵守御，是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储积皆非地窖。若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隋文帝认为他的话很对，就按此行事。果然，陈朝中计，更加困窘。隋文帝命大作战船，准备进攻陈。杨素在永安（今四川巴东）造的战船，称为“五牙”。船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设置六个拍竿（用以拍敌船），拍竿高五十尺。战船可容纳八百人。

隋磨刀霍霍，陈还是一派歌舞升平。陈后主除一味昏淫奢侈外，此时又迷信起佛来。他整天疑神疑鬼，忽而自卖佛寺为奴，忽而又在建康造大皇寺，起七级浮图，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一个叫章华的看到陈朝危在旦夕，上书劝陈后主说，“今疆场日蹙，隋军压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张，臣见麋鹿复游于姑苏矣！”（《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陈后主见奏，不但不思改过，反把章华杀了。

隋开皇八年（588）三月，文帝下诏伐陈，诏曰：“陈叔宝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欲，劫夺闾阎，资产俱竭。驱逼内外，劳役弗己。穷奢极侈，仰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欺天造罪，祭鬼求恩。盛粉黛而执干戈，曳罗绮而呼警跸。自古昏乱，罕或能比。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天灾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钳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违言，摇荡疆场，昼伏夜游，鼠窃狗盗。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侧。可出师授律，应机诛殄。在斯一举，永清吴越。”（同上）并命将诏书写三十万纸，晓谕江南各地。这是史无前例地对敌的大规模宣传攻势。

同年十月，隋大举伐陈，命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皆为行军元帅。广出**，俊出襄阳，素出永安，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凌，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青州总管弘农燕荣出东海，凡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东接沧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横旦数千里。杨素引舟师，下三峡，乘夜掩袭陈在狼尾滩（在今湖北宜都）的守军，悉俘其众，“劳而遣之，秋毫不犯”。素率水师，顺流东下。陈江滨镇戍相继奏闻，陈后主不以为意，仍旧是奏伎、纵酒、赋诗不辍，不采取相应的措施。

开皇九年（589）正月朔，陈后主朝会群臣之后，一直昏睡到黄昏。就在这一天，贺若弼自广陵引兵渡江，陈军居然没有觉察。韩擒虎自横江夜渡抵采石，采石守军都醉了，遂拿下采石。初六日，贺若弼攻拔京口。史称“弼军令严肃，秋毫不犯。有军人于民间酤酒者，弼立斩之。所俘获六千余人，弼皆释之，给粮劳遣，付以敕书，令分道宣谕。于是，所至风靡”。风纪的严整，对宣传的重视及善通俘虏，都应视作隋军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初七日，韩擒虎进攻姑孰，半日拔之。江南父老素闻擒虎威信，来谒军门者昼夜不绝。于是贺若弼自京口，韩擒虎自姑孰，并向建康进军。二十日，隋军入建康。陈降将引韩擒虎军直入朱雀门。陈后主投井避兵。隋军窥井，呼之不应。欲下石，乃闻叫声，以绳引之而出。此后，原属陈的一些地方还不断战斗，到二月间全部平定。隋得陈州三十，郡一百，县四万。南北久经分裂之局，至此复归于一统。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眼只能看到“隋得陈州三十，郡一百，县四万。南北久经分裂之局，至此复归于一统。”——却不能看到这是“古代南北朝的结束”，更不懂得古代南北朝的结束为现代南北朝的走向，指出了方向。所以他们无法理解，为何共产党盘踞大陆七十多年，竟然无法消化区区一个香港城市，更是无法拿下台湾一个省区。在我看来，正是由于南北双方正在发展不同的文明，彼此之间差异过大，尚未达到“南北合”的文明交融的成熟时期。）

【第五章 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

第一节 门阀世族的形成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结构有了变化，门阀世族取代了秦汉时期世家地主的地位。门阀世族是世家地主的继承，也是世家地主的发展，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内部属于占统治的等级。在地主阶级内部，还有其他的等级，习惯上往往是混称作“庶族”。其实，“庶族”也包含不同的等级。

世家地主主要指有封国封邑的王侯。门阀世族有世袭的社会身份和经济、政治上的特权，这是与世家地主相同的。门阀世族与后者不同的地方：首先，他们有世代传袭的私有土地，而不是国家的封国、封邑。其次，他们掌握的劳动人手大量是荫附于他们的农民，不向国家纳税服役，不是国家户籍上的民户。再次，他们的剥削所得，不是与国税统一起来的地租，而是与国税分离的地租，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在宦途上取得了支配的地位。在近人撰述中，对门阀世族使用多种不同的名称，有世家大族、高门大姓、士族、豪族、豪强、权势等称呼。“高门大姓”、“势族”、“权势”，都是一般性的名称，并无特定的意义。“豪族”、“豪强”，在字面上的含义，与“世族”有别；在具体的使用习惯上，基本上是指地方上有权势而与世族有别的人家，但有时也与“世族”一词混用。相对地说，“门阀世族”这个词，更能表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地主等级的特点，既能表示其与秦汉时期世家地主的连续性，又能表示前后的差异性。世族和士族是同义语或基本上是同义语，但门阀世族一词用以概括北朝的这一阶层的地主，则比“士族”更为合适。

门阀世族的形成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门阀世族，是在地主阶级中享有高贵身分的等级。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最足以反映这时期门阀地主和一般地主在身分上的划分。“士”是指门阀世族“庶”是非门阀地主。

门阀世族的形成，可以上溯到东汉时期。章帝时有一诏书称：“前世举人贡士，或起刚亩，不系阀阅。”（《后汉书·章帝纪》）李贤的注称：“言前代举人，务取贤才，不拘门地”。这说明东汉章帝时阀阅之家在选举上已占有一定的特权地位，这是与汉初以来的世家地主不同的。

东汉后期，出现了一些高门世家。他们之中有的是靠世代居高官，有的是世代儒门，又有具备两种资格的，既是高官，又是名儒。弘农杨家和汝南袁家，四世居三公位，而袁氏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这是近代史家所常举的事例。但这种事例，在东汉后期毕竟还不多见。

三国两晋时期，世家大族和地方豪族的势力大为膨胀。曹操采取一些措施打击豪门大族的发展，但仍不能不依靠世家大族中的名士来作他的助手。曹操最得力的辅佐是荀彧，荀彧就是颖川的世家名门。荀彧向曹操引进的人，有荀攸、钟繇、陈群、司马懿、郗虑、杜袭、辛毗等十多人，多半是世家大族的名士。①曹操又用“唯才是举”的办法，任用一批有才能而不为乡里清议所取的人，但他仍不能不用那些来自世家名门的才能之士。

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制定九品官人之法。由各郡现任朝官的高门大姓品第本地人物。这就使高门大姓特别是现任朝官更易于垄断官位。西晋时就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和“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的局面。门阀世族逐渐形成。

九品官人之法或九品中正制度，保证了门阀世族的政治特权，有助于门阀世族的形成。但这实际上也是势不得已，当时门阀世族已在逐步形成，九品中正、九品官人之法则是使其在事实上的特权合法化、制度化。

东晋南朝前期，是门阀世族鼎盛的时期。北魏孝文帝采取汉化政策，也引进了南朝的门阀世族制度，在北方豪门大族的基础上，建立了北魏的门阀世族制。

门阀世族的特权身分东晋南北朝的门阀世族，凭借门资通过九品官人之法，占据了朝廷中的高级官位。《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门阀世族的子弟一出仕就作秘书郎、著作郎。《初学记》卷十二，《秘书郎》条载，“此职与著作郎，自置以来，多起家之选。在中朝或以才授，而江左多仕贵游，而梁世尤甚。当时谚曰：上车不落为著作，体中如何则秘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世族和庶族在法律上还没有不平等的条文规定，但事实上已是不平等的。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宰臣王弘和大臣讨论士庶在法律上的地位时，对在座的八座丞郎说：“同伍犯法，无士人不罪之科。然每有诘谪，辄有请诉。若垂恩宥，则法度不可行；依事纠责，则物以为苦怨。宜更为其制，使得忧苦之衷也。”（《宋书·王弘传》）王弘在总结讨论时又说：“寻律令既不分别士庶，又士人坐同伍罹滴者无处无之。多为时恩所有，故不尽亲谪耳。”王弘的话，说明当时法律上是不分士庶的，但事实上世族的特权是存在的。在这次讨论中，就反映出在一些大臣的心目中世族同庶族在法律上是不能平等的；也反映出一些地方在执行法律时，也是不平等的。左丞江奥说，“士人犯盗赃不及弃世者，刑竞，自在赃汗淫盗之目，清议终身，经赦不原，当之者足以塞愆，闻之者足以鉴诫。若复雷同群小，谪以兵役，愚谓为苦。符伍虽比屋邻居，至于士庶之际，实自天隔。舍藏之罪，无以相关。奴客与符伍交接，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自是客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无奴，则不应坐。”尚书王淮之说：“昔为山阴令，士人在伍，谓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纠之。此非士庶殊制，寔使即刑当罪耳于时行此，非唯一处。”（《宋书·王弘传》）。在法律上，同伍犯法无士人不罪之科；但事实上，士庶虽然同伍，士人在伍却谓之押符，同伍庶人有罪，士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却要连坐。这不是山阴一处如此，其他地方也多如此。

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说：“若罚典惟加贱下，辟书必蠲世族，惧非先王立理之本。”（《南齐书·竟陵王于良传》）。他反对罚典惟加贱下辟书必蠲①参唐长孺《东汉末年的大姓名士》，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世族，他认为这不是先王立理之本。他的反对说明，这些情况事实上是存在的。

士庶之际的界限，像隔着一层天，是非常森严的。两者之间的婚配是不允许的。南齐时，世族王源嫁女于富阳满氏。满氏虽自托高平旧族、曹魏大官满宠之后，然不为世族所承认。沈约就为此上奏，弹劾王源称：“王满连姻，寔骇物听，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己污之族，永愧于昔辰请以见事，免源所居官，禁锢终身。”（沈休文（约）《奏弹王源》，见《文选》卷四〇）。

门阀世族的婚姻，完全依据门第的高低。王谢等世族高门的婚姻，多在他们这几家高门间婚配。（参看王伊同《五朝门第》下编第七章三节，“婚姻”）

士庶两个等级不但不通婚，而且不相交接。《宋书·张劭传附子敷传》载：“中书舍人秋当、周赳，并管要务，以敷同省名家，欲诣之。赳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当曰：吾等并已员外郎矣，何优不得共坐。敷宅设二坐，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吾远客。赳等失色而去。”《宋书·蔡廓传附子兴宗传》载：“中书舍人王弘为太祖所爱遇，上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殷、刘并杂，无所知也。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球举扇曰：若不得尔。弘还，依事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南史·王球传》：“时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上，尝令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之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王弘是刘宋开国元勋，未曾任中书舍人，他与王球是同宗弟兄。从《南史·王球传》看，王弘可能是徐爰之误。

从这几个故事看，门阀世族同庶族不相交接是很清楚的。

门阀世族、豪门大姓的人口荫附和土地兼并尽管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世族有这样那样的特殊地位和身分，他们的经济基础还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他们的人口荫附和土地兼并。在这一点上，豪门大姓也有共同之处，但他们不具有世族的那些特权，他们同世族的身分就不同了。

门阀世族占有大量人口，也占有广大土地。西晋的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入八方田园水碓，周遍天下”（《晋书·王戎传》）。谢家，“谢混，仍世宰相，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宋书·谢弘徽传》）。宋时的沈庆之，“有园舍在娄湖。沈庆之一夜携子孙徒居之。以宅还官，悉移亲戚中表于娄湖，列门同闬焉。广开田园之业，每指地示人曰：钱尽在此中。身享大国，家素富厚，产业累万金，奴僮千人”（《宋书·沈庆之传》）。常为史家所举的孔灵符，“产业甚广。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宋书·孔灵符传》）。

田园之外，他们也与东晋的大土地所有者一样，封占山泽。如《宋书·羊玄保传》载：“山湖之禁，虽有旧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为家利。自顷以来，颓弛日甚。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宋书·蔡兴宗传》：“会稽多诸豪右，不遵王宪封略山湖，妨民害治。”这些世族和豪门族的大土地所有，常是几代不衰的。东晋时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的谢混家，刘宋时仍然“田畴垦辟，有加于旧”。到谢混之妻晋陵公主死时，仍是“资财巨万，园宅十余所。又会稽、吴兴、琅邪诸处，太傅司空琰时事业，奴僮犹有数百人”（《宋书·谢弘徽传》）。北朝高门大姓也都占有大量土地。如赵郡李显甫“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北史·李灵甫传》）。一般说来，北方未垦殖的荒地比较多，劳动人手比土地更重要。有了人，土地容易解决。所以争夺人口，在北方比在南方更突出。

当然，这是就南北双方的情况对比而言的，专就北方说，也不是没有土地争夺。北魏孝文帝均田制度实行以前，土地兼并的情况已出现了。《魏书·李安世传》就说在均田制实行前“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李安世的上疏说的更详细。他说：“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岂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令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则无私之泽。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矣。”北齐时，土地兼并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关东风俗传》载：“其时强弱相凌，恃势侵夺，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富饶之处，悉是豪家”，“编户之民，不得一垄”（《通典》卷二引）。

官府的户口争夺门阀世族和豪门的依附民是不交纳租税不服徭役的，其结果是多一户依附民，国家就少一户编户民。当然其时还有既不归国家编户，也不在世族或豪门家籍的流民，有时流民数量还很多，但这并不妨碍世家、豪门与官府间对劳动人手的争夺。从官府的立场上说，把依附民夺回来变为编户，这是对世族和豪门的尖锐斗争。

东晋南渡，流民过江者“多庇大姓以为客”。由于“编户虚耗”的问题异常突出，当时南方地方官的治绩之一就是查出豪族大姓私藏人口。如《晋书·颜含传》载：“（含）除吴郡太守。王导问含曰：卿今蒞名郡，政将何先？答曰：王师岁动，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国弊家丰，执事之忧。且当征之势门，使反田桑，数年之中，欲令户给人足。”又如山遐为余姚令，当时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山遐绳之以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王彪之为会稽内史，在郡八年，豪右敛迹，亡口归者三万余口。这些地方官吏都代表了朝廷的利益，与世族和豪门争夺人口。东晋南朝，实行过几次土断，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桓温主政下的晋哀帝兴宁二年三月的庚戌土断。所谓土断，就是把世族和豪门荫庇和挟藏下的依附民户夺回来编入郡县户籍。土断的实质，就是国家向世族和豪门争夺户口。

南朝对户口荫附打击得最严厉的是刘裕。《宋书·武帝纪中》：“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厘改，竞不能行。公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知禁。至是，会稽余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公诛亮，免会稽年史司马休之。”晋、宋之际是南朝门阀世族势力升降的一个转折时期。东晋时期，门阀世族政治上有实权，而且还掌握兵权。王、谢、庾、桓四大家族都掌握政权和兵权。王敦以后，王氏已无人掌兵。庾氏在庾翼以后，后继无人。桓氏在荆楚势力最大，桓玄被刘裕消灭后，在荆州还挣扎过一段时间。谢氏顽强地抓住兵权不放，最后也被刘宋打垮。刘宋及以后，南朝的门阀世族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都还有地位，但已没有兵权，而且政治上虽有地位，也少实权了。

永嘉乱后，北方陷于混乱，大小坞堡主都拥兵自守。他们对于少数民族的统治，或依附或对抗，只要他们对少数民族统治者承认其领导，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他们的存在是承认的。因而世族和豪门荫附人口的情况是一直存在而且发展着的。与此同时，官方对世族和豪门的户口争夺，一直是在发展着的。石勒时期，中原地区到处是坞堡组织。石勒在幽冀地区稍能立足之后，就“以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晋书·石勒载记上》）。前燕慕容时，也有一次对荫附户口进行的争夺。《晋书·慕容载记》：“仆射悦绾言于曰：太宰（指慕容评）政尚宽和，百姓多有隐附今诸军营户三分共贯，风教陵弊，威纲不举。宜悉罢军封，以实天府之饶；肃明法令，以清四海。纳之。绾既定制，朝野震，出户二十余万。”这次斗争是激烈的。慕容评对悦绾怀恨在心，不久就把他暗杀掉。南燕慕容德时，尚韦韩上疏说：“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公避课役今宜隐实黎萌，正其编贯，庶上可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军国兵资之用。”慕容德采纳了韩的建议，检查出来荫附户五万八千。当时南燕只有青齐之地，五万八千户这个数字也不算小了。

北魏三长制的建立，也是由“民多荫附”引起的。荫附者皆无官役，却要受地主的征敛。三长制正是官方争夺户口的手段。

北周武帝对荫附户口的禁令，很严厉。他制定的法律规定：“正长隐五户及丁以上及地顷以上，皆死。”（《隋书·刑法志》）

北周武帝是南北朝晚期强调君权集中的皇帝。他改府兵的军士为侍官，旨在加强军队和皇帝的关系。他对他弟弟齐王宪的侍读裴文举说：“近代以来，又有一弊，暂经隶属，便即礼若君臣。此乃乱世之权宜，非经国之治术。《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者，只据天子尔！虽陪侍齐公，不得即同君臣。”《北周书·齐王宪传》）周武帝所说的近代以来暂经隶属便即礼若君臣的一弊，实即魏晋以来发展起来的依附关系和由此而产生的封建依附意识。周武帝解释《诗经》“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为“一人者止据天子”，正是封建君主对门阀世族分割权力的斗争。这是封建国家统一因素的孕育。从东汉开始形成的封建依附关系及有关的封建特权，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至此开始走上了下坡路。建立在这基础之上的门阀世族也就随着走上了下坡路。

第二节 寺院经济的兴盛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起来，寺院经济也跟着兴盛起来。由于佛教受到统治者的扶持，寺院经济拥有很大的特权。名寺大刹实际上也是门阀世族的一种特殊形式，不过他们不是世俗门阀，而是僧侣门阀。

佛教的传入

佛教大约在西汉后期传入中国。汉武帝通西域，张骞曾在大夏看到蜀布、邛仗，说是来自身毒（印度）。这时，佛教是否也由印度传入西域，再由西域东传，史籍无考。汉哀帝时，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屠经。此事是可信的。①东汉末年，牟子《理惑论》有汉明帝永平中遣使往西域求法的记载。明帝时楚王英已经信佛，供养僧众。明帝的诏书中已说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说到退还楚王英的缣帛“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撰”（《后汉书·楚王英传》），对佛教已不陌生。

东汉末年，笮融在徐州一带修建佛寺。《三国志·吴志·刘繇传》载：“笮融者，丹阳人也。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丹阳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以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这是有关造像、立寺、受道，见于典籍的最早的记载。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其中，可能是有出家为僧的。“复以他役”，这是中国僧众免除役调最早的记录。楚王英初在彭城，后徒丹阳；笮融兴立佛寺招人信道，也在彭城下邳广陵。徐州一带是佛教最早传布的地区。

佛教寺院之盛及其政治原因

三国两晋以后，佛教寺院和寺院经济发展起来。这时期的统治阶级，大多是信奉佛教，推动佛教寺院的建立和发展的。统治阶级信奉佛教提倡佛教的主要原因是：佛教和僧众可以帮助他们麻痹人民，使其驯服地服从统治。《魏书·释老志》记载：“太宗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居俗。”何尚之对宋文帝说：“慧远云，释氏之教，无所不可；适道固是教源，济俗亦为要务。窃味此言，有契至理。何则？百家之乡，十家持五戒，则十人淳谨。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睦。传此风教以周寰区，编户千亿则仁人百万。能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万刑息于国。刑息于国，此明昭所谓坐致太平者是也。”

（谢选骏指出：马列主义反对佛教麻痹人民，结果其红色占领区充满暴力，不得安宁。）

北方的统治者，以佛是戎神，对佛教有特殊感情。后赵石虎的一个诏书称：“朕出自边戍，忝君诸复。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晋书·佛图澄传》）

①参看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四章《汉代佛法之流布》第一节《开辟西域与佛教》和第二节《伊存授经》。

石勒、石虎，对于来中国的西域僧人佛图澄都很崇敬。石勒称之为大和尚，石虎下书国中称：“和尚，国之大宝朝会之日，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挟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众皆起坐，以彰其尊。”（《高僧传·佛图澄传》）于是“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营造寺院，相竞出家”（《晋书·佛图澄传》）。当时“澄受业追随者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与先矣”（《高僧传·佛图澄传》）。

后秦主姚兴，崇信佛教，尊敬西域名僧鸠摩罗什；亲率群臣听罗什讲道。佛教在关中大盛。《晋书·姚兴载记》载：“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以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统治者的提倡，对佛教的兴盛当然是有关系的。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兴盛，却不能单从统治者的提倡来解释。这时，人民愿意投身佛教寺院去作僧众或寺院依附民，甚至愿作寺院奴隶，主要是因为寺院有免役调租税的特权。人民受不了国家租税役调的压榨，宁愿抛妻别子远离父母到寺院里去作僧众、依附民和寺奴。徐陵《谏仁山深法师罢道书》列举了十条作僧众的好处，其中弟四、五条是：“假使棘生王路，桥化长沟，巷吏门儿，何因仰唤？寸绢不输官库，升米不进公仓。库部仓司，岂须求及？其利四也。门前扰扰，我且安眠；巷里云云，余无惊色。家休大小之调，门停强弱之丁。入出随心，往还自在。其利五也。”（《广弘明集》卷二四）

寸绢不输官库，升米不进公仓，家休大小之调，门停强弱之丁，这就是在棘生王路桥化长沟时，作僧众的好处，也是人民投靠寺院的主要原因。寺院经济发展的初期，就是与人民逃避租税役调分不开的。如上所述，后赵时百姓“相竞出家”，而石虎的一个诏书就指出：“今沙门众甚，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高僧传·佛图澄传》）北魏末年，僧尼二百多万都是为避役调逃到寺院里来的。《魏书·李孝伯传·附孙李瑒传》称：“延昌末，于时民多绝户而为沙门。场上言：今南服未静，众役仍烦，百姓之情，方多逃役，若复听之，恐捐弃慈孝，比屋而是沙门。”《魏书·释老志》也记载：“正光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户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可见慕道是假，避役是真。

梁武帝时，是南朝佛教寺院最盛的时期。建康城有佛寺五百多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宫饶。僧尼和白徒、养女之多，使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参看《南史·郭祖深传》）。魏末和北齐时期，是北朝佛教寺院最盛的时期。洛阳一地，有佛寺一千多处（《洛阳伽蓝记序》）。“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魏书·释老志》）。国家大寺四十六所，三公等寺八百四十所，百姓所造寺三万余所（《释氏通鉴》卷五）。僧尼大众有二百万人（《魏书·释老志》）。僧抵户（寺院依附民）和佛图户（寺院奴隶），遍于州郡。北齐有佛寺四万余处，僧尼大众三百多万（《广弘明集》卷十）。

寺院大小不等。小寺一般能容僧众五十人。北魏世宗时，沙门统惠深奏请“其有造寺者，限五十人以上启闻听造”（《魏书·释老志》）。限五十人听造，可能当时小寺僧众有不满五十人的。大寺院有数百数千僧众和依附民户的，不在少数。最大的佛寺，可容僧众万人。例如东晋桓冲在荆州所造的佛寺：“太元二十年；荆州牧桓冲命昙翼法师渡江造两二寺，自晋、宋、齐、梁、陈氏常及万僧。”（《佛祖统记》卷三七）

王公贵族和豪富人家，修建佛寺，竞尚高大华丽。以北魏的造寺为例，《洛阳伽蓝记序》称：“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展；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魏孝文帝延兴二年诏书指出：“内外之人，兴建福业，造立图寺，高敞显博，亦足以辉隆至教矣。然无知之徒，各相高尚，贫富相竟，费竭财产，务存高广。”（《魏书·释老志》）。北魏末年灵太后胡氏所兴建的永宁寺，中有九级浮图一所，架木为之，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石。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一十一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瓮子。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僧房楼观，一千余间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洛阳伽蓝记·永宁寺》）。北朝的统治阶级，还曾使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今山西省大同的云岗、洛阳伊阙的龙门山等地，开凿石窟，造了大量佛像。

寺院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压迫寺院都占有大量的土地。无论国家兴造寺院，王公贵族兴造寺院，一般都随之施舍一些土地以供养僧众。魏孝文帝“兴造大中兴寺，置中兴寺庄，稻田百顷并以给之”（《释氏通鉴》卷五）。梁武帝于钟山造大爱敬寺，以寺侧良田八十顷施寺（《梁书·皇后传·太宗简皇后王氏传》）。隋文帝曾诏于诸州名山之下各置僧寺一所，并赐庄田（《释氏通鉴》卷六）。立寺赐田，这大约是当时的通例。

土地之外，寺院还有其他财产。梁武帝于阿育王寺设无碍大会，所设金银供具等物并留寺供养，并施钱一千万为寺基业（《梁书·诸夷传·扶南国传》）。善男信女都向寺院施舍土地，施舍钱财。有钱的人是“糜费巨亿而不吝”的（《晋书·何充传》）。寺院也使用各种手段，向人民敲诈夺取土地财产。北魏任城王澄上疏，就说“天下州镇僧寺，侵夺细民，广占田宅”（《魏书·释老志》）。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寺院是社会福利机关，兼作社会救济事业。北魏设有僧抵粟，它原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歉收年月贷给贫民。《魏书·释老志》称：“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抵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北齐武平六年，大水为灾，人民饥馑。北齐后主特诏寺院救济流亡（《北齐书·后主纪》）。富足的僧人，也出私财救济贫民。如南朝宋时僧人道猛用每月由宋明帝那里得来的三万钱，救济贫民。（《释氏通鉴》卷四）。南北朝后期，寺院救济事业渐渐变成了高利贷剥削。北魏的僧祇粟，就成为高利贷息的资本。宣武帝永平四年诏：“僧祇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施给：民有窘弊，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魏书·释老志》）

佛法平等，佛寺却是不平等的。僧尼本是按内律不许私蓄财产的，但事实上却是蓄有财产的。僧尼可以接受社会上的供养和施给财物。大和尚往往接受皇帝和贵族官僚的供养。僧侣世界按照世俗世界的面貌来塑造他们自己。寺院中的上层僧侣构成寺院中的贵族阶级。他们是寺院财产的掌管者，实际上就是寺院财产的所有者，他们居僧官高位。他们除受寺院内僧众，寺院依附民和寺院奴隶的服役和供养外，有时还接受朝廷赐予的租税和人员。南燕主为太山竺僧朗建神通寺，给二县租税（《释氏通鉴》卷三）。宋明帝对沙门道猛“月给钱三万，令史四人，白簿二十人”（《佛祖统纪》卷三十七）。又以僧瑾为天下僧主，给亲信二十人，月给钱三万及车舆吏力。南齐高帝对沙门玄畅敕蠲百户，用充资给。僧智f于天台建寺，陈宣帝割始丰县调以充众费，蠲两户用供薪水。

一般僧众，按佛教内律是不许掘地耕田的。但事实上僧尼大众，许多是参加寺内田园劳动和其他杂役使的。北周释道安《二教论》说：“或垦殖园田，与农夫等流；或估货求财，与商民争利。”（《广弘明集》卷八）僧众是既参加农业劳动，又经商作商贩。

寺院依附民户所受的剥削压榨，甚至比俗界农民所受的还要重。仍以北魏僧抵户为例。沙门统昙曜曾于承明元年奏请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管事的都维那僧暹等违反成旨，任情追求役使，致使五十余人自缢或溺死。

残酷的压迫剥削，激起了僧众的反抗。北魏后期，从孝文帝时始，接连不断有几次僧人领导的暴动。兹据《北史·本纪》列出如下：孝文帝太和五年（481），沙门法秀谋反。

太和十四年（490），沙门司马御惠自言圣王，谋破平原郡。

宣武帝水平二年（509），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反。诏华州刺史奚康生讨之。

永平三年（510），秦州沙门刘光秀谋反。

延昌三年（514），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反，自号净居国明法王。

延昌四年（515），沙门法庆聚众反于冀州，杀阜城令，自称大乘。

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大乘余贼复相聚攻瀛州。

从公元481—517年，三十多年间，僧人领导的暴动就有七次之多。魏明帝时，任城玉澄上疏，深切地指出佛教教会活动对社会治安的危害。他说：“往在北代，有法秀之谋；近日冀州，遭大乘之变。皆初假神教，以惑众心，终设奸诳，用逞私悖。”（《魏书·释老志》）

寺院的特权和北朝的灭佛

僧尼有免役调租税特权，寺院僧祇户、寺户、白徒、养女等，也不向国家纳租税出役调，这已经播下官方和寺院间矛盾的种子。当僧众人数少，依附户不多，僧众又能劝人为善，服从统治时，这矛盾还不突出。等到僧众人数众多，严重影响官方税收，僧众又在民间不是起劝化的作用，而是煽动人民反抗，甚至领导人民暴动时，官府和寺院间的矛盾就突出了。限制僧尼人数，限制壮年劳动者出家，强制一些僧众还俗，在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双方都是不断出现的。严厉取缔佛教寺院，强制全部僧众还俗的所谓“灭佛”，就发生了。

中国佛教史上有所谓“三武一宗”之祸。这都是灭佛的大事件。三武是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一宗是指后周世宗。四次灭佛，就有两次发生在北朝。

北周武帝的灭佛，最足以说明官方与寺院争夺户口、争夺劳动力的矛盾和斗争。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七日，“初断佛、道两教，沙门、道士并令还俗。三宝财富，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广弘明集》卷八）。当时，“国境僧道反俗者二百余万”（《佛祖统纪》卷三九）。这时的道教，只是配角，武帝格于众论，灭佛不得不灭道。但不到一个月，就又恢复了道观，二百万僧道中，道士是少数，绝大多数是僧尼。

北齐佛教寺院发达，僧众有三百多万，使得北齐政府租税收入大为减少。文宣帝高洋诏：“乃有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所以国给为此不足，王用因兹取乏。”（《广弘明集》卷二四）

建德六年（576），周灭齐。武帝又尽废齐境佛教。“尔时魏齐东川佛法崇盛，见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五众释门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融刲佛像，焚烧经教。三宝福财，簿录入官；登即赏赐，分散荡尽。”（《广弘明集》卷十）

北周武帝的灭佛，主要是经济性质的。他说灭佛的好处，“自废以来，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岂非有益？”（《广弘明集》卷十）因为废佛，僧众还俗，出租调服徭役的人数增多了，才能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

兴盛数百年的佛教寺院和寺院经济，由北周武帝的灭佛，受到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但隋朝取代北周、灭了陈朝，统一南北后，佛教又有恢复。中唐以后，随着封建依附关系的变化，寺院组织成为单纯的宗教组织，寺院经济进入另一发展阶段。

（谢选骏指出：周武帝灭佛，不像马列狗所说的，出自经济原因，而是综合需要——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是佛教的衰落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自觉。）

第三节 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社会生产关系，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属于封建依附关系的性质。这种性质的生产关系，在这三、四百年间不断地有所发展。封建依附关系，有对封建国家的依附关系，有对豪门大族的依附关系，有对一般地主的依附关系。具有这种性质的农民，都可称为依附民或依附农民，他们之中有各种不同的来历，也有各种不同的具体的身分。

客和部曲身分的依附化东汉时期，客的身分已有所降低。马援在北地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他归附刘秀后，以三辅地旷土沃，乃上书求将其宾客屯田上林苑中。马援的宾客既作牧客又作田客，从事生产劳动，这必然会影响到客的身分地位。我们虽然还难以明确他们人身依附关系的程度，但宾客向依附关系上走了一步是无疑的。（参看唐长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三国之始，客和奴隶已联缀起来称为“奴客”、“僮客”，客的身分明显降低了。晋元帝太兴四年（321）诏：“昔汉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时凉州覆败，诸为奴婢，亦皆附籍。此累代成规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晋书·元帝纪》）显然客和奴隶一样，身分都是不自由的，所以皇帝用诏书来放免他们。

魏、吴都有赐客制度。孙权赐潘璋妻田宅，“复客五十家”（《三国志·吴志·潘璋传》）。陈武死，孙权“命以其爱妾殉葬，复客二百家”（《陈武传》注引《江表传》）。曹魏后期，“赐公卿以下租牛客户各有差”（《晋书·王恂传》）。

《晋书·华廙传》：“初表（廙父）有赐客在鬲，使廙因县令袁毅录名三客各代以奴。及毅以货赇致罪，狱辞迷谬，不复显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与廙遂于丧服中免廙官。”这说明西晋时奴、客的地位已相去不远，可以以客来换取奴隶，说明客的身分的低落。客对主人已是世代隶属，除非经主人放遣或以钱财自赎、子子孙孙没有脱离主人的自由。元帝初年，王敦说元帝听刘隗的话，“复依旧名，普取出客。从来久远，经涉年载。或死亡灭绝，或自赎得免，或见放遣，或父兄时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辄罪本主。百姓哀愤，怨声盈道”（《晋书·王敦传》）。王敦的疏，反映了晋时客的社会身分和人身隶属关系。客要脱离主人，必须得到主人同意，经过自赎或放遣。客和主人是有连带关系的。客出了问题，主人也负有责任。

部曲的名称，始见于西汉，是军队的编制称号，东汉时成为军队的代名词，三国时已用于豪门大族的私兵。随着部曲的私兵化，部曲和主人之间产生了人身隶属关系，身分上部曲成为主人的依附民。直到唐代，法律上仍然规定：“奴婢、部曲，身系于主。”（《唐律盗贼律·疏议》）部曲和奴隶虽然都是身系于主，但身分地位仍是不同的。依《唐律疏议》所载，部曲的法律地位比奴隶要高一些。

魏晋南北朝时期，部曲和客已逐渐混同。如《三国志·魏志·李典传》先说李典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随后又说他宗族部曲数千家在乘氏。大抵私兵性质强时，多称作部曲；生产和劳役性质强的，多称为客。

奴隶也成为依附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一部分依附民是来自奴隶。唐释道宣解释部曲说：“部曲者，谓本是贱品，赐姓从良而未离本主”（《量度轻重仪》卷上）。这就是说，部曲是由奴隶解放来的，虽然赐姓从良了，但还未离开本主。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奴隶解放，往往不是解放为编户民，而是解放为依附民，被称为部曲或客。他们的解放，只可说是半解放。

如果追溯奴隶半解放为依附民的渊源，似可以追到王莽的改革。王莽改制中有一条是“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汉书·王莽传》）。在这里土地由私田变成了王田，奴隶则仍属私人所有，所以称作私属。私属和奴隶不同的是奴隶可以买卖，私属不能买卖。这对奴隶虽然不是全解放，已是半解放。私属，就是魏晋南北朝依附民的先驱。东汉和以后，部曲、僮客、奴客的出现，和王莽改革中的“奴婢曰私属”，不能说是没有关系的。

西晋用奴隶屯田。《晋书·食货志》记载晋武帝咸宁元年（275）十二月诏：“今以邺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通过屯田，“皆如屯田法”，奴隶的身分地位提高到和屯田客一样，成为国家的隶属农民。

魏晋之际发展起来的世兵，身分上低于编户民，实际上是国家的依附民。东晋朝廷因兵源需要，常发私家奴隶为兵。晋元帝为了防御王敦，以讨伐胡人为名，“悉发扬州奴为兵”（《晋书·王敦传》）。庾翼“悉发江荆二州编户奴以充兵役”（《晋书·何充传》）。发奴为兵，实含着提高奴隶身分为依附民的社会意义。司马元显曾“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曰乐属，移居京师，以充兵役”（《晋书·会稽王道子传附元显传》）。“免奴为客”，是奴隶主人自己放免自己的奴隶为自己的依附民——客。元显发私家的客为乐属以充兵役，只是改换了依附民的主人，并未改变客的身分。

依附关系的发展依附关系在东汉末期已相当发展。仲长统说：“豪人之室，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后汉书·仲长统传》）。东海胸人糜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资产巨亿”（《三国志·蜀志·糜竺传》）。他曾以奴客二千人资给刘备，这二千人成为刘备的部曲，壮大了刘备的军事力量。

依附关系发展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商人兼并农民，农民失去土地不得已而流亡、投靠门阀世族或豪门大族作依附民。

遇到社会不安或战乱时候，大地主有财力有人力的可以筑起堡壁自守。

没有能力自守的小农，多投附他们求取保护。东汉末年和西晋末年，这情况非常突出。东汉末年的田畴率宗族及附从数百人，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西晋末年，匈奴族刘渊父子起事反晋，中原大乱。门阀世族多逃往江南，留在北方的地方豪强多聚坞自守。这些坞堡，成为农民的避难场所。郗鉴率宗族、乡曲千余家避难于鲁之峄山，三年间众至数万。（《晋书·郗鉴传》）李矩，平阳人，刘渊攻平阳，百姓奔走，矩素为乡人所爱，乃被推为坞主，东屯荥阳。矩招怀离散，远近多附之。（《晋书·李矩传》）魏浚，“永嘉末与流入数百家东保河阴之砍石。及洛阳陷，屯于洛北石梁坞，抚养遗众。于是远近咸悦，襁负至者渐众”（《晋书·魏浚传》）。郭默，“河内怀县人。永嘉之乱，率遗众自为坞主，流民依附者渐众”（《晋书·郭默传》）。这些来归依附的人众，最初可能是自愿的投靠，但由于在战争年代以兵法部勒下，渐渐变成私兵部曲和私兵部曲的家属，成为强制性的隶属关系。他们是初为投靠而终成都曲，成为依附民的。

依附民，因主人的荫庇，可以免除国家的役调负担。汉末三国初期，全国性政权瓦解，各地陷于一片混乱，各地门阀世族和豪门大族成为地方主人，他们占有下的依附民不出役调，逐渐形成制度。建安初期，曹操逐步恢复社会秩序和地方政权机构，有些大地主依然不肯使依附民出役调。如胶东人公沙卢，“宗强，自为营堑，不肯应发调”（《三国志·魏志·王脩传》）。曹洪的宾客在长社县的，“征调不肯如法”（《三国志·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济南郡主簿刘节家在营县，“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前后未尝给摇”（《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曹操对此采取了打击的政策，不承认依附民有免役调的特权。

依附民免役调的特权，是在曹魏末期才取得合法地位的。《晋书·王恂传》称：“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家，动有万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正式见诸法令成为制度，是在西晋时期。西晋户调式规定，以官品之高低荫庇亲属，并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和佃客。一、二品的官可以荫庇佃客五十户。受荫庇的佃客，就是他们的依附民。实际上受荫庇的佃客，不会在数目上受法律规定的限制的。

依附民免除役调的特权，南北朝时期是一直存在的。东晋时“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隋书·食货志》）。对佃客户数的规定是官品第一、第二佃客无过四十户，以下每一品递减五户。南朝的依附民有时称作“属名”。《南史·齐东昏侯纪》载：“先时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凡属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并是役荫之家。”可见属名是免除役调的依附民。北朝的依附民也无官役。《魏书·食货志》称：“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孝文帝建立三长制和均田制，对依附关系虽然有所限制，但孝文帝实行汉化，尊崇门阀，对依附关系必不能给以多大的削弱。由于战乱，赋役繁重，北魏后期农民向门阀世族的投靠有增无减。

逃避税役的僧尼大众及其依附化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盛。统治者基本上对佛教是保护的。僧尼是出家人，不事生产。对国家，他们是免除役调的。三国时期开始，编户齐民为了逃避国家租税谣役负担而投入寺院为僧尼。北魏末年，全国有僧尼二百万，北齐时有三百万，北周也有二百万。这么多的僧尼大众，绝大部分是为逃避役调而进入佛门的。如《魏书·李瑒传》载李瑒上书：“今南土未静，众役仍烦，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复听之，恐捐弃慈孝，比屋而是沙门。”《魏书·释老志》：“正光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户，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北齐时，刘昼上书称“佛法诡狂，避役者以为林薮”（《广弘明集》卷七）。文宣帝高洋诏说，“乃有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所以国给为此不足，王用因兹取乏”（《广弘明集》卷二四）。北周武帝对沙门任道林追述他废佛的好处说：“自废以来，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广弘明集》卷十）。民役稀，租调增，兵师盛，都是因为僧尼还俗了，服役的人多了，纳租税的人多了。这些僧尼都是因避役调而去作僧尼的。

东晋南朝的情况，也是如此。东晋孝武帝时，范宁上疏说，因为徭役繁重，人民“有残形剪发，要求复除”的（《晋书·范宁传》）。残形，是指毁伤身体；剪发，就是入寺院为僧尼。东晋末年，桓玄在与僚属讨论沙汰僧众时说：“避役钟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弘明集》卷廿二，《与僚属沙汰僧众教》）这些充盈寺庙的僧尼，都是为逃避役调才去作僧尼的。

门阀世族、豪门大族的依附民，能逃脱国家役调负担，却仍不免于豪门大族的剥削。北魏豪门大族的荫附民对国家皆无官役，而“豪强征敛，倍于官赋”（《魏书·食货志》）。东晋南朝，“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隋朝高颎定输籍法，“使人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户，奉公上，蒙减轻之征”，因之“浮客悉自归于编户”（《隋书·食货志》）。十六国成汉李雄时，范长生受封为天地太师，封山西侯，“复其部曲，不豫军征，租税一入其家”（《晋书·载记·李雄载记》）。这都说明依附民对其主人有租课负担。为逃避国家课役投入寺院的僧尼，也免不了在寺院担任生产劳动向寺院交纳租课。僧尼在寺院中的地位，实际上是依附关系的宗教形式。

门阀世族及寺院对官府的户口分割门阀世族、豪门大族的依附民和僧尼大众，都是不在国家户籍中注籍，而是“皆注家籍”（《晋书·食货志》）的，这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普遍存在的。这就形成了世族豪门以及寺院对官府的户口分割。被分割的人口数量之多和它对国家户口比数之大，都是相当可观的。一些大家族的依附民、部曲、客等，往往是数百人数千人。曹魏时的李典，有“宗族部曲三千余家”（《三国志·魏志·李典传》）。东晋的刁协，有奴客数千人。桓家是江东大族，部曲遍于荆楚。南齐的刘善明，泰始初年，收集门宗部曲三千人。夜斩关，奔北海。刘怀珍门附殷积，启上门生千人充卫宿，孝武大惊。北魏末年，渤海高乾之弟高慎，有本乡部曲数千人自随，弟昂自领乡人部曲三千人，弟季式白领部曲千余人马八百匹（《北齐书·高乾传》）。高家的部曲跟随主人当兵打仗的私兵性强些，但他们的依附民性质没有改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依附民总人口数字不见记载，因而也很难得出依附人口和国家编户人口的比数。但根据材料，可以断言它的比数是相当大的。《晋书·王彪之传》载，彪之作会稽内史，在郡八年，豪右敛迹，亡户归者三万余口。又《山涛传》载，山涛的儿子山遐作余姚令，时东晋初建，法禁宽弛，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遇绳以峻法，到县八十天，出口万余。这两事都在东晋初期。我们见不到东晋各郡县的户口记载，《晋书·地理志》记载的，是西晋的郡县和西晋的户口。据《晋书·地理志》，会稽统十县，有三万户，一户以五口计，约十五万口。王彪之作会稽内史，八年出三万余口，约等于会稽人口的五分之一。但这三万余口，大约不会是会稽依附民的总数，依附民的实际数字当大于这个数字。余姚是会稽的一个县。会稽有十县三万户，平均一县应有三千户，以一户五口计，约有一万五千口。山遐作余姚令八十天就括出一万余口，即大约和余姚县的人口数相等了。如前所说，山遇也不会把所有依附民都强夺回来。那么，余姚县的依附民数要大于县领人口了。当然，这不能当作统计数字看，也可见依附民人口之多了。

佛教寺院僧尼大众的急剧膨胀，也构成严重的人口分割。南朝以梁武帝时佛教最盛，寺院僧众和依附民当也最多。郭祖深对梁武帝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即僧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民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请精加检括不然，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南史·循吏传·郭祖深传》）

北朝僧尼数和户口数都有记载，人口分割的形势更为明了。北魏末年，僧尼大众有二百万人（《魏书·释老志》）。而北魏盛时人口有五百万户（《通典·食货七》），户以五口计，人口数是二千五百万。僧尼和编户民的比数大略是一比十一。北齐的僧尼有三百万，而编户民只有二千万（《通典·食货七》）。两者的比数是一比七，大约八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僧尼。北周编户民有九百万（《通典·食货七》），僧尼有二百万，比数是一比五，就更严重了。

僧尼大众之外，北朝寺院也另有依附民，数量很大。《魏书·释老志》载：“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粟六十斛于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课。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及寺户遍于州郡矣。”僧祇户以平齐户开始，而后来的僧祇户决不限于平齐户，“及诸民”中的民就是平齐户以外的人。“遍于州郡”的僧祇户和寺户（即佛图户），都是当地人。佛图户既然“兼营田输课”，他们已有点像西晋参与屯田后的奴隶，他们的身分已开始向依附民转化了。

人口分割最严重的时期，在南方是梁朝，在北方是北齐。依郭祖深的说法，梁朝依附民的总数约是天下户口之半。北齐还要严重。《隋书·食货志》称：北齐时“豪党兼并，户口益多隐漏户口租调十亡六七”。文宜帝高洋的诏书也指出：“乃有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广弘明集》卷二四）前者是就豪门大族说的，后者是就寺院说的。

依附民的众多，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的一个特点，是区别于秦汉和唐以后的社会的一个标志。

官府占有下的依附人户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郡县编户民，比起秦汉的编户齐民来，身分也有降低。郡县编户民以外，在官府占有下的户口中还有屯田客、兵户、杂户、营户等，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依附性质。

曹操在许下屯田，其后又推广到郡县。曹魏时期有很多屯田客。屯田管理是以兵法部勒，屯田官称作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典农都尉，都是军职。所以屯田客是国家隶属性很强的农民。国家可以屯田客赐给巨下。孙权以寻阳屯田六百户赐给吕蒙（《三国志·吴志·吕蒙传》）。曹魏曾“赐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晋书·王恂传》）。这些客户不知是在赐人以前就是客户，还是在赐人以后才成为客户。如果是在赐人以前就是客户，这客户就很可能是屯田客。唐长孺似乎就是持这种看法的（参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不但是屯田客，就是郡县编户民，隶属性质也是很强的。《三国志·吴志·陈武传附子表传》：“初，表有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表简视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陈让，乞以还官，充足精锐。诏曰：先将军有功于国，国家以此报之，卿何得辞焉？表乃称曰：今除国贼，报父之仇，以人为本。空枉此劲锐以为僮仆，非表示也。皆辄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闻，权甚佳之。下郡县，料正户羸民以补其处。”这里可以看到郡县正户、私家僮仆、兵，三者是可以互调的。兵户是世代为兵的。兵有兵籍，与民籍是分开的。兵，必须要有皇帝的制旨才能放免为民（参看《晋书·王尼传》）。兵，是被视为贱伍的，它和国家的关系是人身隶属关系。孙吴征服山越人后，都是“拣其精健为兵，次为县户”（《三国志·吴志·贺齐传》），“强者为兵，赢者补户”（《陆逊传》）。为兵、补户，只是以身体健壮条件而分，兵和民原无身分差别。

当然也要看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郡县编户民，虽然在身分上已是国家的隶属民，但法律上仍被称作“良民”，和其他名称的国家隶属民、依附民还有区别。晋代方镇去职，有送故的制度，把国家的兵户送给去职的方镇作私属。晋孝武帝时，范宁疏陈时政就说：“送兵多者至有千余家，少者数十户兵役既竭，在服良人。”（《晋书·范汪传附子宁传》）良人，就是指的郡县编户民。前面引用过的晋元帝的一个诏书，“兔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僮客须要通过诏书放免才能恢复为良人。但从北周武帝建德六年一个诏书看，良人和部曲客差别又不太大。诏书称：“自永熙三年七月以来，去年十月以前，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旧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北周书·武帝纪》）从诏书看来，为民伍良人还是为部曲客女，身分区别在皇帝眼里问题并不大。良人没为奴隶或被抄略为奴隶的，可以放免附籍为民伍，为良人，也可以国与旧主人共居为部曲，为客女。区别在于一是门阀世族、豪门大族的依附民，一是国家的隶农。

郡县编户民、屯田客、兵户以外，官府还有其他各种依附民，其中数量比较多的是北朝的杂户、营户。十六国时期，关陇一带的杂户是大量存在的。他们是隶属性很强的官府的依附民。前燕时，有营户，慕容时一次检括就出户二十余万（《晋书·慕容载记》）。东晋南朝也有营户。这营户，就是兵户。杂户、营户都不属郡县。北魏的营户，多是北方少数民族。拓跋氏统治者一次次的把叛逃的北部民如沃野、统万敕勒、连川敕勒追捕回来，把杀剩下来的遗类迁徙到冀、定、相和青、徐、齐、兖等地作营户，北魏历史上称他们为城人、北人，他们也都是兵户。北魏的杂户、营户，数量是相当多的。《魏书·食货志》：“先是禁网疏阔，民多逃隐。天兴中，诏采诸漏户令输纶锦，自后诸逃户占为细茧罗毁者甚众，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隶守宰，赋役不周，户口错乱。”这可见杂户之多。“户帅遍于天下”，也可见他们不属郡县管辖，而赋役负担也不同于郡县编户民。

杂户、营户的身分都是低于郡县编户民的。这从北魏后期和北周、北齐的一些皇帝诏令可以证明。北魏景明二年：“免寿春营户为扬州民。”（《魏书·明帝纪》）北齐天保二年诏：“免诸伎作、屯、牧、杂色役隶之徒为白户。”（《北齐书·文宣帝纪》）北齐天统三年诏：“今可悉蠲杂户，任属郡县，一准平人。”（《北齐书·后主纪》）北周建德六年诏，“凡诸杂户，悉改为民。”（《周书·武帝纪》）《隋书·刑法志》说：“建德六年齐平后，帝欲施轻典于新国，乃诏凡诸杂户悉放为百姓。自是无复杂户。”但杂户并未绝迹，旧的杂户放免了，新的杂户又产生。隋唐时代仍是有杂户的。《唐六典·刑部尚书·都官郎中》条的规定，明确地显示了杂户的身分等级。这条文说“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表明杂户的身分高于番户，低于良人。

总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依附关系突出和盛行的时期。以前有一定自由身分的人大量成为依附民。奴隶解放而为部曲客，也成为依附民。郡县领下的编户民，身分较依附民为高，被称作良人。但朝廷可以把他们赐给达官贵人，使之随时变为依附民。他们的身分比秦汉的编户齐民，显然已降低了。

第四节 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民族的大量内迁，中原地区民族杂居的情况大大地发展了。在南方，由于西晋末年以来的人口流动，民族杂居的情况也有所发展。民族杂居的各个地区，都经历过自己的行程，其中往往是很痛苦的过程。但一旦定居下来，在不同民族之间就可能有互相学习、互相融化的机会。无论是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或南方民族受到中原势力的冲击，无论其是否经过武力较量，都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汉化。接受汉化，实际上就意味着封建化。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在发展阶段上的一个重大标志。

民族杂居和少数民族的汉化、封建化民族杂居，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即就春秋时期而论，在内地杂居见于记载者，有戎狄、蛮夷。戎，有犬戎，有骊戎、有山戎，有茅戎，有陆浑之戎，有扬拒、泉皋、伊洛之戎，有赤狄，有白狄，有肥，有鼓，有鲜虞。戎狄与秦、晋等国杂居，主要活动于今陕西、山西及河南西部境内。夷，有莱，有介，有根牟，与齐、鲁等国杂居，主要活动在今山东境内。蛮有百濮，有卢戎，有群蛮，与楚、越等国杂居，活动于今湖南省以南的广大地区①。春秋时期的戎狄蛮夷，随着时间的进展，他们的名号在史册上大量地消失。他们消失的过程已下可详考，但他们主要是消化在先进的社会之中，应当是无可置疑的。

秦汉的大一统，大大改变了春秋以来民族关系的面貌。这时，在星罗棋布的郡县中，出现了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聚居区中的某些部分，被列入行政区划，约等于县级，被称为“道”。《汉书·地理志》称，孝平帝年间，有道三十二。《汉志》所载，以道标名者不足三十二之数。而陇西郡所属的大夏、上郡所属的龟兹，虽不称“道”，当也是少数民族聚居所在。在秦汉的行政区划中，还有更高一级的建置，即“郡”，虽无特定的名称，实际上也有少数民族聚居所在。《汉志》称：“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尊、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无类。武都地杂氐羌，及犍为、牂柯、越嶲，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民俗略与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颇似焉。”《汉志》记载了巴、蜀、广汉、武都等地之设郡，也说出了这些地方同少数民族的关系。所谓“有教无类”，实际上就是指少数民族的汉化、封建化倾向。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民族杂居而进入汉化、封建化过程，这在当时民族发展史上可说是一条规律。匈奴、氐、羌、鲜卑是这些民族中的三个类型，他们各有自己的封建化的道路。

匈奴在西汉末年，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率众五千余落归汉，居朔方各郡，与汉人杂处，所受待遇，“与编户大同’。东汉建武二十二年（46），①参看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三九。

因连年旱蝗，匈奴遭到大饥馑，人畜死耗大半。在这严重灾害的打击下的第二年（47），匈奴分裂了。一部分匈奴部落依附东汉，是为南匈奴。大部分部落西迁，离开本土越走越远，是为北匈奴。南匈奴附汉后，逐步内迁。曹操以南匈奴势力渐大，把他们分成五部，以便控制。五部约有三万余落，分布于今山西汾水流域。曹操吸收他们的上层参加荐举，丁壮参加部伍，并把他们中已经任官职和参军的家属数万口，逐渐迁居于邺。曹操控制下的匈奴，是“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①。这时，内附的匈奴人，无论是上层或群众，都显然进入封建化过程。此后，匈奴人中有大批成为大地主家中的田客的。史载：“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②西晋武帝初年，匈奴二万余落内附。武帝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③。太康五年（公元284），匈奴继续内附者二万九千三百人。七年（287），内附者十万余口。八年，内附者一万一千五百口，并有牛二万二千头，羊十万五千口，车驴什物不可胜数。前后内附者共十九批。十六国时期，匈奴屠各种刘氏和屠各种赫连氏分别建立前赵、大夏政权。由于内附，迁居内地，与汉人及其他民族杂居，从而进入封建化过程，这是匈奴人经历的封建化的道路。匈奴人先后多次内附，其封建化的程度或有不同。前赵和大夏政权的封建性质达到什么程度，也有待于探讨。但他们都是处在封建化的过程中，这是没有疑问的。

氐和羌，是两个关系密切的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在殷、周开国时期，他们都已参与中原的朝贡和战争。此后，他们跟汉族人民杂处，其历时的长久，在中国少数民族中是罕见的。就这一点而论，氐、羌接受汉化和封建化，是具有比较方便的条件的。三国时期，鱼豢著《魏略》，记述氐族社会：“其惜语，不与中国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妇人嫁时着衽露。其缘边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于羌。”①这一段文字表明氐人的汉化，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生产结构是耕织和饲养相结合的个体经济，这是可以与封建制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晋初，司马骏徙封扶风，“以氐户在国界者增封”。元康六年，氐帅齐万年反晋，潘安仁在《马济督诔》中记其事：“初雍部之内，属羌反，未弭，而编户之氐又肆逆焉”②。这可见，这时关中的氐已是编户之民，成为所在官府统治下有封建身分的普通劳动者了。关中之羌，比氐发展的进程要落后一步。十六国时期，关中的羌还大量的是营户③，营户的身分比编户要差一些，但也是封建性的身分。

氐和羌的封建化，比起匈奴族和鲜卑族来，经历了更为复杂、艰苦的过程。马长寿著《氐与羌》指出，“氐、羌人民在更长的时期内是受其他各族①《三国志·魏志·梁可传》。

②《晋书·外戚·王恂传》。

③《晋书·匈奴传》。

①见《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不与中国及羌杂胡同”，原作“不与中国同及羌胡同”，前“同”字衍文。今依马长寿《氐与羌》页17校改。马书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见《晋书》卷三八，《宣五王传》及《文选》卷五七。

③参看马长寿《氐与羌》21页。

统治阶级的统治。氐、羌受中原汉族统治阶级的统治时候最多，如在周秦时、两汉三国时、西晋和隋唐时，都是如此。在五胡十六国时，氐、羌受苻秦、姚秦、吕凉统治外，又受过前赵匈奴刘氏、后赵羯胡石氏、成汉寳人李氏、西秦鲜卑乞伏氏、南凉鲜卑秃发氏、北凉卢水胡沮渠氏、前凉汉族张氏等的统治。到南北朝时，氐、羌或受北朝拓跋魏或北周宇文氏的统治，或受南朝汉族宋、齐、梁、陈的统治。此时，氐、羌处南北两政权间，忽而事北，忽而事南，跟着各族首领的利害而定。而河湟之羌则又在游牧部落吐谷浑政权的统治下，受其支配，或随牧主游牧、或为国主战争，原来已经有所发展的农业经济至此又变为游牧生活了。”在与汉族和其他民族长期杂居的过程中，一方面受尽了折磨，一方面又曲折地前进，并由此而进入封建化过程，这是氐羌历史的特点。

鲜卑族，这里说的是鲜卑拓跋部，是由他们的统治者以君主的身分带领着自己的臣民进入封建化过程的，这是鲜卑历史的特点。关于鲜卑人的封建化，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但鲜卑的封建化，却不始于孝文帝。《魏书，食货志》称：“太祖定中原，接丧乱之敝，兵革并起，民废农业。方事虽殷，然经略之先，以食为本。使东平公仪垦辟河北，自五原至于棝阳塞外，为屯田。初登国六年（391）破卫辰，收其珍宝畜产名马三十余万，牛羊四百余万，渐增国用。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种人工伎巧十万余家，以充京都。各给耕牛，计口授田。天兴（398—404）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从屯田到计口授田，再到躬耕籍田，都是封建化制度，其中包括田亩的分配、劳动力的编制和君主亲自出面的躬耕形式。特别是计口授田，这是孝文帝所规定的均田制的先行形式。《魏书·贺讷传》：“讷从太祖平中原，拜安远将军。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高车传》：“及平统万（427），薛千种类皆得为编户矣”。又《官氏志》：“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户”。《北史·贺讷传》和《高车传》所记，与《魏书》两传略同，都可以与《魏书·食货志》相证明。①所谓“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是把劳动力同土地相结合，是进行封建化很重要的措施。从登国六年的计口授田，到孝文帝太和九年（4s5）颁均田令，已有九十多年了。孝文帝的改革也还遇到相当大的阻力，但自此以后，鲜卑人封建化的步子比其他民族要快了。

由汉化到封建化，由封建化而促进某些民族间的融合，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关于这方面的历史任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还不能完成，而有待于隋庙时期的继续进行。

北朝的门阀制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杂居地区的少数民族封建化，北魏的“离散诸部，分土定居”和均田令的颁布是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标志。同时，北朝在政治方面制定门阀制度，在文化方面提倡中原传统文化的学习，也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①参看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页，三联书店1956年版；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51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北朝制定门阀制度最早的文献，至今可见到的，是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的诏书和敕，均载于《魏书·官氏志》。诏书称：代人诸胄，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混然未分。故官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位居猥任。比欲制定姓族，其事多未就。且宜甄擢，随时渐铨。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拓跋珪）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

敕写道：原出朔土，旧为部落大人，而自皇始（396—398）以来，有三世官在给事已上及州刺史，镇大将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职官三世尚书已上及品登王公而中间不降官绪，亦为姓。诸部落大人之后，而皇始已来官不及前列，而有三世为中散、监已上，外为副将、子都、品登子男者，为族。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三世有令已上，外为副将，子都、太守，品登侯已上者，亦为族。凡此姓族之支亲，与其身有缌麻已内，微有一二世官者，虽不金充美例，亦入姓族。五世己外，则各自计之，不蒙宗人之荫也。虽缌麻而三世官不至姓班，有族官则入族官，无族官则不入姓族之例也。

据诏书和敕所述，都是定姓族，定姓族就是定门阀等级。定姓族的标准，一是皇始以前是否部落大人，二是皇始以后官的大小，三是皇始以后爵的高低。三者平衡，高者入姓，低者入族。把这三者总起来看，是以家门的历史地位定门阀的等级。是否能列入姓族，要看“三世已上”的家史而定，“五世以外”，就不能享有姓族的特权了。诏书所说“代人诸胄，先无姓族”，及规定八姓之后“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表明北魏的门阀制度是袭取魏晋以来汉族社会在习惯上实行的制度。诏书所谓“四姓”，即汉族上层社会中习用的甲、乙、丙、丁四姓的提法。太和十九年的诏书和敕关于姓族的决定，有的学者认为，“对于鲜卑人，一方面是在阶级分化完成的基础上完成拓跋族的封建化；另一方面则使门阀化了的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合流，以便消灭矛盾，加强合作。对于汉士族和非士族豪强，又是和鲜卑贵族一起，在新形势下制定新的标准重新编制门阀序列。”①这一看法是正确的。新的门阀序列的建立，是孝文帝建立北朝封建秩序的一种战略性措施。

《隋书·经籍志》也有记载：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

《新唐书·柳冲传》引柳芳论述魏晋以后的姓族：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虏姓者，魏孝文帝迁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于帝宗属或诸国从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并号河南洛阳人。“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今、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①唐长儒《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8年版。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

以这两处所记，与诏书及敕所述相校，颇有出入，一时难以究诘。但北魏姓族之制系自汉族引入，而北魏和南方的门阀都有世袭的等级制度，从《隋书·经籍志》及柳芳所论，就更为明白。《隋书·经籍志》称孝文帝迁洛后，以南迁代人“并为河南洛阳人”，柳芳也说代北南迁诸姓“并号河南洛阳人”。这就又提出了一个地望问题。孝文帝迁洛以后，改变了鲜卑贵族的地望，都号称河南洛阳人，这就是通过地望的改变，从而改变他们的北国之恩，并削弱他们与汉人间的民族隔阂。《隋书》又称周太祖入关（534）后，对诸姓子孙有功者，“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而《周书·明帝纪》记明帝二年（558）月庚申诏：“三十六国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徒，咸称河南之民。今同室改都关中，宜改称京兆人。”从这两条记载看，似是从宇文泰入关的有功汉将先改定为京兆郡望，其后在明帝二年又改定了鲜卑贵族的郡望①。至此，在北周的统治阶层中，无论胡汉，都成为同乡共里的人，民族的界限可望更少一些了。这是北周在门阀制度与民族关系上，比北魏孝文帝采取的更进一步的措施。这些措施对于促进北方民族杂居地区少数民族的封建化，无疑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门阀制度意味着封建等级的划分，并且是带有宗族承袭的性质。在北魏，婚姻关系也同样跟门阀制度相联系。史称孝文帝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是世族高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又为五个弟弟聘汉族高门的女儿为妻。魏家公主也嫁给汉族名门，如范阳卢氏“一门三主”，卢道裕尚献文帝女乐浪长公主，卢道虔尚孝文帝女济南长公主，卢元聿尚孝文帝女义阳长公主，尤为时人所称道①。

贵贱不得通婚，在北魏是见诸法令的。文成帝和平四年（463）诏：“夫婚姻者人道之始尊卑高下，宜令区别。然中代以来，贵族之门多不率法，或贪利财贿，或因缘私好，在于苟合，无所选择，令贵贱不分今制，王公师傅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技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魏书·高宗纪》）孝文帝太和二年（478）诏：“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不维氏族，下与非类为婚。先帝亲发明诏，为之科禁。而百姓习常，仍不肃改。朕今宪章旧典，只按先制，著之律令，永为定准，犯者以违制论。”（《魏书·高祖纪》）这两代诏书，都在孝文帝改革之前。诏书所限禁的婚配，是贵族、平民和身分低贱的其他阶层间的婚配，还不是他们所说的士庶不通婚。但这种限制拓跋氏族贵族与卑贱之家婚配的法律，在拓跋贵族门阀世族化之后，又正好为新兴门阀贵族作为士庶不通婚的法律依据。北魏末年，博陵崔家生有一女，一目失明，高门大家没有愿来结亲的。家人打算把她下嫁。她有个姑母，嫁在赵郡李家，听到消息后非常伤感，说：“吾兄盛德，不幸早世，岂令此女屈事卑族！乃为子翼纳之。”（《魏书·崔辩传》）这一故事说明，北朝的门阀世族也是不和社会身分低的卑族结婚的。

①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页14—17，三联书店1956年版。

①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第549—5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中原传统文化的传习

十六国时期，在年迁的少数民族的君主中，有不少人崇尚中原传统文化，师从名儒，究通经史，并在境年提倡对中原传统文化的传习。①建立汉国的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诵读《史》《汉》诸子，无不综览”。他称隋何、陆贾无武，绛卜、灌婴无文，认为“道由人弘”。他的儿子刘和，“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和弟宣，师事名儒孙炎，“沉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每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曾不反复咏之”，说“大丈夫若遭二祖，终不令两公独擅善美于前矣”②。刘渊第四子刘聪，“幼而聪悟。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读》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③。刘渊的族子刘曜，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也“善属文，工草隶。尤好兵书、略皆诵。常自比乐毅萧曹。既即位，立大学于长乐宫东，立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④。

前燕主慕容皩尚经学，喜天文。即位后，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库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皝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他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⑤前秦主苻坚八岁时，向其祖苻洪请师就学。苻洪说：“汝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邪？”但还是答应了他的妄求。苻坚即位后，广修学宫，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其有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弟力田者，皆旌表之。坚又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史称，自永嘉乱后，库序无闻。至是，学校渐兴。①后秦主姚兴为太子时，与范勖等讲经籍，不以兵难废业。时天水姜龛、东平淳于歧，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门徒各数百人，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兴听政之暇，引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凉州胡辩，苻坚之末，东徙洛阳讲授，弟子千有亲人。关中后进，多赴之请业。兴敕关尉，给诸生以往来的方便，不拘常限。②姚兴子姚泓，博学善谈论，尤好诗咏。王尚、段章以儒术，胡义周、夏侯稚以文学，皆常游集。泓受经于博士淳于岐。岐病，泓亲诣省疾，拜于床下。自是，公侯见师傅，都行拜见礼。③以上这些事例，都见于《晋书》各载记。所记当有夸张，但略可见刘渊等人对中原传统文化的态度。

①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僭伪诸君有文学》条，比较集中地记述了达方面的材料。②《晋书》卷一零一，《刘元海载记》。“二祖”，指汉高祖和汉光武帝。③《晋书》卷一零二，《刘聪载记》。

④《晋书》卷一零三，《刘曜载记》。

⑤《晋书》卷一零九，《慕容皝载记》。

①《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

②《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

③《晋书》卷一一九，《姚泓载记》。

后赵主石勒也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有差。勒虽在军中，也常令人读史书，并发表意见，论古帝王善恶成败。有一次，他使人读《汉书》，听说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说：“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后读到汉高祖听了张良的话，不立六国后了，他就说“赖有此耳。”①又一次，是在酒酣后，勒问徐光：“朕方自古开基，何等主也？”光以轩辕相比拟。勒笑说：“人岂不自知。卿言亦以太过。肤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②苻坚也曾以古帝王相比。他问博士王寔说：“朕一月三临太学，黜陟幽明，躬亲奖励，罔敢勌违。庶几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坠。汉之二武，其可追乎？”二武，是指汉武帝和汉光武帝。王寔对曰：“自刘石扰复华畿，二都鞠为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坟籍灭而莫纪，经沦学废，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拨乱，道隆虞夏，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化盛隆周，垂馨千祀，汉之二武焉足论哉。”③这两例，可见石勒和苻坚读史的兴趣和他们的历史知识。史书未记录苻坚对王寔的话作何表示。王龛的话中有不少谀词，但也反映了苻坚对儒家文化的态度。夏主赫连勃勃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南朝刘裕遣使带书信来，请通和好。

勃勃命中书侍郎皇甫微为文，命人写下来，自己偷偷地背诵下来。当着来使的面，勃勃以口授的形式，命人写下来，封好，交给来使。刘裕读了答书，很惊奇。这位使者又形容勃勃如何英武，刘裕叹了口气，说“吾所不如也”④。这一故事说明一个割据一方的少数民族君主是如何渲染自己汉化的深度。赫连勃勃给刘裕的答书是别人代撰的，而北魏孝文帝的作品多是出自本人手笔。史称其“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486）以后诏册，皆帝文也。自写文章，百有余篇。”①尽管史臣所说，多有溢美，但孝文帝对汉学修养之相当深厚，是可信的。冯太后死，为治丧问题，引起朝廷上的大议论。孝文帝依据具体情况，斟酌大礼，不惜独排众议，坚持守孝三年之礼。②这件事，是过去汉族皇帝也往往办不到的，孝文帝却坚持办到了。《隋书·经籍志》著录《后魏孝文帝集》三十九卷，还著录《后周明帝集》九卷，《后周赵王集》八卷，都已早佚。

自十六国以至北朝各代，汉族才智之上多受到重用。如石勒之于张宾，苻坚之于王猛，字文泰之于苏绰，都信任到言听讨从的地步。苏绰为六条诏书，甚为宇文泰所重，“尝置诸座右，又令百官习诵之。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③，汉族才智之士参加有关地区的政治活动，有时还取得重要地位。这对于民族杂居地区少数民族的汉化和封建化，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①《晋书》卷一零五，《石勒载记下》。

②同上。

③《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

④《晋书》卷一三〇，《赫连勃勃载记》。

①《魏书》卷七《高祖纪》下。

②《资治通鉴》卷一三七。

③《周书》卷二三、《苏绰传》。

（谢选骏指出：马列主义是一种极为低劣的动物主义，马列主义者满脑子铜臭，狗眼里只有“社会经济发展”——他们用这样的“科学方法”歪曲历史过程，以便达到自己制造社会混乱，然后乱中夺权的险恶目的。）

【第六章 文化发展的总形势】

第一节 玄学和儒学

东汉中叶以后，外戚、宦官迭相专政，政治日趋**。面对这种社会政治现实，以太学生为代表的一些人对现实政治持批评态度。他们站在外戚、朝官一边反对当政的宦官。宦官制造了两次“党锢之祸”，残酷迫害反对派。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下，许多文人士大夫开始不过问政治，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

东汉末年，曹操掌权，即以法治天下。他在用人上提出唯才是举，曾下令：“今天下得无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遇未而无知者乎？”（《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这种只问才能不问德行的思想，是直接与东汉以来儒家的名教相对抗的。曹操杀了对他存大功的荀彧、崔琰、毛玠等人，也使一些人心惊胆战。

东汉末年以来的政治形势的变化，影响了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意识形态。

政治上他们从过问政治、砥砺名教和积极的现世态度，转变为不问政治、逃避现实、以求明哲保身；思想上他们接受了消沉的、对事不作反抗的，但又含有思想解放的老、庄思想。以老、庄、易为内容的玄学思想，开始抬头。魏普时期洛阳的玄风及其东渡汉末三国，由儒学到玄学的转化中，马融、郭泰、何晏和王弼四人，起着重要的影响，他们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

马融，东汉中后期人，是一名儒。邓骘仰其名，召为舍人，马融不就，客居凉州武都汉阳。遇羌人暴动，边境扰乱，米谷踊贵，自关以西，道殣相望。马融后悔未应邓骘之召，对他的朋友说，“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飓尺之羞，灭无资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后汉书·马融传》）。遂往应邓骘之召，也就是这位大儒，为了保全生命，为大将军外戚梁冀诬害名臣李固，并作大将军《西第颂》。政治上堕落的人，生活上无不堕落。马融就是“居守眼器，多有侈饬，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后汉书·马融传》）。他以老庄哲学作为对自己行为的辩解和灵魂的安慰。他为《老子》作注，竭力捏合儒家和老庄。

郭泰，生于东汉晚年。当时政治极端**，知识阶层的人曾激烈地起来反对，要求改良政治，但在残酷迫害下，他们对政治前途失去信心。时身为大学生领袖的郭泰说：“吾昼察人事，夜看乾象，大之所废，不可支也虽在原陆，犹恐沧海流横，吾其鱼也未若岩岫颐神。娱心彭老，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抱朴子·正郭篇》）南州高士徐穉使人劝郭泰：“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后汉书·徐穉传》）郭泰、徐穉的思想，反映汉末知识阶层思想的低沉。低沉的思想潮流，为老庄思想和玄学的发展提供了温床。

何晏、王弼，是玄学的奠基人。《文心雕龙·论说篇》称：“迄至正始，务欲守之，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冉（老子）、周（庄子）当路，与尼父（孔子）争涂矣。”《颜氏家训·勉学篇》也指出：“何晏、王弼，祖述玄宗直取其清淡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非济世成俗之要也《庄》、《老》、《周易》，总谓三玄。”

何晏、王弼，都祖述老、庄，大煽玄风。何晏著有《道德论》（此据《三国志·魏志·曹爽传》，张湛注《列子·天瑞篇》引何晏作《道论》）。王弼著有《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还著有《老子指略》。何晏的主要论点是：“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成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咸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晋书·王衍传》）这里所谓“皆以‘无为’为本”，可能多了一“为”字，应该是“皆以‘无’为本”。以下几句话，也都是讲“无”的，不是讲“无为”。“无”和“无为”含义是不同的。

王弼的主要论点，大体与何晏相同，也是把“无”说成万有的本体。他认为：“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老子指略》）

何晏、王弼祖述老、庄，阐扬玄学，但两人都尊崇孔子。何晏著有《论语集解》，此书现尚存。王弼著有《论语释疑》，此书已佚，但部分内容保存在皇侃的《论语义疏》和邢昺的《论语正义》中。他们注释《论语》，与汉儒的解经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注重讲《论语》的微言大意，而且多从玄学的角度加以发挥。

宇宙万物（包括人类社会）都是客观存在的，它们的发展变化都是有规律的。这规律是客观规律，是自然规律。合乎这个规律的就是正确的，就是道理，就是“道”。如何看待自然、社会，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这是哲学问题；古往今来的认识，是千差万别的。

儒家有儒家的认识。《中庸》称：“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性，就是客观自然、客观规律；顺着性走，即顺乎自然走，就是道：把顺乎自然的道加以修饬整齐，就是教。

儒家虽然讲性、道、教的关系，但儒家所重的却是教。儒家是政治家、教育家、人事家，而不是哲学家。至少不怎么太讲宇宙万物的本体这些哲学问题。对“性”、“道”，只是说说而已。

玄学，是哲学。玄学讲世界万事万物的本体。比起儒家来，老、庄和玄学追求解释宇宙万事万物更根源的东西。

在玄学家眼里，宇宙万事万物都生于“无”，无生有，有生一切。前面所引何晏、王弼的言论，都讲的是这个意思。无，要给一个名称的话，就是“道”。如王弼认为：“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邢昺《论语正义述而篇》“志于道”句疏引《论语释疑》）《老子》书中有一句“道常无为”。据王弼注这句话是“顺自然也”。“无为”就是顺自然。

这里可以看到儒学、玄学的同和异。儒学和玄学都承认自然的存在，自然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这就是“道”。这是他们的共同处。但如何对待“道”，两家就不同了。儒学认为应该“教”，即应该“修道”，把自然朴素的道加以文饬整齐，这就要“有为”。玄学认为要顺乎自然，顺乎道；顺乎道，顺乎自然，就要“无为”。

认识上虽然有这不同，但在实际问题上，何晏、王弼，都不反对儒家的名教。名教的“教”，就是“修道之为教”的“教”。他们认为自然就是道，无为就是顺乎自然：名教不能离开道，名教应当体现自然。顺乎自然和体现自然没有矛盾。这样，自然和名教就统一起来了。

老庄“自然”和儒家“名教”的统一，不仅是何晏、王弼的思想，而且是西晋玄学的主流思想。《世说新语·文学篇》记有这样一个故事：“桓宣子（修）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衍）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差不多同样内容的故事又见之《晋书·阮籍传附瞻传》：“阮瞻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恣嗟良久，即命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故事出之王衍、桓修还是出自王戎、阮瞻，问题不大。他们都是西晋玄学的正统派人物，代表的都是玄学中的主流思想。在正统派眼里，名教、自然是统一的。

魏晋之际，司马氏为了夺权，对党于曹氏的反对派，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手段。这就使得玄学阵营出现分化。依附司马氏的一派（他们之中也有并非真心依附，只是在恐怖面前不得不低头），一面谈玄一面不离名教。如王衍，就一面谈玄，一面欣赏桓修的老庄和圣教“将无同”的答案。山涛“性好老庄”，是所谓竹林七贤之一，他曾上疏晋武帝，劝他对百姓“崇风尚教以敦之”（《晋书·山涛传》）。所谓“尚教”，自然是儒家名教。党于曹氏的一派，他们不愿意与司马氏合作，但又怕有杀头的危险。于是他们一方面向司马氏低头，一方面又旷达放诞，不务世事。阮籍和向秀就是例子。据《晋书·阮籍传》称：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卧为常。”嵇康被杀后，向秀应本郡计入洛阳。司马昭问他：“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回答说：“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晋书·向秀传》）

对于魏晋玄学之盛，也不能过于夸大，好像魏晋时期只有玄学。应该看到的是：玄学只是洛阳之学，而且只是洛阳第一流世族之学。洛阳城外无玄学，洛阳第一流世族之外，无玄学。洛阳以外，仍有儒家的传统地位。洛阳以外的士子，仍是读儒家传习的经书。

永嘉乱后，一部分洛阳世族渡江而东，装在他们头脑里的玄学思想也随之东渡了。《晋书·卫瓘传》附孙《卫玠传》记载：“（玠）好言玄理玠以天下大乱，欲移母南行母泣涕从之。至江夏遂进豫章。是时，大将军王敦镇豫章，长史谢鲲，先雅重玠，相见欣然，言论弥日。敦谓鲲曰：昔王辅嗣（王弼）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何平叔（何晏）若在，当复绝倒。”卫玠，可以说是稍后于阮籍等人的玄学代表人物，他也从洛阳来到江东。东晋初年掌权的人物，如王敦、王导、庾亮，都是玄学中或受玄学影响的人物。

东晋一朝，玄风是相当盛的。王、谢等世族子弟，虽然大多没有哲学头脑，不能谈玄说理，阐述老庄，他们的生活情调却是正始遗风。梁朝时期，玄学似又一度小盛。《颜氏家训·勉学篇》称：“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洎于梁世，兹凤复阐，《老》、《庄》、《周易》，总谓三玄。”

儒学传统地位的继续关于魏晋时期地方上仍尚儒学，可从《晋书·儒林传》的人物大多是地方上的人得到启示，也可以此作为一种证明。

《晋书·儒林传》中的人物，都是地方上的人。他们来自：吴郡钱塘、巴郡临江、东海襄贲、会稽余姚、济南东平、济北卢县、高密淳于、上党、雁门、庐江潜县、弘农、东莞姑幕、鲁国、陈留、京兆、乐陵等地。他们教授生徒，有的有数千人；有著述，往往都是潜心儒术，家世好学。他们传经授业，在地方上都是很有影响的。范宣家于豫章，范宁为豫章太守。“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这些儒家，除少数为地方著姓，多数是“家贫”，能“安贫乐道、“潜心著述”。《晋书·儒林传》，反映了地方上儒学之盛，是儒学的天下。

洛阳以外，地方人士要读书，都是读儒学经典的。在十六国的君主中，如刘渊的儿子刘聪、石勒、荷坚等及北魏的孝文帝，都是重视儒学的。在本卷有关章节中都有所反映。

五德终始思想在十六国时期又大盛起来。十六国的君主都信奉这一套，定服色，定德性，信灾异样瑞之说。石勒以赵承金（晋为金德），为水德，旗帜尚黑，牲牡尚玄。发生日蚀，石勒就避正殿三日，令群臣公卿各上封事（《晋书·石勒载记》）。前燕慕容携，也以自己为水德，承金之后，旗帜尚黑，牲牡尚玄（《晋书·慕容载记》）。后秦姚苌，自谓是以火德承秦氏木行（《晋书·姚苌载记》）。姚兴以日月薄蚀，灾青屡见，降号称王，下书令群公卿士将牧守宰各降一等（《晋书·姚兴载记》）。

这是十六国中几个较大的国信奉用五德终始、灾异之说的几个例子。其他小国也都有这方面的记载。这些材料，说明了十六国时期儒学在北方中原地区仍是居有传统的统治地位的。

十六国时期的儒学是上承魏晋、东汉的。玄学在洛阳世族上层盛行起来了，儒家丢了洛阳这块地盘，但在地方上保存下来。

就是西晋玄学极盛时期，玄学也并未迈出洛阳一步，并没有能像《晋书·儒林传》所描述的那样，“摈阁里之经典，使宪章弛废，名教颓坏”。洛阳之外，地方上仍是儒家天下。当然，长期兵荒马乱之后，魏晋十六国时儒学不如两汉之盛，也是事实。

《北史·儒林传序》称：“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这种学风的不同，与北方儒学渊源和玄学东渡有关系。北方的儒，来自十六国时期的儒，其渊源可以更上推到东汉。东汉儒是章句之学，传业者寝盛，支叶繁滋，一经说到百余万言。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来源于此。南方儒学浸润着玄学精神。北魏李业兴作使臣去梁，向梁武帝谈到自己“少为书生，止习五典，素不玄学，何敢仰酬”（《魏书·儒林传》）。这说明北方儒学不受玄学的影响，而南方玄学之盛则会影响儒学。

第二节 佛教、道教和无神论思想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宗教甚为流行。佛经的翻译和佛教思想的传播，都极为兴盛。道教也由形成而发展。同时，反佛教的斗争和无神论思想也都显示了一定的威力。

佛经的翻译和佛教思想的传播佛教虽在西汉末年已传入中国，但一直到东汉，人们对佛教的理解还是很有限，一般把佛教理解为类似黄老之学，都是主张清静无为的。经过佛经的大量翻译，人们对佛教的理解才逐渐得到提高。

中国最早流传的佛经是《四十二章经》。汤用彤认为：汉明求法事，因年代久远，书史缺失，难断其真相。但东汉时，《四十二章经》之已出世，盖无可疑。经中所言，与汉代流行之道术比较，在在与汉代道术相合。此经为东汉社会中最流行之佛教经典，人们遂取经义与道术相附会，因而把佛教和黄老捏合一起。佛教借黄老而传布。

汉末桓灵之世，佛教经典翻译渐多。其中最有影响的译经人是安世高和支谶。安世高，安息人。支谶，月支人。由于经典的翻译，佛教的教义才逐渐传入中国。魏晋之际，玄学兴起。佛教名僧多与玄学中名士相交往。名僧多能清谈。东晋以后，佛教教义才正式以宗教哲学的独立姿态出现。

这时期翻译过来的佛经内容，可分为两类，一是安世高等所翻译介绍的小乘禅学，一是支谶等所翻译介绍的大乘“般若”学。般若空宗一派的学说接近玄学思想，合乎玄学家的口味，所以“般若”学在东晋得到广泛的传播。从东汉末年到刘宋初年，佛教经典最流行的是般若经。

南北朝时期，佛教经典的翻译更多。据唐智升的《开元释教寻》所列，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译经达一千六百二十一部。

佛经的翻译，实际上就是佛教思想的介绍。南北朝的佛教经典，把佛教思想大量的介绍过来，为隋唐时佛教思想的发扬和中国化准备好了条件，并打下基础。

有重要影响的高僧在佛经翻译和佛教思想介绍中，作出重要贡献的高僧有释道安、鸠摩罗什、慧远等人。

释道安，晋怀帝永嘉六年（312）生于常山扶柳。十二岁出家，为人天资聪颖，记忆力超人。他先师事佛图澄，随澄在邺。后赵末年，北方大乱，道安在今河北、山西各地避乱传教。晋哀帝兴宁三年（365），道安到襄阳。苻坚克襄阳，道安随赴长安。晋孝武帝太元十年，道安死，年七十四。

道安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是，组织翻译和整理佛教经典，宣传佛教和培养弟子，创立“本无”学派。

道安一生有很多著作，为经作注，为经作序。他的著作对阐明经义起重大作用。僧佑在《出三藏记集·道安传》中说：“安序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叙，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大正藏》55卷第108页）“经义克明，自安始也”，说明了道安在阐明经义方面的历史地位。道安晚年住长安时期，组织并主持译经，共译出众经十部，一百八十七卷，一百多万字。他总结译经经验，提出“五失本，三不易”。道安的总结，对以后的佛经翻译很有指导意义。五失本，谓翻译佛经有五种情况使译文不能符合胡语佛经原本。三不易，指三种不易翻译的情况。（参看方立天《道安评传》，载《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1982年版）

道安重视亲自讲经，宣扬佛法。他一生收了很多弟子，并分派他的弟子到各地去传教。著名高僧慧远，就是道安的高足。

道安对佛教思想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他在北方时，对禅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当时北方正盛行禅学。他到南方后，又钻研般若学，当时南方盛行的是般若。他还热心地翻译小乘一切有部经典。道安对传入的佛教各派思想是兼容并包的。在兼容并包中也有主次，般若思想是道安的主要思想。道安关于般若的著述就有二十种。

般若学的根本思想是“本无”。后来虽分为多种学派，有所谓“六家七宗”之说，而道安则是本无宗。嘉祥吉藏《中论疏·因缘品》叙道安本无说：“什师未至，长安本有三家义。一者释道安明本无义。谓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夫人之所滞，滞在末（原作未，依汤用彤说，应作末）有。若宅（原作诧，依汤用彤，应作宅）心本无，则异想便息。安公本无者，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故云本无。此与《方等》经论，什、肇山门义，无异也。”吉藏这段话，叙述了道安的根本思想。

道安的“本无”思想和何晏、王弼的玄学“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思想很接近。东晋时期，玄学随世族过江，当时的执政大臣和士大夫大多是玄学中人或受玄学影响的人物。道安和他们大都有交往或书翰问候。东晋佛教的发展，主要在社会上层。道安的本无和玄学的无为，正相合拍，更有助于佛教在南方的传播发扬。

鸠摩罗什，天竺人，家世国相。罗什生于龟兹，约当晋康帝之世（343—344）。自西晋以来，龟兹即有佛教流行，为小乘学。

罗什曾游沙勒、温宿，又归龟兹。广诵大乘经论，洞其奥秘。在西域各国，讲说佛法。吕光破龟兹，获罗什，致之凉州。后秦姚兴弘始三年（401）破后凉。弘始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姚兴迎罗什到长安，时已在公元402年初。当时长安佛教已甚盛。自苻坚迎道安到长安后，主持译经，长安已是译经重镇。罗什到长安，姚兴待以国师之礼。罗什在长安住了十二年，弘始十五年（413）去世。在他主持下，译经三百多卷。

协助罗什译经的助手，都是当时的名家。如道生、道融、昙影、僧叡、慧观、僧肇等，都是名僧。他们对经义的领悟，常受到罗什的称道。罗什主持下的译经，不仅文字是佳制，而理解精微，也非旧译所能及。

罗什对佛教思想的理解，造诣是很深的。可惜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译经上，自己很少著述留下来。罗什对佛教思想理解的幽微，未能尽传于世。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崞县东）人，晋成帝咸和九年（334）生。年二十一，随道安出家，时道安正在太行恒山立寺，传布佛教。后随道安南投襄阳。苻丕争襄阳，慧远别师东下，到庐山。时桓伊为江州刺史，为慧远造东林寺。慧远住东林寺三十多年，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8）或谓十三年卒，时年八十三或八十四。

慧远天资聪颖，早年曾读儒书，博通六经，也接触过老庄。后听了道安讲《般若经》，豁然而悟，说：“儒、道九流，皆糠粃耳。”晚年尝致书刘遗民，叙述由儒、道而入于佛说：“每寻畴昔，游心世典（儒学经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广弘明集》卷二七上）

道安门下高僧很多，但他特别看重慧远，把传播佛法的希望寄托在慧远身上。道安说：“使流东国，其在远乎？”（《高僧传·慧远传》）慧远在庐山三十多年，是他从事佛教活动最重要的时期。他培养弟子，宣扬佛教，组织佛教经典的翻译，和全国名僧保持联系，并交结南朝朝中公卿，使庐江成为南方佛教中心。

慧远传布佛教宣扬佛法，从两方面作了工作。在人民群众中，他宣传因果报应和神不灭论。宣传善恶有报，这是针对广大群众的愚昧迷信而提出来的。因果报应说，帮助佛教在下层人民群众中传布。在佛教教义方面，慧远属于道安的本无派。道安的本无思想，和玄学家以无为本思想是合拍的。慧远早年曾研究过儒学，研究过老庄玄学。他在庐山讲过儒家的经典。他讲《丧服经》，也讲《诗经》。他在讲《般若经》时，为了使听众容易听懂并接受，常引用《庄子》的话来作说明，使听众晓然。慧远讲儒家经典，用玄学比附佛经，解释佛教教义，使得佛教在上层知识界得以广泛传布。

概括地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数百年间，意识形态中的主导思想经过三变，由儒转入玄，又由玄转入佛。儒是继承汉儒传统，玄是洛阳世族之学。晋东渡后，玄学也随之东渡，北方仍以儒学为主。佛学兴起在汉末魏晋，先藉玄学以传播；其后，讲究修练的禅学和因果报应之说在北方比较发展，讲究义理的般若学则仍借助玄学在南方较为发展。

道教的形成和发展当西来的佛教在中国境内广为传播的时候，土生土长的道教也由形成而走向发展。一千多年来，佛教和道教一直是中国的两大宗教。

道教和先秦的道家，都以“道”字为名，而道教还推崇老子为“太上老君”。但两者实各不相干。道家大师老子倡导“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宣扬“齐死生”，而道家却是向往长生不老的神仙，幻想**飞升。

神仙长生不死的幻想，起源甚早。史书所记，可以上溯至战国时期。《史记·封禅书》：“自成、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后来“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归。后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汉武帝也是一个追求仙人想得不死之药的人。他招致的方士李少君，对他说：“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于是，武帝“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和秦皇、汉武以极富极贵而消除不了精神上的空虚，反而增长了贪生怕死的困拢，这是帝王权贵追求神仙的思想根源，带有显著的阶级性。他们追求神仙的手段，从沿海巡行以期偶然的际遇，发展到妄图通过提炼丹砂以创造难得的机会。李少君的丹砂黄金之术，可说是原始道教金丹派所宣传的主要内容，这些方士就是原始道教的道士。

东汉晚年，在汉中有张修、张鲁宣扬的五斗米道，在青、徐等东方八州有张角宣扬的太平道。太平道，以其流传的经典称作《太平清领书》而得名。据《三国志·张鲁传》及裴注引《典略》，太平道，以巫师“持九节仗为符呪，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五斗米道的办法约略与太平道同，而有所增饰。五斗米道设有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道大祭酒。”“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对于有病的人家，要“家出五斗米以为常”，因而有五斗米道之称。太平道和五斗米道，近年我国的学者称之为“廉价的符水道教”，以与“高贵的金丹道教”相区别，是相当正确的。符水道教的出现，使原始道教拥有大量的群众和宗教的组织形式，可说是道教的正式形成。张角是黄巾大起义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他的太平道就是用作组织农民起义的工具。后来，张角被杀害了，张鲁投降了曹操，但他们所创立的道教仍然继续流传。

东晋初年，葛洪①著《抱朴子》，为长生求仙说出一番道理，他可以说是神仙道教的理论家。他认为，玄是天地万物之本。玄，又称作道，称作一，是非物质性的神秘的存在。他提出，人要守一。守一，可以突破**的局限，分身有术。只要你想着要分身为三，三个人就出现了，辗转增益，“可至数十人，皆如己身”。同一个主人，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出现在座位上与客人谈话，在门口迎客，还可以在水边垂钓。守一，还可以突破生命的局限，长生不死，并且“位可以不术而自致，膳可以咀茹华璚，势可以总摄罗邦，威可以叱咤梁柱”，可以享受超人间的富贵。这种“神仙思想，原是封建贵族想延长他的生前享受至生命的极限以外，甚至延长至永远的一种荒店的想望。在乱离之际，封建贵族的生活被震撼着的时候，神仙思想更帮助他们追求超人间的永远幸福。”葛洪申论这种幸福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追求得到的，“无神仙之骨，亦不可得见此道也”，神仙也必须具备先天性的条件，这也同样是反映封建地主之贵族意识，他们在求仙的活动中也享有其特权。

守一的办法是服丹，这是求长生的要道。《抱朴子·对俗》：“仙经曰，‘服丹守一，与天相毕，还精胎息，延寿无极。’此皆至道要言也。”《抱朴子》内篇有二十篇，其中心旨趣就是讲长生之道，而《论仙》、《对俗》、《至理》、《塞难》、《辨问》等篇专论神仙必有，服食可信，《金丹》、《仙药》、《黄白》等篇则专言金丹的作用和制作。葛洪在书里既极言金丹的妙用，又极言炼丹的种种困难，因而既吸引人们的向往，又使他们永远做不到。而且，炼丹也须投下本钱。如炼丸转全丹，须黄金数十斤，约费四十万钱左右，即四万匹绢左右，不要说穷人，即是小康之家也是根本没有条件过问的。《隋书·经籍志》还著录《神仙服食药方》十卷，称“抱朴子撰”，久佚。

①关于葛洪思想的论述，参用侯外庐说，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第七章第三节，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葛洪反对符水派道教，并说过去的一些道书，篇幅虽多，用处不大，“徒诵之万遍，殊无可得”，“若金丹一成，则此辈一切不用也”。葛洪对医药学是有贡献的。他著有《金匮药方》一百卷。后因此书卷帙过大，又著《肘后卒救方》三卷，备列急性传染病、内外科、儿科、眼科、皮肤科病症，所载方药也多易得之物，因此，本书流传甚广。从医疗的角度看，葛洪的医药学比起符水教之以符水治病要进步多了，并且也包含一定的科学因素。当然，从神仙道教的传播上看，葛洪在医学上的成就也可增进他在宗教上的神秘性，增长他在宗教上的威望。

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和寇谦之分别成为道教在南方和北方的代表人物，南北朝统治者都曾对道教有所尊崇。《隋书·经籍志》：“陶弘景者，隐于句容，好阴阳五行、风角、星算、修辟榖导引之法，受道经符箓。（梁）武帝素与之游。及禅代之际，弘景取图谶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献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真隐诀》，以证古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则能长生，与天地永毕。帝命弘景试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绝，药物不精故也。帝以为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陈武世居果兴，故亦奉焉。”这说的是道教在南朝传播的大概情形。《隋书·经籍志》又记：“后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谦之自云曾遇真人成公兴，后遇太上老君授谦之为天师，而又赐之《云中音诵科诫》二十卷，又使玉女授其服气导引之法，遂得辟谷、气盛体轻，颜色鲜丽。弟子十余人，皆得其术。其后又遇神人李谱，云是老君玄孙，授其图箓真经，劾召百神，六十全卷，及销炼金丹、云英、八百、玉浆之法。太武（拓跋焘）始光之初，奉其书而献之。帝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祀嵩岳，迎致其余弟子。于代都东南起坛字，给道士百二十余人，显扬其法，宣布天下。太武亲备法驾而受符箓焉。自是，道业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箓，以为故事。刻天尊及诸仙之象而供养焉。迁洛已后，置道场于南郊之傍，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日，并有道士哥人百六人拜而祠焉。后齐武帝迁邺，遂罢之。文襄之世更置馆宇，选其精至者使居焉。后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箓，如魏之旧。寻与佛法俱灭，开皇初，又兴。（隋）高祖雅信佛法，于道士蔑如也。”这说的是道教在北朝传播的大概情形。陶弘景和寇谦之也像葛洪一样，在医药方面做了些工作。陶弘景增订了葛洪的《肘后卒救方》，改称《肘后百一方》，有更广泛的流传。他又著《本草经集注》，对后世药典的编撰有相当大的影响。

道教自东汉末年起，到南北朝的结束，有不断的发展，道书的撰写也不断地增加。梁阮孝绪的《七录目录》①中，有《仙道录》，列：经戒部二百九十种，三百一十八帙，八百二十八卷。

服饵部四十八种，五十二帙，一百六十七卷。

房中部十三种，十三帙，三十八卷。

符图部七十种，七十六帙，一百零三卷。

《隋书·经籍志》所著道经与此略有出入，而增益不多。然而，与东汉末年只有《太平清领书》相比，则《七录》及《隋书·经籍志》的著录就够多了。

①《广弘明集》卷三。

无神论的战斗传统①

佛教和道教的广泛传播，有助于封建朝廷对人民的精神统治。但佛、道之间有矛盾，佛、道跟统治者之间也有矛盾，甚至出现了封建朝廷对佛、道进行毁灭性的打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神论者对于鬼神及成佛成仙的虚构，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是无神论的战斗的优良传统。

中国佛教史上有所谓“三武”的灭佛活动。第一次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七年（446）的灭佛。拓跋焘于太平真君五年（444）曾下诏，禁止王公以至庶人私养沙门、师巫。沙门是佛教中人，师巫应是道教中人，这似是佛、道并举的。到了太平真君七年，拓跋焘下诏，坑杀全国沙门，烧毁所有佛像。因为事先走露风声，有些僧人得以逃遁，没有全部被杀。第二次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574）的灭佛。这次灭佛，是经过朝廷上的多次议论，最后才决定了的。宇文邕的诏书，是禁断佛、道之教，实际上是针对着佛教，想把三百万僧人收为编户，四万所庙宇收归官府。这对于调整农民的劳役和租税的封建负担，都有一定的好处。在这次灭佛之前，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六年（557）还曾下令禁绝道教，要所有道士削发为僧，不从者立即斩首。如道士自称是神仙，就命他从铜雀台上跳下去，粉身碎骨。以上两次灭佛和一次禁道，都反映统治阶级内部之不同形式的斗争。但无论灭佛或禁道，都是暂时性的，对佛、道的尊崇则是经常性的。后来还有第三次的灭佛，那是在会昌五年（845），是唐武宗时的事了。

北魏北周的灭佛，和北齐的禁道，都是以暴力强迫进行的活动，谈不到无神论对有神论的斗争。这是北朝反佛、道活动的特点。南朝跟北朝不同，从宋到梁，有神无神、神灭不灭的论争不断。这种论争，是中古社会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论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范缜是南朝反对有神论的旗手，他的《神灭论》是震撼当代思想领域的唯物主义的杰作。在他以前，有孙盛、何承天、范晔，与他约略同时的刘峻，都是阐扬无神论的学者，也都是南朝的人物，而孙盛、何承天、范晔又都是历史学家，刘峻也是博通文史的人。孙盛（302—373），东晋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人，官至秘书监。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晋阳秋》记晋枋头之败，触怒了桓温，并受到威胁。孙盛坚持照实记载，不肯迎合权势。当时，有罗含著《更生论》，认为“万物有数，而天地无穷”，“万物不更生，则天地有终矣。天地不为有终，则更生可知矣”。他由此推论，认为神之不可灭，“聚散隐显，环转于无穷之涂”。孙盛给罗含书信，称：“吾谓形既粉散，知神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各失其旧，非复其旧。”①这是指明，形体既已不存，精神也随之消散。孙盛是以神灭思想批判罗含的神不灭思想。

何承天（370—477），宋东海剡（今山东剡城北人。官至国子博士，御史中丞。他精于天文历算之学，宋初撰定《元嘉历》。又受诏撰《宋书》，草立纪传，止于武帝功臣。志，原定十五篇，他写出了一部分，其中包含《天文》、《律历》。后来沈约修定的《宋书》，对他的旧稿多所因袭①。

①本节，参用侯外庐和王仲荦说，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第八、九章，《魏晋南北朝史》第十章第四节。

①罗含：《更生论》；孙盛：《与罗君章书》。

①《宋书》卷十一，《志序》；又卷一百，《自序》。

此外，他还著有《春秋前传》和《春秋前杂传》，并删定了《礼论》三百卷。②与何承天同时代，有宗炳者，著《神不灭论》③，宣称“精神不灭，人可成佛，心作万有，诸法皆空。宿缘绵邈，亿劫乃报。”并称，“夫精神四达，并流无极，上际于天，下盘于地”，形虽灭而神不灭。何承天给宗炳写了一信，直接驳斥宗炳的这种观点。他指出，“形神相资，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尽火灭。虽有其妙，岂能独传”④。并著有《达性论》⑤，驳斥佛教的轮回之说。他指出：“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于更受形哉？”他又著《报应问》⑥，以驳斥佛教因果报应之说。他指出，鹅浮游于池塘，与人无争，而难免于庖人的刀俎；燕以昆虫为食，却得到人们的爱护，“是知杀生者无恶报，为福者无善应”。何承天以生活中习见的事例进行论战，说理虽简单，却使对方难以辩解。

范晔《后汉书》的作者，与何承天同时代人。他“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但没有写出来。他因事被株连，临刑前还“语人寄语何仆射（何尚之），天下决无佛鬼。若有灵，自当相报。”第二句是讽刺何尚之，意思似是说，如何尚之真是心口如一地相信因果报应之说，就不会诬陷人了。范晔在《后汉书·西域传·论》里，比较集中地批评了佛教。在一开始，他指出自张骞以来对西域的记载“莫不备写情形，审求根实”，但都没有写什么印度佛教的神话。后来关于佛教“理绝人区”的“神迹诡怪”和“事出天外”的“感验明显”等等，都是张骞、班超没有听见过的。范晔问道：“岂其道闭往运、数开来叶乎？不何诬异之甚也！”这是要从历史上指出佛教的种种说法都是后起的，因而与张骞、班超所记的相比，就显得有很厉害的虚构和怪诞了。下文说：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且好仁恶杀，蠲敝崇善，所以贤达君子多爱其法焉。然好大不经，奇谲无已。虽邹衍谈天之辩，庄周蜗牛之论，尚未足以概其万一。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

范晔在《后汉书·桓帝纪·论》里说：“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他在这里用了《左传》上的一个典故，批评了汉桓帝崇佛的荒谬。他在《襄楷传》收入襄楷上桓帝书：“闻宫中立黄老浮图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乘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这篇上书之收入《后汉书》，可看作是范晔对崇佛的“贤达君子”的讽刺。这些人也只是嘴上说说佛法，在实际生活上是不可能遵从佛教戒律的。

刘峻（462—521），字孝标，原籍平原（今山东平原县南），父亲流寓江南。他经历了大半生极为坎坷的生活，晚年居东阳（今浙江金华县）讲学。

②《隋书》卷三三《经藉志》，史部杂史类；《宋书》卷六四，《何承天传》。③即《明佛论》，《弘明集》卷二。

④参看《弘明集》卷三所收何承天、宗炳各书。

⑤《弘明集》卷四。

⑥《广弘明集》卷二十。

他著《辨命论》①指出：“夫通生万物，则谓之道：生而无主，谓之自然。自然者，物见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动陶铸而不为功，庶类混成而非其力，生之无亭毒之心，死之岂虔刘之志，坠之渊泉非其怒，升之霄汉非其悦。荡乎大乎，万宝以之化：确乎纯乎，一化而不易；化而不易，则谓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于冥兆，终然不变，鬼神莫能预，圣哲不能谋，触山之力无以抗，倒日之诚弗能感，短则不可缓之于寸阴，长则不可急之于箭漏，至德未能逾，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勋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时，焦金流石；文公嚏其尾，宣尼绝其粮，颜回败其丛兰，……咸得之于自然，不假道于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其斯之谓矣。”刘峻认为，一切都成于自然，所谓“道”、“天”、“命”，都是“自然”的同义语。“自然”的背后，别无主宰，人的才能贤愚在这里一点力量也用不上。这是跟有神论相对立的思想。这说的是一种机械的必然法则，并带有命定论的性质。但比起过去的一些无神论者简单地从个别自然现象或个别社会现象立论，在理论上有了发展。

范缜（约450—515），字子真，祖先原籍顺阳南乡（今河南浙川县），东晋初年流寓江南。他早年从名儒刘学习。史称他“博通经学，尤精三《礼》。”

南齐时，司徒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延致宾客，范缜也是被延揽的宾客。萧子良信佛教因果报应之说，而范缜不信。子良问：“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范缜答：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有的是落在茵席之上，有的是落在粪土之侧，这只是偶然的遭遇，贵贱因而不同，因果究在何处？子良没有能说服他。

范缜著《神灭论》，这是他反佛的杰作。《神灭论》跟佛教信徒的神不灭论的根本分歧，在于范缜坚持“形神相即”，而后者则宣扬形神相异。范缜所说“形神相即”，用他的话说，即“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从事物之总的方面说，形神是统一的，不能分割。从形神的关系说，神的存灭从属于形的存谢。这是旗帜鲜明的唯物的一元论。神不灭论者所宣扬的形神相异，其主旨在于强调神的独立存在，神可独立于形之外，形灭而神不灭。这是以形从属于神，也是佛家轮回说的理论依据。范缜更申论形神的关系，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这是以形为神的本质，为神的基础，而神则是形的作用。范缜还以刃与利的关系来说明形神的关系。他说：“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神灭论》是用问答体，一步深一步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一方面继承了汉王充自然哲学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吸收了魏晋以来名理辨析的续余。

《神灭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众僧难之，而不能屈”。子良又派人以高官相诱。范缜大笑，表示不能“卖论求官”。梁武帝即位第三年（504）诏：佛教以外，都是邪道，百官王侯都要“舍邪入正”。后来，梁武帝降敕，不点名地指斥范缜“违经背亲，言语可息，神灭之论，朕所未详”。大僧正法云，还在这时鼓动王公朝贵六十二人，以信札的形式对范缜围攻。范缜并不为这些干涉所动摇，仍坚持神灭的理论，显示了一个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战斗精神。

①《梁书》卷五十《刘峻传》。

第三节 史学历史撰述的成就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撰述，继司马迁班固之后，有新的成就。它的代表作，有陈寿的《三国志》、裴宏的《后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成就不如这四部书，但在纪传体史书中还占有一定地位的，有司马彪《续汉书》的志，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和魏收的《魏书》。

陈寿生当蜀汉和西晋交替之际，见闻当较真切。他的书在当时已受到好评。有人评论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有人评《三国志》“辞多劝戒，明得失，有益风化”。

陈寿的史才，表现在对三国历史有一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和处理。他在《三国志》中记述了自184年黄巾起义以后至280年晋灭吴，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他以曹魏的几篇帝纪提洯这一时期历史上的大事，又分立魏、蜀、吴三书以叙三国鼎立的发端、发展及结束。他记述了黄巾的兴亡、董卓和群雄的四起；记述了官渡战后曹操势力的迅速增长，赤壁战后三国鼎立，夷陵战后蜀、吴长期合作和蜀、魏长期对立；记述了魏明帝传位婴儿以至曹爽的失败，是魏晋替兴的转折；记述了诸葛亮之死是蜀政变化的标志；记述了孙权晚年嫌忌好杀已肇败亡的危机。他于《魏书》三十卷中，首列《武帝纪》以记曹操的创业；接着，在记帝、后妃及汉末诸雄之后，就写《诸夏侯曹传》和《荀彧荀攸贾诩传》。诸夏侯曹是魏家宗亲近臣，他们的盛衰是曹魏盛衰的一面镜子。二荀是参与曹魏军国大计的内幕人物。此外，以二十卷分写魏的宗王、谋臣、将帅、循良、文学、清名、叛臣、方技和边族。他于《蜀书》十五卷中，特写刘备和诸葛亮而于亮备极推崇。《诸葛亮传》通过隆中对、说孙破曹、永安托孤、出师表，以概括亮的一生事业。而在关羽、董和、董允、廖立、李严、蒋琬、姜维以及其他各传中随时写出亮的政治威信、政治影响。他于《吴书》二十卷中，特写了吴创业之君孙策和孙权，也写了江东主持军国大计的重臣周瑜、鲁肃、吕蒙和陆逊。蜀、吴两书也都分别写了文臣、武将、忠良、清名、文学和术数。《三国志》外表上有类于传记汇编，实际上却自有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

陈寿叙事往往作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他在《魏书·武帝纪》，于汉魏关系上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武帝纪》又记杀董承、杀伏后。纪中已委婉地记出了杀伏后的原因，而杀董承的内幕则另见于《蜀书·先主传》。陈寿对魏晋之际的记述，因时代近，政治上的压力大，隐讳更多。但在《三少帝纪》中，记魏晋禅代事，说“如汉魏故事”。这五个字的内容是包含了很多东西的。陈寿对他所称赞的人，如对刘备，在《先主传》中称其弘毅宽厚，但在《周群传》中记其以私怨杀张裕：对诸葛亮，在本传中用①关于本题的论述，参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64年内部排印本。司马懿的话称亮是“天下奇才”，但不讳言街亭之败和“将略非其所长”，并在《马良传》中记其任用马谡的错误，在《刘封传》中记其杀刘封不以其罪。陈寿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力图把历史的真相记载下来，这就是所谓“良史之才”的作法。

陈寿叙事简洁。有时能于简洁之中，点化出人物风貌。如《蜀书·先主传》称：“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记：‘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这都使历史人物的情态跃然纸上。

在陈寿以前，关于三国的历史著述，有鱼豢著《魏略》三十八卷，王沈著《魏书》四十八卷，韦昭著《吴书》二十五卷，杨戏著《季汉辅臣赞》，但都限于一个地区。像陈寿这样合三国为一书，还是纪传体史书的一个创举。鱼豢书号称“巨细毕载，芜累甚多”①。王沈书，《晋书》本传的评论是：“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韦昭书，从现存佚文看来，颇多人物小传。杨戏书名为“赞”，记史事不多，且已多为陈寿书所采用。后来《三国志》传下来，这在著述质量上的与众不同有重要的关系。

袁宏，史称其“少有逸才，文章绝丽”，“机对辩速”，作文倚马可待。所著《后汉纪》是继荀悦《汉纪》而作，起自公元17年琅琊吕母起义至220年曹魏代汉，约二百余年的史事。卷数同荀悦书，也是三十卷。字数约二十一万多，比荀悦书要多一些。

当年荀悦著《汉纪》的时候，只有《汉书》是一部完整的西汉史，他剪裁了《汉书》就成为新的著作。此后，在很长的时期内也很少新的西汉史问世。袁宏著《后汉纪》的前后，关于东汉史的著述是有好多种的。在纪传史方面，有三国时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晋薛莹《后汉记》一百卷，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华峤《后汉书》九十七卷，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张莹《汉南纪》五十八卷，袁山松《后汉书》一百卷，宋范晔《后汉书》九十卷，刘义庆《后汉书》五十八卷，梁萧子显《后汉书》一百卷，连同东汉时官府陆续修撰的《汉纪》一百四十三卷，共十一种。

袁宏在《后汉纪》里表现了综述史事的才能。他以八卷的份量写光武帝时期约四十年间的历史。这四十年的历史，头绪多，人物多，错综多，在他的笔下写得错落有致。他以六卷多的份量写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以来，董卓的当权，群雄的混战，曹操的得势和赤壁之败，以至曹魏代汉。这也是全书中写得详细而精彩的部分。

袁宏在《后汉纪·序》里提出了“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撰集方法。

从实际运用上看，这比荀悦的连类列举要有些发展。荀悦有时也类举多事，但主要是类举一两事。袁宏总是把时代约略相近的同类人物连续地写好几个。如《后汉纪》卷五写了闵仲叔，又写了王丹、严光、周党、王霸（太原人）、蓬萌，这都是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写江革的生平，并写毛义、薛苞，这都是以孝著称的人物。这样的写法，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但如使用过多，就不免随时出现了人物小传或轶事的简单连缀，这就把编年的特点削弱了。在《后汉纪》里，这种优点和缺点都是有的。

袁宏在《后汉纪·序》里提出了要达到“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要求。这样的要求为《后汉纪》带来了笔下传神的气氛。如卷三十写赤壁之战，写出了周瑜、孙权和诸葛亮三人都反抗曹操而三人又是三种身份、三种见识、三种声口；写出了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改变了孙权对刘备和曹操的看法，促成了孙刘的合作，有意识地把形势推向三国鼎立的局面。范晔著《后汉书》，记王莽末年到汉献帝逊位的二百多年间的史事，有纪十、列传八十，共九十卷。志十未写成。还有纪传例，已久佚。

范晔书八十列传，在按照时代先后的编次之下，发展了“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法。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申述范书类次的方法说：“例如卓茂本在云台图象内，乃与鲁恭、魏霸、刘宽等同卷、以其皆以治行著也。郭伋、杜诗、孔奋，张堪、廉范皆国初人，王堂、苏章皆安帝时人，羊续、贾琮、陆康皆桓灵时人，而同为卷，亦以其治行卓著也。张纯、国初人、郑康成、汉末人，而亦同卷，以其深于经学也。”此外，他连续举了十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应该注意的是：范书的方法不只是简单地以类相从，而是在了类从之中，犹有“细意”，往往是因人见事，反映出来一些历史的问题。范书列传三十九记王充、王符、仲长统，这都是有进步思想的人物。列传四十三记周燮、黄宪、徐穉等，这都是当时所谓高士。列传五十八记郭太、符融、许邵，这都是以识鉴著名的人物。列传十三记窦融、十四记马援，三十记班彪、固，四十二记崔骃，四十四记杨震，这是几个不同类型的名门的家史。像这样的编写，也是以类从的方法，因人见事，反映了一些特殊的历史现象、历史问题。

范晔以“自得”之学自负，对书中的论赞自视甚高。他自称：“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赞自是吾文之傑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尽管范晔的话未免过于自信，他的论赞却也确实写得出色。他的中兴二十八将论，《党锢列传·序》、《宦者列传·序》，都是著名的史论，既突出了当时政治局势的重点，又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分析，《邓骘传·论》论外戚问题，也是一篇重要的文章。

范晔的论赞，于继承《史记》、《汉书》的传统外，也受到魏晋以来某种史论的影响。正像秦汉之际的一些人关心古今之变的原因一样，魏晋以来的长期动荡曾推动了一些人关心较长时期内的历史，因而梁武帝撰编《通史》六百二十卷，而吴韦昭《洞记》四卷，记庖牺以来至汉魏间事：晋皇甫谧撰《帝王世纪》十卷，记三皇以至汉魏间事。总括一代以至数代兴亡大事的史论，这时也引起一些历史学者的注意。著名的，如魏曹冏著《六代论》，论夏商周秦汉魏的兴亡；晋陆机著《辨亡论》，干宝著《晋纪·总论》，论孙吴、东晋的兴亡：习凿齿临终上疏，论晋宜越魏继汉。《后汉书》的论赞，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影响下，发挥了作者的历史见解，其显著的特点就在善于从历史形势的发展上论述古今的变异。

范晔原来打算作志，没有实现。梁代刘昭取司马彪《续汉志》中的八志以补范书，附纪传以行。司马彪，是西晋高阳王睦的长子，但没有接嗣王位，而专精学习。所著《续汉书》，纪、志、传凡八十篇。司马彪书和华峤《汉后书》，是差不多有同样称誉的书。刘知几说：“术同彪峤，才若班荀，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刘昭说：“二子平业；俱称富丽。”司马续志有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八种。《律历志》依据蔡邕、刘洪旧作，《五行志》依据应劭、董巴、谯周旧作。《郡国志》录东汉初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百官志》“依其官薄，粗注职分”，对于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年表》。但《汉书》的《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都有历史文献上的重要价值，在司马彪书里没有续编。这四个部分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统治职能，司马彪没有这四个方面的志，是很大的缺憾。

沈约、萧子显、魏收，先后所撰《宋书》、《齐书》、《魏书》三书，在编撰方法上都受到范晔的影响。第一，范书有史例，沈书有志序，萧书有序录，魏书有三十五例。第二，范书有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宋书有恩幸、孝义、隐逸等传，萧书有幸臣、文学、孝义、高逸等传，魏书有恩幸、阉官、文苑、节义、术艺、逸士、列女等传。第三，范晔自赏所作序论“笔势纵放”，并于论外有赞。三书中的论都接近范的作法，不同于陈寿，也不同于马班。萧子显也于论外有赞。

《宋书》、《南齐书》和《魏书》，一向多被讥评。刘知几责沈约“舞文弄札，饰非文过”，“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而认为魏收的曲笔更是厉害。曾巩慨叹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诸史之作者都不足以言著史之才。“故其事迹暧昧，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相与合谋之臣，未有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时偷夺倾危悖理反义之人亦幸而不著于世。”他指责：“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刘邠等评论魏收书：“言词质俚，取舍失衷；其文不直，其事不核，终篇累卷皆官爵州郡名号，杂以冗委琐曲之事。”但沈约等的史书毕竟分别写了三个朝代的兴亡大事，也反映了一些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的情况，为后人提供了历史资料。沈约的《律历志》详细地记载了杨伟的景初历、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所制历法及冲之同戴法兴的论难，这是我国历法史的重要文献。《乐志》记歌舞乐器的源起和演变，并汇集汉魏晋宋的乐章、歌词、舞曲，在各史乐志中有其独创的风格。《州郡志》、《百官志》写出了汉魏以来地理和官制的因革。《魏书》中的《官氏志》和《释老志》，写出了时代的特点，是两篇重要的论述。

常璩《华阳国志》、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刘义庆《世说新语》和颜之推《颜氏家训》，也都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相当重要的史部撰述。这五部书和《三国志》、《宋书》、《南齐书》、《魏书》，在本卷序说中都另有论述。

历史观点和文献整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观点方面，重门第，尚名教；在历史文献方面，整理工作有了一定开展。重门第，是当时门阀制度在史学上的反映。尚名教，是对封建主义永恒秩序的辩护，其中包含对门阀制度世代传袭的辩护。文献整理的开展，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重门第，这在历史撰述中表现为铺陈谱系的家传形式，同时也表现为对世族与非世族之间的严格区别。在这方面，《魏书》表现得最为显著。《魏书》崔玄伯、穆崇、李顺、裴叔业等人的传，于一卷之中，父子兄弟祖孙连续叙述，有时多达二十余人。《北史·魏收传》：“（杨）愔尝谓收曰：‘此不刊之书，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望公观过知人，以免尤责。’”魏收写列传，是有意识地要保留谱牒中的材料，也就为的是表述名门世族的门第渊源。①《宋书》立《恩幸传》，作者在“传序”中论述了历代任用职官的制度。他说，在殷周之世，傅说版筑，可以为相，太公屠钓，为周王师，这是不论出身，唯才是与。到了两汉，因仍旧制，胡广以累世农夫致位公相，黄宪以牛医之子名重京师，而“郡县掾史并出豪家，负戈宿卫皆由世族”，这也并不以职位的尊卑与门第出身的高下相联系。魏晋以下，“凭藉世资，用相陵驾”，以至“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也认为：“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种较世有辨。”世族在政治上的这种传统地位，招致人主的不信任，因而世族以外的人为人主所赏识，得以掌管机要。沈约的这种看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历史的。但沈约在感情上总认为这些人不是正途出身，给他们戴上“恩幸”的帽子，并说“《汉书》有《恩泽侯表》，又有《佞幸传》，今采其名，列以为《恩幸篇》云”。实际上，《宋书》的“恩幸”与《汉书》的“恩”“幸”并不相同，只是用以区别“士庶”，反映了作者对门第的成见。

伴随着门阀制度和门第观念的发展，关于谱牒的记录和研究，逐渐成为一种专门之学。《新唐书·柳冲传》论述谱学发展的状况，说：“晋太元（康）中，散骑常侍河东贾弼撰《姓氏谱状》，十八州百十六郡分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无所遗。宋王弘、刘湛，好其书。弘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湛为选曹，撰及家谱，以助铨序。文伤寡省，王俭又广之。王僧孺演益，为十八篇。东南诸族，自为一篇，不入百家数。弼传子匪之。匪之传子希镜。希镜撰《姓氏要状》十五篇，尤所谙究。希镜传子执，执更作《姓氏英贤》一百篇，又著《百家谱》，广两王所记。执传其孙冠，冠撰《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四篇。王氏之学本于贾氏。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时谓肉谱者。后有李公淹、萧颖士、殷寅、孔至，为世所称。初汉有《邓氏官谱》，应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潜夫论》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谱学大抵具此。”唐中叶以后，门阀制度趋向衰落，谱学也就随之衰落了。

《隋书·经籍志》有谱系类，所著录书，存之合计，有五十二种一千二百八十卷。其中，除《世本》等四种十一卷、《竹谱》等三种三卷外，都属于谱学之作。谱学书中，有《冀州谱》、《洪州诸姓谱》等书，这又表明门阀与地望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柳冲曾说过：“善言谱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婚姻而有别。”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方面重名教，也就是重礼教，其基本内容不外是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伦理规范。在门阀制度下，孝是维护世族累代传袭的最高的道德原则。袁宏在阐述这个观点时说：“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数，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辩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违失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矣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①这是以父子关系为人伦之本，并提高到天地之性的高度。陈寅恪认为：“六朝之士大夫号称旷达，而夷考其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②这话说得好，把门阀世族同礼教的关系说得很清楚。

在文献整理方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三件大事值得注意。一是新的图书分类法的出现，二是有相当多的史籍选编和注释出现，三是汲冢书的发现和整理。

图书分类，这一时期开始从六分法向四分法的转变。自刘向、歆《七略》创六分法，班固因之，撰《汉书·艺文志》。三国时，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图书为四部，有甲乙丙丁之名，而四部分类颇为杂乱。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元徽元年，秘书监王俭又造四部书目录、别撰《七志》。齐秘书丞王亮、监谢朏，梁秘书监任昉、殷钧，都各撰四部书目录。梁又有《东宫四部目录》、《文德殿四部目录》，而阮孝绪别为《七录》。陈有《寿安殿四部目录》、《德教殿四部目录》。这些目录书的分类不尽一致，而四部分类成为总的趋势。①此后，隋唐图书的著录都用四分法，以至于今。至于四部书之称经史子集，则北齐颜之推著《观我生赋》，其自注中已经有了，见于《北齐书》本传。四部的分法、命名和次第，在图书分类法上可以说是影响甚为久远。

史籍的选编，可以上溯到孔子删定《诗》《书》。史籍之有注释，也可上溯到公羊、谷梁之传《春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两项工作都有所开展。姑无论《尚书》、《春秋》的注释书有大量的出现，《史记》、《汉书》也是“师法相传，并有解释”。《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晋书钞》三十卷，《汉书钞》三十卷，《正史削繁》九十四卷，又有《史汉要集》二卷，自注称“抄《史记》，入《春秋》者不录”。这些书已不传，当都是选编的书。《昭明文选》、《弘明集》，一般不作为史书看，但从文献的角度看，这是流传下来的经过选编的文史方面的汇集。注释书，在这个时期有裴松之之注《三国志》，刘孝标之注《世说新语》，都以繁富见称，垂名后世。裴松之自述《三国志·注》是：“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事出本异，疑不能刺，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谬显然，言不附理，则随速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松之的这些话，可以归结为：补缺遗，备异闻，正继谬，论当否，共四条。这是裴松之的著述旨趣，也是他注史的体例。这在史注中是很出色的，在这以前的文献注释中似还没有前例。

①《后汉纪》卷二十六。

②《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版。①见《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序》又卷三十二，《经籍志》下。

汲冢书，是晋武帝时在汲郡古墓中所得竹简书。《晋书·束皙传》称：“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记《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说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汲冢书的考证工作，于束皙外，尚有荀f、挚虞、王接、卫恒等人，见《晋书》荀f、王接等人传。《穆天子传》，流传至今。《纪年》，称《竹书纪年》，早已散佚，今有辑本。《竹书纪年》记古史，与儒家所记经传大不相同，对研究古史有重大史料价值，甚为近代学者所重。

文献整理，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中有相当的地位，是应当予以重视的。

第四节 文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历史大变动，丰富了文学的内容。这一时期，诗作大为发展，小说和文学评论都有一定的成就。

建安文学

建安时期（196—219），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盛世。这时期出现了享有盛名的文学家，其中最有名的是曹操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的诗文，反映了时代的动乱和动乱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痛苦。他们诗文的风格，慷慨苍凉、意境深沉却又富有生气。《文心雕龙·时序》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曹操，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文学家。他的诗歌质朴豪迈，多有悲凉慷慨的特色。如他的《蒿里行》，叙述了董卓之乱、关东义军讨代董卓之战以及随后的自相攻杀，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害。诗写道：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他的诗，流传下来的有二十多首，大都具有雄放豪迈的风格。

曹丕的诗，多是抒情诗，文字流丽，基调比较伤感低沉，没有曹操那种积极乐观风格了。文学造诣比较高的是曹植。曹植字子建，是曹丕的同母弟，得到曹操的宠爱，但也因此遭到曹丕的猜忌。曹丕作了皇帝后，曹植受到百般压制。他虽贵为封王，实情同囚徒，郁郁不得志。他的作品可以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作品，反映他的政治抱负及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疾苦。后期作品充满了受压抑的激愤。他的前期作品如《送应氏》诗，写出洛阳经董卓乱后的残破景象，有曹操《蒿里行》的气势。另一首《野田黄雀行》是他后期的诗作。诗中，借黄雀比况自己，恨不得像黄雀一样冲破罗网求得解放。

建安七子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应瑒、刘桢。曹丕在《典略·论文》里说：“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骐骥于千里。”（《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就诗而论，王粲的诗是七子中最好的。他的《七哀诗》，反映了战争对人民所造成的浩劫。当时，长安遭受董卓之乱，王粲避乱南依刘表，离开长安时他在郊野里看到战争所造成的人间惨象。诗写得真实而有感情。

建安时期的三曹七子，在辞赋方面也很有成就。曹植的《洛神赋》，用洛水女神宓妃的神话传说为素材，塑造了一位雍容华贵、秀丽多情的洛神。想象丰富，描写细腻，很有艺术魅力。

正始文学正始时期（240—248），玄学兴起。玄学反映到文学领域里，出现了玄言诗。这时政治斗争残酷，有些玄学中人物如嵇康、阮籍，内心都有苦处，他们的诗还是有感情，有内容的。故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旨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刘勰的理解是对的，嵇康、阮籍虽然也是玄学中人物，但他们的诗却有感情，有内容，不是空洞无物的谈玄说道。正始年间，是魏晋政权的递嬗时期，曹氏、司马氏政治斗争激烈，司马氏残酷地杀害了党于曹氏的文人志士。阮籍、嵇康都是党于曹氏一方的人。嵇康被杀。阮籍嗜酒放达而内心却是苦痛的。这些思想感情，自然反映到他的诗文里去。阮籍有《咏怀诗》八十二首，其中一首《夜中不能寐》：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鸣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诗是心声，《咏怀诗》反映了阮籍内心的苦闷。

嵇康的性格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恬静寡欲崇尚老庄，一方面却又疾恶如仇，刚强任使。他的性格气质自然会在他的诗里得到反映。有些诗如《酒会诗》表现清逸脱俗的思想，有些诗如《幽愤诗》又表现了愤世疾俗的感情。西晋文学正始以后，直到两晋之际，玄言诗是主流。《诗品·总论》说：“永嘉贵黄老，祖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诗作既然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他们便转而追求形式。《文心雕龙·情采篇》评西晋的作品是：“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情是内容，文指形式。这就是说不注意内容，但追求形式，走向形式主义道路。太康中有所谓三张（张华、张载、张协）、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尼、潘岳）、一左（左思），号为文章中兴。其实除左思外，一般成就都不高。

左思的代表作是《三都赋》，当时名家如皇甫谧、张载、刘逵等为之作序作注，都评价甚高。“于是豪贵之家，竟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文苑·左思传》）。其实，左思的诗要比他的赋好。左思出身贫寒。后来左思的妹妹为晋武帝贵嫔，但这似乎并没有抬高左家的社会地位。左思的诗里对社会门第充满了愤恨不平。他写过八首《咏史》诗，对“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之愤恨不平，溢于言表。他还说：“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他蔑视权贵，说：“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他豪气昂然地说：“被褐出闾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左思的豪气和意境，跃然纸上。

另外还有傅玄，他的诗反映社会实际，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特别是几首反映妇女问题的诗，如《豫章行·苦相篇》、《秋胡行》和《秦女休行》，或写妇女的受欺凌，或写爱情的坚贞，或写妇女的刚烈，都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被《诗品》称作“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的刘琨，在西晋末年屯守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和刘聪等相持，后因失败被害。死前有《重赠卢湛》诗云：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

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

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

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

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这表现了他的效忠国家而又壮志未酬的郁积悲怆的感情。这种悲壮风格是西晋诗中少见的。

东晋南朝的玄言诗和山水诗

东晋前期，文学方面比较消沉，没有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正像锺嵘《诗品·总论》所说：“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这里所说“诗皆平典似道德”，指的正是玄言诗。

东晋初年的诗人，只有郭璞可述。他的诗富于文采，代表作是《游仙诗》。托名游仙，实是表示对现实不满。李善注解说：“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绂，瘡霞倒景，饵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无俗累。”（《文选》卷二一郭景纯《游仙诗》七首解题）郭璞的诗，可以看作阮籍、嵇康、刘琨、左思一流派。他生在两晋之际玄学盛世，思想里难免受有玄学的影响，但他的诗有内容有感情，语言鲜明生动，不是“平典似道德经”的玄言诗。

东晋后期，山水诗兴起。到了南朝宋初，山水诗大盛，玄言诗衰落。《文心雕龙·明诗篇》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山水诗兴起的背景是：过江世族居住东土会稽，境地含山临海，河流纵横。出身名家的公子文学之士，闲暇无事，可以邀游山水。兴之所至，发之为诗，于是山水诗出。最有名的山水诗人是谢灵运。

晋末宋初，文学造诣高的有陶渊明、鲍照、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的文学造诣要比谢灵运、颜延之为高。

陶渊明（365—427），字元朗，后改名潜。东晋大司马、荆州牧陶侃的曾孙。但陶渊明这一支，到他父亲时就没落下来。中年时期，陶渊明曾作过几任小官。义熙以后，便不再作官，终老田园。

陶渊明一生，尤其是晚年，生活是相当穷苦的，有时甚至连饭也吃不饱。他的诗句中就有：“弱年逢家乏，老来更长饥”，“菽麦实所羡，熟敢慕甘肥”，“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

陶渊明少年时受过儒家教育。他的《饮酒》诗有：“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可证。他也曾有一定的政治抱负，他的《赠羊长史》诗有：“贤圣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闻君当先迈，负痾不获俱。”义熙十三年，刘裕伐后秦，破长安，江州刺史左将军檀韶遣长史羊松龄去关中称贺，渊明作此诗以送之。诗中流露出他对收复关中的高兴心情。由于政治形势的动荡，官场的**，他才意志消沉，辞官归隐田园。

渊明的诗，以田园生活为题材，也都表现出闲适恬静不慕荣利的意境。

这可以他的《归田园居》诗一首为例：少无适俗韵，性本爱山丘。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归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间。

榆柳荫后簷，桃李罗堂前。

暖暖远人村，依依虚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位田园诗人，不喜欢战争、压迫和剥削。他理想的社会是人们可以过着安居乐业的太平生活的社会。他大约听到过流亡逃户所建立的村社生活的一些传说，他就空想了一个桃花源社会。在这个桃花源社会里，“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桃花源》）这首诗反映当时农民的理想。

谢灵运（385—433），是东晋名将谢玄的孙子。王、谢两家是东晋南朝地方上最高的门阀世族。“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宋书·谢灵运传》，下同）谢灵运喜爱山林生活。他家在始宁县（今浙江上虞县西南）“有故宅及墅”，“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他在会稽“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他“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今浙江临海县西南），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这种山水生活，孕育了他的山水诗。谢灵运写诗，注重字句的雕凿。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评论宋初的文风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老庄告退，而山林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另一评论家锺嵘在《诗品》里评论说：“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胜，富艳难纵。”两人对谢灵运的诗都是推崇的。但他们所说的，都是谢灵运在文字上下工夫，不是诗的内容。谢灵运、陶渊明都写五言诗。陶渊明写田园生活。透过田园生活吐露出自己的真实感情，他的诗可以说文情并茂。谢灵运写山水，太注意文字技巧，伤害了内容。这是同他的优裕生活分不开的。

颜延之（384—456），是和谢灵运同时的人。祖籍琅邪临沂，移居建康。少孤贫，好读书，“文章之美，冠绝当时”（《宋书·颜延之传》）。颜延之诗的缺点，一是喜用典故“弥见拘束”（《诗品》卷中），二是太注意文字雕饰。他的诗比谢灵运更注意文字的雕凿，更加局促于绮语浮词。他问鲍照，他的诗和谢灵运的诗比起来如何，鲍照说：“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铺锦列绣”、“雕缋满眼”，形象化地指出了颜诗形式上的优点，也就涵蓄地指出了内容上的缺点。

宋初的作家，能够一扫只注意形式之风，不在文字词藻方面苦求雕琢，而以矫健之笔抒写自己感情的，只有鲍照。

鲍照，因为出身门第低微，总是被看不起而受压抑。文学上也不为当时所重视。锺嵘《诗品》感叹地说：“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淹当代。”他的诗总反映出一种怀才不遇和对现实不满的愤懑情绪。

无论从文学技巧还是内容来看，鲍照的诗确是高出他同代的一些诗人。

唐代伟大诗人杜甫曾称赞他是“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把他与李白、庾信并称。他的诗对唐代诗人如李白、高适、杜甫等都有很大影响。鲍照的作品，以乐府诗为多。他的诗现存的约二百首，其中八十多首是乐府诗。

永明体

南齐时，出现了“永明体”的诗。齐竟陵王子良周围聚集了许多文人，其中沈约、谢跳等八人尤为竟陵王子良所重，号为竟陵八友。谢脁最长于诗。谢朓的诗，与谢灵运一样也写山水。但他的诗风清新流丽，与谢灵运精雕细刻不同。

南齐文人极讲究音韵声律。他们把五言诗推向律诗。他们的诗称为“永明体”。《南齐书·陆厥传》：“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四声是沈约首先提出来的。他和谢朓又把它应用到诗里去。

永明体开创了六朝诗的新风格，被称为新体诗。

宫体诗

宋齐诗人讲究文字技巧，描写山水，而内容感情却是空虚的。梁武帝时期，南方长期粗安，门阀贵族生活由安逸更趋腐朽堕落，华侈颓糜。反映到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去，于是产生了宫体诗。

宫体诗的创制者是梁武帝的儿子萧纲（即简文帝）和他周围的文人徐陵、庚信之徒等。萧纲先是太子，后是天子，所以由他和他周围的文人兴起的诗体就被称作宫体诗了。宫体诗比永明体诗更加辞藻绮丽，而内容更加颓废，以描写色情为主。《北史·文苑传序》载：“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清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也。”

陈时，宫体诗仍在继续发展。徐陵入陈以后，仍是宫体诗的主将。他们的诗，都是冶艳的，充满了色情的刻画。陈后主也好为艳体。亡国之音，直唱到亡国。侯景乱时，庾信奔江陵，依梁元帝萧绎。出使西魏。梁亡，留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所以世称庾信为庾开府。他的诗以出使西魏分前后两期。前期诗，是宫体诗靡靡之音；滞留北方以后，怀念江南故国，诗多伤感、沉痛、悲观之作。

南北朝时期的民歌

南北朝时期，起自民间的新的乐府诗歌即民歌发展起来。无论南方或北方，民歌都很发展，成为南北朝时期突出的文学表现。

南北方民歌的色彩和情调有鲜明的不同。南方的民歌，以缠绵婉转为特色；北方的民歌，以激昂慷慨为特色。南方民歌的内容，多是描写爱情；北方民歌的内容，恋歌之外，又有牧歌、战歌等等。

南方的民歌，主要分为吴声歌和西曲歌。吴声歌是长江下游吴地的民歌，西曲歌是长江中游荆湘一带的民歌。《宋书·乐志》称“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乐府诗集》卷四四：“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又卷四七，“西曲歌，出于荆、襄、樊、邓之间。”建业是六朝都邑，商业繁华；荆、襄、樊、邓也都是长江中游的都市，商业也比较发达。荆、扬二州，风土人情不同，吴歌、西歌的情调不一样。但它们所反映的都是都市生活，没有农村或农家生活。吴声歌至今保存在《乐府诗集》里的有三百多首。西曲歌保存在《乐府诗集》里的有一百四十多首。吴声歌有《子夜歌》、《子夜四时歌》、《华山畿》等。西曲歌有《石头乐》、《乌夜啼》、《襄阳乐》等。它们的歌辞，多数是恋歌，有的控诉恋爱不自由，有的表诉失恋或被遗弃的悲伤。而情调都是婉转缠绵的。今举《子夜歌》一首为例：落日出前门，瞻瞩见子都。

冶容多姿鬓，芳香已盈路。

芳是香所为，冶客不敢当。

天不夺人愿，故使依见郎。

北朝文人的诗，既少，又不好。就是北魏末年的温子升、邢邵、魏收号称“三才”者，其诗也只是模拟南朝，毫无特色。但北朝的民歌，却大放异彩。

北朝民歌，保存在《乐府诗集》里，约有七十来首，以《梁鼓角横吹曲》为主。这些北朝民歌，作者有汉人，但更多的是少数民族。这些民歌的情调，和南方民歌的婉转缠绵不同，就是写男女关系的也是直来直去，没有忸怩神态，既不羞怯，也无含蓄。如《折杨柳歌》：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

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

《地驱歌》：侧侧力力，念君无极。

枕郎左臂，随郎转侧。

男女情歌外，也有写迁徙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的。如《陇西流水歌》：陇头流水，流离西下。

念我一人，飘然旷野。

朝发欣城，暮宿陇头。

寒不能语，吞卷入喉。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

遥望秦川，心肝绝断。

也有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死伤的。如《企喻歌》：

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

尸丧狭谷中，自骨无人收。

著名的《木兰诗》，最初可能是北朝晚年的作品。历年加工改造，到唐初才写定的。先是人民的集体艺术创作，又经过文人的艺术加工。内容是写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这首诗塑造了一个为人民所喜爱的女扮男装去抵抗外族入侵的英武女性，一千多年来，为人民传诵不已。

文与笔、骈文的发展魏晋以来，散文的发展，向西方面走。一是出现“文”与“笔”的对立。文以抒情，笔以应世。文是有韵的文字，笔是无韵的文字。刘勰《文心雕龙·总述篇》：“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二是出现骄体文。东汉以前，辞、赋、诔、赞以外，一般文体都用散文。东汉末，散文也渐有对仗的倾向。西晋时，潘岳、陆机的文章，开始追求辞藻的华丽和对偶的工整。这一趋势，到了南朝更加发展。辞藻愈来愈绮丽，对仗也愈来愈工整，连辞赋也都骈偶化了。骈体文也传到北方，北朝后期的文章辞赋也都骈偶化了。

小说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记述鬼神怪异和人物轶文轶事的小说发展起来。

这和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兴起以及门阀世族的盛兴是有关系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鲁迅对魏晋南北朝鬼神志怪一类小说兴起的时代原因的说明是正确的。

三国两晋时期是神鬼志怪小说的兴起时期，现存所谓汉人小说，大概皆为晋以来文人方士之伪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现存之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文人好逞狡狯，或欲夸示异书，方士则意在自神其教，故往往托古籍以衒人。晋以后人之托汉，亦犹汉人之依托黄帝、伊尹矣。”（第四章《今所见汉人小说》）

（谢选骏指出：黄俄言必称鲁迅，何也？汉奸之间惺惺相惜也。）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鬼神志怪小说，保存下来或部分保存下来的，还不少。其中晋人于宝的《搜神记》，成就是最高的。《搜神记》二十卷，原书已侠，今本为后人所辑录。《搜神记》一书，保存了一些民间故事，借助神怪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愿望。如《韩凭夫妇》条：宋康王（战国宋君僵）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怒，王囚之，沦为城旦俄而凭乃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乎而死。遗书于带曰，愿以尸骨赐凭合葬。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妇相爱不己，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两冢之端，旬日而大，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为相思树。

这一故事，揭露了统治者的荒淫无道，歌颂了韩凭夫妇生死不渝的爱情，并通过幻想，表达了人民的美好愿望。

鬼神志怪小说之外，记述人物轶闻琐事的小说也颇为盛行。鲁迅说：“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具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

这类小说，最早的是托名汉刘歆著的《西京杂记》。《旧唐书·经籍志上》称：“《西京杂记》一卷，葛洪撰。”《新唐书·艺文志》也作“葛洪《西京杂记》二卷”。但此书内容庞杂，人物轶闻轶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专门记载人物轶事的小说故事最早的，大约是东晋裴启的《语林》。此书收集了汉魏以来一直到东晋穆帝时的门阀世族，名士显宦的言行轶事。所记故事新颖，文笔清新，当时曾风行一时。东晋末年，又有郭澄之仿裴启《语林》的风格体例，著《郭子》三卷。

这类书中，最负盛名而至今尚存的是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义庆的《世说新语》。《宋书·宗室·临川烈武王道规传》附《义庆传》对他编纂《世说新语》没有记载，只载他在徐州时“撰《徐州先贤传》十卷，奏之”，“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招聚文学之上，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大约《世说新语》就是陆展、何长瑜、鲍照这些人集体为他编纂的。

梁武帝时，刘孝标又为《世说新语》作注，征引广博，用书四百余种。

原作有误，则加以纠正；事有不详，则详加引释。其考证之详确，征引之繁富，可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媲美。

《世说新语》的语言特色，是简明而有风致。它保存了当时一些口语。

文字简练，往往通过三言两句就能把一个人物性格面貌勾划出来。

文学评论

文学评论的专著也在这时期出现了。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艺术为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见《而已集》）。文学的自觉包含着对文学的反思，也包含着文学批评。

先秦典籍和两汉著作中，多有一些片段文字评论文学作品，但没有文学批评的专门著作。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出现了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和锺嵘的《诗品》等专门批评文学作品的著作。

建安时期人的觉醒和文学创作的活跃及自觉精神，是文学批评的社会基础。汉末评论人物的清议，由人到物，对文学评论的出现也有影响。

曹丕《论文》对文学作品所以出现体裁的不同和作品优劣差异，都提出了看法。《论文》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宜丽。此四科不同。”又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如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已看到各体作品，有不同的要求，奏议要求雅，论说要求说理透，铭诔要求实，诗赋要求华丽。气，是各人所具的聪明才智，各人聪明才智有高低，作品自然有高低。这是不可强求的。曹丕对文学作品的这些认识，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产主了积极的影响。

《论文》提高了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地位。汉朝统治者把作家当作“倡优”，把辞赋比作“博奕”，而《论文》却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文学作品的价值，比寿命、荣乐还高，这就高度评价文学作品的功能和价值，抬高了文学家和作品的社会地位。

西晋陆机作《文赋》。《文赋》探讨文体的风格特征，提出了十种文体，比曹丕的文体分四科要细密。《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论精微而朗畅”，于作品的形式之外提出对作品内容的要求，比《论文》只讲形式的提法更进了一步。陆机《文赋》还对创作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作了比较细致的论述。但从总的方面看，《文赋》仍是重视文字技巧，对作品内容要求不够。刘勰《文心雕龙》批评陆机的《文赋》是：“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就指出了《文赋》的缺点。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是南朝齐梁时期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家贫，一生未婚娶。晚年出家当了和尚。

《文心雕龙》是一部系统的文学批评著作。刘勰针对当时文学创作过分强调对仗、用典、辞藻、声律、只重文字形式、不重内容的风气，中肯地提出了批判。对于声律，他主张“音律所始，本于人声”，反对勉强。关于对偶，他主张“自然成对”，“不穷经营”。对于重形式轻内容，他批评是“繁采寡情，味之必厌”。他系统地论证了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问题，讨论了文学创作艺术技巧各方面的问题。刘勰已接触到文学发展规律问题，认识了文学要反映现实。他认识到现实是夜不断交易中，文学也在跟着现实的变易而不断发展变化。

锺嵘的《诗品》是专门评论诗的。他把汉魏以来的五言诗的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自汉至梁122位诗人中，列入上品的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他认为诗是“吟咏情性”的。他反对写诗用典。他批评颜延之的诗“喜用古事，弥见拘束”。他说刘宋中叶以后的诗作像“书钞”一样，没有创造性。他说好的诗句，都是“直寻”（创造）出来的，多不用什么典故。他反对玄言诗，说它“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经”。他最推崇建安文学，说建安风格有创造精神。他也反对过于讲究声律，认为过于讲究声律会损伤诗的自然美，所谓“使人多拘忌，伤其真美。”

锺嵘《诗品》把诗人分为三品的作法，大约是受班固《汉书·古今人表》的影响。它和《古今人表》一样，流于主观。而且见解也不高明，如它把曹操列为下品，陶渊明、鲍照列为中品，却把潘岳、陆机列为上品了。这反映锺嵘仍没有摆脱当时流行的形式主义文风的影响。

这里还要提到的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纂的《文选》。这是自周秦以来文章的总集。全书三十卷，李善加注时折为六十卷，以类（文体）分卷，共分为赋、诗、表、启、赞、论、碑文、墓志、行状、祭文等三十九类。萧统选录作品是比较严格的，略古详今，对晋宋以来的作品选收的比较多，选的也比较精。

《文选》的出世，本身就是对古今作品的评价，它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第五节艺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艺术方面也有发展。无论是绘画、雕塑、书法、乐舞，都有成就。

绘画三国时的大画家，有曹不兴，善画大幅人像。他是画中国佛像画的始祖。曹不兴弟子出名的有卫协和张墨，他们在晋时被称为“画圣”。他们也擅画人物，所画人物画不仅相貌逼真，而且富有神采。

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大画家东晋顾他之，就是卫协的大弟子。顾恺之善画人物，他画的人物，传神致妙、栩栩如生。谢安称顾恺之的画是“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晋书·顾恺之传》）。他每画成人物，常数年不点睛。人问其故，他说：“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世说新语·巧艺篇》）他画人物很注意描写人物的特点。他“曾图裴楷像，颊上加三毫。观者觉神气殊胜”（《晋书·顾恺之传》）。他为谢鲲作像，把他画在岩石里。人问所以，他说：“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世说新语·巧艺篇》，下同）他要为殷仲堪画像。“殷曰：我形恶，不烦耳。顾曰，明府正谓眼尔！但明点童子，飞白拂其上，使如轻云之蔽日。”顾恺之的人物画，传世的只有唐初人临摹的《女史箴》图卷。这是世界名画中杰出的作品之一。

顾恺之画人物，也画山水。他的《雪霁望五峰》图，能干人物背景中扩大和强调山水的气氛。后世称顾恺之为“山水画的祖师”。

南朝前期，在绘画艺术方面，是人物画和佛教艺术的继续发展。人物画仍是盛行的，尤其是佛教人物画。山水画已有独立发展的趋势。

宋齐时期，绘画方面出了很多名家，其中最有名的，在宋有陆探微和宗炳等，在齐有谢赫等，梁有张僧繇等。宗炳画山水画，其他都是画人物的。陆探微，吴（今江苏苏州市）人。善画人物。张怀瓘说他画的人物肖像，“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锥刀焉。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历代名画记》引）。谢赫《古画品录》把他的画列为上品，极为推崇。

谢赫也善于画人物。据说他“写貌人物，不俟对看，所须一览便归，操笔目想，毫发皆无遗失。丽服靓妆，随时改变，直眉曲鬓，与时竞新”（《历代名画记》引姚最《续画品》）。这可见他写生的意境和技巧都很高明。谢赫把绘画中的六法，归纳为一定的规律。六法是：（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六）传移模写。他宫于写实精神，根据自己绘画实践对绘画理论有所发展，对后代绘画也有很大的影响。谢赫所著《古画品录》，把魏晋以来的名画家二十七人分为六品，对于每人都详加评语，可以说是绘画批评的开山祖。绘画评论和文学评论都在三国两晋甫北朝特别是南朝产生的。

张僧繇是梁武帝时著名的画家。梁武帝时是南朝佛教的极盛时期，佛教寺院壁画也以梁时为最盛。建康更是佛教寺院壁画最集中的地区。僧郝骞的西行求法，僧迎佛陀、摩罗萨提等来中国，都将印度的壁画画法传入中国。印度的画法是晕染法。前此的中国画，是线条法，即高古琴弦画法。张僧繇吸取印度的画法，以彩色在画面上现示凹凸，为中国画法开辟了新天地，有这样一个故事，“建康一乘寺门上有扁额画，为张僧繇笔迹。其花形称天竺遗法、以朱及青绿成之，远望眼晕如有凹凸，故人称成寺为凹凸寺。”（《建康实录》）这种画法，是于线条以外，别施彩色，微分深浅，其凸出者施色较浅，凹入之处，傅彩较深，于是高下分明，有立体之势。这和中国原来的线条画法——高古琴弦画法，大不相同，是画法上的一大变。

张僧繇和顾恺之、陆探微被称为六朝画家中的三大家，他们的画各有特点。《画断》喻三人之画：“张得其肉（丰润），陆得其骨（清秀），顾得其神。神妙无方，以顾为最。”

晋宋之际，随着门阀世族喜欢游山玩水，喜欢山水诗，山水画也开始受到重视。刘宋时的宗炳就以画山水画出名。宗炳很喜欢游山涉水的，“每游山水，往辄忘归”，“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晚年住在江陵，“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宋书·隐逸·宗炳传》）。

宗炳著有《画山水序》，序曰：“今张绡素以远映，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如是则松华之秀，玄牝之灵，皆可得之于一图矣。”（《历代名画记》引）

宗炳同代人王微和梁时萧贲，也是山水画的名家。萧贲“尝画团扇上为山水。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辨千里之峻”（《续画品》）。南北朝时期，北方也涌现出很多杰出的画家。北齐时有杨子华，当时称为“画圣”。北周时有田僧亮，他画“野眼柴车，称为绝笔”（《历代名画记》）。

从绘画发展史来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还是以人物画为主，山水画还在开始发展的阶段。

书法汉字书法，也是一门艺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家辈出。三国时有锺繇、蔡邕、刘德升、胡昭。西晋时有索靖、卫瓘、卫铄（世称卫夫人）。东晋时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南朝有羊欣、孔琳之、萧思话、范晔、薄绍之、释智永等。这是魏晋南朝系统。

锺繇，曹魏时作过太傅。他的书法，兼善各体，尤精于隶、楷和行书。

唐代张怀瓘称他的书法“秦汉以来，一人而已”（《书断》）。

书法造诣最高的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王羲之（321—379），字逸少，东晋琅邪临沂人，官至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他早年曾从卫夫人受笔法，后博采众长，创造了新体。他的书法为历代学书者所宗尚，对后世影响很大，被尊称为“书圣”。

王羲之的代表作有《兰亭序》，《黄庭经》等。现在所流传的《兰亭序》，大约是齐梁间人或唐初人所摹临的。

王羲之几个儿子都善书，而以献之的成就最大。父子二人书法齐名，世称二王。羊欣评献之的字“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书法要录》）。东晋南朝的书法宗二王，十六国、北朝则重钟繇、卫瓘。西晋末年，范阳卢谌、清河崔悦，都以书法著名，卢法锺繇，崔师卫瓘。卢、崔两家，世代以书法称显。北魏的书法，传自卢、崔两门。它们的特点是发展了汉魏这一系统的风格，笔力雄劲骏放，结体端庄古雅，有别于南朝二王的“流风迴雪”的韵情。在流传下来的敦煌写经和现在出土的北朝墓志中，我们还可看到北朝书法风格。

雕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雕塑艺术空前发展。这和佛教盛行、寺院林立、广开石窟是有密切关系的。这时期主要的雕塑艺术成就都集中在寺庙和石窟里。它受到印度艺术很深的影响。

东晋末年的戴逵，是著名的画家，画人物也画山水，同时也是著名的雕塑家，善于雕塑佛像。他曾为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市）灵宝寺雕无量寿佛一尊，前后费时三年，艺术上妙绝当时。

他儿子戴颐，也在雕塑方面有很大成就。时“宋世子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颙看之。颙曰：非面瘦，乃臂肿肥耳。既错减臂肿，瘦患即除。无不叹服焉”（《宋书·隐逸·戴颙传》）。

乐舞

在音乐方面，这个时期对边区各族的音乐兼收并蓄。这是这一时期的特色。这些音乐是十六国至北朝后期自西域逐渐传来的，中间又经过几次演变。按其传入的顺序，先有天竺、龟兹、西凉等乐。天竺乐，是前凉张重华时自天竺传入的。龟兹乐，是前秦末吕光自龟兹传入的。西凉乐，是后凉、北凉时在龟兹乐的基础上，结合“胡、戎”音乐形成的。西凉乐，当时号为秦汉伎，而其所用“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其乐器声调，悉与书史不同”。在舞曲当中有于阗乐曲，其“杨泽新声、神白马之类，生于胡戎”。其来源杂有于阗、羌胡，不以龟兹为限，但与华夏却关系不多。北魏平定河西之后，把秦汉伎改称为西凉乐。龟兹乐的声调也有很多变化。北魏平定北燕和通西域之后，又输入了疏勒、安国、高丽等国的音乐。北齐时，龟兹乐盛极一时，乐工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魏、周之际，西凉乐地位提高，取得国技的称号。北周武帝纳柔然皇后，输入了康国乐。周武帝时，有龟兹人苏祗婆，长于弹琵琶，传来七调和五旦。七调相当于中国宫、商、角、征、羽、变征、变官，五旦相当于十二律中的黄撞、太簇、林锺、南吕、姑洗等五均。隋代郑泽在苏祗婆的基础上，测定了其他七律的调声，更立七均，与十二律完全配合。律有七音，音立一调，故成七调十二律，合八十四调，纠正了多年以来太乐所奏乐律中的错误。这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件大事。

舞蹈和音乐是密切联系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舞蹈也有两个体系，一个是三国两晋南朝的体系，一个是十六国北朝的体系。

南北朝后期，有南北之分的音乐舞蹈趋于融合。这种融合，促进了音乐舞蹈的进一步发展①。

①以上关于文艺部分，大量采用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仲荦在世时，本卷主编曾请其撰写这一部分。未能实现，而仲荦去世，曷胜悼念。

第六节 中外文化的交流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比秦汉时期有显著的发展。西方的大秦（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西亚的波斯（萨珊王朝），中亚的大月氏（贵霜王朝）和昭武九姓诸国，南亚的五天竺诸国（包括有名的笈多王朝），师子国（斯里兰卡），都通过陆路或海路与当时的中国发生关系。它们的使者、商人、僧侣和求法者，不断前来，从而各地的物资得到交换，科学技术和艺术、宗教也得以交流。中外文化交流，无论对中国和有关的各国，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外人员的往来据近人研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同西域、南海诸国的关系，普遍都加强了。这所谓“西域”，按习惯的用法，系指葱岭东西极为广大的地区。我们现在所说的西域，是指葱岭以西，不包含葱岭以东的新疆在内。专就中国同葱岭以西诸国的关系来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较以前发展。三国时期，魏鱼豢所著《魏略》，有《西域传》，相当详细地介绍了大秦的情况，反映了当时人对大秦的了解。孙权于黄武五年（226）派遣朱应、康泰等人出使扶南（今柬埔寨），开辟了中国与南海的交通。

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大月氏王波调遣使通魏，魏以波调为亲魏大月氏王。（见《三国志·魏明帝纪》）齐王芳景初三年（239）二月，西域重译献火浣布。（见《三国志·齐王芳纪》）大月氏王波调即贵霜王朝国王韦苏特婆二世（VasudevaⅡ）。《三国志》对大月氏无专传，《南州异物志》称：“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远，国王称天子，国中骑乘数十万匹，城郭宫室与大秦国同。人民赤白，便习弓马，土地所出及奇玮珍物，被服鲜好，天竺不及也。”（《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这可补《三国志》的不足。朱应、康泰出使之后，南海各国纷纷与孙吴通使。扶南、占城、堂明诸王，于黄武中各遣使奉贡。扶南王范旃千赤乌六年（243）遣使献乐人及方物。（《三国志·孙权传》）康泰诸人的足迹，大约已经到了马来半岛的南端，对于印度支那半岛、爪哇、苏门答腊，乃至天竺和大秦，都有一定的了解。大秦商人秦论的东来，反映了海路的疏通。

当时全国的通都大邑，洛阳、建业、成都、交州、广州、敦煌、长安等地，都有外国人居住。《三国志·吴志·士燮传》称燮兄弟在交州一带“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每当出行之时，“车骑满道，胡人夹毅焚烧香者常有数十”。这里不但有南海商人，也有西域贾胡。魏明帝凉州刺史徐邈、敦煌太守仓慈等人，提倡中外贸易。他们拨出专款，收购本地物资，与贾胡进行交易。《三国志·徐邈传》称：“支度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就是这个意思，仓慈对于要赴洛阳的贾胡，发给“过所”（通行证或护照），对于在当地交易的贾胡，则由官府收购其物资，以官府所有的物资和他们交易。

在南北朝时期，北魏的平城，已与粟特、普岚（即拂菻）及昭武等国人来往。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和葱岭以西及五天竺各国都发生联系。萨珊王朝和瘦多王朝都经常与魏通使。称霸中亚的嚈哒与北魏的关系尤为密切。南朝通过今四川青海一线和西域各国取得联系，更从海上与扶南、阇婆、师子国、中天竺通使。中外人员的往来，北朝以北魏末年为极盛，洛阳城中“有百国沙门，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西夷来附者，处崦峨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洛阳城里的外国人就有一万余家。（均见《洛阳伽蓝记》）南朝以宋、梁两代为盛。南海各国在通使之际，均有国书，对南朝政权极力赞美。天竺迦毗黎国王月爱给宋文帝的表文说：“此之境土，便是王国、王之法令，治国善道，悉当承用。”“大王若有所须，珍奇异物，悉当奉送。”师子国国王刹利摩河南的表文称：“或泛海三年，陆行千日，畏威怀德，无远不至。”“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均见《宋书·夷蛮传》）表文所说并不是一句空话。综合南北朝的文献，我们就会发现，当时国际间交往的频繁。由于贵霜王朝的解体，昭武诸国在粟特地区，陆续形成，康国、安国、何国、曹国等地的商人十分活跃。天竺方面，发多王朝之外，也有许多小国。所有这些国家，大多数和北朝有直接或间接的来往。南方师子国的沙门邪奢遗多等五人到过平城①，歌营国的沙门菩提拔陀到过洛阳。②在这个时期的外来人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粟特人的东迁。他们在两汉时期逐渐来到中国经商，三国页晋时期深入内地。他们在阿富汗、印度和印支半岛都有经商的据点，从撒马尔干到洛阳，更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粟特文书中所见的地名，有蓟城、南阳、淮阳、洛阳等地。在南方的建康、广州、江陵、成都、乃至北方的邮，也都有他们的足迹。在五至六世纪时，粟特人聚落整批地东移，到了七河地区。

他们在都赖水流域和楚河左岸大举发展农业，在那里建立了他们带有城郭的据点。在六世纪至六世纪中叶之间，粟特人也在罗布泊以西地区建立了四个聚落。甚至在唐代敦煌的户籍中也夹杂着大量粟特人的户籍。粟特人的活动很少越过由波斯所阻隔的地区，但是他们在鲜卑、柔然、突厥的统治地区始终是活跃着的。在北魏建国时，安同就作为拓跋珪的特使，到处活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发现早期的突厥碑文，竟然是用粟特文书写的。三国时期访问扶南的康泰、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王朝的石勒，唐代发动叛乱的安禄山，都是属于粟特系统的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来华的外国僧侣，也为数很多。见于慧皎《高僧传》和道宣《续高僧传》的，这一时期有天竺沙门二十二人，罽宾沙门十人，康国九人，安国二人，扶南二人，西域十三人。此外，还有师子国的比丘尼和婆罗门，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传教。慧皎按其性质，分为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等等。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印度佛教的各宗各派搬到中国来。因此，在中国争取建立寺院的佛图澄、大规模翻译佛经的竺法护、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真谛等人，就显得特别重要。

在这时期，由中国赴西域及天竺求法巡礼的沙门，更是大有人在。据梁启超的统计，由曹魏的朱士行到北齐的僧律，有名可考者共六十三人，佚名者五十二人①。

①见《魏书·释老志》。

②见《洛阳伽蓝记》卷四。

①见《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一文，载《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中卷第28～41页，唐以后诸入未计算在内。

除了大量的翻译经典之外，当时人士也写了大量的旅行记、地方志和物产志，反映了西域、南海的具体情况，著名的《法显传》和《宋云行纪》，记载法显、宋云到印度求法的行程，已经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出现了各种文字的译本和注释。同时期的著作，目前能够找到一些佚文的，约有旅行记二十余种，地方志十余种、异物志十余种，这是研究西域、南海的原始材料。其中，如吴人康泰的《扶南传》、万震的《南州异物志》、吴佚名的《交阯外域记》，晋人释道安的《西域记》、支僧载的《外国事》、竺法维的《佛国记》、魏完的《南中志》、失名的《凉州异物志》、郭义恭的《广志》、刘宋失名的《林邑记》、梁元帝的《职贡图》，都是比较重要的撰述。《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和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史书中，也都有些有关记载。中外物资的交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外的物资交流超过两汉。由于萨珊王朝的兴起，丝路受阻。但是，养蚕技术先是传到于阗，而高昌、焉着也相继掌握了技术。后来景教僧侣把蚕种带到拜占廷，地中海地区和波斯都有了自己的丝纺织业，因而南北朝后期就有波斯锦传到中国。斯但因在敦煌、玉门关、楼兰、唐朗、和阗、黑城、高有玛尔（Koyumal）和巴士高有玛尔（Bash—Kovumal）都发现了各种丝绸，其时代自汉及唐；不但有中国的，还有一部分是粟特产品。近年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嘉峪关、于阗、吐鲁番、巴楚，都发现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斯坦因在楼兰发现的佉卢文书，有好几处谈到丝绸，还有一处谈到“目前没有由中国来的商贾，因此丝债现在不必调查。”在敦煌发现的粟特文书简中，谈到向国内（指萨马尔干）发去绢帛若干捆。以上两件文书都是三国两晋时物，所说丝绸大部分靠内地供应。在吐鲁番出土十六国时期的衣物疏中，丝绸制品名称大量出现，并说到高昌地区丝织手工业的发展。当然，这种地方的产品是远远满足不了西方各国的需要的。北齐后主为了给穆皇后造真珍裙挎，派人运送锦彩三万匹，意图和北周进行物物交换。这些运送锦彩的人都是“商胡”。（见《北齐书·后主穆皇纪》）后来北齐又和吐谷浑进行交易。有一次被北周凉州刺史史宁规知，出兵拦截，在凉州以西赤泉附近，俘虏吐谷浑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还有商胡二百四十人，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见《周书·吐谷浑传》）南朝和西域各国来往，其中当然也包括丝绸的输出。东晋末年，法显在师子国看到商人供养王佛的晋地自绢扇，这当是从海路运去的。

罗马（或拜占庭）在没有掌握养蚕技术之前，是通过由波斯（或稍后的萨珊王朝）买来纺好的生丝或役有捻好的丝等原料，然后进行纺织。拜占庭、埃及和叙利亚是三个主要纺织工业中心。他们能够纺织华丽的丝绸锦缎，以金线和丝线互相交织①。这种纺织品，大约与《魏略·西戎传》所说的金缕绣，《吴时外国传》所说的金缕织成（见《太平御览》卷八一六）相当。到了公元553或554年以后，拜占庭掌握了养蚕术以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但是应该指出，西方史家常说自从马可·奥勒留于公元6年遣使汉朝之后，罗马役有再向中国派遣过使节。或者说罗马的两位使节分别于公元226和284年到达中国，这是最后的两次尝试。到了七世纪，拜占庭才又派使节来华。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与罗马在人员交往方面一共中断了四世纪之久”。（见《丝绸之路》第148页）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在东晋穆帝讫哀帝兴宁元年（345—363），拜占庭和东晋曾有过来往。北魏太安二年（456）和和平六年（465），拜占庭的使者两次到达平城。东晋和拜占庭的来往，见《晋起居注》（《太平御览》卷七八七引）。拜占庭使者的北魏访问，见《魏书·高宗纪》）。《晋起居注》称拜占庭为蒲林，《魏书》称拜占庭为普岚，这就造成了很大麻烦。实际上蒲林、普岚，只是拂菻的不同译名。古无轻唇音，拂、普、蒲读音相近，林、岚、菻尾音都收m，从声韵学来看，很容易解释。如果根据这种说法，拜占庭和中国的通使，多出东晋一次，北魏西次，所谓中断了四世纪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①见法人布尔努瓦著《丝绸之路》中译本第135页。

中国造纸术的西传，也是一件大事。关于这个问题，应当分两步说，一是纸的西传，它比较早。一是造纸术的西传，它比较晚。根据考古和文献记载，西汉已经有了纸。不过这种纸还不能广泛应用。东汉蔡伦以后，纸才广泛流行。有了纸以后，竹木简犊和绢帛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自东汉以迄魏晋，都是简、纸、绢并用。曹丕把自著的《典论》送给孙权和张昭，一部以素，一部以纸。通常的文书大量应用简牍。新疆出土过不少西晋的简，也有东晋时用纸书写的文书。纸正式取代简犊，是在东晋末年。《桓玄伪事》云：“古无纸，故用简，非主干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见《太平御览》卷六〇五）桓玄的话当在元兴元年（402）前后，这在文化史上应该算是一件重要记事。

从考古材料看纸的传播情况，新疆一带在汉代不是没有纸，但比较少。

斯坦因在敦煌找到的三张纸，可能是汉代的。至于其发现的粟特文书，斯氏虽定为东汉末年之物，实应写于永嘉乱后，这不是最早的纸。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纸，有嘉平四年（252）、咸熙二年（265）、永嘉四年（310）等年号。斯坦因在罗布泊附近发现的纸，有奉始六年（270）、永嘉六年（312）年号。普鲁士探险队在吐鲁番发现最古的纸是隆安三年（399）的，日本桔瑞超等人发现过元康六年（296）写本《诸佛要乐经》和有名的前凉西域长史李柏文书。解放后，我们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发现大量文书，上起前凉，下至唐中叶。较早的文书有前凉、前秦、北凉、西凉乃至高昌的。从这些文物来看，魏晋时期大体上纸和简并用，十六国时代已成为纸的普及时期。此外，在焉眷、库车、巴楚、和阗等地，还发现过古代焉耆文和龟兹文乃至梵文残卷，其时代也不早于魏晋。有的书谈到，在萨珊王朝时期，纸已经传到波斯，但数量不多，价钱还很贵。至于造纸术的真正西传，还要晚到唐代天宝十载（751）怛罗斯战役之后。

印度离中国比较近，来往比较频繁，对于蚕丝和纸的认识比西方清楚，输入的时代比较早。季羡林指出在侨低厘那所著《治国安邦术》（Arthasatra）中说过：“侨奢那（KauSeya，野蚕丝）和产生在脂那（即中国）的成捆的丝”。《摩奴法典》中也有好几处讲到丝。语法学家波儞尼在其著作中用过Kauseya这个词。■胝厘耶和波儞尼，据说是公元前四世纪的人物，《摩奴法典》是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后二世纪的作品，这可见印度对于蚕丝知道的很早。它既有从中国输入的蚕丝，又有本地的野蚕丝。它一直了解丝是虫子生的，丝是茧抽成的，就这一点说，印度人比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高明得多。在唐代义净等人所著的《梵语千字文》等书字，载有绢、绫、锦、绣的梵语，而《翻译名义大集》（Mahavyutpatti）中所载有关梵语尤多。不过话虽如此，一直到唐代，丝绸在印度还没有普及。①中国外传的技术还很多，如冶铁术即其一例。中国的漆器、铜器、玉器、瓷器和桃、杏等水果，肉桂、大黄、黄连等药材，以及茶叶等。输出都是从海陆两路。时代有早有晚。丝绸输出减少以后。瓷器就成为主要输出品，大批由海路运销，在英文中瓷器（China）竟成为中国的国名。在南洋一带考古发掘中，出土过汉代的陶瓷。在埃及西亚的出土瓷器中，以唐代及其以后的器物居多。茶叶在英语中叫tea，是从厦门话传译的，波斯语、印度语、俄语中叫cai，是从北方话传译的。名称的不同，也反映输出道路的不同。

从外国输入中国的技术和各种物产也很多。外国史学家喜欢谈论的是玻璃制造技术的输入。原来玻璃的制造以高卢南部和莱因河沿岸地区为最盛，后来才转移中东，三国两晋时期输入中国，称为琉璃器，为上层社会所使用。北魏太武帝时，由大月氏传来制法之后，“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叙利亚、犹太和希腊人对于有色玻璃的垄断，至此被打破。人们把这件事和蚕种的输出相提并论，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性。

汉朝从西域输入天马、葡萄，以后始终为人们所艳称。曹丕在文章中盛赞葡萄和葡萄酒的甜美，以为“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艺文类聚》卷八七）西域的马，一直到南北朝后期仍在不断输入。不过这时已不是大宛马，而是波斯马。北魏秦州刺史元琛，遣使向西域搜求名马，得千里马，号曰追风赤骥，次有七百里者十余匹。（见《洛阳伽蓝记》卷四）梁武陵王纪也西通资陵（今伊朗东部）、吐谷浑，有马八千匹。前一个时期，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桃、胡瓜已经输入中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的犀、象、狮子、鸵鸟、鹦鹉、孔雀等珍禽异兽和真珠、珊瑚、玳瑁、瑟瑟等珍宝之类，仍在继续输入。苏合香、薰陆香（即**）、郁金香、青木香、安息香、龙涎香、鸡舌香、沉香、藿香、胡椒等香药，香附子、诃梨勒、无食子等药品，白疊（棉布）、波斯锦、金缕织成火浣布等纺织品，石蜜（冰糖）、千年枣（即椰枣）等食品，多数是初次输入。①大体上，输入的商品逐渐定型，而香药一项在数量上虽不如以后各代多，在种类上已经相当齐备。这些产品，在当时人的著作中首先著录，在正史的外国传中得到反映，到了一定时候，在有关《本草》的书中作了总结。陶弘景的《别录》和苏敬的《新修本草》就是这样的两部书。梁代以前输入的物品在《别录》多有记载，梁代以后的就要查《新修本草》了。（《新修本草》今有影印残卷及尚志钩辑本。上述产品多半列入“新附”项中，比较好找。美国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中所论列的动植物虽多属唐代以后之物，亦可供参考）

印度科学技术和艺术的输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外国文化的输入，主要来自印度。其中，除佛教已另有论述外，有寺院建筑、石窟艺术、天文学、历算及医药等。

佛教寺院建筑，西晋时在洛阳、建康盛极一时。北魏末年，洛阳的寺院增至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各州郡已增至三万余所。北齐时，仅邺城的大寺已约计四千所，齐境之内竟达四万余所。北魏的永宁寺和梁朝的同泰寺是当时的具有代表性的寺院。《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对永宁寺都有具体描述。据说当时的西域沙门菩提达摩，来到洛阳，“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对它歌咏赞叹，自称走过好多国家，从未看到过这样的寺院。在洛阳的寺院里，多建有浮图，佛殿僧房也模仿天竺的形制。至于佛像的雕塑，更富于异国的色彩。“摹写真容，似丈天之见厢苑；神光壮丽，若金刚之见双林”。为了便于创建寺塔，求法人往往在巡礼之际，按照天竺的佛教寺塔形式制造模型，北魏使者宋云，在乾陀罗国（即提陀罗）访问了著名的雀离浮图。特意妙选工匠，用铜制造了雀离浮图和释迦四塔的模型。当年的寺院建筑因是土木构成，经受不了时间的考验，已大量毁灭。佛塔之属，还有存者。河南登封嵩岳寺塔，是高十五层的密檐式砖塔，建于北魏正光四年（523），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佛塔。

①以上参考《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第3—6页。

①参考《梁书·中天竺传》，《周书·波斯传》及《汉晋之际输入中国的香料》，载《史学集刊》1986年第2期。

石窟艺术目前还有很多遗存。西起新疆，东至辽西，西南至四川，东南到江苏、浙江，都有这一时代的石窟。其中以敦煌的莫高窟，大同的云岗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和天水的麦积山石窟为最有名。

莫高窟，通说以为始于前秦建元二年（366），近来有人把它推定为西晋时期。云岗石窟，大约创建于北魏文成帝兴安二年（453）。龙门石窟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造像碑记最早的为太和七年（483）。石窟的构造，渊源于印度巽加和安达罗王朝时代的“支提窟’和“毗河罗窟”。所谓“支提窟”是作为聚会和礼佛的佛殿。其形制，一般有两下列往和半圆形空间，建有石雕的佛塔。窟顶有卷式装饰，一个或数个不等。这种建筑，正面有窟门的楣框，上有拱窗，可使阳光透入。这种正面的建筑设计最能引人入胜。在五世纪以后，开始雕凿佛像。所谓“毗诃罗”则与此不同，它普遍与迎兰混称，即讲堂及精舍。最普通的形式是中央设方形或长方形的广堂，于堂之正、左、右三面造许多僧房，各有出入之口通于中堂，各房内设有石坛，或为坐禅之用。中堂正面之后壁与“支提”相仿，于壁面刻有佛塔。又堂之背后造有小别室，安置佛塔，或单设一坛。这两种石窟形制传到中国之后，逐渐就中国化了。支提窟的前端往往出现中国屋顶形的“人字披”，毗诃卢窟的顶部也出现中国式的藻井。在龙门、敦煌的北朝石窟中都出现这种情况。印度的支提窟相当于佛教徒的礼拜堂、毗诃卢窟则是佛教徒的住处。到了中国，情况完全不同了，它们是作为功德与宣传之用而修建的。

莫高窟的造形艺术，彩塑较多，属于十六国和南北朝的有三百多，小千佛约有千数。就其题材来说，多为释迦、弥勒、多宝佛的塑像，其次是观音、大势至、文殊、普贤像，再就是佛弟子比丘像和天王、力士之属。浮塑方面以飞天、伎乐为最多。人物面部造形，含有西域形象的特点。其衣着或祖肩或通肩，衣纹细密而贴体，菩萨披肩长裙与裸其上体，都有曹衣出水之趣和健陀罗作风的影响。

云岗石窟以石刻造像著称于世。在最早的昙曜五窟中，五尊大佛，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各窟大佛以北魏的皇帝为模特儿，即：太武帝（18窟）、明元帝（19窟）、道武帝（20窟）、景穆帝（17窟）、孝文帝（窟）。颜面和服饰都有西域的影响，但由于以帝身为佛体的关系，中国人的气质己显然增加了。虽然如此，第八窟的三头八臂骑牛的摩醯首罗天，五头六臂乘金翅鸟的鸠摩罗天、十三窟的供养天人像，都是外来的东西。特别是不少窟内出现的佛传与佛本生故事以及《维摩诘变相》浮雕等等，反映的是异国情调，在表现手法上则流露了中国的作风。

龙门石窟中的北朝石窟，以古阳洞与宾阳中洞为最有名。古阳洞主尊为释迦牟尼，傍有二菩萨，南北两壁各有三列大龛，小龛百计。雕像丰富多采，精美异常，龛楣、龛额的设计诡形奇制、变化多端，为龙门石窟之冠。古阳洞的造像，还有浮雕佛传及本生故事。在其南壁靠近地面第一层大龛之间，有一佛传图，而南壁的释迦多宝龛媚上有佛传浮雕，它完整地刻画了释迦牟尼的入胎、诞生、立为太子，以至苦修成道的整个过程。在情节的选择和构图的安排上，都经过精心的设计。把成道放在正上方的中央部分，就更加醒目。宾阳中洞，就是帝后礼佛图所在之洞。这个洞窟佛像的特点，汉化的色采更为明显，表现了由云岗向隋唐过渡的作风。（有关三大石窟部分，参考李浴《中国美术史纲》第458—519页）

敦煌莫高窟全部石窟共六百余，中有壁画的共有468个。壁画的作风有印度样式的，有波斯萨珊式的，有属于于阗、龟兹系统的，也有完全是中原传统形式的。壁画的内容以佛教故事为主。在古代凡是用绘画或雕刻表现在佛经中故事的场面，叫作“变现”、“变相”，一般简称为“变”。壁画中这种“变相”或“变”，又可以按照它所依据的经典分为三种。一是根据某一部经典，将其中所述的信仰中心，例如某佛，以及其侍从在其所领区域内的种种活动，用绘画表现出来。二是依据释迦牟尼传记的经史，将佛的一生的故事单独地或系统地描绘出来。三是依据佛本生故事来绘图。

麦积山①，在甘肃省天水县东南，从正面看，很像当地农家的麦积堆。由最低处之五一号龛至岗顶高142公尺，矗立在青翠的群山之间，显得很奇特，很突出。

麦积山有一百八十多个龛和窟。规模最大的是“碑洞”（一三三号），高5.97公尺，横广14.91公尺，进深最大处11.5公尺。也有很小的石龛，小到人都进不去。此外还有几个崖阁。“上七佛阁”（〇〇四号）最大，它的长廊——“散花楼”在七个大石龛的外面，高.7公尺，长30.5公尺。麦积山造像始建年代，根据西崖第一一五号窟中须弥座上的墨书发愿文看来，至晚在北魏景明三年（502）以前就已经有完整的龛窟和造佛。据《魏书》的记载，则早在公元四二四——四二六年之间，就有高僧隐居麦积山前的寺院，僧徒三百余人。可见这时期这儿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佛地，已有可能营造石窟。

记载中的麦积山那些壮丽的古代木结构建筑物已经没有了，崖阁、龛和窟中的塑象、石刻、石碑、壁画还保存了不少。除了无数用模型印制的小佛象之外，大小佛像约有一千尊。受了粗糙的砾岩石质的限制，如同敦煌石窟那样，这些佛像几乎全部是泥塑的。大部分是北魏后期、西魏，北周以及隋、唐的作品，另一部分则是后代重塑或重妆的。西部小龛窟的佛像毁坏程度较小，而且大多不是重修重妆的。未经重妆的塑像，虽然被烟薰得黝黑，丧失了外部妆绘的灿烂色彩，可是作为雕塑来看，形象还是很美丽很动人的。完整的大石佛二尊，为北魏杰作。石碑十八块，有简朴而优美的浮雕。因为受了地震、潮气（麦积山终年多雨）、流水和野乌的损害，现存的壁画不多，虽然多半残缺不全，模糊不清，却都是当时的美术精品。

①以下关于麦积山石窟的论述，节取自王朝闻《麦积山石窟艺术》，原载《人民画报》1954年第二期。

麦积山那些静坐着的、眼光向下、永远微笑着的佛或菩萨，似乎在沉思，似乎陶醉在某种幸福的瞑想里，似乎存心不和观赏者发生关系，观赏者却不能不被那特别而不普通的神态所吸引。

例如一二三号窟内的佛像之一，它那种矜持，温婉和愉快的神态，是很自然很生动很感人的。这些塑像和中亚或印度佛像不同，和中国北魏其他各地区同一时期的佛像也不完全一样。如果说有名的龙门古阳洞佛像的外形还显得有些过于清癯，那么，麦积山“碑洞”左侧的小佛像就具备了柔和、圆润、丰满的特色。

以面部而论，虽然面型和眉眼都是修长的，基本上是北魏末期流行的风格，却显得更婉美动人，透露出向隋、唐艺术风格过渡的端绪。

印度的天文书，《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拾仙人所说。《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三十卷，《婆罗门天文》一卷。搶仙人、竭伽仙人，并未详。《法苑珠林·传记篇》有《婆罗门天文》一部，二十卷。“梁武帝天和年（姚振宗云：梁武纪年无天和，自是天监之误），摩勒国沙门释达流支法师译出”①。此书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婆罗门天文经》，当是一书。《隋书·经籍志》又有《摩登伽经说星图》一卷。又《续高僧传》卷二《阇那崛多传》云：“隋高祖又敕崛多共西域沙门若那竭多、开府高恭、恭息都督天奴、和仁、及婆罗门毗舍达等，于内史内省翻梵古书及乾文，开皇十二年（592）书度翻讫，合二百余卷。见唐《贞观内典录》。梁启超云：“所谓‘乾文’者，当是天文书也。”其说可信，但书皆不传。

印度的历算，《隋书·经籍志》有《婆罗门算法》三卷，《婆罗门阴阳算历》一卷，《婆罗门算经》三卷，并不著撰人。《续高僧传》卷二《达摩发多传》云：“（隋）有翻经学士泾阳刘冯，撰《内外旁通比校数法》一卷。冯兼通佛典和一般学问，长于数学，以中印两国的度量衡不同，如“以大千称为百亿，言一由旬为四十里。依诸算计，悉不相符”。因而写成这本著作，可见婆罗门算法当时确有人传习。

印度的医药之学，《隋书·经籍志》有《龙树菩萨药方》四卷，《通志·艺文略》亦著录此书，又有《龙树眼论》一卷，《郡斋读书志》云：“《龙树眼论》三卷。佛经龙树大士者，能治眼疾，假其说，集七十二种目病之方。”姚振宗认为晁志所载三卷本，疑即四卷本的残卷。其说近是。刘禹锡有《赠眼医婆罗门僧》诗，可见在唐代中国还有到处行医的印度眼科医生。《隋志》又有《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目一卷，本二十五卷。《香山仙人药方》十卷，《西域（原误作“录”，据《通志艺文略》改）波罗仙人方》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本二十卷。《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乾陀利治鬼方》十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四卷，本五卷，阙。这些医方的内容已不可考。《隋志》又有《青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目一卷，本三卷。《日本国见在书目》有《耆婆茯苓散方》一卷，《耆婆脉诀》十二卷，释罗什注。《宋史艺文志》有《着婆脉经》三卷，《耆婆六十四问》一卷，《耆婆要用方》一卷，《耆婆五藏论》一卷。诸书的书名、卷数均不相合，而且全部久已不传，故无从论定。所可知者都是祖述印度医学，而且由中国翻译之后，又流传到了日本，它的形响就不小了。

①按：“天和”二字不误。“梁”当作“周”。《续高僧传》卷二《菩提流支传》三：“武帝天和年，有摩勒国沙门达摩流支，季敕为大冢宰晋阳公宇文护译《婆罗门天文》，二十卷”即指此书。北周时，攘那跋陀罗、阇那耶舍，共译《五明论》。五明者，一声论、二医方论、三工巧论、四咒术论、五符印论（见《大唐内典录》卷五上）。参与这次翻译的还有阇那崛多，由沙门智僊笔受（见《续高僧传》卷一《菩提流支传》）。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所记，与此有异。它说：“七岁之后，渐授五明大论。一曰声明，释沽训字，诠目流别。二工巧明，伎术机关，阴阳历数。三医方明，禁咒闲邪，药石针艾。四曰因明，考定正邪，研核真伪。五日内明，畅究五乘，因果妙理。”（见同书卷二）。根据以上的解释：声明是研究语音、语法、修辞的学问。工巧明是工艺、数学、天文、星象、音乐、美术等科学技术和艺术的总称。医方明即包括医、药、针灸、禁咒在内的印度古代医学。因明，即印度的逻辑学。内明，是印度的宗教哲学。它们之间的分歧，牵涉到各宗各派的教义，一时还难以说清。《五明论》的汉译，说明印度文化已经比较广泛地介绍到中国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的交流，为隋唐时期的中外关系创造了条件。隋唐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

（谢选骏指出：马列主义是一种“战时体制”，所以马列狗在谈论文化的时候都会使用“文化发展战略”这样非驴非马的语汇。如此说来，他们使用“文化发展的总形势”这样的边区土匪的混账说法，就更加不足为奇了。奇怪的是，为何很少有人像我这样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本来的非人面目。马列狗们，只能看到“《五明论》的汉译，说明印度文化已经比较广泛地介绍到中国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的交流，为隋唐时期的中外关系创造了条件。隋唐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却不能想到这是“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始走向成熟”。马列主义，猪狗不如；马列主义者，睁着眼睛背诵胡话。）

（另起一页）

【丙编】

【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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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农业】

第一节 农业发展的形势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农业的发展上，南北有显著的差别。北方由于战乱频仍，农业生产几经由破坏到复苏的迂回曲折的发展道路，使其原来居于农业生产中心的地位有所下降。南方由于处于相对安定的局面，并因为北方的动乱而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加上人口的大量南迁和先进生产技术的输入等，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地位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为日后经济重心的南移创造了条件。

三国两晋时期北方农业由调敝到复兴自汉末以来，北方农业区迭遭战乱，人口流失，土地荒芜，史称“时大饥荒”①。“岁旱，虫蝗，少谷，百姓相食”②。饥荒之严重，不仅劳动人民惨罹茶毒，拥兵割据的势力也深受影响，“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之在江淮，取给蒲赢，民人相食，州里萧条”①。饥荒持续时期之长也是空前的，从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到建安元年（196）曹操在许下屯田，已历十二年之久，实际上直到建安之末（219），饥荒的发展也没有完全得到控制。持续的大饥荒，使北方农村呈现空前的调敝，加之“兵难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内，民不安业，捐弃居产，流亡藏窜”（《三国志·魏志·司马朗传》）。昔日繁荣的关中三辅地区“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三国志·《魏志·董卓传》）。山东地区“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②。“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③。“是时天下户口耗减，十裁一在”④。

曹操对于恢复和发展北方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建安元年（196），曹操在挟汉帝都许后，接受枣抵、韩浩的建议，在许下兴立屯田。当年获得丰收，“得谷百万斜”⑤。于是，从许下向北方各地推广，同样获得成功，“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屯田使大量流民成为政府的依附农民，在政权力量的强制推行下，与土地结合起来，使荒芜的土地得到耕种，解决了军粮匮乏的问题。与此同时，又“于征代之中，分带甲之士，随宜开垦”（《晋书·食货志》），大兴军屯。

①《三国志·魏志·曹洪传》。

②《三国志·魏志·张邈传》。

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②《三国志·魏志，荀或传》注引《曹瞒传》。

③《三国志·魏志·袁术传》。

④《三国志·魏志·张绣传》。

⑤《三国志·魏志·任峻传》。

黄初元年（220）魏皇朝建立后，民屯方面没有更多的进展，军屯方面却有进一步的发展，尤以正始年间（240—249）邓艾首倡以五万人在淮南北的军屯成效突出①。

与此同时，曹操针对当时“户口耗减，十裁一在”的情况，大力采取措施迁徙人民，充实司、冀、雍州等心腹地区。几乎整个建安年间都在进行这一工作。不仅从边境地区徒汉族农民进入腹心地区，而且迁徙少数民族入居内地以增加劳动力。

在地方上，各郡县官吏也致力于“招怀流民，兴复县邑”（《三国志·魏志·张既传》）。如吕虔为泰山太守，“诸山中亡匿者尽出安土业”（《三国志·魏志·吕虔传》）。凉茂为泰山太守，“旬月之间，襁负而至者千余家”（《三国志·魏志·凉茂传》）。郑浑为冯翊太守，“前后归附四千余家”（《三国志·魏志·郑浑传》）。苏则为金城太守，“是时丧乱之后，吏民流散饥穷，户口损耗，（苏）则抚循之甚谨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由是归附者日多（《三国志·魏志·苏则传》）。有的地方官吏还为“新集”的流民制定“移居之法”，令其伍、比相保，不复流散。通过上述多方面的努力，曹魏统治之下的北方农业生产呈现复苏的景象。在各个屯田区域，大批流民复归土地，荒芜了的农田得到开垦，如刘馥为扬州刺史，“广屯田”，“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三国志·魏志·刘馥传》）。邓文在淮南北屯田获得巨大成功，“自是，淮北仓庾相望，寿阳至于京师，农田屯兵连属焉”（《晋书·宣帝纪》）。

郡县所辖广大的个体农民经济，也呈现活跃的景象。在曹魏的辖境内，已从汉末的饥荒中摆脱出来。

由于农村经济的复苏，个体农民经济相应有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那种军事编制的民屯组织已不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于是，到了魏末晋初便先后两次宣布取消民屯，全部成为郡县编户农民了。

西晋初期，尚能励精图治，发展农业。《晋书·食货志》称：“是时江南未平，朝廷励精干稼穑”。晋武帝曾一再下诏敦促“省摇务本，并力垦殖”，他深知“使四海之内，弃末返本，竞农务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劝事乐业者，其唯郡县长吏乎”，于是，累累下诏敦促郡国守相计吏巡行属县，“敦谕五教，欢务农功”“务尽地利”。地方官中，有很好贯彻这一路线的，如王宏为汲郡太守，“督劝开荒五千余顷”。史称“时谷贱而布帛贵，（武）帝欲立平籴法，用布帛市谷，以为粮储”。可见粮食产量的增加太康元年乎吴之后，六十余年的分裂扰攘局面终于结束，实现了全国的统一。这种统一安定的局面，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同年颁布了占田、课田令，更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是出现了“太康之治”的繁荣局面。史称“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乐其生，百代之一时也”（干宝《晋纪总论》）。撇开封建史家溢美的成分，太康年间农业的兴旺还是可以的。

但是这种安定、繁荣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便又一次遭到空前的破坏。

永熙元年（290），司马炎死后的第二年，爆发了八王之乱，接着又是空前纷扰的十六国之乱，北方农业区再度遭到空前的破坏。史称“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同、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北方农业生产的破坏，从晋惠帝即位之后开始，经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直至十六国后赵政权建立为止，约三十年间，了无宁日，农业萧条，饥荒频仍，民不聊生，“晋末，天下大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懂，其幸而存者盖十五焉”（《魏书·食货志》）。

十六国北朝时北方农业的破坏与缓慢发展

十六国北朝的二百八十五年中，北方在政治上经历了由分裂割据到实现南北统一的漫长过程，在农业生产上，也几经由破坏而复兴的曲折历程。西晋末年的战乱严重地破坏了北方在魏晋八十余年间恢复起来的农业生产，“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晋书·慕容皝载记》）。“羌胡相攻，无月不战，诸夏纷乱，无复农者”（《晋书·石季龙载记附冉闵载记》）。北部中国又一次陷入“天下饥乱”的境地。破坏最严重的，恰恰是当时主要的农业区。

在十六国时期，北方农业曾出现两个恢复年代。即在石赵政权时和苻秦政权时。永嘉六年（312），石勒根据汉人张宾的建议，定都襄国。建兴元年（313）在他的统治区，“司冀渐宁，人始租赋”（晋书·石勒载记》）。建兴二年（314）“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货二匹，租二斛”。大兴二年（319）石勒建立后赵，在即位之后，即“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均百姓田租之半”。大兴四年（321）“勒以百姓始复业，资储未丰，于是重制禁酿”。太宁二年（324）以右常侍霍皓为功课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劝都尉陆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规定“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咸和五年（330），石勒即皇帝位。史称“勒以休瑞并臻，逻方慕义，赦三岁刑以下，均百姓去年逋调”。这种政治上的安定气氛，多少反映了其统治区内农业生产恢复发展的情形。

357年，苻坚自立为前秦天王。他是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君主中最重视农业生产的一位，在他统治的二十余年间，前秦境内农业生产有了较大起色，一度几有升平气象。其即位之后即大力改变农桑废业的情况，以“课农桑’为事。第二年即巡视各地，“丐所过田租之半”。下令“开山泽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与境内休息”（《晋书·苻坚载记》）。他即位不过五年，即已收到显著成效，出现了“田畴修辟，帮藏充盈”的景况。中原地区农业又从石赵后期以来的衰败中复苏。苻秦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与政治的安定，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在此基础上，苻坚得以凭借“国内殷实”的实力，次第打败各割据政权，统一北方，形成与江南的东晋政权南北对峙的局面。

在十六国时期，除了石赵和苻秦的时候曾呈现农业的复苏外，在辽东的鲜卑慕容氏统治区和凉州张氏政权统治区内，农业生产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鲜卑慕容氏兴起于辽东。元康四年（294），慕容庞迁居于大棘城（辽宁义县西南），“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开始经营农业。永宁（301）年间，幽州一带发生大水，慕容廆“开仓赈给，幽方获济”（《晋书·慕容鹿载记》），可知农业已有一定的发展。永嘉之乱以后，中原地区陷入一片战乱，政治环境和广阔的土地，吸引着中原地区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这对于这一地区农业的开发无疑起了巨大作用。咸和八年（333）慕容廆死，其子皝继位，继续前代发展农业的政策，“躬巡郡县，劝课农桑”。

在中原地区干戈扰攘之时，西北的凉州地区相对来说也是一个安定的地方。“中州虽乱，此方安全”（《晋书·张轨传》）。于是，避战乱的流民纷纷涌向这里。劳动力的增加和较长期的安定环境，有利于凉州地区的开发，使这一地区出现了刑清国富的局面。

十六国后期，北魏崛起于代北。鲜卑拓跋魏是对北部中国农业发展有贡献的。拓跋族原是游牧民族，在其与汉族人民接触后，逐步转向农业。拓跋珪建国后，加速了由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的过程。登国九年（394），他“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桐阳塞外”（《魏书·太祖纪》）。天兴元年（398），平定中山后，“分徙吏民及徒何种人工伎巧十万余家以充京师，各给耕牛，计口授田”（《魏志·食货志》）。同时又于首都平城“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年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魏书·食货志》）。经过这一番努力，拓跋魏的农业生产已建立了初步基础，“自后比岁大熟，匹中八十余斛”（《魏志·食货志》）。不过，由于战争频繁，“虽频有年，犹未足以久赡矣”，其农业基础还是薄弱的。到了拓跋焘时，北魏农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北魏统治者依靠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的实力，实现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当拓跋焘“戎轩四出”“廓定四表”（《魏书·世祖纪》）之时，以其子拓跋晃监国。太平真君年间（440—451），下令修农职之教，使“垦田大为增辟”。“此后数年之中，军国用足矣。”这时，拓跋魏已经建立了坚实的农业基础，使几经破坏的北方农业又得以恢复和发展起来。到孝文帝施行均田制、三长制之后，北方的农业生产推到了自汉魏以来的又一个新的高度，呈现欣欣向荣的气象。“自此，公私丰赡，虽时有水旱，不为灾也”（《魏书·食货志》）。

但是，到了北魏后期，农业生产又遭到破坏。“正光（520—525）后，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国用不足”“百姓怨苦，民不堪命”①。及至庄帝之时，“承丧乱之后，仓凛虚罄”②。“自永安（孝庄帝年号，528—530）之后，政道陵夷，寇乱实繁，农商失业”③。北魏在这种情况下导致分裂，形成东西魏对峙局面。由于东西魏连年战争，“河洛之间，又并空竭”④。相继建立的北齐、北周政权，虽然先后颁行了均田制度，农业生产虽有不同程度的起色，但始终没有达到北魏中期的高度。

①②《魏书·食货志》。

③④《隋书·食货志》。

六朝时期南方农业的发展

从统一的东汉皇朝瓦解之后，江南开始出现独立的政权，从孙吴建国，历东晋和宋、齐、梁、陈，约三百七十年间，除西晋一度统一江南之外，始终存在南北分割和对峙的局面。史称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由于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相对于北方来说安定的政治环境，农业在这三百七十余年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虽然中间也有波动起伏，但其发展的总趋势是向上的。六朝时期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这时江南农业逐步得到开发，其经济地位逐步上升，日益取代黄河流域而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

东汉末年，由于北方发生战乱，人口南移的趋势发展。这不仅使江南劳动力得以增加，同时也将北方先进生产技术带入，这对于江南农业的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孙氏政权的建立既是江南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反过来又有利于江南经济的进一步开发。

永嘉乱后，北方人口比东汉末年以更大的规模向南方迁移，史称“永嘉之乱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淮”①。据估计，截至刘宋初年，南渡人口已达九十五万，占当时南方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②。大批劳动力的补充，是南方农业得以加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东晋朝廷为了在江南站稳脚跟，巩固偏安政权，对农业生产也不敢放松。在南北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江南农业有了迅速的发展，时人已有“今之会稽，昔之关中”（《晋书·诸葛恢传》）的说法，提示了南方经济地位上升的信息。在督课州郡农业的同时，还大力实行屯田，规定“其非宿卫要任，皆宜赴农，使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廪”。太兴二年（319）后军将军应詹上表建议：“江西良田，旷废未久，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并在寿春“绥集流散”，“专委农功”。规定“诸军自不对敌，皆宜齐课”。（同上）。北部边界的屯田还是有一定成效，如北兖州“有阳平石鳌，田稻丰饶”。桓温平蜀后，将荆州移治江陵。其西部的临沮”道带蛮蜑，田土肥美”，于是立为汶阳郡，“以处流民”（《南齐书·州郡志》）。从东晋建立以来，直到孙恩、卢循起义爆发之前，江南境内可以说基本上没有战争之扰，所谓“自晋氏迁流，迄于太无（晋孝武帝年号，376—396）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宋书·武帝纪》）。这种相对安定的环境，使农业生产得以正常进行，对江南农业的进一步开发是有利的。

①《晋书·地理志》。

②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第15期。

东晋末年，刘裕注重发展农业，“抑末敦本，务农重积”，从而使东晋末年再度呈现了“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的局面（《晋书·武帝纪》）。宋文帝继续大力劝课农桑，一再下令“诸州郡，皆令尽勤地利，劝导播殖，蚕桑麻紵，各尽其方，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宋书·文帝纪》）。宋文帝元嘉（424—453）之世，农业生产取得空前发展，史称“元嘉之治’。沈约评论这一时期的农业经济的繁荣状况称：“自义熙十一年（415）司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元嘉三十年，453），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宋书》卷五四传论）。这种发展势头，到宋孝武帝大明（457—464）年间仍未停止，“自江以南，在所皆穰”，其中尤以荆、扬二州最为突出，史称“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宋书·何尚之传》），“江左以东，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毅于荆楚民户境域，过半于天下”（《宋书》卷六六传论）。荆扬二州地位之重要，成为六朝政权之支柱，这主要决定于其富厚的经济力量，所谓“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宋书》卷五四传论）。农业开发最好的地区，当推长江下游的吴会地区。元嘉二十二年，刘溶上书，盛称吴兴郡之富庶：“彼邦奥区，地沃民阜，一岁称稔，则穰被京城，时或水潦，则数郡为灾。”“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之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宋书·二凶传》）这里的农业生产水平已超过了当时农业最发达的关中平原。晋末宋初这几十年，是六朝时期南方农业生产发展的最高峰，而其生产水平已呈现超越北方的发展势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除了吴会地区以外，江南其他地方的农业也有长足的发展。南部如湘州，“湘川之奥，民丰土闲”（《南齐书·州郡志》）。梁中大通二年，陈庆之除南北司二州刺史，“江湖诸州（《资治通鉴》胡注“谓洞庭、彭蠡间诸州也”）并得休息，开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廪充实”（《梁书·陈庆之传》）。郢州的序溪（今湖南淑浦），“最为沃壤”，江北如寿春，“地方千余里，有陂田之饶”。雍州“襄阳左右，田土肥良，桑梓野泽，处处而有”（《南齐书·州郡志》）。淮南郡，“姑熟饶旷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字高薨，阡陌如绣”（《陈书·宣帝纪》）。

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南方的粮食充盈。在刘宋后期，周朗说，“自淮以北，万匹为市；从江以南，千斛为货”（《宋书·周朗传》）。这反映了粮食市场交易繁盛的情况。同时，南朝政权的粮储也大为充实，国家的仓库，仅首都一地就有龙首仓（即石头津仓），台城年仓，南塘仓，常平仓，东、西太仓，东宫仓等，首都之外的大粮仓有豫章仓、钩矶仓、钱塘仓等，“并是大贮备之处”，此外，国家及诸州郡，各有仓库。

梁朝后期，由于政治**，横征暴敛，阶级矛盾尖锐。太清二年（548）的侯景之乱，使各种矛盾更加激化。战乱长达四年之久，对江南社会经济带来极大破坏，成为六朝经济由盛而衰的一个转折点。此后，江南农业也就走上了下坡路。

第二节 农具的改进和北方旱作地区耕作技术体系的形成

《重修政和证类本草·玉石部》“铁精”条引南齐陶弘景的话：“钢铁是杂炼生（生铁）鍒（熟铁）作刀镰者”。近年从河南渑池、洛阳，四川昭化，湖北均县，江苏南京等地出土的大量农具犁、铲、、锄、镰等，也都为白口铁柔化制成的。说明两晋南北朝时期制造农具的原料质量有较大提高。成书于后魏的《齐民要术》其中记载农具有二十余种，主要有犁（长辕犁、蔚犁）、锹、铁齿4■（人字耙）、耢、挞、水斫、耧（一脚耧、二脚耧、三脚耧）、窍瓠、锄、锋、耩、铁齿耙、鲁斫、手拌斫、碌碡等，种类相当齐全，可以适合各种农活的需要。农具的性能也有所改进，如齐地的蔚犁，操作时比长辕犁灵便，适用于多种用途，对土壤的适应性也较强。此外，还增加了新农具，如前面所列举的二十余种农具中有许多是汉代刘熙编撰的《释名·释器用》篇所未记载的。在耕作方面，耙和耱为以前所没有的，“耙”在《齐民要术》里叫铁齿；“耱”是无齿耙。它们的出现是整地工具的一大进步。中耕农具除锄、锋、耩外，有专门用于蔬菜园艺的“手拌斫”、“铁齿耙”等，反映出中耕管理上进一步细致化的特色。这一时期，以水为动力的水碓、水磨颇多见于文献记载①；近年来，考古出土的碓、磨也很多。它们的普遍应用，促进了中国古代食物构成的变化和麦类种植的推广。

北方旱作地区的特点是全年降雨量分布不均匀，春季雨少，多风旱；夏季到初秋雨量偏多，冬季雨雪也不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旱作区种植业以生产粟、麦为主。为解决春种粟时遇春旱，秋播麦时逢墒缺这一突出问题，农民们在前人土壤耕作技术的基础上，改进了耕犁，发明了耢和耙等整地工具，并创制了耕—耙—耱一整套的土壤耕作技术。使北方广大灌溉条件较差，或没有灌溉的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春季风旱和秋季缺墒的威胁。

耕—耙—耱土壤耕作技术的要点：首先是要耕好地，在犁细的基础上进行耙、耱。据《齐民要术·耕田第一》记载，当时耕地已颇为讲究，以操作时期分有春耕、夏耕和秋耕；以操作程序先后分有初耕和转耕（第二遍耕）；以耕翻深度分有深耕和浅耕；以操作过程的方向分有纵耕、横耕和顺耕、逆耕等。此外，对耕地的时宜、深浅度书中也有记述。其次是要多次耢（耱）地。《齐民要术·耕田第一》特别强调“犁欲廉，劳欲再”。“廉”，就是犁条要窄小，地才能耕得透而细；在此基础上“劳欲再”。铁齿4■将耕后的大土块耙小，耱则使小土块变成细末。多次耙耱，能使土壤细熟，上虚下实，有利于保墒防旱。耙耱进行的时间则以“燥湿得所”为好。我国古代北方旱作地区的历代农民就是利用耕—耙—耱这一整套保墒防旱技术，向干旱作斗争，夺取农业丰产的。

①《太平御览》卷762“碓”引《魏略》：“司农王思宏作水碓。”《南齐书·祖冲之传》：“冲之于乐游苑造水碓、磨”。

第三节 农作制的发展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多种多收，以及农作物种类的变化，形成了多样化的农作制度。

《齐民要术》中记载的农作物有几十种之多。粮食作物有谷、黍、稷（■）、粱、秫、大豆、小豆、大麦、小麦、瞿麦、水稻、旱稻。此外，还有纤维作物、饲料作物、染料作物、油料作物等。种类繁多的作物，为进一步发展轮作复种制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黄河中下游的二年三熟制大致有：（1）粮、豆型，绿豆（或小豆、瓜、麻、黍、胡麻、芜菁、大豆）—谷—黍、■（或小豆、瓜）；大豆（或谷）—黍、■—谷（黍■）；麦—大豆（小豆）—谷（黍■）。（2）粮、麻型，小豆—府—谷。（3）粮食、蔬菜型，小豆（晚谷或黍）—瓜—谷；蔓菁（或大、小麦）—蔓菁—谷等轮作方式。江南地区则发展了二熟制。二熟制主要是双季稻，东汉时已见记载。西晋左思《吴都赋》提到：“国税再熟之稻”。以稻作为统治者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足见栽培已相当普遍。南方在水热条件特别好的地区甚至出现了三熟制，如湖南便县（今永兴县）界有温泉水，“左右有田数千亩，资之以溉温水所溉，年可三登”①。

间、混、套作和复种轮作一样，也是充分利用地力和太阳光能的重要措施。我国的间、混、套作始于公元前一世纪，经过五百年的发展，到后魏已初步奠定了技术基础。《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多种间、混作方式：林、粮间作有桑苗下“种绿豆、小豆”，“绕树散芜菁子”②；蔬菜间作有“葱中亦种胡荽”等③。混播已用于饲料生产，“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④。套作也有初步发展，“六月间，可于麻子地间散芜菁子而锄之，拟收其根”⑤。《齐民要术》的记载还反映出人们已深刻认识到间、混、套作中作物与作物、作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采取了正确的选配作物组合和田间配置方式。

种植绿肥是以田养田的一种有效措施。这时已从以前的“■埋青草”作为绿肥发展到有意识的栽培绿肥。关于栽培绿肥的记载始见于晋郭义恭《广志》：“苕草，色青黄，紫华（花）。十二月稻下种之，蔓延殷盛，可以美田”⑥。后魏时期，北方已广泛利用栽培绿肥以培养地力，《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绿肥作物有绿豆、小豆、芝麻之类。并说利用绿肥和施肥有一样功效而省施肥之功力。对各种绿肥作物的肥效还进行了评价和比较：“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穊种，七、八月犁■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其美与蚕矢、熟粪同”①。当时的绿肥轮作有苕、稻轮作，绿豆、小豆、胡麻与谷子轮作，还有与瓜、葵等蔬菜轮作的。这时绿肥轮作制的比较发展，是与人们对绿肥肥效有了相当认识以及存在着地多人少、肥源不足的经济原因有关。

①《水经注·耒水》。

②《齐民要术·种桑柘第四十五》。

③《齐民要术·种葱第二十一》。

④《齐民要术·养羊第五十七》。

⑤《齐民要术·种麻子第九》。

⑥《齐民要术》卷10“苕”引。

①《齐民要术·耕田第一》。

第四节 农作物栽培管理技术的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人们认识到选种和良种繁育是作物增产和提高品质的重要因素。具体采取的措施是：“粟、黍、■、粱、秫，常岁岁别收，选好穗纯色者，劁刈，高悬之。至春，治取别种，以拟明年种子”；“其别种种子，常须加锄。先治而别埋，还以所治蓑草蔽窖”。②上述做法已近似近代的“种子田”和良种繁育，是品种选育的有效途径之一。它把选种、留种、建立“种子田”、进行良种繁育、精细管理、单种单收、防杂保纯结合在一起，形成一整套措施，奠定了我国传统的选种和良种繁育技术基础。这一时期涌现大量农作物新品种，特别是谷类作物的品种大大增加。如西晋郭义恭《广志》中记载粟的品种十一个，水稻品种十三个；而《齐民要术》记载的粟品种就已有八十六个，水稻品种二十四个（内糯稻十一个）。南方栽培稻除有秔稻和秫稻之别外，还有两熟稻、再生稻等品种。品种的命名“多以人姓氏为名目，亦有观形立名，亦有会义为称”①。《齐民要术》还谈到关于品种的分类标准，称：“凡谷，成熟有早晚，苗秆有高下，收实有多少，质性有强弱，米味有美恶，粒实有息耗”：并把八十六个粟的品种按性状又分为四大类等。对与育种目标有关的一些问题，如矮秆与高产之间的关系、产量和质量之间的矛盾也已有一定的认识，颇为难能可贵。

播种质量比以前提高了，人们已掌握种子好坏的测定、选种、晒种、催芽等技术。《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用“口含少时”测定麻子的好坏②和“于火上微煮韭子，须臾生芽者好”③的方法都为简易而又快速的测定法。用清水净淘种子，强调曝晒种子以及浸种催芽也被视为种子处理的重要环节。为做到适时播种、争取增产，已总结出了一些重要作物的播种期，《齐民要术》把谷子、黍■、春大豆、小豆、麻、麻子、大麦、小麦、水稻、旱稻、胡麻瓜等许多作物的播种期分为“上时”、“中时”和“下时”。“上时，为播种最适宜的时期。并指出要根据物候现象、土壤肥力和墒情等条件确定播种期；提出了种谷早晚要搭配、一般宜于适当早种，以及闰年应迟种等原则。播种形式在《齐民要术》中记述比较多的有“漫掷”，即散播；有类似近代条播的“耧种”和“耧耩漫掷”；有类似近代点播的“■种”、“耧耩■种”和“逐犁■种”等。还指出播种量和种植密度，以及播种深度和播后镇压都应注意“因时”、“因土”制宜的原则。水稻移栽技术，《齐民要术》中有最早较为具体的记载：“既生（指秧苗）七、八寸，拔而栽之”①。还称：“栽法欲浅”，插时“根须四散，则滋茂”②。

②《齐民要术·收种第二》。

①《齐民要术·种谷第三》。

②《齐民要术·种麻第八》。

③《齐民要术·种韭第二十二》。

①《齐民要术·水稻第十一》。

②《齐民要术·旱稻第十二》。

这一时期，田间管理中有几项突出技术值得注意。第一项，是认识到做好中耕除草工作有利于保墒防旱和熟化土壤，提高产量和产品质量。因而操作上比以前更精细，提出多锄、锄小、锄早、锄了的要求，《齐民要术·种谷第三》称：“锄得十遍，便得八米也”；《大、小麦第十》称：“凡五谷，唯小锄为良”。中耕除草的方式多种多样，大致有五种：锄、耙、耢、锋、耩。以锄为主，视幼苗生长情况而定。苗生长较小时中耕一般用耙和耢；苗生长较大时用锋和耩。其次是水稻生产中已出现了烤田技术。《齐民要术·水稻第十一》中指出：第二次“薅讫，决去水，曝根令坚”。“决去水”措施就是中国水稻烤田技术的最早记载。“曝根令坚”，即通过烤田，土壤环境改善后，促使根系向纵深发展，使稻株茎杆坚强，有利防止倒伏。第三，《齐民要术》“种瓜”和“种葵”中都强调要尽量利用冬雪蓄墒。“种葵”中所说的“若竟冬无雪，腊月中汲井水普浇，悉令彻泽”，是中国蔬菜生产中实行冬灌的最早记载。第四，对病虫害的防治，有合理轮作、选育抗病虫的优良品种和贮藏时进行防治的农业防治和药物防治方法。我国利用生物防治由来已久，始见于此时期的《南方草木状》。书中记载：“交趾人以席囊贮蚁，鬻于市者。其窠如薄絮，囊皆连枝叶，蚁在其中，并窠而卖。蚁赤黄色，大于常蚁。南方柑树，若无此蚁，则其实皆为群蠹所伤，无复一完者矣”。这是世界上利用天敌进行生物防治的最早记载。第五，在粮食储藏方面出现了“窖麦法”、“劁麦法”和“蒸黍法”，值得一提的是“劁麦法”这一特殊储藏法，《齐民要术·大小麦第十》：“倒刈，薄布（佈），顺风放火，火既著，即以扫帚扑灭。仍打之”，“如此者，经夏，虫不生”。■的储藏法也较特殊，要求■子脱粒后，立即蒸一遍，并趁湿热时密封收藏。

第五节 园艺、畜牧兽医和蚕桑技术

园艺方面，果树和蔬菜的栽培技术有发展与提高。

果树种类和品种增多，北方除枣、桃、李、梅、杏等“五果”外，还有柿、梨、栗等。南方果树，《齐民要术》卷十辑录的有几十种。果树品种培育也很早就受到重视，《广志》中记载有“长二寸”的东郡谷城（今山东阿县）紫枣，“小核多肌”的大白枣等二十三种。《广州记》称壶桔（金桔）“有七、八种”。果树栽培技术的提高，表现在繁殖上重视“栽”（包括扦插、压条、分根和嫁接）而不“种”。人们从实践经验中得出了“种而不栽者，则著子迟”①的认识。嫁接技术这时有显著发展。西汉末《氾胜之书》中只谈到草本植物——瓠的靠接法，而《齐民要术》记述的则已由草本发展到木本，由靠接发展到劈接，由近缘嫁接发展到远缘嫁接；在目的上，由单纯为了结大的果实发展到选择接穗和砧木，使果树提早结实和改良品质。《齐民要术》还记载了提高座果率、能增大果实的“嫁树法”和“疏花法”②。果树的防寒防冻已有裹缚、熏烟、埋蔓等方法。

蔬菜种类比秦、汉时期增多，据《齐民要术》记载，有葵、菘、葱、韭、蒜、蔓菁、芦菔、芸苔、各种瓜类等三十多种。栽培技术提高的主要表现，首先是土地利用率提高，一年之内可多次收获，《齐民要术·种葵第十七》：“三掐更种，一岁之中，凡得三辈”；《蔓菁第十八》：“剪讫更种，从春至秋得三辈”。其次，在菜园地的选择、整地作畦、匀播种子、施肥灌溉以及贮藏等方面的技术也比以前有所提高。如蔬菜埋土贮藏保鲜的技术至今仍在沿用。有的特殊栽培技术，其巧妙令人叹服。举一例而言，《齐民要术·种瓜第十四》中记述的利用大豆帮助甜瓜出苗法：把大豆和瓜子各数粒种在一个坑内，大豆顶土力比甜瓜强，大豆吸水后膨胀，子叶顶土而出，甜瓜子的幼芽就随着豆苗顶松的土跟着出苗。等瓜黄长出几片真叶，再将豆苗掐断，还可利用断口上流出的液汁润湿瓜苗附近的土壤。

畜牧兽医技术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齐民要术》把畜牧生产实践经验和技术上升到理论性高度，总结出“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①十六字的总原则，既全面又确切。相畜术有突出成就，《齐民要术》记载了先采取淘汰严重失格和外形不良的“三羸五驽”，再相其余的外形鉴定法。不仅有整体观念，而且有明确的重点部位，如相马，“马头为王，欲得方；目为丞相，欲得光；脊为将军，欲得强；腹胁为城廓，欲得张；四下（四肢）为令，欲得长”②。生动形象地概括了良马的标准型。在鉴定技术上，还掌握了外部形态与内部器官的有机联系，“相马五脏法”说：“肺欲得大，鼻大则肺大，肺大则能奔”（同上）。对母畜和仔畜的选种工作已很重视，尤其对仔畜的选种更严，提出羊羔要“常留腊月、正月生羔为种者上，十一月、二月生者次之”①，至今我国西北牧区仍选留冬羔作种。

①《齐民要术·插梨第三十七》。

②《齐民要术·种枣第三十三》。

①②《齐民要术·牛、马、驴、骡第五十六》。

①《齐民要术·养羊》。

对猪的选种则要求“母猪取喙短无柔毛者良”②。《齐民要术》还阐述了远缘杂交可使生物产生变异和杂种优势以及远缘杂交的后代杂种不育的事实，称：“以马覆驴，所生骡者，形容壮大，弥复胜马”；“草骡不产，产无不死。养草骡，常须防勿令杂群也”。畜、禽繁育的公母配合比例：羊为“大率十口二羝（公羊）”，鹅为“三雌一雄”，鸭为“五雌一雄”，鸡为雌鸡十只，雄一”。牛、猎的阉割技术已达到可以避免破伤风致死的高水平。

这一时期，虽无专门兽医书留传下来，但在《齐民要术》和《肘后备急方》中都有所记述。对传染病、侵袭病已知采取隔离预防措施，如说“羊有疥者，间别之，不别相染污”。治疗主要有药物和针灸，如马、羊的疥癞治疗有十种药方，马、牛蹄病的治疗方法有十多种。不过药物治疗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齐民要术》记载的四十八个处方，《肘后备急方》收录的十八个处方，均属单方和偏方，用药一、二味，多的也只有五、六味。《隋书·经籍志》记载梁有《伯乐疗马经》一卷，《马经孔穴图》一卷，说明家畜针灸学在此时期已基本形成。

这时期，黄河流域蚕桑生产在全国仍占较重要地位，江南地区有显著的发展。蚕桑技术提高的表现是桑树繁殖较普遍地采用压条法，《齐民要术·种桑柘第四十五》称：“大都种椹，长迟，不如压枝之速。无栽者，乃种椹也”。压条方法是当年正月、二月压条，第二年正月中截取移栽。再就是人们对蚕的化性、眠性有了确切的认识，所记述的蚕有一化、二化，三眠、四眠之分，并说南方有八化的多化性种①，此系利用低温控制产生不滞卵，从而达到一年中分批多次养蚕的目的。这是中国古代养蚕技术取得的一大进展。

②《齐民要术·养猪》。

①晋郑辑之撰《永嘉记》记述：永嘉有“八辈蚕”。原书已佚失，此段记述由于《齐民要术》的辑录而保存了下来。

第六节 贾思勰与《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中国古代农学名著。对后世农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在世界农业科技发展史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作者为后魏贾思勰，其籍贯，研究者一般推测为山东益都（今寿光县一带）人。《魏书》中未见其传。根据书上的题署“后魏高阳太守贾思勰撰”，说明他做过高阳太守。后魏有两个高阳，一属瀛州（旧治在今河北高阳县东二十五里），一属青州（旧治在今山东临淄县西北三十里），较多研究者认为他任职的是青州高阳郡；也有学者认为是瀛州高阳郡。

《齐民要术》成书年代在公元六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之间。据书中所记载的具有地区性的农业资料分析，其反映的地区范围主要在后魏统治下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据《齐民要术·序》记载：贾思勰“采据经传，爱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而写成此书。书的内容则“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全书共计十卷，九十二篇，约十一万余字。九十二篇之外的“杂说”为后人所加。卷一，总论耕田、收种二篇，种谷一篇；卷二包括谷类、豆、麻、麦、稻、瓜、瓠、芋等十三篇；卷三为种葵、蔓菁等蔬菜作物十二篇，苜蓿、杂说各一篇；卷四总论园篱、栽树二篇，果树十二篇；卷五有竹、木及染料作物十篇，伐木一篇；卷六为家畜、家禽和养鱼六篇；卷七为货殖、涂瓮各一篇，酿酒四篇；卷八、卷九有酿造、酱、醋、豉和食品制作以及贮藏二十二篇，还有煮胶、制笔墨各一篇；卷十，“五谷、果蔬、菜茹非中国物产者”一篇，引载了一百多种有实用价值的热带、亚热带栽培植物和六十多种野生植物。总之，范围广泛，综揽农、林、牧、副、渔各个方面。

《齐民要术》在唐代以前通过传抄而流传。至今所知刻本始于北宋初的崇文院刻本。此后，复刻本和传抄本多至二十余种。有日、英文译本。

（谢选骏指出：马列黄俄根据苏联的命令分裂中国，制造了现代北朝，但是这些没有文化的土匪只能倒退，他们只会祖述古代北朝的贾思勰与《齐民要术》，却不能明白那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成果，因此他们也就没有脑子比对一下，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里出现了多少第一期中国文明所没有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现代北朝比古代北朝还要不堪入目。）

【第二章 手工业】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手工业，比起秦汉时期是有发展的。尽管这时期手工业内部分工的部门大致依旧，但品种增多了，产量有所增加，生产技术也有很大进步。

第一节 建筑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建筑，主要是继承和运用汉代的成就。但由于佛教的传入，其间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建筑，即佛教建筑，特别是建造了佛教寺院和高层的佛塔。随之而来的印度、中亚一带的雕刻和绘画艺术，也使我国在石窟、佛像、壁画等方面有了巨大发展。这种情况对中国的建筑艺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汉代比较质朴的建筑风格变得更为成熟和圆淳。

佛教在东汉就已传入中国，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以致兴建了大量寺院、佛塔和石窟，并使其成为这个时期最突出的建筑类型。梁武帝时，建康佛寺达五百多所，僧尼十万多人。地方各郡县也都建有佛寺。现存的栖霞山千佛岩就是南朝齐、梁时的王公贵族施舍所造。十六国时期后赵石勒崇信佛教，兴立寺塔。北魏统治者更是不遗余力地崇佛，建都平城（山西大同）时，就大兴佛寺，开凿云冈石窟。迁都洛阳后，又在洛阳伊阙开凿龙门石窟。到北魏末年，北方佛寺达三万余所，其中洛阳有一千余所，可见佛教建筑之盛。

北魏佛寺以洛阳的永宁寺为最大，按《洛阳伽蓝记》所记，中间置塔，四面有门，塔后为佛殿。经近年发掘证实，其平面布局与文献记载是一致的。初期的佛寺布局与印度相仿佛，仍以塔为主要建筑物，置于佛寺中央，而以佛殿为辅，置于塔后。北魏洛阳有许多佛寺是由贵族官僚的邸宅改建的。所谓“舍宅为寺”，就是把前厅改为大殿，后堂改为讲堂。于是，佛寺进一步中国化，不仅把中国传统的庭院式木架建筑应用于佛寺，而且使私家园林也成为佛寺的一部分。这些佛寺也往往是市民游览活动的场所。这在《洛阳伽蓝记》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佛塔本是埋藏舍利供佛徒礼拜而作，传到中国后，把它缩小变成了塔刹，并与东汉已有的多层木结构楼阁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木塔。永宁寺培是该时期一座著名的木塔，方形、九层。除了木塔以外，还发展了石塔和砖塔，北魏时建造的河南登封嵩岳寺砖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佛塔。这种塔与楼阁式木塔不同，采取密檐式，仅作为礼拜的对象，而不供登临游眺。其来源是公元三世纪时印度出现的高塔形佛殿，即后来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所记的“精舍”。除上述两种塔以外，从壁画和石刻中得知，当时还存在第三种塔——单层塔。

石窟寺是在山崖上开凿出来的洞窟型佛寺。汉代已掌握了开凿岩洞的施工技术，佛教传入后，开凿石窟寺的风气在全国迅速传播开来。最早是在新疆，如三世纪起开凿的库车附近的克孜尔石窟，其次是甘肃敦煌莫高窟，创于秦苻坚建元二年，其后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辽宁、江苏、四川、云南等地的石窟相继出现，著名的有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等。这些石窟中规模最大的佛像都由皇室或贵族、官僚出资修建。窟外还往往建有木建筑加以保护。石窟保存下来的历代雕刻与绘画，是宝贵的古代艺术珍品。从建筑功能布局来看，石窟可分为三种：一是塔院型，与初期佛寺以塔为中心相同，这种窟在云冈石窟中较多；二是佛殿型，窟中以佛像为主体，相当于一般寺庙中的佛殿，这类石窟较为普遍；三是僧院型，在印度称毘诃罗（Vihara），主要供僧众打坐修行之用，窟中置佛像，周围凿小窟若干，每窟供一僧打坐，敦煌第285窟即属此类。此外还有一种小窟，分布在一、二类窟的周围，也属打坐用的禅窟。石窟的壁画、雕刻、前廊和窟檐等方面所表现的建筑形象，是我们研究南北朝时期建筑的重要资料。

中国自然风景式园林在这一时期也有若干新发展。北魏末期贵族们的住宅后都往往建有园林。园中有土山、钓台、曲沼、飞梁、重阁等。同时，叠石造山的技术也有所提高，如北魏洛阳华林园、张伦宅①及梁江陵湘东苑②，或重岩复岭，石路崎岖，或深溪洞壑，有若自然，即其例证。魏晋以来，一些士大夫标榜旷达风流，爱好自然野致，在造园方面，聚石引泉，植林开涧，企图创造一种比较朴素自然的意境。这种风尚无疑对当时园林和苑囿的建筑产生一定的影响。

由于民族大融合，这时期室内家具陈设发生了若干变化。一方面，席坐的习惯仍然未改，但传统家具有新的发展。如睡床增高，上部加床顶，周围施以可拆卸的矮屏。起居用的床加高加大，下部以壶门作装饰，人们即可以坐于床上，又可垂足坐于床沿；床上出现了倚靠用的长几、隐囊和半圆形凭几（又称曲几）；两折四牒可以移动的屏风发展为多折多牒式。另一方面，西北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以后，不仅东汉末年传入的胡床逐渐普及到民间，还输入了各种形式的高坐具，如椅子、方凳、圆凳、束腰形圆凳等。这些新家具改变了人们的起居习惯与室内的空间处理习俗，成为唐代以后逐步废止床榻和席地而坐习俗的前奏。

①见《洛阳伽蓝记》。

②见《太平御览》。

第二节 水利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家动荡分裂，水利事业受到影响，总的来说，成就不如两汉。但江淮之间和长江以南地区的水利事业则较两汉有所发展。

在农田水利方面，大多数是整修原有陂、塘、堨、门，使之发挥灌溉效益。比如曹魏时期刘馥与邓艾在屯田区兴治芍陂、茹陂等，就属此类。孙吴在今南京东南十五里修了娄湖，周围七里，溉田数千亩。西晋光熙元年（306年）陈谐在今丹阳县城北作堰拦马林溪水成塘，周长一百二十里，汇集七十二条山溪水，溉田数百顷。曹魏嘉平二年（250年），刘靖在蓟城（今北京）修戾陵堰、车箱渠，引湿水（又称■水，今永定河）灌溉土地万余顷。这个时期的水利著作，以郦道元的《水经注》为杰出代表。所记载的水道变迁及水道位置资料，是研究水利史的最基本的依据。书中所记著名水利工程有28处，包括农田水利，治理黄河，修整航道，修建堰、堨、运河等。此外，还将先秦至汉晋以来各地泽渚、陂塘、堤堰的兴废情况作了较详细的陈述，使今天的读者及水利学史研究者能够据此恢复当时水利建设的部分面貌。书中不仅记载水利工程的地理位置及其变化，而且记载修筑水利工程的技术与方法以及使用的建筑材料等，这些资料都是研究水利学史时必不可少的。《水经注》由于对水道记得详细准确，加上支流、湖泽分汉，城邑，山岭等资料，所以能够全面地来考察一条河甚至一个流域的情况，从而能够推断人工治理的利弊及兴废，为今天的水利建设提供借鉴。《水经注》在水利史上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一块瑰宝。

第三节 纺织

三国时的纺织业汉末，蜀地丝织业已很发达，所产蜀锦以精丽著称，享有盛名。左思《蜀都赋》赞美蜀锦“贝锦斐成，濯色江波”。《文选》李善注引谯周《益州志》称：“成都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三国时，诸葛亮也说过：“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蜀中军需唯依赖锦”，①可知蜀锦生产仍为军需的主要来源，并在蜀地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当时蜀锦畅销各地，魏、吴都到蜀去买锦。山谦之《丹阳记》记载：“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蜀也用锦来作馈赠，环氏《吴志》称“蜀遣使献重锦千端”。刘备赏赐群臣多用锦，“先主入益州，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锦各千匹”①。

吴国割据江东，提倡桑蚕业，因而纺织生产有所发展，官营纺织手工业规模迅速扩大，陆凯疏谏孙皓提到：“先帝时，后宫列女以诸织络，数不满百，先帝崩后，更改奢侈，伏闻织络及诸徒，乃有数千。”②同时，官府三令五申要民间增产蚕丝，群臣关于在养蚕缫丝时“暂免他役”以及禁止蚕织时“以役事扰民”等建议，屡见不鲜。这一时期养蚕生产情况，在杨泉所撰《蚕赋》中有详细的描述。当时对养蚕的温度、用桑、蚕座、上簇等技术都有严格要求，如蚕儿“逍遥偃仰，进止自如”的蚕座疏密标准，“在庭之东，东爱日景，西望余阳”的簇室选择条件等，都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中积累的宝贵经验。缫丝产品质量也很好，如诸暨、永安（武康）等地能生产高级的“御丝”。丝织物的花纹繁多，如吴王赵夫人能织作龙凤锦和五岳列国地形锦。

曹魏虽据有纺织业的中心襄邑、洛阳等地，但由于长年战乱等原因，这些地区的产品“皆下恶”，无法与蜀吴相比拟。但魏国没有官营纺织手工业，专门从事官练的织造，如《魏志·司马芝传》记述司马芝“迁大理正，有盗官练置都厕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狱”。

两晋、南北朝的纺织业自两晋以降，北人南徙者甚多，由于他们习于罗纨绮縠等丝织服物，桑蚕业也随之南移，并促进了南朝丝织业的发展。南朝各朝都置有少府，下设平准掌织染，大力生产各种丝织品。丹阳有斗场锦署，无疑是官设纺织手工业。此种机织技工是刘裕灭姚秦后由“平关右迁其百工”而来。其后，锦署成为南朝官府手工业常设纺织机构，制作王室服物。

南朝纺织手工业发展迅速，宋时“丝绵布帛之饶，衣复天下”①。

①《诸葛亮文集》。

①《太平御览》八一五卷引《蜀志》。

②《三国志·吴志·陆凯传》。

①《宋书·孔季恭等传》。

当时使用三国时发展起来的一蹑鼓动数综的较先进的机织技术，织造水平和生产能力提高很快。宋武帝时“广州尝献入筒细布一端八丈，帝恶其精丽劳人，即付有司弹太守，以布还之，并禁岭南作此布”②。梁时镶嵌金箔的罗，已织得十分精美。《吴越钱币志》提到织文图案，有“天、人、鬼、神、龙、象、宫殿之属，穷极巧妙，不可言状”。锦的产量很大，梁侯景据寿将反，“启求锦万匹，为军人袍”③。陈时曾有“上织成罗文锦被二百首，诏于云龙门外焚之”④的记载。南方织造技术驰名塞外，《南齐书·芮芮虏传》载：“芮芮王求医工等物，世祖诏报曰：‘知须医及织成锦工、指南车、漏刻，并非所爱。南方治疾，与北土不同。织成锦工，并女人，不堪涉远。指南车、漏刻，此虽有其器，工匠久不复存，不副为误’。”但南方本为麻葛产区，桑蚕和丝织虽渐兴起，产量尚不丰富，服物仍以麻葛织品为主。

后赵石虎都邺城（河北临漳），在各族混战中几乎征服了整个北方。石赵的丝织业相当发达。陆翽《邺中记》载邺城设织锦署，“巧工作锦”，“皆数百人”。邺锦、蜀锦齐名，名目极多，据《邺中记》记载：“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斑文锦、凤凰朱雀锦、韬文锦、桃核文锦、或青绨、或白绨、或黄绨、或绿绨、或紫绨、或蜀绨，工巧百数，不可尽名。”随后建立的前秦，丝织业也很发达，如苻坚时（357—394），秦州刺史窦滔妻作回纹锦远近闻名。

北魏统治者在纺织业原很发达的河北地区，搜罗到大批纺织工匠，因而纺织品产量大大增加。拓跋嗣时屡见“赐群臣布帛各有差”、“赐天下镇成将士布帛各有差”、“以绸绫绢布百万匹赐王公以下”①的记载。拓跋焘时，平城宫内有“婢使千余人，织绫锦”，有“丝、绵、布、绢库”，常以“金锦缯絮”②颁赐臣下。及至元宏时，罢尚方锦绣绫罗工人，并将“御府衣服、金银、珠玉、锦绣”等物“班赍百官及京师士庶，下至工商皂隶，逮于六镇戍士各有差”③。元翊时，听任百官进左藏库取布绢，“多者过二百匹，少者百余匹”，可见库藏丝织品之多。

北齐和北周沿袭北魏制度，重视发展纺织工业。如北齐设“太府寺统左、中、右三尚方”，“中尚方又别领别局、泾州丝局、雍州丝局、定州绸绫局四局丞”；“司染置又别领京坊、河东（山西永济县东南）、信都（河北冀县）三局丞”④。当时的丝织业中心仍在河北，直到唐代前期，河北定州仍是贡奉绫锦最多的地方。织物非常精丽，《北齐书·李元忠传》载元忠“曾贡世宗蒲桃酒一盘，世宗报以百练缣”，《北齐书·祖珽传》记载祖珽“出山东大文绫并连珠孔雀罗等百余匹，令诸妪掷樗蒲赌之，以为戏乐”。北周也在泾州、雍州各地分设织局令丞、司织中大夫、小司织上士以及缝工、雕工、韦工、玻工、毳工、绩工、织丝、织采、织枲、织组等各中士、下士，以掌管各种织造业。

②《南史·宋武帝纪》。

③《梁书·侯景传》。

④《陈书·宣帝纪》。

①《魏书·高祖纪》。

②《南齐书·魏虏传》。

③《魏书·高祖纪》。

④《隋书·百官志》。

棉布

据魏人孟康称：“闽人以棉花为吉贝”，大约福建早在汉代已种植棉花。《太平御览》卷八二〇辑魏文帝诏曰：“夫珍玩所生，皆中国及西域，他方物比不如也，代郡黄布为细，乐浪练为精，江东太末布为白，故不如白叠子所织布为鲜洁也。”这里所谓白叠子所织布，当为西域生产的“白叠布”。由此可见，在三国之际，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所织棉布已传入中原。

南北朝时，棉布已广泛流行。高昌为产棉区，其都城在今新疆吐鲁番东南的哈喇和卓。1960年，吐鲁番阿斯塔那309号高昌时期的古墓葬中，出土了一种以大红、粉红、黄、白四色构成几何图案的织锦，为丝、棉混合物，残长37厘米，宽25厘米①。这个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有纯棉纤维织成的白布，还发现了和平元年（西魏大统十七年，551年）借贷棉布（叠）和锦的契约②。一次借贷叠布达六十匹之多，这种棉布显然是当地生产的。棉布和锦同被用作流通手段，可见棉布产量不会很少。《南史》列传第六十九也记载：高昌“其地高燥”，“寒暑与益州相似，备植九谷”，“多草木，有草实如茧，茧中丝细如，名曰‘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除吐鲁番外，于田一带也有了棉织品。1959年，于田县屋于来克遗址的北朝墓莽中，出土了一块长11厘米，宽7厘米的蓝白印花棉布①。

印染

三国时期的织物印染技术，是直接继承东汉的。根据许慎《说文解字》记载，东汉时已能染十四种以上的颜色。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古墓出土的大量锦绮，可以看到有大红、绛红、粉红、黄、淡黄、浅栗、紫、宝蓝、翠蓝，叶绿、白等颜色，色彩极为丰富。还值得一提的是，魏晋时，南京以染黑著称，所染黑色丝绸质量相当高，一般平民穿不起，大部为有钱人享用。晋代南京秦淮河南有乌衣巷，据称住在这里的贵族子弟及军士都穿黑色绸衣。南京出产的黑绸直到近代仍驰名中外。

①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62年第7、8期合刊。②吴震：“介绍八件高昌契约”，《文物》1962年，第7、8期。

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文物出版社。

第四节 采矿

关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采矿技术，有关文献中只有一些简略的记载，如左思《魏都赋》曾提到一种“墨井”，从张载的注可知，墨井深八丈。唐李周翰的注称：“墨井，井中有石如墨”②。可见“墨井”就是采煤井。这表明西晋时中国已开凿了具有一定深度的煤井。煤井之下有巷道，有支撑顶板的木头和简单的排水机械。据《晋书》载：石虎因盗掘古墓而发现了一个久废的旧煤井，其中有支撑顶板的木垛和大量坑道水①。《南齐书·刘悛传》载“南广郡（令四川珙县西南）蒙山下有烧炉四所，又有古掘铜坑，深二丈”。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谈到开采丹砂矿时说：“采砂，皆凿坎入数丈许”。南朝王韶之撰写的《始兴记》中，有一段关于开采银矿的较详细的记述，“英德、清远，其山传有银矿者其矿或红如乱丝，或白如草根，或衔黑石，或有脉，谓之龙口。循龙口挖之，浅者一、二丈，深者四、五丈，有焦路灶土然，斯矿苗也。又挖则矿见矣。由微而盛，盛而复微，或如串珠，或如瓜蔓；微则渐绝，绝复寻焦，焦复见矿，若焦已绝，则又盘荒也”②。王隐《晋书·地道记》载有开采金矿的两段文字。其一曰：“鄱阳乐安出黄金，凿土十余丈，披沙之中，所得者大如豆，小如粟米”。这是开采沙金矿。其二曰：“金乡县多山，所治名金山。山北有凿石为冢，深十余丈，隧长三十丈，旁却入为室三方。云得白免不葬，更葬南口，凿而得金，故曰金山。故冢今在，或云汉昌邑所作，或云秦时”③。这是偶尔发现的山金矿。

②《四部丛刊·六臣注文选》第89页。

①《晋书·石季龙载记》。

②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

③《晋书·地道记》已佚，转引自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1961年版。

第五节 冶金

三国曹魏，鉴于“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④，仍实行盐铁官营。《三国志·蜀志·王连传》载刘备任王连为司盐校尉，“校盐铁之利”，“有裨国用”，又设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①。引吴黄武五年（228）“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皆是南钢越炭作之”②。

三国到南北朝时期的长期战乱，严重破坏了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但由于军事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冶铁业仍具有一定规模，后赵、南燕在丰国、绳池、商山设有铁冶③。北魏时经济逐渐恢复，《魏书·食货志》记载：“其铸铁为农具兵刃，在所有之”，西至长安，东尽即墨，营造器中，必尽坚精，相州牵口冶（今河南濬县）尤以锻炼军刀著称。北周在夏阳（陕西韩城）设铁冶，“每月役八千人，营造军器”④。渑池北魏铁器窖藏共出土各类铁器60多种，4000余件，总重3500公斤⑤。《梁书·康绚传》记述修筑浮山堰时，曾用东西二冶铁器数千万斤沉于堰所，可见北方和南方冶铁业都有相当的规模和生产能力。

北方人口和技术南迁，使南方地区的矿冶业进一步发展。西晋在安徽贵池和湖北武昌设梅根、和塘两冶。东晋在江南诸郡县设冶令和丞⑥。《晋书·庾亮传》记邓岳在广州“大开鼓铸，诸夷因此知造兵器”，所用技术是由浙江会稽郡传去的。南朝时，建康有左右冶，尚方有东西冶，扬州成为冶铸中心，上虞谢平和尚方匠师黄文庆号称中国绝手⑦。

铁范、生铁范铸术和铸铁柔化术等在汉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百炼钢已相当成熟，魏、蜀、吴三国都用之锻制刀剑。曹操曾令工师制作“百辟利器”①，曹丕《典论·剑铭》说：“选兹良金，命彼国工，精而炼之，至于百辟”，制成的刀剑有美丽的纹理，文似灵龟，“采似丹露”，“理似坚冰”，“曜似朝日”。《太平御览》卷346引《刀剑录》称：“蜀主刘备令蒲元造刀五千口，皆连环，及刃口刻七十二湅”。《古今注·舆服》称：“吴大帝有宝剑三一曰百炼，二曰青犊，三曰漏景”。陈琳《武军赋》称：“铠则东胡阙巩，百炼精刚”。《晋书》记述赫连勃勃命将作大匠比干阿利造五兵之器，“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又造百炼刚刃为龙雀大环，号曰大夏龙雀”。由此可见，一些少数民族也已掌握这项技术，并用于铠甲和兵器制作。

此外，在制钢技术方面出现了新的突破。《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四十五“石部”引陶弘景语：“钢铁是杂炼生鍒作刀镰者”，这是最早明确记载用生铁和熟铁合炼成钢（即灌钢）的文献资料。东汉王粲《刀铭》：“灌辟以数”，晋张协《七命》：“乃炼乃烁，万辟千灌”，这些词句似乎表明类似的工艺在汉末、晋代已经出现。北齐的綦母怀文用灌钢法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钢。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②。“生”指的是生铁，“柔”指的是熟铁。先把含碳高的生铁溶化，浇灌到熟铁上，使碳渗入熟铁，增加熟铁的含碳量，然后分别用牲尿和牲脂淬火成钢。牲畜尿中含有盐分，用它作淬火冷却介质，冷却速度比水快，淬火后的钢较用水淬火的钢硬；用牲畜的脂肪冷却淬火，冷却速度比水慢，淬火后的钢比用水淬火的钢韧。由此可知，当时不但炼钢技术有较大的发展，淬火工艺也有了提高。灌钢法在坩锅炼钢法发明之前是一种先进的炼钢技术，对后世有重大的影响。

④《三国志·魏书·王修传》注引《魏略》。

①《三国志·蜀志·张裔传》。

②《太平御览》卷89引陶弘景《刀剑录》。

③《晋书·石季龙载记》、《慕容德载记》。

④《周书·薛善传》。

⑤河南省博物馆：《渑池发现的古代窖藏铁器》《文物》1976年第8期。⑥《宋书·百官志》。

⑦《太平御览》卷六〇五。

①《太平御览》卷三四五引《内诫令》。

冶铸中的鼓风技术，也有了重大进步。三国时魏国的韩暨在官营冶铁工场中改进和推广应用水排，计其利益比马排、人排增加了三倍。这种鼓风水排，节省了人力、畜力，提高了生产效率，为后代广为流传使用。

这一时期的铜产地主要在河南、山东、四川、江苏、湖北等省。金、银、铅、锡也有一定开采量。据《魏书·食货志》记载，恒农郡（河南陕县）铜青谷矿每斗可得铜五两四铢，河内郡（河南沁阳）王屋山矿每斗得铜八两（含铜量约2.5～3.5％），长安骊山银矿每二石得银七两，白登山银矿（今山西大同）每八石得银七两（含银量约0.2～0.6％）。总的来说，有色金属的生产仍处于恢复和缓慢发展的阶段。

除青铜外，黄铜和白铜在此期间已有冶炼和使用。《太平御览》卷八三引曹魏钟会《刍荛记》：“秀生似禾，鍮石像金”。晋王嘉《拾遗记》说：以鍮石、珷块为隄岸”。梁宗懔《荆梦岁时记》称：“七月七日，是夕人家妇女或以金、银、鍮石为针。”这里的鍮石，即是现代的黄铜。至于如何炼得，尚待进一步研究。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说：“螳螂县因山而得名，出银、铅、白铜、杂药”，螳螂又作堂琅，即今云南会泽、巧家一带，这里的白铜当即指镍白铜。

②《北史·綦母怀文传》。

第六节 机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机械制造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并且出现了一位机械大师马钧。

马钧，字德衡，曹魏时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人，是一位杰出的机械发明家。他的突出成就是改进织机和发明（或改进）翻车。据《三国志·方技传·杜夔传》注称：“时有扶风马钧，巧思绝世，傅玄序之曰：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为博士，居贫，乃思绫机之变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先生患其丧工费日，乃皆易以十二蹑，其奇文易变，因感而作者，犹自然之成形，阴阳之无穷。”由于绫机的改良简化，使操作简易方便，提高了生产效率。这种新绫机很快就得到推广应用，促进了丝织业的发展。杨泉《织妇赋》描写织绸女工“节奏相应，五声激扬，屈申舒缩，沈厚抑扬”。

据《后汉书·张让传》记载，东汉毕岚曾“作翻车”，供洒道之用。这在马钧之前约半个世纪。但毕岚的翻车是否就是后世的龙骨水车，不得而知。而马钧所作之翻车，则无疑是用于农业排灌的龙骨水车。其结构精巧，“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可连续不断地提水，效率比其他提水工具高得多，并且运转轻快省力，儿童都可操作。所以马钧应是龙骨水车的发明者，至少可以说他是继毕岚之后，对翻车作了重大改革，并用于农业排灌的革新家。翻车问世后，迅速得到推广，并沿用至今。在近代水泵发明之前，翻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提水工具之一，对灌溉农田，发展农业生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钧还制成了久已失传的指南车。关于马钧作指南车的问题，以及与高堂隆、秦朗在宫廷上的争论，史书上有很生动的描写。其后的祖冲之曾将一辆只有外壳的指南车，制作安装了内部机构，予以修复。但宋代以前史书关于指南车的记载都较简略。直到宋代，燕肃于1027年，吴德仁于1107年又先后制造了指南车，《宋史》详细地记载了指南车的内部构造。据此，人们才对指南车有了更具体的了解。

马钩还改进了连弩和发石车，又利用机械传动装置，创造了以木为轮，以水为动力变化万端的水转木偶百戏。①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成就卓著的机械发明家，如杜预、刘景宣、祖冲之等。他们在发明或改进各种机械，如先进的农业加工机械——畜力连机磨，水转连磨，水力连机碓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①《三国志·方技传》。

第七节 交通运输工具

三国以前，陆上运输所用的车辆，多数是双轮车。双轮车只适用于在平地大道上行驶，而在山间小路上则无法使用。三国时，蜀汉在与曹魏的战争中，由于山道运粮困难，运输工具亟待解决。这时，蒲元发明了独轮车——“木牛”，“廉仰双辕，人行六尺，牛（指木牛）行四步，人载一岁之粮也”（《蒲元别传》）。这种独轮车适用于在崎岖小道上行走，一千多年来一直被广泛使用。

造船技术在这一时期也有很大的发展。孙吴政权建立不久，就拥有船舰五千余艘，并不断派出较大规模的船队，北航辽东，南通南海。其中大船上下五层，可载三千人。晋在作灭吴准备时发明将许多小船拼装成一艘大船的造船方法。这种大船称为“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晋书·王濬传》）。这一时期的造船数量很大，东晋安帝时，建康一次风灾，所毁官商船只约达万艘；北魏神■三年（430），在冀、定、相三州造船即达三千艘。由此可见造船业之发达，如何提高船行速度，是船舶设计建造中的重要问题。祖冲之造“千里船”，可“日行百余里”，有人认为这是利用轮桨的车船。关于车船的最早明确记载，出现在唐代。《旧唐书·李皋传》载有李皋设计的新型战船，“挟二轮蹈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梁侯景军中有0桨的高速快艇“鵃■”，“去来趣袭，捷过风电”①；这是史书所见船桨数量最多的快艇，后世快艇大都在40至60桨之间。船用设备亦有改进，如船尾已采用升降舵，帆的面积逐渐加大，大帆用布120幅，高9丈，并注意到帆的方位，以利于充分发挥风帆效率提高船速。

①《梁书·王僧辩传》。

第八节 兵器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攻城略地的战略战术以及攻防器械和兵器制造，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攻守器具方面，有火车、发石车、钩车、虾蟆车等。梁侯景在制作攻城器械方面尤为突出，曾“设百尺楼车”，又造飞楼、撞车、登城车、钩堞木、阶道车、火车等，“并高数丈，一车至二十轮”②。攻防器械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官渡之战中，先是曹军失利，袁绍军“为高橹，起土山，射营中”，使曹军“大惧”。曹操便令制造发石车，摧毁了袁军的楼车，于是曹军转危为安。这种发石车被袁军称为“霹雳车”①。在兵器制造方面，诸葛亮改造前人连弩制成一种新式连弩，取名“元戎”，它具有简单的自动发射性能。两晋时弩机趋于大型化，《晋书·舆服志》称：“中朝大弩卤簿，以神弩二十张夹道，刘裕击卢循，军中多万钧神弩，所至莫不摧折”。三国时，刀已安上长柄，作为长兵器使用。刀的质量也比前代提高了，蒲元为诸葛亮造刀三千口，用这种刀劈砍装满铁珠的竹筒，象斩草一样。两晋和南北朝，兵器的质量又有了新的突破，东晋时发明横法钢，以制刀剑，锋利无比；南朝时改进了灌钢技术，提高了钢的质量，从而有利于制造兵器；北齐綦母怀文所造钢刀，据说能斩铁如泥。两晋、南北朝的兵器种类，除承袭前代的刀、矛、剑之外，还增加了少数民族的杂色兵器，如鞭、锏之类。原来的戟，已很少用于战阵，而多用于仪仗，矛也逐渐演变为枪。

②《梁书·侯景传》。

①《三国志·袁绍传》。

第九节 造纸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造纸技术比汉代已有明显进步。通过对出土汉纸和三国两晋南北朝纸进行检验，即证明了这一点。汉纸白度差，表面不甚平滑，结构不紧，纸面上纤维束较多，纤维帚化度低，帘纹不显，纸质粗厚。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的纸则白度增加，表面较平滑，结构较紧凑，纤维束较少，有明显的帘纹，纸质较细薄。有的晋纸纤维帚化度达到70％，已接近机制纸①。

汉代造纸术发明后，在书写纪事材料方面，还是纸与缣帛和简牍并用，纸还不足以完全取代简帛。这种情况，到晋时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晋代已能造出大量洁白平滑而又方正的纸，人们不再使用昂贵的缣帛和笨重的简牍来书写，而逐步习惯于用纸。最后纸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书写材料，彻底淘汰了简牍。随着造纸术的进步和推广，这一时期的南北各地都建立了官私纸坊。北方以洛阳、长安及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为中心；浙江会稽、安徽南部和建业、扬州、广州等地则为南方的造纸中心。当时主要生产麻纸、桑皮纸和楮皮纸。浙江嵊县剡溪沿岸是藤纸中心。由于藤纸质地优良，曾名噪一时。但在南方仍以麻纸为大宗。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造纸原料，以麻料为主，此外还采用其他韧皮纤维原料如楮皮、桑皮、藤皮等，有时还将树皮纤维和麻料混合起来造纸。造纸原料的扩大，与造纸技术的革新是密切相关的。这一时期的造纸，已在沤制脱胶，碱液蒸煮，舂捣，漂洗，打浆，抄纸等工序上更加精细，如舂捣已不止进行一次，并一般以碓代替杵臼，打浆度有显著增加。为改善纸的性能，晋代已有施胶技术，早期的施胶剂是植物淀粉糊剂，或将其掺入纸浆中，或刷在纸面上，再予以砑光。这样处理的纸在书写时就不会发生走墨、晕染等现象。在设备方面，出现了活动的帘床纸模，即用一个活动的竹帘放在框架上，因而可反复捞取成千上万张湿纸，并且这种先进的抄纸工具，能抄出紧薄而匀细的纸面。这是造纸技术中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革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纸的加工技术也有了发展，其中较重要的加工技术是表面涂布，即将白色矿物细粉用胶粘剂或淀粉糊刷在纸面上，再予以砑光。这样，既可增加纸的白度和平滑度，又可减少透光度，使纸面紧密，吸墨性好。对纸张加工的另一技术是所谓的“潢治”之法。后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有专篇叙述染潢法：“凡打纸，欲生则坚厚，特宜入潢蘖熟后，漉滓捣而煮之，布囊压讫，复捣煮之，凡三捣三煮，添和纯汁者，其省四倍，又弥明净。写书经夏然后入潢，缝不绽解。其新写者，须以熨斗缝缝熨而潢之。不尔，入则零落矣。”这样一整套入潢法，其目的不仅在于染色，更重要的在于借黄蘗药力以防虫蛀。另外，书中还叙述了利用“雌黄治书”以防虫蛀的方法。

①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第三章，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第十节 陶瓷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烧制瓷器的生产技术已进入更成熟的阶段。

当时南方以青瓷为主，北方以白瓷为主，间有黑瓷等。三国时，各地的瓷窑都用当地的瓷土作为制坯原料，而西晋的越窑则可能有意识地选用了铁、钛含量较高的瓷土作为坯料，使胎烧成灰色，对釉起衬托作用，并使釉青中带灰，色调比较沉静①。这一时期，南方各青瓷窑场都使用石灰釉。由石灰石和瓷土配成的石灰釉，其特点是光泽好，透明度高。而黑釉则是用含铁量很高的紫金土配制。北魏时期，青瓷烧造技术传到中原，以后又发展了黑瓷和白瓷。而白瓷的产生，为我国制瓷工业开辟了广阔的前程。早期的白瓷，胎料经过淘练，比较细白，釉层薄而滋润，呈乳白色，但仍普遍泛青，有些釉层厚的地方呈现青色，说明它脱胎于青瓷。北方青瓷、黑瓷、白瓷的烧制成功，为以后唐、宋时期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准备了技术条件和打下了基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陶器，在南方作为日用器皿的数量并不多，大量流行的是明器。北方的铅釉器在三国至东晋时期已日趋衰落，北魏以后才开始复兴，并在汉代传统基础上有了改进，其用途日益扩大，花色品种增加，施釉方式也增多了，或黄地加绿彩，或白地加绿彩，或黄、绿、褐三色并用；从汉代的单色釉向多色釉迈进了一步，并为过渡到唐代三彩陶器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陶塑艺术不甚发达，制作简陋，形态呆板，数量不多。但北朝的陶塑艺术则突破了生硬的作风，注意了神态的刻划，因而造型优美。这一时期的建筑用陶，继续得到发展，砖瓦的生产规模较大，产量质量都有所提高。砖瓦的大小、形制均不同于汉代，花纹瓦少见，大多数是素面瓦。瓦当上的卷云纹渐被莲花纹所代替。吉祥文字仍旧流行，并出现印有纪年的瓦当。北魏已使用了琉璃瓦，施浅绿色的釉。砖除了有长方形素面砖和绳纹砖外，还有供装饰用的大小雕塑砖两种。其中一面塑有神态凶猛、巨口虬须，怒目獠牙的兽面，造型生动，气魄宏伟，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①郭演义等：《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80年第3期。

第十一节 石油天然气

经过秦汉长达四百余年的大一统局面，社会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这就为三国两晋时期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同时，经过这四百年的凿井实践，也为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基本的技术手段。

首先，人们对酒泉延寿、高奴等地的石油苗有了新的认识。郦道元在《水经·河水注三》写道：“酒泉延寿县南山出泉水，大如筥，注地为沟，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黄，后黑如凝膏，然极明，与膏无异，膏车及水碓缸甚佳，彼方人谓之石漆。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县水也。”这是对石油的形态、性质及用途所作的详细和真实的记录。其中还明确指出石油非高奴独有。从上述材料中还可以发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石油不但被用于照明，而且还用作润滑剂，“膏车及水碓缸”。

随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新疆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这时史书中出现新疆石油的最早记载。《北史》中记载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一带）“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数里入地，状如■，甚臭”①。这里讲的“流出成川”者即石油在地表风化后，大量流出的现象。当时人们把这种石油视作灵丹妙药，认为“服之发齿已落者能令更生，病人服之皆愈”。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也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石油的药用价值。17世纪中亚地区的人们认识到巴库地区石油的药用价值。19世纪初，美国的丹纳用石油制成药品，号称可医治百病。相比之下，中国对石油药用性的认识，要比世界其他地区早得多。

此外，这一时期在石油应用上还有一项重大突破。石油密度比水小，可以漂浮在水面燃烧，不易被扑灭。根据这个特性，人们首次将石油用作火攻原料。北周武帝宣政年间（578），突厥围攻酒泉，酒泉人以石油为燃料，焚烧突厥攻城器具，突厥人用水扑火，火不但不灭，反而愈烧愈旺，突厥军大败。这样酒泉城才未被突厥军占领①。这个战例，在中**事史和石油应用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此后石油逐渐成为火攻武器的重要原料。

人们在对石油认识加深的同时，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国时期，蜀相诸葛亮曾亲往临邛，观看天然气井的壮观景象②。这时临邛的天然气井“深六十余丈”③，如果折成现行公制，相当于138.24米。这样深的井，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天然气井挖凿成功后，如何采气便于利用，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天然气井采气的最早记录见于晋朝张华《博物志》。书中记述临邛天然气井“执盆盖井上煮盐”的采气法。说明最早的采气装置是“盆”，即煮盐的铁盆，反盖在井上④，使井底上升的天然气不致扩散和泄溢。然后“以竹木投以取火”⑤。这就起到采气和利用热能的作用，从而成功地开发浅层天然气。

①《北史·西域列传》。

①《元和郡县志》卷40。

②《异苑》。

③《太平御览》卷869。

④《四川通志》卷59。

⑤《博物志》卷2。

此外，人们还掌握了竹筒采集储存天然气的技术⑥。

这时的天然气，不但被广泛应用，还成为文学作品的重要素材。著名文学家郭璞在其《盐池赋》中写道：“饴戎见轸于西邻，火井擅奇乎巴濮”。左思更有“火井沉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①的佳句。大书法家王羲之因听说四川天然气奇景，写信问友人具体情况，而给后人留下了千古名帖②。秦汉时期，天然气井仅限于巴蜀及陕西少数地区。魏晋时期，发现天然气苗的地区有所扩大。据《博物志》记载，酒泉延寿的人们不但发现了石油，而且也发现了天然气喷出地面燃烧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晋书》中记载炎熙元年（306）五月，“范阳国地燃，可以爨”。地燃即天然气喷出地表燃烧的现象。当时范阳国辖境，相当于今河北涞源以东，固安、永清以西，徐水、容城以北，北京房山区以南的地区，就是今华北油田所在地。一千六百多年前，我国人民就在这里发现天然气，并用于烧饭，这是很了不起的。不久，人们又在这一地区幽州遒县发现了天然气。魏晋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提高，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能力也不断加强，虽然这时还摆脱不了神秘主义的桎梏，认为石油、天然气为“异物”，但对它的产状、性质及用途已有较深刻的了解，并大胆地将这些“异物”用于生产生活的许多领域。这一时期对石油苗、天然气苗的记载，为我国石油、天然气工业的兴起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发现油气显示较多的地区，如玉门、延长、新疆、四川等，都成为后来石油、天然气勘探的重要地区。我国早期的油气田正是在这些史料所提供的范围内建成的。因此，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说是我国开发利用石油、天然气的一个重要阶段。

⑥《华阳国志》云：“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终日不灭也”。《后汉书·郡国志》云：“以竹筒盛之，接其光而无炭也。”

①左思：《蜀都赋》。

②《王羲之汇帖大观》，上海碧梧山庄，1932年据南宋贾似道藏淳化阁草帖影印。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手工业，比起秦汉时期是有发展的。尽管这时期手工业内部分工的部门大致依旧，但品种增多了，产量有所增加，生产技术也有很大进步。”——众所周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巨大的毁灭过程，其手工业比起长期稳定的两汉时期为何还有发展呢？何为这时期手工业内部分工的部门大致依旧，但品种增多了，产量有所增加，生产技术也有很大进步”了呢？显然，这是由于西域佛教文明的输入，导致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形成。而马列狗却对此“言不及义”，他们这是在进行历史研究？还是进行政策说教？这些奴化的俘虏作者，不仅缺乏世界史视野，甚至连东亚史也阙如。他们连中国史里的朝鲜和越南都没有涉及！）

【第三章 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是封建地主阶级特权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密切的关系。本卷综述编已就门阀制度作了简要的叙述，本章继而作更为详细的考察。为了保持论述专题的完整性，两处文中难免有重复的地方。

汉魏以降的“门阀”一语，其形成有一个过程。按“阀”通“伐”，义为功劳。与另一义指资历的“阅”字，往往连用。有无伐阅，乃任用、提拔官吏之极重要条件。考虑伐阅之风，先秦已萌芽。据徐中舒、唐兰先生考证，金文中屡见之“蔑历”，大体就是简阅、称美某人功劳、资历之意。“伐阅一语，就是蔑历一语的变异”①。

本来，伐阅仅与官吏个人相关连，东汉以后因世家大族兴起，一个家族中往往多人出仕，于是出仕者的伐阅便又成为家族荣誉、声望的标志。《三国志·张纮传》注引《吴书》载，张纮草成关于孙坚、孙策经历、功业的文章，孙权读后曰：“君真识孤家门阀阅也”。“家门阀阅”的简化，便是“门阀”。随着魏晋九品中正制之推行和士族之发展，“门阀”之义有时指“土族”、“高门”。《宋书·百官志》称：殿中将军等，“晋孝武太元中，改选，以门阀居之”。《周书》赵贵等传末：“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均其证。但更多的还是相当于“门地”、“门第”的同义语。如《后汉书·宦者列传》末范晔“论曰：刑余之丑声荣无晖于门阀”。《北齐书·赵郡王睿传》：“世宗谓之曰：我为尔娶郑述祖女，门阀甚高，汝何所嫌而精神不乐？”由于两义可以相互补充，覆盖面比较宽，所以本文采用了“门阀制度”一语。

中国中古的门阀制度，整个看来，最主要特征在于按门第高下选拔与任用官吏；至于士族免徭役，婚姻论门第，“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等特征，都是由前者逐渐派生的。所以门阀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当属于政治制度的范畴，社会制度的成分是次要的。只有到了隋唐以后，方才逐渐完全转化为社会制度，并最后退出历史舞台。

本章仅论述主要属于政治制度范畴之时期的门阀制度，到南北朝结束为止，而不涉及隋唐以后。

这一门阀制度，大体萌芽于东汉后期，初步形成于曹魏、西晋，确立、鼎盛于东晋及南北朝前期①，而衰落于南北朝后期。

第一节 门阀制度的萌芽

东汉后期是门阀制度的萌芽时期。

东汉的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②。它们以弘农杨氏“四世三公”、汝南袁氏“四世五公”为其鼎盛标志。然而这些家族贵宠的取得，主要依靠乡举里选，通经入仕，建立在个人才德和儒学传统基础之上，特别是在兴起的前期。

①唐兰：《“蔑■”新诂》，《文物》1979年第5期；徐中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两位先生具体训诂略异，大体意思则同。

①南朝前期指宋、齐，北朝前期指魏太武帝至孝文帝时期。

②田余庆：《论东晋门阀政治》，载《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2期。

大约到了东汉后期，经过长期的酝酿、演变，门阀制度开始萌芽。仲长统说：“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①。这是汉代著作中第一条将选士与“族姓”联系在一起的材料②。所谓“族姓”，或作“姓族”，当指世家大族。《后汉书·朱穆传》：“侍中皆用姓族”。章怀注：“引用士人有族望者”。同书《独行陆续传》也称：“世为族姓。祖父闳建武中为尚书令”。同书《张堪传》称：“为郡族姓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受业长安诸儒号曰圣童”。《群书治要》卷四五引《昌言》说得更清楚，王侯子弟“生长于骄溢之处其行比于禽兽也故姓族之门不与王侯婚者，不以其五品（常）不和睦，闺门不洁盛耶”。可见仲长统虽反对选士论族姓，却仍赞许姓族之门风。这种“姓族”，王侯愿与通婚，而它竟加以拒绝。联系上引材料，除了世家大族，还能是别的哪种社会力量呢。

《三国志·公孙瓒传》注引《英雄记》：“瓒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或问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贵之，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所谓衣冠，即衣冠之族，亦即世家大族。《后汉书·党锢尹勋传》：“家世衣冠，伯父睦，为司徒；兄颂，为太尉；宗族多居贵位者”，是为证。衣冠家子弟自以为当得富贵，不谢人恩，这与仲长统选士而论族姓之说，正好一致。

然而从仲长统把选士论族姓视为“一俗”，将它与“交游趋富贵之门”等庸俗行为等量齐观①，又证明这不过是一种社会风气，远没有形成经国家认可的制度，顶多只能算是这种制度之萌芽。前引《英雄记》提到衣冠子弟自以为当得富贵，然而又限定必须是“有材秀者”，这与后来纯以或主要以门地选士，存在明显区别，反映东汉后期是一个过渡时期，“衣冠子弟”已有一些特权，但“材秀”仍是重要标准。所以公孙瓒在“衣冠家子弟”下提到另一类型“善士”也自以为当得富贵，同样给予压抑。按“善”本吉、美、德行好之义。《后汉书·党锢传序》称党人多“名士”，又说“皆天下善士”。而党人正以德、才著称，见党锢各传自明。可见公孙瓒所以在“衣冠家子弟”之下紧接着又举“善士”，绝非偶然，正是东汉末当得富贵者中，德、才标准仍起重要作用的一个反映。又《英雄记》称公孙瓒“所宠遇骄恣者，类多庸儿”，称“庸儿”，也证明主要着眼点不在门第。

更能说明门阀制度在东汉后期尚未形成的材料，是《后汉书》中的《陈寔传》、《郭太传》。他两人尽管出身贫贱，可是因为“博通坟籍”，或“天下服其德”，不但深受公卿士大夫尊礼，陈寔还多次被推为三公之选，死后“司空荀爽（出身名族颍川荀氏）并制缞麻，执子孙礼”。这在门阀制度形成之后，是不可想象的。《三国志·卢毓传》：毓于曹魏之时两为吏部尚书，前后历五、六年，“于人及选举，先举性行，而后言才”。反映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选举思想和制度，仍重在德、才，反过来也就更加证明东汉后期选举论“族姓”，只可能是一种风气，门阀制度仅处在萌芽阶段。

①《意林》卷五引《昌言》。

②至于仲长统所说“阀阅”一语，则出现较早，见《后汉书》中《章帝纪》、《韦彪传》。不过指的是被选举者个人的功劳、资历，这与“族姓”不同。

①《意林》卷五引《昌言》。

《通典·选举四》记载：沈约认定两汉官吏之选拔、任用，仅是“以智役愚”，尚未“以贵役贱”；裴子野以为两汉取士，“学行是先，名公子孙还齐布衣之士”。这正是门阀制度尚未最终形成的一个有力侧证。

第二节 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

曹魏、西晋是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时期。

曹魏创行的九品中正制，对门阀制度的形成，在形式方面影响甚大，本章将在后面专门论述。这里仅研究一下：当九品中正制与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阶层变化相结合之后，在官吏的选拔、任用上，呈现一些什么特征。最明显、最主要的特征，便是西晋的“二品系资”。《晋书·李重传》：重上奏日，“如（癸酉）诏书之旨，以二品系资或失廉退之士，放开寒素以明尚德之举”。此“二品系资”既为诏书承认，自为一种正式制度，而非仅社会风气。按李重上奏在惠帝元康年间，“二品系资”之制当建立于上奏之前，或许就在晋武帝太康末年。

所谓“二品”，乃中正品第，目的是“平次人才之高下”①，与官品不同。本文试称之为“人品”②。其衡量标准，本为德、才。二品是上品，应由德充才盛者取得。可是西晋竟正式增加一个标准：资。换言之，如果资不够，即使德、才合格，一般也不能取得人品二品。这在门阀制度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当官的功劳与资历。由于资历中可以包括功劳，多半体现功劳，逐渐便简称为资。后来资亦包括父祖的功劳与资历，于是又有了门资、世资等熟语。由于当官的功劳、资历与官位高低往往一致，所以“系资”的最简便办法，便是按本人或父祖官爵高低来衡量。《晋书·卫瓘传》：上疏称九品之制开始“犹有乡论余风”（指根据德、才评定），“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晋书·李重传》：司徒左长史荀组说，“寒素者，当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原（指霍原）为列侯不应寒素之目”。可见，资即指爵位列侯，与卫瓘“居位”之说吻合。按卫瓘上疏于太康五年，“计资定品”大概不久就正式形成制度：二品系资。

总之，大体是先开风气，后定制度。由于在九品中正制下，中正的品第经司徒府批准后，与吏部铨选上个人仕进升迁的迟速，官位的高下相一致，因而实行“二品系资”之后必然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即只有据有较高官位的人及其子弟，可以获得人品二品；只有人品二品才具有铨选和升迁较高官位的资格；而有了较高官位，又可以继续获得人品二品。

①《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傅子》。

长期以来所惯用的“乡品”一词，似不甚恰当。按“乡品”二字最早见《世说新语·尤悔》：温峤因被认为孝道有阙，“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意思是直到官高位显，在评定他的品第时，乡邑总不通过高品。这里“乡品”并非一词，而是乡邑给予品第之意。其用法与《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之“无乡邑品第”略同。把“乡”与“品”勉强凑成一词，与“官品”并举，其毛病首先是二者角度并不一致：“乡品”之“乡”是就由谁给予品第而言，而“官品”之“官”是就何种事物的品第而言。其次，更重要的是“乡品”一词涵义不很准确。因“乡品”与“乡邑品第”并非真由乡邑评定，而是由中正官评定，经司徒府批准，实际上与“官品”之确定出于一源，全都是封建王朝。而称“乡品”则会给人造成是民间评定品第之错觉。基于以上考虑，本文试将“乡品”改称“人品”，指士人德、才之品第，与“官品”角度一致，而不涉及由谁给予品第。据人品，定官品，合乎魏晋指导思想。“人品”一词也有历史根据。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品第就是九等。《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孙楚集》：班固人表“盖记鬼录次第耳，而陈群依之以品生人”。《后汉书·郭太传》注引谢承《后汉书》，经郭太评题，“人品乃定”。《文选》卷四十沈约奏弹王源：“源虽人品庸陋，胄实参华”。当时虽重在门品，但仍反映士人德、才品第原称“人品”。故宋《愧郯录》卷十、《通考·职官二一》俱称“人品”。

所谓资，汉魏之时多称阀阅。如前所述，阀阅本来仅指个人前面已讲，考虑阀阅即功劳、资历之风，先秦己萌芽。可是直到东汉末年，从来没有在制度上规定，必须本人或父祖具有某种阀阅方可取得某些官位①。而至西晋却不同。由于“二品系资”乃硬性规定，加上中正官往往趋炎附势，故意抬高高官显贵及其子弟的人品等第，于是一种过渡性门阀制度，即按官位高低形成的门第差别，便逐渐产生。在这种制度下，高官显贵及其子弟往往据有人品上品，垄断选举，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②。它与汉代四世三公、四世五公的家族相比，存在显著差别。后者在制度上除有限制的父兄任出身外③，没有任何特权；子弟的大部分在未出仕前用裴子野的话便是“还齐布衣之土”。而前者却有“二品系资”。“公门”、“卿门”的子弟，在未出仕前已有很大可能评为人品上品，为以后在仕进上超越虽有德、才，而资不够的官吏及其子弟，开辟了广阔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曹魏、西晋是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时期④。

那么，“二品系资”的“资”，或者说“唯以居位为贵”的“位”，指多高的官位呢？

一般当指官品五品以上官位。这从下述零碎材料中可以推得：《晋书·刘弘传》：郭贞人品四品，在晋本任官品八品的尚书令史①。张昌在荆州起事，用他为官品六品的尚书郎，自是大力提拔，但他“遁逃不出”。荆州刺史刘弘为鼓励此忠君行为，“辄以贞为信陵令（官品六或七品）”，当然也意味不次拔摆。可见适应人品四品的官品，一般当为八品②。

《北堂书钞》卷六八“山简不拘品位”条下引西晋镇东大将军司马伷表：“从事中郎缺，用（人品）第二品。中散大夫河内山简，清精履正，才识通济，品仪第三也”。按中散大夫官品第七；司马佃镇东大将军府之从事中郎，官品当第六③。可见，人品三品一般当与官品七品相适应，如用为官品第六的从事中郎，便算超越品位。不过这种关系大概只限于朝廷官吏，至于地方官吏则要宽一些。《晋书·王彪之传》：为吏部尚书。宰相有命用秣陵令曲安远补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补湘东郡，彪之执不从曰：“秣陵三品县耳，殿下（指宰相司马昱）昔用安远，谈者纷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①，岂可处卜驾驷”，与千石以下制度不同。

①只有西汉初规定需以列侯为丞相，可这只涉及个别官职。

②《晋书·文苑王沈传》。又参《晋书·段灼传》。

③参胡宝国：《魏、西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载《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1期。

④曹魏虽无“二品系资”，但已有九品中正制。由于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制度大体同步发展，紧密关连，“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风气在曹魏后期当已流行，刘毅也批评它是“魏氏之弊法”，所以这里把曹魏、西晋归为一个阶段。

①见《通典·职官十九》“晋官品”。以下凡官品出处均见《通典》。

②《晋书·刘弘传》记载刘弘还用以“孝笃”著称，人品为四品的南郡廉吏仇勃“为归乡令”。按归乡县属晋荆川建平郡，见《水经·江水》注“又东过秭归县之南”下杨守敬疏。上引郭贞之信陵县，亦属此郡。据《晋书·地理志下》，建平郡人口稀少，统县八，户一万三千二百，每县不到一千七百户，在荆州二十二郡中居下等，则县令之官品一般恐为七品，而不可能是六品。信陵县当同。既然官品七品对人品四品来说是拔擢，一般自当与官品八品相应。

③据《通典》“晋官品”，公府从事中郎官品第六，与诸大将军长史、司马相等，则诸大将军从事中郎官品自当第七。但司马伷是皇叔、郡王，身份特殊，故从事中郎或官品第六。

①阎步克以为此处“三品”当作“二品”，方与语气事理相合，见“从任官及乡品看魏晋秀孝察举之地位”，载《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2期。其说是。《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句容县”下曰“晋元帝兴于江左，术之人无才用者邪！湘东虽复远小，所用未有朗比，谈者谓（彼）颇兼卜术得进。殿下若超用寒悴，当令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实未足充此选”。此材料说明：1.所谓三品县、二品佳邑，当指例用人品三品、二品充任县令的县。这两县县令官品应俱为第六②。联系上引司马伷表，证明与人品三品相适应的官品，除了七品，还有六品。曲安远人品当在三品以下，所以用为秣陵今后“谈者纷然”，王彪之当然更拒绝将他补句容令。这和郭贞人品四品，因德行可嘉，被超拔为信陵令，在制度上正好相衔接。2.湘东郡太守官品第五，殿中待御史官品第六。奚朗人品当为三品，任殿中侍御史合乎制度，所以王彪之不置可否。他对用奚朗为郡太守之所以反对，当因官品第五例以人品二品充任，或以人品三品中“人才可拔”者超补，而奚朗两个条件都不够③。由此可见，人品三品、四品例用官品一般都在六品和六品以下，则人品二品以上例用官品一般自当在五品至一品④。《晋书·温峤传》：东晋初上书反对选拔“使臣”“取卑品之人”，建议其资格“不可减二千石见居二品者”。按二千石为汉官等级，相当于魏晋官品四、五品①；二品则为人品。此奏说明：1.所谓“卑品”，自指人品三品以下。2.前考人品三品例用官品为六、七品，则联系此奏，“二千石”即官品四、五品按制度自应以人品二品例用。其所以要提不可减二千石见居二品者”，当因东晋初“卑品之人”因军功等升迁“二千石”的不少，湿峤以为他们不够资格充使臣，所以要限定“二千石”中“见居二品者”。3.温峤的意图也有另一可能，即高官显贵子弟定为人品二品，已起家并历官七品、六品者，经验还不够，不能胜任出使重任，所以建议历练多年，已升至“二千石”以上者充任。

不管怎样，人品二品例用官品四、五品以上当是常制。这样我们便找到了前述恶性循环的一个环节：只有人品二品才具有铨选五品以上官品的资格。则在有关史料奇缺条件下，据此推定下一个循环：只有本人或父祖有了五品以上官品，方可获得人品二品，亦即认定“二品系资”之资，“唯以居位为贵”之位，为五品以上官品，当无大误。

将官品五品与六品之间，定为人品上品和卑品例用官位的分界线，也和其他制度符合：《晋书·礼志下》：西晋元会朝贺，二千石与千石（官品六品）以下礼制截然不同。“王公二千石”可“上殿”向皇帝敬酒，而“千石、六百石（官品七品）停本位”。朝朔望时“二千石以上上殿称万岁”，千石以下只能在殿下祝贺。《晋书·舆服志》：皇帝出巡，“三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河南尹（中二千石）、谒者仆射（二千石）皆大车立乘，为畿内第二品县”，是其证。

②据《通典》，县令官品或六品，或七品。秣陵、句容属丹阳郡，东晋以后，人口仅次于吴、会稽、吴兴诸郡各县，远居全国其他县之上，县令自当为官品六品。参《宋书·州郡志》。

③参见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另外，曲安远、奚朗也有出身寒人，无中正品第的可能。

④当然，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由于官品五至一品位置少，某些官品六品之清要官，也有例用人品二品的，如上举公府从事中郎、二品县县令即是。此外，人品二品之起家官及早年为官，仍得从官品六品以下开始，只不过他们可以较快地升至官品五品甚至三品以上，而人品三品以下一般最高只能升至官品六品。参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260页。

①《隋书·百官志上》：梁武帝于官品九品的文书上注曰：“一品秩万石，第二、第三为中二千石，第四、第五为二千石”。

《南齐书·礼志上》：曹思文上表称，西晋太学生三千人，“多猥杂”，“惠帝时欲辨其泾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子弟）得入国学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

《通典·礼十三》：东晋后期，国子学废已久，孝武帝时尚书谢石请恢复旧制。帝纳其言，“选公卿二千石子弟生（入学）而品课无章，君子耻与其列。国子祭酒殷茂上言：‘臣闻旧制，国学生皆取冠族华胄，比列皇储，而中混杂兰艾，遂令人情耻之。’”“公卿二千石子弟生”当即殷茂所说“冠族华胄”，应该都是门地二品。由于东晋后期官分清浊，门阀制度已经确立（见第三节），而淝水战后，估计门地非二品，因军功升迁四、五品以上浊官或不分清浊之地方官者不少①，而国学一时未加区分，只要二千石以上子弟便予以吸收，这恐怕就是所谓“品课无章”、“混杂兰艾”。由此证明，直到东晋后期，官品五、六品之间这条制度上的分界线，依然未变；而且在一些冠族华胄中，更加重视二千石中人品或门地二品与卑品之别。这是温峤建议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举出一证。《晋书·桓玄传》：篡位前，“置学官，教授（门地）二品子弟数百人”。和孝武帝时相比，学官当即国子学官，“二品子弟”大多数当即“公卿二千石子弟生”。不同的只是桓玄出身第一流高门谯国桓氏，门阀烙印极深，不让学官教授二千石以上浊官等子弟，企图以此笼络门地二品，“冠族华胄”，求得大力支持。

总之，通过以上考证，我们确信，“二品系资”之“资”，是指五品以上官品。而前述由于人品、官品之间的恶性循环所导致的西晋过渡性门阀制度，亦即按官位高低形成的门阀差别，正是以官品五品以上和六品以下出现明显界限，为其主要特征。《晋书·刘毅传》：“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其“寒门”、“势族”的界限便是如此，并非如门阀制度已经确立的东晋以后，是以血缘关系，实质上也就是以血统高贵与否为区分。虽然出身低微，只要升迁至官品五品以上，便成势族；反之，尽管出身东汉以来世家大族，如家族成员官品长期徘徊在六品以下，仍是寒门①。简言之，这一阶段的门阀制度，其大体趋向是官品决定人品和门第高下，在不发生意外的情况下（如族灭，本人不寿而子弟又早夭等），又导致官品进一步提高。这和东晋南北朝大体趋向是门品决定官品，再导致门阀档次的进一步提高，有着显然区别。这种门阀制度，我们其所以称之为过渡性的，主要有以下三点理由：

1.这一阶段德、才仍为评定人品极重要标准。刘毅激烈批评九品中正制，核心便是反对中正评定人品“随世盛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他一再强调“才实”、“才德”，实际上也就是否定了“资”。卫瓘公开反对“计资定品”，主张恢复乡举里选，更是重视才德之证。刘毅、卫瓘都是大臣，两人不但公开上奏，而且武帝览奏后至少表面上“优诏答之”“善之”，这些表明，作为定品标准，德、才虽然逐渐被忽视，但在制度上仍占主要地位。对于“计资定品”的出现，卫瓘在奏文中用了“中间渐染”四字，也证明只是一种风气、倾向，尽管已经十分严重。

①地方官不分清浊及其原因，参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122页，128页。①参见胡宝国：《魏西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载《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1期。

如果以为刘毅、卫瓘上疏时间稍早，“二品系资”之制或许尚未建立，那么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二品系资”已行之后的材料。如前引《晋书·李重传》，司徒左长史荀组在反对评定霍原人品为二品时，除指出他身为列侯，谈不上门寒身素外，还批评他“先为人间流通之事，晚乃务学草野之誉未洽，德礼无闻”。而尚书吏部郎李重为他辩解，只陈述、宣扬他的德行，而不及是否有世祚之资。这决非偶然，正好表明霍原能否进入人品二品，关键在德才。荀组明白，如果霍原“德礼”有闻，则加上世祚之资，岂不更应评为二品，尽管可以不名“寒素”。李重也明白，只要在“德礼”之论证上站得住脚，不管霍原有无世祚之资，都有希望升入二品。最后李重之议得到批准。这正是有了“二品系资”之制后，德才仍为定品极重要标准之证。也就是说，这时官品五品以上之“势族”，其子弟要定为人品二品，虽在“资”上比官品六品以下“寒门”子弟占有优势，但决定因素仍在德、才。如果德、才不够，至少在制度上是不能进入二品的（中正迎合“势族”是另一回事）。相反，“寒门”子弟，德、才够了，仍可以通过“寒素”之目进入二品，虽然此目比较狭窄。

附带一说，从《李重传》可知，晋惠帝曾专门下诏举寒素。又《晋书·隐逸范乔传》：“元康中，诏求廉让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计资，以参选叙。尚书郎王琨乃荐乔。时张华领司徒，天下所举凡十七人，于乔特发优论”。这与上述惠帝诏举寒素似乎是一回事。从尚书郎王琨荐，司徒张华于乔特发优论①，联系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司徒府不从后，沈又抗诣中书，中书复下司徒府，出现荀组与李重辩论一事，证明“寒素”一目极受重视，执行得很认真。东晋以后便不见这种情况了。

和德、才仍受重视紧密相关的现象，便是裴子野所说的，在魏晋，“草泽高士，犹厕清途”①。如出身“兵家子”，少为县小吏、亭子的刘卞，因有才干，最后升为并州刺史、太子左卫率（官品五品）。祖父曾为“苍头”的熊远，靠自己的才干、“忠公”，东晋初升至官品三品大臣侍中、太常卿。“出自寒素”的陈頵，主张“随才授任”，反对“藉华宗之族”取官，仍历官品三品、四品的尚书、州刺史诸官。至于“早孤贫，为县吏”，被轻为“小人”的陶侃，由于吏才、德行，西晋末已升为人品二、三品方得出任的郡中正，东晋初因军功卓著又封长沙郡公，位大司马（均官品一品），更是一个突出例子②。当然，出身寒微因军功而历高位的，南北朝一直不断；可是由“小人”升郡中正的，一般情况下却几乎见不到。《晋书·李含传》：“门寒微”，遭豪族排挤，曾仕不入流的“门亭长”，但因州刺史“素闻其贤”，经过推荐、提拔，终于人品得定二品，并领始平国中正。由此可见，陶侃的殊遇决非个别，这正是两晋之际，亦即由门阀制度初步形成期，向确立期过渡时，德、才标准尚未完全被忽视的反映。

2.这一阶段的户籍，基本上还没有离开官位的士庶区别。这从免徭役之制便可见到。

如所周知，门阀制度确立和鼎盛时期，士族除了铨选上享有特权，还在徭役上享有特权：复除。然而在西晋，《晋书·食货志》载太康法令却是这样规定的。

①据《晋书·张华传》，华从未位司徒，具体人或有误。

①《通典·选举四》引裴子野语。

②以上四人，分别见《晋书》本传。

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古田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八、第九品一户。

关于占田，这里不论。而从荫亲属、荫客规定中，可以清楚看到，享受特权最多的，是现任官吏。他们两者兼而有之，而“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则仅有荫亲属之权。这里的“士人子孙”虽非指现任官吏，但从其与“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并列，数量应该较少，和东晋南北朝一郡一县就有较多的“士人”、“士族”情况不同①。或许主要指的是魏晋时期声望特别高的士人，本人及子孙均未出仕，西晋为了表示对儒学、德行之尊重所以给予某些照顾。如《晋书·隐逸范粲传》：本人是“时望”，西晋时不仕，武帝予以优待，使“以二千石禄养病”。子乔声望也极高，“凡一举孝廉，八荐公府，再举清白异行，又举寒素，一无所就”。这样的士人，西晋肯定不会让其子孙服徭役，所适用的恐怕就是上引太康法令规定。又《晋书·孝友玉裒传》：父王仪为司马昭司马，因直言被斩。裒“行己以礼”，“博学多能”，但一生不仕晋朝，“三征七辟皆不就”。所教授之门人应服徭役，“告裒，求属（县）令”。裒曰：“卿学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荫卿，属之何益！”从“德薄不足以荫卿”句，联系王裒随后送门人至县服役，县令“以为诣己，整衣出迎之”，并免除了该门人徭役等情况看，王裒恐怕也属太康法令中“士人”范围，所以县令对他很礼貌，但他只能荫亲属、子孙，而没有资格荫客包括门生。县令放免其门生，乃属特殊优待，并非法令规定。像范粲、范乔、王裒这样的士人，全国肯定不多。他们之所以能荫亲属，与“先贤之后”取得这一特权一样，道德意义恐重于政治意义，这和东晋以后大量士族复除，主要是王朝借此求取这一社会力量的支持，是有所不同的。近人论证士族身份有无法律界定时，有引此太康法令中“士人”依法可荫亲属，以为“士人”即士族，似是不确的。

如果这种理解不错，则由此可以推断，在魏晋，基本上还没有离开官位，依靠高官显贵父租之血缘关系而享有免役特权的士族。除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士人子孙”等特殊情况外，按制度，有官则可荫亲属以至荫客，哪怕出身寒微，仅八、九品的官吏；如果失官或死去，子孙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出仕，则不但不能荫客，连荫亲属之权也失去，哪怕原来是五品以上甚至三品以上“势族”，也不例外。一句话，在魏晋，离开官位基本上不存在士庶差别。《礼记·王制》：公、卿、大夫、士，都是“官”，其下则为“庶人”，礼制差距极大。魏晋政治、社会制度基本上未脱离这一范畴。士庶之别，乃以官品九品上下为标准，极不稳定。原为庶人，如果出仕官品九品以上，户籍就应注为“士”，享受一些特权。《三国志·王粲传附吴质传》注引《魏略》：“始质为单家，少游邀贵戚间，盖不与乡里相沉浮。故虽已出官，本国犹不与之士名。”可见本来“出官”就应得到“士名”，亦即户籍上注为“士”。吴质因眼中只有京师贵戚，不把“乡里”势力当一回事，所以遭到压抑。另一种情况是，原为官品九品以上“官”，已有“士名”，但如果失官，户籍上则又恢复成编户齐民，作庶人对待，丧失一切特权。士庶区别的这种不稳定性，便是门阀制度处在过渡阶段，只能算初步形成时期的又一特点。

3.由于德才仍为评定人品极重要标准，庶人仕进之路还不算很窄，所以在社会风气上士庶界限并不很严。如东晋南北朝士庶之间几乎不可能的通婚问题，这时却仍存在可能。《世说新语·贤媛》：司徒王浑子王济，为驸马、待中，见一兵家子“有俊才”，“欲以妹妻之”。母钟琰，出身名门（祖钟繇，曹魏三公），也说：“诚是才者，其地可遗。”及至见面后评价说：“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长年，不得申其才用。观其形骨，必不寿，不可与婚。”这表明，地寒如兵家子（低于庶人），只要有才，虽会遭到一些压抑，但在较长时期内仍可“申其才用”。上述兵家子，如果形骨有寿征，则门阀高到三公之家，也将与之通婚。这同样属于门阀制度处于过渡阶段或初步形成时期之特点。

第三节 门阀制度的确立与鼎盛

东晋及南北朝前期是门阀制度的确立与鼎盛时期。

魏晋时期按官位高低形成的门阀制度，东晋以后逐渐转化成按血统高贵与否区别的门阀制度，出现了“膏腴之族”、“华族”、“高门”、“次门”、“役门”等长时期内一般不因官位有无、高低而发生变动的社会等级。北魏孝文帝也进一步接受这种门阀制度，广泛推行。

确立时期门阀制度的特点确立时期门阀制度的特点有三：

一、人品的评定由西晋“二品系资”，犹重德、才，进一步演化成完全以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高下为标准，德、才已不在考虑之列。即所谓“凡厥衣冠（冠族华胄），奠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宋书·恩幸传序》）。因而后来便出现了“门地二品”之用语①。官职的清浊，升迁之迟速，是否达到五品以上清官高位，全都与门阀或门地是二品还是卑庶相适应。《晋书·王述传》：出身第一流高门太原王氏，“人或谓之痴，司徒王导以门地辟为中兵属（官品七品清官）”。王导是东晋开国元勋，他不依德、才，而依门第辟人，自开一代风气。《南史·谢方明传》：出身第一流高门陈郡谢氏，东晋末刘穆评他与另一著名高门济阳蔡廓曰：“谢方明可谓名家驹，及蔡廓，直置并台鼎人，无论复有才用”。就是说单凭门阀，两人今后就有资格当三公（官品一品），何况还有才干。总之，这个时期一般不再是官品决定人品和门第高下，而是门品决定官品。至南北朝，高级士族特权更加制度化。南朝前期有“甲族（高级士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低级士族）以过立试吏”之格，见《梁书·武帝纪上》。第一流高门依惯例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北朝前期魏孝文帝“制定姓族”，全盘接受并推行魏晋以来门阀制度，任用官吏，“专崇门品”，形成“以贵承贵，以贱袭贱”②。

二、户籍上的士庶界限，一般说不再是以九品官品之有无，而是由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高低来划分。《宋书·宗越传》：“本为南阳次门（即低级士族，不服徭役）”。东晋未地方长官赵伦之发觉户籍混乱，乃命长史范觊之加以整顿。范“条次氏族，辨其高卑”，宗越被改定为“役门”，需服徭役。后来宗越以军功升为“扬武将军（官品四品），领台队”，“启太祖（宋文帝）求复次门”，许之。可见，“次门”、“役门”是按“氏族”血统“高卑”决定的；而且一般并不因家族中是否有人出仕及官位高低而变化。否则，如果仍像西晋那样，依官位区分士庶，则宗越已有四品扬武将军军号，自可依军功升迁，荫亲属、荫客，何必请求皇帝批准改回“次门”，按特殊情况处理呢？请求皇帝特批本身，就表明按制度“役门”无法改变。这也就是说，自东晋以后，按制度庶人凭才干虽能取得官位，却无法升为士人，家族在户籍上仍为“役门”。

三、在社会风气上，士庶界限森严，即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

①《宋书·范泰传》。又《晋书·桓玄传》：“二品子弟”，亦门地二品。②《魏书·韩显宗传》。

士族如与比庶人地位还低的工商杂户通婚，刘宋时曾规定“皆补将吏”①，即降为比“役门”还贱的兵户、吏家；北魏则规定“犯者加罪”，并“著之律令，永为定准”②。士族如与庶人通婚，虽打击没有这么重，也会成为门阀之玷。南齐士族王源与寒族满氏联姻，竟遭到御史中丞沈约弹劾，请求免王源“所居官，禁锢终身”。③《魏书·公孙表传》：表孙邃、叡乃堂兄弟，只因叡母出自高门渤海封氏，本人又为第一流高门清河崔氏之婿，而邃母出自雁门李氏，“地望县（悬）隔”，二人声望便大不相同。以至善人伦的祖季真“每云：士大夫当须好婚亲，二公孙同堂兄弟耳，吉凶会集，便有士庶之异”。所谓“当须好婚亲”，更重要的倒不在吉凶会集时人们礼遇高低，而在它涉及仕进升迁的迟速，官品的上下。《魏书·韩显宗传》：称“朝廷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宦”指官之清浊，“婚”就是看是否有“好婚亲”。这和《晋书·杨佺期传》“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的记载，时间虽相差约一百年，精神可说完全一样。此外，《南史·玉球传》：出身第一流高门琅邪王氏，任吏部尚书。“时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上（宋文帝），上尝命球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又说明士庶之际，私下绝不交往。

以上特点，也可以说是门阀制度确立、鼎盛的标志。

下面再就几个有关重要问题，作些说明、考证或推测。

高门、次门形成的原因按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其高门、次门的形成、固定，大概和长时期内一定的人品、官品在一个家族中反复出现有极大关系。

根据现有材料，我们看得比较清楚的高门甲族的形成与固定，便极大程度决定于几代人反复取得人品二品和官品一至五品这一因素。

上节已讲，“二品系资”之资，一般指的是五品以上官品，按制度德、才仍为当时定品极重要标准。虽有资，如无德、才，仍无法评为人品二品以上，从而也就无法最后升至官品五至一品。当然，刘毅、段灼所说的中正官对“势族”的逢迎、照顾，正在逐渐瓦解这种制度，但如果皇权伸张，这种瓦解过程必然较慢，或者说门阀制度不可能很快确立，因为从整个封建皇朝统治着想，迅速抛弃才德标准是十分不利的。可是东晋以后出现了一个特殊环境，加速了上述制度的瓦解过程。即由于种种机缘，东晋王朝君弱臣强，以北方一批“势族”为主，联合江南一批大族，把持了统治大权。如果说西晋“二品系资”尽管对“势族”作了很大让步，着重考虑的仍是整个皇朝利益，所以定品不放弃德、才标准的话，那么东晋制度很大程度上考虑的便是各“势族”利益，皇朝利益必要时得服从这些“势族”利益。于是定品注意德、才，拔擢寒素，自然也就越来越不合潮流。相反，在君权不张情况下，“势族”子弟定品，要比刘毅上书之时受到更多的照顾。估计东晋初期“下品无势族”现象一定更加突出，从而使“势族”子弟除早卒者外，升迁至官品五品以上的或然率更高。

①《资治通鉴》卷一二九大明五年条及胡注。

②见《魏书·高宗纪》和平四年诏、《魏书·高祖纪》太和二年诏。

③《文选》卷四十沈休文“奏弹王源”。

试看以下几个“势族”所达到最高官位的材料（均见《晋书》各传①。每个“势族”只举显赫的一、两支。1、2、3各代表一代人，但不一定是父子关系）：太原王氏：1.王昶：曹魏司空，一品（指官品，下同）。2.王浑：西晋司徒，一品。3.王济：西晋太仆，三品。4.王述：东晋尚书令，三品。5.王坦之：东晋中书令，三品。6.王愉：东晋尚书仆射，三品。

琅邪王氏：1.王祥：西晋太保，一品。2.王裁：西晋抚军长史，五品。3.王导：东晋丞相，一品。4.王洽：东晋中书令，三品。5.王珣：东晋卫将军、都督，二品。6.王弘：刘宋太保，一品。

颍川庾氏：1.庾峻：西晋侍中，三品。2.庾琛：东晋会稽太守，五品。3.庾亮：东晋司空，一品。4.庾龢：东晋中领军，三品。5.庾恒：东晋尚书仆射，三品。谯国桓氏：1.桓颢：西晋郎中，六品。2.桓彝：东晋散骑常侍，三品。

3.桓温，东晋大司马，一品。4.桓玄：东晋太尉，一品。

陈郡谢氏：1.谢衡：西晋国子祭酒，三品。2.谢裒：东晋吏部尚书，三品。3.谢安：东晋太保，一品。4.谢玄：东晋前将军、都督，二品。5.谢混：东晋尚书仆射，三品。6.谢弘微：宋侍中，三品。

泰山羊氏：1.羊忱：晋徐州刺史，四品。2.羊权：东晋黄门郎，五品。3.羊不疑：东晋桂阳太守，五品。4.羊欣：宋中散大夫，四品。

通过以上材料，可以看出：

第一，这些家族除个别人外，全都取得五品以上官品。这种官品和人品二品的结合，并在这些家族中不断重复，不知不觉提高了整个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于是同时逐渐出现一个显著变化：取得高官要职，不再仅看作个人德才杰出和资历深、功劳大的结果，而首先是看作家族血统高贵，秉赋异常的外在表现。上引刘穆之评谢方明为“名家驹”，与蔡廓“直置并台鼎人”，便是反映这种观念之一例。与这种观念上变化紧密相联系，大概也是同步形成的，则是制度上的人品演化为门品。“门地二品”出现了。自负“门地高华”、“膏腴之族”①的风气流行了。就这样，高档次官品与人品的结合和反复取得，导致了高门甲族的形成与固定。

第二，同是五品以上官品，由于也有高下之分，这些家族又区别为第一流高门和一般高门。如泰山羊氏，四代人的官位都徘徊在四、五品之间，所以只是一般高门。据《世说新语·方正》，泰山羊氏与名族琅邪诸葛氏为“世婚”。《世说新语·文学》，羊氏子还与琅邪王氏联姻。这些都是羊氏为高门之证。可是羊欣得罪司马元显，元显竟以他为“本用寒人”的后军将军府舍人以示侮辱，这又表明羊氏并非第一流高门，否则司马元显决不敢如此毫无顾忌。

①参见王伊同《五朝门第》下册，高门世系婚姻表。

①分别见《建康实录》卷十隆安二年九月、及《晋书·王国宝传》。

上举除羊氏以外的五大家族则不同。他们多数达到官品三品以上，而且每个家族全有人取得官品一品，或主持国政，或立下辉煌功勋。太原王浑在西晋有平吴之功。琅邪王导为东晋开国元勋。颍川庾亮及弟庾冰（中书监，三品；车骑将军，二品），先后与王导、何充分主国政。谯国桓温不但很长时间（十九年）掌握“内外大权”，官居一、二品，而且西灭成汉，北伐中原。陈郡谢安、谢玄淝水之战，以少胜多，阻遏了北方胡族之南下，立下不世功绩。这些便大大提高了这些家族的声望，标志了其血统之高贵，使之成为第一流高门。

第三，同是第一流高门，由于达到三品以上特别一品官品时间有早晚，门阀形成时间也就不同。太原王氏、琅邪王氏、颍川庚氏，都是在西晋或东晋初期使有人升至官品一品，并建立功勋，主持国政的家族，所以确立第一流高门地位也早。而谯国桓温建立功勋，取得官品一品稍晚，陈郡谢安更晚，因而家族开始遭到一些轻视。如太原王述不愿与桓氏联姻；谢氏被讥为“新出门户”①。可是终究因为桓氏、谢氏官高功著，其第一流高门地位，谁也无法否认，太原王氏最后仍不得不与桓氏通婚。陈郡谢氏进入南朝，更是后劲十足，与琅邪王氏一起，发展成两支并秀的甲族之甲族。相反，颍川庾氏、太原王氏、谯国桓氏因在东晋稍晚和末年的激烈政治、军事斗争中几乎族灭，后人在南朝官位较低，很少取得三品官品，无一升至一品，所以尽管仍是高门，已从第一流宝座上跌了下来。

总之，在东晋君弱臣强的特殊环境里，以上几个“势族”，由于种种机缘，几代人中反复取得人品二品和五品以上官品，于是逐渐形成、固定为高门甲族。其中较多取得三品以上，特别一品官品的“势族”，又形成、固定为第一流高门。这样，由于个人官位显赫而形成的“势族”，通过家族几代人中的官位显赫，便起了质的变化，而发展成以家族血统高贵为标志的高门甲族、膏腴之族了。

《新唐书·柳冲传》：柳芳记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云“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虽然其中“四姓”之说，可能有些问题①；是否主要以北魏官爵为标准重定门阀高下，也值得怀疑（见后）；但祖上如无魏晋官爵，便依三代人在北魏反复取得官位上下，确定门第高低，这恐不会是孝文帝创造，应该承袭有自，可作为前述东晋高门甲族形成、固定原因的一个侧证。

以上是高门。

次门大概是由刘毅所说的“寒门”中经常评为人品三品至九品，反复充任一般最高达官品六品的家族固定而成。可举彭城刘氏家族为例。据《宋书》纪、传，刘裕父系、母系、妻系三代官位可查者十三人①。

①分别见《晋书·王述传》、《世说新语·简傲》。

①据《资治通鉴》卷一四〇建武三年“魏主雅重门族”条，及胡注，“四姓”指卢、崔、郑、王，而不是甲、乙、丙、丁。依柳芳说，“四姓”位在膏梁、华腴之下，亦与该条所载太和十九年诏（又见《魏书·官氏志》）推崇“四姓”而不及其他的精神不合。

①因为刘裕父亲可考者人数太少，所以把母系、妻系也一并统计。好在当时婚姻论门第，官位高下应接近。参见祝总斌：《刘裕门第考》，载《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1期。

除一人于制度尚疏的东晋初位至五品清官散骑侍郎，三人位至清浊不分、官品五品的郡太守外，其余多数（七人）均位在官品六、七品之间（如尚书郎、治书侍御史、县令等）；还有两人则是东晋后期高门所不屑为的郡功曹。试将这些官位和上述泰山羊氏相比，虽然两者有的是交错的，如都有郡太守，可是就整体看，则有明显区别。泰山羊氏这支可考者十八人②，一人早卒，其余十七人，官品五品以上者十二人。十二人中五人为刺史、太守，七人为清望美官（如黄门郎、中书郎），包括三品、四品各一人。剩下五人，也全为六、七品清望官（尚书郎二人；车骑掾、卫军功曹、州别驾各一人）。对比之下，刘裕家族包括婚姻家族，主体官位在官品六、七品，且杂有低微官职。而泰山羊氏这支主体官位在官品五品，且除不计清浊之刺史、太守外，均清望官。所以一个当为次门，一个则是高门，界限是清楚的。

刘裕家族在次门中品第又是比较高的。据《宋书·武帝纪》：“初为冠军（将军）孙无终司马”。冠军将军为位次很后的三品军号，其司马官品大约在七、八品官品之间。如所周知，刘氏家族到刘裕时已破落得很厉害，“盛流皆不与相知”。可是起家仍为司马，这只能用门品在次门中还较高来解释。类似情况还有刘牢之、刘毅、刘迈、何无忌、檀凭之等人。如刘牢之虽“世以将显”，但第一流高门玉恭曾当众拜他为兄，自亦次门。他的起家是谢玄建武将军参军。建武将军虽为四品军号，但谢玄还“监江北诸军事”，独当一面，所以刘牢之的参军，当与刘裕的司马官品相仿①。估计他们的门品（原为人品）当在三品。

次门中品第比较低的大概由经常评为人品四品以下，反复充任一般是官品八、九品的家族固定而成。它们就是后来常见的“寒微士人”或“人士之末”②。宗越可能本来就是类似门第，所以比较容易降为“役门”。东晋末，刘宋初的鲍照，虽起家宋临川王（刘义庆）王国侍郎（官品八品），可是如考虑他“家世贫贱”，因刘义庆“爱其才”，给予优待，实际上与“人士之未”巢尚之因得君主赏识而“补东海国侍郎”情况略同，应该也是“人士之末”，原来起家官恐只能是官品九品，而与刘牢之、刘裕有别③。出身这种门第，一般情况下如要充任供士人铨选的官位，恐终身只能徘徊在八、九品官品之间④。可是鲍照因为有才干，所以除历清浊不分的、官品达六、七品的海虞令、秣陵令、永嘉令外，还升至一般供士人铨选的太学博士（七品）和前军刑狱参军（七品），超越了门第应得官品。不过也正因原来门品太低，官位也就到此为止，五十多岁死去，迄未再升进。

至于役门，本魏晋以来之庶人，亦称寒人，当由无人品、无任何官位，或即便入仕，也只能反复充任不入流寒官的家族固定而成。因为史书中这方

面记载极少，所以只能作此推测。

②参见王伊同：《五朝门第》下册，高门世系婚姻表。

①参《晋书·刘牢之传》、《世说新语·文学》“桓玄下都”条注引《续晋阳秋》。

②分别见《隋书·百官志上》、《宋书·恩倖传》。

③参见《鲍参军集》虞炎序；巢尚之情况见《宋书·恩倖传》。

④其所以认定“人士之末”官位徘徊在八、九品之间，是因据《隋书·百官志上》所记梁、陈“寒微士人”充任的流外七班，正好是东普、宋、齐的官品八、九品，考证见后。又以理推测，士人出仕，这类门第官吏数量最多。可是因他们门品低，官位又不高，很难有什么事迹，故史书极少为之列传。偶尔有记载，也只是其中极个别因特殊机遇而超越了门第应得官品的人物。巢尚之、鲍照即其例。我们决不能据此便忽视“人士之末”按制度绝大多数当徘徊在八、九品官位间的事实。

以上由于一定人品、官品在一个家族中反复出现而形成、固定的门第，最后都要经过一定手续，由皇朝认可。东晋以后多次进行土断和整顿户籍，主要目的是为了固定和增加剥削对象，则在这同时认可或调整高门、次门、役门等，是十分必要，完全有可能的。前引《宋书·宗越传》，东晋末赵伦之镇襄阳，使长史范觊之整顿户籍，改定宗越为役门，其事虽然不是全国性的，却足可说明，门第之形成、固定，须经封建政权认可，后者有权整顿、调整。《南齐书·王僧虔传》：为会稽太守，“听民何系先等一百十家为旧门”。被劾，“委州检削”，“坐免官”。所谓旧门，乃士族之泛指。虽然这条材料时间稍晚，但东晋南朝制度一脉相承，南齐“旧门”之固定须要地方长官批准，其制应沿袭自东晋。

以上还表明，两晋门阀制度之确立，有一个按官位高低区分的“势族”、“寒门”、庶人等，向按血缘关系区分的高门、次门、役门等发展的过程。前者与后者虽不能截然分开，但也不能等量齐观。

《晋书·石勒载记下》：“勒清定五品，以张宾领选。复续定九品。署张班为左执法郎，孟卓为右执法郎，典定士族，副选举之任”。这个“士族”指的是过渡阶段的“势族”加“寒门”呢？还是确立阶段的高门加次门呢？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决不能把它理解为按血缘关系区分的士族。

首先，石勒所清定的“五品”、“九品”，指的是人品，而不是门品。

《晋书·石季龙载记上》所载石虎诏书，对我们理解石勒这一措施大有帮助。该诏书称：“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虽未尽弘美，亦缙绅之清律，人伦之明镜。自尔以来，遵用无改。先帝（石勒）创临天下，黄纸再定，至于选举，铨为首格。自不清定，三载于兹，主者其更铨论，务扬清激（遏）浊，使九流咸允也”。这就表明，石勒、石虎只不过照搬了曹魏之制，并无发展。意谓“扬清激浊”中之“清浊”，也只是指的人伦上的清浊①，竟谓要严格按德、才定品。这和后赵统治状况也相适应。当时西晋原“势族”、世家大族之留中原者，多不愿与石赵合作。为稳定统治，石赵固然不放松对他们的争取，下令“不得侮易衣冠华族”（《晋书·石勒载记下》），即其一例；但更重要的则是把希望寄托在愿意为自己效劳的一般士人甚至庶人上。清定五品，续定九品的对象应该就是这些社会力量。主持选举和清定人才的张宾，当即属西晋的“寒门”②，亦其证明。因而石勒所“典定”的“士族”，应该就相当于西晋人品九品、官品九品以上的官族。目的是通过定为“士族”，给予荫亲属、荫客特权，进一步笼络他们，使之死心塌地忠于自己。也就是说，石勒所典定的士族身份，失官也就失去，应大体与西晋一样，而和门阀制度确立时期的士族不同。这是因为石勒之时还不具备形成后者的条件。从以下几条材料，也可看出石勒以及随后很长一个时期的士族，是按官位高低区分的：《晋书·石勒载记下》：“徙朝臣掾属已上士族者三百户于襄国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领之”。按“公族大夫”见于《左传》。成公十八年载：晋荀家等为公族大夫，“使训卿之子弟共俭孝弟”。石勒似采此制。故第一句话当理解为朝臣凡椽属以上之家族，称士族，统被迁徒，由公族大夫领之。此按官位定士族之一证。

①《晋书·刘毅传》：指责中正定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废褒贬之义，任爱憎之断，清浊同流，以植其私”。石氏之清浊即此处之清浊，并非官分清浊之清浊。《论衡·累害》“清浊殊操”。《论衡·命禄》“操行清浊”，刘毅、石氏清浊之涵义与此略同。

②据《晋书·石勒载记下》，张宾，赵郡人。并非望族。敦煌发现的唐代姓望资料，赵郡无张氏即一侧证。参见《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王仲荦、唐耕耦两文所举氏族谱。张宾父张瑶，官止中山太守。西晋重内轻外。祖上无显宦，仅一代官止太守，也不可能是“势族”。

《晋书·苻坚载记上》：苻坚建太学，“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行礼于辟雍（太学），祀先师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脩释奠焉”。这“公卿以下子孙”、“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以前引石勒措施例之，恐即“士族”。可见直到苻坚之时，太学入学资格仍和西晋以官位高低为标准之制同①，而与东晋末桓玄置学官教授门地二品子弟之制异，则在石勒之时岂能形成按血缘关系区分的士族。

我们知道，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原王朝更迭频繁，与东晋不同，加上胡汉隔阂的存在，所以门阀制度确立的时间也比较晚一些。《晋书·慕容宝载记》：“定士族旧籍”，时在公元396年，或许这才是北方门阀制度确立的一个反映。既称“定”，就不是沿用，而是新定。又称“士族旧籍”，恐怕指的是后燕以前旧的户籍上的士族。在这以前，如石勒等全都按出仕本朝的官位高低，将九品以上定为士族。而一般不承认被推倒王朝户籍上之士族，除非他们归附了本朝。从慕容宝开始，对旧籍上士族不再一概否定，即便未出仕新朝，根据情况，不少人仍可予以承认。“定士族旧籍”的内容或许就是如此。另外，从永嘉末年以来，留在北方的某些世家大族，如范阳卢氏、河东裴氏等，每个胡族王朝上台，全都有人出仕，而且位居公卿，经过几代，家族声望大大提高，成为不管出仕与否，胡族王朝全得考虑依靠或拉拢的力量。这些情况，大概就是慕容宝其所以要“定士族旧籍”的一个客观动因。当然，南方东晋门阀制度的确立，对之也有很大影响。

役门之出仕及出仕后免徭役问题在门阀制度确立之后，高门、次门、役门等已经固定，一般并不因家族中是否有人出仕以及官位高低而发生变化。这种制度十分有利于高门甲族，而不利于次门、役门等。许多特权，特别是出仕中升迁迅速，轻易取得美官、高官等特权，被高门甲族垄断，长期把持，次门特别役门等，很难染指。不过，为了维护整个王朝的统治，高门甲族又不能把什么事务都包下来，特别是他们鄙薄的武事、吏事，必须依靠次门、役门以至兵户、吏家去承担。为了鼓励他们的积极性，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以下制度：第一，虽为役门等，但如果仕至官品九品以上，在职期间，本人和家族沿用西晋太康旧制，仍可免徭役（官品九品以下大概不能荫族）。只不过去职之后仍须按“役门”等门第服徭役。和高门、次门无论在职、去职均享有免役权相比，这种优待是很有限的，可是毕竟对役门等为王朝服务的积极性，是一个不小的刺激。

第二，推行西晋已经萌芽的官分清浊之制，使之逐渐确立①。

①西晋官品五品以上入国子学，六品以下入太学；前秦只有太学，卿大夫、士以上元子入学。两者具体规定虽不同，但按官位入学之精神是相同的。

①周一良：《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一文有详论，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这一制度一方面可以刺激役门等贡献个人才能，为皇朝效力的积极性。因为根据这种制度，高门所不愿为、不屑为的武官和吏事烦杂的文官虽不是清官，但品级并不低，有的高到三品以上，在统治人民，指挥战争上，权力很大。另外还有不分清浊的地方官（县令、太守、刺史），取得一定官职的役门等，也可升任①。另一方面又不影响高门甲族的优越地位。因为役门等不得为清官，清官必须由士族铨选。清官不但社会声望远高于官品高的浊官、武官，而且升迁迅速，易于飞黄腾达。特别是朝廷大权掌握在高级士族手中。他们虽鄙薄武事，但还是通过文武兼任或文武迭任方式，紧紧抓住军事长官（如各地都督）的位子。

这些就使役门等官位虽高，也只能从属于高级士族，为他们服务。《晋书·陶侃传》：庾亮抵抗苏峻失利，“亮司马殷融诣侃谢曰：“将军（指庾亮，时以护军将军为征讨都督）为此，非融等所裁。’将军王章至，曰：‘章自为之，将军不知也。’侃曰：‘昔殷融为君子，王章为小人；今王章为君子，殷融为小人。’”殷融出身陈郡殷氏，是名族；所任将军府司马，也是士族常出仕的幕僚性质之武官。王章事《晋书》仅此一见，不知详情，推定出身将门。陶侃的意思是：殷融本来出身名门，故是君子，王章出身将门，故是小人。但现在殷融作为幕僚，打仗失败后，归过于府主，而王章却风格甚高，肯替庾亮承担责任，故从思想品质言，两人倒换了位置。按王章敢于替庾亮承担全部责任，陶侃也没有斥他不够资格，可见其将军官品不低，权力不小，但他从门第言，仍是小人，和殷融存在士庶之别。《晋书·郭默传》：“少微贱，以壮勇事太守裴整，为督将”。以后虽逐渐升至官品颇高的后将军（三品）领屯骑校尉（四品），但仍被官品与他相等，然出身大族的平南将军刘胤视为“小人”。这种制度和风气，正是又拉拢“小人”，又保证“君子”优越地位的手段。

第三，如果役门等因功勋能够升至官品九品以上，甚至五品以上职位，子弟又能小心谨慎，将以上官位接连保持两、三代，还可以改换门庭，成为高门或次门。如彭城到彦之曾以担粪自给，显属役门。但自因军功封侯，升至护军将军（四品），第二代位至州刺史（四品），第三代位至五兵尚书（官品三品），到氏便升为高门①。这种制度与风气，对役门等为王朝服务的积极性，是个更大的刺激。当然，由于高门甲族的压抑与排斥，以及当时役门等家族本身文化素质的限制，取得高官要职并维持两、三代的，几如凤毛麟角；但将六至九品官位保持两、三代，升为次门的，虽然不多，却也不能算很稀罕，特别南朝。

以上为役门等出仕的制度。

至于次门，本为士族，无论出仕与否，均免徭役，自比役门等优越。但在高级士族掌握统治大权的东晋，同样受到压抑，仕途升迁困难，因此对待他们也有个如何调动其积极性问题。估计上述关于役门等出仕的制度，有的①关于地方官不分清浊的原因，宫崎市定以为是西晋行甲午制，“凡选举皆先治百姓，然后授用”（《晋书·王戎传》），世族、寒门均得先经宰县，故无法分清浊。其实西晋官分清浊仅处萌芽时期，地方官恐怕还不存在是否分清浊的问题。而到东晋，并未继续推行甲午制。地方官其所以不分清浊，很可能是因为统治地方，事务极烦杂，边境还有战争，原则上无法排斥让有才干的役门、将门充任：但地方上有丰厚剥削收入，高门都力争当外官，因而清浊之分也就无法适用地方官。

①《南史·到彦之传》：彦之孙到■竟讥琅邪王晏官职“清华所不为”。侄到溉位吏部尚书。到氏门阀自己成高门。

固然与次门无关（如出仕九品官以上免徭役），有的则大体也适用于他们。如次门虽有取得清官资格，但所得官位除清度低外，品级也不可能高，因为高级清官多为高门把持。因此次门也往往把出仕武职或清浊不分的地方长官，作为晋升的终南捷径。而且应该说，在东晋，通过这一途径取得高官的，次门因为条件稍优，数量要多于役门。同样，次门两、三代中保持五品以上高官升为高门的，可能性也大于役门等，南朝前期材料稍多，见后。

以下着重讨论一下役门等出仕后的免徭役问题。

如上所述，役门如仕至官品九品以上，去职后不能免徭役，但在职期间，依太康制度，是可以荫三族的。然而自刘宋，元嘉年间起，发生了对役门不利的变化。

《宋书·索虏传》：（元嘉二十七年）军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献金帛等物，以助国用又以兵力不足，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参议发南兖州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居职从事，及仕北徐、兖为皇弟皇子从事，庶姓主簿，诸皇弟皇子府参军督护、国三令以上相府舍者，不在发例，其余悉倩暂征行。唐长孺先生认为：“虽然这里没有说凡充任上举官职的才是士族，但既承认其免除兵役权利，实际等于宣布这些官职是最起码的士族标识。”又指出“寒人”如仕至这些官职，“也当认作准予荫三族的起码士族。”①此说可酌。这似是把役门、寒人仕至这些官职免役，与是否士族这样两个不同的问题混淆了。诚然，士族中层次低的，往往充任这些官职，甚至高门也有起家或历官州从事的，然而仕至这些官职的，却不限于士族，也可以是役门、寒人。如《宋书·武念传》：乃“三五门”，即仕至宋孝武帝当皇子时，军号抚军将军，任雍州等州都督的“参军督护”。唐先生自己也举了好几个寒人仕至参军督护、国三令的例子。可是这些人怎么能因此便“认作准予荫三族的起码士族”呢？试看下例：《南史·江敩传》：宋末齐初，寒人纪僧真得君主宠幸，自小吏仕至中书舍人（官品七品，士庶杂选）、尚书主客郎（六品清官）、太尉中兵参军（官品七品），官位都高过皇弟皇子府参军督护、国三令。可是他仍非士族。他对齐武帝说：“臣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意即将门第改为士族）”。帝曰：“由江敩、谢■，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结果纪僧真碰了一鼻子灰，叹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考永明年间，江敩任司徒左长史，谢■为吏部尚书。当时纪僧真必仍为役门或吏家，武帝是要他找江敩等将出身或门第改为士族①，而江敩予以拒绝。《江敩传》又称：“时人重敩风格，不为权幸降意”。这既说明当时权幸改变门第的不在少数，一般司徒左长史、中正无此“风格”，所以江敩为人所重。另一方面又说明如不经一定手续，即使在君主示意下仕至清官，甚至更高的三品以上文职大臣（如南齐王敬则、陈显达，均位三公），也非士族。

①参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71页及72页注一。虽然唐先生在作出上述论断前曾说“规定最起码的士族起家官是在元嘉二十七年”。似乎要讨论起家官，可是因为何尚之议一个字也没有涉及起家问题，所以在具体分析中实际上主张仕至这些官职就是“起码士族”。

①这当中定有一套制度和手续，因史料阙如，试推测如下：凡士族均有门品，归司徒左长史掌管，吏部尚书则据品铨选。而役门等仕至官品九品以上，大概仍无门品，与司徒左长史不发生关系，直接由吏部尚书根据另一套制度铨选。要改士族，不但要司徒左长史准予定门品，而且也要吏部尚书将其铨选由役门等改为士族铨选系统，这就是为何要找江敩、谢■两人之原因。

再举一例：《文选》卷四十《奏弹王源》一文反映南齐士族王源因与寒人满氏联姻，遭到御史中丞沈约弹劾，此事前已提及。而据沈约文，满璋之官“王国侍郎”。如是皇弟皇子王国，则侍郎官位高过“国三令”；如王国等级较低（如嗣王），待郎官位也大体与皇弟皇子“国三令”相等。如果仕至这一官职就被认作“起码士族”，便不会发生弹劾问题。实际情况是：沈约虽提到了这一官职，却不把它当一回事，仍从血缘上揭发：“窃寻璋之姓族，士庶莫辨王满连姻，实骇物听”。这又证仕至这些官职的寒人仍是役门、庶人，不是士族。那么何尚之的建议如何理解呢？

便是要求进一步改变西晋太康制度，压缩官吏荫族特权。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在这之前，即便役门，凡官至九品以上，在职期间均可荫族，这是沿袭太康旧制。可是自东晋门阀制度确立以后，高门、次门不管出仕与否均可免役；再加上战争频繁，役门等立功升至官品九品以上者日多，这样，可供王朝役使的对象便在减少。到元嘉二十七年，军旅大起，“兵力不足”，怎么办呢？对士族不敢碰，便在役门头上做文章。依何尚之议，仅只征发“三五民丁”，即“三五户”亦即役门之民丁，但实行一个新制度，即将三五户中本来出仕至九品以上官位所享有的荫族权予以压缩，改定为大体官品七、八品的州从事、皇弟皇子国三令等方能享有。为了缓和这些被剥夺荫族权之寒官的不满，规定“悉倩暂行征”，意即只此一次，下不为例，而且限于兵役。可是因为整个说来，徭役、兵役等需大于供，这个口子一开，便收不住了，不但后来征行照此办理，而且也适用于其他徭役、杂役。太康制度便改变了。这是门阀制度确立，高门甲族掌握大权（何尚之即高门），压制役门、寒人的又一表现。据《宋书·羊玄保附羊希传》记载：为尚书左丞，在离元嘉二十七年不久的大明初建议改变旧制，允许官吏占山护泽，官品第一、第二听占山三顷，依次递减，七、八品听占一顷五十亩，而九品却与“百姓”同，仅听占一顷。这种压制绝大多数由役门、寒人充任的九品官吏特权的作法，与何尚之议的精神正好遥相呼应（泰山羊氏亦高门），可作为前述对元嘉二十七年改制新看法的一个旁证。

附带一说，史学界有认为出身州从事是起码的士族标志，我们觉得这个论断尚可斟酌。按《隋书·百官志上》，萧梁天监官制改革后，门地二品者官分十八班，门地不登二品者为“寒微士人”，又有流外七班安置他们。这流外七班，大体相当于晋宋八、九品官位（考证见后）。我们知道，寒微士人也是士族，数量较多。《南齐书·陆慧晓传》：山阴一县课户二万中资产超过三千者，占一半以上到三分之二。可“凡有资者，多是士人复除”。从这句话虽无法断定其绝对数字，但绝不止三百、五百户是可以肯定的。其中大多数当为层次比较低的寒微士人。这些士人，据天监官制，需经历了流外七班，方能登流内一班。州从事属于哪一班呢？如按南兖州班次最低的文学从事和皇弟皇子北徐、北兖州班次最低的文学从事言，分别是流外六班和五班，略相当于刘宋官品八品。如按扬州、南徐州西曹祭酒从事、议曹从事言，则是流内一班，略相当于刘宋官品七品。把起码士族之标识定为出身州从事，则出身梁流外四班至一班，或刘宋官品九品的寒微士人，岂不被排斥于士族之外，成了役门了吗？这不可能，也不符历史事实。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问题，还需对唐先生据以论断的两条材料加以考证。一条即《宋书·索虏传》何尚之参议，上面已经指出它一个字也没有涉及起家官，其中免役资格与是否士族不是一回事。另一条材料为《南史·庾革传》，原文如下：“后为荆州别驾。初，梁州人益州刺史邓元起功勋甚著，名地卑琐，愿名挂士流。时始兴忠武王憺为州将，元起位已高，而解巾不先州官，则不为乡里所悉，元起乞上籍出身州从事，憺命荜用之，荜不从遂止。”

这段记载具体史实有误，见《廿二史考异》卷三七，但不影响我们讨论的问题。唐先生把“名挂士流”理解得太实，以为邓元起只想要个起码士族身分，以便“取得士族荫族特权，首先是免役特权”。可是原文明明说“解巾不先州官，则不为乡里所悉”，首先是为了社会声望。如果这一动机是事实，则在大量寒人通过非法手段“改注籍状，诈入仕流（起码士族）”的南齐（《南齐书·虞玩之传》），仅仅改为起码士族是否能满足他的愿望呢？考南齐永元末邓元起已历官槐里令、弘农太守、武宁太守（官品五品），地位虽不高，也不算低（《梁书·邓元起传》）。所以所谓“愿名挂士流”，恐怕不只是想取得一个起码士族或寒微士人身分，而是一句谦词，实际上是想取得较高门品和地望，让“乡里”羡慕。试看邓元起终于争取到的皇弟皇子荆州议曹从事，据《隋书·百官志上》载，在梁流内一班，略当宋齐官品七品，大体是层次较高之低级士族或一般高门的起家官。《宋书·王玄谟传》：出身太原王氏不发达的一支，上代多郡太守，起家徐州从事史。

《南史·顾琛传》：出身吴郡顾氏。曾祖和，晋司空，祖、父并七品清官，琛“起家州从事”。《南史·张岱传》：出身吴郡张氏，祖敞度支尚书，父裕都官尚书，均官三品，岱起家州从事。由此可见，州从事是一种趄点稍高的起家官，恐不是起码士族或寒微士人的标志。

士族队伍的变化和梁武帝改制在东晋社会渐次形成、固定的高门、门地二品，直到东晋末年数量仍是不多的。如前面已引，东晋末，桓玄为了笼络人心，“置学官，教授二品子弟数百人”。据《通典·职官十九》，晋代内外文武官六八三六人（官品九品以上），其中内**四人，外五九四二人。我们无法知道桓玄的“二品子弟”是否包括外官中门地二品，姑且全按内官计，如一官有子弟二人，则全部内官共得子弟一七八八人①，“数百人”只能是其中一部分。如果数百人中再扣除虽门地二品，然未出仕户之子弟，则不难看出九品以上内官中大部分必由门地三品以下官吏组成。然而正是这少数门地二品，特别是其中第一流高门掌握统治实权，形成东晋“门阀政治——皇权政治的变态”②。可是到东晋末年，随着高级士族，特别其中第一流高级士族的腐朽，门阀政治无法维持下去了。

①《通典》记载的当是西晋官数，但东晋大概减少不多，因《通典》同卷记刘宋内官八二三，外官五三四九，东晋当相仿，故此处不再区别。

②田余庆：《论东晋门阀政治》，载《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2期。

大体从东晋末至南朝前期士族队伍发生如下变化：第一，随着宋、齐两代皇权政治的恢复，原为低级士族的皇族，凌驾于高级士族之上，成为享有种种特权的特殊高级士族，只是文化素养、儒学传统一时还跟不上，特别在刘宋③。这一状况在政治上形成两个特点：一是皇帝重视吏事，往往信用气质比较接近、长于吏事的寒人、役门为近臣（如中书通事舍人），甚至倚为顾问，造成“寒人掌机要”之局面。另一特点是皇族本身也长于吏事，他们与皇权存在矛盾甚至尖锐矛盾，但在一定条件下，又往往成为皇帝信用的另一对象，而且官位远高过寒人近臣。以刘宋六十年统治言，皇族任尚书令或录尚书事之时即占三十六年。扬州刺史掌握京都地区军政大权，前后十七人，皇族即占十二人①。

第二，在宋、齐，原东晋第一流高门太原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都没落了。王、谢两族虽仍显赫，但真正得君主信任，执掌实权的，却极少，并各有其特殊原因。如齐代的王俭，前后任尚书仆射、尚书令共十年，除了本人才干外，主要是以死心塌地投靠萧齐，为宋、齐禅代竭尽智力的代价换来的。这种情况，在第一流高门中极为罕见。由于此故，陈郡谢氏在宋、齐两代无一人任尚书令、仆射。其他琅邪王氏即便入选，也多为形式。如王球即一著例：为仆射，装病，“朝直至少”，以至录尚书事江夏王义恭要“以法纠之”，因宋文帝称他为“时望所归”，“遂见优容”（《南史·王球传》）。第三，低级士族和高级士族中声望稍低的家族，相继配合皇族执掌大权。如上述刘宋的尚书令或录尚书事，皇族充任以外的二十四年中，徐羡之、傅亮、柳元景、袁粲任职一共占去十六年。徐羡之、傅亮被琅邪王氏轻为“中才寒士”、“布衣诸生”，实属于一般高门。袁粲虽出自著名高门陈郡袁氏，但袁粲这一支却“饥寒不足”，走向衰败，父袁濯早卒未仕，母“躬事绩纺，以供朝夕”。袁粲于宋孝武帝世飞黄腾达，升至吏部尚书。因凌辱“寒士”，孝武帝大怒，揭其底曰：“袁濯儿不逢朕，员外郎（即员外散骑侍郎，官品五品）未可得也，而敢以寒士遇物！”见《南史·袁粲传》。这话一方面表明袁粲门第并不显赫，另一面也反映或许孝武帝正是有意识重用这一类门第的人，以压制第一流高门的。后来宋明帝临终赐“门族强盛”的尚书左仆射琅邪王景文死，相反却以尚书令袁粲为主要顾命大臣，可能也与这种指导思想有关。柳元景上代最高位不过清浊不分的郡太守，本人以武功显，原来当是低级士族①。仕于东晋南朝的这一支河东柳氏，似自元景以后方升高门。刘宋六十年，尚书仆射中原次门更多。如孟f、刘延孙、刘遵考、刘秀之、颜师伯、刘勔、柳世隆均是。其中颜师伯就是一个颇有军事、政治才干，深得宋孝武帝宠幸，而又被袁粲轻视的“寒士”。刘延孙与皇室本非同族，但因有军事政治才干，宋孝武帝与弟竟陵王刘诞发生矛盾时，竟破例“与之合族”，以便用他为“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的南徐州刺史，以防刘诞（时诞为都督南兖州等六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镇广陵。南徐州刺史所居京口与广陵正好隔江相对）。从刘延孙两任尚书仆射，官至侍中、车骑将军，并两领徐州大中正推测，他这时肯定已由次门升为高门了。像颜师伯、刘延孙③《宋书·明恭王皇后传》：出身琅邪王氏。明帝在宫内“裸妇人观之，以为欢笑”。王皇后“以扇障面”曰：“为乐之事，其方正多外舍（指娘家琅邪王氏）之为欢适，实与此不同”。明帝大怒。而皇后兄王景文闻之则赞后“刚正”。此即两种门阀差别的一个表现。

①以上俱见万斯同《宋将相大臣年表》。

①《唐书》卷七三《上宰相世系表》称柳氏西晋有吏部尚书柳轨、侍中柳景猷，恐不可靠。《晋书》无柳景猷其人，柳轨只是尚书郎，见《贾充传》。据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西晋吏部尚书也无柳轨。所以柳元景侄柳庆远，《梁书》本传称他“世为将家”。

这类原低级士族，数量多于一般高门；而且和东晋之时比，儒学修养、文化素质正在日益提高，已越来越成为巩固封建王朝统治的重要力量。

第四，不少役门、寒人靠吏干、军功升至较高官位，经过钻营，依合法手续，将户籍改为士族。如上述宗越请宋文帝特批，邓元起请随王萧子隆照顾均是。此外，还有更多役门、寒人通过贿赂等非法手段，改注户籍。据沈约说，不过“用一万许钱”贿赂，便可使“昨日卑微，今日仕伍”。因为人数相当多，竟造成“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缺，职由于此”（见《通典·食货三》）。不过，以上两类役门、寒人转成的士族，一般说社会声望还较低，绝大多数乃是寒微士人，政治上作为、影响不大。

总之，在皇权政治得到恢复的宋、齐两代，士族队伍发生的变化是：原东晋一流高级士族声望虽然更高，实权却进一步丧失。原为低级士族的皇族彭城刘氏、兰陵萧氏，转为特殊高级士族；声望较低、腐朽性较少的原某些高级士族（如陈郡袁氏袁粲这一支、河南褚氏褚湛之、褚渊这一支等），上升为著名高门；数量稍多，有军事政治才干的原低级士族，有的已上升为高门，有的极力想升为高门。以上三类士族，一般说，以皇族为主、相互配合，乃是支持皇权，巩固王朝统治的主要力量。此外，不少役门、寒人转为寒微士人，少数且通过吏事、军功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取得九品以上甚至更高官位。不过总的来说，在南朝前期，这一类人政治影响还不大。

对于以上士族队伍的变化，封建皇朝怎么适应呢？除了宋、齐两代对非法混入士族队伍的役门不断采取整顿户籍办法加以清理外，最突出的一项措施，便是梁武帝天监初总结宋、齐两代经验教训，面对现实，实行了官制改革，特别是天监七年，更进一步将魏晋以来的官品九品改为十八班。据《隋书·百官志上》，整个改革具体内容主要有二：第一，魏晋以来官品九品与人品九品相适应，而改革后的官品十八班，只有人品二品，在当时即门地二品方可铨选。“其不登二品者”，即门地三品以下，只能铨选流外七班。

第二，改革后的官品十八班，并不是原来官品九品一分为二，而是大体把原来官品七品以上官位打乱，重新排列组合而成。原官品八、九品官位，则多半降为流外七班。

关于后一问题，需加考证。

宫崎市定氏曾断定：十八班是宋、齐宫品六品以上重新组合而成，七品以下则入流外七班和蕴位、勋位①。此说可酌。

事实是这一分界线大体上说，不在六、七品之间，而在七、八品之间。

亦即十八班大体是由宋齐官品七品以上重新组合而成。《宋书·百官志》载官品七品凡十类官，绝大多数进入梁制十八班，便是明证：

1.诸卿尹丞：梁太常丞在五班；宗正、太府、卫尉、司农、少府、廷尉等丞在四班；光禄丞、太仆、大匠丞在三班；鸿胪丞在二班；太舟丞在一班。

2.太子傅、詹事、左右二卫率诸官之丞：梁太子太傅、少傅丞在五班；太子詹事丞在四班。太子左右二卫率丞，梁制失载：但“太子二率殿中将军”，梁在一班。而据与梁十八班相适应的陈官制九品，有“太子左右二卫率殿中将军及丞”在第九品②，可见太子二率殿中将军与太子二率丞品级相等，前者梁在一班，则后者自亦当在一班。

3.诸军长史、司马六百石者：梁制失载。但据陈制诸军长史、司马六百石者，有的在八品，有的在七品，可证梁制必在流内。

4.诸府参军：梁诸府等级高下不一。最高者为皇弟皇子府，以下递为嗣王府、庶姓公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最低为庶姓持节府。其参军除庶姓持节府在流外七班外，其余都在流内，高的如皇弟皇子府正参军还在四班。

5.戎蛮府长史、司马：梁制只载诸戎蛮府中品位最低的“杂号护军”如镇蛮护军、安远护军的司马在流外七班①，然据陈制，诸戎蛮府长史、司马六百石者，俱在八品，可证梁制这类官一般亦应在流内。

6.公府掾属：梁制在六班。

7.太子洗马、舍人、食官令：梁制太子洗马在六班，太子舍人在三班，太子食官令不载。但《宋书·百官志下》称：太子食官令“职如太官令”，而梁太官令在一班，食官令当相若。

8.诸县（署）令六百石者②：梁制太官、太乐、太市、太史、太医、太祝等诸署令在一班。县令不载。然陈制县令六百石者在九品，可推知梁当在流内。

9.谒者：梁、陈制均不载。可采迂回办法推算。据宋志谒者仆射在五品，谒者在七品，相差两品。梁制谒者仆射在六班，如按相差四班至五班计，谒者亦当在流内。

10.殿中监：梁制但有殿中外监，在寒人充任的三品蕴位，殿中内监在寒人充任的三品勋位。《唐六典》卷十一也称由“位不登（流外）七班者”充任。《通典·职官八》则称：梁陈殿中监“资品极下”。可见这一官职由晋宋官品七品跌到梁陈的蕴位、勋位，属于特殊变动，不能反映官制改革的一般情况。

由上可见，宋制官品七品的十分之九均转入梁改革后官制的流内一班以上。

再考察宋志的官品八品：

1.内台正令史：梁在三品蕴位。

②中华书局标点本《隋书》三册746页此处作“太子左右二卫率、殿中将军及丞”，其中顿号“、”误，应删。因“殿中将军及丞”乃太子二卫率属下之殿中将军及丞，加上顿号，只会造成混乱。①“杂号护军”，见《宋书·百官志下》。

②“署”字今本《宋书·百官志》无。按《宋书·百官志》官品表第六品中有“诸县署令千石者”，六百石、千石相对，可知六百石上当脱一“署”字。又《通典·职官十九》晋官品丧第六品下有“诸县置令秩千石者”，第七品下有“诸县置令六百石者”，和宋志所载比较，知“置”均“署”之讹。晋有“诸县署（置）令六百石者”，则宋当亦有之。

2.郡丞：梁制不载。陈制万户郡丞和不满万户郡丞分别在七、八品，可推定梁制亦当在流内。

3.诸县、署长：梁制不载。据《后汉书·百官志五》，县长秩四百石或三百石，署长四百石。陈制五千户以下六百石县令在九品，则不满六百石之县长自在九品以下，亦即梁当在一班以下。诸署长位次于诸署令，诸署令梁在一班，则署长亦当在一班以下。

杂号宣威将军以下：据《通典·职官十九》，门品二品铨选的军号二十四班，与宋、齐军号的对应关系是：二十四班相当宋齐骠骑、车骑等。二十三班相当四征等十六班相当征虏，十五班相当冠军，十四班相当辅国，十三班相当宁朔。十二班以下未言相当宋齐何军号。但依十六至十三班的对应比例，据宋志宣威将军以前尚有建威至凌江共军号十八，则到杂号宣威将军以下，其相当的军号自应由“不登二品”者铨选，亦即其官相当于流外。

由此可见，宋制官品八品基本上转为梁改革后官制的流外官。

至于宋制官品六品，十四类官，虽然几乎全转为梁改革后官制的流内官，但一般班次均高于和宋制官品七品对应的流内官，最高的达到十一班（皇弟皇子师），九班、八班也颇多。而后者最高才只有六班（公府掾属、太子洗马）。

综观宋制官品六、七、八品和梁改革后官制之对应关系，可以肯定，梁制十八班不是宋制六品以上，而是七品以上官品的重新组合。

这样改革，有着历史根据。

自汉以来，官秩二千石（相当于官品四、五品）与千石（相当于官品六品）之间固然有着一条重要界线，而官秩六百石（相当于官品七品）与四百石（相当于官品八品）之间，也存在一条重要界线。《汉书·宣帝纪》：黄龙元年诏“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秩禄上通，足以效其材力，自今以来，毋得举”。表明六百石是大夫等级，享有先请特权。什么叫“秩禄上通”？《礼记·儒行》“上通而不困”。郑注：“上通，谓仕道达于君也”。据此可知“秩禄上通”便是其官职是直接效力君主，政绩可上达于君主之意。按汉代公府与州郡辟除掾属，秩禄最高四百石（公府东、西曹掾），见《后汉书·百官志一》。这些掾属有事只与辟主相通，相互有君臣关系，相当于先秦的“陪臣”，由“士”充任，而不能上通于君主。汉宣帝不许举六百石官吏，就是为了给这些掾属之察举开辟道路①，反过来也就证明二者之间存在一条重要界线：六百石以上是大夫，四百石以下是士，多数是“陪臣”。这条界线也体现于晋宋礼制中。《晋书·礼志下》：西晋元会朝贺，二千石以上与千石以下固然有着截然不同礼制，已见前考；另外六百石即官品七品以上与四百石即官品八品以下礼制的不同同样突出，这就是除服务人员（如一些郎官等）外，凡元会正式成员，亦即在殿前设有位次者，均六百石以上官吏，而无四百石以下官吏位次。这恐怕仍是汉代大夫上通之制的延续①当然，这并不意味四百石以下全不能上通，如少数四百石、三百石之县长、郎中等，亦可上通，宣帝诏只是大体划一界线。《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三年将“先请”范围扩大到秩禄三百石，但只限于“墨绶长、相”，即直接效力君主可“上通”的官吏，精神同。

通过以上改制，梁武帝将十八班界线划在宋、齐官品七品以上，规定由门品二品之人充选，实际上就是将原来一般情况下最高能升至官品六、七品，即层次较高的低级士族（门品约三品），吸收到门品二品即高级士族行列中了③。这是因为在宋、齐两代低级士族的儒学修养、文化素质、统治经验日益提高，越来越表现出他们在巩固封建皇朝统治中的才干和作用，因此梁武帝为了自己朝廷的利益，采取承认现实的政策，在继续拉拢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第一流高门，也不忽视重用某些有才干、有作为的一般高门的同时，不得不进行改制，大幅度地拉拢、讨好这一社会力量。具体变化大概是：凡原来上代往往充任宋、齐六、七品官位，本人官位又在改制后的十八班以内，便由低级士族升为门地二品，成为高级士族，从而为合乎制度地取得五品以上特别三品以上官品，准备了资格、条件。梁武帝在位期间最信用的一批参与机密的大臣，除周■为一般高门外，其他原来多为这类低级士族：如徐勉，被梁武帝目为“寒士”；朱异，自称“寒士”：范云“起家（宋武陵王赞）邱州西曹书佐，转法曹行参军”，俱见《南史》本传。如起家法曹行参军，还有可能是一般高门，起家州西曹书佐（即西曹或西曹从事，亦即汉代功曹书佐，见《宋书·百官志下》，梁在改制后的一班），原来只能是低级士族。梁代这些人都升至五品以上高位，如范云，尚书右仆射，三品；徐勉，尚书仆射，十五班，右光禄大夫，十六班；朱异，中领军，十四班。而且门阀也改变了。《资治通鉴》卷一六一太清二年条：梁武末年，欲利用侯景，景“征求无已，朝廷未尝拒绝。景请娶于王、谢，上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景恚曰：‘会将吴儿女配奴／”侯景生气的是未能与第一流高门王、谢联姻，并不意味朱、张门阀低；相反，从梁武对侯景征求一直给予满足推测，朱、张肯定门阀也比较高，只不过稍逊王、谢而已。“朱、张”，胡三省注：“谓朱异、张绾之族也”。这不但再次印证范阳张氏门阀升得相当高，而且也表明朱异自称“寒士”，是就过去的门阀而言，或就与原高门交往中仍被目为寒士而言（此即朱异所谓“诸贵皆恃枯骨见轻”，见《南史》本传），其实在户籍记注上，在吏部铨选文书上，他已和范阳张氏一样，升为相当高的门阀了。①总之，梁武帝改制，乃是东晋末至宋、齐间士族队伍变化在官制上的反《晋书·舆服志》：规定车制，也只有六百石以上官吏制度。又《晋书·礼志》中、下篇两见以官品六品以上为界线，但都只涉及局部问题（一为晋成帝杜皇后死，选六品子弟为挽郎；一为晋孝武帝于太学行释奠礼毕，会六品以上官吏），和汉代以来一般的大夫上通之制并不矛盾。③《南史·王僧孺传》：梁武帝诏僧孺“改定百家谱”。僧孺曾“通范阳张等九族”以代“雁门解等九姓”，或即反映官制改革内容的一部分。当然，梁武帝的改革也可解释为进一步扩大高级士族特权，将官品六、七品的推选也从低级士族手中夺走，完全转归高级士族。可是这和东晋以来士族的整个发展趋势（高级士族没落，低级士族逐渐取而代之）不合，是不可能的。观梁武帝全部政策自明。如他即位前就上书反对“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为“后门”即低级士族鸣不平，即一例。①周一良：《论梁武帝及其时代》，载《中华学术论文集》。有关问题考证、分析极详。映。它表明，宋、齐门阀制度虽仍处鼎盛时期，高级士族仍占据高官要职，享有种种特权，但已极大程度上要受皇权支配和限制，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各个层次的士族升降、兴衰已大不相同。梁武帝官制改革，便是宋、齐这些变化的一个总结。

附带一说，前言宋、齐多以“寒人掌机要”，为什么梁武帝改革着重照顾、优待的却是原来的“寒士”呢？

原因有二：第一，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限制，从东晋末至宋、齐，只有原来的低级士族儒学修养、文化素质、统治经验显出长足的进步，逐渐在顶替原来的高级士族，充当支撑封建大厦顶梁柱的角色。与低级士族有所不同，役门、寒人虽得到皇帝出于种种动机的信用而“势倾天下”，但多半仅长于吏事和武职，儒学修养、文化素质尚未跟上，还缺乏从封建统治的整体、长远利益着眼，考虑和处理政务之水平，因而一旦得宠，虽能带来短期效益，往往因贪污纳贿，胡作非为，最后反而导致皇朝或君主的覆败。沈约在《宋书·恩倖传序》中便说：“民忘宋德，虽非一涂，宝祚夙倾，实由于此（指信用恩幸）”。这就是说，从整个社会发展趋势言，役门、寒人的德、才虽有进步，但与士族特别高级士族平起平坐的条件尚未成熟。所以新起的梁武帝君臣不可能重视他们。

第二，宋、齐两代，特别宋代的君主和皇族虽然原为低级士族，可都是以长于吏事、武职和权术，乘前朝末年种种矛盾尖锐，统治昏乱之机，夺取政权的。本身气质则与寒人比较接近。所以为了巩固统治，君主一方面固然不得不拉拢、拔擢某些有才干而又愿意为自己效忠的高级士族，和文化素质、儒学修养好的低级士族，治理国家；另一方面出于种种特殊目的（如解决与皇族、大臣之间矛盾等），需找亲信密谋、商议时，气质相近而又极力謟附、迎合自己的寒人，便入选了。梁武帝的气质则不同。尽管过江的兰陵萧氏各支本低级士族，多以武功显，但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儒学修养、文化素质已有了很大提高，梁武帝萧衍之学术与文才更为突出，所以他虽仍重吏事，但在他面前，寒人多半任奔走之劳，参与内省政事谋议的均范云、徐勉、周■、朱异一类兼长吏事的士大夫。君臣在一起有时还讨论经学、礼学、文学、佛学等，甚至吟诗作文，仅长于吏事的寒人很难与他气味相投。《南史·朱异传》：本小官，梁武帝召见，“使说孝经、周易义，甚悦之。谓左右曰：朱异实异”。随后朱异便逐步飞黄腾达。这种情况，宋、齐幸臣无一其例。《隋书·百官志上》：天监九年梁武帝下诏将过去由寒人充任的尚书五都令史，“革用士流”，委派的五个人并登门地二品，“才地兼美”。这虽然不涉及参与机密问题，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梁武帝对仅长于吏事之寒人的态度。

北魏孝文帝定姓族的标准关于五胡十六国时期“典定士族”和“定士族旧籍”问题，前面已经简略分析。

对于后燕慕容宝所定士族，北魏孝文帝改革前大概是承认的。《魏书·高允传》：上书建议于郡国立学，“学生取郡中清望先尽高门，次及中第”。“显祖（献文帝）从之。”北魏建国至显祖时从未清定士族，所云“高门”、“中第”，自依五胡十六国以来，特别慕容宝之制。

随着汉化的推行，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一方面对鲜卑贵族固然不得不以当代三世官爵为标准；另一方面对汉人重定士族高下，则似乎是以魏晋官爵为主要标准；至少定第一流高门是如此。

《资治通鉴》卷百四十建武三年：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诏黄门郎、司徒左长史宋并定诸州士族，多所升降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代人）八姓，自太祖以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看来宋弁定诸州士族，最高等级无疑就是这“四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姓”入魏后到孝文改革前的官爵全都不很高①。

范阳卢氏：卢玄，宁朔将军（四品上，此据孝文帝所颁第一职令，下同）。子卢度世，平东将军（从二品上）、青州刺史。孙卢渊，仪曹尚书（二品中）。渊弟敏，议郎（当即中书议郎，五品中）。

清河崔氏：崔玄伯、崔浩一支入魏虽官至八公、三公，十分显赫，但因国史案已遭族灭。其余早入魏各支无一达此高位，如崔逞在北一支到孝文帝初，且灭绝。此外崔亮、崔光都是晚入魏的“平齐民”，上代仕南朝，到定姓族时二人官位均不算很高（亮，中书侍郎，四品上；光，散骑常侍，二品下），更无三世官爵可言。至于崔宗伯，是崔逞留在南朝第二子崔諲的后代，入魏颇晚，似未入仕。子崔休，至定姓族时才位尚书郎（从五品中）。

荥阳郑氏：郑蠢曾祖仕后燕；祖，史无传；父，不仕。本人于定姓族时已卒，位中书令（二品中）。当时子郑懿不过位司徒左长史（四品上）。

太原王氏：王琼祖慧龙，晚入魏，最高位龙骧将军（三品上）、荥阳太守。琼父宝兴，袭军号为龙骧将军。琼本人定姓族时为前军将军（从三品上）、并州大中正。

以上无一人达官品一品。如果就封爵言，这“四姓”最高不过为“侯”，无一达“公”者（郑羲乃“假南阳公”，不得世袭，与正式爵位不同）。孝文帝改革前封爵甚滥②，爵位并不足贵，故孝文第一职令亦不载其品级。这“四姓”如从当代官爵言，都不如赵郡李氏和陇西李氏。

赵郡李氏：李顺，都督四州诸军事（二品上）、太常（从一品下），爵高平公。从父弟李孝伯，位尚书（二品中），爵宣城公。顺子敷，中书监（从一品中）。敷侄宪，定姓族时位建成将军（四品中）、赵郡内史①。

①以下官爵，除另注明者外，均见《魏书》、《北史》各本传。

②参见《文献通考·封建考十四》按语。

①此据李宪墓志铭，见《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第六册。

陇西李氏：李宝本西凉宗室，归顺北魏后位镇南将军（从一品下）、并州刺史，爵敦煌公。长子承，位龙骧将军（三品上）、荥阳太守。承弟冲，定姓族时位镇南将军（从一品中），爵陇西公。

这“四姓”当代官爵甚至也不如门阀比两李氏还低的士族。如勃海刁氏，刁雍入魏位征南将军（从一品中）、特进（一品下），爵东安公。顿丘李氏，李峻因系外戚，先后封公、封王，位太宰（一品上）。弟诞，封陈留公，官镇西大将军（从一品上）。诞弟嶷，封彭城公，定姓族时，诞子崇已位安东将军（二品下），嶷子平，已位太子中庶子（三品中）。

可是孝文帝定姓族时“四姓”的门阀却最高。重视与汉族高门联姻的孝文帝，如上所引《资治通鉴》记载，对“四姓”，是因他们为“衣冠所推”即门阀高而“咸纳其女”；对陇西李冲则首先因他“以才识见任”，方“亦以其女为夫人”。至于对赵郡李氏之女，则根本没有放在眼里。后来孝文帝为六个弟弟聘高门之女，同样不及赵郡李氏。当然，这并不意味赵郡李氏门阀很低。前引《资治通鉴》下文又说，“时赵郡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风，故世之言高华者，以五姓为首”。可见赵郡李氏比陇西李氏虽略低，但仍属“高华”，共同构成“五姓”中之一姓。

那么究竟根据什么标准定门阀高下的呢？

主要当依据魏晋官爵。

范阳卢氏：卢毓，曹魏三公；卢钦，西晋尚书仆射。

清河崔氏：崔林，曹魏三公；崔随，西晋尚书仆射。

荥阳郑氏：郑浑，曹魏列卿（将作大匠）；郑袤，西晋三公（未就）。

太原王氏：王昶，曹魏三公；王浑，西晋三公。

而陇西季氏、赵郡李氏魏晋间却无确凿的、值得称道的官爵可言①。

“四姓”与二李门阀高低主要决定于魏晋官爵之有无，是十分清楚的。

当然，如果上代魏晋无闻，但五胡十六国时官爵显赫，后者在一定范围内也是孝文帝定姓族的重要依据。如陇西李宝、李冲，本西凉皇室，社会声望自然极高。赵郡李顺，祖李颐，高阳太守，武安公②；父李系，后燕散骑侍郎（官品五品）；从父李勰，史书虽未载其官爵，但既称“有声赵、魏间”，以至魏道武帝平中原，闻其已死，甚悼惜，竟赠将军、太守之位，自亦五胡十六国名族。勰子李灵能与范阳卢玄等一起被魏太武帝所征，征至京师由平民直接拜中书博士（即原国子博士，从五品上），当亦依据十六国旧籍。所以，我们估计陇西、赵郡二李定为高门，当决定于十六国旧籍，上升为第一流“高华”，则依靠入魏后显赫之官爵。而和二李情况不同，如前述顿丘李峻等，虽入魏后官爵之显赫少有伦比，但因上代魏晋、五胡十六国俱无闻（仅知李峻父位刘宋清浊不分的济阴太守），估计当出身役门、寒人，所以定姓族时门阀远比不上“四姓”、“二李”，虽然也是高门。

再举一例。

①陇西李氏西晋当为寒门，见唐长孺：《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赵郡李氏，多称东汉名士李膺之后，即便此说可靠，团其后入魏晋间默默无闻，不是“势族”，对北魏定姓族也不起多少作用。

②《唐书》卷七十二上《宰相世系表》。

《北史·宋隐传》：出身广平宋氏，曾祖、祖、父“世仕慕容氏，位并通显”。由隐从弟宣、从子愔起，子弟先后仕魏，官位最高不过员外散骑常侍（从三品上）。愔孙宋弁，孝文帝用为黄门郎（三品中），兼司徒左长史。“时大选内外群官，并定四海士族，弁专参铨量之任，事多称旨”。弁也”自许膏腴”。可是有一次孝文帝“以郭祚晋魏名门”，谓弃曰：“卿因当推郭祚之门”。并不肯。帝曰：“卿自汉魏以来，既无高官，又无俊秀，何得不推？”按郭祚出身太原郭氏①，乃汉大司农郭全，曹魏车骑将军（二品）郭淮弟郭亮之后。淮侄奕，西晋尚书，“有重名，当世朝臣皆出其下”。五胡十六国时郭氏似未出仕。入魏，郭祚祖逸最高位徐州刺史；祚父洪之，坐崔浩姻亲诛。祚定姓族时位散骑常侍（二品下）。以上材料表明广平宋氏入魏并非显宦，与太原郭氏大略相同，可是因为按旧籍宋氏于十六国时“位并通显”，是高门，故宋弁得负责定姓族之事，孝文帝临终还以宋弁为六名辅政大臣之一。而郭氏尽管五胡十六国默默无闻，但因是“晋魏名门”，所以孝文帝要宋弁推郭祚门阀在前。这与孝文帝推崇“四姓”之精神完全一致。考虑十六国旧籍，特别是重视魏晋官爵、门阀之风，早已在北魏社会流行。《魏书·崔浩传》：与崔赜、崔模虽同出清河崔氏，但“浩恃其家世魏晋公卿，常侮模、赜”。《魏书·王慧龙传》：自称出身魏晋太原王氏，王氏世齇鼻（酒糟鼻），“慧龙鼻大”。司徒崔浩曰“真贵种矣”，推崇其高贵血统，并妻之以女，“数向诸公称其美”。随着汉化发展，类似崔浩思想在社会上进一步扩散，到孝文帝定姓族时，把魏晋官爵放在主要地位，便毫不奇怪了。

关于重视魏晋官爵之风，还表现于许多人往往假托两汉魏晋显宦之后代。《魏书·成淹传》：“自言晋侍中粲之六世孙”。《张熠传》：“自云汉侍中张衡是其十世祖”。《温子昇传》：“自云晋大将军峤之后也”。类似情况还可见刘道斌、孙惠蔚、陈奇、窦瑗、王显、赵黑、抱嶷各传。甚至前述“四姓”之一的王慧龙，也是“自云”出身太原王氏，只因崔浩赞许，方才得到王朝承认。这种风气既推动了定姓族对魏晋官爵之重视，也是定性族重视魏晋官爵之制在社会上之反映。

由上也可证明，唐代柳芳关于北魏孝文帝重定郡姓高下，系以北魏三世官爵为主要标准之说，并不完全符合当时实际。

①以下参见《魏书》本传、《三国志·郭淮传》及注、《晋书·郭奕传》。

第四节 门阀制度的衰落

南北朝后期是门阀制度的衰落时期。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自南北朝后期起，门阀制度走向衰落。最主要标志便是：士族在官吏选拔与任用上所享有的特权逐渐削弱，寒人或庶人比重在各级政权之品官中进一步增加。其结果首先是官吏铨选上的士庶界限难以坚持，长期存在的清浊之分逐渐淡化以至消失。随后，门品失去了意义，至隋，九品中正制亦被废除。最后，在唐代，由原来士族演变而成的郡望、氏族，特别是一些旧有的高门，社会地位虽高，选官特权和免役特权则已丧失，剩下在婚姻上的高自标置，与人际关系上对非旧有高门、士族的歧视，因为已失去经济和政治基础，成为无本之未，延续至唐末，终于在社会上基本消失。门阀制度也就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下面对以上观点略加申述。

南朝后期在南朝后期，如前所述，梁武帝在位期间信用一批原来的低级士族进入秘书咨询机构，以至宰相机构。梁武帝的主要着眼点在于这批低级士族儒学修养、文化素质和统治经验已经或正在超过原来的高级士族，必须越来越多地依靠他们巩固统治。因此，他虽然没有象宋、齐君主那样信用寒人掌机要，但其政策精神从一开始可以说就在鼓励寒微士人和寒人提高儒学修养、文化素质，并把达到标准的吸收入各级政权。试看下例。

《隋书·百官志上》：天监四年，梁武帝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开馆招生。“旧国子学生，限以贵贱，帝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梁书·武帝纪》天监八年诏：凡五馆生，“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

这里有两层意思。

第一，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主要当指招纳寒微士人子弟。按西晋国子学生只收官品五品以上子弟。至南齐，已经下降到官品六、七品的子弟。据《南齐书·礼志上》，齐高帝时规定入国子学的资格，自“王公已下”，最低包括太子舍人、领军与护军诸府的司马和咨议参军等官（均七品）子弟。如今梁武帝将这一“限以贵贱”的条件再降低，则“寒门俊才”自一般当属门地不登二品，即门地三品以下的寒微士人子弟。不过从“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句推测，似乎寒人子弟也可入学。按“寒品后门”，自指寒微士人子弟①，与“寒门俊才”涵义相近。而“牛监羊肆”则不同。它与“寒品后门”并举，疑是当时熟语。《周礼·夏官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肴、肉豆”。对此“羊肆”，前郑、后郑训诂有异，我们可以不管，总之与陈奉羊牲进行祭祀有关。梁武帝之“羊肆”当指掌管这类事物之官吏。又《唐六典》卷十七、《通典·职官七》均记魏晋以下太仆属官有掌管马牛羊畜牧之事者，叫①《梁书·武帝纪上》齐代“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后门”虽比不上甲族，但毕竟三十岁起便可出仕，与庶人服徭役不同。又“寒品”，也是在中正官那里有“品”，“寒”，当指门地三品以下，而庶人、寒人、役门是没有中正之“品”的。

“牧师令”、“牧监”。疑“牛监”与之类似。这一类“牛监”、“羊肆”，南朝多用寒人。如掌陈奉牛羊等牺牲之事的廪牺令，齐梁用三品勋位，见《唐六典》卷十四。又如掌管皇帝车、马，地位应略高于“牛监”、“羊肆”的乘黄令，梁亦用三品勋位，见《唐六典》卷十七。由此可见，说“牛监羊肆”指一些由寒人充任的官吏（这里包括指他们的子弟），是很有可能的。

第二，重视并提倡儒术。这与梁武帝本人的儒学修养、文化素质有关，也是时代使然②。《梁书·武帝纪》天监四年诏“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才同甘（罗）、颜（渊），勿限年次”。此诏指的虽是由士人铨选的流内官，一般不涉及寒人，但强调官吏必须通经，将通经与“才”等同看待的精神，同样适用寒人。所以前引关于五馆生之诏也称：能通一经，便可由吏部量加叙录；并且不论出身寒人或寒微士人，全都“随才试吏”。后句的“才”，与前句的通经，也是一致的。我们知道，在这以前，从东晋以来庶人、寒人只能靠吏干、武功谋取仕进。由于中正无品，察举无望①，通经读史对他们是无用的。因而少数寒人虽升高位，与士族比，不但制度上官分清浊，更重要的是，气质也有很大不同。而梁武帝的开五馆，却为寒人仕进开辟了一条新途径，鼓励和推动他们钻研经学，提高文化素质，从而客观上为后来从气质上泯灭士族与寒人界限，为门阀制度的瓦解创造了条件。

在梁武帝新政策的影响下，私人讲学传经之风也逐渐发展。据《南史·儒林传》，梁陈两代计有伏挺、孙详等十余人，均为普及文化做出了贡献。寒人凭经学、史学、文章入仕为流内官者逐渐增多。《南史·儒林沈峻传》，“家世农夫，至峻好学遂博通五经，尤长三礼”，由兼国子助教（流内二班）升兼五经博士（流内六班）为其一例②。这样，梁、陈之时寒人既继续凭借吏干、武功仕进，甚至升为高官显贵，与高门平起平坐，陈霸先以寒人夺取帝位，更开了南朝从未有过的先例（宋、齐、梁开国诸帝均出身低级士族）。同时，寒人又开始通过经史学术跻身九流，逐渐向士族转化①。此外，还有一个新情况也必须看到。这就是由于自东晋以来官分清浊，清官声望越来越高，因而逐渐形成易代之际往往用清官，而不能再象东晋、刘宋那样用浊官奖励寒人的吏于和武功。如齐末梁初，就有不少“吏姓寒人”选为清官，甚至得到了黄门郎、散骑侍郎这样长期为高门垄断的极清之职，见《梁书·文学钟嵘传》。梁末陈初，也是“员外常侍，路上比肩；咨议参军，市中无数”，两者也都是清美之官，见《陈书·徐陵传》。

②东晋以后，玄风独振，士族高门放松儒家经典即古代统治经验之学习，使封建政务遭到不小损失。有鉴于此，南朝刘宋、萧齐先后兴国子学，尽管时置时废，但崇尚经学之影响却在扩大。梁武帝正是顺应潮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重视儒术的。

①门阀制度鼎盛时期，被察举者一般得是士族，寒人是没有资格的。见唐长孺：《南北朝后期科学制度的萌芽》，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②又参见《南史·儒林孔子祛传、文学吴均、周兴嗣传》。

①在梁、陈，通过经史学术而取得流内官之寒人，疑继续充任一、两代，即可转化为士族，如“家世农夫”的沈峻，因通经致位流内官后，子沈文阿习父业亦位五经博士，遂成士族。时有王元规者，自恃士族，不愿与“郡土豪”联姻，认为不能“辄昏非类（寒人）”，可是却“少从吴兴沈文阿受业（捐私馆）”，是沈文阿已是士族之证。参见《南史·儒林传》。

所有这一些，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必然导致士庶界限走向模糊。《陈书·章华传》：“家世农夫”，“素无伐阅”，可是至章华因为“好学”，竟冲破了士庶天隔的界限，“与士君子游处，颇览经史，善属文”，仕为流内官。《陈书·周迪、周敷传》：周迪“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强弩，以弋猎为事”，自是寒人。可是因为“勇冠众军”，梁末动乱竟被“郡中豪族”推为领袖。当时同郡周敷也是豪族，“迪素无簿阀，恐失众心，倚敷族望（《资治通鉴》卷一六六作“族望高显”），深求交结。敷未能自固，事迪甚恭”。此事一方面反映门阀制度仍有一定影响，另一面从诸豪族推迪为主，周敷事迪甚恭，而迪原来官位并不高，也可看出，寒人只要有才干，凌驾士族，或与士族平起平坐的可能性，比东晋、宋、齐已进一步增加（假如周迪原已官居方面，权势甚重，而被豪族、士族推为主，情况就不足为奇）。

《隋书·百官志上》称“陈依梁制其官唯论清浊，从浊官得微清，则胜子转（《通典·选举二》“转”作“迁”）”。其实这是南朝共有现象。由于不少寒人通过各种渠道涌入士族行列，许多低级士族转化为高级士族，门地二品的队伍也不断扩大，因而官分清浊以保障高门甲族优越地位之制（见本书565至566页），其实际作用已大大减少了。

除了寒人地位的变化外，梁、陈高级士族的状况也发生极大变化。

东晋与南朝前期，高级士族子弟不管才干如何，都可凭门阀直接起家，所以往往不参与需要考试的察举与国学，特别是第一流高门。以琅邪王氏为例，东晋与南朝前期，没有一名子弟入国学；举秀才者亦为声望稍逊各支。宋、齐最显赫的王弘、王昙首两支，除王融因祖王僧达犯罪而死，父道琰因而流放，本人方应秀才之举外，其他无不直接起家。而至南朝后期，仍以琅邪王氏为例，其起家于梁、陈，《梁书》、《陈书》、《南史》有传者共十六人，即琮、训、琳、铨、锡、佥、规、褒、承、冲、通、劢、质、固、玚、瑜。其中国子生八人（琮、训、锡、佥、承、通、劢、质），举秀才四人（规、褒、琳、固），直接起家三人（铨、冲、玚），起家不明者一人（瑜）。举秀才者中，王规、王褒正是齐代最显赫之宰相王俭之嫡孙和嫡曾孙，相继袭爵南昌县侯，且为外戚（王规妹为梁皇后）。另两人王琳、王固虽非王弘、王昙首两支，但琳父王份已仕梁位尚书左仆射而上升为新的显赫一支，王琳又尚梁公主，历清官，有子九人，诸史书有传者七人。或直接起家，即王铨；或为国子生，即锡、佥，通、劢、质；或举秀才，即固。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其直接原因，除上述梁武帝重视经术，甚至下诏强调“九流常选（其中自然包括高门子弟），不通一经者不得出仕”，以及规定学校学生策试得第，出仕可不受年龄限制①，促使或吸引高门适应这一形势外，还与统治集团对文学的态度有关。

由于齐、梁之际很长一段时间南北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社会秩序比较稳定，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博得君主、贵族、官僚的欣赏与重视。《梁书·刘孝绰传》：出身刘宋时方兴起的高门彭城刘勔一支，因善文，得梁武帝欣赏，除极清之官秘书丞。梁武帝曰：“第一官当用第一人。”《梁书·文学庾於陵传》，出身颖川庾氏，时为一般高门，“博学有才思”。“旧事，东官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①《隋书·百官志上》：“陈依梁制，年未满三十者，不得入仕。唯经学生策试得第得仕”。《梁书·王承传》、《陈书·萧乾传》，均于梁代以国子生策试得第，十五岁即出仕，不受年龄限制。时於陵与周舍（一般高门）并擢充职，高祖曰：‘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时论以为美。”《梁书·徐摛传》：出身一般高门东海徐氏，任太子宫官，为文创立“官体”。“高祖闻之怒，召摛加让，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末论释教。摛商较纵横，应答如响，高祖甚加叹异宠遇日隆。领军朱异不说曰：‘徐叟出入两官，渐来逼我（指将取代其权位）’”。这些表明，文学已发展成为飞黄腾达的一个途径。而要向当政者，特别是君主，炫耀自己的文学才能，作为一个尚未出仕的青年来说，正常、稳妥的渠道便是“举秀才”，因为秀才需应策试，从现存《文选》卷三六所载齐、梁三组策秀才文看，没有文学才能，是无法对策夺标的。也正因此故，在齐、梁，已经出仕者，往往还愿意举秀才，以博得当政者赏识。如《梁书·张率传》：出身吴郡张氏，齐末已起家人们欣羡的清官著作佐郎，不久又举秀才。再如《梁书·顾协传》：出身吴郡顾氏，梁初已起家扬州议曹从事史，兼太学博士，又举秀才。“尚书令沈约览其策而叹曰：江左以来，未有此作”。所有这些变化，便不能不给琅邪王氏极大影响。

此外，必须看到，还有一个因素，大概也促成了高级士族的上述变化。

这就是梁武帝一代范云、周舍、徐勉、朱异诸人飞黄腾达的示范作用。如前所考，范云、徐勉、朱异出身低级士族，周舍也不过是一般高门，可是他们竟先后位宰相或握实权约数十年。其原因，晓习吏事虽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全都博通经史，文才出众①。陈代姚察把徐勉、朱异致位卿相仅归因于“明经术”，固然不全面，不过如果说是因为他们具有一种结合经术、其他各种学术、文才以及吏事在一起，适合当时统治需要的文化素质，或许不会有大误。前引徐摛既懂五经大义、历代史，又懂百家杂说、释教，也长于吏事②，因而“宠遇日隆”，便是梁武帝重视这种人才的一证。这样一些典型的存在，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必然把过去往往满足于“清言”、“玄谈”的高门，包括第一流高门，引向对经术、文章、学术，甚至吏事方面的重视。《梁书·何敬容传》：出身著名高门庐江何氏，在徐勉的推荐下，继任宰相，“聪明识治，勤于簿领，诘朝理事，日旰不休”。这招到讥讽。据说“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为世所嗤鄙”。不过另一方面此事也说明，在时代潮流包括徐勉等人示范作用的推动和影响下，像庐江何氏这样的高门也去精心钻研过去所最鄙视的吏事，则琅邪王氏入国子学，应秀才之举，转向高尚得多的经术、文学，自然顺理成章，毫不奇怪。当然，由于积习使然，上述变化多半还打有门阀制度的烙印。如入国学者，皆门地二品士族，寒门俊才只能入五馆；高门皆轻视孝廉，仅应秀才之举：同样是明经对策，国子生与五馆生的出仕，便有清浊、高低之别等。可是对高级士族纯凭门阀直接起家出仕的特权，毕竟是极大的冲击。

这样，一方面门地二品士族的数量不断增加，而仕进特权却逐步减少，迫使高门不得不提高自己的文化索质，扩大知识领域，注意锻炼统治本领，不少人需入国学，应察举，开始凭个人学识，通过考试出仕。另一方面，寒人子弟于吏事、武功之外，渐趋经学文史之途，气质发生变化，不少人还通①当时“文学”一词，兼指文章与学术。所以《梁书·文学传序》称：“今缀到沆等文兼学者为‘文学传’云”。《徐摛传》称梁武帝用人要求“文、学俱长，兼有行者”。均为文、学并举。②徐摛后为新安太守，有治绩，是亦长于吏事之证。见《梁书》本传。

过考试出仕，甚至跻身士族。

南朝后期的这些特点，使得东晋以来士庶之间，特别是高门与寒人之间，在铨选制度上“实自天隔”的差距明显缩小。这正是门阀制度衰落的最重要标志。

北朝后期北朝后期门阀制度的衰落，比南朝后期来得厉害，这是北朝后期门阀制度的特点决定的。

这些特点主要有四：第一，这一门阀制度，是魏孝文帝借鉴东晋和南朝前期长期采用的门阀制度，在北方五胡十六国和北朝前期不很完备的门阀制度基础上，用诏令形式在全国范围推行的。根据以往各皇朝之经验教训，这一制度除有巩固北魏统治的作用外，同时还蕴藏着严重的弊端。所以门阀制度刚刚推行，大臣李冲、李彪、韩显宗等即予以批评、谏净，其用语之精炼、准确，论据说服力之强，可以说在东晋南朝从未见过。正因如此，魏孝文帝在坚持推行门阀制度的同时，也不得不松口说：“（寒人）必有高明卓然、出类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若有其人，可起家为三公”，“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①。不管孝文帝的主观意图如何，在门阀制度刚刚推行，阻力还不小之时，便开了一个可以“不拘此制”的口子，又是出自孝文帝之口，这实际上已埋下了后来这一制度坚持不好和比较早地走向衰落的种子。孝文帝死后，宣武帝即位，大量重用寒人，甚至以“出自夷土，时望轻之”的高肇为宰相、三公，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孝文帝所开口子，恐怕也是他的重要依据。宣武帝、孝明帝以后，政治混乱，战争频仍，寒人兴起更多，这个口子自然越开越大。第二，这一门阀制度适用的对象，不但有汉族，而且有鲜卑族。其中汉族高门从未拥有东晋高门那种与皇权平起平坐的权力；也不象南朝高门，虽已丧失了左右皇权的优越地位，毕竟仍是皇权政治除皇族以外的另一主要依靠对象和统治基础。在北朝，皇权政治的主要依靠对象和统治基础是包括皇族在内的全体鲜卑贵族。由于他们进入封建社会时间不久，没有门阀传统，门第观念不强，虽经孝文帝大力倡导，一般说真正重视的仍是当朝的官位和权势，而不是“冢中枯骨”。《魏书·恩幸茹皓传》：本县吏，得宣武帝宠幸，权势显赫。“为弟聘安丰王延明妹，延明耻非旧流，不许”。太傅、北海王详“劝强之云：欲觅官职，如何不与茹皓婚姻也”“延明乃从焉”。《魏书·侯刚传》，“本出寒微”，以善烹饪，孝明帝时位居侍中，“进爵为公”。“刚宠任既隆，江阳王继、尚书长孙稚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王澄以其起由膳宰，颇窃侮之然公坐对集，敬遇不亏”。皇族和第一流鲜卑贵族尚且如此，社会风气可知。《周书·宣帝纪》宣政元年八月九条诏制，其中用人部分，除才学要求外，只说“伪齐七品已上，已敕收用，八品以下，爱及流外，若欲入仕，皆听预选，降二等授官”。一个字未及门第。这和南朝梁武帝即位之初下诏搜括“邦国旧族”入朝作官，显然不同。《文馆词林》卷六九一载隋初文帝敕举荐山东三十四州（原齐地）人才，说：“如有仕齐七品已上官，及州郡县乡望，（仕至）县功曹已上，不问在任下代，材于优长，堪时事者，仰精选举之。纵未经仕宦，材望的然；虽乡望不高，人材卓异，悉在举限”。虽然提到了门望，但着重强调的是“材干”，而且官位仍先于门望。

我们知道，南朝寒人虽位居三公，仍对高门企羡、敬重；而高门往往不因寒人握有权势，据有高位，而改变对之轻视的态度①，这在北朝便几乎看不到。与此相关连的一个问题是：东晋南朝需要继续两三代维持住一定的官位，方可更换门庭，由寒人升士族，或由次门升高门（参本书555至561页）；而在北朝后期，尽管魏孝文帝典定姓族时，有三世官位的要求，可实际上寒人只要一代取得高官要职，一般就被视为盛门，即便汉族第一流高门也不拒绝与之联姻。如陇西李氏曾与佞幸、寒人，然位至录尚书事的穆提婆家联姻；范阳卢氏曾嫁女与出身西域商胡、位至录尚书事的和士开弟和士休；清河崔■也嫁孙女与出身寒人，但官爵达二、三品的陈元康之子①。《北齐书·白建传》：因善吏事，由小吏升至侍中、中书令（俱正三品），“诸子幼稚，俱为州郡主薄，新君（指州郡长官）选补，必先召辟，男婚女嫁，皆得胜流”。按州郡主簿在北朝是士族、高门充任之官②；婚嫁中的“胜流”虽不见得是一流高门，门阀较高总可以肯定。这表明，即便出身低微，只要有了官位权势，子弟便可像高门一样地“婚宦”。《魏书·李彪传》：“家世寒微”，后任高官，为子李志向吏部尚书郭祚“求官”，“祚仍以旧第处之。彪以位经常伯（散骑常侍），又兼尚书，谓祚应以贵游拔之，深用忿怨时论以此讥祚”。后任城王澄用李志为列曹行参军，“时称美之”。由此可见，1，早在魏孝文帝改革之初，就存在按“旧第”（原来出身）或“贵游”（当前官位）铨选的不同制度。从“时论以此讥祚”句，知后者占有优势。北齐白建的子弟像高门一样“婚宦”，沿袭的正是按“贵游”待遇之制。2.任城王澄用李志为高门起家官列曹行参军③，既是当时“按贵游拔之”制度占优势之一证，也再次表明鲜卑贵族重视的是当朝官位、权势。

①前者参见《南齐书·王敬则传》《陈显达传》。后者参《南史·王球传》、《张敷传》。甚至寒士位底显贵，仍被高门“侍枯骨见径”，见《南史·朱异传》。

①分别见《北齐书》李玙传、冯子琮传、崔■传。

②参见《魏书·卢玄附卢道侃传》、《魏书·李顺附李显进传》、《北齐书·崔暹传》、《隋书·韦世康传》。又《魏书·文苑袁跃附袁聿修传》：出身陈郡袁氏，父翻，位都官尚书，加抚军将军（从二品），乃朝廷显贵。聿修“九岁，州辟主簿”，与此处白建诸子“幼稚”而为州郡主簿，正相呼应。

③据《魏书·李顺附李晔传》；《李宝附李德显传、李暖传》；《卢玄附卢义悰传》；《郑羲附郑士渊传》，诸人作为第一流高门，起家官均公府行参军，与李志起家官任城王澄（姑蕃王）的列曹行参军，俱为官品从七品上，地位、声望相等，见《魏书·官氏志》。

北朝后期这一门阀制度，可以说大体相当于曹魏、西晋初步形成的门阀制度与东晋以后确立了的门阀制度的混合体。一方面从北魏孝文帝以后评定了按血缘关系区别的汉族士族和鲜卑姓族；另一面依鲜卑习气，真正重视的仍是当前官位、权势——略相当于西晋刘毅所说的“势族”。如前所述，西晋“势族”一般说是东晋以后高级士族的前身，逐渐发展成为后者。而北朝后期是：许多出身低微的“势族”，与按血缘关系区分的士族、姓族并存。前者实际上起着瓦解门阀制的作用。因为这些“势族”，不论胡汉，多半靠吏干、武功起家，儒学传统和文化素质一般很差；特别是魏孝明帝以后又处在不断动乱之中，“势族”更迭频繁，很难发展成新的稳定的士族。相反，他们的存在却排挤、压制了旧有的高门，尤其是汉族高门的仕进。南朝高门“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北朝很少见到，原因就在于此。如自魏宣武帝即位（500年）至北周灭亡（581年），八十年中，位宰相（录尚书事、尚书令、仆射）者，汉族第一流高门（卢、王、郑、两崔、两赵），只有清河崔亮于北魏时任尚书仆射一年，博陵崔遇与崔昂于北齐时分别任尚书仆射两年和三月①。而且这三人仕进、升迁靠的都是个人才干，并不是门阀特权。这和南朝后期王、谢两族至少形式上仍多为宰相，也很不同。

由于在“宦”上门阀与官位难以一致。所以在“婚”上也就无法不作某些通融。《魏书·郑羲传》：“自灵太后预政，淫风稍行，及元叉擅权，公为奸秽。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乱杂，法官不加纠治，婚宦无贬于世，有识咸以叹息矣。”

总之，北朝后期不断更迭的“贵游”，往往凌驾于稳定的“旧第”之上，从而导致在“婚宦”上，与魏孝文帝改革时的指导思想和制度，存在相当距离。这既是门阀制度没有得到南朝那样高度发展之证明，也是门阀制度建立后，迅速走向衰落的征兆。

当然，必须说明，以上是就朝廷官吏和地方长官而言，它们多由鲜卑族和较早投靠北魏的一部分汉族后代充任。至于州郡佐吏情况则有所不同。曲于从五胡十六国以来，各国统治者便依靠汉族士族控制地方，北魏皇朝建立后对他们依然极力拉拢（如献文帝时于郡国立学，“先尽高门，次及中第”，见《魏书·高允传》；孝文帝时，州郡举秀才、孝廉，“但检其门望”，见同上《韩显宗传》），所以北朝后期如就州郡长官辟除的佐吏（如州主簿、郡功曹等）而言，门阀影响还是很大的。试看诸第一流汉族高门位望稍差的各支，和二流以下汉族高门，应州郡辟除者颇多；以及现有北朝后期州郡佐吏的材料，多为士族子弟，便可知道①。《周书·苏绰传》：“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反映的就是这一状况。不过因为它们在整个统治机构和制度中，不占重要地位，所以并不影响前述论断。

第三，北朝后期在政权中占主导地位的鲜卑贵族，在重视官位、权势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军功。吏于。东晋南朝重文轻武，重学识轻吏事之风，在北朝一直缺乏社会基础，无法广泛流行。

《魏书·良吏明亮传》：出身平原郡一般士族，由员外常待（五品上）

越过从四品，升勇武将军（四品上），不愿。进曰：常侍是“第三清”，而勇武“其号至浊”，“且文武又殊，请更改授”。魏宣武帝答曰：“今依劳行赏，不论清浊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不许。明亮又说，南方未平，君主应不惜官爵，鼓励效死。宣武帝笑曰：卿欲为朕平南方，“非勇武莫可”，今辞“勇武”，是“自相矛盾”。终于没有改授。

此事一方面说明，自孝文帝重定士族后，重文轻武，计较官位清浊之风，已在一部分汉人士族中传播，明亮就是一例；另一面通过宣武帝的回答，又可清楚看到，在鲜卑习气的支配下，加上平定南方之需要，君主的指导思想实际上仍非常重视军功。“文武号殊，佐治一也”的话，便是强证。影响所及，官分清浊之制实际上也有两种：一种以官品九品上下为界线。九品以上都算清官。如《魏书·源怀传》便将包括“守宰”（郡守、县令）在内九品以上官统称清流，而与“勋品以下”官对举。“勋品”亦作“流外勋品”，见《隋书·百官志中》。“勋品以下”大概就是《魏书·刘昶传》载魏孝文帝所提到，与“士人”之官对举的“小人之官”。《北史·元顺传》：为吏部尚书。宰相元雍欲用三公曹令史朱晖为廷尉评，元顺反对曰：“高祖创定九流，官方清浊而朱晖小人，身为省吏（时令史一般均流外官），何合为廷尉清官？”此证“小人”按制度只合为流外官。《魏书·任城玉澄传》称“门下录事”为“三清九流之官”。按门下录事，官品从八品上，位次与尚书都令史相侔，见《魏书·官氏志》。这更是九品以上官，不论官品高下，职掌烦杂与否，均清流官之证。上引宣武帝语“九流之内，人咸君子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批评明亮“妄相清浊”，实乃强词夺理。因为孝文帝定制，官品九品以上确分清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官制上另一种清浊，决非明亮妄分。如《魏书·儒林传序》魏孝明帝将立国学，“诏以三品已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选”。此证五品以下官当有清浊之分。不过宣武帝语的确反映了大量鲜卑贵族的看法，并不同意重文轻武的制度，强调的是“九流之内，人咸君子”，无所谓清浊。如果定要分清浊，也是按官位，以九品上下为界线。

①见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北齐将相大臣年表》、《周公卿年表》。当然，汉族第一流高门任宰相、高官者少，还有其他原因，如皇族的排挤等，这里不论。

①参见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下编第四章“州府僚佐”又《唐书·柳冲传》北朝“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高门）不在选”。

以上两种清浊。如就孝文帝定制言，由于模仿南朝，官分清浊本主要当指后者，即官品九品以上所分清浊。在南朝这样规定的原因是：充任九品以上官者，不但有高门，有次门，而且有官品虽入流，而门第尚未改变的寒人，要借官分清浊来区别士庶，以至区别士族中门阀之高下。而在北朝后期，由于社会特点（鲜卑族重当前官位、权势，寒人一成“贵游”，就可凌驾非贵游的旧族之上等），这一制度遭到抵制，真正流行的主要是前者，即以官品九品上下为界线所分清浊。后者在制度上虽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但远不能与南朝相比。

关于重文轻武和九品以上官分清浊之制遭到抵制，试举一例：《资治通鉴》卷百四九天监十八年载：北魏孝明帝时，旧族清河张彝之第二子仲■上封事，“求铨削选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招致鲜卑羽林、虎贲近千人，冲至张家诟骂、捶辱，彝及长子均死。对此，当权的胡太后不敢深究，相反，作了妥协，“因令武官得依资入选”。据上下文义，所谓“依资入选”，即根据军功入清官之选。

这条材料表明：1.在此之前，孝文帝所行门阀制度，并未认真排抑武人，武人仍预清品，所以张仲■才会上封事，并引起极大震动。2.孝文帝其所以没有认真排抑武人，宣武帝其所以宣扬“文武号殊，佐治一也”，主要原因就在鲜卑武人实力强大。如果说在北镇地区还可勉强推行新制的话①，则在内地，尤其是京师，便不可能不有所顾忌，而不敢完全照搬南朝模式。张彝父子想进一步推行新制，落此可悲下场，是毫不奇怪的。3.据《资治通鉴》，张彝死后不久，因“依资入选”的人太多，吏部尚书崔亮被迫实行停年格。旧制“依资入选”虽不排抑武人，但还得考虑待选者的“贤愚”，而按新格，则专凭“年劳”用人。因而一个寒人、武人只要因军功进入九流，以后便可熬年头，按步就班升迁，进入清官、高官行列②。当时战争较多，因军功甚至“窃冒军功”取得官位者甚多（参《魏书·卢同传》）。这些，便给寒人大量转为士族开了方便之门。

由于君主、鲜卑贵族全都重视军功，社会风气也就不能不相应受到极大影响：《魏书·李琰之传》：出身陇西李氏，从父李冲乃孝文帝时宰相。琰之“经史百家无所不览”，“虽以儒素自业，而每语人言，吾家世将种，自云犹有关西风气”。《北史·卢同附卢勇传》：出身范阳卢氏，叔父卢同曰：“白头（卢勇从兄景裕）必以交通，季礼（卢勇字）当以武达。兴吾门者，二子也。”《隋书·酷吏崔弘度传》：出身博陵崔氏，“祖楷，魏司空”。弘度专习武事，曾自四五丈高楼上“歘然掷下，至地无损伤”。仕周，屡以“战勋”升迁。《隋书·长孙最传》：“时周室尚武，贵游子弟咸以相矜”。可见，不但社会尚武，甚至第一流汉族高门也不轻视“武达”，不讳“将种”，和南朝有很大的不同。这种风气，也是适合寒人仕进、升迁，淡化士庶界限的。

除了军功，吏干在北朝也一直受重视。魏孝文帝改革时本来似乎想引导人们把吏千与儒术、文才、学识结合起来。所重用或重视的人，汉族中多属这一类型。如王肃、宋弁、郭祚、李彪、崔光、邢峦、崔休、甄琛等均是。其中如李彪，“家寒微”，只因“学博坟籍，兼优吏职”，便被孝文帝不断提拔，升任清官散骑常侍（从三品），兼度支尚书（三品），以至“等望清华”。这种做法，和随后南朝梁武帝信用范云、徐勉、周■、朱异等，指导思想，颇为相近。

但是，因为北朝社会鲜卑贵族政治上占优势，他们虽然受汉风薰陶，子弟渐趋文史经术之途，毕竟一时和汉族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参见《魏书·山伟传》。所以孝文帝把吏干与儒术、文才、学识结合起来的官吏选拔标准，后来实际上很少贯彻和实行。当权者真正重视的，除了军功，就是吏干。《魏书·羊深传》：魏末上疏称，孝文、宣武重视儒术，“自兹以降，世极道消进必吏能，升非学艺。是使刀笔小用，计日而期荣；专经大才，甘心于陋巷”。同上《文苑邢听传》：“自孝昌以后，天下多务，世人竞以吏工取达，文学大衰”。两文都把铨选重视吏干，忽略儒术、文学，归诸魏孝明帝以后。这不符合事实。其实，这种风气宣武帝之时就很厉害。“本无学识，动违礼度”的高肇，只因有吏干，“世咸谓之为能”，便被拔为宰相（尚书仆射、令），前后任职达十年之久。另一任职较久的宰相（尚书左仆射）源怀，也毫无学术。宣武帝十分信任的（对这种信任，梁武帝也为之叹服）处在与南朝斗争最前线的扬州刺史、都督李崇，其长处除了“深有将略”，便是“断狱精审”。至于不少毫无儒术、文学的恩倖，受重用，升高官，“参机要”，“关与政事”，几乎也多在宣武帝之时，参见《魏书·恩倖传》。这正是推动“进必吏能，并非学艺”风气的强大因素。总之，前述魏孝文帝在官吏选拔标准方面的努力，总的来看，收效并不大。其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宣武帝没有很好继续、坚持，倒不如说这是当时北魏社会特点决定的。因为从魏初以来，选官标准中儒术、文才、学识便处于很次要地位。孝文帝进一步汉化，大力倡导，如果随后得到一个长期稳定环境，鲜卑贵族在这些方面逐渐赶上汉族，或许孝文帝的目标可以实现①。无奈北朝后期动荡、战乱多，稳定、和平少，于是孝文帝的努力成果渐披搁置一边，基本上恢复了魏初以来除了军功，主要重视吏干的传统，“进必吏能，非升学艺”，便是很自然的。所以不是羊深所说，似乎魏孝明帝以后改变了孝文、宣武的用人标准，而是魏孝文帝时一度有所改变的、魏初以来的用人标准，宣武、孝明以后又逐渐恢复了。北齐、北周情况略同，如北齐寒人赵彦琛“始从文吏，终致台辅”（《北史》卷五五传论），其间还当过多年宰相，为其著例。另一寒人唐邕“以干济见知”。北齐文宣帝曾“亲执邕手，引至太后前，坐于丞相斛律金之上（时邕位仅给事中），启太后云‘唐邕强干，一人当千’。”或切责侍臣云：“观卿等举措，不中与唐邕作奴”（《北齐书》、《北史》本传）。这与南朝齐武帝夸奖善吏事之寒人刘系宗语气十分类似①。可是刘系宗最高官位仅宁朔将军、宣城太守，均非清官；而唐邕最后却当上了宰相（尚书右仆射、令、录尚书事）。这清楚地表明了吏干在南北不同的地位。

重吏干，就像重军功一样，也是有利于寒人仕进、升迁，从而淡化士庶界限的。

关于寒人因军功、吏干而转化为士族，最突出的事例莫过于北朝后期寒人大量兖任州郡中正。如恒州有王峻、齐州有赵彦琛、并州有唐邕、云州有张遵业、夏州有赫连子悦、冀州有高岳②、雍州有王仲兴、燕州有寇猛、肆州有茹皓、荆州有赵邕③、济州有张轨、华州有冀俊、西安州有宇文盛④。甚至于卑贱之宦官，也可充任州大中正。如平季、杨范、成轨、封津均是，见《魏书·阉官传》。其中如平季不但是幽州大中正，而且摄燕、安、平、营四州中正。

如所周知，州郡中正必须以士族，特别是高门充任。孝文帝时曾“高拟其人，妙尽兹选。皆须名位重于乡国，才德充于具瞻，然后可以品裁州郡，综核人物”，可是从宣武帝起，制度便已破坏，到孝明帝时，中正已是“所置多非其人”。无疑是指许多寒人混进去了。这和前述北魏社会重官位、权势，重军功、吏干，孝文帝一度强调门阀、儒术、文学，宣武帝以后逐渐又基本恢复旧状，也是一致的。针对这种现象，清河王怿于孝明帝时上表情重中正之选，可是积习已久，虽然“诏依表施行，而终不能用”①。

州郡中正尚且士庶不分，其他官吏可知。《隋书·卢恺传》称“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这是大势所趋，毫不奇怪。

第四，北朝后期，由于门阀制度不够发展，通过考试用人、取士，范围也比南朝要宽。其主要原因有二：1.鲜卑贵族尚武，而骑射之类的高低，最①《北齐书，邢邵传》：“自孝明之后，文雅大盛，邵每一文初出，京师为之纸贵”。这符合本文帝改革后正常发展规律。可是六镇起义后，此风即衰。即《魏书·文苑邢听传》所称“孝昌以后，天下多务文学大衰”。

①参见《南史·恩倖刘系宗传》。

②见《北齐书》各本传。

③见《魏书·恩倖传》。

④见《周书》各本传。

①以上均见《通典·选举四、二》。

好的办法便是通过比赛、考试决定。对此，鲜卑贵族十分习惯②，将它推行于用人、取士上，是很自然的。2.北朝后期，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军功、吏干，应该得官者多，而且越来越多，可是官位有限③。崔亮所立停年格，只能解决一部分人，即已经出仕，数年后期满停官，等待另行任命时，官位少，待任命者多的矛盾；至于大量尚未取得出仕资格者争取出仕，以及已经取得出仕资格，任命时争取美官、要官等一系列问题，则无法解决。于是，在上述鲜卑贵族习惯比赛、考试风气的影响下，加上汉魏以来察举本行考试之法的作用，这一制度逐渐向多样化演变，便成为不可避免之趋势。

首先是学校和察举中的射策、对策制继续推行，由于种种原因，已由士族垄断逐渐转为容纳寒人。通过此途，寒人仕进的越来越多。

其次，有时有的官职可由白衣不经学校或察举，直接通过考试取得。如《魏书·文苑温子升传》：孝明帝时，御史中尉元匡，“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子升与卢仲宣、孙搴等二十四人为高第遂补御史”。按温子升时为广阳王渊家“贱客”，本“在马坊教诸奴子书”，自无官职。据《北齐书·孙搴传》：第一任官是御史中官位最低的检校御史，当即此次与温子升同时射策所得，则射策前亦为白衣。《北史·卢仲宣传》虽不言考御史事，亦未言释褐何官，但据其称仲宣兄弟入仕前“俱以文章显”，这与元匡“博召辞人”之说正相吻合，似亦可推定射策前原为白衣。这种由白衣直接射策取得某种官职之制，无疑是北朝后期铨选上一个重要发展，对寒人仕进也是有利的。温子升“家世寒素”，只能在王府充“贱客”，“教诸奴子书”，却通过此制一跃当上御史，进入清流官行列，便是明证。

再次，某些美官、要官可由已有官职的人考试取得。《魏书·字文忠之传》：“忠之好荣利，自为中书郎六、七年矣，遇尚书省选右丞，预选者皆射策，忠之入试焉。既获丞职，大为忻满，志气嚣然”①。这一制度同样对寒人有利。因为它虽不能使无官职的寒人仕进，却可使已经仕进的寒人，由于种种原因宦途受阻时，借此取得较好官职。《北史·文苑樊逊传》：北齐天保八年，“减东西二省官，更定选，员不过三百，参者二、三千人。杨愔言于众曰：‘后生清俊，莫过卢思道；文章成就，莫过樊孝谦（即樊逊）；几案断割，莫过崔成之。’遂以思道长兼员外郎，三人并员外将军”。从杨愔评语推测，似乎既有笔试，又有口试。“文章成就，莫过樊孝谦”，自指笔试（《北齐书·文苑樊逊传》此事正记为“所司策问，逊为当时第一”）。“后生清俊，莫过卢思道”，似为口试观察“身、言”的结果。据《北齐书·杨愔传》：“典选二十余年，取士多以言貌，时致谤言”。杨愔把卢思道用为员外将军（从八品），长兼员外郎（从七品），高出另外两个人，正和他用人“多以言、貌”之说相吻合。至于“几案断割，莫过崔成之’，恐亦为口试。后来唐代吏部试中“身、言、书、判”四条标准，这时已有了三条（除“书”）的萌芽。不过唐代的“判”比较重视文采，是笔试，而此处称“几案断割”，似侧重吏干，口试的可能性大。杨愔所下评语，又叫对士人“题目”。《北齐书·辛术传》：位吏部尚书。“天保末，文宣（帝）尝令②多见《魏书》卷十五《元祯传》、卷十六《元浑传》；《北齐书·元景安传》。③《魏书·崔亮传》称，早在孝明帝时已是“令十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①阎步克博士学位论文：《察举制之变迁》，第五部第四章对当时考试任官之制，有详细考证。文存北京大学图书馆。

术选百员官，参选者二、三千人，术题目士子，人无谤”。此处虽未提到考试，但其经过与前一次十分相像，相隔时间也很近，参选者与入选者之比例更加悬殊，所作“题目”，恐怕也是通过了考试的。辛术用人，史称重视“才器”，“管库（指寒人）必摆，门阀不遗”，则天保末这次“题目”，自亦守此精神，其中包括拔摆一些有才干的小官（类似“管库”），所以才会“人无谤”。在这一方面，前面提到的樊逊，更为好例。他出身寒人，“门族寒陋”，但因为“学富才高”，曾多次被州举为秀才，证明当时察举确已容纳寒人。可是大概由于其他环节还存在着门第歧视，所以尽管对策高第，取得出仕资格，仍然长期得不到吏部铨叙实官，只能凭此资格辗转官府中承担一些临时杂务。幸亏有了东西二省官的更选，使他摆脱了困境，被用为流内官——员外将军。官位虽不高，但这种考试制度，同样有利于寒人仕进，却是可以肯定的。

最后，历来察举均需先经州、郡长官推荐，而至北朝后期却出现了自愿报考的萌芽，见《北齐书·儒林马敬德传》。这对有才学的寒人的仕进，无疑十分有利。

总之，北朝后期考试制的发展与多样化，是内在原因促成的。因为主要是凭个人才学竞争，便于武功、吏于之外，又为寒人开辟了一条仕进、升迁之路。士庶界限之淡化，门阀制之早衰，都和这一特点分不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北朝后期私人开学馆，教授生徒之风，远盛于南朝。“横（黉）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北史·儒林传序》）。其中如经师张吾贵“每一讲唱，门徒千数”；大儒徐遵明“每精庐暂辟，杖策不远千里，束修受业，编录将逾万人”①。这些盛况，南朝私学是看不到的，从而为一些寒人学习儒术，在考试中夺标、出仕，准备了条件。

以上是北朝后期门阀制度的四个特点。正是这些特点的存在，决定了北朝后期门阀制度的不振，或者说早衰。

①参见《魏书·儒林刘献之传、徐遵明传》。

第五节 门阀制度出现和持续存在的原因

为什么在三国两晋南北朝这段历史时期会出现门阀制度，并前后存续了数百年？

中国古代的门阀制度，整个看来，最主要特征在于按门第高下选拔与任用官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当属于政治制度的范畴。根据这一理解，再进一步探讨其出现和持续存在的原因和规律。

一、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家族与宗族、以及儒学三者相结合之统一体，其形成与发展，是门阀制度出现和持续存在的前提。

如所周知，自从春秋战国时期农村公社逐渐瓦解，奴隶制宗旌。氏族大量没落以后，到西汉初为止，社会上涌现出来的是无数个体小农，以及伴随土地兼并相继形成的一些中小地主。至于大土地所有者，虽然有，数量还很少，且因多与六国贵族、官僚、豪杰身份相结合，往往与封建皇朝发生矛盾、冲突，在秦及西汉前期不断受到压制、打击①，不能稳定地延续下去。另一面，封建皇朝的主要支柱是功臣、贵族、官僚。为了换取他们的全力支持，除了经济方面的优遇，西汉皇朝在政治方面也赋予不少特权，如其子弟可以“父兄任”出仕，公卿以“武力功臣”为之，形成“以列侯为丞相”的惯例等②。可是由于历史条件和文化素质的限制，这些功臣、贵族、官僚家族在政治上同样不能稳定地延续下去。子孙或者骄奢淫逸，“多陷法禁”，丢掉官爵；或者统治才干很差，在职“备员而已”③。

所以，从汉武帝开始，为了巩固统治，被迫适应上述社会条件，在全国范围内，主要按德、才标准，从“布衣”，包括富裕农民和中小地主出身的士人中，选拔人才，实行经由“乡举里选”的察举制度。从此，整个两汉，公卿大臣，郡国守相，基本由此出身。在这段历史时期里，不是某些显赫家族，天生贵胄把持朝政，而是力图把大权交给有德、才的贤士掌管，用沈约的话，这种局面便叫做“以智役愚”。

可是后来逐渐出现了新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导致了这一局面的破坏。

第一，随着土地兼并的进行，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展起来。这些大土地兼并者，有在野的“强宗豪右”，也有原为一般“布衣”，依察举制仕进，又飞黄腾达而成的朝廷显贵。封建皇朝曾十分注意限制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甚至还任用酷吏，给一些不法豪强地主以严重打击。可是由于封建经济规律的作用，一部分豪强地主消灭了，更多的大土地所有主继续涌现。他们的总体力量不但没削弱，反而日益增大。在其压力下（如东汉初“度田”事件中“郡国大姓”等的叛乱），封建皇朝被迫改变过去的态度与政策，向大土地所有者一步步妥协退让，经济上听任其自由发展，政治上渐予拉拢。

第二，随着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封建大家族、宗族也同步发展起来。

①不算秦朝，仅仅高祖至宣帝一百多年中强制迁徙来强即达七次；景、武之际用酷吏打击豪强，更为厉害。参田余庆：《秦汉魏晋封建依附关系发展的历程》，载《中国史研究》I983年第3期。

②分别见《汉书·儒林传序、公孙弘传》。

③分别见《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史记·张丞相附申屠嘉传》。

一些大地主家族将大量土地出租给丧失土地的农民耕种，收取地租。这些农民，除外来的“宾客”外，更多的是本地的“宗族”成员。经济上的剥削，在当时条件下必然导致人身奴役和控制，形成封建依附关系。很自然，大土地所有主逐渐演变成乡里、宗族的领袖。在其影响、控制下，乡里特别是宗族的凝聚力大大加强了。依靠这一力量，大地主家族平时可以左右地方治安，战乱时又可以聚集成千上万户宗族、宾客拥众自保，甚至组成一支有战斗力的武装。就每一个大地主家族、宗族言，和封建王朝相比，其力量自然是不足道的。但当这种力量在全社会中比重日益增加之后，就总体言，就构成上述足以迫使封建皇朝不敢再轻易限制、打击，不得不对其改变态度与政策的强大力量了。

为了防止大土地所有制分散，实力削弱，无法长期有效地影响、控制宗族与乡里，再加上儒家思想的反作用（见下），封建大家族渐次发展起来，改变了秦以来诸子成年即与父母别籍异财，另立小家庭的制度①，从此一直延续两千年。

第三，除了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外，促成封建皇朝改变对豪强势力或豪强大族（即大土地所有制与封建大家族、宗族之结合体）的态度与政策，还有文化方面的原因，这就是儒学的广泛传播。

如所周知，汉代儒学宣扬的主要内容，一方面，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便是倡导孝道，“亲亲”，力图通过大家族成员间的亲爱、和睦与感化力量，通过维护父家长的权威和影响，来稳定各个家族、宗族、地区的秩序；进而要求人们由父及君，“比国如家”，实现“忠孝之道”，以巩固整个封建皇朝的统治②。《汉书·宣帝纪》诏曰：“导民以孝，则天下顺”，当即这一指导思想的高度概括。由于儒家积累下了大量经典著作，经过汉代学者糅合法家、道家、阴阳五行家等思想进行注释，其所包含的内容，不但体现上述政治、社会观点和原则，而且凝结成为当时说来是丰富的理家、治国的具体经验。这些著作和内容，成为汉代提高文化素质，培养合格统治人才，特别是高级统治人才的最好教材。其他任何一种学派，都无法与之比拟。

这种儒学正好适合西汉中、后期发展起来的封建大家族的需要。对于这些大家族的父家长来说，以儒学教育后代，既可加强家族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又可以使子弟提高文化素质，应州郡辟除和察举出仕，保证家族、宗族在本地以至全国的声望长期延续不衰。由于此故，早在西汉便出现“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的谚语（见《汉书·韦贤传》）。东汉以后，封建大家族世代奉习儒学的越来越多，甚至原来的律学世家，也转而“兼通经书”①。这样，在豪强势力中便逐渐形成了一些由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家族与宗族，以及儒学三者相结合的统一体。随着这些统一体中辟除、察举出仕人数的增加，特别是其中一部分还升为朝廷显贵，形成政治上的累世公卿，社会上的世家大族，它们与封建皇朝的利害关系日益接近，自然也就越来越靠拢和支持封建皇朝。这和西汉初年往往与六国贵族、官僚、豪杰身份相结合的强宗豪右，常与皇朝冲突、对抗的政治态度，迥然不同。

①参见祝总斌：《略论晋律的儒家化》，载《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②“忧国如家”，见《汉书·翟方进传》；“忠孝之道”，见《汉书·张敞传》。①《后汉书·郭躬传、陈宠传》。

另一方面，自西汉初年起，吸取秦朝因严刑峻罚而覆灭的教训，儒家还宣扬德化思想，特别是强调统治集团内部应注意团结、和睦的思想。封建皇朝逐渐认识了这一思想对巩固统治的极端重要性，并以之指导行动。当豪强势力施加压力之时（如“度田”中之叛乱），封建皇朝其所以往往妥协退让，固然有着力量对比方面的原因，同时恐怕德化思想也在起着指导作用②。而当豪强势力积极出仕，主动靠拢、支持之时，封建皇朝对它们自然更加注意拉拢、团结，除了经济上的照顾外，便是将它们大量吸收进入各级政权，转化为官吏甚至朝廷显贵，使它们与皇朝的利益紧紧地连在一起。

就这样，作为西汉初年异己力量的豪强势力，逐渐变成了封建皇朝的社会、阶级基础与统治支柱。二者由矛盾、对立、斗争，终于走向了统一、结合、相互依存。自此直至明清，双方形式尽管有着发展，这一基本关系，却始终没有根本的变化。而在二者的结合过程中，儒学的传播，从文化方面，从思想意识上层建筑方面，是起了重大促进作用的。

以上论述了在新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下，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家族与宗族，以及儒学三结合统一体的形成与发展。汉代“以智役愚”局面的逐渐遭到破坏，正和这种三结合统一体的存在分不开。

道理并不复杂。当三结合统一体发展，特别是其中累世公卿的世家大族力量壮大，甚至“势倾天下”（《三国志·袁绍传》）之后，为了争取他们的全力支持，封建皇朝对这些家族子弟的出仕，升迁，往往不能很好地坚持长期以来实行的德、才标准①。察举、铨选上不时发生凭借权势，走后门，“竟相荐谒”等现象②，封建皇朝由于自身危机重重，为了求得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与相安无事，对之也只得采默许、放任态度。这样，日积月累，人才的选拔、任用，自然发生对普通“布衣”不利，而对豪强势力、世家大族有利的变化。后者实际上得到某些法外照顾，仕宦不绝的可能性增加了。“四世三公”、“四世五公”相继出现。“以智役愚”局面开始破坏。“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之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流行起来的。很明显，这一系列连锁反应，追根溯源，全都关系到前述力量对比的变化，关系到三结合统一体的出现与发展。

不过，直到东汉末年为止，如本章第一部分所论，用人考虑“族姓”只是一种社会风气，远未形成国家认可的制度。一些朝廷显贵家族其所以能仕宦不绝，累世公卿，固然与越来越多的法外照顾分不开，但就大多数情况言，主要依靠的仍是儒学传统、文化素质、统治本领，亦即封建德、才。另一方面，一些普通“布衣”，只要有德、才，进入各级政权仍有不少机会。

这也就是说，东汉末年虽然出现了“选士论族姓”这一门阀制度的萌芽，但是离开门阀制度的形成还存在相当一段距离。三结合的统一体，特别是累世公卿的世家大族的存在，已经导致了门阀制度的萌芽，并就其不可抗拒的总趋势言，必将继续导致门阀制度的形成。事实也证明，魏晋以后门阀制度其所以形成，离开豪强势力的强大，特别是当时的三结合统一体的制约，是不可想象的。而且门阀制度下的高级士族，正是由东汉兴起或魏晋兴起的累世公卿、世家大族所转化。不过在东汉末年，这一制度毕竟尚处在雏形之中。如果没有东汉末年的战乱，如果统一皇朝继续存在下去，门阀制度由雏形到形成的过程将会是很慢的。作为一个庞大的统一皇朝，有着大量个体小农散居，提供兵役、徭役、赋税，使它能保持相对强大的力量；同时又有着相当数量有德、才、出身普通“布衣”的士人，不断被选入各级政权，作为新鲜血液，为朝廷出谋划策或掌管行政事务。因而对当时的豪强势力、世家大族，虽然已在经济上给予照顾，在用人上有所偏向，但是决不会很快把它们视为主要社会、阶级基础，将照顾、偏向发展为赋予特权，从法令上固定下来，建立门阀制度的。

②《后汉书·光武帝纪》提出以“柔道”治天下，即其证。

①东汉一代，特别是桓、灵、献帝三朝，三公《后汉书》有传者，大多数出身公卿二千石官吏家族。参见永田英正：《从后汉三公看起家与出身》，载《东洋史研究》24卷3号。②参见《后汉书·种暠传》。

只有东汉末年以后，出现了新局面，产生了新问题，方才加速了门阀制度的形成过程。

二、战乱，统一帝国瓦解与分裂，新皇朝力求三结合统一体，特别是世家大族大力支持，是门阀制度加速形成的决定因素。

东汉末年爆发黄巾农民大起义。军阀混战的结果导致社会大动乱和统一帝国解体。随后形成三国鼎立。几十年后，经过短暂统一，各类矛盾又汇为永嘉之乱，再开南北长期对峙的局面。

在这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显著变化及其连锁反应，迫使封建皇朝为了巩固统治，不得不加速推行门阀制度。

第一，在东汉灭亡以后几百年中所建立起来之鼎立、对峙的各皇朝，不仅声望远逊于统治达四百年之久的汉皇朝，而且统治地盘缩小，统治基础与实力也无法与之相比。东汉桓帝时皇朝编户人口达5600多万；而进入三国，编户最多的曹魏才440多万；南北一分裂，各自的人口又复减少①。劳动力控制大大减少，意味着实力极大削弱；再加上鼎立对峙，战争频仍，消耗至巨，因而各皇朝统治的稳固程度，也无法与东汉相比。

可是另一方面，在这过程中，前述三结合统一体，特别是世家大族的实力，一般却比过去加强。原因是：在战争不断，兵役、徭役沉重等条件下，个体小农很难维持生产，不得不大量投附这些势力，充当佃客、部曲，以求庇护。十六国末南燕尚书韩■曾上疏曰：“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依托城社，不惧熏烧，公避课役，擅为奸宄”（《晋书·慕容德载记》）。此证豪强势力，特别是一些高官显贵家族隐占大量劳动力，自魏晋以来很普遍。它们的力量本已不可忽视，得到大量投附佃客、部曲之后，便进一步扩大。对基础、实力削弱的新皇朝来说，地位和重要性显著提高，后者对前者的依靠程度，也远超过东汉。

以统治区比较狭小，豪强大族数目不多，容易看出上述规律的孙吴政权为例，其对“僮仆成军田池布千里”的江南豪强大族①，尤其是对实力最强的吴郡顾、陆、朱、张四姓的依靠和优遇，是惊人的。

①以上数字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①《抱朴子·吴失》。“僮仆”，实际上多指佃客，见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顾雍为丞相，一于就是十九年；雍母由吴郡至建业，孙权作为君主“临贺之，亲拜其母于庭”，此均秦汉以来所未见。朱治任孙吴最富足的吴郡太守，前后竟达二十二年，死而后已，可以说实际上让他操纵了经济命脉。而且“治每进见，（孙）权常亲迎，执版交拜”。陆逊为荆州牧，镇守长江上游军事要地，孙权许其独自与蜀国办交涉，“并刻（孙）权印，以置逊所”；后升丞相，领荆州牧如故，萃内外大权于一身②。值得注意的是，对充任高官显贵的豪强大族代表人物，制度上还有特殊优待。首先是免除他们田客的赋役，即“复客”制度。其次是高级将领死后，子弟可以袭爵为官，继续统率其军队，即世袭领兵制度。这两项特殊优待，作为皇朝认可的制度，亦为秦汉以来所未见。以上这些全反映了新形势下，基础、实力较弱之朝廷，对相对强大之豪强势力、世家大族之特殊让步与笼络。如果西晋不统一，听任孙吴独立发展，不受干扰，迟早孙吴式的门阀制度是会确立的。

通过孙吴之例，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西晋要规定“二品系资”，东晋要允许“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要建立和发展门阀制度，其实全是为了笼络高官显贵家族，以此换得他们对自己不很稳固统治的全力支持。

第二，东汉灭亡，特别是永嘉乱后，文化学术中心由汉代京师的太学，以及各地的郡国学，逐渐转移子三结合统一体。“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①。情况是这样的：连绵战乱，官府书籍大量焚毁、损失，再加上玄学清谈的巨大影响，无论南北，公私学校全都沦废，或形同虚设。由此产生的一个连锁反应便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庶人、寒人甚至某些低级士族，要想找到书籍和经师，提高文化素质，学习统治经验都十分困难。同时，编户减少，不断战争对兵役、徭役等的需要又极大增加（一部分编户且被强迫充当军户、吏家等），庶人、寒人也很难再有条件读书、出仕。这样，他们就无法象汉代普通“布衣”那样进入士人行列，更谈不上跻身庙堂，为君主筹谋划策了。前述东晋南北朝之庶人、寒人只能靠吏干、武功出身，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在此条件下，一般说只有三结合统一体、世家大族保存和传习文化学术。一则，从汉代至魏晋南北朝，世家大族一般都重视儒学，注意搜集、保存经籍史书，有一部分还发展成儒学世家、“儒宗”。及至学校沦废，庶人、寒人又无法读书，文化学术、古代统治经验，只在这些家族中保存和传习下去，便是很自然的。再则，在战乱或赋役沉重条件下，也只有世家大族得以保存书籍，传习文化学术。因为他们往往拥有坞壁等防御工事，一般可以拥众自保，使书籍、文化免遭摧残。而等战乱过去，他们又往往是新朝官吏和权贵，家族享有免役等特权，从而不影响将文化学术和古代统治经验稳定地传习下去。这样就迫使各新皇朝不得不主要从这些三结合统一体、世家大族中选拔统治人才，特别是高级统治人才。

必须指出，各皇朝之所以要从三结合统一体、世家大族中选拔、补充统治人才，除文化素质、统治本领外，还有一个重要考虑，这就是认为在儒学的薰陶下，这些家族子弟一般具有较高的封建道德品质，而这正是封建统治人才必备的条件。《魏书·韩麒麟附子显宗传》：魏孝文帝实行门阀制度，李冲反对说：“陛下今日何为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孝文帝回答：“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门，假使无当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纯笃，朕是以用之。”本文第三节已说，南朝宋、齐诸寒人出身之佞幸，虽有吏干，但由于缺乏儒学修养，掌权后贪污纳贿，胡作非为，结果反而导致了皇朝或君主的覆败。魏孝文帝模仿南朝推行门阀制度，在这次对话中重视“德行纯笃”，把它作为其所以要从“君子之门”选拔人才的一个理由，恐怕同时也是有鉴于佞幸给皇朝带来危害之教训的。

②以上三人分别见《三国志》本传及裴注。

①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

总之，在汉代三结合统一体形成与发展，“选士论族姓”之风开始流行的基础上，魏晋以后各皇朝其所以要加速建立，并持续实行门阀制度，一是因为连绵战乱，鼎立对峙局面改变了皇朝与诸三结合统一体的力量对比，迫使皇朝不得不进一步依靠他们，特别是铨选上赋予更大特权，以求其全力支持自己不很稳固的统治。二是因为当时一般也只有这些三结合统一体，尤其是累世公卿的世家大族中拥有统治人才和高级统治人才，不在铨选上赋予更大特权，新皇朝便不能将他们尽快地、大量地吸收入各级政权，以巩固统治。一句话，必须从这些统一体中选拔人才，一般也只可能从这些统一体中选拔人才。于是便形成了沈约所说的“以贵役贱”的局面。

三、九品中正制对门阀制度的形成，在形式方面的影响。

上面论述的是门阀制度实行的前提，以及加速形成的原因，但究竟采用什么形式来赋予这些三结合统一体以特权，从中选拔统治人才呢？历史上有世官世禄制，有父兄任，而魏晋南北朝却主要采用了和以前制度有所不同的、独特的门阀制度。它是九品中正制在一定条件下逐渐推移促成的。

如所周知，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由朝廷官兼任各级中正，将人才依古制分为九等，原来意图只是为了便于铨选，并将用人权掌握于朝廷手中，防止、抵制当时世家大族的“浮华”结党之风。这可能与曹魏“三祖”受先秦法家思想影响较大有关。随着社会经济恢复，三结合统一体特别是其中世家大族日益强大，而封建皇朝力量却相对削弱，出于种种具体动机，封建皇朝不得不对前者加意拉拢、依靠之后，九品中正制便逐渐变质了。如西晋司马氏为篡代曹魏和巩固新皇朝统治，对诸世家大族态度十分迁就。《晋书·良吏胡威传》，为尚书，“尝谏时政之宽，帝曰：‘尚书郎以下，吾无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陈，岂在丞郎令史，正在如臣等辈，始可以肃化明法耳。’”皇帝毫不讳言自己只准备对官品六品（尚书郎）以下官吏犯法给予惩罚，六品以上就要“假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见到。他不但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资治通鉴》卷七九泰始三年载：司隶李憙劾大臣、宗室山涛、司马睦、武陔，以及县令刘友侵占官稻田。对这种直接损害皇朝经济利益的行为，晋武帝只处死了官位最低的县令刘友（官品六品），对山涛等（官品三品以上）则下诏“皆勿有所问”。怪不得司马光就此事评说：这是“避贵就贱”，“可谓政乎”。既然皇帝都对高官显贵如此迁就，则各级中正在评定他们及其子弟的人品时怎么可能公正呢？很自然，结果便是刘毅所说的，“随世盛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九品中正制并不公正了。

前面已经涉及，九品中正制的特点有二：1.九品之“品”，作为人品，不是社会道德观念，而是中正官评定，经司徒府批准，即封建王朝承认、备案的，具有权威性。2.这样定下来的人品，不仅是一种荣誉，更重要的是，它还与吏部铨选，与官职紧密联系在一起。人品上品则官品起点高，且升迁快，容易爬上高位；反之，则往往沉滞于卑官贱职。

由于具有这两个特点，所以九品中正制在逐渐变质后，特别是稍后再与西晋皇朝公开优待高官显贵的“二品系资”相结合，便导致以下结果：第一，发展成一种恶性循环：家族中有人官居高品，子弟便容易获得人品上品，取得较快升迁官品高品之资格；等这批子弟达到官品高品后，下一批子弟又容易获得人品上品。反之，官居下品者，子弟往往得到人品卑品，便形成向官品下品之循环。这便是过渡性的、按官位高低区分的门阀制度。第二，东晋建立后，“势族”和皇朝比，相对说，力量更强大，因而评入品上品，升官品高品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于是又引起以下连锁反应：本来，九品中正制下一个士人被评为上品或下品，是个人德、才问题，与家族血缘无关。“二品系资”后，与家族发生了关系，也只涉及“资”即官位，仍与血缘不相干。可是等到“凡厥衣冠，莫非二品”以后，由于是由中正官与司徒府代表封建皇朝确定的，具有权威性；相应地这些“势族”子弟又往往最后达到官品高品，成为高官显贵，这样，时间久了，其人品、官品之取得，就不仅被看成个人德、才，而首先被视为出于整个家族血统高贵了。相反，“寒门”子弟屡被评为人品下品，充任下级官吏，时间久了，便被视为整个家族血统卑贱的结果。经过以上演变，终于人品转为门品，个人德才转为家族血统。过去是官品决定人品，此后是门品决定官品。这就是按血缘关系区分的门阀制度。至于庶人、寒人，因为本无人品，其中极少数人的官品是靠士族轻视的吏干、武功取得，家族仍需服徭役，血统之卑贱自然又在低级士族之下，因而也就被压在门阀社会的更下一层，“士庶天隔”便是它的真实写照。

十分清楚，无论以上哪一阶段门阀制度的形成，最初全都始于中正评定人品。中正评定和吏部铨选依据人品、门品，构成门阀制度不可或缺的部分与特点。可以说，门阀制度在形式方面是渊源于九品中正制的。

必须指出，无论以上哪一阶段门阀制度，均与世官世禄制、父兄任制有所不同。后者由贵族地位或官位直接决定子弟出仕，而前者形式上需经过一个中间阶段，即考虑人品或门品。按规定，人品主要标准为德、才，考虑它便意味“势族”子弟仍需德、才，方能取得出仕优势。这显然带有很大欺骗性。至于门品，虽按血缘关系区分，但它从人品发展而成，所以也意味与德、才标准紧密相关。门品二品，即意味其家族由血缘决定的门风，在德、才上具有优势，因而理应出仕起点高，并迅速升至大位。任防赞琅邪王氏“六世名德，海内冠冕”；琅邪王筠自称家族“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①；前引魏孝文帝以为“君子之门”“德行纯笃”，全都把门阀血缘与“名德（名指著名，名德即重德、大德）”、“德行”连在一起。这和世官世禄、父兄任相比，具有较大欺骗性。

总之，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在形式方面，离开九品中正制便不可想象。

以上即为什么在魏晋南北朝出现并持续存在门阀制度的三个原因。

等到南北朝后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家族与宗族、以及儒学三结合统一体在实力和文化素质、统治经验上，不再占有压倒优势；相反，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农民起义之打击，高级士族日益没落；而庶人、寒人地主则在新形势下经济实力加强，文化索质提高，特别在北朝，军功、吏于出身的官吏从来就占据重要地位，往往便是朝廷显贵。在这诸种因素结合下，“以贵役贱”的局面已无法维持下去，至隋唐，封建皇朝为了更广泛地选拔人才，求取各种社会力量支持，以巩固统治，便把九品中正制废除，使门阀制度与政治制度脱离关系，变成了纯粹的社会制度。

①分别见《文选》卷46《王文宪集序》、《南史·王筠传》。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缺乏基本文明史概念，所以胡说“门阀制度是封建地主阶级特权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表现形式。”——他们哪里懂得，门阀制度是新的文明之温床，而“封建地主阶级特权”的说法，完全是自相矛盾的陈述。因为“地主阶级”是土地自由买卖的结果，而“封建特权”则是禁止土地自由买卖的。马列狗如此缺乏历史常识，由他们来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密切的关系”……简直是浪费笔墨了。）

【第四章 户籍制度】

第一节 户口数的历史记载

本节所述三国两晋南北朝各时期的户口数，仅是一般民户在国家户籍上登记而见于历史记载的户口数。由于当时有许多人不向国家登记户口，一些特殊身份的人也不编入一般民户的户籍，所以一般来说，国家户籍上的户口数要少于或远远少于实际所有的户口数。

由于战乱影响，三国时期户口的数量大幅度地下降。

关于蜀的户口，史籍中有两个数字。《晋书·地理志·总序》称：章武元年（221）“其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时隔四十二年，至景耀六年（263）蜀亡时，刘禅向邓艾所上之士民簿，仅有“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①。增加的户口数微乎其微。

吴的户口，《晋志·总序》称：“孙权赤乌五年（242），亦取中州嘉号封建诸王。其户五十二万三千，男女口二百四十万。”《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载王濬灭吴时（280），吴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以上两组户口统计数字大致相同，仅口数一作“二百四十万”，一作“二百三十万”。这不能不使人怀疑，这两组数字都是出自一个来源，因转录或版刻有误，所以才出现这点差别。大概吴自赤乌五年以后，再没有进行过户口统计工作，所以王濬在灭吴时所得的户口数，仍然是三十八年前，即赤乌五年的统计数字。另据《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帝王世纪》，皇甫谧以为“正始五年，扬威将军朱照日所上吴之所领兵户凡十三万二千，推其民数，不能多蜀矣”。朱照日所提供的这个数字以及皇甫谧的推断恐与事实有违，皇甫谧在世的时间为215—282年，他所撰《帝王世纪》当在西晋平吴之前，时北人对吴的户口数字尚茫无所知，朱照日谓“吴之所领兵户凡十三万二千”，大约得自讹传，所以距离事实甚远；皇甫谧据此推断吴之人口“不能多蜀”，当然也只能是错误的。总之，吴的户口虽有以上三种记载，但其中一种属完全错误，另两种实为一种，即赤乌五年所统计。

关于曹魏的户口，《帝王世纪》中有一条记载：“景元四年（263），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通典》卷七《食货·历代盛衰户口》所载与此略同，仅口数作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减去蜀亡时的户口数，《通典》的计算是：“魏氏唯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

据上述统计，魏、蜀、吴三国户口的总数是：户一百四十六万六千四百二十三①，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不包括兵、吏，吴口数按二百三十万计）。《晋志·总序》载东汉的最高户口数是：户一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三国的户、口数都仅相当于东汉最高户、口数的七分之一弱。

①《三国志·蜀志·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

《通典》统计三国的总户数是“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三十三”，东吴的户数《通典》按五十三万计，技五十二万三千计，尾数“四百二十三”，《通典”误作“四百三十三”，所以与我们统计的数字有不同。西晋的户口数，《晋志》载太康元年（280）“大凡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隋书·地理志·总序》作“大抵编户二百六十余万”，较前者多二十万户左右。即使以《晋志》的数字与我们前面统计的三国户口总数相比，户多近一百万，口多近八百五十万。由于这时吴刚并于晋，故这些增加的人口主要应是在原魏、蜀境内。魏、蜀的户口是魏灭蜀那年的统计数字，距离太康元年仅十七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能增加户近一百万、口八百多万，是十分可观的。这大概是由于下述原因所造成：第一，西晋初年形势安定，政治比较清明，这有利于人口的增殖。第二，在赋役较轻的情况下，可能使一部分流民、隐户重新编入国家的户籍。第三，西晋初年统治者比较注意抑制大族的势力，如司马炎曾诏禁募客，不准“私相置名”，这对防止国家编户的丧失起一定的作用。

在《三国志·陈群传》裴注中也保留有一条西晋的户口资料：“按《晋太康三年地记》，晋户有三百七十七万，吴、蜀不能居半。”拿这条资料与《晋志》所载太康元年的户数相比，仅仅过了两年，西晋的户数就激增一百三十多万户，超过太康元年的户数一半有余。这显然不能归因于人口的自然增殖，而是与太康元年开始推行的占田令有直接关系。因为既要在全国范围推行占田制，就必然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户口、财产登记工作，编制新的户籍，脱离户籍的人为了取得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就必须得重新向国家登记户口。再，魏晋时期封建依附关系有很大发展，门阀大族既占有不少合法的荫户，也占有数量更多的非法隐户，如在颁布占田制的前几年，中山王司马陆就曾占有簿籍不挂的隐户和冒牌荫户七百多户①。西晋占田令中规定品官荫户的数额为一至十五户，这是比较低的，推行这种荫户制，可以把官员大族拥有的一部分依附农民转变成国家的编户。太康三年国家编户的激增，主要应是这次与推行占田制联系在一起的检括户口、整理户籍的结果。太康三年国家有三百七十七万户，如每户平均以五口计，则那时国家控制的人口大约可达到一千八百八十五万人左右。

东晋南朝时期，仅宋、陈在史籍中有具体的户口数字。《通典》载宋大明八年（464）的户口数是：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而《资治通鉴》卷一二九大明八年末载宋有“户九十四万有奇”。《宋书·州郡志》未载大明八年的户口总数字，仅有各州郡户口的分计数字。据此，梁方仲统计宋大明八年的户数为九十万一千七百六十九，口数为五百一十七万四千零七十四②。总之，大明八年的户数当不足百万，口数在五百万左右。东晋末刘毅称：“今江左区区，户不盈数十万，地不逾数千里”③；《宋书》卷九《良吏传·序》称：“以区区江东，地方不至数千里，户不盈百万”；齐初崔祖思也说：“今户不能百万”④。

①《晋书·高阳王■传》。

②《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38页。

③《晋书·刘毅传》。

④《南史·崔祖思传》。

可见东晋、宋、齐的户数都不足百万。《梁书》卷三《武帝纪》末：“征赋所及之乡，文轨傍通之地，南超万里，西拓五千。其中瑰财重宝，千夫百族，莫不充牣王府，蹶角阙庭。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大概在梁朝全盛时的户数可能会超过百万。但由于侯景之乱，“台城沦陷，坟籍散逸，注记无遗，郡县户口，不能详究”①。

在东晋南朝中，陈的疆域最小，“西亡蜀汉，北丧淮肥”，大体上同三国吴差不多。在东晋南朝五个朝代中，陈的人口最少，《隋志·总序》称陈仅有“户六十万”。《通典·历代盛衰户口》也称：“宣帝勤恤人隐，时称令主，阅其本史，户六十万。”可见杜佑认为陈有户六十万是在宣帝时。至陈后主亡国时（589），仅剩“户五十万，口二百万”②。它控制的人口竟比东吴还要少一些。

十六国时期，北方割据混战，干戈相寻，在史籍中留下户口统计数字的仅有前燕、翟魏与西燕三国。《晋书·苻坚载记》上称：前秦灭前燕后，“坚入邺宫，阅其名籍，凡郡百五十七，县一千五百七十九，户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万七千九百三十五”。前燕统治的区域，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是古代人口密集的地区。翟魏和西燕都是小国，它们的户数见《晋书·慕容垂载记》：翟魏都滑台，灭亡时有七郡、户三万八千；西燕部长子，灭亡时有八郡、户七万六千八百。北魏统一北方以后，推行均田制度，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口有较大的增长。但因北魏末尔朱荣之乱，“官司文簿，散弃者多，往时编户，全无追访”；魏收仅笼统地指出：“正光以前，时惟全盛，户口之数，比夫晋之太康，倍而已矣”①。杜佑据此作出推断：“今云倍而余者，是其盛时则户有至五百余万矣”②。那时北魏的人口大约在三千万以上。尔朱之乱以后，据《通典》记载，北魏有“户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六十八”③。

北魏分裂以后，东魏、北齐据有中原富庶地区，故人口众多。梁方仲根据《魏书·地形志》统计，东魏在武定年间（543—550年）有户二百万左右，口七百六十万左右④。《周书》卷六《武帝纪》下载北齐灭亡时（577）的户口数为：户三百三十万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万六千八百八十六。《隋志·总序》户数作“三百三万”而略去尾数，未载口数。《通典》户数作三百三万二千五百二十八，口数作二千万六千八百八十；口数尾数与《周书》略异，户数前面的大数同《隋志》，尾数同《周书》。《资治通鉴》卷一七三太建九年仅举北齐的户数为三百三万二千五百。十分明显，杜佑和司马光认为《周书》的“户三百三十万”，其中“十”字为衍误。

西魏、北周占有关陇，大部分地区比较荒凉，后虽夺取南朝的益州及荆州之一部，但人口仍远比东魏、北齐稀少。《通典》载北周“大象中（579—580年）有户三百五十九万，口九百万九千六百四。”按，大象年间北周已统一北齐，但它的人口反较北齐原有的人口少一千多万。这是为什么？岑仲勉认为：“《通典》所记大象中户口，系指北周原有区域而言，不包灭齐之数。”①这个看法十分正确。

①《隋书·地理志·总序》。

②《北史·陈本纪》上。

①《魏书·地形志》上。

②③《通典》卷七《食货·历代盛哀户口》。

④《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57页。

①岑仲勉《隋唐史》第7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又，关于三国两晋南北朝各代户口数的资料，梁方仲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收集相当齐全，并有不少精辟考辨，本节吸收其中研究成果。

第二节 普通民户的户籍：黄籍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户籍，有普通民户户籍和特殊民户户籍两类。普通民户主要包括地主、农民等，他们归州郡管理，占国家人口的大多数。特殊民户主要有兵、僧尼、奴隶、杂户等，他们的户籍和普通民户不属于一个系统，国家统计户口，一般不包括这些特殊身份的人。

东晋南朝时期，普通民户的户籍被称为黄籍。顾名思义，黄籍是用黄纸制成的户口簿籍；但用黄纸制成的户籍不一定就称为黄籍。从西晋初年中正官的下属访问令刘卞“写黄纸一鹿车”②这一事实来看，黄纸在当时已普遍应用，西晋的户籍很可能就是用黄纸制成，但当时并无黄籍之名。盛唐的户籍用黄麻纸，当时亦不称黄籍。黄籍之名仅流行于东晋南朝。这是因为在东晋南朝境内有大量北来侨民，他们的户籍与土著居民不同，系用白纸制成。这样，东晋南朝普通民户的户籍就分为两种：用黄纸制成的土著居民的户籍和用白纸制成的侨民户籍。人们为区别这两种户籍，始以纸色对它们命名：前者称黄籍，后者称白籍。南朝后期白籍被废除后，黄籍虽仍然存在，但也渐渐地不称为黄籍了。

黄籍的形式，《太平御览·文部·札》引《晋令》：“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名。”可见黄籍用纸的高度为一尺二寸，凡承担官府徭役的人都要登记入籍。据沈约说，东晋咸和三年（328）至宋元嘉的黄籍，皆“朱笔隐注，纸连悉缝”①。大概黄籍上字的颜色用两种：一般用墨笔，重要的籍注用朱笔。“纸连悉缝”，是指每张纸之间的接缝处都粘连得很好。这说明黄籍也是采取那时书籍的通行形式——卷轴式。

对于黄籍，统治者认为它是“民之大纪，国之治端”②，是极为重要的。用我们的观点来看，它无非是统治阶级赖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和征调赋役的工具。可以说，黄籍所登记的内容，都是以上述目的为出发点。

首先，在黄籍上要登记每个民户成员的名字和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晋书·礼志》中载有一个故事：东晋南平郡陈诜娶李氏为妻，生四子；后李氏被贼掠去，陈诜又娶严氏为妻，生三子。李氏归后，“诜籍注领二妻”。后李氏、严氏在家庭中的身份地位发生了争执，征西大将军庾亮的司马王愆期议论说：李氏“子为首嫡，列名黄籍”，这证明李氏的身份为陈诜之嫡妻。在妻未死的情况下，陈诜只能纳妾，不能娶妻。由于“诜籍注领二妻”乃特殊情况所致，非故意犯法，可以不问，但严氏的地位只能是继室。通过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在陈诜的户籍上首先列出的是户主陈诜的名字；下面是李氏、严氏，并注明为陈诜之妻；再下面是依次排列陈诜的七个儿子，并在李氏所生长子下面注明首嫡。

从这个故事还可以看出：在黄籍上妇的身份有嫡妻、继室、妾三种，子的身份除长幼顺序外，还分嫡庶。

两晋南朝的赋役和性别、年龄有密切关系。拿梁以后的制度来说，老（六十六以上）、小（十六以下）免赋役，男丁（十八至六十）服役并纳全额祖调，女丁（二十至六十）和男子半丁（十六至十七、六十一至六十五）纳半额租调。

②《晋书·刘卞传》。

①《通典》卷三《食货·乡党》。

②《南齐书·虞玩之传》。

两晋、宋、齐的制度与此略异。因此，在黄籍上除要求注明性别以外，还要求注明年龄。如南朝宋何之平，“母本侧庶，籍注失实，年未及养（八十岁），而籍年已满”①；齐张岱“母年八十，籍注未满，岱便去官从实还养”②；萧道成说，宋、齐时人民为逃避赋役，在户籍上“盗易年月”③之风甚盛。这都说明在黄籍上要注明每个人的年龄。

由于死人、逃亡者、在役的人、患病者都不可能再服役，所以这些情况也要注在黄籍上。宋、齐之际户籍发生极度混乱，这方面的情况有“或人在而反托死叛”，即人在家而户籍上却注死和逃；“停私而云隶役”，即在家为私而户籍上却注为官府服役；“身强而称六疾”，④即身体健康而户籍上却注患多种疾病。梁初邓元起为益州刺史，有人对他说：“蜀土政慢，民多诈疾，若检巴西一郡籍注，因而罚之，所获必厚”⑤。以上说明死、逃、服役、患病等情况，在户籍上都必须注明。

由于东晋南朝的士族享受免役优待，而是否士族主要决定于宦和婚，所以在黄籍上也要注明这两方面的情况。所谓宦，是指做过什么官。沈约说：东晋的黄籍“位高官卑，皆可依按”；又说那些在户籍上冒充士族的人，“罕知其祖，假称高、曾”①。可知由远祖直到本身所历官位，都要在户籍上登记。刘裕的诏书也说：“开亡叛赦，限内首出，蠲租布二年。先有资状、黄籍犹存者，听复本注”②。“资状”即指历代做官的情况。所谓婚，是指和哪些人家通婚。宋大明五年（461）孝武帝下诏说：“士族杂婚者皆补将吏”③。“杂婚”指士族和非士族通婚，按当时规定，士族杂婚即丧失士族资格，所以宋孝武帝才使他们补将吏。宋孝武帝怎样发现这些杂婚的士族呢？据记载大明五年孝武帝在户籍上又作了一些新规定④，为贯彻这些规定，政府必然要进行户籍检查，因此才能发现并处罚这些杂婚的士族。这说明户籍上登记有通婚的状况。士族如犯罪、犯清议，也会影响他们的士族地位，所以这些情况也要注籍。南朝各代开国皇帝的即位诏中都有这一类的话：“有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除，洗除先注，与之更始”⑤，就是明证。

在黄籍上还要登记民户的门第等级。刘宋人武念，史称“本三五门”⑥。宗越“本为南阳次门”，安北将军赵伦之条次氏族，“点越为役门，后宗越向宋文帝求情，才恢复为次门⑦。

①《宋书·何之平传》。

②《南齐书·张岱传》。

③④《南齐书·虞玩之传》。

⑤《梁书·邓元起传》。

①《通典》卷三《食货·乡党》。

②《宋书·武帝纪》下。

③《资治通鉴》卷一二九，大明五年末。

④《宋书·孝武帝纪》大明五年条有“近籍改新制，在所承用”之语。

⑤《南齐书·高帝纪》下。参见《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条、《梁书·武帝纪》中天监元年条、《陈书·高祖纪》下永定元年条。

⑥《宋书·宗越传附武念传》。

⑦《宋书·宗越传》。

宋明帝时王僧虔为吴兴太守，“听民何系先等为旧门”⑧，后王僧虔因此被免官。《资治通鉴》卷一二五大明五年胡注：“三五者，三丁发其一，五丁发其二。”盖“三五门”为服役之民户，亦即“役门”。《南齐书》卷四六《陆慧晓传附顾宪之传》称：“凡有资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看来黄籍上民户的门第主要分为两大等级：一为免役的士族，另一为承担力役的役门或称三五门。旧门、次门都是士族，但后者属低级士族。

三国两晋南北朝备代都实行给客制度，规定官员可以占有若干户佃客作为自己的合法荫户。如西晋规定九品以上官员可分别占有佃客一至十五户，东晋时又增加到五至四十户①。除了这些依法占有的佃客外，皇帝还向有特殊功绩的官员赐给客一类的生产者，这些赐客也属于合法的荫户。荫户只向其主人缴租，不向国家服役纳税。为了确认荫户的这种依附地位，国家规定“客皆注家籍”②。这就是说荫客也要在黄籍上登记，只不过他们没有独立的户籍，他们的户籍是登记在主人户籍的后面，称为附籍。目前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三国两晋南北朝国家户口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佃客、部曲这类依附农民未被计算在国家户口之内。我认为，这有欠分析。按当时大族的依附农民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注家籍的合法荫户，另一类是不允许注家籍、版籍不载的非法隐户。前者因户籍上有名，应在国家户口统计数字之内；后者因版籍不载，则理应在国家户口统计数字之外。现存西凉建初十二年（4）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户籍残卷（斯0113号），其中有大府吏随嵩一户，注籍者四人，附籍一人，户口总计为“凡五口”①。可证附籍人口要纳入国家户口统计之内。

⑧《南齐书·王僧虔传》。

①分别见《晋书·食货志》、《隋书·食货志》。

②《隋书·食货志》。

①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一辑，第6页。

第三节 特殊民户的户籍：白籍

关于白籍，周一良的解释是：“以蘖汁染纸，谓之入潢。则纸不生蠹虫，缝不绽解。盖土著户籍原为保存久远，故用入潢之黄色纸。侨人户籍原系临时性质，故用普通白纸”②。此为籍分黄、白之一因。东晋为招怀流民，对侨人给予免除赋役之优待，与南方土著有不同，在户籍上自然也应有所区别。这是户籍分为黄、白的另一原因。关于白籍，文献记载甚少。《晋书·范汪传附子宁传》称：“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返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允许在户籍上注明本人的原籍，似乎此为白籍在内容上的一大特点。由于在白籍上注籍的人免除正常赋役，所以在白籍上登记的事项可能较黄籍少一些。

②《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246页。

第四节 资簿

由于魏晋宋齐调的征收采取“九品混通”制度，这种方法要求先评资、定出户等，然后才能征调。但户籍上却没有财产登记，它只能解决哪些人应纳或不应纳户调的问题，而无法解决纳多少的问题。因此，当时还有和黄籍相联系的、专门登记各民户财产的资簿。这种资簿就是地方官每年在进行评资、定户等的工作中所形成的文书。

资簿上登记些什么内容呢？《晋书·石苞传附子崇传》称“有司簿阅崇水碓三十余区，苍头八百余人，他珍宝、货贿、田宅称是”。这里所说的“簿”，不是指户籍，而是指资簿。由此可见，在资簿上登记的有水碓、田宅、珍宝、财货、奴隶（苍头）等。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没有独立的人格，所以他们不能登记在户籍上，而只能作为主人的财产登记在资簿上。南朝人在谈到评资所产生的流弊时说：“乃令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屋不得瓦，皆责资实。民以此树不敢种，土畏妄垦，栋焚榱露，不敢加泥”①；“守宰相继，务在裒刻，围桑品屋，以准资课”②。可见资簿上重点登记的是土地、桑树、房屋，并且按照它们的数量、质量折算成钱，在资薄上予以注明。刘宋大明初年实行占山法以后，人们占领的山泽也要“条上资簿”③。

在资簿上除登记财产外，还要注明户等。在齐武帝萧赜的诏书中有：“诸责负众逋，七年以前悉原除，高资不在例”；“其非中资者，可悉原停”；“凡下贫之家，可蠲三调二年”④。看来户等分为上资、中资、下贫三档，每档又各分三等，共九等，与“九品混通”征调法相适应。《南齐书·陆慧晓传附顾宪之传》称：“山阴一县，课户二万，其民资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刻又刻之，犹且三分余一。”大概户资三千钱是一条界线，在此上者为中资以上户，在此下者为下贫户。

梁以后，废除了“九品混通”征调制，调的征收也变成和田租一样的按丁征收，但资簿似尚未被废除。因为梁、陈还有亩收米二升的田税，为征收田税，有时也为了对富户和贫户负担的租调进行调节（如免除贫户的租调），都需要查核资簿，所以资簿仍与户籍并行。《梁书·武帝纪》下称：“田者荒废、水旱不作、无当时文例，应追税者，并作田不登公格者，并停。”此所谓“公格”，也许就是指资簿吧。但由于梁以后废除了评资，梁、陈时期的资簿内容可能要简单一些。

①《宋书·周朗传》。

②《南齐书·竟陵文宣传子良传》。

③《宋书·羊玄保传附羊希传》。

④《南齐书·武帝纪》。

第五节 西凉建初十二年户籍残卷

十六国时期的户籍制度，文献记载不多，但从现存西凉十二年户籍残卷可知其大概。这个残卷共保存有九户民籍，残缺者四户，完整或大体完整的五户。兹择录一户完整的于下：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兵吕德年四十五唐妻年卅一丁男二息男■年十七小男二■男弟受年十女口二受女妹媚年六凡口六媚男弟兴年二居赵羽坞建初十二年正月籍①可见在当时户籍上登记的有姓名、籍贯、性别、年龄、职业、家庭成员关系、丁中统计、女口统计、户口总计等项目。这种户籍登记，从内容到形式应是沿袭魏晋的户籍制度而来。

应指出的是，在建初十二年籍见到的丁中制度，有丁男、次男、小男，这和两晋南朝一样；但妇女却无丁中之分，被统称为女口，而在两晋南朝妇女也是有丁中之别的。这种不同主要是由剥削制度的不同所决定。两晋南朝的妇女无徭役负担，调按户征收（梁以后始改成按丁），这都不要求妇女实行丁中制；但那时的田租却一直是按丁征收，丁女纳丁男的半数，次丁女、老小免征，这就要求妇女也要实行丁中制了。因此西晋规定：“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①；梁也规定“女以嫁者为丁，若在室者，年二十乃为丁”②。估计在两晋南朝的户籍中也会注明丁女、次丁女字样。及至十六国后赵时期，石勒始改田租为按户征收，规定户“租二斛”；③北魏在实行均田制以前，也实行按户征田租制，户征“粟二十石”④。可见在十六国至北朝前期，田租一般实行按户征收，因此不再要求妇女有丁中之别。在建初籍上见不到丁女、次女字样，而出现了“女口”这样笼统的统计，原因即在此。至于建初籍上男子所以有丁中的划分，这是为了适应徭役征发的需要。

①《敦煌资料》第一辑，第5页。

①《晋书·食货志》。

②《隋书·食货志》。

③《晋书·石勒载记》上。

④《魏书·食货志》。

第六节 计帐户籍制度

北魏推行均田令以后，土地制度和剥削制度都发生了大变化，这自然要引起户籍制度的变动，到西魏苏绰当政时，就逐渐形成了一套新的户籍制度。《周书·苏绰传》称：“绰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这种“计帐户籍”的形式及内容如何，史籍不载。幸好敦煌发现的斯六一三号文书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此文书经日本学者山本达郎的复原、研究，认为写成于西魏大统十三年（547）①。文书分为A、B两类：A类以户为单位记载有关人口、赋税、土地等情况，B类大体是以A类为基础形成的三十三户人口、土地、赋役的总计。该文书的性质，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它就是苏绰所创制的计帐式户籍。

A类文书的具体内容：在户口方面，包括户主及家庭成员的姓名、生年干支、年龄、现任官职；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基于丁中制的丁、中、老、小、黄的划分；家庭成员的死亡、出嫁情况；奴婢的姓名、性别、年龄；附载牛的颜色和大小。在赋税方面，包括课户、不课户和上、中、下户等的划分；全家人口的集计，下分为出除人口（死亡和出嫁者）和见在人口，见在人口又分为课口和不课口；全家应纳租、布、麻若干，并分别标明良、贱、牛缴纳的数量。在土地方面，包括受田的丁男、丁妻、丁婢的口数；应受田若干、未受田若干，受田中麻田、正田、园宅各若干，受田率是足或几分未足；受田人所受各段土地的亩数、方位及四至。

B类文书的具体内容：在赋税方面，包括课口若干人，贱婢几人，牛几头；都合调布若干匹，其中良人、贱丁、牛各若干；都合租粟若干斛，其中良、贱、牛各若干，良人上、中、下户租的折草数字；都合税租若干斛，其中台资户、上中下三等不课户各输若干，上、中不课户税租的折草数字。在徭役方面，都合课丁男若干人，其中杂任役若干人，六丁兵若干人。在受田方面，包括都合受田若干户，其中受足、三分未足、二分未足、一分未足、未受各若干户；各类户受田的丁男、丁女、丁婢、牛各若干，应受田若干，实受麻田、正田、园宅各若干，未受田若干。

大统文书反映的户籍制度，在内容上的特点，是户籍和均田制度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赋役制度相结合。但在户籍、均田、赋役三者中，户籍居主导地位。作为大统文书基础的A类文书，首先要完整地记录各户的人口情况，不受田、不纳租服役的中、老、小、黄家庭成员，甚至死亡、迁出的成员，都要无遗漏地进行登记，这就说明户籍的主导地位。由于与均田制度相结合，土地开始被列入户籍，作为受田的奴、牛，也被列于家庭成员之后。土地、奴、牛过去是资簿登记的重要内容，它们被列入户籍之后，资簿可能就被取消了。大统文书的书写形式十分严格，提纲挚领，条理清晰。A类文书既有每个家庭的户口、租调、土地的逐项登记，也有各方面的集计；B类文书首先是人口、赋役、均田情况的集计，下面再按子目分类统计，这类格式的文书在编制过程中需要花费大量气力，但却易于查阅、掌握。也许由于苏绰创造的这种户籍制度格外强调各种统计数字，所以被称为“计帐户籍”。

十六国北朝也实行士族制度，这在户籍上应该有反映。但因现存的建初十二年户籍和大统十三年计帐户籍都属残卷，上面登记的民户都不是士族，所以关于这方面的记注就无法见到了。

①山本达郎：《敦煌发现讨帐式的文书残简》，载《东洋学报》第37卷。第2、3号。谭两宜的译文，收入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4期。

第七节 特殊民户多种

三国两晋南北朝实行世兵制度，兵户子弟要世袭当兵，身分低于一般民户。所以他们不编入一般的民籍，要另立兵籍。三国两晋南朝的史籍中，有不少免兵户为民户的记载，就说明那时兵、民是分籍的。在十六国时期，各国也多推行世兵制度。后赵石虎曾免秦、雍二州的皇甫、胡、梁、韦、杜、牛、辛等十七个望姓的兵役，“蠲其兵贯”①。“兵贯”就是兵籍。前燕和南朝一样，有时称兵户为“营户”②。为什么叫营户？就南朝史来看，这和士兵“妻子营居”③、家属“便付营押领”④，亦即其户籍隶属于营署有关。前燕的营户大体应和南朝相同。在北魏，被降俘、征服的各族人民和罪犯，往往被变成营户或兵户，被编入兵籍，世代服兵役；中央宿卫兵、北镇兵中虽有很多鲜卑人，他们的身分比较高一些，但也都入兵籍⑤。《隋书·食货志》：北周“建德二年（573），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县籍”即一般民籍，因当时世兵都入兵籍，故“除其县籍”。直到隋开皇十年（590），文帝才下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⑥。至此兵籍才并入民籍。需要说明的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除世兵外，也召募大量自耕农参军，这一部分人因不是世袭兵户，所以不入兵籍而仍隶属于民籍。

三国两晋南北朝佛教盛行，僧众猥多。在北朝属于佛教寺院的还有僧祇户和佛图户，北魏和平初年（460）沙门统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①管理僧众之官，南朝有僧正。北魏初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僧曹之长初名道人统，后更名沙门统，又有都维那。州有州统、州维那，郡有郡统、郡维那。僧尼及寺院之依附人口，当由僧官管理。南朝郭祖深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②《历代三宝记》称北周武帝灭佛，“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可证南北朝之僧尼及寺院之依附人口皆不属一般民籍，而另有户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无论官府和私家都拥有大量奴隶。官府奴隶相当于刑徒，长年服苦役，到六十岁以后才有可能免为平民，他们的户籍当然要自成系统。私家奴隶属于其主人的资产，要记入资簿，这在上面已谈到。《晋书》卷九四《翟汤传》称：“建元初，安西将军庾翼北征石季龙，大发僮客以充戎役，敕有司特蠲汤所调。汤悉推仆使委之乡吏，吏奉旨一无所受。汤依所调限，放免其仆，使令编户为百姓。”这说明奴隶虽记入资簿，但还不算正式编户，放免后才有“编户为百姓”的资格。北朝推行均田制以后，奴婢也要受田、纳租调，他们的姓名才脱离资簿，附注在主人的户籍上——这也叫注家籍。上面说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官员的合法荫客要注家籍，奴婢注家籍与佃客注家籍有何不同呢？《周书》卷六《武帝纪》下载建德六年（577）的诏书可说明这个问题：“自永熙三年七月已来，去年十月已前，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旧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前期，部曲、佃客是身分相同的两种人，后逐渐混淆而难以分清，此处所说的“部曲”也应包括着佃客。“共居”即共籍；奴与主共籍，也就是注家籍。从诏文中可以看出，奴注家籍后身分仍为奴（大统年间的计帐户籍即如此），经放免后才能上升为注家籍的佃客、部曲及客女。

①《晋书·石季龙载记》上。

②“前燕营户”一词见《普书》卷一一一《慕容载记》，“南朝营户”一词见《宋书》卷七七《沈庆之传》。③《宋书·何承天传》。

④《宋书·武帝纪》下。

⑤《魏晋南朝的世兵制，参见何兹全《魏晋南朝的兵制》；北魏的世兵制，参见何兹全《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两文均载《读史集》。

⑥《隋书·高祖纪》下。

①《魏书·释老志》。

②《南史·郭祖深传》。

北朝历史上“杂户”一词，主要指隶户、伎作户、绫罗户、屯田户、牧子户等，他们在身分上都是高于奴隶、低于自由人的国家农奴。

隶户来自俘虏和罪犯，他们有一部分被皇帝赐给达官贵人，但大部分是留在官府服役。国家的隶户和奴隶归都官尚书统一掌握，自立户籍。《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孔疏引《魏律》：“缘坐配没为工乐杂户者皆用赤纸为籍，其卷以铅为轴。”这里的“工乐杂户”，应是指隶户被分配到官府作工匠、乐户者。古代的奴隶皆“著之丹书”，北朝与奴隶近似的官府的隶户，大概也包括官府的奴隶，他们的户籍用赤纸即本此意。

伎作户指各类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民户，北朝政府对他们控制很严。

北魏太武帝曾严禁官员、地主私养百工伎巧，下令：“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①。北齐官员毕义云”坐私藏工匠，家有十余机织锦，并造金银器物”，遭到禁锢②。这说明伎作户不属地方，亦为受官府直接统领的特殊户口集团。

关于北魏的绫罗户，在《魏书·食货志》及卷九四《仇洛齐传》有大致相同的记载。《仇洛齐传》称：“魏初禁网疏阔，民户隐匿漏脱者多。东州既平，绫罗户民乐葵因是请采漏户，供为纶绵。自后逃户占为细茧罗縠者非一。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属守宰，发赋轻易，民多私附，户口错乱，不可检括。洛奏议罢之，一属郡县。”可见绫罗户也是一个不属郡县守宰，而由杂营户帅统领的特殊户口集团。

北魏曾仿照魏晋多次推行屯田制度。太和十二年（488），李彪建议“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民，相水陆之宜，料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余财市牛科给，令其肆力”③，是其中最大的一次。魏晋的屯田户是由屯田官府直接统领的，北魏也应如此。北魏在河西、并州、河阳等地设置有许多国营牧场，在这些牧场为国家放牧的称牧子户，他们的户籍应隶属于管理牧场的官暑。北齐文宣帝高洋在天保二年（551）下诏说：“诏免诸伎作、屯、牧、杂色役隶之徒为白户”④。

①《魏书·世祖纪》下。

②《北齐书·毕义云传》。

③《魏书·李彪传》。

④《北齐书·文宣纪》。

这道诏书可能执行不彻底，所以在天统三年（567）高湛以太上皇的身分又下诏说：“诸寺署所绾杂保（役？）户姓高者，天保之初虽有优敕，权假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杂户，任属郡县，一准平人”①。可见伎作、屯田、牧子等杂户皆隶于寺署，放免后才可为郡县编户。②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封建化的加深和扩大时期，各个阶级、阶层都在发生激烈的变动。其中，情况最复杂的莫过于封建依附这个阶层了。它包含多种职业、多种名称的人，这些人的处境虽大致一样，但并不完全相同。如两晋南朝的百工户和吏户，其身分相当于北朝的杂户，但他们是编于黄籍（在黄籍上注明他们的门第、身分）呢，还是另有特殊户籍？现在还不太清楚。

①《北齐书·后主纪》。

②以上所述隶户、伎作户、屯田户、牧子户，参见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第八节 争夺劳动力的斗争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除有复除权的官贵、士族以外，还有很多人不向国家服役纳税。这些人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一、籍注不实之人。这一类人多通过在户籍上谎报年龄、诈注疾病、妄报死逃或冒充士族等手段，以求规避赋役。其中冒充士族最保险，但冒充士族必须得贿赂官员，对籍注进行篡改，需要有一定的财产。所以，他们之中有一些是属于富商、庶族地主，但也有一些比较富裕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其他籍注不实之人则多为不堪赋役剥削的自耕农。

二、脱离户籍之人。这一类人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依附于大族、受大族剥削奴役而未能注家籍的劳动者，他们实际上已下降到佃客、部曲的地位，但由于未注家籍，所以在身分上还有较多的自由。另一种是虽脱离户籍、但仍保留独立身分的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由破产的自耕农变成的流民，但也有一小部分庶族地主。《陈书·褚玠传》称：山阴“县民张次的、王休达等与诸猾吏贿赂通奸，全丁大户，类多隐没”。这些隐没的“全丁大户”，大部分应是地主。在战乱和政治昏暗时期，这类脱离户籍之人数量十分庞大。如三国时袁绍统治下的青州，“邑有万户者，著籍不盈数百”①；梁元帝时“人户著籍，不盈三万”②；北齐高洋时，“户口租调，十亡六七”③。可见当时大多数人都成了无籍之人。

三、注家籍佃客、奴隶和僧尼。这类人的户籍与一般民籍不同，注家籍佃客、奴隶受世俗地主的牢牢控制，僧尼受僧侣地主的控制。他们一般不向国家服役纳税，只向地主服役纳税。这一类人也大多是由破产的自耕农转化而来。

以上三种类型不向国家服役纳税之人，除一小部分属于剥削阶级以外，大部分是自耕农或来源于破产的自耕农。自耕农为什么经常破产呢？这基于西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土地很少，生活十分困苦。南朝人所谓：“家有五亩之鸡，一母之豕，床上有百钱布被，甑中有数升麦饭”④，可说是自耕农的生活写照。自耕农的经济是如此脆弱，所以无论是赋役的加重、战乱、天灾乃至婚丧嫁娶等任何一种因素，都可能迫使他们趋于破产。另一方面，大土地所有者经济势力的不断扩张，要求大量的佃客、奴隶等劳动者为他们种地和服役，这些劳动者只能从自耕农阶层中攫夺，所以他们无时无刻地都在迫使自耕农走向破产。如果说注家籍和未注家籍的佃客、奴隶是大土地所有者已争取到手的劳动力的话，那末，破产的流民和那些被迫“改注籍状”的自耕农，就是他们的劳动后备军，这些人时刻都在面临着沦为佃客、奴隶的厄运。封建国家为了保证兵源税源，加强中央集权的力量，一直都在想着把上述三种类型的人重新纳入国家正常的户籍制度之内，使他们重新向国家服役纳税。封建国家的这种努力，实质上就是与大土地所有者展开争夺劳动人手的斗争。

封建政权与大土地所有者争夺劳动人手，重点在上述第一、第二两种类型的人。对这些人封建政权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检籍、土断和括户。

①《三国志·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

②《南史·梁元帝纪》。

③《隋书·食货志》。

④《南史·邓元起传附罗研传》。

提起检籍，我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南朝齐初的户籍大检查。这次著名检籍的起因，是由于当时的户籍发生了极度的混乱。《南齐书·虞玩之传》称：“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八条取人，孝建元年（454）书籍，众巧之所始也。”《南史·王僧孺传》引沈约的话说：“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既立此科，人奸互起，伪状巧籍，岁月滋广。”所谓“八条取人”、“七条征发”，现在已无从知其详细内容。唐长孺在《南朝寒人的兴起》一文中，征引《宋书·索虏传》载何尚之关于“发南兖州三五民丁”的议论，对此作了精要的阐释①。据唐长孺的意见，在元嘉二十七年大征发时，制定了哪些人该服役、哪些人不服役的硬性标准，何尚之所谓不在征发之列的“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居职从事，及仕北徐、兖为皇弟皇子从事，庶姓主簿，诸皇弟皇子府参军、督护、国三令以上、相府舍者”，这些人以上即为有免役权的士族。由于士族的标准明确，所以在孝建元年编造户籍时，许多企图避役的人就增损籍状，把自己变成合乎免役条例的士族。这样就造成了户籍的大混乱。由于当时户籍混乱主要是冒充士族造成的，所以齐初检籍的重点，是对准那些“改注籍状，诈入士流，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的人。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内容，当时检籍还包括纠举那些“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叛，停私而云吏役，身强而称六疾”以及“盗易年月”等投机取巧者。对那些“抱子并居，竟不编户”①、“小塘藏丁匿口”②等脱离户籍之人，在这次检籍中也要把他们重新编入户籍。当时凡被认为有伪冒或脱离版籍的民户，都被称为“却籍”，却籍者要充远戍。萧齐统治者对这次检籍决心很大，但由于检籍官员行私舞弊，反而造成很坏的后果。梁沈约说：齐初“东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而簿籍于此大坏矣。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竞行奸货，落除卑注，更书新籍，通官荣爵，随意高下，以新换故，不过用一万许钱，昨日卑微，今日士伍或有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所却既多，理无悉当，怀冤抱屈，非止百千，投辞请诉，充曹牣府，既难领理，交兴人怨”③。这样，至永明三年（485）就激起了以唐寓之为首的农民起义。为了缓和人民的反抗情绪，也因为这样的检籍再也无法推行，所以到永明八年（490）齐武帝下诏：“既往之愆，不足追究。自宋升明以前，皆听复注。其有谪役边疆，各许还本。此后有犯，严加翦治”④。宣布这次检籍完全作废。齐初大检籍以后，小规模的检籍仍不时发生。如在齐东昏侯时，“先是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又东境役苦，百姓多诈注疾病，遣外医巫。在所检占诸属名，并取病身。凡属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并是役荫之家。凡注病者，或已积年，皆摄充将役。又追责病者租布，随其年岁多少。衔命之人，皆给货赂，随意纵舍”①。这样的检籍，当然也不会有多大成效。

除上述检籍外，统治者在编造新户籍时，也要依据旧籍进行户口检查，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检籍。由于户口状况是不断变动的，所以封建政府窍隔一段时间要编造一次新户籍，这属于正常情况造籍；另外，在统治者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时，为了适应新制度的要求，封建政府也往往要编制新籍，这属于特殊情况的造籍。后一种情况因与改革相配合，所以在争夺劳动人手方面，往往会取得巨大成绩。这种造籍，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至少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西晋太康元年推行占田制时，太康三年国家控制的户口较太康元年增加一百三十多万户，就是这一次造籍所取得的结果。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已说过。

①《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第110—111页。

①②《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

③《通典》卷三《食货·乡党》。

④《南齐书·虞玩之传》。

①《南史·废帝东昏侯纪》。

第二次是在北魏推行均田制三长制时，北魏中央曾派遣使臣到各地编定户籍，如派尧暄为“东道十三州使，更比户籍”②，派闾庄“为定户籍大使”③等。由于在均田制下农民能够受田，而且剥削较轻，所以大量隐漏人户就纷纷向国家呈报户口。北魏的户口猛增到五百多万户，当是这次与推行均田相联系的造籍的结果。

第三次是在北齐、北周时期。自北魏推行均田制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均田制度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隋书·食货志》记载的北齐河清三年（564）均田令和北周保定元年（561）后的均田令①，标志着均日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随着均田制度的演变，户籍格式逐渐定型为像西魏大统十三年那样的计帐户籍制度，这当然也要编造新籍。由于计帐户籍对人口的控制较严，所以北齐、北周虽为戎马倥偬的乱世，但两国人口的总数并不减于北魏盛世的人口总数，仍然达到三千多万口。

东晋南朝连续推行的九次土断措施②，主要是把北来侨民断入黄籍，使他们也像土著居民那样向国家服役纳税。但把侨民断入黄籍，不一定具有向大族争夺人口的性质。这不仅因为有些侨民原来就在国家白籍上登记，受侨州郡统辖，而且在侨民中也包括不少官僚、大族。但在土断的同时，也进行户口检查，许多隐户、流民也被编入户籍。如东晋哀帝兴宁二年（364）桓温主持的庚戌土断，规定“不得藏户”，司马“玄匿五户，桓温表玄犯禁，收附廷尉”③。萧齐初年吕安国曾“土断郢、司二境上杂民”④；所谓“杂民”，当包括各种无籍之人。陈文帝天嘉元年（560）的诏令说：“其亡乡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随其适乐，来岁不问侨旧，悉令著籍，同土断之例”⑤。这些被土断的隐户、流民等无籍者，就含有和大族争夺劳动人手的意思了。如果说检籍、土断只把搜检隐漏之人作为附带任务的话，那末，封建政府的括户就主要是为解决这些人的问题了。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括户的记载不绝于史，而东晋一代尤为突出。

②《魏书·尧暄传》。

③《北史·闾毗传》。

①《隋志》载北周的均田令很简略，年代也不明确，从与它相联系的徭役制度来看，它的颁布当在保定元年以后。

②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346—356页。

③《晋书·彭城穆王权传附曾孙纮传》。

④《南齐书·柳世隆传》。

⑤《陈书·世祖纪》。

颜含为吴郡太守，王导问他：“卿今莅名郡，政将何先？”颜答：“王师岁动，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国弊家丰，执事之忧。且当征之势门，使反田桑，数年之间，欲令户给人足，如其礼乐，俟之明宰”①。可见与大族争夺劳动人手，在当时被提到了头等重要的地位。当时括户的干将有山遐，他为余姚令时，“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遐绳以峻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②。庾冰辅政时，“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余人”③。简文帝时王彪之为会稽内史，“居郡八年，豪右敛迹，亡户归者三万余口”④。淝水之战前夕，东晋为“外御强氐，搜简民实，三吴颇加澄检，正其里伍”⑤。东晋末刘裕当政时，因“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刘裕严申禁制，处死了“藏匿亡命千余人”的余姚大地主虞亮⑥。对结聚于山泽的流民群，东晋的官员或用武力、或以招抚，重新把他们控制到国家的手中。前者如海陵县的青浦，“四面湖泽，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淮南太守毛璩“率千人讨之，时大旱，璩因放火，菰葑尽然。亡户窘迫，悉出诣璩自首，近有万户，皆以补兵”⑦；后者加太末县的深山中，“有亡命数百家，恃险为阻，前后守宰莫能平”，江逌任太末令后，“招其魁帅，厚加抚接，谕以祸福，旬月之间，襁负而至”①。类似例子很多。

在北方，有几次著名的括户，规模要壮观得多。如前燕慕容时，“百姓多有隐附”，仆射悦绾主持括户，一举“出户二十余万”②，朝野为之震惊。南燕慕容德时，“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慕容德“遣其车骑将军慕容镇率骑三千，缘边严防，备百姓逃窜。以（尚书韩）■为使持节、散骑常侍、行台尚书，巡郡县隐实，得荫户五万八千”③。北魏献文帝时，冀、定等“五州民户殷多，编籍不实”，献文令韩均往检括，“出十余万户”④。东魏武定二年（544），高欢以太保孙腾、大司徒高隆之为括户大使，分行诸州，“凡获逃户六十余万”⑤。北方的朝廷集权力量都比较强，所以才能主持这样大规模的括户。

封建国家对上述第三种类型的人——注家籍佃客、奴隶和僧尼，主要是采取控制发展的政策。

对于佃客，从曹魏规定的“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⑥，到西晋规定的品官可占有佃客一到十五户，再到东晋规定的品官可占有佃客五到四十户，再到北魏赐给王、公、侯、子臣吏十二人到二百人⑦，这些规定既是保护官贵的利益，也含有限制他们大量占有注家籍佃客这类生产者的用意。因为这些规定等于宣布，官贵们超过规定的佃客和臣吏是不合法的，这是一层限制；这些规定也等于宣布，除品官有权占有佃客、王公侯子有权占有臣吏，其他人则无此特权，这是又一层限制。再说当时所谓皇帝给客、赐臣吏，也不一定实际授给，往往是在官贵已占有的大量依附农民中，政府按制度予以登记、注家籍，而超过规定数额的则不予承认。《南齐书·州郡志》上南兖州条称：“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元帝太兴四年（321），诏以流民失籍，使条名上有司，为给客制度。”这些“多庇大姓以为客”的失籍流民，是政府无法控制的，所以才由大姓“条名上有司”，然后再由政府按当时的给客制度赏赐给他们。很明显，东晋推行这样的给客制度，一个重要目的是想从大族势力下挖出一部分失籍流民。

①《晋书·颜含传》。

②《晋书·山涛传附山遐传》。

③《晋书·庾亮传附弟冰传》。

④《晋书·王廙传附侄彪之传》。

⑤《世说新语》上卷下《政事》注引《续晋阳秋》。

⑥《宋书·武帝纪》中。

⑦《晋书·毛宝传附孙璩传》。

①《晋书·江逌传》。

②《晋书·慕容载记》。

③《晋书·慕容德载记》。

④《魏书·韩茂传附子均传》。

⑤《魏书·孝静帝纪》。

⑥《晋书·王恂传》。

⑦《魏书·官氏志》。

为防止奴隶数量的膨胀，封建政府作了多方面的努力。首先是执行“良奴之制”，严格禁止把良人变成奴隶。北魏的法律规定：“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①。这一类法令当继承于魏晋。在南朝也严禁卖良人为奴。其次，不断地下令释放奴婢，或免为兵、客、部曲，或免为良人。特别是在大的军事冲突以后，战胜的一方往往把众多的战俘变成奴隶，结果导致公私占有奴隶的数量急剧增加。因此，事隔不久，战胜的一方往往下令大规模地释放奴婢。如东晋在太元十四年（389）下令道：“淮南所获俘虏付诸作部者，一皆遣散，男女自相配匹，赐百日廪。其没为军赏者，悉赎出之。以襄阳、淮南饶沃地，各立一县以居之”②。淮南所获俘虏即淝水之战中俘获的前秦军民。类似资料，在史籍中可以找到很多①。朝廷采取这种措施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其中重要的一点即在于把私家控制的人口变成国家控制的人口。

为了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帝王对佛教大多采取既保护又限制的政策，也有少数帝王推行灭佛措施。南朝宋文帝、宋孝武帝曾沙汰僧侣，齐武帝甚至规定：“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为道，及起立塔寺，以宅为精舍，并严断之。唯年六十，必有道心，听朝贤选序”②。北魏曾一再限制僧侣的数额，文成帝规定：“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至孝文帝时，“听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为常准”③。以上的限制措施，所起作用都不大。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北周武帝字文邕都信道不信佛，他们推行了断然的灭佛措施。

拓跋焘下令：“沙门无少长悉坑之”④。字文邕灭佛的手段比较缓和，但决心极大，一时间，北周、北齐境内的三百万僧尼皆改为编户。但在字文邕死后，佛教又逐渐恢复。

①《魏书·刑法志》。

②《晋书·孝武帝纪》。

①参见《南齐书·郁林王纪》永明十一年八月条，《梁书·简文帝纪》太清三年五月条《周书·武帝纪》上建德元年十月年，《武帝纪》下建德六年二月条。十一月条、宣政元年三月条，等等。②《南齐书·武帝纪》。

③④《魏书·释老志》。

封建政权执行的上述争夺劳动人手的措施，有时成绩显著，有时则不起作用。其原因何在呢？根本一点是决定于那时的政治状况。如果封建政治比较清明，横征暴敛较少，这则就会出现“豪强征敛，倍于公赋”⑤，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是愿意做国家的编户的，国家与豪强争夺劳动人手，当然会取得胜利。反过来，如果政治昏暗，百端征调，这时就会出现宫府征敛甚于豪强，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就宁愿做豪强的依附农民，国家即使用强力能把劳动人手争夺过来，但也只是暂时的，不久仍会逃散，国家的争夺劳动人手措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在封建社会里，总是治世少而乱世多，所以国家与大土地所有者争夺劳动人手的斗争，总是后者占上风。

⑤《魏书·食货志》。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为何关注“户籍制度”？因为这是马列主义的奴化基础。马列狗总结了“国家与豪强争夺劳动人手”的历史教训，于是得出了“消灭豪强”或曰“国家与豪强合二为一”的毛泽东奴化思想。但是，如此建立起来的集体制度并不能满足共产党传宗接代的动物欲望。于是到了邓小平的“先富改革”，国家还是与豪强分而治之了。这样一来，共产党还是跌落到了剥削阶级的泥坑之中了。因为这是人性的陷阱，马列狗又岂能独外？）

【第五章 赋役制度】

第一节 三国赋役制度

曹魏的赋税分为两种，一种是对郡县编户征收的田租与户调，一种是对典农部民与士家征收的租赋。较之汉赋，有很大的差别。

在曹操的经济政策中，维护和发展自由农生产的政策，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表现为田租与户调新科的实行。

《三国志·何夔传》写到“曹操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税绵绢”。

《资治通鉴》系此事于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战以前。所谓“新科”，便是《魏书》说的“其收田祖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①。按东汉田租以产量为标准，实行三十税一之制。灵帝中平二年（185）曾收天下田一亩十钱，用于营建宫宇②。至建安五年，曹操推行一亩收租四升的制度，汉朝按产量收租之制遂为税亩制度所代替。又汉有算赋，是人头税，即按人头收钱。曹操改为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这是户调，收绢、绵。从此算赋制度被革除。

税亩制依据田亩的多少收租，田多租多，田少租少。户调制是不是各户一律都出绢二匹、绵二斤呢？非是。《魏略》有这样一段话：初，太祖（曹操）为司空时，以己率下，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赀。于时，谯令平（曹）洪货财与公家（曹操家）相等，太祖曰：“我家赀那得如子廉耶？”①这段话说明发调是要“平赀”的，赀多之户则多出，赀少之户则少出。

然则，所谓“户出绢二匹、绵二斤”，并不是说每户一律调绢二匹，绵二斤，而只是一个按照家赀户等的不同，各户所应出的平均数额而已。徐坚《初学记》卷二七引《晋故事》说到：“书为公赋，九品相通，皆输入于官，自如旧制。”曹魏户调之法，当即九品相通。

根据曹操、曹洪的家赀被“平”，我们还可知悉：在曹魏，上自曹操，下至一般官吏，都没有免税的特权。租调征收对象，包括了各级官吏、庶民中的地主、工商业者、小块土地所有者（自由农）。即所有的郡县编户。曹魏根据土地与家赀的多少征收租调的政策，对发展自由农生产是有利的。河东号称“百姓劝农，家家丰实”②；冀州号称“户口最多，田多垦辟”③。由此二地情况，可见自由农生产在曹魏时期，在北方，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曹魏时期的典农部民即屯田客，由特设的典农中郎将（秩二千石）、典农校尉（秩比二千石）、典农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等官吏管理，不属郡县管辖④。所交赋税与郡县编户不同。

据《魏氏故事》，屯田用的是黄巾的资业。这种资业包括牛在内，都是官有。对典农部民，原来实行的是“计牛输谷”（或“僦牛输谷”）之制，即根据租赁官牛的头数交纳租赋。

①《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九年注引。

②《晋书·食货志》。

①《三国志·曹洪传》注引。

②《三国志·魏志·杜畿传》。

③《三国志·魏志·杜畿传》附《子恕传》。

④《三国志·魏志·贾逵传》有“都尉自以不属郡”的话。

典农中郎将任峻认为什牛输谷，大收不增租赋，坚持要求实行“分田之术”①。曹操遂规定“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典农部民）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②。此即任峻所谓“分田”。侯声说是“于官便，于客（屯田客，即典民部民）不便”③。

从“私牛而官田者”看，典农部民是带有家属的，他们都是作为屯田客户而非作为个人存在于典农部所拥有的官田上。生产、交租均以户为单位进行。

曹魏时期还有一种“士家”。此种士家原不屯田。魏文帝践祚之初，王朗建议“宜因年之大丰，遂寄军政于农事，吏士大小，并勤耕稼，止则成井里于广野，动则成校队于六军，省其暴徭，赡其衣食”④。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才用士家去屯田。值得注意的是，曹魏把对屯田客户的剥削方式即“分田之术”，用到了剥削士家上。《晋书·傅玄传》说到“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即可上溯到曹魏。傅玄说的兵、士，指兵家、士家，不是指出征之士。因为“私牛”只有士家才有。出征之士营田受廪，无所谓自持私牛。管理屯田客户的典农组织具有军事性，而对屯田客户的剥削形式，又被用到了士家身上，这就使得屯田客户与士家之间距离缩短。魏末民屯废了，但士家屯田与剥削士家的方式仍旧继续下去。

以上是赋法，在役法方面，根据《三国志·司马芝传》所说：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夫农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种，耘锄条桑，耕熯种麦，获刈筑场，十月乃毕。治廪系桥，运输租赋，除道理梁，墐涂室屋，以是终岁，无日不为农事也。

可知典农部民只用于屯田，除了农事上的“治廪系桥，运输租赋”等以外，没有其他徭役。负担徭役的，是郡县编户、士家与吏家。下面分别叙述。

郡县编户的徭役负担：首先在年龄上，汉时民年二十开始服设，至五十六免役①。曹魏时期末见改变。及龄的丁夫或大男，是都要服役的。到建安二十三年，才有“老耄须侍养者，年九十以上，复不事家一人”的规定②。

其次在役使的方式上，曹魏有一种错役制。晋时刘颂曾说：昔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役居户，各在一方，既事势所须，且意有曲为，权假一时，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积年未改魏氏错役，亦应改旧。③从刘颂所言可知这种错役法，始自曹操，直到西晋都未改动。按照这种役法，服役的（人役）与室家（居户）分离，各在天一方。因为户户如此，所以说“分离天下”。

①《三国志·魏志·任峻传》注引。

②《晋书·慕容皝载记》。

③《三国志·魏志·任峻传》注引。

④《三国志·魏志·王朗传》注引《魏名臣奏》。

①从汉简中所见汉代戍卒年龄，小者十五，老者六十五。十五岁以上服役在汉代是正常现象。②《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③《晋书》卷四六《刘颂传》。

编户中公卿以下的官吏或士族，在曹魏时期，可以不服徭役，但曹魏无士族免役的规定。魏明帝时期，百役繁兴，“使公卿大夫并与厮徒共供事役”①。那时太学诸生有千数，他们来上太学，“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②。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原因就在曹魏无士族免役之制。高堂隆说公卿与厮徒共役，“闻之四夷，非嘉声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③。未说违制。士族免赋免役，在三国，只见于孙吴。

吏、士之家的徭役负担：《三国志·王朗传》注引《魏名臣奏》，说曹魏吏士皆有“暴徭”。《高柔传》说出征之士鼓吹宋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又说“时制吏遭大丧者，百日后皆给役”。可见曹魏吏、士之家皆给官役。但从魏文帝接受王朗的建议，令“吏、士小大并勤稼穑”开始，士家除了营田纳赋以外，士只服兵役。吏有吏役，如农吏、鼓吏等④。如鼓吏当不在营田之数。

曹魏吏、士有分休之制。《三国志·刘动传》写到魏明帝青龙中，吴围合肥，“时东方吏、士皆分休”，满宠表请“召休将士”。《杜恕传》注引《魏略》写到孟康为弘农郡守、领典农校尉，“郡领吏二百余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这是关于曹魏兵、吏分休的明文记载。

吴、蜀二国的赋役制度，由于史料短缺，所知较少，特别是蜀国。

吴国孙权时，陆逊曾陈时宜，以为当“施德缓刑，宽赋息调”⑤。然而由于“兵久不辍”，民总是困千役调⑥。太元元年（251），孙权曾下令“省徭役，减征赋，除民所患苦”①。这已到了他的晚年了。到永安二年（259），孙休在一通诏令中说：“顷州郡吏民及诸营兵，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良田渐废，见谷日少，亦由租入过重，农人利薄使然乎？”他要求“课其田亩，务令优均，官私得所”②。这通诏令涉及的优均对象，包括郡县民户、吏户和诸营兵户。民户主要是自由农户，兵户是用去屯田的兵和他们的家属。如赤乌中，诸郡出部伍，陈表、顾承等“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③。兵户指的便是这种有男有女的部伍。吏户是官府掌握的吏家。兵户“不给他役，使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有事则责兵以死效④。吏户除了用于生产外，还给他役。永安元年的王子诏说到：“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为留一人，除其限米，军出不从。”⑤从“出限米”可知孙吴吏家是要生产的。打仗军出，原来吏须从行，这样的吏家与兵家或士家没有多大区别。五人三人为役，开三五占丁之端。孙休有所减轻，但到吴末孙皓时，却更加严重。陆凯说：“自从孙弘造义兵以来，①

②《三国志·魏志·王朗传》附《王肃》注引《魏略》。

③《三国志·魏志·高堂隆传》。

④《三国志·魏志·仓慈传》注引《魏略》记京兆太守颜斐起菜园，“使吏役间锄治”。邓艾原为丛草吏。

⑤《三国志·吴志·吴主权传》黄武五年。

⑥《三国志·吴志·吴主权传》嘉禾三年。

①《三国志·吴志·吴主权传》太元元年十二月。

②③《三国志·吴志·诸葛瑾传》注引《吴书》。

④《三国志·吴志·陆凯传》。

⑤《三国志·吴志·孙休传》。

耕种既废，所在无复输入，而分一家父子异役，廪食自张调赋相仍，日以疲极。”⑥汉时“算缗”在吴末重新出现⑦。兵家原来不给他役，吴末却“供给众役，廪赐不赡”①。吴亡时户五十二万三千，兵二十三万，吏三万二千②，均入于困境中。

孙吴士族、将领及其所荫佃客，均可免税免役。孙权曾著令：“故将军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③法令不准过问人客，是少有的。潘璋之妻住在建业，孙权赏给她“田宅、复客五十家”④。这即是孙吴的复客制。从此制可推知孙吴将领、士族是免税免役的特权阶级。西晋士族及其亲属享受免税免役特权，是承袭孙吴而来。

蜀国诸葛亮采取了“务农殖谷，闭关息民”⑤；“以境劝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⑥的政策。这里所谓“民”，指的是负担赋税的自由农户。诸葛亮说过：“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⑦这与息民、养育民物的政策一致。无夺民时也就是轻徭，让农民有时间生产。加上薄赋，蜀国的农业后来是发展了。蜀亡前，“男女布野，农谷栖亩”⑧。如果不是轻徭薄赋，蜀国农业不会有此发展。蜀国也搞屯田，如诸葛亮在渭滨分兵屯田⑨。但不是主要的。

蜀亡时，有户二十八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⑩。这里所谓户，主要也是指自由农户。兵、吏的存在同于魏、吴，但在蜀，我们只见到带甲将士在前方屯田。

⑥《三国志·吴志·陆凯传》。

⑦算缗见《三国志·吴志·孙皓传》天玺元年。

①《三国志·吴志·陆凯传》。

②此数字见《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

③《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④《三国志·吴志·潘璋传》。

⑤《三国志·蜀志·后主传》建兴二年。

⑥《三国志·蜀志·杜微传》。

⑦《诸葛亮集》卷三《便宜十六策·治人》。

⑧《三国志·蜀志·蒋琬传》。

⑨《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建兴十二年。

⑩《三国志·蜀志·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

第二节 西晋赋役制度

西晋的赋税制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研究的人虽多，但材料过少，至今没有得到统一的认识。与西晋税制有关的材料，主要的只有两条，先引在下面，然后再说当前的看法。

《晋书》卷二六《食货志》：“又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賓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

《初学记》卷二七《绢第九》：“晋故事：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凡属诸侯，皆减租谷亩一斗，计所减以增诸侯。绢户一匹，以其绢为诸侯秩；又分民租户二斛以为侯奉。其余租及旧调绢二户三匹，绵三斤，书为公赋，九品相通，皆输入于官，自如旧制。”

对以上两条材料的解释很多，但就税制来说，可以归纳为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西晋赋税制度继承曹魏，田租为亩税，户调为户税，只不过剥削量加重了。曹魏的田租是亩收二升，西晋的田租以“夫五十亩，收租四斛”计算，为亩收四升，重了一倍。曹魏的户调是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西晋则是户出绢三匹，绵三斤，重了半倍。绢三匹、绵三斤是平均数，征收时“九品相通”。这也是继承曹魏而来。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西晋在田租上已改变了从前的亩税制度，变为按户征收，与户调一样，九品相通。这种意见的根据有二：一是《晋书》既说绢三匹、绵三斤是“户调之式”，则《初学记》引《晋故事》说的“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中的“民丁”，应是丁男之户，如果是丁不是户，则《晋书》所说“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就不可理解了。《晋故事》的话，意味着西晋一户以一丁计。既然民丁是丁男之户，那么，课田五十亩便是对丁男之户的要求，而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则是了男之户所应纳的租调。二是《晋故事》说到侯国减“绢户一匹”、“民租户二斛”以为侯秩侯奉。西晋“以郡为国”，诸侯“三分食一”①以绢一匹为侯秩，就丁男之户应向国家岁纳绢三匹而言，正是三分食一。所分民租则明说是“户二斛”。尤其是接着说的“书为公赋”的“其余租”及旧调绢、绵，“九品相通，皆输入于官，自如旧制”，表明租不仅是户租，即以户为单位征收，而且是九品相通。《晋故事》所说“租四斛”，只是丁男之户所应交纳的一个平均的租额而已②。持这种意见的认为《文献通考》所说，晋把两汉田赋与户口之赋合而为一，把田赋变成户调，不再履亩而税，只逐户赋之③，是一个卓见。

①《晋书·地理志上》。

②《晋故事》所说“凡属诸侯皆减租谷亩一斗”，用以增置诸侯，解释不通。主张西晋租谷是亩征八升的，以为“斗”是“升”之误。主张西晋租谷是户征四斛的，以为“亩”是“户”之误，因为后面讲的所分民租户二斛及余租都是户租。

③《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二》：“按两汉之制，三十而税一者，田赋也，二十始傅人出一算者，户口之赋也，今晋法如此，则以台二赋而为一。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则无无田之户矣，此户调所以可行欤？”这是说晋把田赋变成了户税。卷三《田赋考三》还说晋法与均田制下，“不必履亩在役法上，西晋规定“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

十三至十五、六十一至六十五，为次丁，按赋税“次丁男为户者半输”而言，次丁徭役应有所减。惠帝太安二年（303）一次征发徭役，“男子十三以上皆从役”①，是特殊情形。十六至六十的正丁全役②。

役使方式，据刘颂所说曹魏用之于百姓的错役法，至晋武帝平吴之后，仍旧未改③，可知与魏无异。

以上是郡县编户负担的税役。不属于郡县编户的典农部民，在魏末晋初罢除④。吏、士之家则保留下来。士家在晋初仍旧用之于屯田，剥削有所加重。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傅玄上疏说到：“今一朝减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欢乐。”他认为应该恢复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持私牛者与官中分之制⑤。据《晋书·慕容皝载记》所说“且魏晋虽道消之世，犹削百姓不至于七八”而为五六来看，傅玄的话是被采纳了。

太康元年（280）平吴，随着州郡兵的罢除，武吏的设置，占田、课田法的实施，士家屯田废止。刘颂在说到魏氏错役至今未改时，又提及平吴后吏、士的徭役负担。

至于平吴之日，天下怀静，丙东南二方，六州郡兵，将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给京城（洛阳）运漕，父南子北，室家分离，咸更不宁。又不习水土，运投勤瘁，并有死亡之患，势不可久。①他要求改变这种情况，并以为“魏氏错役，亦应改旧”。他的设想是：“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国，兵备待事其乡。”如果不能全做到，“可静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内”，这样天下也就受益不浅了。刘颂的话，清晰地说明了平吴后西晋吏、士的戍役与运役之重。

在西晋，全部赋役均由郡县编户中的庶民以及吏、士之家负担。西晋的官吏和他们的亲属是免税免役的特权阶级。这与曹魏不同，而与孙吴一致。西普允许官吏各以品级占田，最低的九品官亦可占田十顷。可是对他们不课田。既不课田，也就不课税役。问题尚不止于此，西晋还制定了官吏可以官品的高卑，荫他们的亲属，并可荫人以为衣食客、佃客的制度。《晋书·食货志》在写了官吏各以品级占田之后，接着便写道：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迹禽、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

荫亲属，就是亲属可以不交税，不服役。品级高的官吏，可荫及九族，论税，只逐户赋之，则田税在其中”是一致的。

①《晋书·惠帝纪》。

②《晋书·食货志》。

③《晋书·刘颂传》记刘颂在说到“魏氏错役”时，有“逡巡至今”未改之言。他是在平吴后说的。

④《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咸熙元年：“是岁罢屯田官以均役政。”《晋书·武帝纪》泰始二年十二月：“罢农官为郡县”。

⑤《晋书》卷四七《傅玄传》。

①《晋书·刘颂传》。

低的也可荫三世，加上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的予孙，又可依官吏之例，荫其亲属，这就把各级官吏及其宗族变成了一个可以不纳税服役的阶级。比之曹魏，在税役制度上，是一个退步。

宗族中的佃客，因为荫亲属制的实施，税役已经免除。《晋书·食货志》中说的各级官吏所荫佃客无过多少户，是指前来依附成为佃客的非本族的农民而言。

西晋此制完全是在维护官僚地主的利益，维护士族的利益。

西晋征发与免除赋役，均据黄籍。《晋令》说到：“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名。”①黄籍是西晋郡国士庶统一的户籍，此外西晋没有别的户籍。士族在黄籍上注有爵位（详见第四节），以证明自己是兼复之家。地主的佃客注地主的家籍②，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户籍，与税役不发生直接联系。兼复之家的佃客，不承担官家税役。

①《太平御览》卷六〇六《文部·札》引。

②《隋书·食货志》记晋时“客皆注家籍”。

第三节 十六国赋役制度

十六国政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不是单纯的少数民族的政权，而是有汉人参加的政权；少数民族上层的统治者，大多数也已汉化；各个政权都具有汉化的色彩，只是深浅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总的趋势是后来出现的政权比先前的政权，汉化程度更深，色彩更浓。因而在税役上，各个政权大都袭用魏晋旧法。

最早建立的成国，在李雄时，制定了赋役制度。“其赋男丁岁输谷三斛，女丁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事少役稀”，因而出现了“百姓富实，闾门不闭，无相侵盗”的好局面③。对“男丁岁输谷三斛”，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是丁税；一种认为“男丁”系指丁男之户而言，岁输谷三斛是户税。按西晋之法，租调九品相通，输入于官，三斛应是一个平均定额。无论哪种解释，都以为成国赋税，承自西晋，只是量上有所减轻。

成国对役法无明文规定，百姓一个时期可能“事少役稀”，另一个时期也可能为徭役所困。李寿时，“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满道”，思乱者竟至“十室而九”①。

汉国与前赵无赋役之制，后赵石勒在称王之前，“以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赀二匹，租二斛”②。这里明言租二斛是户税。认为西晋祖四斛是户税的，说石勒此制承自西晋，非首创。又按西晋九品相通之例，赀二匹、租二斛应为平均定额。在役法上，后赵有徒民以充戍役之制，被徙以充戍役之民，均在兵籍。《晋书·石季龙载记上》说到，“雍秦二州望族，自东徙已来，遂在戍役之例。”他们有“兵贯”。石虎接受王擢意见，免除了雍秦望族十七姓的兵贯，但“其非此等，不得为例”。为了战争的需要，石虎还曾下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运送军粮；“青、冀、幽州三五发卒”③。“征士五人车一乘，牛二头，米各十五斛，绢十匹，调不办者以斩论”。这表明后赵到石虎时期，不仅普通百姓要服役，“兼复之家”也要服役，已服兵役的征士，还要出车、牛、米、绢。役调是很重的。但要注意五丁取三，四丁取二，三五发卒之言。孙吴已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之法，但未见三五发卒之制。曹魏是年九十以上复不事家一人，兵役由士家担任。西晋被课之以田的正次丁均须服役，吏、士则负担戍役与运役。从后赵开始，始见徒民戍役及三五发卒之制。三五发卒对后世役法影响很大。

士族是“兼复之家”，这是西晋之法。

前燕慕容皝迁都龙城之后，颁布了赋税制度。慕容皝曾“以久旱，丐百姓田租”。这说明当时已有常赋。慕容皝尚曾“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后因封裕进言，改变为悉罢苑囿“以给百姓无田业者。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若私有余力，乐取官牛垦官田者，其依魏晋旧法”①。

③《晋书·李雄载记》。

①《晋书·李寿载记》。

②《晋书·石勒载记上》。

③《资治通鉴》卷九七晋成帝咸康八年，“皆三五发卒”注：“三丁发二，五丁发三也。”

①《晋书·慕容皝载记》。

即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这就在郡县常赋之外，出现了一种类似曹魏屯田剥削方式的赋税制度。

慕容儁迁都于邺，进入中原，未再实行乐取官牛垦官田的魏晋旧法。在税役上，慕容儁曾“宽常赋”②，然而“赋法靡恒”③，征收并无常额。役法也无一定的标准，申绍谓为“役之非道”。郡县守、宰在征税起役之时，又“无不舍越殷强，首先贫弱”，以至“行留俱窘，资赡无所，人怀嗟怨，遂致奔亡”④。值得注意的是，在兵役方面，慕容儁曾实行“三五占兵”之法⑤。这与石虎所行三五发卒”之法正同。

前燕又有所谓“军封”。悦绾曾向慕容进言：“百姓多有隐附今诸军营户，三分共贯，风教陵弊，威纲不举。宜悉罢军封，以实天府之饶，肃明法令，以清四海。”慕容采纳了悦绾的意见，由悦绾定制罢军封，“出户二十余万”⑥。这说明前燕的官吏和他们所荫庇的人户，也是不交税、不服役的。军封助长了隐附之风，罢军封，免营户，利于检括逃避税役的隐附之户。

前秦的赋役，从现有材料来看，体现了轻摇薄赋的特点。苻健曾“与百姓约法三章，薄赋卑宫”①。苻坚即位之初，“偃甲息兵，与境内休息”。并能注意减免田租。一次从龙门还长安，曾“丐所过田租之半”。苻坚的目的是在发展农业生产。灭燕之前，前秦境内已经是“田畴修辟，帑藏充盈”。灭燕后，苻坚继续推行了轻摇薄赋的政策。在役法上，“复魏晋士籍，使役有常闻”。复魏晋士籍也就是免除士族的税役，这是晋法。使役有常闻是说不任意征发徭役，以免影响生产。苻坚曾以关中水旱不时，“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地”。这样的工程没有征调农民而征调王侯以下及豪望富室的僮隶去进行，很能说明苻坚的使农民役有常闻的政策，得到了实行。因为僮隶本来是不服官役的。我们还可看到：苻坚对于被征服的代人，“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租税”。对于新附的涼州，“复租赋一年”②。三五取丁，沿自后赵、前燕的三五发卒、三五占兵，苻坚用到了徭役上。此制对起役有所限制，不是全发。有这样的制度比没有要好。江左也采用这种制度。但苻坚是否把三五取丁用到他族上，尚不可知。

淝水之战以后出现的国家，在赋役制度上，材料更少。但从中可以知道，大多数国家都有赋役制度，而且有的国家赋役还较轻，并非徒知掠夺。

后燕慕容垂时，慕容农为幽州牧，“法制宽简，清刑狱，省赋役。劝农桑，居民富赡，四方流民至者数万”①。这说明后燕不仅有赋役之制，而且某些地方官吏还能省赋轻徭。慕容宝时，曾经“校阅户口，罢诸军营，分属郡县”。②《晋书·慕容儁载记》。

③《晋书·慕容载记》。

④《晋书·慕容载记》。

⑤《晋书·慕容儁载记》。

⑥《晋书·慕容载记》。

①《晋书·苻健载记》。

②上引均见《晋书·苻坚载记上》。

①《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四三《后燕录二》。

这是为了增加课户。又曾“定士族旧籍”。②这是为了区分士庶，按晋法免除士族的税役。

南燕慕容德之时，“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公避课役”。是士族则因为是兼复之家，与之合户共籍的百室千丁，都无须交税服役。是庶民也因为在西晋以来的户税制度下，户无论大小，只须出一户之税，即使定为上上等户，也难增加多少税收。故慕容德用韩■“巡郡县隐实，得荫户五万八千”，“正其编贯”。③这说明南燕不仅有课役，而且曾经采取措施，解决荫冒逃避课役的问题。慕容超的时候，课役增重。太史令成公绥曾说慕容超“信用奸臣，诛戮贤良。赋敛繁多，事役殷苦”④。这是南燕致败之由。

北燕冯跋以“自顷多故，事难相寻，赋役繁苦，百姓因穷”，为政“务从简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他“省徭薄赋，堕农者戮之，力田者褒赏”⑤。一时政治颇有起色。北燕仍是一个胡汉合组的政权，只不过以汉人为首而已。北燕存在时间不长，可冯跋乃是历史上轻徭薄赋的统治者之一。

②《晋书·慕容宝载记》。

③《晋书·慕容德载记》。

④《晋书·慕容超载记》。

⑤《晋书·冯跋载记》。

①《晋书·姚兴载记上》。

②《晋书·姚兴载记下》。

③《晋书·姚苌载记》。

④《晋书·吕光载记》。

⑤《晋书·沮渠蒙逊载记》。

羌人在东汉时还很落后，但后秦却是一个汉化的政权。在赋役制度上，后秦一开始便有田租，姚兴时，一次“租入者五十余万”①。而姚兴尚以国用不足，“增关津之税，盐、竹、山、木皆有赋”。他认为“能踰关梁通利于山水者，皆豪富之家”，他的做法是“损有余以裨不足”。②山林有税，在魏晋时期，只见于后秦。

后秦姚苌曾经规定：“兵、吏从征战，户在大营者，世世复其家无所豫。”③这是有关兵、吏之家的免税免役的规定。东晋有“唯蠲役在之身”的政策，北方兵、吏之家赋役的豁免，也只见于后秦。

河右诸凉赋役制度材料更少，然亦可考知一二。后凉吕光“崇宽简之政”，末年政衰，“权臣擅命，刑罚失中，人不堪役”④。继起的北凉沮渠蒙逊，很注意轻徭省赋。他曾下书“蠲省百徭，专攻南亩，明设科条，务尽地利”。母车氏病重，在下书反躬自问中，他提到“赋役繁重，时不堪乎？”某年春早，又在下书反躬自问中，提到“役繁赋重，上天所谴乎？”⑤在河右诸凉中，北凉最注意赋役问题。《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收有北凉征发役作和有关兵役的文书，还有若干份名籍，证明北凉存在徭役的征发。文书中还可看到北凉有酒吏、仓吏、藏吏、财帛吏。以之与后秦的兵、吏合看，可知十六国时期同样存在吏与吏户。

西凉李暠世为西州右姓。《敦煌资料》第一辑所载西凉建初十二年（4）户籍残卷，记有丁男、次丁男、小男的年龄，与晋制略同。《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记后主李歆时，“人力凋残，百姓愁悴”，氾称要求“罢宫室之务，止游畋之娱。后宫嫔妃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劝蚕绩百姓租税，专拟军国”。可知西凉末年税役很重。

十六国中落后的只是夏国。赫连勃勃在晋安帝义熙二年称天王、大单于，官属中没有用一个汉人。他未颁布赋役制度，战争供给所采取的是“我则游食自若”的办法。但也要看到赫连勃勃后来的变化，岭北夷夏降附者数万人，他“拜置守宰以抚之”①，表明他懂得了政治的重要。

①《晋书·赫连勃勃载记》。

第四节 东晋赋役制度

东晋的赋役，由于北人的南奔，“侨人”的出现，土断的进行，呈现复杂的情况。

《隋书·食货志》说：“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因为他们是侨人，散居在侨立的郡县中，赋役上与土著居民不同。这种不同集中表现在户籍上。黄籍之外出现了白籍。

东晋时的范宁说过：户籍本“无黄、白之别”，原来郡国户口，统统是黄籍。因为“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北方原来的籍贯）”，从而在黄籍之外，产生了“白籍”。持白籍的不修闾伍之法，不在考课之科。②由此可知白籍是侨人的户籍或“侨籍”。它是侨人的身分证，凭白籍可以不向官府纳税服役。

但是，来到南方的北方侨人极多。元帝时，“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淮，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这是流民第一次大过江。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百姓南渡者转多”①。这是流民第二次大过江。流民涌向江南，住侨郡，持白籍，免除税役，这就必然要加重江南土著居民的负担，必然要影响国家财政的收入，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土断因而在所必行。

《陈书·高祖纪上》所载：“（成帝）咸和中土断”，是东晋最早的一次土断。关于这次土断，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这次土断是紧接咸和初流民第二次大过江采取的措施。土断的目的是在把侨人变为南方土著人户，恢复籍无黄白之分的旧状，以解决赋役问题。因为赋役跟随户籍，故而土断的核心是整顿户籍。《南史·王僧孺传》有这样一段话：先是，尚书令沈约以为晋咸和初，苏峻作乱，文籍无遗，后起咸和二年，以至于宋，所书并皆详实，并在下省左户曹前厢，谓之‘晋籍’，有东西二库。此籍既并精详，实可宝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既立此科，人奸互起，伪状巧籍，岁月滋广，以至于齐。患其不实，于是东堂校籍，置郎、令、史掌之。

这段话告诉我们，咸和二年（327）曾对户籍大加整理，整理出来的户籍被称为“晋籍”，因为“所书并皆详实”，所以一直沿用到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达一百二十四年之久。只是因为此年“以七条征发”，造成了“伪状巧籍”的弊端，才使本来很精详的晋籍发生了问题，因而齐时不得不“东堂校籍”。齐所校之籍，仍然是咸和二年沿袭下来的晋籍。由此可知咸和二年对户籍的整理，相当彻底。这次整理的户籍既是沿用到南朝的全国统一的户籍，可知必为咸和中土断的成果。否则，无从整理为统一的晋籍。由此也可确定这次土断的年代，为咸和二年。因为土断就是为了整顿户籍。户籍的整顿既在咸和二年，土断也就必在此年。

②《晋书·范汪传》附《范宁》。

①《晋书·地理志下》徐州与扬州条。

二、这次土断和土断后整理出来的晋籍，把王公以下的官吏都包括在内。《陈书·高祖纪上》记载此次土断，将出身于颍川士族陈氏的丞相掾陈康，断为吴兴长城县下若里人。这是因为陈康之父陈达“出为长城令”，以长城下若里为家。陈康之子陈英为盱眙太守。将陈家情况与《南史·王僧孺传》所说咸和二年整出的晋籍，“位宦高卑皆可依案”，互相印证，可知咸和二年土断及整出的晋籍中，包括了渡江南来的公卿世族。换句话说，咸和土断之制，对王公以下官吏一律适用，没有例外。

三、这次土断整理出来的“晋籍”是黄籍。按《南史·王僧孺传》说晋籍本来详实，可以依案，从宋元嘉二十七年以七条征发起，才发生问题。因循至齐，不能不对晋籍进行检定。而《南齐书·虞玩之传》所载的齐建元二年（480）检定户籍的诏文，明言：“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自顷民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编户齐家，少不如此。”这与《南史·王僧孺传》的话是衔接的。由此可知咸和二年，与土断同时整理出来的沿用到宋齐的晋籍，必为黄籍。晋令说过“郡国诸户口黄籍”，晋籍本无黄白之别。北人南流，产生白籍，经过土断，又统一为黄籍了。

成帝咸康七年（341），东晋又进行了一次土断。这次土断的令文说：实编户，王公己下皆正土断白籍。①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中，对此令文有一条注释：“时王公庶人多自北来，侨寓江左，今皆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也。”今人根据胡三省这段释文，说土断是易黄籍为白籍，或给白籍。这种意见与上面说的土断是易白籍为黄籍，正相反对。胡三省的话，有几个问题。1.他以为这是第一次土断，因此说“今皆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也。3.令文的重点本来是“实编户”三字，他把重点放到了土断白籍上。实是验的意思，实编户即验实编户。自咸和二年土断（327）到咸康七年有十四年了，需要进行一次验实。3.他把“正”字解释成为“著之”，把“正土断白籍”，解释成为“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是无根据的。即从字义而言，正是质正的意思，无“著之”之意。“皆正土断白籍”，本来意思很明白。前面有“实编户”三字，皆正土断白籍即都要验实、质正土断和白籍的问题。土断是不是都进行了，白籍是不是都改过来了。这个令文是针对咸和二年的土断而发，而胡三省把它当成了第一次土断，因此，也就不明白“实编户”三字和“皆正”二字的含义，造成解释上的错误。

东晋的第三次土断是在哀帝兴宁二年（364）进行的。关于这次土断，有两种记载。1.《晋书·哀帝纪》兴宁二年：“三月庚戌朔，大阅人户，严法禁，称为庚戌制。”这是大阅人户，与咸康七年的实编户同。2.《册府元龟·邦计部·户籍》：“一说天下所在土著”。这与咸和中土断同。刘裕说当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①，称赞这次土断解决了财政问题。

东晋的第四次土断是在安帝义熙九年（413）进行的。《宋书·武帝纪中》记述这次土断说：“于是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为什么要多次进行土断。刘裕说：自庚戌土断以来，“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杂居流寓，闾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纯，民瘼所以犹在”②。从他说的话可知一次上断不可能彻底。虽然，土断取消了侨民与土著、白籍与黄籍的区别，画一为土著、黄籍，但多年以后，又颓弛下去。何况北人不断南来，本又有地流寓他所的。要不使财政发生问题，只有多次土断。义熙土断本身也有问题。这次土断特许徐、兖、青三州居住在晋陵郡的人，不在断例。他们合法地保持住了侨人的身分和证明侨人身分的白籍。

①《晋书·成帝纪》。

①②《宋书·武帝纪中》。

土断是为了把侨人纳入士著居民中，对他们征税起役。东晋的赋役在第一次土断前后是不同的，在各次土断之间也有不同。要看到它的复杂性，不可一概而论。

首先是东晋王公以下的官吏即士族要不要交税的问题。《晋书·孝武帝纪》太元元年（376）秋七月记载：“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公王已下口税米三斛，蠲在役之身。”东晋的度田收租之制，是在第一次土断后的第三年咸和五年（330）实行的，一亩三升。四十六年后改行口税，一口三斛。改行的口税的对象既包括公王以下，朱改行前的亩税对象自然也包括公王以下。否则，是不可能突然叫公王以下纳税的。王公以下纳税之所以成为可能，原因有二。1.当时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取消南来王公士族的免税特权，对他们在江东站住脚跟来说，反而有利。2.东晋税制的改革是结合第一次土断进行的，而土断包括王公以下的官利。既有土断在前，要改变王公以下不纳税的制度，就有了可能性。

东晋的赋税实际分为四段。自元帝建武元年（317）至成帝咸和土断与度田收租之前，为第一段。这段赋税制仍旧是西晋之制。《隋书·食货志》说东晋“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便是这一段的税法。之所以无课役，是因为受到诸王公贵人的荫庇。

第二段自成帝咸和年间土断与度田收租起，至孝武帝太元元年（376）改行口税前止，是度田收租制度实行的时期。咸和土断，将侨人包括士庶都纳入了黄籍税户之中。田租是亩税，户调仍旧要“结评百姓家赀”①，九品相通输入于官。这段税制最大的变化，是取消了王公贵人免税及荫亲属的特权。但他们仍可免役，这从太元元年实行的在役之身可以免税的制度，即可知之。第三段自太元元年改行口税起，至太元八年（383）淝水战后“始增百姓税米，口五石”②前止。在这段中，东晋除了将亩税改为口税外，还创立了“蠲在役之身”的制度。役包括劳役与兵役，正在服役的人可以免除口税，对于农村与军队的稳定，都有一些作用。东晋用以打胜淝水之战的北府兵，都在免税之列。

第四段从太元八年淝水战后增税米口五石起，至东晋灭亡止。《隋书·食货志》说的“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即税米口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便是这一段的税制。它的特征是，恢复了西晋的丁税制度。如按另一种说法，西晋一户以一丁计，那《隋书·食货志》中所提到的租米五石及布、绢、丝、绵，便都是以户为单收征收，而且九品相通。后一种说法较为可信，《宋书·王玄谟传》所说“令九品以上租使贫富相通”，是一个印证。王玄谟之法承袭的当是淝水战后东晋之法。

这阶段的一个变化是服役者不能免调，太元元年的“蠲在役之身”的规定废止。范宁说过，当时“举召役、调，皆相资须”①。所谓“皆相资须”，即役、调都得承担。闻人爽也有“百姓单贫，役、调深刻”的话②。百姓是既要交税，又要服役，从而出现了“流殣不绝”的现象。

①《晋书·刘超传》。

②《晋书·孝武帝纪》。

①《晋书·范汪传》附《范宁》。

②《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

在役法上，东晋规定“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丁”，这与西晋同。“男年十六亦半裸，年十八正课，六十六免课”。这比西晋役及十三岁以上要轻。特别是关于“其男丁，每岁役不过二十日”，已开北朝与隋朝规定每年役期之端，二十日与隋同。另有“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的规定。③

③《隋书·食货志》。

第五节 南朝赋役制度

南朝的赋役制度又有变化，其突出表现是新的赀税的出现，关■之税比重的加大，役法上雇借的产生。

南朝宋孝武帝时，周朗上言说到：“取税之法，宜计人为输，不应以赀。云何使富者不尽，贫者不蠲，乃令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屋不得瓦，皆责赀实。民以此树不敢种，土畏妄垦，栋焚榱露，不敢加泥今宜家宽其役，户减其税。”①周朗所谓“取税之法，宜计人为输，不应以赀”，说明当时行的是赀税。周朗所谓今宜“户减其税”，说明当时赀税的征收，以户为单位。周朗所谓树长一尺，田进一亩，屋加片瓦，税也跟着增加，说明当时的赀税，完全根据各户财产的多少，非分九品。②即在宋孝武帝时，实行占山格。《宋书·羊希传》所载官吏及百姓占山，“皆依定格，条上赀簿”。这正是因为当时行的是赀税，而山也是赀，所以自当条上赀簿，一体纳税。税制由东晋后期的租调九品相通变为完全按照财产的多少纳税，当在宋孝武帝时。

南齐萧子良的《陈时政启》说过与周朗同样的话。“而守宰相继，务在裒刻，围桑品屋，以准赀课。致令斩树伐瓦，以充重赋，破民财产，要利一时。”③所谓“围桑品屋，以准赀课”，即周朗说的桑长一尺，围以为价，屋不得瓦，皆责赀实。这说明齐时税制一同于宋。“围桑度田”，计赀定课，按《南史·罗研传》的说法，是南朝的“故事”④，即定制。

宋时又出现了所谓“三调”。《南史·孝义传上》记宋元徽末年，“有三调不登者”，吴翼之母丁氏“代为输送”。三调，据《资治通鉴》齐武帝永明十一年七月注，为“调粟、调帛与杂调”，又名“三课”①。征收方法，据《宋书·隐逸传·刘凝传》所说“一年三输公调”，似为一年三次分别征收。南朝史籍中所见租税即“调粟”。齐武帝永明五年七月戊申诏说到“所逋田租其非中赀者可悉原停”②。说明租粟按赀征收。

三调是与赀税同时产生的，它是南朝赀税征收的形式。所谓调粟、调帛与杂调，并不就是调实物。周朗说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是调钱。齐明帝建武四年十一月丁亥，诏“所在结课屋宅田桑，可详减旧价”③，也是调钱。南朝有所谓“折课市取”④，课即三课或三调，折收钱币，市取是官府用折收来的钱币，从民间购买军国所需的物资。将折课市取与周朗、齐明帝的话互相参证，便可明瞭南朝的三调是调钱。

①《宋书·周朗传》。

②一说南朝赋税仍为九品相通，依据为《宋书·王玄谟传》所说“令九品以上租，使贫富相通”、此说不承认宋孝武帝以后有何变化。

③《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

④罗研附于《南史·邓元起传》。

①见《南齐书·明帝纪》建武二年三月戊申诏。

②《南齐书·武帝纪》。

③《南齐书·明帝纪》。

④见《隋书·食货志》。

南朝史料中关于市取的记载颇多。《宋书·武帝纪下》永初元年秋七月记有：“台府所需，皆别遣主帅，与民和市，即时裨直，不复责租民求办。”租已折钱，故军国物资不能再责成租民办理。《后废帝纪》元徽四年记有：“敕令给赐，悉仰交市。”之所以要悉仰交市，是因为粟、帛、杂物均已折钱，敕令给赐，必须购买。《南齐书·武帝纪》记有：“可现直和市”，“其和价以优黔首”。此令是针对往常的强买而发。这种交市、和市或市取，唐朝称之为“和买”，与‘折课”是不可分的。不收粟、帛、杂物而收钱，从赋税发展史来说，与财产税的出现一样，也是一个进步。

南朝士人可以免除赀税，但官吏不能都免。复与不复，以士庶分，非以官民分。《宋书·王弘传》有所谓“复士”，这种复士包括“无奴之室”的、无官爵的士人在内。从《宋书·羊希传》说的官吏和百姓占山，一律“条上赀簿”来看，庶民出身的官吏，是不能免除赀税或三调的。士人到底有多少？沈约说：“且当今士人繁多，略以万计。”①这近万士人是可以享受免税免役特权的阶级，是不课户。

以三调为形式的财产税，在梁陈时期，基本上维持下来。梁天监初，一度改调帛为“计丁为布”②，但后来又有“三调”③。

赀税或者说财产税，适用于士人以外的所有的人户，是南朝最重要的税收。此外，南朝还有一项重要的税收，即关市之税。

北魏的甄琛说过，南朝“崇关廛之税”④。廛税即市税，市中有收税牌告，叫樢格。南齐萧嶷徒镇荆州，尝以市税重滥，“更定樢格，以税还民”⑤。南朝都城建康秦淮河北有大市百余所，备置官司，税敛很重⑥。

南朝又有“输估”与“散估”。《隋书·食货志》说：“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这种输估与散估，是市税的一种。

关税即关津之税。在南朝，有埭、桁、渡、津税①。埭税即牛埭税。南朝于风涛迅险、人力不济之处立牛埭，出租官牛，以助民运。如越州肖山县西钱塘江岸的西陵埭、浦阳江的南北津埭等都是②。始立牛埭，尚在济急利物，后来的监领者却“禁止别道通行，或力周而犹逼责租牛”③，遂成民病。津为过津税，四方都有。南朝建康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获、炭、鱼、薪之类过津者，并十分税一以入官。”④称之为津税。

①《通典》卷一六引。

②《梁书·良吏传序》。

③见《梁书·武帝纪下》大通元年。

④《魏书·甄琛传》。

⑤《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

⑥见《隋书·食货志》。

①见梁《书·武帝纪下》大同十一年三月庚申诏。

②见《资治通鉴》卷一三六齐武帝永明六年十二月注。

③《南齐书·顾宪之传》。

④《隋书·食货志》。

桁与航同，是浮桥的意思。南朝建康有朱雀桁渡，为以舟济河。桁、渡有税，南齐顾宪之说到“京师航渡”税，始立也在济急利物，“既公私是乐，所以输直无怨”⑤。

在关、市之税方面，南朝规定“军人、士人、二品清官，并无关、市之税。”这非那一朝所制，而是南朝的“旧制”。⑥除此以外，南朝尚有行之于蛮族和俚族的赋税——赕物。“赕”，本意为“蛮夷不受鞭罚，输财赎罪”之谓⑦。后来变成对蛮、俚“各随轻重，收其赕物，以裨国用”⑧。还有行之于官吏的赋税——修城钱。晋宋旧制：“受官二十日，辄送修城钱二千。

此制在南朝一直延续下来，只是宋齐间因军兴关系，一度未收此钱。①以上所述南朝赋税，主要的仍是赀税。由于南朝的赀税已具有财产税的性质，对财产少的人来说，减轻了负担。南朝庶民终年最为害怕的，从史料上看，是徭役。庶民规避徭役的问题是宋、齐统治者最感头痛的问题。

南朝宋时，王弘上言说到：“旧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他认为过重，建议“十五至十六，宜为半丁，十七为全丁。”②这个建议为宋文帝所接受，成为定制，齐时未见改变。这是役龄。丁有半丁、全丁，役有半役、全役之分。

征发的方式为三五发丁。宋元嘉二十七年伐魏，曾“悉发青、冀、徐、豫、二兖五州三五民丁”③。大明五年发三五丁，彭城孙棘兄弟二人，弟孙萨当充行，“坐违期不至”，罪当死④。三五发丁，在宋、齐是定制。齐时顾宪之说过：役民“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⑤。宋齐役门即三五门。

此外南朝又有“吏姓”、“事力”、“滂民”等。《南史·文学传·钟嵘》有所谓“吏姓寒人”。《宋书·周朗传》说：“贫者但供吏”。南朝吏姓承自魏晋吏家。吏音示，奉也，职事也，劳也。南朝又有事力，或称力。萧惠开自京口请假还建康，由水路，舟力（事力）达二三百人。⑥这种为官家私人服役的事力，北朝也有，“皆听敕乃给”①。或说事力即吏力。事力之外又有“干”。宋孝武帝制定“二品清官行僮、干杖，不得出十”。张融鞭杖“干钱敬道五十”，被免官。②可知干的地位与僮等，类似门仆③。

滂民，据《南齐书·周颙传》：“县旧订滂民，以供杂使”，可知是替县提供杂役之民，多用之于山泽。至于多少户出一个滂民，则各县不等。山阴是“每百户一滂”，在会稽郡中，被认为最轻。

⑤《南齐书·顾宪之传》。

⑥《南史·思倖传·沈客卿》。

⑦《南史·垣闳传》。

⑧《隋书·食货志》。

①《南史·齐本纪·世祖武皇帝》建元四年。

②《宋书·王弘传》。

③《文献通考》卷一五一《兵三》。

④《南史·孝义传上·孙棘传》。

⑤《南齐书·顾宪之传》。

⑥《南史·萧惠开传》。

①②《南史·张融传》。

③《文献通考》卷六五《职官十九·禄秩》。

南朝能免除摇役的，只有士族。庶民要想逃避徭役，有一个办法，就是买通有关官员，在黄籍上“改注籍状，诈入士流。”一入士流，便变成“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所谓“改注籍状”，主要是“窃注爵位，盗易年月”。④而这种爵位，不一定要父、祖、曾的爵位，可以是远祖的爵位。注上后他就可以变成士族⑤，就可以“百役不及”⑥。

改注籍状的问题，到齐时非常严重。齐高帝下令检定黄籍，设置板籍官，提出严格要求。但南齐严厉检籍，反而引起了怨望。唐寓之起兵，“却籍者”（籍被却者）都站到唐寓之一边。这次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到永明八年（490），齐武帝却不得不下令“自宋升明以前，皆听复注”。⑦即允许重新注上祖先爵位，不服徭役。此后徭役制度发生了变化。

齐明帝建武元年（494）十一月丁亥下诏：“细作、中署、材官、车府，凡诸工，可悉开番假，递令休息。”①南朝官府工匠可以轮番休假，自建武元年开始。到梁时，“凡所营造，不关材官，及以国匠，皆资雇借，以成其事”②。营造工人“皆资雇借”，而不再是征发而来，是役法上的一个重大的进步。陈太建二年（570），宣帝又下诏：“巧手于役死亡及与老疾，不劳订补。”官府仍然拥有的“国匠”，从此只减不增，雇借势将成为唯一的方法，并将扩大其范围，非仅国匠而已。唐代的和雇实导源于南朝。

④《南齐书·虞玩之传》。

⑤沈约在《奏弹王源》中说到：吴郡满璋之自称是三国、西晋名臣满宠、满奋之后，为“高平旧族”。如果属实，他便是士族。可知士族不一定就是父、祖、曾有爵位。否则，很难冒充。另一个原因是南朝的土族已经有了分化，同为士族人物，而升沉贫富各异。否则，也很难冒充。

⑥《全梁文》卷三七沈约《上言宜校勘谱籍》。

⑦《南齐书·虞玩之传》。

①《南齐书·明帝纪》。

②《梁书·贺琛传》。

第六节 北朝赋役制度

北朝的赋役成为制度当自天兴元年（398）十二月拓跋珪设置八部大夫，功课农耕，量校收入开始。八部大夫具郁八部或八国首领与“以拟八座”，即尚书八座的双重身分。③《魏书·官氏志》称天兴二年三月，“分尚书三十六曹及诸外署，凡三百六十曹，令大夫主之”。《资治通鉴》谓“令八部大夫主之”④。《资治通鉴》加“八部”两字，意义更明确了。八部或八国大夫实为全国的行政长官，并非单单是管理“八国良家”的首脑。⑤而八国良家“同为编民”①，既是直隶于八部大夫的住在畿内八国的特殊成员，又是如同州郡居民一样，受八部大夫管辖的普通编户，北魏的赋法对八国良家与郡县编户同样适用。这是探讨北魏税制首先要明白的一个问题。

《魏书·食货志》载：“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所谓“先是”，即魏初以来。“天下户以九品混通”，表明北魏建立之初，在赋法上承继了晋朝租调九品相通，输入于官之法。

太和八年（484），北魏准古班百官之禄，“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后又“增调外帛满二匹”。常赋加重。但次年北魏即“下诏均给天下民田”，实行均田与三长之制，从此按籍而征之税立，而九品差调之法废。

《文献通考》载：在均田法下，国家对受田的农民“按籍而征之，令其与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赋”②。这个看法是对的。《魏书·食货志》记载均田之后，“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三长之职在征集民调。初行此法，给人一个假象，似乎在均田制下，各户男女土地数字相等，只要按籍对他们征收同等的民调就可以了，实际却是“有盈者无受无还”，超过均田法令土地数字的大地主很多，而他们却只须与农民“一例出赋”。再他们的奴婢依良受田，而调数只有农民的八分之一。这对大地主是有利的。不过，因为“赋有恒分”，比起聚敛烦数、土地得不到保障之日，农民的日子也要好过一些。傅思益曾担心：“九品差调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扰乱。”①事实上未成扰乱，原因便在这里。

③见《魏书·官氏志》称天兴元年置八部大夫，“以拟八座，谓之八国”。

④《资治通鉴》卷一一一《晋纪》安帝隆安三年。

⑤《魏书·食货志》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对“其外”两字有两种解释。一说为皇城外的四方四维，即畿内之地；一说为畿外的四方四维，即州郡之地。前一种说法是不明白八国大夫具有尚书八座的身分，“总理万机”（《宫氏志》）；后一种说法是不明白八国大夫为八国首脑。无论畿内畿外，作为总理万机的八部大夫是都要管的。监督与劝课衣耕，量校收入，也只能是八部大夫的一项职责而已，不是全部。

①《魏书·官氏志》。

②《文献通考》卷三《田赋考三》。

①《魏书·李冲传》。

北齐和北周继续实行均田制。北齐赋法，“率人一床，调绢一匹，绵八两，凡十斤绵中，折一斤作丝，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准良人之半。牛调二尺，垦租一斗，义租五斗。”与北魏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比较，北齐的租调重了。北周赋法：“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丰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时征焉。若艰凶札，则不征其赋。”②粟五斛较诸北魏的粟二石，北齐的垦租二石、义租五斗，都要重。但是，北周在征收上，规定了丰年、中年、下年与艰凶札之别，这是赋法上的一个改进。

在均田制外，北朝尚有屯田制。太和十二年（488），北魏“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民，相水陆之宜，断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市牛科给”，进行屯田。在田赋上。“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免其正课并征戍杂役。③北齐则于“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统之”。田赋无具体规定，只是“岁终考其所入，以论褒贬”。”④这是在均田和民调之外的另一种田制和税制。

甄琛说：“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⑤他的话说明北魏财政收入，主要是靠农业，靠租调。北魏的货币经济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是不发达的。自“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到太和十九年（495），才通行“太和五铢”①。甄琛说的“唯受谷帛之输”，是实际情况，与南朝折课市取不同。但北魏自迁都洛阳后，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关市之税也日渐重要。魏明帝孝昌二年曾税市，“入者人一钱”。这是入市税。“其店舍又为五等，收税有差。”②这是店舍税。北齐后主之时，“给事黄门侍郎颜之推奏请立关市邸店之税，开府邓长颙赞成之”，主施行。可却以其所入“以供御府声色之费”。北周也有市门税。闵帝时一度除之，到宣帝即位，又兴入市之税③，每人一钱④。

北朝的徭役，在均田前后，有所分别与联系。北魏实行均田制度以前，已将丁男或男夫、夫定为十五岁以上⑤。道武帝天赐三年（406）六月，尝“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筑漫南宫三十日罢”。四年七月，“筑北宫垣，三旬而罢”⑥。这里所谓“三十日罢”、“三旬而罢”，是番役。但筑宫非恒役，在北魏的徭役中，以运输所调谷帛为最经常，也最重要。献文帝时，曾“因民贫富，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上三品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⑦。输送地点的远近，按户等作出区别，这种规定无疑对下三品户较为有利，是运役上的一个改进。但这种运役无所谓轮番。

②《隋书·食货志》。

③《魏书·食货志》。

④《隋书·食货志》。

⑤《魏书·甄琛传》。

①②③《隋书·食货志》。

④《文献通考》卷一四《征榷考一》。

⑤《魏书·高宗纪》兴安二年有“男年十五以下为生口”的记载，这是由于十五以下尚未成年。⑥《魏书·太祖纪》。

⑦《魏书·食货志》。

太和九年（485）均田，规定“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年十一已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还所受民年八十已上，听一子不从役。”①按此规定，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受田服役纳赋。十一至十五岁的“半夫”，半受田服役纳赋。年满七十的称老，通例要退田兔役。户无丁男、中男以老年为户主的，七十岁以上不退田，但免役。若是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可有一子不从役。十一岁以下的为小，既不授田，也不承担课役。北齐河清三年（564）定令：“男子年十八以上、六十五已下为丁；十六已上，十六已下为中：六十六已上为老；十五已下为小。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②无八十以上，一子不从役的规定，亦未说到半夫田。

西魏大统时尝定男年十八以上、六十四以下为丁，十岁以上、十七岁以下为中，六十五以上为老，九岁以下为小③。北周有司役，掌力役之政令，规定：“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于役。丰年不过三旬，中年则二旬，下年则一旬。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其人有年过八十者，一子不从役，百年者，家不从役。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役。若凶札，又无力征。”④按北魏在均田后，在徭役的征发上，仍然可以见到服役轮番的现象。宣武帝景明二年（501）九月，“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罢”①。东魏兴和元年（539）九月，“发畿内民夫十万人城邺城，四十日罢”。三年十月，“发夫五万人筑漳滨堰，三十五日罢”。武定元年（543）八月，“齐献武王召夫五万于肆州北山筑城四十日罢”。②这都是番役，但不见成文规定。北周则明文规定了丰年役三十日，即十二番；中年役二十日，即十八番；下年役十日，即三十六番。且规定凶年无力征，家起徒役无过一人。这是北朝役法上的一个显著进步。不过实行起来，又非全依规定。字文护当政时，是一年八番（所谓八丁兵），武帝初，改为一年十二番（所谓十二丁兵），或者说“率岁一月役”③。即原规定的丰年的天数。此后基本成为北周定制。这是对农民而言。北周在番役上还有一项创制，即规定“匠则六番”④。这是北朝对工匠服役的一个调整。

在徭中最为重要的仍旧是租调运输。北齐有“皆依贫富为三枭”的规定，“上枭输远处，中枭输次远，下枭输当州仓”⑤。这与北魏的“租输三等九品之制”，正相类似。

以上所说是北朝郡县编户的徭役负担。除此以外，北朝又有所谓“城民”、“府户”、“隶户”与吏等，他们提供卒役与兵役。

①《魏书·食货志》。

②③山本达郎：《敦煌发见计账文书残简》，刊《东洋学报》第37卷第2号，1954年。④《隋书·食货志》。

①《魏书·世宗纪》。

②《魏书·孝静帝纪》。

③《隋书·食货志》。

④《隋书·食货志》。

⑤《隋书·食货志》。

城民是在北魏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在各个州普遍设置起来的。城民的来源是被征服的和被迁徙的各族人民。城民的身分如同“皂隶”。城民的子孙还是城民。他们不仅要负担各种“碎役”⑥，而且还有“兵贯”⑦，父子相袭为兵⑧。这又与府户无异。

城民分布地区广大，《魏书·帝纪》所见有秦州城人、南秦州城人、凉州城民、营州城人、朔州城人、岐州城人、雍州城人、东徐州城民、齐州城人、荆州城民、南兖州城民等等。可知西至凉州，北至朔州，东至兖、徐，南至荆州，无不有城人。他们是北魏统治者劳动力和兵员的一个重要来源。府户、兵户或军户置于边境地区。如高聪、蒋少游曾为云中兵户①，赵苟子二百家为凉州军户②。这种户服的是兵役，然而平时也被他们的上司役同厮养。八国良家在边镇当兵的，原来“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③，不在府户之列。但自孝文帝迁洛以后，地位下降，被视同府户。

魏明帝正光五年（524）八月丙申，下诏：“诸州镇军贯，元非犯配者，悉免为民，镇改为州，依旧立称。此等世习干戈，率多劲勇，今既甄拔，应思报效。可三五简发，讨彼沙陇。”④此诏的颁布，表明自正光五年起，北魏诸州镇有军籍的府户、镇人或城人都被废除了，他们都成了郡县编民。然而军队不能没有，原来兵员的来源靠府户与城民，现在他们既被免为民，遂改为“三五衡发”。此法前代与南朝已经有过。北齐则简六坊内徙者为“百保鲜卑”，简华人勇力绝伦者为“勇士”。北周行府兵制。

隶户魏初便已存在，道武帝曾赐给安同“隶户三十”，明元帝曾赐给姚黄眉“隶户二百”⑤。太武帝灭北凉，“虏西凉之人，没入名为隶户”①，不是隶户的开始，而是隶户的发展。隶户用于杂役，与城民不同的是，城民归地方管理，隶户则由朝廷掌握；城民为官府提供杂役与兵役，隶户则只提供杂役。城民始终属于官府，隶户可以用来赏赐，而一经赏人，便成为私役。魏明帝改镇为州，免诸州镇城人为民，城人到魏末已不存在，可隶户依旧存在下去。

吏在南北方都有。太和二十年（496）冬十月，魏孝文帝下令：“司州之民，十二夫调一吏，为四年更卒，岁开番假，以供公私力役。”②这是从编民中按人口比例征发吏役，给予番假，孝明帝时，扬州刺史元助曾上表奉“国吏二百人以充军用”③。北朝又有事力，或云即是吏役。官家私人事力均听敕给。北魏李彪曾向宣武帝请求“官给事力，以充所须”④。北齐规定“自一品以下至流外勋品各给事力”。州、郡、县事力由所置的“白直”充当。

⑤⑥见《魏书·刘昞传》。

⑦见《魏书·肃宗纪》正光五年八月丙申诏。

⑧《魏书·自序》记东益州城民“父兄子弟外居郡戍”，一家都在兵籍。

①见《魏书·高聪传》。

②见《魏书·释老志》。

③《魏书·广阳王深传》。

④《魏书·明帝纪》。

⑤见《魏书·安同传》、《外戚传上·姚黄眉》。

①《隋书·刑罚志》。

②《魏书·高祖纪》。

③《魏书·元劭传》。

④《北史·李彪传》。

⑤《文献通考》卷六五《职官十九·禄秩》。

北周建德六年（577），武帝下令“凡诸杂户，悉放为百姓。自是无复杂户”⑥。时周已灭齐，武帝此令，是对魏初以来北方人户复杂化的一次大澄清。此后无论劳役与兵役，均由郡县编户担负，劳役与兵役一致起来。北周丁兵合在一起，出现“八丁兵”、“十二丁兵”之类，原因也在这里。

免役免赋在北朝也有它的规定。太和十一年（487），孝文帝下令：“复七庙子孙及外戚缌服以上赋役无所与”⑦。七庙是泛指皇帝的七代祖先，即自拓跋魏始祖以下的子孙，都被免除赋役。缌服亲是指族祖父母等亲，外戚的缌服亲也同样被免除赋役。范围虽广，但到此时尚未见士族免赋免役的规定。北魏鲜卑高门子弟到六镇去当兵的，可以享受“复除”的特权。这种复除指的是赋税。北魏清流，根据《魏书·肃宗纪》所说：“杂役之户或冒入清流，所在职人皆五人相保，无人任保者夺官还役”，可知是能免役的。北魏邻、里、党三长，“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也是“复征戍，余若民”。

在北朝民役方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现象，是纳资代役的出现。从《魏书·食货志》所记薛钦之言，官府用绢布为酬，雇百姓车牛运输租调，是北魏百姓已可用绢布代替现役的征象。

⑥《隋书·刑罚志》。

⑦《魏书·高祖纪下》。

（谢选骏指出：北朝民役方面“纳资代役”，相当于共产党的邓小平改革。《魏书·食货志》所记薛钦之言官府用绢布为酬，雇百姓车牛运输租调——是邓小平时期的有偿劳役，比毛泽东时期的无偿劳役，算是一个“文明开化”。）

【第六章 法制】

第一节 法典

三国时期

中国古代法典史较发达，很早就有成文法。战国初年，魏国李悝集各国法典之大成，作《法经》，分盗、贼、囚、捕、杂、具六篇。商鞅相秦，改《法经》六篇为《六律》，是为秦律。汉萧何因秦律，加兴、户、厩，为九章律。东汉末，政局动荡，且各个割据势力都打着匡正汉室的旗号，不便重修律令，故一般都沿用汉律。至魏明帝太和三年（229）诏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给事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说等修订《魏律》，共十八篇。其中，盗、贼、捕、杂、户五篇袭用汉律，新增“劫略”、“诈伪”、“毁亡”、“告劾”、“请赇”、“乏留”、“惊事”、“偿赃”、“免坐”等九篇，又改具律为刑名，改兴律为兴擅，分囚律为系讯、断狱两篇。

单纯从篇名上看，魏律比汉律多出一倍，但汉律除正律九章外，又有孙叔通的傍章十八篇；张汤的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的朝律六篇，此外，还有起副法作用的令甲、令乙、令丙等三百余篇；鲍昱所撰有关民事诉讼的单律《法比都目》九百六卷；马融、郑玄等名儒所通的章句至于魏，所当用者共二万六千余条，七百余万言。故汉律体系十分繁杂。魏律将这些傍律、单律、章句等统统归并到正律中去。废除了一些有名无实的旧律。如汉有厩律，掌厩置、乘传、副车、食厨等，后因花费太多而省略，仅设骑置，但律文犹存。魏除厩律，取其可用之条，别立为邮驿令。

汉律不仅繁芜，而且杂乱，篇目之间互相重复或抵触的律文甚多。魏律集类为篇，对汉律内容作了更合理的调整。一是将各项律令中同类的条目合并为一律。如贼律有贼伐树木、杀伤人畜产及诸亡印；金布律有毁伤亡失县官财物，以上合为魏的毁亡律。囚律有告劾、传覆；厩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闻道辞，皆属于告反诉讼，合为告劾律。盗律有勃辱强贼；兴律有擅兴徭役；具律有出卖呈，科有擅作修舍事，以上罪行类似，合为擅兴律。请赇律合并了盗律中的受财在法；杂律中的假借不廉；令乙中的呵人受钱和科中的使者验赂诸条而成。偿赃律则合并了盗律中的还赃界主，金布律中的罚赎入责和科中的平庸坐赃等条。二是将一律中包含数种罪例的重分为别律。如盗律中的劫略、恐猲、和买卖人，皆不属于盗的罪例，故从盗律中分出，合上科中的持质，立为劫略律。贼律中的欺谩、诈伪，逾封、矫制和囚律中的诈伪生死皆与原律名相抵，故分出立为诈伪律。囚律包含囚、鞠狱、断狱等，内容繁多，分为系讯、断狱两篇。

魏律在删除繁芜时，注意保存了有用的条例。如废厩律时，除了取骑置为邮驿令外，又将其中的上言变事合入变事令，将惊事告急合上兴律中的烽燧等条，立为惊事律，使新律名副其实。同时，又增加了一些必要的律文。如汉无免坐之文。张汤、赵禹哈订“监临部主，见知故纵”之例，规定“不见不知，不坐也”。但因免坐之例繁多，有必要独立成律，故魏律更制定其由例。诸律令中有其教例而本条无从坐之文者，皆从此取法。

魏律除了删除、调整汉律内容外，更重要的是对法律体例进行了改革。

汉律中具律在第六篇，具律规定罪名条例，是律文的总则，既不在篇首，也不在篇末，这种篇章结构不甚合理。魏律改具律为刑名，置于篇首，统领全文。“律始于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这种以罪例带法令的体例，一直为后来历代的封建法典所沿用。

魏除正律外，还有令、科两种法律形式。曹操时，陆续颁布了设官令、军策令、褒赏令、求贤令等六十多篇，是根据形势随时颁发的法令，作为法律的修改，成为魏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魏修正律时，又于律外再修编魏令一百八十余篇，分为州郡令、尚书令和军中令三大类，内容涉及民治、吏治和将治，属于行政法规，与汉令集皇帝诏令的统一法典有所不同。但仍具有副法作用。

科起源于汉初，而作为法律形式则始于曹魏。科有两种涵义，一是对罪犯处于刑罚，“课（科）其不如法者罪责之”，一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条文，又称“科条”、“事务”。曹魏第一次颁科是建安五年（200）（《资治通鉴》卷六、七十三）。官渡之战后，曹操占领青州、冀州，“制新科、下州郡，颇增严峻”。史称“所下新科，皆以明罚敕法，齐一大化也”（《三国志·何夔传》）。故长广太守何夔上书曹操，认为青州新收复，加上历年战乱，不可卒绳之以法，宜使长史临时自行处理，数年之后，民安其业，才可整齐法令。曹操听从了这一建议。可见，新科不是一般单行法令。

日本学者滋贺秀三认为科起源于曹魏。汉代的科只是普通名词，不是正式的法律形式。科出现于三国时期的理由：

一、汉律繁芜庞杂，对紧急事项有必要规定简明的法规。

二、汉末混乱时期，须颁临时法令以解决非常事件，或对和平时期的规定作修改。

三、曹魏、刘蜀、孙吴初皆以汉为宗，不便明改汉制，新颁法令不敢以律令为称，故名之为“科”，以区别于汉的律令。①又《三国志·曹仁传》载曹仁“严整法令，常置科于左右，案以从事”。《贾逵传》注引《魏略》载杨沛治邺的方针是“奉宣科法”。这都说明魏新科具有统一法典的性质。魏科亦有为单行法令，如建安十八年的“甲子科”对汉的肉刑作了修改。这类单行法令性质的魏科还有“禁内学兵书科”、“禁长史擅去官科”（《三国志·常林传》注引《魏略》）、“禁酒科”（《徐邈传》）、“持质科”（《晋书·刑法志》）。魏明帝诏订新律时，以科入律，遂废。但不久又颁布新的科法。《司马芝传》：“（明帝时）芝居官十一年，数议科条所不著者。”《魏志·三少帝纪》：“正元三年，诏其力战死其事者，皆如旧科，勿有所漏。”但此后所颁的科都仅是临时修改律文之义，属于补充行政细则的单行法令。

刘蜀一直没有制订新律。建安二十四年②，刘备令诸葛亮、伊籍、法正、刘巴、李严等五人共造蜀科。蜀科内容未明，但由五位重臣编纂，估计不是单行法令，而是适应蜀汉军政实际状况的临时法典，与魏新科具有同样的性质。除蜀科外，又有《科令》两篇，《军令》三篇（《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大概是些单行法令。还有诸葛亮撰的《法检》，吕乂的《格论》，谯周的《法训》，可能是释律的著作。刘蜀国的军政活动中，未见有其他的法律形式记载，大概以科令为主要法典。

①见《关于汉唐法典的二三个考证》，载《东方学》第十七辑，1958年。②蜀科制订年代史无明载。《册府元龟》载在刘备定成都时，即十九年。但《伊籍传》载时籍以从事中郎迁昭文将军，与诸葛亮等共造蜀科。十九年籍为从事中郎，二十四年，刘备称汉王，籍才封昭文将军。故采用二十四年。

孙吴亦见颁新律。黄武五年（226）令有司写科条，郎中褚逢斋主执，陆逊、诸葛瑾裁定。嘉禾三年（234）孙权新城，又表定科令。赤乌二年（239）诏令“造三置官吏，皆依四科”（《三国志·吴志·孙权传》）周鲂在诱降扬州牧曹休时称“东主有常科，悔叛还者，皆自原罪”。可见科是孙吴主要的法律形式。也有单行法令性质的吴科，如嘉禾五年的“盗铸之科”；嘉禾六年的“长吏擅去官科”；凤凰三年（274）的“出亡叛科”；天纪元年（277）的“实广州户口科”（皆见《三国志·吴志·孙权传》、《孙■传》）。“■初立，发优诏，恤士民科出宫女以配无妻，禽兽拢于苑者皆放之，当时翕然，称为明主。”吴科内容十分丰富，但除科外，罕见其他法律形式。如上所述，三国时期的刘蜀、孙吴两国法制甚不完备，既无新律，所颁科令对后世影响也不大。而曹魏则在大规模整理汉律的基础上，制订新律十八篇。魏国占据中原，又施行屯田政策，国力较蜀，吴强盛、有统一全国的基础，加上曹操以来的法治传统“魏之初霸，术兼名法”，比较注重法治，故三国唯魏能立法。魏津在封建法典史上有一定地位，从体例上看，厘正篇第，以刑名冠于律首，这种篇章结构遂成此后封建法典的定制；从形式上看，魏律删繁芜，改汉旧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提高了法律效能和律文的一致性：从内容上看，魏律改正“母出女嫁免坐法”及以八议入律都产生了较大的历史后果，为后来的法典所吸收。

西晋时期魏末，司马昭秉政，嫌魏律科纲严密，本注烦杂，又偏取郑玄章句，故令贾充等人重新删定新律，参与者有太傅郑冲、司徒荀颔、中书监荀朂、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工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欣、骑都尉成公绥、尚书柳轨和吏部令史荣邵等共十四人，于泰始三年（267）完成上奏，晋武帝亲自审阅诏准，于四年正月颁行全国。因晋律成于泰始年间，故又称“泰始律”。

晋律共二十篇（一说二十一篇，但篇名无考），目次为：刑名、法例、盗、贼、诈伪、请赇、告劾、系讯、断狱、捕、杂、户、擅兴、毁亡、卫宫、水火、厩、关市、违制、诸侯。合六百二十条（《唐六典》记为一千五百三十条，误，见滋贺秀三的论述文章），二万七千余字。晋律篇章基本沿袭魏，分刑名为刑名、法例二律，又恢复汉的厩律，另新增卫宫、违制、关市、诸侯四篇，删去魏律的劫略、惊事、偿赃、免坐四篇。晋律用刑较宽，删除了魏律苛秽的条目，相对减轻了动辄获罪、轻重无情的弊病，更加适应于安定大一统帝国的需要。体例、内容都较严谨和完善。卫宫律加强了对皇室和封建国家的保护；违制律规定了官吏渎职的惩罚，通过法治来提高封建国家的统治效能，无疑有进步性。诸侯篇是针对分封制而设立的。西晋时，世族势力迅速膨胀，特别是一些显赫家族，对中央政府构成了威胁，皇室势力相对削弱。司马氏政权要求各诸侯国、世族集团和地方政权无条件地服从皇权，反映在法律上，便是维持君臣上下关系的诸侯篇的产生。晋律自称“律终于诸侯者，所以毕其政也。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诸侯篇依《周官》所撰，以礼乐名分为中心，集中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意识和伦理观念。

贾充定新律，同时撰《晋令》四十篇。目次为：一户、二学、三贡士、四官品、五吏员、六俸、七服制、八祠、九户调、十佃、十一复除、十二关市、十三捕亡、十四狱官、十五鞭杖、十六医药、十七丧葬、十八——二十杂、二一门下散骑中书、二二尚书、二三台秘书、二四王公侯、二五军吏员、二六选吏、二七选将、二八选士、二九宫工、三十赎、三一军战、三二军水战、三三——三八军法、三丸——四十杂法（一说三十二篇，按实际篇名为三十二，杂三篇、军法六篇、杂法二篇、合四十篇），凡二千三百六条，九万八千余字。

晋令与汉令、魏令在性质上有明显差别，它以令设教，违令有罪才入律。也就是说，晋令以教喻为目的，不具备副法作用。先教化，后刑罚，晋令首开教令法之先例，在法典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使律令分离，令不再作为法律的补充形式，而独立为教令法，解决了汉以来律令混杂，互相抵触的矛盾。

晋科在法律中占很小的部分。魏时已将科入律，后虽时或有颁，但数量不多，晋不另设科，附于律年终晋一代，见于史载的独立科令，仅咸康二年（336）的壬辰科，内容是禁占山泽，属于律外科人，不久旋废。另有律学家杜预、张裴注晋律时，将科释律，起详明律文的作用，以防止一律二科。晋出现了一种新的法律形式：故事。贾充等人编纂令时，删定当时制诏之条，撰为故事，与律令并行（《唐六典》），共三十卷（一说四十卷；《旧唐书·经籍志》作四十三卷）。故事即旧事，指前代之事例，为习惯法，晋始编纂为成文法。晋故事的主要内容是百官行事及处分的规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还其府为故事”（《晋书·刑法志》）。故事作为一种法律形式，仅存在于魏晋间，南朝或称“簿状”，梁时改称为科，隋唐以后并入于“式”。晋律综合了汉魏旧律之长处，较魏律更为合理、严密和简明，对南北朝的法律皆产生重大的影响，南朝基本上承用晋律，北朝初年所编律令也大部采自晋律。

南朝时期南朝社会尚清谈不重名法，律学衰竭，法治混乱。宋齐两代皆未颁新律，仅是制订或废除一些令、科以补充或修改晋律。如永初元年（420）除“无故自伤残者补治士”，二年又诏定杖罪之科，元嘉有酒禁、戒坛铸佛像造寺观等科。大明七年，改定“隶杀长史科”。齐永明七年（489）尚书删定郎王植集张裴、杜预所注律，取张说七百三十一条，杜说七百九十一条，一律两家各释互异的取一百七条，互通的取一百三条，合共一千三十二条，成书二十卷。武帝诏令狱官详正，公卿八座参议。后宋躬整理王植的抄撰及八座裁定的意见，编成律文二十卷，附录叙一卷，共二十一卷（《新唐书·艺文志》为八卷）。永明九年，孔稚珪上表请求施行，诏虽从纳，但终齐一代，并非正式施行，故永明律为非实施法律。而且，与其称之为律，不如说是考证晋律注释。永元元年（499），东昏侯即位时又下诏删省科律，但齐末兵乱，始终未行。而张、杜旧律及王、宋所纂诸书皆遗失殆尽。

南朝最大的立法行动是梁天监元年（502），武帝因律令不一，实难去弊，下诏重议新律。齐代旧郎蔡法度家传律学，能背诵王植之律，于是任命蔡法度为尚书删定郎，让他凭记忆加以整理成文。又诏尚书令王亮、侍中王莹、尚书仆射沈约、吏部尚书范云，长兼侍中柳恽、给事黄门侍郎傅昭、通直散骑常侍孔蔼、御史中丞乐蔼、太常丞许懋等参议，成梁律二十篇，一千五百二十九条，天监二年正式颁行。

梁律大体沿袭晋律。只是省诸侯篇，增仓库篇。另外改称盗律为盗劫；贼律为贼叛；请赇为受赇；捕为府捕。余十五篇一如晋律。蔡法度又撰梁令三十篇。目次为户、学贡士赠官、官品、吏员、服制、祠、户调、公田公用仪迎、医药疾病、复除、关市、劫贼水火、捕亡、狱官、鞭杖、丧葬、杂上、杂中、杂下、宫卫、门下散骑中书、尚书、台秘书、王公侯、选吏、选将、选杂士、军吏、军赏。梁令大致因晋令而略加增损。此外，又集晋故事中仍适应于南朝的条例，编成梁科，共四十卷（《梁书·武帝纪》作四十卷，《唐六典》作三十卷、《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均作二卷，大概是逐渐遗缺）。

陈朝永定元年（557）诏尚书删定郎范泉制定律令，参议者有尚书仆射沈钦、吏部尚书徐陵、兼尚书左丞宗元饶、兼尚书右丞贺朗等，成陈律三十卷、科令四十卷（《新唐书·艺文志》陈律九卷、陈令三十卷、陈科三十卷）。陈朝的律、科、令基本上沿袭梁朝，甚至连“轻重繁简”，也“一本梁法”，而且“条法冗杂、博而不要”在法典史上没有留下什么影响，很快被淘汰了。南朝前两代未有立法，后两代虽成新律，但皆沿晋制，没有重大改革。

这是凝固了的门阀制度在意识形态上腐朽没落的反映，作为侨姓士族文化标志的玄谈越走越远，整个社会尚释老，轻名法，以清谈为高逸，以理法为庸俗，故出现法制停滞不前的局面。故隋统一全国后，弃南朝法制而循北朝法制，魏晋以来一脉相承的法制系统至此终结。

北朝时期北魏皇朝的建立者拓跋鲜卑原是大兴安岭的游牧部落，处于较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进入中原以前，尚无成文法，部落首领四部大人依习惯法处理部落内部的纠纷。《魏书·刑罚志》称：“魏初，礼俗纯朴，刑禁疏简。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庭决群讼，以言语约束，刻契记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遣决。”永嘉之乱，拓跋氏乘机入主中原，逐渐被汉族较高的封建文化所征服，开始了封建化过程，“乃峻其法”，陆续颁布了一些单行法令，如昭成帝建国二年（339）定赎罪法及对大逆、**、贼杀、盗劫等罪例的刑罚。拓跋珪即皇帝位后，着手制定法律。天兴元年（398）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品、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饷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用科禁；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这是北朝首次制定较系统的成文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封建秩序，同时废除了一些原始落后的酷刑。拓跋焘即位后，第二次修定法律，神祐三年（430）诏司徒崔浩改定津令，主要是宽刑省罚，如增设一年刑、允许以官爵除刑以及对孕妇、老少的恤刑等，进一步废除了原始刑罚的残余；正平元年（451），拓跋焘再次诏太子太傅游雅、中书侍郎胡方回、公孙质、李虚、散骑常侍高允等改定律令。主要是减轻对盗劫的刑罚，并增加放纵、通情、止舍三法例及其他罪行，凡三百九十一条，门诛四条、大辟一百四十五条，刑二百二十一条。

以上三次修定律令皆在魏孝文帝改革以前，时拓跋族入主中原不久，封建化程度不深。这一时期法律的特点是大量吸收汉代旧律，废除部落旧习惯法，主要是宽刑省罚，法律中儒家学说的成分较重。首先从制定律令的人看，崔玄伯、崔浩都是汉士族高门，从两汉以来，一直是中原学术的代表，所法家学是传统经学。胡方回出自西北，永嘉之乱以后，该地区一直保留着汉魏学术风气，胡方回的律学大抵亦属汉律系统。而高允、游雅、高闾诸人皆为北方汉士族名流，“贤隽之胄，冠冕州邦”，其学术也必承汉儒之嫡传。史称如高允“尤好春秋公羊”，北朝初期由这些汉以来的士族名流所制定的法律，大量吸收汉律和儒家学说，与南朝专用晋律，不超过张、杜律释体系有所不同。其次从法律内容看，三次定律都是以德治仁政为中心，主要是减轻刑罚。再从审判方式上看，真君六年（445）诏：“诸疑狱皆付中书，以经义量决。”以儒家经典取代法律条文来裁决罪行，这种方法正是汉“春秋决狱”的再现。春秋决狱自汉以来一直存在，但北朝表现得比东晋南朝更为突出。如上所述，北朝前期的法律大体上源于汉律系统，所不同的是糅合了更多的儒家学说。

孝文帝即位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包括对律令的改定。太和元年（477）诏群臣于太华殿议订律令。三年，又诏中书令高阁集中书秘书官修改旧律条文，经群官参议、孝文帝亲自刊定，于五年颁行，共八百三十二章，以枭首为最重刑，废除了神■律中残酷的(刑。太和十五年再次诏定新律，于十六年颁行。主负太和新律修订的是中书令李冲、参与者有尚书令怀谦、中书侍郎封琳、侍中冯诞、奉朝请高绰等人。李冲是陇西世族，曾祖李暠曾建西凉政权，是河西文化的嫡传。李冲辅佐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他所主持参订的太和新律，使河西文化的因素渗进了北朝法律系统。宣武帝正始元年（504）诏尚书、门下于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令，宗室彭城王勰、高阳王雍、京兆王愉、前青州刺史刘芳、兼将作大匠李韶、国子祭酒郑道昭、廷尉卿王显等监修新律，具体修订的是尚书殿中郎袁翻、门下录事常景、孙绍、廷尉监张彪、律博士侯坚固、治书侍御高绰、前将军邢苗、奉车都尉程灵虬、羽林监王元黾、尚书郎祖莹、宋世景、员外郎李琰之、太乐令公孙崇等人。参与者虽然众多，但实主其事的为刘芳和袁翻、常景①。刘芳、袁翻都是北还的南朝士族。刘芳先居梁邹城，慕容白曜南讨青州时，被徙为平齐户。袁翻父宜先为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献平帝平东扬州时，翻随沈文秀投奔北魏。刘、袁来自江左，熟谙南朝律令体制，又为当世儒宗，修律时必然把南朝律学因素渗透进去。除江左因素外，正始律又进一步吸收了河西因素。常景为凉州“儒林先生”常爽孙，程灵虬家世本出凉州，父骏为河西大儒刘炳门人，灵虬本人也师事常爽，故灵虬之律学源出河西系统。北魏皇朝在封建化过程中，十分注重法律的修订，一百多年间，先后修律达十多次，其中以神■律，太和新律、正始律最有代表性。神■律体现了北魏前期的法律特点，主要是采自汉律，以传统法制为基准。太和新律吸收了河西因素，正始律则加入了江左因素，在历次修律时，又不断揉进了儒家学说，故北魏津令集汉、晋、南朝律学之大成，为北齐、隋唐律令之源头。北魏律令大都遗失，篇名可考的有刑名、法例、贼、盗、斗、擅兴、系讯、诈伪、断狱、捕亡、户、厩牧、宫卫、违制、杂等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载北魏律二十卷，一般以篇目为卷，故应有二十篇。上述篇见于《通典》《魏书》和《唐律疏义》，余五篇无考。程树德《九朝律考·后魏律考》认为是请赇、告劾、关市、水火、婚姻，沈家本《律令考》则认为有赦律。姑列之以存疑。

①《北史·刘芳传》，芳自青州刺史还朝者定律令“为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方意也”。《北史·常景传》“先是太常刘芳与景共撰朝令，未成，芳卒，景撰成其事”。

北魏令自太武帝时已开始修订，崔浩修神■律时也定令，后游雅纂成。

史失篇名，可能孝文帝时已亡佚。故太和时，诏群僚“仪定百官，著依令”。颁太和新律时，宣示职员令二十一篇，篇名无考，见于史载的有职令、品令、狱官令等。可推北魏令主要规定百官行政细则。但似乎未付诸实施。《魏书·孙绍传》：“高祖律令并议、律条施行，令独不出。”宣武帝时，刘芳也撰有朝令，同样未颁行。北魏令的成效不明显。

北魏以科入律，科无专典。但开始出现“格”的名称。孝武帝太昌元年（532）诏曰：“理有一准，则民无觊觎前主为律，后主为令，历世永久，实用滋章非所以准的庶昌，隄防万物，可令执笔之宦，四品以上，集于都督，取诸条格，议定一途。其不可施用者，当局停记。新定之格，勿与旧制连，务在约通，无致冗滞。”从诏令可看出，格是补充律令的临时实用法规，作为一种新的法律形式，与律令并行。北魏格仅此一例，内容亦未详，可称之为格的萌发时期。永熙以后，魏分东西。东魏孝静帝兴和三年（541），集群臣在麟趾殿议定新制，由中书监高澄监修，三公郎中封述，散骑常侍温子昇、御史中尉崔暹、侍中封隆之等人撰成文十五篇，颁于天下，又称麟趾新制。麟趾格篇名无考（《北史·窦瑗传》引麟趾新制三公曹第六十六条，则麟趾格似以曹名为篇名。

后北齐令亦取二十八曹名为篇名）。内容是“百官有司之所常引之事。”属于行政法规，类似于南朝的科。以格代科，始于北朝，而为隋唐所沿袭。西魏在法制史上的贡献是创造了“式”。大统元年（535）宇文泰辅政时，命有司变通古今可以益国利民，便时适治者，作新制二十四条。七年，依度支尚书苏绰奏议，颁六条诏书，令百官作为座右铭熟诵，又恐百官不力，同时颁职制十二条作为监督。九年，令尚书苏绰将前所作二十四新制和十二条职制加以损益，总为五卷，颁于天下，称为“中兴永式”，又称“大统式”。格、式这两种新的法律形式的出现，是法制史上一大创举，至唐遂制度化，与律令并列为封建法律的四大形式。

北齐初年沿东魏“麟趾格”。天保元年（550），文宣帝嫌魏格未精，令李浑、邢邵、崔■、魏收、王昕、李伯伦等人对麟趾格进行修改，定为“北齐麟趾格”。天保八年，司徒功曹张老上书称大齐受命不改律令，非所以创世垂法。于是，令魏收、邢邵、李铉等议定齐律，但积年不成。武成帝即位，于太守元年（561）下诏催督，至河清三年（564）才修成，由尚书令王叡审定上奏。参与北齐编修的先后有录尚书事赵彦深、中书令魏收、散骑常侍崔昂、大理卿封述，尚书右仆射薛琡、尚书阳休之、国子祭酒马敬德、散骑常侍王松年、殿中侍御史崔■等。北齐律共十二篇，二十卷。目次为：名例、禁卫、婚、擅兴、违制、诈伪（《唐六典》作欺误）、斗讼、贼盗（一作贼误）、捕断、毁损、厩牧、杂。定律例九百四十九条。同对，又定北齐令五十卷（《隋书·经籍志》、《唐六典》作四十卷、《通典》作三十卷，《新旧唐书》志作八卷），二十八篇，以尚书八曹为篇名，内容大都采自魏晋故事。又将那些不可立为定法的，另编《权令》二卷。

北齐也有格。河清无年（562）平秦王高归彦谋反须定罪，但律无正文，于是另立“权格”，与律令并行。武成帝年间，由工部郭彦、太府高宾、司车路下大夫裴汉等修成齐格，卷数篇目无考。

北齐律是自晋泰始律以来又一个重要法典，对历朝法典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校正古今所增损者十有七八”。其特点是“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如贼、盗自战国以来一直为二律，北齐合为一律。又合捕律、断狱为捕断，因为贼、盗同类，捕、断狱相连，故这些合并都比较合理。在刑罚种类上，北齐律定死、流、耐、杖、笞为正刑，正确确立了封建五刑制，以后历朝的刑罚基本上没有超出这五刑的范围，仅是名称变动或刑罚轻重不同而已。在内容上，北齐律立十条重罪，即后来的十恶，一直沿用至封建社会晚年。在法律形式上，北齐律、令、格、式并行，奠定了封建法律四大形式的基础。因此，北齐律是一部承上启下的法典，在中国封建法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隋律、唐律的蓝本。

北周在宇文泰辅政西魏时，令赵肃为廷尉卿，撰定法律，未竟而赵肃死。宇文觉称帝后，又令司宪大夫拓跋迪继续修律，至保定三年（563）修成上奏，称为大律，共二十五篇。目次为：刑名、法例、祀享、朝会、婚姻、户禁、水火、兴缮、卫宫、市廛、斗竞、劫盗、贼叛、毁亡、违制、关津、诸侯、厩牧、杂犯、诈伪、请赇、告言、逃亡、系讯、断狱，凡一千五百三十七条。建德六年（577），北周灭北齐时，颁《刑书要制》，内容主要是加重刑罚。又称刑经圣制。由于酷刑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大象元年（579）废《刑事要制》。北周律是仿周之大诰而修的。即仿周礼，又采晋律，古今混杂，礼律凌乱，兼之条流苛密、烦而不要，又失之于严，刑罚峻苛，在内容上，体例上，用刑上都存在许多弊病，故隋朝虽继北周而来，但隋律却弃北周律而采北齐律。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编纂了大量的法典。其中晋律和北齐律在法制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曹魏时期的科、东魏的格、西魏的式，丰富了封建的法律形式；历朝法典对体例篇章的厘正，对后代法典也产生深刻影响。

第二节 刑法

刑法是中国封建法律中最发达的部分。在古代，刑就是法，法就是刑，刑罚构成法律的基本内容。历代法典都详细地规定刑罚的种类、级别。秦以前，刑罚种类主要有墨刑（黥）、劓刑、膑刑（刖）、宫刑、大辟五种。前四种为肉刑，常附加于劳役刑，墨者守门，劓者守关，别者守囿，宫者守内。汉律承前五刑。汉文帝时废肉刑，用徒刑代替墨刑，用折左趾笞代劓刑。用折右趾代替大辟中的弃市。这是中国古代刑法史上的一个创举，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继续这种改革的趋势，逐渐形成和确立了笞、杖、徒、流、死这五种新的主要刑罚。此外，还有赎刑、肉刑也一定限度内存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刑罚有下述几种。

死刑（族刑附）

前五种刑中，死刑有弃市、腰斩、枭首、车裂、磔（zhé）、戮磬、阮、搏、焚、培等多种形式，有的十分残酷。至汉代大都废除，存弃市、腰斩、枭首。曹魏律、晋律规定死刑为三等：枭首、腰斩、弃市。古代以身首分离为重罚，故枭首是最重的死刑方式，“恶之长”；弃市为最低级的死刑，“死之下”。此外，曹魏对于谋反大逆的罪犯，也用“枭潴（zhū）”，“枭菹（zú）”的残酷方式，目的在于“严绝恶迹”，但不正式载入律令，仅作为临时之法。南朝废腰斩；梁律死刑为枭首，弃市二等。（《隋书·刑法志》引梁律文“其谋反，降叛大逆以上皆斩，从子同产男，无少长，皆弃市”。似梁仍有斩刑，但考宋、齐均无腰斩之例，梁律法定死刑方式又无腰斩，疑斩即为枭首。况隋志附注斩即殊身首）陈律沿梁制，死罪亦为二级，殊身首为重，全身首为轻。在《梁书》、《陈书》中，枭首有时也称为斩。从魏晋至南朝，死罪的行刑方式是趋向于越来越简化。

北朝的死刑方式较多。神■律令中死刑为四等：殊死、腰斩、绞、(（《唐六典》载为(、腰斩、殊死、弃市），(为桀刑、加于害其亲者，太和律废(刑，定死刑为枭、斩、绞，以枭首为重。北齐律恢复(刑，又为四等。北齐的枭首为张尸三日，无市者列于乡亭显处，斩为殊身首。北周死刑为五等：磐（《唐六典》作磔）、绞、斩、枭、裂。一般说来，北朝的死刑方式较南朝残酷，尤以北周为甚。

除上述死刑方式外，这一时期还存在其他处死方式，如焚尸（见《北齐书·思好传》）、烹（《南史·杜暹传》、《北齐书·后妃纪》）、支解（《北史·崔暹传》）、劍杀（《魏书·昭成子孙列传》）、棒杀（《北史·房超传》）等。这些方式较为残酷，一用于民间私自施行的方法，多用于复仇；一是源于游牧部落原始的落后方法。也有官方临时采取的措施。如《隋书·刑法志》载，南朝梁元帝时“狱有死囚数千，令棒杀之”。这些方式都不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死刑方式。

有人认为考竞也为一种处死方式。《释名》称，考竞为考其情而竞其命，故为狱死。考竞自汉魏至南北朝皆有，实为刑讯，即考其身而竞其情，因考竞而致死者有之，但并非所有考竞都致死，放不列入。

死刑之重者，又夷其族。汉有夷三族之令。魏“夷三族”不在律令，与汗潴、枭菹一样，用于惩罚谋反大逆的临时法。魏律虽不以夷三族为正条，但应用颇广。魏时因谋反而被夷三族的有曹爽、丁谧、邓飏、何晏、毕执、李胜、桓范、诸葛诞、毋丘俭，李丰、夏侯玄、张辑、乐敦、刘贤、王凌等（皆见《魏志》本传）。刘蜀、孙吴也有夷三族之制（见《孙皓传》、《马茂传》、《刘巴传》）。三国时，族刑除加于谋反罪外，也用于严肃法纪。如魏文帝黄初四年（223）诏：“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刘备攻成都，欲得刘巴，传令军中“具有害刘巴者，诛及三族”（《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曹魏初年，族刑诛及已嫁出的女儿。正元年间，毋丘俭伏诛时，子妇荀氏应坐死，族兄荀f通表魏帝，听义绝离婚，得免。荀氏的女儿毋丘芝亦坐死，时已出嫁为刘子元妻，有孕缓刑。荀氏请求自没为官奴婢以赎女儿之命。主簿程咸上议，认为女儿既嫁，即为异姓之妻，嫁后生儿育女，即为他族之母，父母有罪，迫刑已嫁之女，而夫党有罪，又随夫族受刑，一身二戮，不合理法，于是改律令，族诛不追及已出嫁的女儿。晋沿魏法，泰始律规定“除谋反适养母出嫁女皆不复还坐父母弃市”。惠帝年间，又议族诛不及妇人（孙秀之乱时，解结坐诛族，结女次日出嫁裴氏，因泰始律不追及出嫁女，裴氏要早迎以救其命，但结女愿自留解家随父刑，朝廷因而改律）。永嘉元年（307），东海王越表除三族刑。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废除，建兴三年（315）愍帝勃雍州修复被盗陵掩骼埋■，有犯者，诛及三族。至东晋太宁三年（325）又恢复三族刑，惟不及妇人。南朝基本上沿用晋制，族诛时只及父子同产男，妇人补奚官为奴婢（梁天监元年定弃市应从坐律）。北朝族刑应用较广泛。什翼健建国二年（S39）规定：“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神■律改为“诛及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减小了族诛的范围。北魏族刑有门诛、夷三族、夷五族三等级。五族之刑始于道武帝时，高霸、程固、崔浩等皆遭五族之诛。刘洁、宋爰、贾周等被夷三族。太和五年，诏改“其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门，门诛止身”。北齐族诛较少见（唯《祖珽传》载斛律光府参军封士让告光反，被灭族），限于门诛。但由于北朝同籍共产的大户普遍存在，故门诛所牵连的亲属也不少。肉刑肉刑是直接摧残身体的刑罚。汉以前有黥、劓、刖、宫等。汉文帝废肉刑，以髠钳代黥刑，以笞三百代劓刑。笞五百代囐左趾，弃市代囐右趾。关于肉刑之废，时论臧否各异，这一争论，一直持续至两晋。曹魏时期，有四次争论，第一次在建安十八年（213），御史中丞陈群议恢复肉刑，钟繇赞成，但王修反对，曹操感到难以藩国改汉朝之制，遂订甲子科，以木代铁囐左右趾。又因汉律太重，使减一半。第二次在魏文帝黄初元年，因当时战争尚未结束，故无定议。魏明帝太和元年和魏废帝正始中，又先后两次议论肉刑的废复问题，结果都不行。在这四次争论中，主复派有陈群、钟繇、傅干等人，陈群认为除肉刑名轻实重，加以弃市代囐右趾，增加杀生；钟繇主张允许死囚犯刖右趾以减死；傅干重复了“伤人者创”的报复主义。反对派有王修、王朗、夏侯玄等人。王修、王朗皆认为时机未成熟率复肉刑会失去民心；夏侯玄则提出要从根本上杜绝犯罪的根源，否则，恢复肉刑也无济于事。这一时期，主复派占上风，但由于客观形势的限制，未能恢复。实际上也间有施行，如曹魏时有黥人面（《毛玠传》）。西晋武帝年间，东晋元帝、安帝年间又有三次较大的争论，主复派代表为刘颂、卫展、蔡廓等。刘颂认为对逃亡者囐其足，盗窃者截其手，**者割其势，是“去其为恶之具”，而且身体一经伤残，终生可为诫，他人见之也可畏而不犯。刘颂从除恶塞源的角度论证了肉刑作为刑罚手段的必要性。卫展、蔡廓则重复了曹魏时期名轻实重的理由。反对派有王敦、周f、曹彦、桓彝、孔琳之等人。他们基本上是重复“不合时宜”的老调，认为北方未统一，不宜有惨酷之声。此外，提不出更充分的理由。由于反对派“不合时宜”的观点是以承认肉刑为前提的，而刘颂又提出深刻的理论依据，故主复派仍占上风，逐渐恢复了肉刑的法定地位。晋律规定：“奴婢亡，加铜青若墨黥，黥两眼，再亡，黥两颊上，三亡，横黥目下。”（《太平御览·刑法十四》）泰始四年，又定黥刖之制（《文献通考》）。至南朝，关于肉刑的争论基本停止，但肉刑却普遍恢复。刘宋时有黥、刖，为盗贼及害吏民者黥两颊并断两脚筋，徙付边远。齐沿宋法。梁有黥、劓，施于遇赦的死囚。至天监十四年才废劓、黥之刑。时也有见宫刑（《梁书·杜崱传》）。

北朝肉刑主要是宫刑。神■律令规定族诛坐死者年十四以下的处于腐刑。腐刑即宫刑，又称下蚕室。在北朝普遍存在。（《魏书·平季传》、《张宋传》、《抱嶷传》、《刘辉传》、《刘思逸传》、《崔玄伯传》、《贾粲传》、《王质传》）主要用于坐谋反罪，目的在绝其后；也有用于坐劫贼（《魏书·杨范传》）或敌国战俘（《魏书·段霸传》、《赵墨传》等）。这种刑罚虽属残酷、但比起夷族门诛终归还轻些。西魏十二年（547）废宫刑，改宫刑为没官（《册府元龟·刑法部·定律令三》）。但北齐初又复宫刑（《崔季舒传》）。

至天统五年（569）才下诏“应宫刑者，普免刑为官口”（《本纪》）。

北朝时也见黥刑。西魏大统十三年诏令“亡奴婢应黥者止科之罪。”肉刑的恢复是南北朝时期刑法的一个重要特点，但肉刑只为附加刑，与正刑并存，这是由以肉刑为主体的前五刑（墨、刖、劓、宫、大辟）向废除肉刑的后五刑（鞭、杖、徙、流、死）转化的过渡状况。

扑刑扑刑也是一种身体刑，包括笞、鞭、杖。笞用竹，鞭用革，杖用荆。扑刑在古代为教刑，用来督责官吏，又称为官刑。汉文帝废肉刑时以笞代劓，扑刑始成为正式刑罚。曹魏扑刑不入律，多甲来惩戒官吏，“纠慢怠也”，属教刑性质（《三国志·魏志·何夔传》、《韩宣传》）。魏扑刑严峻，鞭杖往往致死（《三国志·魏志·满宠传》）。青龙二年（234）下诏减鞭杖之制，又改妇人加笞从鞭督之制。因为笞时脱裤笞臀，鞭则脱衣鞭背，为免妇人形体裸露，故以鞭代笞，著于令。刘蜀扑刑似为正刑，杖二十以上要交诸葛亮亲决（《太平御览·刑法》十六引《晋阳秋》）。

晋以扑刑入令。晋律“诸有所督，罚五十以下，鞭如令”。有杖、鞭。

鞭又称督。应受杖而体有疮者改为鞭。鞭是一种较常用的刑罚，有五十至二十各等，过五十以上稍行之，以督教为目的。晋鞭分法鞭和常鞭两种。法鞭用生革去四廉制成，常鞭用熟靻不去廉。作鹄头，纽长一尺一寸，鞘长二尺二寸，广三分，厚一分，柄皆长二尺五寸。受鞭时脱衣伏锧。

南朝依循晋制。永初二年（421）诏定杖罚之科，刑罚比晋为轻。吏四品以下府署所得辄罚者，听统府寺行四十杖。齐永明五年（487）制二品清官杖僮干不得超过四十。梁天监元年议定鞭杖之制，正式以扑刑入律。梁律所法定的扑刑有鞭杖二百、一百、五十、三十、二十、十共六等。用时以扑刑为附加刑，施于髡钳，免官，夺劳等。梁鞭分制鞭、法鞭、常鞭三种。制鞭用生革廉成，法鞭用生革去廉，常鞭用熟靻不去廉，皆作鹤头，纽长一尺一寸，梢长二尺七寸，广三分，靶长二尺五寸。杖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种，皆用生荆，长六尺。大杖的大头围一寸三分，小头围八分半；法杖的大头围一寸三分，小头围五分：小杖的大头围一寸一分，小头围极少。行刑一般用常鞭，小杖。制鞭、大杖、法鞭、法杖需有持诏才能用。老幼罪应鞭杖的减半，妇人和将吏以上可以罚金代之。当笞二百以上的，只笞一半，余一半后决，中分鞭杖。扑刑在京师皆行于云龙门。陈永定元年定上测行笞律，规定讯囚上测立，鞭二十，笞三十，七日一行鞭，凡经杖共一百五十的得度不承者免死。扑刑在魏晋及宋齐，多为教刑，用于督责官吏，至梁陈始入律，作为正式刑罚广泛施行。

北朝一直以扑刑入律，鞭、杖为二种法庭正刑。“自鞭杖以上至于死罪，皆谓之刑”（《魏书·高闾传》）。杖之大小，鞭之长短皆有条文规定。但有司行刑时，欲免之则用细锤，欲陷之则用大杖。献文帝时乃规定“其锤用荆，平其节、讯囚者其本大三分，杖背者二分，挞胫者一分。北魏扑刑既为正刑，也为附加刑，施于流刑、年刑等罪（见《魏书·赵修传》、《薛野■传》、《刘辉传》）。北齐河清律定鞭刑五等，分一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鞭鞘皆用熟皮，削去廉稜，鞭疤长一尺。杖刑共三等，分三十、二十、十。大杖长四尺，大头围三分，小头围二分；小杖长三尺五寸，大头围二分半，小头围一分半。此外，犯流刑、耐刑者，也各加鞭笞。行鞭刑时鞭其背，鞭五十更换执鞭人：行笞刑时笞其臀，不换执笞人。后周鞭刑分一百、九十、八十、七十、六十，共五等；杖刑分五十、四十、三十、二十、十，共五等。此外，流徒罪亦各加鞭笞。妇人不笞听赎，以免形体裸露。行鞭刑时罪犯要著刑具，行杖刑则散以待断。建德六年所颁《刑书要制》加重刑罚，鞭杖皆以一百二十为度，名为“天杖”，后又加至二百四十，犯者多受其苦，致死甚多。大象元年遂废。

劳作刑劳作刑即拘束其身，罚以劳役。曹魏劳作刑有髠钳、完刑、作刑三种。

钳即去其发，钳即以铁束颈。魏髠钳刑分四等，具体无考，可能为五年、四年、三年、二年。髠钳五岁刑为减死一等（《三国志·常林传》注引《魏略》：刘肇髠决减死罪），完刑即去其鬓，以去鬓毛而完发，故称完刑，魏完刑三等，作刑三等，具体皆无考，可能沿汉的完城旦、鬼薪、司寇作之制。

晋劳作刑为髠刑，又称耐刑，分四等：五岁、四岁、三岁、二岁。晋律无作刑、完刑，举凡惩作课役尽归于耐刑之中。

南朝梁劳作刑七等，其中耐罪四等，髠钳五岁刑、四岁刑、三岁刑、二岁刑。此外，又有一岁刑、半岁刑、百日刑（又称夺百日）。梁劳作刑多时加刑并着刑具。天监十四年规定徒居作者具五任，无任者著升械，有疾病杖解之。陈劳作刑为髠钳五岁、四岁、三岁、二岁共四等，同样加刑械，五岁刑锁二重，五岁以下锁一重。

北魏劳作刑称为徒，分五岁、四岁、三岁、二岁、一岁，共五等。因以年为限，故亦称年刑。北魏徒刑，男徒女着，神■律令废五岁、四岁刑，规定畿内民富者烧炭于山，贫者役于圊溷，女子入舂槀，固疾不逮于人，守苑囿。太和律又恢复五岁、四岁刑。徒刑加髠为减死一等（《魏书·李诉传》）。北齐劳作刑作刑罪，又称耐罪，即限制其自由而遂其使能任使之。有五岁、四岁、三岁、二岁、一岁共五等，虽加扑刑，加刑具输左校而不髠，无保者则钳之。妇人犯耐罪配舂及掖庭织。犯流罪而不宜远配的，男子终身劳作，女于配舂六年。北周劳作刑复称为徒刑，也为五等，各以一年为差，同样加扑刑，着刑具。南北朝时劳役刑多加扑刑，着刑具，而免髠钳。加髠钳仅限于减死一等。

此外，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又有质作、输作、付尚方，配材官治士、甲坊、役官、补兵，配为杂户、驿户、乐户等，也属于劳作役范围，但不列入正刑。流刑因罪而流徙边远，在虞书舜典已有记载，魏晋也有流徙的刑罚，如三国时，孙吴虞翻因酒过失，孙权遂徙翻于交州。曹魏许元被徙乐浪，夏侯尚“减死徙边”。西晋时，陆机等人也“减死徙边”；齐王司马冏“加罪黜徙”，王逊“远徙永嘉郡”，殷浩被徙东阳等等。流徙虽一直存在，但未正式入律。也未见有全文记载。南朝宋永嘉初，“有旧令杀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既为旧令，则晋似亦有流徙令文。又宋孝建二年诏：“凡以罪徙放，悉听还。”又宋令规定：“凡流徙者同籍亲近欲相随者，听之。”梁天监三年（504）复有流徒之罪，故知此前又一度废流徙罪。染朝因罪被徙的有景慈、萧山等。南朝虽有流徒罪例和全文，但始终未为法定刑名入律，后魏始列流刑为五种正刑之一。流刑附加扑刑或髠钳，为减死一等。和平末年，冀州刺史源贺上言“自非大逆于杀人者，请原可命，谪守边戍。”诏从之。系长孙虑文等皆“恕死从流”。流徙常加役作。如天锡元年（404）发州郡徙谪造甲兵。又刘辉兄弟、赵修等人徙配敦煌为兵，既被流，又兼役。北齐、北周皆以流刑入律，附加扑刑，为降死一等。不同的是北齐流刑无远近之差，凡犯流则谪边远。北周将流刑分为五等，以皇畿为中心，四千五百里为流蕃服，四千里为流镇服；三千五百里为流荒眼；三千里为流要服，二千五百里为流卫服，各加鞭笞，从流时着刑具。流蕃服为减死一等，流期以六年为限。流蕃服以下的俱徙五年。流刑附加役作，当流者皆配为杂户。流刑至北周已发展得比较完备。

赎刑

赎刑是对犯者课以财物金钱以赎刑罚，属于财产刑，自古有之。三国两晋南北朝以赎刑入律。魏律赎刑十一等，赎死罪一等，赎髠刑四等，赎完刑三等，赎作刑三等。青龙二年，改定士庶罚金之令，男子听以罚代金，妇人则加笞，还从鞭督之例。曹魏时罪作诛死的，皆依等级听赎。除十一等赎刑外，魏律又定罚金六等，具体无考。又有杀抵罪七等，大概是除名夺爵之类。晋赎刑亦入律，共五等。赎死刑金二斤；赎髠钳五岁刑金一斤十二两：赎四岁刑金一斤八两；三年、二年各以四两为差递减。另有罚金五等，分别为十二两、八两、四两、二两、一两，又有杀抵罪。非正刑的附加刑亦可赎。如鞭笞每十，收赎金一两。晋赎刑以金为主，兼用绢。晋律规定老小笃癃疾及妇人犯徙罪的听赎，每月交中绢一匹，老小妇人减半。扶风王司马骏曾用五百匹为刘道真赎徙罪（《世说新语，德行篇》）。晋赎刑除以上正刑外，又有闰刑（正刑普遍适应，闰刑极限于某一阶层的人），如除名、免官、夺爵、夺俸、禁锢等。晋律规定吏犯不孝；谋杀其国王、侯、伯、子、男、官长；诬偷、受财枉法；掠人私卖；诱藏亡奴婢等罪，若遇赦免刑，皆除名为民（《太平御览·刑法》十七）。除名比三岁刑，免官也比三岁刑，若无实职而罪应处免官者以正刑（三岁刑）召还；有罪应免官者有文武加官时，皆免所属职官。免官常与禁锢并用。晋律规定犯免官者须禁锢三年方许再仕（《太平御览·刑法》十七），也有终身禁锢（《晋书·刘隗传》）。有封号的可以夺爵号为罚，免受正刑、夺俸，类似罚金，用于惩处较轻过失（《晋书·刘隗传》）。闰刑也代以罚金，晋律规定犯劫盗罪应除名，而所取为饮食之物，不是财利者，罚金四两以下，免除名（《太平御览·刑法》十七）。

南朝前期赎刑未详，大概沿用晋制。梁初官吏犯法皆科以罚金。鞭杖之刑全部入赎，不行实刑。梁律规定赎刑十等：赎死金二斤，赎髠钳五岁（加笞二百）金一斤十二两；赎四岁刑金一斤八两；赎三岁刑金一斤四两；赎二岁刑金一斤；罚金十二两，罚金八两；罚金四两：罚金二两；罚金一两。天监三年（504）除赎罪之科，至大同十一年（545）才重新恢复。陈朝赎刑基本沿袭梁法，唯闰刑又进一步发达，形成较详尽的官当法，免官只比二岁刑。官吏犯四岁刑以上的，用官职抵当二年刑，余下的居作；犯三岁刑的用官职当二年，余一年用金或绢赎，若坐公事过失，则用罚金。犯二岁刑的有官职的可赎，犯一岁刑无官也听赎。官当法的系统化，说明陈朝对官吏法律特权的宽容，特别注重清议禁锢。陈律规定：“若缙绅之族，犯亏名教不孝及内乱者，发诏弃之，终身不齿。”东晋南朝历来重清议。刘宋禅晋初发诏：“有犯乡议清议，赃汗滛盗，一皆荡涤说除，非有赦书皆终身禁锢。”梁有“士人禁锢之科”。除以清议之科入律，说明清议在社会上产生的重大作用。北朝赎刑皆不入律，但一直存在。昭成建国二年（339）规定犯死罪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民相杀者，偿被害者家马牛四十九头并送葬器物，免刑罚。这时北魏初兴，法制不健全，赎法带原始色彩。至神■律令正式规定：当刑者赎（赎金数量未详），王官阶九品，得以官爵除刑。法例律规定：王等列爵及在官品令从第五，以阶当刑二岁，免官者三载之后听仕，降先阶一等。延昌二年又改为“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后，各降本爵一等乡男无可降授者，三年之后，听依本品之盗出身。”北魏的闰刑也较发达，且与禁锢连用。免官、除爵皆禁锢三年。

北齐赎罪以绢代金，赎死罪绢一百匹；赎流罪绢九十二匹；赎五岁刑绢七十八匹：赎四岁刑绢六十四匹；赎三岁刑绢五十匹；赎二岁刑绢三十六匹，然后各加鞭笞。一岁刑无笞，则通鞭，赎二十四匹。赎鞭刑杖刑的每十赎绢一匹。北齐鞭刑五等，各赎四匹、五匹、六匹、八匹、十匹。另有杖刑三等，各赎一匹、二匹、三匹。故北齐赎罪共有十五等，最多为百匹，最少为一匹。无绢之乡折为钱。北齐的赎罪应用范围较小，只有流内官及爵秩比视、老小、阉凝和因过失犯罪者才许赎，故北齐的赎刑实为闰刑。

北周赎刑金绢并用，赎死罪金一斤，折绢一百匹；赎流罪金一斤十二两，俱役六年，赎徒刑五年的金一斤八两，四年的一斤五两，三年的一斤二两，二年的十五两，一年的十二两，流徙刑依年限每年折赎绢十二匹；赎扑刑的每鞭杖十赎金一两，折中绢一匹。北周鞭刑五等，赎金分别为六两、七两、八两、九两、十两；杖刑五等，赎金分别为一两、二两、三两、四两、五两。金绢限期上缴，赎死罪的限五旬，赎流罪的限四旬，赎徙罪的限三旬，赎鞭刑的限二旬，赎杖刑的限一旬，到期不缴者归法行刑，贫者可请而免之。除了赎金、绢及免官、除名、削爵、禁锢等闰刑，犯罪者往往悉没家财，也是属于财产刑。

魏晋南朝与北朝在刑法上有一个明显的差别，魏晋南朝入律的正刑名称较不统一，基本为死刑，髠钳年刑（劳役刑），赎刑（财产刑），而鞭杖（身体刑）只作为附加刑，一直未入律。北朝正刑较统一，北魏、北齐、北周皆以死、流、徒、鞭、杖这五种刑体为正刑；而赎刑一直未入律。换言之，魏晋南朝注重财产刑，而北朝注重身体刑。自汉废肉刑，黥、劓、刖、宫，大辟的五刑体系瓦解，经魏晋的过渡，至北朝形成了新五刑，被唐律收纳为正刑，成为封建社会五种主要刑体。

第三节 诉讼法

司法组织

朝廷司法组织有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

审判机关称廷尉，掌刑狱决讼。建安年间置大理，黄初六年改称廷尉。

刘蜀称大理，孙吴初称大理，后也改为廷尉，长官称卿，位三品，下设正、监、评，称廷尉三官，驳议廷尉所决（《三国志·鲍勋传》载，鲍犯法，廷尉议判正刑五岁，三官驳议罚金二斤）。还有主簿，狱丞，律博士等属官。两晋南朝审判机关基本沿袭曹魏之制。梁一度称大理，旋复称廷尉，三官分监东门、西门、中华门，手执方木，长三尺，方一寸，谓之执方。北魏初年司法组织不健全，至拓跋珪年间，才模仿汉制建立司法组织。中央审判机关也称廷尉，长官为卿，副手为少卿。北齐称大理。下有正、监、评各一人，律博士四人。此外，又设明法掾二十四人，提事督二十四人，槛车督二人，掾七人，司直、狱丞、狱掾等僚属。北周审判机关称大司寇。

检察机关称御史台、又称兰台。掌吏治，察举非法。曹魏时御史台长官称宫正，后改称中丞。蜀、吴皆置，位四品。下设治书侍御史，分掌诸曹，治书执法（吴称中执法），掌奏劾，殿中侍御史，居殿中直察百官行为。此外，还有各类侍御史，如禁防侍御史，三台五都侍御等，都执奏不法。又以司隶校尉，与御史中丞“分督百僚”。两晋御史中丞职责扩大，东晋设司隶校尉，督察权一统于御史中丞，凡内外众官有违法宪者无所不纠。以治书侍御史四员和侍御史九员分掌十三曹。又有禁防、检校、符节等御史。南朝梁称御史台为南台，长官称大夫，后复称中丞，治书侍御史举劾六品以下官吏并分统各曹侍御史。北魏、北齐检察机关与属官与魏晋类似，增设检校录事和符玺郎中。北周改称司宪，属秋官府，长官有大司宪，少司宪，司宪中大夫。北朝又以尚书令，尚书左仆射参弹劾，与御史台更相廉察。

司法行政机关称尚书。尚书为行政机关，兼管司法事务，表明司法行政开始与审判和检察相分离，这是为适应封建制度发展的需要而强化司法机构的结果。但这时三省制正处于逐步形成的过程，刑部尚书还未正式确立，但尚书省所属各部、曹都设立了执掌司法行政的官署。曹魏以三公曹、贼曹（法曹）、二千石曹和比部郎司刑狱、盗贼，罪法和律例相比等。又有定科郎（又称尚书删定郎）主法制律令。孙吴尚书有贼曹主辞讼罪法。刘蜀以二千石曹主刑事。此外，丞相属官有刺奸令吏，还有督军从事等论法决疑。晋司法行政组织分工更细。三公尚书主刑事，都官尚书郎主狱讼，比部尚书郎主法制。太康中省三公尚书，以吏部尚书兼管刑事，司法行政进一步升级。南朝增设都官尚书，为六曹之一，南齐又以尚书右仆射掌刑罪详讼。北魏司法行政机关为都官尚书，下统都官，二千石，比部等五曹。都官曹掌畿内刑事，二千石曹掌畿外刑事，比部曹掌诏书律令。北齐以殿中尚书所统三公曹掌诸曹囚帐。北周以刑部中大夫掌五刑之法，副手为下大夫。都官郎改称司厉，比部郎称计部大夫。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除司法组织外，中书省、尚书省长官也常兼管刑事。如曹魏黄初五年令：“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听断大政。”南朝以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掌刑事，北朝有疑狱，皆付中书省量决。皇帝也频繁地干预司法审判。这一时期皇帝听讼，录囚的史例特别多。曹魏明帝“每断大狱，常幸观临听之”，刘宋武帝，文帝，孝武帝三朝，听讼三十多次（见《图书集成·详刑典·听讼》）。

地方司法组织不分立，审判、检察和司法行政皆由地方长官兼理。州刺史、郡太守，县令皆理狱讼，决刑断，并察纠官吏政绩。属官有决曹掾、贼曹掾，或称法曹、墨曹。州佐有刑狱参军，司法参军，郡有功曹掾，门下贼曹。乡一级无司法组织，以乡官调理民事管理治安。三国时大乡设三老、百石，小乡设有秩啬夫、百石，以三老、啬乡掌教化，听民讼；以百石掌治安。晋乡官有秩啬夫，里吏。南朝乡官为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各一人。三老掌教化，有秩啬夫听讼，游微巡禁盗贼。北朝乡官称三长。

审判程序与等级狱讼最初受于乡官，乡官不能决才上有司。是为初审机关，审毕申报于郡，郡派督邮往县验案，狱成遂决。县不能决，逐级上报于郡，州、朝廷。廷尉为最高审判机关，但皇帝有权干涉廷尉所决，故皇帝临讼为最终审决。南朝宋废督邮案验县狱之制。因督邮不过为郡的下级属吏，对县令所决往往不能提出有力的异议，有案验之名，无案验之实，故谢庄上言奏请改制。县考讯毕，将案情和囚犯送郡，委任二千石级的官吏复审，然后正刑。二千石官不能决的，京师附近移度廷尉，京师以外移度州刺史。齐时，丹阳所辖及京师二百里内囚犯，集京师司隶校尉统审，此外由州郡决断。北朝的审判程序，北魏为“部主具状，公车鞠辞，而三都决之”。即当事人提出诉讼，司法行政机关系讯，审判机关裁决。北齐律文有狱成、案成、复检，也即受讼系讯，鞫证定罪，裁决行刑。

地方司法机关只能审判民事案和一般刑事案。县级可判扑刑，罚金，州级可判流刑、年刑（两晋例外，流徒、除名、退免等大事须台奏乃决刑），重大疑案和死刑须上报朝廷审判机关。《三国志·魏志·明帝纪》青龙二年诏：“廷尉及天下狱官，诸有死罪县狱以定使与奏。”《宋书·孝武帝纪》载：“其罪甚重辟者，皆如旧先上。”《魏书·刑罚志》：“诸州国之大辟，皆先谳报乃施行。”三国初，杀生之柄，决于牧守，后随着皇权的强化，杀生权回归朝廷，死刑上报复检制，两晋南北朝皆然。但将军开府得专杀生之权，这是司法机构军事化的结果，与这一时期的战乱的局面有关。随着社会逐渐安定，这种状况也有所抑制。南朝宋规定：“须临军临阵才能专杀，余皆上报，犯者以杀人罪论。”北朝死罪须复奏，无异词才行刑，至隋形成死罪三复奏之制。

南北朝时期，还施行特别察囚制，由皇帝委派高官巡行州郡，受理冤案，察举非法，拥有较高审判权力，是一种特殊的审判程序。

诉讼程序诉讼，包括狱讼和辞讼。即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方式有顺诉，越诉和直诉。顺诉即依审判等级向所在一级的公车上诉。越诉即越过管辖的行政等级向上一级提出诉讼。直诉即直接上诉于最高司法组织，甚至皇帝本人。后者又称挡驾。这一时期，法律上禁止越诉，越诉一般要加鞭笞。但特使巡行时例外。特使受皇帝任命，诉于特使含有直接意味。直诉则是允许的。西晋武帝时，在朝内设登闻鼓，吏民有冤，可擂鼓直诉。如帐下督荣晦因罪被司空卫瓘所谴，晦后随叛兵害瓘子孙。刘繇等执黄幡挝登闻鼓，请族诛晦，诏从之。刘宋大明年间，孝武帝巡行听讼，士庶有怨皆诉至皇帝面前自诉。梁时在公车府谤木肺石两边各设一函，令天下吏民检举不法，投书函内，称肺石函。北朝也在宫廷阙左悬登闻鼓，有冤者挝鼓，公车上奏。

罪犯经过审讯议刑之后，不服的可提出复诉，称为“乞鞠”。汉制二岁刑以上皆许乞鞫。曹魏以乞鞫烦狱，除之，晋又恢复。晋令规定囚犯称冤欲乞鞫者，许之（《册府元龟·刑法部》）。北朝“狱已成及决竟，若有疑案不直或诉冤枉者，得摄讯复治之”。北魏献文帝在位时，每成狱案，必令复鞫。

诉讼有许多限制。首先必须确实，诬告反治其罪。曹魏有令规定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高平陵事变时，大司农桓范留守京师，曾以司马懿欲反之事告曹爽，懿知大怒，问诬告人反，依法应治何罪，有司回答依律令反治其身，于是执桓范下狱。这种反坐法本质上属于同害刑，两晋南北朝皆存在。北魏规定：“诸告事不实者，以其罪治之。”（《魏书·韩麒麟传》）如宗室元匡因与尚书令高肇不合，上书罪肇，有司奏匡诬肇，于是处匡死刑。但诬告与否，全凭官吏主观武断，如北齐时，上洛王思好欲反，为人所告，韩长莺因与思好联姻，遂奏有人诬告宗室，不杀无以杜绝后患，告者竟被斩死（《北齐书·思好传》）。

其次，对诉讼内容和人也有限制。曹魏黄初五年（224）令规定，犯谋反大逆才能初告，余皆勿听治。把诉讼内容限制在谋反大逆的范围内。老幼、奴婢及囚犯无诉讼权。曹魏禁止囚犯告人，否则加罪并牵连亲属。北齐天保八年立格“负罪不得告人事”，晋律规定老幼不得告言人（十岁以下）。再次，诉讼容隐。这一时期皆有律令禁止对直系亲属提出起诉或出庭作证。晋初有父母犯法拷问儿子或儿子逃亡鞭讯父母，大理卫展认为这样有伤正教，使亲亲相隐之道离，奏请废除。东晋时有女子李忽证父叛降北朝，周处认为忽无人子之道，证父攘羊，应处死刑。上从其奏，刑忽于市（《太平御览》卷六四七引王隐《晋书》）。南朝宋初，家人探囚时，常被讯辞，侍中蔡廓奏除之。“自令家人与囚相见，无乞鞫之诉。”梁律明文规定“子之事亲，有隐无犯”。建康三年（504）建康人任提女因诱卖人口，当处死刑，子景慈出辞证母诱卖人口，法官虞僧虬认为景慈证母有罪，宜加刑罚，于是处景慈流刑，徙于交州。北魏有子孙告父母、祖父母者处死的律条。麟趾格三公曹六十六条规定：“母杀其父，子不得相告，告者死。”这种诉讼容隐是儒家孝悌伦理学说在法律上的反映。

监狱、刑具和刑讯这一时期监狱有朝廷监狱和地方监狱之分。朝廷由廷尉典狱，地方则交法、贼曹，狱官有狱函、狱长、狱小吏等。有罪未决或决而未刑皆囚于狱。三国监狱设置未详，大概沿汉制。晋朝廷监狱有廷尉狱，洛阳狱，太康五年，又设黄沙狱，专审廷尉狱疑案和皇帝诏令系囚的特案，属于诏狱性质，由御史中丞和黄沙治书侍御史执典。但不久废除。晋地方监狱设于州郡，地方狱官有法曹门干，贼曹掾史，狱小吏，狱门亭长，贼捕掾等。南朝监狱分南狱、北狱。南狱指设于建康县的地方监狱，北狱指设于廷尉寺的朝廷监狱。南齐时有尚方狱，属少府，由左右尚书令典尚方狱，也属诏狱。陈朝永定元年，置正、监、平管南北二狱。北朝有廷尉，籍坊二狱，是为朝廷监狱，此外又有司州狱、河南狱、洛阳狱、河阴狱。北齐有苏州狱、太原郡狱、晋阳县狱和相国府狱，号称“四狱”。前三者为地方监狱，相国府狱似为朝廷监狱。北朝监狱又有屋狱和地牢之分，地牢用于囚禁重罪犯。

监狱管理也逐步形成了一套制度。包括系囚制、录囚制、悯囚制、桎梏制等。晋令规定监狱墙屋须牢固，草蓐不漏湿。家人探囚带食物，由狱卒代为加热传送，离家远无饷者给廪，由狱卒为之作食等等。这种系囚的生活制度，已颇为完备，能够对囚犯实行有效的拘押。同时，也显示体现了悯囚、恤囚。悯囚是封建统治者为缓和阶级矛盾而实行的一种手段，内容有“寒者与衣，病者给医药”，无后者听妻入狱等，是儒家仁政德教在监狱管理上的反映，但实际上悯囚是很有限的，监狱管理还是十分残酷的。如南齐的“上汤杀囚”，便是借给囚犯治病为名毒杀囚犯。录囚是巡视监狱，讯察囚犯记录和决狱情况。东汉时，皇帝亲自录囚，至三国两晋南北朝，逐步形成一种正常制度，皇帝至朝廷监狱录囚，间也巡行地方监狱。在这一时期有许多记载，录囚的目的是对监狱管理实行监督，减少囚禁，使狱勿淹留，也带悯囚色彩。桎梏制则**裸地剥下了悯囚的面具。囚犯除极小部分外，多著刑具。据梁令：“郡国太守相、都尉、关中侯以上，亭侯以上之父母妻子及所生坐非死罪、除去，二千石以上非监徵者，并须系之。”魏晋刑具有械、钳等，犯死罪者着两械，加拳手钳重二斤，翅长一尺五寸。南朝刑具有械枷、钳、锁、壶手等，并有轻重大小之差。囚犯皆着械，徙者并着锁。髠钳五岁刑锁二重，四岁刑以下锁一重。死囚行刑前着三械，加壶手，陈朝囚犯不计阶品，皆著锁。北朝刑具为枷、■、械、锁、桁等。神■律令有始置枷拘罪人。大小轻重皆作详细规定。大枷长一丈三尺，喉下长一尺，通颊木各方五寸，用于犯大逆和外叛者；流刑以上则着■、械。北齐犯年刑著锁，无销用枷，流刑以上着枷、■、械，死刑著桁（大枷）。北周死刑著枷加拲；流刑着枷和梏，徒刑着枷；鞭刑着桎，杖刑散以待断。皇族及有爵位的犯死刑、流刑着锁，徒刑以下散之。

这一时期讯囚流行刑讯，即用拷打施刑的方式强迫犯人供状。魏晋多用鞭打，称为考竟，考其身而竟其情（一说考竟为狱死，拷其身而竟其命。史料中考竟有致死，但并非都致死，不取狱死之说）。曹操时，收太尉杨彪入许县狱，尚书令荀彧和少府卿孔融皆嘱许县令满宠勿考掠，但宠拷讯如法，故曹魏有刑讯之法。西晋时赵王伦曾收吴太妃，赵桀及贾午等付暴室考竟。至南朝梁，以刑讯入津，成为法定的讯囚方法。梁津载有测罚制。若囚犯不马上招供，便强迫着械站立于高土垛上。梁的测罚十分残酷，每天晡鼓即上测，直至二更。上测三日不许进食，三日后方许家人进粥二升，妇人及老小则测满一百五十刻后进粥，测数高达千刻（一昼夜一百刻），重械之下，危堕之上，无人不屈，枉者甚多。故梁末陈初关于测罚展开了一场争论，结果还是承认了测讯的合法性，只是稍改了测罚的范围和时间。陈律规定赃验凿切而又不认罪者才上测立，土垛高一尺，上圆，仅容囚犯两足站立，上测者先受鞭二十，笞三十，著两械及极上垛，每天早晚各测一次，每次测十七刻，连续测三七天，上测七日鞭杖一次。《隋书·刑法志》记载为“一上测七刻，日再上。”按南北朝时昼夜为一百刻，一刻约十五分钟，七刻才一个多小时，似乎太轻。《陈书·沈诛传》载沈议“朝夕上测，各十七刻”，高宇认为沈长史议得中，故怀疑漏“十”字，若按每次测十七刻，日测二次，连测三七日，这样，既比梁制为轻，又不会相差太远。

北朝刑讯一直入律，神■律令规定：“拷讯不踰四十九杖。”但有司欲免之刑则用细插，欲陷之则用大杖，故献文帝时规定刑讯用荆，平其节，本大三分，杖背者二分，挞胫者一分。拷杖限五十。但不久，拷讯又泛滥。太和年间，讯囚用重枷，大几围，又用缒石悬挂犯人头上，内伤入骨。又使强壮有力的狱卒殴打囚犯。孝文帝时乃定犯大逆者证据确凿而不供者才允用大枷。宣武帝时，又禁用枷和悬石拷讯囚犯，下令诸台、寺、州、郡烧毁大枷，审讯尽听讯之理，必要时才依据囚犯强弱状况拷讯，不许非法拷掠人。尽管统治者三令五申，但刑讯积重难返，终北魏之年，刑讯仍未能减轻。

北齐的刑讯更加残酷，用车辐狰杖，夹指压踝，又迫囚犯站立在烧红的犁车上，或用烧车缸穿串手臂，文宣帝本人也恣行暴酷，把大镬、长锯、剉碓等刑具列于宫廷内，若不合意，便亲手屠裂人。北周的刑讯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宣帝时，鞭杖之制高达二百多，又作礔砺车吓唬妇人。

刑讯自魏晋一直存在，至南北朝合法化，而北朝刑讯更加残酷，这大概与落后的原始残余有关。

刑罚的适用刑罚的基本原则是依情定罪，但有时会因人、因时、疑事而有所变动。

方式有加刑、减刑、缓刑、换刑和赦免。

这一时期刑罚以刑事为重，民事为轻。尤重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至北齐正式立为十条重罪。隋改为十恶，不在赦、赎之列。除十恶外，这一时期加重刑罚的有贪赃，盗贼。贪赃包括贪污和受贿。各朝皆有受赇（请赇）律，内容未详。三国时官吏贪赃弃市，魏狱吏范洪受囚绢两丈被弃市。晋律规定主管物资官吏贪污五匹（后改十匹）处死，贪赃未达死罪或已到遇赦者皆禁锢终身（《抱朴子·审举篇》）。南朝时贪赃和枉法加以区别，受贿后枉法的重刑，只受贿未枉法的稍轻。但陈朝又加重，陈宣帝太建元年，规定受贿者虽不枉法也以正盗罪处刑。尽管如此，比魏晋和北朝要轻些。北魏太安三年令：“官赃二丈皆斩。”献文帝时规定狱官受羊一口，酒一斛者，大辟，参与者以从坐罪治（《北史·张衮传》）。太和三年稍为改轻，“枉法十匹，义赃二百匹，大辟。”但太和新律又规定：“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北齐祖珽受贿补令史十余人，被依法处死。盗贼也重刑。晋律有“行动者斩”，家人弃市，同籍期亲补兵（《南史·何尚之传》、《宋书·何承天传》）。而盗御物，官物无论多少皆弃市（《册府元龟·刑法部》）。南朝梁律偷四十匹以上处死，劫身皆斩，妻子补兵，遇赦黥面，髠钳补治锁士终身。北魏津定“群行剽劫首谋门诛”，“盗门同籍全门不仕”。北齐律犯盗终身流刑，犯盗后逃亡在外者悬名注籍，一房配为役户。北周律更重盗贼之刑，规定盗贼、群攻乡邑、入人屋，皆可杀，杀者无罪。为盗注其籍。

故犯和再犯也加重刑罚。晋律规定奴婢亡黥两眼，再亡，黥两颊，三亡，横黥目下。北朝规定，犯徒刑二次，犯鞭三次以上的，终身配为下役。北魏斗律规定故犯者，罪加一等。

违反尊卑长幼伦理纲常的行为也加重刑罚。如臣之于君，子孙之于父祖，弟妹之于兄姐，妇之于夫等。曹魏律“殴兄姐加至五岁刑”。晋有“重奸叔伯母之令”。南朝律子贼杀、殴伤父母枭首，骂詈父母弃市。北朝律子孙杀父祖处以车裂的极刑，而父祖杀子孙用刀刃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卖子一岁刑。卖五服内尊长者处死，卖周亲、妻、子妇者流刑。这种以尊卑长幼为刑罚轻重等级反映了儒家伦理纲常对法律的渗透。

减刑有三宥三赦。三宥即宥不识，宥过失，宥遗亡。这一时期历朝律令皆规定过误免坐或从轻处罚。曹魏律有过误杀人不得私自复仇。晋律有轻过误当罚金，或鞭杖者皆减一半。南朝律过误伤人止三岁刑（比正刑减一岁）。三赦即赦幼弱，赦老耄，赦愚蠢。晋律老小妇人罪杖，罚金皆减一半。张斐律序年八十以上除杀人外，其他皆勿论。梁律规定老小免从坐质作。年八十以上，十以下，孕妇、侏儒、盲者、囚禁免著刑具。北魏律“十四岁以下降刑一等，八十以上非杀人，其它罪皆不坐。”太和律规定犯流徒罪的满七十听解名还乡。北齐律规定年六十以上免配为官奴。北周律妇人笞刑听赎。这一时期妇人赎罪比男人减轻一半。

此外，犯者自首也可减刑。三国时，马召坐法当死，都人孙礼教他投案自首，诏减死一等。晋庾纯因诣廷尉自首而免罪（《晋书·庾纯传》）。南朝武帝括户口时，规定一百天内各人自首不问罪，百日内不自首者，查出以隐户罪论。北朝自首称“自告”，同样可免罪或减刑。韩褒为北雍州刺史，州多盗贼，褒张榜于市，一个月内自首者除罪，一个月后获贼即杀。北朝括户口时也规定一个时期，到期不归则以逃亡律论罪。

贵族的法律特权是减刑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礼有八辟的邦法，规定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种人犯法，可议请轻刑甚至免刑。这种法制原则至战国时代，受到李悝、商鞅、韩非等法家的猛烈抨击。他们提出“刑无等级”的“一刑论”，主张“法不阿贵”，“刑不避大臣”。但汉代贾谊等大儒又重新鼓吹“刑不上大夫”。曹魏正式以八议入律，承认了官僚贵族的法律特权。此后，两晋、南北朝各朝皆以八议入律，官僚贵族犯法，大必议，小必赦，逍遥法外。晋律规定诸侯及八议以上犯法，得减收留赎，勿髠钳笞。北朝初皇族有遣，皆不持讯。八议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一直存在，并被广泛应用。因八议而原宥或减刑的在三国有袁伉（议功）、曹衮（议亲）、社畿（议勤）等，东晋有杜预（议贵）、华廙（议功），司马佗（议亲）。在南朝有谢灵运（议功），在北朝有张衮、高绰、蔡泽等。

缓刑或换刑有三种状况。一是遵循孝道，罪犯有直系亲属年老须奉养者可缓刑或换刑，甚至免刑。晋咸和年间，孔恢罪应弃市，晋成帝悯恢父年老仅此一子，诏赦免死。但这是皇帝特诏，未见法律明文记载。北魏太和十二年令格正式规定：“犯死罪的，若父母、祖父母年老，身边无其他成年子孙，又无期亲者，可仰案后列奏待报。法例律规定，犯流刑者，若祖父母，父母七十以上，无成年子孙和期亲者，改换为鞭刑和笞刑，免流，留在家中奉养。但若所奉养者不久死去，则须再从流刑。北魏时，河东郡民李舞犯死罪，母一身年老无其依靠，请免死。司州检其户口，认为例合上请，正待换刑，李母忽逝世，结果到李粦服丧三年后再行刑。

二是对孕妇的恤刑。三国两晋南北朝一直明文规定勿刑孕妇。曹魏毋立俭叛乱时，孙女毋丘芝应坐死，以妊系狱。南朝梁律“女子怀孕者勿得决罚”，系狱时可免著刑具。北魏神■律令规定：“妇人当刑而孕，产后百日乃决。”但实际有时也刑加孕妇。正始四年（507），中书令崔光奏戳至刳腹为虐待、请依例待产。永年二年（509），诏禁屠杀孕妇以为定制。

三是等待行刑季节。中国古代重自然法，认为春夏是万物生产、发育的季节，不宜刑戮，只有秋季，气象凋零，此时审狱断囚，才顺应天时。故《春秋》称：“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汉代断狱决死罪，常行予三冬之月。魏晋沿袭除谋反大逆临时行决外，余皆留于秋后。陈律规定：孟春至夏首不决死罪，须大辟者，已审明判处的，宜且申停。还规定行刑须白天，不得夜晚；须晴天，不得雨天。另外，晦朔，八节，六斋，月在张心日皆不得行刑。北朝京师及四方断狱奏报死罪，常在秋冬。李彪曾上书“请三春不行刑”，疏断狱起之初秋，尽于孟冬。

赦宥是皇帝以诏令形式取消或减轻犯罪者的刑罚，方式有大赦，常赦（赦某种刑罚范围内）、典赦（赦某一地区范围内）、恩赦（赦个别案例）等。三国时，赦宥的应用相对较少。诸葛亮认为政治不以小惠，慎于赦典，执政十四年仅二赦。曹魏亦然。魏文帝、明帝、齐王三朝三十五年，共十六赦，约二年一赦。入晋以后，赦免频繁，西晋有国五十一年，五十三赦，约一年一赦。东晋有国八十三年，七十三赦。南朝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刘宋有国六十年，竟赦一〇二次，约一年两赦。南齐有国二十四年，三十七赦；南朝梁有国五十六年，六十四赦；陈有国十三年，三十三赦，约一年三赦。北朝的赦免也不逊色。北魏从拓跋珪称帝（天兴元年）至东西魏分立，共一百三十六年，赦一二二次，北齐有国三十年，赦三十二次，北周有国二十五年，赦二十七次（赦免数字据《图书集成·祥典部·赦刑》统计）。从魏晋至南北朝，赦免猛增，凡皇室大事，如皇帝即位，改元，立太子、生皇孙，祀祖，皇帝、太子生病等，民间大事，天灾**等皆颁赦，甚至捕获珍禽异兽，其他任何可以解释为洋瑞或恶兆都要行放。赦免的频繁是政局动乱不安的结果，体现了封建法制的恤刑主义和礼治主义。

第四节 法律思想与律学的发展

法律思想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法律思想也渗透了儒家礼教的学说，形成了德主刑辅，先礼后刑的观念。周礼、仪礼、礼记也被糅合于法律思想之中。例如记载周朝官制的周礼之于组织法、行政法，规定社会上层生活规范的仪礼之于行为法，探讨礼的原理的礼记之于法理等皆不无影响。汉末丧乱，传统儒学分崩离析，出现了思想上的变化，在法律思想上表现为刑、礼比较的争论，亦即制定法与自然法的讨论。儒家“礼法为天地之序”其本质是自然法。曹魏时期的刘廙著《先刑后礼论》，一反汉代正统理论，提出制定法重于自然法。钟苟的《刑措论》也强调了制定法的重要性。而丁仪、王粲则为主德派的代表。丁仪在《刑礼论》一文中，用天人感应的观点解释先礼后刑，认为“天之为岁也，先春而后秋；君之为治也，先礼而后刑”，其理论一本于自然法。主张“先生而后杀，天之为数；先教而后罚，君之为治。”王粲则主张“吏服雅训，儒通文法”，基本上以德治礼教为着眼点。

与上述两种观点不同，曹操不单纯强调刑为先或礼为先，而是主张在不同社会条件下有不同的应用。“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这种刑礼比较思想，具有一定的辩证因素，不能不说是比较进步的。曹操本人“揽申商之术”，执法严明，早年任洛阳北部都尉时，造“五色棒”悬于门上，“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在其统治地区内“皆以明罚敕法、齐一大化也”。至于他自己“割发代首”的轶事，更表明了他“刑无等级”的“一刑法”思想，曹操虽主张法治，但对刑罚态度较谨慎，认为刑是百姓的生命，强调“选明达法理者，使操典型”。这种重法慎刑的法律思想较进步。

诸葛亮也主张厉行法治，其立法思想是“威之以法”，刘蜀政权内部关于法治抑或仁政有过一番争论。法正认为刘氏政权是外来人，应行客主之义，以宽刑驰禁惠抚益州土著豪强，诸葛亮则竭力坚持应以法治国，指出刘焉父子的弊政正在于法之不行，主张对豪强“威之以法”、“限之以爵”，“恩荣相济，上下有节，才是治国之要”。他以法量功，执法严明，有功的，虽仇必赏；怠法的，虽亲必罚（如对马谡），认罪态度好的，虽重必释；花言巧语掩饰罪过的，虽轻必戮（如对李严）。他本人也严于律己。第一次北伐失败，除挥泪斩马谡外，也追究了自己的责任，上疏请求自贬三级，直到以后才恢复丞相职务。由于他赏罚必信，故虽刑政严峻，而民无怨言。诸葛亮还十分重视法治教育，曾写申不害、韩非的《管子》、《六韬》作为教材宣讲。出师伐魏时，上表刘禅，告诫他“官中府中，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犯奸作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赏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主张皇官不宜享有法律特权，功赏刑罚交司法机构执行，这种法律思想是很不简单的。

司马氏政权成立后，儒家的礼教思想重新恢复了统治地位，刑礼先后的争论基本结束。傅玄《刑礼篇》认为“任刑名民不聊生，通儒达道，政乃升平。”故“圣帝明主惟刑之恤，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两晋统治者虽提倡礼律并重（《晋书·刑法志》），但用刑是为了保证礼的施行，“亡刑则礼不独施”，“刑罚以惩恶而为善者劝，而有所劝，则礼亦存矣”。仍然是德主刑辅，超不出以刑辅礼的范围。

两晋时期，又存在虚无主义的法律思想。魏晋以来，玄学盛行。出现一批放达的名士，崇尚自然，反对礼、法，认为人性本于自然，应按自然规律生活，不能以礼教或法律加以牵制或压抑，因此主张既废礼，又去法。这种法律思想的本质是无为政治。东晋张湛注《列子》，便贯穿了这种“从人所欲”，“任其自然”的法律思想，追求一种虚无主义“从善不近名，从恶不近刑”。鲍敬言则主张“无君无法”，他著《无君论》，认为礼序等级，严法酷刑及所带来的社会罪恶都是由于君臣的存在才产生的，故主张取消君臣，取消法制。鲍敬言看到阶级社会的不平等和苦难，但他没有抓住本质，他所主张的“无君无法”的社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

葛洪则在《抱朴子·诘鲍篇》对鲍敬言的“无君无法”提出批评，认为贼杀等罪恶起于自然，是人的本性，所以君臣、礼制、刑法是天理人性的要求。鉴于东晋社会法治混乱的**局面，葛洪振聋发聩地提出“天地之道，不能纯仁”，仁不过是为政的脂粉，刑才是御世的辔策。他主张严刑峻法，甚至要求恢复肉刑；要求划一法律，明刑不滥；诛贵罚上，严惩不廉，这些主张充分显示了他承认法律的权威与普遍性原则，但他严刑是以维护礼教为出发点的。是为使君臣有道，德合天地，他承认礼序尊卑是社会的纲常，故这种重法思想有相当局限性。葛洪到了晚年，这种重法思想也消退了，在《抱朴子·明本篇》中，流露了取消刑法的无为观念。葛洪的思想较复杂，既信奉道教，又推崇懦学，也一度力主明法严刑，企图揉合儒、道、法于一家，为封建统治提供更广泛的理论基础。兼取儒、道、佛、法各家学说，这正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思想的一大特色。上举张湛《列子注》所主张的治内心不治外物，也渗杂了儒、道、佛的观点。

南朝的法律思想与东晋相差不大，梁刘勰作《赏罚》，认为“圣人之为治也，以仁化爱民，然不可废刑罚者，以民之有纵也。

是以赏虽劝善不可无罚；罚虽禁恶不可无赏，赏平罚当，理道立矣。”

南朝社会玄风弥笃，谈玄为高逸，说法为庸俗，故很少有涉及法律思想的争论。

北朝的法律思想不像魏晋这样丰富多采，基本上以儒家仁政德治为主导思想，但又较注重法治，礼法并重，从历次修订的律令及统治者的政策可看出。孝文帝时颁遣民狱诏明确主张“重礼慎刑”；李彪的“请三春不行刑疏”，“大臣不加刑奏”，则比较倾向于儒家学说。北齐天保八年李德林策秀才时对罢刑狱策，提出应“稍简刑书，渐行礼教使■远至，咸感仁心”。礼在北朝的法律思想中一直占优势。后周的苏绰则承魏晋法律思想体系，对刑礼关系有比较辩证的看法。他在大统七年所上的六条，全面地体现了他的法律思想。第一条为治心身，提倡躬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第二条为敦教化，主张教民以孝悌、仁顺和礼义，三者既备则王道成矣。上无教化，唯刑是用，是世道凋丧的表现；第五条为恤刑狱，提出赏罚得当，以达到止恶劝善的目的，强调治狱之官须戒慎，斟酌礼律；审讯则先以五听，参以验证，不冤枉无辜，也不放过罪犯。这些主张都体现了重法慎刑的思想。但其核心仍然是德主刑输。

法律思想经过魏晋的刑礼比较讨论，从东晋开始，逐步形成了礼律并重，以刑辅德的观点，承认法制的重要性及普遍适应性。但又以法治为礼治的手段，刑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礼教，同时，逐步把儒、法、道、佛等各派思想糅合为一体，形成比较系统的法律思想体系。

律学与律家秦始皇焚书坑儒时，烧毁了法家著作，并禁止私学法律，使律学的发展受抑制；西汉提倡“独尊儒术”，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律学的发展。至东汉，律学研究才开始复苏，汉魏之际出现了一批涉及法律的著作，如应邵的《律略论》，叔孙通、赵禹、张汤等编纂了一些傍律、单律。马融、郑玄等名儒也对汉律进行章句论释，十多家章句多达数十万言。然而，汉律基本上是依附于经学的，注律者皆为当世名儒，他们用儒家经义来解释法律，以律文附会经义，也使儒家学说渗入法典内容，这种律学研究实际上处于附庸的地位。至魏晋，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律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法律专门著作。三国时，刘邵作《法略论》，专门探讨法律理论。钟会著《道论》二十篇，史称钟会“实刑名家”；丁仪著《刑体论》，专论刑体问题。刘廙因与丁仪观点不同，也著书数十篇，与丁仪就刑体展开广泛讨论。入晋，律学著作进一步专业化，贾充、杜预《刑法律本》二十一卷，专门解释泰始律，张斐著《律解》二十卷，《杂律解》二十一卷，《汉晋律序注》一卷、《注律表》一篇。律学在两晋达到一个高峰，大批的专业著作和律学家的出现，说明律学开始脱离经学而独立发展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而且律学理论不再停留在战国时期法家关于法律性质、作用等一般规律问题上，逐步深入到具体理论问题，如罪名刑名，定罪量刑标准，立法原则，法典体例，诉讼审判理论及法学基本观念等。如西晋时刘颂提出了罪行法定的初步原理，认为“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未论”。杜预也主张“审名分，塞异端”以及熊远的“王者唯当征文据法，以事为断耳”。这些主张在实质上与十八世纪西方“法无明令规定不为罪”的法律原则有相似之处，而中国在三世纪就已见端倪。当然，由于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和比附定罪的存在，罪行法定只是停留在理论上，也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理论的提出也是一种进步。

关于法律基本概念，张斐在《法律表》中对故犯、过失、贼、斗、赃、盗等二十多种律义进行较名，亦即给予明确定义。如“其知而犯谓之故”，“背信藏巧谓之诈”，“两讼相趣谓之斗，两和相害谓之戏”，“不意误犯谓之过失”，“二人对议谓之谋”，“取非其物谓之盗”，“货非其利谓之赃”。张斐给这些法律概念所下的定义，应当说是比较准确的，也有一定科学性，故一些定义仍沿用至今。

关于定罪原则，刘颂提出要区别故犯、犯罪、过失的差别，涉及到犯罪动机的理论；张斐也认为议刑要“慎其变，观其理”。有许多行为相似而罪行性质迥异，故执法时，须审慎辨别罪行与罪行之间，故犯与过失之间等等的差别。

关于司法审判，张斐提出了刑、理、性三个相互联系的概念。认为“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机；情者，心神之使”。故定罪正刑不仅要有人证、物证而且要本其心，审其情，观察罪犯的表情、眼神、脸色来协助判断，这种主张包含犯罪心理学的原理。

关于立法原则，刘颂提出“看人，随时，在大量也而制其法”。就是说法律的制订应依据实际状况，运时而应，又要以普遍存在的一般状况为基准，不能以个别的、特殊的情况为立法依据。同时，又主张限制君主对立法，司法的干涉，提出“人君所与天下共者，法也”。法律一经制订，就不要任意改动。然而，刘颂同时又承认立法“唯人主专之，非奉职之臣得以拟议”，故对君主立法权司法权的限制也是十分有限的。

关于法典编纂原则，张斐对魏所创以刑名为篇首的体例进行了理论阐发，认为“刑名所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较举上下之纲领。”故刑名为全律之核心，应置于诸篇之首，统领全律，经过张斐的理论阐发，这种体例遂为封建法典定制。杜预则提出了“简直”的原则，认为律文、法例必须简洁明确，使人一目了然，才便于遵守和执行，这样，扼法的人也自然会减少。若律令繁杂，人们难以辨识哪些属非法，便容易触犯法令。这种编纂原则是较合理的。杜预参与修订的晋律，正是依据这种指导思想，对汉魏旧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削，使晋律“■其苛移，荐其清约”。

必须指出，西晋的法律思想和律学虽然有很大发展，所提出的法律理论亦具有一定科学性和进步意义，但其法律思想基本上是以儒家学说和唯心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是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目的，故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其科学和进步意义也有很大的局限。

南朝不尚刑名，律学大衰；北律虽重法治，但在律学理论上亦没有重大突破。比较具有特色的是律学的专业化倾向。崔祖思曾上疏“请择人习律令奏”。北朝研习律令风气较浓，加上家学传统形成了律学世家，如渤海封氏，封琳参与议定北魏太和律；封隆之、封述参议东魏麟趾格；封述又主持删定北齐麟趾新格，后又与封绘参议北齐河清律。

第五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制的特点和历史地位

这一时期的法律，与历代封建法律一样，都是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目的，保证统治者特权，镇压被压迫阶层的反抗，维护皇帝的最高统治。皇帝拥有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法自君主出，又自君主废。皇帝可以任意刑罚和赦免一切人。虽然，这一时期较进步的法律思想家曾提出限制皇权对立法和司法的干预，但这只是理论的空谈，而且这种企图也是十分局限的。除了这些共同点之外，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制与其他时期相比，又有自己的一些特点：法典的儒家化与礼治主义的确立战国时期的《法经》和秦律，出于李悝、商秧之手，师宗法家之说。萧何修汉律，摭采秦律，大体上也本于法治精神，法典属于法家的系统。汉武帝提倡“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垄断了各个领域，也开始了对法律的渗透，表现为郑玄、马融等大儒为法律章句。汉律通过名儒用儒家经义进行解释，面目渐非。然而，儒家正式地有系统地编纂法律，则始于曹魏。魏律的编修者陈群、刘邵等皆为当时名儒。其学术思想属于儒家系统。刘邵曾受命集五经，以类相从，正始中，执经讲学。对礼乐经典有精湛研究，著《乐论》十四篇，其政治思想是制礼作乐以移风易俗。阵群出于颍川世家，自幼受儒家学说的教育，精通经典（从奏疏辄引《诗》经、《礼》经可看出），政治思想是主张崇德布化。魏律在这些名儒的编纂下，内容上吸收了不少儒家学说。如恢复复仇的法定地位。《礼记·曲礼》有关复仇之义，认为父仇不共戴天，为父祖复仇被视为孝义之举。至西汉逐步禁止①。虽然事实上存在复仇，但法律上是禁止的。魏初也禁复仇，但太和修律时又恢复了复仇为法定行为，魏律规定：“贼计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之。”不同的是附加了限制，“会赦及过误相杀不得报仇”。又秦汉有异子之科，为商鞅变法所定，旨在分化宗法纽带，促进经济发展。但与《礼记》中：“子无异财”的经义相悖，魏律正式规定“除异子之科，使父予无异财”。再如《周礼·秋官》有八辟丽邦法，给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种官僚以法律特权，有罪先请，议而从轻，这种法制原则，至战国时代受商鞅、韩非等法家的猛烈抨击，他们提出“刑无等级”，“法不阿贵”，要求实行一刑制。但至汉代，贾谊等大儒重新鼓吹、刑不上大夫”。曹魏正式以八议八律，用法律形式承认官僚贵族的法律特权，此后，晋、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唐皆以八议八律，成为固定的法律制度。

晋律也出于名儒之手。杜预精于经籍，自称有“《左传》癖”，撰《眷秋左氏集解》；荀f“明三礼”，“知朝廷大仪”。在法律内容上，晋律“峻礼教之防”，如“重奸叔伯母之令”，“崇嫁娶之要”，首创“准五服以治罪”，使“依服制定罪”成为封建司法原则，正如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所指出：“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①关于汉禁复仇，有不同意见。史载确有复仇之例，但属非法。建武初，桓谭上疏，认为私仇结怨，子孙相报，结果加深忿恨，以至灭户殄业，建议“今宜申明旧令”，禁止复仇，敢私复仇者加刑，家属徙边，故知汉有禁复仇之令。

创造晋室，统治中国，其所制之刑律尤为儒家化”。南朝完全沿袭晋律，与儒家系统一脉相承，北朝法律亦是秉承华夏儒学之正宗，在法典史一章已详述。尽管拓跋氏处于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早期律令中带有一些落后的因素，但整个法制系统是本于儒家学说的。特别是后周律，完全模仿周礼定律，是儒化最突出的例子，但由于后周律过分注意形式上的复古，不能适应已发展的社会环境，故很快被淘汰了。

除了儒家取代法家编纂法典，进行儒家学说的渗透外，注律也全盘儒化。曹魏明帝规定注律只能采郑玄之说，不能杂用其他解释，确认了儒家释律的唯一合法地位，从而排斥了其他学说的解释法。晋律亦规定：“凡为驳议，当合经传。”北朝凡有疑狱，皆付中书以经义量决，律令的运用及审判也儒化。春秋决狱在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一直存在，尤以北朝为突出。司法官员在决狱时，往往曲法全礼，对一些出于孝道，符合三纲五常道德规范但却触犯法律的案例，都不卒决，以疑狱上报，最终多是赦免有罪。（如晋的王谈《太平御览·刑法部》引《续晋阳秋》，宋的钱延庆，齐的朱谦之，梁的张景仁，后魏的孙男玉、孙益德等，见有关人物传）封建伦理纲常具有超越法律的效应，充分体现了中华法系的礼治特点。

总之，以儒入法发端于汉末，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历代的渗透，法典的儒化一朝比一朝严重，后一朝法典不仅吸收了前一朝法典中儒家因素，扬弃法家因素，又不断加进新的儒家因素，法典内容、形式的儒化愈来愈完备，至唐代，遂产生了“一准于礼”的典型封建法典——庙律。

浓厚的宗法家族主义色彩宗法理论的核心——孝悌成为刑罚的原则，违反孝悌可以科罪，不孝即犯法。三国时魏甘露五年（260）诏：“夫五刑之罪，莫大于不孝。夫人有不孝，尚告治之。”晋律：“子不孝父母，子弃市。”不听父母的教导，则以斗讼罪处刑。南朝律令规定子弟不听父母之训，敬恭有亏，父母可杀之（《宋书·何承天传》）。刘宋时，张江陵与妻吴氏咒骂母亲黄氏，黄氏忿恨自杀，结果判张江陵枭首，吴氏弃市，免死补治。又有民唐赐因饮酒得病，吐二十余虫而死。其妻张氏遵唐赐遗嘱剖腹检查，郡县法官认为张氏忍行刳剖，属伤夫罪，而唐赐子不禁止母亲剖父尸，属不孝，结果，判唐赐子弃市，张氏五岁刑。北朝初律令规定子不逊父母，凭刑。太和十一年又加至死刑。违反孝悌作为犯法科罪，但若为了孝悌而犯法，则可以原有，北魏永平五年（512）冀州民费羊皮因家贫无以葬母，卖女为婢，依律卖子一岁刑，但宣武帝认为费羊皮是为了葬母，孝性可嘉，不但免刑，还令官府出钱赎回其女。这一时期，为报父仇、母仇、夫仇而杀人犯法的，多得到赦有。孝悌不仅表现在父母有生之年，在父母死后的服丧期也不能有非礼的行为。三国时许嘉因父死停灵期间修道路，成不敬罪，被处鞭刑（《太平御览·刑法》十五引《汝南先贤传》）。晋时，王籍之居叔母丧而婚，颜含居叔父丧而嫁女；梁龛当除妇服而请客奏伎，皆被刘隗弹劾科罪，甚至连周f等三十人因参加梁龛的宴席而被“夺俸一月”。居父母丧不能继续出仕。晋时丘仲李遭母丧，起摄职，被除名。北魏律：“居三年之丧而冒哀求仕，五岁刑。”（《魏书·礼志》）偏将军龙虎丧父，守丧二十七个月，因其中碰上一个闰月，龙虎将闰月算在内，满二十七个月便回府请求授官，结果被元珍奏居丧不计闰月，依律判龙虎五岁刑。北魏初，由于战事频繁，往往课征服丧的民役，神龟元年（518）下令自今以后，民居父母丧，即使有兵马战争也不许请起居丧。

在刑罚上，以尊卑亲疏为等级。魏律，殴兄姐加至五岁刑，为减死一等，十分重酷。晋律“重奸叔母之令”，犯者弃市，以维护家族内部伦理纲常。北魏律卖子一岁刑，但卖五服年尊长则处死刑。父祖殴杀子孙四岁刑，以刀刃杀五岁刑，但子孙杀父祖则处以(（车裂）刑。此外，刑罚上的家族连坐法，家属代刑法，也都是宗法家族主义在刑罚上的反映。在诉讼法上，允许为亲者隐；在财产法上禁止别籍异财；在婚姻法上，确认家长决婚、族长决婚。整个法律系统都带着浓厚的宗法家族主义色彩，维护家族内部伦理纲常的礼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法治；私刑主义也存在。这种现象与门阀体系有关，门阀政治是扩大了的家族法治，血缘是世家大族赖以维持的纽带，故宗法家族主义在这一时期表现得特别突出。

严格的身份法在组织法上实行九品中正制。依身份等级授官；在经济法上，曹魏“赐公卿以下租牛客户各有差”。西晋的占田课田，北朝的均田，依身份等级授田；在法律上，八议八律，官当法发达，依身份等级处刑。婚姻法上良贱禁婚，社会各阶层互为内婚制，户籍法上士庶别籍，奴婢部曲的身份有许多限制，不同阶层有不同的刑法（如士亡法，官当法），凡此种种身份法特点，是由这一时期的世族门阀体制规定的。

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法律体系这一时期的法典，都以刑法为主要内容。虽也涉及民事、婚姻、财产、诉讼等，但都是规定惩罚的罪例，作为刑法的附庸而存在。如曹魏律十八篇，晋律二十篇，仅户律一篇涉及民事，至北齐，才以婚姻法入律，与户籍共为一篇，称婚户律（隋以后改称户婚律）。这种民法、刑法不分，诸法合并于刑法一体的系统，是中华法系的特征，根源于立法精神的集体主义原则，视婚姻、财产等涉及私人财产的民事无关宏旨。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自然经济完全占统治地位，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较稳固，民事关系尤不发达，加上世族门阀统治造成宗法家族纽带强化，民事纠纷多在宗族内部采取调整的方式解决，故民事立法无独立存在的必要性，诸法合体的现象更加突出。律学的发展与法律概念的规范化律学至两晋有了长足的发展，立法原则，定罪原则，审判原则等理论都有突破，并涉及到犯罪动机，犯罪心理学等理论。故犯、过失等法律概念也开始有明确意义，并具有一定科学性，沿用至今。

法典的从繁到简秦律向以繁芜著称。汉律除秦苛法，法律条文大为减少，但经两汉历朝的增订，至东汉末年，又十分庞大，计有四千九百八十九条，七百七十三万字。经过魏晋大刀阔斧的删除，晋律精简至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余字。这是封建法典从繁到简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南北朝（北朝律除外）皆遵循杜预“律贵简直”的编纂原则，法律条文都比较简明。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典在中国法制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一、在内容上，八议八律，十条重罪的确立和官当法的发达。

二、在法律体系上，奠定了以刑名冠于律首的结构，既体现了刑法原则的重要性，又增加法典的科学性。

三、在法律形式上，北朝出现了“格”、“式”，法律形式逐步趋向一致，至隋唐制度化，形成封建法律四大形式：律、令、格、式。

四、在刑法种类上，汉废肉刑，经过魏晋的演变，北朝确立了笞、杖、徒、流、死的五种主要刑罚，完成了从奴隶制的前五刑（劓、黥、腓、宫、大辟）向封建制五刑的过渡。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封建法典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吸收秦汉的律，加以革新釐整，对后代的法律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隋律基本上以北齐律为蓝本，而唐律又沿隋律，故封建法律的典型——唐律的渊源可追溯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所以说，这一时期的法律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只知道“隋律基本上以北齐律为蓝本，而唐律又沿隋律，故封建法律的典型——唐律的渊源可追溯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所以说，这一时期的法律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却不知道这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鲜卑元素：为了维系鲜卑军事集团的凝聚力，北魏有意保留了鲜卑法的实际效力。胡风汉制，杂糅相兼是魏初法制的突出特点。鲜卑法无复杂诉讼程序和司法审级。部落成员之间发生争讼，直接向大人酋长代表的法庭提起控诉，不存在所谓“越诉”之禁。北魏前期保持此传统，而且鼓励直诉。明元帝、太武帝、高宗都颁有诏令，听任百姓诣京城告“不如法”的地方守宰，控告贪赃受贿，不能公平断察狱讼的朝庭巡使。神麚律并列入了置登闻鼓便民直诉的内容，还特地建造了申诉车，令民邀车驾诉冤……这像不像中共的“上访制度”？）

【第七章 兵制】

第一节 东汉末的集兵方式

西汉以征兵制为主要集兵制度。年满二十三岁的成年男子，要充当两年常备兵。一年为卫戍京师的卫士，或是屯戍边地的戍卒；一年为郡国地方兵，叫做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士（水军），接受军事训练，每年秋季定期检阅，称“都试”。刘秀建立东汉，值大乱之余，深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后汉书·光武纪》）；让百姓休养生息，事关皇朗统治的巩固。而且西汉末利用“都试”控制郡国地方兵起事者不乏其人，刘秀对此存有很大戒心。因此，削弱地方武备成了刘秀的一项既定政策。建武六年（30），“诏罢郡国都尉，并职太守”（《文献通考》卷150，兵二）。次年，又以“国有众军，并多精勇”为名，诏“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后汉书·光武纪》）。“自是无复都试之役”（《续汉书·百官志》），“都试”也取消了。终东汉之世，虽然征兵之制并未明令废止，不少地区往往复量地方兵和都尉官，但秦汉以来民间讲武的传统制度业已废弛，征兵之制渐趋衰落。

东汉征兵之制寖衰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应劲《汉官》：“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面救之，发兴雷震，烟蒸电激，一切取办，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驱之以即强敌，犹鸠雀捕鹰鶁，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战常负，王旅不振。”封建国家镇压力量的削弱，刺激了豪强地主私家武装的发展，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豪强地主在自己田庄中“缮五兵，习战射”（《四民月令》），从自己控制下的依附农民中挑选精壮，组织部曲私兵。豪强地主的部曲私兵既有补充封建国家镇压力量的职能，同时又使东汉社会酝酿着的分裂割据倾向加速发展。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爆发的黄巾起义，严重威胁着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主阶级暂时停止了内部斗争，集中整个阶级的力量向农民起义军疯狂反扑。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豪强地主的私家武装获得了合法、公开发展的机会，实力急剧膨胀，演成尾大不掉之势。黄巾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东汉皇朝却也名存实亡，东汉国家军队已转化成为各军阀私人控制的武装。此时，各军阀集团已无法沿用传统的征兵制度作为主要集兵方式了。天下分崩，兵连祸结，灾疫继踵，人口锐减。人烟稠密的中原地区“白骨蔽平原”（王桀《七哀诗》），军行之处，“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仲长统《昌言·理乱》）。户口减耗到如此程度，是难以实行规范化的征兵制度的重要原因。

汉制，“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续汉书·礼仪志》）。只有切实掌握“民数”，方能“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徐干《中论·民数》）。东汉末天下大乱，“四民流移，托身他乡，携白首于山野，弃稚子于沟壑”（《三国志·魏志·陶谦传》注引《吴书》）。百姓流徙，居无定所，户口无法稽核，实行规范化的征兵制失去了依据。

秦汉时，郡县以下设乡、亭、里，具置乡官，“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续汉书·百官志》）。赖此健全的基层政权机构，政府方能顺利稽核户口，征发赋役。东汉末朝廷权力有名无实，豪强割据势力“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典论·自叙》）。基层政权机构解体，坞壁林立。坞壁是战乱中豪强地主控制下的民众结宗自保的一种经济军事结合体，具有相当的独立性，“阻兵守界”；不接受军阀割据政权所遣长吏；庇护壁民逃避征役，乃至军阀割据政权“发召一人，遂不可得”（《三国志·吴志·太史慈传》注引《江表传》）。军阀政权要削平境内林立的坞壁，重建听命于政府的基层政权机构，绝非易事，而没有一个健全的基层政权系统，就无法推行汉代那种规范化的征兵制度，因此，各军阀集团在激烈的角逐中，面对风云变幻，盛衰莫测的局势，莫不以眼前得失为转移，无暇顾及长远，从权采用募合、料简、收降等不规范的方式集兵。①

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董）卓。”《三国志·程昱传》：“昱收山泽亡命，得精兵数千人，乃引军与太祖会黎阳，讨袁谭、袁尚。”《三国志·董卓传》：“卓又吏吕布杀执金吾丁原，并其众，故京部兵权唯在卓。”《三国志·吴志·孙破虏讨逆传》：“（孙）坚又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许人，与（朱）儁并力奋击，所向无前。”同传注引《江表传》：“（孙）策复就攻，大破（刘）■策收得■兵二千卞人，船千艘，遂前进夏口攻黄祖。”《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时先主自有兵千寺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驹，又略得饥民数千人。”

第二节 世兵制度的形成

曹、孙、刘三个集团在创业的复杂斗争中，不得不和其他军阀集团一样，从权采用收降、募合、料简等办法补充自己的军队。魏、吴、蜀三国初具立国规模，鼎立局势日趋稳定之后，势必要建立规范化的集兵制度。由于三方政治、经济、军事及自然地理条件各有差异，采用的集兵制度也各不相同。蜀汉沿两汉之制，以征兵为主要集兵方式，辅之以募兵：魏、吴则以世兵制为主要集兵制度，以征、募制为辅。

世兵制度的含义，一是兵民分离（兵、民户籍各别），一是兵家终生为兵、父死子继、兄终弟及（非皇帝特准，不得改变其身份），形成一个以当兵为世业的职业兵阶层。

汉末三国的世兵制度，以曹魏士家制度最为典型。《三国志·魏志·辛毗传）：“文帝践阼帝欲迁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士家的子女称“士息”（《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士女’（《三国志·魏志·明帝纪》注引《魏略》）。士家有独立的户籍，须皇帝诏准，方能改变身份。《三国志·魏志·少帝纪》载帝褒扬合肥新城死节之士刘整、郑像诏：“今追赐整、像爵关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袭爵，如部曲将死事料。”除士名，即从士家的专门户籍上除名。又《晋书·王尼传》称士家子王尼“初为护军府军士，胡毋辅之与琅邪王澄、北地傅畅、中山刘舆、颍川荀邃、河东裴遐迭属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阳令曹掳请解之。掳等以制旨所及，不敢”。晋承魏制，足证曹魏士家解除士家身份须皇帝制诏。

曹魏士家制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曹操在经济崩溃，战乱不息的历史环境中创立基业，深知要巩固政权，并能支持长期统一战争，必须效法“秦人以急农兼天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足食足兵，二者不可偏废。承平时期，自耕农经济比较健全，小农户是国家赋役的主要承担者，是实行征兵制的依凭；汉末大乱之后，自耕农经济调弊，小农户急待休养生息，无力负重。如果照搬汉代征兵制，继续以小农户为主体组织国家军队，势必对自耕农经济的恢复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危及曹氏统治的根本。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曹氏统治集团既要保障稳定可靠的兵源，又要保障稳定可靠的粮源，就不能不因时制宜，在人口编制上采取一些特殊措施。

春秋时，齐管仲治国，士、农、工、商均“群革而州处”，以便子承父业，“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国语·齐语》）。从而形成一种稳定的阶级秩序，达到安定社会，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的目的。管子治国取得了成功，成就了桓公的霸业。汉末三国的政治局势与春秋大国争霸的形势十分相似；加之大乱之后，迫切需要重建稳定的阶级秩序，以求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夺取统一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因而魏晋时主张效法管子治国者不乏其人。《晋书·傅玄传》载玄上武帝疏：“臣闻先王分士农工商以经国制事，各一其业而殊其氮臣以为亟定其制，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为农，三年有一年之储；若干人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为商贾，足以通货而已。”曹氏政权显然是远师管子经国制事之遗义，将国家控制的人口编制为郡县民、屯田户、士家三部分，各有独立的领辖系统和单独的户籍，各自向封建国家承担不同的义务。这实际上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分工。士家是兵役的主要承担者，构成国家军队的主体，这样的人口编制方式造成了兵民的分离。

曹魏士家父子相袭的制度，与管子创制之“士之子恒为士”，汉代虎贲、羽林等宫廷侍从军的父死子继的古制显然有一定渊源。但这个制度的形成和确立，绝非仅仅因袭古制。东汉未崔寔著《四民月令》，对东汉豪强地主田庄中的状况作了详尽地记述。从《四民月令》的记述反映出，豪强地主田庄中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豪强地主完全掌握了田庄中从生产到生活的每一个环节，贫苦农民“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历代为虏，犹不赡于农食”（《通典》卷1引崔寔《政论》）。豪强地主不仅控制和支配农民本人，而且完全控制和支配了农民的家庭其他成员；不仅今主今世控制和支配他们，而且将这种控制与支配的权力世代延续下去。作为控制与支配的交换条件，豪强地主必须向农民提供生存和从事简单再生产的最起码的条件，并庇护他们逃避国家的摇役。田庄农民和豪强地主之间，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汉末军阀多系豪强地主出身，其军队的基干力量是他们的部曲私兵，其中大多数是依附农民。因此，豪强地主田庄中形成的农民对地主的强烈人身依附关系，照样搬入军队，演化成兵士对将帅的人身依附关系。曹操由一个普通军阀上升为国家统治者，曹魏国家军队也是由部曲私兵升格而成；原有的那种兵士对将帅的人身依附关系，此时自然体现为兵士对封建国家的强烈人身依附关系。封建政权凭藉这种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象豪强地主控制与支配私人部曲及其家属那样，去控制和支配兵士及其家属。这就使得实行世袭兵制成为可能。

在统治阶级镇压黄巾起义和群雄逐鹿的残酷斗争中，“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典论·自叙》）。社会环境如此险恶，“人人自危”，朝不保夕，谋求生存成了人们最大的**。军队作为一个有严密组织的武装集团，求取生存的能力远较平民为优。于是，军人家属随营的现象十分普遍。①虽然携带家口使部队的战斗力大受影响，但非此不足以稳定军心。而在极为险恶的社会环境中奋战图存，武装集团中的战斗员和非战斗员的界限就不可能划分得十分清楚。《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称兴平二年（195年），吕布、陈宫率万人袭曹操，时操兵皆出取麦，“在者不能千人，屯营不固。太祖乃令妇人守陴，悉兵拒之”。曹操令随营妇女操戈拒敌，表明随军家属与兵士一样受军法部勒，受将帅的严格控制与支配。在这样的环境中，妇女在必要时尚且须操戈拒敌，有战斗能力的男子继父兄为兵，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兵士家属随营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曹氏集团逐步建立了稳定的后方基地后，随营的将士家口移居地方。曹氏政权沿袭先秦以来的“保质”制度的精神①，将兵士家属聚居一处，集中管理②，作为人质严加控制。这一措施，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吕布、陈宫将万余人来战）于是兵皆出取麦，在者不能干人，屯营不固。太祖乃令妇人守陴，悉兵拒之。”《三国志·吴志·孙破虏讨逆传》注引《江表传》：“是时，陈■屯海西（孙策）遣吕范、徐逸攻■于海西，大破■，获其吏士妻子四千人。”《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注引《英雄记》：“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踧遂使吏请降（吕）布。布令备还州，并势击（袁）术。具刺史车马童仆，发遣备妻子部曲家属于泗水上，祖道相乐。”①《墨子》卷15《杂守》：“城守司马以上，父母昆弟妻子有质在主所，乃可以坚守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宫者，乃得为侍吏。诸吏必有质乃得任事。”《睡虎地秦墓竹简》之《秦律十八种》、《居延汉简》中，屡见“葆子”、“葆”等字样。

继续体现了曹氏政权对兵士家属拥有高度的控制和支配权力。

经济依附是兵士及其家属对封建政权强烈人身依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田庄中的豪强地主对依附农民及其家属拥有控制和支配的权力，同时也必须承担为其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的义务，时有“振赡贫乏”之举（《通典》卷1引崔寔《政论》）。当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中的经济依附关系移置到军阀部队中时，体现为兵士及其家属一切受将帅支配，如同将帅私产；将帅则须存恤士卒，赡养其家属③。《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载曹操建安十四年七月辛未令：“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室家怨旷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如果本来就不存在发放廪粮赡养兵士家属的制度，也就无所谓“绝廪”了。可见曹氏集团统治确立部曲私兵转化为国家军队后，将帅赡养兵士家属的惯例，在国家制度中仍得到体现。同时，曹氏政权既然按“保质”制度的原则将兵士家属集中居住，严加控制，那么也必须按“保质”制度的惯例，担负起赡养兵士家庭的义务①。赡养兵士家庭的制度使得兵士之家在经济上完全依附于封建政权，这就大大强化了封建政权对兵士及其家属的控制与支配的权力；封建政权只要认为有必要，就可以把战乱期间已经存在的父死子代的惯例固定化、制度化，形成世兵制度。

世兵制逐步形成的具体过程已难知其详，但世兵制的确立必须以完成兵民分离和父死子继的制度化为前提。《三国志·魏志·武帝纪》称初平三年（192）：“青州黄中众百万入兖州（曹操）追黄中至济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同书《贾逵传》引《魏略》称曹操病逝“而青州军擅击鼓相引去”，朝廷“乃为作长檄，告所在给其廪食”。青州黄中乞降至曹操病逝，历时二十八年，犹存青州军之名，足见青州兵是一个自成编制、与众有别的特殊集团。青州黄巾乞降时，“男女百余万口”，曹操仅“收其精锐，号为青州兵”。余众如何处置，不见记载。不过，此时劳动力紧缺的矛盾己日渐尖锐，曹操绝不会把收编之余的大量黄巾降户驱归政敌。因此，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将黄中余众随宜安置，而青州兵固定由这些黄巾降户补充。青州黄巾降户因此成为有剔于一般民户的特殊社会集团，充当青州兵的特定兵源。这样一来，充任青州兵的兵役义务落到了一部分特定的人身上，这实际上是兵民分离的最初尝试。青州兵固定由青州黄巾降户补代的原则确定之后，下一步自然是产生出规范化的补代制度；而“父死子代，兄终弟及”这种补代方式，不仅在家属随营时期己成通例，而且看起来最为“公平”，实行起来最为简便；只须将这一通例固定下来，兵士身份世袭制度就形成了。当上述制度由青州兵集团推广到全军时，曹魏士家制度就确立了。名在兵籍的士家作为一个范围更大的特殊社会集团（即特殊社会阶层），充当国家军队的主要兵源。

②《三国志·魏志·李典传》：“典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自请愿徙诣魏郡遂徙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居邺。”同上书《臧霸传》：“霸因求遣子弟及诸将父兄家属诣邺，太祖曰：‘诸君忠孝，岂复在是！昔萧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纯焚室舆榇以从，而光武不逆，吾将何以易之哉！’”同上书《梁习传》：“习到官，诱谕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衣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曹氏政权把兵民分离之制推广到全军，作为曹魏士家制度确立的标志是有一定道理的。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攻克袁氏集团的大本营邺城；次年春，冀州平定，曹氏政权开始把将士家属迁到邮城一带聚居，集中管领，兵民分离之制至此完全确立，士家制度形成了①。

①李典、臧霸迁部曲宾客于邺事在建安十年，梁习迁吏兵家属于邺，是在并州平定后的首次大军出征，即北征三郡乌丸，时为建安十二年。

第三节 魏、吴世兵制的异同

孙吴的世兵称“兵户”。《三国志·吴志·三嗣主亮传》：“（孙亮）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余人，选大将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为之将帅。”兵子弟，即兵户子弟。《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帝王世纪》：“及魏武皇帝克平天下，文帝受禅，人众之损，万有一存。景元四年，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又案正始五年，扬威将军朱照日所上吴之所领兵户凡十三万二千，推其民数，不能多蜀矣。”据此，孙吴兵户制度同样具备兵民分离和父死子继两个基本内容。但是，孙吴兵户的补充和管领具有自己的特点，与曹魏士家制有别。孙吴兵户制度与曹魏士家制度的第一个不同，是曹魏士家、郡县民、屯田民三者界限划分得比较清楚①，曹氏政权注意保持他们各自承担义务的稳定性，不随意打乱这种界限，以求稳定封建秩序。因此，曹魏士家基本上是依靠本阶层自身的人口增殖来补充的。这是比较有利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政策。这不仅体现了曹氏政权法治精神较强，比较能作到政令划一，且有一定的战略远见；同时也反映出曹魏人口众多，有条件对民众实行社会分工。孙吴则不然。虽然孙吴政权同样将国家控制的人口划分为郡县民、屯田户、兵户三个部分，兵户的补充除了靠本阶层自身的人口增殖外，一直实行“强者为兵，羸者补户”（《三国志·吴志·陆逊传》），使郡县民乃至屯田民向兵户单向流动的政策②。因为孙吴兵户实际上是用军法管束的劳动者，他们受封建国家的控制与支配比民户更强烈，他们创造的物质财富被统治集团用最直接的方式攫取。孙吴实行大族将领世袭领兵制，相当数量的兵户被划归大族将领支配①，而且这种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世代相袭，形成“世兵世将”②。兵户的数量越多，各大族将领所分得的人口就越多，因而大族势力自然是这一政策的积极维护者。

曹魏士家，实行“人役居户，各在一方”（《晋书·刘颂传》）的“错役”制度③。而孙吴兵户莫不携带家属，随军屯垦，因而孙权指责曹操错役之

①曹魏不仅士家有专门兵籍，改变身份需制诏；屯田民与郡县民也不能随意混杂。《三国志·魏志·司马之传》：“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衣桑为业。”屯田民又称“典衣部民”，不属州郡。同书《贾逵传》：“其后发兵，泓农在守贾）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属郡，言语不顺。逵怒，收之，数以罪，挝折脚，坐免。”

②《三国志·吴志·朱桓传》：“（桓）迁荡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吴、会二郡，鸠合遣散，期年之间，得万余人。”同书《陆逊传》：“会稽太守淳于式表逊枉取民人，愁扰所在。”同书《诸葛恪传》：“恪以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莫余深远，莫能禽尽。”同书《三嗣主休传》：“（永安六年）丞相（濮阳）兴建取屯田万人以为兵。”又同书《陈武传》附子《陈表传》称，陈表主动提议将“皆堪好兵”的强壮“复客”归还国家，以便由国家料取充兵，孙权对此表示嘉许，令郡县“料正户羸民以补其处。”可见凡是体格强健的民众，孙吴政权都可任意取以充兵的。故陈傅良《历代兵制》评论孙吴集兵称：“（吴）调度亦最无法，大率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历代兵制》卷2）

①参阅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②《三国志·吴志·三嗣主皓传》：“（天纪）三年夏，郭马反。马本合浦太守脩允部曲督允死，兵当分给，马等累世旧军，不乐离别。”

③《三国志·吴志·诸葛谨传》：“（孙权）又别咨谨曰：‘（曹）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所谓离间人骨肉，即《晋书·刘颂传》所言“魏氏错没，亦应改旧。”的“错制是“离间人骨肉”（《三国志·吴志·诸葛瑾传》）。曹魏士家实行锗役，是因为曹氏政权把兵士家属作为防止兵士亡叛的人质严加控制；而让兵户之家随军屯垦，却是孙吴的既定政策。确定这样的政策完全出于军事上和经济上的考虑。孙吴的常备兵主要部署在长江一线，让兵户家属随军屯戍，使兵户就地建立起私人经济，这种私人经济只是国家控制的军屯的附属物。这样一来，不仅能对兵士起到束缚作用，而且把战争的胜负与兵士个人的利害最直接地结合起来，迫使他们不得不力战。兵士与家属同居，且屯且守，不必因“分休”④而往返于道路，提高了士兵劳动力的利用率，也减轻了民户运输军粮的徭役负担。兵户合家同居，有利于兵户之家人口增殖。与曹魏一样，孙吴将领出朝，也要把家属交给国君作人质，叫“质任”①。孙吴政权只须控制将领家口为人质，曹魏政权却要同时控制将领和兵士的家口作人质。这一事实表明，曹魏兵士对将领私人的依附较弱，故须封建政权直接控制兵士家属；孙吴兵士对将领私人的依附要强烈得多，将领对兵士及其家属的控制相当强固有力，因而封建政权只须用控制将领家口的手段来控制住将领本人，即可达到控制住兵士的目的。魏、吴对兵户士家不同的管领方式反映出，曹魏政权皇权主义的倾向比孙吴更强烈。

④魏、蜀均有兵士“分休”之制。分休，即分批休假。《三国志·魏志·邓艾传》：“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蜀记》“郭冲五事”：“魏明帝自征蜀，幸长安，遣宣王督张郃诸军，雍、凉劲卒三十余万，潜军密进，规向剑阁。亮时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险要，十二更下，在者八万。时魏兵始陈，幡兵适交，参佐咸以贼众强盛，非力不制，宜权停下兵一月，以并声势。亮曰：‘吾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装以待期，妻子鹤望而计日，虽临征难，义所不废。’皆修遣令去。于是去者感悦，愿留一战，住者愤踊，思致死命。”“更下”即分休，“郭冲五事”的真实性如何有争议，但蜀汉实行分休之制是可信的。

①《晋书·武帝纪》：“（秦始元年）罢部曲将长吏以下质任。”这显然是革易魏志，以示宽惠。《三国志·吴志·三嗣主皓传》注引《搜神记》：“吴以草创之国，信不坚固，边屯守将、皆质其妻子，名曰保质。”

第四节 蜀汉未实行世兵制

宋人陈傅良《历代兵制》卷2论蜀汉兵制：“是时户籍士民异号，往往充兵之家，已非民伍。”陈傅良所据为《三国志·蜀志·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载蜀亡时向邓文献出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其实，兵户的兵籍均包括本人及家属，并非兵士个人在军的名册。“带甲将士十万二千”指的是常备兵士，并未包括家属在内，不能作为“士民异号”的依据。

根据蜀军常备兵人数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推断，蜀汉没有实行世兵制度。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誓师北伐，此后蜀军北部前线兵力一直保持在十万左右，①其他地区的兵力不少于四万②。故诸葛亮执政时期，蜀汉全军总兵力在十四万以上。根据蜀汉户口推算，建兴五年蜀汉有户二十一万一千，口九十万零五千，每户平均四点二八口③。除去妇女和男子中的老幼病残，可供役使的青壮年男子大体每户仅存一人。此时蜀军常备兵达十四万以上，因而充兵之家也在十四万户以上，占总人户的三分之二。十分明显，蜀汉除官吏和个别享有复除优待的人户、即所谓“食禄复除之民”（《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帝王世纪》）外，其余民户的青壮男子，均须服兵役。这种一般民户统统必须承担兵役的制度，不是世兵制度，而是征兵制度。蜀汉之所以仍然坚持以两汉征兵制为主要集兵制度④，倒不在于它以炎汉正统自居，要恪守汉制。蜀汉民不过百万，抗衡魏吴，不能不将全部青壮年统筹使用，根本不允许象曹魏那样实行社会分工。

①《三国志·蜀志·马谡传》注引《襄阳记》称，街亭军败，斩马谡，“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涕。”同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郭冲五事”称：“亮时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险要，十二更下，在者八万。”郭冲五事所言蜀军兵力，还是可信的。《晋书·宣帝纪》：“（青龙二年）亮又率众十余万出斜谷。”

②蜀亡前夕，姜维收缩北线兵力，拒守剑阁，有众“四五万人”（《以三国志·魏志·锺会传》）；此时汉、乐二城已成孤立据点，困守之兵各五千。据此推算，北部前线总乒力约六万，其余地区的军队共计四万左右。蜀军经过长期作战的消耗，减员严重，一线地区作战兵力已显单薄，但北线以外的其余地区仍然部署四万兵力，可知在诸葛亮执政时期，蜀汉军事力量比较强盛，北线外的其余地区的兵力绝不低于四万。③《晋书·地理志》载刘备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其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三国志·蜀志·后主传》注引工隐《蜀记》载，罚亡时（公元263年），献“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四十二年中，国家掌握的民户户增八万，口增四万，平均每年增产一千九百，口九百五十。不计递增率，按平均增长数计算，建兴五年（227年）蜀汉有户二十一万一千，口九十万零五千，每户平均四点二八口。④蜀汉征乒制的具体规定已难知其详，不过，蜀汉青壮年男子有限，是不大可能象汉代征兵制那样，规定成年男于只充当二年常备兵的。

第五节 集兵制度的演变

三国两晋南北朝集兵制度的演变，包括三国两晋南朝汉族封建政权统治下集兵制度的演变和少数族入主中原后集兵制度的变化。

汉末三国时期世兵制和其他集兵制度是并存的。三国初，世兵制虽然作为一种新的集兵制度崛起，但其他集兵制度并未完全废止。征兵制虽已破坏，但在理论上，政府仍然有征发民众当兵的权力。蜀汉国小力弱，必须统筹使用民力，方能抗衡二国，因而继续实行普遍征发百姓的制度。魏、吴虽以士家兵户为主体组建国家军队，但仍兼行征兵之制。《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太祖平荆州，以芝为管长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顷之，芝差节客王同等为兵兵已集郡，而节藏同等芝乃驰檄济南，具陈节罪。太守郝光敬信芝，即以节代同行。”同书《贾逵传》称逵领弘农太守，“其后发兵，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收之，数以罪，挝折脚，坐免”。《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载孙权报陆逊书：“至于发调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众济。若徒守江东，修崇宽政，兵自足用，复用多为？顾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调，恐临时未可使用也。”国有大役时，征发民众的数量有时还相当大。吴主亮建兴二年（253）诸葛恪伐魏，“大发州邵二十万众，百姓骚动。”（《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

曹魏注意保持士家同其他两个阶层民众的界限，因而征发民众为兵，战事结束后，原则上是要复归民伍的。黄初时左延年《从军行》诗，吟道：“苦哉边地人，一岁三从军，三子到敦煌，二子诣陇西，五子远斗去，五妇皆怀身。”（《乐府诗集》卷32引《广题》）诗句虽然反映了兵役的频繁，但也证实了普通民众被征发从军，战事完毕后是要复归民伍的。

孙吴并不重视在兵户、屯田民、郡县民之间保持严格的界限，一直实行由民户、屯田户向兵户单向流动的政策。所谓“单向流动”，是指孙吴政权经常将一部分郡县民或屯田户变成兵户，而未见将兵户变成屯田民或令其复归民伍的记载。但并不意味着孙吴政权每一次征发民众，都一定要将他们变成兵户。有时孙吴征民为兵，战事完毕后还是要让他们解甲归乡的。《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载孙权黄武五年（226年）的一道命令：“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听相恤，孤甚愍之。今北虏缩窜，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这显然是让一部分征发之民重返农亩，以求休养生息的举动。《宋书·乐志》载韦昭所造吴鼓吹曲十二篇，其中有一音《秋风》，歌词为：“秋风扬沙尘，寒露沾衣裳。角弓持弦急，鸠鸟化为鹰。边垂飞羽檄，寇贼侵界疆。跨马披介胄，慷慨怀悲伤。辞亲向长路，安知存与亡。穷达固有分，志士思立功，邀之战场，身逸获高赏，身没有遗封。”这些得到边垂警报，才披上介胄，辞亲上路的战士，显然不是屯戍于边垂的兵户，而是临急征调的平民。故《宋书·乐志》称韦昭作《秋风》，是颂扬孙权“说以使民，民忘其死”。这类兵士在战事完毕后，是要还乡与亲人团聚的。

汉末三国时期，募兵制仍然被作为一种辅助集兵制度加以采用。《三国志·魏志·杜畿传》：“（卫）固欲大发兵，畿患之，说固曰：‘夫欲为非常之事，不可动众心。今大发兵，众必扰，不如徐以货募兵。’固以为然，从之。”《三国志·吴志·吕岱传》：“（岱）出补余姚长，召募精健，得千余人。”同书《潘濬传》注引《吴书》：“骤骑将军步驾屯沤口，求召募诸郡以增兵。”两汉时的募兵是一种职业兵，募兵制在理论上是由民众自动应募，这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社会上存在游离于各个生产行业之外而生计困难的人口；二是应募后可以改善本人乃至家庭的境遇。但是，汉末三国的召募有时并非出自应募者的志愿。《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袁谭）使两将募兵下县，有赂者见免，无看见取，贫弱者多，乃至于窜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猎鸟兽。”《三国志·吴志·陆逊传》：“（嘉禾）六年，中郎将周抵乞于都阳召募，事下问逊。逊以为此郡民易动难安，不可舆召，恐致贼乱。而祗固陈取之，郡民吴遽等果作贼杀抵，攻没诸县。”此类“募兵”，有召募之名，行强取之实，是一种严重扰害民众的制度。即便是以讲求法度著称的诸葛亮治理下的蜀汉，也未能做到民众应募纯出自愿。《三国志·蜀志·吕人传》：“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既是募兵，又需“慰喻检制”方保无人逃窜，足见此种募兵，应募之民也是受到一定程度强制的。魏、吴、蜀三国建立规范化的集兵制度后，仍未完全放弃战乱时期那种强制降民、战俘充兵的集兵方式。其中，孙吴政权尤为突出。孙吴统治集团长期开展对境内山越人的征服战争，每次军事行动无不以胁迫大量山越人出山“以充兵役”（《三国志·吴志·钟离牧传》）而告终。同书《吕蒙传》载，建安十九年（214年）皖城之役，孙吴大有俘获。孙权酬吕蒙之功，“所得人马皆分与之”。《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诸葛亮平定南中，“移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

三国时期其他集兵制度虽与世兵制共存，但除蜀汉以外，魏、吴都是以世兵制作为主要集兵制度，国家的常备兵主要由士家兵户组成。《三国志·魏志·辛毗传》称黄初之初，“（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据此，冀州士家当在十万户以上。《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帝工世记》称正始五年（244）。“吴之所领兵户凡十二万二千”，按户出一兵计，出身兵户家庭的孙吴兵士多达十三万以上。魏、吴有时在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时，临时集中较大的兵力，此时世兵在国家军队中所占比例就会出现暂时下降。但是大多数时候，国家常备兵中，世兵的数量是大大超过征、募兵的。因此应该认为，魏、吴的确是以世兵为主体建立国家军队的。

第六节 世兵制度的衰落

世兵制度形成、确立并有效地发挥国家军队主体的作用，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封建政权必须保证士家兵户的社会地位不低于一般民户。单纯依靠行政力量强制来建立世兵制度是无论如何也行不通的。

东汉国家军队由征、募的平民组成，战事完毕又复归民伍，故兵民本为一体，无等级上的差别：豪强地主的部曲私兵由“徒附”、“宾客”组成，他们强烈地依附于豪强地主，“奴事富人”、“历代为虏”，其社会地位自然低于具有独立经济的平民。东汉末各军阀以私家部曲为核心组建军队，因而兵士对将帅的人身依附与豪强地主田庄中，宾客徒附对豪强地主的人身依附性质完全相同。但是，如果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认定军阀部队的兵士社会地位低于平民，则欠妥当。在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的残酷斗争中，社会环境极其险恶，百姓被祸尤烈，传统的价值观念不能不作较大的改变，谋求生存成了人们最大的**。军队作为一个有严密组织的武装集团，其处境自然远较平民为优。《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故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人相食，州里消条。”军队无粮，可以寇掠百姓；百姓无粮，只得“民人相食”，转死沟壑。兵士的境遇明显地优于平民。军队是政权的支柱；战乱之际更是非兵不立，军队的作用最为突出；加之部曲私兵与将帅，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而将帅自然重视优先改善自己兵士的待遇，兵士的社会地位并不低于平民。此时形成的世兵制度，法定意义仅仅是把原先人人承担的兵役，集中起来主要由士家兵户来承担，如此而已。正是由于此时兵士的境遇优于平民，世兵制度才得以形成。

由于孙吴不断将郡县民，屯田户补为兵户，使得民户和兵户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严格；曹魏郡县民、屯田户、士家之间的界限划分比较严格，曹魏士家制是典型的世兵制度。一统天下的西晋承继曹魏之制，因而西晋甫朝的兵户制度与曹魏士家制一脉相承。研究世兵制度的变化应当从研究曹魏士家制度的变化着手。

曹氏政权将国家控制的人口编制成郡县民、屯田户、士家三部分，各有独立的领辖系统和单独的户籍。士家既然是一个法定的职业兵集团，自然要受到军纪军法的严格约束。曹魏有“士亡法”。据《三国志·魏志·高柔传》：“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犹不息，更重其刑。”又称：“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还，营以为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但“士亡法”并非只针对士家而不及其余。《通典》卷149载曹操《步战令》：“卒逃归，斩之。一日家人弗捕执，及不言于吏，尽与同罪。”这道严酷的法令充分体现了士亡法的精神，但这显然是针对所有兵士及其家属颁布的。亡叛坐罪妻子之法，也适用于将领；将领领兵在外，必须向朝廷交出家属作为“质任”。如果将领亡叛不必坐罪家属，“质任”制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三国志·魏志·明帝纪》注引《魏略》载太和二年（228）诸葛亮兵围陈仓，使人招降守将郝昭。昭答曰：“魏家科法，卿所练也；我之为人，卿所知也。我受国恩多而门户重，卿无可言者，但有必死耳。”郝昭因“门户重”而顾及“魏家科法”严，足证将领亡叛会罪及妻子。三国承汉代刑制，多引经义决狱定刑。毛玠私下批评“罪人妻子没为官奴婢”的制度，被下狱治罪。钟繇在审讯毛玠时声称：“自古圣帝明王，罪及妻子。《书》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则孥戮女。’司寇之职，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豪。汉律，罪人妻子没为奴婢，黥面。”（《三国志·魏志·毛玠传》）足见当时一人犯罪妻子连坐之法，是通用于全社会的刑律，士亡罪及妻子，只是这一刑律的原则在军法上的体现，不具有专门针对士家的歧视性含义。

士家制度的巩固和有效地发挥作用，与士家所处社会地位关系极大；而士家社会地位的高低，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经济地位的优劣。这就需要将士家的经济地位同郡县民、屯田户进行比较。曹氏政权将国家控制的人口一分为三，力求保持三者之间各自承担义务的稳定性，使社会分工固定化，就必须使用经济手段进行调节①。在天下未定、人心未安、新的统治秩序尚未强化之时，如果三者负担畸轻畴重的现象过于严重，势必引起负担重的阶层民众向负担较轻的那个阶层流动，这是无法依靠行政法令来遏止的。这种人口流动一旦出现，就会打乱人口编制，破坏统治秩序，引起社会动乱，严重影响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曹氏政权在确定三者之间的负担时，对郡县民是轻其租调，由他们主要承担徭役。国有大役而常备兵不敷使用时，郡县民亦须应征或应募入伍，对屯田户则征收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高额田租，而免其兵徭役。“专以农桑为业”（《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以确保粮源的稳固。对士家则贵其“执干戈以卫社稷”，为国效死。郡县民、屯田户、士家向国家承担义务的形式虽然不同，但三者负担相对平均，经济地位不相上下，因而这样的人口编制方式经受住了社会实践的检验，对封建秩序的稳定和生产的恢复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让士家、郡县民、屯田户的经济地位大体一致，是曹氏政权决定经济剥削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但为了保持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朝廷又规定了不少优待兵士的具体政策。由于常备兵主要由士家组成，对兵士的种种优待措施的主要受益者自然是士家。

对士家的优待突出表现在保障士家婚配的问题上。东汉人陈蕃认为：“盗不过五女之门”（《颜氏家训·治家》）。汉季陋习，弃女婴之风很盛①；汉末大乱，民多弃子不养，更何况于女！因而汉末三国初，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男子求偶困难。曹魏士家的补充靠本阶层的人口增殖来实现；兵士连年征战，“怨旷积年”（《三国志·魏志·蒋济传》）若不积极解决兵士配偶问题，军心难以稳固。为此，朝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成兵士婚配问题的解决。①如何调节三者之间的负担，曹氏政权显然是经过一番摸索的。这种摸索在确定对屯田户的剥削量的问题上反映得最具体。《三国志·魏志·袁涣传》：“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涣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迁，不可卒变，易以顺行，难以逆劝，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太祖从之，百姓大悦。”这段史料恐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行政强制不能达到广开屯田的目的；消极地依靠“乐之者乃取，不欲吉勿强”的怀柔政策，也绝不能收到短期内屯田事业大发展，“五年中仓廪丰实”（《三国志·魏志·国渊传》）的效果。国渊典屯田，除“相士处民、计明置吏”，完善屯田的组织营领系统之外，还做到“明功课之法”（《国渊传》）。这里的“明功课之法”，当包含有确定一种较恰当的剥削率的内容，方才使得“百姓竟劝乐业”。最后采纳枣祗建议，“执分田之术”（《曹操集·加枣祗子处中封爵并祀祗令》），屯田剥削额最后确定，于官民两利，顺利通过计会实践检验。由此可见，屯田事业的发展，更多地依靠经济手段来推动；欲求郡县民，屯田户、士家社会分工固定化，也必须用经济手段来调节。①《太平经》卷39：“今天下一家杀一女，天下几亿家哉！乃有一家杀十数女者其气冤结上动天。”《三国志·魏志·杜畿传》注引《魏略》：“初畿在（河东）郡，被书录寡妇。是时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书皆录夺，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赵伊代畿而所送多。文帝问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对曰：‘臣前所录亡者妻，今俨送生人妇也。’帝及左右顾而失色。”皇帝亲自督促录送寡妇抑配兵士，足见朝廷对士家婚配的重视。抑配寡妇之制虽然造成种种悲剧，但的确是一个有利于士家阶层的措施。同书《文德郭皇后传》：“后姊子孟武还乡里，求小妻，后止之。遂敕诸家曰：‘今世妇女少，当配将士，不得因缘取以为妾也。宜各自慎，无为罚首。’”这是朝廷采取的保障兵士婚配的又一措施。同书《明帝纪》注引《魏略》：“太子舍人张茂以吴蜀数动，诸将出征，而帝盛兴宫室，留意于玩饰，赐与无度，帑藏空竭；又录夺士女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乃上书谏曰：‘臣伏见诏书，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录夺，以配战士，斯诚权时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魏明帝这一权宜之举虽不够高明，但目的仍然是保护士家阶层的利益。后来晋武帝令“将士应已要者多，家有五女者给复”（《晋书·武帝纪》）。采取从经济上给予实惠的政策，鼓励人民多养女孩，以便从根本上改变兵士婚娶困难的状况，手段就高明得多了。又《晋书·牵秀传》：“（秀）与帝舅王恺素相轻侮，恺讽司隶荀恺奏秀夜在道中载高平国守士田兴妻。秀即表诉被诬，论恺秽行，文辞亢厉”。足见魏晋时大约还有保护兵士配偶的法规。

对阵亡之士家属的优待，也是朝廷优待兵士的又一具体表现。建安七年（202）曹操颁令：“其举义兵以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又将自己奉邑的租谷分与诸将掾属，并下令“宜差死事之孤，以租谷及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建安十四年（209）曹操又令对阵亡兵士之家“县官无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对阵亡将士追荐之礼，也是十分隆重的。

从法定意义上说，士家是不废仕宦的。三国西晋时，士或士息通过各种途径脐身官场者不乏其人。《三国志·魏志·杨俊传》：“俊自少及长，以人伦自任，同郡审固、陈留卫恂皆本出自兵伍，俊资拔奖致，咸作佳士，后固历位郡守、恂御史、县令”；《晋书·刘卞传》：“刘卞字叔龙，东平须昌人也。本兵家子，质直少言卞后从（县）令至洛，得入太学，试经为台四品吏累迁散骑待郎，除并州刺史。入为左卫率。”士或士息不仅可以通过宦学立名为官，有一技之长者也可以被恩准除去“士名”，得到官职。《三国志·魏志·方技传》裴松之补注：“华城门夫人者，魏故司空涿郡卢公女也，得疾，连年不差有南征廏驺，当充甲卒，来诣卢公，占能治女郎寻有效，即奏除驺名，以补太医。”不过，士或士息作为劳动者阶级中人，居于社会下层，仕进自然是十分困难的，往往需要权贵、名士提携；能否仕进在相当程度上要靠个人的机遇。《晋书·赵至传》记载土息赵至志在“宦学立名”，到了补兵年龄却无人识拔，于是不得不“阳狂”出走。但阳狂出走本身就构成了“士亡”之罪，要受到“士亡法”的惩治，因而只得改换名姓，远走辽东。赵至虽然踏入仕途，终因衣锦不敢还乡荣养父母而陷入极度痛苦之中，最后呕血而亡。

曹操将国家控制人口编制为郡县民、屯田户、士家时，完全是为了实行一定的社会分工，以求稳定封建秩序，有利于社会生产的迅速恢复发展，而非有意在他们中间划分出社会等级的高下。军队作为曹氏政权的主要支柱，封建国家注意对包括士家在内的所有兵士及其家属予以优待。因此，当时士家的地位不论在法定意义上，或是在实际生活中，都不低于郡县民和屯田户；以士家为主体的曹魏国家军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终于统一北方，并一直对吴、蜀保持着军事上的优势。

魏文帝即位后，士家的社会地位开始出现下降趋势。

早在曹操执政后期，曹氏政权在人口锐减、劳动力奇缺的条件下，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支持长期战争，尽量设法提高劳动力的使用率。《晋书·宣帝纪》载司马懿上言魏武：“昔箕子陈谋，以食为首。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非经国远筹也。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司马懿建议利用二十余万常备兵屯田，为曹操首肯，带甲将士且耕且守，“务农积谷”（《晋书·宣帝纪》）形成定制，至此，曹魏国家控制下的人口中，郡县民、屯田户、常备兵士都直接投入生产，只有居于后方的士家（妇孺及尚未轮代的男丁）还在仰食国家。这些士家虽然有为官府服杂役的义务①，但毕竟没有投入有组织的社会生产，不能创造出大量物质财富。曹氏政权自然不会容许这种状况长期存在下去。文帝即位后，曹氏政权广泛实行了士家屯田②。这些士家成为屯田的‘田兵’而“出战入耕”（《晋书·食货志》），由消费者变成了直接的生产者，对发展经济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晋书·傅玄传》载玄上武帝书：“又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未久，众心安之。”傅玄所谓“施行未久”之制，显然指的是魏氏旧制；足见曹氏政权对屯田士家的剥削额，同于对屯田民的剥削额。这样，士家的身份和承担的义务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仅继续保存了原有的兵役主要承担者的身份，同时又成了封建国家高额地租剥削的对象。这就是士家“出战入耕”的严重意义。士家的负担因此而大大加重，处境十分艰难了。与此同时，郡县民的境遇却逐渐改善。曹魏郡县民租调较轻，他们向封建国家承担的主要义务是徭役。鼎立之初，曹魏抗对吴、蜀，征讨频仍，“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三国志·魏志·邓艾传》）。后勤补给任务十分艰巨，郡县民因此而徭役繁重。鼎足之势相对稳定之后，曹魏逐步确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在西线，根据地理特点，实行积极防御，使对手势阻于高山坚城之下，“空劳师旅”（《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述佐篇》），元气大伤。曹军则以逸待劳，避免了补给线的拉长，大大节省了民力。东线地区，则“广田蓄谷”（《三国志·魏志·邓艾传》），以为乘吴之资。朝廷采纳邓艾的建议，“令淮北屯三万人、淮南二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又“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三国志·魏志·邓艾传》）。这些措施，不仅加强了曹魏的经济、军事优势，同时也减轻了郡县民的徭役负担。作为其主要负担的谣役一旦减轻，郡县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生产而租调不变，他们的境遇当有较大的改善。这样，曹操执政时期郡县民、屯田户、士家三者负担相对平均的局面被打破了，士家的经济地位出现了相对下降的趋势。

①《三国志·魏志·高柔传》：“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主者奏尽杀之。”给官，即“给事于官”。士家为官府服杂役，体现了封建政府对士家的支配权。②参阅日本学者越智重明著《魏晋南朝の屯田》《史学杂志》第70卷第3号，1961年3月）；黄惠贤《试论曹魏西晋时期军屯的两种类型》刊《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4期。

曹魏统治集团本应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减轻士家的负担，防止其社会地位的下降。但是，明帝以降，朝政每况愈下，曹氏政权没有作出任何减轻士家负担的举动。西晋代魏，甚至把对田兵的剥削额改变为“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朝廷为了增加剥削收入，还强迫田兵盲目扩大种植面积，“日增其顷亩之课”，乃至造成“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斛已还，或不足以偿种”（《晋书·傅玄传》）的严重局面。西晋皇朝对士家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使得士家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此时，士家除补兵外，屯田也是他们的又一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的意义。这就等于封建国家使用行政权力强行将士家置于不断低落的经济地位上。由于士家负担既重于屯田户，特别是与郡县民经济地位的差距日益拉大，他们自然很难保持与平民相等的社会地位。士家社会地位的渐趋低落，并非统治者有意识地将他们作为一个低贱阶级加以歧视和限制所致；统治集团对于婚配等关系到士家切身利益的一些具体问题，仍然持积极的态度。但是，统治集团没有能够根据社会形势的改变及时调整政策，这种经济剥削政策的失调造成士家社会地位日趋低落是势不可免的。趋利避害乃小民之本性，士家社会地位下降的客观现实，必然会反映到人们的观念意识中来。合肥新城守士刘整、郑像死节后，镇东将军毋丘俭上言请求朝廷褒奖，说：“整、像为兵，能守义执节，子弟宜有差异。”（《三国志·魏志·少帝纪》）所谓“宜有差异”，就是解除其“士籍”。朝廷如其所请，诏除刘整、郑像的“士名”。除士名即改变士家身份为平民被作为一种褒赏手段，这就等于公开承认士家社会地位低于平民了。

西晋社会等级观念的强化趋势和皇朝经济政策的改变对士家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司马氏是世族地主的政治代表；司马氏执政，是世族势力复苏和发展在政治上的反映，也可以说是东汉世家大族势力的进一步延伸。司马氏统治集团承汉季陋习，十分重视门第阀阅，因而魏末以来门第等级观念便有强化之势①。晋武帝泰始八年（272）《己已诏书》申明律令：“诸士卒百工已上，所服乘皆不得违制。若一县一岁之中，有违犯者三家，洛阳十家已上，官长免。”（《晋书·李重传》）《晋令》有“士卒百工履色无过绿青”；“士卒百工都得著假髻”；“士卒百工不得服瑱珰”；“士卒百工不得服真珠珰珥”；“士卒百工不得服犀玳瑁”；“士卒百工不得服越迭”（《全晋文》卷145引《太平御览》）诸条，晋皇朝在有关服制的规定中，把士卒百工单独划为一个等级，制定法令，反映出封建政权已开始从法律角度对士家的社会地位进行限制。

①《三国志·魏志·夏侯玄传》称，玄以臣民之服物车器，屡乱尊卑之分，建议“改服制”，车舆服章皆应“准度古法以为礼度”。《晋书·刑罚志》称，泰始四年所颁新律有《违制》之篇，规定：“服物车器有贵贱之差，令不僭拟以乱尊卑。”（《晋书·李重传》）反映出魏末以来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有强化趋势。

门第观念的强化趋势，肯定会对士家的社会地位产生不利影响；但门第观念强化在西晋时尚未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梁裴子野论门第制度的发展时指出：“迄于二汉，尊儒重道，朝廷州里，学行是先。虽名公子孙，还齐布衣之伍，士庶虽分，本无华素之隔。自晋以来，其流稍改，草泽之士，犹显清涂。降及季年，专限门阀，自是三公之子，做九棘之家；黄散之孙，蔑令长之室”

（《全梁文》卷53引《通典》卷一六》）。裴子野所谓“自晋以来，其流稍改”反映出门第观念强化经历了渐变的过程。西晋时士家子刘卞、王尼等都是由官僚、名士识拔而成名的；高门大族甚至有主动联姻士家的举动①，较之东晋南朝“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宋书·王弘传》）的社会风气，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西晋时期还一度出现了士家经济地位暂时回升的复杂历史现象。曹魏后期以来郡县民，屯田户、士家负担不均的现象，逐步引起统治集团的注意。咸熙元年（264），曹魏“罢屯田官以均政役”（《三国志·魏志·少帝纪》）；晋武帝即位次年，又重申“罢农官为郡县”（《晋书·武帝纪》）。足见执政者已着手调整政策。吴平以后，军屯也废止了。天下一统和军屯的废止并不意味着兵户制度的废除；西晋旧有士家是否有相当部分解免为民亦因史无佐证，难知其详。但是，仍然保留原有身份的士家，与平民同样实行占、课田，则是无疑义的②。战争状态的结束和经济政策的变化，使得士家的经济地位大为改观，与平民相比不会有太大的差别③。士家经济地位的明显回升，对于改善士家社会地位是有一定作用的。门第等级观念强化趋势对士家地位起不利作用，经济地位回升对士家地位的改善起有利作用，这两股相反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终西晋之世，士家大体勉强维持住了接近平民的社会地位。

东晋以降，世兵之家已统称兵户。兵户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发生在南渡之后。东晋社会等级阶梯的严格划分和门第观念的强化，以及东晋兵户组成成分的改变，是造成兵户社会地位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

江左政权草创时，南渡的北方士族政治、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都远远不能和江右时期相比。孙吴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江南大族势力，已成盘根错节之势。昔日北方士族凌驾于江南大族之上所凭借的各种条件，此时除门第阀阅尚可依恃外，余皆不复存在了。北方士族与江南大族抗衡时，自然要自矜门户，尽量利用门第观念的广泛社会影响，在抗衡中争得一分优势。因此，东晋统治集团的当权派有意识地强化门第等级观念。据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家谱。”所谓百家“从龙之臣”，为了造成本集团的特殊地位，努力把这百家的门第抬到高不可攀的地步。《晋书·杨佺期传》：“杨佺期，弘农华阴人，汉太尉震之后也而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官失类，每排抑之。”弘农杨氏本为北方首屈一指的高门，由于过江稍晚，竟然饱受白眼；西晋大功臣杜预的后人也“直以南渡不早，便以荒枪赐隔”（《宋书·杜骇传》）。足见江左门第等级观念已恶性发展到十分荒谬的地步。东晋统治集团利用门第观念对国家制度的深刻影响，不仅把统治集团内部的等级阶梯划分得更加严密，而且还运用户口编制、徭役规定等制度法令，有意识地在普通民众中造成门第等级的差别，把门第与社会地位、经济利益密切联系起来，力图造成一个浸透等级意识的社会秩序，从而使士族地主高踞于全社会之上的地位固定化、永久化。江左社会等级阶梯的严格划分和门第观念的强化，对兵户社会地位的跌落起了严重的作用。

①《世说新语·贤媛》：“王浑妻锺氏生女令淑，武子（王济）为妹求简美对而未得。有兵家子有俊才，欲以妹妻之。”

②参阅越智重明《魏晋南朝の屯田》），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二章第二节。

③干宝《晋纪总论》：“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民乐其生，百代之一时矣。”此论虽不乏溢美之辞，但太康时经济取得较大发展则是可信的。如果数量众多的士家经济地位未能改善，生产积极性继续受到严重压抑的话，太康时的社会经济是不可能取得如此显著的发展的。

大乱之后的东晋兵户已非累世旧军，其组成成分发生了根本改变。西晋灭吴，似乎并未有计划地收编孙吴军队，纳入西晋国家军队编制，就地戍守；而是从北方抽调大批军队驻守江南。

《晋书·刘颂传》载颂上武帝疏：“且自吴平以来，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此时之三患也。又内兵外守，吴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壮主以镇抚之，使内外各安其旧今得长王以临其国，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士卒百役不出其乡，求富贵者取之于国内。内兵得散，新邦又安，两获其所，于事为宜。”西晋政权显然是对江南大族势力控制的孙吴旧军不放心，故以“普减州郡兵”（晋书·陶璜传》）为借口，将其瓦解；然后“内兵外守”，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西晋政权既然不保留孙吴旧军，也不征发南人补充军队（刘颂正是建议以长王临其国、就地征兵的），孙吴兵户的兵籍保留就失去了意义。这样，西晋平吴后保留兵户身份者，仍然只是原有的魏晋旧军。西晋末大乱，中原地区兵连祸结，西晋旧军消耗殆尽。与此同时，胡族入主中原，大量北方士民或南渡江南，或避入河西、辽东。经过这场空前的社会剧变，江左司马睿集团完全丧失了对旧有兵户的控制，兵源无着落，军队难以补充，只得空设军校，“有名无兵”（《历代兵制》卷三》）。东晋皇朝欲外拒北方少数族、内抗强藩，必须尽快扩充兵力，重建一支象样的国家军队。这就要求朝廷根据现有条件，重新将一定数量的人口编制成兵户，使国家控制住一部分固定兵源，确保军队的补充。为此，东晋政权采用了调发奴客、谪补罪人家属、隐实户口、料简速亡等手段重组兵户。

发奴为兵始于西晋末。“八王之乱”中，河间、成都二王兵围京师；挟持天子与二王抗争的长沙王又固守京城，“发奴助兵，号为四部司马”（《晋书·惠帝纪》）。晋元帝太兴四年（321）五月庚申诏，“昔汉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时，涼州覆败，诸为奴婢亦皆复籍，此累代成规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晋书·元帝纪》）同书《王敦传》：“帝以刘隗为镇北将军，戴若思为征西将军，悉发扬州奴为兵，外以讨胡，实御敦也。”同书《刁协传》：“以奴为兵，取将吏客使转运，皆协所建也。”晋康帝时，庚翼欲大举北伐，“于是并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晋书·庾翼传》）。同书《会稽王道子传附子元显传》：“（元显）又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以充兵役。”

为了确保兵户的补充，东晋皇朝采用了秦汉的谪兵制度。《晋书·王羲之传》载王右军遗尚韦仆射谢安书：“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调困，莫知所出又有百工医寺，死亡绝没，家户空尽，差代无所谓自今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可以充此，其减死者，可长充兵役，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皆令移其家以实都邑。”虽无从判定王右军的建议是否立即被采纳，但大量史料证明，东晋兵户及百工医寺确有谪补之制。《晋书·范汪传》附子《范宁传》：“官制谪兵，不相袭代。顷者小事，便以补役，一愆之违，辱及累世，亲戚傍支，罹其祸毒。”从范宁之议来看，似乎法律规定罪犯补兵仅“谪止一身”；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往往“辱及累世”并连染亲戚傍支。《宋书·武帝纪》载帝永初罩年（421）十月丁酉诏：“兵制峻重，务在得宜。役身死叛，辄考傍亲，流迁弥广，未见其极宜革以弘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举户从役者，便付营押领。其有户统及滴止一身者，不得复侵滥服亲，以相连染。”刘裕意在革除东晋谪兵制度中的弊端，以示宽惠。由此可知，东晋谪兵，有“谪止一身”与“举户从役”之别。前者指罪犯补兵后，终身被甲而不连染他人；后者则是合家补兵，世代相袭，成为典型的兵户之家。

料简速逃和不著籍的“无名”补兵，是东晋谪兵的又一种形式。《晋书·毛宝传附孙毛璩传》：“海陵县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泽，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议率千人讨之。时大旱，璩因放火，菰葑尽然，亡户窘迫，悉出诣璩自首，近有万户，皆以补兵，朝廷嘉之。”同书《庾冰传》，冰出刺扬州，“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人以充军充”。在东晋统治者看来，这些“威令不能及”的亡户和不著籍的“无名”，均不在良民之列，故使用种种手段谪其补兵。

由于东晋兵户主要由调发的奴客，料简出的亡户、脱籍的“无名”、罪犯及其亲属组成①，较之曹操时期形成的士家的成分，已有很大的改变。曹魏士家系由曹氏集团的部曲私兵演化而成；部曲私兵与将帅之间的紧密依存关系，在曹魏国家军队中继续有所体现。东晋兵户的组成成分均非良民，他们是由封建政权强制补兵的；从形成之日起，他们就处于与封建国家尖锐对立的状态，由于东晋社会已经形成了严格的等级秩序，这些由低贱的社会阶层组成的兵户，自然也被视为低贱。

东晋政权使用调发奴客补兵等方式与士庶地主争夺人口，而士庶地主则利用自己的权势，对国家控制下的人口实行巧取豪夺。分割国家的兵户就是其中的一种手段。《晋书·范汪传附子范宁传》载宁陈时政，称：“又方镇去官，皆割精兵器杖以为送故送兵多者至有千余家，少者数十户。既力入私门，复资官廪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谓送故之格宜为节制，以三年为断。”豪门权贵以“送故”的名义，使国家的兵户朝私门流动，变为私家控制的依附人口，这在东晋似乎已成定制，故范宁有“送故之格”的称谓。这样，国家调发士庶地主的奴客补充兵户，士庶地主侵吞国家的兵户，使之变为私家的依附人口，形成了这个被压迫阶层人口编制上的特殊循环方式；在循环的整个过程中，他们始终处在低贱的社会地位上。

东晋兵户的经济地位十分低下，这也是造成他们社会地位低贱的一个重要因素。东晋兵户之家既然被封建政权强行迁徙“以实都邑”、“付营押领”，处于严格的集中管领之下，很难建立独立的私人经济，势必仰食国家；朝廷却以贱民遇之，故其劳役沉重，凛赐微薄。《宋书·自叙》载沈亮启宋文帝陈府事：“伏见西府兵士，或年几八十，而犹伏隶；或年始七岁，而已从役。衰耗之体，气用湮微，儿弱之躯，肌肤未实，而伏勤昏稚，骛苦倾晚，于理既薄，为益实轻。”虽然事在刘宋元嘉（424—453年）中，但刘裕代晋并采取了一些改善兵户境遇的措施之后，兵户的处境尚且如此恶劣，可见东晋兵户的生活是何等悲惨了。兵户战时身当矢石之危，平时受朝廷役使，形如仆隶，老幼所不能免，确确实实沦为一个贱民阶层了。

①《文馆词林》卷667引晋孝武帝《霆震大赦诏》：“其夏口戍人，年既周，各复其本，不得以一时充役，遂染军名。主者明承此诏，以为永制。”（此条史料转引自日本学者滨口重国《两晋南朝的兵户及其身份》一文，载《史学杂志》第52卷第3号1941年版。国内《文馆词林》辑本阙。）足见虽有将被征入伍的平民横蛮地变成兵户的事例，但是这种作法被认为不合制度。

由于兵户社会地位急剧低落，民众自然以兵户为低贱，视充当兵户为畏途。这样一来，兵户制度日趋衰落势不可免，这不是能够用行政力量所能遏阻的。世兵制的衰落主要表现为兵户的补充不足以抵偿其消耗；世兵缺乏战斗力，在军事上的作用日益削弱。

江左政权所用调发奴客、料简逋亡、谪发罪人及其家属，隐实户口等补充兵户的手段，很受客观条件的局限。谪发罪人及其家属充兵的数量不会有太多；料简逋亡并非轻而易举之事；调发奴客、隐实户口均受到士庶地主的顽强阻扰，实施起来困难重重。然而，兵户的损耗却通过多种途径急速进行，其势不可遏止。

死亡。首先是作战的伤亡。东晋南朝征战频仍，不论是抗对北敌或是内部争夺权力的战争，都是异常激烈的，每次战争，兵士阵亡者众，其中相当部分是世兵。兵户地位低下，生活困苦，死亡率很高。沈亮向宋文帝陈府事，称兵户七岁始从役，八十犹伏隶。统治集团如此残酷地役使兵户，老幼均不能免，兵户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甚至被迫“断截支体，产子不养”（《宋书·徐豁传》）。死亡率如此之高，兵户阶层的人口增殖大受影响。

逃亡。《宋书·志序》载：“魏晋以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士，夕为庐、九之民”，大量民众“迁徙去来，公违土断”（《南齐书·虞玩之传》）。行政区划的混乱和封建政权对民众控制力的削弱，这就为兵户以逃亡的方式摆脱世兵身份提供了条件。《晋书·五行志》载，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春，“发江州兵营甲士二千人，家口六七千，配护军及东宫，后寻散亡殆尽。”同书《孔愉传附从子孔坦传》：“（坦）迁吴兴内史募江，淮流人为军，有殿中兵因乱东还，来应坦募，坦不知而纳之。或讽朝廷，以坦藏台叛兵，遂坐免。”东晋南朝常有强藩抗命，割据一方之事；兵户利用事实上的割据局面，逃到另一势力所辖区域，谎报身份，这是无法查究的。如刘宋沈攸之**一方，“叛亡入境，辄加拥护”（《宋书·沈攸之传》），朝廷对此亦无可奈何。投奔士族地主以求庇护，这也是摆脱兵籍的一个途径。《南史·齐本纪·东昏侯纪》：“先是，诸郡役人。多依士人为附隶，谓之属名凡属名多不合役。”此种属名中当混有不少兵户。《陈书·褚玠传》：“除戎昭将军，山阴令。县民张次的、王休达等与诸猾吏贿赂通奸，全丁大户，类多隐没。玠乃锁次的等，具状启台。高宗手敕慰劳，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军民八百余户。”东晋南朝佛教兴盛、寺院林立；佛门弟子均有免役特权。大量民众为躲避徭役而托身寺院，造成“避役锺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的严重局面（《全晋文》卷119引《弘明集》）。范缜斥责“浮屠害政，桑门蠹俗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梁书·范缜传》）。兵户托身为僧尼或“自徒”、“养女”者当不在少数。

改籍。户籍管理紊乱，一直是江左政权的一大弊病。“簿籍不存，寻校无所”（《南齐书·高帝纪》），这就为户籍作弊大开了方便之门。齐高帝建元二年（480）诏称：“自顷泯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增损三状，贸袭万端。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叛，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编户齐家，少不如此。”（《南齐书·虞玩之传》）百姓“凡粗有衣食者，奠不互相因依，竟行奸货，落除卑注，更书新籍”（《通典》卷3）。兵户亦利用各种手段“落除卑注”。《宋书·王僧达传》：“初，僧达为太子洗马，在东宫，爰念军人朱灵宝，及出为宣城，灵宝已长，僧达诈列死亡，寄宣城左永之籍，注以为己子，改名无序。”

私家分割。《宋书·江夏土义恭传》称，刘义恭加领中书监，孝武帝“以崇艺、昭武、永化三营合四百三十七户给府。”同书《王弘传》：王弘辞司徒，降卫将军，帝优诏褒扬，“割二千人配府”。江左政权承袭孙吴“领兵复客”传统，常将兵户割配功臣显贵，使其变成私家支配的人口。功臣权贵离任时，还利用“送故”的名义，将一部分国家兵户合法地转变为自己的依附人口。《宋书·萧思话传》：萧思话由雍州刺史征为吏部尚书，“思话以去州无复事力，倩府军身九人。太祖戏之曰：‘丈人终不为田父千里闾，何应无人使邪？’”名曰“倩府军身九人”，实际上仍为割配之意。像萧思话那样只求“倩”九人，是非常不贪的了。

解免。魏晋时已开始将解免兵户身份作为赏功的手段。东晋末以来，这种手段运用更加频繁。《宋书·黄回传》：“黄回，竟陵郡军人也。出身充郡府杂役，稍至传教。臧质为郡，转斋帅质讨元凶，回随从有功，免军户。”同书《孝武帝纪》载孝武帝元嘉三十年（453）八月诏“武皇帝旧役军身，尝在斋内，人身犹存者，普赐解户。”朝廷或军阀为诱使世兵力战，往往许诺事成之后，解免参战兵户的身份。《宋书·元凶传》：“邵闻义师大起，悉聚诸王及大臣于城内自永初元年以前，相国府入斋、传教，给使、免军户邵并焚京都军籍，置立郡县，悉属司隶为民。”同书《刘粹传附弟刘道济传》：“蜀士侨旧，翕然并反。道济惶惧，乃免吴兵三十六营为平民，分立宋兴，宋宁二郡婴城自守。”《南齐书·和帝纪》：（永元二年十一月乙卯）教曰：“吾躬率晋阳，剪比凶孽，戎事方勤，宜覃泽惠凡诸杂役见在诸军带甲之身，克定之后，悉免为民。其功效赏报，别有科条。”刘宋初，解免兵户为民的数量相当多。《宋书·州郡志》南徐州南彭城邵条：“蕃令、义旗初，免军户立遂诚县。武帝永初元年，改从旧名。”“薛令，义旗初，免军户为建熙县，永初元年，改从旧名。”同书《州郡志》益州条载宋宁、宋兴二郡，均系免营侨立。像宋初以来那样大量解免兵户，是没有先例的：特别是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年）正月王戌诏称：“先帝灵命初兴，龙飞西楚，岁纪浸远，感往缠心。奉迎文武，情深常隶。思弘殊泽，以申永怀。吏身可赐爵一级，军户免为平民。”这实际上是放免现存所有兵户的恩诏。在内乱初平而南北继续对峙的情况下，朝廷居然敢于将兵户统统放免为民，说明到孝武帝时，世兵人数所存不多，且无战斗力可言，在国家武装力量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放免旧有兵户并不等于废除世兵制度。《南齐书·百官志》起部尚书条：“右丞一人。掌兵士百工补役死叛考代年老疾病解遣”条中所言“兵士百工”之兵士，所指即世兵。《梁书·武帝纪》：“（天监十六年八月）诏以兵驺、奴婢，男年登六十，女年登五十，免为平民。”《陈书·宣帝纪》：（太建二年八月甲申）诏：“军士年登六十，悉许放还。”《隋书·刑法志》载梁律有“劫身皆斩，妻子补兵”的条款：《陈书·张贵妃传》：“后主张贵妃名丽华，兵家女也。”足见终南朝之世，世兵制度依然存而不废。东晋以降，世兵缺乏战斗力，在国家武装力量中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何以江左政权还要继续保留世兵制度呢？世兵制虽已衰微，但多少还保留了一点“使封建国家掌握固定兵源”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谪补兵户已经作为一种惩治犯法者的法律手段而存在，用以维护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这才是江左世兵制垂而不死的主要原因。

第七节 江左的征兵和募兵

世兵制度既衰，江左政权重新以征、募兵制为主要集兵制度。《晋书·庾亮传附弟庚翼传》：“康帝即位，翼欲率众北伐，上疏曰：‘贼季尤年已六十，奢淫理尽，丑类怨叛臣所以辄发良人，不顾忿咎’于是并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百姓嗟怨。”庾翼欲北伐，良民、奴僮并发，前者为征发之兵，后者则补为兵户。《宋书·五行志》：“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六月北府发三州民配何谦救（戴）遁。”同书《沈攸之传》：“元嘉二十七年索虏南寇，发三吴民丁，攸之亦被发。”《南齐书·沈文季传》：“（唐）寓之向富阳，抄略人民，县令何洵告鱼浦子逻主从系公，发鱼浦村男丁防县。”同书《蛮传》：“建元二年，虏侵豫、司、蛮中传虏已近，又闻官尽发民丁，南襄城蛮秦远以郡县无备，寇潼阳，县令焦文度战死。”《梁书·刘季连传》：“其年（永元元年）九月，季连因聚会，发人丁五千人，声以讲武，遂遣中兵参军宋买率之以袭中水。”《南史·郭祖深传》称“梁兴以来，发人征役，号为三五。”征民为兵号为“三五”其实不始于梁。刘宋末江淹为萧道成草拟征发徐州民丁的文告称：“所统郡县，便普三五，咸依旧格，以赴戎麾，主者飞火施行。”（《全梁文》卷35引《江淹集》）《资治通鉴》卷125文帝元嘉二十七年称文帝欲大举北伐，“悉发青、冀、徐、豫、二兖六州三五民丁。”胡三省注：“三五者、三丁发其一，五丁发其二。”所谓三五发丁之“旧格”，至少在西晋初就已经开始形成。《文馆词林》卷622载《晋武帝伐吴诏》：“今调诸士家，有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二人，六丁以上三人，限年十六以上，至五十以还，先取有妻息者。其武勇、散将家亦取如此比。”武勇散将不是士家①，亦按此比例调发。此后，十六国时期的慕客、石虎、苻坚都曾采用过三五发丁的方式②。

东晋以降，江左门第等级制度恶性发展，“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宋书·王弘传》），社会俗尚中等级意识十分强烈，兵户身份贱如仆隶，平民亦羞与兵户同列。为了使征、募而来的平民有别于低贱的世兵，刘宋以后，往往因出身于平民的兵士其身未隶兵籍，而称之为“自丁”，以示区别③。《宋书·沈攸之传》：元嘉二十七年，攸之被发，“既至京都，诣领军将军刘遵考，求补白丁队主。”同书《邓琬传》载，刘予勋反叛失败，部下“（阮）道预、邵宰即与刘道宪解遣白丁，遣使归罪。”《南齐书·沈文季传》：“（唐）寓之遂陷富阳，会稽郡丞张思祖遣台使孔矜、王万岁、张繇等配以器杖将吏白丁，防卫永兴等十属。”

①《晋书·马隆传》：泰始中，将兴伐吴之役，丁诏曰：“吴会未平，宜得猛士以济武功。虽旧有荐举之法，未足以尽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壮勇秀异才力杰出者，皆以名闻”同书《张昌传》：“会壬午诏书发武勇以赴益土，号曰‘壬午兵’。”

②《晋书·石季龙载记》：“季龙将讨慕客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军满五十万”同书《慕容载记》：“于是复图入寇，兼欲经略关西，乃令州郡校阅见丁，精复隐漏，率户留一丁，余悉发之武邑刘贵上书极谏乃改为三五占兵”同书《苻坚载记》称，苻坚灭代，“散其部落于汉郡边故地，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税租。”

③清郝懿行《晋宋书故》：“此者白丁盖如今之乡勇，身虽丁壮，以其未隶伍籍，故曰之白丁耳。”以清之乡勇比类东晋南朝之白丁虽不合适，但“以未隶伍籍”而称白丁的解释，是十分正确的。东晋末孙恩、卢循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士族兼并势力，土地占有关系得到一定的调整。刘宋武帝、文帝之世，重视抑制士族豪强，集权朝廷，巩固自耕小农阶层，致有“元嘉之治”的出现。由于自耕小农户的地位暂时得到稳定，刘宋政权才敢于大量解免徒具其名，而无多少实际军事价值的兵户，代之以征兵为主要集兵方式。但是，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只是受到暂时遏阻，很快又恢复了它急速发展的势头。士族豪强地主不仅拼命兼并已开垦的耕地，“名山大川，往往占固”（《宋书·孝武帝纪》），加之以人丁为本的沉重租赋徭役的重压，迫使江南自耕农经济继续衰退，自耕小农阶层日益萎缩；以自耕农户为主要征发对象的征兵制，推行起来十分困难，而朝廷和各军阀集团为了应付眼前急难，往往无暇顾及长远，采用竭泽而渔的方式，征发民众为兵。《宋书·沈攸之传》载，萧道成声讨沈攸之说：“又攸之践荆以来，恒用好数，即欲发兵，宜有因假，遂乃蹙迫群蛮，骚扰山谷，扬声讨代，尽户发上，蚁聚郭邑，伺国盛衰，从来积年，永不解甲。遂使四野百县，路无男人，耕田载租，皆驱女弱。”为了使自己控制的军队不至减少员额，将领们不惜使用种种扰民手段驱民为兵。《南史·郭祖深传》：“梁兴以来，发人征役多有物故，辄刺叛亡，或有身殒战场，而名在叛目，监符下讨，称为逋叛，录质家丁，合家又叛，则取同籍，同籍又叛，则取比伍，比伍又叛，则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则合村皆空。”推行征兵制，已成促使国家控制下的小农户大量减耗的重要原因。小农户愈是减耗，正常的、规范化的征发制度就愈是难以维持，就不能不更加依赖以非常手段滥取民丁，反过来又促成小农户的加速减耗，陷入了恶性循环。民众视从征为畏途，甚至发展到“发召兵士，皆须锁械；不尔，便即逃散”（《魏书·岛夷萧衍传》）的严重地步，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十分低落。侯景为乱，渡江时“马数百匹，兵千人”（《梁书·侯景传》），便横行三吴，酿成“大盗移国”的一场浩劫。曹魏建立规范化的集兵制度后，很少使用召募的方式组织军队。魏灭蜀、晋灭吴两次大的军事行动，都未大量募兵参战。

而《晋书·马隆传》：“凉州刺史杨欣失羌戎和帝每有西顾之忧隆曰：‘臣请募勇士三千人，无问所来，率之鼓行而西，禀陛下威德，丑虏何足灭哉！’帝许之，乃以隆为武威太守。公卿佥曰：‘六军既重，州郡兵多，但当用之，不宜横设赏募，以乱常典。隆小将妄说，不可从也。’帝弗纳。隆募限腰引弩三十钧、弓四钧、立标简试，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马隆召募，并非因兵员不足，意在选取精勇。果然此军所向批靡，一举成功。惠帝以后，继有“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兵连祸结，以世兵为主体的国家常备兵消耗殆尽。在兵力单薄而又无法按原有常规渠道征兵的情况下，执政者除强制发奴为兵外，多用悬赏召募的方式集兵。《晋书·石苞传附孙石超传》：“（惠帝）西迁长安。河间王颙以超领北中郎将，使与颖共拒东海王越。超于荥阳募兵。”同书《荀晞传》：“晞单骑奔高平，收邸阁，募得数千人。”同书《祖巡传》：“（元）帝乃以逖为奋武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廪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召募。”同书《沈劲传》：“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时冠军将军陈祐守洛阳，众不过二千人，劲自表求配祐效力，因以劲补冠军长史，令自募壮士，得千余人，以助祐击贼。”同书《桓彝传附孙桓谦传》：“先是谯纵称藩于姚兴乃表情谦共顺流东下谦于道召募，百姓感冲（桓谦父）遣惠，投者二万人。”

马隆召募时，公卿大臣指责马隆“横设赏格，以乱常典”；鲁褒《钱神论》称：“军无财，士不来。”足见募兵与世兵和征兵待遇不同。世兵和征兵向国家承担兵役，在理论上是为承担义务而来；募兵则不然，他们投军，不是为承担法定义务，而是以此为条件，以换取某种待遇。《晋书·陈頵传》：“初，赵王伦篡位，三王起义，制《己亥格》。其后论功虽小，亦皆依用。頵意谓不宜以为常式，驳之曰：‘其起义以来，依格杂猥，道人为侯，或加兵伍，或出皁仆，金紫佩土卒之身，符策委庸隶之门，使天官降辱，王爵默贱，非所以正皇纲重名器之谓也。’”足见封建统治集因为解救眼前急难，常以十分优厚的条件悬赏募集军队。募兵有相当的人身自由，不同于征兵，更不同于世兵，战事完毕后应依约放遣。《晋书·成都王颖传》：“留义募将士既久，咸怨旷思归，或有辄去者，乃题邺城门云：‘大事解散蚕欲遽。请且归，赴时务。背以义来，今以义去。若复有急更相语。’颖知不可留，因遣之。”由于募兵基本上是将帅优礼相召，本人自愿投募，因而有较强的战斗力。《晋书·刘牢之传》：“太元初，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方盛，玄多募劲勇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敌人畏之。”淝水之战，北府兵以少击众，一战成功，取得了历史上罕见的大胜利。

晋末政乱，刘裕依凭北府兵为基干，“大开募赏”（《宋书·武帝纪》），组建起一支精锐军队，西征北讨，累建勋业，终于代晋建宋。此时，世兵制已衰，刘裕又需要争取士庶地主对刘宋政权的承认和支持，于是做出姿态，诏“先因军事所发奴僮，各还本主；若死亡及勋劳破免，亦依限还直”（《宋书·武帝纪》）。刘裕主要靠募兵成功，深知募兵的战斗力，对此种发奴充数的军队显然不感兴趣；再者，刘裕对司马元显征发“免奴为客”充兵激起的变乱记忆犹新，引为鉴戒。刘裕为开基之祖，此诏自被子孙奉为祖宗“故事”，因而宋兴以来，多用募兵。《宋书·黄回传》：“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中书舍人戴）明宝启太宗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假回宁朔将军、军主。”同书《柳元景传》：“殿中将军邓盛、幢主刘骖乱使人入荒田，招宜阳人刘宽虯率合义徒二千人，共攻金门隝，屠之。”同书《沈演之传附子沈勃传》：“时（宋明帝泰始中）欲北讨，使勃还乡里募人。”齐梁募兵更盛。《南齐书·垣崇祖传》：“景和世，（刘）道隆求出为梁州，启转崇祖为义阳王征北行参军，与道隆同行，使还下邳召募。”同书《萧赤斧传附子萧颖胄传》：“（颖胄）送山阳首于梁王，乃发教纂严，分部购募。”《梁书·韦叡传附族弟韦爱传》：“魏兴太守颜僧都等据郡反，州内警扰、百姓携贰。爱率募乡里，得千余人，与僧都等战于始平郡南，大破之，百姓乃安。”

宋齐之世，国家有事，往往征募并举。元嘉二十七年北伐，除三五发了外，“又募天下弩手，不同所从，若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有厚赏”（《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永明）十一年，遣露布并上书，称当南寇。世诅发扬州民丁，广设召募。”不过刘宋前期，仍以征兵为主要集兵方式，召募多为挑选精锐，如元嘉二十七年诏募弩手及“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宋明帝以后，除朝廷更加频繁地采用召募方式集兵外，将领们也滥行募兵。《南齐书·李安民传》：“宋泰始以来，内外频有贼寇，将帅以下，各募部曲，屯聚京师。”这当然不利于萧齐皇朝统治的巩固。于是，齐高帝萧道成建元元年（479）五月丁未下诏：“设募取将，悬赏购士，盖出权宜，非日恒制。顷世艰险，浸以成俗，且长逾逸，开罪山湖。是为黥刑不辱，亡窜无咎。自今以后，可断众募。”本为权宜的募召集兵此时却“浸以成俗”，虽经齐高帝明令禁断，却禁而不断，内外能战之兵，主要依赖召募。《南齐书·褚渊传》：“是年（建元二年）虏动，上欲发王公以下无官者为兵；渊谏以为无益实用，空致扰动，上乃止。”同书《竟陵王子良传》载萧子良谏伐交州说：“交州复绝一垂，实惟荒服，恃远后宾，固亦恒事今县军远伐，经途万里，众寡事殊，客主势异，以逸待劳，全胜难必。又缘道调兵，以足军力，民丁乌合，事乖习锐。”足见南齐前期征兵的战斗力已相当衰弱，募兵成为常备兵的主要力量，募兵制成为主要集兵制度。

随着自耕农经济的继续衰颓，国家控制的编户数日减，征兵制衰微之势已不可免；萧衍起兵，就是以募兵为主力。《梁书·吕僧珍传》：“高祖颇召武猛、士庶响从，会者万余人。”萧衍即以此召募所得的万余精勇为主力，建牙誓师，讨伐东晋。侯景作乱，主要依靠募兵。萧梁勤王之师数十万，几乎也全是募兵①。至于陈朝，用兵则称“广募英奇”（《陈书·毛喜传》），不再提征兵、发丁了。

朝廷和将帅滥行募兵，反过来又加重了对小农经济的摧残。《宋书·沈演之传》称沈勃还乡里募人，“多受货贿”，听任投募者“委役还私，托注病叛，遂有数百”。如此众多的人口以投募为名，行逃役之实，他们应负担的摇役就转嫁到其他小农户身上。《梁典·高祖事论》：“梁氏有国，少汉之一大郡。太半之人并为部曲。不耕而食，不蚕而衣，或事王侯，或依将帅。携带妻累，随逐东西。与藩镇共侵渔，助守宰为蝥贼。收缚无罪，逼迫善人，民盖（疑为“尽”字）流离，邑皆毁荒。”（《文苑英华》卷七五四）大族豪强却利用募兵的机会，扩充私人武力，大大加强了他们对抗中央政权的力量。

①《梁书·徐文盛传》：“太清二年，闻国难，乃召得数万人来赴。世租嘉之。”同书《任孝恭传》：“太清二年，侯景寇逼，孝恭启募兵，隶肖正德，屯南岸。”《陈书·侯安都传》：“侯安都梁始兴内史肖子范辟为主簿。侯景之乱，招集兵甲至三千人。”同书《袁泌传》：“梁简文板泌东宫领直，令往吴中召募士卒。及（侯）景围台城，泌率所领赴援，”同书《章昭达传》：“侯景之乱，昭达率募乡人援台城。”

第八节 三国两晋南朝的少数族兵

两汉常以少数族组成的军队出征。三国两晋南朝的国家军队和军阀部队中，常有少数族民众组成的兵种。《三国志·魏志·乌丸传》：“（袁绍）乃抚有三郡乌丸，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曹操击平三郡乌丸，归降者众。此后，曹军中的乌丸骑兵被誉为“天下名骑”。

江南地区，山越人慓悍能战。“放逸山险，则为劲寇；将置平上，则为健兵。”（《三国志·吴志·张温传》）。孙吴政权长期开展对山越的征服战争，被武力胁迫出山的山越民众强者补兵，弱者为郡县户，前后补兵的山越人达十余万。由于山越兵在吴军中所占比重如此之大，故时人言孙吴军事力量必称山越。《三国志·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载，黄盖诈降，致书曹操说：“盖受孙氏厚恩，常为将帅，见遇不薄。然顾天下事有大势，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孙吴所据之扬、荆、交三州，少数族甚多，而无节制地驱民为兵，又是孙吴政权的一贯政策，并无华夷之分，因而吴军中的少数族兵非唯山越而已。《三国志·吴志·陆凯传附弟陆胤传》称，赤乌中（238年—251年），陆胤为交州刺史，喻民以恩信，“贼帅百余人，民五万余家，深幽不羁，莫不稽颖，交域清泰复讨苍梧、建陵贼，破之。前后出兵八千余人，以充军用”。被料出补兵的“深幽不稽”之民，显然是山越一类的少数族民众。同书《陆逊传附子陆抗传》载，陆抗部将朱齐、俞赞叛降西晋，“抗日：‘赞军中旧吏，知吾虚实者，吾尝虑夷兵素不简练，若敌攻围，必先此处。’即夜易夷民，皆以旧将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处。”吴军中除山越兵外，还有哪些少数族兵？惜乎史载简略，已难知其详了。

益州境内居住着许多少数族。先后割据益州的政权，无不使用少数族充兵。《三国志·蜀志·刘二牧传》注引《英雄记》：“刘焉起兵，不与天下讨董卓，保州自守董卓使司徒赵谦将兵向州，说校尉贾龙，使引兵还击焉，焉出青羌与战，故能破杀。”胡三省注：“青羌、亦羌之一种。”（《资治通鉴》卷七一、明帝太和二年胡注）青羌以勇悍能战闻名于世，后诸葛亮平南中，“移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华阳国志·南中志》）。

嘉陵江畔世居板楯蛮，又称寳人。应邵《风俗通》：“巴有賨人，剽勇，高祖为汉中王时，阆中范目说高祖募取賨人定三秦。”东汉时常召賨人入伍，号为“神兵”（《华阳国志·巴志》）。刘璋以庞羲为巴郡太守，“羲以宜须兵卫，辄召汉昌賨民为兵”（《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益州境内臾人分布甚广。《尚书·牧誓》孔颖达正义说：“臾者，汉世西南之夷蜀夷之别名。”又说：“后汉书兴平元年马腾刘范谋诛李傕，益州牧刘焉遣臾兵五千助之。”建安十年（205年），刘璋闻曹操将征荆州，遣使致敬；十二年，“璋复遣别驾从事蜀郡张肃送臾兵三百人。”以后蜀汉政权的军队中亦有不少賨、臾之兵①。

刘备在中原逐鹿时，军中即有“幽州乌丸杂胡骑”。章武二年（222）刘①诸葛亮：《后出师表》：“自臣到汉中，中间朞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自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说，非一州之所有。”此表的真伪历来有争议，但蜀军中有賨叟之兵可信。

备征吴，“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诸葛亮执政行，为了扩充兵力，广取少数族民众为兵。《华阳国志·巴志》涪陵郡条：“涪陵郡，巴之南鄙多獽蜑之民汉时赤甲军常取其民。蜀丞相亮亦发其劲卒三千人为连弩士，遂移家汉中。”《华阳国志·蜀志》：“邛都县，郡治，因邛邑名也。邛之初有七部、后为‘七部营军’，又有‘四部斯儿’。”如即为邛都夷兵。《三国志·蜀志·张嶷传》注引《益部耆旧传》：“平南事讫，獠柯兴古獠种复反，（马）忠令嶷领诸营往讨，嶷内招降得二千人，悉传诣汉中。”蜀汉政权对这些獠民的处置方式与青羌迁蜀、涪陵夷迁汉中完全一样，自当照例组成像“飞军”、“连弩士”那样的少数族兵。同书张嶷本传载，嶷为越隽太守，“北激捉马最骁劲，不承节度”，嶷示以恩威，捉马降服，“种落三千余户皆安土供职”。这些安土供职的捉马夷，自然要像南中其他夷民一样承担“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三国志·蜀志·谯周传》）的义务，因而蜀军中还当有捉马夷兵。

两晋南朝，少数族兵的使用十分普遍。据《晋书·段的传》载段的陈时宜：“昔伐蜀，募取凉州兵马、羌胡健儿，许以重报，五千余人，随艾讨贼，功皆第一。”又说：“臣前为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己未诏书：‘羌胡道远，其但募取乐行，不乐无强。’且被诏书，辄宣恩广募，示以赏信，所得人名即条言征西是以所募感恩利赏，遂立绩效，功在第一。”《华阳国志·大同志》“（咸宁五年）冬，十有二月，（王）濬因自成都帅水陆军及梁州三水胡七万人伐吴。”《晋书·河间王颙传》，“范阳王虓遣鲜卑骑与平昌博陵众袭河桥。”同书《惠帝纪》：“（东海王）越遣其将祁弘、宋胄、司马纂等迎帝弘等所部鲜卑大掠长安，杀二万余人。”东晋末，刘裕灭南燕，“纳口万余，马二千匹”（《宋书·武帝纪》）。此后，刘裕军队中就有了鲜卑兵。《宋书·朱龄石传》：“（卢）循选致死之士数千人上南岸，高祖遣龄石领鲜卑步稍，过淮击之。”同书《刘敬宣传》：“卢循逼京师，敬宣分领鲜卑虎班突骑，置阵甚整，循等望而畏之。”卢循义军中也有少数族兵士。义军主要将领徐道覆以始兴（郡治曲江，今广西韶关市）为据点，其部下多为“始兴溪子”（《资治通鉴》卷一一五安帝义熙六年）。溪子，即傒人。刘宋政权多次征伐蛮族，掠夺人畜，仅沈庆之前后所获蛮人达二十余万，并将俘降的蛮人“并移京邑，以为营户”（《宋书·沈庆之传》）。同书《沈攸之传》：“（攸之）又随（沈）庆之征广陵，屡有功世祖以其善战，配以仇池步稍。”仇池政权为氏人政权，元嘉二十五年（448），仇池公杨文德为北魏所攻，奔宋。后荆州刺史刘义宣反叛，杨文德以不附和见杀，余众仍留于刘宋军中。因此，配属沈攸之的仇池步稍乃氏族兵。《南齐书·刘怀珍传》：“（沈）攸之围郢城，怀珍遣建宁太守张谟、游击将军裴仲穆（统）蛮汉军万人出西阳，破贼前锋公孙方平军数千人，收其器甲。”同书《蛮传》：“蛮俗衣布徒■，或椎髻，或剪发。兵器以金银为饰，虎皮衣楯，便弩射。”蛮人骁勇善战，南齐统治集团大量使用蛮族士兵是十分自然的。梁陈承宋齐之制，多取蛮族人为兵。《梁书·徐文盛传》：“大同末，以为持节，督宁州刺史。先是，州在僻远，所管群蛮不识教义，贪欲财贿，劫纂相寻，前后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抚慰，示以威德，夷獠感之，风俗遂改。太清二年，闻国难，乃召募得数万人来赴。”宁州是爨人聚居区域，徐文盛募兵数万，主要成分当然是爱人。《陈书·周文育传》：“新吴洞主余孝顷子公飏领五百人伪降文育囚之，送于京师，以其部曲分隶众军。”《隋书·焦国夫人传》：“谯国夫人者，高凉洗氏之女也。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夫人幼贤明，多筹略，在父母家，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梁大同初，罗州刺史冯融闻夫人有志行，为其于高凉太守宝娉以为妻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违。”高凉世居俚人①，洗氏当为俚族豪酋。冯洗联姻之后，威镇岭表，冯氏藉以统治的武装力量中，有相当部分由俚人组成。

①《南齐书·祥瑞志》：“永明三年，越州南高凉俚人海中网鱼，获铜兽一头，铭曰：“作宝鼎，齐臣万年子孙承宝。”

第九节北方少数族政权的集兵制度

东汉以来，我国西、北部边疆地区的少数族大量内迁。内迁各族与汉族杂居，受到汉族封建政权的严密控制，“单于恭顺，名王稽颖，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三国志·魏志·梁习传》）。这些少数族在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的影响下，逐步走上封建化和民族融合的轨道。但是，内迁各少数族民族意识的消泯不是朝夕能够完成的；他们原来那种建立在种族血缘基础上的部族组织并未完全破坏，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对本族民众仍然具有相当强烈的约束作用。曹操分匈奴之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晋书·匈奴传》）。氏族久已成为皇朝的编户齐民，而苻洪祖上“世为西戎酋长”，洪父怀归为“部落小帅”（《晋书·苻洪载记》）；石勒虽家境贫寒，但他“部落小率”的地位仍然得到羯族人的尊重；其父“每使勒代己督摄，部胡爱信之”（《晋书·石勒载记》）。汉族统治阶级对内迁各少数族的剥削和奴役，促使他们竭立维护民族意识和本族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作为凝聚种人力量，保护本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手段。西晋末大乱，内迁各族上层分子纷纷以本族人为核心组织武装力量，原有的部族组织结构为此提供了方便。因此，少数族豪酋起事时组建军队的方式，具有突出的部族兵制的特点；本族民众中凡是胜兵的男子，均须操戈作战。刘渊起事，靠“招集五部”（《晋书·刘元海载记》）；乞伏国仁起事，靠“招集诸部”（《晋书·乞伏国仁载记》）；沮渠蒙逊起事，凭藉“宗姻诸部”的力量（《晋书·沮渠蒙逊载记》）。

各少数族不仅在起兵时组建军队的方式具有突出的部族兵制特点，在建立政权后，这种特点仍然保存下去，尽管不同民族保存此种特点的方式和程度不尽相同。《晋书·刘聪载记》：“于是大定百官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几内史四十三。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足见刘聪政权对“六夷”实行的是军事编制的形式，具有部族兵制的明显特征。同书《苻坚载记》：“坚以关东地广人殷，思所以镇静之，引其群臣于东堂议曰：‘凡我族类，支胤弥繁，今欲分三原、九嵕、武都、济、雍十五万户于诸方要镇，不忘旧德，为磐石之宗，于诸君之意如何？’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苻坚令氏人分镇四方，实际上是依靠本族人组成各重镇镇压力量的中坚。《历代兵制》卷五：“（秃发）利鹿孤自以为抗衡中夏，建都立邑，难以避患，于是处晋民于城郭，劝课农桑，以供咨储；师国人以习战射，弱则乘之，强则避之。盖居者专耕、出者专战，自此始矣。”鲜卑拓跋氏虽入主中原，且有孝文帝改革之举，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族兵制一直保留下来。孝文迁洛，除随迁的拓跋部上层分子成为洛阳宫廷权贵外，并“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魏书·高祖纪》）。及至魏末，朝中尚有“宗子羽林”、“望士队”（《魏书·官氏志》）等以拓跋氏近亲及部民为主体的侍从军。魏分东西以后，由六镇和洛阳鲜卑组成的所谓“六坊之众”（《隋书·食货志》）大多数归于高欢。高欢每令军士，“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资治通鉴》卷一五七·武帝大同三年）足见东魏鲜卑之众，专以战争为事。齐文宣帝受禅即位后，“六坊之内徙者，更加简练，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阵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隋书·食货志》）

西晋末战乱之际，少数族民众往往聚集在豪酋周围，组织军队，形成一个拥有武力的集团。不少汉族及处于游离状态的其他少数族民众，常常依附于这样的集国，寻求保护，成为豪酋控制下的依附人口。石虎徙秦雍民及氏羌十余万户于关东，以苻洪为“流民都督”（《晋书·苻洪载记》）；姚弋仲东迁，“戎夏繦负随之者数万”（《晋书·姚弋仲载记》）。苻洪、姚弋仲对本族人而言，是部酋；对汉民和其他少数族，则为封建领主。他们以种人为基干力量组织军队，体现了少数族部族兵制的传统，同时又简选依附于本集团的汉族及其他各族民众的精壮充兵，又具有汉魏以来部曲私兵制的特征。这种少数族部族兵制和汉族之部曲私兵制同时采用，是入居中原的少数族封建化进程中十分自然的现象。

刘渊以匈奴五部起兵，说：“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朽耳。”（《晋书·刘元海载记》）这是指匈奴部众而言。不久，“上郡四部鲜卑陆遂氏、氏酋大单于征、东莱王弥及石勒等并相次降之，元海悉署其官爵”。招降纳叛以为兵，不是匈奴部族兵制的传统，而是战乱时期汉族封建统治者常使用的集兵方法。《晋书·石勒载记》：“元海命勒与刘零、阎罴等七将率众三万寇魏郡，顿丘诸垒壁，多陷之，假垒主将军、都尉，简强壮五万为军士。”像这样料简精壮充兵，也是魏晋以来汉族政权常用的一种集兵方式。

少数族政权在中原建立了相对稳固的统治之后，除不同程度地保留本族部族兵制的传统外，杂采汉制，用征、募等比较规范的方式集兵。《晋书·石季龙载记》载，石虎欲讨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军满五十万”。同书又称：“季龙将伐辽西鲜卑段辽，募有勇力者三万人，皆拜龙腾中郎。”同书《慕容携载记》：“于是复图入寇，兼欲经略关西，乃令州郡校阅见丁，精覆隐漏，率户留一丁，余悉发之。”后经武邑刘贵上书极谏，“乃改为三五占兵”。苻坚灭代，“散其部落于汉鄣边故地，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税租”（《晋书·苻坚载记》）。拓跋氏入主中原后，亦兼用汉法征调汉民为兵，或“十丁取一”（《魏书·孝文帝纪》），或“三五简发”（《魏书·孝明帝纪》），或“十五丁出一番兵”（《魏书·元孝友传》），或“诏选天下武勇之士”（《魏书·孝文帝纪》）。少数族统治者在兼采汉法时，常在汉法中参杂一些少数族部族兵制的作法。石虎将图江南，“制征士五人车一乘，牛二头，米各十五斛，绢十匹，调不办者以斩论”（《晋书·石季龙载记》）。北魏征、戍兵士“资粮之绢，人十二匹”（《魏书·薛虎子传》）。军资自筹非汉、魏之制，是由少数族部族兵出征自筹给养的传统习惯，与封建制度下的剥削方式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制度。

少数族在入主中原过程中，其部族兵制和汉族之部曲私兵制结合，产生出一种“营户”制度①。营户制度的特点是以军营编制户口，即以营统户。营户成分复杂，有本族营兵家属，也有相当部分被征服或自动降附的汉民及其他少数族民众。《晋书·慕容昧载记》：“仆射悦绾言于：‘太宰政宽和，百姓多有隐附今诸军营户，三分共贯，风教陵弊，威纲不举，宜悉罢军封，以实大府之饶，肃明法令，以清四海。’纳之。”《资治通鉴》①南朝兵户多营居，亦称营户。十六国及北魏初营户制度形成时，与南朝营户相异之处甚多。卷一〇八“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亦载此事，称此“军封”、“营户”为“军营封荫之户”，胡三省注为：“军营封荫之户，盖诸军庇占以为部曲者”。此种军营封荫之户，实际上是充任各营将帅的贵族将领的封荫之户。营户与军营将帅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是汉魏以来豪强地主荫占依附人口的惯例在新形势下的表现。姚秦的营户最典型。姚苌创业，一开始就以营统户。《晋书·姚苌载记》：“初，关西雄杰以苻氏既终，苌雄略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苌既与苻登相持积年，数为登所败，远近咸怀去就之计，唯征虏齐难，冠军徐洛生、辅国刘郭单、冠威弥姐婆触、龙骤赵恶地、镇北梁国儿等守忠不贰，并留子弟守营，供继军粮，身将精卒，随苌征伐。时诸营既多，故号丧军为大营，大营之号自此始也苌下书，兵吏从征伐，户在大营者，世世复其家，无所豫。”姚兴灭苻登后，“分大营户为四，置四军以领之”（《晋书·姚兴载记》）。姚秦营户最初由各营将士的家属、宗亲组成，与统治集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关系极为密切，是将帅掌握的可靠兵源。此后，姚秦逐步将民族成分相当复杂的“杂户”①配属军营，纳入营户组织系统，于是出现了“四军杂户”的称谓（《晋书·姚涨载记》）。杂户纳入营户组织系统后，也成了姚秦军队的兵源。《晋书·姚泓载记》：“赫连勃勃攻陷阴密，执秦州刺史姚军都，坑将士五千余人进兵侵雍，岭北杂户悉奔五将山。”阴密将士被坑杀，岭北杂户就恐惧到极点，足见杂户确非一般民户，而是军事编制之下的一种特殊的人口。姚兴时期出现了一种“镇户”，“岭北二州镇户皆数万”（《晋书·姚兴载记》），《姚泓载记》又称“（岭北）镇人已与勃勃深仇”。《资治通鉴》卷一一七“安帝义熙十二年”称刘裕伐姚秦，“秦东平公绍言于秦主泓曰：‘晋兵已过许昌；安定孤远，难以救卫，宜迁其镇户，内实京畿，可得精兵十万。’”胡三省注：“姚苌之兴也，以安定为根本；后得关中，以安定为重镇，徙民以实之，谓之镇户。”《资治通鉴》同卷又载：“（姚）懿遂举兵称帝，传檄州郡，欲运匈奴堡谷以给镇人。”胡注：“镇人，懿镇蒲阪所领之众也。”两条胡注反映了姚秦营户与镇户之间的关系。姚秦定鼎之前，将士家属隶属各营，实质上是隶属于各营将领，叫营户，定鼎之后，亲贵将领率本部赴各重镇镇守，营户自当随营赴镇。在这一过程中，大量杂户配属军营，纳入营户组织系统，共同赴镇，形成所谓镇户。由此可见，前期的营户和后期的镇户，是以本族人为骨干，又吸收了成分复杂的其他种族的成员，构成统治集团直接掌握的稳定的兵源。

十六国、北朝的镇户制度，论其渊源，出自北方少数族的部族兵制。但是在少数族入主中原后的封建化过程中，受到魏晋制度和中原地区汉族封建社会意识的强烈影响，各种传统习惯都不可避免地朝着封建化的方向变化。部族兵制固有的世代为兵传统与魏晋兵户制度，本来在外表上就极为相似，因而自然容易的合流。于是，部族军逐渐转化为世袭职业兵，职业兵的身分又渐趋低落。这在北魏镇户身分的变化上反映得十分突出。

魏初，北方边境地区主要军事力量集中在六镇。各镇长官“镇都大将”，不是拓跋宗室，便是鲜卑八族王公；各镇兵士，也大都是拓跋族的氏族成员，①在内迁诸少数族中，一些游离于部族组织之外，实行杂居但未完全融合的户口，称“杂夷、“杂虏、“杂胡”、“夷夏”（《晋书·赫连勃勃载记》）“杂人”（《魏书·官氏志》）、“杂类”（《晋书·苻坚载记》）均统称“杂户”。

或中原强宗豪右的子弟。《北史·魏广阳王建传附孙深（渊）传》载深上书：“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编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北齐书·魏兰根传》称初置六镇时，“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六镇将士由“国之肺腑”、“中原强宗子弟”组成，其待遇优厚，令人“忻慕为之”，明显地反映出崇尚武功的少数族部族兵制的特点。六镇镇户自然是实行父死子继的。这既符合部族兵制的传统，又合于人们贪慕“仕官”、”复除”之常情；世代为镇兵在当时被看作一种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的权益。

随着拓跋部封建化程度的加深，部落内部阶级分化急刷发展，镇户的身分也日益低落。魏文成帝（公元452年—465年）以来，北魏朝廷采用了东晋南朝谪补制度，将罪犯及其家属“徙充北藩诸戌”（《魏书·源贺传》）：将被征服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族民众，一部分作为奴隶分赐，一部分补为镇户远戌边镇。《魏书·蒋少游传》：“（少游）乐安傅昌人也。慕容白曜之平东阳，见俘，入于平城，充平齐户。后配云中为兵。”同书《高聪传》：“（聪）本渤海蓚人大军攻克东阳，聪徒入平城，与蒋少游为云中兵户。”谪补制的确立进一步促使镇户身分卑贱化。《北齐书·魏兰根传》：“中年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乃致于“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北史·魏广阳王建传附孙深（渊）传》）。这样一来，镇户的身分自然不为人所“忻慕”，而被视为低贱了。镇户地位一旦卑贱化，镇户制度必然要靠强制方能维持。朝廷对镇户的控制日渐严格，镇户改籍须诏敕①，完全采纳了东晋南朝对兵户使用的那一套歧视、限制的措施。六镇镇户受到如此严重的压迫，地位低下，生活痛苦，产生了对北魏朝廷强烈的敌视和反抗情绪，终于爆发了六镇大起义。六镇起义失败后，北魏皇朝下令“诸州镇军贯，元非犯配者，悉免为民”（《魏书·孝明帝纪》）。让一部分镇户复归民位，以此作为缓和矛盾的一种手段。

①《魏书·刘侯仁传》：“刘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杀刺史司马悦，据城南叛。悦息朏，走投侯仁。贼虽重加购募，又严其捶挞，侯仁终无漏泄，朏遂免祸。事宁，有司奏其操行，请免府籍，叙一小县，诏可。”

第十节 府兵制度的形成

孝文帝迁洛加剧了拓跋鲜卑内部的阶级分化，留居北镇的拓跋部兵士的社会地位急剧低落，“役同厮养”；而内迁洛阳的“本宗旧类”却“各各荣显”（《北齐书·魏兰根传》）。比照之下，北镇鲜卑十分自然地产生出一种极为强烈的怨恨和仇视汉化的情绪，力图恢复氏族成员在魏初时所处的优越地位。久戍北镇、业已鲜卑化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族民众，不论其社会地位或心理状态，都与拓跋部人没有什么不同。北魏皇朝倾覆，东、西魏掌权集团的主要成员都出自六镇，六镇之众成了东、西魏统治的主要支柱。因此，北镇鲜卑仇视汉化和向往过去的情绪，成了掌权集团制订政策时必须首先考虑的因素。由于北镇鲜卑绝大多数投归高欢麾下，成为高欢实行统治所依凭的主要力量；因而东魏北齐历朝的政策，很大程度上为此种情绪所左右，一直具有抵制汉化、排斥汉人的倾向。占据关陇地区的宇文泰面临的问题比高欢复杂。孝庄帝建义元年（528），尔朱天光督率贺拔岳、侯莫陈悦入关镇压万俟丑奴义军，率众不过数千人①。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孝武帝西奔长安，“是时六坊之众，从武帝而西者，不能万人”（《隋书·食货志》）。这些北镇鲜卑（包括鲜卑化的其他民族）是宇文泰在关陇地区创业的基干力量。宇文泰集团的上层分子，多数出自北镇或与北镇有渊源。六镇起义前，他们的地位都不高，一般只不过统军、别将而已。他们对内迁和推行封建化政策后北镇鲜卑社会地位急剧下降有切身感受。因此，恢复鲜卑武士在北魏立国乏初部族兵制时期的优越地位，不仅是他们必须考虑的北镇兵士的情绪，同时也是他们自己的强烈愿望。因此，宇文泰在实行规范化的军事制度时，力求罩上一层鲜卑部族兵制的色彩。但是，宇文泰所能依凭的北镇鲜卑力量毕竟太单薄，不足以抗衡实力雄厚的高欢集团，必须争取关陇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方能扩充武装力量。为此，宇文泰实行了一种新型兵制——府兵制度①。西魏文帝元宝炬大统八年（公元542年），宇文泰附会“天子六军”的古制，“初置六军”（《北史·魏本纪》），各军统帅为“柱国大将军”，这是府兵制度形成的开始。但是，西魏朝廷却陆续任命了包括宇文泰在内的八个柱国大将军。其中，除于谨等六个柱国大将军分统六军外，宇文泰名为柱国大将军而实为西魏全军最高统帅；另外一个柱国大将军元欣则徒具虚名。宇文泰之所以要凑足八个柱国大将军之数，完全是为了比附“八部帅”监临“四方四维”②（《魏书·食货志》）的鲜卑旧制。

①《魏书·尔朱天光传》：“建义元年夏，万俟丑奴僭大号，朝廷忧之。乃除天光使持节、都督雍岐二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卫将军贺拔岳，大都督侯莫陈悦等以讨丑奴。天光初行，唯配军士千人以军人寡少，停留未进。（尔朱）荣遣责之，杖天光一百，荣复遣军士二千人以赴。天光令贺拔岳率千骑先驱，至岐州界长城西与丑奴行台尉迟菩萨相遇，遂破擒之，获骑士三千，步卒万余。”①魏晋以来，将军府统辖之兵，泛称府兵。如东晋谢玄北镇广陵，所统军队号“北府兵”。宇文泰首创的府兵制，则是具有特定内容的新型兵制。

②八柱国所比附为何，论者有异议。据王仲荤《魏晋南北朝史》第七章第五节称，八柱国领兵比附鲜卑古制中的八部组织，乃“献帝（拓跋邻）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与帝室合为八部）。”（《魏书·官氏志》）

大统九年三月，东西魏邙山会战，西魏军惨败，被俘斩六万人；大统八年所置六军，大部被歼，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扩军。于是，西魏政权“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北史·周本纪》）。所谓广募豪右，实际上是召募豪右本身，并通过豪右来募集兵员。朝廷尚未取代豪强割据势力对地方的实际统治之前，召募必须得到地方豪右的承认和合作，才能顺利进行。广募豪右补充府兵，是府兵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十分重要的一步；这不仅是当时宇文泰扩军的唯一可行的办法，而且通过此举将地方豪右控制的地主武装——乡兵纳入了封建国家控制的府兵系统。《周书·韦裔传》：“大统八年，齐神武侵汾绎，瑱从太祖御之顷之，征拜鸿胪卿，以望族兼领乡兵，加帅都督。迁大都督，通直散骑常侍，行京兆尹事。”同书《郭彦传》：“（彦）大统十二年，初选当州首望，统领乡兵，除帅都督。”这些乡兵纳入府兵系统后，统兵官采用大都督、帅都督等府兵系统的统一官号，且将督一般由朝廷在当地“首望”、“望族”中遴选和委任。乡兵纳入府兵系统后，即当奉调出征，不必一定驻守本土。《周书·司马裔传》：“（大统）十五年太祖令山东立义诸将能率众入关者，并加重赏，裔领户千室先至授帅都督魏废帝元年征裔，令以本兵镇汉中（保定）四年大军东讨，裔率义兵与少师杨摽守轵关。”同书《王悦传》：“太祖初定关陇，悦率募乡里从军，屡有战功侯景围洛阳，太祖赴援，悦又募乡里千余人从军（大统）十四年授雍州大中正，帅都督，加工将军、右光禄大夫、都督，率所部兵从大将军杨忠征随郡、安陆，并平之。”通过这些措施，宇文泰政权既笼络了关陇豪右势力，又加强了朝廷对地方豪强的控制，扩大了朝廷的武装力量。鲜卑部族兵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按血缘关系来编制战士。《北史·魏本纪》）：“（大统十五年）五月初诏诸代人，太和中改姓者并令复旧。”同书《周本纪》：“（魏）恭帝元年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让代来鲜卑将士复旧姓，让召募而来的关陇豪右及民众随主将改用鲜卑姓氏，是宇文泰企图在府兵系统中扩大鲜卑血缘关亲，促成府兵将士鲜卑化的一种举动；也是宇文泰在大量汉族民众涌入府兵后，力求调合府兵系统内部汉一鲜卑矛盾、消泯民族界线所采取的一种措施。宇文泰是不可能在府兵中真正重新织成血缘关系纽带的，但是他的这种努力，确实起到了提高兵士社会地位和增强战斗力的作用。

大统九年以后，通过广募豪右、将乡兵纳入府兵系统，复姓赐姓等措施，西魏朝廷逐步强化了对地方的控制。此后，朝廷进而采用了“籍民为兵”来扩充府兵的方式。《玉海》卷一三七《兵制》引《后魏书》：“西魏大统八年，宇文泰仿周典置六军，合为百府。十六年籍民之有材力者为府兵。”同书卷一三八引《邺侯家传》：“初置府兵，皆于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选材力一人，免其身租庸调，郡守农隙教试阅，兵仗衣驮牛驴及糗粮旨蓄，六家共备，抚养训导，有如子弟，故能以寡克众。”北魏将民户按资财多少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三等九个品级征收赋税，“籍六户中等以上家”，即从“上上”至“中下”两等六个品级的民户中选拔府兵。选取府兵的依据是户等（资财）、丁口、材力。这三项标准与秦时发兵先取“闾右”（资财），汉晋之取“材官”、“武勇”（材力），两晋十六国、北魏、南朝之“三五简发”（丁口），显然有一定的因袭关系。

西魏继续实行均田制，受田者均须交纳租调；《邺侯家传》按唐人习惯称籍民为府兵后，“免其身租庸调”，实际上当为“免其身租调”。由此可见，被籍为府兵者主要是均田户。府兵军资器仗“六家共备”指六柱国自筹军资。这是西魏草创、府兵制形成之初的补给方式。西魏政权在失陇地区的统治日益巩固、各项制度日渐规范化之后，府兵的军资器仗也就转由钥廷统一筹给，故《北史》卷六十传论说府兵“甲槊、戈、弩，并资官给”。

军人城居，是十六国、北朝镇户、城民形成以来的通例。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五月乙未诏称：“魏末丧乱，宇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退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隋书·高祖纪》）足见魏周府兵城居是十分普遍的。宇文护执政后，北周朝廷又筑了不少新城供府兵屯驻①。直到周武帝天和元年（565年），还“筑武功、郿斜谷、武都、留谷、津坑诸城，以置军人”（《周书·武帝纪》）。早期府兵数量有限，抗对强敌，战事频繁，不可能兼事农耕，因而“地罕苞桑”。此时的府兵“自相督率，不编户贯”（《北史》卷60传论），兵、农是分离的。大统十六年（公元550年）籍民为兵后，府兵制开始和均田制结合起来。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年），“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隋书·食货志》）。周武帝突破了“豪右”、“六户中等以上家”的范围，广募百姓充当府兵，扩大了府兵的兵源，实行了府兵制和均田制的全面结合。但是，府兵仍须“除其县籍”，即兵民分籍。不过，大统十六年后身为府兵的均田户不再脱离农业生产。《邺侯家传》说“郡守农隙教试阅”，就是府兵不脱离生产的明证。这样，至迟大统十六年后，特别是建德三年后，北周府兵系统中出现了一批地著的军府，于是隋文帝开皇十年在改革府兵制的诏令中，在言明“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之后，特别强调“军府统领，且依旧式”。（《隋书·高祖纪》）如果没有一批地著的府兵，府兵制和均田制的结合是很难实现的；正是府兵制和均田制的全面结合，才为开皇十年兵农合一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①据《周书》记载，仅公元558年至564年，北周就新筑安乐城（《明帝纪》）、相壁城（《达奚武传》）、安义等城（《刘雄传》）。

第十一节骑兵战术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骑兵战术有新的发展。

曹操作战，善用骑兵，军中有“虎豹骑”（《三国志·魏志·曹真传》），精锐无比。曹军作战，常以骑兵压迫敌方步兵，夺得战场上的主动权。西晋末，北方少数族入主中原，骑射本为其所长。十六国、北朝少数族武装集团正是依靠骑兵的机动性实施突袭，横行中原，创造了不少骑兵作战的新战术。一、步骑协同建安十六年（211），曹操征关中韩遂、马超。曹军“先以轻兵挑之，战良久，乃纵虎骑夹击，大破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采用步骑协同，出敌不易，往往奏效。东西魏沙苑之战，字文泰“背水为阵，李弼为右拒，赵贵为左拒，命将士僵戈于苇中，约闻鼓声而起”（《资治通鉴》卷一五七武帝大同三年）。左右拒，即左右方阵，方阵中步骑混编。东魏兵集中攻击左拒，李弼帅右拒之铁骑横击，“东魏兵中绝为二，遂大破之”。二、阵法《三国志·魏下·武帝纪》注引《魏书》记载：曹操征韩遂、马超，“又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阵，精光耀日，贼益震恐”。以骑兵按阵法布阵，无疑是骑兵战术的又一进步。

三、长途奔袭充分利用骑兵的机动性，实施长途奔袭，使敌措手不及，失去抵抗能力。建安十二年（208），曹操南下荆州，听说刘备向江陵撤退，“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仓猝之中，刘备根本无法拒战，全军溃败。“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曹军占领江陵。高欢破尔朱兆，也是使用骑兵长途奔袭的典型战例。高欢推测尔朱兆“岁首当宴会”，“遣窦泰以精骑驰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窦泰奄至尔朱兆庭。军人因宴休情，忽见泰军，惊走，追破之于赤洪岭”（《北齐书·神武纪》）。上述两次战例反映出，当时骑兵急行军，一昼夜行程为三百里左右。

利用骑兵的机动性，采用大退以避敌锋锐，然后远程奔袭以击其殆隋的典型战例，是北魏与后燕的参合陂之战。《资治通鉴》卷一〇八孝武帝太元二十年记载，后燕太子慕容宝率兵八万击拓跋珪，珪远避河南（今内蒙伊克昭盟）。待慕容宝寻战不得，师老兵疲，又因塞外奇寒而退兵时，拓跋珪亲率二万精骑“晨夜兼行至参合陂西魏王珪夜部分诸将，覆燕军日出，魏军登山，下临燕营；燕军将东引，顾见之，士卒大惊扰乱。珪纵兵击之，燕军走赴水，人马相腾蹑，压溺死者以万数。略阳公遵以兵邀其前，燕兵四五万人，一时放仗敛手就禽，其遗迸去者不过数千人，太子宝等皆单骑仅免。”

四、疲扰敌军，伺机突袭刘裕伐姚秦，朱超石为前锋溯河而上。北魏青州刺史阿薄干等率步骑十万声援姚秦，屯河北，“常有数千骑，缘河随（超石）大军进止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辄为虏所杀掠。遣军裁过岸，虏便退走，军还，即复东来”（《宋书·朱龄石传附弟朱超石传》）。利用骑兵的机动能力，疲扰和牵制敌军，可战则接敌求战，不可战则迅速脱离接触，进退在我，这是步兵无力胜任的。《资治通鉴》卷一〇二，海西公太和四年记载，桓温伐前燕失利退兵，“燕之诸将争欲追之，吴王垂曰：‘不可，温初退惶恐，必严设警备，简精锐为后拒，击之未必得志，不如缓之。彼幸吾未至，必昼夜疾趋，俟其士众力尽气衰，然后击之，无不克矣。’乃帅八千骑徐行蹑其后。温果兼道而进。数日，垂告诸将曰：‘温可击矣’。乃急追之斩首三万级。”前燕军蹑敌之后，不即不离，寻找最佳战机，实施突袭，大获全胜。足见慕容垂是深得骑兵作战的要旨的。

五、穷追战术破敌之后，使用骑兵实行穷追，不给敌方以喘息之机，以扩大战果。北魏兵伐后燕慕容宝，“魏军方轨而至，对营相持，上下凶俱，三军夺气。（慕容）农、麟劝宝还中山，乃引归。魏军追击之，宝、农等弃大军，率骑二万奔还。时大风雪，冻死者相枕于道。宝恐为魏军所及，命去袍仗戎器，寸刃无返”（《晋书·慕容宝载记》）。后燕君臣对拓跋部的穷追战术真是惧怕已极。

六、四面包抄和中心突破《晋书·石勒载记》：”东海王越率洛阳之众二十余万讨勒，越薨于军，众推太尉王衍为主，率众东下，勒轻骑追及之衍军大溃，勒分骑围而射之，相登如山，无一免者。”石勒率少而精锐的骑兵，采用四面包抄的战术，使馆恐万状的王衍大军完全失去战斗能力，全部就歼。

北魏末尔朱荣以七千精骑，破葛荣数十万之众，是实施中心突破战术的典型战例。《魏书·尔朱荣传》称，尔朱荣“又以人马逼战，刀不如棒”，“密勒军士马上各赍神棒一枚，置于马侧。至于战时，不听斩级，以棒棒之而已，虑废腾逐也”。尔朱荣的骑兵战术意识非常强，他十分清楚此战能否取胜不在斩首多少，而在于能否迅速打乱敌方部署，使敌陷于混乱而失去战斗力。这就要求尽量发挥骑兵突破能力强的特点。接战后，尔朱荣“乃分命壮勇所当冲突，号令严明，战士同奋。荣身自陷阵，出于贼后，表里合击，大破之。于阵擒葛荣，余众悉降”。尔朱荣实施中心突破后，又“表里合击”，完全打乱了敌方部署，进而摧毁敌指挥系统，使敌军丧失战斗能力。

第十二节 克制骑兵的战术发展

骑兵战术的特点是机动性强和突袭能力强。骑兵机动性强，调动迅速，接敌和脱离接触主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以骑兵对骑兵外，其他兵种和战术是无法克制骑兵的机动性的。因此，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克制骑兵的战术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何有效地削弱敌方骑兵的突袭能力，然后予敌骑以大量杀伤上。

一、诸葛亮克制骑兵的战术三国时期对克制骑兵战术研究最深入的要算诸葛亮。诸葛亮隆中定策，确定在跨有荆、益之后，以秦、陇为主攻方向，令荆州之军为偏师以向宛、洛。促使诸葛亮如此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为了避敌之长，有效地克制敌方的骑兵。曹魏武骑千群，擅长使用骑兵，形成了自己的战术特点，在平原地区作战优势突出，屡操胜算。而刘备集团之“荆州之兵利于水，一逾楚塞出宛、洛而气馁于平陆”（《读通鉴论》卷九》。缺乏强大骑兵部队的刘备集团，难以在陆战中与曹魏精锐骑兵相抗衡，无力实施纵深突击，无法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秦陇之地，山高谷深，地势险峻，“士卒所凭，以阻突骑之冲突”（《读通鉴论》卷10）。可以大大减杀曹魏骑兵的威力，充分发挥兵精器利、擅长山地作战的刘蜀步兵的长处。《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称诸葛亮“损益连弩一弩十矢俱发”。连弩是一种速射武器，诸葛亮曾发涪陵郡善射之少数族三千为“连弩士”，组成一支专掌连弩的特种部队。大量连弩集中使用，构成密集火力，是对付骑兵冲突的十分理想的兵器。勉县定军山下出土过不少蜀汉制作的“扎马钉”。扎马钉又名“铁蒺藜”。蜀汉制扎马钉为铜质，高寸许，一钉四刺，三刺着地，一刺垂直向上，虽已一千七百多年了，其钉刺仍异常锋利。《稗史类编》：“诸葛亮与司马懿相持于武功五丈原，亮卒，懿追之，亮长史杨仪布铁蒺藜。”若将扎马钉布于阵前，敌骑的冲击将大受阻滞，再施以连弩，将大大增加对敌骑兵的杀伤力。

二、以车阵抗击骑兵的战术设障碍减杀敌骑的冲击速度，提高对敌骑兵的杀伤力，是当时克制骑兵的一般战术原则。《北堂书抄》卷117引诸葛亮《贼骑来教》：“若贼骑左右来至，徒从行以战者，陟岭不便，宜以车蒙陈而待之。”西晋马隆击鲜卑树机能，“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晋书·马隆传》）。刘裕伐南燕，“众军步进，有车四千两，分车为两翼，方轨徐行，车悉张慢，御者执稍”（《宋书·武帝纪》）。刘裕以车阵对骑兵，南燕“铁骑万余，前后交至”，对刘裕的车阵却无可奈何。刘裕伐姚秦，朱超石军溯河而上，受到北魏骑兵牵制，于是又故技重演，“高祖乃遣白直队主丁旿，率七百人，及车百乘，于河北岸上，去水百余步，为却月阵，两头抱河，车置七仗士，事毕并赍大弩百张，一车益二十人，设彭排（大楯）于辕上”（《宋书·朱龄石传附弟朱超石传》）。是役，朱超石依凭车阵力战魏人，远者弩射，近者矟刺。魏军三万骑“一时奔溃”，阵斩魏青州刺史阿薄干。《资治通鉴》卷一四六·武帝天监六年载，锺离之役，北魏骁将杨大眼将万余骑攻击梁军，所向批靡。梁将韦叡“结车为阵，大眼聚骑国之，叡以强弩二千一时俱发，洞甲穿中，杀伤甚众”。

第十三节 水战战术的发展

魏晋以来南北对峙多恃长江天堑，不少重要战役，发生在江淮水网地带；南方更是江河纵横，内部动乱中水战频繁。这就有力地刺激了水战战术的发展。

一、战舰的大型化赤壁之战，曹军将“船舰首尾相按”（《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这样联小舰为大舰，有利于迅速运送大批兵员马匹和物资过江，减小风浪颠簸对不善舟楫的北方兵士造成的影响，以保持旺盛的战斗力。这种船舰大型化的战术思想，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赤壁之战曹军败于轻敌，并不是船舰相联就非被烧掉不可。

大型船舰在水战中具有优势，因而船舰大型化是水战战术发展的趋势。

据《太平御览》卷七七〇引《武昌记》：“孙权尝装一舡，名大舡，容敌士三千人。”《三国志·吴志·三嗣主皓传》载：“陶濬从武昌还，即引见，问水军消息，对曰：‘蜀船皆小，今得二万兵，乘大船战，自足击之’。”足见以大舰对小舰，是常操胜券的。王浚准备灭吴，在蜀地建造大型楼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晋书·王濬传》）。魏伐吴，王濬楼船顺江而下，“旌旗器甲，属江满天”，所到之处，“莫不破胆”。

二、施放遏阻装置为遏阻敌方战船行进，于水中设置障碍。《晋书·王濬传》。“吴人于江险碛要害之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宋书·垣护之传》：“（王）玄谟败退，不暇报护之。护之闻知，而虏悉已牵玄谟水军大艚，连以铁三重断河，欲以绝护之路。”

三、水战中的火攻中国历史上水战中大规模使用火攻战术，始于赤壁之战。据《三国志·吴志·周瑜传》：“乃取蒙冲斗舰数千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火张天，（曹军）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刘裕破卢循水军，亦赖火攻。《资治通鉴》卷一一五，安帝义熙六年载：“卢循、徐道覆帅众数万塞江而下，前后莫见舳舻之际。裕悉出轻舰，帅众军齐力击之：又分步骑屯于西岸，先备火具。裕以劲弩射循军，因风水之势以蹙之。循舰悉泊西岸，岸上军投火焚之，烟炎涨天，循兵大败”《梁书·韦叡传》称，钟离之役，“魏人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韦叡“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魏人大溃。”韦叡水军施用火攻战术攻击岸上目标，烧绝魏人营垒之间跨水通道，将魏军分割开来。各个击破，致使魏军全线崩溃。

第十四节兵器一、刀剑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冶炼技术获得了长足发展，冷兵器的质量有很大的改进。三国时期的锻造技术已相当高。诸葛亮令巧匠蒲元造刀三千口，“以竹筒密纳铁珠满中，举刀断之，应手虚落，若薙水刍，称绝当世，因曰神刀”（《诸葛亮集》卷四引《诸葛亮别传》）。曹操作“百辟刀”（《曹操集·百辟刀令》）乃百炼精钢，能“陆斩犀革，水断龙舟”（曹植《宝刀赋》），锋利无比。孙权“作千口剑、万口刀皆是南钢越炭作之。”（《太平御览》卷三四三引陶弘景《刀剑录》）。北齐綦母怀文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挺，数宿则成刚。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北齐书·方技传》）。

二、铠甲三国两晋以来，铁铠甲数量质量均有提高。首先是门类增多。曹植《先帝赐臣铠表》言及黑光铠、明光铠、两当铠、马铠等等。铠甲的防护部位日益增大。三国初的马铠，由面帘、鸡颈、当胸、马身甲、搭后、寄生、鞍蹬（《中**事史》第一卷《兵器）第二章）构成，形制相当完备，除四足外，全身其余部分均在铠甲的防护之中。铠甲的坚硬度增强。刘宋时官造“诸葛亮筩袖铠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宋书·殷孝祖传》）。此铠是否沿用诸葛亮“五折刚铠”（《诸葛亮集》卷二《作刚铠教》）的制法，已难知其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铠甲多由官造。《隋书·刑法志》言南朝齐梁刑制，“劫身皆斩，妻子补兵。遇赦降死者，■面为劫字，髠钳、补冶、锁士终身”。冶、锁士专为朝廷造兵器甲仗。私家亦可自造衣甲。《晋书·祖逖传》：“（元）帝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凛，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于是逖“屯于江阴，起冶铸兵器”。

三、抛射兵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抛射兵器也获得显著的发展。诸葛亮“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矢长八寸”指的是箭链长度，“十矢俱发”指齐射而非连发。只有齐射，才能构成密集火力，对敌骑兵部队大量杀伤。1964年成都郸县出土蜀汉景耀四年（261）制弩机一张，机上铭文注明开弓拉力为“十石，”据考定为诸葛亮连弩弩机。“十石”之力，合今五百三十四点六市斤，非一般人力所能开弓。连弩有如此劲力，开弓不易，若单发显然大大慢于一般弩箭的发射速度。按汉代“六石”弩射程为二百六十米，“十石”弩当射得更远，这就提高了弓弩抗御骑兵的能力。诸葛亮连弩已是机巧非凡，而魏马钧见之，日：“巧则巧矣，未尽善也’，并说改进之“可令加五倍”（《三国志·魏志·方技传》裴松之补注）。晋宋时称穿透力极强的弓弩为“万钧神弩”。东晋末刘裕破卢循，“军中多万钧神弩，所至无不摧陷”（《宋书·武帝纪》）。南齐末，杨公则攻东昏侯，“城中遥见麾盖，纵神锋弩射之，矢贯胡床，左右皆失色”（《梁书·杨公则传》）。

曹操善用“发石车”。官渡之战，曹军坚守营垒，“绍为高橹，起土山，射营中，营中皆蒙楯，众大惧。太祖乃为发石车，击绍楼，皆破，绍众号曰霹雳车”（《三国志·魏志·袁绍传》）。马钧研究发石车并加以改进，“欲作一轮，县大石数十，以机鼓轮为常，则以断县石飞击敌城，使首尾电至。尝试以车轮县瓴甓数十，飞之数百步矣”（《三国志·魏志·方技传》裴松之补注）。马钧对发石车的改进进一步提高了抛射兵器的威力，但未获统治者采纳。南朝称抛石器为“拍”，称发石车为”拍车”。《陈书·黄法■传》：“（太建）五年，大举北伐于是乃为拍车及步舰，竖拍以逼历阳。”《南史·黄法■传》作“抛车”，拍抛一音之转。船上置拍，称“拍舰”。《陈书·徐世谱传》：“侯景之乱世谱乃别造楼船、拍舰、火舫、水车以益军势。”临海王光大元年（567），淳于量、吴明彻破华皎，“募军中小舰，多赏金银，令先出当贼大舰，受其拍。贼舰发拍皆尽，然后官军以大舰拍之，贼舰皆碎，没于中流”（《陈书·华皎传》）。陈将程灵洗击周，”灵洗引大舰临城发拍，击楼堞皆碎”（《资治通鉴》卷一七〇，临海王光大元年）。四、攻城器械诸葛亮围陈仓，“起云梯冲车以临城，（郝）昭于是以火箭逆射其云梯，梯燃，梯上人皆烧死。昭又以绳连石磨压其冲车，冲车折”（《三国志·魏志·明帝纪》注引《魏略》）。东晋以后，攻城器械已发展得相当复杂。刘裕伐南燕，“于是张纲为裕造冲车，覆以版屋，蒙之以皮，并设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无所施用；又为飞楼、悬梯、木幔之属，遥临城上”（《晋书·慕容超载记》）。晋军利用这些器械攻城，一战而克。

（谢选骏指出：在古代战争中，最危险和艰难的莫过于攻城战了，《孙子兵法》中就有，“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辒，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连孙武都认为攻城是最不得已的情况才去做的，因为死伤太惨重，经常死伤三分之一的部队都攻不下城池。游牧民族进攻中国的时候，工匠相对要少，大多是驱赶城池周边的百姓顶着箭矢去填陷坑和护城河。等到都填完了，城墙下面都堆了一层尸体了，就是从梯子上掉下来都未必能摔死。而中原王朝攻城时，会尽量依靠攻城器械来降低攻城造成的死伤。——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战争，用的是游牧民族的方法，而不是中原王朝的方法——共产党驱使大批民众在前面冲锋，是平民的尸体填满前线，迫使国民党精神崩溃而选择投降。因为国民党虽然也是苏联培训出来的，毕竟沿用了中原王朝的传统，所以就像明军败于清军、宋军败于辽金元一样，国军也败于共军……兵败如山倒了。）

（另起一页）

【中国通史(第五卷)】

【丁编】

【传记】

（另起一页）

【第一章袁绍、曹操】

第一节 袁绍①谋诛宦官

袁绍（？—202年），字本初，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出身于东汉后期一个势倾天下的世家。从他的高祖父袁安起，四世之中有五人官拜三公。②父逢，官司空。叔父隗，官司徒。伯父成，官左中郎将，早逝。袁绍庶出，过继于袁成一房。

袁绍生得英俊威武，甚得袁逢、袁隗喜爱。凭借世资，年少为郎，不到二十岁已出任濮阳县长。不久，因母故服丧，接着又补服父丧，前后六年。礼毕，他拒绝辟召，隐居洛阳。

这时是东汉统治日趋黑暗的年代，宦官专政愈演愈烈，残酷迫害以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为代表的“党人”。袁绍虽自称隐居，表面上不妄通宾客，其实在暗中结交党人和侠义之士，如张邈、何颙、许攸等人。张邈是大名鼎鼎的党人，“八厨”之一。何颙亦是党人，与党人领袖陈蕃、李膺过从甚密，在党锢之祸中，常常一年中几次私入洛阳，与袁绍商量对策，帮助党人避难。而许攸同样是反对宦官斗争的积极参与者。袁绍的密友中，还有曹操，他们结成了一个以反宦官专政为目的的政治集团①。袁绍的活动引起了宦官的注意，中常侍赵忠愤愤然地警告说：“袁本初抬高身价，不应朝廷辟召，专养亡命徒，他到底想干什么！”袁隗听到风声，于是斥责袁绍说：“你这是准备败我们袁家！”

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以后，东汉朝廷被迫取消党禁，大赦天下党人。袁绍这才应大将军何进辟召为掾。何进，汉灵帝刘宏皇后的异母兄，以外戚贵显，统领左右羽林军，对宦官专政不满。袁绍有意借何进之力除掉宦官，而何进因袁氏门第显赫，也很信任袁绍。从此，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当时，宦官的势力仍然很大，中常侍赵忠、张让等并封侯爵。郎中张钧上书痛斥宦官专政之害，竟被捕杀狱中。中平五年（188），东汉朝廷另组西园新军，置八校尉。袁绍被任命为中军校尉②，曹操为典军校尉。但大权掌握在宦官、上军校尉蹇硕手中，连大将军何进也要听从他的调度指挥。

中平六年（189）四月，灵帝病重，太子未立。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宦官与外戚何进的矛盾激化了。灵帝有两个儿子：一是何皇后所生，名辩；一是王美人所生，名协。群臣请立太子，灵帝因刘辩轻佻浅薄，很不中意，但废嫡立庶，又担心群臣反对，所以举棋不定。蹇硕等宦官当然心领神会，尤不愿大权落入何进手中，因此借口韩遂作乱，提议请大将军领兵西上。在这个关键时刻，何进洞悉宦官的诡计，以青徐黄巾复起为辞，奏请遣袁绍东进徐兖，待袁绍兵还，自己再西击韩遂。不几天，灵帝病死，蹇硕决定先诛何进，后立刘协，于是派人迎何进入宫计事，何进却集结军队于宫外，严阵以待，而称病不入。蹇硕迫于压力，不得不立刘辩为帝。

①本节资料依据《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者，不另作注。

②《后汉书·袁安传》。

①参见方诗铭：《曹操起家与袁曹政治集团》，载《学术月刊》1987年第二期。②《后汉书·袁绍传》称袁绍任佐军校尉。

刘辩即帝位，何皇后以皇太后临朝称制，太傅袁隗与大将军何进辅政，同录尚书事。这是外戚与官僚士大夫对宦官的一个胜利。这时，袁绍通过何进的宾客张津对何进说：“黄门、常侍这些宦官执掌大权已经天长日久，专干坏事，将军应该另择贤良，整顿国家，为天下除害。”何进甚以为是，乃任命袁绍为司隶校尉、何颙为北军中候、许攸为黄门侍郎、郑泰为尚书。同时受到提拔的有二十多人，他们都成了何进的心腹。

蹇硕内不自安，再度谋诛何进，但被人告发，何进下令捕杀之。鉴于宦官蠢蠢欲动，何进恐怕发生意外，称病不参预灵帝丧事。袁绍认为只有杀掉所有宦官，才能免除后患。他对何进说：“从前窦武准备诛杀内宠，而反受其害，原因是事机不密，言语漏泄。五营兵士都听命于宦官，窦氏却信用他们，结果自取灭亡。如今将军居帝舅大位，兄弟并领强兵，军队将吏都是英俊名士，乐于为将军尽力效命。一切在将军掌握之中，这是苍天赐予的良机，将军应该一举为天下除掉祸害，以垂名后世！”何进报告太后，太后不许，他也就不敢违背太后意旨。事后他想：“或者只杀几个罪恶昭彰的？”袁绍见何进动摇，又进而对他说：“宦官亲近至尊，传达诏令，如不一网打尽，必将贻患无穷。况且现在计划已经外露，将军为何不早下决断？事久生变，后下手会遭祸殃的。”但是，由于太后母亲舞阳君与何进弟何苗屡受宦官贿赂，而从中作梗，多方阻挠；也由于何进素无决断，犹犹豫豫，所以仍然没有结果。

袁绍看见这种情况，心里十分焦灼，再一次献策说：“可以调集四方猛将豪杰，领兵开往京城，对太后进行兵谏。”何进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下令召并州牧董卓带领军队到京，又派部下王匡、骑都尉鲍信回家乡募兵。四方兵起，京师震动，何太后才感到事态严重。她匆匆把中常侍、小黄门等宦官放回家。宦官们着慌了，惶惶然若丧家之犬，一起去叩求何进恕罪。袁绍在旁再三劝何进乘此机会杀掉他们，但何进还是把他们放走了。袁绍很不甘心，写信通知州郡，诈称何进之意令逮捕宦官亲属入狱。

宦官走投无路，铤而走险。他们借口离京前愿最后侍奉一次太后，又进了宫。在张让的指挥下，中常侍段珪等率党徒数十人，候何进入宫，斩之于嘉德殿前。何进部将听说何进被杀，领兵入宫，虎贲中郎将袁术攻打宫城，焚烧青琐门。张让等人遂挟持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从复道仓皇外逃。袁绍与叔父袁隗佯称奉诏，杀死宦官亲党许相、樊陵，然后列兵朱雀阙下，捕杀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宦官赵忠等，又命令关闭宫门，严禁出入，指挥士兵搜索宫中的宦官，不论老幼皆斩尽杀绝，死者有二千多人，有些不长胡须的人也被当成宦官杀掉了。

讨董盟主

正当袁绍在内宫大肆屠戮宦官的时候，董卓率领军队抵达洛阳西郊，于北邙阪下与少帝和陈留王相遇。董卓无意中得到了一张王牌，他拥簇着少帝，带着军队浩浩荡荡地开进洛阳城。

在何进决定调董卓领兵入京时，主簿陈琳曾经提醒他说：“大兵一到，强者称雄，这样做是倒拿干戈，授柄于人，不但不能达到目的，恐怕还会引起混乱呢！”目睹董卓八面威风，不可一世的模样，刚刚从泰山募兵回到洛阳的鲍信忧虑地对袁绍说：“董卓拥有强兵，居心叵测，如果不能及早采取措施，就要陷入被动，如果乘他长途行军，士马劳顿，发起突然袭击，还能擒拿他。”袁绍见董卓兵强马壮，心里害怕，不敢轻举妄动。鲍信不觉非常失望，带兵回泰山去了。

董卓十分骄横，决意实行废立，以建立个人的权威。他傲慢地对袁绍说：“天下之主，应该选择贤明的人。刘协似乎还可以，我想立他为帝。如果还不行，刘氏的后裔也就没有留下的必要了。”袁绍一听非常生气，但慑于董卓威势，只默不作声地横握佩刀，向董卓拱了拱手，扬长而去。

袁绍不敢久留洛阳，他把朝廷所颁符节挂在上东门上，逃亡冀州。董卓下令通缉袁绍，当时有人劝董卓说：“废立大事，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袁绍不识大体，因为害怕逃跑，并非有其它意思。现在通缉他太急，势必激起事变。袁氏四代显贵，门生、故吏遍天下，得到袁家恩惠的人更多。如果袁绍招集豪杰，拉起队伍，群雄都会乘势而起，那时，关东恐怕就不是明公所能控制得了，所以不如赦免他，给他一个郡守当，那么，他庆幸免罪，也就不会招惹事端了。”于是，董卓任命袁绍为勃海太守，赐爵邟乡侯。

董卓在洛阳一意孤行。中平六年（189年）九月，他废少帝为弘农王，立刘协为帝，是为献帝，他自署相国，又自称“贵无上”，性极残忍。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①。贵戚尚且如此，一般百姓家更不胜其苦了。洛阳附近也惨遭董卓军队的蹂躏和洗劫。有一次，董卓派军队到阳城，遇见一群正在举行祭社活动的人们，士兵冲入人群，砍杀男子，掠抢妇女和财物，驾走他们的车牛，把砍下的头颅挂在车辕上，说是攻贼大胜，狂呼滥叫地回到洛阳城。其景象惨不忍睹，令人发指！

董卓擅行废立和种种暴行，引起了官僚士大夫的愤恨，他所任命的关东牧守也都反对他。各地讨伐董卓的呼声越来越高。而讨伐董卓，袁绍是最有号召力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的家世地位，还因为他有诛灭宦官之功和不与董卓合作的行动。本来，冀州牧韩馥恐怕袁绍起兵，故派遣几个部郡从事驻勃海郡监视，限制袁绍的行动。这时，东郡太守桥瑁冒充三公写信给各州郡，历数董卓罪状，称“受董卓逼迫，无以自救，亟盼义兵，拯救国家危难”云云。韩馥接到信件，召集部属计议，他问大家：“如今应当助袁氏呢，还是助董氏呢？”治中从事刘子惠正色说：“兴兵是为国家，如何说什么袁氏、董氏！”韩馥语塞，脸有愧色。不过从韩馥的话中，也可知袁绍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份量。迫于形势，韩馥不敢再阻拦袁绍，他写信给袁绍，表示支持他起兵讨董。

初平元年（190）正月，关东州郡起兵，推举袁绍为盟主。袁绍自号车骑将军，与河内太守王匡屯河内，韩馥留邺，供给军粮。豫州刺史孔颍屯颍川，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与曹操屯酸枣，后将军袁术屯鲁阳，各有军队数万。董卓见关东盟军声势浩大，乃挟持献帝，驱赶洛阳百姓迁都长安，临行前杀害太傅袁隗、太仆袁基等袁氏家口五十多人。

①《后汉书·董卓列传》。

袁绍虽为众望所归，其实很不孚众望。作为盟主，他既不率先杀敌，也指挥不了这支数十万的大军。各州郡长官各怀异心，迁延日月，保存实力。酸枣驻军的将领每日大摆酒宴，谁也不肯去和董卓的军队交锋。甚而“纵兵抄掠，民人死者且半”①。酸枣粮尽，诸军作鸟兽散，一场讨伐不了了之。董卓西走长安后，袁绍准备抛弃献帝，另立新君，以便于驾驭。他选中软弱的汉宗室、幽州牧刘虞。当时袁氏兄弟不睦，袁术有自立之心，假借维护忠义，反对另立刘虞为帝。袁绍写信给袁术，信中说：“先前我与韩文节（韩馥字）共谋长久之计，要使海内见中兴之主。如今长安名义上有幼君，却不是汉家血脉，而公卿以下官吏都媚事董卓，如何信得过他！当前只应派兵驻守关津要塞，让他衰竭而亡。东立圣君，太平之日指日可待，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况且我袁氏家室遭到屠戮，决不能再北面事之了。”他不顾袁术反对，以关东诸将的名义，派遣原乐浪太守张岐谒见刘虞，呈上众议。刘虞断然拒绝。袁绍仍不死心，又请他领尚书事，承制封拜，也同样被刘虞拒绝了。

割据冀州董卓未垮，关东牧守为了扩充个人的地盘，争夺土地和人口，自己倒厮杀起来了。韩馥唯恐袁绍坐大，故意减少军需供应，企图饿散、饿垮袁绍的军队。而袁绍并不安于渤海小郡，对“天下之重资”的冀州垂涎已久。在联兵攻董时，他曾问过曹操说：“大事如果不顺，什么地方可以据守呢？”曹操反问：“足下的意思怎样呢？”袁绍答道：“我南据黄河，北守燕、代，兼有乌丸、鲜卑之众，然后南向争夺天下，这样也许可以成功吧！”袁绍所谓南据黄河，北守燕、代，其中间广大地区正是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冀州。不过，当时袁绍颇不景气，门客逢纪建议取冀州时，袁绍甚踌躇，对他说：“冀州兵强，我军饥乏，如若攻打不下，我则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逢纪心生一计，说：“韩馥是一个庸才，我们可以暗中与辽东属国长史公孙瓒相约，让他南袭冀州。待他大兵一动，韩馥必然惊慌失措，我们再趁机派遣能言善辩的人去和他说明利害关系，不怕他不让出冀州来。”袁绍很看重逢纪，果然照他的意思写一封信送给公孙瓒。初平二年（191），公孙瓒发兵，外托讨伐董卓，南袭冀州。韩馥军一战败绩，慌了手脚，此时袁绍的说客高干、荀谌不失时机地到了邺城。高干是袁绍外甥，荀谌与韩馥的关系不错。他们对韩馥说：“公孙瓒乘胜南下，诸郡望风而降；袁车骑也领兵到了延津，他的意图难以预料，我们私下都很为将军担忧。”韩馥一听，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急切地问：“既然如此，那怎么办呢？”荀谌不正面回答，反问道：“依将军估计，在对人宽厚仁爱方面，您比袁绍怎样？”韩馥说：“我不如。”“在临危决策，智勇过人方面，您比袁绍怎么样？”韩馥又说：“我不如。”“那么，在累世广施恩德，使天下人家得到好处方面，您比袁绍又当如何呢？”韩馥摇摇头：“还是不如。”连提了几个问题后，荀谌这才说：“公孙瓒率领燕、代精锐之众，兵锋不可抵挡；袁绍是一时的英杰，哪能久居将军之下。冀州乃国家赖以生存的重地。如果袁绍、公孙瓒合力，与将军交兵城下，将军危亡即在旋踵之间。袁绍是将军的旧交，而且结为同盟，如今为将军着想，不如把冀州让给袁绍。袁绍得到冀州以后，公孙瓒也就不能和他抗争，那时，他一定会深深感激将军。冀州交给亲密的朋友，将军不但能获得让贤的美名，而且您还会比泰山更加安稳，希望将军不必有什么顾虑！”韩馥生性怯懦，缺少主见，听荀谌这么一说，也就同意了。韩馥的许多部下都忧虑重重，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劝谏说：“冀州虽然偏僻，但甲士百万，粮食足以维持十年，而袁绍则是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我手上，一旦断了奶，立刻就会饿死，为什么我们竟要把冀州让给他？”韩馥无奈地说：“我是袁氏的故吏，才能也不如本初，量德让贤，这是古人所推崇的，你们为何还要一味加以责备呢！”驻屯在河阳的都督从事赵浮、程涣听到消息，急急自孟津驰兵东下，船数百艘，众万余人，请求出兵拒袁绍，韩馥不许。终于，韩馥搬出了官署，又派自己的儿子把冀州牧的印绶送交袁绍。

袁绍代领冀州牧，自称承制，送韩馥一个奋威将军的空头衔，既无将佐，亦无兵众。袁绍手下有一名都官从事朱汉，曾经遭到韩馥的非礼，一直耿耿于怀。他知道韩、袁二人之间积怨甚深，借故派兵包围了韩馥的住所，手持利刃，破门而入。韩馥逃到楼上，朱汉抓住韩馥的长子，一阵乱棍拷打，把两只脚都打断了。韩馥受了很深的刺激，虽然袁绍杀死朱汉，但他还是离开了冀州去投奔张邈。有一天，在张邈府上，韩馥见袁绍派来一个使者，使者对张邈附耳低语。韩馥心中不觉升起了一团疑云，感到大难临头了，于是起身到厕所，举刀自杀。

袁绍得了冀州，踌躇满志地问别驾从事沮授说：“如今贼臣作乱，朝廷西迁，我袁家世代受宠，我决心竭尽全力兴复汉室。然而，齐桓公如果没有管仲就不能成为霸主，勾践没有范蠡也不能保住越国。我想与卿同心戮力，共安社稷，不知卿有什么妙策？”沮授原任韩馥别驾，颇有谋略，袁绍使居原职。他回答说：“将军年少入朝，就扬名海内。废立之际，能发扬忠义；单骑出走，使董卓惊恐。渡河北上，则渤海从命；拥一郡之卒，而聚冀州之众。威声越过河朔，名望重于天下！如今将军如首先兴军东讨，可以定青州黄巾；还讨黑山，可以消灭张燕。然后回师北征，平公孙瓒；震慑戎狄，降服匈奴。您就可拥有黄河以北的四州之地，因之收揽英雄之才，集合百万大军，迎皇上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阳。以此号令天下，诛讨未服，谁抵御得了？”袁绍听了，眉开眼笑地说：“这正是我的心愿啊！”随即加沮授奋威将军之号，使监护诸将。沮授的这番话，充满了肉麻的阿谀之词，博得袁绍笑逐颜开，也得到升官发财的酬劳。不过，他主张迎汉献帝，挟天子以号令天下，确为有识之见。如果后来袁绍能照着做，日子肯定会好过得多。但是，袁绍原来就反对立汉献帝，他所谓“兴复汉室”不过是遮人耳目的高调罢了。袁绍又用田丰为别驾、审配为治中，这两人比较正直，但在韩馥部下却郁郁不得志。此外，袁绍还用许攸、逢纪、荀谌等人为谋士。但是，袁绍无甚政治才能，他在冀州“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治中审配的家族，竟藏匿罪犯，为逋逃渊薮。正如曹操指出的那样“**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①

①《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魏书》。

攻灭公孙瓒

冀州北有公孙瓒，南有袁术，这是袁绍的两个劲敌。初平二年（191）冬，孙坚依附于袁术。袁术以他领豫州刺史，屯阳城。孙坚出兵攻击董卓时，袁绍却派周昂任豫州刺史，袭取阳城。袁术派遣公孙瓒弟公孙越协助孙坚回救阳城，公孙越在作战中被流矢射中身亡。当时，正在青州镇压黄巾军的公孙瓒怒不可遏地说：“我弟弟的死是袁绍惹出来的。”于是举兵攻打袁绍。公孙瓒攻势凌厉，威震河北。一时间，冀州郡县纷纷望风而降。袁绍大惊，为了取悦公孙瓒，缓和局势，他拔擢公孙瓒从弟公孙范任勃海太守，但公孙范到了勃海，立即倒戈。初平三年（192）春，袁绍亲自领兵迎战公孙瓒，两军在界桥南二十里处交锋。公孙瓒以三万步兵，排列成方阵，两翼各配备骑兵五千多人，他自督“白马义从”为中坚②。袁绍令麹义率八百精兵为先锋，以强弩千张为掩护，他统领步兵数万在后。公孙瓒见袁绍兵少，下令骑兵发起冲锋，践踏敌阵。麹义的士兵镇静地俯伏在盾牌下，待敌骑冲到只距离几十步的地方，一齐跳跃而起，砍杀过去；与此同时，千张强弩齐发，向敌骑飞去。公孙瓒的军队遭到意想不到的打击，全军陷入一片混乱，骑兵、步兵都争相逃命。麹义的军队则越战越勇，临阵斩公孙瓒所署冀州刺史严钢，杀敌千余人，又乘胜追到界桥。公孙瓒企图守住界桥，但再次被打败了。麹义一直追击到公孙瓒的驻营地。袁绍命令部队追击敌人，自己缓缓而进，随身只带着强弩数十张，持戟卫士百多人。在距离界桥十余里处，听说前方已经获胜，就下马卸鞍，稍事休息。这时公孙瓒部逃散的骑兵二千多突然出现，重重围住了袁绍，箭如雨下。别驾田丰拉着袁绍，要他退进一堵矮墙里，袁绍猛地将头盔掼在地上，说：“大丈夫宁可冲上前战死，躲在墙后，难道就能活命吗！”他指挥强弩手应战，杀伤了不少敌骑，敌骑没有认出袁绍，也渐渐后退。稍顷，麹义领兵来迎袁绍，敌骑才撤走了。

这一年，公孙瓒又派兵到龙凑攻打袁绍，结果再次被打败，遂退守幽州，不敢轻举妄动了。

初平四年（193），太仆赵岐奉命劝和，袁、公孙双方宣告休战。三月，袁绍南下薄落津。这时，魏郡发生兵变，造反的兵士和黑山起义军会后，占领了邺城，整个邺中有十多支起义部队。但起义军中有一个叛徒陶升，他入邺城后把袁绍和州内官吏家属保护起来，并把他们送往斥丘。袁绍进屯斥丘，任陶升为建义中郎将，然后大举进剿起义军。他在朝歌鹿场山苍岩谷围攻黑山军五天，杀害首领于毒。接着，他又凶狠地镇压了左髭丈八、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多支起义军，屠其屯壁，滥杀无辜，死者数万人。

从初平三年至兴平二年（192—195），中原局势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②《后汉书·公孙瓒传》：“瓒常与善射之士数十人，皆乘白马，以为左右翼，自号‘白马义从’。”

在长安，司徒王允和中郎将吕布等密谋杀死了董卓，使万民额手称庆。但王允不能妥善处理董卓部属，引起董卓部将李傕、郭汜举兵叛乱。结果王允被杀，吕布东逃。后来，李傕、郭汜发生火并，互相屠杀，而汉献帝作为一尊偶像，被这些军阀争来抢去。在兖州，曹操异军突起。原兖州刺史刘岱死后，兖州地方势力推举曹操接任，他采取武装镇压和诱降的两手，迫使三十万青州黄巾军投降。他又连破袁术，把袁术挤到淮南。在他东征徐州刺史陶谦时，地方势力的代表张邈、陈宫背叛他，迎吕布入兖州。曹操经过艰苦的斗争，才重新夺回了兖州。在幽州，公孙瓒兼并了刘虞，刘虞旧部鲜于辅等招引乌桓，攻打公孙瓒，袁绍也集中十万兵力与鲜于辅等合兵，在鲍丘共同打败了公孙瓒，迫使他退保易京。

兴平二年（195）十月，汉献帝在杨奉等人的护卫下逃到曹阳，后面李傕率军穷追不舍。这时，沮授再次提醒袁绍把汉献帝这面旗帜抢到手。他说：“将军生于宰辅世家，以忠义匡济天下。目今皇上流离失所，宗庙受到毁坏。而州郡牧守以兴义兵为名，行兼并之实，没有一人起来保卫天子，抚宁百姓。现将军已经粗定州城，应该早迎大驾。在邺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兵马以讨不臣。那时，还有谁胆敢反抗！”沮授的意见遭到郭图、淳于琼的反对，他们说：“汉室衰微已经很久了，今天要重新振兴谈何容易！况且目前英雄各据州郡，士众动以万计，这时就是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的时候。如果我们把天子迎到自己身边，那么动不动都得上表请示。服从命令就失去权力，不服从就有抗拒诏命的罪名，这不是好办法。”沮授又苦口婆心地劝告：“迎皇上不仅符合道义，而且是符合当前需要的重大决策。如果我们不先下手，一定会有人抢在前头。取胜在于不失时机，成功在于敏捷神速，希望将军考虑。”但是袁绍终于没有采纳沮授的意见，以致失去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曹操毫不犹豫地抓住这个机会，当汉献帝回到故都洛阳，曹操力排众议，于建安元年（196）八月，亲自到洛阳朝见献帝。他借口洛阳残破不堪，粮食奇缺，把汉献帝转移到许县，在许县建立新都城，从而把献帝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曹操借天子以自重，略取了河南大片土地，甚至关中的割据势力也纷纷来归附，势力发展很快。原来，袁绍没有把曹操放在眼里，他举荐曹操担任东郡太守，把曹操当作自己的附庸。吕布占领兖州，他又与曹操连和。那时，彼此之间的关系还比较和谐。现在，曹操迎汉献帝都许，许县成了当然的政治中心，曹操也成了汉帝当然的代言人，随心所欲，号令四方，这是袁绍始料未及的，他实在后悔不迭。

袁绍要求迁都鄄城，那儿离自己较近，便于控制。曹操不但一口回绝，而且下诏书责备他说：“你地广兵多，而专门树立私党；不见你出师勤王，但见你发兵与他人互相攻伐。”袁绍明知是曹操捣鬼，也只得上书为自己申辩。曹操自任汉大将军，而任袁绍为太尉，改封邺侯。太尉虽贵，但地位在大将军之下，袁绍深感屈辱，上表不受封拜。他愤愤地说：“曹操几次差点完蛋了，是我挽救了他，今天他反以天子的名义对我发号施令！”当时，曹操的实力不如袁绍，且东有徐州吕布、西有南阳张绣、南有淮南袁术，皆虎视眈眈，曹操无暇与袁绍争锋，只能采取克制忍耐的策略。建安二年（197），他派孔融使邺，拜袁绍为大将军，以缓和矛盾。

此后几年，袁绍继续致力于讨伐公孙瓒。公孙瓒在易京的外围挖了十道壕沟，城内垒起许多土台，一般高五、六丈，高台上建楼。他自己居住在中间高达十丈的台楼上，以铁作门，男人七岁以上皆不得入门，身边只有侍奉他的姬妾，来往书信文书都要用绳索吊上吊下，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由于城内积谷甚多，防守严密，袁绍进攻历年，也攻打不下。谋臣田丰见大军长期滞留冀北，对袁绍说：“迁都之计既然不能实现，应该及早夺取许都，奉迎天子。那时我们也可以事事以诏书为名，号令四海，这才是上策。否则，我们总有一天会落入人家的手中，即使后悔也来不及。”袁绍不听。

建安三年（198），袁绍亲领大军围攻易京，公孙瓒遣其子续向黑山军求救。袁绍上架云梯，下挖地道，不断加强攻势，易京危如累卵，公孙瓒手下的将领有的投降、有的溃散。翌年春，公孙续和黑山军首领张燕带领十万救兵分三路向易京进发。公孙瓒派人给公孙续送密信，约定以点火为信号，内外夹击袁绍军。这封信被袁绍的哨兵截获了，袁绍将计就计，依照约定的信号点起火堆。公孙瓒以为救兵已到，领兵攻出来，遭到袁绍伏兵的痛击，又龟缩入城。袁绍加紧挖地道，一直挖到台楼下，先用柱子顶着楼基，然后火烧支柱，楼台也就随之崩塌了。公孙瓒无路可走，乃缢杀姐妹妻子，然后引火**，这时袁绍的士兵冲到楼上将他斩杀。至此，袁绍占据了幽州，兼并了公孙瓒的军队。

袁绍有三子：长子谭、次子熙、三子尚。他宠爱后妻刘氏，对刘氏所生的袁尚特别偏爱，有意以袁尚为嗣，因此出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沮授劝诫说：“年纪相当应选择贤者为嗣，德行又相当要用占卜来决定，这是自古以来的原则。将军如果不能改变决定，祸乱就要从这件事上发生了。”袁绍则说：“我是准备让几个儿子各据一州，考察他们的才能。”攻克幽州以后，以次子袁熙为幽州刺史，以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只留袁尚在身边。

袁绍占据冀、青、幽、并四州，拥有几十万军队。随着实力的增强，他的野心更大了，给献帝的进贡渐渐稀少了。有一次，他忽然接到久无往来的袁术的一封来信，信上说：“汉朝的天下早就丢掉了，天子受人控制，政出于私门，豪强角逐，国土分裂，现在和周朝末年七国纷争的时代没有两样，结果是强者兼并天下。我们袁家受命于天，理应当皇帝，符命、祥瑞都显示得一清二楚了。今日您拥有四州之地，民户百万。论实力无人比得上您的强大，论德行无人比得上您的崇高。即使曹操有心扶衰拯弱，怎么能够接续已经灭绝了的天命呢？”袁术在建安二年（197）称帝淮南，但只过了两年半时间，搞得资实空虚、内外交困、众叛亲离，在走投无路之际，他“慷慨”地表示愿把帝号让给袁绍。心有灵犀一点通，袁绍见信虽然不敢声张，心里却是求之不得的。他指使主簿耿苞为自己当皇帝寻找根据，耿苞私下对他说：“赤德已经衰败，袁氏是黄帝后裔，应该顺天意、从人心。”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按“五德相生”的“理论”，汉朝是所谓火德（即赤德），火德要由土德代替；黄帝就是土德，而袁家为黄帝的后代，所以袁氏取代汉朝是“天意”。袁绍故意向军府僚属公开了耿苞的这些鬼话，本指望大家同声拥戴，没想到僚属们都认为耿苞妖言惑众，混淆视听，应当杀头。袁绍知道时机还不成熟，唯恐露出马脚，急忙令人杀了耿苞。

官渡败北

建安四年（199）初，袁、曹之间的一场决战已经到了不可避免的时候了。袁绍称帝不成，便决定驱使十万精锐步兵和一万骑兵夺取许都，把汉献帝从曹操手里抢过来。他任命审配、逢纪主持军事，田丰、荀谌、许攸充当谋士，颜良、文丑担任将帅，积极准备南下。当时，袁绍部下意见纷纭，监军沮授说：“近年来讨伐公孙瓒，连年兴兵，百姓疲惫不堪，仓库没有积蓄，赋役也十分沉重，这些都是令人忧虑的。现在我们不如先派使者给朝廷送上平定公孙瓒的捷报，并抓紧发展农业生产，减轻百姓赋役负担。如果捷报不能上达天子，那么我们可以上表谴责曹操封锁我们与朝廷的联系，那时就能出师黎阳，经略河南。我们还应该多造船只，修缮器械，派遣精骑，几路骚扰曹操的边境，使他们不得安宁。如此以逸待劳，在三年之内，就可不劳而定。”但是，郭图、审配极力主张迅速出兵，他们说：“按照兵法，兵力超过敌人十倍以上者可以包围敌人，超过敌人五倍就可以进攻，而兵力相当，则可决战。现在有明公的英明勇武，集结河朔的强兵，以此讨伐曹操，实在易如反掌。如果不乘机攻取，以后就难办了。”沮授又说：“救乱除暴，称为义兵；恃众凭强，称为骄兵。义兵所向无敌，骄兵必先灭亡。曹操奉迎天子在许都建立宫室，如今我们举兵南向，是违背道义的。况且最重要的在于正确决策，而不在力量强弱。曹操法令畅行无阻，士卒都训练有素，不像公孙瓒那样坐受围困。如果我们不采取稳妥的办法，相反兴起无名之师，未免太使人担心了。”郭图、审配针锋相对地说：“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尚且不能说不义，何况征讨曹操，怎么说师出无名！明公将士精勇，人人争先，此时不能早定大业，是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这正是越国之所以称霸，吴国之所以灭亡的缘故。监军的意见乃只求稳妥，不知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呀！”袁绍自恃地广兵强粮足，根本听不进沮授的忠告。郭图等人又在背后进谗言说：“沮授监统内外兵众，威震三军，倘若他的势力逐渐加强，怎么控制得了！臣下服从主人才能昌盛，主上服从臣下就会灭亡，这是黄石公在《三略》中所告诫的。统兵在外的将领，不宜让他参知内政。”因此，袁绍把沮授统领的军队分成三部，其中两部分分别交给郭图和淳于琼。

九月，曹操分兵把守官渡，准备抗击袁军。袁绍企图联合张绣和刘表对曹操进行夹击。他派使者到穰城联络张绣，还特意给张绣的谋士贾诩捎信结好。张绣打算应允，还没有说话，贾诩在一旁先开口了，他说：“请你回去转告袁本初，兄弟都不能相容，怎么容得了天下的国士呢？”使者怏怏而回。不久，张绣率众投降曹操。袁绍又派人到刘表处求援，刘表假惺惺答应了，实际上按兵不动，对袁曹之争斗只打算作壁上观。张、刘的态度使袁绍迟迟没有动手。

建安五年（200）元月，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背叛曹操，策应袁绍。曹操为消弭后患，领兵攻打刘备。此时，田丰对袁绍说：“曹操东击刘备，一时不容易罢兵，明公如能举兵袭击他的后方，一定可以一往而胜。”但袁绍却说孩子有病，田丰气冲冲地退了出来，边走边用拐杖狠狠敲着地面，说：“完了，没有希望了！千载难逢的时机，因为孩子有病就丢掉，可惜啊！”袁绍听说以后，恼羞成怒，从此疏远田丰。

待曹操击败刘备，还军官渡之后，袁绍才匆促决定出兵，田丰认为战机已失，再次进谏说：“曹操既然打败了刘备，现在许下不再是空虚的了。而且曹操善于用兵，变化无常，兵众虽少，也不能等闲视之，所以不如作持久之计。将军据有山河之固，拥有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选拔精锐，分为奇兵，速速打击敌人势力薄弱的地区。他救右则击左，救左则击右，使敌人疲于奔命，百姓不得安居乐业。这样，我方还没疲劳，敌方已经困乏，不出三年，可以安坐而战胜它。如今放弃必胜的策略，以一战决定成败，倘若不能如愿，悔之晚矣！”袁绍不仅不听田丰的劝告，而且积前后之怨，加以扰乱军心的罪名，把田丰拘押起来。

二月，袁绍发布讨伐曹操檄文，指控曹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挠折栋梁，孤弱汉室，除忠害良，专为枭雄”。他派颜良包围白马，自己率领大军抵黎阳。四月，曹操声东击西，北救白马之围，斩杀颜良，迁徙民众撤向官渡。袁绍依仗自己人多势众，准备挥师渡河，追赶曹军。因为屡谏而被嫌弃的沮授，这时又站出来劝阻说：“战争胜负变化莫测，不能不周密计划。大军应当留屯延津，另分兵进攻官渡。如能攻克，再迎大军也不迟，否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袁绍不从。沮授在大军即将渡河的时候叹息：“在上者骄傲，在下者贪功，悠悠黄河，我还能渡回来吗！”他推托身体有病，不愿过河。袁绍非常气恼，强迫沮授随军渡河，而把他所部军队割属郭图。袁绍渡河后，驻屯在延津南面。他派出刘备、文丑挑战，被曹军打败，大将文丑被斩。再战，又折两员战将和许多人马，袁军中大为震恐。曹军退还官渡后，袁军集结在阳武，沮授忍无可忍，又对袁绍说：“北军人多，但英勇善战不如南军；南军粮少，物资储备不如北军。南军利于速战，北军利于缓兵。所以我军应打持久战，拖延时日。”袁绍仍然不从，他命令部队逐渐逼近官渡，紧靠曹军扎营，军营东西绵延数十里。

九月，两军会战，曹军失利，躲进营垒中坚壁不出。袁绍修筑壁楼，堆起土山，从高处发箭射击曹营。箭如雨下，曹营中的将士只得蒙着盾牌走路。但壁楼、土山不久就被曹军的“霹雳车”轰毁了。袁绍又暗凿通往曹营的地道，曹军则在营中挖掘长沟进行防御。袁军的运粮车还遭到曹军的袭击。两军相持了一百多天，河南老百姓困苦不堪，很多人背叛曹军，响应袁军。然而，这种有利于袁绍的形势却突然急转直下。这时，袁绍派淳于琼带领万余人北迎运粮车，沮授特意提醒说：“可增派蒋奇领一支人马在淳于琼外侧，以防止曹操钞略。”而谋士许攸则提出乘曹操倾军而出，轻骑奔袭许都的建议。然而，刚愎自用的袁绍竟听不进分毫，无所动作。事有凑巧，在邺城的许攸家族中有人犯法，被留守的审配抓进监狱，许攸大为不满，遂投奔曹操。在许攸的谋划下，曹操亲自领兵赴乌巢，袭击淳于琼。当曹操奔袭乌巢之时，袁军部将张郃主张救授淳于琼，他对袁绍说：“曹操亲自出马，必然得手，那么事情就无可挽回了。”郭图却别出心裁地说：“不如现在发兵去进攻曹军大营。”袁绍认为郭图说得对，只要攻拔曹营，曹操就无家可归了。于是派高览、张郃率领重兵攻击曹营，而只派一支轻骑救援乌巢。高览、张郃攻营不下，乌巢大败的消息已经传来了，二将无心恋战，竟自向曹军投降。袁绍全军大乱，一下子全垮了。慌忙之中，袁绍及长子袁谭各单骑逃遁，直奔黄河渡口，随后又逃来一群骑兵，约有八百骑，渡河至黎阳北岸。这一仗袁绍损失七、八万人，武器、辎重、图书、珍宝无数。当他跌跌撞撞走进部下蒋义渠营帐中时，握着蒋的手，无比伤感地说：“我把自己的脑袋都交给你了。”

袁、曹双方逐鹿于大河南北，袁绍据兵精粮足的冀州，所谓“带甲百万，谷支十年”，或许有些夸张，但当四战之地的河南遭受严重破坏时，冀州相对是比较富足的。从袁绍提十万大军南下、粮草又源源不绝地起运的情况看，优势显然在袁绍方面，况且袁绍手下的文臣武将，如田丰、沮授、许攸之流，也都称得上足智多谋的人才，然而袁绍却在官渡一败涂地，众叛亲离，并从此一蹶不振。

官渡败后，有人对田丰说：“你必将受重用了。”田丰平静地回答说：“如出兵打胜了，我一定能够安全。如今兵败，我必死无疑。”果然，袁绍回到邺城，说：“我当初不听田丰之言，今天真的要让他笑话了。”于是下令杀了他。

不久，袁绍发病，死于建安七年（202）夏天。

袁绍子袁谭、袁尚在袁绍死后争权相攻，被曹操各个击破。建安十年（205），袁谭被杀，袁尚与二兄袁熙逃亡辽西乌丸。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定乌丸，袁尚、袁熙败走辽东，被公孙康所杀。

第二节 曹操早年的政治生活

曹操（155—220），又名吉利，字孟德，小字阿瞒①，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宦官家庭。

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东汉末年宦官集团中的一员。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曹嵩的出身，当时就搞不清楚，所以陈寿称他：“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但也有人认为他是夏侯氏之子①。曾先后任司隶校尉、大司农、太尉等官。曹操是曹嵩的长子，他“少机警，有权数”，自幼博览群书，善诗词，通古学。曹操也有过人的武艺。曹操“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未被时人所重，但素以知人名世的太尉桥玄一见曹操就大为惊奇，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随之，桥玄又让曹操去拜访汉末主持“月旦评”的名士许子将，许子将评价曹操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②。由此，曹操渐知名于世。

灵帝熹平三年（174），二十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入洛阳为郎。不久，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洛阳为东汉都城，是皇亲贵势聚居之地，很难治理。曹操一到职，就申明禁令、严肃法纪，造五色大棒十余根，悬于衙门左右，“有犯禁者，皆棒杀之”③。皇帝宠幸的宦官蹇硕的叔父违禁夜行，曹操毫不留情，立即处死。于是，“京师敛迹，无敢犯者”④。

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曹操被拜为骑都尉，受命与卢植等人合军进攻颍川黄巾军，结果大破黄巾，斩首数万级。随之迁为济南相。济南相任内，曹操治事如初。济南国（今山东济南一带）有县十余个，各县长吏多依附贵势，贪赃枉法，无所顾忌。曹操之前历任国相皆置之不问。曹操到职，大力整饬，一下奏免长吏八名，济南震动，贪官污吏纷纷逃窜。“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当时正是东汉政治极度黑暗之时，曹操不肯迎合权贵，遂托病回归乡里，春夏读书，秋冬弋猎，暂时隐居了。

中平五年（188），汉灵帝为巩固统治，设置西园八校尉，曹操因其家世被任命为八校尉中的典军校尉。

讨伐董卓

中平六年（189），董卓进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刘协，后又杀太后及少帝，自称相国，专擅朝政。曹操见董卓倒行逆施，不愿与其合作，遂改易姓名逃出京师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

曹操到陈留后，“散家财，合义兵”。组织起一支五千人的军队，准备讨伐董卓。

①本节材料依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者，不另作注。

①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及郭颁《世语》。

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

③《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④《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献帝初平元年（190）正月，关东州郡牧守起兵讨伐董卓，共推袁绍为盟主。曹操以行奋武将军的身份，参加讨董军。二月，董卓胁迫献帝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自己留居洛阳抵御关东军。董卓之凉州军骁勇善战，关东军十余万人驻酸枣（今河南延津北）一带，无人敢向洛阳推进。曹操认为董卓“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应趁机与之决战，遂独自引军西进。曹操行至荥阳汴水（今河南荥阳西南），与董卓军遭遇，大败，士卒死伤大半，自己也被流矢所伤。回至酸枣，曹操建议诸军各据要地，再分兵西入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围困董卓，关东诸将不肯从。

关东诸军名为讨董卓，实际各自心怀鬼胎，意在伺机发展自己势力。不久，诸军之间发生摩擦，相互火并。

初平三年，司徒王允与吕布在长安定计杀掉董卓，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攻陷长安，杀王允，进攻吕布，关中也陷入战乱。是时，州郡牧守各据一方，形成诸侯割据的局面。

收编农民起义军初平三年，青州黄巾军大获发展，连破兖州郡县，阵斩兖州刺史刘岱。

济北相鲍信等迎曹操任兖州牧。曹操和鲍信合军进攻黄巾。鲍信战死。曹操“设奇伏，昼夜会战”①，终于将黄巾击败。获降卒三十余万，人口百余万。曹操收其精锐，组成军队，号“青州兵”。

献帝初平四年（193）秋，曹操进兵徐州（治郯，今山东郯城），向东南扩展势力。徐州牧陶谦退守郯县。不久曹操军粮将尽，撤围回军。次年夏，曹操再征徐州，略地至东海。曹操征徐州期间，所过大肆杀戮，一路上“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②。

曾参加讨董卓之战的陈留太守和曹操部将陈宫对曹操不满，遂叛操，迎吕布为兖州牧。吕布为当时名将，先为董卓部将，曾与王允定计诛杀董卓。当时只有鄄城（今属山东）和东郡的范（今山东范县东南）、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两县尚在曹操掌握之中，分别由司马荀彧和寿张令程昱、东郡太守夏侯惇等坚守，形势异常危急。曹操从徐州赶回，听说吕布屯于濮阳，遂进军围攻濮阳。二军相持百余日，蝗灾大起，双方停战，曹操军还鄄城。兴平二年（195）夏，曹操整军再战吕布，于巨野（今山东巨野南）大破吕布军，吕布逃往徐州投靠刘备。

曹操从陈留起兵到兴平二年将吕布、张邈赶出兖州，经过六年的经营，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块根据地。曹操起兵之初，仅有数千人，出任东郡太守前后，他陆续延揽一些拥有宗族、部曲等家兵的豪强地主归附自己，后击溃青州黄巾军，又收其精锐组成“青州兵”。这样，曹操又有了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根据地和军队，是曹操得以成事的基本条件。

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

②《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挟持汉帝迁都许昌

献帝刘协自被董卓劫至长安后，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建安元年七月，献帝终于回到洛阳，洛阳经董卓之乱，已是一片废墟。百官没有地方居住，“披荆棘，依丘墙间”①，洛阳也没有粮食，“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②。

早在初平三年（192），曹操的谋士毛玠就向曹操提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③的战略性建议，曹操深以为是。建安元年八月，曹操亲至洛阳朝见献帝。随即挟持汉帝迁都许昌。从此，曹操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这是曹操政治上的一大成功。

发展农业生产

汉魏之间，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出现大饥荒。这一时期，粮食供应成为各军事集团最大的问题，因军粮不足而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建安元年，曹操采纳部下枣祇等人的建议，利用攻破黄巾所缴获的物资，在许下募民屯田，当年即大见成效，得谷百万斛。于是曹操命令在各州郡设置田官，兴办屯田。屯田有效地解决了曹操集团的粮食问题，所以曹操说：“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国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①。

在兴置屯田的同时，曹操采取各种措施，扶植自耕农经济。针对当时人口流失，田地荒芜的情况，曹操先后采取招怀流民、迁徙人口、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检括户籍等办法，充实编户，恢复农业生产。此外，曹操还陆续颁布法令，恢复正常租调制度，防止豪强兼并小农。建安五年（200），曹操颁布新的征收制度，到建安九年，又明确：“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曹操前后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使濒于崩溃的自耕农经济不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成为曹操集团的雄厚经济基础。通过以上二项措施，曹操统治区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这是曹操在经济上的一大成功。

迎献帝、迁都于许和恢复农业生产是曹操得以成功的两个重要条件。

从建安二年起，曹操利用他“挟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优势，东征西讨，开始了他翦灭群雄，统一北方的战争。

其时，在曹操的北边，是占有冀、并、幽、青四州的袁绍；南边，是占据扬州的袁术；东南，是占据徐州的吕布；正南，是占据荆州的刘表；西边，是关中诸将。此外，董卓部将张济之侄张绣投降刘表后，屯驻于宛县（今河南南阳），对许都形成威胁。

征徐州建安三年（198）九月，曹操东征徐州，进攻久与他为敌的吕布。在曹军攻势之下，吕布军上下离心，十二月，吕布将侯成、宋宪等生擒吕布谋士陈宫归降曹操。吕布见大势已去，下城投降。曹操将吕布、陈宫处死，收降吕布将臧霸、孙观等人，初步控制了徐州。

当时，群雄实力最强的是袁绍。曹操预作布置，命在青州有潜在影响的臧霸等人攻入青州，占领齐（治今山东临淄）、北海（治今山东寿光东南）等地，巩固右翼；又命大将于禁屯军黄河南岸，监视袁军。不久，张绣听从谋士贾诩之计，投降曹操，曹操大喜，拜张绣为扬武将军，解除了后顾之忧。这年十二月，曹操自率军屯于官渡（今河南中牟北），准备迎击袁绍。

刘备在徐州牧陶谦死后，曾一度出任徐州牧，后徐州被吕布攻占，刘备投奔曹操。曹操认为刘备是个英雄，先后表他为豫州牧、左将军。曹操攻占徐州不久，淮南袁术准备逃往青州往依袁绍，曹操派刘备去截击。建安五年正月，董承等人谋诛曹操事泄，被曹操杀掉。刘备遂袭杀徐州刺史车胄，占据徐州。

曹操为了免于将来同袁绍作战时前后受敌，决定先消灭在徐州立足未稳的刘备。时诸将皆怕袁绍乘机来攻许都，曹操对此胸有成竹，说：“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有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遂进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破刘备，刘备逃奔袁绍。

官渡之战

袁绍是当时北方最强大的一股势力，也是曹操统一北方最强大的敌人。

袁氏一门，自袁绍曾祖袁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门生故吏遍于天下”①，势力本就很大，后袁绍取得冀、并、幽、青四州之地，实力大增，有军队数十万人。袁绍以其长子谭、次子熙、外甥高干分守青、幽、并三州，后方稳固，兵精粮足，根本不把曹操放在眼里。他挑选精兵十万、战马万匹，志在一举消灭曹操。建安五年二月，袁绍命大将颜良等人进兵白马（今河南滑县北），自率大军进屯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向曹操发动进攻。

曹操的实力比袁绍弱得多。曹操所占的大河以南地区，地盘既小，又是四战之地，残破不堪，还没有完全恢复，物资比不上袁绍那样丰富。曹操的兵力也远不及袁绍，其总兵力大概不过几万人，投入前线的兵力据《武帝纪》说“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刘宋裴松之认为此数不准确，操之兵力不会如此之少，但曹操兵力远逊于袁绍却是毫无问题的。袁绍大军来攻，许都震动。曹操安慰众将说：“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众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我奉也。”曹操对袁绍有很深的认识，他敢于在袁绍将要大军压境之时抽身去进攻刘备，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之上。

建安五年二月，袁军颜良等人围攻白马，拉开了大战的序幕。四月，曹操亲自率兵北上解白马之围，他采纳谋士荀攸之计，先进军延津（今河南延津北，在白马以西），做出要渡河袭击袁军的态势，吸引袁军分兵西向，然后突然转向兼程去救白马。曹操军突然杀到，袁军措手不及，颜良被曹军杀死，袁军大败，白马之围遂解。曹操救出白马军民，沿黄河西撤。袁绍闻知，立即渡河追赶曹操。曹操见追兵渐近，命军士解鞍放马，并置辎重于道。袁军追兵大至，争抢辎重，阵形混乱。曹操率领仅有的骑兵突然杀出，大破追兵，阵斩袁绍另一大将文丑。颜良、文丑为袁军名将，二战分别被杀，袁军大震。曹操初战得胜，主动撤军，继续扼守官渡。

八月，袁绍大军连营而进，东西数十里，依沙堆为屯，进逼官渡。曹操分兵坚守营垒，伺机而动。袁军向曹营发动猛攻，先是作高橹、起土山，由上向曹营中射箭，接着又挖地道，欲从地下袭击曹营，皆被曹操以相应办法击破。两军一攻一守，相持近二个月。久战之下，曹操处境极为困难。

十月，袁绍从河北运来粮草万余车，派大将淳于琼等带万余人看守，屯于离袁绍大营四十里的乌巢。恰好这时袁绍谋士许攸来投曹操，献计让曹操偷袭乌巢。曹操大喜，亲率精锐步骑五千人，乘夜从小路偷袭乌巢。曹操军至乌巢，命四面放火，袁军大乱，淳于琼拒营死守。袁绍闻知，急忙派兵救授，曹操左右见“‘贼骑稍近，请分兵拒之。’操怒曰：‘贼在背后，乃白！’士卒皆殊死战，遂大破之，斩琼等，尽燔其粮草”①。当袁绍听说曹操袭击乌巢时，认为这正是攻破曹操大营的好机会，因此派去的援兵很少，而以重兵围攻曹操大营。但曹营未破，乌巢败讯已经传来，袁军溃散，大将张郃等人投降曹操。袁绍弃军逃回黄河以北。于是曹军大获全胜，斩首七万余级，尽获袁军辎重图书珍宝。曹操清点袁绍书信，得到自己部下写给袁绍的信，尽烧之，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①从客观条件上说，曹操本处于劣势，但由于他能正确分析客观条件，善于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所以能扬长避短，采用正确的战略战术，使战争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化，经过自己主观上的努力，终于赢得了胜利。

官渡一战，曹操击溃了最大敌人袁绍，由他统一北方已是大势所趋。

建安七年，袁绍病死，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不和，发生火并。袁谭不敌袁尚，向曹操乞降。

建安九年二月，曹操乘袁尚出兵攻打袁谭之机，进军围攻邺城。袁尚率军回救，依滏水（今滏阳河）为营，曹操进军将其营寨包围。袁尚害怕，请求投降，曹操不许。袁尚乘夜逃跑，袁军溃散。袁尚逃奔中山（今河北定县）。曹操命人拿着缴获袁尚的印绶节钺招降邺城守军，城中斗志崩溃。邺城遂被曹操攻破。第二年正月，曹操又以负约为名，攻灭袁谭，冀州平定。于是，曹操让还兖州牧，改任冀州牧。

袁尚兵败后，逃奔幽州刺史袁熙。不久。袁尚、袁熙又逃奔三郡乌桓。

征乌桓

建安十二年，曹操为了肃清袁氏残余势力，也为了彻底解决三郡乌桓入塞为害问题，决定远征乌桓。汉末，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乌桓结合，是为三郡乌桓，其首领为辽西部的蹋顿。三郡乌桓与袁氏关系一直很好，并屡次侵扰边境，掳掠人口财物。这年五月，曹操亲率大军到达无终（今河北蓟县）。时正雨季，道路积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曹操从无终人田畴之议，改从一条久已断绝，但“尚有微径可寻”①的路线进军。在田畴的引导下，曹操大军登徐无山（今河北玉田北），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附近一带），“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直指乌桓老巢柳城（今辽宁朝阳南）。曹军进至离柳城不足二百里时，乌桓才发现，于是蹋顿与袁尚、袁熙等人率数万骑兵迎击。八月，二军相遇，时曹军辎重在后，“被甲者少，”而放军军势甚盛。曹操登高了望，见敌军虽多，但阵势不整，遂命大将张辽为前锋，乘敌阵稍动之机，向敌军发动猛攻。乌桓军大乱，曹军阵斩蹋顿，大获全胜，胡、汉降者二十余万，袁尚等人逃奔割据平州的公孙康。这时，有人劝曹操乘势进击公孙康，曹操说：“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不烦兵也。”遂率军还师。不久，公孙康果然斩杀袁尚、袁熙，并将其首级献与曹操。诸将不明所以，曹操说：“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于是，曹操攻破三郡乌桓，也彻底肃清了袁氏势力。

赤壁之战建安十三年六月，曹操恢复丞相制度，并自任丞相。

曹操基本平定北方后，兵锋转而南向。建安十三年七月，进军南征荆州刘表。八月，刘表病死，其子刘琮接任荆州牧。九月，曹操大军进至新野（今属河南），刘琮以为无法抵挡，举荆州之众投降曹操。这时，官渡之战后投奔刘表的刘备屯驻于樊城（今湖北襄樊），听说刘琮投降，便率军向江陵（今属湖北）撤退。江陵为荆州重镇，存有大量军用物资。曹操听说，怕江陵落入刘备之手，遂亲率五千骑兵从襄阳（今湖北襄樊）疾驰三百里，在当阳长坂（今湖北当阳东北）将刘备追上，并将其军击溃，随后进占江陵。

由于曹操的进军威胁了孙权的统治，孙权命大将周瑜率军三万，与刘备联军抵抗曹操。

曹操自江陵东下，至赤壁（今湖北武昌县西赤矶山）与孙、刘联军接战不利，暂驻军于乌林（今湖北洪湖县东北，长江北岸邬林矶），与对方隔江对峙。

周瑜用诈降之计，命大将黄盖率小战船十艘，上装柴草，灌以膏油，假称投降，向北岸而进，至离曹营二里之处时，各船一齐点火，然后借助风势，直向曹军冲去，曹军大败，舟船被烧。曹操率军从华容道（今湖北监利西北）陆路撤回江陵。遂撤军北还。

赤壁战后的事功

赤壁大败后，曹操采取一些措施，稳定内部。建安十五年春，曹操下《求贤令》，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曹操提出不拘品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目的是尽量把人材收罗到自己身边。

建安十六年，曹操开始对关中用兵。三月，曹操遣司隶校尉锺繇率大将夏侯渊以讨伐汉中（治南郑，今陕西汉中东）张鲁为名进兵关中。关中马超、韩遂、杨秋等十部心生疑惧，一时俱反。曹操立即派大将曹仁进攻关中，马超等人屯据潼关。七月，曹操率大军亲征关中。九月，大破关中诸军，马超、韩遂逃至凉州，杨秋逃至安定（治临泾，今甘肃镇原南）。十月，曹操进军安定，杨秋投降，关中地区基本平定。

建安十八年，曹操起兵号称四十万，亲自南征孙权。次年正月，曹军进至濡须口（今安徽巢县东南），攻破孙权设在江北的营寨，生擒其将公孙阳。孙权亲率军七万，前至濡须口抵御曹军。二军相持月余，各无所获。曹操见孙权军容严整，自己难以取胜，遂撤军北还。五月，献帝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割冀州的河东、魏郡等十郡以为魏国封地。曹操封魏公后，所任丞相和冀州牧如故，权势愈来愈大。七月，曹操建魏国社稷宗庙，又在魏国内设置尚书、侍中。

建安二十年三月，曹操见刘备已取得益州，而汉中是益州门户，“若无汉中，则无蜀矣”①，刘备必然要攻取汉中。于是曹操抢先一步，率十万大军亲征汉中张鲁。七月，曹操大军进至阳平关（今陕西沔县西北）。张鲁听说阳平关失守、逃往巴中。曹操进军南郑，尽得张鲁府库珍宝。十一月，张鲁出降曹操，汉中遂为曹操所有。

曹操主力退出汉中后，刘备随后向汉中发动进攻。建安二十三年，刘备亲率大军进至阳平关，夏侯渊等人与刘备夹关对峙。七月，曹操亲率大军赶往关中，坐镇长安，以便随时指挥汉中战局。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刘备自阳平关南渡沔水（今汉水），依山而进，驻军于定军山（今陕西沔县东南），夏侯渊出兵与刘备争夺地势，被刘备杀掉，曹军大败。曹操遂放弃汉中，军队全部撤回长安。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曹操刚刚从汉中撤出，刘备大将关羽就从荆州向他的东南防线襄、樊一带发动了进攻。曹操闻知，立刻派大将于禁率兵往救樊城。八月，关羽乘洪水泛滥之机，大破于禁所统七军，乘势进军，将樊城围住。时樊城曹军只有数千人，城被水淹，水面离城楼仅有数尺，曹仁率军死守。曹操又派徐晃领兵去救樊城。十月，曹操从关中赶到洛阳，亲自指挥救援樊城。

孙权因关羽处其上游，很不愿意让关羽势力发展，而且他早已有攻取荆州之心，于是联结曹操，准备以大将吕蒙偷袭荆州要地江陵。曹操接信后，将这一消息通知曹仁，命他继续坚守，自己进至摩陂（今河南郏县东南），临近指挥，又派兵十二营增援徐晃，命他反击关羽。不久，吕蒙偷袭江陵得手。关羽撤兵，路上被孙权军擒杀。

曹操在孙权擒杀关羽、取得荆州后，表孙权为骠骑将军、荆州牧。孙权遣使入贡，向曹操称臣，并劝曹操代汉称帝。曹操将孙权来书遍示内外群臣，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耶！”①曹操手下群臣乘机向曹操劝进。曹操自己还不想废献帝自立，他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②建安二十五年正月（220），曹操还军洛阳。当月，病死在洛阳，终年六十六岁。这年十月，曹丕代汉称帝，国号魏，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曹操不但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的《薤露》、《短歌行》、《苦寒行》、《碣石篇》都是不朽的文学作品。

①《三国志·蜀书·杨戏传》。

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略》。

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

（谢选骏指出：曹家父子，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结果有了建安文学。曹操比袁绍狠毒，所以夺取了刘家的天下；但是司马氏比曹家还要狠毒，所以夺取了全国政权。可是中原王朝再是狠毒，也不是游牧生口的对手，所以五胡乱华就粉墨登场了。这就是所谓的“强中自有强中手，用诈还逢识诈人”。一个比一个更为阴险狡诈的将计就计，把文明世界引向野蛮的生长。）

【第二章 刘备、诸葛亮】①

第一节 刘备的早年

刘备（1—223），字玄德，涿郡涿县（今属河北）人。据说是西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刘胜之子刘贞，西汉元狩六年（前1）被封为涿县陆城亭侯，因为不及时向皇帝缴纳贡金，失去侯爵，于是世代成为涿县人。刘备的祖父刘雄和父亲刘弘，都曾在州郡做官。

刘备少年丧父，家境贫寒，与母亲贩鞋织席为生，艰苦的生活使他从小得到许多锻炼。少年老成的刘备，处境虽然艰难，对前途却充满了憧憬和希望，他坚信终有一日能够摆脱贫困，干一番大事业。十五岁那年，刘备经母亲张罗，又得到同宗刘元起的资助，与公孙瓒等人一起，拜九江太守、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卢植为师。刘备平日喜好的是狗马、音乐和衣着一类的东西，对读书其实没有太大的兴趣。这期间，他的一大收获是与比他年长的公孙瓒成了好朋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刘备平时不大讲话，喜怒哀乐不形于色，但很善于接近他人。由于他喜欢交结天下豪侠，所以在他周围聚集了包括关羽、张飞在内的一批有作为的青年人。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当时，中山国大商人张世平、苏双等正在涿郡一带从事贩马活动，他们对农民起义十分害怕，见刘备很有组织能力，就捐助了许多钱财，让他纠合起一支队伍，跟随校尉邹靖镇压黄巾军。不久，刘备因为镇压有功，被任命为中山国安喜县（今河北定县东南）尉。一天，郡督邮因公到县，刘备满怀希望求见，却遭到拒绝。盛怒之下，刘备强行进入督邮的住处，将督邮绑起来狠狠地打了一顿，但也因此丢了官。此后，刘备加入大将军何进的队伍，继续参予镇压黄巾军。下邳一役，刘备表现突出，被任命为下密县（今山东昌邑东）丞，不久又做过高唐县（今山东禹城西南）县尉、县令。

初平元年（190），黄巾军攻下高唐县，刘备投奔已经做了东汉中郎将的公孙瓒。当时天下大乱，形成军阀混战的局面。公孙瓒以刘备为别部司马，让他和青州刺史田楷一道，抵抗冀州刺史袁绍的进攻，数立战功，先后被提升为平原县（今山东平原南）县令，平原国相。其时，战事频仍，天下饥馑。刘备矢志功名，乐善好施，他经常与那些地位比他低的士人同席而坐，同桌而食，交结了一批能够推心置腹的朋友。平原国有位叫刘平的人，素来瞧不起刘备，见刘备地位比他还高，心中甚是不平，于是收买了一名刺客前去刺杀刘备。刘备浑然不觉，对来客照样热情备至，刺客不但没有下手，反而将实情全部告诉了刘备。

公孙瓒被袁绍打败后，刘备与田楷向东转移，屯驻齐国（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北）。初平四年（193），曹操大举进攻徐州，徐州牧陶谦派人向田楷告急，刘备与田楷迅速前往相救。刘备所部共1千余人，还有一些乌丸骑兵，途中，又收容了几千饥民。到徐州后，陶谦表奏刘备为豫州刺史，让他驻守小沛（今江苏沛县），以防曹操。刘备在此广交文武豪杰，礼贤下士，赢得当地人士的好感。碰巧陶谦一病不起，他于临终前对心腹麋竺说：“非刘备不能安定此州。”陶谦死后，麋竺依嘱率州人迎请刘备，此时为兴平元年（194）冬。徐州“殷富，户口百万”，做徐州牧对于一心想要“立功立事”的刘备来说，无疑是求之不得的事。但此举并非可以无所顾忌，近在寿春的袁术就让他十分头疼，于是刘备推托说：袁术“四世五公，海内所归”，你们应当去请他。北海相孔融劝刘备说：“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取，悔不可追。”刘备这才做了徐州牧。不出所料，袁术听说刘备做了徐州牧，于建安元年（196）六月，率兵来攻。刘备留张飞守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率领关羽、赵云到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一带迎战，相持一个多月，互有胜负。没想到另一支势力吕布乘虚向刘备后方下邳发起了进攻。下邳守将曹豹本来就与张飞不和，此时与吕布联合，击败了张飞，吕布于是掳走了刘备的家属及将士家口。刘备急忙回军下邳，结果溃败。刘备重新聚合散兵后，攻取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西北平山堂），但又被袁术打败，不得已退守海西县（今江苏灌南县西南），打败了那里的杨奉、韩暹。当时兵疲粮乏，吏士自相啖食，刘备主动向吕布求和。结果吕布归还其妻儿，还让他做了豫州刺史，吕布自己做了徐州牧。刘备驻守在小沛，暗中招兵买马，不久发展到万余人。建安三年（198）春，吕布派人外出买马，刘备的部下不明情况，贸然抄略了他们的钱财。吕布一气之下，亲自出兵攻打刘备，刘备只身出逃，投奔了曹操。

刘备到许（今河南许昌）后，曹操对他非常器重，曹操的谋臣程昱对曹操说：“据我看，刘备才能出众，又很得人心，终究不会屈居人下，应该乘早除掉他。”曹操考虑再三说：“现在正是收揽英雄的时候，如果因为杀掉他一人而失天下人士之心，是我们不该干的。”于是推荐刘备做了豫州牧。为了让刘备去攻打吕布，曹操一面让他在沛县收集散卒，一面资助他粮食和兵力。公元198年，吕布进攻刘备，曹操先派夏侯惇救援，不成。于是亲自率军前往梁国（今河南商丘县城南），与刘备会合，然后包围下邳，吕布屡战屡败，部将侯成、宋宪、魏续等率众投降，最后吕布也被活捉。刘备与曹操回到许后，被提升为左将军。曹操对刘备更加客气，出则同车，坐则同席，但刘备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专擅朝政的做法十分不满。那时，汉献帝亲手授给外戚车骑将军董承一道密诏，要他筹划诛杀曹操，刘备后来参与了密谋。建安四年春，当他们还没有发难的时候，曹操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酒宴。曹操同刘备评论当时英雄人物，从容地说：“今日天下英雄，看来只有您和我。袁绍之徒，不足挂齿。”刘备正在吃饭，一听此话，还以为自己恢复汉室的密谋被曹操发现，顿时吓得连正在夹菜的筷子都失手了。当时外面正在打雷，刘备为掩饰自己的失态，对曹操说：怪不得古人说“迅雷风烈必变”，此刻一震，便致于此。为了争取主动，刘备索性暗中加快速度，与董承等人谋划，准备除掉曹操。正在这时，淮南的袁术因力单势弱，想经徐州北上依附袁绍，曹操担忧二袁联兵以后难以对付，就派了刘备等人率军去截击。曹操的谋士程昱、郭嘉闻讯赶来，告诫曹操：刘备放走不得！曹操也意识到不妥，想改变主意，但已追之不及。刘备还没到徐州，袁术就病死了。刘备乘机再次占领下邳，杀死徐州刺史车胄，自己还驻小沛，让关羽留守下邳。这时，附近的一些郡县脱离曹操，归附刘备，刘备兵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他又派孙乾到冀州（治邺城，今河北临璋县西南邺镇东），与袁绍结盟。曹操得知刘备占据徐州，急忙派兵征伐，但没有成功。建安五年（200），曹操决定亲自东征。当时袁绍正准备兴兵南下，攻击曹操，所以诸将劝阻曹操说：与您争天下的是袁绍，他现在兴兵南下，您反而去东征，如果他乘机从后进攻，我们将措手不及。曹操说：刘备为人杰，今日不除，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但处事迟缓，不会马上南下的。于是分兵把守官渡，亲率精兵征讨刘备。刘备原以为曹操大敌当前，无暇东顾，所以并无应敌准备。曹操精兵突然而至，使刘备大惊失色，他来不及作正面抵抗，便弃众而投奔了袁绍。曹操收编了刘备的部众，截获了他的家属，还活捉了刘备的左右臂关羽。

第二节 诸葛亮出山，蜀汉的建立三顾茅庐，隆中对策

袁绍听说刘备要来，十分高兴，不但派大将远道接应，而且亲自出城迎接。不久，袁绍率大军南下，与曹军在官渡对峙。袁绍派刘备和刚刚从曹操那里投奔过来的汝南黄巾军刘辟袭击曹操的后方许，结果为曹军所败。但值得庆幸的是，关羽又回到了刘备身边。接着，刘备率领本部人马与汝南黄巾军首领龚都等合兵，发展到数千人。曹操在官渡之战中打败袁绍后，接着进攻刘备。刘备投奔荆州的刘表。刘备至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襄阳），荆州牧刘表待他以上宾之礼，交给他一支部队，让他屯驻新野。

屯驻新野期间，刘备广交荆州英雄豪杰、贤能之士，以图振兴汉室。有一次，他去拜访荆州名士司马德操，向他请教天下大事。司马德操素以善于识别人才著称，他谦虚地对刘备说：我一介俗士，哪能看得清天下大事？只有俊杰才能识时务。他向刘备推荐了外号伏龙、凤雏的两个人。刘备赶紧问谁是伏龙，谁是凤雏。司马德操告诉他，诸葛亮是伏龙，庞统是凤雏。不久，名士徐庶到新野见刘备，也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他说：我的朋友诸葛孔明，人称卧龙，是个少见的杰出人才，将军您想见见他吗？刘备说：你和他一起来吧。徐庶说：“像诸葛孔明这样的人才，只能您去见他，不能随便召他来见您。”刘备觉得有道理，于是带着关羽、张飞，从驻地前往隆中拜访，没想到一连两次都吃了闭门羹，第三次才见着。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父亲诸葛珪做过东汉的太山郡丞。诸葛亮父母早亡，投靠了叔父豫章太守诸葛玄。后来诸葛玄为避世乱，带着诸葛亮投奔了荆州牧刘表。叔父去世后，诸葛亮隐居在襄阳西北二十里的隆中，一个院落，几间草屋，一面种地，一面读书，过着清贫的生活。诸葛亮读书与当时大多数人不一样，不是拘泥于一章一句，而是观其大略。通过潜心钻研，他不但熟知天文地理，而且精通战术兵法。他志向远大，以天下为己任，常常自比为春秋时候的大政治家管仲和战国时候的大将乐毅，很想干一番大事业。他十分注意观察和分析当时的社会，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用兵的知识。熟悉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就像卧龙一样随时准备腾飞而起。

刘备见到诸葛亮后，屏退众人，推心置腹地对诸葛亮说：现在汉室倾危，奸臣擅政，致使皇上颠沛。我自不量力，试图申张大义，苦于智谋短浅，至今仍然没有多大建树。但我的志向没变，你看我该怎么办，才能取得成功？诸葛亮早就听说刘备思贤若渴，善于用人，此刻见刘备坦诚求教，就毫不保留地把他对时局的看法和个人的设想，和盘托了出来。他说：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刘备听了诸葛亮这一番精辟透彻的分析，思想豁然开朗。他觉得诸葛亮人才难得，于是恳切地请诸葛亮出山，帮助他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诸葛亮见刘备虚怀若谷，抱负宏大，当下就痛快地答应了刘备的请求。不久，刘备以隆重的礼节把诸葛亮接到了自己的驻地。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了解，刘备对诸葛亮更加佩服，他们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刘备的知己关羽和张飞，见诸葛亮寸功未立，就受到刘备如此的青睐和倚重，不免流露出一些不快，刘备向他们解释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希望你们不要再说什么。关、张二人见刘备对诸葛亮如此敬重，就停止了对他不服气的议论。

经过几年经营，到刘备屯驻樊城时，他们已经拥有了一支万余人的军队。在刘备的周围，聚集了关羽、张飞、赵云等武将，诸葛亮、徐庶、孙乾、麋竺等谋士。由于刘备善于用人，荆州一带许多人士都归心于他。

赤壁之战，立足荆州曹操统一北方后，雄心勃勃，企图一举南下，统一全国。当时南方有江东的孙权、荆州的刘表和益州的刘璋三大势力。刘表割据的荆州之地，北据汉、沔，利尽南海，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区。这里距离中原最近，曹操担忧刘备一旦夺取荆州，将刘表的七八万水陆军和数以千计的战船全部据为己有，必将构成对自己统一事业的威胁，于是决定先从荆州下手。

建安十三年（208）八月，曹操率领十多万大军南征，直指襄阳。就在此时，刘表突然病死，其次子刘琮继任荆州牧。大臣劝刘琮投降曹操，刘琮说：现在我和你们占据全楚之地，守着我家先辈的家业，坐观天下，为什么不行呢？有个叫傅巽的大臣对他说：你自认为比得上刘备吗？刘琮回答：我不如他。傅巽分析说：假如刘备有足够的能力抵御曹操，那么刘备就不会甘居于您之下。希望您能当机立断。刘琮慑于曹操的军威，于这年九月，就派使者向曹操投降了。当时屯驻樊城的刘备，对曹操南征和刘琮不战而降等事一无所知，刘琮也不敢将乞降的事告诉他，所以，直到曹操大军抵达宛（今南阳市）城，刘备才听到消息。刘备兵微将寡，腹背受敌，形势非常严峻。经过商议，决定向南撤退，约好在江陵（今湖北江陵）会合。江陵是重要的军事基地，可以西接益州牧刘璋，东联江东的孙权，而且那里屯积了不少军需物资，有利于同曹操周旋。刘备派关羽率领水军乘船走水路，自己率余众经襄阳南撤。经过襄阳时，诸葛亮建议刘备攻杀刘琮，以便占据荆州，刘备说：刘表临死前，将刘琮托付给我，现在为了保全自己，背信弃义，我实在不忍这么干。不然，我死后有什么脸见刘表？于是刘备主动邀请刘琮一起南撤，刘琮没有接受。但刘琮左右的人和其他一些荆州人都归附了刘备。到达当阳（今湖北当阳东北）时，跟随刘备的百姓多达十余万。由于带着数千车物资，队伍行动缓慢，有时一天只能前进十多里路。有人提醒刘备说：“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操兵至，何以拒之？”刘备回答：成大事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我怎么能忍心抛弃他们？依然照旧行进。刘备后来在当阳境内的长阪被曹操追上，结果兵众四散，几千车物质也被曹操截获。刘备带领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逃脱，斜趋汉津，恰好与关羽的水军相会。前来迎接的刘表长子刘琦也带着一万多人随后赶到。合兵以后，刘备所部共两万多人，一同前往夏口（今武汉市汉阳）。

曹操南征以来，一路收编了刘琮的七八万水陆军队，缴获了大量粮草和武器。占领江陵后，他决定乘胜顺江东下，一举消灭刘备、刘琦，然后再图江东。

当曹操南征、刘表病死的消息刚刚传到江东的时候，孙权就感觉到形势不妙，连忙派鲁肃前往荆州观察动静。鲁肃找到刘备、诸葛亮，已是长阪之败以后，当时刘备正准备投奔苍梧（今广西梧州一带）太守吴巨。鲁肃劝刘备说，与其远投岭南，不如近联孙权。建议他们向东撤退。诸葛亮见情况紧急，也劝刘备向孙权求救，于是刘备一面率领队伍向东撤退，一面派诸葛亮去见孙权。

当时孙权拥军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观望曹刘成败。诸葛亮跟着鲁肃来到柴桑，为了促成孙刘联盟，他用计激孙权说：曹操现在攻破荆州，威震四海，将军如果能以吴越之众与他抗衡，就应早日与他绝交；如果抵挡不住，为什么不按兵束甲，向他称臣呢？孙权听后大怒说：我拥有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岂能受制于人。于是决定与刘备共同抗曹。诸葛亮为了坚定孙权取胜的信心，解除后顾之忧，仔细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豫州（指刘备）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归附曹操，为兵势所逼，并非心服。今将军如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曹操必矣。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孙权听了大喜，立即派周瑜、程普、鲁肃等统领三万水军，跟随诸葛亮与刘备会合，迎击曹操。

建安十三年（208）十月，曹操亲统大军自江陵顺流而下，与逆水西进的孙刘联军相遇于赤壁（今湖北武昌县西赤矶山）。当时曹军士兵大多水土不服，染上疾疫，初战即败，于是撤退到江北的乌林，和联军隔江相对。后来联军利用火攻，大败曹军，曹操留下曹仁、徐晃驻守江陵，乐进驻守襄阳，自己带领军队退回北方。

经过赤壁之战，孙权的统治得到巩固，刘备也乘机向江南发展势力。他表奏刘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武陵、长沙、桂阳、零陵，这四郡的太守先后投降，刘备因此占据了荆州的江南部分。不久，刘琦病死，刘备做了荆州牧，领兵屯驻油口，改油口为公安（今湖北公安）。刘备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征收赋税，供军政费用。为了加强孙刘联盟，共同抵御曹操，孙权嫁妹给刘备，在鲁肃的建议下，孙权又同意刘备的请求，将南郡借给他，即所谓“借荆州”。后来，曹操正在写字时，听说孙权借荆州给刘备，连笔都落到地上了。至此，刘备在荆州立足已稳。为了实现诸葛亮《隆中对》中提出的目标，刘备集团开始谋划，准备夺取西面的益州。西取益州，奠定基业益州包括今天的四川全部和云南、贵州的大部分地区，地方广大，土地肥沃，素以“天府之国”著称，但在刘焉、刘璋父子的统治下，这里成为一个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的地方。公元208年，曹操打下荆州，刘璋曾归附曹操。赤壁之战后，刘璋断绝了同曹操的关系。孙权曾遣使和刘备商议，试图共同攻取益州，刘备因为另有打算，拒绝了孙权的建议。

原来，刘备在此之前，已经与刘璋方面的人士有了一些接触。刘璋在赤壁之战前，派部下张松，赤壁之战后又派部下法正，先后拜见过刘备。刘备不但热情地接待，而且借机询问了许多益州的情况。张松、法正见刘备才能突出，善于用人，于是都对他十分倾心，把益州的地理形势和府库钱粮、人马兵器等情况，都告诉了刘备，甚至还画了益州详细的山川地理形势图，供刘备参考，使刘备“尽知益州虚实”。张松、法正从刘备那里回益州后，都劝刘璋与刘备结好，后来二人又密谋寻找机会迎接刘备入蜀。

谋臣庞统这时也劝刘备尽早占据益州，他说：“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孙吴，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最后，他还提醒刘备：“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

建安十六年（211），益州牧刘璋听说曹操准备派大将钟繇率军进攻汉中的张鲁，十分恐惧。张松乘机向刘璋进言：“刘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讨鲁，鲁必破。鲁破，则益州强，曹公虽来，无能为也。”巧妙地向刘璋提出了迎刘备入蜀的建义。刘璋为了抵抗曹操，派法正领兵四千，携带厚礼，前往荆州迎接刘备。法正出发前，主簿黄权曾提醒刘璋：刘备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著名人物，接他来益州，如果以部下对待，他不会满意；如果以宾客礼对待，一国不容二主，势必造成累卵之危，请他作长远考虑。但刘璋根本就听不进他的意见。所以当时就有人说刘璋此举是引狼入室。

果然，法正一到荆州，就劝刘备乘机占据益州，他说：刘璋懦弱可欺，又有张松作内应，您肯定能占领益州；成功以后，凭借益州险阻，利用那里的财富，不愁成不了大事。刘备听后点头称是。

刘备以接受刘璋的邀请为名，率领步卒数万人，与庞统、黄忠等进入益州，留下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守荆州。刘备经江州（今四川重庆市）、垫江（今合川）抵涪县（今绵阳市东北），刘璋率步骑出城热烈欢迎。刘璋让刘备做了行大司马，兼领司隶校尉，又将杨怀、高沛统领的白水军交给刘备，让他去攻打张鲁。张松让法正提醒刘备，可以乘机袭杀刘璋，谋臣庞统也赞成这么做。刘备认为此事非同一般，不能仓猝，就暂时按刘璋的意图，率领约三万人，带着大量的武器装备，向北前进，去攻打张鲁。当前进到葭萌（今四川广元西南）的时候，刘备根本不再考虑什么讨伐张鲁的问题，而是停下来拥军自保，“厚树恩德，以收众心”，为夺取益州作准备。

建安十七年（212）十月，曹操进攻孙权，孙权请刘备回救荆州。刘备以孙权和他势同唇齿为借口，派使者请刘璋给予一万兵力及武器粮草，以便他援救孙权。刘璋对刘备不讨张鲁，却去援救孙权相当不满，只勉强答应给兵四千，武器粮草等也都只给刘备要求的一半。刘备借机激怒将士说：我为刘璋征讨强敌，将士辛勤劳顿，无暇安宁；刘璋虽然资财积累丰富，对我们却如此吝啬，这怎么能让大家为他拼死作战呢？使军中上下都对刘璋产生了不满情绪。在成都的张松认为刘备真的要离开益州，赶紧给他写信说：“今大事垂手可立，怎么就放弃而走呢？”不料此事被他的哥哥广汉太守张肃所告发。刘璋当即捕杀了张松，然后下令各守关将领不得放刘备通过。刘备闻讯大怒，果断诱杀了刘璋的白水军督杨怀、高沛，收编了白水军，接着与黄忠、卓膺率兵进驻涪城，准备继续南下进攻刘璋。

刘璋得到消息，慌忙派刘璝、冷苞、张任、邓贤等迎击，结果连吃败仗，退守绵竹（今四川绵竹东南）。刘璋又派李严总督绵竹诸军，准备反击，不料李严倒戈投降。至214年刘备兵势加强，于是分兵攻占附近诸县，最后将刘璋包围在雒城（今四川广汉西北）。与此同时，刘备下令留守荆州的诸葛亮火速领兵西上。诸葛亮留下关羽驻守荆州，自己立刻与张飞、赵云统兵入蜀。一路上，诸葛亮、张飞、赵云攻下巴东、江州、江阳（今四川泸州）、犍为（今四川彭山西）、巴西（今四川阆中）、德阳（今四川遂宁东南）。214年五月，刘备攻下雒城，刘璋逃至成都。刘备乘胜追击，在成都与诸葛亮的军队会师。当时，成都城内有三万精兵和可供一年支出的粮食布匹，不少人还想固守。但刘璋见大势已去，无心抵抗，便说：我家父子在益州二十余年，对老百姓无恩无德，已经让他们四处奔波，攻战三年了，我怎么能忍心再让他们为我受苦呢！于是在这年六月出降。刘备终于取得了益州。在此之前，马超前来投奔，刘备闻讯，特别高兴地说：这下准能取得益州了。在庆祝胜利的酒宴上，刘备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对庞统说：“今日之会，可谓乐矣。”庞统直言不讳地说：“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刘备听后一时大怒，但转念细想，又觉得庞统说的不无道理。另外，他想到，夺取益州，只是统一大业的第一步，今后的历程很可能更艰难，不可盲目乐观。

占据益州后，刘备自称益州牧，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依靠法正、关羽、张飞、赵云、马超等文臣武将，收拢了董和、黄权、李严等一部分刘璋旧部，初步具备了封建统治的规模。从此，刘备外出征战，诸葛亮镇守成都，足食足兵，配合十分默契。

作为外来势力，刘备占领益州后，吸取刘璋的教训，一开始就注意搞好与当地“土著”以及刘璋旧部的关系，只要不公开反对他，就加以笼络和任用。黄权曾极力反对刘璋迎刘备入蜀，刘备入益州后，黄权还闭城坚守，直到刘璋投降后，他才投降。对这样的人，刘备也不计前嫌，加以任用。这样，刘备较好地调和了主客之间的矛盾，使他的统治得到初步的稳定。

刘备刚刚进入成都时，有人主张将成都内外的一些土地房屋分赐诸将，赵云提出反对意见说：现在天下尚未平定，切不可追求安乐。益州百姓遭受了战争的祸害，我们应该把土地房屋归还给他们，使他们安居复业，我们也可以征调赋税徭役，满足财政军事的需要。刘备从统治者的长远利益考虑，很痛快地采纳了他的意见。另外，攻破成都时，兵士将财宝钱物争抢一空，后来军用不足，刘备很是担忧。有个叫刘巴的建议说：这不难，您只要铸造钱币，平抑物价，开展官市，就行了。刘备照他说的办了。不久，财政状况果然有了好转。

刘璋统治益州时，由于地方豪强和官僚们的专横自恣，侵夺百姓，不仅阶级矛盾尖锐，而且统治阶级内部也因分赃不匀而矛盾重重。进入益州后，诸葛亮采取了“先理强，后理弱”的政策，来改变这种现状。“理强”即是限制、打击“专横自恣”的豪强官僚；“理弱”即是扶植农民发展生产。

在刘备的支持下，诸葛亮厉行法治，对那些为非作歹以及敌视刘备集团的豪族官僚进行了严厉的打击。有些人因此攻击诸葛亮刑法峻急，法正也写信劝诸葛亮说：我们刚刚占据益州，还没有垂恩德于地方，就施用权威，按主、客关系论，我们也应该多行点恩德，把刑罚、禁令放得宽一些，以示安慰。诸葛亮回信说：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为了更有效地实行法治，诸葛亮制定和颁布了一些法令、条例，后来的《蜀科》就是其中的一种。由于诸葛亮赏罚严明，刘备集团的工作效率提高了，统治秩序也进一步稳定。

荆州受挫，北据汉中建安二十年（215），刘备正准备向北进攻，扩大自己的统辖范围，孙权以刘备已经取得益州为理由，派人要求他归还荆州。荆州为刘备集团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之一，是赤壁之战后刘备取得的一份胜利果实，严格说来并不存在借与还的问题，所以他自然不会轻易让给孙权，于是推辞说：等我夺取了凉州，荆州自然归还给你。孙权大怒，认为刘备对荆州借而不还，太不讲信用，不加说明，就派吕蒙夺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之地。刘备闻讯，急忙领兵五万来争。孙刘间的冲突眼看就要升级。正值此时，曹操打败张鲁，平定汉中，进而直接威胁巴、蜀。刘备权衡利害，不得已与孙权讲和，约定孙权统辖江夏、长沙、桂阳，刘备享有南郡、武陵、零陵三郡，然后迅速回防益州。这样，刘备虽然丢掉了一些地盘，却避免了与孙权的一场火并，得以腾出力量与曹操在汉中周旋。

荆州受挫后，夺取汉中，并把它作为对付曹操的军事据点，已成为刘备集团的一个战略目标。汉中周围群山环绕，中间是汉水盆地，土厚民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要地。刘备如能占有汉中，进可以伺机出军中原，袭击曹操，退可以拥有雍州（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凉州（今甘肃张家川）。汉中本属益州，曹操从张鲁手中夺下汉中后，蜀中上下一日数十惊，刘备想用斩首示众的办法制止慌乱，都无济于事。当时曹操的谋臣刘晔劝曹操一鼓作气，灭掉蜀汉。曹操考虑到自己后方不稳，控制汉中又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实际上，后来曹操控制汉中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建安二十三年（218），曹操以夏侯渊、张郃守汉中。刘备采纳谋臣法正的建议，让诸葛亮驻守成都，负责供应军需，自己率兵进攻汉中。二十四年（219），刘备在汉中西南的定军山（今陕西勉县东南）与夏侯渊对阵，令老将黄忠出击，消灭了夏侯渊。曹操迅速率军从长安赶来，企图夺回失地，刘备自信地说：曹操即便赶来也没用，我肯定夺下汉中了。刘备占据险要，任凭曹操多次挑战，始终不出兵交锋。日子一长，曹军开小差的日益增多，到这年夏天，曹操仍然一筹莫展，不得已撤军回了长安，刘备终于实现了占领汉中的目标。这年秋天，刘备自立为汉中王，提拔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留守汉中，自己迁至成都。

同年七月，关羽接到刘备命令，乘曹操汉中失利，东部又疲于淮南防御孙权的时机，对曹军占领的襄阳和樊城（今湖北襄樊市）发动了进攻。结果曹军大败，于禁、胡修、傅芳等曹军将军或者被俘、或者投降。关羽在荆州的节节胜利，吓得曹操准备迁都，也使孙权极度不安。在曹操的离间下，孙权放弃已经很脆弱的孙、刘联盟，派吕蒙袭取了关羽的后方公安、江陵，关羽弃樊城回救，兵败被杀，刘备失去了荆州。

第三节 刘备称帝后的蜀汉

刘备称帝，兵败猇亭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死，曹丕代汉称帝，建立魏国。为了继承汉统，第二年，诸葛亮等人也请刘备称帝，刘备还想推脱，诸葛亮劝道：“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尺寸之功耳。”认为刘备称帝既合理，又必要，刘备于是在这年四月正式称帝，国号汉，也叫蜀或蜀汉，定年号为“章武”。任命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同年五月，立刘禅为太子。章武元年（221）七月，刘备决定进攻孙权。赵云和其他一些文武大臣谏阻说，蜀国的当务之急是早图关中，控制黄河、渭水上游，讨伐曹魏，而不是讨伐孙权。吴蜀一旦交战，祸福难料。但刘备拒绝接受这些意见，下决心夺回荆州，为关羽报仇。

关羽是刘备的生死患难之交。关羽早年跟随刘备，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在大庭广众之下，常常整日侍立护卫，不辞艰险。后来，他们又共同经历了四处奔波、寄人篱下的岁月。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战前，刘备被曹操打败，关羽也被曹操捉去。曹操十分佩服关羽的为人，任命他做了偏将军，又封他为汉寿亭侯。关羽却始终不为所动，他说：“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不久，关羽果然寻机逃回刘备身边。刘备、诸葛亮先后入蜀以后，关羽依然留守荆州，为保证刘备夺取益州作出了很大贡献。关羽突然被孙权杀死，刘备从感情上始终难以接受，所以他不可能不为关羽报仇。这一点连曹魏的刘晔都料到了，他说：关羽与刘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关羽死了，刘备不为他兴军报仇，怎么着也是说不过去的。另外，从当时刘备集团的利益看，刘备也确有攻击孙权，夺回荆州的必要。诸葛亮隆中对策为刘备制定的蓝图中，把占据荆州作为刘备能否完成帝业的重要条件之一，现在失去荆州，北面失去作为屏障的汉、沔地区，直接受到来自曹操入侵的威胁，东南失去大量物质财富的来源，刘备仅靠蜀中益州，处境是非常艰难的。而且，就当时吴蜀两国形势看，刘备凭借地理优势，如果指挥得当，也不是没有打败东吴军队，夺回荆州的可能。所以，尽管有许多大臣谏阻，刘备还是没有改变东征的决心。

遗憾的是，刘备指挥失当，导致了这次东征失败。

临出发前，张飞被部将刺杀。孙权听说刘备东伐，赶紧派使者向刘备请和，孙吴南郡（今湖北江陵东北）太守诸葛瑾（诸葛亮的哥哥）也写信给刘备，劝他不要以兵戎相见，刘备都未予理睬。蜀军由三峡顺流而下，攻破孙吴的巫县（今四川巫山）、秭归（今湖北秭归）守军。为了便于固守荆州，孙权一方面遣使向魏称臣，避免两面受敌，一方面迁都武昌（今湖北鄂城），任命年轻大将陆逊为大都督、假节、安西将军，督将军朱然、潘璋、韩当、徐盛、孙桓等五万大军，进驻夷道、夷陵，加强西线防务。章武二年（222）二月，刘备率军从秭归分两路出发攻吴。黄权请战说：吴人悍战，我们顺流东下，进易退难，我请求当先锋同敌人交兵，陛下宜为后镇。刘备未予采纳，而是自统主力军，在江南岸沿山势东进，最后在猇亭（今湖北宜都西北）一带扎营。与此同时，刘备还派侍中马良到五谿蛮地区安慰动员，结果，五谿蛮积极出兵响应。蜀军自巫峡至夷陵界，树栅连营七百余里，立几十营，凭借高处，据守险要，气势锐盛。陆逊见此情形，只得不与蜀军交战，等待时机。由于蜀军在山地布阵，兵力难以展开，而且劳师费时。双方在猇亭对峙将近半年，蜀军弱点逐渐暴露出来。蜀军没机会与吴军决战，粮草物资一天天减少，士气逐渐低落。刘备急于求成，改变战略，命水军也全部登陆，进入山林。陆逊见有机可乘，立即下令全线出击，让士兵每人带一把茅草，包围蜀军，一边放火，一边进攻，结果连破蜀军四十余营。蜀军损失惨重，丢掉了四万多人，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也损失殆尽。刘备连夜向西突围，抄小道逃往白帝城（今四川奉节县东）。

诸葛亮辅政，平定南中猇亭战败，刘备愧恨交加，他曾惭愧地说：我竟败在陆逊手下，难道是天意吗！加上军旅劳顿，积劳成疾，刘备竟一病不起，留在白帝城。孙权由于害怕曹魏乘机袭击后方，没有攻入蜀境，而是遣使请和；刘备一败涂地，无力再战，只得同意议和。刘备惨败的消息传到成都，诸葛亮大为震惊，叹息说：如果法孝直（法正）不死，一定会劝阻主上东征，即使东征，也不会导致这样的局面。章武三年（223）四月，刘备病情恶化，死于白帝城永安宫，终年63岁。临终前，他派人把诸葛亮请到白帝城，托付后事。他恳切地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刘禅可辅佐，则辅佐之，如其不行，君可取而代之。”诸葛亮哭着说：我一定竭尽全力，效忠贞之节，死而后已！于是刘备对刘禅说：我死之后，你要把丞相看作父亲一样，和他共同治理蜀汉。刘备又留下遗书，叮嘱刘禅不可懈怠。凡事不能以为是小恶就随便做，也不能以为是小善而不去做。这年五月，刘备的梓宫运回成都，葬在惠陵，谥号昭烈皇帝。

刘备死后，太子刘禅即皇帝位，史称后主，改元建兴。刘禅封丞相诸葛亮为武乡侯，兼任益州牧。由于刘禅庸碌无为，不谙政事，蜀国政事无大小，全由诸葛亮决断定笃。正如后主对诸葛亮所说的那样：“政由葛氏，祭则寡人。”

诸葛亮辅政后的第一件大事是恢复和孙吴的联盟。刘备东征孙权失败，不但使蜀汉军事力量大为削弱，而且导致了内部政局的不稳。为了稳定政局，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全力对付曹魏，诸葛亮于223年派邓芝出使孙吴。双方经过谈判，孙权断绝同曹魏的关系，重新和蜀汉结成联盟。此后，吴蜀双方使臣往来不断，蜀汉减轻了东顾之忧。外交上的成功，为诸葛亮集中精力整顿内政、平定南中叛乱，提供了有利条件。

225年三月，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平叛。

蜀汉的南部地区，包括今四川南部和云南、贵州，通称南中地区，当时这里居住着一些称之为“西南夷”的少数民族。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曾设想“南抚夷越”，把这里建成刘备集团的统治后方。刘备占领益州后，诸葛亮选派善于处理民族关系的安远将军邓芳治理南中地区，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刘备东征失败后，南中四郡益州（今云南晋宁）、永昌（今云南保山东北）、牂牁（今贵州贵阳一带）、越巂（今四川西昌），除永昌外，相继发生了叛乱。刘备死后，蜀汉处境艰难，诸葛亮让助手李严给叛乱首领、益州郡的汉族豪强地主雍晷戳艘环庑牛八ê饫ΓＶ古崖遥酝肌案Ф惶帧保獾接宏拒绝，雍昊匦潘担禾煳薅日，土无二王，现在天下分裂，三国鼎立，使我们不知所归。企图自立一方。诸葛亮考虑到刘备刚死，内部不稳，对南中的叛乱分子暂时采取了克制态度。

吴蜀联盟的恢复，内部政局的稳定，使平息叛乱的时机成熟起来。

诸葛亮的军队到达益州时，叛军内部发生分裂。孟获勇猛顽强，在当地少数民族中威信很高。当蜀军即将与孟获交战时，诸葛亮突然下令，对孟获只能生擒，不许伤害。原来，诸葛亮率军出发时，前来送行的参军马谡曾对他说：“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进入益州后，诸葛亮获悉，孟获虽然作战勇敢，却缺少谋略，估计打败他不成问题。这时，诸葛亮想起马谡的临别赠言，觉得这是施行“攻心”战术的一个良好时机，于是决心从孟获入手，改变南中地区过去经常叛乱的局面，治理好南中。果然，经过一场激战，孟获兵败被捉，事后诸葛亮让军队摆开阵势，让孟获观看，以便观察孟获的态度。诸葛亮一面陪着观看，一面故意问孟获：你看，这样威严的军队你能打得赢吗？孟获很不服气地说：先前我不知虚实，所以被你用计打败。如果再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能够打败你们。诸葛亮听了他的话，笑了笑，爽快地放他回去，让他整军再战。孟获回去后集合好部众后，果然又来交战，又战败被捉。诸葛亮见他还不服气，又放走了他。如此一捉一放，前后七次。孟获逐渐认识到诸葛亮智谋高强，却并不存心与“夷人”为敌。他手下的“夷人”也逐渐弄明真象，不愿再打下去了。当最后诸葛亮又要放他走时，孟获心悦诚服地对他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后来被广泛传播。此后，诸葛亮相继平定南中其他地方，一直打到南边的滇池（今云南晋宁东）。每平定一处，诸葛亮都保留原有少数民族的部落组织，留用原有的酋长，对一些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还授予高官。诸葛亮的军队纪律严明，禁止烧杀抢掠，注意搞好同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这样，诸葛亮妥善地解决了蜀汉政权和南中地区的关系。诸葛亮班师后，并没留驻大批军队，而是继续采取拉拢安抚的政策。为了改变南中地区的落后面貌，诸葛亮派人在这里推广汉族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提倡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后来南中发展成为蜀汉政权比较稳定的后方和财政收入来源地。那里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以及其他物资，被大量地运送出来，补充了蜀汉政权的财政和军事之需。蜀汉政权从南中征得的大批士兵，发展成为一支作战勇敢的“飞军”。诸葛亮在世时，南中地区一直比较安定，这与诸葛亮善于调整民族关系是分不开的。

南中平定后，蜀汉后顾之忧解除。诸葛亮于是集中力量，练兵习武，准备大举北伐。

北伐中原，出师未捷

北伐曹魏，统一中国，是诸葛亮《隆中对》中的既定目标。荆州丧失后，两路出兵北伐的条件已不具备，但诸葛亮并没放弃北伐的计划。这时北伐，虽然不可能统一曹魏，却能够起到以攻为守的作用。

建兴四年（226），魏文帝曹丕病死，其子曹叡即位。消息传来，诸葛亮认为这是进攻曹魏的一个好时机，于是在227年春领兵二十万进驻汉中，伺机北伐。随行的有老将赵云、魏延、吴懿等，还有年轻的参军马谡。临行前，诸葛亮虽然对政府人员作了细致的调整安排，但他对成都的政治还是不放心，尤其是对庸碌无能的后主刘禅不放心，因此给刘禅上了一个奏章，这就是著名的《出师表》。《出师表》除了陈述北伐目的，表明统一中原的壮志外，主要是劝说刘禅认清蜀汉在三国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希望他能励精图治，从执法、用人、纳谏等方面交待刘禅应当做什么，不应当作什么。实际上，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诸葛亮自己的政治和思想主张。诸葛亮希望这些思想和主张，能够在他北伐时得到贯彻执行。

228年春，诸葛亮用兵分两路、声东击西的战术正式北伐。由赵云、邓芝为疑军，进驻箕谷（今陕西褒城北），扬言要从斜谷（今陕西眉县南）攻打郿城（今陕西眉县北）；诸葛亮率领主力，向西北的祁山（今甘肃礼县东）方向进攻。曹魏的天水（今甘肃甘谷）、南安（今甘肃陇西）、安定（今甘肃镇原）三郡很快归附蜀军，天水将领姜维也向诸葛亮投降。诸葛亮的进攻，使魂国朝野震动。魏明帝曹叡亲自坐镇长安，一面派大将军曹真驰援郿县，防御赵云；一面派名将张郃领兵五万西拒诸葛亮。

诸葛亮得知张郃率大军西来，立即派马谡扼守咽喉要地街亭（今甘肃秦安县）。马谡自幼熟读兵法，能说会道，但缺乏实战经验，刘备临终曾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诸葛亮历来重视马谡的兵法，对刘备的评论不以为然，还是经常同他谈论兵法，有时通宵达旦，所以这次出征，诸葛亮派马谡作了北伐的先锋。马谡到街亭后，自恃兵法稔熟，既不遵守诸葛亮的部署，又不听取副将王平的劝阻，弃城不守，舍水上山。张郃见势，切断水源进行围攻。蜀军因为缺水，饥渴难熬，不攻自乱，张郃乘机带兵出击，结果蜀军大败，马谡狼狈逃出。街亭失守，蜀军丢掉进攻的据点和有利形势。与此同时，赵云、邓芝也出师不利。诸葛亮见整个战略部署被打乱，不宜再战，只好放弃到手的陇西三郡，退回汉中。第一次出兵祁山，就这样失败了。诸葛亮回到汉中，忍痛挥泪，处死了违犯军令、导致战争失败的马谡。诸葛亮认为自己错用马谡也有责任，于是自贬三等。但诸葛亮并不甘心这次北伐的失败，而是抓紧励兵讲武，准备新的北伐。

228年冬，曹休被孙吴大将陆逊打败，魏军主力东下增援，诸葛亮乘机再次北伐。蜀军出散关（今陕西宝鸡市），包围陈仓（宝鸡东）。陈仓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曹魏守将郝昭率领一千多名守军拼死拒守，蜀军在二十多天里多次进攻，也没攻下。眼看魏军援兵来临，自身粮食告尽，诸葛亮只好再次无功而还。

229年春，诸葛亮第三次北伐。蜀军攻取武都（今甘肃成县）、阴平（今甘肃文县）二郡，诸葛亮留下将兵据守，自己回到汉中。

231年春，诸葛亮经过两年准备，第四次北伐，包围了祁山。这一次，诸葛亮为解决粮食运输问题，使用了叫做“木牛”的独轮小车，准备与魏军进行长期作战。魏明帝将足智多谋的司马懿从荆州调来，迎击蜀军。司马懿了解蜀军远道而来，粮食有限，于是有意避开蜀军主力，凭险坚守。诸葛亮急于决战，百般刺激司马懿主力出动，司马懿始终拒不出战。双方相持一个多月，蜀军虽然取得了一些局部战斗的胜利，却一直未能与魏军主力决战。这时，蜀军的粮食运输又出了问题。诸葛亮不得不再次退兵。

234年春，诸葛亮率领十万大军，出斜谷口，开始了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北伐。这次北代，诸葛亮准备了三年时间。他不仅设计了称为“流马”的运输工具，而且与孙权约定了同时举兵伐魏。诸葛亮这次在渭水南岸的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安营扎寨，再次与司马懿率领的魏军对峙。为解决粮食问题，进行长期作战，诸葛亮一到渭水前线，就分兵屯田。司马懿仍然采取坚壁拒守的对策，不与蜀军交战。两军在五丈原相持了一百多天，诸葛亮想尽办法挑动司马懿出战，司马懿始终不为所动。一次，诸葛亮让人送给司马懿一套女人的衣服，想用羞辱的办法激怒他出战，也没有奏效。这时，出兵与诸葛亮呼应的孙权出师不利，退回江南。诸葛亮不由得忧虑起来，担心曹魏援军到来。到这年八月，诸葛亮积劳成疾，一病不起。诸葛亮自觉不妙，密奏后主说：我如有不幸，后事可托付蒋琬。刘禅立即派李福探望病情，并询问了许多军国大事。几天后，李福去而又返，诸葛亮病情已经恶化。诸葛亮对李福说：我知道你返回的意思，我之后蒋琬可接替我。李福又问蒋琬之后谁可接替，诸葛亮说费祎可替。李福再问后面的接替者，诸葛亮就不再回答了。李福走后几天，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军中，终年54岁。

诸葛亮死后，军中大将姜维和杨仪依诸葛亮生前部署，秘不发丧，整军从容撤退。司马懿闻迅来追，杨仪作出反击态势，司马懿怕中诸葛亮计，不敢再追。蜀军从容进入斜谷后，才下令发丧。诸葛亮北伐曹魏的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诸葛亮的北伐，是蜀汉封建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为维护鼎立局面、扩大统治势力而进行的兼并战争。严格说来，蜀、魏双方都不存在诸葛亮所说的“有道”与“无道”的区别，但从当时蜀汉偏居益州一隅的情势看，诸葛亮的北伐却又是必要的。诸葛亮以益州与土地四倍于己、人口五倍于己的曹魏抗衡，又遇到司马懿这样的名将，其北伐无功，也属情理之中。但我们不能单纯以成败论英雄，不能因为诸葛亮的北伐没有达到预定目的，就抹煞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和他为蜀汉统一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

诸葛亮逝世的消息传到成都，官民哀恸，奔走哭泣。蜀汉北伐大军回到成都后，后主刘禅为纪念诸葛亮生前的品德和功绩，封赐诸葛亮谥号为忠武侯。依照诸葛亮遗嘱，蜀国将他安葬在汉中定军山（今陕西勉县南），以提醒后人不要忘了北伐曹魏，统一中国。

诸葛亮生前曾给刘禅上过一个奏章，说自己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供给全家子弟的生活之需。自己常年在外任职，衣食依赖国家，不曾有任何积蓄和产业。他死后，经过清点，果如其言。足见诸葛亮身居相位，却能严格要求自己。

诸葛亮早年无子，其兄诸葛瑾将儿子诸葛乔过继给他。诸葛乔后来虽然做了驸马都尉，诸葛亮对他依然管教很严，外出打仗时，常让他承担艰苦的运输任务，可惜诸葛乔25岁时就死了。诸葛亮晚年又得一子诸葛瞻。诸葛亮死时，诸葛瞻才8岁。后来，魏灭蜀时，诸葛瞻驻守涪城（今四川绵阳），经过苦战，以身殉职。他的儿子诸葛尚，当时年仅10岁，听说父亲阵亡，也冲入敌阵战死。所以后人称赞诸葛亮祖孙三代是“三世忠贞”。

诸葛亮的一生，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加入刘备集团之前，为青少年成长时期，共27年；第二个时期是帮助刘备创立和巩固政权的时期，从公元207年到222年，共15年；第三个时期是辅佐刘禅治理蜀汉、北伐曹魏的时期，从223年到234年，共12年。

诸葛亮后半生27年的历史活动，充分表现了他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卓越见识和才能。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诸葛亮说：诸葛亮作为丞相，能够安抚百姓，建立法规，整顿官职，遵循权制，开诚布公；对尽忠而有益于国家的人，即使有仇隙，也必赏无疑，对犯法和玩忽职守的人，即便是自己的亲人，也一定惩罚；对真正服罪吐真情的人，罪虽重也可以释放，对狡辩抵赖掩过饰非的人，罪过虽轻也一定严惩；为善不论多么轻微，都加以奖赏，作恶不论多么细小，都加以贬责；处理政事精练，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对人的观察循名责实，对虚伪的人不予录用；因为他用心公平，赏罚分明，所以举国之人对他既畏惧而又尊敬，刑法虽然严峻却没人抱怨。诸葛亮可称得上是懂得治国之道的优秀人才，与管仲、萧何等差不多。

陈寿对诸葛亮的评论，虽然不免美化夸大之嫌，但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诸葛亮的个人品德才能和他治蜀的功绩，值得我们参考。

（谢选骏指出：诸葛亮祖孙三代是“三世忠贞”——但是可惜，这一系列的鲜花却是插在了牛粪之上。不过话说回来，鲜花不插牛粪就得不到足够的肥料，聪明的卖家会把牛粪洗掉，拿到一个好的价钱。可是诸葛亮家族却为牛粪而死，实在是入戏太深、过分愚公了。而牛粪呢？却变成了安乐公，逍遥快活去了。所以我说，刘备真聪明，诸葛亮不行——难怪他再出祁山也不过是搭上了老命。）

【第三章 孙权、周瑜、鲁肃、陆逊】

第一节 孙权①

孙权（182—252），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是东吴政权的开国皇帝。

孙坚、孙策的起兵

孙权的父亲孙坚，少为县吏。史书称他“世仕吴”，又说他“孤微发迹”②，孙家大概是浙东地区一个门第不算高的豪族。熹平三年（174），孙坚以吴郡司马的身份募召精勇千余人，协助扬州刺史和丹阳太守的州郡兵，共同镇压了会稽的许生起义。黄巾大起义爆发后，中郎将朱儁表坚为佐军司马。时孙坚为下邳丞，他以跟随他的乡里少年，又募商旅及淮、泗精兵，总共一千多人，组织成他的基本队伍，跟随朱儁向黄巾军挥舞屠刀。中平四年（187），东汉政府为了镇压南方的农民起义，任孙坚为长沙太守：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的农民军都被他压平。关东州郡起来讨董卓时，孙坚也起兵响应，并进军中原，成为袁术的部下。在州郡兵中，孙坚的军队是一支少有的劲旅。他曾在阳人（今河南临汝西）大破董卓的队伍，董卓迁都长安后，他又进军收复了东汉的京都洛阳。初平二年（191），袁术派孙坚往攻刘表，在围攻襄阳的战斗中，孙坚被黄祖的部下射死。

孙坚的长子、孙权的哥哥孙策，在孙坚进军中原时，与家人徙居舒（今安徽庐江西南）。孙策在江淮间结交知名人士，与舒县大族周瑜特相友善。孙坚死后，策往见袁术，术以坚余兵归还给他。孙策因为不是袁术的心腹，故不被重用。这时割据群雄正倾其全力在中原混战，江南地区是一个没有大割据势力的空虚地带。兴平二年（195），孙策征得袁术的同意，率兵进取江东，想到那里开辟一个新天地。事实证明，这个正确的战略选择，对以后孙氏势力的发展壮大起了关键性的重要作用。

孙策在寿春离开袁术时，仅有兵千余人，马数十匹，力量很小。他沿途招兵买马，比及历阳（今安徽和县），已发展到五六千人。孙策过江后，首先与扬州刺史刘繇发生了冲突。经过牛渚（今安徽当涂采石矶）、秣陵（今江苏江宁）等地的几次战斗，孙策击溃了刘繇的势力，占据刘繇的根据地曲阿（今江苏丹阳）。

孙氏父子在江东的名声并不好，所以孙策初过江时，“百姓闻孙郎至，皆失魂魄，长吏委城郭，窜伏山草”。孙策为笼络民心，下令整顿军纪，严禁士兵抢掠，至“鸡犬菜茹，一无所犯”。他又规定：“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不乐者，勿强也”①。这样，孙策的势力便壮大起来，军队迅速发展到两万多人。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②《三国志·吴书·孙坚传》及注引。

①《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

建安元年（196），孙策南下攻会稽（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太守王朗兵败投降。建安四年，袁术病死，其部下投奔庐江太守刘勋于皖城（今安徽潜山）。孙策袭皖，逐刘勋，袁术的部曲三万多人皆归孙策。孙策又兵临豫章（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太守华歆不战而降。策分豫章为庐陵郡（治所在今江西吉水东北）。在此前后，孙策又削平了丹阳（治所在今安徽宣城）、吴郡（治所在今江苏吴县）的割据势力。这样，孙策就占据了扬州的会稽、吴、丹阳、庐江、豫章、庐陵六郡，大体上统一了江东。

建安五年（200），被孙策杀死的吴郡太守许贡的部下，在丹徒刺杀孙策。孙坚、孙策虽然都过早地死去①，但他们却拉起了一支有很强战斗力的队伍，也占据了一块相当大的地盘。这就为孙权在江南建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孙权建立吴国

孙权曾随孙策转战江东，常在一起进行谋划。策死后，孙权在张昭、周瑜等的辅佐下继位。他一方面“招延俊秀，聘求名士”，另方面“镇抚山越，讨不从命”，使动荡的局面很快稳定下来。

这时，北方的曹操已渐次消灭袁绍集团，席卷了冀、幽、并、青四州，成为最大的割据势力。襄阳的刘表也占领了包括今湖南、湖北的荆州地区，“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②，成为仅次于曹操的第二大割据势力。但刘表无能，举措失宜，所以地位不稳。诸葛亮为刘备制定的战略方针，第一步即取代刘表；曹操在略平三郡乌桓以后，也把刘表作为首先要兼并的对象。在这种形势下，吴将甘宁向孙权建议：“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曹）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①。因此，建安十三年（208）孙权一举灭刘表的江夏太守黄祖。但未等孙权对刘表用兵，曹操已率大军袭襄阳，继承刘表的刘琮不战而降，荆州被曹操占领。接着，曹操从江陵顺江东下，图谋一举消灭孙权，席卷江东。出发前，他写信恫吓孙权说：“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②。这样，历史上决定三国分立的赤壁大战就爆发了。

在赤壁之战中，日后魏、蜀、吴三国的主要人物都作了充分的表演。时孙权才二十六岁，但已显露出他的足以与曹操、刘备并称无愧的政治家的才干。当他听了东吴内部主战派和主降派七嘴八舌的辩论以后，“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③这是何等的气魄！在赤壁之战中，主要是由于孙权有抗曹的巨大决心，在各方面又处置得宜，因而才取得了以孙、刘五万联军大破二十多万曹军的奇迹。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主要致力于关陇后方的巩固，孙、刘两家围绕着荆州问题，展开了长期的争夺。荆州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吴、蜀都不愿放弃这个能搜刮大量兵源和物资的重要基地。荆州居长江上游，北上可以进攻曹魏的襄樊，威胁许昌，东下可顺流达孙吴的腹地。蜀若失去荆州，就被封闭在三峡以西的四川，在东面无法与吴、魏争衡。吴若不占领荆州，就时刻受到长江上游的威胁，无法确保江东。所以从战略上说，荆州是吴、蜀必争之地。而荆州对吴比对蜀还重要一些。

①按虚岁计，孙坚死时年三十七，孙策死时年二十六。

②《三国志·吴书·刘表传》。

①《三国志·吴书·甘宁传》。

②《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注引《江表传》。

③《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起初孙、刘两家为了联合抗曹，孙权同意把荆州借给刘备。当刘备跨有荆、益以后，势力急剧壮大，对孙权造成严重威胁，孙、刘矛盾趋于激化。建安二十年（215），孙权向刘备讨还荆州未果，即派吕蒙带兵攻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后孙、刘双方妥协，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这是争夺荆州的第一个回合。

建安二十四年（219），镇守荆州的蜀将关羽，向曹军发动大规模的襄樊战役，掳于禁，斩庞德，军势极盛。关羽和孙权关系不好，扬言说：“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孙权）邪！”①可见如关羽获胜，蜀对吴造成的压力当更大。起初孙权想乘机攻取曹魏的徐州，但遭到吕蒙的反对，他向孙权说：“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②。吕蒙的主张显然更符合东吴的利益。孙权改变主意，采取与曹魏联合，达成夹击关羽的密谋。关羽在吕蒙的偷袭下，一败涂地，荆州全部丢失。这是争夺荆州的第二个回合。

刘备为了替关羽报仇，夺回荆州，在他称帝后倾全力向吴进攻。蜀和吴有所不同：蜀处群山环绕之中，易于自守，外敌很难进攻，所以它大举攻吴，不必顾忌魏的袭击；吴与魏仅一江之隔，极易受到魏的攻击，它如对付蜀，就更得提防魏。因此，孙权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向曹丕称臣、进贡，并接受曹丕赐给他的吴王封号，以避免“二处受敌”的困境。曹丕受孙权的迷惑，对吴、蜀之争采取中立。在这种情况下，吴以全力对蜀，终于在夷陵大破刘备的军队。这是争夺荆州的第三个回合。经过以上三个回合的斗争，最后确立了吴在荆州的统治。

在魏、蜀、吴三国中，就其政治凭借来说，吴不如蜀、蜀不如魏。曹操和曹丕“挟天子而令诸侯”，一切以汉献帝为招牌，名正言顺，当曹丕具备称帝的条件以后，仅导演了一场禅让的闹剧，就率先当了皇帝。刘备是“帝室之胄”，虽然比较疏远，但也有兴灭继绝的称帝资格，所以当曹丕废汉献帝以后，刘备就马上宣布是汉室的合法继承人，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种政治凭借在当时是重要的，但东吴却缺乏它。在三国中孙权称帝最晚，这当然是由于吴、蜀长期争夺荆州，孙权不得不对魏采取韬晦的策略，但也与他缺乏这种政治凭借有关系。直至夷陵之战以后，孙权与蜀恢复了联盟关系，解除了西顾之忧，又经过几年的酝酿，孙权才在黄龙元年（229）正式称帝。孙权为什么能在江南建立起巩固的封建政权呢？从客观上来说，西汉以后江南经济有若干发展，为东吴在这里建国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①。从主观来说，还依赖于孙权所执行的正确的政策。孙吴政权关键的战略措施，约有以下三端。

①《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注引《典略》。

②《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①参阅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1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其一，尽力争取江北和江东大族地主的支持。东汉末年的大混战，使一部分地主豪强在北方不能立足，便带领他们的宗族和依附农民纷纷过江，想在这个较为宁静的地区暂时躲避一下，以待机北归。如有宗族、部曲三百多口的临淮东城人鲁肃，有私客百人的汝南细阳人昌范，有僮客八百的南阳人甘宁，以及皖北大族周瑜等，便都是这一类人。他们到达江南后，迫切地需要有一个政权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孙氏政权的建立可说适应了他们的这种要求。孙策和孙权对这些流亡地主皆曲意笼络，如孙策自称与周瑜情同“骨肉”①，对吕范“亲戚待之”②，孙权更师礼张昭，兄事周瑜，都是突出的例子。因此，在孙策的旗帜下就聚集了一大批北方大族，成为他渡江转战的骨干力量。这些北方大族清楚地知道，他们和孙氏政权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即“犹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败”③。因此，他们对孙氏政权的支持，可说鞠躬尽瘁，死心塌地。东汉末年，被称为吴郡四姓的顾、陆、朱、张和被称为会稽四姓的虞、魏、孔、贺等江东大族，都正处在迅速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孙家本身就是江东的“地头蛇”，孙坚起兵时所依靠的核心力量是“乡里少年”，孙坚的兄弟孙静曾在家乡“纠合乡曲及宗室五六百人”④进行武装割据。当时散布在江东的这种豪强武装，在史书中被称为宗部或宗伍，领导它的豪强被称为宗帅。孙策和孙权如果不和这些土著豪强合作，特别是得不到像吴郡四姓这样显赫大族的支持，他们的政权就会像无基之屋，经不起风吹雨打。因此，孙氏兄弟对江东大族也尽力拉拢。孙吴政权建立后，吴郡四姓充作郡吏的数以千计。吴郡陆氏一家，前后出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陆凯说：“先帝（孙权）外仗顾、陆、朱、张”⑤。这些事实都说明江东大族也成为孙吴政权的重要的社会支柱了。

其二，审时度势，灵活处理与蜀、魏之间的关系。孙策临死时，对辅佐孙权的张昭等说：“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①；鲁肃也对孙权说：“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②。这种立足江东，面向全国，有机会再图进取的策略，完全符合东吴的利益，这实际上就是孙权所遵守的立国方针。在赤壁之战时期，孙权与刘备联合大败曹军，在襄樊之战和夷陵之战时期，孙权又与曹魏联合夺取荆州。夷陵之战以后，蜀汉的势力收缩到益州，对吴已构不成威胁，曹魏成为吴的唯一大敌。在这种情况下，孙权转回头又与蜀汉长期联盟，甚至当东吴的大臣谣传蜀欲背盟时，孙权则认为绝不可能，并说“朕为诸君破家保之”。可见在后期孙权与蜀联合的态度是坚决的。孙权通过再次与蜀联合，不仅顺利地当了皇帝，也有效地抵抗了魏的军事进攻。孙权从联蜀抗魏或联魏抗蜀中大捞好处，就是他的上述立国方针的灵活运用。在魏、蜀、吴三国中，魏的力量最强，从长远来看，吴、蜀联合抗魏是客观的趋势，但并不排斥在个别时期吴、蜀之间的矛盾也会激化。孙权在这个问题上看得较透，处理得较好，与刘备、曹丕相比，显然棋高一着。由于孙权对这个大问题处理较好，因此使他能“乘间伺隙，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③。这也是孙权能在江南建立巩固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①《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②《三国志·吴书·吕范传》。

③《三国志·吴书·吕范传》注引《江表传》。

④《三国志·吴书·孙静传》。

⑤《三国志·吴书·陆凯传》。

①《三国志·吴书·孙策传》。

②《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③《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注引《傅子》。

其三，举贤任能。孙策临死时对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①。事实证明，孙策认为孙权善于举贤任能的看法是正确的。在举贤方面，如出身“凡品”的鲁肃，张昭等都瞧不起他，但周瑜把他推荐给孙权以后，孙权经过考察，认为鲁肃很有才能，就重用不疑，后鲁肃成为接替周瑜的名将。吕蒙、陆逊也都是在未成名以前，即被孙权赏识，很快提拔到关键岗位的。孙权曾与陆逊在一起论鲁肃，认为鲁肃有一短二长，而“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周公不求备于一人，故孤忘其短而取其长”。这种不求全责备，与曹操的“士有偏短，庸可废乎”的举贤思想如出一辙。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看来曹操和孙权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他们都能选出大批有才能的干部。在任能方面，陈寿批评孙权对人“性多猜忌”，其实这是孙权晚年的情况，在他早年并不如此，而是能够作到推诚任之，放手使用的。夷陵之战以前，吴南郡太守诸葛瑾曾写信给刘备，劝刘备收兵议和，这完全是为了维护吴的利益，但后来却有人向孙权告发诸葛瑾里通外国，孙权不信，说：“孤与子瑜（诸葛瑾）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②。可见孙权对诸葛瑾很信用。陆逊以荆州牧坐镇武昌，负责对蜀的外交，“时事所宜，权辄令逊语（诸葛）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刘）禅、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③。这说明孙权对陆逊的任用更为放手。孙权对部下很体贴，典型的事例正如孙盛所指出的：“泣周泰之夷，殉陈武之妾，请吕蒙之命，育凌统之孤”①。由于孙权重视选贤任能，而且有一套方法，这不仅使他能够罗致一批人材，也使东吴统治阶级内部比较团结。曹丕伐吴时，曾望江叹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孙权称帝时，蜀有人主张伐吴，诸葛亮说：“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未可一朝定也”②。胡三省评论说：“观孙权君臣之间，推诚相与，谗间不行于其间，所以能保有江东也”③。这都说明了孙权的举贤任能对巩固东吴政权所起的重要作用。

孙权对江南的开发东汉以前，江南经济虽有进步，但还相当落后。这有很多原因。长期以来，北方的中央政权对江南不够重视，无疑是造成它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东吴政权是在江南建立的第一个大政权，它的规模和实力，要远超过秦以前的吴、越、楚，而足以与北方的曹魏和西南的蜀汉相抗衡。为了维持这个大政权，需要相应的人力、文化、技术和经济条件，这对江南的开发是有利的。由东吴开始的六朝时期，落后的江南成为与北方相对抗的政治舞台，它的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孙权的历史功绩，主要是他在开发江南经济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①《三国志·吴书·孙策传》。

②《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

③《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①《三国志·吴书·凌统传》注引孙盛曰；孙盛所指诸事，参看《吴书》本传。②《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③《资治通鉴》卷六九，黄初二年注。

一、推行屯田为了开发江南经济，孙权的第一个战略措施，就是仿照曹魏推行屯田制度。东吴的屯田制度始创于建安七、八年，一直推行到吴亡，历时七十多年。和曹魏一样，东吴的屯田制也分军屯和民屯两类。屯田的地区，在今江苏境内有溧阳、湖熟、于湖、江乘、赭圻城、毗陵、吴郡等地，在今浙江境内有海昌、上虞等地，在今安徽境内有新都、皖城等地，在今江西境内有柴桑，在今湖北境内有夷陵、江陵、金城、白沙口、金女、大文、桃班、武昌、下灵山、厌里口、安乐浦、阳新、浔阳等地①。这些屯田基地，有些是在与曹魏军事对立的邻近地带，有些是在孙吴的腹地，分布很广泛。从皖城的屯田基地有屯兵数千家，毗陵屯田上的劳动者有男女各数万口，可见东吴屯田的规模是很可观的。为了配合屯田生产，东吴很重视水利灌溉，如《水经注》卷三五《江水》三称：巴“水出雩娄县之下灵山，即大别山也吴时，旧立屯于水侧，引巴水以溉野”；新阳县富“水之左右，公私裂溉，咸成沃壤，旧吴屯所在也”。孙权对屯田十分重视，黄武五年（226）“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这可证明东吴的屯田也和曹魏一样，是普遍用牛耕田的。汉代江南已用牛耕，但到南朝始普及，其间由不普及到普及的转折，也许就是东吴推行的牛耕屯田吧。由于东吴推行的屯田很广泛，重视水利灌溉，普遍利用牛力，所以尽管它剥削很重，但对江南经济的开发还是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二、征讨山越东汉末年，在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省的山岭地区，散居着许多“椎髻鸟语”的山越人。《资治通鉴》卷五六建宁二年胡三省注：“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胡说大抵有据。但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不仅山越人已大体汉化，而且在他们聚居的地区也迁进了不少逃亡的汉人，所以山越与先秦时期作为一个种族实体的越族已大不相同，他们与汉族已很少区别了。东汉末年，随着州郡和豪强武装崛起的浪潮，山越在他们大族的领导下，也建立起许多拒绝向官府服役纳税的割据王国。因为这些割据王国大多座落在山区，所以被旧史诬为“山贼”、“山寇”；又因为它们和平原地区结聚宗族而起的汉族豪强武装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也被史书称为“宗部”、“宗伍”。这些山越武装小者人数以千计，大者达数万人，其力量不容忽视。东吴政权建立后，为了与魏、蜀抗衡，需要广开兵源、税源，因此就对各地的山越展开了长期的征讨。

孙吴政权对被征服的山越人，采取了“强者为兵，羸者补户”①的政策。东吴来自山越的兵，有史可稽者，如陆逊讨丹阳山越，“得精卒数万人”，后又讨鄱阳山越，“料得精兵八千余人”；贺齐讨丹阳山越，“料得精兵八千人”；全琮讨丹阳、吴、会三郡山越，“得万余人”；潘璋讨建昌山越，“得八百人”；诸葛恪讨丹阳山越，“得甲士四万人”，“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顾承“与诸葛恪等共平山越，别得精兵八千人”；张承“为长沙西部都尉，讨平山寇，得精兵万五千人”②；等等。略计上列数字，就达十余万人，约占吴兵总额二十多万的半数。东吴的士兵都要在军屯上进行生产，“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③。所以，东吴从征讨山越中得精兵十余万，同时也就是为国家增加了十多万精壮的劳动力。

所谓“羸者补户”，就是把被征服的山越的老弱、女丁编为国家的自耕农和民屯上的生产者。这一部分人究有多少，不得而知，但肯定会大大超过补兵的人数。东吴在山越聚居的邻近地区增殖郡县，就是为了安插、统治被迫出山的山越人。如建安十年，孙“权使贺齐讨上饶，分为建平县”；建安十三年，“使贺齐讨黟、歙，分黟为始新、新定、犁阳、休阳县，以六县为新都郡”；建安十五年，“分豫章为鄱阳郡，分长沙为汉昌郡”；黄武五年，又一度分丹阳、吴、会稽“三郡恶地十县置东安郡”①。郡县的增置是以国家控制户口的增多为前提的。

山越人民离开深山以后，他们受东吴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可能比受大族的剥削和压迫要重一些，但他们居处的自然条件改善了，而且由于和汉族进一步融合，也使他们的生产技能和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这对江南的开发有着重大的意义。

三、发展交通和手工业生产在吴国的经济中，水上交通和若干手工业部门的发展是引人注目的。赤乌三年（240），孙权使左台御史郗俭，凿京城建业西南，自秦淮抵宫苑之内的仓城，以运输粮食，名运渎。赤乌四年，孙权又诏凿东渠，通北堑，以泄玄武湖水，南接秦淮，逶迤十五里，名曰青溪。赤乌中，孙权又令凿潮沟，引江潮抵青溪，接秦淮水，西通运渎，北连玄武湖②。运渎、青溪、潮沟是沟通京城一带的水运线路。赤乌八年，孙权“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勾容中道，自小其（今江苏句容县东南）至云阳（今丹阳县西南）西城，通会市，作邸阁”。这段水道名破冈渎。破冈渎东南连接云阳至吴、会的水道，西北与运渎接通，这样吴越运船就可直达吴京都仓城。孙权还令“岑昏凿丹徒至云阳”①的水道，与吴、会至云阳的水道相接。《南齐书·州郡志》所谓“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就是指孙权时凿通的这条水道。这条水道也就是以后江南运河的前身。

为了水运和作战的需要，孙权很重视造船业的发展。当时最大的造船基地在建安郡侯官（今福建福州市），吴在此设典船都尉，许多罪犯被罚到这里造船。武昌的官府造船业也很兴盛，它造的一艘名为“大船”的战舰，能“容敌士三千人”②；另一艘名“长安”的战舰，“船楼装高”③，也是一个庞然大物。孙权曾派万人船队北至辽东，南到台湾、海南岛，为航海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吴亡时，西晋从吴接收的舟船达五千余艘。这都说明吴国有极强的造船能力。

②上引资料分见《吴书》本传。

③《三国志·吴书·陆凯传》。

①上引资料均见《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

②运渎、青溪、潮沟的开凿，参阅《建康实录》卷二；《读史方舆纪要》卷二〇。①《太平御览》卷一七〇《州郡部·润州》引《吴志》。

②《太平御览》卷七七〇《舟部·舟》引《武昌记》。

③《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注引《江表传》。

纺织业和冶铸业的发展也较显著。江南盛产麻布、葛布，华歆北还时，孙权赠以越布、香葛，曹丕也曾遣使向吴求细葛④，可见江南所产布、葛的质量居全国上选。江南的丝纺织原来很落后，吴时始见起色。诸暨、永安生产的丝因质量优异，被列为贡品，称“御丝”⑤。孙权在后宫设织络厂，起初生产者不满百人，孙皓时已发展到上千人①，这些多来自罪犯的女徒专为统治者生产高级丝织品。吴国最大的冶铸基地是在建业和武昌。建业的石城门外有冶城，以后一直成为东晋南朝的冶铸中心。孙权曾在黄武四年（225）“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头方，皆是南钢越炭作之”②，可见武昌有巨大的冶铸作坊。《宋书·百官》上称：“江南诸郡县有铁者，或置冶令，或置丞，多是吴所置。”这说明吴的铁冶十分普遍，为以后南朝冶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对岭南的开拓秦汉在岭南都设有行政组织。西汉末的交阯太守锡光和东汉初的九真太守任延，向当地人民推广汉族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经义”③；促使岭南地区渐趋开化。但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岭南无疑还属于国内有待开发的最落后的地区之列。

东汉末年，交州刺史朱符被当地人民所杀，州郡扰乱。交阯太守士燮乘机向朝廷上表，以其弟壹为合浦太守，■为九真太守，武为南海太守。士燮为政宽厚，长于《春秋》之学，北方避难的士人多往依之。士家成为雄据岭南的一大势力。建安十五年（210），孙权以步骘为交州刺史，领武射吏千人，便道入岭南。苍梧太守吴巨不服，被步骘诱杀。步骘威声大震，合兵二万南下，在高要峡口击溃了苍梧人衡毅、钱博的狙击部队④。士燮兄弟相率服从，吴始占有岭南地区。建安二十二年，步骘在番禺建筑城郭，并迁州治于此。吴在岭南建立统治后，该地所产的明珠、大贝、犀角、象牙、玳瑁、翡翠、战马等珍品，源源不绝地运到东吴朝廷，这说明吴对岭南的统治是有效的。孙权称吴王后，贬经学大师虞翻于交州，翻“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①，这是继士燮之后又一次在岭南大规模地传播儒学文化。《水经注》卷三六《温水注》称：交州“火耨耕艺，法与华同。名白田，种白谷，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种赤谷，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谓两熟之稻也米不外散，恒为丰国。桑蚕年八熟茧，《三都赋》所谓八蚕之绵者矣。”由此可知，左思《吴都赋》所谓“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指的是吴交州地区。可见岭南经济的发展。东汉时在岭南置交州，下辖七郡、五十六县；吴分交州置广州，两州共辖十五郡、九十二县。州郡县的增多，也反映了岭南的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

④《太平御览》卷八一九《布帛部·絺绤》注引《吴历》及《江表传》。《吴历》谓向华歆赠送越布、香葛的为孙策，其实应为孙权。

⑤《太平御览》卷八一四《布帛部·丝》引《陆凯奏事》。

①《三国志·吴书·陆凯传》。

②《太平御览》卷三四三《兵部·剑中》引陶弘景《刀剑录》。

③《三国志·吴书·薛综传》。参阅《后汉书·任延传》。

④《水经注》卷三七《泿水注》引王氏《交广春秋》。

①《三国志·吴书·虞翻传》。

范文澜曾指出：长江流域“一向落后的经济，逐渐追上黄河流域的水平。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合起来，中国封建经济的势力更繁盛了。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出比两汉更强大的唐朝”②。由此可见，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孙权正是在这个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把江南经济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以后长江流域经济赶上黄河流域的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孙权的晚年

孙权年轻的时候，很重视学习，读过《诗》、《书》、《礼记》、《左传》、《国语》等典籍；他掌权以后，又博览三史①、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②。孙权在当政的前期，在许多事情上能明断是非，处置得宜，应与他重视学习有关系。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孙权除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十分残酷以外，在处理政事上，也犯过许多错误。陈寿评论说：权“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③。可见孙权愈到晚年，消极面愈大。孙权晚年的猜忌、残暴，主要表现在偏信奸佞吕壹和不恰当地处理孙和与孙霸之争两件大事上。

吕壹为中书校事，负责“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实际上充作孙权的耳目，对官员进行侦察、告密，深得孙权的信任。壹因此作威作福，“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排陷无辜”④。丞相顾雍、江夏太守刁嘉因吕壹诬陷，前者几乎丢官，后者几乎被杀。太子登多次向孙权进谏，孙权不听，官员都敢怒而不敢言。太常潘濬见孙权固执，竟想借宴会之机袭杀吕壹，事虽未成，足见吕壹为害之甚。后吕壹又对左将军朱据进行陷害，结果事败，在赤乌元年被孙权诛杀。孙权派中书郎袁礼往告谢诸大将，并征求对政事的意见，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都借口不管民事，闭口不言，要袁礼去问陆逊、潘濬。陆、潘虽有所陈，但“怀执危怖，有不自安之心”。可见东吴大臣对孙权的猜忌都存有戒心。

起初孙权立长子登为太子，登死后，又在赤乌五年立和为太子，并封和同母弟霸为鲁王。孙权表面上对二子同样宠爱，实际上则偏爱孙霸。孙霸被封为鲁王后，孙权仍使他与太子和同居一宫，待遇完全一样。后因大臣上言，“以为太子、国王上下有序，礼秩宜异”，孙权才使孙和、孙霸分宫，各置僚属。孙霸不服，到处拉拢势力，谋夺太子地位；孙和也积极反抗。两派势力的发展，造成统治集团的大分裂，“自侍御、宾客，造为二端，仇党疑贰，兹延大臣”，乃至“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①。孙霸一党多次向孙权诬告孙和，孙权对太子越来越反感。大臣陆逊、顾谭、吾粲由于为太子辩护，顾谭及其弟承被流放于交州，吾粲被杀，孙权数次派宦官向陆逊责问，逊愤恚而死。就两派来说，孙和是受害者，也比较好一些，这一点孙权后来也逐渐意识到了。但孙权没有采取正确的对策，而是采取了不分好坏、统统打击的蛮干作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赤乌十三年（250），孙权废太子和为庶人，流徙丹阳故鄣。反对孙权废太子的陈正、陈象遭到族诛，朱据、屈晃被各杖一百，据左迁为新都郡丞，晃被罢官回乡，“群司坐谏诛放者十数”②。同时，孙权又赐鲁王霸死，鲁王的党羽杨竺、全寄、吴安、孙奇等也被诛杀。在这次事件中，孙权制造了大批冤案，进一步加深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这次事件以后，孙权立年仅十岁的孙亮为太子，这对孙权死后的政局影响很大，使它更加不稳。

为什么孙权在年轻时对大臣能推诚相与，到晚年就百般猜忌、甚至横加屠杀呢？其原因大概有二：在主观上，这是孙权晚年**作风恶性发展的结果；在客观上，与孙吴时期大族势力的急剧扩张有关系。后一点需要多说几句。孙权为了拉拢统兵将领，曾实行世袭领兵制度和复客制度，又把大量土地赏赐给他们，并免税优待①。孙吴的将领多出身大族，经孙权着意培植后，他们拥有的土地和劳动力就越来越多，势力急剧膨胀，乃至“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田池布千里”②。大族肯定是封建政权的阶级基础，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央集权的离心力量，因为大族势力越发展，国家的兵源税源就越少，阶级矛盾也越尖锐，给封建统治带来危机。这是历代中央集权与地方大族产生矛盾的根源。事实证明，东吴后期中央与大族之间的矛盾已十分尖锐。贺邵为吴郡太守时，曾到当地大族顾、陆诸家的屯邸检括他们非法役使的官兵和逃亡农民，许多大族被判罪，后经江陵都督陆抗向孙皓求情，才得释放③；此其一。凤凰三年（274），孙皓又曾“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④，这些“使者”的任务和贺邵在吴郡干的工作性质完全一样；此其二。由于陆凯多次对孙皓直言进谏，孙皓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但因凯“宗族强盛，不敢加诛”⑤，可见东吴皇帝对大族多有顾忌；此其三。以上三例，虽都是发生在孙皓时期的事，但可以肯定，东吴中央皇权与大族之间的矛盾绝非自孙皓始，而是在孙权后期就相当尖锐了。孙权对大臣猜忌、甚至屠杀，在相当大程度上应是这种矛盾的反映——一种曲折的反映。当然，猜忌和屠杀并不能解决中央和大族之间的矛盾，从孙权所处的时代来看，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应是曹操所制定的“重豪强兼并之法”①、诸葛亮所制定的“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②这一类抑制大族势力发展的政策，但孙权却没有制定出这种政策。这说明，就军事、用人以及开发江南经济来说，孙权的才干和历史功绩堪与曹操、诸葛亮相媲美，但在治国上则要差一些。这也许就是孙权这个重要历史人物过去长期遭到人们忽略的一个原因吧。

②《三国志·吴书·孙和传》。

①参考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一文。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②《抱朴子·外篇》卷三四《吴失》。

③《世说新语》上卷下《政事篇》。

④《三国志·吴书·孙皓传》。

⑤《世说新语》中卷下《规箴篇》《孙皓问丞相陆凯》条注。

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②《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

第二节 周瑜

周瑜（175—210），字公瑾，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人。东吴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

助孙策开拓江左

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周瑜出生在一个士族家庭。曾祖周荣先后在章帝、和帝两朝担任过尚书令的职务。从祖周景、从伯周忠皆官太尉，位列三公。周瑜的父亲周异则为洛阳令。

在周瑜的幼年时期，东汉政权的统治正面临严重危机。政治**，经济凋敝，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统治阶级内部的各派势力乘机扩充了军事实力。他们之间的争夺十分激烈，冲突日益升级。政局不稳，战事频起，加速了皇权的削弱和割据分裂局面的形成。

中平六年（189），灵帝病死。关东地区的一些州郡牧守不满董卓专政，纷纷举兵讨伐。附属于袁术的吴郡豪族孙坚也参加了讨董联军。临行前，孙坚将家眷安置到舒县。十四岁的周瑜结识了孙坚的长子孙策。孙策与周瑜同岁，都是心怀大志的少年。两人情趣相投，关系很好。周瑜把家里的一部分住宅让给孙策，还经常以财力对他进行帮助。

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周瑜二十岁。他准备渡江探望在丹阳担任太守的叔叔周尚。这时，周瑜收到了孙策从历阳（今安徽和县）送来的书信，来信邀他共下江东。四年前即初平二年（191），孙坚在进攻襄阳时，被刘表的部将黄祖杀死。父亲死后，孙策投奔割据江淮下游的袁术。由于长期受猜忌和压抑，孙策决定脱离袁术。他借兵三千准备返回江东故土，发展自己的势力。正在寻找政治出路的周瑜收到书信后，马上率领自己的部曲家兵数千人奔赴历阳。同时，他还带去了大批舟船粮秣。对于周瑜应邀而至，孙策大喜过望。他说：有了你周瑜，我的事业可以成功了。

孙策进击江东的军事行动，进展得十分顺利。周瑜及江东名士程普、张昭等人协助孙策先后打下秣陵、湖孰、江乘等地，赶走扬州刺史刘繇，占据他的治所曲阿（今江苏丹阳）。十几天的时间，孙策的军队增加二万余人、战马千匹，威震江东。在继续东进之前，孙策把镇守江东要镇丹阳（今江苏南京）的重任委以周瑜，并对他讲，我攻打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平定山越（江东地区的少数民族），靠这些军队人数已经足够了。你为我看守好丹阳就行了。

丹阳虎踞龙盘，形势险峻，是通往江南的要冲之地。袁术不愿让孙策据有丹阳，派遣其弟袁胤取代周尚，担任丹阳太守。周瑜无力对抗，被迫遵从袁术的命令，和叔叔一起离开丹阳，来到袁术的住地寿春（今安徽寿县）。袁术赏识周瑜的才干，建安三年（198），想任命他担任手下的将领。这时周瑜已在袁术帐下三年，对袁术的目光短浅、骄横无知，十分鄙视。尤其是建安二年，袁术不顾部下反对，擅称帝号，成为众矢之的，这种愚蠢的作茧自缚，更引起了周瑜的厌恶。而孙策却已陆续削平江南各郡的割据势力，夺占吴郡、会稽等地，既而又与袁术决裂，设置官府，委任长史，在江东初步建立了孙氏政权。判定袁术终无所成的周瑜，不愿再留在寿春，决心回到孙策那里。周瑜拒绝将军的称号，向袁术提出要到居巢（今安徽桐城南）为长的请求。居巢离长江很近，周瑜的企图是，从居巢顺流而下直奔江东。袁术不知周瑜假途东归的用意，竟满足了周瑜的要求。

在居巢，周瑜结识了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的豪族鲁肃。在他的劝说之下，鲁肃放弃东城长的官职，背叛袁术，与周瑜结伴东渡。

到达江东以后，周瑜受到隆重的礼遇。孙策特意为他准备好上等的馆舍、丰厚的赏赐，并亲自出城欢迎。孙策授予周瑜建威中郎将的职务，还拨出二千名步兵、五十名骑兵属他指挥。周瑜时年二十五岁，因为仪容俊美、风流倜傥，江东人都昵称他为“周郎”。孙策以他为牛渚镇守，不久又改派为春谷长。牛渚、春谷与庐江郡一水之隔，两处都是扼守江东的咽喉要地。孙策考虑舒县周氏是庐江的名门望族，派周瑜为督，可以充分利用他的家族的社会影响，以招募人马，延揽人才，扩大力量。

建安四年（199）六月，袁术病死。他的军队大多归顺了占据皖城（今安徽潜山）的庐江太守刘勋。孙策害怕刘勋成为第二个袁术，决定设计消灭他。于是，他故意劝诱刘勋袭击海昏上缭的山越，然后乘虚而入，与周瑜分率二万余人偷袭皖城。轻取皖城后，周瑜随从孙策在寻阳和沙羡，分别打败回师救皖的刘勋以及赶来救授的黄祖。经过几次大仗，孙策俘获对方部曲士兵三万余人，战船七千余艘，实力大增。通过这次向西用兵，豫章（今江西南昌）、庐陵（今江西吉水西北）一带也尽归江东所有。战争结束后，周瑜以中护军、领江夏太守的职务（孙策授予周瑜这一职务是在取皖城之前）镇守巴丘（今湖南岳阳），防范占据荆州（今湖南、湖北）的刘表东侵。

力主抗曹建安五年（200）四月，孙策被杀，其弟孙权继位。当时江东的孙氏政权只是初具规模，并不巩固：外有强敌曹操、刘表；境内的一些纵深之地还有很多小股的割据势力，统治营垒中不少人左瞻右顾，“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形势紧迫，人心惶惶。这种局面直到周瑜率领大军从巴丘赶来才有改观。周瑜和张昭主动把一些琐碎的行政事物分管起来，全力支持和辅佐孙权，迅速安定了江东的局势。周瑜亲自出面挽留准备北行的鲁肃，把这位一直没有得到孙策重用的政治人才推荐给孙权。后来，鲁肃成了江东政治舞台上极为活跃的政治家。

官渡之战后，北方地区的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兵多地广的袁绍被曹操打败后病死，两个儿子相互攻杀，力量削弱。曹操兵威大盛，实力日增，开始雄踞中原。曹操为试探江东的虚实，于建安七年（202）派人下书要孙权送人质给他。孙权召集臣下商讨解决办法。面对曹操的讹诈，许多人犹豫不决。周瑜坚决反对向曹操屈服。他认为，江东自然环境优越，交通便利，兵精粮多，具备割据条件，完全不应该向曹操低头。送去人质反而会陷入被动，受到曹操的钳制。周瑜的意见得到了孙权母子的一致赞同。孙权的母亲还嘱咐儿子要像对待兄长一样的尊重周瑜。

从建安五年（200）开始，周瑜一直坐镇吴郡，为孙权出谋划策，平乱讨叛。其间，为安定内部，周瑜曾多次带兵镇压山越的反抗。建安十一年（206），周瑜亲自督讨麻、保二屯的少数民族。这次战争十分残酷，周瑜将俘获的部落首领一律枭首示众，同时还把一万多人强徙到江东政权的腹心地区。

留吴期间，周瑜曾多次奉命进攻刘表。孙权与刘表誓不两立，一是因刘表占据的荆州与扬州毗邻，属于江东政权向西开拓的对象；二是因孙权的父亲孙坚死在刘表的部将黄祖手里，双方有世仇。孙权继承孙策的政策，不断地西进，其主帅常由周瑜担任。

建安十三年（208）初，周瑜向孙权举荐刘表的降将甘宁。孙权接受甘宁的建议，亲自统兵进攻屯军夏口（今湖北汉口）的黄祖。周瑜被委派为前部大部督。两军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水战，江东军队终于攻陷夏口，杀死黄祖。消灭黄祖，为孙权夺取荆州扫清了道路。

这一时期，北方的曹操已经彻底消灭了袁氏的残余力量，并打败了三郡乌桓。他把被乌桓俘获的汉人十余万户和幽州、并州的乌桓三万余落迁入塞内，基本统一了北方。曹操雄心勃勃，企图乘胜南进完成统一的大业。这年七月，曹操亲率大军进攻刘表，准备夺取荆州。曹军未到，刘表先期病死，其子刘琮不战而降。刘琮投降，事先没有通知住在樊城的刘备。刘备寡不敌众，不敢迎战，只好一路南退，狼狈地逃到夏口。

曹军南下荆州，给江东政权造成严重威胁。特别是曹操得到荆州的大批水师战船，又据有粮食武器储备丰足的江陵（今湖北江陵），更使江东朝廷上下十分不安。九月，孙权亲临荆州前线。刘备的谋臣诸葛亮也赶到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拜谒孙权，极力劝说孙权、刘备两家联合破曹；同时孙权收到曹操的书信，信中威胁说，准备以八十万水军与孙权决一死战。事态严重，江东上下十分惊恐。张昭等人被曹军的气势吓破了胆。他们认为，曹军力量强大，并以汉相的名义，打着皇帝的旗号征讨四方。抗击曹军，在名义上便很被动。况且江东的优势在于凭借长江天堑，曹操得到荆州，收降刘表的水军，获取大量的战船，天险成为双方共有的东西。实力悬殊，江东只有迎降曹操才是出路。

孙权接受抵抗派鲁肃的建议，将受命去鄱阳的周瑜召回商讨对策。周瑜反对投降，极力主战。他向孙权一再强调割据江东的可能性。他说，江东地域辽阔，兵精粮足，内部安定，政权巩固。曹操名为汉相，实是汉贼。孙权雄才大略，完全可以继承父兄基业，为朝廷扫除污秽。他还认为，曹操有一系列的致命弱点。比如北方没有完全平定，后方并不很稳固，特别是关西的马超、韩遂尚在函谷关以西骚扰，使曹操放心不下。除有后顾之忧外，曹军还面临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他的将士主要是北方人，来到南方，“舍鞍马，杖舟楫”，同习于水战的江东军队交锋，是舍长用短。由于北方人不能适应南方的水土，容易发生疫疾。曹操违犯兵家作战的大忌，不顾后果，贸然用兵，必然自食恶果。周瑜又戳穿了曹操所谓八十万大军的骗局，指出他的实际兵力不过十五六万人，而且久战疲敝，战斗力不强。刘琮的荆州降兵至多七八万人，也疑虑重重，士气很低。固然曹军人数略多一些，但实际并不可怕。周瑜坚决向孙权请战，表示只要拨他五万精兵，就可以打败曹操。周瑜的分析振奋了孙权的精神，坚定了破曹的信心。孙权用刀砍去奏案的一角，警告劝降的臣下说，谁再敢说迎接曹操的话，下场就和这个桌子一样。他亲热地拍着周瑜的脊背说，公瑾，你的话说到了我的心里。别人都是在为自己打算，只有鲁肃和你才与我同心同德。让我马上召集五万精兵尚难办到，目前三万人马，我已选好，战船军粮都非常充裕。你和鲁肃、程普先行一步，我继续筹划兵源给养，作你们的后援。当即，周瑜、程普被孙权任命为左、右都督，分领大军逆流西上，和刘备并力，迎击曹军。

在樊口（今湖北鄂城附近），周瑜所率的江东水师与刘备的军队会合。

孙刘联军合计五万人左右。

赤壁立功曹军船舻相接，浩浩荡荡，顺流而下。在赤壁（今湖北武昌县西赤矶山），曹军和孙刘联军相遇。周瑜的推测成为事实，疫疾已在曹军中流行，生病的人很多，战斗力大受影响。结果两军交锋，曹军初战失利。曹操将大军退到江北的乌林（今湖北洪湖县东北，长江北岸邬林矶），上岸安营扎寨，与进逼而来的联军隔江对峙。

两军僵持的局面对人孤力单的联军不利。周瑜的部将黄盖建议说，敌众我寡，不宜在这里同敌人持久消耗。曹操针对北方军士不习水战的缺陷，采用方连战舰，首尾相接的方式进行补救，这样就为我们提供了可以用火攻打败他的机会。周瑜采纳了黄盖的建议。

黄盖按照与周瑜制定的计策，写信给曹操表示愿意归降。曹操没有识破这是诈降计，答应接受黄盖。黄盖预先将几十艘小船内塞满薪柴，灌上鱼膏，外面用帷幕、旌旗遮掩好。然后，他选择了一个东南风猛烈的夜晚，率领着船队向江北冲去。在离北军二里的水面上，黄盖命令各船同时点火。火猛风烈，船行如箭。由于曹军以为是投降，没有防备，结果小船点燃了他们的战舰。刹时间大火腾空而起，火舌向对岸舔去，很快延及曹军的营垒。江北顿时陷入一片火海之中。曹军将士乱作一团，被烧、淹死者难计其数。曹操猝不及防，无心迎敌，索性命人把未被点燃的战船和不便带走的军需付之一炬，带着残部向北败逃走。联军在刘备、周瑜的带领之下，水陆并进，一直追到南郡。曹操不愿在荆州久留，遂任命曹仁把守江陵，自己则撤回北方去了。赤壁一战，曹军损失严重，死亡的人数超过一半。战死之外，还有大批将士因饥饿、疫疾而命丧黄泉。战争的胜利，加强了孙氏政权在江东地区的割据地位，也使刘备避免了覆亡的危险。赤壁一战，周瑜的英名传扬天下。

周瑜到达南郡后，以数万大军围攻江陵城。江陵城内粮草充足，加之曹仁防守严备，周瑜一直未能取胜。周瑜为分散消耗曹仁的兵力，派甘宁西上攻取夷陵（今湖北宜都）。甘宁一战得手，曹仁果然分兵，企图以五六千众夺回夷陵。周瑜采纳吕蒙建议，只留下少许人继续围困江陵，自己亲率大军去救甘宁。周瑜行至中途，发现江陵到夷陵之间有一处险要的必经之道。他便忙派出三百余人，用砍伐的树木将险道阻塞。周瑜赶到江陵，当日即与曹仁在城下激战起来，围城的曹军被消灭一半以上。曹仁抵挡不住周瑜的攻势，又担心江陵有失，连夜撤往江陵。曹军行至险道，发觉陷入困境：前面有树木拦路，后面是周瑜穷追不舍。为了逃命，他们只好丢掉马匹，越过路障，步行遁逃。这一夜，周瑜截获曹军战马三百余匹。

不久，周瑜在长江北岸建起营垒，准备长期围攻曹仁。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两军一直在江陵相持。双方进行过多次较量，彼此各有胜负。每战，周瑜必身先士卒，跨马■阵。在一次混战之中，他不幸为流矢射中右臂，受了重伤。曹仁听说周瑜伤重行动不便，认为有机可乘，立即召集军队前来骂阵。周瑜忍着箭伤，挣扎而起，到各营鼓舞士气。曹仁讨不到便宜，只好退兵。建安十四年（209）十二月，守江陵的曹军伤亡过重，曹仁被迫放弃南阳。把曹军赶出荆州后，周瑜以偏将军领南郡太守的职务镇守江陵。同年，孙权为表彰周瑜的功劳，特别把下隽等四县封作他的奉邑。

志在荆州与益州曹操的势力北退后，刘备乘势占据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他自号左将军、领荆州牧，设大营于油江口，易其名为公安。刘备为巩固同江东的联盟，冒险东去迎娶孙权的妹妹，并向孙权提出借南郡的要求。在借与不借南郡的问题上，江东政权的内部存在分歧。周瑜不但不同意鲁肃借南郡与刘备的意见，而且主张把刘备软禁在江东不放。建安十五年（210），他上书给孙权说，刘备是个心怀大志的人，手下又有关羽、张飞这样的名将辅佐，绝不会久屈人下。周瑜认为，应把刘备弄到吴郡，广筑宫室，多置美女，用腐化的生活消磨他的意志。把关、张两人，瓦解分散，各置一方。然后派出与自己能力相当的人去攻打他们，事情就可以解决了。相反，割借刘备土地，再放任三个人聚在一起，这好像蛟龙得到了**，他们怎么会甘当池中之物。孙权考虑到曹操的威胁仍然严重存在，江东需要孙刘联盟，况且刘备也不是美女玩好就能上钩的人，所以没有听取周瑜的建议。刘备返回公安，听说此事，心有余悸地说，我险些死在周瑜的手里。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周瑜去京口（今江苏镇江）面见孙权，提出夺取益州的计划。益州在荆州的上游，相当于今四川省地区。这里形势险塞，易守难攻，沃野千里，稻香鱼肥，素有天府之国的称号。割据益州的刘璋弱无能，内部矛盾重重。占据汉中一带的张鲁又屡次与刘璋发生战争。周瑜以为，曹操受到重大挫折后尚未复原，又有腹心之患，不敢轻易举兵南下。益州局势不稳，正好乘隙而攻。占据益州后进而消灭张鲁，再与反曹的马超结盟，这样就形成了反曹的包围圈。周瑜答应夺取益州后，他还镇襄阳（今湖北襄樊）对抗曹操。他乐观地说，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消灭曹操，统一北方是可以办到的。在征得孙权同意之后，周瑜立即启程返回江陵，作攻取益州的军事准备。但是，周瑜走到巴丘（裴松之注云应为巴陵）的时候，突然身染重病，不幸去世。临终前，他上书孙权，推荐鲁肃接替自己的职务。周瑜语重情长地劝诫孙权“先虑未然，然后康乐”，除要防备北方的曹操，还要警惕占据荆州的刘备。

这一年，周瑜三十五岁。

孙权对于周瑜的病逝，悲痛万分。他流着眼泪说，周瑜有帮助我夺取天下的才能，现在突然病死，让我依靠谁呀？他亲自穿上素服主持丧礼，进行哀悼，并动身到芜湖迎回用瑜的棺椁。后来，孙权经常与别人追忆周瑜的功绩，称赞“公瑾雄烈，胆略兼人”，“昔走曹操，拓有荆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还说在“腹心旧勋”之中只有周瑜的主张常常和他一致，对江东政权的功绩任何人也无法同周瑜相比。

孙权高度评价周瑜，除表彰他为建立江东政权所立的汗马功劳之外，还有感念周瑜对孙氏兄弟耿耿忠心的成分。孙权继位之初，年轻无威，臣下对他不大恭敬。功勋显赫、把握重兵的周瑜极力树立孙权的威信。他反复对同僚宣传孙权能“亲贤贵士，纳奇录异”（《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是个可以成就大事业的人，并带头像对待孙策一样地尊重孙权，忠诚地履行臣下的礼节和职责。赤壁战前，曹操欣赏周瑜的才干，曾秘密地派遣著名的说客蒋干去劝降。周瑜知道蒋干的来意后，请他参观大营，行视仓库中的粮储军备，又在酒宴上摆下服佩珍玩。然后他对蒋干说，大丈夫一世，为的是能遇上个知己的君主。我与主公从外人看是君臣关系，实际上我们亲如骨肉。这种言听计从、祸福与共的情份，就是像苏秦、张仪这样的古代辩士复生，也不能把我说动，何况你蒋干呢？对于孙权的命令，周瑜坚决执行，从不打任何折扣。他反对借地给刘备，但是孙权一旦作出决定，他马上给刘备让出了长江以南的南郡土地。

周瑜为人豁达，从不忌贤妒能。他注意发现和提携有真正才能的人，经他荐举的如鲁肃、甘宁这样的政治、军事人才就有很多人。程普早年追随孙坚，是江东政权的元勋，曾看不起周瑜，多次欺辱他。周瑜处处谦让，从不和他计较。周瑜的宽忍，终于使程普大受感动。老人越来越钦佩周瑜，遂成忘年之交。程普心悦诚服对人讲，和周公瑾来往，好像在饮美酒，不知不觉就让人醉了。

周瑜精通音乐。酒宴之中，虽然喝了许多酒，但只要乐队演奏有误，他立刻便能察觉。只要听到，还一定要回过头来看一看出毛病的人。因周瑜这一习惯，形成了一句俗谚：“曲有误，周郎顾。”

建安四年（199），周瑜随从孙策破皖城，与皖城桥公相识。二十四岁的周瑜迎娶桥公小女为妻，是为小桥。周瑜有两男一女。女儿被孙权聘为太子孙登之妃。大男周循娶公主，官任骑都督，早死。小男周胤初拜兴业都督，后改封都乡侯。

第三节 鲁肃

鲁肃（172—217），字子敬。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人。东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与周瑜志同道合鲁肃生于汉灵帝建宁五年（172）。由于祖辈无人出仕为官，鲁肃的家庭虽然资财丰足，但并不属于士族阶层，只是那种在地方上有些势力的豪族。在他降生不久，父亲去世了。鲁肃靠祖母抚养长大，这样的生活经历培养了他的自治能力。青少年时期的鲁肃，心怀开阔，善于思考，具备一定的政治眼光。早在董卓之乱前，鲁肃就看到东汉帝国内部蕴藏着严重的危机，预感天下将要大乱。为了在变动中能够有所作为，鲁肃努力习武，他的剑法和骑术都很出色。他不再花精力去治理家业，却把许多土地卖掉，用这些钱财赈济宗族乡亲和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逐渐地，鲁肃在家乡有了较大的威望和号召力。他召募不少青壮年作为部曲家兵，并常常以射猎的名义，到离东城不远的南山讲武习兵，训练他们的战斗能力。

汉献帝建安三年（198），占据扬州地区（今长江下游和淮河之间）的袁术为加强对自己辖区的控制，极力收买地方势力。二十六岁的鲁肃被袁术委任为东城长。也是在这一年，鲁肃结识了在居巢为长的周瑜。

鲁肃和周瑜的相识，是从周瑜向他借粮开始的。汉末军阀混战时期，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的破坏，粮食紧张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靠和平方式向别人借粮一般很难达到目的。但鲁肃对于周瑜的告贷，却毫不犹豫。他将自己储粮的一半——整整一囷三千斛大米，全数送给周瑜。鲁肃的慷慨相助，使周瑜非常感动。通过接触，他了解到鲁肃是个了不起的人才，遂与鲁肃结成挚友。后来，他们这种亲密的关系从未间断过。

周瑜劝说鲁肃和他一起脱离袁术，改投孙策。周瑜虽说是袁术的部属，但对他已丧失信心，认为袁术成就不了大的事业。所以，他坚决拒绝袁术要他担任将军的任命，主动到居巢为长。周瑜企图从居巢顺路东进，去找正在江东开疆拓地的旧友孙策。

鲁肃愿意和周瑜同行。为便于行动，他必须把部属撤离东城，南就居巢。临行前，他对宗亲部曲动员说，现在朝廷已经瘫痪，到处兵荒马乱。我们所处的淮泗地区是兵家必争之地，住在这里，人身安全很难保证。我听说，江东地区沃野千里，民富兵强，不知道你们肯不肯同我一起到那片乐土上去呢？经过他的劝说，大约有三百多人愿去江东。出发时，鲁肃命令老弱妇孺走在前面。他亲率部分强壮的男子负责断后。按照汉代的法律，国家编户没有自由迁徙的权力，鲁肃南下的行动是违法的。州里负责巡逻的骑兵闻讯后，追赶上来阻止他们。鲁肃一面让前面的人放慢速度，一面命令其他的人做好战斗准备。鲁肃告诫追骑说，现在是乱世，群雄角逐，朝廷软弱无力，有功者不会受奖，有过失的也没人惩办。你们为什么要苦逼我们？说完之后，鲁肃在路旁树起一面盾牌，一箭即将盾牌射穿。追骑们觉得鲁肃的话有道理，又害怕动起手来，未必是鲁肃的对手，于是便退走了。当年，鲁肃随从周瑜到达江东，定居在曲阿（今江苏丹阳）。

建安五年（200），鲁肃的祖母去世。为把祖母的棺椁还葬家乡祖坟，他返回了东城。在东城，鲁肃收到一个朋友的来信。来信邀请鲁肃投奔占据巢湖的郑宝。巢湖在东城以南，靠近长江，土地肥沃，自然条件很好。郑宝拥众万余，尚有很大的发展余地。鲁肃到达江东后将近两年，一直没有受到孙策的重视，很不得志。这次他接受朋友的邀请，决定从曲阿迎出母亲，到郑宝这里来。

鼎足江东的榻上策返回曲阿后，鲁肃发现江东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孙策被杀，其弟孙权控制政权。由于母亲已被周瑜接到吴郡（今江苏苏州），鲁肃便由曲阿赶到吴郡，并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周瑜。周瑜反对鲁肃的北行计划。这时，在孙权的新政府中，周瑜掌管着军国大权。孙策死后，江东形势一度相当混乱，只是靠着周瑜等人的全力支撑才逐渐稳住局面。正在为孙权搜罗人材的周瑜，当然不能把鲁肃放走。周瑜引用东汉大将马援的“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的话告诫鲁肃，对于不了解的人不要轻易投奔。他向鲁肃介绍说，孙权是个很有作为的领袖人物，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注意吸收容纳各方面的人材。追随孙权，将来一定能够成就一番事业。鲁肃并不愿意离开江东，听到周瑜的劝告，也就放弃了北行的念头。

不久，周瑜把鲁肃推荐给孙权。孙权很快会见了他。经过交谈，孙权对鲁肃的见识十分赞赏。在辞退别的宾客以后，孙权单独把鲁肃留下来，不拘礼仪地合坐在一张床上，一边喝着酒，一边议论着国家大事。席间，鲁肃向孙权提出了“鼎足江东”的榻上策。他认为，孙权急于仿效齐桓公、晋文公图霸王之业的设想是不现实的，因为曹操已取得控制汉帝的有利地位。汉室已不可能恢复，曹操的力量也不能根本铲除。鲁肃为孙权提供的对策是：割据江东，等待时机。利用曹操无暇南下的机会，进攻刘表，占据荆州，然后建号称帝，逐步夺取天下。鲁肃指出，由于北方“多务”，也就是说存在着许多不安定因素，有些麻烦事不易处理，曹操统一全国的目标很难实现，于是为江东出现割据政权提供了有利条件。鲁肃的榻上策和诸葛亮的隆中对，在许多观点上是一致的。两者同样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当时的客观形势，并提出了远大的政治目标。具有如此深刻的洞察力和政治眼光的政治家，在三国时期除这两人外还是不多见的。而鲁肃榻上策的提出又比隆中对早了七年。鲁肃受到孙权的信任和重用，引起江东政权中某些特权人物的反感。当时，资格最老、势力最强的张昭屡次诋毁鲁肃，说他“谦下不足”、“年少粗疏”，建议孙权不要使用他。孙权知道鲁肃的本领，没有听信这些谗言，依然尊重他，并把鲁肃比作是东汉的开国功臣邓禹。

促成孙刘联盟建安十三年（208），基本削平北方的曹操，企图乘胜南进，一鼓作气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这年七月，曹操带领着号称八十万的大军星夜兼道进攻刘表。八月，曹军尚未到达荆州，刘表突然病死。消息传到江东，鲁肃立即向孙权要求以吊丧的名义出使荆州，目的是联络寄寓在荆州的刘备，合力破曹。鲁肃认为，荆州地处长江中游，与江东接壤。这里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外带江汉，内阻山陵，形势险峻，易守难攻，不但是富庶的鱼米之乡，也是兵家必争的南北要冲。占据荆州意味着抓着了夺取天下的关键。鲁肃分析说，刘表死后两个儿子互相争夺，荆州政权内部出现严重分裂，刘备实际已成为这一地区唯一的政治代表。如果刘备和刘表的儿子合作得好，就联合他们共抗曹操；如果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易调和，再另作打算。曹操大兵压境，现在说服刘备及争取刘表的部属比较容易成功。但若不迅速赶到荆州，延误了时间，就会被曹操占先一步。孙权同意这个建议，立即派他出使荆州。

当鲁肃到达夏口（今湖北汉口）的时候，曹操大军已攻到荆州地界。鲁肃听到消息后，星夜兼道，加快速度，准备抢到曹操的前头。但是还是迟了，接替刘表在襄阳（今湖北襄樊）担任荆州牧的刘琮已经投降曹操，而这时鲁肃才刚刚赶到南郡（今湖北江陵）。

刘琮降曹，事先没有和在樊城（今湖北襄樊市北）的刘备打招呼。直到曹操到达宛城，刘备才得到通知。刘备仓皇南逃，准备撤到粮械储备比较丰饶的江陵城。曹操不愿刘备据有江陵，迫不及待地亲率骑兵进行追击，在当阳（今湖北荆门南）把刘备的队伍打散。

鲁肃在当阳找到了处境狼狈的刘备。鲁肃向刘备询问今后的去向。刘备回答说，想到苍梧（今广西梧州）去投奔在那里担任太守的老友吴巨。鲁肃劝阻刘备说，吴巨处地偏僻，没有作为，迟早会为人所吞并，不是托身的地方。他介绍了江东的实力和孙权的为人，指出刘备只有联合江东抗曹才有出路。在当阳，鲁肃还结识了刘备的谋士诸葛亮。诸葛亮也是主张孙刘联盟的人，两人见面后非常投缘，很快成为知心朋友。刘备接受鲁肃的意见，放弃投吴巨的计划，改向东行。沿途与部将关羽的万余水军和刘表另一儿子刘琦所率的万余人会合，退守到樊口（今湖北鄂城）。他派诸葛亮随从鲁肃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会见孙权，商讨两方联盟的大事。

正在这时，曹操给江东送去了恐吓信，声言要与孙权决战。面对曹操逼人的气势，以张昭为首的朝臣吓破了胆。他们认为，曹操操纵皇帝，政治上占主动地位；占据荆州后，获得刘表大批水军，并控制了江东的上游，江东无力对抗又无险可恃，只有迎降曹操一条道路可走。本来孙权对战胜曹军就缺乏信心，他“拥军在柴桑，坐观成败”（《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看着刘备被曹操追得团团转，没有打定主意，投降派的议论更把他搞得举棋不定。鲁肃坚决反对降曹，力图使孙权树立起抗曹决心。他对孙权晓以利害，明以是非，劝孙权不要听信投降派的议论。他说，这些人要断送孙权的事业。迎降曹操，对一般朝臣没有损失。鲁肃用自己举例说，我鲁肃要是投降曹操的话，曹操一定会按照我在家乡评定的品级，分派我担任州官或者郡官。他指出，如果孙权投降曹操，曹操会因为无法安置而不能容忍他。鲁肃一针见血的劝告，终于使孙权转变了态度。孙权拔刀砍去奏案的一角，警告群臣说：“谁再敢说迎降曹操的话，和这个案桌一样。”鲁肃向孙权推举杰出的军事家用瑜担任抗曹主帅。当时周瑜奉命出使鄱阳，未在江东。鲁肃请求急速将他招回，作抗曹的军事准备。

周瑜到达柴桑，支持鲁肃的主张。他帮助孙权分析当前的形势，指出曹操是可以战胜的，从而坚定了孙权抗曹的决心。孙权任命周瑜、程普为左、右督，鲁肃为赞军校尉，并将粮船齐备的三万水军交托给他们，逆水直上迎击曹操。

这年九月，孙刘联军在赤壁（今湖北武昌县西赤矾山）以少胜多，大破曹军。赤壁大胜使江东政权进一步巩固，曹操的势力暂时被压回北方。

功劳卓著的鲁肃返回江东，孙权为表彰他，特意用最隆重的礼节欢迎。

仪式结束后，孙权亲热地对鲁肃说，子敬，我亲自为你下马扶鞍，这样的殊礼，你该感到荣耀了吧？然而，鲁肃的回答，不但使孙权感到意外，而且使在场的人无不大惊失色。他冷淡地表示：“我不觉得荣耀。”当坐定以后，鲁肃从容地说：“我希望您的威名震动天下，能够实现统一全国的大业。到那个时候，您派车子来接我，我才感到荣耀呢！”孙权终于明白了鲁肃的良苦用心：他是在用激将法提醒孙权，不要为眼前的胜利所陶醉，应该时时刻刻不忘统一天下的政治目标。

在荆州问题上的让与争

赤壁之战后，曹操虽然暂时停止南下的军事行功，但是他与孙权之间的力量对比，并没有发生改变。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军事方面，北方的实力都远远超过江东。这时，刘备也逐步在荆州站稳了脚跟。他先后取得长江以南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刘备势力在荆州的发展，成为孙权西进的障碍。面对两方面的威胁，采取何种对策是赤壁战后江东政权必须迅速解决的重大问题。恰巧刘备亲到江东拜谒孙权，要求把江东占据的荆州土地划归他来管辖。于是，在如何处理荆州的决策上，江东政权内部出现分歧。周瑜反对借荆州给刘备，主张用美人计把刘备软禁在江东。将军吕范也劝孙权把刘备扣着不放。一场孙、刘两家之间的火并迫在眉睫。只有鲁肃坚持不同意见，反对因土地问题破坏联盟。他认为，曹操的“威力实重”，仍是江东的主要敌人。借给刘备土地，等于为曹操树立一个对手，为自己增加一个盟友，可以分散、转移曹操对江东的兵力，避免被各个击破。借刘备土地，孙权并不情愿，然而鲁肃的分析说服了他。孙权认识到巩固同刘备的联盟是当务之急，也看到采取极端手法对待刘备，不一定能达到目的。他答应将长江以南的南郡土地借给刘备。孙权借地给刘备的事情传到北方，当时曹操正在写文章，这个消息给予他极大的震动，竟然惊得他失手把笔掉在地上。原来，赤壁战后，曹操最担心的是刘孙联盟的继续和巩固。

建安十五年（210）十二月，江东著名的军事家周瑜病逝。临终前，周瑜推荐鲁肃接替自己的职务。孙权尊重周瑜的遗愿，也相信鲁肃的能力，于是任命他为奋武校尉，并把原属周瑜统率的军队和所享受的奉邑，尽数划归鲁肃掌管。最初，鲁肃驻守江陵，后改屯陆口（今湖北嘉鱼西南）。鲁肃为人严肃认真，生活俭朴。他治理军队十分强调纪律，讲究一丝不苟。所以部下能够做到“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路无拾遗”（《三国志·吴书·吕蒙传》）。鲁肃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即使在繁忙的军务活动中，他仍然手不释卷，因此无论是谈话，或是写文章，他的见解都要比别人深刻得多。人们公认，鲁肃是继周瑜之后最善于治军、最有谋略的统帅。这一年年底，孙权提升他为偏将军，改任汉昌太守。

建安十九年（214）闰五月，孙权攻破曹军的重镇皖城（今安徽潜山县），取得重大的胜利。鲁肃参加了这次军事活动。

皖城之役不久，西方传来刘备攻陷成都，占据益州的消息，孙权十分吃惊。在赤壁战后，孙权曾有西进益州的打算。为此，他曾写信探询刘备的态度。刘备欺骗孙权说，占据益州的刘璋与他是宗室亲戚，他不会攻打刘璋，也不能坐视孙权攻打益州。刘备还在江陵、秭归等处布设重兵，阻止孙权的军队通过。但不久，刘璋邀请刘备帮助他对付张鲁，刘备立刻留下诸葛亮、关羽守荆州，自己亲率大军进入益州。这是建安十六年的事情。三年之后，刘备与刘璋反目，终于夺占益州。孙权发觉自己受到刘备的捉弄，非常气愤。他派遣诸葛瑾出使益州，向刘备索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回答说，他正攻打凉州，凉州打下后，一定将荆州全部归还江东。孙权知道刘备并没有归还荆州的诚意，又在敷衍他。不久，他委派的三郡新太守也被关羽陆续驱赶回来。孙权决定报复，一面派遣吕蒙等人强行攻取三郡，一面命令鲁肃屯守巴丘（今湖南岳阳），防备关羽的救援。

吕蒙连陷三城，激怒了刘备。建安二十年（215）五月，他亲由益州赶到荆州的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北），命令关羽率军夺回三郡。鲁肃进驻益阳（今湖北益阳），堵住了关羽南下的道路。关羽是刘备最倚重的大将，虽忠义刚直，但骄矜自信，不善于处理同江东之间的关系。刘备入川后，关羽经常在边界地区制造一些摩擦事件。鲁肃以大局为重，一般都采取忍让、友好的方式进行处理，力求边界和平，避免由此导致联盟的破裂。这次双方陈兵对峙，鲁肃针锋相对，不让关羽在军事上有任何便宜可占。同时，他仍想通过同关羽的说理斗争，维持联盟。因此，他主动邀请关羽到约定的地点进行会谈。鲁肃的部属担心对方下毒手，不愿他同关羽会面。鲁肃劝慰大家，今天的事情，应该当面讲清。刘备是有愧于我们的。谁是谁非没有判断清楚，关羽不敢贸然下手。会谈的时候，双方各把兵马安排在百步以外，鲁肃只带领几个部将，佩挂单刀赴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单刀赴会”，只不过主角不是文艺作品中的关羽，而是鲁肃。关羽说，赤壁之战刘备亲临前线，不能白辛苦一场，得到荆州是应该的报偿，指责江东索要荆州是没有道理的。鲁肃反驳说，当初与刘备在当阳会面的时候，刘备带领的人马比一个校尉领的还少。那时候，你们狼狈极了，只打算远远逃命，对荆州连想也不敢想。我们可怜你们没有立脚之地，不吝惜我们血战取得的土地，借给了你们。刘备以怨报德，占据益州后，还赖着荆州不还。我们只要三郡，你们也不肯答应。作为一个普通人都不肯自食其言，何况像刘备这样的一个领袖人物呢？一席话，把关羽说得面红耳赤，无话对答。恰巧这时，刘备听说曹操要进攻汉中，害怕益州有失，慌忙遣使向孙权求和。孙权也自感兵力不足，取胜把握不大，便同意媾和。双方重新修好结盟，签订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的条约。长沙、江复、桂阳三郡属孙权，南郡、零陵、武陵属刘备。

夺得荆州三郡后，鲁肃仍然与关羽和平共处，并劝说吕蒙不要挑起战争。他认为，只要曹操存在，江东就要受到他的威胁，孙刘两方的敌人是共同的，联盟只能巩固，不能破坏。

建安二十二年（217），鲁肃病故，只有四十五岁。孙权为鲁肃致哀，并亲临他的安葬仪式。远在益州的诸葛亮，也为鲁肃的去世表示哀悼。

鲁肃死后，孙权评价他有二长一短：“子敬东来，致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且其决计策，意出张苏远矣；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失二长也。”（《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孙权肯定了鲁肃的榻上策和赤壁战前的主战意见，但对借荆州问题进行了翻案。其实，孙权的指责是不公正的。鲁肃始终不渝地坚持孙刘联盟，是因为他看到了联盟的维持与巩固，关系到江东生死存亡的长远利益，这是他目光远大的过人之处。鲁肃一生的活动，证明了他是江东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活动家。

第四节 陆逊①

初露锋芒

陆逊（183—245），三国时期东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

陆逊，本名议，字伯言，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出身于江东大族。父亲陆骏，曾任东汉九江都尉。

陆逊早孤，小时候跟着从祖父陆康在庐江太守任所读书。袁术割据淮南，唆使孙策攻陷庐江。一个多月后，陆康病死。陆康事先把家眷都送回吴县，其子陆绩尚幼，刚刚十二岁的陆逊承担起支撑门户的责任。

青年陆逊是温文尔雅的一介书生。当时，陆绩及其外甥顾邵以博览书传齐名，陆逊、张敦、卜静次之，风声流闻，远近知名。然而，历史的风云际会却把陆逊推上了东吴的政治舞台。陆逊凭借这个舞台，演出了一出有声有色的活剧。

孙策死后，孙权继领其众，“招延俊秀，聘求名士”①。陆逊二十一岁，应召入孙权幕府，历仕东、西曹为令史；稍后，出任海昌屯田都尉，兼理县政。海昌境内连年大旱，他开仓赈济贫民，组织生产自救，缓和了灾情。东汉末年，许多农民因逃避赋役而投靠豪强大族，沦落为依附民；豪强大族为了反抗政府征发、保卫和扩大既得利益，把依附民组成武装队伍②。这类豪强武装依山阻险，被官府称作“山贼”、“山寇”。他们经常扰乱地方，有的豪强集团还与曹操遥相呼应，对抗孙吴政权，成了孙吴政权的心腹大患。针对这种情况，陆逊在海昌任职期间，采取了抑制豪强，安定社会秩序，扩大军队的措施。在孙权的支持下，他召募吴、会稽、丹阳三郡的依附民为兵，进讨会稽豪强大帅潘临。他率领军队深入重山险谷，终于消灭了这支为害多年的豪强武装，他的部曲也因此扩充到二千多人。不久，他又兴兵配合奋武将军贺齐剿灭尤突的豪强武装。事定之后，孙权拜陆逊为定威校尉。

孙权很赏识陆逊的才干，把孙策的女儿嫁给这位年青有为的将领，以结秦晋之好。孙权多次向陆逊征询政见，陆逊献策说：“如今英雄对峙，豺狼觊觎。若要战胜敌人，平定祸乱，没有人数众多的军队是达不到目的的。而目前山寇等旧势力，仍然占据深山险阻，这些腹心之地不安定，就谈不上大展鸿图。因此，当务之急是扫平山寇，取其精锐，来扩充我们的军队。”孙权采纳他的建议，提拔他担任帐下右都督之职。这时，恰巧丹阳地区又发生豪强叛乱事件，豪强费栈接受曹操封号，煽动武装叛乱，充当曹军内应。陆逊奉命讨伐费栈，在敌我悬殊的情况下，他多设营帐，遍布鼓角，虚张声势，以迷惑敌人。然后，他乘夜领兵潜入山谷，鼓角齐鸣，向敌人发起突然攻击，很快镇压了这场叛乱。接着，陆逊检括吴、丹阳、会稽三郡的依附民。以强壮者当兵，羸弱者补户，共得精兵数万人，既打击了地方豪强，也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实力。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②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12页。

智取荆州

陆逊虽然在早期活动中初露锋芒，但并不甚为人所重，直到建安末年的吴、蜀争夺荆州之战，他才终于脱颖而出，成为吴军将领中一位杰出的后起之秀。

荆州地处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建安十三年（208），以曹操为一方，以孙权、刘备为另一方，因争夺荆州在赤壁打了一场大战。战后，刘备占据了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孙权占据了江夏郡和南郡南部。刘备占领荆州大部分地区，既阻碍孙吴势力向西扩展，又威胁着孙吴侧翼的安全，成了孙权的一块心病。从此，吴、蜀争夺荆州的纠纷越闹越大。

建安二十四年（219），蜀汉荆州守将关羽出兵进攻曹操的樊城。当关羽的大军团团围住樊城的时候，镇守夏口的东吴汉昌太守吕蒙突然声称旧病复发，要回京城建业（今江苏南京）治病。吕蒙带着随从，张张扬扬离开荆州，途中路过芜湖。这时陆逊驻兵芜湖，他连忙赶去谒见。一阵寒暄之后，陆逊说道：“吕将军与关羽接境，您走了以后，荆州的局势岂不很令人担忧吗？”吕蒙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足下言之有理，只是我的病情日益沉重，实在无法坚持下去。”陆逊又说：“将军一走，目前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关羽骄傲自大，盛气凌人；这次立了大功，更加得意忘形。他一心只想北进，而对我不疑，这回听说将军有病回建业，必然更是不加防备。如果我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定可以稳操胜券。请将军回到建业面见至尊的时候，与他好好计议一番。”陆逊的这席话不禁使吕蒙大吃一惊。原来，吕蒙病重是假，麻痹关羽、伺机出击是真，这是孙权和吕蒙合演的一出戏，可没想到戏刚出台，就被陆逊识破了。不过军机不可泄露，吕蒙只得佯装无动于衷，他说：“关羽是员猛将，本来就很难与他抗衡。现在他占据荆州，甚得人心，又刚刚打了胜仗，锐气更盛，夺取荆州恐怕不那么容易吧！”吕蒙回到建业，孙权问他：“谁可以代替你？”吕蒙极力推荐陆逊，他说：“陆逊有深谋远虑，可以委以重任；况且他目前名声不大，不是关羽忌怕的人，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于是孙权任命陆逊为偏将军右部督，进驻陆口，接替吕蒙统率孙吴西线军队。

陆逊赴任后，为了进一步麻痹关羽，给关羽写了一封措词十分谦恭的书信。信上说：“将军善于用兵，军纪严明，小举大克，功业何等伟大！敌人的失败，就是我们联盟的胜利，我们获悉喜讯，无不拍手称快，希望能与将军席卷中原，同扶汉室。我是一个很迟钝的人，受任西上，时刻盼望亲聆教诲。”不久，关羽水淹曹操援军，俘虏大将于禁，陆逊又马上去信祝贺说：“将军活捉于禁等人的消息传来，大家赞叹不已，都认为将军的功勋足以流芳百世，即使往昔晋文公城濮的雄师，淮阴侯攻克赵国的谋略，也比不上将军。近来我听说徐晃带领少数骑兵，在一旁窥探。曹操是个狡猾的家伙，或者还会派兵增援，以求一逞。虽然曹军已经疲惫不堪，但也有些骁勇强悍之徒。打了胜仗以后，容易因轻敌吃亏，古人越是打胜仗越是警惕，因此，希望将军集思广益，保证大获全胜。我是一个粗疏迟钝的书生，有幸与将军这样才能非凡、品德高尚的人为邻，很乐意倾诉自己的一孔之见，虽然不一定有用，仅供将军参考。”关羽读了这些信后，觉得陆逊谦虚、诚恳，彬彬有礼，大有投靠自己之意，也就不把他放在心上了。

这时，关羽虽然在前线取得节节胜利，但他的后方却危机四伏。关羽不善团结部下，部下稍有不慎，他粗暴地打骂责罚，引起部下的不满。留守江陵、公安的将领糜芳、士仁因军资供应不及时，关羽声言要惩治他们，糜芳、士仁不堪忍受，顿生异心。这些情报，陆逊都了如指掌。他见破蜀时机已经成熟，立即派人向孙权作了汇报。孙权当机立断，命令陆逊、吕蒙为前部，攻打荆州，他自己也亲率主力，向西挺进。

吕蒙、陆逊兵分两路，直扑关羽的大后方。吕蒙率军攻打公安、江陵；陆逊则长驱直入，攻打宜都郡，刘备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弃城溃逃，其它据点长吏和蛮夷酋长都望风投降。孙权以陆逊领宜都太守，拜为抚边将军，封华亭侯。接着，陆逊派遣部将李异，谢旌等领兵三千人，水陆并进，攻破蜀将詹晏，生擒陈凤，又大破其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秭归大族文布、邓凯招聚夷兵几千人，企图抵抗吴军，又被陆逊率军击败。文、邓逃走，蜀军任以为将，陆逊派人诱降，文布终于领兵归降。陆逊指挥的吴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占领了秭归枝江、夷道，守住了峡口，堵住了关羽退回西蜀的大门。当关羽得到消息，勿勿忙忙从樊城撤军的时候，公安、江陵已经被糜芳、士仁献给了吴军。蜀军进退维谷，走投无路，疲于奔命，军心动摇。关羽只得领兵退守麦城，最后终于全军覆灭，他父子二人也被吴军杀死了。

在夺取荆州的战役中，陆逊指挥吴军歼敌几万人，孙权十分高兴，提升他为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娄侯。

建安二十五年（220）冬，曹丕篡汉称帝，改元黄初。翌年（221）四月，刘备也在蜀中称帝。与此同时，孙权移镇于鄂，改名武昌。陆逊主张延纳刚刚返回荆州的士人，以扩大孙吴政权的影响，孙权采用了他的意见。

彝陵大捷荆州战后，刘备一直耿耿于怀，他不听赵云等人的劝阻，准备亲自领兵伐吴，再夺荆州。孙权慑于曹魏大兵压境，派人向刘备求和，吴南郡太守诸葛瑾也写信给刘备，劝他捐弃前嫌，共御曹军。但刘备报仇心切，都断然加以拒绝，于是，吴、蜀之间爆发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历史上有名的彝陵之战。

这年（221）七月，刘备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出三峡，蜀军前锋吴班、冯习首先攻下巫县，紧接着四万蜀军长驱直下，占领秭归。孙权只得命将出师，迎战蜀军，他拜陆逊为大都督，统率将军朱然、潘璋、韩当、徐盛、孙桓等部五万余人御敌。吴黄武元年（222）一月，刘备到达秭归，命令吴班、陈式的水军沿长江东下，封锁彝陵一带沿江两岸。然后，刘备率领各路大军攀山越岭深入到猇亭，武陵地区的蛮夷等少数民族受到刘备使者的鼓动，也派兵参战。蜀军进展神速，声势浩大，从巫峡到彝陵的长江沿岸，军营连成一片，绵延七百多里。整个形势对吴军十分不利，吴军统帅陆逊面临着严重的考验。陆逊实行战略退却，退守彝陵。他按兵不动，避开蜀军的锐气，不与蜀军决战，而冷静地等待战机。一些吴军将领沉不住气了，纷纷要求出兵，给蜀军一个迎头痛击，陆逊耐心地对他们说：“刘备举兵东下，锐气正盛，现在又居高临下，占据险要地形。我们一时难以攻下；纵然攻下了，也难以全歼敌人。可是如果我们出师不利，就会影响全局，这决不是小事。目前我们只能激励将士，广施方略，静观其变。蜀军驻屯在群山之间，兵力不易展开，时间一长，自当疲惫不堪，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抓住它的弱点制服它。”诸将并不服气，以为他畏惧敌人，心中都愤愤不平。

这时，蜀军在猇亭以南的夷道包围了孙桓。孙桓乃是孙权的侄儿，他派人向陆逊求救，陆逊说：“不能派兵。”诸将说：“孙安东将军是公族，现在被蜀军包围，非常危险，为什么不发兵救授？”陆逊回答说：“安东将军得到士兵拥护，城池坚固，粮食充足，不必为他担忧。等到我的计划实现了，我就是不救他，围兵自然也会解除的。”

陆逊部下的将领，有的是孙策的旧将，久经沙场，资格很老；有的是王公贵戚，地位很高。他们都很傲慢，不肯接受陆逊的节制。大敌当前，这种倾向如果不能及时纠正，后果将不堪设想。陆逊召集诸将，手按着剑对他们说：“刘备闻名天下，曹操尚且顾忌他。现在他就在我们面前，确实是我们的劲敌。诸位都受到国家重用，理应同心协力，共同抗敌。我虽然是一介书生，但受命为全军统帅，主上所以让大家听从我的指挥，是因为我多少还有可取之处，能够忍辱负重。你们都履行自己的职责，不得违抗命令，军法无情，不可冒犯！”有一次，刘备派将领吴班带着几千名士兵在吴军阵地前面的平地上安营扎寨，向吴军挑战。吴军将领按捺不住，主张出击，陆逊非常沉着，他分析说：“其中必然有诈，等着瞧吧！”果然不出陆逊所料，刘备确实预先在山谷中埋伏了八千精兵，只要陆逊出击，伏兵就会突然包围过来。刘备见吴军没有上当，才把伏兵从山谷中撤出，这时，陆逊对诸将说：“我所以不同意大家出击吴班，是料到敌人一定有阴谋。”诸将稍稍心服。

时间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吴军始终坚守阵地，拒不应战；蜀军无计可施，思想上渐渐松懈了。闰五月，陆逊决定反攻，他上书孙权说：“彝陵是要害之地，国家的西部门户，既容易攻占，也容易失守。丢掉彝陵不只是丢掉一个郡，整个荆州都将岌岌可危，所以我与刘备争夺彝陵，一定要取得胜利。我起初担心刘备水陆并进，而现在他放弃水军，只用步兵，处处结营。据我的观察，他的部署今后也不会出现什么变化，因此至尊可以高枕无忧，不必挂念了。”

当陆逊下令发起进攻时，诸将疑虑重重，纷纷说：“攻击刘备应当趁蜀军立足不稳的时候，现在他们已经深入五、六百里，双方已经相持七、八个月，他们所占据的战略要地都加兵固守了。这个时候再去攻打，一定没有好结果。”陆逊反驳说：“刘备是个狡猾的敌人，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当他的军队刚刚集结的时候，他对各方面都考虑得很周密细致，那时我们不能与他硬拚。现在他们驻扎时间长了，没有找到进攻的机会，士卒疲乏，斗志消沉，又无计可施，这个时候正是我们歼敌的大好时机。”

陆逊十分谨慎，决战之前，他派出一支小部队先作试探性的进攻，攻打蜀军的一个营寨，结果失利了。原来持反对意见的将领说起风凉话：“这是让士兵去送死呢！”陆逊却说：“我已经找到破敌之法了。”此时正值盛夏，蜀军营寨多用木栅构筑，而且地处峡谷，草木丛生，利于火攻。陆逊命令士兵人人带上一把茅草，顺风点火。于是，吴军将士冲入蜀军阵地，放起火来，顿时火势熊熊，蜀军营帐化成一片火海。在蜀军混乱中，陆逊命昭武将军朱然率五千人马突破蜀军前锋，与偏将军韩当的部队共同攻占涿乡（今湖北宜昌西），切断蜀军的退路。接着，陆逊又命振威将军潘璋攻击蜀护军冯习等，他自己则亲率吴军主力，在猇亭向蜀军主力发起进攻。蜀军前锋溃败以后，士气一落千丈。不久，蜀将张南、冯习战死，杜路、刘宁走投无路，被迫投降。蜀侍中马良和少数族首领沙摩柯部也被歼灭。蜀军的四十余座营寨都不复存在了。刘备只好收拾残部，退守彝陵西北的马鞍山。这一仗，蜀军所有的舟船、器械、辎重全都被吴军缴获。陆逊又乘胜指挥吴军从四面进逼马鞍山，消灭蜀军万余人。刘备在夜色掩护下带着少数兵将拚死突围，幸亏驿卒焚烧铠甲，堵塞吴军追路，才逃回了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他又惭愧又愤恨地说：“我竟然被陆逊所欺辱，岂不是天意吗！”所谓天意，不过是刘备的遁词。彝陵之战充分显示了陆逊卓越高超的军事才能，他审时度势，指挥吴军撤退诱敌，以逸待劳，集中兵力，造成有利态势；他谨慎选择时机，该停则停，该打则打，坚决果断，终于一举歼灭蜀军主力，解除了来自西面的威胁。因此，他被孙权拔擢为辅国将军，领荆州牧，改封江陵侯。

刘备逃跑后，徐盛、潘璋等将领主张继续追击蜀军，擒拿刘备。陆逊毕竟是一位有战略眼光，全局在胸的名将，他不忘魏军陈兵边界，蠢蠢欲动，故决计退兵。九月，魏军果然大出，孙吴三处受敌，但因早有准备，所以魏军毫无所获。

不久，刘备病死，蜀丞相诸葛亮辅佐刘禅。此后，诸葛亮与孙权连和，恢复了吴蜀联盟。驻守江陵的陆逊，经常代表孙权与蜀国互通信息。他的府中，有一枚孙权的印章，孙权写信给刘禅、诸葛亮，常先交陆逊过目，不妥之处，陆逊即加修改，再重新封好，加盖孙权的印章。

担任丞相陆逊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黄武七年（228），他被授予假黄钺、大都督，作为元帅指挥九万大军迎击魏大司马、扬州都督曹休，斩获万余人、牛马骡驴车乘万余辆和无数军资器械。黄龙元年（229），孙权称帝，他官拜上大将军、右都护。孙权东巡建业，征陆逊赴武昌辅太子，并任荆州牧及掌豫章、庐陵、鄱阳三郡事。赤乌七年（244），陆逊继顾雍之后任丞相。孙权在所发布的任命诏书中说：“惟君天资聪叡，明德显融，统任上将，匡国弭难。夫有超世之功者，必应光大之宠；怀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汤，吕尚翼周，内外之任，君实兼之。今以君为丞相，使使持节、守太常傅常授印绶。君其茂昭明德，修乃懿织，敬服王命，绥靖四方。于乎！总司三事，以训群僚，可不敬与，君其勉之！其州牧、都护、领武昌事如故。”

陆逊曾经建议扩大军屯，增广诸将屯田面积，以弥补粮食不足，甚得孙权的赞赏。他主张实行德政，缓刑罚，宽赋调。孙权写信对他说：“设立法令，是要遏恶防邪，儆戒未犯的人，没有刑罚以威慑小人哪能成呢！这是先令后诛，使人免于犯法。”孙权还令抄写法律条文送陆逊征求意见。但终因孙吴的法律比较严酷，后来陆逊又上疏说：“臣以为法律严峻，而下面犯法的人仍很多。近年以来将吏获罪者，虽然因为不慎，可加以责罚，但天下尚未统一，我们正在图谋进取，故小过应该宽恕，以稳定下属的情绪。尤其目前军政事务繁多，用人要以才能为先，只要不是不可救药和不能容忍的，都请给予重用，发挥他们的才干。”陆逊反对穷兵黩武，极力劝阻派兵征伐夷州、朱崖和北讨公孙渊等军事行动，提出“育养士民，宽其租赋”的建议。他说：“平乱讨逆，需依赖兵威；农桑衣食，是百姓的本业。而今战争不能止息，百姓蒙受饥寒之苦。臣以为应当育养士民，宽其租赋。”嘉禾六年（237），中郎将周祗奏请在鄱阳召募郡民为兵，孙权以问陆逊，陆逊认为此郡百姓易动难安，不能召兵，周祗固执己见，果然引起鄱阳、豫章、庐陵三郡的动乱。陆逊发兵讨伐，才平定了这场动乱，并选拔精兵八千余人。后来，谢渊、谢厺上书要求“兴利改作”，陆逊奏议说：“国以民为本，强盛出于民力，财富来自百姓。民富国弱，民贫国强，是从来没有的，所以治国者得民则治，失民则乱。不让百姓得利，只要求他们效力，是难以做到的。因此，请圣上降恩，宁济百姓，待数年以后，国家比较富裕，再图改作。”关于“兴利改作”的具体内容，已经不得其详①，从陆逊所说看，可能是对老百姓的巧取豪夺。

孙权性多疑，晚年更甚。他设立中书校事监察各级官吏，而校事吕壹等恃宠弄权，离间君臣，擅作威福，挟嫌报复，且手段又十分残忍，使许多大臣人人自危，敢怒而不敢言。即使是陆逊也不敢尽言直谏，只能与潘濬窃窃私议，相对流涕而已。

陆逊担任丞相后，仍然驻守武昌。这时，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不睦，孙权听信谗言，遂有废黜太子之意。陆逊一再上疏规谏，他说：“太子正统，应有磐石之固，而鲁王为藩臣，他们在尊卑俸秩上当高下有差，这样才能使他们彼此得所，也使上下安定。”他还要求到建业当面申述自己的意见。太子太傅吾粲、太常顾谭也多次上疏辨嫡庶之义，反对废嫡立庶。但是，孙权既不许陆逊还都，又以亲附太子的罪名处陆逊外甥顾谭、顾承、姚信等流徙。太傅吾粲因几次与陆逊通信，竟被下狱处死。接着，孙权连连派遣内廷使者谴责陆逊。赤乌八年（245）二月陆逊饮恨而死，时年六十三岁。

①《三国志·吴书·顾雍传》：“（吕）壹等因此渐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所谓“兴利改作”，或如此类措施。

（谢选骏指出：陆逊功高不赏，搭上性命。人说陆逊之子陆抗虽然承袭爵位，但是陆抗的六个儿子也就是陆逊的六个亲孙子，也绝大多数都下场悲惨——大孙子陆晏、二孙子陆景，在西晋灭吴时被斩杀。四孙子陆机、五孙子陆云、六孙子陆耽，投降了西晋，但在西晋八王之乱中全部被斩杀。一代名将陆逊的身后事如此凄凉，令人叹息。我看陆家的衰灭，多和参与宫廷阴谋相关，也就是逾越了将帅的本分——本是鹰犬，却硬要挤入庙堂甚至宫闱，焉有不败之理。）

【第四章 司马懿、邓艾、钟会】

第一节 司马懿①

司马懿的家世及其权势的发展司马懿（179—251），字仲达，河内温县孝敬里（今河南温县招贤镇）人。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之祖父，被晋朝追尊为宣皇帝。

司马懿的先祖司马钧，东汉安帝时为征西将军，钧子量为豫章太守，孙儁为颍川太守，重孙防为京兆尹。司马防就是司马懿的父亲。司马炎在他的一个诏书称：“本诸生家，传礼来久。”②司马懿排行第二。史书说他“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因此深受南阳太守杨俊、尚书崔琰等人的推重。起初他似乎看不起出身“赘阉遗丑”的曹操，曾拒绝曹操的征辟。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为丞相以后，始用强制手段辟司马懿为文学掾。司马懿在曹操手下任职，小心谨慎，勤勤恳恳，“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他并以支持曹氏篡汉称帝而取信。建安二十四年（219），当孙权向曹操上表称臣、怂恿曹操自立为帝时，司马懿对曹操说：“汉运垂终，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谦让者，畏天知命也。”当时曹操手下的门阀官僚拥汉者尚多，为曹操所深忌，荀彧、崔琰等著名人物都因对曹氏代汉有异议而不得善终。大概司马懿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早就表示支持曹操，因此曹操才对他由猜忌逐渐转为信任。

曹操称魏王以后，以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佐助曹丕。司马懿和曹丕的关系一直搞得很好，“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与陈群、吴质、朱铄号为四友。”由于司马懿为曹丕“篡汉”出了大力，因此他才一直得到曹丕的“信重”。曹丕代汉称帝后，晋升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向乡侯。曹丕两次伐吴，都以司马懿居守许昌。当曹丕临终时，又令司马懿与曹真、陈群、曹休为辅政大臣，共同辅佐魏明帝曹睿。

曹睿时，司马懿成了魏国的重要谋臣，又掌握军权，担任独当一面的军事首领。他通过防吴、拒蜀的战功，由抚军大将军升大将军，又迁太尉。曹睿临死前，又遗命马司懿与曹爽同辅幼帝齐王曹芳。

曹芳继位以后，司马懿遭到曹爽的排挤，转为没有实权的太傅。曹爽并引用心腹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等专断朝政，来排挤司马氏的势力。司马懿伪装生病，不过问政事，实际上也在暗中布置，准备消灭曹爽势力。正始十年（249）初，司马懿乘曹爽陪曹芳离开洛阳去祭扫魏明帝的坟墓高平陵时，起兵控制京都，发动政变。懦弱的曹爽不敢斗争，在胁迫下向司马懿投降。不久，司马懿以谋反的罪名，杀曹爽及其党羽。从此曹魏的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司马懿的手中，为司马氏取代曹魏奠定了基础。

①本节材料依据《普书·宣帝纪》者，不另作注。

②《晋书·礼志》中。

屯田和军粮的筹措

曹魏政权为了恢复北方经济，解决军粮问题，曾经推行包括民屯、军屯两类的屯田制度。司马懿在推广军屯事业上有很大的建树。

约在建安二十三、四年，当司马懿由太子中庶子转为丞相军司马后，就向曹操提出建立军屯的建议。《宣帝纪》称：“迁为军司马，言于魏武曰：‘昔箕子陈谋，以食为首。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非经国远筹也。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纳之，于是务农积谷，国用丰赡。”

曹操采纳这个建议仅一二年就死去了，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要使军屯走向正规，大规模的铺开推行，当然是困难的。管理军屯的主要官吏——度支中郎将、度支校尉、度支都尉等官员，都是在曹丕称帝后的黄初年间（220—226）设置的。①这说明军屯走上正规是在曹丕时期。

曹魏军屯推行很广泛，但主要基地是设置在边境驻军地区，特别是在和吴、蜀的军事对立地带。曹魏和吴、蜀对立地带的两大军屯基地的开创，都和司马懿有关系。

曹魏和蜀汉的邻近地区，如长安、槐里、陈仓、上邽等地，都设置有民屯和军屯组织。其中，上邦的军屯最著名。这个军屯基地是在太和四年（230）由司马懿上表倡议建立的①，《晋书·食货志》称：“宣帝表徙冀州农夫五千人佃上邽，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以益军实。”主持具体事宜的是那时的度支尚书、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孚。《晋书·安平献王孚传》称：“关中连遭贼寇，谷帛不足，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邽，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由是关中军国有余，待贼有备矣。”由此可见，上邦军屯是在司马懿、司马孚兄弟的共同筹划下开创的。

太和五年，诸葛亮进攻天水。这时上邽军屯上的小麦已经生长出来，有人主张“自芟上邽生麦以夺贼食”，魏明帝不从，“前后遣兵增宣王军，又敕使护麦”。司马懿与诸葛亮相持，多亏以上邽军屯的小麦作军粮，才取得胜利②。直至正元二年（255），安西将军邓艾又在上邽“为区种之法，手执耒耜，率先将士”③，进行屯垦。这都说明上邽军屯的重要。

司马懿在太和五年屯长安，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开始主持对蜀的战争。为了增强实力，他很重视对关中屯田基地的建设。青龙元年（233），司马懿组织兴修水利，“开成国渠，自陈仓至槐里筑临晋陂，引汧洛溉舄卤之地三千余顷”，收到了“国以充实”的效果④。青龙三年，关东饥馑，司马懿调运五百万斛粟输京师洛阳，以资救济。可见他在关中储积有大量粮食。曹魏和东吴邻近地带的屯田，主要是在淮河南北。曹操时曾“开募屯田于淮南”⑤，但仅是民屯。正始二年（241），司马懿主持对吴作战时，始与曾为屯田掌犊人、典农纲纪的尚书郎邓艾筹划在淮南淮北创建军屯。第二年，司马懿“奏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始大佃于淮北。”第三年，司马懿又在这一地区“大兴屯守”。《晋书·食货志》记载司马懿、邓艾创建的淮南淮北屯田说：今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分休，且佃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土，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逆北临淮水，自锺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泚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司马懿和邓艾所进行的大规模的屯垦，对促进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对增加曹魏的财力，支持与东吴的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①《三国会要》卷九《职官》上。

①《晋书·食货志》谓此事在嘉平四年，误。此处从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书》。

③《晋书·段灼传》。

④《晋书·食货志》。

⑤《三国志·魏书·仓慈传》。

军事上的才略

建安二十四年（219），镇守荆州的蜀将关羽率众攻魏将曹仁于樊（今湖北襄樊市），虏于禁，斩庞德，威镇华夏。时汉献帝都许，离樊城很近，曹操怕失去“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张王牌，欲迁都河北，以避关羽的兵锋。司马懿时为曹操的军司马，他经过认真分析形势后，向曹操建议：“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所失，于国家大计未有所损，而便迁都，既示敌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孙权、刘备外亲内疏，羽之得意，权所不愿也。可喻权所，令掎其后，则樊围自解。”曹操采纳了司马懿的这个建议，暗地里与孙权拉线搭桥，达成了联合进攻蜀军的密谋。结果关羽在魏吴的联合夹攻下，众叛亲离，一败涂地，荆州全部丢失，连他本人也落个身首异处。由于这一仗的胜利，不仅解除了樊城之围，而且也使诸葛亮原定的一路向宛洛、一路出秦川的两面钳击中原的计划无法实现，对于后来的魏蜀战争影响很大。

魏明帝曹睿时，司马懿长期参与领导对吴作战，对战局有深刻认识。有一天，曹睿向司马懿询问对吴作战的方略，司马懿答：“吴以中国不习水战，故敢散居东关。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摏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堕，破之必矣。”

司马懿于太和五年（231）、青龙二年（234）曾两度领兵在祁山和五丈原抗击蜀丞相诸葛亮的北伐。就双方的情况来说，蜀军有十万人，魏军大约在二十万左右，魏占绝对优势。诸葛亮孤军深入，距离后方基地甚远，而且道路艰险，运输不便，所以军粮供应是一个大问题；魏军的背后就是自己的屯田基地，故粮食充裕。但诸葛亮善于治军，指挥若定，蜀军又经过长期北伐准备，训练有素，故从战斗力来说，魏则逊蜀一筹。在这种情况下，魏如与蜀采取速决战，失败的可能性不小，必胜的把握则无；但若据险坚守，以逸待劳，避免决战，不要多久就能把蜀军拖垮，可稳操胜算。曹魏朝廷对这种情况十分清楚，所以当司马懿领兵往拒诸葛亮时，魏明帝就向他下令：“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掠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劳，全胜之道也”①。深谋远虑的司马懿当然洞悉那时的战局，所以他坚定地执行这一作战方针。尽管他的将领讽刺他“畏蜀如虎”，但司马懿仍轻易不与诸葛亮交锋。诸葛亮也千方百计地想引诱魏军出战，甚至把一套巾帼装饰送给司马懿，讥笑他像妇女一样懦弱。司马懿伪装大怒，向朝廷上表请求决战，实际上是想让朝廷出面制止作军事冒险，以压服他手下求战心切的将领。果然，魏明帝迅即派大臣辛毗“杖节为军师”，赶到前线，坚决制止魏军出战。在司马懿这种坚壁不战的方针下，使足智谋的诸葛亮竟一筹莫展，不能越雷池一步，他的北伐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司马懿的军事才略还表现在他对孟达叛魏和辽东公孙度的平定上。

孟达原是蜀汉的降将，曹丕任命他为新城（今湖北房县）太守。曹丕死后，孟达在诸葛亮的策动下，又欲叛魏归蜀。司马懿时领兵驻宛，他听到这消息后，一面写信给孟达进行假意安抚，一面立即倍道兼行，潜军进讨，仅用八天时间行军一千二百里，赶到了新城郡的郡治上庸城下。起初孟达给诸葛亮的信说：“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司马懿率领魏军提前二十多天迅速赶来，完全出乎孟达的预料，打乱了他的叛乱部署，使他陷于被动地位。当时“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魏军“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懿只有采取速决战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因此，他一面派兵分拒蜀、吴对孟达的援军，一面亲率主力分八道猛攻上庸城。仅用十六天的时间，司马懿就破上庸，斩孟达，干脆利落地结束了这场战争。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时，公孙度据有辽东。这个割据势力对曹魏政权虚与委蛇，时叛时降，保持着半独立的地位。公孙渊继为辽东太守后，对魏更加不逊。景初元年，魏明帝派毋丘俭率兵伐辽东，反为所败，公孙渊遂自立为燕王，并引诱鲜卑对魏进行侵扰。第二年，魏明帝改派司马懿领兵四万继续伐辽东。在出兵前，他们君臣之间有一段对话：天子曰：“君度其（公孙渊）作何计？”对曰：“弃城豫走，上计也。据辽水以距大军，次计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计将安出？”对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己，豫有所弃，此非其所及也。今悬军远征，将谓不能持久，必先距辽水而后守，此中下计也。”天子曰：“往还几时？”对曰：“往百日，还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一年足矣。”

司马懿率军进入辽东后，公孙渊果然派步骑数万在辽水东岸的辽隧（今辽宁海城县西）坚壁拒魏。司马懿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强渡辽水后，不攻辽东军的营垒，而直指公孙渊的老巢襄平（今辽宁辽阳县北），辽东军大惊，离开壁垒往堵魏军，司马懿纵兵迎击，三战皆捷，辽东军退保襄平，魏军进而围之。时恰逢连日大雨，平地水深数尺，魏军急切不能合围，辽东军利用水势仍可樵采、放牧。魏将欲断其樵牧，司马懿不听，说：“自发京师，不忧贼攻，但恐贼走。今贼粮垂尽，而围落未合，掠其牛马，抄其樵采，此故驱之走也。夫兵者诡道，善因事变。贼凭众持雨，故虽饥困，未肯束手，当示无能以安之。取小利以惊之，非计也。”不久雨停水退，魏军遂完全包围襄平，并“起土山地道，楯橹钩橦，发矢石雨下”，昼夜发动猛攻。公孙渊突围逃跑，被魏军击斩，辽东悉平。

嘉平三年（251），司马懿病死。公元265年，他的孙子司马炎废掉了魏帝，建立起西晋政权。

第二节 邓艾、钟会

邓艾脱颖而出①

邓艾（197—264），字士载，南阳郡棘阳县人②。邓氏曾经是南阳一带的大族，但邓艾的家世已经不能详考。他的父亲早年亡故，撇下孤儿寡母二人。他们生活在战争频仍、社会动荡的年代，生活在土地高度集中、豪强兼并剧烈的东汉“帝乡”，日子的艰难是可以想见的。不过，邓艾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这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南征荆州，夺取了南阳，迁徙一批南阳居民到汝南屯田。邓艾时年十二岁，随同母亲被迫迁居汝南郡襄城，沦落为屯田部民，替官家放牛。这个放牛郎颇有点志气，有一次，他在颍川瞻仰了前太丘长陈寔碑，见碑文上镌刻着“文为世范，行为士则”的词句，就自名为范，字士则，立志要有所作为。后来，由于同族中也有人叫这个名字，他才更名为艾，字士载。

在屯田民中，有才学的人寥若晨星，邓艾以才学优异被推荐为襄城典农都尉（相当于县）学士，由此可以担任典农都尉的佐、干等下级官吏，以后如有劳绩还可能逐步升迁，这对于出身卑微的人来说，不失为一条改换门庭的进身之路。可惜邓艾口吃，说话结结巴巴，典农都尉认为他不适于担任重要职务。指派他充当稻田守丛草吏。而这个屯田小吏与众不同，他每见高山大泽，顿时精神抖擞，专心致志地观察地形地貌，说应当从哪儿进攻，往哪儿撤退，在哪儿驻营，头头是道，俨然是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他一本正经的样子，不由得引起旁人的嗤笑。

当时，一个出身贫寒的屯田部民要出人头地谈何容易！邓艾熬过了近二十个春秋，总算当上了襄城典农功曹。奇迹终于出现了，襄城典农都尉选举上计吏选中了邓艾，邓艾到洛阳拜见太尉司马懿的时候，又得到这位魏国权臣的青睐，被擢用为太尉府的掾吏，后来进而升任尚书郎。

邓艾脱颖而出了，虽然不免迟了些。

正始（240—249）初，朝廷委派他巡视陈县（今河南淮阳）、项县（今河南沈丘）以东直至寿春等地。他经过认真的实地调查，提出了两项重要建议：第一，开凿河渠，兴修水利，以便灌溉农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疏通漕运。第二，在淮北、淮南实行大规模的军屯。他认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上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屯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费。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①这两项建议都被司马懿采纳并实施了。于是，淮水流域的水利和军屯建设得到飞速的发展。北以淮水为界，自钟离以南，横石以西，至沘水源头之间的四百多里范围的土地上，五里设置一个军屯营。每营六十人，一面屯田，一面戍卫。同时，淮阳、百尺两条河渠也拓宽了，从黄河引水注入淮水和颍水，颍南、颍北修成了许多陂田。淮水流域挖掘了三百多里长的水渠，灌溉农田二万顷，从而使淮南、淮北连成一体。几年之后，从京都到寿春，沿途兵屯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出现了一派繁荣富庶的景象。东南边境一旦有事，魏国大军可以泛舟南下，直达江淮，而且再也不必动员大量人力运送军粮，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①本节材料依据《三国志·魏书·邓艾传》者，不另作注。

②据《晋书·地理志下》荆州条：及（晋）武帝平吴，“分南阳立义阳郡”。可见义阳后立，邓艾原籍当为南阳。

①参见《晋书·食货志》。

江淮军屯获得的巨大成功，初步显示了邓艾的政治才能。

立功淮南、陇右

正始四年（243），邓艾出任征西将军府参军事之职，继迁南安太守。嘉平元年（249），蜀将姜维骚扰陇西，邓艾奉命配合征西将军郭淮出兵御敌。两军尚未交手，姜维就掉头撤兵。郭淮下令西击羌人，邓艾建议说：“姜维刚刚退兵，估计并没有走远，或许还可能再来，将军应当分兵驻守，以防不测。”郭淮留邓艾屯兵于白水北岸。不出所料，三天之后姜维部将廖化率军到达白水南岸，与魏军隔河相望。只是蜀军忙于安营扎寨，丝毫没有发动进攻的迹象，邓艾对诸将说：“敌军重来，我军人少，按理他们应该渡河作战，但是他们并不架桥。这是姜维设计牵制我们，使我们不便行动，而他们则乘机东袭洮城。”他果断挥师回援洮城，一夜急行军六十里，赶在姜维的前面进入洮城。当姜维兵临城下，才发觉魏军已经作好准备，因此不敢贸然发动进攻。朝廷以邓艾御敌有功，赐爵关内侯，加号讨寇将军。

此后，邓艾历任城阳太守、汝南太守，迁兖州刺史，进号振威将军。高贵乡公正元元年（254），进封方城亭侯。

这时，司马氏代魏的局面明朗化了。司马懿父子世袭中外要职，集军政大权于一己，擅行废立，屠戮政敌，党附曹魏皇室的将领遂先后举兵反抗。嘉平四年（252），王凌首先发难，据扬州声讨司马懿，兵败自杀。正元二年（255），毋丘俭、文钦又据扬州起兵，佯称奉太后密诏，发布废黜司马师的檄文，率领六万大军渡过淮河，进抵项城。毋丘俭据守项城，文钦在外攻城略地。当毋、文使者送檄文到达兖州，邓艾斩杀来使，而遵奉司马师的命令发兵万余人占领乐嘉，故意摆出羸兵疲卒引诱文钦。与此同时，司马师统率中外诸军向乐嘉衔枚疾进。文钦不知底蕴，乘夜进攻乐嘉，结果大败而逃。邓艾乘胜追击，一口气追出一百多里，直到丘头才停了下来，就地待命。文钦降吴之后，引吴兵北上，吴大将军孙峻扬言将率十万余众渡江。魏镇东将军诸葛诞派遣邓艾据守肥阳，但邓艾以为肥阳距离敌人太远，不是要害之地，不利作战，果敢地移屯附亭，然后派泰山太守诸葛绪与敌人战于黎浆，赶跑了吴军。这一年，朝廷征召邓艾入京任长水校尉，又以功进封为方城乡侯。东南的动乱刚刚结束，陇右前线又传来警报。蜀将姜维率军迂回到枹罕，奔袭狄道。魏都督雍凉诸军事陈泰命雍州刺史王经先行进屯狄道，等待大军到达后一起行动，但是王经的军队在故关打了败仗，又擅自渡过洮水。陈泰见王经不坚守狄道，惟恐有失，急忙统率大军支援。这时王经在洮西再次战败，死亡数万人，只剩万余兵卒退保狄道城，被姜维团团围住。在这个关键时刻，朝廷诏邓艾暂行安西将军之职，协同陈泰救解狄道之围。邓艾火速进军陇右，与陈泰并力打败了姜维，姜维遁还钟提，陇右的局势才缓和下来。于是朝廷正式任命邓艾担任安西将军，加假节、领护东羌校尉。

早在城阳、汝南任职期间，邓艾就很注意农业生产，“艾所在，荒野开辟，军民并丰”。在陇右，他领兵军屯，加强备战。当时旱情严重，他推广区种法，曾经身穿士兵服装，手执耒耜，同大家一起种地。他的行动鼓舞了广大将士，全军上下，同心协力，军屯搞得有声有色。自从姜维退守钟提以后，许多人都觉得姜维力量衰竭，不敢再来，邓艾认为这种情绪十分有害，他说：“我军洮西之败损失很大，军破将亡，仓廪为之空虚，百姓流离失所，陇右几乎失守。因此就目前形势而言，其一，敌人有乘胜进攻的条件，我军实际上比较虚弱。其二，敌军上下熟悉，武器精良；而我军调兵易将，武器装备尚未修复。其三，敌军以船运兵，我军徒步行走，劳逸不同。其四，狄道、陇西、南安、祁山四地，我军必须分兵把守，而敌军则可集中兵力专攻一处。其五，敌军如攻南安、陇西，可得羌人粮食的支援；如进攻祁山，我千顷熟麦，顿时化作他们的粮仓。总之，敌人狡黠万分，发起进攻是确定无疑的。”甘露元年（256）七月，姜维果然进逼祁山，听说邓艾防守严密，企图回师由董亭进攻南安，没有料到邓艾早已占据武城山挡住去路，蜀军无法通过。当夜，姜维渡过渭水东进，顺着山势直趋上邽，但是半途中在段谷又遭到邓艾的堵截。两军展开一场激战，魏军以少胜多，蜀军死亡甚众。这是陇右一次重大的战役，蜀大将军姜维因兵败自求贬削为后将军；魏朝廷则下诏表彰邓艾说：“逆贼姜维连年狡黠，民夷骚动，西土不宁。艾筹画有方，忠勇奋发，斩将十数，馘首千计；国威震于巴、蜀，武声扬于江岷。今以艾为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进封邓侯。分五百户封子忠为亭侯。”此后，在甘露二年（257）和景元三年（262），邓艾又两次击退姜维的进攻，因而进号征西将军，增加封邑至六千六百户。

景元四年（263），司马昭派遣钟会、邓艾统率大军共十八万人分道伐蜀。钟会党附司马氏与邓艾不同，钟会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物。

钟会（225—264），字士季，颍川郡长社县人，出身世家大族，父钟繇，官至魏太傅。他幼年天资聪颖，深得其父的宠爱。当时，中护军蒋济号称有知人之鉴，著文说：“观其眸子，足以知人。”钟会刚五岁，钟繇有意让他去拜见蒋济，蒋济故作惊讶地说：“这孩子将来非同一般呀！”一方是为了沽名钓誉，另一方则作廉价吹捧，使一个五岁的幼童身价倍增。

名公之子自然少年得志。正始中，钟会入为秘书郎，以此为进身之阶。

不久，迁任尚书郎、中书侍郎。他党附于司马氏，得到司马师兄弟的信任。司马师废魏帝曹芳，以高贵乡公曹髦代之。曹髦即位时，司马师私下里问钟会：“皇上是什么样的帝王？”钟会意味深长地回答：“文才同于陈思王（曹植），武略类似魏太祖（曹操）。”外为颂扬，实际上是提醒司马师要对曹髦严加防范。

毋丘俭、文钦起兵扬州，司马师召集公卿大臣商议，多数人主张命将出师，而王肃、傅嘏和钟会劝司马师亲征，留司马昭守洛阳。司马师率军出发，用钟会参与军中谋议，典掌军事机密。平定毋丘俭之后，司马师在班师的归途中突然病死于许昌，原来留守洛阳的卫将军司马昭闻讯赶来继领大军，处理后事。这时，魏帝曹髦以东南新定，局势不稳为借口，诏命尚书仆射傅嘏，让司马昭暂时留镇许昌，大军则交傅嘏带还洛阳。这无疑是魏帝乘司马师之死企图向司马氏夺权。钟会不愧为司马氏的亲信，他当即与傅嘏密谋定策：由傅嘏上表，对诏命提出异议，同时请司马诏带兵返回洛阳，对魏帝施加压力。当司马昭率领大军驻屯在洛阳郊外的时候，魏帝曹髦慑于兵威，不得不以司马昭继任司马师原来的职务——大将军、录尚书事。钟会也因功迁任黄门侍郎，受封为东武亭侯，封邑三百户。他衣轻策肥，宾从如云，时时流露出得意洋洋的神色。傅嘏实在看不惯这副轻薄样子，告诫他说：“君虽志气远大，但建功立业艰难，怎么能不谨慎！”

甘露二年（257）五月，扬州爆发了第三次反叛司马氏的事件，主角是征东大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诸葛诞。诸葛诞亦曹魏党羽，夏侯玄、邓飏等被诛的时候，他庆幸没有受到诛连；王凌、毋丘俭反叛，他还积极参与镇压，但是兔死狐悲，王、毋的下场使他想起来就心惊肉跳。他在扬州收买人心，阴养死士，扩充军队，修筑城防，采取一系列的应变措施。这年四月，司马昭为了防止养痈成患，发诏征召诸葛诞入为司空。当时，钟会在家服丧，听到这个消息，觉得诸葛诞必不能奉诏，如此将激起叛乱，急忙驰马入见司马昭。然而诏命已经发出去了，司马昭以为成命不可复改，且注视事态进一步发展。

果然，诸葛诞接到诏书后，立刻举兵反叛。不过他的气魄还不如毋丘俭和文钦，拥十余万大军而画地为牢，死守寿春城。七月，司马昭挟持魏帝与皇太后统帅大军二十余万东征。钟会守丧不足五个月，也顾不上尽孝道了，匆匆随军出发，为司马昭筹谋画策。诸葛诞降吴，以其子靓为质，乞求吴兵援救。吴派出将领全怿、全端、唐咨、王祚和降将文钦接应，他们乘魏军围城未合，突入了寿春。魏军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诸葛诞等突围不成，外救又不至，城内粮草渐渐不支。正在这个时候，全怿从子全辉、全仪因在建业与家里争讼，带着母亲和数十家部曲渡江降魏，钟会见机会来了，用全辉兄弟的名义给全怿写信，派全辉亲信家人送入寿春城中，信上说孙吴对全怿等人贻误军机不能及时救解寿春之围大发雷霆，下令诛杀诸将家属，所以他们才逃亡出来云云。全怿等人读了信又气又恨，遂领兵出东门投降。后来，城内互相猜忌，诸葛诞杀文钦，文钦二子又出降，诸葛诞也终于城破被诛灭了。这次胜利，计谋多出于钟会。人们把钟会比作张良，司马昭也对他更加信任了。

军还洛阳，朝廷擢升钟会为太仆，进爵陈侯，他一概谢绝，而就任大将军府从事中郎，管记室事。太仆，二千石，贵为九卿之一，但皇帝既为傀儡，九卿也就徒具虚名。而大将军府的记室，才是权轴所在，心腹之任，权欲极盛的钟会当然愿意屈尊而就了。

景元元年（260）末，钟会出任司隶校尉，“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世与夺，无不综典”。时有社会名流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阮咸、刘伶七人，世称“竹林七贤”，声名流于遐迩。其中，嵇康名气最大，他是曹氏的姻亲，思想上崇尚虚无，轻蔑礼法，政治上不肯与司马氏合作，拒绝出来做官。他生活困顿，依靠打铁自给；而名气不但不减，反而越来越大，引起了钟会的注意。有一天，钟会命驾造访嵇康，适逢嵇康和向秀在宅中一棵大柳树下打铁。嵇康见了这位达官贵人，一不施礼，二不让坐，自顾低头打铁。钟会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呆立良久，无比尴尬，想要悄悄溜走。这时嵇康说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悻悻然回答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①说罢，拂袖而去。这件事使钟会怀恨在心。同是“竹林七贤”的山涛，政治上站在司马氏一边，他担任吏部郎，期满之后推荐嵇康接任，嵇康听到这个消息，写信与山涛绝交，信中说他不出来做官，有“甚不可者二”：一是“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二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②。司马昭听了非常恼火，钟会阴险地说：“嵇康是一条卧龙，不会出来的。明公可以无忧天下，然而嵇康却很使人忧虑。”不久，一场横祸把嵇康牵连进去了。嵇康的密友吕安受到其兄吕巽的诬告，以“不孝”的罪名锒铛入狱。嵇康站出来为吕安辩诬，钟会又乘机向司马昭进谗言说：“嵇康曾经图谋援助毋丘俭，因为山涛反对才没有得逞。历史上齐国杀华士，鲁国杀少正卯，是由于这些人危害时局，扰乱教化，所以圣贤抛弃他们。嵇康、吕安享有盛名，但言辞放肆，诽谤经典，是帝王所不能容忍的，应当乘此机会杀掉他。”于是司马昭把嵇康和吕安一起杀了。

钟会甘当司马昭的鹰犬，他到处搜寻政敌，陷人于非罪，往往不择手段。在司马氏和曹氏的斗争中，许多名士作了牺牲品。有些人接受了教训，或者缄口不言，或者纵酒自娱，“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就是一个。他喜怒不形于色，不问世事，终日酣饮。司马昭曾拟为子司马炎向他家求婚，而他大醉六十天，司马昭无法开口，只得作罢。这样明哲保身的人，钟会也不放过。钟会多次主动和阮籍搭讪，问以时事，只等阮籍开口，就可以加罪于他。但阮籍每每醉得不省人事，实在找不到口实。有人说见钟会“如观武库森森，但见矛戟在前”①，大概不是过甚之词吧！

钟、邓率军灭蜀

景元三年（262）冬，司马昭准备灭蜀，他认为姜维屡扰边陲，祸患无穷，但长期的战争也使弱小的蜀国资力更加衰竭，民众疲惫不堪，灭蜀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朝臣大多以为不可，唯有钟会表示赞同。司马昭根据双方力量对比和地理形势制定了伐蜀计划：他以为蜀国战士有九万人，居守成都与各地不下四万，余下的不过五万人。现在以一部分兵力把姜维率领的大军羁绊在沓中，使之无暇他顾；主力直指骆谷，通过蜀军力量薄弱的地带，奔袭汉中，一定可以取得胜利。司马昭任命钟会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出镇长安；又命令青、徐、兖、豫、荆、扬诸州多造船只，扬言伐吴。这时征西将军邓艾连连上疏，认为蜀国未有间隙，不宜加兵。司马昭担心邓艾误事，派出大将军府主簿师纂去担任邓艾征西府司马，传达自己的意旨。翌年五月，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司马昭下令分兵三路大举伐蜀，由邓艾督三万余人从狄道出发，急速进军甘松、沓中，拖住姜维；由雍州刺史诸葛绪督三万余人从祁山出发，占领武街、桥头，切断姜维的退路；再由钟会统领十余万大军分别从斜谷、骆谷、子午谷向汉中挺进；以廷尉卫瓘持节监邓艾、钟会军事，兼行镇西将军钟会的军师。

①《晋书·嵇康传》。

②《文选》卷四三《与山巨源绝交书》。

①《晋书·裴秀传附从弟楷传》。

大军出发前夕，西曹属邵悌求见司马昭，不无忧虑地说：“殿下派遣钟会率领十余万大军伐蜀，依下官愚见，钟会孤身一人，无重要亲眷留洛阳为质，不如另派他人为好。”司马昭笑着说：“这种情况难道我还不了解吗？如今蜀成了天下的祸害，使老百姓都不能安生，征服它本来易如反掌，但大家又说使不得。一个人如果还没有打仗就胆怯，就不会有机智勇敢；没有机智勇敢硬要他去打仗，就只能成为敌人的俘虏。因为只有钟会和我的意见相同，派他伐蜀，一定可以灭蜀，不派他派谁呢？至于灭蜀之后，即使像卿忧虑的那样，他又能有什么作为！他想谋反，有谁支持他呢？蜀的将军、大夫早已吓破了胆，成不了气候；中原将士思念还乡与亲人团聚，也不肯跟他，因此只能自取灭族之祸罢了。卿不必犯愁，也不要再同别人乱说。”

邓艾率军入沓中，派遣天水太守王欣等进攻姜维的营地，陇西太守牵弘在前拦击，金城太守杨欣进至甘松，在后堵截，把姜维紧紧钳制住。当邓艾牵制了姜维重兵时，钟会急速向汉中进兵。这儿是崇山峻岭的秦岭山区，层峦迭嶂、沟壑纵横。牙门将许仪奉命在前修路搭桥，钟会在后面督率大军。有一次过桥的时候，突然桥面上坍塌了一个小洞，钟会乘坐的马恰巧踩在小洞里，差点把他摔下来。他勃然大怒，下令斩杀许仪。许仪是魏初功臣许褚之子，钟会竟不宽宥，将士们都很震惊，无不小心谨慎。

姜维重兵置于西部，当他闻知钟会治兵关中，曾经上表汉主刘禅，奏请以左、右车骑张翼、廖化分兵把守阳安关口和阴平的桥头，以防患于未然。但蜀执政的佞倖黄皓听信巫鬼之言，按兵不动，直到魏军大出，才慌慌张张让廖化驰援姜维，张翼、董厥奔赴阳安关口，协助外围驻军。张、董刚刚开到前线，蜀朝廷又传来命令：诸外围军队皆不得参战，退守汉城和乐城。于是张、董率军西进阴平，听说魏将诸葛绪将从这里到建成，他们就在那儿等待。这样，钟会率领的军队在没有遇到任何阻击的情况下到达了汉中。他以护军荀恺、前将军李辅各领万人包围住汉城和乐城。汉、乐二城的蜀军各有五千人，只管守城，并不出战。钟会径出阳关口，派人祭祀了诸葛亮墓，然后遣护军胡烈等将领前行，攻破关城，缴获了一批粮食、装备。

姜维和邓艾在沓中相持不下，忽然听说钟会已进入汉中，大惊失色，急忙引兵撤退，但魏将杨欣咬住不放，两军在强川口打了一仗，姜维败走。这时诸葛绪又堵住桥头，姜维下令从孔函谷入北道，绕到诸葛绪的背面。诸葛绪闻讯后退三十里，企图阻击蜀军。姜维又退还原地，迅速穿越桥头，才摆脱了诸葛绪的纠缠。回到阴平，他对队伍稍加整顿，准备开赴关城。尚未到达，前方传来关城失陷的消息，他只得退到白水，在这里遇见廖化、张翼、董厥等诸军，然后合兵扼守剑阁。

邓艾追赶姜维到阴平以后，挑选出精悍将士，决定从德阳入江油，经绵阳到达成都。他邀约诸葛绪一起进兵，诸葛绪觉得自己奉命截击姜维，并无南下的使命，遂移兵白水，与驻屯在那里的钟会合兵。钟会为了扩张个人的势力，秘密上表朝廷，诬陷诸葛绪临敌怯懦，畏缩不前。朝廷命令用囚车将诸葛绪押解回京治罪，三万军队配属钟会指挥。

钟会发布檄文，警告蜀国将吏士民：“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发，玉石皆碎，虽欲悔之，亦无及已。”大有一举灭蜀之气概！他领兵进攻剑阁，遇到姜维顽强抵抗。姜维分兵固守险要，钟会久攻不克。而由于运输艰难，士兵乏食，钟会动摇了，打算撤兵。果真如此，则伐蜀之举前功尽弃。邓艾坚决反对，他上书建议说：“现在敌人已经遭到沉重打击，我们只能乘胜前进。可以从阴平出发，由小路经汉德阳亭急进涪县，涪县距离剑阁百里，距离成都三百余里，是敌人的腹心之地。如果我军出奇兵冲击敌人的腹心，那么剑阁的守敌一定会退兵还救涪县，钟会的军队也就可以从容而进了；如果剑阁守敌不救涪县，那么敌人在涪县对付我军的兵力就少了。兵书上说：‘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我军突然袭击敌人的薄弱环节，攻破涪城是有把握的。”

十月，邓艾率兵进入蜀军不曾设防的阴平山区。沿途七百里杳无人烟，处处是悬崖深谷，奇峰突起，怪石嶙峋。将士们凿山开道，在陡峭的悬崖上修筑栈道、架设桥梁。邓艾身先士卒，上山的时候手攀树木，足蹬峭壁，艰难地往上爬；下坡的时候用毛毡裹着身体，从上面往下滚。半路上粮食快吃光了，全军濒临绝境，但是他们咬紧牙关坚持下来了。在经历千辛万苦之后，他们如神兵天将，突然出现在江油蜀军的面前。江油蜀军守将马邈不战而降。接着，他们又进入连绵一百五十里的左担道，继续前进。这段山道极其狭窄，人们左肩担担行走，路上竟不能换肩，左担道即由此而得名。

蜀平尚书事诸葛瞻率兵抵御魏军，驻屯涪县，不再前进。部下黄崇再三提议派兵据守险要地形，不可让魏军进入平原地带，诸葛瞻固执不从。因而邓艾得以长驱直入，打垮了诸葛瞻的前锋。诸葛瞻溃败一百多里，退守绵竹。邓艾派人送信劝降说：“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①。诸葛瞻大怒，斩杀来使。邓艾派子忠攻蜀军右翼，司马师纂攻左翼。初战不利，邓忠、师纂退兵回营，对邓艾说：“敌人还不可击。”邓艾怒气冲冲地叱责说：“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了，哪里有什么不可攻击的道理！”下令把二人推出去斩首，二人只得重新披挂上马，拚死一战，终于大破蜀军，杀死了诸葛瞻和尚书张遵等，攻下绵竹。

绵竹陷落后，蜀军全线崩溃，邓艾督军进抵雒城。魏军突然逼近，蜀国君臣毫无准备，朝野乱作一团，老百姓也纷纷出城避难。懦弱无能的刘禅束手无策，经不起光禄大夫谯周的一再劝说，派侍中刘绍捧着蜀天子玺绶到雒县向邓艾请降。

邓艾入成都，在军营门前举行了受降的仪式。刘禅亲自带领太子、诸王和群臣六十多人来到军营前，每个人都双手反绑，还让人抬来一口棺材，表示罪孽深重，情愿受死。邓艾手执符节，上前替刘禅诸人松绑，下令焚毁棺材，表示接受刘禅的投降并宽宥他的罪过。军队进城后，邓艾传令将士不得掳掠，安抚百姓，使各操旧业，受到蜀人的拥护。

曹魏灭吴，是结束自东汉末年以来分裂局面，重新实现祖国统一的重要步骤。灭蜀之役，邓艾之功不可没。但是，谁曾料到，等待他的竟是灭顶之灾。

邓艾蒙冤与钟会叛乱

在巨大胜利面前，邓艾头脑有些不冷静了，他擅自循后汉将军邓禹之例，宣称承制，任命大批官吏。他拜刘禅为行骠骑将军，蜀太子、诸王为驸马都尉；委任原蜀汉各级官吏为朝廷命官，或者命为自己的下属；还任命师纂领益州刺史，牵弘领蜀中郎将等等。他派人去绵竹，收埋魏、蜀死亡的将士，在上面垒起高台，这就是所谓“京观”，用以宣扬自己的武功。他又在蜀士大夫面前自吹自擂，得意非凡地说：“诸君幸而遇见了我邓某，因此才有今天呢！要是碰上吴汉之流，早就没命了。”又说：“姜维确实是当代的一位好汉，只是遭遇我邓某，才走投无路。”而这些，成了野心家钟会置他于死地的口实。

当邓艾的大军逼近成都的时候，姜维才匆匆逃离剑阁，向巴郡方向撤退，钟会也才进军涪县，派遣胡烈等将领去追赶姜维。后来，已经归降邓艾的刘禅敕令姜维向钟会缴械投降。姜维知大势已去，只好放下武器，送交节传给胡烈，自己到涪县投降钟会。钟会大喜，迫不及待地上表向司马昭表功，表上说：贼姜维、张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辄遣司马夏侯咸、护军胡烈等，经从剑阁，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参军爰■、将军句安等蹑其后，……分兵据势，广张罗网，南杜走吴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绝越逸之径，四面云集，首尾并进，蹊路断绝，走伏无地。臣又手书申喻，开示生路，群寇困逼，知命穷数尽，解甲投戈，面缚委质，印绶万数，资器山积臣辄奉宣诏命，导扬恩化，复其社稷，安其闾伍，舍其赋调，弛其征役，训之德礼以移其风，示之轨仪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怀逸豫，后来其苏，义无以过。钟会的一派花言巧语博得了司马昭的欢心，遂进位司徒，封县侯，增邑万户，其子二人也都封为亭侯，邑各千户。也就是从这时候起，耿直的邓艾反而遭到司马昭的猜疑。当时，邓艾写信给司马昭说：兵有先声而后实者，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时也。然大举之后，将士疲劳，不可使用，且徐缓之；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治，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豫顺流之事，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刘禅以致孙休，安士民以来远人，若便送禅于京都，吴以为流徙，则于向化之心不劝。宜权停留，须来年秋冬，比尔吴尔足平。以为可封禅为扶风王，赐其资财，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坞，为之宫舍。爵其子为公侯，食郡内县，以显归命之宠。开广陵、城阳以待吴人，则畏威怀德，望风而从矣。

邓艾不骄矜、不伐功，一心一意筹画灭吴之策，他的种种建议实具远见卓识。然而他擅自承制拜官，已经惹得司马昭大不高兴，这里又提出留兵蜀中，岂不引起司马昭的满腹狐疑。司马昭让监军卫瓘告诫邓艾说：“有事应当报请，不应独断专行。”邓艾不以为然，上书申辩说：“我奉命远征，按照朝廷的方略办事，征服了蜀国。关于承制任命代理官吏，是为了安定社会秩序，自谓是符合一时的需要。目前蜀国率众归降，其土地南极南海，东接孙吴，应当及早稳定下来。如果等待朝廷的命令，因为路途遥远，恐怕耽误太久了。《春秋》大义说，大夫出了边界，只要有利社稷安定、国家发达，是可以专权处置的。现在孙吴还没有宾服，其势连蜀中，所以不可拘泥于常规而丧失良机。《兵法》说，进不求名，退不避罪。臣虽然没有古人的高风亮节，但也不敢只顾虑自己而损害国家的利益。”

钟会自从接受姜维投降以后，对待蜀降将很宽厚，对待姜维更是亲切友好，他把姜维等将领缴交的印信符节都发还给他们。姜维慢慢觉察到钟会怀有野心，有一次，他旁敲侧击地试探说：“君侯自淮南平叛以来，运筹帷幄，从未失策，司马氏的强盛，都是君侯之力。今日君侯又平定蜀国，威德震动天下。民众颂扬您的功绩，但主帅却感到恐惧。这样，君侯还能够安全回去吗？不如效法陶朱公泛舟江湖，隐姓埋名，尚可以保全功名性命。”钟会说：“你扯得太远了，我做不到，况且也不止这一条路吧！”姜维又说：“其它办法君侯自然可以考虑到，不必老夫多言了。”话中有话，耐人寻味。这二人各自打着主意，相互利用；出则同车，坐则共席，关系越来越密切了。钟会对长史杜预说：“以姜维和中原的名士相比，诸葛诞、夏侯玄都超不过他。”钟会野心骤然膨胀，阴谋造反，而谋反的最大障碍是邓艾。他借邓艾擅自承制为口实，反诬邓艾谋反，秘密向司马昭告发，又派人截获邓艾送往朝廷的章表文书，而模仿邓艾笔体，写一些不恭不敬，矜功自伐的词句以激怒司马昭。咸熙元年（264）一月，朝廷诏命押送邓艾回京，为了预防邓艾举兵反抗，司马昭又命令钟会率领大军入成都。诡计多端的钟会明知监军工瓘兵少，却故意派他先进城收捕邓艾，企图借邓艾之刀杀掉他，然后再杀邓艾。卫瓘虽然知道钟会的用心，但军令不可抗拒，遂乘夜进入成都，传令邓艾手下将领，说：“我奉诏收捕邓艾，其余一概不问。你们如果归顺官军，爵赏不变；敢不归顺，则诛及三族！”到了鸡叫的时候，邓艾的部将都先后归顺卫瓘，营帐里只剩下邓艾一人。天刚亮，卫瓘乘坐使者专车，来到邓艾的住处，邓艾还没有睡醒呢！卫瓘抓住邓艾父子，关入囚车。邓艾的部将不相信自己的统帅谋反，计议劫夺囚车，他们全副披挂涌到卫瓘营帐前，卫瓘很镇静，独自出来接见他们，装着同情的样子，表示要上表为邓艾申张正义，这些将领也就相信了。

一月十五日，钟会进入成都，差人押走邓艾。这时，钟会麾下有魏、蜀军队二十余万，他越想越觉得自己功名盖世，再也不能受制他人了。于是计划派姜维督率蜀兵担任前锋，自己统帅大军继发长安，然后骑兵从陆路、步兵从水路，水陆并进，五日可达孟津，再会兵洛阳，这样，天下就是自己的了。正当他想入非非的时候，司马昭派人送来书信，司马昭说：“恐怕邓艾不肯奉顺，今派遣中护军贾充率步骑万人直入斜谷，屯驻乐城。我本人率领十万大军在长安，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钟会大吃一惊，对亲信说：“如果只为取邓艾，司马昭知道我自己就能办到。现在带来重兵，必定是觉察到我有异常了，我们只有快点动手。事成可以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也不失当刘备！”

第二天，钟会召集护军、郡守、牙门骑督以上和原蜀国的官吏，会集蜀国朝堂。他宣布为皇太后举哀，向大家出示伪造的太后令他起兵废司马昭的遗诏。但他又作贼心虚，随后把他们都关了起来，又关闭成都城门和蜀宫门，严兵把守。诸军将领也都换成他的亲信。监军卫瓘这时诈称病重，卧床不起，钟会就更无所忌惮了。

钟会有一个帐下督名丘建，本是胡烈部属，胡烈推荐给司马昭。钟会出兵，请求以丘建自随，甚加信用。丘建怜悯胡烈独自一人被关押在房里，求钟会允许有一个亲兵去端水端饭。因此，其他牙门也都援例各带一个亲兵。胡烈哄亲兵说：“丘建密传消息：钟会已挖好大坑，削好数千枚白棒。准备叫外面的士兵进来，每人赐给一顶白■帽，拜为散将，让他们打死我们，埋入坑中。”他还把同样内容写在一张条子上传给在军营中的儿子胡渊。一夜之间，这个消息在各军中都传遍了，大家人心惶惶，害怕一打起仗就回不了家了。

十八日中午，军营中突然鼓声大作，胡烈军营的士兵首先哗变，胡渊带头冲出。紧接着，各军也鼓噪而出。虽然无人督促，而大队人马如波涛激荡，争先恐后朝着城门涌动着。这时钟会正在给姜维部发放铠甲器杖，卫兵进来报告说，外边声音嘈杂，好像是失火了。一会儿，卫兵紧急报告，有很多士兵正向城门跑过来。钟会大惊，感到事情不好，对姜维说：“这些兵来者不善，怎么办？”姜维说：“只有打了。”钟会一面派兵去杀掉关押的牙门、郡守，一方面让大家用木头顶住城门。愤怒的士兵奋力砍门，一时不能破门。但没多久，有的士兵架梯登城，有的士兵放火烧城屋；人群如蚂蚁成群，飞箭似雨点密集，大群的士兵冲进城来，而被关的牙门、郡守也纷纷跑了出来，双方会合，将姜维、钟会团团围住。姜、钟困兽犹斗，杀死五、六人，但寡不敌众，被蜂拥而上的士兵们乱刀杀死了。钟会的将士死者有数百人。城内乱成一团，直到装病的卫瓘出来主事，才逐渐安定下来。

钟会一死，邓艾本营的将士追上囚车，救出邓艾，准备迎还成都。但是，这一行动不仅未能洗刷他的冤枉，而且断送了他的性命。卫瓘参与构陷邓艾，惟恐邓艾报复，派遣护军田续领兵在绵竹西的三造亭偷袭，斩杀邓艾及其子忠。邓艾死后，其在洛阳的家属都受到株连，其子悉数被杀，妻及孙子流徙西域。这桩沉冤直到西晋泰始九年（273）才得以申雪。如西晋段灼所说：“钟会忌艾威名，构成其事。忠而受诛，信而见疑，头悬马市，诸子并斩，见之者垂泣，闻之者叹息！”

（谢选骏指出：三国演义，蛇鼠一窝。难怪那位北宋狗官范仲淹《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哀嚎——“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范仲淹如此哀鸣，又何尝不是因为他自己党争失败，因而有此切肤之痛也。就像陶渊明假隐士一个，反倒写出了隐士的委屈悲哀。）

【第五章 晋武帝、张华、羊祜、杜预】

第一节 晋武帝①

晋武帝司马炎（236—290），字安世，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西晋开国皇帝，谥号武皇帝，史称晋武帝。

坐享父祖之业

温县司马氏是汉魏时期的名门望族。司马炎祖上的很多人在汉世担任过高级官吏。祖父司马懿入仕曹魏，历曹操、曹丕、曹睿、曹芳四世，先后任相府主簿、御史中丞、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等职。嘉平元年（249）正月，司马懿乘魏帝曹芳和执掌朝政的大将军曹爽离开洛阳拜祭高平陵（曹睿陵墓）之机，假借皇太后的命令，突然发动政变，杀死曹爽及其亲信，开始操纵大权。此后，司马懿一面在官僚、士族之中搜罗党羽，一面用残酷的手段消灭曹魏王室势力。嘉平三年（251）司马懿病死，司马炎的伯父司马师继续执政。司马师废掉皇帝曹芳，另立曹髦，并亲自带兵击败镇东将军毋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的联军反抗。正元二年（255）司马师死，司马炎的父亲司马昭始专国政。司马昭除在朝内进一步清除拥曹力量外，还派军队镇压了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制造的兵乱。甘露五年（260）司马昭授意党羽贾充、成济将曹髦杀死，改立曹奂为新的傀儡皇帝。景元三年（263）春，司马昭兵发三路进攻蜀国。在捷报频传的时刻，司马昭加紧废魏自立的准备工作。当年十月，他担任相国职务并晋位为晋公，接受“九锡”（古代帝王为尊崇礼遇有大功的臣下而赐予的车马、衣物、卫兵等物，共九项。在后世，受九锡已成为权臣篡位前的必要程序）。次年七月，司马昭胁迫魏帝晋升他为晋王，同时命令党羽荀彧、贾充、裴秀分别主持制定礼仪、法律和官制，并在封国之内开始设置百官，王室子孙爵命皆如帝者之仪。至此，司马氏代魏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咸熙二年（265）八月，正准备称帝的司马昭突然病死。于是，改朝换代的主角便改由晋王的世子司马炎扮演。

虽然司马炎在司马昭的诸子中处于嫡长子的地位，但是他的世子权力却来之不易。这是因为司马昭更为喜爱学识渊博有才能的次子司马攸。司马昭将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为子，表示天下是景王（司马师）打下来的，将来的王位自然应该归属司马攸。司马炎极力拉拢、巴结父亲身边的要臣，通过他们为自己说好话、作手段，才终于在司马昭死前三个月正式被确立为世子。在此之前，司马炎曾在曹魏政府中担任过给事中、奉车都尉、中垒将军加散骑常侍、中护军、假节、中抚军等职务，初封爵为北平亭侯，后改封为新乡侯。在取得世子名位的同时，魏帝又授予他抚军大将军、开府、副贰相国等职。等到司马昭去世，司马炎遂继为相国和晋王，总揽全**政大权。

咸熙二年年底，曹奂屈从臣下的压力，同意禅让帝位于晋王。这年十二月（266年1月），司马炎在满朝文武的反复劝进之下，正式即皇帝位，更国号为晋，改元泰始。退位的魏帝被司马炎封作陈留王，从洛阳徙至邺城，曹魏亡国。这一年，司马炎三十岁。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武帝纪》，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改章易制，多所变革司马炎称帝后，总结前代亡国的教训，认为曹魏政府束缚、防范宗室，导致皇帝孤立无援。为了屏卫皇室，司马炎实行五等封爵之制，把大批同宗的叔侄弟兄封作王。即位之始一次封王二十七人，以后又陆续增封，总计达五十七王，并允许诸王自选王国内的长吏。司马炎还委任几位宗王统领重兵，出镇许昌、邺城、长安等处的战略要地，用以拱卫首都洛阳。宗王出镇是司马炎加强宗室权势的重要措施，对以后西晋的政局影响极大。由于凭借朝臣、士族的支持，司马炎才得以建立西晋政权，所以对拥戴有功的大臣和世家大族极力照顾。比较突出的是，他为防止功臣之间为官职高下而引起纷争，杂糅上古及汉代“三公”的名目，在中央政府设置品级极高的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等职，号称“八公”，成为历史上鲜见的因人设官的典型。此外，他对臣下也大加分封，前后受封的异姓公侯多至五百余人。按照规定，各等封爵的食邑标准是被封地区民户全部赋税的十分之一，后又扩至三分之一。

西晋立国之初，年富力强的司马炎雄心勃勃，意欲有所作为。泰始元年、二年他先后颁布过一些旨在移风易俗、革除前朝弊政的措施：1、撤销对曹魏宗室和汉朝宗室的督军，宣布解除对他们的禁锢。2、罢除曹魏政府对出镇、出征将士留取人质的法令。3、恢复被曹魏废止的谏官制度，并把象傅玄、皇甫陶这样清正敢言、有才能的官吏委任为谏官，以广闻博见，开直言之路。4、提倡节俭。他把原御府的珠玉玩好之物分赐臣下，自己不留。又下令削减各郡国政府对皇室的贡调，禁止乐府排演开支较大的靡丽百戏，停止有司制作各种游戏田猎的器具。此外，在用人方面司马炎尽量不计旧怨，启用某些原属于曹魏集团的官吏。太常丞许奇的父亲许允因参与魏主废黜司马师的密谋，事泄被杀。司马炎认为许奇有才，不顾别人反对，把他提升为祠部郎。以后，他还选用了一批原在蜀汉政府任职的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学者谯周、文立等人以及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

泰始四年（268）正月，司马炎批准颁行新律。这部晋律因初施于泰始年间，故史称《泰始律》。

《泰始律》从咸熙元年（264）开始编修到是年完成，前后共费时二年半。修律的名义主持人是贾充，著名的学者羊祜、杜预等十四人参与了制定工作。与新律同时完成的，还有张斐、杜预为泰始律所作的注解一部。全部律文共有“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加上四十篇全文，“凡律令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晋书·刑法志》）。

《泰始律》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法典。它对汉魏旧律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造整理，使其更加简约完备，成为巩固西晋地主阶级统治的有力工具。《泰始律》对后世影响很大，南北朝乃至隋唐的法律无不打上它的烙印。它的体例比较严谨，虽然律文的篇目比旧律大为增加，但其条目却比旧律省减了两千有余，确实克服了旧律错杂重出的弊病，有简便易行的优点。《泰始律》比前代律令的内容有所放宽。它“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对女子的判处也有从轻从宽的用意。《泰始律》的这些变化，使其在实行中能够起到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作用，有利于巩固司马氏的江山。另外，《泰始律》比汉魏旧律远为完善准确。它首次把作为规章制度的“令”与刑法典的“律”正式区分开来，并注意到犯罪与违法行为的界限，对加减刑、累犯加重和数罪并罚等制度也十分强调。

司马炎非常重视《泰始律》的颁行。他让尚书郎裴楷执读，亲临殿堂为臣下讲解，并接受侍中卢珽、中书侍郎张华等人的建议，将新律有关死罪的条目誊抄出来，张悬在各地的亭、传给老百姓看。

在颁行新律的同月，司马炎命令杜预草拟官吏黜陟的办法。杜预建议在各部门设置主持考课的官吏，逐年对考课对象进行评定，然后根据他们在六年任期中成绩的优劣予以升降。他特别强调，对不称职的人不能过分宽容。杜预制定的考课办法虽然比较合理，但是司马炎还是把它否定掉了。这是因为，西晋政权是司马氏与其他士族的联合专政，司马炎为了稳固帝位，就不能不想方设法地照顾功臣勋贵和士族的利益。只要不直接威胁他的统治，司马炎对他们一律取放纵包庇的态度。上一年，以山涛为首的达官贵人强占官田，为司隶校尉所弹劾。司马炎避贵施贱，只把参与其间的一个县令处决，而对山涛等人一概赦免不问。如果认真实施杜预制定的考课法，必然触犯许多士族的利益，就会出现司马炎所不愿看到的一些结果。

这年九月，司马炎解除了镇戍淮南的大司马石苞的兵权。石苞靠投靠司马氏集团起家，是西晋王朝的开国元勋。他曾参与平定诸葛诞的兵变和劝说魏帝禅让而有功于司马炎。自从平定诸葛诞以后，石苞一直代镇淮南，已达十一年之久。淮南驻军士马强盛，靠近东吴前线，石苞又久著威名，这使司马炎十分不安。司马炎虽然在政治上经济上优容功巨勋贵，但是绝不允许他们控制重兵，构成对政权的威胁。恰巧，石苞与淮北监军王琛不合。王琛密表洛阳，声称石苞私通东吴。同时，荆州刺史胡烈也上表说，东吴人准备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石苞听到风声后已开始筑垒遏水进行设防。一连串的消息加深了司马炎的疑虑。他对羊祜说：每次吴人进犯，常东西相应。这次偏师北上，难道石苞真要造反吗？于是司马炎以“不料贼势，劳扰百姓”的罪名将石苞免职，并派出宗室司马望率领大军开赴淮南，以防不测。石苞预先知道消息，主动放弃兵权，到寿春的都亭等候处理。司马炎这才松下心来，对石苞不再追究。

司马炎解除石苞的兵权，除出于对石苞的戒心，还有比较长远的战略安排。当时，江东的孙吴在暴君孙皓的统治之下，早已危机四伏，国力日衰，人心思乱。这一有利形势为西晋灭吴统一全国提供了可能。司马炎决心加强对南线的军事部署，着手进行灭吴的准备工作。泰始五年（269），他把才识出众的尚书左仆射羊祜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的职务，坐镇襄阳（今湖北襄樊）；把镇东将军卫瓘从徐州调往青州，改派宗室司马伷为都督徐州诸军事、镇守下邳。

羊祜虽然不是司马氏的宗室，但却是司马师的内弟、西晋皇室的重要外戚。晋国初建，羊祜曾与荀勖共掌机密，后又为中领军，统领王国卫队。司马炎受禅后，他以尚书左仆射之职兼卫将军，仍是执兵之要，事兼内外。羊祜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到襄阳后，他努力安定民心，减轻赋税，采取各种办法，加强军事物资的储备，使晋吴对峙的局面不断向有利于西晋方面转化。河西之乱与平吴决策泰始六年（270）六月，河西鲜卑秃发树机能起兵反晋，秦州刺史胡烈镇压失败，被杀。

汉魏之际，鲜卑拓跋族的一支由部落酋长秃发匹孤率领，从塞北迁到了河西，历史上把这支鲜卑人称作河西鲜卑。河西鲜卑活动的区域，大致“东至麦田（今甘肃靖远县）、牵屯（今宁夏固原县），西至湿罗，南至浇河（今青海贵德县），北接大漠”（《晋书·秃发乌孤载记》）。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已同汉人杂居。司马炎担心河西鲜卑不易驾驭，特地从雍、凉、梁三州中分出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和阴平六郡组成秦州，把在西部颇有能名的胡烈委任为秦州刺史，以达到镇抚的目的。

秃发树机能起兵反晋是因受到汉族统治者歧视引起的。在灭蜀战斗中，凉州兵立有大功。战后论功行赏，五千鲜卑健儿没有得到与汉人一样的赏赐，遂铤而走险。杀死胡烈后，秃发树机能又吓退坐镇长安的司马亮派来援救秦州的大军。

河西败报传来，司马炎非常震恐。他免去司马亮都督秦、凉州诸军事的职务，改派另一宗王司马骏接替他镇守关中。司马炎又任命尚书石鉴都督秦州诸军事，负责平定河西鲜卑动乱。石鉴到达秦州，强令与他有芥蒂的新任秦州刺史杜预出兵，遭到对方的拒绝。杜预向石鉴提出比较稳妥的攻战方案，石鉴不予采纳。他一面逮捕杜预，一面亲自带兵与秃发树机能交战，结果仍大败而归。

秃发树机能的兵力越战越强，周围地区的少数民族受到鼓舞纷纷起兵反晋。泰始七年（271）四月，凉州的北地胡人造反，与秃发树机能合谋袭击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将凉州刺史牵弘诱至青山击杀。

西方战事日趋紧张，司马炎深感忧虑。侍中纪恺给他出主意说：只有安排象贾充这样有威望有智谋的人亲自挂帅，战乱才能平息。司马炎觉得很有道理，随即任命贾充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开赴西部战场。当时，贾充官任侍中、尚书令、车骑将军，是朝内最有权势的臣下，素有宰相之称。贾充与侍中兼中书监荀勖、越骑将军冯紞等人朋比为奸，操纵朝政。任恺是他们的反对派，推荐贾充西行，目的是使他远离朝廷。贾充不愿此行，求计于荀勖。荀勖劝他与太子结亲。贾充等人买通了皇后杨氏，又在皇帝面前大造舆论，终于使司马炎答应了以贾充之女贾南风为太子妃的亲事。碍于亲家的面子，司马炎就不再提及挂帅之事，贾充由此而免去了西征之苦。

这时，被司马炎派到南方主持荆州军事的羊祜也遇到强硬的对手：东吴西线军事的主帅已由陆抗出任。陆抗为东吴名将陆逊之子，本人也是个出色的军事家。陆抗上任不久，便攻破西陵（今湖北宜昌），将献城降晋的步阐击杀，并打败羊祜等人率领的援军。羊祜知道灭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遂一面继续积蓄力量，一面以信义对东吴边界军民施加影响，等待时机。

泰始十年（274），陆抗病死，东吴西线的防御能力明显下降。羊祜开始筹划南进的军事部署和作战方案。咸宁二年（276）十月，羊祜给司马炎上表，请求伐吴。羊祜认为，西晋灭吴的条件比当时灭蜀的条件远为成熟，只要司马炎肯下决心，平吴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羊祜的建议遭到贾充、荀勖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以秦、凉地区的动乱尚未平定为理由，极力阻挠南进。羊祜再次上表陈述早日发兵的原因，然终未能获得司马炎的同意。

司马炎不能下定灭吴的决心，除因西部动乱外，还有他分封诸王以屏卫皇室的计划没有完全实现的因素。自泰始分封以来，司马炎没有认真要求诸王就国，多数宗王留官或留居洛阳，也有部分宗王出任都督。咸宁三年（271）七月，司马炎接受卫将军杨珧等人的建议，始命令诸王就国。他按照户邑的多少，把王国分为三等。“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晋书·地理志》）由于诸王贪恋京师的奢华生活，都把就国看作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情，史称“皆涕泣而去”。这些懦弱无能的宗王在以后的政治事变中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司马炎所预想的目的并未实现。在命令在京诸王就国的同时，司马炎对于“诸王为都督者，各徙其国使相近”（《资治通鉴》卷八十）。由于这一部分宗王“出拥旌节，莅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晋书·汝南王亮传序》），既能持节掌握一方军政，又能操纵左右中央的朝权，权力过重，野心膨胀，遂在司马炎死后酿成了“八王之乱”这样空前的历史大悲剧。

咸宁四年（278）六月，羊祜病重，要求入朝面陈灭吴大计。司马炎允许他乘车上殿，不行参拜之礼，对于他的意见也表示愿意听取。后来羊祜在病榻上要前来探病的中书令张华转告司马炎说：吴主孙皓暴虐异常，现在出兵可以一举成功。如果孙皓死掉，吴国另立有为新主，我们再有雄师百万，也难渡长江天险了。羊祜的话，确实对司马炎震动很大。他要求羊祜卧护诸将，带病出征。羊祜表示，灭吴战争不一定非他指挥不可，他可以推荐一个能够胜任这一职务的人选。当年十一月，羊祜病故。临终前他举杜预代替自己。杜预以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的职务到达襄阳后，以离间计诱使孙皓撤换了对晋军有威胁力的西陵总督张政。孙皓在临战之前的将帅移易，造成以后西线吴军的迅速崩溃。经过一段时间部署之后，咸宁五年（279）八月，杜预向司马炎上表请求伐吴。司马炎答应明年准备出兵，但杜预反对说，东吴西部的兵力已调空，这是大举进攻的最好时机，如果给孙皓以喘息时机，很可能要功亏一篑。这时，益州刺史王濬也上书请战。他在益州为准备灭吴大造舰船，至此已有七年。王濬说，他造的船有的已开始朽烂了，自己年纪已到七十，死亡无日，实在不愿再白耗光阴，请求皇帝切勿坐失良机。

司马炎被说服了，开始倾向及早伐吴。但是一到贾充等人搬出种种理由反对时，他又迟迟疑疑下不了决心。他把中书令张华找来对弈，以条理思绪。恰巧杜预的又一份请战奏疏送到，一直主张灭吴的张华把棋局一推，说什么也不肯下了。他极力催促司马炎当机立断，在这种形势下，司马炎终于同意立即对吴采取军事行动。贾充等人听到消息又赶来争吵，惹得司马炎发起火来，他们才不敢再唱反调。

咸宁五年（279）十一月，司马炎命令张华为度支尚书，主持灭吴大局，掌管漕运粮饷。同时，他发布诏书，下令以六路大军，二十万众，大举进攻吴国。这六路是：镇东将军司马伷出涂中（今安徽滁河流域）为第一，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今安徽长江以西）为第二，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为第三，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为第四，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为第五，龙骧将军王濬等率巴蜀水军，顺江而下为第六。

十分滑稽的是，司马炎选定的平吴主帅竟是贾充。贾充虽反对此次用兵，但却是司马炎最亲信的大臣。贾充上表推辞，司马炎威胁说，如果你不受命，我只好亲行了。贾充无法，只得承命。

在大举伐吴的同时，被司马炎派到西部参与平定少数民族动乱的讨虏将军马隆连续告捷。

秃发树机能起兵九年，相继斩杀秦、凉二州四位刺史。咸宁五年（279）正月，他又攻陷凉州的治所武威城。消息传来，司马炎坐卧不宁，对臣下叹气说：你们有谁能为我讨平西方啊？宫内宿卫官司马督马隆毛遂自荐，当即被拜为武威太守、讨虏护军。马隆要求自己募兵，自己挑选武器，司马炎满足了他的要求。当年十一月，马隆带领三千五百名募兵渡过温水，与秃发树机能的几万人大军展开激战。由于马隆士兵剽悍，武器精良，他本人又足智多谋，结果连战连胜，不但收复武威，还迫降一部分附属于秃发的河西鲜卑。十二月，秃发树机能被马隆击溃后，不幸为下属所杀。轰轰烈烈的河西鲜卑人的反晋斗争遂告失败。 

完成一统大业

太康元年（280）年初，南下灭吴的晋军所向披靡。杜预攻克江陵，横扫沅、湘、交、广诸州，王浑渡过横江，胡奋拿下江安。王濬率领的水师连破吴人的横江铁索和水面铁椎，捣毁沿江险关隘口，先与胡奋、王戎等军陷落夏口、武昌，继而长驱东进，直指建邺。与此同时，王浑的大军也到达了江北。

孙皓派出的军队皆被晋军击败，丞相张悌等人战死。这年三月，王濬以水军八万、方舟百里，鼓噪攻入石头城。吴主孙皓无计可施，面缚舆榇，向晋军投降。至此，东吴亡国，三国鼎立后的吴、晋两国对峙的局面结束，全国重归一统。

孙皓投降的消息传到洛阳，举朝庆贺。司马炎拿起酒杯，追念羊祜当年为经营平吴战争耗尽心血，不由得潸然泪下，说道：“这都是羊祜的功绩啊！”南下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远离前线的主帅贾充却上表称东吴不易平定，要求司马炎班师回朝，还咬牙切齿地要求将张华腰斩。荀勖也随声附合。就在这时，平吴的捷报进京，贾充丑态毕露。司马炎丝毫没有责怪贾充的意思，反而极力宽抚。

平吴后，司马炎为稳定新征服地区的人心，把孙皓封为归命侯，赏赐大量的衣物、车乘、钱谷，还安排了一些随降的吴国朝臣和大族为官。对于北渡的吴国将吏和百姓，他分别给予免除赋役十年或二十年的优待。

在对平吴功臣进行封赏的时候，司马炎遇到了难题：王濬和王浑为争功而互相指责，闹得不可开交。按说，王濬平吴有首功应该重赏。但是王浑在朝中的势力大，党羽多，儿子又是司马炎的女婿。他们极力争吵，在封赏中占据了上峰，王浑被封为公，王濬却被封为侯。一些朝臣为王濬功高赏薄鸣不平，司马炎为平息众怒，又回过头来给王濬升官加赏，搞得十分狼狈。而那个灭吴的阻力贾充却平白得到增封食邑八千户的赏赐。

完成一统大业

太康元年（280）年初，南下灭吴的晋军所向披靡。杜预攻克江陵，横扫沅、湘、交、广诸州，王浑渡过横江，胡奋拿下江安。王濬率领的水师连破吴人的横江铁索和水面铁椎，捣毁沿江险关隘口，先与胡奋、王戎等军陷落夏口、武昌，继而长驱东进，直指建邺。与此同时，王浑的大军也到达了江北。

孙皓派出的军队皆被晋军击败，丞相张悌等人战死。这年三月，王濬以水军八万、方舟百里，鼓噪攻入石头城。吴主孙皓无计可施，面缚舆榇，向晋军投降。至此，东吴亡国，三国鼎立后的吴、晋两国对峙的局面结束，全国重归一统。

孙皓投降的消息传到洛阳，举朝庆贺。司马炎拿起酒杯，追念羊祜当年为经营平吴战争耗尽心血，不由得潸然泪下，说道：“这都是羊祜的功绩啊！”南下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远离前线的主帅贾充却上表称东吴不易平定，要求司马炎班师回朝，还咬牙切齿地要求将张华腰斩。荀勖也随声附合。就在这时，平吴的捷报进京，贾充丑态毕露。司马炎丝毫没有责怪贾充的意思，反而极力宽抚。

平吴后，司马炎为稳定新征服地区的人心，把孙皓封为归命侯，赏赐大量的衣物、车乘、钱谷，还安排了一些随降的吴国朝臣和大族为官。对于北渡的吴国将吏和百姓，他分别给予免除赋役十年或二十年的优待。

在对平吴功臣进行封赏的时候，司马炎遇到了难题：王濬和王浑为争功而互相指责，闹得不可开交。按说，王濬平吴有首功应该重赏。但是王浑在朝中的势力大，党羽多，儿子又是司马炎的女婿。他们极力争吵，在封赏中占据了上峰，王浑被封为公，王濬却被封为侯。一些朝臣为王濬功高赏薄鸣不平，司马炎为平息众怒，又回过头来给王濬升官加赏，搞得十分狼狈。而那个灭吴的阻力贾充却平白得到增封食邑八千户的赏赐。

太康元年，司马炎将全国的版图划成为十九个州，州之下共设郡、国一百七十三个。政府所统领的在籍人口为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户。

这一年，司马炎命令州郡地方政府解散或削减下辖的军队。规定，刺史只作监司，罢将军名号，不领兵，也不兼领兵的校尉官。兵民分治，都督、校尉治军；刺史、太守治民。司马炎说，这是对汉末州刺史既统政事，又掌军权的弊病进行改革，用意在于维护“天下为一”，防止重新出现“四海分崩”的局面。在州郡去兵的同时，他规定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以维持地方治安。后人批评司马炎的这一措施与造成“永宁（301）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乱”（《资治通鉴》卷八一）的结果，有一定的关系。

颁行占田荫客制平吴之后，司马炎在全国范围内颁行占田和课田、户调的制度。法令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还规定，课田五十亩，收田租四斛。“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晋书·食货志》）。边远郡县只交户调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少数民族不课田，每户交三斛，再远的交五斗，名曰义米；极远的交钱二十八文叫作算钱。户调为賨布一匹，远地可减至一丈。上述规定只是个平均数，实际征收时还要按照贫富分为九等，根据户等收税，即所谓九品相通。

司马炎实施这一制度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限定最高占田数目，以阻止私人大量兼并土地。二是通过规定课田的最低限额，占田农民根据固定的课田数而交纳固定的课田租税，又使封建国家的租税收入得以保证。

这一制度给农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当时，占田数是农民向政府办理土地登记时的最高限额，至于农民是否能够占有规定的足额土地，政府并不过问，而政府却要求农民必须按足额的课田提供田租。西晋的田租比曹魏时期的亩税额加重一倍，户调则增加了二分之一。这就使得一部分农民因不堪政府剥削，而流入私门，成为豪强士族的依附民。

在颁行上述制度的同时，司马炎又规定了官僚士族按官品占田、荫客和荫亲属的种种特权：一品官可以占田五十顷，以下按官品递减五顷直到九品官占田为十顷；并按官品的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六品官以上占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占二人，第九品占一人；第一第二品官占佃客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第九品一户。“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晋书·食货志》）。这些被荫占的人口，只附属于大户私人的家籍，不在政府注籍，也不担负国家的租税赋役，只同主人保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受着主人的剥削和奴役。

这一规定保证官僚士族得以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特别是那些占田和荫客尚未达到规定数额的人可以借此补足。这是封建国家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肯定官僚士族荫占人口的权力，是地主国家对地主分子在人口问题上的重大让步。这一规定也是对官僚士族任意侵占人口和土地的限制，它反映了西晋政府同士族地主之间的激烈争夺。但是士族官僚们并不把司马炎的限令放在眼里，在合法占有之外，还往往通过兼并和私自侵夺攫取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象司徒王戎广收园田，水碓周遍天下；强弩将军庞宗有田二百余顷；历任方镇的石崇有水碓三十余区，仓头八百余人，田宅无数，仅某一处田庄就有地十顷。宗室司马睦在封国招诱逃亡人口，私占人口达七百余户。

奢侈荒淫，世风日下司马炎出身于钟鸣鼎食的贵族之家；从小习于安乐，贪恋奢华。称帝之初，他极力矫情伪饰，一俟统治巩固，骄淫的本性便按耐不住。泰始九年（273）他下诏采择公卿以下的女子以备后宫，并禁断人间婚嫁。到平吴之后，全国统一，天下安定，司马炎遂变本加厉起来。他“怠于政术，耽于游宴”（《晋书·武帝纪》），生活极端腐化。孙皓投降，东吴后宫五千粉黛尽归洛阳，西晋后宫的女子则达万人之多。司马炎不知宿在何宫为好，于是他乘坐羊车，由羊任意而行，停在哪里，就宿在哪里。一些希望得宠的宫嫔，在宫前放上羊喜爱吃的竹叶和盐，诱使羊车停在自己那里。后来宫嫔们互相模仿，羊也不知所向了。

皇帝纵情淫乐，臣下们也敢胡作非为，西晋统治阶层的奢侈荒淫称著于史。太傅何曾“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晋书·何曾传》）。何曾每天膳食用钱一万，还说没有下筷子的菜。他的儿子何劭衣裘服玩无数，每天的饭钱比老子多一倍。司马炎的舅父后将军王恺同散骑常侍石崇竞相夸富。王恺用麦糖洗锅，石崇就用白蜡当柴烧。王恺用赤石脂涂墙，石崇就用香椒和泥。王恺用紫丝绫做成四十里的步障，石崇就用彩织锦做成步障五十里。王恺摆出司马炎赐给的二尺高的珊瑚，石崇把珊瑚打碎，拿出六、七个三尺多高的珊瑚任他挑选。石崇的后房百数，膳食穷尽水陆珍奇。厕所挂满锦帐，有手持香囊的侍女在一旁侍候。石崇请客用美女劝酒，客人不饮，当场就把劝酒的美女杀死。司马炎的女婿王济用铜钱堆成短墙，用人乳喂猪、人乳蒸肉，还自称是掌握了烹调的秘方。真是丑恶透顶。

也有一些正直的臣下对此不满。太康三年（282）车骑将军傅咸上书猛烈抨击上层社会崇尚奢华的风气，要求司马炎对此加以限制。他指出，粮食布匹，来之不易，如果不知节俭，就会造成物质财富的匮乏。奢侈浪费对于社会的危害比天灾还要厉害。傅咸认为，要想让人们祟尚节俭，必须指斥奢侈，如果不指斥奢侈反而加以推尚，那么浪费起来就没有止境了。实际上，傅玄是在委婉地对司马炎提出批评。

不过，由于全国统一，社会安定，太康年间的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太康三年国家统计的户籍总数为三百七十七万户，比平吴之初增加一百余万户，其中既包括搜括而出的隐漏浮逃人户，也包括大量的增殖人口。据史书记载，太康初年曾出现过一个短暂的经济繁荣时期，这主要应归结于劳动人民辛勤努力的结果。

立嗣风波

太康三年年底，司马炎把官居侍中、司空职务的弟弟齐王司马攸调至青州担任都督。在司马昭的生前，司马攸曾是与司马炎争夺晋王世子的对手。到这时，他又成了司马炎要将皇位传给太子的障碍。

原来，司马炎的长子司马衷是近于白痴的低能儿。他除享乐之外，什么事也不懂，闹出的笑话很多。有一次，司马衷游华林园，听到蛤蟆叫，问左右侍者说：“这个叫唤的东西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后来听到天下发生灾荒，百姓饿死不少，他竟说什么：“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呀？”对于太子的庸劣，一些朝臣颇以为忧。尚书令卫瓘假借酒醉，提醒司马炎注意，太子不堪为嗣。尚书张华博学多识，名重一时，被人们推崇为有三公之才，司马炎对他也很器重。司马炎曾偶然问起他对继承人问题的看法，张华如实回答说：“如论才干、德望和亲缘关系，没有比齐王更合适的人了。”朝臣们的这些意见，使司马炎十分反感。他故意把一件公文拿到东宫交由司马衷处理。太子妃贾南风是有野心的女人，当然不甘心权力易手。她忙托人代作答案，并由太子亲手誊写清楚，然后再交给皇帝。司马炎以此作为证据来堵卫瓘的嘴。他还把张华调离朝廷，打发到幽州去了。

而那个司马攸也确实为争取到继承皇位的资格煞费苦心。按照规定，王国吏属的衣食皆由国家供给，司马攸却上表称租秩足用，不必由御府开支。他还把租税收入分给部属和士卒，遇到水旱灾荒，又用粮食赈贷王国的饥民，到丰年归还时只收原数额的十分之八。对于军国大计，无论是上表，还是当面议论，司马攸都作得十分得体，因此得到了许多朝臣的拥戴。他们希望接替司马炎皇位的是司马攸，而不是那位白痴太子。

司马炎嫉恨司马攸的才干与威望。对于司马炎想传位于子的意思摸得很清楚的荀勖和冯紞，乘机挑拨说：“群臣皆归心齐王，陛下万岁后，太子很难嗣位。陛下如果不信，可以让齐王外出，必然举朝反对。”果然，司马炎调司马攸去青州的诏书一下，许多大臣纷纷上表谏阻。司马炎又气又恼，贬斥了一些人，其中包括他的两个女婿：王济和甄德。次年正月，他又将几个上表的博士，收付廷尉科罪，多亏尚书夏侯骏等人出面辩驳，才免去他们一死。

太康四年（283）三月，司马炎催促司马攸立即启程。司马攸愤怒成疾，乞求宽限日期。司马炎派去御医察看病情。御医谎称齐王无病，于是司马炎再次下诏催促。弄得司马攸只好带病辞行，结果加重病情，呕血而亡。司马炎这才知道齐王不是装病。他用惩办几个御医的办法，以塞罪责。司马炎极力排斥司马攸，用自欺欺人的办法巩固司马衷的地位，这就为其死后，司马衷尸居其位，无力控制政局，引起天下大乱而埋下了祸根。

无法收拾的身后事

太康五年（284），尚书左仆射刘毅上书反对司马炎选官用人的标准，要求废止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曹丕代汉时采纳尚书陈群的建议而实施的一种选官制度。由于负责品定人物的各级中正职务逐渐为大族名士所控制，这一制度遂成为士族操纵选举的有力工具。司马炎受禅后，继续推行九品中正制。这时，品定人物已不按才能，家世是选官论品的唯一标准。各级中正在定品之前，只看对象的籍贯和门第。先世官位的大小反映了门第的高低，其中尤为重视的是“当代轩冕”，而不是“冢中枯骨”，所以西晋朝廷的重要官职，几乎为功臣勋贵及其子弟所垄断，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世代相传、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刘毅将九品中正制归纳出八种弊病。指出，它使中正可以任意弄虚作伪，营私舞弊。“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效，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它使朝廷的吏治腐败，“廉让之风灭，苟且之俗成”。由于中正公然接受贿赂，上下其手，所以“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绩于官而获高叙”，真正有才能的人反倒被埋没，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①的局面。

在此之前，段灼也曾上表指斥九品中正制阻塞有才能的人入仕之路。当时，赞同刘毅建议的大臣还有卫瓘、李重等人。司马炎虽然肯定他们的意见，但是由于维护门阀士族的利益已成为西晋的既定国策，他自然不会因此废除这一被士族视为身家性命的制度。

太康十年（289），司马炎任命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刘渊是匈奴屠各族人，自称为匈奴南单于的嫡系。东汉末年，很多匈奴人入居今甘肃、陕西、内蒙和山西一带。曹魏分匈奴为五部，以酋长为部帅，其中以北部匈奴力量最强。司马炎代魏后改五部帅为五部都尉，共领匈奴三万余落，分别居住在山西的中部地区，人数达几十万以上。刘渊在其父刘豹死后，已自代为左部帅，司马炎的任命使刘渊的职务正式得到西晋政府的认可。

也是在这一年，司马炎下诏拜慕容廆为鲜卑都督。慕容廆为东部鲜卑慕容人的酋长。魏初慕容人进入辽西，到西晋时又迁至辽东郡北，后被宇文部和段部所逼，遂南迁到徒河青山（今辽宁义县）一带。

魏晋时期，除匈奴屠各族、鲜卑慕容部外，还有其他少数民族陆续迁徙到内地，旧史上把他们归纳为“五胡”，即主要是鲜卑、匈奴、羯、氐、羌。他们大部分分布在北方或东北、西北一带，特别是在关中、并州等地，早已形成胡汉杂居的局面。汉族地主强迫少数民族为他们充当田客，甚至掠为奴婢，封建政府则常征调少数民族的骑兵，为他们去打仗。由于受到汉族统治者的剥削和奴役，内迁的少数民族常常反抗。

早在泰始年间，西晋统治营垒中就有人提出要把内迁的少数民族徙回原地。由于这一建议既很难办到，又要使统治者丧失大量的劳动力和兵力来源，所以司马炎没有采纳。但是他面对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却毫无措施，致使死后不久，内迁的少数民族人民不堪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痛苦，终于起而反抗。而少数民族中的野心家又把这一斗争作为夺取政权的手段，到处抢掠，野蛮烧杀，使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国的长期纷扰割据之中。刘渊、慕容廆都是那一时期极为活跃的人物。

太康十年（289），司马炎刚刚五十四岁，由于极意声色，身体已经完全垮掉了。当年年底，他的病势转重，不能起床。控制朝政的大臣杨骏以此为借口，禁止百官与司马炎见面。杨骏是司马炎继后杨氏的父亲，出身于弘农大族。他专权好利，与其弟杨珧、杨济权势熏灼，有“三杨”之称。杨骏害怕司马炎重用其叔汝南王司马亮，影响他擅权，遂极力鼓动病重的司马炎答应把司马亮调至豫州。

太熙元年（290）三月，司马炎气息奄奄，整日处于昏迷状态。杨骏乘机将皇帝左右换上了自己的心腹。当司马炎偶而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杨骏弄鬼，十分生气，下令尚未成行的司马亮参与辅政。但是诏书被杨骏扣押，不为外人所知。不久，皇后杨氏假借司马炎的旨意发布以杨骏独自输政的诏书，并催促司马亮上路。

四月，司马炎病死。临死前，他还在打听：“汝南王来了没有？”

司马炎死后，其子司马衷即位，这就是晋惠帝。杨骏开始以太傅、太尉、大都督、侍中、录尚书事诸职总揽朝政。但是不过一年，皇后贾南风发动政变，将杨骏杀死。此后，几位掌握重兵的宗王纷纷卷入争夺最高权力的动乱之中，终于演成了破坏性极大的“八王之乱”。建兴四年（3），刘渊的侄子刘曜攻破长安，俘获末代皇帝司马邺，西晋亡国。时距司马炎之死，只有二十五年。

第二节 张华①

张华（231—300），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涿县）人，西晋时期著名文学家、政治家。父张平，曹魏渔阳郡太守。张华年幼丧父，家境清寒，孤贫无以自立，不得不为人牧羊为生。他并未因此自甘暴弃，向逆境屈服，而是自幼就注意自我修谨，博览群书，故“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他恪守封建道德礼法，为人豁达，“勇于赴义，笃于周急”，“造次必以礼度”。他气质深沉，“器识弘旷，时人罕能测之”。彭城刘讷有“人伦鉴识”，曾见张华而感叹说：“张茂先我所不解。”（《晋书·刘隗传》）。

以才华而被擢用

曹魏后期，张华仍居乡未仕。当时门阀世族势力方兴，标榜门第阀阅的风气日强。张华因家族势力单薄，自幼孤贫，虽才华横溢，德行严谨，却一时未能见知于世。同时，他目睹了在曹马斗争中荣辱不定、诛黜无常的政治现状，又受到广为流传的玄学思想的影响，难免产生出愤世嫉俗的情绪。他遂著《鹪鹩赋》①以自寄，通过对鸟类的褒贬，抒发自己对现实政治的看法。在赋中，他感叹雕鹖（鹖：古书中一种善斗的鸟）、鹄鹭（鹄：天鹅）、鹍鸡（类似鹤的一种鸟），“咸美羽而丰肌，故无罪而皆毙”，“苍鹰鸷而受绁，鹦鹉慧而入笼”，“鹫（雕）鹗（鱼鹰）鹍鸿，孔雀翡翠，或凌赤霄之际，或托绝垠之外然皆负矰婴缴，羽毛入贡”，其原因就在于“有用于人也”，“惟体大妨物，体瓖足玮也”。对比之下，他赞誉“生于蒿莱之间，长于藩篱之下”，“色浅体陋，不为人用”的小鸟鹪鹩（又名巧妇鸟），认为它虽“无玄黄以自贵，毛弗施于器用，肉弗登于俎味”，却所求甚少，“栖无所滞，游无所盘；匪陋荆棘，匪荣茝兰，动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顺理，与物无患”。所以鹪鹩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处世之道却是很明智的。《鹪鹩赋》既是对玄学处世哲学的形象阐述，也是张华早期政治思想的反映。他在赞誉“静守约而不矜，动因循以简易”，“任自然以为资”的鹪鹩的同时，抨击了“怀宝以贾害”，“饰表以招累”，“诱慕于世伪”的社会风尚，揭露了声称任自然的门阀世族的虚伪面目。他提倡“飞不飘飏，翔不翕习”，反对浮华交游；提倡“其居易容，其求易给，巢林不过一枝，每食不过数粒”的简朴生活方式，反对奢侈纵欲，恣意享乐的生活观；主张“上方不足而下比有余”，“委命顺理，与物无患”，反对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所以，张华的“任自然以为资”，与何晏等人的任自然以尽情享乐的腐朽哲学观，是有本质区别的。

《鹪鹩赋》问世后，引起很大反响。名士陈留阮籍看过之后，赞扬张华可谓“王佐之才也！”张华由此声名鹊起。同郡大族名士曹魏吏部尚书卢钦见到张华后，十分器重他。同乡大族曹魏左光禄大夫、方城县侯刘放“亦夸其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张华。

张华在二十五岁左右时，被范阳郡太守鲜于嗣推荐为太常博士。吏部尚书卢钦在辅政的司马昭面前对张华备加推崇，张华又转为佐著作郎，参与编撰国史。不久，张华迁长史，兼中书郎。他才识过人，思维敏捷，“朝议表奏，多见施用”，深得司马昭赏识，遂正式任命他为中书郎。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张华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①见《文选》卷十三。

晋武帝禅代曹魏，转张华为黄门侍郎，封关内侯。张华接近皇帝，位居要冲，具有相当大的实权。他习于吏事，“强记默识，四海之内，若指诸掌”；他史识渊博，“善谈史汉”（《晋书·王戎传》），谙通封建典章制度。晋武帝曾问他汉代宫室制度和建章宫的千门万户，张华“应对如流，听者忘返。画地如图，左右属日”，使人大有亲临其境之感；他博通礼乐制度，亦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泰始五年（269），晋武帝修定礼乐，命张华与太仆傅玄、中书监荀勖等人创作正旦行礼、王公上寿酒、食举乐歌，共十三篇，张华一人即写了《冬至初岁大会歌》、《宴会歌》、《命将出征歌》、《劳还师歌》、《宗亲会歌》、《正德舞歌》、《大豫舞歌》等八篇。诗歌采用四言或五言诗的形式，内容主要是盛誉司马氏功德、粉饰西晋太平盛世，宣扬皇道德教，虽音韵逗留曲折，诗句庄重典雅，但与《鹩鹪赋》相比，在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方面均不可同日而语。

但张华也创作出一些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他著《博物志》十篇。《博物志》闻见甚广，取材宏富，是张华渊博的知识、剪裁取舍材料的技巧和雄厚坚实的文学功底的集大成。只是《博物志》中因多载怪异，而在某些方面不那么切实可信。他还创作了一些四言和五言诗，流传至今的虽寥寥可数，但从中仍可窥见他的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宏大的政治抱负。在《杂诗》一首中，他慨叹“晷度随天运，四时互相承”，遂“伏枕终遥昔”，回顾了历代兴衰隆替的历史，不由得“永思虑崇替，慨然独抚膺。”一个胸怀大志，希望建功立业，憧憬清明稳定的政治局面的政治家的形象，跃然纸上（《文选》卷二九）。在《情诗》二首（《文选》卷二九）中，张华用苍凉苦楚的伤感笔调，表达了与佳人离别后的闲愁哀怨的心情。“佳人处遐远，兰室无容光”，“不曾远离别，安知慕俦侣”等佳句，虽只是个人悲欢离合的抒发，却反映了他对爱情忠贞不贰的信念和情操。

张华所著的四言诗《励志诗》（《文选》卷一九）气宇不凡，颇具教益，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诗文带有一定的老庄思想色彩，同时又仍以儒家思想作为最高的行动准则。它对仗工整，又不枯燥无味；它引经据典，却不流于晦涩。诗文一开头的“大仪斡天，天回地游，四气鳞次，寒暑环同，星火既夕，忽焉素秋”几句，即让人感到“逝者如斯，曾无日夜”的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在这种“日与月与，茬苒代谢”的形势下该如何立身处世呢？他的回答是：“嗟尔庶士，胡宁自舍”，应以儒家经典作为座右铭，即“先民有作，贻我高矩”；用玄学思想安身立命，即“安心恬荡，栖志浮云。”他告诫人们不要“放心纵逸”，而是要像耕耘南亩一样去修身修德，“力来既勤，必有丰殷”。他用“水积成渊”、“土积成山”、“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川广自源，成人在始，累微以著，事物之理，纆牵之长，实累千里”等形象的比喻，说明了只有矢志不渝，才能达到理想境界的辩证关系。他勉励人们要戒骄戒躁，做到“山不让尘，川不辞盈”，用“若金受砺”和水滴石穿的精神，去“进德修业”，“以隆德声”，实现“复礼终朝，天下归仁”的政治抱负。《励志诗》是张华政治思想和哲学观完全成熟的标志。儒玄并用，以儒为主，是张华世界观的基础和核心。

在这种十分适应当时封建统治需要的世界观的指导下，张华在从政过程中披肝沥胆，政绩突出，不仅深受晋武帝赏识，而且亦博得朝野上下的好评，时人比之为子产。不久，四十岁左右的张华就被擢为中书令，后加散骑常侍，成为西晋最高统治集团的成员。

平吴立功

张华在任中书令期间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促成并制定了伐吴大计，从而加快了南北统一的步伐。

咸宁初年（275），距西晋代魏已有十年，距灭蜀亦时逾十二载。时西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缓和，边境战事不多，经多年休养生息，国力强盛，“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晋书·羊祜传》）。而割据江南一隅之地的孙吴，则在暴君孙皓的统治下，各种矛盾急剧激化。孙皓“昵近小人，刑罚妄加。大臣名将，无所亲信。人人忧恐，各不自保”（《三国志·吴书·薛综传》注引干宝《晋纪》）。在毫无限制的横征暴敛下，“民力困穷，鬻卖儿子，调赋相仍，日以疲极”，（《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老幼饥寒，家户菜色”（《三国志·吴书·贺邵传》），可谓“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无有保世之计，一定之心”（《晋书·羊祜传》）。西晋攻伐孙吴，取乱侮亡，统一全国的时机业已成熟。当时，镇守江汉地区的征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羊祜上疏晋武帝，陈“宜当时定，以一四海”（同上）。晋武帝召集群臣朝议。司空、尚书令贾充、中书监荀勖和左卫将军冯紞等人“同共苦谏不可”（《晋书·冯紞传》），群臣亦多附合，以当时关陇地区氐羌少数族屡叛，官军屡败为由，多不赞成羊祜的建议。只有张华据理力争，与羊祜、杜预共同主张立即伐吴。晋武帝虽“密有灭吴之计”，却因“朝议多违”而未做出伐吴的决断。

咸宁四年（278）六月，羊祜因病回朝。他在拜见晋武帝时，又面陈伐吴之计，晋武帝为之心动。因羊祜有病，不宜经常召入宫内咨询，晋武帝遂派张华去羊祜住处问其筹策。羊祜与张华推心置腹，陈述自己对局势的看法和伐吴的战略方针。张华十分赞同羊祜的见解和伐吴之计。羊祜对张华说：“成吾志者，子也！”（《晋书·羊祜传》）

同年十一月，羊祜病逝。但伐吴大业并未因此而中止。羊祜临终前，推荐了志同道合的杜预接任自己的职务。张华也不负羊祜所望，为完成羊祜遗愿而力排众议。咸宁五年（279），益州刺史王濬上疏，主张“无失事机”，迅速征伐孙吴（《晋书·王濬传》），贾充等人再次反对，贾充上表，以为“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戎。天下劳扰，五谷不登，兴军议讨，惧非其时”（《晋书·贾充传》）。张华与之针锋相对，固劝伐吴。不久后，杜预在“缮甲兵，耀威武”，充分做好伐吴准备工作后，表陈武帝，主张立即开始军事行动。杜预表至时，晋武帝正与张华下围棋。张华趁热打铁，劝说武帝采纳杜预的建议。他说：“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吴主荒淫骄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晋书·杜预传》）。武帝遂因此作出最后决断，发诏伐吴。任命张华为度支尚书，主持朝廷财政，“量计运漕，决定庙算”。

太康元年（280）春正月，伐吴正式开始。贾充任大都督，总统六师，负责整个伐吴战役。开始时，“众军既进，而未有克获”，一直反对伐吴的贾充因而上表武帝，认为“吴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湿，疾病必起，宜召诸军，以为后图”。同时因张华筹谋平吴之策，与中书监荀勖建议腰斩张华以谢天下（《晋书·贾充传》）。对此晋武帝回答说：“伐吴是我的决策，张华只是赞同我的意见而已。”给予张华以信任和支持。尽管如此，当时朝廷大臣仍多附合贾充、荀勖的主张，认为不可轻举妄动。张华为了使统一大业不致功亏一篑，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不顾贾充等人以腰斩相威胁，“独坚执，以为必克”。

通过著名将领杜预、王濬、王浑等人的努力，伐吴战役终于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它的胜利进程，充分证明张华确实是目光远大、意志坚强、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政治家。平吴后，武帝特下诏令，对张华所建立的殊勋大功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和奖赏。诏书说：“尚书、关内侯张华，前与故太傅羊祜共创大计，遂典掌军事，部分诸方，算定权略，运筹决胜，有谋谟之勋。其进封为广武县侯，增邑万户，封子一人为亭侯，千五百户，赐绢万匹。”

陷入党争平吴后，张华“名重一世，众所推服，晋史及仪礼宪章并属于华，多所损益，当时诏诰皆所草定，声誉益盛，有台辅之望焉。”但皎皎者易污，他的功勋和才能，亦招来忌妒和谗言。张华虽襟怀坦白，洁身自好，不搞浮华交游，不介入朋党之争，可是，处于政争纷纭的旋涡中心，想要避免是非，又谈何容易！西晋统治集团从咸宁年间开始，在围绕齐王司马攸之国、伐吴以及太子（即惠帝）废立的问题，逐渐形成两大对立势力。尚书令贾充、中书监荀勖、左卫将军冯紞等人为一方，他们为人鄙薄，好观察上旨，承颜悦色，专以曲意逢迎为事；他们主张剥夺齐王攸实权；反对出师伐吴；反对废黜“不堪政事”的痴呆太子。侍中任恺、中书令和峤、庾纯、向秀等人为另一方。他们以名士自居，刚直守正，素轻视贾充等人的为人；他们反对齐王攸之国；主张废昏立贤，更择太子。两派矛盾逐渐激化，由政争发展到人身攻击，互相倾轧，闹得不可开交。张华与任恺、和峤等人关系虽很好，政见基本一致，但他却避免卷入两派的人事争端中。可是，他在伐吴问题上与贾充等人形成的尖锐对立，却使他在平吴前后成为贾充一党的主要攻击目标，屡遭谗言中伤。

平吴后，“自以大族，恃帝恩深”的荀勖，对张华“憎恶之，每伺间隙，欲出华外镇”。晋武帝起初并未听信荀勖谗言。有一次，晋武帝问张华谁可成为辅政大臣的合适人选，张华回答说：“明德至亲，莫如齐王攸，宜留以为社稷之镇。”而武帝一直猜忌其弟齐王攸，不欲他权势过重，而想出齐王攸之国。张华的意见当然不合圣意，故“微为忤旨，间言遂行”，遂于太康三年（282）春正月，出任使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桓校尉、安北将军。

张华到镇前，鲜卑慕容涉归大肆侵掠辽西，占领昌黎。张华一到镇，即于三月派安北将军严询征伐慕容涉归，在昌黎附近大败之，杀伤数万人。张华在军事胜利后，并未继续穷兵黩武，以武力征服作为调整民族关系的杠杆，而是以安抚来使慕容氏款服。慕容涉归子慕容廆往谒张华，张华以礼相待，“以所服簪帻遗廆，结殷勤而别”（《晋书·慕容廆载记》）。正由于张华“抚纳新旧，戎夏怀之，东夷马韩、新弥诸国依山带海，去州四千余里，历世未附者二十余国，并遣使朝献。于是远夷宾服，四境无虞，频岁丰稔，士马强盛”。

张华在外藩取得的出色政绩，得到朝野人士的赞赏。时朝议欲征召张华入朝，任为尚书令，进号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动议使贾充党羽侍中冯紞不安。冯紞曾反对伐吴，“吴平，紞内怀惭惧，疾张华如仇”（《晋书·冯紞传》）。加之张华曾对武帝非议过冯紞的哥哥冯恢的品行才能，所以冯紞利用“深有宠于帝”的地位，对张华竭尽中伤之能事。冯紞曾侍从武帝，借议论锺会叛乱说：“臣以为锺会之所以叛乱，颇与太祖（司马昭）有关。”武帝听后大为不解，问冯紞缘由。冯紞回答说：“锺会才浅识薄，而太祖却夸奖太过，称赞他有谋略，授以高官显爵，使他处于要帅重地，掌握精兵强将，因此使锺会自以为谋略万无一失，却功名不符，未受重赏，遂心怀不满，飞扬跋扈，起兵反叛。”武帝听后表示赞同。冯紞又进一步说：“既然陛下已经同意我的看法，那么就应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诫，不要让像锺会那样的人再重蹈覆辙。”武帝问：“现在还有像钟会那样的人吗？”冯紞让武帝屏退左右后，遂以隐喻的方式诋毁张华说：“过去曾为陛下出谋献策，为国家建立了大功的大臣，可谓人人皆知。现在出据方镇、掌握军队的人，陛下都应对其严加防范。”于是武帝遂“纳冯紞之间，废张华之功”（《晋书·五行志》），非但未采纳朝议征召张华为尚书令，反而剥夺了张华的方镇统兵权，以重儒教为由，任命他为有职无权，形同虚设的太常卿。不久后，又以太庙屋栋折为由，免张华官。而后一直到武帝死，张华始终郁郁不得志，未任职官，仅“以列侯朝见”，尽管这样，他仍能做到宠辱不惊，既不为自己申理称冤，又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与佞幸小人争一日短长。

武帝死后，惠帝即位。张华的处境稍有好转。永熙元年（290）秋八月，惠帝立其子广陵王司马廆为皇太子，是为愍怀太子。惠帝“盛选德望以为师傅”（《晋书·愍怀太子传》），张华因而被任为太子少傅。当时杨太后的哥哥杨骏操持朝政，他“自知素无美望”（《晋书·杨骏传》），所以对张华等德高望重的大臣，猜忌而“皆不与朝政”。张华心胸豁达，没有为此而耿耿于怀。永平元年（291）三月，贾后与汝南王亮、楚王玮合谋诛杀杨骏，又欲废杨太后为庶人。在朝议时，群臣“皆承望风旨”，赞成废黜太后。张华则既不以贾后旨意为己见，又不计多年来官场失意之恩怨而对武帝遗孀杨氏落井下石，他认为“夫妇之道，父不能得之于子，子不能待之于父。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武帝）者也。今党其所亲，为不母于圣世。宜依汉废赵太后为孝成后故事，贬太后之号，还称武皇后，居异宫，以全贵终之恩”。尽管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其为人之坦荡正直却由此可见一斑。

辅佐朝政杨骏被诛后，统治阶级内部再次出现权力再分配的矛盾。当时政出多门，权柄不一。大司马汝南王亮和太保卫瓘二公辅政，权倾朝野。野心勃勃的贾后虽挟持昏主惠帝，有皇权这张王牌，却因二公执政而不能专恣。元康元年（291）六月，贾后让惠帝手写密诏，指使卫将军楚王玮诛杀了汝南王亮和太保卫瓘等人。但局势却一发而难以控制，时“内外兵扰，朝廷大恐，计无所出”。为了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和统治秩序的稳定，张华明知楚王玮并非矫诏而杀二公，仍参与了贾后在诏书问题上大作文章的密谋。他派人对贾后说：“楚王既诛二公，则天下威权尽归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专杀之罪诛之”（《资治通鉴》卷八二），又亲自劝说惠帝：“玮矫诏擅害二公，将士仓卒，谓是国家意，故从之耳。今可遣驺虞幡使外军解严，理必风靡。”贾后遂用张华计，“遣殿中将军王宫说玮矫诏，乃收玮诛之”（《晋书·楚王玮传》）。事后，张华以首谋有功，拜右光禄大夫、侍中、中书监、金章紫绶。

张华受皇权至上观念的支配，主观上为了巩固和加强皇权而参与了诛杀楚王玮的密谋，这从封建道德观念的角度看，是无可非议的。但在客观上，他的这一行为却有助纣为虐之嫌，在一定程度上玷污了他的洁身自好的名誉。献计诛杀，不仅背离了他所奉行的“委命顺理，与物无患”的处世准则，而且也使他再次卷入名副其实的朋党之争中，不得不与贾后一党相沉浮。贾后则出于扩大自己政治势力的考虑，认为像张华这样出身庶族，宗族势力薄弱，“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的人，是辅政大臣的最佳人选，而对张华“依以朝纲，访以政事”。从而使张华在政争中处于进退维谷的地位，以至于愈陷越深，难以自拔。为了宠络和控制张华，贾后不顾张华十余次推让，进封他为壮武郡公。元康六年（296），又晋升他为司空，领著作。

元康年间，皇权衰落，“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也”（《晋书·惠帝本纪》）。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张华的亲朋好友都为他的处境而忧心忡忡。他的少子张韪曾以灾兆劝张华逊位。“志不在功名”的张华，身处政治斗争的波峰浪谷之间，亦曾有过告老还乡的想法。他在《答何劭诗二首》（《文选》卷二四）中，自叹年老体衰，“忝荷既过任，白日已西倾。道长苦智短，责重困才轻”，无力应付复杂的明争暗斗，难以改变奢糜腐化的时代风尚，故时时感到“恬旷苦不足，烦促每有余”，常常“负乘为我戒，夕惕坐自惊”，惟恐因力不胜任和出现失误而被政敌暗算中伤。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散发重阳下，抱杖归清渠，属耳听鹦鸣，流目翫儵鱼，从容养余日，取乐于桑植”。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尽管张华对“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的处境极为反感，但在上有帝后相制，左右政敌瞩目的形势下，他却无法解决自己的矛盾苦闷，脱离骚乱动荡的政界，实现他憧憬的超脱世俗的田园生活，只能继续自己“缨緌为徽纆，文宪岂可逾”的从政生涯。既然他找不到一条更有意义的出路，遂不得不安于现状，用“天道玄远，惟修德以应之耳，不如静以待之，以俟天命”去答复好心的亲友，聊以自慰。

但是，张华在辅政期间，并没有仅仅局限于自我修德和无为而治。为了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他亦以“修德”作为辅政的主要方针，希望通过封建礼教来改变时弊，实现比较清明稳定的政治局面。

贾后为人凶险，擅权专政，是造成朝纲不振的主要根源。张华并不为一己之私利去逢迎贾后，以承风望旨、仰人鼻息的方式苟且偷安。他“惧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讽”。《女史箴》①以封建伦理道德和纲常名教为宗旨，隐喻贾后要以“妇德尚柔，含章贞法”当作行为的准则。他列举了樊姬不食禽兽肉三年以劝谏楚庄王狩猎，齐恒公夫人因齐恒公好听淫乐而不听郑卫之音，冯昭仪以身挡熊以保护汉元帝，班婕妤为正名位而不与汉成帝同辇的典故，劝诫贾后应恪守妇道，行仁义礼教以辅佐惠帝。他辩证地指出“宠不可以专，专实生慢，爱极则迁，致盈必损”的利害关系，规谏贾后不要因君宠而得意忘形，利欲熏心。他认为“美者自美，翩以取尤，治容求好，君子所仇”，希冀贾后摈弃佞幸小人，杜绝文过饰非。贾后看了《女史箴》之后，虽未有什么痛改前非的变化，但碍于张华的正言规谏，在元康九年（299）以前，一直未敢有太严重的僭越之举。

尽管“贾后虽凶妒，而知敬重华”，但她执政的本身却使得乱政隐患越来越表面化。为此，当时辅政的侍中裴頠深感不安，遂与侍中贾模和张华共议废贾后而立愍怀太子的生母谢淑妃为皇后。张华对此表示异议，他说：“惠帝自己并无废黜贾后的意思，如果我们擅自废立，惠帝会认为是僭越之举。况且宗室王势力强盛，朝廷内又有持异议的朋党，恐怕一旦进行废立就会出现动乱，招致杀身之祸，引起政治危机，这对国家是没有好处的。”裴頠说：“情况确实与你的担忧相符，但贾后这样昏庸残暴的人，做事毫无顾忌，不考虑后果，肯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动乱，那又该如何办呢？”张华说：“我们二人现在还能被贾后所信任，只要经常在她身边进行规谏，申明祸福利弊，估计她不会做出什么大的僭越行为。幸好现在天下局势还比较安定，我们照此行事，可能会一直维持平安无事的局面的。”（《晋书·裴頠传》）谋废贾后遂未能进行。

张华辅政期间，统治阶级内部蕴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朝野百官大臣，非司马氏宗室，即贾后亲族，或豪门望族。他们不仅各有朋党，相互倾轧，而且亦各有短长，良莠不齐。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势力，张华亦能坚持修德的方式去息事宁人，维持了数年相对稳定的局面，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司马氏宗室诸王，或于中央任职，或出镇方面。他们仗“雍容贵戚，进不贪功，退不惧罪”，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张华虽无力改变自武帝以来形成的诸王强盛的局面，但他尽可能做到对诸王敬而远之，虚授职官，不委重任。如关中氐羌少数族爆发起义，梁、赵诸王“士卒虽众，不为之用”，张华即及时调离二王，委任虽出身低下却有“文武材用”的孟观率宿卫兵赴关中。结果孟观“大战十余，皆破之”，镇压了起义（《晋书·孟观传》）。赵王伦调回京师后，任有职无权的车骑将军、太子少傅，伦“深交贾、郭，谄事中宫，大为贾后所亲信”，遂“求录尚书”，张华“固执不可”，又求尚书令，张华复不许（《晋书·赵王伦传》）。

与张华共同辅政的大臣，多是贾后亲族。如侍中贾模，是贾充族子，他“潜执权势”，“至于素有嫌忿，多有中陷，朝廷甚惮之”，此外又“贪冒聚敛，富拟王公”（《晋书·贾模传》）。侍中裴頠，出自河东裴氏，亦是贾充妻之从子，为人“欲而无厌”（《晋书·韦忠传》）。琅邪大族王戎，是裴頠的岳父，与“贾郭通亲”，时任尚书左仆射，领吏部，他“苟媚取容”，“驱动浮华，亏败风俗”，“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晋书·王戎传》）。庶族出身的张华，对这些地位与自己相当的权臣的丑恶行为，自然无可奈何。他一方面超脱世俗，不与之随波逐流，尽可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严于律己，不营资财，惟“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另一方面又能够善于找出与这些权臣之间的共同点，与之通力合作。如贾模为了本宗族的私利，对贾后擅权心怀忧惧，尚能“尽心匡弼”（《晋书·贾模传》）；裴頠“虽后之亲属，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谓之以亲戚进也”，多次上书进表，陈述“多任后亲，以致不静”之弊，主张“当先其疏者，以明至公”（《晋书·裴頠传》）。这与张华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故张华尽可能与贾、裴二人保持比较密切的政治关系，利用他们的力量规谏贾后，以推行和实施自己的政见，达到稳定封建统治秩序的目的。张华在辅政期间的最突出的政绩就在于选官任人方面。当时门阀世族极力垄断和控制选官权，拒寒素于政权之外。尚书左仆射王戎领吏部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沈，户调门选而已”（《晋书·王戎传》）。张华出身庶族，对没有门阀背景的人进仕之路的坎坷不平，颇有切身感受，他之所以能侪身政界，主要是凭借自己“世无与比”的博物洽闻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因此，他重视知识，雅爱书籍，“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搬家时，曾“载书三十乘”，以至于“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正由于此，张华亦重视人材，敢于打破“户调门选”的用人标准。他“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候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许多两晋之际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都或是经他延誉称咏，或是由他荐举征辟而成名的。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他重视南士，不因他们是孙吴亡国之余而怀有偏见。太康末年，陆机、陆云入洛。“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这种清高，实际上是南士与北士之间存有芥蒂的反映。当时北方士人亦自恃征服者而对南士有所轻侮。张华则不然，他素重二陆兄弟，见之如旧相识，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他称赞陆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晋书·陆机传》）。陆云为人不拘小节，而张华“多姿制”，喜欢用帛绳緾束胡须，陆云“见而大笑，不能自已”，但张华对此毫不介意，仍将二陆荐之于诸公，为其延誉（同上）二陆遂对张华倍加钦佩，待之以师资之礼。又薛兼、纪瞻、闵鸿、顾荣、贺循号为南土“五俊”，入洛，张华见而奇之，称其为“皆南金也”。（《晋书·薛兼传》）。他常常用“龙跃云津”、“凤鸣朝阳”、“东南之宝”这样的话语品价南士，并随才授职（《晋书·褚陶传》）。

他举人荐士公允，不囿于门第出身，唯以吏幹文义为准。陶侃早孤贫，为县吏，举孝廉入洛，张华与之交谈，“异之，除郎中”（《晋书·陶侃传》）。名士牵秀，“博辨有文才，性豪侠”，帝舅王恺诬陷他有秽行而被免官，但“司空张华请为长史”（《晋书·牵秀传》）。成公简虽家世二千石，但他“性朴素，不求荣利，潜心味道，罔有干其志者”。张华对成公简十分赞赏，经常对人说：“简清静比杨子云，默识拟张安世”（《晋书·成公简传》）。刘弘“有幹略政事之才张华甚重之”，因而出镇幽州，“甚有威惠，寇盗屏迹，为幽朔所称”（《晋书·刘弘传》）。张轨“明敏好学，有器望，姿仪典则”，却未受高品，“张华与轨论经义及政事损益，甚器之，谓安定中正为蔽善抑才，乃美为之谈，以为二品之精”（《晋书·张轨传》）。成公绥“博涉经传，性寡欲，不营资产，家贫岁饥，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词赋甚丽张华雅重绥，每见其文，叹伏以为绝伦，荐之太常，徵为博士”（《晋书·成公绥传》）。陈寿有“良史之才”，张华对陈寿说：“当以晋书相付耳”，欲举陈寿为中书郎，为荀勖所阻而未遂（《晋书·陈寿传》）。左思出身于地位卑微、世业儒学的家庭，他博学多识，文赋情采富丽，著《三都赋》，通过对蜀、吴、魏自然风光的描写，抒发了自己渴望四海为一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张华读赋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一时间豪贵人家竞相传写，遂有“洛阳为之纸贵”的美谈。（《晋书·左思传》）

正由于张华能够像何劭赠诗中所说的那样：“既贵不忘俭，处有能存无，镇俗在简约”，（《文选》卷二四），故他“尽忠匡辅，弥缝补阙”的努力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晋书·张华传》曰：“虽当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

但是，张华的种种主观努力，只能暂时地缓和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却没有也不可能消除造成这些矛盾的根源：即宗室王势力强盛，后族外戚擅权乱政，门阀世族奢侈纵欲，恣意聚敛。就在所谓“海内晏然”时，关中地区少数族就频繁起义，极大地动摇了西晋王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而且统治阶级内部亦危机四伏，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华对此是深有认识的。他之所以反对废黜贾后，就是担心因此而造成危机的总爆发。但贾后权欲无穷，她时时欲废非己所生的愍怀太子，打算长期操执朝政。幸赖张华、裴等人极力反对，这一阴谋才迟迟未能实现。而诸王因不满贾后擅政，也时刻虎视眈眈，觊觎皇位，寻找时机，以求一逞。元康五年（295），武库发生火灾，张华就因怀疑是诸王叛乱，而“先命固守，然后救火”，致使累代异宝及二百万人器械一时荡尽。事后张华说：“武库火而氐羌反，太子见废，则四海可知。”（《晋书·五行志上》）预见到太子废黜将会成为统治阶级内乱的总导火索。事实证明他的预见是正确的。

张华之死元康末年，辅政大臣之一贾模失宠于贾后，忧愤而卒，制约贾后的力量遂大为减弱。随着贾模的失势，一向与贾后沆瀣一气的贾谧（贾充的外孙）操持权柄，“迁侍中，专掌禁内，遂与后成谋，诬陷太子”（《晋书·贾谧传》）。在这种情况下，张华原来的“勤为左右陈祸福之戒，冀无大悖”的方针已难以奏效。所以，愍怀太子的亲信，太子左卫率刘卞去找张华，打算与张华合作，发动武装政变以制止这一阴谋。但张华却推说不知贾后欲废太子事。刘卞说：“我原是寒悴之人，受到您的赏识，才由须昌小吏到今天的地位。我因感恩戴德，才向你谈论此事，您为什么却对我有所怀疑呢？”张华说：“假如有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刘卞答道：“太子东宫内人才济济，有精兵万余人。您身为宰辅，又是太子少傅，如果您下令召太子入朝，让他录尚书事，废黜贾后于金墉城，这不过是两个黄门侍郎即可完成的事情，肯定会万无一失。”张华拒绝了刘卞的建议，他回答说：“现在惠帝仍在位，太子是他的儿子。我又没有受命辅助太子执政，忽然立太子而废贾后，这是无君无父，以不孝示天下。即使能够成事，我也难免要身负不忠不孝的罪名。况且权巨贵戚当朝，威柄不一，我以此举授人以口实，怎么可能安然无恙呢？”废黜贾后之事再度成为泡影。

元康九年（299）十二月，贾后设计，将太子灌醉，因使太子书写犯上谋乱之书，然后当惠帝于式乾殿会群臣时，出太子手书遍示之，群臣看后，未敢有异议，均附合贾后赐太子死的建议。时只有张华坚决反对，他说：“废黜太子并赐死，这是国家的大祸。自汉武帝以来，每次废黜太子，往往导致丧乱。在大晋据有天下不长时间的今天，废太子事更应慎重考虑。”尚书左仆射裴也认为应核对笔迹，以防诈妄。贾后遂将手书与太子过去奏事笔迹相对照，果然是太子所书。张华等人无言相对，但却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贾后知道难以让张华等人改变主意，遂上表把赐太子死改为废为庶人，惠帝下诏同意。

太子被废后，引起东宫将士和诸王的强烈不满。东宫左卫督司马雅，常从督许超等人，谋废贾后，复太子。他们“以张华、裴安常保位，难与行权”（《资治通鉴》卷八三），而赵王伦“执兵之要，性贪冒，可假以济事”（《晋书·赵王伦传》），遂与赵王伦密谋此事。赵王伦与其佞幸谋臣孙秀，一向朋比为奸，皆是野心勃勃之徒，当然不会放弃这一良机。他们先劝贾后在永康元年（300）三月杀了太子，借贾后之手除掉了夺权的障碍，接着又策划政变，以废贾后。在起兵之前，四月二日夜晚，赵王伦和孙秀为了使叛乱得到更广泛的支持，派司马雅去张华处，说：“现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机，赵王想与您共匡朝政，成霸王大业。”张华知道赵王伦、孙秀等人得手后一定会有僭越篡权的逆行，义正辞严地予以拒绝。司马雅恼羞成怒，说：“刀都架在脖子上了，还敢如此说话。”遂看也不看张华就扬长而去。四月三日整整一天，张华亦未发赵王伦之谋。可见他还是赞成废黜贾后，只是不愿与赵王伦共事并直接卷入这种不忠的活动中而已。

当天夜晚，赵王伦发动兵变，矫诏废贾后为庶人。他亦因对张华的宿怨新恨，以党附贾后的罪名，将张华和裴等人收执于殿前马道南。张华责问主事的（中书）通事令史张林说：“你想要害忠臣吗？”张林称诏诘责张华说：“你身为宰相，太子被废，为什么不能守节廷争！”张华说：“式乾殿朝议废太子事，我是力谏的，这有文字记载为证。”张林问：“既然劝谏未被采纳，为什么不辞职去位！”张华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使者至，下达了斩张华、裴并夷三族的命令。张华临刑前慨叹道：“我是武帝时的老臣，一片丹心。我并不惜命，只是担心今后国家将有不测之祸难。”遂被杀害，时年六十九岁。

张华被害，“朝野莫不悲痛之”。闫缵抚张华尸体痛哭道：“早语君逊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晋书·闫缵传》）刘颂哭之甚恸，他得知张华子孙有逃脱免难者的消息后，又转悲为喜，说：“茂先，卿尚有种也！”（《晋书·刘颂传》）陆机、陆云兄弟，为张华作诔，又写《咏德赋》以悼之。

永宁元年（301）五月，齐王冏、成都王颖、长沙王乂等三王起兵，诛杀赵王伦、孙秀，齐王冏执掌朝政。齐王冏上奏惠帝，请求给张华昭雪。太安二年（303）、朝廷正式下诏，恢复张华的官职和爵位以及所没财产，为张华洗刷了冤案。

第三节 羊祜

羊祜（221—278），字叔子，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县西南）人，西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

头脑清醒的政治人物

羊祜出身于汉魏名门士族之家。从他起上溯九世，羊氏各代皆有人出仕二千石以上的官职。祖父羊续，汉末任南阳太守。父亲羊衜为曹魏时期的上党太守。母亲蔡氏是汉代名儒、左中郎将蔡邕的女儿。姐姐嫁与司马懿之子司马师为妻；而他本人迎娶的是曹魏皇室成员夏侯霸的女儿。

在羊祜的青年时期，曹魏统治阶级内部正进行着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

这一斗争主要是在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之间展开的，羊祜与斗争的双方都有姻亲关系。处于夹缝中的羊祜不愿意卷入到旋涡之中，采取了回避态度。他虽然因博学多才、善于写文、长于论辩而有盛名于世，却多次回绝州郡政府的征辟，主要是出于上述的原因。

景初三年（239），魏明帝曹睿去世，继位为帝的齐王曹芳只有八岁。大将军曹爽与太尉司马懿受遗命辅政，两大集团的斗争白热化。正始初年，曹氏集团在斗争中明显地占据优势。曹爽把司马懿排挤到太傅的闲职之上，将统领禁军、掌管枢要的权力皆掌握到自己的弟兄及心腹的手中，从而控制了政府的实权。司马懿实行韬晦之计，假装生病，暗中却加紧布置，伺机反攻。羊祜虽然年轻，但很有政治头脑。他判断曹爽终将不是司马懿的对手。所以，当曹爽征辟他为僚属的时候，羊祜不但自己拒绝出仕，而且劝阻同时受辟的王沈，也不要答应曹爽的要求。由于门第关系，尽管羊祜基本游离于两大集团争斗之外，但从思想感情上说来，他对司马氏的一派显得更为亲近一些。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杀掉曹爽，夺得曹魏政府的军政大权。政变之后，司马懿大举剪除曹氏集团，与曹爽有关的很多人遭到诛连。羊祜的岳父夏侯霸为逃避杀戮，投降了蜀国。在这场灾难中，羊祜并未因岳父降蜀受罚，这大约得济于他的亲司马氏的政治态度。

高贵乡公曹髦统治时期，司马昭执政。羊祜第一次接受征辟，先后出仕中书侍郎、给事中、黄门郎等职。陈留王曹奂时期，羊祜调任为秘书监。曹魏末年已完全是司马氏的一统天下，司马懿父子兄弟相继执政。他们先后废杀两位皇帝，又屡次诛杀大臣，改章变制，发号施令，成为没有皇帝名号的实际统治者。这时，羊祜已加入司马氏集团，并逐渐上升为该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司马炎建五等爵制，羊祜以功被封为巨平子，食邑六百户。不久，又被拜为相国从事中郎，与司马炎的另一心腹荀勖共掌机密。晋代魏前夕，司马炎调羊祜为中领军，把统领御林军，掌管京城内外戍卫的重任交给了他。咸熙二年十二月（266年1月），司马炎受禅称帝，建立西晋王朝。羊祜以佐命之功，被进号为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进爵为郡公，食邑三千户。羊祜怕引起贾充等权臣的妒嫉，固让封公，只受侯爵。泰始初年，司马炎曾改任羊祜为尚书右仆射、卫将军等职。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羊祜传》，凡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镇戍荆州，以德服人

西晋建立以后，晋武帝司马炎雄心勃勃，积极筹划消灭孙吴政权的战争，以实现统一全国的大业。泰始五年（269），司马炎除任命大将军卫瓘、司马伷分镇临淄、下邳，加强对孙吴的军事布置以外，又特地调任羊祜为荆州诸军都督，镇守襄阳（今湖北襄樊），进行战前准备。

当时，西晋和孙吴各有一个荆州，形成南北对峙局面。西晋的荆州包括今天的陕西、河南的一小部分和湖北北部地区。孙吴的荆州则有今天的湖北和湖南的大部分地区。晋吴间的边界线以荆州为最长，所以这里是灭吴战争的关键地区。

羊祜到任后，发现荆州的形势并不稳固。不但老百姓的生活不够安定，就连戍兵的军粮也不充足。于是，羊祜首先把精力放在开发荆州方面。他下书给辖下的镇将，禁止他们以建造府第的名义扰民，并大量开办学校，允许晋吴双方的边民来去自由，尽可能地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为了消除边害，以便抽出一部分军队进行生产，羊祜设法使孙吴撤掉了对襄阳威胁最大的石城驻军。然后，他把军队分作两半，一半执行巡逻戍守的军事任务，一半垦田。当年，全军共垦田八百余顷，到年底收获的时候，打下的粮食足够十年的军需。羊祜的这些措施迅速地安定了荆州的社会秩序，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晋武帝为表彰他的功绩，下令取消江北所有的都督建置，授予羊祜南中郎将的职务，负责指挥汉东江夏地区的全部军队。不久，羊祜又被加封为车骑将军，并受到开府如三司之仪的特殊待遇。这一年，羊祜四十九岁。

泰始六年（270），孙吴在荆州的都督换上江东著名的军事家陆抗。陆抗到达荆州后，注意到西晋的动向，立即上疏给吴主孙皓。陆抗对荆州的形势表示忧虑，提醒孙皓不要盲目迷信长江天堑，应该认真备战。他把自己的想法归纳为十七条建议，请求实行。陆抗的到来，引起羊祜的警惕和不安。因此，他一面加紧在荆州进行军事布置；一面向晋武帝密呈奏表。密表建议，伐吴战争必须利用长江上游的便利条件，在益州（今四川地区）大办水军。羊祜认为，益州刺史王濬是治理水军的最佳人选。而当时在西晋朝廷内部，王濬是个有争议的人物。羊祜极力肯定王濬的军事才能，主张济其所欲，充分发挥他的才能。羊祜的密表，终于使晋武帝改变将王濬调离益州的打算。在后来的灭吴战争中，不出羊祜所料，王濬统率的益州水军起了重要作用，成为首先攻陷建邺、生擒孙皓的西晋军队。

泰始八年（272）八月，吴主孙皓解除西陵（今湖北宜昌）督步阐的职务。步阐因害怕被杀，拒绝返回建邺，当年九月，献城降晋。陆抗闻讯，立即派兵围攻西陵。晋武帝命令羊祜和巴西监军徐胤各率军分别攻打江陵（今湖北江陵）和建平（今四川巫县），从东西两面分散陆抗的兵力，以实现由荆州刺史杨肇直接去西陵救援步阐的计划。但陆抗破坏了江陵以北的道路，晋军粮秣的运输发生困难，再加上江陵城防坚固，不易攻打，羊祜顿兵于城下，不能前进。杨肇兵少粮悬，被陆抗击败，步阐城陷族诛。战争结束后，羊祜受到处罚，被贬官为平南将军。

西陵救援失利后，羊祜总结教训认识到：孙吴的国势虽已衰退，但仍有一定的实力，特别是荆州尚有陆抗这样的优秀将领主持军事，平吴战争不宜操之过急。于是，他采取军事蚕食和提倡信义的两面策略，以积蓄实力，瓦解对方，寻找灭吴的合适时机。羊祜派兵占据了荆州以东的战略要地，先后建立五座城池，把石城以西的土地都纳入西晋的版图之中。在荆州边界，他对孙吴的百姓与军队讲究信义。每当发生军事冲突，羊祜都预先与对方商定交战的时间，从不搞突然袭击。对于主张偷袭的部将，羊祜用酒将他们灌醉，不许他们再说。有一次，部下从边界抓到吴军两位将领的孩子。他知道后，马上命令将孩子送回。羊祜经常释放被俘的敌将，对战死的吴人也厚礼殡敛，送交对方。行军路过吴国边境，如果晋军使用当地的粮草，他都要下属按数作价给予赔偿。打猎的时候，羊祜约束部下，不许超越边界线。凡是被吴人射杀的禽兽，他都送还对方。对于投奔西晋的吴军将领，羊祜更是格外优待。羊祜这些作法，使对方心悦诚服。吴国人十分尊重他，不称呼他的名字，只称“羊公”。许多人受到感召而投降于他。例如，吴将夏详降晋，随同他们而来就有当初被羊祜送回孩子的两位将领。吴将邓香进攻夏口，兵败被俘，羊祜当场将他释放。不久，邓香率领着部下重新归降过来。陆抗对羊祜这一套收买人心的措施，毫无办法，只好告诫部下说：“羊祜专门做好事，如果我们专门干不好的事，这不等于说，不用打仗，我们就让人家制服了吗？现在，我们只要守好边界就行了，千万不能光想占对方的小便宜。”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晋吴两国的荆州边线处于和平状态。

壮志未酬身先死

咸宁二年（276）十月，晋武帝改封羊祜为征南大将军，恢复其贬降前的一切职权。经过七年的练兵和各项物质准备，荆州边界的晋军实力远远超过吴军，恰巧两年前，吴军主帅陆抗病死，孙吴荆州前线失去唯一能与羊祜抗衡的军事家。而这时，在孙皓高压统治下的吴国境内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民怨鼎沸，危机四伏。这一切表明西晋灭吴的条件已经成熟。羊祜不失时机地上疏给晋武帝请求伐吴。

在上疏中，羊祜追述平蜀之后的南北两国关系。指出，双方边战屡起，根本的原因是吴国的弃信背义。只有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扫灭吴国，才能天下太平，永无兵役。他反对以春秋诸侯争霸的观点类比晋吴关系，劝告晋武帝在广泛听取臣下意见的同时，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羊祜以蜀亡为例，说明两国交战，只有势均力敌，自然环境的险阻才能起作用。如果轻重不齐，强弱异势，光凭山水险阻，无济于事。他分析说，吴国的地理条件远不如蜀国，“江淮之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不过岷汉”，而危机却十分严重，“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在西晋方面，无论军队的数量，还是资储器械，都大比灭蜀的时候丰足。但如果不抓着这个大好的时机，军事优势就会在日常的消耗中丧失。羊祜详细地为未来战争进行了规划，建议“梁、益（今四川、陕西地区）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指在今湖北东北、河南西南一带的晋军），直指夏口（今湖北武汉）；徐、扬、青、兖（指今皖北、苏北一带的晋军），并向秣陵（今江苏南京）”。几路大军，同时进击，吴军势分形散，根本无法对抗。孙吴国内人心思乱，兵临之际，绝不会出现奋力死战的局面。吴人长于水战，短于陆战。一旦晋军攻破长江，吴人只能退保城池，去长入短，自就死地。羊祜估计，整个灭吴战争不用很长的时间，就会获得胜利。

羊祜的建议遭到朝内许多大臣的反对，权臣贾充、荀勖等人的态度尤其激烈。他们提出西北地区的鲜卑人骚乱问题，认为那里尚未平定，不应该同时进行灭吴战争。最初晋武帝对羊祜的上疏是大体赞同的，听到反对派的意见，态度又犹豫起来。为此，羊祜再一次上表说，灭吴与平定鲜卑骚乱并不矛盾，相反，只会促进西北问题的解决。他要求晋武帝尽快完成这一丰功伟绩。但是，除了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等少数人外，羊祜的意见没有为众人所接受，灭吴建议被搁置了。羊祜对此十分痛心，他说：“世间不能如人意的事情太多了。这样好的机会被放过了，怎么能不受再兴办此事的后来者谴责呢？”

咸宁三年（277），孙吴夏口都督孙慎侵入西晋边界，掠走弋阳、江夏等地上千家人口。羊祜没有派兵对孙慎进行追击。事后，晋武帝派人追查原因，并打算移徙荆州的治所。羊祜回答说：“襄阳和江夏相距八百余里，等我们得到敌人的消息，对方早已离开多日，怎么会追得上呢？调动军队徒劳往返，只是为避免个人受罚，这是我绝不干的事情。”他还认为，曹操置都督府与州治相近，主要目的为防止兵力分散。胜败是兵家常事，不能因为战场上的偶然失利，随便迁徙州治。

第二年八月，羊祜身染重病。返回洛阳后，他抱病再一次向晋武帝陈述伐吴主张。后来，因病势沉重，不能入朝，他仍向前来探病的张华讲：“孙皓昏庸暴虐，现在灭吴可以不战而克。如果一旦孙皓不在了，吴国另立有为的新君。我们虽然有雄兵百万，也不容易灭掉它了。吴国终将成为我们的后患！”在得到张华的赞同后，他高兴地说：“你是能使我志向得到实现的人。”看到羊祜的病势继续恶化，晋武帝开始着急，要求羊祜带病指挥这场战争。羊祜回答说：“灭吴的战争，不一定非要靠我指挥不可。对于功名的事，我并不挂在心上。只要有合适的人选，我会推荐他的。”这年十一月，羊祜不幸病故，终年五十八岁。

临终前，他向晋武帝举荐杜预接替自己的职务。羊祜没有看错人，在后来的灭吴战争中，杜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西晋灭亡孙吴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战争。它结束了汉末、三国以来分裂割据的状态，使中国重归一统。羊祜虽然失去亲自参加战争的机会，但他为规划、准备这场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晋武帝在灭吴后的庆功会上流着眼泪，追忆羊祜的功绩说：“这都是羊太傅（羊祜死后被追封为太傅）的功劳啊！”并按照汉代封萧何的仪礼，给予羊祜的家庭极其丰厚的赏赐。

羊祜为人正直。在士族统治的西晋社会，他身为外戚，职居高位，却从不随波逐流，结党营私。有人曾劝他“有所营置，令有所归戴者。”羊祜拒绝说，绝不干树私背公的事情。一旦完成了平吴大业，他本人即弃官回乡。由于一直谦让不肯辟士，以至在他死后，许多僚属都未能得到正式的官职。他讨厌奸佞邪恶的小人，也不喜欢夸夸其谈的浮华之徒。为此，他得罪了当朝的一些权贵。荀勖、王衍兄弟都非常恨他，经常造他的谣。时人也有顺口溜讲：“二王当国，羊公无德。”羊祜对下属十分谦和。初到荆州，他曾夜出营门游玩。军司徐胤拒绝开营门，并批评他说：“您担负都督的重任，随意外出，是不顾国家安危的轻率举动。”羊祜不但当面接受徐胤的批评，而且从此以后出入十分谨慎。

羊祜的生活也比较俭朴。他的俸禄很少自己享用，大部分用于资助亲戚和赏赐军士。死后，家里几乎没有值钱的东西。

在荆州地区，羊祜有较高的威望。羊祜死讯传到荆州，正是襄阳城的一个大集日。满集的人闻讯莫不痛哭流涕。谁也无心作生意，最后只好罢市。这一天，街头巷尾一片哭泣之声。孙吴守边的将士知道消息后，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当地的老百姓为纪念他，特地在羊祜生前喜欢游憩的岘山，刻下石碑，建起庙宇，按着时节进行祭祀。由于人们一看见石碑就要落泪，所以这块碑又名“堕泪碑”。人们主动避羊祜的名讳，把屋室称作门，并改户曹为辞曹。

羊祜生前的著述，除《晋书·羊祜传》记载的《老子传》外，《隋节·经籍志》又收录有《集》二卷，《录》一卷，今皆不存。

第四节 杜预①

杜预（222—285），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西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灭吴统一战争的统帅之一。

博学多通的“杜武库”

杜预出身在曹魏政府的高级官僚家庭。祖父杜畿有大功于曹操，曾先后出任护羌校尉、河东太守、司隶校尉和尚书仆射等职，受封为丰乐亭侯。父亲杜恕官至幽州刺史，并以建武将军领护乌丸校尉的职务。

杜预虽然生长在官宦人家，但不是那种只知享乐的纨袴子弟。他从小博览群书，勤于著述，对经济、政治、历法、法律、数学、史学和工程等学科都有研究。当时的人曾给他起个“杜武库”的绰号，称赞他博学多通，就象武器库一样，无所不有。他特别爱读《左传》，自称有《左传》癖。

在杜预的青少年时期，曹魏政府的内部逐渐形成互相对立的两大政治集团——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杜预的父亲杜恕是忠于曹魏政府的人。早在太和六年（232），杜恕曾上书提醒魏明帝注意司马懿连朋结党的动向。杜恕因此触犯司马懿，屡遭排挤，被出为外任。嘉平元年（24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彻底击溃以曹爽为首的曹氏集团，完全掌握了曹魏政府的实际权力。当年，征北将军程喜秉承司马懿的意旨，劾奏杜恕，几乎将他置于死地。受到父亲的牵连，杜预一直到三十多岁也未能出仕。

司马懿、司马师父子相继病死后，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司马昭接替父兄职务执政。这时，统治阶级内部力量的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有政治军事实力的曹氏余党陆续被翦除干净，司马氏代魏只是个时间问题。司马昭为扩大统治基础，对某些政敌的子弟进行拢络收买。司马昭素闻杜预的才能，极力争取他，亲自把妹妹嫁与杜预为妻。又在甘露二年（257）恢复了杜预袭爵的权力，征辟为尚书郎。司马昭任相国后，杜预改任为参相府军事。

景元四年（263）五月，魏军兵分三路大举伐蜀。杜预被委任为主力军统帅锺会的镇西将军府长史。魏军攻灭蜀国，钟会联合蜀将姜维谋反，准备杀害同来的魏军将领，以割据益州。次年正月，钟会在实施计划时，被乱兵杀死。魏军监军卫瓘又乘机杀死了解这一阴谋的邓艾。在这场变乱中，钟会的许多僚属丧生。杜预凭借智慧幸免于难。事后，他冒着被卫瓘构陷的危险，当众对卫瓘杀人灭口的卑鄙行径进行指责，认为卫瓘对这场动乱也是有责任的。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杜预传》，凡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咸熙元年（264）七月，司马昭委托荀勖、贾充、裴秀、郑冲等人改制礼仪、法律、官制，为上台作最后的准备。杜预时任守河南尹，受命参与法律的制定。这部法律即是晋武帝泰始四年（268）颁布的晋律，它上承汉律，下启唐律，对后世的封建法律有很大的影响。名义上主持修律的官员是贾充，而实际上杜预担负了最繁重的劳动，全部晋律的注解都是由他完成的。杜预在《律序》中指出：“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太平御览》卷六三八）。这是我国法律史上明确区分律（刑法制度）、令（规章制度）最早的定义，晋律的制定正是依据的这一原则，它使晋律较之汉魏旧律的界限更加分明、体系更加完备。杜预还提出，法律是官吏量刑的标准，不是讲道理的书，所以法律应该条目省减、文字简明通俗，以便使老百姓容易理解，不敢触犯。晋律以前的汉律，特点是刑罚苛碎、条目繁密，计七百七十余万字，二万六千余条，内容重复，不好记忆，为官吏提供了上下其手，从中舞弊的机会。曹魏政府虽对此作过改革，但变动有限。晋律依据杜预的主张，对汉魏旧律大刀阔斧地进行剪裁，只有二千九百余条，十二万六千余字，所以唐人称赞它“实曰轻平，称为简易”（《隋书·刑法志》）。

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后，对其政权支柱世家大族实行放纵的政策。因此社会上异常黑暗腐败，各级官吏蝇营狗苟，公相塞过，互相包庇。泰始四年（268），杜预针对这种情况，向晋武帝建议实行考课制度，按照官吏的实际情况评定优劣，然后区别对待，或迁或黜。但是杜预的建议没有为朝廷接受。

泰始六年（270）年初，杜预因得罪司隶校尉石鉴，被解除守河南尹的职务。六月，晋武帝启用他出镇边关，先为安西军司，后任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轻车将军。杜预刚刚在秦州就任，他的对头石鉴也到达了这里。石鉴以安西将军的职务都督秦州诸军事，是杜预的顶头上司。当时，杜预所在的陇右地区很不安定，鲜卑人秃发树机能起兵造反，势力很大，晋武帝派去镇压的将领，不是战败，就是被杀。石鉴官报私仇，命令只有三百士兵，百匹坐骑的杜预出击。杜预识破石鉴的阴谋，不肯去送死。他顶撞石鉴说，草盛马肥的六月根本不适合同鲜卑人作战，另外政府军队的兵源给养问题也必须集中力量预先解决，所以交战的时间只能定在第二年的春天。杜预把他的意见归纳为“五不可，四不须”。杜预拒绝出兵，激怒了石鉴。石鉴找个罪名，将杜预逮捕送交给廷尉治罪。多亏杜预与皇室有婚姻关系，在“八议”的赦免范围，才保住性命，但仍丢掉了爵位。不久，石鉴在一次战斗中，被秃发树机能打得惨败，事实证明杜预的意见是正确的。

泰始七年（271）十一月，居住在山西地区的匈奴人在酋帅刘猛的带领下武装暴动。由于杜预明于筹略，善于规划，朝廷重新使用他参谋军国大谋。很快，他被任命为度支尚书，掌管政府的经济财政事宜。此后一直到咸宁四年（278），杜预一共担任七年的度支尚书。其间，因为石鉴的报复，他一度被免职，但为时很短。在任上，杜预共向晋武帝提出过五十多项治国治军的建议，其中包括常平仓的兴建、谷价的调整、盐运的管理、课调的制定和边防的建置等等。此外，他还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积极进行科学发明。社预制造成功人排新器，并复制出久已失传的欹器。为了解决洛阳的交通问题，他力排众议，主持修建了富平津大桥。在建桥过程中，从设计到施工杜预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杜预发现当时通行的历法不合晷度，经过计算，纠正了其中的差舛，修订出《二元乾度历》。此历经过验证，终于取代时历，通行于世。

咸宁四年秋，兖豫诸州郡连降暴雨，西晋统治区域内大面积涝灾，晋武帝下诏求计。杜预曾前后两次上书陈述救灾计划。这两篇收在《晋书·食货志》中的奏章是后人研究晋代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文献材料。由于杜预对当时灾情作过调查研究，所以他对灾情原因的分析和所提出的救灾办法，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他指出，粗放滥垦、火耕水耨和水利设施（陂堨）年久失修是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根本原因。“陂堨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水雨，辄复横流，延及陆田。”杜预认为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坏陂宣泻。“以常理言之，无为多积无用之水，况于今者水涝瓮溢，大为灾害。臣以为与其失当，宁泻之不蓄。”那些建造比较合理的“汉氏旧陂旧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对“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宜大坏兖豫东界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至于灾民，除靠政府救济官谷外，还可以让他们借助水产作眼下日给。坏陂的计划如果能实现，“水去之后，填淤之田，亩收数锺。至春大种五谷，五谷必丰，此又明年益也”。杜预还建议把典牧不供耕驾的种牛租借给灾民。在上书中，杜预对西晋政府的办事效率表示忧虑。他谴责某些部门、个别官吏只从自身利害出发，彼此纷争，互相扯皮，使一些地区的救灾工作不能继续下去。三陈平吴策同年十一月，晋武帝改任杜预为镇南大将军。受命之后，杜预南下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接替已经去世的原荆州都督羊祜的职务，为即将开始的灭吴战争作战前准备。

当时，全国尚未统一，西晋王朝只有半壁河山，孙吴政权仍控制着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地区。不过，孙吴的国力远比西晋要弱，再加上政局动荡，很难同西晋抗衡。晋武帝登位以后一直想发动灭吴战争，可是西晋朝廷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除羊祜、张华等少数大臣支持晋武帝的想法外，大多数人态度暧昧。朝廷中的一些实力派人物，象贾充、荀勖等则持有不同见解，以致错过了一些灭掉孙吴的极好的战机。咸宁四年春天，荆州前线的晋军主帅羊祜突然病重，一直优柔寡断的晋武帝有些后悔，想让羊祜带病出征，但羊祜很快去世了。临终前，羊祜向晋武帝举荐杜预接替自己，认为他完全可以担此重任。羊祜举荐杜预，一方面是因为在朝廷内部的争论中，杜预始终站在羊祜一边，积极支持灭吴战争；另一方则是因为杜预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杜预驻守的襄阳是西晋南部边境荆州的首府。当时，西晋和孙吴各有一个荆州，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战争一开始，杜预的首要任务是夺取孙吴的荆州。

杜预到达荆州后，积极进行军事部署，同时派兵奇袭西陵。西陵（今湖北宜昌东南）是孙吴的西部边镇，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只要晋军能突破西陵，益州的水师就可以顺流而下，驰骋荆州。对于西陵的重要性，孙吴也早有注意。大将陆逊曾指出，西陵是孙吴的西大门，丢掉西陵则整个荆州不保。所以，从陆逊到他的儿子陆抗，从没有放松过对西陵的控制。但杜预发现自陆抗死后，吴主孙皓逐渐削减了这里的兵力。只是驻守在这里的总督是孙吴的名将张政；不除张政，西陵很可能成为未来战争中晋军前进途中的巨大障碍。于是，杜预实施了一条借刀杀人之计。他从军队中挑选了一批精壮的将士，突然偷袭张政。张政虽然对杜预的到来有所警惕，但万万没有想到，他一到任就来偷袭，由于没有准备吃了败仗。张政害怕孙皓惩罚他，没有如实报告情况。杜预早了解孙皓生性多疑，对臣下不很信任，故意把在西陵抓到的俘虏送到孙吴的首都建邺。孙皓果然中计，气急败坏地召回张政，任命武昌监刘宪接替他的职务。在大战之前，敌人将帅移易，军心动荡，这就为晋军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咸宁五年（279）八月，杜预准备就绪后，上书晋武帝请求开战。这时，驻守在扬州前线的晋军主帅王浑上表声称孙吴要发倾国之兵攻打晋国。反对派乘机说三道四，弄得晋武帝对杜预的请战迟疑不决，最后竟同意将灭吴的计划推迟到下一年。

杜预得知晋武帝变卦，非常着急。他再一次上书，陈述自己的见解。他说，孙吴的兵力相当紧张，只能集中力量保住夏口以东，连西线也无力增援。杜预婉转地批评晋武帝听信谣言，放弃灭吴大计，实际上是纵敌养患，给敌人喘息的机会。他认为，灭吴战争胜券稳操，即使没有成功，也不会损失什么。对于杜预的上书，晋武帝仍然迟迟不置可否。杜预又急又气，第三次上书请求立即开战。他愤怒地批评反对派既不顾国家利益，又怕别人立功的阴暗心理和可耻行径。杜预还向晋武帝指出，由于我们要攻打吴国的消息已经泄露，吴国可能要采取对策，那必将给我们灭亡吴国的战争带来许多新的困难。当杜预的这次上书被人送到晋武帝那里的时候，大臣张华正在陪晋武帝下棋。张华立即推开棋盘，劝晋武帝不要再优柔寡断了，恳求他采纳杜预的建议。这时候，贾充、荀勖等人又出来大唱反调。大臣山涛竟然强词夺理地说：“外宁必有内忧。留下个吴国，可以避免内乱，说不定是件大好事呢！”由于杜预的几次上书，把攻打孙吴的形势剖析得一清二楚，晋武帝终于下定决心，立即发兵攻打孙吴。

功勋卓著

这一年十一月，晋武帝调集大军二十多万，兵分六路，水陆齐进，大举进攻吴国。杜预在这次战争中并没有担任主帅，晋武帝只是任命他为西线指挥，具体任务是取江陵、占荆州，并且在荆州地区负责调遣益州刺史王濬的水师。

咸宁六年（280）正月，杜预命令他的军队包围江陵。江陵城防坚固，易守难攻。杜预不想在这里消耗时间和兵力，对它只是围而不歼。在切断了江陵和外部的联系之后，他立即调动一部分兵力向西进攻，夺取沿江的一些城池。一个漆黑的夜晚，杜预派遣几名得力的将领率领八百名精壮的士卒去偷袭江南的乐乡。这支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之下，人不知鬼不觉地渡过长江。他们按照主帅的计谋，一方面在山上到处点火，树立旗帜，虚张声势；一方面分兵袭击乐乡附近的各个要害地区。这样一来，把乐乡城里的吴军都督孙歆吓得坐卧不安，各处的吴军也人心惶惶，不敢随意行动。接着，杜预的这支人马就埋伏在乐乡城外，等待时机攻城。正巧，这时候有一支吴军从江岸返回乐乡；杜预的将士就乔装打扮，混杂在吴军的队伍里溜进城里，活捉了吴军都督孙歆。杜预设计巧取乐乡，使部下将士十分钦佩。他们都说：“主帅用计谋打仗，真是以一当万啊！”

在扫清江陵的外围之后，杜预很快拿下江陵，占据荆州。接着杜预挥师东进，配合其他地区各路晋军攻打孙吴的都城建邺。有人对连续进军产生了畏难情绪，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提出，天气转热，雨水增多，北方士兵不服水土容易感染疾疫，应该等到冬天再继续进军。杜预不以为然，分析整个战争形势说：“现在我们接连取胜，士气大振，正需要一鼓作气。打仗好比劈竹子，只要劈开几节，底下就会迎刃而解了。”杜预的意见终于为大家所接受，以后战争的形势正象杜预所预言的那样发展着。

在向东进的同时，杜预还分兵南下，攻占了交州、广州地区，也就是现在广西、广东一带。整个灭吴一役，杜预功勋卓著，共斩杀、俘虏孙吴都督、监军一类的高级官吏十四人，牙门、郡守一类的中级官吏多达一百二十人。杜预这个人，几乎没有什么武艺。《晋书》本传讲，他连骑马都不会，射箭的技术也很糟糕。但每有军事活动，朝廷都要召他参谋规划。他知彼知己，善于同敌人斗智。在灭吴战争中，吴人最恨杜预，主要是因为他善于用兵，常常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杜预有大脖子病，东吴人就给狗脖子上戴个水瓢，看见长包的树，写上“杜预颈”，然后砍掉，借以发泄对杜预的仇恨。他心胸宽阔，遇事能够顾全大局。益州刺史王濬是位七十多岁的老将，多年来一直在益州建造战船、培训水军，为战争做准备工作。战争开始以后，他统率水军沿江而下，所向披靡。到达荆州界内，王濬需受杜预指挥调遣。但是，杜预十分尊重他，没有利用自己职务给对方制造任何困难。杜预还向王濬表示，水军可以根据战争的发展，自行指挥，并建议他尽量减少耽搁，直下建邺，建立旷世之功。杜预的态度与益州水军率先攻占建邺有着重要的关系。这也同王濬在长江下游的遭遇，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里，指挥调遣水军的王浑，怕王濬夺得头功，对他百般刁难。就在王濬排除种种干扰占领建邺、俘获吴主孙皓之后，王浑还在攻击陷害他。和王浑相比，杜预的人品受到了人们的推崇。

西晋灭亡孙吴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战争。它结束了汉末、三国以来分裂割据的状态，使中国重归一统。它也是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唯一成功的一次统一战争。杜预在这次战争中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功绩是非常突出的。

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后，杜预继续镇守襄阳。他反对天下安定了就要废弃军备的观点，在任职期间，始终没有放松部队的训练。杜预把荆州军队的防卫重点集中到了对付当地少数民族方面。

在荆州，杜预兴建了一些水利工程。其中，在整修前代河渠的基础上，他引滍水、淯水两江之水入田，使一万余顷农田受益。为了使屯田和普通民田均能得到灌溉，杜预又把水渠按照地段标上界石。杜预开凿了从扬口到巴陵的运河一万余里，使夏水和沅、湘两水直接勾通，既解决了长江的排洪问题，又改善了荆州南北间的漕运。杜预的政绩，受到了当地人民的赞扬，老百姓称他为“杜父”，并歌颂说：“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但是，杜预却不得不提防京城中的权贵对他的陷害。每年杜预都要大量送礼贿赂他们。他曾对别人说，这样作不是企图通过他们得到什么好处，只是希望权贵不要加害于他。

太康五年闰十二月（285年1月），杜预被征调到中央政府任司隶校尉，途中行至邓县，突然病故，终年六十三岁。

杜预生前的著述很多。他所撰写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是《左传》注解流传至今最早的一种。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杜预的书保留到唐世，还有《春秋左氏传音》三卷，《春秋左氏传评》二卷，《春秋释例》十五卷，《律本》二十卷，《杂律》七卷，《丧服要集》二卷，《女记》十卷以及他的文集十八卷。

（谢选骏指出：杜预似乎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物，因为他一个人生平就诠释了魏晋全部的肮脏历史——他为西晋立下大功，还是明朝之前唯一能进文庙和武庙的人。杜预前半生并不得志，曹魏并不重用他，直到司马昭掌权后，杜预才被重用。人说原因有两点。一是杜预的才能在当时可谓无出其右，但是杜预的父亲与曹魏的皇亲国戚有矛盾，因此杜预受到牵连。二来司马昭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杜预，这样一来，两人的利益绑定了。不过在我看来，这两点其实是一点——杜预在曹魏那里的失势，却为他受司马氏重用铺平了道路。所以说，光有本事没用，还是要有爱恨情仇、裙带关系等等暗盘操作。没有裙带关系，杜预的文治武功，可能早就湮没无闻了。）

【第六章 曹植、阮籍、陆机、陆云】

第一节 曹植“不自雕励、任性而行”的性格

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之子，累封为陈王，谥为“思”，世称陈思王。

曹植出生于汉献帝初平三年，正当汉末天下大乱之际，曾随其父曹操转徙于军旅之中。所谓“生乎乱、长乎军”，正概括了他幼时生活的特点。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他不仅亲历了频繁的战乱，而且接触了广阔的社会现实。这样的生活基础对他此后的思想和创作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到了建安年间，曹操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当时的魏王府中网罗了许多文学之士，这对曹植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曾说：“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琏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曹操“设天网”罗致文学之士，有他的政治目的，但与此同时，也给文学的发达提供了条件。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曹植的才华便得到了哺育和发展。

曹植当年曾是才华山众的贵公子，经历过富贵豪华的生活：斗鸡走马，宴饮多暇。其《斗鸡篇》有云：“游目极妙伎，清听厌宫商。主人寂无为，众宾进乐方，长筵坐戏客，斗鸡观闲房。”《名都篇》有云：“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李白《将进酒》所谓“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也正指出了曹植此期生活的一个侧面。但曹植为人毕竟又与一般的豪华公子有所不同。尽管他在一班文人政客的包围之中，斗鸡走马，但他并未完全沉溺在这样的生活之中。他写于此期的几篇作品都颇有慷慨之气，而不是耽于佚乐的奢靡之音。例如《赠丁仪》诗中有云：“朝云不归山，霖雨成川泽，黍稷委畴陇，农夫安所获！在贵多忘贱，为恩谁能博？狐白足御冬，焉念无衣客！”《梁甫行》有云：“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诲民，寄身于草墅。妻子像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这样的作品，都是突破了富贵公子的生活、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的。他在《前录·自序》中曾说：“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赋固如此，诗亦如之。当然，“雅好慷慨”，乃是建安时期的一代文风，不独曹植如此。《文心雕龙·明诗》有云：“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这就是说，“任气”、“使才”，乃建安时期各家都有的特点，亦即时代的特征。

但曹植的才华是比较突出的，他的文学造诣也是突出的。他在这时曾经颇为曹操钟爱。《三国志·魏书》曹植本传云：“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本传又云：植为人“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大概正是因此之故，曹操曾有立他为太子的打算，对他曾经寄以很高的希望。建安十六年，封他为平原侯，十七年，徙封为临葘侯。曹操出征孙权，命他留守于邺，曾经告诫他说：“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二矣，可不勉欤！”曹操这一番话是很不寻常的，其中似有让他益加自勉，以便将来继承王位的意思。

曹操是爱惜文才的，但作为统治者、政治家，他又是更加看中那符合政治需要的人品的。他虽然爱惜曹植的才华，但到后来却发现了他的缺点，即曹植本传说他又“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等等。如果作为一个诗人，这不能算是什么缺点；但若作为王位的继承人，这就很不符合政治需要。既有这样的缺点，纵使没有曹丕“以术相倾”，曹操也未必再考虑立他为太子了，何况史称曹丕能够“御之以术，矫情自饰”，致使“左右宫人并为之说”呢？曹操最后确立曹丕，而曹植终于失宠，这是势有必至、理有必然的。曹植一生，颇有政治抱负，但缺乏政治头脑。因此，当曹丕已经立为太子而自己失掉故宠之时，尚不觉悟，仍然“不自雕励”。例如建安二十二年，他曾私自“乘车行弛道中，开司马门出”。这是违反王法的“任性而行”。曹操因此大怒，下令有云：“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自临葘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这就不仅认为曹植不能继承王位，而且彻底改变了原来对他的看法。

曹操是个真正无情的政治家，为了政治的需要，不顾父子之情。他这时虽然没有贬斥曹植，却杀了曹植的一个亲信人物杨修。曹植本传云：“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植益内不自安。”杀掉杨修，等于除去曹植的一个智囊。曹植所受的震动不小。曹植这时可以说已经失去曹操的信任了，但本传又载有建安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曹操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派他去救曹仁一事。且谓曹操传呼曹植，“有所敕戒”，而“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曹操“悔而罢之”云云。

这件事情如果属实，大概恰可作为曹植“饮酒不节”的注脚。但裴注引《魏氏春秋》曰：“植将行，太子饮焉，逼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由此看来，曹植之醉，又非由于自己“饮酒不节”，而是中了曹丕之计。

《魏氏春秋》所载，当然也不是完全可据的。但由此却可推知，所谓曹植“饮酒不节”者，亦未必全属事实。曹植有《酒赋》一文，假借矫俗先生之言曰：“若耽于觞酌，流情纵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丁晏据此申论云：“《酒赋》结朋正旨，垂戒至深，子建岂沉湎于酒者哉！”

如果不是沉湎于酒，而被曹丕“逼而醉之”，这就更可说明曹植政治上实在缺乏警惕，头脑太不清醒。这样的人，在政治斗争中，是注定要失败的。“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的遭遇曹植在政治上受到更大的挫折，是在曹丕继承王位之后。

曹植本传载：“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植与诸侯并就国。”这是继曹操杀害杨修之后，曹丕进一步剪除曹植的亲信党羽。这对曹植是一次更沉重的打击。面临这样的打击，曹植实有不可明言之痛，他写了一篇《野田黄雀行》寄寓自己的哀思。

曹丕继承王位不久，于延康元年（220）十月，又迫使献帝禅让，自己取而代之，是为文帝。他这时身为帝王，对于曹植便实行了进一步的迫害。曹植本传载：“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诏书有云：“植，朕之同母弟，朕于天下无所不容，而况植乎？骨肉之亲，舍而不诛，其改封植。”这一年便改封曹植为鄄城侯。

曹植这时有《谢初封安乡侯表》，其中有云：“臣抱罪即道，忧惶恐怖，不知刑罪当所限齐。陛下哀悯臣身，不听有司所执，待之过厚，即日于延津受安乡侯印绶。奉诏之日，且惧且悲。”从这样的言辞看来，曹植此时的处境和心境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了。灌均承风希指，枉加之罪，他对此竟无所申辩，而诚惶诚恐，感恩称谢。由此可知，曹植这个“任性而行”的人，到这时已经颇知戒惧了。

黄初三年（222），植又封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师。

曹植这时又有《封鄄城王谢表》，继续表示认罪，说自己“狂悖发露，始干天宪，自分放弃，抱罪终身”，“不悟圣恩，爵以非望，枯木生叶，白骨更肉，非臣罪戾，所当宜蒙”。“奉诏之日，悲喜参至。”曹植本来无罪，而竟如此认罪，则当时刑宪之严酷，曹植处境之险恶，也就可想而知。

黄初四年，曹植曾与诸侯王被召同朝京师，会节气。这时他又上有《责躬》诗，继续检讨罪过。其上表有云：“臣自抱衅归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谓“天网不可重罹，圣恩难可再恃。”称曹丕“德象天地，恩隆父母。”于是“不胜犬马恋主之情”，拜表献诗。辞之凄惋，无以复加了。史称“帝嘉其辞义，优诏答勉之。”

大概正是由于如此恭逊，终于曹丕在位之年，曹植竟得苟全了性命。

但在这期间，曹植虽得苟全性命，内心却是十分痛苦的。特别是当诸侯王朝京师而后归藩之际，曹章暴卒，死于非命；而曹植与曹彪同路东归，又遭到有司干预，这使他气愤填膺，形于文字。《赠白马王彪》一诗便抒发了难以掩抑的情感。此诗有序云：“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每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此诗对于任城王之死别、白马王之生离，表示了极大的怨忿。诗中有云：“鸱枭鸣衡杌，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这里对于有司进行了愤怒的指斥，但对于那最高统治者曹丕似仍有所保留，“谗巧令亲疏”，说得相当含蓄。

在这期间，曹植还写了一篇《洛神赋》。这是写得更加含蓄深婉的作品。此赋有序云：“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洛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丁晏据此申论云：“序明云拟宋玉神女为赋，寄心君王，托之宓妃，《洛神》犹屈宋之志也。而俗说乃诬为感甄，岂不谬哉！”现在看来，曹植在黄初年间自洛还国，心绪极恶，确有屈原放逐之悲，其赋《洛神》，亦实有《离骚》托之宓妃佚女之意。世传感甄为赋，恐非其实。丁晏申论，似有道理。不仅《洛神》如此，曹植另外几个赋篇无不如此。例如《九愁赋》云：“恨时王之谬听，受奸枉之虚辞，扬天威以临下，忽放臣而不疑。”“俗参差而不齐，岂毁誉之可同，竞昏瞀以营私，害予身之奉公。”《九咏》云：“民生期于必死，何自苦以终身，宁作清水之沉泥，不为浊路之飞尘。”《蝉赋》云：“实澹泊而寡欲兮，独怡乐而长吟。声皦皦而弥厉兮，似贞士之介心。”《鹦鹉赋》云：“岂余身之足惜，怜众雏之未飞。”《离缴雁赋》云：“怜孤雁之偏特兮，情惆焉而内伤。”如此等等，都是骚人之遗。只是《洛神》一赋，写得幽而不露，难于索解；加以行文婉而多姿，正如《前录·自序》所说的“摛藻也如春葩”。于是说诗者遂不免以辞害意，坐实以感甄一事。其实，只要细吟篇末所云“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诸语，仍是不难索解的。

“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幻想黄初七年，文帝曹丕死，曹睿继位，是为明帝。改元太和。太和元年，曹植徙封浚仪；二年，复还雍丘。

曹睿虽然仍旧推行曹丕对待诸侯王的既定政策，但多少有些缓和。其对待曹植，也有一些宽大的姿态。有一件事可以说明问题，即《明帝纪》裴注引《魏略》说曹睿亲征之时，京师讹言，有云帝已崩、从驾群臣迎立雍丘王云云，而曹睿对此，竟不加究问。若在曹丕，对于此事，是必追查的。倘一追查，则曹植当为祸首，恐是不能或免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曹植的处境相当危险。虽然曹睿暂不究问，却也难免把他看作危险之源。为曹植计，他在这时应该更加收敛，尽力韬晦，以自保全。但曹植实在缺乏政治头脑，就在这样的时刻，他却上了一篇《求自试表》。表中大讲“古之受爵禄者”，“皆以功勋济国，辅世惠民”，而自己却“无德可述，无功可纪”。因此，希望得到一个军职，以便效忠疆场，为国立功。他说：窃不自量，志在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师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荣。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固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

这样的言辞是相当激切、这样的感情也是相当诚挚的。曹植在这里表白的建功立业之心，本来可能遭到曹睿的疑忌，但也许因为他是发于至诚，毫无虚饰，所以此表上后，曹睿对他依旧优容。太和三年，他又得徙封东阿。在这期间，曹植的处境比前时有所改善，他的心情也有些好转。虽然不再“任性而行”，但说话却比较随便了。太和五年，在《求通亲亲表》中，曹植继续请求任用，为国建功。话说得更加激切。他甚至说：臣伏自惟省，岂无锥刀之用！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于朝士矣。

这话是说得不错的，像他这样的人材，如果身为异姓，确实可被重用；但正是因为不是“异姓”，所以才不能“拔授”。此中道理，曹植似乎并不真懂。严防同姓篡权，这是曹魏政权片面地接受了前朝的经验教训而定的决策。在历代的统治者中，这样的片面性都是不可避免的。曹植徒见其然而未识其所以然，所以如此絮絮多言。

《陈审举表》也是曹植此时写的一篇重要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话：臣生乎乱，长乎军，又数承教于武皇帝，伏见行师用兵之要，不必取孙吴而与之合，窃窥之于心。常愿得一奉朝觐，排金门，蹈玉陛，列有职之臣，赐须臾之间，使臣得一散所怀，摅舒蕴积，死不恨矣。

这一段话说得更加随便了。作为诸侯王，最好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才使在上者放心。而曹植竟说自己熟知兵法，“行师用兵之要”，能与孙吴合。不但不自韬晦，反而露才扬己。这正是他以前曾说的“道家之明忌”，他这时竟明知而犯之。

但曹植这时如此放言无忌，居然未遭杀身之祸，这不能不说曹睿为人确比曹丕温厚，对于诸侯王的政策也确实比较温和。

在这篇《陈审举表》中还有一段文字值得注意：夫能使天下倾耳注目者，当权者是矣。故谋能移主，威能慑下，豪右执政，不在亲戚。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专其位、凶离其患者，异姓之臣也；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共其荣、没同其祸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站在“公族”的立场，曹植这话是说得中肯的。从当时曹魏政权面临的局势看，这话也是说得适时的。曹植在宫廷的政治斗争中虽然缺乏政治头脑；而对于“豪右执政”，对于异姓“当权”，却很有政治眼光。没过几年，曹魏政权即为异姓所代，他的这一番话可以说是不幸而言中了。

但可惜的是，曹睿当时对于这一番话似乎并未重视，只是“优文答报”而已。

与此同时，曹植还曾要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而“终不能得”。于是“怅然绝望”，怀忧而死。

“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的命运曹植一生所志，本来是要“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而不“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的。但现在看来，他的勋绩，却仍在翰墨、辞赋之中。当汉魏之际，他是个才华特出的作者，诗赋杂文都达到了当代的最高成就，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个贵公子，达到这样高的文学造诣，是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天赋的才华，也不仅因为“生乎乱、长乎军”的生活经历，更重要的是因为处在名为王侯、实为囚虏的地位。只因有了逐臣的遭遇，才写出了骚体的篇章。丁晏誉为“古今诗人之冠，灵均以后一人而已”，虽然不免溢美，但从骚人创作的传统看来，曹植和屈原的处境确有某些相似，曹植的诗赋杂文也确有屈原作品的某些特点。司马迁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曹植也是遭到谴黜，才写出了“愤而成篇”的作品的。

曹植卒后，景初中有诏称他“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乃令“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宋人辑有《曹子建集》，今有传本。

第二节 阮籍生平与著作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曾为曹操的丞相掾。阮家与曹氏的关系较深，对阮籍的政治立场有很深的影响。

阮籍的传记，在《晋书》当中，但在晋朝建立前夕，他已逝世，他始终只是魏人。他和嵇康都是魏晋之际的人物。

阮籍的生平，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从建安十五年到景初三年（210—239），为青少年时代。阮籍三岁丧父，由其母抚养成人。其兄阮熙，官至武都太守。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字仲容），即阮熙之子①。族兄阮武，官至清河太守。阮武的父亲阮谌，官至侍中②。显然，由于阮瑀的早卒，他这一支家境中落。但诸阮仍聚居在一起。《世说·任诞》云：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

北阮富而南阮贫的情况，在阮籍少年时代恐怕更要突出，伏义给阮籍的信说：“行己无立德之身，报门无慕业之客。”“贫无方丈之肴，室无倾城之色。”大体上与《世说》的记载相符。但是年轻的阮籍，却接受了传统的教育。“博览群籍，尤好庄老”，“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①。儒家思想对他有很大影响，他梦想建功立业，一试身手。这时与阮籍有关系的人是他叔父阮熙和王昶。他的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的修养，在此时已经基本上成型。“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异之，以为胜己。”魏晋的名士风流，在阮籍身上表现比较突出。二是从正始元年到九年（240—248），为第二阶段。竹林诸人的聚会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何晏、王弼之流，在洛阳大畅玄风，竹林七贤在野与之互相呼应，形成一代思潮。但这时发表的文章还很少涉及政治。阮籍应太尉蒋济之辟，后谢病归。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曹爽辅政，召为参军，又以疾辞。嵇康尚曹魏亭主，出仕中散大夫，都是此时之事。这个阶段，竹林诸人正是时代的骄子，文化界的先导。《文心雕龙·才略篇》云：“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就特别指出嵇康的论和阮籍的诗作为代表。王导渡江以后，“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见《世说新语·文学篇》），其中的《声无哀乐论》、《养生论》，都是嵇康的作品。而阮籍的《咏怀诗》，在当时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三是从嘉平元年到景元四年（249—263），此为竹林七贤分化瓦解的阶段。从嘉平元年正月高平陵事件以来，司马氏营立家门，尽杀曹爽、何晏等敌对分子，夷其家。至此，竹林之游已经结束。阮籍和司马氏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司马懿为太傅，阮籍为其从事中郎，司马师为大司马，阮籍为其从事中郎，司马昭辅政，阮籍又为其从事中郎。中间一度出为东平相，后来又为步兵校尉。“但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他与司马氏的关系始终是同床异梦、貌合神离，而山涛、王戎之流已经打入司马氏集团的核心。嵇康被杀之后，向秀应计入洛，阮籍也被迫写了劝进表。这时已经到司马氏代魏的前夕了。阮籍卒于景元四年（263）冬，时年五十四。这是嵇康死后的第二年，司马炎即位的前二年，《大人先生传》和《咏怀诗》的大部分，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①见《晋书》卷四九《阮籍传》附《阮咸传》。

②《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杜笃《新书》云：“阮武字文业，陈留尉氏人。父谌，侍中。武，阔达博通，渊雅之士。”《陈留志》云：“魏末清河太守著书十八篇，谓之《阮子》”。①见《晋书》卷四九《阮籍传》。以下引用此传，不再注明出处。

阮籍是魏晋文士中放达派的代表，行为有些怪僻。服葬时居然饮酒食肉，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捉摸不透，对他作出错误的判断。当时人根据其疯疯癫癫的行为称之为“痴”，而礼法之士责备他不遵守名教，但这都是皮相之谈。他的这些行径，只是他自己制造的烟幕或保护色。它是现象而不是本质。有一次，阮籍登广武（今河南荥阳）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又登武牢山（即虎牢山，今河南荥阳），望京邑而叹，因赋豪杰诗。这倒流露出他对当时统治者的由衷的轻蔑。司马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功业”，只是通过宫廷政变，残酷地屠杀异己，窃取了政权。石勒就曾说过：“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①阮籍的用意大约和石勒差不多，只是没有说出具体姓名而已。李白以为阮籍用竖子讥诮刘邦、项羽，却没有说对②。

阮籍也不是没有才干。他一度为东平相，小试牛刀。旬日之间，“坏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这一段短短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有着大刀阔斧的改革精神，不是无所作为。《晋书本传》云：“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这却是实录。他一醉六十日，逃避了司马昭为其子司马炎（晋武帝）的求婚；锺会多次问以时事，企图通过他的表态，以便罗织罪名，皆以酣醉获免。这两个事例，说明了酒在阮籍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阮籍的著作，《隋书·经籍志》载《魏步兵校尉阮籍集》十卷，原注：梁十三卷，录一卷。两唐书经籍志《阮籍集》均作五卷。《唐日本国见在书目》：《阮嗣宗集》五卷。又《阮步兵集》十卷。故唐代实有五卷、十卷两种本子。宋代书目多为十卷本。但《直斋书录解题》别集类有《阮步兵集》十卷，诗集类又有《阮步兵集》四卷。与隋唐时期实无多大悬殊。明代诸刻有黄省曾十卷本，张溥一卷本，其内容大致相同。惟钱曾所见朱子儋本多出四言《咏怀》十三首。丁福保历访海上藏书家，都无朱子儋本，其所辑《全三国诗》中所存四言诗仅有三首，与通行本无何出入。黄节为《咏怀诗》作注，始从明潘璁本检出四言《咏怀诗》十三首，其一至三与丁书相同，其四至十三则丁氏所未见者。黄氏据以入录，并为之作注，始得重见于世。其所据之潘璁本，据云乃明崇祯间所翻嘉靖刻本，前有嘉靖癸卯陈德文序及崇祯丁丑潘璁序，分上下两卷①。黄氏卒后，此书亦不知下落。①见《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

②见《登广武古战场怀古》，载《李白集校注》卷二十一。有“拨乱属豪圣，俗儒安可通，沈湎呼竖子，狂言非至今，抚掌黄河曲，嗤嗤阮嗣宗”等语。

①见《阮步兵咏怀诗注》，第99页。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后来逯钦立同志重辑魏诗，即据黄氏所校潘本过录②。黄氏书成于一九二〇年，逯氏书成于一九六四年，前后不到半个世纪，古籍仍在不断销亡，这一点也很令人吃惊。玄学魏晋玄学是道家思想的新的流派。先秦道家的老子标榜小国寡民、清静无为，到了战国中叶，发展为庄子的相对主义，发生很大变化。战国末年以迄汉初吸收了法家思想的某些因素，演进而为黄老刑名。所谓黄老思想实以老子为主，庄子的影响并不显著。武帝以后儒家思想占据垄断地位，儒家为体、法家为用的新儒学风靡一时。黄老思想一度消沉。东汉中叶以后，道家思想与神仙思想相结合，改头换面，成为道教的一个渊源。党人斗争失败以后黄巾大起义风起云涌，儒家思想丧失了过去的权威，思想界出现了新局面。儒家、道家重新组合，形成了新道家，即魏晋玄学。这个新道家，以道家思想改造儒家，以“三玄”（即《周易》、《老子》、《庄子》）代替五经，以客观唯心论或朴素唯物论代替汉代的宗教神学。和汉代的天人感应论、目的论相比，它有清醒和梦呓之别。这种思想的萌芽，应该从仲长统说起。“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的呼声①，标识着时代思潮的转变。

阮籍对于《老子》、《庄子》、《周易》，都下过工夫，他的《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就是这方面的著作，可惜篇幅断烂，不能反映他的全部思想的内容。能够指出的是，他具有唯物主义的天道观，并且具有沟通儒道的倾向。他对于自然界的解释：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达庄论》）

他是用《易传》的思想，修正了老子的客观唯心论。他关于道的解释：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能自化。《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

（《通老论》）肯定了道法自然。自然（物质）是第一义的，道（规律）是第二义的。有了自然世界，然后才有精神的存在。他摆正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说的非常清楚。他把太极、元、道，并列起来，有意识沟通儒道之邮，但三者并不完全一样。道是出于自然的，而太极是自然的同义语，道和太极之间，怎么能画等号呢？这是阮籍的一个漏洞。

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阮籍认为人的形体和精神，都是自然的产物。他把人的精神分作性（天性）、情（欲望）、神（思想意识）三种。以为：人生天地之间，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精气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驭者也。（《达庄论》）

他在这里，谈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谈到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有了自然界然后才有人，有了人然后才有各种精神状态。他不但用《易传》充实道家的唯物论，而且也用儒家关于性情的说法，补充道家之不足。这种作法的企图是好的。但是，自然、精气的道家用语，阴阳、五行、游魂之变的儒家用语，错杂使用，有意捏合而不能泯为一体。这是他的缺点。

虽然如此，他已经摆脱了汉代思想家的束缚，他在庄子的影响下，鼓吹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他说：天地合其德，日月顺其光，自然一体，则万物理其事。（《达庄论》）

②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册，第493页。

①引自《后汉书》有关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这种说法，援用儒家的词句，用庄子变换了它的思想。在下面的几句话中，情况更为明显。

男女同位，山泽通气，雷风不相射，水火不相薄。重阴需电，非异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达庄论》）

男女同位四句，阮籍引用《周易说卦传》而稍加变通。原文作“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高亨云：不字疑衍）相射”。意谓天地、山泽、雷风、水火每一对彼此矛盾对立。而阮籍则把本来有差别的东西，说成没有差别，把本来性质相反的东西，说它们可以相通。这是用庄子的相对主义观点来解释《周易》，与《周易》的原意自然不能相合，但是它不仅直接继绍《齐物》、《秋水》的心传，而且间接也和惠施“万物毕同毕异”的说法遥相呼应。

阮籍的思想不够深刻，也不够成熟，但在魏晋之际，这种思想还有一定进步意义。因为他不谈天人相应，不谈受命之符，不谈天生圣人，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划清了界限；同是谈论《周易》，他不仅绝口不谈卦气（孟喜）、爻辰（郑玄）、升降（荀爽）、旁通（虞翻）等等，和汉易分道扬镳，而且也和王弼不同。王弼说：“圣人体无”①，对《周易》作了唯心论的解释，而阮籍则以为“天地易之主也，万物易之心也”（见《通易论》），对《周易》作了唯物论的解释。

在政治思想上，阮籍同情人民，强烈谴责统治阶级的强取豪夺，反对君主专制。他认为名教、礼法都是压迫人民的工具。这种思想是相当深刻的，有一定的革命性。

他不仅不承认有什么圣君贤相，而且把他们都看成坏蛋。他谴责他们两面派的行径，“假廉以生贪，内险而外仁。”（《大人先生传》）廉洁、仁慈是外表，贪婪、险毒是实际。他们“欺愚诳拙，藏智自神”，以至出现弱肉强食的局面。他们真正有了地位之后，就不遗余力地剥削人民。“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强者睽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同上）从思想渊源来看，这是仲长统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但阮籍的说法，比仲长统深刻得多。

他深知赏罚的作用及其实质，也深知赏罚的局限性。他说：惧民之知其然，故重赏以喜之，严刑以威之。财匮而赏不供，刑尽而罚不行，乃始有亡国、戮君、溃散之祸。（同上）

他的这种说法宣布了法家思想的破产。他举出秦国为例说：秦破六国并兼其地，夷灭诸侯，南面称帝。姱盛色，崇靡丽，凿南山以为阙，表东海以为门，万世而不绝，图无穷而永存。美宫室而盛帷帟，击钟鼓而扬其章，广苑囿而深池沼，兴渭北而建咸阳，■木曾未及成林，而荆棘已藂于阿房。时代存而迭处，故先得而后亡，山东之徒虏遂起而王天下。（《达庄论》）

秦汉以来的几度兴亡，给阮籍以深刻地教育，魏晋易代中的篡弑屠杀，更使其有切肤之痛，他从阶级国家的形成当中，发现社会动乱的病根在于君主专制。他指出：盖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大人先生传》）他用阶级、法律来概括国家机器，已经基本上掌握其压迫剥削的实质。

仲长统对于社会发展的归趋，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而阮籍则不然，他认为只要取消君主，就可以万事大吉。他说：盖无君而庶民定，无臣而万事理。保身修性，不违其纪，惟兹若然，故能长久。（同上）

这种没有君臣，没有阶级，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实在就是远古的原始公社。阮籍以后，鲍敬言又发挥这种无君论，陶渊明也向往“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乌托邦。①这种思想固然是对原始公社的憧憬，也与当时的坞壁经济有关，不能说他完全出于空想。

由于同情人民，阮籍也非常憎恶统治阶级的走狗。他在《大人先生传》中，采取大人先生和“君子”对话的形式，对他们进行无情的鞭挞，把他们的宦海浮沉，比作虱处裈中。其略曰：世之所谓君子，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独不见群虱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炎邱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裈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何异乎虱之处裈中乎！（据《晋书》本传）他对于这些“君子”的攻击，应该和他的无君论结合起来看。

表现在社会思想上，阮籍的一些行动也开风气之先。他有意识地反对男女授受不亲，提倡男女社交公开。把母亲和父亲放到同等地位，都有提高女权的味道。但是他关于这方面的言论却很少保存下来。

文学成就阮籍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咏怀诗》八十二首。这是他的不朽之作。它摆脱了汉代乐府和古诗中描写游子思妇的老调，也迥异于建安以来“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新风①，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其所描写的内容是时世的艰辛，朋辈的不幸，宵小的猖狂，个人的坎坷，愤世、嫉俗、忧生、惧祸的心情，完全出之于诗，因而值得重视。屈原不过是惧谗畏讥，庾信不过是因绝望而悲歌，老实说他们都不存在生命危险，而阮籍“以其无可奈何之境，万不得已之情，托之《咏怀》，皆属有为而言，绝无游枝之语”②。其处境比他们格外艰苦，这些诗的创作绝非容易，保存下来尤其困难。它是曹、马政权交替之际幸存者的呼声，从这个意义来说，它是魏晋之际历史的一面镜子。自从它问世以来，文艺批评家对它极力推崇，除了已引刘勰的话以外，锺嵘也说：“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①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但对阮籍的苦心孤诣，并没有完全揭发出来。锺嵘以为“厥旨渊放，归趣难求”②。李善以为“嗣宗身仕乱朝，恐罹谤过，因兹发咏，每有忆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世下难以情测。”③①引自陶渊明《桃花源诗》。

①《文心雕龙·明诗篇》。

②见程千帆《古诗考索》第283页。

①《诗品》上。

②《诗品》上。

他们的话都不错，经过清代何焯、陈沆诸人的不断钻研，大体上已能读懂。读了这些作品之后，可以对魏晋的时世增加新的认识。《咏怀诗》是政治诗，其中对于改朝换代的描写，俯拾皆是。如：“欢娱未终极，白日忽蹉跎。”（其五）“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其三十二）“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其十八）“适逢高风起，羽翼自摧藏。”（其七十九）。所谓白日、羲和都泛指曹魏政权，所谓高风泛指敌对势力。古来多用太阳以喻君主。这些辞句表示曹魏政权已经日薄西山濒于灭亡的境地，用意非常明白。“欢娱未终极、羽翼自摧藏”，则是其个人的遭遇。

其实，曹魏后期的政治大事，如高平陵事件、齐王芳的被废、高贵乡公的被杀等等，在诗中都有所反映，作者的描述也是有倾向性的。如：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朱华振芬芳，高秀相追寻。一为黄鸟哀，涕下谁能禁。（其十一）

按：此诗以楚国的往事比喻曹魏的行将灭亡。究其实旨，它是针对高平陵事件而发。何焯以为“此篇以襄王比明帝，以蔡灵侯比曹爽朱华句谓私取先帝才人为伎乐，高蔡句谓兄弟数出游也。”何说大体妥当。曹爽的党羽何晏是南阳宛人、邓飏是南阳新野人。相当于三楚的秀士。他们虽对司马氏实行夺权，而未能加意防范，卒招致高平陵事件的爆发，司马氏把他们一网打尽。《战国策·楚策》楚辛谏楚顷襄王举黄鸟为喻，由黄鸟谈到蔡圣侯。他说：“黄鸟其小者也，蔡圣侯因是已。南游高陂，北陵巫山。饮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鱼。左视幼妾，右拥嬖女，与之驰骋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不知夫子发受命于宣王，系己以朱丝而见之也。”这一篇作品，可以说是悼念何晏的诗。“一为黄鸟哀，涕下谁能禁”，流露出作者对诸人的感情。有人把这首诗加到齐王芳身上是错误的。四言《咏怀》有云：“三后临朝，二八登庸，升我俊髦，黜彼顽凶。”三后当然是指文帝、明帝和齐王，顽凶大约是指曹爽诸人。立意与此篇矛盾，应是故意错乱其辞，用以逃避文网。又如：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旅无俦匹，俛仰怀哀伤。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其十六）

按：此诗据何焯所考是指司马师废齐王芳立高贵乡公髦之事。废幼帝为齐王，事在九月甲戌（十九日），立高贵乡公在十月庚寅（初六日）。这种废立大事恰在九月、十月之交，相当于鹑火中。而司马师的决策废立，稍前于此，正在日月相望（十五日）之时。何义门的考订大体可信。作者对此无能为力，却也并不甘心。他用不惜憔悴的语言，表示他的抗议。又如：王子十五年，游行洛水滨，朱颜茂春华，辩惠怀清真。焉见浮丘公，举手谢时人！轻荡易恍惚，飘飖弃其身。飞飞鸣且翔，挥翼且酸辛。（其六十五）

按：此诗用王子晋早夭的故事，刻画高贵乡公的遇害。史称高贵乡公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率领殿中宿卫诸人，要和司马昭决一死战，司马昭的党羽贾充迎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司马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于是成济即抽戈前刺帝，殒于车下。当时高贵乡公只有二十岁。《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③《文选》卷二三《咏怀诗》注。

云：“高贵乡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然轻燥忿肆，自蹈大祸。”把曹髦的被害，归咎于他的轻举妄动，这正是陈寿的曲笔。但这种记载与诗中的轻荡、弃身恰相照应。当时司马氏篡夺之势已成，正在易代前夕，阮籍用酸辛二字表示他的哀悼。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不妨认为“驾言发魏都”、“昔余游大梁”两首，都是与评魏明帝有关的诗篇。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其三十一）

魏都、梁王，都是借古讽今，“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则是曹魏的现实。

昔余游大梁，登于黄华颠，共工宅玄冥，高台造青天。幽荒邈悠悠，凄怆怀所怜，所怜者谁子，明察应自然。应龙沉冀州，妖女不得眠，肆侈陵世俗，岂云永厥年。（其二十九）

按：大梁明指魏都，而第二句的黄华，为山名。《水经·洹水注》云：“洹水出上党泫氏县，东过隆虑县（今河南林县）北，又东北出山径邺县南。”又云：“（隆虑）县有黄华水，出于神囷之山黄华谷北崖上，山高十七里。水出木门带，带即山之第三级也。”所以诗中的黄华，实际上离大梁（今河南开封市）颇远，而为邺都（今河北临漳）附近的山。诗中的高台，不是神话中共工之台，而应如黄节所指邺中的三台。肆侈两句是对魏明帝曹叡的批评。他肆意挥霍，大兴土木，死时只有三十六岁。《魏略》和《三国志》对其沉湎酒色、轻用民力，有许多记录。如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又于芳林园起陂池，修土山，公卿群僚皆往负土，宫中自贵人以下至尚保，及给掖庭洒扫、习伎歌者，各有千数。又录夺已经出嫁的士家（即军户）之女，配嫁无妻的军士。规定其夫家可以生口自赎，又选其有姿色者入宫。当时臣僚杨阜、高堂隆等上书切谏，他一律不听。这些事实，就是《咏怀诗》写作的背景。阮籍的《咏怀诗》中，爱憎是比较分明的。他有的怀念，有的羡慕，有的怜悯，有的谴责，决不含混。

关于怀念之例，或泛称所思（如：“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见其十五），或泛称亲友（如：“徬徨思亲友，倏忽复至冥。”见其三十六），或泛称佳人（如：“出门望佳人，佳人岂在兹。”见其八十），或称故时人（如：“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见其三十四）或称客与宾，兹举此首为例。

平昼整衣冠，思见客与宾，宾客者谁子，倏忽若飞尘。裳衣佩云气，言语究灵神，须臾相背弃，何时见斯人？

从上面的例子来看，阮籍所怀念的，是其亲友、故人。结合他的交游来看，并不难得出答案。只是当其写作当时，有的人已经不在了（如嵇康），有的人已经转变了（如山涛）。和他志趣相投的人，永远没有了。“临川羡洪波，同始异支流，”（其七十七），阮籍在这里便流露出索漠孤独之感。关于羡慕的例子，也有很多。阮籍所羡慕的是安贫乐道的上世士，是不以生死异其操守的穷达士，是慷慨捐生的壮士。关于第一类，例证较多，这里姑且不谈。关于第二类，如：登高临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冈岑，飞鸟鸣相过。感慨怀辛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求仁自得仁，岂复叹咨嗟。（其十三）

这首诗是就李斯、苏秦和伯夷、叔齐之死，发表议论。李斯被杀时，思为布衣而不可得，想到牵黄犬出上蔡东门的往事。苏秦佩六国相印，卒受车裂之刑。而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对于三人之死，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清人何义门以为“此言人皆有死，若苛求富贵者，其卒亦贻五刑车裂之悔，何如求仁得仁，若夷齐者为得其所乎！”何义门的解释本来不错，但阮籍的用意，还在于“不食周粟”上，这一点何义门未及指出。如果看这一首还不清楚，请再看一首：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西冥。朝为咸池晖，濛汜受其荣，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再生。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君子在何许，叹息未合并。赡仰景山松，可以慰吾情。（其十八）

诗中歌颂的对象，是所谓穷达士。措辞很不平常。这里的穷达士，应该指的是效忠曹氏的人。篇末还把他们比做景山松，用来和桃李花互相对照——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鸟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固有常。（其三十九）

读了这首诗，很容易联想曹植的《白马篇》。从题材和内容来看，二者确有些类似。但时代不同了，它们的针对性毫无相同之处。曹植所能想到的敌人不过吴蜀，而阮籍的假想敌只能是司马氏。他所歌颂的只能是毋丘俭、诸葛诞等人。阮籍认为只有这样才算穷达不易其操，才算求仁得仁。

关于怜悯的例子，无过于湛湛长江水一首，上面已经谈过，兹不多赘。

关于谴责的例子，却特别多。这里有：颠倒黑白的工言子，惟利是图的佞邪子，趋炎附势的当路子，为虎作伥的缤纷子，故作姿态的洪生。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划归司马氏集团。

阮籍认为最危险的人物就是工言子：拔剑临白刃，安能相中伤。但畏工言子，称我三江旁。（其二十五）

这些话是针对司马氏的走狗锺会等人说的，不但嵇康之死是由于锺会的告密，而且阮籍本人也多次遭到锺会的盘算，只是由于他守口如瓶，才没有蹈嵇康的覆辙。

他谴责佞邪子：婉娈佞邪子，随利来相欺。孤恩损惠施，但为谗夫嗤。（其三十六）

他们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也就谈不到什么正义与否的问题。

他谴责当路子：如何当路子，磬折忘所归。岂为夸誉名，憔悴使心悲。（其八）

当路子是随波逐流，忘乎所以的人——

他谴责缤纷子：岂效缤纷子，良马骋轻舆。朝生衢路旁，夕瘗横术隅，欢笑不终宴……

缤纷子是当权派的忠实走狗，帮助其主子作尽坏事，后来又被主子一脚踢开。成济刺杀高贵乡公，后来不也是夷三族了么？

所谓洪生，相当于礼法之士。除了《大人先生传》之外，《咏怀诗》中也有他们的影子。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其六十七）

这些洪生者流，在礼法的幌子下，规行矩步，道貌岸然，但是他们说的是一套，作的又是一套，言不顾行，行不顾言，是典型的伪君子。“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是他们的特点。《晋书·阮籍传》说：“礼法之士，疾之如仇”，正是因为阮籍刺到他们的痛处。

通过以上的讨论，初步可以看出，阮籍怀念的对象，是不肯和司马氏同流合污的人；他所羡慕的对象，是敢于和司马氏斗争的人；他所怜悯的对象，是被司马氏暗算了的人；他所谴责的对象，是司马氏卵翼之下形形色色的帮凶。

阮籍本人思想的变化，在《咏怀诗》中也表现得非常清楚。在他年轻的时候，是有一番抱负的。他喜欢诗书，学过击刺，也喜欢音乐，有点浊世佳公子的味道。但是后来情况发生变化，他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观。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今自嗤。（其十五）

少年学击刺，妙伎过曲城，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坰。旗帜何翩翩，但闻金鼓鸣。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其六十一）

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驱马复来归，反顾望三河。黄金百镒尽，资用常苦多。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其五）

第一首说的是接受传统教育，第二首说的是从事军事锻炼，第三首说的是艺术上的陶冶。他有学问，有抱负，本来是想大干一场的。但在高平陵事变之后，司马氏营立家门，政治情况一天比一天恶劣，他的理想破灭了。诗中的“自嗤”、“悔恨”、“失路”，都是这种心情的反映。这种描述，和《晋书》本传的记录是一致的，“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阮籍渴求解放，幻想神仙，《咏怀诗》中充满逃避现实的思想。如：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其三）

本来是桃李成荫、繁华似锦的环境，经过秋风的扫荡、摧残，已经面目全非。作为竹林名士的阮籍认识到“一身不自保”的险恶处境，心情十分沉重。《咏怀诗》屡次流露出惧生之嗟。他感到孤独，他说：“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其一）他感到忧虑，他有难言之隐，他说：“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其十四）这种情况不断升级。“生命辰安在，忧戚涕沾襟。”（其四十）“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其四十一）的辞句，也络绎笔下。阮籍是喜欢喝酒的，但诗中罕见酒字。我认为最能反映阮籍的心情的，是一日复一夕一首：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无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冰薄，谁知我心焦。（其三十三）

这首诗反映了阮籍的处境，忧谗畏讥的心情跃然纸上。这首诗的写作，当在嵇康遇祸之后，被迫写劝进表之前。明乎此，就会知道他为什么要口不臧否人物了。

阮籍的思想情况和嵇康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嵇康惨遭杀害而阮籍幸免，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这与阮籍的人生观是分不开的。老子的齿弊舌存，庄子的处于材不材之间，毕竟是他的处世的基本态度。他和司马氏的关系不即不离、始终保持一定关系，而不是坚决的不合作，这是他和嵇康最大的区别，也是他在政治斗争中得以幸免的原因。

阮籍的《咏怀诗》，曲折地、反覆地通过形象思维，艺术地表达他的感受。这种作法，正是《诗经》、《楚辞》以来的老传统。正如王逸指出的那样：《离骚》之文，依《诗》起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脩、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楚辞章句序》）

《离骚》是如此，《咏怀诗》亦何莫不然。从其描写手法来看，用朝阳、白日、西隤日、朱阳，以喻君主；用大梁、梁王、魏都、梁东，以代替魏朝；用凤凰、鸾鹥、幽兰、芳草，以比君子；用葛藟、荆棘、野草，以譬小人；用景山松、凌风树、乔松，以喻坚贞；用寒风、朔风、凉气、凝霜，以喻强暴，这些情况都是显而易见的。有的话不便明说，他便广泛地利用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委曲婉转表达其难言之隐。前面所举的“一为黄鸟哀”两句，出自《战国策·楚策》，用战国的典故，比喻当前的危机。“求仁自得仁”两句，引用《论语·述而》，实际是藉伯夷叔齐，以歌颂司马氏的政敌。明乎此，《咏怀诗》并不难读，但这正是几百年来许多人努力探讨、研究的结果。阮籍《咏怀诗》是建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它具备刚健、清新、自然、浑厚等等特点，利用五言诗的新的形式，以比兴手法，抒发胸臆，指陈时弊，在万马齐暗的时代，能够针对当时的黑暗势力，提出被压迫者的呼声。虽然不够明朗、不够强烈，但是能作到这个程度，也是很不容易的。

阮籍出身于士族，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表现在他的作品中自然难免保留着浓重的阶级烙印，无须为之辩护。但是也由于他的不当权、受迫害，在魏晋易代之际，除了自己的遭际之外，他也看到了广大的颠沛无告的劳苦大众。如果说《咏怀诗》是他个人的控诉，那么，《大人先生传》就反映了人民的呼声。因此，对于阮籍的作品予以高度评价，这是完全应该的。

阮籍《咏怀诗》问世之后，引起极大的反响。左思、陶渊明、庾信、陈子昂、张九龄、李白、杜甫，都接受这个传统，斐然有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是，发扬无君论，后来只有一个鲍敬言。他的著作只靠葛洪的批判才保留一些片断。至于黄宗羲《原君》的出现，那已在中国产生资本主义荫芽之后了。

无君论接近于无政府主义，有其消极的一面，而反对剥削，反对**，又有其积极的一面。

第三节 陆机、陆云①

陆机的生平陆机（261—303），西晋文学家。字士衡，晋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曾任平原内史，故世称“陆平原”。与其弟陆云并称“二陆”，与潘岳并称“潘陆”。

陆氏家族为吴世臣。祖父陆逊是东吴丞相，父陆抗是东吴大司马。陆机身材魁梧，声音宏亮，少有异才，以文武韬略鸣于当世。陆抗去世时，陆机十四岁，即与其弟分领父兵，为牙门将。二十岁时，吴灭，与其弟陆云退居故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但陆机虽隐居于乡，却不能忘情于当世。东吴颠覆的惨痛经历，尤给他以很深的刺激，作《辨亡论》二篇，一方面抒发了他对东吴灭亡的感慨，总结东吴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则透过祖述其祖父的功业，表达出自己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晋武帝太康十年（289），陆机与其弟陆云终于不甘寂寞，结束蛰居生活，离开家乡，一起来到洛阳拜访太常张华。张华很器重他们，高兴地说：“攻打东吴的战役，最大的收获是得到这两位人才！”并为他们广为称扬，使陆机兄弟在京城获得很大声誉。当时有“二陆入洛，三张（指当时著名文学家张载及其弟张协、张亢）减价”之说。由于张华的举荐，陆机被太傅杨骏任命为祭酒。杨骏被杀，陆机担任太子洗马、著作郎等职。吴王司马晏出镇淮南，以陆机为郎中令。后又升尚书中兵郎，转殿中郎。当时贾谧专权，开阁延宾，一时文土辐辏其门，其中著名的有二十四人，号“二十四友”，陆氏兄弟亦入其列。

陆机为人，体气清刚，词锋警醒，才辩敏捷。初入洛时，有不少名公巨卿看不起他，企图用言词加以侮辱，但都受到陆机的回击而予以折服。有一次，陆机拜访侍中王济，王济指着面前所吃的羊酪对陆机说：“你们江东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它？”陆机立即回答说：“千里莼羹，未下盐豉。”意思是说江东千里湖的莼羹可以与之媲美，只是眼下没有人知道去加以调味罢了。还有一次，范阳卢志在大庭广众之下问陆机：“陆逊、陆抗是你的什么亲戚？”古代当着儿子的面直呼其父的名字是很不礼貌的行为，陆机当即回敬说：“那关系就像你同卢毓、卢珽一样！”也直呼卢志祖父和父亲的姓名，搞得卢志下不来台。陆云当时曾劝陆机说：“他们这里离江东很远，不太了解情况，可以谅解，何必这么针锋相对！”陆机倔强地回答说：“我们的父祖名播四海，并非无名之辈，他难道不知道吗！”陆机、陆云两兄弟初来洛阳时，名声不分高下，通过这件事，大家分出了两人的优劣。

赵王司马伦辅政，陆机做了相国参军，因参与谋杀贾谧有功，赐爵关中侯。司马伦准备篡位自立，又用他当中书郎。司马伦被诛杀后，齐王司马冏怀疑他身为中书郎，可能参与起草赵王篡位的文章，于是将陆机和有关的人员交给廷尉审讯，幸亏有成都王司马颖、吴王司马晏的救援，陆机才免死流放边疆，后遇赦未行。

陆机感念成都王司马颖的救援之恩，又看到司马颖礼贤下士，温文谦让，便想在成都王手下干一番事业，司马颖也很赏识陆机的才华，让他参大将军军事，又表为平原内史。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陆机、陆云传》，凡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太安二年（303），司马颖与河间王司马颙起兵讨伐长沙王司马乂，任命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统率包括北中郎将王粹，冠军牵秀等在内的二十万人马前往洛阳。行前，陆机对于自己担当军事要职很不安，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受道家思想影响，认为陆氏家族三世为将，杀戮过多，恐遭不祥，而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势单力薄，在朝廷中根基不深。他以东吴旧臣的身份，旅居洛阳，成为晋朝官吏，一下子突然身居要职，早已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尤其司马颖左右的亲信，像王粹，牵秀，还有那个受到陆机羞辱而耿耿于怀的卢志，一直在寻找机会坑害他。陆机几次坚决地向司马颖提出辞去都督的职务，司马颖都没有允许。陆机骑虎难下，他的同乡孙惠劝他将都督的职位让给王粹，陆机说：“再这样辞让下去，别人会误认为我首鼠两端，临阵逃避，这样反而会更加速灾祸的到来呵。”

出发的时候，司马颖向陆机许愿说：“假如大功告成，我将以郡公，台司的爵位相许。你好好努力吧！”陆机坦率地对司马颖说：“从前齐桓公信用管仲建立了霸业，燕惠王由于疑忌乐毅而失去了即将成功的事业。这次讨伐长沙王行动的成败，在您而不在我。”司马颖的左长史卢志听到后，担心陆机进一步得宠，便乘机进谗。他对司马颖说：“陆机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而拿您同历史上的昏君相比。自古以来，派遣将帅出征，没听说过对君主这么没礼貌而可以成功大事的。”听了卢志的一番话，司马颖沉默了很长时间。

陆机同长沙王司马乂大战于鹿苑。陆机的军队大败，尸积如山，河水断流。

陆机的部下，有一个叫孟超的，他同哥哥宦官孟玖都是司马颖所嬖宠的亲信。孟超在陆机军中任小都督，领兵一万。还没同敌人交锋，他就先放纵士兵大肆掠夺老百姓的财物。陆机发现后，逮捕了首恶分子，而孟超竟然带着一百多骑兵直入陆机驻地将人抢走，并回头对陆机示威说：“你能做什么都督！”陆机军中的执法官孙拯劝陆机将孟超杀掉，陆机没有采纳，而孟超却在军中散布说陆机要造反，图谋不轨，并写信给哥哥孟玖，造谣说陆机心怀二志，观望不前。战斗过程中，孟超不听陆机的指挥，单独带领所部轻率前进，被敌人消灭。孟玖怀疑是陆机有意让他弟弟被杀的，便向司马颖进谗言，说陆机早有“异志”，并串通陆机部下将军王阐、郝昌、公师藩等作伪证，诬告陆机谋反。司马颖大怒，便派牵秀秘密逮捕并处决陆机。

陆机对于事情的结局早有所料，当牵秀带兵来逮捕他时，他脱下军装，身着白衣衫与牵秀相见，并神色坦然地对他说：“从东吴灭亡以来，我们陆氏家族蒙受国家重大的恩惠，受到信用。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王又特别付托我以重任，我屡次推辞也没有成功。今天被杀，难道不是命运驱使的吗！”他给司马颖写了一封词语凄恻的信诀别，写完后，叹息说：“家乡华亭的鹤唳，再也听不到了。”他的两个儿子陆蔚、陆夏与他同时被害。

诗歌与赋作陆机是西晋太康、元康年间最负盛名的文学家，被后人誉为“太康之英”。他的诗现存一百零四首，多于同时期各作家，多半是拟乐府诗和拟古诗。这类作品尽管有不少是敷衍旧题，摹拟前人之作，因之被后人讥为“束身奉古，亦步亦趋”，但也不乏寄托遥深之作。如《君子行》反映诗人对险恶的政治环境的感慨，《长安有狭邪行》反映诗人强烈的政治追求和大志不遂的苦闷。五言诗代表作《赴洛道中作》尤其把去国离乡的悲苦和旅途上的寂寞写得栩栩如生，在西晋诗歌中是难得的佳作。陆机的诗歌一般华美整饬，辞藻富赡，而失于裁剪，有繁芜之累。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评论说：“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陆机诗歌对太康诗坛有深刻影响，成为当时形式主义诗风的代表人物。

较之诗歌，陆机的赋与散文，内容较为充实，取得了更高成就。他的赋今存二十七篇，大都篇幅短小，文笔清灵。或悲故旧之丧亡，或抒思乡之情愫，回环曲折，一往情深。他的散文时有峭健峻拔之作，像著名的《辨亡论》，论东吴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而归之于人才的得失，议论滔滔，笔势劲健，可称得上是西晋论文中最为博大的篇章。《吊魏武帝文》高度评价了曹操的功业，而对他临死前儿女情长不胜感慨，暗寓讥刺。《豪士赋序》讽谕齐王司马冏矜功自伐，受爵不止，笔锋冷峻严厉，咄咄逼人。明代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中高度评价了陆机的散文，说：“《吊魏武》而老奸掩袂，《赋豪士》而骄王丧魄，《辨亡》怀宗国之忧，《五等》陈建侯之利。北海以后，一人而已。”陆机的散文一般音律谐美，讲求对偶，以情带理，典故繁密，开创了骈文的先河，在文体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文赋》陆机留给后世最重要的著作是《文赋》。它是作者在自己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前人的成果和经验而写成的，是我国第一篇对作家的创作构思进行了比较系统地探索的理论文章，同时对文学创作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及各种文体的特点，也有精到的论述。《文赋》对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发展均有较大启发和影响。如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篇》就指出：“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但《文赋》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他探讨文学创作，多半是凭自己和前人的经验，往往只能言及现象而不能作进一步的解释，显得琐屑而缺乏思辨性。诚如刘勰所批评的：“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文心雕龙·总术篇》）丰赡的造诣及其作品的流传陆机具有多方面的才能。文学之外，他在史学、艺术方面也造诣颇深。

在史学上，他曾著《晋纪》四卷，《吴书》（未完成）、《洛阳记》一卷等，多已佚失。在艺术上，他是书法家，所写章草《平复帖》是书法中的珍品。他也是绘画评论家，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陆机还著有画论，但已佚失。

据《晋书·陆机传》载，陆机所作诗、赋、文章共三百多篇。但原集久佚，南宋时徐民瞻得遗文十卷，与《陆云集》合刻为《晋二俊文集》。明代陆元大据以翻刻，即今通行之《陆士衡集》。明代张溥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有《陆平原集》。

陆云的生平

陆云（262—303），西晋文学家。字士龙，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文学家陆机之弟，与陆机并称“二陆”。曾任清河内史，故世称“陆清河”。

陆云少聪颖，六岁即能属文。性清正，有才理。年幼时东吴尚书吴闵鸿见到他，非常称赏，说：“这个小孩子如果不是龙驹，一定是凤雏。”陆云被荐举贤良时年纪才十六岁。

东吴灭亡后，陆云与哥哥陆机蛰居乡里，闭门苦读。太康十年（289），二人相携入洛，受到太常张华的赏识。在张华的举荐称扬下，刺史周浚任命陆云为从事，并对人说：“陆士龙是当今的颜回。”

不久，陆士龙以公府掾为太子舍人，出补浚仪令。浚仪县地处交通要道，靠近大城市，向来很难治理。可陆云到任不久就管理得井井有条，建立了良好的治安秩序。有一次，县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谁也不知凶手是谁，也不知受害者为什么被杀。陆云把被害者的妻子拘押起来，但并不审问。过了十几天，陆云把她释放出来，派人秘密地跟踪，指示说：“她离开不出十里远，一定会有另一个男人在路边等待并和她说话，发现了，立即抓来！”事情果然不出陆云所料。当把这个男人抓来后，他交待说：“我同这国个女子私通，一起谋害了她的丈夫。听说她被释放出来，想她和谈谈，了解情况。但担心离县城太近，被人发现，便在较远的地方等着她。”案子侦破后，一县的人都很佩服陆云审案的能力。然而陆云的才能却受到郡守的嫉妒，多次找机会排挤刁难陆云，陆云没有办法，只好辞去官职。浚仪县的百姓怀念陆云，为他图画塑像，放在县里的神庙中，与社神一起祭祀。

过了一段时间，陆云被任命为吴王司马晏的郎中令。居官期间，陆云直言敢谏，对吴王的弊政多所匡正。司马晏大兴土木，建筑宫室，陆云上书说：“先敦素朴而后可以训正四方；凡在崇丽，一宜节之以制。”司马晏信用部将，派他们去监督审查官吏的清廉问题，陆云上书反对说：“小人用事，大道陵替，此臣所以慷慨也。”“愚以宜发明令，罢此等覆察。”明代张溥后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中评论陆云说：“宰治浚仪，善察疑狱。佐相吴王，屡陈谠论。神明之长，谏诤之臣，有兼能焉。”

陆云后入为尚书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成都王司马颖表为清河内史。司马颖准备讨伐齐王冏时，以云为前锋都督。适逢齐王冏被杀，便改任大将军右司马。张昌为乱时，司马颖表奏陆云为使持节、大都督、前锋将军以讨张昌。恰逢讨伐长沙王，此事暂时中止。

陆云在成都王司马颖幕府中也直言敢谏，多次冒犯司马颖，并得罪了司马颖周围的亲信。有一次宦官孟玖意欲任用自己的父亲做邯郸令，左长史卢志等人为了讨好加以附议支持。但陆云坚决反对，说：“邯郸令向来都是公府掾资历的人担任的，怎么可以任命一个宦官的父亲来担任！”孟玖对此事耿耿于怀，从此与陆云结下了怨仇。

陆机被害时，也同时逮捕了陆云。由于陆云居官清正，爱才好士，善于团结人，当时许多人，如江统、蔡克、棗嵩等纷纷上疏给司马颖，要求他谨慎从事，不要株连陆云，并指出：“机兄弟并蒙拔擢，俱受重任，不当背罔极之恩，而向垂亡之寇。”“统等区区，非为陆云请一身之命，实虑此举有得失之机。”然而，尽管江统等人多次竭力救授，但司马颖被孟玖、卢志等人包围蒙蔽，陆云还是被害了。时年四十二岁。

诗歌创作与文学见解陆云作诗不如陆机藻思纷披，文彩富赡，但清新明净，结构严谨。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称“士龙朗练，以识检玑，故能布采鲜净，敏于短篇。”陆云的诗作以《为顾彦先赠妇》、《答张士然》、《谷风》较为优秀。陆云写给陆机的书信，记载了他们在文学创作中互相切磋的情况，反映了陆云对文学创作的有益见解，向来为文学批评史家所重视。陆云论文，重在文辞的声色情思和“清新相接”，他说：“文章当贵清绮”，“兄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征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省述思赋》流深情至言，实为清妙。《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陆云对陆机作品的批评，颇得陆机重视，并据此作了修改。《晋书·陆云传》称陆云“虽文章不及机，而持论过之。”除对陆机的作品外，陆云还对《楚辞》、王粲、蔡邕作过评论，颇有独到的见解。

据《晋书·陆云传》，陆云“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书》十篇，并行于世”。《隋书·经籍志》录有《陆云集》十二卷，但已佚。明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辑有《陆清河集》。

（谢选骏指出：陆机不同于杜预，杜预虽然可以进入文庙，说到底只是一个学者，不需要自己的人格；所以他可以同时成为一个成功的棺员。但是陆机就不同了，他还是一个文人，需要学者所没有的人格。换言之，一个学者可以隐蔽自己的人格，但是一个文人却不能够——他是靠人格进行写作的。所以伟大的文人切切不可从政，否则非死即伤！）

【第七章刘渊、石勒、祖逖、刘琨】

第一节 刘渊①

西晋末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急剧激化。在错综复杂的政局中，内徙中原的匈奴屠各种贵族建立了第一个少数族政权——汉国。从此，中国北方进入十六国时期。汉国的开创者就是刘渊。

两次仕进受阻

刘渊（？—310年），字元海。远祖是汉初的冒顿单于。冒顿单于娶汉高祖刘邦的宗女为妻，并与刘邦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以刘氏为其汉姓。刘渊所属的屠各种，是东汉以来依附于中原王朝并建庭于山西离石的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县北）的南匈奴的一支。刘渊祖父于扶罗，在黄巾起义时率兵助汉镇压黄巾。因单于庭内乱而不能被立为单于，遂留居中原。自立为单于，乘董卓之乱而攻掠太原、河东等郡，屯驻于河内郡。于扶罗死后，其弟呼厨泉立为单于。刘渊的父亲刘豹被任命为左贤王。曹操执政，分呼厨泉部为五部，刘豹又为左部帅。左部有众万余落，居故兹氏县（今山西临汾市南），是当时左右南北中五部最大的一部。五部共三万余落，分布于晋阳汾涧之滨（今山西汾水流域）。五部虽在形式上保留了匈奴的部族组织，但“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三国志·梁习传》），实际上却置于中原封建王朝的严密有效的控制之下。

刘渊的母亲也是匈奴人，姓呼延氏。大约在曹魏嘉平年间（249—254）生下刘渊。他自幼就十分聪慧伶俐。母亲去世时，他年仅七岁，就像大人一样号哭不绝，哀感四邻。宗族部落的人都为之赞叹。当时的司空王昶听到此事，也派人送来办丧事用的财物，以褒奖刘渊的孝道。刘渊所在的匈奴部落，因久在中原，汉化程度较高，故刘渊自幼就拜上党士人崔游为师，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等儒家经典。他特别喜欢读《春秋左氏传》和《孙子兵法》，并大体上可以将二书内容背诵出来，他勤勉好学，博览《史记》、《汉书》及诸子百家。他曾对同学朱纪、范隆说：“每当我读《汉书》列传时，常常鄙视随何、陆贾没有武功，周勃、灌婴缺乏文治。承上启下，开创大业，全在于人。做不到博学广识，是君子的耻辱。随何、陆贾在汉高祖开国之世而不能建军功封侯，周勃、灌婴辅佐汉文帝却不能设学立教，真是可惜啊！”于是刘渊又学习武事，并且武艺超众，擅长射箭，体力过人。成年后，身高八尺四寸，胡须三尺余长，体态魁伟，一表人才。屯留人崔懿之、襄陵人公师彧以善于相面著称，见到刘渊后，大惊失色说：“此人形貌非凡，平生头一次看见。”于是对刘渊非常崇敬，甘居其下与之交结。太原士族王浑也虚襟与刘渊交友，命其子王济拜见刘渊。

曹魏咸熙年间（264—265），刘渊作为任子居住在洛阳，当时输政的司马昭对他十分礼遇。西晋建立后，时为越骑校尉的王浑屡次向晋武帝谈起刘渊。晋武帝遂召见刘渊，与之交谈后，非常高兴，对王济说：“刘渊仪表堂堂，虽由余也无法与之相比！”王济回答说：“刘渊仪表，诚如圣旨，但他的文武才干却远在由余之上。陛下如果用他负责对东吴征伐，平定江南，指日可待。”武帝深以为然。但孔恂、杨珧却进言道：“臣下观察刘渊的才能，感到当今之世恐怕无人与之匹敌。陛下如果让他掌握少量兵马，则平吴事难成；若授以威权，则平吴之后，恐怕他将据有江南，不复称臣。与我族类不同者，其心必然不同。以刘渊统帅其部族，臣下尚且为陛下担忧寒心。如果以有天险为凭依的江南资助刘渊，怎么可以呢！”晋武帝默然不语，任用刘渊事亦按下不提。

①本节材料依据《晋书·载纪·刘元海》，凡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西晋咸宁年间（275—280），关陇地区氏族在树机能领导下起义，朝廷屡次镇压均告失败。晋武帝为一举扑灭起义烈火，决定选拔得力胜任的将帅出征。尚书仆射上党人李憙劝武帝说：“陛下如果能够征发匈奴五部的兵力，授刘渊以一将军名号，令其西征平叛，凉州指日可定。”孔恂说：“李公的话，还没有点破消除危患的道理。”李憙勃然大怒说：“以匈奴的强悍善战，刘渊的通晓用兵，再加上奉宣圣威，消除叛乱，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孔恂说：“刘渊如果能够平定凉州，斩树机能，恐怕凉州才真正有危难罢了。那时蛟龙如得**，将遨游长空，不再是池中之物。”晋武帝认为孔恂言之有理，未采纳李憙的建议。

两次仕进受阻，刘渊深知其原委。后来东莱游侠王弥离开洛阳回乡里，刘渊在九曲之滨与王弥饯行，哭泣着对王弥说：“王浑、李憙与我同乡，对我的为人深知熟知，常向皇帝称赞推荐，离间之谗言因此随之而生。这一切本不是我之所愿，却深受其害。我并不想为官仕进，这一点只有你清楚。恐怕今生只能死在洛阳，与你永别了。”说罢慷慨长叹。王浑曾经劝谏：“刘渊为人忠信，臣下愿为他担保。再则大晋刚刚宣称要以德招抚四方，殊俗共存，为什么要以没有根据的怀疑而杀匈奴的侍子，以示晋德不弘呢？”晋武帝说：“王浑的话是对的。”

拥晋以图发展

刘豹死后，晋武帝命刘渊代为左部帅。刘渊由洛阳回到了并州。他摆脱了人质的地位后，在自己所辖的部族和地区施展政治才能，史称他“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从而为他以后成为匈奴族的主要首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太康十年（289），西晋改五部帅为五部都尉，刘渊任北部都尉。杨骏辅政期间，又以刘渊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正式承认了刘渊在匈奴五部中的领导地位。元康末年，刘渊坐部人叛逃出塞，被免官。时成都王颖镇邺，表请任刘渊为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使其脱离五部，在邺城任官。

刘渊被免官和仕宦于邺城，是西晋政权出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歧视的心理，企图限制刘渊势力的发展、防患于未然的措施。这一措施引起了长期以来受到中原封建王朝的排斥打击的匈奴上层贵族的不满。当时正值司马氏诸王相攻，“惠帝失驭，寇贼蜂起”，西晋政权对少数族的控制能力大大削弱。刘渊的从祖，原北部都尉、左贤王刘宣遂召集匈奴五部上层贵族，对他们说：“过去我们的祖先与西汉约为兄弟，同甘共苦。自汉亡以来，魏晋更替，我们的单于却徒有虚号，而没有国土可言；至于诸王侯，地位降同编户齐民。现在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正是我们振兴国家、恢复先祖大业的大好时机。左贤王刘渊才能和气宇超众拔群。上天如果不是想要光大尊崇单于，绝不会白白地降生此人。”于是众人密谋，共同推尊刘渊为大单于。又派呼延攸到邺城，将众人之谋告知刘渊。刘渊遂请求成都王颖，佯称回部落参加葬礼。颖不答应。刘渊无奈，只好让呼延攸先回去，告诉刘宣等人纠集五部，再招聚宜阳附近的诸胡族，表面上声称助成都王颖讨逆，实则为以后起兵做准备。

刘渊既然一时不能回部落，只好暂时依附于司马颖。时司马颖废太子覃而自兼皇太弟，又任丞相，在邺城形成与拥戴惠帝的东海王越相对峙的政治中心。刘渊在表面上的恭顺，使他赢得了成都王颖的信任，任命他为太弟屯骑校尉。后来，东海王越率洛阳禁军讨颖，颖又以刘渊为辅国将军、督北城守事。东海王越与成都王颖战于荡阴，越大败，成都王颖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刘渊也因此迁冠军将军，封卢奴伯。

成都王颖虽取得胜利，但地位并不巩固。东海王越系统的并州刺史东赢公司马腾、安北将军王浚发兵讨伐成都王颖。面对强敌，刘渊劝告颖说：“现在二镇强盛，有众十余万，恐怕宿卫军队及邺城附近的士庶难以抵御。我愿为殿下返回五部发兵，以赴国难。”颖说：“五部发兵是否能确保呢？即使可以发兵，司马腾和王浚手下的鲜卑和乌丸骑兵强悍善战，抵挡其进攻又谈何容易！我打算奉惠帝返回洛阳，避强敌锋锐，然后传檄文于天下，以其叛逆之罪令四方共讨之。你看如何？”刘渊回答说：“殿下是武皇帝之子，有特殊功勋于王室，素有威信恩德，享重名于四海，谁不想为殿下捐躯献身？发四方之兵是易如反掌。王浚区区小人，司马腾是宗室疏属，怎能与殿下抗争？！但殿下一旦离开邺城，示弱于人，是否能抵达洛阳呢？即使到达洛阳，恐怕殿下也难以掌有实权。光凭一纸檄文，谁又肯事奉呢？况且东胡虽强悍，较之匈奴五部却稍逊一筹。但愿殿下能够勉励安抚士兵，镇之以静，我可以为殿下用二部击败司马腾，用三部打垮王浚，二人之首级指日可取。”成都王颖听了这番话，非常高兴，遂拜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派遣他回部落纠集五部，以抵御司马腾和王浚的进攻。

刘渊回到左国城，刘宣等人尊他为大单于。短短二十天，刘渊就招集了五万余众，集中于离石（今山西离石县）。

这时，王浚派部将祁弘率领鲜卑兵攻打邺城，司马颖迎战失利，遂挟惠帝南奔洛阳。刘渊闻讯，说：“司马颖不听我的劝告，稍败就向洛阳奔逃，真是个奴才。但我与他先有许诺，不能不去救援。”于是命令右于陆王刘景、左独鹿王刘延年等率步骑二万，准备进攻鲜卑。刘宣等人再三进谏说：“晋朝不讲道义，视我们犹如奴隶，右贤王刘猛因此不堪忍受而率众反抗。只因当时晋朝纲纪未弛，遂使右贤王兵败，功业未成。这是我们的耻辱。如今司马氏骨肉相残，这是天厌晋德，授之于我。你躬行积德，正应当带领我们的部族去恢复祖先的大业。怎么能攻伐可以引为外援的鲜卑、乌丸而拯救仇敌呢？上天命我灭晋，不可违背。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愿单于不要再迟疑了。”刘渊深以为然，激愤地说：“对！大丈夫在世，当如崇山峻岭，岂能甘为蝼蛄！哪有帝王之运长在一姓之理？大禹出自西戎，周文王生于东夷，他们之所以为王，只是有德罢了。而今我有部众十余万，皆能以一当晋十人，击鼓征讨**的朝廷，必将摧枯拉朽。上可以成汉高祖一统天下大业，下可以像曹氏拥有半壁河山。只是恐怕晋人未必都能拥戴我。不过，汉朝长期统治天下，恩德深入人心，故刘备树汉家旗号，以一州之地而能与曹氏抗争。我是汉朝刘氏的外甥，与刘氏约为兄弟，兄亡而弟承，难道不可以吗？姑且称国号为汉，追尊汉后主，以招抚民心。”于是刘渊迁都于左国城，远方来归附的人有数万之多。

建立汉国

永兴元年（304），刘渊在左国城正式登上汉王位。他以复汉为名，追尊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刘邦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对于“乱汉”的黄巾军、阉党、董卓及曹氏父子予以口诛笔伐。又大赦境年，建年号元熙，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依据汉制设置百官，以刘宣为丞相，呼延翼为御史大夫，刘宏为太尉，其余部将授官各有差。

既然刘渊公开打出反晋旗号，据并州一隅之地建立政权，与西晋王朝分庭抗礼，故并州刺史司马腾立即派将军聂玄征讨刘渊。两军战于大陵（今山西交城东南），结果聂玄大败。司马腾闻讯大惊失色，慌忙带领二万余户逃离并州。刘渊派遣建武将军、族子刘曜攻下了太原（太原市南）、中都（山西榆次）、屯留（山西屯留南）、泫氏（山西高平）、长子（山西长子）等军事要镇，控制了晋东南地区。永兴二年（305），司马腾又派遣司马瑜、周良、石鲜等率兵讨渊，屯军于离石汾城。刘渊命令武牙将军刘钦等率六军进攻司马瑜，凡四战，皆胜，司马瑜等落荒而去。

为扭转败局，西晋王朝任命刘琨为并州刺史。刘琨不同于司马腾，具有一定的武干谋略。他到任伊始，即以州治晋阳（山西太原西南）为据点，抚循劳徕，甚得人心。刘琨还派人离间刘渊与其统属的其他少数族之间的关系，使得叛刘渊附晋的“杂虏”达万余落。刘琨的活动，对刘渊构成重大威胁。刘渊遂委任前将军刘景为使持节、征讨大都督、大将军，攻击刘琨于版桥，结果反为刘琨所败。刘琨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并州的政治、军事地位。

面对刘琨的威胁，侍中刘殷、王育进谏刘渊说：“殿下自起兵以来，已近一年，而仍居偏方，王威未振。望能命众将四出，择机决战，灭刘琨，定河东，建帝号，率军南征，攻克长安以为都城，以关中之众席卷洛阳。若如此，成高皇帝（刘邦）的大业，易如反掌罢了。”刘渊大喜，说：“正合我意！”于是在永嘉二年（308）正月，他遣抚军将军刘聪等十将南据太行，辅汉将军石勒等十将东下赵魏，将军事活动扩大到西晋王朝的腹地——中原地区。

随着刘渊影响的扩大，其他反晋势力先后依附于其麾下。上郡四部鲜卑陆逐延、氐酋单征，以及叱咤风云于青徐兖豫等州，给予西晋王朝以沉重打击的东莱王弥，都称臣于刘渊。刘渊均署其官爵，委以重任。当王弥归附时，刘渊特地派侍中、御史大夫呼延翼郊迎，致书王弥说：“因将军有不世之功，超时之德，所以隆重迎接。渴望将军之至，我将亲自到将军下榻的馆舍，拂席尘，洗酒爵，敬待将军。”后两人会面，王弥劝刘渊称帝，刘渊十分高兴，说：“我原以为将军不过是悍勇武将，今日方知将军有勇有谋，堪称孔明。我得将军，如鱼得水！”于是任命王弥为司隶校尉，加侍中，特进。后又进弥征东大将军，封东莱公，负责东线战事。

在刘渊的指挥下，汉国政权在对晋的战争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永嘉二年三月，刘渊占汲郡，控制了顿丘、河内地区。七月，刘渊进据河东地区，攻克蒲坂（山西永济西）、平阳（山西临汾西南），并将汉国都城由离石南迁至蒲子（山西隰县）。刘渊兵锋所及的河东、平阳二郡的诸县垒壁望风而降。在并州，刘渊亦控制了除州治晋阳以外的诸郡。九月，刘渊又遣王弥、石勒进攻邺城（今河北临漳县），魏郡太守和郁弃城败走。

为了进一步提高汉国政权的政治影响，加强自身的政治权力，永嘉二年十月，刘渊在蒲子即皇帝位，国号仍称汉，改元永凤。任命其子刘和为大将军，刘聪为车骑大将军，族子刘曜为龙骧大将军。仿东汉制，设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为三公；又仿晋制，宗室以亲疏为等，悉封郡县王，异姓以勋谋为差，皆封郡县公侯。不久，迁都平阳，改元河瑞。

进军洛阳刘渊称帝后，没有停顿对西晋皇朝的军事活动。他遣石勒进攻冀州，连下魏郡、赵郡、巨鹿、常山数郡，陷郡县堡垒百余，众至十余万。同时，接连发动了对西晋都城洛阳的攻势。

永嘉三年（309）三月，晋积弩将军朱诞叛晋归汉，劝刘渊进攻守备空虚的洛阳。刘渊遂以朱诞为前锋都督，以灭晋大将军刘景为大部督，进攻洛阳。刘景先克黎阳（今河南浚县），又在延津击败晋将王堪。刘景嗜杀成性，将男女老幼三万余口沉溺于黄河。刘渊听到这一消息，大怒，说：“刘景还有什么脸来见我！滥杀无辜，天道不容！我所欲消灭的不过是司马氏而已，平民百姓有何罪过！”于是降黜刘景为平虏将军，中止了这次攻洛的军事行动。同年夏，刘渊又派刘聪、王弥、石勒攻下军事重镇壶关（今山西黄碾南）、屯留（山西屯留南）、长子（山西长子），斩首万九千级。八月，刘聪受命南攻洛阳，大军长驱直入，败平北将军曹武，推进至离洛阳一百里的弘农郡宜阳（河南宜阳市西）。刘聪自恃骤胜，怠不设备。九月，弘农太守垣延诈降，夜袭刘聪，刘聪大败，不得不撤军。

十一月，刘渊再次派刘聪、刘曜、王弥、刘景等率精锐骑兵五万进攻洛阳，呼延翼率步兵为继援。刘聪屯驻宜阳。西晋皇朝没有想到汉军在刚刚败后就再次发动攻势，慌了手脚。刘聪军遂至洛阳城西南的西明门。但因守城晋军死战，攻城受挫。刘渊不得已，只得下令撤军，将兵锋转向徐、豫、兖三州。永嘉四年（310）上半年，汉军在冀、徐、豫、兖等州取得了重大进展。二月，克鄄城（山东鄄城北），杀兖州刺史袁孚，又拔仓垣（开封市北），杀晋将王堪。这几个州的流民有数万家，素为西晋皇朝所苦，故纷纷起来烧城邑，杀二千石长吏以应刘渊。

刘渊在起兵过程中，尽量抑制滥杀烧掠，招徕士人，力求收揽民心。加刘渊部将乔晞杀西晋介休令贾浑，又欲纳贾浑妻宗氏，宗氏不从，晞又杀宗氏。刘渊得知此事，大怒说：“若天道有知，乔晞必定断子绝孙！”遂降乔晞秩四等，又收贾浑尸，以礼葬之。又雁门范隆，上党朱纪，并为士人，刘渊以隆为大鸿胪，纪为太常，并封公。刘渊还委任京兆士人王育为太傅，征召隐士卜珝为光禄大夫。又有后部士人陈元达，刘渊未举兵时曾招之，元达不应。等到刘渊为汉王时，有人担心地对陈元达说：“你难道不害怕吗？”陈元达笑着回答：“我深知刘渊为人，刘渊亦明我心，恐怕二、三天内，就会有委任我的驿书。”果然当天晚上，刘渊就招元达为黄门郎。陈元达屡进忠言于刘渊，甚为得力。又刘渊在俘获西晋河内太守河东大族裴整后，即任命裴整为尚书左丞。但尽管如此，由于刘渊纲纪不严，加之他长期坐镇都城，带兵出征均是其子和诸将，故滥杀无辜，烧掠奸淫之事虽禁不止，愈演愈烈。刘琨曾描绘当时并州的情景：“群胡数万，周布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晋书·刘琨传》）。虽有夸张，但多少反映出汉国政权不重视抚恤流亡，组织生产以及制止杀掠的措施不力的事实。汉国政权与汉族之间民族矛盾的加深，使得刘渊建国初期的“称汉以怀人望”的企图难以实现，故他在永嘉四年七月临终前，为了确保死后匈奴族贵族在政权中的支配地位，委任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录尚书事，置单于台。实行所谓的“胡汉分治”。这一政体在民族矛盾激化的十六国时期，成为各少数族政权行之有效的统治形式。

永嘉四年七月己卯，刘渊卒。他临终遗诏嘱太宰欢乐、太傅刘洋等入宫辅政。刘渊谥光文皇帝，庙号高祖，墓号永光陵。

刘渊死后，太子刘和即位。刘和生性猜忌无恩，功业不著，威望不高。

而刘渊生前又不审轻重之势，给予其他诸子以很大的权柄。如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录尚书事，集军权大权于一身，拥兵十万屯于京师近郊；安昌王盛、安邑王钦、西阳王璿皆领武卫将军，分典禁军，总强兵于内。故刘和即位伊始，就想削夺四王的权力，巩固自身的地位。刘聪当然不肯坐以待毙，他举兵反叛，攻入殿省，弑杀刘和，自立为帝。刘聪继承了刘渊灭晋的遗业，于永嘉五年（311）六月攻陷洛阳，执晋怀帝。但刘聪为人暴虐，嗜杀成性，在他的统治下，汉国政权所奉行的民族仇杀、民族歧视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刘渊举兵反晋的正义性，从而揭开了中国民族关系史上黑暗的一页。

（谢选骏指出：晋武帝已经预感到了——重用匈奴降将，引起五胡乱华。但是这个恶例是汉武帝开的。看看看，什么叫做“盛极而衰”！人说“汉武帝为何要重用匈奴王子金日磾？真实原因太惊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是一位明君雄主，他不但发动了对匈奴的“明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武力革命，还进行了不拘一格的“人才革命”，而他的御人之术最高的表现，是驯服匈奴王子金日磾。……金日磾在细节上做得很好，汉武帝随后也在细节上下工夫。金日磾的母亲阏氏死后，汉武帝为了表彰这位教子有方的伟大母亲，令人画下金日磾母亲的画像，挂在甘泉宫中供奉。这令金日磾很感动，从此，他死心踏地的归附汉朝。——不过在我看来，汉武帝这个杂种，实开“五胡乱华”之先河，应该问斩！）

第二节 石勒①

石勒的少年时期和起兵伊始石勒（274—333），字世龙，西晋时上党郡武乡县（山西榆社县境）羯族人，原名■，石勒这个姓名，是后来汲桑替他取的。他的祖先是匈奴别部羌渠种落的后裔，祖父名叫耶奕于，父亲周曷朱②，又名乞翼加，都曾为部落小帅。石勒出生后，经过西晋的短期统一，随即进入八王之乱的混乱年代。少年时的石勒，健壮有胆力，善于骑射，很有才干。当他十四岁时，跟同邑人到洛阳做小买卖，曾倚上东门长啸，被大官僚王衍看到，王衍认为他有“奇志”，恐怕将来会扰乱天下，派人来抓他，幸而他已先离开①。年轻时他还曾代父督摄所部胡人，很得人心。

并州（山西省大部及邻近的河北、内蒙部分地区）一带，魏晋以来，官僚地主们拥有许多佃客。尤其是“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佃客，多者数千”②。石勒青年时由于生活贫困，就曾当过邬人郭敬、阳曲宁驱的佃客。郭、宁认为石勒不同于一般人，所以对石勒另眼相待，并且在困难时还能对石勒予以周济。

西晋太安年间，并州发生饥荒，社会动荡不安，胡人佃客乘机散走，石勒就投靠于宁驱。北泽都尉刘监，要缚卖石勒为奴，宁驱把他藏匿起来，幸而获免。于是石勒潜行，拟转投纳降都尉李川，路上遇到郭敬，泣诉饥寒之苦，郭敬即以货卖所得，供给石勒的衣食。石勒目击当时灾荒严重和掠卖胡人为奴事，因而建议郭敬诱骗诸胡人到冀州（河北中、南部及山东西端与河南北端）就食，趁机卖掉他们，既可使饥胡免于饿死，自己也可得利，可谓“两济”。此事议而未行，而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已经采用建威将军阎粹之计，令将军郭阳、张隆等，虏捉诸胡，两人共锁于一枷，驱向山东（太行山以东一带）出卖。二十多岁的石勒，也在被掠卖者之中。幸而郭阳是郭敬的族兄，郭时是郭敬的侄儿，他们受郭敬之托，所以石勒在路上未吃大苦。到山东后，石勒被卖与茌平（山东茌平县）人师懽家为奴。

在兵荒马乱的时代，老百姓时常听到鼓角之声、或者产生鼓角之声的错觉，这是不足为怪的。石勒和诸奴在田野耕作时，就常听到这种声音。石勒还说到在家乡种田时，同样也曾听到这种声音。大家即将此告知师懽，师懽也因石勒相貌非凡，就免掉石勒奴仆的身份。

师懽的家邻近于西晋的一个牧马场，师懽与牧帅汲桑常相往来。石勒借机以善于相马结识了汲桑，从此开始了收揽人才、积聚力量的工作。起初召集到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刘膺、桃豹、逯明等八骑；接着郭敖、刘征、刘宝、张曀仆、呼延莫、郭黑略、张越、孔豚、赵鹿、支屈六等十人，也来投奔，号称十八骑。石勒就以这十八骑为基本力量，向茌平牧场东面的赤龙、骥等马苑中夺得苑马，乘马到远方掠夺丝绸珍宝等物，用以结好于汲桑。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石勒载记》，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②按《册府元龟》卷二一九《僭伪部》作周朱，无曷字。

①据《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所载，此条未必可信。

②《晋书》卷九三《王恂传》。

这时，八王之乱已经进行多年。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早已被杀死于元康元年（291）；赵王司马伦称帝于永宁元年（301），并在同年被杀；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也相继败死；永兴元年（304），成都王司马颖为皇太弟，于荡阴大败晋惠帝，逼迁惠帝于邺（河北临漳县西南）。这时，东瀛公司马腾、安北将军王浚举兵攻邺，成都王颖战败，挟惠帝南走洛阳，河间王司马颙又派大将张方，逼惠帝与成都王颖西入长安。就在这一年，匈奴刘渊称汉王于左国城（山西离石县东北），李雄称蜀帝于成都。次年，即永兴二年（305），东海王司马越起兵西攻长安，司马颙惧怕不敌，废除司马颖皇太弟的位号。但司马越的军队终于攻入长安，司马颙、司马颖最后都被杀死，司马越掌握了军政大权，拥立了晋怀帝，八王之乱结束。

当成都王司马颖西入长安后，邺城空虚，颖的旧将公师藩就在永兴二年起兵，以援救颖为名。石勒随即同汲桑一起，投奔公师藩。这时，“桑始命勒以石为姓，勒为名焉”，石勒的姓名由此而来，从这里看不出与昭武九姓的石氏有何联系。于是，公师藩命石勒为前队督，攻打邺城。结果，公师藩被晋将苟晞所斩，汲桑、石勒逃匿于茌平的牧苑中。

石勒初次参加战斗就遭到失败，但他并不气馁。他率领苑中牧人，劫出郡县狱中囚徒，并招纳山泽逃亡之人，许多人都来归附，他就带领这支队伍协助汲桑。永嘉元年（307），汲桑自称大将军，以石勒为前锋，宣言替成都王司马颖报仇，讨伐东海王司马越及其弟弟东瀛公司马腾。司马腾这时已进爵为新蔡王，镇守邺城。邺城经过战乱，府库空虚，人民生活痛苦。司马腾自并州东下时，尽携府藏所有，又掠卖胡人，所得资财甚丰，但十分吝啬，不肯济人之急，因此，“人不为用”①。故汲桑与石勒一举攻下邺城，杀死司马腾。接着又向南进军，拟攻打兖州（山东省西南部及河南省东部部分地区）。东海王越闻讯大惊，急派将军苟晞、王赞等阻击，司马越还进屯官渡（河南中牟县东北），为苟晞声援。经过大小数十战，汲桑、石勒才被打败，死者万余人。二人收拾余众，想投奔刘渊，中途又被冀州刺史丁绍所拦击，汲桑败死，石勒奔于乐平（山西昔阳西南）。

这时，胡部大（少数民族的一部之长）张■督、冯莫突，拥众数千人，壁于上党（山西襄垣县东）。石勒前往相从，深被亲昵。石勒因向张■督建议：如果自己没有力量自立，就应归附于强有力者，大单于刘渊正是可依之人，何不前往归附！假若你的部下先往归附，那时事情就难办了。张■督接受了这一建议，随石勒归降于汉王刘渊。石勒不但自己招徕人马，而且扩大了刘氏势力，刘渊自然十分高兴，就封张■督为亲汉王，冯莫突为都督部大，而封石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以统率■督等。石勒改张■督姓名为石会，意思是■督幸而与石勒自己相会合。

还有乌桓族的张伏利度，拥众二千人，壁于乐平，刘渊屡次相招而不来。于是，石勒假装得罪了刘渊，投奔伏利度，伏利度和石勒结为兄弟，派勒带兵攻掠，所向无敌，深为诸胡人所畏服。石勒知道自己是众望所归，就借一次聚集的机会，抓住伏利度，并即当众询问：“如果发动大事，我与伏利度两人，谁能胜任为领袖？”大家皆推石勒。石勒当场释放伏利度，带领这支队伍归于刘渊。刘渊加封石勒为督山东征讨诸军事，将伏利度部众拨与石勒指挥。从此，石勒既获得了张■督和张伏利度的部众，又是在汉刘渊政权的统领下，形成一支相当独立的军事力量，和初起时的依附汲桑、公师藩的情况大不相同，而且日益发展和壮大起来。

协助匈奴刘氏灭亡西晋石勒归附匈奴刘氏的汉王国后，在名义上是接受汉王国的指挥，事实上也得到刘氏指挥下其他部队的声援和配合，从而成为匈奴刘氏的一支方面军，驰骋疆场，既助刘氏灭掉西晋，也逐步为自己建立后赵政权打下基础。归附刘氏汉政权的次年即永嘉二年（308）正月，刘渊命令他的儿子抚军将军刘聪等十将，南据太行山，石勒则受命东进，攻打魏郡（河北临漳县西南）、汲郡（河南汲县西南）、顿丘（河南清丰县西南）等处，这里的垒壁望风而降者五十多所。石勒即假予这些垒主以将军、都尉的名号，给予印绶，而从这些垒壁中挑选强壮者五万人为军士，“老弱安堵如故，军无私掠，百姓怀之”。于是，进而俘斩了魏郡太守王粹、冀州西部都尉冯冲，并攻杀乞活赦亭、田禋等。

石勒帮助汉刘氏严重打击了西晋，故在永嘉三年（309），刘渊封石勒为安东大将军，开府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等僚属。石勒继续进攻巨鹿（河北平乡县西南）、常山（河北正定县南）二郡，攻克冀州郡县的堡壁百余所，部队增加到十多万人。就在这时，石勒将在这一带所罗致的“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乃引张宾为谋主。始署军功曹，以刁膺、张敬为股肱，夔安、孔苌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阳、桃豹、逯明、吴豫等为将率”。由于吸收汉族地主中的才智之士为其出谋划策，从此，石勒这支军队才真正成为多谋善战的军事力量。

说到张宾，字孟孙，赵郡（河北高邑县西南）中丘人，父亲张瑶，曾任中山太守。张宾博涉经史，而不泥于章句，尝言自己的谋略不在张良之下，只是没有遇到像汉高祖刘邦这样的人。及至见到石勒，即对亲近的人说：“吾历观诸将，无如此胡将军者！可与共成大业。”于是，“乃提剑诣军门，大呼请见”①。开头石勒没有器重他，后来他“机不虚发，算无遗策”②，石勒这才十分倚重他，称他为“右侯”而不名，对他言听计从。石勒能够据有中原，张宾确实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当石勒进军常山郡后，西晋安北将军王浚，命其大将祁弘，带领鲜卑段务勿尘等十余万骑兵来攻打石勒，由于步、骑的不敌，石勒被大败于常山的飞龙山，死者万余人，石勒只得退据黎阳（河南濬县东）。但随即转而进攻信都（河北冀县），杀晋冀州刺史王斌，并连败晋将。刘渊因授勒为镇东大将军。至永嘉四年（310），匈奴汉帝刘渊死，刘聪称帝，加封石勒为征东大将军，勒辞而不受。这时，石勒还转战于黄河南北的兖州、冀州一带。到这年冬十月，汉刘聪命刘粲、刘曜、王弥等率众四万进攻西晋都城洛阳，命石勒率领骑兵二万与粲等会师，大败晋军于渑池，石勒进至成皋关（河南荥阳县汜水镇），被晋将王赞所败。于是，石勒转而南攻襄城（河南襄城县），进驻于宛（河南南阳市）的北山。

此时恰逢王如、侯脱、严嶷等，起兵于江汉间。王如是京兆新丰（陕西临潼县东北）人，因乱流离到南阳。西晋下令流人皆还乡里，而关中荒残，众皆不愿归。西晋就派兵押送。王如等潜结许多少年，袭击晋军，取得胜利，因而归附者日多，结集到四、五万人，王如自称大将军。因为害怕石勒来进攻，王如就和石勒结为兄弟，并厚礼贿赂石勒。时王如驻地在穰（河南邓县），侯脱则据守宛城。王如与侯脱不和，就暗中联络石勒，要他袭击侯脱。石勒正拟扩张自己的势力，立即令军士夜中吃饱饭，喂好马，鸡鸣时出发，天亮时直逼宛的城门，攻下宛城，杀死侯脱。严嶷带兵救脱，脱已败死，因而降于石勒。石勒囚嶷送于刘聪，尽并脱、嶷之众。由于军队有了新的增员，力量加强了，石勒又再南攻襄阳，转而攻陷江西（泛指汉、沔以东、淮水以南、长江以北这一带）壁垒三十余所，还屯于襄城。王如派弟弟王璃率领骑兵二万五千，伪装前来犒军，实际上是想袭击石勒，却被石勒击毙。于是，石勒又再回军到江西。

①《资治通鉴》卷八七。

②《晋书》卷一〇五《张宾传》。

石勒第一次转战和屯兵于江汉一带，从永嘉四年十月到五年（301—311）正月，经过了三、四个月，他很有“雄据江汉之志”。不过，由于粮饷不继，军中又遇时疫流行，死伤大半，并且琅邪王司马睿又派兵前来抗击，石勒这才接受了张宾的建议，于永嘉五年正月，渡过沔水，攻据江夏（湖北云梦县）。又继续北上，攻杀新蔡王司马确于南顿（河南项城县西），进占了许昌城。当石勒转战于江汉一带时，在洛阳的西晋太傅东海王司马越，专擅朝政，杀害异己，搞得众叛亲离；尤其害怕匈奴刘氏的进攻，洛阳难守；就以讨伐石勒为借口，企图回到他的封国东海（山东郯城县北）以自全。因此，在永嘉四年十一月，率领甲士四万余人，以及王公卿士等大批人员，离开洛阳，经过许昌，进屯于项（河南沈丘县南）。晋青州刺史苟晞因移文州郡，声讨司马越的罪状。晋怀帝司马炽也痛恨司马越擅领军队离开京城，手诏与苟晞，令其讨伐司马越。越忧惧成疾，于永嘉五年三月，病死于项。众推太尉王衍为首，继续东行，要将司马越的灵柩送还东海。石勒知道后，率领轻骑追赶。这年四月，在苦县（河南鹿邑县东）宁平城追上，石勒用骑兵围住越的队伍，乱箭齐发，王公士庶兵卒十余万人，无一幸免，王衍和襄阳王司马范等被俘。王衍这位当时的清谈领袖被俘后，竟对石勒说他自己本无宦情，不豫世事，并劝石勒称帝，企图免死。石勒大怒说：“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耶！破坏天下，正是君罪！”即于夜中，使人排墙杀之。王衍临死前才懊悔说：“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①。石勒同时斥责司马越是扰乱天下者，劈其棺而焚其尸。司马越的妃子裴氏、世子司马毗听到越死的消息，自洛阳赶来，也都被石勒所俘，并及宗室四十八王等许多士众，尽为石勒所杀掉。

东海王越离京时，带走了大批的僚佐和精锐的部队，所谓“朝贤素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己府”①，致使洛阳防卫空虚，公私匮乏。司马越、王衍这些贵族官僚本想保全自己，结果不但不能如愿，反而自取速亡，并且使洛阳守卫更加空虚，促使西晋更快地灭亡。所以，司马越、王衍这些人确是罪有应得。而石勒的消灭东海王越这股势力，既大有助于匈奴刘氏的灭亡西晋，也是他收拾人心扩大影响之举。

消灭司马越的力量后，石勒率领精骑三万，由城皋关而入，与匈奴汉帝刘聪所派遣的刘曜、王弥等会师，共攻洛阳。永嘉五年六月，洛阳陷落，晋怀帝被俘至平阳，石勒则率军再回屯于许昌，扫荡洛阳东南方的西晋力量，其中重要的一役，是在蒙城打败并捉住西晋大将军苟晞，任用晞为左司马。随后企图消灭王弥。

王弥是东莱（山东掖县）人，晋惠帝末年，随刘伯根起兵反晋，伯根败死后即自领一军，屡败晋军，后归附于刘曜，与刘曜、石勒等再次进攻洛阳。至攻破洛阳这一战，弥军先登，受汉帝刘聪封为大将军、齐公。在群雄角逐时，互有相图之心。王弥也想称霸一方，他接受刘暾的建议，想除掉石勒后称王于青州（山东德州市以东、渤海以南、泰山以北一带地方）。于是派刘暾到东方召还他的部将曹嶷，以加强实力。而刘暾在途中被石勒游骑所捕，搜出王弥与曹嶷的信，石勒暗地处死刘暾，也密谋消灭掉王弥，而弥尚未知。及石勒活捉苟晞后，王弥写信给石勒，故意这样说：“公获苟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为公左，弥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①。石勒看出这是骄兵之计，即对张宾说：王弥位重而辞卑，这是有意图我。张宾建议及早除掉王弥，并劝石勒出兵。在时机成熟后，石勒请王弥赴宴，王弥毫无防备，石勒在酒酣时亲手杀死王弥，合并了王弥的部队。这样，石勒就除掉了他逐鹿中原时的一大对手。

王弥与石勒同为匈奴汉王国刘氏的大将，石勒杀了王弥，故汉帝刘聪大怒，曾遣使责问，但又无力驾驭石勒，只得还加封石勒为镇东大将军督并幽二州诸军事并州刺史，以慰其心。苟晞等虽降于勒，勒恐其叛走，即以谋叛罪名把他杀死，实即更彻底的消灭异己的力量。自杀王弥后，在名义上石勒仍为汉刘氏之臣，实际上他已在独立行动了。

自葛陂回师北据襄国经营四方

石勒既杀王弥后，在永嘉五年十月，继续向南攻打豫州诸郡，“临江而还，屯于葛陂（河南新蔡县北）”。到次年二月，方自葛陂北还。

石勒再次向南方活动于江淮一带，屯兵于葛陂四个月左右。在葛陂曾经修缮室宇营垒，劝课农耕，向临时任命的地方官征收“义谷”，以供士卒粮饷，并且制造舟船，准备进攻建业。于此足见其雄心。但为什么跟上次一样，还是回军北上呢？仔细研读刘琨《与石勒书》，可以窥见其中消息。

当初石勒被掠卖于茌平时，跟母亲失散了。并州刺史刘琨知道石勒母亲及侄儿石虎的下落时，派部下张儒护送他们前来，并写信给石勒说：“将军发迹河朔，席卷兖豫，饮马江淮，折冲汉沔，虽自古名将，未足为谕。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周流天下而无容足之地，百战百胜而无尺寸之功，将军岂知其然乎？”①信的结尾，劝勒降晋，石勒没有答应，并且回信拒绝，这是意料中事，姑且不谈。而刘琨信中谈到石勒“饮马江淮，折冲汉沔”，即两次向南方进军，一次是在汉沔与王如交关的事，另一即这次即屯军葛陂的事，一般注意到葛陂屯军而忽略了前者。再则信中一再强调了石勒没有固定的立足点，虽然百战百胜而飘忽不定，未能掌握到必要的土地和人民，也就是没有立国之本，并且要石勒考虑这个重要问题。这对石勒的启发很大。要树立王霸之业，就必须拥有必要的土地与人民这样的据点，这样的据点应在何处才合适，这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必须选得其地。上次屯兵江西和这次屯兵葛陂，显然表明石勒要以汉沔或江淮之间为据点的。可是，这是否合适呢？应由事实来作回答。首先，江淮或江汉间的气候水土，北方士兵不能适应，霖雨和时疫流行，造成大批士兵的饥饿和死亡，石勒屯兵这里两次，就两次遇到这种情况。其次，南方习于水战，北兵非所敌，如自葛陂退兵时，石虎想夺取东晋粮船而大败，即是一证。再则江汉、江淮间是东晋对北方的门户或屏障，要保住江南政权，就必定以死力来保住这些地方，石勒两次南来，琅邪王司马睿就两次结集大军进行抗击。事实证明，以江淮或江汉为据点是不行的，必须重新考虑。刘琨《与石勒书》着重提出立足点的问题，这对石勒的重新考虑这一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有很重要的关系。从当时具体形势来看，江汉、江淮均不可作为据点，据点非北方不可。

从北方形势来看，关中、河东各有其主，则唯有选择河北为当。这样重大的决策，在石勒集团中经过大争论，最后才由石勒本人作出决定，这是关系到石勒集团成败的关键，大争论必不可免而且是集思广益之方。

争论发生在永嘉六年（312）二月。这时，逢到春季大雨，历时三个月而雨不止，加上时疫流行，石勒军中饿死和病死者大半，东晋又派扬威将军纪瞻督率大军集于寿春（安徽寿县），军情紧急。在此情况下，石勒召集众将商讨对策。右长史刁膺主张投降，并求扫平河朔以赎罪，等东晋退兵后再图他计。石勒听后，长啸而不应。中坚将军夔安，建议先移营高地以避水，石勒笑他太胆怯了。孔苌、支雄等三十多员将官建议，趁纪瞻的大军尚未完全集中时，他们各领步兵三百人，乘船分三十多路夜登寿州城，斩东晋将官的头，据其城，食其粟；要当在今年破丹阳，定江南，活捉司马家小儿辈。石勒听了，笑着说：这是勇将之计。各赐予铠马一匹。然后对张宾说：你看计将如何？张宾首先分析了不能投降的道理，指出杀王弥后进军江淮的错误，又说明如果退军，东晋不会追击，而主要的意见是：“邺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阳，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势，宜北徙据之。伐叛怀服，河朔既定，莫有处将军之右者。”①就是北据邺城，以争天下。张宾在上次屯兵江西时，就主张北还，和这次的意见基本一致，可说是能够洞察当时形势者。石勒经过两次向南进军的实际经验教训，也认识到据点必须选在北方，而刘琨的启发，张宾的划策，在关键时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故石勒决策回军北上，在河北一带建立据点。

在回军北上途中，由于当时民族矛盾尖锐，石勒军队过处，都是“坚壁清野”，所以军士粮饷十分困难。从二月到七月，走到汲郡（河南汲县西南），分兵袭击向冰的军队，夺得了大批的军资粮饷，军势才复振，于是长驱至邺。因为邺的守卫犹固，一时难于攻下，而徒耗兵力，张宾又建议说：“邯郸（河北邯郸市西南）、襄国（河北邢台市西南），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然后命将四出王业可图矣。”石勒欣然从计，进据襄国，以为据点，再分兵攻取冀州诸郡县，运其资粮送于襄国，并上表于汉主刘聪，聪即封石勒为都督冀、幽并营四州诸军事、冀州牧、上党郡公。石勒据有襄国，建立了稳定的据点，这就为统一北方、建立后赵政权奠定了基石。

①《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纪上》。三台即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不过，石勒据有襄国，就和晋大司马幽州刺史王浚发生正面冲突，永嘉六年十二月，王浚命鲜卑段就六眷、段末杯、段匹c等①，进攻襄国。段氏鲜卑素以勇悍闻名，但石勒计擒了段末杯，随即与段氏讲和，放还段末杯。诸将有反对者，石勒说：辽西鲜卑与我素无怨仇，只是被王浚所驱使；如果杀掉末杯一人而结怨一方，不是办法；如果将他放还，“必深德我，不复为浚用矣”②。石勒以这样的策略来拆散王浚与段氏鲜卑的联盟，颇收成效，段氏从此倾向于石勒，而王浚的势力日趋衰落。

接着在建兴元年（313）四月，石勒派石虎攻克邺城，三台的许多流民都归附于石勒，勒以桃豹为魏郡太守，镇守于邺，不久，改用石虎代替了桃豹。就在这段时间内，石勒还俘虏了许多“乞活”，从中发现了曾经救济过他的郭敬，就用敬为上将军，将降者拨归他统领。这年，刘聪又加封石勒为侍中、征东大将军，封勒母为上党国太夫人，妻为上党国夫人。

石勒既取襄国，又占邺城，在河北的据点日益稳固，势力日益发展，消灭王浚就是指日而待的事。但王浚既是晋侍中、大司马，又是都督河北东夷诸军事幽州刺史，掌握一方的军政大权，有不小的军事实力，与其力敌，不如智取。因此，石勒采用了张宾之计，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派使者携带了大量珍宝财物，并送表文，推尊王浚为天子，自愿为藩臣，以骗取王浚的信任。同时，利用王浚和刘琨之间的矛盾，张宾又建议石勒派使者送信与刘琨，说明过去得罪于晋朝，现在王浚有不臣之心，故要讨伐王浚来赎罪，使刘琨不但不助王浚，且给予石勒以进军的便利。一切准备就绪，就在建兴二年（314）三月，石勒亲率轻骑袭取幽州，表面上却伪装是亲来幽州奉戴王浚称帝的。于是迅速进入幽州，活捉了王浚，斩于襄国。

王浚既灭，石勒在北方的对手就数到刘琨了。刘琨为晋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自东瀛公司马腾离开并州后即由刘琨继任刺史，他虽有一定的声望和影响，但力量有限，曾几次求援于鲜卑拓拔猗卢。建兴四年（3）冬，石勒进攻晋乐平太守韩据于沾城（山西昔阳县西南），刘琨新得猗卢之众姬澹等，即命姬澹率军拒勒，琨自为后援，结果，姬澹大败，奔于代郡（山西大同市东）；刘琨部下长史李弘以并州降于石勒。

就在刘琨失掉并州的这年冬天，汉刘聪派刘曜攻陷长安，俘晋愍帝司马邺送于平阳。次年，琅邪王司马睿称晋王于建康，改元建武元年（317）。再过一年即大兴元年（318），司马睿称帝。而汉主刘聪病死于这年七月，临死前，召石勒至平阳受遗诏辅政，并任命勒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勒固辞不去。石勒在攻取襄国为据点后，除上述军事上的经营外，在经济和文化教育上也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如在占有邺城的这年，开始正式征收租赋；又立太学，简选明于经术、善于书史的人担任文学掾，选出将佐的子弟三百人，给予教育。及至消灭王浚后，幽冀一带渐趋安定，就令州郡阅实户口，按户每户征收帛二匹，谷二斛①。所规定的这个征收数字，可能比西晋还轻些。这些经济、文化教育上的措施，表明石勒已在作建立政权的具体准备。汉主刘聪的大臣在上表中就对刘聪说：“石勒谋据赵魏”；石勒派石越到并州招纳从在大兴元年（318）七月刘聪死后，子刘粲继立为汉帝，但为受遗诏辅政的大臣靳准所杀，准自立为汉天王。因此，石勒自襄国、刘曜自长安都向平阳进发，攻打靳准。刘曜在途中即汉帝位，封石勒为赵公，不久又进封为赵王。在消灭靳准势力的过程中，石勒与刘曜两个势力的矛盾逐渐加深。由于靳准的部下杀准而投奔刘曜，拒降于勒，勒即烧毁平阳宫殿，将浑仪、乐器等迁于襄国。在刘曜这方面，恐怕石勒势力的增长和袭击，杀掉石勒所派的使者，停止太宰的封授大礼。至此，双方闹僵了。石勒大怒说：没有我石家兄弟，你刘家能称帝吗！“帝王之起，复何常耶？赵王赵帝，孤自取之”。于是，石勒在大兴二年（319），积极准备称王。他设置太医、尚方、御府诸令，修建正阳门，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等十余所小学于襄国四门，简选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为学生而教之，并兼为击柝的卫士，还设置挈壶署，铸造丰货钱。不久，石勒下令指出，在大乱之后，律令烦琐，应采集其中的必要者，作为施行条制。即令法曹令史贯志，制订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这儿设置了为帝王服务的医疗、工巧制作机构，增置学校和选拔卫士，铸造货币，制定律令等等，都是为正式成立后赵政权作好准备的。

①就六眷亦作疾陆眷，末杯或作末柸。

②《资治通鉴》卷八八。

①《资治通鉴》卷**。《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上》作“户赀二匹，租二石。”平阳流散出来的流民二十余万人，刘聪遣使责让石勒，而“勒不受命”②。这都可说明石勒正在摆脱匈奴刘氏，自建政权。到刘聪死后，这个发展趋势就变成了现实。

建立后赵政权后的文治武略

大兴二年（319）十一月，由于石虎、张敬、张宾、支屈六、程遐等文武一百二十九人联名上疏，请石勒称尊号，依刘备在蜀、魏王在邺故事；以河内、魏郡、汲郡等十一郡和前封赵国、广平、阳平、渤海等十三郡合计二十四郡，计有二十九万户，为赵国；郡太守皆改称内史，又以大单于“镇抚百蛮”即管理少数民族，并罢去并、朔、司三州。石勒接受了这个建议，即位称赵王，改元称赵王元年，即以襄国为都城。由于汉主刘曜此前已经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故称石勒所建为后赵。

石勒既称赵王后，继续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权建设，举其要者如下：

一、均百姓田租之半；孝悌力田及死义之孤赐帛有差。孤老鳏寡者赐谷每人三石。

二、建立社稷、宗庙、营建东西官署。

三、派使者巡行州郡，劝课农桑。

四、设官分职，各司其事：经学祭酒：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

律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

史学祭酒：任播、崔濬。

门臣祭酒：中垒支雄、游击王阳，专明胡人辞讼。

门生主书：张离、张良、刘群、刘谟，司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号胡为国人。

五、大执法：张宾，专总朝政，位冠寮首。

单于元辅：石虎，都督禁卫诸军事。

②《资治通鉴》卷**。

司兵勋：前将军李寒，教国子击刺战射之法。

六、编撰工作：《上党国记》：由记室佐明稭、程机撰。

《大将军起居注》：由中大夫傅彪、贾蒲、江轨撰。

《大单于志》：由参军石泰、石同、石谦、孔隆撰。

七、封赏功臣，死事之子赏加一等。

八、厘定习俗：禁国人不准报嫂（即兄死不得以嫂为妻）。

禁止在丧婚娶。

其烧葬令如本俗。

以上诸项，均在赵王元年。至赵王二年（320），还继续进行了若干措施。关于礼乐方面，始制轩悬之乐，八佾之舞，又造金根车、大辂、黄屋、左纛等，天子的车旗礼乐，至此具备。又徙朝臣掾属以上士族三百户于襄国的崇仁里，设置公族大夫来统领他们。还制定宫殿诸门的出入制度。特别注重选举，先是清定五品，以张宾管领选举事宜，又继续定为九品。以张班为左执法郎，孟卓为右执法郎，典定士族，协助张宾负责选举工作。命令群寮和州郡每年各举秀才、孝廉以至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确定士族品级，选举贤才，吸收汉族地主阶级分子参与政权，这对巩固后赵的统治是有利的。石勒的建立后赵政权，不止于仅称赵王，还要称帝。建平元年（东晋咸和五年、公元330年）二月，石勒就进而称赵天王，行皇帝事。同年九月，正式即皇帝位。不仅石勒本人称帝，臣下也须升官晋爵，除石勒世子石弘立为皇太子、其他诸子及侄儿石虎封王外，在职官设置上有明显的改变，举例如下：石虎为太尉、尚书令。

左长史郭敖为尚书左仆射。

右长史程遐为尚书右仆射领吏部尚书。

夔安、郭殷、李凤、裴宪为尚书。

徐光为中书令领秘书监。

又论功封爵，封开国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县公二十六人，侯二十二人。像这样的尚书、中书等官职和公侯封爵，就是采用魏晋制度。固然还另有一套管理少数民族的大单于属下的政府机构，但上面所列这些职官，证明石勒已采用了汉人的官制，以此与刚称赵王时的官职相比，是个重要变化，亦即是后赵政权中职官制度的汉化，同时也是巩固后赵政权的措施。再则，石勒称皇帝的第二年，即营建邺宫，拟迁都于此，还以洛阳为南都。由此可见，石勒是不甘于以偏方政权而告终的。

在后赵王国刚刚成立时，重点进行政权建设，采取若干措施、确立一些制度是必要的。不过，处于各个王国对峙时，军事行动还是频繁和时常出现的。石勒在建立后赵后，依然不断地进行军事活动，以期统一北方。

就在石勒称赵王的二年（东晋大兴三年、公元320年），东晋镇西将军豫州刺史祖逖，渡江北伐后取得不小的成就。早在东晋建武元年（317），祖逖就受命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渡江北进。祖逖善于抚纳，与士卒同甘苦，劝课农桑，招徕新附，有的坞堡曾经归降石勒，有任子在赵的，祖逖允许其两属，用以窥探石勒军情，因而多所克获，“黄河以南，尽为晋土”，练兵积谷，为进取河北之计。石勒看到对祖逖难以取胜，就改变方式，以祖逖本北方士族，祖坟在幽州，就下令幽州修好祖氏茔墓，置守冢者两家。写信与祖逖要求互通使者，进行互市。祖逖的牙门将叛归石勒，勒斩其首送还祖逖，并告知祖逖，叛臣逃吏，你我之所同恶。石勒采用这样的策略，来缓和祖逖的进攻，颇有成效。祖逖于是也不接纳后赵叛将，禁止边界上的抄略，因而东晋与后赵的“边境之间，稍得休息”②。但到明年，祖逖死后，石勒又攻取了河南大片土地。

除经营河南外，在后赵王三年（321），石勒命石虎、孔苌等攻打鲜卑段匹c等于厌次（山东阳信县东南），俘虏了段匹c及其弟文鸯等，消灭了段氏鲜卑的势力。后赵王四年（322），石勒又命石虎率众四万，攻晋泰山太守徐龛，俘至襄国后斩之。东晋兖州刺史郗鉴，被石虎所逼，只得退至合肥。至是，徐、兖二州地方，多归于石勒。五年（323），石勒命石虎率领步骑四万，进讨曹嶷于广固（山东益都县西北），嶷部下东莱太守刘巴、长广太守吕披相继投降，曹嶷也只得投降，被石勒杀死于襄国。石虎要坑杀曹嶷的降卒三万人，新任命的青州刺史刘徵说：你任命我来当刺史，是要治理人民的，把人杀光，还要我这个刺史做什么？我还是跟你回去吧！石虎这才留下男女七百口与刘徵。于是，青州郡县也尽归于石勒。六年（324年、东晋大宁二年），石勒派将兵都尉石瞻，攻取东晋的下邳（江苏睢宁县西北）、彭城（江苏徐州市）、东莞（山东沂水县）、东海（山东郯城县北）等郡。又派司州刺史石生，攻杀前赵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河南新安县），破垒壁十余所，掠五千户而还。从此，“二赵构隙，日相攻掠，河东、弘农之间，民不聊生矣”①。

至此，石勒在北方的主要对手就是前赵刘曜，二赵间的决战，如箭在弦上了。在后赵王七年（325）石生据守洛阳，前赵中山王刘岳来攻，石虎率军救石生，大败刘岳于洛西，俘岳送于襄国。刘曜自长安来援刘岳，军队在夜中一再惊溃，无法作战，只好退还。

到后赵太和元年（东晋咸和三年、328年），石虎进攻前赵的蒲坂（山西永济县蒲州镇），赵主刘曜亲自来救，大败石虎于高候（山西闻喜县境内），进围石生于洛阳。后赵荥阳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张进等，皆降于刘曜，“襄国大震”。于是，石勒拟亲自带兵援救洛阳。程遐等还劝石勒“不可亲动，动无万全”。石勒大怒，斥出程遐，而召徐光计议。徐光力主石勒亲自出马，认为“定天下之计，在今一举”。石勒所崇信的和尚佛图澄，也认为“大军若出，必擒刘曜”。在这个两赵决战的关头，石勒决策亲征，率领四万人马，进援洛阳。途中石勒还对徐光谈到，如果刘曜陈重兵于成皋关，这是上策；如果阻洛水为阵，这是中策；如果坐守洛阳，则必为我所擒。及勒至成皋，各路军队集合，共有步兵六万，骑兵二万七千，而这里却没有刘曜的军队防守，石勒大喜，迳趋洛阳，大战于洛阳的西阳门。刘曜酗酒，战前还喝得酩酊大醉，结果大败落马，被石勒所俘处死。次年即太和二年（329）石虎攻入关中，俘虏了刘曜的太子刘熙，前赵势力被消灭。

到这时，中国北方除凉州张氏、代北鲜卑拓跋氏、辽西鲜卑慕容氏外，绝大部分均为石勒所统一。石勒的占地和建国规模，远远超过匈奴刘氏。至后赵建平元年（东晋咸和五年、330年），石勒的荆州监军郭敬，曾攻占襄阳。不过，自灭前赵以后，石勒死前，没有大的战事。而外国如高丽，即曾遣使送方物以结好；国内如西域高昌、于阗、鄯善、大宛，前凉张骏，都派使者送来方物；东晋陶侃，也遣使来骋，送来江南的珍宝奇兽。可见石勒的后赵，还和各割据政权以及国外通使通商，互相往来的。

除以上这些战胜攻取，统一北方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石勒继续做了不少工作。

一是继续劝课农桑。在石勒称赵王的第六年，命右常侍霍浩为劝课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农都尉陆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从这里不仅可看到石勒的劝农，还可看到当时设有劝课大夫、典农使者、典农都尉等农官，课农应是经常的。并且石勒自己还曾亲行过藉田之礼，这在纷争割据的帝王中，也是难能可贵的。此外，石勒还禁止酿酒，以减少粮食的消耗。

二是日益重视文化教育。石勒在称王的第六年，亲到襄国的大、小学，考试诸生的经义，对成绩最优者，赏帛有差。八年（326），石勒用牙门将王波为记室参军，典定九流，始立秀才、孝廉试经之制。胡三省注解，指明秀、孝要考试经书，原是晋朝制度，后赵至此也予以施行。则不止大、小学学生要试经，被推荐的秀才、孝廉也要试经，后赵对汉人文化经籍的重视，可见一斑。到石勒晚年时，还曾令郡国也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一百五十人，三考修成。不仅如此，石勒虽不识字，也经常教人读经史给他听，以提高自己的思想见识，即在行军打仗时也是这样。他曾教人读《汉书》，听到郦食其劝汉高祖立六国之后，大惊说：此法大错，如何能得天下？及至听到留侯谏止这一措施，才说幸而赖此一谏。可见石勒本人学习汉族文化经史，是深得其奥的。另外，石勒还曾建明堂、辟雍、灵台于襄国城西，这更是取法于周制了。

三是求贤纳谏。石勒曾准备到襄国的近郊打猎，主簿程琅劝谏他不要去，并举孙策行猎遇刺为戒；即使是枯木巧株，也能为害。石勒认为是书生之言，不听。及至猎时，所骑马触木而毙，石勒自己也几乎丧命，因而懊悔未听忠臣之言，是自己的过失。立即封程琅为关内侯，赐以朝服锦绢等物。由此，“朝臣谒见，忠言竞进”。以后，到太和二年（329），石勒在巡行州郡时，引见了高年孝悌力田文学之士，赐予谷帛；并令刺史太守宣告所属，凡有意见要说的，不要隐讳不说，朝廷正如饥似渴的希望听到忠言谠论啊！建平二年（咸和六年、331年）三月，石勒将营建邺宫，准备迁都于此，而廷尉续咸上书切谏，石勒怒，欲杀之。徐光力救，劝勒不可因直言而杀列卿，石勒叹息说：“为人君，不得自专如是！岂不识此言之忠乎，向戏之耳！”虽然石勒停建邺宫是暂时的，但他还是赐予续咸绢百匹、稻百斛，以为奖赏。并且，借此机会下令与公卿百寮，每岁推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等各一人，所考试的答策为上第者拜官为议郎，中第者为中郎，下第者为郎中。并令“其举人得递相荐引，广招贤之路”。就在石勒死的那一年，他还选拔了太学生五人，担任佐著作郎。

石勒的招揽人才，重用贤能，可说是经常的和一贯的。他早期就成立了君子营，从实践中认识张宾确有出人之才，于是就重用他，并且用而不疑。及张宾早死，石勒痛哭流涕说：“天欲不成吾事耶？何夺吾右侯之早也！”张宾死后，石勒与程遐等议事，有所不合，石勒又感叹说，“右侯舍我去，令我与此辈共事，岂非酷乎！”①。石勒既知人才的可贵，也领会到不得人才的痛苦，这大概就是他能选拔人才、重用人才，并且信任而不疑的道理吧！四是减租缓刑，依法办事，以缓和矛盾。石勒称帝的这年，曾下令“均百姓去年逋调”，又赦免三年刑以下者。不久，又赦免五岁刑以下者。石勒又曾令州郡如有坟墓被发掘不掩覆的，必须推劾查处；暴露的骸骨，县政府要具备棺衾埋葬掉。还曾特别下令：“自今诸有处法，悉依科令”；如果是石勒自己在忿怒中下旨杀的人，而其德位已高，不宜训罚，或是因公致死的孤子，不期而得谴，门下都应奏明情况，石勒就会重新予以考虑。所有这些，是缓和当时社会矛盾的措施，也是石勒稳定政权的办法。依法办案，在当时虽未必能贯彻执行，但在纷扰割据时期，能提出这点就很不简单。

抑且石勒立法虽严，而能灵活处理。如石勒称赵王后，宫门出入规定很严，并且，特别讳言“胡”字。适有醉酒的胡人骑马闯入止车门，石勒大怒，责问守门者，守门者十分害怕，忘了忌讳，说是“醉胡乘马驰入”，不可与理论。石勒听了，反而笑着说：“胡人正自难与言”，对守门者恕而不罪。又有一事，石勒因参军樊坦清贫，就任命坦为章武内史，可有较多俸禄。及坦来辞行，衣冠都很破烂，石勒见了大惊，询问何故一贫至此？樊坦未加思索，很直率地回答说：“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石勒听后还是笑着说：“羯贼乃尔暴掠耶？今当相偿耳。”樊坦这才发现自己犯了忌讳，赶快磕头泣谢。石勒说，“孤律自防俗士，不关卿辈老书生也。”不但没有处分樊坦，还给他车马衣装钱三百万。像这样的处理，执法而不拘泥于法，通情达理，缓和了紧张的局面，也收揽了人心。

五是防止贪赃枉法。石勒尝于夜间外出私访，带了许多缯帛金银财宝，贿赂守门者，求出永昌门。门候王假不但不受，还要把石勒抓起来，及至石勒的随从到后，才告终止。次日清晨，石勒召假，任命他为振忠都尉，爵关内侯。这是鼓励守法不阿，告诫贪赃枉法的办法之一。不过，私访很难经常，故意用财物作诱饵，未免陷人于法了。

六是不念旧恶，收拾人心。石勒称赵王的第三年，令家乡武乡县的父老到襄国来，大家叙齿列坐欢饮，叙述平生家常。有个李阳，原是石勒邻居，两人年年因争麻地，互相殴打，现在石勒当了赵王，故不敢来。石勒说他自己方取信于天下，岂计个人恩怨，特地将李阳找来，和李阳酣饮欢谑，并对李阳说，“孤往日厌卿老拳，卿亦饱孤毒手”，即赐予李阳甲第一区，封为参军都尉。并说明武乡是他的老家乡，死后他的灵魂要回到故乡，即免去故乡的三世课役。显然，这种以乡情打动人心的做法，会收到一定的成效的。最后，石勒在长期的实践中，加上他的好学，见识大为提高，特别是提出了统一的愿望。在他称帝第三年正月，大宴群臣时，他问徐光自己可比古代哪个开国皇帝，徐光说他超过汉高祖、魏武帝，可比轩辕氏。石勒认为徐光所言过分，自从“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然犹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者，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朕在二刘之间，轩辕岂所拟乎！”①这段话固然表明石勒有自知之明，不如黄帝，不如汉高祖；也反映石勒要当一个光明磊落者；还有一点，比较含蓄些，即他要当汉祖、光武，这是统一天下者，不愿当魏武、晋宣，因为这是割据时期的霸主。希望统一天下，石勒在临死前说得更清楚，他对徐光说：“吴蜀未平，书轨不一，司马家犹不绝于丹阳，恐后之人将以吾为不应符箓，每一思之，不觉见于形色。”不过，这个愿望未能实现，石勒就病死于襄国了。石勒的病亡

后赵建平四年（东晋咸和八年、公元333年）六月，石勒病卧，召中山王石虎、太子石弘、中常侍严震等待疾宫中。而石虎伪造诏命，隔绝群臣亲戚，不许进宫探望病情。七月，勒病死①，年六十。石弘继立。石虎强迫石弘杀了程遐、徐光，石虎子石邃带兵入宫宿卫，原来卫士皆被撤换。次年，石虎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夺取了帝位。

石虎字季龙，是石勒的侄儿，勒常用他领兵专征，屡立战功，颇擅威权。太子石弘是光禄大夫右仆射程遐的妹妹程夫人之子，虚怀爱士，喜为文咏，其所亲近者多为儒生。石勒曾对徐光谈到太子文雅，不似将家子。徐光则以汉高祖马上取天下，文帝以玄默守之，胜残去杀，天道之所必然。石勒听了很高兴，石弘的太子位置也就固定下来。当石虎镇邺日久，威权日盛时，程遐建议修建邺宫，迁出石虎的家室，而用石弘镇守邺宫，配与禁兵万人，且将车骑所统六十四营皆配与之，又以骁骑领门臣祭酒王阳专统六夷，辅助石弘。因此，石虎痛恨程遐，派人夜入程遐家中，奸其妻女，掠其财物。到石勒称帝，用石宏为大单于时，石虎渴望得到大单于位置而不能，更加气忿，对其子石邃说：他自己亲自参加战斗二十多年，南擒刘岳，北走索头，东平齐鲁，西定秦雍，平定了十三州，成就了大赵之业，大单于的位置应该归于自己，现在却授与黄口婢儿，真叫自己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等主上死后，一定杀他个不留种。石虎的这种怨忿之气，专擅之心，程遐、徐光等也看得很清楚，劝石勒早作准备。程遐指明石虎勇武而有权术，群臣皆不及，除主上以外，他全不在眼下，且久专征伐，威震内外，恐不可辅少主，该早日除掉他。但石勒却这样说：“今天下未平，兵难未已中山佐命功臣，亲同鲁卫，方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①你程遐是不是怕“不得独擅帝舅之权”，发此议论呢？程遐再泣诉理由，并告知徐光。徐光也向石勒建议，中山王无伊霍之忠，而势倾王室，轻视皇太子，恐怕主上万岁之后，宗庙必生荆棘。石勒这才叫太子石弘处理尚书事的奏事，中常侍严震予以协助，日常事务径行决断，征伐刑斩大事，才呈报石勒。不过，这是在石勒死的上一年，虽然旨在锻炼太子，让他取得统治的经验和掌握一定的权力，但为时已晚。抑且太子断事之时，严震又弄权，而中山王石虎之门，可以张罗捕雀，石虎更加怨恨。

到石勒病危时，对太子石弘兄弟说：你们兄弟“宜善相保，司马氏，汝曹之前车也。”对石虎说：“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为将来口实。”②。看来石勒认识到天下未太平，还要打仗，既要打仗，即须将帅之才，当时后赵的将帅之才无过石虎，此石勒所以始终不能除掉石虎之故。又因石虎是自己的侄儿（有时又以兄弟相称），如同鲁卫之与周室的关系，想以此亲情来打动石虎，要他如周公辅成王、霍光扶幼主那样来辅佐石弘这位少主。不过石虎蓄志已久，不管石勒的遗言怎样讲，只等石勒眼睛一闭，后赵的政权就迅速落入石虎手中。就这点来说，石勒没有处理好他的身后事宜。

①石勒卒年，据《太平御览》、《资治通鉴》，《晋书》所载有误。

①《晋书》卷一〇五《石勒附石弘载记》。

②《资治通鉴》卷九五。

总之，石勒崛起于穷困的少数民族之中，能够统一中国北方的大部，在文治上也有若干建树，并且有统一中国之志，这在当时十六国中确是个杰出的帝王。当然，他屠杀了不少人民，已降者如曹嶷、徐龛等均所不免，尤其是因为戏谑之言，将其姊夫折足而杀之，何其残忍如此！至如弃旧怨而与李阳握手言欢，恕樊坦之失言而厚与赠送，则又俨然一个忠厚长者了。

第三节 祖逖刘琨①闻鸡起舞

西晋太康十年（289），司州（治洛阳）有两个英气蓬勃的青年主薄：一个叫祖逖，一个叫刘琨。两人意气相投，共被同寝，关系十分融洽。

这是西晋“八王之乱”的前夜。大族擅权，政治黑暗；豪强纵横，民不聊生，表面上的繁荣已经掩盖不住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了。祖逖素怀大志，对每况愈下的政局充满了忧虑，他经常和刘琨议论国家大事，有时夜深了还不能入睡，拥被起坐，相互勉励说：“如果天下大乱，豪杰并起，你我两人应该各自在中原干出一番事业！”一天半夜里，祖逖被野外传来的鸡鸣声吵醒了，他踹了踹身旁的刘琨，说：“这不是什么坏声音呀！”于是，两人相邀到户外，拔剑起舞。这就是流传至今的“闻鸡起舞”的佳话。

祖逖（266—321），字士稚，生于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涞水县北）一个官僚大族，父亲祖武，曾出任上谷太守。祖逖少孤，性格活泼，不拘小节，十四、五岁了还不知道用心念书，但他很富于同情心，每当到田庄上去，往往佯称兄长意旨，散发一些谷帛接济生活困苦的乡亲，因此博得宗族乡里的敬重。

后来，祖逖发愤读书，“博览书记，该涉古今”，渐渐有了些名气，人们称赞他有政治才干。这时，祖家侨居阳平，阳平郡察举他当孝廉，司州进而举荐他为秀才，他一概不应。不久，他才出任司州主簿。在这里，他与刘琨结为知交。

一场历时十六年的血腥残杀终于爆发了。在“八王之乱”中，祖逖和刘琨萍飘蓬转，各自东西。

祖逖矢志北伐

祖逖先后担任齐王司马冏大司马府的掾属、长沙王司马乂骠骑将军府的祭酒和主簿，稍后又迁任太子中舍人、豫章王从事中郎等等。永兴元年（304）七月，洛阳禁卫军在东海王司马越的统率下，拥晋惠帝讨伐成都王司马颖，祖逖随军出发，讨伐军在荡阴大败，惠帝当了俘虏，被挟持去长安，祖逖又随军返回洛阳。

西晋宗室诸王为了争夺帝位，像一群疯狂的野兽。他们制造了一场场惨剧，中原化作一片焦土，横尸遍地，生灵涂炭。在宦海中浮沉了多年的祖逖对此深感失望，当关东诸王，如范阳王司马虓、高密王司马略、平昌王司马模等人竞相招引他出来做官时，他一一回绝了。东海王司马越又命他担任典军参军、济阴太守，适遇其母病殁，他干脆守丧不出。

永嘉五年（311）六月，洛阳陷落，北方人民纷纷逃亡到南方避难，祖逖也被迫带着亲族宗党几百家南下。一路上大家风餐露宿，历尽艰辛，祖逖主动把车马让给老弱和病人，又把粮食、衣物和药品分给别人。他和大家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大家既感激他，又敬佩他，一致推举他担任流人队伍的“行主”。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祖逖传》及《刘琨传》，下引两传者，不另作注。

这支流人队伍到达泗口时，坐镇建邺（今南京）的镇东大将军司马睿已经打出晋朝廷代理人的招牌。司马睿任命祖逖为徐州刺史，建兴元年（313），又征召他担任军谘祭酒，居京口。

祖逖出身北方大族，在司马睿偏安一隅的小朝廷里本可以安享尊荣，步步高升的。但是，他不愿苟且偷安，不贪恋安定舒适的生活。在南北门阀士族热衷于新政权的权力再分配的时候，在他们热衷于求田问舍，进行新的兼并的时候，祖逖义正辞严地提出收复半壁河山，拯救中原同胞于水火的强烈要求。他对司马睿慷慨陈词，说：“晋室之乱，并不是皇上无道，百姓造反；而是藩王争权，自相残杀，于是给夷狄可乘之机，以致毒流中原。如今沦亡的百姓备受蹂躏，人人都有奋起反击之志。大王如果能够命将出师，以祖逖者流为之统领，那么江北郡国豪杰必定会望风响应，沦亡的人士也会欢欣鼓舞，如此，也许国耻可以得到申雪。望大王作出决定！”

祖逖的要求，代表了人民的愿望，但无异于给司马睿出了一个难题。司马睿自移镇建邺，一心一意在拼凑江南小朝廷，他和拥戴他的门阀士族都无意北伐，此中自然有他们的如意算盘。从司马睿来说，虽然国土沦丧，他仍不失为偏安之主；如果北伐成功，这皇帝的宝座还不知究竟属谁呢！从执政的门阀来说，既然大权已经在握，贪欲基本满足，为什么要舍弃安适的生活去冒生命危险呢？然而，面对祖逖大义凛然的请求，他们又不便公开反对，为了敷衍天下人耳目，司马睿乃任命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前锋都督出师北伐①，只拨予千人粮饷、三千匹布，而不给一兵一卒、一刀一枪。司马睿的冷漠态度并没有动摇祖逖北伐中原的决心，他率领跟随自己南下的流人队伍百余家，毅然渡江北上。船到中流，他眼望滚滚东去的大江，感慨万千，遂用力拍击船楫发誓说：“我祖逖立志北伐，如果不能扫清中原而凯旋归来，就让我如同这浩浩荡荡的江水一样，有去无还吧！”其辞色壮烈，众人听了，慨叹不已。

艰难的北伐之路

北伐的形势十分严峻。祖逖面临的对手不仅是割据冀、豫一带，拥兵十多万的羯族石勒集团，河南地区还盘踞着为数众多的汉族地主豪强武装，即所谓“坞主”。这些坞主修筑坞堡，自称刺史、太守，称霸一方，依违于晋、赵之间，情况非常复杂。他们可能成为北伐军的盟友，也可能成为北伐军的敌人。这种形势决定祖逖北伐的道路是一条充满了艰难险阻的道路。

祖逖进屯淮阴，一方面招募士卒，训练军队；一方面设冶开炉，铸造兵器。经过充分的准备以后，大约于建武元年（317）初，才率领一支二千多人的军队北上芦洲。

果然，北伐军首先遭到流人坞主张平、樊雅的阻遏。张平、樊雅是兖、豫一带的豪强，乘乱起兵，张自任豫州刺史，樊自任谯郡太守，各据一城，有众数千人。张平部下，还有董瞻、于武、谢浮等十多支小部队，各有数百人。张、樊名义上臣属于司马睿，接受司马睿给予的四品将军头衔，实际上不受约束，自行其是。祖逖派遣参军殷乂去联络张、樊，殷乂有些看不起张平，指着他们的住房说这只配作马厩，又指着一口大镬说这可以铸铁器。张平以受侮辱为口实杀死殷乂，拥兵与北伐军对抗。张平“阻兵固守”①，殷乂诚然不能辞其咎，但根本原因恐怕还是这位自封的豫州刺史不能容忍朝廷派来的豫州刺史。这类豪强，虽然他们原来也经常受到敌人的攻击，但当他们的既得利益稍许受到危害，他们则宁肯站到敌人的立场攻击自己的同盟者。祖逖兴兵讨伐张平，这一仗打得很艰苦。军事进攻难以奏效，他就使用离间计，从张平部下分化出谢浮，用谢浮杀了张平。张平虽死，樊雅仍占据谯城，祖逖进据太丘，因军中乏食，处境十分困难。一天夜里，樊雅派兵偷袭，攻入壁垒，直逼祖逖营帐，军中一片混乱。祖逖沉着指挥应战，督护董昭英勇杀敌，终于打退了樊雅的进攻。为了尽快攻下谯城，祖逖向南中郎将王含求援，王含命参军桓宣领兵五百助战；祖逖又“征兵诸村保”，蓬陂坞主陈川使将领李头将兵助之。祖逖一面发兵进攻，一面派桓宣入谯城劝降，樊雅这才出城归降。经过一年多的苦战，祖逖终于攻占谯城，在豫州站住了脚跟，并打通了北伐的通道。

正当祖逖以谯城为根据地，且战且耕，逐步扩大战果的时候，发生了蓬陂坞主陈川叛归石勒的事件。陈川本是号称“乞活”的流民集团的首领，自称宁朔将军、陈留太守。这支流民武装长期割据浚仪蓬陂，曾经投降石勒，又受晋官号。陈川部将李头攻打谯城立功，祖逖遇之甚厚，赏赐他一匹骏马，以后李头经常感激地说：“如果能够奉事祖将军，我虽死无憾！”陈川听了大怒，遂杀李头。李头的亲党冯宠鼓动所属四百多人投奔祖逖，陈川更加怒不可遏，大掠豫州诸郡以为报复。祖逖则针锋相对，派将截获，并命令他们把抢来的财物归还百姓。陈川战败，于太兴二年（319）四月以浚仪投降石勒。祖逖进攻蓬关，石勒派养子石虎率领五万大军救授陈川，祖逖寡不敌众，暂时撤兵到梁国。石虎在豫州进行了一番洗劫之后，也带着陈川回师襄国，只留下将领桃豹戌守蓬陂坞。这年十月，祖逖派督护陈超攻打桃豹没有成功；不久，再度派将领韩潜进击。韩潜占领蓬陂坞东台，桃豹退据西台，双方对峙四十来天，形成胶着状态。

祖逖决定设计智取。当时，双方粮草供应都很紧张，祖逖命令把沙土装在粮袋里，让一千多人像运送军粮一样，忙忙碌碌运上东台，又故意让几个人真的挑着大米，走在后面，佯装累得走不动了，放下担子在半道上休息。桃豹的军队缺粮已久，见晋军运粮，早红了眼。他们紧盯着道上那几个人，以为有机可乘，突然冲过来抢粮，那几个人扔下粮袋仓皇逃跑。桃豹的军队虽然抢到了几袋大米，但以为晋军粮食充足，反而更加人心惶惶，毫无斗志。不久，祖逖得到情报，得知石勒用千头驴给桃豹运送粮食，他派遣将领在汴水堵截，悉数缴获了这批粮食。桃豹闻讯，连夜退兵东燕城，祖逖乘胜进军，派韩潜攻占封丘，威逼桃豹，他亲自率军夺取雍丘。接着，他又多次派兵进攻石勒屯戍，石勒在河南的境土日益缩小。太兴三年（320）七月，石勒不甘心失败，派遣一万多精锐骑兵反扑，但又被严阵以待的北伐军所败。又经过一年多的反复争夺，祖逖取得北伐战争以来最重大的胜利，朝廷以此擢升他为镇西将军。

①《晋书·张平传》。

将军壮志未酬

祖逖在北伐中不仅善于分化瓦解敌军，而且善于团结可以团结的豪强武装集团和坞壁主，这是他能够以弱小兵力多次打败敌军的重要原因。当时河南境内有赵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割据集团，他们各据一方，经常以兵戎相见。祖逖多次派人从中调解，晓以大义，消除他们之间的矛盾，使他们都服从自己的统一指挥。黄河沿岸还有一些小坞主，迫于石勒强大的势力，不得不臣服于石勒，送其子弟到襄国为人质。祖逖理解他们的处境，只要他们不与北伐军作对，一概不加追究。有时，他派出小股巡逻队，伪装抄略这些坞堡，给石勒造成假象。这些小坞主对祖逖感恩戴德，经常帮助北伐军刺探情报，使北伐军打了不少胜仗。

祖逖既长于御军，又善体恤民情。将士“其有微功，赏不逾日”；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他在统治区内劝督农桑，恢复农业生产；在军队中一直实行且战且耕，以耕养战，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他自奉节俭，不畜私产，其子弟与战士一样参加耕耘、背柴负薪。因此，北伐军得到河南地区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有一次，祖逖摆下酒宴，招待当地的父老兄弟，一些老人热泪纵横，把祖逖比作再生父母，在座上歌曰：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恩歌且舞。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祖逖领导下的北伐军正是依靠群众的支援，同占据绝对优势的敌人苦战四年多，终于收复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北伐军也由小到大，越战越强，成为一支使“石勒不敢窥兵河南”的劲旅。

石勒慑于北伐军的威力，转而采取守势，他下令幽州官府修祖氏坟墓、成皋县修祖逖母亲坟墓；又写信给祖逖，要求通使和开放贸易。祖逖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曾派参军王愉出使，并“听互市，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兖、豫地区的人民总算可以过上几天安全日子了。

祖逖的目标是清定中原，他不敢稍有懈怠，抓紧“练兵积谷”，准备“推锋越河，扫清冀、朔”。但是，太兴四年（321）七月，朝廷却任命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幽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出镇合肥。祖逖心里十分难过，他感到自己成年累月在疆场上与敌人周旋，还得不到朝廷的信任，而徒有虚名，并无远见卓识的戴渊反要来辖制自己。这时，又传来王敦跋扈，朝廷内部矛盾日益尖锐的消息，眼看内乱将起，北伐还有什么希望！祖逖心力交瘁，忧愤成疾。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图进取不辍’，抱病营缮虎牢城。虎牢城北临黄河，西接成皋，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他担心城南没有坚固的壁垒，易被敌人攻破，特意派从子祖济率众筑垒。不幸祖逖病情急剧恶化，壁垒尚未修成，他已病死在雍丘，终年五十六岁。

祖逖去世的消息传开以后，豫州人民痛哭流涕，谯梁百姓还自发为祖逖修建祠堂，纪念这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不畏强敌、百折不挠的爱国名将。刘琨出镇并州当祖逖在南方高举北伐大旗的时候，他的挚友刘琨正在并州独撑危局，孤军奋战。

刘琨（270—318），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县）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祖、父在魏晋之际历仕高官。刘琨少有“俊朗”美誉，所谓“洛中奕奕，庆孙、越石。”①庆孙即刘琨兄刘舆的字。他工于赋诗，颇负文名，称得上一个风流才子。当时，贾后之侄贾谧权过人主，喜欢附庸风雅，身旁聚集了一班出身于豪族贵戚的文人，为之歌功颂德。这班人号称“二十四友”，名气很大，而刘琨兄弟也厕身其间。“二十四友”的首领是以奢侈闻名天下的石崇，他在金谷涧有一处无比豪华的别墅，成了这班人的聚会场所，他们在这里饮酒赋诗，作无病呻吟。刘琨早年的才华都抛掷在这种庸俗的酬答之中，不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也是不足为怪的。

后来，刘琨历职太尉掾、著作郎、太学博士和尚书郎。赵王司马伦执政，刘琨父子兄弟以赵王姻亲并被委以重任，从而卷入了“八王之乱”的漩涡中。司马伦篡位，刘琨迁太子詹事。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聚兵数十万进攻洛阳，刘琨奉命与孙会率领三万宿卫兵迎战司马颖于湨水，大败而还。司马伦失败后，入朝辅政的司马冏因刘琨父兄名望很高，故不加罪，并且以其兄刘舆为中书郎，以他为尚书左丞，转司徒左长史。及司马冏败，范阳王司马虓引之为司马。东海王司马越执政，以司马虓代刘乔为豫州刺史，刘乔举兵抵抗，刘琨率领突骑五千救虓，因兵败与虓俱逃往河北，父母却陷于刘乔。司马虓领冀州，刘琨到幽州向王浚借突骑八百，渡河击败刘乔，才救还父母。接着，刘琨又与虓连败司马颖部，以功封广武侯，封邑二千户。在“八王之乱”中，刘舆、刘琨兄弟陷得很深，充当了这群杀人魔王的帮凶。

光熙元年（306）九月，刘琨出任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这是刘琨生活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魏晋以来，匈奴、羯人大批内迁并州。西晋统治者残酷奴役少数民族人民，激起他们的仇恨和反抗。并州，成了民族矛盾斗争的焦点。匈奴贵族刘渊利用匈奴族人民的情绪，以兴复旧业为号召，自称汉王，起兵反晋。他们驱逐了西晋并州刺史司马腾，占据了并州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如果说他们在开始时还具有反抗西晋民族压迫的性质的话，那么，当他们在并州建立割据政权，推行倒行逆施的民族报复政策以后，这种性质就已经改变了。

刘琨在赴任的途中上表朝廷说：“九月末得发，道险山峻，胡寇塞路，辄以少击众，冒险而进，顿伏艰危，辛苦备尝，即日达壶口关。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这如同一幅撕人心肺，催人泪下的悲惨图画！

刘琨出镇并州，是其兄刘舆的主意，是作为司马越篡权的一个步骤①，但是，历史把他引上了抗击少数民族反动统治者的战斗道路，使他的后半生多少闪现出一些光彩来。他写有一首题为《扶风歌》的诗，记述了行程的艰难，抒发了对攻局的不满和忧虑，从中可以看出刘琨思想感情的变化。诗云：“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据鞍长叹息，泪水如流泉。”

①《晋书·刘琨传兄舆附传》。

①《晋书·刘琨传兄舆附传》：“（东海王越）以为左长史。越既总录，以舆为上佐舆乃说越，遣琨镇并州，为越北面之重。”

“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

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

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

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

“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

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

弃置勿重陈，重陈令心伤。”

刘琨带领招募来的千余人，跋山涉水，冲破汉刘渊部的重重障碍，终于在元嘉元年（307）三月转战到了晋阳（今太原）。

这时，经历了战乱和饥馑洗劫之后，并州已经剩下不到两万人户，而晋阳仅是一座空城，“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即便如此，刘渊的部众还常常来骚扰抢掠。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刘琨安抚百姓，招徕流民，一面加强军事防御，一面抓紧生产自救。老百姓携带着武器下地耕耨，士兵在周围警惕地守卫。虽然也偶尔发生战事，但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生产得到恢复。不到一年光景，这块荒芜的土地又有了生气，流亡在外的人民群众逐渐返回家园，鸡犬之声重新连成一片了。

独力难撑危局晋阳南面是强大的匈奴汉政权，北面是正在崛起的拓跋鲜卑，东面是依仗段部鲜卑支持的西晋幽州刺史王浚。而刘琨的统治仅局限于晋阳及其附近，兵力很少，处境仍然十分艰难。

永嘉二年（308）十月，刘渊在蒲子称帝。十一月，刘琨派遣庞淳攻占壶关，打败刘渊的将领綦毋达。然而，次年七月，刘渊派刘聪和王弥领兵争夺上党，包围了壶关。刘琨以护军黄肃、韩进驰援，二将俱战败牺牲，上党太守庞淳投降，壶关得而复失。后来，刘琨再派都尉张倚领上党太守，疾速进据襄垣，又调动赵拟、李茂等将领继之，三支部队协同作战，夜袭汉军，汉军一时措手不及，丢掉辎重逃窜。张倚等乘胜追击，俘获不少，但仍然没有夺回壶关。

由于刘渊势力日益强大，匈奴铁弗部刘虎和白部鲜卑都归附了刘渊，致使晋阳陷于腹背受敌的困境。刘琨决定兴兵讨伐刘虎和白部鲜卑，以解除后顾之忧，但他自己的兵力不足，只得卑辞厚礼向拓跋鲜卑请求援兵，拓跋鲜卑首领猗卢派来两万骑兵助战。在刘琨的亲自指挥下，一举打败了刘虎和白部鲜卑。

当时，拓跋鲜卑正当发展阶段，渴求向内地发展，刘琨引鲜卑兵为授，一是导致了拓跋鲜卑的内侵，二是引起与王浚的矛盾。刘琨感激拓跋鲜卑的支援，遂与猗卢结为兄弟之盟，并表请朝廷署猗卢为大单于，以代郡封之为代公。代郡地属幽州，王浚大为不满，发兵击猗卢，但反被打败，由此王、刘关系破裂。以后，猗卢嫌代郡悬远不便，要求进入陉北之地，刘琨既无力制止，也有心继续依靠拓跋鲜卑，所以把陉北的楼烦、马邑、阴馆、繁峙、崞等五县让给拓跋鲜卑，迁徙五县人民到了陉南。

刘琨过惯了奢豪的生活，时局紧张，他还能暂时克制；时局一旦好转，他就旧病复发，放纵自己。他嗜好声色，宠爱身边一个懂得音律的佞人徐润，委任他当晋阳令。徐润恃宠骄横，经常越权干预政事。这件事使奋威将军令狐盛感到忧虑，令狐盛敢于直言，多次劝刘琨除掉徐润，刘琨不从。徐润听说，深恨令狐盛，他明知刘琨忠于晋室，故意不阴不阳地对刘琨说：“令狐将军要劝明公称帝呢！”刘琨不禁大怒，也不分青红皂白，下令杀了令狐盛。刘琨的母亲对此很气愤，斥责他说：“你既无深谋远虑，又不会驾御豪杰，只会杀比你强的人，怎么能够成功！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我会跟着你遭殃的。”晋阳曾经吸引了许多要求抗击少数民族统治的人，“人士奔迸者多归于琨”，但是刘琨的政治才能使他们失望，因此出现了“一日之中，虽归者数千，去者亦以相继”的状况。

永嘉六年（312）七月，刘琨准备出兵进攻平阳。不料令狐盛之子令狐泥叛降刘聪，具言并州虚实，招引汉将刘粲、刘曜领大军入寇。刘琨以部将郝诜、张乔拒敌，他亲自到常山、中山合兵。郝、张不幸战死，刘粲乘虚袭击晋阳，太原太守高乔、并州别驾郝聿以晋阳降敌，刘琨父母都遭杀害。刘琨回救不及，退避常山，向拓跋鲜卑求救。十月，猗卢派兵数万为前锋，他亲率二十万大军继后，刘琨收集残部几千人在前充当向导。双方经过激战，刘粲、刘曜败走，损失三千余人。刘琨请求猗卢乘胜进军，猗卢辞以士马疲弊，留下将领箕澹戍守晋阳，送给刘琨马、牛、羊各千余头，车百乘，然后引兵北归。刘琨移驻阳曲，以图东山再起。

这时，石勒在襄国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冀州郡县壁垒纷纷降附，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消灭王浚和刘琨。但是，刘琨对北方形势这一重大变化却不甚了然，且对石勒抱有幻想。他曾经把石勒失散多年的母亲和养子石虎送到襄国，试图劝说石勒投降。王浚则是一个狂妄自大的野心家，他目睹石勒日益强盛，而竟梦想由石勒推戴他当皇帝。面临石勒这个共同敌人，他们不仅没有联合起来，而且越打越凶。刘琨派高阳内史刘希到中山一带征兵，不久聚众三万人，其中多数是幽州所属的代郡、上谷和广宁三郡的民众。王浚不能容忍，派部将胡矩与辽西段部鲜卑一起攻杀刘希，夺回了三郡士众。刘、王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恶化了。

刘琨与王浚之间的纷争，给石勒以可乘之机。建兴二年（314）二月，石勒出兵奔袭王浚，同时遣使向刘琨求和，诈称愿意以讨伐王浚报效朝廷，为自己洗刷罪恶。刘琨大喜，立即传令州郡，说：“我和猗卢正在议论讨伐石勒，石勒自知走投无路，请求攻取幽州以赎罪恶。现在我即将驱兵南下平阳，剿灭平阳的逆类刘聪，降伏尚知回头的石勒，上应天意，下顺民情，翼奉皇家，这乃是我多年耿耿忠心的结果呀！”由于刘琨作壁上观，石勒顺利消灭王浚，攻占幽州。王浚亡后，石勒立即把矛头转向刘琨，刘琨顿觉唇亡齿寒，才知道上了大当。这年三月，刘琨上表晋愍帝说：“勒据襄国，与臣隔山，寇骑朝发，夕及臣城，同恶相求，其徒实繁。自东北八州，勒灭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谋虑，以图臣为计，窥伺间隙，寇抄相寻，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网虽张，灵泽未及，唯臣孑然与寇为伍。自守则稽聪之诛，进讨则勒袭其后，进退唯谷，首尾狼狈。”实际上，刘琨岂止无力进讨，而是自顾不暇了，建兴三年（315）六月，汉将刘曜寇上党，在襄垣打败刘琨军队，刘曜准备进取刘琨大本营——阳曲，只因刘聪急于攻打长安，刘曜才主动退兵。

不久，刘琨引以为援的拓跋鲜卑部落联盟发生内讧，猗卢被其子六修所杀，六修又被普根所灭，于是诸部大乱，互相攻杀。晋人卫雄、箕澹为将军，颇受部众拥护，他们与在拓跋部为质的刘琨子刘遵鼓动晋人和乌丸三万余家，带着马牛羊十万余头投归并州。刘琨得到这支有生力量，势力才有所恢复。

建兴四年（3）十一月，刘琨与石勒的决战终于爆发了。石勒发兵围攻乐平郡治沾城①，太守韩据向刘琨告急。刘琨新得士众，跃跃欲试，企图乘此机会一举消灭石勒。箕澹、卫雄劝阻说：“这些士众虽是晋民，但他们久沦异地，对明公恩信尚不了解，恐怕不易驾驭。不如暂且闭关守险，课农养兵，等待他们受到感化，然后用之，则大功可成。”刘琨自恃兵力甚强，决计与石勒硬拼，他下令倾巢而出，派箕澹率领二万步骑为前锋。石勒据险设伏，佯装败走，当箕澹纵兵追入伏击圈，前后伏兵一时俱起，二万步骑几乎全军覆没，箕、卫二人只带着剩下的千余骑逃往代郡。而沾城的韩据见援军溃败，也只得弃城逃命了。刘琨本来驻屯广牧为后援，急忙回师阳曲，但此时留守阳曲的并州长史李弘也已经投降了石勒。

（谢选骏指出：刘琨既想做婊子花天酒地，又想立牌坊出师北伐，结果两头不讨好，自己把自己车裂了。刘渊也是异曲同工——他既是胡人，又想兴汉，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成了一个五胡乱华的急先锋。由此可见，一同闻鸡起舞的，并非同一种人——毕竟祖狄是自觉的，刘琨是被动的；这个差别极其重要。）

【第八章 晋元帝、王导、谢安】

第一节 晋元帝①

司马睿（276—322），字景文，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东晋朝的建立者。谥号为元皇帝，史称晋元帝。

一个皇室疏属司马睿出身于西晋皇族。西晋末代皇帝司马邺与司马睿是叔侄关系。祖父司马伷为司马懿的庶出之子，魏帝曹芳正始年间，始受封为南安亭侯。嘉平初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从而控制了曹魏政府的实权。司马懿为代魏准备条件，分别派诸子出任境内几个重要地区的都督。司马伷以宁朔将军之职坐镇邺城。邺城是曹操封魏时的都城，曹魏王公的聚居之地，素为屯兵屯粮的重镇。司马伷被委镇此地，反映了司马懿对他的重视。在魏世，司马伷还先后担任过散骑常侍、右将军、监兖州诸军事、兖州刺史、征虏将军等职。西晋开国后，又历任尚书右仆射、抚军将军、镇东大将军、假节、都督徐州诸军事等职，初封东莞郡王，后改封琅邪王。平吴之役，司马伷率军出涂中，立有大功，遂进拜侍中、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并督青州诸军事等职。父司马觐为司马伷长子，初拜冗从仆射，后袭爵琅邪王。一生无突出事迹。

咸宁二年（276），司马睿生于洛阳。太熙元年（290）司马觐死，年仅十五岁的司马睿依例袭琅邪王爵。同年四月，晋武帝司马炎去世。继立的司马衷鲁愚迟钝，无力驾驭政局，统治阶级内部为争夺最高权力展开了极端残酷的攻杀。在动荡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处于帝室疏族地位的司马睿无兵无权，为避杀身之祸，他采取恭俭退让的方针，尽量避免卷入斗争的旋涡。在洛阳，司马睿交结密切的朋友只有王导。王导，字茂弘，出身于北方头等士族的琅邪王氏，公认的名士领袖王衍是其族兄。王导是西晋末年有一定才能的政治家。他预见到天下将要大乱，为利用司马睿而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曾多次劝说司马睿离开多事的首都地区回到封国。司马睿赞成王导的主张，但是一直找不到归国的机会。

永兴元年（304）七月，“八王之乱”进入**。东海王司马越挟持晋惠帝司马衷亲征邺城。当时，坐镇邺城的将军是皇太弟成都王司马颖。前不久，司马颖击杀了执政的长沙王司马伷，强迫惠帝封他为皇位继承人。在取得了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等职务之后，司马颖将皇帝的乘舆服御尽数劫入老巢，并以邺城遥制洛阳。司马颖的横暴和专权，引起了另外一些实力派人物的不满。尚书令司马越乘机以惠帝的名义发布檄书，征召四方军队讨伐司马颖。时任左将军的司马睿奉命参加了讨邺战争，年二十九岁。

两军在荡阴（今河南汤阴）展开激战。结果司马越兵败，遁回封国东海。惠帝及随军大臣被司马颖劫掠入邺，司马睿也在其中。不久司马睿的叔父东安王司马繇因得罪司马颖而遭杀害。司马睿害怕祸事殃及自己，潜逃出邺。在奔往洛阳的途中，他行至黄河岸边曾被津吏捕获，险遭不幸。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元帝纪》，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司马睿到达洛阳，马上将家眷接出赴往琅邪（今山东胶南县）去了。

精心筹划，移镇建邺

永兴二年（305）七月，司马越经过一年的休养生息，实力开始复元。由于惠帝已被河间王司马伷劫持至关中，司马越无法操纵朝政，遂以西迎天子为借口，联络山东各方镇讨伐长安。临行前，他以司马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之职镇守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为他看守后方。司马睿引王导作司马，凡“军谋密策”皆听由王导规划。

永嘉元年（307）七月，司马越改任司马睿为安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等职，负责镇守建邺（今江苏南京市）。

司马睿的南下出自王导兄弟的精心筹划。晋末政局，纷乱异常。司马越在战胜司马伷夺回惠帝以后更加专权跋扈，陵暴乖戾，特别是后来竟然不计后果地将惠帝鸠杀，另立司马炽为新的傀儡皇帝。这使王导预感到，中原地区将有灾难性的大乱爆发，只有南下或许可以避难。于是，他极力怂恿司马睿出镇建邺，并利用兼参东海王军事的便利条件，游说鼓动取得了东海王妃裴氏的支持，从而促成了此行。

当年九月，司马睿到达建邺，立刻遇到了如何争取江南士族支持的问题。西晋灭吴后，江南曾一度是个政治上不稳定的地区。晋末动乱，这里虽未象中原那样备罹战祸，但同样也是个多事之邦。江南士族在这块舞台上扮演着主要角色。半年前，他们刚刚消灭了企图割据江东的广陵相陈敏。江南士族所显示出来的力量，使司马睿感到，如果不能充分保障江南士族的利益，他将无法在建邺站住脚根。不过，这时的江南大族也特别需要一个有号召性的、并能尊重他们利益的西晋皇室镇戍江南，以使南方的政局能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然而，司马睿不是他们所理想的人物，因为他属于皇室的疏属，素无名望而又无业绩。

基于这些原因，司马睿到达建邺半年之久，没有任何当地大族主动地向他靠拢，表示亲近。王导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十分忧虑。他和时在建邺的族兄青州刺史王敦商议，决定选择一个合适的机会，共同排演一场专供南方士人欣赏的节目，以提高司马睿的威望。

永嘉二年（308）三月三日，建邺士庶照例在水边举行一年一度的禊祓活动。这一天，在王导的安排之下，司马睿乘坐华丽的肩舆，由威风凛凛的仪仗簇拥着，出游观禊。王导、王敦以及北来的大族名士都骑马跟在仪仗的后面作为扈从。这个阵势大大出乎南士的预料，他们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意识到司马睿是南渡的北方士族将来要拥戴的领袖，不能轻视。正在现场的南士领袖纪瞻、顾荣等人急忙在道左进行参拜，表示他们对司马睿的恭敬。

观禊之后，王导为司马睿进一步谋划，企图以通过拉拢纪瞻、顾荣等人的手法，实现使整个江南士族集团归附的目的。王导代表司马睿亲自登门拜访顾荣等人。经过这一番往来，顾荣等人认为司马睿是可以接受的，于是皆应命而至。司马睿把一大批南士委以重任，并让顾荣等人参与有关军府政事的机要活动。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晋书·王导传》）。一个以南北士族为核心的江东政权初步形成了。

在司马睿建立江东雏型割据政权的过程中，王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司马睿对于王导“尤见委杖，情好日隆”，并把他比作为萧何。王导已成为这一政权的实际领袖，“朝野倾心，号为仲父”。琅邪王氏的兄弟子侄分别把持了重要职位，到永嘉三年（309）三月，王敦从青州调任扬州刺史，建邺更成了王氏的天下。而王导为司马睿所制定的“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资治通鉴》卷86）的方针也就成了江东政权的当然国策。

全力经营江南

永嘉三年（309），已在山西建立汉政权的匈奴人刘渊前后两次派兵攻打洛阳。总揽朝政的司马越征调建武将军钱和扬州刺史王敦率军援救京师。钱出身于吴兴大族。当陈敏企图割据江东时，他曾起兵讨伐，陈敏败后，以功封建武将军。钱到达广陵（今江苏清江西），闻汉兵强盛不肯前行。司马睿奉司马越之命，派人催行，并威胁钱说要以军法实行惩办。钱不愿送死，被迫举兵反抗，转而攻打王敦。王敦不敌，南奔建邺。钱将俘获的度支校尉陈丰杀死，并焚烧粮仓，自号为平西大将军、八州都督，立孙皓子为吴王，建立政权。司马睿派兵进讨，但因众寡悬殊，未敢交锋。次年三月，钱屡战皆胜，兵逼阳羡（今江苏宜兴），威胁建邺。这时义兴大族周玘纠合部曲起兵，与政府军合力，终于将钱击灭。周玘属于江东的武力豪族。平钱已是他参与灭石冰、陈敏之后的三定江南了。由于平定钱有功，司马睿任命周玘为吴兴太守，又特地将吴兴的阳羡及长城的西乡，丹阳的永世划为义兴郡，以示对他的旌奖。分割郡县的大事，只有中央政府才有权决定，而司马睿新立义兴郡，事先并未同洛阳打招呼，这说明他的政权已有很大的独立性了。

永嘉四年（310）七月，刘渊病死。汉统治阶级内部一度因争夺最高权力，而暂时停止了对西晋作战。但是到这年十月，夺得王位的刘聪重新调遣四万大军进攻洛阳，并命令在黄河下游流动作战的石勒率军配合，洛阳重新告急。晋怀帝司马炽传檄哀告各地方镇发兵入授，但始终未见一路救兵到达洛阳。朝臣议论纷纷，要求迁都以避兵难。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请军事的周馥从寿春（今安徽寿县）上书给怀帝，建议迁都到寿春。司马越不能允许周馥等人将有号今天下作用的皇帝从自己手中夺走。在大敌当前之时，他一面出居许昌，一面北调周馥。周馥素来对司马越专权不满，这次自然不会承命。淮南太守裴硕奉司马越密旨偷袭周馥，失败后逃到东阿，向司马睿告急。司马睿早就对他督区之内的这支异己力量耿耿于怀，乘势派出部将甘卓、郭逸等人协助裴硕攻打周馥。周馥在项城（今河南沈丘南）被俘，忧愤而死。事后，司马睿在与别人议论此事时，也默认周馥是没有反罪的。周馥死后，司马睿控制了与建邺毗邻的淮南一带。江南政权的割据范围得到进一步的扩大。永嘉五年（311）三月，司马越病死在项城，其党羽王衍奉丧还葬东海。被司马越留在洛阳防察宫省的何伦等人也离城东走，许多达官贵人纷纷追随而行。不久，困守孤城的晋怀帝接受青州都督苟晞的邀请，准备迁都仓垣。一时间，洛阳上下，人心惶惶，出现了人口外流的狂潮。到怀帝准备动身之时，竟然连个卫队也找不到了，朝廷的官员更是十不存一。不久，洛阳为汉军攻陷，怀帝被俘。王衍等人也被石勒抓住杀死。

逃出洛阳的司徒傅祗、司空荀藩分别在河阴（今河南洛阳东北）和密县（今河南密县）建置了行台。与此同时，大将军苟晞、大司马王浚也在仓垣和幽州等地建立行台。他们各奉一位西晋皇室成员代表中央政府，布告天下。其中以荀藩奉立的秦王司马邺的行台影响较大，他们传檄四方，要求各地方镇出兵勤王。由于对司马睿的期望最大，遂推举司马睿为盟主。在司马越死后，怀帝曾重新对各方镇进行过任命，司马睿被委任为镇东大将军、兼督扬江湘广交五州诸军事的职务。司马睿对于西晋朝廷的重视不以为意，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经营江南方面，根本无心北顾。

由洛阳外流的官僚和士族以及中原地区的广大汉族人口，为逃避胡人的杀戮，除一部分以坞堡自守外，一部分北迁辽东、西亡凉州，余者皆纷纷南下。“是时，幽冀青并兗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江淮”（《晋书·食货志》）。人口的南迁，往往是以一个大族为中心的集体迁徙，这些北方来的士庶侨民集团具有强大的势力。为了争取他们的支持，司马睿接受了王导的建议，大量吸收这些人参与政权。他先后委任了很多人担任内外主要官职，并使北方侨人士族在江南政权中明显地居于优势地位。同时，司马睿还在长江南北设置了许多侨置州郡县，安置流亡人口。对于北来侨民，为了照顾他们暂寓江左日后还乡的情绪，司马睿也没有把他们编入土著民户的永久性户籍——黄籍之中，而是专门为他们设置了一种临时户籍——白籍。白籍侨户受到优待，可以长期享受减免租税赋役的待遇。通过这些措施，司马睿比较快地取得了北方侨人士族的支持，并使他们成为自己政权的支柱。但是，司马睿的上述作法也带来了一定的恶果，它造成了江南地区郡县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混乱，并为大族侵吞人口提供了便利条件。

不过也有一部分南迁的北方大族名士对司马睿势力的孤弱表示失望。汝南大族曾发牢骚地说：“我是因为中原地区不安定来此避难的，而这里如此单弱，怎么能保证安全呢！”为此，王导做了大量的拢络工作，逐渐稳固了他们的情绪。

扬州的西部地区属于江州，这是晋惠帝元康年间政府分割扬、荆十郡而设置的新州。司马睿的势力向西发展，必须要实现对江州的控制。而当时江州刺史华轶自认为受朝廷任命，不愿意服从司马睿以都督江州军事的名义所发布的命令，因此双方关系十分紧张。司马睿接受盟主的称号以后，没有理睬北方的求援，却对华轶加紧了行动。永嘉五年六月，他先把部将周访调至彭泽（今江西鄱阳湖北），对江州的治所豫章（今江西南昌市）构成军事压力，继而强令江州改易长吏。遭到华轶的拒绝后，司马睿命令扬州刺史王敦、历阳内史甘卓以及周访等人合兵攻打江州。由于下属的叛变，华轶兵败被杀。与此同时，司马睿还派兵赶走了豫州刺史裴宪，从而将势力范围接近了长江的中游地区。

永嘉六年（312）二月，从北方传来石勒准备兴兵南下的消息，建邺震动。石勒在苦县宁平（今河南郸城东）屠戮王衍等西晋大臣后占据许昌。不久，他引军骚掠豫州诸郡，临江而还，屯兵于葛陂。葛陂在今河南新蔡北，是周围三十里的大湖。它上承澺水（今洪河），东出■水、富水连结淮河。石勒在葛陂修堰筑垒，课农造舟，确实有由此渡淮入江，夺取建邺的打算。司马睿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将主力部队全部集中在寿春，任命熟悉水势的南士纪瞻为扬威将军，都督京口以南至芜湖诸军事。由于连降三个月的大雨，石勒的军队饥疾并臻。石勒听从谋士张宾的建议，取消南下计划，撤军北上。纪瞻乘势追击一百余里，江东形势才化险为夷。

永嘉六年十二月（313年1月），司马睿写信给流窜到沌口（今湖北汉阳东南）的荆州刺史王澄，要他到建邺担任军谘祭酒。王澄为王衍的胞弟。六年前，王衍曾为家族的长远利益作过一些规划，以王澄为荆州刺史就是他替自家安排的一条退路。王澄到任后，纵酒博弈，昏庸残暴。他在派部将镇压李骧领导的流民起义时，曾用欺骗手法将投降的八千多人尽沉江中，可谓凶残至极。杜弢起义发生后，迅速波及荆湘诸州，王澄亲自将兵攻打，却屡为杜弢所败。不久，荆益诸州都督山简的部将王冲又自称荆州刺史，把王澄打得四处奔逸，立足无所。正在仓皇之际，司马睿请柬的到来，对于王澄来说好象救星一般。他立即答应奔赴建邺，但途经豫章时，王澄因得罪王敦，被杀。

永嘉七年（313）二月，刘聪将俘获的晋怀帝司马炽杀死。当年四月，凶信传到长安。已经占据长安的秦王司马邺开始称帝，这就是晋愍帝。晋愍帝即位后改永嘉为建兴，并任命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负责都督陕东诸军事；以秦州刺史南阳王司马保为右丞相、大都督、负责都督陕西诸军事。这是愍帝借用历史上周公召公“分陕而治，挟辅天子”的典故，对司马睿等人实行的重封。愍帝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拉拢他们，以调动各地晋军对刘聪、石勒进行一次军事反击，以期达到缓解汉将刘曜对长安的围困，并进而收复洛阳的目的。但是，司马睿以“方平定江东，未暇北伐”（《资治通鉴》卷八八）为由，拒不执行愍帝要他进攻洛阳的诏令。

在司马睿的下属中，也有人对此表示异议。居住在京口（今江苏镇江）的军谘祭酒祖逖上书给司马睿，坚决要求出师北伐。祖逖的要求，使司马睿左右为难。因为在江南建立起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是司马睿和王导的共同理想，所以他们无意于北方。但是他们又不愿意因直接拒绝祖逖的要求，而激怒一部分有着光复中原志向的南渡北人。最后，司马睿只得对祖逖采取敷衍的态度，一方面同意祖逖北伐，并任命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另一方面则既不供给武器铠甲，也不调拨士兵，只给一千人的粮廪和三千匹布，由祖逖自己去召募军队。

激烈的内部冲突司马睿无暇北顾并非完全是托词。在当时的南方，不仅荆州的动乱一直未平，就连腹心的扬州地区也出现了麻烦。义兴大族曾因平定钱有功被封为吴兴太守，但是在“三定江南”中周氏宗族所显示出的强大武力，已引起司马睿的疑虑和惧怕。所以尽管周家治理吴兴颇有成效，却一直得不到建邺的信任。同时，周家还要承受着司马睿心腹刁协等人轻视的压力，这就使得他羞愤万端，决意反抗。周家联合东莱大族王恢，企图发动兵变把北方的大族赶下台，由南士取而代之。密谋不慎暴露，周家将逃到他那里的王恢杀掉灭口。司马睿知道后不动声色，下令征调周家入建康（愍帝称帝后为避讳由建邺改名）任镇东司马，行至中途，又改授建武将军、南郡太守。当周家南行到达芜湖，司马睿复命他返回建康，改任军谘祭酒。周家终于明白司马睿是在故意戏弄他，忧愤而死。临死前，他对儿子周勰讲，杀死他的是掌权的北方人，并要求周勰为他报仇。

周勰对于父仇刻骨铭心。建兴二年（314）年底，他利用吴人对司马睿政权的不满情绪，与父亲生前旧属吴兴功曹徐馥通谋，假借奉在家养病的叔叔丞相从事中郎周札之命，声言起兵进讨执政的王导、刁协。他到处收集兵力，当地土著豪强闻讯翕然响应，连孙皓的族人孙弼也在广德起兵配合。次年正月，徐馥杀死吴兴太守袁琇开始行动，周札之子周绩随即聚众响应徐馥。徐馥欲奉周札为主，但遭拒绝。由于叔父反对，周勰未敢冒然动作。司马睿闻变，准备发兵进讨。王导反对用兵。他说，多发兵容易给建康造成空虚，少发兵则不易平乱，不如利用周氏家族内部矛盾，派周札的侄子周莚去处理。周莚到达义兴后，设计将从弟周绩杀死，并迅速平定了事变。摄于周氏宗族在江南地区的门望和武力，司马睿既没有惩办周勰，也没有深究此事。为安抚吴人，他改任周札为吴兴太守，并提升了周莚的官职。

同在建兴三年（315），杜弢所领导的流民起义军终于被司马睿的荆州刺史陶侃打败。两年前，原荆州刺史被杜弢围在浔水，靠时任武昌太守的陶侃的救援，才徼幸脱险。司马睿调回，改任陶侃主管荆州。陶侃经过与杜弢的数十次激战之后，才逐渐占据上峰。流民军由于伤亡过重，力量不支。杜弢被迫向司马睿请降，但遭拒绝。他复写信给南平太守应詹乞降。在应詹的建议之下，司马睿同意受降。但陶侃等人仍不肯停止对杜弢的攻击，杜弢只得再反。陶侃乘势将其击溃，杜弢败死于道。不久，湘州也落入陶侃之手。

陶侃的成功，引起了王敦的嫉妒。王敦自永嘉五年击灭华轶后，一直坐镇江州，主管西线的军事。由于部属陶侃平定荆湘地区流民起义有功，司马睿封王敦为镇东大将军、加封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之职。王敦开始自行选置刺史以下的官吏，日益骄横跋扈。他乘陶侃在返回荆州的治所江陵之前辞行之机，将陶侃扣留。王敦改任陶侃为广州刺史，另派其从弟王廙去荆州出任刺史。但是荆州的将吏拒不接受王廙，而要求陶佩返回。王敦欲杀死陶侃，但顾虑与陶侃有姻亲关系的豫章太守周访干涉，故终未动手。陶侃被迫赴广州。到任后，他再一次显示出自己的政治才能，使那里长期动乱的局面迅速得到安定，切实巩固了江东政权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自称帝时起，晋愍帝一直陷于困境之中。史称“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行。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众唯一旅，公私有车四乘，器械多缺，运馈不继”（《晋书·愍帝纪》），甚至连盗发汉帝陵所剩的劫余物资也尽纳内府。而汉主刘聪对长安的攻势一直未减，晋愍帝司马邺虽然又进封司马睿为丞相，并多次乞师救援，但始终未能盼到江南发来的一兵一卒。

建兴四年（3）十一月，晋愍帝司马邺在汉军的重围之下，内外断绝，兵疲粮竭，被迫出降。长安不守，汉将虏愍帝北去的消息传至建康，司马睿如果再没有表示，则无法向世人交待。于是，他装模作样地带领将士露宿野营，向四方发布檄文，声称要立即北伐救回愍帝。然而数天之后仍不见有真正的军事行动。为了收场，给自己解脱塞责，司马睿给丞相府的督运令淳于伯栽上“漕运稽期”的罪名，将其斩首。但这种拙劣的欺骗手法很难彰世人耳目，一时“百姓喧哗，士女纵观，咸曰其冤”（《晋书·刘隗传》），连司马睿的心腹刘隗也出面为淳于伯鸣不平，要求惩办与此事有关的周莚、刘胤等人。事情闹到了不好收场的地步，幕后主谋王导被迫出面承担责任，请求免职。司马睿终于承认，冤杀淳于伯是他的过失，但又表示对此案有牵连的人不再追究。

王与马共天下次年二月，弘农太守宋哲逃至建康。宋哲带来了愍帝临降前所写的诏书。诏书同意司马睿代他“统摄万机”，但对司马睿的称帝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即是要他带兵北伐收复旧都，报仇雪耻。诏书含蓄地表露了愍帝对司马睿坐视危亡不救的怨恚和谴责。对此，司马睿的心情十分矛盾与不安。他哭着拒绝了下属要他上尊号的建议，并承认自己是罪人。不过，在经过一番忸怩之后，他还是接受了晋王的名号。司马睿按照魏晋丞相称王的惯例，“备百官，立宗庙社稷于建康”（《晋书·元帝纪》）。从这时起，偏居江南一隅的司马睿政权已成为晋王朝的唯一代表。

六月，刘琨等一百八十名北方将领怀着各样的目的联名上书给司马睿，进行劝进。司马睿拒而不受，一则由于愍帝未死，二是愍帝的附加条件对他有很大的压力。恰巧这时，祖逖在收复大片北方领土之后，又在谯县（今安徽毫县）打败石勒大军。司马睿借势传檄天下，声称要派遣其子司马裒统率三万大军、水路四道，增援祖逖。然而队伍尚未出发，司马裒旋即被召回建康。再一次表明司马睿的所谓北伐仍是在故作姿态。

这年年底，刘聪将备受羞辱的晋愍帝杀死。愍帝之死，使司马睿的称帝不再存有任何障碍。司马睿一面斩缞居庐，表示对愍帝的哀悼，一面积极筹划即位前的事宜。这时，南渡的北方大族周嵩上疏，劝说司马睿不要忙于称帝。他认为，司马睿当务之急是出师北伐，“雪社稷大耻”。实际上，他是在要求司马睿履行愍帝诏书的附加条件。上疏后，周嵩很快遭到报复，先是被贬出朝廷改任新安太守，后又以“大不敬”之罪几乎被杀。

太兴元年（318）三月丙辰日，司马睿名正言顺地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东晋王朝正式建立。在登基的典礼中，司马睿突然给王导出了一道难题，要他与自己一起共坐御床。这一提议实在出人意外，它使王导一时非常尴尬。皇帝要求臣下同坐御床共治天下，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一方面它反映了东晋一朝主弱臣强的实际情况。江南小朝廷自出现之始就形成了司马睿必须在政治上服从王导，在军事上依赖王敦的格局。司马睿称晋王，王导以扬州刺史兼为骠骑将军、领中书监、录尚书事诸职居中执领朝政；王敦以江州刺史兼为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广交六州诸军事等职在外独擅军权。作为皇朝帝室的司马氏不但不能驾驭臣姓，反而要受琅邪王氏一家的操纵。时谚“王与马共天下”即是对这一政局的恰当概括。另一方面，它也是司马睿对这种非正常君臣关系不满的流露。在司马睿与王氏兄弟合作的前期，两个家族的矛盾并不突出。如果没有琅邪王氏的扶植，孑身处于南北士族之间的司马睿毫无存在价值。所以在这一时期，王导、王敦同司马睿是一致多于分歧。司马睿既肯于对他们言听计从，王导、王敦也对司马睿是“同心翼戴”的。但随着司马睿地位的巩固和建康政权统治范围的扩大，司马睿越来越不甘于受王氏兄弟的摆布。史称他推崇“申韩”之说，并把一部《韩非子》送给太子司马绍，希望儿子能懂得自己的用心。他还身体力行，“以法御下，明于黜涉”（《世说新语·考异》），显然是在和王导制定的“以清静为政”的国策唱反调。同时，他重用刁协、刘隗等人，力图排抑、削弱王氏的势力。在司马睿称帝之时，他同王氏兄弟虽未爆发直接的冲突，但之间的关系已经十分紧张了。司马睿要王导同坐御床，表面上示以尊崇，实际上则在暗示他应该有所收敛。

王敦之祸

称帝之后，司马睿继续对王导、王敦加封了官职，但是态度上十分冷淡。凡是重要的军国大计，他只与尚书令刁协及调外任丹阳尹却仍兼侍中的刘隗密议。在刁、刘二人的策划之下，司马睿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大族势力、加强皇权的所谓“刻碎之政”（《晋书·刘隗传》）。在太兴元年（318）一年之内，司马睿两次下诏整饬吏治。第一次的时间在三月，诏书一面对清静为政加以肯定，一面却又表示要惩办不法官吏。第二次下诏在七月。司马睿的语气转变为十分严厉，除命令各级官吏“祗奉旧宪，正身明法，抑齐豪强，存恤孤独，隐实户口，劝课农桑”外，还要求“州牧刺史当互相检察，不得顾私亏公。长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见进用者，有贪惏秽浊而以财势自安者，若有不举，当受故纵蔽善之罪；有而不知，当受塞之责”（《晋书·元帝纪》）。他还亲自下令处决了桂阳太守程甫、徐州刺史蔡豹等几个违制的官吏，其中程甫是王敦的亲信。显然，司马睿在杀鸡给猴看。

对于司马睿的行动，王导很快作出反应。他派遣八部从事巡行扬州诸郡。在听取他们归来的汇报时，王导对顾和的议论大加褒扬。顾和出身于吴郡望族。他反对朝廷对各级官吏所进行的调查，主张“宁使纲漏吞舟”，不“以察察为政”（《晋书·顾和传》）。这种纵容官吏贪污、豪强兼并的主张正是王导施政的主导思想。王敦的反应远比王导激烈。他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上疏给司马睿。在上疏中，王敦夸耀他们弟兄在草创东晋政权中的功劳，为王导在朝内所受的冷遇鸣不平，并发泄了对司马睿的强烈不满。他还威胁说：“圣恩不终，则遐迩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动”（《晋书·王敦传》），表示要采取适当的行动。

王敦自恃专任阃外，手握强兵，有大功于江左，一向看不起司马睿。司马睿称帝之时，王敦曾有心废他。矛盾激化后，王敦逐渐滋生了取而代之的政治野心。他一直不敢贸然起兵，主要是畏惧两位同样掌握军权的外藩：梁州刺史周访和豫州刺史祖逖。

周访升任梁州刺史是在建武元年（317）十月。当时在荆州竟陵（今湖北潜江）地区有一个以杜曾为首独立的武装力量。杜曾曾多次打败过陶侃，并北袭襄阳（今湖北襄樊）、宛城（今河南南阳），使王敦派去的荆州刺史王廙无法进入江陵。时任豫章太守的周访受命救援。在沌阳，周访以少胜多连败杜曾，得封梁州刺史。太兴二年（319），司马睿以王廙在州滥杀引起民怨为由，将其调入建康，改派周访为荆州刺史。王敦害怕周访据大州对他构成威胁，遂自领荆州。当初，王敦惧怕杜曾，曾对周访许愿说，如能擒杀杜曾将荐举他为荆州刺史。就在司马睿调王廙入京之前，周访攻灭了杜曾，但王敦并不履行诺言。周访对王敦的出尔反尔，食言而肥，非常气恼。他在襄阳努力务农训兵，修养生息，伺机对王敦进行报复。

祖逖打败石虎收复谯县后，陆续降服了许多中原坞主和割据武装，黄河以南的土地皆归晋有。祖逖士马强盛、粮储丰足，随时准备推锋越河，扫清冀朔。祖逖的兵力虽然全部集中在北方前线，但是他的威望和影响却对王敦有着巨大的震摄力，使得王敦不能不有所顾虑。

太兴三年（320）八月，周访病死。王敦消除了一块心病，遂起用沈充、钱凤等人积极谋划起兵前的部署。

与此同时，司马睿一面继续排斥王导，削弱他的实际权力；一面努力布置对王敦的防范。这年年底，他拒绝王敦以沈充为湘州刺史的请求，派遣宗室谯王司马承出镇湘州。临行前，司马睿对叔父讲，王敦图谋不轨已经公开暴露，惠皇帝受制于强臣的命运，离自己不会太远了。湘州据大江上游，控驭荆交广三州，位置十分重要。他希望叔父去那里能够牵制王敦的行动。鉴于东晋政府的绝大部分军队皆掌握在各地的外藩手中，司马睿迫切地需要扩建能为自己所用的军队，以对付王敦。大兴四年（321）五月，在刁协的建议下，他下诏调发沦落到扬州地区大族家为奴或者为客的北方平民，免除他们的奴客身分，编入兵籍。司马睿将他们分别配给亲信刘隗和戴渊所统领的军府。为保证诏令的顺利执行，司马睿颁布了给客制度。给客制度是在西晋荫客制度基础上，根据东晋社会的实际制定的政策。给客制度除对第一、二品官职荫佃客户数的规定比旧制有所减少外，以下各品皆有大幅度的增加，如第三品由原来的十户增至三十五户，第四品由七户增至三十户，最低的八品、九品也由原来的一户增至十户、五户。给客制度保留了旧制的荫衣食客人数，又增加了荫典计人数的规定。给客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客皆注家籍”，“皆无课役”，“其佃谷皆与大家（主人）量分”（《隋书·食货志》）等规定。给客制度再一次从法律上肯定士族地主私占人口的权力，反映了东晋时期士族地主的强大以及皇权对它的软弱和依赖。当然，这一制度同样反映了地主国家同地主分子在劳动人手方面的激烈争夺。因为司马睿颁布给客制度的主要目的是限制大族对国家人口的过度侵吞，并把他们超过规定的私占人口强征为国家所有。通过征客为兵，司马睿得到了大量的兵员，配给刘、戴两个军府的人数各在万人以上。由于这一措施使许多大族蒙受损失，引起他们普遍的怨愤，以至后来在王敦兵犯宫阙之时，这些人大多持默许的态度。当年七月，司马睿以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兗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以丹阳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戴、刘二人假节领兵出镇，名义上是对付北方的少数族，实际上是司马睿在继司马承出镇湘州后的另一防范王敦的重要军事部署。

在戴渊为都督的四州中，包括祖逖所在的豫州。朝廷对祖逖在北方所受的艰辛向来不闻不问，而在披荆斩棘收复了大片河南领土之后，却派人对他进行管辖，这使得祖逖怏怏不快。他认为，戴渊虽有才望，但由于是江南人，素无宏图远见，对北伐事业既会不关心，也可能不理解。特别是祖逖得知王敦与朝廷的矛盾已是一触即发，戴渊出镇是专为对付江州而来时，更感到灰心丧气。祖逖预感到，东晋将有一场内战，北伐事业难以成功了。他悒愤成疾，终于发病而死。祖逖之死，使王敦如释重负。对于发动兵变，他再没有任何可顾忌的力量了。

永昌元年（322）正月，王敦以诛刘隗为名，从武昌起兵向建康进攻。在王敦为刘隗开列的大量罪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取奴为兵。显然，王敦以此争取大族对他起兵的支持。王敦声言，他身为宰辅，不能坐视刘隗误国。他还指斥司马睿“弃忽忠言，遂信奸佞”，并表示，不杀刘隗绝不罢兵，“隗首朝悬，诸军夕退”（《晋书·王敦传》）。在王敦起兵的同时，他的心腹沈充从吴兴起兵进行响应。

三月，王敦带兵行至芜湖，复上书司马睿要求惩办刁协。司马睿一面命令刘隗、戴渊还军保卫建康，一面下诏讨伐王敦。

王敦突然起兵，给王导带来很大困难。他每天一早就带上兄弟子侄在皇宫门前请罪，以避免举族受诛。

在周的申救下，司马睿任命王导为前锋大都督，同时，他加封戴渊为骠骑将军，周为尚书左仆射，王邃为右仆射，分别统领军队。司马睿又加封周札为右将军，与刘隗分别守卫建康城的两个军事要塞——石头城和金城。司马睿还授以梁州刺史甘卓为镇南大将军、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的职务，改调陶侃为江州刺史，命令他们各率所部攻打王敦的后方。

王敦的军队到达建康，周札不战而降，石头城落入王敦之手。司马睿连派刁协、刘隗、戴渊等人反攻，结果都未能成功。

王敦攻入建康后，对司马睿不理不睬，却放兵四处劫掠。司马睿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他派人转告王敦说：“如果你没有忘掉朝廷的话，请马上息兵。你要有别的打算，我可以退居琅邪国为你让路。”司马睿见到败退回宫的刘隗、刁协，拉着他们的手，痛哭流涕。他亲自准备了马匹、人力，催促他们逃走。后来，刘隗逃奔到石勒那里；刁协则中途为人杀死。不久，在建康之外反对王敦起兵的各路州镇也陆续遭到失败，湘州刺史司马承、梁州刺史甘卓先后被杀，陶侃则退回广州。

王敦控制了朝政。他先后将戴渊、周f等人杀死，并“改易百官及诸军镇，转徙黜免者以百数，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资治通鉴》卷九二）。他还把司马睿软禁在宫中，取消了人身自由。四月，王敦退军还武昌，临行前又在京城设置了留府，以控制朝廷。不久，王敦加领宁益二州都督，并把几个军事重镇全部换上自己的亲属或心腹。在王敦看来，改朝换代已是唾手可得的事情了。

永昌元年十一月，司马睿由于极度痛苦，心力交瘁，病死在宫中，时年四十七岁。

马司睿死后，其子司马绍嗣位，是为明帝。明帝即位后二年，依靠其他大族的支持，将第二次起兵企图篡夺帝位的王敦击败。

司马睿是中国封建皇朝中最少权威的一位开国之君。他之所以能够称帝于江南一隅，不是凭借他本人的权威或者实力，而是因为他出身的西晋皇室在当时已成为汉族政权的象征。只有在这一旗号之下，北方的大族才能在江南立足，南方的大族才能■■来自北方的各种势力。在拥立司马睿的大族中，琅邪王氏的势力最强，影响最大，在司马睿建立东晋朝的过程中，他的所有政治活动和各项政策都与王氏家族的关系极大。后来司马睿试图摆脱扶植者对他的控制，但是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这种努力不但没有成功，还终于引发了王敦之乱，导致他的受辱身亡。

第二节 王导①身世

西汉时期，琅邪临沂县（今山东临沂）住着一家王姓大族。远祖王吉好学明经，西汉宣帝时征为博士、谏议大夫，出任益州刺史。从此，王家渐渐发迹，子孙代代为官。传至第八代，王家又出了个远近知名的孝子，名王祥。东汉末年，中原战乱，王祥扶老携幼，举家南迁庐江，隐居二十余年，直到后母谢世后才出来做官，其时已年近六十。因为他出身高门，又以孝道扬名，故官运亨通，从扬州别驾很快升为大司农，晋武帝时官拜太保，荣登三公高位，进爵睢陵公。弟王览也先后作过清河太守、太中大夫、宗正卿、光禄大夫等高官，赐爵即丘子。西晋末，王祥族孙王衍又累官至司徒、司空、太尉，是朝中数一数二的头面人物。西晋一朝，王氏家族冠冕盛门，声势显赫。王导乃王览之孙，王裁之子，是王氏大族中的第十代。

王导（276—339）字茂弘，小名阿龙，从小有远见，才智出众，度量宏大。十四岁时，陈留高士张公见他相貌不凡，惊奇地对他的堂兄王敦说：“此儿容貌志气，真是将相之才！”初袭祖父爵位即丘子，司空刘寔推荐他为东阁祭酒，朝廷让他作秘书郎、太子舍人、尚书郎，他都谢绝了。后来，作了东海王司马越的军事参谋。

投靠司马睿王导自幼跟随父兄周旋于司马氏皇室之间，与琅玡王司马睿的关系尤为密切。晋惠帝时，皇室内部爆发了一场大混战，史称“八王之乱”，王导知天下将乱，遂一心推奉司马睿，暗怀中兴晋室之志，司马睿对王导也特别器重，两人如同挚友。当时洛阳战火纷飞，一片混乱，王导多次劝司马睿离开洛阳，回到自己的封国去。不久，司马越命司马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出镇下邳。司马睿求之不得，立即请王导担任司马，委以军事。王导尽心竭力，军谋密策，知无不为。永嘉初年，司马越又以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假节，镇建业。司马睿以安东司马王导为谋主，推心置腹，委以重任，事事都要征求他的意见。

联合南北士族司马睿移镇建业后，三吴的大族豪强都不肯依附，过了一个多月，士大夫们一个都没来，王导十分忧虑。正在这时，王敦来到建业，王导赶紧与他商量说：“琅玡王虽有很高的仁德，但是知名度不高。兄的威风远扬，应该予以匡助！”三月三日这天，王导利用司马睿要去水边观禊的机会，精心准备了一副肩舆，让司马睿高高坐在上面，派人抬着，两旁排列仪仗，自己与王敦等名流骑着骏马紧紧跟随，前呼后拥，好不威风。三吴大族中的代表人物纪瞻、顾荣等人目睹此状，又惊又惧，一齐拜倒道旁。王导趁机向司马睿献计：“顾荣、贺循在本地最有名望，应该引荐他们出来作官，以结纳人心。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王导传》，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这俩人来了，其它人就没有不来的了。”司马睿立即派王导亲自拜访顾荣、贺循，二人皆应命而至。于是，以贺循为吴国内史，以顾荣为军司马、加散骑常侍，凡军府中的大事，都与他们商量。果不出王导所料，顾荣、贺循出仕后，三吴的大族豪强纷纷投靠司马睿。

王导又带头与江东士族联姻。他曾向陆玩请婚，陆玩却说：“小地方长不出大松柏，香的薰草和臭的莸草不能放在一个容器里。我陆玩虽然不才，也决不首先做**的事。”王导只好作罢。陆玩拒绝与王氏联姻，也许是三吴习俗所致，也许是对这批亡国失守之士的藐视和戒备，或者兼而有之，反正王导这次碰了个软钉子。但王导并不灰心，仍坚持与陆玩往来。一次，陆玩到王导家作客，王家用北方人爱吃的酪浆招待客人，陆玩吃得稍微多了些，回去后就病倒了。第二天，陆玩致书王导，信中说：“仆虽吴人，几为伧鬼。”①“伧”、“伧父”、“伧鬼”是南人对北人的蔑称，陆玩之言颇为幽默，也未必认真，但却不无轻鄙之情。王导是中原人士，不通三吴方言，为了加强与江东人士的感情联络，常常自学吴语。名士刘惔第一次见王导，时值盛暑，只见王导在自家客厅里光着膀子，用腹部在弹棋盘上熨来熨去，自言自语地说：“何乃渹！”②“何乃渹”是三吴方言，意思是“真凉快！”刘惔访问归来，有人问：“王公这人怎么样？”刘惔风趣地回答：“没有别的不同，只听到他在讲吴语。”在王导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江东士族的思想感情也逐渐转变过来，成为支持司马氏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

永嘉五年（311）六月，汉国大将刘曜、王弥攻破洛阳，俘晋怀帝，杀王公以下士民三万余人，北方陷入空前的战乱之中。为了躲避战乱，中原士民渡江而南的占十分之六七，王导劝司马睿从中收罗有道德才能的人，与他们共图大事。司马睿听从了王导的建议，一次就辟举掾属一百多人，时人称之“百六掾”。刁协、王承、卞壶、诸葛恢、陈頵、庾亮等人都是这次被辟举的，后来在东晋政治舞台上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当时南方战乱较少，社会相对安定，荆扬二州，户口殷实；但形势异常复杂，政局不稳，流民问题严重，王导为政务在清静，每每规劝司马睿要“克己励节，匡主宁邦”。司马睿初镇建业时，嗜酒废事，王导劝他不要喝了，司马睿请求再喝一次，喝完后，把酒杯翻过来往桌上一扣，从此戒了酒，以示励精图治。王导又提出四条重要建议：“接纳士人要谦虚，日常开销需节俭，为政要力求清静，南北之人应安抚。”司马睿把这四条作为施政方针，从而逐渐赢得了南北士族的共同拥戴。王导的威望越来越高，朝野人士无不倾心，都尊称他为“仲父”。桓彝初过江时，见司马睿力量微弱，对周f说：“因为中原战乱，我来这里是想找条活路，想不到这等寡弱，将来怎能成就大事！”于是终日忧惧，心中闷闷不乐。后来，桓彝去看望王导，俩人畅谈世事，回来后高兴地对周f说：“刚才见了管夷吾（管仲），再也不用发愁了！”南渡的北方士族，每到空闲日子，便相邀出城登新亭游宴，新亭临江，风景秀丽，周f触景生情，感慨万千，长吁短叹地说：“风景不同啊！举目有江、河之异。”众人一听，相对无言，潸然泪下。王导脸色一变，厉声地说：“应当并力扶助王室，克复神州，怎能作楚囚相对而泣！”大家只好收住眼泪，齐声道歉。司马睿有了王导作辅，可谓如鱼得水。一次，他从容地对王导说：“你真是我的萧何啊！”王导回答说：“过去秦皇无道，老百姓讨厌乱政，以致农民暴动，诸侯并起。汉代与民休息，倡导‘无为’政治，故能由乱到治。自曹魏以来，直至太康之际，公卿世族，比豪斗富，政治败坏，不遵法度；上自王公，下至士人，无不贪于安乐，遂使奸邪之人有隙可乘。大王正要建立不世功勋，如同齐桓公那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必有管仲、乐毅之类的贤相、猛将存在，岂是小小的王国臣僚所能事前揣测议论的。愿大王深谋远虑，广择贤能。顾荣、贺循、纪瞻都是江南的杰出人物，愿待以优厚礼遇，江东就安定了。”

司马睿称晋王，以王导为丞相军谘祭酒。不久，又拜右将军、扬州刺史，监江南诸军；随后迁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书监、录尚书事。王导以为大将军王敦已经统领六州军事，故辞去了中外都督。其时，司马睿忙于削平江南割据势力和镇压流民起义，征战不息，学校未立，王导上表称：夫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庠序设，五教明，德礼洽通，彝伦攸叙，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矣。

自顷皇纲失统，颂声不兴，于今将二纪矣先进忘揖让之容，后生唯金鼓是闻，干戈日寻，俎豆不设，先王之道弥远，华伪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谓也。殿下以命世之资，属阳九之运，礼乐征伐，翼成中兴。诚能经纶稽古，建明学业，以训后生，渐之教义，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俎豆之仪幽而更彰今若事遵前典，兴复道教，择朝之子弟并入于学，选明博修礼之士而为之师，化成俗定，莫尚于斯。司马睿采纳了这一建议。

“王与马共天下”

建兴四年（3）十一月，长安失守，愍帝被俘，西晋灭亡。并州刺史刘琨速派长史温峤奉表南来，劝司马睿作皇帝。次年六月，温峤抵达建康，目睹江左草创，法度未立，深感忧虑。温峤立刻去见王导，诉说愍帝遭囚禁，宫庙被焚毁，皇陵被挖掘的惨象，颇有亡国之痛，说着说着，不禁痛哭失声起来，王导与他对哭。诉说完毕，俩人又谈了一阵中兴大事，相互结为知己。告别王导，温峤兴奋地对人说：“江左自有管夷吾，我现在不必再忧虑了！”从此，他留住建康，助司马睿中兴王业。

太兴元年（318）三月，晋愍帝被杀的消息传到建康，南北士族纷纷上表劝进，司马睿即皇帝位，是为元帝。元帝登基那天，鸣钟击玉，百官陪列，大典隆重。元帝命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坚决不答应，再三推辞说：“如果太阳与地上的万物等同，老百姓怎能得到阳光的普照！”元帝只好作罢。元帝自出镇江左以来，王敦、王导同心拥戴，出力最多；元帝也推诚相见，委以重任，让王敦总征讨，掌管全**事；让王导总机要，总管朝政；王氏子弟布满朝廷，显要无比。当时人形容这种局面说：“王与马，共天下。”王敦自以为名声大，又在江左立有大功，统兵在外，“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二，遂欲**朝廷，有问鼎之心”①。根本不把司马氏皇帝放在眼里。元帝又怕又恨，与王氏的关系日渐紧张起来，为了对付王氏，以防不测，乃引刘隗、刁协等人为腹心，削夺了王氏的部分权力，对王导也渐见疏远。中书郎孔愉替王导说情，称赞王导忠诚贤明，有辅佐的功勋，应当委以重任，但元帝听不进去，反把孔愉贬为司徒左长史。王导本人尚能正确对待，守分自安，并不计较，有识之士都赞扬王导姿态高，能屈能伸。而王敦却愤愤不平，由猜疑发展到仇怨，与皇室矛盾渐趋激化。王敦的亲信钱凤、沈充为人阴险狡诈，善于拍马逢迎，得知王敦有不臣之心，趁机从中煽风点火，出谋画策，更促使事态的恶性发展。王敦上疏朝廷，替王导鸣冤叫屈，言辞之间充满怨望。奏章被王导看到，封好退了回去。王敦二次上书，这次却落到了元帝手中，元帝连夜把皇叔谯王司马丞召来，出示奏章，说：“近年来，王敦的位望也该满足了，仍贪得无厌，言语如此傲慢，该怎么办？”司马丞回答得很干脆：“陛下不早点杀掉他，大祸将要临头。”刘隗也来献计，劝元帝派出腹心爪牙出任方面重镇，以遏制王敦。晋元帝立即行动，以司马丞为湘江刺史，镇长沙；以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以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三路兵马对居兵武昌的王敦形成箝制之势。与此同时，王敦也加紧扩充实力，调兵遣将。双方剑拔弩张，内战迫在眉睫。

王敦的所作所为，加深了元帝对王导的疑忌。御史中丞周嵩劝谏说：“王导一向尽忠竭力，辅佐陛下，以成大业，不要听信个别人的话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所迷惑。疏远有旧德的人，使贤佞同列，既有损于陛下以往对王导的大恩，弄得不好还会给将来招来祸患。”元帝醒悟过来，逐渐消除了对王导的疑忌。

平定王敦之乱永昌元年（322）一月，王敦以诛刘隗为名起兵武昌。元帝急调戴渊、刘隗回师保卫建康。刘隗、刁协趁机劝元帝杀尽王氏，元帝不同意。司空王导得知王敦起兵，慌忙率领堂弟中领军王邃、左卫将军王廙、侍中王侃、王彬及宗族子侄二十余人，每天清晨入朝待罪。因周f的申救，元帝使人送还王导朝服，并召见了他。王导慨叹地说：“逆臣贼予，哪朝没有。想不到今日出在我们王家！”元帝拉着王导的手，说：“茂弘，我正要让你代为执掌政令，你这是什么话！”当即命王导为前锋大都督。并传下诏令：“王导以大义灭亲，可把我作安东将军时的节拿来给他。”元帝把节交给王导，意味着对他的信赖，但王导未能阻止王敦沿江直下。王敦攻破建康城，杀刁协、戴渊。刘隗逃奔后赵。王敦早有政治野心，当长安失陷，南北士族纷纷向司马睿劝进之际，就想独揽朝政，但又担心司马睿年长而不好摆布，曾想另立一个皇帝，王导没有听从。及攻破建康，王敦责备说：“不听我的话，几乎灭族。”王导仍然不理睬，王敦没办法。敦既得志，拥兵不朝，生杀在手，“四方贡献多入己府，将相岳牧悉出其门”。①元帝又急又气，不久忧愤而死。

明帝即位，王导受遗诏辅政。王敦为了实现篡权野心，把军镇移到离建康不远的姑孰，屯兵于湖，自领扬州牧，日夜与钱凤策划、密谋再次起兵。王导得到消息，立即报告明帝预作准备。正在这时，王敦突然患了重病，王导闻讯，即率兄弟子侄为王敦发丧。众人以为王敦已死，个个精神振奋，斗志倍增。王敦病势越来越重，但仍不死心，遂于太宁二年（324）六月，以兄王含为元帅，命钱凤等人率水陆五万直扑京师，二次举兵作乱。叛军进抵江宁南岸，王导致书王含，信中写道：近承大将军困笃绵绵，或云已有不讳，悲怛之情，不能自胜。寻知钱凤大严，欲肆奸逆，朝士忿愤，莫不扼腕兄之此举，谓可得如大将军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乱朝，人怀不宁，如导之徒，心思外济。大将军来屯于湖，渐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劳弊先帝中兴，遗爱在人。圣主聪明，德洽朝野，思与贤哲弘济艰难。不北面而执臣节，乃私相树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谁不愤叹！

导门户小大受国厚恩，兄弟显宠，可谓隆矣。导虽不武，情在宁国。今日之事，明目张胆为六军之首，宁忠臣而死，不无赖而生矣。但恨大将军桓文之勋不遂，而兄一旦为逆节之臣，负先人平素之志，既没之日，何颜见诸父于黄泉，谒先帝于地下邪？故省来告，为兄羞之，且悲且惭。愿速建大计，惟取钱凤一人，使天下获安，家国有福，故是竹素之事，岂惟免祸而已。

夫福如反手，用之即是。导所统六军，石头万五千人，宫内后苑二万人，护军屯金城六千人，刘遐已至，征北昨已济江万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毕力，岂可当乎？事犹可迫，兄早思之。大兵已奋，导以为灼炟也。①王含接书，并不作答。

明帝亲率六军迎战，斩钱凤、沈充，败王含，王敦病死，叛乱很快被平息。朝廷论功行赏，封王导始兴郡公，食邑三千户，赐绢九千匹，进位太保。又加以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特殊礼遇，王导推辞不接受。

为政清静不久，明帝病重，诏令太宰司马羕、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壶、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领军将军陆晔及丹阳尹温峤入宫，共同辅佐太子，轮流带兵宿卫宫殿。明帝还特意把皇舅庾亮请到御座上，并提升他为中书令。中书令典掌机要，实权在握。王导见状，心中不是滋味。

几天后，明帝病逝，太子司马衍五岁即位，是为成帝。即位大典那天，庾太后临朝，群臣奉进御玺，司徒王导却请病假不参加。卞壶当众声色俱厉地说：“王公难道不是国家大臣吗？大行皇帝尚未出殡，嗣皇帝还没有即位，这是臣子请病假的时候吗？”王导得知，只好带病坐车匆匆赶来。

成帝年幼即位，庾太后临朝称制，虽然大小事情还要请教一下丞相王导，但国家大事都由庾亮一手决定。从此，王导常常请病假不上朝。有一次，王导私下去送郗鉴，卞壶得知，上奏朝廷说：“王导败坏国家法令以徇私情，请免除官爵。”事情虽没有那样做，但却举朝震动。

王导辅政，以清静为宗旨，“不存小察，弘以大纲”①，优容世家大族。东晋初，法禁宽弛，江东豪强大多藏匿户口作为私家佃客，不向国家纳税服役。山遐为余姚县令，实行严刑峻法，上任八十天就查出私藏人口一万多；大豪强虞喜藏匿的人户最多，按律应当处死，山遐欲绳之以法。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县中豪强恨得咬牙切齿，一齐向王导告状，诉说虞喜有高风亮节，不该受此屈辱，还诬告山遐私造县舍等种种罪名。结果豪强诉胜，山遐被撤职。离职前，山遐写信给顶头上司会稽内史何充，请求留任百日，待彻底查清逃户后，再受朝廷责罚，自己将死而无恨。何充替山遐申辩，也受到连坐免官的处分。建康城内的豪强也很猖獗，有一次，石头城官仓有一百万斛稻米被盗，窃贼都是豪强出身的将领，当局不敢清查，却把看守仓库的主管官吏活活打死便算交差了事。事隔不久，王导派遣八部从事巡视扬州境内各郡县，从事们回京后都来见王导，纷纷汇报郡县长官的得失，唯独顾和一言不发。王导问：“你听到什么了？”顾和回答说：“明公辅政，宁使网漏吞舟，何必听信传闻苛察那些小事。”王导大加赞赏，诸从事面面相觑，若有所失。正因为如此，王导赢得了世家大族的普遍好感。但自庾亮掌权后，一改昔日宽政，实行法治，打击豪强，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引起了社会上层的严重不满，统治集国的内部矛盾又重新激化起来。

苏峻之乱中的表现

咸和二年（327）十月，庾亮不顾臣僚劝阻，强行征召历阳内史苏峻到中央任大司农，借以削夺其兵权，消除朝廷隐患。苏峻不从，遂联合豫州刺史祖约共同起兵讨伐庾亮，一场新的动乱爆发了。苏峻兵强马壮，武器精良，在祖约的配合下，很快挥兵至建康城下，官军连连败绩。庾亮丢盔弃甲，撇下当皇太后的妹妹和外甥小皇帝，匆忙带着三个弟弟狼狈出逃寻阳投奔温峤。次年二月，建康失守，百官奔散，殿省萧然，留下护卫小皇帝的只有王导、陆晔等少数几个大臣。苏峻勒兵入宫，王导抱着小皇帝坐在御座上，侍中褚翜、钟雅及右卫将军刘超等侍立左右，显得正气凛然，叛军不敢上殿。苏峻自封骠骑将军、录尚书事，专断朝政，滥署百官，殴打大臣，裸剥士女，为所欲为，以王导德高望重，仍然让他官居原职而排在自己前面。叛将路永、匡术劝杀尽王导等大臣，苏峻敬重王导，没有同意。苏峻又逼迫成帝迁居石头城，软禁在一间仓屋里，还天天跑来高声叫骂，骂尽各种丑话。王导开始害怕起来，担心大祸临头，这时也顾不得小皇帝了，匆忙带着两个儿子逃到了城外的白石。直到叛乱平息，王导才回到石头城，并让手下人把元帝给他的节拿来，陶侃揶揄地说：“苏武节似乎不是这个样子！”王导羞愧满面，无地自容，慌忙令人把节收起。

苏峻之乱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给建康城带来极大的破坏；士民逃散，百业停废、宗庙宫室化为灰尘。面对凋敝残破的景象，不少人建议另迁新都，温峤提出迁都豫章，三吴豪强请求迁都会稽，众说纷纭，莫知所从。王导力排众议，坚持说：“建康，古之金陵，帝王故里，孙仲谋、刘玄德都说‘建康王者之宅’。古代帝王不因丰俭而迁都，如能以农业为根本，节省用度，何必担心凋敝！倘若不重视农业，即便乐土也会变成废墟。而且北寇常常骚扰，钻我们的空子，一旦示之以弱，逃窜到蛮越之地，敌人就会趁虚而入，迁都恐怕不是好办法。现今应特别强调镇之以静，众人的情绪自然就安定了。”大家见他说得在理，就不再提迁都之事了。

随着形势的渐趋稳定，朝廷内部又出现新的政治格局：陶侃因平叛立有大功而被擢升为侍中、太尉，封长沙郡公，加都督交、广、宁州诸军事，权位显著上升。温峤因功而拜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封始兴郡公。郗鉴拜为侍中、司空、南昌县公。庾亮自感失职，请求出居外镇，带罪立功，朝廷批准他出为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豫州刺史，领宣城内史，镇羌湖。王导平叛无功，不升不降，但因他是元帝亲任旧臣、三朝元老，陶侃、温峤、郗鉴又都领兵在外，故被推举留京辅佐成帝，重新执掌朝政。

王导二次上台，继续推行宽政，“务存大纲，不拘细目。”①湘州刺史卞敦在苏峻之乱中作壁上观，既不出兵勤王，又不供给军粮，朝廷颠复，坐观成败，按律应当革职治罪。王导以“丧乱之后，宜加宽宥”为由，调卞敦为安南将军、广州刺史；卞敦装病不肯去，又调任光禄大夫、负责少府。后将军郭默假传圣旨，擅杀江州刺史刘胤，王导害怕郭默不好制伏，反而宣布大赦天下，下令把刘胤的首级割下来挂在朱雀桥上示众，并任命郭默为西中郎将、江州刺史。陶侃闻知大怒，致书王导说：“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害宰相，便为宰相乎？”即日上表朝廷，请求发兵讨伐。王导答书说：“默居上游之势，加有船舰成资，故苞含隐忍，使其有地。一月谮严，足下军到，是以得风发相赴，岂非遵养时晦以定大事者邪！”①陶侃看完信后冷笑说：“这是遵养时贼啊！”王导自知措置失宜，只好令人收起刘胤首级，命庾亮协助陶侃进讨，斩郭默于寻阳。王导所任将领赵胤、贾宁等人，又个个都不奉公守法。凡此种种，使大臣们担心起来，陶侃甚至想起兵废黜王导，因郗鉴反对而未能实现。

晚年这时，成帝已长到十几岁了，但每次见到王导都要下拜，给王导的手诏则称“惶恐宫”，中书作诏则称“敬问”。每次去王导府上，都要拜王导的妻子曹氏，如同王家的儿孙一样。王导晚年患有手足麻木症，行动不方便，有时不能上朝，成帝就率领群臣来到王导府上宴饮，尽欢而散，然后命人用车把他接进宫去。侍中孔坦看不下去，秘密上表成帝，认为皇帝不宜向臣下跪拜。王导闻知，气愤愤地说：“我王茂弘老朽了，如象卞望之（卞壶）那样高峻，刁玄亮（刁协）那样刚悍，戴若思（戴渊）那样锋芒毕露，孔坦敢这样吗！”孔坦又劝成帝应该依托朝臣，不要把政事交给王导一人。王导听到后很讨厌，下令撤销孔坦的侍中，从皇帝身边赶开，调到外朝担任廷尉。孔坦郁郁不得志，以病辞职。

庾亮对王导的所作所为早就耿耿于怀。咸和九年（334）六月，陶侃病逝，庾亮接任，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假节，驻兵重镇，兵权在握，于是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怒火，又欲起兵废黜王导。他写信给郗鉴，指斥王导“彼罪虽重”，“曾无悛改”；年岁大了，而“不稽首归政，甫居师傅之尊”；“挟震主之威以临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成帝乃“万乘之君”，但却“有位无人”①。希望郗鉴支持起兵，结果遭到拒绝，事情不了了之。不久，庾亮的部下、陶侃的儿子陶称把这件事秘密报告王导，有人劝他多加提防，王导故作镇静，漫不经心地说：“我与庾元规休戚与共，有头脑的人不该再传这种无稽之谈。即使有这回事，元规若来，我就回家当平民，有什么可怕的！”随后写信给陶称，叮嘱他要好好侍侯庾亮这位皇舅。其时庾亮虽居外镇，却手握重兵，遥控朝廷，一些趋炎附势之徒纷纷归附，王导开始不平起来，一遇西风刮起尘土，就举起手中扇子把脸遮住，慢吞吞地说：“元规刮来的尘土脏死人！”王导晚年怠于政事，文书常常不打开就批准，还自我叹息说：“人说我糊涂，后人当思此糊涂。”

咸康四年（338），以王导为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罢司徒官并入丞相府。第二年七月，王导病逝，终年六十四。

第三节 谢安②隐居生活

谢安（320—385）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曾祖谢缵，曹魏时任过长安典农中郎将（据罗振玉《芒洛冢墓遗文四编·补遗》所收“谢府君神道”）；祖父谢衡，是西晋有名的儒学家，“博物多闻”，“以儒素显”，任过博士祭酒、太子少傅、散骑常侍一类的文官。父亲谢裒（一作褒），永嘉之乱时携家南渡，在东晋政府中担任过侍中、吏部尚书等要职。谢安出身于这样的名门世家，从小受家庭的影响，在德行、学问、风度等方面都有良好的修养。四岁时，谯郡的名士桓彝见到他大为赞赏，说：“此儿风神秀彻，后当不减王东海（即王承，东晋初年名士）。”当时的宰相王导也很器重谢安，青少年时代的谢安就已在上层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当时社会名流如刘真长、王羲之、王濛、支遁等都对谢安有很高的评价。因此，社会上把谢安看作安民救世的人物。但谢安早年无意仕宦，朝廷公府虽屡次召辟他出来做官，都被他以身体不好为借口辞退。他寓居在会稽的东山（今浙江上虞县一带），经常与王羲之、支遁、许询等人一起游山玩水，吟诗咏文，过着逸士一般的悠闲生活。咸康中，在扬州刺史庾冰的强迫下，不得已出任为庾冰的僚属，但只一个月左右，便又辞职回家。后吏部尚书范汪提名谢安任吏部郎，谢安即写信拒绝。御史中丞周闵奏谢安被召，历年不到任，应禁锢终身。经皇帝下诏才赦免。谢安堂兄谢尚任豫州刺史，都督豫、冀、幽、并四州军事，握有相当的军政大权。升平元年（357）谢尚死，谢安的哥哥谢奕接任谢尚的官职。次年，谢奕也死去，其职由谢安的弟弟谢万接任。谢氏一家，屡出大官，家门富贵，只有谢安一人隐退。谢安妻子是名士刘惔的妹妹，也是名门闺秀，问谢安为什么不出来做官，谢安轻蔑地说：“恐怕免不了要出来的。”谢安隐居时，每外出游玩，常带妓女相随，司马昱（后即位为简文帝）当时任宰相，听后说：“谢安既然肯与人同乐，也不会不与人同忧，召他会出来的。”果不其然，谢安还是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对政局有明智的见解。隐居时，亦常常协助兄弟从政。谢万任吴兴郡太守时，谢安随万赴任。谢万有时贪睡，谢安便往床前，手叩屏风呼他起来理事（《太平御览》卷七〇一引《俗说》）。升平三年，谢万奉命讨伐前燕，谢安也随军北上。谢万为人傲慢，谢安便劝他说：“你身为元帅，应常常关心手下将领，使大家齐心协力，哪里有像你这样傲慢而能成事的呢？”谢万不听，反而每称诸将为“劲卒”，手下的人都对他很不满。谢安十分着急，亲自登门拜访谢万的部将，对他们厚相逊谢亲托，自队帅以下无一例外，深得人心。后谢万战败，手下本欲乘机起事，因念及谢安的缘故才作罢。

出山入仕升平三年，谢安的名声愈来愈大，甚至有人说：“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谢万兵败被革职，谢氏兄弟再无人担任高官，为避免门户中衰，谢安便毅然决定出仕。升平四年八月，谢安出任征西大将军桓温的司马，当时年已四十了。桓温得谢安为僚属，十分高兴。对左右的随从说：“你们可曾在我的僚属中见过这样有才能的人？”谢安最初官职不高，但颇有威望。曾推荐门生几十人给田曹中郎将赵悦子录用，赵悦子上报桓温，桓温让他录用一半，但赵悦子认为：“当年谢安在东山时，官府名流屡次催逼，惟恐他不关心政局人事，今天他自己从乡选举士，哪里有反而不用的道理。”于是，全部录用。

升平五年，谢万病逝，谢安归郡赴葬。不久，转任吴兴太守。在职期间，无重大建树，但为政清平。后人思念他，立了“吴兴太守谢安碑”（见陆心源《吴兴金石记》）。咸安元年（371），升为侍中。这一年，桓温废海西公，改立司马昱，为简文帝。简文帝风姿优美，喜儒学、玄学，颇勤于政务。但无济世大略。谢安将他看作惠帝之流，只能清谈而已。二年，转任吏部尚书、中护军。七月，简文帝去世，太子司马曜继位，为孝武帝。桓温原以为简文帝临终会禅位给自己，不然，也会让他居摄政事，协助太子从政。简文帝原也有这种打算，但由于王坦之、王彪之等人的反对才作罢。桓温怀疑是谢安、王坦之从中作梗，对他俩怀恨于心。宁康元年（373）二月，桓温从姑孰入朝，驻扎于新亭，大列兵卫，传说要见王坦之和谢安。当时传说桓温要杀王、谢，取司马氏而代之。王坦之十分害怕，问谢安怎么办。谢安神色不变说：“晋室存亡决定于我们这一次的行事。”便与王坦之去新亭见桓温。朝廷百官都排列在道路两旁拜见桓温，王坦之吓出一身冷汗，连朝见用的手版也颠倒了。谢安却从容镇定。王坦之原来名望与谢安不相上下，至此，人们莫不称赞谢安胜于王坦之。

宁康初，桓温大权在握，威行内外，孝武帝软弱无能，政不己出，全赖谢安、王坦之等大臣尽忠臣辅，维持政局平衡，使桓温始终不能取司马氏而代之。桓温一再催促朝廷授给他加九锡殊礼，记室袁宏起草了礼文，文采甚美，当时桓温已重病在身，谢安故意缓行其事，每次袁宏呈草稿上来，都要他修改，一连修改了几次仍不能定稿。袁宏不明其意，问仆射王彪之。彪之说：“桓温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不会久于人世，文稿还可拖延些时日。”果然，这一年七月，桓温便病故了，加九锡的事便不了了之。

桓温死后，桓氏势力仍十分强盛。其弟桓冲、桓豁，侄儿桓石秀操纵着扬、荆、江等军事重镇。谢安为了避免朝政大权落入桓氏手中，让崇德褚太后出来临朝听政。褚太后是谢安堂姐的女儿，她的临朝对谢安很有利。不久，谢安升为尚书仆射，领吏部，加后将军。与尚书令王彪之共掌朝政。宁康二年，中书令王坦之出任徐、兖二州刺史，谢安又兼统中书省，成为实际决策者。当时，北方的前秦、前燕等少数民族政权强盛，不断侵扰东晋边境，国内宗室司马道子弄权，大族如王、桓诸族恃强抗衡。鉴于这种国情，谢安对外采取和靖政策，尽量减少武力冲突；对内施行德政，文武用命，富国强兵，同时维持各大族之间及大族与皇室之间的势力平衡。如扬、荆、徐、兖四大重镇，前二镇握于桓氏手中，后二镇则为太原王氏所操纵。宁康三年，王坦之卒，谢安即以徐州授桓冲，自领扬州刺史，首先夺得对京师威胁最大的军镇。当时，太原王蕴因为是皇后的父亲而受皇帝的信宠，谢安不久又解桓冲的徐州授王蕴，既间疏王蕴和皇帝的关系，又削弱桓氏的兵权，也使太原王氏再握军镇，达到各大族势力基本上平衡。与此同时，又注意不过分伤害大族的既得利益，乃奏请追封晋初开国功臣的后裔，兴亡继绝。永嘉时，大量北民南渡，大族兼并流民为部曲，不立户籍。桓温执政时，曾行土断，三吴首当其冲，被括逃户多流入京师。有人主张彻底搜索，谢安不许，认为应以德政抚民，不行烦细苛政，加上强寇压境，不宜扰乱民心，故回答说：“京师若容不了这些人，何以称为京师？”（古义京曰大，师曰众）史称谢安“弘以大纲”“不存小察”，基本上类同于王导的施政措施。王导晚年不复理事，行无为之政，死后庾冰继任，则纲密刑峻，殷羡认为庾冰之政虽纲目不失，终是小道，不如王导之政。谢安十分欣赏和赞同这一评价。因为谢安为政宽恕，事从简易。人们都称赞他政如王导而文雅则胜过王导。

淝水大捷太元元年（376），谢安进位中书监、录尚书事。二年，又加司徒，谢安谦让不拜，复加侍中、都督扬、徐、兖、豫、青五州军事。当时，前秦屡扰晋境，朝廷下令招求可以镇守北方防线的文武良将。谢安推荐自己的侄儿谢玄。有人讥诽谢安用人唯亲。中书郎郗超虽与谢安有怨隙，闻此事后叹息说：“谢安能不怕他人讥诽而举荐自己的亲戚，真是明智。谢玄是有才能的人，必不辜负谢安的期望。”果然，谢玄任兖州刺史后，在京口组成“北府兵”，精锐无比，成为东晋最强劲的武力。太元四年，出镇广陵，命令儿子谢琰进攻彭城，获胜而归。太元五年，进位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太元八年，前秦苻坚亲率六十万大军南侵，水陆并进，直逼淝水，京师为之震惊。谢安任命自己的弟弟谢石为征讨大都督，侄儿谢玄为前锋都督，儿子谢琰辅国将军与西中郎将桓伊等率八万精兵拒敌。敌我兵力悬殊，人心惶惶。战前，谢玄前来请问战略战术。谢安却说：“朝廷已另有旨安排。”谢玄亦不敢追问。谢安泰然无异常日，命驾车出游，与亲朋好友欢聚，还跟谢玄一起围棋赌别墅。谢安平日棋技不如谢玄，但这一天谢玄心里慌乱，竟输给了谢安。下完棋，又在别墅附近游览山水，至夜晚才回来。西线的桓冲十分担忧，从荆州派来三千精兵帮助保卫京师。谢安却不接受，说：“朝廷已有退敌之计，无须补充兵力，西边防线也很重要，不宜随便抽调军队。”桓冲对手下的人叹息说：“今大敌当前，宰相只顾游山玩水，又派年轻不懂事的青年将领上前线，敌众我寡，东晋灭亡无疑了。”谁知谢安早已成竹在胸，欲稳定民心，才故意装出若无其事，以博奕游玩托情，暗中却运筹帷幄。十月决战前夕，召来诸将，面授机宜。淝水一战，晋军大破秦军，捷报传来，谢安正与客人围棋，接信看后放在一边，照旧下棋。客人询问何事，谢安才慢慢回答：“子侄们已打败了秦军。”下完棋回家，由于心中极度高兴，过门槛时碰折了屐齿都不知道。这种操胜负于谈笑之间的风度和喜怒不形于色的修养，在社会上广为传颂。

晚年桓冲得知谢氏诸将已破秦军，既妒忌谢氏的胜利，又后悔当初失言，加上自己镇守西线，历年败于后燕军队，羞愤交加，太元九年二月发病而死。荆、江二州刺史缺任，谢玄新立大功，朝廷上下都认为应把这二个重要军职授与谢玄。但谢安一来感到自己家族功名太盛，战后，谢石进位尚书令，太元九年谢安进位太保，若谢玄再出任西线重镇，一家揽尽全**政大权，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二来担心尚有一定势力的桓氏一旦失去重要官职，会怨恨而起事。因此，将荆州授与了桓冲侄儿桓石民，任命石民的弟弟桓石虔为豫州刺史，桓冲的孙子桓伊则为江州刺史。谢安一直注意维持各大族之间的势力平衡，既不过分削弱，也不让其过分膨胀，即使对自己的家族，也不例外。因此，谢安当政期间，政局比较稳定，国力发展较快，南北对峙的局面，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谢安虽小心处事，但由于名高权重，难免引起一些人的妒忌。谢安女婿王国宝，是太原王坦之的儿子，不学无术，谢安十分讨厌他，只任命他当尚书郎。王国宝自以为出身名门，理应任清要官职，不愿任尚书郎，辞职不干，并积怨于谢安。王国宝的堂妹是司马道子的王妃，道子与孝武帝是投机的酒徒。因此，王国宝谄媚司马道子，让他在皇帝面前离间谢安。孝武帝于是逐渐不信任谢安，转而宠用司马道子。淝水战后，谢安功名大盛，孝武帝心有忌惮，加以道子离间，由是疏远。九年三月，又升谢安为太保，进一步将他架空。谢安也识时务，让荆、江二州于桓氏，维持大族间势力的平衡。一方面回避司马道子，不与他抗衡，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夺回军政大权，维持自己家族的势力。九月，上书请求率兵北伐，于是加授谢安大都督扬、徐、江、荆、司、豫、兖、青、冀、幽、并、梁、益、雍、凉十五州诸军事，加黄钺。十年，前秦国内发生叛乱，苻坚求援于东晋。谢安正欲避司马道子，于是请求亲自率兵往救。四月，出镇广陵的步丘（今扬州邵伯镇），修建城堡居住，名为“新城”。谢安晚年虽功成业就，名盖天下，但忆起昔年隐居东山的悠闲生活，仍无限思念。及遭司马道子排斥，更思隐退。在新城造船凿舟，大作航海的准备，一旦时机适当，便欲沿长江下三吴，告老还乡，再过山水间的生活。但就在这一年七月，谢安病倒了，只得请求返回京师。走前，犹对北伐作了部置，命令龙骧将军朱序驻扎洛阳；前锋都督谢玄驻扎彭沛，互为犄角，待来年汛期水涨，东西两路一齐渡江北伐。部置完毕，才与儿子谢琰一起回到建康，上书请求退职。八月廿二日，谢安病卒于建康，终年六十六岁。东晋朝廷以隆重的仪式追悼谢安，孝武帝亲临灵堂三天，追赠太傅，谥文靖（谥法：柔德安众曰靖）。十月，追封庐陵郡公。谢安有两个儿子。长子谢瑶，袭封爵，官至琅琊王友，早卒。次子谢琰，甚有将才，跟随谢安从政，官至卫将军、徐州刺史、假节，后在孙恩之乱中被杀害。

风流学养谢安不仅是东晋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博学多才，风度优雅，为东晋名士之冠。江左重人物，风流学养特为士人所矜重，谢安在这些方面，都体现了优秀的素质。

玄学作为侨姓士族的文化标志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对玄理的掌握和谈玄技巧成为一项重要的价值标准。谢安便精于玄道。二十来岁时，拜访名士王濛，与他清谈了很久，大受赞赏。曾与许询、支道林等人聚集在王濛家。谢安提议大家在一起言咏写怀，于是共解《渔父》。谢安看题，令众人解释，支道林先解，讲了七百余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人无不称善。大家都各抒己见之后，谢安谈自己的见解，讲了万余语，才峰奇逸，萧然自得，在座的人，莫不钦服。许、王、支都是东晋有名的谈手，而皆服于谢安，可见谢安玄学知识的渊博和言谈的精炼。

谢安亦通儒家经典。宁康三年（375），孝武帝将讲孝经，谢安与弟谢万等人在宫廷侍读，中书郎车胤摘句，不懂的地方便问谢安兄弟，一而再，再而三，深感不安，便对袁宏说：“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袁宏劝他不必担心，因为“明镜不疲于屡照。”意即谢安学识渊博，通经熟典，为人解答疑难不会有什么困难。

在文学方面，谢安也很有修养。能诗善文，才学华丽。早年在东山，“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全三国两晋南北朝诗》所收谢安诗作十来首。曾写简文帝谥议，文理深得，为朝廷所采纳。桓温阅后，递给在座其他人看，并说：“这是安石碎金。”他闲居时，常与子侄们论文作诗，成了当时文坛佳活。

谢安性好音乐，精通乐理，曾与戴逵谈论琴书。自弟谢万死后，十年不听音乐。及登台辅，却不因丧废乐。王坦之屡次写信劝阻他，说居丧废乐是儒教大礼，希望谢安能维持礼治。但谢安却回信说：“我所追求的是声律，可称为情，所以没有什么不可作的，正聊以乐自娱，若要尊崇世教，纯洁行为，则不但不可提倡，亦非所屑。”他曾对王羲之说：“中年伤于哀乐，每次与亲人离别，总有几天心情不愉快。”王羲之安慰他说：“年纪大了，自然如此，正要依靠音乐来陶冶性情。”谢安晚年居丧行乐，谅必有寄兴托情的因素。而社会上的人将它视为风雅的行为而竞相仿效，遂成当时一种风尚。除音乐外，谢安还“工书善画”。他很喜欢顾恺之的画，称赞其画是“自生人以来未有也。”可见他对绘画有一定的爱好和鉴赏能力。曾经跟王羲之学草书，王羲之称赞他是“解书者”，说明他不仅会书法，而且懂书法理论，同时也有自己的欣赏能力。谢安的行书、隶书都写得很好。南朝羊欣所编《古来能书人名》及王僧虔《论书》等，都把谢安作为东晋书法家。

桓温执政时，郗超得宠，朝廷百官都很敬畏他。谢安曾与王坦之一起去拜访郗超，等候了半天，还不得接见，王坦之便要走，谢安说：“难道不能为身家性命而忍耐片刻吗？”对待下层也是如此。谢安曾乘船东行，仆人们牵纡引船，时快时慢，有时停顿，有时却又放任船只飘荡，触着岸边，使船上人相撞。但谢安从不呵责仆人，人们称赞他不会喜怒无常。但有一次，谢安参加哥哥谢奕的葬礼回来，天色已暮，又下着雨，车夫喝得酩酊大醉，驾驭不住牛车，谢安坐在车中，手取车柱撞打车夫，声色俱厉，使车夫骇然酒醒。人们说谢安的性格如深沉的江水，平时静静缓流，但在关隘的地方却奔泄直下。

谢安待人接物，很注意风度。东晋门阀社会，社交有较严格的流品，士人不交非类，但谢安却善于礼接士庶。琅玡名族王献之来访谢安，正好习凿齿也在谢安家里，王献之鄙视习凿齿出身寒门，不肯和他坐在一起，便站着不坐，谢安急忙安排王献之坐在自己的对面。献之走后，谢安对侄儿说：“献之虽然清高，但为人太过矜持，会损其自然。”琅玡名族王胡之在东山居住时，曾一度较清贫。门第低下的陶范当时正好任乌程县令，便派人给王胡之送来一船米，但王胡之却不肯接受，并说：“我没有得吃自然会去谢尚（谢安的堂兄）家里取，无须你陶范的米。”弄得陶范十分尴尬。谢安听说后，认为王胡之所作所为太过分了。可见谢安对森严的门第阀阅并不赞同。

谢安在对子弟的教育上，也主张德教。谢安的妻子刘氏曾问谢安为何不见他训育子弟，谢安说，“我常常以我的言行来告诉他们应当怎样做。”也就是说，谢安立足于以身作则。在教育上，很注意方法方式，从不唐突，伤害子弟的身心。侄儿谢玄小时候，性好浮华，常佩紫萝香囊，别手巾垂腰，谢安欲改变他这一嗜好，但又不愿伤害他的自尊心，便想法与他赌香囊，赢了之后便把它烧掉。谢安的二哥谢据小时候不懂事，曾爬到屋顶熏老鼠，社会上流传为笑话。谢据的儿子谢郎不知道是他的父亲所作，也常与人说笑这宗事。谢安因此对谢郎说：“世人用此事来诬蔑二兄，也有人说是我干的。”谢郎听后十分懊恼，从此再也不敢提起这桩事。人们认为谢安能故意把这桩蠢事说成是自己的过失，来开悟侄儿，“可谓德教”。由于谢安身体力行，教子有方，故其子弟大都成才。如谢玄、谢琰是东晋名将，而封（谢韶）胡（谢朗）遏（谢玄）末（谢渊），为文坛彦秀。谢氏一门，人才济济，文武双全。

谢安向来有弘远之称。在东山时，曾与孙绰等人泛海而游，乍然风起浪涌，船上的人都惊慌失措，主张返航，只有谢安神色不变，吟啸自如，众人钦叹，“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东晋社会常用容止风貌来衡量人材。这种特殊的价值标准渊源于两汉的品评人物，认为一个人的才性可以在容止风貌中体现出来，称为标致或风流，直接影响人物的名声地位，对社会风尚也有潜在的影响效应。谢安有鼻疾，作洛下书生咏，声音浊浓，士人们爱其咏而不能及，甚至有人用手掩着鼻子来模仿其浊音。谢安被誉为东晋风流领袖，他的一举一动，都左右着当时的社会风气。谢安有一位同乡，在地方上做官回来，捎带五万把蒲扇回京城出售。谢安使用他这种蒲扇，结果，京城不论士人、庶人，都争着模仿，使扇价倍增，不到一月，五万把蒲扇便销售一空。又有河东人裴启撰《语林》不实，被谢安斥为“裴氏学”，于是“众咸鄙其事，《语林》遂废”。史称“谢相一言，挫成美于千载；及其所兴，崇虚价于百金。”谢安不仅有卓越的军政才能，而且风流儒雅，多才多艺，世称“大才叠叠谢安”，这对于一个地位仅次于皇帝的权臣来说，是很难得的。难怪后人以为“江左风流宰相唯谢安耳”。

（谢选骏指出：由于淝水之战的胜利，谢安被大大神化了——如果淝水之战东晋败了，中国就将第一次亡于胡人了；我相信那样一来，谢安的所有故事，都将是反面流传的了。换言之，谢安的种种风流美谈，其实都是基于人们对于他的感谢。这就是历史力学所揭示的“历史真相”。）

【第九章 刁协、刘隗、郗鉴、温峤】

第一节 刁协、刘隗①

刁协（？—322），字玄亮，渤海饶安（河北旧县镇）人，出身于二流士族。祖父刁恭，官至魏齐郡太守。父刁攸，晋武帝时为御史中丞。刁协天资聪明，博闻强记，自幼就喜欢博览儒家经籍。起家为濮阳王国文学，后以精通儒学，谙习典章制度，被任命为太常博士，兼本郡（即渤海郡）大中正。刘隗（272—333），字大连，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自称是汉楚元王交的后人。其父祖在魏晋时官爵并不显赫。父刘砥，只是东光县令而已。刘隗喜好文史，文化修养很好，故起家为秘书郎，掌管图书著述。但由于秘书郎是贵势子弟所把持的官职，刘隗没有强硬的父祖背景，遂在当时内官重、外官轻的风气下，被排挤出秘书省，出为冠军将军、彭城内史，成为本郡长官。

拥戴皇权，以法御下

刁协、刘隗家族势力不强，本人官位不高，却因局势的演变，而在两晋之际被推上政治历史舞台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西晋末年，八王争权，问鼎于中原。在这种形势下，刘隗、刁协都极力谋求在政治上有所依托，以求晋身。刁协弃太常博士官，投奔成都王颖，为平北司马。后看到赵王伦兵多势众，弃颖投伦，任相国参军。赵王伦败，他又转奔长沙王乂门下，为骠骑司马。而当局势朝着有利于东海王越的方向发展时，他又投靠镇守邺城（今河北临漳）的东嬴公司马腾，被任为长史，迁颍川太守。东嬴公司马腾败死，刁协经过选择，认为东海王越系统的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琅邪王司马睿所辖的两淮及江南地区比较稳定，既可安身立命，又有施展身手的余地，遂避难渡江，被用为镇东军谘祭酒，转长史。刘隗则因彭城恰好就在司马睿的辖区之内，与睿是上下级关系而交上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运，被睿任为从事中郎。

可是，刁协、刘隗所依附的却是弱主。琅邪王司马睿势单力薄，完全有赖于以王导、王敦为代表的北方世族的扶植、拥戴才得以立足。王导内控朝政，王敦外居荆州重镇，司马睿不过是门阀世族控制的傀儡而已。故时有谚云：“王与马，共天下。”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当时主弱臣强的政治状况。对此，不仅司马睿十分不满，而且家族势力不强的刘隗、刁协也感到自身政治地位的巩固受到直接威胁。所以，司马睿不甘寂寞，从移镇建邺（今江苏南京市）开始，就有意重用刁协和刘隗，引二人为自己的亲信；刁协、刘隗二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也尽心悉力，志在扶植皇权，以期蒙被显贵。

刁协因为曾任太常博士，久在中朝，熟悉封建礼仪制度。所以他在东晋皇朝创立初期，被委以创立宪章的重任。当时，朝臣中很少有人熟悉过去的礼仪制度，刁协排除各种困难，在较短的时间内，经过反复修改补充，终于制定了一整套封建典章礼仪制度。它的建立，对于明尊卑、辨贵贱、别等级、防僭越、崇皇权、抑权臣具有一定作用。司马睿因此更加器重刁协，拜其为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刁协传》及《刘隗传》，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尚书左仆射。太兴初年，迁尚书令，又加金紫光禄大夫。

刘隗则善于探求司马睿的旨意，并凭借他兼通文史、习于政务的长处，往往能够在司马睿尚未发话时就满足他的愿望，故司马睿将刘隗视为十分称心得力的心腹。司马睿对王导的镇之以静、“宁使网漏吞舟”的扶植纵容门阀势力的政策深为反感，一反“本诸家传礼来久”的儒学家族传统，而“用申韩以救世”，奉行“以法御下”的方针。而刘隗为人耿直，不畏权势，又对司马睿忠心无贰，故司马睿以刘隗为丞相司直，后又转为御史中丞，委以刑宪。刘隗忠实地执行“以法御下”的方针，坚持排抑豪强，不避权贵的原则，对违反封建礼教、不遵法度和上侵皇权的行为坚决地予以举劾。

护军将军戴若思也是晋元帝司马睿的亲信，但他擅自让府将篡取军士，刘隗奏免戴若思官。大族士人王籍之居叔母丧而结婚，以孝友著称的东閤祭酒颜含居叔父丧而嫁女，刘隗都不留情面地予以奏劾。

东晋初，在王导“宁使网漏吞舟”政策的保护下，货赂公行，吏治**。刘隗力图予以纠正。丞相行参军宋挺是扬州刺史刘陶的门生，刘陶死后，他强娶刘陶爱妾为妻，又盗窃官布六百余匹，本应弃市，遇赦而免予追究。不久奋武将军、太山太守阮抗想要召宋挺为长史。刘隗得知此事，认为宋挺霸占举主刘陶之妻，违背三纲之义，有悖人伦之序，而且尚贪赃枉法，虽遇赦免死，但应除名，禁锢终身并发配边境充兵；对于明知宋挺赃污**，却仍欲举荐为官的阮抗，则应给予免官和下狱治罪的处分。晋元帝虽表示赞同，但因宋挺已经病亡而不想再追究。刘隗据理力争，认为为了作法垂于后世，整肃风纪，必须坚持原判，并班下远近，使人人皆知。晋元帝同意了他的意见。

一次，他辟召僚佐和地方守令二十多人，多是佞幸心腹，才不堪任。刘隗劾奏，只是因晋元帝畏于王导，此案才被按下而未审理。但是，刘隗并未因此气馁。当时，“用法不及权贵”之弊十分严重，执法不公，用法不严，故有“延尉狱，平如砥，有钱生，无钱死”的民谚。建兴中，丞相王导府中的督运令史淳于伯被冤杀。刘隗为其申理冤情，指责具体负责此案的从事中郎、法曹参军刘胤等人刑杀失于公允，不能胜任其职，请皆免官。其矛头直指周f等人的后台王导。王导被迫上疏引咎，请求辞职。晋元帝未接受其辞呈。

刁协虽不负责刑宪，但他性格倔强刚悍，不肯与当时门阀世族相沉浮，凡事都崇上抑下。他对优游无事、贪污腐化、朋党比奸、趋炎附势的风气深恶痛绝。他放达不羁，饮酒过量，常常借醉酒之机而指责辱骂公卿大臣。刁协和刘隗对皇权的忠诚以及执行“以法御下”的坚决，使晋元帝对他们更加信任。太兴初年，任命刘隗为侍中，又赐爵都乡侯。不久代薛兼为丹杨尹。他虽不在中朝，但仍与尚书令刁协一起参予制定所谓“万机秘密”，二人成为晋元帝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对此，极力想要专权擅政的门阀势力极为不满，他们对刘隗、刁协二人莫不侧目以视，一方面将“以法御下”的政策比之为“刻碎之政”，一方面则对刘、刁二人进行直接的人身攻击，说他们是佞幸小人。

如汝南周嵩曾被刘隗举劾，对隗恨之入骨，以至于仇及刁协。他的哥哥吏部尚书周f曾在尚书省内当值，夜里突然发病，十分危险。刁协正好在场，马上采取措施予以医治，百般照料。到天亮时，周f病情有所好转，刁协遂让人通知周嵩。周嵩急忙赶来，刁协见到他，哭泣着述说周f晚上病危的状况。而周嵩十分冷淡，挥手让刁协走。刁协走到户外以让其兄弟叙谈。周嵩连病情都没问就说：“你在中原时曾与和峤齐名，现在怎么能与佞幸小人刁协有交情。”说完便扬长而去。

周嵩将刁协、刘隗比成佞幸，是对晋元帝疏远和排抑南北世族势力表示不满。他曾上疏晋元帝，力谏切勿疏远王导，重用刁、刘。在奏疏中，他把王导比作诸葛亮，认为晋元帝“以危为安，以疏易亲，放逐旧德，以佞为贤。”晋元帝没有理睬他的意见。至于王导，由于自己是“以法御下”政策的首要目标，自然不便对刁协、刘隗进行直接人身攻击，但他对刁、刘二人的仇视却往往不由自主地溢于言表。他声称为政不应“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而当他对当朝人物进行品评时，却说：“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岩岩，卞望之（壸）之峰距”。评价刁协为人“察察”，实是贬斥而非赞誉。

刘隗、刁协既然将其命运系于皇权，所以毫不在乎来自门阀势力的种种非议和反对，继续在晋元帝的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弱枝强干的措施，从而使得皇权与门阀世族之间的矛盾日益表面化。

王敦起兵，以清君侧东晋初年主弱臣强的重要原因，就在于门阀世族握有军权，盘据外藩，司马氏为代表的中央皇朝几乎无兵可用。在握有强兵的诸家族中，以琅邪王氏为最盛。王敦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军事，居长江中上游重镇，与内控建康朝权的王导遥相呼应，是威胁封建皇权的主要力量。王敦又因素有重名，有拥立之功，专任外藩，“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贰，遂欲**朝廷，有问鼎之心”（《晋书·王敦传》）。因此，刘隗、刁协认识到，欲加强皇权，仅仅实行“以法御下”是不行的，还必须削弱乃至剥夺门阀世族的兵权。于是，刘隗以王敦威权过于强盛，终将成为祸乱之源为由，竭力劝说晋元帝司马睿任用心腹为外藩方镇长官，以收兵权。此议刚刚提出，恰好湘州刺史出现空缺。王敦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立即表请以自己的亲信、宣城内史吴兴沈充为湘州刺史。湘州号称南楚险国，据长江上游之势，位于荆交广三州交界处，是“用武之国”（《晋书·闵王承传》）。控制湘州，对建康东晋朝廷来说，无疑等于在王敦势力范围内打进一个楔子。因此，晋元帝在刘隗、刁协等人的劝告下，未理会王敦的表请，而于太兴三年（320）十二月，任命自己的从叔父左将军谯王承为湘州刺史。可是，因湘州经动乱后荒残困弊，加上谯王承本人将才不足、能力较低，故王敦虽心怀不满，但对此也并无太大异议。他凭借湘州位于自己的都督区内，既不给本来就没有多少军队的湘州增加兵员，又不供给军事器械，听任谯王承之镇湘州。主弱臣强的局面仍未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王敦知道朝廷不信任自己，就要求将部下在扬州的家属接到荆州。其用意有二，一是如朝廷同意这一要求，则可收买人心，并可以防备来自建康的不虞；二是如朝廷拒绝，则可因此煽动将士对朝廷不满，为起兵提供借口。刘隗、刁协接到王敦的上表，认为王敦奸逆之心已经昭著，则一方面抗绝了王敦的要求，以期用王敦部下家属为人质，牵制王敦以便尽可能地延缓他反叛的时间。另一方面，开始积极地着手建立一支由朝廷直接控制和指挥的新军，以便在万一王敦反叛的情况下，不至于因无兵可用而束手就擒。但在当时的军户制下，良人无当兵的义务，军户又多由门阀世族所把持，故建立新军，必须要解决兵源问题。为解燃眉之急，尚书令建议征发扬州诸郡的奴客为兵，以备征役。太兴四年（321）五月，晋元帝下诏发奴为兵。七月，任命亲信、尚书仆射戴若思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以丹杨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今江苏淮安市），各领以奴为兵者万余人。刘隗、戴若思临行前，晋无帝司马睿亲自来到他们的营地，慰问勉励将士；并为刘、戴二人设宴饯行，开怀畅饮，赋诗励志。

刘隗、戴若思分别镇戍合肥、淮阴，名义是为了防御北方入侵，实际上则是使合肥、淮阴、建康形成犄角之势，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王敦反叛。刘隗出任外藩后，仍遥控朝政，凡是朝廷重要事务，如选举用人等，晋元帝都要与他密谋后才作出决定。王导则被架空，受到冷落，郁郁而不得志。王敦因此极为不满，写给刘隗一封带有威胁和利诱双重含意的信，信上说：“听说近来皇帝非常信任你，所以我想在中原动乱、大贼未灭的形势下，与你和周f等人齐心协力，输佐王室，以便安定天下。如果我们之间可以平安相处，则皇室国运可以历久不衰，反之，则天下将永无安定之日。”刘隗回信引用了《庄子大宗师》中所说的“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认为人各有志，不必强求一致，非有过往不可，拒绝了王敦的拉拢；又引用晋大夫荀息所说的“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贞”，表示这也是他的志向，含蓄地指斥王敦怀有不臣之心。王敦见信，气急败坏，对刘隗更加怨恨。他在荆州聚集军队，加强战备，筹划东征京师建康；又充分利用发奴客为兵后在扬州地区士族地主中对朝廷存在的不满情绪，派吴兴人沈充回到扬州，纠合反对朝廷的势力以配合即将发动的东征。在举兵反叛前，王敦向自己幕府长史、名士谢鲲征询意见，说：“刘隗这个奸佞小人，将要危及朝廷，我打算清君侧之恶，匡辅皇帝，以拯救国家，你看如何？”谢鲲回答说：“固然像你所说的那样，刘隗是造成祸乱的根源。但是，躲在城墙中的狐狸以及宗庙里的老鼠之所以安然无恙，是因为人们担心如果熏烧它们将毁坏城墙和宗庙。刘隗之所以恣意而为，是凭借皇帝的支持。除掉他，必然会因此侵僭君权，危害国家。”王敦反意已定，听了这番话后勃然大怒，说：“你这庸才，岂识大体！”永昌元年（322）春正月，王敦以讨刘隗、清君侧为名，在武昌（今湖北武汉市）起兵。他上疏列举了刘隗十大罪状：其一，邪佞谄媚，谮毁忠良，扰乱朝政；其二，大兴事役，赋役不均，劳扰士庶；其三，选举不公，进人退士，高下由己；其四，免良人奴为兵，百姓嗟怨；其五，僭越过制，以朝廷黄门侍郎、散骑侍郎为参军；其六，假借举义，扶植个人势力，招收徐州流民为府兵；其七，拒绝荆州将士接迎妻小，使三军将士无不怨愤；其八，以曾在皇帝即位前投书劝进的王官充征役；其九，以自赎得免和已放遣的客或其子弟为兵，有所不得，辄归罪于原来的客主，使百姓怨声载道；其十，刑罚失中，人人自危，有识杜口。

王敦军至芜湖（今安徽省芜湖市），又上表列举了刁协的罪状。晋元帝见疏表，大怒说：“王敦竟敢犯上作乱，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将亲自率领六军，讨伐叛逆。有能杀王敦者，封五千户侯。”同时，命令刘隗、戴若思急速率兵回建康勤王助讨。

刘隗到建康时，百官列道迎接。他举止潇洒，神态自若，慷慨陈词，激励众志。他与刁协一同入宫见晋元帝，竭力主张诛杀留在建康的以王导为首的琅邪王氏。晋元帝未采纳这一建议。刘隗因此知道晋元帝在为自己留条退路，并无坚决平叛的决心，感到前景不妙，遂忐忑不安，面有惧色。

晋元帝首鼠两端，不敢坚决平叛的态度，以及不满于“以法御下”政策的门阀世族和受发奴客为兵之害的士庶对王敦的支持，使得王敦叛军进展神速，在没有遭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兵锋直指建康。晋元帝虽仍口喊平叛，实际上却畏敌如虎。他一反疏远王导的态度，任命王导为前锋大都督，王导在军事上毫无建树，致使建康城的守卫形势岌岌可危。晋元帝无奈，派琅邪王廙带旨劝说王敦止兵，但王廙一去不返，投弃了王敦。晋元帝又任用阴险好利的大族名士周札为右将军，都督石头城诸军事，戍守建康门户石头城。而力主平叛的刁协、刘隗，却没有在平叛中受到重用。世族头面人物周f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实际上是剥夺了尚书令刁协的实权；而刘隗也只能戍守位于建康外围的丹杨江乘蒲上的金城，作为外援而已。

王敦因此气焰嚣张，进兵不止，很快就兵临建康城下。他打算先攻金城，消灭刘隗，以解心头之恨。部将杜弘劝他说：“刘隗养了许多敢死士兵，所以金城不容易攻克。不如先攻石头城。石头城守将周札为人苛刻，士兵都不愿为其效力，攻城必胜无疑。周札兵败则刘隗必然不攻自溃。”王敦言听计从，以杜弘为前锋，进攻石头城。周札未加抵抗就打开石头城门，投降了王敦。

石头城既陷，建康城危在旦夕。晋元帝命令刁协、刘隗等人率众反攻，企图夺回石头城，以挽救败局。刁协、刘隗攻城不下，反被王敦所败。王敦乘胜进入建康城内。这时，建康城内一片混乱，叛军四出劫掠烧杀，无恶不做，宫省内百官公卿惊恐万状，奔逃一空。晋元帝见大势已去，决定放弃抵抗。他脱去了戎衣，改穿朝服，对左右随从说：“王敦想要取我代之，早明说就是了，何必要如此残害百姓！”又派使者对王敦说：“你如果仍忠于朝廷，就息兵停战，天下尚可以维持安定；如不是这样，朕将仍回琅邪国为王，给你让出皇位。”

在这种情况下，刘隗、刁协亦无回天之力。他们败退到台城，在太极殿东侧的阶下见到了晋元帝。元帝拉着刘隗、刁协两人的手，流泪呜咽，不胜悲伤，并劝他们立即逃离建康，以避杀身之祸。刁协说：“臣应当以死节事君，故不敢有贰心而出逃。”元帝说：“现在事逼无奈，不走怎么可以呢？”遂令人给刘隗、刁协人马，让他们自寻生路。刘隗、刁协与晋元帝挥泪告别。刘隗行至淮阴，为戍守此地的刘遐所袭击，不得不带着妻子、子女和亲信二百多人投奔后赵的石勒。石勒以刘隗为从事中郎，太子太傅。成帝咸和八年（333），刘隗随从石虎征前赵，战死于潼关，终年六十一岁。刁协因年老体弱，出逃后不能骑马，行动迟缓，加上他向来对下属毫无恩惠，同行的左右都与之离心离德，故行至江乘（今南京东北二十公里处）时，刁协被人诛杀，首级送至王敦。王敦允许刁氏家属为刁协收尸埋葬。晋元帝听到刁协身死未免的消息，十分悲痛，秘密下令，逮捕并诛杀了送刁协首级的人。

为刁协平反引起的争议

晋明帝太宁二年（324），王敦之乱被平定。与王敦有矛盾而被其诛杀的世族头面人物，如谯王承、甘卓、戴若思、虞望、郭璞、王承等人，东晋王朝都予以平反昭雪，被以显赠。甚至曾为王敦开城门投降的周札（被王敦在太宁二年所杀），也在王导的坚持下，按“以身许国”的功名赠以卫尉。而在当时“不与刘石通”的情况下，刘隗投奔石勒，显然属于投敌叛国，大逆不道，所以王敦虽平，刘隗仍不得归国。至于刁协，因素来与当权的王导等人有矛盾，也以出奔不尽臣节的罪名，不在平反之列。至成帝咸康年间（335—342），刁协的儿子刁彝上疏，为其父鸣不平。朝议时，在位权贵多认为晋明帝时褒贬已定，不宜再予以更改；而且刁协不能守臣道死身事君，在出逃后遇害，所以不能恢复其官爵。丹杨尹殷融持有异议，他认为：“王敦是十恶不赦的叛臣，罪不容诛。因此，与王敦势不两立的刁协之善亦不容赏。如果认为刁协的忠君是出于一己之私利，出谋划策又常有失算，并以此对刁协横加指责，不过是出于偏见而已。现在，把叛臣王敦所行的诛杀确定为国刑，将如何能达到劝善沮恶的目的！在王敦目无君主，专权擅政时，刁协挺身而出，是为了国家而非个人。过去楚国的孔宁、仪行父追随昏君，干了不少坏事，而楚国仍恢复了其官位，就是因为他们是君主的亲信，况且刁协与晋元帝之间还是忠义的关系！刁协又是中兴四佐之一，位于群臣之首。至于出走，是因为势穷计屈，奉命而行，并非为了逃避刑罚，所以宜予以显赠，以明忠义。”

当时庾冰辅政，对殷融的建议迟疑而不能决。左光禄大夫蔡谟又写信给庾冰，为刁协申理，信的大意是：“刁协是中兴功臣，死于王敦之乱。天下不知道他有什么罪过，却只看到他被贬黜，致使其儿子称冤喊屈。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沮丧忠臣之节，使天下生惑，为王敦之党报仇。刁协功大于过，与过去楚国的佞幸小人孔宁、仪行父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宜追加显赠。我听说有人认为明帝时刁协已被废黜，现在不宜再予以纠正。我以为不然。刁协不是在明帝时被诛，而只是未加赠而已。至于明帝时加赠的戴若思，都不是王敦檄文所欲诛讨者，在叛乱得逞后才被杀害；郭璞等人也不是在为君主御难时被杀，却都加以褒赠。与此相比，刁协忠义为重是显而易见的。我又听说下面的人多认为应该给刁协加赠。刁协为什么会得到众人的同情和支持呢？如果说以宽柔得人心，则刁协为人粗旷，积怨甚多；如果说以富贵得人心，则刁氏今日已成贫贱寒门。其原因就在于事不公允。希望足下深思。”

庾冰看信后，深以为然，上奏书给成帝。成帝诏曰：“刁协欲忠于君主，却丧失了为臣之道，致使王敦得以托名清君侧，肆行叛逆，遂使社稷致祸，君主受辱，对此刁协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若严明国典，则对刁协处以刑罚亦不为重。现在之所以重议刁协事，不过是因他尚有功劳可言，王敦叛乱亦未持久而已。可以复刁协本来官位，加以册祭，以明凡忠君者有微功必显。虽然不能对其过失加以贬裁，然而或许可以对后人以劝勉。”于是追赠刁协本官（尚书令，金紫光禄大夫），祭以太牢，基本上予以平反昭雪。

刘隗有子名绥，与刘隗一同投奔石勒。孙刘波，曾为石虎手下的冠军将军王洽参军，后投奔东晋，官至散骑常侍。刘波子刘淡，东晋末年，为庐江太守。

刁协有四子：刁逵、刁畅、刁弘，另一子名不详。刁协平反后，逵、畅、弘并列显职。桓玄篡政，三人都依附于桓玄。后为刘裕所族诛，刁氏遂灭族。刁协诸子不以儒家名教为准则，专事商业和搜刮民财，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又占固山泽，被称为“京口之蠹”。刁氏族灭后，刘裕将其财产分给百姓，让大家尽自己的力量随便拿。就这样，分财产也持续了好几天。当时天下饥馑，百姓多因此而得以免于死亡。

第二节 郗鉴、温峤①

东晋时期，由于南北民族矛盾的影响，士族高门为了不再重演家破身亡的悲剧，一反西晋时的颓风，励精图治，奋励向上。士族中出现了一些有作为的人物。郗鉴和温峤就是为稳定当时政局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

抗胡名将郗鉴（269—339）字道徽，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北）的大族。他的曾祖郗虑，曾受学于东汉大儒郑玄，建安年间官至御史大夫。可见他家是有儒学渊源的。郗鉴年轻时即以儒雅著名，被称为“兗州八伯”（即八名士）的“方伯”（《晋书·羊曼传》）。

温峤（288—329）字太真，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东）的大族。他父亲兄弟六人，并有名当世，号称“六龙”。叔父温羡西晋惠帝时为中书监。西晋时士族门阀制度已经确立。这一制度保证了居于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享有一系列特权。又由于封建国家统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大量财富集中在统治阶级手中。当时，门阀士族中盛行着腐朽不堪极为荒淫的生活方式。他们或是“斗富”，挥霍掉大量财物，或是饮酒狂欢，以杀女奴取乐。郗鉴虽列身士族，但他“少孤贫”，“躬耕陇亩”，平日“博览经籍”，“吟咏不倦”。温峤的家境可能要好一些，他“博学能属文，少以孝悌称于邦族”。从这些记载看，他们两人奉行的还是正统儒学。郗鉴年轻时虽有名望却“不应州命”。八王之乱中，他三十岁左右了，为赵王伦辟为掾。他“知伦有不臣之迹，称疾去职。及伦篡，其党皆至大官，而鉴闭门自守，不染逆节”。温峤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司隶命为都官从事。散骑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颇聚敛，峤举而奏之，京都振肃”。西晋政治极其**。官吏嗜财如命、贪赃枉法成为风气，以至公开抢劫。士族高门孜孜于禄位，不惜参与宗室诸王争权夺利的争斗，支持司马氏骨肉相残。郗鉴、温峤虽厕身官场，却还能卓然处世，这在当时并不多见。他们后来在抵抗胡族统治者屠杀汉人中起了重要作用就不是偶然的了。

八王之乱，诸王互相残杀。兵连祸结，人民遭受极大的灾难。而西晋王朝的统治力量也大大削弱。隐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一发而不可收拾。匈奴刘渊、羯人石勒以反晋为号召起兵，胡、汉人民纷纷响应。随着刘、石势力的壮大，他们志欲建立胡族统治政权的野心也愈来愈膨胀，变反抗西晋的残酷统治为对汉族人民的屠杀。“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晋书·石季龙载记》）。西晋愍、怀二帝被俘后，西晋在北方的统治即告瓦解，北方的社会矛盾也就成为汉族人民反抗胡族统治者残酷屠杀及奴役的斗争。

为了躲避胡族统治者的屠杀，大量的北方人逃往比较安定的长江以南。

“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王导传》）。而那些一时走不掉留在北方的西晋官吏、地方大族、豪强则纷纷部勒宗族、部曲筑起坞堡自保。这些结坞自保的坞主多以东晋为“正朔”，并积极与刘、石作战，所以周围的汉族人大量地投入坞堡避难。一时间，这些坞堡成为北方各地抵抗胡族进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郗鉴传》及《温峤传》，下引两传者，不另注。攻、广大汉族人民团聚求生的中心。

八王之乱中，诸王百般拉拢名士壮大力量。赵王伦、东海王越等都曾辟郗鉴为掾，他都借故推辟。温峤这一时期的情况不清。但是在永嘉之乱中他们却成了抵抗刘、石的有名将领。

八王之乱后期，并州刺史司马腾为参加混战，率并州军民东下冀州。在并州离石（今山西离石）起兵的刘渊趁机将他的势力扩大到并州的中部和南部。由于刘渊的屠杀和掠夺，并州地区已完全残破。并州治所晋阳“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晋书·刘琨传》）。光熙元年（306）并以刺史刘琨为收复刘渊控制的并州，以温峤为掾属，招募千余人进入并州。“于时并土荒残，寇盗群起，石勒、刘聪跨带疆场，峤为之谋主，琨所凭恃焉”。由于刘琨、温峤的努力，他们很快在“荆棘成林，豺狼满道”的并州站住脚，并在晋阳“抚循劳徕，甚得物情”（《晋书·刘琨传》），迅速扩大了势力。骄横一时的刘渊不得不将都城从离石迁到蒲子（今山西隰县），以避刘琨、温峤。

郗鉴在八王之乱后期回到家乡。永嘉之乱起，郗鉴与乡里千余家避难鲁国之邹山（今山东邹县东南），据山自保。郗鉴被推为坞主。在邹山，郗鉴率众与石勒等日日交兵，虽“外无救援，百姓饥馑，或掘野鼠蛰燕而食之，终无叛者。三年间，众至数万”。

当时刘渊、石勒铁骑在北方纵横驰骋，攻城屠邑，许多坞主因刘、石军事压力而相继与其合作。郗鉴、温峤在那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并能壮大自己的力量，如果没有坚定的民族立场，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北方继续战斗下去。因江东政治形势的变化，温峤、郗鉴相继渡江来到江南。

平定王敦、苏峻之乱东晋是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建立的。西晋灭吴后，江东地方大族并不甘心他们在政治上受制于中原士族。江东之地西晋时期虽有重兵镇守，反叛仍时有发生。永嘉之乱，大量的北方人源源过江，使这里的政治情况异常复杂起来。东晋初年，南北士族间的斗争，士族地方势力与皇权的斗争交替发生，使东晋政局动荡不安。特别是永昌元年（322）的王敦之乱，造成东晋严重的政治危机。

东晋元帝司马睿虽是西晋宗室，以惠帝皇统而论，却是疏而又疏。他能渡江登基称帝，主要是得到琅邪王敦、王导家族的支持。所以，王敦、王导倍受宠遇。他们权力之大，当时人认为是“王与马，共天下”。

然而司马睿不希望这种“共天下”的局面继续下去。他企图削弱王氏等士族的权力，引起士族们不满。永昌元年手握强兵的王敦自上游而下，攻进建康。在建康，王敦总揽朝权，诛杀朝士，改易百官，并欲废立太子。不但造成东晋严重危机，也使北方抗胡斗争连连受挫。已进逼黄河使“石勒不敢窥兵河南”的祖逖，看到王敦和元帝的矛盾日趋尖锐，“虑有内难，大功不遂”（《晋书·祖逖传》），忧愤发病而死。在邹山坚持数年的郗鉴，在王敦攻下建康后不久，不得不退屯合肥，结果“徐、兖间诸坞多降后赵”（《资治通鉴》卷九二，元帝永昌元年）。

就在东晋内乱迭起、抵御胡人南下的防线节节南撤的情况下，温峤和郗鉴先后来到江南。

建兴四年（3）匈奴刘曜攻破长安，愍帝被俘，西晋亡。由于赵渊、石勒等以反晋名义起兵进行民族仇杀，广大汉族人民也就以晋室作为民族旗帜。西晋灭亡，东晋又成“正朔”所在。建武元年（317）温峤为刘琨所遣，携表劝进，来到建康。司马睿登基后，他被留在江南。后为太子司马绍属官，“太子与为布衣之交”。

王敦起兵最终目的是要取司马氏而代之。废掉太子是他实现这一目的重要一步。王敦曾召集百官，当着众人，声色俱厉逼问温峤，欲迫使温峤对太子品行有所否定。但温峤不为王敦淫威所动，从容答对，力陈太子“至孝”品行。众人皆以为信然，挫败了王敦企图动摇晋室“根本”的阴谋。

郗鉴是在撤出邹山南屯合肥不久奉召渡江的。王敦兵进建康后引起了东晋一系列矛盾的变化。王敦专权，其党皆至大官，引起了其他受排挤士族的不满；他诛杀异己，连一些没介入王、马之争的江东士族也成刀下之鬼，更引起江东士族的不满。其时，势力单薄的江东士族要摆脱受制于王敦的困境，只有和其他反王敦的势力结合起来。他们看到郗鉴将是一个有力的合作者。江东士族尚书右仆射纪瞻以郗鉴“雅望清德，宜从容台阁，上疏请征之；乃征拜尚书”（《资治通鉴》卷九二永昌元年条）。

郗鉴迅速过江，表面上由元帝下诏，而实际上是得到王敦同意的。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南北方广大汉族人民将司马氏政权看作是自己的民族旗帜，这是王敦篡晋的最大障碍。郗鉴作为北方抗胡名将，在南北方颇有影响。若能得到郗鉴的支持，必能缓和反对情绪。由于王敦与郗鉴过去同居司马越府，所以他认为凭过去的关系会得到郗鉴支持的。但是王敦打错了算盘。郗鉴过江后不久，即永昌元年十一月，司马睿在忧愤中死去。太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明帝。东晋诸帝中，唯明帝能有所作为。他看到郗鉴过江后朝廷中正在出现一个南北士族联合反对王敦的政治形势，看到郗鉴、温峤、纪瞻等人是他联系反对王敦势力的重要人物，对他们特别予以重视。“明帝初即位，王敦**，内外威逼，谋杖鉴为外援，由是拜安西将军、兗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假节，镇合肥”。明帝这一做法是想改变建康自元帝以来军事上孤立无援的局面。这引起了王敦的猜疑。王敦要求改授郗鉴为尚书令，明帝只得召郗鉴还朝。途径姑孰，为王敦扣留，因郗鉴声望甚高，敦未敢加害，只得放还。郗鉴回建康后即与明帝密谋讨伐王敦。当时王敦耳目遍及朝廷内外，郗鉴这样做是担很大的风险。随着王敦与明帝对垒的形势越来越分明，支持明帝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在郗鉴之后又有王导、王舒、温峤、应詹等与明帝谋讨王敦。由于得到这些士族的赞同，明帝才下决心先出兵讨伐。可见在这一点上郗鉴的胆识过人。

温峤在明帝即位后任侍中。因有“栋梁之任，帝亲而倚之”，“机密大谋皆所参综”。王敦不愿明帝身边有这样一个智囊，便将温峤调到他身边做左司马，以图温峤为他效力。温峤伪与王敦亲近，参与密谋，附其所欲，颇得王敦信任。及丹阳尹缺，为在京师多设耳目，王敦使温峤出任。温峤得由此还都，随即向明帝报告了王敦的意图，使建康方面先有准备。后王敦发现受骗，气得下令要活捉温峤，亲自处决他。

太宁二年（324），明帝乘王敦病重，下诏讨伐。当时王敦已不能率军，派其兄王含、钱凤等率五万大军自武昌顺流而下。王含大军兵临城下，明帝等据城为守，情况和永昌元年时如出一辙。但王含军队终被击溃。这除了因王敦病死其内部出现变化外，在军事上建康方面得力于三个重要因素。

第一，王含等企图利用建康守备力量薄弱，在逼近建康时偃旗息鼓，突袭攻城。温峤率军烧掉秦淮河上的朱雀桁大桥，并夹水与战，败王含，挫其锐气。争取了时间使外援军队进入建康。

第二，王含大军来攻，郗鉴建议明帝火速调兵入卫建康。临淮太守苏峻、兗州刺史刘遐等带兵赶到，增加了建康兵力。《资治通鉴》述及此事，胡三省注云：“以敦、凤同恶相济，率大众以犯阙，虽诸公忠赤，若以台中现兵抗之，是复周、戴石头之事，微郗鉴建请而召刘遐、苏峻，殆矣！”可见这一建议对保住建康、最后击破王含军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又有人建议乘王含军远道而来立足未稳，明帝亲率兵出战。王含兵精将勇，又有顺流之势，冒然出战，必有很大的危险牲。郗鉴向明帝分析了两边人心向背的情况；王敦过去对建康周围抢掠，百姓人人痛恨，王敦倾巢出动要求速战，我们则应坚守避战。时间一久，义军必起，王含必败。明帝听从了郗鉴的建议。后来形势果如郗鉴所预料。

第三，明帝注意到江东士族对王敦的不满，对他拉拢江东士族的重要渠道纪瞻特别重视。“纪瞻受领军（将军），会钱凤作逆，诏上殿参定谋策事’（《北堂书钞》卷六四引王隐《晋书》）。永昌元年王敦自上游攻建康，派其死党沈充攻三吴，形成对建康的两面合击。后沈充被安插在吴郡任内史，作为王敦控制建康及东部地区的踏板。当王含兵临建康时，三吴的江东士族纷纷起兵攻击沈充。会稽大族虞潭“遂于本县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义军，众以万数明帝手诏潭为冠军将军，领会稽内史。潭即受命，义众云集”（《晋书·虞潭传》）。三吴的“义军”兴起，根据改变了建康两面受敌的形势，对于整个战争形势的变化起了促进作用。

由此可见，在平定王敦之乱的过程中，郗鉴和温峤起了重要作用。《资治通鉴》卷九二明帝太宁二年条述及温峤、郗鉴二人支持明帝讨灭王敦事，胡三省在此注云：“王敦遥制朝权，其所甚害者如郗鉴、温峤，终不得以肆其毒，以此知建康纲纪尚能自立也。”胡三省这一见解确有见地。

王敦之乱平，东晋危机总算渡过。温峤和郗鉴的地位也在上升。明帝死，郗鉴、温峤与王导、庾亮等同受顾命，辅佐五岁的成帝。咸宁二年（327）历阳太守苏峻又举兵入建康，使东晋才安定不久的政局再次动荡起来。郗鉴、温峤又为平定苏峻之乱做出重要贡献。

成帝继位后大权掌握在外戚庾亮手中。庾亮专权，但外重内轻的情况并未有什么改变。他感到对朝廷也是对他的威胁主要是居上游的荆州刺史陶侃和历阳内史苏峻。陶侃据上流，握强兵。苏峻本为北方豪强。永嘉之乱中他聚众数千家结坞自保。后率众渡江。平王敦中他立功，被朝廷寄以江外之任，镇历阳。“有锐卒万人，器械甚精”，“颇怀骄溢，有轻朝廷之志”（《资治通鉴》卷九三成帝咸和元年条）。因此，庾亮使温峤为江州刺史镇武昌西防陶侃。同时下诏征苏峻入朝，以夺其兵权。苏峻当然不肯轻易就范。他联络对庾亮不满的祖约，咸和二年（327）在历阳起兵，率二万人渡江，直攻建康。庾亮征苏峻时，很多人指出历阳距建康仅一江之隔，一旦苏峻反叛，建康则危在旦夕；温峤亦屡次写信劝阻，庾亮皆不听。结果苏峻攻陷建康，庾亮仓皇外逃，成帝则被苏峻控制在手。

苏峻攻进建康，又一次造成东晋政局动荡。苏峻为北方豪强，他把持朝政，亲戚徒党皆至大官，损害了南北高门士族的利益。各地刺史、郡守纷纷起兵。温峤、郗鉴成为讨伐苏峻的核心人物。

建康陷落后，徐州刺史郗鉴在广陵起兵渡江击苏峻。温峤联络荆州刺史陶侃，并推陶侃为盟主，合军四万，自上游而下。会稽内史王舒、吴兴太守虞潭等在三吴起兵，有众约三万。当时诸路勤王兵力数倍于苏峻，又将形成对建康的东西合围，但战争并不顺利。

苏峻在起兵前联络了对庾亮不满的豫州刺史祖约。苏峻所统将士多是随苏峻渡江的北方流民。这些人长时间在北方从战，已形成极为骁勇善战的武装集团。而祖约部下是祖逖在北伐中扩充起来的，更是能攻善战。所以，尽管苏峻军队数量少，形势上又处于不利，但仍“分遣诸将东西攻掠，所向多捷，人情恟惧”（《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条）。以至很多人认为苏峻“其徒骁勇，所向无敌。若天讨有罪，则峻终灭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温峤因累战不胜“亦惮之”。

正在这紧要关头，陶侃为保存实力突然提出率军西归荆州。温峤力劝陶侃应以翦除凶逆、安定社稷为重，同时严正指出临阵撤军是“沮众败事”，惹犯众怒“义旗将回指于公矣”（《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条）。这时温峤部将毛宝攻破句容等苏峻储粮地，峻军乏食，陶侃才决定留下与温峤合力作战。

苏峻的粮储被烧，遂倾力东攻，企图打通通向三吴的道路。在京口一带奋力阻击苏峻的是郗鉴。建康粮食全仰仗三吴地区供应。郗鉴在广陵起兵时，即派人告诉温峤注意切断三吴通向建康的粮运。吴兴太守虞潭、会稽内史王舒起兵攻苏峻，屡为所败。陶侃即命虞潭、王舒等皆受郗鉴节度，使郗鉴坚守京口及外围大业诸垒。苏峻遣其将急攻大业垒，垒中乏食，人饮粪汁。京口震动。郗鉴部下劝郗鉴避峻军北返广陵，被他严词拒绝。京口坚守对于消灭苏峻起了重大作用。首先，苏峻在缺粮的情况下得不到三吴粮食的接济，加速了其内部瓦解。同时也有效地防止苏峻放弃建康进入三吴的可能，保证了江南粮仓免遭战乱破坏。其次，由于京口的坚守，东军和西军对苏峻的包围已经形成。苏峻的活动区域仅局限在建康一个狭小的范围，在频繁的战斗中粮食、兵源都得不到补充，彻底失败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在一次战斗中，苏峻因醉酒坠马，被杀。峻军失去主帅，内部随即大乱。在东、西军的合力攻打下，历时二年的苏峻之乱很快被平息。

稳定东晋政局的功臣苏峻之乱平后，朝廷论功封赏。陶侃以“盟主”排在第一。郗鉴、温峤分居第二、第三。郗鉴官至侍中、司空，温峤为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朝议欲留温峤辅政，峤以（王）导先帝所任，固辞还藩；又以京邑荒残，资用不给，乃留资蓄，具器用，而后旋于武昌”（《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四年条）。整个东晋一代，皇权衰微，士族势力强大。士族权臣之间为控制朝权进行的争斗，是造成政局动荡的重要原因。温峤尽管在平定两次内乱中功绩卓著，且大乱之后居中辅政又是众望所归，但他坚辞不就。这就避免了可能出现的他与其他权臣之间的摩擦，对于东晋政局的安定显然有积极作用。咸和四年（329）四月，温峤因拔牙中风而死，年仅四十二岁。“江州士庶闻之，莫不相顾而泣”。

郗鉴从苏峻之乱平定的咸和四年（329）起到咸康五年（339）的十年间，一直以徐、兗刺史的身份镇京口。京口地理位置的重要在平定苏峻之乱中已充分显示出来。永嘉之乱中，淮河下游一带的汉族人民避难渡江，多居住在京口及其附近。咸和四年，郗鉴又将江北的很多流民迁到这一地区。大量的北方流民为郗鉴补充了许多骁勇的士兵。加之郗鉴致力经营，使这一地方的政治、军事地位变得更为重要。所以，郗鉴能以他特有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制止了两次即将发生的内乱。

在平定王敦、苏峻两次内乱后，江东士族的政治实力大增。尤其是陶侃，苏峻之乱后任荆、江二州刺史、都督荆、江等八州军事。其权势在南士中绝无仅有，东晋一朝也不多见。时成帝幼小王导执政，陶侃“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晋书·陶侃传》）。“尝欲起兵废导，因郗鉴不从而止”（《晋书·庾亮传》）。陶侃死后，庾亮任荆州刺史，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趣向者多归之”（《晋书·王导传》），与辅政的王导矛盾日趋尖锐。庾亮“又欲率众黜导，又以谘鉴”（《晋书·庾亮传》），也因郗鉴不许而未敢贸然兴兵。由于郗鉴制止了这两次即将发生的内乱，对于保证东晋政局在相当一段时间的安定是有重要作用的。咸康五年（339）郗鉴病故，时年七十一岁。

（谢选骏指出：“整个东晋一代，皇权衰微，士族势力强大……士族权臣之间为控制朝权进行的争斗，是造成政局动荡的重要原因。”——凡此种种，对于新文明的生长，极为重要。如果，皇权强大、士族衰微，新文化是无法扎根茁壮的……这只要看看十九世纪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对比，就一目了然可。与此类似，南宋的士族虽然不及南朝，但比清朝强大得多，所以可以独力抵抗蒙古数十年之久。可惜，南宋没有东晋那样强大的士族了。马列狗不明此理，所以胡说“士族权臣之间为控制朝权进行的争斗，是造成政局动荡的重要原因”。他们也不想想，要是没有这些权臣，那么东晋岂不成了南宋甚至南明？）

【第十章 庾亮、陶侃、桓温】

第一节 庾亮①

高门子弟，东晋姻戚东汉末年，颍川郡鄢陵县县衙有一个门卒庾乘，长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受当时名士郭泰赏识，介绍他入学官，为太学生们佣工。后来，庾乘经过刻苦自学，竟然能讲论经义。因其出身卑微，他每每坐在学舍的下座，但是太学生，甚至博士们，都经常找他请教问题。庾乘的名气逐渐大起来了，朝廷几次征辟他做官，他却婉言谢绝，因此被人们号为“征君”。

从此，鄢陵庾氏家族兴盛发达了。

庾乘之子嶷，曹魏时官至太仆。第三代中的庾■、庾峻、庾纯，出任过西晋王朝的尚书、侍中、中书令等显要官职。第四代做官的人更多，庾氏已经成为中原的高门大族。

庾亮是这个门第显赫的家族的第五代。

庾亮（289—340）字元规。他容貌俊美，仪表不凡，喜读《老子》、《庄子》一类的书籍。又擅长清谈，动辄讲究礼节，有一副名士派头。他很早就享有盛名，人们把他比作三国时代的夏侯玄、陈群一流的人物。他十六岁时，北方正处在“八王之乱”的**，西晋太傅、东海王司马越辟召他当佐史，他没有答应。永嘉（307—313）初年，其父庾琛出仕会稽太守，他也随行到了江南。庾亮深居简出，有些人虽然仰慕他，却不敢冒昧造访。

当时，镇东大将军、琅邪王司马睿渡江南下，驻于建邺（后更名建康），图谋建立偏安政权。在王导的辅佐下，他网罗了一大批南北士族担任幕僚。庾亮就是在这个时候应司马睿的辟召，入镇东大将军府担任西曹掾。这个举止娴雅、谈吐不俗的青年人博得司马睿的喜欢和器重。司马睿听说庾亮的妹妹庾文君尚待字闺中，主动提出与庾氏联姻，为长子司马绍聘定了这门亲事。司马睿称帝（即晋元帝），立司马绍为太子，庾亮官拜中书郎、领著作郎，与太子中庶子温峤在东宫陪侍司马绍读书，从而三人结为布衣之好。后来，庾亮又累迁给事中、黄门侍郎、散骑常侍。

巧妙周旋，受遗辅政东晋初年，谚云“王与马，共天下”①。元帝依赖王导、王敦兄弟的扶持，君临江南。朝政大权主要控制在王氏兄弟的手中，元帝处处受到掣肘。元帝为了加强君主集权，推行“以法御下”的政策②，有意重用亲信刁协、刘隗而疏远王导，因此，帝室与王氏的关系日趋紧张。一头是皇室姻亲；另一头是大族权臣，庾亮夹在中间，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在感情上，他倾向于帝室，在理智上，他却不敢得罪王氏，只能谨慎小心地应付着这个复杂的局面。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庾亮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①《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

②《世说新语》：“元帝始过江”条。

这里不仅是门阀世族的聚居之地，而且亦是东晋政权的赋税徭役渊薮。在封建王朝和门阀世族的双重剥削压迫下，居住在三吴地区的国家编户农民生活悲惨，一年“殆无三日休停”。而且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剧，广大农民肩负的徭役赋税有增无减。东晋末年，荆扬之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王恭、杨佺期、殷仲堪、桓玄占据上游荆、江、襄、雍、秦、梁、益、宁八州，专擅赋税，不事朝廷。东晋王朝所能控制的仅有扬州而已。为对付上游的威胁，时操掌朝政的司马元显在加重赋税征收的同时，有鉴于北府兵不听指挥的现状，野心勃勃地想要建立一支完全由自己控制的新军。

但东晋政权兵源枯竭，司马元显不得已，只得强制性地征发浙东诸郡“免奴为客”的壮丁，集中于京师建康，担任兵役。这些人被称之为“乐属”。这一措施引起地主阶级中下层以及免奴为客者的强烈不满。地主阶级一般均役使奴婢，这些奴婢即使放免为客，也仍依附于他们。征发免奴为客者为“乐属”，等于从他们手中夺走了相当数量的劳动人手；而免奴为客的农民，本已从奴隶地位上升到拥有自己的经济的半自耕农的地位，却被征发为地位低下的士兵，自然亦不情愿。因此这一命令一颁布，就搞得“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①孙恩以此为契机，于隆安三年（399）十月，从海岛率百余众登陆，攻破上虞（今浙江上虞），杀上虞县令。又挥军攻破距上虞县东南百余里的会稽郡治山阴。部众在短期内骤然扩大到几万人。于是乎，东土会稽（今浙江绍兴）、临海（今浙江临海）、永嘉（今浙江永嘉）、东阳（今浙江金华）、新兴（今浙江淳安）、吴（今江苏吴县）、吴兴（今浙江吴兴）、义兴（今江苏宜兴）等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由孙恩领导的浙东农民起义正式揭开了战幕。

义军兵败

浙东孙恩以宗教形式发动起义，目的在于报个人私仇。但随着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到起义之中，起义遂突破了以是否信奉五斗米道划分敌我的界限，斗争的矛头直指当权的门阀世族和东晋皇朝。会稽内史王凝之，琅琊王氏后嗣，世奉天师道，却不免与诸子俱被起义军诛杀。起义军还诛杀了世族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司马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黄门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道。而对起义军的强大攻势，吴国内史桓谦、临海太守新秦王王崇、义兴太守魏隐都弃郡逃走，各郡县兵亦望风奔溃，史称“八郡皆为恩有”。在建康周围的王畿诸县，起义也“处处蜂起”，“恩党亦有潜伏在建康者”，整个东晋皇朝为之大震，“人情危惧，常虑窃发”，不得不实行内外戒严。①孙恩以会稽郡治山阴县为农民起义军的指挥活动中心。受其阶级局限和皇权思想的影响，他并没有建立政权，而是自称“征东将军”，称其部下为“长生人”。同时上表晋安帝，历数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之罪，请诛二人以谢天下。对属于地主阶级的所谓“人士”，孙恩或是因他们随自己起兵而加以重用，如任吴郡陆瑰为吴郡太守，吴兴丘尩为吴兴太守；或是听从卢循劝谏，多不诛杀，“人士多赖以济免”，被任为孙恩的官属。由于起义军成份不一，流品驳杂，纪律松弛，无明确的战略战术目标。孙恩本人又残忍酷烈，起义军向会稽进军时，军中因有妇婴，行动不便，孙恩即命将婴儿投水溺淹，说什么“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他又陶醉于一时的胜利，没有对东晋王朝的军事反攻进行任何物质和精神准备，认为大功告成，对其部属说：“天下无复事矣，当与诸君朝服而至建康。”这样，起义军只是局限于进行掠夺财物，焚烧房屋仓廪、毁林塞井一类的破坏性军事活动，并没有充分利用胜利局面扩大自己的力量，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而且也没有给东晋军事力量以任何有力的打击。

东晋皇朝却没有对孙恩打开建康城门。相反，东晋任司马元显为中军将军，命令世族头面人物，徐州刺史、卫将军谢琰（谢安之子）兼督吴兴、义兴军事，率军东征。北府兵著名将领，南徐、南兖二州刺史刘牢之，也从京口发兵。起义军在无准备的情况下猝然应战，首战即告失利，谢琰于隆年三年（399）十二月攻下义兴，杀害义军将领许允之；接着又攻破吴兴，起义军将领丘尩被迫后撤。谢琰与刘牢之步步紧逼，所征必克。谢琰为稳妥起见，屯兵乌程（今浙江吴兴南二十五里），遣司马高素率兵配合已攻克吴郡的刘牢之，向钱塘江推进。

孙恩闻讯，既不组织反攻，又未积极设防。他寄希望于钱塘江天险，企图仿效越王勾践，保有会稽，割据江东。结果刘牢之很快就率军渡江。孙恩马上就作出放弃浙东根据地的决定，并用曹操被周瑜击败后所说的“孤不羞走”的话为自己的指挥无能开脱。起义军和家属二十余万人仓促东撤，不得不丢掉大量辎重、宝器和女子。追击的官军竞相争夺宝物和女子，孙恩因而幸免于全军覆灭，率众登船逃到海岛。起义军却丧失了浙东地区，留守的义军将领陆瑰、丘尩、沈穆夫等均遇害。刘牢之纵军烧杀抢掠，致使东土郡县“城中无复人迹，月余乃稍有还者”。这样，旬日间占有八郡，人数达数十万的起义军，在晋军的进攻下，几乎未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就被击溃。起义军所取得的大好局面也几乎丧失殆尽。究其因，与孙恩的骄傲轻敌，无战略眼光和指挥失误不无关系。

孙恩撤回海岛，重整军事，“伺人形便”。东晋王朝担心他再次登陆，任命谢琰为会稽太守、都督会稽临海东阳永嘉新安五郡军事，率徐州文武将吏戍守浙东沿海地区。谢琰凭借资望，骄奢淫逸，无“绥抚之能”，又“不为武备”（《晋书·谢琰传》）。因此，隆安四年（400）五月，孙恩率军从浃口（今浙江镇海东南）一举登陆成功，直指余姚，攻破上虞，进至距山阴县以北仅三十五里的邢浦。谢琰派参军刘宣之拒战，义军失利。数日后，义军再攻邢浦，打败上党太守张虔硕，乘胜向山阴进军。谢琰亲自出战。在山阴之役中，孙恩首次表现出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抓住谢琰骄傲自持、急于求胜的心理，诱敌深入到狭隘的塘路，使官军不得不鱼贯而进，难以发挥步骑优势。义军则可充分发挥擅长水战的特点，在兵舰上发箭猛射，切断官军的进退之路，继而加以围歼。结果官军大败，谢琰和其二子均死于阵中。山阴之战的胜利，使起义军士气大振，沉重地打击了东晋皇朝的统治。

东晋皇朝为了防止“郡民复应恩”，加紧了对起义军的镇压活动。吴兴太守庾桓残杀男女数千人，以削弱起义军在吴兴的群众基础，迫使孙恩转攻临海。朝廷派冠军将军桓不才、辅国将军孙无终、宁朔将军高雅之围攻堵截。五月至十月，两军相峙，不分胜负。十一月孙恩在余姚击败高雅之。高雅之丧众十之六七，退守山阴。朝廷任命刘牢之为都督会稽等五郡军事，率军征讨。孙恩避开强敌，又撤回海岛。刘牢之屯兵于会稽上虞，派部将刘裕戍守句章（今浙江宁波市南）；吴国内史袁山松筑沪渎垒（今上海市），以备孙恩。浙东又重新被官军所控制。

由于义军在富庶的浙东地区未有立足之地，不仅人员和物资补充发生困难，而且其影响的范围也比较有限。孙恩为改变这一局面，于隆安五年（401）二月再次出浃口，攻句章。刘裕带领守军拼死抵抗，刘牢之及时增兵解围，孙恩复撤回海岛。三月，孙恩又北上海盐（今江苏海盐）。刘裕亦沿海岸线北上，于海盐筑城。孙恩轻举攻城，失利，部将孙盛被杀。刘裕寡众，恐久战难支，遂空城设伏。孙恩中计，大败于海盐，不得不转攻沪渎。刘裕也弃海盐，追踪北上，与义军纠缠。孙恩为摆脱刘裕牵制，猛攻裕军，全歼其先锋，刘裕所部亦死伤且尽，损失惨重，一时无力再与义军对抗。

孙恩摆脱刘裕羁绊后，北上攻破沪渎垒，杀吴国内史袁山松，消灭官军四千余人，取得了自山阴之战以来的又一重大胜利。乘此余威，六月，孙恩率楼船千余艘，战士十余万，从沪渎逆江而上，直逼建康。朝廷骇惧，内外戒严，百官入居省内，遣将戍守石头城、秦淮河入江口以及南岸和白石等要塞，以备不虞。同时召刘牢之自山阴引兵堵截孙恩。刘牢之大军行动迟缓，乃派部将刘裕率精锐千人，日夜兼程，与义军同时到达丹徒（今江苏镇江东丹徒镇）。

孙恩登岸，占领城西的蒜山。刘裕不顾远涉疲劳，乘孙恩立足未稳而发起突袭。孙恩军溃，撤回船上，率船队继续向京师进军。孙恩擅长水战，途中多次打败后将军司马元显的东晋水军。司马道子在义军日益逼近的形势下，惶惶不安，日夜在建康附近的蒋侯庙祷告求灵，无它谋略。

孙恩原打算乘京师兵力分散，各地官军未能及时增援京师时，攻其不备，迅速占领建康。但不料因逆水逆风而行，高大的楼船舰队前进迟缓，从丹徒至白石花费了数日时间。这时，豫州刺史谯王司马尚之已率精锐步骑到达建康，屯驻积弩堂，刘牢之亦领北府兵赴京，镇守在建康以西江中的新洲。孙恩见攻其不备的战略目标已难实现，遂“不敢进而去”。在途中曾派兵攻陷广陵（今江苏扬州市），消灭官军三千人，又亲率水军浮海攻下郁洲（今江苏连云港东云台山一带），生擒东晋将军高雅之，但并未给东晋皇朝造成致命的打击。

东晋既解京师之难，派遣镇压农民起义有方的刘裕为下邳太守，赴郁洲讨伐。刘裕数战数捷，孙恩难以在郁洲立足，沿海南下。刘裕锲而不舍，率步骑亦南下。隆安五年（401）十一月，刘裕在沪渎、海盐地区追及孙恩，大败起义军。史称刘裕“俘斩几万数”。孙恩无力扭转败局，又登船自浃口退守海岛，从此一蹶不振。在以后的四个月中，东晋皇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荆扬之争已兵戈相见。镇守荆州的桓玄与把持朝权的司马道子父子发生火并，北府兵也卷入到这场厮杀之中。孙恩隐居海岛，坐失官军无暇东顾的良机，毫无军事建树。直至桓玄占领京师，操持朝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已缓和后，在元兴元年（402）三月，他才率军进攻临海。但时过境迁，东晋皇朝已早有所备。在与临海太守辛景的作战中，孙恩失利。随同他起义的“三吴男女，死亡殆尽”。他在暂时受挫的情况下，完全丧失了继续斗争的信心。“自奔败之后，徒旅渐散，惧见生获，乃于临海投水死。”（《宋书·武帝纪》）他的家属和部属受宗教观念的支配，在孙恩投水自尽后，都认为他变成了水仙，随同他一起投水者，有一百多人。

从隆安三年（399）十月至元兴元年（402）三月，十七个月中，孙恩领导的农民起义席卷整个浙东地区。孙恩利用宗教作为发动起义的手段，但在起义过程中又突破了宗教形式的限制。他虽出身低等士族，但因参加起义的群众多半是奴婢佃客，所以为满足起义群众的要求，他也采取了无情打击的方式消灭以王谢为首的门阀地主势力，从而将斗争矛头直指东晋皇朝和当权的门阀世族。在斗争中，他开农民战争战略战术上未有之前例，依靠舰船与敌人进行水战。但由于阶级的局限，一些烧杀抢掠、残害无辜、杀戮妇婴的活动，败坏了起义军的声望，模糊了起义的目标。孙恩为人苛忍而又怯懦，无雄图大略，非将帅之材，少临阵决断；他不注重陆战，仅满足于溯回江河湖海之间，而未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致于大小数十战，胜者屈指可数；初起兵时，男女二十余万，但最后“裁数千人存”，使浙东农民起义的大好局面丧失殆尽。

卢循占据广州孙恩死后，起义军余众数千人推举孙恩妹夫卢循为领袖继续斗争。

桓玄在最初控制朝权时，“黜凡佞，擢俊贤，君子之道初备，京师欣然”（《晋书·桓玄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虽暂时得到缓和，但浙东诸郡的阶级矛盾却仍在继续发展。时“会稽饥荒，百姓散在江湖采稆”，“顿仆道路，死者十**”，“三吴大饥，户口减半，会稽减十三四，临海永嘉殆尽”。加上桓玄执政后不久，即“陵侮朝廷，幽摈宰辅，豪奢纵欲，众务繁兴，于是朝野失望，人不安业。”（《晋书·桓玄传》）在这种情况下，桓玄因暂时无法全力镇压农民起义，只好以招抚的方式任命卢循为永嘉太守。卢循亦出于义军受挫，重整旗鼓尚须一定时间的考虑，而受命上任。但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受桓玄节制。史称“循虽受命，而寇暴不已”（《资治通鉴》卷一一二）。

桓玄在招抚卢循的同时，又于元兴元年（402）五月派遣起义军的老对手建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屯驻浙东，以牵制卢循，防备不虞。卢循则屯军于临海郡，休整和扩大自己的力量。他以自己的姊夫徐道覆为司马，典掌军事，为重新崛起而进行积极的准备工作，当时，刘裕和卢循之间并没有什么军事行动。

元兴二年（403）春正月，卢循在休整军事力量方面已基本就绪后，遂重新打出了反晋的旗帜。他派遣徐道覆率兵攻占东阳。刘裕立即做出反应，急赴东阳，打败徐道覆。卢循率全军进攻永嘉，又与刘裕发生激战，结果失利，卢循部将大帅张士道阵亡。卢循不得已，又向晋安撤退。刘裕咄咄逼人，紧迫不舍。卢循因连战失利，无法在浙东立足，遂率军登船向广州方向转移。广州地处岭南，偏僻荒远，东晋皇朝的统治在这里相对薄弱一些。而且孙泰在流放广州时，又曾传播五斗米道，在当地人民中间具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广州对保存和发展反晋力量，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备。元兴元年七月，卢循舰船至南海，登陆进攻广州州治番禺。东晋广州刺史吴隐之拒守百余日，因无援而兵疲。十月，卢循夜袭番禺而克之，杀守城军民三万余人，生俘吴隐之。卢循自称平南将军，摄广州事。又派遣徐道覆攻占始兴郡（治曲江，今广东韶关市），执东晋始兴相阮腆之，初步建立了以番禺和始兴为中心的根据地。

卢循占领广州后，东晋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厮杀。桓玄禅代称帝，诛黜宰辅，肆行无道；刘裕自京口起兵，击败桓玄，重新迎立晋安帝。在这场历时一年多的动乱中，卢循安居广州，毫无作为。当刘裕掌握朝政后，在义熙元年（405年）四月，卢循又遣使建康，贡献礼品，以示臣服。刘裕因朝廷新定，无暇征讨，于是任命卢循为征虏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徐道覆为始兴相。卢循和徐道覆亦受命。但这种任命和受命不过是双方的权宜之计而已。卢循在受命后，遣使刘裕，赠所谓“益智粽”，名为奉献，实为贬戏。刘裕亦反唇相讥，还送“续命汤”，暗示兵机。

但卢循却没有与东晋皇朝断绝联系、独树一帜的决心。他希慕官位，贪图安逸，只想在朝廷内讧混战中割据岭南一隅，毫无北伐之意，他纵欲享乐，妓妾成群。为了表明他对朝廷之款诚，他对门阀世族持优柔政策。卢循在俘广州刺史吴隐之后，自己不对如何处置吴隐之作出决定，反却“表朝廷，以隐之党附桓玄，宜加裁戮”，当“诏不许”时，卢循亦未违命，而遣还了吴隐之。（《晋书·吴隐之传》）前琅琊内史，琅琊大族王诞被桓玄流于岭南。卢循破广州，王诞被俘，卢循任命王诞为平南长史，“甚宾礼之”。王诞无意服事卢循，遂对卢循说：“下官流远在此，被蒙殊眷，实思报答。本非戎族，在此无用。素为刘镇军（即刘裕）所识，情味不浅，必蒙任寄，公私际会，思报厚恩。”卢循“甚然之”。结果王诞回去后，对刘裕“尽心归奉，日夜不懈”，不仅未报卢循“厚恩”，反而为刘裕征讨卢循出谋划策。（《宋书·王诞传》）

在卢循军将领中，徐道覆比较富于远见，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他在攻取始兴后，就派起义军将士去南康山（大庾岭地区）砍伐了大量的船木，运到始兴，以低价出售，居民都争先恐后地抢购。这样，“船木大积而人不疑”，为以后进行北伐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卢循安居广州，对东晋王朝一时未构成太大的威胁，刘裕因此而得以对北方少数族政权用兵，义熙五年（409）四月，刘裕率军自建康出发，北伐盘踞于青兖地区的南燕政权。

刘裕出征，造成了东晋统治中心地区防守薄弱的局面。这时，徐道覆先派人劝卢循乘虚北伐，夺取建康。卢循迟疑不决。徐道覆又亲自去番禺，进一步劝卢循说：“朝廷恒以君为腹心之疾，刘公未有旋日，不乘此机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齐之后，刘公自率众至豫章，遣锐师过岭，虽复君之神武，必不能当也。今日之机，万不可失。既克都邑，刘裕虽还，无能为之。君若不同，使当率始兴之众直指寻阳。”在这种情况下，卢循虽“甚不乐此举，无以夺其计，乃从之”。但这时刘裕已出师近十个月，并攻占了南燕首都广固城，生擒慕容超。徐道覆所期望的刘裕顿兵坚城之下，无法分兵回援京师的局面，因卢循犹豫不决而成为泡影。

一旦确定了北伐的战略目标，徐道覆马上依据原先卖给居民船木的卖券收购木料，日夜赶造船舰。北伐准备工作“旬日而办。”

北伐功败垂成义熙六年（401）二月，卢循和徐道覆会合于始兴，然后兵分两路，大举北伐。卢循军的将士，不是“三吴旧贼，百战余勇”，就是“始兴溪子，拳捷善斗”（《资治通鉴》安帝义熙六年），又经过五年的休整，所以士气旺盛，战斗力极强。出师不久，就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卢循指挥的西路军队，顺湘水而下，进攻湘中诸郡，在长沙（治临湘，今湖南长沙市）打败东晋荆州刺史刘道规（刘裕之弟），又攻克洞庭湖口的巴陵（今湖南岳阳市），切断了荆扬二州的水路交通。徐道覆率领东路军队，顺赣水而下，连下南康（郡治赣，今江西赣州市）、庐陵（治石阳，今江西吉水北）、豫章（治南昌，今江西南昌市）三郡。刘裕闻讯，立即放弃原来“停镇下邳、清荡河洛”的计划，班师回援京师，至下邳弃船载辎重，自率精锐兵骑归。

徐道覆的东路军克豫章后，“舟舰大盛”，顺流直向江州州治寻阳。江州刺史何无忌不听部将守城待援的劝告，率舟师迎战徐道覆。义军乘风顺流，大舰逼之，强弩劲射，何无忌军溃兵败。义军包围何无忌指挥船登船者数十人，斩杀何无忌，占领寻阳。“于是中外震骇，朝议欲奉乘舆北走，就刘裕，既而知贼未至，乃止。”（《资治通鉴》安帝义熙六年）

刘裕至山阳时，听到何无忌死讯，马上自带数十人，“卷甲兼行”，于四月赶回京师，青州刺史诸葛长民、兖州刺史刘藻、并州刺史刘道怜也各领兵入卫建康。北府名将刘毅，于五月率水军二万从姑孰（今安徽当涂）溯江而上，大有一举摧抑义军之势。

卢循占领巴陵后，原打算西征军事重镇江陵，完全据有上游。徐道覆听到刘毅发兵的消息，驰使报卢循曰：“毅兵众甚盛，成败事系之于此，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天下无复事矣。根本既定，不忧上面不平也。”卢循听从了这一建议，“即日发巴陵，与道覆连旗而下。别有八艚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二丈”（《宋书·武帝纪》）。遂大败刘毅于寻阳东北的桑落洲，刘毅与数百人弃船上岸：“仅而获免”，“余众皆为贼所虏，辎重盈积，皆弃之”（《晋书·刘毅传》）。

卢循军在接连打败北府兵名将何无忌和刘毅，消灭大批敌人有生力量后，声威大振。史称“战士十余万，舟车百里不绝。奔败还者，并称其雄盛。”而东晋朝廷内外汹扰，人心惶惶。“于时北师始还，多创痍疾病。京师战士，不盈数千。”尽管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但卢循听到老对手刘裕已返京的消息，仍“相视失色”，“欲退还寻阳，进平江陵，据（荆江）两州以抗朝廷。道覆谓宜乘胜径进，因争之。疑议多日，乃见从”（《宋书·武帝纪》）。卢循军遂向建康进军。

在卢循迟疑不决的同时，刘裕排除了诸葛长民和尚书左仆射孟昶的奉天子过江，或东走广陵，或西据历阳的异议，以为“一旦迁动，便自土崩瓦解”。遂宣布内外戒严，发居民修筑工事，沿江置栅筑垒。又将可堪战斗的士兵全部集中在石头城，使“众力不分”，“随宜应赴”。等到起义军舰船抵达淮口（秦淮河入江口，今南京市西北）时，建康城已守备粗具。但卢循军仍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有利战机。时徐道覆建议利用优势兵力实施强攻，即从新亭（南京市西南）至白石（南京市西北）登陆，焚烧船舰，背水一战，分数路占领石头城，进而拿下建康。卢循初从此计，命舰队使向新亭。刘裕登城瞭望，不由得大惊失色。可见这是一个对建康守军极有威胁的作战方案。但卢循“多疑少决，每欲以万全为虑”，在面临与敌决战的关头畏缩退却。他以尚书左仆射孟昶绝望自尽为由，认为东晋王朝“当即日溃乱。今决胜负于一朝，既非必定之道，且杀伤士卒，不如按兵待之”（《宋书·武帝纪上》）。于是回泊蔡洲（今南京市西南十二里江中）。“道覆犹欲上，循禁之”（同上）。道覆以循无断，乃叹曰：“我终为卢公所误，事必无成。使我得为英雄驱驰，天下不足定也！”

乘卢循顿兵城下之机，刘裕修治越城，筑查浦、药园、廷尉三垒，从容调军设防，在守备薄弱的淮北至新亭的各军事据点皆“守以实众”（《宋书·武帝纪上》），又“栅石头，断查浦（今南京清凉山南），以拒之”。同时，江淮入卫的军队亦陆续开到，其中有千余名精锐强悍的鲜卑具装虎斑突骑。直至建康固若金汤，卢循仍“冀京邑及三吴有应之者”，而迟迟不发动进攻。刘裕设防完毕，卢循见无侥幸取胜之机，遂遣舰十余艘欲拔石头栅障，因守军弩箭齐发，“乃止不复攻栅”（《宋书·武帝纪》）。于是设伏兵于南岸，派老弱不堪战者悉乘舟舰，攻白石。刘裕中计，亲率主力赴白石堵截。卢循遂焚烧查浦登陆，打败了戍守秦淮河南岸的刘裕参军徐赤特，以数万军队屯驻在南岸的丹杨郡。刘裕见中计，率军驰归，分兵戍守石头城，又选汉、鲜卑步勇千余人渡过秦淮河，突陷卢循在南岸的列阵。卢循军不能支，遂转攻京口及建康附近诸县。但因刘裕实行以守待疲、坚壁清野的原则，故义军“无所得”。

至七月初，卢循仍顿兵建康城下。此时，距他陈泊蔡洲已时逾两月。义军师老病疲，粮食给养都发生困难。他认为士气不可能复振，所以决定从建康北师寻阳，“并力取荆州，徐更与都下争衡，犹可以济”。但此举非但未能复振士气，反而使东晋政权获得了重振旗鼓以全力镇压卢循军的机会。刘裕一方面派遣军队尾随义军，一方面鉴于卢军擅长水战的特点，“大治水军，皆大舰重楼，高者十余丈”（《宋书·武帝纪》），他又派建威将军孙处率军三千，自海道袭番禺，欲“倾其巢窟，使彼走无所归”（同上），遣淮陵内史索邈领鲜卑骑兵增援荆州。起义军已面临两面受敌，退路可能被切断的被动处境。

卢循并未采取积极措施争取主动地位。他声言要夺取荆州，据上游与东晋政权抗争，实际上却举棋不定。他没有趁东晋上下游之间的联系尚未恢复，卢军又在寻阳附近打败荆州增援建康的军队的有利时机，率主力攻取江陵，而只是派兵阻击增援荆州的索邈，遣为人“愚懦，无他奇计”的部将苟林象征性的进攻江陵，并声言徐道覆已攻克建康，企图取得不战即胜的效果。荆州刺史刘道规与雍州刺史鲁宗之通力合作，坚守设防，主动出击，轻而易举地在九月份打败势单力薄、又无后援的苟林。苟林亦被杀。十月，卢循又遣徐道覆率众三万进攻江陵，被刘道规打败，义军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灭。江陵战役的失败，是卢循军由优势转为劣势的标志。十月，刘裕“治兵大办”，遂率兖州刺史刘藩、宁朔将军檀韶等舟师攻伐义军。十一月，攻占彭蠡湖口的南陵，对义军由汉水南归广州的咽喉要地形成威胁。卢军损失舟舰百余，士卒五千。与此同时，孙处率水军至番禺城下，利用卢军广州守兵不以海道为防之机，纵火烧焚义军舟舰，乘大雾“悉力而上，四面攻之，即日屠其城”，孙处又“抚其旧民，戮其亲党，勒兵谨守”（《宋书·武帝纪》）。卢循军丧失了广州根据地，致使“无所归投”。

在这种情况下，卢循不得不考虑与刘裕所率领的舟师展开会战。他在“治兵旅舟船，设诸攻备”的同时，扬言不攻屯驻在雷池（今龙感湖，安徽望江以东）内的刘裕，只是想顺江而下，以迷惑对方。但刘裕并未受惑，他进驻位于雷池入江口处的大雷戍（今安徽望江），又遣部将王仲德以水舰二百艘戍守下游的吉阳，设置二道防线，以防止起义军顺江入海。

十二月，卢循、徐道覆率众数万人自寻阳出发，“方舰而下，前后相抗，莫见舳舻之际”（《宋书·武帝纪》）。在大雷附近，与刘裕展开激战。刘裕在西岸设置大量步骑，又以“轻利斗舰”，“万钧神弩”向义军水师发起进攻，迫使义军舟舰在风水之势下，不得不“悉泊西岸”。这时，刘裕设置的岸上步骑，“先备火具，乃投火焚之，烟焰张天，贼众大败，追奔至夜乃归”。卢循回守寻阳。他见刘裕军盛，遂决定顺赣水向广州撤退。他在左里（今鄱阳湖口）设置木栅以阻刘裕，使大军顺利南下。但刘裕亲率水师，悉力攻栅而进，卢循军虽“殊死战，弗能禁”，遂大败于彭蠡湖（今鄱阳湖），义军损失达万余人。卢循收散卒数千人，向广州撤退，徐道覆退守始兴。义熙七年（411）二月，追讨卢军的兖州刺史刘藩等到达岭南。刘藩部将孟怀玉围攻始兴，“身当矢石，旬月乃陷”（《宋书·孟怀玉传》），徐道覆遇害。三月，卢循在追兵未到时，围攻孙处镇守的番禺，双方相持二十余日，久攻而城未下。刘藩在击败徐道覆后，派沈田子引兵救授番禺，败卢循于番禺城下，义军损失万余人。卢循向南撤退，攻克合浦（广东合浦东北）。孙处、沈田子摄踪而来，卢循弃合浦而撤往交州。交州刺史杜慧度领州府文武拒循，循兵败。循率余众三千，与晋叛将原九真太守李逊的余部李脱汇合，又集俚獠族五千余人，登舟至交趾郡龙编县南津（今越南慈仙、仙越地区），与杜慧度再战。杜慧度用步军于两岸夹射，又投掷雉尾炬焚烧其舰。卢循军败。他见大势已去，鸩杀妻子十余人，又召妓妾问曰：“我今将自杀，谁能伺者？”妓妾多不愿从命，只有少数人愿与同死。于是卢循先杀了那些不愿自杀者，然后投水自尽。

卢循在孙恩死后，重整旗鼓，建广州根据地，率浩荡舰队，纵横溯洄于湘赣二水，东征西战于大江上下，大败何、刘等北府名将，几乎置刘裕于必死之地，给予东晋皇朝以沉重打击。但他缺乏远大的战略目标，意志薄弱，指挥无方，作战无力。他两次受命于东晋皇朝，安居广州，无意北进；多次贻误战机，临阵少决，不能采纳部属正确的意见，无会战克敌，力争胜利的决心和勇气。终于导致变优势为劣势，变主动为被动，最后竟全军覆没，一败涂地。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把有的叛乱说成是起义，把有的起义说成是叛乱，他们随心所欲，以论带史，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强不知为知之。马列狗为何如此昏聩？大约就是有孙恩、卢循这种人的存在，使得“阶级斗争”学说陷入了轮遭证伪、语无伦次的境地。）

【第十二章 谯周、陈寿、裴秀】

第一节 谯周①

谯周（201—270），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今四川阆中）人。蜀汉地区著名的儒学大师和史学家。史学名著《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即出自他的门下。直言劝谏的学者谯周的父亲谯賆是一位学者。他学识宏富，尤善《尚书》，对于诸经及图纬书的造诣也很深，因而在益州颇有名气。刘焉、刘璋父子统治时期，州郡政府多次辟请他出仕为官，皆遭拒绝。后不得已，谯岍应州府之召，暂作过一段师友从事的职务。

在谯周的幼年时期，谯岍不幸去世。由于家境贫寒，谯周被寄养在舅父的家里。他酷爱读书，家中虽然经济困难，但谯周却从不肯把精力放到治理产业方面来，整日孜孜不倦地诵读典籍，以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经过多年的苦读，谯周成了博贯古今、精通六经的硕儒。特别是他一手词理渊通的好文章，更引起学人的景仰。但是其口才不佳，虽然为人聪慧，而不善言辞表达，属于性格内向的一类人。

谯周的青少年时期，益州地区的形势一直不够安定。先有刘璋与汉中张鲁的争斗，后又发生刘备入蜀，陷成都，逐刘璋，建立蜀汉政权的变故。章武三年（223），刘备在夷陵败后病死，其子刘禅嗣位，是为后主。诸葛亮受刘备临终遗命，以丞相兼领益州牧，总揽朝政。在他的治理下，蜀汉的政局渐趋稳定。为了缓和与弥缝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矛盾，其中主要是益州地主集团与外来地主集团之间的矛盾，诸葛亮适当地启用当地的知名人士为官。这样，谯周以有学识而被诸葛亮荐举为益州的劝学从事。

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病故，大将军蒋琬接替诸葛亮执政。蒋琬提升谯周为典学从事，总管一州学校、生徒的训导、考核和升免等事。这一年，谯周三十三岁。

延熙元年（238），后主立其子刘璿为太子。谯周与李譔等一批著名的学者同时被选调到太子府任职。他先为仆，后转为家令。

蜀汉后主刘禅是一位平庸低能的君主。诸葛亮在世期间，他慑于乃父遗命，被迫“父事丞相”，在诸葛亮面前唯唯诺诺，言听计从，因有所约束，未出过大错。诸葛亮死后，刘禅贪图奢华享受的恶性日渐暴露。他屡次想广修宫室，采**女，以供玩乐。但由于受到蒋琬、董允等人的强烈抵制，也未尽如意。延熙九年（246），蒋琬、董允相继去世。主管朝政的费祎信任陈祗，使用他接替董允的侍中职务。陈祗是个玩弄权术的政客，与宦官黄皓互为表里，操弄权柄。对于后主刘禅，陈祗、黄皓阿意顺从，百般迎合。刘禅遂如释重负，肆意胡为起来。于是，他经常外出游逛，并增造后宫，广设伎乐，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

谯周对刘禅的荒唐行径，非常反感。这一年，他上疏进行劝谏。谯周以新莽末年的历史为例，说明政权的得失与人心的向背关系极大。他说，王莽败后，群雄扰攘，豪杰蜂起，都想夺得政权。这些人中以更始皇帝刘玄和公孙述的力量最强，但他们一个个注意的只是快情恣欲，游猎享受，从不知体恤百姓疾苦，关心人民的生活。终因丧失人心，遭到失败。而汉光武帝刘秀从善如流，广纳众谏，注意理冤狱，力节俭，施仁政，遵法度。这些作法深得人心，归附的人越来越多，终于由弱变强，兼并诸雄，成就帝业。谯周希望后主以刘秀为榜样，敬贤任才，力修内政，树立起完成光复汉室，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在上疏中，他还提出了省减乐官、停止兴造的具体建议。刘禅对于谯周的上疏，很不以为然，不仅不采纳他的建议，反而疏远了他。这一年，谯周被免去太子家令的职务，改任中散大夫。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三国志·蜀书·谯周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延熙十六年（253），主持朝政的费祎被人刺杀。费祎死后，蜀汉的政局急转直下。后主更加宠信黄皓，听凭他肆意弄权，败坏政事。朝中的大臣，或与黄皓勾结，狼狈为奸；或受其毁谤，横遭排抑。接替费祎职务的姜维，一则畏怕黄皓的势力，二则急于立功，所以长期居外，连续向曹魏用兵。由于姜维不顾国力，冒然出击，所以一再损兵折将，大败而还。穷兵赎武和政治**，把百姓搞得疲弊凋瘁，怨声载道。谯周对此十分不满。延熙二十年（257），他猛烈抨击朝政，并与尚书令陈祗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他知道自己的意见，不会受到朝廷的重视。退朝以后，遂采用两人对话的体裁写了一篇讥讽时政的文章《仇国论》。在文内，谯周提出治国的根本在于养民恤众的主张。他说，周文王以少胜多，是作到了注意养民；勾践以弱胜强，是由于能够恤众。不顾百姓疾苦，不能与民休息是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所谓“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他预言，蜀汉“极武赎征”，必然“土崩势生”，如果“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谯周劝告后主，“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射幸数跌，不如审发”。就是说，与其每战必败，不如慎重出击。

不久，后主解除了谯周的中散大夫职务，升任为光禄大夫。在汉代，光禄大夫主顾问应对，无常事，是一种名义上地位很高，而实际上并无任何权力的荣誉官职。从此，谯周被排斥出参政的行列，“不与朝政”。因为他在学界极有声望，朝廷不得不“以儒行见礼”，但也只是故作姿态而已。

极力倡言降魏景耀六年（263），掌握魏国实权的司马昭看到蜀汉政权已面临土崩瓦解之势，遂决定出师灭蜀。这年冬，他派钟会率兵十万，由汉中趋剑阁；命邓艾领众三万，自狄道入蜀。几路大军中，邓艾一支首先获得成功。他一路攀木缘崖，冒险而进，渡阴平，陷江油，下绵竹，长趋直入，逼近成都。

对于这种危急局面的出现，后主刘禅事先毫无思想准备。黄皓等人愚弄他，屡进鬼巫之说。刘禅真的以为敌人不会来攻，故不作任何防备。待魏兵猝至，百姓迸散，刘禅才慌了手脚，急忙召集群臣会议，商讨对策。由于形势急迫，“不与政事”的谯周也例外地被召参加了会议。

群臣商议了许多，意见不能统一。这个说，吴蜀两国是联盟，东奔吴国是有条出路；那个讲，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守难攻，南下或许死而复生。争争吵吵，议论纷纷，举朝上下，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谯周别树一帜，提出降魏的主张。他认为，东奔吴国的意见不能成立。魏吴两国，实力相差悬殊，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已成定局。投奔吴国是称臣，投降魏国，也是称臣，与其向小国称臣，不如向大国称臣，以免受再辱之耻。至于南下，也不是好办法。首先，大敌逼近，人心离散，恐怕无人愿意南行。再说，魏人此行誓在灭蜀，陷落成都也不会放弃南下追击的机会。况且南中诸夷，平时犹不安定。如果据守此地，增征贡赋，也就会激起他们的反叛。所以，乘没有势衰力竭的时候投降魏国，可以得到优待。这是唯一明智的选择。

谯周的主张代表了益州地主集团的普遍情绪。他们早已对蜀汉政权失去了希望，认为这一外来政权，给他们带来的只是灾难，从未有过任何的好处。在被解除太子家令职务不久，谯周曾与蜀郡学者杜琼一起散布过曹魏代汉是天意的言论。后来，谯周屡次在刘备、刘禅的名字上作文章，说什么：“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备矣，当授与人也”（《三国志·杜琼传》）。意思是讲，蜀汉政权的寿命在刘备时代就该结束了，刘禅只有等待被别人消灭的分了。

经过谯周的反复劝说，刘禅听从了降魏的建议。由于谯周主降有功，司马昭封他为阳城亭侯。晋武帝代魏后，谯周几次被加官，历任骑都尉、散骑常侍等职务。泰始六年（270），他病死在洛阳，终年六十九岁。

后世的许多史学家对谯周诱劝刘禅不战而降的作法，给予了指责。孙盛在对蜀汉实力进行分析之后，认为当时如果没有谯周的劝降，蜀国是不会灭亡的。

突出的学术成就据《三国志·谯周传》记载，谯周生前撰写学术著作多种，计百余篇。

之后，这些著作陆续散失，到唐初作《隋书·经籍志》时，时人所见的书目只有《论语注》（十卷），《三巴记》（一卷），《谯子法训》（八卷），《古史考》（二十五卷），和《五经然否论》（五卷）五种了。《论语注》和《三巴记》两书，今不存。现在能够见到的其他三种，且都是后人的辑本。《谯子法训》，原书亡佚。明人陶宗仪、清人严可均各录有辑本，但均搜括不足，除《齐交篇》有篇名外，余者皆为散条。此书以有关道德修养、男婚女嫁、治学自力等方面的内容为主，属格言性质的书籍。

《五经然否论》，原书亡佚。朱彝尊、马国翰等人皆有辑本，其中以蔡映台搜罗最多，计七条。仅就辑录所知，该书以诠解古代礼仪制度的内容为主，属典制一类的著作。

《古史考》，原书亡于宋元之际。清人章宗源据诸书辑录一卷，得九十一条。该辑本刊于平津馆丛书之中，书前有孙星衍序文一篇。这是一部古史考证性质的书籍，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据《晋书·司马彪传》记载，谯周撰写此书的主要目的是为司马迁的《史记》纠谬。谯周认为《史记》周秦以上的部分，有很多内容采用民间传说和百家之言，因此与经典文献的出入较大。他凭据旧典，对此一一进行了订正。以后唐朝人把它归在考史书类，作为附录与《史记》并行于世。它的许多成果被后来的《史记》三家注所吸收利用，成为章氏辑本的主要依据。

《古史考》对《史记》的考证、评述甚详。清人姚振宗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讲：“是书专为考《史记》百三十篇而作，每篇皆有所考。”裴骃的《史记集解》，在《楚世家》楚之先人“坼剖而产”句下引干宝语云：“先儒学士多疑此事。谯允南通才达学，精核数理者也，作古史考，以为作者妄记，废而不论。”这条材料证明，只有当谯周以为作者妄记处才废而不论，可见姚氏的说法并非妄断。《古史考》对于《史记》的研究，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第一是对史记的某些记载提出怀疑。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把公伯僚列为孔子的弟子。谯周认为有误，说：“疑公伯僚是谗愬之人，孔子不责而云其如命何，非弟子之法也。今亦列比七十二贤之数，盖太史公误。”第二是对某些史实给予补充和解释。如《苏秦列传》中，苏秦嫂有“见季子位高金多”语，谯周补充说：“苏秦字季子”，比“其嫂呼小叔为季子”的解释更为合理。对《齐世家》中“太公望吕尚”句，补充说：“姓姜，名牙。”对于吕尚的经历，补充说：“吕望尝屠牛于朝歌，卖饮于孟津。”在《张仪列传》中有“苴蜀相攻击”句，谯周解释说：“益州天苴读为包黎之包，音与巴相近，以为今之巴郡。”第三是对某些历史事件进行评论。如对吕不韦以千金行贿事论说道：“以诈获爵，故曰窃也。”对司马迁说“驺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评论说：“观太史公此论，是其爱奇之甚。”其实，《古史考》所涉及的内容不止是《史记》，据章宗源讲：“（古史考）又兼及后汉事，不独纠迁书矣。”总之，它是一部用力很深的考史名著，对后世历史考证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只是原书亡佚，后人已难看到它的全貌了。

第二节 陈寿①

陈寿（232—297），字承祚，又名长寿②，巴西安阳（今四川南充）人。西晋时期杰出的史学家，史学名著《三国志》的作者。

才高而命蹇陈寿出生在三国鼎立时期的蜀国，少年时期受学于同郡的经史大师谯周。谯周潜研古史，著述甚多，尤以专为《史记》纠谬的《古史考》有名于世。在谯周的薰陶和教育下，陈寿自幼精读《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古史，对史书的体裁和编纂方法有过深入的研究。幼时的努力为他以后所取得史学成就准备了条件。在谯周的学生中，陈寿是较为突出的一位，时人把他和文立、李虞、罗宪并列为谯门四大弟子。陈寿博闻强识，文思敏捷，能写一手很漂亮的文章，因此有人将他比作是孔门四科中的文学子游、子夏。

益州的学者重视对于地方史的编撰。从东汉以来，蜀郡的郑伯邑、刘彦信，汉中的陈申伯、祝元灵，广汉的王文表先后有巴、蜀《耆旧传》传世。根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在谯周撰写的史书中有一部名为《三巴记》的地方志。陈寿受这一传统的影响，写史也是先从地方志做起。他不满意前辈的著作，认为他们只是局限巴蜀一隅，很多乡邦人物没有被网罗进去。于是，他撰写了《益部耆旧传》十篇①，将范围扩大到益州的全部，弥补了前人的不足。此外，他还写过《古国志》五十篇。非常可惜的是，陈寿的这两部书都先后亡佚了。

陈寿性格偏质直，不拘小节，对人不会曲意附和。谯周了解自己的学生，充分肯定他的才学，知道他将来一定能够因此成名。但也为陈寿的为人担忧，估计会有很多的不幸与挫折，甚至影响到一生的仕途。陈寿后来的遭遇果真为谯周所言中。陈寿成年后，先后在蜀汉政权内担任过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和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务。蜀汉末年，后主刘禅昏庸无能，宦官黄皓**弄权，把持朝政。许多臣僚为巩固自己的禄位，都向黄皓阿谀献媚，只有陈寿鄙夷这种世风，不肯同流合污。黄皓十分嫉恨他，屡次借故进行谴黜。偏偏陈寿又不愿受世俗藩篱的约束，极易为人抓住把柄。在居父丧间，他因为有病，使用侍女侍奉丸药，结果触犯了礼教，受到舆论的贬责，遂沉废累年不被任用。

炎兴元年（263）魏兵攻入益州，后主刘禅投降。蜀亡之后，曹魏政府把刘禅连同大批臣僚迁到京师，三十一岁的陈寿也随之到达了中原地区。二年后，司马炎代魏，建立西晋王朝。陈寿受到乐于延誉后进的中书令张华的赏识，被举荐为孝廉、佐著作郎，不久出补平阳侯相。这期间，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委托他撰述诸葛亮故事。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陈寿传》，下引此传者，不再作注。

②《隋书·经籍志二》载《魏名臣奏事》四十卷为陈寿著，而《经籍四》又载其为陈长寿撰。《华阳国志》载《益部耆旧传》为陈寿撰，《隋志》载著者为陈长寿。由此可证，陈寿又名陈长寿。①《隋书·经籍志》载十四卷。

泰始十年（274），陈寿编《诸葛亮集》二十四篇，上奏朝廷。他的同学文立又把《益部耆老传》呈献给晋武帝司马炎。司马炎十分赞赏陈寿的才能，提升他为著作郎，并兼领本郡中正的职务。别具一格的史著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从而结束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分裂割据状况，中国重归统一。这一年，陈寿四十八岁。他着手整理三国的史实，不久便写成了魏、蜀、吴三书，总其名为《三国志》。这套书始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终于西晋太康元年（280）吴国灭亡。计《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

在《三国志》成书之前，记载这一时期历史的书籍大致有官修和私修的两种，前一种如王沈的《魏书》、韦昭的《吴书》；后一种如鱼豢的《魏略》等等。这些书籍都为陈寿撰写《魏书》、《吴书》提供了基本素材。但在写作《蜀书》时，陈寿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是因为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三国志·蜀后主传评》）。蜀汉的史实全靠陈寿自己动手搜集，好在他是蜀人，对故国的史实比较了解，又曾写过地方志和整理过诸葛亮的材料。所以经过努力，《蜀书》所收虽不及魏、吴两书丰足，但也毕竟独立成书了。

《三国志》的成就较大，其质量远远超出同时代其他人撰写的三国史，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四史，被人誉为古代纪传体史书的代表作。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三国志》的成就，首先是陈寿为适应三国鼎立的历史特点，开创了一种新的史书体例。自从司马迁建立以帝纪为纲的体系以来，后世的史家莫不因相祖述。像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孔衍的《魏尚书》、孙盛的《魏春秋》、郭颂的《魏晋春秋》，把叙述大一统历史的史书体裁生搬过来，只承认魏国为正统，视蜀、吴两国为偏安割据的“僭伪”，未能正确地反映出当时历史的本来面目。陈寿则把魏、蜀、吴三国的历史分写成三部书，视三方为互相独立的国家。由于生活在继魏之后统治中国的晋政权之下，他不得不采取以魏主为纪，以吴蜀两国之主为传的名目，“然皆编年纪事，以史家之例，实亦纪也”（《义门续书记·三国志》）。故清人朱彝尊指出：“（陈）寿独齐魏于吴、蜀，正其名曰三国，以明魏不得为正统。”

其次，《三国志》的成就是结构清晰，全书前后贯穿，事无重复。在全局安排上，陈寿颇费匠心，几乎所有的选题都紧密围绕着一个对三国历史的总看法处理的。他以曹操等人的几篇帝纪提挈这一时期的大事；分立三书以叙述三国鼎立的发端、发展和终结。他通过各个时期重要人物的传记，记述了黄巾起义后董卓和群雄的四起，官渡战后曹操的天下无敌，赤壁战后的三国并立，夷陵战后蜀吴两国的合作和南北对立；他还交待出魏明帝之后以幼主继位和曹爽的失败是魏晋替兴的转折，诸葛亮之死是蜀政变化的标志，孙权晚年猜忌好杀埋伏下了东吴败亡的危机。陈寿作传，照顾的方面很广。凡是能代表三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方面的重要人物，无不网罗无遗。但在具体行文上，陈寿并不平均使用篇幅，而是根据重要程度不同，或立专传，或用附见。全书剪裁得当，表面上有似传记的汇编，实际上却服从于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

《三国志》通体简约爽洁，无繁冗芜杂的弊病。这种简洁不仅表现为文字上的精炼，而且表现为取材的审慎。如当时关于曹操先世及早年的传说很多，《魏书·武帝纪》一概不取。汉魏禅代之际的表奏册诏，仅《三国志注》就载有二十余篇，而陈寿只选取了一篇不足二百字的册命，即将这一重要的史实表述清楚了。他写《诸葛亮传》更是审慎斟酌。如《魏略》和《九州春秋》记述刘备与诸葛亮的最初相识，都是讲诸葛亮自己去见刘备的。而陈寿则根据诸葛亮《出师表》的自述，采用刘备三顾茅庐的记载。另外，他还舍弃了许多经不住推敲的材料，如七擒七纵孟获、阳平关设空城计等等。陈寿不录《后出师表》，不只是因为它出自吴人张俨的《默记》，主要还是文章所叙的史实与思想都和诸葛亮其人的风格不大合拍。

陈寿不仅叙事简要、取材精审，而且议论也有见地。纪传后面的评，集中反映了他的意见。如他评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其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评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评关羽、张飞“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这些评论，褒贬适当，值得肯定。

有关《三国志》的是是非非后人对《三国志》的批评，主要集中于陈寿在某些地方使用曲笔和有所回护。唐人刘知几和清人赵翼分别在《史通·直笔》和《廿二史札记》卷六中，列举事例证明《三国志》有为魏晋两朝当权者隐恶溢美的地方。确实，曹操领冀州牧、为丞相、为魏公、为魏王，在陈寿的笔下似乎都不是他本人的强行所为，而是汉献帝的感恩报德。以后的司马懿为丞相，司马师加黄钺，司马昭封晋公，司马炎受禅即帝位，也像是出于魏朝皇帝的赏功酬谢。魏君曹芳被废，本是司马师的秘密行为，太后事先毫无所知，《魏略》对此记述十分详尽。但帝纪反载太后之令，极言曹芳不孝当废；魏君曹髦惨遭司马昭毒手，陈寿但书其“卒”，绝口不谈被杀之迹。曹爽从小以谨慎稳重为魏明帝所信赖，在反对司马氏的政变中不幸失败，成了晋朝否定的人物。陈寿作传时，对曹爽的阴暗面也写得多了一些。当然，陈寿的这种笔法是可以理解的。他身为晋臣，处境很难，不敢不为晋讳。陈寿的性格固然刚直，但屡受挫折，且又目睹了许多不与晋朝合作的名士的悲惨下场，这使得他不能不对直笔如弦的后果有所考虑。陈寿对统治者比较敏感的某些史实委婉其辞，很明显是企图避免司马氏政权的迫害。同样是有成就的史家，陈寿与不畏强暴、勇于暴露黑暗政治的司马迁相比，则大为逊色了。但是，陈寿并不甘心，还是想尽办法，在字里行间努力透露出一些历史的真象，体现了一位史家的道德和良心。

《三国志》虽然存在曲笔和回护的弱点，但陈寿的史德并不像《晋书·陈寿传》记载的那样差。关于陈寿索米不得遂不为丁仪兄弟立传以及因父受刑而极力贬低诸葛亮的两件事，纯属毫无根据的流言。后世学者对此历来持怀疑态度，清人王鸣盛、赵翼极力为陈寿辨诬，基本已经证明陈寿修史从不以私人恩怨而施褒贬，两种流言不足为信。

陈寿是正宗的封建史家，《三国志》表达了他的历史观点和政治态度。

他相信天人感应和皇权神授。在《武帝纪》中他提出，曹操破袁绍五十年前出现的黄星，是曹魏代汉的天象预兆。以后曹丕称帝时，黄龙见于谯县，同样是天意的反映。陈寿写刘备称帝，所列举的符瑞图谶多达十几项。对孙权称帝也不厌其烦地记录了吴中的童谣。晋魏禅代，他认为是魏家“天禄永终，历数在晋”，同样符合天命。陈寿推崇周群、杜琼、谯周几位方士化的学者，通过他们的传记宣扬皇权神授的观点。如他把谯周所说的“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受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的说法同蜀亡联系起来，认为这是谯周预言的应验，陈寿完全继承了老师的历史观。除了天命论外，他还强调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如他认为诸葛亮的奇策对三国鼎立起着重要作用。当人力与天命发生矛盾时，陈寿主张天命是无敌的，所谓“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诸葛亮传》）。这些方面，都是《三国志》的糟粕。

同《史记》、《汉书》相比较，《三国志》在体例上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它没有志和表。后世的学者多把原因解释为陈寿手头资料不足所致。

尽管《三国志》存在着缺陷与不足，但从整体上看，仍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史书。所以此书一成，凡是见过稿本的人都赞不绝口，称赞陈寿善于叙事，有良史之才。张华更把陈寿比作是司马迁和班固，并表示愿意把修晋史的任务交给他来作。当时，夏侯湛正在撰写《魏书》，见到陈寿的书后，觉得自己的工作已没有意义，便毁掉了自己的书稿。由于《三国志》是陈寿私人的撰述，所以当时它没有能引起朝廷的重视。直到陈寿死后，朝廷才命人到他家抄写。书稿抄好后被藏在内阁保存了起来。《三国志》并非人人喜欢，权臣荀勖读到陈寿的书后，心情十分不快。原来他在魏时是由曹爽征辟出来作官的，陈寿的《魏书》对曹爽有所诋毁，故有失他的意旨。再加上荀勖与张华有矛盾，张华喜欢陈寿，自然也成了陈寿的罪过。荀勖不愿陈寿在内廷为官，借故把他排挤到长广去作太守。陈寿以母亲年老有病，迟迟不肯去长广上任。经过镇南大将军杜预的推荐，朝廷改任陈寿为御史治书。不久，遇到母亲去世，他遵照遗嘱葬母于洛阳，这在当时也是违礼的行为。结果，陈寿不以母丧归葬入蜀，又引起舆论大哗。清议谴责他有悖伦常，遂再受废辱。数年之后，他被重新录用，起为太子中庶子，终因年老病重，尚未就职，便病故了。这一年是晋惠帝元康七年（297），陈寿六十五岁。陈寿一生仕途蹉跌，很不得志。所以《华阳国志·陈寿传》说他“位望不充其才，时人冤之”。陈寿去世后一百余年，南朝人裴松之为补救《三国志》文字过于简略和没有表志的缺陷，特地为之作注。裴注字数和陈书字数相当，遂使《三国志》一书得到完善。除裴注外，后人研究《三国志》的著作还有杭世骏的《三国志补注》六卷，赵一清的《三国志补注》六十五卷，钱大昭的《三国志辨析》三卷，潘眉的《三国志考证》八卷，梁章钜的《三国志旁证》三十卷，钱仪吉的《三国志证闻》三卷等。属于补志的书有洪亮吉的《三国疆域志》，谢钟英的《三国疆域志补注》，侯康的《三国艺文志》，陶元珍的《补三国食货志》，王欣夫的《补三国兵志》。补表的有洪贻孙的《三国职官表》，黄大华的《三国三公宰辅表》，谢钟英的《三国大事年表》，吴增仅的《三国郡县表》等。民国时期，湖北人卢弼集合各家学者的成就，加之自己的校勘工作，作成《三国志集解》一书。卢书既注陈寿原文，又注裴注，引征繁富，颇益后学。

在北宋以前，魏、蜀、吴三书是各自成书的。《旧唐书·经籍志》以《魏书》为正史，归《蜀书》、《吴书》入编年，分类极不科学，然其可证三书，当是时仍是互相独立的三部。北宋雕板刻书，始合三书为一种。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北宋咸平六年（1003）的国子监刻本。

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陈寿的著作还有《魏名臣奏事》四十卷，今不存。

第三节裴秀①生平与著作裴秀字季彦，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生于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卒于晋武帝泰始七年（271），终年四十八岁。他出生在官宦家庭，祖父曾任东汉尚书令，父亲裴潜任曹魏尚书令。裴秀少年时代聪敏好学，“博学强记，无文不该”，八岁能写文章，才德闻名乡里，人们认为他不仅有颜回那样的品德，而且有甘罗那样的才华，被时人称为“后进领袖”。意思是青少年的领袖。二十来岁时，曹魏渡辽将军毋丘俭把他推荐给掌管辅政大权的大将军曹爽，爽即任命裴秀为掾，并袭父亲的爵位清阳亭侯。嘉平元年（249）裴秀二十五岁，升任黄门侍郎。司马懿诛曹爽后，大权落入司马氏手中。裴秀因是曹爽部下，自然受到牵连，被免官。嘉平三年（251）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为大将军掌国政。起用裴秀任廷尉正。正元二年（255）司马师死，其弟司马昭为大将军，掌国政，裴秀为之出谋划策，提了许多有关军政大事的建议，大多为司马昭采纳，于是司马昭命裴秀为散骑常侍。甘露二年（257），三十四岁的裴秀随司马昭去寿春（今安徽寿县）征讨诸葛诞，参与谋略，胜利而归。由于裴秀立了功，被升任尚书，进封鲁阳乡侯。甘露五年（260）元帝曹奂即位，裴秀因为参与议定策略有功，进爵县侯，迁尚书仆射。咸熙初（264），裴秀替司马昭改革官制，议五等之爵，于是被封为济川（今山东桓台）侯。咸熙二年（265）八月，司马昭死，其子司马炎为相国、晋王。十二月，司马炎逼魏主退位，自称皇帝，改国号晋，就是晋武帝。由于裴秀在司马昭立嗣问题上替司马炎说了好话，所以司马炎为晋王后，升裴秀为尚书令、右光禄大夫。司马炎称帝后，又让裴秀加左光禄大夫，封钜鹿郡（今河北宁晋）公。有人曾向武帝反映骑都府刘向替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武帝为之辩护，说裴秀有功于王室，只问刘向的罪，不追究裴秀。泰始四年（268）正月，以秀为司空①，又“职在地官”，这个职位对裴秀在地图学上作出贡献有很大关系。泰始七年（271），裴秀因病服用寒食散时，误饮冷酒而中毒身亡。著作有《易论》，《乐论》和《冀州记》①，地图有《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和《地形方丈图》②。《盟会图》和《典治官制》没有完成③。《禹贡地域图》后来藏于秘府，但早已失传。其它著作也失传了。仅有《禹贡地域图序》被保存在《晋书·裴秀传》、《艺文类聚》和《初学记》中，流传至今。地图学成就与贡献从《禹贡地域图序》中，得知当时秘书府年没有收藏古地图，也没有西汉萧何收集的秦国图籍，仅有汉朝的《舆地图》及《括地图》这类杂图。这些杂图没有比例尺，方位也不准确，连名山大川都记不齐备。虽然略具粗形，但很不精确，不可作为依据使用。甚至还有荒诞不合事实的地方，更不可取。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裴秀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①《晋书·武帝记》。

①《史记·封禅书》注，司马贞《史记索引》。

②虞世南：《北堂书钞》卷96“方丈图”。

③《三国志·魏书·裴潜传》裴松之注（二）。

魏灭蜀后，司马昭又为灭吴作准备，命有司撰访吴地图。裴秀则绘制《禹贡地域图》十八篇上报朝廷。图的内容为上自夏禹下至西晋的历代政治沿革图，图上绘有政区界线，标上州、郡、国、县、邑名称，古盟会地名，主要道路和航路等。裴秀针对汉代各种杂图不设比例尺，方位不准的缺点，在《禹贡地域图》上使用了比例尺。据隋朝宇文恺说法，“裴秀《舆地》以二寸为千里”④，即1∶900万。方位也比较准确，历代的名山大川都一一表示清楚。这样他可能用了一些图例。由此可见，《禹贡地域图》十八篇，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地图集，开创了以区域沿革为主体和古今地名对照的绘图方法。

裴秀任司空时，曾主持把一幅不便观览而又有差错的《旧天下大图》缩制成以“一寸为百里”的《方丈图》。《旧天下大图》用了八十匹绢才绘成，可能过大，所以不便放置，也不便观览。《方丈图》则小多了，“王者可以不下堂而知四方”，图上“备载名山都邑”①可能是一般政区图。

从《禹贡地域图序》中，我们还知道裴秀提出了著名的绘制地图的六大原则，即“制图六体”。这是他在中国地图学上作出的最大贡献，也是中国制图理论的肇端，它影响中国地图学达一千五百多年。由于裴秀有这项杰出成就，因此西方学者赞誉他是“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完全可以和欧洲古代著名地图学家托勒密（Ptolematusclaudius，121—151年）相提并论”②。

“制图六体”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裴秀写道：“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③制图的原则有六条，第一条叫做分率。分率就是比例尺，其作用是用来确定地图图幅的大小。地图图幅大小与该地区的实际面积大小有严格的比例关系。明白了这种比例关系，就可以从地图上量算出两个地点的距离，或是某个地区的面积，用起来很方便。比例尺又好比是画家的缩放尺，它可以把地图按照需要放大或缩小。“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

第二条原则叫准望，准望就是方位，用来确定地图上地形地物彼此的位置关系。汉初已从古代的八个方位发展到十二个方位，不久又发展到二十四个方位，测量方位的仪器在战国对代有司南，汉代有方地盘，指南针发明以后才有罗盘。“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

第三条原则叫道里，就是人行道的距离，从甲地到乙地有多少里路。人行道的距离比较复杂，一般不能拿来直接制图，因为制图所用的距离是两地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假如人行道距离不是水平直线距离，则需先将人行道距离通过数学运算变成水平直线距离，方可制图。“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

④《隋书·宇文恺传》。

①《北堂书钞》卷96《方丈图》。

②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第108页，115页，科学出版社1976年中译本。③有关制图引文用《晋书·裴秀传》、《文艺类聚》六，《初学记》五校勘过。

第四条叫高下，第五条叫方邪，第六条叫迂直。这三条连在一起，彼此关系密切，是将人行道距离变成水平直线距离的具体演算方法。所谓“高”，是指人行道为一条起伏的曲线，“下”指水平直线距离。制图时，必须将人行道起伏的曲线距离通过数学运算变成水平直线距离，这就是将“高”变为“下”。所谓“方”，是指人行道碰到障碍，不能走两点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而要绕到第三点，由第三点再到目的地。这样人行道的距离就成了三点之间的两个线段。而原来两点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则叫做“邪”，制图时，必须将三点之间的折线距离换算成两点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即将“方”变成“邪”。所谓“迂”，就是迁回曲折。人走路时如果两个地点之间碰到了好几重障碍，则要经过多次迂回曲折才能到达。此时人行道的距离是多次迂回的曲线距离。“直’指两个地点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制图时，要将迂回多次的曲线距离换算成水平直线距离，即将“迂”变为“直”，这三条原则强调因地制宜，灵活运用，从实际出发，分清情况，然后再进行换算，校正因地形夷险而造成的距离上的差异。

“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后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准望，径路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回，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这一段是讲六条原则的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假如绘制的地图不是按一定的比例尺，那么从这种图上无法确定地物之间的距离大小；有了比例尺而无方位，则某地的方位从某一方面看可能是对的，但从其他方面看就不对了；只有方位而无道里，那么碰到有山有水相隔的地方、就不知道如何绘图了，整个地图的地形地物就无法连贯相通；光有人行道距离而没有地面高低起伏和曲直的校正，那么人行道距离就不能变成水平直线距离，这样绘出来的图与实际相违背，而且还会影响方位的准确性，所以在绘地图时，这六条原则要综合考虑，缺一不可，只有把这六条原则都考虑到了，才能做到图幅大小取决于比例尺，地形地物彼此之间的位置，决定于方位；地形地物彼此之间的远近取决于人行道距离，水平直线距离取决于高变下，方变邪、迂变直的运算。这样，即使有高山巨海相隔，有异域远方情况的不同，有高低曲折各种复杂因素，都可以按照制图者的需要加以确定。制图原则一旦确定，那么无论怎样复杂的地区都可以绘成地图。

“制图六体”产生以后，历代著名地图学家如贾耽、沈括、朱思本、罗洪先等人，都把它当作绘制地图的规范而予以接受。在明末清初西欧地图测绘技术传入中国之前，它一直是中国古代绘制地图所遵循的规范。即使在西欧地图测绘技术传入以后，直至清末，它仍然是制图学家的规范。由此可见，“制图六体”在中国地图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裴秀作为中国古代地图学理论的奠基人、杰出的地图学家是名符其实，当之无愧的。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绘制地图的国家之一，中国古代一般称地图为“舆图”。“舆”原意是方形车架，《说文解字》解释：“舆，车舆也。”之所以用“舆”，是因为古人尊奉“天圆地方”的观念，用原意为方形车架的“舆”字指代方形大地。因此描述、记载地理信息的地图被称为“舆图”。除了舆图之外，与地图相关的名称还有“坤舆”，坤舆为地的代称，来源于《易·说卦》中“坤为地……为大舆，取其能载万物也”的涵义。但是国内现存最早的世界地图，即取名为《坤舆万国全国》的，其绘制者为明代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这说明什么？说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曙光就是基督教。）

【第十三章 王羲之、顾恺之、陶潜】

第一节 王羲之①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因以右军将军衔领会稽内史，遂世称王右军。东晋时期杰出的书法家。

忧国爱民王羲之生于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原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

琅琊王氏是两晋时期最显赫的士族。在王氏家族中，很多人担任过显官要职。其从曾祖王祥出仕魏晋两朝，历任司空、太尉，太保等职。伯父王衍先后为晋惠帝的中书令、尚书令和太尉。南渡后，伯父王导官居宰辅，把持朝政；另一伯父王敦驻守荆州，掌握重兵，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特殊政局。父亲王旷为淮南太守，是首先建议晋元帝司马睿渡江的东晋开国功臣。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王羲之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少年时期的王羲之不善言辞，但性格倔强，为人正直，很有主见。王导和王敦都非常器重他的才华，称赞他是王氏家族中最有出息的子弟。太尉郗鉴对他更是赏识，主动将女儿嫁给他。

偏居江南一隅的东晋政权，从一开始就由于内部矛盾无法调和而动乱频仍。在这些动乱中，琅琊王氏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王羲之虽然出身在琅琊王氏，但很少以一家一族的利益为念。他多次拒绝王导要他到中央政府为官的建议。他愿意在地方上担任具体工作，以便为振兴东晋王朝建立一番功业。从晋成帝咸和九年（334）起，大约有六年的时间，他一直在荆州的征西将军庾亮那里供职。庾亮反对王氏**朝廷，与王导格格不入。然而王羲之却能注意与庾亮融洽相处。他终于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庾亮把他的职务从参军提升到长史。咸康六年（340），庾亮去世。临终前，庾亮亲自上表称赞王羲之的才能，建议成帝任命他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

不久，晋成帝前后两次发布诏令，委任王羲之作侍中和吏部尚书。因有违本意，都被王羲之一一谢绝了。

晋穆帝永和二年（346），王羲之又一次拒绝要他到中央为护军将军的任命。他的做法引起朝廷中很多人的非议。王羲之在回复扬州刺史殷浩的信中，述说了自己的志向。他讲，自己不愿到中央任职，是由来已久的想法。但并不是说他不肯为国效力，只要需要，即使是出使充满危险的关陇（时为后赵石虎盘踞）和巴蜀（时为成汉李势盘踞）地区，他皆在所不辞。迫于压力，王羲之回到建康担任了护军职务，但仍然要求外任。在反复请求之下，朝廷终于同意他以右军将军的身份出任会稽内史。

到达会稽（今浙江绍兴）任上，正遇上严重的灾荒，王羲之忙打开粮仓赈济这里的灾民。他向朝廷建议“断酒以救民命”（《全晋文》卷26），认为“此郡断酒一年，所省百余万斛米，乃过于租”（《全晋文》卷24）。通过实际考察，王羲之了解到东晋政府加在人民头上的赋税徭役过于繁重，而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一带尤甚。故而他一再上书要求减免赋役，以使人民“小得苏息，各安其业”。他批评政府的官僚机构臃肿庞杂，行政效率低，只会给人民增加负担，“主者涖事，未尝得十日，吏民趋走，功费万计”。在对会稽郡下属的各县进行检校之后，他发现官仓失盗的现象十分严重。原因是监守自盗，“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余姚近十万斛”。王羲之谴责朝中当权者阻挠追查，说他们实际是“重敛以资奸吏”。认为只要“诛翦一人，其后便断”。

在王羲之担任会稽内史期间，东晋政府内部掀起了一阵北伐热。荆州刺史桓温掌握重兵，灭掉蜀地的成汉政权之后，积极准备北伐。桓温企图靠军事上的胜利，提高个人的威望，实现代晋称帝的野心。永和九年（353），坐镇建康的宰辅司马昱为抑制桓温，抢先命令扬州刺史殷浩为北伐的指挥。殷浩是徒有虚名的清谈家，毫无作战经验。他任用降晋的羌族首领姚襄为北伐前锋，结果姚襄中途倒戈，在山桑伏击殷浩。殷浩惨败而还，北伐军损失极大。王羲之向来反对盲目北伐。在殷浩动身前，他曾写过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进行劝阻。北伐失败后，殷浩不甘失败，复图再举。王羲之再一次写信给他，告诫殷浩应该汲取失败的教训，“往事岂复可追，愿思弘将来”。他讲，“政以道胜宽和为本，力争武功，作非所当”，盲目北伐召致多次的丧师辱国，是当政者缺乏深谋远虑的结果。东晋国力不足，军败于外，资竭于内，既然没有力量控制淮河流域，不如全力保住长江不失。他建议，当政者应该引咎自责，承认错误，集中全力汇集人才，听取有识之士的意见，努力刷新政治，消除烦苛的制度，减免赋役徭役。只有这样，困难的局面才可能改观。王羲之警告说，如果坚持割剥百姓的暴政，陈胜、吴广一样的起义马上就会出现。在写给司马昱的信中，他对一再劳师兴众的后果表示担忧。指出，打仗要知己知彼，万全而后动。盲目北伐，取胜的希望很少，而给人民造成的痛苦极大，“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他又写信给尚书仆射谢尚，沉痛地列举了战争带来的灾难。他说，每次参加征役和充运的人中，因为死亡或叛逃的都有很大一部分不能返回家园。政府不顾人口的损失，仍然对百姓照常进行征发，造成更多人中途叛逃。按照政府法令，逃亡者的家属和邻居要连坐，于是又有新的人大批逃走。“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

会稽郡属扬州管辖，扬州刺史王述是王羲之的顶头上司。王述与王羲之不和，一再冷落和刁难他，王羲之深以为耻。永和十一年（355），他以生病为由，辞去了会稽内史的官职。

辞官后，王羲之举家定居会稽，不再返回建康。在到会稽之初，王羲之就对富饶的浙东地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老死这里的打算。公务之余，他经常与好友谢安等人游视这里的大海名山。去官后，更“与东土之人尽山水之游”。王氏属于南渡的北方士族，原籍田地已失，为保证自己的经济利益，必须在南方占取大量土地。太湖流域是江南土著士族的禁脔，为避免与他们发生冲突，北来大族的触角则转向了浙东。王羲之的山水之游，固然有游乐的成分，但主要目的还是求田问舍，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全晋文》卷24中保留有王羲之向朋友索还田产的杂帖，足以证明王羲之对扩张土地的热衷。

名垂千古的一代书圣

王羲之一生最突出的成就是他的书法艺术。在书法史上，他是个划时代的巨匠。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他都受到人们的尊崇，有“书圣”之誉。王羲之的书法成就，不仅在于他能备精诸体，集当时书法之大成。更在于他能自成一家，开创了独特风格的王派书法。

汉魏之际，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到一个光辉灿烂的阶段。人们在汉隶、章草两种书体之外，又创新了行书和楷书。此后，一些著名的书家钟繇、梁皓、韦诞、卫觊、索靖等人应运而出，其中以钟繇最为著名。他能写隶、楷、行、草诸体，尤善楷书。钟繇的书法风靡魏晋，在书苑中居统治地位。王羲之的家族以善书著称，王导于丧乱之际，犹携钟繇的《宣示帖》自随。据《述书赋》记载，东晋书家中的“八王”，琅琊王氏一门共占去六人。

这种时代与家风，使王羲之自幼受到薰陶。他七岁开始学习书法，启蒙老师即是叔父王廙。王廙工章楷，笔力效法钟繇。十一岁时，王羲之在父亲的枕中发现前代人写的笔论，私下里取出阅读。父亲知道后，告诉他说：“现在你年纪还小，不能理解运笔的法则。等到长大以后，我再教你。”王羲之不以为然，他说：“我愿意早一点知道，若等长大，那就迟了。”父亲只大致地给他讲解了笔论的要点，而王羲之却已心领神会，从此学力日进。著名的书家卫夫人看到他的字，感叹地说：“这孩子一定是学过《用笔诀》的。我看他的笔法，十分老成，将来一定能超过我的。”卫夫人名铄，名书家卫瓘之女，李矩妻。卫铄师法钟繇，声誉极高。由于喜爱王羲之，卫铄把他收在自己的门下为徒。

王羲之长大以后，阅历渐广，特别是看到李斯的《峄山碑》、蔡邕的三体石经、张旭的《华岳碑》以及钟繇的《宣示帖》真迹后，遂改变初学，博采众家之长，试图另辟蹊径，创出自己的书法风格。最初，他的字并不是最好的，庾翼的字就远胜于他。经过自己的勤学苦练，用心钻研，他终于熔各家于一炉，篆、隶、草、行、楷各种书体，均有很深的造诣。特别是到中晚年时期，一变质朴的书风，创造出一种遒媚劲健、端秀清新的华贵书体，一跃成为一代宗师。

东晋时期，隶、草、行、楷各体均已大备，比较而言，行、楷因是后出，尚未成熟。王羲之把它们向前推进变化，在书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王羲之的主要贡献，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开辟了草楷相结合的书法发展道路。当时诸体俱全，或以继承为主，不变旧法，仍以隶法写楷，即是所谓隶楷（今隶）；或是推陈出新，发展草楷结合的行书。王羲之选择的是后一种。它符合书法发展规律，便捷易识，在继承前人书法精华的基础上大胆变化，是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的完美性的结合，并成为隋唐以来书法发展的主流。第二是创造了富有表现力的书写方法。书法是一种形象艺术，如果平板少变就会丧失生命力。王羲之备精诸体，娴熟各家笔法，在此基础上大胆地对传统性的程式笔法进行改革，使其绚丽异常、丰富多采。他以不断变化书态和表现不同的手法，避免了千篇一律。唐人李嗣真在《书后品》中惊叹“羲之万字不同”，确实发现了王氏变化多端的书法特点。

唐太宗在《晋书·王羲之传》后作制，给予王羲之的书法极高评价。他写道：“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运连；夙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

王羲之的书法受到人们的承认和喜爱，逐渐取代钟书而大行于世。庾翼见到王羲之用章草写给其兄的信，深为折服，叹息不已，亲自写信给他，说：“我过去有草圣大家张芝的十张章草帖，南渡时丢失了，以为从此再也见不到这样的好字了。看到你的章草，写得如此神采动人，使我感觉旧帖又回到了我的面前。”王羲之的书帖墨迹逐渐被人们视为珍宝。有一次，王羲之到门生家做客，门生设佳馔招待他。王羲之想以书相报，见室内有一棐木几，非常滑净，于是提笔便写。其书真草相半，潇洒飘逸，门生欣喜若狂。为感酬先生，门生亲送王羲之回郡。回来的时候，门生发现王羲之的书迹已被父亲刮掉。他懊恨之极，为此难过了很长的时间。另有一次，王羲之在蕺山看见一位卖扇子的老妇人生意清淡。他走近扇子摊，在一些扇子上面写了点字。看到老妇人面现愠色，王羲之笑着解释说：“你说这是王右军的字，每把扇一百钱。”老妇人半信半疑，照着办了，果然被众人一抢而光。王羲之生**鹅。他听说一家养的鹅极善鸣叫，便兴致勃勃地去看。不料，那家人为得到王羲之的字，竟然把鹅杀掉做成了款待他的菜，搞得他哭笑不得。山阴县一位道士也有几只好鹅，王羲之来求购，道士对他说：“我的鹅不卖，如果你肯为抄篇《道德经》，这群鹅便白送给你。”

王羲之对于自己的书法也很自负。自称：“我的字与钟繇不相上下，而张芝则要在我之后了。”他写信给别人说：“张芝学书墨池，我也这样下功夫，怎么会落在他的后面？”

王羲之的真迹没有能保留到现在。存世的主要是他书迹的刻本。他所写的楷书，以《黄庭经》、《乐毅帖》等最有名，行书以《兰亭集序》、《快雪时晴帖》、《丧乱帖》最出色，草书则以《十七帖》最传神。

《兰亭集序》写于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日。王羲之邀请了关系密切的朋友和子侄，集当时名流四十二人，在会稽山阴亭进行修禊活动。修禊是古代的一种风俗，临水而祭，据说可以消除不祥。这一天，与会者兴致很好，宴饮赋诗，留下大批诗作。王羲之为宴集挥毫作序，是为《兰亭集序》。据《法书要录》引唐人何延之《兰亭记》说：“书用茧蚕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自古以来，《兰亭集序》被人称作天下第一行书，是王羲之的代表之作。这一名迹后被唐太宗所得，曾命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人摹写副本，赐给太子、诸王及近臣。而它的真迹，传说则随太宗遗骸而殉葬昭陵了。传世的各种《兰亭集序》的墨摹本，艺术风格并不一致。现在能够看到的本子，有被认为是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等人的摹本。在石刻本中，以唐太宗时刻在学士院后流落在定武的拓本为上品。①王羲之还是位出色的文学家。他的文章与诗赋都写得很好。《晋书》本①对于传世的《兰亭集序》帖，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存在着真伪的争论。清人赵魏于乾隆年间，首先从字体的源流方面对序帖提出怀疑。他说：“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隶书遗意，至开元以后始纯乎今体。右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今行世诸刻，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摹失真也。”清光绪十五年，广东人李文田全面否定序帖为王羲之所书。他认为序文与《世说新语》中刘孝标注引的王羲之此文，从篇名到文字上都有区别。他也从字体上论述了序帖是“隋唐间之佳书，不必右军笔也”。近年来关于序帖真伪的争论，始于郭沫若1965年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郭文以新出土的文物为例证，发挥了李文田的论点，否定序文为王羲之原作，帖文为王羲之所书。郭文认定序帖为隋代僧人智永的作品。对这一问题，学术界存在着赞同和反对两种意见。1972年郭沫若又发表《新疆出土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重新提出旧说。时至今日，争论还在继续，很多意见是不赞成序帖为后人伪托这一说法的。1977年文物出版社将两种意见汇集成《兰亭论辨》一书。1982年，刘汉屏又发表《论兰亭书体》一书。关于争论双方的观点，只要查阅两书，备知矣。

传收录的《与会稽王笺》、《报殷浩书》和《遗谢安书》等文都有结构严谨、文字流畅、情真意切的长处。《兰亭集序》更是一篇记事、写景、抒情的上乘之作。它真实地反映出王羲之热爱生活而又慨叹人生短促的复杂感情。王羲之传世的诗作主要有《用笔赋》。他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不失为一篇优秀的书法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把书家写字比拟成一场严肃的军事活动：“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扬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比喻贴切，用意颇深。他指出构思布局是书法的要领，“夫欲书者，先研乾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侣，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王羲之讲述了书家前辈宋翼和自己学书的坎坷经历，并对隶、真、行、草各个书体的用笔立意，结合自己的心得进行了总结。该文被清人严可均辑录于《全晋文》中。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王羲之有文集十卷，录一卷，今皆不存。

琅邪王氏世代笃信天师教。王羲之的一生也未能摆脱这种迷信思想的羁绊。晚年，他与道士许迈过从甚密，经常炼丹采药，共修服食。丹药的中毒很可能损害了王羲之的健康，晋穆帝升平五年（361）病死时，仅五十八岁。王羲之的妻子郗璿，亦善书，有些王羲之署名的书笺即是她代笔的。王羲之有七个儿子，他们都喜爱书法，其中幼子王献之成就最大。王献之，字子敬，官至中书令。他兼精诸体，尤工行、草和隶书，与其父王羲之齐名，号称“二王”。

第二节 顾恺之①

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东晋时期著名的画家。

多才多艺的名士顾恺之出身于江南的土著士族家庭。根据《无锡顾氏宗谱》记载，顾氏祖上先后有多人出仕过孙吴和西晋政权。祖父顾毗，字子治，晋康帝时任散骑常侍，后迁光禄卿。父亲顾悦之，字君叔，历任扬州别驾、尚书右丞。顾恺之的生卒时间，史籍缺载。根据有关史料进行考证，生年约在晋康帝建元二年到晋穆帝永和二年（344—346）之间，卒年在晋安帝义熙元年到三年（405—407）之间。

顾恺之的仕途并不顺利。最初，他在桓温的大司马府担任参军。桓温死后，他转而依附殷仲堪，任荆州刺史府的参军。殷仲堪被桓玄杀死后，顾恺之改投在桓玄的门下。直到晚年，他才进入中央政府任散骑常侍，不过很快也就去世了。

他的官职虽然一直不高，但颇有名气。时人都传颂顾恺之有三绝，即痴绝、才绝和画绝。所谓痴绝，是说他为人性格率真、通脱、喜欢谐谑，并带有痴呆的傻气。才绝是称赞他博学多艺擅长诗文，有才气。画绝则是肯定他的绘画技艺的。

《晋书》本传记载了很多有关他的“痴”的故事。有些人常常为此捉弄和侮辱他。顾恺之曾把一橱珍存的画委托桓玄保存。他知道桓玄性贪，为防止桓玄做手脚，特意将橱门封个严严实实。桓玄没有动橱前的糊题，而是撬开画橱的后板，将画尽数盗走后，重新钉好。待顾恺之取橱的时候，发现画已全部丢失，他没有发火，只是说：“我的这些画大约能通灵气，好像人们能修炼成仙一样，变化而去了。”有一次，桓玄把一片柳叶说成是隐身宝。顾恺之接到后，桓玄就往他身上撒尿，并说宝器显灵看不见他。顾恺之只好承认是个宝。其实，顾恺之非常清楚这一切都是桓玄捣的鬼，只是不敢认真计较。当时，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的争夺相当激烈。桓玄权倾内外，阴险狠毒，顾恺之寄食门下，势单力薄，根本不是桓玄的对手。所以他不得不装痴卖傻，宁可受点委屈，也不在争强斗胜中做了无谓的牺牲品。桓温看出顾恺之的痴里有黠，曾说他一半是痴，一半是黠，合起来是个正常人。

顾恺之的文学作品传世的并不多。能够反映他文学成就的主要是《观涛赋》和《筝赋》。《观涛赋》文为：临浙江以北眷，壮沧海之洪流。水无涯而合岸，山孤映而若浮。既藏珍而纳景，并激波而扬涛。其中则有珊瑚明月，石帆瑶瑛，雕■采介，特种奇名。崩峦填壑，倾堆渐隅，岑有积螺，岭有悬鱼。模兹涛之为体，亦崇广而宏浚。形无常而参神，期必来而知信。势刚凌以周威，质柔弱而协顺。

《筝赋》文为：其为器也，则端方修直，天隆地平；华文素质，烂蔚波成。君子嘉其斌丽，知音伟其含清。罄虚中以扬德，正律度而仪形。良工成妙，轻缛璘彬。元漆缄响，庆云被身。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顾恺之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顾恺之对于自己的文学才能十分自负。他曾说：“我作的《筝赋》可以和嵇康的《琴赋》相比。不会欣赏的人，一定会因它后出而加以抛弃；有深刻理解力的人，就会因它的高奇而加以珍贵。”我们从记载他平时生活的材料中，可以看到顾恺之的文学修养是极深的。桓温死后，他拜谒其墓，当场赋诗说：“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别人问会稽地区的山水风景，他随口答道：“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若云兴霞蔚。”《晋书》本传讲他曾与谢瞻在月下长咏，诗作到兴头，忘掉了疲倦。谢瞻睡觉去了，换个人替代他，顾恺之竟一点也没察觉。

顾恺之的书法也很出色。唐人张怀瓘在《书断》中说：“顾长康，亦善书。”他的书迹遗留下来的只有《女史箴图》的楷书箴文。明人董其昌认为顾恺之的书法水平与王献之相当，唐代著名书法家虞世南即是师承他的笔意。

改造画风的巨匠

顾恺之的主要成就是他的绘画艺术。他是至今能够见到画迹的我国最早著名画家。在中国美术史上，顾恺之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他是一位改造画风的巨匠。在继承和发展先人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他一扫古拙呆滞的画法，用自己的画笔开拓了周瞻完美、生动活泼的一代新风。

顾恺之是晋初著名画师卫协的弟子。大约二十岁的时候，他推出独特风格的作品而一鸣惊人。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录》中，引述了顾恺之兴宁时期（363—365）为京城瓦棺寺作画的一件趣闻。当时，瓦棺寺初建，僧众设会，邀请有影响的士大夫们来寺内鸣钟击鼓，为佛寺扬名。同时僧众还请求名士们打刹注疏，也就是为佛寺捐款。人们捐款数额皆不足十万钱，而轮到顾恺之，他提笔注疏百万钱。大家都知道他很穷，认为这个青年人是没有办法兑现的，最终要闹笑话。到勾疏的时候，顾恺之选中寺内一殿，要求僧众空出一壁归他处理。他闭门一月有余，画得维摩居士像一幅，只是没有点睛。顾恺之对僧众讲：“我点好眼睛后，你们打开殿门。第一日来观看的人，每人交钱十万；第二日每人五万；第三日随便给钱。”僧众打开殿门后，画像光彩照人，一殿生辉，参观者拥挤不动，当天就收钱百万以上。

顾恺之一生作品，数额甚巨。唐人裴孝源的《贞观公私画史》一书录有《谢安像》、《列仙像》、《庐山图》、《虎豹杂鸷鸟图》等作品十七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录有《异兽古人图》、《中朝名士图》、《笋图》、《荡舟图》等作品二十九件，三十八幅；《宣和画谱》收录其《女史箴图》、《斫琴图》等九件；此外散见众书的作品名目还有《列女仁智图》等二十一件。实际数目，当然远不止这些。桓玄盗去的一厨画，则很难计其数额了。从全部作品的名目来看，顾恺之创作的题材范围十分广泛，不仅有人物肖像、道释世俗故事，还包括山水、花卉、飞禽、走兽、游鱼等等。所以把他称作是我国山水画、花卉画的远祖，古代画家中的全能画圣并非过誉。顾恺之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肃。他画人物善于注意表现对象的气度和性格。为裴楷造像时，他借助细节的点缀，在颊上加上三笔毛，使人像栩栩如生。他把谢鲲画在岩石中间，用背景衬托人物豁达而又坚毅的性格。他强调描绘眼睛是画人物像的重要环节，因此对点睛非常慎重，常说传神写照，全在眼睛上了。他还讲：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

由于时代久远，他的作品大部分都丧失了，流传下来只剩下《女史箴图》、《洛神赋图》、《斫琴图》和《列女仁智图》。这些作品，大多是后人的摹本。能够反映顾恺之艺术风格和水平的作品当属《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了。

《洛神赋图》是以三国时期著名诗人曹植的《洛神赋》为主题绘制而成的。曹植这首哀怨婉转、撕人心碎的名篇反映了一对封建贵族青年男女在恋爱生活上所受的重压和挫折。顾恺之在画卷中巧妙地把诗作的意境在造型艺术上面加以具体化，取得了感人的效果。该图现存五个摹本，两本藏在故宫博物院，一本在东北博物馆，一本被人盗卖至美国，一本下落不明。其中故宫第一本风趣朴直，比较接近顾恺之的真迹。画卷从诗人初见洛神宓妃起，以一系列鲜明的形象，展开了一幅幅悲怨缠绵的连环画。画家以生动洗练的线条刻划出女神“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转眄流睛，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的情态。到宓妃驾云车的场面，画家则用六龙齐首，鲸鲵夹毂，水禽翔卫，旌旗飞扬创造出一种雄浑壮观的气氛。卷尾用诗人呆坐洛水，茫然若失，然后乘车归去，盘桓怅望，留恋不舍的一组画面煞住。这一画卷充分体现了顾恺之善于捕捉人物心理活动并能真实地把他们表现出来的高超技艺。

《女史箴图》画卷长三四九厘米，宽二十五厘米，绢地横幅，分九图。

它以西晋张华的《女史箴》为画题。张华诗原有三百三十六字，是以宫廷妇女的道德规范，婉转劝戒专横淫恣的惠帝皇后贾氏的。画卷只存一百一十四字。今人考证研究，认为原画为十二段，可能因破损而被后人截取三段。这幅作品被很多人认定为原本真迹。可惜的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时，这一稀世国宝竟为英国侵略者抢走，现存大英博物馆。《女史箴图》是中国古代宫廷妇女生活的真实写照。画家巧妙地抓着了箴文的精髓，绘制了这组连续的风俗画片。第一段“玄熊攀槛”，描写当熊而立，以身遮护汉元帝的冯昭仪临危不惧，富于自我牺牲的神态，与汉元帝惊慌失措、左右贵人惊走形成强烈对比。第二段画班婕妤不与汉成帝同载的故事，突出班氏的温良正直和成帝的尴尬难堪，并刻划出重压在舆辇之下的劳动人民的痛苦和挣扎。第四段是全卷修补最少的部分，顾恺之以醇雅娴熟的笔致，描绘出临镜梳装的古代妇女纤丽淑婉的姿态。整个画卷的人物形象都能在动态中保持着美的均衡，给人以和谐的享受。难怪远至宋代米芾，近到明清诸家都称赞它画品高古端丽，笔彩生动，气韵绝伦了。

对画学理论的贡献顾恺之不但是技艺高超的绘画大师，而且还是我国第一个画学理论家。

他的画学理论著作，现在保存下来的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三篇，都收录在《历代名画记》中。因为传抄脱错，现在已很难通读。除上述三篇较为完整的论文外，还有一些零星的画论材料。概括起来说，顾恺之的绘画理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顾恺之主张画家必须有见识，有修养，“必贵观于明识”（《论画》），尤其是要理解客观事物和人们的内心世界。他批评那些只注意追求外形美，而不注意表现对象生命力的作品。顾恺之要求画家“迁想妙得”，把思想感情与客观事物有机地联系起来，“以形写神”，活灵活现地去刻划它们。

第二，他认为画家只有掌握熟练的技术，才能得心应手地创作出合乎玄赏的作品来。他在《论画》中说：“美丽之形（即掌握物体外形变化），尺寸之制（即掌握远近比例的布置）。阴阳之数（即掌握阴阳虚实的配合），纤妙之迹（即掌握笔墨色彩的表达），世所并贵；神仪在心，而手称其目者，玄赏则不待喻。”他还认为画家功夫不到家，“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矣”（《魏晋胜流画赞》）。

第三，顾恺之要求画家“巧密于精思”（《论画》），应该郑重地精密构思，然后才可下笔。他讲究画面的布置，《画云台山记》即是他作云台山图前，研究云台山图布置的一篇计划文章。

第四，顾恺之把骨法、气势、神情、韵味作为作画及鉴赏的标准。四者之中，尤推神情。另外，他还主张“奇变”、“天趣”等等。

顾恺之的绘画理论和实践对后世影响极大。南朝著名画家陆探微师其画法。此后，张僧繇、孙尚子、田僧亮、杨子华、杨契丹、展子虔以至唐代的阎立本、吴道子、周昉等，无不摹写顾恺之的画迹，受到他的影响。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顾恺之生平撰述还有《启疑记》三卷，《文集》二十卷，今不存。顾恺之另一部著作《启蒙注》，在《三国志》裴注中保有少许内容。

第三节 陶潜①家世和经历

陶潜，又名陶渊明，字元亮，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死于宋元嘉四年（427），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

陶潜的曾祖父陶侃，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是当时很有影响的政治人物。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也当过安城太守。

陶潜八岁死了父亲，跟随母亲和五岁庶出的妹妹一起生活。十二岁时，家中除僮仆之外，仅母子三人相依为命。

陶潜的祖上留下一些产业，到他父亲手里，逐渐败落下来，但仍有几处果园。父亲去世后，家道更为衰落。陶潜在二十九岁那年出任州祭酒，但不堪吏职，不久就辞职而去。嗣后，在柴桑住了六、七年，又出任桓玄镇军的参军。在孟氏母亲去世后，陶潜奔丧归里，守制二年。四十一岁时，他当上了彭泽令。这时，刚好有监察权的督邮要来巡视。吏人告诉他，要束带见之。他叹口气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乃解印绶，回归故里。他只当了八十五天的彭泽令。自此，陶潜隐居乡里，不再出仕。四十四岁那年，陶潜家遭火灾，经济上受到了很大损失。到六十三岁时，他就去世了。陶潜所撰《五柳先生传》实际上是他的自传。在这里，他把自己描写为“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基本上是陶渊明的自画像，故历来为人所重视，称之为“实录”。

陶潜死后，人称之为“靖节先生”。

思想和风度陶潜所处的历史时期，是宗教思想弥漫的时期。这时，围绕着生死富贵的问题，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各有自己的看法。佛教中有人认为神不灭，就是说人的形体不存在了，他的精神还是可以永存的。道教中有人认为炼丹制药，可以白日飞升，化为神仙。这些都是唯心主义的观点。陶潜就这些问题写了三首诗，题为《形影神三首》。第一首是《形赠影》，诗曰：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余平生物，举目情凄洏。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第二首是《影答形》，诗曰：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此日终不别。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宋书·隐逸·陶潜传》、《晋书·隐逸·陶潜传》、萧统《陶渊明传》。所引诗文见王尧编注本《陶渊明集》。

第三首是《神释》，诗曰：

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语！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令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这三首诗词意尚不能尽解，但大致说来，是否定了当时流行的各种说法，提出了对生死应有的认识以及如何活着的问题。

诗的第一首是形对影的诉苦。它说，天地山川，都是永存的。草木霜露，每年都按季节出现。人是最灵智的，却不能像它们一样，刚才还在世上活动，一下子走了就不再来。要现实一点，只要有酒喝，就不必推辞了。这是及时行乐的思想，带着浓厚的颓废色彩，当然是不足取的。诗的第二首是影对形的回答，说，长生不可信，学仙的路走不通。我与你相遇之后，总是共同地悲哀和喜悦。在树荫下好像有暂时离别，在阳光下总是在一起的。这种共存也不是长久的，一下子就都消灭了。身子没有，名声也完了。还是干点善事，可以留下遗爱，这不比喝酒好吗？！这种观点以立善代替第一首诗中所说的及时行乐，有所不同，但二者却同样不能正确解答当时所提出的问题。诗的第三首，是陶潜在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婉转地、不指名地批评神不灭论和修炼成仙的不可信，以及立善求名是脱离实际的，醉酒或可忘忧，却伤害身体。陶潜提出了有生必有死，一切都有自然的安排，要把自己解脱出来，纵深大化浪潮中，不喜也不怒，不要想得太多了。陶潜对生死问题的认识是实事求是的，也可说多少闪耀着唯物主义的光彩，但在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却落入命定论的牢笼了，这是一种唯心主义代替了另外一种唯心主义。命定论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悠久的发展过程。子夏所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曾为陶潜所引用，也可以说是陶潜命定论思想的概括。在陶潜的诗文集中，随时可以发现这种思想的流露。陶潜的名著《五柳先生传》、《归去来辞》、《感士不遇赋》等文对这种思想表现得更为显著。应当指出，陶潜的命定论思想并不是认为人在世上可以无所作为，而是要人不把得失成败放在心上，做好应作的事。因此，他给人以豁达的印象，有时还使人感到他清高。长期以来，他一直受人尊重，固然是因为他的诗写得好，同时还是因为他的作风好，给人留下了一个好的风度。

理想社会

陶潜对当时的社会是很不满意的。他在《感士不遇赋》的序中说：“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近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尽；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屡伸而不能已者也。”陶潜在这里指出了当时社会风气的腐朽，而士人不遇只是其中的一种现象。陶潜辞官归田和他的饮酒无度都是对于当时社会现实的消极抗争。陶潜的命定论思想也是社会情况在思想意识上的曲折反映。

陶潜有自己的理想社会，具体地与在《桃花源记》里。文章说：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按照文章所说，桃花源是一个与世隔绝，不受外界干扰的地方，武陵人在偶然的机会中到了这个地方，但在离开这个地方后，再去寻找，就找不到了。在生活上，桃花源居民自给自足，无论小孩或老人，都能怡然自乐。《桃花源记》没有说到官吏、兵丁，也没有说到收税人、商业和学校。像这样一种设想要求并不高，也附合农民的愿望，但这和社会现实就不知有多大距离了。正因为如此，就不能再让武陵人和其他的人再到那里去了，这实际上是陶潜对他的理想没有实现的信心，反映了他对改革现实的绝望。

陶潜的理想社会显然是受了道家小国寡民的思想的重大影响。

辞官归田

在彭泽的辞官归田，对陶潜来说，在政治上、生活上以及诗的创作上，都是一件大事。在这个问题上，陶潜是有思想斗争的。陶潜在回家后，特写了一篇《归去来辞》，表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及有关的生活情况。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提出来生活道路的问题。当时读书人的生活道路主要是作官和归田。对陶潜来说，在这二者之间，是有思想斗争的。斗争的结果是田园思想占了上风。《归去来辞》是顺着这条思路发展下去的。文章说：“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可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说的就是他为这问题而思想斗争的情况。他为此曾有过独悲，有过悟，有过知，终于是思想上明确了归田的道路，于是就觉得“今是而昨非”了。《归去来辞》中的大部分是表述他归田过程中的一些情况，其中包含上路后的愉快心情、家庭生活的亲切、欣赏大自然的悠闲自得。这是以身在农村，与官场中的人交往断绝了。在乡里中还是可以“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随后，他还是不能掩盖自己的悲观情绪。文章中写道：“羡万物之得失，感吾生亡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机时，易不委心任去留。”这好像是说还能再活几时，随他去吧，为什么还要慌慌张张追求什么呢？他自述他的生活情调是：“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乐，尽夫天命复奚疑。”对于将来怎么办，作者把它推到命定论的方面去了。

田园诗

陶潜是晋、宋间的一位诗人，他的诗有丰富的内容，有高度的艺术成就。他留下的诗有一百二十多首，田园诗在其中占了重要地位。

陶潜归田后，写诗就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诗的内容也往往和他的生活密切相联。他在归田之初，写了《归园田居》五首。其第一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首诗是说他归田的喜悦心情。归田是他长期的愿望，而今达到了，好像是在樊笼里回到了自然。其第二首：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这首诗是说村中的寂静，大家忙于农务的情景。其第三首：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是写他参加农业劳动的情况。这些诗反映了诗人对农业劳动的实践，他对农民群众在一定程度上的接近。像这样的内容，是在其他诗人作品中很难找到的。

但陶潜究竟不是一个普通农民，他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的交游环境，这些都可说是旧习。陶潜并不讳言，并行之于辞文。如《移居》二首：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饮酒是陶潜的一种嗜好，但又不简单的是一种嗜好，而有一定的心理因素。《饮酒》二十首序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然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这种心情与当初归田之想法不免有些矛盾，这种矛盾的存在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诗人能把它写出来，却也可见他率真的态度。

陶潜的诗，平淡自然，在当时讲究辞藻的诗坛中，独具特色。诗人感情的真挚也为人们所乐于接受。陶潜的诗能够吸引众多的读者，是有其原因的。《隋书·经籍志》著录《陶潜集》9卷。《四库全书》有《陶渊明集》8卷。《四库丛刊》收有宋刊巾箱本《笺注陶渊明集》10卷。今人王尧编著《陶渊明集》可供参考。

（谢选骏指出：人说陶渊明是假的隐士——“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其条件，首先应当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其次，是不仕、不出名，终身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鉴于此说法，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并不可皆称为隐士。《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这就是说一般的“士”隐居也不足称为“隐士”，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如《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曰：“高尚其事。”显然，是说“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换句话说，应当的有才能、有学问、能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陶渊明不是这样的人。他并非一开始就真心当隐士，即便是后来，不得不隐，也是出于“无可奈何花落去”……我以为甚是，陶渊明是官场失败之后，假装看破了红尘、看淡了名利、看透了官场。）

【第十四章 葛洪、陶弘景】

第一节 葛洪生平和著述

葛洪（283—343），晋代著名的道教学者、炼丹家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西晋太康四年（283）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宦之家。祖父葛系在三国时期的吴国为官，历任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卢陵太守，吏部尚书，太子少傅，中书、大鸿胪，侍中，光禄勋，输吴将军等要职。父葛悌，仕吴为建城、南昌二县令，中书郎，廷尉评，中护军，五郡赴惊等，入晋后，又任郎中，大中大夫，大中正，肥县令，吴王郎中令，后升迁为邵陵太守，卒于官所。葛洪为第三子。早年受父母娇宠，生活懒散，好学而未苦读。十三岁丧父，又逢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社会动荡，家乡屡遭兵火，不仅先人传留的书籍烧毁一空，而且家境也每况愈下，以致饥寒困顿，生计艰难。家境的变迁使葛洪受到极大的震动，并促使他振奋起来，刻苦学习，力求上进。无书可读，他便背着书箱四处求借。他常以砍柴所得换取纸笔，日间劳动，夜晚抄读。由于家贫，每得到一张纸都备加珍惜，在正反两面反复抄写，直到无法利用为止。后来，为寻书问义，他甚至不远千里崎岖跋涉，以达到求学的目的。经过多年的勤学苦练，到十五六岁时，他已博览群书，小有文名，所作诗赋杂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葛洪十六岁始读《孝经》、《论语》、《诗经》和《易经》等儒家经典，但他自知“才非政事”，无意仕途，于是立志成为精研经史百家，专事著书立说的儒家学者。这是他早期的奋斗目标。葛洪从祖葛玄，字孝先，受业于三国时魏国著名方士左慈（左元放），精于炼丹术，世称葛仙公，又称太极仙翁。其术传弟子郑隐（郑思远）。葛洪大约在十**岁时曾到庐江（今安徽庐江）入马迹山拜郑隐为师，并做他的助手，研习道书和炼丹术著作，受到道教思想的深刻影响。郑隐还将一些道家秘籍传授给葛洪，让他归家继续钻研。葛洪在二十岁左右就因儒道兼通学识渊博而远近知名，并且决心“立一家之言”①，开始撰写《抱朴子》，但不久即因战乱而中辍。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发生了张昌领导的农民起义。葛洪小时候学过骑射，略知武功，这时应吴兴太守顾秘之邀，出任将兵都尉，募集数百人，参与了镇压义军石冰部的行动，并因战功升迁为伏波将军。事平之后，他立即投戈释甲，径往洛阳，搜求异书，以广学识，这一时期已天下大乱，北道不通，归途阻塞，于是周游于徐、豫、荆、襄、交、广数州之间，接触了流俗道士数百人，对于道教及方术有了更多的了解。晋惠帝光熙元年（306），葛洪24岁，其友人嵇含被任命为广州刺史，请他去作参军。他感到这虽非所愿，但可避地南土，所以还是接受下来，并受命先行催兵来到广州。不料嵇含半途遇害，葛洪仍留广州多年，但无意再任官职，地方官员屡次邀用皆被辞却。在此期间，他又拜南海太守鲍靓（鲍太玄）为师，学习神仙方术，使丹法、医道更为精进。鲍靓很器重葛洪，并将女儿鲍姑嫁给他。鲍姑，名潜光，懂医术，尤擅长针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见于记载的女针灸医家。她曾亲自参加葛洪的炼丹和医疗活动，帮助葛洪编撰医学著作，葛洪《肘后备急方》中还载有她的艾灸法等。约在三十岁左右，葛洪携家眷返归故里，潜心著述十余年，作品多达六百余卷。他在整理和续写《抱朴子》旧稿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约于建武元年（317）三十五岁时，完成《抱朴子内篇》20卷，《抱朴子外篇》50卷。这两部书合称《抱朴子》，是道教理论的经典之作，葛洪也因之成为对后世影响很大的道教学者，此外，他在这时期完成的著作还有《神仙传》10卷，《隐逸传》10卷，碑颂诗赋100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30卷，抄录五经七史、百家之言、方技杂事310卷，《玉函方》100卷，《肘后备急方》3卷等。其间，葛洪曾担任为期不长的掾，州主簿，司徒掾，咨议参军等官职，并受封关内侯。后来，其挚友干宝推荐他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葛洪固辞不就。晋成帝咸和年间（326—334），约在葛洪五十岁左右，他因年事已高，打算亲自炼丹以求长寿，又听说扶南（今越南和柬埔寨南部）出产丹砂，于是上书请为勾漏（今广西北流）令。成帝因其资历高不可低就而未准。葛洪解释说，他去勾漏并非贪求荣耀，而是为了炼丹。在说服成帝之后，他与子侄同行又赴广州。在广州为刺史邓岳劝阻，遂隐居于罗浮山。邓岳曾上表补授他为东官太守，他仍婉辞不就。葛洪在罗浮山多年，从事著述，修道炼丹，过起了“丹鼎神仙”的优游生活。南粤名山属二樵，罗浮山即其中的东樵，为道教“第七洞天”所在地，现在尚存葛洪炼丹时所用之洗药池等胜迹。东晋康帝建元元年（343）辞世，享年六十一岁①。葛洪一生著述宏富，但多已失传。《正统道藏》所收归于葛洪名下的著作共19种，主要有《抱朴子内篇》20卷，《抱朴子外篇》50卷，《肘后备急方》8卷，《神仙传》10卷，《太清玉碑子》1卷，《大丹问答》1卷，《还丹肘后诀》3卷，《抱朴子养生论》1卷，《稚川真人校正术》1卷，《抱朴子神仙金汋经》3卷，《元始上经众仙记》1卷，《汉武内传》1卷等。其中除前四种外，余者大部分为托名之作。史籍有载《西京杂记》6卷为葛洪托名西汉刘歆所作，尚无确据。葛洪佚著除前文录而不存者外，尚有《玉函方》100卷，《神仙服食药方》10卷，《太清神仙服食经》5卷，《序房内秘术》1卷，《胎息术》1卷，《五金龙虎歌》1卷，《周易杂占》1卷，《五岳真形图文》1卷，《良吏传》10卷，《集异传》10卷，《抱朴子军术》、《浑天论》、《潮说》等，其中有些作品是否确为葛洪所作，亦难以断定。

①关于葛洪卒年说法不一。《太平寰宇记》引袁彦伯《罗浮记》称葛洪卒时，年六十一，而《晋书·葛洪传》、《太平御览》卷664引《晋中兴书》等，均谓其卒时，年八十一。《晋书·葛洪传》提到，广州刺史邓岳曾去看望葛洪，但洪已卒，遂不及见。按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邓岳卒于康帝建元二年（344）葛洪卒年当在此之前，故此《太平寰宇记》谓洪卒年六十一之说较为可信。

葛洪和道教自东汉时期道教形成以后，魏晋之际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已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一股宗教力量和社会思潮。葛洪则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道教理论家，他为道教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而受到历代道家和道教徒的尊崇。葛洪的道教思想十分庞杂。他继承和发挥先秦及秦汉道家的哲学理论，并对道家一些基本概念加以神秘化的解释，才得以建立起来道教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他又吸取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与儒家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葛洪所著《抱朴子》自叙称，“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①。他还明确指出：“夫道者，内以治身，外以治国”②，“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③，明显地体现了他的内神仙外儒术的思想。他的这种思想和理论，为后世道教所袭用和发挥，并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接受，在封建社会长期盛行。但是，葛洪的思想仍然是以道家为主体的，他认为：“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④，以道术修身与以儒术应世并不能摆在同等的地位。在葛洪的道教理论中，最基本的概念是“道”、“玄”和“一”。他说：“道者，涵乾括坤，其本无名。论其无，则影响犹为有焉；论其有，则万物尚为无焉”⑤，把“道”描述成一种涵盖天地万物，影响其运动变化，但又无可捉摸，难以认识的神秘力量，而如果将任何事物“强名为道”，那么就“已失其真”了。他还说：“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把“玄”说成是产生天地万物及造成物质多样性的本源。“一”则是象征天地人，但“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存之则在，忽之则亡，向之则吉，背之则凶”⑥的人格化的神物。就人而论，“一”存在于上中下三丹田之中，甚至有姓名、有大小、有固定的穿着，只是道家秘相传授绝不对外说出来而已。从“道”、“玄”、“一”出发，葛洪进而宣扬，如果人们能够“得道”，“通玄”，就会具有无限的超自然的力量，就能成为超自然的存在，从人变成长生不老随意上云霄入川海的神仙。要想“得道”当然就要“修道”，修道要在内修与外养两方面下功夫。内修主要是“守一”，并且还有“守真一”与“守玄一”的不同，“守形却恶，则独有真一”，“守一存真，乃能通神”①。但是，内修“守一”，行气导引，只能益寿延年，最多也不过是“通神”，还不能达到长生不老的地步，因此还需要外养。外养主要是服食金丹，所谓“长生仙方，则唯有金丹”②，“服神丹，令人寿无穷已，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上下太清”③。炼丹术是炼制丹药的方法，只有掌握这些方法才能获得金丹。炼丹术还有一项内容就是炼制金银，实际上是伪金和伪银。服食金丹可以长生，炼制金银可以致富，都是很有诱惑力的事情，所以历代道教信徒为了追求长寿永生、得道成仙或者发财致富，一直对炼丹术十分重视，并且进行了无计其数的炼丹活动。葛洪是道教理论的奠基者，也是道教中“丹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仅继承了左慈、葛玄、郑隐传承的丹经和炼丹经验，而且周游四方，访道问贤，广泛收集各种丹书丹法。在此基础上，他在《抱朴子内篇》中对于各种丹药丹方和炼制方法，服食方法等，都作了翔实的记述，并且还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这是对于自西汉到东晋时期中国早期炼丹实践及其成就的全面概括和系统总结，同时也为中国炼丹化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①葛洪：《抱朴子外篇·自叙》。

②葛洪：《抱朴子内篇·明本篇》。

③葛洪：《抱朴子内篇·对俗篇》。

④葛洪：《抱朴子内篇·明本篇》。

⑤葛洪：《抱朴子内篇·道意篇》。

⑥葛洪：《抱朴子内篇·地真篇》。

②葛洪：《抱朴子内篇·地真篇》。

③葛洪：《抱朴子内篇·金丹篇》引《黄帝九鼎神丹经》。

葛洪和炼丹术

葛洪的《抱朴子内篇》是中国也是世界炼丹术史和化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其中有关炼丹术的内容主要集中在《金丹》、《仙药》和《黄白》三篇。《金丹篇》主要论述各种金丹的炼制和服食方法。《仙药篇》主要论述五芝、云母、雄黄、诸玉、真珠、胡麻等所谓仙药的特征、性质、产地、采集、加工及服食方法。《黄白篇》主要论述伪金和伪银的炼制方法。这些内容集中反映了汉晋时期中国炼丹化学的概貌。

葛洪认为，“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夫变化之术，何所不为”①，他以高山为渊、深谷为陵、阳燧取火、方诸得水、铅丹制炼等种种事例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还说，“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②，可是一般人并不相信，还要说水精本来是自然之物，玉石之类，这正是由于“所见少，则所怪多”③的缘故。葛洪通过对炼丹术的体验以及对其他事物的仔细观察和思考，已经朴素地认识到物质变化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这与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在他看来，一切物质都可以变，只要“心诚”，并且具备一定的条件和掌握适当的方法，完全可以用不同的物质制炼出宝贵的仙丹神药和黄金白银。这是葛洪关于炼丹术的基本理论，也是中国古代炼丹家的共同信念。关于服食金丹何以能使人长生不老，葛洪的解释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他说：“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有如脂之养火而不可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试图以当时还无法正确解释的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并通过简单类比的方法，来说明金丹和黄金可使人长生的功效。葛洪关于物质变化，世界上还有很多未知的事物，服食药品可以健身益寿等等思想，都含有可贵的真理成分，然而他把这些加以引申，例如把黄金的稳定性转化为生命的恒久性，把物质的可变性转化为炼制仙丹的可行性，并以此来论证人可以长生不老，羽化登仙，那就变成了真正的谬误。当然，道教徒和炼丹家的这类想法是十分荒唐的，他们所追求的虚幻目标也永远不可能实现。但是，炼丹家基于这种信念，为了炼制幻想中的仙丹神药，进行了长期的甚至可说是坚韧不拔的努力。他们通过采集和加工药品，接触大自然，对自然界进行深入的观察和探索，以及亲身参加炼丹实践，进行各种各样的化学实验，从而深刻地认识到许多物质的物理和化学性质，观察到众多的化学变化，制取了不少化学制剂和其他的人工产品，并且摸索出一套较完整的实验操作规程。炼丹术作为原始形式的化学，不仅在化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促进了医药学、动植物学、矿物学和冶金学等的发展。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记述了中国化学史上不少值得称道的成就。黄白术是中国古代炼丹家制作伪黄金、伪白银的方技。其中包括利用某些点化药剂与锡、铅、汞、铜等合炼，使之成为金黄色或银白色的合金。方士们把这种伪金伪银称为“药金”、“药银”，认为服之可令人长生不老。

①葛洪：《抱朴子内篇·黄白篇》。

②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篇》。

③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篇》。

在《黄白篇》中，葛洪叙述了多种用丹砂、雄黄等点化锡、铅、汞、铜为人造“金”、“银”的方法。例如他所记载的炼制黄色铜砷合金的大致程序是：先在一个赤土釜（坩锅）中按一定比例放入混有牛胆汁的雄黄粉、石胆、戎盐和炭末，然后再扣上一个赤土釜，外面用掺有戎盐的泥封固。这种混合物经加热，戎盐（NaCl）起助熔作用，雄黄（As4S4）和石胆（CuSO4·5H2O）被还原而生成组织不均匀的铜砷合金。接着将此合金铸成小筒，筒中盛“丹砂水”丹砂（HgS）、石胆、消石（KNO3）、稀醋酸的混合液，再置釜中封闭加热。如此精炼两次，可以得到组织较均匀的黄色铜砷合金。最后将合金捣碎，加入生丹砂和汞，再行冶炼，即可得到组织很均匀的金黄色的铜砷合金（砷黄铜）。在此过程中，丹砂水、生丹砂受热都产生汞，与直接加入汞一样，能起到溶解金属形成汞齐的作用，有利于炼制出组织均匀的铜砷合金。葛洪的这一记述是中国古代文献上关于砷黄铜炼制法的最早记载。

葛洪在《黄白篇》中还明确地记载了炼制彩色金（SnS2）的秘密。其炼制过程大意是：先作赤盐，将寒盐（即戎盐，NaCl），寒水石芒硝（Na2SO4·10H2O）与石膏（CaSO4·2H2O），或硫酸镁、硫酸钾及硫酸钙等的复盐，寒羽涅（FeS2）和白矾即明矾，化学成分为K2SO4·Al2（SO4）3·24H2O，按一定比例置入铁器内，以炭火加热，待溶解且变成红色后即可使用。然后，将赤盐与石灰水拌和成泥，遍涂在一些锻成的方形锡锭上，再将这些锡锭迭放在赤土釜中，封固加热。经过30日，开釜检视，锡中悉如灰状，按葛洪所说“其中有累累如豆者，即黄金也”。从化学的角度来说，“赤盐”的成分应为氧化铁（Fe2O3）、硫黄、寒盐等的混合物。金属锡与“赤盐”作用，在有寒盐、石灰等助熔剂存在的情形下，加热即可得到彩色金（SnS2），其反应过程如下：葛洪的这一记载来源于金楼先生受自青林子的“作黄金法”。青林子和金楼先生是西汉初的炼丹家，可见中国古代制取彩色金的历史是相当悠久的。葛洪提到的这种方法则是世界上关于制取彩色金的现存最早的记载。中国炼丹术发展到魏晋时期，历来为方士们所推崇的神丹大药就是“还丹”、“金液”。葛洪在《金丹篇》中说，此二事“盖仙道之极也。服此而不仙，则古来无仙矣”。何为“还丹”，如何炼制，《金丹篇》中并无明确记载。葛洪曾提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就是硫化汞，是炼制水银的原料。将丹砂锻烧，其中所含的硫变成二氧化硫，而游离出金属汞（水银）。再将汞加以烧炼，会生成氧化汞，而氧化汞加热后又可以游离出汞。这个过程实际是以下的反应：HgS＋O2＝Hg＋SO2，2Hg＋O22HgO，说明炼丹家对于合成反应、分解反应以及氧化还原反应有了一定的了解。第二个反应式中出现的氧化汞（HgO），颜色鲜红，葛洪可能还不知道如何区分氧化汞和硫化汞，所以将它误认为是丹砂。葛洪还提到“九转九变”，而这里出现了汞与氧化汞的可逆反应，有些符合“还丹”的含意，但如果说经多次反应制得的氧化汞就是“还丹”，则显得过于简单。《金丹篇》中的“金液”方，是难以破译的丹方之一。例如书中说，“用古秤黄金一斤，并用玄明龙膏、太乙旬首、中石、冰石、紫游女、玄水液、金光石、丹砂，封之成水”，无须起火，“但以置华池中，日数足便应矣”。据推测，这可能是使金的溶解度有所增加（以铁盐为氧化剂，氯化物为络合剂，有反应发生），然后被有机酸还原为胶态金。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过程所得到的胶态金，则与国外炼金术中的“金液”（potablegold）是很类似的①。

在葛洪所推崇的“仙药”中，雄黄（AS4S4）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他记述了服食雄黄的六种方法：“饵服之法，或以蒸煮之，或以酒饵，或先以硝石化为水乃凝之，或以玄胴肠裹蒸之于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物炼之，引之如布，白如冰，服之皆令人长生”②，其中列举的第六法所说的“三物”，即硝石，玄胴肠（猪大肠或猪脂）和松脂。用这三种东西按不同组合顺序处理雄黄，可分别得到单质砷或氧化砷。这些化学反应已经为模拟实验所证实③，并在实验中观察到三物炼雄黄需要控制温度，否则超过一定温度就要起火爆炸。因此在古代既有成功的记录也有失败的记录，而后一情况则是原始火药的萌芽。在以上第六法中，“三物”与雄黄合炼的产物“白如冰”，一般来说是砒霜（氧化砷，As2O3）。葛洪的这段文字是我国人工制取纯净砒霜的最早记录，在制药化学上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铅的化学变化，葛洪在《黄白篇》中也有较生动的记述。他明确指出胡粉PbCO3·pb（OH）2和黄丹（Pb3O4）都是“化铅而作”，即由铅经过化学变化而制造出来的。他还说，“铅性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为铅”，这指的是如下的反应：3Pb＋2O2＝Pb3O4Pb3O4＋2C＝3Pb＋2CO2。

对于铅与铅丹（红色的四氧化三铅），铅白（胡粉，白色的碱式碳酸铅）之间这些化学变化的认识，显然是作了一系列研究之后所得到的结论。

从炼丹实践中，人们早已知道铁对铜盐的置换反应。西汉的《淮南万毕术》中就已提到“曾青得铁则化为铜”。曾青2CuCO3·Cu（OH）2是天然的硫酸铜，它与铁发生化学反应时，铁能从中置换出铜而生成铁盐。葛洪在《黄白篇》的记述则更为细致，他引用郑隐的话说，“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外变而内不化也”。由于是在铁的表面涂抹硫酸铜溶液，置换反应仅在铁的表面上进行，所以才“外变而内不化”。这一反应过程的发现是很重要的，它奠定了宋代水法炼铜（胆铜法）的基础。

葛洪《抱朴子》有关炼丹术的论述，多是科学精华与迷信糟粕并存，其中许多内容隐晦难懂，充满了神秘色彩，因此还有必要更深入地挖掘和探讨。葛洪和医药学葛洪不仅在化学方面有所建树，而且在医学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他可说是东晋时期对我国医学贡献最大、创见最多的医学家。葛洪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①，他强调“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人不枉死，为上功也”②。因此，他在研究炼丹术的同时，对于医药学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并在博采前人医方和注意收集民间验方、秘方的基础上，撰成《玉函方》100卷（《晋书·葛洪传》称《金匮药方》）。此书已佚，内容难以详知，但其篇幅宏大，显然是一部集医疗经验之大成的巨著。同时，他考虑到以往的一些备急之作，“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③，对于“贫家野店”来说，是难以立办的，因而在百卷巨著《玉函方》的基础上，编选和收集各种简便易行的医疗技术和单验方，又撰成《肘后备急方》3卷。《肘后备急方》，又名《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可供医家随身携带以备救急检索之用，所以近世有人称之为中国最早的“医疗救急手册”。由于该书选方精良，用药也多价廉易得之品，正如葛洪自序所说，方中“卒多易得之药”，即使须买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其灸法也是“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由此可见，这部著作具有非常可贵的实用性和群众性，这也是它一直为后世所重而能流传不衰的根本原因。《肘后备急方》，经南朝梁代陶弘景增补，改名为《肘后百一方》。以后，又经金代杨用道再度整理修订，并改名为《附广肘后备急方》。明洪武年间，赵宜真（原阳子）又将外科医方增入杨氏附方内。全书后被收入《道藏》，名为《肘后备急方》，8卷。

《肘后备急方》的内容主要是各种急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内科杂病，以及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急症和六畜病的治疗方法。体例大体上是先简略叙述病源，再较详细地介绍病症，以便对照症候即可处方用药。葛洪在《肘后方》中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和非常突出的，特别是他对一些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症状、预防和治疗作了正确的论述，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且他对一些急慢性传染病的记载，在我国医学文献中是首次记录，其中有些还是世界医学史上的最早记录。例如关于天花，葛洪说，近年来有一种疾病流行，发病时，先在头面和身上出疮，很快遍及全身，状如火疮，疮头上戴白浆，流出来后又产生脓浆。如不及时治疗，重症者大多死亡。治好以后，留有紫黑色瘢痕，要一年多才会消退。这是一种恶毒之气引起的。用煮葵菜拌蒜末服下可治。大家都说在永嘉四年（310）此病由西方向东方流行起来，很快传遍全国。建武中（301）曾在南阳俘虏中发现此病，于是又叫“虏疮”。对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如何传入中国和流行情况、发病的症状、传染性质、治疗及预后等整个过程，都作了相当确切的描述和记载。这一记载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关于天花的明确记录。又如关于恙虫病，葛洪提到一种沙虱病，其病状是：初起时，皮肤上出现赤红色皮疹，大小如豆黍米粟粒，用手摸之其痛如刺。三天后，全身骨节剧痛，发烧，以后皮肤上的病变结痂，严重的可致人于死。这一记载包括发热、皮疹、焦痂及其发病经过，均与恙虫病相同。《肘后方》中还提出了用沙虱幼虫虫屑内服或外敷以防治恙虫病的措施。恙虫病一般认为是日本桥本伯寿于1810年最早报道的，但较葛洪的描述已晚了千年以上。葛洪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创造性贡献更加突出的体现在疾病治疗学方面，对于医学尚不发达的古代来说，这些贡献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①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篇》。

②葛洪：《抱朴子内篇·对俗篇》。

③葛洪：《肘后备急方》自序，商务印书馆，1955年。

例如在治疗狂犬咬伤时，他提出“仍杀所咬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即杀死狂犬，用狂犬脑髓外敷被咬伤伤口以预防狂犬病的发作。这些方法是基于古代“以毒攻毒”的思想提出来的，是否真能达到“后不复发”的效果，尚未证实，但其中所包含的免疫思想的萌芽却是十分可贵的。在免疫学史上，我国发明人痘接种术预防天花，19世纪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从狂犬脑提取狂犬病毒制备狂犬病疫苗，20世纪美国病理学家立克次从恙虫体分离出立克次体并制备防治恙虫病疫苗，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创造发明，为人类战胜天花、狂犬病、恙虫病，保护人类健康，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①。追本溯源，葛洪早在公元4世纪就已提出的创见和记述，就不能不更令人备加赞叹。对于危害人类健康的疟疾，《肘后方》中对其种类和症状也有较详细的记载，并开列30多首方剂，其中多次用到的“常山”，已被现代证实是一种抗疟特效药。葛洪还提出用青蒿治疟，这种方法不仅在当时有实用价值，而且成为我国现代研制青蒿素的线索，由此发明了一种高效、速效和低毒的抗疟新药。此外，葛洪对其他多种急慢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如出血热、黄疸性肝炎、结核病、血吸虫病、痢疾、马鼻疽等，也都有精彩的和很有价值的记载。他对脚气病的症状描述也很简练精当，所开列的大豆、牛乳、蜀椒和松叶等，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都是治疗脚气病效果较理想的药物。欧洲直到17世纪才有治疗脚气病的办法。他所强调的灸法，他所载录的捏脊疗法、食道异物疗法、食物和药物中毒疗法，也都简便有效，至今仍是在医院里特别是在民间常用的独特的治疗技术和急救方法。葛洪在医学理论上的一大贡献是提出了“疠气”概念，指出：“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由于《肘后方》重在医方，并非论述医理，所以他并未对“疠气”概念有所发挥。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把所有热性传染病都归入伤寒，并认为是伤于寒邪所致，已成为葛洪之前的经典观点。“疠气”并不是“寒邪”。这一概念连同“鬼毒”、“相注”（传染），在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突破了“伤寒”的藩篱，成为后世温病学派的先声。

葛洪的科学工作除化学和医学外，还涉及了一些别的领域，例如，他注意研究过天文学，支持浑天学派的观点，并撰有《浑天论》；他还探讨过潮汐涨落的问题，撰有《潮说》；葛洪在《抱朴子内篇·杂应篇》中还记述了一种叫做“飞车”的飞行器。他写道：“或用枣心木为飞车，以牛革结环，剑以引其机。”由于这种“飞车”能升上空中，所以这段文字是螺旋浆和直升飞机发明以前，中国有关利用空气反作用力托升重物的最早历史记载。①

①李经纬：《中国古代医学科学技术发明举隅》，见《中国中医研究院三十年论文选》，中医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①参见王振铎：《葛洪中飞车的复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6期，1984年。该文收入王振铎《科技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1989年。

第二节 陶弘景生平与著述

陶弘景，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世称陶隐居。丹阳秣陵（今江苏江宁）人。生于刘宋孝建三年（456），卒于萧梁大同二年（536）①。年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有养生之志。及长，读书万余卷，善琴棋，工草隶。二十岁时，得南齐高帝之器重，引为诸王侍读，“虽在朱门，闭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阅为务”。永明十年（492）辞官，于句容之句曲山隐居，从孙游岳受符图经法。此期，他遍历名山，寻访仙药。东阳郡守沈约高其志节，每书邀之不至。永元初（499），于隐居处更建楼三层，自居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只家僮可侍其旁，几与世事隔绝。然性好著述，尚奇异，惜光景，老而弥笃。对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尤有研讨。梁武帝萧衍与弘景素有交往，即位后“恩礼逾笃，书问不绝”，一时誉之为“山中宰相”。天监四年（505）移居积金，更以辟谷导引之法求养生长寿为好。卒年八十一岁，遗令薄葬，弟子遵而行之。②陶弘景从小即迷恋于葛洪的神仙、炼丹之术，但观其一生之学术研究，前半生或即隐居前，其著述多为古书之诠释以及天文、地理、历算之类；而后半生或即隐居后，则更侧重于医药学研究和炼丹、导引养生等。他在科学技术方面的突出成绩也多在其后半生。

化学、医药学及其他科技成就陶弘景在炼丹术中积累和认识了许多化学知识和科学技术。陶氏的炼丹生涯深受葛洪的影响，有许多可贵记述都与葛氏有着密切的联系，或继承其法，或弘扬其术，或发展其长，或获新的认识，几乎无不息息相关。例如：葛氏明确指出：胡粉和黄丹（四氧化三铅）都是“化铅所作”①。陶弘景则进而特别指出：黄丹是“熬铅所作”，胡粉是“化铅所作”②，说明这两种铅化合物都不是天然的产物，而是人工制造的。又如：葛氏通过炼丹实验，观察到“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外变而内不化也”③。陶弘景在其认识的基础上，扩大了这一认识范围，他进而指出：“鸡屎矾不入药，惟堪镀作，以合熟铜投苦酒中，涂铁皆作铜色，外虽铜色，内质不变”④，使葛氏在铁表面涂抹硫酸铜溶液使铁表面与铜发生置换反应的方法扩大，而且不只限于此，这一反应的发现，奠定了宋元时水法炼铜——胆铜法的基础⑤。

①李鼎：《陶弘景的生卒年份考》，载《上海中医药杂志》1963年4期。②姚思廉：《梁书》卷51《陶弘景传》。

①葛洪：《抱朴子内篇·黄白篇》。

②曹孝忠校勘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三矾石等条引用陶弘景语。③葛洪：《抱朴子内篇·黄白篇》。

④曹孝忠校勘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三矾石等条引用陶弘景语。⑤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我国战国时已发现有鎏金器物，据检验有残汞，可能使用了金汞齐。汞齐的制作也是炼丹术中一项重要内容。陶弘景的记述有着重要的意义，他指出：“水银有生熟今烧粗末朱砂所得，色小白浊，不及生者，甚能消化金、银，使成泥，人以镀物是也”⑥。说明当时金汞齐、银汞齐已在生产、生活中得到比较普遍的应用。关于钢铁冶炼技术，也在陶弘景的炼丹实践中涉及并有所论述：“铁落是染皂铁浆，生铁是不破鑐（音柔），■（音铮）、釜之类，钢铁是杂炼生、鍒作刀镰者”⑦。这是中国科技史上最早记载用生铁和熟铁合炼成钢（灌钢）的文献资料，说明我国在汉代炒钢和百炼钢的基础上，南北朝时期制钢技术已出现了新的突破①。通过炼丹活动，陶弘景还在石灰的烧制及硝石的鉴别技术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如所记述：“石垩。近山生石，青白色，作灶烧竟，以水沃之，即热蒸而解”②。说明他不但对石灰的原料已有正确认识，而且对石灰的烧制技术和方法观察细致，记述确切可信。在硝石（硝酸钾）的鉴别方法上，他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强调：“强烧之，紫青烟起，仍成灰，不停沸如朴消，云是真消石也”。使用燃烧的方法来鉴别硝石，开了近代化学用火焰法鉴别钾盐的先河。陶氏在制造浑天象、二十八宿度数、七曜行道的昏明等天文、历算的研究等方面，均有一定的成就，且多有专门著作。

陶弘景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杰出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医药学的研究上，上述化学乃至炼钢技术成就，都记述在他的药学著作里。他在医药学方面的贡献，约可分为药物学研究、老年保健及医疗方剂整理等三个方面。

编著《本草经集注》：陶氏自序云：“于茅山岩岭之上，以吐纳余暇，颇游意方技，览本草药性，以为尽圣人之心，故撰而论之。旧说皆称神农本草经，余以为信然。”“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经，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记魏晋已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兽不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医家不能备见，则识智有浅深。今辄苞综诸经，研括烦省，以神农本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为主，又进名医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种。”“虽未足追踵前良，盖亦一家撰制，吾去世之后，可贻诸知音尔”①。

⑥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九朱砂条，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年版。

⑦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四铁精条，宋曹孝忠校勘本。①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九石灰条，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年版。

①参见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梁·陶隐居序》。马继兴《敦煌古医籍考释·本草经集注甲本》，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

考之《神农本草经》诸家辑本和《神农本草经集注》残卷之研究，陶氏对药物学研究作出了许多贡献。首先，他淡化了方士服石炼丹以求长生不老术给予编撰《神农本草经》的影响，改变其上中下三品分类法，创造性采用药物自然来源和性质，将730种药物分为玉石、草木、虫鱼、禽兽、果菜、米食及有名无用等七大类。陶氏新的药物分类法，在我国药物学发展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唐《新修本草》、宋《经史证类本草》、明《本草纲目》等等，其分类法几乎无不采用此法或仅加调整充实而已。在分类法上，陶氏还创用了根据对疾病的治疗作用分类法，即“诸病通用药”。这是将若干有相同作用的药物集中在一起以便临床选用之参考的分类法，显然这一分类法较之前者又是一个进步。正如陶氏自己所讲“谨按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理亦有偏著。立方之日，或致疑混，复恐单行径用，赴急抄撮，不必皆得研究，今宜指抄病源所主药名，仍可于此处治，若欲的寻，亦兼易解。”②这种按药物的临床功用进行的分类法为医学家们学习和临床治病处方用药提供了许多寻检和记忆的便利条件。陶氏在《神农本草经》仅365种药物的基础上又增加药物365种，使中国药物发展到730种，据研究陶氏所加虽然来自《名医别录》（有人认为该书亦系陶氏所作），但陶氏在辑录梁以前药物学成就以补充《神农本草经》之不足方面仍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集注得到梁武帝的关注和支持，所以现代本草学家赵燏黄认为《神农本草经集注》应该是我国第一部“药典”①。此外，临床用药之剂量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我国历代度量衡多有变迁，如不很好掌握，在学习古人医疗经验和处方用药就可能出现严重的过错。陶氏关于古今度量衡的考订也是很有成就的，他研究认为：“古称唯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又说：“但古称皆复，今南称是也。晋称始后汉末以来，分一斤为二斤耳，一两为二两耳。金银丝绵，并与药同，无轻重矣。古称唯有仲景，而已涉今称，若用古称作汤，则水为殊少，故知非复称，悉用今者耳”。他的考证不但是研究古今度量衡的重要参考，更是历代医学家包括现代医学家必须了解的历史实际。陶氏对丸、散、膏、丹的制备以及各种药物入汤之工艺、生药加工炮制等，也都作了规范化要求，而且十分严格细致具体，其内容十分丰富。例如药物过筛即有多种要求：“凡筛丸药，用重密绢令细”，“若筛散草药，用轻疏绢”，“凡筛丸散药竟，皆更合于臼中，以杵研之数百过，现色理和同为佳”。

在编辑方面，陶氏采用朱、墨分书加注法，严格忠实资料之依据和原始出处。他在《神农本草经集注》一书中，凡《神农本草经》之原文，皆用朱书，凡引用《名医别录》之内容，则用墨书。凡属陶弘景之发挥或注释，则用子注。这一方法沿用了数百年。本草书由抄写改为刻印后，则改为前者用阴文，后者用阳文，陶弘景注文作陶弘景云字样以区别之。该书于《七录》中已有著录，是唐《新修本草》的主要依据。现有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的1908年敦煌写本（718）和古抄本残卷。

编撰《补阙肘后百一方》：陶弘景不单在炼丹上受葛洪影响很大，在医学上也以弘扬葛氏学说为己任，这集中表现在他对葛洪《肘后救卒方》的研究和补充阐发。葛洪《肘后救卒方》，一名《肘后备急方》，是一部颇富声望和影响深远的著作，在撰写完成后即得到医学界的肯定评价，言其“贫家野店，所能立办”，“卷帙不多，可挂肘后，以随行也”。其内容也十分丰富且多富有科学性，在许多疾病的认识上也明显高于前代。陶弘景曰：“抱朴此制，贵为深益，然尚阙漏未尽，辄更采集补阙，凡一百一首，以朱书甄别，为《肘后百一方》。”①他将葛氏原有之86首并为79首，然后再加入自己补阙之22首，成101首，取佛教四大各一百一病之说而命名，使葛氏书更富盛名。

《养性延命录》是陶弘景论述养生养性以求健康长寿的专门著作，也是总结梁以前中国延年益寿经验的重要著作。

②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参见《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引文。

①赵燏黄《回顾历代本草沿革概况与研究国产生药的意见》，《医药学》1951年第6期。

①陶弘景《补阙肘后百一方》自序，见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版。

分上下两卷，上卷叙述教诫、食诫、杂诫、祈禳之类，下卷则论服气疗病、导引按摩等，其吐纳咽液、行气攻病以及叩齿、握固、乾浴等气功导引要领和方法，均对其后有着较大的影响。书末所附华佗五禽戏，更是现存最早的五禽戏动作要领的文献。这些内容至今仍是人们锻炼身体和防治老年病的有效方法。

综上所述，陶弘景虽是一位虔诚的道教信徒，终生执着追求神仙之术，但在其终生从事的炼丹研究，药物学的广泛研究和深入细致的整理校勘，以及尽心为群众疾苦而总结编撰医疗方书方面，作出了许多可贵的贡献，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和医药科学的发展和进步。明代著名药物学家李时珍评陶书“颇有裨益”，同时指出“亦多谬误”。而其谬误是因“南北隔绝”，“陶隐居不详北药”的关系。

（谢选骏指出：人说葛洪一生的主要活动是从事炼丹和医学，既是一位儒道合一的宗教理论家，又是一位从事炼丹和医疗活动的医学家。葛洪敢于“疑古”，反对“贵远贱今”，强调创新，认为“古书虽多，未必尽善”，并在实际的行医、炼丹活动中，坚持贯彻重视实验的思想，这对于他在医学上的贡献是十分重要的。葛洪阅读大量医书，并注重分析与研究，在行医实践中，总结治疗心得并搜集民间医疗经验，以此为基础，完成了百卷著作《玉函方》。由于卷帙浩繁，难于携带检索，便将其中有关临床常见疾病、急病及其治疗等摘要简编而成《肘后救卒方》3卷，使医者便于携带，以应临床急救检索之需，故此书堪称中医史上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他对以前的神仙思想进行了总结，证明神仙长生的实存性，在道教历史上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似有医学医生、化学术士、宗教教主的多重身份，其实这几者是一回事情。在当代中国，也有许多医生业余时间从事宗教布道的事例……我想这都是“对于灵肉关系”的探讨活动。所不同的是，葛洪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创建者，而基督教布道医生们则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创建者。）

【第十五章 祖冲之、范缜、郦道元】

第一节 祖冲之家世与生平

祖冲之（429—500），是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机械发明家。字文远，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涞源）人，刘宋元嘉六年（429）生于建康（今江苏南京）。曾祖父祖台之，东晋时曾任侍中、光禄大夫等要职。祖父祖昌任刘宋大匠卿，是主管土木工程的官员。父亲祖朔之为奉朝请，学识渊博，很受时人敬重。祖氏家庭的历代成员有较高的科学素养，大都对数学和天文历法有所研究。祖冲之自幼受到科学气氛的薰陶和良好的家庭教育，青年时代曾到华林学省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后来步入仕途，先后在刘宋朝和南齐朝担任南徐州（今江苏镇江）从事史、公府参军、娄县（今江苏昆山）令、谒者仆射、长水校尉等官职。任职期间，曾写过《安边论》等讨论屯田、垦殖等方面应采取的政策的政论性文章。晚年，齐明帝曾令他巡行四方，兴造大业，以利百姓，但因发生战争而作罢。这时他已是风烛残年，老死将至，不久后即于南齐永元二年（500）逝世，享年七十二岁。

祖冲之从很小的时候起便对数学和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专功数术，搜炼古今”，广泛收集从上古时代起直到6世纪他生活的时代止的各种文献资料，进行了认真的考察。他还“亲量圭尺，躬察仪漏，目尽毫厘，心穷筹策”，在公余之暇坚持进行天文观测和数学计算，积累了大量的新资料。经过深入研究，他终于在数学、天文学和机械制造、交通工具等领域，获得许多极有价值的新成果，攀登上了他生活时代的科学技术高峰。

关于圆周率的计算祖冲之在数学方面的突出贡献是关于圆周率的计算，确定了相当精确的圆周率值。中国古代最初采用的圆周率是“周三径一”，也就是说，π＝3。这个数值与当时文化发达的其他国家所用的圆周率相同。但这个数值非常粗疏，用它计算会造成很大的误差。随着生产和科学的发展，π＝3就越来越不能满足精确计算的要求。因此，中外数学家都开始探索圆周率的算法和推求比较精确的圆周率值。在中国，据公元1世纪初制造的新莽嘉量斛（亦称律嘉量斛，王莽铜斛，是一种圆柱形标准量器，现存）推算，它所取的圆周率是。世纪初，东汉天文学家张衡在《灵宪》中取用π＝3.15472730232≈，又在球体积计算中取用π＝≈。三国时东吴天文学3.14663.2210家王蕃在浑仪论说中取用π＝≈。以上这些圆周率近似值，比起142453.1556古率“周三径一”，精确度有所提高，其中π＝还是世界上最早的记录。但这些数值大多是经验结果，并没有可靠10的理论依据。在这方面最先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魏晋之际的数学家刘徽。他在《九章算术注》中创立了“割圆术”，为计算圆周率建立起相当严密的理论和完善的算法。他所得到的圆周率值π＝＝与π＝15750392712503.14＝3.14，都很精确，在当时世界上是很先进的，至今仍在经常使用。继刘徽之后，祖冲之则将圆周率推算到更加精确的程度。据《隋书·律历志》记载，祖冲之确定了π的不足近似值3.1415926和过剩近似值3.1415927，π的真值在这两个近似值之间，即3.1415926＜π＜3.1415927精确到小数7位。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学成果，直到约一千年后，才为15世纪中亚数学家阿尔·卡西（Al—kash1F.Vita154003))）和世纪法国数学家韦达（è，—）所超过。关于他得到这两个数值的方法，史无明载，一般认为是基于刘徽割圆术。通过现代计算验证，如果按照割圆术计算，要得到小数7位准确的圆周率值，必须求出圆内接正12288边形的边长和24576边形的面积，这样，就要对9位数进行上百次加减乘除和开方运算，还要选择适当的有效数字，保证准确的误差范围。对于用算筹计算的古代数学家来说，这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只有掌握纯熟的理论和技巧，并具备踏踏实实和一丝不苟的研究精神，才能取得这样的杰出成就。祖冲之的这项记录在中国也保持了一千多年。中国古代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还往往用分数表示常量的近似值。为此，祖冲之确定了π的两个分数形式的近似值：约率π＝227≈，密率π＝≈。这两个数值都是π的渐近分数。其3.143.1415929355113中约率，刘宋天文学家何承天及古希腊阿基米德等都已用到过。密率227355113是π的分母小于的最佳近似分数，则为祖冲之首创。关于密率10000355113是如何得到的，今人有“调日法”术，连分数法，解同余式或不定方程，割圆术等种种推测，迄今尚无定论。在欧洲，π＝是世纪由355113德国数学家奥托（V.Otto，1550（？）—05）和荷兰工程师安托尼兹（A.Anthonisz，1527—07）分别得到，后通称“安托尼兹率”，但这已是祖冲之以后一千多年的事情了。自从我国古代灿烂的科学文化逐渐得到世界公认以来，一些学者就建议把π＝称为“祖率”，以纪念祖冲之355113的杰出贡献。

关于球的体积公式及其证明

祖冲之的另一项重要数学成就是关于球的体积公式及其证明。各种几何体的体积计算是古代几何学中的基本内容。《九章算术》商功章已经正确地解决了棱柱、棱锥、棱台和圆柱、圆锥、圆台等各种几何体的体积计算问题。但球体积的计算比较复杂，《九章算术》中的球体积公式相当于＝Vd93（d为球的直径），是一个误差很大的近似公式。东汉科学家张衡曾经研究了这个问题，他试图通过先求出球与外切正方体的体积之比然后再来计算球体积，但没有得到正确的结果。魏晋时的刘徽则将球体积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他指出，《九章算术》少广章所说球与其外切圆柱的体积之比为π∶4，这一结论是错误的，并且说明球与外切于球的“牟合方盖”的体积之比才是π∶4（两个底半径相同的圆柱垂直相交，其公共部分称为“牟合方盖”，好像两把扣在一起且上下对称的正方形的伞）。因此，只要求出牟合方盖体积，就可推算出球体积。然而，刘徽始终未能求出牟合方盖体积，所以也未能解决球体积问题。他在《九章算术》少广章开立圆术的注释中说，“欲陋形措意，惧失正理，敢不阙疑，以俟能言者”，实事求是的提出问题，留待后人去解决，表现了一位杰出科学家的虚心和慎重的科学态度。以后又经过近200年，祖冲之及其子祖暅才对于这一问题取得了突破。祖冲之父子通过对牟合方盖水平截面面积的分析，判定它的体积等于正方体与两个正方锥的体积之差，从而推算出牟合方盖的体积等于23d3（为球的直径长度），并进一步得到正确的球体积公式＝π，dVd3完全解决了球体积的计算问题。由于当时用圆周率，所以他们的球体227积公式为＝。祖氏父子在推导球体积公式过程中，还明确地提出了V11213d一个重要原理：“幂势不同，则积不容异”①，即二立体如果在等高处截面的面积相等，则它们的体积也必定相等。这个原理现常被称为“祖氏公理”。在西方，这个原理也是一千年后才由17世纪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里（F.B.Cavalieri，1598—47）提出来的，并被称为“卡瓦列里公理”。这个原理很重要，它是后来创立微积分学的不可缺少的一步。

《隋书·律历志》在叙述祖冲之圆周率之后说他，“又设开差幂，开差立，兼以正负参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①。据考证，这可能是指开带从平方和开带从立方法，即解一般形式的二次方程和三次方程，其中各项系数可正可负，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要解决这类问题都是比较困难的。但因祖冲之的解法早已失传，现已无法了解其具体内容。祖冲之及其子祖暅的数学成就总结在《缀术》一书中。唐显庆元年（656）国子监添设算学馆，规定《缀术》为必读的“十部算经”之一，学习期限为四年，是数学书中学习时间最长的一种。《缀术》还曾传入朝鲜和日本，被选作数学教育的教材。可惜的是祖冲之的这部数学专著早已失传，其具体内容已无法详知了。

对天文历法的研究

祖冲之对天文历法的研究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经开始了。经过多年的实际观测和反复推算，他发现当时行用的何承天《元嘉历》已经与实际天象不合。例如按《元嘉历》算出的冬至时太阳所在位置与实测结果已差3度，冬至和夏至时刻已差1天，五星出没时间差40天，等等。这种情况显然是必须加以改变的。因此，他着手编制了一部新的历法，即后世所称的《大明历》。祖冲之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大都包含在《大明历》和为《大明历》所写的“驳议”之中。按祖冲之的自述，《大明历》“改易之意有二，设法之情有三”。所谓“改易”是指在历法计算中引进岁差和对闰周的改革，这是中国历法史上的重大进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谓“设法”是指推算上元积年时增加了一些条件，如甲子年，十一月初一为甲子日，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等，这在数学上对于同余式解法的研究有所推动，但对于历法的发展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①《九章算术》少广章开立圆术李淳风注。

①“负”字原著为“员”，此据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校改。

祖冲之《大明历》的重要贡献是在历法计算中首先考虑了岁差的影响。

冬至时刻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叫做冬至点。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最初认为，太阳在黄道上运行，从冬至点开始经过一个回归年又回到原来的冬至点，也就是说，冬至点是固定不变的。实际上，冬至点在恒星间的位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在星空中有极缓慢的移动，每年的移动值就叫做岁差。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天文学家把冬至点确定在牵牛初度，如当时行用的一种历法《颛顼历》，其冬至点距牛宿距星的赤道宿度不到1度。西汉末年刘歆发现当时的冬至点已经不在牵牛初度，而是在牛宿以西靠近斗宿的建六星附近。东汉天文学家贾逵、编、李梵、刘洪等，通过实际观测和推算，进一步肯定了冬至点位置的变化，并指出当时的冬至点既不在牵牛初度，也不在建星附近，而是在斗21度。但他们并没有深究其中的规律，也没有认识到这一变化对于历法计算的影响。魏晋以后，天文观测日趋精密，对岁差现象的探讨也有所前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东晋天文学家虞喜。虞喜认识到经过一个回归年之后，太阳并未在天上走一周天而回到原处，而是“每岁渐差”，明确指出了岁差现象，并提出“天自为天，岁自为岁”的新观点。他还给出了50年差1度的岁差值。其后何承天又给出了100年差1度的岁差值。但虞喜和何承天还都没有在历法中考虑到岁差。祖冲之不仅肯定了岁差现象的存在，指出“冬至所在，岁岁微差”，而且最早把岁差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应用到历法计算中去，这对于提高所编制的历法的精度，是有重要作用的，并为后世历家所遵循。据《隋书·律历志》记载，祖冲之经实测确定当时冬至点已移到斗15度，经与后秦姜岌的观测值比较，发现不到百年冬至点已移动了2度，因而定岁差为45年11月差1度，并用于历法计算。根据现代观测，冬至点大约每年沿黄道西移50.2秒，换算成赤经则为大约78年西移1°，由此可知，虞喜、何承天与祖冲之的岁差值与实际值相比，还有较大的误差。尽管如此，岁差现象的发现，将太阳在黄道上运行一周的恒星年与反映四季变化周期的回归年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并将岁差应用到编制历法中去，仍是中国历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进步。

祖冲之《大明历》中另一项重要贡献是关于闰周的改革。中国古代天文学家长期采用19年7闰的闰法，用以调整回归年与朔望月的关系。北凉天文学家赵■首先提出600年间置入221个闰月的新闰周。但直到南朝何承天编制《元嘉历》时，仍未能接受改革闺周的新思想。祖冲之认为19年7闰确实不够精密，因而在他所编制的《大明历》中大胆地采用了改革闰周的思想，提出391年置入144个闰月的新闺周，突破了已经沿袭千年的闰法。祖冲之的这一数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诸家历法中最好的结果。除引进岁差和采用新闰周外，祖冲之在《大明历》中还提出了交点月的概念并给出了交点月的数值。交点月的发现对于推算日食和月食发生的时间和位置等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根据《大明历》的数据推算，其交点月长度为27.21223日，与今测值27.21222日仅差十万分之一日。祖冲之还改进了前代关于木星公转周期的数值，得出木星（当时叫岁星）每84年超辰一次的结论，这相当于求出木星公转周期为11.858年，与今测值相同。他所采用的其他天文数据也都是相当精确的，如近点月为27.554688日，与今测值相差不到十万分之十四日；回归年长度为365.2428日，与今测值只差万分之六日；五大行星会合周期的数值也很精确，其中误差最大的火星也没有超过百分之一日，误差最小的水星已经接近与今测值相合。此外，他还发明了用圭表测量冬至前后若干天的正午太阳影长以定冬至时刻的方法，这个方法也为后世长期采用。

《大明历》中有很多创造性的贡献，是当时最优秀的一部历法。祖冲之于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上书刘宋政府，请求对新历进行讨论，予以颁行。但因遭到皇帝宠臣戴法兴的反对，参与讨论的人又畏惧戴法兴的权势，多所附合，所以尽管祖冲之写了一篇有理有据的辩驳文章，事情仍然拖了下来。等到大明八年，孝武帝打算于次年改元颁用新历时，却因孝武帝的去世而作罢。南齐武帝时，文惠太子萧长懋见到祖冲之《大明历》，曾建议齐武帝施行，后又因文惠太子的去世而被搁置起来。直到祖冲之去世后，他的儿子祖暅又于天监三年、天监八年和九年三次上书，请求梁朝政府颁行。经过实际观测检验，证实新历为密，这部当时最好的历法才在梁天监九年（510）正式颁用，实现了祖冲之的遗愿，但这已是祖冲之死后10年，《上大明历表》以后半个世纪的事情了。

在祖冲之上书请求颁行《大明历》后，太子旅贲中郎将戴法兴曾对祖冲之和《大明历》进行了激烈的攻击。思想保守的戴法兴认为，历法中的传统方法是“古人制章”，“万世不易”①的，他责骂祖冲之引进岁差，改革闰周等都违背了儒家经典，是“削闰坏章”，“诬天背经”，宣扬天文历法“非凡夫所测”，“非冲之浅虑，妄可穿凿”。祖冲之则针锋相对地写出了一篇辩驳的奏章（现称“驳议”，亦有些学者称之为“驳戴法兴奏章”）。在“驳议”中，祖冲之用观测事实证明，由于岁差，当时所见的天象确实已和儒家经典中所反映的春秋以前的情况不同，而回归年的长度也的确比《四分历》要小。这类天文事实“非出神怪”，都是“有形可验、有数可推”的，只要进行精密的观测和研究，完全可以掌握日月五星的运行规律。“艺之兴因代而推移”，前代天文学家能够有所发现，有所前进，符合实际情况，得到人们的赞同。那么完全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累功而求密”，因此，不应该“虚推古人”，“信古而疑今”，假如“古法虽疏，永当循用”，那还成什么道理！他在“驳议”中还写下了两句名言：“愿闻显据，以核理实”，“浮辞虚贬，窃非所惧”。为了明辨是非，他愿意彼此拿出明显的证据来相互讨论，至于那些捕风捉影毫无根据的贬斥，他丝毫也不惧怕。“驳议”是科学史上的名篇。这篇理直气壮，语句铿锵和才华横溢的论文，充分显示了祖冲之的实践精神，批判精神，创造精神以及实事求是和敢于坚持真理的可贵品质，这也是古往今来一切杰出科学家所共有的科学精神。当然，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戴法兴虽然是骄纵专断的权臣，但他也是颇知古今的好学之士，因此他的看法也有一些可取之处。祖冲之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但他也有缺点。

①此段引文均见《宋书·律历志下》。

例如关于上元积年问题，杨伟《景初历》和何承天《元嘉历》都有比较简单的处理方法，可是祖冲之却把诸如近点月、交点月以及五星运动周期等都列入了他的上元积年的考虑因素之内，以至把过去已经很复杂的上元积年计算搞得更复杂，所得数据也格外庞大。戴法兴的批评中就提到了这一点，并且指出要“省功于实用，不虚推以为烦也”，这种看法无疑是很正确的。

对多种机械的研究祖冲之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科学家，对于各种机械也有研究。他曾经设计制造过水碓磨（利用水力加工粮食的工具），铜制机件传动的指南车，一天能走百里的“千里船”以及类似于木牛流马的陆上运输工具。他还设计制造过漏壶（计时器）和巧妙的欹器。此外，祖冲之也精通音律，还写过小说《述异记》10卷。祖冲之著述很多，《隋书·经籍志》记载有《长水校尉祖冲之集》51卷，散见于各种史籍记载的有：《缀术》，《九章算术注》，《大明历》，《驳议》，《安边论》，《述异记》，《易老庄义》，《论语孝经释》等。但其中绝大部分著作都已失传，现在仅能见到《上大明历表》、《大明历》、《驳议》、《开立圆术》等有限的几篇，《太平御览》中还收有《述异记》的片断。为了纪念和表彰祖冲之在科学上的卓越贡献，人们建议把密率称为“祖率”，紫金山天文台已把该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355113“祖冲之星”，莫斯科大学里刻有世界著名科学家的雕像，其中就有祖冲之的雕像，中国历史博物馆等许多博物馆都有祖冲之的雕像或画像，在月球背面也已有了以祖冲之名字命名的环形山。

祖冲之之子祖暅，字景烁，也是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曾任梁朝员外散骑侍郎、太府卿、南康太守、材官将军、奉朝请等官职。在战乱频繁的年代里，祖暅的生活很不安定也不顺利，甚至坐过监狱，当过俘虏，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数学和天文学的研究工作。祖暅是祖冲之科学事业的继承者。在数学方面，他与父亲共同解决了球体积的计算问题，并提出了“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的原理，现在称为“祖氏公理”或“祖暅公理”。数学名著《缀术》很可能是这父子两人共同劳动的成果。在天文历法方面，他三次上书梁朝政府建议改用《大明历》，终于被采纳颁行。他还曾亲自监造八尺铜表，测量日影长度，并发现北极星与北天极不动处相差1度有余，纠正了北极星就是北天极的错误观点。出于研究天文和准确计时的需要，他还研究与改进过当时通用的计时器漏壶，并撰有《漏刻经》1卷，现已失传。晚年曾参加阮孝绪编著《七录》的工作，负责天文、星占、图纬等方面的古籍。他还著有《天文录》30卷，也已失传，仅存若干片断，散见于唐瞿昙悉达修撰的《开元占经》等书中。祖暅之子祖皓，少传家业，也精通数学和天文学。梁朝时曾任江都令，广陵太守，深受百姓爱戴。侯景之乱时被俘，惨遭杀害。这个世代相传成绩卓著的科技世家至此也就无以为继了。

第二节 范缜①

范缜（约450—515），字子真，祖籍顺阳（今河南淅川境内）人，六世祖汪，移居江南。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杰出的无神论者。青年时期范缜出身于士族家庭，为东晋安北将军范汪的六世孙。南阳范氏进入南朝后开始衰落，几乎无人有高官显爵。祖父范璩之，刘宋时官至中书郎。父范璩，宋奉朝请，在范缜生下后不久就病故，故范缜自幼家境贫寒，与母亲相依为命，并以孝谨闻名。他刻苦勤学，十几岁时，听说名儒大师沛国刘正招收学生讲学，就离家投师门下。他学业优异，卓越不群，刘因而十分锺爱他，亲自为二十岁的范缜行加冠礼。刘在当时学术地位很高，门生大多是所谓“车马贵游”的权势子弟，锦衣玉食，狂妄自大。范缜在从学的数年中，经常穿布衣草鞋，上下学都是步行，但却并未因此自卑自愧。相反，他生性倔强耿直，不肯向权贵低头，敢于发表“危言高论”，同窗士友都畏他三分，因而他也受到众人的疏远和冷落。他成人后，博通经术，对于《三礼》有特殊的造诣。在诸多的士人中，他只与外弟萧琛情投意合，结为好友。萧琛以能言善辩闻名，也每每为范缜的言简意明、通达要旨的议论所折服。但是在刘宋时期，范缜却很不得志，他的聪明才智和满腹经纶无处施展。怀才不遇的痛苦无时无刻地煎熬着他，使他未老先衰，在二十九岁时就已白发皤然，遂写下了《伤暮诗》、《白发咏》，以抒发内心的愤愤不平，寄托自己不屈服厄运的志向。

萧齐禅代刘宋后，范缜的命运有了转机。他当上了尚书殿中郎。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萧齐与北魏和亲通好，范缜曾作为使者出访北魏，他渊博的知识和思想的机智敏捷，博得了北魏朝野的尊重和赞叹。

《神灭论》及主要思想范缜生活的时代，是南朝佛教兴盛的时代。灵魂不死、轮回报应的宗教迷信的毒雾弥漫于朝野，笼罩着社会的各个角落。唐朝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一诗曾生动地勾画出当时佞佛的景象：“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无数颗灵魂受到佛教的毒害，大量的人力物力耗费在佛寺僧塔的修建之中。统治阶级中一些上层人物，不仅把佛教当作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自己也沉溺于对佛教的笃信中，以求得充实空虚的灵魂。齐竟陵王萧子良，狂热地迷信佛教，他在府邸聚会名僧，讲论佛典，佞佛盛况，自东晋以来所未有。他甚至不惜有失宰相的身份，亲自为僧侣端茶上菜。萧子良还有交游宾客，聚会文学名士的雅好。他在京都鸡笼山西邸官舍礼贤纳士，萧衍（即梁武帝）、沈约等“八友”，以及范缜等士人，都游于其门。但在这些名士中，几乎多是佛门信徒。他们认为人的灵魂不灭，灵魂不因人的死亡而消失，而是转移于其他活人的**中；又笃信因果报应，认为前世、今世所行的善或恶，在来世必然要分别得到富贵或贫贱的报应。唯有范缜对这套荒谬的说法嗤之以鼻，他大唱反调，盛称无佛。结果，在齐永明七年（489），以竟陵王萧子良为首的佛门信徒与范缜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梁书·儒林·范缜传》，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一天，萧子良问范缜说：“你不信因果报应说，那么为什么会有富贵贫贱？”范缜说：“人生如同树上的花同时开放，随风飘落，有的花瓣由于风拂帘帷而飘落在厅屋内，留在茵席上；有的花瓣则因篱笆的遮挡而掉进粪坑中。殿下就犹如留在茵席上的花瓣，下官就是落于粪坑中的花瓣。贵贱虽然不同，但哪有什么因果报应呢？”萧子良不能驳倒范缜这番有理有据的答辩，无言以对，心里却对范缜深为不满。

经过这一次交锋，范缜觉得有必要将自己无神论的观点加以系统阐述，他遂写出了著名的《神灭论》（今天所见的设宾主形式的《神灭论》并非初稿，是范缜在梁时的修订稿）。他以犀利的笔锋，形象的比喻，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无神论与有神论争论的核心问题，即形与神之间的关系，将有神论批驳得体无完肤。

范缜在《神灭论》一开始就提出了“形神相即”的观点。他说：“形即神也，神即形也。”所谓“形”是形体，“神”是精神，“即”就是密不可分。范缜认为，精神与形体不可分离，形体存在，精神才存在；形体衰亡，精神也就归于消灭。在范缜看来，形体和精神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能分离的统一体，即两者“名殊而体一”，或曰“形神不二”。

范缜在“形神相即”，“不得相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形质神用”的著名论点。他写道：“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即认为形体是精神的质体，精神是形体的作用；两者不能分离。他打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比喻说：“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这就是说，精神与**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刀刃与刀刃的锋利之间的关系，锋利指的不是刀刃，刀刃指的也不是锋利。然而，离开刀刃也就无所谓锋利，离开了锋利也就无所谓刀刃。既然从未听说过刀刃没有了而锋利还存在的，怎么能说**死亡后而精神还能存在呢？这就有力地证明了精神对形体的不可分割的依赖关系。

范缜对“质”和“用”的范畴也给予了深入浅出的论证。他提出，不同的“质”有不同的“用”，而且精神作用只是活人的特有属性，宣扬佛教的人以树木和人为例，说人和树木同是质体，但人有知觉，树木则没有，可见树木只有一种性质，人有两种性质，所以人的精神可以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范缜反驳说：“人之质，质有知也；木之质，质无知也。人之质非木质也；木之质非人质也。安有如木之质而复有异木之知？”所以，质的不同，决定了人的“有知”和木的“无知”，即特定的质体具有其特定的作用，不可混为一谈。同时，范缜还从发展、变化的观点阐述了质与用、形与神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他驳斥了佛教徒对“生形”与“死形”、“荣木”与“枯木”之间区别的故意混淆，说：“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区已革矣！”人从生到死，木从荣到枯，形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以质的作用也随之而变化。所以，随着人的死亡，精神活动也停止消失了。这样，佛教鼓吹的灵魂不死的谬说，即“神不灭论”便不攻自破了。

范缜不仅指出了“用”随“质”变，而且辩证地认为物体的变化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如人的生死，必是先生后死；木的荣枯，必是先荣后枯，顺序不可颠倒。他还认为，事物的变化有突变和渐变两种形式。突然发生的事物，如暴风骤雨，必然突然消失；逐渐发生的，如动植物，必然逐渐消灭。故他总结说：“有欻有渐，物之理也。”认为突变和渐变是客观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

范缜在对形神关系作深入探讨时，还把人的精神活动分为互相连接的两个阶段，把人的生理器官看作是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所谓精神活动的两个阶段，即一是“痛痒之知”（感觉），二是“是非之知”（思维）；两者的区别是“浅则为知，深则为虑”；两者又是属于一个人的精神活动的整体之中，即“手足虽异，总为一人；是非痛痒，虽变有异，亦总为一神矣。”他认为，口、眼、耳、鼻、手足担负着不同的感知职能；由于科学水平的限制，他还不了解大脑的作用，错误地认为“是非之虑”由“心器所主”。但是尽管如此，他的论述也揭穿了佛教徒的“虑体元本”，即思维活动没有自身的物质基础，精神可以离开人的形体而独立存在的谬论。对轮回说是一个有力的驳斥。

范缜在神灭论的最后部分，无情地揭露了佛教的欺骗性和对社会的严重危害。他写道：“佛教损害了国政，僧尼败坏了民俗。佞佛如同骤起的狂风迷雾，弛荡不休。我有感于这一弊端，渴望拯救沉溺于佛教的人们。为什么人们都要倾家荡产去求僧拜佛而不肯去接济亲友、抚恤贫困呢？这是由于佛教重于利己而轻于济世。所以佞佛之人在穷亲贫友相求时，都不肯解囊相助，而是斤斤计较，吝啬已极，但却将千万资财贡献佛寺，献媚求欢于僧尼。岂不是在于从僧侣那儿可以捞取好处，而在亲友身上却无油水可榨；加上拜佛虽破费钱财，还可以获得周急积善的美名。人们又受到佛教种种虚诞说教的迷惑、引诱、恫吓和欺骗，纷纷摈废礼教而遵从佛法，家家不讲孝悌，人人不行慈爱。致使兵源短缺，官府缺少办事的官吏，土地荒芜，粮食乏匮，而僧寺佛塔却耗费了无数钱财，奸佞不法之徒层出不穷，人们仍粉饰太平。正由于这样，佛教的危害和弊端是无限的。我认为人们应禀承自然天性，行自我修养，于有若无，来者不拒，无亦不求，人人各守其职，各安天命。小人甘愿躬耕于田亩，君子保其恬和朴素的本性。这样，种田打粮，粮食将取之不尽；养蚕织衣，衣服将用之不竭；百姓用衣食之余奉献君主，君主以无为而治天下。欲使人民昌盛，国家强大，君主权重，必须采用此道。”

范缜的思想受时代以及其所属阶级的局限，是有缺陷的。例如把“圣人”视为生来就具有特殊的体质，因而具有“圣人之神”，而“凡人之形”则决定了“凡人之神”，不免陷入到物质结构的机械论。此外，他又以儒家的宿命论和天性论，以及儒家经典中的神道设教的学说，去反对佛教，即用唯心主义去反对唯心主义，难免在某些问题上缺乏说服力。

决不卖论取官

《神灭论》抓住了时弊，击中了佛教的痛处。它一问世，士林争相传抄，朝野为之喧哗。竟陵王萧子良凭借宰相的权力，慌忙调集众僧名士，软硬兼施，轮番围攻范缜。但由于他们讲不出象样的道理，尽管人多势众，也没有压倒坚持真理的范缜。佛门信徒太原名士王琰，借儒家讲究孝道为武器，撰文立著，企图一下子封住范缜的口，他带着嘲讽的口吻说：“呜呼！范子，你怎么竟连自己的祖先在哪里都不知道！”但范缜当即反唇相讥说：“呜呼！王子，你既然知道自己的祖先的神灵在哪里，为什么不杀身去追随它们呢？”王琰哑口无言，败下阵来。萧子良又派名士王融到范缜那儿，企图用官位加以利诱，王融对范缜说：“神灭之说既然是异端邪说，而你却坚持己见，恐怕会有伤名教。以你出众的才华和美德，何愁官至中书郎。而你为什么要违背众人的信仰，自讨身败名裂呢？”范缜听后哈哈大笑，回答说：“倘若我范缜肯于出卖人格，背叛信仰去捞取官位，恐怕早就当上尚书令、尚书仆射一类的高官，你说的中书郎又岂在话下！”

范缜的刚直不阿的可贵品德，以及决不“卖论取官”的原则立场，在当时只能增加他人生道路上的坎坷。齐明帝建武年间（494—498），他出尚书省，迁领军长史。又被出为宜都太守。他仍坚持神灭论，不信鬼神。当时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有伍相庙、唐汉三神庙、胡里神庙，当地人笃信三庙有神灵，经常祭祀。范缜在任期间，下令严禁祭祀活动。不久后，范缜的母亲去世，他因此辞官守丧，自此至梁初，他一直未出仕任官，居住在南州。

坎坷的后半生

齐末，梁武帝萧衍起兵。范缜虽在守丧，仍身穿丧服去迎接梁武帝。梁武帝与范缜曾在南齐时共游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关系不错，见了范缜后畅叙友情，非常尽兴。梁武帝平建康，任命范缜为晋安太守。范缜在任四年，清廉节俭，除了俸禄以外一无所取。天监四年（505），朝廷任命范缜为尚书左丞。范缜离任回京前，所有财产未给亲戚，而是都赠与了前尚书令王亮。王亮是王导六世孙，范缜曾与他在南齐时同为尚书殿中郎，结为好友。齐梁之际，王亮拥立萧衍有功，任尚书令，后因在天监二年（503）对梁武帝大不敬，削爵废为庶人。当时范缜念及旧日友情，对王亮十分同情，仍经常去王亮家看望他，两人过往密切。

范缜刚任尚书左丞，一天，梁武帝设宴招待群臣。梁武帝志得意满，对群臣说：“朕终日听政，孜孜不倦，希望能知道自己的得失。你们可以说是人才济济，望畅所欲言。”范缜为人耿直，站起来说：“司徒谢胐徒有虚名，不涉政务，但陛下却如此重用。前尚书令王亮擅长治国，陛下却废为庶人。对此愚臣百思而不得其解。”梁武帝听了这番话，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他厉声说：“你还可以更改你所说的话。”范缜固执己见，并无惧色，梁武帝恼羞成怒，宴会不欢而散。

事后，御史中丞任昉遂上奏弹劾范缜，罗织罪名，说他不遵士操，弄口鸣舌，拨弄是非；指责范缜在居丧时拥立武帝，目的是想要位居台辅，而一旦未得重用，就心怀不满，党附王亮，二人私下议论朝政，诽谤正直。因此，建议免去范缜所居官，收付廷尉治罪，委之狱官，以法制从事。

梁武帝对任昉奏书表示赞同，并亲自写玺书责诘范缜，列举了王亮的十大罪状后，气急败坏地问范缜：“对此你还有什么可说的，竟敢妄自喊冤鸣不平！你要对我所说的王亮十大罪状做出回答。”在这种情况下，范缜自知有口难辩，对武帝所诘王亮十大罪状，只是支支吾吾，搪塞而已。但仍未能免除惩罚，被流放到广州。

梁朝时，南朝佛教进入了全盛时期。梁武帝笃信佛教，他在天监三年（504）下诏说：“大经中说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朕舍邪外，以事正内其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广弘明集》卷四）这道诏令，无异正式宣布佛教为国教，一时朝野上下，佞佛成风。但也就在诏令颁发后不久，范缜不顾他被流放的不利处境，将《神灭论》充实完善，修订定稿，并在亲友中传播，再一次向佛教发出了挑战。

为了不让范缜的《神灭论》在更大的范围流传，当时最高的僧官大僧正法云上书给梁武帝说：“范缜所著《神灭论》，群僚尚不知道它的观点，先以奏闻。”提醒梁武帝萧衍用皇帝的威严压服范缜。萧衍欲崇尚佛教，当然也必须搬开《神灭论》这块绊脚石。但为了表示他的宽宏大量，他首先解除了对范缜的流放，将他召回京师建康，并授以中书郎和国子博士的官衔。紧接着，梁武帝又布置了对范缜的围攻。为了确保一举成功，他颁布了《敕答臣下神灭论》的诏书，为这次围攻的总动员令。他在诏书中首先定了神不灭的调子。诏书说：“观三圣设教，皆云神不灭。”同时，训斥范缜“不求他意，妄作异端”，“违经背亲，言语可息”。并引经据典，说灵魂不灭在儒家经典里是有记载的。据《礼记·祭义》说，只有孝子才能使死去的亲人享受祭品。《礼记·礼运》说，如果在祭祀前三天进行斋戒沐浴，就能见到所祭祀的鬼神。但是，为了表明自己并非以势压人，梁武帝又虚伪地把这次围攻加上学术讨论的装潢，他说：“欲谈无佛，应设宾主，标其宗旨，辨其长短，来就佛理以屈佛理，则有佛之义既踬，神灭之论自行。”（见《弘明集》卷十）所谓“设宾主”，是当时流行的一种问答体论文体；所谓“就佛理以屈佛理”，言外之意是让范缜放弃真理。

范缜对此毫不示弱，他坚持真理，绝不妥协，勇敢地接受了梁武帝萧衍以及众僧名士的挑战，并将《神灭论》改写成有宾有主、一问一答的文体，共设三十一个问答。萧衍见范缜不肯就范，于是唆使光禄寺大僧正法云写了《与王公朝贵书》，发动朝野僧俗，一齐上阵，轮番向范缜展开进攻。先后参加围攻的有六十四人，共拼凑了七十五篇文章。可是，他们多是无真才实学的御用文人，才华、文笔、思辨能力距范缜相去甚远，只能以谩骂代替争论。他们指责范缜“欺天罔上”、“伤化败俗”，叫嚣取缔“妨政实多”的《神灭论》。范缜从容自若，沉着应战，据理驳斥，史称“辩摧众口，日服千人”（《弘明集》卷九）。当然，围攻者中也不乏辩士。东官舍人曹思文，能言善辩，笔力不凡，接连写了《难神灭论》和《重难神灭论》，但与范缜交锋后，亦一筹莫展，不得不承认自己“情思愚浅，无以折其锋锐”。

在这场论战中，范缜终于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并被载入史册。梁武帝对他无可奈何，只好既不贬黜，也不升擢范缜，让他位居国子博士，直至死。《神灭论》也未予以取缔。

大约天监十四年（515），范缜病逝，终年约六十五岁。他有文集十五卷。范缜有一子，名胥，字长才。他继承父志，传父业，亦有口才。官为国子博士。

范缜一生坎坷，然而他生性耿直，为人正派，为坚持真理，不怕威胁利诱，不惜放弃高官厚禄，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向唯心主义宗教神学展开斗争，写下了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朽作品——《神灭论》。他在形神关系的论证上，他的思想深度和逻辑的严谨不仅超越了在他之前的所有的唯物主义者，而且在整个中国封建思想家中，也是独一无二的。他那种为坚持和捍卫真理而斗争的勇气，更是难能可贵。李延寿在《南史·范缜传》的论中，曾对此作出了中肯恰当的评价：“缜婞直之节，著于始终，其以王亮为尤，亦不足非也。”

第三节 郦道元家世

郦道元，字善长，北魏范阳郡涿县（今河北涿县）人，生年据后人推算，可能在北魏和平六年（466）或延兴二年（472）①，卒于孝昌三年（527）十月。北魏杰出的地理学家。

郦道元出生在封建官宦世家。曾祖郦绍，原是后燕慕容宝的濮阳太守。

祖父郦蒿曾任天水太守。父亲郦范，在拓跋焘时曾“给事东宫”，赐永宁男爵，以后晋为子爵、侯爵，封冠军将军，任青州刺史，尚书右丞等职。郦道元的童年、少年时代是在他父亲任青州刺史期间度过的。郦范死后，道元袭爵永宁侯，按惯例降为伯爵，任尚书主客郎中。太和十八年（494）随孝文帝北巡怀荒（今河北张北县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县西北），抚冥（今内蒙古四王子旗东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县）四镇。太和十九年（495）任治书侍御史。景明中（500—503）任冀州东府（治信都，今河北冀县）长史。景明末，任颍川（治长社，今河南许昌市）太守，永平中（508—511）任鲁阳（今河南鲁山县）太守。延昌末，任东荆州（治比阳县，今河南泌阳县）刺史。正光五年（524）任河南（今河南洛阳市）尹。孝昌元年（525）以后，授官安南将军、御史中尉。孝昌三年（527）十月，道元和弟弟道峻以及两个儿子被萧宝夤的部下杀死在阴盘驿亭（今陕西临潼县东）。主要著作有《水经注》40卷，《本志》13篇和《七聘》诸文。但流传至今的只有《水经注》一种，其余均已失传。

《水经注》三国魏人写的《水经》，记述河流137条，郦道元从小就喜爱读它。此外，他还喜欢读《山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汉书·地理志》等。他觉得这些书写的不够周详和完备。他把自己看到的地理现象与古代地理书籍对照，发现地理现象是随时间的流逝而变化发展的。上古的情况已很渺茫，因为部族的迁徙，城市的衰亡，河道的变迁，名称的更异，都是十分复杂的。如果不把这些变化了的地理现象及时记录下来，后人就无法弄明白。由此他认识到，把经常变化的地理现象尽可能详细地记载下来是非常必要的。于是他决定选取《水经》为蓝本，为之作注。他以水道为纲，将河流流经地区的古今历史、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风俗、古迹等作了尽可能详细的描述，从而达到“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①的目的。这样一来，《水经注》在内容和文字上都大大超过《水经》，河流数目由《水经》的137条增加到1252条①，而文字则三十倍于《水经》，达到31万多字，成为当时一部内容空前丰富的地理巨著，是北魏以前中国地理的总结②。它在地理学上取得的成就主要有四项，分述如下。

①赵贞信：《郦道元之生卒年考》，《禹贡》半月刊，7卷1—3期，1937年。王成组在《中国地理学史》中提出生于455年。

①王先谦：《水经注合校》序。

①《唐六典》工部·水部郎中注。

②侯仁之、黄盛璋《选释》，《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63年。

一、《水经注》在水文地理上的成就《水经注》讲的是陆地上河流、湖泊的水文特征。全书记载大小河流1252条，名称有河、江、水、川、溪、渠、渎、沟、涧、伏流、峡、谷、瀑布等，并按次序描述其发源、干流、支流、河谷宽度、河床深度、流程、方向以及水量的季节变化，河水的含沙量，河流的冰期等。在给河流命名时，它有一定的指标，如河流的干支关系，长短大小，独流入海还是汇入大河等。如经水的指标是：“水出山而流入海者”；枝水是：“引佗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川水是：“出于地沟、流于大水及于海者”③。在描述河流的发源时，不是千篇一律，而是紧紧抓住各个河源的自然地理特点作仔细描述。如卷九《清水》、《沁水》和《淇水》三篇中，所记三条河流都发源在太行山东麓或黄土高原，但在郦道元的笔下，这三个河源具有各不相同的河源类型。清水是一条以山麓分布的诸陂散泉为水源的河流，“上承诸陂散泉，积以成川”。沁水是一条以山涧小溪为源流的河流，“三源奇注，迳泻一隍，又南会三水，历落出左右近溪，参差翼注之也”。淇水则是一条以山崖断层瀑布为水源的河流，“水出山侧，颓波崩注，冲击横山，山上合下开，可减六、七十步，巨石磊砢，交积隍涧，倾澜漭荡，势同雷转，激水散氛，暖若雾合”。汝水的发源地，郦道元还对照地图和地方志，亲自进行野外查勘，然后写入注文。

黄河的流域范围和流经地区的地理情况，郦道元大都引用历史文献予以说明，少数是他亲自调查的结果。如黄河支流白鹿渊水，“南北三百步，东西千余步，深三丈余。其水冬清而夏浊，停而不流。若夏水洪泛，水深五丈，方乃通注”①，这是道元调查以后的记录。

《水经注》中有不少运河和农田水利的记载。把先秦、汉晋以来各地泽渚、陂塘、堤堰的兴废状况作了较详细的陈述。以陂来说，共记载109个陂，较著名的水利工程有28项。象都江堰、白渠、龙首渠、成国渠、灵积渠、郑国渠、六门碣等，都是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

《水经注》不仅记载有水河道，而且还注意记载无水旧河道。所记“今无水”的旧河道约24条。它可以为今天寻找地下水提供线索。

《水经注》记载的洪水，不仅有当时的，也有历史上的。这些历史水文资料是道元经过实地考察收集来的，非常宝贵。如穀水在魏太和四年（480）发大水，“暴水流高三丈”。道元进一步考察，发现穀水千金堨的石人记载了“太始七年（361）六月二十三日大水迸瀑，出常流上三丈”②。在伊阙左壁上，道元也发现了测水石铭上的记录：“黄初四年（223）六月二十四辛巳，大出水，举高四丈五尺，齐比已下”③。

③《水经·河水注》卷一。

①《水经·河水注》卷五。

②《水经·榖水注》。

③《水经·伊水注》。

郦道元非常重视收集历代河水和泉水颜色的资料，水色不同，反映河水的所含物质有差异。黄河水色黄浊，因为水中含黄泥多，达到“一石水六斗泥”的程度。黄河、渭水的水色有时变赤，可能是含有大量氧化铁。有的河水呈黑色，有的呈绿色，而庐陵郡（今江西吉水县）南城中有一口井“其水色半青半黄，黄者如灰汁，取作饮粥，悉皆金色，而甚芬香”①。

《水经注》共记伏流30余处②，其名称有伏流、潜水、重源。但书中对黄河重源说的传播，对济水三伏三见的讹传，则是《水经注》的不足。所记30余处伏流，大部分是可靠的。道元还把有些伏流周围的岩溶地貌作一番描述。有的伏流，道元还记有长度。

对我国北方河流的冰期，《水经注》也有记载，如黄河孟津河段的冰层厚度是：“寒则冰厚数丈，冰始合，车马不敢过。”③《水经注》记载的湖泊类型名称有14个，即湖、泽、海、坈、陂、浦、渊、潭、池、薮、渚、塘、淀、沼等。其中有非排水湖，如蒲昌海、卑禾羌海（青海湖）等；有排水湖，如彭蠡泽、洞庭湖、叶榆泽等；有的是人工湖，如芍陂、长湖等。有的湖泊记载了面积大小，大的如洞庭湖，“湖水广圆五百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④，小的如华池“池方三百六十步”⑤。《水经注》记载的湖泊，反映了分布不均的特点。广大朔北地区只有屠申泽；而在河南汝河流域的平舆县，安徽淮河流域的新息县则湖泊分布比较稠密，有湖陂27处。此外还记载了季节湖和沿海泻湖。

郦道元多次记载排水湖与河流之间的水文关系，表明湖泊可以调节河流水量。洪水期，河流将洪水排入湖泊；旱季，湖泊又把湖水补给河流。

二、《水经注》在地质、地貌学方面的成就郦道元在《水经注》中阐述的关于流水侵蚀、搬运和沉积作用的见解，在中国古代地质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他通过长期观察，确认水的侵蚀力量很强，“水非石凿而能入石”①，“触石成井”②。他不仅解开了安喜县（今河北定县东南）城角下面出现成堆积木之谜，而且体现出他具有流水侵蚀、搬运、沉积的思想。书中写道：“余考记稽疑，盖城（指安喜县城）地当初，山水漭荡，漂沦巨栰，阜积于斯，沙息壤加，渐以成地。板筑既兴，物固能久耳。”③秦氏建元中（374年前后）又发大水，冲崩两岸，安喜城也崩了一角，露出了古代沉积下来的积木。这就是积木的来历。郦道元的分析判断很正确，运用流水侵蚀、搬运、沉积的原理，解释了积木的来历，很了不起。这个卓越的思想，为流水地形成因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中国古代地质学理论作出了贡献。

《水经注》中记载了许多化石，包括古生物残骸化石和遗迹化石。如会稽有古脊椎动物残骸化石，渭水上游成纪县（今甘肃庄浪县）僵人峡有人类化石，湖南湘江流域石燕山有腕足动物壳体化石，湖南湘乡有鱼化石。

郦道元很注意收集矿物、岩石资料，所记矿物有20余种，岩石19种。

如盐矿，不仅记载种类，池盐、井盐、岩盐、海盐、戎盐，而且所记产地很广，西到天竺，东至海，北到黄河流域，南及长江流域。

①《水经·赣水注》。

②陈桥驿：《水经注研究》第43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③《水经·河水注》卷一。

④《水经·湘水注》。

⑤《水经·河水注》卷四。

①《水经·河水注》卷四。

②《水经·滱水注》。

③《水经·滱水注》。

《水经注》中记载温泉31个，其中可供治病的12个。有的温泉“赴集者常有百数”①。各地温泉水温差异很大，有的暖、有的热；有的炎热特甚，可燖鸡豚；有的炎热倍甚，下足便烂；有的炎势奇毒，可以熟米。从低温到高温有五个等级。在当时无温度计的条件下，作者能用不同程度的词汇作出区别，很不容易。它为我国地热变迁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依据。此外，道元还记载了温泉中的矿物质和生物，以及用温泉种稻等。

《水经注》中有丰富的地貌学内容。就地貌类型说，有31种，如山、岭、原、丘、坂、阜、洞穴、沙漠等。有的名称一直使用至今。《水经注》记载了岩溶洞穴46个，按洞穴结构、性状特点取不同名称。描述内容有洞穴大小，洞穴结构，洞穴气候，洞穴水文，洞穴利用，洞穴生物等。

三、《水经注》在生物地理学方面的成就《水经注》全书所记植物品种大约140余种②，不算多，但各地的植被状况却有不同程度的描述。如“林木茂密”、“多木无草”、“无木多草”、“少草木”、“无草木”、“无树木”等。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林木茂密”和“无草木”两种。书中记载了植物分布的纬度地带性、经度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记载了我国东部湿润地区的沼泽植被和水生植被，也记载了我国西部干燥地区的草原和荒漠植被。对植被垂直分布的原因作了分析，认为是“由地迥多风所致”①。书中记载的动物种类大约有100多种②，很有特点：第一，明确记载了动物的分布界线，说“瞿塘峡多猿，猿不生北岸，非惟一处。或有取之放著北山中，初不闻声，将同貉兽渡汶而不生矣”③。第二，记载了各地的特种动物，如伊水的鲵鱼，若水的象、犀、钩蛇，叶榆河的猩猩、髯蛇，吊鸟山的候鸟，沔水的猴猿、野牛、野羊，长江的鳄鱼，■道县的犹猢，瞿塘峡的猿等。第三，多次记载淡水鱼类洄游的习性，是世界上记载淡水鱼类洄游的最早文献。

四、《水经注》在人文地理学方面的成就《水经注》中有关农业地理的内容很多，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狩猎业。其中以农田水利为中心的种植业占了很大比重，全国几个有系统灌溉工程的大型农业区均作了重点记述。对边疆地区的农业，如轮台以东广饶水草的绿洲农业，西南地区温水流域的“火耨耕艺”原始农业也有记载。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上，《水经注》的记载也很有特色。如湖泊的开发利用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湖泊的灌溉效益；2.湖泊的资源开发；3.湖泊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工业地理方面，《水经注》记载的门类有采矿、冶金、造纸、食品、纺织等，其中以屈茨的冶铁工业的记载最出色，是一项完整的工业地理文献。在这个冶铁基地上，既有就地开发的原料和燃料，同时也有广阔的产品销售市场，是一个十分理想，具有很高经济效益的冶铁工场。此外还记载了铜、铁、金、银、锡等多处冶炼工场以及冶炼设备，全国各地大小盐场18处。介绍了池盐、井盐、石油、天然气、金、雄黄等矿物的开采技术和运销范围。

①《水经·沔水注》上。

②陈桥驿：《郦道元与水经注》第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①《水经·渐江水注》。

②陈桥驿：《水经注研究》第124页。

③《水经·江水注》一。

《水经注》中有关运输地理的内容包括水上运输和陆上运输。河道中的滩、堆、峡、濑常被作为航运条件加以评价。水位的季节变化也结合航运问题介绍，如“泗水冬春浅涩，常排沙通道”①。陆上运输方面，郦道元广泛搜罗了各地桥梁和津渡的资料。全书提到的各种桥梁超过90座，津渡有90余处②。桥的种类按材料性质分有藤桥、木桥、竹篾桥、石桥；按桥的结构形式分有悬索桥、平面桥、浮桥、石拱桥。

民族地理方面：《水经注》提到的民族有13个以上，分别介绍了他们的不同语言和风俗习惯，指明了某些民族的地理分布，叙述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彼此交流等。

沿革地理和地名学方面，《水经注》也是一部杰出的著作。全书出现地名约17756个，有全面地名阐释的达2134条③。全书提到的县城、镇、乡、聚、村、戍、坞、墟、堡等居民点数目接近4000个④。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和居民点，大部分都记载了历史沿革。有的地名，除了叙述沿革外，还常常进行地名学的考证。

《水经注》是一座异常丰富的文化宝库，除了地理学的成就外，还在文学、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碑版学、语言学等方面有突出的贡献。

由于《水经注》的内容十分丰富，所以后世学者纷纷从中吸取营养，进行广泛的研究。经历代学者的深入研究，形成一门学问，叫做“郦学”，其中又形成了学派，如考据派，词章派，地理派。“郦学”不仅在中国发展、壮大，而且在国外有所发展，出现一些著名的“郦学”专家，如伯希和（PaulPellict）、费琅（G.Ferrend）、沙畹（E.Chavannes）、马伯乐（H·Maspero）、森鹿三等①。

①《水经·泗水注》。

②《水经注研究》第17页。

③刘盛佳：《我国古代地名学的杰作——》，《华中师院学报》（自然版）1983年1期。

④《水经注研究》第17页。

①陈桥驿：《水经注研究二集》第1—1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谢选骏指出：人说印度天文学在中国也曾获得过一定的官学地位。如《七曜历》在陈、隋两代即是如此。然而并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曾像正统的历法那样获准颁行。相反，有充分的资料可以说明，陈、隋两代获正式行用的历法依次是祖冲之的《大明历》、张宾之《开皇历》、张胄玄之《大业历》。又如“天竺三家”在唐朝，其“交食术”得益于《麟德历》、《大衍历》和《开元占经》等，以作为有关推算方法的参考。但其一，它们还比较粗糙，不及传统历法精确。如九执历，文献载“其术繁碎，或幸而中，不可以为法，名数诡异，初莫之辨也”。——虽然如此，我想对于祖冲之等人的历史成就，还是可以放在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巨大背景之下去观察的：

1、印度的天文书，《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拾仙人所说。《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三十卷，《婆罗门天文》一卷。搶仙人、竭伽仙人，并未详。《法苑珠林·传记篇》有《婆罗门天文》一部，二十卷。“梁武帝天和年（姚振宗云：梁武纪年无天和，自是天监之误），摩勒国沙门释达流支法师译出”。此书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婆罗门天文经》，当是一书。《隋书·经籍志》又有《摩登伽经说星图》一卷。又《续高僧传》卷二《阇那崛多传》云：“隋高祖又敕崛多共西域沙门若那竭多、开府高恭、恭息都督天奴、和仁、及婆罗门毗舍达等，于内史内省翻梵古书及乾文，开皇十二年（592）书度翻讫，合二百余卷。见唐《贞观内典录》。梁启超云：“所谓‘乾文’者，当是天文书也。”其说可信，但书皆不传。

2、印度的历算，《隋书·经籍志》有《婆罗门算法》三卷，《婆罗门阴阳算历》一卷，《婆罗门算经》三卷，并不著撰人。《续高僧传》卷二《达摩发多传》云：“（隋）有翻经学士泾阳刘冯，撰《内外旁通比校数法》一卷。冯兼通佛典和一般学问，长于数学，以中印两国的度量衡不同，如“以大千称为百亿，言一由旬为四十里。依诸算计，悉不相符”。因而写成这本著作，可见婆罗门算法当时确有人传习。

3、印度的医药之学，《隋书·经籍志》有《龙树菩萨药方》四卷，《通志·艺文略》亦著录此书，又有《龙树眼论》一卷，《郡斋读书志》云：“《龙树眼论》三卷。佛经龙树大士者，能治眼疾，假其说，集七十二种目病之方。”姚振宗认为晁志所载三卷本，疑即四卷本的残卷。其说近是。刘禹锡有《赠眼医婆罗门僧》诗，可见在唐代中国还有到处行医的印度眼科医生。《隋志》又有《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目一卷，本二十五卷。《香山仙人药方》十卷，《西域（原误作“录”，据《通志艺文略》改）波罗仙人方》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本二十卷。《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乾陀利治鬼方》十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四卷，本五卷，阙。这些医方的内容已不可考。《隋志》又有《青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目一卷，本三卷。《日本国见在书目》有《耆婆茯苓散方》一卷，《耆婆脉诀》十二卷，释罗什注。《宋史艺文志》有《着婆脉经》三卷，《耆婆六十四问》一卷，《耆婆要用方》一卷，《耆婆五藏论》一卷。诸书的书名、卷数均不相合，而且全部久已不传，故无从论定。所可知者都是祖述印度医学，而且由中国翻译之后，又流传到了日本，它的形响就不小了。）

【第十六章 慕容廆、苻坚、王猛、姚兴】

第一节 慕容廆①兴起于辽西

慕容廆（268—333），昌黎棘城人，鲜卑贵族首领。曾祖莫护跋，魏初率诸部由鲜卑山（年蒙古呼伦贝尔盟）入居辽西地区。景初二年（238）莫护跋助司马懿征讨辽东太守公孙文懿有功，拜率义王，建国于棘城（辽宁义县西）之北。慕容姓氏的由来有二说，一说是莫护跋好戴步摇冠，步摇的音讹为慕容；一说是莫护跋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遂以慕容为氏。二说无论孰是，均是鲜卑族趋向汉化的反映。

慕容廆祖慕容木延是左贤王。父慕容涉归西晋时因保全柳城（今辽宁朝阳地区）之功，被封为鲜卑单于，由棘城迁至汉族聚居的辽东北，于是更加速了其汉化的进程。

慕容廆年少时就长得仪表堂堂，身高八尺，雄杰而有大度。他曾去拜见安北将军张华。张华素有识人之鉴，看到慕容廆之后赞叹不已，对廆说：“你长大后一定会成为一代豪杰，肩负起匡难救时的重任。”因此将自己的帽子送给廆，结为忘年之交。

慕容涉归死后，他的弟弟慕容耐篡夺了鲜卑单于之位，又企图杀害廆。

慕容廆被迫出逃以避祸。后来部族内部的人诛杀慕容耐，迎立廆为鲜卑单于。慕容涉归在世时，就因求讨宇文鲜卑未被晋武帝所允许而与西晋产生矛盾，并于太康二年（281）侵掠辽西，但多次都被西晋军队所击败，慕容廆继位后，每年都侵扰辽东或辽西，亦经常受挫。为了掠夺劳动人手和财富，他又于太康六年（285）东伐扶余国。扶余王依虑自杀，其子弟走保它方。慕容廆屠杀扶余国居民，又掠虏万余人而归。扶余后王依罗求援于西晋。太康六年，西晋护东夷校尉何龛遣督邮贾沈率兵护送依罗归国。慕容廆于半路截击，反而被晋军击败。依罗复国后，慕容廆仍不断掠虏扶余人，然后卖往中原地区。晋武帝采取相应对策，一方面以官物赎还扶余奴婢，一方面则下诏司冀二州，禁止买卖扶余生口。

在与西晋的战争中，慕容廆胜少败多，居于下风。他感到得不偿失，遂与部族人商量说：“我们的祖先世代事奉中原王朝，况且华夷风俗章制不同，强弱对比悬殊，我们怎么能够与晋朝长期抗衡呢？为什么一定要因双方不和而使我们的百姓蒙难呢？”众人表示赞同。于是廆遣使西晋求和。晋武帝对此表示赞赏，封廆为鲜卑都督。慕容廆又身穿士人服饰，到东夷府拜访。东夷校尉何龛列兵引见。廆见此状，遂改服戎衣入府。有人问他其中的原因，他说：“主人不以士大夫之礼相待，宾客为什么要以礼相见呢？”何龛事后得知此话，惭愧不已，对慕容廆愈加敬重，不敢怠慢。但慕容廆并不恃强凌弱。东胡宇文鲜卑、段部因廆威德越来越大，担心自己被慕容部吞并，因此采取以攻为守的方式，经常侵扰慕容部。慕容廆非但没以牙还牙，兵戎相见，反而卑词厚币对其加以安抚。

太康十年（289），慕容廆率部由辽东北迁往辽西的青山。元康四年（294），①本节主要依据《晋书·慕容廆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他又移居至所谓颛项之墟的大棘城。在这里，他对所属诸部劝以农桑，实行与西晋一样的法制，大大推进了慕容鲜卑的封建化。永宁中（301—302），幽州发大水，廆开仓赈给灾民，幽州得以渡过灾年。由此可见慕容部已以农耕为其生产形式。为了嘉奖慕容廆，朝廷特褒赐命服。

太安初（302—303），慕容部与宇文部又发生摩擦。宇文部首领宇文莫圭遣弟屈云侵扰边城，屈云的副帅素廷攻掠诸郡。慕容廆亲自率军迎战，首战告捷。素廷大怒，纠集十万余众将慕容廆团团围在棘城中。守城将士惊恐万分，兵无斗志。慕容廆勉励众人说：“素廷虽人多势众，但军无法制。我已有败敌之计，愿诸君力战杀敌，不必忧虑。”然后廆身着甲胄，跃上战马，率骑兵飞驰出击。素廷大败，溃不成军。廆率军追杀败敌，行程百余里，俘斩万余人。

乱中偏安幽州

八王之乱和刘渊起兵，使得中原鼎沸，海内涂炭。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亦卷入到内战之中。如鲜卑拓跋部、段部、宇文部，都依附于东海王越势力，与成都王颖以及刘渊、石勒为敌。白部鲜卑则依附于刘渊，与西晋王朝相对立。在内乱初期，慕容廆则采取观望中立政策，既未党同某一派系势力，也未独树一帜，趁火打劫。只是在永嘉元年（307），他自称鲜卑大单于，但也未公开与晋朝分庭抗礼。

这期间，幽州局势亦动荡不安。辽东太守庞本以私仇杀东夷校尉李臻，结果塞外的鲜卑素连、木津二部借口为李臻报仇，连年寇掠，使得辽东百姓流离失所，归附慕容部以求庇护者日月相继。太守袁谦连战失利，东夷校尉封释欲求和于素连等。在这种情况下，廆子翰劝他说：“求助于诸侯不如勤王，自古有为之君无不以此成就功业。现在素连、木津跋扈，王师败覆，苍生涂炭，局势的确十分严重。素连等人以诛庞本为名，实则叛乱为寇。封释欲诛庞本请和，其后果不堪设想。辽东倾没，至今已有二年；中原兵乱，王师屡败，故勤王仗义，时在今日。望单于出师救倒悬之命，发义兵以诛素连、木津等叛逆。这样，上可以兴复辽邦，下可以吞并二部；外可得忠义之名，内则尽收私利，同时为我们的部族奠定了发展的基础，最终必将得志于诸侯。”慕容廆接受了这一建议，率骑兵征讨素连、木津，皆斩之。二部降廆，徙居于棘城。廆复立辽东郡，又返回辽西。

平定辽东后，慕容廆声望大增，成为幽州地区举足轻重的实力人物。他奉行勤王和不受制于他人的政策，积极发展个人势力。洛阳陷落后，冀州刺史王濬承制，任命廆为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前锋大都督、大单于，企图将廆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廆以非王命所授，拒之”。建兴中，廆接受了晋愍帝的任命，为镇军将军，昌黎辽东二国公。愍帝被俘后，晋元帝又遣使拜廆假节、散骑常侍、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廆本想拒而不受。征虏将军鲁昌劝说道：“今两京陷落，天子蒙尘。琅邪王睿在江东承制，终将继晋朝正统。今明公雄据辽左，跨总一方，而诸部仍聚众称兵，不遵从明公，原因就在于您官非朝廷任命。而今宜通使琅邪王，劝其称帝，然后宣敷帝命，以伐有罪，谁敢不从！”廆认为鲁昌言之有理，遂遣其长史王济从海路到建康，并在建武元年（317）六月，与并州刺史刘琨等一百八十人上书司马睿劝进。司马睿称帝后，复遣谒者陶辽到廆处重申前一次任命，廆受之，固辞公封。

慕容廆受命，并不表明他甘为晋臣，只是因他的势力尚未强大到建国称帝的程度而已。他常说：“我积福累仁，子孙当有中原。”建武二年（318），世子皝得子，廆见了后，高兴地说：“此儿骨相不凡，必然为我家夺得天下。”为了替子孙奠定得天下的基础，他虚怀引纳，法政修明。他认为：“刑狱关系到人命，不可以不慎。贤人君子是国家的脊梁，不可以不敬。农耕是国家之本，不可以不急。酒色宠佞是乱德之甚，不可以不戒。”又著《家令》数千言以申其旨，训诫子孙。

慕容廆所实行的清明政治，使他所控制的辽左地区在二京倾覆、幽冀沦陷的情况下，成为中原流亡士庶的归宿之一。慕容廆遂立郡以统流民，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当时流寓士人见廆草创大业，都怀有去就之心。河东闻喜名士裴嶷首先以廆为主，确定双方的名分，为群士作出表率。廆非常高兴，以嶷为长史，委以军国之谋。为稳定人心，招揽人才，廆还在流民中推举贤才，委以政务。他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有余暇时，还常常亲临太学听刘赞授业，以示重视儒学。于是博得汉族士人的赞誉，在辽左形成了初具规模的胡汉结合的地方政权。当时晋平州刺史、东夷校尉崔毖自认为出身名门望族，流亡士人必然会投奔他，结果事与愿违。他猜疑是廆拘留了流亡士人，遂暗地里勾结高句丽、鲜卑宇文部及段部，企图借用三者的力量攻灭廆并分割其地。太兴二年（319），三国伐廆。廆轻蔑地说：“三国相信了崔毖的谎言，为了一时之利，乌合而来罢了。既无统一指挥，又互不服气，此敌被我所破是必然的。然而敌人刚刚会师，锋芒毕露，希望与我们速战速决。如果迎战，正中其下怀。不如固守待敌，使敌人产生疑惑，互相猜忌防备。一是可能怀疑我们与崔毖私订密约，诱其攻伐而欲削弱三国的实力；二则可能怀疑三国中有与我们相通者。等到敌人人情沮丧，然后进攻，必定会大获全胜。”于是在三国合攻棘城时，廆一方面闭门不战，一方面遣使送牛酒以犒劳宇文部。同时又故意在城墙上大声对将士们说：“崔毖昨天遣使至我方。”果然高句丽和段部中计，以为宇文部与慕容廆私下相通，遂撤军归国。

宇文部首领悉独官仗着人多势众，说：“二国虽然撤军，我却可以独自兼并慕容部，何必非要别人助攻！”遂率军围城，连营三十里。守城将士生惧，内外骚动。慕容廆向长史裴嶷征求对策。裴嶷说：“悉独官虽然兵多势众，但军无号令，兵无部阵。如果挑选精兵，攻其不备，必将取胜。”廆遂挑选精锐步兵由世子慕容皝率领，为前锋；又让其子慕容翰领精锐骑兵为奇兵，从旁门出，直冲敌营；他亲自率方阵军队为后援。悉独官自恃兵众而未设防，直至廆军出击，才慌忙率军应战。两军刚一交锋，侧翼慕容翰所指挥的骑兵已攻入敌营，四处纵火。宇文部军心顿时大乱，悉独官束手无策。慕容廆乘势猛攻，大获全胜，全歼敌军，悉独官只身逃脱。

崔毖闻讯，担心慕容廆识破自己在幕后所搞的诡计，派兄子崔焘前往廆处致贺。恰好三国使者也来廆处请和。使者都说：“攻伐并非我们的本意，是崔毖挑唆的结果。”慕容廆于是领着崔焘来到大破悉独官的战场，并布置了戒备森严的军队，对崔焘说：“你的叔父指使三国攻打我，为什么你还来虚伪相贺！”崔焘十分恐惧，在事实面前狼狈不堪，不得不低头认罪。廆遂放了崔焘，让他捎口信给崔毖说：“投降是上策，逃走是下策。”随即发兵伐毖。崔毖无力抵抗，只好丢弃家室，带领数十骑投奔高句丽。慕容廆收降崔毖部众。崔毖的谋主高瞻，英爽而有俊才，慕容廆很敬重他，使他与崔焘一起迁往棘城，待以宾礼。又任命他为将军，瞻称病不起。慕容廆几次去高瞻住处探视，指着高瞻的心意味深长地说：“你的病在此而已。现在天下大乱，四海分崩，苍生涂炭，流离失所。我愿与诸位匡复帝室，消灭叛逆于洛阳、长安，迎天子于江南。澄清天下，建立殊勋，这就是我的心愿。你是中州大族，冠冕后裔，应痛心疾首于局势，为兴复帝业而枕戈待旦，为什么要以华夷之别而与我心怀芥蒂呢？况且大禹出自西羌，周文王生于东夷。所以看人应以其志略如何来判断，怎么能因为族俗不同而不肯与之共事呢？”高瞻仍然称病不起，慕容廆极为不满。而宋该与瞻早有矛盾，遂劝廆除掉高瞻。高瞻风闻此事，恐惧不安，忧郁身亡。

太兴三年（320），高句丽又派兵侵扰辽东，慕容廆发兵击退了这次进攻。接受东晋官爵慕容廆在打败悉独官时，于敌营获得三枚皇帝玉玺。为了表示自己虽逐崔毖却并无分立之意，遣长史裴嶷去建康献玺。过去，东晋王朝认为慕容廆盘据荒远燕地，所以并不平等相待，而视之为边地少数族酋豪。裴嶷到了建康后，四处游说，赞誉廆具有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举贤任能，使人们改变了对廆的成见。晋元帝欲留裴嶷于建康任官，裴嶷婉言谢绝说：“在四海分崩的形势下，龙骧将军慕容廆虽地处边陲，仍能效忠王室。其忠义之心，感动天地。慕容将军为了恢复中原，奉迎皇帝回归洛京的大业，才派遣我为使臣，不远万里，表示其诚心。现在若留臣不返，必然会使慕容将军认为朝廷不能理解他的一片丹心，遗弃他于僻陋之地，而怠懈其忠义之心。”晋元帝说：“你说的对。”遂遣使者任命廆监平州诸军事、安北将军、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户。不久后又加使持节、都督幽平州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进封辽东郡公，邑一万户，常侍、单于并如故；丹书铁券，承制海东，命置官司，置平州守宰。

慕容廆既然得到了东晋王朝的任命，遂以燕地霸主身份出现，征伐那些不肯顺从听命的部族。鲜卑段氏刚刚易主，武备未修，廆遂遣皝趁虚攻之，掠夺名马宝物而还。石勒遣使通和，廆严辞拒绝，并送其使于建康。石勒大怒，派遣宇文部的乞得龟伐廆。廆先派慕容皝拒敌，又以裴嶷为右部都督，率索头为右翼；以少子慕容仁为左翼，攻乞得龟，大败其军。遂乘胜攻克宇文部国城，掠得财物数以亿计，又徙其人数万户于辽西地区。

晋成帝即位，加廆侍中，位特进。

慕容廆对东晋王朝苟安江表、无意北伐的态度十分不满。他致笺于太尉陶侃，“深怪文武之士，过荷朝荣，不能灭中原之寇，刷天下之耻”借古喻今，指斥“吴土英贤比肩，而不辅翼圣主，陵江北伐”，嘲笑“今之江表为贤俊匿智，藏其勇略”。他认为，只要“戮力尽心，悉五州之众，据兖豫之郊，使向义之士倒戈释甲，则羯寇必灭，国耻必除”。可惜的是东晋王朝并未重视慕容廆的建议。

东晋王朝的**无能，使慕容廆十分失望，同时也助长了他的雄据中原、独占天下的**。咸和中，宋该等人建议廆向东晋王朝表请大将军、燕王之号。慕容廆欣然采纳，命令群僚博议。众人都表示赞同。只有韩恒表示异议，认为当务之急是整治军队，积蓄力量，一有机会则出兵中原，平定四海。功成之后，九锡不求自至。而要挟君主以求爵位，不符合为臣之义。廆十分不满，出恒为新昌令。

于是慕容廆授意东夷校尉封抽、行辽东相韩矫等三十余人上疏太尉陶侃，陈述廆忠于王室、诛讨大逆之功，以为“廆有匡霸之功，而位卑爵轻，九命未加，非所以宠异藩翰，敦奖殊勋者也。”要求进封廆为燕王，行大将军事，“上以总统诸部，下以割损贼境。”陶侃收到封抽等人上疏后，回书表示了模棱两可的态度，说自己无权对此做出决定，其进爵可否和快慢，都决定于朝廷。结果朝议议而不决，一直拖到慕容廆死，遂按下不提。

咸和八年（333）五月，慕容廆卒。时年六十五岁。晋成帝遣使策赠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襄。

慕容廆死后，子皝嗣辽东郡公，以平北将军行平州刺史，督摄部内。慕容廆生前授兵权于诸子，又宠皝庶兄建武将军慕容翰，皝母弟征虏将军慕容仁、广武将军慕容昭。廆死，皝杀弟昭，翰出奔段辽。仁据有辽左之地，自立为车骑将军、平州刺史、辽东公。后于咸康初年为皝所杀。

皝嗣位后，东晋王朝只是于咸和九年（334）承认皝可以继任廆生前的官爵，而仍未封其为燕王。皝认为任重位轻，于咸康三年（337）自称燕王，追谥慕容廆为武宣皇帝。正式建立了十六国前期的又一少数民族政权——前燕。

前燕政权虽成于燕王慕容皝，但其实际的开国者则是慕容廆。慕容廆雄才大略，是十六国前期少数民族贵族首领中不可多见的佼佼者。他向往高度发达的汉族文化，明智地终止了与中原汉族的敌对状态；他重视农业，发展生产，促进了鲜卑慕容部的封建化进程；他安抚流亡，刑狱修明，提倡儒学，举贤任能，在中原动乱之时，使汉文化在其统辖区内得以保存和发展；他为人恪守忠信，虚心纳谏，赢得了胡汉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当然，他亦曾多次恃强凌弱，攻伐劫掠，但毕竟瑕不蔽瑜，不应苛求。

第二节 苻坚、王猛政变夺权

苻坚（338—385），字永固，又名文玉，氐族人。祖父苻洪原是氐族酋长，乘永嘉之乱起兵，继后赵之后建立政权，史称前秦。伯父苻健嗣位，率部攻入关中，定都长安。父亲苻雄是苻洪的少子，辅弼苻健，以功任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领雍州刺史，封东海王。

苻坚聪敏好学，从小得到祖父的喜爱。八岁时要求读书，苻洪很高兴地说：“你是戎狄族人，戎狄世代只知道饮酒，你却知道读书呀！”于是特地为他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十三岁，苻健授以龙骧将军之号；其父战死后，又袭爵为东海王。

苻健传位苻生。苻生是个有名的暴君，性残忍，峻刑极罚，恣意屠戮大臣，上台不足二年，已经把前秦拖到崩溃的边缘。

这时，一场政变在悄悄地酝酿着，主角就是苻坚。史称他“博学多才艺，有经济大志，要结英豪，以图纬世之宜”①。侍中、尚书吕婆楼，特进、光禄大夫强汪，特进、领御史中丞梁平老等人是他的羽翼；薛缵、权翼二人是他的心腹，宫中侍从也不乏他的耳目。

薛缵、权翼见朝政混乱、危机四伏，建议苻坚起来推翻苻生的腐朽统治。他们说：“如今主上昏庸暴虐，君臣离心离德。继承国家大业者，非殿下莫属！愿大王效法汤、武，上应天道，下顺人心。”苻坚密召吕婆楼商议，吕婆楼向他推荐了汉族寒士王猛。苻坚和王猛一见如故，大有相识恨晚之概。“语及废兴大事，异符同契”，苻坚大喜说：“我遇见你，就象是刘玄德遇见诸葛孔明了！”

王猛（325—375），字景略，北海剧县（今山东寿光县）人，后来移家魏郡。他出身贫寒，小时候曾经以贩畚为业。长大以后，他“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一班庸俗轻浮的士族子弟瞧不起他，他也不屑与他们为伍。桓温入关的时候，王猛披着一件破旧的短衣去求见，一边捉虱子，一边纵谈天下大事，面无愧色，旁若无人。桓温见他与众不同，就问道：“我奉天子诏命，率领精兵十万，为百姓除害，可是三秦的豪杰都避而不见，这是什么原因？”王猛答道：“明公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如今长安近在咫尺，却不渡灞水，百姓不知明公有什么打算，所以不来。”桓温一时语塞，沉吟半晌，才慢慢说：“江东无人可以与卿相比呀！”于是授予军谋祭酒之职。桓温准备撤兵，更拜他为高官督护，邀请他一同南下。王猛知道东晋容不下自己这样的寒士，坚决地拒绝了。三年之后，他终于得到了苻坚的赏识。前秦寿光二年（357）六月的一个深夜，苻坚接到由苻生侍婢传出来的密报说，天明以后苻生要对他和他的庶兄、清河王、后将军苻法下毒手了。事变在即，不容稍有迟疑，苻坚兄弟决定立刻采取行动。于是，苻法与梁平老、强汪率领数百名壮士潜入云龙门，苻坚与吕婆楼率领部下三百余人鼓噪前进。宫廷宿卫将士不愿替暴君卖命，纷纷倒戈。苻坚顺利攻入宫中，把还在昏醉中的苻生处死了。

政变以后，苻坚以嫡嗣即位，去皇帝号，称大秦天王，改元永兴。

①《晋书·苻坚载记》，以下凡出此者不再加注。

打击豪强

有一天，苻坚带着群臣游龙门。他站在龙门山上，极目远眺，感慨地说：“这险固的山河多么好啊！娄敬说过，‘关中四塞之国’，不是没有根据的。”给事黄门侍郎权翼和中书侍郎薛缵回答说：“臣听说夏、商的都城并非不险要，周、秦的兵众并非不多，但它们终于败亡，是因为不修德政的缘故。吴起说，‘在德不在险。’山河再险固也是靠不住的。”苻坚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他立志干一番事业，非常赞赏这些话，高兴地笑了。

他在德治上大作文章，劝课农桑，兴办学校，开山泽之利，偃甲息兵，与民休息，减收部分地区的田租等等。

但是，在前秦社会中，氐族贵族豪强飞扬跋扈，从上到下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危害极大。当时始平县的氐族豪强，大多是跟随苻洪在枋头起兵的旧人，他们自恃有功，在乡里横行霸道，无法无天。苻坚起初用王猛为中书侍郎，委以机密，这时不得不把他派到始平去担任县令，整顿社会秩序。王猛到任后不畏强暴，执法严明，鞭杀了一名为非作歹的县吏。这下惹翻了氐族豪强，他们联名上书诬告王猛滥杀无辜百姓。上司偏袒氐族豪强，将王猛押解还京，投入狱中。苻坚亲自提审王猛，他说：“处理政务的根本是要把德化放在首位，而你上任不久就滥杀无辜，未免太残酷了！”王猛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臣听说国家安定的时候实行礼治，国家混乱的时候就要实行法治，陛下不嫌弃我，派我去治理混乱的地方，为陛下翦除歹徒。如今我才杀了一个奸吏，该杀的还有很多。陛下如果责备我不能杀尽那些坏人，我甘受法律制裁；但如果加以酷政的罪名，我实在不能接受。”苻坚顿时醒悟过来，原来一味实行德政行不通，他对群臣说：“王景略诚然是管仲、子产一流的人物！”下令释放王猛，委任他为尚书左丞，管理尚书文案，监督朝廷百官；稍顷，又以他兼咸阳内史。

王猛日益受到苻坚的信任，“亲宠愈密，朝政莫不由之”。朝中宗戚勋旧非常眼红，妒火中烧。特进樊世是一个立有大功的氐族贵族，他愤愤不平，当众羞辱王猛说：“我们曾经和先帝共创大业，却不能参预朝政；你没有汗马功劳，凭什么担当大任？这是我们种地让你吃白食呀！”王猛针锋相对地说：“还正要让你去当屠夫呢，那里只让你种地！”樊世听了大为冒火，声色俱厉地喊道：“我一定得把你的脑袋挂到长安城门上去，不然我誓不为人！”王猛把樊世的无端挑衅报告苻坚，苻坚非常生气说：“必须杀了这个老氐，文武百官才能有规矩。”一会儿，樊世入朝奏事，听见苻坚问王猛说：“我准备让杨璧和公主成婚，不知杨璧人品怎样？”他一时勃然大怒说：“杨璧是臣的女婿，已经定婚很久了，陛下怎么可以让他和公主结婚呢！”王猛叱责樊世说：“陛下贵为帝王，拥有四海，你胆大到竟敢与陛下争夺婚姻，这简直成了两个天子，哪里还有尊卑上下！”樊世暴跳如雷，站起要打王猛，侍卫赶忙制止，樊世就破口大骂，闹得不成体统。苻坚忍无可忍了，下令将樊世推出去斩首。这时，殿上的氐族贵族闹得更凶了，竞相攻击王猛。苻坚气坏了，也不顾帝王的尊严，骂不绝口，又把肇事者打了一顿。从此以后，公卿以下的官吏没有不害怕王猛的。

甘露元年（359）八月，苻坚擢升王猛为侍中、中书令、领京兆尹。京兆是氐族权贵聚居的地区，不好治理。特进强德是苻健妻弟，他经常酗酒滋事，作恶多端，在光天化日之下掠人财货子女。老百姓恨之入骨，但敢怒而不敢言。王猛一上任就派人把他逮起来，强太后找苻坚说情，苻坚无奈，只得下诏赦免，使者驰马赶来，只见强德已经被陈尸示众了。御史中丞邓羌性刚直，与王猛同心协力惩治豪强，数旬之内，他们诛杀了贵戚豪强二十多人。“于是百僚震肃，豪右屏气”，社会风气大有好转。

在苻坚的支持下，王猛法治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有效地抑制了氐族贵族豪强的势力，加强了前秦的中央集权。苻坚感喟地说：“现在我才知道有法的作用，才知道天子的尊严！”

这年十月，王猛迁任吏部尚书，再迁太子詹事；十一月，晋升左仆射，侍中、中书令如故；十二月，加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并以骑都尉居禁中宿卫。王猛上疏辞让，推荐苻融、任群、朱肜代替自己，苻坚不许，另给苻融等人安排了职务。王猛时年三十六岁，一年中凡五迁，荣宠无比，权倾内外。虽然氐族贵族屡次造谣中伤，但苻坚始终对他深信不疑。

苻坚十分重视统治阶级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广置学官，从郡国学生中挑选精通一部经书以上者充任，教授公卿以下官吏的子孙。他亲临太学主持考试，评定学生优劣。他经常提一些《五经》中的问题同博士讨论，博士们大多回答不了。他对博士王寔说：“朕一个月三次到太学，亲行赏罚，不敢稍有懈怠，也许周、孔学说不至于失传，汉代二武帝的盛世可以赶上吧！”从此，他每月到太学巡视一次。他还下令表彰在孝悌、力田、廉直、文学、政事等方面成绩卓著的优秀人才，选拔他们当官，并规定官吏举人得当者受赏，推荐失实者受罚，即使是宗室外戚，没有才干也不能做官。因此各级官吏不敢妄举，基本刹住了请托贿官的歪风。

苻坚当政五年，据说“人思劝励，号称多士，盗贼止息，请托路绝，田畴修辟，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备”。史籍的记载难免溢美夸张，但当时生产有所恢复，社会秩序有所好转则是可以肯定的了。

平定外患内乱

在割据势力林立的社会环境里，一个割据政权独立发展是不可能的。建元元年（365），前秦和平宁静的局面被破坏了。

前燕太宰慕容恪从东晋手中夺取洛阳后，兴兵西进，占领崤山、渑池，威逼前秦东境。消息传来，关中大震，苻坚率领大军驻守陕城。

不久，原来归附前秦的匈奴右贤王曹毂、左贤王刘卫辰举兵叛变，率领二万人马进攻杏城以南的郡县，而鲜卑部落首领乌延也起兵与匈奴相呼应。苻坚乃亲率大军出征，前锋都督杨安、毛盛在同官川大败曹毂部，杀死四千余人。曹毂请降，苻坚迁徙其酋豪六千余户到长安。苻坚击斩乌延，另派将领邓羌讨刘卫辰部，在木根山活捉了刘卫辰。接着，苻坚进兵到朔方，安抚匈奴降众，封刘卫辰为夏阳公、曹毂为雁门公，统率旧部。

建元二年（366），略阳羌族首领敛歧叛变投靠李俨，而李俨则是前凉的叛将。次年二月前秦派王猛、姜衡、姚襄、邓羌讨敛歧，前凉张天锡也同时出兵讨李俨。敛歧不战而降，王猛遂克略阳；李俨兵败于张天锡，向王猛求救。苻坚增派杨安等部将带领二万骑兵驰援。秦、凉二军大战于枹罕以东，王猛大胜，俘斩一万七千余人。但王猛审时度势，不想和张天锡继续纠缠，写信对他说：“我受诏命救李俨，没有与凉州交战的使命。现在准备坚壁高垒，等待命令。这样旷日持久下去，恐怕双方都要受到损失，不是好办法。如果将军退兵，迁徙民众西归；我押送李俨东还，不是很好吗！”张天锡果然撤回凉州。这时李俨存心反悔，关紧枹罕城门不出来投降。王猛心生一计，便服乘车，只带随从几十人，请与李俨会面。李俨开了城门，没想到埋伏在附近的秦军将士蜂拥而入，捉住了李俨。李俨被送到长安以后，苻坚任之为光禄勋，赐爵归安侯。

外患方平，内乱骤起。建元三年（367）十月，晋公苻柳、赵公苻双、魏公苻庾、燕公苻武合谋作乱。早在甘露六年（364）和建元元年（365），前秦宗室前后发动两次未遂军事政变。第一次政变后，王猛建议将苻生的五个兄弟（所谓“五公”）一网打尽，铲除后患，但苻坚不从。第二次政变中，不仅苻生弟苻柳陷进去了，苻坚胞弟苻双也陷进去了，苻坚仍然不闻不问。“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他一再宽容、姑息，终于招致了一场大规模的内乱。并州牧苻柳占据蒲阪、秦州刺史苻双占据上邽、洛州刺史苻庾占据陕地、雍州刺史苻武占据安定，同时起兵，苻坚派遣使者宣喻，都遭到拒绝。

平定内乱的战争打了整整一年。苻坚以杨成世、毛嵩分别攻打上邽、安定，以王猛、邓羌进兵蒲阪，杨安、张蚝进兵陕城。杨成世和毛嵩吃了败仗，苻坚再派王鉴、吕光诸将率领三万人迎战，斩苻双、苻武于上邽。蒲、陕二军奉命坚壁不出，苻柳多次挑战，王猛都不予理睬，苻柳以为王猛怯阵，留长子苻良守蒲阪，而亲自领兵二万直趋长安。当苻柳刚走出一百多里地，王猛派邓羌以精骑七千乘夜袭击；苻柳引军返回，王猛又在半路上截击，大获全胜，苻柳只剩下数百骑兵逃回蒲阪城中，终于城破被杀。苻庾尚未交手，就献陕城给前燕，请求前燕发兵，他写信给前燕吴王慕容垂等说：“苻坚、王猛都是人杰，早就阴谋灭燕，今日不乘机进取，他日燕国君臣后悔也就晚了。”但前燕内部矛盾重重，自顾不暇。王猛派邓羌、王鉴攻陷陕城，俘获了苻庾。苻庾被送到长安，为苻坚所杀。

统一北方

从建元五年（369）起，前秦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是，前秦政局日趋稳定，实力日益雄厚；另一方面是，前秦周围少数民族政权相继走向没落，其国内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断激化。这就是说，由前秦重新统一中国北方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这时候，苻坚不失时机地发动统一战争，“取乱侮亡”，终于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

由于东晋大司马桓温北伐军抵达枋头，前燕朝野一片混乱。燕主慕容和太傅慕容评准备逃往和龙（今辽宁朝阳市），因慕容垂的反对才勉强出兵应战。慕容又派遣使者向前秦求救，答应割让虎牢城以西的土地给前秦。苻坚召集群臣商议，大家都说：“过去桓温进攻我们，兵临灞上，而燕国在一旁袖手旁观；如今桓温讨伐燕国，我们为什么要救它？”王猛不同意这种看法，私下里对苻坚说：“燕国虽然强大，但慕容评不是桓温的对手。如果桓温拿下关东，进屯洛阳，网罗幽、冀兵众，倚仗并、冀粮草，然后攻击崤山、渑池，那时，陛下统一大业就付之东流了。现在不如暂时与燕联合打退桓温，等到桓温退兵，燕国也精疲力尽了，那时再乘势取燕，不是很好嘛！”苻坚采纳王猛的意见，派将领苟池率领步骑二万援救前燕。

这年八月，王猛升任尚书令。

桓温在枋头滞留了两个多月，连战失利，粮食又供应不上，只得撤兵，一路上遭到前燕慕容垂、前秦苟池的沉重打击，狼狈逃回淮南。

但是，战争的胜利反而加深了前燕的危机。太傅慕容评妒贤忌能，暗中与太后谋杀功臣慕容垂。慕容垂走投无路，带着子侄投降前秦。苻坚大喜过望，亲自迎到郊外，亲切地拉着他的手说：“天生贤人俊杰，必然让他们共建大功。朕要与卿一起平定天下，上泰山封禅，然后送卿回到本国，世代封为幽州。”慕容垂及其子侄受到优厚的礼遇，使王猛感到忧虑。他对苻坚说：“慕容垂父子象龙虎一样，不是可以驯服的，要是遇到风云际会，就无法驾驭，不如及早除掉他们。”苻坚不以为然，说：“我正要收揽英雄，统一天下，怎么能杀他们？而且他们刚到的时候，我已经表示了我的诚意，匹夫还不能言而无信，何况是万乘之主呢！”于是，任慕容垂为冠军将军，封宾徒侯；任慕容垂侄慕容楷为积弩将军。

这年十二月，秦、燕战争爆发了，导火线是前燕拒绝割让虎牢城以西的土地。前燕使者说：“过去的使者传错了话，两国之间互相帮助，互相救授，是理所当然的，怎么能割让土地呢？”苻坚找到了一个进攻前燕的口实，他派王猛、梁成、邓羌诸将统率步骑三万伐燕。大军出发前，王猛去拜会慕容垂，慕容垂为他饯行。王猛一副依依惜别的神态，叹说：“这次远别，不知何日能再见将军，将军是否送我点什么作为纪念，使我睹物思人！”慕容垂很受感动，顺手解下佩刀相赠。

王猛请慕容垂长子慕容令为参军，充当向导。大军直趋洛阳，发起强攻。慕容派慕容臧领精兵十万救解洛阳之围，但是在荥阳遭到秦军的伏击。王猛写信敦促洛阳守将慕容筑投降，信上说：“我军已经堵塞成皋险要，切断盟津通道。现在御驾百万雄兵，从轵关直取邺都。洛阳外无援兵，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围城大军，难道是你三百名残兵弱卒所能抵挡的吗？”慕容筑恐惧万分，只得开城门投降。

王猛对慕容垂一直耿耿于怀，但苻坚不听劝谏，于是他设下一个圈套。

攻下洛阳后，他买通慕容垂的心腹金熙，金熙带着慕容垂送给王猛的佩剑，装着偷偷摸摸的样子找到慕容令，假传慕容垂的口信说：“我父子逃命到秦，但王猛一直把我们看成仇人，他诬蔑我们的坏话越来越多。秦王表面上待我们很好，只是知人知面难知心。大丈夫为了逃命而终不免于一死，将会被天下人所耻笑。而且我听说主上和太后都幡然悔悟了，所以我决心回到东边去，你也要赶紧想办法离开。”慕容令感到有些可疑，但见到父亲随身佩带的短剑，又不能不信，于是伪装出猎，投奔前燕石门守将慕容臧。王猛立刻上表弹劾慕容令叛逃，慕容垂一听吓坏了，只得骑马逃跑，刚逃到蓝田，被苻坚派来的骑兵追获。不过苻坚并没有责备慕容垂，反而安慰他说：“卿在困难的时候投奔我，是对我的信任。贤子不忘本，也情有可原，不必怪他，只可惜他白白地送入虎口而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必害怕到这种地步呢！”尽管慕容垂父子都上了王猛的圈套，但苻坚还是不杀慕容垂。

次年（370），前秦大举进攻前燕。六月，王猛奉命督杨安、张蚝、邓羌等十员将领，以步骑六万伐燕。苻坚到灞上送行，再三叮嘱王猛说：“今日委任卿担负关东重任，你首先要攻下壶关，平定上党，然后长驱直入，夺取邺城，这就是所谓迅雷不及掩耳。我将亲自领兵继发，在邺城同你们胜利会师。”王猛充满信心地回答说：“臣凭借陛下威名，尊奉陛下决策，扫平残胡，一定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愿不用惊动銮驾，陛下要预先准备房舍，好接待鲜卑俘虏。”

王猛兵分两路：一路攻晋阳，由杨安指挥；一路攻壶关，他亲自指挥。

他指挥的这一路进兵神速，不几天就拿下壶关，俘获前燕上党太守慕容越，而附近的郡县也都望风降附。杨安指挥的那一路久攻晋阳不下，王猛急忙引兵增援。他下令挖掘通到晋阳城内的地道，挑选壮士数百名从地道潜入城中打开城门，秦军随即涌进城去，俘虏了前燕并州刺史慕容庄。

慕容评率领四十多万军队救壶关、晋阳二城。他贪生怕死，屯兵潞川，不敢继续北上。王猛也进军潞川，与慕容评相持。王猛派将军徐成出去侦察敌情，限定中午回来报告，可是徐成直到傍晚才回来。王猛大怒，下令将徐成斩首。将军邓羌向王猛求情说：“如今贼众我寡，立刻就要打仗，徐成是一员大将，还是饶了他吧！”王猛说：“不杀徐成，还有军法吗？”邓羌再次请求说：“徐成原来是我的府君，虽然超过期限应当斩首，但我愿意和徐成效力疆场，将功折罪。”王猛仍然不许。邓羌发怒，回营集合兵众，准备攻打王猛，气冲冲地说：“我奉诏讨伐远贼，今天出了近贼，自相残杀，我要先除掉他！”一时军营里剑拔弩张，气氛非常紧张。王猛权衡利害后派人告诉邓羌说：“将军不要动武，我立刻赦免他。”徐成被释放以后，邓羌向王猛谢罪，王猛拉着他的手，笑着说：“我不过试一试将军而已，将军对府君尚且这样义气，何况对国家呢！我不必担忧消灭不了敌人了。”

慕容评贪财如命，霸占山水，士兵砍柴汲水都得花钱买，军中怨声载道，士兵毫无斗志。王猛听说，高兴地说：“慕容评真是十足的守财奴，这种人即使手下有千百万人也不可怕，何况几十万人！”他派将军郭庆率领五千骑兵从小路迂回到慕容评军营的背后，纵火烧毁燕军的粮草辎重。刹时烈焰腾空，映红了半边天，远在邺城的燕主慕容望见火光大为恐惧，派人训斥慕容评，命其速战。

两军在潞源进行一场决战。王猛激励将士说：“我王景略受国家厚恩，任兼内外要职，今天和大家深入敌后，一定要拚死向前，有进无退，共立大功，报效国家。来日我们在朝廷上接受明君爵赏，在家里与父母同庆，那该有多么荣耀呀！”全军将士摩拳擦掌，士气高涨，纷纷破釜弃粮，准备与燕军决一死战。

但是，燕军的人数毕竟比秦军多几倍，王猛心中有数，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首先必须挫败敌人的锐气。他对勇敢善战的邓羌说：“今天决战，没有将军就不能击败这支劲敌。成败的关键，就在此一举。”没料到邓羌竟说：“如果能让我当司隶校尉，那末明公就可以放心了。”王猛为难地说：“这不是我能办到的事，不过我可以举荐你担任安定太守，封万户侯。”邓羌一言不发，悻悻然地走了。一会儿，两军交兵，王猛召唤邓羌，邓羌故意不来。战场上瞬息万变，在这关系到全局命运的决战的关键时刻，王猛不再迟疑，亲自找到邓羌，答应他的要求。邓羌这才高高兴兴地与张蚝、徐成诸将跃马扬刀，驰赴敌阵。他们如入无人之境，横冲直撞，杀死杀伤敌人数百人。燕军士兵本来就无心打仗，见秦军来势凶猛，纷纷败退，到中午时分，燕军全线崩溃，损失五万余人。秦军乘胜追击，又杀伤俘获十余万人。燕军统帅慕容评弃军逃走，单骑回到了邺城。

《十六国春秋》的作者崔鸿说：“邓羌请郡将以挠法，徇私也；勒兵欲攻王猛，无上也；临战预求司隶，邀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长，若驯猛虎，驭悍马，以成大功。”①三天之后，秦军包围了邺城。王猛治军严明，军纪整肃，而法简政宽。

秦军占领区的社会秩序井然，老百姓各安其业。王猛上疏报捷说：“臣在甲子日大歼敌寇，奉行陛下仁爱之志，使六州士庶不知不觉中换了新君，只要不是执迷不悟、违抗命令的人都没有受到损害。”苻坚下诏王猛说：“将军出征不到三个月，大败敌人，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功勋。朕即日亲自统帅六军，风驰电掣，奔赴前线。将军暂且休养将士，等待朕到达之后，再行攻城。”苻坚率领十万精锐部队到达安阳的时候，王猛暗地里到安阳谒见苻坚。

苻坚问：“从前周亚夫不出军门迎接汉文帝，而将军为什么在大敌当前之时远离军队呢？”王猛回答说：“周亚夫不朝见皇上，是为了沽名钓誉，臣瞧不起这种人。况且前燕是垂死的敌人，像是釜中之鱼，不必过虑。臣担心的是太子年幼而大驾远出，倘使京城发生不测，就追悔莫及了。陛下难道忘记臣在灞上说过的话吗？”

诚如王猛所说，前燕已经像釜中之鱼，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苻坚大军兵临城下，城内顷刻土崩瓦解，前燕散骑郎余蔚领着留在邺城的各地人质五百多人造反，夜里打开邺城北门接应秦军，前燕君臣见大势已去，争相逃命而走。慕容逃到高阳，被苻坚派来的追兵抓获；慕容评跑得快，投奔高句丽，但高句丽不敢接纳，押送他交给追到龙城的前秦将军郭庆。邺城失陷以后，关东诸州郡及少数民族首领都悉数投降前秦，前燕就这样灭亡了。

苻坚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邺宫，接管了前燕户藉帐册。根据这些帐册记载，前秦凡得郡一百五十七个，县一千五百七十九个，户二百四十五万八千多，人口九百九十八万多。

灭燕之后，苻坚为加强对关东地区的统治，任命王猛为使持节、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冀州牧，镇守邺城；迁徙慕容和燕王妃、王公、百官及鲜卑族人四万多户至长安；次年又迁徙关东豪强和其他少数民族十五万户至关中，安置乌桓族在冯翊、北地一带，丁零族在新安、渑池一带。

苻坚委托王猛全权处理关东六州事务，听其自行选任六州的太守、县令。王猛上疏辞让说：“六州责任重大，不是我所能胜任，应当改授亲贤。如今徐州刚刚归服，淮、汝方面的防守至关重要，都督之任不可久旷，望陛下早日派人赴任。”苻坚写信给王猛说：“我同卿名义上是君臣，实际比骨肉还亲。只有把六州托付给你，我才能免去东顾之忧；这并非为了优待你，而是我自求安逸之计。攻取固然不易，防守同样艰难，如果因为用人不当，出了意外，不仅是我的忧虑，也是你的责任。所以我宁可空着朝廷的职位，而把关东重任放在前面。你不能理解我的用心，就太使我失望了。”苻坚又派侍中到邺城当面劝说王猛，王猛才出来理事。

接着，前秦对周边连续用兵。建元七年（371），前秦攻仇池，仇池氐帅杨纂出降；九年（373），前秦攻取东晋的梁、益二州，而邛、莋、夜郎等小国也降附了前秦；十二年（376），前秦发步骑十三万进兵姑臧，前凉主张天锡兵败投降，苻坚迁徙前凉豪右七千多户至关中；同年，前秦灭代，解散鲜卑部落，安置在北部边陲，设立尉、监管理，督课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征发一部分人当兵，宣布免收三年租税。

①《资治通鉴》卷一〇二，《晋纪》二十四，海西公太和五年。

鼎盛时代

苻坚对被征服的上层分子一概采取优容政策，封官拜爵，委以要职。慕容为尚书、新兴侯，慕容评为给事中，慕容冲为平阳太守，张天锡为北部尚书、归义侯，唯拓跋什翼犍因不懂礼仪，苻坚送他入太学学习。苻坚这一政策，表现出他具有不寻常的气魄和志在统一天下的抱负，但也暴露了他在屡战屡胜之后的骄傲情绪。在灭前凉与代之后，他下诏称：“我消灭二凶，用不了一年，俘降百万，辟土九千，是五帝之所未能宾服，周、汉之所未能到达者。”苻坚的政策引起统治阶级内部一些人的恐慌和忧虑，当时，太史令张孟说：“慕容父子兄弟是我们的仇敌，现在却布满朝廷，使人十分担忧。”他甚至以天象变化为理由劝苻坚除掉慕容氏，苻坚不听。苻坚爱弟、阳平公苻融也上疏说：“臣以为虎狼不能驯养，陛下应该留心才是。”苻坚回答说：“对百姓要安抚，对夷狄要友好。我既然要统天下为一家，也就应当把夷狄当作这家里的孩子，你不必多心了！”

至此，前秦进入了它的鼎盛时代，它的疆域“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①。东北的新罗、肃慎，西北的大宛、康居、于阗以及天竺等六十二国，都派遣使者和前秦建立了友好关系。史称“关陇清晏，百姓丰乐。”

苻坚在内政方面也有不少建树。为了抵御旱灾，他在关中推广区种法，他征发官僚贵族和豪富之家的僮隶三万人，在泾水上游凿山筑坝，修建渠道，灌溉地势较高的贫瘠土地，使百姓受益不小。他节省宫廷的生活费用，降低百官俸禄，屡次派遣使者巡行四方，整顿吏治，抚恤孤寡。他规定禁卫、军人和后宫都要读书，拔擢优等太学生八十三人当官，贬黜不通一部经书的官吏。他还禁止老、庄、图谶之学。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百姓歇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至少可以相信，这是魏晋以来难得的清明政治了。

建元八年（372）六月，苻坚征王猛入输大政，任以丞相、中书监、尚书令、太子太傅、司隶校尉。王猛车驾刚回到长安，又诏加都督中外诸军事之职。王猛四上章表辞让，苻坚推心置腹地对他说：“朕正要致力统一天下，除了你无人可以当此重任，你不能推辞宰相之职，就像我不能推却天下的责任一样。”在王猛执政期间，“（苻）坚端拱于上，百官总己于下，军国内外之事，无不由之。猛刚明清肃，善恶著白，放黜尸素，显拔幽滞，劝课农桑，练习军旅，官必当才，刑必当罪。由是国富兵强，战无不克，秦国大治。”②苻坚对王猛说：“卿孜孜不倦，日夜操劳国家大事，我像是周文王得了姜太公，才能优哉游哉过日子。”王猛说：“陛下太过奖了，我那能与古人相比。”苻坚经常嘱咐太子苻宏和诸子要像奉事自己一样奉事王猛。

建元十一年（375），正值盛年的王猛一病不起，苻坚又是为他祈祷，又是宣布大赦天下。王猛料想自己没有痊愈的希望了，上疏说：“古人说，善作者不一定善成，善始者不一定善终。过去的贤君哲王因为深知建功立业不易，所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果陛下也能这样，那就是普天下的幸运。”苻坚读着奏疏，十分悲痛。七月，苻坚亲自到病榻前探视王猛，临终前，王猛语重心长地说：“晋朝虽然处在江南偏僻之地，但乃历代相承的王朝，且上下和睦。臣死之后，愿陛下不要对它用兵。鲜卑、西羌才是我们的敌人，终究要闹事，应当逐渐清除它们，以利于国家安全。”言罢而逝，时年五十一岁。苻坚为之失声痛哭。在王猛尸体入敛的时候，苻坚又三次亲临吊唁，难过地对太子说：“老天难道不让我统一天下，为什么这么早就夺走了我的王景略呢！”

①《高僧传·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传》。

②《资治通鉴》卷一〇三《晋纪》二十五，晋简文帝咸安二年。

在前秦鼎盛时代的下面，潜伏着社会危机。王猛死后不久，前秦的社会危机逐渐暴露出来了。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阳平国常侍慕容绍觉察到这种变化，对其兄慕容楷说：“秦自恃强大，连年对外用兵，既要北戍云中，又要南守蜀、汉，万里转输，饿死了多少人！现在士兵在外贫苦不堪，百姓在内日益穷困，可见危亡已经临近了。冠军叔父（慕容垂）智慧过人，一定能够恢复燕国社稷，我们要善自珍重，等待时机。”秦王苻坚却丝毫没有觉察到这种变化，他沾沾自喜，自我陶醉，热衷于制造表面的繁荣强盛。后赵将作功曹熊邈经常在他的面前炫耀石氏宫室如何富丽堂皇，奇珍异宝如何丰富精美，被他提拔为将作长史，领将作丞。于是大修船舰，制造兵器，都用金银为饰，穷极华丽。这时，慕容农悄悄对父亲慕容垂说：“自从王猛死后，秦的法制日益毁坏，如今又追求奢侈，祸乱就要来了。大王应结交英雄豪杰，顺承天意，这个大好时机不能错过。”

苻坚发动对东晋的战争，不断加深了前秦的社会危机。建元十四年（378）二月，苻坚首先挑起秦晋冲突。他派遣尚书令苻丕任都督征讨诸军事，与武卫将军苟长、尚书慕容率领步骑七万进攻襄阳；又派遣荆州刺史杨安为前锋，征虏将军石越领精骑一万出鲁阳关，京兆尹慕容垂、杨武将军姚苌领兵五万出南乡，领军将军苟池、右将军毛当、强弩将军王显等领兵四万出武当，三路并进，会攻襄阳。四月，秦军到达沔水北岸，东晋襄阳守将、梁州刺史朱序麻痹轻敌，认为秦军既无舟楫，不能插翅飞渡，因此也不加强防守。当秦将石越指挥五千骑兵泅渡过江的时候，朱序慌忙退守襄阳中城。石越占领外城，缴获了一百多艘船，接引苻丕的大军过江，秦军团团包围了中城。苻丕准备发起强攻，苟苌建议说：“我军是敌人的十倍，粮食堆积如山，只要把汉、沔的人民迁徙到许、洛，堵住粮道，断绝援兵，襄阳可以不攻自溃，何必让将士去作无谓的牺牲呢！”苻丕认为有理，于是对襄阳采取围而不攻之势。

七月，前秦兖州刺史彭越请求攻击东晋彭城和淮南诸城，苻坚即以他任都督东讨诸军事，攻彭城；以后将军俱难、右禁将军毛盛、洛州刺史邵保率领步骑七万进攻淮阴、盱眙，从而开辟了秦晋战争的东部战场。

苻丕大军滞留襄阳外城半年多，毫无进展。御史中丞李柔弹劾说：“长乐公苻丕与诸将拥十万之众，日费万金，围攻一座小城，竟久攻不克，请征下廷尉治罪。”苻坚也很恼火地说：“苻丕等人广费军资，一无所成，实在应加贬黜，但出师已久，不可半途而废，故特予宽恕，责成他们将功折罪。”于是派黄门郎持节训诫苻丕等诸将，并带给苻丕一把剑，说：“如果来年春天不能获胜，你可自杀，不必活着回来见我。”苻丕和诸将接到诏命，诚惶诚恐不敢怠慢，全力进攻襄阳。苻坚准备亲自下襄阳，诏命阳平公苻融率领关东六州兵众会师寿春，梁熙带领河西兵众为后继。苻融不赞成，上疏劝谏说：“陛下如果准备夺取江南，就应当深思熟虑，不能仓促上阵；如果只是为了夺取襄阳，大可不必亲自出征。”梁熙也说：“晋主的残暴，还没有达到孙皓的程度，江东山高水险，易守难攻。”苻坚这才没有发兵。次年（379）二月，苻丕攻陷襄阳，俘虏了朱序。朱序被送到长安，苻坚任以度支尚书。西部战场的秦军拖延了近一年才攻下襄阳，东部战场的秦军起初进展顺利，在连克彭城、盱眙、淮阴、魏兴之后，六万秦兵把东晋幽州刺史田洛包围于三阿。三阿距离东晋江防重镇广陵只有百里之遥，三阿告急，建康大震。东晋宰相谢安派兖州刺史谢玄带领刚刚组建不久的新军（后被称为“北府兵”）救三阿之围，从此东部战场的局面为之一变。秦将俱难、彭超节节败退，一个月里，秦军丢失了盱眙、淮阴，一直逃到淮北。谢玄与手下将领追到君川，两军在君川决战，俱、彭全军覆灭，二人落荒而逃。苻坚大怒，追究俱、彭的责任，彭越自杀，俱难也被罢了官。

建元十六年（380），前秦再度发生内乱。征北将军、幽州刺史苻洛膂力过人，勇猛异常，因苻坚对他不信任，一直充任边州刺史。在灭代战争中，苻洛立了大功，要求加开府仪同三司之号，苻坚又不许。这年三月，苻坚迁苻洛为使持节、都督宁、益、西南夷诸军事、征南大将军、益州牧，令其从伊阙出发，经襄阳，沿汉水西上成都。苻洛接到诏命，愤怒地说：“我是帝室至亲，不能入朝为将相，常常被摈弃边鄙之地；今天又发配我到西南边境，还不准经过京师，其中必有阴谋，是要叫梁成把我淹死在汉水里！”于是，他在和龙举七万众叛乱。镇北大将军苻重，苻洛之兄在豫州刺史任上，曾因谋反，被长史吕光收捕，苻坚赦免了他，这时刚刚出镇蓟城，立刻举兵响应苻洛。

苻坚召集群臣谋议，步兵校尉

吕光说：“苻洛是宗室至亲，竟谋叛逆，天下都切齿痛恨。请让我带领步骑五万进讨，消灭他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苻坚说：“苻重、苻洛兄弟占据东北，兵精粮足，不可轻视。”苻坚先派遣使者劝告苻洛说：“天下尚未统一，你我兄弟，不比他人，为什么还要反叛？你如回到和龙去，我一定把幽州作为你世世代代的封地。”苻洛狂妄地回答说：“你回去转告东海王吧！说幽州太狭小又太偏僻了，容不下万乘之尊。我需要君临咸阳，继承高祖大业。如果他能够到潼关接驾，可以居上公之位，还他原来的封爵。”苻坚这才派遣左将军窦冲和吕光率步骑四万进讨，派遣右将军都贵发冀州兵三万为前锋，又以苻融为征讨大都督，节度诸军。窦冲在中山大败叛军，苻洛被俘：苻重逃到幽州，被吕光追兵所杀；石越从海道奔袭和龙，消灭了苻洛余党。苻洛被送到长安后，苻坚没有杀掉他，只把他迁徙到凉州。

司马光在评论这件事时说：“夫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为治，况他人乎！秦王坚每得反者辄宥之，使其臣狃于为逆，行险侥幸，虽力屈被擒，犹不忧死，乱何自而息哉！”对氐族豪强，苻坚敢于严厉打击；对宗室至亲，他却心慈手软，他企图维系血亲关系，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基于这种思想，苻坚决定分封宗室子弟和亲信出镇关东为诸侯，他对群臣说：“我们族类的后代枝叶繁茂，我准备把三原、九嵕、武都、汧、雍等地十五万户分配到各地重镇，结成磐石一样牢固的关系，你们以为如何？”大家都说：“这正是周朝长达八百年的原因，对国家大有好处呀！”七月，苻坚以苻丕为都督关东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冀州牧，镇邺城，领氐族三千户；以仇池氐帅杨膺为苻丕征东大将军府左司马，领氐族一千五百户：以九嵕氐族部落贵族齐午为苻丕征东大将军府右司马，同样领氐族一千五百户；杨膺、齐午就成为苻丕长乐公封地的世卿。杨膺是苻丕的妻兄，齐午又是杨膺的岳父。八月，以石越为平州刺史，镇龙城；梁谠为幽州刺史，镇蓟城；毛兴为都督河、秦二州诸军事，河州刺史，镇枹罕；王腾为并州刺史，镇晋阳。毛兴、王腾都是苻氐的姻亲，各领氐族三千户。又以平原公苻晖为都督豫、洛、荆、南兖、东豫、阳六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豫州牧，镇洛阳；巨鹿公苻叡为雍州刺史，镇蒲阪，各领氐族三千二百户。

苻坚送苻丕到坝上，氐族父老也来送别自己的亲人。坝上哭声不绝于耳，一幅生离死别的惨象。在苻坚举行的送别宴会上，侍臣赵整弹琴而歌：“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苻坚虽然明白其中的讽谏之意，但笑而不纳。

从建元十七年（381）冬到十九年（383）五月，秦晋在淮上接壤的地带比较平静，双方处于胶着状态，但荆州一线先后发生了几次局部的摩擦。建元十七年十一月，前秦荆州刺史都贵遣将进犯东晋竟陵，被东晋荆州刺史桓冲挫败，损失一万七千人。次年，桓冲也遣将攻打襄阳，焚烧、践踏前秦沔北屯田，掠六百多民户而归。

淝水惨败

秦晋之间的一场大战在酝酿着。

兼并东晋，统一全国，是苻坚由来已久的愿望。统一北方后，他的这一愿望更加强烈了。

建元十八年（382）十月，苻坚在太极殿大会群臣，商讨伐晋大计。他踌躇满志地说：“自我继承大业，至今已经近三十年。现在四方大体平安，唯有东南一隅不肯归降。每当想起天下尚未统一，我饭都吃不下去。估计我们现有兵力，大约有九十七万，我准备亲自领兵伐晋，大家意下如何？”秘书监朱彤立即随声应和道：“陛下应乎天道，顺乎时势，恭行天罚，叱咤则五岳摧毁，呼吸则江海绝流，如果百万大军齐发，必然有征无战，晋主不望风投降，只有逃亡江海。中州之民，得以返归桑梓。然后陛下大驾东巡，封禅泰山，这真乃千载一时之功。”苻坚听了大喜，说：“这就是我的志向呀！”这时，尚书左仆射权翼出来反对说：“臣以为不能伐晋。如今晋国虽然微弱，但未有大恶，谢安、桓冲是江左大才，其君臣和睦，上下同心，因此，目前还不是伐晋的时候。”苻坚沉默半晌，才说：“那么大家各抒己见吧！”太子左卫率石越说：“现在岁星、镇星守于斗牛，福运在晋一方；而夷夏的人情，也还向往晋主。他们有长江的天险，无分裂的气象，臣认为我们只能保境养兵，等待时机。”苻坚立刻反驳说：“听说当年武王伐纣逆岁星，却取得胜利；夫差、孙皓凭借天险，却不免灭亡。现在我有如此之众，投鞭足以断流，有什么险要可以依恃的呢！”廷议中，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争论了半天也没有结果。苻坚不耐烦地说：“这是所谓路边盖房子，你说这不对，他说那不好，房子怎么盖也不成。我只能自己决断了。”

群臣散后，苻坚留下苻融，对他说：“自古以来，决定大事只一、二人而已，我和你来作出决定。”半年前，苻融就任征南大将军，这是苻坚为伐晋所做的人事安排，但苻融也不同意伐晋之举，他说：“现在出兵有三难：一是天道不顺，二是晋国无隙，三是我军数战疲惫，有畏敌情绪。所以主张不伐晋才是上策，希望陛下加以采纳。”苻坚一听勃然变色，叱道：“你竟也这样，我还有谁可以商量！如今我强兵百万，粮草器仗如山，我虽不敢自称明主，但也决非昏庸，乘连战连胜之势，攻击垂死之国，还担心不能攻克吗！难道我们还要留下它，使它成为国家的祸患？”苻融哭谏道：“晋不可伐是很明显的。大举出兵，只能徒劳往返。但臣的忧虑还不只是这个。陛下优待鲜卑、羌、羯族人，让他们遍布于京城附近；而我们的同族旧人，反而迁徙远方。当陛下举国南下，只有太子监国和数万孱兵弱卒留守京师，一旦风烟突起，情况紧急，后悔莫及呀！”

苻坚本来还是比较能够纳谏的，但在伐晋这个问题上，变得异常固执，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后来，虽然太子苻宏、释道安、宠妃张夫人、爱子苻诜以及朝中许多大臣都一再进谏，但苻坚主意既定，不为所动。朝臣中，惟有慕容垂有意迎合苻坚狂妄自大的心理状态，积极支持伐晋，他对苻坚说：“强以并弱，大以并小，这是势所必然，不准理解的。陛下神明英武，威加海外，雄兵百万，良将满朝，岂能容忍江南蕞尔小国，独抗王命！陛下只要下定决心就够了，不必询问众人意见。”苻坚高兴地说：“与我共同平定天下的，只有卿一人而已。”

司马光曾经引用古人的话评论说：“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坚似之矣。”在主骄民疲基础上作出进攻东晋的决策，使苻坚一步步地陷入覆亡的泥淖中，不能自拔。

建元十九年（383）一月，苻坚派遣都督西讨诸军事吕光从长安出发，以定西域，加鄯善王休密驮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西域诸军事、宁西将军；车师前部王弥窴使持节、平西将军、西域都护，作为吕光的向导。

同年七月，苻坚颁布进攻东晋命令，规定百姓每十人抽一人当兵。良家子年二十以上有武艺者为羽林郎，得三万余骑。以秦州主簿赵盛之为少年都统。征调各州公私马匹，一律充作军马。八月，苻坚从长安出发，戎卒六十余万，骑兵二十七万，旗鼓相望，前后千里。阳平公苻融督张蚝、慕容垂等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龙骧将军姚苌督益、梁诸军事为另一路。当苻坚抵达项城时，凉州兵才到咸阳，蜀、汉兵才顺流而下，而幽、冀兵到彭城，东西万里。前秦大军表面上声势浩大，旷古未闻，实际上面铺得太大，战线拉得过长，分散了力量。十月，前锋苻融军攻克寿阳、郧城，晋军退保硖石，苻融原是反对伐晋最坚决的一人，寿阳初战告捷，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派人驰告苻坚，说：“敌人很少，容易降服，但恐怕他们逃遁，诸军应该火速南下。”苻坚求胜心切，得到报告后只率领轻骑八千，日夜兼程赶到了寿阳。

苻坚派尚书朱序到东晋军中劝降。朱序本为东晋襄阳守将，兵败被俘，前秦任以度支尚书。朱序向东晋征讨大都督谢石献策说：“如果秦百万大军俱来，的确难与为敌。现在乘诸军尚夫到达，必须迅速出击，只要打败其前锋，挫其锐气，就可以战而胜之。”十一月，晋将谢玄派刘牢之领精兵五千，攻击洛涧秦军，斩梁成、王咏，秦兵死者一万五千人，于是晋军水陆并进。当苻坚和前秦将领登上寿阳城头，只见晋军阵容整齐，气势不凡，遥望八公山上影影绰绰的草木，像是黑压压的一大片军队。苻坚顿时面有惧色，回头对苻融说：“这明明是劲敌，怎么说少呢！”

秦、晋两军夹淝水布阵，隔河对峙。晋军要求秦军稍稍退却，以便渡河决一胜负。秦军将领都认为，敌少我众，只要遏守淝水，不让晋军渡河，就能万无一失。但苻坚不听，认为不如将计就计，在晋军渡到河中间时，出其不意用骑兵突袭，于是下令全军稍向后撤。秦军刚刚撤退，朱序突然在阵后大声疾呼：“秦军败了，秦军败了！”前面的秦军不明真象，吓得撒腿就跑，后面的秦军也跟着狂奔起来，阵脚大乱。谢玄、谢琰、桓伊等晋将乘机挥师渡过淝水，奋勇冲杀。苻融见大势不妙，想拦住秦兵，重新整顿队伍，但逃兵如潮，挤垮他的坐骑，他跌落马下，被追兵所杀。秦军大败，自相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侥幸逃脱者丢盔弃甲、日夜逃窜，听见风声鹤唳，都以为追兵到了。这些人风餐露宿，挨饿受冻，大半也丧生了。

苻坚被流箭射伤，单骑逃至淮北。想到半生心血，一时付诸东流，他潸然泪下，哽咽地对张夫人说：“如今我还有什么脸面治理天下啊！”

前秦灭亡

前秦王朝是建立在军事统治的基础上的，一旦它的军事力量被摧毁，王朝立刻濒临瓦解的境地。

这时，苻坚手下只有千余骑，他带着这千余骑奔赴慕容垂部。淝水之战中唯有慕容垂统领的三万人马安然无恙，慕容垂的子弟和亲党都主张以此作为复国的资本，要求杀掉苻坚。出于感恩，慕容垂没有下手，相反地把军队悉数交给了苻坚。苻坚沿途收集逃散的士卒，到洛阳时，已有十余万众，“百官、仪物、军容粗备”，元气略有些恢复。

但是，慕容垂终于找借口走了。在返回长安途经渑池时，慕容垂请求抚慰北境、归祭祖先陵墓，苻坚答允了。对此，权翼提醒苻坚说：“慕容垂智勇过人，其先世称雄东夏，他为了避祸才来，他的本心岂是当一个冠军将军。譬如养鹰，不让它吃饱，它才能依恋于人。而每当风暴到来，它就想凌云而去。因此要加固鸟笼，那能放纵和随其所欲呢！”苻坚说：“卿说得有理，但朕已经答应了，匹夫尚且不可食言，何况是万乘之主！”权翼痛心地说：“陛下这样做是重小信而轻国家，臣看他是有去无回，关东之乱，从此开始了！”

诚如权翼所料，苻坚放走慕容垂这一重大失误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虽然苻坚后来派骁骑将军石越领三千兵戍守邺城，骠骑将军张蚝率五千羽林戍守并州，镇军将军毛当率四千兵戍守洛阳，以防范慕容垂。但诸将兵力单薄，无济于事。建元二十年（384）初，慕容垂与丁零翟斌相呼应，重新树起燕国旗帜，引丁零、乌丸众二十余万长驱进攻邺城，关东六州的郡县大多送任子向燕国请降。不久，原北地郡长史慕容泓聚数千鲜卑族人，驻屯华阴，打败秦将强永，势力渐盛。原平阳太守慕容冲也起兵平阴，率众二万进攻蒲坂。继慕容鲜卑而起的是羌族姚苌。苻坚无力顾及关东，只想全力保住关中，他以苻熙为雍州刺史，镇蒲坂；以苻叡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配兵五万，进讨慕容泓。龙骧将军姚苌充任司马，随苻叡出征。苻叡好大喜功，有勇无谋。姚苌建议采取驱赶慕容泓出关的策略，苻叡却不以为然，领兵截击，结果败死在华泽。打了败仗后，姚苌派遣参佐谢罪，不意被苻坚怒杀。姚苌惧罪，逃奔渭北纠集羌人五万余家，自称万年秦王。姚苌的背叛，是羌族贵族与前秦王朝矛盾尖锐化的表现，而苻坚处置不当则是直接因素。在危难之际，姚苌倒戈使前秦陷入了腹背受敌、四面楚歌的困境。

苻坚亲领步骑二万攻姚苌，起初获得小胜，而后姚苌军越战越强，发展到七万多人，俘虏前秦将吏杨璧、徐成等数十人。与此同时，慕容泓谋士高盖杀泓，奉战败来奔的慕容冲为主。为了共同对付前秦，姚苌与慕容冲联合，苻坚则不得不两面作战，东奔西跑。慕容冲占据阿房宫，进逼长安。长安城内鲜卑人策划为内应，慕容以其子新婚为名大摆宴席，准备请苻坚赴宴，而在宴席上杀死他。恰巧那天下雨，苻坚没有去成。后来有人告密，苻坚大怒，下令杀慕容及其宗族，城内的鲜卑人不分男女老幼都被斩尽杀绝。

建元二十一年（385），长安断粮，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防守更加困难了。苻坚顽强抵抗，虽也打过两次胜仗，但在白渠战役中，苻坚被燕兵包围，几乎丧命。五月，城中流传谶书《古符传贾录》，书中说：“帝出五将久长得。”当时苻坚刚刚失去骁将杨定，对前景十分悲观，遂信以为真。他匆匆嘱咐太子苻宏说：“上天或者要引导我，你慎守城池，不要与敌人高下，我当然会从陇中征兵运粮支援你。”然后带着几百骑兵并张夫人、子女数人遁入五将山中。确如胡三省所说：“秦王坚始也禁人学谶，及丧败之极，乃欲用谶书，奔五将山以求免，其颠倒错缪甚矣，盖死期将至也”①。七月，姚苌遣将领吴忠进五将山围捕苻坚。秦兵四散逃窜，只剩下侍从十余人留在苻坚身旁，苻坚神色自若，端坐地上进食。不一会儿，吴忠领兵到，捕送苻坚至新平。八月，姚苌索取传国玺，苻坚横目怒骂。姚苌又求举行禅代仪式，苻坚仍骂声不绝，以求速死。姚苌令于新平佛寺中缢杀苻坚。

苻坚出奔一个多月后，慕容冲攻进长安，苻宏投奔武都氐豪强熙，又辗转归降东晋，历位辅国将军，义熙元年（405）谋叛被诛。

①《资治通鉴》卷一〇六，《晋纪二十八》孝武帝太元十年注。

第三节 姚兴②

姚兴（366—4），字子略，羌族，南安赤亭（今甘肃陇西县西）人。

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割据王朝后秦皇帝。

受任于艰难之境

羌族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古老民族，最早约有一百五十余种部族。姚兴祖上的烧当羌（又名研种羌）属于其中较大的一种。公元二世纪初，烧当羌为东汉政府击破，由河曲（今青海东南境河曲之地）被徙至汉阳（今甘肃甘谷县）、安定（今甘肃镇原县南）、陇西（今甘肃临洮县）一带。西晋永嘉年间，居住在陇西赤亭的一支烧当羌人在姚兴祖父姚弋仲的率领下，从赤亭徙居隃糜（今陕西千阳县东）。咸和八年（公元333年），后赵的统治者徙关中豪族及氐羌十万余户以实关东。姚弋仲被石虎封为西羌大都督，率数万羌人移居清河滠头（今河北枣强县东北）。在后赵时期，姚弋仲先后出任侍中、征西大将军、右丞相等职。后赵灭亡，他又接受东晋政府的封号，历任六夷大都督、车骑大将军、大单于等职。姚弋仲死后，姚兴的伯父姚襄背叛东晋，在山桑（今安徽蒙城北）打败扬州刺史殷浩，屯兵盱眙（今江苏盱眙北），招集流人，初步建立政权。不久，姚襄率领部众返回关中，途中被前秦军队击杀，其弟姚苌率余部投降。

姚苌，字景茂，是姚兴的父亲。降前秦后，姚苌因累立大功，先后被授以左卫将军，陇东、汲郡、河东、武都、武威、巴西、扶风太守，宁、幽、兖三州刺史，扬威将军，步兵校尉等职。淝水战后，遭受失败的前秦王国开始分崩离析。太元九年（384），姚苌得到关中羌人和西北豪族的支持，在渭北马牧正式脱离前秦，重建政权，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姚苌的力量发展很快，陆续归附他的各族人口有十几万户。前秦皇帝苻坚曾几次派大军进攻姚苌，都未能取胜。次年七月，困守在长安孤城的苻坚突破鲜卑慕容人的包围到达五将山（今陕西岐山东北），被姚苌活促杀死。太元十一年（386），鲜卑慕容人放弃长安东走，姚苌乘机占据长安，称帝建元，建国号为大秦，史称后秦。后秦虽然打败周围的一些割据势力，基本上控制着关中，但占据陇西的苻登坚持与姚苌为敌，使它不得安宁。苻登是苻坚的族孙。苻坚、苻丕父子死后，他继立为帝，拥有部众十余万人。姚苌及其弟姚硕德多次与苻登攻战，始终未能将其消灭。太元十八年十二月（394年1月），姚苌病死，其子姚兴嗣立，苻登仍是后秦王朝的强大威胁。

姚兴为姚苌的长子，后秦建国时被封为皇太子，嗣位时年仅二十四岁。

②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姚兴载记》，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前秦时期，姚兴曾作过苻坚的太子舍人。姚苌马牧起兵，姚兴时在长安，闻讯后冒险出逃，投奔父亲。后秦建国后，姚苌经常外出与苻登作战，姚兴以皇太子身分镇守长安，统理政事。这期间，姚兴同一些汉族的儒家学者建立了比较融洽的关系，同时受到了他们的很多影响。太元十七年（392）三月，姚苌在前线患病，急召姚兴到安定行营，准备安排后事。临行前，姚兴担心原属苻秦的几位降将不易驾驭，果断地将他们全部除掉。到达安定后，姚苌病势缓和，姚兴随之被留在军中。第二年五月，苻登政权内部发生内讧，其右丞相窦冲脱离苻登，自立为秦王。七月，窦冲被围，转而向姚苌求援。后秦的谋臣尹纬建议姚苌派姚兴前往，以使太子有个实际参加战斗的机会，增加今后的应变能力。姚兴第一次统率军队指挥战斗就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战斗中，他巧妙地避开与苻登大军正面决战，采用直接偷袭对方老巢的战术，结果用极小的代价给敌人以重创，顺利地完成了救援计划。姚苌对于儿子的统兵治国的才能比较满意。在临终前，辅政大臣姚晃追问攻灭苻登的打算，姚苌回答说：“这一大业马上即可成功。姚兴的才智足可以办到，你们不必问我了。”

姚苌初死，落在姚兴肩上的担子十分沉重。他不仅要对付苻登，还要防范后秦政权内部的各种势力。因此，姚兴没有马上发丧。他害怕掌握后秦重兵的三位将领闻讯会发动兵变。这就是分镇安定、阴密（今甘肃灵台县西）的叔父姚绪、姚硕德和戍卫长安的弟弟姚崇。三人之中，以姚硕德威望最高、兵力最强，对姚兴的威胁最大。但姚硕德深明大义，顾全大局，不愿在苻登未灭的时候，自寻干戈，授首与人。为打消姚兴的顾虑，他很快来到长安表明态度，承认姚兴的领袖地位，从而缓和了后秦国内的紧张气氛。姚兴以诚相待，优礼有加。

苻登听到姚苌死去的消息，非常高兴。他调动大军，全力东进，准备一举消灭后秦。苻登先后攻占姚奴、帛蒲二镇，到达始平附近的废桥。始平（今陕西户县西）处于渭水之滨，距长安不足百里。后秦咸阳太守刘忌奴又乘乱反叛。形势对姚兴十分不利。

为减少因名号问题而引起的纷扰，姚兴决定暂不称帝。他自号为大将军，以辅政大臣尹纬为长史，狄伯支为司马，整顿军队迎击苻登。姚兴临危不乱，从容镇定。首先以奇兵突袭咸阳，将刘忌奴擒获，消除了后顾之忧。然后，亲率大军赶赴废桥，解救始平。

先行到达始平的尹纬，接受始平太守姚详的建议，在废桥与苻登对峙。

尹纬命令军队据守要塞，消耗敌人，并切断敌人的水源。苻登的人马缺水，渴死不少，因此频频对废桥发动攻势。尹纬认为摧毁敌人的时机已经成熟，准备全线反攻。姚兴担心苻登的力量太强，急忙进行劝阻。尹纬解释说：“现在的形势很不稳定，如果不鼓足勇气打败敌人，我们就要完了。”

太元十九年（294）夏初，两军在废桥展开决战。这一战，后秦大获全胜。苻登的军队彻底崩溃，他本人狼狈地逃到平凉（今甘肃平凉西），躲进马毛山里去了。

废桥一役是决定姚兴命运的一次重要战争。它为后秦最后消灭苻登、称霸关陇奠定了基础，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姚兴的威望，巩固了他的地位。废桥战后，姚兴正式为姚苌发丧，并在始平附近的槐里即位称帝。通过这次战争，姚兴加深对尹纬的了解，他们之间建立起比较密切的君臣关系。尹氏是天水大族，前秦时期受到苻坚的禁锢，尹纬只当到尚书令史。姚苌对他也不甚重视，而姚兴却很倚重尹纬，先后委任他为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尚书左右仆射等重要职务。

当年七月，姚兴一面命人堵劫乞伏乾归救援苻登的军队，一面亲自率军攻打马毛山。在那里，姚兴一鼓作气击溃苻登，把他擒获后杀死。为了根绝隐患，姚兴解散苻登的部众，安排他们重新进行农业生产。姚兴还把三万户民户从阴密迁到长安，以充实由于氐人、鲜卑慕容人外徙而显得人力不足的京畿地区。他将自己直接管辖的大营一分为四，由四军分别统领这些民户。回师长安不久，姚兴又消灭了盘踞在武功（今陕西旧武功）的割据势力窦冲。经过这些努力，后秦终于控制了陇东地区。

外拓疆土，内修政事太元二十一年（396），姚兴先后占取成纪、上邽（两地皆在甘肃天水市西），势力达到天水郡。姚兴委任有将帅之才的羌族著名军事家姚硕德为秦州牧、领护东羌校尉，镇守上邦，为全面夺取陇西作准备。

同年年底，姚兴派叔父姚绪东渡黄河，攻占了原属西燕的河东地区。两年前，西燕被后燕慕容垂灭亡，河东地区遂为西燕大将柳恭控制。柳恭阻河自固，姚绪几次攻打都未能得手。直到借助汾阴大族薛氏的帮助，姚绪才在龙门偷渡成功。后秦大军一举拿下蒲陂，柳恭被迫而降。姚兴把河东划归并、冀二州，以姚绪为二州牧，镇守蒲陂。

第二年九月，姚兴之弟姚崇攻击鲜卑薛勃部，把后秦的疆域向北扩展到上郡（今陕西榆林南鱼河堡）一带。

隆安三年（399），姚兴开始蚕食东晋领土。当时坐在东晋国君宝座上的安帝是个有名的白痴，朝廷大权由昏庸荒唐的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把持，政治异常**。几个强大的方镇觊觎着中央的权力，多次举兵内向，兵车屡动，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姚兴乘东晋衰乱，一再发兵东进，先是逼迫东晋的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北）太守、华山（今陕西华县）太守俯首称臣，进一步占据上洛（今陕西商县）。在扫清一些障碍之后，姚兴命令其弟姚崇、镇东将军杨佛嵩攻取中原古都洛阳。后秦的军队在金塘城下遭到东晋河南太守夏侯宗之的顽强抵抗，未能取得战果。金墉在洛阳的西北角，城小而固，是攻战戍守、保卫洛阳的要地。姚崇久攻不下，转而向东扫平柏谷（今河南偃师东南），并将周围一带的百姓二万余户尽数迁到关中。之后，后秦大军再度包围洛阳，指挥攻城的将军仍是姚崇和杨佛嵩。这时，东晋的河南太守已经易人，新任太守辛恭靖一面婴城固守，一面派人向雍州刺史杨佺期求救。杨佺期请求初入中原兵力正强的北魏政府出兵解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辛恭靖坚守百余天。然而北魏的救兵始终没有出现。两个月后，洛阳城被后秦攻破。洛阳城破，影响很大，淮河、汉水以北的许多地方势力都归附了姚兴。

在动乱的十六国时期，姚兴是一位有作为的少数民族君主。在前期，他留心政事，比较好地处理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军事上，姚兴信任和使用两位能征善战的叔叔姚绪和姚硕德；政治上，他依靠的是足智多谋的尹纬。他能够倾听臣下的意见，注意提拔一些有才能的人担任重要官职。攻占洛阳后，姚兴命令百官为朝廷荐举有真才实学的人。有的臣下曾抱怨世间人才太少，姚兴反驳说：“自古以来，有作为的帝王使用人才，既不能找先贤，也不能等后人，他们随时选拔人才都能取得成功。你自己没有识人之明，怎么能说天下没有人才呢？”兵部郎边熙认为军令烦苛，姚兴根据他的建议删削了过滥过重的部分。城门校尉王满聪不满意姚兴出游晚归，以天黑不辨奸良，不开城门。姚兴只好从别门而入。第二天，为了嘉奖王满聪尽忠职守，姚兴特意提升了他的官职。

为澄清吏治，姚兴采取严厉措施打击贪官污吏。对于比较清廉的臣属，他不仅给予物质上的奖励，还下书表彰，越级提拔他们的职务。后秦在长安办有律学，学员都是地方郡县的闲散官吏。经过一段时间的法律学习之后，学有成绩的人被派回原地负责司法。姚兴规定，凡州郡县地方政府不易判定的案例，一律报请中央政府裁决。他本人经常在咨议堂，旁听判决，尽量避免冤狱的发生。

姚兴还曾发布命令，要求各地政府释放因灾荒贫困而自卖为奴的百姓；禁止百姓制造锦绣和过多地进行宗教祭祀；安葬阵亡的将士和抚恤他们的家属等等。此外，他本人以身作则，厉行节俭，从不用金银装饰的车马器物。在姚兴的带动之下，后秦上下崇尚清素，达官贵人也不敢肆意奢侈浪费。这些措施，对于阶级矛盾的缓和和关陇地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无疑是有益的。姚兴继承姚苌的政策，大力提倡儒学，兴办学校。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如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云集长安，讲学授徒，各有弟子门生数百人，远道而来的求学者竟达上万人。洛阳城内的凉州硕儒胡辨，弟子千余人，关中不少青年人慕名前去就学。姚兴特别指示各地关卡，对来往的儒生，一律放行，不许刁难。姚兴素以精通典籍声闻遐迩，政务之暇，经常在内宫召见学者，和他们一起讲论道艺，错综名理。其中一些善于为文的人，被姚兴安排在身边，参管机密，起草诏书。姚兴提倡儒学意在维护统治，但在客观上为保存和发扬汉族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

姚兴比较注意军纪。史书上讲，他的军队“军令齐整，秋毫无犯，祭先贤，礼儒哲”。由于能够作到“军无私掠”，后秦的军队，最初的名声还是比较好的。

后秦的西邻是一个乞伏鲜卑人建立的国家。它的国号也叫作秦，史称西秦。乞伏鲜卑人原居漠北，西晋时期开始迁徙到陇西。淝水战后，其部落酋长乞伏国仁招集诸部，拥兵自立，有众十余万人，逐渐割据陇西。乞伏国仁曾依附于苻登，受封为苑川王。乞伏国仁死后，其弟乞伏乾归改称河南王，建都金城（今甘肃兰州市西北）。苻登败死后，乞伏乾归击杀仇池王杨定，尽有陇西、巴西之地。后来，乞伏乾归连续战胜后凉和吐谷浑，获取大量的人口和土地。

乞伏乾归本来就是后秦统一关陇、进军河西的障碍。西秦国力日强，特别是隆安四年（400）乞伏乾归把首都从金城东移至苑川（今甘肃榆中县大营川地区），更使姚兴感到不安。这年五月，姚兴命令姚硕德将兵五万，由南安峡进击西秦。乞伏乾归亲自从苑川赶到前线，两军在陇西城（今甘肃陇西南）下形成对峙。由于深入敌境，人地生疏，樵道又被切断，后秦军队逐渐陷入困境。姚兴得到报告，立即封锁消息，远程跋涉，亲自增援姚硕德。乞伏乾归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准备一举歼灭后秦主力。他预先将精锐的中军两万人埋伏在伯阳川，并在侯辰谷安排四万人的外军作为后继。然后，他带领几千骑兵迎候姚兴，以引诱敌人进入包围圈。但是，交战时恰遇灾害性天气，大风昏雾，遮天蔽日，乞伏乾归迷失道路，与中军断绝联系，误入外军阵地。作战计划不能照常执行，西秦军队措手不及，被姚兴打败。乞伏乾归丢弃大军，轻骑遁回苑川。失去主帅的西秦军队三万六千人皆放弃武器，投降后秦。后乞伏乾归一度依附南凉，经过辗转反复，最终还是归属了姚兴。征服陇西之后，姚兴的兵马越过黄河继续西进，先后消灭后凉，逼降南凉、北凉和西凉，占据西方重镇姑臧（今甘肃武威）。这样，后秦的疆域“南至汉川，东逾汝颍，西控西河，北守上郡”（《读史方舆纪要》），成为十六国后期国力仅次于后燕的强盛王朝。

与魏战争，接连受挫就在后秦势力顺利到达河西的时候，它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却遭到了北魏军队的攻击。北魏是拓跋鲜卑人建立的国家。拓跋鲜卑人原起大兴安岭，后不断南下。淝水战后，其部落酋长拓跋珪纠合部众建立起以“代”为名号的雏型国家。在打败和消灭周围的一些部落后，拓跋珪基本上控制了代北地区。太元二十一年（396）十月，拓跋珪进击中原，战胜了强大的后燕。两年后，拓跋珪定都平城，称帝建元，并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北魏和后秦互相接壤，都有吞并对方的**。早在太元十七年（392），姚苌因收纳反叛拓跋鲜卑的没弈干部落，而与代结怨。姚兴即位后，重用逃亡到没弈干处的赫连勃勃，更激怒了拓跋珪。赫连勃勃是拓跋鲜卑人世仇匈奴种的铁弗部酋长刘卫辰的儿子。刘卫辰及其部落被拓跋珪诛灭，赫连勃勃劫后余生投奔没弈干。姚兴封他为安远将军，使其助没弈干戍守后秦的重镇高平（今宁夏固原县），并把三城（今陕西延安）、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北）杂夷及铁弗余众三万人，归其统领。赫连勃勃的势力逐渐发展起来，成为北魏的西部边害。隆安五年十二月（公元402年1月），北魏以五万大军攻陷高平，没弈干与赫连勃勃南逃上邽（今甘肃天水）。魏军将高平的府库积蓄及所有牲畜洗劫一空，并将这里的百姓也尽数徙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同时，北魏的平阳太守又发兵侵入河东，从东部威胁后秦。还有一支北魏军队打败了西秦的附庸国黜弗、素古延等部。数路魏军一齐攻击，兵锋所及，一片废墟。后秦举国震动，长安城内人心惶惶，关中地区的很多城堡白天也不敢把城门打开。

姚兴不甘示弱，决定回击北魏。元兴元年（402）五月，姚兴以大将姚平、狄伯支为前锋，带兵四万进攻北魏的并州（今山西地区）。他自己亲率四万七千人的后继部队，担任支援。两个月后，姚平等人拿下了并州的要塞乾壁。但是，拓跋珪的反应很快，立即倾兵来救，迅速将姚平反围在汾水东岸的柴壁（今山西襄汾南）。不久，拓跋珪又在蒙坑将救助柴壁的姚兴大军击溃。姚平身陷重围，逐渐矢尽粮绝。十月里的一天深夜，姚平准备突围与列兵汾西的姚兴会合，然而两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对方身上，仅有呐喊，而无接近敌人的实际行动。突围不成，姚平投水自杀。于是，两万大军敛手就擒。对岸的秦军坐视这场败亡，力不能救，皆哀号恸哭，声震山谷。姚兴向拓跋珪求和，遭到拒绝。魏军企图乘胜拿下蒲陂，取得河东。只是由于柔然突然骚扰北方，拓跋珪才被迫撤走。柴壁一战是对姚兴的一次重大打击，从此后秦再也无力东进与北魏抗争，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夺取中原的希望。

元兴二年（403），后秦向南方扩张领土，取得成效。当时东晋王朝内部发生变乱，荆州刺史桓玄从上游起兵，长驱攻入建康。桓玄逼迫晋安帝禅位于己，改国号为楚。桓玄之变，加剧了东晋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一些不满桓玄统治的官吏北上投降后秦。他们为姚兴提供了南方社会虚弊的真实情况，加强了他南下用兵的信心。这一年，姚兴先后攻取了东晋的南乡、顺阳、新野等十二郡土地。

同年，后秦的军队还重创了仇池（今甘肃成县西）的割据政权，迫使仇池王杨盛送子为质，接受姚兴的封号。

佞佛贪利，多所失误义熙元年（405），姚兴在长安开辟逍遥园，以此处作为僧人鸠摩罗什的译经场。鸠摩罗什之父为天竺人，娶龟兹女生罗什。七岁时，罗什随母出家。青少年时期，他曾游学罽宾、月氏等国，初学小乘，并旁通婆罗门哲学；后改学大乘，精研《由论》、《十二门论》等经典，称誉西域诸国。吕光平西域，携罗什至凉州。隆安五年（401），姚兴出兵破后凉，迎罗什到长安。鸠摩罗什至长安，时年五十八岁。初住草堂寺，收纳僧徒三千人。姚兴待罗什以国师之礼，尊崇备至，常亲率群臣及僧众听他讲经。罗什在凉州十八年，因此通晓汉文。他发现汉文译经与梵文原经出入甚大，遂向姚兴建议重新译经。姚兴除为罗什开辟译经场外，还选名僧僧略、僧迁等八百余人为其助译。姚兴不但为罗什译经提供种种方便，有时还亲自参与翻译。他让罗什持梵文经本译成汉文，自己对照汉文原书，综合理义，进行考校。《广弘明集》中至今保留有姚兴同罗什等人探研经义的一些材料。经罗什之手，前后译经共有九十八部，四百二十五卷。在中国佛教史上，鸠摩罗什译经是件大事。龙树中观宗大乘学说的主要经典，由罗什最终译完；他还对小乘成实宗经典的翻译，作出了大量贡献。鸠摩罗什译经的态度比较严肃，力求译文典雅而又不失原意。从这个意义说，他的译经活动不但有利于佛教的传播，而且奠定了中国翻译文学的基础。

在姚兴的提倡和鼓励之下，后秦举国上下崇信佛教，一时寺院佛塔林立，仅长安一地的僧人就有五千多人，各地事佛的人达到“十室而九”的地步。姚兴倡导的佞佛之风，耗费大量物质财富，弄得储用殚竭，人民疲弊，严重影响关陇地区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后秦的国力开始衰退，走上下坡路。消灭南凉、占据姑臧以后，后秦在河西地区的统治遇到一定的困难。由于这一带从来不是羌人活动的地区，姚兴为保住姑臧，每年都得投入大量的兵力。除有一支三千人的常驻军外，大将齐难统率的四万步骑主要也是戍卫这里的。兵力紧张，再加上表面接受后秦封号的北凉国主沮渠蒙逊和南凉国主秃发傉檀都觊觎着这座要塞，姚兴感到压力很大。所以到义熙二年（406），他已有意放弃姑臧。但是姚兴忽略了事情的另一方面。凉州刺史王尚到任五年，政绩突出。在远离长安，困守孤城的困难条件下，他轻身率下，躬俭节用，努力发展生产，安定人心，受到凉州各族人民的拥护。后秦政权对河西地区的统治正在日趋巩固。

这年六月，秃发傉檀为了讨好姚兴，特地献上三千匹战马和三万头羊只。姚兴认为在诸凉的国主中，唯有秃发傉檀最忠于自己。于是，他下令将王尚调回长安，改任秃发傉檀为凉州刺史。消息传到姑臧，许多凉州人表示反对。他们派遣凉州主簿胡威赶到长安，请求姚兴撤回成命，留住王尚。胡威埋怨姚兴因贪恋小利而舍弃一方土地。指出秃发傉檀心怀叵测，将河西五郡拱手送他，不但要给凉州百姓带来直接的损害，而且对后秦本土也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姚兴意识到自己的失策，急忙派人纠正，但来不及了。秃发傉檀用在姑臧城南驻扎的三万大军，迫走了王尚。随着姑臧的丧失，后秦的势力逐渐退出河西，唯一保留下来的只是对诸凉名义上的领属关系。

同年，姚兴的另一重大失误是将南乡十二郡归还东晋，极大地削弱了自身的力量。

收容勃勃，养成大患

义熙三年（407），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政权突然崛起在后秦的北方，成为姚兴无法摆脱的威胁和灾难。赫连勃勃被拓跋圭打垮后一文不名，毫无力量。自接受后秦的封号、统领旧部以来，他的羽翼才日渐丰满起来。秦魏战后，姚兴为对付北魏，改任赫连勃勃镇朔方，并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拨他管辖。赫连勃勃实力大增，遂决定叛秦自立。义熙二年（206），他把柔然可汗社献给姚兴的八千匹战马劫获，并以射猎的名义袭杀了岳父没弈干，并其部众。次年六月，他自称天王、大单于，建国号为大夏。在陆续打败一些部落和割据势力之后，赫连勃勃开始骚扰姚兴。十月，他连陷后秦的北部诸戍。有的部下建议他定都高平，赫连勃勃不同意。他认为专固一城，不能发挥骑兵高速度作战的特点。他要采取是倏来忽往的突袭战术，使姚兴疲于奔命，防不胜防。赫连勃勃的作法，果然奏效。在铁弗骑兵的袭击下，后秦岭北地区的城镇整天处于紧张状态，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生活。

义熙四年（408），赫连勃勃又在青石原大败后秦军队，俘获和斩杀五千余人。姚兴不能容忍赫连勃勃的一再挑衅，开始筹划反攻。他首先改善了同赫连勃勃宿敌拓跋圭的关系，然后，命令大将齐难率领两万骑兵寻找铁弗人的踪迹，准备大战赫连勃勃。

后秦的兵力有限，姚兴本应全力对付主要敌人赫连勃勃。但是，在派兵北上的同时，他又派出以姚弼为主帅的三万步骑进攻河西，这就使得兵力过于分散。

姚兴有个侥幸心理：秃发傉檀一年前被赫连勃勃勃战败，名臣勇将消耗掉十分之六七，之后内乱频生，国力大衰。姚兴认为这是个打败秃发傉檀，重返河西的极好机会。为麻痹对方，姚兴声称姚弼的大军不针对南凉，它是配合齐难大军作战、防范赫连勃勃西逃而部署的。

姚弼到达金城，有个部下建议乘秃发傉檀犹豫不定，轻骑突进，掩袭姑臧，但是未被采纳。等到后秦兵至姑臧时，秃发傉檀已完全明白姚兴的意图，作好了设防。秃发傉檀把许多牛羊赶到野地，引诱后秦军队进行略抢。结果，秦将敛成中计，被打得大败，部下死亡七千多人。姚弼被南凉人围困在姑臧的西苑，水源断绝，形势危难。幸亏姚兴派去增援的姚显及时赶到，才避免全军覆没。姚显好言抚慰秃发傉檀，得以安全退兵。从此，秃发傉檀不再畏惧后秦，是年重新称王，大赦改元，设置百官，与后秦完全脱离领属关系。北线作战的秦军遭到比河西更大的损失。赫连勃勃避开来势汹汹的齐难，将大军撤到朔方东北的河曲，然后利用后秦军队纵兵野掠的机会，潜师杀回。齐难猝不及防，败退途中被夏兵活捉，全军覆没。这一仗使后秦声威大降，岭北地区原附属于姚兴的部落和割据政权，纷纷转依赫连勃勃。

义熙五年（409）正月，姚兴重新调整兵力，派出以其弟姚冲为主帅、大将狄伯支为副帅的四万骑兵袭击赫连勃勃。不料，事情中途有变，姚冲企图回兵长安，夺取政权。狄伯支拒绝参与阴谋，被姚冲毒死。事变虽被姚兴迅速平息，但是预期的军事目的没有达到。三个月后，赫连勃勃却成功地袭击了后秦的平凉，抢虏人口七千余户，并进屯平凉以南的依力川。

九月，姚兴倾兵来到依力川附近的贰城，要与赫连勃勃决一死战。赫连勃勃先发制人，乘后秦人马尚未完成集结，猛地袭击贰城的姚兴老营。姚兴面对如潮似涌的大夏铁骑，一时懵头转向，竟然准备丢下大军，逃到担负粮运的后军那里。在群臣的苦谏之下，姚兴没有走成，但他的举动已铸成大错。秦军本来就惧怕大夏铁骑，主帅的临阵惊慌，更加重了恐怖情绪，结果又被赫连勃勃打败。在姚文宗等勇将的死战之下，姚兴得以败还长安，幸免罹难。夏军乘胜洗劫了周围的郡县，将当地七千余户北徙到大城（今内蒙杭锦旗东南）。

赫连勃勃把南下骚扰姚兴作为既定国策，导致后秦与大夏间的战争频繁发生。此后一直到姚兴病死，在双方的战斗中，后秦很少有获胜的机会，而骁骑风驰的夏人却使平凉、杏城、定阳（今陕西延长县南）等重镇几度易手，先后消灭秦军近十万人，抢掠人口两万多户，牲畜财产不计其数①。一而再的战争失利和姚硕德、姚绪、尹纬等著名文臣武将的相继去世，使姚兴的处境日益困难。为了避免更多的人口落入赫连勃勃的手里，姚兴将数千户边镇居民安置到内地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为了集中兵力，他将增援南燕的军队撤回；为了弥补国用不足，他增加在关津渡口的商税，甚至对盐竹山木，也巧立名目扩大税收。姚兴的这些措施，并没有帮助他摆脱困境。撤回援燕的军队，造成东晋迅速攻灭南燕，转而威胁后秦；增加税目，极大地加重了人民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姚兴饮鸩解渴、杀鸡取卵，为自己酿成了新的苦酒。

义熙八年（412），后秦颍川太守向姚兴报告说，东晋在边境附近的芍陂（今安徽寿县南）一带屯兵，应该及时采取措施。姚兴认为，东晋积弱，不敢轻开边衅，所以虽然与臣下讨论了有关烧粮掠野的防御措施，实际上却没有执行。他低估了刘裕收拾政局的能力，更没有想到对方在灭掉南燕后，已有吞并关陇的设想。

这一年，原附属于后秦的仇池王杨盛派兵侵扰祁山。姚兴派出四路大军，分别从鹫峡、羊头峡、洴城出发，反击杨盛。姚兴本人亲自带领五千骑兵，从雍县奔赴陇口与诸军会师。在战斗中，由于一位将领畏懦不进，其他军队失去配合，结果被杨盛击败，姚兴无功而还。有位臣下把这次失败解释为杨盛占了地势险固的便宜，其实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后秦国力的衰败和军纪的涣散。

死于危机四伏之中

义熙十年（414）五月，姚兴突患重病。后秦皇室内部发生权力之争，几乎演成大规模的内战。

乱子是由皇子姚弼谋夺皇太子姚泓之位引起的。在姚兴的诸子中，皇长子姚泓并不受宠。这主要因为姚泓性格宽和、才能平庸，且又体弱多病。早在元兴元年（402）立太子时，姚兴对他就颇为犹豫。姚兴喜爱皇子姚弼，认为他是比较理想的继承人，因此平素格外宠信。野心很大的姚弼逐渐滋生夺嫡的**。他原以雍州刺史之职，镇守安定，经过买通姚兴的左右，义熙七年（411）调入中央，任尚书令、侍中等职务。姚弼取得相权后，努力结纳党羽，积极制造舆论，企图击败皇太子。但大多数朝臣对他比较反感。为了使别人不敢反对他，姚弼给倾向于姚泓的大臣姚文宗罗织了许多罪名，激怒父亲将姚文宗杀死。他还苦心积虑地在姚兴身边安插亲信，广树爪牙，逐渐控制一些中枢机要部门。姚兴对姚弼的活动，采取纵容的态度。有人提醒姚兴①以上数字是根据《晋书·赫连勃勃载记》有关材料进行计算的。

注意事态发展的危险后果，他假装糊涂，不予理睬。对于姚弼的夺嫡阴谋，皇太子姚泓已有戒备。这次姚兴生病，姚泓一面亲自到内宫侍疾，一面在皇宫内安排下重兵，以防不测。许多忠于太子的要臣分别统领禁军，宿卫大内。姚泓并非过虑，姚弼在府第里已埋伏下数千甲士，准备一旦姚兴去世，立即武力夺权。其他皇子也不甘示弱，在京城的皇子姚裕给镇守蒲陂的哥哥姚懿送去密信，要他串连在外典管重兵的诸皇子，以讨伐姚弼的名义，举兵内向。姚懿得讯，立即动员军队，赦免囚徒，建牙誓众，开赴长安。姚洸、姚谌等人也分别起兵于洛阳、雍县。一时剑拔弩张、烽烟滚滚，大有内战一触即发之势。幸亏姚兴大病不死，紧张的形势才得以缓和下来。姚兴虽对姚弼恃宠不虔，阻兵怀贰的罪行有所认识，但仍偏爱姚弼的才气，不忍加刑，只是免去了姚弼的尚书令职务。姚懿等人罢兵还镇后，专程进京面谏姚兴，要求惩办姚弼。姚兴把他们搪塞了过去。

在进京面谏的皇子中，以姚宣抨击姚弼的措词最为激烈，姚弼十分痛恨他。第二年三月，姚弼诬陷姚宣，姚兴信以为真，派人到杏城将姚宣逮捕下狱。赫连勃勃乘机攻打杏城，后秦守军临战易帅，战斗力大减，遂兵败城陷。这时，姚兴已完全恢复了对姚弼的信任，并将三万大军交给他，由他负责镇守秦州。臣下尹昭反对姚弼掌握强兵，批评姚兴为后秦制造隐患，但姚兴不以为然。

不久，姚兴再度患病。姚弼故伎重演，称疾不朝，又开始在府第聚兵。

姚兴气得发昏，在处决姚弼的几个党羽之后，召集群臣商讨逮捕和惩治姚弼的办法。然而姚兴只是一时之怒，到火气一消，爱子心切，故数日议而不决。消息走漏，姚弼的党羽磨刀霍霍，十分活跃。姚兴害怕兵变，被迫下令逮捕姚弼，但又暗示姚泓出面来说情，并以此为词将姚弼赦免。

义熙十二年（4）二月，姚兴病势转重，自知不久人世，遂下令太子监国。姚弼的党羽在谋杀姚泓和劫持姚兴的计划未逞后，开始策划入宫作乱。姚兴终于下令收缴姚弼的武装，逮捕姚弼。姚弼的死党姚洸误信姚兴已死的谣传，带兵攻打端门，皇城内外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姚兴勉强支撑病体，被人扶到殿前，宣布处死姚弼。乱军失去斗志，溃散而去。事变平息的第二天，姚兴病发去世，终年五十一岁。

姚兴的一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期，他出色地解决了父亲遗留下来的难题，既避免了内乱，又击败了宿敌苻登，并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建立起一个相当强盛的后秦帝国。他制定的一些旨在安定社会，强大国力的措施，确实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作用，继前秦之后，使关陇地区再现了“俗阜年丰，远安迩辑”的繁荣景象。姚兴的历史功绩值得肯定。但是在他的后期，几次重大的失误，使后秦先后失去河西五郡和南乡十二郡，极力卵翼扶植起来的赫连勃勃，成为对后秦威胁最大的敌人。佞佛、增税的作法加剧了社会财富的消耗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尤为失当的是，姚兴没有妥善地处理好皇位继承问题，这就为他生前死后内乱不断，埋下祸根。

姚兴死后，太子姚泓继立。后秦四面受敌，处境岌岌可危。最初是西秦的军队攻破上邽；然后杨盛骚扰祁山，进逼秦州；赫连勃勃陷阴密，据雍县，掠郿城（今陕西眉县东北），甚至长驱直入到达长安附近的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东晋的权臣刘裕则兵发五路，大举伐秦。刘裕沿途破关斩将，所向皆捷，并占据洛阳。而在这时，镇守蒲陂的姚懿突然举兵称帝，祸起萧墙。姚泓调集重兵，刚刚将其平定，姚恢又于安定起兵。姚泓被迫撤回防守潼关的军队，全力对付内乱。东晋的军队乘势拿下潼关，进入关中。义熙十三年（417）八月，长安城破，姚泓出降，被送至建康处斩，后秦亡国。时距姚兴去世仅有一年。

（谢选骏指出：人问“王猛为异族效力，为什么没有收获卖国汉奸的恶名？”——王猛是青州人，出生的时候青州已经尽是羯族人，东晋偏安江南无力北进王猛能怎么办？桓温北伐，他上门跟桓温“扪虱而谈”，却发现桓温根本没打算兴复汉室，而只是想篡夺东晋，他不愿意帮助桓温篡晋就走了有什么不对？南下投靠东晋也不是没想过，可是东晋门阀森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一个北方难民去了有什么作为？就算有作为，在东晋为国为民的有一个好下场的吗？祖逖吊不吊，中流击枻，千人渡江，兴师北伐，在没有东晋的支持下从无到有打下一片根据地，形势一片大好，结果东晋来摘桃子，给祖逖空降一个上司，插手不让其北进，活活把一代英雄气的抑郁而终。子孙后代无依无靠被残害致死，你愿意当祖逖吗？刘琨怎么样？一曲胡笳救孤城，敌人都赞叹的英雄，活生生被自己人抛弃。谢安多强啊，淝水之战大破前秦，救了东晋一条狗命，结果还不是晚年遭到猜忌，要是不是王家谢家树大根深，结果很难说。反观苻坚，到王猛死都给予了他绝对足够的信任，而且苻坚之宽宏，之仁善，就算放到整个中国历史上也很难有人比得上吧？王猛当政，制止少数民族政权之前的滥杀政策，朝政清明，打击氐族上层，挑拨氐族与鲜卑族羌族的矛盾，客观上为北方汉人获得了喘息之机。在一个被朝廷抛弃的地方你还想怎样？就因为他没有效忠一个他出生时就抛弃了他的朝廷，就要被骂汉奸？普京说过：“我从没有退出党，只是党不存在了”那苏联解体的锅是不是得算在普京头上？——话虽如此，不过我还是认为，王猛虽然“无辜”，但还是为后来的汉奸树立了一个“情有可原”的样板戏。）

【第十七章 拓跋圭、拓跋焘、北魏孝文帝、文明太后冯氏】

第一节 拓跋圭

拓跋圭（371—409），字涉圭。南朝人又称其为拓跋开。史称北魏道武帝。鲜卑族拓跋部人。北魏王朝的创建者。

备尝辛苦的早年经历拓跋圭生于东晋废帝司马奕太和六年（371）的七月。母亲贺氏，匈奴族贺兰部人。

祖父什翼犍是一个以西晋封号“代”为名目的庞大的拓跋部落联盟的首领。联盟力量一度相当强大，“北有沙漠，南据阴山，众数十万”。但到拓跋圭降生的时候，联盟却面临危机。什翼犍不断采取措施推进联盟向国家的转变，引起联盟内部旧贵族势力的不满。就在拓跋圭出生前的几个月，什翼犍刚刚平息一场内乱。刺杀什翼犍的凶手长孙斤虽然被擒杀，拓跋圭的父亲拓跋实却也在格斗中受伤丧生。此外，什翼犍还受到外敌的严重威胁。拓跋部的西方，在黄河西部的朔方一带有一支原为匈奴种的铁弗部落，骠悍凶猛。它对拓跋部频繁骚扰，是拓跋部的宿敌。三十年前，铁弗部被什翼犍击败，曾加入联盟，后转而依附苻坚的前秦。强大的前秦一直企图扫平代北地区。在370年灭掉前燕后，前秦的统治区域由黄河中上游扩展到中下游地区，拓跋代完全暴露在苻秦的兵刃面前。

376年十月，前秦在陷益州，灭前凉后，兵不留行，以刘卫辰为向导分兵几路大举入侵拓跋部。十一月，秦、代两军在石子岭决战，代人大败。之后秦军又迫降独孤部首领刘库仁的十万骑兵。什翼犍逃遁到阴山一带，原来附属于拓跋部的高车人反戈一击，大肆抄掠。联盟残部无法刍牧，遂分崩离析。动乱中，什翼犍被儿子实君杀死①。拓跋代灭亡。拓跋圭随母亲贺氏逃至贺兰部避难。这一年，拓跋圭六岁。

苻坚吞并拓跋部后，将他们分散安置在云中、定襄、雁门、五原四郡，“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租税。其渠帅岁终令朝献，出入行来为之制限。”苻坚把什翼犍原控制的区域一分为二，“自河以西属之（刘）卫辰，自河以东属之刘库仁”。

独孤部原为匈奴人的一支，因与拓跋部世代相婚，关系很深，是拓跋联盟的重要成员。代亡后，独孤部和铁弗部互相争夺。刘库仁终于击败刘卫辰，“追至阴山西北千余里，获其妻子，尽收其众”。这样，在什翼犍之后独孤部成为代北控制区域最大，力量最强的部族。为了寻求庇护，拓跋圭的母亲又带着他由贺兰部来到独孤部，依附刘库仁。

六年后，也就是383年，形势发生重要变化。淝水一役，苻坚被东晋战败。前秦政权土崩瓦解。臣附于秦的各派势力纷纷举兵反叛。不久，苻坚被羌人姚苌杀死。北部中国重新陷于分裂，出现了不相宾属彼此攻杀的许多割据政权。

①代亡后，什翼犍下落各书记载不一。《晋书·苻坚载记》载其为秦人俘至长安。这里采《魏书·序纪》说。

385年，拓跋圭寄居的独孤部发生内乱。刘库仁的儿子刘显杀死独孤部的新首领刘眷。两年前，刘库仁因支持苻坚被属下杀害，首领席位由其弟刘眷继承。刘显杀死叔父后统领独孤部。他雄心勃勃，欲称雄代北。刘显把寄居在这里的什翼犍之孙拓跋圭看成是最大的隐患。

在一次公事活动中，十五岁的拓跋圭险遭刘显的暗算。由于暗杀计划被人泄露，拓跋圭及时离去，才保住性命。当夜，拓跋圭在什翼犍旧属的护卫之下逃到贺兰部。

贺兰部活动在拓跋部的北方，原也是什翼犍联盟的成员。代亡后，首领贺讷同刘库仁、刘卫辰一样接受苻坚的封号，臣属于前秦。苻坚的垮台，给贺兰部发展造成机会，贺兰部逐渐成为这一区域势力仅次于独孤部的大部族。

不久，原什翼犍联盟的许多部族首领陆续汇集到贺兰部，很多人是背叛刘显投奔而来的。拓跋圭的舅父贺讷听从他们的劝告，决定支持重建联盟和推举拓跋圭为联盟首领。386年正月，参加联盟的各部落南下，在牛川（今内蒙呼市东南）召开大会，拓跋圭被推立为代王。新建的联盟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所谓“宗室八姓”是联盟的核心。这八姓是拓跋邻时形成的拓跋氏和它的七个血缘部族；其次是宗室八姓以外的其他部族，力量比较强的有贺兰部、丘穆陵部等；第三是一些汉人，其中张衮、许谦等人较有影响。拓跋圭即位仪式带有浓厚的氏族贵族民主制的风尚。宗室八姓的其他七族的首领用黑毡蒙头同拓跋圭一起西向拜天。这表明在拓跋圭即位之初，联盟的权力是多元的，代王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拓跋圭仿照汉人改元的习惯，把这一年称做登国元年。重建的联盟设置的机构基本承袭什翼犍时期的体制。比较重要的职务是管理联盟日常事务的四部大人和管理来附的外族人口的南北二部大人。

羽翼渐丰登国元年四月，拓跋圭放弃原来西晋的封号，改称魏王。七月，建都盛乐。

八月，拓跋圭的首领地位遇到严重的挑战。刘显拥立窟咄和拓跋圭争夺王位。窟咄是什翼犍的少子。代亡后，苻坚迁之于长安。淝水战后，长安变乱。窟咄随慕容永东迁，慕容永封窟咄为新兴太守。是时，刘显处境困难。为防备拓跋圭偷袭，他已将部族从善无（山西右玉县）撤到马邑（朔县）。刘显企图抬出窟咄，一举粉碎拓跋圭。

窟咄带领着一部分独孤部人马进犯拓跋魏的南境。窟咄的出现，引起联盟内部骚动。莫那娄族首领莫题送箭给窟咄表示效忠。勿忸于族首领于桓与部人策划活捉拓跋圭以应窟咄。为了最终消灭窟咄，拓跋圭在安定了内部之后，带领联盟各部穿越阴山，迂回到贺兰部那里，避免与来势汹汹的独孤部人马立即交锋。同时他命人去后燕请求救援。

后燕是淝水战后鲜卑慕容部人建立的政权。这时统治的区域主要是幽、冀、平三州，其都城设在中山（今定县）。386年，后燕国主慕容垂称帝。在拓跋圭和窟咄的角逐中，慕容垂坚决支持拓跋圭。第一、拓跋圭与慕容垂有亲缘关系（拓跋圭的祖母即是慕容垂的姑母），感情上比较亲近些。第二、窟咄是依附西燕的。西燕国主慕容永是原前燕王的支属。慕容永占据长子后，无意东归，下令诛杀慕容垂弟兄子孙，称帝改元建立政权，与后燕遂为雠仇敌国。

慕容垂派其子慕容麟统帅步骑六千余人援助拓跋圭。由于燕魏的通道已被独孤部封锁，拓跋部得不到救兵的消息。贺讷的弟弟贺染干勾结窟咄，率领一部分族人从北方攻击拓跋部。在南北夹击之下，联盟各部惊骇不定。北部大人叔孙普洛与一部分乌桓人亡奔铁弗部。慕容麟闻讯，急忙派人冒险赶到联盟报信，各部人心才安定下来。

十月，拓跋圭从弩山返师牛川。他和慕容麟分兵合击驻扎在高柳（今阳高）的窟咄。双方在高柳激战，高柳一役改变了拓跋圭的被动局面，窟咄几乎全军覆没。窟咄逃到铁弗部，被刘卫辰杀死。

窟咄的失败造成独孤部内讧，刘显同几个兄弟发生火并。拓跋圭听从谋主张兗的意见，乘独孤部内乱，联合燕军，准备彻底击溃刘显。

登国二年（387）七月，刘显抢走了铁弗部献给慕容垂的大批良马。慕容垂大怒，派慕容楷、慕容麟二支大军进击刘显。独孤部在马邑被燕魏联军打得大败，向南溃散到弥泽，又为重兵包围。刘显丢下部众，西奔慕容永。独孤部部众悉为魏燕所获，各类牲畜数万头也尽归联军。

击破窟咄和刘显，对于拓跋圭来说是决定命运的两次战争。首先，这使得新建的联盟避免了覆亡的危险。从此，拓跋圭不但在云中站稳了脚根，而且将活动范围向南推进到了雁门、代郡一带。其次，两次战争都虏获大量人口、牲畜和财物。拓跋圭实行按战功分赏战利品的制度，促进了联盟各部畜牧业和奴隶制因素的发展，有效地抵御了联盟组织内部的离心势力。战争加强了维护王权的力量，拓跋圭的个人权力得到了巩固。

从登国三年（388）到登国九年（394），拓跋部落联盟逐渐形成一个坚强的好战集团。六年间，它不停顿地向四周各部落进行战争，先后征服或者击溃了阿拉木伦河一带的鲜卑宇文种的库莫奚部、嫩江流域的解如部、漠北的高车诸部、意辛山以北的叱突邻部、纥奚部、西方的柔然、西南的铁弗以及毗邻的贺兰部①等等。这些征服战争为拓跋圭将来进击中原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人力资源，也减少了他的后顾之忧。登国六年（391）打散铁弗部是上述战争中最著名的一次。

刘卫辰被刘库仁击败，一直蛰伏朔方代来城（又名悦跋城）。刘库仁死后，铁弗部力量逐渐恢复发展起来，士马强盛，“控弦之士三万八千”。刘卫辰先后接受西燕和后秦的官爵、封号，又向后燕献马求好。登国六年冬，刘卫辰命其子直子鞮率众**万由南部攻击拓跋魏。拓跋圭猝不及防，为其所围，身边只有五六千人。他临危不惧，以兵车为方营，并战并前，反败为胜，终于在铁歧山大破直力鞮。直力鞮单骑遁走。拓跋圭乘胜追击，自五原金津南渡黄河，径入代来城，铁弗部奔溃四散。刘卫辰仓皇出走，为部下杀死。拓跋圭籍其珍宝畜产，获名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分赏诸部首领。刘卫辰的子弟之中，只有第三子勃勃逃走，其余宗党五千余人皆被拓跋圭擒拿诛杀。这一战后，黄河中上游的河套地带也置于拓跋魏的控制之下。拓跋联盟的主要生产方式是畜牧业。受汉人影响，登国元年拓跋珪开始在盛乐息众课农。登国九年（394），他命令拓跋仪带领一部分部众从五原到稒杨塞外进行农业生产。

①贺兰部于登国四年背叛联盟。次年贺讷请降，拓跋圭徙贺讷及诸弟于东界。魏燕交恶随着拓跋部的迅速强大，魏和后燕的联盟开始出现裂痕，并日益扩大。

登国十年（395），双方矛盾激化，终以兵戎相见。

魏燕冲突大约始于登国六年（391）。慕容垂曾多次投入兵力援救拓跋圭。后燕的援军确实对魏的帮助极大，但援魏战争也给后燕自身带来巨大的好处。击败刘显，慕容麟攫取了绝大部分的虏获物，还强徙八千余落于燕都中山。慕容垂以征服者的资格立刘显弟刘可泥为乌桓王统领独孤部余众。以后后燕不请自到，多次介入拓跋魏对四周部落的战争。这些行动引起了拓跋圭与日俱增的反感。登国六年六月，慕容麟在赤城打败贺兰部，擒获贺讷，降其部众数万。拓跋圭引兵救授贺讷，燕魏战争一触即发。慕容垂考虑到战马来源于代北，不愿马上同拓跋圭闹翻，遂归还贺讷部众。慕容垂扣留出使中山的拓跋圭之弟拓跋觚为人质，向魏索求战马，遭到拒绝，魏、燕绝交。拓跋圭转而遣使通好于慕容永。

登国六年的魏燕绝交尚未导致双方的战争。原因是各自的后方都不安定。当时后燕还有两个宿敌未灭，一是翟魏，一是西燕。翟魏是丁零人在黄河南岸滑台建立的政权，它以河为固，“反复三国（东晋、后燕，西燕）之间”，经常骚扰进攻后燕的南部边疆。392年慕容垂分兵二路渡过黄河，灭掉翟魏。之后，慕容垂立即调集兵力准备进击西燕。393年十一月，慕容垂三路大军集中在太行山东麓，破台壁，取晋阳，围长子，势若击卵。次年五月，长子城陷，杀慕容永，亡西燕。至此，西燕所统的上党八郡和翟魏控制的东平四郡尽归于后燕。与此同时，拓跋圭也在全力巩固后方。393年三月，魏军西渡苦水，大破侯吕邻部。七月，南攻收容铁弗勃勃的薛干部。次年十月，拓跋圭命人逐杀从云中西走的柔然部落。这些西部柔然是前几年被强徙到云中来的。被逐杀的柔然人只有万余人逃到漠北。拓跋魏成为塞北唯一强大的势力。

登国十年（395）五月，慕容垂以太子慕容宝为伐魏主帅，命慕容农、慕容麟率众八万为主力，自五原郡袭击拓跋圭。慕容德、慕容绍各将步骑一万八千余众殿后。后燕将士自恃势众力强，非常骄横轻敌。拓跋圭听从张衮的意见，悉徙部落畜产西渡黄河，避开敌军的锋芒。后燕军队轻而易举地攻占了五原，将在这一带垦荒植田的拓跋别部三万余家俘获。燕军到达黄河岸边，建造船只准备渡水。隔岸相望的拓跋圭沿河构筑了许多台告津，重兵把守，警惕防卫。他一面派人去后秦姚兴那里寻求救兵，一面调兵遣将。命令拓跋虔率骑五万东去，绝断燕军左路；又令拓跋仪率骑五万屯守朔方，以承燕军后路；拓跋遵率骑七万堵截燕军南去的归路。

九月，燕军的渡船造好，慕容宝率军渡河。船至中游，忽然暴风骤起，燕军船队大乱。数十只船被风吹到对岸，为魏军所俘。燕军渡河不成，反而损失三百余人。这时，阵中又传出了慕容垂病死的消息，燕军人心浮动。原来慕容宝发兵之时，慕容垂身染重疴。拓跋圭切断了去中山的道路，传递消息的后燕使者尽数为魏军抓获，慕容宝已好久不知其父病情。拓跋圭强迫燕使喊叫慕容垂已死的消息，慕容宝信以为真。他与慕容麟因争夺皇位，互相猜忌，无心恋战。冬十月，慕容宝下令烧船撤军。拓跋圭乘黄河封冻，引兵济河，抛下辎重，选取精锐二万余骑穷追不舍。

十一月间，燕军行至参合陂（今山西大同东），营于陂东。魏军晨夜兼行，暮至陂西。拓跋圭连夜部分诸将，掩袭燕营。燕军忽遭惊扰，大乱。人马相腾蹑，压溺而死的有近万人。埋伏在附近的拓跋遵闻讯赶来在前阻截。前后夹攻，燕军胆丧，四五万人全部放下武器，敛手就擒。随慕容宝等人突围出去的燕军不过几千人。拓跋圭听信部将王建的主张只从燕军中选挑了一些有才能的汉人如贾闰、晁崇等，其余的俘虏尽数坑杀。参合陂一仗，改变了燕魏力量对比。燕军精锐损失大半。魏军获得“兵甲粮货以巨万计”。但是拓跋圭滥杀降俘的严重失策给他以后进取中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十二月，慕容宝回到中山，耻于参合陂之败，请求父亲再度发兵击魏。

慕容垂命令慕容隆的平州龙城兵和慕容盛的蓟州兵会集中山，期以明年雪耻复仇。次年正月，精锐的龙城兵开入中山，燕人士气大振。蓟州兵也陆续会齐。三月，慕容垂命慕容德留守中山，带病亲率大军，秘密出发。经天门，逾恒岭，凿山通路，出魏不意直指云中。时拓跋圭东巡善无北陂，平城守城拓跋虔麻痹大意，素无设防。燕军先锋猝至，拓跋虔仓促应战，败死。燕人陷平城，尽收守城部落三万余家。拓跋圭震动，一时不知所适。慕容垂大军进师平城，路过参合陂，见路边积骸如山，将士皆恸哭号啕，声震山谷。慕容垂惭愤呕血，由是发疾。燕军驻在平城西北三十里，不能行动。慕容垂病势日益沉重，被迫退师中山。四月，燕军至上谷沮阳（今河北怀来），慕容垂病死。慕容宝即位。

据有中原燕军退师后，拓跋圭旋即光复平城。得知燕国易主，他决计进击中原。

六月，拓跋圭派王建取广宁，杀太守独孤部首领刘可泥，徙其部落于平城。同月，魏军取燕郡上谷。七月，拓跋圭改元皇始。八月，他以李栗将骑五万为前驱，亲勒四十余万大军南出马邑，逾于句注，进军并州。别遣将军封真等从东道出军都，袭燕幽州。燕并州刺史慕容农战败后逃回中山，并州遂为魏有。十月，魏军出井陉，至真定，拔常山。一时魏军气盛，所向披靡。后燕守宰或捐城奔窜，或稽颡军门，自常山以东皆附于魏。中原地区只有中山、邺、信都三座孤城还在后燕手中。

十一月，拓跋圭命拓跋仪攻邺，王建、李栗攻信都，并亲自引骑围中山。守中山城的是后燕名将慕容隆。他坚守不出，拓跋圭急攻则伤士，久守又费粮，几十万大军顿于坚城之下，无可奈何。在这一段时间里，各个战场的魏军战况不佳。袭幽州的军队攻蓟城不胜已退守渔阳。王建等攻信都六十余日未下，伤亡惨重。围攻邺城的魏军反而被慕容德击破。魏军苦战不胜，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拓跋魏内部不够稳定。南下的魏军有很多是新被拓跋部征服的部族，他们对为拓跋魏作战，不感兴趣，有的尚存贰心。如别部大人没根阵中反水，带领亲兵数万降燕，又夜袭魏营直至中帐，连拓跋圭本人也几乎被他杀死。不久，没根兄子丑提又率所部族众还云中作乱。柏肆之役，拓跋圭一度失利，魏境流言四起，贺兰部帅附力眷，纥突邻部帅匿尼物，纥奚部帅比根等聚部阴馆造反。另外联盟内部也不甚协调。邺城之败是主将拓跋仪与贺兰部帅贺赖卢内讧酿成。拓跋圭族弟拓跋顺留守云中，闻魏军败讯，欲自立为主。内部斗争牵制了拓跋圭的很多精力和兵力。

第二，后燕的军队虽然减少太半又屡遭重创，但仍然保存了一定的实力。慕容宝据守中山，栢肆一役尚可调发步卒十二万，骑三万七千。慕容宝又以珍宝宫人招募郡县，扩充新军，仅中山一地就募兵万余人。特别是幽州兵，平州龙城兵，兵精甲坚，没有受过重大的打击。

第三，参合陂诛杀降卒引起了后燕地区人民，尤其是鲜卑慕容部人对拓跋魏的极端仇恨。魏兵每到一地，燕民深沟高垒，清野对抗。被围之城，将士泣血踊跃，奋战不降。慕容宝弃中山而走，“中山城内无定主，民恐魏兵乘之，男女结盟，人自为战”。拓跋圭临城劝降，得到的回答是：“恐复如参合之众，故苟延旬月之命耳。”

挫折教训了拓跋圭，迫使他修正错误的政策，从而逐步扭转了困局。首先，他深悔参合之诛，极力抚慰新附。他黜免一些杀戮过多的首领，“刺史、太守、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下令魏军上下“军之所行，不得伤民桑枣”。其次，他大量收纳和启用汉族地主阶级的杰出人物参与军政要务，以适应中原地区的新形势。史言他“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比较突出的是，他任用了北方著名的士族领袖崔宏。崔宏与张衮对掌机要，创立制度。崔逞为尚书，录三十六曹。屈遵为中书令，出纳号令，兼总文诰。在这些汉族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帮助下，拓跋魏加快了由联盟向国家的转变步伐。它制定了能够与先进的封建经济相适应的各种政策，其中包括保留了中原地区原有的租税赋役制度。不久，魏军感染时疫，粮草又供应不足，饥疫并臻，人马牛多死。联盟的许多首领咸言北归。拓跋圭表示：“四海之人，皆可与为国，在吾所以抚之耳！何恤乎无民？”这些人不敢复言归事。这说明随着政策的变化，他个人的权力进一步强化，联盟内的离心力量相应减弱，对于统治中原地区他已充满了信心。第三，拓跋圭改变战略布局，重新配备了兵力。皇始二年（397）正月下旬，他撤军中山，集中力量先取信都。拓跋圭自攻信都，只三日，燕守将慕容凤支持不住，弃城奔走，信都遂降。

拓跋圭取信都后，旋即回师中山。在曲阳柏肆，魏军被后燕夜袭大营，吃了一亏。但很快拓跋圭便镇定下来，在营外鸣鼓收兵，选择时机纵骑冲击，反败为胜。第二天，慕容宝丢弃大军奔还中山。当时，天寒地冻，风雪交加，燕军被风雪冻死者相枕于路。拓跋圭俘获大批燕军将士，收得兵器数十万件。三月，慕容宝向魏求和，请以常山以西属魏，中山以东归燕，并答应送还拓跋觚。不久慕容宝悔约，拓跋圭重新用大兵包围中山城。

后燕统治集团矛盾重重，突出的问题是兄弟争位。慕容麟拥有重兵为慕容宝所嫉。慕容麟素轻慕容宝昏庸无能，时欲取而代之。魏军围城的当夜，慕容麟图谋杀兄自立，事发，出奔西山。慕容宝害怕他先据龙城，遂带着妻子及兄弟宗族数千骑弃城北走。魏军追至范阳，不及而还。中山城内拥立慕容详为主，仍扼守不降。拓跋圭把拓跋仪从邺城前线调来负责粮运，继续围城。不久，慕容麟返回中山，杀慕容详自立。九月，中山城粮绝。慕容麟率三万人去新市找粮，与拓跋圭在义台坞会战，魏军大获全胜，斩杀九千余人。慕容麟单骑逃至邺城，被慕容德杀死。中山城无主，守将张骧、李沈等献城投降，随之而降的各级官吏士卒二万多人。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较量，拓跋圭终于攻占了燕都中山城。守邺的慕容德得知中山失陷，次年正月弃邺，南下滑台阻河拒守。这样，原属后燕的黄河以北的广大的关东地区遂归魏有。由联盟转变成国家拓跋联盟进入汉族长期聚居的中原地区，受到先进的封建经济、文化的强烈冲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急剧的变化。天兴元年（398），二十八岁的拓跋圭最终完成了拓跋国家的建立。

平定中原后，拓跋圭下令“离散部落，分土定居，不听迁徙”。拓跋氏族部落组织的解体在什翼犍死后已经开始，拓跋圭重建联盟也曾“散诸部落”，但大规模地瓦解部落组织，用地域性的国家组织代替血缘关系，还是在平燕以后。拓跋圭强迫部落大人和普通的氏族成员脱离统领关系，要求原来的“君长大人皆同编户”。贺兰部首领贺讷是拓跋圭的舅父，这次也被解除了对部众的统领权力。

拓跋圭建立国家的第二个标志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成为阶级压迫的工具。拓跋圭模仿汉族统治者的传统形式建立了一整套政权机构。天兴元年六月，拓跋圭议定国号为“魏”，历史上称之为北魏。七月，从盛乐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八月，“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十一月，又命令“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吏部尚书崔玄伯（宏）总而裁之。”十二月，他正式称帝，改元。在此之前，他还设置了刺史、太守、令长等外职官员。并在中原地区设立了八个军府，在北方边境设立了镇戍，区分了中军和外军，当时北魏“中军精骑十有余万，外军无数”。

第三，“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根据中原和代北的不同特点，拓跋圭规定了相应的租税赋役制度。天兴元年正月，他重申维持旧燕旧土的租赋制度。在平城及其周围设置八部帅，其职责是对分土定居的氏族成员“劝课农桑，量校收入，以为殿最”。同年，拓跋圭从中原地区迁徙大量被征服的人口到京城，“诏给内徙新民耕田，计口授田”。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在代北地区有了发展，国家按比例对定居从事农业劳动的国人和徙民考课，为北魏政权的存在提供了物质保障。

拓跋圭所建立的国家虽然带有一定程度的奴隶制特点，但决定其社会性质的因素基本上是属于封建制的，只不过尚未成熟而已。

北魏政权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治地位比较稳定的，统治时期比较长的封建王朝。它最终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长期混战、分裂的局面，统一了北部中国。它促进了各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的融合，使南北政权的对立逐步丧失了民族矛盾的色彩，为以后全国的统一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拓跋圭所建立的封建国家还是很不健全的，带有很大的原始性和过渡性。南朝人称北魏政权是“胡风国俗，杂相揉乱”。《魏书·礼志》也承认“虽参采古式，多违旧章”。这种浓重的氏族残余，首先表现在官制上。部落联盟时期，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诸部大人议事。诸部大人议事有个常设机构负责处理联盟的日常事务，它最早叫做四部大人。拓跋圭建国后，这个机构被扩大为八部大夫，并比附汉人官制“以拟八座”。他们执掌朝柄，权极重。天兴二年（399），拓跋圭“分尚书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夫主之”。管理诸方杂人的机构”因而不改，南北犹置大人，对治二部”。北魏的刺史、太守、令长皆置三人，“宗室一人，异姓二人，比古之上中下三大夫”。这种多元政体都是军事民主制度在国家机构中的遗留。另外氏族残余还表现在兵制上。北魏初期的兵带有部落兵的特征，一道离散部落的命令很难割断血缘的纽带，将领和士兵之间不仅是统属关系，而且有亲缘关系。部落首领在军队中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影响。

上述特点使得旧部落贵族在北魏初期的国家政权中保持着重要的势力。

这种势力是拓跋圭强化皇权的严重障碍。因而，拓跋圭同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关系相当紧张。但另一方面，拓跋圭的建国是通过对周围各族和中原汉族的征服战争实现的。在压迫被征服民族的问题上，拓跋鲜卑上层分子之间态度完全一致。因而，部落贵族们又是拓跋圭对外开疆拓地，对内实行统治的中坚。这使得拓跋圭陷于极度的矛盾之中。

同时，拓跋圭还有一个矛盾不能解决，这就是如何对待汉族地主阶级的问题。野蛮落后的拓跋族统治者对于封建的典章文物制度毫无所知，如果不依靠富于政治统治经验的汉族地主阶级上层人物的帮助，拓跋圭既不能建立和完善他的国家，更不能在中原地区长治长安。但当时拓跋鲜卑统治者和汉族上层分子合流伊始，猜忌心理和敌对情绪尚未完全排除。拓跋圭在任用汉族士人的时候，常常表现出疑虑和戒备。

创立强大的北魏帝国，完成拓跋部落联盟向国家的转变，这是拓跋圭一生中最杰出的成就，也是他一生事业的顶点。此后，他越来越为无法解脱的矛盾所缠绕，显得步履艰难了。

举步维艰的暮年生涯天兴二年（399）正月，拓跋圭分命诸将北袭高车。拓跋仪率三军从东道出长川。乐真率七军从西道出牛川，拓跋圭本人亲率大军从中道自駮髯河向西北。二月，三路大军会同，大破高车三十余部，获取了大批牲畜、人口。七月，拓跋圭与一大批汉族官僚发生冲突。起因是拓跋圭认为东晋雍州刺史郗恢的来信对他不恭，命令张兗、崔逞写信侮辱东晋皇帝，而张、崔二人没有完全遂从他的意愿。恰巧这年，拓跋圭委任的汉族官吏中山太守仇儒、清河太守傅世聚众反魏，张兗荐举的河间太守卢溥接受龙城后燕残余政权的爵命，占据渔阳数郡，攻杀了魏幽州刺史封沓干。崔逞留在冀州的妻子和四个儿子也南奔慕容德去了。这些事大大激怒了拓跋圭，加上崔逞平素对他态度侮慢，于是便下令诛杀崔逞，废黜张兗、封懿等人。

但不久，拓跋圭发现给他造成最大威胁的并不是汉族官僚，而是那些拥有重兵、执掌权柄的部落贵族。

天兴三年（400），拓跋圭接受一个叫公孙表的人上的韩非书，开始加强君权，以法制统御臣下。拓跋圭借口将军李栗对他舒放下肃，咳唾任情，下令处死。诛杀李栗，举朝震动。拓跋圭趁势下诏警告“不义而求非望者”，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徒丧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锯之诛”。第二天，他又下诏诫告群臣不许贪名争位。但不久仍然发生了拓跋仪勾结穆崇谋杀他的政变活动。拓跋仪是拓跋圭的同祖弟。立穆陵部首领穆崇是早年护卫拓跋圭逃离独孤部的旧属。二人追随拓跋圭东征西讨，屡立大功。中山平，拓跋仪以丞相入辅。他们合谋在皇宫周围埋伏武士伺机杀掉拓跋圭，以夺取皇位。阴谋被人告发，拓跋圭考虑两人持有军权，党羽甚重，如予追究，牵引太多，不好收场。而这时西部战事已起，用人之际，不宜大兴杀戮，所以暂时没有惩办他们。

拓跋圭消灭刘卫辰时，刘卫辰的少子勃勃亡奔薛干部。不久，勃勃又转依没弈干。西秦国主姚兴封他为安远将军，使其助没弈干镇高平。并把义城、朔方杂夷及铁弗余众三万人归其统领。铁弗勃勃势力逐渐发展起来，成为北魏西部边害。天兴四年（401）十二月，拓跋圭派拓跋遵、和跋率领五万军队袭击高平。次年正月，没弈干放弃高平与勃勃跑到上邦。魏军很快占领高平，将其民徙往平城。同时，拓跋圭派遣的由和突统帅的另一支军队也击溃了黜弗、素古延等部。黜弗等都是西秦的附庸，由是秦、魏两国交恶。拓跋圭命令邻秦的并州诸郡在乾壁积谷，防备西秦的进犯。五月，西秦国主姚兴命令姚平、狄伯支等人率步骑四万人攻击北魏，姚兴统兵殿后。经过二个月的战斗，秦军占领乾壁。拓跋圭闻讯，命拓跋顺等人为前锋，亲自带领大军赶来救授。很快，魏军在柴壁将攻魏的秦军团团围住。不久，拓跋圭分兵在蒙坑将救援的秦军击溃。柴壁的秦军粮竭矢尽，突围不成，统帅姚平赴水而死。于是，二万秦军敛手就擒。姚兴遣使求和，拓跋圭不许，乘胜进攻蒲陂。因为遇到与秦交好的柔然前来骚扰，拓跋圭才怏怏撤兵而去。柴壁之战是北魏建国后最大的一次战争。

天兴六年（403），北魏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重新激化。拓跋圭削除了曾在柏肆之役图谋自立的拓跋顺的职务。同年，他以“好修虚誉”的罪名处死将军和跋，并诛灭他的全家。次年，拓跋圭设立候官，以刺探臣下的活动。天赐四年（407），他以“醉乱失礼”的名目斩杀战功赫赫的拓跋遵。借助候官的告发，他又捕杀了将军庾岳。宿有积怨的莫题也被拓跋圭嘲弄后族灭。天赐年间，拓跋圭与部落贵族的争杀白炽化。恐惧、不安和过度的紧张使得拓跋圭精神变态。他常常几夜不睡，几天不吃，自言自语。他迷信道士，喜食道士为其煮炼的仙丹。药物中毒更使他性情躁扰，忿怒无常。他认为所有的臣子都不可相信，找一个借口就将怀疑的对象杀掉。他猜疑心重，发现这个人脸色紧张，那个人呼吸不对；这个人走路姿势异常，那个人言语对答失措，便亲手砍死，然后将尸体陈列在宫殿的前面示众。拓跋圭的反常行为引起朝内人心惶惶，许多并无野心的官吏害怕被杀，也不敢接近他。拓跋圭成了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北魏政局，岌岌可危。

天赐六年（409），在穆崇死后感到势单力孤的拓跋仪单骑逃遁。拓跋圭命人追捕，很快将这个夺位的劲敌消灭。之后，拓跋圭又借口这年“天文多变”，准备杀死与拓跋仪有牵连的诸王子弟三十余人。

这一年十月的一天，拓跋圭准备将妃子贺氏处死。贺氏秘密通信给儿子拓跋绍，要他来救。深夜，拓跋绍带领着私人卫队，由宦官引路跳越宫墙闯入拓跋圭的卧室。睡梦中的拓跋圭惊醒，没有找到自卫的武器，便被儿子拓跋绍乱刀砍死。拓跋圭终年只有三十九岁。

第二节 拓跋焘

拓跋焘（408—452），字佛貍，代（今山西外长城以南大同、左云一带）人，北魏皇帝，谥号太武皇帝，庙号世祖，史称魏太武帝。在拓跋焘统治期间，北魏统一了黄河流域，使西晋末年以来北方地区的割据混乱局面得以结束，为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拓跋焘生于魏道武帝天赐五年（408），为太宗明元皇帝长子。母杜氏，魏郡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人，太宗即位，封贵嫔，泰常五年（420）卒。泰常七年（422）四月，拓跋焘受封为泰平王，是年，因明元帝长期服用寒食散染疾，难理朝事，拓跋焘遂以皇太子身份临朝听政，成为摄政王。明年，太宗病故，十一月，拓跋焘正式即位称帝。

其时，北魏王朝经拓跋圭、嗣父子两代的经营，统一大漠，东破库莫奚，西败高车，大胜后燕慕容氏，尽取黄河以北山西、河北之地，隔河与南朝刘宋政权相峙。处于上升阶段的拓跋氏正雄心勃勃，力图统一北方，进击南朝。然而整个北方地区的形势仍然十分复杂，赫连夏称雄关中，匈奴别种卢水胡建立的北凉盘踞河西，鲜卑乞伏氏建立的西秦割占陇右，辽东则有冯跋建立的后燕，北方的柔然更是不断犯界侵扰，在拓跋氏统一北方的道路上仍然面临着许多强硬的对手。同时，南方的刘宋政权亦虎视眈眈，公元424年，刘义隆即位，是为宋文帝。他一面改革内政，整顿吏治，督课农桑，在南方出现了一个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小康局面，史称“元嘉之治”。一面积极筹划北伐，力图收复武帝刘裕北伐时所丢失的洛阳、虎牢（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滑台（今河南滑县东）等河南之地，形成对北魏王朝的又一个威胁。因此，拓跋焘即位后，戎车屡动，频频征讨，开始了一系列的军事活动。北伐柔然，西征大夏拓跋焘的第一个目标便是柔然。柔然，《魏书》称蠕蠕，是鲜卑族的一个分支，约在五世纪初，建立起一个东起外兴安岭，西越阿尔泰山，南到大沙漠，北包贝加尔湖的强大游牧国家，成为拓跋族在北方的一个劲敌。北魏建立之初，柔然便不断侵扰，蠕蠕犯塞”的记载史不绝书。始光元年（424），拓跋焘即位不久，柔然汉纥升盖可汗大檀就率领六万骑兵攻入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杀掠吏民，抢劫财物，攻陷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故都。拓跋焘率轻骑讨之，亦陷入重围，全赖殊死拼战，才使柔然兵退。柔然的侵扰牵制了北魏力量，使其无力进一步征服其他割据政权，更无力南进，与刘宋王朝争强。拓跋焘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提出如果不先征服柔然，就会腹背受敌，陷于困境。他不顾太后和众多大臣的反对，在崔浩等支持下，决定北征柔然。

始光元年（424）九月，拓跋焘大集士卒，治兵于东郊，准备北征。十二月，拓跋焘亲征，以平阳王长孙翰率军出参合（今内蒙古凉城东北），自领一军进屯柞山（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境内），与阿伏干率领的柔然骑兵相遇，斩首数千，获马万余匹，大胜而归。明年十月，拓跋焘再次治兵于西郊，大举北伐，东西五道并进，大军至漠南，舍辎重，轻骑带十五日粮越大沙漠进攻，柔然可汗大檀惊慌失措，率众北遁。这两次北伐虽然并没有使柔然受到致命打击，但使得柔然对北魏的侵扰有所缓和。

始光二年（425），夏主赫连勃勃死，子昌继位。先是，赫连勃勃立太子赫连璝，后欲废璝而立幼子酒泉公赫连伦，璝于是攻杀伦，三子太原公昌又率兵攻杀璝，勃勃即以昌为太子，及勃勃死，昌遂得继位。拓跋焘闻知勃勃诸子相攻，关中大乱，遂乘机西伐。始光三年（426）九月，以司空奚斤领一军袭蒲坂（今山西永济县东），宋兵将军周几领一军袭陕城（今河南陕县西），进逼关中重镇长安。十月，亲领大军奔袭统万（今内蒙古乌审旗南），行至君子津（今内蒙古清水河县西北九十公里黄河处），天气暴寒，河水冰冻，拓跋焘遂帅轻骑二万从冰上渡河，兵至黑水（今陕西横山西北长城外无定河北岸的支流淖泥河），离统万城仅三十余里，正是冬至日，赫连昌在宫中大宴群臣，突闻消息，上下惊恐。赫连昌匆促领兵迎战，大败而退，城门未及关闭，魏军乘势攻入西门。赫连昌退入宫内，紧闭大门，拓跋焘见一时难以攻下，遂于第二天分兵四掠，获牛马十余万头，徙民户万余家而归。与此同时，另两路魏军亦先后占领弘农（今河南灵宝北）、蒲坂、长安。

始光四年（427）春，赫连昌遣其弟赫连定领兵二万向长安，力图夺回这一关中重镇，魏兵固守，双方相持于长安城郊。拓跋焘闻报后，遂伐木阴山，大造攻城器具，准备再度伐夏。五月，分部诸将，以司徒长孙翰、廷尉长孙道生、宗正娥清等领骑兵三万为前都，常山王拓跋素、太仆丘堆、将军元太毗等领步兵三万为后援，南阳王优真、执金吾桓贷、将军姚黄眉等领步兵三万部送攻具，将军贺多罗领精骑三千为前候。大军到拔邻山（在黑水东北，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境内），魏军舍弃辎重，拓跋焘领轻骑三万奔袭，至于黑水，魏军在周围山谷分兵设伏，拓跋焘领一军直趋统万城。赫连昌本欲坚守，待在关中的赫连定回师援救，然赫连定正与长安魏军胶着不下，拓跋焘又故意示之以弱，令士兵采集野菜为食。于是，赫连昌引步骑三万出城迎战，魏军伪退，夏兵鼓噪追击，魏军突然反击，夏兵不及防备，大溃而奔，魏军乘胜攻入统万城内，赫连昌逃奔上邦（今甘肃天水），长孙翰领军追至高平（今宁夏固原），不及而还。正在长安城外的赫连定闻统万已破，军心大乱，亦收众退奔上邽。明年二月，平北将军尉眷领兵攻占上邽，赫连昌退保平凉（今甘肃平凉西北），不久，被魏兵所擒。赫连定收拾余众，保据平凉，即皇帝位。

当拓跋焘大举攻夏之际，柔然见魏军方有事于西方，又屡屡侵扰边界，神麔元年（428），柔然骑兵万余攻入塞内，大掠边民而走。因此，拓跋焘决定再行北伐柔然。神麔二年（429）四月，拓跋焘治兵于南郊，分军遣将，平阳王长孙翰领军自西道向大娥山，拓跋焘领军自东道向黑山（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同会于柔然可汗庭（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西北）。五月，东道魏军到达漠南，舍弃辎重，轻骑奔袭。兵至粟水（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北部之翁金河），柔然可汗大檀闻听北魏大军来到，不及设备，只得携其家族，焚毁屋舍西遁，部落四散，畜产布野，无人收视。大檀弟匹黎先闻有魏军来攻，帅众欲来救援，恰遇西道魏军到达，被魏军击溃。拓跋焘率魏军沿粟水西行，六月，到达离平城三千七百余里的菟园水（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南之推河），魏军分兵搜讨，东至瀚海（今蒙古高原东北境），西至张掖水（今纳林河），北越燕然山（今杭爱山），原来受柔然控制的高车诸部也趁机摆脱柔然，先后归附北魏者有三十余万落之多，所获牛马百余万匹。七月，拓跋焘引兵东还，回到漠南，闻东部高车屯驻已尼陂（今贝加尔湖），人畜甚众，遂遣左仆射安原等领骑兵往攻之，招降东部高车数十万落，将他们劫往漠南北魏控制地区。十月，魏军凯旋回到平城。

柔然的强盛，本来是靠高车部落的依附，一旦高车挣脱统治，柔然汗国的势力，便骤然削弱，可汗大檀以部落衰弱，恚恨发病而死。此后，拓跋焘在太平真君四年（443）和十年（449）又两次亲征，击败柔然，使柔然怖威北窜，不敢复南，消除了北部边境的威胁。

击败柔然后，拓跋焘整顿了北边的镇戍。北魏在北部边境设置镇戍，起于道武帝拓跋圭时，其时，拓跋族正步入中原，为免除柔然入侵带来的后顾之忧，在边境地区设置镇戍，配备镇兵御边。明元帝拓跋嗣时，又进一步增设镇戍，在西起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东至赤城（今河北赤城），绵延二千多里的边境上筑长城，配置镇戍。拓跋焘在征服柔然后，对北边镇戍加以完善，使之制度化，西暨五原、东至濡源（今河北东北部滦河），三千多里的边境上，分设六镇，徙柔然、高车降附之民居之，各镇设置府司，增置吏员。不久，又诏令数有战功，兼悉北境地形的来大千巡抚六镇，经略布置。这样，就使原来仅仅为了御边而设置的镇戍成为边境一级地方政权，兼理军民政务。此后，这一套镇戍制度便相沿传至北魏末，直到六镇起义后，才改镇为州。

南抗刘宋，西灭赫连夏神麔三年（430），刘宋北伐，欲收复河南失地，右将军到彦之率兵五万自清水（今济水）入河，溯流西行；骁骑将军段宏领精骑八千直指虎牢（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豫州刺史刘德武领兵一万继进；后将军长沙王刘义欣领兵三万监征讨诸军事。七月，到彦之到达须昌（今山东东平须城镇西北），拓跋焘以河南四镇戍兵人少，命各镇悉收众北渡，于是，金墉（今河南洛阳东古洛阳城西北角）、虎牢、滑台（今河南滑县东）、碻磝（今山东茌平西南古黄河南岸）四镇尽落于宋军之手。宋军进屯灵昌津（今河南延津西北），列守南岸，司、兖二州都在宋军控制之下。

八月，拓跋焘遣冠军将军安颉督领诸军，击到彦之，彦之令神将姚耸夫渡河攻冶坂（今河南孟县西南），与颉战，宋兵大败，死者甚众。十月，安颉自委粟津（今山东范县东）渡黄河，攻金墉，宋军守将杜骥弃城南走；安颉连下金墉、洛阳。于是，魏诸军俱会于七女津（今山东东平西北岸），准备渡河，到彦之为阻止魏兵渡河，遣裨将王蟠龙溯流夺船，被魏军斩首。安颉率兵再攻虎牢，宋军守将尹冲和荥阳太守崔模投降。到彦之闻讯后，弃滑台奔退，焚舟弃甲，步趋彭城（今江苏徐州）。宋文帝派檀道济前往援救，已经来不及了。神四年（公元431年）二月，魏军攻取滑台，檀道济转战至历城（今山东济南西），被魏军焚毁粮草，宋兵乏粮，只得退师，刘宋的北伐，终以失败告结。

当宋兵攻魏之对，据守平凉的赫连定亦乘势而出，遣使刘宋，相约合兵灭魂，遥分河北，自恒山以东属宋，以西属夏。在崔浩的建议下，拓跋焘领兵攻平凉，先招降赫连昌，未下，拓跋焘遂令安西将军古弼领兵趣安定（今甘肃泾川北）。赫连定正领兵出安定，欲救平凉，被古弼所领魏军战败，遂亡走鹑觚原（今甘肃灵台东北）。魏军围之，断其水道，夏兵饥渴难忍，只得突围，魏军乘势击之，夏兵大溃。赫连定亦受重伤，单骑脱走，收余部西保上邽，安定。平凉相继为魏占领。明年六月，赫连定在攻打北凉途中，遭吐谷浑袭击而被俘，送至平城斩首。赫连夏立国二十五年而亡。

消灭北燕、北凉延和元年（432）夏，拓跋焘治兵于南郊，谋攻北燕。前年，北燕主冯跋死，其弟冯弘，尽杀跋诸子，自立为燕天王，国内动乱，于是魏军乘机伐之。七月，拓跋焘率军至濡水（今滦河），令安东将军奚斤征幽州民及密云（今北京密云）丁零万余人运攻具，出南道，相会于和龙（今辽宁朝阳市）。冯弘闻魏军至，婴城固守，石城（今辽宁建昌西）太守李崇等降魏。八月，冯弘遣军出战，被魏军击败，营丘（今辽宁锦县）、带方（今辽宁盖县西南）、玄菟（今辽宁沈阳东）等六郡皆降。拓跋焘见和龙城一时难以攻克，遂于九月间徙六郡民三万余户而归。此后，魏军又连续出兵伐燕，冯弘数度求和遭到拒绝，太延二年（436），拓跋焘又以平东将军娥清、安西将军古弼领精骑一万攻燕，冯弘见情形急迫，亡走高丽，魏兵占领和龙，至此，北燕立国二十八年而亡。

北燕亡后，北方割据政权仅剩下河西地区的北凉了，太延五年（439）五月，拓跋焘治兵于西郊，准备西征，七月，拓跋焘率大军从云中渡黄河，到达上郡属国城（今陕西榆林北），留辎重，部分诸军，以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尚书令刘洁领一军，常山王素领一军，二道并进为前锋；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太宰阳平王杜超为后继；以平西将军源贺为向导。八月，魏军到达姑臧（今甘肃武威），沮渠牧犍力图一战，遣弟董来领兵万人拒战于城南，然凉军望风而溃，魏军迅速包围姑臧城，牧犍兄子祖、万年等先后出城降魏，牧犍虽曾一度想求救于柔然，然见大势已去，难以久持，九月，帅其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缚出城投降。这样，黄河流域的最后一个割据政权灭亡，西晋末年开始的分裂局面结束了，北方地区重新统一。十月，魏军东还，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平城。是岁，西域鄯善、龟兹、疏勒、焉耆等国并遣使朝贡，北魏控制了西域广大地区。从太延元年（435）起，拓跋焘多次遣使者出使西域，有效地行使了统治。

推行封建化措施拓跋族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受到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随着黄河流域的重新统一，自拓跋圭时就已开始的封建化进程在拓跋焘统治时期出现了一个飞跃。

拓跋族封建化的主要途径是通过与汉族士人相结合，吸取汉族传统的统治思想、经验和政治制度。早在拓跋圭统治时，就十分注意收罗汉族士人，凡有士大夫求见者，无论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凡有才能者，咸蒙叙用。太平登国十年（395），拓跋圭大破后燕军，于俘虏中耀拔了汉族士人贾彝、贾闰、晁崇等，参议政事，开始了与汉族士人的合作。拓跋焘统治时，将这种合作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方面，通过兼并战争，将各个割据政权中有才识的汉族士人搜罗一空。始光四年（426），魏军攻克夏都统万，拓跋焘便将在赫连昌政权中任职的汉族士人毛修之、赵逸、胡方回、张渊、徐辨等人请入北魏政府任职。太延五年（439）平凉之后，更是将凉州境内著名的儒家学者搜罗一空，皆礼而用之。另一方面，又频频下诏州郡，礼请各地著名的汉族士人入仕北魏，仅神四年（431）一次就征请了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颍、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数百名汉族士人，根据才能学识，分别委用，勃海高允晚年写有《高士颂》一文，颂扬了拓跋焘对汉族士人的重用，描绘了当时北魏政府中“髦士盈朝，而济济之美兴焉”的盛况。

拓跋焘统治时期大批汉族士人入仕北魏政权，标志着从拓跋圭时开始的拓跋族与汉族士人的合作基本完成，从而意味着拓跋族的封建化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政治上，拓跋焘积极吸取汉族传统的统治经验和政治制度。

秦汉以来，举凡是有所作为的汉族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吏治，因为吏治的清明与否直接危及社会的治乱，拓跋焘也吸取了汉族的统治经验，在汉族士人的帮助下，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着力整顿吏治。

北魏初，百官无俸禄制度，各级官吏侵夺公私财物的现象十分严重。地方官吏求欲无厌，截没官物入于私囊；武将盗没军资，纵兵掠抢。官吏的贪婪聚敛增加了劳动人民的负担，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根源之一，拓跋焘对此采取了严厉措施。一方面多次下诏令严厉制止官吏的贪残行为，并规定百姓可以告发地方官吏不守法者，以加强对地方官吏的检举督察；另一方面通过巡行察访了解官吏政绩，不称职者罢免，有恶行者处之以法。征西将军皮豹子侵没官财，被免职流徙统万；镇西将军王斤任意调发，民不堪受，拓跋焘调查确实后，处以斩刑；大臣丘堆借口军粮缺乏，纵兵掠夺，亦被斩首。始光四年（427），拓跋焘巡行中山（今河北内长城以南，保定以西，唐县以东和滹沱河以北地区）时，一次就罢免地方官有贪污劣迹者十数人。由于处置严厉，大臣犯法，无所宽假，因此，拓跋焘统治时期不少官吏勤于政事，客观上有利于人民生活和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

北魏初，虽也有律令，但十分原始，带有奴隶制法律的残酷性。拓跋圭时，随着拓跋族步入中原，开始吸取汉族封建律令。拓跋焘继位后，进一步修订律令，征用汉族士人崔浩、游雅、高允等先后三次更订律令，大量吸收中原汉族律令条文，使之更适合汉族情况。

鼓励进谏。中国自秦汉以来，形成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皇帝手握太阿，生杀任性，至高无上，一切听凭皇帝个人意志处理，臣下只能唯命是从，顺旨照办。但也有一些比较开明的皇帝，能兼听纳谏，拓跋焘在这方面也较为注意。如尚书令古弼秦请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一带贫民无田，可缩减宫廷苑囿土地以赐民，正逢拓跋焘与给事中刘树在下棋，显出不愿听古弼陈奏的样子。于是，古弼就上去抓住刘树的头，把他从床上拉下来，并用手揪刘树的耳朵，用拳头捶刘树的背，骂道：“朝廷不治，就是你的罪！”拓跋焘一看此种情景，马上放下棋子对古弼说：“不听奏事，实在是我的错。”并同意将苑囿占用土地的一半分给贫民。拓跋焘的纳谏虽然比不上后世的唐太宗，但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来说，也可算是佼佼者了。

从上面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拓跋焘在统治手段和制度上都较多地吸取了汉族统治阶级的做法，从而标志着拓跋族封建化在政治上的加深。

经济上，拓跋焘也吸取了汉族统治阶级的传统政策，劝课农桑，崇尚节俭。

拓跋族原是草原游牧部落，对农业生产方式较为陌生，入主中原后，面临的是以农耕为主的社会经济，而历代汉族政权也都是把劝课农桑作为一项最主要的工作来进行的，随着拓跋族完成对北方的统一，也越来越认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拓跋焘统治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劝课农桑。一方面沿用魏晋以来的封建赋税制度户调式，凡有征发，由县宰召集乡邑三长计赀定课，裒多益寡，九品混通。另一方面又沿用历代汉族政权的做法，将劝课农桑作为衡量地方牧守政绩的主要标准，由刺史明考优劣，以确定官吏的升降臧否，对那些烦扰百姓，妄加征发，损害了农业生产的官吏轻者罢免，重者给以法律处分。因此，在拓跋焘统治时期，北魏政府中出现了不少勤于职守的地方官吏，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也逐步得到了恢复。

崇尚节俭。拓跋焘在生活上是比较节制的，衣食车马，取给而已，不好珍丽，食不二味。不仅自己如此，对后宫嫔妃也要求如此。当群臣建议大修平城宫室时，拓跋焘明确表示：财者军国之本，不应轻费，国家兴衰在德不在城，拒绝了大臣们的建议。由于统治阶级崇尚节俭，使老百姓的赋役负担相应减轻，也有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思想上，拓跋焘也象汉族封建政权一样，倡导儒学，崇尚文教。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自西汉武帝以来，儒家学说成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通过尊奉儒学，崇尚文教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北魏初，忙于征战，对此是很不注意的，拓跋焘统一北方后，开始把崇尚文教作为其统治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太平真君五年（444），拓跋焘发布宣文教令，认为此前因军国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齐风俗，示轨则于天下，规定自王公至于卿土，其子息皆得诣太学受学。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兴办学校，选拔儒家学者讲学，如敦煌学者索敞，以儒学见拔为中书博士，专门从事贵族子弟的教育，笃勤训授十余年，其学生中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河内温（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常爽，置学馆于温水（今南盘江）之右，教授学生七百余人，不少人后来位居要职。通过这些儒家学者的努力，北魏的教育事业走到了正轨，京师学业，翕然复兴。

整理经籍。晋末动乱，随之又是一百多年的十六国分裂割据，中原儒家经籍的散失十分严重，拓跋焘统治时期，任用一批儒家学者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如索敞撰编的《丧服要记》，将儒家经典中有关丧礼的篇章辑成一册，为拓跋族继承和吸取儒家丧仪礼节提供了根据和方便。他如《易》、《乐》、《诗》诸经也都组织人力加以注释整理。

修编国史。修史本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殷商以来，政府中就设有专职史官，但北魏初，这一工作却停顿了。拓跋焘在平凉之后，根据司徒崔浩的建议，招集了段承根、阴仲达等一批河西学者，编修国史，从而使绵延数千年的修史传统在北魏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拓跋焘采取的崇尚文教政策，使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很快地为拓跋族所熟悉和接受，因此，司马光和胡三省都说：北魏自平凉后，儒风始振。尤值一提的是，随着学校的建立，教育的发展，儒家经典的整理刊行，提高了拓跋族的汉文化水平，培养了一批精通儒家学说的拓跋族知识分子，从而成为以后孝文帝改制的社会基础与思想基础，因此，拓跋焘的崇尚文教政策为后来的太和改制起了奠基作用。

镇压盖吴起义拓跋焘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中所推行的这些政策和措施对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都起有积极作用，也加速了拓跋族的封建化进程。但是，拓跋焘毕竟是封建帝王，他没有摆脱民族的界限，更没有停止过对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因此，在拓跋焘统治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仍然十分激烈，太平真君六年（445），关中地区爆发了卢水胡盖吴领导的武装起义。关中地区自魏晋以来已成为多民族聚居区，这里生活着汉、匈奴、氐、羌、鲜卑、卢水胡、屠各等少数民族，西晋时人江统曾说：关中之人百余万口，戎狄居半。加之十六国时，匈奴、氐、鲜卑等少数民族曾在这里建立过政权，因此关中地区更成为各族人民交错居住区。北魏征服关中后，对这里的各族人民实行民族高压政策，强行迁徙到京师平城，以加强控制，被迁徙者一路颠沛流离，死于途中者往往十之三四。有的则被充作各种府营杂户，供封建国家各部门驱使奴役。更有甚者，将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充当肉篱，如正平元年（451），拓跋焘率军进攻刘宋盱眙（今江苏盱眙）城时，写信给守将臧质说：今所遣攻城士卒，皆非拓跋族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人，城南是秦陇一带的氐、羌人。如果你杀死丁零族士兵，正可以减少常山（治元氏，今河北元氏西北）、赵郡（治平棘，今河北赵县）的反抗力量；胡族士兵死了，正可减少并州（今山西汾水中游地区，治晋阳，今山西太原）的反抗力量；氐、羌士兵死了，则可减少关中的反抗力量。因此无论你杀死哪部分士兵，对我都是有利的！从这一事例中可以看出拓跋焘迫害其他各族人民的手段是十分毒辣与残忍的。再加上拓跋焘用兵西北，关中首当其冲，这里的人民承受的赋役负担尤重。因此，关中地区的反抗斗争也就特别激烈，屡有发生，到太平真君六年（445）九月，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盖吴起义。

盖吴，卢水胡人。卢水胡是匈奴别部，因居于卢水而得名，自东汉以来聚居于湟中（今青海湟水两岸），其后渐分布于秦、陇，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就是渭北卢水胡的聚居区，拓跋氏平定关中后，在这里设置军镇，加强对卢水胡的控制，因此，盖吴起义首先在这里爆发。

起义爆发后，北魏长安镇副将元纥率军前往镇压，被击败。于是，关中各族人民尽皆响应，起义军扩大到十万余人，分兵三路，一路由白广平率领向西南攻取新平（今陕西彬县）、安定（今甘肃临泾）；一路向东南攻取临晋（今陕西大荔南），从东面威逼长安；盖吴自领一军攻取李润堡（今陕西大荔北），直插渭北，准备进攻长安。拓跋焘急忙调发高平镇（今宁夏固原）敕勒骑兵赶赴长安，又令将军长孙拔调集并、秦、雍三州之兵屯守渭北。与此同时，聚居于河、汾间的河东蜀在薛永宗领导下于太平真君六年（445）十一月袭击北魏在河东的牧场，夺取马匹，组织了一支三千余人的骑兵，在汾曲（今山西新绛附近）发动起义。盖吴派人和薛永宗取得联系，薛永宗接受盖吴的任命为秦州刺史，先后攻取闻喜（今山西闻喜）、弘农（今河南灵宝），逼近潼关，队伍亦发展到五万余人。

两支起义军连衡相应，结成犄角之势，声威大震，北起杏城，南至渭北，西抵金城（今甘肃兰州），东及河东，以陕西中部为中心，包括甘肃东部、宁夏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北部的广大地区都处于起义军的控制和影响之下。盖吴派使臣赵绾上书宋文帝，希望刘宋政权能出师河、陕，形成对北魏南北夹攻的态势。

在关中统治摇摇欲坠的情况下，拓跋焘亲自领军征讨，他采取分兵牵制、各个击破的策略，由殿中尚书乙拔将三万骑讨盖吴，西平公寇提将万骑讨白广平，自领主力进攻薛永宗。太平真君七年（446）正月，大军兵临汾曲，利用当地豪强建立壁垒，隔断薛永宗和盖吴的联系，随后乘起义军没有戒备的情况下发起突然袭击，镇压了这支起义军。二月，拓跋焘率军渡过黄河，至洛水桥（今陕西大荔境内）。盖吴闻讯后北撤，在杏城遭到魏军包围，损失严重，再次上书宋文帝，希望刘宋政权能出师援救，但未能如愿，八月，盖吴被叛徒所杀，起义军被镇压。不久，活动在甘肃东部的白广平也遭失败。在镇压盖吴起义的过程中，拓跋焘对沿途响应起义的各族人民进行了残酷杀戮，力图以民族高压政策来扼杀反抗斗争，暴露了其统治者的本性。

灭佛太平真君七年（446），拓跋焘在大臣崔浩的建议下，下诏灭佛。拓跋族入主中原后，承中原佛法之事，接受了佛教这一思想武器，用它来敷导民俗，因此，从拓跋圭开始，北魏统治者大都敬礼沙门。拓跋焘继位之初也是如此，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但是，佛教的发展，也给北魏的统治带来一些不利因素和影响。

佛教势力的发展，佛教徒的大量增加，使国家控制的户口相应减少，拓跋焘在位时，东征西讨，南北设防，尤需大量人力；佛教所宣扬的理论虽然从本质上讲是有利于封建统治的，但个别僧侣的夸诞大言也会超越封建政治轨道，使得王法废而不行；尤其是北魏初承汉代遗风，谶纬方术流行，无论朝廷民间都笃信不疑，拓跋焘也是如此，军政大事往往先予卜问，一些佛教徒也借助于鬼神方术扩大其影响，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拓跋焘皇权的加强。太延四年（438），拓跋焘诏令五十岁以下沙门尽皆还俗，以从征役，解决翌年西伐北凉所需的人力问题，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拓跋焘又下灭佛诏，指责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规定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及师巫、金银工巧之人在家者，限于二月十五日前遣送官曹，不得藏匿。过期不送，一经查实，沙门身死，主人门诛，以加强政治控制。太平真君七年（446），拓跋焘因镇压盖吴起义到长安，其随从牧马到一寺院，发现内藏武器，遂报告拓跋焘，经搜查后又发现数以万计的赃贿之物和密室等不法证据。在大臣崔浩的进言下，是年，拓跋焘发出了更为严厉的灭佛诏：佛图形象及佛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将灭佛推向了**。

经过拓跋焘的灭佛，北方地区佛教势力一时陷于衰落，直到拓跋焘死后，继位的文成帝拓跋浚颁布了复佛法诏，才得以复苏并发展。

晚年太平真君十一年（450）二月，拓跋焘亲领步骑十万攻宋，连下南顿（治今河南项城西）、颍川（治今河南禹县）二郡，进围悬瓠（今河南汝南县），宋军守城之人虽不满千人，但拼力固守，拓跋焘攻城四十二天不克，刘宋援军已到，只得退兵。

是年，司徒崔浩修撰国史，实书拓跋氏祖先事迹，并刻之于石，列于衢路，引起拓跋贵族的不满，拓跋焘诏令诛浩及参与修史的宋钦、段承根等人，共一百二十八人，皆灭五族，与崔氏为姻亲者如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也未能幸免，并皆灭族。崔浩之诛成为北魏时期一场最大的文字狱。是年七月，刘宋大举伐魏，青、冀二州刺史肖斌率军攻济州；臧质、王方回领军直趋许、洛；梁、南秦、北秦三州刺史刘秀之攻汧、陇；徐、兖二州刺史刘骏和豫州刺史刘铄东西并举，太尉刘义恭总统各军。一开始，宋军进展顺利，连克碻磝（今山东茌平西南）、乐安（今山东博兴西南）、长社（今河南长葛东）等，进围滑台（今河南滑县东）。九月，拓跋焘领兵救滑台，大破宋军。随后，魏军分道并进，征西大将军永昌王仁自洛阳出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尚书长孙真趋马头（今安徽怀远南），楚王建趋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高凉王那自青州趋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拓跋焘自领中路大军，十一月到邹山（今山东邹县东南），刘宋鲁郡太守降，拓跋焘遣使者以太牢祀孔子。十二月，兵临淮河，魏军割芦苇编筏渡河，盱眙（今江苏盱眙）守将臧质闭城坚守，刘宋遣将军胡崇之领军二万援救，途中被魏军击败，于是淮南皆降。与此同时，其他几路魏军也相继攻克悬瓠（今河南汝南县）、项城（今河南沈丘县），占领淮西（今皖北豫东淮河北岸地区）。魏军大步推进，拓跋焘率军进至瓜步山（今江苏**东南），高凉王那进至广陵（今江苏扬州），准备渡江进攻建康（今江苏南京）。刘宋朝廷上下震恐，内外戒严，尽发民丁，王公子弟皆从役，才建立起一道防线。拓跋焘看到刘宋戒备森严，无力攻取建康，遂于次年正月，焚烧庐舍，掠民户五万余家而去。这次进攻，使刘宋受到严重损失，国力大削，元嘉之治，自此而衰矣。

正平元年（451），太子晃卒。先是，拓跋焘出征在外，以太子监国，中常侍宗爱性险暴，多行不法，与太子宠臣仇尼道盛、任平城等有隙，恐受其害，遂于拓跋焘前诬告道盛等，拓跋焘诛杀道盛、任平城，东宫官属亦多诛连坐死，太子拓跋晃忧郁而死。事后，拓跋焘频有追悔之意，宗爱恐受诛，遂于正平二年（452）三月杀拓跋焘于宫中。时拓跋焘年四十五，葬于云中金陵，谥号太武皇帝，庙号世祖。

拓跋焘在位期间，戎车四出，扫统万，平秦陇，剪辽海，荡河源，廓定四表，统一北方，为北魏武功鼎盛时期。他广泛搜罗汉族士人，整肃吏治，修订律令，督课农桑，崇尚儒学，推动了拓跋族的封建化进程。旧史称其：遂使有魏之业，光迈百王。于北魏诸帝而论，此言亦不为过也。

第三节 北魏孝文帝

北魏自道武帝拓跋圭立国，传六代、五帝，历八十五年而至著名的孝文帝。

冯后用事，孝文垂拱孝文皇帝（467—499）讳宏，献文帝拓跋弘之长子，皇兴元年八月生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紫宫。母亲李夫人，中山大族李惠之女。宏未生之时，冯太后临朝，献文帝皆听命于母后；及宏降生，太后乃归政，亲加抚养。

皇兴三年初，宏不满二岁，李夫人依旧例赐死①；六月，立为皇太子。皇兴五年八月，献文帝传位太子，自称太上皇帝，宏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延兴元年（471），时年五岁。

孝文帝初即位，太上皇总揽朝政。是时，北方连年水旱，租调繁重，官吏贪暴，百姓流离，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延兴元年九月，青州高阳民封辩聚众千余人，自称齐王。十月，沃野、统万二镇敕勒族叛魏，朔方民曹平原率众攻破石楼堡，杀军将；十一月，司马小君起兵于平陵。二年二月至三月，东部敕勒与连川敕勒相继谋叛，北入柔然；七月，光州民孙晏、河西民费也头聚众反。三年二月，朝廷发布诏令，规定凡县令能肃清一县“劫盗”的，兼治二县，同时享受二县令的待遇；能肃清二县“劫盗”的，兼治三县，三年后升迁为郡太守。二千石官吏也是这样，三年后升迁为刺史。太上皇揽政数年，还先后采取了一些奖励廉吏、严惩贪污、减轻租赋、劝课农桑等相应措施，但都收效不大，局面一直没有多大改变。据统计，仅从孝文帝即位的延兴元年至太和四年（471—480）的十年之中，有史可考的各地暴动、反叛事件就达二十几起之多，北魏政局处于严重动荡之中。

承明元年（476）六月，孝文帝刚满十岁时，太上皇帝被冯太后毒死，太后乃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二次临朝称制，改年号为太和。太后足智多谋，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才能，自太和元年以后，开始在社会风俗、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有意识地进行汉化。太和七年（483）十二月，她下令禁绝“一族之婚，同姓之娶”，从婚姻上改革鲜卑旧俗，八年六月，下诏班制俸禄；九年、十年，她又亲自主持颁行了重要的均田制和三长制，给北魏社会带来重大的变化，内容详见冯太后本传。孝文帝自幼在太后的抚育、培养下长大成人，对祖母十分孝敬，性又谨慎，自太后临朝专政，他很少参决朝政，事无大小，都要禀承太后旨意。太和十四年（490），孝文帝年满二十三岁，这时，他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卓越才华、有胆有识的青年政治家。在太后的长期严格教育和直接影响下，他不但精通儒家经义、史传百家而才藻富赡，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增长了实际才干，这些都为后来的改革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年九月，太后不幸病逝，孝文帝哀伤至极，大哭三日。他痛哭失声地对臣下说：“朕自幼承蒙太后抚育，慈严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无不谆谆教诲。”又在诏书中说：“朕幼年即帝位，仰恃太后安缉全国。朕的祖宗只专意武略，未修文教，又是她老人家教导朕学习古道。一想起太后的功德，朕怎能不哀慕崩摧？内外大臣，谁又不哽咽悲切？”从此以后，孝文帝独自挑起了改革的重担。

①北魏初，道武帝拓跋圭立制，凡后宫产男将立为储君，其母皆赐死，以防母后临朝，外戚干政，是后数世而不改，遂成制度。孝文帝始革此弊制。

迁都洛阳

孝文帝继承太后遗志，重用汉族士人，在各方面进一步实施改革，全盘推行汉化。他模仿汉族王朝的礼仪，作明堂、建太庙、正祀典、迎春东郊、亲耕藉田，祭祀舜、禹、周公、孔子，养国老、庶老，允许群臣守三年之丧。太和十五年（491）十一月，他仿照汉人官制，大定官品，考核州郡官吏，他在考课诏中规定：“二千石官吏考在上上的，试充四品将军，赐乘黄马一匹；考在中上的，委任五品将军；考在上下的赐给衣服一套。”同年冬天，设太乐官，议定雅乐，除去郑、卫之音；命中书监高闾与乐官讨论古乐，依据儒家六经，参照各国音乐志，制定声律。太和十六年正月，颁布五品诏，诏令规定：宗室远属不是太祖拓跋珪子孙和异姓封任的都降为公，公降为侯，侯降为伯，子、男不变。名称虽易，但品秩如前，公为第一品，侯第二品，伯第三品，子第四品，男第五品。又命令群臣议五行之次①，采纳秘书丞李彪等人的建议，以为晋承曹魏为金德，北魏应承晋为水德。四月，颁布新律令，废除了北魏初年残酷的刑（车裂）、腰斩，改为枭首、斩首和绞刑三等，把夷五族、夷三族等酷刑加以降等，夷五族降止同祖，夷三族降止一门，门诛降止本身。

孝文帝推行汉化最重要的措施是迁都洛阳。北魏长期都于平城，平城偏北地寒，六月风雪，风沙常起，当时有人作《悲平城》诗说：“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流行的歌谣也这样唱道：“纥于山头（今山西大同市东）冻死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恶劣的气候环境，难以适应经济的发展；偏北的地理位置更不利于北魏对整个中原地区的统治，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为保证迁都顺利进行，孝文帝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太和十七年（493）五月，他召集百官，宣称要大举伐齐，计划在南伐途中造成迁都的既成事实。在朝会上，他先让掌管宗庙祭祀、礼乐仪制的太常卿王谌占卜吉凶，一见卜得《革卦》，便高兴地说：“《革卦》的彖辞讲‘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没有什么卦比它更吉利啊！”群臣见状，不敢多言。任城王澄站出来反对，孝文帝发怒道：“国家是我的国家，任城想要阻挠用兵么？”拓跋澄反驳说：“国家虽然为陛下所有，但我是国家大臣，知道用兵危险，怎能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孝文帝才消了气，说：“各人谈谈自己的看法，这也没什么关系。”退朝后，他立即召见任城王澄，屏退左右，单独与澄计议说：“这次举动，的确不易。但国家兴自塞外，徙居平城，这里是用武之地，不能实行文治，今将移风易俗，实在难啊！崤函帝宅，河洛王里，朕想趁此南伐大举而迁居中原，不知任城意下如何？”拓跋澄被提醒，赞同地答道：“陛下要迁居中原以经略四海，百姓知道这件事应当大庆才是。”孝文帝又担心地询问道：“北方鲜卑人的习俗好依恋旧土，如果迁都，必将惊惶不安，为之奈何？”澄果断地答道：“非常之事，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到的。只要陛下拿定主意，他们还会有什么能为？”孝文帝一听，兴奋地说：“任城，你真是我的张良啊！”六月，即刻下令修造河桥，以备大军渡河；并亲自讲武，命尚书李冲负责武选，选择才勇之士。七月，立皇子恂为太子，发布文告，移书齐境，声称南伐；下诏在扬、徐二州征集民丁、召募军队；又使广陵王羽持节安抚北方六镇，调发精骑。至此，准备基本就绪。

①五行之次，即“五德终始说”，系战国时齐国阴阳家邹衍所造，它认为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土、金、水、木互为终始，周而复始，循环无穷，各个相袭的朝代也按此顺序进行统治。

八月，孝文帝拜辞冯太后永固陵，率领群从百官，步骑百余万从平城出发南伐。命太尉拓跋否与广陵王拓跋羽留守平城，以河南王拓跋干为车骑大将军，负责关右一带的军事，与司空穆亮、安南将军卢渊、平南将军薛胤等共同镇守关中。临行之际，太尉丕奏请以宫人相从，孝文帝厉声斥责说：“临戎不谈内事，不得妄请。”大军列队出城，一路之上，阵容整齐，浩浩荡荡，所过之处，秋毫无犯，经恒州、肆州，于九月底抵达洛阳。

时值深秋，阴雨连绵，大军就地休息待命，孝文帝则冒雨巡视洛阳故宫旧址，可眼前呈现的却是一派断坦残壁、杂草丛生的破败景象，他感慨系之地对侍臣说：“晋室不修功德，宗庙社稷倾于一旦，荒毁成这个样子，朕实在感到痛心。”说完，潸然泪下，吟诵起《黍离》诗来：“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①吟到伤心处，侍臣们也跟着流起了眼泪。接着，观洛桥，临太学，观石经。在洛阳稍事休整后，又诏令六军继续南进。孝文帝身着戎装，手执马鞭，策马冲在队伍的最前面；群臣们经长途行军跋涉，疲惫不堪，都不愿冒雨继续前进，于是纷纷跪于御马之前，磕头泣谏，请停南伐。孝文帝故意责问道：“庙算已定，大军将继续前进，你们还啰嗦些什么？”尚书李冲等人谏道：“此次举动，天下人都不愿意，唯独陛下要这样做；臣不知陛下违众南伐，究竟是为了什么？臣等敢以死相请。”孝文帝大怒道：“我方要经营天下，统一全国。你们这批儒生，屡屡阻疑大计。若再胡言，当以军法从事。”安定王休等人又再三哭谏，孝文帝余怒未息，乃晓谕群臣说：“这次兴师动众，规模不小，动而无成，拿什么向后世表示？如果就这样班师，怎能垂名千载！若不南征，即当迁都于此，机不可失，诸位王公大臣以为如何？计议已定，不得旋踵。想迁都的站到左边，不想迁都的都站到右边。”话音刚落，安定王休等人一齐站到了右边。南安王桢等人见势不妙，赶紧进言道：“古人说‘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今陛下若停南伐之谋，迁都洛阳，这才是臣等的愿望、百姓们的一大喜事啊！”群臣齐呼“万岁！”当时许多鲜卑大臣虽不愿内迁，但更畏惧南伐，故只得相从，不敢再提出异议，遂定迁都大计。

李冲上言说：“陛下将定鼎洛邑，宗庙宫室不能坐在马上游行等待。愿陛下暂还平城，待臣下经营竣工，然后准备文物，御驾光临。”孝文帝果断地答道：“朕将巡察州郡，至邺城小停，开春即回，不宜返归旧都。”乃派任城王澄回平城，将迁都之事告谕留守百官，并意味深长地勉励他说：“今日真是所谓‘革’啊。王要尽力而为！”

①《黍离》诗是《诗经·王风》中的一首诗。西周亡后，东周大夫过镐京，见到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不胜感慨，因作此诗。全诗共三段，这里仅录其一，大意是说镐京的故宗庙宫室旧基上长满了茂盛的禾黍，诗人从这里缓步走过，心神不定，像是寻找什么，极为伤感。指斥了周幽王等统治者残暴无道，导致亡国的罪恶。

孝文帝深知，群臣对迁都一事各有异同。一次，他问卫尉卿、镇南将军于烈：“爱卿意下如何？”于烈直率地答道：“陛下深谋远虑，非愚浅之人所能测。若说句心里话，乐迁与恋旧，不过一半对一半罢了。”孝文帝说：“你既然不表示异议，那就等于赞同，就是对迁都的支持。朕派你还镇平城，留台政事一一托附给你。”

洛阳久经战乱，旧时宫室残破不堪，孝文帝驻跸洛阳西北角的金墉城。

城西有王南寺，一有闲暇，常亲诣寺内，与僧侣讲论佛义。城东北有上商里，殷顽民昔日所居之处，孝文帝改名闻义里，命朝士居处其中；朝士们迭相讥刺，不久竟纷纷离去。这年十月初，下诏征召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臣董爵共同负责营建新都洛阳；随后，率众北巡，自金墉西入河南，经虎牢城（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至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在滑台城东设坛祭庙，把迁都的事情告诉祖宗。又命安定王休率领从官赴平城迎取眷属。十一月，徙居邺城行宫。

任城王澄至平城，留守百官始知迁都，莫不惊骇。澄援引古今迁都史实，多方开导，细加解说，众人无不折服。澄遂驰马南还邺城，孝文帝得到奏报，十分高兴地说：“若非任城，朕迁都大业难以成功。”

正在这时，南齐秘书丞王肃自建邺降魏。王肃，东晋丞相王导之后，博学多通，才华出众，尤其通晓旧事。孝文帝闻王肃至邺，亲切引见，备问周至。王肃辞义敏捷，对答如流，又不失君臣之礼；当言及为国之道，乃引经据典，陈说治乱，侃侃而谈，深合孝文帝心意。孝文帝细心听纳，不断点头嗟叹，言谈之间，不觉促席近前，丝毫不感到疲倦。王肃遂趁机言及萧齐危亡之兆、可乘之机，力劝大举南伐。自此以后，孝文帝南进之心转甚，对王肃也礼遇日隆，亲贵旧臣莫能相间，每每屏退左右与王肃单独谈论，有时谈至深夜而不罢。王肃也尽忠竭诚，无所隐避。自是君臣相得，如刘备之与孔明。时孝文帝方欲大兴礼乐，变革旧俗，凡朝仪文物，多由王肃主持制定。孝文帝十分器重这位汉族大臣，亲切地呼他为“王生”。

太和十八年（494）一月，孝文帝回到洛阳。中书侍郎韩显宗上书说：“听说陛下今夏将巡视中山。去冬陛下驻■邺城，正当农隙之时，犹比屋供奉，百姓不胜劳费；况夏月正是收蚕割麦季节，农事极忙，百姓将何以堪命！且六军于酷暑中行军，恐生疾疫。臣愿陛下早还平城，既省各州供张之苦，又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早日完成洛都营缮工程。”又说：“洛阳宫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早有人讥讽他太奢华。现今营缮，宜加裁减。又近年以来，平城官宦富室，竞起第宅，以豪华相尚，宜因迁徙之机，设立制度，加以节制。”孝文帝看罢表章，连声道好，多所采纳。

三月，孝文帝北巡至平城，临太极殿，引见留守百官大议迁都。他晓谕群臣说：“朕将迁都洛阳，诸位大臣各人谈谈自己的志向。”燕州刺史穆罴首先出班跪奏道：“迁都事大，依臣愚见，不宜迁都。”孝文帝平心静气地问道：“你就讲讲不能迁都的理由吧！”穆罴振振有词地说：“国家北有柔然之冠，南有荆扬（指南齐政权）未曾宾服，西有吐谷浑之阻，东有高句丽之难。四方未能平定，国家尚待统一。以此相推，所以不可。况征讨四方，需要大量戎马，如果没有马，怎能取得胜利？”孝文帝反驳说：“马常出北方，牧场设在代郡，何必担心无马？今代郡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正因这个缘故，所以要迁都中原。”穆罴仍不服气，接着非难道：“臣听说黄帝都于涿鹿。以此说来，古代圣王不必都要定都中原。”孝文帝应声答道：“黄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后，也迁都河南。”尚书于果接着奏道：“臣不以为代郡胜过伊、洛之美，但自先帝以来，久居此地，百姓已安，一旦南迁，众人未必乐意。”平阳公丕以老臣自居，也带着责备的口气说：“陛下去年亲率六军南讨萧氏，到了洛阳，派任城王澄至平城宣旨，命臣等议论迁洛。初奉恩旨，心中惶惑。迁都大事，应当讯问卜筮，审定是否大吉，然后定夺。”孝文帝耐心地回答道：“周公、召公是古代圣贤，乃能卜居相宅，往营洛邑。今日没有这样的圣贤，占卜又有什么益处！况且《左传》上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黄帝占卜不成功，贤哲天老也说是‘吉’，黄帝听从了他的话，终至昌盛吉利，这样，具有全德的人预计未来就比龟卜还正确。作帝王的以四海为家，或南或北，哪能常居一地！朕的远祖，世代居于塞外荒凉之地；平文皇帝开始都于东木根山，昭成皇帝营建盛乐（今内蒙呼和浩特市）新城，道武皇帝又迁都平城，朕为什么就不能迁都中原？”一席话说得众人哑口无言。前怀州刺史青龙、前秦州刺史吕文恩等虽仍抱着顽固态度，也都辞屈而退。第二天，孝文帝亲临朝堂，宣布诏令，部分迁都洛阳。

秋七月，孝文帝离平城继续北巡，临朔州，登阴山，观云川，视察怀朔、武川、抚冥、柔玄等军事重镇。所过之处，问民疾苦，贫窘、孤老之人分别赐以粟帛。九月中旬，返归平城宫，喘息未定，又颁行三载考绩之诏，临朝堂亲自黜陟百官，尚书令陆叡、左仆射元赞、尚书于果、散骑常侍元景、中庶子游肇等十余人，因不能尽职尽能、犯颜直谏，或解任、或降官、或削夺俸禄，并当面列举他们的过失，依法而行。吏部尚书、任城王澄居功骄傲，也被解除少保之任。孝文帝又意味深长地对陆叡说：“鲜卑人每每讲‘鲜卑习俗质朴粗鲁，何用知书！’朕听到这样的话，心中真不是滋味。现今知书的人很多，岂能都是圣人，就看他学不学啊！朕亲政九年，对百官实行三载考绩，复兴礼乐，志在移风易俗，开导亿万百姓。朕为天子，何必要迁居中原！正是想让你们的子孙后代逐渐接受好的风俗、博见多闻。若是永居代北，再碰上不好文的帝王，那就不免要面墙啊！”陆叡假惺惺地答道：“确实如圣上所言。匈奴人不入汉朝作官，怎能七世知名。”孝文帝听罢甚为高兴。

十月，以太尉、平阳公丕为太傅，录尚书事，留守平城。孝文帝拜辞太庙，奉迁祖宗牌位，从平城出发，经邺城，于十一月下旬回到洛阳。为清定流品，他以清河大族、尚书崔亮为吏部郎，负责选举；为解决迁洛后战马缺乏的问题，他命后军将军宇文福巡视牧地，选定洛阳稍北的河南孟县一带作为新牧场，取名河阳牧场，每年从河西走廊的河西牧场将大批牲畜先徙牧并州（今山西一带），再步步南迁到河阳，这样可使牲畜渐习水土，不至死伤。河阳牧场常年畜养戎马十万匹，杂畜无数，以宇文福为司卫监，专事管理，致使牲畜蕃滋，略无耗失。

随着迁都的进行，大批鲜卑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内地，北魏政府又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鲜卑人的习俗是编发左衽，男子穿袴褶，女子衣夹领小袖，多数人不会说汉语，这些都不符合中原的习俗；且新迁之民初来洛阳，居无一椽之室，食无担石之储，不擅农业，人心恋旧。如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严重地阻碍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利于北魏政权的巩固。在王肃、李冲、李彪、高闾等汉族士人的支持下，迁洛之后，孝文帝立即着手改革鲜卑旧俗，全面推行汉化。

改革鲜卑旧俗，全面推行汉化

十二月二日，下诏禁止士民穿胡服，规定鲜卑人和北方其他少数族人一律改穿汉人服装，朝廷百官改着汉族官吏朝服。几天后，又下诏免除代迁户三年的租赋，鼓励他们在政府新授给的土地上耕种；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被选为羽林、虎贲，充当禁卫军。

恰在这时，萧道成的侄子萧鸾杀海陵王萧昭文，篡位自立，称明帝。消息传来，孝文帝怒斥萧鸾不忠不义，遂以此为借口，兴师问罪。他先派行征南将军薛真度向襄阳，大将军刘昶向义阳，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锺离，平南将军刘藻向南郑，分四路大举伐齐。十二月底，又亲率大军三十万南伐，渡淮河直抵寿阳。由于寿阳防守严密，魏军不能攻下，只好放弃寿阳沿淮河东攻锺离。刘昶、王肃众号二十万，并力围攻义阳，结果遭到齐军的内外夹击，被迫解围而去。锺离也久攻不下，魏士卒死伤严重，其他几路人马也先后受挫。次年三月，孝文帝被迫撤兵，返抵彭城时，从平城传来冯熙病逝的噩耗。冯熙，冯皇后之父，孝文帝之岳丈，官拜太师。不愿迁都的太傅、录尚书事拓跋丕与尚书令陆叡急忙派人送来表章，请孝文帝回平城奔丧。孝文帝十分气恼地说：“开天辟地以来，哪有天子从远方为舅①奔丧的事！现在刚开始经营洛阳，岂宜妄相诱引，陷君不义！留台令、仆以下，可付御史贬官。”他下令就地为冯熙举哀，派人迎冯熙灵柩，南葬洛阳。四月下旬，孝文帝入鲁城（今山东曲阜），亲自祭祀孔子，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在孔氏宗族中选取一人封崇圣侯，并命兗州修复孔子墓，重新树碑勒铭。离开鲁城，北入碻磝（今山东茌平古黄河南岸），命掌管礼仪的谒者仆射成淹准备舟楫，打算从泗水入黄河，沿河溯流西上还洛。成淹谏道：“河水凶猛湍急，陛下不宜乘船。”孝文帝回答说：“因为平城无漕运之路，故京邑人民贫困。现今迁都洛阳，将使四方运路畅达，而黄河急浚，人们都感到难以涉渡。朕这样做，正是为了开导百姓之心。知卿一片诚意，而今天却不能接受你的建议。”太和十九年（495）五月下旬，孝文帝从前线回到洛阳，不顾鞍马劳顿，又立即召集群臣，商议禁绝胡语。他问群臣道：“你们想使魏朝与殷、周比美，还是想让汉、晋独自超越前代？”咸阳王禧答道：“群臣愿陛下超越前代圣王。”孝文帝又问：“然则应当变风易俗，还是继续因循守旧呢？”禧答道：“愿圣上政治日新。”孝文帝接着问：“仅仅为了自身，还是想传给子孙后代呢？”禧答道：“愿传之百世。”孝文帝说：“如果这样，那就必须改革，你们就不得违令了。”继而向百官宣布道：“从今以后要禁绝鲜卑语和北方其他少数族语言，一律使用华语。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或许难以骤然改变；三十以下，凡朝廷中一切人等，不得使用旧语。若明知故犯，则降爵黜官，各人宜深以为戒！”并当众严厉斥责尚书左仆射李冲说：“朕曾与李冲议论此事，李冲却说什么‘四方之人，言语不同，不知当以谁为是？帝王说的，即是标准语言。’李冲这番话，罪行当死！”因而又面对李冲数落道：“你辜负了国家，应当令御史牵下治罪！”吓得李冲赶紧脱下官帽，连连叩头请罪。接着，孝文帝又严厉谴责留守官员说：“昨日望见妇女仍然穿着夹领小袖，你们为何不遵前诏？朕的话如果不对，你们应当廷争。如何入则顺旨，出则不从呢？”众官员一齐请罪。六月，正式发布诏令：“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①当月，孝文帝又发布诏令，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葬在河南，不得还葬平城。于是，从代郡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全都成为河南郡洛阳县人，他们开始经营起小块土地，筑起数间房屋，尽力伊、，人急其务，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个体农民。孝文帝又依据古代《周礼》中的制度，下诏去长尺，废大斗，改重秤，颁行全国。

是年八月，洛阳金墉宫建成，诏令在洛阳城内设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一天，孝文帝在侍臣的陪同下，游览宫内的华林园，观赏昔日的景阳山，这两处名胜都是曹魏明帝所修，一度奢华无比，后因长期的兵燹战乱而残破。黄门侍郎郭祚进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应该把它们重新修复。”孝文帝触景生情，慨叹道：“魏明帝以奢侈而失于前，朕岂可因袭于后啊！”九月，新都营缮工程初步告竣，平城六宫、文武全部迁到了洛阳。是月，皇弟高阳王雍出任相州刺史，临行之际，孝文帝告诫说：“作牧亦易亦难，‘其身正，不令而行’，所以易；‘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难。你要以此为戒。”

魏晋南朝采用“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吏，孝文帝加以仿效。这年十二月初一，他在光极殿引见群臣，当众宣布九品法令，准备大选百官。并对群臣说：“国家向来有一事可叹：这就是臣下都不肯公开指出君主得失。人君所忧虑的是不能纳谏，人臣所忧虑的是不能尽忠。自今以后，朕举荐一人，如有不可，你们要直言我的过失；若有才能之士而朕不能察知，你们也应当举荐。如能这样，得人的有赏，不说的有罪，你们应当知悉。”十二月三十日，大会群臣于光极殿，颁赐官帽朝服，改易胡服，百官列位，朱紫满座，好不热闹。

北魏初至太和以来，未尝用钱，公私交易往往以物易物，商品货币经济趋于停滞状态。这一年，孝文帝下令铸造太和五铢钱，亦允许民间私铸。但不论公私冶铸，都必须讲求钱币质量，精益求精，不能杂以它物。新币铸成后，下令京师及诸州镇通行，内外百官俸禄也都按绢的标准给钱，每匹绢折钱二百。五铢钱很快通行北方各地，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

太和二十年（496）正月，孝文帝下令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他在诏令中说：“自代郡迁到洛阳的诸功臣旧族，姓或重复，都要更改。”于是，皇族拓跋氏改姓元氏，改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奚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余所改，不可胜纪。改姓以后，鲜卑族姓氏不再重复奇僻，与汉姓完全相同，鲜卑族在汉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为使鲜、汉两族进一步融合，孝文帝还大力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他带头纳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陕西李冲等汉族大士族的女儿以充后宫，并亲自为六弟聘室，命长弟咸阳王禧聘故颍川太守陕西李辅女，次弟河南王干聘故中散大夫代郡穆明乐女，次弟广阳王羽聘骠骑谘议参军荥阳郑平城女，次弟颍川王雍聘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次弟始平①《魏书·高祖纪》。

王勰聘廷尉卿陕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祥聘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六个王妃中，除代郡穆明乐女出于鲜卑八大贵族之一外，其余都是中原的著名汉族大士族。

孝文帝还采用魏晋的门第等级制度，在鲜卑贵族中分姓定族，根据姓族等级高低分别授以不同的官位、给予不同的特权。他在诏书中说：“代郡人原先都没有姓族，虽是功臣贤人的后代，也都分别不清。”他把功劳的大小和官爵的高低作为制定姓族的唯一标准。姓高于族，符合规定的称郡姓，郡姓之中又按上述标准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等级，称为四姓。诏文中规定得很具体：除帝室元氏及与帝室同宗的长孙、叔孙、奚氏等以外，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自道武帝拓跋圭以来，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故居鲜卑各姓之首，与汉族郡姓中的四姓①比肩，不得授以低官或浊官，只能做正员郎以上的清官。而原来是部落大人，从皇始（拓跋圭入主中原后所改的年号，即396—397）以来，三世官位在给事以上、及州刺史、镇大将，及品登王公的为姓；若原来不是部落大人，而皇始以来，三世官位在尚书以上及品登王公而中间不降官位的也为姓。虽属部落大人的后代而官位不显赫的为族；若原来不是部落大人而官位显赫的也为族。并令司空穆亮、领军将军元俨、中护军广阳王嘉、尚书陆琇等人按上述规定详加审定，列出簿帐，奏报皇上核准。与此同时，又诏令黄门郎、司徒左长史宋弁等人条定各州汉人士族，分为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对原有门第等级作了很大变动。

有一次，孝文帝与朝臣们共论海内姓族及人物，许多大臣认为薛氏应为河东大族。孝文帝反对说：“薛氏是蜀人，岂能入郡姓！”当时担任禁卫的直阁将军薛宗起执戟站立殿下，闻听此言，愤愤不平，出列奏道：“臣的远祖广德，一生在汉朝作官，时人呼为汉臣。九世祖永，随刘备入蜀，时人呼为蜀臣。经二代后，薛家又迁回河东，至今六代相承，不是蜀人了！陛下是黄帝后代，受封北土，难道也可以说成是胡人吗？今日不能入郡姓，臣就不活了！”说完，恨恨地把戟摔在地上，砸得粉碎。孝文帝看到这种情况慢慢地说：“那么，朕为甲姓，你为乙姓，怎么样！”于是乃以薛氏入郡姓，然后幽默地说：“你不是‘宗起’，而是‘起宗’了！”

①此处四姓是指魏晋以来的汉族地区依据官爵、门第高低而划分的甲、乙、丙、丁四个等级，不是指具体的某四个姓。

又有一次，孝文帝与群臣共论选举事，他问臣下说：“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分。这事果真如此吗？”李冲没有正面回答，却反问道：“不知自古以来，设官列位，是为高门大族的子弟，还是为使国家得到很好的治理？”孝文帝回答说：“当然是想使国家得到治理。”李冲又问：“如果这样的话，陛下今日为何专崇门品，而不发布选拔贤才的诏令？”孝文帝不以为然地说：“假如有超人的贤才，不怕不知道。然而那些门第高贵的君子，即使无治世之才，也会有很好的德行，朕所以要重用他们。”李冲有点激动地说：“傅说起于版筑，吕望起于屠钓，这样的贤才怎能按门第得到！”孝文帝随口答道：“非常之人，世上也只有一二个罢了。”著作佐郎韩显宗也带着几分不满的口气说：“陛下岂能以贵袭贵，以贱袭贱？”孝文帝赶忙分辩道：“真正有高明卓然、出类拔萃的人，朕也不拘此制。”过了几天，大将军刘昶自彭城入朝，孝文帝向他抱怨道：“有人讲只重才能，不拘门第，朕以为不能这样。为什么？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等级无别，这怎么行呢？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等；九品以外，小人之官又有七等。若有贤才，可起家作三公。正因为担心人才难得，不可只为一人而乱了我的制度。”于是，诏令诸郡中正，分别按门第高低，列出本地姓族作为选举格，取名“方司格”，吏部必须依据门第等级来选拔官吏，这样就正式确立了北朝的门阀制度。

同年三月的一天，孝文帝于华林园大宴群臣。盛宴之上，摆满了各种美味佳肴和鲜卑人喜好的羊肉酪粥，君臣们共庆改革的胜利。豫州刺史王肃初入北魏之时，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常吃饭食鱼，尤好饮茶，京师士子说王肃一饮一斗，给他送个外号叫“漏卮”。但这次王肃却吃了很多的羊肉酪粥，孝文帝奇怪地问道：“你喜中原口味，羊肉比鱼汤怎样？饮茶比酪浆如何？”王肃幽默地回答说：“羊肉是陆产之最，鱼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都是珍品，从味道说，各有千秋。羊好比齐、鲁大邦，鱼好比邾、莒小国，唯茶不中，与酪作奴。”孝文帝大笑，兴致盎然地设了一个字谜作酒令，让群臣自猜，只见他高举酒杯道：“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锺。”御史中尉李彪聪明多智，应声答道：“沽酒老妪瓮注瓨，①屠儿割肉与秤同。”尚书右丞甄琛接着答道：“吴人浮水自云工，妓儿掷绳在虚空。”彭城王元勰也大声地说：“臣猜它是个‘习’字。”三人都猜对了，只是李彪、甄琛答得含蓄，而且语句对仗、押韵，紧扣谜面，又富有文采，孝文帝高兴地把金锺赐给了首先猜对的李彪。孝文帝设‘习’字谜为酒令，用心良苦，暗示臣僚们不要再留恋旧都、反对汉化，习惯就好了，也不要把汉化的责任推到王肃等汉族大臣身上。

镇压反对改革的叛乱

然而，事隔不到半年，一场反对改革、反对汉化的武装叛乱便从朝廷内部发生了。八月，孝文帝巡幸嵩岳，太子元恂留守金墉城。元恂素不好学，体又肥大，最怕洛阳的炎热天气，每每追乐旧都，常思北归；又不愿说汉语、穿汉服，对所赐汉族衣冠尽皆撕毁，仍旧解发为编发左衽，顽固保持鲜卑旧俗。中庶子高道悦多次苦言相劝，他不但毫无悔改之意，反而怀恨在心。孝文帝出巡给了他可乘之机，遂与左右合谋，秘密选取宫中御马三千匹，阴谋出奔平城，并亲手杀死高道悦于宫禁之中。事发后，领军元俨派兵严密防遏各宫门，阻止了事态的发展。第二天清晨，尚书陆琇驰马奏报，孝文帝闻讯大惊，中途急急折返洛阳，当即引见元恂，怒不可遏，列举其罪，亲加杖责，又令咸阳王禧等人代替自己打了元恂一百多杖，直打得皮开肉绽，才拖出门外，囚禁于城西别馆。一个多月后，元恂伤势有所好转，方能起床行走。十月，孝文帝在清徽堂引见群臣，议废太子恂。太子的两个老师太傅穆亮、少傅李冲一齐脱帽叩头请罪，孝文帝说：“你们请罪是出于私情，我所议论的是国事。‘大义灭亲’，古人所贵。今日元恂想违父叛逃，跨据恒、朔二州，犯了天下的头条大罪！这个小子今日不除掉，乃是国家大祸，待我百年之后，恐怕又要发生晋末的永嘉之乱。”十二月，废元恂为庶人，囚禁于河阳无鼻城，派兵看守，给些布衣粗食，不至饥寒而已。次年四月，孝文帝巡幸长安，御史中尉李彪秘密上表，告发元恂又与左右谋反。孝文帝得报，急派咸阳王禧与中书侍郎邢峦率人带着毒酒赶赴河阳，逼令元恂自尽，时年十五岁，敛以粗棺常服，就地埋葬。

元恂被废的当月，恒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陆睿相互合谋，暗中勾结镇北大将军元思誉、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及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太守元珍等人，阴谋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首领，起兵叛乱。元思誉，汝阴王元天赐之子，景穆太子之孙；元业，平阳公元丕之弟；元隆、元超皆为元丕之子。这些人大都是鲜卑旧贵及其后裔，他们不满意孝文帝亲任中原儒士，他们对于迁都变俗、改官制服、禁绝旧语都抱着反对的态度。元丕甚至公然在盛大的朝会上独穿鲜卑旧服而毫无顾忌，孝文帝看他年老体衰，也不强责。迁洛之初，元隆、元超还曾企图劫持太子元恂留居平城，起兵割据雁门关以北的恒、朔二州，阴谋虽未得逞，但叛逆之心不死，这次又与穆泰等人酝酿更大的叛乱。

元颐佯装许诺，以稳住穆泰等人，暗中将叛乱阴谋密报朝廷。时任城王元澄卧病在床，孝文帝立即召见他说：“穆泰图谋不轨，扇诱宗室。今迁都不久，北人恋旧，倘或发生叛乱，南北纷扰，朕洛阳就难以保住。这是国家大事，非你不能办。你虽有病在身，但要强打精神为我去北方跑一趟。要根据形势，妥善处理。如果叛党势弱，就直接前往擒获；若已强盛，可用我的命令调发并、肆二州的军队进行出击。”元澄答道：“穆泰等人愚蠢而糊涂，正由于迷恋旧生活才这样做，没有什么深谋远虑；臣虽不才，足以制伏他们，愿陛下不必担忧。臣这点小病，怎敢辞绝呢！”孝文帝笑着说：“任城肯去，我还有什么忧虑的！”遂授给元澄节、铜虎符、竹使符，配给部分禁卫军，让他代领恒州刺史。

元澄受命，倍道兼行，经雁门往北直趋平城（恒州治所）。先遣侍御史李焕单骑入城，出其不意，晓谕穆泰同党，示以祸福，叛党顷刻瓦解。穆泰无计可施，仓促率麾下数百人攻焕，不克，败走城西，束手就擒。元澄穷治穆泰同党，收陆睿等百余人下狱，民间帖然；并将平叛始末写成奏章上报朝廷。孝文帝大喜，召见公卿大臣出示奏章说：“任城可谓社稷之臣。看他审案的狱辞，就连古代的皋陶也未必能超过他！”皋陶，传说是禹的大臣，掌刑罚。又面对咸阳王禧等人说：“你们当此重任，未必能够办到！”

太和二十一年（497）正月，立皇子元恪为太子。二月，孝文帝北巡，准备到平城亲自看看那里的情况。途中经过上党铜鞮山，看到路旁有十几棵大松树，一时诗兴大发，边走边作起诗来。眨眼功夫，诗就作成，命人拿给彭城王元勰看，很自信地说：“我开始作此诗，虽然不是七步，但也说不上远。你也作一首，等走到我这里，诗要作成。”当时元勰离他仅十几步远，遂且行且作，还没走到其地就作成了。诗写道：“问松林，松林几经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①孝文帝大笑道：“你这首诗也是笑话我罢了。”不数日，来到平城，劳问任城王元澄等人，引见穆泰、陆睿及其党羽，经讯问，没有一个含冤叫屈的，人们都很佩服元澄明断。穆泰及亲党全部被杀；陆睿赐死狱中，妻子流徙到辽西为民；元丕免死，留下后妻、二子，一同发往太原为百姓，杀元隆、元超与同母兄弟乙升，余子徙敦煌。这次叛乱，留在平城的鲜卑旧贵族多数都参与了，只有于烈一族没有卷入。因此，于烈更加受到孝文帝的器重，后来被提升为领军将军。

叛乱平息后，孝文帝以鲜卑旧贵和北方各少数族酋长不堪暑热，允许他们秋居洛阳，春还部落，当时人称他们为“雁臣”。

御驾南伐六月，孝文帝一行渡渭水入黄河，东还洛阳。返京后的第三天，即下令征发冀、定、瀛、相、济五州兵卒二十万，准备再次大举南伐。就在这时，中书监魏郡公穆罴与穆泰通谋一事败露，虽在大赦之后，仍被削官爵为民；罴弟司空穆亮也被迫辞职。

经过一番准备，八月，孝文帝率六军从洛阳出发，使任城王澄与仆射李冲、御史中尉李彪等人留守京城，命皇弟彭城王勰暂领中军大将军。勰辞谢说：“亲疏并用，古人之道。臣是何等样人，屡蒙陛下宠授！过去陈思王曹植上表魏文帝，求自试率兵攻吴蜀，而得不到允许，今日我不请而授以征伐重任，怎么差别这样远啊！”孝文帝听后大笑，拉着元勰的手，亲热地说：“二曹以才名相忌，我和你以道德相亲。你只要克己复礼，何必再管其他事情。”

孝文帝引兵直趋襄阳，彭城王勰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众号百万，吹唇拂地。兵至赭阳，留诸将攻取，自率兵南下奔袭宛城，当晚攻克外城。齐南阳太守房伯玉据内城拒守，孝文帝派中书舍人孙延景对房伯玉说：“我这次要荡平南方，统一全国，不像以前那样冬来春去，没有克获，决不还北。你这座城池首当其冲，不得不先攻取，远期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斩首示众，事在顷刻之间，宜加三思。”房伯玉率众坚守，魏军不能取胜。孝文帝留咸阳王禧等人攻南阳，自引兵至新野，又遭到齐新野太守刘思忌的顽强抵抗，直到十月，仍然不能攻下。齐明帝急派大将崔慧景率步骑二万余人增援襄阳。十一月，南齐韩秀芳等十五将投降北魏，魏兵才在沔水以北取得一次胜利。战争相持到第二年三月，北魏终于

攻占了雍州的南阳、新野、南乡等郡，刘思忌被杀，房伯玉被迫出降。继而大败崔慧景、萧衍于邓城，斩首、俘获二万余人。孝文帝乘胜率众十万围攻樊城，齐雍州刺史曹虎闭门自守。但涡阳一战，魏军失败，一万多人被杀，三千多人被俘，军资器械财物损失上千万。北魏急调步骑十余万往援涡阳，才迫使齐军撤退。九月，孝文帝得知齐明帝死讯，乃下诏称说“礼不伐丧”，引兵而还。归途中，身患重病，十多天不能引见侍臣，经过急救，方才转危为安。

太和二十三年（499）一月，孝文帝风尘仆仆地回到洛阳，尽管病魔缠身，但还是坚持上朝理事。回京后的第二天，便在宫中引见大臣，他面带怒容地责问任城王澄说：“营国之本，礼教为先。朕离京以来，旧俗多少有些改变不？”元澄见问，心中惶恐，小心翼翼地低声答道：“圣上教化日新。”孝文帝斥责说：“朕昨日入城，看见车上的妇人还头戴帽子、身着小袄，怎能说得上日新！若是如此，你等为何不加查看？”戴帽、穿小袄，是鲜卑妇女旧服，故被责问。元澄解释说：“穿旧服的少，不穿的多。”孝文帝一听，心中十分不快，继而说道：“太奇怪了！任城的意思是想使洛阳全城尽着旧服么？这不就叫做一言可以丧邦吗？可令史官记下。”元澄与留守百官面面相觑，一齐脱帽请罪。

南齐为了夺回雍州所失各郡，派太尉陈显达督率平北将军崔慧景军四万击魏，屡破魏将元英，围攻襄阳以北三百里的马圈城达四十余日，城中粮食断绝，将士以死人肉和树皮充饥，魏兵被迫突围，死伤千余人。陈显达又派军夺回南乡郡，给北魏造成严重的军事压力。孝文帝十分忧虑地与任城王澄计议道：“显达侵扰，朕不亲自出马就无法制伏他。”

三月初，孝文帝抱病又一次离洛阳御驾亲征，命于烈居守，以右卫将军宋弁相辅助。孝文帝自染病以来，彭城王元勰常在身边侍奉医药，昼夜不离左右，饮食必先尝而后进，蓬首垢面，衣不解带，睡不安席。孝文帝久病心烦，易于动怒，侍臣稍有过失，动不动就要诛斩；元勰乘间劝谏，多所匡救。于是以元勰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统领全军。元勰辞谢说：“臣侍候疾病，苦无空闲，怎能治军？愿更选一王，总管军权，臣得以专心侍奉医药。”孝文帝感慨地说：“侍疾、治军都要依靠你。我病成这样，恐怕不行了。安六军、保社稷，除了你还能有谁！怎能更选他人以违推心相托之意呢？”魏军进至马圈城，与齐军相遇，孝文帝坚持亲自部署指挥战斗。均口一战，齐军大败，主帅陈显达化装南逃，丢失军资以亿计，尽为北魏所得，魏军乘胜追奔至汉水而还，齐军十之七八被杀或投水自溺而死，死者三万余人。

三月底，孝文帝病情恶化，被迫北还，行至谷塘原，对元勰说：“我的病日益严重，只怕难以再起。这次虽然摧破了陈显达，而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依，唯在于你。过去霍光、诸葛孔明以异姓受顾托之命，何况你是亲兄弟，且有贤德，能不努力！”元勰哭着回答说：“臣以至亲，久参机要，职位显赫，海内莫及；所以敢受而不辞，正依恃陛下明如日月，请宽恕臣不知退避的过失。今又委任首辅，总握机政；震主之威，必然取罪啊！如此，虽则陛下爱臣，却又未尽始终之美。”孝文帝默默无言，考虑了很久，说：“详细思虑你的话，确实有道理。”于是放弃了原来的打算，以侍中、护军将军北海王祥为司空，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嘉为左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与侍中、太尉元禧，尚书右仆射元澄等六人共同辅政。临终，遗命众宰辅说：“迁都洛阳，定鼎河湹，期望荡平南方，复礼万国，上可光耀祖宗，下可普济苍生。怎奈病魔缠身，早离人世，大志难遂。诸位公卿大臣要好好辅佐继子，兴我魏室，不也很好么？大家尽力吧！”四月初一日，孝文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宫，时年三十三。

彭城王勰与任城王澄秘密商议，恐凶讯外露，陈显达返兵追逼，故秘不发丧；行抵宛城遣中书舍人张儒奉诏征太子元恪，将凶讯密告留守于烈。太子至鲁阳，乃发丧，即皇帝位，是为宣武帝。

五月，葬孝文帝于长陵（洛阳湹水以西），庙号高祖。

评价孝文帝一生勤学，喜好读书，手不释卷。性又聪慧，精通五经，博涉史传。善谈《庄子》、《老子》，尤其通晓佛教义理。舆车之中，戎马之上，都不忘讲经论道。博学多才，擅长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占，侍臣笔录，不改一字，辞旨可观。自太和十年以后，诏令、策书皆亲手拟写；至于议定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也都亲自下笔。其他文章，不下百余篇。爱惜人才，亲贤任能，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见知，崔光、刑峦之徒以文史显达；对有才能的大臣十分器重，不吝爵赏，如对元澄、李冲、王肃、高闾、宋弁等都一一予以重用，他们在制礼作乐、改革旧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亲政以后，日理万机，不辞辛劳，勤于为政。操劳于朝堂之中，奔波于疆场之上，十几年如一日。祭天地、五郊，祀宗庙，常必躬临，不以寒暑为倦。尚书奏案，多自审阅；百官大小，无不留心，务于周洽。他常说：“人君怕的是不能处心公平，推诚待人。能做到这两点，则胡、越之人都可以变得如亲兄弟。”

虚心讷谏，从善如流。他常对史官说：“直书时事，无隐国恶。人君作威作福，史官又不写，将何以有所畏惧。”而用法严谨，虽王公、贵戚、大臣也从不宽贷；然不计小过，宽以待人。左右进食，曾于食中得虫，又进汤误伤帝手，都是一笑了之。

爱惜民力，生活俭朴。每次外出巡游及用兵，有关官吏奏请修筑道路，孝文帝说：“粗修桥梁，能通车马就行了，不要除草、铲得过平。”在淮南行军，如在境内，禁止士卒踏伤粟稻，有时砍伐百姓树木以供军用，也要留下绢布偿还。宫室非不得已不修，衣服破旧了，洗补以后又重新穿上，所用鞍勒仅铁木而已。

孝文七子孝文帝有七子：林皇后生废太子恂。文昭高皇后生宣武帝恪、广平文穆王怀。袁贵人生京兆王愉。罗夫人生清河文献王怿、汝南文宣王悦。郑充华嫔生皇子恌，未封王，早夭。

元恂，字元道，孝文帝长子。生而母死，冯太后亲自抚养，常置左右。

太和十七年七月，立为皇太子；二十年，改字宣道，十二月被废；次年四月赐死河阳，年十五。内容详见前文。

宣武帝元恪，孝文帝第二子。太和七年闰四月生于平城，二十一年正月立为皇太子，二十三年夏四月即皇帝位于鲁阳。在位十六年，延昌四年（515）正月卒，时年三十三，葬于景陵，庙号世宗。

元愉，字宣德，孝文帝第三子。太和二十一年封京兆王。愉好文章，喜诗赋，接引才人，广招儒学宾客，置于馆舍之中，颇加优礼。所得谷帛，多用于散施。又崇信佛道，布施不资。然性奢侈，贪纵不法，出为冀州刺史。因不满外戚高肇擅权，永平元年（508）八月于冀州起兵谋逆，自称皇帝，兵败被执送京师，途中绝气而死，年二十一。

元怀，孝文帝第四子，封广平王。史籍缺载，事迹不详。

元怿，字宣仁，孝文帝第五子。太和二十一年封清河王。怿有才学，长于为政，明于决断，判事甚有条理，名声著于远近。魏明帝世，灵太后临朝，权臣当道，宦官干政，政治**。元怿竭力匡辅，以天下为己任，对领军元叉等人裁之以法，引起元叉的忌恨。正光元年（520）七月，元叉与宦官刘腾逼迫明帝，幽闭灵太后，囚禁元怿，诬怿罪状，遂害之，时年三十四。

汝南王悦，孝文帝第六子，好读佛经，浏览书史，为性放荡，清狂莫测。好左道，合服仙药松术等物，常外出采药，宿于城外小人之所；又不与妃妾同居，而更好男色。及清河王怿为元叉所害，悦了无仇恨之意，反而奉承元叉。叉大喜，以悦为侍中、太尉。北魏末年，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大诛元氏宗室，悦南奔梁，梁武帝厚相资待，立为魏主，置于境上。及高欢诛尔朱荣，以悦为孝文帝之子，乃征入朝，欲立之。悦既至，清狂如故，多罪失，故不得立。孝武帝初年，遭忌被杀。

第四节 文明太后冯氏临朝听政

在北魏历史上，文明太后冯氏是一位承前启后的杰出女政治家。

冯氏（442？—490），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祖父冯弘，北燕末代国王。北魏兵临和龙，冯弘弃城奔高丽；其子冯朗、冯邈降魏。后来，冯朗官至北魏秦、雍二州刺史，封西郡公。冯氏是冯朗之女，生于长安。

当冯氏还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的时候，晴天里一个霹雳，其父冯朗突然罹难被杀，顿时家破人亡了。冯氏受到株连，被没入平城皇宫，幸好她的姑母是太武帝拓跋焘的左昭仪，她入宫后得到姑母的照顾。

冯氏聪明好学，在姑母的抚养教育下，不仅粗通文字，而且见识大有长进。兴安元年（452），文成帝拓跋浚继位，冯氏被选为贵人，当时她只有十四岁。四年后，她被立为皇后。

北魏前期，黄河流域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生产凋敝，民不聊生。许多农民不得不投靠大族豪强，沦为荫附户。“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①。荫附户不承担国家的赋税徭役，其负担必然要转嫁到其他劳动人民的身上；大族豪强对荫附户实行残酷剥削，荫附户也痛苦不堪，社会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史称“世祖（拓跋焘）经略四方，内颇虚耗，既而国衅时艰，朝野楚楚”②，这就是文成帝继位时面临的社会现实。文成帝曾经采取了一些补偏救弊的措施，他派出二十多批官员巡视州郡，检查地方垦田、徭赋、吏治和刑法；他五次发诏惩治贪官污吏，并一度减轻赋税，免收相当于常赋一半的杂调。这些措施虽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收效甚微。

文成帝还没来得及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在二十六岁上死去了。冯氏痛不欲生，在举行焚烧文成帝生前衣物的仪式上，她哭喊着纵身跳入火堆，左右侍从慌忙把她拉了出来。她昏迷良久，方才苏醒过来。

和平六年（465），文成帝长子拓跋弘即位，是为献文帝。献文帝尊冯氏为皇太后。小皇帝刚刚十二岁，朝政大权操在车骑大将军乙浑的手中。乙浑心怀叵测，矫诏诛杀异己，先后杀害了尚书杨保年、平阳公贾爱仁、南阳公张天度和平原王陆丽等人。四十多天内，他由车骑大将军而太尉、录尚书事，而丞相，凡三迁，位居诸王之上。

冯氏是个精明的妇人，果敢干练。十多年的宫廷政治生活，使她更加敏锐机智了。她没有沉浸在悲哀中，不动声色地注视着周围事变。当她觉察到乙浑心术不正，谋危帝室时，便密定大计，突然以谋反罪杀掉了乙浑，然后宣布亲自临朝听政，控制北魏政治大权。

皇兴三年（469）八月，拓跋宏被立为太子。“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①。冯氏亲自抚育还在襁褓中的太子，宣称自此不听政事，还政于献文帝。据说献文帝“幼而神武，聪睿机悟”②，年纪虽小，却很有主意。于是乎在皇帝和太后之间出现了一场微妙的斗争。宫闱秘闻，难以尽知；史官避讳，史事遗落，如今只能看到一些蛛丝马迹而已。

①《魏书·食货志》。

②《魏书·高宗纪》史臣语。

①《魏书·道武皇后刘氏传》。

②《北史·献文帝纪》。

大概由于太后经常干预和掣肘，献文帝不能自主，但又不愿当傀儡，渐渐心灰意懒，不想过问政事了，这就是他所谓“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③。后来，献文帝干脆准备禅位给他的叔父、京兆王拓跋子推，只是迫于冯氏的压力和群臣的反对，才传位给太子。

孝文帝拓跋宏即位的时候，还不满九岁；献文帝则为太上皇帝。冯氏为太皇太后。献文帝虽然禅位了，但是，太上皇与太皇太后之间的矛盾并没有结束，而且还在逐步加深。当时，冯太后憎恶侍臣薛虎子，出之为枋头镇将，以后又借故贬黜他当镇门士。献文南巡，薛虎子候在道旁哭诉，自称横遭非罪。献文甚是同情，带他随从视察，一路上访以政事，又重新任命他当了镇将。冯太后宠幸李奕，献文却偏偏罗织罪名杀了李敷、李奕兄弟，他们的许多亲戚也受到株连。这件事激化了帝、后之间的矛盾，终于导致了承明元年（476）六月献文的暴死。甲子日，“诏中外戒严，分京师见兵为三等，第一军出，遣第一兵，二等兵亦如之”④。京师如临大敌，形势非常紧张。显然，这是冯太后为了对付献文而采取的一次不寻常的军事行动。六天后，献文暴死。史称“显祖（拓跋弘）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①。冯氏害死献文，决非捕风捉影之说。在这次统治阶级内部的夺权斗争中，冯氏获得了完全的胜利。献文死后，冯氏称太皇太后，再次临朝听政。从此，她大权独揽，事必躬亲，直到太和十四年（490）九月病死的时候为止。

锐意改革当时，北魏的政治局面很不景气，阶级矛盾愈演愈烈。由于没有俸禄，官吏贪赃枉法，侵削黎民百姓者比比皆是。大族豪强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奴役依附农民。水旱蝗灾也连年不断，从而激起了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北魏的统治已经到了非改弦更张不可的时候了。担当起这个历史重任的不是别人，正是冯太后。她所接受的汉族传统文化的教育起了良好的作用，历年的政治斗争也使她变得更加成熟了。于是，在她的主持下，北魏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北魏的历史打开了新的一页。

首先是实行均田制。

针对牛疫流行，耕牛死伤过半，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损失的状况，太和元年（477），冯太后采取临时措施，下令各地抓紧耕垦，限定“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②。但是，耕垦要有可供耕垦的土地，要有耕垦土地——哪怕是荒地的权利。农民没有地种，人尽其力，地尽其利只能是一句空话。这一点，冯太后后来逐渐意识到了。

③《北史·献文帝纪》。

④《魏书·高祖纪上》。

①《魏书·文成皇后冯氏传》。

②《魏书·高祖纪上》。

①“子孙既立”句，《魏书·李孝伯传兄子安世附传》原文为“三长既立”，此据《册府元龟》卷四百九十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

主客给事中李安世是个有识之士，他首创均田之议。他在上疏中说：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子孙既立①，始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又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违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侥幸之徒兴，繁多之狱作。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②。李安世的建议不但切中时弊，而且切实可行，深得冯太后的赏识。虽然有不少代表大族豪强利益的官僚权贵不赞成，认为均田“无益”③，但都不能动摇冯太后的决心。太和九年（485）十月，冯太后颁布均田诏令。诏令说：“如今富强者兼并山泽，而贫弱者无栖身之地，导致土地不能充分利用，百姓没有丝毫积蓄。有的人为争地畔而身死，有的人因饥馑而流亡，这样下去，希望天下太平，百姓丰足，怎么可能达到呢？现在派遣使者到各州郡，与州牧太守平均分配天下土地，土地的还、受以生死为界限，通过均田劝课农桑，建立富民的根本。”

均田从“方割”京畿及京城国有土地开始④，“方割”者，就是把土地划分成一块块，按人口分给无地或少地的百姓。均田令规定：授予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又授予男子桑田二十亩，或麻田十亩。受田者身死或年过六十，露田归还国家，桑田或麻田不还。许多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背井离乡的人们也重新返回家园，大片荒芜的土地被开恳出来，残破不堪的农村渐渐有了生气。

后来，大约在太和十一二年（487、488）的时候，有一次，孝文帝和文明太后冯氏引见王公大臣，孝文帝问：“前几年方割畿内及京城三部田地给百姓，很有些好处吧？”南部尚书公孙邃回答说：“自从方割以来，种种赋税的征收容易多了，实在大有好处。”文明太后说：“许多人都说没有好处，卿的见解可以说是懂得治国的关键了。”

统治者最关心的是赋税的征收，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他们就认为大有好处。因为他们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这毫不奇怪。不过赋税容易征收，不也说明生产有所恢复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吗？

均田令虽然对大族豪强兼并土地有一定的限制，但基本上没有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因为均田令规定奴婢同平民一样受田，耕牛也可以受田，四头以内，每头受田三十亩。这就保证他们可以占有比平民百姓多得多的土地。政府并没有夺取他们的土地分给百姓，用于分配的土地是国有土地和荒地。因此，大族豪强虽然不赞成均田，但也没有酿成风波。

其次是实行三长制和新租调制。

在实行均田制的过程中，荫附户的问题非常突出，北魏“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①，大批农民继续控制在大族豪强的手里，均田制将进行不下去，国家通过均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也会落空。于是，在均田制实行的次年，即太和十年（486）初，内秘书令李冲上疏，首倡实行三长制和与三长制并行的新租调制。李冲说：“应该效五《邦计部·田制门》径改。法古制，五家设一个邻长，五邻设一个里长，五里设一个党长，选取乡里中能干谨慎的人担任。邻长免一人征戍，里长免二人，党长免三人。三年没有过失就升一等。百姓租调：一夫一妇缴纳帛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尚未婚娶的男女，四人缴纳一夫一妇的租调，从事耕织生产的奴婢，八口相当未婚娶者四人的租调，耕牛二十头相当于奴婢八口。生产麻布的地区，以布代帛。”冯太后一面读奏疏，一面叫好。

②《魏书·李孝伯传兄子安世附传》。

③《魏书·公孙表传孙邃附传》。

④《魏书·公孙表传孙邃附传》。

①《魏书·李冲传》。

冯太后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建立三长制问题。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反对三长制，他们说：“李冲要求设立三长，目的在统一法令。他的意见似乎可用，其实难以实行。”郑羲甚至说：“如果不相信臣的话，可以试行，等待失败以后，就可以知道臣说得不错。”太尉拓跋丕支持改革，他说：“臣以为如果实行三长制，于公于私都有好处的。”多数人对实行新制虽然没有异议，但认为在课调期间去清理户口，新旧未分，容易引起民众不满，不如过了秋天，等到冬闲季节进行为好。这时，李冲说：“事实恰恰相反，如果不趁发调建立三长，百姓只知道设立三长、清查户口的麻烦，而看不到徭役公平、赋税减轻的好处，才会产生不满情绪。所以，趁课调期间实行新制，让百姓知道赋税公平了，他们既能理解，又得到好处，实行起来就容易了。”著作郎傅思益反对新租调制，他说：“九品征调的办法实行已久，一旦轻率变更，恐怕要引起骚动。”

冯太后倾听和比较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后，果断地说：“建立三长制，课调有固定的数量，赋税也有固定的分额。苞荫户可以分离出来，投机取巧的人也受到限制。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实行呢！”

这年二月，冯太后下诏说：“很早以来，各州户口不实，包藏隐瞒，损公肥私。富强者绰绰有余，贫弱者不足糊口，然而赋税一样，没有轻重的差别；力役也一样，没有多少的不同。虽然规定九品之制，但不论土地肥瘠；虽然规定均输办法，但不别蚕织之乡。今革除旧制，实行新法，建立里、党。各地州牧太守，务必告喻百姓，使大家知道去烦就简的必要。”她还派遣官吏到各地核实户口，建立新的户籍。豪强大族抵制和反对实行三长制，但慑于北魏强大的中央集权，并不敢轻举妄动。多数农民拥护新制度，新制度使他们得以摆脱豪强的控制，多少减轻了负担。三长制的优越性很快显示出来，“于是海内安之”①。

再次是实行俸禄制，打击贪官污吏。

北魏早期的统治者以掠夺战争为事，官吏参与掳掠，接受赏赐，而没有俸禄。这种落后的制度一直沿袭下来，致使贪官成群，贪污成风，吏治败坏。虽然后来的统治者再三整顿吏治，但收效甚微。太和九年（485），冯太后制定俸禄制度，并规定实行俸禄制度以后，贪赃满一匹者处以死罪。

太和十三年（489），雍州刺史、南安王拓跋桢和怀朔镇大将、汝阴王拓跋天赐因贪污受贿受到弹劾，许多王公大臣都替他们说情。冯太后气愤地说：“他们不遵奉法度，贪赃聚敛，按照他们所犯论罪，应当处死。你们大家以为应该保护亲人废弃法令，还是应该大义灭亲维护法令呢？”后来二王虽没有被处死，但也受到削除官爵、禁锢终身的处罚。直到冯太后死后，孝文帝才重新起用拓跋桢。

此外，冯太后还主持制定了一些汉化政策。她重视儒家教育，最早在地方上设立乡学，每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以后大郡增置助教二人，学生增加到一百人；小郡学生也增加到八十人。她尊崇孔子，下诏祭祀孔庙，封孔子二十八世孙孔乘为崇圣大夫。她废止鲜卑族的原始巫术，又严令禁止鲜卑同姓通婚的落后习俗。这些，都可以说是孝文帝后来推行汉化政策的先声。

治事苛严，厉行节俭冯太后对孝文帝管教很严，她要求孝文帝身旁的内侍十天内要汇报一次孝文帝的表现，不汇报则加以责罚。有的内侍搬弄是非，因此孝文帝每每挨打，有时被杖责几十下，虽然受了委屈，也默不作声。冯太后还曾经有意废孝文而另立咸阳王禧，因拓跋丕、穆泰、李冲等人固谏才作罢。“自太后临朝专政，孝文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①。即使孝文帝一天天长大了，也是如此。孝文不参决干预大政，而冯太后常常独断，事情办了也不告诉孝文一声。这固然与冯太后对孝文严苛管教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孝文对祖母心悦诚服，衷心钦佩，因为孝文帝后来完全忠实地继承了冯太后的事业，继承了冯太后制定的政策。

冯太后以女主临朝，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她不能不对可能动摇其地位的人实行严厉制裁，直至诛戮。因此，她是严苛的。她还利用宦官和受宠者来加强集权统治，给他们很大权力，很厚的赏赐，但即使对这些人，她“亦无所纵”，所以他们中大多数比较规矩，并无大的过失。冯太后用人颇具政治眼光，她宠幸李冲，更器重李冲的见识才干，当时的政治措施，制度兴革，多有李冲的擘划。她给游明根、高闾特殊礼遇，是因为这两人“儒老学业”①，博综经史。

在封建统治者中间，冯太后还是比较朴素的，她不喜欢金银饰物，穿的衣服，用的被褥都是一些素色的缯帛而已。她吃饭的小桌子，只有一尺宽，饭菜数量比过去少了十分之八。她生前预先对自己的丧葬作了安排，一切从俭，坟墓不过三十步，内室一丈见方，棺椁很普通，不用随葬器物，甚至一般的素帐、陶瓷也不要。后来坟墓、内室扩大一倍，是孝文擅改的。

冯太后不愧是北魏历史上起着承前启后作用的杰出人物，她采取的种种改革措施，成了北魏封建化道路上的里程碑，而且对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北史·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

①《魏书·游明根传》。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掩盖了著名的“子贵母死制”——人说在中国古代皇权专制社会中，立储制度是政治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很长时期实行“子贵母死”制度，即皇子一旦被立为储君，其生母必须被赐死，这项残忍的制度对北魏的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立太子前，先赐死其生母。这种残忍的传位方式，史学界称之为“立子杀母”或者“子贵母死”。开此先河的，是汉武帝；形成制度的，却是拓跋氏。汉武帝“立子杀母”，在西汉仅此一例；而拓跋氏的“子贵母死”，却在北魏沿袭成势。——在我看来，汉朝不同于北魏，汉朝的外戚专政，来自刘邦与吕雉这对“老夫少妻搭档组合”的历史悲剧；而北魏的外戚专政，则来自于“肃清母系社会的残余”。）

【第十八章 宋武帝、梁武帝、侯景】

第一节 宋武帝①

宋武帝刘裕（363—422），刘宋王朝的创立者。在位时间仅短短的两年。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先祖是彭城人（今江苏徐州市），后来迁居到京口（江苏镇江市）。据说是汉高祖刘邦的弟弟楚元壬交的后代。《宋书·武帝本纪》还十分详尽地列举了他家族显赫的世系表，不过这里面的可信程度怎样，尚待考证。刘裕幼年时，家境已十分贫困。他年轻时，干的是被人瞧不起的力气活，有时还出门做些小买卖，赚钱养家糊口。由于家境贫寒，也常受人欺负。当时，京口有一家姓刁的大族，因为有钱有势，鱼肉乡里，被称为“京口之蠹”。有一次，刘裕与刁家的人赌博，结果输了，刘裕还不起赌债，竟被刁家缚在马桩上，受尽了耻辱。

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竟当上了开国皇帝，所以有人将此称为“寒人掌权”。

镇压孙恩卢循起义

刘裕虽然出身贫寒，却“有大志”，当然也是时代为他创造了机遇。他生活的东晋时代，政治十分**和昏暗。终于引发了东晋历史上著名的孙恩、卢循起义。这时，刘裕正在东晋将领刘牢之军中。

起义爆发后，刘牢之奉命前去镇压。刘裕此时已因有勇有谋受到刘牢之的赏识。刘裕在交战中善于用计。安帝隆安五年时（401）刘裕率部与起义军相持于海盐城。当时，刘裕守城，兵力薄弱，起义军则人多势强。刘裕见此情景，心生一计。他选了数百精壮人员组成了敢死队，一律脱去甲胄，手执武器。鼓噪而出。起义军一时没有戒备，又不知刘裕真实意图，纷纷撤离，并在混乱中损失了大帅姚盛。就这样刘裕又得以苟延残喘了几天。最后刘裕怕相持太久，就又想了个计谋。一天深夜，他下令部下偃旗匿众，装出撤离的态式。第二天一大早，就让几个老弱病残登城上镇守。起义军不知刘裕底细，就向刘裕部下打听刘裕情况。部下故意回答说：“刘将军已趁黑夜逃出城了。”起义军不知其中有诈，纷纷登城。刘裕趁其不备，率精锐猛击登城起义军，结果起义军受损惨重。由此可以看出刘裕确实是一个很有计谋的人。刘裕虽然有勇有谋，又死心塌地地效忠东晋统治者。但他毕竟出身寒微，因此要想在门阀士族把持仕途的东晋时代崭露头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孙恩起义军败退海岛后，东晋统治者仍不放心，害怕他会东山再起，于是任命谢琰为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率徐州部众，镇守东土。谢琰是东晋著名大族，孝武帝马司曜时宰相谢安的儿子。淝水之战中，他因有“军国才用”，出为辅国将军，以精卒八千，和其从兄谢玄一道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封为望蔡公。朝廷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谁知谢琰“及至郡，无绥抚之能，而不为武备”（《晋书·谢安传》）。将帅们都进谏说“强贼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扬仁风，开其自新之路。”谢琰却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苻坚百万，尚送死淮南，况孙恩奔衄归海，何能复出，若其复至，正是天不养国贼，令速就戮耳。”（同上）众人见他执意不听，也就不再进言了。谁知后来孙恩果然又重振旗鼓，一时间声势浩大。起义军战浃口，入余姚，破上虞，进及邢浦，离山阴北只有三十五里之遥。谢琰这才慌忙派参军刘牢之攻打孙恩。不久上党太守张虔硕也战败，起义军越战越勇，琰部下不能阻挡，谢琰只好亲自出战，大败，被自己部下张猛害死。谢琰的失败意味着东晋士族已无力控制局面。从此，北府兵权尽入刘牢之、刘裕这些原来被人瞧不起的寒族出身的武将手中。显赫一时的王谢家族的势力就日渐衰落了。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宋书·武帝本纪》，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谢琰死后，东晋又任命刘牢之都督会稽等五郡诸军事。刘牢之自己屯驻上虞，派刘裕戍守句章（今浙江慈溪境）以抗拒起义军。

隆安五年（401）六月，孙恩从海上复出，直奔丹徒，这时起义军已有十余万众。刘牢之命令刘裕前去阻击，刘裕日夜兼程，与起义军大战于蒜山。刘裕战胜，孙恩只好返回船上，转攻建康。孙恩因楼船高大，又是逆风行驶，速度无法加快，走了很多天才赶到白石。孙恩这时听说刘牢之已赶至京口，朝廷已严加防备，料想不易取胜，只好转奔郁洲（今连云港市之东）。八月，朝廷以刘裕为建武将军、下邳太守，率领水军赶到郁洲，双方交战，刘裕又占了上风。孙恩部众只好南还海上，刘裕却紧追不放，连战几个回合，屡屡获胜。起义军元气大伤，加上“饥馑疾疫，死者大半”，基本上再也无力与刘裕相抗了。

孙恩败后，其妹夫卢循又高举义旗，继续战斗。元兴二年（403）正月，卢循部徐道覆进攻东阳，以后又攻永嘉，都被刘裕打败。在永嘉交战中，卢循大帅张士道被杀。后来起义军转向晋安，刘裕仍然穷追不舍，卢循只好逃往海上。六月，刘裕被封为彭城内史，日益受到朝廷重视。

义熙年中，刘裕伐慕容超，一时无暇它顾。卢循的妹夫徐道覆劝卢循乘虚而出，他认为“朝廷恒以君为腹心之疾，刘公（刘裕）未有旋日，不乘此机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齐之后，刘公自率众至豫章，遣锐师过岭，虽复君之神武，必不能当也。今日之机，万不可失。既克都邑，刘裕虽还，无能为也。”（《晋书·卢循传》）卢循深以为然。

不久，卢循率所部由广州北向，进攻湘中诸郡；徐道覆则由始兴向南康、庐陵、豫章等郡进攻。一路进展顺利，东晋“守相皆委任奔走”。镇南将军何无忌率众拒之，结果兵败被杀。与此同时，卢循率部沿湘水北上，在长沙打败了荆州刺史刘道规，并准备进攻江陵。这时，徐道覆听说北府兵三大主力之一的刘毅（三大主力为刘裕、刘毅、何无忌）将至，便急告卢循，先放弃进攻江陵的计划，转而东下，一同进攻刘毅。

刘毅与徐、卢部在桑落州（江西九江市东北江中）决战，结果刘毅“败绩，以数百人步走，余众皆为贼所虏，辎重盈积，皆弃之”（《晋书·刘毅传》）。

起义军连挫何、刘部，一时间声势大振，史称其盛况为“戎卒十万，舳舻千计”（《晋书·卢循传》）。

朝廷见况大为惊恐，赶紧召回正在北伐的刘裕。刘裕“至山阳，闻何无忌败死，虑京邑失守，卷甲兼行，与数十人至淮上”（《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纪》）。

徐道覆听说刘裕急还，便劝卢循“于新亭至白石（南京市西沿江一带），焚舟而上，数道攻之。”谁知卢循这个人多谋少决，认为这不是万全之计，没有听从，失去了战机。徐道覆叹息道：“我终为卢公所误，事必无成。”后来，刘裕也心有余悸地谈起这事，认为当时起义军“若于新亭直进，其锋不可当”。卢循失去战机后，攻战不利，“船舰为暴风所倾，人有死者。列阵南岸，战又败绩”（《晋书·卢循传》）。于是又转攻京口，亦无所获。只好从蔡州南走，重又占据寻阳。刘裕穷追不放，大败卢循于雷池。卢循准备逃往豫章，故在左口（鄱阳湖口）做栅，刘裕命令全力攻栅，起义军虽奋力抵挡，也不能守住。刘裕乘胜击之，卢循只落得单舸而走，后来收散卒余勇千余人退守广州。徐道覆则败退始兴。

义熙七年（411）二月，卢循到达番禺。被晋军孙季高所破，收余众南走。徐道覆亦被刘裕部下刘藩、孟怀玉斩杀于始兴。不久，卢循攻广州二十余日不得下，转奔交州，为交州刺史杜慧度所败，最后绝望自杀。

坚持了十余年，影响甚大的孙恩、卢循起义终于被东晋统治集团扑灭了。在起义军将士的血泊之中，刘裕建功立业，获取了政治资本，为他日后步步高升，直到当上宋代的开国皇帝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平定桓玄之乱除了镇压孙恩、卢循起义外，刘裕一生中另一件大事就是协助东晋统治者平定了桓玄之乱。

桓玄是东晋权臣桓温之子。桓温一生跋扈，位极人臣。桓玄长大后，也“常负其才地，以雄豪自处，众咸惮之”（《晋书·桓玄传》）。因为朝廷忌恨桓家势力过大，故一直疑而未用。桓玄二十三岁时，才拜为太子洗马。太元末年，出补义兴太守。为此桓玄常有郁郁不得志之感。有一次，他登上高处感叹道：“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于是弃官而去。后来在东晋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桓玄逐渐崭露头角，地位日趋显赫。他都督荆、襄、雍、秦、梁、益、宁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后桓玄又上疏固争江州，于是都督八州及杨豫八郡，复领江州刺史。这以后，桓玄“树用腹心，兵马日盛”（《晋书·桓玄传》）。孙恩起义后，桓玄又想借讨伐之机，趁机扩展自己的势力，于是屡次上疏求讨孙恩。朝廷看出他有野心，“诏辄不许”。后来孙恩逼近建康，桓玄又“建牙聚众，外托勤王，实欲观衅”（《晋书·桓玄传》）。他乘机控制了长江上游大部地区，而东晋朝廷辖地却不出三吴，桓玄“断江路，商旅遂绝。于是公私匮乏，士卒唯粰橡。”（《晋书·简文三子传》）至此，桓玄开始自命不凡，“自谓三分有二，知势适所归，屡上祯祥以为己瑞”（《晋书·桓玄传》）。

元兴元年（402），朝廷以司马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诸军事，并以北府兵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前锋都督讨伐桓玄。桓玄甚为惊恐，欲保江陵，后来他听了长史卞范之的计谋，留其兄伟守江陵，自己率众至寻阳，反而“移檄京邑，罪状元显”。结果变不利为有利，大败司马尚之和司马休之，直入建康，杀司马道子、元显。刘牢之背叛朝廷，降于桓玄。第二年，桓玄称帝，国号楚。

桓玄称帝后，“祸难屡构，干戈不戢，百姓厌之，思归一统”（《晋书·桓玄传》）。刘裕看清了局势，与刘毅、何无忌等共谋反桓之事。从此，拉开了平定桓玄之乱的序幕。

桓玄始欲叛晋时，他的从兄卫将军谦曾讨问刘裕的口信，刘裕当时已经“志欲图玄”，乃逊辞答曰：“楚王，宣武之子，勋德盖世。晋室微弱，民望久移，乘运禅代，有何不可？”刘裕口上这么说，心里却打定主意要起兵反玄。

桓玄称帝后，有一次见到刘裕，便对左右的人说：“昨见刘裕，风骨不恒，盖人杰也。”以后每次游集，都对刘裕态度优礼有加，赠赐甚厚，想借此笼络裕心，可是刘裕反心却更加坚决。也有人看出刘裕不会久居人下，劝桓玄说：“刘裕龙行虎步，视瞻不凡，恐不为人下，宜早为其所。”桓玄却不以为然地说：“我方欲平荡中原，非刘裕莫可付以大事，关、陇平定，然后当别议之耳。”反而更加褒奖刘裕，下诏说：“刘裕以寡制众，屡摧妖铎。汎海穷追，十殄其八。诸将力战，多被重创。自元帅以下至于将士，并宜论赏，以叙勋烈。”桓玄以为用这种怀柔政策可以打消刘裕的不满情绪，但刘裕却暗中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加紧了叛玄的步伐。

元兴三年（404）二月，刘裕以游猎为幌子，与何无忌等收集部众，联合了魏咏之、檀道济、周道民、田演等二十七人率众起兵，在京口、广陵杀死了桓修和桓弘。桓修被杀后，刘裕还假惺惺地痛哭流涕，表示要厚葬桓修。刘裕部初克建康时，桓修司马刁弘率文武佐吏前来救援。刘裕登上城楼对他说：“我等并被密诏，诛除逆党，同会今日。贼玄之首，已当枭于大航矣。诸君非大晋之臣乎？今来欲何为？”刁弘被他唬住，只好收众而退。不久刘毅率部众赶到，刘裕急命他杀了刁弘。

刘毅的兄弟刘迈原来也在建康。刘裕起兵讨玄后不几天，曾派遣同谋周安穆前去通报刘迈，要他为内应。刘迈为人胆小怕事，他表面敷衍周安穆，内心却不敢应允。周安穆看破了他的心事，心中懊悔，害怕事情会因此泄露，于是急忙赶回报告刘裕。

这时，桓玄任命刘迈为竟陵太守。刘迈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准备船只走马赴任。一天夜里，刘迈接到了一封桓玄给他的信。信中问道“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见刘裕何所道？”刘迈阅信后惊恐万分，以为桓玄已经知道刘裕的阴谋了。第二天一早就把事情全盘托出。桓玄这才如梦方醒，封刘迈为重安侯，既而一想，刘迈不抓住周安穆，使周得以逃出，于是又把刘迈给杀了。并连忙召桓谦、卞范之等共谋对付刘裕。桓谦认为应马上出兵攻击刘裕。桓玄听了不同意，说：“彼兵速锐，计出万死。若行遣水军，不足相抗，如有蹉跌，则彼气成而吾事败矣。不如屯大众于覆舟山以待之。彼空行二百里，无所措手，锐气已挫，既至，忽见大军，必惊惧骇愕。我按兵坚阵，勿与交锋，彼求战不得，自然散走。此计之上也。”于是派顿丘太守吴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北拒刘裕。

桓玄自从刘裕起兵后，天天忧惧不安。有人宽慰他说：“刘裕等众力甚弱，岂办之有成？陛下何虑之甚。”桓玄听了不同意，在他看来，“刘裕是为一世之雄”（事见《宋书·武帝本纪》）

元兴三年三月，刘裕与吴甫之会战于江乘。吴甫之是桓玄手下一名勇将，“其兵甚锐”，刘裕手执长刀，大声呼叫着，先身士卒，结果吴甫之被杀。接着，双方军队又战于罗落桥，桓玄部下皇甫敷率数千人迎战。宁远将军檀凭之与刘裕各率一队人马，檀凭之战败被杀，其部众纷纷逃散。刘裕却愈战愈勇，前后奋击，所向披靡，最后皇甫敷兵败被斩。

桓玄听说皇甫敷战败，更加恐惧。慌忙派桓谦屯兵东陵口，卞范之屯覆舟山西，双方兵力约有二万余众。不久，刘裕部饱食之后，将所有余粮全部扔掉，轻装上阵，进到覆舟山东，遍插旗帜在周围山上，作疑兵之计。桓玄又增派武骑将军庾祎之前往增援，庾祎之部兵精器利，局势开始对刘裕不利。刘裕面对强敌却镇定自若，他总是冲杀在最前阵，士兵受他鼓舞，也无不殊死奋战，一以当百，呼喊声惊天动地，士气十分旺盛。当时，天公作美，东北风刮得很大，刘裕急令纵火，火烟张天铺地，“鼓噪之音震京邑”。桓玄部很快崩溃瓦解。桓玄见大势已去，只好留下领军将军殷仲文守住石头城，自己率子弟沿长江南下。

刘裕在石头城立留台官，焚桓温神主于宣阳门外，重立晋新主在太庙中，以示自己是东晋的救世主。并派诸将帅追击桓玄。

刘裕赶跑桓玄，立了大功。尚书王嘏率百官迎接刘裕，众人都推举刘裕领扬州，刘裕心不在此，辞不肯受。于是大家又推刘裕为使持节，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领军将军，徐州刺史，刘裕一下重权在握，这才遂了心愿，答应下来。

刘裕此时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具备。桓玄当权时，接下来的是晋朝廷留下来的烂摊子，史称当时“百司纵弛，桓玄虽欲厘整，而众莫从之”。刘裕时就不然了，百废俱兴，众望听归，他“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二三日间，风俗顿改”。在刘裕主持下，朝廷内外确实有振兴气象。

当时，也有一些人瞧不起刘裕，认为他出身布衣，地位卑贱，例如尚书左仆射王愉的儿子王绥，本是江左冠族。王绥少有重名，他对刘裕颇不服气，对这一类人，刘裕都想方设法一一予以铲除。

后来，刘裕派人追击苟延残喘的桓玄，在峥嵘洲大败之。义熙元年正月（405），刘毅等到达江津，破桓谦、桓振，收复了江陵。晋安帝司马德宗也到达江陵，下诏历数桓玄罪状，竭力称赞刘裕平定桓玄之乱中所立下的功绩，并封刘裕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使持节、徐青二州刺史如故。这样一来，刘裕的权力大大增强，很有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意味了。

北伐南燕刘裕很狡猾，故意作出谦让姿态，他表示不能接受如此重职，要求归藩。晋安帝当然不许，又是让百官奉劝，又是亲自到刘裕家中说服，刘裕还是拿定主意不干。结果晋安帝只好让他镇守丹徒，“改授都督荆、司、梁、益、宁、雍、凉七州，并前十六州诸军事，本官如故。于是受命解青州，加领兗州刺史”。其实，刘裕这时已掌有实权，声望也很高，皇帝只是傀儡了。不过，刘裕心里明白，要想取而代之，自己来当皇帝，仅仅靠立功于东晋境内还不足以服众，要树立更高的威信只有北伐。

东晋历史上，北伐向来是权臣立功业的好机会，除祖逖北伐没有私心，一心只想收复失地，统一河山外，其余的庾亮、庾翼和殷浩、桓温的北伐都带有借此建功立业，扩大势力影响的意图，刘裕当然也不例外。

义熙五年（409）二月，南燕王慕容超大掠淮北，阳平太守刘千载、济南太守赵元都被其抓去，数千家百姓被掳掠，边境再次告急。

刘裕正想出师北伐，于是上表皇帝，主张北伐，朝廷同意了他的要求。

四月间，北伐军从淮入泗，五月就到了下邳。

听说东晋刘裕率军北伐，慕容超慌忙会见群臣，商讨对策。侍中、尚书，领左卫将军，当时主掌朝政的公孙五楼建议说：“吴兵（指东晋兵）轻果，所利在战，初锋勇锐，不可争也。宜据大岘，使不得入，旷日延时，沮其锐气。可徐简精骑二千，循海而南，绝其粮运，别敕段晖率兗州之军，缘山东下。腹背击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险自固，校其资储之外，余悉焚荡，芟除粟苗，使敌无所资。坚壁清野，以待其衅，中策也。纵贼入岘，出城逆战，下策也。”（《晋书·慕容超传》）公孙五楼这几条建议都是知己知彼的可行之策，可是慕容超没有接受，他逐一驳斥了公孙五楼的建议，他认为自己“据五州之强，带山河之固，战车万乘，铁马万群”，只要“徐以精骑践之，此成擒也”。慕容超的狂妄自大，导致了南燕军的失败。

这年夏天，刘裕军抵达东莞。慕容超恰恰采取了公孙五楼所说的下策，派左军段晖、辅国贺赖卢等六将领率步骑五万，进据临朐，而让刘裕军轻易地长驱直入，过了岘。刘裕入岘后，心中不免得意，举手指天说：“吾事济矣！”

六月，慕容超派公孙五楼小广宁王贺赖抢先占领了临朐城。待刘裕大军压境，便只留老弱兵力守住广固，其余兵力全部用来抵抗刘裕大军。临朐城旁有巨蔑河，离城大约有四十里地。慕容超警告公孙五楼说：“急往据之，晋军得水，则难击也。”五楼觉得有理，急忙向巨蔑水进发，谁知晋军龙骧将军孟龙符已抢先一步，占据了此要害之地。

晋军有车四千辆，分成左右两翼，车上都一律用布遮挡，御车者手中都持着长矛，又以轻骑作为游军。晋军军令严肃，行伍齐整。还没等晋军抵达临朐城时，南燕军铁骑万余，前后交至。刘裕急忙命令兗州刺史刘藩、参军刘怀玉、索邈等，合力奋击，同时又命令谘议参军檀韶直趋临朐。檀韶率建威将军向弥急驰临朐，当日陷城。斩慕容超部牙旗，获辎重。慕容超听说临朐已被晋军攻下，只好率残部逃走。刘裕亲自击响战鼓，鼓声咚咚，慕容超部众溃散奔逃。慕容超逃往广固。良马、辇车、玉玺、豹尾等皆被晋军缴获，送往京师。

第二天，晋军赶至广固，克之。慕容超退保小城，在城周边设长围以防守。围高三丈，外设三重堑。

七月间，刘裕被朝廷任命为青、冀二州刺史。人心更加归向，连慕容超的大将垣遵、垣苗也率众前来归顺。刘裕心中很是得意。不料有人讽刺他说：“你不得张纲，何能为也。”张纲是慕容超的尚书郎，“其人有巧思”。刘裕进攻慕容超时，他被派往姚兴处，以称藩为条件，乞求姚兴出兵援救。姚兴表面上表示愿助一臂之力，而实际上却畏惧刘裕，根本不敢发兵。张纲无奈，只好返回，在半路上被泰山太守申宣抓住送给了刘裕。刘裕把张纲囚在车中，让慕容超守城的将士看，结果城内守军莫不惊慌失色。

刘裕命令张纲加紧制造攻城的器械，慕容超求救姚兴不得，反使张纲被俘，于是心灰意冷，失去了与刘裕抗衡的信心。他提出向东晋称藩，求割大岘为界，献千匹良马以讲和，刘裕当然不答应，更加日夜加紧攻城，河北人民也荷戈负粮，纷纷前来援助晋军。

不久，张纲攻城器械制造成功，“设诸奇巧，飞楼木幔之属，莫不毕备，城上火石弓矢，无所用之”。

义熙六年（410）二月，广固城终于被晋军攻下。慕容超逃跑时被抓，被送往建康斩首，南燕王公以下数千人被俘，南燕灭亡。

刘裕之所以能较为顺利地灭掉称霸一时的南燕，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

客观原因是：南燕政治状况不好，史称“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晋书·慕容超传》）。慕容超为人也刚愎自用，听不进他人意见。公孙五楼对于东晋北伐的几条对策应该说是有道理的，可他却根本不愿采纳。另外，刘裕北伐却是顺应了民心，刘裕攻广固城时，河北民众前来援助，日以千计。民心所向对于这次击败南燕起了很大作用。加上东晋军队素质尚可，士气高涨，武器精良，供给充足。主观原因是，刘裕本人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是不可多得的将才，而且比较有谋略，他攻广固城时，姚兴托人带话给他说：“慕容见与邻好，又以穷告急，今当遣铁骑十万，迳据洛阳。晋军若不退者，便当遣铁骑长驱而进。”刘裕接到口信后处之泰然，说：“告诉姚兴，我定燕之后，息甲三年，当平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结果，旁人都替刘裕担心，害怕会激怒姚兴，刘裕宽慰他们说：“此是兵机，非你们所了解。兵贵神速，如果姚兴真要来救慕容超，一定会怕我先知道有所准备。现在他故意派人告诉我，不过是见我伐燕，心怀畏惧，虚张声势吓唬我们罢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刘裕确实是有勇有谋的。其次，刘裕每次作战都能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甚至亲自鸣击战鼓，一个将帅能做到这些，对鼓舞士气当然会起到很大作用。再次，刘裕能听取他人意见。刘穆之才华谋略不及刘裕，但他间或有可取意见时，刘裕都能采用。有了以上这些主客观有利条件，刘裕当然是必胜无疑了。

北伐后秦义熙十二年（4）八月，刘裕又一次率军北伐，攻打后秦。这次北伐，兵分五路。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趋阳城；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趋许、洛；建威将军傅弘之、振武将军沈田子趋武关；冀州刺史王仲德，由巨野入河；建武将军沈林子、彭城内史刘遵考，自汴入河；九月，刘裕自己率所部驻扎彭城，加领徐州刺史。

各路大军进展都很顺利，史称“望风降服”。十月，众军到达洛阳，包围了金墉，姚泓弟弟平南将军姚洸归降。晋军修复晋王陵，置守卫。

这时刘裕认为自己功劳甚高，便派左长史王弘还建康，“讽朝廷求九锡”（《资治通鉴》卷一一七，《晋纪》）。这时，刘裕的心腹刘穆之正在建康掌留任，看见刘裕居然如此无赖，感到为他羞愧，因之发病而死。这年十二月，朝廷见刘裕功高难治，只好下诏以刘裕“为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宋公，备九锡之礼，位在诸侯王上，领征西将军，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刘裕原先让王弘还建康求九锡用意大概是想探探朝廷态度，现朝廷果然能如他的意，他反倒感到自己有些操之过急了，所以没有敢接受朝廷之封。

义熙十三年正月，刘裕以儿子彭城公刘义隆镇守彭城，自己则率水军入河。北魏步骑十万，占据河津，刘裕命诸军渡河击之。七月，刘裕由洛阳到达陕城。八月，扶风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于蓝田，王镇恶也攻占了长安，活捉了姚泓。九月，刘裕也到了长安。当时长安城内物资丰富，币藏盈积。刘裕将一部分浑仪、土圭等献给朝廷，其余珍宝珠玉则分给将帅，他还在长安谒汉高祖刘邦陵，大会文武于未央殿，很有些以光复故土的救世主自居。本来，刘裕完全可以乘胜前进，平定陇右，恢复晋疆域，可是就在这紧要关头，他却宁愿功亏一篑，留下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为安西将军，镇守长安，自己却匆匆返回建康。

刘裕停止北伐，虎头蛇尾，使关中父老非常失望，因为长安自3年被匈奴人刘曜占领，人们盼望汉家军队的旌旗，已经一百多年了。因此，当时“三秦父老，闻裕将还，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纪》）对刘裕的心事，有人倒看得明白，认为刘裕将“关中形胜之地，而以弱才小儿守之，非经远之规也。狼狈而还者，欲速成篡事耳，无暇有意于中原”（《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事实的确如此，刘裕之所以匆匆南归，是因为刘穆之病死，他怕此时朝廷会有人趁机夺权，所以急忙赶回建康。他对夺取东晋皇帝宝座已是急不可耐了。废晋建宋这时，整个东晋王朝可与刘裕对抗的几乎没有谁了。比如刘毅，与刘裕同时起兵反对桓玄，被称为北府兵三强（刘裕、刘毅、何无忌）之一，刘毅“自谓京口、广陵，功业足以相抗，虽权事推公（指刘裕）而心不服也。毅既有雄才大志，厚自矜许，朝士素望者多归之”。刘裕既知刘毅不肯俯就在自己门下，“终为异端”，于是“密图之”。刘毅假装病重，上表求以从弟刘藩为自己的副职，刘裕亦假意允许。九月，刘藩入朝，刘裕下令将刘藩及刘毅的追随者尚书仆射谢混抓入狱中赐死。然后亲自率军讨伐刘毅。不出一个多月，刘毅就兵败被杀。

除了刘毅敢与刘裕抗衡外，还有一个叫诸葛长民的人，他也是与刘裕一同起兵抗击桓玄的，所以在北府将官中，资格不低。刘毅被杀后，诸葛长民感到自己处境危险，对自己左右感慨道：“昔年醢彭越，今年诛韩信，祸其至矣。”于是开始“将谋作乱”，刘裕召他到建康，他每每托故不行。后来刘裕设计骗来诸葛长民，将他和弟弟诸葛黎民一块杀死，算是解除了自己又一隐患。

刘裕既铲除了异己，而且东晋朝廷这时也没有能力控制局面，刘裕威望、权势与日俱增，连北魏崔浩也认为“刘裕奋起寒微，不阶尺土，讨灭桓玄，兴复晋室，北禽慕容超，南枭卢循，所向无前，非其才之过人，安能如是乎！”（《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纪》）

刘裕不仅以武功显赫于当时，而且在一些政治措施上，他也很有建树，这些为他日后称帝打下了基础。

比如，当时东晋“山湖川泽，皆为豪强作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刘裕认为这对百姓不利，于是“禁断之”。这些措施，使刘裕在普通民众心中，也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义熙十四年（418），刘裕受封为相国、宋公。这一次，他没有推辞，因为刘裕认为自己各方面的条件已经成熟，他的目光早已盯上皇帝的宝座。义熙十四年底，刘裕缢死了晋安帝司马德宗，改立司马德宗的弟弟司马德文为帝，一年半后，刘裕又迫使司马德文禅位给自己。

晋元熙二年（420）六月，刘裕正式称帝，国号为宋，改元永初，定都建康，史称宋武帝。

刘裕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终于当上了皇帝，他深知帝位来之不易，所以即位后，尚能勤勉于政事，还算是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

刘裕即位后，免去了一些苛捐杂税，“蠲租布二年”，使百姓能多少减轻一些负担。对于那些原来因战争需要被征发的奴隶也一律放还。东晋末年，置官滥乱，给人民带来沉重负担，刘裕也能及时制止，规定“荆州府置将不得过二千人，吏不得过一万人；州置将不得过五百人，吏不得过五千人”。刘裕对东晋以来苛刻的刑法也进行了改革，永初三年（422）下诏“刑罚无轻重，悉皆原降”。

刘裕虽然是行伍出身，却能注重学校教育。他认为东晋末年以来，“戎马在郊，旌旗卷舒，日不暇给。遂令学校荒废，讲诵蔑闻训诱之风，将坠于地”。于是下诏要选备儒官，弘振国学。刘裕振兴学校教育固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但它在另一方面却带来了全社会注重学校教育，改善社会风气的结果。

刘裕个人品质也有一些值得称道之处。史书称他“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车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有一次，宁州地方官吏献上一个虎魄枕，非常精致美观。刘裕听说琥珀可以治刀剑创伤，马上命令左右把它捣碎分给将士。刘裕平定关中，得姚兴从女，刘裕对她非常宠爱，几乎误了政事。后来有人谏说此事，他马上就把这个从女赶走了。宋台建好后，有人上奏要把东西堂施局脚床，钉银涂钉，刘裕听了认为太浪费，只同意用直脚床，钉铁钉。刘裕衣着简朴，常常拖着连齿木屐，在神虎门散步，左右从者不过十余人。他的儿子早晨向他请安，也不拘于礼，常穿着平常衣服。他睡的床，床头挂的是土布做成的帐子，墙壁上挂着布做的灯笼，麻绳做的拂灰扫把。他的儿子孝武帝很看不上老子这般穷酸样，说“田舍公得此，以为过矣”。

刘裕一生戎战，当了皇帝却不到两年就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在父亲的基础上，继续推行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统治政策，终于出现了南北朝历史上第一个小康局面——元嘉之治。

第二节 梁武帝①

萧衍（464—549），字叔达，小名练儿，南兰陵中都里人。他是梁王朝开国皇帝南北朝时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称梁武帝。

以军功起家

萧衍虽出身于南朝时王、谢、袁、萧四姓望族之一的萧氏，又相传是汉相国萧何后裔，但据史书记载，其祖先于魏晋时期官位不显，或为地方守令，或为州郡僚佐。其祖父萧道赐，官至刘宋南台治书侍御史。到了其父萧顺之时，萧氏方有起色。萧顺之是齐高帝萧道成的族弟，两人从小就十分要好，相随左右。萧道成发迹后，萧顺之亦出任其重要僚属，出谋划策，时人誉之文武兼资，有德有行。萧道成代宋自立，萧顺之尽心竭力，立下汗马功劳。萧道成曾欲授其扬州刺史职以酬殊勋。不巧的是萧道成不久后死去，而即位的齐武帝萧赜又对萧顺之怀有猜忌，故萧顺之未居台辅。但也仍以参预佐命功，封临湘县侯，历位侍中、卫尉、太子詹事、领军将军、丹阳尹。死后，赠镇北将军，谥曰懿。

萧衍于刘宋大明八年（464）生于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他自幼好学，文武之道兼而习之。长大后，博学多通，有文武才干，好出谋划策，受到当时名流的赞许。

萧齐时，他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参军，后迁卫将军王俭东閤祭酒。王俭十分器重他，任为户曹掾，又对人说：“萧郎三十岁内将官至侍中，以后则贵不可言。”齐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之士，萧衍与名士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并游于西邸，吟诗赋文，是为著名的“八友”。“八友”之一王融出身琅邪王氏，善于品评人物，识鉴过人。他很敬佩萧衍，常对亲友说：“统治天下者，必在此人。”萧衍又转随王镇西谘议参军，上任后不久，因父亲去世而去职服丧，居建康，他有感父亲在官场上的不得志，遂决心干出番事业来，以出人头地。

恰值此时，天赐良机。齐武帝死后，其子郁林王萧昭业即位，他昏庸无能，政刑失措，辅政的尚书令萧鸾（萧道成兄子）欲谋废立。萧衍抓住这一机会，全力帮助萧鸾，欲尽废齐武帝后裔，以雪父耻。萧鸾也深知萧衍的用心，于是两人常常在一起密谋废立之计。时齐武帝子随王萧子隆任荆州刺史，齐武帝亲信王敬则镇守会稽，对京师建康形成钳制威胁。萧鸾问计于萧衍。萧衍说：“随王虽有美名，不过是平庸之辈，手下又无智谋之士，其重要僚佐都唯利是图，如果授以显职，则将不为其所用，制服随王，只需一纸诏书即可。王敬则贪图富贵，声色狗马，苟安江东，宜选美女加以收买。”萧鸾言听计从，先任随王亲信为京官，然后召随王至京，任命为中军大将军，剥夺了其实权。

当时，豫州刺史崔慧景也是齐武帝的旧臣，萧鸾为了稳妥起见，在萧衍仍服丧时，仍起用他为宁朔将军，镇寿阳，名为备魏，实防慧景，萧衍率军尚未至镇，崔慧景知抵抗无济于事，遂白服前来迎接，萧衍安抚了慧景后，并未治罪。将军房伯玉、徐玄庆困惑不解地问：“崔慧景反心昭彰，实是逆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梁书·武帝本纪》、《南史·梁武帝本纪》，下引两传者，不另作注。贼，我等将军，如同猎鹰，您一声令下，即可将其擒获，为什么放了他呢？”萧衍微微一笑说：“他不过是手中的婴儿，杀了反而有损武夫声誉。”于是对崔慧景好言相劝，晓之以利害，崔慧景遂安下心来，不再有举兵反叛的打算。萧衍亦因此而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又迁黄门侍郎，典掌机要，出纳王命。建武元年（494），萧鸾在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后，连废萧昭业、萧昭文两帝而自立，是为齐明帝。齐明帝萧鸾一上台，即大开杀戒，尽诛齐武帝诸子。萧衍是否直接参与了这场骨肉相残的屠杀，史阙无载。但他因父亲受到压抑而对齐武帝及其诸子怀有成见或仇恨，则是可以肯定的。早在齐武帝病重时，王融等人就欲废昏立明，以齐武帝第二子竟陵王萧子良即位称帝。向萧衍征询意见时，衍竭力反对，以废立“必待非常之人”，“忧国须是周公”一类冠冕堂皇的理由沮丧众志，并且袖手旁观，坐视王融被诛。而当德才皆无却非齐武帝嫡统的萧鸾欲谋废立时，萧衍则异常积极，并以“预萧谌等定策勋，封建阳县男，邑三百户”。萧谌为人凶险，废立之日，禁止齐武诸王与外界联系，并领兵先入后宫。萧衍与之通谋，他在这场同室操戈的内争中的作用似可推测而知。

建武二年（495），北魏军队在将军刘昶、王肃等人的指挥下进攻司州。

萧衍出为冠军将军、军主，隶属左卫将军、江州刺史王广之，为偏师，救援司州刺史萧诞。行至离萧诞固守的义阳（今河南信阳市）百里之处，众军见北魏军容强盛，畏缩不前。萧衍为了振奋军心，对诸将说：“我们应屯军于下梁城，在凿岘天险设防，据守雉脚之路，占据贤首山，以便打开通往西关之路，兵临敌人营盘，形成三方犄角之势，击败敌人是不成问题的。”王广之等未从此计。萧衍则派部将徐玄庆占据贤首山。魏军切断了通往贤首山的粮道，众将都不敢前往增援，只有萧衍请求率兵解围。王广之拨给萧衍精兵。他遂率众连夜登上贤首山。魏军攻城，他坚壁不出。当时魏将王肃指挥进攻，因攻城难下，遂一鼓而退兵，使刘昶产生怀疑。萧衍乘机捎信给刘昶，挑拨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魏军顿兵城下，士气受挫，主帅之间又不和，萧衍抓住战机，发起总攻。他下令军中：“望麾而进，听鼓而动。”他亲自扬麾，鼓声连天，威振山谷。敢死士兵，手持短兵直攻号称有十万之众的敌营；持长枪长戟的步兵，从两翼包抄，配合敢死队。一时群情振奋，锐不可当。义阳城内守军见势，开城门出击。魏军腹背受敌，军心大乱，遂溃退。这场战役，杀敌数千。破敌营后，从王肃、刘昶遗留下的巾箱中找到了北魏孝文帝的敕书。上面写道：“听说萧衍善于用兵，勿轻易与其交锋，待我至。若能俘获此人，则江南将为我所有。”

萧衍因功任司州刺史，在任期间，威望日高。曾有人赠送马匹，萧衍不肯接受，赠马人遂偷偷地将马栓在衍房前的柱子上。萧衍出门看到了马，写了一封措辞诚恳的信栓在马头上，叫人将马赶出城外，希望其主人认领。不料不久后，马又被人送到府下。但是，萧衍却因其威望而受到齐明帝的猜忌，将他召回京师任太子中庶子，又出镇石头城。萧衍为了解除齐明帝的疑虑，将自己的部曲遣散回家，又常乘折角小牛车以示清心寡欲。齐明帝因此十分高兴，常常称赞萧衍为人清俭，希望朝臣都仿效他。

建武四年（497），北魏孝文帝亲自率军南征雍州，围雍州刺史曹虎于樊城（今湖北襄樊市）。曹虎是齐武帝的腹心，齐明帝欲除而未遂，于是打算借刀杀人。齐明帝内定萧衍为雍州刺史，口授密旨，名为出兵增援，实为观望曹虎成败。萧衍与随后来援的五兵尚书崔慧景等人顿兵于邓城，不料不知内情的孝文帝率十余万骑兵前来打援。崔慧景慌忙撤兵，萧衍劝阻无效，兵遂大败。萧衍率众且战且退，又为北魏军将宇文福所破，伤亡惨重，损失二万余人。

萧衍虽然兵败，但不久就接替曹虎，先为辅国将军、监雍州事。永泰元年（498），又授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郑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雍州刺史。

禅代称帝齐明帝死，其子萧宝卷即位。当时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祐、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轮流值内省，分日帖敕，号称“六贵”。此外又有佞幸小人茹法珍、梅虫儿、丰勇之等八人，世称“八要”，以及中书舍人王咺之等四十多人，都擅权专政。在这种政治形势下，萧衍对其从舅录事参军张弘策说：“《诗经》说：‘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况且今天国有六贵八要，怎么可能指望稳定呢！政出多门，必生动乱。如果权贵们互相猜忌，彼此诛杀，那么雍州之地就是最好的避祸场所了。只要多施仁义，即可称雄西方。但是我的兄弟们都在京都，恐怕他们将无法避祸，要图大业，还应与我的哥哥萧懿商量。”

恰值萧懿卸任益州刺史，行郢州事。萧衍派张弘策前往郢，陈计于萧懿，认为应在猜防未生之时，召诸弟离京聚集于雍郢，然后以雍郢为基地，“世治则竭诚本朝，时乱则为国翦暴”，此为万全之策。萧懿拒绝了这一建议。但萧衍仍在永元元年（499），从京城接回了弟弟萧伟和萧憺。于是以襄阳为中心，积极发展军事实力，秘密制造各种器械，大量砍伐竹木，沉于檀溪，以便以后修造舰船。同时，又四处散布流言，说什么樊城是王气所在，萧衍住所上空有五色回转，状如蟠龙，为其起兵提供祥瑞。

不久，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辅政大臣相继被诛，各种政治势力相互火并，萧齐皇朝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出现了权力真空状态。永元二年（500）十月，东昏侯萧宝卷又诛杀萧衍的哥哥尚书令萧懿，又遣巴西、梓橦二郡太守刘山阳西上，名为之郡，实欲攻袭萧衍。萧衍立即密召长史王茂、中兵吕僧珍、别驾柳庆远、攻曹史吉士瞻等人商量起兵大事。既定，在十一月遂召集全体僚佐，宣布起兵的决定，对大家说：“现在昏君当朝，穷凶极恶，诛杀朝贤，黎民涂炭。上天命我讨伐之。望你们疾恶如仇，与我共同举义。成事之日，将以功勋分别任命公卿将相，我决不食言。”于是建牙，招集甲士万余人，马千余匹，船三千艘，又尽出檀溪竹木安装舰船。

但是萧衍还不具备立即顺江东征的条件。当时，南康王萧宝融为荆州刺史；西中郎长史萧颖胄为行府州事，握有实权。荆州军事地位重要，又位于雍州和扬州之间，故其归属与否对萧衍和萧宝卷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萧宝卷派遣刘山阳西上，目的也是联合萧颖胄共同进攻萧衍。萧颖胄虽对朝廷滥杀大臣颇感不安，但尚无起兵反抗的打算。而萧衍则认为：“荆州人向来害怕剽悍的襄阳人，加上荆雍二州可谓唇亡齿寒，荆州必将归附于我。若以雍荆二州之兵取建康，易如反掌。”于是他派与萧颖胄有亲戚关系的参军王天虎去江陵，捎给颖胄及其僚属每人一封信，诈称刘山阳打算袭击雍荆二州。萧颖胄对此半信半疑，一时下不了决心。等到刘山阳到达巴陵（今湖南岳阳市），萧衍再次派王天虎赴江陵。天虎走后，萧衍对张弘策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这次派天虎去江陵，我只捎二封信给萧颖胄和萧颖达兄弟，信上又说‘天虎口述’，而未给别人书函。我略施小计，并未对天虎面授机宜。等到颖胄兄弟询问天虎，天虎将无言以对。但天虎是萧颖胄的亲戚，所以荆州府的僚佐必然因此认为萧颖胄与王天虎合谋，共同向他们隐瞒真情，遂产生怀疑。消息传到刘山阳那儿，他将对萧颖胄存有戒心。这样，萧颖胄进退两难，则不得不归附于我，这是用两封空函安定一州。”

刘山阳进至江安（湖北公安市西北），闻讯后果然中计，迟疑十几天不肯进入江陵。萧颖胄无计可施，只好归属萧衍。王天虎愿以性命成萧衍大业，萧颖胄遂用王天虎首级诱斩刘山阳，送首萧衍，并建议选择吉日立南康王萧宝融为帝，在第二年（501）二月进兵建康。萧衍回答说：“今聚甲兵十万，举兵起事，所凭借的不过是众人一时激愤之情。如顿兵百日，不仅粮草自竭，而且必沮众志，难成大业。今大计已定，岂可中途而废！？”时萧衍部将又劝萧衍迎立萧宝融于襄阳，以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然后再发兵东征。萧衍坚决予以拒绝，说：“如果大业不成，将自取灭亡；如功成业就，威振四海，则号令天下，谁敢不从！那时怎么可能受制于人呢？”

十二月，萧衍上表以萧宝融为相国。永元三年（501）一月，萧衍自任征东将军，以弟伟、憺留守襄阳，发檄文于京师，指斥萧宝卷悖德乱政，梅虫儿、茹法珍擅权专杀，声称替天行罚，废昏立明，遂率雍、荆、梁等数州之兵顺江而下。二月，军至汉口，初战失利，众将欲强攻郢、西阳、武昌等数城，萧衍加以制止。他采取了分割包围的战术，将几城团团围住，一方面等待江陵和湘中的后继部队，一方面准备粮草，以逸待劳，收卧取天下之效。三月，安康王即帝位于江陵，改永元三年为中兴元年，以萧衍为尚书左仆射，加征车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假黄钺。

七月，萧衍指挥军队在巴口大破由建康前来增援郢州守军的十三军。于战俘中得江州刺史陈伯之的幢主苏隆之，派他去招降陈伯之。萧衍对众将说：“征讨不一定非要凭借实力，主要靠声威而已。今我大败十三军，陈伯之闻讯必然大惊失色。江州一纸檄文即可平定。”陈伯之遣苏隆之求萧衍不要进军江州。萧衍说：“陈伯之首鼠两端，可趁其犹豫时逼迫就范。”于是发兵江州。陈伯之不得不束甲投降。

同月，郢城及鲁山等地守敌因长期被围，不堪饥馑疾病，开城求降。萧衍命令对守城军民加以抚卹，死者均给棺材安葬。

九月，萧衍率军东取建康。一路风卷残云，很快就兵临建康城下。久受萧宝卷之苦的建康士庶纷纷出城迎接义师。萧宝卷驱逼二十余万人入台城，企图固守顽抗。但守城将士兵无斗志，先后请降。十二月，宫内禁卫军兵变，杀萧宝卷。萧衍兵不血刃，占领建康。他废萧宝卷为东昏侯，又斩王咺之等四十八个奸佞小人。他因功受录尚书事、大司马、扬州刺史等职，又封建安郡公，位极人臣。

但萧衍起兵的目的是代齐为帝。他根据所谓前代禅让故事，经过一系列合法程序，于中兴二年（502）四月，于建康即皇帝位。国号为梁，改元天监。萧衍时年三十八岁，是为梁武帝。

巩固统治的内外政策萧衍既然建立梁朝，遂贬齐和帝萧宝融为巴陵王，又打算以南海郡为巴陵国，徙王居之。尚书仆射沈约进言，称：“魏武帝曾说过‘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萧衍深以为然，派亲信郑伯禽杀了萧宝融。又以自幼残疾、口不能言的齐谢沐县公萧宝义为巴陵王。尽管如此，梁武帝对齐宗室仍很宽容，未像前朝一样尽诛之。他曾对齐宗室萧子恪和萧子范说：“凭借武力并不能得天下，如果没有期运，虽有项羽之力终将败亡。宋孝武帝生性猜忌，滥杀无辜，然而未被猜疑的人终于成为后患。齐武帝认为湘东王萧鸾庸愚而不疑，其子孙最终却死于萧鸾之手。所以有天命的人将不能为人所害。我攻下建康时，人们都劝我杀了你们以除后患，当时如果这样做了，谁敢说个不字！之所以未杀你们，是因为有鉴于东晋以来禅代之际，必然相互屠杀，有伤和气，使国祚不能长久。另外，梁代齐虽是革命，但毕竟与前事有所不同。我与你们虽非五服之宗，但仍是宗属，加上我的父亲又于齐初参预佐命，同甘共苦，情同一家，怎么可以在现在视你们如同路人？！你们兄弟二人若有天命，非我所能诛杀；若无无命，又何必杀之！只能表明我没度量而已。况且齐明帝萧鸾诛杀高帝、武帝子孙，我起义兵，不仅仅是为了自雪门耻，而且还是为了你们报仇。你们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拨乱反正，我怎能不释戈拥戴呢？我是从齐明帝家取得天下，并非夺天下于卿家。你们仍是梁朝宗室，我将坦诚相待，你们也不要怀有见外之心。”萧衍虽然竭力掩饰他协助齐明帝上台的行为，但毕竟还是履行了他不滥杀的许诺。萧子恪兄弟十六人，皆仕梁，其中子恪、子范、子质子显、子云、子晖并以才能知名，历官清显，各以寿终。

梁武帝萧衍统治初期，尚能留心政务，对宋齐以来的种种弊端有所纠正。他上台伊始，除了将宫女二千赐与将士外，又下诏将凡属后宫、乐府、西解等处的妇女全部放遣。又废止东昏侯设立的淫刑乱役，禁绝除习礼乐、缮甲兵以外的一切浮费，提倡节俭。他身体力行，经常只穿布衣，食菜蔬。又虚己待下，采纳众议。他诏令公东府置木、石函各一，规定如果对在位者所未注意的政事欲加议论，可投谤木函；如果以功劳、才能、冤枉未为人所知，投石函。他曾以东昏侯的余妃为后宫，颇妨政事。范云劝谏而萧衍仍无改变。范云又与王茂共同进谏。范云说：“过去刘邦入关中，不沉湎女色，范增因此而对其远大志向感到畏惧。现在明公刚刚平定建康，天下都在拭目以待，为什么要因袭败亡之迹，因女色而失人心呢？”王茂起拜说：“范云言之有理。望明公以天下为己任，不要再因女色而妨政务。”萧衍默然无语。范云乘机请萧衍将余氏赏赐给王茂。萧衍虽然有些舍不得，但也同意了。第二天，他又赐范云、王茂钱各百万。

萧衍还注重整肃吏治，每当选择长吏，都尽量做到廉平；凡被擢举者，亦亲自召见，训以政道。他擢尚书殿中郎到溉为建安内史，左户侍郎刘鬷为晋安太守，二人皆以廉洁著称。又著令：“小县县令有才能者升迁大县县令，大县县令有才能者升迁二千石。”并付诸实施，以山阴令丘仲孚为长沙内史，武康令何远为宣城太守，对于吏治清明起到了促进作用。

萧衍即位后，为了使各州郡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采取了更换异己，任用亲信，兼以讨伐的方针。他以弟憺代萧颖胄为荆州刺史。又以邓元起代刘季连为益州刺史，以王茂代陈伯之为江州刺史。刘季连、陈伯之并不受命，举兵反抗，皆被讨平。梁武帝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宏大量，不仅曲赦江、益二州，而且对叛乱头目亦加宽恕。刘季连被俘送往京城，入东掖门，数步一跪拜，来到梁武帝面前。梁武帝笑着说：“你想要仿效刘备割据益州，又没有公孙述不肯降汉的骨气，是不是因没有像孔明那样的谋臣才失败啊！”于是赦刘季连为庶人。陈伯之兵败后降魏，武帝不记前嫌，数年后招降，任命他为通直散骑常侍。

东晋时期，门阀世族专政，虽立国百年而皇权衰落；宋齐以来，皇权虽有加强，但由于诸王、门阀世族、武将寒人等几种政治势力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政局动荡，国运短暂。为了调和这一矛盾，使封建皇权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平衡状态下得以长期稳定地行使最高权力，梁武帝绞尽脑汁，尽可能地在不危及皇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种政治势力的政治经济要求。对宗室诸王，他尽量予以实权，或出任方面，或位居台辅。他取消了宋齐以来为防范诸王的典签制，使出镇方面的诸王成为地方政权的实际分掌者。诸王中虽有勤于政务者，如梁武帝的弟弟萧憺在任荆州刺史时，厉精图治，广屯田，省力役，抚恤阵亡将士家属，供给贫困民屯，使荆州长期维持稳定局面，但也不乏奢侈纵欲，贪赃枉法者。对这些人，只要他们无反叛之心，梁武帝都予以纵容，充其量训以家教，以避免骨肉相残的局面出现。他的六弟临川王萧宏是个巧取豪夺的老手，住宅内有库房百余间。有人揭发他打算谋反。梁武帝亲临萧宏住宅，逐屋查看。库房内藏钺三亿，布绢丝棉不计其数。萧宏以为大祸临头，惶恐不安。不料梁武帝因未发现兵器，十分高兴，对萧宏说：“阿六，你很富有呵！”从此对萧宏更加信任。

对门阀世族，梁武帝改变了宋齐二朝对其压抑的作法，尽可能地恢复他们尊崇的地位。下诏命令“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特意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共计州望二十三人，郡宗三百五十人，乡豪数千人（当时有县一千二十二，乡数不详），安置士人，并让他们负责推荐东晋以来湮灭不显的旧族，使他们有参加政权的机会。在当时，东晋初的百家士族重新得到重视。梁武帝以熟悉《百家谱》的东海徐勉为吏部尚书。徐勉在写给朝臣的文告中，都要避其家讳，以示对百家士族的尊重。萧衍对于宋齐以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为雅士”的现象深恶痛绝，他命令吏部依据东晋之制，设立选簿，使选举“应在贯鱼，自有铨次”，避免“谱牒讹误，诈伪多绪”之弊，以维护门阀世族的政治利益。尽管如此，萧衍也并不是无条件地赋予百家士族以政治实权。一般说，凡是萧衍的亲故或有功劳的百家士族均可获得礼遇优厚的高官，但他们能否有实权，则决定于其才能和操行。如对尚书省长官的人选即是如此。大族名士谢胐与萧衍关系密切，但生性不堪繁琐，不省职事，萧衍遂以其为侍中、司徒、尚书令，徒有尚书省长官之名，而实权则在同是大族名士却效忠萧衍、熟悉政务的尚书右仆射、侍中范云，以及尚书左丞徐勉手中。范云死后，众人都认为尚书左仆射、大族名士沈约当接替范云，典掌枢要。沈约与萧衍曾同为“八友”，萧衍禅代之际又立有功劳，但萧衍认为沈约为人轻浮，不如尚书左丞徐勉那样稳重忠厚，于是舍沈约不用而以徐勉典掌枢要，与右卫将军大族名士周舍同参国政，使其掌管国史、诏诰、仪礼、法律、军旅大权。徐勉和周舍事君谨慎，决无疏漏。二人曾与别人不住嘴地聊了一整天，但机要之事竟一无所露，众人都非常钦佩。

可是，门阀世族在政治上的腐朽却使得在他们中间像徐勉一类的人如同凤毛麟角。梁武帝为了自身统治的需要，注意在实际政务中发挥寒人的作用。他提出“设官分职，惟才是务”的原则，认为对才华超众的人不以其“居皂隶而见抑”，对生性凶险的人则应“虽处鼎族而宜甄。”天监四年（505），萧衍下诏设立招收寒门子弟的五馆，每馆有生员数百人，由国家供给食宿。只要生员能通一经，策实后即可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此外，萧衍对“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的选官年令限制也给予一定程度的放宽，下诏规定对寒门中有卓越才能者，选官勿限年次。这些措施为寒门阶层进一步打开了通往中下层官吏的仕途，适应了寒门势力日益崛起的形势。

萧衍是军人出身，靠武力取得天下，所以他对那些拥戴自己的武将功臣优宠备至。武将多是寒门出身。萧衍通过委以高官，封赐显爵的方式，使他们成为新的权贵，时“草泽底下，悉化为贵人”（《粱书·陈伯之传》）。如吕僧珍，起自寒贱，于禅代之际立有殊勋，遂封侯，官至领军将军、散骑常侍，萧衍任其为心膂，“恩遇隆密，莫与为比”。其余如张弘策、曹景宗、陈庆之等人，亦因萧衍称帝而骤富暴贵，或享受甲族权益，或任总方面，或权倾朝野。梁武帝萧衍也尽可能地满足这些人的政治、经济要求，使之成为自己可靠的支柱。

为安排旧族、新贵、寒士，梁武帝定百官九品为十八班，其外又有流外七班；武将内外之班达五十六，有名号二百四十八个。除此之外，梁武帝还不断增置州郡县，以满足门阀世族和寒门素士对官位的需求。

梁武帝优容皇族子弟和权贵后裔以及官吏，他们犯法，全然不受法律的制裁。梁武帝侄子萧正德和大臣子弟夏侯洪等人纠集恶少年公开杀人，劫人财物，梁武帝并不加以处分。御史中丞任昉弹奏曹景宗犯法，梁武帝以其是功臣，按下不治。他优容权贵，却刻于百姓，如果罪该从坐，不论老幼都不得免；一人逃亡，全家人都要被罚作苦役。天监十年（511），梁武帝到南郊祭天，途中一老人拦住他的车，说道：“你使用法律，对民众太严，对权贵太宽，不是长久之计呵！若能改变，对天下是一大幸事！”梁武帝听后，对百姓用法稍有宽缓。

为了有利于封建统治，梁武帝即位后就大兴儒学，制礼作乐。天监元年（502），素善锺律的萧衍，自制四种弦乐器，名‘通’，又制十二笛，辅以锺器，厘正雅乐。天监四年（505），设五馆讲授儒学，并分遣博士祭酒到各州郡立学。他经常亲临国学，讲授经籍，策试生员。天监十一年（512），又制成五礼，共一千余卷，八千一十九条，颁布施行。萧衍自己就是个无所不通的名士，他文思钦明，自幼笃学，博通儒玄。当了皇帝后，虽日理万机，仍学而不止，常常在烛光旁卷不释手，直至深夜。他著有《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等，凡二百余卷，或阐述儒学大义，或以玄学来补充儒学的不足。朝臣对其论点不同意者，都可以奉表质疑，他也一一为其解释断疑。

萧衍博通文史。他钦令编《通史》六百卷，亲自撰写赞序。他才思敏捷，文笔华丽，往往落笔成章。所作的千赋百诗，多是一气呵成，而且尚可文质彬彬，其中也不乏名作，例如“洛阳女儿名莫愁”的诗句到后世还在传诵。他多才多艺，“六艺备闲，棊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草隶、尺牍、骑射，莫不称妙。”在他的倡导和鼓励下，梁朝五礼俱备，雅乐和谐，儒学大兴，文史并茂，东晋以来二百余年，“文物之盛，独美于兹”。北方士族中不少人南望羡慕，认为江南是正朔所在，文化渊薮，想来投奔。梁武帝因此亦十分得意。

萧衍当了皇帝后，勤于政务，孜孜不倦。冬天四更天时就点起蜡烛批阅文件，手坼裂了也毫不在乎。他多自己起草赞、序、诏诰、铭、诔、说、箴、颂、戕、奏诸文，合成在一起，共一百二十卷。他常常因政务繁忙而顾不上饮食。这在封建皇帝里还是比较少见的。但是，尽管他亲理万机，但往往却因用人不当和自身无能而不收实效，甚至会导致相反的结果。

萧衍即位之初，北魏政治已呈现日趋腐朽的状态。梁与北魏在天监初年经常发生小规模战争，互有胜负，边境十分不安定。梁武帝萧衍遂在天监四年（505）大举伐魏。他任命六弟、懦性无能的临川王萧宏为主帅。当时梁军“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有”（《梁书太祖五王传》）。军次洛口（今安徽省洛河镇），萧宏畏敌不进。一天夜里，突降暴风雨，军营出现骚乱，以为魏军前来袭营。萧宏慌忙率数骑弃军逃跑。全军将士既无主帅，纷纷离散，弃甲投戈，填满水陆，置老幼病残于不顾。结果梁军损失近五万人。魏军乘势大举进攻淮南地区，幸赖守军死战，名将韦睿等率大军及时援救，才扭转了岌岌可危的败局。此后，梁魏僵持于两淮地区。梁武帝为阻止敌军南下，于天监十三年（514），发二十万人筑浮山堰（安徽凤阳县境），企图壅遏淮水以灌淹北魏的寿阳城。淮河中沙土轻浮，难以成堰，武帝不听劝谏，靡费千万，役人死伤无数，花费了二年时间，堰勉强建成。初成见效，淮河流域数百里地，并成泽国，北魏军不得不撤退。但不久后淮水暴涨，浮山堰倒塌，沿淮河所有城戍和居民近十余万口，都被洪水吞没。不久后，北魏发生六镇起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急剧激化。萧衍见有机可乘，欲取乱侮亡，统一北方。大通二年（528），他以来降的魏宗室元颢为魏王，命令大将陈庆之率众七千，配合元颢北伐。元颢和陈庆之进展顺利，先攻下北魏首都洛阳，又连下三十二城。但元颢入洛后，与陈庆之发生矛盾，欲脱离梁朝自立。梁武帝也没有再派大军去支援陈庆之。结果尔朱荣反攻洛阳，杀元颢，陈庆之全军覆没，只身一人化装成僧侣逃回江南。梁武帝自天监四年所开始的北伐事业也告结束。

梁武帝在即位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内外政策，虽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稳定，造就了相对的繁荣局面，但也埋下了内忧外难的隐患。连年劳民伤财、无果而终的对魏战争，严重削弱了梁朝的国力，加重了统治危机。对宗室、权贵、门阀世族的优容放纵，使得构成梁朝统治支柱的政治势力日益腐朽透顶。颜之推曾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各级官吏无不专事盘剥，不恤百姓，所以各种矛盾逐渐激化，梁朝统治也开始由盛向衰转化。

晚年昏庸

随着功成业就，年事增高，梁武帝本人也开始由有为向无为，由开明向昏庸转化。但他与一般昏庸皇帝有所不同。从个人生活看，他似乎无可指责。他身着布衣，木绵早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不好酒色，自五十岁起不再娶后宫；提倡后宫节俭，不衣锦绮。又始终以正人君子的标准约束自己。他注意服装仪表整洁，即使是在盛夏季节，也照样衣冠楚楚，决不袒胸露臂；服饰不整不与人相见，哪怕是见内竖小臣也如会见重要宾客一样，正冠整衣。可是，所有这些并不能掩盖他那虚伪、贪婪、猜忌和利己的本性。相反，梁武帝越步入晚年，这些丑恶的东西就表现得越为明显。

萧衍信佛。他称帝后就于建康锺山造大爱敬寺，青溪边造智度寺，又在皇宫内立至敬等殿。他还组织群臣对宣扬“神灭论”的范缜进行围攻，并借口范缜与王亮相通谋而将其流徙广州。但当时他并未达到疯狂笃信的程度。但随着梁朝统治危机的加深，佛教遂成为他用以麻醉自己、欺骗他人的鸦片。他不仅潜心佛经，著解释佛典的义记数百卷，而且经常亲自于重光殿和同泰寺向万余人讲说，他创立了三教同源说，说孔子、老子是佛的学生；佛教是日，儒道是众星，即三教之中，佛教最高，儒道是佛的辅助。他以苦行僧自居，早晚都去佛寺礼拜，屡次设救苦斋，四部无遮会、无碍会，宣称做功德事，替百姓求福，到了晚年，他往往一天只吃一顿饭，饭菜也不过豆羹和粗米饭而已。但他的所谓素食，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一个瓜可以变出几十个式样，一种菜可以做出几十种味道。他所谓的为百姓求福，不过是招祸而已。普通八年（527），他首次舍身同泰寺，表示要出家当和尚，呆了四天才回宫。大通三年（529），他再次舍身，群臣出钱一亿将他赎回。中大同元年（546），他第三次舍身同泰寺，群臣出钱二亿才将其赎回。第二年，他舍身念头又发作，结果在寺里呆了三十七天，群臣又花了一亿才将其赎回。不巧，刚刚赎身回宫，同泰寺的塔就烧毁了。他遂下诏，说道愈高魔也愈盛，行善一定会有障碍，应大兴土木，新塔应比旧塔增高一倍。于是役使大量民众造十二层高塔，四次赎身，一次造塔，既为自己捞得美名，也为佛寺骗得大量财力和人力。结果倒霉的是百姓。

萧衍至晚年，既已老眼昏花，怠于政事，又沉溺佛教，每当判决重罪时，往往一天也难下决断。临贺王萧正德父子欲谋反逆，他发觉后，对其声泪俱下地训诫后，就宥赦之。史称：“亲亲及所爱愆犯多有纵舍，故政刑弛紊。”因此王侯益加骄横，或者白天公然于都城大街上杀人，或者在晚上打家劫舍。有的罪犯藏匿于王侯之家，有司知道而不敢搜捕。武帝对此并非不了解，只因都是亲朋故旧，不加以禁止罢了。而黎民百姓，却动辄得咎。当时梁全国编户不过五百万口，百姓每年因犯法而被判二年以上徒刑的，达五千人之多。萧衍还刚愎自用，忌讳别人揭短。史称“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魏书·岛夷萧衍传》）。有人对他披露了真情，他就暴跳如雷；有人粉饰太平，他则兴高采烈。他自恃才高，不允许有人在他之上。沈约曾恰当地评价他说：“此公好面子，不让着他就会恼羞成怒。”中大同元年（546），名士贺琛上书指出当时弊政有四：其一，官吏搜刮，民不堪命；其二，官吏穷奢极欲，无限浪费；其三，权臣玩弄威福，执法不公；其四，大兴土木，民不聊生。梁武帝看后勃然大怒，叫来主书，口授敕书责骂贺琛，强词夺理地为自己辩解开脱。敕书大意是：“你说什么‘上书不为朝廷所用’，为何不列举出犯法官吏的姓名？你说什么‘奢侈无度’，我与此无关。我除了公宴外，从不吃公家饭，宫里人也如此；凡所兴土木，都不费公家一砖一木，不过是靠雇人借资而已。你说‘宜导之以节俭’，我不沾酒色，居室不过一席之地，宫中无雕饰之物。昼夜操劳，日进一餐，逐渐消瘦，还不是为了国家！你说话要负责。所说的弊端乱政和营建的轻重缓急，都要举出具体事例；所谓富国强兵之术，息民省役之宜，并宜具列！若不如此，则是欺罔朝廷。”贺琛因此不敢再说话，只有谢罪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侯景之乱是不足为怪的。

亡国于侯景之乱

侯景是鲜卑化的羯族人。他与东魏皇帝高欢关系密切，曾任东魏河南道大行台，将兵十万，**河南达十四年之久。高欢死，侯景因不肯受继任皇帝高澄节制，以河南十三州降西魏。西魏又欲夺其兵权。侯景在东西夹击的情况下，于太清元年（547）向梁武帝接洽投降，请求派兵援助。

梁武帝当了四十六年皇帝，一直在北伐事业中没有丝毫进展。他听说侯景来降，十分高兴。他贪图河南十三州之地，又想统一中原，于是任命侯景为河南王。又派他的侄子萧渊明率五万人进攻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以牵制东魏，支援侯景。梁军士气低落，纪律松弛，主帅萧渊明怯懦畏敌，无实战经验，结果梁军在彭城外十八里的寒山堰一带，被东魏军队击败，萧渊明被俘，梁军主力几乎损失殆尽。

报信的人到建康，正值梁武帝睡午觉。宦官告诉梁武帝说侍中朱异有急事相告，武帝预感大事不妙，急忙起床来到文德殿。朱异说：“寒山堰我军大败。”武帝惊恐万状，几乎从床上掉下来。宦官急忙扶他就坐。武帝长叹道：“看来我要重蹈晋家覆辙，被夷狄所亡了。”

梁军败后，东魏集中兵力进攻侯景。侯景率四万军队拼死抵抗，几次击败魏军，双方相持数月之久。梁朝因而得到喘息时间，调兵遣将，弥补防务漏洞。侯景因力不能支，被魏军打败，率步骑八百投奔南朝，到达寿阳（今安徽寿县）。梁武帝出于对侯景的感激，正式委任他为南豫州刺史，戍守寿阳。还赐给他青布万段，兵仗若干。双方因利害关系结成暂时的同盟。东魏为了离间这种同盟，对梁武帝展开了外交攻势。让被俘的萧渊明写信给梁武帝，表示只要梁武帝消灭侯景，北朝即可释放萧渊明和其他战俘。梁武帝贪图小便宜，立即同意和议，回信说：“只要萧渊明放回，就立即送回侯景。”侯景虽反对和议，但并未将和议看得很重要。他公然对人说，我取河北不成，夺江南还是有把握的。梁武帝虽有出卖侯景的打算，可是又不考虑其后果，对侯景并不防范。侯景一方面积极备战，一方面利用萧衍与侄子萧正德之间的矛盾，寻找内应。萧正德在萧衍无子时过继给他，但萧统的出生却打破了萧正德继承皇位的美梦。萧正德因此心怀不满。侯景派人与萧正德联系，答应事成后拥立他为皇帝。萧正德喜出望外，成为侯景内应。

太清二年（548）八月初十，侯景于寿阳起兵，以诛中领军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卫率陆验、制局监周石珍为名。朱异以奸佞骄贪，蔽主弄权，为时人所疾；其他三人以苛刻为务，号为“三蠹”。故其起兵具有一定的号召力。

梁武帝以萧正德防守长江，正中侯景下怀。十月二十二日，侯景顺利渡江。初渡江时，他只有兵八千，马数百匹。渡江后，兵势大振，遂立即进攻建康。防守宣阳门的萧正德又开城门迎侯景入城。梁武帝慌忙领男女十几万人，甲士二万入台城戍守。太子萧纲见情况紧急，全副武装去见梁武帝，征求对策。梁武帝心灰意懒，说：“这是你自己的事，何必来问我！内外军事指挥，都由你负责吧！”

侯景急攻台城，太子萧纲与良将羊侃拼死抵抗，打退侯景多次进攻，侯景无奈，只好一边胁迫民众为兵，一方面展开攻心战。他发檄文于城内，说：“梁自近岁以来，权倖用事，割剥齐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试观：今日国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资治通鉴》梁武帝太清二年）。檄文切中时弊，守城将士为之心动。故虽梁军多于侯景军队，却难以组织反击。

当时台城内只有粮四十万斛，不能支持太长时间。梁武帝欲斩朱异等人以退侯景，被太子萧纲劝阻。他又寄希望于城外勤王援军。但怎知城外梁军二、三十万，在他的子孙带领下，都顿兵不前，专事抢掠。这时，侯景以深受压迫的奴隶为兵，军力增强，又开始攻城。在太清三年（549）三月十二日，台城被围一百三十多天后，侯景攻入台城。

侯景虚伪地派人送呈于梁武帝，写道：“陛下为奸佞所蔽，故臣领众入朝，惊动圣体，今诣阙待罪。”梁武帝问：“侯景在什么地方？让他来。”侯景拜见武帝于太极东堂。武帝故作镇静，问：“你在军队中时间很久了，有什么功劳？”侯景一时慑于皇威，汗颜无语。武帝又问：“你是哪儿的人，而敢到此地！妻子还在北方吗？”景又不回答。别人代为答道：“侯景妻子皆为高澄所杀，只以一人归附陛下。”武帝又问：“刚过江时你有多少兵马？”景回答说：“千人”。“围城有多少人？”答道：“十万”。“那么现在有多少人？”答道：“普天都为我所有。”梁武帝听后，低头无语。

侯景为了收买人心，废黜只当了一百多天皇帝的萧正德，仍奉梁武帝为皇帝。他迫使梁武帝下诏遣还勤王之军，又任命自己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他囚禁梁武帝于太极东堂。梁武帝萧衍受侯景摆布，内心愤愤不平。侯景欲用亲信为司空，武帝说：“调和阴阳，要司空这玩意儿有什么用！”侯景又请以其两个亲信为便殿主帅，武帝还是不同意。侯景十分不满。太子萧纲哭着劝谏武帝不要过于逞强，武帝大怒说：“是谁让你来的！如果社稷有灵，还能重复大业；如若不然，哭亦无济于事！”侯景又让士兵驱赶马匹，带着刀箭在皇宫内出出进进。梁武帝觉得十分奇怪，问左右其中奥妙。有人答道：“这是侯丞相的甲士。”武帝大怒，叱骂道：“是侯景，不是什么丞相！”左右都大惊失色。从此，武帝的要求多不被满足，饮食也为守卫所裁节，遂忧愤饥饿成疾。五月的一天，他病卧于净居殿，觉得口苦，向看守要蜜吃，遭到拒绝。他连叫二声：“荷！荷！”就死了。终年八十六岁。

萧衍死后，侯景立太子萧纲为帝，不久后又杀之。侯景专门从事烧杀掳掠，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建康，几乎荡然无遗；江南赤地千里，人烟罕见，白骨成堆；梁朝宗室诸王互相厮杀，骨肉相残，不久后同归于尽，政权落入到陈霸先手中。如此结局，不能不归咎于梁武帝萧衍的昏庸无能和养寇贻患。

第三节 侯景

从尔朱荣到高欢麾下

侯景（503—552），字万景。北魏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南）鲜卑化羯人。少年时深受边镇剽悍好武风习影响，行为不拘，善骑射，骁勇好斗，有膂力，深为乡里所惮。被选为怀朔镇兵，曾任功曹史、外兵史等低级官职。北魏末年边镇各族人民大起义飚起，鸣鼓角、树旗帜者不计其数。侯景与怀抱澄清天下之志的怀朔镇队主高欢甚相友好，同图建勋立业。武泰元年（528）四月，秀容川契胡酋帅尔朱荣乘孝明帝被胡太后毒死之机，举兵入洛，发动河阴之变，攫取北魏军政大权。尔朱荣权势熏炙，各地豪强纷纷投奔，侯景亦率私兵归尔朱荣。为开辟前程，又向尔朱荣麾下名将慕容绍宗学习兵法。由于机警敏捷，侯景迅速提高了作战指挥能力。“未几绍宗每询问焉”，甚得尔朱荣器重。

六镇起义被镇压下去后，河北起义军势力又如火如荼发展起来。建义元年（528）八月，义军首领葛荣率军围邺，众号百万。尔朱荣受诏讨葛荣，任侯景为前锋，同率精骑七万①，倍道兼行，东出滏口，与葛荣决战。葛荣自诩久历戎阵，威行河北，己众敌寡，胜券在操。他骄傲轻敌，在数十里平野上箕张平推迎战，分散了兵力。尔朱荣与侯景利用了葛荣的严重错误，腹背夹攻，突破薄弱处，大败义军、生擒葛荣。河北起义军从极盛而一战败亡。侯景战功卓著，擢为定州刺史、大行台，封濮阳郡公，崭现头角。

永熙二年（533），高欢消灭了尔朱荣集团，掌握了魏孝武帝。侯景见高欢势盛，遂率所领之众依附高欢，再图发展。永熙三年（534），因君相矛盾激化，孝武帝奔关中依宇文泰。高欢立清河王亶之子善见为孝静帝，东西魏分立。宇文泰据关中与高氏抗衡，南有萧梁，天下三分之势遽成。侯景在高欢重用下跃马横枪，驰骋疆场，成为东魏重要将领。

侯景悍勇能战，驭军有法，特别注意以厚利抚纳笼络士卒。每战胜后，辄将所掠财宝分与手下将士，故得部众拥戴，“咸为之用”。他精于韬略，机诈权变，有“颇习行阵”①、“多诡诈”②之称。由于善挟巧诈，作战多捷，侯景对东魏雄勇冠一时的猛将高昂、彭乐等亦不屑一顾，嗤此辈“似豕突尔，势何所至”，而自视甚高，桀骜不驯。

经略河南

东魏迁都于邺后，高欢置重兵于河北，自居晋阳，全力对付西魏和北方的柔然，对与梁接境的河南一带鞭长莫及。河南古称“四战之地”，战略地位重要。高欢选中久涉行阵、善谋多诈的侯景，经略河南。天平元年（534），侯景受命攻荆州都督贺拔胜，开始苦心经营。他先后在荆州败走贺拔胜、独孤信、史宁等西魏骁将。天平三年（536），侵梁楚州，又获梁刺史桓和。屡屡获胜，战绩斐然。久居河南，侯景对南朝梁廷**状况了解得非常深切。

①尔朱荣率兵数各书记载不一，此从朱大渭主编《中国农民战争史·魏晋南北朝史卷》第251页。

①《册府元龟》卷442《将帅部》。

②《太平御览》卷313引《三国典略》。

他藐视梁武帝萧衍妄敦戒素、佞佛昏谬，曾踌躇满志地夸口，愿请兵“横行天下，要须济江缚取萧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骄矜自负溢于言表。

天平四年（537），高欢大举伐西魏，任侯景为西道大行台，“经略关西”。侯景建议兵多力有余，宜分前后二军相继而进。前军若胜，后军全力，前军若败，后军承之。高欢不纳此万全之计，十月，在沙苑战败。嗣后，侯景向高欢请劲兵数万，言称追击宇文泰骄胜之兵，实则想乘机入关割据，被高欢妃娄氏识破，未行。

沙苑战败后，西魏军东进洛阳，河南诸郡多降。为争回此战略要地，元象元年（538）二月，侯景率卢勇等将收复广州。南汾州、颍州、豫州亦复入东魏。秋七月，侯景与司徒公高敖曹围西魏将独孤信于金墉城，宇文泰亲提大军急趋救援。侯景布阵坚固，北据河桥（今河南孟县西南），南依邙山（今河南洛阳市北），与西魏军搏战，几乎阵擒宇文泰。只因西魏援军继至，兵势复振，宇文泰方反败为胜。此次河桥之战中，侯景善于因机制变、因形用权的特长引人注目。战后，侯景更邀宠睐。高欢对之“仗任若己之半体”，益加倚重。

兴和三年（541）秋八月，东魏任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侯景兼为尚书仆射、河南道大行台。使领军十万，**河南，“随机防讨”。既以备梁、西魏，又使讨叛贰，侯景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河南“殷实富强”①，人口百万②，侯景在此经营多年中，早与当地豪族紧密勾结，③逐渐发展成与中央不相协调的强大地方势力，初步具备了割据的经济、政治诸条件。如今获得“与神武（高欢）相亚”的显赫地位和权力，更是如虎添翼，专兵尾大势成。武定元年（543），东、西魏在邙山大战，东魏获得大胜。侯景也因用计赚取虎牢城，连收北豫州和洛州，功迁司空；武定三年（545）改授司徒。侯景官运亨通、权柄在握，土广人众，实力雄厚，久酝于怀的“飞扬跋扈志”难免时时流露。他轻视高欢之子高澄，对东魏将领司马子如口出大言：“王（高欢）在，吾不敢有异，王无，吾不能与鲜卑小儿（高澄）共事。”因被高澄视为肘腋之患，也引起了高欢的疑忌和防范。

叛魏降梁武定五年（547）正月，高欢疾笃。高澄先发制人，书召侯景入京。侯景自知一旦入朝，脱离根本，就如虎兕在柙，不仅威权尽失，性命也难保无虞，于是公开据兵反叛。河南诸州刺史、守、令也多与侯景合流。东魏在上年的玉璧之战中损失惨重，高欢新死引起朝野振动，侯景反叛使东魏西、南两面受敌，形势更加严峻。为尽快平叛，高澄对侯景许以种种优厚条件诱降，同时遣重兵昼夜兼行，企图包围侯景，一举歼灭之。侯景仓促难敌，急举河南①《玉海》、《邺侯家传》：“东魏河北、河南三道殷实富强”。

②据《魏书·地形志》上中二卷所录东魏武定年间（543—550）户口数统计：东魏总口数7，591，654。侯景所辖十三州中，除缺阳、西扬、东荆、襄四州户口数外，其余豫、广、颍、洛、北荆、东豫、南兖、西兖、齐九州共764，399口，十三州总口数当在百万左右，约占东魏人口总数13％。③《通典》卷三《乡党》引宋孝王《关东风俗传》曰：“瀛冀诸州，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如刘元海，石勒之众也。”

六州降西魏请援。旋学狡兔三窟，二月，又遣行台郎中丁和上表萧衍，倾河南全境豫、广、颍、洛、阳、西扬、东荆、北荆、襄、东豫、南兖、西兖和齐十三州降梁求援。谋援举地数量的不同，透露出侯景对西魏心存疑虑，投降乃是解急权宜之计；而对萧梁则无所顾忌，暗蓄有全力斡旋，伺机攘权的险恶用心。梁廷众僚惴惴，皆请拒之。但梁武帝不久前曾夜梦中原牧守以地降梁，权臣朱异为邀宠，释此梦为宇内方一之征。恰值侯景来降，萧衍矜然自得，谓己梦通神，竟利令智昏，引狼入室，欲藉侯景扩土北进。纳降并封之为河南王、大将军、大行台，承制如邓禹故事。五月，东魏韩轨领重兵围侯景于颍川，窘困中侯景再割东荆、鲁阳、长社、北兖四城向西魏请救。宇文泰深谋远虑，既不愿放过此稍纵即逝的东进良机，又审慎冷静地注意防范诈谖叵测的侯景危过翻异。他决意相机行事，纳降后乘势进取河南。遣兵前往颍川解危，又派荆州刺史王思政抓紧接收降地七州十二镇。东魏兵退，侯景出屯悬瓠。喘息未定，宇文泰召其入朝，企图虚委重任，实去其权。侯景深谙此谋，自然不入宇文之彀。他公然宣称“吾耻与高澄雁行，安能比肩大弟（指宇文泰）”，决计马首南向，染指萧梁。

萧衍纳降后即派兵运粮应接侯景。太清元年（547年）八月，贞阳侯萧渊明受命率十万大军屯寒山，与侯景犄角，大举北伐。十一月，东魏慕容绍宗大败梁军，俘渊明，再回师扑击侯景。两军于涡阳（今安徽蒙城）对垒。侯景命战士皆被短甲、执短刃、入阵砍人胫马足，大败慕容绍宗。绍宗裨将斛律光狼狈逃走，张恃显落马被擒。绍宗慨叹“未见如（侯）景之难克者也”，遂定计深沟固垒。两军相持数月后，侯军粮尽。太清二年（548）春正月，侯景部将暴显等降绍宗。侯景收散卒步骑八百，奔梁寿阳城（今安徽寿县）。叛梁作乱东魏乘胜收复失地，即令萧渊明遣使述高澄欲“更申和睦”之意，企图离间梁、侯，坐收渔利。此时侯景亡师失地，身价大减。太清二年二月，梁与东魏间开始协商议和事宜。侯景慑于南北复通，“不免高氏之手”，驰启固谏数次，未纳；又向萧衍求与南朝高门王、谢结婚，被梁主拒绝。侯景恨怨，反心更炽。为摸清萧衍真实态度，他诈作东魏书信，言以萧渊明交换侯景。萧衍堕计，复信“贞阳旦至，侯景夕反”，弃卖侯景。既已进退失据，侯景遂破釜沉舟，在寿阳募军聚众，更新军械，秣马潜戈，侍机反梁。并暗结早就觊觎皇位的梁临贺王萧正德，密约事成后拥正德为帝。准备就绪后，八月，侯景以诛长期沆瀣一气、奸佞骄贪、蔽主弄权而为时人所疾的中领军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卫率陆验等“三蠹”为名，在寿阳起兵反梁。梁后期，无论是经济、军事，还是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诸方面，早已危机四伏。因北魏东西分裂，无暇顾及江淮，萧衍见边境安宁，囊弓戢矢。政躬多暇，竟溺陷释教，废弛朝纲。士大夫上行下效，争尚空谈，不习武事，文恬武嬉，奄无生气。武帝长斋事佛，自奉仁慈，对王侯官吏多有宽纵。他们作恶有恃无恐，乃至白昼杀人越货，劫道行凶。地方官贪赎横行，残民以逞，直至搜刮净尽方肯罢休。大同十一年（545），梁散骑常侍贺琛启陈时弊，言户口减落，长吏贪残，风俗侈靡，官场窳败，经济凋敝。他言辞直切，武帝恼羞成怒，严辞诘责，而又无可如何。梁朝阶级矛盾日益激化，自大通元年（527年）至侯景叛乱的二十二年中，梁朝农民多次揭竿而起，参加者万人以上的较大规模起义就高达八次。少数民族的反抗也此起彼伏①。萧梁已酿成“人人厌苦，家家思乱”，“国有累卵之危，俗有土崩之势”的岌岌可危局面②。侯景起兵，及时准确地抓住了梁朝社会矛盾尖锐的重要症结。他传布檄文，直斥梁朝“割剥齐民，以供嗜欲”，疾呼“今日国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陈词慷慨激昂，颇具煽动性。且起兵之初约束军纪，不使扰民，故而得到北兖州等地城人响应。

梁宗室诸王见武帝年老、朝多秕政，也不免隐生雄心。又见武帝舍嫡立庶，更激起诸王觊觎帝位。侯景南下正好提供了他们借勤王之机勒兵观变的机会。

侯景连下谯州（今安徽滁县）、历阳（今安徽和县），兵临长江。梁都官尚书羊侃建议据采石，袭寿春，迫使侯景进退失据，自然瓦解。但萧衍闭目塞听，盲信天险长江；麻痹轻敌，拒绝这一正确建议，放弃了主动攻击、消灭侯景的最佳战机。萧衍更万万没想到前太子临贺王萧正德会勾结侯景，里应外合，竟委任正德负责建康防务。梁军布防混乱，疏于戒备，给侯景造成了可趁之机。十月下旬，萧正德派船数十艘，假借运荻草，自横江偷渡侯景及所部兵八千，马数百匹到采石。侯景轻越天险，直掩建康。江南承平岁久，罕见兵甲。侯军猝然出现，公私骇震，一片慌乱。两天后，侯军抵建康朱雀桁南，建康守将庾信、王质、萧大春、谢禧等均不战弃阵而逃。侯景未遇激战，连下东府城、石头城，屯军皇宫所在地台城之下。自此，水火兼用，在三十余万陆续集结的梁援军环视下，连续攻城一百二十余日。

围逼既久，台城内粮尽疫行，军士煮弩熏鼠捕雀而食。饥疫死者“横尸满路”，“烂汁满沟洫”，后来仅剩二三千羸弱死守。侯景也渐粮饷不支，又闻梁荆州精锐援军将到，遂谲诈求和以却援足粮。太清二年二月，与梁武帝歃血为盟停战。萧衍接受侯景的戢兵条件，割江右四州之地（南豫、西豫、合州、光州）予侯景，遣诸路援军返师，台城守卫也尽收兵甲。侯景及时补充军粮，缮修器械，休整军队。十余日后，毁盟重开战幕，悉力猛攻。三月十二日台城陷落。萧衍沦为阶下囚，五月饿死。侯景虚立梁简文帝。梁名存实亡。

侯景自寿阳起兵，奇袭建康至攻陷台城，历时仅七个月。他率不善水战的少量北军，越过长江，长驱直入，短期内一举摧毁梁朝，实属惊人。他的成功与萧衍昏谬愚瞽密不可分，但也反映出侯景战术灵活，判断准确、工于心计的指挥才能。侯景所以敢以处于劣势的少量军队，大胆攻敌，关键在于善于用奇。他料敌正确，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抓住宗室伪饰勤王、顿兵不战和援军将帅惧战自保、互相猜忌，梁军士气泄沓、没有正面打硬仗的战斗力等有利条件，集精兵锐卒，攻敌要害，速战速决，化弱为强，未战已先胜敌一筹。

为达到奇袭目的，侯景巧辟蹊径。起兵前，先暗结萧正德作内应，故能悄无声阒，拱手越过长江，萧梁也因此失去最重要的战略屏障和心理优势。即使已兵扼建康咫尺的板桥，侯景还假惺惺地宣称起兵仅为诛权佞，无意问鼎，以麻痹萧衍。梁布军尚未停当，侯景已轻骑简从，飞袭建康。萧梁猝不及防，受创凛然。

①据张泽咸、朱大渭编《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第五卷《萧梁》部分统计，时间迄萧衍死时为止。并参阅朱大渭主编《中国农民战争史·魏晋南北朝卷》第199页。

②《文苑英华》卷七五四·梁典总论。

对陆续赴援的三十余万勤王梁师，侯景也从冷静的分析出发，决定自己的战术。他根据“外援虽多，各各乖张，无有总制，更相妒忌”；将不威严，兵不整肃；或游疑观望，或闻风而逃；指挥系统紊乱不灵，嫌隙颇深实力大减等情况，断定梁王侯、诸将，无有敢撄锋铦，“竭力致死”，与己争一胜负者。大胆积极进攻，先发制人，挫敌锐气。太清二年十一月，侯景陈兵于建康覆舟山北，与绍陵王萧纶对阵。萧纶畏葸不战。日暮，侯景更约次日会战，佯退。安南侯萧骏麾军追击，侯景出其不意，陡然回师反扑，乘胜击破赵伯起等军。诸军皆溃，萧纶奔逃。侯景悉收辎重，生擒西丰公萧大春，安前司马庄丘慧、主帅霍俊等。梁军夺气、胆寒。太清三年正月，侯景再次主动出击。在青塘消灭了援军中坚韦灿军队，再一鼓作气与援军统帅柳仲礼决战。柳仲礼受伤，战败气馁，诸军愈加仓皇。侯景不失时机暗贿金镮，自此柳仲礼闭营不战，敛势冷观。援军戎幕清闲，掠民财产。侯景解除了后顾之忧，集中兵力，凌厉攻击台城。

军事强攻的同时，侯景双管齐下，成功地运用了政治攻心的战术。台城守军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南朝贵族官僚的奴隶。奴隶素居社会最底层，被视为生口，等同牛马。他们深仇蕴蓄，犹如满弩紧弓，一旦找到了爆发的契机，就会转化成强大的战斗力。侯景在攻城中，宣布放免在南方沦为奴隶的北人为良，并不次任用，以重赏招引他们从军。朱异家奴逾城投景，侯景封为仪同，并令乘良马，披锦袍，往来城下，炫耀城内说：“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领军，我始仕侯王，已为仪同。”奴隶鱼贯偷出，趋降侯景，感激私恩，愿为效死。故胡三省以为，萧梁虐奴，咎由自取①。显然，侯景诱募和抚纳奴隶，巧妙地分化和动摇了台城的抵抗力，有效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攻台城藉此而收意外之效。

太清三年二月末，侯景再施诳诈，又获成功。他利用萧衍久困疲怠，急欲偃兵的心理，投其所好，提出停战为盟。诱使梁军撤援弛备，自己抓紧储粮筹辎。然后骤然变计，劲卒精甲蓦然猛攻，昼夜不停，一举破台城亡梁。建康之战充分体现了侯景战术灵活、用兵诡谲的特点。

入城后，侯景自为大都督、录尚书事、使持节、大丞相、王如故。掌握梁廷大权。他废萧正德为侍中、大司马。六月，杀萧正德。欲除梁诸藩后篡位，派叛军东进浙东州郡。太清三年（549）十二月，侯军陷会稽，尽有三吴。大保元年（550），侯景自为相国、汉王；十月，自加宇宙大将军、都督**诸军事。梁简文帝成其砧上之俎，萧梁有名无实。

侯景出身行伍，志大识。在久膺疆寄的戎军生涯中，养成了“反覆猜忍”，酷虐凶狡的性格。他有野心而无政干，生性暴戾嗜杀，不能真正收取民心，难于在南方站稳脚跟。故军虽锐勇，不能持久。

侯景初至建康，军令尚严，士卒不敢侵暴。及久攻不下，人心渐散，粮仓将罄，乃纵兵掠民。无论金帛菽粟，恣意劫夺。他令民筑土山攻城，不限贵贱，昼夜不息，乱加殴捶，疲羸者杀以填山，号哭之声惊天动地。城破后，将病人与死尸聚而焚之，惨不忍睹。还在石头城立大舂碓，刑人或加杀，或断其手足，刻析心腹，破出肝肠；他封箝民口，禁人偶语，犯则刑及外族。

①《资治通鉴》卷一六一。

遣军攻浙东，他鼓励诸将破栅平城尽屠毋赦，以扬威名，故其将领专务焚掠，杀人如芥。南方人民创痛巨深，仇恨侯军暴虐荼毒，“虽死不从之”。啸聚筑垒，亟起抗暴。南方土豪酋帅亦趁国土板荡，朝廷倾覆，风云际会，异军突起。他们凭藉私人武装，参与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成了后来平定侯景的主力，登上了南朝政治舞台。

侯景横逆衄践，江南经济文化遭巨大损失。梁都建康所在地扬州和邻近的东扬州向来富庶繁荣，为南朝财政所本。亟经摧燎，这一带的社会经济一落千丈。建康城焚掠后满目疮痍，残如荒郊。“户口百遗一二，大航南岸极目无烟”。由于战争中不能正常生产，大宝元年（550）又旱蝗相继，江南发生特大饥荒。百姓流入山谷江湖，以草根木实果腹，草木垂尽，饿殍遍野。就连富室豪家亦皆乏食，鸠形鹄面，坐怀金玉，奄奄待毙。江南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堆，高如邱陇，凋残颓废，一二十年后犹未克复。

萧梁文人学士逢此乱离，备历屯蹇而丧命者甚多，大量藏书亦于战火中毁佚。南朝文化受到空前浩劫，但部分文士北逃避乱，客观上给南北文化交流和北齐文化发展以一定推动①。

江南士族自东晋末开始衰落，至梁末已呈沉淫沉弱，生机殆尽之态。他们大多麇集于建康和扬州，因而在侯景暴风骤雨般的扫荡中，被屠戮略尽。皇室萧氏更是难逃灭顶之灾。侥幸身免的士族逃往江陵投靠荆州刺史萧绎，喘息未定，遽遭西掳入关，没为仆隶，耕田养马。南朝士族自此一蹶不振，成为强弩之末了。

侯景凭凌南土，东魏乘梁危迫中不遑顾及淮南，派辛术招携安抚，侵蚀入己。不费一矢，坐得全淮。西魏争城掠地也不甘示弱，先取襄樊，再占益梁，长江上游入其畛域。在军事、经济力量上优势陡增，以后北周灭北齐，隋统一南北的契机遂萌。

侯军在建康和浙东肆虐，长江中上游萧梁荆、郢、雍、湘、益诸方镇却火并正盛。湘东王萧绎不急莽、卓之诛，先行昆弟之戮，结西魏翦除兄弟子侄，为自立清道。宗室自相鱼肉，无异是代侯景行师。大宝二年（551）闰三月，侯景遣军乘机西上。从此时起，侯景在战术上犯了以己之短击敌之长的严重错误。荆、郢虽交通便利，但多为水路，侯军不善水战，难于利用；侯景早已尽失民心，脱离建康根本，骤然难于驻足。他本应水、步两道，鼓行西上，直指江陵；或是身顿长沙、徇地零、桂，积聚兵粮，荆、郢皆可入其掌。但他自恃兵多将广，屡战屡胜，轻视梁荆州精锐。兵分五千守夏首，再分一万趋巴陵，另有一路指叩江陵。兵分势散，各路又未能协同默契。当前锋任约军与梁徐文盛军相接后，萧绎抽兵驰救，任约窘急。侯景率兵援任约，四月，在西阳被长于水战的徐军打败。梁军一味逃窜惧战的颓势开始扭转。侯景急遣轻骑三百袭陷郢州，擒刺史萧方诸。徐文盛等军心大乱，奔归江陵。梁将王僧辩受命拒侯景，在巴陵（今湖南岳阳）沉船靡旗，伪装将遁。侯景中计，昼夜猛攻巴陵、数旬不克。锐士尽于坚城，士卒饥于米菽，军中疾疫蔓延，死伤大半，侯军战斗力大损。六月，赤亭大战中，梁将胡僧祐和陆法和败擒任约，断侯景一臂。侯景只得放弃经略江汉，退走建康。梁豫州刺史荀朗自巢湖出濡须邀击侯景，破其后军。梁军士气大振，转入战略反攻。因利乘便，沿流进讨。侯景丧师失将奔逃，船只前后不接。

①参阅缪钺《颜之推年谱》，见《读史存稿》1982年版。

回到建康后，侯景自恐不能久存，欲早逞为帝之心。八月，幽禁简文帝，立豫章王萧栋，改元天正。九月，杀简文帝及其诸子。十一月，废萧栋自立，改元太始，国号汉。

承圣元年（552）三月，梁江州刺史王僧辩军、东扬州刺史陈霸先军与侯景在姑孰和石头城北激战。侯景情穷势绌，率部下数十人遁逃。四月，在沪渎下海，北逃途中被随行羊鹍所杀。

（谢选骏指出：梁武帝面对侯景，不失风度。而侯景可以说是“南朝的董卓”——从“文化的兀鹰”的角度看，董卓造孽和侯景之乱哪一个更甚？董卓算个锤子，而候景这人却是变态……所以网民说萧佛爷就是年纪大松懈了，董卓一方诸侯起码不卑鄙，东汉即使没有董卓也会有何卓李卓的，梁如果没有候景历史往哪里走未可知啊。侯景之乱直接导致南朝丢失长江以北的所有领土加上益州，没有陈霸先出来收拾乱局，南朝提前结束了。梁武帝也是负义的一方，刚刚贪图侯景的土地而收降了人家，立刻就又打算用侯景当筹码换回自己的侄子，侯景知道以后就说：“吾知吴儿老公薄心肠！”才下定决心造反。董卓还可以吧，没有董卓的时候，也很乱了。董卓之后的曹操，袁绍也都很卑鄙残暴……都是老糊涂了，想一出是一出。董卓才杀了6万多老百姓 候景杀了40万人。——不过在我看来，文化的兀鹰都是文明的定数，例如现代的毛泽东，就是侯景的扩大版。）

【第十九章 高欢、宇文泰、北周武帝】

第一节 高欢

高欢（496—547），字贺六浑，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东）人。东魏王朝的建立者和实际统治者。

从队主到晋州刺史

高欢自称是河北大族渤海高氏的后裔①。六世祖高隐曾任西晋玄菟太守，以后三世又有人在鲜卑慕容人所建立的前燕、后燕政权里为官。拓跋珪灭后燕，曾祖高湖降魏，为右将军。祖父高谧仕魏，官至侍御史，因犯法依律徙居怀朔镇，降为兵户。

怀朔在今内蒙古固阳西南，是北魏边塞六镇之一。这一地区的镇兵和镇民以鲜卑人为主，也有被迫徙居这里的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口，由于长期的民族杂居，后者多已鲜卑化了。高欢就是一个鲜卑化的汉人。

北魏后期兵户的社会地位很低，属于半自由人。他们只有在立下战功以后，由政府赦免才能与一般国家编户的地位相等。高欢的早年生活充满了贫困和屈辱。母亲死后，他一直被寄养在姐夫尉景的家里。长大以后，靠着娶上有钱的老婆，高欢才买到马，被镇将提拔为队主，后改任函使。函使主要负责由边镇往首都洛阳传递信件，是一种职务低贱的小军官，受人鄙视。有一次仅因为坐着吃饭，高欢便遭到上司的一顿痛打。

高欢当函使共有六年，其时正值宣武帝末年到孝明帝初年。北魏政权已十分**，最高统治阶层穷奢极欲、佞佛成风；朝中权贵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地方官吏更是拚命聚敛财富。劳动人民在沉重的租税赋役压迫之下，大量地破产、流亡，各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函使的生活，打开了高欢的眼界，许多社会问题迫使他去思考。高欢预感到北魏的统治在走向绝路，天下将要大乱。他是一个有政治抱负、想干一番事业的人，觉得时机快要到来了。神龟二年（519）二月，洛阳城内发生皇宫卫队的武士们聚众闹事的乱子。千余名羽林、虎贲集会，抗议政府排抑武人，先在尚书省诟骂，继而闯入征西将军张彝的私第，殴伤主人，烧死其子。事后，北魏政府只惩办几个头目，其余的人一概赦免不问。高欢在洛阳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回到怀朔，他对家人说：“政府**无能到这种程度，前途可想而知。天下大乱，钱财能够保得住吗？”于是，他有意识地用钱财去交结那些有志造反的朋友。慢慢地，在高欢的周围聚拢了一帮志同道合的人。

北魏末年，北方边镇地区是社会矛盾的焦点。这里的镇兵、镇民受到的压迫最深，痛苦最大，动摇北魏统治的各族人民大起义也首先从这里爆发并向全国波及。高欢和他的一伙，先后参加过两支由六镇兵民为主体的河北义军。高欢参加起义，是带着个人野心来寻找出路的。所以在杜洛周义军，他曾制造过谋杀事件，企图夺取义军的领导权。改投葛荣后不久，他又叛降义军的死敌尔朱荣。

①关于高欢的族属，《魏书·高湖传》、《北齐书·神武帝纪》皆记其世系出于渤海名门高氏。清人王鸣盛最早提出怀疑。周一良教授推论高欢本非汉人，王仲荦教授也持此说。缪钺教授更认为高欢乃塞上鲜卑或汉人久居塞上而鲜卑化者，既贵之后，伪造世系。谭其骧教授则考证出高欢的族属出于高丽。

尔朱荣是塞上北秀容川（今山西保德县朱家川一带）契胡族酋长，拥有部落八千余家。北魏内乱，他乘机大肆招纳兵勇，发展武装力量。北魏政府授予尔朱荣车骑将军及并、肆、汾、广、恒、云六州讨虏大都督的职务，利用他的兵力镇压起义。尔朱荣兵势日盛，野心逐渐膨胀。高欢迎合他的心理，建议举兵内向，通过武力控制北魏政权。由此高欢深得尔朱荣的信任，被任命为亲信都督（卫队长）。武泰元年（528）二月，尔朱荣以高欢为先锋，长驱下洛，通过血腥的屠杀，制服了北魏朝廷，把持了大权。当年九月，尔朱荣出兵镇压葛荣。高欢利用旧日与河北义军的关系，进行分化瓦解，诱使七个称王的义军首领脱离葛荣，导致河北义军的最后失败。之后，高欢又参与镇压山东的羊侃、邢杲起义，以功累迁为第三镇人酋长、晋州刺史等职，成为尔朱荣最得力的部将。尔朱荣认为，在他的下属中，只有高欢可以代替他统军，是个帅才。

移军河北，另立门户永安三年（530）北魏孝庄帝不甘心作傀儡，用计将尔朱荣杀死。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统领余众，从晋阳（今山西太原）起兵赴洛为叔父报仇。临行前，尔朱兆要高欢与他同行。高欢以汾晋地区的山蜀作乱为借口，滞留晋州（今山西临汾地区）不动。在尔朱氏家族中，高欢只敬畏尔朱荣一人，认为尔朱兆粗鄙狂愚，成就不了大业，不愿意附属于他。尔朱兆兵陷洛阳以后，高欢警告他不要对皇帝下手，否则将会十分被动。然而尔朱兆置之不理，仍将孝庄帝弄到晋阳缢死。这使高欢决意脱离尔朱氏，另立门户。

当年十月，河西牧子费也头部纥豆陵步藩率众南下，在秀容川大破尔朱兆，进逼晋阳。尔朱兆向高欢告急。高欢一面答应救援，一面借口无桥渡河，逗留缓行。当时他的内心十分矛盾，既希望尔朱兆被费也头消灭，又害怕费也头兵势太强，日后难除。经过再三犹豫，才在尔朱兆反复求援后，与之联兵合击，将费也头打败。

在打败费也头的当天夜里，尔朱兆兴致勃勃地来到高欢的营寨，要来个通夜宴饮。席间，尔朱兆向高欢请教治理他辖下的二十万六镇降户的办法。所谓六镇降户，就是参加河北起义的六镇兵民残余力量。起义失败后，尔朱荣把他们强徙到山西的并州（今山西太原地区），肆州（今山西忻县地区）一带。由于受到契胡军人的欺凌，无法生活，六镇降户经常起来反抗，前后二十六次造反。尔朱荣、尔朱兆杀死了很多人，但是骚乱仍然不断发生。所以这些六镇降户成了尔朱兆最头疼的问题。而高欢却对他们很感兴趣。他要与尔朱氏分手，苦于兵力不足，而六镇降户正是他所需要的力量。他知道凭借自己同六镇的特殊关系，不但有能力控制他们，而且能把他们训练成一支驰骋天下的劲旅。于是，高欢对尔朱兆说：“二十多万人，怎么能都杀死呢？你应该选个可靠的人把他们编制和统率起来，再有人闹事，你就惩罚这个将领。有人认真管，闹事的人自然会少了。”尔朱兆说：“好主意！可让谁来管呢？”高欢还没有说话，他的一个下属抢着提名高欢。高欢一拳打掉那个下属的牙齿，还要求尔朱兆处死他。高欢演出的苦肉计，居然骗取了尔朱兆的信任。尔朱兆把统率六镇降户的权力移交给他。高欢害怕尔朱兆酒醒后反悔，立即出营向六镇降户宣布尔朱兆的任命，并命令他们到汾水以东的阳曲川集合。六镇降户向来痛恨尔朱兆而对高欢有一定的好感，所以能够比较服从他的调遣。

高欢为摆脱尔朱兆的控制，借口并肆地区频岁霜旱，缺少粮食，要求带领六镇降户到太行山以东的今河北地区就食。因为事先买通了尔朱兆的左右，他的要求很快得到了满足。

在东去的路上，高欢将尔朱荣妻子从洛阳带来的三百匹战马劫走，还杀死了尔朱兆派遣统领降户家眷的部将。这些作法，不但壮大自己的实力，而且进一步得到了降户们的拥护。

普泰元年（531）二月，高欢率军经上党（今山西长治北）穿大王山，到达河北的滏口（今河北磁县西北石鼓山），驻扎下来。

当时，河北地区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尔朱氏集团和他们的反对派争夺异常激烈。尔朱氏的亲信刘诞和侯渊分别据有相州（今河北临漳县地区）和定州（今河北定县地区），控制殷州（今河北隆尧地区）大权的则是尔朱氏家族的成员尔朱羽生。反尔朱氏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幽州和冀州：幽州（今北京地区）刺史刘灵助自称燕王，声言要为孝庄帝复仇。占据冀州（今河北冀县地区）的河北大族封隆之、高乾、高昂兄弟更与尔朱氏势不两立。他们杀死尔朱兆派来的监军白鹞，并将前来偷袭的尔朱羽生打败。此外还有很多坞堡势力也拒绝与尔朱氏合作。

高欢要实现在河北站稳脚根，最终同尔朱氏决裂的计划，就必须同反尔朱氏的河北大族建立联系，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因此，他一面自称与高乾、高昂兄弟同宗，一面放出进攻冀州治所信都的口信。由于高欢尚未脱离尔朱氏集团，河北大族搞不清楚他的真实用意。高乾特意来到滏口摸底，他劝说高欢与尔朱氏决裂，并邀请他进据冀州。这时，赵郡大族李元忠也赶到滏口。李元忠是殷州西山的大坞堡主，统领堡户多达数千家。他表示有能力控制殷州的局面，并同意归附高欢。同时尔朱氏也想拉拢高欢，通过他们操纵下的北魏政府进封他为渤海王、东道大行台、冀州刺史等职务。

高欢占据冀州后，开始着手对六镇降户的控制和改造。高欢极意笼络他们，自称是鲜卑人，同他们讲话也一律用鲜卑语。他还千方百计地加深六镇降户对尔朱兆的仇恨。高欢故意散布消息说，尔朱兆要把他们弄到并州去当奴仆，还要征发他们去打仗。一时间，六镇降户人心惶惶，无不切齿痛恨尔朱兆。他们表示拥戴高欢作首领，并决心跟高欢起来造反。高欢看到时机成熟，便向他们讲：“你们这些人不懂得纪律。一个军队，人数再多，没有法度迟早要垮台的。我当统帅，首先要立下纪律，不许欺负汉族人，不许违犯我的军令。”高欢说完，六镇降户全都跪倒在地，高喊道：“不管生死，一切全听将军的安排。”

高欢为什么向他所统率的六镇军队提出不许欺负汉人的问题呢？原来，自孝文帝从代北平城迁都洛阳以后，北魏政府对六镇鲜卑采取歧视政策，这就形成了六镇人对汉化和汉人的仇视心理和报复情绪。河北是汉人居住区，高欢要在河北立足，必须解决鲜卑人与汉人的矛盾。所以，高欢经常劝说鲜卑人要加强纪律，尊重汉人。他对鲜卑军人讲：“汉人是你们的奴婢，男人为你们种地，女人为你们织布，让你们得到温饱，你们为什么要欺负他们？”他自己以身作则，行军路过汉人农田的时候，都要牵着马，步行而过，不让军马踏坏庄稼。高欢还规定，汉族老百姓家的东西，一概不许侵犯。

在当时战乱的年代里，高欢这样能注意申明纪律、约束军队的统帅，可谓是凤毛麟角了。由于高欢治军严明，他的军队的名声最初还是比较好的。同时，高欢还努力加强同河北大族的关系。他称高乾为叔父，并和自己的儿子以子孙之礼拜见他们。高欢注意尊重他们的民族感情，凡是高氏兄弟在场，他同军队讲话都改用汉语，还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军队。为消除对鲜卑军人的对立情绪，他对汉族老百姓讲：“鲜卑人接受你们的粮食和布匹，是受你们雇佣，替你们来打仗，让你们能过上安宁日子的。你们不要恨他们。”这种缓解民族矛盾的做法比较得人心。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高欢在河北立足已稳，遂与尔朱氏彻底决裂。这年六月，高欢授意李元忠攻打殷州城，同时派高乾以救援为名，将尔朱羽生诱出城外杀死。高欢委任李元忠为殷州刺史，并上表宣布尔朱氏罪恶。不久，他在信都拥立北魏宗室元朗为帝，自任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大行台等职，公开和尔朱氏操纵下的洛阳政府相对抗。

韩陵之役大捷

高欢的突然反戈，极大地激怒了尔朱氏一家。八月，尔朱兆亲率大军攻打殷州，李元忠支持不住，败退信都。尔朱兆进驻广阿（今河北隆尧东），与自徐兗进屯阳平（今山东馆陶）的尔朱仲远大军形成对冀州犄角之势。高欢了解尔朱氏家族内部矛盾重重，巧施离间计，使尔朱仲远不战而还。他乘机在广阿大破尔朱兆，俘获甲士五千余人。接着，又连陷殷州、相州，生擒刘诞，迁都城于邺（今河南临漳县西南）。

高欢的节节胜利，迫使迭相猜贰的尔朱氏一家暂时一致起来。在掌握朝政的尔朱世隆策划之下，尔朱兆、尔朱天光、尔朱仲远等人分别从晋阳、关中、徐兗等地调集大军，气势汹汹地扑向邺城，准备一举消灭高欢。

普泰二年（532）闰三月，集结在洹河南岸的各路尔朱氏军达二十万人。

形势对高欢十分不利，尔朱氏军队不但数量多，而且以剽悍雄健的契胡族骑兵为主。而高欢的军队则是步骑交杂，全军战马尚凑不足二千匹，步卒也不满三万人。双方实力悬殊。

面对处于绝对优势的敌人，高欢采取了集中兵力、破釜沉舟的战术。他留下少量军队守护邺城，把大部队调到邺城东南方的韩陵山下、摆成一个圆阵。他命令将士用绳索把许多牛、驴牲畜系好，连结在一起，将去往邺城的归路堵死。高欢的部署用意十分明显，向全军将士表明：现在背靠大山，又没有退路，只有决一死战，战胜敌人才能生存。

战斗开始后，高欢亲自率领主力部队从中路冲向敌阵。河北大族高昂率领三千名由他的乡里部曲组成的私兵担任左翼部队，高昂的弟弟高岳指挥右翼部队。尔朱军仗着兵多将众，从四面包抄过来。他们进攻的主要目标是高欢的中军，企图活捉或杀死高欢。这样，高昂和高岳的左右两军受到压力反而不大。高岳发现受到敌人重点攻击的中军形势危急，当机立断，马上从右军中抽调五百名精锐的六镇鲜卑铁骑，对准敌军前驱部队的主帅尔朱兆猛扑过去。高昂也亲率一千名汉人骑兵，横击尔朱军的左右翼。高欢手下的另一将领斛律敦乘机绕到敌后，攻击敌人的后应部队。骄傲轻敌的各路尔朱军想不到会突然同时受敌，一时懵头转向，不知所措，纷纷溃败逃跑。高欢看见敌军阵角大乱，立即抓着战机，指挥军队迅猛冲杀。尔朱军抵挡不住，很快土崩瓦解。几个尔朱军的将领干脆放下武器投降了。尔朱兆见大势已去，勉强收拾起残兵败将，狼狈地窜回晋阳。他的几个叔叔、兄弟也抛下军队各自逃生去了。在决定命运的韩陵之战中，高欢靠智慧和勇敢打败了敌人。

韩陵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高欢以三万之众打败了七倍于己的敌人，这和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是分不开的。首先，高欢知己知彼。他在尔朱氏的军队中生活过，对于这个军队内情十分熟悉。尔朱军不但内部矛盾尖锐，而且麻痹轻敌。而自己军队中的鲜卑人既对尔朱氏的军队有着刻骨的仇恨，又英勇善战。根据敌我双方的这些情况，高欢制定了一个正确的作战方案。他以断绝自己军队退路、破釜沉舟的办法，激发将士以死拚搏的斗志。这是高欢以少胜多的第二个原因。最后，高欢比较好地处理了内部关系。他尽量调和和消除汉人和鲜卑人之间的矛盾。在战争开始之前，高欢曾担心高昂率领的汉族军队战斗力不强，想派一千名鲜卑兵协助他们。但是高昂认为两族人在一起不便指挥，拒绝了这个建议。在这种情况下，高欢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这就使得高昂心情比较舒畅，战斗中十分勇敢，还能与其他各部注意配合，互相支援。

韩陵战后，北方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尔朱氏各派势力很快被高欢消灭了。除晋阳的尔朱兆尚在苟延残喘外，其余的人不是被杀，就是逃到南朝去了。这年四月，高欢进入洛阳，废杀尔朱氏拥立的节闵帝元恭及原来的傀儡元朗（只因他是魏宗室的疏属），另立元修为皇帝，是为北魏孝武帝。高欢自为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等职，把北魏政府的实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

七月，高欢兵发三路，亲率十万大军杀向晋阳。尔朱兆仓皇舍弃晋阳，退到北秀容。次年正月，尔朱兆兵败自缢而死。

建立东魏

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高欢集中精力对他的军队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和改编。他发现晋阳一带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四周崇山峻岭，易守难攻，是个极好的屯兵之地。于是，高欢在晋阳建置大丞相府，长期住在那里，遥控洛阳。他还把手下的鲜卑人从河北迁到了并州、汾州一带，并分别在秀容郡（今山西原平县）、寿阳城（今山西寿阳西）、受阳县（今山西文水东）设置恒、燕、云三州侨州政府；又把六镇改为朔、显、蔚三州，分别在六壁城（今山西孝义西南）、邬县（今山西平遥西北）等地设置侨州政府。侨州政府不受当地政府管辖，直属大丞相府。高欢从政治上、经济上给予六镇鲜卑很多特殊的照顾，规定他们以打仗为主要职业，不从事生产，衣食供给都仰承于汉族人民。六州鲜卑拱卫在晋阳的四周，既有利于高欢对军队的调发和使用，又成为他重要的兵源。

永熙三年（534）五月，魏孝武帝下诏调发河南诸州兵，声言要亲自进攻南方的萧梁王朝，而实际上是想突袭晋阳，搞掉高欢。

魏孝武帝同高欢关系紧张，发生在一年以前。几个对高欢专权不满的朝臣向孝武帝建议加强禁卫军，以防备晋阳。本来就不愿受高欢摆布的孝武帝，很快按照他们的意见设置了都督部曲，并大量选拔骁勇，增允武直，还把一部分军国大权转移到高欢的反对派手里。同时，他还秘密地和拥兵关陇的贺拔岳建立联系，任用贺拔岳的哥哥贺拔胜都督荆州等七州的军事。不久，孝武帝杀死在朝中任司空官职的高乾，撤销高欢亲信韩贤建州刺史的职务，将高欢安插在洛阳的党羽一一地清除掉。

高欢识破孝武帝的用心，立即调集二十四万大军，声称应诏南讨，分兵四路，大举南下。七月，高欢引军渡河，迫使孝武帝丢弃洛阳，亡命长安，投奔到贺拔岳的继任者宇文泰那里。八月，高欢占据洛阳，大肆屠杀反对派。但孝武帝的西走，也使高欢失去了政治资本。他前后写过四十多封信件，请求孝武帝东还，均遭拒绝。十月，高欢改立年仅十一岁的元善见为帝，是为魏孝静帝。不久，他以洛阳处以四战之地，难以为都，下令北迁邺城。高欢命令下达后三天，洛阳城民四十万户被驱出家园狼狈就道。高欢留在洛阳处理后事，事毕还晋阳，从此军国大权一概归入相府。北魏被一分为二，以邺城为都的北魏王朝居于宇文泰制下的北魏长安王朝的东方，故史称东魏。

东西对峙，败多胜少

天平二年（535），高欢镇压了并、汾地区的刘蠡升起义。孝昌年间（525—527），受六镇起义的影响，居住在离石（今山西离石）以西，安定（今甘肃泾川）以东广大山区的稽胡族人民不堪政府压迫，在刘蠡升领导下举行起义。刘蠡升自称天子，在汾州境内的云阳谷一带建立政权。刘蠡升力量日益发展，对以并汾为基地的高欢造成严重威胁。高欢先后三次发重兵进行讨伐，甚至不惜采取欺诈手段，终于将义军战败。赵蠡升被杀，五万多户胡汉人口被高欢俘获。

魏孝武帝逃到长安后不久，与宇文泰发生矛盾，被毒死。宇文泰改立元宝炬为帝，是为西魏文帝。宇文泰以丞相的职务控制大权。西魏同东魏比较，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高欢建立东魏后，有志消灭西魏统一北方，开始频繁地向西部用兵。

天平三年（536）正月，高欢亲自率领一万骑兵袭击西魏的夏州（今内蒙乌审旗南），逼降其刺史斛拔俄弥突。不久，高欢又派兵将准备投降的西魏灵州刺史曹泥、凉州刺史刘丰解救到东魏。两次战争高欢共虏获西魏一万多户人口。

西魏大统二年（东魏天平三年）是关中地区的大灾年，“人相食，死者什六八”（《资治通鉴》卷一五七）。高欢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在当年年底大举进攻宇文泰。他以大都督窦泰趋潼关，以司徒曹昂包抄蓝田，自己亲率主力进屯蒲坂。次年正月，宇文泰抓着东魏军队骄傲轻敌的弱点，潜军出小关，突袭窦泰。攻潼关的东魏军没有防备，结果全军覆没，窦泰兵败自杀。高欢听到窦泰的败讯，急忙拆掉为渡河而建置的浮桥，撤军而还。不久，高昂也身受重伤，返回东魏。

天平四年（537）九月，高欢不甘心小关的失败，选择宇文泰东出潼关到恒农（今河南灵宝北）“就谷”之机，一面派高昂围攻恒农，截断宇文泰的归路，一面亲率十万大军，自蒲津（今山西永济西）而西，先后渡过黄河、洛水，屯军许原，准备一举攻陷长安，消灭西魏政权。但是，高欢没有想到，宇文泰会很快摆脱高昂，引兵入关，又轻骑渡渭，将大军隐蔽在渭曲沙苑（今陕西大荔南）一带。高欢的部将由于地理环境不熟，且又麻痹轻敌、纪律涣散，结果二十万之众竟然被不足一万的西魏人马打败。这一战是高欢统兵历史上所遭遇的最惨重的失败，全军将士死伤八万余人，各类武器、铠甲损失十八万多件。

沙苑之战后，宇文泰在关中陇上地区的统治得到进一步巩固，高欢逐渐丧失对西魏的战略优势，靠东魏的力量统一北方的目标已很难实现。东西魏对峙的局面正式形成。

高欢退军后，西魏乘胜攻占了蒲坂和洛阳的金墉城。元象元年（538）七月，高欢得知宇文泰与魏文帝要来洛阳祭拜园陵，遂命令侯景、高昂率军反攻金墉城，自己亲率大军担任后继部队。宇文泰亲自赶来救援守城的西魏军队，在河桥（今河南孟县西南）被侯景打败，几乎被俘。但西魏大军及时赶到，反败为胜。高昂全军覆没，本人为追兵所杀。河桥一役，东魏将士被俘一万五千余人，落水而死的近万人。

高欢在同西魏的几次大战中连续告败，具体原因因战争而异，各不相同，但都是次要的原因。政治上的逐渐**，官吏贪污成风，东魏境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才是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

东魏立国之初，高欢也想对北魏末年泛滥成灾的**吏治予以廓清。天平二年（535），他为在邺城的文武百官规定了给禄标准，并派人检查各州郡县政府官吏执法的情况。但是，随从高欢起家的鲜卑族权贵不顾禁令，依然肆意贪污，高欢无可奈何。有个叫杜弼的行台郎中实在看不过去了，要求高欢惩办贪官污吏。高欢对他说了实话：“官场上贪污的风气，由来已久。武将中有很多人因家眷在关中，受到宇文泰的招诱，去留未定。江南的萧衍专搞礼乐制度，对汉族士大夫有很大的吸引力。我如果对他们过分强调纲纪，不予宽容的话，一旦都离我而去，我怎样立国呀？”等到杜弼再来提建议时，高欢则翻了脸。他命令士兵把弓拉开，刀竖起来，让杜弼从刀锋箭头中间钻过去，然后对杜弼说：“箭也不射你，刀也不砍你，你还害怕。我的军人们却是真刀真枪，百死一生，功劳这么大，贪污点算什么！”高欢以放纵贪污立国，使东魏的吏治、官风**到了极点。

这时，原已缓和的民族矛盾又重新尖锐起来。天平四年（537），治河的民伕死去不少，鲜卑贵族竟讲：“一钱不值的汉人，随他们死去吧。”一个汉族将领听到后气坏了，准备杀死他。汉族、鲜卑族将领之间常因民族关系紧张而发生火并。高昂之死也是由于东魏鲜卑族将领见死不救造成的。

武定元年（543）月，东魏与西魏再次发生战争。战争的导火线是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据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叛降西魏。宇文泰亲至洛阳接应，用兵包围了河桥。高欢匆匆从晋阳赶到黄河北岸，在挫败西魏烧桥的船队后，渡河占据了邙山。两军合战，宇文泰战败，险些被擒。这一仗，西魏军损伤三万余众。第二天，两军又发生战争，宇文泰仍未能取胜，只好引兵入关。这次战争，史称邙山之战。

邙山之战虽以高欢的胜利而告终，但也暴露了东魏内部的许多问题。部将的贪财好利，军纪败坏，严重地损耗了军队的战斗力，一度干扰了高欢的军事部署。当时宇文泰兵败几乎遭擒，大将彭乐接受一口袋黄金的贿赂，竟然将敌军主帅放跑了。

由于平素对下属放纵惯了，高欢感觉到光靠自己的力量很难改变这种局面。他开始采用扶植儿子高澄的办法，试图对不法权贵稍加约束。武定二年（544）三月，高欢把高澄的职务从吏部尚书提升到大将军、领中书监，并将掌管机要的权力从门下省转归中书省。高欢企图以此削弱邺中四贵的权力。邺中四贵，是高欢原来安插在邺城控制东魏朝政的孙腾、司马子如等四人。他们凭借权势，专恣骄贪，成为不法权贵的领袖人物。高澄起用汉族士人崔季舒为中书侍郎，崔暹为御史中尉，授意他们对司马子如等人进行弹劾。高澄下令将司马子如下狱、免职，并当众羞辱孙腾，同时还处死、黜免一大批贪赃枉法的贵族官僚。一时满朝肃然，颇有成效。事后，高欢出面极力安抚司马子如等人，并下书给邺城诸贵说：“崔暹等人居宪台，象司马子如这样同我亲密的人，我都不能救。请你们大家谨慎小心一些。”

为了扩大剥削对象，增加租税赋役收入。高欢在统治区域内多次清查户籍，搜括人口。早在元象元年（538），他曾下令禁止各地牧守令长擅立佛寺，以防止大量国家编户成为免除租税赋役的僧尼。武定元年（543），高欢亲自巡行冀、定二州，校对核实河北地区的户口。次年十月，他又派遣孙腾、高隆之为括户大使，分行诸州，前后共清查出无籍人口六十多万户，并强迫大量流离、侨寓人口返回本乡。

北魏末年，原本已衰落下去的柔然汗国，由于参与镇压六镇起义遂渐强盛起来。东西魏分裂以后，高欢和宇文泰无暇北顾，竞相与柔然通好，遂使柔然可汗阿那瑰称雄漠南，势力无故。武定四年（546），西魏与柔然合谋连兵进攻东魏。高欢得知后，一面在幽、安、定三州的北边险要关口修建防御工事，一面派臣下出使柔然为儿子高澄求婚。柔然可汗拒绝将女儿嫁与高澄，强迫高欢自娶。高欢被迫将其妻匹娄氏处于别居，纳柔然公主为正室。高欢屈辱妥协讨好柔然，以换取北边的和平，全力对付西魏。

这年九月，高欢亲率大军围攻西魏据守的玉壁。玉壁在今山西稷山县西南，处于汾水的下游。西魏设在这里的要塞对东魏的晋州威胁很大。高欢命令士兵昼夜攻城，企图拔掉这个钉子。但是他遇到了西魏守将韦孝宽的顽强抵抗。东魏军队苦攻五十余日，士卒死病七万余人，始终未能破城。高欢智力皆尽，在身染重病之后，解围退军。

高欢回到晋阳后，一病不起，武定五年（547）正月死去，终年五十二岁。北齐建立后，高欢被追谥为献武帝，后改谥为神武帝。

高欢的一生可以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经历了各种艰难曲折，从出身低贱的兵户之子成为一名统帅，并建立了强大的东魏王朝。他擅长分析和把握客观形势，并能作出决断。他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成功的。但是在他的后期，由于没有勇气对其营垒中的**风气进行斗争，他徒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也终未能有大的建树。在东西魏长期的战争中，高欢占据着实力上的优势。东魏地区经济发达，人口众多，但是战争的结果却是败多胜少。另外，高欢明知下属侯景专兵一方，不易驾驭，却又不在生前及时处理，导致侯景在他死后作乱，使东魏丧失河南四州之地，国力大伤。高欢诸子高欢共有十五子。

长子高澄（521—549），字子惠。十一岁时被封为渤海王世子，次年加封侍中等职。东魏建立后，先后为尚书令、大行台、并州刺史、京畿大都督、吏部尚书等职。武定二年（544）以大将军、中书监之职居邺，受父命控制朝政。高欢死后，继任大丞相，专擅东魏大权。河南大行台侯景将兵十万反叛东魏。高澄派慕容绍宗等人南下镇压，大破侯景。武定七年（549）高澄完成夺取东魏皇位的准备工作，突然为邺城“膳奴”蓝京杀死，时年二十九岁。北齐建立后，追谥为文襄帝。

次子高洋（529—559），字子进。父兄执东魏朝政期间，先后任尚书左仆射、尚书令、中书监、京畿大都督等职。高澄被杀后，进爵为齐王，受封为使持节、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大行台等职。武定八年（550）废东魏皇帝自立，改国号为齐，史称北齐。在位期间，重用汉族官僚杨愔等人，删削律令，并省州郡县，减少冗官，严禁贪污，注意肃清吏治；前后筑长城四千里，置边镇二十五所，屡次打败柔然、突厥、契丹，出击萧齐，拓地至淮南。后期以功业自矜，纵欲酗酒，残暴滥杀，大兴土木，赏费无度，遂国势转衰。天保十年（559）病死，时年三十一岁。谥号为文宣帝。

六子高演（535—561），字延安。兄高洋在位期间，封常山王，历任并省尚书令、司空、大司马、录尚书事等职。高洋死，子高殷嗣位。乾明元年（560）三月，高演在鲜卑权贵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杀死汉族大臣杨愔等人，自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掌管朝廷大权。八月废高殷，称帝改元。次年马惊坠地，伤肋而死，年二十七岁。谥号为孝昭帝。

九子高湛（537—569），兄高洋、高演在位期间，封长广王，历任尚书令、司徒、太尉、并州刺史、京畿大都督、大傅、录尚书事、右丞相等职。高演死，大宁元年（561）十一月即皇帝位。在位期间，督修律令，成《齐律》十二篇、令四十卷。颁行新的均田令和租调法，并对三长免役特权作出新的调整。清河四年（565）四月，禅位于子高纬，称太上皇。天统四年十二月（569年1月）病死，年三十二。谥号为武成帝。

第二节 宇文泰

宇文泰（507—556），字黑獭，代郡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人，鲜卑族属，西魏王朝的建立者和实际统治者，西魏禅周后，追尊为文王，庙号太祖，武成元年（559），追尊为文皇帝。

边镇武吏

宇文泰的先世是东胡族宇文部的酋长，东汉末年，宇文部加入鲜卑檀石槐部落联盟，遂亦鲜卑化，游牧于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上游地区。西晋末年，部落强盛，自称单于，从阴山南迁，居于辽西。四世纪中期，被鲜卑慕容部所灭，慕容皝迁宇文部五千余落于昌黎（今辽宁朝阳市），一些宇文部贵族遂先后入仕前燕、后燕政权，宇文泰高祖陵即仕于后燕，拜驸马都尉，封玄菟公。皇始元年（396）八月，北魏太祖拓跋珪领军进攻燕都中山（今河北定县），燕军大败，次年十月，魏军克中山，后燕将吏士卒降者二万余人，宇文陵亦率甲骑五百降魏，拜都牧主。天兴元年（398）十二月，北魏徙六州二十二郡豪杰于代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一带，以加强控制，宇文陵也随之迁武川，遂世居武川。

正光五年（524），破六韩拔陵领导的边镇起义在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县东北）爆发，随后，起义军大将卫可孤攻下武川镇。不久，武川镇中下级军官贺拔岳父子，宇文泰父宇文肱等袭杀卫可孤，投降政府。其时，北魏王朝向柔然借兵镇压起义军，柔然骑兵在攻下六镇后，大肆掠夺破坏，致使六镇饥荒严重，北魏政府只得移饥民于河北就食。宇文泰和其父、兄也被徙到河北博陵（今河北安平）。孝昌二年（526）正月，怀朔镇镇兵鲜于修礼率领北镇流民于定州左人城（今河北唐县西）起义，宇文一家亦参加了起义队伍。但在前往左人城途中，被政府军击败，宇文肱及其长子、次子阵亡，宇文泰与其兄洛生幸免于难，入鲜于修礼军中。及修礼死，又入葛荣军中，被任为将帅。葛荣失败后，尔失荣惧宇文兄弟有异心，遂托以他罪，诛洛生，宇文泰慷慨陈述，才释去尔朱荣对他的戒心，免遭其难。由于宇文泰与尔朱荣的部将贺拔岳有旧，岳亦是武川军人，与泰父肱关系甚密，因此，宇文泰被收编在贺拔岳部下。

永安三年（530）春，尔朱荣以尔朱天光为主帅，贺拔岳和侯莫陈悦为副帅，率兵前往镇压关陇起义军。宇文泰以步兵校尉的身份随岳入关，因镇压起义军有功累迁至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增邑三百户，加直阁将军、行原州事。在镇压关陇起义的过程中，宇文泰乘机扩大自己的影响，对吏民施以恩惠，羸得了不少人的好感。是年九月，孝庄帝诛杀尔朱荣，但大权仍操在握有大军的尔朱氏手中。中兴二年（532）月，尔朱天光领兵东返，不久，尔朱氏败灭，天光亦被杀。先是，天光东返，留弟显寿镇守长安，贺拔岳用宇文泰计，袭取长安，泰帅轻骑为先锋，倍道兼行，显寿闻报，弃城东走，至华阴（今陕西大荔），被泰军追及擒获。及天光死，关中只剩下贺拔岳与侯莫陈悦两个军事集团。同年，魏帝授贺拔岳为关西大行台，岳以宇文泰为行台左丞，领府司马，事无巨细，皆委之于泰。

尔朱荣之败，高欢之力也，高欢亦由此而位居丞相，秉掌大权。孝武帝对这种政由旁出的局面很不满意，密与贺拔岳相结，想依凭岳在关中的实力来牵制高欢。初，贺拔岳遣行台郎冯景诣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见高欢，欢与景歃血为誓，约与岳结为兄弟，景还，告诉贺拔岳，高欢奸诈有余，不可轻信。时为府司马的宇文泰自请使晋阳，以观察高欢为人，既至，与高欢口答应对，敏捷雄辩，欢欲留泰为己用，泰固辞而返。宇文泰回到长安，对贺拔岳分析了当时形势：“高欢决不甘于为臣下者，他之所以还没有篡夺皇位，是惮于你们兄弟二人。至于侯莫陈悦其人，不过是个庸人，只是碰上了好机会，才得以居高位，其既无忧国之心，也就不为高欢所排忌，只要早作准备，取之不难。如今河西费也头有控弦之骑不下一万，夏州刺史斛拔弥俄突拥兵三千，灵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纥豆陵拔利也各拥部众，心怀异望。因此，今如引军向陇，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服之以德，即可收其兵马，充实我军。西辑氐、羌，北抚沙塞，还军长安，匡辅魏室，这正是当年齐桓、晋文之举也。”贺拔岳听了非常佩服，遂派宇文泰到洛阳见孝武帝，密陈其打算，孝武帝听后大喜，加宇文泰为武卫将军。

永熙二年（533）八月，孝武帝授贺拔岳为都督雍、华等二十州诸军事、雍州刺史。岳以牧马为名，引兵西屯平凉（今甘肃华亭西），除灵州刺史曹泥依附于高欢外，费也头万俟受洛干、夏州刺史斛拔弥俄突、河西流民纥豆陵伊利等皆归附于岳，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也来到平凉，受岳节度。是年，贺拔岳以夏州（治岩绿，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边塞要地，欲派得力之人为刺史，在众人的极力推举下，以宇文泰为使持节、武卫将军、夏州刺史。宇文泰到州后，抚慰流民，结好少数民族，很快控制了夏州局势。接替贺拔岳为统帅永熙三年（534）春正月，贺拔岳准备讨伐曹泥，遣都督赵贵到夏州与宇文泰商议此事，宇文泰认为：曹泥虽然依附高欢，但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不过孤城一座，未足为忧，值得担心的是侯莫陈悦，贪而无信，必然为患，应尽早谋取之。贺拔岳没有听从宇文泰的意见，坚持己见，与侯莫陈悦共同出兵伐曹泥。然悦早已受高欢密旨，出兵途中，借口商议军事，诱岳入营杀之。

贺拔岳死后，军中无人统帅，人心离散，在大都督赵贵的建议下，众人共推宇文泰为统帅，派杜朔周星夜奔夏州告之。宇文泰闻讯，即率帐下轻骑驰赴平凉，为防事变，令杜朔周帅众先据弹筝峡（今甘肃平凉西北）。宇文泰行至安定（今甘肃泾川北），正遇高欢派来招抚贺拔岳部众的侯景，宇文泰以言语折之，辞气俱下，侯景不敢前往平凉，中途而归。先是，孝武帝正将谋取高欢，闻贺拔岳被害，遣武卫将军元毗为使前往宣旨抚慰，并调岳所领部众还洛阳，及元毗到平凉，宇文泰已被众将推为统帅。

宇文泰统领岳军后，一面命诸军戒严，准备进讨侯莫陈悦，一面上表孝武帝，并与元毗及诸将刑牲盟誓，相约共扶王室，孝武帝遂下诏以宇文泰为大都督，统领岳所部人马。

宇文泰得到孝武帝的正式承认后，立即准备进攻侯莫陈悦。先是，原州（治高平，今宁夏固原）刺史史归，素为贺拔岳所亲信，及贺拔岳死，竟反投于悦，悦遣王伯和、成次安领兵二千助史归镇守原州。因此，宇文泰首先派都督侯莫陈崇帅轻骑一千奔袭原州，擒史归、王伯和及成次安等，缚送平凉。永熙三年（534）三月，宇文泰调发诸军，毕集原州，准备攻悦。四月，军出木狭关（今宁夏固原西南），正逢大雨雪，平地积雪二尺，宇文泰知悦怯而多猜，遂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直扑悦之大本营水洛城（今甘肃庄浪东南）。悦闻泰军至，留万人守水洛城，自领大军退保略阳（今甘肃秦安东北陇城镇）。宇文泰军到水洛，守军出降，泰即率轻骑数百奔略阳，悦又退保上邽（今甘肃天水）。时南秦州刺史李弼亦在悦军中，见悦败势已定，乃暗中派使者诣泰，请为内应。其夜，悦弃城出，军中惊溃，士卒纷纷来降，宇文泰纵兵奋击，大破悦军，悦仅与子弟及麾下数十骑遁走灵州，宇文泰急令镇守原州的宇文导在前面堵击，又以都督贺拔颖领一军尾追，至牵屯山（今宁夏固原西）追及，侯莫陈悦自杀于野。随后，宇文泰又遣都督刘亮攻取盘踞豳州（治定安，今甘肃宁县）的悦党孙定儿，克之。又以重兵威逼，迫使氐王杨绍先称藩，送妻、子为质。十一月，遣李虎、李弼等讨伐曹泥，明年，曹泥降，灵州遂平，宇文泰徙其豪强置于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以加强控制。

宇文泰平定秦、陇后，实力增强，孝武帝以泰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关西大都督，略阳县公，承制封拜，成为仅次于高欢的有力人物。

建立西魏永熙三年（534）五月，孝武帝欲起兵伐高欢，事泄，高欢有所戒备，中军将军王思政对孝武帝说：“高欢的篡逆之心，已昭然若揭，洛阳非用武之地，一旦遭到进攻，难以守御，宇文泰心存王室，不如前往关中，凭借宇文泰的力量与高欢抗衡。”孝武帝深以为然。先是，秦、陇刚平，夏州长史于谨曾劝宇文泰上书孝武帝，徙都关中，效曹操之举，挟天子以令诸侯，宇文泰接受了这一意见，将高欢结好自己的书信都封交孝武帝，以示忠于王室之心。及孝武帝欲伐高欢，又遣大都督梁御率步骑五千屯于黄河、渭水合口处，以为声援，令秦州刺史骆超率轻骑一千入洛阳，不久，又遣大都督李贤领精骑一千赴洛阳。因此，当孝武帝向大臣征询徙都关中的意见时，上下几乎都表示同意。七月，孝武帝遂从洛阳率轻骑入关，迁都长安，加授宇文泰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军国之政，皆由泰定。是年十月，高欢另立元善见称帝，徙都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北魏分裂。

初，孝武帝与高欢有隙，畏欢权重，欲结援宇文泰，借泰之力量击欢，及徙都长安，政由泰出，仍受制于人，心中不悦，与宇文泰渐生嫌隙，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永熙三年（534）十二月，宇文泰以毒酒害死孝武帝，立元宝炬为帝，是为西魏文帝，明年正月，文帝于长安城西即位，改元大统，宇文泰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大行台，军政大事尽出于泰手。从此，北魏分为东西，高欢与宇文泰皆居相位，军国大事总属相府，成为实际的统治者，元氏皇帝不过是傀儡而已。

西魏立国后，形势极为险峻，其时，天下三分，东有高欢大军压境，南有萧梁不时构衅。尤其是高欢，视西魏为劲敌，急欲将其扼杀于襁褓之中，而东西魏力量对比又十分悬殊，东魏地广国富，人口逾二千万，兵强马壮，高欢能调动的军队不下二十万；西魏地狭国贫，人口不满千万，宇文泰直接掌握的军队不过三万余人。同时，西魏立国之初，关中即遭大饥，人心浮动。宇文泰也看到了这种形势，大统元年（535）三月，他命各衙署斟酌古今以来的治国经验，且可以用于现实者，制订颁行了二十四条新制。并提拔了武功大姓苏绰为大行台左丞，参与机密，拟订治国大纲，革新政治。

创建府兵宇文泰首先进行的是改革军制，建立府兵制度。

大统三年（537），宇文泰开始整军。先是，东魏连年入侵，永熙三年（524）八月，高欢帅师攻克潼关，进逼华阴（今陕西华阴西南）；大统元年（525）春正月，东魏大行台尚书司马子如率军再攻潼关，见宇文泰已有准备，遂挥师攻华州（治华山，今陕西华县），赖着刺史王罴的拚力死战，才打退了东魏进攻；大统二年三月，高欢又亲率万骑袭取夏州，徙五千户而归。不久，又袭取灵州，徙五千户而归；大统三年正月，高欢又领军屯蒲坂（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于黄河上架设浮桥，准备渡河攻潼关。高欢恃戎马之强，年年进攻西魏，虽然未曾得手，但宇文泰知道，长此下去，实力处于劣势的西魏必然难以支持，当务之急，是要提高士气，增强战斗力，开拓兵源，扩充军队。

大统三年七月，宇文泰集诸军于咸阳，八月，率之于潼关整军，宣布军法军规，不得贪财轻敌，不得作威于百姓，与敌作战，用命则赏之，逃脱皆戮之。通过这次整顿，西魏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不久，高欢率二十万大军入侵，西魏以少胜多，在沙苑（今陕西华阴县境内）大败高欢，俘敌八万余人。

随着军队素质的提高，宇文泰又进一步扩充军队，壮大军事力量。初，宇文泰在接受贺拔岳的以武川兵户为骨干的军团时，这一军团人数不过数千人，击败侯莫陈悦后，其大将李弼拥众万人来归，以后，跟随孝武帝元修入关的由鲜卑族人组成的北魏宿卫禁旅也有近万人，合起来，宇文泰掌握的军队约有近三万人，分别由十二个将军率领。沙苑之役后，又通过收编降军等不断补充，人数渐渐增多，到大统八年（542）三月，正式建立六军，时已有兵约十万人。

大统九年（543）二月，高欢将兵十万，渡过黄河，据邙山（今河南洛阳西北）列阵，宇文泰领军击之，战于邙山，大败，士卒损失六万余人，经过数年经营建立起来的一支军队损失大半。而当时关陇地区的鲜卑族人数有限，不可能再大量补充军队，因此，邙山之战后，宇文泰开始从汉族中间吸收兵员，三月，宣布征募关陇地区的豪强地主武装。在北魏末年的关陇起义中，豪强地主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组织乡兵，东西魏分立后，这些地主武装并没有解散，仍然控制在豪强手中。宇文泰通过广募豪强以充军旅这一措施，把这些分散的乡兵武装变成中央军队的一部分，由政府选择关陇地区有名望的人物来统领，从而，既加强了中央对军队的控制，削弱了魏末以来的地方势力，又促进了武川军人集团与关陇地主的联合。此后，到大统十六年（550），又进一步把征兵对象扩大为所有的均田户，这样，西魏军队中汉族士兵的比重进一步增加。

同时，宇文泰又对军队统辖系统进行改革，形式上采取鲜卑旧日的八部之制，立八柱国。除宇文泰自己在大统三年（537）由西魏文帝任命为柱国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为西魏军队的实际统帅外，又在大统十四年（548）任命西魏宗室广陵王元欣为柱国大将军，但仅挂虚名，并无实权，另任命赵贵、李虎、李弼、于谨、独孤信、侯莫陈崇六人为柱国大将军，实际统率六军。每个柱国大将军下有两个大将军，共十二大将军；每个大将军下有两个开府，共二十四开府；每个开府下有两个仪同，共四十八仪同；一个仪同领兵约千人，一个开府领兵两千，一个大将军领兵四千，一个柱国大将军领兵八千，六柱国合计有兵四万八千人左右，这支军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府兵。府兵的前身，由贺拔岳的武川军团、侯莫陈悦军团中的李弼军团以及随孝武帝入关的北魏宿卫禁旅这三部分组成，这些军队都是鲜卑化的军队，尤其是武川军团，前身是六镇鲜卑，大都是拓跋族成员，随着拓跋族的封建化，他们的地位下降，因此，他们参加了六镇起义和河北起义；但是，他们又错误地认为是汉化导致他们的地位下降，而看不到汉化是历史的进步和必然，竭力想回复到原来的氏族部落关系中去，宇文泰出身武川军团，对这种心理十分了解。因此，在建立府兵时，就采用了鲜卑族原有的部落组织，即八部之制，作为编制新军的蓝本。在士兵和军官之间的关系上，保持鲜卑旧日的氏族关系。西魏恭帝元年（554），又以有功诸将继承鲜卑三十六国及九十九姓，除有的将领本来就用鲜卑复姓的不予更动外，那些已经在太和改制时将复姓改为单姓的将领则重新改为复姓，已采用汉姓或本来就是汉姓的，则赐以鲜卑姓，如李虎赐姓大野氏、李弼赐姓徒何氏、赵贵赐姓乙弗氏、杨忠赐姓普六茹氏，凡所统领的士兵皆以他们主将的鲜卑姓为自己的姓氏。

宇文泰借用氏族部落的血缘纽带来组织府兵，使官兵之间蒙上了一层宗族的亲密色彩，以搞好将领和士兵间的结合，提高府兵的战斗力。事实上，府兵的组成，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倒退到氏族关系中去，但由于这种兵制多少带有一些过去部落兵制的色彩，因此从那些曾经沦落为兵户的六镇鲜卑来看，身份提高了，地位改善了，从而使府兵的战斗力也增强了。

六条诏书与革新政治

大统七年（541）九月，宇文泰颁行了由苏绰起草的六条诏书，“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十一月，又颁布了十二条新制，和大统元年（535）三月颁布的二十四条新制合在一起，共三十六条。六条诏书和这些新制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并据此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在政治上宇文泰奉行以德治教化为主，法治为辅的统治原则。要求各级官吏用儒家学说修身，躬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等，恪守这些儒家道德规范。同时又向人民灌输孝悌、仁顺、礼义，用这些儒家伦理纲常观念束缚人们思想，以心和志静，邪僻之念不生，稳定统治秩序。

在用人上奉行唯贤是举，不限资荫，只要德才兼备，那怕出身微贱，亦可身居卿相。宇文泰的这一选官思想体现了打破门阀传统的新精神，保证了西魏吏治较为清明，也为大批汉族士人进入西魏政权开辟了道路。

在这一选人思想的指导下，宇文泰将来自不同方面的人聚拢在自己周围，如李弼原是侯莫陈悦帐下大都督，且互为姻亲，后倒戈归附，宇文泰毫无戒备之心，予以重用，成为统率府兵的八柱国大将军之一。柳敏原是东魏河东郡丞，宇文泰克河东后得之，当即拜为丞相府参军事，后来成为帮助宇文泰制定国策的核心人物。再如武功大姓苏绰，宇文泰对之推心委任而无闲言，如有外出，常常预署空纸授绰，若须有处分，苏绰可以随事施行，事后启告一下即可。正因为宇文泰能唯贤是举，用而不疑，因此西魏政府上下协力，内部团结，保证了各项政策措施的顺利执行。

宇文泰还比较注意听取臣下的不同意见，勇于纳谏。早在大统五年（539），他就下令置纸笔于京城阳武门外，以访求得失。当丞相府记室柳虯提出纳忠谠之言的建议时，宇文泰欣然采纳，并要求史官记事，须得失无隐。宇文泰的这种做法，有助于西魏吏治的清明。

在法律上，宇文泰主张不苛不暴，既要“法不阿贵”，官吏犯法一视同仁，如宇文泰的内兄王世超，任秦州刺史时，骄横州县，结果被赐死。位至大将军的郑伟不遵法度，结果被免职。另一方面又要求断案者慎罚，力戒楚毒之下，自痛自诬，尽量减少冤假错案。大统十三年（552），宇文泰又下令废止流传了二千余年的宫刑。

宇文泰在经济上根据儒家先富后教的传统观念，积极劝课农桑，奖励耕植，并相应地制定采取了一些措施。首先就是将被破坏了的均田制恢复起来，使那些由于土地兼并、战乱、天灾而丧失土地，流落他乡的农民和土地重新结合在一起，从而为农民的生产活动提供了条件。西魏均田制的授田、租调和北魏虽有差异，但变化不大，在役制上却变动较多，对服役年龄、时间、人数都作了重新规定。服役年龄从北魏时的十五岁改为十八岁；服役时间则根据年成丰歉而定，丰年不超过一月，中年不超过二旬，下年不超过十天，使役期大为缩短；人数上则规定每户农家服役者限于一人，避免过多地动用民力，妨碍农业生产。同时，宇文泰还颁行了户籍制度和计帐制度，即预定次年徭役概数的计帐之法，以求赋役的征发较为合理，还对绢的长度作了统一规定，以四十尺为一匹。

宇文泰除了制定颁行上述经济政策外，还明确规定了地方官吏在发展生产方面的职责。每到岁首，州县长官必须督促百姓，无论少长，但能操持农器者，皆令就田，务必不失农时。对于那些游手怠惰，好逸恶劳，不事生产者给以处罚。由于宇文泰衡量牧守政绩的标准之一就是劝课农桑，因此地方官吏大都重视农桑生产，经济逐渐发展，到宇文泰死之前，已经出现了一个仓廪充实的小康局面。

在思想文化上宇文泰雅好儒术，以儒家学说作为思想武器，去除鲜卑族的一些落后习俗和摒弃当时思想领域中风靡一时的空谈玄理、崇佛论道一类的腐朽风习。在京师长安设立国子学，拜儒学大师卢诞为国子祭酒，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大批具有儒家思想观念的人士，作为政权的支柱。还根据先秦典籍《尚书》中的《大诰》一文的格式，制定《大诰》一篇，作为文章的样式，于大统十一年（545）宣示群臣，明令自今后文章须皆依此体，力图以此矫正浮华文风。

六条诏书颁行后，宇文泰令各级官吏学习背诵，规定凡不通六条及计帐之法者，都不能为官，保证了这些措施的实施，刷新了西魏一代政治。

开疆拓土大统十二年（546）九月，高欢亲率大军十余万人，围攻西魏据守的玉壁（今山西稷山县西南），想拔除西魏安在汾水下游的这个钉子。西魏并州刺史韦孝宽镇守玉壁，顽强抵抗，高欢先后采用断水道、火攻、挖地道等战术，围城五十余日，士卒死亡七万多人，未能攻下玉壁，最后高欢染疾，只得解围而去。玉壁之战，高欢倾力而出，攻一孤城五十余天不下，智力皆困，以至愤恚成疾，明年正月，发病而死。自此，西魏扭转了过去的劣势，和东魏势均力敌了。

高欢死后，子澄即位，高澄与手握重兵的侯景不和，畏景权重，欲夺其兵权，侯景以河南十三州之地降于西魏。宇文泰接受了侯景的投降，同时又对机诈权变的侯景十分谨慎，分派大军络绎接收侯景所占土地，并示意景交出军队，入朝长安。其时，高澄在侯景叛变后，也派大军进逼，于是，侯景转而投归萧梁，酿成了一场侯景之乱。在平定侯景之乱的过程中，萧氏兄弟争夺帝位，相互残杀，宇文泰乘机略取土地，夺得汉东、益州、襄阳（今湖北襄樊）等地，控制了长江上游和汉水。

大统十七年（552），侯景败亡，梁武帝第七子萧绎在江陵（今湖北江陵县）称帝，是为梁元帝。萧绎在侯景未平前，曾称臣于西魏，与西魏订立盟约；西魏以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南），梁以安陆（今湖北安陆）为界，请同附庸，并送质子。既称帝后便不再称臣，宇文泰派使臣宇文仁恕到江陵聘问，梁元帝向宇文仁恕表示，梁已统一，西魏应将所占梁、益、襄阳等地归还梁朝。宇文仁恕还告宇文泰后，泰认为既已取得梁、益，就应进一步规取江汉，恰巧此时萧绎侄萧詧入朝西魏，请求出兵击绎。于是西魏恭帝元年（554）九月，宇文泰命于谨、宇文护等率步骑五万，进攻江陵。十一月，城破，梁元帝被处死，魏军挑选江陵百姓男女十余万口，驱归关中，只把一座空城留给萧詧，同时又将原来梁朝控制的雍州诸郡收归西魏作郡县，这样，西魏的疆域扩展到了今四川、湖北一带。

公元554年正月，宇文泰废杀废帝元钦。初，西魏文帝元宝炬病死，子元钦继位，是为废帝。元氏宗室想从宇文泰手中夺回大权，尚书元烈阴谋发动政变，事泄，宇文泰杀元烈。废帝对元烈之死深感同情，对宇文泰十分不满，密谋诛之，谋泄，于是宇文泰废之，立元钦之弟廓即位，是为恭帝，重新恢复旧姓拓跋。宇文泰始终把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西魏恭帝三年（556）正月，宇文泰又推出了一套由汉族士人苏绰、卢辩依据《周礼》制定的新官制。这套新官制抛弃了魏晋以来的官职名号，仿《周礼》设立六官：宇文泰为太师、大冢宰，李弼为太傅、大司徒，赵贵为太保、大宗伯，独孤信为大司马，于谨为大司寇，侯莫陈崇为大司空，余官称号也都仿《周礼》，但并不是将秦汉官制一概废除，而是参照使用，尤其是地方官职仍行秦汉旧法而不变。在官制改革前，宇文泰又作九命之典，以叙内外官爵，即将官吏的等级分为十八命，正九命和九命。命数多者官高，如柱国大将军为正九命，骠骑、车骑大将军为九命。命实际上就是品，不过，品以正一品为最高官，命以正九命为最高官。同时，宇文泰在改革官制之际，将地方官吏任免之权收归中央，加强中央集权。

宇文泰改革官制也和建立府兵制度一样，具有浓郁的复古色彩，只不过前者是从汉族古代社会寻找依据，后者是从鲜卑族的部落时代得到启发。宇文泰通过这种托古改制，给自己的统治披上一件正统的外衣，以向人们显示，宇文氏政权并非僭伪，取消民族间的心理隔阂。而在府兵制中，则通过鲜卑化，照顾鲜卑民族的感情，泯灭府兵中的民族界限。宇文泰通过这些改革，巩固了统治基础。

为了全力对付东魏和南梁，宇文泰对北边少数民族柔然和突厥采取和亲政策。北魏末年，内部动乱，柔然势力复盛，屡屡侵扰边境。西魏建立后，宇文泰先是以宗室元翌女嫁柔然主阿那瓌弟塔寒，后又劝西魏文帝纳阿那瓌女郁久闾氏为皇后，以结好柔然。对突厥亦然，大统十一年（545），宇文泰派使者前往突厥，和突厥建立起联系，大统十七年（551），以长乐公主嫁给突厥主阿史那土门，突厥也经常派使者访问西魏，赠送礼物，如大统十七年（553），突厥向西魏献马五万匹。

宇文泰对北边少数民族采取的和亲政策，保证了边鄙无虞，也加强了和少数民族的友好往来，起了民族修好的作用。

西魏恭帝三年（556）四月，宇文泰北巡，八月，渡北河（今内蒙古境内乌加河），九月，还至牵屯山（今宁夏固原县西）染疾。宇文泰知自己病重，派人急招侄儿宇文护，宇文护赶到泾州（今甘肃泾川北），宇文泰已经病危，托孤于宇文护：“我的儿子都还年幼，今外寇方强，国家之事，由你决定，宜努力以完成我的志向。”不久，卒于云阳（今陕西泾阳西北），年五十岁，葬于成陵（今陕西富平县北），谥号文公。

是年十月，泰子觉嗣位，为太师、大冢宰，宇文护辅政。次年，宇文觉称帝，是为孝闵帝，北周开始。

宇文泰一生，正处在由乱到治的历史转折点，他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历史条件下，观时而变，顺乎历史发展的潮流，终至取威定霸，转弱为强，南清江汉，西克巴蜀，北控沙漠，奠定了北周王朝之基础。他在位时所颁行的兵制、选官之法等等更是开隋唐政治制度之渊源，宇文泰的功业可谓盛矣，堪称是中国历史上继孝文帝元宏之后的又一位少数民族杰出人物。

第三节 北周武帝①诛杀宇文护

北周武帝宇文邕（543—578），字祢罗突，鲜卑族人，他当了十八年皇帝，死时仅三十五岁。

宇文邕是宇文泰的第四子，据说他“幼而孝敬，聪敏有器质”（《北史·周本纪》下第十）。宇文泰因此很喜欢他，常对人说：“成吾志者，此儿也。”青少年时代的宇文邕，前途平坦，十二岁时就被封为辅城郡公。后来孝闵帝即位，他又被拜为大将军，出镇同州。明帝即位，宇文邕“迁柱国，授蒲州刺史，入为大司空，行御正，进封鲁国公，领宗师，甚见亲爱，参议朝廷大事”。宇文邕性格沉稳，不爱多说话，但如果有事问他，他总能说到点子上，所以明帝曾感慨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同上）

武成二年四月（560）北周明帝被宇文护毒死，宇文邕即位，是为北周武帝。

北周武帝即位时，北周政局十分不稳，关键原因就在于宇文护垄断了北周实权。

宇文护，又名萨保，是宇文泰的侄儿。西魏时，曾任大将军、司空。556年，宇文泰病重临终之前，曾郑重地对宇文护说：“吾诸子皆幼，外寇方强，天下之事，属之于汝，宜努力以成吾志。”宇文护表面许诺下来。第二年，他拥立宇文觉为帝，建立了北周政权。宇文觉“性刚果，恶晋公护之专权”（《资治通鉴》卷一六七《陈纪》一）。宇文护见他不服，不久就把他毒死，另立宇文毓为帝，是为北周明帝。北周明帝在位不过短短四年之久，宇文护又将他毒死，改立北周武帝。

周武帝深知宇文护势力已经长成，所以刚开始时，他不敢暴露自己对宇文护的不满。有这样一件事说明了他的谨慎和精明。有一次，周梁躁公侯莫陈崇随周武帝一同到原州，夜里，他执意回到长安去。众人都认为这件事有些奇怪。陈崇自以为聪明，便对自己周围亲近的人说：“吾比闻术者言，晋公今年不利，车驾今乎夜还，不过晋公死耳。”有人把陈崇的话传了出去。周武帝听说后，立即召诸公于大德殿，当着众人的面责骂陈崇，陈崇惶恐谢罪。就在这一天夜里，宇文护派兵冲进陈崇住所，迫使他自杀了。周武帝这样做，起到了表明自己对宇文护决无二心的作用。不久，周武帝又用韬晦之计表彰宇文护，诏称：“大冢宰晋国公，亲则懿昆，任当元辅，自今诏诰及百司文书，并不得称公名。”（《资治通鉴》卷一六九《陈纪》三）

宇文护的母亲，被北齐俘虏，母子分离三十五年，后来北齐将她放回，周武帝对她也竭力奉承，“凡所资奉，穷极华盛。每四时伏腊，周主帅诸亲戚行家人之礼，称觞上寿”。用此来博得宇文护的欢心。

由于周武帝表面上的尊重、曲从，宇文护没有像对宇文觉、宇文毓那样对待他。然而在暗中，宇文护还是时时要挟周武帝，专横跋扈，总想取而代之。

公元572年，周武帝决心铲除宇文护。一天，宇文护从同州返回长安，周武帝便与他一同来见太后，周武帝一边走，一边对宇文护说：“太后春秋高，颇好饮酒。虽屡谏，未蒙垂纳。兄今入朝，愿更启请。”说着，又从怀中掏出一篇《酒诰》交给宇文护，让他以此劝说太后。宇文护进到太后居处，果然听从周武帝所言，对太后读起了《酒诰》。他正读着，周武帝举起玉珽在他脑袋上猛地一击。宇文护跌倒在地，周武帝忙令宦官何泉用刀砍杀宇文护，泉心慌手颤，连砍几刀都没有击中要害。这时，躲在一旁的周武帝母亲的弟弟卫公直跑了出来，帮忙杀死了宇文护。诛宇文护，是北周武帝一生中的大事。它使周武帝避免了走短命皇帝的老路，把北周从内乱倾轧中解救出来。

宇文护被杀后，北周的大权才真正开始掌握在北周武帝手中。周武帝除去了心头之患，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在父亲宇文泰所建立的基础上，终于使原来弱于北齐的北周，转弱为强。

灭佛

北周武帝一生中另一件大事就是灭佛。

南北朝时，佛教开始在中国传布兴旺起来，有人上书警告最为佞佛的梁武帝说，天下户口几乎被寺庙占去了一半。北朝佛教的影响更大，北魏末年有佛寺三万余所，僧尼达二百万以上。北齐佛风更炽，境内佛寺四万多所，僧众二百万。僧侣不仅干涉政治而且干涉经济，寺院经济日益发展，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互相争夺土地和人民，大量的壮劳力投入佛门，国家因此而失去兵源。佛教对当时社会的冲击，不亚于洪水猛兽。一些统治者虽说也感受到了佛教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的冲击，但他们却不愿对佛教采取什么措施，因为佛教能欺骗和麻痹广大穷苦大众，封建统治者正是看中了佛教的这一作用。所以宋文帝说如果天下的百姓都信佛教，“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正因为如此，南北朝的统治者对于佛教一般都是采取政治上保护、经济上支持的政策。比如梁武帝把佛教定为国教，几次舍身到同泰寺去当“寺奴”。因此，在当时灭佛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在北周武帝之前，魏太武帝也曾灭佛，魏太武帝灭佛主要采取武力，而北周武帝灭佛主要采取和平的方式，所以效果更好些。

天和二年（567），有一个叫卫元嵩的人给周武帝上书，认为“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因此，他建议周武帝灭佛。

卫元嵩本是四川的一个和尚，为了哗众取宠，他听从自己老师的建议，故意装疯卖傻。后来，他到了长安，一方面与当朝权贵结交，一方面玩弄故伎，让大家认为他是与众不同的奇人，他对周武帝鼓吹灭佛，也本是出于这一目的。可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卫元嵩的建议正符合急于求治的周武帝的心意，出于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考虑，周武帝决定灭佛。

不久，周武帝先后召开了几次大会，召集百官、道、僧聚集一堂，讨论是否应该灭佛。尽管周武帝灭佛之意已很明显，但讨论进行了四次之多，仍无结果。因为当时佛教已深入人心，扭转世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重要的是，当时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是宇文护，宇文护是虔诚的佛教徒，灭佛之事，阻力首先来自于他。所以，当时灭佛的条件远未成熟。

公元572年，周武帝诛杀宇文护，把大权收归己有之后，于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侣、百官再次讨论佛、道、儒三教的问题。这一次，“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把佛教抑为最末，事实上已是灭佛的前奏。当时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还一个劲地争辩不休，说明佛教当在道教之上，心里很不服气。而另一些明眼人却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他们认为周武帝这样做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为“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广弘明集》卷24《周释昙积》《谏周高祖沙汰僧表》）。

僧侣的讥讽、反抗都无济于事，反而更增添了周武帝对灭佛的决心。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历代三宝记》）。

建德六年（577）正月，周武帝率军攻入齐邺城。当时齐地佛风最盛，周武帝决心将尊儒灭佛的政策在齐地推行。齐国有一个叫熊安生的国子博士，博通五经，听说周武帝入邺城，连忙叫家人扫门准备迎接周武帝前来拜访，他的家人都感到奇怪，熊安生说：“周帝重道尊儒，必将见我。”果然不久，周武帝就亲自来拜见他了。周武帝给了这个儒生很高规格的礼遇，“不听拜，亲执其手，引与同坐，赏赐甚厚，给安车驷马以自随”（《资治通鉴》卷一七三《陈纪》七）。在尊儒的同时，周武帝又召集北齐僧人，讲叙废佛的理由。僧人慧远以地狱来威胁周武帝，他警告周武帝说：“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入。阿鼻地狱不简贵贱，陛下何得不怖。”（《广弘明集》卷十《叙释慧远抗周武帝废佛教事》）周武帝没有惧怕所谓死后下地狱的警告，下令禁断齐境佛教。

周武帝灭佛一事，被佛教徒视为佛教浩劫，竭力攻击。但从当时历史来看，周武帝的灭佛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利大于弊的。周武帝不顾世俗偏见，从公元574年到578年，他下令“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第宅。三方释子，灭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历代三宝记》）

周武帝灭佛，时间较长，涉及面广，触动深，成绩很可观，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此当时有人称赞说：“帝独运远略罢之（指灭佛），强国富民之上策”（《广弘明集》卷七《叙列代王百滞惑解》）。灭佛事实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的作用。正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才使它国力大大增强，为灭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灭北齐统一北方

周武帝一生中第三件大事，就是灭北齐，统一北方。长期以来，北周和北齐的关系主要是战争关系，双方互有胜负，力量大体均衡。但是自从北周武帝亲政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经过灭佛，国家经济势力增长；二是吸收均田上广大汉族农民充当府兵，扩大了府兵队伍，军事优势形成；三是北与突厥和亲，南和陈朝通好，外交策略上的成功。而北齐，却处于“政出多门，鬻狱卖官，唯利是视，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阖境嗷然，不胜其弊”（《周书·韦孝宽传》）的状况。

北齐后主高纬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他不爱说话，胆子又小，因此不愿意接见大臣。大臣向他奏事时，都不敢抬头看他，往往是把要讲的事撮其大要，略略一说就慌忙退出了。高纬对理政全无兴致，日常生活却十分奢侈，“后宫皆宝衣玉食，一裙之费，至直万匹，竞为新巧，朝衣夕弊。盛修宫苑，穷极壮丽，所好不常，数毁又复。百工土木，无时休息，夜则然火照作，寒则以汤为泥，凿晋阳西山大像，一夜然油万盆，光照宫中”（《资治通鉴》卷一七二《陈纪》六）。高纬整日里和一些宠臣、美姬鬼混，自弹琵琶，唱无愁之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数。齐朝的老百姓给他送了个雅号，称为无愁天子。高纬还随意封官，连他宠爱的狗、马、鹰、鸡都被封为仪同、郡官、开府。北齐的政治一团漆黑。

北周武帝看清了北齐混乱的局势，决定出兵伐齐。公元575年七月，周武帝命宇文纯、司马消难，达奚震为前三军总管，宇文盛、侯莫陈琼、宇文招为后三军总管。杨坚、薛迥、李穆等率军分道并进。周武帝自率大军六万，直指河阴。周军进入北齐境内，纪律严明，“禁伐树践稼，犯者皆斩”。颇得民心。不久，周武帝所部顺利攻下了河阴城（今河南孟津县东）。齐王宪部拔武济，进围洛口，攻下了东、西二城。周军包围中■城（今河南孟县西南）达二十天，久攻不下。周武帝自率所部攻金墉城不克。九月，齐右丞相高阿那肱从晋阳率大军援救河阳，周武帝得了急病，只得退兵。

第二年（576）十月，北周再次出兵伐齐。此次伐齐，周武帝集中了十四万五千兵力，改变了前次进军路线，亲自率部直攻晋州。他对群臣解释此举意图时说：“前出河外，直为拊背，未扼其喉。晋州本高欢所起之地，镇摄要重，今往攻之，彼必来援；吾严军以待，击之必克。然后乘破竹之势，鼓行而东，足以穷其巢穴，混同文轨”（《资治通鉴》卷一七二《陈纪》六）。周军以越王盛、杞公亮、随公杨坚为右三军，谯王俭、大将军宝泰、广化公丘崇为左三军，齐王宪、陈王纯为前军。十月下旬，周军主力进抵平阳城下，北齐晋州刺史崔景暠等投降。平阳为晋阳门户，在军事上具有重大意义。周武帝接受了上次伐齐失败的教训，派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安定梁士彦为晋州刺史，留精兵一万镇守平阳城。

北齐后主高纬在周军进攻平阳的时候，正带领妃子冯淑妃在天池（今山西宁武县西南管涔山上）打猎，晋州告急的文书，从早晨到中午飞马传送了三次，右丞相高阿那肱居然不去报告高纬，理由是：“大家正为乐，边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闻！”一直到晚上，信使来说：“平阳已陷。”高阿那肱才上奏高纬战事情况，冯淑妃却要求高纬“更杀一围”。高纬竟然置如此紧急的战局而不顾，又和冯淑妃尽兴打起猎来。唐诗人李商隐《北齐二首》诗云：“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著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回。”就是讽刺此事的。

十一月初，北齐后主率齐军主力十万到达平阳，开始将平阳城包围，昼夜不停地攻打。城中情况危急，城堞皆尽，城墙完好处不过数仞而已。齐周双方短兵相接，或交马出入。周外援不至，守城将士有些惊慌，梁士彦慷慨自若，对将士们说：“死在今日，吾为尔先。”于是周军奋勇争先，无不一以当百。齐军稍退，梁士彦立即命令城中军民乃至妇女，昼夜修城，三日就把城墙修好了。齐军挖地道攻城，城坍陷了一处，将士乘虚而入，可就在这紧急关头，高纬突然命令将士暂停攻城。原来传说晋州城西石上，有圣人遗迹，高纬要和冯淑妃同去观看，冯淑妃涂脂抹粉，耽误了很长时间才姗姗而来，这期间，周军早已抢时间用木板把缺口挡住了。高纬又恐城中射出的弩矢伤了冯淑妃，特抽出攻城的木料，筑造远桥。这样一折腾，齐军失去了攻城的有利时机。

十二月，周武帝从长安赶赴平阳，周军其他各路也聚集平阳，约有八万兵力，周军临城而阵，东西长达二十余里。起先，齐军怕周军猝然而至，曾想出一个办法，在城南穿堑，从乔山至于汾水，齐王高纬见周军到来，便下令齐兵在堑北布阵。周武帝命齐王宪前去探看虚实，齐王宪回来很有信心地对周武帝说：“请破之而后食。”周武帝听了十分高兴说：“如汝言，吾无忧矣！”周武帝乘着马，巡视周军，一边走，一边高声读出各军主帅姓名以示慰勉，将士喜于被知，精神更加振奋。

高纬对高阿那肱说：“是战好呢，还是不战好？”高阿那肱回答说：“吾兵虽多，堪战者不过十万昔攻玉壁，援军来即退。今日将士，岂胜神武（指高欢）时邪！不如勿战。”也有人主张与周战，如有一个叫安吐根的说：“一撮许贼，马上刺取，掷著汾水中耳！”高纬主意不定。齐的群臣中又有人提出一条可笑的意见说：“彼亦天子（指周武帝），我亦天子。彼尚能远来，我何为守堑示弱。”高纬对这条意见很赞赏，认为“此言是也”。于是下令填堑。

本来，周武帝一直想进攻齐军，却苦于被堑阻挡，现见齐军主动把堑填平，不禁大喜，连忙下令进攻齐军。

两军交战，实力不相上下，后来齐军略略后退，冯淑妃就惊慌失措地大声喊道：“齐军败啦！齐军败啦！”齐录尚书城阳王穆提婆急忙对高纬说：“赶快走，赶快走呀！”高纬带着冯淑妃慌忙向高梁桥逃去。齐师君主一逃，顿时军心大乱，连战皆溃，死者万余人。“军资甲仗，数百里间，委弃山积。”平阳之战，北齐主力实际已被打垮。高纬逃回晋阳，想逃往北朔州（今山西朔县），进而投奔突厥。他一出晋阳城，群百纷纷逃离，连穆提婆见大势已去，也转而投奔周武帝去了。

齐后主高纬逃到邺城，企图重整军容，斛律孝卿请他接见将士，并为他事先准备好讲稿，告诉他要“忼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高纬走到将士面前，突然记不起该要讲的话，于是大笑起来。见高纬笑，左右随从也禁不住跟着大笑。将士们见此情景，都非常气愤，纷纷说：“你皇帝都不着急，我们还急什么！”于是皆无战心。

高纬在邺，还搞了一个禅位的把戏，将皇帝位子让给了八岁的儿子高恒，自己当起太上皇来。公元577年正月，周武帝率军攻破邺城，高纬于先一日逃往济州，又从济州逃往青州，准备投奔陈朝，为北周追兵所俘，送往长安，第二年被杀。

周武帝灭齐，统一北方，在历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结束了自东西魏分裂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使人民免受战争苦难，得以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从而促进了整个北方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广泛交流和发展，为隋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没有北周北齐的统一，就没有后来南北朝的统一。

历史功绩

周武帝一生，致力于改革。他在父亲宇文泰励精图治的基础上，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公元573年，周武帝下令改“军士为侍官”，吸收均田上的汉族农民充当府兵。当兵本人可以免除租调和徭役，他们的家庭在三年内也可以不交纳租调和服徭役，原来为地方豪强大族所控制的农民，现在直接为朝廷所掌握。这是周武帝对府兵制所作的一项重大改革内容。灭齐以后，他把改革扩展到了整个北方。就在灭齐的这年八月，下诏“凡诸杂户，悉放为民，配杂之科，因之永削。”十一月，又规定“自永熙三年七月以来，去年十月以前，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田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次年，又下令释放豆卢宁攻打江南武陵等地所俘“民庶为人奴婢者”成为百姓。他还注重广辟农田，兴修水利，于“蒲州开河渠，同州开龙首渠，以广灌溉”。周武帝在“六条诏书”的基础上，制定了“刑书要制”。“要制”在本质上是镇压人民的，但对豪强地主隐没土地和人口也同样施以重典。如规定正、长隐没户口五户和十丁以上或土地三顷以上的处死刑。此外，他还颁发了统一的度量衡，便利于商业交往。所有这些改革措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对当时经济的恢复，社会的安定，起了积极作用。

周武帝一生戎马倥偬，能和将士同甘共苦，身先士卒。他“锐情教习，至于校兵阅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每宴会将士，必自执杯酒或手付赐物。至于征战之处，躬在行陈”，故“能得士卒死力”。

周武帝一生，勤于政事，生活简朴，平居常穿布衣，盖布被，后宫不过十余人。前宇文护掌权时所建宫室，“悉令毁撤，雕斲之物，并赐贫民”。连《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也不止一处谈到他“性节俭”，称赞说：“周高祖可谓善处胜矣！他人胜则益奢，高祖胜而愈俭。”

周武帝不愧为南北朝时期的一代英主，可惜正当他打算“平突厥，定江南”，实现统一全国理想的时候，不幸于出征前夕病逝。

（谢选骏指出：周武帝灭佛，象征第二期中国文明进入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阶段。）

【第二十章 范晔、裴松之、沈约、刘勰、钟嵘】

第一节 范晔

范晔（398—446），字蔚宗，祖籍顺阳（今河南淅川县），永嘉之乱后移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市），刘宋时期杰出的史学家，史学名著《后汉书》的作者。

家世与早年经历

范晔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士族家庭。高祖范晷为西晋雍州刺史，加左将军。曾祖范汪入仕东晋，官至晋安北将军、徐兗二州刺史，进爵武兴县侯。祖父范宁先后出任临淮太守、豫章太守。父范泰仕晋为中书侍郎，桓玄执政时被废黜，徙居丹徒。刘裕于京口起兵灭桓玄，控制东晋政府实权后。范泰重新被启用，出任国子博士、南郡太守、御史中丞等职。他为东阳太守时，因开仓供粮和发兵千人，助刘裕打败卢循有功，被加官为振武将军。从此，范泰受到刘裕的信任，屡被升迁，先后担任侍中、尚书常侍兼司空等职。宋代晋后，拜为金紫光录大夫散骑常侍，少帝时加位特进。

范晔的家庭有着正宗的家学传统。范汪“博学多通，善谈名理”，撰有《尚书大事》二十卷，《范氏家传》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属于医学棋艺的著作《范东阳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录》一卷等。范宁尝作《古文尚书舜典》一卷，《尚书注》十卷，《礼杂问》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榖梁传集解》十二卷“其义精审，为世所重”。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种著述。受到家庭的影响，范晔从小好学，再加上天资聪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经史，善写文章而负盛名。

晋安帝义熙十年（414），范晔十七岁，州刺史征辟他为主簿。当时，范晔同其父范泰一样，在政治上是支持刘裕的，故不肯应辟就职。六年后即公元420年，刘裕代晋称帝，改国号为宋。这一年，二十三岁的范晔应召到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恭的府下为冠军参军，后又随府转为右军参军。此后十余年，他先后担任过尚书外兵郎、荆州别驾从事史、秘书监、新蔡太守，司徒从事中郎、尚书吏部郎多种职务。

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冬，扬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母亲王太妃去世。刘义康把故僚们召集到府内帮助料理丧事，范晔也到场了。刘义康的母亲死了，范晔实在悲伤不起来。在临葬前的一天夜晚，轮到他的弟弟范广渊值班，范晔兄弟俩邀了一位朋友躲在屋里喝起酒来。醉意朦胧之际，范晔忘记了利害，竟推开窗子，听挽歌助酒。这件事传出后，刘义康非常恼怒。几句谗言上去，宋文帝就把范晔打发到宣城（今安徽宣城）当太守去了。

这次贬官对范晔是一次很大的刺激。仕途上的坎坷勾起了他幼年生活的某些隐痛。范晔虽然生在名门士族，但他本人却是个妾生的庶子。晋代自“永嘉以来，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王楙《野客丛书》卷十五），嫡庶之别是官僚之家不可逾越的大分，因而也决定了子女们的社会身分。范晔的母亲把他生在厕所里，并且碰伤了他的前额，因而落下个小字为“砖”。嫡母所生的哥哥范晏嫉妒他的才学，骂他“进利”，认为他是终家破族的祸害。父亲范泰也不喜欢范晔，早早地将他过继给从伯范弘之。屈伸荣辱与宦海浮沉，使得范晔心情十分苦闷。

在宣城任上，他开始从事后汉史的编纂工作，企图以此排解这种痛苦。

史事的研究，打开了他的眼界。范晔后来讲：“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这就是说，原来现实中的许多不能解答的问题，在同历史的经验相对照后，他逐渐整理出了一些头绪。范晔凭着个人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写出了他的历史名作《后汉书》。这一年，他三十五岁。

《后汉书》的杰出成就

《后汉书》记事上起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25），下讫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囊括东汉一代一百九十六年的历史。范晔原计划写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十志，他委托谢俨代撰。谢俨搜撰完毕，卷入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与范晔同以谋反罪名被杀。志稿与范晔所写的序例随之散佚。以后梁人刘昭注《后汉书》时，因范晔曾称赞过西晋人司马彪的《续汉书》，遂取其八志以补范书之缺，故今仍称此志为《续汉志》。

范晔曾讲过，他编纂《后汉书》的目的是，“欲因事就卷内**，以正一代得失”。这样明确地提出写史为政治服务，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人。因此，范晔特别重视史论。他采用论赞的形式明文评论史事，把史论作为重心，成为《后汉书》的一个特点。范晔还继承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编撰思想。他在很多序、论中，打破朝代的断限，尽量地把某一历史现象的发生、发展及其结果描述清楚，力图有所归纳。虽然，他所找到的事物内在联系大多是浮浅的，甚至有的是错误的。然而，这种从历史形势发展上论述古今变异，总结历史发展规律的史学研究方法是可取的。例如，在《党锢列传》序中，范晔详细地论述了从春秋到汉末士风的变迁：战国时期重计谋、尊说士，因而诱导很多人饰巧驰辩进行钓利；汉高祖文礼简阔，引起人们的轻死重义，怨恚必仇；武帝崇尚儒学，又出现了党同伐异的纷争；到桓灵之际，主荒政谬，宦官当权，则造成清议的流行。他认为，“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表明范晔看到了某些历史现象向矛盾的对立面发展，他企图用“理”来概括说明。在《党锢列传》序中，范晔还用四组矛盾的事物来比喻党锢问题所面临的矛盾，阐述了作者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这在过去的史书上是极少见的。

范晔对《后汉书》的体裁问题是动过一番脑筋的。据《隋书·魏憺传》记载，范晔著书时曾对纪传体和编年体进行过比较。他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人拟作，所以为短；纪传体，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作之。”这表明在他看来，采用纪传体写史比编年体更能全面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能给后人提供更多的东西。

《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首先，他在帝纪之后添置了皇后纪。东汉从和帝开始，连续有六个太后临朝。把她们的活动写成纪的形式，既名正言顺，又能准确地反映这一时期的政治特点。其次，《后汉书》新增加了《党锢》、《宦官》、《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个类传。范晔是第一位在纪传体史书中专为妇女作传的史学家。尤为可贵的是，《列女传》所收集的十七位杰出女性，并不都是贞女节妇，还包括并不符合礼教道德标准的才女蔡琰。范晔首创《文苑传》更是把握了汉代的文学发展趋势，将孔门四科中地位最低的文学摆到了应有的位置。此外，《党锢传》、《宦官传》都是为反映一代特点、概括一代大事而设立的。第三，《后汉书》突出了“论”、“赞”的地位。司马迁、班固和陈寿在他们的著作中也都明文评史，只是具体名目不同。《史记》称“太史公曰”，《汉书》为“赞”，《三国志》曰“评”。“论”、“赞”在《后汉书》中的重要性远在前面三书之上，因为范晔不但利用这种形式评论史实，还对某一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综述，从几个方面反复地进行分析，对本传起到题解作用。《后汉书》的“论”一般是指纪传后面的论，差不多每篇都有一首或一首以上。论中又有序论，也称作序，是在《皇后纪》和杂传的前面。论多是评论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有时也采取讽喻或感慨的形式。赞在每篇纪传后面都有一首，一律用四字一句的韵语写成，或概括史实，或另发新意，多可补论的不足。赞的语言凝炼，用意很深。如从《光武帝纪》到《献帝纪》的赞，概括了东汉建立、发展和衰亡等不同阶段的政治大事。把九首赞合起来看，简直是一篇用韵语写的东汉政治史略。在《胡广传》中，作者写了一个以苟合取容又无可短长的官僚的升迁史，赞曰：“胡公庸庸，饰情恭貌。朝章虽理，据正或桡。”透露了作者对这类人物的指责和义愤。《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卷十三至四十二，卷首人物则生活在明、章、和三帝时期，并以行止相近或依世系合传。下面又有十一卷安、顺帝时期的名人，再下是桓、灵、献三朝人物。六十六至七十四卷为循吏等九个杂传，最后六卷为边族列传。除此之外，《后汉书》的严谨还表现在范晔能够坚持一事不两载的编撰原则，凡一事与数人相关的，则见于此必不见彼。全书经过范晔的悉心订核，确实有刘知几所说的“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的长处。同时，范晔使用的类叙法也很有特色。他把人品相同的人合为一传，有时甚至打破时间界限，加王充、王符和仲长统皆因立论切中时弊，本人又淡泊荣辱，虽不同时代也合为一传。这样就大大地增加了书的容量，给不少人品很好但事迹不多的人造成了立传机会。像《卓茂传》兼收了不仕王莽的孔休、蔡勋等五人的事迹，《来历传》则附录了与来历一起反对废黜太子的十七人的事迹。

范晔基本上是一个无神论者。在《后汉书》里，他猛烈地抨击了佛教的虚妄。这些观点主要集中于《西域传》论中。他指出，自张骞以来，西域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关于佛神的记载，所谓佛教的种种说法都是后起的。虽然佛教“好仁恶杀，蠲敝崇善”的教义有吸引人的地方，但它在方法上是奇谲不经的，尤其是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的说法，更使通达事理的人不能接受。范晔还在《襄楷传》和《桓帝纪》论中，对崇佛的汉桓帝进行了辛辣的嘲弄和批评。范晔反对天命论。在《李通传》论中，他对李通以“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文鼓动刘秀起事评论说：“天道性命，圣人难言之，况乃臆测微隐，猖狂无妄之福，污灭宗亲，以觖一切之功哉！”这说明范晔根本不信图谶。他还在《张衡传》中收录了张衡的反图谶疏。张衡引述大量史实，论证了图谶的欺伪，范晔对此记载甚详，表明了赞同的态度。有趣的是他把吴雄、赵兴和陈伯敬三人合载于《郭躬传》后。吴雄、赵兴两人不信巫师，故犯妖禁，非但没有族诛反而三世为官。可是，陈伯敬矩步端膝，讳言死字，却不免刀锯。范晔通过史实论证了阴阳禁忌的荒诞。《后汉书》中的无神论和反天命思想，无疑是有进步性的。由于时代的局限，范晔的无神论思想并不彻底。《后汉书》反映出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如在《窦武、何进传》中，他把窦、何两人的失败与宋襄公相比，透露了“智非不足，权亦有余，盖天败也”的看法。《后汉书》保存了一些迷信的记载，特别是在《方术传》中，他把费长房的缩地、王乔的凫履、左慈的羊鸣、郭宪、栾巴的潠酒灭火写得活灵活现，仿佛天下真有仙术。这都是范晔思想中的消极因素。

《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这些文章大多宣扬了异端思想，如把社会动乱的原因大胆地归结为统治阶级倒行逆施的结果。他们说，残暴的君主看见大家不敢违背他的意志，总以为自己的统治非常巩固。于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把“饿狼”“饥虎”一样的官僚派往各地，“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结果“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这些文章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说他们“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还认为，某些君臣关系是臣虏关系，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关系。范晔除借古人之口表述自己的异端思想外，在《窦宪传》论中则直接对君主滥用权力，糟蹋人力的行径表示不满：“东方朔称：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怀琬琰以煨尘者，亦何支哉！”《后汉书》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在《党锢传》中，他为二十一人立传，竭力歌颂他们的气节，对张俭、范滂、李膺等人也写得生动传神，融进了作者的感情。遗憾的是，他虽然同情人民的痛苦，但反对农民起义。范晔对黄巾起义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这是由阶级立场决定的。

范晔作史，十分讲究文采，对于《后汉书》的文章，他自己评价很高。

确实，范书文辞优美，简洁流畅，不仅为史学名著，也称得上是文学名作。但有的地方，范晔过于重文，对于史的记载不免有所亏损。如司马彪《续汉书》载：“虞诩为武都太守，始到郡，谷石千，盐石八千，见户万三千。视事三载，米石八十，盐石四百，流人还归，户数万，人足家给，一郡无事。”“下辩东三十余里许，有峡，中当泉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溢没秋稼、坏败营郭。诩乃使人烧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镌去石，遂无汪溺之患。”史料详实生动，但到了范晔的笔下只剩下“数十里中皆烧石翦木，开漕船道”。和“二三年间，遂增至四万余户，盐米丰贱，十倍于前”的几句了。

《后汉书》是范晔私人著述，又尚未彻底完稿，因此在他的生前，看到这部书的人很少，影响不大。

杀身只为性太直

刘宋初年，地方官吏的任期仍承袭在晋时期六年一任的制度。大约在永嘉十五年（438），范晔离开宣城，调任为长沙王镇军长史，并领衔为宁朔将军。

次年，范晔的嫡母在宜都去世。那时，其兄范暠在宜都担任太守。父亲去世后，嫡母一直随暠在官。按照礼教的规定，范晔应该即刻启程奔丧。但他对嫡母素无感情，故迟迟不肯上路，被迫动身后，又携带妻小自随。范晔一系列的违礼行为，受到了御史中丞的弹劾。宋文帝比较欣赏范晔的才能，没有将他治罪。

此后，从元嘉十七年（440）到二十一年，五年多的时间里，范晔的仕途一直比较顺利。他先后担任过始兴王后军长史，并领南下邳太守。始兴王由豫州调至建康（今南京）为扬州刺史，范晔随行入京。不久，他升任为统领一部分禁军的左卫将军和职务相当于尚书令的太子詹事。

范晔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除学识渊博，善于为文外，还精通音乐，长于书法。但范晔为人傲岸不羁，不肯迎合最高统治者。他的琵琶弹得很好，并能创作新曲。宋文帝很想听听，屡次加以暗示，范晔假装糊涂，始终不肯为皇帝弹奏。在一次宴会上，宋文帝直接向范晔请求说：“我想唱一首歌，你可以伴奏吗？”话说得这份上，范晔只得奉旨弹奏。待宋元帝一唱完，他立即停止了演奏，竟不肯多弹一曲。

担任朝廷要职的官吏庾炳之、何尚之、徐湛之、沈演之等人都嫉妒他的才能，不愿意范晔得到皇帝的宠信。范晔虽然不巴结皇帝，对同僚却以诚相待。当时，沈演之为右卫将军，与范晔对掌禁旅，同参机密。每次朝见皇帝时，范晔若先到，必等沈演之到来一起进去。而同僚从来对他不怀好意，想尽办法排挤、打击甚至陷害他。像沈演之入朝向来没有等范晔的习惯。不久，范晔识破了同僚们的阴贼险恶，写了一篇《和香方》，对他们进行讥讪。根据同僚的特点，他把他们有的比作是“多忌”的麝香、“昏钝”的“枣膏”；有的比作是“虚燥”的“灵藿”、“粘湿”的“詹唐”等等，而范晔则以“沈实易和”自喻。《和香方》一出，为同僚所不容。在充满陷阱的官场上，范晔不懂得保护自己，终于引出了杀身大祸。

彭城王刘义康长期执政，威权日重，受到宋文帝的猜忌。随着时间的推移，兄弟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元嘉十七年（440），宋文帝以“合党连群，阴谋潜计”的罪名诛杀、流徙刘义康的亲信刘湛、刘斌等十余人，并解除了刘义康的宰辅职务，将他贬至豫章（今江西南昌）任江州刺史。刘义康到豫章后，不甘心失败，遂加紧活动准备夺权。

元嘉二十一年（444），刘义康的几位心腹筹划政变。由于范晔掌握禁军，有盛名，又多年在刘义康的部下为官，所以在网罗党羽时候，成了他们注意的对象。他们通过各种方法拉拢范晔，刘义康也因宣城之贬向他频致歉意。最初，范晔不同意参与，对方用朝廷拒绝联姻一事相激。考虑到自己的处境，范晔终于参加进来。他们商定次年九月起事，刘义康的党羽孔熙先兄弟俩事先写好檄文，并要范晔以刘义康的名义起草政变宣言。由于种种原因，政变未能如期举行。这年十一月，刘义康的一个党徒徐湛之向宋文帝告密，并声称范晔是政变的主谋。于是，范晔被捕，于元嘉二十二年十二月（466年1月）惨遭杀害，时年四十八岁。范晔在临刑前，仍然坚持自己的无神论主张，对那些相信佛教并对他投石下井的同僚进行了不妥协的抗争。他说：“天下决无佛鬼。若有灵，自当相报。”

一些后话

狱中，范晔写了一篇《与诸甥侄书》，总结了他对文学、史学、音乐、书法的研究心得。在即将告别人世之际，他希望将来能有个知音，理解《后汉书》的价值。他对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史学著作十分自负，认为它们“精意深旨”，是从古至今没有过的“体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诸序与论赞，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汉书》相比，毫无愧感。他说，世人多贵古贱今，所以他才“称情狂言”，以期引起人们对《后汉书》的重视。范晔的自夸虽然有些过分，但他的著作也确实有超人之处。刘昭说：“范晔后汉，诚跨众氏”（《后汉书注补志序》），刘知几也说：“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参见《史通》的《书事篇》和《补注篇》）。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范晔著书之前记述东汉一代历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然范书一出，诸家《后汉书》则日渐消沉，逐渐散佚。后来除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保存下来以外，其余都已不存。这说明范书杀青虽晚，却后来居上。

《后汉书》的纪传部分为唐高宗太子李贤所注。司马彪的志，注者是南朝梁人刘昭。刘昭的注原包括全部范书及司马志，李贤的注即是以此为基础，参照其他各书增删而成的。李贤以志非范书，故不注，刘注作为补阙才与李注一并流传下来了。清人注释《后汉书》的著作很多，其中以惠栋的《补注》为最好。后来王先谦采集众注合成《集解》一书，更为后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后汉书》外，范晔的遗著尚有集十五卷，录一卷，《和香方》一卷，《杂香膏方》一卷，（俱见《隋书·经籍志》）。据《旧唐志》记载，范晔还著有《百官阶次》一卷。上述各书，今皆不存。今存者有《双鹤诗序》一篇，见《艺文类聚》卷90；《乐游应诏诗》一首，见《文选》卷2。

范晔被处决时，其子范蔼、范遥、范叔蒌同时遇害。后人中只有范蔼子范鲁连，因其母为公主之女，得全性命。其侄孙范缜、范云有名于齐、梁之世。范缜继承与完善了范晔的无神论的思想，范晔生前一直未能完成的无鬼论，则为范缜所著的神灭论——这部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唯物主义论文——填补了。

第二节 裴松之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先世原为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永嘉南迁后移居江南。东晋刘宋之际的史学家，《三国志注》的作者。

仕宦生活

裴松之出身于士族官僚家庭。祖父裴昧，官居光录大夫。父亲裴珪，曾任正员外郎。

裴松之从小喜欢读书，八岁的时候已熟知《论语》、《诗经》诸书。长大以后，他博览各种典籍，学识日进。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朝廷选拔一批名门士族子弟入宫侍卫，参与顾问咨询事宜。由于门第和本人的学识，裴松之被选中，担任殿中将军的职务。与裴松之同时入选的琅邪王望之、会稽谢輶都是名门望族。这一年，裴松之二十岁。

晋安帝初年，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强藩举兵威胁中央的战争频繁发生。隆安二年（398），裴松之的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联合兗青二州刺史王恭等人攻打建康。兵变失败后，庾楷投奔占据夏口的桓玄，被委任为武昌太守。庾楷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要求外甥裴松之西行担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虑此行风险太大，迟迟不肯动身。果然不久，西部几个军阀火并，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犹豫未行，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

义熙初年，裴松之先后担任过员外散骑侍郎和吴兴故鄣县县令等职。由于他在故鄣县政绩突出，被升调回中央，改任尚书祠部郎的职务。

在尚书祠部任官期间，裴松之曾上书要求禁断私碑。东晋承汉魏余弊，官僚士人欺世盗名之风甚盛。他们生前竞相饰情标榜，死后家人竭力堆砌华文丽藻，为其铭石勒碑。裴松之是个严肃的学者。他认为，碑铭之作是为明示后人，所以传记必须与事实相符，而现在弄虚作假，造成真假相蒙，使后人没有取信的标准，掩盖了历史的真象。在揭露批判这种恶习的同时，裴松之也表露了自己对于修史和鉴别史料的某些观点。

义熙十二年（4），执掌朝政的太尉刘裕兼领司州刺史，率军北伐。裴松之时任司州主簿随军北行。北伐过程中，裴松之始终总领府事，参与幕府机要。刘裕十分赏识裴松之的才干，称赞他有“庙廊之才”，将他转任治中从事史。一俟晋军攻占洛阳，刘裕就把他召回南方，委任为自己封国的世子洗马。这时，裴松之已成为刘裕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刘宋代晋以后，裴松之历任零陵内史、国子博士、冗从仆射等职。元嘉三年（426），宋文帝派遣十六人为大使，巡行各州。裴松之被派往湘州。自湘州归来，他将所探询的吏政民情，归纳为二十四项条款。这次的巡视，以裴松之的任务完成为最好，因而受到了舆论的赞扬。不久，他被升任为中书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并赐爵西乡侯。

奉诏精注《三国志》

同年，宋文帝向裴松之表露了对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不太满意。他命令裴松之广采三国各类史籍为陈书作注。裴松之受诏后，上搜旧闻，傍摭遗逸，经过三年的精心撰作，终于在元嘉六年（429）七月写成《三国志注》。宋文帝看过后，非常高兴，称赞他说：“你作成了一件不朽的事业。”这一年，裴松之五十八岁。

裴松之随注书呈给宋文帝一份《上三国志注表》，这是他对注书工作的总结。首先，裴松之肯定了陈寿的著作。认为它叙事清晰，取材审正，是当时的一部“嘉史”。同时，他指出陈书有过于简略、以至脱漏很多重要史实的缺陷。最后，裴松之陈述了自己作注的指导思想，并把注文概括为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种类型。

“补阙”是裴松之注书的重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凡陈书所不记载的，而又有保存价值的史料，注书全部予以补充。补阙大致分两个方面。第一，对于陈书中记载过于简略的地方，裴松之广征博引，悉心增补，使读者得知比陈书更多的史实。如曹操始兴屯田为三国时期重要的政治、经济措施。而《三国志·武帝纪》只在建安元年条下书“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如此一代大事，只有寥寥数字。裴松之则引王沈《魏书》进行补充，联系后面《任峻传》注引的《魏武故事》，共增补有关记载近三百三十字。这样就把屯田的前因后果、具体措施大体描述清楚了。陈寿对于当时著名的哲学家王弼的生平记载也过于疏略，只在《钟会传》后附记“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裴松之为王弼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补充了七百五十余字。此外，《三国志》对西北及西方各族、各国的情况也未作专篇叙述，仅于《乌丸传》、《鲜卑传》等文中略作交待。裴注则引《魏略》对氐、匈奴、羌、西域各国、大秦及大秦属国予以重点叙述，其中关于大秦的地理、交通、风俗、物产等方面的记载，尤为详瞻。在这方面的注文中，裴松之有时还说明补充材料的理由，如《王粲附吴质传》注引《魏略》之《魏太子与吴质书》后，写道：“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又在《傅嘏传》注引司马彪《战略》前讲：“《战略》载嘏此对，详于本传，今悉载之，以尽其意。”第二，对于陈寿记载遗漏的地方，裴松之也搜集资料，给予添补。《武帝纪》建安十五年条下，裴注增加一个“令”（后人题称为《让县自明本志令》）。在此令中，曹操叙述了他五十五岁以前生平抱负的变化，是曹操一篇很重要的自传。在《武帝纪》末，裴松之注引《魏书》、《傅子》诸书，综述曹操的为人，并补充了曹操援剑割发、多疑滥杀、生性节俭等方面的史实，都为后人研究曹操提供了重要的资料。马钧是三国时期著名的科技发明家，陈书对马钧其人其事，只字未提。裴松之除在《明帝纪》注引《魏略》中述其制作外，还在《杜夔传》注引傅玄序文，将马钧生平事迹及其创造发明，用洋洋一千二百余字叙述清楚，遂使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免遭淹没无闻的悲剧。《孙皓传》注中所引《晋阳秋》，讲到孙皓降于王濬，“濬收其图籍，领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余艘，后宫五千余人。”这是吴亡时全面情况，是研究经济史难得的宝贵数字。

在裴松之所能见及的各家史著中，有很多互不相同，甚至对立的记载。

经过比较鉴别，对于这类文字，能够作出判断的，裴松之都写出结论，但对那些不易判断谁是谁非的材料，则一并收入，留待读者或后人去分判，这就是“备异”。在封建官僚中，能有这种实事求是学风的人还是不多的。裴松之喜欢用“未详”、“未详孰是”、“未知何者为误”等案语处理备异类材料。如《武帝纪》注引郭颁《魏晋世语》所载魏讽事迹后，写道：“王昶《家诫》曰：济阴魏讽。而此云沛人，未详。”《荀攸传》载袁绍有个大将韩■，裴松之案：“诸书韩■或作韩猛，或云韩若，未详孰是。”《张邈传》注引《献帝春秋》后讲：“案本传邈诣术，未至而死，而此云谏称尊号，未详孰是。”《高柔传》载高干为高柔从兄，裴松之案曰：“《陈留耆旧传》及谢承《（后汉）书》，干应为柔从兄；未知何者为误。”裴松之对备异类材料有时加的是“与本传不同”或“与本传违”等案语。此外，裴松之还把大致同意某一种说法，但又把握不大的材料归入备异类。如《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的记载与陈书不同，裴松之判断说：“案《吴志》刘备先破（曹）公军，然后（孙）权攻合肥。前此纪云权先攻合肥，后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吴志》为是。”《诸葛恪传》注引胡冲《吴历》所载诸葛恪入宫前与滕胤问答之辞，与陈书不同。裴松之引孙盛之语说明自己的观点：“《吴历》为长。”

所谓“惩妄”，是指对陈书中明显错误的地方，裴松之引举事实所进行的纠谬。“惩妄”，有两种表述形式。其一是举陈书前后乖舛之处，自证其误。如《武帝纪》载官渡之战前曹军“兵不满万”，裴注曰：“未应如此之少。”复在《荀彧传》中找出“十万之众”的矛盾记载，进一步辨明“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满万也”。《明帝纪》载魏明帝死年三十六，裴注批驳说：“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邺，文帝始纳甄后，明帝应以十年生，计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时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为今年正月，可强名为三十五，不得三十六也。”《向朗传》记载：“自去长史，优游无事垂三十年。”裴松之反对说：“朗坐马谡免长史，则建兴六年中也。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此云三十，字之误也。”其二是引用其他史家的著述辨别陈寿记载的错误。如《朱然传》记载朱然于赤乌五年战败魏将事，裴注引孙盛《异同评》的考证认为“陈寿误以吴嘉禾六年为赤乌五年耳。”

裴松之的“论辩”包括对某些史实、陈寿的《三国志》及诸家史的考辨和评论。裴松之于补充史实的同时，常有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如《关羽传》中有关羽投奔刘备，曹操禁部下追杀的记载。裴松之评论说：“松之以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此乎？”裴松之对张昭劝孙权降曹一事的评论，也与一般学者看法不同。他认为：“若使昭议获从，则**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梦哉！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矣。”这里体现了裴松之反对分裂、渴望统一的思想。裴松之在肯定陈书的同时，也批评了陈寿的“小失”。这种“小失”有属于记事不当的。如对官渡之战记“兵不满万”文，评论说：“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鲁肃传》和《诸葛亮传》关于孙吴合力抗曹的记载互相矛盾，前者称“皆肃之本谋”，后者讲“此计始出于亮。”裴松之批评说：“若二国史官各记所闻，竟欲称扬本国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书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载述之体也。”有的“小失”属于编撰问题。如裴松之反对陈寿将贾诩与荀彧、荀攸合传，认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魏氏如贾诩之俦，其比幸多，诩不编程郭之篇，而与二荀并列，失其类矣。”他还认为董允应附于其父董和传后，不应当分别立传。裴松之对陈寿的某些评论也有不同意见。如陈寿把袁术的失败归为奢淫放肆，裴松之批评他没有抓着事情的要害，认为“妄自尊立”是袁术灭亡的关键。裴松之除批评陈寿的论点不当外，还对他的遣词用字有所指责。裴松之在引述其他史家的著述时也对他们进行评论。他还说张骘的《文士传》“虚伪妄作”，乐资的《山阳公载记》“秽杂虚谬”。这些评价是裴松之根据诸家史的叙事水平和议论能力得出的。

除了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个方面之外，裴注也包括一般注书的内容，即文学的训诂、名物的铨释、书稿的校勘等方面的注文。如解释《文帝纪》中的“款塞内附”说：“款，叩也，皆叩塞门来服从。”对《孙权传》中的“鄱阳言白虎仁”，解释说：“白虎仁者，王者不暴虐则仁虎不害也。”对于《徐晃传》中“今假臣精兵”，校勘说：“案晃于时未应称臣，传写者误也。”属于注释名物的有《齐王芳纪》注中引述《异物志》、《傅子》、《搜神记》等书解释“火浣布”，《诸葛亮传》注中引《魏氏春秋》解释“连弩”等。此外，裴注还有注释地理、典故的内容。

《三国志注》的价值与不足

在中国史学史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占有特殊的地位。宋文帝对裴注的赞扬并非溢美之词，从广辑资料，为三国时期的历史保存大量珍贵生动史实的意义来看，《三国志注》的功绩确实是不朽的。裴松之所引用的魏晋人的著作多至二百一十余种，除去诠解文字及评论方面的书籍，尚有一百五十多种。这些书籍收入到《隋书·经籍志》中的不过四分之三，到唐、宋以后，则十不存一了。裴注所征引的材料不但面广，而且首尾完整，不似其他引书那样割裂翦裁，断章取义，尤为重要的是裴注还保存一些亲身见闻的资料。如《齐王芳纪》注引《搜神记》载魏明帝“诏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裴氏说：“松之昔从征西至洛阳，历观旧物，见《典论》石在太学者尚存，而庙门外无之，问诸长老，云：晋初受禅，即用魏庙，移此石于太学，非两处也。”正因为这些原因，《三国志》的注文同正文具有同样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国志注》的不朽还在于它开创了史注新法。在裴松之以前，注家大多以采取解释音义、名物、地理、典物等方法为史书作注。如马融、郑玄注《尚书》，贾逵、服虔、杜预注《左传》，贾逵、韦昭注《国语》，高诱注《战国策》，徐广注《史记》，服虔、应劭、韦昭、晋灼、蔡谟注《汉书》等。而裴松之的注文，不仅包括上述内容，而且增加补阙、备异、惩妄、论辩等名目，遂为注书开创了一种更加完备的体例。注书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和提供史料，而且这些史料都经过了注家的精心审核，从而使人能够较多地了解历史真象。无疑，这样注史是一种很好的方法。清人钱大昭认为注史与注经不同，注史应以达事为主，叙事不清，训诂再精也解决不了问题。他称赞裴松之注书博引载籍，增广异闻，是是非非，使天下后世读者昭然可见。但这样注史颇费功力，除注家精通原书外，还要熟悉其他史籍，并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自己的研究与见解，有综合、分析、考据的能力。后世不少人仿效裴注的体例进行注史，如宋人王暤的《唐余录》、陶岳的《五代史补》、清人彭元瑞的《五代史记注》、吴士鉴的《晋书■注》，但其成就皆不及裴松之，大约和不具备上述的条件有关。

后人对《三国志注》的批评，主要是指斥它的“烦芜”。这些指责虽有偏激之处，但裴注的杂采之弊确实存在。尤其是将一些荒诞不经的事情，凭空阑入，把注文弄成非驴非马，不伦不类。如《明帝纪》在公孙渊为大司马乐浪公下，裴注引《世语》曰“汉故度辽将军范明友鲜卑奴，年三百五十岁，言语饮食如常人”。又引《博物志》说：“京邑有一人，失其姓名，食啖兼十许人，遂肥不能动。”又引《傅子》说：“太原发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妇人。”

裴注虽以博详称著，但仍有不少遗漏之处。清人赵翼曾列举了一些例证，说明陈书失载的一些重要史实，裴注也未补入。另外，陈书中还有六十一篇本传或附传，通篇无注，甚至包括不少重要的政治、军事人物。

在写成《三国志注》以后，裴松之先后出仕过永嘉太守、通直散骑常侍、南琅邪太守。元嘉十四年（437），裴松之六十五岁，致仕。不久，又拜中散大夫、领国子博士，后进位于太中大夫。

元嘉二十五年（447），参与修撰本朝历史的著名学者何承天病故，宋文帝命令裴松之继续何承天的工作。到元嘉二十八年（451），他尚未动笔，却因病去世，终年八十岁。

裴松之一生的著作，除《三国志注》外，还有《晋纪》。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裴氏家传》四卷、《集注丧服经传》一卷、《裴松之集》十三卷都是他的著作。此外，《文苑英华》卷七五四，又讲他还写过《宋元嘉起居注》六十卷，这是元嘉十二年（435）开始奉命修撰的著作。

裴松之的儿子裴骃，官至南中郎参军，著有《史记集解》一书，为现存《史记》三家注中最早的一种。曾孙裴子野，翦裁刘宋一代史料，写成编年体的《宋略》一书，曾得到刘知几的赞赏。

第三节 沈约

沈约（441—513），字体文，南朝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历仕宋、齐、梁三朝，以诗、文、史学称于世，历史上习惯地把他看作梁朝人。在宋、齐两朝的经历沈约出生于宋文帝元嘉十八年（441）。祖沈林子，仕宋官至谘议参军、建威将军、河东太守，卒于永初三年（422），追赠征虏将军。父沈璞，仕宋累官宣威将军、盱眙太守、淮南太守，元嘉三十年（453）在皇室内部斗争中被武陵王刘骏（即宋孝武帝）所杀，时年三十八。自此，沈约家世一度中衰。少年时代的沈约是在“流寓孤贫”中度过的。他曾乞求于宗族乡党的帮助，得米数百斛，因不能忍受同族之人的侮辱，乃“覆米而去”。沈约在孤贫之中却能“笃志好学，昼夜不倦”。他的读书方法是“昼之所读，夜则诵之”。他母亲担心他用功过度，有伤身体，常以减少灯油、息灭炭火的办法来限制他的夜间读书。沈约后来自述说：“十三而孤，少颇好学，虽弃日无功，而伏膺不改。”①他深知父亲死于皇室纷争之中，自己一时难得仕进，但并不因此而荒废学业。经过刻苦读书，他“博通群籍”，又写得一手好文章。沈约在二十几岁时，常常想到“晋氏一代，竟无全书”，产生了撰写晋史的意图。宋明帝即位初，他得到征西将军蔡兴宗的帮助，代为启奏，明帝敕许他撰写晋史，并让他做了奉朝请这样的散官。后蔡兴宗外任郢州刺史、荆州刺史，皆以沈约为记室参军。蔡兴宗很器重沈约，曾对其诸子说：“沈记室人伦师表，宜善事之。”明帝泰豫元年（472），蔡兴宗卒于官。此后，沈约先后任晋安王刘子勋的属官和尚书度支郎。

入齐以后，沈约仕途畅达。齐初，为文惠太子属官，一直做到太子家令。后以本官兼著作郎，不断升迁，至齐武帝时官至御史中丞，转车骑长史。这期间，沈约曾有机会校阅皇家所藏四部图书，这对他的撰述晋史大有裨益。他自宋明帝泰始初年始撰晋史，至武帝永明五年（487），已历二十一二年了，撰成《晋书》120卷，自谓“条流虽举而采掇未周”，并在永明初年丢失了第五帙。可他从齐高帝建元四年（482）起，就被敕撰国史，齐武帝永明二年（484）又奉命撰次起居注，实已不能专心于晋史的撰述。永明五年（487）春，沈约奉诏撰《宋书》，次年二月撰成纪、传70卷。这20年左右，是沈约的史学活动比较活跃的时期。

沈约有浓厚的门阀意识。永明八年（490），他因风闻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璋之一事，上书奏弹王源，认为：王源虽然“人品庸陋，胄实参华”，而“璋之姓族，士庶莫辨”；“王满连姻，实骇物听”。他建议以此事而免去王源所居之官，“禁锢终身”①，即永远禁止其参与政治活动。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已污之族，永愧于昔辰；方媾之党，革心于来日”。士庶与门第之别，是政治和婚姻中的大事，这是门阀时代的社会特点。沈约的思想，突出地反映了这个社会特点。

齐明帝时，沈约任国子祭酒。齐末，为征虏将军、南清河太守。他跟萧衍过往甚密，被引荐为骠骑司马，所任将军如故，做了萧衍的属官。

①以上见《梁书》卷一三《沈约传》、《宋书》卷一〇〇《自序》，以下凡引此，不另注。

①沈约《奏弹王源》，见《文选》卷40。

宣扬“神不灭论”

齐、梁更迭之际，沈约是萧衍谋取帝位的主要策划人物之一。他甚至引用谶语“行中水，作天子”，以证萧衍（按“衍”字即是“行”中有“水”）上应“天心”、下符“人情”，当作天子。

萧衍称帝（即梁武帝）后，沈约始终受到重视，不断升迁。天监九年（510），他做到左光禄大夫、侍中、太子少傅，后又赠特进，地位显赫。沈约在齐永明六年（488）上《宋书》表中说“所撰诸志，须成续上”，说明《宋书》的志当时还没有完成。《宋书》志的撰写，是又经过十几年至梁初才最后完成的①，它有八篇三十卷。

齐、梁之际，中国思想史上发生了一次“神灭”和“神不灭”的激烈的论争。沈约是“神不灭”论的积极维护者。

南朝时期，佛教盛行，但也出现了反佛的斗士。刘宋时期的史学家范晔是一位无神论者，“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确信“天下决无佛鬼”②。萧齐时，竟陵王萧子良“精信释教”，而他的属官、无神论思想者范缜则“盛称无佛”。萧子良质问范缜：“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贱贫？”范缜回答他：“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范缜还进一步批评佛教的“因果”论，阐述他的“无佛”思想，以问答的形式，写出著名的《神灭论》，认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③此论一出，“朝野喧哗”，萧子良“集众僧难之而不能屈。”范缜还表示绝不“卖论取官”。梁武帝天监六年（507），范缜的《神灭论》公诸于世，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梁武帝是一个佞佛的皇帝，他动员王公朝贵六十余人著文围攻范缜，范缜在理论上终不后退，显示了他的无神论思想的坚定性。在这次激烈的思想辩难中，沈约先后写了《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形神论》、《神不灭论》、《难范缜神灭论》、《六道相生作佛义》、《因缘义》等文①。沈约申言：“神本不灭，久所服膺；‘神灭’之论，良用骇惕。”（《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他在《神不灭论》中辩解说：“生既可夭，则寿可无夭，夭既无矣，则生不可极，形、神之别，斯既然矣。然形既可养，神宁独异？神妙形粗，较然有辨。养形可至不朽，养神安得有穷？养神不穷，不生不灭，始末相较，岂无其人。自凡及圣，含灵义等，但事有精粗，故人有凡圣。圣既长存，在凡独灭。”沈约用寿、夭来说明形神之别是一种诡辩；宣扬“养形可至不朽”，更是荒谬之论。但他说的“神不灭论”却又带着浓厚的世俗等级色彩，即“圣人”之“神”可以“长存”，而“凡人”之“神”还是要堙灭的。这显然是为了用“神不灭论”来“证明”现实等级社会的“合理”。宗教观念和等级观念在这里是结合在一起了。沈约所撰的《内典序》、《佛记序》等文，也都是在反复宣扬这些观点。这种观点在《宋书》中，有的是直接以佛教灵验的故事出现的，有的是以“天命”所归的说教出现的。

①《宋书·符瑞志》称“鸾鸟”为“神鸟”，是避齐明帝萧鸾的讳；《律历志》称“顺”为“从”，是避梁武帝父亲萧顺之的讳；《乐志》称邹衍为邹羡，是避梁武帝萧衍的讳。这说明《宋书》志的撰写是经过齐末而定稿于梁武帝即位以后。参见《宋书》中华书局点校本“出版说明”（1974年版）。

②《宋书》卷69《范晔传》。

③《梁书》卷48《儒林·范缜传》，并见《南史》卷57《范云传》附《范缜传》。

①见《广弘明集》卷22，严可均校辑《全梁文》卷28至卷30，二书在篇名上稍有不同。

《宋书》的成就与局限沈约撰《宋书》，是在继承前人著述所得的基础上，进一步整理、补充而成的。

前人著述所得，主要包括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和徐爰的述作。早在宋文帝时，科学家何承天以著作郎身份撰写国史，写出了一部分纪、传和《天文》、《律历》、《五行》等志。后来，有山谦之、苏宝生相继撰述。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徐爰续作宋史，撰成65卷，上起东晋之末，下迄大明年间，奠定了《宋书》纪、传的基础。沈约对《宋书》纪、传的整理、补充，一是确定了“立传之方”，对晋宋之际的人物入传有所取舍；二是补叙了宋前废帝永光以后十余年史事。

《宋书》本纪十卷，记武帝、少帝、文帝、孝武帝、前废帝、明帝、后废帝、顺帝八朝共五十九年史事。它的上限，从东晋隆安三年（399）写起，下限写到萧齐建元元年（479）顺帝之死，时间跨度首尾达到八十年。《武帝纪》占了三卷，是本纪中记载最详尽的。它称赞宋武帝“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认为这是他“光有天下，克成大业”的重要原因。它又从东晋的“君道虽存，主威久谢”的政治局面，分析了宋武帝成功的必然之势①。《文帝纪》称赞宋文帝统治时期“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这些评论，说明了作者能够从政治得失的一些重要方面来看待刘宋的统治。

《宋书》的传共六十卷，其中杂传四十九卷，类传有《后妃传》、《孝义传》、《良吏传》、《隐逸传》、《恩倖传》，此外还有《索虏传》、《鲜卑吐谷浑传》、《夷蛮传》、《氐胡传》、《二凶传》以及作者《自序》。《宋书》的传开创了家传的形式，这是它的一个突出特点。以往的“正史”，于列传中一般很少附记传主的后人和亲属。《宋书》一改此例，首开以子孙之传附于父祖之传的风气。如卷42《刘穆子传》附有“长子虑之”、“虑之子邕”，“穆之中子式之”、“式之子瑀”、“穆之少子贞之”、“穆之女婿蔡祐”等人的传记；卷77《沈庆之传》附有“子文叔”、“庆之弟劭之”、“庆之兄子僧荣”、“僧荣子怀明”、“庆子从弟法系”等人的传记。这种家传的传记形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崇尚家族之史和谱系之学在历史编撰上的反映。沈约出身于门阀士族，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说明他的家族地位的显赫。沈约为《宋书》确定“立传之方”，这是主要的一点。《宋书》的类传首创《孝义传》，标榜“孝行”、“孝廉”。《孝义传》的序和后论说：“夫仁义者，合君亲之至理，实忠孝之所资”，“汉世士务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这里表面是讲忠、孝，但《宋书·孝义传》本身却是撇开了“忠”而大讲“孝义”。这一方面反映出来在门阀地主统治时代，门阀家族的利益往往是摆在皇室利益之上；另一方面，魏晋以来，“禅代”频繁，统治者讳言其“忠”而提倡“以孝治天下”，《孝义传》正是继承了这种遗风。即使如此，沈约站在门阀地主的立场上，对于忠义之风的衰败也发出了感叹，《孝义传》后论末了说，“晋宋以来，风衰义缺，刻身厉行，事薄膏腴。若夫立孝闺庭，忠被史策，多发沟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声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可以说，这是沈约不自觉地揭露了门阀地主提倡忠孝的虚伪。《宋书》作者蔑视北魏皇朝，为它立《索虏传》，反映了当时一些人的民族观和正统观，及作者的时代局限。但《索虏传》记载了北魏史事以及南北间的战争、通好、互市，大致写出了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其后论，还从历史、政治、军事、地理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反映了作者对于这一重大问题的重视。以上这几点，是《宋书》列传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时代的特点。

《宋书》的志比起《宋书》的传，在史学上的价值要突出一些，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中继司马彪《续汉书》志之后的重要撰述。《宋书》志包含律历三卷、礼五卷、乐四卷、天文四卷、符瑞三卷、五行五卷、州郡四卷、百官二卷，共八篇三十卷。志之首有《志序》一篇，略述志的由来和演变，交代《宋书》志之所本及补撰的情况，反映了6世纪初中国史家对于制度史撰述的重要性已逐步发展到具有一定的总结性的理论认识。《志序》最后写道：“宋元嘉中，东海何承天受诏纂《宋书》，其志十五篇，以续马彪《汉志》，其证引该博者，即而因之，亦由班固、马迁共为一家者也。其有漏阙，及何氏后事，备加搜采，随就补缀焉。”①从这里可以看出《宋书》志跟司马彪《续汉书》志以至《史记》八书、《汉书》十志的联系，反映了作者贯穿古今的自觉要求和撰述思想。其《律历志》、《礼志》、《天文志》、《五行志》、《州郡志》，都叙自曹魏；《乐志》从秦汉讲起；《符瑞志》为其首创，上溯于上古；《百官志》通叙秦汉魏晋至刘宋官制沿革流变。这样，它基本上弥补了陈寿《三国志》无志的缺憾和当时诸家晋史尚无定本的不足，因而受到后人的重视和好评。宋人叶适评论说：“迁、固为书志，论述前代旧章以经纬当世，而汉事自多阙略。蔡邕、胡广始有纂辑，陈寿、蔚宗废不复著。至沈约比次汉魏以来，最为详悉，唐人取之以补《晋记》，然后历代故实可得而推。”①近人余嘉锡称赞《宋书》志的撰述方法是“史家之良规”②。

具体说来，《宋书》志包含不少具有科学史价值、社会史价值的记载。

它的《律历志》详细记载了杨伟的景初历、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以及祖冲之同戴法兴的长篇论难，是中国古代历法史上的宝贵文献。《乐志》以“乐随世改”的撰述思想，叙述了歌舞乐器的起源和演变，汇集了汉魏晋宋的一些乐章、歌词、舞曲，有独创的风格，为前史乐志所不及。《州郡志》更是一篇力作，其烦难程度如《志序》所说：“地理参差，事难该辨，魏晋以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兗，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版籍为之浑淆，职方所不能记今以班固、马彪二志，晋、宋《起居》，凡诸记注，悉加推讨，随条辨析，使悉该详。”它记载了汉魏以来区域建置的变动，写出了东晋以后北方人口南迁的趋势和侨置郡县设置的具体情况，是反映晋宋之际人口迁移、变动和区域建置变动的重要地理文献。其他各志，大多也写得丰满而有序。《宋书》志在文字份量上占了将近全书一半，在各“正史”中具有鲜明的特色。

①《宋书》卷11。

①《习学记言序目》卷31。

②《四库提要辨证》卷3。

《宋书》在历史思想上的突出特点，是在许多地方宣扬天命、佛教、谶语。《符瑞志》申言：“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天文志》、《五行志》中也有不少这样的记载。《王玄谟传》记载：诵观音经千遍，即可免灾，证明佛教的灵验。前文所引“行中水，作天子”的谶语，以证萧衍即将为帝的说法，等等，反映了沈约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基本倾向。天命、佛教、谶语的结合，是他的唯心史观的主要特征。

沈约同时代人中，还有不少史家：江淹、吴均、刘昭、裴子野、萧子显等，都各有撰述。裴子野著《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评论多善，沈约见而叹曰：‘吾弗逮也。’”①《宋略》已佚，北宋司马光主持撰写《资治通鉴》，采用了它的十余首史论。萧子显因所撰《南齐书》传世，得与沈约齐名，同为南朝萧梁时有影响的史家。

长于文学，拙于政事《宋书》修成之时，沈约已是花甲之年了。由于他在齐、梁“禅代”中的作用，梁武帝即位后，即任他为尚书仆射，封建昌县侯，邑千户；他母亲被封为建昌国太夫人，“朝野以为荣”。他母亲去世时，“舆驾亲出临吊”。天监九年（510）以前，官至侍中、尚书令，领太子少傅。天监九年，转左光禄大夫，侍中、少傅如故。这是沈约在仕途上的高峰。沈约长期居于宰相位置，“有志台司”，很想更多地直接参与、掌管具体政务，旁人也认为他能够胜任，但梁武帝始终不把朝政实权交给他，只是给了他很高的虚衔。沈约要求“外出”，到地方做官，也不曾得到梁武帝的允许。他同梁武帝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使他感到抑郁。他致书同僚徐勉，请其在梁武帝面前代他“乞归老之秩”，再次遭到梁武帝的拒绝，只是给他“加鼓吹而已”。沈约在政事方面，终于无所建树。他撰有一篇《郊居赋》，说史言志，以寄情怀，长达二千余字，末了几句是：“惟以天地之恩不报，书事之官靡述；徒重于高门之地，不载于良史之笔。长太息其何言，羌愧心之非一。”这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旧史说他“用事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其中自有深层的原因。

沈约在政事上的失意，并未妨碍他在诗文上的成就。梁昭明太子萧统纂辑《文选》，收入沈约各种诗、文13首，足见其文才为时人所重视①。《梁书》说他“历仕三代，该悉旧章，博物洽闻，当世取则。”又说：“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文章，沈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也。”陈朝史官姚察称赞他“高才博学，名亚迁、董”。这些评价，也都肯定了沈约在文学上的地位。沈约为谢灵运作传，录其《撰征赋》和《山居赋》，传文将近万字。①《梁书》卷30《裴子野传》。

①见《文选》卷20、22、27、30、40、50、59。

此传后论说“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反映出了沈约的文学思想。他对于骈俪之文作了理论上的概括：“夫五色相宜，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②他把韵文的写作，提到了文章的最高境界，而文章的内容和思想反倒被忽视了。沈约一派的文人，对中国古代韵文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但忽视文章思想内容所造成的不良文风，确也有消极的一面。唐初史家已指出这一点：“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①《文选》卷50《史论下》中选了《宋书·谢灵运传》后论，正说明了沈约的文学主张在当时的影响。

沈约一生著述很多，除《宋书》100卷外，还有《晋书》120卷、《齐纪》20卷、《高祖纪》14卷、《迩言》10卷、《谥例》10卷、《宋文章志》30卷、文集100卷。他还撰有《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而梁武帝却“雅不好焉”。他问旁人：“何谓四声？”被问的人回答说：“‘天子圣旨’是也。”梁武帝仍不以为然。沈约所著书，只有《宋书》流传至今。

沈约还是一位藏书家，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

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沈约于病中命道士“奏赤章于天，称禅代之事，不由己出”。他想以此来祈求上天的保祐，梁武帝闻而大怒，几次命人予以谴责。沈约病惧交加，就在这一年死去，时年73岁。有司上谥号曰“文”，梁武帝亲自改谥，说：“怀情不尽曰‘隐’。”

沈约因“禅代”之事而得志，也因“禅代”之事而病死，他在梁皇朝的十几年政治生涯，恐怕也都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②《宋书》卷67《谢灵运传》后论。

①《梁书》卷49《文学上·庾于陵传》附《庾肩吾传》。参见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第288至2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1版。

第四节 刘勰、钟嵘

刘勰

刘勰（465？—539？），南朝齐、梁时代文学理论批评家。字彦和，祖籍东莞郡莒县（今属山东省）。永嘉之乱，其先人逃难渡江，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因刘勰入梁曾兼任东宫通事舍人之职，后世因称他为刘舍人。关于刘勰的生卒年，诸家说法不一。关于出生时间，说法较为一致，认为生于宋泰始初年（465），而卒年则歧说甚多。如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推定卒于梁普通元、二年（520、521）。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推定约卒于梁大同四、五年（538、539）间。

刘勰父亲刘尚曾任越骑校尉，很早去世。由于家境清贫，刘勰一生未婚，早年入上定林寺依靠名僧僧佑生活，与之居处十余年。刘勰笃志好学，这一时期，他深研佛理，博通经论，参加了整理佛经的工作。定林寺的经藏，就是他撰定的。

梁武帝天监初年，刘勰起家为奉朝请，先后担任和兼任过中军临川王萧宏、南康王萧绩的记室，车骑仓曹参军，太末（今浙江衢州市）令，步兵校尉，东宫通事舍人等职。在兼任东宫通事舍人期间，他与昭明太子萧统关系很好，深得器重，共同“讨论篇籍”，“商榷古今”。

《文心雕龙》大约是作者三十多岁时的作品，约完成于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之间。其时刘勰还寄身佛寺，声名未显。书成后，不被时流所重视。当时沈约名高位显，在文坛上也富于声誉，刘勰想首先取得他的承认，却没有机会接近他。一次，刘勰背着自己的《文心雕龙》文稿在大路边等着沈约，当沈约坐车经过时，他拦住了车，样子像卖书的一样。沈约好奇地把《文心雕龙》拿来阅读，立即被吸引，认为此书“深得文理”，大加称赏。后来又常常把《文心雕龙》放在几案随时阅读。经过沈约的称扬，《文心雕龙》终于在士林中传播开来。

中大通三年（531）四月，梁昭明太子萧统死后，刘勰奉敕与沙门慧震在上定林寺撰经。经成以后，刘勰上表要求弃官为僧，并焚烧头发自誓。得到允准后，便在上定林寺出家，法名慧地，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除《文心雕龙》外，刘勰还写过不少有关佛理方面的著作。据《梁书》卷五十刘勰本传，“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然其文集在唐初已失传。今尚存《梁建安王造剡石城寺石像碑》（见《艺文类聚》卷七十六）和《灭惑论》（见《弘明集》卷八）二篇散文。

《文心雕龙》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部，各二十五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主要部分。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五篇，论“文之枢纽”，是全书的纲领和理论基础。要求一切都应本之于道，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的二十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文体，“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奉统”（《文心雕龙·序志》）可称是文体论。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二十篇，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四篇，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的文风，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评，并对批评方法进行专门探讨，可称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的精华所在。最后一篇《序志》说明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文心雕龙》从内容上说虽然分为四个方面，但理论观点首尾一贯，各部分之间又互相照应，体大思精，具有严密的体系，在古代文学批评中是空前绝后的著作。

《文心雕龙》初步建立了用历史眼光来分析评论文学的观念。在《时序篇》中，刘勰注意从历代朝政世风的兴衰来系统地探索文学盛衰变化的历史根源。他论建安文学就指出“雅好慷慨”的风格出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现实环境；而分析西晋文学，则把“晋虽不文，人才实盛”的现象，归咎于“运涉季世，人未尽才”。最后的结论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代可知也”。尽管刘勰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不可能不抱着唯心主义的观点，对文学兴衰原因的探索，也过分注意帝王和朝政的因素，但在文学理论上强调要从文学以外的历史现实变化中来理解文学的变化，仍然是杰出的。在《通变篇》中，他又系统地论述了历代文风的先后继承变革关系。他说：“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策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而讹，弥近弥淡。何则？竟今疏古，风末力衰也。”基乎此，他要求作家要大胆创新，“日新其业”、“趋时必果，乘机无怯”。认为只有不断地创新，文学创作才能得到不断地发展。“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文心雕龙·物色》）。但刘勰又强调任何“变”或创新都离不开“通”，即继承。“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则不乏”。他说：“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文心雕龙·风骨》）。只有将“通”与“变”，“因”与“革”很好地结合起来，文学创作才能获得健康的发展。

《文心雕龙》从创作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总结了创作的经验。刘勰对文学创作中的主客观关系作了详细而深入的论述。首先，他认为“云霞雕色”，“草木贲华’等现象之美，是一种客观存在，“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其次，他认为创作是作家主观的“神”和客观的“物”交融，升华的过程。“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而创作时则“神居胸臆，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刘勰非常强**感在文学创作全过程中的作用，要求文学创作要“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情采》）。认为创作构思为“情变所孕”（《神思》），结构是“按部整伍，以待情会”（《文心雕龙·总术》），剪裁是“设情以位体”（《文心雕龙·镕裁》）。甚至作品的整个体裁、风格、语言，也无不由真挚而强烈的情感所主宰。这一认识深刻地体现了文学创作的规律。

《文心雕龙》对于风格和风骨也有深入的研讨和论述。他认为形成风格的因素有才（指艺术才能）、气（指性格气质）、学（指学识修养）、习（生活习染）四个方面。由于作家在才、气、学、习四个方面存在着差别，从而形成了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等八种独特的风格。在风格论的基础上，刘勰提出了文章要有“风”有“骨”。所谓“风”，是指高尚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所谓“骨”，是指坚实的事理内容和清晰的结构条理。他说：“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若丰藻克瞻，风骨不飞，则辞采失鲜，负声无力”（《文心雕龙·风骨》）。“风骨”一词，本是南朝品评人物精神风貌的专用术语，刘勰特别标举“风骨”，并强调它作为思想内容的重要性，是针对南朝绮靡偏重形式的文风而发的具有积极的战斗作用。“风骨”之说，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曾经发生过重大影响。《文心雕龙》还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在《知音》等篇中，他提出了自己的文学批评主张和批评标准。他慨叹文学批评之难，认为人们常常囿于成见，不是“贵古贱今”，就是“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说“知音其难成”！他认为批评虽然不易，却不是不能做到公平正确的。他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那么怎样才能使批评公允呢？他认为，首先批评者要具有丰富的修养。“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若饶矣”（《文心雕龙·知音》）。为了使批评正确，他提出了考察作品优劣的六个方面：“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文心雕龙·知音》）。这六个方面，既包括了作品的内容，也包括了作品的形式，既注意了思想性，也注意了艺术性。刘勰关于文学批评的意见不仅对当时作家们“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曹丕《典论·论文》），“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的不良批评风尚具有积极的针砭意义，而且在现时也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于各种文章体裁、源流的阐述，也是《文心雕龙》的重要内容。自曹丕、陆机对文章体制的异同提出意见后，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但上述文章均已散佚无存。而刘勰《文心雕龙》从第五篇《辨骚》至第二十五篇《书记》，则成为中国现存的南朝时代关于文章体制和源流的唯一重要著作，也是关于这一问题论述的重要历史文献。其中像《明诗篇》对建安、西晋、宋初诗风面貌变化的概括，《诠赋篇》对两汉、魏晋辞赋盛况的描绘和说明，都有着相当中肯而精辟的见解。

《文心雕龙》虽然也有某些道家思想，特别是佛家思想的影响，但构成它的文学思想纲领及核心的，是儒家思想。刘勰在《序志篇》中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文，六典因之以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这段话，不仅说明了他写《文心雕龙》的创作动机是为了纠正当时“言贵浮诡”，“将遂讹滥”的文风，而且也是为了阐述儒家正统的文学观点。刘勰认为“文”是来源于“道”的，而“道”是被圣人发现，通过圣人之手来完成的。“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认为文学的职能在于阐述六经中所蕴含的“圣道”。由于刘勰受儒家思想的束缚过深，《文心雕龙》也就具有某些理论上的缺憾。比如在论到文学起源时，他对“文”和“道”关系的阐述，就有神秘的经学色彩；对文学史上富于浪漫色彩的作家作品评价往往不够正确，《诸子篇》对《庄子》等书中某些大胆想象的寓言故事，他斥为“蹖驳之类”，《史传篇》对司马迁的评论，颇受班彪的影响，认为司马迁有“爱奇反经之尤”。他认为一切种类的文章都是经典的“枝条”，虽对当时的各种应用文体都设有专题论述，而对正在形成的小说却不屑一顾。尽管如此，《文心雕龙》仍不失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体大而虑周”的专著，它不仅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宝贵遗产，也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文学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注意和重视。

《文心雕龙》最早的写本为唐代写本残卷（原为敦煌莫高窟旧物，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馆）。最早版本为元代至正乙未年嘉禾本，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通行本则为清人黄叔琳辑注本。今人研究《文心雕龙》较著名者有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等。

钟嵘

钟嵘（约468—约518），南朝梁人，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人。晋侍中钟雅七世孙。父亲钟蹈在齐朝做过中军参军。

钟嵘和他的弟弟钟岏、钟屿都笃志好学，善于思考问题。齐永明（488年左右）中，钟嵘为国子监生，因通晓《周易》，深得卫将军王俭的赏识。当时王俭兼任国子监祭酒，多次接见钟嵘，加以褒赞。后钟嵘举本州秀才，起家王国侍郎，迁抚军行参军，出为安国令。

建武初年，钟嵘任南康王的侍郎。当时齐明帝对国家的大小事务都亲自过问，而郡县及六署九府的日常事务，官员们也都争着向皇帝报告，专等着皇帝的指令办事。皇帝忙于日常琐事，对于国家的大政方针反而无暇顾及。鉴于这种情况，钟嵘上疏齐明帝说：“古者明君揆才颁政，量能授职，三公坐而论道，九卿作而成务，天子可恭己南面而己。”劝齐明帝不要陷在事务堆中。齐明帝看了钟嵘的疏言，非常不高兴，对太中大夫顾皓说：“钟嵘是什么人，竟敢干涉我的事情！你认识这个人吗？”顾皓回答说：“钟嵘虽然官位很低，也没有名气，但他所说的话可能有一定的道理。况且那些繁琐的事务，各自都有主管部门负责。现在您亲自去过问处理，那么您会更加忙累而有关官吏则更加闲散。这是越俎代庖和为大匠斫轮的事呵！”齐明帝听了这话，当然也不高兴，但也没有深究。永元末年，钟嵘被任命为司徒行参军。梁武帝天监初年（502），鉴于当时官爵冒滥，钟嵘上书梁武帝，要求改革。他说：“永元肇乱，坐弄天爵，勋非即戎，官以贿就。挥一金而取九列，寄居札以招六校。骑都塞市，郎将填街。服既缨组，尚为臧获之事；职虽黄散，犹躬胥徒之役，名实淆紊，兹焉莫甚。臣愚谓永元诸军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贯，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惩浇竞。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若侨杂伧楚，应在绥抚，正宜严断禄力，绝其妨正，直乞虚号而已。”梁武帝听从了钟嵘的建议，把这封疏交给尚书省去办理。但入梁之后，钟嵘官位依然不高，只做过衡阳王萧元简和晋安王萧纲（即后来的简文帝）的记室。所以后人称为“钟记室”。钟嵘留下来的著作主要是《诗品》，是他在梁天监十二年（513）之后写成的。

钟嵘的时代，诗风的衰落相当严重。据《诗品序》描写，当时士族社会已经形成一种以写诗为时髦的风气，甚至那些“才能胜衣，甫就小学”的士族子弟也都在忙着写诗。王公搢绅们谈论起诗歌来，更是“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并起，准的无依。”为了纠正当时诗坛上“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的混乱状况，钟嵘仿照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写成这部品评诗人的著作。

《诗品》，原又名《诗评》。这是因为除品第之外，还对作家作品的优劣进行了评论。《隋书·经籍志》即以《诗评》著录此书。《诗品》所论范围只限于五言诗。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

在《诗品序》及品评中，钟嵘接触到当时许多重要的创作问题。首先，他对当时诗歌发展中所存在的堆垛典故和片面追求声律的不良倾向，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斥责了宋末诗坛受颜延年、谢庄影响而形成的“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坚决反对用典。他在《诗品序》中说：“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并举出许多诗歌的名句说明“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他也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认为刻意讲究声病，“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就钟嵘主张诗歌应该“口吻调利”，反对过分拘忌于声律而言，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沈约等人对声律的探讨，使诗歌格律更为完美，永明体的出现为后来律诗的形成准备了条件，而钟嵘一概加以抹杀，就不免有些偏激了。

其次，钟嵘在《诗品》中对五言诗的出现，从理论上作了说明。由于《诗经》主要是四言体，而《诗经》在以往又被奉为儒家经典，因此，尽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言诗已经普遍发展起来，代替了四言诗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诗歌形式，但由于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理论批评界在诗歌形式问题上却重四言而轻五言。例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就认为“古诗率以四言为体”，“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说“四言正体”，“五言流调”，不承认五言诗歌在诗坛上应有的地位。钟嵘在《诗品》中却倡言四言诗的形式已经过时，“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认为五言诗却正方兴未艾，“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它在“指事造形，穷情写物”等方面“最为详切”。这就为五言诗的历史发展，从理论上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为了倡导五言诗，钟嵘还对五言诗的起源和历史发展作了探讨，虽其中有不确之处，却不乏精到的见解。

钟嵘论诗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概括诗歌风格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一是论赋比典。例如他说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评左思的诗是“得讽谕之致”，说张华的诗是“兴托不奇”，都着眼于比兴寄托；二是论风骨和词采，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例如说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说刘桢的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都是风骨和词采并提，内容和形式并重；三是重视诗的“滋味”。他认为诗应该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而不应该“淡乎寡味”。论述具体作家时，他一则说张协的诗“使人味之舋不倦”，再则说应璩诗“华靡可味”，也都强调了只有有滋味的诗，才称得上是好诗；四是注意摘引和称道诗中佳句。在《诗品序》里，他曾经摘引“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等名句，称为“胜语”。论谢灵运诗，称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论谢朓诗，称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论曹操的诗，也说他“甚有悲凉之句”。钟嵘的这一作法，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创作上“争价一句之奇”的倾向，也开了后代断章摘句批评的不良风气；五是从作家和作品风格特点着眼，钟嵘很重视历代诗人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及不同艺术流派之间的区分，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看法。例如他认为陆机、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颜延年“其源出于陆机”，认为左思诗出于刘桢、陶潜诗，“又协左思风力”等。这种论述方法不仅抓住了这些诗人在风格上继承前人的某些比较重要的特点，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我们划分诗歌流派的线索。由于钟嵘在论述历代诗人的继承关系上不大重视作家的生活阅历对作家风格的决定性影响，也不曾周密地考虑作家思想艺术方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常常把这个问题简单化，通常只是着眼于不同作家在某个方面的相似之点来研究他们诗风的异同，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风格流派研究不仅显得混乱，而且很多牵强附会之处，往往引起后世的訾议。

钟嵘《诗品》虽然是反对齐梁**诗风的产物，有力地批判了当时诗风的某些弊病，却也不能完全摆脱当时流行的形式主义偏见的拘囿。他一方面强调文质并重，但在多数场合下，还是更强调辞藻的华美。如评价太康作家，他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这话比起刘勰针对同一时期而说的“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文心雕龙·明诗》）的评语，就后退了一步。他对“玄言诗”的批评，说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也远不如刘勰所指斥的“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文心雕龙·时序》）那样能从反映现实的角度着眼。具体到对一些作家的评论，他过分强调辞藻的倾向就更为显著。如他把陆机称为“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谢灵运称为“元嘉之雄”，放在陶渊明、鲍照之上，划分品级时甚至把开建安诗风的曹操列为下品，把陶潜、鲍照列为中品，不仅不公允，也与他在《诗品序》中所说的风骨与词采并重的观点不符。此外，《诗品》以“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方式，把作家分为上、中、下的办法，也不能恰切地反映作家成就的高低。

尽管《诗品》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论诗的著作，对后代诗歌的批评有很大影响。唐代司空图，宋代严羽、敖陶孙，明代胡应麟，清代王士祯、袁枚、洪亮吉等人论诗无论在观点上、方法上、或词句使用形式上，都不同程度受到它的影响和启迪。

（谢选骏指出：范晔号称“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官员”——他能把这几种不同的角色玩弄于一身，确属不易。而且他做的可不是文官或史官，更不是弄臣一类的侍从，而且握有实权的重臣。但可能也正因为如此本事，玩闹过度过大，结果不得善终，比司马迁还要悲惨。）

【第二十一章 崔浩、魏收】

第一节 崔浩①锋芒初露

崔浩（381—450）字伯渊，小名桃简，清河郡东武城（今山东武城县）人。出身北方高门士族。七世祖崔林，三国曹魏时官拜司空，封安阳亭侯。其父崔宏，号称冀州神童，北魏初累官至吏部尚书、天部大人，赐爵白马公。崔浩从小喜爱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诸子百家无不披阅，精研义理，时人望尘莫及。年十八、九岁入为直郎。天兴（398—403）中，任给事秘书，转著作郎。魏道武帝拓跋珪见崔浩擅长书法，常使侍从于左右。道武帝好服寒食散，晚年愈甚，每当药性发作，便疑神疑鬼，喜怒无常。宫省左右多因小过获罪，弄得人人自危，纷纷逃避。唯独崔浩恭敬殷勤，不稍懈怠，有时整日不归家。崔宏也小心谨慎，既不得罪，又不献媚取宠，故父子安然，得以免祸。

明元帝拓跋嗣初即位，拜崔浩为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常令讲授经书。每当去郊外祭祀天地，崔氏父子都乘坐轩轺车，时人羡慕不已。明元帝好阴阳术数，听了崔浩讲《易经》、《洪范·五行传》，夸赞讲得好，命他占卜吉凶，参考天文，解决疑惑问题。崔浩把天道与人事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察，举其大要，用来占卜各种灾祥变异，多有应验，故常常参与谋划军国大事，颇受宠信。

神瑞二年（415），平城一带发生严重的霜旱灾害，秋粮颗粒无收，云中、代郡很多百姓饿死。太史令王亮、苏坦搬出谶书上的话：“国家当治邺，大乐五十年”，劝明元帝迁都邺城。明元帝问崔浩，崔浩回答说：“迁都邺城，虽可救今年饥荒，但非长久之计。”他列举了不宜迁都的三大理由：一是鲜卑族人数少，迁都以后，族人散布于东部各州郡，会暴露自己的实力，被四方所轻视；二是不服水土，疫病死伤必多，百姓沮丧；三是迁都后，平城守兵减少，赫连勃勃、柔然会乘机举兵入侵，朝廷无法远救，云中、平城就十分危险了。他建议国家应克服暂时困难，待来年春草复生、有了乳酪，兼以菜果，就足以维持到秋天，若碰上好收成，事情就好办了。明元帝接受了建议，挑选部分贫困户分赴定、相、冀三州就食，由当地开仓赈恤。第二年秋天，收成很好，百姓富足，人心安定，国家度过了难关。明元帝很高兴，赐给崔浩妾一人，御衣一套，绢五十匹、绵五十斤。

泰常元年（4）八月，明元帝准备起兵征讨河西胡刘虎，问计于群臣。

崔浩分析说：“河西胡人数虽多，但无良将统率，终不能成为大患。”他提议派一名有威望的将领率兵前往镇摄，必能取胜。明元帝以相州刺史叔孙建为中领军，统兵进发，不出一月，大破河西胡，杀刘虎，斩首万余级，俘敌十余万。

同年秋，东晋太尉刘裕率师北伐姚泓，兵分四路，水陆并进，沿途势如破竹，后秦连连败退。舟师自淮，泗入清河，又自清河入黄河，准备溯流西上。为了顺利进军关中，刘裕派人假道于魏。明元帝召集群臣计议，内外大臣怀疑刘裕“扬言西伐，意在北进”，会危及北魏的利益，要求派兵截断黄河上游，阻止晋军西入。崔浩力排众议，反对说：“这不是上策。”他认为，刘裕早有灭秦之心，今姚兴已死，子泓懦弱无能，国内多难，刘裕乘危讨伐，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如果截断黄河上流，刘裕发起火来，便会不顾一切，必然登岸北侵，我将代秦受敌；而且柔然不断骚扰北境，百姓粮食匮乏，若再与刘裕为敌，南北受到夹击就很危险了，还不如借给刘裕一条水道，放他西进，然后发兵断绝晋军东归之路，这才是合适的计策。明元帝担心吃亏上当，听信了大臣们的话，命司徒长孙嵩率兵十余万屯驻黄河北岸，阻止晋军前进，结果被打得大败，死伤惨重。明元帝后悔不迭，恨不能用崔浩之计。

①本节材料主要见于《魏书·崔浩传》，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第二年五月，东晋齐郡太守王懿投降北魏，上书献计，称刘裕驻兵洛阳，应发兵切断晋军后路，可以不战而克。崔浩正在给明元帝讲书传，明元帝得报，问崔浩：“刘裕伐姚泓，当真能取胜吗？”崔浩回答说：“刘裕乘姚氏民衰危而伐之，兵精将勇，臣以为一定能够取胜。”明元帝又问：“刘裕的军事才能比慕容垂如何？”崔浩答道：“刘裕才能高。慕容垂凭借父兄之业，生而尊贵。归附他的人，如夜蛾赴火之多。他只要稍加依仗，便能立功。刘裕出身寒微，无尺土可依，无一兵一卒可用，崛起行伍，振臂一呼而灭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卢循，晋室衰微，遂掌朝政大权。”崔浩进一步分析说：“刘裕如果平定姚氏而还，必定篡主自立，这是势所必然。至于秦地，戎夷混杂，刘裕攻取也不能固守。因为风俗不同，人情难变，如果想把荆扬的教化行之于三秦之地，犹如无羽而欲飞，无足而欲走，是办不到的。吾自可练兵备战，休息民众，等待刘裕南归，秦地终当为国家所有。”明元帝提出要趁刘裕入关、进退两难之机，调遣精骑直捣彭城、寿春。崔浩说：“如今西北二寇未灭，陛下不可亲临指挥，兵众虽盛，而将领中却无韩信、白起。长孙嵩有治国之用，无进取之能，不是刘裕的对手。臣以为再等一等，亦不为晚。”明元帝笑说：“卿思虑得周密。”崔浩又纵论当世人物，他推崇忠诚辅佐苻坚治国的王猛，比为齐之管仲；赞扬不负顾命委寄维护前燕的慕容恪，比为汉之霍光；贬斥平定桓玄之乱的刘裕，比为汉末曹操。这一番话曲折表示对明元帝的忠心，可谓用心良苦。明元帝则问他：“卿认为先帝如何？”崔浩答道：“小人在管中观察天际，如何能看到宇宙的广大呢！虽然如此，臣见太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下中原，移风易俗，化被四海，当然与伏栖、神农同列，岂是臣所能评论的。”崔浩还说，赫连屈丐残暴，必将灭亡。明元帝很高兴，不觉与崔浩谈到深夜，赐给崔浩御用缥醪酒十觚，水精戎盐一两，并意味深长地说：“朕品味卿的话，好比这些盐酒，所以与卿共享它们的美味。”

泰常三年（418），彗星出天汉，入太微，经北斗，绕紫微，经过八十多天才消失。按照古人的说法，彗星主祸殃，一旦出现，天灾**就会降临人间。明元帝见到彗星出现，害怕大难临头，急忙召集儒生、方士询问，众人一齐推举崔浩解答。崔浩说：“古人有言，灾异之生，由人而起。人无罪孽，妖不自作。我国家主尊臣卑，上下有序，民无异望。唯晋室衰微，主弱臣强，亡在旦夕，故桓玄篡夺，刘裕秉权。彗星出现，乃恶气之所生，是刘裕篡位，晋室将亡的征兆。”过了两年，刘裕代晋称帝，明元帝正在东南澙卤池（五原盐池）射鸟，得到报告，特意派驿使把崔浩召来，对他说：“卿往年的话果真应验了，朕今日才相信天道。”这一年，崔浩父崔宏卒，他袭爵白马公。明元帝亦嗜服寒食散，罹疾经年。泰常七年（422）五月，他秘密派遣中使问身后之计于崔浩。崔浩建议早立太子，令入则总领万机，出则统率军队，监国抚军。这样，将来国有成主，民有所归，可以免除后患。他认为长皇子拓跋焘聪明睿智，性情温和，应该及时登储副之位。于是，明元帝当即立拓跋焘为太子，同时任命南平公长孙嵩、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崔浩与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为右弼，共同辅佐太子。九月，南朝宋武帝刘裕死讯传来，明元帝准备进攻洛阳、虎牢、滑台等城。崔浩表示反对说：“陛下不因刘裕突起，纳其使贡，刘裕亦敬事陛下。今不幸而死，乘人之丧讨伐，即便获胜亦不值得称道。今我国家尚不能一举而定江南，应当遣使吊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灾，布信义之风于天下。况且刘裕新死，党与未散，不如暂缓。待其强臣争权，然后命将扬威，可以不劳士卒，而收复淮北之地。”崔浩一再谏诤，明元帝大怒不从，派奚斤领兵南伐。在议论南伐策略时，崔浩又反对奚斤攻城为先的意见，主张略地为先，但仍然未被采纳。十一月，魏军克滑台，次年元月，又克洛阳，至自四月，始克虎牢。

崔浩精心研究儒家经典，留心各项典章制度及法律，但不喜欢《老子》、《庄子》，每次读上几十行，就把它们丢在一边，说：“尽是矫诬之言，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熟悉周礼，孔子曾拜之为师，怎能写些败坏法度的书来扰乱先王的教化。“他尤其不信佛法，曾说：“为何要侍奉这个胡神！”其妻郭氏敬好佛经，时时诵读，崔浩大怒，一把夺过来放火烧掉，将纸灰抛洒到厕所中。堂弟崔模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对佛顶礼膜拜，即使在粪土之中，见佛必拜，崔浩大笑，奚落说：“在这么肮脏地方叩头跪拜这个胡神！”

泰常八年（423）十一月，明元帝病死，太子拓跋焘继位，是为太武帝。

左右忌惮崔浩正直，一齐诋毁排斥他。太武帝出于舆论压力，只得让崔浩离开朝廷，以公归第；但深知崔浩有能耐，每当遇到疑难事，仍要召他进宫求教。崔浩皮肤细腻白皙，如美妇人，而性机敏通达，长于计谋，每每自比张良，自谓稽考古事还略胜一筹。离职以后，以修服食养性之术为事。这时，嵩山道士寇谦之来到平城，向太武帝进献《箓图真经》等道书。当时，朝野人士大多不信，唯独崔浩拜寇谦之为师，向他学习道术，而且上书朝廷，大加赞扬。太武帝看了崔浩的上书，十分高兴，随即派人带着玉帛、牲牢去嵩岳祭祀，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于天下，又在平城东南修建起高五层的天师道坛。

辅佐太武始光三年（426），崔浩重新入朝，进爵东郡公，拜太常卿。这时，太武帝以大夏主赫连勃勃死后关中大乱，准备乘机伐夏。长孙嵩等大臣都不同意，唯有崔浩赞成。他以天道比附人事，说：“天道与人事相呼应，机不可失。”十月，太武帝指挥三路人马直趋关中，大败赫连昌，杀获数万人，夺得牛马十万余头。第二年，太武帝再次西伐，一直攻到夏都统万城下。太武帝佯装撤退，夏主赫连昌率步骑三万，分两翼鼓噪而前。突然，风雨大作，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暴风雨向魏军迎面袭来。宦官赵倪进言，以为风雨迎面而来，是天不助人，劝太武帝收兵回避，来日再战。崔浩斥责说：“这是什么话！我军千里制胜，岂能因风雨而轻易改变计划。敌人贪利冒进，后援断绝，我应分军隐蔽疾进，前后夹击，出奇制胜。风势在于人如何去利用，哪能一成不变！”太武帝依计而行，率军奋勇出击，夏兵大败，赫连昌狼狈逃窜。魏军攻破统万城，俘获夏王、公卿将校及后妃、宫人上万，马三十余万匹，牛羊数千万头，珍宝财物不可胜数。

早在道武帝之世，尚书郎邓渊奉命撰著本朝史，名《国记》，写了十余卷，尚未完成。太武帝命崔浩及其弟崔览、邓渊子邓颖等人续写。神二年（429），他们终于编定《国书》三十卷。同年四月，太武帝准备北伐柔然①，内外大臣一致反对，保太后也坚决不同意，只有崔浩支持。尚书令刘浩等人共同推举太史令张渊、徐辩出面劝阻。张、徐二人说：“天文不利，北伐必败。”群臣齐声附和。太武帝心中十分不快，命崔浩与张渊等人辩论。崔浩针锋相对地进行驳斥，又说：“张渊等不过是庸俗儒生，见识短浅，牵制于小数，而不通达大体，难以与他们深谋大计。臣观察天象，数年以来，月之运行掩蔽昴星，至今仍然如此。据臣所占，三年内，天子大破旄头之国。蠕蠕、高车就是旄头之众。愿陛下不要迟疑。”张、徐羞愧难言，忙辩解说：“蠕蠕地处偏远，得其地不能耕种，得其民不能臣服役使；况且他们轻疾无常，难得制服，何必急于兴师动众而使士马劳顿！”崔浩指斥张渊所说不过是老生常谈，不合时宜。他说：“蠕蠕本是国家北边臣隶，中间叛去，现在要惩罚元恶，夺回善民，恢复他们的旧役，并非无用。漠北地势高峻，气候凉爽，不生蚊虫，水草肥美，可以耕田放牧，不是得其地不能耕。蠕蠕子弟归降，贵者娶公主为妻，贱者担任将军、大夫，列居满朝。又高车号称名骑，并非不可臣服役使。如果以南方人追击蠕蠕，则担心蠕蠕轻疾；于我国兵则不然。原因何在呢？因为他们能远走，我亦能远逐，与他们相进退，并非难制。况且今夏若不乘虚进击，破灭其国，至秋天他们再来，国家将不得安宁。自太宗（明元帝）之世，迄于今日，无岁不因蠕蠕进犯而震怒，如何能不急呢！”崔浩咄咄逼人，使张渊、徐辩被问得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太武帝高兴异常，对公卿大臣说：“朕决心已定了！”

罢朝后，有人埋怨崔浩，说：“南贼正在入侵，丢开不管而去北伐。千里行师，谁不知难。倘若柔然远遁，前无所获，后有南贼之患，将如何对待？”崔浩说，“未必如此。若不先破柔然，则无法抵御南贼。自从国家攻克统万以来，南贼恐惧，故扬言兴师保卫淮北。等到我们击败柔然，往返之间，南人必不敢动。而且他们是步兵，我们是骑兵，他们能北来，我们也可南往；他们疲困，我们却不劳累。今主上英俊，士马强盛，如果他们敢来，好比用马驹去喂虎口，有什么可怕的？柔然依恃险远，以为国家无力制服，自己宽慰自己，为日已久，故夏天则散众放牧，秋天牛马肥壮才集中，避寒就温，南来寇掠。今乘其不备发动突然袭击，必然望风惊散，可一举而灭，这乃是一劳永逸，利益长久的大事。既然皇上决心已定，你们为何还要阻止？这些浅陋的公卿呀！”

太武帝指挥东西两路大军旋风般直扑漠北，柔然纥升盖可汗毫无戒备，民畜布满原野，见魏军突然袭来，无不惊慌失措，四散奔逃。魏军四散分讨，获战马百余万匹，畜产、车辆、毡帐数百万，柔然、高车数十万人归降。纥升盖可汗仅逃得性命，不久忧郁而死。及魏军班师而还，南朝竟然没有出兵，果不出崔浩所料。

①《魏书·蠕蠕传》云：“自号柔然，而役属于国。后世祖（太武帝）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可知蠕蠕系太武帝对柔然所加蔑称。以下文中或用“蠕蠕”，以存历史原貌。北伐大捷，使崔浩的威望与日俱增，赢得了太武帝的无比信赖。太武帝亲自亲临崔浩府第，问以异事，有时还品尝他家一些饭菜。为了表彰崔浩的谋划之功，给他加官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领他出入内寝，备加宠幸。太武帝曾从容地对崔浩说：“卿才智渊博，侍奉朕祖父、父亲，至今三世，忠诚莫二，朕故委以亲近之职。卿应当尽忠规谏，匡正辅弼朕躬，不要有所顾虑。朕虽然有时发怒，不采用卿的意见，但总是反复深思卿所说的话。”有一次，太武帝召见新归降的高车首领时，指着崔浩对他们说：“你们看看此人，清瘦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然而脑中所藏，过于甲兵威力。朕虽有征伐之志，但往往拿不定主意，前后有功，都是此人指点的结果。”又命令诸尚书说：“凡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决定的，都要先征求崔浩的意见，然后再执行。”太武帝还特意命歌工谱写歌词，颂扬有功大臣，歌词写道：“智如崔浩，廉如道生。”长孙道生官拜司空，封上党王，为官清廉，所以也得到赞颂。

神麚三年（430）三月，北魏南边诸将上表告急，称刘宋正调兵遣将，将入侵河南，请求增兵三万抢先下手，主动出击；同时，请求杀戮在南境上的河北流民，以绝宋军响导。太武帝命公卿大臣商议，众人表示同意。崔浩反对说：“此议不可从。南方土地潮湿，入夏以后，雨水增多，草木茂盛，气候闷热，易生疾病，非出师之时，且敌人早有准备，城守必固。若屯兵攻城，时间一久则粮草接济不上；分兵讨伐，则力量分散而无法应敌，未必有利可图。如敌人果然出兵，也应等到秋凉马肥、敌军劳倦之时，因敌取食，然后慢慢进击，这才是万全之策。”他还说：“这几年来，朝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北破柔然，多获美女、珍宝，牛马成群。南边诸将得知，个个垂涎三尺，也想在南边抄掠，以取资财。他们心存私计，给国家惹事生非，断不可从。”太武帝采纳崔浩之议。不久，南边诸将又上表告急，说南寇已至，请求增兵造船，迎击来犯之敌。众公卿一齐鼓动太武帝出兵，尽管崔浩苦苦规劝，反复争论，但太武帝难违众议，于是下令造船三千艘，调集重兵屯驻黄河北岸。这时，宋军也步步逼进，进占河南碻磝、洛阳、虎牢、滑台四镇，魏大将长孙道生屯兵黄河北岸御敌。

正当宋魏交兵之际，夏主赫连定进攻鄜城。太武帝聚集兵力，准备征讨赫连定。众公卿担心宋军会乘虚而入，丢失东部州郡，都不同意这样做。太武帝犹豫不决，问计于崔浩。崔浩分析说：“刘义隆与赫连定遥相呼应、虚张声势，彼此唱和，窥伺大国。刘义隆指望赫连定出兵，赫连定期待刘义隆出师，谁都不肯先入，有似连鸡，不得齐飞，不能造成祸害。臣原以为刘义隆出兵，先屯驻黄河中游，然后两路北进，东路攻冀州，西路攻邺城。如此则陛下当亲自率军讨伐，不能拖延。如今则不然，其军东西排列两千里，一处不过数千人，势分力弱，只望固河自守，并无北渡之意。赫连定不过是残余势力，容易摧毁，稍推即倒。取胜之后，我军东出潼关，席卷向前，则威震南方，江淮以北必望风披靡。愿陛下西行，毋须疑虑。”不出数月，魏军攻破平凉城，赫连定落荒而逃。太武帝大排筵宴，拉着崔浩的手对河西王沮渠蒙逊的使臣说：“你所闻的崔公，就是此人。才略之美，举世无双；预知成败，若合符契，从未有过失误。朕的进止都要征询他的意见。”神四年（431），太武帝回到平城，冠军将军安颉从南部前线归来报告说：“宋军驻扎在彭城一带，并没有往北推进。”情况正好和崔浩预料的一样。太武帝得到报告，狠狠地教训了公卿一番，说：“诸卿以前说朕用崔浩的计策错了，吓得要死，一再进谏。那些所谓的常胜将军，开始都自吹超过别人，到头来却不如人家。”于是，擢升崔浩为司徒。

太武帝早就有意统一凉州。太延五年（439）三月，河西王沮渠牧犍嫂李氏和牧犍姐对远嫁牧犍的魏公主下毒。太武帝命令牧犍交出李氏，牧犍置之不理。太武帝又派尚书贺多罗出使凉州，多罗返回平城后，说牧犍外修臣礼，内实悖逆。太武帝决定兴兵征讨，先向崔浩问计。崔浩回答说：“牧犍叛逆之心已经暴露，不可不诛。我军出其不意，他必惊慌失措，擒获他势所必然。”太武帝点头说：“好！吾意亦以为如此。”太武帝又命令公卿大臣计议，弘农王奚斤等三十余人反对出兵，说当地卤瘠，难得水草，大军到达，不能久留。他们必然环城固守，如果攻之不下，而野又无食，十分危险。而尚书古弼、李顺也说姑臧依赖冬雪消融，引以灌溉。离姑臧城百里之内，赤地无草，人马饥渴，难以久留。崔浩反驳说：“《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牲畜为何繁多？况且汉人绝不会在无水草的地方筑城廓、立郡县。如果仅靠雪水融化来灌溉，又怎能通渠引漕，灌溉数百万顷土地？”李顺等又辩解说：“耳闻不如目见，吾亲眼所见，你还有什么可与大家辩论？”原来，李顺出使凉州时，凉王沮渠蒙逊时有傲慢之语，唯恐李顺报告朝廷，所以多次以金宝贿赂他，他也就隐瞒了实情。崔浩听说后，向太武帝密告，太武帝正宠待李顺，并不相信。这时，崔浩气忿地揭露说：“你受人金钱，想替人游说，以为我没有亲眼看见便可欺骗吗？”隐蔽在后面的太武帝听到这里，转身出来，声色俱厉地斥责奚斤等人，众公卿不敢再说什么，只好唯唯诺诺，这年八月，太武帝率军进抵北凉都城姑臧，见城外水草丰盛，兴奋地对崔浩说：“卿所说的果然是事实。”

太平真君六年（445）秋，关中一带爆发了以盖吴为首的各族人民大起义，以反抗拓跋贵族的残酷压迫和军事征服。太武帝亲自率军镇压，出征途中驻■长安，发现一佛寺中藏有许多兵器，怒不可遏，便怀疑僧侣与盖吴通谋作乱，下令将佛寺中的僧侣全部杀死。在清寺院财产时，又发现许多酿酒器具及州郡牧守、富人寄存的大量财物；同时，还搜出僧侣藏匿妇女以恣淫乐的地下窟室。信道抑佛的崔浩趁机劝太武帝杀尽天下僧侣，焚毁全部佛经、佛像。太武帝听信崔浩的话，下令在全国灭佛。太子拓跋晃崇信佛教，预先走漏消息，使许多僧侣得以逃脱，大批佛经、佛像得以保留。

国史冤狱崔浩才华出众，见识过人，在道武、明元、太武三朝都竭尽心力，为拓跋氏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立下大功。在残忍暴戾的北魏皇帝面前①，他处处谨慎小心。他工于书法，经常为别人书见《急就章》，书写时故意把文中的“冯汉强”的“汉”字改换成拓跋国号的“代”字，“以示不敢犯国，其谨也如此”。所以，明元、太武帝越来越宠爱和信任他。但是，当时鲜卑贵族的势力还非常强大，他们不能容忍汉人大族来分享权力，同自己平起平坐。对于皇帝宠信的汉人，他们偏偏要加以排挤打击。崔浩是当时最受皇帝宠信和地位最高的汉人，自然成了鲜卑贵族排挤打击的主要目标。而崔浩对鲜卑贵族也不客气，在讨论军国大计时，与他们分庭抗礼，有时说话还很尖刻；他还①《魏书·旧本目录序》云：“道武、太武暴戾甚于刘（聪）、（石）虎。”企图恢复汉人门阀士族的社会地位，“大欲整齐人伦，分明姓族”②。表弟卢玄劝阻他说：“创立制度、建立事业，都各有其时，乐意去做的能有几人！应当三思而后行。”崔浩不从，便得罪了众多的鲜卑贵族。崔浩之弟崔恬嫁女儿给王慧龙，王氏是太原大族，世代遗传“齇鼻”，即大酒糟鼻子，在江东被称为“齇王”。崔浩见王慧龙时，一看到他的齇鼻，就说：“的确是王家男儿，真是贵种！”又多次对朝中的鲜卑诸公称赞他长得俊美。司徒长孙嵩听了大不高兴，就向太武帝告状，说王慧龙是从南方归降的，崔浩叹服南人，是“有讪鄙国化之意”③。太武帝大怒，把崔浩传来训斥，崔浩脱帽叩头，自责了一番才得到宽恕。太子拓跋晃监国时，崔浩曾经一次就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人士数十人，起家为郡守。太子对崔浩说：“先前征召的人士，也都是州郡上乘之选，任职已久，他们的勤劳尚未得到应有的酬答，应该先补为郡守县令，而刚刚征召的人士则应该先代替他们担任郎吏。况且郡守县令治理民众，必须任用有经验的人。”崔浩固执己见，最终把他推荐的人士派出去任职。当时，中书侍郎高允知道后说：“崔公恐怕不能幸免了！”事情的结局竟然被高允不幸而言中。太延五年（439）十二月，太武帝命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事，续修国史。他在给崔浩的诏书中说：即位之初，不遑宁处，扬威朔裔，扫定赫连。逮于神，始命史职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自尔己来，戎旗仍举，秦陇克定，徐兖无尘，平逋寇子龙川，讨孽竖于凉城。岂朕一人获济于此，赖宗庙之灵，群公卿士宣力之效也。而史阙其职，篇籍不著，每惧斯事之坠焉。公德冠朝列，言为世范，大小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台，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

在续修国史中，《太祖纪》仍用早年邓渊旧作，《先帝纪》和《今上纪》主要是高允手笔，崔浩作为主编，“综务处多，总裁而已”①。崔浩“不长属文”，亲自动笔不多，但还是对全书做了“损益褒贬，折中润色”的工作。这部续修的国史命名为《国记》。

《国记》修毕后，参与其事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经》。闵湛、郗标巧言令色，平时以谄事崔浩而获得崔浩的欢心。他们的建议很快被崔浩采纳，太子也表示赞赏。于是，在天坛东三里处，营造了一个《国书》和《五经注》的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才告完成。由于《国记》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不加避讳；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纷纷。鲜卑贵族看到后，非常气愤，争相到太武帝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①。太武帝大怒，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崔浩被捕后，承认自己曾经接受过贿赂。其实他对自己所犯何罪，也不明白。太武帝亲自审讯他时，他惶惑不能应对。

②《魏书·卢玄传》。

③《魏书·王慧龙传》。

①《魏书·高允传》。

①《资治通鉴》卷一二五，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六月，崔浩被杀。当他被囚在槛车中送往城南行刑时，“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同时，秘书郎吏以下也都被杀，而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宋人刘攽等说：“拓跋氏乘后燕之衰，蚕食并、冀，暴师喋血三十余年，而中国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②。他们指出鲜卑贵族与赵魏大族的矛盾，是颇有见地的，而立有大功，本深受太武帝宠信的崔浩被诛正是这种矛盾的牺牲品，国史之狱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

②《魏书·旧本目录序》。

第二节 魏收北魂“三才”之一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以文才和史学知名，是北朝有成就的史学家。

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507），魏收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据他后来自称，其家本是西汉初年魏无知的后裔。祖父悦，北魏时官至太守。父子建，于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出任东益州（治所在今陕西略阳县）刺史。魏收自幼读书，十五岁时学习作文。随父赴边后，恰值四方多事，他转而“好习骑射，欲以武艺自达”①。有个叫魏伯的人看他习武没有多大进展，故意问他：“魏郎弄戟多少？”魏收很惭愧，也因此受到启发，就坚定了用功读书的志向。即使在夏日，他“坐板床，随树阴讽诵”，苦读不止。年复一年，板床磨损得很厉害，他从不怠惰。经过这一番用功读书，魏收学业大进，他写的文章也渐为世人所重。

魏收二十一岁时，父亲被召回洛阳，他因父功而做了太学博士，讲授儒家经典。不久，因吏部尚书李神儶的推荐而成为司徒杨椿的记室参军。孝庄帝永安三年（530），被授予北主客郎中之职，掌藩国朝聘之事。次年，节闵帝要选拔近侍，诏试魏收撰《封禅书》。魏收不作草稿，下笔成章，将近千言而所改无几。黄门郎贾思同报告节闵帝说：“即使是三国时的曹植七步成诗之才，也没有魏收这样才思敏捷呵！”于是，魏收被授予散骑侍郎之职。继而改任典起居注，并修国史，兼中书侍郎。魏收开始跟史学有了联系，这年他二十六岁。

这时，北魏政治上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动：权臣高欢率兵进入洛阳，废节闵帝，另立平阳王元脩为帝，是为孝武帝。高欢有个亲信崔■，很多人都巴结他。魏收没有主动登门拜访崔■，又恃才挑剔崔■的文章，因而受到崔■的排挤，险遭弹劾，因得辛雄为之周旋，乃免。魏收因撰《南狩赋》，“虽富言淫丽，而终归雅正”，深为孝武帝所褒美。郑伯对魏收说：“卿不遇老夫，犹应逐免。”既有崔■的排挤，又有孝武帝在授予高欢相国称号上的犹豫使人难测“主相之意”，魏收便辞去了职务。一年后，魏收被起用为孝武帝兄之子广平王元赞的属官，不久又兼任中书舍人。这时，魏收已有很大才名，他同温子昇、邢子才被世人号为“三才”。这时，孝武帝同高欢之间的矛盾日渐加剧，魏收称病辞职。其舅崔孝芬问他为什么辞官，他说：“惧有晋阳之甲。”当年有尔朱荣发兵晋阳之举，而今高欢的大丞相府亦建于晋阳，魏收是语出双关。永熙三年（534），高欢果然率兵南下，孝武帝逃往长安，在宇文泰控制下继续维持魏政权，史称西魏；高欢另立元善见为帝，迁都于邺（今属河南安阳辖境），史称东魏。这是魏收经历的又一次政治上的重大变动。

在东魏时期的政治经历

东魏孝静帝兴和元年（539），魏收应召赴邺，以兼通直散骑常侍的身份①以上见《魏书》卷104《自序》、《北齐书》卷37《魏收传》，下引二文，不另注。为使臣王昕之副出使梁朝。王昕风流文辩，魏收辞藻富逸，为梁武帝君臣所重。在他们之前，李谐、卢元明于天平四年（537）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为梁所重①。所以梁武帝称赞说：“卢、李命世，王、魏中兴，未知后来复何如耳？”当时南北一度通好，互派使臣；使臣人选，极重才器、文辞，以显本朝人才之盛。魏收在仕途上沉默多年，此次复出，实与南北通好有关。然魏收使粱时，买吴婢入馆。梁朝馆司皆为之获罪，故人称其才而鄙其行。在以后的四、五年中，魏收因司马子如的推荐，来到高欢父子控制的晋阳，任中外府主簿。司马子如还曾当面向高欢说，魏收是“一国大才”，望其重用。魏收也因此转为丞相府属官，然终未受到高欢重视。魏收通过崔暹请求修国史。崔暹向高欢长子高澄建议说：“国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业，皆须具载，非收不可。”高澄果为所动，推荐魏收做了兼散骑常侍，修国史。于是他又回到邺。武定二年（544），他升任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修国史。这是他第二次担任皇家史职，这年他三十三岁。这期间，恰值高欢入朝，魏收奉命替他写了一篇辞让相国称号的上书。高欢阅后，很满意，指着魏收对高澄说：“此人当复为崔光。”崔光是北魏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时的名臣，官至司徒、侍中、国子祭酒、领著作。孝文帝曾称赞崔光之才“浩浩如黄河东注，固今日之文宗也”①。高欢这样看重魏收，是魏收政治生涯中的一大转折，从此他结束了前半生的坎坷经历。武定四年（546），高欢在西门豹祠宴请众官。席间，高欢对司马子如说：“魏收为史官，书吾等善恶，闻北伐时，诸贵常饷史官饮食，司马仆射颇曾饷不？”说完，彼此大笑不止。高欢又对魏收说：“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武定八年（550），高欢次子高洋以齐代魏，建元天保。这是魏收一生中经历的又一个重大的政治事变。这次事变，他是直接参加者之一，凡“禅代诏册诸文”，都出于魏收之手。事变的当年，他被高洋授予中书令兼著作郎的职务。

在北齐：《魏书》的撰写和改正

北齐天保二年（551），文宣帝高洋诏命魏收撰写魏史，这成了魏收在事业上真正转向史学的一个契机。文宣帝曾命群臣各言己志，魏收说：“臣愿得直笔东观，早成《魏书》。”文宣帝果然答应了他的要求。天保四年（553），又诏命魏收专在史阁撰史，不必参与行政事务。高洋还鼓励魏收说：“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①当时，负责监修的高隆之，不过挂名而已。参加撰述的还有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幹。魏收等人参考了邓渊的《代记》，崔浩的编年体魏史，李彪的纪、表、志、传魏书体例，邢峦、崔鸿、王遵业等陆续撰成的孝文帝至孝明帝的起居注，以及元晖业撰的《辨宗室录》和当时残存的大族谱牒、家传，还有南朝史书②。他们“辨定名称，随条甄举，又搜采亡遗，缀续后事”，于天保五年（554）三月，撰成纪12卷，传92卷，合110卷（含子卷），“表而上闻之”。同年十一月，复奏十志：《天象》4卷，《地形》3卷，《律历》2卷，《礼乐》4卷，《食货》1卷，《刑罚》1卷，《灵征》2卷，《官氏》2卷，《释老》1卷，凡20卷，续于纪传，合130卷（如不计子卷，合114卷）。据《魏书·自序》说：“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

①参见《魏书》卷12《孝静纪》。

①《魏书》卷67《崔光传》。

①魏太武诛史官，即崔浩国史案，事在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参见《魏书》卷35《崔浩传》。②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384页《魏收袭用南朝史书》条，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

《魏书》撰成后，在北齐统治集团中激起了轩然大波：有人说“遗其家世职位”，有人说“其家不见记载”，还有人指斥《魏书》“妄有非毁”，在“群口沸腾”中，《魏书》被这些人号为“秽史”。文宣帝诏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子孙共加讨论”，据说前后投诉百有余人。继尔文宣帝又亲自诘责了一些投诉者，太原王松年、范阳卢斐、顿丘李庶等皆获罪，或因以致死。最后文宣帝只好“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群官博议。听有家事者入署，不实者陈牒。”而投诉者相次，魏收无以抗之。当时，因左、右仆射杨愔、高德正二人“势倾朝野，与收皆亲”，“不欲言史不实，抑塞诉辞，终文宣世更不重论”。尚书陆操从整体上看待《魏书》，认为：“魏收《魏书》可谓博物宏才，有大功于魏室。”杨愔对魏收说：“此谓不刊之书，传之万古。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魏收说：“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支流。”他们的谈话，已部分地涉及到“众口喧然”的原因。

《魏书》撰成当年，魏收被授予梁州刺史之职。天保八年（557），任太子少傅、监国史，参议律令。这一年，邢子才写了一首诗赠给魏收，题目是《冬夜酬魏少傅直史馆》，说明这期间魏收对于史事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史馆”之见于历史记载，这是最早的。天保十年（560），除仪同三司。这年，文宣帝死；孝昭帝高演即位，改元皇建，魏收任兼侍中、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监史如故。文宣帝的谥号、庙号、陵名，都是魏收所议。孝昭帝考虑到魏史尚未正式行世，诏命魏收“更加研审”，魏收也“颇有改正”。旋诏行魏史，一本置秘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邺下，“任人写之”。这是《魏书》的第一次修改、行世。

武成帝高湛时，魏收于大宁元年（561）加开府，河清二年（563）兼右仆射，还有诏于玄洲苑阁上为其画像。当时，邢子才被疏出，温子昇已死，魏收大被任用，独步一时。当初“三才”并世，常相訾毁，各有朋党。魏收每每贬损邢文。邢子才说：“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魏收听到后就说：“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这说明他们之间的不谐，也透露出当时南北文化上的联系。

河清四年（565），武成帝传位后主高纬，他以三十二岁的盛年去当太上皇了。后主天统二年（566），仍有“群臣多言魏史不实”的情况，武成帝“复敕更审”，魏收又做了“回换”，凡所更改，涉及到列传中的个别体例、史文四五事。这是《魏书》撰成后12年中的第二次修改。经过这次修改后，《魏书》就一直流传下来。

魏收从北魏孝明帝时入仕，经过三个皇朝，历事九个君主，至北齐后主时，掌诏诰，除尚书右仆射，总议监五礼事，位特进，达到了他四十多年宦途的顶峰。这时，他的生命也快走到了尽头。武平三年（572），六十六岁的魏收，在大致了却了《魏书》一案后的六年就死去了。后主追赠他司空、尚书左仆射，谥号文贞。魏收娶其舅之女为妻，无子，有一女。晚年，以子侄辈年少，申以戒厉，著有《枕中篇》，具见《北齐书》本传。他曾就《齐书》起元事，同李德林有过书信往还，事见《隋书·李德林传》。除《魏书》以外，魏收有集70卷，已佚。

《魏书》的得失

《魏书》的“三十五例”，因例目已佚，无由考察；“二十五序”，俱存，见《皇后传》、诸类传及“十志”之序；“九十四论”，今存九十三论①，以卷74《尔朱荣传》后论篇幅最长，有400多字；“二表”皆佚，“一启”即《前上十志启》，今存，编于志首。上述例、序、论、表、启，“皆独出于收”②。

《魏书》记事起于北魏拓跋珪（太祖道武皇帝）登国元年（386），并以《序纪》的形式追叙拓跋珪先世历史至二十七代；迄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八年（550）四月，“诏归帝位于齐国”。它主要记述了北魏148年、东魏年合计4年的历史，也从一个方面记述了北魏、东魏同东晋后期及宋、齐、梁几朝南北关系的历史。

《魏书》首创《序纪》，叙拓跋氏的由来及北魏统治者历代祖先的历史，虽未可尽为信史看待，但它大致阐述了北魏皇朝的历史渊源，记述魏晋时期拓跋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它的目的是要从历史上说明北魏皇朝建立的合理性。《魏书》的纪称东晋是“僭晋”，表明北魏才是正统皇朝；称宋、齐、梁为“岛夷”，是把它们视为“自拟王者”的地方势力；以“私署”、“自称”的口气记张寔、鲜卑乞伏国仁等史事，是表明他们并没有得到北魏的策命和认可。“僭伪”、“岛夷”、“自署”等不同的书法，都是从政治上明确表明北魏是正统皇朝的继承者。《魏书》中还处处渗透了一种文化观念，有一种作为先进文化代表的姿态。它评论东晋皇朝说：“所谓夷狄之有君，不若诸夏之亡也。”③它论桓玄、刘裕等人则谓“其夷、楚之常性乎？”④夷夏之辨，由来已久，但这个问题由《魏书》提出来，其含义是不同寻常的。尽管这里有对立、贬损对方的用意，它毕竟反映了以鲜卑族为首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进步。政治上标榜正统，文化上标榜先进，《魏书》作者的这两点撰述思想，是对北魏皇朝作为民族迁移及重新组合之重要历史阶段的新认识。

①中华书局《魏书》点校本于卷88、92、93、94之末，均标明“史臣曰”，并注以“阙”字，与今存之数合计，不符。

②《北史》卷56《魏收传》。

③《魏书》卷96《僭晋司马睿传》。

④《魏书》卷97后论。

《魏书》的纪，以《世租纪》和《高祖纪》篇幅最长。《世祖纪》写出了太武皇帝拓跋焘“廓定四表，混一戎华”的武功；《高祖纪》记载了文明太后、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变法的诏书和措施，所谓“帝王制作，朝野轨度，斟酌用舍，焕乎其有文章，海内生民咸受耳目之赐”。这两篇纪，在记武功、文治上，各有特色，它们反映了北魏历史发展上的两个重要阶段。《魏书》的纪写得零散而没有文采，惟其每于帝纪之后所补叙的史事往往有生动的记载。《高祖纪》后补记孝文帝数事，说他“尚书奏案，多自寻省。百官大小，无不留心，务于周洽。每言：凡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常从容谓史官曰：‘直书时事，无讳国恶。人君威福自己，史复不书，将何所惧。’”《孝静纪》后补记孝静帝“禅位”的情景，写道：“帝乃下御座，步就东廊，口咏范蔚宗《后汉书》赞云：‘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又写他至后宫诀别：“乃与夫人、妃嫔已下诀……及出云尤门，王公百僚衣冠拜辞，帝曰：‘今日不减常道乡公、汉献帝。’众皆悲怆，尚书右仆射高隆之泣洒。”这两段补叙，分别写出了开拓之君的心志和亡国之主的悲戚。

《魏书》的传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具有突出的家传色彩。上引杨愔的话，说是在《魏书》中“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如卷27《穆崇传》列举传主家族66人，卷36《李顺传》列举59人，卷39《李宝传》列举50人等。以往的纪传体史书，也有多人合传的情形，但主要是对人物行事有密切关联者合而为传，最多也只限于数人。家传式的合传完全改变了本来意义上的合传的体例和性质，也起不到合传应有的作用，但这样的家传式合传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门阀时代的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对当时的民族关系和南北关系有广泛的反映。卷96至卷99，依次写了刘聪、石勒、刘虎、慕容廆、苻健、姚苌、吕光，司马睿、李雄、桓玄、冯跋、刘裕、萧道成、萧衍、张寔、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李暠、沮渠蒙逊等人，包含了进入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各族建立的政权，东晋、宋、齐、梁四朝，以及没有进入中原的一些少数民族政权。这几篇传，写出了当时十分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南北关系。卷100至卷103，还写到了东北、北方、西北许多民族和外域的情况。它们反映了北魏、东魏在民族交往、中外关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魏书》作者在这方面的历史见识。

《魏书》的志显示出特有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它首创《官氏志》，先叙官制，后叙族姓，卷末载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关于“制定姓族”、“决姓族之首末”的诏书，是反映北魏统治走向封建化和门阀化过程中的重要文献。《魏书》还首创《释老志》，这篇长达13000字的志文，记述了佛、道二教跟社会的关系，尤其是详载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以及它在北魏的兴衰史。所记所论，主要在于阐明佛教和皇权、教化的关系以及佛教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作者最后写道：“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流弊不归，一至于此，识者所以叹息也。”重姓族，崇佛教，这是南北朝共同的社会风尚和历史特点。魏收在《前上十志启》中强调这两篇志的内容是“魏代之急”、“当今之重”，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的历史认识所达到的高度。《魏书》的《地形志》、《刑罚志》、《官氏志》，或追叙秦、汉、魏、晋沿革，或以秦、汉、魏、晋制度为依据，以证“魏氏承百王之末”①；同时，也承认“及交好南夏，颇有改创”②的历史事实。这表明了作者对于历史发展中的客观联系的尊重。《魏书》的《食货志》、《礼志》中保存有极重要的历史文献。《食货志》载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均田诏书，是关系到古代土地制度改革的大事。《礼志一》记：“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祝曰（下略）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魏书》卷100《乌洛侯国传》记：“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又《世祖纪下》记：太平真君四年（443）三月，“壬戌，乌洛侯国遣使朝贡”。这件事，纪、传、志都有记载，说明它的重要性非同寻常。三处记载虽详略不同，但都吻合无误，有相互补充的作用。《魏书》所记此事，已在1980年为考古工作者的发现所证实：石室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境内，称嘎仙洞，在大兴安岭北段东麓。石室壁上所刻祝文，跟《礼志一》所记完全吻合，所署“太平真君癸未岁七月廿五日”也符合乌洛国朝贡时间的间隔，可补史书记载之所未详。上引《礼志一》所记及石室祝文的发现，可证《史记·匈奴列传》关于东胡史事的记载，以及《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所引《魏书》关于鲜卑史事的记载，都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①《魏书》卷111《刑罚志》序。

②《魏书》卷113《官氏志》序。

《魏书》是中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记载以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为核心的封建皇朝的历史，它记述了鲜卑族拓跋部的发展、兴盛、统一北方和走向封建化、门阀化的历史过程，反映了4至6世纪北部中国的历史面貌和社会特点，是一部有很高价值的皇朝史。

《魏书》在历史观上却是明显地宣扬“天命”、星占、灾异与人事相关和佛道的灵验。其《序纪》记拓跋氏先人诘芬与“天女”相媾而得子，是为“神元皇帝”。《序纪》后论还说：“帝王之兴也，必有积德累功博利，道协幽显，方契神祇之心。”《太祖纪》载：献明贺皇后“梦日出室内，寐而见光自牖属天，歘然有感”，孕而生太祖道武皇帝，而“明年有榆生于埋胞之坎，后遂成林”。这都是以神话、传说和自然现象来编■“天命”可信的故事。《天象志》序称：天象变化，“或皇灵降临，示谴以戒下，或王化有亏，感达于天路”，“今以在天诸异咸入《天象》，其应征符合，随而条载”，这是十分明确地宣扬天人感应。它记：太平真君十年（449），“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占曰‘相将诛’。十一年六月己亥，诛司徒崔浩”。和平三年（462），“二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占曰‘有白衣之会’。六年五月癸卯，高宗崩。”这样的记载，充斥于《天象志》。《灵征志》所记灾祥，也都与人事丝丝相扣，旨在宣扬“化之所感，其征必至，善恶之来，报应如响”，“神祇眷顾，告示祸福”①。《释老志》固然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但它也宣扬了非佛致祸和名道寇谦之预言的灵验。这些，都反映了魏收在历史观点上的唯心主义倾向和特点。

《魏书》在有的史事的处置和评价上有失实之处，这引起后人中有一派意见的激烈批评，以致把它称为“秽史”。李百药《北齐书·魏收传》提出魏收曾因得阳休之之助而为其父阳固作佳传、于《尔朱荣传》“减其恶而增其善”数事；以《北史》同传较之，李延寿对《尔朱荣传》颇有改正，说明李百药的批评是对的，而《阳固传》则无原则性改动，说明李延寿并不赞成李百药的批评。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13有《魏书多曲笔》条，列举数事证明《魏书》对高欢在魏朝时事“必曲为回护”，而《北史》凡此多不载，又说《魏书·孝静纪》末载孝静帝终以遇酖而死，疑系后人以《北史》所补，非《魏书》本文所有等，都证明《魏书》确有曲笔处。但自李百药《北齐书·魏收传》借“诸家子孙”之口把《魏书》号为“秽史”起，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刘攽、刘恕等人所撰《魏书目录叙》，则把因《魏书》所记“诸家子孙”的先人、家世失实而引起的争论，说成是关于《魏书》“党齐毁魏”的争论，把“诸家子孙”之称《魏书》为“秽史”，说成是“世薄其书”、“时论以为不平”而“号为‘秽史’”，都已离开《魏书》引起争论的真象。后来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和上引赵翼的话，似都没有详察其中原委、变化，沿袭《魏书》是“秽史”之说。至于隋文帝说魏收《魏书》“失实”，那是出于“正统”观念的考虑，他命魏澹等人重撰《魏书》，“以西魏为正，东魏为伪”，就是明证。唐太宗集群臣讨论撰写前朝史，“众议以魏史既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①，事实上已对二家《魏书》作了肯定。李延寿撰《北史》，对《魏书》中的曲笔多有改正，又在《北史·魏收传》中批评魏收在《魏书》事件中依仗权势打击“谤史”者的行为，但他还是肯定了《魏书》的成就，说它“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深致远”。这个评价褒之过高，但可以说明众议“已为详备”的意见的存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65论《魏收魏书》条指出：“魏收手笔虽不高，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而被谤独甚；乃其后修改者甚多，而总不能废收之书，千载而下，他家尽亡，收书岿然独存，则又不可解。”这实际上是对于《魏书》“被谤”的质疑。清四库馆臣也持近似的看法，指出：“魏、齐近世，著名史籍者并有子孙，孰不欲显荣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哗然群起而攻。平心而论，人非南董，岂信其一字无私。但互考诸书，证其所著，亦未甚远于是非。‘秽史’之说，无乃已甚之词乎！”②《魏书》竭力反映门阀的家史而又不能尽如人意，这是它在当时招致“群口沸腾”的原因。“秽史”说由“诸家子孙”的“众口喧然”而起，千余年中而改变了原样，是应当重新加以认识的。

《魏书》是一部有价值的皇朝史，它有一些明显的缺点，把它完全否定为“秽史”是没有根据的。

①《旧唐书》卷73《令狐德棻传》。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45《魏书》提要。

（谢选骏指出：当代史不好写，因为“人还在，心不死”，干扰了秉笔直书的可能性。陈寅恪认为：“崔浩之死，或以为是华夷之辨的民族问题，或以为是佛道之争的宗教问题，其实不然，其主要原因应在社会阶级方面，即崔浩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终因国史之事罹祸。”据万绳楠的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演讲录》所分析，华夷之辨实非崔浩致死之因，《宋书·柳元景传》记载柳光世言：“虏主拓跋焘南寇汝、颍，浩密有异图，光世要河北义士为浩应。浩谋泄被诛，河东大姓坐连谋夷灭者甚众。”似崔浩有民族意识，其实不对，因为崔浩常为鲜卑出谋献策，对北魏帮助莫大，例如《魏书·崔浩传》中记载他上谏阻止迁都，其中精确的分析利害：“今留守旧部，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屈丐、蠕蠕必提挈而来，云中、平城则有危殆之虑，阻隔恒代千里之险，虽欲救援，赴之甚难，如此则声实俱损矣。”后又对南北朝情势做出准确的评估，说：“裕新死，党与未离，兵临其境，必相率拒战，功不可必，不如缓之，待其恶稔。如其强臣争权，变难必起，然后命将扬威，可不劳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对鲜卑可谓不遗余力，《宋书·柳元景传》说的偏袒南朝实则是崔浩依实际情势做的判断而已。且《魏书·卢度世传》论及崔浩竟未提崔浩密有异图之事，《通鉴·考异》司马光亦云：“《宋书·柳元景传》与魏事不同，今从《后魏书》。”可见得柳光世之言，不过虚张华夷之见自托于南朝，不足为据。至于佛道之争极可能是崔浩致死的原因之一，《魏书·释老志》记载太武帝拓跋焘西征盖吴到长安，看到寺庙中多有兵器，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而崔浩本信天师道，遂“因进其说”，最后太武帝“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太子拓跋晃与崔浩在宗教上是分歧的，他“素敬佛道。频上表，陈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可是太武帝不愿买账，反而变本加厉的下诏“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直到崔浩死后才“颇悔之”。在废佛问题上，崔浩与太子拓跋晃虽是冲突的，但拓跋晃所上的表文并未言及崔浩。——在我看来，崔浩如此重臣，可以说杀就杀，表明北朝的野蛮势力还相当强大，“南北合”的历史火候尚未成熟。揆之中国当代，现代北朝的高度不稳定，也大大拖延了“两岸统一”的步伐。）

【第二十二章 道安、慧远、法显】

第一节 道安行履

道安（314—385）①，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为中国佛教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一位名僧。他的行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出家——游学时期。

道安生于一个儒学世家。像貌虽然拙陋，为人却很聪敏。他七岁（据说，道安自幼失去父母）开始念书，读两遍便能背诵，可见他的记忆力之强。道安十二岁出家，起初，他的剃度师父以貌取人，对他并不器重，而是让他从事田间劳作。少年道安，奉命唯谨，并无怨言。过了几年，道安方才向他的师父要求阅读佛经，师父随便给了他一卷约五千来字的《辨意经》（亦即《辨意长者经》），道安利用田间劳作的休息时间，读了这部经，而且背诵了下来。傍晚回来，以经还师，要求另换一部。师父责问他：昨天给了你一部经，你还没有读完，怎么又要再换一部经？道安回答道：昨天给的那部经，他已经背诵下来了！他师父虽然并不怎么相信，却还是又给了他一部近万字的《成具光明经》，道安仍用田间休息时间阅读，并且也背诵了下来。傍晚回来，将经还师，他师父感到有些意外，并且当面让道安背诵一遍，果然一字不差。师父大为惊异，这才发现：他的这位“其貌不扬”、为人诚实的徒弟，原来是很不寻常的。于是，他便“刮目相看”这位徒弟了。不久，他为道安授“具戒”，使道安成为一名正式僧人；接着，就让道安外出游学，冀以深造。从此，道安就开始了他出家以后的游学生涯。

道安到了邺都（今河南临漳），在中寺遇见神僧佛图澄，遂师事之。佛图澄对道安深为器重。众人见道安容貌不扬，颇轻鄙之，佛图澄就对他们说：你们可不要瞧不起道安，他的见识，可比你们这些人高明得多呢！而且，佛图澄每次讲经，都要道安为大家再复述一遍，道安辞锋锐利，屡挫群疑，众人这才大为叹服。于是遂有“漆道人，惊四邻”的赞语。

后来，道安又到了泠泽（今山西晋县境）。不久，又与同学竺法汰（亦佛图澄弟子）来到河北的飞龙山；又到太行、恒山，并在这里创立寺塔（慧远就在这时从道安出家）。于是，“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①《僧传》之言，虽不无夸张，但于此也可以想见，这时的道安，已经是相当知名的了。道安四十五岁时，又回到邺都（《僧传》作“北部”，误），住受都寺，徒众已有数百人。这时，石虎已死，冉闵作乱，河北一带，甚不安定。道安乃西适牵口山（在邺之西北）；不久，又率众到了王屋、女林山（今属山西）。从佛图澄死（348）后的十五年（349—364）间，道安（及其徒众）一直辗转活动于河北、山西一带，边禅修，边讲学。后来，他又避乱渡河而到了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山栖，木食，修学”。

汤用彤先生曾经说过：“盖安公恰逢世乱，其在河北，移居九次，其颠沛流离不遑宁处之情，可以想见。”（《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①此据陈著《释氏疑年录》。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则谓道安生于西晋怀帝永嘉六年（312）。

①见梁《僧传》卷五《道安传》，下引此传，不另注。

以下简称汤《史》）则道安在北方的游学时期，实在也就是颠沛流离的时期。但是，尽管这个时期的道安，颠沛流离，不遑宁处，而他仍能于荒乱中寻求宁静，于奔波中聚众讲学。这个时期，追随道安、从之受学的门弟子，已有法汰、慧远等五百多人。于此可以想见，这时的道安，虽然居处不定，而道安门下，确已成为佛教重镇。

二、襄阳弘化时期。

道安到陆浑不久，起自北方的慕容氏（一说慕容，一说慕容恪）略掠河南，安乃率众南下，行至新野，道安对他的弟子们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弟子们表示愿听老师的吩咐。于是，道安便在新野作了第一次“分张徒众”的安排：“乃令法汰诣扬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风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闲。”而道安本人，则率弟子慧远等四百多人南下。“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就是在这次行色匆匆的南下途中提出来的。关于让法汰去扬州，《世说新语·赏誉》（下）“竺法汰”条下，刘孝标注里也曾言及之：“（释道安）欲投襄阳，行至新野，集众议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乃分僧众，使竺法汰诣扬州，曰：‘彼多君子，上胜可投。’法汰遂渡江，至扬土焉。”梁《僧传》卷五《竺法汰传》里，也记载了这件事：“竺法汰，东莞人，少与安同学与道安避难，行至新野，安分张徒众，命汰下京。临别，谓安曰：‘法师仪轨西北，下座弘教东南，江湖道术，此焉相忘矣。至于高会净国，当期之岁寒耳。’于是分手，泣涕而别。乃与弟子昙壹、昙贰等四十余人，沿江东下。”关于法和入蜀，梁《僧传》卷五《法和传》说：“释法和，荥阳人也。少与安公同学，以恭让知名。因石氏（按：应为慕容氏）之乱，率徒入蜀，巴汉之士，慕德成群。”后来，道安到了长安，法和也自蜀入关中，助安弘化。

道安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到达襄阳，“既达襄阳，复宣佛法”；“四方学士，竞往师之”。从此，道安开始了他行履中的第二个时期——襄阳弘化时期。

道安到达襄阳后，征西将军桓豁①，镇守江陵，邀安移住江陵；及朱序②西镇襄阳，又请道安回住襄阳。道安先住襄阳白马寺，旋因该寺狭窄，难以容众，乃在官僚、豪富们的赞助之下，另外创建了一所有四百多间僧舍的枟溪寺（同时还修建了一座五层之高的佛塔）。从此，道安结束了长期的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在相当优裕的环境中定居了下来。

襄阳名士习凿齿③，早在道安还在北方时，就已与之致书通好，并且恳切表示希望道安能到南方来。道安到了襄阳，习当即前往拜访道安；不久，并致书谢安，称誉道安：“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数百）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吾由来所未见恨足下不同日而见！”习氏认为：道安既不靠幻术惑众，又不靠权势压人，而门徒数百人之所以能够“洋洋济济”，“自相尊敬”，靠的全是道安本人道德学问的感化。于此可以想见，道安是多么的见重于当时。

①桓豁，字朗子，东晋成帝——孝武帝（326—396）时人。先为“建威将军，新野、义成二郡太守”，“督沔中七郡军事”，后迁“征西将军”、“征西大将军、开府”（附见《晋书》卷74《桓彝传》）。

②朱序，字次伦，死于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孝武帝宁康（373—375）初，“拜使持节、监沔中诸军事、南中郎将、梁州刺史，镇襄阳。”（详见《晋书》卷81《朱序传》）。

③《晋书》卷82《习凿齿传》：“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也。宗族富盛，世为乡豪。凿齿少有志气，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高平郗超①，“遣使遗米千斛，修书累纸，深致殷勤”（同上）之意。

道安到了襄阳之后，不仅受到了桓豁、朱序、郗超之流的达官贵人以及习凿齿这些豪富名士们的推崇、礼敬，而且还受到了东晋皇帝的礼遇。据梁《僧传·道安传》的记载，东晋孝武帝司马曜，“承风钦德，遣使通问”。并特下诏书说：道“安法师，器识伦通，风韵标朗，居德训俗，徽绩兼著。岂直规济当今，方乃陶济来世。俸给，一同王公，物出所在。”出家僧人，竟能享有同“王公”一样的“俸给”，可谓荣崇之至！

由于环境安定，条件优越，道安在长达十五年（365—379）的襄阳时期（《道安传》所谓“安在樊沔十五载”），是他最有建树的时期。在这十五年中，他不仅每年要讲两遍长达二十卷的《放光般若经》，从不废阙，而且还从事于注述等等其他的各种宗教学术活动，且都取得了重大成果。完全可以这样说：道安在襄阳（樊沔）的时期，是他一生中业绩卓著的时期。

三、长安时期。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二月，秦将苻丕攻陷襄阳，道安（与守将朱序等人一起）被致之长安。根据梁《僧传》卷六《慧远传》的记载，道安在离开襄阳之前，又一次“分张徒众”：“秦将苻丕寇并襄阳，道安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张徒众，各随所之远于是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后来，慧远定居庐山，名振一时。

道安到了长安后，秦主苻坚高兴地对他的仆射权翼说：我以十万之众攻取襄阳，结果止得了一个半人。权翼问他谁是一人，谁是半人？他说：“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一天，苻坚出游，要道安与他同辇，权翼认为：道安乃“毁形贱士”，岂能与天子同辇。苻坚则很生气地说：与道安同辇，这并不是安公的光荣，而是他这位大秦皇帝的光荣。并要权翼“扶安升辇”（详见梁《僧传·道安传》及《晋书》卷114《载记·苻坚下》）。于此可以想见，苻坚对于道安，是多么的推崇备至。

道安住在有僧众几千人的五重（级）寺。由于受到苻秦的崇敬，所以道安在长安的生活环境，也还是相当优越的。道安则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继续他的弘化事业。

首先，道安到长安后，便致力于译经事业。梁僧祐《出三藏记集》（简称《祐录》）卷十五《道安传》说：“安笃志经典，务在宣法。所请外国沙门僧伽跋澄、昙摩难提及僧伽提婆①等，译出众经百余万言。”道安还“常与沙门法和铨定音字，详核文旨，新出众经，于是获正”（同上）。

其次，在组织、赞助译经的同时，道安仍还致力于讲经。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昔在汉阴，十有五载，讲《放光经》，岁常再遍。及至京师，渐四年矣，亦恒岁二，未敢堕息。”（《祐录》卷八《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在襄阳，每年要讲两遍《放光般若》；到长安，每年仍要讲两遍《放光般若》。于此，不仅可以看出道安的为法之殷，而且还可以看出道安对于《般若》经①郄超，字景兴，一字嘉宾。“少卓荦不羁，有旷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胜拔。”官至中书侍郎、宣威将军。事迹附见《晋书》卷67《郄鉴传》。

①上述三人，《祐录》卷十三和梁《僧传》卷一《译经上》，均有《传》，可以参阅。典的兴趣之浓。

由于道安“外涉群书，善为文章”，以致“长安中衣冠子弟为赋诗者，皆依附致誉”（《祐录·道安传》）。苻坚且“敕学士内外有疑（者），皆师于安”，以致“京兆为之（谚）语曰：‘学不师安，义不中难。’”于此可见，道安不仅在佛教界具有影响，而且在当时长安的知识界也具有相当影响。

道安死于苻秦建元二十一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公元385年）2月8日①，终年七十二岁②。道安在他的《增一阿含经序》（《祐录》卷九）里说：“有外国沙门昙摩难提者，以秦建元二十年来诣长安，武威太守赵文业③求令出焉。佛念传译，昙嵩笔受，岁在甲申（按：即建元二十年——384）夏出，至来年（按：即建元二十一年——385）春乃讫余与法和共考正之，四十日乃了。”死于是年二月八日的道安，既参与了《增一阿含》的翻译，又为这部新译经典撰写序文，道安为法的殷勤，于此当可想见。孙绰撰写《名德沙门论》，称誉道安“博物多才，通经名（按：名，或为“明”之误）理。”又为之赞说：“物有广赡，人固多宰，渊渊释安，专能兼备，飞声汧陇，驰名淮海，形虽草化，犹若常在。”道安之见重于当时，于此可以想见。

思想

要探索道安的思想，必然要涉及道安的著述。梁《僧传·道安传》说道安有各种经注“凡二十二卷”。据《祐录》的记载，道安有经注、经序等方面的著述共四十三种，除《经序》外，都早已佚失。道安的佛学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般若》思想。

虽然道安的研究范围很广，思想不拘一格，但是，他所侧重的却是《般若》。他在襄阳、长安的二十几年中，每年都要宣讲两遍《放光般若》，足见他对于《般若》的兴趣之浓与用心之专，因而道安思想的主要方面，必然也就在于《般若》。

道安在《道行经序》里说：大哉智度，万圣资通，咸宗以成也。地含日照，无法不周。不恃不处，累彼有名，既外有名，亦病无形，两忘玄谟，块然无主，此智之纪也由此论之，亮为众圣宗矣。何者？执道御有，高卑有差，此有为之域耳，非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也；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者，智度之奥室也。（《祐录》卷七）

虽然语言是非常《老》、《庄》化的，但颂扬“智度”（般若）之深意，仍非常明显的表现了出来。“万圣资通，咸宗以成”，“般若”之为义，真可谓大矣哉！其“执道御有、高卑有差”者，仍都囿于“有为之域”，而尚未入乎“无为”之境；只有“据真如、游法性”而臻于“冥然无名”之境者，方才算是升入“智度之奥室”。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道安所谓的“据真如，游法性”。“真如”而可以“据”之，表明道安所理解的“真如”，并不全同于《般若》之“性空”，倒是有点近乎大乘有宗的“真如”。至于所谓“游法性”，则亦即大乘有宗通常所说的优游于“真如性海”（“法性”和“真如”，原是含义相同而称谓小异的词汇），其意义与《般若》空宗的“性空”，也有所不同。

①此据《祐录》、《僧传》。汤用彤先生则认为：“安公之死，当在二月八日以后。”（汤《史》上册，第141页）

②此据《僧传》。汤用彤先生和吕澂先生，则均认为道安终年“七十四岁”（312—385）。卒年相同，生年上推两年（分别见于汤《史》上册第140页和吕著《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55页）。

③赵政（政，一作“整”），字文业，亦曾参与关中译事。致使时人把他与道安并称谓“使知释、赵为法之至”（《祐录》卷十、“未详作者”的《僧伽罗刹集经后记》）。“释”，即“沙门释道安”。“赵”即“朝贤赵文业”。赵后出家，法名道整。

般若波罗蜜者，无上正真道之根也。正者等也，不二入也。等道有三焉：法身也，如也，真际也。故其为经也，以如为始，以法身为宗也。如者尔也，本末等尔，无能今不尔也。佛之兴灭，绵绵常存，悠然无寄，故曰如也。法身者一也，常净也皎然不缁，故曰净也，常道也。真际者，无所著也。泊然不动，湛尔玄齐，无为也，无不为也。（《祐录》卷七：《合、随略解序》）

“般若波罗蜜”，为“无上正真道之根”（“无上正真道”，亦即“无上菩提”），可见“般若”是多么的重要。这里，道安又提出了“法身”、“如’、“真际”这样的三个逻辑范畴。

道安以“尔”训“如”，所谓“本末等尔”、“无能令不尔”，也正是所谓“法尔如是”（本来就是这样）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绵绵常存”、“悠然无寄”的释义。既谓“绵绵常存”，自非空无所有。正因为“绵绵常存”，所以才有“真如”可“据”。

道安以“一”和“常净”来训释“法身”；而且说，“皎然不缁”、洁然“常净”的“法身”，是“常道也”。可见道安所谓的“法身”，也非空无所有的。本来，在佛教思想史上，“法身”一词的含义，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起初，小乘佛教，有时也讲“法身”，那指的是佛陀遗教，即以“法”为“身”（这里，“身”，依止义）；它和后来大乘佛教（尤其是大乘有宗）所讲的“法身”，含义迥然不同。大乘空宗所讲的“法身”，和他们所讲的“真如”一样，指的就是“性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空”，是空宗最高的逻辑范畴。但是，空宗所讲的“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说，宇宙万有，只有假象，都无实体，所谓“缘起有，自性空”。论现象，是“缘起有”；论本体，是“自性空”。所以，空宗所谓的“法身”，同“性空”一词是同义语。而大乘有宗的“法身”，含义却又有所不同。它不再是指“性空”，而是和“真如”一样，指的是一种宇宙实体、世界本原的最高存在；而作为佛的“三身”（法身、报身、化身）之一的“法身”，则又不仅是一种神格化了的理性，而且简直是人格化了的天神（比如“大日如来”）！可见，“法身”之义，在佛教思想史上的变化是很大的。两晋之际，“法身”，曾经是佛教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不过，现在看来，当时人们关于“法身”的议论，只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法并不都是一致的。道安以“皎然不缁”的“常道”来训释“法身”，则道安所理解的“法身”，应该说是更接近于大乘有宗的含义。

道安以“泊然不动，湛尔玄齐”来训释“真际”（其实，“真际”和“如”、“法身”，只不过是含义相同的不同称谓而已），其命意也很接近于大乘有宗的观点。

道安在襄阳、长安的二十几年中，一直致力于《般若》学的研究，用力最勤，智解甚深，而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到，道安在相当程度上是从“有”的角度来理解《般若》的。推究起来，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主观方面，道安虽然也是世家出身，而且生逢乱世，尝尽了颠沛流离之苦，但是，道安是一位事业心很强的人，在他的头脑里，“世纪末”的幻灭感，并不怎么严重，因此，《般若》经典所宣扬的那种彻底幻灭的“一切皆空”的思想，对于道安来说，并不是那么熟悉的，因而他也就不大容易“如实”地去接受它。其二，客观方面，在罗什①还未译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即所谓《三论》（如果加上《大智度论》，则称《四论》）之前，人们是很难只从《般若》类经典中去完全理解“一切皆空”的真义的。而在这方面，道安自也很难例外。道安的《般若》思想之所以并不完全同《般若》经义相符合，也正是这种情况的历史反映。于此也就可以想见，过去人们把道安说成是《般若》学说“六家七宗”中的“本无”宗的首创者，确乎是不大符合史实的。说道安有“性空”思想，是可能的，而说他有“本无”思想，就很有问题。

二、禅观思想。

对于道安来说，《般若》是重要的，禅观也是重要的。道安，可说是解在《般若》，行在禅观。

安般者，出入也。道之所寄，无往不因；德之所寓，无往不托。是故安般寄息以成守，四禅寓骸以成定也得斯寂者，举足而大千震，挥手而日月扪，疾吹而铁围飞，微嘘而须弥舞！夫执寂以御有，策本以动末，有何难也。（《祐录》卷六：《安般注序》）

“安般”，就是“数息”观，是初入门的禅观（以数出入息而收心致定）。“四禅”，则是较高级一些的禅定（禅分初、二、三、四级，故总称“四禅”）。“数息”、“四禅”，均属世间禅定，而在这里，道安却把它们拔高到如此神奇的地步。这，明显地反映出了道安是多么地看重禅观。

以大寂为至乐，五音不能聋其耳矣；以无为为滋味，五味不能爽其口矣其为行也，唯神矣故不言而成，唯妙矣故不行而至此乃大乘之舟楫，泥洹之关路。（《祐录》卷六：《阴持入经序》）

可是，颇为遗憾的是：于斯晋土，禅观弛废，学徒虽兴，蔑有尽漏。何者？禅思守玄，练微入寂，在取何道，犹觇于掌；堕替斯要而悕见证，不亦难乎？（同上）

禅观，是“大乘舟楫”、“泥洹关路”，可惜在“晋土”这里，却“弛废”不兴。表面看来，学禅的人虽还不少，而实际上，却没有一个能够断烦恼（“尽漏”）得解脱的。所以，要想“入寂”、“见证”，实在是太难了。邪正则无往而不恬，止鉴则无往而不愉。无往而不愉，故能洞照傍通；无往而不恬，故能神变应会。神变应会，则疾而不速；洞照傍通，则不言而化。不言而化，故无弃人；不疾而速，故无遗物。物之不遗，人之不弃，斯禅智之由也。故经曰：道从禅智，得近泥洹。岂虚言哉！安每览斯文，欲疲不能。（《祐录》卷六：《人本欲生经序》）“每览斯文，欲疲不能。”足见道安对于禅观用心之殷，用力之勤。有了禅观，就能“无弃人”，“无遗物”，禅观之为用，仍被拔高了。

十二门者，要定之目号，六双之关径也。定有三焉：禅也，等也，空也。用疗三毒，绸缪重病，婴斯幽厄，其日深矣。贪囹、恚圄、痴城至固，世人游此，犹春登台，甘处欣欣；如居花殿，嬉乐自娱。蔑知为苦，尝酸速祸，困惫五道。夫唯正觉，乃识其谬耳。哀倒见之苦，伤蓬流之痛，为设方便，防萌塞渐，辟兹慧定，令自瀚涤行者挹禅海之深醴，溉昏迷之盛火，激空净之渊流，荡痴尘之秽垢，则皎然成大素矣。（《祐录》卷六：《十二门经序》）

①罗什于姚秦弘始三年（东晋安帝隆安五年——401）十二月二十日（当是公元400年的一、二月间了），达到长安，距道安去世（385），已十六七年。

“十二门”，就是十二种禅定：四禅（初、二、三、四禅），四无量心（道安称为“四等”，即慈、悲、喜、舍），四空定（亦称“四无色定”，即“空无边处定”、“识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人们有贪、瞋、痴“三毒”，修此三四一十二种禅定以治疗之：修四禅定以破“贪囹”，修四无量心以除“恚圄”，修四空定以摧“痴城”。“三毒”既除，即得解脱。所以，这“十二门”禅：乃三乘之大路，何莫由斯定也。自始发迹，逮于无漏，靡不周而复始习兹定也。行者欲崇德广业而不进斯法者，其犹无柯而求伐，不饭而徇饱，难以获矣。醒寤之士得闻要定，不亦妙乎？每惜兹邦，禅业替废（同上）

道安从信仰主义的角度，强调“十二门”禅对于修行者的极端重要性。

认为这些禅定，乃是“三乘之大路”，对“十二门”禅，可谓推崇备至。根立而道生，觉立而道成，莫不由十二门立乎定根以逆道休（体？）也默动异刹，必先正受，明夫匪禅无以统乎？无方而不留，匪定无以周乎？万形而不碍，禅定不愆于神变乎何有也。至矣，尽矣，蔑以加矣。（《祐录》卷六：《十二门经序》）道安之于“十二门”禅，真可谓“叹观止矣”！

道安的《般若》思想，反映了他在佛学理论上的见解；而道安的禅观思想，则反映了他在佛教修持上的践履。原来，佛教的信仰者，不管他是属于小乘还是大乘，也不管他是属于空宗还是有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于出世解脱的追求：小乘人企求涅槃，是为了这一目标；大乘人企求菩提，同样是为了这一目标。而为了能够得到解脱，就需要修行解脱之道。佛教认为，障碍人们得解脱、致使人们轮回不息的祸根，是各种烦恼（根本的烦恼，是贪、瞋、痴“三毒”——而最根本的，则是“无明”（痴））；因此，要想获得解脱，就必须断除烦恼。而只有智慧，才能断除烦恼；只有禅定，才能引发智慧，即所谓“定能发慧”（定，则又是由戒所引生，即所谓“戒能生定”。此之谓戒、定、慧“三学”）。于此可见，在佛教徒的宗教践履上，禅定是何等的重要！道安的禅观思想，正反映了他对于这种践履的重视。当然，从上述资料中，还只能看出道安对于禅观的看法，对于修习禅观的重视程度；至于道安在修习禅观上的造诣如何，则文献不足，无法评介。三、重视戒律。

世尊立教，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也，二者禅定也，三者智慧也。斯三者，至道之由户，泥洹之关要也。戒者，断三恶之干将也；禅者，绝分散之利器也；慧者，齐药病之妙医也。具此三者，于取道乎何有也余昔在邺，少习其事，未及检戒，遂遇世乱，每以怏怏，不尽于此。（《祐录》卷十一：《比立大戒序》）

佛教“三学”，“戒”列第一，足见戒律之于佛教徒，是何等的重要。

道安以过去曾一度“未及检戒”、“不尽于此”而“每以怏怏”，足见道安对于戒律又是多么的重视。梁《僧传·道安传》说：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①、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①“布萨”，义为“净住”、“善宿”。佛教律制：出家僧尼，每半月（初一、十五、或十五、三十——月舍，遂则而从之。

道安创制了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的“僧尼轨范，佛教宪章”，遂使“天下寺舍”，“则而从之”。于此可知，道安乃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定立寺院规制的人。道安对于佛教，可算得上是一位身体力行者。由于道安自律甚严，所以他的弟子们，亦多奉法唯谨。梁《僧传》卷五《法遇传》里，有如下的记载：释法遇，不知何许人。弱年好学，笃志墳素，而任性夸诞，谓傍若无人。后与安公相值，忽然信伏，遂投簪许道，事安为师。既沐玄化，悟解非常，折挫本心，谦虚成德后襄阳被寇，遇乃避地东下，止江陵长沙寺，讲说众经，受业者四百余人。时有一僧饮酒，夕废烧香，遇止罚不遣，安公遥闻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箴封，题以寄遇。遇开封见杖，即曰：“此由饮酒僧也。我训领不勤，远贻忧赐。”即命维那鸣槌集众，以杖简置香橙上，行香毕，遇乃起出众前，向简致敬。于是伏地，命维那行杖三下，内杖简中，垂泪自责。时境内道俗，莫不叹息，因之厉业者甚众。既而与慧远书曰：“吾人微暗短，不能率众，和尚（按：指道安）虽隔在异域（按：时道安在苻秦长安，而遇在晋境，故称“异域”），犹远垂忧念，吾罪深矣！”

于此可以想见道安道风之谨严与其影响之深远。

四、求生“兜率净土”。

道安高足、庐山慧远，提倡往生“西方净土”（即“西方极乐世界”），而道安本人，却愿往生“兜率净土”。梁《僧传·道安传》说：安每与弟子法遇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

按照佛教的说法，弥勒（义为“慈氏”。又称“阿逸多”，义为“无能胜”），乃“补处”（候补）菩萨，也就是佛位的“候补”者，释迦的“接班”人；将来，他要继承释迦之后来到人间“成佛”，所以也称他为“未来佛”（佛教一般习称“弥勒佛”①）。现在，他住在兜率天上。本来，兜率天，乃“欲界六天”②之一，仍在“三界”③之内，“六道”④之中。但佛教却说，兜率天，有“内”、“外”两院，“外院”，属“欲界”六天，“内院”，却是“佛国净土”。佛教宣称：人间四百年，等于兜率天一天，则该天的一年（按三百六十天计算），相当于人间的十四万四千年。该天寿命，为四千岁，即等于人间的五十七亿六百万年！可见，能生此天（特别是“内院”），“天福”实在非浅。生在兜率“内院”，过了天上时间的“四千岁”之后，弥勒下生“成佛”时，还可随同弥勒，由天上的“佛国净土”，再下生到人间的“佛国净土”。关于“兜率净土”的美妙情况，在刘宋沮渠京声译出的《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里，是这样描绘的：小，则为二十九）一次，集众诵戒，让大家各自检点，安住戒法。所以，所谓“布萨”，其实就是集众诵戒。

①现在，一般寺院里所供奉的“大肚子弥勒佛”，实际上是五代时（梁）明州（宁波）奉化的一个和尚（他自称“契此”，又自号“长汀子”），他大腹便便，身背一个布袋，疯疯癫癫，嘻嘻哈哈，到处募化，人称“布袋和尚”。临死时，他暗示自己是弥勒菩萨“转世”，于是，在一般佛教徒中，他就被看成了“弥勒佛”。

②即：1.四王天，2.忉利天，3.夜摩天，4.兜率天，5.化乐天，6.他化自在天。

③即：1.“欲界”——有男女**；2.“色界”——但有男性色身（已无女性）；3.“无色界”——连形体也没有了的游魂世界。

④即：天、人、阿修罗（非天——有“天福”而无“天德”的恶天）、地狱、饿鬼、畜生——亦称“六趣”。尔时兜率天上，有五百亿宝宫，一一宝宫有七重垣，一一垣七宝：①所成一一宝色有五百亿闫浮枟光，一一闫浮枟金光中出百五亿诸天宝女，一一宝女住立树下，执百亿宝无数璎珞，出妙音乐一一垣墙高六十二由旬，厚四十由旬②，五百亿龙王围绕此垣，一一龙王雨五百亿七宝行树，庄严垣上四十九重微妙宝宫，一一栏枟万亿梵摩尼宝所共合成；诸栏枟间自然化生九亿天子，五百亿天女诸女自然执众乐器，竞起歌舞佛告伏波离③；此名兜率陀天十善报应胜妙福处若有比立及一切大众，不厌生死、乐生天者，爱敬无上菩提心者，欲为弥勒作弟子者，必定无疑当得生于兜率天上，值遇弥勒，亦随弥勒下闫浮提④，第一闻法。

“兜率净土”是如此的妙不可言；往生兜率，又是如此的优越无比。道安虽然还不曾看到过上述的这种想入非非的描绘，但却看到了如下的同样是想入非非的描写：将来久远于此国界土地丰熟，人民炽盛，街巷咸行夜雨香花，昼则清和每向人民寝寐之后，除去秽恶诸不净者，常以香汁而洒其地，极为香净尔时闫浮提地，东西南北千万由旬，诸山河石壁，皆自消灭；四大海水，各减一万（万，有本作“方”）。时闫浮地，极为平整，如镜清明彼时男女之类，意欲大小便时，地自然开，事讫之后，地便还合。尔时闫浮地内，自然生粳米，亦无皮裹，极为香美，食无患苦。所谓金、银、珍宝、车■、马脑、真珠、虎珀，散在地，无人省录时闫浮地内，自然树上生衣，极细柔软，人取著之尔时人寿极长，无有诸患，皆八万四千岁；女人年满五百，然后出嫡尔时弥勒坐彼树下成无上道果。当其夜半，弥勒出家，即于其夜，成无上道尔时弥勒与诸弟子说法令得尽有漏，心得解脱。（西晋竺法护译：《佛说弥勒下生经》①）

①佛教所谓的“七宝”，其说不一，据《弥勒下生经》的说法，是：金，银，珍宝、车璖，马脑，真珠，虎珀。

②“由旬”，亦称“由延”、“踰缮那”等，为古代印度计算里程的单位（传说为帝王一日行军的路程），义近中国古代的驿站。具体里数有十六里、三十里、四十里等不同的说法。

③人名，释迦的“十大弟子”之一，号称“持律第一”；也就是说，他是一位很讲究“修行”的人。④“闫浮”，新译“赡部”，树名；“提”，全称“提鞁波”，义译为“洲”。“闫浮提”，即“赡部洲”；因在“须弥山”（实即喜玛拉雅山）之南，故一般又称“南赡部洲”。即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①《祐录》卷二竺法护译经录里著录了法护译出的两部有关弥勒的经，即《弥勒成佛经》和《弥勒本愿经》（各一卷）。前者注明“与罗什所出异本”；后者注谓或云《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这里所引的《弥勒下生经》，或者就是《弥勒成佛经》。（罗什除译有《弥勒经》之外，还译有《弥勒下生经》——唐义净也译有《弥勒下生成佛经》）

这就是弥勒将来下生“成佛”时的“佛国净土”的美妙境界（简直和“西方极乐世界”不相上下）。这对于处在两晋时代苦难深重的人们说来，具有多么巨大的吸引力呵！而道安之誓愿往生“兜率净土”，不也正是这种时代情绪的反映吗？更何况，不管道安是多么的博学，而他终究是一位僧侣主义者；而僧侣主义者，在其自认为还没有完全获得解脱之前，总是要向往一种“佛国净土”，以便“往生”到那里之后，既可以摆脱苦难，又可以得到一种必将获得完全解脱的“保险”。只不过，道安所愿“往生”的“佛国净土”，不是“他方世界”（例如“西方极乐世界”）的，而仍是“此方”世界的（虽然是在“此方”世界的“天上”）。其所以如此，大概就如《上生经》里所说的那样：“不厌生死，乐生天者。”人们知道，往生“西方净土”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极端地“厌离”这个“娑婆世界”①的“生死”之苦。而《上生经》里，却提出了“不厌生死，乐生天者”，只要发“菩提心”、“欲为弥勒作弟子者”，就能“必定无疑当得生于兜率天上”。表明愿生“兜率净土”的，还不都是那种极端的消极厌世者。道安之所以愿生“兜率”，大概也是这类思想状况的一种反映吧。

不过，在以后的中国佛教史上，除了以唐玄奘为代表的唯识宗人，仍以“兜率内院”为“净土”而心向往之之外，其他的各个宗派，凡是愿生“净土”的，都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且，由道安的大弟子慧远（在庐山）倡始，到了唐代，还开创了以往生“西方净土”为宗旨的“净土宗”，而很少再有愿意往生“兜率”的了。这，大概是因为，“兜率内院”，不管经中把它描绘得多么神妙，可是，它终究还是“地处世间”，终究还在“三界”之内，“六道”之中；而远在“十万亿佛土”之外的“西方极乐世界”，却是纯粹的“佛国净土”，较之“兜率内院”来，那可就更加神奇得多、优胜得多了。

对佛教的贡献在中国佛教史上，道安对于佛教是有重大贡献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总结译经。

自汉至晋，译经日多，译人日众，而由于时代条件各异，译人水平不同，译经质量参差不齐，更没有人能够对译经进行总结，提出一些带规律性的论点以资后来者遵循。到了道安，条件成熟，于是他便对译经总结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五失、三不易”的论断：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悦？）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记，正似乱辞，寻说（说，或作“检”）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圣必因时，时俗有异，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①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涉兹五失经、三不易，译胡为秦，讵可不慎乎？（《祐录》卷八：《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

道安的这一总结，对于以后的佛经翻译产生了深远影响。僧叡在参与罗什译经时，就曾慨乎言及之：敢竭微诚，属当译任，执笔之际，三惟亡师五失及三不易之诲，则忧惧交怀，①“娑婆”，义为“堪忍”。意思是说，这个世界，苦难重重，居处这个世界的“众生”（主要应指人类），堪能忍受各种苦难（另有一种说法，是：“菩萨”们为了“救度”这个世界里的“罪孽深重”的“众生”，要能忍受各种怨毒、苦难），所以叫做“娑婆世界”。

①“六通”，乃佛教所谓的六种神通，即：一、天眼通（无所不见——能见未来），二、天耳通（无所不闻），三、他心通（能知他人心思），四、宿命通（能知过去），五、神足通（能腾云驾雾），六、漏尽通（断尽烦恼）。佛教宣称：证“阿罗汉”果者，得六种神通。所以，所谓“五百六通”，也就是“五百阿罗汉”。惕焉若厉，虽复履薄临深，未足喻也。（《祐录》卷八：《大品经序》）僧叡的这些话，可说是反映了一般忠实的译人们的想法和心情。经过道安的这一总结，使得以后的译人，对于译经，减少了盲目性，增强了自觉性。所以，道安虽然还不算是重要译人，但他却把握了译经的重要关键，因而他对于佛教译经事业的贡献，也是很不一般的。

二、撰写《经录》。

《祐录·道安传》（梁《僧传·道安传》同）说：又，自汉暨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记，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铨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道安以前，“传经之人，名字弗记”，那时，也还没有撰写《译经后记》的习惯，因此，时间久了，就很难知道哪部经是何人、何时、何地译出的，都有哪些人参与译事。长此以往，也就无法了解译经史了。有鉴于此，道安创撰《经录》①，为以后研究中国佛教的译经史者，提供了一部可信、可据的译经史料书，即所谓《安录》（一般称为《综理众经目录》）。据《祐录》卷五《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的记载，一卷《安录》，起自东汉灵帝光和年间（178—184），迄于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374），包括了“近二百载”的译经记录①。现在，《安录》原本，虽然早已佚失，但《安录》资料，基本上都被《祐录》保存了下来。

自从《安录》问世之后，以后撰写《经录》者，便代不乏人。就现存的各种《经录》来说，自梁、隋以至唐、宋，代代都有《经录》（而且有的朝代，例如隋、唐，还有多种《经录》）问世。于此可见《安录》的撰写，对于后世佛教的影响之深。

三、注经。

《祐录·道安传》（梁《僧传·道安传》同）说：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并寻文比句，为起尽之义，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叙，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

道安之前，康僧会虽已曾作过经注，但会的经注，早已佚失（连僧祐都不曾看到过），所以僧祐（还有慧皎）才认为经注之作，“自安始也”。经注的出现，对于以后佛教的传播，影响尤其深远。道安之前，“旧译时谬”，“深义隐没”，致使讲经者只能略“叙大意”、或仅只“转读”而已。这种情况，对于佛教的进一步传播当然是很不利的。因为，讲经者既然仅能略叙“大意”（甚至只是“转读”），则听经者自然是更加茫然。自既“昏昏”，当然难以使人“昭昭”。长此下去，对于佛教的传播，不仅要受到很大限制，而且还容易使人对佛教义理产生误解甚至曲解。有鉴于此，道安在经过一番“穷览经典，钩深致远”的功夫之后，决定对于某些经典进行注释。由于道安的经注“序致渊富，妙尽玄旨”，依之讲经者，就能“文理会通，经义克①有说道安以前，已有《经录》，且被称为《旧录》。但是，这种《旧录》，谁也不曾见过，是否真有，也很难说（据说，道安以前，曾有《支敏度录》）。所以，佛教史上，一般还是公认《经录》的撰写始于道安。

①《祐录》谓：“此土众经，出不一时，自孝灵光和已来，迄今晋宁康（原文误作“康宁”）二年，近二百载，值残出残，遇全出全，非是一人，难卒综理，为之《录》一卷今有。”明”。尤其重要的是，道安的长达“二十二卷”的经注，为以后的佛教研究者们树立了楷模，作出了范例，他们也可仿而效之，注释佛经。情况也正是这样。自南北朝之后，特别是隋、唐，出现了大批的注释佛经的著作家——诸如天台、三论、唯识、贤首等各宗的创立者，除玄奘（他是一位杰出的佛典翻译家）之外，都同时又是佛典的注释名家；而佛经注述，也就日益繁多。虽然（特别是赵宋）以后的佛经注释，越来越枝蔓，越来越浮浅，但是，道安注经的首创之功，在中国佛教史上说来，毕竟是不可磨灭的。

同时，与注经有关的，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情况，那就是佛经的“三分”法：每部佛经（不管是卷帙浩繁的大部头的佛经，还是字数很少的小部头的佛经），都分为“序分”（叙述“佛说”该部佛经的缘起部分）、“正宗分”（宣说该部佛经的中心思想、亦即该部佛经的主体部分）和“流通分”（该部佛经的“咐嘱”流通的结尾部分）的三个部分。据说，这一分法，也是由道安创始的。这一点，尤其重要，它一直影响着以后历代的佛经注释家。在以后的佛经注释中，“科判”（分判大小科目）不管是多么的繁琐，而在总的方面，却都是在遵循着这种“三分”法的。于此也可以想见，这一分判佛经的作法，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影响是多么的深远①。

四、为寺院立规制。

上文已经讲过，道安曾为佛教寺院制定条例，作为“僧尼轨范”，“佛法宪章”；而且在当时即已产生了很大影响。另据《祐录》卷十二《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的《经呗导师集》（共二十一篇）里，著录的有《安法师法集旧制三科》（第二十一）。虽然道安《三科》的具体内容已无从知晓，但从僧祐《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序》中如下的一些话里，可以大致地想见道安《三科》的性质：夫经藏浩汗，记传纷纶，所以道（同“导”）达群方，开示后学，设教缘迹，焕然备悉，训俗事源，郁尔咸在。然而讲匠英德，锐精于玄义；新进晚习，专志于转读。遂令法门常务，月修而莫识其源；僧众恒仪，日用而不知其始。不亦甚乎？于是检阅事缘，计其根本，遂缀翰墨，以藉所好，庶辩始以验末，明古以证今。至于经呗导师之集，龙华圣僧之会，菩萨禀戒之法，止恶兴善之教虽事寄形迹，而勋遍法界是故记录旧事，以彰胜缘；条例丛杂，故谓之《法苑》。（《祐录》卷十二）一则说：“遂令法门常务，月修而莫识其源；僧众恒仪，日用而不知其始”。再则说：“经呗导师之集，龙华圣僧之会，菩萨禀戒之法，止恶兴善之教”可见僧祐之集《法苑》，乃是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失，而为之立规矩，定律条。而道安之《三科》亦被选录，可见《三科》之作，必然也是为了“法门常务”、“僧众恒仪”而制立轨范者。佛教史上，一向说是“百丈立清规”（实则只是为禅寺立清规），仿佛百丈怀海（720—814）乃是寺院清规的首创者，其实，早在四百多年前，道安（314～385）就已为寺院定立规制了。所以，实在地说起来，道安才是佛教史上创立“清规”的第一人。五、划一僧尼姓氏。

《祐录·道安传》（梁《僧传·道安传》同）说：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同。

①后来，唐玄奘译出了长达七卷的《佛地经论》，果然有“三分”之说：一、“教起因缘分”（即“序分”），二、“圣所说分”（即“正宗分”），三、“依教奉行分”（即“流通分”）。道安的“三分”法，与之“不谋而合”（而且，道安“三分”的立名，更加简明）。于此可见，道安是多么地具有远见。于是，其师来自天竺者，师姓“竺”，弟子也姓“竺”；其师来自月支者，师姓“支”，弟子也姓“支”；其师来自安息者，师姓“安”，弟子也姓“安”如此等等，“姓各不一”。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

道安以为：“本师”既是释迦世尊，佛的出家弟子，即当以“释”为姓。于是他便主张：出家僧尼，均应一律姓“释”。

后获《增一阿含经》，果称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①为沙门，皆称释种。既悬与经符，遂为永式。

后来，昙摩难提于苻秦建元二十一年（385—亦即道安逝世的一年）初译出了长达五十一卷的《增一阿含》（道安本人也曾参与译事，并为该经作《序》——详见上文），果然有“四姓”出家，“皆称释种”之说。道安的主张既“悬与经符”，于是僧尼一律姓“释”，便成为出家僧尼们应该永远遵守的规则。这一情况，在中国汉族僧尼中，迄今未变。于此可见道安划一僧尼姓氏的这一主张，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影响是多么的深远！

上述的五个方面（当然，道安对佛教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上述五项，只是概括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者），在中国佛教史上说来，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都给予了以后的佛教以极为深远的影响。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自汉末世高、支谶分别传译禅经、《般若》以来，佛教即分为禅学和《般若》学的两大系统，前者重禅观，后者重义解。而道安的治学，则实兼二者而有之。这，不仅反映出道安佛教学问的渊博以及解、行并重的特点，而且表现了道安的视野宏远，胸怀广阔。如道安者，真可谓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仅有的智解深邃、敢于创新、超越时辈、卓然不群的人了。

①“四姓”，为古印度的四种族性，即：1.刹帝利——贵族、武士，政权的掌握者；2.婆罗门——（婆罗门教的）僧侣，神权的掌握者。上述两姓，构成了古印度的统治阶级。3.吠舍——商人，自由民。以上三姓，都属雅利安人，被称为“再生族”，即除从父母那里获得**的生命之外，还能从神（大梵）那里得到“灵魂”的“生命”，亦即有信仰宗教（婆罗门教）的权利。4.首陀罗——从事农业等生产的劳动者，乃印度原来的土著人民，被称为“一生族”即只有**的生命，而没有“灵魂”的“生命”，亦即没有信仰宗教的权利，这完全是被压迫阶级。

第二节 慧远

慧远是中国早期佛教史上的一个大师。他的一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中国传统学术的时期，他在学习儒学之余，也探讨玄学，为以后接受佛教思想作好准备。具体时间，可以订为晋成帝咸和九年（334）至穆帝永和九年（353）之间。第二阶段，是在道安门下，学习道安的般若学、禅观和佛教仪规的时期。时间从永和十年（354）到孝武帝太元三年（378），前后二十五年。第三段，是在庐山传教的时期，自从和道安分手之后，由襄阳辗转来到庐山，驻锡于此，直到生命的最后，时间从太元四年（379）到安帝义熙十二年（4），前后三十八年。他的主要活动都在第三阶段，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从世俗之学到佛学慧远（334～4？）雁门楼烦人，俗姓贾，家世冠族，幼年喜欢读书。

十三岁时，随同舅父令狐氏游学许、洛，二十一岁时，企图渡江，投奔范宣子（即范宣，豫章人，东晋著名经学家）学习。所以十三岁到二十一岁以前，是他学习世俗学问的时期。《高僧传》卷六本传云：“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性度弘伟，风鉴朗拔，虽宿儒英达，莫不服其深致。”这是对他学问、性格、风度的评价。又云：“（慧）远少与（卢）循父嘏同为书生。”这是记他的社会关系。按：卢嘏是范阳大族卢谌之孙，卢谌仕于石虎，官至中书监。后仕于冉魏，冉闵为燕、赵联军所败，卢谌临阵被杀，时在永和七年（351。此据《资治通鉴》，《晋书》卷44《卢钦传》附传作永和六年）。当时后赵虽经营洛阳，修复宫殿，而其首都实在邺而不在洛阳。由慧远和卢嘏的关系来看，慧远实有可能到过邺下。因为许昌、洛阳并不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卢嘏也没有必要到许、洛就读。但是无论许、洛和邺下都不是久驻之地。永和五年（349），石虎死去，冉闵反胡，屠杀胡羯死者至二十余万。中原大乱。永和六年（350），前燕慕容氏入据蓟城，前秦苻氏西据长安。永和八年（352），冉魏灭于前燕，邺中人相食。先是，永和七年（351），冉魏豫州牧张遇以许昌，平南将军高崇等以洛州降晋，八年（352）张遇据许昌叛晋，使其将上官恩据洛阳，投降前秦。未几，秦将苻雄略地关东，击败晋军，把张遇部下以及陈、颍、许、洛之民五万余户迁于关中。同年，晋军又攻克许昌。稍后又收复洛阳。永和十年（354），洛阳又被冉魏降将周成攻陷。根据以上情况，不难看出，慧远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最初，他也想南下豫章，后因道路不通，然后北上恒山，拜道安为师，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道安（312～385），俗姓卫，常山扶柳人，早年在邺从佛图澄出家，后来应赵王石遵之请，入居华林园。冉闵反胡以后，他辗转各地，后在恒山立寺，慧远及其弟慧持从他出家。时在永和十年（354），慧远年二十一，慧持年十八，道安年四十二。楼烦（今山西宁武）距离恒山直线距离不过二百五六十里，交通不算困难，可以想见，他是从许、洛等地回乡以后，才去恒山的。慧远见了道安之后，“一面致敬，以为真吾师也！”确定了师徒关系。听到道安讲解大乘的《般若经》，深受启发，得出“儒道九流皆糠粃耳”的结论。这是慧远信仰佛教之始。慧远最初服膺儒术，长于丧服礼、毛诗，学习玄学之后发现了儒学之不足，接触了佛教之后，又体会了玄学之不足。他能够接受佛教，原来是有思想基础的。关于这一段过程，慧远晚年致刘遗民书中，曾有追述云：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见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广弘明集》卷31）这几句话说明了他的思想转变的过程，由儒学而老庄，由老庄，而佛教，层次异常清楚。应该指出，慧远所拳拳服膺的学术是郑玄的三礼之学和王弼、何晏、郭象的玄学。这些学术和两汉的传统经学有很大差异。郑玄虽继承经古文家的系统，但亦参照今文家言，有其自己的特点。王、何诸人则以老、庄解释《易经》，或发挥《老子》、《庄子》的思想，建立魏晋的玄学。王弼说：“万物始于微而后成，始于无而后生。”又云：“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均见《老子注》）这种主张，虽然仍为一种唯心论，但已经摆脱无人感应说的束缚，尤其是“得意忘言”的主张，对于解放思想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何晏对于无的解释，接近王弼。向秀、郭象则在王、何的基础上，竭力调和名教（儒家的政治和伦理思想）与自然（道家的世界观或本体论）的关系。玄学的兴起，为般若思想的输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道安同时的竺法雅、康法朗等人利用“格义”的方法解释佛经，说穿了就是老、庄思想与佛经相比傅。当时佛经输入不久，中国人对于这种外来的宗教理解不深，用老庄思想互相沟通，有助于理解。慧远在二十四岁时，开始传教，在批判“实相义”时，反复讨论，听者并不理解，引用《庄子》解释之后，听者立即了然。所以道安特别允许慧远学习“俗书”（指佛教以外的书）。慧远对于中国传统的学术有深厚的造诣，进而研讨当时方兴未艾的佛学，为佛教的中国化初步奠定基础，成为一代宗师，是绝非偶然的。慧远出家以后，以振兴佛教为己任。在道安的培育下，“精思讽持，以夜续昼”。很显然，般若学是学习的主要内容之一，道安所倡导的毗昙学对慧远有深远的影响。道安所制定的戒律也是慧远所坚决执行的。由于他的勤奋努力，对佛经有很深的体会。道安对他非常器重，认为“道流东国，其在远乎！”他果然没有辜负道安的期待。

由于北方战乱的关系，道安及其徒众屡次迁徙。晋兴宁三年（365），前燕慕容恪向河南进攻，道安率众南奔襄阳。行及新野，派遣竺法汰等人往扬州，这是教团的第一次疏散。走到襄阳以后，在晋太元三年（378）秦将苻丕进攻襄阳，情况紧急。由于刺史朱序的挽留，道安难以脱身，这时又把他的一部分徒众派遣到南方各地去。这是教团的第二次疏散。分手之际，道安对他们都再三叮嘱，惟独对于慧远却什么都没有说。为此，慧远下跪，请求师傅的指教。道安说：“如汝者，岂复相忧！”这句话，反映了道安对慧远的信赖。当时慧远年四十五岁。道安年六十六岁。从此，师徒二人各在一方，再未相见，但都为佛教事业作出极大的贡献。第二年，秦军攻下襄阳，道安被苻坚接到长安，成为一代国师。他的主要工作是主持佛经的翻译，训练了一大批翻译人材。由于道安的推荐，苻坚在对西域用兵之际，把鸠摩罗什接到中原，使佛经的翻译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而慧远在庐山，对于佛教也作出非凡的贡献。

在慧远定居庐山之前，佛教的中心多在各国首都。洛阳、邺下、建康，先后因为这种原因聚集着众多的胡汉僧侣，从事译经、传教。后赵许可汉人出家之后，情况发生变化：信徒增加了，寺院也随之增加，这时也出现新的佛教中心。庐山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地处长江中游，交通还算方便，但是它毕竟摆脱了行政中心，既不是全国首都，又不是地方首府。超然物外，独树一帜。利用当时中央政权的相对微弱，地方势力的强大，努力处理好和各方面的关系，扩大佛教的影响，积极争取教权的相对独立。这就是庐山佛教的特点。

慧远辞别道安之后，偕同弟子数十人，由襄阳来到荆州，住在上明寺。

原来应同门慧永的邀请，打算到罗浮山隐居。慧永行到浔阳，被郡人陶范（陶侃之子）挽留，定居于庐山的西林寺。太元六年（381），慧远来到庐山，看到这里环境幽胜，就驻锡于龙泉精舍。经过刺史桓伊的赞助，又在山的东面，营建了东林寺。据《高僧传》的描述，这里的景物是：卻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在叠基，即松栽沟，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置禅林，森树烟凝，石径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

既有丘壑之美，再加上人工的点缀，形成一个习静安禅的好地方。慧远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在山三十余年，自年六十以来不再出山。但是却与国内国外的佛教界以及当权人士声息相闻，他的教团也在不断发展，人们从四面八方相继而来。名副其实地，庐山是东晋后期的南方佛教中心，而慧远当然是东晋的佛教领袖。

与王公贵族的交往道安曾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高僧传》卷五本传）就是说宣传佛教有两种办法，一是依仗帝王的政治力量为护符，一是要广泛地开展宣传活动，争取更多的群众。他自己是这样作的，慧远也是这样作的。只是由于条件不完全相同，多少有些差异。和慧远来往较多的显贵，首先是地方的当权派。历任的江州刺史、荆州刺史，多数与之有来往。江州刺史桓伊，曾为之兴建寺院。王凝之也出资，赞助僧伽提婆翻译佛经。何无忌亲自到庐山访问慧远，并与慧远有书信来往，讨论佛教问题。荆州刺史殷仲堪，赴任途中曾访问慧远，共同讨论《周易》，后来殷仲堪赞赏慧远，以为“识信深明，实难为度”。这些地方当权派，多半是寺院的直接施主。

其次，是当时的权臣和农民军领袖。桓玄、卢循、刘裕，都和慧远有过来往。桓玄和殷仲堪交兵之前，途经庐山，亲自入山相见，谈到打仗的事，慧远不答。桓玄又问有何愿望？慧远说：“愿檀越安隐，使彼亦复无他。”桓玄出山对左右说：“实乃生所未见。”后来桓玄消灭了殷仲堪，都督八郡，挟震主之威，要胁慧远还俗，慧远严词拒绝。后来，桓玄入建康，独揽朝权，下令沙汰僧众，慧远向桓玄提出建议，桓玄也都采纳了。桓玄要求沙门礼拜王者，慧远表示反对，桓玄称帝之后终于收回成命。

卢循是反叛朝廷的，刘裕是镇压义军的。慧远对他们一视同仁。卢循送给他东西，他不但收下，还回信致谢。卢循由赣江北上，进军江州时，到庐山访问慧远，慧远见循“欢然道旧”。有的弟子认为和卢循交往，恐怕被朝廷怀疑。慧远以为“佛法中情无取舍，”应该为“识者”所谅解。后来刘裕追击卢循，进军桑尾一带，有人谈到慧远和卢循的关系。刘裕说：“远公世表之人，必无彼此。”于是派遣使者赍书致敬，又赠送了钱米等物。这些事例说明人们对于慧远的崇敬和信任。

复次，是和各国帝王间的交往。后秦主姚兴和东晋安帝都和慧远有过来往。姚兴是佞佛著名的国君，敬仰慧远的“名德”，赞叹他的才思，远道致书殷勤问候，曾赠以龟兹细缕杂变像，又令姚嵩献其珠像。慧远的弟子昙邕也为慧远致书姚兴和鸠摩罗什，前后多次。这种境外之交，从来也未受干扰。晋安帝从江陵东归之际，企图会见慧远，何无忌劝慧远去迎接，慧远称疾不往，安帝特派使者致意，慧远也不免答谢一番。

最后，是与东晋朝士名流的交往。公卿如司徒王谧、护军王默，名士如谢灵运、戴逵都和慧远有关系。王谧诸人并没有到庐山，就遥致师敬。谢灵运恃才傲物，对于别人很少推崇。看到慧远之后，却“肃然心服”，慧远于庐山立台绘制佛像，特嘱灵运制铭，刻之于石。慧远卒后，灵运又为之作诔，表彰慧远的业绩。艺术家戴逵也曾与慧远讨论果报问题。世传慧远成立白莲社，欲网罗陶渊明入社。根据陶渊明的作品来看，其事也不尽属子虚（见后）。和这些人士的来往，当然壮大了教团的声势，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助长了人们对佛教的信心，使慧远更加具备佛教领袖的形象。

佛经的翻译、搜集与流通慧远到庐山之后，对于佛经的翻译、流通、搜集和宣传，不遗余力，取得丰硕成果。

一、《阿毗昙心论》和《三法度论》的翻译。

阿毗昙属于小乘论部。早于苻秦后期，在道安的主持下，由罽宾沙门僧伽提婆从事翻译。由于战乱仓促定稿，质量不够理想。后来僧伽提婆于太元十六年（691）来到庐山，在慧远的主持下，他重译了《阿毗昙心论》四卷，又译了《三法度论》若干卷。前者是阿毗昙论的概说，对于阿毗昙的法相的解释，条理清楚，能够概括小乘佛教的纲领，容易使人接受。后者是《四阿含经》的提要，内容简单明了。把二百卷的《阿含经》，归纳为“九品四十六叶”，文约而义丰，也很受人们的欢迎。这两部书的翻译，体现了慧远在佛学研究上兼收并包的精神。虽然这些著作属于小乘佛教，但慧远创立自己的佛教哲学也从中吸取营养，而不加以排击。据吕澂研究，前者是《九分毗昙》的提要，后者是犊子系贤胄部的著作，和大乘般若学派的性空说存在不少分歧。经过慧远的提倡，毗昙学盛于江南。隆安元年（397）提婆东游京师，参与了《中阿含经》的翻译，又在卫军王珣家讲毗昙，王珣弟王僧弥听了一半之后，自己就能讲。

二、《达磨多罗禅经》的翻译。

佛教的禅法最初盛于北方，而江南好尚，偏重智慧。约在西晋末年，罽宾禅师佛大先（即佛陀斯那）以深明禅法著称于西域，号为人中师子。罽宾沙门佛陀跋陀罗（又名觉贤）传佛大先的衣钵，是禅学的专家。在禅学方面的造诣超过鸠摩罗什。他在长安，大弘禅法，但他对罗什不够尊重，他曾对罗什说：“君所释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见《高僧传》卷二本传）使罗什感到难堪。不久便遭罗什一派僧侣的排挤，离开长安。“率侣宵征，南指庐岳。”慧远久闻其名，一见如故。于见派遣弟子昙邕致书姚主及关中众僧，调节其被摈的事。然后又请他译出禅数诸经，即《达磨多罗禅法》。佛大先系统能在江南流行，慧远起了很大的作用。佛陀跋陀罗后来义熙十四年（418）在建康译出《华严经》前分三万六千偈，这也是一部重要的佛教经典。

三、戒律的搜求。

佛教初入中国，戒律很不完备。道安曾制定僧尼规范，共为三项。一是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是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是布萨、差使、悔过等法。这些条例，大约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不见得有明确的经典依据。但是在习凿齿的眼里已经觉得与众不同。他在致谢安书中谈到他的印象说：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感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

虽然如此，道安在世时仍在寻求戒律，并请人翻译了《十诵戒本》等书，并亲自作序以广其传。

慧远对于戒律也十分关心，曾因“禅法无闻，律藏残阙”，使其弟子法净、法领等拿到西域访求梵本。姚兴弘始六年（404），弗若多罗在长安诵出《十诵律》，由鸠摩罗什从事翻译，未及竣功，而多罗逝世。弘始七年（405）著名律师昙摩流支到长安。慧远闻讯后，给他写了一封信，劝他译完《十诵律》，“使始涉之流，不失无上之津，怀参胜业者，日月弥朗”。对他寄与了很大的希望。（见《高僧传》卷二《昙摩流支传》）后来翻译工作得到姚兴的支持，流支和罗什两人终于译完了这部书，弥补了律藏的残缺。不久这部译本也流传到江南一带。

慧远教团向来重视戒律的执行。桓玄沙汰僧众时，使不合格的佛教徒一律还俗，当时规定：“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列。”而慧远本人对于戒律是严格遵守，决不含糊的。本传记载，慧远在其病势垂危之际，“大德耆年皆稽颡请饮豉酒，不许。又请饮米汁，不许。又请以蜜和水为浆，乃命律师令披卷寻文，得饮与否，卷未半而终”。即其最为生动的一例。

四、加强与鸠摩罗什的联系，吸收并推广其所翻译的成果。

鸠摩罗什以隆安元年（401）入长安。至义熙元年（405）左右，慧远接到姚左军（即姚嵩）书，第二年乃致书通好。当时庐山僧人道生、慧观等访问关中，向罗什学习。罗什接到慧远的信，即时答复，书中称慧远为东方护法菩萨。又说慧远具备“福、戒、博闻、辩才、深智”五种优点，对之倾倒备至。后来传闻罗什亟于回国，慧远又致书劝勉，并提出问题数十条，请为批释。罗什一一答复，今存十八章，即《大乘大义章》。书中讨论的问题很多，着重在三个方面：一是“法身”问题，二是“色法”和“有为四相”等问题，三是“实相”、“法性”问题，就中法身问题讨论的最多。这本书是研究慧远和罗什思想的重要材料。从二人一问一答的对话中，可以进一步讨论二家的异同，罗什在世之际，庐山诸僧入关者不少。罗什既逝，竺道生等先后南下，把罗什所译的经典带到南方。从此《成实论》、《十诵律》、《三论》（指《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三书）、《法华经》在江南盛行一时。这些事情，都与慧远的倡导有关。《高僧传》云：“葱外妙典，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土者，远之力也。”当时的佛教史家已经作出公允的评价。鸠摩罗什容不了佛陀跋多罗，而慧远却能使佛陀跋多罗从容地发挥他的能力。如果没有他的《华严经》的译本，就不会有以后的华严宗。慧远这种兼收并包的精神，显然非罗什所及。

佛教与时政的较量

一、教权与政权的较量。

东晋时期佛教已经相当流行。在门阀士族和一般人民之中都有很多信徒，在社会上形成一大势力。寺院地主和世俗地主同属统治阶级，在对于人民方面他们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彼此之间互相利用。因为宗教可以补充政教之不足。另外，他们也有其矛盾的一面。一是因为广大劳动人民为了躲避租税兵役徭役的征发，往往投靠寺院寻求荫庇的场所，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民伕的来源。一是因为剃度出家，和传统以忠孝为中心的名教观念相抵触，不大合乎当时的国情。东晋本是门阀士族的极盛时期，凡是属于士族的人们无不享有荫客荫亲属的特权，把政府领民变为私家的佃客，使自耕农越来越少。寺院地主出现之后，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桓温当政时期，曾经实行过庚申土断，对于士族垄断人口的现实作了大刀阔斧的整顿。桓玄当政以后，为了显示新政权的尊严，他先后提出沙汰僧众和沙门礼拜王者的要求。

桓玄下令沙汰僧众，事在元兴元年（402）。他所沙汰的范围比较广泛，在所有僧众当中，除对慧远僧团特别关照外，他认为只有三种人可以继续出家。即1.“能伸述经诰，畅说义理者”；2.“禁行修整，奉戒无亏，恒为阿练若者”；3.“山居养志，不营流俗者”。桓玄的意图是尽量缩减僧尼的人数，以增加国家的收入。

针对桓玄的命令，慧远也发表意见，他表面上同意桓玄的措施，但其意图是尽量少缩减僧尼的人数。桓玄提出三条标准，他也提出三条标准。即1.“禅思入微”；2.“讽味遗典”；3.“兴建福业”。一二两项实际上包括了桓玄所说的三种人，而且扩大了。他认为能够诵经，而“不能畅说义理者”，或已年老，“而体性贞正不犯大非者”，都不应该淘汰，至于第三项是桓玄不曾提到的，因为能兴建塔寺，也不在还俗之例。以上是讨价还价，争取放宽尺度。最后又要求许可本非役门的族姓子弟（指士族子弟）自由出家。桓玄答应了他的要求。（见《弘明集》卷十二）这样沙汰的结果，表面上僧侣的人数比过去少了一些。似乎在俗权的压力下后退了一步，实际上经过这番沙汰，僧侣的阵营更加纯粹，特别是争取士族子弟的出家实际上是强化了佛教的影响，使其社会根基更为深厚。这一次较量，实际上是以慧远的胜利告终。

沙门应该礼拜王者，在东晋首先是由庾冰提出的。当时因为何充等人反对，庾冰未能将其主张贯彻下去。桓玄当政之后，再次提出这种主张。庾冰从名教的角度出发，认为沙门既为晋民，就应该对皇帝致敬。何充等人反驳庾冰的主张，大致从两方面来谈，一是自从汉魏以来从无礼拜帝王的规定，现在也没有必要制定这种法令。二是佛教有助于王化，佛教徒烧香咒愿，必先国家，“奉上崇顺，出于自然”。因此，“不令致拜，于法无亏”。桓玄的意见和王谧的反驳，大体上重复着庾冰和何充的老调。（见《弘明集》卷十二）

慧远的文章，总结了前人的看法，提出自己的主张。一方面坚持出家与处俗的区别，主张名教只能约束“处俗”的“顺化之民”，不适用于出家的“方外之宾”。一方面又强调二者可以并行不悖，互相补充。佛教与名教相辅相成。

慧远为了说明问题，把在家信佛和出家信佛的人，区别对待。他说：在家奉法，则是顺化之民，情未变俗，迹同方内。故有天属之爱，奉主之礼。礼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则功由在昔故不可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资生、助王化于治道也。

这里也提出礼和敬，说明在家信佛的人要尊重名教敬奉君亲，服从教化。可见佛教有助于名教和王化的。至于出家信佛的人则与此不同。既然与世俗的教化生养无关，也就完全摆脱了名教的制约。他说：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其为教也，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求宗不由于顺化，故不重运通之资，息患不由于存身，故不贵厚生之益。

出家的僧侣，与在家的信徒不同。根据佛教的教义，出家的目的，是为了摆脱生死，达到涅槃的境界。慧远云：“天地虽以生生为大，而未能令生者不死；王侯虽以存存为功，而未能令存者无患。”人们解决不了的生死问题，佛教家把它完全包下来，不但讲得头头是道，而且搞了一整套禅说工夫，可以使人深信不疑。这样的问题，不是世俗的权力能够左右的，任何伟大的帝王对之亦无能为力。所以慧远又说：如今一夫全德，则道洽六象，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固已协契皇极，大庇生民矣。

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这就是说，一人得道，可以使别人都受到好处，虽然不在王侯之位，同样能够协助帝王治理人民。虽然没有侍奉父母，实际上也是尽了孝；没有对君王礼拜，实际上也是尽了敬。所以佛法和名教之间，并不存在矛盾。“释迦之与尧、孔，发致不殊，断可知矣。”佛教和儒教殊途而同归，这就是慧远的结论。（引文均见《沙门不礼王者论》）

为了使佛教适合中国的需要，慧远不顾佛教的实际，竟说“忠孝之义，表于经文”（《答桓太尉书》，见《弘明集》卷一二），为了强调僧侣出家“变俗”、“隐居”的合理，也用佛教的教义改变了中国的某些传统。其作法是调和佛教与名教之间的矛盾，其目的是争取教权的相对独立，继续对社会扩大影响。虽然，中国的寺院没有成为西洋教会那样强大的社会势力，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毕竟是佛教的黄金时代。寺院受到朝野的重视，佛教大师广泛得到王公贵人的尊礼，僧侣大众在北朝后期超过几百万，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在教权和政权的较量中，慧远的态度明朗，信心十足，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出南方中央势力的微弱，另外也可以看出同情者的广泛存在，佛教势力已不可侮。

二、净土信仰的念佛结社。

慧远的宗教活动对于后世有深远影响的，是净土信仰的念佛结社。这个在后世称为白莲社，慧远因此成为中国净土宗的开山之祖。这种结社始于元兴元年（402）七月，在慧远的主持下，刘遗民等一百二十三人，同在庐山般若台精舍无量寿佛像前举行斋会，发誓往生西方，由刘遗民撰写发愿文。其文云：惟岁在摄提（摄提指寅年）秋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师释慧远贞感幽奥，宿怀特发，乃延命同志，息心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庐山之阴，般若台精舍阿弘陀像前，率以香华，敬荐而誓焉。

当慧远等人结社的时候，正是东晋灭亡的前夕，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正在进行，桓玄乘机攻下建康，控制了中央政权。三月，孙恩进攻临海，兵败赴海死，卢循代为领袖，五月又引兵进攻东阳。在长江下游军事倥偬之际，庐山一带还算相对平静。但是与会诸人的心情并不轻松。发愿文中间就明确指出：“推交臂之潜沦，悟无常之期切，审三报之相催，知险趣之难拔。”他们既没有旋乾转坤的能力，只好把希望寄托于来世。慧远借着这个机会进行宣传，效果当然突出。净土即西方极乐世界，始见于《阿弥陀经》，经文中把它描写得淋漓尽致，什么七宝合成，什么八功德水，真是世外的乌托邦。但是去到那里并不难，只要通过念佛习禅，达到七日一心不乱，就可以达到目的。在发愿文中把西方净土称为“神界”，把达到“神界”的状态叫作“太息”（即“涅槃”的别译）。涅槃本是超越生死的不生不死的境界，但是发愿文中充满了悲观的情调，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

刘遗民等人都是隐居山林的在家居士，他们和慧远都有很深的交谊，常有往来。在发愿文中所举，除刘遗民以外，还有雷次宗、周续之、毕颖之、宗炳、张莱民、张季硕等，现在就其可知者，介绍于下：刘遗民（352～410），原名程之，字仲思，彭城聚里人，坟典百家，靡不周览，尤好佛理。曾为宜昌、柴桑二县令，丧母后隐居庐山，于西山涧北别立禅坊，与宗炳、张野、周续之、雷次宗等交好。他从事般若之学，著有《释心无义》，盖承袭支愍度的说法，后来看到僧肇的《般若无知论》，专破心无义，大为倾倒。认为“不意方袍，乃有平叔”（按：平叔，何晏字），并拿这篇文章和慧远一同欣赏。后来他又致书僧肇商讨疑义。慧远曾给他去信，劝他于六斋日，“简绝常务，专心空门，然后津寄之情笃，来生之计深矣”。这封信当写在结社之前。他隐居之后，改名遗民。在结社诸人中，他和慧远关系最深，资格最老，所以列名榜首。遗民死后，慧远曾为之作传，见释元康《肇论疏》，诸家辑本《慧远集》均失收。

雷次宗（386～448），字仲伦，豫章南昌人，少入庐山。师事慧远，尤明三礼毛诗。本州辟从事，员外散骑侍郎征，皆不就。他在与子侄书中，自述治学经过云：吾少婴羸患，事锺养疾暨于弱冠，遂托业庐山，逮事释和尚。于时师友渊源，务训弘道，外慕等夷，内怀悱发，于是洗气神明，玩心坟典，勉志勤躬，夜以继日。可见他不仅专学坟典（儒家经典），还要“务训弘道”。正是儒释兼综，也是释道安以来不废“外学”的传统。当时他已二十岁。后来因为通经的缘故，受到朝廷的重视，刘宋元嘉十五年（438）应诏入建康，于鸡笼山开馆授徒，有弟子百余人，晚年又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著有《略注丧服经传》一卷，《毛诗序义》一卷。（见《宋书·隐逸传》）

周续之（377～423），字道祖，雁门广武人，生于豫章建昌县，十二岁时从太守范宁受业，几年光景，精通五经及纬候。后来又习《老子》和《易经》，入庐山事慧远。他与刘遗民、陶渊明都不应征辟，时人称为庐山三隐。刘裕北伐，世子留守建康，曾迎他入京讲礼，刘裕称帝以后，又把他请去，开馆东郭外，招集生徒，皇帝亲临学馆，提问《礼记》疑义三条。（见《宋书·隐逸传》）

宗炳（375～443），字少文，南阳涅阳人，寄寓荆州。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乡令。刘裕破刘毅，自领荆州，辟宗炳为主簿。炳不应命。他妙善琴书，精于言理，每游山水，往辄忘归。乃入庐山，就慧远考寻文义。刘裕即位前后，屡次征辟皆不就。（见《宋书·隐逸传》）

《高僧传》载，慧远在庐山，“讲丧服经，雷次宗、宗炳等并执卷承旨，次宗后别著义疏，首称雷氏。宗炳因寄书嘲之曰：昔与足下共于释和尚间，面受此义，今便题卷首称雷氏乎？”经典释文毛诗音义亦云：“周续之与雷次宗同受慧远法师诗义。”（序录部分云：“宋征士雁门周续之、豫章雷次宗并为诗序义。”又云：“周续之及雷次宗俱事庐山慧远法师。”）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雷次宗、宗炳和周续之的经学渊源。宗炳著《明佛论》，宣传神不灭的思想，自称是受到慧远的影响。文中谈到“昔远和尚澄业庐山，余往听五旬”。

张野（350～418），字莱民，张诠（359～423）字季硕，均为南阳宛人，师事慧远。张野与陶渊明有姻亲关系。慧远卒，他作《远法师铭》，记慧远的生平，与高僧传略同，当是该书的蓝本（见《世说新语·文学篇》注）。二张的事迹，见《庐山记》所引《十八高贤传》。

《十八高贤传》中，除上述诸人外，还有慧永、道生、慧持、佛驮耶舍、佛驮跋陀罗、慧叡、昙顺、昙恒、道昺、道敬、昙诜等人。另外，不入社诸贤传，列有陶渊明、谢灵运、范宁三人。自汤用彤、任继愈，以至日本学者松本文三郎、镰田茂雄等人，均指出其矛盾之处，总算事出有因。但如陶渊明问题，却不能算差无故实。陶渊明《和刘柴桑》诗云：“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禾忍言索居。”正是渊明婉言谢绝刘遗民的援引而作。因为莲社诸人都相信慧远的形尽神不灭之说，而陶渊明却是地道的神灭论者，他的名作《形影神》三首诗，正是针对慧远的议论进行的批判，当然亦涉及道教的长生久视之说。《莲社高贤传》云：“时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这件事应该是真的。它说明“道不同不相为谋”，因为没有共同的语言。亡友逯钦立先生著《形影神诗与东晋之佛道关系》（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本），考订此事颇为详核，可为定论。

佛教思想体系

（甲）

慧远学习佛教，由般若入手，以后曾自讲实相义，在荆州驳斥了心无义，说明他对般若学有一定造诣。后来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事在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关中诸僧，互相推谢，不敢作序，姚兴远书赍书，求慧远作序。慧远又因《大智度论》文字繁重，乃摘要为二十卷，名为《大智度论抄》。其序有云：其为要也，发轸中衢，启惑智门，以无当为实，无照为宗。无当，则神凝于所趣；无照，则智寂于所行。寂以行智，则群邪草虑，是非息焉。神以凝趣，则二谛同轨，玄辙一焉。

这是通过《大智度论》表达自己的认识。“中衢”指“中道”。“无当”指无确定而实在的对象。“无照”指无主观着意的认识活动。这就是说，如果认识到对象是虚无所有的，主观上又无着意的活动，那么，一切邪念和是非观念就息灭了。世谛和俗谛就可以统一起来。慧远用二谛的统一解释中道，与《大智度论》般若性空的说法本无不合，但他把“智”与“神”统一起来，又把“神”当作般若认识的主体，却与《大智度论》不合。序又云：生途兆于无始之境，变化构于倚伏之场，咸生于未有而有，灭于既无而无。推而尽之，则知有无回谢于一法，相待而非源，生灭两行于一化，映空而无主。于是乃即之以成观，反鉴以求宗。鉴明则尘累不止而仪象可睹，观深则悟彻入微，而名实俱玄。将寻其要，必先无此。然后非有非无之谈，方可得而言。

这里说，有无都不是究竟义，必须找到超越于“有无”的“非有非无”。这就是所谓“缘起性空”。在《大乘大义章》中，鸠摩罗什驳斥了以“有无”为空，而以“不有不无”为实的慧远主张，而慧远在这里所解释的缘起性空，只相当于《大智度论》的“般若初门”。慧远对于“空”的理解，始终没有达到“法空”的程度。序又云：有而在有者，有于有者也。无而在无者，无于无者也。有有则非有，无无则非无。何以知其然？无性之性谓之法性，法性无性，因缘以之生。生缘无自性，虽有而常无。常无非绝有，犹火传而不息。夫然，则法无异趣，始末论虚，毕竟同争，有无交会矣。这里，慧远阐明“有”为世界的最后本性，也就是他的“法性”论。他否定了以有为有和以无为无，承认其非有非无，也就是“无性之性”，或“法性无性”。这些地方，和《大智度论》所说本无不同。但是慧远主张的非有非无或无性之性，并不限于此。它除了对缘生法有否定之义以外，还以为在缘生法以外存在着一个“非绝有”的“常无”境界。用以说明这种境界的实存，仍是那个火薪之喻。慧远在形式上接受龙树中观派的言论，骨子里还是“形尽神不灭”的主张。从思想渊源上说，说一切有部的影响固然存在，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魏晋玄学本体论，使之对于中观派的虚无教义不能全盘接受。

（乙）

慧远的思想当中，最基本的就是神不灭论，用慧远的话来说，就是“形尽神不灭。”佛教宣传果报轮回，庄子有薪尽火传（见《人间世》），二者并不完全相同，慧远却把它等同起来。本来因果轮回之说，是佛教的基本观点，释迦牟尼的十二因缘，讲的就是这些东西。慧远本人，作为一个佛教徒，也是随时宣讲的。《高僧传》卷12《法镜传论》云：其后庐山释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广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代传受，遂成永则。

原来佛法最初传来的时候，僧人集合在一起，只限于宣唱佛名，到中宵疲极、人困马乏之时，才别请有名大师升座说法，内容本不固定。到了慧远传教庐山，才改为“广明三世因果”，以后就沿袭下来，把它固定化了。这段记录说**远抓住了佛教中的关键学说，有意识地进行宣传，因为它容易被人们接受。

为了宣传这种宗教观点，慧远作了三篇文章，一是形尽神不灭论，是《沙门不敬王者论》中五论之一，二是《三报论》，三是《明报应论》。

关于形尽神不灭，慧远说：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前薪非后薪，则知指穷之术妙。前形非后形，则悟情数之感深。惑者见形朽于一生，便以谓神、情俱丧，犹睹火穷于一木，谓终期都尽耳。

慧远的这种说法，和佛教的十二因缘的哲理并不完全符合。因为佛经译文当中也出现过“中阴”、“识神”等等名词，但它们都是有情有识，变化不已的，只能处于三界五道的世间范围，不能作为出世间的主体。慧远认为形可以变，而神不能变，于是就把“神”看作“法性”。他的著名论文《法性论》的名句云：“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就说明了这种道理。法性可以解释不变的涅槃，但它却不等于大乘佛经中的“法身”。《周易系辞上传》说，“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把“神”描绘得不可捉摸。支遁也曾向往着这种境界。这种用中国思想改造过的有神论，是慧远的一个创造。它既可以解释出世的涅槃，又可以解释世间的生死轮回。对于佛教的中国化，显然作出自己的贡献。

因果报应的说法，印度的佛教有，中国的传统思想也有。《尚书·皋陶谟》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周易·坤文言》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老子》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又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尚书》、《周易》、《老子》所宣扬的这套果报思想，把主宰祸福应报主体归之于天。而佛教则不然，它认为因果报应是由于个人身、口、意三业（行为，或善恶行为）。业分善、恶、无记三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无记是不善不恶的行为，不在业报之例。这种说法，认为自家作业，自家得果，在自我之外，没有赏善罚恶的主宰者。慧远是佛教徒，他继承佛教的传统，宣传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他在《明报应论》中指出：然则祸福之应，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谓之自然。自然者，即我之影响耳。于夫主宰，复何功哉！

他把报应的主宰者由“天”转移到作业者的“心”，把受报的主体，也局限在作业者本身。这种说法是印度的而不是中国的。他否定了天的作用，不承认家与个人的关系。这既是用外来思想对中国传统宗教思想的批判，也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在《三报论》又说：三业殊体，自同有定报。定则时来必受，非祈祷之所移，智力之所免也。这又是纯粹的佛教说法，它肯定了报的必然性。它的是非姑不必论，但是它对祈福和诅咒等传统宗教思想也是公然的挑战。《左传》昭公二十年云：“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这种说法，显然是《三报论》批判的对象。

但是在阶级社会中，作好事不一定得好报，作坏事也不一定得恶报。这是屡见不鲜的。司马迁以伯夷、叔齐“积仁絜（洁）行”不免饿死，颜渊好学，“而卒蚤夭”，因而大发牢骚，对天道提出“是邪非邪”的疑问（见《史记·伯夷列传》）。和慧远同时的雕塑家戴逵，也因为自己品德无亏，“行不负于所知，言不伤于物类”，而遭际不幸，“一生艰楚，荼毒备经”，写信向慧远诉苦，表示对果报思想的怀疑（见《广弘明集》卷18）。对此，慧远在《三报论》中予以明确的回答。

经说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这种说法是纯粹印度式的思惟。按照这种说法，戴逵只考虑今生的苦果，没有考虑前生的恶业。因为“（祸福）倚伏之契，定于在昔”，所以就难免出现“积善之无庆，积不善之无殃”。但是你也不必忧愁，今生作了好事，何忧来世不得好报。慧远把中国的宿命论和佛教的三报结合起来，就初步解决了这种矛盾。

慧远所处的时代，正是大乘般若学派极端得势的时代，对于不少佛教徒来说，性空假有之说已是家喻户晓，对于报应说往往将信将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慧远写了《明报应论》，它的宗旨是针对佛教内部的疑惑而作的回答。

怀疑的人认为，人的形体由地、水、火、风“四大”合成，成为精神的住宅。消灭形体就和破坏地、水、火、风一样，不等于犯杀生之罪，因此不应该进地狱，受报应。对于这种议论，慧远并不立即反驳，而是说：若彼我同得，心无两对，游刃则泯一玄观，交兵则莫逆相遇，伤之岂唯无害于神，固亦无生可杀虽功被犹无赏，何罪罚之有邪？

这段话表面上承认反驳的合理，但是有条件的，不是全面肯定。接着，他就把“无明”、“贪爱”的佛教老调搬出来，解释引起报应的根源。

无明为惑网之渊，贪爱为众累之府无明掩其照，故情想凝于外物，贪爱流其性，故四大结而成形。形结则彼我有封，情滞则善恶有主。有封于彼我，则私其身而身不忘，有主于善恶，则恋其生而生不绝。于是甘寝大梦，昏于同迷，抱疑长夜，所存唯著。是故失得相推，祸福相袭，恶积而天殃自至，罪成则地狱斯罚。

这些话没有多少新东西，都是佛教的老生常谈。就是说有了无明、贪爱才能四大成形，有了生命，有了彼我的界限，成为善恶的主体。这样就避免不了轮回，不能脱离苦海，就永远脱离不了作坏事受惩罚的地狱。

实际上，慧远是把人分成两类，对于极少数的圣人贤人可以宣传“无生”（超越生死）的境界，对于绝大多数的人，不妨讲点佛教最基本的道理，使他们改恶从善，懂得广积福德的佛教报应论。

慧远的报应说，对于社会各阶层都起作用，统治阶级可能由于畏惧而有所收敛，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则只能起麻痹作用，使他们心安理得地安于现实，而把渺茫的希望，寄于不可知的来世。

庐山教团与佛教的传播慧远的教团中，包括慧远的同学慧永、慧安、慧静、弟弟慧持，及其弟子，这是教团的核心。其弟子之知名者，据汤用彤所考，有慧观（见《高僧传》卷7）、僧济、法安、昙邕、道祖（均见《高僧传）卷6）、僧迁、道流、慧要、昙顺、昙诜（均附见《道祖传》）、僧彻（见《高僧传》卷4）、道汪、道温（均见《高僧传》卷5）、法庄、昙翼（均见《高僧传》卷14）、慧宝、法净、法领（均见《慧远传》）、道秉（见谢灵运《佛影铭序》）、昙恒（见《十八高贤传》）、道敬（见《广弘明集》）等。道祖传又言有法幽、道恒、道授等百余人，《佛祖统纪》卷二六所载庐山僧，别有慧恭等数人，或亦为慧远弟子。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到庐山亲聆慧远的教诲。此外，也有当时的社会名流，如白莲社诸人，他们是教团的外围。

教团中人对于佛教都有很深的造诣，对于佛教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们并不株守庐山一隅，而是四出传教。所到之处，都吸引了一些信徒。根据当时情况，他们的活动地区，遍及长江流域。下游的建康、吴郡、会稽，中游的豫章、江陵、新阳，上游的成都，都有他们的足迹。而且，他们是流动地进行传教，这样就可以使信徒不断增加。

建康是东晋的首都，既是政治中心，也是长江下游的佛教中心。道安的师弟法汰，从襄阳来到这里传教，得到简文帝的敬重，名声远布，讲经之日，听经者有僧侣、有士人，有一般老百姓，“三吴负袠至者千数”，领军王洽、东亭王珣、太傅谢安，都对他非常崇拜。（见《高僧传》卷五本传）后来慧持、道温、慧观、道祖、法庄，先后到建康传教。慧持善文史，巧才制，遍受群经，受到王珣的器重。道祖在瓦官寺讲经，桓玄每诣观听，认为他“愈于远公，但儒博不逮耳”。慧观“妙善佛理，探究老庄，又精通十诵，博采诸部，故求法问道者日不空筵。”他和刘裕、刘义隆夙有渊源，又和王僧达、何尚之有来往。法庄十岁出家，为慧远弟子，晚游关中，从叡公禀学，宋文帝元嘉中到建康，他擅长《大涅槃》、《法华》、《净名》等经。道祖本为吴人，在台寺出家，后来到庐山从慧远学习，在建康住了一个时期，桓玄欲使沙门礼拜王者，他就辞归吴下。他和同门道流合撰《诸经目》一书。

会稽是浙东重镇，佛法很盛。昙翼依慧远修学，晚适关中，又以罗什为师，经律数论并皆参涉，又诵《法华》一部，后来回到会稽秦望山，建法华精舍，得到会稽太守孔f和富春人陈载的赞助。僧敬是王羲之的曾孙，先从慧远剃度，又肄业华右，“罗什既亡，远公沈世”之后，他归隐若耶山。他的情况与昙翼类似，大约也曾师事罗什。事迹详见张畅《若耶山敬法师诔》。（见《广弘明集》卷26）

江陵是荆州首府，长江中游的政治中心、佛教重镇。道安的师弟法汰赴建康途中曾在这里暂停，得到刺史桓温的照料。虽然行色匆匆，但他得知沙门道恒的心无义大行荆土时，立即组织大型讨论会，大集名僧进行讨论，连续论辩了两天，终于被他驳倒。心无之义，由此而息。慧观是慧远弟子，后又入关从罗什学习。昙顺本黄龙（今辽宁朝阳）人，少受业什公，后还师（慧）远。他们都受学于当时的两位佛学大师。慧观的学风是访核异同，详辩新旧，富于研究精神。他写了《法华宗要序》给罗什看，罗什说，“善男子所论甚快”，对他非常赏识，劝他到江汉之间，以弘通为务。罗什死后，他来到荆州，得到刺史司马休之的支持，在荆州建立高悝寺，宣扬佛教，据说“荆楚之民回邪归正者十有其半”。文中所说的邪，大约指的是五斗米道。昙顺本在庐山，南蛮校尉刘遵，于江陵立竹林寺从慧远请人主持，慧远就把他派去了。僧彻从慧远受业，遍学众经，尤精般若。二十四岁时，慧远令他讲小品般若，时辈未之许，但他登座之后，讲得头头是道，由是门人推服。慧远死后，他南游荆州，彭城王刘义康、仪同萧思话，都从他受戒。昙邕是前秦的武将，淝水战后从道安出家，道安死后他到庐山，事慧远为师，“内外经书，多所综涉”，为了佛教事业不辞辛苦，他为慧远入关，致书罗什，凡为使命十有余年，有专对的才能。慧远死后，他来到荆州，卒于竹林寺。

慧远弟子的传教，对于偏僻地区也不放过。晋义熙中，新阳县（今湖南宁乡）老虎为灾，咬死上百人。慧远弟子法安利用这个机会，到新阳县大社树下神座附近，“通夜坐禅”，据说他“为（虎）说法授戒，虎踞地不动，有顷而去”，这事的真假姑不必论，总之，是老虎没有吃他。从此县里的“士庶”都信奉他，拆了神庙，改建佛寺，请他主持，同时“左右田园皆舍为众业”。有了寺院，有了田园，当然要有许多人出家，许多人种地，也要有许多檀越供养，这都不在话下。

庐山附近，是慧远教团布教的重点。慧持从建康回来以后，豫章太守范宁请他讲《法华》、《毗昙》，听讲的人很多，出现“四方云聚，千里遥集”的盛况。当时朝中名流王珣给范宁来书问“远公、持公孰愈？”范答书云：“诚为贤兄贤弟也。”兗州刺史王恭给沙门僧俭写信，问“远、持兄弟至德何如？”检答曰：“远、持兄弟也。绰绰然，信有道风矣。”鸠摩罗什也“遥相饮敬，致书通好，结为善友。”但是，慧远教团的传教活动，实不以大城镇为限，他们也注意小的城镇。僧济于晋太元中入庐山，从远公受学，通习大小诸经及世典书数，刚至三十岁，“便出邑开讲，历当元匠”，就是担当讲经的主角。慧远也经常和他说：“共吾弘佛法者尔其人乎？”《高僧传》中这项记录虽然不多，但是教团的弘法活动，决不限于上层，却是显而易见的。

巴蜀地区地处长江中上游，而且和吐谷浑毗连，是当时西域交通要路河南道必经之地。慧远教团对此也不放过。慧持听说成都地沃民丰，立志到那里传教，顺便也想观瞻峨嵋胜景，遂于晋隆安三年（399）与慧远告辞，慧远苦留不住，兄弟挥泪而别。途经荆州，刺史殷仲堪礼遇欣重，桓玄时在荆州，尤叹是今古无比，大欲结欢。尽管殷、桓二人苦欲留之，他终于留书告别，走到成都。他在龙渊精舍，“大弘佛法”，他的信徒大有人在。刺史毛璩，对之非常崇拜。当地的高僧惠岩、僧恭等，也望风推服。谯纵起兵占据巴蜀地区，杀死刺史毛璩，又杀掉与毛璩有关系的惠岩，气势非常嚣张。慧持也到陴县寺院中避难，谯纵的从子谯道福，领着兵马到陴县，闯到庙里，人马身上都有血迹，吓得许多和尚纷纷逃跑。慧持正在房前盥洗，神色不变。谯道福一直走到他的身边，观看动静。慧持“弹指漉水，淡然自若”，态度非常冷静。道福也感到惭愧，出了寺门对他的左右说，“大人故与众异”。乱事平静以后，他又回到龙渊寺，从事传教活动，老而愈笃。后来，他把在“东间”（指庐山）经籍，交付弟子道泓。“西间”（指成都）法典交给弟子昙兰，前者业行清敏，后者神悟天发，都能够继承他的事业。

慧远教团除了这些人外，还有不少人。慧皎在道祖传中说：“又有弟子昙顺、昙诜，并义学致誉。顺蔬食有德行诜亦清雅有风则。注维摩及著穷通论等。又有法幽、道恒、道授等百有余人，或义解深明，或匡拯众事，或戒行清高，或禅思深入，并振名当世，传业于今。”

综观慧远教团中人物，所以受后人崇敬，历久不衰，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除了精研佛理之外，教团中人对于儒家经典老庄哲学也往往有甚深的造诣。不但能够理解各种典籍的精义，而且不少人能够形于文字，著书立说，或形于歌咏。僧彻传称，“又以问道之暇，亦厝怀篇牍，至若一赋一咏，辄落笔成章。尝至山南扳松而啸。”这些人和当时的文士相较，可以说没有什么逊色。教团当中又有科学家。如慧远弟子慧要，亦解经律而尤长巧思。“山中无漏刻，乃于泉水中立十二叶芙蓉，因流波转，以定十二时，晷影无差焉。”这是利用水力创制的计时工具，在日晷和铜壶滴漏之外别具一格。“亦尝作木鸢飞数百步”，这又是近世飞机的先驱。墨子曾经作过，王莽时又有人作过，至此而三。可惜都没有保留下来。

慧远教团中人，在《高僧传》中多数列于义解，只有少数列于兴福。说明他们长于习禅讲经。魏晋以来的清谈，从玄学开始，以佛教结束。慧远及其弟子在这方面也不落后，这也是他们受人崇敬的原因之一。

但是，他们决没有忘记广大的下层群众。白莲社的结成，广泛宣传念佛超生，实际上是向广大人民发售廉价的天国门票，这一点绝对不应该忽视。结语一、慧远是一位具有高度传统文化修养，又精通佛教的一代宗师。他通过玄学儒道钻研般若思想，然后又用佛教思想改造传统的儒学思想，他调和佛教和儒家名教思想的矛盾，宣传形尽神不灭，创立念佛结社，为佛教的中国化从理论与实践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影响相当深远。

二、慧远以庐山为中心，和国内外有关方面广泛取得联系，利用其在佛教中的地位，积极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援。他超然物外，从不陷入政治旋涡，但又决不脱离政治。他利用当时地方势力强大，中央实力微弱的时机，和各方面搞好关系，创造条件，扩大影响，争取教权的相对独立。沙门不礼王者的主张，即为其集中表现。

三、慧远继承了道安的衣钵，在般若学、毗昙学、禅学等方面的研究，都有进一步的提高，对于关中佛教的引进也不遗余力。为佛教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四、慧远自己博学能文，长于辩论。他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素养精娴佛理的接班人；又随时接触东来的西域高僧，如佛陀跋多罗之流，使之从事译经、传教，加深对佛教的理解与体会，同时也利用沙汰僧众的机会，使佛教的队伍更为纯洁，并且设法扩大信徒的来源，接纳真正的信徒。在佛教事业的发展上，慧远从多方面进行了努力。

五、慧远的佛教活动及其哲学思想的出现，与东晋后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情况是分不开的。没有社会的动乱，佛教事业就没有活动的温床，没有中央政权势力的微弱，就不会出现沙门不礼王者的主张，没有玄学的高度发展，就不会有般若学的昌盛。这一切都深刻地带着时代的烙印。我们不能脱离历史时代评论一个历史人物。在评价宗教家慧远其人时更不要忘记宗教的消极作用。

第三节 法显

晋宋时期佛教发展情况

佛教传入中国，到了东晋法显时代，已经约有三百年的历史了。流传的内容主要有两大体系，一是以支谶、支谦为代表的大乘空宗般若学；一是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学。小乘和大乘都传进来了。从时间先后来看，传法最盛的时代大体上有三个：支谦、竺法护时，所译多般若方等；道安时，所译多有部经论；鸠摩罗什时，大乘之学极为昌明。佛法已深入中国文化了。一个外来的宗教，传入一个文化传统迥异的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撞，佛教不能例外。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试探、伪装、适应，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最后达到了融合的阶段。到了东晋，应该说这个阶段已经达到了。从政治形势来看，此时中华大地已经分为南北两区。西晋亡于建兴四年（3），次年晋元帝即位，是东晋的开始。北方的统治者都是少数民族，大都扶植佛教，后赵、前秦、后秦、北凉，崇佛更为突出。在南方，则是所谓“衣冠南渡”，北方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为了躲避异族压迫，纷纷南逃。这些人，包括一些国王在内，也都崇信佛教，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总之，南北两方都对佛教垂青。佛教可以说是在中国已经牢牢地立定了脚跟。

从佛教内部来看，也有几点值得特别提出的。首先是僧寺日益增多。根据唐法琳《辩正论》的记载，东晋一百零四年，共建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这个数字是否可靠，不得而知。（参阅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第574—580页）其次，僧伽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僧尼数目与日俱增。再次，名僧辈出，出了一些很有影响的高僧。最后，从印度和西域来的和尚也多了起来。还有一点必须在这里提一下：许多高僧的活动范围和影响，并不限于北方或者南方，而是跨越地区，跨越政治分界。

佛教虽然已经有了坚牢的基础，但是究其实际却是送进来的成份多，而取进来的成份少。中国僧人或者居士前此往西域求法者，颇亦有人。但是他们多半只到了西域而止。在法显前真正亲临天竺者，实如凤毛麟角。在这样的情况下，到了晋末宋初，就掀起了一个西行求法的运动。中国僧人西行求法者，或意在搜寻经典，或旨在从天竺高僧受学，或欲睹圣迹，作亡身之誓，或想寻求名师来华。（参阅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二章）在搜寻经典中，一般说来，也不是漫无边际地乱搜一气，而是有目的、有重点的。最突出的重点就是搜求印度本土的佛教戒律。只要了解当时中国佛教发展的阶段，就会认为，这样做有其必然性。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僧尼人数日增，僧伽已经形成，这就产生了一个寺院管理问题。人数少了，只需约法三章，就能使僧伽生活正常运行。人数一多，就需要比较详备的条例。我举道安作一个例子。梁慧皎《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说：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既至，住长安五重寺，僧众数千，大弘法化。（见《大正新修大藏经》，此后缩为50，352c）

可见道安门下和尚之多。《道安传》接着说：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讲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50，353b）

可见道安也感到为僧尼立法的必要性。但是他立的法还是非常简略的。

同印度那些律比较起来，简直有点小巫见大巫了。

法显的生平和活动只有了解了上述的背景，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法显赴天竺求法的目的以及这一次求法的重要意义。我现在先谈法显的生平。记录法显生平的典籍相当多，举其大者有以下几种：

（一）《法显传》，法显撰述。

（二）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简称《祐录》。

（三）梁慧皎撰《高僧传》卷三《法显传》。

（四）唐道宣撰《大唐内典录》。

（五）唐靖迈撰《古今译经图纪》。

（六）唐智昇撰《开元释教录》。

（七）唐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

（八）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

（九）元念常集《佛祖历代通载》。

我的办法不是根据上列的典籍叙述法显的一生，而是从中选出一个最古的本子，分段照录其原文，然后同其他的本子对勘比较，解决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作一些必要的注释。我没有选《法显传》，因为它只讲西行求法，没有**显的一生。我选的是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中关于法显的一段。在确定法显在西域、印度、南海等地的年代时，我参考了《法显传》，因为这一本书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它详细记录了每年的“夏坐”，为其他僧人游记所无。

一、幼年时期《祐录》原文：释法显，本姓龚，平阳武阳人也。法显三兄并龆龀而亡，其父惧祸及之，三岁便度为沙弥。居家数年，病笃欲死，因送还寺，信宿便差，不复肯归。母欲见之不能得，为立小屋于门外，以拟去来。十岁遭父忧，叔父以其母寡独不立，逼使还俗。显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远尘离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顷之母丧，至性过人，葬事既毕，仍即还寺。尝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刈稻。时有饥贼欲夺其谷。诸沙弥悉奔走，唯显独留，语贼曰：“君欲须谷，随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此生饥贫。今复夺人，恐来世弥甚。贫道预为君忧，故相语耳。”言讫即还。贼弃谷而去。众僧数百人莫不叹服。二十受大戒，志行明洁，仪轨整肃。

这里有几个问题要加以解释。首先是他的籍贯。《祐录》、《高僧传》、《古今译经图纪》、《开元录》等书都说他是平阳武阳人。《历代三宝记》、《大唐内典录》则只说是“平阳沙门”。按当时只有平阳县，而无武阳县，后者的说法是正确的。平阳县城故址在今山西省临汾县西南。（参阅章巽《法显传校注》页2）

第二是他的生年。《祐录》没有说，其他书亦然。我们只能根据目前能掌握的资料加以推断。法显生年大概是公元342年，壬寅，晋咸康八年。（参阅章巽同上书，页1—2）

第三关于“三岁便度为沙弥”的问题。小孩子常生病送入空门以求长寿的事情，屡见于中国载籍。法显时代竟已经如此。可见此时佛教已经深入人心了。

第四关于法显和同学刈稻的问题。在印度，佛教并不提倡僧人劳动。直到今天，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小乘国家的僧侣仍然靠乞食度日。在中国法显时代，寺院经济早已形成，寺院多有田地，除了靠雇工耕种外，小和尚也参加劳动。住持等大和尚是地主阶级，是不参加劳动的。《道安传》中也有劳动的记载。

二、西行求法的目的。

《祐录》原文：常慨经律舛缺，誓志寻求。

《高僧传》完全抄《祐录》原文。这里虽然经律并提，然而重点在律。

《古今译经图纪》也抄录了《祐录》原文，《开元释教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亦然。《历代三宝记》、《大唐内典录》有另外一个提法：“求晋所无众经律论”。这提法太空泛，没有说到点子上。法显自己的话当然最有权威性。《法显传》第一句话就是：“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这里只提律藏，没有提经论。他在印度巴连弗邑，又写道：“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可见他是念念不忘戒律的。这完全符合当时的潮流。同法显差不多同时的弗若多罗专精律部，来华后受到欢迎。在《梁高僧传》卷二《弗若多罗传》中就有这样的话：“先是经法虽传，律藏未阐。”（50，333a；参阅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页580—582）法显之所以万里投荒，其目的就是要寻求印度佛教戒律，以济中国佛教之穷。

三、出发时间。

《祐录》原文：以晋隆安三年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发自长安。

晋隆安三年相当于公元399年，后秦弘始元年。《法显传》作“弘始元年岁在己亥”。今传世各本《法显传》皆作“弘始二年”，乃弘始元年之误。《高僧传》卷三、《历代三宝记》卷七、《大唐内典录》卷三、《古今译经图纪》卷二、《开元释教录》卷三，皆作“东晋隆安三年”，是正确的。此时道安已经死去十余年，罗什到长安二年。

四、西域行程。

《祐录》原文：西度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人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显任缘委命，直过险难。有顷，至葱岭。岭冬夏种雪，有恶龙吐毒风，雨沙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昔有人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梯，又蹑悬絙过河数十余处。仍度小雪山，遇寒风暴起，慧景噤战不能前，语显云：“吾其死矣，卿可时去，勿得俱殒。”言绝而卒。显抚之号泣曰：“本图不果，命也奈何！”复自力孤行，遂过山险。凡所经历，三十余国，至北天竺。同《法显传》比较起来，这里的记述简略多了。在我上面列举的有关法显生平的九种书中，其他七种都可以归入简略一类，有的同《祐录》差不多，有的比它还要简略，都不及《法显传》之详审。我现在根据《法显传》补充法显在西域的活动。

法显离开长安，度陇，到了乾归国。乾归国指的是西秦乞伏乾归的都城金城，在今甘肃兰州市西。他在这里“夏坐”。所谓“夏坐”指的是印度佛教和尚每年雨季在寺庙里安居三个月。这是法显离开长安后第一次夏坐，时间是399年。夏坐完毕，他又前进至耨檀国，是南凉的都城，可能即今青海西宁市。从这里度养栖山至张掖镇。又在这里夏坐，这是400年的夏坐。从这里走到敦煌，太守李暠供给度沙河。《祐录》讲的也就是这个沙河，指的是自敦煌西至鄯善国间的大沙漠。过了沙河，来到了鄯善国，即古楼兰国，在今新疆若羌县。住此一月日，复西北行十五日，到焉夷国，即《汉书·西域传》之焉耆国，今新疆焉耆。在这里住二月余日，蒙苻公孙供给，得以前进。又经过一段沙漠，“所经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到了于阗，相当于今天新疆和阗县。这里“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法显在这里停三月日，看了行像。既过四月行像，法显等进向子合国，在道二十五日，便到其国，相当于今新疆叶城县。留此十五日，南行四日，入葱岭山，在于麾国安居。于麾国可能在今叶尔羌河中上游一带。这是法显的第三次夏坐（安居），时间是401年。安居后，行二十五日，到竭义国。竭义国穷在何处，为研究《法显传》的一大难题。（请参阅章巽前引书21—22页）日本学者足立喜六：《法显传考证》认为竭义国即疏勒国。法显等在这里看到了五年大会。他们看了佛唾壶。此国当葱岭之中。“自葱岭已前，草木果实皆异，唯竹及安石留、甘蔗三物，与汉地同耳。”这里有竹子和甘蔗，值得注意。法显等从此西行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葱岭。

五、在印度的活动。

《祐录》原文：未至王舍城三十余里，有一寺，逼暮仍停。明旦，显欲诣耆阇崛山。寺僧谏曰：“路甚艰险，且多黑师子，亟经噉人，何由可至！”显曰：“远涉数万，誓到灵鹫。宁可使积年之诚既至而废耶！虽有险难，吾不惧也。”众莫能止，乃遣两僧送之。显既至山中，日将曛夕，遂欲停宿。两僧危惧，舍之而还。显独留山中，烧香礼拜，翘感旧迹，如睹圣仪。至夜，有三黑师子来蹲显前，舐唇摇尾。显诵经不辍，一心念佛。师子乃低头下尾，伏显足前。显以手摩之，咒曰：“汝若欲相害，待我诵竟；若见试者，可便退去。”师子良久乃去。明晨还反，路穷幽深，榛木荒梗，禽兽交横，正有一径通行而已。未至里余，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粗素，而神气俊远。虽觉其韵高，而不悟是神人。须臾前进，逢一年少道人。显问：“向逢一老道人，是谁耶！”答曰：“头陀弟子大迦叶也。”显方惋慨良久。既至山前，有一大石横塞室口，遂不得入。显乃流涕致敬而去。又至迦施国，精舍里有白耳龙，与众僧约，令国内丰熟，皆有信效。沙门为起龙舍，并设福食。每至夏坐讫日，龙辄化作一小虵，两耳悉白。众咸识是龙，以铜盂盛酪置于其中，从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年辄一出，显亦亲见此龙。后至中天竺，于摩竭提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诃僧祇律》，又得《萨婆多律抄》、《杂阿毘昙心》、《綖经》、《方等泥洹》等经。显留三年，学梵书梵语，躬自书写。《祐录》篇幅比较大。《高僧传》基本上抄《祐录》，间或加上几句自己的话。对法显在印度的活动记述得都很不够。其他书更是异常简短。在印度的活动是法显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法显传》主要篇幅写的都是印度。我现在先根据《法显传》对《祐录》作一些必要的补充，然后再对一些重要问题加以阐述。

到了北天竺，法显第一个到的国家是陀历，相当于今克什米尔西北部的达丽尔（Darel）。这里和尚都是小乘。有一个木雕的弥勒像，同佛教传入中亚和中国有联系。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三也记载了这一件事。

度河到了乌苌国，故址在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脱河流域。这里的和尚信奉小乘，有佛的足迹。法显在这里夏坐，是公元402年。

夏坐后，南下，到了宿呵多国，相当于今斯瓦脱河两岸地区。这里有如来佛割肉贸鸽处，信徒起塔纪念。

从此东下，走了五天，到了犍陀卫国，其故地在今斯瓦脱河注入喀布尔河附近地带。国人多小乘学。有佛以眼施人的遗迹。是古代阿育王子法益统治之处。

自此东行七日，到了竺刹尸罗国，相当于今巴基斯坦北部拉瓦尔品第西北的沙汉台里地区。佛为菩萨时，在这里以头施人，投身饲虎，这两处都起了大塔。

从犍陀卫国南行四日，到了弗楼沙国，故址在今巴基斯坦之白沙瓦。公元一二世纪的贵霜王迦腻邑迦曾统治此地。这里有大塔，有佛钵。

西行十六由延，到了那竭国界醯罗城。由延，印度长度名。根据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的说法，是“圣王一日单行”。但是并不固定，有四十里、三十里、十六里等说。醯罗城，今贾拉拉巴德城南之醯达村。这里有如来佛顶骨精舍。这个精舍名声广被，《洛阳伽蓝记》、《大唐西域记》卷二等都有记载。从此北行一由延，来到那揭国城，故址在今贾拉拉巴德城西。这里有菩萨以五茎花供养定光佛处。城中还有佛齿塔。城东北有佛锡杖精舍。城南有佛留影处。

法显等在这里住了冬天三个月，然后南度小雪山，慧景病死。这件事《祐录》有记载。但是有一件事颇值得注意。《祐录》认为从此进入北天竺；但是《法显传》却认为，到了陀历国，已进入北天竺。

过岭以后，南到罗夷国。有三千和尚，大小乘都有。法显在这里夏坐，这是他西行后第五年，公元403年。

南下，行十日，到跋那国，今巴基斯坦北部之邦努（Bannu）。这里有三千小乘僧。

从此东行三日，复渡新头河，到了毗荼，今旁遮普。佛法兴盛，大小乘都有。

从此东南行，经过了很多寺院，进入了中天竺。先到摩头罗国，即今印度北方邦之马土腊。遥捕那河流经此处，即今之朱木拿河。河边左右有二十僧伽蓝，可有三千僧。

从这以南，名为中国。法显在这里写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记载，我在下面还要谈到。

从此东南行十八由延，到了僧伽拖国，即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四之劫比他。至于相当于今天什么地方，学者间意见有分歧，总之是在今北方邦西部。此地佛教遗迹颇多，有佛上忉利天为母亲说法处。下来时，地上化出三道宝阶，后来又没于地，余有七级现，阿育王于其上起精舍。佛在天上受天食，身作天香，于此处沐浴，浴室犹在。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塔。此处有僧尼千人，杂大小乘学。这里有一个白耳龙。《祐录》也记载了这一件事，称之为迦施国，但是次序有些混乱。寺北五十由延有火境寺。别有佛塔，鬼神常来洒扫，不须人工。有一僧伽蓝，可六七百僧。法显住龙精舍夏坐，这是他西行第六年的夏坐，时为公元404年。

夏坐完毕，东南行七由延，到了罽饶夷城，即《大唐西域记》卷五之羯若鞠阇国曲女城，今之北方邦卡瑙季城。有二僧伽蓝，尽小乘学。

从此东南行十由延，到了沙祇大国，即今北方邦中部之阿约底。有佛嚼杨枝长出来的大树。

从此北行八由延，到了拘萨罗国舍卫城，今北方邦北部腊普提河南岸之沙海脱—马海脱。这里佛教遗迹很多：有大爱道故精舍、须达长者井壁、鸯掘魔得道、般泥洹、烧身处。出城南门千二百步，有须达精舍，即所谓祇洹精舍。这里有牛头栴檀佛像。精舍西北四里有榛，名曰得眼。精舍东北六七里，有毗舍佉母精舍。祇洹精舍大院落有二门，一东向，一北向，这里就是须达长者布金满园买地之处。出东门，北行七十步，有外道女伪装怀孕谤佛处，又有调达生入地狱处。道东有外道天寺，名曰影覆，只能世尊精舍影映外道寺，而外道寺则决不能影映精舍。绕祇洹精舍有九十八僧伽蓝，除一处外，都住有和尚。在中国有九十六种外道，各有徒众。《法显传》在这里有几句话：“调达亦有众在，供养过去三佛，唯不供养释迦文佛。”佛灭度后一千多年，似乎已经被他打倒在地的对手调达（提婆达多）居然还有徒众，不能不说是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

城西五十里，有一邑，名都维，有迦叶如来遗迹。东南行十二由延，到那毗伽邑，有拘楼秦佛遗迹。从此北行，不到一由延，有拘那舍牟尼佛遗迹。从此东行，不到一由延，到了迦维罗卫城，即《大唐西域记》卷六之劫比罗伐窣堵国，在今尼泊尔境内，与印度北方邦毗邻。这里是释迦牟尼诞生之地，古迹特多。佛传中少年所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在这里留有痕迹。城东五十里有王园论民，佛就在这里降生。论民在今尼泊尔境内腊明地（Rummindei）。法显到的时候，此城已空荒颓败，白象、狮子横行。

从佛生处东行五由延，到了蓝莫国，今尼泊尔达马里附近。这里有蓝莫塔，荒芜已久，原来没有僧人，群象以鼻取水洒地，折花供养。后来有道人还作沙弥，至今仍以沙弥为寺主。从此东行三由延，有太子遣还车匿塔。再东行四由延，有炭塔。

复东行十二由延，到拘夷那竭城，即《大唐西域记》卷六之拘广那揭罗国。此城故址何在，学者意见分歧。很可能即在今尼泊尔南境小腊普提河和干达克河合流处之南。（参阅章巽前引书，89—91页）城北双树间，希连河边，是世尊般涅槃处。因而在佛教史上成为著名胜地。

从此东南行十二由延，到了诸犁车欲逐佛般泥洹处。

自此东行五由延，到毗舍离国，即《大唐西域记》卷七之吠舍厘国，都城故址在今比哈尔邦北部木札法普尔地区之比沙尔。这里如来佛遗迹也特别多。有佛住处、阿难半身塔、庵婆罗女为佛起的塔，有庵婆罗园，有放弓仗塔，有毗舍离结集或七百结集的塔。

从此东行四由延，到五河合口，有阿难般涅槃塔。

度河南下一由延，到摩竭提国巴连弗邑，即《大唐西域记》卷八、卷九之摩揭陀国，今比哈尔邦之巴特那。这里有一个大乘婆罗门子，名罗沃私婆迷，为国王所敬奉。据《祐录》卷十五《智猛传》智猛在法显后不久也来到华氏城，即巴连弗邑，在这里遇到一个“大智婆罗门”，名罗阅宗，从他家里得到《泥洹》胡本一部，又寻得《摩诃僧祇律》一部及余经。罗沃私婆迷与罗阅宗是一个人。巴连弗邑是该国最大的城，人民富盛，每年行像，倾城参与。这里原是阿育王都城，他的遗迹很多。

从此东南行九由延，至一小孤石山，山头有石室。从此西南行一由延，到那罗聚落，是舍利弗本生村，有塔。

从此西行一由延，至王舍新城。即《大唐西域记》卷九之易罗阇姞利呬城，故址在今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西南的腊季吉尔。出城南四里，入谷到了■沙王旧城。这里有不少佛教遗迹。再入谷，搏山东南上十五里，到耆阇崛山，这就是有名的灵鹫峰。下面就接上了《祐录》。

以上是根据《法显传》对《祐录》的补充。补充得这样多，可见《祐录》记载不够全面。《祐录》还有一个特点：一进北天竺，就讲王舍城，紧接着又是耆阇崛山，法显在这里见到了如来大弟子大迦叶。但是在《法显传》中，这件事不是发生在耆阇崛山，而是在鸡足山。这件事下面再谈。现在仍根据《法显传》补上《祐录》所缺部分。

出旧城北行三百余步，到了迦兰陀竹园精舍。这里还有不少佛教遗址。

佛教史上著名的五百结集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从此西行回由延，到了伽耶城，今比哈尔邦之伽雅城。这是佛教史上最著名的圣地，因为这里是释迦牟尼成道之处。佛传上讲到的那一些与如来成道有关的地方，都在伽耶城，比如六年苦行处、村女奉佛乳糜处、静坐的石窟等等。如来坐于其下悟道的贝多树，也就是所谓的菩提树，当然也在这里。阿育王作地狱，残酷杀人，后又悔过，敬信三宝，经常来贝多树下礼佛。从此南行三里，到一山，名鸡足，大迦叶今在此山中住。《祐录》在这里用很长的篇幅介绍了法显遇到大迦叶的情景，见上面《祐录》原文，兹不赘。

在这里有必要讲一讲与大迦叶有关的这个传说的意义。大迦叶是如来佛大弟子，可能实有其人。他生活在公元前六、五世纪，为什么要住在鸡足山洞窟内能够同一千年后公元五世纪初的法显见面而又再隐入山内还要住下去呢？这只能从印度佛教的发展方面来加以解释。在最初的发展阶段上，佛教自己宣称，有朝一日，它也会消亡的，还没有一个未来佛的想法。后来随着教义的发展，想法逐渐改变，开始有了三世诸佛的说法，有了未来佛的想法。未来佛就是弥勒。弥勒，大小乘都有，小乘只不过是滥觞；到了大乘才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弥勒信仰曾广泛流行于印度、中亚；在中国新疆和内地也同样盛行。今天寺庙中那一个大肚子佛就是弥勒。《祐录》绘形绘色描绘法显遇到大迦叶的情景，但是《法显传》却讲得不那么清楚。在这两处都没有讲到弥勒。可是大迦叶之所以住在鸡足山中却与弥勒有关。这种关系始于何时，还不清楚。不过佛教典籍确实明确讲到过。宋志磐《佛祖统纪》卷五（49，170bc）；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三（49，496c—497a）；明觉岸《释氏稽古略》卷一（49，952bc），等等，都记载了这个传说。这些都是中国僧人的撰述，当然是根据印度佛典的。印度佛典记述这个传说的也不少，我举一个例子。西晋（265—317）安法钦译《阿育王传》卷四《摩诃迦叶涅槃因缘》（50，114a—1b）写道：于是尊者迦叶至鸡脚山三岳中，坐草敷上，加趺而坐，作是念言：“我今此身著佛所与粪扫衣，自持己钵，乃至弥勒令不朽坏，使弥勒弟子皆见我身而生厌恶。”弥勒出时，当将徒众九十六亿至此山上见于迦叶。

可见至迟在公元三四世纪，有关大迦叶住鸡足山中等候未来佛弥勒的传说，在印度已经流行了。为什么晚起的未来佛弥勒的传说一定要同释迦牟尼的大弟子大迦叶联系在一起呢？原因可能是，印度佛教从比较早的时候起就有了在灵山会上如来拈花、迦叶微笑的传说。我认为，这个传说隐含着佛教长存的想法，是对最早的佛教也要消亡说的纠正或者发展。这在佛教史上是一段很有意义的公案。《法显传》和《祐录》都记载了这一件事，自有其重要性的。

下面接着谈法显的行踪。

法显又回到巴连弗邑。顺恒水西下十由延，到了旷野精舍。复顺恒水西行十二由延，到了迦尸国波罗■城，即《大唐西域记》卷七之婆罗■斯，今印度北方邦之瓦拉纳西，《祐录》称之为迦施国。这里佛教遗迹也很多。有名的仙人鹿野苑精舍，是佛初转法轮的地方，就在这里。此外还有弥勒受记处，翳罗钵龙精舍，《祐录》中的白耳龙就是这一条龙。

自鹿野苑精舍西北行十三由延，到拘晱弥国，即《大唐西域记》卷五之■赏弥，今北方邦南部阿拉哈巴德西南之柯散（Kosm）。

《祐录》中的“后至中天竺”，疑有误，法显所有的上述活动都在中天竺，用不着“后至”了。

从此南行二百由延，有达嚫国，即平常所谓南■萨罗国，相当今印度中都马哈纳迪河及哥达瓦里河上游一带地区。这里有伽叶佛僧伽蓝。但是，此国道路艰难，法显没有能亲身去，只是听本地人说到，故记入《法显传》中。法显又回到巴连弗邑，亲自抄写戒律。因为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不得不躬亲抄写了。他在这里住了三年，按时间推算应该是法显西行后的第七年——第九年，即义熙元年——三年（405—407）。

顺恒水东下十八由延，有瞻波大国，今比哈尔邦东部巴格耳普尔略西不远处。

从此东行近五十由延，到多摩梨帝国，是海口，即《大唐西域记》卷十之耽摩栗底国，其首都故址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西南之坦姆拉克（Tamluk）。法显在这里住了两年，写经及画像。此当为义熙四年及五年（408、409）。法显在印度的活动到此结束。

六、在师子国。

《祐录》原文：于是持经像寄附商客，到师子国。显同旅十余，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常怀悲慨，忽于玉像前见商人以晋地一白团扇供养，不觉凄然下泪。停二年，复得《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及《杂藏》本，并汉土所无。《高僧传》完全抄《祐录》原文。《法显传》比较详细，其他几种书都很简略。我现在根据《法显传》作一些补充。师子国，《大唐西域记》卷十一称之为僧迦罗国，一意译，一音译，即今之斯里兰卡。据说这里原来没有人，后来商人贪图这里的宝石，于是遂成大国。这里有纪念佛来此化恶龙的大塔。有无畏山僧伽蓝，法显见故国白扇而流泪就在这座寺院里。有前王从印度中国取来的贝多树，有声名远扬的佛牙。在无畏精舍东四十里，有跋提精舍，有二千和尚。城南七里有摩诃毗诃罗精舍，和尚三千人。这里的国王笃信佛法，因此佛教非常兴盛。法显在这里听到天竺道人诵经，内容讲的是佛钵。他想写这一部经，但是道人说，只是口诵，因此没有能写成。法显在这里住了两年，当为义熙六年及七年（410、411）。

七、浮海东还。

《祐录》原文：既而附商人大舶还东，舶有二百许人。值大暴风，舶坏入水，众人惶怖，即取杂物弃之。显恐商人弃其经像，唯一心念观世音及归命汉土众僧。大风昼夜十三日，吹舶至岛下，治舶竟前，时阴雨晦冥，不知何之，唯任风而已。若值伏石及贼，万无一全。行九十日，达耶婆提国。停五月日，复随他商侣东趣广州。举帆月余日，中夜忽遇大风，举舶震惧。众共议曰：“坐载此沙门，使我等狼狈，不可以一人故令一众俱亡。”欲推弃之。法显檀越厉声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门，亦应下我；不尔，便当见杀！汉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至彼告王，必当罪汝！”商人相视失色，俛而止。既水尽粮竭，唯任风随流。忽至岸，见藜藿菜依然，知是汉地，但未测何方。法显就是这样又回到了祖国。《祐录》记载已极细致生动，《法显传》也不过如此，用不着再作什么补充了。八、回国后的译经活动和卒年。

《祐录》原文：即乘小舶入浦寻村，遇猎者二人，显问：“此何地耶？”猎人曰：“是青州长广郡牢山南岸。”猎人还，以告太守李嶷。嶷素敬信，忽闻沙门远至，躬自迎劳，显持经像随还。顷之，欲南归。时刺史请留过久，显曰：“贫道投身于不返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师，就外国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六卷泥洹》、《摩诃僧祇律》、《方等泥洹经》、《綖经》、《杂阿毗昙心》，未及译者，垂有百万言。显既出《大泥洹经》，流布教化，咸使见闻。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杨都朱雀门，世奉正化，自写一部读诵供养。无别经室，与杂书共屋。后风火忽起，延及其家，资物皆尽，唯《泥洹经》俨然具存，煨烬不侵，卷色无异。扬州共传，咸称神妙。后到荆州，卒于新寺，春秋八十有二，众咸恸惜。其所闻见风俗，别有传记。《高僧传》几乎完全抄《祐录》。《法显传》比《祐录》详细，再根据它作一点补充。上岸以后，商人又乘船还向扬州。法显受到了李嶷的款待以后，由陆路南下，道过彭城，受青兖刺史刘道怜之请，住了一冬一夏，在这里夏坐，时间是义熙九年（413）。关于这个问题，足立喜六（见前引书，291页）认为，法显随商人航海南至扬州。汤用彤（见所著《往日杂稿》26—30页；参阅章巽前引书，175页）不同意足立喜六意见。

法显本来想到长安去，未果，便转向建康（今南京），在这里翻译佛经。除了上面《祐录》中提到的那些佛经外，还写了一部《法显传》（此书名称繁多，参阅章巽前引书，13—24页）。后来死在荆州新寺。年龄《祐录》说是八十二，《高僧传》为八十六。

结语

上面简略地叙述了法显一生的活动情况。在这个结语里我想谈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法显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第二个是《法显传》在世界上产生的影响。

一、法显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

上面已经谈过，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到了法显时代，达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一个转折点，从过去的基本上是送进来的阶段向拿进来的阶段转变。晋末宋初的西行求法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兴起来的。

根据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统计，西行求法活动自朱士行而后，以晋末宋初为最盛。这时期最知名的求法者有以下一些人：康法朗和其他四人，见《高僧传》卷四；于法兰，见同上书、卷；竺佛念，见《高僧传》卷一；慧常、进行、慧辩、见道安；《合光赞放光随略解》；慧叡，见《高僧传》卷七；支法领、法净，见《高僧传》卷六《慧远传》；法显、智严、智羽、智远、宝云、慧简、僧绍、僧景、慧景、道整、慧应、慧嵬、慧达，见《法显传》、《祐录》卷十五《法显传》、《智严传》、《宝云传》；昙学、威德等八人，见《祐录》卷九；僧纯、昙充、道曼，见《祐录》卷十一；智猛与昙纂、竺道嵩等十五人，见《高僧传》卷三；法勇、僧猛、昙朗等二十五人，见《高僧传》卷三；沮渠京声；道泰；法盛共师友二十九人，见《名僧传抄》；僧表，见同上书；法维；道普。

在所有这一些西行求法者中，法显无疑是最突出的一个。这里所谓“突出”，归纳起来约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显旅行所到之地最多、最远。

在法显以前，在汉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著名的旅行家，比如张骞和甘英，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们到的地方很远，很远；但是法显到的地方，他们却没有到过。这一点《高僧传》、《法显传》和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卷三都指出：“皆汉时张骞、甘父所不至也。”（见50，337c和55，507c）这对于中国人民对外开阔视野、认识外国，当然会有极大的帮助。其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二）法显真正到了印度。

既然西行寻求正法，其最终目的地当然是正法所在的印度。然而，奇怪的是，在法显之前，真正到了印度的中国求法僧人几乎没有。汤用彤先生说：“故海陆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反者，恐以法显为第一人。”（《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380页）这件事情本身意义就很重要。法显以后，到了印度的中国求法僧人逐渐多起来了。

（三）法显携归翻译的戒律起了作用。

法显到印度去的目的是寻求戒律。他经过了千辛万苦，确实寻到了，其中最重要是《摩诃僧祇律》四十卷。归国后，他同佛陀跋陀罗共同译出。汤用彤先生认为这是法显求法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这对于中国当时的僧伽来说，宛如及时的春雨，对佛教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四）法显对大乘教义发展和顿悟学说的兴起起了作用。

我们认为，世界宗教的发展是有共同规律的。这个规律可以用如下的方式来表述：用越来越少的努力（劳动）得到越来越大的宗教满足。人类中有不少人是有宗教需要的。这并不完全来自阶级压迫，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人并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事实。只简单地说一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一般人的解决办法是创造和相信这一种或那一种宗教。在宗教的最初发展阶段上，满足宗教需要必须费很大的力量，付出很大的劳动。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就会同生产力的发展发生矛盾，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维持社会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在这里，宗教就施展出自己固有的本能适应性。在不影响满足宗教需要的情况下，竭力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个规律适用于所有的世界性的宗教。专就印度佛教而论，由小乘向大乘的过渡就是这个规律的具体表现。在中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顿悟学说的兴起，其背后也是这个规律。小乘讲渐悟，讲个人努力，也并不答应每个人都能成佛，换一个术语来说，就是每个人不都有佛性。想成佛，完全依靠个人努力。如果每个人都努力去成佛，生产力必然受到破坏，社会就不能存在。这是绝对不行的。大乘在中国提倡顿悟成佛，讲虔诚信仰，只需虔心供养，口宣佛号，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等轻松惬意！这样既然满足宗教需要，又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佛教凭借了这种适应性，终于得到了发展。

但是提倡顿悟学说是并不容易的。首倡者为竺道生。在他之前，可能已有这种思想的萌芽，集大成者是竺道生。他那“一阐提皆有佛性”是非常著名的论断。“一阐提”是梵文icchantika的音译，意思是“十恶不赦的恶人”。连这种人都有佛性，其余的人就不必说了。法显在这里也起了作用。他从印度带回来并且翻译了的《六卷泥洹》中就隐含着“一切众生悉成平等如来法身”的思想。（见《祐录》此书的《出经后记》）道生倡顿悟义，不知始自何年。据《高僧传》，卷七《竺道生传》：又《六卷泥洹》先至京师，生剖析经理，洞入幽微，乃说一阐提人皆得成佛。（50，366c，《祐录》文字稍异，55，111a）

这里明说，竺道生受到了法显《六卷泥洹》的影响。此说一出，守旧的和尚群起而攻之，他们都认为道生之说为异端邪说。不久，昙无谶译出了《大般涅槃经》，其中果有此说（见12，393b），于是众僧咸服。

以上从四个方面论列了法显在中国佛教史的突出地位。可能还有别的方面，这里不再讨论了。

二、《法显传》在世界上的影响。

法显的功绩主要在于取经和翻译。他携归和翻译的经历代经录都有著录，请参阅《祐录》卷二以及其他经录，这里不再胪列。但是他写的《法显传》对于世界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他的翻译对于中国的影响。《法显传》在历代著录中有很多不同的名称，比如《佛游天竺记》、《释法显行传》、《历游天竺记》、《佛国记》、《历游天竺记传》、《释法显游天竺记》、《佛游天竺本记》、《释法明游天竺记》、《法明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法显记》等等，名称固繁，版本亦多（请参阅章巽前引书，页13—24）。《法显传》在国际上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它的外文译本之多上。根据章巽的统计（见同上书，页30），共有英译本三，译者为Samuel Beal（1869）、James Legge（1886）和H.A.Giles（1923）；日译本三，译者为足立喜六：《考证法显传》（1935）、《法显传——中亚、印度、南海纪行研究》（1940）和长泽和俊（1970）。既然有了这样多的译本，那就必然有相应多的影响。在这里专门谈一谈《法显传》对印度的影响。众所周知，印度古代缺少真正的史籍，这一点马克思曾指出过。因此，研究印度古代历史，必须乞灵于外国的一些著作，其中尤以中国古代典籍最为重要，而在这些典籍中，古代僧人的游记更为突出。僧人游记数量极多，而繁简不同，时代先后不同。《法显传》是最古的和最全的之一。一向被认为与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鼎足而三。研究印度古代史的学者，包括印度学者在内，都视之为瑰宝。有一位著名的印度史学家曾写信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历史是不可能的。”

关于《法显传》对印度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兹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印度学者高善必是优秀的数学家，同时又是最优秀的史学家。他在印度古代史方面著述宏富，而且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探讨历史问题，时有石破天惊之论，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他的代表作是《印度史研究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dian History，Bombay，1956）。本书第九章讨论的主题是“自上而下的封建主义”。讲到早期封建制的发展时，他引用了《法显传》关于中天竺的一段文字：从是以南，名为中国。中国寒暑调和，无霜、雪。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罔，有罪者但罚其钱，随事轻重，虽复谋为恶逆，不过截右手而已。王之侍卫、左右皆有供禄。举国人民悉不杀生，不饮酒，不食葱蒜，唯除旃荼罗。旃荼罗名为恶人，与人别居，若入城市则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唐突。国中不养猪、鸡，不卖生口，市无屠、酤及估酒者。贸易则用贝齿，唯旃荼罗、猪师卖肉耳。自佛般泥洹后，诸国王、长者、居士为众僧起精舍供养，供给田宅、园圃、民户、牛犊、铁券书录，后王王相传，无敢废者，至今不绝。这一段文字异常重要，它把印度公元400年左右在笈多王朝月护二世（超日王）统治下的中国描绘得具体而生动。高善必根据这一段文字做了如下的分析。官吏们还没有得到封建权利和权力。中国以外的土地一定要缴纳租税的，一般是收获粮食的六分之一。大概是这个帝国中心地带受到的特别优惠，赋税比较少。在农村中一定有酿酒人和负贩。农民可以来去自由，表明没有农奴制。至于供给僧众田宅、园圃、民户、牛犊等东西，怎样解释？还是一个问题。外文翻译者各有各的理解。从标准的土地馈赠来判断，馈赠的只是收租权，而不是土地所有权（见上引书，页278—279）。

除了高善必以外，所有研究印度古代史特别是笈多王朝时代的历史的学者，不管是印度的，还是其他国家的，没有一个不引用《法显传》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印度史学家LalmaniJoshi的《印度佛教文化之研究》（Studies in the Buddhistic Culture of India，Motilal Banarsidass，Delhi，Varanasi，patna，secondreveseded.1977）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书。著者在本书中许多地方都引用了《法显传》。比如，在页13和页258讲到弥勒崇拜和乌苌国的首都时，都引用此书关于陀历国的记载。在页298—299讲到佛教在印度衰微时，引用此书关于摩头罗国的记载：“有遥捕那河，河边左右有二十僧伽蓝，可有三千僧，佛法转盛。”他又引用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四关于秣菟罗国的记载：“伽蓝二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同一个地方，相隔几百年之后，伽蓝的数目没有变，僧人却减少了一千人，衰微的情况清晰可见。这样的例子，著者还举了一些。从上面几个简略的例子里可以看出，《法显传》对研究印度中世纪佛教，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我还想再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印度当代著名的史学家R.S.Sharma的《古代印度的首陀罗》（Sudrasin Ancient India，Motilal Banarsidass，1958）这是一部颇为著名的书，得到印度国内外学者们的广泛赞誉。在本书第七章讲农民阶级与宗教权利时，著者在四处引用了《法显传》，都是上面高善必引用的那一段。页286，引用“不食葱蒜，唯除旃荼罗”，页290—291，引用“旃荼罗潜入城市，则击木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唐突”。第二个例子是BardwellL.Smith Essayson Gupta Culture（《笈多文化论集》Motilal Banar-sidass，1983）。这是一部论文集，著者不是一个人，讨论的题目也不尽相同。其中有几篇文章引用了《法显传》。页7，A.L.Basham在序言中讲到旃荼罗入城市击木自异的情况。页38，A.K.Narain在《古代印度特别是笈多时期的宗教政策和宽容》这一篇论文中，引用了《法显传》来说明当时佛教兴隆的情况。页130、132、133等，B.G.Gokhale在《笈多时期的佛教》这一篇论文中，引用了《法显传》来说明月护王（376—414）时期的印度佛教状况，特别是佛教寺院中研究经、律、论的情形。

除了以上四本书以外，引用《法显传》的书籍还多得很，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了。

我在上面先介绍了晋宋时期中国佛教发展的情况，然后介绍了法显的生平和他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总起来可以这样说，法显活动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和中印文化交流的高峰时期之一。他留下的佛典译文，特别是他的《法显传》，到现在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活力，起着相当大的影响。他对促进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和人民的传统友谊，也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法显传·跋》中有几句话：“于是感叹斯人，以为古今罕有。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法显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掉他，印度人民也不会忘掉他。

（谢选骏指出：古代佛教的传教活动，让我想起了近代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它们分别酝酿了第二期中国文明和第三期中国文明。法显的《佛国记》本是传教活动的副产品，但后来却喧宾夺主、更加出名。）

【第二十三章 数学】

秦汉时期《九章算术》的出现，是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初步形成的标志。

在此基础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数学研究和数学教育又有了显著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撰写的数学书不下数十种，仅《隋书·经籍志》所载就有二十余种。其中如赵爽《周髀算经注》，刘徽《九章算术注》和《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甄鸾《五曹算经》、《五经算术》和《数术记遗》等，都是重要的数学典籍，后被收入有名的“算经十书”而一直流传至今。南北朝时祖冲之所著《缀术》，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数学专著，可惜已经失传。这些数学著作记载了这一时期数学家在勾股算术、重差术、割圆术、圆周率、球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二次和三次方程解法、同余式和不定方程解法等方面所取得的新成果，充实和发展了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刘徽在魏陈留王景元四年（263）作《九章算术注》。他在注释中对于《九章算术》的大部分数学方法作出了相当严密的论证，对于一些概念给出了明确的解释，从而为中国古代数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所提出的许多新的思想、方法、原理和获得的新成果，对后世数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和深远的影响。祖冲之是刘徽以后又一位杰出的数学家。他的圆周率值，是举世公认的重大数学成就，在数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中国古代数学发展过程中继两汉之后的又一个**。

第一节 勾股定理和重差术

勾股定理是中国古代几何学中一个最基本的定理。在中国古代，勾股定理的一般形式a2+b2=c2（a、b、c表示直角三角形的三边），最早见于《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则进一步给出计算勾股数的一组公式：abcmnmnmn∶∶∶∶=-+12122222()()其中m∶n=（c+a）∶b，这是整数论的重要成果。但是，这两部书的共同缺欠是仅有公式而没有证明。据现有记载，首先对有关勾股问题给出证明的是三国时孙吴数学家赵爽。赵爽，字君卿，约生活于公元3世纪初，生平不详。曾为《周髀算经》撰序作注，对于书中阐述的盖天学说和四分历法作了较详尽的注释。赵爽《周髀算经注》中有一篇《勾股圆方图注》，全文五百余字并附有六幅插图（原图已失传，现传本《周髀》中的图是后人所补）。这篇注文简练地总结了东汉时期勾股算术的重要成就，给出并证明了有关勾股形三边及其和、差关系的二十多个命题。他的证明主要依据几何图形面积的换算关系，例如利用弦图证明公式c2=2ab+（b-a）2，利用面积换算证明由勾弦差（c-a）与股弦差（c-b）求勾、股、弦的公式等。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更明确地提出“出入相补，各从其类”的出入相补原理。这个原理的内容是几何图形经分合移补所拼凑成的新图形，其面积（或体积）不变。刘徽根据出入相补原理证明了勾股定理，改进了勾股数的计算公式，并将其广泛应用于解决勾股容方、勾股容圆和立体体积等各种几何问题。这种简明直观具有独特风格的几何证明方法，与古希腊欧几里得几何学思想是根本不同的。

勾股测量是勾股定理的一项重要实际应用。《九章算术》中的例题表明，勾股测量是解决一些简单测量问题的有效手段。这种测量方法起源很早，传说大禹治水的时候就已经采用了。在《周髀算经》和张衡《灵宪》中也都有所论述。《周髀算经》里记载的陈子测日法，通过两次测量结果进行推算，发展了勾股测量方法。这实质上就是东汉时期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所创立的重差术。把重差术用于测算太阳的高度和距离，当然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果。但是，如果用于测量和推算远处目标的高度、深度、宽度和距离，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赵爽在《周髀算经注》的《日高图注》中，利用几何图形面积的关系，给出了重差术的证明。刘徽在《海岛算经》中通过九个实例，对于重差术作了系统的总结，并且提出根据三次和四次测量结果的推算公式，用以解决复杂的测量问题。重差术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用于测量的数学方法。中国古代绘制地图的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初期帛画地图，其精确程度就已令人叹服，后来又有所进步，这与测量数学有较高水平是分不开的。

第二节 割圆术和圆周率

中国在两汉之前，一般采用的圆周率是“周三径一”，即π=3。这个数值与文化发达较早的其他国家所用的圆周率相同。但是，这个数值误差很大，后来的数学家不断努力去探求更精确的结果。据公元1世纪初制造的新莽嘉量斛（一种圆柱形标准量器）推算，其圆周率值应是。世纪初，东汉天文学家张衡分别取用π3.15472=730232≈和π≈。三国时东吴王蕃取π＝≈3.1466=3.22142451031556其中最突出的是魏晋之际的杰出数学家刘徽。刘徽生活在魏晋时期，生平不详，曾作《九章算术注》九卷，另撰《重差》一卷附于《九章》之后，两者并为十卷。唐初以后《重差》另本单行，被称为《海岛算经》。此外，他还撰有《九章重差图》一卷，已失传。刘徽是中国传统数学理论的奠基者和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在《九章算术注》中创造了“割圆术”，为圆周率研究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提供了科学的算法。刘徽割圆术的基本思想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的周长和面积逼近圆周长和圆面积。逼近的最终结果，正如他所指出的“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①，即极限情形是两者完全重合。刘徽从圆内接正六边形算起，一直到求出圆内接正96边形边长和正192边形的面积得到π继续求出圆内接正边形的面积得到π,,,=15750=3.143072=39271250=3.14。这两个结果是比较好的，现在还经常使用，其计算程序也比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的类似方法简便得多。继刘徽之后，南北朝时祖冲之把圆周率推算到更加精确的程度。祖冲之是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机械发明家，本编别有传。祖冲之著有《缀术》、《九章算术注》、《大明历》、《驳戴法兴奏章》、《安边论》、《易老庄义》、《论语孝经释》、《述异记》等，《隋书·经籍志》还载有《长水校尉祖冲之集》51卷，但大部分已失传。他的数学专著《缀术》，唐代收入《十部算经》，立于学官，要学习四年，并曾传到朝鲜、日本，但也已失传。关于圆周率问题，据《隋书·律历志》记载，祖冲之求出π的不足近似值3.1415926和过剩近似值3.1415927，并确定π的真值在这两个近似值之间，即3.1415926＜π＜3.1415927，精确到小数七位。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成果，直到约一千年后才为15世纪中亚数学家阿尔·卡西和世纪法国数学家韦达所超过。至于他得到这两个数值的方法，一般认为是基于刘徽割圆术。祖冲之还确定了π的两个分数形式的近似值：约率π≈，=2273.14密率π≈。这两个值都是π的渐近分数。其中约率=3551133.1415929227早已为阿基米德和何承天所知，密率则是祖冲之首创。密率355113355113是如何得到的，有调日法术，连分数法，解同余式或不定方程，割圆术等多①《九章算术》方田章圆田术刘徽注，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种推测，迄今尚无定论。在欧洲，π是世纪由德国数学家奥=355113托和荷兰工程师安托尼兹分别得到的，并通称为“安托尼兹率”。但这已是祖冲之以后一千多年的事情了。为了纪念祖冲之在科学上的贡献，人们建议把密率称为“祖率”，紫金山天文台已把该台355113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祖冲之星”，莫斯科大学里刻有祖冲之的雕像，在月球背面也已有了以祖冲之的名字命名的环形山。

第三节 球体积公式

球体积的计算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在《九章算术》中，球的体积公式相当于（是球的直径）。这是一个近似公式，误差很大。张衡曾V=9dd3经研究了这个问题，但没有得到更好的结果。刘徽发现了《九章算术》少广章所说的球与其外切圆柱的体积之比为π∶4的结论是错误的，并正确指出球与“牟合方盖”（两个底半径相同的圆柱垂直相交，其公共部分称为“牟合方盖”）的体积之比才是π∶4，把对于球体积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但他没有能够解决牟合方盖体积的计算问题。二百年后，祖冲之和他的儿子祖暅才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突破。祖暅，字景烁，曾任梁朝员外散骑侍郎、太府卿、南康太守、材官将军、奉朝请等，也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著有《漏刻经》一卷，《天文录》三十卷等，均已失传。有的文献记载说《缀术》也是他所著，说他还曾参加阮孝绪编著《七录》的工作。祖冲之父子推算出牟合方盖的体积等于，从而得到正确的球体积公式233dV=16d=3π，彻底解决了球体积的计算问题。由于当时用圆周率π，227因此他们的球体积公式为。祖氏父子在推导牟合方盖体积公式的V=11213d过程中，提出了“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即二立体如果在等高处截面的面积相等，则它们的体积也必定相等）的原理。现在一般把这个原理称为“祖暅原理”。在西方，17世纪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里重新提出这个原理，即被称为“卡瓦列里公理”，这个原理成为后来创立微积分学的重要的一步。

第四节 同余式和不定方程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数学著作中，《孙子算经》卷下的“物不知数问题”和《张丘建算经》卷下的“百鸡问题”，是世界著名的数学问题。《孙子算经》三卷，作者不详，约成书于公元400年前后，《张丘建算经》三卷，作者张丘建，清河（今河北清河）人，生平不详，约成书于公元466至485年之间。这两部著作都被收入唐代《十部算经》，立于学官，并流传至今。“物不知数问题”亦称“孙子问题”，大意是：有物不知其数，三个一数余二，五个一数余三，七个一数余二，问该物总数共有多少？这个问题应该求解一次同余组：N=2（mod3）=3（mod5）=2（mod7），答案是N＝70×2+21×3+15×2-2×105=23。后来，孙子问题成为广泛流传的一种数学游戏，被称为“韩信点兵”等，并且还编有一首“孙子歌”：“三人同行七十稀，五树梅花廿一枝，七子团圆正半月，除百零五便得知”，这首歌诀暗示出问题的解法。但这不是同余式的一般解法。“孙子问题”与古代历法中推算上元积年有关，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创造“大衍求一术”，完满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所得到的一次同余组解法公式，现被称为“孙子剩余定理”。

“百鸡问题”的大意是：公鸡1只，值钱5文；母鸡1只值钱3文；小鸡3只，值钱1文。今有100文钱买鸡100只，问可买公鸡、母鸡和小鸡各多少只？此题有三个未知数，仅能列出两个方程，属于不定方程问题。《张丘建算经》给出三组答案，并有一段说明文字。但是由于其中没有具体解法，因而引起种种猜测。对于中国古代如何解不定方程，至今众说纷坛，尚无定论，不定方程问题最早见于《九章算术》方程章的“五家共井”题，但术文简略，暗含限制条件，没有一般解法。北周甄鸾《数术记遗》也收录了百鸡问题，但数据与《张丘建算经》有所不同。该题应有两组答案，但他仅给出一组，并说明这类问题“不用算筹，宜以心计”，即采用试算的办法去解决。南宋杨辉《续古摘奇算法》引述了《辩古根源》（已失传）中的“百桔问题”，该题应有四组答案，书中仅列出一种，是不完全的。直到19世纪，清代数学家才把这种类型的问题和求一术（一次同余组问题）联系起来，获得了比较完善的解法。晚于《九章算术》时代的公元3世纪古希腊数学家丢番图，对不定方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果。15世纪中亚数学家阿尔·卡西的“百禽问题”，与“张丘建算经”的“百鸡问题”非常类似，很有可能受到中国数学的影响。

第五节 解线性方程组和解二次、三次方程

《九章算术》方程章方程术，是关于线性方程组解法的重要成就。这种方法是用直除法消元，直到每行只剩下一个未知数，即可求得方程的解。但是这种方法比较繁琐，刘徽认为“举率以相减，不害余数之课”①，于是创立新术，采取相应各行系数互乘后再消元的方法。刘徽的互乘相消法已和现在所用的线性方程组解法基本上一致。

在中国古代，把开各次方和解二次以上的方程，统称为“开方”。《九章算术》中已经给出了完整的开平方法和开立方法，而正系数二次和三次方程的解法，就是在开平方和开立方法的基础上自然引伸出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解二次和三次方程又有了新的进展。如赵爽在《勾股圆方图注》中推导出（其中＞，＞）的求根公式＝－-x+ax=Aa0A0xa-a4A2212()《隋书·律历志》在叙述祖冲之圆周率后，又说“又设开差幂，开差立，兼以正负参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②，据考证，这可能是指开带从平方和开带从立方法，即解一般二次方程和三次方程，也就是容许方程中有负数项。在当时，解决这类问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

①《九章算术》方程章，见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②据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第89—90页，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

第六节 实用算术和其他成就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数学著作中，还讲述了一些切合当时民生日用并且解题方法浅近易晓的实用算术知识。如《孙子算经》系统记载了算筹记数制度，筹算乘除法则和度量衡的单位名称及进制。甄鸾字叔遵，无极（今河北无极）人，曾任北周司隶大夫，汉中郡守。信佛教，尝撰《笑道论》。通天文历法，撰《天和历》，于天和元年（566）颁行。所撰数学著作《五曹算经》，分田曹、兵曹、集曹、仓曹、金曹五卷，是为地方行政官员编写的应用算术书；《五经算术》则是对儒家经籍及其古注中有关数字计算的解释；《数学记遗》题汉徐岳撰，可能是甄鸾伪托之作，其中记载了十进、万进和数穷则变的大数进位法。《数术记遗》还列举了积算、太乙、两仪、三才、五行、八卦、九宫、运筹、了知、成数、把头、龟算、珠算、计数，共14种记数方法和相应的记数工具，多不实用，但也反映了人们改革计算工具的尝试，其中的珠算虽和后世的珠算不同，但也可能对珠算术的产生起过某种启发作用。

这一时期除上述成就外，诸如刘徽的求弓形面积方法，阳马术的证明，开方不尽求微数的十进小数思想，以及张丘建的等差级数求和、求公差及项数公式，最小公倍数的概念和应用等等，都是很有创见的贡献。

第七节 刘徽的极限思想

刘徽为证明《九章算术》中的各种公式，提出了“析理以辞，解体用图”的要求，并创立了对许多问题行之有效的图验法和棋验法。但是有些问题并非仅仅用棋用图就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具备相当清楚的极限思想。

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就已有了极限思想的萌芽，如名家就提出过“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但先秦诸子的这类思想大多带有思辨性质，而刘徽则把极限思想和极限概念运用于解决实际的数学问题，这是极为重要的。刘徽创立割圆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面积逼近圆面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周长逼近圆周长，解决了推求圆周率精确值问题，是他应用极限思想的成功事例。他对阳马术（四棱锥体积公式）的证明也是很精彩的。这个问题虽然相当困难，但刘徽运用极限方法完满地证明了阳马（四棱锥）与鳖臑（三棱锥，亦即四面体）的体积之比为2∶1，从而由堑堵（楔形）体积公式推导出阳马体积的正确公式。他处理弧田术（弓形面积公式）的作法，开方不尽时求微数的思想，以及对两立体截面积与体积关系的认识，无不与极限和无穷小分割的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思想具有深刻的数学内涵，并且是解析几何、微积分等现代数学方法的基础。刘徽在那样早的时代就产生了这些思想并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确实是非常不简单的和难能可贵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完全没有“从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的文明在数学方面的体现”这一角度，去总结中国数学的发展历史。）

【第二十四章 天文学】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天文学非常活跃的时期，不仅产生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新发现，而且在恒星观测、历法计算和天文仪器制造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新的成就，从而为中国天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节 星官体系与全天星图

研究日月五星运动规律需要建立参考体系，制作浑象需要将星象缀刻在仪器上，因此天体运动的研究和天文仪器的研制，要求加强恒星观测工作并提供一种含星较多的星官体系。先秦典籍和甲骨卜辞中已记载有不少星官名称。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二十八宿漆箱盖图案，说明在公元前433年以前已经形成了北斗二十八宿这一星官体系。汉武帝时，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综合以前各星占学派使用的星官，建立起一个有五宫二十八宿共计558颗星的星官体系，这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完整的星官体系。这一体系中的星官与西方天文学中的星座大同而小异。星座是指许多恒星组成的视觉图案，星官则有两个以上恒星组成的组合，也有单个的恒星，所以星官一般比星座小。在此以后，史籍中还有一些关于天文图籍和星官的零星记载，但总的说来，汉代以前对全天恒星系统的认识仅限于二十八宿及其外的某些星组。此外，社会上使用星官最多的是天文星占家。但长时间形成的不同星占学派，由于对星空的认识和占卜方法的不同，因而各自有常用的星官体系，其中最著名的是甘德、石申和巫咸三大家，于是也就有甘、石、巫咸三派星官体系。《史记·天官书》不区分三家星，在实用中不完全适合不同流派星占家的需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根据社会需要和在前人成就基础上，对全天星名、星数进行一次总结，建立一种既能区分三家星又是统一体的新星官体系，已是必要的和条件成熟的工作。这项工作由三朝太史令陈卓完成了。陈卓大约生活在3世纪下半叶至4世纪初，年轻时任孙吴太史令，曾作《浑天论》，其观点与王蕃大致相同。晋灭吴后，他由吴都建邺（今南京）到洛阳，任晋太史令，后因年迈离职。3年西晋亡，陈卓重返江东，次年在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复为太史令。据《晋书·天文志》载，“武帝时，太史令陈卓总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图，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为定纪”。陈卓把当时主要的三家星汇集在一起，并同存异，编成283官、1464颗星的星表，并绘制出总括三家星官的全天星图，还写了占赞文字。陈卓的成果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他所总结的全天星官名数一直是后世制作星图、浑象的依据，在我国历史上沿用了一千多年。我们现在见到的星图和星表，如著名的敦煌星图、苏州石刻天文图、常熟石刻天文图等，其所收星官数都未超过陈卓星图，直到明末西方星图和星表知识传入后才有所突破。另据记载，刘宋元嘉年间太史令钱乐之两次铸造浑象，将全天恒星标在浑象上，他所用的就是陈卓所定283官1464星，并用朱、白、黑和黄、白、黑三种不同的颜色来区分三家星。陈卓也是一位大星占家，不仅为星图加注占赞词语，而且撰有《天官星占》10卷、《万氏星经》7卷等星占著作。陈卓的星表、星图和著作均已失传，但仍有不少材料为他人所引用，如《开元占经》中收有许多陈卓占语，在敦煌写本中还发现一首反映他的星官体系的《玄象诗》。写有《玄象诗》的敦煌卷子现存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分别为P2512和P3589号，P2512抄于唐武德四年（621），P3589卷末有“太史令陈卓撰”，可知此诗系陈卓所写。这首诗分别按石氏、甘氏和巫咸氏三段吟诵三家星，最后一段专写紫微垣。《玄象诗》是研究魏晋时期星官体系的重要资料。唐代学者王希明《丹元子步天歌》也介绍了陈卓所总结的星官体系。

第二节 天文仪器的研制和革新

据今所知，三国时期，蜀、魏都没有制作天文仪器的记录，而孙吴则在制作仪象方面很有成就，如王蕃依据张衡旧制制成一台小型浑象，葛衡也制造一台浑象，其特点为“使地居于中，以机动之，天转而地止，以上应晷度”①。天文学家陆绩还制造了一台卵形浑象仪。

西晋末年，中原匈奴族政权前赵制成测量用浑仪。此仪由史官丞南阳孔挺设计制作，成于刘曜光初六年（323）。这台仪器是很重要的，因为对于在此以前使用过的浑仪，仅有片言只语的记载，而孔挺浑仪则是第一台留下详细资料的仪器，通过它可以进一步了解汉代浑仪的基本结构。据《隋书·天文志》所载，孔挺浑仪系铜制、由内外两重组成，外重由三个相交的大圆环构成浑仪的骨架，并由四柱支撑着外重骨架；内重是用轴固定在骨架上的可转动的双环，双环直径八尺，双环之间夹置一具可以俯仰的望筒①，也长八尺。由于年重的转动轴一为天北极，另一为天南极，所以这架仪器可以方便地测量天体的赤道坐标。在孔挺以前时间最近的同类仪器当属东汉永元十五年（103）左中郎将贾逵的黄道铜议，由于该仪加有黄道，所以必为三重结构，比较繁杂，且不易使用②。孔挺显然注意到这个问题，于是将自己的仪器改为两重结构，去掉了黄道环。

东晋义熙十四年（418），宋高祖刘裕于咸阳之战后，得到孔挺所制浑仪，并在称帝后，将其运至首都建康（今南京）。刘宋元嘉年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颇好历数的宋太祖刘义隆认为这台浑仪虽然很好，但在仪器上着不到日月五星和恒星星象③，是个缺欠，因而诏令太史令钱乐之制作新仪。钱乐之于元嘉十三年（436）铸成有别于浑仪的浑象。他的新浑象继承和发展了东吴的浑象制作技术，特别是受到葛衡仪器的影响，其结构与张衡的仪器有所不同。新浑象将地平置于球内，地平面将大圆球一分为二，半覆地上，半没地下。在球上缀以星象，在黄道上布以日月五星①，以水力推动，昏明中星与天相应。为了与地平放在球外的浑象区别，按宋代苏颂等人的称呼可称之为浑天象②。元嘉十七年（440），钱乐之又制成一台小型的浑天象，直径只有二尺二寸，便于搬动，使用起来更加方便。浑天象与浑象功能相同，本质上是一回事，但由于结构变化，工艺要求更高一些。球内地平表示人居住的大地，如果要在球外能看到球内的大地和大地上的装饰，这就要求球必须有相当的透明度。其具体制作方法，现在已难于查考，可能在铸好的骨架上蒙上细铜丝编成的铜网，做成透明网球；也可能蒙上纺成的细纱，再缀以星体。总之制作难度较大，这也反映了当时工艺水平的提高。

①见《隋书·天文志》。

①《隋书·天文志》：“其双轴之间，则置衡长八尺，通中有孔，圆径一寸，衡既随天象东西转运，又自于双轴得南北低仰其仪至梁尚存，华林重云殿前所置铜仪是也。”②《后汉书·律历志》：“黄道与度数转运，难以候，是以少循其事。”③《宋书·天文志》：“高祖平长安，得衡旧器，仪状虽举，不缀经星七曜。”①《宋书·天文志》：“诏乐之更铸浑仪地在天内规二十八宿置日月五星于黄道之上，以水转仪。”

②见苏颂《进仪象状》。

浑天象在当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因为天包着地，所以它比浑象更形象地演示出浑天说的精髓，更符合浑天说者的原话。据《隋书·天文志》载，刘宋天文学家何承天论浑天象体就说过“详寻前说，因观浑仪，研求其意，有悟天形正圆，而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何承天观察了仪器演示后对天体浑圆，有了新的领悟，但他仍相信盖天说的观点，把地说成中间高四周低的弧面。浑天象实际上并不是单纯的演示仪器，它也是研究日月五星运动规律的有力工具。根据实际观测得到的七曜相对于周围恒星的位置，可以较准确地将其分别安置在黄道的不同部位，然后通过不断观测，可以了解它们相对于恒星的运动规律，从而测算出行星的会合周期。钱乐之的仪器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据《宋书·天文志》说，那台小浑天象“安二十八宿中外官，以白黑珠及黄三色为三家星”；而大浑天象，则用朱、白、黑三种颜色分别表示甘、石、巫咸三家星。显然，他将陈卓的星官体系固化到了仪器上，尽管后来陈卓的图录失佚，但钱乐之的仪器却历经宋、齐、梁、陈、隋五个朝代，为陈卓星官体系的保存和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刘宋以后梁代也制作过浑象，《隋书·天文志》载“梁秘府有，以木为之。其圆如丸，其大数围。南北两头有轴，遍体布二十八宿、三家星、黄赤二道及天汉等。别为横规环，以匡其外。”这是一台大型浑象。在大木球外匡以地平圆环，所以它与钱乐之的浑天象地平在内结构不同。这一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天文知识的进步。

在南朝热衷于制造各种浑象的时候，与南朝对峙的北魏却对制造浑仪极为热心。北魏天兴初年（398）太祖拓跋珪命太史令晁崇制作浑仪。仪器完成后晁崇升迁为中书侍郎令，可惜后来又为拓跋珪所杀害。永兴四年（412）明元帝拓跋嗣又诏造太史候部铁仪，由鲜卑族天文学家都匠斛兰铸成铁浑仪，这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台钦制浑仪。《隋书·天文志》说它分内外两重，“用合八尺之管，以窥星度”。永兴铁浑仪的基本结构与前赵孔挺浑仪大致相同，但又有新创造。如在底座上铸有十字形水槽，以便注水校准水平，这是在仪器设备上利用水准器的开端。后魏铁制浑仪是一台质量很高的仪器，北魏灭亡后，历经北齐、后周、隋、唐几个朝代一直使用了二百多年，直到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天文学家瞿昙悉达还奉敕修葺此仪，可见其使用寿命之长。

除浑仪和浑象的研究和改进外，公元5世纪北魏道士李兰还发明了秤漏，在改革计时装置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秤漏的原理是用渴乌（虹吸管）将漏壶中的水引入权器，然后称量水的重量以确定时间，“漏水一升，秤重一斤，时经一刻”①。秤漏简易、灵敏，可测量很短的时间间隔，并且可随时开始和结束，测量任意的时间区间，因此在隋唐时曾风行一时。

①见《初学记》。

第三节 岁差的发现

冬至时刻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叫冬至点。我国早在战国时期，历法家们就把冬至点确定在牵牛初度②，意思是冬至点离牛宿距星的赤道宿度不到一度（古1°相当于今0.986°）。公元前104年制定太初历时，认为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汉书·律历志》记载刘歆《三统历》认为经过一元后，日月五星“进退于牵牛前四度五分”。这说明汉代的实测证明冬至已经不在牵牛初度，而是在牛宿以西靠近斗宿的建六星附近。对于这一观察事实，思想保守的刘歆并没有在计算中使用，三统历中日月起算点仍采用牵牛初度。东汉贾逵测出冬至点既不在牵牛初度，也不在建星，而是在斗二十一度③，明确肯定了冬至点的改变。但他只是想到冬至点位置应予改正，而没有深究其中的规律。东晋天文学家虞喜（281—356），字仲宁，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博闻强识，钻坚研微，有弗及之勤”，毕生专门从事学术研究。虞喜是一位相信天体运动遵从某种规律的天文学家。他注意到冬至点的改变，并且想到仅仅改正冬至点的位置，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在中国上古时代，天文学家利用夜半、黄昏或拂晓时处于正南方的恒星来推算太阳在恒星间的位置，这就是历史上的昏旦中星方法。虞喜考察了历史上的观测记录并发现，唐尧时冬至日黄昏是昴星在正南方①，而他那个时代（约公元330年），却移到了壁宿。两宿之间相距很远，不可能用观测误差来解释，因此，他领悟到经过一个回归年之后，太阳并未在天上走一周天而回到原处，应该“每岁渐差”。所以他提出“天自为天，岁自为岁”的新概念。由此他估算从尧到东晋已历2700多年，从昴到壁有53度，并得出结论，天周与岁终岁岁微差，每50年会差一度，名为岁差。岁差现象是这一历史时期最重要的天文新发现之一，它使太阳在黄道上运行一周的恒星年和四季变化的周期——回归年（即太阳在黄道上从冬至点运行至下一个冬至点的时间间隔）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对于历法推算和恒星位置的测定都有重大的作用。

②例如战国时期使用的一种历法《颛顼历》，定立春时刻太阳在营室五度。按古度太阳每日移动一度，立春前四十五日是冬至，可知立春太阳距冬至点45°，又根据阜阳出土式盘可知古度营室与牵牛宿度相差50°，可见太阳距牵牛初度为50°-5°=45°，即冬至太阳在牵牛初度。

③《后汉书·律历志》：“于赤道，斗二十一度也”。

①《尚书·尧典》：“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第四节 太阳和五星视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

太阳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是继岁差之后这一历史时期又一最重要的天文发现。这一发现是公元6世纪天文观测家张子信作出的。张子信，生卒年不详，生活于北魏、北齐时代，清河（今河北清河）人。据《隋书·天文志》记载，他“学艺博通，尤精术数，因避葛荣乱，隐于海岛中”。在海岛上坚持了三十多年的观测，“专以浑仪测候日月五星差变之数”，从而发现“日行在春分后则迟，秋分后则速”，即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现象。张子信使用的仪器是浑象还是浑仪，史无明确记载。根据当时北方长于造浑仪，南方长于造浑象的情况判断，使用测量用浑仪的可能性较大。由于拥有实用的仪器，并进行了长期的观测，他的研究课题、手段和成果都处在当时一流的水平上。汉代天文学家发现月行有迟疾，刘洪还把关于月亮运动的不均匀性引入《乾象历》。由于月亮移动快，又有背景恒星作参照，相对来说这项研究比较容易，而太阳一天只移动大约一度，又无恒星直接参照，观测远为困难，所以张子信的研究工作，其难度要大得多。月行迟疾的发现导致定朔法的提出，太阳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导致定气法的提出，这对历法改革，特别是对日月合朔的计算和日月交食的预报是十分重要的。此外，张子信还发现了五星运动的不均匀性和视差对交食的影响。他的三大发现在历法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并很快被具体应用到刘孝孙历、皇极历、大业历等历法中去。

第五节 历法的进步

三国时蜀汉一直沿用后汉《四分历》，吴用《乾象历》，曹魏于景初元年（237）颁用《景初历》。晋改《景初历》为《泰始历》继续使用，后秦使用姜岌《三纪历》，北凉用赵■《元始历》。南朝刘宋于元嘉二十二年（445）颁用何承天《元嘉历》，南齐《建元历》实为《元嘉历》。梁天监九年（510）改用祖冲之《大明历》，陈继续使用到南朝亡。北魏自颁的历法有李业兴为主编制的《正光历》，东魏时用过李业兴新编《兴和历》，北齐颁用《天保历》，北周颁用过《天和历》和《大象历》。

在以上提到的历法中，刘洪的《乾象历》以引进月行迟疾为其创新，在计算日月交食时，用月亮的实际运动位置代替平均位置；杨伟的《景初历》也论述了月离运动不均匀，提出了求日食食限的方法；赵■的《元始历》改变了一直使用的十九年七闰法，提出章岁600年设置221个闰月的新闰周，但其中最好的历法当数《元嘉历》和《大明历》。

何承天（370—447），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曾任刘宋衡阳内史、著作左郎、太子率更令领国子博士、御史中丞等。少时曾随舅父徐广学习天文历算。徐广坚持对日月五星的观测长达40年，他去世后，何承天又坚持观测40年，积前后80年的实测资料而编《元嘉历》，可见该历有较好的观测基础。《元嘉历》的改革和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利用日月食确定日度，这个方法是后秦姜岌发明的，何承天加以应用和推广，成为后世历法普遍采用的方法；根据实测中星和历史资料，推得岁差每百年差一度，改进了虞喜的岁差值，元嘉历采用回归年长度为365.2467日，优于汉代以来颁用过的各种历法；特别是何承天创用定朔算法，使朔望与月球实际位置相符，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大进步；据记载，何承天还创立了调日法的算法，在数学史上和历法计算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祖冲之《大明历》的主要成就是：肯定“冬至所在，岁岁微差”，是第一部将岁差引入历法的创新历法，并为后世历家所遵循。祖冲之经实测定出当时冬至点已移到斗十五度，，经与后秦姜岌的观测值比较，发现不到百年冬至点已移动了二度，因而定岁差为45年11月差一度。他也认为十九年七闰不够精密，应该采用新闰周。他提出的新闰周是391年144闰，根据这一闰周推算出的交点月长为27.21223日，与今测值27.21222日只差十万分之一日；推算出的近点月为27.554688日，与今测值27.554550日相差不到十万分之十四日。大明历定回归年长为365.2428日，与今测值只差万之六日，朔望月长为29.53059日。《大明历》采用的其他一些数据也都是当时最好的数据。祖冲之于大明六年（462）上书刘宋政府献上《大明历》，但因遭到宠臣戴法兴的反对而未能颁行。他逝世后，他的儿子祖暅又于梁天监三年（504）和天监八年、九年三次上书，要求采用《大明历》。经实测检验新历为密，这部当时最好的历法终于在天监九年（510）正式颁用，实现了祖冲之的遗愿。所以有“天周岁终”的说法。虞喜发现冬至点每岁都西移一小段距离，则太阳在黄道上经过一年到达下一个冬至点，需要再运行一小段距离才能回到原出发点，于是一周天就不等于一岁了。

第六节 宇宙论

有关天地结构的讨论在南北朝时代也是相当活跃的。汉代之前基本上有三家，就是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南北朝时期又提出三种看法：“昕天论”、“穹天论”和“安天论”。前二种在历史上影响不大，值得一提的是“安天论”。它的作者就是发现岁差的虞喜。“安天论”的提出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当时社会上对宣夜说提出的观点难以接受，产生了一些误解，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杞人忧天的故事。

东晋张湛为之作注的《列子·天瑞》篇载，有一位杞国人听到宣夜说认为日月星辰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就害怕天会掉下来，而地也会崩坏，于是，终日寝食不安，身无所寄。懂事的人解释说，日月星辰是积气所致，不会掉下来，即使掉下来也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地是积块而成，到处都塞满了，人们仅仅在地上行走，怎么也踩不坏的。这则故事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天地的一种看法。虞喜的“安天论”发展了宣夜说的宇宙无限思想，认为天高没有边际，地深无法勘测，天在上有安定的形态，地在下有静止的实体，天地彼此覆盖，形象相似，天圆地方的说法是不对的。日月星辰各自运行，有它们自己的规律，就象江海有潮汐，万物有行止一样（见《晋书·天文志》）。除了上述看法，还有一派可称作“浑盖合一”派。北齐的信都芳和南朝梁代的崔灵恩都属这一派，他们认为浑天和盖天是一致的，只是一个仰观，一个俯观，观测角度不同而已。浑天说和盖天说是人们对天地结构的不同阶段或不同角度的认识，各有其优点和局限性。各种学说可以取长补短，互相补充，以取得对自然现象的深入认识。但是，采取掩饰矛盾的作法甚至迁就错误的观点，将两种对立的看法。勉强地合而为一，则是不正确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完全没有“从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的文明在天文学方面的体现”这一角度，去总结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历史。）

【第二十五章 物理学】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物理学中，虽然总的说来没有取得如先秦和秦汉时期那样多的丰硕成果，但在力学、声学、光学、电和磁学等知识方面，仍有不少值得称道的新的进展。

第一节 力学知识

力系的平衡

三国时期，人们已研究了系统的力的平衡问题。魏明帝（226—230）时关于凌云台的修造和倾倒情况是很突出的例子。刘宋时刘义庆《世说新语》载：“凌云台楼观精巧，先称平众木轻重，然后造构，乃无锱铢相负。揭台虽高峻，常随风摇动，而终无倾倒之理。魏明帝登台，惧其势危，别以大木扶持之，楼即颓坏。论者谓轻重力偏故也。”①这一段话是说，在建造凌云台之前，预先做出精密的设计，建台时又“先称平众木轻重”，这样建成的楼台，便“无锱铢相负”，因而尽管高台常随风摇动，但仍保持了力系的平衡而不致倾倒。后来魏明帝令用大材扶持，反而使楼台颓坏。当时的人就议论说，此台之所以颓坏，是由于“轻重力偏”所引起的后果。这一事例反映了我国当时建筑师的高超水平，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已具有较高的力系平衡的知识。

辘轳的新用途除了用辘轳打水或提举重物外，魏时还以辘轳举人。《世说新语》载：“韦仲将能书。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将登梯题之。既下，头鬓皓然，因敕子孙无复学书。”梁刘孝标注引《文章叙录》曰：“韦诞字仲将，京兆杜陵人，太仆端子。有文学，善属辞，以光禄大夫卒。”又引卫桓《四体书势》曰：“诞善楷书，魏宫观多诞所题。明帝立凌霄观，误先订榜。乃笼盛诞，辘轳长絙引上，使就题之。去地二十五丈，诞甚危惧。乃戒子孙绝此楷法，著之家令。”①《世说新语》说韦诞是“登梯题之”，而《四体书势》则谓以“笼盛诞，辘轳长絙引上”，看来后者或较可信。因匾额高于地面达二十五丈，安梯登梯都相当困难。

水浮力的巧妙利用在先秦、秦汉造舟技术以及浮囊渡江等知识的基础上，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以舟量物”的好办法。这就是人所共知的曹冲称象的故事。《三国志·邓哀王冲传》载：“邓哀王冲，字仓舒，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时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致，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用可分解称量的重物（如一堆石头）代替不可分解的巨象，在船的吃水线（水痕）相同的情况下，算出巨象的重量，这确是巧妙的办法。近人陈寅恪认为，曹冲称象的故事系佛教故事流传中国后比附而成的①，季羡林亦持此说①，这或许有可能。中印文化交流甚早，公元前242年，西域沙门室利防等18人曾携带梵本经籍到过咸阳。

①《隋书·律历志》。

①刘义庆：《新语世说》卷五《巧艺·第二十一》。

①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五《巧艺·第二十一》。

①《陈寅恪文集之一·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57—1页。

至少在公元前1世纪印度佛教已由克什米尔传入于阗②。但是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卷二载：“予按《符子》曰：‘朔又献燕昭王以大豕，曰养奚若，王乃命豕宰养之。十五年大如沙坟，足不胜其体，王异之，令衡官桥（桥即大衡器）而量之。折十桥，豕不量。命水官浮舟而量之，其重千钧乃知以舟量物，此燕昭王时已有此法矣，不始于邓哀王也。”燕昭王于公元前311—前279年在位，此时佛教故事或未传入中国，那么浮舟量豕之事可说是中国之发明。然而《符子》原书已佚，且系汉晋时人追叙春秋遗事，难以为据。不过，以舟量物之事不论是否由印度传入（抑或由中国传至印度），从《三国志》所载，可知我国魏晋时期已经拥有利用水浮力称量重物的知识了。

除以舟量物外，水浮力还广泛利用于农事选种上。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说：“将种前二十许日开出，水洮（浮秕去，则无莠），即晒令燥，种之。”③又说：“地既熟，净淘种子（浮者不去，秋则生稗）。”①水浮法选种虽初见于《齐民要术》，但其渊源应当更早。

对大气压力和浮力的进一步认识南北朝时期成书的《关尹子》载：“瓶有二窍，以水实之，倒泻，闭一则水不下，盖不升则不降；井虽千仞，汲之水上，盖不降则不升。”②这是一个关于大气压力的实验。所谓不升不降或不降不升之说，即是人们从实验中得出的经验知识。当瓶倒覆之时，二孔之中，只有其一孔进入空气，另一孔才可出水；若闭其一孔，即不让空气进入瓶内（不升），则另一孔的孔面就会被空气所阻，水也不会流出（不降）。井筒汲水，气从筒外降至井之水面，则水可从筒汲上；若气不降（例如井盖严密封闭，空气无由出入），则井水亦不被汲上（不升）。当时人们虽没有明确的“大气压力”的概念，但业已知道空气具有阻遏水的流动的能力，或者说具有浮托水孔中的水的能力。魏晋时期人们还利用空气的反作用力制成飞行器具。葛洪（284—363）

在《抱朴子》中说：“或用枣心木为飞车，以牛革结环，剑以引其机。或存念作五蛇六龙三牛，交罡而乘之，上升四十里，名为太清。太清之中，其气甚罡，能胜人也。师言鸢飞转高，则但直舒两翅，了不复扇摇之而自进者，渐乘罡气故也。”③飞车是类似竹蜻蜓之类的玩具，状如现在的电风扇，其叶片从轴心按一定方向顺次斜插，可借助空气的浮力升空。其中所谓“剑”，即是通过牛革绳以旋动轴心的拉弓。近人王振铎对此飞车作了精审的考证和复原①。

②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22页。③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①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一《收种第二》。

②同上卷二《水稻第十一》。

③《关尹子》卷下，《九药篇》。

①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卷第十五。

《抱朴子》的作者指出，太清之中，罡气能托起人（胜人），并说鸢飞高空，虽不复扇翅，仍可渐乘此罡气而自进，这说明当时人们对空气浮力有较深的理解。晋人郭璞（276—324）注《山海经》时，也谈到“飞车”。《山海经·海外西经》“奇肱之国”条下郭璞注：“其人善为机巧，以取百禽。能作飞车，从风远行。汤时得之于豫州界中，即坏之，不以示人。后十年，西风至，复作谴之。”②类似的文字也见于晋张华（232—300）《博物志》中③。

②王振铎：《葛洪中飞车的复原》，《中国科技史料》第6卷第1期（1985年）。③《山海经·海外西经》郭璞注。

第二节 声学知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声学研究有较大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对律管内气柱振动的研究和对音律的研究两个方面。

律管气柱振动问题对律管内气柱振动的研究是由乐器的以管定音引起的。汉代京房发现律管的音高与管长不协，提出“竹声不可以度调”，因而创设以弦定音的弦准“均钟”。但弦线对湿度要求较高，季节变化对“准”的影响较大。晋代荀勖（？—289）另辟蹊径，研究律管的音高和管长关系，解决了以管定音的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就是律管的气柱振动问题。一支开口的律管，管内的气柱振动要越出管端，即气柱的长度要比律管稍长。长出部分的数值正好等于律管长度与另一较高四律的律管长度之差，这个差数即是所谓“管口校正数”④。荀勖是通过对音高的辨别，得出这个校正数的。《晋书·律历志》载：“荀勖用十二律造笛像十二枚，声均调和，器用便利，讲肆弹击，必合律吕。”也就是说，荀勖利用这一管口校正数制出十二支笛管，以应十二律。笛管上所开各孔，合于音阶各音。以黄钟笛为例：荀勖当时黄钟的长度为9寸，折合今尺为20.7798厘米，而较高四律的姑洗长度为7寸1分1厘强，合今尺为.4186厘米，相差4.3612厘米，这就是黄钟笛上的管口校正数，亦等于黄钟笛的气柱长度同该笛宫音孔位至吹口距离的差数。荀勖以此差数（即管口校正数），用三分损益法精确地定出了黄钟笛上宫商徵羽各孔位置，制成了音高准确的管乐器。这种对管内空气振动的研究和对律管发音规律的探讨以及管口校正数的得出，是中国古代律学史上的一大进步，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音律研究的新成果

汉京房为求旋宫转调，在十二律的基础上，用三分损益法定出六十律，这种作法虽然繁琐且并未解决旋相回宫的问题，但其积极探求真理的态度，客观上推动了律制的研究。南北朝时刘宋太史钱乐之对京房六十律加以引伸，在宋元嘉年间推出三百六十律，以附会周年360日。这类引伸没有多大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同时代人何承天（370—447）则摈弃京、钱之法，只在十二律内进行各律长度的调整，使得最后一律能回到出发律上。以黄钟律为例，黄钟律长9寸，生律第11次得仲吕长6.66寸，再生律一次，即用三分损益法求得律长4.44寸。移低八度，得倍长8.88寸，比出发律（黄钟）短0.12寸。何承天将此差数0.12寸适当地分作12份，分别加在各律上，形成中国音乐史上最早的十二平均律，初步使十二律周而复始，近似地达到了旋相回宫的目的。①

④张华：《博物志》卷二，《外国》。

①参见缪天瑞：《律学》，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第127—130页。

共振现象的研究

共振现象在声学中即是共鸣现象。这一现象在先秦和秦汉时期就已被观察到了。《庄子》和《易传》中都曾有所记载。魏晋时期人们除了认识共振现象外，还掌握了消除共振的方法。刘宋刘敬叔（390—470）在《异苑》中有两条记载涉及共振现象：“魏时殿前大钟无故大鸣，人皆异之。以问张华，华曰：‘此蜀郡铜山崩，故钟鸣应之耳。’寻蜀郡上其事，果如华言。”“晋中朝有人蓄铜澡盘，晨夕恒鸣，如人扣之。乃问张华，华曰：‘此盘与洛钟宫商相应，宫中朝暮撞钟，故声相应耳。可错令轻，则韵乖，鸣自止也。’如其言，后不复鸣。”①前一条记的是共鸣现象。张华认为，魏殿大钟是因蜀郡铜山崩毁而引起大鸣的。但蜀郡与魏都洛阳遥遥相距，其铜山崩能否引起洛钟大鸣，值得怀疑。然而张华作出这样的解释，说明他对共鸣现象早有观察并具有一定知识，因而当洛钟无故大鸣时能断定它是共鸣现象。后一条记的是共鸣消除法。张华不但具有共鸣的知识，而且还知道如何消除共鸣的办法。从现代科学观点看，共鸣是因振动体的固有频率同周期性作用的外力的频率相等或相接近而引起振动体振幅的剧增。张华叫人把铜澡盆（振动体）磨掉一些，是为了使其重量变轻，改变其固有频率，这样，铜澡盆就不会同洛钟发生共振，共鸣现象自然就消除了。

①参见缪天瑞：《律学》，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123页。

第三节 光学知识

对视差和大气消光问题的认识

我国在战国秦汉之间就提出了对人眼所观察到的远处物体距离远近的判断问题，其中“小儿辨日”的故事尤为著名。《列子·汤问》载：“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辨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①日初出时远还是日中时远的问题，实际上是个光学问题，它涉及到视差和大气的消光等因素。这个问题从汉代就开始讨论了。东汉初年桓谭（前？—56）在《新论》中提到：汉“长水校尉平陵关子阳，目为日之去人，上方远而四旁近”①。东汉王充（27—约79）则把日中时的距离看作是直角三角形的直角边，而把日出入时的距离看作是斜边，从而断定“日中近而日出入远”；至于日中近为什么反而看起来小则是由于亮度对视觉影响的结果（“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时光暗，故大。犹昼日察火光小，夜察火光大也”）②。西晋束晳则认为日中与日出入同人的距离相等（“旁方与上方等”）。他先从生理上找原因，认为人们习惯于平视，对于同大的物体，仰视时总觉其小（“旁视则天体存在于侧，故日出时视日大也。日无大小，而所存者有伸厌。厌而形小，伸而体大”）。又从亮度上分析人们视白小，视赤大（“日始出时色白者，虽大不甚；始出时色赤者，其大则甚”）。还从比衬的角度分析，认为有比较则觉其大，无所比较则觉其小（“且夫置器广庭，则函中之鼎如釜；堂崇十仞，则八尺之人犹短。物有陵之，非形异也”）。因此，他认为“物有惑心，形有乱目”，“此终以人目之惑，无远近也”。总之，束晳从生理、亮度、比衬三个方面解答了日出日中的视差问题③。后秦姜岌赞同日出日中与人距离相等的观点。他还进一步指出，日出日入时所呈现的赤色是由于“地有游气”作用的结果（“夫日者纯阳之精也，光明外耀，以眩人目，故人视日为小。及其初出，地有游气，以厌日光，不眩人目，即日赤而大也。无游气则色白，大不甚矣。地气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日色赤，而中时日色白”）。在这里，姜岌用“游气”已对日出入时的赤色作了科学的解释，实际上他所认识的是关于大气的吸收与消光问题④。

①刘敬叔：《异苑》卷二。

①《列子·汤问》。

②桓谭：《新论》，离事第十一。

③王充：《论衡·说日》。

④王锦光等：《中国光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28—129页。

关于多面平面镜成象和凸透镜取火的认识魏晋时期人们已开始用多面平面镜进行成象实验。葛洪在《抱朴子》中说：“明镜或用一或用二，谓之日月镜。或用四，谓之四规者，照之时，前后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规所见来神甚多，或纵目，或乘龙驾虎，冠服彩色，不与世同，皆有经图。”①用两个平面镜或用四个平面镜照人，可得到众多的人像，“所见来神甚多”即指此。这是葛洪的实验所得。

西汉时期成书的《淮南万毕术》载有削冰令圆以取火的方法。晋张华也提到此事，而且他更进一步提到用珠取火。他说：“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于后承其影，则得火。取火法如用珠取火。多有说者，此未试。”②这是现存历史文献中最早关于用珠取火的记载，说明当时人已有以珠聚焦取火的知识。当然，这里所说的珠，应该是相当大的水晶球、琉璃球或玻璃球。关于以珠取火，在晋王嘉所撰的《拾遗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述：糜竺“货财如山，不可算计。内以方诸盆瓶，设大珠如卵，散满于庭，谓之‘宝庭’，而外人不得窥旬日，火从库内起，烧其珠玉十分之一。皆是阳燧旱燥，自能烧物。”③王嘉认为这是因“阳隧旱燥”起燃，但文中提到“设大珠如卵，散满于庭”，所以也有因珠聚焦起火的可能性。

①薛道远：《大气吸收、消光和蒙气差现象在我国的发现》，载《科技史文集》第3辑，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第77—78页。

②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

③张华：《博物志》卷四《戏术》。

第四节 电磁学知识

我国远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对静电现象和静磁现象进行观察研究，并创制了磁性指向器——司南。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观察研究仍在继续进行，并取得了一些新成果。

关于静电现象的进一步发现汉以前人们已知玳瑁、琥珀等物体经过摩擦可以吸取草芥等一类轻小物体。至三国时期，人们又发现发霉以后的腐芥不被吸引。《三国志·吴书》载：“虞翻少好学，有高气。年十二，客有侯其兄者，不过翻。翻追与书曰：‘仆闻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针。过而不存，不亦宜乎！’”①从现代科学观点看，草芥要能被琥珀吸引，必须干燥，在带静电的琥珀作用下，草芥表面也形成带相反极性的静电层，因而能被琥珀所吸引。而腐芥则含有水份，本身已成为导体，自然不能被琥珀吸引。年仅十二的虞翻，闻知琥珀不取腐芥，说明时人已经有此经验知识。

南北朝时期，人们还通过能否拾芥的试验来判断琥珀的真伪。刘宋雷教在《雷公炮炙论》中写道，“琥珀如血色，熟于布上拭，吸得芥子者真也。”②可见此时对于琥珀拾芥现象的认识已相当普遍了。

关于尖端放电及导电现象的记载汉时已发现“矛端生火”的尖端放电现象。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亦载，“晋惠帝永兴元年（304），成都王之攻长沙也，反军于邺，内外陈兵。是夜戟锋皆有火光，遥望如悬烛，就视则亡焉。其后终以败亡。”①此处的“戟锋皆有火光”等语，亦应是一种尖端放电现象。

雷击是自古常见的现象。南北朝时期人们对雷击现象有了新的发现。《南齐书》载：“永明八年（490）四月六日，雷震会稽山阴恒山保林寺，刹上四破，电火烧塔下佛面，而窗户不异也。”②保林寺塔顶由金属为之，佛面也由金粉涂刷，这些都成为导体，当雷暴之时，高能量的雷电使塔顶及佛面形成瞬时电流，从而导致熔化，而木质窗户则不受影响。

静磁现象的进一步认识和利用上文提到虞翻已知“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针”。此处的“曲针”

当是与钢（铁）针相对的由较软金属（如金、银、铜等）制成的容易弯曲的针。三国魏曹植（192—232）在他的一首诗《矫志》中说：“磁石引铁，于金不连。”此处的“金”是与铁相对提的，可见也是指铁以外的金属。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用磁石对铁及其他金属做过实验，从而知道磁石只能引铁，其他金属都不能被吸引。

①王嘉：《拾遗记》卷八《蜀》。

②《三国志·吴书第十二》卷五十七，注1。

①雷教：《雷公炮炙论·琥珀》，王兴法辑校，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2页。②干宝：《搜神记》卷七。

雷敩还用磁石吸铁的特性来判别磁石的优劣。《雷公炮炙论》云：“夫欲验者，一斤磁石，四面只吸铁一斤者，此名延年沙；四面只吸得铁八两者，名曰续未石；四面只吸得五两已来者，号曰磁石。”③从雷敩这些说法中可以看出，他对磁石的吸铁性是做过多次实验的。

磁石吸铁的特性还被应用于医疗上。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说：“治小儿误吞针：用磁石如枣核大，磨令光，钻作窍，丝穿，令含，针自出。”①这种治疗小儿误吞针的方法后世多有采用。

对静电现象和静磁现象的解释对于习见的静电、静磁现象，我国古人曾试图加以解释。晋郭璞在《山海经图赞》中说：“磁石吸铁，琥珀取芥，气有潜通，数亦冥会，物之相投，出乎意外。”②郭璞认为磁石和铁、琥珀和芥的这种物物相投的现象是很奇妙的。究其原因，是由于两种物体均有“气”的“潜通”的缘故。他认为这种气的潜感是物体的本性，是符合自然法则的（“数亦冥会”）。事实上，郭璞的这种观点是对先秦元气学说的发展和具体运用，这是很可贵的。此种“气”的观点一直影响着后世学术的发展。

③《南齐书》卷十九《五行志》。

①《雷公炮炙论·磁石》，王兴法辑校，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54页。②葛洪：《肘后备急方》卷六。

（谢选骏指出：上文完全没有“从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的文明在天文学方面的体现”这一角度，去总结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历史。）

【第二十六章 地理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学既继承了秦汉的传统，又有新的创造，如裴秀的制图理论，葛洪的“沧海桑田”地壳变动思想，利用信风航海的最早文献《法显传》，新的探矿理论著作《地镜图》，杰出的地理著作《水经注》等。这些新的地理学成就，构成了这个时期地理学的显著特点。

第一节 地志和地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志，主要指史书中的地理志、州郡志、地形志等。

这是继承《汉书·地理志》的传统，但在某些方面却有所倒退。例如，《晋书·地理志》，它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内容比《汉书·地理志》少，只有户数，无人口数。除地名较丰富外，其他地理内容都很贫乏。《宋书·州郡志》虽然有户数和人口数，但记载简略，地理内容贫乏。新的内容是增加了侨州郡县的记载。《南齐书·州郡志》比《宋书·州郡志》更简单，仅有地名沿革，其余一概不录。《魏书·地形志》比上述三种书有进步，除了有户数、人口数外，还记载了地貌类型、墓、冢、陵、碑的资料，所记地名数目也超过了《汉书·地理志》。总的来看，这个时期对《汉书·地理志》的传统继承得不好，把应该继承的东西丢掉了或是淡化了，因此，这个时期的地志，其价值都不如《汉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志虽然都不如《汉志》，但地记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各个重要地区都有“风俗记”或“风土记”，边远地区则有“异物志”。此外，记山水还有“水道记”、”山水记”。如王范的《交广二州记》、顾启期的《娄地志》、韦昭的《三吴郡国志》、顾夷的《吴郡记》、郭璞的《临安志》、朱育的《会稽土地记》、周处的《风土记》等。这个时期由于地记的数量很多，且卷数少，不便于保存和流传，因此，南齐陆澄（425—494）搜集了一百六十家地记著作，按地区编成《地理书》149卷，目录1卷。梁人任昉（460—508）又在陆澄《地理书》的基础上，增加八十四家著作，编成《地记》252卷。可惜这些著作都失传了。直到清代，才有人作辑佚工作。如王谟的《汉唐地理书钞》，陈运溶的《麓山精舍丛书》，使久佚的地记著作略见端倪。

第二节 常璩与《华阳国志》

常璩（生卒年不详）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人。出生于世家大族。少好学，后在成汉李势时曾任散骑常侍，掌著作。这个职务给了他接触大量文献资料、进行调查研究的方便。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常璩劝李势降桓温，桓温以常璩为参军，随至建康（今南京市）。常璩的著作有《华阳国志》、《汉之书》（后改名为《蜀李书》）。今存《华阳国志》。《华阳国志》最初叫《华阳国记》，成书于永和四年（348）至永和十年（354）之间。

《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而又比较完整的一部地方志，全书12卷，约十一万字。卷1—4，讲巴、蜀、汉中、南中四个地区的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情况，类似正史中的地理志。其他各卷讲历史，略似正史中的本纪和列传。《华阳国志》开创了地方志综合记载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物、地理、科技等各项史实的先例，资料非常丰富。比如关于使用天然气煮盐和凿井采盐的记载很具体，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文献。关于李冰开发蜀地经济所作的贡献，也以此书记载最详细。此外，还有温泉、盐池、矿冶、纺织等自然资源和生产技术的记载。

第三节 地质、矿物学方面的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地质、矿物学方面取得了四项比较大的成就：

第一，晋代葛洪在《神仙传》中提出了“东海三变为桑田”的地壳变动思想，后来演变出“沧海桑田”这个成语。它正确地表达了中国古代的海陆变迁思想，在地质学史上有重要意义。

第二，梁代出现了新的探矿理论著作《地镜图》，原书已佚，现在只能从后人的引文中看到部分内容。主要观点是把地表植物与地下矿藏联系起来，开创了地植物找矿的新领域和新方向。如“山有葱，下有银”，“草茎赤秀，下有铅；草茎黄秀，下有铜器”等。它的理论是现代指示植物找矿或生物地球化学找矿方法的肇端。

第三，梁代陶弘景（452—536）对某些矿物的鉴别方法很科学，如硝石和朴消，他用观察燃烧时冒不冒紫青烟来区别。硝石即KNO3，染火焰成呈紫色，所以陶弘景说：“以火烧之，紫青烟起”，“云是真消石也”①。朴消即芒硝（Na2SO4·10H2O），火烧无紫色。

第四，矿物知识。晋代葛洪的《抱朴子》是讲炼丹的，其中说到炼丹矿物原料有汞、硫、铅丹、雄黄、雌黄、丹砂、石胆（硫酸铜），消石（硝酸钾）、赤石脂（赤铁矿）、矾石（白明矾）、寒羽涅等，对多数矿物原料进行了解释，说明它们的特点、产地、性能和功用。梁代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记载矿物43种，大部分矿物名称至今仍在使用。如雌黄、云母、硫黄、钟乳、白垩、石灰、水银、消石、芒硝、滑石、紫石英、白石英、慈石、石膏、理石、方解石等。此外，书中记载的化石（琥珀）成因说也是比较早的。裴秀、郦道元、法显在地理学方面都有所成就，其中如裴秀的贡献还有很大的影响。本编对于他们都分别立传，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①郭璞：《山海经图赞·北山经》，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

（谢选骏指出：上文完全没有“从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的文明在天文学方面的体现”这一角度，去总结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历史。）

【第二十七章 生物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生物学有很大发展，这主要表现在这个时期涌现出了多种依一定分类系统，记载动、植物名称（通名或异名）形态特征、生态习性、地理分布和经济价值等的动植物志。与此同时，对昆虫和微生物的研究和利用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就。

第一节 分类学的发展

在前一卷的叙述中已经提到，《尔雅》中保存了中国古代早期丰富的生物学知识。《尔雅》不仅著录了590种动物和植物，指出他们的名称和别名，而且还根据他们的形态特征分别纳入草、木、虫、鱼、鸟、兽的分类系统中。《尔雅》成为后人研究动、植物的重要典籍。东汉对有个名叫窦攸的官员，由于能根据《尔雅》记载，识别各种动、植物，因而受到汉光武帝赐给万匹帛的奖赏。汉光武帝还号召群臣，要他们的子弟向窦攸学习《尔雅》。自汉代以后有许多学者研究《尔雅》所载之动、植物，其中以晋代郭璞的《尔雅注》最为重要。

郭璞（267—324），字景纯，河南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在注释古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把《尔雅》视为研究动、植物的入门书，在《尔雅注》的序中说：“若乃可以博物而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也。”郭璞遵循《尔雅》原有的草、木、虫、鱼、鸟、兽的分类系统，对所记载的动、植物，首先用他生活时代人们通行的动植物名称，解释古老的动植物名称。例如《尔雅·释鸟》载“鸤鸠、鴶鵴”。郭璞注则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指出，鸤鸠、鴶鵴，就是当时人们常见的布谷鸟，江东人也叫它“获谷”。郭璞不仅引经据典解释动、植物的正名和别名，而且还根据自己从实际生活中获得的知识，对许多动、植物的形态特征进行了描述，例如对于桑天牛，《尔雅·释虫》只是著录了它的古老名称，“蠰，啮桑”。而郭璞注则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描述：“啮桑，似天牛，长角，体有白点，喜啮桑树，作孔入其中，江东呼为啮发。”这里相当详细地描绘了桑天牛的形态和生活习性。郭璞还为《尔雅》所载动、植物绘图，使用了分类研究的图示法。据《隋书》记载，他著有《尔雅图》十卷。但原图早已失传。现在大家能见到的《尔雅音图》是清嘉庆六年（1081）影宋绘图重摹的刊本。它或许就是源于郭璞的《尔雅图》。郭璞的研究和注释，使《尔雅》中所包含的动、植物分类思想不仅得以保存，而且更为鲜明。《尔雅注》成为历代研究动、植物的重要参考书。

比郭璞早些时候的三国吴人陆玑，字无恪，吴郡（今江苏吴县）人，著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一书。这是一部专门针对《诗经》中所提到的动物和植物进行注释和描述的专著。原著已佚，但从书名可以看出，陆玑显然也是按照草、木、虫、鱼、鸟、兽进行动植物分类的。这部著作今有罗振玉辑本，分上、下两卷，共载动、植物154种，其中草类54种，木类36种，鸟类23种，兽类12种，虫鱼类29种（各家统计数字略有不同）。陆玑联系实际，对这些动、植物的形态、生态、产地和用途进行了描述，并指出他们的异名、今名。书中对芄兰是这样描述的：“芄兰，一名萝摩，幽州谓之雀瓢。蔓生，叶青绿色而厚，断之有白汁。鬻为茹，滑美。其子长数寸，如瓠子。”这样的描述抓住了蔓生的萝藦科植物的特点，使人很容易就和今天所称的植物萝藦（Meteplexisjaponica）对应起来。根据生态特点，陆玑将“鹭”和“鹈”都归为“水鸟”。他说：“鹭，水鸟也，好而洁白，故谓之白鸟。齐、鲁之间，谓之舂鉏。辽东乐浪吴扬人皆谓之白鹭。大小如鸱，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鹰尾，喙长三寸许，头上有毛十数枚，长尺余，毵毵然与众毛异，甚好。将欲取鱼时则弭之。”这里对白鹭的形态特征和不同地区的称谓，都作了相当详细的描述。《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首次对我国珍禽“鹤”作了形态和分类描述：“鹤，形状大如鹅，长三尺，脚青黑，高三尺余。赤顶、赤目。喙长三尺余。多纯白，亦有苍色。苍色者，人谓之赤颊。常夜半鸣其鸣高亮，闻**里，雌者声差下。今吴人园囿中及士大夫家皆养之。”我国常用的鹤类有五六种，这里所描述的是我国最常见的白鹤即丹顶鹤（Gruschinensis）和赤颊鹤（Grusleucauchen）。对于莎鸡，陆玑指出：“沙鸡如蝗而斑色，毛翅数重，其翅正赤，或谓之天鸡。六月中飞而振羽，素索作声，幽州人谓之蒲错。”这些描述，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和观察，是写不出来的。上述事例说明，《毛诗草木鸟鲁虫鱼疏》，对动、植物的分类描述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陆玑所记载的动、植物的分布地区，已遍及全国各地，甚至涉及现在的朝鲜和越南，可见其视野之广阔。

《神农本草经》问世后，对药用动、植物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发展，新发现的药用动、植物种类不断增加。陶弘景（452—536）编著《神农本草经集注》时，他所著录的药物已增至730种。陶弘景打破了《神农本草经》的三品分类方法。就所著录的药用动、植物而论，他基本上将动、植物纳入草木、虫兽、果菜、米食等五大类。在每一大类中，再分上、中、下三品。很明显地已将三品分类放在很次要的地位。这一改进，对后来本草动、植物分类有很大影响。这部著作在动、植物形态鉴别描述方面也更为细致。例如说：术有两种，白术叶大有毛作桠，根甜少膏；赤术叶细无桠，根少苦多膏，区分得很清楚。

这个时期在分类学方面需要特别提到的是，随着我国南方经济和生产的发展，对南方动、植物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先后产生了二十多种“志”、“状”、“记”等形式的著作，著录并描述我国南方的动物和植物。早在东汉时就有杨孚《异物志》（又称《南裔异物志》）问世。原书已佚，从后人征引中还可以看到有关翠鸟、鸬鹚、孔雀、荔枝、龙眼、等有关南方动、植物的描述。晋初沈莹所撰《临海异物志》是一部专门记述我国江南沿海地区草木禽兽、矿物和风土人情的著作。其中记述了约六十种鱼，四十多种爬行动物和贝壳动物，二十多种鸟类和二十多种植物。《南方草木状》，旧题永兴元年（304）嵇含撰（关于该书作者和成书年代，学术界有不同看法，至今尚无定论）。这是专述南方植物的专著，颇类当今之地方植物志。全书著录华南植物八十种，分草、木、果、竹四大类，系统完整，描述典雅。《南方草物状》是东晋徐衷所撰，原著已佚，从后人所征引的内容来看，至少记有植物五十种，鸟、兽、鱼、蚌、贝等动物十七仲。此外还有《广州记》等。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志”、“状”、“记”一类著作，所载之南方动、植物不少于235种，极大地丰富了关于中国动、植物种类的知识。第二节生态知识的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学知识，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人们就环境对动、植物生长和发展的影响及生物之间各种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

中国古代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动、植物生长和分布的影响。秦汉前有不少关于生物地理分布的论述。秦汉以后，进一步发展为对生物分布界线的探索。在《南方草木状》和《南方草物状》等著作中记述了各种动、植物的分布状况和生活习性，勾画出把南岭作为我国南北植物分布的分界线思想。如指出芜青不能生长于南岭以南，即使种植到南岭以南，也要发生变异。戴凯之《竹谱》记述竹类数十种，指出由于气候寒冷，所以黄河以北竹类很少，而南方竹类却非常茂盛。他所记述的各种竹类分布状况，大致上将淮河、秦岭作为竹类植物分布的北界。在秦岭、淮河以北，只有个别耐寒竹种才能良好生长。

温度对昆虫发育的影响，亦被人们在生产实践中所发现。养蚕取丝，是中国古代在开发利用动物资源取得辉煌成就的最显著例子之一。在长期养蚕生产中，不断积累了关于蚕与环境关系的知识。众所周知，蚕有一化性、二化性和多化性的区别。一化性蚕一年只能孵化一次，二化性蚕，一年能孵化两次。即使当时温度很高，二蚕卵也要等到第二年才能孵化，这在昆虫学上称为“滞育”。在晋代人们已经知道人为的用低温催青蚕卵，就可以中断滞育，使二蚕卵在当年就能继续孵化。据郑辑之《永嘉郡记》（公元4世纪）记载，当时浙江温州地方蚕农的具体做法是，将二化性蚕的第一化蚕所产的卵，放在低温环境中（如山间冷泉），“使冷气折其出势”。这样经低温而孵化出来的蚕，其所产的卵，在当年就会继续孵化。当时蚕农利用低温影响家蚕发育的方法，实现利用二化性蚕，在一年内孵化多次，以便饲养多批蚕。关于昆虫寄生现象的发现，在中国传统生物学史上，也颇具重要意义。

《诗经》中有“螟岭有子，蜾蠃负之”的诗句。螟岭是鳞翅目昆虫，蜾蠃即细腰蜂。螟岭的幼虫被一种细腰蜂掳走，这本是一种自然界常见的现象。但在汉代以前，人们还不了解这种现象的自然本质。汉代扬雄在《法言》中认为，蜾蠃掳走已经死亡的幼虫，是为将它咒成为蜾蠃。古代许多著名学者如许慎、陆玑等都相信这种说法。陶弘景最早揭开了“螟蛉有子，蜾蠃负之”的秘密。他通过实际观察发现，细腰蜂有许多种类。其中有一种色黑、腰很细、含泥作窠，并产下如粟米大小的卵。它捕取青蜘蛛放在窠内，作为子代成长时的食物。他说，另外还有一种，是在芦竹内作窠，它捕取青虫作为子代食物。根据这些发现，他正确地指出，所谓“取青虫教祝，使变成己子”的说法是错误的。陶弘景的发现，对后人进一步研究昆虫的生活是很有启发的。

在古代养蚕中，人们也发现了蚕蛆蝇的寄生现象。蚕蛆蝇在古代称为“蚃”，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尔雅·释虫》。郭璞在《尔雅》注中指出，“蚃”，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蛹虫”。蚃为什么叫“蛹虫”，我们从宋代陆佃《埤雅》记载中得到了解答。《埤雅》：“蚃，旧说蝇于蚕身上乳子，既茧化而成蛆，俗呼蚃子，入土为蝇。”原来蚕蛆蝇是家蚕害虫，它在家蚕幼虫体上产卵，待蚕化蛹成茧时，蚕蛆蝇卵便孵化为蝇蛆，蝇蛆咬穿蚕茧，钻入土中，不久便化为蚕蛆蝇。因为人们主要是在蚕蛹身上发现蚕蛆蝇幼虫，所以就称它为蛹虫。蚕蛆蝇寄生现象的发现，为防治这种家蚕害虫提供了依据。

害虫天敌的发现，是对园艺生产的一个重要贡献。据《南方草木状》记载，当时我国南方果农已经知道利用一种“赤黄色，大于常蚁”的蚁来防治柑桔害虫。南方柑桔若无此蚁，则“其实皆为群蠹所伤”。所谓“赤黄色，大于常蚁”的蚁，即现今的黄猄蚁（Oecophyllasmaragdina），又称红树蚁，常于柑桔树上网丝筑巢，“其巢如薄絮”，能吞食柑桔害虫。从《南方草木状》记载看，当时已有专门收集和贩卖黄猄蚁的商贩。他们以“席囊”或“布袋”贮蚁，售给果农，放养于果树上，以捕食害虫。这种利用捕食性昆虫防治害虫的方法是很先进的。

第三节 微生物知识

我国很早就对微生物的活动有所认识，并加以利用。到公元6世纪，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一书中，总结了我国历代在利用微生物活动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书中有关制曲酿酒、作酱、制醋（酢）、作豉、制乳酪等论述，反映了当时我国人民在认识利用微生物发酵方面所取得的丰富经验和知识。制酒一般包括制曲和酿酒两个步骤，制曲就是在酿酒前先培养微生物菌种。《齐民要术》酒曲分为两大类，即笨曲和神曲，这相当于现在的大曲和小曲。根据《齐民要术》记载，用神曲酿酒，“一斗杀米三石”，即用曲量只需原料总量的三十一分之一；用笨曲酿酒，“一斗杀米六斗”，用曲量也仅占原料总量的七分之一。可见当时我国酿酒发酵中，糖化力和酒化力都有明显提高。在制曲过程中，要掺入生料，这起到了接种微生物的作用。制曲时，对于温度和湿度的调节，都提出了相当周到的措施，并把“五色衣成”作为制成曲的标准，可见当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微生物的生长规律。在酿酒发酵过程中，还十分注意“曲势”。所谓“曲势”就是现在所说的糖化酶和酒化酶的活力。当时人们已经知道根据“曲势”来分批投料。

我国传统的酿醋法，通常是淀粉糖化、酒精发酵和醋酸形成三个过程在同一醪液中进行的。北魏时，人们已经认识到醋酸的形成与醪液中菌膜的生成有关。《齐民要术》把醪液中醋的菌膜的生成，称之为衣生。他说：“衣生，勿得怪也，但停置勿动，挠搅之。数十日醋成，衣沉，反更香美”。这里已将“衣生”和“衣沉”与醋酸的形成联系起来，已经模糊地意识到醋酸生成是与某种生命物质的作用有关。

第四节 戴凯之与《竹谱》

《竹谱》（公元5世纪中叶）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竹类植物专著。作者戴凯之，字庆预，南朝刘宋时武昌（今湖北鄂城）人，曾被派遣为南康（今江西赣州）相，才章富建，所著《竹谱》，亦为韵语。

中国有丰富的竹类资源，尤其南部地区，不仅竹资源丰富，而且种类繁多。我们祖先很早就已对竹类资源进行了研究，开发和利用。《诗经》、《禹贡》、《山海经》、《周礼》、《尔雅》等古代典籍中，都有关于竹类的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南方经济的开发和发展，有关竹类的记述也就更多了。沈莹《临海异物志》就记述竹六种，《南方草木状》亦描述了六种竹。戴凯之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大大丰富了有关竹类的知识。《竹谱》全书以韵文为纲，以散文形式逐条进行解释。书之开头，是对竹类植物特点的概括，指出竹体“既刚且柔，非草非木”，是植物界里的一个大类。“竹”就是这一大类植物的总称。植物界中有竹，犹如动物界中，有“虫”、“鱼”、“鸟”、“兽”一样。《竹谱》指出，虽然茎壁有厚薄之差异，但茎杆“分节”和“空心”是所有竹的共同特点；关于竹类的分布特点，《竹谱》说，竹“性忌殊寒，九河鲜育，五岭实繁”。指出竹类不耐严寒，因此，其分布有明显的区域性。戴凯之还认识到竹林有六十年开花枯死，而经过六年又自然复新的现象。《竹谱》的主要内容是记述各种竹的名称、形态、生境、产地和用途。如《竹谱》是这样描述“棘竹”的，“棘竹，生交州诸郡。丛生，初有数十茎，大者二尺围。肉至厚，实中，夷人破以为弓。枝节皆有刺，彼人种以为城，卒不可攻卒崩根出，大如十石物，纵横相承如掺车，一名笆竹”。根据这些描述，人们很容易就可以将它和秆粗质厚，节上有刺，地下茎为合轴型的箣竹属植物对应起来。据唐代徐坚《初学记》记载，《竹谱》原书记述了六十一种竹类植物，今本所见虽然没有那么多，但至少也有三十多种。所记竹种类之多，是空前的。

《竹谱》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对竹类研究的成果，首次对我国的竹类资源进行了系统概括总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竹谱》问世不久，贾思勰便从《竹谱》中吸取竹类植物知识，并写入《齐民要术》。宋代以后该书流传极广，后来问世的有关竹类著作，如宋代赞宁《笋谱》，元代刘美之《续竹谱》、李■《竹谱详录》等，无不深受其影响。

（谢选骏指出：上文完全没有“从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的文明在天文学方面的体现”这一角度，去总结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历史。）

【第二十八章 医学】

三国两晋南北朝医药学发展的特点是一方面对《内经》与《伤寒杂病论》的整理研究，一方面则是内容丰富的临床经验的系统总结。因此，无论医学之基础理论，或是治疗经验，都有着较明显的进步。

第一节 医学旧籍的研究整理

《内经》的整理研究《黄帝内经》成书以来，已历近千年之流传，除文字古奥难懂外，战火，虫蛀、脱简散乱及传抄之误，已给该书内容的完整性、科学性带来巨大损害，急需予以整理训解。齐、梁间医学家全元起，曾任太医侍郎，对《内经》有着较深入的研究，撰有《素问训解》。该书虽然在南宋时已佚，但其内容由于《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之引用，仍部分得到保存。全氏医术高明，故有“一时慕之如神，患者仰之，得元起则生，舍元起则死”的誉论①。

《伤寒杂病论》的整理研究东汉张仲景撰成《伤寒杂病论》，最初流行并不广泛。晋代王叔和对仲景书颇为重视，他为了便利读者检阅诵读，对《伤寒杂病论》加以整理编次，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前者专论传染性疾病之辨证论治，后者专述一般杂病之脉因证治。由于王叔和距张仲景生活的时代很近，有人认为王氏可能是张仲景的学生，或曾见过面，所以王氏所整理仲景书是接近原貌的。

因此，历代医学家多予以较高的评价。例如：晋代皇甫士妥认为：“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①。宋代以校勘医学文献而著名于世的孙奇认为：“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①金代成无己是以整理注解《伤寒论》而闻名于医界的，他称赞：“仲景伤寒论得显用于世，而不堕于地者，叔和之力也。”②但也有指责者，如明清学者主要批评王叔和于仲景书中杂以己言，以及在编次、序例中多有谬误等③。但对这些批评意见，有更多医学家为王叔和辩护，如清代徐灵胎强调：“不有叔和，焉有此书。”④可见王叔和将《伤寒杂病论》整理析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对发展仲景学说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①《本草经集注》。

①陈邦贤等著《中国医学人名志》。据《古今医统》，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版。①皇甫谧：《黄帝针灸甲乙经·自序》，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重版。②林亿等：《伤寒论·序》，见《注解伤寒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③参见严器之：《注解伤寒论序》，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

④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第285—287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版。

脉学和中医诊断术

王叔和还撰有《脉经》一书，对疾病诊断水平的提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切脉是中医学诊断疾病、确定预后的一门重要学科，也是中医学术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晋人王叔和，名熙，高平（今山西高平，一说今山东济宁）人。性沉静，博通经史，医术精良，尤擅切脉，集《内经》、《难经》、扁鹊、淳于意、张仲景等之脉法，结合个人多年临床切脉诊断的丰富经验，编撰《脉经》10卷。《脉经》之卓越贡献有：1.总结前人经验，确定24种脉象，使临床切脉诊断有所准绳；2.列举八项相类的脉象，可为切脉鉴别之依据；3.系统论述了脉学理论知识和切脉诊断的部位和方法；4.详论各种脉象之阴阳、逆顺、寒热、虚实、生死之辨别；5.叙述了人体脏腑之生理脉象和病理脉象同各种病证之间的关系；6.对各种疾病之脉证、妇人脉证以及小儿脉证等均加以记述。《脉经》对中医诊断学之发展是有很大贡献的，不但推动了中医学的进步，而且对世界医学的发展有过重要的影响。例如：公元**世纪，阿拉伯医学兴起，10世纪前后，阿拉伯医学与中国医学形成鼎立的世界两大医学体系。但阿拉伯医学中有关脉学的内容，其中不少是直接引进中国脉学而丰富发展起来的。《脉经》不但为阿拉伯医学所引进，而且早在6世纪已传至朝鲜、日本。公元17世纪后还被译成为多种文字在欧洲流传⑤。在脉学诊断之外，此期还出现了病理解剖诊断技术，如《南史·顾恺之传》记有安徽濉溪一位名叫唐赐的人，因病临终时告诉妻子，死后作尸体解剖以求病因，妻按遗言解剖，却为统治者以“不道”，子“不孝”而惨遭杀害，刚兴起的求实精神就这样被泯灭了。《庾书·庾黔娄传》记有黔娄尝父便甜苦，以判断父病之预后吉凶。此举虽不符合卫生要求，然而我国诊断糖尿病以小便甜为依据即源于此，从而为人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针灸学之整理与提高

晋人皇甫谧编撰的《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是此期针灸学发展承先启后的代表作。皇甫谧（215—282）字士妥，幼名静，自号玄宴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境）人。幼年家贫，务农为生，从坦席学儒。中年因病风痹，肢体活动受限，始钻研医学。为人沉静寡欲，好学博览，专事著述，撰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烈女传》、《逸士传》、《玄宴春秋》等。魏晋时，多次谢绝当局而不仕，一心致力于学术和医学研究。在针灸学发展上，他以《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之有关内容为基础，结合历代医学名家的有关论述和经验，编撰成《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12卷、《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针灸甲乙经》，或《甲乙经》，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学专著。皇甫氏在编撰过程中遵循“删浮词、除重复、论精要”的原则，使前世针灸学得到明显的提高。《针灸甲乙经》共128篇，对人体生理、病理，腧穴总数、部位、取穴，针法、适应症、禁忌症等，都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对后世针灸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该书使中国针灸之穴位总数达654处，其中单穴48处，其他则为双穴，分布于全身14个经脉线上，称为经穴。后世所发现者，则称之为经外奇穴。关于取穴方法、针刺手法、疾病主治、禁忌等，其经验及理论也都为历代医学家所遵循，是针灸学家临床治病和撰著的指南。《针灸甲乙经》不但是我国发展针灸学的典籍和培养针灸医师的教科书，而且也是日本、朝鲜等国医学教育的教科书，并有法文等译本在欧洲流传。因此，皇甫谧在医学界并不以文学、史学闻名，而以其针灸学上之卓越贡献为历代医学家所推崇而闻名于世。

⑤徐灵胎：《医学源流论》卷下，“伤寒论”条。

第二节 医学经验总结和医学的发展

丰富多采的医疗方剂著作魏晋南北朝时期，名医辈出，总结经验，著书立说之风亦甚盛行。根据《隋书·经籍志》所收录，此期医学家医药方书约有百种，其中在当代及后世有着明显影响者，如：陈延之撰《小品方》12卷，范东阳撰《范汪方》176卷，姚僧垣撰《集验方》10卷，徐叔响撰《杂疗方》22卷等等，都是有着较高学术水平的佳作。这些医方著作一般多真实记录了著作者本人的宝贵经验，在隋唐时期仍较广泛地流传着。例如：《小品方》曾流传日本，在日本医学教育中，曾被列入医学院校教材而广为传诵。我国隋唐及后世医家之综合性著作，也多有引用。可惜，这些医方书籍几乎全部散佚，但由于孙思邈之《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等大量引用而尚能窥其梗概。

世医徐之才与中医方剂学之发展在中国医学史上有许多父子传授世代业医的医学世家，政府也很强调医学籍贯，群众对“世医”也更为信任，所以“世医”成为评价医生医术的一个重要条件。徐之才（505—572），字士茂，世医出身，祖籍东莞（今山东莒县），迁居丹阳（今江苏镇江）。先祖徐熙，好黄老之学，精医术，从祖徐謇、祖父徐文伯均以医术著名于时，且擅长炼丹术，颇得统治者之赏识。父徐雄，亦以医术见称于江南一带，曾任南齐政权的兰陵太守。之才兄弟等也均以医术闻名，后因战乱被俘至北魏，封西阳王。他聪明过人，博学多才，治病每多奇效，对药物方剂之组成原则和方法颇有研究，曾对《雷公药对》及《药对》等书详加修订，在药物炮制加工和总结吸收前代方剂学精华方面，有着显著的贡献。譬如他总结和发挥中医学之“七方十剂”理论和经验，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所谓七方，即大、小、急、缓、奇、偶、复；所谓十剂，即宣、通、补、泄、轻、重、滑、濇、燥、湿。由于他阐发了经典，总结了新经验，故有承先启后的作用。譬如：宣剂，宣可去壅，生姜、橘皮之属；通剂，通可去滞，木通、防己之属；补剂，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等等。结合陶弘景“诸病通用药”，从而使中医学在临床处方之药物调遣和配伍原则的掌握上，有了一个更为科学的新规律可循。徐之才除发展了中医方剂学外，对妇产科学也研究有素，特别是对产科的产期卫生，胎儿发育等很有见地。他还撰有《家传秘方》、《徐王八世家传效验方》、《小儿方》等等。徐氏历代以医传家，学贯南北，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极有名望的医学世家。

外科学与外科手术的进步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外科之伤残、感染性疾病大大增加，客观上促进了外科学与外科手术的发展，我国现存较早的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即成书于此时。该书作者可能是刘涓子，后经龚庆宣整理编次为10卷而流传于世。据龚氏序，刘涓子晋末人，曾随同宋武帝北征，夜射“黄父鬼”而得其所遗医方书，故名《刘涓子鬼遗方》。据其序，刘涓子为随军医生，用该书处方治病疗伤，“千无一失”，并谓“有被创者，以药涂之即愈”。该书内容包括有战伤、各种化脓性感染、疥癣，以及其他皮肤病等。其治疗技术，载有止血、止痛、解毒、收敛、镇静等内、外治法处方140多个。所有药物也以富有抗菌、消毒作用的黄连、大黄、水银等为最多，而且配制成软膏等剂型。更有价值的是该书提倡早期治疗的先进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该书强调痈疽早期诊断和治疗，在脓已成时则应及时进行手术切开引流，对手术切开之部位也作了科学的论断。

外科手术治疗先天性畸形

在此期也有显著的进步。例如《晋书·魏咏之传》记载咏之先天性唇裂（俗称兔唇），曾往殷仲堪帐下名医求治，术后唇裂弥合，达到比较理想的治疗效果。这一唇裂修补术的成功是很出色的，反映了我国古代整形外科已达到很高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其次，如目瘤摘除术、头部巨大肿瘤的手术切除等，也都达到较高的水平。

中外医药学交流

公元519年，扶南遣使中国，其易货贸易中有中药郁金、苏合香、沉木香等；中天竺等也以中药琥珀、郁金、苏合香、真珠等与我国交换；波斯更以琥珀、真珠、朱砂、水银、薰陆、郁金、苏合香、青木香、胡椒、毕拨、石密、香附、诃黎勒、雌黄等与我国互易，这些都反映了此期东南亚、南亚和阿拉伯世界在与我国香药贸易上的兴盛状况，也反映了我国对这些香药等的大量需求和广泛用于临床治疗的情况。公元541年，朝鲜请中国医生治病，公元552年，我国以《针经》赠送日本，又有吴人知聪带《明堂图》等医药书籍赴日传播中医学。尽管中国尚不统一，战争不断，但医药之与国外交流较前代还是有着明显的扩大，从而也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和进步。葛洪和陶弘景是这一时期的医学的大家，本编已分别为他们立传，这里不再重复。

（谢选骏指出：上文完全没有“从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的文明在天文学方面的体现”这一角度，去总结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历史。）

【第二十九章 妇女】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关于妇女的记录慢慢地多起来。见于《隋书·经籍志》者，有“梁武帝女《临安恭公主集》三卷，梁征西记室范靖妻《沈满愿集》三卷，梁太子洗马徐悱妻《刘令娴集》三卷。又著录有“《妇人集》二十卷，梁有《妇人集》三十卷，殷淳撰。又有《妇人集》十一卷，亡。《妇人集抄》二卷”。这些都是妇女自己写的书。《隋书·经籍志》又著录“《杂文》六十卷”，原注称：“为妇人作”。又著录“《女鉴》一卷，梁有《女训》十六卷。《妇人训诫集》十一卷，并录梁十卷，宋司空徐湛之撰。《娣姒训》一卷，冯少胄撰。《贞顺志》一卷”。这些大概都是男性作者为妇女而写，可能主要是关于妇女教育的撰述。《隋书·经籍志》以上所著录的这些书，当是了解当时妇女情况的重要资料，可惜都失传了。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都有《列女传》，而其中可用的资料不多。现在，只能就各书所见零碎的材料，取其有突出成就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汇成本篇。

第一节 女诗人蔡琰①

蔡琰，字文姬，陈留人，文学家蔡邕之女。她博学有才辩，妙通音律。

《后汉书》李贤注引刘昭《幼童传》曰：“邕夜鼓琴，弦绝。琰曰：第二弦。邕曰：偶得之耳。故断一弦问之，琰曰：第四弦。并不差谬。”蔡琰在音律方面的才能，在幼年已有所表现。

蔡琰初嫁江东卫仲道。仲道早死，琰回娘家居住。兴平年间（193—195），天下混乱，琰为胡骑所虏，居南匈奴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惜蔡邕无嗣，以重金将琰赎回，再嫁陈留董祀。董祀犯法当死，琰蓬首徒行，向曹操请罪。她言辞清辩，旨甚酸哀，当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坐满一堂，无不为之动容。曹操说：你的情况我很同情，可是定罪的文状已经发出，怎么办？蔡琰说，“明公有良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之命乎？”曹操听了很受感动，便把文状追回。因问蔡琰，听说夫人原先藏书很多，不知还能记忆不。蔡琰回答说，原来先父留下的书籍有四千余卷，经过变乱，都已损失，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只有四百多卷了。蔡琰把能回忆的各篇亲自写出后与曹操藏书核对，没有错误和遗漏。

蔡琰感伤乱离，追怀悲愤，写诗二章。其中一章为五言《悲愤诗》。诗云：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终己。有客自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夏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别离。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影，怛咤靡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勗厉。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

这首诗包括三段。第一段是说董卓的残暴和篡汉的野心。第二段是说她在胡地所感到生活的困难，听到中原有使者来迎接她回去时的喜悦以及她不忍离开子女的依恋心情。第三段是说她回到中原后所看到的依然是一片悲惨凄凉的景象，从而怀疑人生的意义和个人生活上的安定。全诗感情充沛，写出乱离生活中的切身感受，感人至深，有高度的艺术成就，是三国初期文学上的杰作。近人认为可与建安七子的作品并列。诗长五百四十字，也是前所未有的。

蔡琰所著还有另一《悲愤诗》，见《后汉书·列女传》，有《东征赋》，见《昭明文选》。相传《胡笳十八拍》①也是蔡琰所作，但有不同的见解。《胡笳十八拍》的内容及其艺术成就与《悲愤诗》相类似，但还不能据此论定十八拍为蔡琰所作。

①本节材料见《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

第二节 刘兰芝抗婚①

刘兰芝，据说是建安年间庐江府吏焦仲卿的妻子。她聪明、美丽、能干，“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受过较高的教养。十七岁出嫁到婆家，与丈夫恩爱，又致力于家庭纺织。她每天从鸡鸣开始织布，夜夜不得休息，只用三天就织出了五匹布。而婆婆却嫌织得太慢，百般加以挑剔。兰芝实在做不下去了。

焦仲卿了解了情况后，上堂在母亲面前为妻子说情。他说，儿子的骨相不好，幸亏娶了这个媳妇，可以长久相处。现在我们一起生活才二、三年，时间不算长，并没有什么斜歪之事，不知她如何不好？焦母说，你的心眼太小了。媳妇不懂礼节，举止随便，我久已不满，岂能按你的意思去做！我们东邻有贤惠女子，长得也很漂亮，我可以替你求婚。你快把这媳妇打发了吧！仲卿长跪乞求说，若是休了她，我决不再娶。焦母听后大怒，说，你好大胆！竟敢替老婆说话。我已跟她没有情意可言，不会答应你了。

焦仲卿回到自己房中，看见妻子，难过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他说，这是母亲强迫她离去，不是自己的意思。他请兰芝暂时回娘家暂住，等他把府里的公事办完，再去接兰芝回来，请兰芝不要违背他的意思。兰芝说：不要再找麻烦了。自从嫁到你家后，事事顺奉公婆，进退那敢自专，昼夜辛劳，孤孤单单，总觉自己没有什么过错，原想准备奉养老人到底。哪想到这样做还是被驱遣！又说：我有生光的绣腰襦，有垂香囊的红罗帐，还有箱帘六七十个，各物都有它的特点。人贱了，东西也算不了什么，留着送人吧！时时安慰自己，久久不要相忘！

天亮了，兰芝离开焦家的时间到了。她认真地把自己打扮起来，上堂辞行，焦母毫无挽留之意。兰芝又与小姑告别，小姑泪落如珠。

焦仲卿骑着马送兰芝到了路口，下马对兰芝说：“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兰芝说：我很感激你的诚意，希望你不久来接我。她把仲卿比作磐石，把自己比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只是兰芝担心自己的兄长性情暴躁，由不得自己。俩人依恋不舍地分手了。

到了娘家，兰芝进退两难。母亲见到她回来，感到意外，拍着手说，你怎么回来了？我教你学了许多本事，想你不会不守婆家的规法，你今天没有过错，怎么倒自己回来了？兰芝说，儿愧对母亲，但儿实在没有罪过。母亲听了大为悲痛。

兰芝回家不多日，便有媒人来说亲。媒人是为县令的第三郎说亲，据说这位年青人“窈窕世无双，年始十**，便言多令才”。母亲要兰芝答应了这门亲事，兰芝噙泪说：府吏和我结誓永不别离，今日违约，恐不合适。母亲便回绝了媒人。

隔了几日，太守遣府丞来求亲，说是他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兰芝的母亲再次谢绝了媒人，她说“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兰芝的哥哥听说此事后，却颇不以为然。他对妹妹说：做事何不掂量掂量！你先嫁府吏，后嫁郎君，这是天地之别，够你享受了。有郎君不嫁，你还想去哪里？兰芝仰着头回答道：你说得不错。在家事夫婿，中途回兄门，由你安排吧，我哪能自己决定。虽然我与府吏有约，但怕是日后却永无相聚之时了。这时，兰芝所处的境况已经是若不改嫁，就无家可归。她答复哥哥的话，只能说是她已作了采取最后步骤的思想准备。

结婚的日期很快定了下来。男方的聘礼十分丰厚，据说是“金车玉作轮，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兰芝对这一切视若不见，只是遵照母亲的嘱咐，含泪作嫁衣。

焦仲卿听说后，立即告假回家。在离家二、三里的地方，马儿嘶叫起来。兰芝听见了熟悉的马嘶声，慌忙出来相迎，远远地看见了焦仲卿。兰芝上前拍着马鞍对仲卿说，自从分别后，事情变化很大，如我所言，我的亲父母兄弟逼我嫁给他人，你没有什么指望了。焦仲卿故意挖苦兰芝说：贺你高迁！磐石可保持千年不变，而蒲苇只是一时的纫劲。你当荣华富贵，我却要独赴黄泉！兰芝说：你怎么竟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都是被逼迫所为。你被逼离婚、而我也是被逼嫁人。黄泉下相见，不要违背今日的诺言！俩人约定后，各自回家。

结婚的日子终于到了，轿子把兰芝抬走了。兰芝好容易熬过了一天。夜深人静了，她下了最后的决心，提起衣裙，脱去丝鞋，投水自尽。焦仲卿知道后，也在树下自缢而死。人们痛惜他们二人的死，将他们合葬在一起。后来有人为刘兰芝写了《孔雀东南飞》的长诗，流传后世。

今案刘兰芝不慕权势，不爱金钱、财物、玩好，也不追逐贞妇烈女的名声。她是为了维护夫妻恩爱的纯洁而牺牲了年轻的生命。她在中国妇女史上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反映了中国妇女中优良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节 谢道韫的才辩②

魏晋时期，清谈之风盛行。谢道韫是在这个风气影响之下的一个才女。

她的父亲是晋安西将军谢奕，丈夫是江州刺史王凝之。她自幼聪识，有才辩。叔父谢安曾问《毛诗》中何句最佳，道韫称：“吉甫作颂，穆如青风，仲山甫永怀，以谓其心。”谢安说她有雅人深致。

一次，家人们聚在一起，天上下起雪来。谢安便问大家，这雪象什么？

有人回答说，象在空中撒盐。道韫说，不对，象柳絮迎风起。谢安听了很是高兴。

凝之的弟弟献之，与宾客谈议，词理将屈，道韫让婢女告知献之说，欲为小郎解围。她施青绫步鄣自蔽，参与谈议，客不能屈。

晚年，道韫嫠居会稽。太守刘柳久闻其名，请与谈议。道韫素知刘柳之名，也不推辞。她“簪髻素褥坐于帐中，柳束脩整带造于别榻”道韫丰韵高迈，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涟，徐酬问旨，词理无滞”。刘柳大为叹服，说，他从未见过这样使人心服的人。

一千多年来，谢道韫和蔡文姬一直是流传很广的人物。

道韫著有诗赋诔讼，《隋书·经籍志》录有《谢道韫集》二卷。

②见《玉台新咏·古诗无名人为焦仲卿妻作》。

第四节 苏蕙巧织回文图诗

苏蕙，字若兰，苻秦时期始平（治在今陕西兴平东南）人，《晋书·列女传》有传，但所记过于简略。依《烈女传》所记和有关记载考证，苏蕙是秦州刺史窦滔的妻子，善属文。窦滔因事徙流沙，苏蕙未相从而去。窦滔违背夫妻告别时的诺言，在外再娶。苏蕙非常伤感，织成回文诗，以赠滔。回文诗或称璇玑图诗，共八百余言，上下左右，婉转读之，皆成章句。原图五色相宣，用以区别三五七言诗句，后来变五色为黑色，诗句便不可读。约在宋元间，僧起宗以意推求，得诗三千七百五十二首。明康万民增读其诗四千二百零六首。两家合计共七千九百五十八首。《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但求协韵成句而不问义之如何，辗转钩连，■行斜上，原可愈增愈多，然必以为若兰本意如斯，则未之能信。存以为艺林之玩可矣。”《四库全书总目》的意见是正确的。而苏蕙作为回文图诗的创始人，其运思之巧，也是可以肯定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完全没有“从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的文明在天文学方面的体现”这一角度，去总结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历史。）

（另起一页）

题记本卷和下卷（第六卷）都是论述中国中古时代发展时期历史的。这是一个全国性民族重新组合的时期。在这时期的前期，民族重新组合现象在展开。这是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这时期的后期，民族重新组合的现象逐渐告一阶段。这是在隋唐时期。三国而晋南北朝时期给一些人的印象，好像只是一团混乱，其实这段历史也自有它的行程可以稽考的。大致说来，这个时期相当于公元196年至589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三国的鼎立。第二，西晋短暂的统一和东晋十六国的混乱。第三，南北朝的对峙。第四，从北魏的分裂到隋的统一。从这四个阶段的划分上看，这个时期历史形成的脉络还是相当清楚的。本卷的综述对这种情况有更具体的论述。这种划分是从历史发展的全局上看，而不是简单的作为割据的历史来处理的。

本卷的撰写者整整有42位，其中有：何兹金同志，是本卷主编，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一、二、三、四、五章和第六章的一至五节。兹全，1911年生于山东菏泽，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读史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学的突破、创新和普及》。

周一良同志撰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一章和第三章。他1913年生于安徽东至，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4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历任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哈佛大学日文教员、燕京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1988年离休。主要著作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礼记》，并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与吴于廑同志共同主编《世界通史》等。

黄展岳同志撰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二章。

陈连庆同志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六章第六节和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二章第三节。他1913年生于吉林省吉林市。早年留学日本，在日本明治大学学习法律，后转攻中国史。先后任长春大学、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秦汉魏晋南北朝姓氏研究》、《西域南海古地志辑佚》、《岭南大地志辑佚》、《诸家异物志辑佚》。所写论文已收录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1989年去世。

黎虎同志为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一章第一节，他于1936年生于广东兴农。

196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同年留系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发表有《略论曹魏屯田的历史作用与地位》、《三国时期的自耕农经济》、《论西晋占田制的历史渊源》、《东晋南朝时期北方早田作物的南移》、《魏晋南北朝时期主粮作物品种的增加》、《六朝时期江沔地区的屯田和农业》、《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等论文多篇。

范楚玉同志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一章第二至第六节。

华觉明、周卫荣、杨文衡同志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一节至第八节和第十节。杨文衡同志并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二章第三节、第十五章第三节和第二十六章。

张清健同志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九节。

凌光、朱大为同志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十一节。

祝总斌同志为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三章。他1930年生于江苏苏州，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

万绳楠同志为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四章。他现任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郑佩欣同志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五章，传记部分的第三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他1933年生于河南省温县。195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现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全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著有《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并发表有关魏晋南北朝史论多篇。

胡守为、叶妙娜同志合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六章。胡守为同志并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八章第三节。他1929年生于广东东芜。现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研究会理事、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广东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副校长。主要论文有：《汉魏的浮华士风》、《黄巾起义口号试释》、《大般涅经在河西的传释》、《山越与宗部》、《张昭与孙吴的立国方针》、《暨艳案试释》、《陈寅恪的史学成就与治学方法》。

陈玉屏同志为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七章。

陈琳国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一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三节、第四章第二节、第七章第三节、第十章第一节、第十六章第二节、第十七章第四节，与周兆望同志合写第二十一章第一节。他1943年生于福建龙海。1990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发表有《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研究》和《庶族、素族和寒门》、《论两晋九品中正制与选官制度》、《论南朝襄阳的晚渡士族》等论文。

曹文柱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第五章第一节、第三节、第四节，第八章第一节，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第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第十六章第三节，第十七章第一节，第十九章第一节，第二十章第一节、第二节。他于1945年生于北京，1981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著有《略论魏初年都址的选择》、《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治乱嬗替》、《胡汉分治》等。

张文强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一章第二节和第十章第三节。

余桂元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章。

杨光辉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五章第二节，第七章第一节，第九章第一节，第十一章第一节，第十六章第一节，第十八章第二节。他1981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1985年、1988年先后获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博士学位。1989年至1991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现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科部主任、副编审，主要论著有《两汉魏晋南北朝封爵制度》、《西晋分封与八王之乱》等。

郭豫衡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六章第一节。

韩国磐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六章第二节、第七章第二节。他1919年生于江苏海安。现为厦门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中国唐史学会顾问，福建省历史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隋唐五代史纲》、《魏晋南北朝史纲》、《隋唐五代史论集》、《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北朝经济试探》、《南朝经济试探》、《南北朝经济史略》、《隋朝史略》等，并发表论文多篇。

于天池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六章第三节，第二十章第四节。他1945年生于山东烟台。197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1年获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8年至1990年赴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金日成综合大学任专家，讲授汉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他编印了馆藏多种书刊，发表了研究蒲松龄的论文多篇。

周兆望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八章第二节、第十章第二节、第十一章第三节、第十七章第三节、与陈琳国同志合写第二十一章第一节。他1944年生于湖南。1981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现为江西南昌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薛军力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九章第二节、第十章第二节。

郭良玉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二章第三节。她1915年生于山东巨野，曾任清华大学附属成志学校教师，北京三十九中语文教员。1974年退休。著有《唐太宗演义》、《朱元璋外传》、《唐明皇》、《女皇武则天》等历史小说。

曾敬民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四章第一节。

李经纬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四章第二节、第二十八章。

何绍庚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五章第一节、第二十三章，并负责第二十三至二十八章的统稿工作。

施光明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七章第二节、第十九章第二节。

夏露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八章第一节、第十九章第三节。她还在综述部分协助何兹全同志写了几节初稿。

邓奕琦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八章第三节。

瞿林东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章第三节、第二十一章第二节。他1937年生于安徽肥东。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67年获硕士学位。曾任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政史系讲师、副教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著有《唐代史学论稿》、《中国史学散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史学导论》（合作）。

郭朋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二章第一节。他1920年生于河南唐县，现为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已经离休）。先后出版了《隋唐佛教》、《汉魏而晋南北朝佛教》等九部书，在同时期内，还先后发表了有关中国佛教思想史方面的学术论文多篇。

季羡林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二章第二节。他1911年生于山东省请平县。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被录取为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78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

译著甚富，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简史》、《罗摩衍那初探》、《季羡林选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大唐西域记校注》、《论印度》、《沙恭达罗》、《罗摩衍那》（1—7）等。

杜升云同志、刘金沂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四章。

林文照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五章。

汪子春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七章。

刘雪英同志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九章。

以上共41人，把我算在里边就是42人。这里有少数人没有介绍他们的学历、经历和著作。这是因为他们在本书第三卷、第四卷的题记中介绍过了。有的是国为编者手下材料残缺，以后有条件的还可以把欠缺的地方增补起来。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是很复杂的历史，写成一部史书很不容易。现在依靠各位同志的努力，毕竟还是把这部历史写出来了。在我们的书稿中，有好多佳作，如周一良同志的文献资料，黄展岳同志的考古资料，祝总斌同志写的门阀制度，郭预衡同志写的曹植，何绍庚同志写的祖冲之，曾敬民同志和何绍庚同志合写的葛洪，郭朋同志写的道安，季羡林同志写的法显，科技史小组的同志们合写的科技各章，都是可以提出来说一说的。

书稿中也有明显的欠缺，这主要是，各篇数字之间的不平衡，文字表述有时浮词过多，把史书写成论文，这些都是史学界长时间形成的，必须不断加以克服，但也不是一下子可以克服得了的。

王仲荦同志是研究三国两晋南北朝史著名的专家。我曾邀请他参加本卷的编撰工作。他说，因为他已经写出了《魏晋南北朝史》一书，就不再参加我们的这项工作了，但答应本卷可以采用他这部著作的材料和论点。本卷确实利用了他的一些成果，有的注明了，有的也没有注明。我谨在这里表示对这位史学家的感调和怀念。

本卷传记部分在编辑上的工作是相当重的，黎虎同志为此费了很多的力气。科技小组的同志们对于所承担的任务都是完成得那么认真、及时，这都是我们深为感谢的。本卷科技方面拟目原有化学一项，因其内容几乎完全与葛洪、陶弘景相同，在本卷订稿时，也就删去了。

缪钺同志和周一良同志为本卷扉页题署书名，在此深致谢意。

白寿彝1987年5月30日于北京友谊医院初稿1994年2月6日修改

（谢选骏指出：在医院里写作《中国通史》——这是“卖惨”，还是特权“高干”？但是无论如何，医院里领头写出的《中国通史》，怪不得充满了病房的特色。）

（另起一页）

书名

中国通史批判

第四卷

Criticism of Chinese General History

Volume Four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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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第一版

January 2022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93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