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189卷：

 世界军事史殷鉴

Yin Jian of World Military History

2021年12月第一版

December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89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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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把属于东半球的美洲归入“西方”，显然是一个常识错误。事实上，美洲不仅有大西洋沿岸，也有太平洋沿岸，而且从人种与历史的角度看，美洲与其说是西方的一部分，不如说是东方的一部分，而更为中立的说法应是世界的一部分。至于印度的事例就更为明显了——英法在印度和美洲的争夺以及美国的独立、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不仅仅是“西洋军事史”，而且是“世界军事史”了。

Synopsis

It is obviously a common sense error to classify America, which belongs to the Eastern Hemisphere, into the "West". In fact, the Americas have not only the Atlantic coast but also the Pacific coa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ace and history, the Americas are not so much part of the West as they are part of the East, and a more neutral view should be part of the world. . As for the case of India, the case is even more obvious-the British and French struggles in India and America,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Russo-Japanese War,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are not just "Western military history." And it's "world military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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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西洋世界军事史》目录】

【第二卷】

大事记(七)不列颠帝国在印度的扩张

第七章普拉西会战

大事记(八)英法两国在北美洲的斗争

第八章亚伯拉罕平原会战

大事记(九)美洲殖民地的叛变

第九章萨拉托加的投降

大事记(十)美国独立战争的发展

第十章切萨皮克会战和约克敦之围

大事记(十一)法国革命的来临

第十一章瓦尔米的炮击

大事记(十二)法英两国间的海上争霸

第十二章特拉法尔加会战

大事记(十三)英法两国的陆上斗争(第一阶段)

第十三章耶拿会战和奥尔施泰德会战

大事记(十四)英法两国的陆上斗争(第二阶段)

第十四章莱比锡会战

大事记(十五)1814年的战役

第十五章滑铁卢会战

【第三卷】

大事记(一)：工业革命与美洲帝国主义的兴起

第一章：七日会战

大事记(二)：美国内战的进展

第二章：维克斯堡的围攻和卡塔罗加会战

大事记(三)：普鲁士的扩张

第三章：色当会战

大事记(四)：日本帝国主义的兴起与俄国在远东的扩张

第四章：旅顺港的围攻

大事记(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基础

第五章：马恩河会战和坦能堡会战

大事记(六)：战术上的僵局和目标的改变

第六章：沙里拜尔会战和弗拉湾会战

大事记(七)：战争的进展(1915年-1918年)

第七章：亚眠会战

大事记(八)：意奥之间的斗争

第八章：维托利奥－威尼托会战

大事记(九)：俄国革命

第九章：华沙会战

大事记(十)：第三帝国的兴起与第二次大战的起因

第十章：第二次色当会战与法兰西的沦亡

大事记(十一)：巴巴罗沙作战和租借法案

第十一章：莫斯科会战

大事记(十二)：俄国问题和战争向太平洋方面的发展

第十二章：中途岛之战

大事记(十三)：北非的战争

第十三章：阿拉曼会战和突尼斯会战

大事记(十四)：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基础

第十四章：斯大林格勒会战

大事记(十五)：政治战场与第二战场

第十五章：诺曼底会战

大事记(十六)：大平洋战争的进展

第十六章：莱特湾会战

结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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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七）：不列颠在印度的扩张】

从一六四八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到一七一三年《乌特勒支条约》签订，英法两国在印度和北美都同样在进行逐步的殖民地扩张。到一六六〇年“王政复辟”（即英王查理二世回国临朝）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最重要收获是在一六三九年租借了马德拉斯，以及一六五一年在胡格利建立了工厂。但是直到一六六二年凯瑟琳嫁给查理二世，孟买的葡萄牙殖民地作为嫁妆送给英国之后，东印度公司才真正开始繁荣。六年后，孟买移交给公司接管，每年只付租金十镑。一六六四年，出于柯尔贝尔的要求，法国也组成了其东印度公司，在一六七四——一六七六年之间，在本地治里和金德讷格尔获得了贸易权。一六九〇年，英国公司在加尔各答（原名卡利卡特）获得了类似权利。

在这个时代，莫卧儿皇帝还是印度的主人，公司都以他的政权作为谈判对象。但是一七〇七年奥朗则布死亡之后，莫卧儿帝国开始迅速解体，环绕这个崩溃中的核心，有一圈半独立君主兴起了。这对欧洲人的公司而言非常有利，因为他们可以分别与这些独立的对象谈判，从而扩大了贸易机会。加尔各答的人口在一七〇六年为一万人，而到一七三五年增加到了十万人，而公司的年贸易额增加到一百万镑以上，由此可见他们财运亨通。

一七四〇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权战争爆发时，在科罗曼德尔海岸，英法两国的主要贸易港口分别是马德拉斯和本地治里。此外，英国人还掌握着圣达维德要塞，在本地治里以南，距离颇近。这些据点都已建成要塞，而且都位于海岸上，所以可以从海上进行补给和增援，这也是英法两国比那些土邦占优势的地方，因为对方没有战船。也就是说只要这两个主要贸易强国——英法两国——能控制印度沿海，就可以用饥饿的方法战胜竞争对手。所以，海权确实是殖民地问题的关键。

在英国被卷入奥地利王位继承权战争时，理论上英法两国的公司即处于战争状态。但是这却对法国不利，所以在一七四二年，杜布雷侯爵——他于前一年被任命为法属印度总督——决心保持中立，并与英国在印度的当局展开谈判。但是英国当局却拒绝考虑，因为他们不能控制英国海军。结果是在一七四四年爆发了第一次卡纳蒂克战争。首先是巴尼特准将率领的支队威胁本地治里，因为当时法国在印度海面上没有任何舰队，杜布雷怕本地治里会被封锁，就向卡纳蒂克的行政长官安瓦尔求援，另一方面派人去请毛里求斯总督拉布尔东涅伯爵前来救援。拉布尔东涅于一七四六年三月出发，率领八艘战船，装载一千二百名援兵，于六月到达并迫使英国支队退往胡格利。此后在九月二日，杜布雷包围了马德拉斯，拉布尔东涅则从海上进行封锁。英国人也向安瓦尔求援，他命令杜布雷解围，但杜布雷表示拒绝，安瓦尔就派一支部队去对付他。等这支部队赶到，却发现马德拉斯已在九月十日投降，就把法军围在城内。可是这些为数不多的法国守兵却毫不害怕，反而突然出击，把行政长官的乌合之众击溃了。

接着，拉布尔东涅与英国人谈判，要他们支付四十二万镑作为马德拉斯的赎金。杜布雷对此表示反对，两人发生了激烈争吵，此时突然起了飓风，吹散了拉布尔东涅的舰队，迫使他撤回毛里求斯。于是杜布雷废弃了这个赎城条约并围攻圣达维德。但是因为制海权已经转入对方手中，所以在围攻了十八个月之后，杜布雷被迫解围而去。一七四七年，在波斯卡温少将指挥下，一支由十三艘战船组成的强大舰队从英国驶往印度，以雪马德拉斯被攻占之耻辱。他们到达之后，于一七四八年八月开始围攻本地治里，但是到了十月，由于季风将至，所以暂时解围。不等他们再次进攻，《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签订了，战争就此结束。结果马德拉斯归还英国，但以布里敦角作为交换。

虽然第一次卡纳蒂克战争颗粒无收，但由此却可看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够同时控制陆地。所以在印度的贸易优势斗争中，由于英国在形势上比法国便利，较易获得对印度洋的控制权，总是使法国处于不利地位。实际上这种不利地位妨碍了法国的一切殖民事业；因为法国既然是一个欧陆强国，所以就无法一方面在欧洲称霸，另一方面又能守住一个巨大的殖民帝国来对抗英国。英国因为周围都有海洋保护，所以可以随意出入欧陆的战争，可是法国却不行，他们一旦投入战争，主要的努力就是必须获胜，否则就有为外敌侵入的危险，所以对殖民地的安全自然只是比较次要的考虑。假如法国企图同时达到两个目的——一方面在欧洲称霸，另一方面扩张其殖民帝国——结果就会两头失败。这种不可能的工作不仅帮助英国变成了海上女王，同时也使普鲁士在日尔曼获得了称霸的机会。

虽然杜布雷对海权的重要性有充分的了解，但丧失海权并未使他失望。他是个有远见的人，看到安瓦尔的乌合之众在马德拉斯城前被完全击溃，这不禁触发了他的灵感——因为他认识到土著军队无论数量如何巨大，都不是少量欧洲精兵的对手。所以他认为只要手中能控制这样一支小规模的精兵，就是极其有效的武器，如果印度土王之间发生任何争执，这支部队将可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他希望能够发生这种争执，那么哪方面肯出重赏，他就去帮助那方面。事成之后，杜布雷就可以有一个强大的土王作为同盟者，这样在陆上他就可以击败英国人，而不用害怕英国的制海权了。

这个计划一旦决定，马上就有机会使他能够付之实施。一七四三年阿里逝世时，德干的省长阿萨夫贾就任命安瓦尔继任卡纳蒂克的行政长官。此时，阿里的女婿昌达正关在狱中。一七四八年他出狱之后，就企图重获其岳父的遗产。同年，阿萨夫贾也死了，其子纳西尔继位，可是另一位儿子穆宰费尔却以莫卧儿皇帝的敕命为根据，要求由他继位。这就是杜布雷的好机会，他马上加以利用，以协助推翻安瓦尔和纳西尔为条件，杜布雷与这两位阴谋者签订了秘密条约。一七四九年八月三日，这个三角同盟在安布尔之战击败并杀死了安瓦尔，昌达就顶替他做了卡纳蒂克行政长官。这样就引发了第二次卡纳蒂克战争。

英国人发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立即要求纳西尔收复卡纳蒂克。纳西尔虽然先获得了少许胜利，但在一七五〇年十二月却被刺杀。杜布雷立即宣布穆宰费尔为德干省长，作为报答，穆宰费尔任命为杜布雷为总督，统治从克利须那河到科摩令角之间的所有莫卧儿帝国的土地，条件是杜布雷把布歇侯爵指挥的小规模陆军供穆宰费尔使用。

英国人看到杜布雷已经成了卡纳蒂克的真正统治者，而布歇在海德拉巴宫廷的地位又至高无上，终于认识到他们已经面临生死关头。侥幸的是在一七五〇年，桑德尔斯被任命为马德拉斯总督，他是个具有杰出精力的人。他发现特里齐诺波里的岩石卫城足以控制卡纳蒂克大平原。这是由穆罕默德·阿里据守的，他与已死的安瓦尔有关系，所以桑德尔斯决定使该城变成对抗法国力量的重心。

一七五一年春天，杜布雷命劳领兵去夺取特里齐诺波里。此时，克利夫刚在马德拉斯加入英国陆军，就建议远征阿柯特，这是解除对特里齐诺波里压力的最好方法。桑德尔斯就让他担负这个任务。克利夫率领二百名英国兵和三百名印度兵攻占了阿柯特。昌达立即从围攻特里齐诺波里的兵力中抽调部队去收复他的首府。克利夫坚守了五十三天，使围城的敌军力竭，自行撤退。这个胜利使英国的威望大增，而使法国的威望相对减低。以后克利夫在秋冬两季又屡次获胜，法国的势力迅速崩溃。一七五二年，劳被迫在特里齐诺波里城下向劳伦斯和克利夫投降，他的盟友昌达则被处死。在德干境内，战争还持续了两年之久，尽管布歇在那里有卓越的表现，可是由于在卡纳蒂克的失败使法国对海德拉巴境内的控制无法加以扩张。由于法国的势力慢慢萎缩，结果法国政府认为杜布雷无能，决定将其召回。

一七五三年夏天，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戈德胡奉命代替杜布雷。他于一七五四年八月在印度登陆，杜布雷于十月回国。戈德胡首先缔结了为期三个月的休战条约，接着在一七五五年一月又签署了一个草约，不过必须要等其国内公司批准之后才能生效。但是由于七年战争爆发，这个草约始终未获批准。

谢选骏指出：在英法争霸的过程中，法国人可谓处处败北。但其实，法国的国力当时远远超过英国的。为何如此？我认为这是国民性的问题。从罗马帝国的角度看，法国人是拉丁人，属于熟番；英国人则是日耳曼人的杂种，相对生番。熟番和生番较量，一般处于不利位置，所以拿破仑可以直取熟透的意大利，如入无人之境；但却败于更加生番野蛮的俄罗斯。再看中国，辽败于金，金败于元，满清败于日本，等等不胜枚举。到了二十世纪，大英帝国遇到了更加生番的美利坚合众国，就只能拱手相让世界霸权了。

【第七章：普拉西会战】

英法在卡纳蒂克地区争夺之时，在孟加拉也酝酿着类似斗争，和德干一样，这里也是由一个莫卧儿省长进行名义上的统治。他就是阿里瓦第汗，于一七四〇年继承王位。在他晚年，由于英国人未经他的许可而在加尔各答增建要塞，双方开始发生摩擦。直到他于一七五六年四月九日逝世，情况始终未见改善。继承他的是他的女婿西拉吉，是一位少不更事，只知享乐的青年人，只有二十岁左右，虽然他有活力也有能力，但却优柔寡断，而且容易被宫中的嬖娈引入歧途。

他岳父活着时，西拉吉曾与戈西姆巴扎的英国工厂厂长瓦茨就加尔各答的要塞问题举行谈判。他还致书加尔各答总督德拉克，要求拆毁增建的要塞，他继位之后收到一封措词含混的回信。这位新君知道加尔各答守军不过陆军二百六十四人，武装平民二百五十人，其中只有一百七十四名欧洲人，就在六月四日，从首都穆尔西达巴德出发，攻占了戈西姆巴扎。

然后他推进到加尔各答，六月十六日，他在马拉塔城墙下出现，这是加尔各答陆地方面的屏障。欧洲籍人口中的大部分立即开始撤退；当船只遭到射击时，德拉克总督丧失了理智，可耻的丢弃了其余人员逃走了。发现他已经逃走，剩下的人就公推霍尔维尔议员为临时指挥官。六月二十日，霍尔维尔被迫投降，虽然西拉吉应允保护他和他的部下，可是在富商阿米康德指使下，瞒过了西拉吉，于六月二十日到二十一日夜间，把所有剩余的英军守兵一共一百四十六人全部监禁至威廉堡的黑洞。在这些不幸的人中，据说有一百二十三人因窒息和践踏而死。

一旦攻陷加尔各答，西拉吉又回到了首都，然后又出发与另一位王位继承者萧克特交战，将其击败并杀死。他没有认识到英国人控制海洋的重大优势，更没有想到英国人还会企图夺回加尔各答。所以他只留下一支脆弱的守军，交由马立克·桑德指挥。此时，德拉克和从加尔各答逃出的英国人都在弗尔塔避难。他们在那里使用阴谋，使西拉吉宫中的要人，马立克·桑德，阿米康德和贾盖特等都变成了英国的内应。七月十五日，西拉吉向戈西姆巴扎前进的消息刚传到马德拉斯时，基尔帕特里克少校奉命率兵二百三十人向北进发去增援加尔各答。

可是到八月五日，加尔各答沦陷的坏消息就传来了，使马德拉斯的董事会异常震惊，因为英法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而强大法国舰队的来到也在意料之中。但是董事会却并未丧失理智，而且很侥幸，恰好已有一支装备优良的陆海军可供应用。陆军由克利夫指挥，海军由华生指挥，本是准备对付法国人的。董事会中的阿尔米建议把这支部队送往孟加拉，这成为不列颠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十月十六日远征军出发，包括六艘战船和一些运输船，载有九百名正规军和一千五百名印度兵。

航行中颇有挫折，有两艘船被迫离开航线，其中一艘驶到了锡兰，直到十一月十六日，这支远征军才到了胡格利河口。华生在那里作出一个勇敢的决定，决心沿河上驶，这条水道从没走过，对整个冒险事业而言，这是最英勇的举动。经过一番危险的航行，远征军于十二月十五日到了弗尔塔。登陆后就与基尔帕特里克的部队会合，因为疾病，他们已经减员到一百二十人。

这时，德拉克在弗尔塔已接奉英国政府的命令，指派他和前任的三个董事负责处理孟加拉事务。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远征军已在途中，所以已与西拉吉开始谈判，等克利夫和华生到达之后，德拉克等人力劝他们不要动武。

可是华生却置之不理，他于十二月十七日致书西拉吉要求恢复原有特权并赔偿损失。西拉吉的答复如何已不清楚，不过结果是舰队于十二月二十七日继续溯河上驶，并于一七五七年元月一日到达加尔各答。第二天，马立克·桑德逃往穆尔西达巴德，并未经过严重战斗，克利夫就收复了加尔各答。

克利夫现在面临的情况非常危急。在加尔各答以北不过数英里就是金德讷格尔，驻有六百名法国人，其中三百名为军人，是布歇最近的据点，距孟加拉只有二百英里。假如法国人决定与西拉吉合作，那么英国人将处于绝对劣势。若战争拖延下去，因为卡纳蒂克现已毫无防御力量，所以马德拉斯也可能会轻易丢掉。西拉吉却正犹疑不定，他憎恨所有欧洲人，并且以为欧洲的全部居民总数还不到一万人。可是孟加拉的大银行家贾盖特却主张和平，因为这些富人希望能恢复他们在加尔各答的生意，阿米康德也是如此。西拉吉还是犹豫不决，可是最后却改变了决心，决定再次向加尔各答进军。

下面的故事就象《天方夜谭》一样充满了浪漫色彩。故事中的英雄于一七二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出生于英国的什罗普郡。十八岁那年，克利夫进入东印度公司担任书记官。他非常讨厌这一职业，两次企图自杀。后来到二十一岁才转入该公司陆军中充当士官，从此开始英名远播，成为一代名将。一七五三年他回到英国，其职务由劳伦斯少校接替。劳伦斯比他年长二十八岁，克利夫一向是他的部下，并对其具有莫大的忠忱。克利夫回国后，公司为了表示酬劳，将一柄镶有钻石的宝剑赠给他，可是他却表示除非同样赠送一柄给劳伦斯，否则他不接受。一七五五年，他又以正规军中校的身份回到印度。克利夫在工作上具有坚定决心，但却从不固执。他对自己的目标经常保持明确的认识，一旦环境改变，他能够迅速改变他的手段来配合目标。在个性方面，他的态度是冷静、果敢和温和的。他从来不会丧失耐性。劳伦斯少校说他：“他有不屈不挠的决心，冷静的天性，即使在最危险的环境中也能保持常态。他是个天生的军人，虽然并未受过任何形式的军事教育，也很少与这一职业接触，可是他却能领兵作战，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和慎重的态度，比一般有经验的军官并不逊色。”他还深谙政治手段，知道如何应付那些反复无常的土皇帝。

作为军人而言，他具有钢铁般的意志。任何障碍都无法改变他的决心，任何困难对他而言都是可以克服的。假如他犯了错误，这是很少见的，可是他却能迅速将错就错并以此获利，主要原因是他对东方人的心理具有彻底的了解。如马里生上校所说：“他的思想总是超人一等的，他的计划总是卓越的，他的执行总是有效的。”

虽然在多次会战中，他的英勇表现是如此耀眼，可是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七六六年，公司取消“双薪”制度之后，公司中的军官发生了叛乱，并且获得文职人员的支持。在这种危机之中，克利夫才显出其伟大人格。完全凭着他一个人的力量，终于使局势转危为安。

一七六七年一月，他终于离开印度，从此不再回来。一七七二年，他在英国国会受到孟加拉腐化集团的攻击。虽然他拿出勇气来为自己辩护。可是到一七七四年，因为受不了侮辱和疾病折磨，于十一月二十二日自杀，享年五十岁。

当西拉吉准备从穆尔西达巴德向南进发时，英国人决定占领胡格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基尔帕特里克率领四艘船，载着正规军一百五十人，印度兵二百人，于一月六日溯河而上。一月十日，他们到了胡格利，没有经过太多困难，一个能干的军官库特就攻占了该镇。这时才有确实的消息从阿勒颇传来，说英法两国在八月已经正式宣战了。

此时克利夫还在加尔各答，正在增强威廉要塞的工事并召募了一营印度新兵，这也是孟加拉本地陆军的起源，这支号称“红色团”的部队，就是孟加拉本地步兵的第一个团。一月三十日，西拉吉的军队也到了，并在胡格利以北十英里远的地方渡河。与他一起的有阿米康德，他心里牵挂的就是收回他在加尔各答的财产，所以他只想恢复对英国的影响，力主采取和平手段。克利夫因为处境也很危急，所以也赞成和平，西拉吉前进之际，他早已与他通信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西拉吉继续前进，并已在二月三日占领了沿马拉塔壕沟的地区，克利夫这才决定进攻。他总共集中了六百五十名英军，八百名印度兵，六百名水手和一百名炮手（有炮六门），于二月七日上午十二时前进向敌人攻击。敌人共有骑兵一万八千人，步兵一万二千人，火炮四十门和战象五十头。虽然如此，他却想获得一次决定性胜利。尽管在数量上居于劣势，若非大雾突起，在两三码距离之外就分辨不清目标，那么克利夫也许可能达到目标。结果发生了非常奇怪的现象，响导丧失了方向，克利夫全军冲入了敌营中央，在漆黑中向左右开枪乱打，终于在当天下午七时回到己方的阵线。

双方的损失都相当巨大，西拉吉方面死伤一千三百人，还损失了五百匹马和四头象；克利夫方面死了五十七人，伤了一一七人。可是比死伤数字更重要的却是士气上的打击，克利夫的人感到精神颓丧，而西拉吉的全军更发生了恐慌现象。依照阿尔米记载，他的全军在整个晚上都在惊慌中度过，不断鸣放枪炮，一方面给自己壮胆，另一方面是为了阻止英军进攻。

这次突袭使西拉吉的心理瘫痪了，二月九日，他与克利夫签订了《阿里那加尔和约》，承认恢复东印度公司原有的特权并赔偿损失。克利夫之所以决定停战，是因为他怕法国人会与西拉吉打成一片，从而破坏他的各个击破战略。此外，他也认识到除非在孟加拉的法国势力完全被毁灭，否则他和自己的部队就不可能安全返回马德拉斯。所以条约的签字墨汁未干，克利夫就要求西拉吉允许他攻打金德讷格尔。

西拉吉的答复是，他从不允许这个地区的臣民受到另外一个地区的欺侮，可是他决定采取拖延政策，说布歇正想侵入孟加拉，并要求克利夫帮助他。此外，他认为瓦茨是温和派，所以要求英方派他来担任公司驻其宫廷的代表。此后他就返回首都穆尔西达巴德。虽然克利夫明知布歇的恐吓是假的，但却同意任命瓦茨为代表，并且请阿米康德同去，他对和约的谈判颇多协助。这两个人于二月十八日到了胡格利，阿米康德发现西拉吉已经把十万卢比的巨款送给金德讷格尔的总督，并派了一个间谍南柯马尔——一个机警的孟加拉婆罗门教徒——去竭尽全力协助法国人。阿米康德马上就用一万二千卢比把这个人收买过来。此后，他又与瓦茨继续向都城进发，到那里之后才知道在二月二十二日，西拉吉已致书克利夫，制止他进攻金德讷格尔，并说假如英国人前进，他就要发兵帮助法国人。与此同时，金德讷格尔总督又要求英法双方在孟加拉境内签订一个中立条约。二月二十五日，双方代表在加尔各答会晤，共同拟定条约的条款。但华生将军却认为必须等到本地治里的高级政府批准之后他才肯签字。恰好此时英军又从海上获得了增援，克利夫认为他现在拥有的兵力已经足够攻下金德讷格尔，就遣返法方代表，也不等西拉吉同意，就决定马上进攻。

这些事态发展之际，西拉吉突然得到一个情报，说阿富汗人在可怕的阿默德领导下，打算从德里向孟加拉进犯——这个情报可能是瓦茨和阿米康德伪造的。西拉吉大惊，立即写信向克利夫求援，答应每月偿付十万卢比雇用他的部队。这是克利夫不能错过的好机会；于是他乘机提出要求，请西拉吉允许他进攻金德讷格尔，结果依然没有答覆。克利夫知道西拉吉正与布歇谈判，所以决定进兵，三月八日他向北前进。直到三月十三日华生将军才收到西拉吉的回信，这就决定了法国租界的命运。信中有这样一段：“假如敌人确切的向你乞降，那就应该保全他的生命。但如果你不能信任他，那就只好见机行事。”这段话使华生和克利夫大为兴奋，立即向金德讷格尔进攻。

收到这封信之后，克利夫写信给金德讷格尔的总督雷诺，要求他投降。法国租界的唯一屏障就是奥尔良要塞，距离胡格利河只有三十码。因为法军拒不作答，克利夫就决定攻击。首先安置炮位，三月十八日，舰队也在普鲁士八角的附近下锚，英军又发出一次招降的呼吁，结果仍被拒绝。三月二十三日上午，英军开始攻城，双方火力都异常猛烈。三小时之后，即上午九点，南北两面的城墙差不多已经全毁。法军才挂起白旗，这个法国租界投降了。

弗里斯特爵士在《克利夫传》上对这一战评论道：“这一战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事业具有极大影响。这个打击动摇了印度西部所有土皇帝对法国势力的信心。攻占奥尔良堡巩固了加尔各答的安全，这是我们的海上基地，并且也使我们成为这条大河的主人，这条河流过孟加拉，贝哈尔和奥立沙等富饶省份，从此向北就是巨大的中央平原，一直伸展到喜马拉雅山麓。普拉西大捷不过是这一战的延续。”

一旦金德讷格尔到了英国人手中，克利夫本就完全不信任反覆无常的西拉吉，现在决定不遵从他的命令，继续留在孟加拉境内，不回马德拉斯。此外，因为他的整个政策就是以排斥法国势力为中心，所以只要布歇还能给与印度土皇帝支援，他的目的就无法达到。所以在三月二十九日，他又致书西拉吉，坚决要求他把所有法国租界都移交给英国，特别是穆尔西达巴德附近的戈西姆巴扎。西拉吉绝对不愿如此，因为他希望季风过后克利夫将被迫返回马德拉斯，所以决定拖延下去。他一方面收买法国人为己用，另一方面回信说已命令他们退出国外，为了保护自己不受突然袭击，他又命令总司令米尔贾法率领一万五千人移驻到穆尔西达巴德以南三十英里远的普拉西。

表面看来，西拉吉的地位十分稳固，因为马德拉斯需要克利夫，而克利夫的力量也太弱，不够资格投入这个旋涡。可是透过内幕来看，他的野蛮、奸诈和贪鄙都足以使他的宫中和阵营中有产生内奸的危险。在他占领加尔各答之后，他就使贾盖特成了他的敌人，因为他亲手打过贾盖特的耳光并不断侮辱他。为了报复，贾盖特就与阿米康德结合，又勾通了米尔贾法，愿意拥护克利夫来打倒西拉吉。

到四月二十六日，这个阴谋差不多已经发展成熟，于是与阿米康德保持密切接触的瓦茨写信给克利夫说：“假如你赞同这个计划，那么他（米尔贾法）就要求你对金钱、土地等具体条件提出一个方案。”五天后，克利夫去了加尔各答，把这个事件提交董事会讨论，结果董事会同意支援米尔贾法，第二天，克利夫就把行动计划通报了瓦茨。

为了使西拉吉获得虚假的安全感，克利夫写了一封“安抚”性的信，告诉他已把部队调往加尔各答，并已上船准备离去。接着他建议停留在普拉西的米尔贾法撤退。他又写信给瓦茨说：“请告诉米尔贾法不必畏惧，我马上就会率五千人来与他会合，并且永远不会背叛他。如果他不能将他（指西拉吉）捉到，我们的势力也足够将他驱逐出境。你可以向他保证，我会兼程前进去援助他，而且只要还有一个人，就会跟他合作到底。”

尽管接到了克利夫的来信，西拉吉还是疑惑不安，仍然把米尔贾法的部队留驻在普拉西不动。依照地道的东方习惯，意外事情又发生了。瓦茨把这个计划给阿米康德看，他却表示除非他获得全部战利品的百分之五做为酬劳，否则就不同意。西拉吉的财富十分可观，最先估计为四千五百万镑，此外，他还要求分得其宝石收藏中的四分之一。以后作了更精密的估计，认定总额仅为四百五十万镑，瓦茨在拟定的条款中，补充说明阿米康德应分得三十万镑，他之所以如此完全是不得已，因为这个狡猾的印度人突然恐吓他说，假如分不到这百分之五的财富，他就要把这个阴谋泄露给西拉吉。但正如弗里斯特爵士所说，“如果克利夫居然受到阿米康德挟制而真正履行这个条件，那么毫无疑问，贾盖特和米尔贾法也一定不会同意，结果就会使英国在孟加拉的势力完全崩溃。”

不过克利夫却正是这个狭猾之徒的对手，在对付东方人时，他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他在五月十六日接到瓦茨的来信。次日他又前往加尔各答，在董事会议上决定不给阿米康德任何东西。但这个决定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在五月十八日，克利夫把两份签定的草稿提到董事会——一份是真的，一份是假的。真的是准备给米尔贾法看的，上面完全没有提到给阿米康德的奖励；假的则给阿米康德，上面说明拟赠与他两百万卢比做为酬劳。真的用白纸，假的用红纸，所有董事都同意在两份文件上签名。唯一不肯签名的是华生将军，但他却不反对卢兴顿先生为他代签了假名。于是两份文稿都被送给瓦茨。

此时，阿米康德为了尽可能地弄钱，又秘密谒见西拉吉，回来后告诉瓦茨，说他已经把一个情报告诉西拉吉，说布歇与克利夫已彼此同意由英法两国瓜分孟加拉。利用这个谎言他又骗到八万镑的赏额。以赏额而论，他所说的是真的，但是关于内容他可能只说了一半。瓦茨怀疑他已把这方面的秘密也泄露了一部分。果然如此，因为到五月三十日，西拉吉对米尔贾法表现出明显的不信任，几天之后就解除了他的兵权。这个心存怨念的总司令回到自己的私宅，并且立即设防自卫。

现在阿米康德的奸谋已经有了暴露的危险，所以他希望离开穆尔西达巴德，瓦茨劝他坐轿子，与公司职员斯卡拉弗顿先生同往加尔各答。五月三十日他们出发，但在戈西姆巴扎又延迟了一下，因为这个狡猾的老人还要多捞点钱。在普拉西他乘斯卡拉弗顿熟睡时又溜走了，因为他从一个朋友方面获知给米尔贾法的协定上没有提及对他的酬劳，所以他赶紧前往加尔各答，六月八日到达。克利夫对他的接待却是非常友好，所以又使他恢复了信心。虽然如此，他还是向董事会的波斯藉书记行贿，希望获得不利于他的所有情报。结果似乎并无所获。

阿米康德和斯卡拉弗顿离开穆尔西达巴德之后，米尔贾法派使者去见瓦茨，瓦茨把两份条约都交给使者，并书面说明对阿米康德的欺骗行为。六月四日，米尔贾法在这两个文件上都签了字。签字之后，米尔贾法还需要亲自宣誓表示遵守协议。因为他的住宅已经受到西拉吉的严密监视，所以瓦茨坐了一乘密闭的矫子，乔装“高贵的夫人”一直抬入内宅。米尔贾法在那里对他说：“希望克利夫能立即进兵，等克利夫接近后，他（指米尔贾法本人）就会依照当时所占领的位置而采取行动；假如他在前面，当英国人到达时，就会擂鼓和摇动军旗，然后率领他所指挥的部队从正面移往右方，加入英军；假如他配置在两翼或后方，他就会竖起白旗，当英军开始进攻时，他就夹击西拉吉的主力。

任务完成之后，瓦茨就派了一个可靠的使者奥马伯格把条约送回加尔各答，于六月十一日送到。第二天，瓦茨又带了三个英国人逃出穆尔西达巴德，经历了一番风险，他们于六月十三日才到了在卡尔那的克利夫营地——在胡格利以北十五英里。克利夫决定马上进攻，就发了一份最后通牒给西拉吉。

瓦茨逃走使西拉吉大为惊骇，并且认清米尔贾法是内奸。他正准备围攻其住宅时，克利夫的最后通牒也到了。于是他决定改变办法，先与米尔贾法谈判以分化敌人。结果双方言归于好，并对着《可兰经》互相宣誓。此后他在六月十五日向克利夫发出了一个措辞强烈的回答，并命令全军集中在普拉西。但是他的困难却还没完，因为部队突然哗变，要求先发军饷然后开拔。发饷之后军队才前进。六月二十一日到了道普尔村，这在普拉西北面，相距不过几英里。

六月十三日，克利夫留下一百名水手据守金德讷格尔，然后开始冒险前进。他们携带野炮、弹药和补给分乘二百艘小船，由印度人拉曳逆流而上。部队包括六百十三名欧洲籍步兵，四十八名孟加拉混血兵，四十三名孟买混血兵（多为葡萄牙混血儿），一百七十一名炮手（包括五十七名水手），二千一百名印度兵，八门六磅炮和两门小型榴弹炮。一共约有三千人马。六月十四日全军到了卡尔那；六月十七日又到了戈西姆巴扎河（即巴吉拉西河）西岸的巴特里。六月十八日，克利夫命令库特少校率领二百名正规军和五百名印度兵去攻占卡特瓦要塞。不仅因为那里储存有大量谷物，而且假如需要退却，全军可用它作为一个坚强基地以提供掩护。第二天全军都集中到卡特瓦，扎营之时，季风又起，来势颇为猛烈。

这样克利夫就面对一个进退两难的情形。地面不久就会变得无法通过；在他与敌人之间隔着一条湍急的河流，几天之内就会不能徒涉，若不马上渡河，将来也许根本无法渡河；假如现在渡河，他与基地之间的联系将不可避免地被切断，从而不再有退却的可能。而且更重要的是米尔贾法的意图到底如何，他现在指挥着一万人。六月十七日，克利夫接到他的来信，语意颇为含糊，第二天克利夫回答说：“假如我与西拉吉的军队遭遇，你将采取何种行动，我应如何行动？最重要的是在我尚未到达前，注意不要让计划泄露。”六月十九日，他又写信给米尔贾法说，“我在行军时，你没有给我一点情报，也不告诉我应该怎该行动。我对穆尔西达巴德的情况一无所知。我将暂留此地，等到有好消息再继续前进。我认为你有立即加入我军之必要，并且愈快愈好。在普拉西或是你所选择的任何地点均可，即使一千名骑兵都可以。”克利夫没有获得答复，因为他没有骑兵，所以在六月二十日又写信给柏德望的大君，希望他能送二三百匹好马来。最后他终于接到米尔贾法的两封回信，更增加了疑虑。在黑夜降临之前，获得了确切报告，发现米尔贾法与西拉吉已经合作如初。这就是克利夫在六月二十日夜里面临的情况。

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若再前进，所冒危险当然非常巨大，所以克利夫决定征询僚属的意见。他们举行了一个作战会议，克利夫提出下述问题：“在现有情况下，若无其他援助，单靠自己的力量是否应该立即进攻，或是等待有了援助之后再采取行动？”克利夫主张暂缓行动，基尔帕特里克和其他八位军官也表示同意，但是库特少校和另外六位军官却主张立即进攻。克利夫并非主张放弃会战，而是主张在未获米尔贾法的确实援助之前暂留在卡特瓦不动。他对这个问题采取的是政治性观点，而库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却是纯军事角度的。克利夫知道这一战若是失败，就等于丧失了整个孟加拉；而库特却只注意到渡河的问题。虽然如此，克利夫仍感到困惑，因为这次会议的决定未能解决他的困难；会议结束之后，他就走进附近的一个丛林，在那里独自沉思了一个小时之久，最后才完全恢复了信心，认为停在原地是不对的。他回到司令部之后，命令全军于第二天上午渡河。

一夜过去，仍未获得米尔贾法的答复，直到第二天他才回信说：“西拉吉的意图是想在蒙苦拉掘壕固守，所以你越快进攻越好。等你接近我才可以与你会合。等我们见面后，我会把一切情报当面告诉你。并请事先把准备战斗的时间告诉我。”克利夫认为这个消息够明白了，命令全军在上午五时渡河，向普拉西前进，大雨如注之中，经过疲惫不堪的行军，在午夜才到了那里。英军立即占领了邻近的丛林，可是他们大为惊异的却是不断听到鼓角之声，这表示在附近一英里之内都有印度军宿营。实际上，印军总数为步兵三万五千人，骑兵一万五千人，火炮五十三门（多为三十二磅和二十四磅者）和一些战象。

六月二十三日拂晓，克利夫爬上河流东岸西拉吉猎舍的房顶侦察会战的场所。在他脚下是一个宽广的绿色平原。右前方是个芒果园，周围有一道土墙围绕，而在左面，大河向西流成一个巨大的“S”形，在河湾下端是一个平原，西拉吉的堑壕线就在那里。他们右翼位于河边，受到一个堡垒和一座小丘保护，在它南面为两个蓄水库。

日出之后，敌人开始从堡垒的缺口向外开进，战象身上都披着红色的锦缎；骑兵都手持长剑，在日光下闪闪发亮，重炮都由白牛牵引，旌旗招展，显得军容颇盛，声势骇人。骑兵和步兵都以密集纵队前进，重炮夹在中间，每门炮由四十五头白牛拖着，在每门炮后方又有一头象，这是受过专门训练的，知道用鼻子顶送炮车，帮助炮车越过困难的地形。右翼是莱·杜拉布，中央是雅·鲁夫汗，左翼是米尔贾法。全军在前进时成为一个巨大的新月型，右面顶到小山，左面距离芒果园不超过半英里。在圣弗瑞指挥下，另有五十余名法国“先锋队”，携带四门火炮，占领了水库以南的阵地——在芒果园以北。右面为两门重炮，另由米尔·马丹和莫汉拉尔率领五千骑兵和七千步兵支援他们。

克利夫对这群乌合之众进行观察之后，感到颇有把握，认为将部队留在丛林中，会使敌人以为这种谨慎是害怕，从而变得大胆起来。所以他将兵力一线展开，与猎舍平行，面对最近的一个水库——这是法军占领了的。全线延展约一千码。他把欧洲部队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由基尔帕特里克少校指挥，第二部分由格兰特少校指挥，第三部分由库特少校指挥，第四部分由高普上尉指挥。印度兵则构成左右两翼。如福特斯库所说：“力量寄托在中央部分的白人部队身上，而这支部队的力量寄托在一个人的意志上。不列颠部队面对这样的劣势还是第一次，但并非最后一次。”在战线左面，克利夫命令一小部分印度兵，带着两门六磅炮和两门榴弹炮作为前哨。兵力部署完毕后，他在上午七点钟匆匆写了一个便条给米尔贾法说：“我能做的都已做完，假如你来道普尔，我就从普拉西前进与你会合，你若不来，那么请原谅，我将独力与西拉吉决战。”

上午八时，法军发了第一炮，这个信号发出，西拉吉的全部炮兵都开火了，虽然多数的炮弹都飞得太高，可是英军也开始有人员倒下，因为自己的六磅炮无法解决敌人的重炮，克利夫命令部队撤到土墙后面。他们刚往后撤，印军惟一真正忠贞的将领米尔·马丹就受了致命伤，由莫汉拉尔接替。（注：这是一个重大因素，因为米尔·马丹是西拉吉最优秀和最忠诚的部下。）一旦有了土墙掩护，在墙后再加上八门炮的火力，克利夫的小部队获得了良好保护，而他的两门榴弹炮也使法军处于持续火力之下。这里又发生了一个幸运事件：正午时候，平原上一阵雷声响过，突然大雨倾盆，使敌人的大炮哑火了，因为和克利夫的炮手不同，印度人没有防雨布让火药保持干燥。失望之余，西拉吉的部下开始退回堑壕，只在左面留下一支强大的骑兵，目的是否想要占领普拉西村，使人很难捉摸。

大约下午三时，克利夫因为身上湿透了，就退到猎舍去换衣服。他想在夜幕低垂前一直进行防御，然后再乘黑暗掩护进攻。在他下来休息之前命令基尔帕特里克，如果敌人有前进模样，应立即通知他。不久，他听到基尔帕特里克已命令一个支队携带两门野炮去对法军重新发动攻击，不禁大为惊异。他赶紧去追这支小部队，直到抵达第一个水库时才追上，克利夫痛斥基尔帕特里克，责备他没有命令擅自前进。但他却也认识到，在东方人面前若再度撤退，结果可能引起大祸，所以决定将错就错。他派基尔帕特里克回去召集增援，自己则率领这个支队——两个连和两门野炮——把圣弗瑞的法军从水库赶回到堡垒中。接着，克利夫命令库特率领他那部分兵力前进，只留下格兰特少校监视仍在普拉西附近的印度骑兵。克利夫在莫汉拉尔的左面实行佯攻，结果把他的部队诱出了堑壕，然后立即用最猛烈的火力向他们扫射，打死许多的人员、马匹和拖炮的白牛，其中还有四个主要军官，这导致印军混乱到了极点，以至战象都无法控制。这场战斗正在进行之时，克利夫又注意到在敌人左翼顶点的骑兵似乎正想脱离战场退去，就是想置身于战斗之外。这使他发现这支骑兵是由米尔贾法指挥的，就决定进行决定性打击。他命令库特攻击那座小山，又命令另一支部队去夺取堡垒。因为法军已奉命退却，所以几乎毫无损失的达到了目的。到下午五时，全部英军都已涌入敌营，此时克利夫才知道西拉吉已经逃走了。

米尔贾法之所以采取这条要命的路线，答案是：米尔·马丹负伤后，他的随从把他送进西拉吉的营帐，垂死者的样子十分触目惊心，西拉吉就召见米尔贾法，米尔贾法他来时带着强大的护卫以防不测。两人会晤后，西拉吉取下自己的头巾，放在这位将军脚下，向他要求支持。但是米尔贾法对他的答复却很傲慢，骑马回到他自己的部队，立即送了一封信给克利夫，但因为受到了英军火力阻挠，直到战斗结束后才送达。接着，西拉吉又征询莱·杜拉布的意见，这又是一个叛徒，他力劝西拉吉撤回堑壕中的部队。就是这个撤退，特别是最右端的部队撤退，才使基尔帕特里克随之跟进，这又首先使克利夫大怒，结果继之以全面进攻。西拉吉听到这个消息，就骑上骆驼，率领二千名骑兵逃往穆尔西达巴德。和大流士一样，他丢弃了他的全军。

克利夫的部下涌入敌营之际，米尔贾法送来的通知也到了。克利夫匆匆写了封回信，命令他于次日上午到道普尔来会晤。此后他用全速向该村挺进，到达之后，再命库特前进以防敌军重新集合。克利夫很聪明，在会战开始前先应允给与部下一笔犒赏，所以他们并未散开去抢劫敌人营地。

普拉西会战就这样结束了，依照克利夫发表的数字，他的敌人损失了五百余人（死伤都在内）。他自己付出的成本，包括战死四个欧洲兵和十四个印度兵，负伤者有九个欧洲兵和三十六个印度兵，另有两名欧洲哨兵失踪，一共六十五人。

第二天上午，米尔贾法在道普尔与他会晤，克利夫对他恩遇有加，并称他为孟加拉，贝哈尔和奥立沙的共主。接着，他命令迅速向穆尔西达巴德前进，以阻止它在混乱中被洗劫。当晚他到达该城，发现西拉吉早已闻风遁去。他化装成一个贫民，在夜里十点秘密从窗口中逃出，只携带一箱最珍贵的宝石，同行者只有他最宠爱的姬妾和宦官。几天后，这个不幸的土皇帝被一个托钵僧发现了，过去他割去了这个和尚的鼻子和耳朵。这个托钵僧报告了米尔贾法的兄弟，七月二日，米尔贾法的儿子米南把他处死了，遗体用一头大象驮着在城中游行。

此时在穆尔西达巴德城中，正上演这个帝国制造的好戏的最后一幕。他们发现西拉吉的财富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多，几经谈判之后，英国人终于分到银币七百二十七万一千六百六十六卢比，分装成七十个箱子，用一百艘小船载往加尔各答。如史学者阿尔米所说，“在过去的历史上，英国人从来没有一次获得过这么多金钱，总值达八十万镑之多。”到八月三十日，英国一共获得了赔款一千零七十六万五千七百三十七卢比，其立即结果是商业的完全复活，到处都受到了影响。

分赃时，阿米康德还以为自己的功劳颇大，应受重赏。克利夫就对斯卡拉弗顿大声说，“现在可以不再骗阿米康德了。”斯卡拉弗顿就用印度话对他说：“阿米康德，这张红纸是个骗局，你什么都没有。”这句话有如一颗炸弹，他马上昏倒，若非有人搀扶，就会直接倒到地上。他的随从把他送上轿子抬回家，他有好几个小时丧失了知觉，以后就有了神经错乱的病象。

在分析会战的影响之前，还有两点值得一提。八月十六日，华生将军由于肠热病逝世了，他是克利夫的重要搭档。克利夫选定驻米尔贾法宫中的代表是瓦伦·黑斯廷斯，时年二十五岁。这是一场小规模会战，比一次游击式冲突大不了多少，那么成就又有多大呢？自从公元前三三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亚历山大大帝在阿贝拉战场击败大流士之后，世界上还没有经历过如此巨变。马里生上校是一位冷静的作者，他说：“从来没有一场会战的后果如此巨大，如此迅速和如此永久。”在《克利夫传》中，他这样说：“从各方面考虑，克利夫的工作确实和亚历山大一样伟大。”这并不夸张，因为克利夫知道不列颠帝国已经奠基了。所以他说：“一点不假，到明天，整个蒙古帝国都将在我们的势力范围之内。”

可是这场胜利还有更进一步的意义。从十八世纪开始，西方世界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其中最能改变世界的莫过于蒸汽的使用，萨瓦瑞，帕潘和纽科门都在努力制造这个巨怪的模型，总有一天这个怪物会在全世界释放出动力。现在所缺的就是用黄金来培育它。而使黄金之流源源不断的人正是克利夫。

印度本是贵重金属的宝库，从此被打开了，从一七五七年起，英国在东方大发洋财，财富送回英国之后，促成工业时代的发展，供给其生命血液，由此创出了一个新世界。亚历山大曾发掘波斯的藏金，罗马占有了希腊和本都的财富。现在英国也使印度的财富解冻，让它流入英格兰。所以亚当斯说：“若说欧洲的命运决定于孟加拉的被征服，似乎并非言过其实。”

就像奇迹出现一样，在一七五七年以前，英国的棉纺机器几乎和印度的同样原始，而炼铁工业正在衰颓。突然一切都改变了。一七六〇年出现了“飞梭”，一七六四年有了哈格里夫斯的纺织机，一七六八年又有了卡特怀特的动力纺织机。虽然这些机器代表时代在加速前进，但其本身并不能产生加速度。发明本身是消极的，有许多最重要的思想都曾潜伏达数世纪之久，直到有足够动力之后，才能使思想开始行动。这种动力就是金钱，不是僵死的而是流动的。

此外，一七六〇年之后，以金质货币为基础，产生了复杂的信用制度。一七五〇年，伯克说在英国只有十二家银行，可是到一七九六年，几乎每个镇市都有银行了。一七五六年英国的国债只有七千四百五十七万五千镑，而到一八一五年却增加到八亿六千一百万镑。所以财富是累积的，利上又生利。亚当斯说：世界上很难找到先例，从来没有比英国在印度发的财更巨大，在五十年间几乎完全没有一个竞争者。

从普拉西战场上产生了十九世纪的权力基础。财神现在至高无上，变成了西方世界独一无二的上帝。过去十字架做不到的，现在由活塞、刀剑和金钱结成三位一体，在短时间内就做到了。东方被征服了，此后二百年都是西方世界的经济奴隶。

谢选骏指出：英国人通过海军在印度战胜了蒙古人，而且排挤了法国人，结果使自己成为海洋上的蒙古人了——他们从此可以和陆地上的蒙古人俄罗斯瓜分亚欧大陆了。英国人自夸自己战胜了十字架，但其实是这些杂种背叛了自己的力量源泉——这种背信弃义的恶果，立即就在美洲得到了回响——美国独立战争打响了！并且一举战胜了胆敢背叛基督的英国瘪三。

【大事记（八）：英法争夺北美洲】

法国在一六〇八年开始在加拿大建立第一个永久殖民地，与英国的斗争也同时开始了。最初是经年不决的边界纠纷，然后就是用会战来决定，可是最后决定胜负的却是英法两国在殖民方法上的差异。法国主要属于传教性的殖民，目的是使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和接受西方文明。英国却以商业为主——占领印第安人的猎场，将其变成繁荣的殖民地。法国希望与印第安人合作，英国对印第安人却采取敌对态度。结果，法国移民成了商人和猎户，分散在广大地域之中，英国人却成了定居的农民或市民，集中在一起逐渐扩张领域，在人口上也迅速超过了法国人。此外，英国的清教徒纷纷逃往美洲避难，也使人口大增。而法国政府却采取相反的政策，不希望有异端的殖民地。所以到一七一三年《乌特勒支条约》签字时，加拿大的法国人还不到两万，而新英格兰却有十五万八千人，而在其他英国的美洲殖民地还有二十一万八千人之多。三十五年之后，法国在加拿大的人口增加到八万人，而英国殖民地的白种人口却已有一百万了。

《乌特勒支条约》签订后不久，为了抵补阿卡迪亚和纽芬兰的损失，法国人不惜花了三千万利弗的巨款，在布里敦角岛上修建了一座巨大的路易堡要塞。从此英法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日益紧张。一七四五年两国正在交战，在马萨诸塞总督威廉·谢利的指挥下，新英格兰的英国移民得到瓦伦将军和四艘战船的援助，经过五星期围攻占领了路易堡。虽然如此，到一七四八年，依照《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路易堡还是归还法国。

这个条约墨汁未干，加拿大总督加利森尼尔又决定采取扩张政策，派一支远征军进入俄亥俄地区，以路易十五的名义要求兼并该地。他的目的是想把英国殖民地限制在大西洋与阿格勒尼河之间的地区，在俄亥俄河谷建立一个法国人的居留地，并用一连串要塞把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连成一片。为了对抗法国人的行动，弗吉尼亚总督丁威迪于一七五三年派了一位名叫华盛顿的青年（一七三二——一七九九年），率领一支部队在阿格勒尼河与莫农格希拉河的交点建立了一座要塞。第二年，华盛顿又率领四百名士兵和印第安人出发，终因寡不敌众，经过一番激烈战斗之后，在大草原上被迫向法军投降。

这个事件大大刺激了英国人，国会决定采取激烈行动。一七五五年春，有两个团被派往弗吉尼亚的亚历山大，在布拉多克将军指挥下，由华盛顿伴随准备向杜凯纳堡前进，这是法国人修筑的一个要塞，就是华盛顿在两年前所选定的同一地点。这支远征军有一千四百名正规军和六百名临时部队，于六月出发。虽然布拉多克是个英勇的军人，可是中途遇伏大败，死伤了八百六十三人，他自己也负伤殒命。一七五六年五月，英法两国正式宣战，蒙特卡尔姆侯爵被派往魁北克接管加拿大法军的指挥权，他们原来由总督瓦德内尔侯爵指挥。

蒙特卡尔姆启程之前一个月，由阿贝克隆比将军陪伴，劳顿勋爵也被派往纽约担任总司令。劳顿缺乏活力和勇气，简直是个懦夫。为了准备攻占提孔德罗加（即卡里隆），他浪费了整个夏天，然后他又决定攻打路易堡，但他发现法国舰队要比英国舰队占优势，他又放弃了这个计划。此时，蒙特卡尔姆已在提孔德罗加集中了八千人的兵力（包括法属加拿大人和印第安人），围攻威廉·亨利堡（后来改名为乔治堡）并迫使它投降。

第二年，威廉·皮特成了英国政府的实际领袖，他看清了英法之间的争执不是在欧洲可以获得解决的，决定一劳永逸地粉碎法国在美洲的势力。他把一切传统方法都搁在一边，尽力寻找最优秀的军人，用阿贝克隆比代替了劳顿，并从日尔曼召回阿姆赫斯特将军协助他。他的一七五八年作战计划，是要从法国手中夺取三个政治枢纽——路易堡，提孔德罗加和杜凯纳堡。路易堡是圣劳伦斯河的大门，从一七四八年以来，其要塞工事已经不断修补和增强。现有守军为三千名正规部队，由德鲁柯指挥，支援他的还有一支舰队，有军舰十二艘。为了攻占这个坚强要塞，皮特出动了一支强大的舰队，共有战斗舰二十二艘，小船十五艘和运输船一百二十艘，由波斯卡温将军指挥。载运兵力十四个营，外加炮兵和工兵，由阿姆赫斯特指挥，向哈利法克斯进发。

阿姆赫斯特于二月十九日从朴茨茅斯出发，五月二十八日到达哈利法克斯。和他同去的有怀特莫尔，劳伦斯和沃尔夫三位准将。一切准备好了之后，又再度出海，六月二日在加巴鲁斯湾下锚。登陆地点正是一七四五年新英格兰移民上岸之处。六月十二日，德鲁柯自己炸毁了大炮台，第二天沃尔夫绕着港口前进，攻占了灯塔点。接着开始围攻，直到七月二十六日，德鲁柯才作了有条件的投降。于是圣劳伦斯门户洞开，阿姆赫斯特要求波斯卡温向魁北克前进，但波斯卡温却认这是不可能的，放弃了这个打算。不久，沃尔夫也请病假回到英国。为了攻占杜凯纳堡——这是西方的门户——皮特又选定福布斯准将为主将。他指挥的部队有一千五百名正规军，多数为高地部队，另外有四千八百名殖民地部队。他的部下中有著名的布克上校和华盛顿。

福布斯于七月初出发，谨慎地前进，他的前卫由布克率领，因为他患着重病，所以在整个会战中都要用担架抬着。他到了雷镇之后，福布斯命令主力暂停，只派布克前进到皇家哈夫兰。布克在那里派遣格兰特少校和八百名高地部队去侦察杜凯纳堡。格兰特于九月十四日到了距该堡半英里远的地方，以后这里就被称为“格兰特山”，现在是匹兹堡的一部分。他在那里也和布拉多克一样受到伏击，损失了三百人。可是尽管遭遇这种挫败，福布斯仍继续挺进，到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发现该堡已经自动放火焚烧，法军已经撤退，就将它占领并改名为皮特堡，后来才改名为匹兹堡。

皮特的第三个目标是提孔德罗加，也是进入圣劳伦斯的侧门，他希望通过这个侧门可以对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发动一次远征。这个作战他交给阿贝克隆比指挥，但是却不敢相信他的才能，所以又派豪威勋爵为副将。这是一个能力优异的军官，以著名的美洲游击战士罗伯特·罗杰斯为师，学会了印地安人的战术。这支远征军在美洲是空前庞大的，共有正规军六千三百五十人和殖民地部队九千人。

到六月底，阿贝克隆比从阿尔巴尼向威廉·亨利堡的废墟前进。七月五日，他从那里把部队装上一千零三十五艘小船，从乔治湖前进。第二天，豪威登陆进行侦察，不幸被杀害了。他的死使这支远征军丧失了真正的领袖，阿贝克隆比是个缺乏决断力的人。

七月八日英军登陆，立即遭遇一个坚固的堑壕工事，外有鹿角保护，这是蒙特卡尔姆修建的，是提孔德罗加的外围。阿贝克隆比不等炮兵到达就开始进行正面攻击。一共突击了七次，死伤二千人，等到吹退却号时，部队开始发生恐慌现象，漫无秩序的退到了登陆地点。

由于布雷兹特里特上校进行了一次卓越的突袭，使这一战的失败略为抵销。基于主动，布雷兹特里特率领三千人到了摩霍克河，渡过安大略湖并焚毁了弗隆特纳克堡（即今之金斯顿）。这样就结束了皮特在一七五八年的三个战役。潮流已经转向了。路易堡和杜凯纳堡都已落入英国人手中，弗隆特纳克堡也化为灰烬，所以进入加拿大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了。

谢选骏指出：英国人把他们居住的小岛叫做“大不列颠”，而且他们只有这个岛的三分之一（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里的英格兰）。这些乡下瘪三于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妄图霸占整个北美。这是因为英国国内耕地不足，他们的殖民策略于是演化为农业移民，要把北美变成“新英格兰”。英国鬼子自以为奸计得售，结果却是培养出了比自己更为强大和无情的对手。

【第八章：亚伯拉罕平原会战】

一七五八年冬季来到之后，皮特决定次年在加拿大应采取更宽广的正面进行作战，这次是从圣劳伦斯河口到伊利湖。十二月初，他把计划通知南北各殖民地总督，内容是在阿姆赫斯特把法国人赶出提孔德罗加后，应取道尚普兰湖向蒙特利尔推进。此时，他的最年轻的准将沃尔夫，由一支强大舰队支援，以攻占魁北克为目标。同时还有第三支兵力，由布雷德克斯将军率领，应前进到摩霍克河，肃清安大略湖，占领尼亚加拉，并封锁通向伊利湖和西部的贸易路线。

选择沃尔夫为主将是一件大事，因为过去他从未获得过独立指挥权；他只有三十二岁，虽然还是阿姆赫斯特的部下，但是在这三个独立作战中，他这部分是最困难和最重要的。

詹姆斯·沃尔夫，一七二七年一月二日出生于肯特郡，是将门之子，其父曾在马尔波罗麾下作战。他从一七四一年从军，颇有战功，能够卓然自立。他对同时代诸将都有刻薄的批评，最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受过高等教育，具有无畏精神，在危险和困难前从不低头。但是身体却很差，终身都为风湿病和结石所苦。他热爱敢于冒险的人，瞧不起殖民地民兵，还认为印第安人是应该灭绝的。这很不幸，因为在一七七五年，这两个意见毫无疑问曾将英国人引入歧途。

从一七五九年五月十六日到九月十二日，即魁北克远征期中，他颁发了许多日日命令，显示出其军事价值。从这些命令中可以清楚看到，在时间和环境允许之下，他是如何谨慎小心，排除万难使他这支小规模部队变成一个完整的作战工具。首先它指明了这次会战的目标，是“完成加拿大的征服和结束在美洲的战争。”因为作战的大部分都是在印第安人出没无常的厚密森林中进行，所以它又说：“小心谨慎为仅次于勇敢的美德。”“一个战士的最好素质就是机警和小心。”特别重视武器保养，严格禁止抢劫。“任何军官或士官若让自己受到敌人突袭，那是不可饶恕的过错。”士兵的纪律和行为应有严格规定，禁止发誓，除了对印地安人和穿着印地安人服装的加拿大人以外，禁止剥去敌人的头皮。营地中必须保持清洁，一切污秽之物都必须埋入深土之下。教堂，房屋和任何建筑物，若无命令都不准加以焚烧和毁灭。农民应听其各安生理，对妇孺应予以人道待遇，凡侮辱妇女者一律处死。

沃尔夫反对鞭挞，他维持纪律的方法也不合于正统。举例来说：八月二十二日夜间，有两个士兵在夜里发生了惊慌的现象。他们受到的处罚是戴上一顶女式帽子，在众人面前罚站一小时，因为他们使全军袍泽都丧失了荣誉。这种耻辱比打五十板还有效得多。沃尔夫的战术也不合于传统，并且证明他已研究过布拉多克的失败经过和布克发明的弹性方阵。因为在他的“日日命令”中有下述一段记载：

“全团行军时从左起鱼贯而行，若正面被攻击，领先的连立即组成二列正面向敌前进；后面各连也采取同样行动，首先向右展开，然后再向左，这样发展下去，直到构成广泛的正面而把敌人包围起来。假如突然发生了遭遇战，不必等待命令，应由各部队长自动照这个原则行事。若左面受到攻击，整个纵队都向左转，若右面受到攻击，则向右转，若后面受到攻击，则将正面反转过来。如果左右都受到攻击，则分向两面迎敌，前后受到攻击也一样。”

一旦大致计划决定之后，皮特就开始工作。这是一个海权问题而不是陆权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与安森将军商量，选定了桑德斯，霍尔姆斯和杜里尔三位海军将领。前两人是特别优异的海军将领，任务是与沃尔夫的陆军合作。杜里尔则在远征军的前面封锁圣劳伦斯河，以防止法军的增援和补给进入魁北克。桑德斯曾随安森环绕世界舰行，并追随过许多名将作战。对桑德斯，瓦尔波勒这样评论说：“这位海军将领是个典型人物，无比英勇但又态度谦恭。一切表现都恰到好处，他态度简单，气度恢宏，品性善良，并且热爱国家。”分配给他的舰队共有二十二艘战舰，五艘巡洋舰和十八艘单桅船，以及许多运输船。杜里尔率领八艘战舰和六艘巡洋舰。整个舰队共有帆船一百七十艘，海员一万八千人。以这支巨大舰队为基础，沃尔夫的陆军才能在加拿大耀武扬威。沃尔夫所部包括下面各个单位：

第一旅：

第十五团，团长阿姆赫斯特，共五百九十四人；

第四十三团，团长肯尼迪，共七百十五人；

第五十八团，团长安斯特鲁瑟，共六百十六人；

第七十八团，团长西蒙弗拉塞，共一千二百六十九人。

第二旅：

第二十八团，团长布雷格，共五百九十一人；

第四十七团，团长拉塞利斯，共六百七十九人；

第六十团的第二营，营长蒙克顿，共五百八十一人。

第三旅：

第三十五团，团长奥特维，共八百九十九人；

第四十八团，团长韦伯，共八百五十二人；

第六十团的第三营，营长劳伦斯，共六百零七人。

此外还有三个连的路易堡榴弹兵和下述各连的狙击兵：

莫雷连，三百二十六人；

戈海姆连，九十五人；

斯塔克，九十五人；

布里威尔，八十五人；

哈查斯，八十九人；

罗杰斯，一百十二人；

还有皇家炮兵，由威尔金森指挥，共三百三十人。

全军共有军官三百八十四人，准尉四百十一人和士兵七千七百四十人。至于他的直属部下，皮特让沃尔夫有完全的任免权，他选择了蒙克顿，汤森和莫雷为旅长。除汤森以外，其余高级军官都在三十岁以下。柯贝特说：“这是一场孩子们的会战。”

沃尔夫准备之际，蒙特卡尔姆还没想到敌人主力打击会落在什么地方，他正准备在尚普兰湖和尼亚加拉堡一线抵御阿姆赫斯特。他的任务要比对方困难得太多。不仅人力方面，加拿大处于绝对劣势，一共只有八万二千居民，而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共有一百三十万人。而且凡尔赛宫的法国皇室是靠一个腐化而待遇极差的官僚机构管理殖民地事务。举例来说，加拿大总督弗德留每年的薪俸只有二百七十二磅一先令八便士。从这笔费用中他自己还要供养一支卫队，包括两个军士和二十五个士兵。这种情形引发了普遍贪污腐化。正如蒙特卡尔姆所说：“这些恶棍都只想在殖民地沦陷之前加紧发财，他们甚至更希望殖民地沦陷，这样就可以遮盖他们的罪恶。”瓦伯顿在《征服加拿大》中说：“这种大规模的不忠行为，结果带来了应有的惩罚，农业和贸易瘫痪了，忠诚动摇了，资源减少了，人民的不满情绪甚嚣尘上，更使英国的胜利成为定局。”使情形更加恶劣的是蒙特卡尔姆与弗德留之间的关系极差。

若非出现一个意外事件，蒙特卡尔姆可能会在熟睡之中被敌所乘——这就是杜里尔未能达成任务。因为冰冻障碍，他不敢进入圣劳伦斯河，而是徘徊在路易堡附近。结果法国海军将领雷里率领十八艘军舰赶到了魁北克。其中一艘船上的布干维尔带来一封从阿姆赫斯特方面截获的文书，泄露了英国的计划。一知道这个计划，蒙特卡尔姆立即赶往魁北克，在极短时间之内作了一切部署，几乎使沃尔夫的作战归于惨败。

蒙特卡尔姆在魁北克集中了兵力，一共是五个营正规军，外加民兵（所有年龄从十岁到六十六岁之间的男子均为民兵，实际上只是乌合之众）和一千名印第安人，总数在一万人到一万四千人之间。这个城公认不易攻克，因为它位于一座岩山上，夹在圣劳伦斯河和圣查理河之间，并在圣劳伦斯河左岸上。而且只要敌人舰队不绕到西面去，那么其陆上的补给线也可以确保，对这一点，蒙特卡尔姆深信任何敌船都不敢进行这种冒险。所以他决定采取费边战略——争取时间——因为只要到了十月，秋季的风和雾足以迫使英国舰队撤退，侵入境内的陆军也就随之而去。所以他命令船只驶往上游以免受损，决定将左翼推进到蒙莫朗西峡谷口（在魁北克下游约七英里），右翼则在圣查理河上，司令部则设在博波尔，而雷姆塞则以一千到二千人的兵力据守魁北克。

魁北克有一百零六门火炮保护，在港口中还有少数炮艇和火船，在圣查理河上架着浮桥，沿着博波尔正面远到蒙莫朗西瀑布构筑了一条防线。由此可知蒙特卡尔姆的计划是纯防御性的，其基础是假设敌人不敢强渡魁北克正南面的河流，以及他自己这支组织和纪律都很差的小部队能够守住这条长达七八英里的堑壕。

四月十四日，由六艘战舰和九艘巡洋舰护卫，霍姆斯率领七十余艘船只从斯皮特黑德出发，在他后面即为桑德斯和沃尔夫。但是直到四月底才望见布里敦角，而杜里尔仍然停泊在那里。由于冰冻的阻碍无法进入路易堡，这支舰队就进入了哈利法克斯。五月五日，杜里尔从那里出发，仍然未能达成任务，就于五月六日在库德尔岛边下锚。五月十七日，运输船在护航之下到了路易堡，沃尔夫在此决定了攻击计划。他决定在博波尔登陆，越过圣查理河，绕到要塞后方，其右翼在圣劳伦斯河上，与舰队的交通由一条堑壕线来维持，从圣查理河的左翼一直延伸到博波尔。

法国人正努力准备防御工事之际，沃尔夫于六月四日扬帆启程。舰队分为三个支队——红、白、蓝——于六月九日进入圣劳伦斯湾。

这是一个冒险行动。依照柯贝特的说法，过去从未有过一支战斗舰队在这条河中行驶过，法国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危险还是雾，虽然如此，但事实上并不困难。就如某位无名军官所说：“法国人对圣劳伦斯河的航行纪载在我们看来都是神话。”这些船溯流而上，于六月二十三日下锚在库德尔岛附近，距奥尔良岛不远。

到六月二十六日，全部舰队都到达了，第二天就在奥尔良岛登陆成功。六月二十八日夜间，法军顺流放下几艘火船，虽然看上去很壮观，可是却并未造成损害。

此时，沃尔夫进到该岛西端，对魁北克城和博波尔的堑壕进行了第一次观察之后，马上认识到原定计划是不切实际的。桑德斯看清了确保魁北克正南狭道南岸的重要性——宽度只有四分之三英里到一英里，建议占领莱维岬。六月三十日，沃尔夫命令蒙克顿去达成这个任务。他们很容易就占领了该地，立即开始挖掘堑壕和建立炮台。七月二日，沃尔夫视察蒙克顿所部，并从裴赫岬仔细观察魁北克及其周围。

这次侦察使沃尔夫拟定了第二个计划，就是强迫蒙特卡尔姆出来攻击，为了引诱敌人，他决定占领蒙莫朗西瀑布以东的高地，从那里即足以威胁敌人左翼。他与桑德斯也同时发现可以使船只逆流上驶达到要塞西面；但是桑德斯认为必须等蒙克顿的炮兵足以压制法军火力之后，这个行动才有实际可能性。所以在七月九日，沃尔夫只留下了一个小支队保护奥尔良岛上的基地，然后命令莫雷和汤森的两个旅再次渡过左岸，并在蒙莫朗西峡谷以东占领阵地。

现在双方的主将开始进行斗智的拉锯战，拖了三个月之久。蒙特卡尔姆猜透了敌人的意图，七月十二日，蒙克顿一开始炮击，他就命令杜马斯率领两千余人越过圣劳伦斯河，在蒙克顿阵地的上面向东前进攻击其侧翼。这个威胁立即迫使沃尔夫又回到莱维岬。可是对蒙克顿而言太不幸了，他的部下发生了恐慌现象，匆匆撤退，未能获得决定性战果。沃尔夫又立即回到蒙莫朗西，在七月十四日，由豪威上校指挥一队轻步兵掩护他实行侦察，直到蒙莫朗西河为止。目的是想寻找一个或可以徒涉或用其他方式的渡口。七月十六日正午，莱维岬上的英军炮兵发射的炮弹使魁北克城的一部分起火燃烧，一直烧到夜里一点。接着，桑德斯命令“苏兹兰号”的劳斯舰长，乘第一次顺风和夜潮前进到魁北克以上。劳斯在七月十八日夜间率领少数船只达成了这个任务，沃尔夫亲自参加了这次远征，获得了圆满成功。不仅证明这条狭流可以通航，并且迫使蒙特卡尔姆派六百人前往魁北克上游约八英里的红角，使他的兵力更显紧张。

次日，沃尔夫和霍姆斯一起继续搜索侦察。依照恩提克的说法，他是考虑在圣迈克尔登陆，这在河流北岸，距该城约四英里。他命令汤森把他的九个连榴弹兵和所有火炮都送到莱维岬。但是不等全部兵力到达，行动又奉命停止。可能是沃尔夫认为假如他在要塞与红角之间登陆，那么当第一批部队受到优势敌军攻击时，他无法给以增援。他把这个计划搁置起来，于七月二十一日命令卡尔顿上校率领一个支队在特伦布勒登陆，这在魁北克西面二十七英里左右。作战目的按他给皮特的报告是：“为了分散敌人兵力，将其注意力吸向该河上游，越远越好。”任务达成了，俘获了两颗首级，一百头牲口和一位耶稣会教士。

蒙特卡尔姆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右方之后，沃尔夫又回到他的蒙莫朗西计划。七月二十三日，他在桑德斯的旗舰上召集作战会议；因为并无会议记录留存，所以只能猜测这与蒙莫朗西作战有关。这个作战正在准备之际，法军于七月二十八日又发动了第二次火船攻击，结果还是和第一次同样无效。三天后，蒙莫朗西会战开始发动。

这一战打得异常糟糕，若非一场大雨，就很可能会和四年前的布拉多克一样遭到惨败。沃尔夫的损失很重，死伤约为军官三十人，士兵四百人，负伤者大部分落入印地安人之手，惨遭杀害和剥去头皮充作战利品。因为击退了敌人，法国人大为兴奋。他们认为这个会战已经结束，却不知这还只是刚刚开始。沃尔夫马上改变了战术，他发现尽管他看不起殖民地部队，可是就如约翰斯顿所说：“在森林地区中作战，一个加拿大人可以抵得上三个有纪律的士兵；反之在平原地区，一个士兵又可以抵得上三个加拿大人。”

沃尔夫的唯一希望就是击败蒙特卡尔姆的正规军，因为这位将军拒绝离开防御阵地，所以沃尔夫决定蹂躏四乡，这有三个目标：（一）强迫法军向他攻击。（二）为了保护家园，可以使法军民兵自动逃亡。（三）切断补给线，用饥饿方法迫使魁北克投降。用现代术语来说，他是在使用“恐怖”手段，因为他知道敌人的主要问题就是补给，所以这种想法相当合理。此时对魁北克城的炮击仍在继续，并产生了恐慌效果，因为“城外”已经完全毁灭，教堂也已化为灰烬。英军也在四乡各地采取烧杀政策，所过为墟。这种破坏和轰击，在战术上产生了有利效果。魁北克被攻陷时，那里所剩只有两天的补给。当沃尔夫在蒙莫朗西的攻击失败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对他颇有帮助。这就是阿姆赫斯特前进到了乔治湖和尚普兰湖。

七月二十六日，阿姆赫斯特强迫法军撤出提孔德罗加后，蒙特卡尔姆被迫把他最优秀的部将列维派往蒙特利尔。沃尔夫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加上又知道蒙特卡尔姆已把法军船只撤到艾丘赫尔角以上约七英里远的黎塞留漩涡之下，所以他决定毁掉这些船，从而打通与阿姆赫斯特间的交通线。为了达成这个任务，八月五日，他命令霍姆斯率领二十艘平底船溯流而上，莫雷率领一千二百人沿该河南岸向西前进。获得这个警报后，蒙特卡尔姆就派布干维尔率领一千五百人，从博波尔向艾丘赫尔增援。接着，八月八日，莫雷在特伦布勒角进行了一次流产的登陆，八天后他又突然在黎塞留漩涡之下的德斯查包尔特出现，并焚毁了法军的部分军需品。因为这个对法军交通线和船只的打击是不能漠视的，所以蒙特卡尔姆终于被迫采取行动。他离开魁北克，匆匆去与布干维尔会合。可是到达之后才知道莫雷已经撤走。

此时，沃尔夫正忙于拟定一个新的攻击计划，虽然内容已不可考，不过这却与莫雷的兵力撤回有关。他们于八月三十日回到了在圣安东尼的营地，接着再撤回到莱维岬，所过之处一路烧杀，成为焦土。八月二十日——这是他把新计划告诉汤森后的第五天——沃尔夫突然生病，所以不管这个计划是什么，终于还是放弃了。他在蒙莫朗西的一个农舍中，完全不能动弹的躺了一个星期，到八月二十九日才差不多完全恢复，于是就请他的三位旅长来共同研究一个最好的计划。他把三条可能的途径摆在他们面前，请他们选择：（一）向蒙莫朗西上游行军，渡河并从后方攻占博波尔。（二）同时从前后两面攻击敌人在蒙莫朗西的阵地。（三）同时从侧面和正面攻击该阵地。

三位旅长却把这三个方案摆在一边，而另外提出了下述建议：

“我们认为能进行有效打击的最可能方法，就是把部队移到南岸，而向该城上方作战。当我们在北岸站稳脚跟之后——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蒙特卡尔姆一定会按照我们的条件作战，因为我们的位置恰好夹在他与补给基地之间，夹在他与对抗阿姆赫斯特将军的法军之间。假如他接受会战，那么我们把他击败之后，魁北克就是我们的了，那么整个加拿大也会随之并入英王陛下的版图。”

这个计划也得到桑德斯和霍姆斯的支持，这意味着沃尔夫乐观梦想的结束。虽然如此，他还是马上采纳了，虽然这很大胆，但并不狂妄。因为这条河的控制权掌握在他手中，所以登陆应该可以成功，以后虽然他会夹在两支敌军之间，但在开阔地带他是毫无畏惧的，因为他的部队纪律远为优越。此外，必须有迅速行动的必要，因为好的季节已经不多，在秋季风暴来临之前，海军将领们认为必须先退出圣劳伦斯河。所以在八月三十一日，他命令撤退在蒙莫朗西的部队，九月三日，他们集中在莱维岬及其以西地区。九月二日，他把最后一个报告送给皮特。

因为从魁北克起向西绕过圣劳伦斯北岸，都完全是悬崖峭壁，所以沃尔夫的核心问题就是应在哪里登陆。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干别的事。

九月四日，这个消息已经泄露，因为当时的从军人员诺克斯在日记上这样记载说：“有个作战正在蕴酿中，将军将亲自指挥。”接着在九月五日他又记载道：“今天的风向和天气极为良好，昨夜船只经过该城未被发现。”九月六日，他的记载说：“昨夜我们遭遇非常大的风雨，今天的天气仍然恶劣，风向不定。”最后，他说：“今夜，将军与陆军和上游舰队在一起。”这是指霍姆斯支队，桑德斯的舰队此时仍留在魁北克之下。

九月七日，一千五百人的部队，分别搭乘军舰和三十艘平底船，在晴朗温暖的天气中，舰队进到红角，这是布干维尔司令部所在地。下午，他们向法军营地开火，并且作为声东击西之计，英军又分乘小船向上游划行，好象在寻找登陆地点一样。从这时起直到九月九日，霍姆斯利用潮流在红角到魁北克之间的河面上上下移动，迫使布干维尔跟着他行动。这使他的部队疲惫不堪，并且在强行军中把军靴都磨坏了。此时，沃尔夫到了特伦布勒角，在其下游不远处确定了一处登陆点，九月九日，他的旅长们被送往那里视察，他又向下游划行，发现只有一处可供登陆并记在心中。接着天气变得非常恶劣，所以部队在圣劳伦斯河右岸的圣尼古拉登陆。

九月十日，蒙克里夫少校的日记上说：“将军带着霍姆斯将军，蒙克顿和汤森两位准将，还有其他军官，一同去侦察他已决定的登陆点。”此外诺克斯也说，沃尔夫命令第三十四团派一位军官率领三十名士兵，担负掩护任务；并且还要该团准备六套榴弹兵制服，很明显，他与他的五位军官都是乔装成士兵的。（注：乔装并不高明，因为他们解开上衣时，法军注意到里面的金色丝绦。）蒙克里夫的记载如下：“这里叫弗隆湾（现已改名为沃尔夫湾）他们在埃特切米斯河口以下，该河南岸的高地上实行侦察。那里有清楚的视界，不仅是弗隆湾，还能看到夹在弗隆湾与魁北克之间的大部分地区。拟定的登陆点没什么特点，不过应注意的是河岸十分险陡，而且树木很多。照法国人看不可能在这里登陆，所以他们只用一个哨卡防御它。照我们估计，这个哨卡不超过一百人，宿营在河岸上，靠近一条小路的尽头。这条小路从岸边一直向上，但已为敌人破坏，没有栅栏和鹿角。但是在右面（东面）约二百码处的河岸上却有一个斜坡，这可能就是我们问题的答案。这样的环境，以及该地距离援兵的远近，都足以提供良好的成功机会。”

霍姆斯的记载如下：

“一个月之前，当第一艘船通过该城时，就有人对他（指沃尔夫）建议对作战计划进行这种改变。现在掩护部队登陆和从船上支援他们的责任就完全由我担负。这是我一生中所担负过的最危险和最困难的工作。因为登陆点的距离，潮汐的凶猛，天色的黑暗和不易保密，都足以使任务变得非常困难。”

这都是实情，虽然如此，沃尔夫还是命令部队于次晨五时集中在滩头：“部队各自登陆并攻击敌人”。三十艘平底船分配如下：第一支队——豪威所率领的轻步兵；第二支队——第二十八团；第三支队——第四十三团；第四支队——第四十七团；第五支队——第五十八团；第六支队——由高地部队和美洲榴弹兵组成的支队。预定大约在下午九时或是接近高潮时上船。凡未上船的人由布尔顿上校率领，在夜间进到南岸等候摆渡。桑德斯的舰队则应向博波尔实施坚决的佯攻。

九月十二日在红角，沃尔夫发出其最后命令。他这样写道：“在这个点上进行的猛烈打击将决定加拿大的命运。第一批部队上岸之后就应直向敌军进攻，将他们赶出那个小据点。所有官兵都应切记国家对他们的期望。在战争中，一个决心坚强的军人可以抵得上五个乌合之众。军人们应该服从军官的指挥，在执行任务时应具有决心。”

同一天又有一个幸运事件发生：有两个法国军官从布干维尔营中逃亡过来，带来了这样的情报：（一）蒙特卡尔姆没有料到敌人会在魁北克城附近发动攻击，（二）法军有一个供应船队于该夜经过该河开往魁北克。

此时，在敌方营中又有什么动静呢？事实上当九月五日沃尔夫的船只经过魁北克时，敌人并非完全没有发现。因为蒙特卡尔姆曾把此事通知布干维尔，警告他应注意其交通线安全。此外，他又命令布干维尔把基恩的团调到希尔里，可是不幸布干维尔却未照办。同一天，弗德留也曾写信给布干维尔说：整个殖民地的安全都操在他的手中。他的信也附带建议了当时据点兵力的分配：在米尔斯湾——魁北克附近——与弗隆湾之间布署一百五十人；在沙莫斯布署三十人外加一个炮台，在圣迈克尔布置五十人，希尔里五十人，红角二百人。他也提到在再往西去的各据点上共为二千一百人，包括基恩团的五百人在内。九月六日，他的信中又说维戈率领的一百人应替代圣马丁的一百五十人接管米尔斯湾与弗隆湾之间的防务。第二天，蒙特卡尔姆又写信给布干维尔，提醒他应与沃尔夫的船只平行运动，敌人走到哪里就跟到那里。

选择维戈这个人实在是大错特错。他不相信弗隆是可能的登陆点，所以允许部队中的一些人——可能有四十人——到罗里特村中去帮助收割。他把哨兵派定之后就安然入睡，绝对没想到明天会大祸临头。

供应船的故事也很有趣。九月九日，一位法国陆军的承包商凯德特写信给布干维尔，说在九月十日他准备派四个嵌船缝的工匠到红角去为这些粮船嵌船缝，以便它们可以迅速驶往魁北克。九月十二日，他又写信说：“我要求你在今夜让这些船只驶往下游，因为我迫切需要它们。”似乎这个嵌缝工作要比预料的时间长，虽然法军哨兵事先获得警告，说这些船只将驶往下游，可是在那一夜并无船只通过，不过警告却始终没有取消。这对沃尔夫而言实在幸运。

夜幕将垂之际，桑德斯将军慢慢将船只从锚地驶出，面对河岸将军舰一字排开，并命令放下小艇，向博波尔开炮射击。这次佯攻十分成功，因为蒙特卡尔姆立即集中兵力去对付他。此时，霍姆斯支队率领装载前卫兵力的平底船随涨潮向上游飘去。布干维尔的部队也在左岸随之行动。差不多到九月十二日上午两点时，潮汐开始下落。在“苏兹兰号”的主桅上升起两盏灯，这是向下游飘的信号。布干维尔以为这又是老把戏，过去这几天他已经跑得够苦了，所以决定不再跟着跑。在领先的平底船中是豪威上校率领的轻步兵，最大希望就寄托在狄劳尼上尉指挥的二十四位精兵身上。那些船接近河湾时，潮流驱使他们逼近左面的岩岸。突然沉寂被打破，有人喊道：“哪来的船？”弗拉塞团的麦克唐纳上尉用法语回答：“法兰西！”又问：“哪一团？”他回答说：“莱茵团”（这是布干维尔的一个单位）。哨兵认为够满意了，就听任船只飘去。快到沙莫斯高地时又有一个人跑到岸边问：“你们是什么人？”麦克唐纳回答说：“运粮船。不要做声，否则英国人会听见。”因为英国单桅军舰“猎人”号停在附近，所以哨兵又让这批船过去了，几分钟后，他们就绕过了弗隆湾以西的岬角。

潮流是如此汹涌，把领先的船只送到预定登陆点以下约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这很幸运，因为尽管在拟定点以东岩岸更陡，可是距离法军建立栅栏之处却也更远。第一艘平底船着陆后，沃尔夫就跳上滩头，他看到倒悬在头上的岩壁似乎高不可攀，马上觉得任务很困难，于是喊道：“我们不一定能安然达到目标，但是却应该尽力而为。”虽然如此，狄劳尼和他的二十四名精兵却安然爬上了崖顶，未被敌人发现。

晨光熹微之中，他们看见一堆帐幕，就偷偷爬向那里，然后突然冲入。维戈从梦中惊醒，抓起手枪在黑暗中乱放。三声枪响之后就听到一阵欢呼。沃尔夫立即命令部队登陆，并肃清有栅栏的小路。任务达成之后，两门铜质的六磅炮被拖上山坡。接着马上派一队人去夺占沙莫斯的敌炮台。现在开始进行主力登陆，小艇来往摆渡，接运那一千二百名尚未装船的部队。现在已经天色大亮。

沃尔夫的这支小部队向下游飘去时，蒙特卡尔姆正在博波尔，午夜时有人报告说在近岸处看见有船只，他就与约翰斯顿一同离开住处。到上午六七点钟时，才知道敌人已经登陆。当然，这在历史上是一次完全的突袭，因为桑德斯的佯攻完全把他骗倒了。

蒙特卡尔姆命令在博波尔和以东的部队都向魁北克前进，但是马上就出现了困难，因为法军并无统一指挥。他是总司令，弗德留是总督，而魁北克还有城防司令雷姆塞。弗德留不肯放出博波尔以东的部队，因为他始终认为在弗隆湾登陆只是佯攻。蒙特卡尔姆要求二十五门野炮，而雷姆塞却只给他三门。命令彼此互相冲突，在混乱之中，蒙特卡尔姆只好召开作战会议。

出现了各种不同意见。有人说敌军将掘壕固守，有人认为敌人会夺占圣查理河上的桥并切断弗德留与魁北克之间的交通线，另外还有人主张立即攻击。最后终于采纳了立即攻击的意见。有人责怪蒙特卡尔姆不应采纳这个建议，可是事实上他已没有选择余地。如果说他犯了错误的话，那就是他应该把会战时间据推迟几小时，以便弗德留和布干维尔有时间赶来。布干维尔直到上午九时才知道已经敌军登陆。

迫使蒙特卡尔姆必须进攻的原因是在魁北克已经只有两天份量的补给，而沃尔夫现在也威胁到通往内地的交通线。所以每过一个小时，沃尔夫的地位就会增强一分，假如沃尔夫真的掘好了堑壕，那么到第二天，他们就可以把重炮运上高地，几小时之内就可以将魁北克的城墙轰得粉碎。所以蒙特卡尔姆能选择的只有三条路；战斗、饥饿和投降，像任何勇敢军人一样，他当然选择了战斗。所以总攻的号角响了，也许在亚伯拉罕平原上，他还可以赢得第二次蒙莫朗西式的胜利。

这个平原也可以说是个高原，过去是一个法国海员亚伯拉罕·马丁的产业，所以这样称呼。这是一片草原，略有点破碎，到处都有些丛林，南面界线为圣劳伦斯河岩岸，北面为圣弗瓦路，在道路以外是圣查理河。在这个宽约一英里的高原上，蒙特卡尔姆依照下述序列集结部队：

在圣弗瓦路上布置一营民兵，共三百五十人，接着是贝亚恩团，共二百人，拉萨尔团，共三百四十人，在希尔里路两侧，他布署了基恩团，共二百人，朗格多克团，共三百二十人。在他们左面为卢西永团，共二百三十人和一营民兵，共三百人。在他正面的丛林中，又以若干民兵和印第安人为前卫，在他右翼也有强大狙击部队。他的总兵力约在四千以下，虽然有人认为他有五千人。

依照诺克斯记载，大概在六点钟，阴雨天气中，法军开始在高地上出现。沃尔夫立即展开他的战斗队形，分为两线。右翼接近岩岸，为第三十五团，共五百十九人，在它左面为路易堡榴弹兵，共二百四十一人，第二十八团，共四百二十一人，第四十三团，共三百二十七人，第四十七团，共三百六十人，第七十八团，共六百六十二人，和第五十八团，共三百三十五人。希尔里路通过中央，他把四门六磅炮推到路上。在最左边，他把第十五步兵团排成一个战术钩形。预备队为第六十团第二营，共三百二十二人，和第四十八团，共六百八十三人。他把第五十八团的两个连留在湾中，并利用第六十团的第三营（共五百四十人）使其连成一片，最后把豪威的轻步兵（共四百人）摆在最后方，以防止布干维尔前进。他的全部战斗兵力为四千八百二十九人，其中只有三千一百十一人实际参加了战斗。

虽然在数量上他只比对方略占优势，可是以素质而论，沃尔夫的士兵却要好很多。更重要的是这次的军官在英国陆军中是空前优秀的。

大约在上午九时，蒙特卡尔姆的战线，从距离英军约六百码远的位置开始前进，前面有散兵掩护。他们从丛林中冲出之后，沃尔夫命令士兵卧倒，也展开散兵线。在英军右翼，法军狙击手不能产生重大作用。但是在左面却十分的活跃，汤森就把第四十八团左面的六十团第二营和轻步兵都调去支援第十五步兵团。

十点钟法军开始前进突击，英军的战线也站起来了。法军在二百步以外开火，但是加拿大民兵为了再装弹药必须卧倒时，他们的战线开始丧失秩序。这时，沃尔夫第一次受伤，被一颗子弹击中手腕，他用一块手巾包扎起来，没再理会这个伤口。法军把战线调整好之后再度呐喊前进，可是英军却保持沉默，象墙壁一样屹立不动。

毫无疑问的是受了沃尔夫的训练才会如此，因为一七五五年他在坎特伯雷指挥第二十步兵团时就曾制定过下述的规章：“除非有命令上刺刀冲锋，否则无论任何情况，部队都不准喊叫。”至于射击方面，他规定说：“并不需要射击得太快，只要装弹准确，瞄准时冷静小心，则其毁灭力将远超过混乱的速射。”此外他又说：“当敌人到了二十码以内时，我军在射击时必须要精确瞄准。”在这次会战中，这些训令都得以实行。在会战之前，沃尔夫明白地命令：必须等法军进到二十码之内时才准射击。此外，当“将军”排列战线时，他命令各团装上额外的子弹。

法军迅速以三个纵队前进，一路大声呼喊，两个纵队向左，第三个则向右，向英军阵线两端进行斜射。直到他们进到四十码以内时，英军还是以极大的坚定和忍耐屹立不动，也不射击，完全严格遵守其军官的命令。事实上，似乎是当两军相隔一百码时，沃尔夫的部队开始向前移动，到四十码时才突然开火，照法军方面的观感，简直是象一声炮响一样。弗特斯库记载说：“响声之猛烈震耳欲聋，这是在战场上所能见过的空前完善的“排枪”，好比是从一个单独的大形武器中发射出来一样。”英军的整个战线都发出了厚密的黑烟，飘在战场之上。在浓烟掩蔽下，英军再装弹药，前进一步再射击一次，这样连续打了六到八分钟。当战场上的浓烟飘散之后，依照弗拉塞的日记记载：“我们可以看见敌人的主力在大混乱中向魁北克城逃走，另有一部分向圣查理河逃走。”会战只经过了一刻钟就开始追击了。路易堡榴弹兵，布雷格和拉塞利斯各团都上刺刀冲锋了。莫雷旅长也与他所指挥的部队一同迅速前进，完全击溃了当面的敌人。高地部队在安斯特鲁瑟部队的支援之下也挥动他们的刀剑，把一部分敌人赶进城中，一部分赶到圣查理河桥畔的工事中。

双方主将都因重伤死亡；沃尔夫在会战结束前已死。他在第二十八步兵团的前面前进时，一颗子弹又击中了他的鼠蹊。他昏倒了一会儿又继续前进，接着第三次被击中，这次是在胸部。他抓着别人说：“扶着我，扶着我，不要让我的英勇部下看到我倒在地上。”

诺克斯对沃尔夫临终时的详情的记载被公认为最确实可靠的：将军被抬到后方，有人问他：“是否需要军医？”他回答说：“不需要了，我已经完了。”随后又有人喊道：“他们跑了，看呀！他们是怎样跑的！”英雄好象从睡梦中惊醒一样，紧张地问道：“谁跑了？”这位军官回答说：“报告，敌人已经到处溃散了。”将军勉强说：“我的孩子，赶紧派人去通知布尔顿上校，命令他派韦伯团全速前进到查理河，切断敌军过桥的退路。”然后他翻了个身，说：“感谢上帝，我可以安静的死去了。”这样他才断气。

蒙特卡尔姆也是同样不幸。在溃逃中，当他接近城墙时，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身体。由两位士兵扶着他骑马从圣路易门入城。当晚他也死了，第二天上午八时被葬在教堂广场的一个弹坑里。

布干维尔率领的二千人又如何呢？那天夜间，霍姆斯率领的船只顺着退潮向下游飘去之际，他因为过份疲惫，留在红角附近不走。上午六时四十五分，弗德留派人通知他说英军已经登陆。他在九点钟才接到通知，立即向东行军。在正午与下午一时之间，他进到圣弗瓦路上，到了沃尔夫战线左翼的后方。汤森命令第四十八团向后转，加上第六十团第三营和轻步兵的支援（还有两门炮），把他击退了。

因为第二个资深将领蒙克顿也已负伤，所以现在改由汤森指挥。当他开始围攻魁北克时，弗德留召开了一个作战会议，决定撤出该城。下午九时法军溜出该城，秩序大乱作鸟兽散，逃往圣劳伦斯河上游三十英里远的雅库斯卡提尔城。这场会战是英法两国在北美洲的长期争夺的顶点。英军死军官十人，士兵四十八人；伤军官三十七人，士兵五百三十五人，总计六百三十人。法军损失数字不详。

弗德留弃城而逃，加上补给缺乏，使雷姆塞于九月十七日也投降了。次日，汤森进入魁北克，并立即加强防御工事和储存粮食准备过冬。大约一个月后，桑德斯和霍姆斯的舰队驶返英国——若无他们的忠诚合作，会战将不可能成功。十一月二十日，霍克将军在奇贝仑湾又使孔弗隆的法国舰队受到决定性失败。从此法国海军一蹶不振，英国对大西洋获得了完全的控制权。

此时莫雷留在魁北克担任指挥官，在该城废墟中，他和部下渡过了一个恐怖的冬天，由于疾病，守兵减员到只有三千人。一七六〇年四月，得知列维有攻击意图，莫雷就抢先占领了红角河口。四月二十六日，列维率领九千人前进，莫雷后退。到四月二十八日，莫雷率领三千人和二十三门野炮在圣弗瓦向列维进攻，但在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后还是被迫撤退。此后魁北克开始被围，直到五月十六日，英国舰队再次出现后才解围。

春天来到之后，改由阿姆赫斯特出任总司令，同时从东、西、南三方面侵入加拿大。莫雷奉命沿圣劳伦斯溯河而上，哈维兰从尚普兰湖向北运动，而阿姆赫斯特本人则从安大略湖进到圣劳伦斯河。虽然开始不太顺利，但结果却是成功的，蒙特利尔于九月八日投降。这样终于完成了沃尔夫的遗志，征服了加拿大全境。关于阿姆赫斯特，弗特斯库在《英国陆军史》中这样评论道：“马尔波罗死后，他是英格兰出产的最伟大的军事行政家。直到惠灵顿，才有一个比他更伟大的人物出现。”

英国枢密院院长约翰·卡特利特在一七六三年一月躺在垂死的病榻上时，他要罗伯特·伍德把准备结束七年战争的《巴黎条约》原稿读给他听。知道条约的内容之后，他感到很满意，喃喃地说：“这是英格兰亘古未有的最光荣的战争和最光荣的和平。”

条约于一七六三年二月十日被批准，法国把整个加拿大割让给英国，在印度也只留下了五个镇市——马赫，本地治里，金德讷格尔，卡利加尔和亚南。这个条约不仅使英格兰确保了海洋优势，而且也使普鲁士声威大振。一个大帝国诞生了，而另一个大的王国也建立了。英格兰控制了海洋，而普鲁士则使欧洲的情形增加了复杂性。法国不仅丧失了它的殖民地帝国和海军，而且也民贫财尽，这也正是法国大革命的远因。夏多布里昂说：“从此法国人就在北美洲失踪了，正如他们所同情的印地安人一样。”巴克曼也说：“总而言之，法国失败了，英国胜利了。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英国毫无疑问的变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海洋强国和殖民强国。”

话虽如此，沃尔夫胜利的最重要结果却是使北美殖民地的人民解除了对法国的畏惧心理。当时有许多人都能认识这一点。就象贝德福德公爵看到的：因为法国的威胁解除了，反而使北美殖民地对母国的依赖程度大大减少了。

谢选骏指出：英国人胡说“法国的威胁解除了，反而使北美殖民地对母国的依赖程度大大减少了”——英国人无耻自称北美殖民地的母国。其实呢？北美殖民地是英国鬼子从其他欧洲殖民鬼子那强夺过来的赃物。而这些赃物的来源则是印第安人的家园。英国人为了证明自己的强盗行为合法，完全不顾事实和逻辑，宣称美洲是无主之地。因为“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这本书也不例外——它在述说英法角逐的时候毫不掩饰自己的英国立场，像哈哈镜一样地一边倒，这就是德国人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虚伪善良”？而在紧接下来的叙述中，此书还把美洲殖民者的革命叫做叛乱，这种二十世纪的英国屎学，比十八世纪的法国人米拉波还要不如，因为米拉波曾告诉路易十六——“这不是叛乱，而是革命！”《军事史》此书还掩盖了一个重大的基本事实——北美殖民者绝不限于英国来源，事实上的人数，德国人要多于英国人，而“英国人”里面的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又要多于英格兰人。在我看来，正是这些“非英派”联合起来驱逐了“亲英派”——只有亲英派才是货真价实的英国殖民者。这些人后来大多逃往加拿大苦寒之地了。由此可见，为了权力英国人可以睁着眼睛说胡话。

【大事记（九）：美洲殖民地的叛乱】

法国势力被逐出北美洲之后，英国的殖民责任加倍，这就引发了帝国的控制问题。过去，这个帝国只是一个商业性的企业，一切都用商业方法经营，也就是说殖民地只是向大不列颠贡献财富。可是现在出乎国王与议会的意料，七年战争使英国获得了大量土地，产生了新的变局，从商业帝国变成了疆域帝国。按商业帝国的思路，殖民地不过是母国对海外的投资，而疆域帝国却有演变成独立国家的可能。结果当国王和议会的思想还停留在贸易关系上时，殖民地的人民却已开始想到自由问题。一方面谈的是义务，而另一方面谈的却是权利。实际上母国要求其殖民地“孩子”的不是奴役而是服从；反之“孩子”们要求的也不是完全的独立，而是今天所说的“自治领”地位。所以在一七七四年这个新思想生根时，宾夕法尼亚的詹姆斯·威尔逊就这样说过：“不列颠帝国的所有成员都是分立的国家，彼此之间是互相独立的，但却共同拥戴一位君王，从而联合在一起。”

不幸的是这种帝国的新思想并不为英国政府所了解，他们认为国不可无君，这是“大叛乱”时代才有的现象。就像某位作家说的，殖民地不可能永远在帝国中处于半进半出的地位，一方面宣称效忠，另一方面却又拒绝服从。但不管如何，虽然战争解除了法国的威胁，可是印地安人的威胁却依然如故。这是个真正的威胁，在《巴黎条约》批准之后不久，就有庞蒂亚克阴谋为明证。除底特律和匹兹堡以外，所有西部要塞都被印地安人攻占，许多家庭被野蛮屠杀，从尼亚加拉到弗吉尼亚，边疆上到处受到蹂躏。但是最值得重视的事实却是在这场祸乱中平乱的不是美洲殖民地居民，而是英国陆军。殖民地居民因为没有中央政府组织，所以不能联合自卫；因此必须要政府出力保护他们，这就连带出现了给养问题。

当格林维尔内阁于一七六三年四月八日接替比特勋爵的内阁之时，所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长期战争之后必须讲求经济之道，任何内阁若想久居其位，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国债已经增加到了一亿三千万镑，比一七五六年的总额几乎增加了一倍。美洲的军费，在一七四八年只需七万镑，现在已增加到三十五万镑。所以格林维尔认为对美洲殖民地增加捐税，以此来应付维持美洲官兵约一万人的费用，这是公正的，也是必要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决定紧抓关税，并增设印花税，这样一年可以多得六万镑。一七六五年三月，印花税法案获得英王签署，接着又出了营舍法案，依照法案，殖民地应供应部队的营房。作为报复，殖民地人民开展了“不输入运动”，拒绝接受一切为增加美洲税收而输入的物品。运动极为有效，美洲与母国之间的贸易额一下子少了六十万镑之多，伦敦的商人受到了沉重打击。他们施加压力，迫使现内阁倒台，接替者为罗金厄姆内阁，于一七六六年废除了印花税法案。同时，英国国会又通过了《直陈法案》，认定国王与议会有权制定法律并迫使殖民地接受。但是美洲人民却因为取消印花税而忙于庆祝，并未注意到这个法案的通过。

一七六六年七月，格拉夫顿公爵接替罗金厄姆组阁。这个内阁的真正主人是威廉·皮特，任掌玺大臣并兼贵族院议员。不久他又为病魔所苦，因为格拉夫顿是个无能的人，大权又落于财政部长汤森之手。一七六七年在国会提出预算案时，汤森主张降低土地税，结果将造成四十万镑的岁差。为了抵补这种岁差，他又建议削减部分殖民地军事费用；另一部分则对进口贸易，如纸张、玻璃和茶叶增加新税，估计一年可收入四万镑。为了增加税收，所以还是要加强海关业务，就在波士顿成立了一个关税委员会。不过更重要的却是汤森主张税收不仅用来养兵，还要用来建立殖民地的文官制度。这就是说，英国政府的行政官和法官都将不受殖民地议会控制。

波士顿马上发生了激烈的反对风潮，一七六八年七月一日，关税委员要盖奇将军派遣部队协助税吏执法。盖奇拒绝之后，英国政府就从本国派了两团士兵前去。后来为了强迫执行营舍法案，引起了更进一步的纷扰，美洲人民再次抵制英货。一七七〇年三月五日发生了无可避免的冲突；暴乱之中，部队开枪，人民死了四个，伤了七人。这个事件立即被称为“波士顿屠杀”。

一月，格拉夫顿公爵辞职，代替他组阁的是诺思勋爵，他虽然也非良才，但却很聪明的主张采取安抚政策。他取消了除茶叶以外所有的美洲进口税。保留茶叶这一项的理由有二：（一）作为对东印度公司的一种补偿，（二）表示议会对殖民地仍有课税权力。所以他说：“若取消茶税，我们会显得懦弱。”尽管有了这个“愚行”和“波士顿屠杀”，事态却已渐趋平息。直到一七七二年，为了进一步强迫执行贸易法案——这是一切美洲纠纷的根源——又再次发生了暴乱。六月九日，海关的巡艇“格斯皮号”被焚毁。

接着发生了一个更严重的事件。一七七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有一群人化装成莫霍克印地安人，爬上了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将船上装载的茶箱投入海中。这个事件在历史上称为“波士顿倾茶事件”。其重要性就是鼓励了美洲的爱国志士采取暴力政策，同时在英国也煽起了激烈的舆论。诺思勋爵被激怒了，他在一七七四年三月七日要求议会发兵恢复秩序和确保殖民地对英国政府的依赖。一个星期之后，他又建议通过一个议案，把海关从波士顿撤走，直到该城对所毁的茶叶向东印度公司赔偿一万五千镑为止。这就是《波士顿港口法案》，从六月一日开始执行。其结果无异于封锁该城，于是波士顿居民就向其他殖民地求援。

同时，英王任命盖奇将军为马萨诸塞总督，尽管盖奇向他和诺思提出警告说压迫就意味着战争，英国政府并不听信他的意见。他接任总督之后立即感到遇事掣肘，波士顿公民拒绝建筑营房和为部队提供补给。为了巩固地位，他开始在该城与郊区连接的狭窄颈部建筑要塞。

这些事件使殖民地人民更趋团结，从而采取了一个决定性步骤。一七七三年秋，亚当斯发起了创立美洲“大陆会议”的运动。结果是在一七七四年九月五日，在费城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并通过了《联盟协定》。依照协定，所有殖民地都联合一致抵制英货，并停止与英国的贸易。这个协定本应足以警告英国国会，使其认清叛乱并非局部事件，但是诺思勋爵却冥顽不灵，不以为意。他在十一月十八日告诉英王：“新英格兰政府已经处于叛乱状态，要决定他们仍然是英国的领土或是独立，就必须使用武力。”

冬季来临之前，盖奇派间谍去侦察什么地方储存了军需物资。据报在康科德有这样的储积，于是在一七七五年四月十八日，他命令史密斯上校率领一个支队去毁灭这些东西。他们行进到列克星敦时，与当地民兵冲突，杀死了十八个人，然后进入康科德，毁灭了那些军需品，结果全镇人民都武装迎敌。柏西勋爵率领一千四百人赶往增援，英军且战且走回到波士顿，死伤了二百五十九人。这就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的第一次战斗，这立即使四乡居民都踊跃武装起来，把盖奇封锁在波士顿城内。全美都为之振奋。

五月十日在费城召开了第二次全美大陆会议，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团体。它接管了正封锁波士顿的军队，将他们改组成“联合殖民地陆军”，任命华盛顿为总司令。同时，另一个非常人物也出现了，他就是阿诺德上尉，是这场战争中的杰出将领之一，因为最后叛国，他也受尽了唾骂。他看到环绕波士顿所筑的工事缺乏火炮，就在五月十日率领八十三人，用计攻占了提孔德罗加，夺获轻重火炮一百二十门。接着他又占了王冠角，击败了圣约翰的驻兵。当他得知在蒙特利尔的卡尔顿将军只有两营英军的兵力，就决定征服加拿大全境。

当这个远征正在进行之时，波士顿也获得了增援，与英国援军同来的有霍威将军，伯戈因将军和克林顿将军，为了确保要塞和港口，盖奇决定占领波士顿正北的查尔斯顿半岛，在半岛上有两座小山——邦克山和布雷德山。六月十六日，美军先占领了这两座小山，他就命令霍威于次日去攻击邦克山的敌军堑壕（实际是布雷德山）。攻击计划得很糟糕，但在执行时却十分英勇。头两次突击都被击退，第三次却成功了，因为美军已将弹药用完了。

胜利的成本极高，攻击军二千五百人中死伤了官兵一千零五十四人，守军的损失也并不轻，死伤被俘共四百四十一人。

这次血战的影响非常奇特，使殖民地方面认为正规军事组织是不必要的，这给华盛顿增加了无限困难。同时在霍威将军的脑海里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印像，自此之后，他都不敢锐意进取。

此时在华盛顿的充分支持之下，阿诺德开始进行他那个冒险计划。九月，他率领一千零五十人进入了缅因的荒野，此时蒙哥马利率领一千二百人越过了尚普兰湖，迫使圣约翰投降，挺进到了蒙特利尔，并于十一月十二日占领该城。卡尔顿将军乘船逃往魁北克。阿诺德也同样挺进，但不幸的是，他派一个印地安人送信给斯凯勒将军，却误送给了卡尔顿。卡尔顿由此得知魁北克马上就会受到威胁，立即搜集所有兵力加紧设防。阿诺德到了圣劳伦斯，在沃尔夫湾渡河，等蒙哥马利与他会合之后，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大雪之中向魁北克前进。

攻击完全失败了，蒙哥马利战死，阿诺德腿部负了重伤，损失了五百人，其中有四百二十六人是被俘虏的。这场作战就如此结束了，虽然属于偷袭性质，但若这封信不写给斯凯勒，就可能成功。如格林将军所说：“假如这一战得胜，那么加拿大就可能与十三州合并，战争的整个过程和结果都会完全改变。”提孔德罗加的陷落使霍威代替了盖奇，而邦克山之战也刺激英国政府在欧洲到处搜罗佣兵。目前必须要决定一个作战计划，照盖奇的意见，只要能占领哈德孙河沿线，叛乱将自行崩溃。在英格兰，著名的军事权威哈维将军却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一切陆上作战都是徒劳的，所以主张封锁美洲海岸，直到叛徒们放弃作战为止。

对英国而言可说不幸之至，十一月，日尔曼尼勋爵被任命为军政部长。一七五九年他在明登会战中曾蒙受耻辱，从而被全国军人瞧不起，而他又瞧不起美洲的叛乱者，所以使霍威处于困境之中。而霍威的消极被动更不能使情况改善。结果是三月二日，华盛顿突然占领了波士顿以南的多齐斯特高地，霍威更加无法久留，被迫弃城，率领全军共九千人，在三月十七日退往哈利法克斯，于四月二日到达。

五月，在费城召开了第三次全美大陆会议，讨论杰斐逊草拟的《独立宣言》。七月二日这个文件被通过，并于两天后公布。这个历史上最著名的文件带来了立竿见影的后果，即确定了向乔治国王效忠者就是“美奸”，这样殖民地人民分成了两个集团：革命志士坚决主张用武力解决问题。效忠王室的分子希望能用妥协方式解决。王室分子在每个殖民地中都存在着。虽然在弗吉尼亚，马里兰和马萨诸塞等州，他们的势力最弱，可是在纽约、新泽西和佐治亚等州却可能占了人口的多数，而在宾夕法尼亚和卡罗来纳也有很大势力，他们构成了一支强大的反对力量，在革命过程中，有七万多人离开了殖民地，而这在总势力中不过是个零头。

在邦克山之战和阿诺德入侵加拿大之后，《独立宣言》的第二个效果就是使“叛乱”获得了战争的地位，这使英国政府面临着征服问题。

战争的场所为一个狭长地带，从圣劳伦斯一直延伸到佛罗里达，全长超过一千二百英里，平均宽度约一百五十英里。缺乏道路，大部分尚未开发，从战略上看是一个利于防御的国家，所以是很难征服的。它可以分为三部分，即北区，中区和南区。北区包括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罗得岛，康涅狄格和纽约；中区包括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和弗吉尼亚。南区包括南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要想同时征服三个地区，这将远远超过大不列颠的国力，所以在战略上，英国在某段时间内只能集中全力对付一个地区。因为北区不仅在政治上最为重要，而且在战略上也最易于侵入——因为可以用加拿大作为作战基地，如果新英格兰和纽约的叛乱能够平定，那么即使中南两区继续支撑下去，还是可以用各个击破的方式来慢慢消化。所以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北区可以称为“战争中的战略性重心”。

一七七六年六月，霍威率领三万二千人从哈利法克斯由海路出发。七月三日，他到了斯塔滕岛。八月二十二日，他渡海进到长岛，击败了华盛顿，并迫使他撤往曼哈顿岛。虽然如此，直到九月十五日，霍威才到了曼哈顿岛，此时华盛顿的部下发生恐慌现象，继续败退。依然如平时一样拖延，霍威在纽约一直停留到十月十二日才继续前进，当他前进到新泽西海岸时，华盛顿在康华利追击下退到了特拉华河后方，康华利于十二月八日前进到了特兰顿并在那里奉命宿营过冬，由一条前哨线掩护，前哨中最重要的是特兰顿，由拉尔上校率领一千三百名赫斯士兵（赫斯是日尔曼人的一部分）加以占领。

现在华盛顿的处境非常危急，因为他的士兵员十万一千零六十九人中，已经病倒五千三百九十九人。虽然如此，在圣诞节那一天他还是溜了出来，于次日清晨打击了拉尔的据点，突袭之下，他俘虏了敌军九百九十九人。接着他在一七七七年一月一日又进向普林斯顿，打击了马伍德上校的支队，把这个支队击溃了。

虽然是两次小胜，但却像魔术一样，使整个战争的情形都为之一变。日尔曼尼听到第一次挫败的消息后马上惊呼道：“我们所有的希望都被特兰顿发生的不幸事件粉碎了。”更重要的是这两次胜利使华盛顿的威望大增。在十四天之内，他几乎是从死神的牙齿里把胜利又夺回来了。无论在美洲或欧洲，从此建立了他的英名，使人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位名将和一位领袖。

谢选骏指出：英国商人政府极其下流，收买普鲁士乞丐进行七年战争，在毁灭欧陆的同时趁机掠夺海外领地。但是战争结果使得英国负债累累，于是英国转嫁危机盘剥殖民地，还想进一步搜刮大发横财。这本来是欧洲殖民国家内部的矛盾，但欧洲人凌虐原住民已经养成了自己的恶习，现在北美殖民者却被欧洲人凌虐就像北美殖民者凌虐原住民一样凶残，这就激起了美国革命——因为北美殖民者虽然惯于凌虐原住民，却拒绝被欧洲人凌虐，他们希望被欧洲人看作平等的人，而欧洲人却用看待原住民一样的眼光看待这些“野蛮的美洲人”——这就激起了仇恨。《独立宣言》这就是这种仇恨的体现——它一经发表，问题就不能再用经济手段在体制内解决了；法律手段必须让位给战争手段了。

【第九章：萨拉托加会战】

霍威进行纽约和新泽西之战时，卡尔顿爵士也指挥加拿大境内的英军与伯戈因一起，取道尚普兰湖侵入纽约州。他于一七七六年十月出发，到了提孔德罗加城下，但他却认为天气已经太冷，决定率军队退回加拿大。伯戈因对这个决定大感不满，就在十一月返回英格兰，一心只考虑如何使战争赶紧结束。霍威知道伯戈因的思想，十一月三十日，他写信给日尔曼尼提出一七七七年战役计划。这个计划为英国当局所采纳。内容大致如下：

加拿大陆军应取道尚普兰湖进到阿尔巴尼，预定应在九月到达，为了使战争能在一年内结束，霍威主张由他自己指挥的部队应采取以下作战方针：（一）克林顿率领一万人开往波士顿，以攻克该城为目的。（二）另派一万人从纽约沿“北河”（即哈德孙河）上驶到阿尔巴尼。（三）留下八千守军掩护新泽西并监视华盛顿。等其他作战均已完成之后，到秋天再攻击费城。为了完成作战，他要求增兵一万五千人。十二月三十日，日尔曼尼采纳了这个计划。

三个星期之后，十二月二十日，霍威又改变了计划，内容是：“在宾夕法尼亚方面民意已经大有改变，由于我军最近的成功，他们大都希望和平，因此我认为我军主力应在这一面发动攻势。由于这种改变，向波士顿的攻势应暂地放弃，以待欧洲增援到达。另派一军在哈德孙河下游进行防御，以掩护新泽西和方便加拿大军前进，我们不能希望加拿大军在九月中旬以前到达，其后的作战只能视情况而定。”

日尔曼尼于一七七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收到了这封信。此时，伯戈因已于十二月十三日回到英格兰，与日尔曼尼和国王一再探讨当前的情况，在二月十六日另外提出了一个计划，标题为《从加拿大方面进行战争的思想》，简单说来，计划是这样的：

（一）在王冠角最少应集中八千人的兵力，还有炮兵，水手，两千名加拿大人（包括各种工人）和一千多名印第安人。这个纵队应向提孔德罗加运动。

（二）同时，霍威应派遣一支部队前进到哈德孙河，加拿大军的目的就是与该部会合。会合之后即占领阿尔巴尼，并打通到纽约的交通线，然后停止在哈德孙河，以使霍威可以倾全力向南发展。

（三）同时，另一支部队从奥斯威戈前进到莫霍克河，以便与上述两支部队在阿尔巴尼会合。若认为所使用的兵力不够，不能希望使上述计划成功。那么唯一的代替方案就是加拿大军在魁北克上船，以便从海路去与霍威会合。

虽然加拿大军要经过的距离约为二百英里，并且是最困难的地区，但是伯戈因的计划还是健全合理的。他的目标是直接打击叛乱的心脏地区，占领提孔德罗加-哈德孙一线，切断新英格兰各州。在新英格兰被征服之后，若南方诸州仍不屈服，则可以继续向前挺进，迫使其投降。从战略上来看，其最大优点在于，除了在乔治湖与哈德孙河之间有一个十二英里长的缺口以外，从魁北克到纽约之间，几乎一路都可使用水运，畅通无阻。

英王和日尔曼尼都采纳了这个计划，可是日尔曼尼事先又已批准了霍威在十二月二十日拟定的计划。三月二十六日，日尔曼尼致书卡尔顿，指示的内容是：“卡尔顿应率三千七百七十人坚守魁北克，伯戈因率七千一百七十三人准备前往阿尔巴尼与霍威将军会合。到那里之后，伯戈因即改由霍威指挥。同时，由圣利格尔率领六百七十五人在莫霍克河对敌作牵制性行动，并向阿尔巴尼前进”。接着他又说：“我将立即通知霍威爵士，但你也应立即通知他，并指导伯戈因中将和圣利格尔中校，不要错过了机会，他们应接受霍威的指示，并不要忘记与霍威的会合为主要目标。”

这个命令发出后，只有一个副本给了伯戈因，他以为一切都已安排妥当，随即赶回加拿大。其实事实并不如此，日尔曼尼虽命令书记室草拟一封类似的训令给霍威，明确命令他前进到哈德孙河，可是因为疏忽他并未签字，所以该文件始终未曾发出。

使情况变得更糟糕的是在四月二日，当伯戈因已在海上时，霍威又改变了计划，因为他要求的援兵一万五千人中，只有二千九百人可以指望的。所以他报告日尔曼尼说他已经放弃了所有远征念头，除向南行动以外，就仅限于在哈德孙河偶然进行牵制行动。并且不再从陆上进攻费城，而改从海上出发。对这封信，日尔曼尼在五月十八日作答，同意了新计划，但是他好象已知道那封尚未签字的信始终没有送给霍威，所以他补充说：“不管霍威如何考虑，但他却应深信在时间上一定要与奉命从加拿大前进的军队相配合。”霍威收到这信时在什么地方，以及伯戈因是正封在干什么，这些留待下文说明。

五月六日，伯戈因到了魁北克，立即写信给霍威，说明他奉有确切命令，必须迅速准备一切，不得延误，一心以与霍威会合为目的。五月十二日他到了蒙特利尔，卡尔顿曾受日尔曼尼呵斥，现在对他表示欢迎。伯戈因说：“即便是为他自己或是亲兄弟工作，其热心程度也不过如此。对我可说是有求必应。”后来伯戈因又写了一封信给霍威，再次提出两军在阿尔巴尼会师的计划。

尽管有卡尔顿的通诚合作，伯戈因还是立即遭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一切都无法保密。五月十九日，他写信给伦敦的哈维将军说：“使我大为吃惊的是蒙特利尔的报纸已把整个作战计划都发表了，好象从国务总理的文件中抄的副本一样准确。”更糟的是加拿大极为落后，运输已成瘫痪状态，也无足够的马匹来牵引火炮。必须立即用未干燥的木料来制造五百辆两轮车。伯戈因现在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补给。因为在十八世纪，军队很少就地取食。尤其是行军路线都是人口极为稀少的地区，所以要想搜刮粮食也似乎不可能。（注：在这场战争中，英军有个极大的困难，就是必须运输一切补给。而美国人却每隔三四十英里就储有物资。此外，在森林战方面，美军的战术也远为优越。）

更不幸的是伯戈因也和其他英国军官一样，对敌人怀有轻视心理。虽然在这个国家，尤其在新英格兰各州，适合兵役年龄的人只愿意参加民兵而不愿意正式入伍。而且除非感到大祸临头，否则他们不愿离开故乡或长时间服役，但他们却能够迅速动员，而在象新英格兰这样破碎的地形中，森林、山地、河谷给与他们的保护足以抵销纪律的松懈。雷德瑟尔夫人称新英格兰人为“天然战士”，而指挥伯戈因的轻步兵的巴卡里斯勋爵也说：“无论何时，他们都能英勇顽强地作战。”因为他们的装备极差，所以更令人敬佩。他们熟悉地形，并且本能地善于运用战术与地利相配合，所以上面据说的弱点又被抵销了一大部分。他们多数都是头等射手，当使用来福枪时，敌人远非他们的对手，因为这种武器虽然装弹速度较迟缓，可是命中率却远非平滑枪口的火枪能及。汉格尔上校说有一次他看到一个美洲人向他和塔里顿上校射击，结果打死了附近的一匹马，估计这个射手的距离至少在四百码开外。伯戈因也说：“敌军有大批优秀射手，使用有来福线的枪械。在交战时，这些人分成小队，在侧翼运动，在利用地形和掩蔽他们自己方面都算是专家。在这场战斗中（指一七七七年九月十九日），许多敌人是在他们战线的后方，躲在大树上。我方战线几乎每隔一分钟就有军官倒地，只要听见枪响，马上就有人负伤。”

因为美军几乎没有炮兵，所以虽然他们善于构筑工事，可是英军炮兵还是具有相当的重要性。邦克山之战对英国人而言算是大开眼界，伯戈因对此具有充分认识，因此他在森林和丛林战方面从来不想应用欧洲战术。他认为在一切行动中都应迅速机警，尤其是在生疏地区中更应如此。在这种战斗中，军官们必须发挥主动精神，而无须等待情报和命令。

在他部下对这种合乎常识的战术有了一定训练之后，六月初，五十六岁的伯戈因开始在尚普兰湖以北的黎塞留河边集中部队。其中包括第九，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四，第四十七，第五十三和第六十二团，以及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和第三十四团的榴弹兵和轻步兵连。以上这些都是英国人，共三千七百二十四人；另有日尔曼兵五团（多数为不伦瑞克人），共三千零一十六人；炮兵三百五十七人，新兵一百五十四人，加拿大人一百四十八人，还有五百名印第安人。以上总数为七千八百九十九人，加上军官，则约为八千二百人。这支野战军拥有的火炮共为野炮三十八门，二十四磅炮二门和榴弹炮四门。

当时英军在作战时，每个士兵携带的是哪些装备也是很有趣的。根据安布里记载：大致为一个背囊、一张军毯、一个干粮袋、一个水壶、一把手斧和一部分营具。此外还有枪械和六十发弹药，总重六十磅。这当然是很重的负担，但比起日尔曼兵却要舒服很多。日尔曼兵的头盔和刀剑就差不多等于英军全部装备的重量。所以即便最烂的英国部队，在行军速度上也可以比他们快一倍。

在伯戈因下面就是菲利普少将，雷德瑟尔少将和弗拉塞准将，都是能力优秀的军官。菲利普是炮兵专家，雷德瑟尔是日尔曼部队的指挥官，弗拉塞则指挥榴弹兵和轻步兵，在这些部队中，榴弹兵由阿克兰少校指挥，轻步兵由巴卡里斯勋爵指挥。根据所有记载，无论在哪方面，部队的水准都足够与军官相称。兰布上士为远征军中的一员，他曾经说：“部队具有高度纪律，在宿营过冬时受到极好的照顾，由此作为这次远征的准备。”安布里说：“说到我们的陆军，我认为具有良好的纪律，健康和精神均合乎标准，而伯戈因将军的领导能力又有目共识，所以应该能获得成功。”

简而言之，这不是一支普通军队，从哈登的日记中可以摘录出下述片断以供说明：“人员的脚部必须保持清洁，军靴必须擦油，采取了一切恢复精力的办法以准备长途行军。凡服装不合适的都立即加以修补。当雨水使地面潮湿时，为了维持人员健康，木工应使用所有可能的材料来铺设营底以保持干燥。一切命令都必须每天向士兵宣读，并由军官加以解释。”从以上这些不同引述中，可以知道伯戈因的部队在当时是不平凡的。

六月二十日，伯戈因在波格维利营地向平民发了一个有点迂腐的通告。六月三十日，又向部队发出通令：“这次出师将不考虑一切困难，劳苦和牺牲。本军将有进无退。”次日拂晓，开始出发向提孔德罗加进军。（注：虽然在作战中纪律一直都很好，但是现在知道英军和日尔曼部队之间存在着相当摩擦。士兵发出抱怨的也不乏其人。）

向尚普兰湖的前进，其气势之雄伟不亚于在印度河的亚历山大。最前面是印地安人乘着独木舟，脸上画着脸谱，接着是小战船组成的前卫，后面是第一，第二和日尔曼旅，最后面则是随营人员，从军商人和妇女。这的确颇为壮观：英国步兵穿的是红军服，炮兵和日尔曼部队则为蓝色，日尔曼轻步兵为绿色，英国榴弹兵穿着熊皮，轻步兵戴着黑皮军帽。

提孔德罗加虽然号称是美洲的直布罗陀，但事实上却无法相比，虽然工事是很大，足以容纳一万人，但是其所占的位置却并不理想。三月，大陆会议曾派盖茨将军修理过这些工事；现在由圣克莱上校据守，指挥着正规军二千五百四十六人，民兵九百人。圣克莱又听命于斯凯勒少将，他的其余部队分成小部队分布在斯克尼斯堡，安堡，爱德华堡和阿尔巴尼等地。对美洲人而言不幸的是，斯凯勒是个真正有君子风度的人，出身高贵，对国会和新英格兰人而言都不适宜。他的军官们尤其民主。伯戈因战败投降之后，雷德瑟尔夫人说：“有些美国军官过去做过鞋匠，他们不仅为英国军官制造军靴，甚至还为我们的士兵修理皮鞋。”八月四日，斯凯勒写信给华盛顿说：“我们的军官中有许多品行极坏，对人民所犯的罪行令人发指。”这种大胆直言的态度也使他不受欢迎。

当伯戈因的陆军在提孔德罗加北面四英里远的地方登陆时，圣克莱受到了突然袭击。他没有料想到敌方远征军有如此强大的实力，而且自己缺乏补给，根本无法抵抗围攻。七月三日，他的敌人占领了位于要塞正北面的霍普山。

圣克莱据守的阵地在形势上很脆弱：包括三个设防的部分，中间有水道相隔，并受到迪法恩斯山（即舒格山）的控制，因为难于攀登，并未设防。伯戈因立即认清这是整个阵地的钥匙，所以于七月四日派特维斯中尉去侦察。因为这位军官的报告是有利的，所以菲利普将军说：“只要山羊能走到的地方，人也能走到；而人能走到的地方，那么他也能把炮拖上去。”到七月六日拂晓，这个山坡被占领，并且安设了炮位。因为认识到这里已无法久留，圣克莱命令船只连同所能带走的火炮退往斯克尼斯堡。同时，他率兵取道哈伯德镇退往卡色顿。

伯戈因发现圣克莱撤退之后，就立即开始追击。他的船沿着吴德溪下划，而弗拉塞和雷德瑟尔的两个旅则沿哈伯德镇大路前进。七月七日清晨，他们追上美军，发生了一场激战。弗拉塞的兵力起先远处于劣势，等雷德瑟尔赶到后，形势才改变了。圣克莱继续退向斯克尼斯堡，在那里又受到伯戈因攻击，他又退往安堡。最后奉斯凯勒将军的命令退往萨拉托加，并在路上撤去爱德华堡的防御。

伯戈因这时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比霍威的失职还要严重，成为这次会战失败的主因。他本应返回提孔德罗加，从水上经乔治湖前往乔治堡，因为从那里有一条大路直通爱德华堡。可是他却决定直向前进。施泰德姆在《美洲战争史》上说：“假如他返回提孔德罗加并越过乔治湖，那么他至少可以早十天或十二天到达爱德华堡。他应该派弗拉塞将军从斯克尼堡去乔治堡，这样就可以夺得大批补给物资，车辆和挽畜。这样他就可以在敌人集中足够兵力之前赶到阿尔巴尼。”

可能是初期的胜利冲昏了伯戈因的头脑，所以他决定闯进这片几乎没有道路的荒野，继续追击，不经过激烈战斗就占领阿尔巴尼，然后掘壕屯兵，等待霍威到达。这个计划完全失败了，因为他直到七月三十日才占领爱德华堡，在这段时间中，敌军却已恢复了元气。

由于这样长时间的停顿，伯戈因不仅受到日尔曼尼责备，而且后世史学家也莫不如此。可是若结合他的前进路线，再对他面临的情况进行公正的观察，就知道弗特斯库的看法不错。他说尽管伯戈因在七月十日即已在斯克尼斯堡集中部队，可是他在七月三十日到达爱德华堡却也并非易事。那么现实的情况如何呢？兰布的答案是这样的：

“英军现在必须暂停一切作战，在斯克尼斯堡等候补给和帐幕到达，但是他们同时却利用这段空隙来扫清一条进路，以便部队继续进攻。这个工作十分艰苦。美洲人，现在在斯凯勒将军指导下，把所有道路两边的大树完全砍倒当作障碍物。这个地区的地形非常破碎，到处都是溪流和沼泽，我们差不多造了四十座桥，有一座是架在两英里宽的沼泽地上面。”

与这些困难并存的是伯戈因缺乏运输工具。七月十日，他这样记载道：“军队非常疲惫，多数已两天没有补给，几乎全部帐幕和行李都未运到。”那五百辆加拿大车辆似乎损坏得极快。蒙内上尉是伯戈因的军需官，他在英国国会中有过这样的问答：“在任何时间能够集中多少马车和牛车呢？”他的回答是“我想仅有一百八十辆马车，牛车的数量我记不清了，但我相信不过在二三十辆之间。”虽然为了保护交通线，在提孔德罗加留下九百一十名驻兵，但是伯戈因认为还是要先搜集补给，然后再进入森林。他说：“首先应将八十或一百艘小船送到爱德华堡，专供运输补给，每艘小船的载重要六匹以上的驮马才能加以转运。为了架桥也需要很多船只。”在这个地区几乎找不到民间的牛马，而且天又不断下雨。

七月二十四日，补给搜集完毕，英军主力进到安堡，在该地宿营。弗拉塞和前卫部队进到了距爱德华堡两英里以内的地方。七月二十九日，全军再度前进，并于次日到了哈德孙河。狄格拜中尉说：“我们到了一个高地上，在爱德华堡以南约一英里，宿营在美丽的景色之中，从那里可以看见哈德孙河的最绚丽的地方，水流从许多小岛中穿过。”

此时在小岛以南也发生了许多事件，是狄格拜和伯戈因看不见的。不过伯戈因却深知一支主要由民兵组成的军队，只要一经挫折即可扩大成压倒性的大败，提孔德罗加的陷落就是一例。大陆会议一旦震动，整个大地都会动摇。但伯戈因却并未认清华盛顿的个性，他正在南面二十英里远的地方，最关心的不是兵力的损失，而是对霍威的运动所获得的矛盾情报。

此时，斯凯勒已经退到斯蒂尔沃特，并且有了更多损失。两个马萨诸塞的团逃跑了，更糟的是约翰·亚当斯又极力诋毁他。至于盖茨将军又在努力说服国会承认只有他才能使美军获胜。在这种阴谋与恐怖相结合的环境中，只有一个人能保持镇静，这就是华盛顿，他从灾难中脱颖而出。在提孔德罗加沦陷之前三天，他已猜透了英军的计划。七月二日，华盛顿写信给特鲁布尔州长，讨论伯戈因的前进，他说：“假如这不是牵制性行动，而是认真的进攻——看起来似乎很象——假设第二步就是霍威的部队趋向皮克斯基尔，那就可以确信无疑了。所以应尽快占领高地上的道路以阻止两军会合。”七月十八日，他听说这个要塞已经放弃，马上就派阿诺德去协助斯凯勒，并且极力推荐这位勇士，同时也写信给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西部的民兵旅长们，指出霍威与伯戈因会合的危险，力劝他们去援助斯凯勒和阿诺德。

华盛顿所面临的困难，百分之九十都可归之于敌人对海洋的控制能力。他在七月二十五日写给国会的信中清楚地表明了这种认识：“敌人因有船只和控制了水面，从中获得了惊人的利益，使我们经常处于困惑之中，对敌人的行动时常感焦急不安，难以猜度。”在写这封信时，他决心向北前进，但是他接到一封被截获的信——是霍威写给伯戈因的，他认为这是个诡计——就又写信给国会说：“我从未象现在这样感觉霍威的目的地可能是费城。”七月三十日，他又报告盖茨将军，说霍威可能会前往特拉华，并且补充说：“霍威居然会舍弃伯戈因不顾，这很难令人置信，直到我确信如此之后，禁不住翻了几个白眼。”第二天，他告诉特鲁布尔，说国会已经通知他：“敌人舰队在昨天下午已经到了特拉华角，共有二百二十八艘船。”虽然如此，他还是在疑惑之中，因为在八月一日，他写信给普特南将军说：“对美军而言，阻止霍威用突袭手段占领高地极为重要。他向东去的可能性极小，而如果他采取这种步骤，危害也较小。”同一天他命令克林顿州长召集全体民兵以增强高地防御。八月十一日他又写信给普特南，说八月七日那天，霍威的舰队在特拉华角南面十六里格处出现，但克林顿爵士现在却可能已由纽约出发去支援伯戈因。八月二十二日，他得知敌人舰队已经进入切萨皮克湾，到八月二十五日，霍威的陆军已开始在艾克口以下约六英里远的地方登陆。

从这些通信可以看出华盛顿对敌人的计划具有深刻的了解；同时也可看出局势是如何危险。幸亏霍威完全缺乏战略头脑，所以才使英军的计划全盘失败。此外，华盛顿对斯凯勒的忠告也十分正确。七月二十二日，他写信给斯凯勒说：“从你对他（伯戈因）的研判中看来，他采取的行动路线对我们是最为有利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可以各个击破。这种行动会使我们坐收其利，而使他自己遭遇到极大困难。假如我们能切断他们一支部队，哪怕人数不过四五百，也可以鼓舞人心，使人民解除目前的烦恼，这样他们就会自动踊跃武装起来，尽力参加作战。”两天后他又写信说：“他们若不能巩固后方则决不敢前进，所以他们用来进攻你的兵力必然会大为减少。”为了帮助斯凯勒，八月十六日，华盛顿又命令摩根上校率领他的五百名来福枪手北上。（注：这是当时最精锐的轻步兵，他们行动极快，不用任何车辆，有时在三星期内可以走六百英里。）

此时，伯戈因的情形又如何呢？他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就是补给，和往常一样，这又与运输密切相关。他到了哈德孙河之后，决定尽量搜集任何可能找到的牲口，目的是使其日尔曼骑兵有马骑，并尽量补充挽畜的损失。斯克尼少校是一个美洲王党份子，虽勇敢但不可靠，他得到了伯戈因的信任。伯戈因被斯克尼说服，勉强决定突袭康涅狄格河地区以夺取牲畜和马匹。斯克尼提供的情报完全错了，他说只要稍稍表现一点实力，王党份子就会应者云集。结果在八月九日，伯戈因选定鲍姆中校率一支部队向康涅狄格河进行远征，尽管事实上鲍姆只会说日尔曼语。使事态变得更恶劣的是伯戈因给与他最详细的训示，当八月十一日鲍姆从米勒堡出发时，他又赶去让他把目的地曼彻斯特改为本宁顿，因为据报那里有个巨大的牧场。

本宁顿位于格林山下，在爱德华堡西南约三十英里。鲍姆的兵力对这样一个冒险行动而言，不仅太小，而且在组织上也有内在弱点，共有一百七十名徒步日尔曼龙骑兵，大约一百名日尔曼步兵，一小队炮兵共有两门三磅炮，以及弗拉塞部的五十名射手。总数为三百七十四名正规军人，另外还有美洲王党份子，加拿大人和印地安人，约有三百人。

鲍姆没有认清速度的重要性，而是缓慢前进，斯克尼的乐观报告也害了他们。连续两夜之中，鲍姆允许人民从他的营地来来去去，因为他相信这些人都是效忠王室的，同时也把一切有关兵力和计划的情报都完全泄露出去了。他的印地安人又到处作恶，不仅抢劫一切东西，而且也使突袭的目的完全丧失了，因为他们屠杀牲畜，只把牛铃带回来。

这样缓慢前进，直到八月十四日，听说美军在本宁顿驻有强大兵力，鲍姆马上派人去向伯戈因求援。八月十五日，布莱曼上校率领三百五十名日尔曼龙骑兵和两门六磅炮出发增援。因为大雨，加上装备十分沉重，那一天他们未能走多远。此时，鲍姆已前进到瓦隆萨克溪，在其北岸宿营等候布莱曼到达。

鲍姆出发前不久，约翰·斯塔克也在新罕布什尔州集中兵力。他是只能指挥别人，而不听别人的指挥，参加过七年战争和邦克山之战，像这种不羁之士，美军中有很多。八月八日，他率领一千五百左右人马前进到了本宁顿。八月十六日上午，在本宁顿附近，他与鲍姆接火。鲍姆起先还以为他们是王党份子，想去替国王效忠，所以非但没有向他们开火，而且听任他们在其阵地的周围运动。

斯塔克于是不受干扰地把部队分为三个小纵队。中央部分由自己指挥，支援他的是斯提克尼上校和哈伯德上校，直接冲到瓦隆萨克溪边，进行正面攻击。右翼由尼科尔斯上校指挥，左翼由赫里克上校指挥，分别迂回敌人侧翼，达到敌人后方。结果在不知不觉之中，鲍姆受到包围，他的印地安人首先逃走，一路摇着他们的牛铃。

斯塔克大叫道：“今天若不获胜，我太太今晚就要做寡妇了！”接着他就发动了极其猛烈的攻击。这时大约是下午三四点钟左右，据目击者记载，经过如下：“在一两个小时中，战斗非常激烈；侧面迂回的部队很轻松地前进，而担负正面攻击的部队则以出人意料的勇气和耐力，直扑敌军胸墙。双方火力都极为猛烈，可是我方人员还是轻易越过了胸墙。敌人立即开始溃逃，大约五分钟之内，敌人全军都发生了极大混乱，所有各营裂成碎片，漫无秩序地逃走了。我军乘胜追击超过一英里，杀伤了不少敌军，并获得许多俘虏。”

假如布莱曼在场，情形毫无疑问会完全不同，因为他是个能干的军人。尽管在八月十六日清晨，他距本宁顿已在六英里之内，但直到鲍姆的部队全毁之后，他才赶到战场。他发现斯塔克的部下正忙于抢劫英国营地，于是马上挥兵向前，将他们扫出去了。对斯塔克而言可说十分幸运，正当他的部下纷纷逃跑时，华纳上校突然率领一营“格林山”部队赶来增援。于是斯塔克的民兵又恢复了勇气，布莱曼被迫利用夜暗撤退了。

在这两次战斗中，英军损失颇重，死亡和失踪总数为五百九十六人，鲍姆也受了致命伤。斯塔克所部死了三十人，伤了四十人，为了奖励他的英勇行为，新罕布什尔的战争会议把一套新衣服和一匹麻布送给他作为奖品。

斯塔克实在应该获得更大的奖赏，因为他这次小规模而戏剧化的胜利，对已被吓坏的日尔曼兵简直具有决定性作用。美洲的所有报纸都大声称赞他而讥讽敌人。如八月二十八日的《宾夕法尼亚晚报》说：“他们说可怜的伯戈因将军已被斯塔克气疯了。”

鲍姆的失败也打破了伯戈因的幻想。这不仅教训了他，使他知道美洲人是多么顽强，而且也使他看清了假如要继续前进，则必须放弃交通线。所以除非至少存积了一个月份量的补给，否则不应破釜沉舟地前进。凭着这些糟糕的运输工具，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定需要很长时间，而当忙于储运补给时，对方的实力又必然日益增强，在数量和士气上都是如此。八月二十二日，他写了一封充满怨言的信给日尔曼尼说：因为他听说霍威决定向宾夕法尼亚进攻，所以他决定在原地守候。若无纽约方面合作，在这种穷山恶水敌人遍布的地区，他实在无法前进。因为美洲各地都已展开了热烈的宣传战，所以使伯戈因面临的困难情况加剧了。从战争开始之日，由于英国人雇用印地安人，曾经使美洲人在感情上受到了极强烈的刺激——事实上，美洲人也同样雇用印地安人。最不幸的是在七月二十七日，有位牧师的女儿麦克丽娅小姐被印地安人残杀，虽然伯戈因并无责任，可是民情当然更加愤激。一七七七年八月十四日的《桑德斯报》宣称：伯戈因的印地安人和英国轻步兵一起在某地区屠杀了七百名男女老幼。事实上那个地区连十户人家都没有。

这种宣传战使美洲人民都自愿参加作战，正当此时，国会又于八月一日命令华盛顿免去斯凯勒将军的职务，而用盖茨将军代替。伯戈因曾戏称盖茨将军为“老接生婆”，他于八月十九日到了斯蒂尔沃特，这时英军又受到了另一次重大挫败。

应该记住这个侵入计划的第二部分是向莫霍克河谷前进，这是由圣利格尔上校指挥的，他在攻克斯坦维克斯堡之后，就应前进到哈德孙河，并与主力会合。这个要塞建在吴德溪与莫霍克河之间的岬角上，守将是加斯沃特上校和维里特中校，并将其改名为斯凯勒堡。

圣利格尔于七月二十五日从奥斯威戈出发，八月三日到了该要塞前方。他的兵力为八百五十名正规军，王党份子和加拿大人，此外还有一千名印地安人，指挥他们的是约翰逊爵士和莫霍克酋长布朗特。此时，赫基默将军正率领特里昂县的民兵赶来赴援。八月六日，他在奥里斯卡尼一头撞进布朗特的埋伏。若非突然发生的大风雨迫使战斗中断，否则美军就可能遭遇布拉多克的同样命运。此时维里特从要塞中溜出来，打击印地安人的营地，那里已经空无一人。布朗特的部下听到后方有枪声，马上四散溃逃。接着圣利格尔包围了要塞，但因为炮兵太差，所以不能发生明显作用。

斯凯勒听说加斯沃特正受到重压，就派阿诺德率一千二百人增援。阿诺德迅速前进到日尔曼平原，这在斯坦维克斯以东约十五英里，俘获了一个莫霍克人与荷兰人的混血儿，名叫约斯特，是个半疯的人——在印地安人中，疯人常受到极大尊敬。他将约斯特判了死刑，然后对他说，若能去英军营中散布谣言，宣传美军已经大批涌到，将来就赦免他。约斯特对这个命令执行得非常有效，结果所有印地安人都闻风逃走，于是圣利格尔在八月八日只好被迫解围而去。

上面说过，在同一天，霍威也在切萨皮克湾下锚。他于八月十五日通知纽约的指挥官克林顿将军，一旦认为有进攻良机就可便宜行事。八月二十五日，他又收到日尔曼尼五月十八日的来信，就又写信给克林顿说：“假如你能对接近阿尔巴尼的伯戈因将军进行牵制性的帮助行动，其利益将不言自明。”

在本宁顿惨败之后，伯戈因被迫留在哈德孙河以储运补给，因为他知道再向前进，就必须放弃交通线。他仍然相信霍威会支援他，到九月十一日，他已为全军累积了“五个星期”的粮食，这都是从魁北克分别由水陆两路运来，相距超过四百英里。到九月十三日，他开始作最后的跃进，在后方只留下两个据点：一在提孔德罗加，一在乔治湖中的钻石岛。全军有英军二千六百三十五人，日尔曼人一千七百十一人，加上三百名补充兵，共有四千六百四十六名战斗人员，炮手，美洲王党份子和印地安人未计在内。（注：全军总人数约六千人，有效人力包括军官在内近五千人。）他们用浮桥渡过了哈德孙河，过河后即拆去浮桥，船只用来供运输使用。

此时盖茨已经获得增援，包括阿诺德的一千二百人和摩根的五百人。九月十二日，他在斯蒂尔沃特占领贝米斯高地，波兰籍工程师科斯库斯柯立即开始构筑要塞工事。进入阵地之后，盖茨派韦金森和一些斥堠部队去搜索敌军。他们发现伯戈因已经前进，接着就是一连串前哨战，大部分都是美军占优势。

伯戈因既已决定破釜沉舟，所以他现在除了且战且走向南进发以外实无他途。他就沿着哈德孙两岸的小路缓缓前进，以斯蒂尔沃特的敌军阵地为目标。

侦察地形之后，伯戈因发现在正西面有一个高地可以控制敌人的阵地，这里既未设防也未被敌军占领。所以他就决定一方面对盖茨的中央和右翼进行掩护性佯攻，另一方面抢先占领这个高地，接着就可以把敌人赶入河中，虽然这个计划将使其本已微弱的兵力更加分散，但是尽管冒险，从战术上看却是合理的。至于盖茨的计划却非常消极。他只是集中全部兵力，现在约为一万二千人，躲在工事后面等候攻击。

九月十五日，伯戈因下达命令，全军进到多维加特，位于萨拉托加和斯蒂尔沃特之间，两天后他们到了斯沃德豪斯，九月十九日上午，全军分为三部分——左翼，中央和右翼——由弗拉塞，汉密尔顿和菲利普分任指挥，而雷德瑟尔负责支援菲利普。

这三个纵队前进时，美军的斥堠从树林中可以看见他们闪烁发光的武器和红色的军服。可是盖茨却安坐在堑壕后方，既不下命令也不作战斗部署。他的军官们都失去了耐心，阿诺德更是恳求允许他们前进迎敌。最后他获得允许，把摩根的来福枪手和狄尔波恩的步兵送上前去。不久，依照盖茨的副官韦金森记载，盖茨和阿诺德一同走到营地前方。刘易斯少校从前线回来，宣称战况进展尚未具有决定性。阿诺德马上大叫道：“看上帝的份上，我要立即使它结束！”随即踢着马刺，全速冲上前去。盖茨大惊，命令韦金森去喊他回来。道林是与阿诺德同在贝米斯高地作战的人员，他对阿诺德有这样的描写：他的皮肤和头发都是漆黑的，中等身材，他是我们的猛将，毫无畏惧勇敢直前。他喊的是“来呀，孩子们！”而不是“去呀，孩子们！”他是勇士中的勇士。

阿诺德到了最前线，那里距自由农庄不远，他发现摩根的来福枪手正受到弗拉塞轻步兵的重压。他首先打击弗拉塞，等这边恢复控制之后，又向右旋转打击汉密尔顿纵队。兰布上士为目击者之一，对战斗情况这样记载：

“在这里的冲突非常可怕，一连四小时，火力从未中断。双方人员，尤其是军官，随时都有死伤。有些美军躲在树上，他们可以看清英军军官的制服，然后用精确狙击来对付他。菲利普少将在听到枪声之后，经过最困难的森林把四门火炮送了上来，此时我军中央部分正受到优势火力的压迫，这个增援使士气又再度振奋起来。这位少将又冒了极大危险，亲率第二十团作战。雷德瑟尔少将也把左翼的领先部队送上前，恰好赶到向敌人冲锋，表现得极为英勇。”

现在任何一方面的主将若能将最后的预备队送上去，就可以获得胜利。伯戈因根本没有预备队，而盖茨却大约还有九千人。可是盖茨对胜利的掌握却踟蹰不前，这实在是很惊人，弗特斯库这样写道：“假如盖茨把阿诺德要求的增援送往前线，阿诺德就一定能够突破英军中央部分。”罗辛也说：“如果阿诺德能获得其指挥官的增援，无疑可以大获全胜。”他接着说：“这一天若非阿诺德，那么伯戈因将毫无疑问地在秋分之日，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阿尔巴尼。”黑暗使战斗结束，大群野狼和印地安人都出来了，各自猎取其胜利品。

在这场顽强而势均力敌的战斗中，对方的英勇让英军大感震惊。他们的损失颇重，死伤共六百余人，约占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三。美军损失则较轻：死六十五人，伤二百十八人，失踪三十三人，不到全部作战兵力的百分之十。尽管受到如此重大的损失，伯戈因首先想到的仍然还是在九月二十日重整攻势，但他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就决定暂缓一天。此时，盖茨却对阿诺德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妒嫉心理，在一番争吵后，他取消了阿诺德的指挥权。本来美军在九月二十日应该大举进攻，可是盖茨却只虚与敌军周旋，以及推进前哨到哈德孙河左岸。此时斯塔克又出现并攻下了爱德华堡。九月二十一日，又有两个意外因素使伯戈因再次延迟了前进。第一个是克林顿将军的来信，第二是消息传来，说在九月十八日林肯将军已经用突袭攻占了提孔德罗加的舒格山，并夺获了留在尚普兰湖上的大部分英军补给船。这就是说伯戈因的交通线已经完全切断了。

克林顿的信是九月十二日发的，用密码写成。他告诉伯戈因，准备在十天内进攻蒙哥马利堡（在皮克斯基尔附近，位于哈德孙下游狭窄水道上。）伯戈因立即回信，说明现在所处的窘境，并要克林顿提早进攻。这封回信密藏在一颗银质子弹中，但使者却不幸被捕，为美军所杀。

霍威驶向特拉华之后，克林顿的兵力就变得太弱，无法依照他的含糊暗示向北进发。直到九月二十四日，他的情况才略有改善。有三千援兵从英国到达，使他的总兵力增加到七千左右。他立即派三千人出发，于十月五日在皮克斯基尔附近又接到伯戈因的来信，说他的粮食只能维持到十月二十九日。他要决定到底是进攻还是撤退。他希望克林顿能给他一个肯定的答复，究竟何时可以到达阿尔巴尼。假如在十月十二日以前他不能获得答复就决心撤退。十月六日，克林顿攻下了克林顿堡和蒙哥马利堡，在丛林中砍路前进，把这样一份通信送给伯戈因：“在我们与盖茨之间已不再有任何障碍。我诚恳的希望你能成功。”

他的前进决定了伯戈因的行动。十月三日，口粮已经减少，因为来源断绝，所以必须赶紧采取行动。此外，敌军来福枪手的狙击也使他们难以忍受。十月四日，伯戈因召开作战会议，第二天继续开会。雷德瑟尔与弗拉塞主张立即撤退，菲利普没有意见。可是伯戈因却力主进攻，他的理由是，如果盖茨解除了压迫，就可以立即率领一万四千人的大军去援助华盛顿，那么霍威就会很容易被击败。他主张留下八百人在营地中，其余四千人用来迂回敌军左翼。因为他的军官都表示反对，他又换了一个计划，只使用一千五百人进行威力搜索，以发现最好的攻击点，如不能发现，就决定在十月十一日实行退却。这个计划是彻底的不合理，因为现在敌人不仅据有强力工事，而且总数也已增到两万人左右。这只是赌徒的瞎撞。

十月七日上午十时到十一时之间，伯戈因从他的设防营地前进，随同他的有弗拉塞、菲利普、雷德瑟尔和巴卡里斯。他在一块玉米地里暂停了一下，展开他这支小部队：巴卡里斯率领轻步兵在右，第二十四团和一些兵力已经减弱的日尔曼营居中，左翼为阿克兰的榴弹兵。

盖茨接到他们接近的报告后，就命令摩根率领一千五百人去迂回敌人右翼，普尔率领一千人去攻击左翼，利尔尼德率领二千人攻击中央。双方发生了激烈战斗，摩根击退了巴卡里斯率领的英国轻步兵，而普尔也使阿克兰的榴弹兵受到了重大损失。于是伯戈因命令撤退。

此时，阿诺德已被解除指挥权，盖茨几乎完全不理他，让他留在贝米斯高地的营中。战斗的喊杀声越来越大，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向他的副官大声说：“今天谁都无法把我关在营帐里。假如不准我指挥，我可以象一个士兵那样去战斗，但是士兵们，上帝保佑我们，会跟着我走的。”于是他高呼道：“来吧，不是胜利就是死亡！”他跳上马鞍向战场疾驰而去。他追上了利尔尼德的旅，驱赶他们前进，领导他们向日尔曼部队猛扑，但是日尔曼人却顽抗不退。接着他又赶到美军左翼，领导摩根的部下攻击巴卡里斯。因为弗拉塞受到狙击负了重伤，英军就向自由农庄附近的工事撤退，阿诺德就企图向他们冲锋。

接着，阿诺德又纵马赶到英军右翼，穿越敌军的交叉火网，又遇到了利尔尼德旅，再领导他们前进。他把敌军中央部分击退后，直接冲向右面的一个堡垒——这是由布莱曼上校扼守的——也被他一鼓作气攻下了。在战斗中，他的战马被打死，腿部也受了重伤。他倒地之后，夜幕也开始低垂，于是会战也就结束了。最令人感到惊异的是虽然英军在数量上处于一对三的劣势，但却仍然撑了五个小时之久。毫无疑问，完全是靠了英军炮兵的努力，才使伯戈因免遭歼灭。同时也完全是靠了阿诺德的狂热领导，才使盖茨在两次自由农庄之战中免于失败。在第二次战斗中，盖茨简直没做任何事，只是坐在营中与一位负伤的英国军官——克拉克爵士——辩论有关美洲革命的利害问题，争得发了脾气之后，盖茨就把他的副官韦金森喊过来，问他道：“你见过这样说不通的蠢货么？”对所谓萨拉托加大捷，这位主将的贡献似乎仅此而已。所以正如某位美国史学家所说：“这真是一件怪事，一位完全没有指挥过军队的将领，在这场革命最重要和最具有精神感召力的会战中，只是名义上的领袖。”

这一战的损失并无确实记载，依照温莎估计，美军死五十人，伤一百五十人；英军死一百七十六人，伤二百五十人，被俘二百人。在俘虏中有负了重伤的阿克兰，在死者中有英勇的弗拉塞和布莱曼上校。伯戈因知道大势已去，除非出现奇迹，否则无法使他得救。

十月八日拂晓时，他发现敌军在黑夜中已在哈德孙河东高地建立了阵地，于是他除了撤退以外更无他法。日落之后不久，败军经过透湿的地面缓缓向北运动，但是人员的士气却和往常一样高涨。如兰布上士所说：“人们都愿意和准备面临任何危险，领导他们的军官是他们所敬爱的，并且能与他们共同甘苦。”使事态更恶劣的是天又下着大雨。（注：关于这一点，安布里有不同意见。他说：“大雨对我们的撤退反而有利。因为虽然增加了行军困难，但也阻止了敌人的追击。同时大雨也带来了另外一个安慰，那就是敌人要向我军进攻，就只有专靠刺刀来决胜负。”）在撤退中人员疲惫不堪，到十月九日上午五时，伯戈因命令暂停，休息十一个小时，并补充粮食。下午十点，军队到了斯凯勒的农庄，第二天上午渡过了捕鱼溪。

虽然盖茨指挥的部队有军官一千六百九十八人，士兵一万八千六百二十四人，其中有一万四千九百十四人可以立即作战，但他并不想追击。当然他也缺乏补给，而阿诺德的胜利也使他那支缺乏纪律的部队丧失了组织。最后他终于出发了，并于十月十日下午追上了英军后卫。伯戈因立即准备攻击，将部队展开在俯视溪流的高地上。但是到十月十二日，发现已经三面被包围，伯戈因就召集作战会议，决定放弃所有车辆和火炮，每人携带六天口粮，在夜里撤退。可是为时已晚。会议尚在辩论之中，捕鼠笼就已关上，不可能再撤退了。

经过另一次作战会议决定，十月十三日派人向盖茨要求休战。答案为“无条件投降。”伯戈因立即表示拒绝，并要求其部队应保持战争荣誉才肯投降。这回盖茨同意了，可能是因为克林顿已在他后方活动，所以他希望赶快解决。此外他也同意：“伯戈因中将所率领的军队可以自由返回英国，但条件为他们不准再回北美参加这场战争。”在十月十六日签订的《萨拉托加条约》中，这是最重要的条款。

条约签订之后，伯戈因要求与盖茨会晤。盖茨对他待之以礼，一切行动都表现出侠义风度，斯凯勒也一样。十月十七日，当伯戈因的三千五百人去指定地点堆积武器时，盖茨不准自己的部队离开营地，以免英军看到他们感到难堪，这种合乎人性的宽大作风是难能可贵的。

可是条约却并未获得美方遵守，因为国会不批准。这是可耻的背信行为，连美国作家也认为国会的这种行为毫无道理。这些部队始终没有送回祖国。这场决定性的会战，在英国历史上是足以决定国运的。事后加以探讨，很明显可以看出，伯戈因的指挥才能虽非一流，但是在英国远征军的指挥官中，像他这样能干的人也不多见。弗特斯库对这次冒险总评如下：在历史上，在英国军人企图达成的不可能的任务中，这一次是很光荣的。而且若无阿诺德的阻碍，他也可能到了阿尔巴尼。

在这几个困难的月份中——一七七七年六月到十月——伯戈因对其部下的忠忱毫未动摇，也许只有其部下对他的忠忱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甚至在条约签订之后，兰布还这样写道：“他对他的军队具有高度信心和热爱，任何损失和不幸都无法动摇彼此间的关系，从未听见在军中有任何人对他们的将军表示不满。”可是英格兰的政客们的态度却完全不同，大家都对他极尽其侮辱之能事。对这次惨败最应负责的实为日尔曼尼，他却仍留任原职。固然伯戈因的名誉最后还是恢复了，但当他于一七九二年八月四日逝世，在送往威斯敏斯特教堂下葬时，只有一部马车送葬，而从那时起直到今天，也没有人为他立碑纪念。

更重要的是这次失败的后果。由于提孔德罗加和高地的丧失，在这一年的艰苦作战中，英军的唯一表现只是占领了费城这座空城——这是一个失去了军事及政治意义的城市。盖茨现在已经可以自由增援华盛顿。更重要的是法国开始援助美国，不久也把西班牙和荷兰拖入了战争。十一月一日，一条快船离开波士顿，三十天后到了法国。十二月四日，富兰克林获知伯戈因投降的消息，第二天使巴黎的政治基础都发生了动摇。十二月六日，路易十六同意了法美同盟，十七日法国宣布支持美国革命。一七七八年二月六日，法美条约签字，三月十一日，英法两国进入战争状态。所以在萨拉托加，这把“达摩克里斯之剑”不仅落在不列颠头上，而且大部分西方世界也都受到了影响。

谢选骏指出：法国国王支持美国革命是一个自杀之举，直接导致自己的灭亡。它可能输急了想要报复，结果没想到听凭革命成为法国的主流思想。而英国人甚至比法国人更加愚蠢——他们竟然把一个类似“内战”的事件发展成为国际战争，而且是面对一个联合对付自己的国际联盟！这就是压断了骆驼的一根稻草，一个转胜为败的经典案例。难怪后来的强盗总结出“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之类的胡说八道。

【大事记（十）：美国独立战争】

霍威的一七七七年作战结束之后，华盛顿把军队撤到雾谷，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困难的冬天。施托本伯爵也是在这里投效美军的，他参加过七年战争，并担任过腓特烈大帝的参谋。因为他是个能力特强的行政人才，华盛顿任命他为训练总监，立即开始训练和组织工作。

此时英国方面的情况也在迅速变化。第一，为了对付美法同盟，英国内阁决定对反叛的殖民地实行怀柔政策，除了完全独立以外，对其他要求都不惜让步。其次，派出以卡莱尔公爵为首的和平代表团前往费城，结果除了惹来讥笑以外一无所获。在一七七八年六月初，克林顿已代替霍威出任统帅，并撤出了费城。华盛顿马上在雾谷拆除营地，向敌军前进。六月二十七日，双方在蒙茅斯发生接触，第二天进行了一次不具决定性的战斗，在烈日之下有许多人中暑倒毙。英军的最后一次突击失败之后，克林顿退到沙湾，从海上把军队撤回了纽约。

这些事件进行之时，埃斯坦率领十二艘战斗舰和五艘巡洋舰，装载四千法国兵，从土伦出海，于七月八日到达特拉华港外。四天后，他面临霍威的挑战，虽然霍威的舰队实力不如敌人，但是他却决心一战。幸亏一场风暴把两个舰队吹开，霍威被迫撤回纽约去修补船只，而埃斯坦则进入新港，停留到十一月四日才驶向马提尼克。此时，华盛顿把部队分布在纽约周围，构成一个半径四十英里的半圆形。

日尔曼尼又再度登场。由于伯戈因的投降使他在北面受到挫败，他决定在不放弃哈德孙河的条件下，把注意力转向南面。首先，他主张征服佛罗里达和佐治亚这两个州，其次为南北卡罗来纳，最后是弗吉尼亚，在此之后，北方诸州在孤立之中就会自动崩溃。他相信在北卡罗来纳有许多人都愿意效忠王室，同时若能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境内进行牵制性作战，那么直到萨斯奎汉纳河以南的所有美洲人都会重新效忠。三月八日，他把计划送给克林顿征询意见，照我们看，这毫无疑问会引起战争中的最大悲剧。

克林顿马上同意了日尔曼尼的观念，六月，他奉命派五千人前往圣卢西亚，三千人前往佐治亚和佛罗里达。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又加派三千五百人前往南方，由坎贝尔中校率领，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安然抵达萨凡纳河口的泰比岛。

这场新的作战在开初有惊人的成功，十二月二十九日占领了萨凡纳，在六个星期之内完成了对佐治亚的征服。

此时，林肯将军已于十二月十九日到了查尔斯顿，因为不愿放弃卡罗来纳，于一七七九年二月采取了攻势，但是三月三日他在布莱尔溪被普里沃斯特将军击败。这次胜利使美军丧失了收复佐治亚的一切可能。

普里沃斯特接着就前进到查尔斯顿，五月五日出现在该地，虽然林肯已赶往救援，但是酷热的天气却使作战戛然而止。直到九月四日，埃斯坦带了六千名法军从西印度群岛赶来，并于九月十三日要求萨凡纳投降。英军拒绝之后，他就开始围城。九月九日，法军发动突击，但被英军击退，死伤官兵达八百三十七人——比英军多六倍。十一天后，他自动解围并驶返法国。

此时，克林顿一直无法引诱华盛顿在高地南方接受会战，听到埃斯坦失败的消息，就决定留克尼法森将军指挥纽约方面的军事，自己转向南面，以康华利担任副帅。十二月二十六日，他用九十艘运输船载运八千五百人，由阿巴斯诺特的舰队护航，共有战舰五艘和巡洋舰九艘。他碰到了恶劣天气，有艘装载日尔曼兵的船被吹过大西洋，搁浅在康沃尔海岸。其余舰只于一七八〇年一月三十日到了泰比岛。

克林顿在约翰岛登陆，这在查尔斯顿以南约三十英里，从二月十一日到三月二十九日都停留在那里，并未围攻查尔斯顿——该城现由林肯据守。五月十二日该城投降，共有七位将官，二百九十位其他军官和五千一百五十九名士兵成了俘虏。这是美军在战争中遭到的最大惨败。克林顿相信南卡罗来纳已经完全征服，就命令康华利指挥八千五百人留守，他自己则于六月初回到纽约。美国国会得知这场惨败的消息之后，并未征询华盛顿的意见，立即任命盖茨为南方军总司令。他于七月十五日出发进行了长达一百二十英里的行军，以求夺占位于卡姆登的英军据点，这是由劳顿勋爵据守的，他向康华利求救。康华利立即率领三千余人从查尔斯顿赶往援救，在酷热天气中，中途倒毙了八百人，他于八月十三日到达卡姆登，面对盖茨率领的三千余人。八月十六日，他发动了一次猛烈攻击，把盖茨击溃，俘获了对方所有的火炮、辎重、补给和大部分枪械弹药。在这次胜利后第三天，指挥不列颠军团的塔里顿上校对正在钓鱼溪宿营的桑特尔发动突然袭击。英军死六人，伤九人，而美军则死伤一百五十人，被俘三百人，其余兵力也都被击溃。

尽管美军累遭挫败，但是战争的潮头却已开始回涨，有两件事促成其上涨。第一是出现了一位最伟大的游击战将领，第二是阿勒格尼边界部队大获全胜。华盛顿选定格林将军接替盖茨担任南方军总司令，而由施托本伯爵为副司令。十二月四日，格林到了夏洛特，发现兵力只剩下二千三百零七人，其中只有一千四百八十二人可以作战，又只有八百人具有良好的装备。

此时，从盖茨失败到格林接任之间，康华利已经向夏洛特进发，而克林顿又派莱斯利将军率领三千人前往切萨皮克，听命行事。在夏洛特西面约三十英里的地方，第二个事件发生了。弗格生少校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军官，他率领一千一百人——大部分是由美洲王党份子组成的民兵——在国王山被同等兵力的美洲边疆部队包围。结果被全歼，弗格生战死。

这是一次小规模胜利，但却具有决定性。消息传来，使所有落后地区都为之振奋，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的民兵纷纷揭竿而起。康华利发现自己已经被充满敌意的人民包围，所以被迫退往夏洛特以南九十英里的温斯波罗。这个背进行动使他与莱斯利之间失去了合作的可能，莱斯利只好从海上绕道来与他会合。这时格林就转移了攻势，但是因为会战已无可能，所以他很聪明的只进行游击战。这样就结束了一七八〇年的作战。

等到第二年开春，为了支援康华利，克林顿又派阿诺德率领一千六百人前往切萨皮克。阿诺德此时已在英军服役，他是在一七八〇年九月叛变的。作为对这个行动的回答，华盛顿派拉法耶特率领一支规模稍小的部队去对抗他。

当格林把他的小部队分成游击队之后，康华利也学他一样分散了部队，而不是集中自己的兵力——现在总数已在一万一千人以上。一七八一年一月二日，他派塔里顿率领他的军团共一千人去围捕摩根。摩根正在国王山附近作战，这里正是弗格生遭到惨败的地点。一月十七日，双方在考彭斯相遇，摩根用巧妙的战术使敌人几乎被全歼。他自己死了十二人，伤了六十人，而英军则死了一百人，伤了二百二十九人，被俘者超过六百人。其后，摩根进到卡塔瓦巴河上。二月一日，康华利也渡过该河，决定放弃北卡罗来纳，向东北前进到希尔斯波罗，休整他的残军。

这时格林和施托本已经建立了一支小规模精兵，人数在四千五百到五千五百之间，前进追踪康华利。三月二日，两军在豪河发生接触，经过了一连串的迂回运动，于三月十五日开始进行吉尔德福会战。格林有四千四百四十一人可以作战，而康华利的兵力却只及对方一半。尽管拥有数量优势，可是会战一开始，格林的民兵就发生了恐慌现象，逃出战场之外。格林发现他面对的敌军在数量上已经与他持平，但纪律远为优良，就不想冒险，退到豪河后面去了。

虽然格林打输了这次会战，但却赢得了这场战争。因为康华利的损失是如此巨大，他决定放弃内地，前进到威尔明顿海岸——在吉尔德福东南约二百英里，只留下了劳顿在卡姆登对付格林。格林在失败之后不久，又向南卡罗来纳进发，以收复该州为目的。这两个决定就引发了约克敦会战。

谢选骏指出：英国人想要和平谈判，但是为时已晚，因为它已经陷入了一场“人民战争”。这是以散兵线为基础的游击战，采取传统阵势的英国正规军简直防不胜防。这时候英国已经欲罢不能。但是这个教训后果深远，从此影响了英国的国策，他们以后一直避免和殖民地交战，甚至主动放弃了印度、非洲、缅甸、马来亚，仅仅保持英联邦的名目。这被称为英国人的明智，其实却是被逼无奈，不想重复引起美国独立战争的硬性错误。

【第十章：切萨皮克会战和围攻约克敦】

法美同盟一旦成立，战争就不再完全是陆上行动，而大部分变成了海权问题。一七七九年四月十二日，西班牙又与法国缔结同盟，两个月后也向英国宣战，这种变化就显得更加尖锐。此后，除在北美之外，英国到处都被迫采取守势，从而将主动权让给了西班牙和法国，一七八〇年十二月，荷兰又加入同盟。（一七八〇年，俄国女王叶卡捷琳娜二世也组成了波罗的海同盟，对英国实行“武装中立”。若能切断其从波罗的海国家方面的补给，毫无疑问足以削弱英国的海权，法国认清了这一点，毫不迟疑地支持叶卡捷琳娜的政策。）

虽然在一七七六年，英国海军对确保大西洋航线的眼前任务是担负得起的，但却并不足以应付即将发生的战争。最可能的是一旦英国在美国殖民地被纠缠住而难以脱身，法国就会趁机收复在七年战争中丧失的权利。

自一七七一年三维治勋爵出任英国海军部长之后，英国舰队一直处于腐化之中，行政效率日益低落。虽然到一七七八年，从纸面上看英国舰队在数量上还是超过法国的，但事实上法国舰队却具有较高的效率。法国有六十三艘战舰，舰载火炮数量都在六十四门以上，水手有六万七千人之多。所以假如法国投入战争，那么英国的战略情况将会完全改观，因为不仅其海上交通线会受到威胁，而且还面临入侵的危险。当法、西、荷三国联合之后，这种威胁就大大增加。英国突然惊醒了，一七七九年十一月，英国国会通过了总数二千一百一十九万六千镑的军费，决定使海军和水手总数增加到八万五千人。

在所有注视这些变化的人中，华盛顿看得最清楚：除非能够获得制海权（即便是相当短的时间都可以），否则美国的革命一定会失败。一七八〇年七月十五日，他派拉法耶特去谒见罗尚博并把一个备忘录交给他。上面有一段这样说：“在任何作战任何环境中，决定性的海军优势都应作为一个基本原则。一切成功的希望都应以其为最后基础。”六个月后他又派劳伦斯去法国，又带了一封长信给罗尚博，说明当时的情况。他这样的写道：

“除金钱与贷款之外，第二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常备海军优势。这可以立即使敌人改取困难的守势，取消其一切扩张占领的希望。假如我方能控制海洋，阻止补给源源从欧洲流出，那么他们就无法在美国维持强大兵力。对我们而言，这是两个决定因素之一，同时对盟国也极为有利。”

对华盛顿而言，一七八一年的开始颇为不利：宾夕法尼亚战线首先发生了叛变，接着新泽西战线也出现了叛变，在南方的格林将军报告说，他的部队几乎在裸体作战。虽然如此，有一个因素是对他有利的。英军缺乏统一指挥，克林顿虽然号称美国总司令，可他却是紧系在日尔曼尼的裙带上——相隔三千英里。又因为康华利孤立在南方，距离遥远，通信费时，所以与克林顿之间也很少联系。更加困难的是，虽然一切合作都要以海权为基础，可是在美国指挥英国舰队的阿巴斯诺特既不受克林顿指挥，又不受日尔曼尼节制。四月三十日，克林顿上书日尔曼尼，对此事大诉其苦，说他对阿巴斯诺特中将简直不敢信赖。

此时日尔曼尼却认为卡罗来纳已被征服，而格林的部队不过是乌合之众，所以他于三月七日写信给克林顿说：“我怀疑你是否认清了他（华盛顿）的弱点和你自己的巨大优势。请即派相当兵力前往切萨皮克，以便气候允许时可以立即开始作战。”他的目的是想把战争推进到弗吉尼亚，因为他假设卡罗来纳已经崩溃。康华利的想法也一样，因为他在四月十八日写信给日尔曼尼表达看法：“我认为向弗吉尼亚进攻实为最稳健的计划。一旦成功，不仅在当地可以获得重要成果，而且更能确保南卡罗来纳的安全，以及使北卡罗来纳最后屈服。”

克林顿的想法却完全不同，他在四月十三日写信给康华利说：“除非华盛顿亲领大兵前往，否则我决不可能进到切萨皮克。”十天后他又写信给日尔曼尼说：“但是我应请你原谅，在这一点我不能同意康华利的意见，他在最近的信中主张应以切萨皮克为战场，甚至放弃纽约。但我却认为这一点特别重要，要守住加拿大与此也具有密切关系。”这封信与日尔曼尼在五月五日所写的信在路上错过了，其内容在提及“占领弗吉尼亚的巨大重要性”之后，又这样写道：“所以关于收复该州（弗吉尼亚）的重要性，你的意见与我似乎大相径庭，我认为最好是征询其他大臣的意见，而他们的意见却又与我完全相同，并且也呈请国王批准。现在我再根据国王的命令说明下述各点：收复南方各省，把征服工作从南向北推进，这是最主要的目标。除了酌留守兵以外，你所指挥的全部兵力均应使用在这个任务上。若能收复南方诸省，叛徒就将受到致命重创，虽有法国援助，还是无济于事。这样，不久就可获得全面和平，而国家也就可以摆脱这场最令人憎恶和浪费的战争。”

当康华利向威尔明顿前进时，克林顿又与菲利普少将——他本是伯戈因的部将——进行过多次谈话，这是注定对这次会战发生重大影响的。这些谈话与决定一个保护英国船只的基地有关，克林顿向康华利建议说，再没有一个地方比约克敦更适合作为这个基地的了，并认为应用一千人来加以据守。此外他又提到詹姆斯河口的旧科姆福特角。最后他决定派菲利普南下增援阿诺德。于是菲利普率领二千六百人于三月十四日出发，十六天后到了切萨皮克。此时，华盛顿早在二月六日已考虑到克林顿有在弗吉尼亚建立基地的可能，并已决定派拉法耶特率领一千二百人进到艾克河的源头与阿诺德作战。他认为若能俘获阿诺德，将有特别的意义，而且非常有价值。

当克林顿听说康华利已经到了威尔明顿之后，又于四月二十六日写信给菲利普，指出这个意料之外的行动已经使事态更加复杂，所有向北的行动都可能因此放弃。在此之前，他还希望能从卡罗来纳抽出相当兵力从事切萨皮克作战。同时，他又对菲利普说要派一个支队的兵力给他，以便使他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与康华利在卡罗来纳联合作战，可是，他突然又转向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作战，假如能成功，其结果可以具有更大决定性——就是把战争转向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并征服那些地区。他说：“据我看，这些地区的人民都是友善的，所以我认为值得一试。”

此时在威尔明顿附近宿营的康华利也提出了类似建议，因为他在四月十日写信给克林顿说：“因为情况完全不明朗，所以关于夏季作战问题，极盼望能获得你的指示。我也不能不把我的愿望表达出来，切萨皮克可能会变成战场，甚至必要时不惜放弃纽约。除非能征服弗吉尼亚，否则我们要想守住卡罗来纳就会非常困难，姑且不说是非常危险。”上面说过，他于四月十八日曾把这个想法直接告诉了日尔曼尼。其后在四月二十三日，在写给克林顿的信中，他又暗示与菲利普将军会合的思想，次日又报告克林顿，说他决心与菲利普会合，同时又把他写给菲利普的一封信，抄了一个副本给克林顿，内容是说：“利用信里所附的密码，把一切情报送给我，并请尽量设法使我们的会合可以完成。地点应该在彼得斯堡附近。”

要获得克林顿的回答需要几个星期时间，所以作出决定之后，康华利就开始进行长达二百二十三英里的行军，以求与菲利普和阿诺德会合。他于五月二十日到了彼得斯堡，才知道菲之普已在五月十三日因为热病死了。他于五月二十四日在那里得到了克林顿与菲利普的“谈话”抄本，还有四月二十六日克林顿写给菲利普的信，以及三月十日给他的训令，其内容是：如不必冒险，菲利普应占领约克敦或旧科姆福特角。此时，克林顿并不知道康华利已经北上，他在五月二十日写信给日尔曼尼说：“假如康华利坚持与菲利普少将会合，那么我对除了查尔斯敦以外的整个南卡罗来纳，甚至对佐治亚州都很感到不放心了。”五月二十二日，他又写信表示，这样的行动会使南方各省遭受最坏的后果。收到康华利在四月二十四日发出的信件后，克林顿在五月二十六日回答说：“如果你希望与菲利普少将会合，我会非常担心，除非有一支援军能够迅速赶到南卡罗来纳，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接着他补充说：“我已强烈要求阿巴斯诺特注意切萨皮克，并一再告诉他，如果此地被敌人占领，哪怕只有四十八小时，你的作战都会暴露在最严重的危险之下。”

分析上述这些通信时，应该记住收发之间所隔的时间不是几天，通常是以星期计算。所以这些信件的来往，其目的本来是有助于作战，结果却反而越帮越忙。事实的真象是在会战中，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总司令。康华利实际上是独立自主的，所以他应该自己决定，可是他却未能认识这一点。

康华利进入彼得斯堡之后，共有七千人，而拉法耶特则率领一千二百人从里士满监视他。拉法耶特奉有格林将军的将令，负责指挥弗吉尼亚境内的全部美军。但是因为全部兵力也还太少，所以如拉法耶特自己说的，他所能做的只是游击，而不敢进行过分的缠斗。到五月二十七日，他撤出里士满，向腓特烈堡前进，目的是想把康华利向北吸引，而同时也增加自己的实力。康华利也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征服弗吉尼亚，就决定在逐退敌军并将里士满附近的一切储存品毁去之后，转进到威廉姆斯堡。他写信给克林顿说：“在获得你的确切消息之前，我将尽量避免与敌纠缠，以免妨碍你的会战计划。目前我想去约克敦。不去朴茨茅斯的理由是那里无法增强防御，也不能保护船只。”他渡过詹姆斯河，在白橡沼地附近宿营，然后缓缓地随拉法耶特前进，于六月一日到了汉诺威交点的附近。六月四日，他命令西姆科和塔里顿率领骑兵部队，毁灭在夏洛特维尔的美军储存物资，并几乎俘获了杰斐逊。十四天后，他听说韦恩已率一千人来增援拉法耶特，就退回艾克口，取道里士满向威廉姆斯堡前进。他的敌人也在后面追随，他们还获得了施托本的增援。

康华利于六月二十六日到了威廉姆斯堡，发现有封克林顿在六月十一日写给他的信在那里等着，内容是告诉他，因为华盛顿要围攻纽约，要求康华利派三千余人前往增援。因为抽调这样大的一个支队，康华利就没有足够兵力据守约克敦和格洛斯特，所以他决定退往朴茨茅斯，从那里可以安稳地向南进发。所以他在六月三十日向克林顿报告说：因为罗登勋爵病了，他愿意退到查尔斯敦。这就等于放弃了弗吉尼亚作战。

康华利并未等待克林顿的回信，因为那还要好多天，他立即从威廉姆斯堡前进到詹姆斯敦，取道向朴茨茅斯进发。七月六日，追击他的拉法耶特在格林斯普林斯被英军后卫重创，照塔里顿的看法，如果康华利当时能命令全军都转过身来迎敌，那么拉法耶特的部队可能会被全歼。可是除了塔里顿向贝德福德进行了一次长距离突击以外，下一个月就完全在书信来往中度过。

七月八日，克林顿又写信给康华利，说他要求的那三千人可以不必派遣了，请占领旧科姆福特角以确保汉普顿大路。同一天，康华利也写信给克林顿，建议放弃会战。七月十一日，克林顿又写信给他，指出在切萨皮克为海军占领一个据点绝对必要，其结论是：“我要求你不要再浪费时间，立即视察旧科姆福特角并加以设防。”

第二天，代替阿巴斯诺特的海军将领格雷夫斯也作了相似要求。当克林顿收到日尔曼尼在五月二日发出的信件——内容是命令他坚守弗吉尼亚——和康华利在六月三十日发出的信件之后，又于七月十五日写信给康华利说，他听说康华利已经渡过詹姆斯河并退往朴茨茅斯时，心中十分恼怒，他说：“我坚决主张在占领切萨皮克之后决不应撤出。”此时，康华利派了工程人员萨瑟兰中尉去视察旧科姆福特角。因为他报告说这里不适用，于是康华利又写信给格雷夫斯说：“我将立即占领约克敦和格洛斯特的据点并加以要塞化。”次晨他又把这个决定通知克林顿。

在一七八一年，分别位于约克河南北两岸的约克敦和格洛斯特，都只是村庄，约克敦约有六十户人家，格洛斯特只有二十户。康华利发出上述信件之后，就开始向这里进发。

弗尔特斯库对这些通信评论说：“事实上，克林顿，康华利和日尔曼尼都赞成在中部殖民地发起会战。克林顿希望等待援兵到达，并且有一支掩护舰队，而在同时也应确保一个海军基地。康华利主张撤出纽约，把英军的主要基地移到切萨皮克，并在那里立即展开会战。日尔曼尼根据自己的幻想，希望两者可以得兼。”结果又是重蹈一七七七年的覆辙，当时日尔曼尼也是同时赞成两个不同的计划，终于造成了萨拉托加的惨败。

华盛顿主张还是要把英国人赶出纽约。他的主力位于白色平原，支援他的有四个强大的步兵团，一个炮兵营和法国军团，这由罗尚博中将指挥，他们在一七八〇年五月二日由法国出发，七月十一日在罗得岛新港登陆。

虽然这支法国援军极受欢迎，但它并不能解决华盛顿的主要困难——海军支援。直到一七八一年五月初，法国海军将领巴拉斯率领一支小规模法国舰艇支队驶入新港，华盛顿才算如释重负。虽然这只舰队立即被封锁在港内，但巴拉斯却带来了好消息，说格拉斯将军已经率领一支强大舰队从法国动身了。主要海战发生在小安提里斯附近，法国的战略目标，与其说是帮助美国人，不如说是为了夺取不列颠的糖业贸易。

一七七九年十一月，罗德尼将军奉派指挥背风岛的基地，一七八一年一月，胡德少将又领了八艘战舰在圣卢西亚与他会合，使舰队的全部实力增加到二十一艘。二月三日，罗德尼迫使圣欧斯塔修斯岛投降，缴获了大量战利品，估计价值三百万镑。三月十七日，他命令胡德率领十七艘舰船，把四艘法国船封锁在皇家堡垒湾中，四月二十八日清晨，胡德在那里看到有一艘巡洋舰在该岛最南端出现，就发出“发现敌人”的讯号。到正午时，胡德已经获得确实情报：法军舰队共有战舰二十舰——其中包括一艘一百一十门炮的战舰和三艘八十门炮的战舰——此外共有船只一百五十艘。这就是格拉斯率领的主力舰队，他们于三月二十二日离开布勒斯特。

四月二十九日，双方舰队开始进行远程战斗，此时皇家堡垒湾中的四艘法国军舰也乘机溜走，这使格拉斯占了七艘船的优势。虽然如此，格拉斯并无进行近战的意图，结果到四月三十日，胡德开始向北撤退，五月十一日，他在圣基茨群岛与安提瓜之间与罗德尼会合。五月六日，格拉斯在皇家堡垒湾下锚。对罗德尼和胡德而言这真是憾事，主要是英国海军部过于懒惰，如能对布勒斯特有较严密的监视，不等格拉斯到达，罗德尼就应能事先获得警告。这样他就会趁早与胡德联合，可能就把格拉斯击败了。

五月九日，格拉斯对圣卢西亚进行了一次流产性的攻击，五月二十三日，他迫使多巴哥投降。经过一些没有目的的运动，于六月十八日返回皇家堡垒湾。七月五日，有一艘轻巡洋舰报告罗德尼说：格拉斯率领了二十七艘战舰和将近二百艘准备回国的商船，已从皇家堡垒湾中驶出来了。他立即派单桅船到纽约和牙买加去向有关当局报告格拉斯行动的消息。因为他自己健康不佳，所以罗德尼决定回国，命令胡德率领其大部分舰队向纽约进发。照罗德尼判断，格拉斯会使用一个强大支队护送商船返国；从圣多明各的弗朗西斯角出发。所以留在北美海面作战的战舰不会多于十二艘到十四艘。假如他把十四艘战舰留给胡德，那么一旦与在纽约的格雷夫斯会合，其联合兵力即足以击败格拉斯而有余。他就采取了这个办法，自己率领其余舰队，护送商船一百五十艘返回英国。这真是极其不幸的决定。

七月十六日，格拉斯从弗朗西斯角出发。他得到华盛顿和罗尚博的紧急要求，请他把舰队开往沙湾或切萨皮克，他立即命令船团暂缓出发，他一方面装载了三千名部队和一些火炮，另一方面先派“协和号”送信给罗尚博，华盛顿和巴拉斯说他决心来援。此后，他就取道旧巴哈马海峡向北前进——这是一条陌生的航线。

八月三日，胡德在安提瓜岸边接到了克林顿和格雷夫斯在六月二十八日发出的通信，告诉他从截获的敌方信件中，他们得知格拉斯如不能在飓风季节之前，则至少在飓风季节之中，会集中一切可能集中的海陆军兵力，出现在北美海岸。那将毫无疑问会对纽约进行一次联合攻击，所以他们要求英国舰队应立即北上。胡德获得这个要求后，于八月十日向美国海岸进发。当华盛顿从巴拉斯方面得知格拉斯已经启程返回法国时，他立即离开在新温莎的司令部，于五月二十二日在魏勒斯费德与罗尚博会晤。他们共拟了一封信给格拉斯，先送到弗朗西斯角去等候他到达。他们建议格拉斯或者驶向沙湾以支援对纽约的攻击，或者驶向切萨皮克。华盛顿赞成驶向沙湾，而罗尚博则略有疑问的赞成驶向切萨皮克。第二天，他们把信送给吕内尔尼，要他转交格拉斯。但是疑惑似乎还是存在，因为在六月一日吕内尔尼写信给罗尚博说：

“拉法耶特侯爵和格林将军的情况非常危急，因为康华利勋爵已经与切萨皮克的英军会合。假如不及时援助弗吉尼亚，英军可能会达到他们的目标，那么不久他们就可以真正征服南方诸州了。”

同一天，华盛顿写信给格林说：“最近我与罗尚博在魏勒斯费德会晤。我们从各种不同的观点对战事进行了十分严肃的讨论。最后决定是以现有兵力攻击纽约，暂不在南方作战，因为我们对海洋尚无决定性控制。”

五月二十七日，华盛顿又上书给国会议长，报告他纽约作战已经迫在眉睫，但是送信的人却被英国人俘虏。克林顿这才知道情况紧急，就要求康华利送一部分兵力来援救纽约。这就是他于六月十一日发信的原因。

接着在六月十三日，华盛顿又接到罗尚博六月九日发出的信件，报告他已经得到格拉斯的消息，并说大约在仲夏时，可以希望格拉斯到达美国海面。同时华盛顿从拉法耶特方面也知道康华利毫无疑问已经放弃了北卡罗来纳。这些发展使联军指挥官对如何利用即将到达的舰队的问题不能不作进一步考虑。包括如何配合其陆上兵力收复南方。在收到罗尚博有关格拉斯即将到达消息的信件之后，华盛顿作答如下：

“就目前环境而论，纽约实为我们唯一可以实际达到的目标。但假如我们能确保海军优势，则可能找到具有较多实际性和相等价值的目标。如果巡洋舰尚未离去，我希望你能将此事向格拉斯加以解释。在从魏勒斯费德发给公使的信中，曾要求他催促格拉斯率领全部舰队开来，最理想的目标为沙湾，若英国舰队不在那里，那么他可以尾随他们向切萨皮克前进。”

因为这封信的含意模糊不清，所以在七月二十日，罗尚博要求华盛顿确定具体的“会战计划”。华盛顿提出了三点建议：（一）如果克林顿增援康华利则应攻击纽约；（二）如果康华利增援克林顿则应攻击弗吉尼亚。（三）一旦条件有利应围攻查尔斯敦。直到八月十一日，他听说克林顿已经获得二千八百八十名日尔曼人增援，三天内他又接到巴拉斯的来信，说本月三日，格拉斯已从弗朗西斯角出发，约有战斗舰二十五艘到二十九艘，载有陆军三千二百人，向切萨皮克湾进发。现在形势已经变得十分紧张，所以华盛顿必须完全放弃进攻纽约的意图，改将法军和美军的一部分送往艾克口，再转往弗吉尼亚，以与西印度群岛开来的部队合作为目标。次日他写信给拉法耶特说：“若有可能应阻止康华利向卡罗来纳退却。”第二天他又获得拉法耶特的报告，得知康华利于八月六日已在约克敦和格洛斯特登陆。八月十七日，华盛顿和罗尚博联名写信给格拉斯，告诉他一支法美联军已决定向切萨皮克进发，要求当他到达之后，立即将所有能抽出的运输船送到艾克河口，以便接运法美联军部队向下驶到海湾边。

希斯将军率领三千余人留在西点应付克林顿的一万六千名英军。八月二十日星期一，联军（美军两千，法军四千）在西点以南约十二英里处的国王渡口过了哈德孙河。然后采取了一种巧妙的进军路线，使克林顿相信这支部队是以斯塔顿岛为目标，目的是想从南面威胁纽约。（注：连美军本身也同样不知道真正目的是什么，所以人员都感到十分奇怪和好笑。）第二天，华盛顿发了一个“通传各州”的文件说明他的计划。他说这一战有很大机会，可以全部歼灭南方的英军，摧毁他们一向夸耀的远征行动。于是联军开始进行这个长达四百英里的行军，美军沿河前进，法军则经过北塞，派思桥和克隆朋德。八月二十九日，美军露营在不伦瑞克，法军则在布良驿站扎营。现在已无法再隐匿意图，行动才开始公开。第二天，华盛顿和罗尚博并骑在部队前面行走，率领大军进入费城，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因为还未听到格拉斯的消息，所以华盛顿于九月二日写信给拉法耶特说：

“亲爱的侯爵，因为没有获得格拉斯伯爵的消息，使我感到无法形容的焦虑，我担心英国舰队占领切萨皮克足以使我们的计划全盘失败。假如你在任何方面获得消息，我要求你立即用快马送给我，因为我已焦虑不堪。”

十月五日，华盛顿的部队在艾克口暂停，终于听到格拉斯安全到达切萨皮克湾的消息。他共有二十八艘战舰，四艘巡洋舰，载着三千陆军部队。联军部队离开费城向艾克口进发，于九月十八日用船运往切萨皮克，在威廉姆斯堡附近登陆，到九月二十六日，华盛顿、罗尚博和拉法耶特的兵力都已集中在一起。

八月二十七日，在格拉斯到达之前三天，胡德将军在往北航行的中途开入切萨皮克湾，因为没有听到格拉斯的消息，所以又继续向纽约前进。在那里他与格雷夫斯会合，格雷夫斯指挥的只有五艘战舰。格雷夫斯也没听到格拉斯的消息，只告诉胡德说在前一天，巴拉斯已率领八艘战舰和十八艘运输船从洛岛出海了。因为不知道海上交通线已经受到优势兵力的威胁，九月三十一日，两支兵力联合，由资深的格雷夫斯指挥，又向切萨皮克进发以拦截巴拉斯。可是不幸的是格拉斯已于前一天驶进了切萨皮克湾。格拉斯立即命令由圣西蒙侯爵指挥的三千人登陆，接着又命令运输船去接运华盛顿的部队。接着他下锚在林黑文湾，位于亨利角正西，在查理角南面，相距约十英里，中间是一道浅水，称为“中域”。九月五日上午八时，放哨的巡洋舰报告有一支舰队来到。

格拉斯起初以为是巴拉斯，但不久报告又发现十九艘战舰，他立即判断这必定是格雷夫斯的舰队。正午退潮时，法国军舰开始起锚，因为要绕过亨利角，所以只能缓慢地排成阵线。当时英军由胡德指挥前卫，认为应乘敌人行列未整之前开始攻击。他说：“不久，他们开始形成一条战线，但还不够整齐和连续，这正是英军开始进攻的最好机会，但却未能利用。”柯贝特也认为胡德的批评是正确的。因为格雷夫斯没有下总攻击令，而是继续观望，与敌人成平行战线。不过格雷夫斯自己的辩解又不同，他说：“我的目的是想逼近敌人，达到平行位置，然后一起发动攻击，所以我一直前进，直到前卫过份接近“中域”的浅水，有危险发生时才停止。”接着他发出讯号，命令全部舰队向下风方向行驶，换成与敌人同一方向，而胡德变成了后卫。这是下午一点钟。一小时后，法军前卫在格雷夫斯的旗舰“伦敦号”正南，相距约三英里，并与英军的中央部分平行。

为了使敌人与其前卫平行，格雷夫斯在两点三十分钟时又命令前卫船“什鲁斯伯里号”再向右舷接近敌人。七月二日阿巴斯诺特回英国去以后，格雷夫斯继续使用他的信号，同时又增加了自己的信号，可能胡德和他的军官对这样复杂的信号还没有足够时间熟习。这时同时打出了两种旗号，一是“接近战斗”，一是“跟进”。结果英法两方的前卫发生了战斗，而英军的中央和后卫却跟进，而不接近敌人的中央和后卫部分。这是下午三时四十五分，只有前卫在交战，而双方舰队的其余部分则都在旁观。最后到下午四点二十七分，英军才把跟进旗号撤销，胡德所部才开始向敌人接近，可是法军刻意避免接近战斗。到日落时，会战结束了，英军死了九十人，伤了二百四十六人，法军只伤了二百二十一人。

那天夜里，格雷夫斯努力恢复其内在秩序，准备次日上午再次进攻，但是九月六日全天无风，而在七八两日法军又拒绝交战。所以在九月九月，胡德认为格拉斯必另有企图。次日，格雷夫斯知道巴拉斯的舰队也已到达，带来了八艘战舰和攻城炮及补给品，这都是围攻约克敦所必需的装备。由于敌军实力增强，格雷夫斯于九月十三日召开作战会议，决定退回纽约，并于九月十九日回到该地。这场本身胜负未决的会战却决定了康华利的命运，所以在世界战争史中也是一个决定性会战。

不管对格雷夫斯的失败怎样分析，无可否认的最大败因有二：一是罗德尼最初的失算，没有猜到格拉斯的可能行动。二是胡德在会战中的僵硬头脑。（注：罗德尼和胡德都对格雷夫斯没有好感。）照格雷夫斯看来，这次失败的主因是因为他的部下，尤其是胡德支队太遵守刻板的传统，对他的信号既不能作聪明的解释，而又缺乏合理的主动精神。此外柯贝特也有下述评论：

“为什么胡德不能表现较多的主动精神，这似乎很难理解。也许是因为格雷夫斯没听他的话而感到不愉快，所以就只机械的服从命令行事。假如胡德能有纳尔逊在圣文森特表现的精神之一半，那么格拉斯是否能返回切萨皮克都是疑问，如果他不能返回，结果又将如何？”

在格雷夫斯从沙湾出发前四天，克林顿写信给康华利说：“我对华盛顿这次调动兵力的真正意图还不明白。”三天后他又写道：“除非华盛顿把他的部队抽调相当数量派往南方，否则我认为尚无增援必要。”直到九月二日之后他才明白了真象，又写信给康华利说：“根据我今天收到的情报，似乎华盛顿正在调动一支兵力匆匆向南进发，并且希望能与相当数量的法军合作。果真如此，你也可以放心，我会竭尽全力把援兵送给你或是尽量进行牵制行动，使你可以处于安全之中。”

同一天，康华利也发现了他的危机，因为他用密码报告克林顿说：“格林斯的舰队已到了切萨皮克湾。”克林顿并未失信，进行了一个牵制行动。他派阿诺德到新伦敦去，并于九月六日攻下了两个要塞。那一天，克林顿送信给康华利说：“我想援救你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最快速度去和你会合，我这里能抽调的兵力约为四千人。他们已经上船，只等海军方法的通知即可开船南下。”但这却是空洞的许诺，因为切萨皮克之战已经使它成为泡影。直到六星期之后，这支远征军才出发。

这时，康华利却率领七千人困守在约克敦，而拉法耶特则率领五千人从旁监视。很明显，康华利完全可以先发制人，在华盛顿和罗尚博到来之前先将拉法耶特击败。因为他没有这样干，同时又没有撤入加北卡罗来纳，所以塔里顿和斯提德曼都深深地责备他。甚至迟到九月十六日和十七日，他都还有溜走的可能，他写给克林顿的信上也提到了撤退。他不走的理由很难解释，因为他应该知道海上情况的严重性。九月二十九日，他接到克林顿在九月二十四日发出的来信，说他希望于十月五日率领二十三艘战舰组成的舰队出发。接着在九月二十五日，克林顿又告诉他舰队修理尚未完毕。到九月三十日，他又说他希望于十月十二日出发。

一再迟误之中，美军方面却正在积极活动。九月十七日，华盛顿访问了格拉斯，到九月二十五日，在华盛顿劝说之下，格拉斯终于同意约克敦投降之前留在切萨皮克不走，因为在九月二十三日他本坚持要立即北上。九月二十七日，华盛顿在威廉姆斯堡集中兵力，共有一万六千六百四十五人（美国正规军五千六百四十五人，民兵三千二百人，法军七千八百人），分成三个师，由林肯、拉法耶特和施托本分任指挥。次日，他们进到距目标两英里内的地点，九月二十九日，据一位佚名美国牧师报导：“昨夜之中，我军都枕戈待旦，预料敌人会来进攻，但是他们却并未骚扰我们。”于是开始了这场著名的围攻战。

没有制海权，约克敦和格洛斯特是不利于防御的，康华利若已认清海上优势已在法国人手中，那么他早应放弃这个地区。他们的防御情形，包括天然和人工工事在内，根据塔里顿的记载是这样的：

约克敦：右翼倚托沼泽，这个沼泽掩护着该镇右方。沼泽外建有一个巨大堡垒，靠近从威廉姆斯堡来的沿河道路，用栅栏和拒马使其连成一体，也可以控制一切道路和栈桥。右面，在沼泽尽头又有两个堡垒卡隆和戈达洛普，分别位于威廉姆斯堡道路两侧。中央有一片稀疏森林保护，正面已经砍倒，树都倒向外侧。在中央左方有一个野战工事，设有炮位，可以控制汉普顿路。深深的峡谷中，一道溪流一直流向约克河，掩护着左方。最危险的地点，都已经砍去树木，设立棱堡和修建炮位。从沼泽头部到溪流之间的距离不超过半英里。在这一线前方，大致在中央附近，地面为沼泽切断。除此之外，地面大致平坦，伸展到两千码附近。

格洛斯特：这个村庄位于约克河北面，约有十余户房屋。右面是一条沼泽性的溪流。正前方是一个平原，约一英里宽。平原前面是森林。因为左面有河，右面有溪，所以其所占空间极为狭窄。在河流之外，地面开阔且已经耕种。

在约克敦外围本来还有一道防线，在康华利接到克林顿九月二十四日的来信——通知他准备十月五日南下——之后，于九月二十九日夜间放弃，这是非常蠢愚的行为。它第二天就被联军占领。华盛顿认为康华利想逃走，所以要求格拉斯进入约克河，以防止他在帕芒基河和马塔波尼河之间的地区寻找庇护。这个要求被拒绝了。

为了不使敌人逃走，洛桑率领他的军团——步骑兵各三百人——加上七百名陆战队，被派往格洛斯特去增援正封锁该地的克瓦西。十月三日，洛桑与塔里顿进行了一次激烈的骑兵战斗，塔里顿被挑下马去，差点被俘。在约克敦方面，直到十月六日夜间都还平静无事。在施托本将军指挥下，联军在英军左翼约六百码处开始构筑第一道围攻线。三天之后，炮位和工事都已完成。美军随即从右面开始全面发射二十四磅和十八磅的火炮以及十英寸的迫击炮，整夜不停。次晨，法军炮兵也从左面发射，火炮的巨大吼声持续达六七小时，其间从未停息。

十月十日，华盛顿写道：“火力变得如此猛烈，敌人把火炮从炮眼中退出，放在防壁后面，全天未发一弹。黄昏时，法军发射的一颗炮弹，击中了四十四门炮的“卡隆号”巡洋舰，将其全部烧毁。火炮和物资已被移出。据逃亡者报告，我们的炮击极为精确，在一天之内使敌军大受损伤。”

第二夜，推进三百码构成了第二道围攻线，全长七百五十码，深三英尺半，宽七英尺。有五十二门火炮从那里发射。此时，康华利又接到克林顿在九月二十五日写的信，告诉他又要延期出发。他建议康华利应率领约克敦守兵渡河退往格洛斯特，并作突围企图。华盛顿也担心他如此，依照塔里顿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他说：“除了海军以外，陆军也有许多小船，若能适当操纵，一次可以运输一千二百名步兵，若有海军协助，则可达二千人以上。所以似乎并无太大困难，可以把大部分部队乘夜撤过河，然后再毁掉那些船。格洛斯特并未被围，克瓦西准将仅对其加以封锁。”

这是康华利逃走的最后机会，可是因为不可知的原因，他没有采取行动。在那一天（十月十一日）他写信给克林顿说：“我们已经损失七十余人，大部分工事都已受到相当损毁，在不利地形上以这样的工事来对抗如此强烈的攻击，我们不可能希望作太长久的抵抗。”十月十二日和十三日，联军仍继续炮击，因为在英军最左面的第九和第十两个堡垒，控制着一条直接的进路，所以联军决定用突击将其攻克。十月十四日夜间，法军攻击第九堡垒，美军攻击第十堡垒。它们的陷落注定了康华利的命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一天他还接到克林顿的来信，在建议了许多办法之后，结尾说：“我希望在一两天之内即可起程。”

第二天，康华利充分认识到他的地位已经无可挽救，但他却不愿不战而降，所以命令一个四百人的支队去突击美军的两个炮位。他们的表现虽很英勇，但却对大局无补。最后在十月十六日，已经迟了一星期，他才决定放弃约克敦，把能带走的部队都送到格洛斯特。夜间十一时开始上船，但当部分部队渡过之后，突然风暴大作，吹散了船只，使撤运工作不能不停止。塔里顿说：“英军最后的希望均已断绝。”

十月十七日，正是伯戈因在萨拉托加投降的纪念日，上午十时，在白旗掩护下，一个穿红衣的鼓手站在约克敦左面的防壁上敲打出“请求谈判”的鼓声。如约翰逊在《约克敦会战》中所说，康华利真是一个伟大人物，因为“他似乎公开承认英国在美国的统治已经结束，并宣布这场‘叛乱’的革命已经成功。”于是炮火停息，不久康华利将下述要求送达华盛顿：

“我建议停战二十四小时，双方各指派军官两人，在摩尔先生的房屋里会晤，共同议定投降条件。”随后又有一封长信，要求以不再向联军作战为条件，希望能允许英军归国，日尔曼人回到日尔曼。华盛顿还记着萨拉托加投降后惹起的麻烦，表示不能同意，要求所有官兵投降后均照战俘身份收容。英军同意了，围攻战就此结束。

投降总数为八千零七十七人，其中陆军七千一百五十七人，海军八百四十人，随营人员八十人。在围攻中，英军死了一百五十六人，伤了三百二十六人。联军方面死七十五人，伤一百九十九人，其中三分之二是法国人，所以对美军而言这真是一场非常廉价的胜利。

十月十九日英军缴械时，他们在行进中唱着一首曲子，叫“世界翻身”。英军在沉默中把武器堆积起来，充满了悲哀。

十月二十日，康华利向克林顿发出最后一封信。华盛顿又要格拉斯进一步去援救查尔斯敦。可是格拉斯拒绝了，因为他必须返回西印度群岛。四天后，华盛顿的副官狄尔曼上校飞马驰入费城，报告胜利的消息。此时，克林顿终于在十月十九日出发，到了查理角和亨利角海外——但已经迟了五天。他已无事可做，只好返回纽约。

整个战争中，这场会战实为胜负关键，此后经过长时间谈判，终于在一七八三年十一月三日签订了《凡尔赛条约》。依据条约，美国正式独立，从此十三州有了无限权力，可以向西发展了。西方世界增加了一个新的大国，其所具有的势能超过了所有欧洲国家的联合力量。一个新帝国已经诞生，不过一个世纪多的时间，它已置身于世界强权之林，再过半个世纪，它的财富和威力更已独步世界。更重要的是美国独立战争也使宗教改革时代从此告终。创立这个时代的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使其发扬光大的是三十年战争和英国的清教徒叛乱，而约翰·洛克的门徒托马斯·杰斐逊所草拟的《独立宣言》却是其最后表现。

这个开创新时代的文件中有一段说：“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

这不仅是向英格兰国王的政府挑战，而且也是向整个西方世界的专制主义挑战。所以在一七七七年十二月六日路易十六批准法美同盟时，无异于为自己的死刑判决书签字，而西班牙加入战争也无异于自毁其殖民帝国。使法国大革命获得生命的地方是美国而不是法国。法国军人从美国把自由、平等、博爱的种子带回了家乡。青年圣西门把他对这次战争的印象综合起来，大声疾呼道：“我认为美国革命代表了一个新政治时代的开端；这场革命足以使整个文明获得重要进展，不久，欧洲现有的社会秩序都将发生极大的变化。”而仲马也说：“我们倾听‘库珀博士’的演说，他除了称赞我们对自由的热爱以外，并且还对我们说：‘青年人，要小心、要小心，在这片处女地上的自由胜利，对你们的希望并不一定有多大影响。你们可以把这些种子带回去，但是假如你们想使这些种子在你们故乡的土壤里滋长，因为已经过许多世纪的腐化，你们必须克服更多的困难。我们在争取自由时已经付出了大量的鲜血。可是当你们要想在旧欧洲为自由建立基础时，必须不惜流血成河才能成功。”

谢选骏指出：自由是无法通过血流成河来建立的。通过流血牺牲所建立的，只能是新的迫害。不择手段只能导致自己的灭亡——“一七七七年十二月六日路易十六批准法美同盟时，无异于为自己的死刑判决书签字，而西班牙加入战争也无异于自毁其殖民帝国。”这就是所谓的“饮鸩止渴”。《西洋世界军事史》的作者没有看到这一殷鉴——美国的建立虽然是鼓舞了欧洲的自由，却是对于美洲的奴役——非洲黑人遭到贩运和虐待，原住的印第安人被灭绝……这与白人殖民者努力争取的东西正好相反！这就是人类的原罪——“己所不欲，要施于人。”自己的快乐一定要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大事记（十一）：法国大革命】

虽然法国大革命发动的力量就是美国独立战争，可是以一七八九年的情况而论，也许再找不到象当时美法那样不同的两个国家。美国是一个巨大而尚未开发的国家，为这个具有自由民主精神的民族提供了无限机会。法国是古老的君主制国家，一向受特权和传统束缚。在美国，租税（这是一七七五年叛乱的主要原因）由人民决定；在法国却由国王决定，并且由第三等级承担——也就是说除贵族和教会外都要纳税。尽管法国日益繁荣，可是这种由不平等所引发的怨恨，非但不曾减轻，反而更加高涨。因为财富增多，国债和税额也随之增加。结果受害最重的还不是赤贫的无产阶级，而是小康的中产阶级，他们也是财富的创造者。由于他们要求正义和对国事指导能有一席之地，结果就造成了法国大革命。

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势必要筹措战费，法王路易十六（一七七四——七七九二年）就求教于财政顾问，热那亚银行家内克。内克主张不要增税，而用发行公债的方法来维持财政支出，可是后来公债发得太多，为了付利息又不能不加税。据说路易十六的祖父路易十五曾说过：“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让他的预言不幸言中的就是公债，这就是洪水的来源。

一七八一年内克被免职，不久，他的位置由卡隆接替，为了应付危机，卡隆劝路易召开贵族会议——由贵族和教士代表组成——于一七八七年开会，但他们发现卡隆的财政改革计划有损他们的特权，就拒绝通过。接着在一七八八年八月八日，路易在无可奈何之中听信了巴黎市议会的劝说，决定于次年召开三级会议。从一六一四年起他们从未开过会（注：路易十五曾取消巴黎市议会，路易十六即位后又重新召开。）人民要求的是君主立宪制，希望他们的代表能定期集会并保有权限。一七八九年五月五日，国会代表在凡尔赛举行第一次会议时，他们心中所想的就是这种观念。

第三等级的代表们拒绝分坐，并邀请贵族和教会代表与他们共同讨论，因为他们很少有人愿意屈尊，到六月十日，第三等级的代表就自称为“国民会议”，从而独立成为一个组织。十天内，在著名的网球场，他们宣誓表示，除非拟定新宪法，否则决不解散。为了安抚他们，路易命令所有特权阶级的代表都与平民代表一起开会。同时为了防患于未然，他又命令布罗伊公爵在凡尔赛集中瑞士和日尔曼人的佣兵部队担任警卫。此外又再次罢免内克，他在不久之前又被召回任用。

巴黎资产阶级一向认为内克是唯一可使经济复兴的干才，所以这个措施使他们大为不满。资产阶级的支持者巴黎群众立即开始暴动，结果是七月十四日群众攻击巴士底狱并杀死守卫。消息传到宫中，路易喊道：“这是大规模的叛乱！”里昂库尔公爵回答说：“不是的，陛下，这是一场伟大革命！”这次暴动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第三次起用内克，并成立了一支“国民卫队”，由拉法耶特侯爵指挥。为了取信于民，八月二十六日，国民会议发布了《人权宣言》，内容与美国的《独立宣言》极其相似。因为路易犹豫不决，未加批准。于是在十月五日，拉法耶特率领一小队国民卫队，把王室人员从凡尔赛押解到首都，后面有许多群众跟随，不断高呼怒吼。此时国王的幼弟阿图瓦已随第一批王党逃亡者出国，他立即开始着手推翻革命。由于他们阴谋与外国合作，这成为最后导致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为国家财政已经破产，由奥顿主教——他是内克女儿的情人——提议，国会开始进行宗教改革，没收巨额的教会财产。国会宣布以后主教和教士都必须由人民代表选举。接着，米拉波主张发行以土地为担保的纸币来代替被没收教会的土地。但内克却乘机骗到了大量教产，宣称将来用金银偿付。由于诺言无法兑现，内克出逃。结果在米拉波主持下终于发行了土地货币。

反宗教的国会使路易深恶痛绝。他说：“我宁可做梅斯的国王，而不想在这种条件下做法国国王。”结果新法施行不久他就决定逃走，他不听米拉波的建议，并不逃往忠于王室的诺曼底或布列塔尼，而是逃往梅斯，想与那些逃亡者会合。他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极力支持——她是玛丽亚·特蕾莎的女儿，是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一七九〇——一七九二年）的姊妹。

六月二十日夜里，路易和家人躲过守兵的注意，向通往蒙梅迪的道路逃走。中途被人发现，在瓦伦被拘捕，押回巴黎。消息传到奥地利，利奥波德就宣布：拘捕国王直接冒犯了所有君主的荣誉和任何政府的安全。八月二十七日，他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一七八六——一七九七年）联合发布了《庇尔尼茨宣言》，两位国王宣布将联合其他欧洲统治者共同支持路易。利奥波德事实上不怀好意，在宣言发布之前，他与腓特烈·威廉共同商定了瓜分法国的计划。奥地利获得阿尔萨斯和洛林，普鲁士分得尤利希和贝格两个公国，并在筹划中的波兰瓜分案内分一杯羹。九月十四日，国民会议制定新宪法后自动解散，代替它的是新宪法规定的立法会议，于一七九一年十月一日召开第一次会议。

新国会的领导权落入一群青年中产阶级狂热份子手中，他们号称“吉伦特党”，因为其中多数人来自吉伦特省。他们激烈反对逃亡者，利奥波德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因为在法国东部边界，有少数逃亡者的部队集结，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侮辱，同时也感到畏惧，所以主张对奥地利作战，以此统一国内意志，并强迫路易摊牌。

十二月，这种狂热的备战使法国人把沿着法国东疆的部队分组成三个军团，北方军团由罗尚博指挥，中央军团由拉法耶特指挥，他们都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莱茵军团则由鲁克纳元帅指挥，他是一位年老的日尔曼骑兵军官。这就是最初的法国革命军队。

巴黎的报纸刺激人民的感情，使他们趋向好战途径。在雅各宾修道院中（注：当国会移到巴黎时，第三等级的部分代表在雅各宾修道院租了一大间房子作为集会场所。这就是这个著名革命党派命名的来历）和国会中，布里索也鼓动对宫廷的仇视心理，并宣传战争的必要。要团结人民和使他们服从国会意志就需要战争，正如塞加勒所说：“在战时可以采取某些措施，若在平时看来则未免过于严峻。”——这就是恐怖时代来临的先声。

巴士底狱被攻击时，在欧洲还没有产生组织十字军援救法国的想法。当时各国王室注意的是波兰而不是法国。一七九二年三月一日利奥波德逝世后才迅速发生了转变，因为他的儿子弗朗西斯二世接受了吉伦特党人的挑战，一心要恢复他姑母的荣誉。他是最后一任神圣罗马皇帝（一七九二——一八三五年）。同时，腓特烈·威廉也认为法国是个容易到手的目标，并且打算以扑灭革命为借口扩张领土。俄国女王叶卡捷琳娜二世（一七六二——一七九六年）则希望维也纳和柏林当局都被纠缠在法国事物中，这样就可使她在波兰坐受渔利，此时波兰正好到了第二次被瓜分的边缘。法国的保王党人也认为只有奥地利出面干涉，击溃法国的征兵，才能救出路易。这就是一七九二年四月二十日的情况，路易十六以俘虏身份向其主人吉伦特党内阁建议对奥地利宣战，目的是想让他们被打倒，他自己也可就此脱身。

法国对战争实在是毫无准备：府库空虚，军队混乱，人民象得了疯病一样。七月十一日，政府号召全国人民从军，许多群众纷纷入伍。十四天后，普鲁士也向法国宣战，并指派不伦瑞克公爵为普军总司令。他受到王党逃亡者指使，发布了一个措辞很不妥当的宣言，使巴黎人民大为愤怒。八月十日，杜伊勒里宫遭到攻击，国会以敕令废除一七九一年的宪法，取消路易的一切权力，实行普选。国民公会又代替了立法会议。

在混乱之中，最严重的危险却来自军中。法国陆军此时共八万二千人，不包括边界守备部队在内。在左面，北方军团已经改由拉法耶特指挥，掩护着从敦刻尔克到马尔梅迪的边界，分为两个部分，一部二万四千人，驻在弗兰德边界，另一部分一万九千人，称为阿登军团，驻在色当附近。在其右面，从蒙梅迪到孚日山地为中央军团，亦称梅斯军团，共一万七千人，由鲁克纳元帅指挥。在中央军团右面，从孚日山地到巴塞尔为莱茵军团，共二万二千人，由比隆将军指挥（即洛桑公爵）。在后方斯瓦松附近，有一大堆无组织的志愿兵，号称预备军团。

八月十一日，拉法耶特正在色当，他得知前一天的敕令内容之后，立即命令在松布尔桥的狄隆将军和在莫尔德营的迪穆里埃将军向巴黎进军。狄隆是保王党，表示同意，而迪穆里埃则趋附吉伦特党，拒绝服从。国会听到了兵变的消息，立即派委员前往色当，但被拉法耶特拘捕。八月十六日，政府命令迪穆里埃为北方军司令。第二天，拉法耶特看到军队对他已经丧失信心，就率领许多军官越过卢森堡国界，向奥地利投降。同时，在梅斯的鲁克纳也是拉法耶特的朋友，他也拒绝接受敕令，被派指挥第二线部队，而由克勒曼将军接任司令。鲁克纳部下的重要军官也都被调换。在莱茵军团，只有比隆将军愿意竭诚效忠，当迪穆里埃代替拉法耶特时，法国陆军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谢选骏指出：法国革命是法国政府全面破产的结果，结果就是社会解体，只能走向暴民专政和“元首专制”——“法西斯专政”了。后来各国纷纷采取的这一模式，可不是什么“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僭主政治到大众民主的过渡。而大众民主的末日，就是一人一票的坐吃山空——这会导致社会衰败、国家破产。

【第十一章：瓦尔密的炮声】

瓦尔密的炮声不仅只是军事事件，更是构成了两种战争形式间的一条明显界线。前一种是从一六四八年开始的战争形式，后一种是一七九二年以后的战争形式，在前一个时代，如以前各章叙述的那样，战争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较有节制。除极少数特别例外的情形，会战都是井井有条，好整以暇，大家都遵守公认的规则。奥勒里伯爵在一六七七年说：“我们在战争时象狐狸而不象狮子，二十次围攻后还不能进行一次决战。”二十多年后笛福说：“现在的情形常常是这样，双方各以五万大军彼此对峙，一无所获，然后各自宿营过冬。”一百年后依旧如此。卡诺说：“军事学校教导的已不再是防御据点的艺术，而是如何遵守必要的礼节，使对方光荣的投降。”一七三三年围攻皮齐顿时，这种文雅的战争出现了一个完美例证。双方议定休战之后，就在壕沟上搭起桥梁，使双方可以互相交通，于是大开宴席，到处笙歌。完全是一片太平景象，大有盛宴难再之感。

在卡诺发表上述见解后一百年，新的战争形式已经发展到了顶点，福煦元帅认为“这种古老方法得不到决定性解决，而只有有限目标。”萨克斯（一六九六——一七五〇年）说过：“我倾向于进行会战的，尤其在战争开始之时，但我也深信聪明的将军可以打一辈子仗而不会被迫进行会战。”福煦对这种理论也严加驳斥。虽然如此，福煦对“古老方法”的根源却似乎并未认清。不仅是因为三十年战争的无限野蛮引起了广泛厌恶，由此发现君子的战争到底比小人的战争要好些。加上正规常备军的成本日益高涨，同时军需供给效率又极低，征发补给的速度也非常迟缓，这些限制使大家都宁愿避免会战，因为在这个时代，火枪以短射程作战，生命的成本极为高昂。同时，大家也更愿意进行围攻战，以便沿着行军路线按一定间隔建立补给基地。早在一七七〇年，吉贝尔就认识到，从金钱方面来说，这种优雅的战法其实成本很高。他认为这些礼仪性的战争，不流血的运动，光荣的投降等等只是看上去廉价，因为并不能获得真正的政治解决。

所以他主张应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战争方式来代替。他这样写道：“让我假设在欧洲有个活跃的民族兴起：一个有天才、有资源和有政治认识的民族。他们能团结一致，组成一支全国性的武装，并有一定的侵略计划，并从不放弃其目的。他们知道如何使战争变得廉价，并支持它达成胜利。这样一个民族决不会因为财政考虑而被迫限制其战争范围。我们将坐视着这个民族征服邻国，推翻我们的脆弱政府，有如狂风扫落叶一样。”

吉贝尔所设想的这种战争形态，其起始点就在瓦尔密。在瓦尔密的炮声如雷后一年，吉贝尔逝世后两年，法国国会为了确定“所有法国人均应入伍以保卫国家”，通过了一道法令，从此无限战争变成了时髦的新秩序。

这道法令的内容是：“青年人应该战斗，已婚男人应铸造兵器和运输补给；妇女应制造帐幕和被服并在医院中服务；儿童应将旧布制成绷带；老人应抬到公共场所鼓励战斗人员的勇气，并宣传对国王的仇恨和共和国的团结。”

“公共建筑应改成兵营，公共广场改成兵工厂。一切适当口径的火器均应移交给部队，国内的警察应使用短枪和刀剑。一切配鞍马匹都应集中供骑兵使用；一切挽畜若不作耕种之用，都应用来拉曳炮车和补给车辆。”这就是总体战这个新生婴儿的诞生时的哭声。

有限战争和无限战争在法国革命中要见出高下了。在这场最初的冲突中，双方将领是最好的例证：不伦瑞克代表有限战争一方，而迪穆里埃则代表无限战争一方。不伦瑞克生于一七三五年，迪穆里埃生于一七三九年，他们年龄相仿，这是他们之间唯一共同之处。不伦瑞克是一方诸侯，并且是腓特烈大帝的侄子；迪穆里埃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是冒险家，是一个法国委员的儿子。在一七九二年，不伦瑞克被认为是欧洲最伟大的军人，而迪穆里埃也深信自己如此，他对自己有无限信心，认为革命这一行业最适合施展他的才能，他本能的认为应将革命精神发挥到最高限度；除了机会主义以外，他没有其他原则。有一次，他提出一套拯救王室的计划，既简单又大胆。他说击败雅各宾党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变成雅各宾党人。学习他们的思想，采纳他们的精神和文字，然后转过头来打倒他们。在战场上他英勇无畏，不怕困难，表现出无比活力，并具有最可贵的天才——感动部下的能力。他是卓越能干的军事赌博家，富有幻想、机智、远见和乐观心理。

不伦瑞克则是饱学之士，一生谨慎，对任何问题均爱作极其细密的研究，结果反而没有认清问题本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使他威名远扬的主要原因是在荷兰进行的一七八七年战争，几乎完全没有流血，所以在同时代人看来，应该是完美将领的楷模。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因为在旧有战争的狭窄限制范围内，不伦瑞克好比一位象棋大师，只要对方遵守一定规则，那么他对敌人的每一着棋都能够预先料到。他对自己的困难总是夸大其辞，但却很少考虑敌人的困难，通常他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在压力之下，他会向旁人的意见让步。对他而言也可以说很不幸，腓特烈·威廉是个冲动而浅薄的人，但却偏要以腓特烈大帝自居，而不伦瑞克则认为普鲁士元帅的天职就是服从国王，所以不惜牺牲自己的判断来迎合他的意图。此外，不伦瑞克非常厌恶奥地利人，认为法国才是普鲁士的真正盟国，他也很讨厌王党的逃亡份子。他对吉伦特党和雅各宾党都估计颇高，所以在一七九二年法国革命政府曾邀请他出任法国陆军最高统帅。假如他接受了，那么迪穆里埃就会成为他的合作者而非敌人。

这两个人指挥的军队性质也完全不同。普奥两军是国王的工具，绝对服从上级。法军虽然大部分为旧军队中的士兵组成，但已经变成民族性武装，具有新的民族精神。一旦将领知道如何发挥这种精神，他们可以作出令人惊异的表现；反之将领若不通此道，就可能发生恐慌现象，甚至出现叛变。虽然军官极其缺乏，尤其在步兵和骑兵方面，有数以千计的军官都已逃出国外，但幸亏他们有大量士官都久经战阵，可以立即提升为军官。在瓦尔密之战中有些还是士兵，例如茹尔丹，勒克布，奥地诺，维克托，麦克唐纳，达武，圣西尔，莫尔捷，苏尔特，勒克莱尔，拉纳，马塞纳，贝尔蒂埃，贝西埃，絮歇，拉阿尔普，弗里昂，勒菲弗和克勒曼（年长的一个）。

法国炮兵在欧洲是首屈一指的。尽管近代射击学之父是英国人罗宾斯，他于一七四二年著有《炮学新原理》一书，主张使用后镗的来复线火炮，并使射击学有了科学基础。可是在格利鲍瓦尔指导下，法国炮兵却有最伟大的进步。一七七六年，他被任命为法国陆军炮兵总监，把法国的炮兵从上到下作了彻底改组。他将野战炮兵限制为四磅的团级火炮，预备炮兵（即师炮兵）则使用八磅，十二磅加农炮和六英寸榴弹炮。要塞防御和围攻则采用十六磅和十二磅加农，八英寸榴弹炮和十英寸臼炮。他发明了前车，并使炮车在构造上有统一模型，使零件尽可能可以互换。（注：在这个时代有两种重要发明，都是英国人的。其一为默西埃的“有效炮弹”，从二十四磅炮中发射五点五英寸臼炮炮弹，在围攻直布罗陀时（一七七九——一七八三年）首次使用。另一种是施雷普内尔发明的“榴霰弹”，时间是一七八四年，但英国陆军到一八〇三年才采用。默西埃的发明使木质战舰注定要被淘汰，而榴霰弹则使炮兵有了革命性变化。）这些改进使炮兵受到了彻底影响，好比一个世纪前，由于刺刀的引用使步兵所受到的影响同样巨大。结果火炮的地位日益重要，从而超过了火枪。还有两个影响必须加以注意：（一）炮兵数量增加，导致马匹和车辆的数量也随之增加，所以行军纵队变长了，必须用轻型部队来加以保护——轻步兵。（二）陆军的成本日益增加，为使军械和装备标准化，对工业的要求也日益增加。

虽然普鲁士的步兵和骑兵极为优良，但炮兵却非常落后，军需制度也很陈旧。许多将军年事已高，而很多青年军官却同情革命。但最弱的一环还是在指挥方面，因为腓特烈·威廉和不伦瑞克之间并无一致的思想。不伦瑞克厌恶逃亡份子，因为他们夸大其辞，说他们对法国军官有充分认识。布耶说：“我可以负责攻下这些要塞，因为全部钥匙都在我口袋里。”这种狂言使腓特烈·威廉相信他可以长驱直入，直捣巴黎，并受到效忠王室的人民的欢迎。

不伦瑞克的思想则完全不同，因为他不仅不信任这些逃亡人士，而且更反对战争。他认为作战应仅限于攻占隆维，蒙梅迪和色当等要塞。接着就在这些地方建立补给基地，对任何来援法军，均应以迂回方式将其击退，然后宿营过冬，并准备明年的作战。后方有未被攻占的要塞，而且遍地都是充满敌意的人民，要他在法国境内进行一场秋季战役，这使不伦瑞克谈虎色变。此外，他也深知军需人员将限制前进速度，这一点都不错，因为他的幕僚马森巴赫以后也说：“补给问题有如沉重的铅锤挂在我们腿上。”

最后决定的计划是分三个军团侵入洛林：（一）不伦瑞克率领普鲁士部队四万二千人，赫斯部队五千五百人，法国逃亡部队四千五百人，从梅斯的克勒曼军团与色当的迪穆里埃军团之间，由科布伦茨直入洛林。（二）一万五千名奥军，由克勒法伊特指挥，以比利时为基地，在普军右翼向南前进。（三）同等数量的兵力，由霍恩洛厄-基希贝格亲王率领，以帕拉庭纳特为基地，在普军左翼前进。三个军团在洛林会合，经过短暂炮击，洛林要塞被迫投降。

此时迪穆里埃正请求法国军政部长色尔旺向尼德兰发动入侵。他的计划是让狄隆在色当，克勒曼在梅斯挡住普军前进，而他则从瓦朗谢讷前进，击败克勒法伊特率领的奥军。这是迪穆里埃的“固定观念”，因为他一向以阿加索克利斯和西庇阿自居。他上书国会当局说：“当汉尼拔留在罗马城外时，罗马人民却已把战争带到非洲去了。”

从战略上来说，他的想法可能是正确的，因为他对不伦瑞克的价值估计得十分精确。可是从政治方面来看，他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假如他全军向北移动，巴黎公民将以为首都门户洞开，他们马上就会大叫：“这是卖国行为！”色尔旺对此深有认识，所以于八月二十二日力劝迪穆里埃与克勒曼合作，克勒曼在霍恩洛厄亲王压迫之下正在逐渐后退。八月二十四日，隆维被围的消息传来，巴黎人民大感恐慌，色尔旺就命令迪穆里埃赶紧前往色当。

八月二十八日，迪穆里埃到达色当，照他自己书信中的描写，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这是一支没有将领和高级军官的军队，内部分成许多派系。有一半以上的军人对他们一向爱戴的将领（拉法耶特）的离去感到十分不满，并认为继任人是他的死对头，而且他的去职也是由这个人造成的。”

第二天，迪穆里埃检阅部队，受到的不是应有的欢呼而是沉默和冷眼。有位榴弹兵高呼道：“反对打仗！”迪穆里埃立即回答说：“你以为不打仗就能赢得自由么？”另外又有一个士兵高叫“打倒将军！”迪穆里埃拔出剑来，叫他上来决斗，这个家伙不敢作声了。突然，迪穆里埃发现他这种不合常规的行为已经赢得了部下的拥戴。

他得知凡尔登已经受到威胁，就派加尔包中校率领两营兵力前去增援。他们没能到达这个要塞，而是退到了圣曼胡，那一夜他写信给色尔旺说：“这个军团现在处于最恶劣的环境下。若我们后退，我怕它会自动瓦解，若是前进，这似乎也是士兵们乐意的，但又必然会被敌人击溃，没有衣服和鞋帽，而且枪械也十分短缺。”

他仍然迷恋入侵尼德兰的计划，八月三十日，他召开作战会议，虽然在回忆录中他记载的是另一个样子，不过事实上会议赞成这个计划。但是巴黎的色尔旺却以为迪穆里埃早已放弃了这个念头，所以在九月一日写信劝他向阿戈讷撤退，同时也告诉他，克勒曼已奉命前来支援他。第二天，巴黎警钟长鸣，开始了九月的大屠杀。色尔旺再次写信给迪穆里埃：“以祖国的名义，我命令你率领军队向默兹河与马恩河之间前进。进到圣曼胡或其附近，甚至前进到沙隆。”

八月三十一日，信件发出之前，迪穆里埃在巴泽耶已经听到从凡尔登方向传来的炮声，同时也知道克勒法伊特已率领一万五千到一万八千人，在斯特奈渡过了默兹河。他终于认识到自己的入侵计划已不可能实现，因为右翼已经感受威胁，而色当也不可再留。他写信报告色尔旺说：“在任何一场战争中，法国从未面临这样巨大的危险。为避免出现更糟糕的结果，我可能被迫把蒙梅迪和凡尔登留给它们的守军去防御，放弃默兹河全线，采取最短的路线退到艾尔河，防御在欧特里出现的缺口。”

这就是说退到阿戈讷森林，正当上埃讷河的右岸。这里包括低缓的丘陵，厚密的森林，并且为河流和沼泽所切分。在一七九二年，地形要比今天更糟糕，因为当时并无公路，一到下雨天，松软的泥土很快会变成泥潭。对一支携带炮兵和补给纵队的军队而言，只有五条道路可以通过森林，恰好经过下述五条隘路。

（一）伊斯勒特隘路，凡尔登——克莱蒙——圣曼胡——沙隆——巴黎道路。

（二）沙拉德隘路，凡尔登——理姆斯道路。

（三）格朗普雷隘路，瓦伦——武济耶道路。

（四）克瓦隘路，斯特奈——武济耶道路。

（五）齐斯尼-波普勒隘路。色当——勒泰勒道路。

因为迪穆里埃尚在色当，他距离两条主要隘路——格朗普雷和伊斯勒特——要比在斯特奈的克勒法伊特和在凡尔登的不伦瑞克都更远一点，所以速度十分重要。他知道他的兵力不足以同时防守五条隘路，所以命令在松布尔桥的杜瓦尔率领六千人，在毛德的伯农维尔率领一万人，全速向勒泰勒行军。杜瓦尔于九月七日到达，伯农维尔于九月十三日到达。

迪穆里埃对齐斯尼-波普勒和克瓦两条隘路暂时不加防御。他于九月一日命令狄隆率领前卫六千人去占领伊斯勒特和沙拉德。他自己亲率主力三万人，采取最短的路线，越过克勒法伊特的正面，于九月四日到了格朗普雷。狄隆于次日也到了伊斯勒特。

在格朗普雷，迪穆里埃于九月五日向色尔旺发出一封充满英雄气概的信件：“凡尔登已被敌人攻占，我正在等候普鲁士军。格朗普雷和伊斯勒特的兵营就是温泉关，但是我会比莱奥尼达斯幸运！”

此时不伦瑞克又如何呢？九月二日，凡尔登投降，他没有立即前进，在那里宿营到九月十一日。当然，天气极度恶劣，联军越过法国边界之后，大雨一直未停。当时从军人员之一的歌德在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上记载说：“可怕的天气。”九月六日又说：“所有东西都沉入无底的泥沼中。”九月十二日又说：“大雨不停。”此外普军方面有数百人死于痢疾。歌德在九月四日又这样写道：“常有人提到伊斯勒特，这是凡尔登与圣曼胡之间的一条重要隘路。可是无人知道为什么还不加以占领。”这个理由就是不伦瑞克和腓特烈·威廉之间对下一步行动始终没有达成一致。

攻克凡尔登之后，不伦瑞克的计划继续攻占色当，然后在蒙梅迪，梅济耶尔和日韦附近宿营过冬，并建立一个坚固的基地，准备明年的作战。但国王却不肯听从这个计划，不仅法国逃亡份子拥护他，而且不伦瑞克的部下也有一些军官赞成前进。国王这方面的看法是，这场战争是一个彻底的政治性行动，而不是战略性行动，他们所面临的是一支革命军队而非正常军队。所以在凡尔登和隆维建立基地然后宿营过冬的思想完全不适当。反之他们主张应象洪水一样涌入香槟平原，在一场大规模会战中把法军完全淹没。由于普军有优良的纪律，在会战中可以稳操胜算。只有这样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政治胜利，才能不失时机地把路易十六和玛丽皇后救出来。

虽然这个非正统的办法使不伦瑞克大为惊讶，因为照他的军队现状、道路和军需制度来判断，可以知道迅速前进是不可能的。虽然如此，他却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并服从了国王。但是他却不命令立即前进，而花了很多时间进行周密准备。直到九月七日，他和国王才并骑前往克勒蒙，侦察伊斯勒特。不伦瑞克看到有许多敌军藏在森林中，他从一个农民口中知道法军已在构筑工事，就怕正面攻击成本太高，建议进行迂回。最后决定只攻击五条隘路中的一个，为了达到目的，决定这样分配兵力：用霍恩洛厄的奥军和赫斯部队监视伊斯勒特隘路，普军向格朗普雷进攻。骑兵和法国流亡部队向齐斯尼、波普勒进发，而克勒法伊特在卡尔克鲁斯的支援下占领克瓦隘路。

到九月十日，不伦瑞克才命令部队前进，第二天上午在倾盆大雨之中，普军走出了已经湿透的营帐，向梅隆库尔前进并在那里过夜，九月十二日又进到朗德尔，因为沿路村庄中的人民都已逃亡，这使他们很头痛，补给上出现了困难。与法军交战是一回事，在一个坚壁清野的环境中与法军交战又是另一回事。这种情形使联军大为沮丧，所以朗德尔营地中情形极为恶劣，被称为“污秽营”。在左面，霍恩洛厄的奥军监视着伊斯勒特的东方。在右面，克勒法伊特从斯特奈向克瓦前进。

克瓦的守军共有两营步兵，一个中队的骑兵和四门炮，由科隆上校指挥，他也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老兵。九月十一日，他向迪穆里埃报告说他的阵地不可攻克的，结果迪穆里埃以为敌人将在格朗普雷方面主攻，命令他只留下一百人，交给一位上尉指挥，防守这条隘路，而其余兵力都撤回格朗普雷。

对迪穆里埃而言非常不幸，克勒法伊特从一个农民那里知道了撤退的消息，就于九月十二日派遣一个由轻步兵和轻骑兵组成的支队，冲入这条隘路并加以占领。因为克瓦的失陷威胁到齐斯尼-波普勒隘路的南翼，所以其指挥官杜包克上校自动撤走了守军。下午五时，因为溃兵逃到了格朗普雷，迪穆里埃才知道已经大祸临头，他认清了克瓦沦陷的严重性，所以命令沙佐将军率八个步兵营，五个骑兵中队和四门炮从格朗普雷出发，取道武济耶，于九月十三日收复这条隘路。因为道路条件太糟糕，沙佐到夜幕低垂时才到达武济耶。第二天上午继续前进并收复克瓦隘路，可是不久奥军发动了一次反击，又把他们赶出来了，只好退回武济耶。这次战斗出现了一件怪事，就是奥军并未追击。如约米尼所指出的，假如克勒法伊特继续向前推进，而不伦瑞克同时攻击格朗普雷，那么迪穆里埃就可能全军覆没。（见约米尼所著《革命战争史论》。）

法军的情况已经坏到了极点，可是迪穆里埃的情况却好到了极点。他知道普军的前进非常迟缓，而且天气将使其更加迟缓，所以马上决定一方面坚守伊斯勒特和沙拉德，另一方面撤出格朗普雷，退向圣曼胡。如果敌人从法军放弃的隘路前进，那么他就处于面向敌人后背的位置。这是一个天才杰作，为了使迟缓的敌人陷入陷阱，他又向各方用快速传骑传达命令。首先派一个支队去挡住克瓦隘路，然后命令沙佐在午夜时从武济耶撤退，与在蒙切丁平原的主力会合。留在勒泰勒的伯农维尔和他的一万人奉命进到圣曼胡，另外派一个副官去催促留在巴勒迪克附近的克勒曼加速北进。此外又命令狄隆在伊斯勒特对奥军作决死抵抗，并向在沙隆的斯帕尔将军作紧急要求，请他速派援军前来，以及请阿维尔将军在理姆斯、埃佩尔奈和斯瓦松等地搜集一切能搜集的兵力。

发现阿戈讷地区仍在坚守，不伦瑞克不禁大感惊异，决定与迪穆里埃谈判，就派马森巴赫上校去安排会晤。马森巴赫被法军前哨送到杜瓦尔将军的司令部，但迪穆里埃拒绝接见他。在杜瓦尔司令部中，马森巴赫发现法军方面行色匆匆，就回来向不伦瑞克报告，说他推测敌军要撤退了。不伦瑞克大喜过望，因为这等于说他的迂回已经成功了。依照他的战争典范，成功的迂回就相当于胜利。不久，马森巴赫又见到了国王，威廉听说法军快要撤退了，不禁勃然大怒，因为他需要的是胜利而不是无声无息的迂回。他骑马疾驰，向格朗普雷赶去。

马尔巴赫并没猜错，迪穆里埃的确有撤退的意图，但却不是如马尔巴赫料想的那般撤往马恩河，而是撤向圣曼胡。九月十五日凌晨三时，迪穆里埃启程，上午八时到了埃讷河上的欧特里。然后主力又向比翁尼河上的多马丁前进。

依照迪穆里埃的命令，沙佐应在九月十四日午夜离开武济耶，在后卫掩护下，先于主力赶到蒙切丁平原。但因为两番苦战，人员已经疲备不堪，所以直到九月十五拂晓才开始出发。几小时之后，当他正要进入蒙切丁平原时，突然受到一千五百名普鲁士轻骑兵攻击。虽然最初他们击退了敌人，可是突然有一部分人发生了恐慌现象，四散奔逃，高声乱喊！接着沙佐全军约一万人都自动瓦解，根据迪穆里埃在回忆录中记载的情形，其中有二千多人一直逃到了勒泰勒，理姆斯和沙隆等地，到处说全军都已覆灭，迪穆里埃和所有将领均已向敌人投降。他们在拼命奔逃之际，中途遇到从沙隆前进的援兵，于是这些援军也立即掉头向后方奔逃。

这个恐慌现象发生时，迪穆里埃正在多马丁准备设营。又和克瓦失陷时一样，逃兵把坏消息带来了，他们喊着：“全完了！整个都垮了！敌人就在后面追来了！”他立即骤马前进，与米兰达将军相遇，他正在收容那些步兵。几小时之后他回到多马丁，正要吃晚餐时，第二次恐慌现象又发生了。这次是发源于他自己营中，引起了极大混乱，若非他采取了紧急行动，就可能无法收拾。第二天，九月十六日，大部份时间都用以恢复秩序。

在圣曼胡以西，沙隆道路以北，有一座高原，从沙隆一直延伸到埃讷河上的努维尔村。迪穆里埃的军队就宿营于此，他的右翼靠近马夫勒库尔，中央在绍德方丹以西，左翼则在沙隆道路上，部分得到勒唐沼泽的掩护。在营地西面，布劳·圣柯希耶一带，部署着一支前卫，由施滕格尔将军指挥，其前哨则设在托尔比溪，这在比翁尼河以北，与其平行。他在营地前方展开了炮兵，可以俯射低地。沿马恩河右岸，他又布置了一线坚强的据点，使其右翼与在沙拉德的狄隆的左翼连接。

最后他选择圣曼胡为司令部，因为它恰好位于他的营地与狄隆营地之间的中点。他之所以能够从容部署，完全是因为敌人行动迟缓。假如普军在九月十六日到十八日之间向他进攻，正在恐慌现象发生之后，增援到达之前，那么他将毫无疑问地被打败。单就目前而论，他的情况还是很危急。因为伯农维尔本已本九月十三日到了勒泰勒，但当他于九月十六日向安维村前进时，听到了全线溃逃的消息。他怕自己会陷于敌军包围之中，立即又退回沙隆。后来接到迪穆里埃的紧急要求之后，才于九月十八日前进，次日才抵达圣曼胡。

一个类似的偶然事件也使克勒曼的到达发生了延误。九月十二日，他的部队已经到了巴勒迪克，但是次日他接到了迪穆里埃的通报，得知克瓦失陷的消息，他不想被卷入失败的旋涡，所以不但不紧急前进以支援迪穆里埃，反而向西往维特里转进。直到九月十五日奉到鲁克纳元帅的严令，要他用强行军赶往圣曼胡时，才再次前进。（注：克勒曼是一个独立指挥官，不属于迪穆里埃的指挥体系。）九月十八日，他到了丹皮耶，第二天越过安维河，在多马丁-拉-普隆榭特的沙隆路上宿营。他一共带领了十七个步兵营和三十个骑兵中队，共有一万六千人。

不伦瑞克已经丧失了两次歼灭敌人的机会。第一次是在克瓦隘路，第二次是九月十五日，他只派了一千五百名轻骑兵前进，而没有把整个前卫兵力都放出去。现在他又丧失了第三个机会：尽管他在九月十六日已占领了格朗普雷，可是他的主力仍留在朗德尔，直到九月十八日都没有前进，原因是必须等待补给纵队，把面包从凡尔登运到之后才能行动。正象纳索·西根所说的：“由于补给问题处理失当，所以在格朗普雷也和在凡尔登一样，迫使我们停顿下来，损失了许多时间。”

直到九月十八日，面包终于运到了，不伦瑞克也开始构思新的作战计划，又想用迂回敌方阵地的手段来压迫敌军撤退。那天下午，他和马森巴赫一同去侦察敌情，然后决定让普军取道格朗普雷隘路前进，以攻击沙拉德和伊斯勒特阵地的西面，而奥军则攻击其东面。他认为这样就足以迫使迪穆里埃放弃其营地。他对马森巴赫说：“我们的左翼应该前进，迫使敌人退出阿戈讷。我们可以获得伊斯勒特而不必多流血。你应该知道我们必须节省兵力，因为我们的人力并不太多。”

第二天上午，普军开始前进，但当正午国王正要进餐时，有传骑来报，说法军又要开始撤退。腓特烈·威廉不禁大怒，虽然不伦瑞克也在坐，他却毫不理会，对马森巴赫说，命令部队立即直向沙隆道路进发，切断法军退路，迫使敌人接受会战。虽然这个命令完全推翻了不伦瑞克的一切调度，但他却并未表示反对。不久，又有传骑来到，带来的消息证明前面一个消息是不确实的，可是国王却并未收回命令。所以对最后的失败，腓特烈·威廉应负全责。许凯在《瓦尔密会战史》中说：“就这样，普军埋头向法军直冲过去，没有进行过任何搜索，没有派任何军官去侦察地形，也没有会战计划。”那天夜间，普军沿着从叙普斯到瓦尔密的道路露营，主力大约在托尔比河上的索姆-比翁尼地区，南面就是比翁尼河。

在比翁尼河南面就是瓦尔密战场，东界为马恩河，南界为安维河。在安维河北面就是圣曼胡，沙隆大路，勒唐沼地通过迪穆里埃的左翼部分，也通过多马丁-拉-普隆榭特，现在这是克勒曼的营地。在多马丁以西约一英里半的地方是欧-贝瓦驿站，从这里向西，大路上升到一个叫作拉伦的驿站。大路从这里又有一个分岔，通到索姆-比翁尼。在岔路东方有一座山岭升起，其北部称为约隆山，南部则称为瓦尔密小山。在小山上有个风磨，现在那里建有纪念碑，北面不远就是瓦尔密村。从拉伦，欧-贝瓦，多马丁和瓦尔密小山，都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东方远处的阿戈讷高地。

克勒曼在多马丁-拉-普隆榭特设营不久，就骑马来到圣曼胡与迪穆里埃会晤。他认为他的位置不安全，因为沼泽般的安维河恰好从它后方流过，所以他希望在第二天上午退过安维河，重新占领丹皮耶和弗瓦勒蒙两个村。迪穆里埃建议不如占领拉伦和瓦尔密附近的高地，但是克勒曼却不同意，就决定撤退。为了在夜间掩护其营地，克勒曼命令前卫在德普雷-克拉西耶将军指挥下向比翁尼河前进，并在途中与迪穆里埃的前卫取得接触，这是由施滕格尔指挥的，在普鲁士骑兵压迫之下，他的前哨已由托尔比河退到了约隆山和瓦尔密。

九月二十日上午六点多钟，克勒曼将要撤过安维河时，普军的前卫在霍恩洛厄亲王指挥下从索姆-比翁尼前进，以切断沙隆大路为目的。天气是冷雨凄凄，浓雾密布。前卫出发不久，就听到约隆山方向有炮声传来——这是德普雷-克拉西耶发的炮。没人注意它，普军前卫仍继续缓缓向南移动。接着有一批炮弹落在左翼前方，这是一个位于拉伦的法军炮兵连发射的，因为在这天清晨，为了支援德普雷-克拉西耶，克勒曼又已命令瓦伦斯将军率领的预备军前进到了这个驿站。

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在上午七时，他接获了普军前进的消息，立即认识到已经没有足够时间撤过安维河，所以他收回了撤退命令，而采取了前一天黄昏时迪穆里埃提出的建议。他匆匆调度兵力，在浓雾与上面所说的火炮掩护下，命令他的第二线部队和十八门炮由穆拉特率领，前进占领瓦尔密小山，并从施滕格尔手中接替了防务。另外由于浓雾的缘故，无法估计这个高地的范围，他又命令第一线部队连同另外十八门炮，也随第二线前进。他的骑兵本应留在欧-贝瓦附近的低地，但不知为什么，他命令他们随第一线后面前进。其结果是在浓雾之中，他的步兵，骑兵和炮兵全都挤在风磨附近，秩序混乱不堪。对克勒曼而言可说极为侥幸，因为大雾遮掩，普军未能发现这种混乱情形。更侥幸的是此时瓦伦斯在拉伦的炮兵击溃了普军的三个骑兵中队，使他们在大雾中冲进了自己的部队。这个顿挫之后，霍恩洛厄命令前卫暂停前进，等炮兵赶来可以向拉伦发射时再行动。这就使克勒曼有充分时间调整部队。

霍恩洛厄的炮兵开火之后，德普雷-克拉西耶和瓦伦斯都退到接近欧-贝瓦的位置，以保护瓦尔密的左翼，并填塞与克勒曼另一部分兵力之间的空隙。那部分兵力位于毛佩图斯村和在安维河上的吉泽库特村。

这样就可以讲解法军战线的全貌了：它从约隆山起延展到毛佩图斯，形成一个半圆形。右端是约隆山上的施滕格尔前卫，中央是克勒曼的主力，集中在小山之上；左翼方面从风磨下面直到欧-贝瓦，都是德普雷-克拉西耶和瓦伦斯的部队。在他们左面和沙隆大路的南面只有两个支队，分据毛佩图斯和吉泽库特村。所以结果克勒曼的军团并未延长迪穆里埃的左翼和掩护与维特里的交通线，反而孤立在中央的左前方。也就是说，当法军受到攻击时，将由他们承受敌军的全部冲力。为了补救这一点，迪穆里埃命令施滕格尔向前移到约隆山西侧，又把伯农维尔下辖的十六个营布置在他后方作为支援。为了增强克勒曼的左翼，他又派了九个营的步兵和几个中队的骑兵去增援瓦伦斯，另外把十二个步兵营和六个骑兵中队布置在欧-贝瓦以东的沙隆大路上作为预备队。

虽然法军在没有准备的状况中被敌所乘，被迫采取防御态势，但迪穆里埃并无意完全放弃进攻。他决定采取一个大胆的迂回运动。他首先命令维讷将军率领十二个营和八个骑兵中队在努维尔上方渡过埃讷河，前进到贝希尔和维尔吉尼，打击普奥军的背面。其二，他命令在维埃讷的杜瓦尔将军也渡过埃讷河，去攻击普军的行李纵队，它们在迈松组成了一个“车城”。瓦伦斯后退时，浓雾也开始散去，马森巴赫与不伦瑞克的私生子福斯滕贝里伯爵一同从前卫的位置进到了拉伦。他们立即发现了此地的战术重要性：因为从这里，炮火可以扫射到通往欧-贝瓦的大路，并且可以侧击瓦尔密小山。所以他们立即赶回去报告不伦瑞克，不伦瑞克立即命令把一个炮兵连推进到拉伦。差不多与此同时，迪穆里埃也认清了拉伦的重要性，命令沙佐将军去加以占领，但当他接近该地时，发现敌人已有了坚强防御，无法攻下，只好自动撤回。

霍恩洛厄占领拉伦之后，普军主力分为两个纵队，缓缓向约隆山和瓦尔密前进，他们的右翼靠在拉伦，左翼则在比翁尼河上。正午，部署完毕之后，大雾也逐渐散尽。令人惊讶的是腓特烈·威廉，不伦瑞克和歌德都看到他们前面的敌军并不象要退却的样子，而是严阵以待准备会战。更使他们胆寒的是站在风磨边的克勒曼，看到敌人来到之后就把帽子——上面饰有三色帽缨——顶在剑上，大呼：“祖国万岁！”所有法军都应声高呼：“祖国万岁！法兰西万岁！将军万岁！”

此时，普军的火炮共五十八门，由滕佩尔霍夫将军指挥，已从拉伦向北展开。克勒曼的炮兵约为四十门，由阿博维尔将军指挥，布置在瓦尔密山上。射程大约是一千三百码。

突然起了强风，雾气全被驱散，太阳照耀。歌德说：“关于这次炮击有许多说法，但是当时的猛烈情形却无法形容。”蒙内说：“这是我从未听过的强烈炮声。”下午一时，照歌德的记载，炮击达到了最高潮，整个战场都在发抖。迪穆里埃说双方都消耗了两万发以上的炮弹，可是尽管火力如此猛烈，双方的死伤却极其轻微。不仅是由于当时的火炮射程有限，只有一千三百码，而且因为泥土太潮，所以多数的炮弹都掉进泥土中，没有发生跳飞现象。

因为炮击未能产生不伦瑞克幕僚所料想的效力，于是一致同意现在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向瓦尔密阵地实行突击。

普鲁士军在炮火浓烟掩护下开始组成两道攻击线。但是他们刚刚开始前进，克勒曼的全部炮兵就对着他们射击，于是有些营踌躇不前而丧失了秩序。不伦瑞克虽已下令攻击，但内心却是反对攻击的，就以此为借口，命令暂停前进，此时他们已经前进了两百多步。当不伦瑞克下达命令时，迪穆里埃恰好到风磨旁边与克勒曼会晤，他看到敌军突然停止不前，就判断不伦瑞克并不太想进攻。

大约下午二时，一颗普军炮弹使克勒曼战线后方的三部弹药车发生了爆炸，响声震动了整个战场。浓烟把法军炮手围住了，他们只好停止射击，普军炮兵也一样，因为他们也已看不见目标。有两团法军溃退，但立即被克勒曼所收容，但是炮兵的推车人员都是没有纪律的老百姓，如潮涌般向后方奔逃，这实在是个危急关头。

马森巴赫当时正在拉伦，看到风磨周围的情形，认为会战赢定了，就跑去见国王和不伦瑞克，劝他们立即增援已经停止进攻的右翼，并且用冲锋方式攻下瓦尔密小山。他的话尚未说完，炮声又起，似乎法军已经恢复了秩序。因为看到法军步兵顽强坚定，又注意到在欧-贝瓦和安维之间的平原上，法军骑兵也都已经上马，所以不伦瑞克向周围的人说：“诸位，你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部队。那些法国人正在等候我们进攻，以便立即向我们冲锋。”他踌躇不语，心里盘算是继续攻击还是等克勒法伊特赶到，他已经命令克勒法伊特全速赶来会合。他又向法军望了一眼，然后召开了作战会议，出席者有国王和其他几个高级军官。在这场会战中，他真正行使总司令的全权，这似乎还是第一次。在炮声雷鸣之中，他宣布了他的决定：“我们不在这里打了。”霍恩洛厄，曼斯泰因（国王的副官）和格拉韦特将军都表示同意。不伦瑞克宣布突击是会失败的，而且就算成功了也没什么好处，于是国王也放弃了他的意见。（注：有人认为杜瓦尔对普军的突袭与不伦瑞克的决定有关。）

此时在左翼，卡尔克鲁斯也在炮击约隆山。就象许凯指出的，施滕格尔进行的抵抗足以阻止克勒曼的右翼受到迂回。这对法军的成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普军停止进攻，在下午四时越过大路前进，改以切断敌人从沙隆到巴黎的交通线为目的。炮击停止了，黄昏将近时，又是一场大雨洒遍了战场。几小时后，克勒曼也乘着黑夜掩护，把他的军团撤到了丹皮耶和弗瓦勒蒙，以掩护维特里道路。

这样就结束了瓦尔密会战，这一战是普军三万四千人对法军五万二千人，法军实际参战人数也不过三万六千人。损失数字更是微不足道：法军全部官兵损失约三百人，而普军为一百八十四人。多数伤者都死在战场上。尽管有腓特烈·威廉的遇事干涉，可是不伦瑞克的指挥才能也仍然值得批评。不过虽然如此，但是决定不打下去的思路却是正确的。他的部队由于痢疾已在减员，冬季快到了，道路的条件日益恶劣。他的交通线也不稳固，军需人员又缺乏效率，所以向巴黎迅速前进是不需要再考虑的问题。就算能够到达巴黎，他的兵力也必然会消磨殆尽，从而面临被全歼的危险。会战的目标将不可能达到，而会战本身也成了荒谬的行动，这是不伦瑞克在会战开始时就已料想得到的。但是真正导致他作出这个决定的理由，却是他感觉到尽管法军常常发生恐慌和叛逃现象，可是其将领和士兵还是要比他那支行动迟缓而没有思想的部队更优越——虽然他永远不会公开承认。

普王的私人秘书隆巴尔说：“敌人使我们大失所望。迪穆里埃和克勒曼表现出的才干不是可以随意抹杀的。他们选择了优良的阵地，旧的法军甘心受他们驱策。新的志愿军也增大了他们的数量，配属给老练部队时也能发生真正的作用。他们的轻骑兵都是优秀精壮的。他们的军队不缺什么，而我们什么都感到缺乏。无论前后，他们的阵地都筑有良好的工事，他们的炮兵也至少与我们的相等。这些因素都使我们无法进行决定性打击。”

写作这些赞美之词的作者，对会战的结束也有重要贡献。九月三十日，维讷将军对普军后方进行果敢突袭，隆巴尔被法军所俘获。出于腓特烈·威廉的特别要求，迪穆里埃把他释放了，并乘机由他把一个备忘录带给普鲁士国王，说明战争应立即停止的理由。此外，因为听说普王已经没有咖啡和糖可以享受，他还送了十二磅来作为礼物。

不伦瑞克立即抓住这个机会，而普王因为刚从波兰方面获得了不利的消息，所以也表示同意。接着谈判了一个星期，到九月二十七日，迪穆里埃又送了第二个备忘录，主要目的就是想拆散普奥两国之间的关系。普王拒绝考虑这一点，于是停战谈判遂告结束。九月二十九日，迪穆里埃仍力劝在巴黎的外交部长勒布伦，应认清形势的需要。他的信上说：“全面和平可以使我们获得光荣的条件，这要比甘冒长期战争的危险好得多。”但是革命政府却不听这一套，毅然宣布说：“除非领土全部收复，否则共和国决不谈条件。”

九月三十日夜间，不伦瑞克从拉伦拔营，很巧妙的把军队撤到默兹河右岸。九月二十七日，迪穆里埃升任法国陆军总司令，又回到他那个入侵尼德兰的计划。他在瓦朗谢讷接管了北方军团的指挥权并朝比利时前进，十一月六日，他在热马普击败了阿尔伯特和克勒法伊特的联军，使整个欧洲都感到震惊。

瓦尔密之战就是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马拉松。面对当时欧洲最负盛名的将军所率领的最强大的军队，法军在迪穆里埃和克勒曼领导之下，连续把他们击退和击败了。就像许凯说的：“瓦尔密会战之后，任何持枪佩剑的法国人无不以英雄自命，认为他们所拥护的理想是注定必胜的。”瓦尔密是旧王朝的“死地”，也是新共和国的“摇篮”，照德穆兰等人的梦想，认为共和国的任务就是把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带到被奴役的国家中去，使所有国王都被消灭，在地球上建立天堂！

虽然不久这个天真的梦想就被可怕的梦魇所打破，可是在那时，已经有人认识到这场炮击的雷鸣代表了不祥之兆。如马森巴赫所说：“你可以看见那些小雄鸡趾高气扬地站了起来。他们已经接受了火的洗礼，我们输掉的不仅仅是一场会战，九月二十日已经改变了历史。这是这个世纪中最重要的日子”。那天夜里，沮丧的伙伴们问歌德的观感如何，他回答道：“此时此地在世界上打开了一个新时代，你们都可以说亲眼看见了它的诞生。”

谢选骏指出：有限战争是贵族的战争、技巧的较量，无限战争则是大众的战争，蛮力的拼搏。炮灰的战争。但是两百年后，情况好像开始沿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炮灰的战争，正在冲倒技巧的战争；而大众的战争正在毁掉贵族的战争……例如著名的“斩首行动”，即用精准的卫星制导的导弹，消灭敌方的指挥官。这已经开始演变为战争的主流形态。这一发展既免除了平民的死亡和士兵的送命，同时也必将削弱民主的价值、自由的奖励——因为这将使得多数人的参战成为不再必要的事情了。大众的义务没有了，大众的权力也将随之消失。

【大事记（十二）：英法海上争霸】

瓦尔密之战以后，指导当局外交政策的是两种思想：一种是理想主义的，另一种是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是像历山大的理想一样，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为基础，从而为世界建立一种全新的“宗教制度”。现实主义者则是凯撒的信徒，只想征服邻国，不仅将此作为巩固法国国防的手段，而且更想用其来弥补财政支出。这两种思想都促使革命势力向外发展，理想主义者希望其他民族也能分享法国人赢得的自由；而现实主义者则想剥削其他民族的自由，让他们向法国称臣纳贡。

不管迪穆里埃自己是否认清了这个事实，可是上述两种向外扩张的思想原因，都构成了他的固定观念的基础。因为奥属尼德兰不仅十分富裕，而且当地人民也迫切希望摆脱奥地利的统治。进一步说，若斯海尔德河口受到法国控制，那么安特卫普总有一天会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即使不是压倒伦敦，至少可以与伦敦抗衡。迪穆里埃在热马普获胜之后，法国国会立即宣布开放斯海尔德河的贸易，并向一切愿意争取自由的人民提供军事援助。这些事实至少部分证明了法国当局是有这种认识——在过去一百年间，每次对低地国家的威胁就会使英国投入战争，加上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法国政府对路易十六执行了死刑，这无异于向所有君主制国家宣战。这个举动明确了革命的意义，任何人都不会产生误解，英国政府大为震动，两天后，法国驻伦敦大使肖夫兰侯爵接到通知，要他于八天之内离开英国。英国这个断然处置使法国国会感到震怒，肖夫兰离开英国之后，法国马上向英国和荷兰宣战，一个月后又向西班牙发出最后通牒。这样就展开了一场大战，除中间短暂停歇了一段时间，前后历时二十二年之久。

虽然这次战争的范围极为广泛，最后包括了欧洲的大部分，但对法国而言，其中心问题还是迫使英国求和。有两种方法可以达到目的：要么直接获得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要么间接绞杀英国与欧洲大陆和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但是直到一七九五年第一次反法同盟崩溃，以及第二年法国国会又被督政府取代以后，这些事实才显露出来。

督政府的五位执政认为只要继续战争就足以巩固自己的权力，所以决定加强作战。在他们指导下，一七九六年法国获得了一连串胜利。到一七九七年，拿破仑征服了意大利北部，迫使奥地利接受了《坎波弗米奥条约》，把伦巴第和奥属尼德兰都割让给了法国。到一七九六年六月，执政们又移转注意力于海外，想进攻不列颠和爱尔兰。结果在十二月对爱尔兰的入侵战中途流产，而在一七九七年二月，泰特上校的大威尔士登陆也沦为笑柄。

接着到了不列颠历史上的最紧要关头。四月十五日，在斯皮特黑德的海峡舰队叛变，五月二日在努勒，邓肯指挥的北海舰队也叛变了。此时在法国控制下的荷兰舰队，认为英国主力舰队已经调往爱尔兰方面，就准备携带四十二艘运输船出发入侵英格兰。邓肯正留在雅茅斯海外，奉令封锁荷兰舰队并引诱他们接受会战。因为叛变的缘故，他只能说服两艘船随他出海。虽然如此，凭着这点兵力，他仍然对泰瑟尔河进行封锁直到六月二十一日，在这一天，法国督政府催促荷兰把两万人的兵力运往爱尔兰，另外还有一个舰队载运六千人，从布勒斯特出发。

十月十日以前没有任何动静，邓肯知道荷兰人已经启程，意图是在克莱德进行登陆以吸引英军兵力。十月十一日，他与十六艘荷兰军舰在坎珀当发生了战斗，俘获了其中九艘。这次失败之后，法国督政府就指派拿破仑指挥预定侵英的部队。

一七九八年二月十一日，拿破仑到了敦刻尔克，马上出发视察沿海的设施，并下命令建造大批平底船。二月二十三日，他向督政府报告说：“不管我们如何努力，要获得海军优势并非短期内可以做到的。如果没有制海权而想在英格兰登陆，即使对最勇敢的人来说也是困难的任务。”他准备好了一个替代计划，建议政府在海军准备完善之前，唯一正确的出路是夺取马耳他，占领埃及和入侵印度，以此打击英国的东方贸易。这个建议为法国当局所接受。

怀揣一颗摹仿亚历山大大帝的雄心，五月十九日，拿破仑率领十三艘战舰和三百艘运输船从土伦出发，全部人员共为陆军三万五千人，海员和平民一万五千人。海军总司令为布鲁伊将军，同行者有冈托姆，维尔纳夫和德克瑞等海军将领。六月十二日占领马耳他，七月二日陆军在亚历山大港登陆，七月二十日赢得了金字塔会战。拿破仑就开始着手组织其征服成果，可是突然坏消息传来：八月一日到二日，纳尔逊击毁了位于阿布基尔湾的法国舰队，打赢了尼罗河之战。

这场决定性的胜利促成了第二次反法同盟，由英格兰、那不勒斯、奥地利、俄罗斯、土耳其五国组成，当拿破仑在叙利亚境内作战时，他们就发动了进攻。意大利共和国被苏沃洛夫蹂躏，荷兰受到英俄联军攻击，瑞士也被俄奥联军入侵。因为法国的情况已经如此危险，所以督政府决定召回拿破仑。他把军队交给克莱贝尔，于八月二十二日夜间从亚历山大港扬帆出发，躲过了英国军舰，十月九日在法国的弗雷瑞斯登陆，此时，苏沃洛夫已被逐出瑞士，英俄联军也退出了荷兰。

拿破仑到巴黎之后，立即奉命指挥驻军，他知道军队和人民都拥护他，加上他的兄弟吕西安（现任五百人会议主席）和另一位执政阿贝·西哀士的帮助，于十一月九日发动政变。督政府被取缔，通过了新宪法，使他成了三位执政中的首席执政，负责统治法国，任期十年。十二月十五日，新宪法正式公布，举行了公民总投票来加以复决，结果三百零一万一千零七票对一千五百六十二票通过。这样一来，民主革命告一段落，此后法国的统治者又成了军人。

拿破仑在国内获得独裁权力之后，立即开始对付第二次反法同盟。为了争取人民的同情，他很技巧的首先向乔治三世和弗朗西斯皇帝提出呼吁，要求结束战争。他没有得到回答，这才于一八〇〇年五月六日离开巴黎向日内瓦进发，从大圣伯纳德隘路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六月十四日在皮德蒙，法军打击在由梅拉斯率领的奥军后背上，并在马伦哥附近将他们击溃。十二月二日，在霍亨林登，奥军又被莫罗击溃，第二次反法同盟就此瓦解，一八〇一年二月九日，奥地利接受了《吕内维尔和约》。

摆脱了奥地利的牵制，拿破仑马上回到打击英国的计划上。在一八〇〇年十二月十二日，他说服了俄、普、丹（麦）、瑞（典）四国，依照一七八〇年叶卡捷琳娜二世采用过的方法，组成一个武装中立同盟来对付英国。但不久俄皇保罗一世被刺殒命，加上一八〇一年四月二日，纳尔逊在哥本哈根击败了丹麦舰队，获得了决定性胜利，这个计划完全失败了。

在武装中立同盟将要成形之际，拿破仑开始对征服英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二月，他写信给塔列朗，提到了一个伟大海军远征计划的大纲，由法西荷三国海军执行，加上俄丹两国的支援，其中心思想就是设法把英国的主力舰队诱往埃及，因为法国海军还是太弱，不足以与英国争夺制海权。一旦英国舰队被诱远离，就准备把部队偷偷送过海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德克瑞将军被任命为海军部长。依照计划，侵入军总数为官兵共十一四千五百五十四人，准备用二千多艘小船加以载运。

但是武装中立同盟的崩溃，加上英国阿丁顿内阁成立，于是在十月又展开和谈，结果在一八〇二年三月二十七日签订了《亚眠和约》。一方为法兰西，西班牙和巴达维亚共和国（即荷兰）；另一方为不大列颠和爱尔兰。主要条款为英国除继续保有斯里兰卡和特立尼达以外，其他从法国或其盟国方面夺来的殖民地都应归还。英军撤出马耳他，法军也撤出塔兰托和教皇国。《亚眠和约》使法国成了欧洲的仲裁者，法国人民对拿破仑也感恩戴德。五月十日，法国国务院向全国人民提出选举拿破仑为终身执政的议案，公民总投票的结果是赞成者三百五十六万八千八百八十五人，反对者八千三百七十四人。从此“波拿巴”在法国和历史上就变成“拿破仑”了。（注：拿破仑的全名为拿破仑·波拿巴，此前都称为“波拿巴”，此后才称为“拿破仑”。）

亚眠和约实际上不过是一个休战条约，双方都未严格遵守。许多摩擦马上发生了，其中最主要的是：拿破仑的保护政策足以打击英国贸易；英国拒绝撤出马耳他；拿破仑拒绝撤退荷兰驻军。经过了反复讨价还价，终于在一八〇三年五月二日，英国驻巴黎大使惠特沃斯勋爵要求发给他护照，于五月十七日渡过多佛海峡，第二天英国就向法国宣战。

自从受到致命打击之后，法国海军始终未能恢复元气。现在只有战斗舰二十三艘，中型巡洋舰十七艘等是可以立即服役的。此外还有一百六十七艘小船，属于一八〇〇年建造的入侵船团。正在建造中的战舰有四十五艘，此外还有十五艘荷兰战舰可供法国驱使，但其中只有五艘合用。

面对法荷两国舰队的英国舰队曾经纵横四海，获得多次胜利。一八〇三年一月时，英国舰队共有第一线战舰三十艘，支援它们的有八十六艘“五十门炮”巡洋舰。此外还有预备舰队，共有七十七艘战舰和四十九艘“五十门炮”巡洋舰。宣战后，英国海军部长圣文森特立即命令封锁主要法国海军港口。纳尔逊负责地中海方面，基思勋爵监视北海和多佛海峡，杰维斯封锁布勒斯特。

因为英法双方的海军实力实在相差太远，而且多数法国舰船都已被封锁，所以拿破仑的唯一希望只能寄托在平底船计划上。他深知英国若参加欧陆战争，其战略重心必定位于英吉利海峡，不久之后，他也认识到靠这些平底船还是无法控制海峡。另外有人认为侵英计划自始至终都是烟幕，用来掩护他集中兵力对付奥俄两国，这种说法却没有什么根据。（注：虽然一八〇五年一月拿破仑曾在议会中宣传，准备入侵英格兰其实是一种掩蔽，以便他集中大军侵入奥地利。事实上这却是个诡计，他的目的是想欺骗英国。）虽然最后这支准备侵英的军队的确是拿去对付奥地利，但却不能说拿破仑的本来计划就是如此。因为拿破仑从来不会只有一个固定计划，在他的“袖里乾坤”中，总是准备着多个战略计划，可供随时调换。

入侵威胁使英国人奋起卫国，从正规部队和志愿部队人数的增加上可以看出这种努力的巨大程度。一八〇三年十二月九日，英国官方记录说明入伍人数为四十六万三千人；到一八〇五月元月一日，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五十九万人。对一个只有一千万人左右的国家，这是极为艰巨的努力。

一八〇三年秋，俄国政府以法国对土耳其的阴谋为由，开始向英奥两国暗送秋波。一八〇四年五月，威廉·皮特再次出山，这个建议立即受到积极关注。皮特认识到单凭英国的力量无法向拿破仑发动成功的攻势，所以他认为可以趁机组成新的反法同盟，但是因为俄国想肢解土耳其的欧洲部分，打算兼并摩尔达维亚和君士坦丁堡，并将土耳其的其余部分分裂成几个国家，都处于俄国保护之下，同时他们还想获得马耳他，所以这场外交谈判拖了好长时间，直到一八〇五年四月十一日，英俄才签定条约。依照这个条约，双方同意建立一个欧洲同盟，重建和平和均势。条约签订之前不久，皮特又决定派一支部队，由克雷格爵士率领驻防马耳他，空出来八千多名有经验的士兵则用以占领西西里，加上纳尔逊的协助，使西西里没有落入法国手中。

一八〇三年平安无事，一八〇四年年初也一样。英法双方都在准备进行生死决斗，为了提高法国的国威，在宣战整整一年之后，一八〇四年五月十八日，法国元老院为拿破仑上尊号为“法国皇帝”。十二月二日，在圣母院大教堂，他温和地挥手请教皇庇护七世让开，在群臣山呼万岁声中，自己将皇冠戴到头上。

谢选骏指出：我认为亚历山大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而是在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动用了意识形态的忽悠和道德说教的欺骗。这就像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宣告放弃沙俄在中国的一切侵略所得——因为那时他极为狼狈，刚刚签订了卖国条约《布列斯特和约》，并因此受到各方面的围攻。但是过后不久，等这些垂死的“理想主义者”缓过一口气来，他们就抛弃了意识形态的伪装，马上凶相毕露，和凯撒与斯大林等“现实主义”的恶棍，变得毫无区别了。至于拿破仑，请允许我说他只是一个科西嘉小丑，所以才会用“法国皇帝”这顶不伦不类的帽子来拔高自己——大家想想，法国只是一个中等国家，就算霸占了法国，又哪里有什么资格称帝？这就像英国，霸占了再多的海外领地，也是无法称帝的——因为称帝的前提是必须统一欧洲！

【第十二章：特拉法尔加会战】

战争重起时，英国所处的是从1781年以来最弱的地位。它现在不仅面对法国和荷兰的联合舰队，而且还必须对付法西两国的同盟关系——也就是说从泰瑟尔直到热那亚的所有港口都可供拿破仑使用，供造船和停泊之用。他也确有入侵英格兰的明显意图，因为在所有法国港口都可以听到造船工场的敲击声。他那个逐渐建立大海军的计划——目标为法国战舰130艘，西班牙60艘，荷兰20艘，热那亚15艘——也并非空谈。因为从1805年起，尽管连年征战，可是到1815年，法国舰队的实力还是增强到战舰103艘、巡洋舰55艘。（到1814年，英国海军共有战舰240艘、巡洋舰317艘和其他小船611艘。）

所以英国海军现在不仅要应付英吉利海峡中的联合舰队，而且还要阻止联军方面的船只——包括已有的和建造中的——离开港口出现在公海。换句话说，在这种封锁下，即使有一个支队漏网，也决不会因此引起连锁反应——就是不会有第二个支队随之逃走。特别是当1804年12月12日西班牙向英国宣战之后，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难以解决。

联军的战舰分布在以下地域：土伦11艘，卡塔赫纳5艘，加的斯10艘，维罗尔9艘，罗什福尔3艘，布勒斯特21艘，泰瑟尔6艘。前两个地方被纳尔逊用12艘战舰加以封锁，加的斯被奥德爵士的五艘战舰封锁，第四、第五和第六个地方由杰维斯和他的部下负责，一共用三十七艘战舰在阿善特和比斯开湾中进行封锁，第七个地方则由基思勋爵的九艘战舰在北海加以监视。此外在英国港口中还有5艘战舰，在东西印度还另有12艘。所以在欧洲水域，英国海军在数量上所占的优势其实极其有限。

虽然实力并不充足，但因为英国海军部遵照英国的传统海军政策，把重兵集中于海峡西面，所以对这种弱点多少有所补益。只要阿善特的岸边有一支强大舰队存在，同时面对位于北海沿岸的基思支队，任何用平底船团入侵英国的企图都是不现实的。所以英国海军部制定了一条不可更改的原则：如果对方的被封锁支队逃出港口，而负责封锁的舰队又无法迫使它接受会战予以歼灭，就应该立即集中到阿善特附近以增强那里的舰队实力。所以阿善特是英国海军防御战略的重心，因此在所有舰队中，杰维斯的舰队居于首要地位。如果他被击败，基思就会失去掩护。进一步说，如果基思也被击败，那么除了天气以外，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法国船团从布洛涅渡海攻击英国。拿破仑对这一点非常清楚，虽然他并不太了解海军战术，而且也不太注意风向和潮流，不过作为一个战略家，他并不需要学习什么新东西，因为战略原理本身就是相通的。

虽然这场以特拉法尔加会战为顶点的作战，始于1805年3月2日拿破仑给在布勒斯特的冈托姆中将和在土伦的维尔纳夫中将的命令，不过为了清楚地说明整个会战的来龙去脉，就应该回溯到1804年12月12日，即西班牙对英国宣战之日。

那一天，拿破仑命令维尔纳夫突出土伦港，驶往西印度群岛，并在马提尼克与梅塞斯会合，梅塞斯应从罗什福尔突出与他会合。以后，在六十天之内他应尽量使英国领地遭受损害，维尔纳夫则应驶往维罗尔，救出被封锁在那里的支队，那是由古尔东上校指挥的五艘战舰和两艘巡洋舰。然后再进向罗什福尔。

1月11日，梅塞斯率领五艘战舰和四艘巡洋舰，从罗什福尔潜逃出来向马提尼克驶去。一个星期之后，当纳尔逊率领他的支队前往博尼法乔海峡中的马达里那群岛时，维尔纳夫率领十一艘战舰和九艘巡洋舰驶出了土伦港。

听到维尔纳夫逃走的消息，纳尔逊并未考虑其他可能性，认为维尔纳夫一定会驶往马耳他或埃及，于是立即抢先向东赶去，于2月7日到达亚历山大港。他发现该地并无敌踪，又赶往马耳他，在那里才知道由于遇到风暴，维尔纳夫已被迫返回土伦。因为仍然坚信维尔纳夫的目的地就是埃及，所以在3月26日，为了拦截他，纳尔逊就让自己的支队停在撒丁岛以南的海面上。四天后他才听说维尔纳夫已再次出海，不过纳尔逊当然不知道维尔纳夫是在执行拿破仑3月2日的训令。

训令的目的是想在马提尼克集中一支拥有40艘以上战舰的舰队，主要部队为冈托姆的布勒斯特支队，共有21艘战舰和6艘巡洋舰，加上维尔纳夫的土伦支队，共有11艘战舰和6艘巡洋舰。在航行途中，冈托姆应救出被封锁在维罗尔的古尔东支队，共有四艘战舰和两艘巡洋舰；维尔纳夫应救出在加的斯的西班牙支队，是由格拉维纳率领的7艘战舰。在马提尼克，梅塞斯也要率领5艘战舰和4艘巡洋舰加入进来，等全部兵力集中之后，就由冈托姆任总司令，指挥这支联合舰队向阿善特前进，攻打那里的英国舰队，然后继续向布洛涅前进。维尔纳夫所奉的命令是要在冈托姆之前先到达马提尼克，在那里等候四十天，如果四十天之后冈托姆未到，就驶往加的斯，另有新的命令等候他。

为了方便起见，在没有说到作战过程之前，首先分析一下两位主将——维尔纳夫和纳尔逊的性格。

维尔纳夫比纳尔逊小五岁，生于1758年，而纳尔逊生于1763年。他是出身贵族的海军军官，在大革命中属于少数未被清算的幸运儿，并且升官极快。他受过良好教育，曾经博览群书，若在海军部工作似乎十分合适，但并不适于担任指挥工作。虽然他并不缺乏勇气，但本质上却是失败主义者。他不信任拿破仑的侵英计划，对部下和盟友都缺乏信心，更糟糕的是对他自己也缺乏信心。在尼罗河口的战斗中，他指挥的是两艘逃走的法国战舰中的一艘。从此以后，他对纳尔逊总是心存畏惧。

纳尔逊的个性完全不同。他是果敢而富有想象力的战术家，眼光独到，有野心，对自己的名誉非常敏感，有时甚至爱慕虚荣，常常侮辱他不喜欢的人。他的精神勇气十分罕见，比如象在圣文森特海战中，他单独脱离战线去突击西班牙前卫舰队的表现。格伦菲尔在《纳尔逊传》中说：“这种个人的主动精神，超人的英勇行为，都是海军史上没有先例的。”他在尼罗河口、哥本哈根和特拉法尔加各次会战中所表现的英勇很少有人能够匹敌。虽然如此，他却是个平庸的战略家，因为他从未认清战略学是一种科学，虽然不一定是正确的科学，但至少是以事实而不是以直觉为基础。在1804年和1805年之间，最重要的战略事实就是拿破仑的海军对英格兰的威胁，可是在这一时期纳尔逊的通信中，只有一次提到“入侵”，最巧的是，这还是拿破仑放弃了侵英企图之后的事情。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地中海方面，即使是并不聪明的维尔纳夫，在斗智方面都可以占他的上风。纳尔逊未能认识的是，在这个时候，战略重心是英吉利海峡而不是撒丁岛海岸和尼罗河口。不过尽管有这些缺点，他依然是英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海军将领。

3月10日，纳尔逊率领他的支队还停留在撒丁岛西南角的帕尔马湾，听说维尔纳夫正在装载部队，他立即扬帆赶往土伦。他在那里发现一切征候都表示维尔纳夫准备出海，但仍然坚持原有看法，认为维尔纳夫最可能的目的地还是埃及。所以他又回到帕尔马湾，因为从那里他可以掩护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封锁通往埃及的主要海路，如果维尔纳夫的目标是出大西洋，那么这个位置也便于向西迎击。3月30日，维尔纳夫按照拿破仑的训令，从土伦出发向加的斯前进以会合格拉维纳的支队，然后再驶往西印度。

纳尔逊于4月4日才获得维尔纳夫离去的情报。3月31日，他的一艘巡洋舰在土伦西南60英里的海面上发现了维尔纳夫舰队——在帕尔马以西约300英里。纳尔逊随即向海军部报告说：“我将向埃及推进。”他的视线仍注意着埃及，相信维尔纳夫是先向卡利塔岛进发，然后绕过非洲海岸以达亚历山大港，所以他把舰队置于撒丁岛和卡利塔之间。但是这样布署之后，他又担心维尔纳夫会绕道撒丁岛北面，于是又把舰队移到巴勒莫以北50英里的乌斯提卡岛，并于4月7日到达该地。

同一天，维尔纳夫也到了卡塔赫纳海外，此时奉命封锁格拉维纳的奥德爵士已经接到斯特罗恩爵士的警告，斯特罗恩奉纳尔逊的命令正护送返回英国的运输船经过阿尔吉西拉斯，他于4月8日看到维尔纳夫从海峡驶出。因为奥德只有四艘战舰，这个消息使他左右为难：是就地等候纳尔逊还是应该向阿善特集中呢？当斯特罗恩告诉他纳尔逊正在封锁通住埃及的海路时，他就作了最后决定——留下他的巡洋舰与维尔纳夫保持接触，自己在发了一个通信给海军部之后就开始向北进发。

他的通信非常高明，尽管纳尔逊对他极为不满，甚至对他进行辱骂，可是从这个文件可以看出他对战略情况的了解要比纳尔逊清楚。文件内容如下：

“我相信敌人在加的斯不会停留太久，其向西进发的可能性最大，因为这样可以突然集中几个支队的兵力。拿破仑可能希望在海峡中获得暂时的优势，使他可以对我们进行一次致命打击。”

这的确是拿破仑的意图。在猜透了敌人的计划之后，奥德就出发去增强战略重心——阿善特。4月9日，维尔纳夫在加的斯下锚，用讯号通知格拉维纳出来。但他却非常担心纳尔逊尾随而来，到下午一时，他不再等候格拉维纳，而是起锚开船，让西班牙人跟在他后面蹒跚前进。

不久，因为维尔纳夫并未在第勒尼安海出现，纳尔逊就将他的部队从乌斯提卡移到托罗，这是靠近帕尔马湾的一个小岛。4月18日，他听说维尔纳夫的舰队已于4月8日在直布罗陀海外被发现，他向英国海军部报告说，因为他的森严戒备，敌人发现已不可能向地中海进犯了。第二天，他又发出另一个报告说他感到满意，因为维尔纳夫不再向西印度群岛进发，而好象是以爱尔兰和布勒斯特为目标，他则正在西西里岛附近。虽然时间已经迟了，但却是绝对依照海军部早已确定的原则。

由于恶劣天气延误，纳尔逊直到5月6日才到达直布罗陀。在那里他碰到正在葡萄牙的坎贝尔少将，他告诉纳尔逊，维尔纳夫正在驶往西印度途中。纳尔逊一向容易冲动而且血气方刚，马上就下了决心，于5月10日率领10艘战舰和3艘巡洋舰横渡大西洋。

对这一点，格伦菲尔上校作了如下评述：

“纳尔逊立即向西印度进发的决定是否合理，似乎颇有疑问。当拿破仑的“英格兰军团”在布洛涅的准备如火如荼之时，维尔纳夫的行动与运输这支兵力越过海峡似乎无可避免的具有关连。不管维尔纳夫到哪里去了，他却已经比纳尔逊早了一个月，所以比较合理而谨慎的假设就是认为法兰西舰队是在进行诱敌行动，以引诱英国海军离开海峡地区。而且当这支诱敌舰队在西方和南方失踪时，不久就可能掉转头来向最后和具有决定性的目标进发。所以维尔纳夫失踪很久之后再向西印度群岛进发，这实在相当冒险。从全面战略观点来看，纳尔逊应该向布勒斯特前进。在这种捉摸不定危机四伏的情形中，这似乎是最安全的办法。”

格伦菲尔上校也指出根据另一个理由，纳尔逊也应与杰维斯会合。英国海军部在5月10日应已接到他在4月19日发出的通信。海军部对维尔纳夫的行动真象必已早有所知，所以应该自有安排，对维尔纳夫进行追击。在这种环境下，如果纳尔逊也向西印度进发，那么追击的就不只一个支队而有两个支队了。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当海军部从奥德（4月30日）和间谍方面得知维尔纳夫已向西印度群岛进发的消息，海军部长巴勒姆勋爵立即命令科林伍德中将，率领11艘战舰出发追击。科林伍德在追击途中，仅仅出于偶然才知道纳尔逊早在追击之中。如果这个偶然事件没有发生，那么就会有21艘战舰去参加这场“追逐野鹅”的行动。（在直布罗陀，纳尔逊曾派贝克顿爵士去掩护克雷格将军通过马耳他。其次，海军部命令贝克顿增强在维罗尔的卡尔德。5月17日，贝克顿驶向北方，10天后他接近芬尼斯特，与科林伍德相遇，他告诉科林伍德，纳尔逊率10艘战舰早已在追击之中。）

6月4日，在迅速航行之后，纳尔逊进入了巴巴多斯，柯克兰尼少将在那里率领两艘战舰加入。在那里他获得一份错误情报，说有人看到法国舰队在圣卢西亚的上风方向出现，结果他错过了敌人。5月14日，维尔纳夫到达马提尼克，发现梅塞斯已经返回罗什福尔，而冈托姆还没有到达——他仍被封锁在布勒斯特港中，拿破仑已经不想拖延下去，已于4月29日派马哥农少将率领两艘战舰，把一道命令送给维尔纳夫，命令他在西印度群岛停留35天，如果冈托姆还是不能与他会合，就驶往维罗尔，接出封锁在那里的15艘船，接着再救出困在布勒斯特港中的21艘船，最后集中兵力进入英吉利海峡，出现在布洛涅前方。

马哥农于6月4日到达，在6月7日又接获纳尔逊已到西印度群岛的消息。这使维尔纳夫大为紧张，竟不顾新命令，于6月10日匆匆返回欧洲。两天后，纳尔逊到了安提瓜，他猜到维尔纳夫正在返回欧洲途中，不是到加的斯就是土伦，更为可靠的是土伦，因为他这时写信说：“他们可能幻想以为可以直达埃及而不受任何阻碍。”——所以他决定返回直布罗陀。（拿破仑似乎十分了解纳尔逊的固执想法。4月20日他写信给德克瑞斯说：“纳尔逊可能又会向埃及作第二次航行。”23日，他又命令在荷兰报纸上发表法军一万人在埃及登陆的消息以欺骗纳尔逊。）出发前，纳尔逊派贝特斯沃思上校指挥的“寇里克斯号”双桅船去通知海军部说他已经回来了——这艘船在回国途中，于6月14日看见法国舰队正沿地中海航向以北行进。这就足以证明维尔纳夫是驶往比斯开湾而不是象纳尔逊料想的那样向直布罗陀海峡前进。7月7日，“寇里克斯号”到了普里茅斯，而7月19日，纳尔逊也在直布罗陀海峡下锚。

7月18日在斯巴特角岸边，纳尔逊与科林伍德通信，科林伍德正担负封锁加的斯的任务，他给纳尔逊的回信足以使对方认清当前的战略情况。科林伍德的见解是：他相信拿破仑的目的在于爱尔兰，维尔纳夫的舰队现在会首先接出维罗尔支队，然后绕着比斯开湾走，再救出罗什福尔的兵力，这样就有可能集中34艘舰船，出现于阿善特前方，在那里可能再加入20多艘船只。他补充说：“法国政府盯住大目标时，决不会留心细微末节。他们逃向西印度是为了躲避我方海军，这是他们行动的最大障碍。这个夏天一定会有大事发生。”

7月20日，纳尔逊在直布罗陀上岸，这是从1803年6月16日以来他第一次上岸。同一天他写信给巴勒姆勋爵说，除非俄国巡洋舰能够代替正从地中海北部撤出的科林伍德的兵力，否则法国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运送陆军前往撒丁、西西里、莫里亚或埃及。为了这个任务，他一再要求增派巡洋舰和单桅船前来。从他列举的地名上就可以发现，虽然已收到7月18日科林伍德的来信，纳尔逊还是没有改变其原有的念头。8月3日，纳尔逊才奉命驶往阿善特与杰维斯会合。

此时又发生了重大政治事件，使拿破仑的计划受到巨大影响。1804年5月12日，皮特再度执政，他的主要思想就是建立另一个反法同盟。他的计划一部分是以1804年迪穆里埃的《论英格兰的防御》一文为根据。同盟的构成预定为英格兰、俄罗斯、奥地利、瑞典和那不勒斯。经过一年谈判，1805年4月11日，英俄两国签订了一个条约，接着在8月9日，俄奥两国之间又签定了另一个条约。他们也希望普鲁士参加，但遭到拒绝。这些条约规定俄国应出兵18万，奥地利30.5万，瑞典1.2万。英国对每10万兵额每年支付辅助费120万镑，但总兵力以40万为限，用来对法西两国作战。

“寇里克斯号”到达普里茅斯之后，贝特斯沃思上校前往伦敦，并于8月9日向巴勒姆勋爵报告。巴勒姆立即认识到贝特斯沃思报告的重要性，就立即通知杰维斯，要他命令斯特尔林少将解除罗什福尔的封锁，去增援在维罗尔港外的卡尔德爵士。此外，杰维斯也命令卡尔德，一旦获得增援就应该立即向芬尼斯特角进发，并从那里再向西巡航，在六七天之内移动三四十里格的距离。因此，到1805年7月，拿破仑的战略目标已经完成了一大半。除布勒斯特与加的斯以外，所有其他法西两国的港口都已经解除了封锁。

维尔纳夫于7月2日通过亚述群岛，7月22日在浓雾之中接近芬尼斯特。如果浓雾不散，那么他可以驶过卡尔德的十五艘船只而不被发现，那就可以与在布勒斯特的冈托姆会合了。但是正午时候，浓雾散去，卡尔德的一艘前哨巡洋舰报告发现了法国舰队。下午五时，双方进行了一次不具决定性的交战，有两舰法国军舰降旗投降。虽然7月23日双方舰队仍在接触中，但并未再战，次日卡尔德向北进发去会合杰维斯，维尔纳夫也张着满帆向维哥湾前进，于7月28日到达，然后驶向维罗尔，并于8月1日到达。

这一战的精神作用是具有决定性的，因为维尔纳夫对自己的舰队缺乏信心，已经禁不住溢于言表。八月六日他写道：“在浓雾之中，因为我方舰长对战斗和舰队战术完全缺乏经验，除了跟随前面的船只以外别无良策。在这里我们已经成为欧洲的笑柄。”这次战斗使他的感觉有些麻痹。

在维罗尔，维尔纳夫收到了拿破仑在7月16日发出的通信，命令他解除维罗尔的封锁，然后再采取下述行动，以使法军成为多佛海峡的主人——或是与罗什福尔和布勒斯特两个支队会合，或是与两者之一会合。随后这支舰队全速向爱尔兰和苏格兰行驶，以便与在泰瑟尔的荷兰支队会合。如果因为会战或其他原因，维尔纳夫不能完成任务，则无论如何都不许进入维罗尔港，而应驶往加的斯。

信托的是维尔纳夫这样一个人，所以这个最后指示对拿破仑来说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失误。加的斯距离布勒斯特最远，所以这也正是维尔纳夫最想去的地方，既然不许进入维罗尔，他就把三艘已损毁的船只留在那里，改向柯鲁尼亚前进，在那里他得到十四艘战舰增援。

当斯特林为了增援卡尔德而从罗什福尔撤走时，7月17日，代替梅塞斯的阿勒芒少将也从罗什福尔港口溜了出来，奉命于8月13日与维尔纳夫会合。可是因为德克瑞斯并未将此事通知维尔纳夫，结果铸成大错，导致了大败。

那一天维尔纳夫出海航行，他看见一些巡洋舰，误以为那是英国人，于是立即改向南方行驶以躲避他们。实际上这是属于阿勒芒支队的舰船，并正在寻找维尔纳夫的部队。如果维尔纳夫能与阿勒芒会合，那么他的兵力可以增加到34艘战舰，如果继续向北而不是向南航行，那么也许就会交上好运。因为在8月16日那天，杰维斯已经把他的35艘战舰分为两部分，派卡尔德率领18艘船前往维罗尔。所以维尔纳夫如果依照命令向北行驶，如果再能侥幸躲过卡尔德，那么布勒斯特的封锁真有可能被解除。

对此，拿破仑曾经这样感叹道：“维尔纳夫丧失的机会实在太大了！如果直向布勒斯特前进，他可能避过卡尔德支队，从而打击杰维斯的舰队，他的30艘战舰就会击败英军的20艘战舰，从而获得决定性优势。”从理论上来说，这种评论可能是对的，不过实际上却很有疑问，因为杰维斯保留的兵力，有10艘“三层甲板”战舰，按照当时的计算方法，一艘“三层甲板”战舰在战斗价值方面相当于两艘“双层甲板”战舰。

维尔纳夫继续南行，于8月20日进入加的斯，封锁这个港口的是科林伍德，只有3艘战舰。8月22日，贝克顿爵士率领四艘战舰前来增援；8月30日，卡尔德又带了18艘战舰赶到。8月3日，拿破仑到达布洛涅。时间已很迫切，因为有许多征候表明在他后方正在形成一个同盟。奥地利正在威尼西亚和提罗尔集中部队；根据报告那不勒斯也在大量召集民兵。8月13日，拿破仑听说维尔纳夫已与卡尔德交战，立即向维尔纳夫表示祝贺，并命令他与阿勒芒立即会合，扫荡前进途中的一切障碍，把法西两国舰只混编起来，再向海峡进发。同时他在写给德克瑞斯的信中却埋怨维尔纳夫的行动过于迟缓。8月22日他又写信给冈托姆说，维尔纳夫已在与他会合的途中，他到达之后就不能迟误一天，立即向海峡进发，以求一雪六个世纪以来的耻辱。同一天他也写信给维尔纳夫，并把信寄往布勒斯特：“赶紧扬帆，不要浪费一分钟。当我的舰队集中进入海峡时，英格兰就是我们的了。我们已经准备就绪，并已上船。只要有四十八小时，一切就都结束了。”

次日，拿破仑仍然不知道维尔纳夫已经到了加的斯，他写信给塔列朗说：“我对欧洲的情况越深入研究，就越感到有采取决定性步骤的必要。”他又说：“如果维尔纳夫和他的三十四艘船能遵照我的指示，与布勒斯特支队会合起来进入海峡，那么时间还来得及，我仍然可以成为英格兰的主人。否则，我就要拔起我在布洛涅的营幕，改向维也纳进发了。”最后直到8月26日他才下了决心，命令参谋长贝尔蒂埃准备把在布洛涅的部队向奥地利移动。8月31日，他写信给杜洛克说：“军队已全部处于运动之中，到9月27日，我一切都可准备就绪。我把‘意大利军团’交给马塞纳，奥地利非常傲慢无礼，正在加紧准备。我的舰队已经进入加的斯。请保守秘密，这只是告诉你一个人的。请尽量搜集多瑙河、美因河和波希米亚等地的地图，并让我知道奥俄两国陆军的组织情形。”9月2日他离开布洛涅，“英格兰军团”变成了“大军团”，不是横渡海峡，而是准备渡过莱茵河了。

前面说过，纳尔逊已于8月3日向北往阿善特航行，8月15日，他到达该处向杰维斯的将旗致敬之后，得到命令要他乘“胜利号”旗舰前往朴茨茅斯，他于8月18日在那里下锚。在英格兰，他的时间消磨在伦敦与默顿之间，9月2日，巡洋舰“欧亚拉斯号”的舰长布莱克伍德带来一个消息，说维尔纳夫已进入加的斯，纳尔逊的短假就此结束。9月5日，他把行李送往朴茨茅斯；9月14日，他本人也上了船。第二天，“胜利号”由“欧亚拉斯号”陪伴，一同扬帆出发。9月28日，他与科林伍德会合，并接管整个舰队的指挥权。

第二天是他四十七岁生日，在给不知名友人的信件中，他这样写道：“我接管舰队时所受到的热烈欢迎，是我毕生不能忘记的。军官到船上来欢迎我归来，在热烈的气氛中几乎忘记了我的总司令身份。”纳尔逊把舰长们集合起来，把会战计划解释给他们听，这是他在默顿时拟定的，通常被称为“秘密备忘录”。在没有说明这个计划之前，最好先回顾他的前一个计划，就是他在前往西印度途中构想出来的，因为这两个计划中，前者可以更清楚的显示出纳尔逊与当时其他的海军将领的不同之处。

第一个计划的要点就是“接近的和决定性的会战”，这是纳尔逊的一贯目标。在这种会战中，部将们不应等待信号，而根据他们自己的主动精神采取行动，为了使他们在行动中不至于使整个会战秩序发生混乱，他们对总司令的攻击“模式”必须要有充分认识。纳尔逊并不是以战斗为手段以达到执行计划的目的；反之，他是用计划为手段以达到执行战斗的目的。这二者之间大有区别。这个备忘录的特点不在于攻击“模式”方面，而是当部将在执行攻击时，可以有极大的行动自由——一共提到了两种攻击模式，以便在不同环境中替换使用。在圣文森特之战中，纳尔逊还是一个部将，他却发挥了高度的主动精神，所以他也希望他的船长们也都能以他为榜样。他和拿破仑完全不同，拿破仑绝不容许他的元帅们具有主动精神，而纳尔逊却希望他的舰长们都有“纳尔逊”式的头脑。除了勇敢好斗以外，他自己的主动精神，再加上部下的主动精神，才是使纳尔逊成为英国最伟大海军将领的主要原因，尽管这违背了当时严格的海军纪律。

纳尔逊在默顿时，首先与基茨讨论这个“秘密备忘录”。基本假设是纳尔逊的舰队有四十艘战舰，维尔纳夫则为四十六艘。要想不花太多时间就把四十艘船都列成战斗队形似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为了节省时间，全部舰队分为两队，每队十六艘船，另有一个“前进支队”或“预备队”，有八艘船。此外，同样是为了节省时间，航行队形也就是战斗队形，而且为了能够充分利用机会，这两个支队也完全可以独立行动。一个由纳尔逊指挥，另一个由科林伍德指挥，科林伍德对他的战线有完全的指挥权。

攻击“模式”是这样的：当科林伍德攻击敌方战线后半段的十二艘船时，纳尔逊应攻击敌军中央部分以阻止其攻击科林伍德，同时他的船应夹在敌方中央与前卫之间，不让后者转过身来援助敌人的后卫部队。此时“前进支队”就插入进来，他们应位于敌人中央部分的前方，相隔三四艘船的距离，目的是全力搜索敌人的旗舰，因为这也是敌人舰队的指挥和精神中心。纳尔逊说：“有些东西必须靠机会，尤其在海战中没有任何事情是有一定把握的。炮弹可以击毁敌船，同样也可以击毁友船。但是当敌方前卫来不及支援后卫之前，我对胜利是确有信心的，在此之后，我们就可以准备接受敌人剩余二十艘战舰的投降，如果他们企图逃跑，那么就可以全力追击。”

纳尔逊的战术思想与埃帕米农达斯在留克特拉的战术思想极其相似。在那个会战中，底比斯军的右翼监视着斯巴达军的左翼和中央两部分，而底比斯军的左翼则击毁斯巴达军的右翼。在特拉法尔加之战中，纳尔逊也是用攻击的手段控制着法西联合舰队的中央和前卫，而好让科林伍德击毁敌人的左翼——即后卫。因为这种战术思想事实上古已有之，所以不一定要归功于洛伊森会战中的腓特烈或是特拉法尔加会战中的纳尔逊。在战争中，基本思想往往会再生——从这一代又传到那一代。

纳尔逊曾写信给他的情妇汉密尔顿夫人，对这次与各位舰长的会议有非常生动的描写：“当我把这个‘纳尔逊秘诀’解释给他们听之后，这伙人简直象中了邪一样，有些人流出眼泪，所有人都异口同声说‘它真是新奇，真是特别，真是简单！’而将级以下的人员也一再说道：‘只要让我们逮住了就一定会成功！我的勋爵，你给了我们信心！’”

在10月9日或10日，这个秘密备忘录又以书面形式流传。

在加的斯的维尔纳夫发现他的处境空前恶劣。金库已一空如洗，粮食和供应品都感到缺乏。除了原来缺员2,000人以外，还有1,731名伤病人员。更糟的是法西两国的官兵之间经常发生争吵。9月2日，他写信给德克瑞斯大诉其苦。虽然如此，到9月24日，他还是报告说已经装好六个月的补给，准备出发了。

拿破仑此时已经放弃了一切侵英的意图，可是对这个“可怜的”维尔纳夫——这是拿破仑给他的评语——却另外指定了一个新的“送终”计划。他从圣克劳德给维尔纳夫发出如下命令：

“我决定把集中在加的斯港中的我方海军力量投入地中海作为强大的牵制。你应该明白我的意图，立即寻找机会率领联合舰队向该海域进发。首先去卡塔赫纳与在该港的西班牙支队会合，再向那不勒斯进发，并在某个海岸让你船上搭载的陆军登陆，以便与圣西尔将军指挥的部队会合。依照你自己的判断，如果认为必要，你指挥的舰队可以尽可能留在那不勒斯海岸，给敌人造成最大的损害，并拦截意图派往马耳他岛的船团。在这个远征行动之后，舰队就可以驶入土伦，以便整理和修补。我们的意图是这样的：无论在何处，如果遇到处于劣势的敌人，你都应该毫不犹豫的进行攻击，获得一次决定性胜利。这次作战的成败，就要看你是否能够立即离开加的斯出发。”

两天后，拿破仑又命令德克瑞斯撤换维尔纳夫，代之以罗西尼。因为考虑到不愿意刺激维尔纳夫，德克瑞斯却没有立即通知他。10月10日，罗西尼到达罗德里戈。

10月1日，维尔纳夫开始作最后准备，预定10月7日出海，可是风向突然转变，迫使他在港口中停留了十天。10月8日，他召开作战会议，向舰长们解释他对未来会战的战术思想。他主张把这支33艘战舰的舰队分为两个集团：（一）战斗集团，共21艘船，由他自己指挥。（二）预备集团，共12艘船，由格拉维纳将军指挥，应位于前者的上风方向。（到10月16日，最后的战斗队形已完全决定。战斗集团又分三个支队，每队七艘船。前卫为第二支队，由阿拉瓦中将指挥，旗舰为“圣安娜号”。第一支队为中央部分，由维尔纳夫亲自指挥，旗舰为“半人牛号”。第三支队为后卫，由杜马罗尔少将指挥，旗舰为“杜高依·特鲁安号”。预备集团由格拉维纳指挥，旗舰为“奥地利亲王号”。）

接着，维尔纳夫推测敌人可能采取的战术，可以说非常准确。他说：“英国舰队不会构成与联合舰队平行的战线。纳尔逊会企图切断我方战线，包围我方后卫，然后集中力量来打击可以孤立和切断的船只，越多越好。”

至于应该怎样应付这样的攻击，他却并无高见，很显然，他知道他的舰长们只能采取鱼贯前进的方式。他补充说明的只有两点：如果联合舰队占了上风则应追击敌人，然后进行一对一的战斗。如果处于下风，虽应排成一条紧接的战线等候攻击，而每个舰长也应各自为战。依照拿破仑的命令，法西两国的船只是混合编组的。其中有一艘“四层甲板”的战舰“三叉戟号”，有131门火炮，是当时最大的战舰；三艘“三层甲板”战舰，其中两艘有112门火炮，一艘为100门火炮；一艘64门火炮的船只；七艘巡洋舰和中型巡洋舰。战舰中有18艘法国船，15艘西班牙船。所装“侧舷”火炮共为2,626门，短炮除外。

搭载官兵总数为21,580人。搭载的陆军是由加的斯守备部队中抽调出来的，其中有“非洲”团和索里亚团，都是过去参加过无敌舰队的部队番号。英国舰队本应有33艘战舰，但纳尔逊接管指挥权后不久，路易少校率领的支队共有战舰六艘，奉命去保护一支驶向马耳他的运输船团，所以纳尔逊手中只剩下27艘战舰。在这些船只中，七艘是“三层甲板”的，三艘100门炮，四艘98门炮。二十艘为“两层甲板”的，一艘80门炮，十六艘74门炮和三艘64门炮。此外他还有四艘巡洋舰，一艘双帆二桅船，一艘单桅快船。全部官兵16,820人。除短炮以外，共有“侧舷”火炮2,148门。

因为路易的支队离去，纳尔逊改变了原有观念，不再把舰队分成三线，而代之以两个纵队：（一）前卫或上风纵队，共有船十二艘，由他自己指挥，旗舰为“胜利号”；（二）后卫或下风纵队，共有船十五艘，由科林伍德指挥，旗舰为“王权号”。这是他第一次改变“秘密备忘录”中观念，以后还有其他改变。这些改变引起了许多争论，但更足以说明纳尔逊在这一战中的心理变化。

他的目的是获得一场决定性胜利，俘获或击沉敌方二十艘战舰，因为他在临死时说：“我估计应该有二十艘。”正如秘密备忘录所说，旧式的平行战斗队形通常不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它们非常迟缓，无法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他认为那好比是用两个“单臂”来搏斗的拳师互相格斗，而他希望的却是能同时用“双拳”进行搏斗。他的舰队可以同时向左右两方打击。上风纵队保护右面，而下风纵队则打击在敌人的后部。他为什么要选择敌人的后卫来当作打击目标而不是前卫呢？因为要支援后卫，敌人的前卫必须调过头来，所以需要很长时间；反之若打击前卫，则敌人的后卫只要继续照原有方向前进而不必调头。

为了使打击具有极大的动量，他并不严格遵守传统的横线或直线战术。反之，他却代以两个船团，只是依次航行而已。关于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他在默顿向基茨将军解释他的战术时曾经这样说：“这样会立即引起一场混战，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在特拉法尔加之战两个月后，科林伍德写的一封信也可以作证，他说：“纳尔逊决定用两个独立集团来代替一个严整的攻击队形。执行得非常良好，所以获得了优异成功；或许其新奇性对我们极为有利，因为敌人料想我们一定会形成类似一条线的队形。”这也正是纳尔逊早已预料到的，因为在默顿讨论战术时，他曾突然转向基茨说：“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所想的是什么。我认为可以突袭敌人，使他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我要干什么。”——突然袭击加上集中兵力，另外再加上优越的炮术。

秘密备忘录与实际情形之间的差异，也正是头脑的思想与行动中的思想之间的差异。战术目标还是一样，但达到目标的手段就可以依照当时的情况而有所改变。这不是腐儒之流所能解释的。

10月15日，维尔纳夫从巴永那获知罗西尼已经启程来加的斯，因为他知道罗西尼已有十二年以上没有下海，所以他认为一定是派他来担负某种行政工作。接着从马德里传来消息说罗西尼是奉命来接替他的，维尔纳夫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就决定在他到达之前先溜出加的斯。10月17日，他听说纳尔逊舰队已调走路易支队的消息——已经知道太迟了——更增强了他的决心。风向也有利于他，在与格拉维纳会商之后，他就命令旗舰舰长发出“准备开船”的信号。可是他发出信号之后，突然风又停了，接着一点风都没有了。

第二天，纳尔逊在日记中写道：“天气晴明，东风，联合舰队要想出海的话，这是最好的天气。”虽然如此，维尔纳夫却踌躇不前，直到10月19日上午六时，他才命令舰队扬帆出发。两个半小时之后，纳尔逊在加的斯西南方约50英里远处，从他在岸边监视的巡洋舰获知敌军出港的信号，他立即发出“全面追击”信号，因为他的目的是切断联合舰队前往地中海的进路。接着又发出“敌方舰队已在海上”的信号，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在10月19日，只有马哥农的支队驶出加的斯，直到10月20日正午，维尔纳夫的全部舰队才开始行动。10月20日天明时，纳尔逊正在直布罗陀附近，还没有发现敌踪，于是命令舰队转向西北前进。上午七时，发现了维尔纳夫的舰队，在正午时得到报告说它向西行进。一个小时之后，“胜利号”停泊，科林伍德上船来接受最后的指示，因此纳尔逊知道维尔纳夫已经改变向东南行进，在日落之前，他命令他的巡洋舰在夜间始终与敌人保持接触。

10月21日，星期一。拂晓时分，当英国舰队仍然处于没有严整的队形或阵线时，敌人却已组成了密接战线，采取东微偏南的方向，双方相距约十到十二英里。因为天色太黑，不能辨识旗语，所以直到上午六点十分，纳尔逊才发出了一个普遍的信号：“成两个纵队依次前进。”于是科林伍德的纵队前进到右前方。接着又发出“依照东北东方向行驶”。六点二十二分，命令“备战”。维尔纳夫正向直布罗陀海峡前进，在他认识到因为风力轻微使他不可能避免会战时，就在上午八时发出信号，命令全部舰队转向，这样可使加的斯港处于下风位置，以便被击毁的船只有避难之地。这个在最后一分钟改变计划的行动，实在是不幸，因为这不仅象退却一样足以影响部队士气，而且这样调一个头需要两个多小时，结果组成的战线仍然凌乱不堪。有些部分太挤，有些部分又太松而留有缺口，其中大部分向下风方向弯曲，整个舰队形成一个不规则的新月形，长度约三英里。这个调动使格拉维纳的支队拉在战线后方，而杜马罗尔的支队反而变成了前卫。一旦方向变换完成之后，联合舰队就向北缓缓运动，速度大约为一英里或稍快一点。

联合舰队调换方向之际，英国舰队分为两个纵队——不如说是船团——在满帆之下慢慢赶上来了。上风纵队由纳尔逊指挥，下风的则由科林伍德指挥。从西北吹来的风力甚微，海中只有向西推送的巨浪，英国舰队前进的速度预先估计为三英里，不久降到了一英里半。因为纳尔逊并不收帆，所以这两纵队就不可能构成正规战线。此后，他和科林伍德就好比小学生竞走一样，各自埋头疾冲；纳尔逊又不照原定计划，不以敌方中央前段为目标，而改向其前卫中央冲去；科林伍德则向敌人后卫部分的前段进攻。

纳尔逊调换方向的原因，似乎是他看到敌人转变方向时突然得出结论，以为维尔纳夫准备逃入加的斯。在上午十一点四十分之前不久，他向科林伍德发出信号说：“我打算越过或通过敌线，以阻止敌人进入加的斯。”换句话说，就是挡住他们的退路。接着在上午十一时四十八分时，他又发出其著名的通令：“英格兰要求每个人恪尽职守。”

这个信号发出时，科林伍德已经接近敌人的后段，时间早已过了十一点三十分。维尔纳夫已经发出“开火！”的命令，接着在十二点十五分，又发出“各舰各自为战”的信号。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圣安娜号”后面的“热情号”发射了第一炮，这是以“王权号”为目标的，此时双方相隔尚在四分之一英里以外。此时，双方好象是一致行动一样，都升起了国旗。在法英两国的船上，鼓乐齐鸣，士兵举枪敬礼。

于是会战展开，这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科林伍德的攻击，纳尔逊的攻击和杜马罗尔的反攻失败。以下就按这个次序叙述：

当“热情号”向“王权号”开炮时，科林伍德的船团向左行进，每船之间的间隔约为两“链”（约四分之一英里），成为一个不规则的斜线，因为敌线的弯曲，所以双方几乎是平行的。在“热情号”开火后五到十分钟，“王权号”仍继续保持航向不变，接着“圣安娜号”又向它开了一炮。接着它靠近并钻入敌军战线，在“圣安娜号”之后，“热情号”之前。当他面对“圣安娜号”的船尾时，就从左舷向它连发两炮，使它受到巨大损失。接着他又对“热情号”发射右舷火炮，此后又驶近“圣安娜号”的右后段，再次向它射击。

科林伍德不久发现四周都是敌船，经过四十分钟猛击之后，“王权号”已变成无法控制的空船壳。不久就由“欧亚拉斯号”拖曳行驶。下午两点二十分，“圣安娜号”已完全丧失战斗能力，乘员死亡104人，伤236人，降旗投降。布莱克伍德上校上去，把重伤垂危的阿尔瓦将军运到“欧亚拉斯号”上。在“王权号”作战后八分钟，“贝里岛号”也从“热情号”后面切入敌线，并且也和“王权号”一样，立即为几艘敌船包围。因为船桅损毁，有段时间一炮都发不出来。虽然如此，它却把军旗钉在后桅杆上继续战斗。后来它由三艘英舰救出。在“贝里岛号”之后约一刻钟，“战神号”也投入战火，以后每艘英国军舰都是这样分别切入敌人，向首尾两端的敌船用侧舷炮火猛击。其结果是每艘敌船都遭受到了连续的集中火力。

科林伍德的后方各船中，“无畏号”加入作战时已在“王权号”后一个小时了，最后一艘“亲王号”直到下午三点才有作战机会。

当下风纵队的战斗结束后，科林伍德也已完全胜利了。与他交战的共有十五艘法西两国战舰，其中十艘被俘，击沉一艘——“阿基利斯号”，只有四艘逃走，其中一艘为格拉维纳的旗舰“奥地利亲王号”，上面载着垂死的格拉维纳将军。

在科林伍德纵队开始作战后二十五分钟，纳尔逊也投入了战斗。和科林伍德的纵队不同，它始终保持着不规则的鱼贯形队形。依照“胜利号”军士长托马斯·阿特金森的私人日记，它是继续平行着敌人的前卫行驶。依照他的记载：“在十一点五十分（实际为十二时十分），敌人开始向我们射击；在十二点过四分时（实际上为十二点二十四分）我们的左舷炮开始向敌人前卫射击。”从北到南，杜马罗尔率领五艘领先的船只，可能是从“海王星号”起到“杜高依·特鲁安号”。依照杜马罗尔记载，纳尔逊领着三艘“三层甲板”战舰，向他的前卫中央挺进，于下午十二时十五分开始与它交战。经过四十分钟炮战之后，纳尔逊向右旋转。

单以纳尔逊的三艘战舰而论，其炮击时间比杜马罗尔所说的还要短，因为当法舰“恐怖号”开火之后，“胜利号”和“勇敢号”就开始向右旋转。纳尔逊是在寻找维尔纳夫的旗舰，因为他的主要愿望就是与它接舷战斗。

虽然“胜利号”上所有望远镜都在搜寻法军总司令的旗帜，但结果还是一无所获。“胜利号”只好向前攻击“三叉戟号”，假设维尔纳夫可能是在这艘最大的敌舰上。（纳尔逊相信法军指挥官是德克瑞斯。）根据“斯巴达人号”舰长的记载，当“胜利号”在下午十二点五十七分向“三叉戟号”前进时，发现该舰后面的一艘法国“两层甲板”船的前桅上挂着总司令的将旗——就是“半人牛号”。“胜利号”冒着炮火，不久就钻到“半人牛号”后方，用船头的短炮——六十八磅炮——和侧舷火炮，向“半人牛号”舱窗猛射，使它遭到极大的损毁。接着，在英舰“海王星”和“征服者”接近“半人牛号”之后，“胜利号”向右转，与法舰“敬畏号”接舷，该舰由鲁卡斯指挥。两舰立即纠缠在一起，双方乘员都准备跃上对方的甲板，但是法国人的企图却为英方火力所制止，杀伤人数颇多。差不多又过了一个小时，两船还是绞在一起，纳尔逊正在后甲板与舰长哈迪一同指挥，从“敬畏号”的船桅上突然射来一颗子弹。子弹击穿他左肩的肩章，透进胸部，嵌在脊椎骨上。他一下子扑倒在甲板上，他在被扶起来后说：“他们终于把我解决了。哈迪……我的背脊骨已被射穿了。”他被抬入船舱，到下午四点三十分，在得知会战已经胜利的消息之后才安心死去。

当“胜利号”与“敬畏号”交战时，“勇敢号”驶向前去，向“三叉戟号”开炮，接着又向“海王星号”和“敬畏号”射击。不久，“热情号”在与“贝里岛号”交战之后，又转过来协助“敬畏号”，又为“勇敢号”抓住。在解决了这两艘敌舰之后，“勇敢号”又用其前炮痛击“三叉戟号”达半小时之久。

在“胜利号”突袭敌线十分钟之后，英舰“海王星号”先向“半人牛号”射击，然后进攻“三叉戟号”，一个半小时之后，其乘员战死245人，负伤173人，这艘巨型的四层甲板船下旗投降。对在这艘船上的景象，英舰“海王星号”的船员巴德柯克曾有如下描写，足以说明十九世纪初的海战情形。他说：“我踏上这艘大船去收容俘虏，其死伤人数在三四百之间，到处都是血肉，后甲板上堆满伤兵，有的没有脚，有的没有手。”

“不列颠号”接着也跟上来了，后面就是“列维坦号”和“征服者号”。后面两舰夹击“半人牛号”，下午两点五分，维尔纳夫落下了他的将旗。这艘船上的景象，“征服者号”上的陆战队上尉阿特切里记载说：“到处都是死尸，景象非常凄惨。死伤总数在四百人以上，多数都没有脑袋。”

在“胜利号”开始作战后四十分钟，“阿贾克斯号”才开始作战，而“阿加门农号”还要晚。“非洲号”是一艘六十四门炮的船，也是双方最小的一艘战舰，所遭遇的情形也不平凡。在十月二十日夜里，它与全部舰队失去了联络，在拂晓时位于舰队北面，相距已有数英里。在发现舰队位置之后，它立即向“胜利号”前进，在“王权号”发动战斗之际，它已经到达敌方前卫的射程。依照它的日志，在十点四十分，它开始与敌方最前面的一艘船交战，然后穿过整个前卫，每经过一艘敌船都向其射击，最后又协助“海王星号”攻击“三叉戟号”，并与“勇猛号”交战。

“猎户座号”也是独立行动的。因为它的舰长科德林顿看到敌方中央部分的兵力比较强大，所以他单独向南行驶以协助“王权号”。以后他又回北边来协助“胜利号”。当维尔纳夫下旗投降时，纳尔逊纵队中的最后两艘船“弥诺陶洛斯号”和“斯巴达人号”都还没有参加战斗。

现在再叙述杜马罗尔的反攻——这不过是个勉强的命名。

下午十二时三十分，纳尔逊钻入联军中心之后，维尔纳夫发出通令，要所有尚未参加作战的船只都一律自动投入战斗。杜马罗尔对此并无反应，此后维尔纳夫再没有注意他，半小时后，杜马罗尔仍继续向北航行，结果使前卫与中央之间产生了一个缺口。此时他仍没有发挥主动精神，反而等待维尔纳夫的命令。虽然如此，维尔纳夫又不立即回答，直到下午一点五十分，他才命令杜马罗尔赶来协助正受着强烈压制的中央部分。

风力十分微弱，杜马罗尔要转变方向相当困难，他本应使整个支队集中在一起，以便进行一次全力打击，可是他却把兵力又分为两部分。（可能是在转向时失去了联络，也可能是有五艘船不听命令。）他的行动非常迟缓，直到下午三点十五分到三十分之间，“胜利号”上的哈迪舰长才看见杜马罗尔的十艘船中有五艘逐渐向北行驶。于是他立即发出信号，通知纳尔逊纵队中的各船准备迎敌。

哈迪看见的五艘船是“英雄号”，“勇猛号”，“圣奥古斯丁号”，“圣方济各号”和“拉约号”。他发出信号之后，它们就与英舰“征服者号”，“阿贾克斯号”，“阿加门农号”和“列维坦号”等发生了遭遇战。不久，“圣奥古斯丁号”下旗投降，“英雄号”摆脱战斗逃往加的斯。

“圣方济各号”和“拉约号”也企图逃走，前者船破沉没，后者于10月23日向“列维坦号”投降。“勇猛号”由恩维内特指挥，首先受到“非洲号”的英勇攻击，以后又受到“阿贾克斯”，“阿加门农”和“猎户座”三船夹攻，经过一番苦战后才向科德林顿舰长投降。

此时，杜马罗尔的另五艘船也调转了航向，“恐怖号”和其他两艘船都是靠小船拖曳才转过头来的。现在也向南驶来，由“恐怖号”领先，跟随其后的是“蝎子号”、“勃朗峰号”、“杜高依·特鲁安号”和“海王星号”。它们首先向“征服者号”开火，然后前进，一路用侧舷炮火射击“胜利号”，“勇敢号”和“王权号”等船。不久，英方尚未参加过战斗的“弥诺陶洛斯号”和“斯巴尔特号”也赶上来，切断了“海王星号”，迫使它投降。此时，其余四艘法舰都向南逃逸，11月4日才被斯特罗恩爵士的支队捕获。

下午四点三十分钟，会战已接近尾声。维尔纳夫的三十三艘战舰中，有九艘逃向加的斯，四艘逃向直布罗陀海峡，其余二十艘之中，七艘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十二艘被敌人俘虏，一艘正在起火燃烧。夜幕将垂时，风暴大作，一连就是四天，多数负伤的船只都自动沉没，包括所有英军战利品在内，只有四艘例外，可是在整个会战和风暴之中，英国却未损失一艘船。死伤数字有各种不同估计。依照1805年11月27日和12月3日《伦敦公报》的记载，英方损失为死449人，伤1,214人。弗拉泽在《特拉法尔加的敌军》中估计的法西两国的损失是这样：法军阵亡和溺毙3,373人，伤1,155人；西军死1,022人，伤1,383人，被俘约三四千人。因为法军被俘人数至少应与西军相等，所以联军全部损失总数可能应该是官兵共14,000人。这个数字虽然很高，可是与勒班陀会战的数字作一个对比，似乎还是很少。

在这次会战中，双方人员都很英勇，虽然法西两军的英勇在最初阶段是要打折扣的，可是其顽强程度却不亚于英军。同时，若与以后的会战作个对比，那么最值得追忆的是双方都具有古代侠士之风，彼此都很有礼貌。举例来说，被俘之后，鲁卡斯（“敬畏号”的舰长）在伦敦上流社会获得了大家的尊敬。而维尔纳夫将军和马肯迪上校也获准参加纳尔逊的丧礼。尽管发生了革命，战争却仍然是绅士阶层的职业。

10月27日，科林伍德派拉佩诺狄尔中尉指挥的小船“比克勒号”回国报捷。11月4日，拉佩诺狄尔到了法尔茅斯，在那里只停留了半小时就出发去伦敦。他一路换了十九次马，于11月6日凌晨一时赶到英国海军部。几分钟之后海军部长接见了他。一见面他所说的第一句话是：“报告，我们获得了一次伟大胜利，但是失去了纳尔逊勋爵！”（拿破仑对纳尔逊也是推崇备至，他命令在每艘法国军舰上都悬挂纳尔逊的画像。）

纳尔逊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名将，主要就是他能摆脱当时平行战斗队形理论的束缚，虽然他并不是采取这种方法的第一人，可是他却比前人更能认识到这种理论的基础是一种单粹防御思想。依照这个理论，由战舰组成的横线可以发出优势火力，如果敌人成鱼贯纵队来犯，其结果将无异于自杀，可是纳尔逊却看出这个理论的漏洞，他知道由于当时的火炮射程极为有限，而且命中率也不高，所以被敌人横线集中火力击毁的危险，事实上只限于最后几百码的接近距离。此外，他也认识到一旦双方发生接触，决定性因素是优势的射击技术，而不是数量优势和横线队形。在射击技术方面，英国人比对方高明得多，不仅射击命中率较高，而且射速也快一倍，所以毁灭力也提高了一倍，只要比较双方的死伤数字，就知道此话不假。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封锁之中，法西两国海军失去了练习机会，而英国海军则正好相反。

科林伍德指挥“无畏号”战舰时，他的部下经常操练大炮，几乎很少有其他船员在火力的迅速和精确上能与他们相比。科林伍德经常告诫他们说：“如果他们在五分钟内能使侧舷火炮作三发精确射击，就没有任何船只能够抵抗他们。可是如果能经常练习，那么只要有三分半钟时间就够了。”这些话的意义在于，一旦进入战斗，一艘船的射击如能比敌人快两倍，那么火力也就相当于两艘船了。所以在纳尔逊看来，整个战术问题是迅速与敌人接近。用今天的流行术语来说也可称为“海上闪击战”。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特拉法尔加都是值得纪念的会战，它对历史具有广泛的影响，完全粉碎了拿破仑的侵英梦想。它也使一百年来的英法海上争霸战从此结束，使英国成了一个海洋帝国并维持达一个世纪以上，使“不列颠的和平”变得具有可能性。更重要的后果是它告诉1805年的世界，拿破仑并非天下无敌的。它也迫使拿破仑不得已而采取他的“大陆体系”，企图建立一个大帝国，以图在经济上绞杀英格兰，而结果却作茧自缚，使他自己在政治上受到绞杀。如果没有特拉法尔加会战，就不可能有半岛战争，如果没有半岛战争，就不可能有滑铁卢会战。所以威尔逊先生在《剑桥近代史》中对这个伟大的海军胜利所作的评语一点都不夸张。他说：“特拉法尔加在拿破仑战争中，的确是一场真正具有决定性的会战。”

谢选骏指出：纳尔逊是大英帝国命运的一个缩影——战无不胜却自己死了。我觉得他的死亡可能更像是一种自杀，为了摆脱个人生活中的尴尬。而英国打赢了两次世界大战却赔上了自己的帝国，真可说是“战术上的巨人，战略上的侏儒”。纳尔逊我就不多说了，那基本上是个精神病人。至于英国呢？其国运如此我认为究其原因，由于其内在的矛盾。大家想想，英国的主要扩张期是在其光荣革命之后的对内民主化时代；可是英国人对外干的却是杀人越货的专制独裁、虐杀土著人口。这种内外不能兼修的撕裂，只有伪君子英国人干的出来。美国革命正是利用这一点轻松击溃了英国的反对。二战以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是利用这一点瓦解了里外不是人的大英帝国。而民主化的英国专和法国大革命作对，就像法国国王支持美国革命一样在进行自杀——典型的“战术巨人—战略侏儒”！就像社会帝国主义，对内镇压却对外支援世界革命，自己给自己准备了棺材。

【大事记（十三）：英法争夺欧洲大陆（第一阶段）】

虽然拿破仑被迫放弃了直接攻击英国的计划，可是间接路线依然畅通。要直接攻击英国，其基础就是对英吉利海峡的控制；而间接路线所依赖的却是对欧洲沿海各港口的控制。假如他能控制这些港口，那么英国的财源——海外贸易——将被完全绞断，若失去此项巨大财源，英国政府将不可能补贴大陆上的同盟国，而没有这些同盟国，英国也不可能希望击败拿破仑。所以昂当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欧洲财力》中这样说：“在所有联合起来对付拿破仑的力量中，最强大的莫过于英国的财力。”

法克斯和法国驻伦敦大使安德烈奥西都明白这个道理。法克斯主张撤出马耳他时这样说过：“难道我们仅仅为了商人的贪欲就要大量牺牲英国人民的鲜血吗？我宁愿为了亚历山大的浪漫式远征而流血，而不愿为满足少数商人的贪欲而流血。”安德烈奥西在一八〇三年战争爆发之前几星期写信给第一执政（拿破仑）说：“假如一个国家的主要兴趣就是贸易，商业如此繁荣，而政府又必须向商人要求额外的费用，那么他们就有权要求政府在采取政策时必须考虑他们的利益。”因为法国禁运英货是使英国贸易持续不景气的主要原因，所以商人和银行家要求的是比较自由的贸易。

拿破仑认为自由贸易将使英国成为法国的债主。他的经济思想和卢梭一样，卢梭的想法是，“一个理想的国家对其一切需要都能自给自足，而不需要国外贸易。”因为追求这种“自给自足”的理想，一七九三年秋季，法国国会已经议决凡非法国船只载运的英国货品一概不准入口。三年后，为了刺激法国工业的发展，法国国会禁止一切敌国制品进口。

拿破仑不仅拒绝修改这项政策，而且进一步将该项政策扩大成他的“大陆体系”——即对英贸易战争。在《亚眠和约》破裂前两个月，在与惠特沃思勋爵的谈话中，拿破仑这样说过：“你们认为我是想用权力和荣誉孤注一掷，困兽犹斗么？如果要与奥地利交战，我就会计划直捣维也纳。而与你们交战，我一定会使你们失去欧陆上的所有同盟国，从波罗的海直到塔兰托湾，都要切断你们通往这些港口的途径。你们虽然会封锁我，但我也一样会封锁你们。”

这并非空洞的夸大之辞，因为当战争在五月再起时，拿破仑的第一批行动之一就是夺占汉诺福，以便控制易北河口，并派圣西尔率领部队，占领塔兰托和那不勒斯王国的其他港口，以求在中部地中海获得立足点。虽然如此，如上一章中所分析的，直到一八〇五年八月，当第三次反法同盟的威胁已经成熟时，拿破仑才被迫放弃了侵英的企图。

此时集中起来对付他的兵力虽然巨大却很分散：在意大利有八万四千人，由查理大公指挥；在提罗尔有三万四千人；在多瑙河有五万八千人，由斐迪南大公和马克将军指挥；另有俄军五万人，由库图佐夫率领，预定在十月中旬可以到达茵河，估计比拿破仑到达多瑙河的时间可以早三个星期。在库图佐夫后面另有两个军团，分别由班尼希森和布克斯霍登指挥。此外另有俄、瑞（典）、丹（麦）、汉（诺福）、英五国联军共五万人，以收复汉诺福和侵入荷兰为目标。俄英那（不勒斯）三国的联军五万人以把法军逐出意大利南部为目标。

虽然同盟国方面已经尽量保密，可是拿破仑却早已完全了解他们的意图，为阻止普鲁士加入同盟，他表示愿将汉诺福送给腓特烈·威廉，并于八月二十四日派迪罗克将军往柏林，授以签订条约的权力。同时他又告诉腓特烈·威廉：他已向奥地利提出警告，假如它的部队不恢复到平时状态，他将率十万大军进入巴伐利亚。

九月三日，这个最后通牒被拒绝。到九月八日奥军越过莱茵河时，巴伐利亚就将他的部队撤到维尔茨堡和班贝格等候法军援助。九月二十六日，“大军团”渡过莱茵河，然后以最快速度前进，以求在库图佐夫的俄军到达之前先打击斐迪南和马克率领的奥军。

十月六日，拿破仑到了多瑙河，十月十七日，他再次使用马伦哥式的运动，逼迫马克率领一万五千人在乌尔姆投降，同时也围捕了韦尔尼赫将军指挥的一万三千余人。当腓特烈·威廉还在考虑是否接受汉诺福这个赠品时，贝尔纳多特军却经过安斯巴赫，从而触犯了普鲁士的中立。于是俄皇倾全力要求普王加入同盟，因为贝尔纳多特的行动使腓特烈·威廉极其怒火，所以他于十一月三日在波茨坦与亚历山大会晤。为了酬答俄国的支援，他宣布当他的使臣豪格维茨伯爵到达后，若再过四个星期，拿破仑还不撤离奥地利，那么普鲁士将对法国宣战。这位使臣反对普鲁士投入战争，所以他故意拖延，直到十一月十四日才离开柏林。

在这之前，拿破仑已经进入维也纳，因为弗朗西斯拒绝讲和，所以他决定继续前进。十一月十九日，库图佐夫和布克斯霍登两个军团在阿穆兹会合；第二天，拿破仑率领四万人进入布留恩——不久增加到六万五千人。拿破仑现在的处境颇为危急，不仅因为他的兵力是分散的，而且在阿穆兹，即在他东北四十英里处，集结着八万二千五百人的俄奥联军，由亚历山大和弗朗西斯亲自指挥，而到十二月中旬，由于班尼希森和查理大公的部队也会到达，兵力还可以再增加一倍。此外，到那时，十八万人的普鲁士军也可能进入战场。

对拿破仑而言很幸运，因为在阿穆兹缺乏补给，所以尽管库图佐夫提出抗议，亚历山大还是决定不等班尼希森到达而先攻打拿破仑，以阻止他集中更多兵力。结果就发生了奥斯特里茨会战，时间为十二月二日。联军被拿破仑引进一个圈套，被法军切为两段，左翼被全歼。联军死伤一万二千人，被俘一万五千人，加上火炮一百八十门。法军总共损失六千八百人。奥斯特里茨会战是拿破仑的杰作，也是他自己最引以为豪的一次会战。从腓特烈大帝以后，还未曾见过这样精彩的表演。在精神方面，联军所受到的打击极为巨大，奥皇弗朗西斯立即要求休战，拿破仑作了有条件的同意，就是要求俄军撤出奥地利和不允许普军进入奥地利。最初拿破仑打算让奥地利不受一点损失，条件为俄国也同意抵制英货，因为亚历山大不愿考虑这个问题，于是继续谈判，终于在十二月二十六日签订了和约。对奥地利而言条件非常残酷：威尼西亚，伊斯特里亚和达尔马提亚都割让给拿破仑——他以意大利国王的身份接受。奥皇也放弃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的宗主权，这样巴登、巴伐利亚和符腾堡都变成了独立王国；奥格斯堡，纽伦堡，布里克森，特伦多，提罗尔和弗拉尔堡等地都割让给巴伐利亚。除了萨尔茨堡和贝希特斯加登以外，奥地利一无所获，此外还要赔偿四千万法朗。

塔列朗一直反对这些严厉措施，他认为奥地利对防御野蛮的俄罗斯人是一道必要的堤防，所以应设法使其维持强国地位。可是拿破仑却不听这一套，因为照他看来，奥地利实际上是个内陆国家，在他的大陆体系中并不重要，而他的目的是要使英国船不能进入波罗的海，所以他着眼于普俄两国。他的问题在于如何拆散普俄两国并孤立英国。虽然他并不知道波茨坦协定的真正内容，但却已经起了疑心，为了争取时间，当豪格维茨到达时，一直让他等候，直到奥斯特里茨会战结束之后才再接见他。到十二月十五日，豪格维茨在维也纳谒见拿破仑时，不但不敢把腓特烈·威廉的最后通牒提出来，反而被迫同意签订条约，使法普两国建立攻守同盟的关系。普鲁士把克里弗斯，纳沙泰尔和安斯巴赫割让给法国以交换汉诺福。两个月后，这个条约又被《巴黎条约》代替，这个同盟关系变成了纯粹防御性质，而普鲁士也正式兼并汉诺福，并封闭埃姆斯河，威悉河和易北河河口，不准英国船进入。一八〇六年二月二十四，条约在柏林获得批准。接着英国没收了三百艘普鲁士船，并封锁普鲁士的北海港口。

拿破仑认为对普鲁士，这些条件可以让他满意了。接着开始建立自己的王朝并巩固收获。三月，他封他的兄弟约瑟夫为两个西西里的国王，又封另一个兄弟路易为荷兰国王。此外他建立了新的贵族制度，贝尔蒂埃，塔列朗和贝尔纳多特分别变成了纳沙泰尔，贝内文托和蓬泰科尔沃亲王，其他重要将领们也分别获得了各种封号。

同时他解散了神圣罗马帝国，建立了一个新的“莱茵同盟”，比较重要的有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伯格和拿骚。以后加以扩大，包括了所有易北河以西地区，波希米亚（不含贝劳斯和汉诺威）和梅克伦堡（在易北河以东）在内。

构成这个“同盟”的条约于七月十九日在圣克劳德获得了批准，并宣布拿破仑为其保护者。八月一日，皇帝弗朗西斯二世宣布取消所有选侯和亲王对他的臣属，自己改称奥地利皇帝弗朗西斯一世。延续一千年的神圣罗马帝国从此结束。

拿破仑成立这个“同盟”时，同时向俄英两国暗送秋波。对俄国，他想要求亚历山大承认约瑟夫为西西里王，以增强其在地中海内的地位，并获取西西里岛——此时尚在英国手中。对英国，他又建议归还汉诺福，另外再用其他东西来抵偿普鲁士的损失。

这个提议被泄露出去了。八月九日，腓特烈·威廉在普鲁士主战派——其领袖为露易丝王后和路易·斐迪南亲王——压迫之下——命令陆军局部动员。接着发生的一个意外事件成了战争的导火索。

七月，纽伦堡有个叫帕尔姆的书商，发行了一本无名作者写的小册子，题目是《深辱中的日尔曼》。拿破仑大怒，命令将他拘押。八月二十五日，帕尔姆受到军法审判，被定了死罪，执行枪决。这个高压手段使普鲁士境内产生了广泛的骚动。九月六日，普王命令重新开放北海方面的港口，准许英国船只进入。九月二十一日，普王离开柏林，到了设在瑙姆堡的陆军大本营。五天后，他把一份最后通牒送往巴黎，要求现在驻留在日尔曼南部的法军，在十月八日以前全部撤过莱茵河以西。

谢选骏指出：我认为英国人为了拔高自己，刻意提高了拿破仑的历史重要性，以便突出强调自己改变了欧洲历史的进程。同样，对于希特勒英国人也伙同其他战胜国一起如此操作，把希特勒装扮成为历史巨人，然后再让自己站在希特勒头上，扮演一下救世主的角色。其实呢？我认为拿破仑希特勒其实这两个山民的重要性仅仅相当于斯大林和毛泽东那两个山民——远远比不上亚历山大和奥古斯都，因为他们没有多少积极的成果，留下的只是破坏和一地鸡毛。

【第十三章：耶拿会战和奥尔施泰德会战（上）】

历史上的伟大君王和征服者中只有两个人可以与拿破仑相提并论——亚历山大大帝和奥古斯都。他不仅拥有亚历山大的战士精神，也具备奥古斯都的行政能力，虽然他没能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可是他却把中世纪的国家观念连根铲除了。此后许多国家都在摸索前进，试图实现他的统一美梦。

他出生在一个极为幸运的时代，因为在一七六九年，千年来欧洲旧的文明体系正要开始崩溃（拿破仑出生于一七六九年八月十五日，科西嘉），工业革命也在摇篮之中，那一年，詹姆士·瓦特在英国获得了蒸汽机专利权，屈尼奥也在法国驱动了第一部蒸汽推进车辆。美国革命正在徐徐沸腾，在这一切之上，酝酿着更伟大的法国大革命。一个新的时代正在铸造之中，等候一个天才来加以把握，并依照他的意志锻造成形。

可能在一七六七年，吉贝尔就已经预料到这一点，他这样写道：“有一个人会升起来，可能此前他默默无闻，他可能一直在静默沉思，他可能一直都不知道自己拥有的才能，直到实际运用时才认识到自己的权力。他也可能不学无术。这个人会把握意见，环境和机会。他会向伟大的理论家说，好比实际的建筑师向雄辩的演说家所说的那样：‘我的对手告诉你们的一切，我都可以让它成为现实。’”

这个人就是拿破仑，一个超级自我主义者和建筑师，一个完全孤立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完全依赖自己，而对任何事情都加以集约化。

梅纳瓦尔这样评价拿破仑：

“他不仅在思想上有主动能力，而且对所有事情都能躬亲细务。他的天才和超人的活力都带着他走：他感觉到自己有能力和时间来管理一切，实际上他亲自做所有的事。”

科兰古的回忆录非常生动，对拿破仑的评价也大致相同，不过也许更透彻：

“为了达到目的，他不逃避任何痛苦和考虑任何困难。而且这个原则是事无巨细都一样适用。可以说他完全被目标所吸引。对眼前的任何行动和言论，他总是集中全部的能力，资本和注意力。对所从事的所有事情他都充满热情。所以这也是他比对手优越的地方，因为很少有人能在同一时间内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一个思想或行为上面。”

作为政治家和将领，这也是拿破仑成功的秘诀。要了解以耶拿-奥尔施泰德双重会战为顶点的作战的重要性，必须首先认清他的政治目的。这场双重会战是以后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开始，而滑铁卢会战是其终点。

第一就是使法国具有秩序，繁荣，而更重要的是光荣。第二是建立一个统一帝国，采取王国同盟的形式，以法兰西为宗主国。他当上第一执政后，第一点已经奠定了基础。在《亚眠和约》签订之后，他乘机巩固所得。他兴建巨大的公共工程，发起伟大的法律和社会改革，提倡科学、艺术和工业。简而言之，为了填补革命造成的深渊，他热诚希望和平。可是他的保护政策与英国的自由贸易需要是绝对冲突的，所以使和平变得不可能。

所以这场斗争并非善恶之争，而是从早期工业革命产生的两种生存价值之间的决斗。为了维持繁荣强盛，英国必须输出制成品；为了变得繁荣强盛，法国又必须保护其幼稚的工业。正如梅特涅所说：“每个人都知道英格兰决不能放弃这个问题（海洋问题），因为这对它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拿破仑也认识这一点，所以他就依赖“大陆体系”来绞杀英国贸易和破坏它的信誉，如果失去这两个因素，英国也就不能继续与他为敌。

他说：“英国的权力寄生在他们强加于别国的专有权利上，而且完全以此维生。为什么要让他们独享呢？其他人也应可以分享。”拿破仑又说：“伦敦商人一切唯利是图。他们不惜牺牲欧洲的每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以满足他们的投机目的。如果他们的负债额不是那样巨大，那么他们可能会合理一点。因为必须要还债和维持他们的信用，所以才会牵着他们向前走……”

在对英国的斗争中，拿破仑认识到一切问题的基本解决方法就是煽动全世界，甚至于每一个个人。他告诉科兰古：英国是他的唯一敌人。他只是以英国为目标。但因为他们的贸易在各地都有分支，所以他就到处加以追逐。而在追逐过程中，他的伟大帝国的思想也就油然而生。“大陆体系”本是以毁灭英国为目的武器，但同时也变成了可以使新的世界观实现的工具：这也正是亚历山大式的梦想——使欧洲合而为一。

以法兰西作为这个帝国大陆体系的原动力，他的“伟大目标”是这样的：重建波兰王国作为防御“北方野蛮人”的屏障。使西班牙脱离迷信的束缚并为其制定一部宪法。在英格兰和爱尔兰建立独立共和国。宣布匈牙利独立并解放希腊，瓜分奥地利和普鲁士，控制埃及，开辟苏伊士运河，瓜分土耳其，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并约束“莫斯科的野蛮人”——欧洲的最大威胁。（拿破仑说过：“我认为北方的野蛮人早已太强了，也许不久就将压倒全欧。”）简而言之，如费歇尔教授所说的：建立一个世界秩序，如利奥一世，铁锤查理，查理曼和奥托一世曾建立的那种帝国，他们挽救了希腊和拉丁文明，使其不至于毁灭在野蛮人手中。

拿破仑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时，通过拉卡萨的记载，向全世界宣布他的目标是联合欧洲各大国。这些国家由于受革命和政策影响，一直四分五裂，他想利用统一的法典，原则，意见，情感和兴趣，使他们结合成为一个伟大的“邦联”。在他的帝国保护之下，梦想建立一个最高中央会议。以美国国会和希腊同盟为楷模，专门负责保护这个欧洲大家庭的公共福利。虽然他的梦想未能实现，可是他却预言迟早会实现的，因为这是势所必然。

他说：“在我失败和我的体系毁灭后，我相信除非主要国家能够集中和联合，否则在欧洲不可能建立任何伟大的平衡。在下一次伟大冲突中，君主若能了解人民的希望，就可以成为全欧的元首，一切随心所欲。”（见拉卡萨所著《拿破仑皇帝在圣赫勒拿岛的私生活和谈话》。）

不管别人对他这个伟大计划的观感如何，但英国人却深恶痛绝。因为如果欧洲成了一个联邦，那么英国就不可能再维持海上霸王的地位。所以英法冲突是生死之争，拿破仑凭着他的才能一再向联盟势力挑战。在这一斗争中，他的最大资本就是能确保指挥上的统一，因为他同时是法国的独裁者和总司令；他的第二个资本是他坚决认为战争中的推动力不是恐怖而是荣誉，这是合乎革命精神的，从而使新兴的法兰西民族主义对命运产生了一种英雄主义信心；第三个资本是他的天才。作为一位将军，福伊将军对他的描写最能表现其特点。

“凭着他的热情，即使也有失误，但拿破仑仍不愧为近代的伟大战士。他在会战中显出过人的勇气，精密计算的耐性，心中充满突发的灵感，善于猜透敌人的计划。拿破仑具有军事这一行业所要求的各种特性，温和和雄健，善于出敌不意，对有时会产生重要结局的细节也绝不放松。他在会战中十分冷静而且无比英勇，他的头脑不仅善于沉思，更能随机应变，充满迅速和突发的天才。”

在战场上，他的行动也很特别。在部队前进时他通常总是留在后方，但是当接近敌人时，他马上就赶到前面。他对一切都必须亲眼看过才算数，因为他说过：“将军如果不用眼睛来观察一切，那就永远不配指挥一支军队。”他格外珍惜时间，白天视察，夜间工作。科兰古说：“皇帝总是在夜里十一时起来，或者最迟十二时，此时各军的报告都已送到他手中。在工作两三个小时后就开始颁发第二天的命令。”他用这种办法使部队在第二天吹起床号时就可以接到以最新情报为根据的命令。他说：“在战争中，时间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任何理由都说不过去，因为只有延误才会使作战失败。”

作为军人，拿破仑的出生时代又使他承受了双倍利益。因为从七年战争结束到这个世纪末，法国的军事组织和战术都已发生了广泛的变革。虽然燧发枪并无太大进步，可是格里鲍瓦尔却已使炮兵有了重大改进。拿破仑本是炮兵出身，在青年时期研究过罗宾斯的《炮兵技术新原理》。在这一时期的会战中，因为火枪的有效射程太短，所以野战炮兵可以迅速前进到距离敌人三百五十码以内的地方，将敌人的步兵轰成碎片。可是说也奇怪，这一事实的充分意义直到拿破仑战争末期才被完全认清。

1759年，应该感谢萨克斯的试验，布罗伊元帅开始建立师制度，到1804年演变成拿破仑的军的基础——这是一支完全自给自足的部队。不过最伟大的发明还是征兵制，这是1798年由茹尔丹将军和五百人议会建立的。虽然强制服役并不是新鲜事物，可是执政府却使其有了全国性的基础，每个身体强壮的男性公民从二十岁到二十五岁，根据法律有强制为国家服役的义务。征兵制不仅使拿破仑的征服政策有实现的可能性，而且因为一般士兵的智力水准大大提高，所以步兵战术也彻底改变了。

虽然法国征召的新兵缺乏训练，可是他们的战术却很有特点，富有弹性，以一人一枪为基础，而不是机械地发射排枪。这些“散兵”，象威尔逊爵士所说的那样，眼光锐利如雪貂，行动灵敏似松鼠。一位普鲁士军官说：

“在森林中，士兵们都解散行列，也不采取任何操练中的行动，仅依靠树木的掩护发射，他们不仅可以与我们相比美，而且更加优秀。我们的士兵惯于在开阔地带并肩作战，所以反倒很难适应这种几乎没有秩序的情况，容易成为敌人的目标。”同样重要的是，法军在敌国就地取食，所以法军纵队所需要的牲口数量仅相当于普鲁士补给纵队的几分之一。这也使法军的机动性大为提高。

这就是拿破仑继承得到的陆军——积极，机动，聪明和狂热，但是在纪律方面却有弱点，所以科兰古评论皇帝说：“他早就私下承认这种战争体系不能容忍严厉纪律，正象部队如无适当给养就只能勉强生活一样。”虽然如此，这却是个危险的原则，很难运用。艾劳会战后有六万人逃亡；瓦格拉姆会战前有数以千计的人被灌醉。

但是以士气而言，这支军队的精神异常坚定。这支军队是以精神训练的，与奥、普、俄、英等国的军队都不同。古尔戈说：“陛下（称拿破仑）认为英国军队未免过于严厉，结果常使个人无法发挥其荣誉心。”

作为战略家，拿破仑可说是前无古人，而他所处的时代也使其颇受其利，因为当时的道路情况已经大大改善。因为繁荣的增进需要较好的道路，而道路发展之后，周围地区就会进一步繁荣。结果就使军队在行军时较易就地觅食，从马尔波罗和杜伦尼时代开始的仓库兵站旧有体系就可以完全弃之不用了。

拿破仑本人是个伟大的道路建筑家，他充分认识到这个变化，他的战略大都以此为基础。在乌尔姆会战中，他的部下说：“皇帝发现了一种新的作战方法，他利用的是我们的两腿而不是刺刀。”或是如他自己所说：“战争艺术也和力学一样，时间是重量与力量之间的重要因素。”（在耶拿会战中，普军每天的行军距离很少超过十二英里半到十五英里。而在法军方面有些行军速度是很惊人的。有一次，拉纳军在五十小时中走了六十五英里；另一次，贝尔纳多特军在六十九小时中走了七十五英里。拿破仑的许多成功都是高速行军的功劳。）

如果说速度是其战略的灵魂，那么计划就是它的身体。拿破仑心中总是有一个计划的——这是战略性的，不一定是战术性的——拟定这个计划的根据是他自己的意图，他对敌人的意图很少考虑，甚至完全不考虑。1807年他对苏尔特说：“永远不必去猜想敌人的意图，因为我的意图总是一样的。”这句话的意义就把主动精神发挥到了极限。他的计划总是采取攻势。早在1793年他就说过：“躲在堑壕后的人必败无疑，在这一点上经验与理论是一致的”。

以后在圣赫勒拿岛上他还是说：“简而言之，我的思想与腓特烈一样，一定要先下手为强。”

他的战术也和战略一样几乎全是采取攻势。在他所有的会战中，只有一次是完全防御性的会战，就是1813年10月18日的莱比锡会战。原因之一是他的进取精神，另一个原因是他自己所说的：“从防御态势转变为攻击态势，实在是最微妙的行动之一。”

作为战术家，他具有奇特的眼光。他说：“会战的命运就是一个单独时间、单独思想的问题。决定性的时机到了，精神的火花点燃了，那么一支最小的预备队就足以解决一切。”他又说：“在会战中有时只需一个最小的行动就具有决定性，从而获得胜利。一滴水就可以使水瓶中的水溢出来。”科兰古在评论他的战术才能时也有这样一段话：“即使在对敌人进行乘胜追击或是在他最伟大胜利的热浪中，皇帝不管自己如何困乏，他对地形总是特别注意，准备一旦遭遇挫折可以有个退守之地。在这方面，他对各地的局部情形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一个地区的图形好象已经印在他的脑海里，形成了模型。从来没有另一个人同时拥有这样的记忆力和创造性的天才。他几乎是用一碗泥土撮成了人马和枪炮。”

战争延长之后，他的步兵水准降低了，虽然他曾说：“士兵只会射击还不够，一定还要能命中。”事实上，他对步枪的射击术却并没有过多兴趣。比如在1800年，当他的大军越过圣伯纳德隘路的前一天，他的参谋长贝尔蒂埃命令所有新兵都射击几发子弹，以便知道用哪只眼睛瞄准和怎样装子弹。直到1811年，才听说拿破仑批准新兵应进行实弹射击练习，即使如此，还是只准用次等火药。事实上，在他全部的战争中，拿破仑所依赖的主要是火炮而不是火枪。他说：“无论是攻城战还是野战，担负主角的都是炮兵，它已经带来全新的革命……制造战争的就是炮兵。”下述数字可以支持这种说法：在马尔普拉凯会战中，法军发射了炮弹11,000发；瓦格拉姆会战，71,000发；莱比锡会战则为175,000发。在亨利四世时期，法军全部火炮为400门，在路易十四时期已增加到7,192门；路易十五时增加到8,683门；路易十六时增加到10,007门。1815年，在拿破仑指挥下，共有火炮27,976门。

说也奇怪，拿破仑虽然是炮兵出身的军官，可是他却缓慢地改革炮兵战术。一直迟到艾劳（1807年），弗里德兰（1807年）和阿斯佩恩（1809年）会战，他的步兵还是直向敌方炮兵冲锋，而被敌人击成碎片。在阿斯佩恩会战以后，他才开始把炮兵集中在攻击点上。在瓦格拉姆（1809年）和博罗迪诺（1812年）会战中，他都是用炮兵在敌人战线和纵队中撕开了巨大缺口。如果因为缺乏武器而使炮兵不能完成任务时，拿破仑就不免要采取一连串攻击，结果使他消耗了不少人力和时间。在滑铁卢会战中，因为缺乏榴弹炮，或者说是使用不恰当，结果使拿破仑无法把惠灵顿从掩蔽阵地中赶出来，终于打输了这场会战。如果用腓特烈代替拿破仑，可能在两小时之内就把惠灵顿完全击溃。虽然如此，拿破仑依然是一个伟大的炮兵专家。

如果普鲁士王威廉·腓特烈参加1801年的反法同盟，那么他对这位杰出军人还可说是处于有利的挑战地位，但是到1806年来进行挑战，却可说是愚蠢之至：因为奥地利已被打垮；俄国人也已经逃过维斯瓦河；英国因为恼恨普鲁士占领汉诺威，已经与瑞典联合向它宣战；而那不勒斯已不再算是强权。此外，在1805年，拿破仑还得从布洛涅前进到多瑙河，现在他的胜利之师早已驻扎在法兰克福与莱茵河之间，到普鲁士边界不过十四天行程。在这种环境之下向拿破仑挑战无异于自杀。那么为什么威廉·腓特烈会这样干呢？因为普鲁士还是向往腓特烈大帝的全盛时代，他们还在靠腓特烈的余荫生活，追忆着罗斯巴赫一战的余威。威廉·腓特烈本人和他的将领臣民，对眼前的事实完全是一抹黑，他们没有认识到自1792年以来战争性质已经完全改变了。战争已经不再是两个有野心的国王进行的荣誉决斗，而是两个民族的生死之争，在这种战争中应该重视的是狂热的精神、个人的主动和机动性，而不是思想的服从。集体行动和巧妙的迂回尚属次要。

从战术上来看，普鲁士军队完全是博物馆中的古董。他们的组织和队形都是为了在平原地带进行堂堂正正的会战，用方阵对抗方阵，决定因素就是整齐地行进，到距离敌人四五十步远时全体发射排枪。这种接近射程的战斗具有可怕的毁灭力。1758年在克雷菲尔德之战中，普军的第一发排枪据说将敌军击倒了百分之七十五；而在1745年的丰特努瓦之战中，英国近卫军的第一发排枪也击倒了690个法国人。虽然在这样的战斗中，法军因为缺乏普军那样的操练，所以远不如普军，但是在以散兵线作战时，他们却优秀得多。在蜂群式的散兵掩护之下，普鲁士的横线实在不是法国机动营纵队的对手。此外，普鲁士仅仅在战争爆发之际才开始组织轻型步兵，他们的纪律很差，一般说来毫无使用价值。而且自从腓特烈大帝逝世之后，他的精锐骑兵就被分割，预备炮兵也大部分名存实亡，而且他们的后勤制度一直没有改良，依然如故，笨重的普鲁士补给纵队限制子他们的迅速运动。

除这些弱点外，普鲁士的高级指挥可说是个多头怪物。其权力分别由不伦瑞克公爵（71岁），霍恩洛厄亲王和鲁歇尔将军掌握。沙恩霍斯特将军是不伦瑞克的参谋长，而马森巴赫上校是霍恩洛厄亲王的参谋长。为了减轻这五个人之间的摩擦，威廉·腓特烈亲自担任名义统帅，因为他自己对战争实在是一无所知，所以又选定八十二岁的莫伦道夫元帅作为亲信顾问，同时又把战时内阁也带上了战场，这个内阁由各部部长和训练总监组成。因为每个指挥官和顾问都可以向国王提出自己的计划，结果就是永远的争议不决。

依照拿破仑9月28日接获的秘密报告记载，不伦瑞克因为担心损害自己的一世英名，所以反对战争，他的态度懦怯，迟缓和犹豫不决。莫伦道夫也担心影响自己的名誉。霍恩洛厄和鲁歇尔则强烈主战。卡尔克鲁斯多病无能。路易·斐迪南亲王是腓特烈大帝的侄子，虽然精力充沛，可是私生活放浪，每天都要烂醉后才上床睡觉。唯一可算名将的只有六十四岁的布吕歇尔，这是报告中没有提到的——他是个果敢的骑兵将领，精力旺盛，敢想敢干。

8月9日下达了动员令，普鲁士陆军总数约在二十万人以上，去掉预备队和留守兵力，余下的部队分为三个野战军团：第一军团由不伦瑞克指挥，人数七万；第二军团由霍恩洛厄指挥，人数五万；第三军团由鲁歇尔和布吕歇尔指挥，人数三万。为了增强兵力，普鲁士又与萨克森和赫斯-卡塞尔谈判同盟条约，萨克森勉强同意支持普鲁士。9月13日，霍恩洛厄到达德累斯顿，有两个师的萨克森军加入他的军团，每师一万人。所以他的军团在数量上已与不伦瑞克不相上下，而他自己就更加蛮不讲理了。

直到9月25日，不伦瑞克的军团已进到莱比锡和纽伦堡之间，霍恩洛厄在德累斯顿，鲁歇尔在缪尔豪森，布吕歇尔在哥丁根时，普军才召开第一次作战会议，考虑作战计划。不伦瑞克认为军人都爱采取防御态势，所以拿破仑也不例外，因此建议取道埃尔弗特前进到维尔茨堡以切断法军交通线，并破袭他们的营地。他相信法军营地位于维尔茨堡和安贝堡之间。霍恩洛厄表示激烈反对，主张通过班贝格的法朗肯森林前进。事实上，他对这个行动早已做了充分准备，因为他已命令托恩钦率领一师萨克森部队推进到霍夫作为前卫。结果进行了冗长的辩论，一个会议接一个会议似乎永无休止，最后威廉·腓特烈终于决定同时采纳双方的计划。这个裁决使双方都不满意，就又提出另一个新计划，可是仍然争论不决。到10月5日，大家才同意派莫芬上尉去搜寻法军的交通线。他回来报告说法军的交通线毫无掩护。不伦瑞克就命令对希尔德堡豪森和诺伊施泰特进行骑兵搜索，并以魏玛公爵指挥的师作为支援，预定占领梅林根。同时他通知鲁歇尔留在图林根森林北面不动。他自己的军团大约位于埃尔弗特，鲁歇尔在埃森拉赫，霍恩洛厄则在布兰肯海因。因为这个计划使向维尔茨堡进攻的念头完全打消了，霍恩洛厄不禁得意扬扬，立即命令他的两个萨克森师前进到米特尔-波尔尼茨，协助路易·斐迪南从耶拿前进到萨尔菲尔德，以便掩护在萨勒河上的全面运动，这却是当时还没有决定的。

这些行动的用意的确令人莫测高深，所以我们只好同意沙恩霍斯特的看法。10月7日是威廉·腓特烈的9月26日最后通牒期满前一天，沙恩霍斯特用失望的语气这样记载道：“关于我们应该怎样做，我知道得非常清楚；可是我们将要怎样做，那却只有上帝才知道。”实际上，威廉·腓特烈应该采取的对策是退到易北河后面——普鲁士的莱茵河——等候俄军加入。迪穆里埃现在正在英格兰避难，他就一再提出这种建议。他指明击败拿破仑的最可靠方法就是利用距离、气候和补给上的困难来对付他。这也正在拿破仑预料之中，所以当他得知普鲁士军正在易北河以西集中兵力时，不禁大感意外。虽然他们的这种推进无异于自投罗网，可是拿破仑却在准备长期作战，因为他料想到可能会有另一个同盟产生，奥地利可能会加入作战，而英国则会攻击他的后背。所以他的问题，第一就是确保自己的基地——法兰西；第二就是趁俄国人立足未稳之前，抢先击败普鲁士。

8月份威廉·腓特烈开始动员之际，在贝尔蒂埃指挥之下（皇帝本人在慕尼黑）的法国大军团的兵力分布如下：

第一军20,000人，由贝尔纳多特指挥，位于安斯巴赫和纽伦堡；

（第二军军长马尔蒙，此时被派往征服达尔马提亚，故未在南日耳曼的大军团序列中）；

第三军27,000人，由达武指挥，在讷德林根的附近；

第四军32,000人，由苏尔特指挥，在美因河上；

第五军22,000人，由勒菲弗尔指挥，在美因河下游地区（以后改由拉纳指挥）；

第六军20,000人，由内伊指挥，在伊勒河和上多瑙河；

第七军17,000人，由奥热罗指挥，位置在法兰克福周围。

老近卫军和青年卫军，共16,400人，由奥地诺指挥，留驻巴黎，后改由勒菲弗尔指挥。骑兵军共有28,000人，由缪拉指挥。可是拿破仑直到9月5日才颁发他的第一号作战命令。

那天皇帝写信给贝尔蒂埃，命令他侦察所有从班贝格到柏林的道路，并准备使第四，第六，和第七这三个军，在接到开拔命令后八天内全部集结到班贝格。四天后他写信给贝尔蒂埃说一旦战争发生，他的作战线将是斯特拉斯堡——曼海姆——马因斯——维尔茨堡一线。第二天他又说：“普鲁士的行动依旧莫明其妙。他们是想接受一次教训。我的骑兵明天出发，近卫军在几天内也可出发。如果消息继续传来，表明普鲁士人丧失了自己的大脑，那么我会直接前进到维尔茨堡或班贝格。”所以如波纳将军指出的那样，直到此时拿破仑还没有决定他的最后行动方向。如果普军进入美因河下游谷地，他就会把维尔茨堡当作集中点，如果普军继续徘徊不前，他就会把班贝格作为集中点，再取道德累斯顿或莱比锡，就可以直扑柏林，迫使敌人后退或接受会战。9月13日，他又写信给贝尔蒂埃说：“如果普鲁士军进入萨克森，那么维尔茨堡就将成为集中点。”九月十五日他又改变初衷，最后决定还是以班贝格为集中点。9月18日，他得知普军已经于9月13日进入萨克森，认为这就相当于宣战，就于当夜十一点命令近卫军沿着驿站从巴黎向马因斯进发。同时，他又写了一封长信给他的继子欧仁亲王，命令他注意提防奥地利的动向。欧仁此时指挥意大利境内的军事行动，他所辖的部队有驻在意大利北部的马塞纳军，共70,000人，以及在达尔马提亚的马尔蒙军，共12,000人。

拿破仑对奥地利方面几乎已获得了确有把握的消息；他在9月18日和19日，一共口述了一百零二封信件、通信和命令，由军政部长克拉克将军笔录。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大军团集中的一般性指示》——这就是耶拿会战的基本文件。根据这个文件，大军团所占领的位置是这样的：

第一军（贝尔纳多特）于10月2日占领纽伦堡。

第三军（达武）于10月3日占领班贝格。

第四军（苏尔特）于10月4日占领安贝堡。

第五军（勒菲弗尔）于10月3日占领柯尼斯霍芬。

第六军（内伊）于10月2日占领安斯巴赫。

第七军（奥热罗）于10月2日占领法兰克福。

辎重纵队于10月3日集中在维尔茨堡。

野战司令部于10月3日设立在班贝格。

这个命令十分冗长而详细，在9月20日发出，在慕尼黑的贝尔蒂埃于9月24日才收到。

9月19日，拿破仑发了一封信给他的兄弟荷兰王路易，在信中他这样写道：“依照我的意图，你不必进攻，但是我希望你能虚张声势来威胁敌人，以便吸引敌军向北。”其后他又告诉路易应在公报上故意夸张他在威塞尔的部队数量。他说：“我希望这些部队10月初已在行动中，因为你的行动只是虚张声势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而我可以乘机对他们进行迂回。”

同一天，他在弗兰德又成立了一个新军，即第八军，由莫尔捷指挥，与路易合作共同担负防守莱茵河的任务。

现在，他的基地已经完全巩固，在9月24日到25日夜间，在皇后和塔列朗伴随下，拿破仑由巴黎向马因斯进发，并于9月28日抵达。第二天，他从贝尔蒂埃那里得知直到9月27日普鲁士军还逗留在埃森拉赫、梅林根和希尔德堡豪森等地附近，所以他有充分时间进入萨克森境内而不会受到严重干扰。这也正是拿破仑所希望知道的消息，所以他在9月29日指示贝尔蒂埃，命令贝尔纳多特占领萨克森隘路，勒菲弗尔监视弗尔达道路；因为如果敌人企图切断他的交通线，一定会取道弗尔达，然后打击在维尔茨堡或马因斯方向。

随后他发了一封长信给荷兰王，谈到了他的会战计划。一共分为四大要点，在第一点中，拿破仑这样写道：

“我的意图是要把全部兵力都集中在右翼，而让莱茵河到班贝格之间的地区几乎完全处于不设防状态。这样我在同一个战场就可能集中起大约二十万人的兵力。如果敌军从马因斯与班贝格之间推进，也不会使我感到烦恼，因为我的交通线是以福希海姆这个小要塞和维尔茨堡为基地的。可能发生的事情无法计算，因为敌人是假设我的左翼在莱茵河，而右翼在波希米亚，并相信我的作战线是与我的会战正面平行的，所以也许会认为迂回我的左翼大有好处。如果这样，我将可以把他丢进莱茵河……大约在10月10日或12日，第七军就可到达马因斯，骑兵兵力约为一万八千到两万人，所奉的指示是不要让它与莱茵河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并且可以袭击敌人，远到法兰克福为止，必要时应退过莱茵河，并与你的左翼部队取得接触。”

第二个要点的开头这样说：

“我在第一个要点中所说的一切都属于预防措施。我的第一场行军就要威胁到普鲁士王室的心脏，我的兵力部署将会象疾风迅雷一样；所以在巴伐利亚的全部敌军可能会退到马格德堡，然后会合所有兵力，用强行军赶回柏林防御首都。直到这时，你才能将前卫推进并占领马克、明斯特、奥斯纳布吕克和东弗里西亚等地。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你只是旁观者，就是说直到敌军被赶进易北河时，你才有事做。我只希望你的部队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直到10月12日为止，到那时，我的计划也就可以公开了。最后，如果遭遇到严重挫折，比如输掉了一场大规模会战，那么我就会退向多瑙河，而你就可以用你的部队和第八军来防守威悉河和马因斯，第八军无论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得从马因斯再向后撤，应努力阻止敌军渡过莱茵河和侵犯我的国境。”

第三和第四两个要点，都是根据前面两个作进一步的解释。第四点中又包括下面一段著名论述：

“即使你受到一点最小的挫折都会使我焦急，因为这会使我的帝国整个北部失去领袖。反过来说，不管我这方面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我知道你守在莱茵河后方，那么我就仍然具有较大的行动自由；哪怕我遭到一些不幸，只要我还剩下五万人，就依然能够击败敌人。因为只要保持运动的自由，不受一切作战牵制，而在国内多数要点上仍能维持平静，那么我一定还有足够的资源和工具。”

这封长信的整个基础就是拿破仑的一句最重要的格言：

“战争的全部艺术就是非常合理而十分慎重的防御，继之以迅速而大胆的进攻。”

谢选骏指出：拿破仑说的都是废话，否则他怎会入莱比锡与滑铁卢的陷阱，关入厄尔巴与海伦娜的笼子里呢。拿破仑和后来希特勒一样，都是无能之辈，因为他们竟连小岛英国都无法拿下，而且还因此而导致全盘失败。太太太可笑了。这些欧洲的小国，白白带上了大炮和飞机，连那些骑马的家伙都不如——古罗马的凯撒、中世纪的强盗部落、诺曼底的私生子……成就都在拿了个破轮子的科西嘉叫花子之上。科西嘉叫花子搞的什么“大陆封锁体系”，就像奥地利流浪汉搞的“德苏分赃条约”一样，都是掩人耳目的东西，是注定付诸东流的历史垃圾。

【第十三章：耶拿会战和奥尔施泰德会战（下）】

10月1日，拿破仑离开马因斯，次日很晚才到达维尔茨堡。在那里他接管了贝尔蒂埃的指挥权。10月3日，他命令第一军和第三军进向克罗拉赫；第四军和第六军进向福希海姆；第七军进向维尔茨堡；第五军进向施韦福特。10月5日，拉纳元帅从勒菲弗尔手中接掌第五军。那一天拿破仑又向苏尔特发出下述信件，这也是整个会战中最具启发性的文件，因为这把他的大战术轮廓进行了详细说明。

“我已让维尔茨堡、福希海姆和克罗拉赫三地成为兵力和补给集中点，并决定将全军分为三个纵队进入萨克森。你是右路纵队的领先者，在你后面是内伊元帅，与你相隔半天行军里程，再后面是一万人的巴伐利亚部队，与内伊相隔一天行程。这样使右路纵队有五万以上兵力。贝尔纳多特元帅在中央纵队居于领先地位，在他后面是达武军和骑兵预备队的大部分，总兵力约为七万人。他的前进路线是经过克罗拉赫，罗本斯坦和施莱茨。左翼纵队由第五军领先，接着是第七军，他们取道柯堡，格内芬沙和萨尔费尔德前进。这是四万人。但你到达霍夫时，全军也会分别到达各自指定位置。我个人与中央纵队一同前进。”

“把这样强大的优势兵力集中在这样狭窄的空间内，你一定感觉到我决心不受任何影响，无论敌人选择哪个方向，我们都可以用比他强一倍的兵力攻击他。”

“如果敌人用来对抗你的兵力不超过三万人，那么你应与内伊元帅合作攻击他。你到霍夫之后，第一个工作就是打通到罗本斯坦，埃伯斯多夫和施莱茨的交通线。那一天（10月10日）我将驻在埃伯斯多夫。”

“你一定要经常与我通信，把你所知道的关于德累斯顿方面的敌情随时详细地向我报告，至嘱至嘱！”

“你可以想象得到，一个二十万人组成的“营方阵”绕着这个地方（德累斯顿）运动，那是多么壮观！我们需要的不过是一点艺术和一点运气。”

那么拿破仑所说的“营方阵”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这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配合，不管敌人在哪里，从哪个方向前进，拿破仑都可以用他兵力的一部分采取攻势来牵制他，另一部分兵力则迂回其侧翼或后方；而第三部分兵力保留充当预备队。

所以在现有情况中，如果普军扑向法军左翼或交通线，那么第五军在第七军支援下就担负前卫任务，把敌军钉住不放。此时，第一军和第三军则实行迂回，打击敌军的侧翼，至于第四和第六两军则保留为预备队。反之，如果敌人向法军正面进攻，那么第一军和第三军就上前迎敌，而第五军和第七军，或第四军和第六军担负迂回任务。

10月7日黄昏，大军团的兵力分布是这样的：在右翼方面，苏尔特的第四军在贝劳斯，内伊的第六军在他后面相隔一天的行军距离。中央方面，贝尔纳多特的第一军和骑兵预备队的主力（由缪拉指挥）已经到了克罗拉赫附近，达武的第三军和近卫军跟随其后。左翼方面，拉纳的第五军正接近柯堡，后面跟着的是奥热罗的第七军。

10月8日，大军团越过萨克森边界，缪拉的轻骑兵向罗本斯坦和萨尔堡前进，击退了当面的普军骑哨。第二天，贝尔纳多特的先头部队与在施莱茨的托恩钦的萨克森师发生接触，萨克森师丧失了秩序，向霍恩洛厄的主力所在迪米特尔-普尔尼兹退却。为了支援托恩钦，霍恩洛厄首先命令越过萨勒河全面进攻；接着他又收回命令，可是已经迟了，这使路易·斐迪南亲王无法从萨尔费尔德撤出。10月10日，他在那里遭遇拉纳的部队，全军覆没，他自己也战死了。消息传到耶拿，普鲁士上下都大为震惊，恐慌现象一直蔓延到了魏玛。

那天黄昏，拿破仑在施莱茨接到苏尔特送来的消息说，在前一天夜里，敌军已撤出普劳恩，正向格拉撤退。拿破仑本已写好了一封信要发给苏尔特，他立即在后面加上一个“又及”：“根据你刚刚送给我的情报，我认为格拉毫无疑问是敌军的集中点。可是我很怀疑他们能否在我的前方先集中起来。”此后他又发第二封信给苏尔特说：“在格拉一切都会明朗。我相信我还是能赶在他们前面先到达德累斯顿；只要我感到左翼已经巩固，局势就会急转直下。”

此时，因为害怕敌人前进，霍恩洛厄已经退向卡拉，而威廉·腓特烈和不伦瑞克则在担心他们与易北河之间的交通线。在获知路易·斐迪南在萨尔费尔德失败的消息后，就决定在魏玛集中全军兵力。由此可以认识到，虽然拿破仑对敌人的详细位置并不太清楚，可是他对敌情的一般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也就是说，他的行动目的就是要迫使普军向其交通线退却，所以向格拉前进，大致方向是正确的。

霍恩洛厄又从卡拉向耶拿转进，10月12日，当他从耶拿再次撤退时，又发生了另一次恐慌现象，因为拉纳的前锋正从南面逼近。此时，在埃尔弗特有谣言说法军已占领纽伦堡。到下午这个谣言被证实，普王马上召开作战会议。这次开会的时间是10月13日清晨，会议决定取道奥尔施泰德，弗莱堡和梅泽堡，向易北河撤退，并在途中吸纳在哈雷的维滕伯格公爵的预备队约15,000人。为了掩护退却，霍恩洛厄应向卡佩伦多夫前进，这是魏玛-耶拿公路上的一个小村，位于两者中间。霍恩洛厄在那里担任主力侧卫，而奉命进到魏玛的鲁歇尔则对他进行支援。等主力完全撤出奥尔施泰德之后，他和鲁歇尔才重新会合，改任主力后卫。大约十点钟时，普军主力开始向奥尔施泰德前进。霍恩洛厄一到卡佩伦多夫，就将前卫部队作了这样的部署：

（一）托恩钦师共8,000人，三个营位于克罗斯维茨，鲁兹罗达和依塞尔施泰德森林中，九个营位于克罗斯维茨后方，多恩堡及其西部森林中。

（二）在这些部队后方为十个骑兵中队和两个炮兵连，位于鲁兹罗达。

（三）霍尔岑道夫支队约5,000人，位于克罗斯维茨东北各村。

前哨在森弗特指挥之下，一直远到多恩堡和坎堡。

大约上午十时左右，在雾中，霍恩洛厄听到从南面传来枪炮声，他命令步兵预备队上前接近敌人。当命令正在执行时，马森巴赫单骑赶来，带来了国王的命令，嘱咐霍恩洛厄不要与法军发生任何激烈的战斗，因为他的任务是防守。对拿破仑而言真是十分侥幸。因为如果霍恩洛厄前进并用相当兵力占领南德格拉芬堡，这是一个可以俯瞰耶拿的高原，那么10月14日的会战就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10月12日上午，拿破仑从缪拉那里获得普军并未在格拉集中的消息，同时从俘虏的口中也得知普王仍留在埃尔弗特，手中尚有二十万人的兵力。以这个情报为基础，拿破仑得出两点结论：（一）普军的意图是想在埃尔弗特附近接受会战。（二）他们首先在埃尔弗特集中，然后退向哈雷（他知道他们的预备队在那里)，再退向马格德堡。为了应付这两种可能性，拿破仑决定分派第一军和第三军以及骑兵的大部分，取道萨勒河左岸进行迂回运动。而其余兵力则从卡拉与耶拿之间强渡萨勒河，向魏玛-埃尔弗特一线前进。所以，如果普军决心迎战，则法军主力可以钉住他们，而那两个分遣军则可以打击他们右翼。如果普军继续后撤，法军主力将尾随追击，而分遣兵力则切断敌人与易北河之间的联系，迫使他们接受会战。结果发出了一系列命令，带来如下运动：

缪拉从纽伦堡向莱比锡搜索前进；第一军从格拉进到蔡茨；第三军从迪米特尔-普尔尼兹进到纽伦堡；第六军从希里兹进到迪米特尔-普尔尼兹；第四军从维达进到格拉；第五军从诺伊施泰特进到耶拿；第七军从卡拉进到萨尔费尔德。所有这些点都于10月12日到达，而拉纳把敌人的前哨逐出了耶拿城，达武的前卫也进入了纽伦堡。

拿破仑于10月12日到达吉格，晚八时开始睡眠，休息了几小时，于午夜起床。直到10月13日上午七时到九时之间，才有重要报告送来，而且一送就是三个。第一个报告是奥热罗从卡拉送来，他报告说敌军已离开耶拿，向埃尔弗特转进，这是普王与其主力的所在地。第二个报告是达武从纽伦堡送来的，他报告说从逃亡者和俘虏口中，获知普军主力在埃尔弗特，而普王则在魏玛。第三个报告是缪拉从蔡茨送来的，他转来一份间谍报告，上面说从弗尔达到魏玛沿途都可看见普军部队，普王和王后都在埃尔弗特。拿破仑始终认为普鲁士人决不会如此愚蠢，居然会在埃尔弗特接受会战——那就是说面对柏林而背向图林根森林——所以他认定敌人可能会采取他猜想的第二条路线。虽然如此，在他写给缪拉的回信中，开头虽然很坚定，但后来仍然表示怀疑。他说：“黑幕最后揭开了。敌人已开始向马格德堡撤退。你应与在多恩堡的贝尔纳多特军会合，尽可能加速前进。”

接着他又说：“我相信敌人如果不是想攻击在耶拿的拉纳元帅，就是决心撤退了。如果他攻击拉纳元帅，你在多恩堡的位置仍允许你支援他。”

口授这个命令之后，拿破仑就启程前往耶拿；下午三时，快接近该城时，他接到拉纳送来的报告，说在该城上方的高原已经有了敌军12,000人到15,000人。拿破仑立即命令勒菲弗尔率领近卫军进向耶拿；苏尔特和内伊也尽最快速度赶往那里；而达武则从纽伦堡出发以迂回敌人左翼。接着拿破仑继续向耶拿进发，四点钟稍过一点，在南德格拉芬堡与拉纳会合，以后这里改名为拿破仑堡。

一到该地，拿破仑根据他能看见的情况，得出了一个错误结论，认为普军是想在这个高原上接受会战。所以他决定把拉纳全军和近卫军，都送上这个高原以钉住敌军，其次再分配两个军去钉住敌人的侧翼，而达武和贝尔纳多特的两个军则乘机打击敌军后背。

虽然取道缪尔萨可以迂回南德格拉芬堡，这也是耶拿-魏玛公路经过的地区，但是从耶拿城却只有一条小路可以通行。这条小路很窄，虽然步兵可以通过，可是炮兵和车辆却无法通过。工兵立即奉命去拓宽较窄的部分，拿破仑亲自提灯在那里监工。在亲眼看到第一辆炮车通过之后，他又赶回南德格拉芬堡，并命令把御营安置在近卫军组成的一个大方阵中央，这里至今还留有一块“拿破仑石”做为纪念。在那里他可以看见霍恩洛厄的营火闪闪发光，占据了大部分高原。更远还可以看到不伦瑞克的营火和艾卡特斯堡的敌垒。这个景象更使他确认普鲁士全军并不想撤退，而且有准备会战的意图。

接着在营火照耀下，拿破仑又口授命令决定第二天上午的行动：他的目的是要在高原上获得足够空间，以便展开兵力，并在10月15日以前避免决战。他命令奥热罗从卡拉前进，取道缪尔萨迂回托恩钦右翼；苏尔特则从吉格进到罗布施泰德，再向克罗斯维茨跃出，打击托恩钦的左翼；至于内伊和缪拉则迅速前进支援拉纳。（这个命令中未提及任何村庄名称，可能是因为营火光线太弱，使他无法看清地图。）

由于认为普鲁士全军会向他发动进攻，所以在夜里十时，拿破仑又指示贝尔蒂埃命令在纽伦堡的达武于10月14日清晨向阿波达推进，然后从侧面或后方攻击敌军。命令中有一段是这样的：“如果蓬泰科尔沃公爵（即贝尔纳多特）和你在一起，那么你们可以一同前进。不过皇帝却希望他已经到达指定给他的位置，即多恩堡。”达武于凌晨三时收到了这份命令。

霍恩洛厄的的敌情判断也完全错误。他绝没有想到他所面对的竟是法军主力。他相信敌人只在南德格拉芬堡和纽伦堡留下一支侧卫做为掩护，而主力肯定正向莱比锡和德累斯顿赶进，所以他觉得目前并无危险。

10月14日的上午异常寒冷，日出之前，拿破仑开始出发视察拉纳的部队。浓雾掩盖着整个高原，不得不由侍卫人员举着火把随护，皇帝骑着马从一个单位走到另一个单位，与军官和士兵谈话，鼓励他们，并告诉他们说，普鲁士人今天的处境，正好比一年前奥地利人在乌尔姆一样窘迫。他每到一处，部队都欢声雷动，高呼皇帝万岁！虽然雾很浓，可是敌人前哨的距离很近，所以他们可以看见火把的光辉。听到法军的欢呼，萨克森部队不禁为之战栗。

上午六时，拿破仑发出攻击令。在浓雾掩护下，絮歇的师从右面进向罗斯维兹；加桑的师从左面进向柯斯佩达。到八点半钟，这两个村庄连同鲁兹罗达都已落入他们手中。半小时后，在絮歇右面，苏尔特的领先师也从罗布施泰德出现，向柴维提勒森林挺进，在那里面对霍尔岑多夫。同时，在加桑左面，奥热罗的领先师也取道缪尔萨前进，到了弗罗堡，以便展开在加桑师左面。所以到大约九点时，当雾开始消散时，拿破仑已使其会战计划的第一部分完全实现了：他已获得足够空间可以展开兵力。所以他决定暂停前进，好让部队有时间到达他们的指定位置并构成战线。第六军已经到了耶拿，因为等得不耐烦和担心丧失参加会战的机会，内伊不等命令到达就先率领三千精兵赶去助战。

在遇见托恩钦师的逃兵之后，霍恩洛厄才知道他所面对的已不仅是一支法军侧卫。他留下三个萨克森旅在重要的魏玛大路上，命令他们不惜代价死守，接着就命令格拉韦特将军率领大部分普鲁士步兵去夺回托恩钦丢失的阵地。为了支援他，又命令狄希尔将军的萨克森旅跟随后面前进。他又命令托恩钦的溃兵在后方集合并补充弹药。在向鲁歇尔发出了紧急求救呼吁之后，他就率领骑兵和骑炮兵前进，以掩护格拉韦特展开。

十点钟时，雾已完全消尽，霍恩洛厄的骑兵共计四十五个中队，已经接近了维尔岑赫里根村，于是分为两翼，当他们正准备向絮歇和加桑两个师的前进散兵群冲锋时，却突然遭到猛烈攻击，而不能不暂停前进。这个攻击并不是由那两位法国师长发动的，而是内伊乘着大雾掩护，率领他的三千精兵前进到了拉纳和奥热罗之间，这是连拿破仑也不知道的。不久他就与普鲁士骑兵发生了激烈战斗，终于被完全切断，被迫把步兵组成方阵以防止骑兵冲杀。

此时在南德格拉苏堡的拿破仑听到维尔岑赫里根附近突然发生猛烈的枪声，不禁大感诧异；等他听说这是内伊的行动，就更加莫明其妙，因为他以为内伊仍留在后方。他立即派贝特朗率领两团骑兵前进——这是他手中仅有的全部骑兵，因为缪拉还没有赶到——同时他也通知拉纳前进。拉纳立即照办，攻下了维尔岑赫里根，到达与格拉韦特战线对峙的位置，后者正展开在该村北面。在遭遇到猛烈的排枪火力之后，拉纳的部队缩了回去，并在房屋和果园中，利用掩护物向普军还击，火力非常可怕。霍恩洛厄的幕僚们力劝他命令格拉韦特发动突击以夺回村庄，但是他却不听，决定等待鲁歇尔来到，此时他也已经派马森巴赫上校去催促鲁歇尔赶紧前进。毛德上校在《耶拿会战》中说：“接着就发生了一件怪事，这是军事史上最离奇和最不幸的怪事。一个外表极为壮观的步兵方阵，人数约为两万人，在整整两个小时中，站在开阔地上，暴露在法军无情的火力之下，而法军却都躲在土墙后面，几乎使他们找不到可以还击的目标。结果到处死伤枕籍，只有少数还在继续射击。”

当格拉韦特的士兵正在作无谓的牺牲时，拉纳和内伊的步兵已经透入了伊塞尔施泰德森林，切断了魏玛路上的萨克森旅与普军中央兵力之间的联系。为了填塞这个缺口，霍恩洛厄将狄希尔旅以及他手中所控制的若干萨克森预备队都投了进去。到一点钟，除托恩钦师残部以外，他的全部兵力都已列成阵线以等候鲁歇尔到达。

奥热罗的左翼正在与魏玛公路上的萨克森人交战，这里叫作蜗牛弯——是个一连串的弯道。在右翼方面，苏尔特的领先师在圣希莱尔领导下，除留下少数部队监视霍尔岑多夫以外，其余兵力都向内旋转攻击普军左翼。此时，缪拉的骑兵也到达近卫军后方，至于内伊和苏尔特两军的主力也已集中在他们侧翼。所以在大约下午十二点三十分，除已交战的54,000人以外，拿破仑手里还有42,000人作为预备队。

拿破仑监视着两翼的发展，当他判断会战已经到了最高潮时，就命令全军前进。他的部队也都感到胜利在望，立即迅速前进，压迫敌军后退，将他们赶到苏尔巴赫河谷中。最后霍恩洛厄承认大势已去，命令部队向大小罗门施泰德撤退。可是到此时，他的部队已经疲惫不堪，组织瓦解了，所以除了一个萨克森营方阵以外，其余所有部队都一哄而散——他自己也就以那个方阵为避难所。法军在逐步推进时，到处都可以收容到俘虏，全部炮兵都投降了。

现在只有一件事可以阻止霍恩洛厄军团完全毁灭，那就是鲁歇尔能在卡佩伦多夫与哈默施泰德之间的苏尔茨巴赫河上构成防御阵地，那么所有残部就可撤到其后方加以收容重组，然后等到夜间再后撤。可是事实并不如此，当马森巴赫在法朗根多夫附近与鲁歇尔相遇时，就指示他应全速向卡佩伦多夫前进，并攻击在霍恩洛厄右面的敌军。得到霍恩洛厄的求救之际，鲁歇尔已经离开了魏玛，虽然他与马森巴赫相遇的地点距离卡佩伦多夫最多不过六英里，但是他的前进是如此迟缓，直到下午二时，他的领先部队才到达该村。他把主力展开在大罗门施泰德与柯斯查沃之间，就是在斯普林斯堡山脊的脚下，距离依塞尔施泰德西北一英里多一点。他刚一站住脚，就有一支法国轻型炮兵在斯普林斯堡山头出现，并立即向他们轰击。虽然如此，普军还是继续前进，突然，法军步兵蜂拥而来，在炮兵支援下，冲过设伏地，发射猛烈火力。在十五分钟之内，鲁歇尔的多数步兵营就已减少了一半兵力，再过一刻钟，法军骑兵发动攻击，普军就此完全崩溃，向魏玛逃窜。鲁歇尔本人也受了致命伤。

因为鲁歇尔的溃退如此迅速，所以霍恩洛厄企图收集残部再去支援他的企图也完全成为泡影。于是他退过伊尔姆河，向萨克森豪森和利布施泰德逃走。此时，萨克森军在魏玛公路上进行了非常英勇的战斗，拒绝放弃阵地，结果不是被杀就是被俘，无一幸免。

到下午四时，耶拿会战已经结束，法军开始追击。缪拉的骑兵一口气挺进到魏玛，又俘获数以千计的普军残部。那天夜里，拉纳前进到了温普弗施泰德，奥热罗和内伊进了魏玛，苏尔特到了士瓦本斯多夫。拿破仑和他的近卫军又启程回到耶拿，他深信已经击败了普军主力。

在回程途中，拿破仑首先注意的就是伤员后送问题，直到夜幕低垂才回到总部，在那里发现达武元帅的一位参谋正在那里等他。参谋向皇帝报告说，第三军已经单独击败了七万普军，地点在奥尔施泰德附近，率领普军的主将是普王本人和不伦瑞克。这个消息使拿破仑大吃一惊，他不禁向这位参谋说：“你的元帅一定是把一个人当成两个人来看了。”但不久他就搞清了事实，不由得对达武和他的部下大加赞扬。以下就是事情的经过。

拿破仑进行耶拿会战时，因为他拥有数量优势，已经立于不败之地；可是当达武在北面十三英里的奥尔施泰德进行另一场会战时，依照一切战争规律他都不可能获胜。前面说过，在10月13日，普军开始在魏玛-纽伦堡公路上运动，共有五个师，分为五十二个步兵营，八十个骑兵中队和十六个炮兵连，共有步兵四万人，骑兵一万人和火炮二百三十门，包括团炮兵在内。领先的师长是施密特将军，他到达阿波达时，听到南方传来炮声，就命令停止前进。后来发现没什么问题，又命令继续前进。那天夜间，普军宿营在奥尔施泰德，以道路计算，这在柯森桥以西约八九英里。

10月14日，普军命令以一个师的兵力，加上一个骑兵中队，前进到柯森以掩护隘路，而其余军队在到达哈森豪森之后沿弗莱堡道路向北转进，越过温斯特鲁特河，并在弗莱堡和劳卡宿营过夜。因为知道法军在纽伦堡，那么在十月十三日清晨不伦瑞克为什么不先派一支强大骑兵并加上一个步兵师的支援去抢占柯森隘路，直到后卫撤出了哈森豪森，这一点几乎很难理解。不伦瑞克所作的事情可以说是糟糕到了极点。在10月13日黄昏时分，他派少数骑兵进行搜索，这无异于提醒了敌人，在与达武的前哨在陶格维茨相互放了几枪，就退回来报告说隘路已被敌军占据。

这时达武还在纽伦堡，听到消息立即策马前进。从俘虏口中得知普军主力在国王率领下已经接近。他立即派一个步兵营去增强柯森桥的防御。

达武在纽伦堡，共有步兵24,500人，骑兵1,500人，火炮44门，他奉到的命令是采取最短路线，即经过柯森向阿普尔达前进。那里的道路在萨勒河的左岸上成之字形延伸，一直通到一个高原。在高原中央是个相当大的村庄，就是哈森豪森，距离奥尔施泰德约五英里。

贝尔纳多特的司令部也设在纽伦堡，他的部队则在沿纽伦堡到多恩堡之间的道路上宿营。他也奉命向阿普尔达前进，但是却应取道多恩堡，因为拿破仑下命令时，还是认为贝尔纳多特可能会遇到普军主力。由于达武获得的情报已经证明敌军的半数现在都在奥尔施泰德，所以这道命令当然应该改变。10月14日凌晨三时，达武接到贝尔蒂埃在前一天下午十时发出的命令，就力劝贝尔纳多特与他一同取道柯森前进。或许是因为妒嫉，贝尔纳多特却表示反对，还是决定依照前面的命令行事。他向多恩堡前进，并于上午十一时到达。虽然阿普尔达沿大路走距多恩堡只有八九英里远。可是他直到下午四时才到达该地，此时耶拿会战已经结束了。（拿破仑看透了贝尔纳多特的用心，本已下令审讯他，后来因为他的妻子求情才收回成命。）

尽管贝尔纳多特拒绝合作，达武还是毅然前进，毫不犹豫的迎击普军，虽然他相信敌人总数有七万之多。在拿破仑的众将中，达武也许是最能干的。上午六时，他率领他的三个师向柯森进发，这三个师分别由居丹，弗里昂和莫朗指挥。大约八点钟时，前进到哈森豪森周围的平原。在浓雾中，布吕歇尔率领六百名骑兵向他冲来。

在布吕歇尔后面是施密特的师，普鲁士王、不伦瑞克和莫伦道夫也都在一起。应该感谢浓雾掩护，达武才有时间展开居丹的这个师——这是领先的一个。这个师有第十二，第二十一，第二十五和第八十五共四个团——第八十五团留在哈森豪森。居丹把第二十一团和第二十五团列成战线，布置在该村右面（北面），控制第十二团作为预备队。

居丹部署兵力时，普鲁士王，不伦瑞克和莫伦道夫也正在考虑应如何对付。不伦瑞克一向谨慎有余，他主张暂停前进，等后面的瓦滕斯勒本师赶到再采取行动。但是莫伦道夫却主张立即进攻，国王也同意他的见解，于是施密特也开始展开兵力，他正在展开时，雾已消失，可以看清居丹的全部阵容。普鲁士军方面又命令布吕歇尔率领二千五百名骑兵攻击居丹右翼，但居丹马上看清了敌人的意图，立即把第二十一团和第二十五团的侧面各营构成方阵，而第十二团则在后方构成一个单独的团方阵。布吕歇尔一连冲杀四次，每次都被击退，到上午九时，弗里昂师也赶到了，因为达武看到敌人是以右翼为主攻方向，以求打通弗莱堡公路，所以把居丹师摆在哈森豪森周围，把弗里昂放在他的右翼，夹在哈森豪森与斯普尔堡之间。

这时瓦滕斯勒本的师赶到了，后面接着就是奥伦奇亲王的师，他们是因为行李车辆阻塞道路而延误了时间。瓦滕斯勒本进到哈森豪森南面，帮助施密特进攻，因为莫朗尚未到达，居丹就动用预备队第十二团来增援这个村庄。在这次攻击中，施密特负了致命伤，不伦瑞克公爵看到法军的抵抗如此顽强，就亲自率领一个团的掷弹兵向该村冲锋，结果双眼被子弹打伤。他被抬出战场，于11月10日死于汉堡附近。这样一来，普鲁士军实际上已丧失了指挥官，因为普鲁士王既不指派接替者，自己又不亲自担任指挥。

不久，奥伦奇师的两个旅也赶了上来。一个旅由鲁措指挥，被派去支援瓦滕斯勒本的左翼；另一个旅由亨利亲王指挥，赶往施密特师左方，在那边，弗里昂已开始向切克瓦进展。莫朗的师也已到达，展开在哈森豪森左方（南方）。尽管面对重炮火力，他还是逐渐压迫瓦滕斯勒本和鲁措后退。因为他们的撤退又使施密特师的左翼暴露出来，为避免受到包围，也只好撤退。

为阻止莫朗进攻，普鲁士王集中了所有骑兵，交给威廉亲王指挥，他是在瓦滕斯勒本后到达的。此后莫朗就把他的各营构成方阵，他进入这个方阵，达武本人也进入这个方阵。当普鲁士骑兵冲来时，象所有对步兵方阵的冲锋一样，结果一定会被击退。普鲁士军一再冲锋直到筋疲力竭，才开始向苏尔查和奥尔施泰德撤退。接着莫朗前进到了利豪森。

莫朗在达武左翼作战时，弗里昂在他右面攻占了斯普尔堡和波佩尔，波佩尔曾经失而复得，然后到了利斯多夫。所以到正午时，居丹仍然扼守着哈森豪森，而莫朗在南，弗里昂在北，由他们的炮兵实行纵射来威胁施密特、奥伦奇和瓦滕斯勒本的撤退。当这些师后退时，居丹也随之前进，攻克陶格维茨，向吉恩施泰德挺进。在普军方面，卡尔克鲁斯已在那里集中了两个预备师的主力。有了这支兵力，加上全部骑兵，布吕歇尔和卡尔克鲁斯立劝普鲁士王回戈一击。可是威廉·腓特烈却以为霍恩洛厄和鲁歇尔两个军团依然完整无恙，所以决定退向他们那边，准备会合之后再在第二天向法军挑战。

普鲁士军于下午十二点三十分开始撤退，法军的追击以艾卡特斯堡为限度，因为达武的部队已经力竭，而且他的骑兵也不足以击退普鲁士军。在卡尔克鲁斯掩护下，普鲁士军保持着相当良好的秩序，一直退到马特施泰德。从那里可以看见阿普尔达周围地区的营火。他们还以为那是霍恩洛厄的部队，可是不久就碰到惊弓之鸟似的溃兵，才知道霍恩洛厄已被击溃，那些营火是法军的。也就是说魏玛道路已被切断，普鲁士王立即命令军队向北旋转，改从索米达道路行走。在布特尔施泰德，这些精神涣散的人遇到大批溃兵，如潮水般从耶拿方面撤退下来。于是情形更加混乱。因为他们相信法军正在跟踪追击，所以各单位都已溃不成军。法军一共俘获25,000人，火炮200门，军旗60面。

除第三军，法军其他各部的死伤数字都已不可考。这个军损失了军官258人，士兵6,794人，约相当于全部兵力的四分之一，由此可以证明这场会战是何等激烈。居丹师的损失约为百分之四十一，在会战中，胜利部队的损失高到如此程度，可以说是破了有史以来的纪录。

10月15日，拿破仑在他的第一次公报中这样说：“耶拿会战扫除了罗斯巴赫的耻辱。在我们右翼，达武元帅的部队表现最为优异。不仅阻止了敌军前进，而且击败了敌军主力。这位元帅表现出来的过人英勇和坚定性格，都是战士的最佳楷模。”

10月15日上午，法军开始进行历史上最著名的追击：缪拉、苏尔特、内伊和贝尔纳多特，分别痛剿敌军残部，并消灭其抵抗力；而拿破仑则率领达武、奥热罗、拉纳和近卫军沿大路向柏林进发。此外，路易和莫尔捷也奉命向赫斯进攻。

10月27日，拿破仑以胜利者姿态进入柏林，虽然和约条件已经讨论并决定了，普鲁士王还是接到圣彼德堡送来的通告，说如果他仍与俄国保持同盟关系，那么沙皇就将亲率十四万人来援助他，所以他就拒绝批准和约。这时，普鲁士境内的要塞都连续向法军投降，其中包括埃尔弗特、普林兹劳、斯潘道、斯退丁、库斯特宁、马格德堡和哈米伦等地。11月7日，布吕歇尔也在卢比克投降。在二十四天内，普鲁士和萨克森的全部军事力量都已经毁灭殆尽：战死和负伤者共25,000人，被俘100,000人，其余兵力也都完全瓦解。法军所获战利品更是多得无法计算，单单在柏林就有火炮4,000门，马20,000匹和枪100,000枝。

从战略和战术两方面来看，很少有哪次胜利的决定性能够与耶拿-奥尔施泰德双重会战相比。不过在政治方面，拿破仑却未能达到目的。普鲁士的失败并未使英格兰退出战争，也正因为这一点，才使这两场会战在历史上具有广泛影响。它们没有带来和平，反之在这之后，欧洲还是连年苦战，终至民穷财尽，结果当拿破仑最后被推翻时，英国的世界霸权也奠定了基础。从此英国变成了世界工厂和世界银行，这也正是拿破仑所竭力阻止的。

如果与这个后果比较一下，那么一个绝对王权被推翻，一亿六千万法朗巨额战争赔偿，以及萨克森和魏玛被迫加入莱茵同盟，都只能算是次要事件。拿破仑对这一点也十分明白，因为在大获全胜之后，他马上就转过身来解决其尚未解决的难题，就是如何消耗英国的存款和如何最后毁灭英国的信用。

首先，他没收了普鲁士和萨克森境内的一切英国货物。（在莱比锡，他没收了大量英国衣料。所以他向每个法国军官赠送一套全新的军服，向每名士兵赠送一件外套和一件上衣。）其次，他命令莫尔捷占领汉堡和汉莎的城镇。最后于11月21日，他发布了《柏林敕令》，这就是他准备用来毁灭不列颠贸易的伟大计划，共有十一条，其中前八条最为重要，内容可以略述如下：

第一条：不列颠各岛被宣布处于封锁状态。

第二条：一切前往不列颠各岛的旅行和通信均应禁止。

第三条：所有在我军和联军占领的国家中，如果发现任何英国臣民，一律当作战俘收容。

第四条：所有仓库、一切商品和财产，无论何种性质，只要属于英国人，一律加以没收。

第五条：一切买卖英国商品的商业都在禁止之列，一切属于英国的商品，或是从英国工厂和殖民地出来的，都一律宣布为没收对象。

第六条：一切充公没收的财产，应提出半数来赔偿因为商船被英国巡洋舰捕获而受损失的商人。

第七条：自本敕令公布之后，所有直接从英国及其殖民地开来的船只，以及曾到过该地的船只，一律不准进入欧洲的任何港口。

第八条：一切假借名义，企图违反上述规定的船只，一律加以没收，对船只本身和所载货物一律视同英国货处置。

这个敕令就成为拿破仑政策的基石。凡是愿意接受其约束者就成为法国的友人，否则就被当做法国的敌人。英国当然立即发动反击。1807年1月7日，英国发布命令，禁止任何中立国船只在任何两个法国港口之间或其同盟国的港口之间进行贸易。如果违反这个规定，船只和货物都一律没收。为了报复，1月27日，拿破仑命令没收汉莎各镇市的英国货，连同其殖民地所生产的都在内。这样，真正的战斗开始了。

不过俄国尚未屈服，因为亚历山大是欧洲大陆上英国信用制度的大主顾，既然拒绝接受条件，所以拿破仑决心先击毁它。

班尼希森已率六万俄军驻在华沙；而布克斯豪登还有四万多兵力，在一个月内可准备就绪。11月25日，拿破仑离开柏林前往波森，缪拉于11月28日进入华沙；接着在12月18日，拿破仑也到了该城。此时，两个俄国军团已经联合在一起，由卡姆斯科伊指挥。1807年2月8日，在大风雪之中，拿破仑在普鲁斯赫-艾劳向他们发动攻击。结果成了一场惨烈的血战，可是法军并未获得确实的胜利，因为俄军保持良好秩序撤退了。拿破仑在一场激烈的会战中失手，这几乎还是第一次；4月26日，普俄两国签订了巴滕施泰因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沙皇和威廉·腓特烈应联合一致，把法国人赶出日尔曼。英国对他们则作幕后支援，他们贴补普鲁士军费一百万磅，并派兵20,000人到斯塔尔松德增援古斯塔夫斯四世所率领的16,000名瑞典兵。

接着，拿破仑围攻但泽，它投降之后，班尼希森就愚蠢地采取攻势了。6月10日在弗里德兰会战中他被法军击溃。这是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因为沙皇不仅求和，并且还提议与其征服者签订同盟条约。6月25日，两位皇帝在涅姆河中的一个木筏上会晤，花了三小时谈判和约条件，而威廉·腓特烈则冒着大雨在河岸上等候他们的决定。拿破仑最希望的就是恢复保罗一世时的“武装中立联盟”，其意义就是封闭波罗的海，不让英国船只进入。两天后，法普两国也在蒂尔西特签订了和约，依照这个和约，普鲁士失去了易北河以西的领土、1793年吞并的波兰省区和1772年获得的西普鲁士南部，而科特布斯则割让给萨克森。但泽变成了自由港。普鲁士的面积只有从前的一半，并且还要与法俄两国采取一致行动对抗英国。这时，拿破仑似乎已经彻底胜利了。

谢选骏指出：拿破仑搞的大陆封锁体系是无法成功的，因为这是一个封闭系统，可是又不能像秦始皇和奥古斯都那样把整个文明世界完全封闭起来。后来的纳粹德国、苏联，也都因此而失败。现在的共产党中国，还在徒劳无益地进行着“互联网防火墙”的大陆封锁，这迟早也是要完蛋的——因为这样做的后果，到头来只是限制了自己的力量发展。所以我认为，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除非建立一个全球政府，否则世界无法安宁，因为任何封闭系统无论它多么巨大，都会失败的，否则它能消灭任何萌芽和死角。

【大事记（十四）：英法争夺欧洲大陆（第二阶段）】

虽然拿破仑的地位已如日中天，到达了权力颠峰，可是他的任务并未完成，由于英国仍然拒绝媾和，所以在欧洲也就没有和平之可言。因此他一回到巴黎，马上就着手扩大其“大陆体系”的范围。一八〇七年七月十九日，他向葡萄牙提出警告说：为其本身利益起见，最好能从九月一日起开始禁止英国船只进入葡萄牙的港口。七月三十一日，他又向丹麦提出类似要求，接着在八月十六日又要求丹麦舰队与法国合作。但是英国却早已注意到这支舰队。七月二十六日，英国派甘比尔上将率领一支强大的远征军去要求丹麦舰队投降。因为丹麦人拒绝屈服，九月二日未经宣战，英军即炮轰炮哥本哈根。九月七日，该城投降，十八艘战舰和五十二艘其他船只全被没收。在这个高压行动之后，丹麦开始与法国联合，并向英国宣战。

因为有了哥本哈根的前车之鉴，葡萄牙拒绝封闭他们的港口。为了强迫他们就范，拿破仑与西班牙签订了一个条约，准备联合入侵葡萄牙。他派朱诺将军率领二万八千人，通过西班牙向里斯本进发。这样就发动了“半岛战争”，其累积的效果终于促成了拿破仑的最后失败。这个因素所具有的决定性并不比侵俄战争小。葡萄牙的舰队溜走了，它的摄政在英国人引诱下，勉强上了在塔古斯的英国旗舰，连同葡萄牙舰队一起开往巴西。这个挫折使拿破仑大感愤怒，他决定确保西班牙的港口，尤其是加的斯。

一八〇八年三月，西班牙的查理四世自动退位让儿子斐迪南七世（一八〇八——一八三三年）执政，拿破仑拒绝承认斐迪南七世，强迫他退位，并立他的兄弟，现任那不勒斯国王约瑟夫为西班牙国王。这个选择既不聪明又不吉利。因为西班牙早在蠢动之中，而约瑟夫绝对没有平乱之才——虽然除了在葡萄牙的朱诺军团以外，他在西班牙境内还有九万人的法国部队可以动用。拿破仑相信这种叛乱不过只是土匪行动，所以指示他的兄弟应用快速纵队去击散他们。约瑟夫照办了。他命令杜邦将军率领二万二千人去镇压塞维利亚和加的斯境内的叛乱。一八〇八年七月十九日，杜邦遭到困难，四天以后，他可耻地在拜伦向西班牙卡斯塔尼奥思将军投降。

从一八〇一年贝里亚尔和门诺在埃及投降后，拜伦之降就是法军最近遭到的最大屈辱。而比较起来更非吉兆，因为这只是一次叛乱，并没有国王领导，而只是平民起来反抗拿破仑的暴政。若无人民拥护，则不管其他情形，拿破仑的失败似乎已成定局。拜伦之降后，其立即的结果就是法军于八月一日撤出马德里。两天后，在维尔斯利爵士（即后来的惠灵顿公爵）率领下，一支英国远征军也在葡萄牙境内登陆，并于八月二十一日在维米诺击败了朱诺。此时，拿破仑又已命令三个军的精兵，分别由维克托，莫尔捷和内伊率领，开入了西班牙。他又与俄皇联名写信给英王乔治三世，要求他考虑全面和平，可是毫无回音。十月三十日，拿破仑离开巴黎，亲率二十万大军侵入西班牙。十二月二日，他进到马德里城下——那天正是奥斯特里茨会战三周年纪念日。

此时于十月六日，英国在葡萄牙的军事指挥权已改由约翰·摩尔爵士担任。为了吸引拿破仑离开西班牙南部港口，他企图切断在布尔戈斯的法军交通线。他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到沙哈根之后，才知道拿破仑已经离开马德里，并正向着他前进，他就撤向维哥和柯鲁尼亚。拿破仑一直追到阿斯托加，然后把指挥权交给苏尔特，自己返回了巴黎。他如此匆匆离去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塔列朗，富歇和缪拉正在制造一个阴谋，与奥地利驻巴黎大使梅特涅伯爵秘密勾结，想鼓动奥地利反对他，而约瑟芬（他的皇后）也被牵涉在内。他认为幕后操纵者就是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和商人，这是所谓“无形的敌人”。的确已有另一场大火正在蕴酿之中，他开始准备征集八十万人，当三月奥地利宣战之际，他在西班牙境内已有可用兵力三十万，法国十万，从莱茵地区抽来的二十万和意大利的六万人。奥地利的野战军总数为二十六万五千人。

一八〇九年四月十日，奥军在查理大公指挥下越过巴伐利亚边界，四月二十二日在艾克缪尔惨败，损失了将近四万人。五月十三日，拿破仑进入维也纳，九天后发生了惨烈的阿斯本-艾斯林会战，拉纳元帅在此战中殒命。拿破仑在这场会战中几乎失败，于是全欧似乎显出了一线新希望。七月五日和六日，又发生了惨烈的瓦格拉姆会战，查理又被击败。于是十月十五日签订了《匈布仑和约》，依照和约，奥地利割让了大量的土地给巴伐利亚、法国、俄国和萨克森。陆军兵力限制为十五万人，并偿付赔款七千五百万法郎。一八一〇年一月，法国与瑞典也签订了一个和约，在这个月，拿破仑和约瑟芬离婚。三月十一日，他与奥皇弗朗西斯一世的女儿玛丽·露易丝结婚，目的是想做奥地利的继位者，并增强对俄国的地位。为了加紧封锁，七月九日，他又以帝国敕令把荷兰合并进法国，一个月后瑞典国王也承认贝尔纳多特为瑞典王室的继位者，十月瑞典也向英国宣战。

直到这时为止，法英两国的经济战争始终是拿破仑占优势的，尤其是兼并荷兰更使不列颠的贸易受到沉重打击，加上一八〇九年和一八一〇年，英国农业连续歉收，所以更使其财政危机显得十分严重。英国一方面准许谷物输入英格兰（但课以重税），另一方面又必须维持惠灵顿在西班牙的军费，所以伦敦的存金很快开始减少，消耗是如此巨大，以后就只有法国一国在银行内还有金条储备。为了打破这场经济危机，被称为欧洲第一商人的巴林爵士和他的朋友都主张引诱俄皇亚历山大脱离“大陆体系”，否则英国只有破产和屈服。

拿破仑并不想要战争，他想要的是和平，但和平必须依照他所希望的条件，那就是毁灭英国的体系。尤其是他绝不想与俄国发生战争，因为沙皇不仅是他的同盟者，而且更是大陆体系的关键。

一八一〇年，亚历山大的态度转趋和缓，开始接受英国货物。接着，他允许六百艘英国商船把货物运入俄国。为了报复和加强封锁，拿破仑兼并了奥尔登堡公国，这个行动使沙皇大为恼怒，因为这位大公是他的舅子。情形迅速恶化，拿破仑说：“战争已经无可避免，尽管为了我，为了亚历山大皇帝，为了法俄两国的利益，都不应该发生战争。凭我过去的经验，我常可猜想到未来的发展。这都是歌剧中的一幕布景，而操纵这个机关的却是英国人。”以后他在圣赫勒拿岛时，又对拉卡萨说：“俄国是英国的最后法宝，世界和平就寄托在俄罗斯人身上。但是不幸之极！英国的黄金却比我的计划更有力量。”

危机终于来临。一八一二年一月十二日，在与英国缔结了一个秘密条约后，亚历山大就向拿破仑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所有法军都撤到奥德河以西，这是拿破仑无法接受的。

拿破仑对这个挑战已有很好的准备，因为他已召集了一支六十万人的大军，其中大约有步兵五十万人，骑兵十万人，野战炮及攻城炮共约一千四百门。五月初，拿破仑在维斯瓦河上集中了四十五万人的兵力。面对他的是两个俄国军团，一个由巴克莱指挥，另一个由巴格拉季昂指挥。巴克莱的兵力为十二万七千人，展开在一个宽广正面上，从夏夫利到维尔纽斯，再到普鲁夏尼。巴格拉季昂与巴克莱是完全隔开的，位于鲁兹克，在普里皮亚季上方的南面，人数为六千人。拿破仑的想法（不能说是一个计划）是先前进到维尔纽斯，突破巴克莱军团右翼；接着再打击其中央和左翼的交通线，最后完全切断他与巴格拉季昂的联络。一八一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清晨，大军团在科夫诺，皮罗那和格罗德诺三处渡过了涅姆河。巴克莱立即向后撤退。六月二十八日，法军进入维尔纽斯，一直停留到七月十六日。迟误的原因是补给纵队破裂了，这对法军而言是个致命伤，因为这使两个俄国军团终于在八月一日在斯摩棱斯克会合了。此后在维捷布斯克，拿破仑又停了十四天，这次是为了收容落伍人员和建立补给基地。接着在八月十六、十七、和十八日三天，他都向敌军进攻，但是他又未能切断莫斯科大路，俄军又溜走了。

通常的评论都主张拿破仑应留在斯摩棱斯克宿营过冬，等第二年春季再继续作战。这种意见实际上是不可能实行的，因为在那里他无法供养大军团，而且贝尔纳多特已经叛变，与俄国联合一致，并可以获得英国援助，从而打击在他背面。所以当时他只有两条路：不是放弃战争就是继续打下去。放弃战争无异于使英国坐享胜利，继续打下去却是一场赌博，那应当是想在占领莫斯科之后再压迫沙皇屈服。拿破仑容许政治因素影响他的战略，这还是第一次。因为这次他的目标不是毁灭敌人的军队，而只是占领一个地理上的要点。

拿破仑知道他的敌人在不断退却中已经丧失了士气。现在以勇猛著名的库图佐夫代替了巴克莱，九月七日在博罗迪诺——即莫斯科瓦——血战了一场，但仍然不具有决定性。法军死伤二万八千人，俄军为四万五千人。库图佐夫穿过莫斯科城退走，并放弃了该城，九月十四日，拿破仑进入莫斯科。

以下事情就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述，那就是“废墟”。在九月十五日到十九日之间，莫斯科城的四分之三都被焚毁，这可能只是一场意外的火灾，并非阴谋。俄军早已对法军交通线展开了激烈的游击战，因为沙皇不肯讲和，再留在莫斯科已经不可能了。十月十九日，拿破仑放弃该城，率领十万零八千人和五百六十九门火炮，开始退向斯摩棱斯克。第二天出现了第一次降霜，到十月四日就开始下雪，十一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发生了伯利西拉之战，法军死伤了二万五千人之多。康布雷在《征俄史》中说：“这一战使大军团的生命从此结束。这个过去曾使欧洲为之发抖的大军团，从军事意义上来说已经不存在了。”十二月五日，拿破仑在斯莫尔哥尼将最高指挥权交给缪拉，由科兰古等少数人员随伴，自己先返回巴黎。在途中，一向乐观的大皇帝对科兰古说：

“所有人都应该把俄国人当作瘟疫看待，对俄国的战争是为整个欧洲及其文明而战的。法国的挫败应使所有妒嫉它和害怕它的心理都完全一扫而空。欧洲人应该认清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这个俄罗斯巨怪。”

十二月十八日夜间，皇帝的车驾疾驶穿过凯旋门。当时钟敲着午夜十二时差一刻时，他走入了杜伊勒利宫的正门。

谢选骏指出：拿破仑其实不是被俄国人击败的，更不是被俄国的天气击败的，他是被自己的大陆政策击败的。试想，欧洲各国如果遵循他的大陆封锁，那么欧洲岂不是退回到地理大发现以前的时代去了吗？那岂不等于土耳其人已经占领了全欧，而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光棍不就是土耳其苏丹了吗？这怎么可能做到呢？这岂不是对于技术时代的一个根本反动吗？可是拿破仑这头科西嘉山猪真的就是这么愚蠢。竟想切断全球贸易！十九世纪的英国可不是二十一世纪的北韩啊，那是“世界工厂”，还不是中国现在这样的“世界代理加工厂”。难怪拿破仑被“技术力量”流放到了圣海伦娜岛屿。

【第十四章：莱比锡会战（上）】

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之后，战争的性质已经改变。此前除在西班牙外，与他对抗的都是旧王室；而此后对抗他的却是普通民众了。正和他的青年时期一样，法国大革命唤醒了法兰西的民族精神，使法国人民获得自信自强的精神，正因为如此，瓦尔密一战才能把不伦瑞克的大军扫出法国。现在到了1813年，由于法国在欧洲已居于征服者地位，所以也把革命的种子洒遍了所征服的地区。莫斯科的火焰在精神上点燃了整个欧洲大陆，所以在莱比锡平原的战斗，的确可以称为“民族会战”——新欧洲就是从这场会战中诞生的。

拿破仑对如此巨大的变革却殊少认识，所以回到巴黎之后，虽然感觉到情况已变得很复杂，但仍然没有失望。虽然威望受到了打击，可是他的军事力量却不过暂时消沉了一下。在他后面还站着法兰西，虽然饱经征战却忠诚不贰，此外意大利、伊利里亚、尼德兰和除普鲁士以外的全部日尔曼也还属于他，奥普两国还是与他保持着同盟关系。他的敌人只有英俄两国，英国的兵力陷在西班牙境内，而俄罗斯则已破产并分裂成为两派：库图佐夫是主和派领袖，认为在普鲁士边界一定要结束战争；沙皇本人是主战派领袖，目的是想彻底歼灭拿破仑。可是亚历山大也知道凭他一己之力是无法让俄国人跟着他走的。

对拿破仑而言，普鲁士和奥地利是两个不可靠的因素。不过普鲁士在军事上已经软弱无力，如果背叛——这是很可能的——拿破仑也认为自己有把握击碎普俄两国的联合兵力。奥地利的问题就比较严重，因为如果奥俄普三国联合起来，那么他就可能要在两个正面作战，或是在一个正面遭遇到压倒性的联合数量优势。所以他一回到巴黎就马上与他岳父谈判。

此时英国早在与奥地利进行谈判，拿破仑从他驻维也纳大使奥托伯爵的报告中已经了解事实。奥地利人耍的是两面讨好的把戏：他们一方面不愿让野蛮的俄国人进入他们的国土到处烧杀掳掠，另一方面也想摆脱法国控制。因为他们的战争准备尚未完成，所以拿破仑政策的要点就是争取时间。

此时在涅曼河却发生了具有决定性的意外事件。12月30日，指挥三万普鲁士军队的约克将军——麦克唐纳元帅后卫部队中的一半——突然自行与俄军签订了《托罗根条约》，依照条约，他这个军宣告中立。这个意料之外的背叛产生了两个结果：

（一）现在仍指挥大军团残部的缪拉被迫撤退，在俄军主力越过涅曼河三天后，即1月16日，他又把指挥权交给欧仁亲王。这位亲王是意大利总督，完全是个软弱无能的宫廷将军。（现在这个残破的军团只剩下十万人。在侵入俄国的六十万大军中，其中只有二十万是法军，所以法国的损失并不如想象中严重。）

（二）约克的叛变成了普鲁士全面叛变的讯号，2月26日，威廉·腓特烈在卡里希与俄国签订了攻守同盟条约。依照条约，俄国出兵十五万，普鲁士出兵八万。3月13日，条约正式公布，普鲁士同时向法国宣战。所以俄国已达到了一部份目的。

宣战之后，普鲁士境内就掀起了战争狂潮。政府宣布全国皆兵。凡不加入正规军和国民兵的人都应该用对敌方交通线和后方进行作战的方式来支援陆军，人民应使用他们所有的工具决死抗敌，阻扰敌人行军，切断他们的补给，杀害他们的散兵游勇。这些游击队不穿军服，在敌人的前进道路上，一切粮食都加以销毁，磨坊、桥梁和船只全部烧掉，村庄也都放弃，人民都躲到森林和山地去避难。正如拿破仑的内阁成员维恩伯爵所说：“这些都是拿破仑的敌人所想使用的新手段。”这也正是1792年法国革命后的情形重演。

此时，俄军也于1月18日渡过维斯瓦河，并于2月7日进入华沙，欧仁在但泽、格劳登兹、托恩、莫德林等要塞中都留下了一些守军，一共是54,000人，其中有33,000人是法军。到三月初，因为担心普鲁士人民揭竿而起以及俄军前进，欧仁又放弃奥德河一线退到了易北河。他在那里奉到拿破仑命令，要他放弃德累斯顿，而把兵力集中在马格德堡。3月12日，由于受距离限制，迫使欧仁非放弃汉堡不可。特滕布恩就率领哥萨克骑兵，在人民的欢呼声中进入该城。

此时拿破仑正忙于一个伟大的工作，就是要在四个月内建立一支新军。就象科兰古所写的：“法兰西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兵工厂。整个法兰西民族都忘却了过去的挫败，纷纷表现出他们的热诚和信心。这也是法国人高尚天性的光荣例证，同时也是皇帝个人的胜利。他发挥惊人的精力，指导一切工作。对这种伟大的民族性努力，只有他的天才才能够给予组织和指导。一切工作都有如神助。”

拿破仑的目的是征召一支655,000人的大军。在前一年11月，他已命令召集1813年的新兵，预计有137,000人。在更早些时候，当他还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为了增强国内治安，他命令召募“国民兵”80,000人，这支部队现在是由外国人组成。此外，他又召集1814年的全部新兵，共200,000人，以及1808、1809和1810三个年龄层的缓召人员，共100,000人。他又从西班牙的270,000人中抽出许多老兵和四个团的近卫军。从海军中抽出了40,000名有经验的炮兵。

从宪兵中抽出3,000名骑兵军官和军士。命令意大利供给一个军共30,000人，由贝特朗将军指挥。但因为逃亡人数颇多，所以这些数字并不完全可靠。就全体而论，新召集的步兵还是很不错的，虽然科兰古说他们不过是一些有组织的“乌合之众”，但尽管科兰古把他们鄙薄得一文不值，可是我们却不能不同意德·欧德拉本的说法。他说：“在战争中要找到象他们这样的军人似乎是不可能的。他们英勇奋战，视死如归，而且在一切困难和危险中还是照样效忠他们的将领和部队。”也和从前一样，炮兵还是极为优秀，但骑兵的数量和素质却都不够水准，到4月，人员不过15,000人，而且其中只有一半能够作战。原因在于老骑兵都在俄国牺牲光了。在法国再也找不到那么多的补充人员，新的青年骑兵军官还缺乏训练，而新的鞍具和恶劣的驯马术也使许多马匹失去服役能力。由于缺乏有效的骑兵，使拿破仑在新的战争中从头到尾都感到束手束脚。

3月12日，拿破仑颁发敕令，决定新军的编制如下：第一军由达武元帅指挥，第二军由维克托元帅指挥，第三军由内伊元帅指挥，第四军由贝特朗将军指挥，第五军由劳里斯东将军指挥，第六军由马尔蒙元帅指挥，第七军由雷尼耶将军指挥，第八军由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指挥，第九军由奥热罗元帅指挥，第十军由拉普将军指挥，第十一军由麦克唐纳元帅指挥，第十二军由奥地诺元帅指挥。此外还有一些日尔曼部队。

到4月中旬，拿破仑已准备妥当，可以一战了。他控制的兵力，共为官兵226,000人，火炮457门，组成两个军团。他自己指挥“美因”军团，包括第三、第四、第六、第十二军，另加上近卫军和近卫骑兵。欧仁亲王指挥“易北”军团，包括第五和第十军，第一、第二和第七军的一部份，还有第一骑兵军。

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召集了差不多二十五万人的部队，而且还要供给装备，此外在后方还准备了同等数量的预备部队，凡此种种都可算是一个杰出成就。如果拿破仑的前途完全靠物质力量来决定，那么很可能不到四个月他就可以讨还俄国的旧债。他后来之所以未能成功，并非由于他缺少物质力量，而是因为过去使他累战累胜的指挥体系已经不再适用了。自从瓦格拉姆会战以后，战争条件已经改变。陆军的数量愈来愈大，作战地区变得那样广大，即使是内线作战，一个单独的指挥官也已无法指挥全盘运动。不仅是战略方面，甚至连战术方面也是如此。在莱比锡会战中，人数太多，情况也过于复杂。所以拿破仑的个人指挥体系因此失灵。

同样重要的是，过去拿破仑一向总是采取攻势，使用兵力有如电闪雷鸣一样。但是到1813年他却被迫采取守势，而战场上的居民又具有强烈敌意。由于人民的敌对态度，不仅迫使他不能不用较多兵力维护交通线、仓库和桥头堡等，而且也使他很难搜集情报，加上缺乏轻骑兵，所以困难份外加剧。关于这个问题，德·欧德拉本这样评论说：“拿破仑的将领虽然费尽心思，结果还是徒劳无功。一方面由于居民的敌视态度——他们都受过法军虐待，另一方面也由于哥萨克骑兵的骚扰。简而言之，只有在敌军已经撤走的地区，我们才能够了解一切情形。这样的情报在进攻中也许勉强够用，但是在防守作战中却毫无价值。”（德·欧德拉本是个萨克森军官，在拿破仑总部充当译员，他的观察是非常公正的。）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过去的成功已使拿破仑变得愈来愈专横独裁。他认为自己天下无敌，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够格指挥一支伟大的军队。这也使他看不起敌人，正和查理十二一样，认为世界上没有不可克服的障碍。维岑萨克说过：“不管工具是否合用，他的命令还是一样要彻底执行。他有一种用不充足工具来完成一切工作的习惯，一种不承认任何不可能的决心和对成功的无限信心。在开始时，这都是我们胜利的原因，可到结束时又成为失败的原因了。”

有些史学家在讨论拿破仑晚年的指挥艺术时，认为促成其失败的原因是因为生活放纵。体重增加之后，身体变得不健康，体力衰减。这种看法似乎少有根据，而可加以驳斥的证据却很多，在1812年征俄战争中，根据科兰古记载，可以看出拿破仑的行动还是非常活跃，例如：“皇帝在维尔拉时，他的活动简直使人难以置信。似乎一天二十四小时对他来说还是不够长。”“他在整个白天和大部份夜间都在工作。虽然在前线，他还要治理法国，而日尔曼和波兰也可以感受到他的心跳。”1813年，德·欧德拉本的记载也可以证明他还是照样活跃。（在莱比锡会战开始之际，拿破仑说过：“我要以波拿巴将军的身份打这一仗，而不是以皇帝的身份督战。”事实的确如此。）

事实上造成他覆亡的原因正和造成他兴起的原因一样。不是因为惰怠，而是因为活跃。他始终相信他一个人可以身兼总司令和总参谋长的双重职务，结果等到军队的数量愈来愈大，而优秀的参谋人员成为必要时，他却无法找到这种人才。再请看科兰古的记载。

他在1812年这样说：“参谋人员几乎毫无先见之明，反过来说，因为皇帝一切都事必躬亲，亲自发布所有命令，所以任何参谋人员，甚至参谋长都不敢负责，连一个极不重要的命令都不敢作主。”虽然在1812年，拿破仑在写给贝尔蒂埃的信中说：“这种组织的参谋部几乎毫无用处。”可是1813年德·欧德拉本却说：“在这场会战中，贝尔蒂埃总部中的参谋人员，在经验和技巧上远不如过去。”总体说来，在这场会战中的军队，实在是个过于复杂和不完善的机构。发生了许多困难，连拿破仑的权威也无法克服。拿破仑对元帅们所抱的希望不是指挥，而是服从，他们都是奴才而非领袖，有许多人升到高位，都是由于宫廷、政治和私人关系。其中多数出身贫贱，大都不学无术。拿破仑使他们升官发财，他们的收入多到百万法郎以上，被封为王公等爵位。在失败后离开法国前往厄尔巴岛时，拿破仑对科兰古说他很后悔在晚年不应再重用这些元帅，因为他们都太有钱，养尊处优，对战争已经厌倦了。如果他能够提升好的师长，因为这些人刚刚抓到元帅的权杖，那么也许情形就会完全两样。

对抗法国新军的是俄普联军。俄军人数约为110,000万，其中有30,000人是骑兵和哥萨克人。哥萨克人都是没有纪律的骑士，他们不仅攻击法军后勤部队，而且日尔曼农民也饱受其苦。在他们中还有许多巴斯基尔人和鞑靼人，还在使用弓箭。耶拿会战使普鲁士从封建国家变成了半自由国家，普鲁士陆军也从此走上了改革之路。1807年10月9日，普鲁士取消了农奴制，军队的半封建组织也改良了，而以爱国主义作为兵役制度的精神基础。虽然依照1808年9月8日的《巴黎条约》，拿破仑限制普鲁士陆军的官兵总数为42,000人，可是沙恩霍斯特却建立了预备役制度，使许多兵员迅速而秘密地变成了预备役人员。沙恩霍斯特的目的是要建立一支真正的民族军队，但实际上直到1814年才成功。

约克叛变时，普鲁士境内的兵力不超过38,000人，但是此前为了补充在俄国的损失，拿破仑曾命令威廉·腓特烈再召募30,000人。另外在1813年2月9日，普鲁士王发布敕令成立国民兵，这是一种征召式的民兵和志愿性的轻步兵单位，以及一些“自由连”，大部份由外国人充任。所以到4月中旬拿破仑准备完成时，普鲁士陆军总数也已经增加到了80,000人。

3月11日，拿破仑曾把他的第一个作战计划解释给欧仁听，虽然计划终未实现，但却相当有趣，因为在整个会战中，拿破仑从来没有完全忘记它。这个计划是准备在哈维尔堡渡过易北河，率领300,000人前进到斯退丁，解救但泽之围，这样就可以增加30,000人的兵力。但是这个计划的意义却不仅此而已，因为这个北面的作战可以把战争带到普鲁士心脏地区，使柏林受到拿破仑的宰割，可以使普鲁士的动员完全混乱。此外，再从北面威胁俄军通过波兰的交通线，也足以把普俄两军都向北吸引，使他们远离奥地利，从而使奥地利处于孤立地位。

更进一步，如果拿破仑的行军速度能超过敌军——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他可以绕到敌人后方，从而再创造一次耶拿式的战机，而这一次他的正面是对着法国的。正如约克伯爵所说：“这个计划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最好的。”

可是这个计划却始终未能实施，因为到5月，拿破仑想采取这种行动时，他所有的兵力还不敷需要——三十万人的三分之二。所以当他向哈维尔堡和斯退丁前进时，就不可能再有余力把敌人钉死在德累斯顿。此外，在莱茵邦联诸国中，人心都在骚动，所以也不允许他前进得太远。日尔曼境内的民族主义精神正在高涨之中，开始使他的战略受到限制。

拿破仑的第二个计划是直接前进到莱比锡，然后再扑向德累斯顿，这样就可迫使敌人要么接受会战，要么退到易北河后方。因为骑兵力量薄弱，不足以屏障他的机动和给予基地和交通线以适当保护，所以他被迫倚赖设防的河川之线。虽然他并不确切知道联军的实际位置，但如果联军决定向他前进，欧仁就应打击他们的右翼；反之如果联军决定向欧仁前进，那么他自己就应打击他们的左翼。照我们看来，第二计划并不是用来代替第一计划的，而只是完成第一计划的初步。拿破仑的主要想法还是想攻占柏林和进行北方作战。但是为了实现这个想法，必须在南方先获得一次决定性胜利来重振声威，使日尔曼地区不敢动弹。

4月15日，拿破仑离开圣克劳德前往马因斯，两天后到达该地。25日他推进到了埃尔弗特——这是他集中兵力的地方——除贝特朗军以外。依照德·欧德拉本记载，“他似乎非常不安，”很明显，因为他缺乏骑兵，所以无法发现敌人正在干什么。28日他前进到艾卡特斯堡，因为路上到处都有敌人轻骑兵搔扰，使他的马夫们迟迟未能到达——这对这场会战可算是不祥之兆。

4月30日黄昏，易北军团共62,000人，留在梅泽堡附近，而主力军团则在纽伦堡附近及其西面。此时联军共为步兵64,000人，骑兵24,000人，火炮552门，由俄国元帅维特根斯泰因亲王指挥，也正在纽伦堡——莱比锡大路的南面集中（库图佐夫已于4月28日逝世）。拿破仑能立即用来对抗他们的兵力只有145,000人，火炮372门，仅有7,500人的骑兵。他十分需要获得一次迅速而具有决定性的胜利，不仅是为了使他这支年轻的部队获得一次经验以激励他们的精神，而且更是为重振他的威望。

5月1日，他命令易北军团从梅泽堡前进到希拉德巴赫，而主力军团的运动则是这样：（一）第三军（内伊）和近卫骑兵从威森维尔斯前进到吕岑。第六军（马尔蒙）担负支援。（二）近卫军前进到威森维尔斯。（三）第四军（贝特朗）和第十二军（奥地诺）前进到纽伦堡。贝舍尔元帅在这天被一颗流弹击毙。在这一天终了时，拿破仑也进入了吕岑。

2日，内伊奉命稳固吕岑，并用相当兵力据守吕岑以南的大小果尔辛、拉纳和加亚等村以掩护易北军团前进到莱比锡和主力军团后续部队向吕岑靠拢。如果敌人进攻，内伊的侧卫就应变成前卫。一旦它钉住敌人，就可获得充分时间以便其余部队实行迂回。

此时，俄军骑兵向联军的总司令部报告说：法军正分成行军纵队，从威森维尔斯前往莱比锡，在加亚有一支兵力薄弱的侧卫。这个报告是准确的。因为内伊忽视了他在上午四时接到的命令，并未向佩高等方向实行侦察。

他并未把该军主力集中在加亚，反而把五个师中的三个都留在吕岑。此外，他的前哨也不够活跃，对仅仅相隔两英里的敌人都未发觉。维特根斯泰因获得骑兵报告后，决定先击毁法军侧卫，把敌军切成两半，并把所有在吕岑以东的敌军，都赶进埃尔斯特沼泽。

拿破仑并未料到在5月2日会受到敌人攻击，所以他在大约上午九点时离开吕岑，骑马前往劳里斯东的部队，劳里斯东正奉命把克莱斯特逐出林德瑙并占领莱比锡。上午十一点钟，他由欧仁和内伊陪伴快要到达莱比锡时，突然听到加亚方面传来猛烈的炮声。内伊马上疾驰回到他的军部。拿破仑立即命令所有在莱比锡大路上行军的部队都转过来向加亚前进，至于留在吕岑以西的马尔蒙和贝特朗也奉命进行同样的运动。此后拿破仑也赶回吕岑。

此时，在拉纳和大小果尔辛等地都已发生激烈战斗。下午两点三十分拿破仑飞马赶到时，第三军已处于极危险的境地，可是他的出现对部下产生了魔术般的效力。各部队一致发出“皇帝万岁”的呼声。德·欧德拉本的记载说：“所有伤员走过皇帝面前时，也一律向他敬礼并高呼万岁，即使已经失去了肢体甚至几小时内就会死去的人也一样。”

拿破仑为内伊的部下打气，并率领他们前进。马尔蒙记载说：“在拿破仑的一生中，在这个战场上所冒的个人危险是最大的。他一再暴露自己，率领第三军的败兵反复冲锋。”激战之中，普鲁士的沙恩霍斯特将军也身负重伤。

大约下午五点三十分，麦克唐纳在右，贝特朗和马尔蒙在左，都已逼近联军了（在下午一时，贝特朗的领先部队距加亚已不到四英里，可是他却没有立即前进，在那里停留到下午三时以等候新命令。这是一个标准的例子，可以证明拿破仑的将领是如何缺乏主动精神）。于是拿破仑命令德劳特在加亚西南面不远的地方集中八十门火炮。（在吕岑法军一共发射炮弹三万九千颗。）其次他把青年近卫军组成四个纵队，由老年近卫军和近卫骑兵担负支援，于下午六时三十分开始冲锋，一口气把拉纳、大小果尔辛等村庄攻了下来。直到夜幕低垂会战才结束。联军方面得知克莱斯特已被逐出莱比锡，害怕退却线会被切断，决定撤退。他们在撤退时秩序极为完整，带着他们的伤兵，并由骑兵担负掩护。

法军赢得的胜利却不具决定性，如果再有两小时的白天，那么毫无疑问可以成为决定性胜利，在这种情形下，除非出现奇迹，否则联军必然会被赶入埃尔斯特沼泽并被全部歼灭在那里。法军并未追击，因为他们的骑兵不是俄军的对手。胜利的成本极高：法军损失18,000人（包括死伤被俘在内），其中有12,000人可能都属于内伊军。联军方面损失了11,500人。

5月3日上午三时，拿破仑命令内伊部队在吕岑休息二十四小时，然后取道维登堡向柏林进发。易北军团则向联军追击，他们现正向德累斯顿全面退却。比罗率领普军三万余人留守柏林。经过无数争吵和辩论，俄普两军才决定取道德累斯顿撤往包岑，到那里他们可以获得巴克莱率领的13,000名俄军的增强。

5月8日，拿破仑进入德累斯顿，决定在那里建立主要前进基地。他的交通线从马因斯到魏玛，然后分为两路，一路取道耶拿和阿顿堡直达德累斯顿，一路取道纽伦堡通往莱比锡。接着因为增援源源涌到，他又开始改组军队，以便同时向柏林和包岑两方面作战。他把无能的欧仁送回意大利，首先把易北和主力两个军团合并，然后再分为两个独立军团，一个由内伊指挥，一个由他自己指挥。前者包括第三军（内伊）、第五军（劳里斯东）、第七军（雷尼耶）和第二军（维克多），此外加上一个轻骑师和第二骑兵军，共有步兵79,500人，骑兵4,800人。后者包括第四军（贝特朗）、第十一军（麦克唐纳）和第十二军（奥地诺），此外加上近卫军、近卫骑兵和第一骑兵军，共有步兵107,000人，骑兵12,000人。

在进行改组工作时，拿破仑又获悉奥地利已在与俄普两国谈判，但因为联军在吕岑失利，所以现在也在拖时间。他认为这是一个达到主要目的的开端——获得全面和平，所以在5月17日，他命令科兰古前往敌军前哨，要求谒见沙皇，同时为了加强这一步骤，认为联军可能会在包岑接受会战。他命令第十一军、第六军和第四军，并以第十二军担负支援，向该镇前进；同时也指示内伊，要他把第三军和第五军取道霍伊-维达向包岑推进，并把第二军和第七军向柏林推进。不久，他又取消了这个命令，改令内伊的全部兵力都向包岑进发。不幸得很，内伊早已命令雷尼耶停止运动，而第二军（维克多）也早已启程，所以尽管有拿破仑的这个补充命令，第二军甚至还有第七军，都可能赶不上这场会战。柏林最多只是个次要目标，如果联军在包岑遭到决定性失败，那么柏林的失陷也就是必然结果。可是当拿破仑在下达第一个命令时却居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实在很奇怪。如果他能够早料到这一点，那么包岑会战就不会成为吕岑第二，而一定能为他赢得他所热望的和平。

5月19日，拿破仑亲自去侦察位于包岑的联军阵地，它位于施普雷河东岸，由俄军64,000人和普军32,000人据守，名义上的统帅是维特根斯泰因。拿破仑决定在第二天以正面攻击来钉住敌军，而把内伊的兵力从北面倾倒在敌人后方，切断他们的交通线，把他们赶向波希米亚山地予以击碎。若这个目的达到，那么奥地利因为尚未准备妥善，就不敢轻举妄动，如果没有奥地利协助，这支被击碎的俄普联军就会被迫接受他所指定的和平了。

20日的战斗完全有利于拿破仑，因为沙皇不听将领的忠告，相信敌军的意图是想迂回联军左翼，而将他们向北驱离奥地利。这种想法无异于自动钻入拿破仑的罗网，他坚持要增强左翼而不惜减弱中央和右翼的兵力。这时内伊的军团也正用强行军赶来，到黄昏时分，他们已经分别到达下述位置：第三军，斯地尔；第五军，塞尔兴；第七军，霍耶斯韦达；第二军，森夫滕堡。前两个军已接近施普雷河，第七军尚距离三十五英里，而第二军则在五十英里以外。

5月21日上午四时，内伊接到命令，要他向维森堡前进，于上午十一时在普莱提兹暂停，准备当拿破仑发动最后一次总攻击的同时打击敌军后背。第三和第五军在上午四时到五时之间离开了宿营地，在克里克斯渡过施普雷河，于上午十时到了普莱提兹。于是内伊命令暂停，等候总攻击的发动。可是总攻击一直迟到下午三时才开始，而发动之后，内伊并未能向维森堡压迫，反而被敌军右翼纠缠住了。如果内伊的全部兵力都已赶到，那么这个问题就不会发生，因为他还是可以命令第二和第七军继续向维森堡前进。

联军认识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于下午四时摆脱会战，由强大骑兵担负掩护，保持良好秩序向戈利茨退去。虽然如此，他们的情况还是十分危急，因为他们之间已经相互失去信心，彼此之间发生严重争吵，如果拿破仑此时进行强力的骑兵追击，那么他们也很可能迅速土崩瓦解。

这次法军未能获得决定性胜利，拿破仑和内伊两个人都应负责。由于拿破仑第一个命令的错误，使维克多军完全丧失了参战机会，而雷尼耶也只是在会战结束时才赶到。内伊这个人也冥顽不灵，虽然一生追随拿破仑，却始终不明白拿破仑战略的真实意图，所以在普莱提兹才会发生混战。不过也可以这样反问一句，既然内伊是预定进行决定性打击的，那么为什么在5月21日上午拿破仑不亲自前往指挥呢？实际上克里克斯距离包岑不过八九英里。

双方的损失数字有各种不同估计，可能都在二万人左右。法军虽付出了这样高昂的代价，但收获却极为有限。和吕岑会战一样，包岑会战又是一次虎头蛇尾的胜利。拿破仑对此也深有认识，当敌人开始退却时，他本来准备不顾一切追击。几分钟后，站在他身边的迪罗克元帅突然被一颗炮弹击毙。这使皇帝的神经大为震撼，于是命令吹停火号。

当5月22日再开始追击时，奥地诺奉命留在后面，收集他的部队向柏林进发。5月27日，他到达霍耶斯韦达，同一天法军主力也渡过了凯茨巴赫河，联军向西里西亚退却，以求与奥地利保持接触。两天后，达武和旺达姆收复了汉堡。6月1日，联军撤到施维德尼茨，拿破仑也进入了布勒斯劳。

虽然5月19日沙皇拒绝接见科兰古，可是6月1日三个交战国还是同意休战，以后于6月6日在布拉斯维茨又同意延期到7月20日，然后再延到8月16日，以便拟定和平条件，提交布拉格会议讨论。虽然当时派驻联军总部的英国代表伯格什勋爵认为休战对拿破仑大为有利，可是约米尼却认为这是拿破仑一生中最大的失误，此后除毛德上校是个显著例外，其余史学家都赞同约米尼的见解。（在吕岑之战中，约米尼是内伊的参谋长，但不久他却逃到联军方面去了。）

如果单单考虑战略情形，毫无疑问约米尼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如果联军在施维德尼茨接受会战——拿破仑虽然不知道他们已经下了决心——那么他要做的就只是在正面钉住他们，然后迂回他们的右翼，从而把他们击成碎片，赶入列森河去。那么为什么拿破仑同意这个奇怪的休战呢？他于6月2日写信给在巴黎的科拉克将军，从中可以找到他的理由：“我决定休战有两点理由：（一）因为我缺乏骑兵，使我难以完成巨大的打击；（二）因为奥地利已经表现出了敌意。”可是约克却说：“我们很怀疑这两个原因是否能完全解释这个奇怪行动。”

的确如此，在许多战史学者中，毛德上校曾对这场会战进行过详细研究。他指出的理由如下：（一）因为此时拿破仑的兵员中有九百人是病号，而且截至此时，他的损失已比对方多出25,000人，所以他已经没有足够兵力来进行另一次会战，而如果这一战打败了，毫无疑问就会使奥地利投入战争。（二）对拿破仑的战术而言，一支强大有效的骑兵是不可或缺的。毛德又说：“他的炮兵虽然可以用强大火力在敌人的战线上撕开一些缺口，可是面对敌方的优势骑兵，他的步兵却很难跟进。换句话说，这种延迟足以使敌人有时间摆脱战斗。”没有骑兵就无法取得决定性战果。（三）同样重要的是他的弹药补给不足，因为他行军太快，所以补给纵队赶不上。此外他的交通线也经常被哥萨克和游击队骚扰。5月25日，哈里曾受到突袭；5月30日，一个炮兵纵队由一支六百人的部队护送，也在哈尔贝施泰德附近被敌人俘获。所以事实的真象可能是这样的——固然联军的战略形势十分恶劣，可是拿破仑的能量也已用完，所以他主动放弃了会战。

谢选骏指出：后来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想来总结拿破仑战争的历史教训，说军事行动应该是政治的延申。他的大意是说，拿破仑想靠军事胜利来挽回政治失败是徒劳无益的。但是克劳塞维茨的看法依然不够深入，因为他没有看到政治背后的经济利益。于是马克思等人开始鼓吹经济决定论。可是犹太人的眼光只能看到金钱，看不到更为抽象的技术发展——在重视技术的意义上，拿破仑还不如希特勒。当然希特勒要是再聪明一点，也不会跟着没头苍蝇日本天蝗去向美国宣战了。简单说来我认为，拿破仑就算打赢了莱比锡会战也是没用的——因为他这是向自由宣战，而欧洲这个时候还没有准备好停止发展，接受一个统一帝国的降临。

【第十四章：莱比锡会战（下）】

6月10日，拿破仑回到德累斯顿，因为从汉堡到德累斯顿之间的易北河渡口都在他控制之下，所以决定把这条河作为补给基地。他后来写信给圣西尔说：“最重要的是不要让到德累斯顿和易北河的交通被切断，至于到法国的交通是否被切断，我并不太在意。”

此时他的敌人也没闲着。6月15日，英国依照条约，给与俄普两国辅助费二百万镑，并宣称如果奥地利参加同盟，也可获得五十万镑。7月7日，瑞典皇储贝尔纳多特也倒向联军方面。7月19日，各国在赖兴巴赫开会，奥地利也参加了。依照条约，他们共同约定无论在任何环境下都不冒单独与拿破仑交战的危险。如果在战场上单独与他遭遇，就应立即退却，一直等到联军兵力集中之后再对付他。不久，奥地利向法国提出下述和平条件：取消华沙大公国和莱茵邦联；伊利里亚各省归还奥地利；普鲁士恢复1805年的地位。因为拿破仑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于是普俄两国在8月10日宣布废止休战，两天后奥地利也向法国宣战。

8月15日，也就是休战的最后一天，根据德·欧德拉本报导，拿破仑非常忧愁沉闷。他这种态度是绝对有理由的，因为敌方所集中的兵力的确十分强大。截至此时为止，他自己集中了442,000人的兵力，其中有四万余人为骑兵，共分为559个步兵营，295个骑兵中队，只有1,284门火炮支援。此外，拿破仑还有26,000人据守着易北河上的要塞，55,000人据守波兰和普鲁士境内的要塞，还有43,000人的二线兵力。他的对方为俄军184,000人，普军162,000人，奥军127,000人，瑞典军39,000人，还有盎格鲁-日尔曼联军9,000人，包括由布古上尉指挥的英国火箭连在内。这两个大野战军共分为556个步兵营，572个骑兵中队，68团哥萨克兵和1,380门火炮。在他们后面还有预备队和担负围攻的兵力143,000人和驻守普鲁士和波希米亚境内要塞的兵力112,000人。联军的野战军分为三个军团：波希米亚军团，由施瓦尔岑堡亲王指挥；西里西亚军团，由布吕歇尔亲王指挥；北方军团，由贝尔纳多特指挥。

可是拿破仑却并不知道敌人有如此强大的兵力，8月12日他在德累斯顿估计敌军主力不过二十万人，是由沙皇和普王亲自指挥，位于西里西亚。因为奥地利人必须监视在因河和伊松佐河的法军，所以他们在波希米亚能够集中的兵力应该不超过十万人。为了应付这种局面，他决定采取两个作战：（一）在南面进行防御，以德累斯顿为基地。（二）在北面采取攻势，以汉堡为基地。第一方面包括预定在8月17日到达德累斯顿的第一军（旺达姆），在卢森堡的第二军（维克多），在利格尼茨的第三军（内伊），在哥德堡的五军（劳里斯东），在布恩兹瑙的第六军（马尔蒙），在洛温堡的第一军（麦克唐纳），在皮尔拉的第十四军（圣西尔），在德累斯顿的近卫军，以及第一、第二、第四和第五共四个骑兵军。这支兵力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侧击西里西亚军团的前进线——向北通往柏林，向南通往波希米亚。

对柏林的攻击由奥地诺指挥，并由达武从汉堡加以支援。奥地诺的兵力有在佩兹的第四军（贝特朗）、在卡拉的第七军（雷尼耶）、在巴恩斯的第十二军（奥地诺）和第三骑兵军。达武的兵力为汉堡附近的第十三军（达武）加上吉拉德的师。

圣西尔和马尔蒙两位元帅都反对进攻柏林，圣西尔向拿破仑指出他对贝尔纳多特军的战斗价值不免估计过低。马尔蒙则预言似地说：“我感到非常害怕，不要以为你已经赢得了一次决定性会战，也许你会输掉两个。”在回忆录中，马尔蒙说拿破仑之所以想迅速进攻普鲁士，是因感情冲动的缘故，不过更合理的解释却还是象3月11日的计划一样，用趋向柏林的运动把普俄两军向北拉，使其远离奥地利。

8月15日，拿破仑率领近卫军离开德累斯顿前往包岑。8月17日，他在包岑听到消息说从布吕歇尔军团中已有相当数量的俄军被分派出来，正在转往波希米亚途中。于是拿破仑立即决定扑向布吕歇尔，一旦将他击败，再分别扑向波希米亚和北面的两个敌人军团，实行各个击破。为了达到目的，他命令旺达姆进到包岑，有两方面的意图：或是把他移向兹塔——但如果敌人乘机威胁德累斯顿，又可派他去支援圣西尔。他交给圣西尔的任务为“争取时间，放弃土地，但坚守德累斯顿，与旺达姆和总司令部之间都确保积极的联系。”

8月18日在戈利茨，拿破仑又获得情报，证实有四万俄军正从西里西亚调往波希米亚，他马上决定进到兹塔，以便侧击他们的行军路线。可是到8月20日，他又得知布吕歇尔正在向第三、第五和第六军方向前进，于是又把这个计划搁在一边，而改向布吕歇尔进攻，并于8月21日越过波伯河。但是布吕歇尔知道他到来后，就根据以前议定的计划立即撤退。很明显，拿破仑并未认识到这是一个事先已有完整计划的战略性行动。

8月22日，拿破仑从洛温堡写信给在巴黎的马里特说：“一般说来，我们最糟糕的地方就是我的将领对自己缺乏信心。只要我本人在那里，他们就会故意夸张敌人的兵力。”这也许是指他接到圣西尔从德累斯顿寄来的报告，因为圣西尔告诉他说他正前往波希米亚，然后在波伯河上占领一个防御阵地。如果布吕歇尔想向德累斯顿或柏林进发，即可以侧击其行军线。接着他又犯了一个错误，这是对整个会战影响深远的。他突然想到有进行一个大迂回运动的可能性，就忽视了圣西尔的危险情况，不派旺达姆去支援，反而命令他前进到斯托尔本。

这个大迂回运动是这样的：首先于8月25日集中近卫军、第一骑兵军和第一、第二，第六军等兵力于斯托尔本。第二天夜间，使十万人在肯尼格斯坦渡过易北河，占领佩尔拉，打击波希米亚军团的背面，把它歼灭之后，再前进至布拉格以迫使奥地利退出战争。

8月25日上午一时，拿破仑出发前往斯托尔本，派戈尔哥德将军到德累斯顿去察看圣西尔的情况。下午他听到一个谣言，说奥地诺已在大贝伦被贝尔纳多特和比罗击败，这在柏林以南约数英里，现在法军正向维顿堡退却。

下午十一时，戈尔哥德回来报告说德累斯顿的情况十分危急。因为不敢冒险让德累斯顿失陷——这是他的主要补给基地——所以他又决定向萨克森的首府前进，26日上午一时，他下达下述命令：近卫军和第一骑兵军都在上午四时出发，而旺达姆则继续向佩尔拉方向前进。等他们到达斯托尔本时，马尔蒙和维克多也立即随近卫军后面进发。

于是，“大军如洪水一样奔流”。上午九时，拿破仑在疯狂的“皇帝万岁”呼声中乘马进入德累斯顿。上午十时，近卫军到达了，他们在过去四天之内已经走了120英里。到晚上，维克多和马尔蒙也赶到了。

当我们审视这一迅速变化时不禁有这样的感想：如果拿破仑当初能够不变初衷，派旺达姆去增援圣西尔，则很可能集中他们二人的兵力，可以使德累斯顿坚守到8月28日为止，这样佩尔拉的迂回运动可以不至于中途变计。

在拿破仑的亲自指挥之下，击毁波希米亚军团应该已成定局。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虽然他亲自赶往德累斯顿足以挽救主要基地，可是命令旺达姆单独向佩尔拉前进，却终于失去了胜利。如果他派维克多或马尔蒙两军中的一个去增援旺达姆，那么也许就可以赢得另一个“耶拿”，使他再度变成欧洲的主人。这种可能性也足以表示这次休战对拿破仑而言，并不象多数史学家认为的那样大错特错。

当拿破仑转向布吕歇尔时，施瓦尔岑堡开始向莱比锡进攻，以求切断法军交通线，因为他误以为这是拿破仑的生命线。8月20日，他听到拿破仑去兹塔的消息，担心他会向布拉格前进，便挥动部队转向德累斯顿，于8月25日到达该城前方。

第二天他决定在下午四时攻城——信号为三声炮响。26日上午，奥普俄三国的君主（弗朗西斯，腓特烈和亚历山大）也都赶来看他准备，上午九点，从雾中传来“皇帝万岁！”的呼声，使他们大吃一惊——拿破仑又来了！他们立即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经过冗长的辩论，终于决定撤退。可是此时不知是谁放了那个号炮，于是没有进一步的命令而攻击自动开始了。

虽然拿破仑手里只有70,000人，面对着150,000人的敌军，但是他却很轻松地把他们击败了。（约克对这次作战这样评论：“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虽然数量和士气都是重要的因素，可是一个人的天才却足以胜过它们”。）战斗在下午九时结束后，马尔蒙和维克多也赶到了。此时，旺达姆已经在肯尼格斯坦渡过了易北河，并且把沃尔顿堡的欧仁亲王指挥的联军支队逐回到彼德森林。

27日，拿破仑的计划是钉住敌人的中央部分，攻击两翼，将他们赶进山地，而旺达姆则进向特普里兹以阻塞他们的退路。上午六时，在倾盆大雨中，会战重新展开。联军左翼实际上被完全歼灭，法军俘获了13,000人以上。到下午四时，联军开始撤退。拿破仑全身透湿回到德累斯顿，认为会战在明天还要继续举行。那一夜，他匆匆写了三行信给巴黎的康巴西里斯：“我是如此疲倦和忙碌，所以无法多写。巴沙罗公爵可以为我代笔。一切进展都很顺利。”所以以往史学家们认为他已经是“疲惫无活力”，由此可知不尽其然。

28日清晨，法军开始追击，由拿破仑亲自统率，到处都是被丢弃的兵器，还有许多情形都足以使他确信敌军已被击溃。因为他感到不舒服，所以坐马车回德累斯顿休息，而把追击任务交给他的军长们去执行。有许多人批评他在28日不够活跃，这就是一个合理解释。下午四时，他命令旺达姆——此时在海伦多夫——向特斯岑、奥西格和特普里兹压迫，打击敌人的背面。下午八点三十分，他得到两个坏消息：麦克唐纳在凯茨巴赫被布吕歇尔击溃，损失了15,000人（被俘）和一百多门炮。此外，奥地诺失败的消息也被证实了，他已经损失了3,000人。

29日，当拿破仑还在德累斯顿时，旺达姆已前进到了库尔姆，8月30日上午八时，他正想击退一个俄国军团，突然背面受到攻击，全军被击溃，被俘者达13,000人之多，包括旺达姆本人在内。31日上午二时拿破仑获得这个失败的消息，他无语地望着地图，心里想这已是决定命运的时候了。

沙皇的副官布图林上校说：“库尔姆会战把本来已经遍布波希米亚谷地的失望气氛一扫而空，变成了万众欢呼的声音。”因为这一战使整个日尔曼都为之震动，而且也确定了奥地利对三国同盟的忠心。

似乎很奇怪，虽然连遭挫败，却并未使拿破仑放弃占领柏林的计划，这是一个重要因素，使他的战略受到牵制。因为急于阻止北方军团前进到易北河，他命令内伊代替奥地诺，并于9月2日命令内伊在6日前进到巴恩斯，而在那一天他自己也应该前进到路科考去支援他，然后再从巴恩斯前进到柏林，在9月9日或10日占领该地。可是到第二天，拿破仑又被迫放弃这个计划中他自己所担负的部分，因为他接到麦克唐纳的紧急要求，他在波伯河上正遭受沉重的压迫。

9月3日，拿破仑又从德累斯顿到了包岑，催促麦克唐纳的残部向霍彻克赫前进。布吕歇尔从法军攻击的激烈程度判断，知道拿破仑又在亲自指挥，于是立即退走。这使拿破仑不禁暴跳如雷。

6日，圣西尔又送来警报，使拿破仑不能不赶回德累斯顿。8日，他在德累斯顿又听到坏消息，说内伊于6日在登纳维茨遭受了一次惨败，损失了22,000人，其中有13,000人被俘。虽然如此，圣西尔却说拿破仑还是能够保持冷静，好象是讨论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一样。

在其他联军的胜利之后，登纳维茨的胜利使提罗尔倒向奥地利，而巴伐利亚也决定背弃拿破仑。此时，哥萨克部队在汉诺威、哈尔茨、威斯特伐利亚等地大肆活动。当他们到来之后，当地人民也跟着揭竿而起。整个日尔曼都起来反抗拿破仑。

9月5日，拿破仑正压迫布吕歇尔后退，波希米亚军团又已恢复力量，施瓦尔岑堡再次向德累斯顿进发。不过他出发后又听到拿破仑回来的消息，于是立即退往特普里兹。10日，拿破仑向他进攻，但发现施瓦尔岑堡的阵地太坚强无法攻下，就留下圣西尔监视它，自己返回德累斯顿。

四天后施瓦尔岑堡再度前进，而拿破仑却前往佩尔拉，并且在9月17日和18日亲自侦察联军阵地。正当此时，他又接到内伊一个“言之过早”的报告，说贝尔纳多特已率领八万人在罗斯兰渡过了易北河。21日，拿破仑回到德累斯顿，次日他率领近卫军会合麦克唐纳，击退了布吕歇尔，使他退往他在包岑附近的既设坚强阵地。当拿破仑面对这个阵地时，突然又接到内伊的过火的报告，说贝尔纳多特在瓦顿堡的易北河上已经架好桥梁，于是他决定，除一些桥头阵地以外放弃易北河以东的所有土地，并命令麦克唐纳也撤到西岸。这是迫于当时情况而不得不如此。自从8月16日以来，他已损失150,000人和300门火炮，另有50,000名病员，其余人员中还有许多处于半饥饿状态。9月23日，他写了一封冗长而详细的信给后勤部长达鲁伯爵讨论补给问题，在信中他说：“军队的营养很差。如果认为不是这样那才是自欺欺人。”虽然如此，到9月底，他还是可以在战场上集中起256,000人的兵力和火炮784门，不过其中有许多都是未经训练的新兵。

贝尔纳多特到达易北河之后，就在罗斯兰和维顿堡以下的地方架桥渡河，9月24日他率领全军出现于瓦顿堡。布吕歇尔决定向北移动与他会合。施瓦尔岑堡则决心放弃对德累斯顿的作战而向莱比锡前进。10月3日，布吕歇尔率领60,000人在瓦顿堡击败了贝特朗的15,000人，并于次日渡过易北河，同一天，贝尔纳多特率领76,000人，也在罗斯兰和贝尔拜渡河，前进到了莫德河。这个行动又迫使内伊退向德雷切希。

拿破仑可以集中他的二十五万人向北面攻击布吕歇尔和贝尔纳多特的联合兵力十四万人，也可以向南面攻击施瓦尔岑堡的约十八万人。因为他占有内线便利，所以他的确有把他们各个击破的希望。所以并不象一般人想象的他已经是瓮中之鳖，事实上从战略上来看，他还是掌握全局的主人。

10月2日他把第二军（军长维克多，16,000人），第五军（军长劳里斯东，14,000人），第八军（军长波尼亚托夫斯基，7,000人）以及第五骑兵军都交给缪拉指挥，并且指示他，当圣西尔（第十四军，28,000人）和罗勃（第一军，12,500人）坚守德累斯顿时，他就应阻止波希米亚军团向莱比锡前进。在这时，拿破仑即拟亲率主力向布吕歇尔和贝尔纳多特前进，在施瓦尔岑堡未能到达莱比锡之前先把他们击溃。

现在发生了这场会战中最奇怪的事件。10月6日下午，拿破仑与圣西尔作了一次长淡，特别向他强调说明防御德累斯顿的重要性。可是到了午夜，拿破仑又召见他，告诉圣西尔说他已决心放弃该城，要他和罗勃一同北上。圣西尔的回忆录中记载拿破仑的话说：“我可以确定会有一场会战发生；如果我赢了，我对没有把所有的部队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感到遗憾，如果我输了，把你留在这里也毫无用处，而对我的会战将毫无贡献。而且，德累斯顿在今天又有什么价值？”所以在7日，他命令圣西尔于10月8、9两日撤出德累斯顿城，可是十二小时后，拿破仑又改变了决心，违反他一向重视的集中原则，又命令圣西尔留在原地不动。为什么呢？可以猜想得到的理由是因为他担心放弃德累斯顿会使萨克森倒向联军方面。

10月8日，拿破仑在莱比锡以东集中了十五万人兵力。贝特朗在斯切尔丹构成右翼，而马尔蒙与拉托尔在杜加构成左翼。他认为布吕歇尔在杜本，而贝尔纳多特在拿骚，这个猜想也不错，不过对他们的兵力却估计过低。9日，他向前攻击布吕歇尔，可是当先头部队进入杜本时，他们却发现布吕歇尔又溜走了。实际上，10月10日，布吕歇尔在哈里附近已与贝尔纳多特会合，这却是拿破仑所不知道的。

对这个戏弄他的老把戏，拿破仑感到非常恼怒，他现在该怎么办呢？他不能无限制向北前进，因为他知道施瓦尔岑堡正向莱比锡前进，而缪拉并不能把他挡太久。但如果他现在迅速回头进攻施瓦尔岑堡，那么毫无疑问施瓦尔岑堡也会立即撤退。所以很明显，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让施瓦尔岑堡前进，等他与缪拉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再象雷霆一样打击他。

所有史学家都责备拿破仑不应在杜本徘徊不前，照本书作者的看法，这是一种误解。拿破仑把司令部设在埃伦堡，一直停留到10月14日。德·欧德拉本说，他看见皇帝在他自己房间里，悠闲地坐在沙发上。维恩说他老是关着房门召见将领。这些可能都是事实，不过在10月10日到13日之间，他还口授了62封信，这在他的《通信集》中占了四十二页之多。同时他也得知巴伐利亚降敌的消息。10月12日，他正式放弃了攻击布吕歇尔和贝尔纳多特的念头，通知缪拉说他已决定向莱比锡前进，拟于10月14日在那里集中二十万人。同时他也写信给马里特，内容相同。14日上午三时，他命令部队开动。下午七时，他写信给麦克唐纳说：“毫无疑问，明天（15日）会受到波希米亚军团和西里西亚军团的攻击。”

14日正午，拿破仑到达莱比锡，从那里他可以听到南方传来的缪拉的枪声。那一天在列伯尔特-沃尔科维茨发生了此次会战中规模最大的骑兵战斗，但并无决定性结果。

15日上午，在缪拉陪伴下，拿破仑视察了整个战场，到夜幕低垂时，法军的位置大致如下：第四军（贝特朗）在恩特里塔希；第六军（马尔蒙）在林登萨尔；第八军（维莱托）在马克里堡和杜森；第二军（维克多）在瓦赞；第五军（劳里斯东）在列伯尔特-沃尔科维茨；第九军（奥热罗）在茹克豪森；第三军（索汉）在莫考和杜本；第十一军（麦克唐纳）在杜加；第七军（雷尼耶）在杜本。近卫军作为总预备队，位于劳德尼兹和克罗顿多夫。第五骑兵军（赫利迪）在南段正面右方；第一和第四两个骑兵军（拉特尔和克勒曼）在中央后方；而第二骑兵军（塞巴斯坦尼）则在其左面。

在联军阵营中也发生了怪事。布吕歇尔在哈里，而贝尔纳多特则在他北面相距约十五英里，布吕歇尔希望在波希米亚军团从南面前进时，他们也从北面向拿破仑逼近。可是贝尔纳多特却害怕拿破仑，希望避免与他接触，而主张保护与柏林之间的交通线。结果是布吕歇尔单独前进，后来贝尔纳多特也勉强跟着走，最后还是到得太迟，赶不上16日的重要会战。

施瓦尔岑堡率领16万人于9月26日出发，但是行军速度极慢，直到10月14日才到达阿顿堡。十七天一共只走了70英里。他也不希望与拿破仑发生直接冲突，宁愿迂回而不进行会战。但是10月13日，他接到布吕歇尔的通信说：“现在三个军团已如此接近，如果能够同时向敌人集中兵力地点进攻，则可能一下子把敌人击溃。”于是沙皇亲自指挥，派维特根斯泰因率领大批骑兵去搜索敌军。这就是与缪拉之间所发生的大规模骑兵战斗。10月13日，联军方面正忙着准备次日的会战，布吕歇尔奉命加速前进，以便在莱比锡西南九英里处的马克兰斯塔特与波希米亚军团会合。

1813年的莱比锡还是一个居民只有三万人左右的城市，周围都是古老的要塞工事，在工事外围就是郊区。西面是普莱西河和埃尔斯特河，中间构成了水网，上面设有桥梁，最主要的桥梁在林登朗，道路由此通往梅泽堡和威森维尔斯。在该城北面有巴尔塔河，在帕芬多夫村与普莱西河会合。南面为一连串的低缓山岭，最高的是加尔根堡。

联军的攻击计划由施瓦尔岑堡拟定并由沙皇加以修正，内容如下：当布吕歇尔率领兵力54,000人向莱比锡西北前进时，另有三支兵力从西面和南面也向该城进攻。格莱率领19,000人攻击林德瑙并切断法军的交通线。梅维尔德率领28,000人向北前进到普莱西与埃尔斯特河之间地区。维特根斯泰因率领96,000人在左翼普莱西河上负责攻击缪拉于10月14日占领的阵地，其中央位置在瓦赞。这种广泛的兵力分布结果形成了四个分别的战斗，在北面为莫克恩和林德瑙的会战，在南面为多里茨和瓦赞的会战。

关于第一方面，拿破仑尽管在写给麦克唐纳的信上曾提到这一点，但他却不相信布吕歇尔会参加10月16日的会战。在会战中，他似乎已丧失了精力和勇气，在1815年的会战中也是如此。10月15日下午十时，他写信给在林登萨尔的马尔蒙说，贝尔纳多特据报已经到了梅泽堡，同时也可以看见在马克兰斯塔德有许多营火，他补充说：“这使我相信敌人不会沿哈里大道前进，而会取道威森维尔斯，以便在佩戈附近与波希米亚军团会合。”他的假设就是这样，所以在10月16日上午七时，他指示马尔蒙把他的军移到莱比锡与列伯尔特-沃尔科维茨之间的中点位置，如果林德瑙受到攻击——拿破仑说“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他可以从那里救援，同时也可以向南运动。采取第二个行动的原因是拿破仑已决定用麦克唐纳的军来迂回正面在瓦赞的联军右翼；为了使这个侧击能确实生效，他就想起要马尔蒙去支援麦克唐纳。

对拿破仑而言，他的假设错了，这真可以说是不幸之至。虽然在10月15日夜里，马尔蒙从林登萨尔的教堂尖塔上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远处布吕歇尔的营火闪闪发光，但是在接到上述命令后，却还是勉强准备执行。他刚开始行动，布吕歇尔的前卫就已经把法军前哨赶出了拉德-维尔德、斯塔米恩和瓦伦等地。马尔蒙认识到现在已经不可能执行那个命令，就回过身来在莫克恩和埃尔斯特河之间选择了一个防御阵地，接着他就向内伊求救，后者现在负责指挥整个北面战线。大约在上午十点钟，内伊指示贝特朗率领第四军去代替马尔蒙。贝特朗刚出发就在途中受到阿利希从林德瑙发来的紧急求救呼吁，因为他正受到格莱的优势兵力攻击。贝特朗深知林德瑙桥梁对全局的重要性，立即赶往救援。他把格莱击退了。以后当索汉第三军从杜本赶上之后，内伊派其中一个师去支援马尔蒙，而其余两个师继续执行贝特朗的原定任务。当他们接近麦克唐纳时，马尔蒙的情况又变得十分危急，一再派人来恳求他们回去。所以结果就如维恩所说，这一整天中，他们奔走于两个战场之间，连一枪都没有放。维恩说：“在皇帝眼中看来，这是那一天最大的不幸”。

在莫克恩，马尔蒙受到约克军的猛烈攻击，这个村庄一再易手，但最后到下午五点钟，在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之后，约克终于在该村站稳了脚跟，马尔蒙退往哥里斯和欧特里希。日出后不久，拿破仑与缪拉一同骑马到了加尔根堡。这个上午寒冷而阴雨霏霏，地面上盖着一层厚雾。直到九点钟雾才开始消散。三声炮响表示联军开始攻击了。接着双方开始了猛烈炮击，一连打了五个小时都没有停下来。

在炮兵掩护之下，联军分为四个纵队，沿宽广正面前进，这是一个要命的兵力分配，因为彼此都看不清楚，所以他们的攻击毫不协调。沃尔顿堡的欧仁前进到了瓦赞，在那里发生了激烈的肉搏战，直到上午十一时。最后他的人马还是被赶出了该村。在欧仁左面，克莱斯特向马克里堡冲锋，但在那里被法军炮兵阻住了；在欧仁右面，戈萨科夫前进到了列伯尔特-沃尔科维茨，也一样被炮火击退。这个撤退又使他与克勒瑙纵队之间现出一个缺口，后者于上午十时向大波斯拉前进。最后，在普莱西河与埃尔斯特河之间，梅维尔德也被击退，并被迫转入防御。

上午十一时，法军的位置大致如下：波尼亚托夫斯基守住了马克里堡、孔尼维茨和多里茨。奥热罗在杜森支援他。维克多扼守列伯尔特-沃尔科维茨，莫迪尔和奥地诺各指挥两师青年近卫军充担预备队。老近卫军则在加尔根堡后方，而麦克唐纳在霍兹豪森等待马尔蒙到达。此时，德罗特已经奉命在瓦赞与列伯尔特-沃尔科维茨之间，集中150门火炮准备进行决定性攻击。

拿破仑的意图是想用他的全部骑兵（除塞巴斯坦尼的军），在古登戈萨地区突破敌军中央部分，然后乘着混乱用步兵纵队进行攻击。此时麦克唐纳和跟在后面的索汉就打击在联军的右翼，把他们向已经碎裂的中央逼去。

下午二时前不久，拿破仑已不能再等索汉到达，下令进攻。在炮兵掩护下，缪拉率领骑兵一万到一万二千人猛冲，步兵则集中他们后方。麦克唐纳则进向色维尔萨因。

最初缪拉横扫他面前的一切，所向披靡，一连冲散了两营步兵和俘获26门火炮。如果步兵能够立即跟在马蹄后面前进，那么这场会战可能已经获得胜利。但是在这个紧要关头，突然北方远处传来轰鸣声。贝蒂尔认为是远处的雷鸣，可是拿破仑却立即听清了这是炮声。他掉转马头向莫克恩方向飞奔。可是在瓦赞方面，此时却正需要他在场督战，他一走之后，一切都丧失了重心。

这时缪拉已深入到古登戈萨南面，维克多已进入了奥恩汉的牧羊场，奥地诺正在向克罗本前进，莫迪尔正向大学树林前进，劳里斯东向古登戈萨前进，而麦克唐纳也向色维尔萨因前进，但是此时联军方面也已召集了他们的预备队。缪拉的马现在正遭到轰击，而侧面也受到俄国骑兵13个中队攻击。劳里斯东的军被击散，向德罗特的炮兵阵地退却。在法军方面，这种混乱逐渐扩大及于全军：维克多被迫放弃了牧羊场，奥地诺也被迫退出了色维尔萨因。在法军右翼，梅维尔德已经渡过普莱西河并进入多里茨，但被击退，他本人也被法军俘虏。

这次战斗结束之后，拿破仑命令把御营设在斯托特里兹的干潭内，照惯例周围由老近卫军围护。于是他召见被俘的梅维尔德将军，这本是他的熟人，从梅维尔德方面他才知道巴伐利亚的维内德将军已在因河与奥军携手，并准备进攻法军在马因斯和法兰克福的交通线。这个消息使拿破仑认为必须退却，为了争取时间，他决定把梅维尔德送回联军司令部，并请他转达一个谈判休战的建议。自然这不会有什么结果。

现在拿破仑决心退却，照我们看似乎已毫无疑问，因为在下午七点，他已命令贝特朗率领第四军准备出发，以确保在梅泽堡、弗莱堡、威森维尔斯、柯森等地的萨尔河和恩斯塔特河上的渡口。而莫蒂尔则率领两师青年近卫军来接替他在林德瑙的防务，不过也可看出，他一直等到10月18日才真正打算实行退却。这是一个致命错误，因为他现在手中仍然还有十六万人的兵力，若能在10月17日向莱茵河上前进，虽然这是主动放弃日尔曼，但却毫无疑问仍然可以确保法国东疆，这比他以后在1814年的处境好得太多了。

10月17日只有零星战斗，双方都准备明天的行动。18日凌晨二时，雨仍在下，法军从营地中撤出，开始向孔尼维茨-多里茨-普罗布斯希达-茹克豪森-霍兹豪森-兹维朗恩多夫-庞斯多夫-希内维尔德一线退却，此后再沿巴尔塔到帕芬多夫和哥利斯。雷尼耶的军于该日到达。

和法军一样，联军在17日这一天留在原地不动以等待柯罗里多、贝尔纳多特和班尼希森到达。他们到达之后，联军兵力可以增加到295,000人和1,466门火炮。施瓦尔岑堡18日的行动计划是准备分为六个攻击纵队：黑森伯格亲王攻击罗斯尼格，巴克莱攻击普罗布斯希达，班尼希森攻击茹克豪森-霍兹豪森，布吕歇尔攻击莱比锡东北，格莱攻击林德瑙，贝尔纳多特则在他与布吕歇尔之间。

17日下午21时，拿破仑命令把总部移到斯托特里兹的烟草工厂，三小时之后，他乘马往普罗布斯希达，由那里转往劳德尼兹去与内伊元帅会晤。他在劳德尼兹一直停留到上午五时，然后再前往林德瑙，依照唐恩的记载，他曾命令在那里架设额外的桥梁。

上午八时，他回到斯托特里兹，吃早餐时，敌方火炮开始发射。他立即命令贝特朗向萨尔河进发。直到下午二时，法军前哨还只是缓缓被击退，联军极小心的前进。只有黑森伯格亲王率领的左面纵队，在多里茨和杜森经过了激烈战斗，并将两地攻占。接着他前进到孔尼维茨，但被波尼亚托夫斯基的波兰部队击退。巴克莱在前者右面等待班尼希森的到达。后者还落后很远，正在缓慢前进。但是仍没有贝尔纳多特到达的消息。此时在林德瑙，贝特朗已完全击败了格莱，并挺进到了威森维尔斯。

下午二时，在罗斯尼格周围发生了激烈战斗，但是奥热罗和波尼亚托夫斯基仍然坚守孔尼维茨，而在普罗布斯希达，维克多在劳里斯东支援下也一再击退巴克莱的纵队。巴克莱屡次突击都不能成功，随后奉施瓦尔岑堡的命令才改取守势。此时班尼希森因为数量比麦克唐纳占优，经过激烈战斗之后占领了了霍兹豪森和茹克豪森。他再前进又占领了柴维劳多夫，但是在斯托特里兹还是被击退了。这时贝尔纳多特终于在他右方出现，下午三时，他们二人合力攻下莫尔考。在强大炮兵火力支援下，包括波古上尉的火箭炮在内，他们又向庞斯多夫进攻，也把它攻下了。不久，拿破仑又用青年近卫军和老近卫军将该地夺回，在发现无法据守后又自动撤出。内伊也把他的右翼撤到色尼尔豪森和斯图兹。正撤退时，雷尼耶的两个萨克森旅和一个野炮连，本来位于希勒尔豪森正面，却投降了敌方。当他们通过时，法军骑兵还以为他们是向前进攻，不禁向他们欢呼。

虽然孔尼维茨、普罗布斯希达和斯托特里兹三个据点仍在坚守，可是到傍晚，其他各点的法军都已经被迫退到莱比锡城郊。马尔蒙已被赶出了谢尼菲尔德，退到劳德尼兹，下午四时，内伊和索汉也都已经负伤。到此时拿破仑才认识到此地不可再留，所以夜幕低垂之后，他就在营火下用他习惯的精确态度，开始口授撤退的命令。

这个命令本身已经遗失，但是它所规定的行军序列大致如下：老近卫军领先，接着是奥地诺率领的两师青年近卫军，第四骑兵军，第一和第二两军，最后是第二骑兵军。以上各部队在其余兵力掩护下，应立即经过林德瑙开始撤退，直到下午八时，拿破仑还留在野战营中，以后才回到莱比锡城内，留宿在普鲁士旅馆。他在那里与巴沙罗公爵（即马里特）一同工作到深夜。

布吕歇尔在黄昏时才知道贝特朗已在向萨尔河行军，于是立即命令约克军开始行动，占领梅泽堡和哈里。当10月18日的战斗停止时，还是没有获得决定性战果。法军仍守着从孔尼维茨到普罗布斯希达、斯托特里兹、克罗顿多夫、劳德尼兹直抵莱比锡城北之线，而在西面，拿破仑的退却线也依然畅通无阻。关于这一夜的情形，道伊列斯基有下述生动描写。

“夜幕垂下，天空照耀得通红。斯托特里兹、谢尼菲尔德、多里茨和莱比锡城的郊区，都已起火燃烧。我军（联军）方面充满了欢乐气氛，各方都有捷报传来，反之敌军则陷于混乱之中。他们的辎重、炮兵、残破的团队，几天没有吃饭的士兵，都挤在一块，因为莱比锡周围河上的桥梁不够用。当我们的炮弹落下时，在狭窄的街头上到处都可以听到无数伤兵的呼号。战场上，刚刚还有两千门火炮在那里怒吼，现在却已象坟墓一样沉寂。这种会战后的沉寂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恐怖，使人感到别有意味。”

18日黄昏，施瓦尔岑堡颁发次日作战命令。还是和惯例一样，完全是平行的攻击，仍然和过去的攻击命令一样，并没有企图集中在任何一点上。此外，除了布吕歇尔曾经采取前述步骤以外，也不再有任何切断法军交通线或准备追击的意图。

19日上午二时，法军留下前哨在孔尼维茨，普罗布斯希达和斯托特里兹等处，撤出了那些村庄，麦克唐纳率领第七军和第十一军，共约三万人，奉命坚守莱比锡城以掩护大军退却。同时也命令在德累斯顿的圣西尔设法自行逃脱。

上午七时，联军继续展开攻势，不久又暂停下来，以便谈判使这个城市投降，因为沙皇希望能兵不血刃攻下该城。上午九时，拿破仑与他的盟友萨克森国王道了再会，在混乱中策马走过林德瑙桥。当时的混乱情形，德·欧德拉本有下述描写：“车辆、火炮、牛羊、妇女和兵员，伤的、死的和幸存无恙的都挤在一起。在这种混乱情形之下，连继续行军都已不可能，当然更谈不上自卫抵抗。”

在混乱中，卡陶将军在距离桥头不远的地方，看到一个人只带着少数随从走过来。他以为是个普通人，等到走近时正想前去盘问，才知道正是皇帝本人。拿破仑还是保持着冷静常态，似乎对周围的毁灭景象并不关心。拿破仑于上午十一时过桥，在林德瑙的磨坊下马，口授了一些命令之后就开始熟睡。此时，与沙皇的谈判也已破裂，于是在莱比锡的战斗开始爆发，法军和波兰部队在绝望之中仍然死战不休。

下午一点不到时，拿破仑仍在熟睡，虽然炮声并不足以惊扰他，可是一声巨响却把他惊醒了。一个工兵班长过早的把林德瑙大桥炸毁了，他的上校并不在场——正上前去看是哪个军最后渡河。这对法军的后方部队而言是一个惨重打击，因为另外那座便桥早已垮了。麦克唐纳、波尼亚托夫斯基和许多官兵都跳入河中。麦克唐纳侥幸到了西岸，而那位英勇善战，刚在战场上晋升为法国元帅的波兰亲王却不幸淹死。不久，在埃尔斯特河东岸的战斗就以法军全面投降告终。

20日，败军主力在威森维尔斯渡过萨尔河。23日进入埃尔弗特，在那里一直停留至26日以补充给养。在埃尔弗特，拿破仑知道维内德亲王率领四万人的巴伐利亚部队，在哈南挡住了他的退路。他一点都不在乎，领兵直向维内德前进，在10月28日到31日之间把他打得惨败，使其损失超过9,000人。拿破仑一直通过法兰克福前进，于11月2日到了马因斯。他在那里停到11月7日，然后返回巴黎，于11月9日到了圣克劳德。两天后，圣西尔在德累斯顿投降。会战如此方告结束。

10月18日的损失数字并无确切统计，可能双方都在25,000人左右。在10月16日到19日之间，联军的死伤总数估计约为54,000人，而法军则为38,000人，如果把俘虏、医院中的伤兵和逃亡者都计算在内，那么这个数字可能要加倍。联军获得的战利品十分可观，包括二十八面军旗、325门火炮、900辆弹药车和40,000枝步枪。法国将军有六个战死，十二个负伤，将官被俘共三十六人，包括劳里斯东和雷尼耶在内。此外维恩还说，在10月18日那天，法军一共发射了95,000颗炮弹，而在10月16日到19日之间，又再加上200,000颗。在10月19日，法军炮兵所余炮弹只有16,000颗。

德·欧德拉本说：“在他一生之中还是第一次，这位法兰西的领袖在文明的欧洲中心，于众目睽睽之下被敌人击败了。换句话说，他已经打输了一场决定性会战。”这次一点借口都没有，既没有波兰的烂泥，也没有俄罗斯的严冬。他输掉了第二个“特拉法尔加”，这次是在陆上。他的主动权已经丧失。

虽然他忍受着这个震动，充分表现出其英雄本色，但这却是个致命打击，使他的元气永远无法恢复。联军的胜利已在欧洲历史上点燃了新的烛光。胜利之前与胜利之后是完全两种局面。欧洲大陆到处都是欢呼声，正好象勒班陀之战后的情形一样。到处都展开了反对拿破仑的激烈宣传。

可是这场“民族大会战”，今日看来还具有更深远的影响，这是英国体系的胜利，现代普鲁士从此兴起，而法国开始衰颓。此外，个别国家之间的斗争已逐渐成为过去，这种原始冲突不久将为世界大战所取代。

拿破仑的战略是失败了，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工具不适当，或是因为他的假设有错，而主要原因却是他的政策已经不符合时代的精神。他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世界帝国，沿着过去那些伟大征服者的足迹前进。可是时代已经改变，欧洲已不再是一盘散沙，许多民族都已团结起来，从而形成一个个民族国家。它们各自分道扬镳，使他的个人神化主义的设想无法实现。

在耶拿会战中，拿破仑不仅毁灭了一支封建陆军，而且也肃清了封建思想的最后一点余烬。从这些灰烬中，却产生了新的民族军队，终于在莱比锡会战中把他自己击败了。在埃尔斯特河边的战场上，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现代欧洲却从此脱出了中世纪的蜕壳。

谢选骏指出：这本军事史书的作者简直语无伦次，又像在照本宣科——他说拿破仑搬起石头在了自己的臭脚（目的似乎是为了论证拿破仑战争是“英国体系的胜利”）。其实他应该说这是“美国体系的胜利”，因为毕竟是美国首先打破了阶级的限制，废除了所有的贵族头衔。当然在我看来，这也不是“美国体系的胜利”，而是“海盗体系的胜利”，这些海盗目无上帝、自立为王——1789年，他们通过“法国大革命”，把这一套从美洲殖民地搬回到欧洲来了。而一百多年后的希特勒，再把这一套“海盗体系”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种族灭绝。西班牙海盗、英国海盗、荷兰海盗，教会了法国、德国、俄苏，在欧洲大陆胡搞海盗行为……还被犹太人总结为“资产阶级革命”！真是太太太可笑了。而且，欧洲海盗他们杀害的土著居民，远远超过了希特勒杀害的欧洲居民——比例上还超过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些“海盗行为的反弹欧洲”，不仅造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还造成了东施效颦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更为恶劣的“种族灭绝的法西斯革命”，激起了“伊斯兰革命”和“黑命贵革命”，至今方兴未艾……

【大事记（十五）：一八一四年的战争】

虽然对一八一三年的战争英国没有什么直接贡献，可是从一八〇八年他们在西班牙发动战争以来，就始终使拿破仑处于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若非如此，那么莱比锡会战就不可能获胜。此外，英国的财政援助也是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反法同盟之中，英国有如鹤立鸡群一般，对推翻拿破仑的工作，始终是个永久性和支配性的因素，从特拉法尔加会战之后，英国一直都在继续努力。自始至终，英国的目的是商业与政治并重，每当和平在望之时，英国政治家都不会忘记，对英国而言，所有欧陆强国无一不是其假想敌，所以马上就会努力重建势力平衡。英国并不要求瓜分或征服法国，而只想使其退回到原有的地理疆界——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

奥地利也赞成这个政策，因为它害怕俄普两国的势力会日益强大。沙皇表示反对，因为他想一雪拿破仑进入莫斯科之耻，所以希望能在巴黎签订和约。不过最后同盟国还是决定暂时采纳英国的建议，于一八一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将和平条件传达给拿破仑。因为拿破仑的答覆闪烁其辞而无诚意，所以这些条件立即撤回，而代之以一个公开宣言，说明联军将不惜侵入法国以推翻拿破仑，但仍希望在触及法国土壤之前先获得和平。这个宣言并不能感动已开始厌战的法国人民，唯一达到的效果却是唤醒了一七九二年的精神。神圣的国土面临危险，法兰西开始奋起武装迎敌。法国的形势极为恶劣，因为北面的麦克唐纳和南面的马尔蒙，一共只有五万三千人的兵力可供使用，却要防守长达三百英里的莱茵河之线。敌人共有五个军团面对着法兰西：在北面为贝尔纳多特和布吕歇尔，兵力分别为十万二千人和八万二千人。中央为施瓦尔岑堡，兵力为二十万人，南面为奥意联军，五万五千人。在加斯科涅还有惠灵顿的八万人。

拿破仑估计敌人在一八一四年春季之前不会前进，这一次他又算错了，新年甫过，坏消息接二连三传来，元月十一日，那不勒斯王缪拉倒向联军方面；三天后，丹麦的腓特烈六世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更糟糕的是在东北两面，联军开始以意想不到的高速前进：比罗和格拉汉姆冲入荷兰，施瓦尔岑堡率领联军主力经巴塞尔和贝尔福特前进，布吕歇尔率领西里西亚军团也进入了洛林，并将维克托赶出了南锡。一月二十五日，施瓦尔岑堡率领十五万人，位于兰格尔与巴尔之间，而布吕歇尔已在圣狄则尔渡过马恩河并接近了布里尼，该地由维克托和麦克唐纳据守。

同一天，拿破仑离开巴黎前进到沙隆，展开了一场新的会战。这次会战比起他过去进行的会战，其卓越性并不逊色。他在圣狄则尔附近有四万二千人，麦克唐纳正率领一万人前来，而莫尔捷则率领两万人驻在特鲁瓦。他立即在圣狄则尔附近击溃了一师敌军，然后于一月二十九日打击在布吕歇尔头上，希望阻止他与施瓦尔岑堡会合。这个行动失败了，布吕歇尔撤回到巴尔，二月一日在拉罗歇尔使拿破仑受到重创，拿破仑也退回了特鲁瓦。

联军方面相信拿破仑的力量已经崩溃了，所以认为战争已是胜利在望，可是正当他们设宴庆功之际，其临时的利害结合也就快到了破裂的边缘。

拿破仑退回特鲁瓦时，联军方面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决定布吕歇尔率五万人从西北向巴黎前进，而施瓦尔岑堡则率领十五万人从西南方向取道桑斯以接近法国首都。这种不合于战略原则的分散兵力，原因是纯政治性的。奥地利对俄国的野心深感忧虑，也和英国一样不愿意法国被宰割。反之沙皇却希望有一个脆弱的法国，以改变权力平衡的的形势，而使俄国坐收渔利。他的目标是获得整个波兰，为了赔偿普鲁士在波兰的领土损失，准备把萨克森给它。

此时，英国外长卡斯尔雷勋爵也在联军总部中，他强烈反对俄国的政策，因为他认为要想获得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就是建立一个中等强度的法国，最好是由其旧有王朝统治。梅特涅支持卡斯尔雷的主张，但是沙皇却不信任梅特涅，决定向巴黎挺进，不过他也同意让法国人自由选择其未来的统治者。这种兵力的分散，对拿破仑而言可说非常有利，因为他采取内线作战，这可以使他能够用少量兵力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尤其是因为布吕歇尔现在指挥的部队已经是以俄军为主力，分成三个独立纵队前进，所以对他更为有利。为了击败他们，二月七日，拿破仑命令马尔蒙占领塞扎讷，并于二月九日亲自出发支援他。第二天，马尔蒙和内伊在香波贝尔打击阿尔苏谢夫的军，几乎把他们全部歼灭；次日，拿破仑又率领两万人，在蒙特米瑞击败了沙肯的军，把他们赶过了马恩河，向北逃走。拿破仑留下莫尔捷去追击沙肯，自己则于二月十三日夜间出发增援在沃尚的马尔蒙——他正受到布吕歇尔第三纵队的压迫。拿破仑打击了这个纵队，经过顽强战斗，又把敌人击退到了贝吉赫。这样在四天之内，用不到三万人的兵力击溃了布吕歇尔的五万人，并使对方受到一万五千人以上的损失。这些胜利的效果有如触电一般，巴黎恢复了镇定，农民都奋起抵抗侵入者，切断他们的征发队，阻击他们的巡逻兵。

在把布吕歇尔应付完毕之后，拿破仑又听说施瓦尔岑堡已经分兵两路前进，一个纵队取道布赖，另一个则在枫丹白露。因为必须放弃对布吕歇尔的追击，使他颇感怒恼，只好回头向南，于二月十八日，在蒙特娄攻打符腾堡的欧仁，将他击退，夺回了塞纳河上的重要桥梁。

骄傲使他的优秀战略失败了。他知道沙皇的野心已引起了其他同盟国的忧惧，企图诱使奥地利退出同盟。但是他拒绝放弃比利时和莱茵河的疆界，谈判终于破裂。三月一日，同盟国代表在肖蒙集会，大家同意不单独与拿破仑媾和，必须等到法国接受其旧有国界时才停止战争。在这些谈判中，英国的主要贡献就是又给与同盟国以五百万镑的补助。

此时布吕歇尔继续前进，二月二十五日，拿破仑在特鲁瓦听到这个消息，又出发去攻击他，可是当拿破仑来到时，布吕歇尔却又巧妙地向北撤退，在拉费尔利用一座断桥使拿破仑延迟达三十六小时之久。直到三月七日，拿破仑才追上他，在克隆尼又把他击败了，并把他赶回到了拉翁。三月九日和十日夜间，布吕歇尔又用突袭击败了马尔蒙，拿破仑被迫撤回到斯瓦松。三月十七日，他得知在南面的施瓦尔岑堡已在向巴黎进攻，就立即赶往迎击，三月二十日在阿尔希双方发生了血战，法军有二万三千人，而奥军则有六万人。战斗结束后，拿破仑撤回到塞扎讷。

拿破仑的兵力不足以阻止施瓦尔岑堡攻入巴黎，所以他决定先进入洛林，召集那里的要塞守兵，然后打击在施瓦尔岑堡的后方和交通线上，以迫使他回头。这是个无可奈何的赌博。在圣狄则尔他发布了“全民皆兵”的布告，命令洛林的守军突围而出与他会合。可是三月二十三日，他的一个传骑送信给在巴黎的皇后，途中被哥萨克的巡逻队截获，这封信落入沙皇手中，使他知道了拿破仑的想法。此时施瓦尔岑堡已在退却，沙皇力劝他回过头来，暂时放弃交通线，与布吕歇尔联合起来继续向巴黎前进。这样一来，拿破仑的行动非但不能迫使奥军后退，反而使通往巴黎道路门户洞开，毫无阻拦。

三月二十五日，施瓦尔岑堡开始前进，布吕歇尔也从沙隆出发，采取与他平行的运动。那一天，马尔蒙和莫尔捷两军在拉费尔被击溃。在附近，派克索德将军的一师国民兵，只有四千五百人，在苦战后几被全歼，这是这场会战中最英勇的一页。现在只剩下马尔蒙和莫尔捷两军的残部担负巴黎的守城任务。领导他们的却是皇帝的兄弟约瑟夫，此人软弱无能，早已惊慌失措。

在蒙马特尔山脚下，这两位元帅还在作背城一战的打算。三月三十日，最后一战开始了。约瑟夫和他的兄弟杰罗姆在高处观战，他们看到大势已去，就命令马尔蒙和莫尔捷与敌人谈判。结果双方同意休战，巴黎获得了荣誉投降的待遇。

拿破仑正在维特里，听说巴黎已经感受威胁，立即催促部队向枫丹白露前进。在那里他听到马尔蒙降敌的消息，因为元帅们拒绝再追随他，所以就于四月十一日宣布退位。二月二十日，他告别了近卫军，四月二十八日夜里，由贝特朗和德劳特二人陪伴，在弗雷尤斯上了英国的巡洋舰“无畏”号，被流放到厄尔巴岛去了。

五月三十日，签定了一系列条约，总称为第一次巴黎条约，内容为确定法国国界回到一七九二年十一月一日的态势为原则。依照其中一条，所有交战国应在维也纳集会以讨论一个全面的和约。九月，会议召开了，不久就使各同盟国几乎到了战争边缘。沙皇要求兼并整个波兰。卡斯尔雷在梅特涅和塔列朗支持下坚决反对。英奥法三国对俄国的势力大增都同样感到不放心，认为假如它的国界向西推进到日尔曼境内，那么欧洲的均势将全部被推翻。所以到一八一五年一月三日，他们达成了密约，准备集中四十五万人向俄国宣战。会议还在继续，可是在三月四日，他们获得了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走的消息。

当会议正在进行之时，拿破仑对其间的争吵都有良好的情报，到二月十三日，他听说富歇正计划推翻路易十八，他决心再回法国去碰碰运气。二月二十六日（星期天）夜间，他在费拉约港率领官兵一千零五十人，上了七艘小船，躲过了法国的看守船，于三月一日在圣朱安湾登陆。三月七日在格勒诺布尔附近，他发现拉弗里隘路正由第五团扼守。当他走近时，一位王党军官大声喊道：“他来了，开火！”拿破仑回头对指挥其卫士的马勒上校说：“命令士兵把枪持在左手，枪口朝下。”然后他独自向前说：“第五团的弟兄们，你们认识我吗？这是你们的皇帝。你们开枪吧！”一阵“皇帝万岁！”的呼声掀起了。滑铁卢会战的第一个回合已经打赢了。三月二十日他回到巴黎，那天是他儿子的生日。

谢选骏指出：从战术上说，十九世纪的法国败于“英国殖民体系”与“大陆反法同盟”的两线作战的夹击，就像二十世纪的德国败于“英美殖民体系”与“大陆反德同盟”的两线作战的夹击。从战略上看，这是殖民主义对欧洲的反馈的报应，是“殖民主义对欧洲进行逆向殖民化”——其第一步，就是纳粹大屠杀，把殖民者在新大陆应用的种族灭绝方法，贩卖加工回来，对欧洲居民进行系统屠杀；其第二步，就是在大屠杀之后，广泛引进欧洲之外的殖民地人口，主要是印度人和穆斯林，来作为廉价劳动力压榨利用。但其结果，却是欧洲的异化，是蛮族入侵和新的民族大迁徙。

【第十五章：滑铁卢会战（一）】

因为滑铁卢会战受到极其彻底的研究和批评，所以会战中犯的错误更显得特殊而鲜明。事实上却并非如此，这些也正是多数会战中的一般错误而已。但是这场会战却有独特之处，就是这个时代中的两位名将，经过二十二年的战争，在这场会战中才第一次正式交手，而他们两位也的确都是杰出的将领。此前，除查理大公以外，拿破仑面对的敌将，才能都不过中等，反之惠灵顿的情形也是一样。现在这两位伟大的将领面对面碰上了，所以他们及其部下所犯的错误，在他们的盛名和特殊才能的对照之下，就更显得触目惊心。

因为在两人中拿破仑的名气更大，所以他被惠灵顿击败后，引出了许多无稽的神话，有人认为拿破仑的天才已在衰减之中，有人认为他已是个病人，或是因为养尊处优而丧失了原有的活力。凡用来支持这些看法的证据都是故意歪曲的：因为与马伦哥，奥斯特里茨，耶拿和莱比锡诸次会战相比，拿破仑既没有变好，也没有变糟。当一个人对自己的天才过于自负时，有时不免会生活在幻想之中。（注：科兰古的回忆录上曾说：“当有一个思想在他头脑中生根之后，皇帝就会被他自己的幻想带着走。他沉醉甚至沉溺于幻想之中。”）他对自己的能力和运气都有坚定的信心，所以科兰古也说：“对于不欢喜的任何思想观念，他简直完全不予理会。”六月二十一日，他在滑铁卢战败之后曾对科兰古这样说：“好吧，科兰古，还是很不错！会战失败了！国家如何忍受这次挫败？物质上已经损失了。这是个可怕的灾难。但是那一天还是胜利的。军队的表现还是极为优异，敌人在每一点上都被击败了，只有英军的中央仍然还能坚守。当一切都已过去之后，军队才突然被恐怖所乘。这是不可解释的……”事实并非如此，这是由他的幻想产生的必然结论。他始终认为他一个人可以控制一切，做一切工作，而只要有一个完善的计划，不管所使用的是什么工具，结果都照样能够获得圆满解决。

从惠灵顿身上，他遇到了与他自己完全不同的将才。惠灵顿的部队规模小而精锐，指挥可以集中于一人，对部下的要求不是自动而是服从。虽然他也和拿破仑一样专制独裁，但是惠灵顿却有一个特长，就是能把远见与常识结合在一起，他的幻想很少与理性脱节。他的兵力总是居于劣势，所以他必须采取冷静谨慎的态度。但若认为他只是谨慎有余的将领，那却未免大错特错，许多人都犯了这个错误，连拿破仑本人也不例外。虽然他是防御能手，但是当条件有利时，他也一样会大胆进攻，敢冒极大的危险。这种例证很多，不必赘述。他的费边战术是完全合乎常识的：当条件需要慎重时，他能够慎重；但条件改变了，他也能够象雷霆一样打击。在他那个时代的将军们，很少有人对战术的认识象他那样彻底。他认清了当时步枪的弱点，虽然在近距离是致命的武器，可是对远距离却毫无用处。他也认清了英国士兵的特性就是坚定和迟钝，这是法国士兵没有的。所以他常常用两列横线来迎击敌人纵队，换句话说，他至少可以使火力增加四倍。为了保护自己的人员和迷惑敌人，他总是设法尽量利用地形掩护。因为如此，所以在维米诺之战中，朱诺完全受了欺骗，而在波萨科之战中，马塞纳也把英军的中央误认为其右翼。在萨拉曼卡是如此，在滑铁卢也是如此。

大体而言，他的大战术属于“防御攻势”的范畴，就是说他总是先鼓励敌人进攻，等敌军处于混乱之中，再依赖枪烟的掩蔽，他就开始发动反攻。他很少集中火炮，不仅是因为他很少能有足够数量的火炮，而且因为他的横线战术要求的是炮兵的疏散而不是集中。此外，他也很少追击已被击败的敌人，因为通常他的骑兵总是脆弱无能的。另外还有一个事实也必须记住，因为这与他善于利用地形的事实结合在一起，可以使他升到最优秀战术家的地位。那就是他对一切事情都以亲眼看为原则，除非不可能时，他才会依赖间接的情报。如他自己所说：“我成功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我总是亲自在场——我看见了一切东西，并且亲自动手做一切事情。”和拿破仑一样，他也是身兼总司令和参谋长的职务，因为如此，他的指挥方式事实上也是“拿破仑式”的。假如他指挥的是一支大军，必须要分为几个独立的或半独立的部分，那么毫无疑问，他这种中央集权的控制体系也一定会象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会战后的情形一样，感到不是那么得心应手了。

一旦回到巴黎，拿破仑立即开始进行其伟大惊人的工作，重新建立一支大军。人员多的是，因为在法国境内到处充斥着被解散的退伍老兵和释放回来的战俘。但是枪械、装备、马匹和弹药却甚感缺乏，而皇家陆军十万人则已年老力衰。不过他的主要问题却还是主要军官的选择，因为他的元帅和将军的大部分都已宣誓向路易十八效忠，其中包括苏尔特，贝尔蒂埃，麦克唐纳，圣西尔，絮歇，奥热罗，内伊等人。虽然有些人再次投效他，但其中又有许多人对他的前途丧失了信心。更糟的是在已经出入于路易王朝的人员与未出仕者之间又存在互相的猜忌。（注：不过这一点却被过份夸大了，结果几乎使惠灵顿误入歧途。）

为了有效执行其大战术，他至少需要四个人，必须能够彻底了解其“营方阵”体系：一位参谋长，能够明白的把他的思想作成书面命令；一位骑兵将领，能够掌握集中的骑兵；两位侧翼指挥官，当他不在场时也能执行他的计划，达到他的目标。在过去他一向依赖贝尔蒂埃担负参谋长的职务，虽然这个能干的“书记长”愿意再为他效力，可是六月一日却不幸死了。拿破仑选定苏尔特接替他。这可说是一个错误决定，因为苏尔特虽然是个能干的指挥官，但他却从未做过一个军团的参谋长，甚至连一个军参谋长也没有做过。这次会战的失败，恶劣的参谋工作实在是个主要原因。

拿破仑拒绝收留缪拉充当骑兵指挥官，而改用格鲁希。可是当会战开始不久，他又派格鲁希指挥右翼。这又是一个错误选择，因为格鲁希虽然是个很优秀的骑兵将军，但他从来未曾指挥过一个军，更不用说是一个军团的一翼。他把左翼的指挥权托负给内伊也是同样错误，因为早在一八〇八年他就说过，内伊对他的思想一点都不了解。

在“百日复辟”中，拿破仑所犯的一切错误，要以这四个位置的任命最足以决定命运，即使说这是造成其失败的主因，似乎一点都不夸大。在圣赫勒拿岛时他也认清了这一点，因为他告诉拉卡萨说，假如缪拉在那里，胜利就可能属于他。他也对高尔高德说，苏尔特殊少贡献，任用内伊也是个极大的错误，他应该让絮歇指挥右翼而不用格鲁希。

有一个人他却没有提到，就是达武，这可能是他的诸将中最优秀的一个。他把达武留在巴黎担任总督，因为他说把首都交给任何其他人他都不敢放心。可是达武的答复却毫无疑问是对的，他说：“但是陛下，假如你是胜利者，巴黎当然是你的，反之若你战败了，那么我和任何人对你都将毫无用处。”

法国的元帅们固然已经这样缺乏生气，可是团级以下官兵却仍然具有充沛的热情，不过已经用处不大了。惠灵顿说有个侦探把他们与一七九二年的法军相比。霍沙依对一八一五年的法军这样评论说：“他们冲动易怒，没有纪律，对长官缺乏信心，害怕阴谋，随时可能发生恐慌现象，但是在愤怒之下，又可以有极英勇的表现。拿破仑从来没有运用过这样的战争工具，它一方面是那样锐利，而另一方面又是那样脆弱。”

尽管有许多困难，到五月底，拿破仑却已召集了正规陆军二十八万四千人，支援他们的还有补助兵力二十二万二千人。不过其中有许多不过是名单上的数字。在正规军中，他把其中的十二万四千五百人组成北方军团，由他亲自指挥；其余兵力则分为莱茵、罗亚尔、阿尔卑斯和比利牛斯等军团，以及其他要塞和后方部队等。

北方军团包括五个步兵军、近卫军和骑兵预备队。这五个军是：

第一军，军长德隆，一万九千九百三十九人；

第二军，军长莱里，二万四千三百六十一人；

第三军，军长范达米，一万九千一百六十人；

第四军，军长杰拉尔德，一万五千九百九十五人；

第六军，军长罗包，一万零四百六十五人。

近卫军又分为老年近卫军，由弗里昂指挥；

中年近卫军，由莫朗指挥；

青年近卫军，由杜斯米指挥。

此外还有吉约和勒菲弗尔的两个近卫骑兵师，共有官兵二万零八百八十四人。

骑兵预备队由格鲁希指挥，共分为四个师：

第一师，师长帕约，三千零四十六人；

第二师，师长艾尔克斯曼，三千五百一十五人；

第三师，师长克勒曼，三千六百七十九人；

第四师，师长米尔豪，三千五百四十四人。

这个军团总计有骑兵二万三千五百九十五人，步兵八万九千四百十五人，炮兵一万一千五百七十八人，火炮三百四十四门。

在维也纳，由七个国家组成的同盟，正打算组成五个军团：

（一）英荷军团，九万三千人，由惠灵顿指挥。

（二）普鲁士军团，十一万七千人，由布吕歇尔指挥，这两个军团都在比利时境内。

（三）奥地利军团，二十一万人，由施瓦尔岑堡指挥，位于莱茵河上游。

（四）俄罗斯军团，十五万人，由巴克莱指挥，在莱茵河中游。

（五）奥意军团，七万五千人，由弗莱蒙指挥，在意大利北部。

他们的计划由格赖泽瑙拟定的，简单说来，就是用数量优势来压碎拿破仑。惠灵顿，布吕歇尔和施瓦尔岑堡三个军团都直向巴黎前进，假如其中有一个军团被击败或被迫撤退，则由巴克莱向前援助，而其余两个军团仍继续前进，不必加以援救。弗莱蒙则以里昂为进攻目标而不趋向巴黎。惠灵顿负责指挥在比利时境内的全部兵力，各军团于六月二十七日到七到一日之间同时越过法国国界。四月初，惠灵顿从维也纳启程前往布鲁塞尔，五月三日他在泰尔蒙与布吕歇尔会晤。虽然他们都不相信拿破仑会采取攻势，但是他们却认为，如果他采取这种行动，那么他们应集中主力在科特里-布拉斯-索姆布雷菲之线。不管是否果真如此，第二天布吕歇尔就把他的司令部从列日移到了那慕尔，并命令他的四个军前进：

（一）第一军，三万二千六百九十二人，由杰森指挥，前进到弗勒吕斯；

（二）第二军，三万二千七百零四人，由佩尔希指挥，前进到那慕尔；

（三）第三军，二万四千四百五十六人，由色勒曼指挥，前进到于伊；

（四）第四军，三万一千一百零二人，由比罗指挥，前进到列日。

布吕歇尔军团共有步兵九万九千七百一十五人，骑兵一万一千八百七十九人，炮兵九千三百六十人，火炮三百一十二门。

惠灵顿的军团是一支混合性部队，共有英国人三万一千二百五十二人，英王的日尔曼兵团六千三百八十七人，汉诺福人一万五千九百三十五人，荷兰和比利时人二万九千二百一十四人，不伦瑞克人六千八百零八人，拿骚人二千八百八十人，以及工程人员一千二百四十人等等。共有步兵六万九千八百二十九人，骑兵一万四千四百八十二人，炮兵八千一百六十六人，火炮一百九十六门，工兵一千二百四十人。他的步兵在名义上分为两个军和一个预备队：

第一军，共二万五千二百三十三人，由奥伦奇亲王指挥；

第二军，共二万四千零三十三人，由希尔勋爵指挥；

预备队，共二万零五百六十三人，由惠灵顿直接指挥。

到五月底，第一军占领了蒙斯，鲁乌列斯，弗斯纳，塞尼费，尼维尔，吉那普，苏瓦尼，昂吉安和博纳尼。第二军占领了卢色，阿斯，格拉蒙，根特，阿罗斯和奥登那尔德。骑兵由乌克斯布里基勋爵指挥，沿丹德河宿营。预备队则宿营在布鲁塞尔周围，惠灵顿的司令部也设在那里。

拿破仑充分认清了联军在比利时境内的分布拉得太长，而且也正确判断他们在七月一日以前不能完成前进准备。因此他决定争取主动，进入比利时，依次击败英普两军，不让他们会合在一起。此外，他又认为比利时人内心是亲法的，可能会起来帮助他作战，而英国战败之后，英国内阁即可能倒台，取而代之的新内阁将是亲法派的政府。假如英普两军被击毁后战争仍不能结束，那么他就要与阿尔萨斯的莱茵军团会合以打击奥俄两军。莱茵军团现在由拉普指挥，人数约二万三千人。和一八一四年的情形一样，他计划尽量利用其所占的中央位置，而他最希望的就是在战争甫一开始就能获得一个惊人的光荣胜利，以此巩固法国内部的团结和打击敌人的精神。

六月初，北方军团奉命在毛布基-阿韦讷-罗克鲁瓦-齐梅地区集中。六月十二日上午三点三十分，当各军向指定位置前进时，拿破仑也出发前往阿韦讷。内伊元帅在那里也加入了他的阵营，三个月前，内伊还叫嚣说要把拿破仑关在铁笼里献给路易。在阿韦讷，拿破仑发布了一个富有刺激性的命令，一开头就说：“士兵们，今天是马伦哥会战和弗里德兰会战的纪念日，”结尾说：“时机已经来到，不是征服就是灭亡！”六月十四日，他又把司令部移往包蒙特，到夜幕低垂时，除第四军以外，所有部队都已完成了集中的任务。

法军集中之时，英普两军对敌情却毫无所知，仍然分散住在他们的营地中。直到六月十三日夜里，杰森军设在松布耳的前哨才向军长报告，说在包蒙特周围可以看见许多营火，杰森这才猜到是敌人来了。（注：以前当然也有谣言，但未经证实。）他立即把消息传达给布吕歇尔。六月十四日黄昏时的布吕歇尔，心中的盘算是以为根据《泰尔蒙协定》，惠灵顿会来救援他，所以命令第二、第三和第四军一齐集中在索姆布雷菲。他同时也命令杰森应作顽强抵抗以掩护他的集中，若被压迫即应撤到弗勒吕斯。从战略上来说，这种在敌人打击距离之内的前进地区集中兵力是极其愚蠢的行为，这使拿破仑在会战开始后的四十八小时之内就有机会获得光荣的胜利。虽然布吕歇尔一直蒙在鼓里，可是到六月十五日，他的眼睛终于张开了，因为在那天清晨，指挥杰拉尔德军领先师的包尔蒙将军逃到了杰森军中，把拿破仑的实力和计划都全部泄露出来了。但布吕歇尔仍然相信他自己的实力强大，继续保持着盲目的态度，从那慕尔赶往索姆布雷菲，于下午四时到达并决定接受会战。

六月十五日凌晨三时，拿破仑骑上马，于正午在万众欢腾的疯狂场面中进入了查利瓦。下午三时略过之后，他在那里会晤了内伊，因为缺乏马匹，所以内伊在阿韦讷耽搁到现在才赶上。拿破仑对他很友好，命令他指挥第一和第二两个军以及勒菲弗尔的骑兵师，依照高尔高德记载，他指示内伊扫清在查利瓦-布鲁塞尔大路上的敌人，并占领科特里-布拉斯。六月十五日的公报记载也可以证明拿破仑曾作上述指示，因为它记载说：“皇帝已把左翼的指挥权交给莫斯科亲王，在本日黄昏时，亲王的司令部应设在布鲁塞尔道路上的科特里-齐明斯。”虽然内伊并未照办，可是这个记载却可证明拿破仑的意图是希望他能够如此。

内伊去接掌他的部队时，格鲁希也上场了，不久，拿破仑就命令他指挥第三和第四两军，以及加尔和艾尔克斯曼的两个骑兵师。拿破仑又命令他击退普军，使其向索姆布雷菲退却，但是格鲁希的行动却十分迟缓，到下午五点三十分，拿破仑感到不耐烦，亲自骑马上前催促他赶快行动。接着就是一场猛烈的攻击，杰森军的主力被击退到弗勒吕斯。此时，内伊也已把一个普军支队赶出了哥塞利，可是他已不再是耶拿会战中的内伊了，他现在变得谨慎持重起来，命令莱里的军暂停进发，而只派勒菲弗尔的近卫骑兵师在无支援的条件下前进。下午六点三十分，勒菲弗尔在弗斯纳遭遇到敌人的强烈火力。这支敌人是荷比军的一个支队，由贝纳德亲王所指挥的拿骚旅，正向科特里-布拉斯退却。勒菲弗尔虽然追踪，但发现敌军的阵地过于坚强，不是单靠骑兵能攻下的，只好退回弗斯纳。

那天夜间，法军分为三个纵队宿营在一片十英里见方的地区中。据拿破仑自己说：“这样的部署是使兵力在对付普军和英荷军时都可以同样方便，因为它早已夹在二者之间。”在这个正方形区域中，三个纵队的位置如下：

（一）内伊方面：勒菲弗尔的骑兵师在弗斯纳；莱里的第二军在哥塞利与弗斯纳之间，其中格拉德的师已经推进到了弗勒吕斯公路；德隆的第一军在马尔青尼与哥塞利之间。

（二）格鲁希方面：帕约和艾尔克斯曼的两个骑兵师位于朗布沙特附近，在弗勒吕斯之南；范达米的第三军和骑兵预备队在查利瓦与弗勒吕斯之间；杰拉尔德的第四军则在沙特莱横跨松布耳河两岸。

（三）总预备队：近卫军在查利瓦与吉里之间；罗包的第六军在查利瓦以南。

下午九时，拿破仑回到他设在查利瓦的司令部，他已经感到筋疲力竭，从上午三时起一直都在马鞍上，所以现在立即开始休息。午夜时内伊到达使他起了床，两个人一起谈话直到六月十六日上午二时，内伊才辞出。关于这次会晤，内伊的副官黑米斯上校这样记载说：“皇帝要他共进晚餐，并给与他命令，把他对十六日这一天的计划和希望解释给他听。”所以似乎是不用说明，内伊必然把他为何没有占领科特里-布拉斯的理由解释给皇帝听，而拿破仑也必定曾指示他应于六月十六日清晨加以占领。这都只能算是常识，因为假如惠灵顿前来救援布吕歇尔，那么拿破仑计划的唯一要点就是在一段时间内只应付一个敌人，因此尼维尔-那慕尔道路有加以封锁的必要。若不作如此假设，那简直是把拿破仑当作战略蠢材看待了。

那么此时惠灵顿又在干什么呢？虽然他在会战中的一切行动都曾由许多高明的史学家加以详细分析，可是分析结果表明的唯一正确事实，就是他对这个情况根本上毫无准备。他根本不相信拿破仑会采取攻势，他似乎已为布鲁塞尔的安逸生活所迷惑，因为六月十三日还有谣言说拿破仑仍在毛布基，所以他一点都不紧张，正陪着利诺克斯夫人玩耍，心里所想的只是如何向她讨好。虽然在六月十四日还有其他谣言传来，可是直到次日下午三时，他才获得了一个确切的报告，说在蒂安附近的普军前哨已经受到攻击了。惠灵顿认为拿破仑的意图是取道蒙斯前进，然后打击英荷军的交通线，所以他在下午五时到七时间命令各师集中在其早已指定的位置上，并且通知他们保持准备，以便一接到命令即可开始行动。（注：惠灵顿的这种想法，是对拿破仑战略思想的完全误解。因为这样运动只会把惠灵顿和布吕歇尔两人越逼越近，而不会使他们隔开。）依照这个命令，奥伦奇亲王应在尼维尔集中其第二和第三两个师的兵力。师长分别为佩潘齐和沙斯。

黄昏时候，布吕歇尔有通信送来，说明他的军团已集中在索姆布雷菲。于是在下午十时，惠灵顿发出了他的第二道命令，内容如下：第三师（师长为阿尔顿）从博纳来前进到尼维尔。第一师（师长为柯克）从昂吉安前进到博纳来。第二师（师长为克林顿）和第四师（师长为柯尔维里）分别从阿斯和奥地那尔德前进到昂吉安。这个命令的意义就是说英军的集中是距布吕歇尔越拉越远，很明显，他的意图是想掩护从蒙斯和阿斯到布鲁塞尔的道路，而不是要与布吕歇尔合作。

这些命令发出之后，惠灵顿即前往出席里士满公爵夫人的宴会，在那里一直闹到次日上午二时为止。快到午夜时，他接获多恩堡将军从蒙斯送来的报告，说拿破仑已把他的全部兵力都移到了查利瓦，在蒙斯前方已没有敌踪。这样一来，惠灵顿担心敌军攻击其右翼的想法不攻自破。在他的官方报告上说：他已经命令全军向科特里-布拉斯前进。

鲍里斯上尉（以后升为上将）的记载可以证实这个决定。他说在晚餐时，惠灵顿和里士满公爵离开宴会，走进书房去看一张地图。把门关上之后，惠灵顿说：“上帝作证！拿破仑已经欺骗了我。他已经领先了二十四小时的行军时间。”里士满问他意图如何，他回答说：“我已经（应该是将要）命令军队集中在科特里-布拉斯，但是我们不仅是要在那里阻止他们，若有可能，我应该在这里与他决战。”他说这话时，用指头指在地图上滑铁卢的位置。此后惠灵顿就立即离去，于上午七点三十分出发前往科特里-布拉斯。

如果梅尔克上尉的经验是一个标准例证，那么这次英荷军团的前进集中，其情形就可以说是十分混乱。前后的命令互相冲突，有些单位根本没有接到命令，有些命令也不完全，有些军官身上还穿着赴宴的礼服，有许多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在尼维尔，只有一些部队是完整无缺的，离开战场的人多得出奇。一个伤兵可能有七八个甚至更多的人伴送。问他们为何离开战场，回答也是莫明其妙：“科特里-布拉斯之战已经开始了。”

当惠灵顿赶往科特里-布拉斯时——该地在布鲁塞尔之南，相距约二十五英里，杰森的普军正沿着李格尼溪，占领着一个突出阵地。其右翼在华格尼里，中央在圣阿曼德，左翼在李格尼。直到正午他们都孤立无援，以后佩尔希的第二军和色勒曼的第三军才陆续到达。佩尔希立即布署在杰森后面，而色勒曼则展开在它左翼，夹在索姆布雷菲与梅希之间，并沿着李格尼溪布置了一支强大的掩护兵力。

此时，拿破仑假设联军的行动会依照战争规律，就是说为了掩护其集中会先向后撤退，所以他突然得出结论：惠灵顿会撤向布鲁塞尔。因此他决定向该城前进，假如惠灵顿在那里不动，就准备与他决战，并把他赶到安特卫普，也就是说使他远离布吕歇尔，因为布吕歇尔的基地设在列日。但是在行动之前，又必须把杰森的部队击退到根布卢后面，以使布吕歇尔不能利用那慕尔-瓦弗尔-布鲁塞尔大路。心中存着这样的念头，拿破仑就于上午六时口授了两封信，一封给内伊，一封给格鲁希，解释他的意图。

在给格鲁希的信中，他说普鲁士军若集中在索姆布雷菲-根布卢，他就要攻击他们，但一旦占领根布卢之后，他就要把预备队移向内伊方面对惠灵顿作战。在给内伊的信中，他又把这些话重复了一遍，并且指示他在预备队一加入到他这方面来之后即应准备向布鲁塞尔进发。此时，他应把一师兵力推进到科特里-布拉斯以北约五英里的地方，保留六个师在科特里-布拉斯，另外派一个师到马尔拜斯与格鲁希的左翼相联系。此外，他又告诉内伊应用克勒曼的师来代替勒菲弗尔的师。似乎他更记得内伊的头脑是如何顽固，所以不厌其烦的把他的作战方法解释给他听。他说：“在这场会战中，我已采取下述的一般原则。把我的军团分为两翼和预备队。预备队由近卫军充当，依照情况的演变，我会使它加入两翼方面的作战。同时，依照环境的变化，我也会从两翼抽调兵力来增强预备队。”

这些信件发出不久之后（大约是上午八点），拿破仑又接到格鲁希送来的报告，说已发现有强大纵队正从那慕尔方向向索姆布雷菲接近。这个情报指出普军的全部或是大部正在向索姆布雷菲集中，而且英军也更有前来支援的可能。因为这个事实使他的计划受到了干扰，所以拿破仑拒绝相信它，一点都不加修改，继续从查利瓦出发，于上午十一时前到达弗勒吕斯。他在那里发现范达米的军已经列好战线面对着圣阿曼德——杰森突出阵地的西面——并且也才知道杰拉尔德的军还留在很远的后方，其原因似乎是受到恶劣的参谋业务的影响。拿破仑立即前往侦察敌情，虽然他看见的只有杰森的一个军，但从部署上可以知道它并非后卫，而是掩护全面前进的前卫，向时也确保索姆布雷菲-科特里-布拉斯道路，因为这是惠灵顿来援时所能使用的唯一大路。于是一切都明朗了，尽管他的固定观念和战争规律都不是如此，可是联军却的确是在进行前进的集中，并企图会合在一起。但是在杰拉尔德军赶到之前，拿破仑觉得攻击力量还是不够，杰拉尔德于下午一时才到达。此时，佩尔希和色勒曼的部队也展开了，拿破仑看到敌方兵力已经不止一个军时，不禁大喜过望，因为他决定在这天下午与布吕歇尔算总帐。

他的计划的确十分卓越，首先用帕约和艾克斯尔曼的骑兵师把布吕歇尔的左翼（色勒曼军）钉住，其次再歼灭他的右翼和中央部分（杰森与佩尔希）。在后面的作战中，他的意思是从正面压迫普军中央和右翼，以强迫布吕歇尔消耗预备队。一方面从科特里-布拉斯把内伊调过来，打击在布吕歇尔右翼的前面，而近卫军则同时击碎他的中央部分。照这个计划，他希望能击毁布吕歇尔全军的三分之二，而迫使其余三分之一向列日撤退，远离惠灵顿。

下午二时，他指示苏尔特通知内伊，说格鲁希在下午两点三十分时即将攻击在索姆布雷菲到布里之间的敌军。下面就这样说：“陛下的意图是希望你先攻击你所面对的敌人，将他们猛烈击退之后即回转到我们这方面来，然后包围我前面所已提及的部队。假如这些部队已先被击溃，那么陛下将移到你这个方向上来，用相似的方式来帮助你作战。”

于是他又转到杰拉尔德方面，他的军正面对在李格尼展开的突出阵地的南面——他说：“很可能此后三个小时之内将决定战争的命运。假如内伊能彻底执行其命令，普军可能会全军覆没。”

下午两点三十分，当格鲁希的骑兵纠缠住色勒曼时，范达米军和格拉德的师（他已经配属给范达米）向圣阿曼德发动猛烈攻击，而杰拉尔德则攻击李格尼。但是普军的抵抗却异常激烈，所以在下午三点十五分，拿破仑指示苏尔特把下述命令传达给内伊：

“陛下要我告诉你立即对敌军右翼采取迂回行动，打击在他们背面上。若你能努力以赴，则我们正面的敌军即可崩溃。法国的命运操在你的手中。”

“对这个迂回运动的执行，不可再犹豫一分钟。指挥你的部队向布里高地和圣阿曼德前进，这个胜利可能会具有决定性。”

命令送出之后，拿破他又从查利瓦的罗包方面获得消息，说内伊正在与兵力约两万人的敌军周旋。他担心三点十五分钟送出的命令还不够清楚，因为他假定只要有莱里的一个军，内伊即足以击退其当面的敌人，所以又命令比多耶尔伯爵带着他那道著名的“铅笔命令”亲自送给内伊。（注：这个命令已经遗失。）因为环境阻止内伊率领其全军向布里前进，所以他指示内伊只派德隆一个军去攻击普军后方。同时他又命令罗包的军前进到弗勒吕斯。

这最后的命令足以说明拿破仑在六月十六日的会战中实在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当他在大约上午十时从查利瓦向弗勒吕斯前进时，同时也应该命令罗包的军向前推进。假如他曾下过这样一个命令，那么姑且假设罗包的军正午时开始行军，因为弗勒吕斯与查利瓦之间相距只有八英里，所以他的先头部队在下午三点三十分时应该已经到了弗勒吕斯，若是如此，他就可以不必再将那个手令送给内伊了。即便说在上午十时，拿破仑还不能决定应该在什么地方使用罗包的兵力，那么他也应该命令他先推进到梅耶——靠近罗马大路和查利瓦-布鲁塞尔道路的交点上——这里无论是援助内伊或者他自己，都要比查利瓦方便得多。实际上，罗包到下午七点三十分才到达弗勒吕斯，因为弗勒吕斯到华格尼里的距离超过四英里，所以已经太迟，无法再向布吕歇尔的右翼运动。德隆军的徘徊歧路虽然是个严重的意外事件，但却并非不常见，在耶拿和莱比锡会战中也曾发生类似事件。可是在六月十六日上午，把罗包这个军留在查利瓦却是一个不可原谅的巨大错误。

此时战斗仍继续激烈的发展着，格拉德在向圣阿曼德突击时战死了，而杰拉尔德则攻入了李格尼。因为普军右翼受到了强烈的压力，所以布吕歇尔被迫一再抽调其预备队，到下午五点钟，预备队差不多已经用完了。到此时为止，拿破仑带到战场上来的六万八千人中，已经使用的不过五万八千人，却已钉住了布吕歇尔的八万四千人。所以现在已经到了进行决定性打击的时候了，他估计在下午六时就可以听到德隆的炮声在普军右翼的后方轰鸣，所以他准备挥动近卫军杀入在李格尼的敌军中央部分，从那里冲入，切断布吕歇尔右翼与索姆布雷菲之间的联络，而将杰森和佩尔希的兵力彻底歼灭。

近卫军正准备进行他们的大突击时，范达米突然单骑跑来见拿破仑，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说在后方约两英里半的地方看见一支敌方纵队，人数在两三万之间，正在向弗勒吕斯接近。那会不会是内伊或是德隆？可是范达米却硬说那是敌军。（注：范达米只派了一位军官去侦察这个纵队。他刚刚接近就仓惶跑回来说，“他们是敌人！”说也奇怪，德隆却并未派一个先遣传骑来报告他的到达。）拿破仑现在不免感到困惑，因为他估计德隆应从罗马大道上趋向布里高地，而不应以弗勒吕斯为目标——这在普军中央之南。他立即命令近卫军暂停行动，准备迎击前进中的纵队，同时另派青年近卫军中的杜斯米师去支援范达米，因为他的人员已经惊慌到了极点。此外又派一个副官去确定这个纵队属于谁。下午六点三十分，这位副官回来，报告说那是德隆的部队。接着他又派另外一个副官去催促德隆赶紧向华格尼里挺进，可是这个副官到达之后，才知道只有他的领先师（师长杜鲁特）是朝这个方向前进，而其余的师则已在撤退之中，这是遵从内伊送来的命令。再派一个副官去命令德隆转过头来前进，已经没有用了，因为差不多还要三个小时的时间，才能使他们赶到华格尼里，而到那时天已黑了。

很少有人认识到，由于德隆出现的方向完全出乎意外，结果几乎使拿破仑打输了这次会战。这使范达米军的士气完全崩溃了，以至于其师长之一勒弗将军，为了阻止部队逃走，甚至把炮口面对逃兵，普军乘法军混乱的机会，猛烈突击圣阿曼德，若非青年近卫军到达，进行了一次坚定的反击，否则范达米的全军就会一哄而散了。这次德隆所造成的虚惊，其直接结果是，等情况稳定之后，拿破仑所剩时间已经太少了，（注：日落的时间为下午八点），最后突击能够生效，可是要具有决定性却已经很困难了。事实上的确如此，因为直到下午七点三十分，拿破仑才开始发动其最后突击。

虽然太阳还高高地悬在地平线以上，可是巨大的风暴卷积云层却使战场上的景色十分暗淡。于是风暴大作，雷声吞没了炮声，在大雨如注之中，夹杂着“皇帝万岁！”的呼声，近卫军冲锋了。因大雨使枪械无法发射，他们好比一道钢铁洪流，把普军扫出了李格尼。当大雨停止时，在零乱的云层之间，落日又射出最后的光辉，此时布吕歇尔也疾驰到了战场上。他想用罗德尔的骑兵——三十二个中队——来抵抗法军，他亲自率领他们向近卫军方阵冲锋——他们正向布西磨坊前进（在布里之南）。混战之中，布吕歇尔的坐骑被枪弹击中，把他掀倒在地。他的副官诺思茨骤马赶来营救。虽然已被法军包围，但因天色已经昏黑，情形又十分混乱，所他就地拖起这个已经半失知觉，受了擦伤的七十三岁的老元帅，安全的逃走了。若非如此，滑铁卢之战也许就不会发生。

虽然布吕歇尔的中央部分已经完全被击碎了，而他的右翼与左翼间的联系也完全被切断了，可是在黑暗掩蔽下，第一和第二两军的残部还是能够无秩序的向索姆布雷菲与罗马大道之间的地区撤退。假如德隆跟在后面追击，那么他们可能会全部毁灭。而且只要还再晚两个钟头天黑，那么单靠近卫军的力量也照样可以获得同样结果。贝克上尉在《滑铁卢会战史》中的评论一点都不夸张：“这样一个大捷的消息，可以使欧洲的基础都发生动摇，同时也可以唤起法国人的热情，使拿破仑获得最后的胜利。”尽管如此，李格尼之战依然是一场极大的胜利，这使拿破仑在第二天获得了攻击惠灵顿的机会，而且不必担心布吕歇尔干扰。

快到夜里十一时，拿破仑才回到弗勒吕斯，在前哨掩护之下，整个法国军团都宿营在李格尼溪左岸。和惯例一样，对双方的损失有许多不同的估计，但普军的死伤和被俘总数似乎约为一万六千人，而法国则在一万一千到一万二千人之间。关于普军的损失还应加上这些数字：在那天夜间另有八千人到一万人，丢弃了军旗，自动逃往列日去了。（注：根据格赖泽瑙的解释：这些人所属的省区，过去曾是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所以他们是同情拿破仑的。）这个逃亡对六月十七日的情况也具有重大影响，对布吕歇尔而言，其价值至少为一个军。

这时，在科特里-布拉斯方面的情形又如何呢？当上午十时惠灵顿到达该地之际，他发现萨克斯-魏玛和拜兰德的两个旅正据守着十字路口和村落。虽然佩潘齐师的这种集中方式违反了惠灵顿在六日下午五时所下的命令，可是对这位公爵而言，却是不幸中之万幸，因为假如该部真的服从了他的命令，那他可能永远到不了科特里-布拉斯了。事实真象是：

当奥伦奇亲王离开尼维尔去参加里士满公爵夫人的宴会时，他的参谋长雷比库将军听说萨克斯-魏玛的旅已受到攻击，并已退到科特里-布拉斯，就命令佩潘齐把他的另一个旅（拜兰德）开往增援。后来在下午十一时雷比库才接到惠灵顿于下午五时发出的命令，他就不加改动照转给佩潘齐师长，这位师长凭其主动判断，把这道命令搁在一边，不把他的部队集中在尼维尔，而仍然留在科特里-布拉斯不动。他当时也没有料到这个聪明的不服从却救了布吕歇尔全军；因为如果他服从命令，那么内伊赶到科特里-布拉斯时，就会发现这里已经没有守兵了。那么他对拿破仑在上午六时发出的命令，以及后来苏尔特在下午二时所传达的指示，都可以一律遵照不误了。

惠灵顿发现在他前方几乎没有敌军存在，就在上午十时三十分写信给布吕歇尔说明其部队运动的情形。这似乎是以一个备忘录为根据的，在他离开布鲁塞尔之前，他的参谋长德朗西上校曾把这个备忘录交给他。这个文件的内容完全不准确，因为上面提及的某些单位，根本距离其所指定的位置还很远，所以他们何时可以到吉那普和科特里-布拉斯是无法确定的。这封信送出不久之后，一切都还平静无事，惠灵顿亲自骑马经过布里高地，于下午一时在布西磨坊与布吕歇尔会晤。

关于他们会晤的详细情形已经不得而知，不过根据莫弗林伯爵的记载（注：他是布吕歇尔派驻惠灵顿司令部的联络官），惠灵顿同意给与布吕歇尔支援，不过条件却是他自己不受到攻击。至于惠灵顿对布吕歇尔部署的观感如何可以用他答复哈丁爵士的话来说明，哈丁是他派驻布吕歇尔总部的代表，当问及对布吕歇尔的部署有何意见时，这位公爵回答说：“假如他们在这里战斗，一定会遭到惨败。”下午二时以后，惠灵顿返回自己的防地，于下午三时回到科特里-布拉斯。由于德朗西的备忘录，他发现自己的部署也许比布吕歇尔的更糟。实际上他能回到该地都算是奇事，假如内伊不是徒负虚名，那他可能就会回不来了。

在午夜与拿破仑会晤之后，内伊回到哥塞利，他本应立即命令莱里集中兵力于拂晓后用最快速度赶往弗斯纳——此时由巴切鲁师和皮里的骑兵据守。同时也应命令德隆向哥塞利靠拢。他一直等到上午十一时才开始调动兵力。这种毫无必要的延误，长达五六小时之久，实为其后来失败的根本原因，这与佩潘齐的果敢主动精神恰好形成对比。

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莱里的军才出发，两点钟时奉到内伊的命令，肃清科特里-布拉斯南面森林中的敌军。莱里害怕这种所谓“西班牙式的战斗”，就是说英军会隐藏起来，直到最紧急关头才又突然出现，所以前进时非常谨慎。他共有一万九千名步兵，受到三千名骑兵和六十门火炮的支援，都是可以一呼即至的，此外在他后面还有德隆的全军，在二万人以上，不过距离尚远而已。实际上，虽然莱里此时并不知道奥伦奇亲王的兵力不过是步兵七千八百人，骑兵五十人，炮十四门。所以只要内伊或莱里能够具有寻常人的果敢程度，那么任何奇迹都救不了科特里-布拉斯。当惠灵顿下午三时回到该地时，发现情况已颇为危急。科特里-布拉斯村已快要失陷，若非皮克顿的师从布鲁塞尔道路上赶来，而默伦的骑兵旅也从尼维尔赶来，否则就输定了。不久，不伦瑞克公爵的军才赶到，于是莱茵军团在数量上才略处于劣势。

下午四时过去不久，内伊才接到苏尔特下午二时发出的命令，要他先把敌人击退，然后再趋向布吕歇尔右翼后方。这时，内伊总算认清了攻占科特里-布拉斯的重要性，命令向前进攻。在这次攻击中，不伦瑞克公爵负了重伤，正象他的父亲在奥尔施泰德一战中的情形一样。

内伊现在希望德隆能够支援莱里，对他迟迟未到感到十分焦急，实际上很早之前即应有所调度，那么现在就不必着急了。事实上，德隆军的先头部队距离并不太远，因为在四点到四点一刻时，他的军有一半早已到了罗马大道西北，而他自己曾骑马赶来，先侦察科特里-布拉斯的情况。德隆走后，传送拿破仑“铅笔”手令的比多耶尔将军又赶到了，他本应先直接把这个命令的意义告诉德隆的先头部队指挥官，然后再把它交给内伊。可是他却根据自己的主见，直接命令这个纵队向李格尼方向前进。这个“铅笔”手令似乎写得非常潦草，很可能是比多耶尔把命令宣读错了，没有说纵队应向华格尼里的方向前进，反而是说应向圣阿曼德前进。德隆回去后才知道方向又变了，他立即派参谋长德拉康布里将军去向内伊询问究竟。此时，内伊在数量上已渐趋劣势，正盼望德隆的兵力快来，以帮助他赢得自己的战斗。所以他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大发雷霆，几分钟后，苏尔特在下午三点十五分发出的命令又送来了，就是“法国的命运操在你的手中”那一个。内伊的脾气就更大了。使情况更糟的是英军的阿尔顿师又恰好在此时从科特里-布拉斯村中向外出击，许多因素使内伊的心理丧失了平衡，他在一怒之下，又把皇帝的命令放在一边不去照办。可是他却并没有冷静的考虑一下，从战术观点来看，德隆的军已经越走越远，现在召它回来也无用处。内伊要德拉康布里回去，向德隆传达一个肯定的命令，要他再回过头来。德隆当然照办，到夜幕低垂之后，他才赶回来与内伊会合。

对内伊而言，如果德隆的部队不是因为这个荒谬的错误，一定可以早到，惠灵顿就可能会遭受到一次惨重失败。对拿破仑而言，如果这个铅笔“手令”可以看得清楚，就不至于惹起这场虚惊，那么布吕歇尔就不能够获得喘息的机会，以准备对拿破仑的最后攻击。这个突击就可以提早两个小时发动，法军就可以乘胜追击，把普军完全歼灭掉。

这两方面机会的丧失，其主要原因都是因为集中的时间发生了延误。杰拉尔德的第四军至少延误了三个小时才到达弗勒吕斯。而集中在弗斯纳的莱里第二军则延误了五个小时以上。在这两方面作战的各个军长中，只有德隆最不应受责备，不过当德拉康布里在维勒尔·普尔温追上他时，他对内伊的疯狂命令本不应服从，因为事实上时间已经不够，再转回去毫无意义。

因为德隆中途被调走，内伊不仅大发脾气，而且也丧失了判断力。他命令克勒曼以一个骑兵旅的兵力单独向惠灵顿的步兵方阵冲锋，用马蹄践踏他们。克勒曼对这个命令却英勇的执行了，他击溃了哈尔克特的第六十九团，把他的第三十三团赶进了森林中，但却被第三十和第七十三两个团挡住。虽然如此，他仍然冲到了十字路口。当这种英勇而并无结果的冲锋正在进行的时候，巴达斯少校又来了，他是把皇帝的口头命令传达给内伊。内容是说不管内伊的境况如何，对调走德隆的命令却必须绝对予以执行。内伊在愤怒之中简直要疯了，他猛的跑出去，冲到溃散的步兵中间，终于把他们集合拢了。

到下午九时，战斗以僵局结束，两军都重占他们在上午已经占有的位置。即使到这天白昼将尽之际，由于他自己在六月十五日的延误和德朗西命令的模糊，惠灵顿所能集中的兵力还是很有限：步兵不到一半，炮兵三分之一，而骑兵则只有七分之一，一共有三万一千人。不过内伊方面也同样不高明，交给他指挥的兵力为四万三千人，他却只能集中二万二千人。死伤数字双方也大致相当，都在四五千人之间。

谢选骏指出：滑铁卢可谓拿破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此一役，他就再也没有借口说他的战败是偶然的了。这就像德国被希特勒彻底动员了一次，全面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是更为彻底地战败了，这次德国再也没有办法说自己优秀了——这是末日之战。从此之后，德国也在追随法国，一起就沦为二流国家了。至于日本，把这无条件投降叫做“终战”，与其理解为“终止战争”，不如理解为“终结战争”，也就是“末次战争”了——不是某次战争的结束，而是一切战争的结束，这是日本末日之战，从此倭鬼是真正的战败了。

【第十五章：滑铁卢会战（二）】

不过直到此时，拿破仑的计划还算进行得颇为顺利。他已击败了布吕歇尔，现在剩下来的工作只是击败惠灵顿而已。现在，如何击败惠灵顿就变成了其主要问题，所以他在下午十一时返回弗勒吕斯时，因为一整天几乎完全没有听到内伊方面的消息，所以他应该派一位军官到弗斯纳去，为他搜集有关内伊情况的报告，并且更应该指示内伊对惠灵顿的行动，并应每隔一个小时向他报告一次。拿破仑之所以没有这样做，也许是因为他已疲倦不堪。（注：在六月十五日，拿破仑于上午三时起身，在晚上九时到午夜之间在查利瓦休息，与内伊谈话到上午二时为止。十六日上午二时到四时之间可能继续休息。上午十时，他离开查利瓦前往弗勒吕斯，于晚上十一时才再回到弗勒吕斯，然后一直休息到六月十七日的上午六点三十分，一共是五十一个半小时，他只休息了十二个半小时。）若果真如此，那么苏尔特以参谋长的身份，应该自己为他处理这些事情。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假设布吕歇尔会在夜间向其在列日的基地后退，而惠灵顿也会从科特里-布拉斯后撤。事实上，惠灵顿是准备如此的，但因为他手中的骑兵和炮兵都太少，不足以掩护撤退，所以才没有实行。

六月十七日上午七时，拿破仑知道格鲁希在上午两点三十分时命令帕约的骑兵前进搜索，他们于上午四时报告说，敌人已向列日方向全面撤退。这个报告更加强了上述的第一个设想。实际上，帕约的骑兵中队遭遇到的不过是数以千计的溃兵，他们正漫无目的地游荡着。拿破仑接获这个消息时正在吃早餐，同时前一天派往内伊方面传达命令的弗拉豪将军也从弗斯纳回来，带来了有关科特里-布拉斯战斗的一切情报，并说惠灵顿仍留在原地未动。于是苏尔特立即写信给内伊，告诉他布吕歇尔已经失败并退却的消息。接着他这样写道：

“皇帝即将前往布里磨坊，大路经过那里从那慕尔以达科特里-布拉斯道路。这个行动将使英军不可能在你正面上作战。以后，皇帝将取道科特里-布拉斯道路直向英军进攻，而你则从正面加以夹击，该军团就会立即被击为碎片。”

“陛下希望你守住你在科特里-布拉斯的位置，若不可能，请即送详细报告来，皇帝就会照我上文中所说的办法行事。反之，假如英军留下的只是一支后卫，那么就应立即进攻并占领他们的阵地。”

“今天必须结束会战并补充物资，集合散兵和召回所有的支队。”

这是个很特殊的文件，因为它指出，虽然拿破仑并不能确定惠灵顿的军团是否仍留在科特里-布拉斯，可是他也不能断定惠灵顿不在那里。所以既然知道布吕歇尔正在撤退之中，那么不管惠灵顿军团是否也在撤退，他都应该明确命令内伊向当面敌军进攻，而同时率领第六军和近卫军去支援他。可是拿破仑却命令罗包去协助在那慕尔道路上的帕约师，并另外派遣骑兵去侦察，看英军是否仍留在科特里-布拉斯不动。作了这些措施之后，他就驰往格鲁希的司令部去抚慰伤兵和检阅部队。他正忙于这些工作时，在上午十时到十一时之间，指挥搜索部队的军官回来报告，说英军仍留在科特里-布拉斯未动。帕约也报告普军正在耿布卢集中。拿破仑终于从幻梦中醒来，他立即下了决心，命令罗包和德劳特把第六军和近卫军调到马尔拜以支援内伊对科特里-布拉斯的攻击。接着他又口授了两封信，一封给格鲁希（他本已当面给与了口头命令，这是一个补充），另一封给与内伊。在给格鲁希的信中，他说：“立即率领骑兵和第三、四两军的步兵向耿布卢前进。你应向那慕尔和马斯提特方向搜索（即在索姆布雷菲的东南和东北）并追击敌人。对敌军的运动应随时向我报告，以便让我测知他们的意图。测知敌人的意图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是在与英军分开呢，或是有联合的意图？是掩护布鲁塞尔还是列日？是否想在另一次会战中试试他们的运气……”

给内伊的命令时间是正午，内容如下：“皇帝刚刚已命令一个步兵军和近卫军向马尔拜进发。陛下要我告诉你，他的意图是希望你攻击在科特里-布拉斯的敌军，把他们赶出阵地，而在马尔拜的部队即可支援你的作战。陛下现在正要向马尔拜出发，非常焦急地等候你的报告。”

布吕歇尔负伤之后，格赖泽瑙已命令普军向提里和瓦弗尔退却，不仅是为了与惠灵顿保持接触，而且因为大部分部队都已被赶到尼维尔-那慕尔大路的北面，所以退向鲁文而再与列日重新建立交通线似乎要比直接退向列日更安全。后来当布吕歇尔被抬到梅耶里之后——在提里以北相隔约一二英里——他已经有足够的恢复了，于是开始与参谋长格赖泽瑙和军需总监督格罗尔曼讨论下一步行动。格赖泽瑙素不信任惠灵顿，认为他是个流氓，所以力主普军向列日撤退；但布吕歇尔却仍然充满雄心，他得到格罗尔曼的支持，仍决定与英军保持接触。

当这场决定性的争论尚在进行之时，惠灵顿正在吉那普，因为从下午二时以后就完全没再听到有关布吕歇尔的任何消息，于是在六月十七日上午二时派戈登上校率领了一支骑兵去侦察他们。戈登在上午七时三十分时回来，报告说他已与杰森接触，并获悉普军已被击败，正向瓦弗尔退却。惠灵顿决定自己也应该退却。接着到上午九时，当军队准备就绪正要开始撤退时，布吕歇尔方面又派来一位联络官，更证实了戈登的报告。此外他向惠灵顿说，元帅非常希望知道他的意图。这位公爵回答说他准备向圣让山退却，假如布吕歇尔能用一个军来支援，他就准备在那里与拿破仑决战。上午十时，在乌克斯布里基的骑兵掩护下，向圣让山的撤退开始了。

惠灵顿之所以能安然无恙的撤走，完全是由于内伊消极无能。虽然他奉到攻击命令，可是却一事不做，等到正午敌人已在全面撤退之中，而他的士兵却正在坐下来准备吃午餐。这时，拿破仑已从布里出发，于大约下午一时到达马尔拜。因为他听不到科特里-布拉斯方面有任何炮声传来，感到大惑不解。于是他催促骑兵前进，当他冲上布鲁塞尔大道时，发现内伊的部队仍在营地未动，不禁大为震惊。他立即命令所有部队马上出发，可是直到下午二时才看见德隆的先头部队走上前来。拿破仑认识到他丧失的机会有多么巨大，所以对德隆说：“法国已经要垮了；上前去，我亲爱的将军，请你自己跑在骑兵的前面，对英国的后卫加以猛烈压迫。”其次，当看到米尔豪的骑兵正沿着道路行走，拿破仑立即亲自领导他们，用跑断马颈的高速向吉那普前进。法军开始追击时，梅尔克的记载是这样的：“从上午起，天空都是在密云笼罩之下，到了此时，几块巨大孤立的深黑色的‘雷云’恰好悬在我们头上，使我们阵地中的一切都显出暗淡凄烈的景色，而法军刚刚占领的远山上却仍浸浴在光辉的阳光中。”接着，他又这样记载说：

“乌克斯布里基正在说话时，突然有个骑马的人（拿破仑）出现了，后面紧跟着几个骑兵，疾驰冲入我刚刚离开的高原，他们的黑影为远处的阳光照耀，向前投射显得要比真正的距离更近。马上就有几个中队迅速冲上了高原，乌克斯布里基勋爵大喊着“开火！开火！”第一枪发射出去之后，好象触发了头上的‘雷云’，因此马上雷声大作，闪电几乎使我们眼睛都瞎了，大雨倾盆而下，有如一道瀑布从我们头上倒挂下来。”（注：大雨立即使所有火器都不能发射。）

至少可以说这场暴雨救了惠灵顿的一部分性命，因为地面是如此透滑，所以法军无法进行越野行动，而必须束缚在布鲁塞尔大路上。假如不是这样，那么拿破仑虽已经迟误，可是只要到下午五六点钟时，他仍然是可以追上敌人，这样他就会立即进攻惠灵顿，乘惠灵顿尚未部署就绪，把他钉在他的阵地上，到第二天上午，惠灵顿就可能会被击溃，要不然就迫使他乘着黑夜溜走。

从科特里-布拉斯起，追击和撤退就好比“猎狐”游戏一样。梅尔克说：“乌克斯布里基勋爵催促我们赶紧走。他高喊着：快呀，快呀！看在上帝份上快马加鞭，不然你就会被抓住。我们一路走去的时候，发现秩序已经十分纷乱，大家都疯狂逃命。”当英军到达吉那普的狭桥时，雨已经停止。快到下午六点三十分时，拿破仑率领他的骑兵先头部队上了阿利安斯高地。前面是一道浅谷，再前面是一片平坦的高地，而惠灵顿的部队就在后面，这是拿破仑所看不见的。拿破仑立即命令调动四个骑炮兵连上前，在他们火力掩护之下，米尔豪的骑兵冲上了山坡，发现英荷军已经进入阵地了。拿破仑指着太阳说：“我若有神力，能使敌人的行军延迟两个小时就好了。”虽然他自己也并非毫无过错，但若内伊能在早上就向敌人发动攻击，那么所收获的又岂只两个小时。

拿破仑回转身来，回到他的司令部——现在已设立在勒卡茹的一个农庄中，在阿利安斯山南面，相距一英里半远。大约晚上九时，他接到米尔豪的报告，说他的巡逻队发现有一支普军纵队正从格里向瓦弗尔撤退。这个消息并不使他感到烦恼，因为他认为面对着格鲁希的三万三千人，布吕歇尔是决不敢横越他的正面进行侧进行军以求与惠灵顿会合的。

大约休息了一两个小时之后，拿破仑于六月十六日凌晨一时，又在大雨如注之中出发视察各个前哨，拂晓时才回到司令部，发现在凌晨二时，格鲁希有一个报告送到，发出的时间为六月十七日晚十时。报告的内容是说普军似乎正分为两个纵队在撤退中，一个向瓦弗尔，另一个向普维茨。此外又补充说：“可能其中有一部分是准备与惠灵顿会合，而其中央部分在布吕歇尔亲自指挥之下退向列日，另一个纵队连同炮兵早已退到了那慕尔，今天黄昏时，艾克斯尔曼将军已经把六个中队的骑兵向瓦尔海因推进，三个中队向普维茨推进。等他们报告来时，如果我发现普军的主力是在向瓦弗尔退却，我就要追逐他，以阻止他们到达布鲁塞尔，并把他们隔开不让其与惠灵顿会合。”

与米尔豪的报告结合起来看，这个报告是应该立即予以答复的。可是直到上午十时才派了一位军官去向格鲁希传达下述命令：“此时陛下正在攻击英国，他们已在滑铁卢占领了阵地。陛下希望你向瓦弗尔进发，以便与我们接近，随时与我们的行动保持接触，经常与我们通信，击退在你前面的以及已在瓦弗尔停止的普军，你必须尽最快速度到达该地。”

象格鲁希这种智力有限的人，这个命令的措词可说是极不适当。实际上只要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就够了：“靠近我们并阻止普军救援惠灵顿。”假如苏尔特能够负责在凌晨三时就把它送出，那么最迟在上午八时一定可以送到耿布卢的格鲁希手中。即便在上午四五时之间送出，格鲁希也可以在瓦尔海因收到。在这种情形下，最多也只会有一个军的普鲁士部队可以给与惠灵顿援助。当格鲁希的报告送到拿破仑司令部时，惠灵顿也接到了布吕歇尔对其上午十时发出通信的回答，内容是说在六月十八日拂晓时，比罗军将赶来援助他，接着后面就是佩尔希军，而第一和第三两军在准备就绪之后，也就会随在佩尔希后方前进。这已经超出了惠灵顿的意料之外，所以他立即决定接受会战，并等候比罗到达。

现在回过来叙述格鲁希方面，他在下午一时已接到追击布吕歇尔的命令。一个小时之后他开始出发，但是其前进速度却慢得离谱，到夜幕低垂时才到达耿布卢。于是他就向皇帝发出那个在下午十时所发出的报告。一个小时之后，他从骑兵方面获得普军正向瓦弗尔行军的消息，他马上就得出结论，认为敌人的意图仅是在那里集中，然后向布鲁塞尔推进。其次，他又决定不取道格里和莫斯提耶以达到瓦弗尔来进行侧面追击，而决心只跟着敌人的后卫进向瓦尔海因。（注：是否为瓦尔海因颇有疑问）更糟糕的是本应于六月十八日拂晓即开始行动，但他却命令范达米在上午六时动身，杰拉尔德在上午八时动身。而实际上他们可能迟到八九点钟才动身。

格鲁希在上午八九时之间离开了耿布卢，于上午十时在瓦尔海因追上了第三军的先头部队。他在那里进入一位当地显要人物霍勒特先生的宅中，为的是写一个报告给皇帝，内容是说照他看普军的意图似乎是要在奇斯集中兵力，这在鲁文以南约十英里，以便与追击者作战，然后再与惠灵顿会合，所以他决定把兵力集中在瓦弗尔，以便夹在普军与惠灵顿之间。

他写了这个报告之后就坐下来吃早餐，上午十一时三十分，他正和杰拉尔德在花园中散步，突然听到从圣让山方向传来了一声炮响。杰拉尔德立即说：“我想我们应该向炮声的方向前进。”格鲁希却拒绝考虑，认为那只不过是后卫的行动而已。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辩，最后杰拉尔德主张让他率领他的军单独前往。格鲁希不肯听从，说他应绝对服从皇帝的命令，那知从头到尾，他自己就根本不了解这个命令的意义。

这时普军方面的情形又如何呢？比罗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沙佩尔-圣隆贝尔，但是其后续部队还相距颇远，直到下午三时才赶上。佩尔希晚半小时动身，杰森也是一样，他以奥汉为目标。而色勒曼军仍留在瓦弗尔。所以在上午十一时三十分时，普军有四分之三还留在瓦弗尔或其附近。假如格鲁希肯听从杰拉尔德的建议，于正午时向莫斯提耶和戴尔河上的奥提格尼进发，其距离都是八英里，那么尽管道路恶劣，他在下午四五点钟之间也一定可以到达这两地，就位于布吕歇尔的左翼和后方。可是他却以单行纵队继续取道柯尔拜向瓦弗尔前进，于下午二时到了拉巴拉克——在莫斯提耶和奥提格尼以东约三英里半远，奥提格尼的桥梁还完整无恙，而且也无人防守。从拉巴拉克或其附近可以看见普军正向滑铁卢战场前进。正如罗皮斯所说，即使到这时，格鲁希若能用骑兵监视在瓦弗尔的色勒曼，那么他就可以把他的两个军都开往戴尔河的桥头。果真如此，那么比罗和佩尔希的前进就仍然都可以阻住，只有杰森军例外。（见《滑铁卢会战史》）有了格鲁希和内伊这样的部下，拿破仑纵使天神降凡，也还是会打败仗的！在上午四五时之间，苏尔特向所有各部队下达命令说，一律应于上午九时正进入攻击位置。但因为大雨之故，准备工作十分迟缓，所以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上午七八时之间，雨停了，当皇帝坐下来吃早餐时，苏尔特从前一夜起就对格鲁希感到放心不下，所以建议至少应把他所指挥的部队收回一部分，拿破仑却鲁莽的拒绝了这个忠告。

他的兄弟杰罗姆也提醒说，前一夜晚餐时，伺候他吃饭的侍者在那天上午也伺候惠灵顿吃过早餐，曾听到这位公爵的一位副官说到英普两军会合的问题，拿破仑对此唯一的答复就是“胡说！”任何东西都不能改变其已有的固定观念，拿破仑始终认为李格尼一战之后，普军不会再有干预的能力，而对惠灵顿的杂牌部队，只要一拳即可击碎。

早餐吃完之后，拿破仑传令备马，带着德劳特一同去视察地形和敌情。德劳特是个有经验的炮兵军官，就劝他把发动攻击的时间再延缓两三个小时，理由是地面太湿，将使炮兵无法迅速运动，（注：还有炮弹也会落入软泥中而不跳飞。）拿破仑本人也是炮兵专家，对德劳特的意见立即表示同意，而把攻击发动的时间推迟到下午一时，照霍沙依的看法，这是他在这场会战中犯下的一个最主要的错误。因为假如他不同意，那么英军也许不等到普军来到早已被击溃。（见《滑铁卢·一八一五》一书。）上午十时，拿破仑在罗索梅农庄中突然想起格鲁希来，他命令苏尔特答复他的最后一个报告。几分钟后，似乎是下意识的，他感到东方会有危险发生。他命令马尔波特上校率领第一轻骑兵团在弗里齐蒙占领了阵地，并派巡逻队向莫斯提耶和奥提格尼的桥头搜索，很明显是想与格鲁希取得接触，一发现后者接近时即应立即报告。

此后当部队都已进入战斗位置时，拿破仑即开始检阅部队。到处都是“皇帝万岁！”的疯狂呼声。上午十一时，他口授了一个非常简短的攻击命令，因为他的目的还是和李格尼之战完全一样，突破敌人的中央部分，然后再扩张渗透的战果，所以他命令内伊在下午一时或稍后跟在猛烈的炮兵准备射击之后，把德隆的军向圣让山的村庄推进，莱里军则在左翼同时进行齐头的平行进展。几分钟后，为了吸引惠灵顿注意，使他减弱其中央部分以增强右翼，拿破仑又命令莱里立即派一个师的兵力去对霍格蒙进行强力的佯攻。此时，他又调集了八十门火炮，布置在阿利安斯的前方和右面，并于正午时开炮射击。

即使以这个时代的会战而言，滑铁卢的战场也还是太狭窄，因为其纵深从圣让山到罗索梅不过两英里又四分之一，而最大宽度从博纳拉鲁伊到帕里斯森林一共只有四英里。大致说来，这是为查利瓦-布鲁塞尔道路切断为两部分，在南面的阿利安斯高地两边，有一道低矮的不规则山岭，在北面又有另外一条低岭——博纳拉鲁伊-瓦弗尔道路就沿着它走。在两座山脉间是一个浅谷，比山脉要低大约四十五英尺。

惠灵顿的主战线沿着第二道山脉，在圣让山村庄南面，相距只有四分之三英里，一直延展到布鲁塞尔道路以东约一又四分三英里，及布鲁塞尔道路以西约三分之一英里。在他的左正面，从前方四百码到八百码远之处，是斯摩海因，拉海耶和帕佩洛特等村庄。在他中央正南方为拉海耶圣农庄以及一个宽广的沙坑，在其右侧翼的前面，高耸着霍格蒙别墅，周围都是果园和花园。面对着惠灵顿，拿破仑的战线以圣让山以南一又四分之三英里的某一点（位于圣让-尼维尔道路上）为起点，越过霍格蒙南面，达到弗里奇蒙别墅为止，弗里奇蒙别墅面对着帕佩洛特，拉海耶圣和斯摩海因。

两军在下午一时的一般部署可以用附图来表示。依照西波尔纳在《法比战史》中的记载：惠灵顿的陆军为步兵四万九千六百零八人，骑兵一万二千四百零八人，炮兵五千六百四十五人，火炮一百五十六门，总人数六万七千六百六十一人。拿破仑方面为步兵四万八千九百五十人，骑兵一万五千七百六十五人，炮兵七千二百三十二人，火炮二百四十六门，总人数七万一千九百四十七人，为了防止敌军采取蒙斯-布鲁塞尔道路来迂回他的侧翼，惠灵顿又在哈尔和图比茨留下了兵员一万七千人和三十门炮，由尼德兰的腓特烈亲王指挥。因为在前一天上午，惠灵顿要求布吕歇尔给与他一个军的帮助，可是在六月十八日全天，他却把这个强大的支队始终保留在八九英里之外的地方，这实在是一个头等大错。即使没有布吕歇尔的援助，这支兵力若能用以迂回拿破仑的左翼，也可以拯救英荷军，而且即使没有倾盆大雨，有了这支兵力惠灵顿也一定可以坚守以待布吕歇尔到达。一万七千人，相当于其全部兵力的五分之一，可以说是完全浪费了，而且如肯尼迪所说：“法军要想达到图比茨和哈尔而在前进的途中不被发现，这也实在是不可以想像的。”

上午十一点半，法军炮兵开始射击，莱里军中的杰罗姆师也向霍格蒙前进。可是他并未能把行动仅限于佯攻，杰罗姆不能自制，立即卷入真正的战斗，并以占领该别墅为目标。这是法军几个战术性错误中的第一个，因为结果完全与拿破仑的意图相反，不特没有吸引住英军，反而把法军吸引住了。不久福伊师中又抽了一个旅去支援杰罗姆。他不知用榴弹炮的火力击毁坚固的建筑物，而命令步兵一再硬攻，直到别墅前的树木都被枪弹削成了碎片。

当这个本末倒置的作战正在热烈进行之际，拿破仑却忙于准备用德隆军来攻击惠灵顿的中央部分。快到一点时，一切都应准备就绪，他向战场上四周了望，突然发现在远处，大约是东北方四五英里之外，可以看到有朵“黑云”从沙佩尔-圣隆贝尔的森林钻出来。于是所有望远镜都对着它观察。苏尔特说他已经看清楚了是部队，大家马上认为是格鲁希来了。几分钟后，神秘的谜底揭穿了，有几名马尔波特的轻骑兵押着一名俘获的普军传骑回来，从截获的文件中得知这朵“黑云”其实是比罗的前卫。虽然这对皇帝的固定思想是一个打击，可是他并不紧张。只不过是把它当作一个副作用看待。他毫不怀疑的认为在比罗来到这前，他就一定可以先将惠灵顿击溃。虽然如此，这个新危机却还是必须加以应付，他本来已写好了一封给格鲁希的回信，现在就命令苏尔特再加上了一个“又及”：

“从刚才截获的文件中，我们知道比罗将军正要向我们的右翼进攻。我们相信已经在沙佩尔-圣隆贝尔的高地上发现了该军。所以希望不要再浪费一分钟，赶快与我们靠拢在一处以击碎比罗。”

依照高尔高德的看法，这个传令军官在两小时内是应该可以把这个命令送到的。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这信直到大约下午五点钟才送到格鲁希手中，而这时他却在瓦弗尔，正与色勒曼苦战不休。假如在上午即已召回他的兵力，拿破仑的预测就灵验了。

接着，拿破仑命令多蒙和苏贝尔维的两个轻骑兵师，向沙佩尔-圣隆贝尔进发。在他们掩护之下，罗包随着后面前进以阻止比罗。在右翼感到巩固之后，现在差不多是下午一点半，于是拿破仑命令内伊开始进攻。

自从一七九二年起，法国陆军在攻击的前进阶段中，为了能迅速越过地面而不引起混乱，总是使用纵队形式。当快要接近敌军时，为了能发挥最大限度的火力，纵队又要改成横线。为了使展开便利，纵队通常都是以营为单位，间隔为一个或半个展开的距离。他们很易指挥，能够迅速展开，在遭遇到骑兵时又可以迅速结成方阵。

攻击是以下述原则为基础：（一）当纵队前进时，炮兵应迫使敌军留在横线位置上，因为只有这种队形，在火力下的损失可以最轻。（二）在自己展开为横线之前，利用骑兵威胁敌人，迫使他们把横线改成方阵——这仅仅是对付骑兵的最可靠队形，而在应付步炮兵的火力时，却是损失最重的。（三）在骑兵掩护下，纵队展开为横线，以便用较重的火力打击敌方的方阵（方阵的火力还不如横线），团级火炮也协助射击。（四）最后，一旦敌方方阵发生混乱，立即用刺刀执行突击，而骑兵也实行追击，以歼灭敌军残部。

在现有情况之下，因为某种从未得到解释的原因，德隆四个攻击师中的三个，并未象惯例一样以营纵队前进，而是以正面为一个营的师纵队前线，换句话说，就是每个营分成平行的三列前后重叠着。（注：法军仍然采取这种旧式的三列制，而在惠灵顿指挥下的英军，则一向都采取二列制，所以他们一个营的火力可比法军超出三分之一。）现在这三个师中的每一个都采取这种笨重的队形，每个师都有八九个营，所以这种师纵队的正面为二百人左右，前后一共有二十四列到二十七列。这种笨重的纵队不仅使他们不可能迅速展开，有这多么人集中在一起，也特别容易为敌火击中，受到重大损失。

对内伊和德隆而言可以说是不幸之至，他们所面对的这位将军，不仅精通法军的战术，而且至少还懂得应付的对策。惠灵顿并不沿着博纳拉鲁伊-瓦弗尔道路旁边的山脊部署兵力，反之他却把主力藏在山脊后面，这可以使他们不受敌人枪炮火力的侵扰，因为敌军的炮兵是由加农炮而不是榴弹组成，所以无法达到这个反斜面上。其结果是在法军的预备炮击中，他的部下只受到极轻微的损失。他们所要做的不过是成横线的卧倒在山脊后面。

等法军纵队快要接近山顶时，他们就赶紧上前几步，不等敌人展开，就向他们发射一阵猛烈的排枪。这些战术并不能解决应付骑兵的问题，那是必须用步兵组成方阵的。在整个会战中，照我们看来，使法军突击失败的主因还是其步骑兵之间没有良好的合作，这比那个不应使用的笨重队形还更具有严重影响。

以上这些对战术的简略分析，足以说明德隆的突击失败的理由。它是用四个纵队作梯形配置，左面的一师——师长敦泽洛——向拉海耶圣进攻，而特拉维的轻骑兵旅则在他左面。右面的师纵队——师长为杜鲁特——向帕佩洛特前进，而阿里克斯和马尔柯格里特的两个师则夹在二者之间。没有遭受多大困难，帕佩洛特即已被攻陷，可是敦泽洛却无法攻下拉海耶圣，守军为一个营的日尔曼部队，由巴林少校指挥，进行了极英勇的抵抗。在中央部分的两个师，刚爬上山坡就受到了敌方的强烈火力攻击。他们爬上山坡之后，与拜兰德的荷比旅遭遇，

在惠灵顿的部队中展开在前坡上的只有这一个旅，他们在法军炮兵预备射击中早已受到重大损失，所以当然守不住阵地，开始向后败退。同时第九十五步兵团中有三个连是守着那个沙抗的，现在也感到站不住了，开始撤退，于是战斗全面展开。在博纳拉鲁伊-瓦弗尔道路与查利瓦-布鲁塞尔道路的交叉点上有棵老榆树，惠灵顿就在那棵树下观察敌人的进攻。拿破仑在罗索梅也在从事同样的工作，和他的幕僚似乎都认为德隆的成功已经在望了。

天下再没有比这个幻想更空虚的了，德隆的纵队因为部署失当，早已使前进速度减低，现在就引出一场大祸。当他们快要接近山岭顶点时，已经变成一大堆乌合之众，根本无法恢复秩序和作任何的展开。当他们乱成一团的时候，英军方面约皮克顿指挥他的师（约四千人）向前，他们到了山顶上，肯普特的旅就隔着四十步的距离，对着前进中的法军发射猛烈的排枪。派克的旅则从瓦弗尔路边的树篱后面冲出，上了刺刀向人群中冲锋。约皮克顿本人却中弹阵亡。

高潮已经到了，乌克斯布里基立刻抓住了它。他把索莫斯特和庞森贝的两个骑兵旅也投入了战斗。他们首先击散了特拉维的轻骑兵旅，这个旅是随着德隆军前进的；接着又向已经秩序混乱的法国步兵冲击，把他们赶下山坡，俘虏了三千人和两面“鹰旗”。英国骑兵以全速冲过了中间的谷地，经过了法军的前哨，冲上了对面的斜坡。乌克斯布里基赶紧吹撤退号，但是已经无法阻止他们前进，当他快要达到法军炮兵阵地时，突然受到了马尔提格长矛骑兵的侧击，庞森贝于此时战死。接着法军方面的法林轻骑兵旅也投入战斗，在战场上死伤了三分之一以上时，这两个英国的骑兵旅完全丧失了秩序，仓皇的被逐回。此时，对霍格蒙的攻击仍在继续之中，使莱里也感到精疲力竭。

下午三时，战斗逐渐停息，虽然德隆的攻击已经失败，惠灵顿的地位却也十分危殆：拜兰德的旅（约四千人）几乎全部阵亡，而由于索莫斯特和庞森贝的胡乱冲锋，又使惠灵顿丧失了二千五百名最优秀的骑兵。现在一切就仰赖布吕歇尔的到达，而他们的前进却是异常迟缓。拿破仑的地位也同样不安，因为他刚刚接到格鲁希于十一时三十分从瓦尔海因发出的报告，这使他认清要靠格鲁希的帮助已经没有可能性了。也许他可以用退却的方式来救出这个军团，不过退却的意义就不仅是丧失了会战，而且更会引起政治性风波。（注：很可能拿破仑军队在士气上是不能退却的，而且退却战也的确不是他所擅长的。）所以他决定利用比罗的迟缓行动，决定在普军尚未赶到战线之前即先击毁惠灵顿。到下午三点三十分，德隆已经把他的残部集中好了，拿破仑就命令进占拉海耶圣，以便以此为基地，而用德隆和莱里的两个军发动一个总攻，在他们后面就是龙骑兵的主力以及近卫军的步兵。

炮兵的火力十分猛烈，但因为德隆军仍然停留在无组织状态中，而莱里的部队又很难摆脱对霍格蒙的战斗，所以内伊能用来进攻的兵力一共只有两个旅。虽然他们被敌军击退了，可是发现在烟雾中有一些敌人的弹药车辆纷纷向后方飞奔，实际上他们是忙于后送负伤人员，内伊却武断的认为敌军已经在退却了。他不等皇帝传令骑兵前进，就直接通知米尔豪和他的两个师向前冲锋。当他前进之后，勒菲弗尔的师本来位于米尔豪后方，于是他自动的跟随着前进。这样一来，在拉海耶圣尚未攻下之前，法军的五千余名骑兵即已投入混战之中。为什么拿破仑不制止这个不合理的行动呢？其原因是他的注意力正被其右翼方面所吸引。那方面的情况是：

虽然比罗已在下午一时到了沙佩尔-圣隆贝尔，可是直到下午四时，他的纵队头部才从帕里斯森林中跃出，随即被多蒙的骑兵中队所制止，以后该中队不支向后退走，由罗包的步兵出面迎敌。虽然在数量上居于一比三的劣势，罗包却仍然向前进攻比罗的两个领先师，然后才撤回到普隆斯诺瓦。在那里因为三面受到攻击，才被迫撤出后退，于是普军的炮兵开始从那里向布鲁塞尔大路轰击。因为普隆斯诺瓦的失陷威胁到法军的退却线，拿破仑命令杜斯米用青年近卫军去收复它。杜斯米达成了任务，于是罗包的第六军从他们左方延展，与第一军的右端相连。

因为拿破仑忙于料理这方面的战事，内伊就在兴奋过度的心情下，在下午四时到四时一刻之间，亲自率领米尔豪的轻骑兵直向惠灵顿冲去。惠灵顿却绝未想过退却，因为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坚守阵地以等待普军到达。虽然联军方面也曾料到在这一天当中一定会有一次巨大的骑兵攻击发生，可是内伊用骑兵来对付完整的步兵，这却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于是联军步兵立即奉命组成方阵，炮手奉命与他们的火炮留在正面之前到最后一分钟，然后再带着他们的马匹躲到方阵中去。法军骑兵整队前进，满山遍野而来，几乎塞满了拉海耶圣与霍格蒙之间的整个空间。他们用缓驰的速度进到斜坡上，于是法军的支援炮火停止射击，而联军的炮兵却开始射击。冲锋号响了，在“皇帝万岁”声中，五千名法国骑兵象狂潮一样冲向联军炮兵阵地。虽然联军的火炮全部都被他们俘获，可是他们没有准备使这些火炮丧失效力。既没有马匹可以把它们拖走，也没有十字镐来把它们敲毁。他们对这些火炮感到毫无办法，假如当时能把这些火炮钉毁，只要有些无头钉和铁锤即可以完成这个工作，那么下一次的骑兵大突击似乎一定能够成功。因为骑兵进攻时最怕的还是炮弹而不是步兵的枪弹。法国的骑兵团绕着步兵方阵冲突，一直到全部高原都为铁骑踏遍为止。对这场战斗，弗雷塞有下述记载：“法国骑兵在冲锋时的英勇程度为我毕生所仅见。从来没有见过骑兵行动有如此光荣者，而步兵抵抗的坚定也足以与之匹敌。”

乌克斯布里基正在注视这场混战，他手中还控制着三分之二的骑兵生力军，突然也把五千名骑兵，包括多恩堡，阿伦斯切德，不伦瑞克，梅尔伦和吉格尼等旅放出来与法军交战。他们把法军扫退之后，联军炮手就立即从方阵中冲出去，赶紧操纵火炮，把葡萄弹和榴霰弹投射在正在撤退的敌军身上。法军骑兵还是无所畏惧，在退到山麓之后，把阵容整顿一下又冲上山来了，可是又被无情的炮火赶回来。

虽然在罗索梅，那些与拿破仑一起的人看到这种激烈的战况，都不禁得意洋洋，可是拿破仑本人却完全不同。

他不耐烦的向苏尔特说，“是个不成熟的行动，结果可能会使我们吃大亏。”苏尔特回答说：“他（内伊）又像在耶拿一样，我们会受到牵连。”虽然如此，明知这个行动不成熟，但是拿破仑却担心一旦骑兵被逐回，全军的神经都会受影响，从而发生恐慌现象，所以他命令弗拉豪将军去命令克勒曼前进支援内伊。克勒曼也认为这个行动未免过早，但他正在犹豫之际，其第一师的师长雷里提耶将军却不等命令即挥动部队奔驰而去，克勒曼只好率领卢塞尔的第二师也随之而进。接着，吉约也指挥近卫骑兵师盲目的跟着克勒曼走。这个行动是一个要命的大错，因为不仅使皇帝丧失了最后的骑兵预备队，而且也使战场上挤满了骑兵，简直没有活动余地。如肯尼迪所说，当联军方面看到这一万二千余名骑兵都集中在霍格蒙与拉海耶圣之间一千码长的正面上进行集中攻击，都不禁为之骇然。实际上因为两面都有围墙，所以还须空出相当的距离，因此骑兵真正前进的正面只有五百码左右。

在米尔豪疲乏之兵的后面，下午五时三十分，克勒曼等部队前进了，可是既无步兵支援，而炮兵的支援也极为有限，因为只有一个炮兵连被拉到骑兵后方以击碎敌人的方阵。毫无疑问，由于地形恶劣使炮兵的运动十分困难；话虽如此，当时若能使两三个骑炮兵连前进到榴弹射程之内，那么无论什么奇迹也救不了惠灵顿的军团，使其不至崩溃。

虽说法军的第二次大突击也和第一次一样被击退了，可是联军战线上的紧张情况也到了最大限度，直到现在为止，惠灵顿已经把骑兵和步兵预备队的大部分都用光了。若他在哈尔和图比茨不留下那一万七千人，情况就不会如此恶劣。

可是内伊对敌人的紧张情况却并不能加以利用，因为他的整个战术都是错误的，不但对各兵种没有加以联合使用，反而故意将他们分开。假如他能遵照拿破仑的命令，首先占领拉海耶圣，然后再把炮兵阵地设在它前面，他一定可以击溃敌人的方阵。进一步说，如果他用步兵来支援骑兵，结果成功也会是毫无疑问的。如麦尔克所记载的：“有一个法军炮兵连位于比我们略高的一个小丘上，在我方左翼前面相距不过四五百码。他们火力的速度和精确度都很够惊人，几乎弹无虚发。我的确认为我们会被歼灭，在整天的战斗中，这个炮兵连使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最高。”

内伊不仅忘记了他的目标——拉海耶圣——而且也忘记了他的步兵，仅当克勒曼的第四次冲锋失败之后，他才想到使用他的六千把刺刀。下午六时，他命令莱里军中的弗依和巴齐鲁两个师前进，但却又不用骑兵加以支援。这次攻击，照弗依所形容的，他们遭遇到一阵“死亡冰雹”，几分钟内就损失了一千五百人，终于被击退了。

当这个攻击仍在进行中时，拿破仑骑着马沿着全部战线巡视以安定军心，同时也严命内伊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必须立即占领拉海耶圣。敦泽洛师中的一部分兵力终于完成了任务，主要原因是巴林支队已经把弹药打光了。此外联军也丢掉了那个沙丘。

这一次内伊对他的成功却知道立即加以利用：他调了一个炮兵连到拉海耶圣附近，距离联军阵地在三百码之内，再命令阿里克斯，敦泽洛和马尔柯格尼特等师的残部前进，在瓦弗尔道路上获得了一个立足点。但是到了此时，他的人员已经疲惫不堪，无力再向前推进，所以他又派希米斯上校去向皇帝要求增援。拿破仑不禁大喊道：“部队？你们希望我从那里调动？你们以为我可以变出来吗？”但是内伊这次却并没错，由于战术错误延误了这么久，现在真正到了决定性的时机了。实际上，拿破仑虽然已经感到压力很重，可是却并非完全没有预备队，不过很明显，他却并不知道惠灵顿的处境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关于这方面，肯尼迪有下述记载：

“拉海耶圣已在敌人手中……欧普特达旅差不多已完全被歼灭，基尔曼希格的旅也消耗殆尽，这两个旅都已经守不住阵地。所以那一部分阵地，即在哈尔基特之左和肯普特之右，都已经成为真空状态。这一部分又正是惠灵顿战线的中心，所以敌人最希望攻入的目标也正是这一点。情况已经十分危急，在整个作战过程中，没有比这时更紧张的。拿破仑此时没有调动预备队乘虚直入，才真是万幸。”

“因为在战线中央出现了这样一个大空洞，惠灵顿当然也认清了局势的严重性。他不仅把不伦瑞克的部队调来填塞空洞，而且也亲自加以指挥。即令如此，还是经过了最大困难才勉强守住了这个地区。”

“在这场会战的其他部分，惠灵顿公爵都没有象在这时那样的亲冒个人的生命危险。而在这一天的其他时间，也从来没有象这时最能表现出来其最大的指挥能力，因为这才真是生死关头。”

拿破仑手中仍有八个营的老年近卫军和六个营的中年近卫军。假如他肯把一半兵力给与内伊，那么惠灵顿的中央部分毫无疑问的即将溃裂；因为只要有相当少数的生力军出现，即可使联军望风而逃。但是拿破仑此时的情况也正和惠灵顿一样危急。青年近卫军已被敌人逐出普隆斯诺瓦，不仅右翼感到威胁，而且后方也随时有崩溃的可能。所以他没有立即给与内伊增援，而把这十一个营的近卫军构成了许多方阵，在阿利安斯到罗索梅之间，面对普隆斯诺瓦方向；他把其中一个营布置在勒卡茹，另派两个营由莫朗和皮里特率领，去夺回普隆斯诺瓦。在鼓声冬冬之下，近卫军连一枪都没放，只挥着刺刀，在二十分钟之内就把普军赶出了村庄，然后再交给青年近卫军去占领。

现在七点钟已经过了，因为普隆斯诺瓦已经夺回，所以拿破仑决定支援内伊，以便在日落之前进行最后一次打击。他命令德劳特把弗里昂所率领的八营近卫军又调动到前面来，他们到达之后，他就亲自率领着前进，并把他们交给内伊元帅。同时，他也命令炮兵增强火力，并命令莱里和德隆以及骑兵都一律前进，以支援内伊的突击。为了提高部队的士气，他又命令比多耶尔将军跑到前线上去宣布格鲁希已经赶到，他们的炮声在远处已经可以听到。当近卫军在浓烟掩护下列成阵形时，有一个骑兵军官逃往敌方，使惠灵顿知道了法军方面的准备情形。实际上，所谓决定性时机早已过去，自从希米斯上校来向拿破仑求援之后，敦泽洛，阿里克斯和马尔柯格尼特的部队都已被赶出高原之外。惠灵顿已经重占了原有阵地，并且也知道杰森的前卫在下午六点钟已经达到了奥汉，所以他从左翼方面抽出范德勒尔和维维安的骑兵旅加入到中央方面，并且从博纳拉鲁伊把沙斯的第三荷比师调到了梅特隆的近卫旅和亚当的轻骑兵旅的后方。后者在惠灵顿的右翼中心，由沙坑以西的瓦弗尔道路的路基所掩护。

虽然记载各有不同，近卫军似乎是集中成一个纵队，其正面为两个连，每个连都照惯例分成三列。因为每个营人数约五百人，共有四个连。所以纵队正面为七十五人到八十人。有两个骑炮连，每连六门炮，随伴着前进，一路用火力来掩护步兵运动。

若直向布鲁塞尔道路前进，那么这条路的路基多少可以供给相当的掩护，以使人员免受敌火摧残。内伊却不这样走，他成对角线的越过霍格蒙和拉海耶圣之间的斜坡，直向敌人右翼中央前进。可是当攻击在执行的时候，所用的却不是一个纵队，而变成了两个纵队，其原因虽然已经不大清楚，但似乎不外乎下述两点：（一）因为发动攻击时太匆忙（注：太阳已经要落山了。），领先的四个营（老年近卫军）先走了，后续的四个营（中年近卫军）未能赶上。（二）这也是常有的现象，在这个纵队之中，总是前头快而后头慢，于是一个纵队分裂成两个纵队。后者偏向前者的左后方。（注：在用黑色火药的时代，黑烟是那样厚密，隔几码之外就看不清楚了，所以前后脱节也是常事。）所以梅特隆将军的记载是：“当攻击军前进时，它自己分开了，轻步兵（中年近卫军）向左偏，榴弹兵（老年近卫军）则采用较直接的路线冲向我们的阵地，爬上山坡，把拉海耶圣留在他们的右面，向第一近卫旅所占领的高地前进。”

一般而言，所有目击者的叙述，依照其观察位置的不同常常彼此互有出入的，等把它们拼凑起来之后，许多细节也很可能使决定性时机反而不明显了。一共有两个决定性时机：一是梅特隆近卫旅击毁领先纵队，另一个是亚当轻型旅击毁后续纵队。关于第一点，英军第一近卫步兵团中的鲍威尔上尉说：在突击之前，英军都躲在壕沟和瓦弗尔道路的路基后面，若不是有这种保护，可能全部人员都会为炮火击毙。（注：虽然这次突击，拿破仑只用了八个营近卫军——通常是二十四个营。可是惠灵顿的地位却已经岌岌可危。）弗雷塞说：“这个最后的突击几乎要了我们的命。”接着，鲍威尔上尉说：“突然炮火停止了，当烟雾消散之后，一片非常可怕的景象出现在我们眼前。由榴弹兵所组成的密集纵队，正面约为七十人，正向我们冲来，口中高呼着“皇帝万岁！”等到他们一直前进到距离我方正面五六十步时，我们旅才奉命站起来。不知道是因为突然这个军的兵力就出其不意的在他们眼前变了出来，好像是从地下钻出来一样，所以使他们大感震惊；或者是因为我们发射的火力太强烈了，于是从来是无坚不催，无攻不克的法国近卫军突然停止了前进。”

梅特隆的记载如下：

“这个旅在敌方炮兵火力之下受到了很重的损失，但是一直保持着火力，等候敌军纵队接近。敌军在一口气爬上山坡之后，在大约距离本旅前列二十步的地方停止了。”

“敌方炮兵的缩短射程现在使我方行列受到重大损失；在葡萄弹之下，许多人纷纷倒地。步枪的火力也夹在炮火之间。”

“很侥幸，炮兵的浓烟并没有掩护敌方的纵队而使我们失去可供瞄准的目标。”

“敌人为什么停在这样一个危险的位置上，应该是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实现他的意图。”

“本旅的火力开始发生了可怕的效力。”

“敌人的纵队已经碎裂，用极快速度向后撤走。只留下了一堆已死和垂死的人，作为他们已经占领的土地的标志。”

假如近卫军的榴弹兵能获得骑兵支援，那么梅特隆的部队可能就会被他们压倒。因为为了对付骑兵，这个旅必须组成方阵，法军的骑炮和步枪却会使他们受到重大损失。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鸡零狗碎的偶然细节都不能使我动心，我注意的是这样一幅场景——[上午七八时之间，雨停了，当皇帝坐下来吃早餐时，苏尔特从前一夜起就对格鲁希感到放心不下，所以建议至少应把他所指挥的部队收回一部分，拿破仑却鲁莽的拒绝了这个忠告。他的兄弟杰罗姆也提醒说，前一夜晚餐时，伺候他吃饭的侍者在那天上午也伺候惠灵顿吃过早餐，曾听到这位公爵的一位副官说到英普两军会合的问题，拿破仑对此唯一的答复就是“胡说！”任何东西都不能改变其已有的固定观念，拿破仑始终认为李格尼一战之后，普军不会再有干预的能力，而对惠灵顿的杂牌部队，只要一拳即可击碎。]——我想拿破仑这时候才四十多岁，怎么就如此漫不经心了呢？他可能太累了，厌倦了自己的角色，有意无意地想结束这一切闹剧了吧！后来我查到BBC2019年1月3日的“揭秘”——拿破仑输掉滑铁卢战役竟然是因为肠道疾病——

拿破仑生前一直饱受消化不良的困扰，他还有严重的痔疮，两者都是便秘的结果。在滑铁卢大战前夕，拿破仑的情况变得更糟糕，连骑马都不行，因此无法指挥军队作战。为了缓解他的病情，拿破仑的医生给他服用了太多的鸦片酊来止痛，为此延迟了战役的开始，遭到惨败。或许如果他多吃高纤维饮食，也许会有不同的结局……当然，这个故事可能是英国人编造的，因为一直有人怀疑他们毒死了败将拿破仑。

【第十五章：滑铁卢会战（三）】

此时，在后方的中年近卫军（轻步兵），可能是由于烟雾的遮障，却向着梅特隆旅的右方前进，当榴弹兵被击退而他们已接近山顶时，柯尔波尼上校命令他的第五十二团，在第九十五团支援之下向左旋转。这个旋转使他们的正面大致与法军正在运动中的纵队相平行。其次，他命令一个连以疏散队列前进，以便向这个纵队射击。

于是该纵队停止下来，构成一条面对第五十二团的横线，一开火之后使这个连受到了很大损失。此时惠灵顿骑马赶来，命令柯尔波尼向一个轻缓的高地上压迫，以逼近法军轻步兵。柯尔波尼的记载说：“此时，第七十一团在我右方，我命令吹前进号，整条横线向小山上冲去；当我们到达道路边沿，那一面是由法军占领着的，第五十二团开枪了，至少多数连是如此的。”

其次，依照第五十二团的加勒尔中尉记载，大致情形是这样的：

“敌人在高呼中向前挺进，喊声盖过了枪炮的呼啸声，他们的火力也极为猛烈，虽然正面长度只有常规的一半，可是在四分钟之内，第五十二团致少有一百五十个人已经倒地。当第五十团到了与敌人侧翼大致平行的地方，柯尔波尼爵士就大呼“冲锋！冲锋！”全团人员报之以热烈的欢呼，纷纷向前冲击。在十秒钟之内，法国近卫军的纵队就被击碎了，在极端混乱之中，他们向拉海耶圣后方的低洼道路上飞逃，连掩护的枪声都听不见。依照拉柯斯提的供词，据说拿破仑本人就站在那里。”

还是和榴弹兵的情形一样，假如轻步兵有骑兵支援，那么亚当可能就会被迫把他的旅组成方阵，这个著名的反击也许就不会发生。由于缺乏骑兵，尤其是吉约的近卫重骑兵，才使拿破仑丧失了最后胜利的机会。

法军发动其最后攻击时，杰森终于前进到惠灵顿的左翼，与在弗里齐蒙附近的比罗军交战，当这两个纵队的近卫军被击退时，他的部队也把杜鲁特和马尔柯格尼特的两个师赶出了拉海耶圣和帕佩洛特。罗包也向普隆斯诺瓦退却。惠灵顿看到敌人已经越来越混乱，决定完成这一天的最后一击。他用马刺夹着马，冲到高原边沿，脱下帽子在空中舞动着。大家马上认清了他这个讯号，于是从左到右开始全面前进，四万人如洪水一样向山坡下流动；维维安的轻骑兵和范德勒的龙骑兵是他们的先锋。

此时，拿破仑在拉海耶圣附近，尽量集中残部以支援近卫军，突然发现法军全面溃败了。他立即把溃散中的老近卫军组成三个方阵，使其右端位于布鲁塞尔道路上。在亚当轻型旅前进之前，它就开始再向后撤。当柯尔波尼和第五十二团赶上来时，根据肯尼迪的记载，“惠灵顿公爵也跃马前进，把他们击散了。”幸存的人加入原有逃兵，一起向查利瓦逃走。

在南方靠近柯斯特的地方，近卫军第一榴弹兵团中的两个营，在柏提将军指挥之下也构成了方阵。这可说是精兵中的精兵，拿破仑当时逃到第一营的方阵中避难。他们沿着道路两侧缓缓撤退，并不时停下来反击追兵。在其中一次停顿中，拿破仑甚至推进到了勒卡茹，然后再从那里退往查利瓦。

九点钟过去不久时，第一榴弹兵团还留在柯斯特附近，惠灵顿与布吕歇尔却已在阿利安斯附近会晤，他们互相道贺之后，就决定由普军接替追击任务。尽管在黑夜之中，追击的进行还是十分猛烈。在吉那普，也和一八一三年在林德瑙的情形一样。因为在戴尔河上只有一座单独的狭桥，所以法军在撤退中都挤在一起，到处都是人员、马匹、火炮、车辆，混乱不堪。

拿破仑率领苏尔特、德劳特、贝特朗等人，从吉那普一直退往科特里-布拉斯，于六月十九日上午一时才到该地。他休息了一会，命令苏尔特通知格鲁希向松布耳河撤退。格鲁希在撤退中却表现出极高的技巧，把部队一直带到日韦。如果他在前进时所表现出的决断能够赶得上撤退时所表现的十分之一，那么这次会战的结果也许就会完全不同。

拿破仑从科特里-布拉斯再往后退，在上午五时到了查利瓦，上午九时到了菲利普维尔。在那里他草拟了最后一次公报，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启示性的文件，对六月十六日，十七日和十八日三天的经过，有很详细的叙述。然后再前往拉翁，就在那里过夜。六月二十日他离开拉翁，于次日回到巴黎。他的兄弟鲁西恩劝他搜集少数剩余的部队并解散元老院，但他却表示拒绝。他知道自己的星宿已经殒落，他不愿做一群乌合之众的领袖，也厌恶内战。第二天他自动退位，让儿子罗马王继位。六月二十五，他退到了马尔梅松。

此时，布吕歇尔的军队继续向前推进，沿途骚扰不堪。七月三日，他们进到凡尔赛，惠灵顿则安稳的跟随在他们后面，到七月七日，联军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巴黎。七月八日，路易十八也随着他们的行李纵队一同回来了。

在这场永留纪念的会战中，双方的损失都很惨重。汤姆金森在六月十九日上午写道：“在拉海耶圣附近的山顶上，并从那里一直到霍格蒙，到处都是死尸。”据估计，惠灵顿军死伤共约一万五千一百人，布吕歇尔军约七千人，而拿破仑则为二万五千人。此外在法军方面还要加上被俘的八千人和火炮二百二十门。

这些数字本身即足以说明当时的战况是何等激烈。尽管内伊的战术极其糟糕，可是惠灵顿却一点都不讳言他这次的幸免于失败的机会实在是间不容发。在会战结束的那个夜晚，惠灵顿对费兹罗伊勋爵说：“我从未打过这样一场会战，而且我确信今后永远不会再有这种机会了。”他也在信上对他兄弟这样说：“有生以来，我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焦急不安，因为我必须坦白承认，我从未象这样如此的接近失败。”尽管拿破仑的元帅们错误重重，可是只要有几磅钉子和二十多把铁锤，也许就可以抵销这一切错误，从而使他大获全胜。这些话似乎很讽刺，但也很惊人。如果拿破仑胜利了，那这个第七次反法同盟就一定会崩溃。不过很可能以后还会有第八次和第九次同盟出现，而最后拿破仑还是会被打倒。

联军在莱比锡的胜利，对这场长期战争而言是一个战略的顶点，因为在这一战之后，法国开始感到筋疲力竭，对最后的胜利从此绝望。滑铁卢会战在这场长期战争中只算是一个尾声，但却具有广泛的经济和政治意义。莱比锡会战代表的是欧洲民族主义对法兰西军国主义和大一统主义的胜利，而滑铁卢会战代表的却是英国体系的胜利——这是拿破仑所使用的名词——不仅战胜了法国，而且也压倒了欧洲的大部分。对大英帝国而言，特拉法尔加之战是最初的奠基石，而滑铁卢之战却是最后一块墙顶石。前者使英国确实获得了制海权，而后者则为它打开了通往世界市场的门户。在此后两代以上的时间里，英国一直是全世界的工厂和银行。

一八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所签订的第二次巴黎条约，把欧洲地图重新画过，使法国实际上恢复了其在一七九二年的原有地位，剩下来的强度恰好足以在欧洲权力平衡局势的维持中贡献一部分力量，这也正是为了维持英国安全所必需的。这也使普鲁士西进，成为对抗法兰西的主要力量。不过最重要的却是把芬兰以及大部分波兰给了俄国，这使莫斯科的势力象楔子一样插入普奥两国之间，于是这两个国家成了东部欧洲的堡垒。此外，为了填补神圣罗马帝国解散后的空洞，又成立了由三十八个自主国家合组而成的日尔曼同盟。这也为未来的萨多瓦之战和色当之战预先作了准备。

英国分得的赃物包括马耳他、好望角、毛里求斯和锡兰。不过更重要的却是这场战争使它变成了海洋的绝对控制者。所以费歇尔教授说：“有些作者简直认为不列颠帝国的建立，其实是拿破仑事业的最重要成果。”

从海洋权力、蒸汽权力、金钱权力以及滑铁卢之战为英国赢得的威望中，产生了“不列颠的和平”时代。只要不列颠的海权和信用尚能维持其支配优势，则这个时代就注定可以延续下去。实际上这种局势差不多维持了一百年，并控制欧洲以外的世局，以及使欧洲的战争局部化。在这个世纪中，虽然革命的次数很频繁，而且有时也很激烈，可是欧洲却还是能够享受其最稳定和最繁荣的和平，这是从安东尼时代以后所没有的。

本书卷一大事记（八）中引述过希腊诗人亚里斯提德对“罗马和平”时代的歌颂。在滑铁卢会战之后四十年，“不列颠的和平”时代也达到了顶点。霍斯曼先生在英国下议院中也发表了下述演讲：

“我们似乎忘了在我们的安全中还包括着巨大的精神和物质考虑。欧洲每个有思想的人都能认清，英格兰的安全就是保存一切对人类和平进步有价值的因素。英格兰的安全也就是欧洲的安全，使欧洲诸国可以温文尔雅地相处。他们（外国人）都知道假如英国不存在了，整个大陆就可能会受到暴政统治。如果英国灭亡了，比利时民族还能长久存在吗？日耳曼还能维持独立吗？意大利的统一还能实现吗？不！英国在国外的精神影响力量是不可抗拒的，这正与其在国内的坚强程度成正比，我们的伟大并不仅限于财富、商业、制度、军事威望，而是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构成的伟大精神力量，就是以自由为最高原则，以和平为神圣任务。凡是自由思想的友人无不以英国为其支援者，他们都认为英国代表的是政治上的真理。对英国的安全感到与有荣焉，对英国的失败则感到休戚与共。基于这些考虑，当我估计英国安全的价值时，所注意的就不仅是英国一国的安全，而更推广到我们对全人类所负有的责任和义务。”

可是，当这个颂词发表之际，在欧洲、北美洲和亚洲却正在酝酿着新的变化。不过半个世纪略多一点的时间，“不列颠的和平”时代即告结束，整个世界又投入了战争之中。

谢选骏指出：滑铁卢这场战役，英国惠灵顿军死伤共约一万五千一百人，普鲁士布吕歇尔军约七千人，而法国拿破仑则为二万五千人。此外在法军方面还要加上被俘的八千人和火炮二百二十门。——法国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机会获得真正的军事胜利。除了伙同英国打打俄国、抢抢清朝，就没有什么作为了。而这个所谓的“不列颠的和平”其实就是鸦片战争的序幕了——并以八国联军达到其荣耀的顶峰……但紧接下来的两次世界大战，终于把英国掀下了神坛——希特勒作为拿破仑的继承人，把美国和中国都牵入了战局。但结果还是不济。其理由我前面已经说过，那就是西方文明的技术还在发展，因此也还不到形成统一帝国的时候。换言之，我所发现的历史秘密就在于——所有的统一帝国的降临，都是由于技术发展的停滞。例如，如果南宋积极发展火器，就可能击败蒙古人强加的统一。

（另起一页）

【西方历史上的决定性会战及其影响】

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

其它英文名：

The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ir Influence up on History

【第三卷】

大事记(一)：工业革命与美洲帝国主义的兴起

第一章：七日会战

大事记(二)：美国内战的进展

第二章：维克斯堡的围攻和卡塔罗加会战

大事记(三)：普鲁士的扩张

第三章：色当会战

大事记(四)：日本帝国主义的兴起与俄国在远东的扩张

第四章：旅顺港的围攻

大事记(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基础

第五章：马恩河会战和坦能堡会战

大事记(六)：战术上的僵局和目标的改变

第六章：沙里拜尔会战和弗拉湾会战

大事记(七)：战争的进展(1915年-1918年)

第七章：亚眠会战

大事记(八)：意奥之间的斗争

第八章：维托利奥－威尼托会战

大事记(九)：俄国革命

第九章：华沙会战

大事记(十)：第三帝国的兴起与第二次大战的起因

第十章：第二次色当会战与法兰西的沦亡

大事记(十一)：巴巴罗沙作战和租借法案

第十一章：莫斯科会战

大事记(十二)：俄国问题和战争向太平洋方面的发展

第十二章：中途岛之战

大事记(十三)：北非的战争

第十三章：阿拉曼会战和突尼斯会战

大事记(十四)：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基础

第十四章：斯大林格勒会战

大事记(十五)：政治战场与第二战场

第十五章：诺曼底会战

大事记(十六)：大平洋战争的进展

第十六章：莱特湾会战

结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前瞻

（另起一页）

【大事记（一）：工业革命与美国的崛起】

当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将欧洲封建主义残余铲除殆尽时，世界上从所未见的最伟大的革命也开始撒播一种新制度的种子——这是一种以煤、蒸汽和机器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在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唤醒了民族主义之后，滑铁卢会战后的一个世纪中，巨大的潜力被释放出来，注定要改变世界的面貌，提高战争的地位，由个别国家的战争演变成为洲际间的两栖大战。早在一八二五年，距拿破仑最后失败不过十年光景，斯汤达就已有了如下感慨：“从一七八五年到一八四五年，世界的变化何其巨大！在过去两千年有记载的世界历史上，从未在风俗，思想和信仰等方面发生过如此显著的革命！”

在斯汤达所说的一七八五年之前，这场仅仅由蒸汽推动的工业革命，差不多已经孕育了一个世纪。其起源大致为一六九八年塞维利发明的蒸汽抽水机，以及一七〇五年纽克曼发明的自动蒸汽机。但是直到一七六九年——也就是拿破仑和惠灵顿出生的那一年——格拉斯哥的工具制造者瓦特才集前人发明之大全，并于一七八二年发明了双冲程引擎。同时在一七六九年，屈尼奥在法国也建造了第一辆用蒸汽推进的机车。一七八五年，卡特莱特又发明了蒸汽纺织机。这样才到了斯汤达所说的一七八五年。

从一七八五年起，由于蒸汽动力的发展以及新式炼铁方法的发明，英国超前一步，在拿破仑战争时代，在工业制造方面赢得了近乎垄断的地位。一八一八年六月二日，科克兰尼勋爵在英国下院指出：“若非适时采用机器，英格兰就会有全面衰亡之虞。”

火药的发明引发了一连串新发明，终于改变了战争技术。同样在使用蒸汽作为动力来源之后，军事方面也产生了新的革命。军队的运动和补给可以使用汽船和铁路了。此外，武器制造也出现了许多改进，并且有了批量生产的可能。

在十九世纪前半叶，军事方面有两个最重要的发明，就是雷管和锥形子弹。因为一八〇〇年发现了雷酸汞，所以雷管才有制成的可能。七年后，弗塞斯申请了雷汞子弹的专利，接着在一八一六年，萧在美国费城也发明了黄铜雷管帽。锥形子弹发明出现在一八二三年，当时英国第三十四团的诺顿上尉设计了一种圆锥型子弹，装有一个中空弹底，使其在发射时可以自动膨胀并封住枪膛，虽然英国政府拒绝采用，但却辗转传入

法国，一八四九年，法国的米尼埃设计出米尼埃式子弹，却反而被英国陆军采用。一八五一年，英国陆军采用了米尼埃式来复枪。这两个发明使步兵战术发生了革命性变化。雷管使步枪在任何天气都能使用，而且大大减少了哑火现象。锥形子弹则使有来复线的步枪成了这个世纪威力最强大的武器。

雷管的发明又使弹壳可以在发射之后就丢弃不用，这使后膛式枪炮有了实现的机会。这种弹壳在炮兵射击学方面产生了新的革命，因为它可以阻止气体不向膛后发泄。首先发明的是一八四七年的撞针式弹壳，接着又有了镶边式弹壳，最后在一八六一年才有了中央发火的弹壳。当关于燧发式和雷管式前膛枪之间的利弊争论在各国都还没有结论时，一八四一年，普鲁士当局突然采取果断步骤，给某些团配发“德莱塞”式后膛枪进行试验。这种步枪通常被称为“撞针式步枪”，是一种使用枪栓的武器，发射纸包的弹壳。虽然气体仍然从膛后泄出，所以有效射程要比米尼埃式步枪短，但是却能在一分钟内发射七颗子弹，而米尼埃式步枪最多只能发射两颗，不过其最大优点还不是装弹迅速，而是因为后膛装弹便于在卧倒姿势中使用。

炮兵的发展则比较迟缓，尽管后膛和来复式火炮早已为人所知，但是直到一八四五年，这两个因素才结合成一体，造出了一门真正有效的后膛来复线式火炮。但是因为成本太高，所以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立即采用，直到克里木战争爆发后，才有人把某些铁制的前膛滑管式的六十八磅炮和八英寸炮，改装成有来复线的火炮。射程和命中率都提高了，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轰击成了“十分可怕的事情”。这次战争之后，所有强国都开始试验有来复线的后膛火炮。

另一个在十九世纪初开始发展的新武器就是火箭，实际上在所有使用火药推进的弹体上，它是最古老的一种，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当成对付骑兵的武器，在亚洲有非常广泛的运用。一七九九年，提普苏丹在塞林伽巴丹围攻战中就使用过火箭，这使一位著名的发明家康格里夫爵士想到对它进行改良。据他自己说，他制造的飞弹，重量从两磅（即一种自动推进的子弹）直到三百六十磅。一八〇六年，他的火箭在对布伦的攻击中有过成功的试用，于是他预言道：“事实上，火箭这种武器注定会使整个战术体系为之发生变化。”这个预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终于兑现了。

这时，蒸汽推进方式也有了新的发展，采用的形式是轮船和火车，这又为全新型态的战舰奠定了基础，并且使陆军可以尽可能扩充数量。虽然远在罗马时代就有脚踏的轮船，可说是最早的水上机器推进工具。一七七五年，美国弗吉尼亚州人拉姆塞建造了一艘最早的蒸汽船，其推进原理就是利用喷水机，用蒸汽抽水机在船头吸水，然后从船尾排射出去，可是这与其他发明家设计的汽船模型，如富尔顿的进行比较，不免黯然失色。富尔顿是个年轻的美国人，具有特别优异的发明天才。一七九七年，他把一个建造潜水艇的方案献给法国执政府，这艘叫“鹦鹉螺号”的潜水艇，一八〇一年在布列斯特港口试航，在水下潜航达一小时之久。（这并不是第一艘潜水艇。一七七六年，布希尼尔发明了一艘龟形潜水艇，在美国独立战争中，钻到英国战舰“鹰号”下面，想把一颗水雷钉在其船底下面，可是因为调整失灵而失败。）一八〇三年，富尔顿又在塞纳河上试验一艘蒸汽船，拿破仑也很赏识。（第一艘实际可用的蒸汽船是“夏洛特·敦达斯”号，一八〇二年在福思湾试航成功。第一艘横渡大西洋的轮船是美国在一八一九年建造的“萨凡纳”号。）一八〇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他对使用蒸汽推动船只的计划这样评论道：“这可能会使世界的面貌为之改变。一个伟大的真理，千真万确的事实，已经摆在我眼前。”

富尔顿于一八〇七年返回美国，在那里建造了一艘改良型轮船“克莱蒙特”号，在三十二个小时内，从纽约行驶到阿尔班尼，行程为一百五十英里。此前他还发明了一种鱼雷，一八〇四年九月，英国的凯斯勋爵在布伦港外用它攻击法国舰队。一八一三年，他又建造了第一艘蒸汽动力军舰“人类”号——以后改名为“富尔顿”号——这是一种双连式船壳构造，激水轮夹在中间，用五十八英寸厚的木带加以保护。这艘巨型怪船明确指出有两件事必须改良：（一）比激水轮更不易损坏的推进方法，（二）不那么笨重的保护方法。

螺旋浆式的推进机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一八三六年，瑞典陆军的埃里克松上尉获得该项专利。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就是用铁甲代替木板，这是康格里夫在一八〇五年最先建议的。但是直到克里木战争爆发，法皇路易·拿破仑才命令建造一队浮动装甲炮台，足以抵挡枪炮子弹。一共造了五艘，用四英寸厚的铁甲保护，上面装有五十六磅炮和辅助的蒸汽引擎，获得了完全成功。不仅证明装甲船是绝对必要的，而且装甲的使用又使威力较大的火炮也成为必要。这逐渐使海军都采用有来复线的火炮。

克里木战争结束后不久，英法两国都开始建造其第一艘装甲蒸汽军舰，分别是“光荣号”和“勇士号”。“勇士号”长达三百八十英尺，排水量为八千八百三十吨，引擎能产生六千匹马力，速度为十四又二分之一英里，武器是二十八门七英寸炮，装甲厚度四英寸半。

再说陆上。一八〇一年，特雷维西克在英国设计了第一辆实际可用的火车头，而第一条真正的铁路是史蒂文森建造的，时间是一八二五年，地点是斯托克顿到达林顿之间。虽然火车是纯粹英国发明，可是第一个了解铁路在战争中的超级重要性的国家，就是产生克劳塞维茨的那个国家，这似乎并非巧合。一八三三年，哈尔科特就指出若能在科隆和明登之间修建一条铁路，再在美因茨和威悉之间修建另一条，那么对莱茵地区的防御大有裨益。波尼兹认为普鲁士为了能对抗法奥俄三国，有普遍修建铁路的必要。同时，绝顶天才的经济学家李斯特也指出普鲁士的弱点就是夹在几个强大的假想敌国之间，而处于所谓“中央位置”上，但若能修建铁路，国力即可大增，由一个二等军事强国上升为头等巨强。他说：“这可以在欧洲的心脏地区形成一个坚强堡垒。动员的速度——部队可以迅速由国家的中心达到周围边界，加上铁路运输构成的其他一切明显的‘内线’利益，都足以使德国比任何欧洲国家更居于优势地位。”

在一条轨道都没有铺设之前，这位杰出的天才在一八三三年就为德国设计了一个完整的铁路网，其规模大致与今天实际修建的并没有太大出入。十三年后，就在李斯特逝世那年，普军一个军共一万二千人，携带火炮和马匹，由铁路运往克拉科夫，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用铁路的大规模部队运动。这次试验之后，普鲁士参谋本部开始对铁路的军事价值进行了综合研究。虽然在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〇年间的革命动乱时代，普鲁士对铁路运输的问题又获得了一些进一步的经验，奥俄两国也一样，但是直到一八五九年法意战争爆发时，对部队的铁路运输问题才完全获得解决。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史蒂文森的天才，才使克劳塞维茨的“全国皆兵”理论获得了生命，因为假如没有铁路，那么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大规模陆军将不可能获得补给。

约米尼检讨一八六三年以前的变化时，认为战争又会变成“大量部队之间惨烈而无理性的血战，使用的武器将具有意想不到的威力。我们可能再次看到四世纪那样的人民战争，我们可能再次被迫过着像匈奴人，汪达尔人和鞑靼人肆虐的那些时代中一样的生活。”他进一步指出除非各国政府联合起来禁止毁灭性发明，否则步兵必须恢复中世纪使用的护甲，不然在尚未与敌人接触之前，整个步兵营就会覆灭。可能会再看到遍身甲胄的战士，连马匹也需要同样的保护。

可是工业革命变出来的魔术却比约米尼预料的更进步。古代的人力劳动基础很快就被推翻了，劳动者被赶出自己的家庭和村庄，编入了工厂。这些工厂成了国家财富的源泉和社会革命的温床。

普遍贫困造成了大规模移民运动，在一八三一到一八五二年之间，有超过三百万人从不列颠和爱尔兰迁往美国，另有许多不能去的人转而信仰社会主义，这是工业革命产生的一种新宗教。

这个权力时代的精神铸造者是三位“卡尔”——即克劳塞维茨、马克思和达尔文。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一八三二年出版）中主张回到斯巴达的老路上去，就是要把国家变成战争机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发表的）中以阶级斗争的思想作为其社会理论的基础。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八五九年出版）中提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他们三人都是“群众斗争”的先知——第一位在战争方面，第二位在社会生活方面，第三位在生物学方面。

“机器时代”萌芽之时，一致的呼声是要求和平时代，可是各国间的尖锐差异却造成了矛盾，助长了民族主义势力，到欧洲之外的国家也开始进行工业化之后，这个问题就变成世界性的了。从有限战争走向总体战和极权主义道路就成了这个时代的潜伏思想。

第一场无限制的工业化战争就是美国内战。这是蒸汽时代的第一次大战。北军方面的目的就是要对方无条件投降，也就是总体性的胜利，其性质有如“十字军”一样，加上这是工业革命后一切军事发展的总试验场，所以在战争历史上开辟了全新的篇章。

当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进行之际，在北美洲也逐渐形成了一个新帝国，因为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一样都以“扩张”作为其自然附产品。印地安人的领土迅速被兼并，许多新州纷纷建立。一八〇三年，美国花了一千一百二十五万美元从法国购得路易斯安那的大片土地，使美国面积增加了一倍，一八一九年又从西班牙买到了佛罗里达，面积再度增加。

获得路易斯安那之后，就与西班牙在美洲的属地接壤，美国开始与西班牙不断发生冲突。一八二一年，墨西哥脱离西班牙独立，一八二二年，哥伦比亚、智利、秘鲁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也群起仿效。门罗总统担心某些欧洲国家对这些新成立的共和国有觊觎之心，所以在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对国会提出年度咨文时宣布了三个原则，也就是众所周知的“门罗主义”。简而言之，这些原则就是要把美洲保持为美国人的美洲，从此断绝了欧洲人向西半球建立殖民地的念头。所以这也是个总体性政策。

这就创立了一种新的扩张方法——用保留方式来确保扩张的机会。虽然欧洲人缺乏土地，可是新世界却不允许他们垂涎，这一大片土地都冷藏起来，留待美国人去进行经济性开发。

一八三六年，美国与墨西哥因为德克萨斯争端，终于引发了德克萨斯战争，一八四六年又发生了墨西哥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是美国不仅确实兼并了德克萨斯，而且更获得了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和科罗拉多的一部分，这些地区以后都成了美国的新州，其面积与所购买的路易斯安那地区差不多同样大小。同时，美国又与英国签订条约，获得了奥尔良地区，即华盛顿、奥尔良和爱达荷三个州。一八五三年，又与墨西哥完成了加德森购买事件，这样一来，除了阿拉斯加以外，美国的本土就与今天的面积一样大了。（一八六七年，美国才从俄国方面购得阿拉斯加。）

所以不过在一个人一生的时代中（一七八三——一八五三年），一个巨大但大部分还是空洞的帝国诞生了。扩张完成之后，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确保它，而是如何阻止内在的冲突以免使其分裂。许多年来，由于经济生活的不同，美国南北两部分在政治意见上也有很大差异。南方务农为本，重视其蓄奴利益。北方趋向重商主义，重视的是航运和财政。南方是农民和借贷者；北方是资本家和放贷者。代表北方的是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即后来的民主党）；代表南方的是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即后来的共和党）。国界愈向外推进，两党之间的裂痕也就日益增大。

这两派的利益分歧之所以无法协调，主要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宪法缺乏政治上控制能力。当时制宪时，其设计目的就是为了控制一个松散的组织，所以对这个迅速成长的帝国，完全不能产生凝聚力。

美国的组织本来是“邦联”，组织条文是各州在一七七七年同意批准的。邦联解散之后才有后来的宪法。这个原有的“邦联”不过是一个“坚固的友好同盟”而已，每个邦（实际上是一个国家）都可以走自己的路线，国会并无征税权力，也不能管制外国与各州间的贸易关系，更不能强迫各州服从命令。一七八七年，在费城召开了制宪会议，由华盛顿任主席，开始考虑制定联邦宪法的问题。其主持人就是汉密尔顿，他建议把立法院分为两部分——一个参议院，一个众议院。参议院握有宣战的唯一权力，众议院则有权发行货币、管制贸易、征收租税、偿还国债和准备国防等。这个建议在一七八八年七月间被会议采纳。

这个巨大的改变与法国革命的爆发恰好在时间上不谋而合，欧洲国家为了家事整整忙了二十年，正好让美国人可以自由考虑他们的内政问题。

在这种动荡和战争的时期，在南北两部各州都同时发生了经济革命，使他们受到了很大影响。在南方，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使棉业贸易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结果使南方的棉花种植者获得了政治上的优势，使他们与北方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越走越远。在南部各州，贸易关系非常简化，在北部各州则日趋复杂。由于二十年来欧洲一直处在战争中，所以新英格兰等商业州都获得了繁荣的机会；加之一八一〇年到一八一二年以及一八一二年到一八一五年两次与英国进行战争，长期封锁也迫使他们必须工业化。

对北方而言，为了保护其稚嫩的工业以对抗欧洲竞争者，就有采取保护关税政策的必要；但对南方而言，因为他们亟需出售日益增多的棉花，保护关税却对他们非常不利。这种差异迅速发展成分立的要求。当一八二八年一月所谓“可恶关税法”公布时，危机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在查尔斯敦港的所有船只都下半旗表示抗议。

同年，佐治亚州对所有反对新税法的各州发表了一个冗长的宣言，到一八二九年，密西西比州主张抵抗，而弗吉尼亚州也决定不接受新的税则。一八三二年，国会对一大批进口货品取消了课税，但这却只使风暴更为凶猛，南卡罗莱纳州立即召开全州大会，宣布废止一八二八年的关税法案和一八三二年的补充法案。最后在次年三月双方终于达成妥协，于是争取州权的斗争总算是结束了其第一阶段。

当斗争由经济问题发展成为政治问题之后，没过多久，争执又转向道德方面，这就是奴隶制度的是非问题。在一七八一年到一八〇四年之间，北方各州都已先后取消了奴隶制度。到一八一九年，当时的二十二州之中有十一个州是废奴的，而另有十一个州则继续蓄奴。同一年，在众议院因为要投票决定是否使密苏里升格为一个州时，困难发生了。不管密苏里废奴还是蓄奴，都足以使南北间的平衡受到破坏。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折中办法：密苏里被承认为蓄奴州，但另外又承认缅因为废奴的州，以维持原有的平衡。这只是临时应付，并不能解决问题。小亚当斯总统早已认清这一点，因为他在日记中这样的记载道：“我认为现有的问题不过是一出大悲剧中的第一页而已。”

因为演变成了道德性的问题，于是争执获得了宗教式的意义。结果所谓州权的问题又裹上了一层政治神秘主义外衣，因此这个问题可以永远争论下去，永无解决的希望。

一八二九年，有个叫沃克的黑人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目叫《沃克的呼吁》，书中称赞黑人，说他们比白人英勇，鼓励他们造反。结果在弗吉尼亚州发生了黑奴的叛变，评论者认为是受了这本小册与《解放者报》的鼓动，这是波士顿的一份报纸，主编者是格里森，他的附从者被称为废奴主义者。南方各州要求制止他们的活动，尽管反蓄奴的集会被解散，黑人的学校也被捣毁，可是这种反蓄奴的宣传品却仍然源源不断流入南方各州。这样纠纷一天比一天加剧，只是因为德克萨斯问题和墨西哥战争曾经短暂中断。前面说过，在那些战争之后，美国又获得了大批新土地。由于这些土地的获得和一八四八年在加州发现了黄金，更使南北两方的裂痕愈益加深。

黄金的发现使这些新近获得的地区发生了强烈的社会骚动。劳动者离开了田地，商人离开了店铺，海员离开了船舶，军人离开了营房，一起去做淘金梦。任何威胁和惩罚都无法使人们留在其合法职位上。因为美国国会尚未在加利福尼亚州建立政府，所以人民自己建立了一个。一八四九年九月，在蒙特里雷召开了一个大会，起草了一个自由州的宪法，并正式要求加入联邦。这个要求却遭到南方各州的强烈反对，因为多了这个州又会使废奴和蓄奴双方在国会中的权力平衡受到破坏。虽然如此，经过一连串辩论之后，在一八五〇年终于还是获得了妥协。不过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在这些新地区中，蓄奴问题终究还是要解决的，而这些地区最后总归是要升格为州的。结果是在经济和人口两方面，南方已经固定了，而北方却仍在继续扩张，因为开发西部好比是打开了一道水闸，使北方可以尽量向未开发地区发展。

此时，法理辩论以外的变化也推动了对立的两方面，使他们越走越远。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移民流入美国。他们对政治并不关心，目的是为了发财。铁路每天都在一英里一英里地延长，在一八四〇年到一八五〇年间已经铺了六千英里以上。一八四四年又采用了摩尔斯的电报。可是南方却并未跟着膨胀，反而却开始萎缩，因为他们的公民有许多都移殖到北方和西部去了。

北方所反对的并不是奴隶制度的实际存在，而是这种制度有向新地区蔓延的趋势。所以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双方的争端就会永远存在。到布坎南总统的任期中（一八五七——一八六一年），由于经济发生不景气，争端达到了顶点。一八五八年，一个相当不知名的人物亚伯拉罕·林肯（一八〇九——一八六五年）出现在这个舞台上。当他与道格拉斯竞选伊利诺斯州的参议员时，他对这个正闹得如火如荼的问题发表了不少

合乎常识的言论，全国都为之首肯。他大声疾呼说：“一座房屋若是分裂，也就无法立住。我相信政府不能忍受这种一半奴役和一半自由的情况。我并不希望房屋倒塌，但我却希望它不再分裂。不是这样，就应该是那样。”

接着在一八五八年五月，明尼苏达自由州加入了联邦；一八五九年又有了俄勒冈自由州，自由与蓄奴两方面的平衡终于被完全打破了。妥协已经走到了终点。十月十六日夜里，一个名叫布朗的狂热废奴主义者率领二十多个跟随者强占了位于弗吉尼亚哈普尔渡口的兵工厂，以此来支援一场奴隶叛变，于是冲突遂无可避免。这个事件使争执白热化，虽然他被迅速绞死，可是他的目的却达到了。不管是统一还是分裂，反奴役运动已经准备死战到底。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六日举行总统大选时，这个事件也在发展之中。当时有四个总统候选人：贝尔，布雷肯里奇，道格拉斯和林肯。林肯的当选实际上完全是靠北部十八个自由州的选票，在南方一票也不会获得。这是一个最后判决，无异于正式向南方宣告说，扩展奴役制度的梦想已经破灭，北方在政治平衡局势中已经占了上风。

十二月二十日，南卡罗莱纳州通过了独立宣言，而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和德克萨斯等州也纷纷效尤。他们开始召集民兵，并占领联邦政府在南方各州的要塞，兵工厂和海关。一共没收了一千门火炮和十一万五千件武器。一八六一年一月五日，代表南部各州的参议员私下集会，拟定了一个革命计划，并号召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召开国会，组织南方“邦联”。

二月四日，南部各州代表在蒙哥马利集会，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即所谓“美利坚邦联国”，并选举戴维斯（一八〇八——一八八九年）为总统。一个月后，五十一岁的林肯总统向南部诸州发出了最诚恳的呼吁，其结尾说：

“我的心怀不满的同胞们啊！内战的巨大危机抓在你们而不是我的手中。假如你们自己不充当侵略者，冲突就不可能发生。”

谢选骏指出：达尔文是《共产党宣言》的龟儿子，马克思又是克劳塞维茨的龟儿子——这个权力时代的精神铸造者是三位“卡尔”混账东西——即卡尔·克劳塞维茨、卡尔·马克思和卡尔达尔文——英国的查尔斯就是德国的卡尔。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一八三二年出版）中主张回到斯巴达的老路上去，就是要把国家变成战争机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发表的）中以阶级斗争的屠杀思想作为其社会理论的基础。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八五九年出版）中提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他们三人都是“群众斗争”的先知——第一位在战争方面，第二位在社会生活方面，第三位在生物学方面。——但是在我看来，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不过是总结了拿破仑战争的经验。由此看来，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不过是“战国时代的思潮”，就像《老子》和《韩非子》……而不是什么“生命世界的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克劳塞维茨号召的总体战思想，在核武器时代已经进入了死巷——因为西方文明的技术基础，已经开始威胁人类的生存。马克思主义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达尔文主义就是生物马克思主义——他们都是魔鬼的子孙，都是拿破仑主义的屎尿。

【第一章：七天会战（上）】

对立双方的战略是怎样的呢？就其本身来说非常简单：为了重建统一局面，北方必须征服南方；但是为了维持自己的“邦联”，南方却只需抵抗北方入侵即可。所以北方的形态是进攻，而南方的形态是防御。南方要征服北方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南方准备采取持久战，并引诱欧洲国家介入干涉，以便北方实力消耗殆尽之后不得不放弃这场决斗，从而承认南方分立。因为欧洲国家将会采取的态度还是个未知因素，所以如何进行持久战以消耗北方实力，这一点更为重要。这又引发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就是南方本身的资源究竟能支持多久，因为南方必须依赖北方和欧洲的工业，所以也并不太乐观。

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九日，林肯宣布封锁南部各港口，同时召集七万五千名志愿军入伍，尽管事实上联邦军总司令斯科特中将认为“需要三十万大军，由一位能干的将领统率，也许在两三年内可以完成这个任务。”林肯却不象斯科特那样的认识到经济压力与军事攻击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利用经济当作军事的行动基础。所以他完全未能明了斯科特计划的价值。这个计划的内容可以这样概括：

（一）使用海陆联合远征作战以攻占新奥尔良，并封锁所有南方港口。

（二）组成两个大规模军团，一个向下进抵密西西比河，完全切断邦联东西各州之间的联系；另一个军团则威胁里士满，并把南军主力控制在弗吉尼亚州内。

从查尔斯角到密西西比河口，中间的港口和商埠只有九个是有铁路与内陆相联系的——那就是新伯尔尼，贝沃福特，威尔明顿，查尔斯顿，萨凡纳，布伦斯维克，彭萨科拉，莫比尔和新奥尔良。

到一八六二年四月底，除莫比尔，查尔斯顿和威尔明顿以外，其余六个港口都已被封锁，这主要应归功于斯科特的远见，因为他坚守门罗堡。以后每次出击南方海岸，都要依赖这个要塞掩护兵力的集中，尽管斯科特的态度未免玩世不恭，可是事实真象却是：假如剩下来的三个港口在一八六二年也被占领了，那么战争的缩短就似乎没有疑问了。举例来说，战争开始时，在南方各兵工厂中所存步枪总数还不到二十万支，而兵工厂的设备极差，没有比脚踏车床更高级的机器。每年中单是为了更换补充都需要十万支，在一八六二年到一八六三年间，共从外国输入四十万支以上。从一八六二年七月起，兰布上校一直担任费歇尔堡的指挥官，直到该堡陷落为止，据他说至少有一百艘船只经常出入威尔明顿港。“到拿骚去的船只象邮船一样有规律。”

由于政策和环境限制，所以南方各州只能采取防御，因此戴维斯必须承认邦联的战略疆界与政治疆界是不相符的。政治疆界是从波托马克河到俄亥俄河，然后到密西西比河的哥伦布，再向西沿密苏里河而下。而战略疆界则是从波托马克起，沿着阿勒格尼山脉到查塔努加，然后沿田纳西河差不多直到萨凡纳，在富尔敦越过密西西比河，再达到在阿肯色河上的小石城。如果他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也认识到肯塔基，田纳西和密苏里三个州只不过是前进基地而已，即仅为主战略防线中的战术前哨，那么他的战略就一定会采取这样的具体形式：他应该能够看出主战略防线的枢纽应为查塔努加——亚特兰大地区，因为邦联中的两条主要横行铁路线通过这两个城镇，并使整个战略地区与孟斐斯，维克斯堡，新奥尔良、莫比尔、彭萨科拉、萨凡纳、查尔斯顿、威尔明顿和里士满等补给港口联结起来。假如查塔努加——亚特兰大地区丧失了，那么从补给观点上来看，实际上这个邦联的面积就会缩小到只剩下南北卡罗莱纳和弗吉尼亚三州之地了。（注：依照一八五〇年的统计，德克萨斯一州所有的牛马数字，要比其他南方各州的总和多四倍。）

如果戴维斯明白这个战略，那他就一定能认清阿勒格尼山脉恰好把这个主战场（即夹在密西西比河与大西洋之间的地区）分为两部分，一个是政治性的，另一个是战略性的。在政治性地区中，两个主要城市和他们政府的安全实为最重要因素。而在战略性地区中，足以决定一切的就是几条重要的河川交通线——如密西西比、田纳西、坎伯兰和俄亥俄等河。这样他就应该认清赢得胜利的最可靠方法就是消耗北军的实力也就是

无限延长战争。其正确的大战术即以查塔努加为其主力基地，而在田纳西州境内进行攻势防御作战，另用一支掩护兵力在弗吉尼亚作战。这样一场战争，若能努力进行，则不仅可以保护密西西比、亚拉巴马和佐治亚等主要补给来源地区，而且也使进入阿肯色和路易斯安那的重要渡口都能畅通无阻，并向肯塔基伸出援手。

有人会说，若采取这样的大战术，北军也许就会占领弗吉尼亚州，并从那里向南推进，深入到卡罗莱纳境内。即使北军能够蹂躏弗吉尼亚，要想深入似乎还是不可能的，不仅因为在田纳西境内作战的南军会把北军主力向西吸引，而且东部的地理条件也太困难，一七七五年到一七八三年的独立战争即可证明它是如何难以克服。一七八一年，格林将军在北卡罗莱纳州的行动可以参考。他避免激烈战斗，而专靠迅速的迂回运动以打击英军交通线。如果北军透入北卡罗莱纳州境内，他们能依赖的就只有一条丹维铁路，南军的攻击可以使这条铁路线经常被切断，所以为了保护交通线会使北军的整个野战兵力都为之瘫痪。而且为了保护这条中央补给线，他们被迫必须以极宽广的正面前进，而他们所经过的地区对他们又都具有敌意，所以其进度一定会十分迟缓。

在北军方面，由于直到战争末期，林肯才开始采纳斯科特的计划，同时林肯又找不到一位将领能够明了把战争带入田纳西东部的战略利益，所以他们的战略也是含糊混乱的。直到一八六三年九月，罗斯克兰斯在奇克莫加河被击败之后，林肯的正确思想才被军人所接受。主要原因是战争开始以来一连打了两年多，但是北军的注意力却始终只集中在那个政治性地区，包括敌方首都在内。

分裂成两方面的美国人民，把各自的命运交给林肯和戴维斯去操纵。林肯是农村出身，而戴维斯却是学者出身。林肯曾呼吸到自然界的自由空气，最善于用寓言来表达其内心感情；戴维斯呼吸的是经院中的陈腐空气，学问愈深灵魂也就愈僵化。林肯颇具人情味，而戴维斯却十分矫揉造作，态度刚愎，缺乏幽默感，既不善辩论，又不肯听信别人的意见，既不愿接受他人帮助，也讨厌别人的反对。因为他只想依赖欧洲的干涉

来结束战争，所以除了以棉花为王牌，更无其他外交政策。在战争初期，南方邦联政府的驻欧代表马森早已确认欧洲的棉花在一八六二年二月以前就会用尽，所以他们的“干涉”已成定局，可是在一八六一年结束之前，欧洲人已学会了没有棉花也同样可以生活。戴维斯始终不相信自己的看法是错的，可是他把政府和人民的命运都孤注一掷押在棉花上，结果终于失败了。反过来说，林肯却把他的信心寄托在他所说的人类公

共权利的思想上。尽管有许多差异，他所看到的却是一种人类；尽管气候和位置不同，他所看到的却是一个民族。照他看来，国家要比任何州的年轮更大，必须先有联邦然后才有各州。他认为无论如何演变，这个民族却决不能永远分裂下去。他的最大困难就是首先维持北方的团结，然后再用强迫手段使南方也重归于团结。反之，戴维斯的基本政治思想却足以使其国家自动毁灭，因为他主张每个州都有其控制自己命运的权

利，这样的政策当然无法维持其国家团结。从内心来说，林肯是帝国主义者，而戴维斯却是殖民主义者。

因为南方面积广大，道路缺乏，主要以农业为主，所以军人天然会采取游击战法，这正是他们的祖先在独立战争中所使用的老办法。要想击败这种人民性的作战，必须采取有条理的方法，只有纪律和坚定的态度，才能胜过个人的英勇和主动。可是不幸得很，北军方面却偏想完全照抄欧洲战争的传统。他们只会模仿而不知道创造。因为在开战之初，他们只有军团司令部和少数正规部队，于是迅速加以扩充，使其看上去颇为雄壮，但实质上却很无用。总而言之，南军就全体而言是处于劣势的，但是以个人而言，却更能适应多变的环境，具有自动精神，至于北方军人则只根据操典以克服困难。

除缺乏纪律为一大弱点之外，南军士兵就当时而论，应该是最优秀的单兵战士。南军方面的D.H.希尔将军这样描写道：

“他们总是有高度自信，只服从他们愿意服从的东西，对操练和纪律都感到不耐烦。在担负搜索和以散兵线作战时，他们可说是盖世无双。对正规作战与一切以操练和纪律为基础的行动，他们都不懂，也不注意。所以在战场上他们很象古代的骑士，而不象一具机器。他们在前进时好比一群乌合之众，毫无秩序可言。”

因为在此前二十年，火器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所以也大大刺激了这种个人主义的发展。在拿破仑战争时代，燧发式火枪的有效射程在一百码以内，与发射葡萄弹和榴霰弹的火炮相比，在射程上相差太远，所以火炮成为优势武器。但是到一八六一年，这种火枪开始被使用雷管的前膛来幅枪所代替，其有效射程可以达到五百码，比任何一种火炮都远。所以全部火力战术都发生了广泛变化。火炮变得比步兵落后，变成了支援

性兵种，步兵的火力战斗从四百码的射程就开始，而不是过去的五十码到一百码。这种长程火力战斗的结果使刺刀很少能派上用场，个别的精确射击变得比排枪齐放的效力更大，而为了发挥其充分效力，又要求应有主动精神和疏开的队形。所以雷管式来复枪非常适合南军的战术和士兵特性。

在战争中，南军士兵是以轻装姿态行军，每个人所背负重量不过三四十磅——一杆来复枪，一个子弹盒，一床旧毛毯，一支牙刷象玫瑰花似的插在纽扣洞中。反之，北军背负的重量则大约有六十磅。对南军的战术，泰勒上校有过下述分析，似颇能尽其全貌：

“我把南军士兵在战斗中的独立行动与机械化士兵的机械行动作了对比之后，获得一个奇特的印象。首先是一个人向前进，接着隔了两三个人的间隔，又有第二个人前进了。当火力炽热时，可能会中断一下，接着又是三三两两的前进。于是彼此互相鼓励，终于形成了一个个小群。最后军官挥动军刀，指挥部下“冲锋”，在一声喊杀之下，全线都迅速向前冲进，既不整齐也无秩序，但是其力量却不可抗拒，扫荡他们前面的

一切，真是所向披靡。”

反之，南军的一位士兵华生对北军的情形也有这样的描写：

“最使他们吃亏的就是他们严格遵守纪律和操典队形，人员密集在一起，在开阔地上保持着整齐的战线，给对方的火力制造了良好目标。他们的对手（南军）在战斗时采取较为疏开的队形，并且跪在地面上，所以只形成比较不显著的目标。他们因为知道他们的武器远比我们优良，所以尽量与我们保持较远的距离，以便从较远的地方射击我们；反之，我们却尽量想要与他们接近，以求缩短我方的射程。这对我方也是相当有利的。我们在向他们前进时被包裹在浓烟之中，而他们往后撤退却处于清晰的空气中，所以他们易于被我们发现。我们在装子弹时都是蹲下来的，接着就前进，然后再蹲下来，利用烟幕掩护，对敌人进行精确瞄准。而敌人却只是对着一团黑烟胡乱放枪，所以他们发射的大部分子弹都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去了。”

归纳起来说，北军的士兵是半正规的，而南军的士兵则是半游击的。一方随时以纪律为重，另一方则到处都只想发挥主动精神。在战斗时，南军十分勇敢善战，可是一旦脱离战斗，他们简直就不成其为军人。（泰勒将军说：战况愈紧急，他们愈可靠。可是当没有战斗发生时，他们却愿意坐在家里照顾自己的妻小和料理私事。）举例来说，有位南军士兵叫斯蒂尔斯，说当他前往葛底斯堡时，曾骑马进入一家民房，要求饮水，然后坐下来聊天闲谈，并且写了一封信，这样浪费了一两个小时之后才再去赶上他的部队。在南军方面，落伍是一个合法权利，这个毛病累次使他们功败垂成。

以上简述的即这次南北战争的一般背景。战争的开始是在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二日上午四点三十分钟。南军在查尔斯顿炮击桑特要塞，它在四月十四日正午向南军投降。

这些火炮开始射击时，李上校（一八〇七——一八七〇年）还在美国陆军中任职。四月二十日，他辞去官职，三天后就接受了防卫弗吉尼亚的重责。这时该州已经宣布独立，但尚未加入邦联。对南方而言，这是一件具有极大重要性的事件，因为李的身份，无论从军人或公民的立场上来看都很具号召力。他是亨利·李将军的儿子，一八〇七年一月十九日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斯特拉特福。一八三一年，他与国父华盛顿的妻子玛莎·库斯蒂斯的曾孙女玛丽·库斯蒂斯结婚，从此也就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家族的代表。

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派杰克逊上校去占领哈普尔渡口，杰克逊不久就获得了“石墙”的外号。五月十日，他被任命为邦联军总司令，直到六月八日才由戴维斯亲任统帅，于是李在名义上就成了他的总参谋长。他的第一任务即确保弗吉尼亚北部。他派约翰斯顿将军率领一万一千人去据守哈普尔渡口，另派博勒加德将军率领一万一千人去据守马纳萨斯会合点。这样他就完成了任务。这对华盛顿的人民和舆论而言实在是天大的刺激。他们都力主进攻，口号是“向里士满前进！”，这就逼得林肯和斯科特将军不能不动手。七月十八日，麦克道威尔将军把三万六千余名半经训练的部队集中在森特维尔，接着前进到马纳萨斯会合点附近的牛奔河。七月二十一日他被击败，他的部队发生了恐慌现象，一哄而散，逃回了华盛顿。

虽然这一战并未产生战略性结果，可是对战争的大战略却具有极大影响。这使南方的政客们对于军人的英勇行为产生了一种过份夸大的印象，并对敌军的战斗能力不免估计过低。另一方面也使林肯和他的政府都大吃一惊，于是从那时起直到一八六四年，所有北军在阿勒格尼山脉以东的作战，无一不带有保卫华盛顿的色彩。

这一战之后，林肯就把正在俄亥俄指挥西面军团的麦克里兰少将召回了华盛顿。七月二十七天，麦克里兰开始接管首都及其附近的五万部队，不久代替斯科特出任总司令。

麦克里兰出生于一八二六年十二月三日，曾在墨西哥服役，并且是克里木战争的观战团成员。一八五七年，他从陆军退役，改任伊利诺中央铁路公司的总工程师。此人精力充沛，才气纵横，具有卓越的组织能力，风度也很动人。他不久就获得了溃军的拥护，他把他们改组为波托马克军团，到十月二十七日，已使其兵力总数增加到了十五万人左右。八月四日，他向政府提出一个著名的情况判断，要求把兵力扩充到二十七万三千人。不久，他知道这样大规模的兵力一时是无法召集的，所以改变了思想，开始考虑向马纳萨斯或其他南军所在的地点前进。但是在十二月他突然患病，于是他考虑的作战不能不延展到第二年春初。

虽然麦克里兰能够赢得军人的拥护，可是却完全得不到政客们的支持，主要是因为他态度骄傲，所以他们始终不敢信任他。可是这却并非全是他一个人的错，因为如罗伯斯所说：“在任何一次大战中，都很难找到如林肯和斯坦顿（他的军政部长）这样完全不适合指挥军人的政府首脑。”。

在政客后面的就是群众，他们早已忘记了牛奔河的失败，又在高声呼喊前进。假如麦克里兰更聪明一些，他一定会攻下诺福克或是波托马克河上南军的任意一两座要塞，这就可以使他们的心理大为改观。可是麦克里兰却不会使用这种手段，所以政客们对他的恶感日益加深。

当麦克里兰养病时，林肯（他是很想使麦克里兰去职的）就采取了一个不合常规的行动，直接与他的部下富兰克林和麦克道威尔商洽。林肯向麦克道威尔说：“假如还不马上有所行动，大局就会一发不可收拾。若麦克里兰将军不想使用军队，那么他可以将军队借给别人，这样他就可以看到这些军队如何发挥作用。”当麦克里兰于一八二六年一月回到任所时，林肯又不与他商量，为了结束他所认为的是“不必要延迟”的情

况，林肯直接下了一道命令，说：“美国的陆海军都应全面运动以攻击叛军。”毫无疑问这是战争中最奇怪的命令。

当然，这些都只是白说，还是没有任何行动。到二月三日，麦克里兰因为道路条件不宜行军，所以他建议放弃从陆路进攻里士满的计划，而代之以一个水上运动计划，暂时以拉帕汉罗克河上的乌班那为目标，若发现这个点不合适，则可以转向莫布杰克湾或门罗堡登陆。

总统和他的军政部长立即大为恐慌，因为这样行动会使华盛顿前面失去陆军的掩护，而此时南军却仍然据守着马纳萨斯。最后麦克里兰勉强获得他们的同意，可是在三月八日，林肯又另外发出了一个手令，说：“必须在华盛顿城内和其附近留下一支部队，这支部队的规模，按照总司令和军长们的意见看来应足以确保该城安全。否则波托马克军团的作战基地不许有任何变动。”

对这一点并未有人提出反对，但很明显是为了迫使麦克里兰放弃他的计划，林肯又禁止他把军队向乌班那运输。

这时又发生了两个事件，使麦克里兰也认为乌班那计划已经失去了意义。第一个事件是三月九日，在汉普顿停泊港发生的一场值得纪念的海上战斗。南军的“弗吉尼亚”号军舰与北军的“莫尼托尔”号军舰在那里交手，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铁甲船战斗。虽然双方都未受重创，可是“莫尼托尔”号却证明它可以拼得过对手，这样就可以保护装载陆军的运输船一直前往门罗堡。第二件事是在同一天，约翰斯顿撤出了马纳萨斯

和波托马克河上的要塞，退向拉皮丹河上。四天之后，麦克里兰召集他的四位军长举行作战会议。这四位军长是：第一军麦克道威尔，第二军萨姆勒，第三军海特齐尔曼，第四军凯依斯。会议决定了两点：

（一）陆军最好是在老安乐点或门罗堡登陆。

（二）为保护华盛顿，只要留下四万名士兵即足够了。

这些决定为林肯所接受，于是军队立即开始装船，第一批船团于三月十七日启行。虽然如此，林肯和斯坦顿却并不指定哪些部队应留在华盛顿。而当麦克里兰建议任命其最干练的军官——富兰克林将军——为首都防卫司令时，林肯却另外任命了瓦德沃斯担任该职，这是一位毫无经验的志愿军军官。麦克里兰表示反对，斯坦顿却回答说：“选择瓦德沃斯自有其政治上的必要原因，这是为了安抚纽约农业方面的势力。所以这个问题不必再讨论，也不可能再更改。”（同时，当麦克里兰离开华盛顿之后，林肯即利用这个机会下令解除其总司令职务，使其指挥权仅限于波托马克一个军团。麦克里兰还是从报纸上知道的这个消息。）

直到四月一日似乎都无进一步的行动，当快要启航前往门罗堡时，麦克里兰写了一封信给斯坦顿说：“由瓦德沃斯将军率领用以防卫华盛顿的兵力总共为一万八千余人，包括正在建筑中的炮台在内。”也就是说，要比三月十三日所议决并经总统同意的数量少了一半以上。不过照斯温顿指出的，除这些守军以外，在首都附近还留有下述部队：在华伦顿有七千七百八十人，在马纳萨斯有一万零八百五十九人；在谢南多厄谷地有三万五千四百六十七人；在波托马克河下游有一千三百五十人，所以总计起来还有官兵七万三千四百五十六人。

虽然麦克里兰明知他已经违反了林肯在三月八日所发的命令，但华盛顿却并无危险；因为当麦克里兰出发不久，约翰斯顿即奉命把他的部队由拉皮丹移到里士满，在那里他又接管在半岛上和诺福克的南军指挥权，这两支兵力又分别由马格鲁德尔和胡格尔来率领。当北军登陆时，李在三月十三日已出任戴维斯的总参谋长，实际负责一切作战指导。他建议把约翰斯顿的兵力调往南方以增援马格鲁德尔。戴维斯表示同意。于是马格鲁德尔和他的一万三千人遂沿着沃里克河占领了堑壕阵地。

以上即南军方面的形势，当麦克里兰的第二、第三、第四三个军都已登陆之后，他就命令最后一个军向前推进，于是立即与马格鲁德尔的兵力发生了接触。他的下一个意图就是等麦克道威尔的第二军从亚历山大城到达之后，就指导他向格劳斯特前进，以迂回南军在约克敦的坚强防御阵地。可是到四月六日，军政部长斯坦顿却通知他说，因为华盛顿已成为无防御状况，所以总统决定把第一军保留在它附近。麦克里兰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为声名狼藉的事情。当一位将军实际上已经与敌方交战时，却突然被夺去了三万五千人的部队。”

若能占领格劳斯特，即可使舰队驶入约克河，约克敦也就会受到迂回。因为现在这个计划已经不可能实现，所以麦克里兰只好准备直接围攻约克敦。五月三日，约翰斯顿率领部队撤到威廉斯堡，两天后在那里发生了一场血战。五月十日，南军炸毁了“弗吉尼亚号”军舰，撤出了诺福克。这个重要事件使北军舰队可以开入詹姆斯河，这样就可以前进到距里士满只有七英里远的地点。五月十六日，麦克里兰在帕蒙基河上的怀特豪斯设立了司令部——在南方首都东面约二十英里。

虽然以后的事实证明北军在怀特豪斯设立司令部一事的结果是很不幸的，可是在这里北面仅仅只有六十英里远的地方，就是麦克道威尔的第一军，它现已移到腓特烈堡，正等待希尔德师到达，即向南开往里士满。所以怀特豪斯还是很安全的，并不必害怕侧面的攻击，而麦克里兰驻在这里，可以便于指挥他的四个军联合起来向敌方首都进攻。

此时，南军的情况已经变得很恶劣。约翰斯顿于五月九日写信给李说：“到处都是落伍者，而里士满毫无疑问充塞着没有请假就离队的人员。这些人在接近敌军时倒也精神焕发，可是在其他时候，为了避免拘束，却成群结队的离开自己的团队。要想使全军兵力集中起来进行会战，至少要早几天发出通知才行。”南方首都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急，已在准备把一切军事文件都疏散运往其他地方，甚至连戴维斯写给约翰斯顿的信中，也表示不胜忧惧。

这封信是五月十日写的，即诺福克失陷之日，可是在十天以前，约翰斯顿曾写信给李说：

“我们现在进行的这种战争是永远无法获胜的。”

“很明显，麦克里兰还是按照他在去年夏季采取的方法，其成功基础是依赖炮兵和工兵。在这两方面我们却无法与他竞争。”

“所以我们应该改变路线，采取攻势，集中我们在东部的一切兵力越过波托马克河进攻；而包里格尔德则应率领我们在西部的所有部队侵入俄亥俄。”

“我们的部队总是希望采取攻势，全国人民也一样。如果我们进行防御，听任麦克里兰去选择他的作战方法，那么我方将决无成功之可能。”

当麦克里兰出发前往门罗堡之后，林肯不但不将其在首都内外的兵力集中在统一的指挥体系之下，反而又把战场则分为三个区，每个区由一位将领担负独立指挥——即麦克道威尔，弗里蒙特和班克斯。第一个人负责华盛顿的防御，而其余二人则布署在谢南多厄河谷中。同样的在南军方面，戴维斯最感到焦急的也是里士满的防御，他和李将军都认清了对其首都的主要威胁，即麦克道威尔的南下。所以他们的行动就是利用林肯的恐惧心理，到四月二十八日，这个机会来了，在谢南多厄谷地中面对着班克斯的杰克逊，建议由他来向敌人进攻。李表示同意，因为他认为这样一个打击足以迫使林肯命令麦克道威尔向北移动，也就是让他远离麦克里兰和里士满。果然，当杰克逊向谷地前进不久，林肯和斯坦顿就大起恐慌，于是在五月二十四日，麦克道威尔奉令放弃向里士满进攻的行动，而立即率领两万人向谢南多厄谷地增援。同时，他们也把这个计划的改变通知麦克里兰。

当麦克道威尔接到这个命令时，他正位于腓特烈堡的南方，相距约八英里。他正在等候直捣里士满的机会，而波特将军率领一万二千精兵，已把南军逐出汉诺福会合点，肃清了正面。五月二十七日发生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而波托马克军团的右翼与麦克道威尔的前卫，相距已在十五英里之内。

麦克道威尔的部队第二次被扣住了，遂使麦克里兰原定的分进合击计划完全破产。这个计划的确很不错，所以在这个环境中扣留麦克道威尔的兵力，比上一次更不合理。林肯完全没有看清，保护华盛顿的最可靠方法就是立即向里士满前进，并避免陷入杰克逊在河谷中所布下的陷阱。就象罗皮斯所说的：“若能将十五万人的兵力集中在里士满附近，南军将被迫迅速撤退，这是可以断言的。实际上，北方军事当局的确准备这样干。之所以未能如此，完全是由于林肯总统的刚愎自用。他不听负责指挥作战将领的忠告，故意破坏这次联合行动，使击败南军和占领其首都的大好机会轻松放过。这真是前所未有的有利时机。”

麦克道威尔被召回，使波托马克军团一分为二。（选择怀特豪斯为基地也就是为了要与麦克道威尔合作。）在五月二十日到二十四日之间，第四军在前，第三军在后，已相继渡过了兹卡霍米尼河，而第二、第五和第六三个军则占领该河北岸上的阵地。（第五和第六两个军为“暂编”军，是在五月十五日编成的。）后面这三个军，分别由萨姆勒、波特和富兰克林任军长。

虽然决定这样的兵力部署时是为了与麦克道威尔取得接触，可是当麦克道威尔撤退之后，麦克里兰还是没有改变计划。所以他的军队继续被一条具有危险性的河流隔开，这条河虽然并不太宽，但因为边缘有泥泞沼地，所以成为一条困难的军事障碍物。麦克里兰停止了前进运动，开始在兹卡霍米尼河上架桥。在里士满城里的约翰斯顿发现麦克里兰的处境已经颇为不利，就命令朗斯特里特将军去担负解决凯依斯和海特齐尔曼两军的任务。结果就是所谓“仙橡”或“七颗松”之战，从五月三十一日一直打到六月一日。混战之中，双方死伤都很沉重，大约在一日下午七时，约翰斯顿负了重伤。他的职务暂由史密斯将军接替，第二天，奉总统命令，他又把这个军团交给李将军指挥。

虽然这次会战不具有决定性，但麦克里兰若在六月二日能发动一次猛烈反攻，毫无疑问就具有决定性了。假如他能如此，那么他很可能击溃毫无组织的敌军。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仍然回头进行架桥工程，因为天气阴雨，使他的军团在后面三个星期的时间里都没忙完。当然，他在兵力部署方面已经作了一些改变，因为除波特的第五军以外，他把所有其他部队都从该河的北岸撤到了南岸，并开始构筑坚强的野战工事，从哥尔丁农庄到白橡沼地，以及在母獭溪以东的紧接地区中，而从南面的进路也都有坚强防御。在这段时间当中，为了应付其紧急求援的要求，麦克卡尔的师共九千五百人，奉命前往并加入波特军，另外从巴尔的摩和门罗堡，也调来了一万一千人。所以到六月二十日，麦克里兰的军团一共已有官兵十万五千四百四十五人。

一旦桥梁完成，若非因为杰克逊仍留在河谷中，可以随时打击他与怀特豪斯的交通线，那么麦克里兰也许就会马上采取攻势——自从麦克道威尔撤走之后，这一面已大部分失去了掩护。麦克里兰的确已经认识到这种可能性，而六月十一日，敌军骑兵对其交通线的突袭即为明证，可以看出他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曾经由水路把大量补给品从怀特豪斯转移到了詹姆斯河上的哈里逊登陆地，此外，他也曾侦察铁路与白橡沼地之间的地区以及通往詹姆斯河的道路。

此时，李的处境极为困难，不仅因为仙橡战败已使其军队士气大受打击，同时他自己的名望也不够高。一八六一年八九月，他在弗吉尼亚西部累遭挫败。从那个时候起直到一八六二年三月十三日他被召往里士满为止，他对佐治亚，南卡罗莱纳和佛罗里达等州的沿海防御，几乎完全没有出面。所以实际上部队对他毫无认识，而依照他的军事秘书——朗格将军——的说法，军人对他是缺乏信心的。

李认为里士满势在必守，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因此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很聪明的——即从南面构筑一条防线，从詹姆斯河上的“查芬岩”直到兹卡霍米尼河上比“新桥”略高的一点。同时，他也着手改组他的军团，一共分为六个师——朗斯特里特、胡格尔、D.H.希尔、马格鲁德尔、惠丁、和A.P.希尔。

这个工作完成之后，六月五日，他出发侦察北军阵地，那天黄昏，他写了一封信给总统戴维斯提出下述建议：假如杰克逊能获得增援，他即可以越过马里兰进入宾夕法尼亚。接着他又说：“我正准备建立一条防线，以便只要一部分兵力即足以守住其正面，至于其余兵力，我决心用来进行牵制性行动，以引诱麦克里兰出击。”在这里，我们才第一次触及“七天会战”的起源，因为三天以后，在进行了另一次搜索之后，李写

了一封信给杰克逊，内容如下：

“如果没有什么一定需要你把注意力集中在谷地内，以致于使你不能抽出几天时间离开一下，那么你可以设法欺骗敌人，使他们感觉到你还是留在那里没动。若有这样的机会，请你立即让我知道何时可以与在里士满周围的军队会合，以进行决定性打击。请你自己安排，不过假如有机会发现能给敌人一次成功的打击，就决不要让机会失去。”

六月十一日，李又写信给他说：“我已派劳顿准将率领六个团，惠丁准将率领八个团来帮助你击碎当前的敌军。”此外他补充说；“守住隘路，利用铁路或其他方法，迅速前进到艾希兰，冲到兹卡霍米尼和帕蒙基之间，乘本军团在正面攻击麦克里兰时切断敌人的交通线。”

泰勒将军对这次增援也有如下叙述：

“为了欺骗敌人，李将军派惠丁、胡德和劳顿三位将领，率领相当兵力向谷地进发。这个行动是公开的，迅速为华盛顿方面所知，立即产生了预期效果，使华盛顿方面认为杰克逊是想从谷地侵入马里兰。十七日，这些部队乘火车到了斯陶恩顿，并未下车即转回戈登斯维尔，在那里与杰克逊会合在一起。”

同时，为了发现麦克里兰右翼方面的正确位置，李又派斯图亚特将军率领一千二百名骑兵去进行搜索，直到约克河铁路线为止。到六月十三日，斯图亚特已发现麦克里兰的工事并未延伸过母獭溪，而且也无迹象显示麦克里兰有改变其基地的意图。但是斯图亚特所获得的情报中，最有价值和最重要的还是下述事实，即敌人忽视了夹在母獭溪源头和帕蒙基河的一个支流之间的分水岭，并未加以设防。李根据这个情报，决定沿着这道山岭来打击麦克里兰的交通线。

不过因为派遣的搜索兵力过于强大，而率领他们的将领斯图亚特，个性又太冲动，使这个情报的价值被抵销了一大部分。在完成任务之后，他本应立即回去，可是他却偏要耀武扬威的环绕麦克里兰全军走了一周，并攻击他的补给纵队和后勤部队，使麦克里兰注意到他的危险。

示威游行完毕之后，斯图亚特于六月十五日回到里士满，李获得他的报告之后就写信给杰克逊约他会晤，然后他由朗格上校陪同去侦察北军在兹卡霍米尼河以北的阵地。他决心把杰克逊的兵力用在麦克里兰右方，他回来时就把这个决定向朗斯特里特提及。此时，杰克逊已收到李六月十五日的信件，就率领他的一万八千五百人沿着弗吉尼亚中央铁路南下，于六月二十二日（星期天）在李之前到了腓特烈走廊。他留在那里参加基督教集会，直到星期一凌晨一时，他才骑马到五十二英里以外的李司令部去，于三时到达。亚历山大将军说：“如果他的火车一直向里士满开去，那他可能在星期天清晨就到了目的地。他的军队在行军时若遇到星期天，也会留在营地休息一天。这位将军还有这样一个惯例，如果战斗或行军用去了一个星期天，那么他以后只要一有机会，就再用一天其他的日子去补足它。”

从下文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宝贵时间的损失实为使李的计划不能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他一到达，李就召开了一个会议，出席者有杰克逊、朗斯特里特和两位希尔，李说明了他的计划。其大致概念为：由胡格尔和马格鲁德尔据守里士满以东和兹卡霍米尼河以南的防线。杰克逊则绕过该河以北的麦克里兰阵地，迂回他的右翼，打击他的背面，切断他的交通线，以迫使他撤退。然后乘敌人撤退之际，朗斯特里特和两位希尔前进到母獭溪上，攻击敌人正面。

很明显，这个计划的成功关键就要看朗斯特里特和两位希尔的前进与杰克逊的攻击在时间上能否精密配合。此外同样明显的是，假如麦克里兰在战斗之前或之后撤回兹卡霍米尼河的南岸，拆毁河上的桥梁，然后进向里士满，那么李的主力就会完全受到反迂回。但是李却知道麦克里兰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深信他决不会把握住这样的机会。无论如何，这都必须使他将基地移到詹姆斯河，所以他只会向半岛方面退往门罗堡。

谢选骏指出：南北战争是“兄弟阋墙”的道德冲突，还是“优胜劣败”的种族斗争，或“阶级斗争”的社会改组？都不是，也可以说都是，反正盲人摸象，各执一词。但无论如何在我看来，南北战争都是对独立战争和美国立国原则的重大修正，或说是“背叛”也未尝不可。也就是说，美国从此由一个自由的联邦变成了强制的联邦——这是由“第一美国”转化为“第二美国”的关键一战。

【第一章：七天会战（下）】

根据弗里曼的《李传》，李的全部兵力约为六万七千人，而杰克逊则为一万八千人，所以加起来应为八万五千五百人。他的战斗序列如下：

防御兵力：马格鲁德尔师一万二千人，胡格尔师九千人；

攻击兵力：杰克逊师一万八千五百人，由斯图亚特的骑兵师一千八百人担负掩护；

追击兵力：朗斯特里特师在右，九千人，A．P．希尔师在中，一万四千人，D．H．希尔师在左，九千人。

詹姆斯河防御兵力：霍尔姆斯师六千五百人；怀斯群，一千五百人。

预备炮兵：由彭德里顿指挥，共二十三个连，三千人。

兹卡霍米尼河以南的骑兵：一千二百人。

再说麦克里兰方面。不算留在门罗堡的一万人，他实际指挥的人数共十一万七千人，其中有效人力为十万五千五百人。所以他要比对方多出两万人。

六月二十三日，麦克里兰的秘密情报人员获得一个谣言，说敌人正计划联合进攻。次日，他从一个逃兵口中获知杰克逊企图从戈登斯维尔向腓特烈走廊前进，以便在六月二十八日打击他的背面。虽然如此，他仍命令前哨线于六月二十五日向前推进，接着就发生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这就是所谓果园或橡树战斗。这次前进就是六月二十六日向里士满全面行动的准备。但是当他在那天黄昏回到司令部时，又接获了杰克逊前进的谣言。他还得到报告说博勒加德已经与李会合。他对此深信不疑，即用电报告诉斯坦顿说他面对的南军有二十万人之多。

虽然李和麦克里兰彼此都相信对方的数量要比自己的多了一倍，可是李却决定进攻，而麦克里兰却决定退却，这一事实即足以说明两人在指挥艺术上的差异。当然，麦克里兰的交通线现在只受到波特的三万人保护，这是北军留在兹卡霍米尼河以北的唯一部队，所以兵力似乎比较微弱。虽然如此，要想对他们进行决定性攻击，那么李还是不能单靠杰克逊的兵力，这一点麦克里兰也应该有清楚的认识。所以为了击破北军的右

翼，李势必要抽调自己右翼的兵力，而使其甘冒在兹卡霍米尼河南岸被北军击败的危险。

如上文已经叙述的，李的确曾抽调其右翼兵力，让马格鲁德尔和胡格尔两个人总共只指挥二万一千人，以对抗超过他们三倍以上的敌军。因为他深知麦克里兰的性格，所以敢于冒险，而此后他能否成功，就完全倚赖杰克逊一个人了。假如杰克逊能在波特获得增援之前即实行打击，那么就象亚历山大将军所说的：“对于李的赌博就是一大成功，这也是任何南军将领从来没有过的最好机会。”可是杰克逊却未能达成任务，这对李和整个南方而言都是极大的不幸。不仅如上文所说，杰克逊的人把整个星期天都用在祈祷而不是行军上面。而且他们在星期一这天的行军成绩也实在太差，所以到星期二上午，他们能到达的位置还是未能比母獭车站更远，距杰克逊预定在该夜宿营的艾希兰还有大约十八英里，距离“斯塔克教堂”附近的弗吉尼亚中央铁路大约二十五英里。依照第七十五号命令，杰克逊应在六月二十六日（星期四）上午三时到达那里。事实上，他在上午九时才越过铁路，然后再前进了八英里，大约在下午五时左右宿营于“亨德利角”。他此时距离波特后方已在两英里之内，可以听到远距离的猛烈射击声。

此时李正在等候之中，时间已过正午。到大约下午二时，他接获报告说，北军已撤出某些炮兵阵地。李、朗斯特里特和D．H．希尔向前去观察，证实了报告的正确性。突然，他们听到北方有猛烈枪炮声传来，他们以为是杰克逊终于赶到了。事实上，那并不是杰克逊，而是A．P．希尔的师，希尔已经决定不再等候，未奉命令就主动前进了。于是北军经过梅卡尼克斯维尔退到母獭溪后面的既设坚强阵地中。希尔对他们实行猛攻，但终被击败，死伤极为惨重。

这次早产的攻击使面对朗斯特里特和D．H．希尔的北军也向后撤退，于是他们这两个师也就奉令前进，希尔命令李普雷旅向北军全线最坚强的一个据点实行正面硬攻。照亚历山大将军的说法：“这种毫无希望的冲锋是前所未见的，他们前仆后继，直到尸体堆积如山，照北军方面的记载，说尸体的厚度好比苍蝇堆在糖碗上面一样。”就这样，李在七天会战中的第一战以惨败告终。那天夜里，他派一个传骑把下述紧急命令送给胡格尔：“在今天夜里守住你的堑壕，必要时不惜使用刺刀肉搏。”因为现在他的计划已经泄露，他担心麦克里兰会把波特的部队撤到兹卡霍米尼河以南去，然后集合其全军的力量突破马格鲁德尔和胡格尔的防线，向里士满前进，以切断南军与其首都之间的联系。

麦克里兰应该这样做，其理由非常明显。可是就象斯温顿说的，“这种作战太果敢了，不适合北军统帅的谨慎性格。”麦克里兰刚从他的秘密情报人员手中获得消息，说李现在已经有了十八万人的兵力。所以他决定撤到詹姆斯河上，在那里建立一个新基地以重整攻势。为了掩护撤退，他应该把波特的部队撤到兹卡霍米尼河南岸，否则即应给以增援。可是他却什么都不做，到六月二十七日拂晓，当他得知杰克逊已经与李会合的消息，就命令波特撤到盖恩斯磨坊附近沿着船夫沼泽的既设阵地。这个撤退的执行颇为成功。

波特正巩固其新阵地时，李骑马来到胡桃林教堂，位于梅卡尼克斯维尔东面，在那里他与A．P．希尔和杰克逊会晤。杰克逊对他在亨德利角的耽搁并未表示歉意。李预测会战应在波怀特溪发生，这条溪流从船夫沼泽的正西面流过。他的计划是准备由A.P.希尔向波怀特溪实行突击，而由朗斯特里特在其右侧担负支援。杰克逊和D．H．希尔则应前进到波特后方。简而言之，A．P．希尔和朗斯特里特的任务是要把北军向D．H．希尔和杰克逊的手臂赶去。和平常一样，李的指示总是口头的。

下午二时，会战序幕展开，首先由A．P．希尔发动了一次猛烈的突击，他以为杰克逊的全军也一定会在同时采取行动。他被敌人击退时，李命令朗斯特里特在他右面也跟上来了。一个冲锋接一个冲锋，但每次都被击败。虽然李不断派传骑去催促杰克逊赶紧前进，但是据朗格说，他又走错了路，必须回过头来行军，才能走到正路上，这样一来使李的作战延误了好几个小时，使其攻击计划受到很大影响。

实际上，杰克逊所做的还不止于此，他简直使计划完全破坏了。下午四时，波特不仅英勇守住了自己的阵地，而且又获得九千余人（富兰克林军中的斯洛克姆师）的增援。最后，快到黄昏时，杰克逊才加入战线，于是李命令沿所有正面发动全面突击。波特的阵地中央被突破了，一共有二十二门火炮和二千八百人（包括伤兵一千二百人）被南军俘获。这样，李总算赢得了盖恩斯磨坊之战，成本却很高：一共死伤了八千余人，而他的对手现在又获得了萨姆勒军调来两个旅的增援，保持着良好秩序向后撤退。亚历山大对这次战斗的批评如下：“简单地说，这次战斗完全是由师长们各自为战的，结果几乎就输在他们手上。只是到了最后一分钟，总指挥官才发挥了他的能力。但是假如那天上午杰克逊能够象他平时的惯例一样作迅速推进，而且当A．P．希尔进攻时，全力投在麦克里兰的右翼，结果可能就会获得一场比较轻松的胜利。”

当天夜间，波特以良好秩序向兹卡霍米尼河以南撤退，北军的军长们也接获了通报，得知麦克里兰的意图是退往詹姆斯河上的“哈里逊登陆点”。此时，兹卡霍米尼河上的桥梁已被焚毁。

李对骑兵的误用要比这些桥梁的被焚毁更足以迟滞他自己的前进。他没有派斯图亚特去迂回麦克里兰右翼，而命令他与艾威尔师合作，去对约克河铁路进行毫无价值的远征行动，因为从那里起，杰克逊早已切断了北军。所以毛莱斯爵士说：“他自己把自己的眼睛蒙上了。”直到六月三十日，他才命令斯图亚特重新渡过兹卡霍米尼河，结果还是太迟，没有赶上七天会战的最后一战。因为没有骑兵，所以李无法判断麦克里兰到底是退往门罗堡还是詹姆斯河。

此时，麦克里兰的军队位于兹卡霍米尼河与白橡沼泽之间，正忙于在白橡沼泽溪流上架设两座桥梁，第一座桥完成之后，第四军在凯依斯指挥下渡过了溪流，在其南面四英里远的地方占领阵地，以封锁查尔斯城，新市和魁克道路等。接着渡过的就是预备炮兵，六月二十九日清晨，又有一群总数约二千五百头的牲口和军团的辎重纵队——大车三千六百辆和救护车七百辆——也都先后渡过了。到下午，全军都已安全渡过了白橡沼地。

同一天，麦克里兰也把经过情形写了一封信报告斯坦顿，其措辞之特殊可说是从所未见。他在结尾说道：“假如我拯救了这个军团，我可以坦白的告诉你，我既不必感谢你，更不必感谢在华盛顿的任何其他人。你们已经竭尽全力来牺牲这个军团了。”

直到六月二十九日日出之后不久，李才知道麦克里兰正向詹姆斯河上撤退。他的精神马上来了，如他自己所说：“趁着对方退却和调换基地时加以攻击，这对任何军人都是最难得的机会！”接着他就发号施令，他有一切理由可以确信这一次足以歼灭敌军。

但还是和往常一样，仍然是口头式的命令。艾威尔应留在巴顿桥并接受杰克逊指挥，斯图亚特负责监视兹卡霍米尼河下游各渡口。杰克逊负责修复葡萄藤桥，并以全速扰击敌军背面。同时，马格鲁德尔应取道威廉斯堡道路，胡格尔应取道查尔斯城道路，以攻击敌人右翼。朗斯特里特和A．P．希尔应在新桥渡过兹卡霍米尼河，从马格鲁德尔和胡格尔的后面绕过，前往达尔拜镇大路，以阻塞北军先头部队向詹姆斯河上的退路。这个部署的重点又是在杰克逊身上，因为D．H．希尔和艾威尔现在都听他指挥，总兵力已达二万五千人，在各纵队中是最强的一个。

命令下达之后，李即骑马前往马格鲁德尔所部，然后又往胡格尔所部，并且一直留在那里。此后，他对这次追击完全失去了掌控，因为他的部下彼此之间完全不合作，而且也都不与他联络。其结果是一场混战。

一开始马格鲁德尔就弄错了，他以为胡格尔已经奉令取道威廉斯堡道路前进来支援他。同时他感到敌人的实力很强大，就向李要求增援。李的反应是把胡格尔师的后面的两个旅送过去，但他却又授权胡格尔，如发现马格鲁德尔不需要他们时，可以将他们召回。在那种情形之下，胡格尔应推进其全师兵力。因为当胡格尔了解到马格鲁德尔是不需要这两个旅的，所以就把他们召回，这个行动使他自己延误了许多时间，所以在那一天内，他总共前进不到六英里。

此时马格鲁德尔等候其右面的胡格尔和左面的杰克逊。胡格尔固然没有出现，他却经由他的一位旅长琼斯将军与杰克逊取得了接触。从这方面，他得知杰克逊现在不能帮助他，因为他“正有其他重要的工作。”于是马格鲁德尔独力攻击其所面对的北军后卫，把他们击退到“野人车站”，这正好位于杰克逊的前进路线上。

直到那天黄昏，李才听到这个消息，他写信向马格鲁德尔解释说：“我从泰勒少校方面得知你有这样一个印象，以为杰克逊将军是奉命不支援。其实完全不然，他获得的指示正是应该这样做，并迅速加强追击。”

为什么杰克逊不遵从这个命令呢？他有什么其他的重要工作要完成呢？关于这一点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但最可能的是六月二十九日又是一个星期六，所以就象亚历山大将军说的：“杰克逊对这一点是严格遵守的。他的大部分部队全天都留在营中祷告。直到星期天午夜已过，他们才大约在上午两点三十分时开始前进。”

这些对命令的误解，加上杰克逊的宗教信仰，其整个结果就是使麦克里兰的大军在六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两天之内能够安全退过沼地。至于朗斯特里特和A．P．希尔，却已经沿着达尔拜镇道路前进了十三英里，到达了阿特里农庄——在浸礼会教堂以南——留在那里，感到进退失据。霍尔姆斯率领的六千人，也已在他们右面，沿着新市道路南下。

那天夜间，李对第二天的作战下达了如下命令：

（一）霍尔姆斯继续沿新市道路前进，并在这条路与长桥路的交叉点附近的新市高地上占领一个坚强的防御阵地。

（二）马格鲁德尔从野人车站向后转，利用最短的路线进入达尔拜镇道路，沿着它前进，作为总预备队。

（三）朗斯特里特和A．P．希尔继续沿达尔拜镇道路前进，直抵长桥路，一旦发现敌人即准备攻击。

（四）胡格尔沿查尔斯城道路进发，一与敌军接触即开始使用炮兵。

（五）杰克逊率领惠丁和D．H．希尔前进到白橡沼地桥上，在那里渡过溪流，从后面攻击敌军。

（六）斯图亚特暂时放弃其原有的任务，向主力靠拢，依照环境的变化以实行协助。

胡格尔炮兵的炮声作为全面前进的讯号。

次日清晨，李骑马往野人车站，在那里与杰克逊会晤，杰克逊在上午三点三十分已经与马格鲁德尔会合。依照斯蒂尔斯记载，这次会晤的情形是：“两位将军互相温和的寒喧了一阵。他们面对面站着，杰克逊开始以一种冲动急躁的语气讲话了，一面用他右脚靴跟在地面上画出图解。他很快画成了一个三角形的两边，然后从第二条直线的顶点上，再画第三边向第一边引伸过去，这条线他画得很慢，一面看着李的脸，一面很起劲的说话。最后第三边与第一边相交，完成了这个三角形。他提起脚来，用劲踏着，大声说道：‘我们可以抓住他。’于是上马走了。”

李接着与马格鲁德尔谈话，把命令解释给他听，然后再骑马赶上朗斯特里特，这个纵队的前卫已经接近与长桥路的交叉点。大约正午时，据报敌军正在威利斯教堂道路上，朗斯特里特师立即构成战斗队形，不久开始与海特齐尔曼的北军哨兵发生接触。在下午两点三十分时，听到胡格尔师的方向有炮声传来，于是大家都认为这就是全面会战开始的讯号。虽然炮声在三点钟时停止了，但朗斯特里特的领先旅在此时却已经与北军发生了战斗。

同时，李从正沿着新市道路前进的霍尔姆斯方面获得了报告，说看见敌军纵队正在翻过马尔芬小山向南撤退。若这个报告是真的，其意义就是说麦克里兰已经快要逃出他所布下的陷阱了。为了证实这个情报，李沿着长桥路疾驰赶往新市路的交叉点上。他到该地之后，立即发现这个消息完全正确。

李离开之后，朗斯特里特指示马格鲁德尔去支援霍尔姆斯，但是李回来后，他收回了这个指示，命令他回来增援朗斯特里特，因为胡格尔和杰克逊的攻击都还没有发动。现在李似乎已经明白，假如朗斯特里特和A．P．希尔再等下去，那么敌军可能会全部逃走，所以在下午五时，他命令他们通过在格伦德尔和弗莱塞尔农庄附近的森林和林间空地前进。这一战就以这个农庄命名，也被称为纳尔逊农庄之战，这是附近另外一个农庄的名称。

现在进行的攻击有点杂乱无章。朗斯特里特师中领先的一旅，很迅速地冲过了这些森林和空地，结果与后续的支援部队脱节了。虽然据守北军防线中央部份的麦克卡尔师被击退了，可是在它两侧属于海特齐尔曼军的胡克和基尔尼两个师却仍能屹立不动。这两个师，加上由于胡格尔和杰克逊两个人的不行动，从那方面放出来的塞奇维克师和其他部队终于阻止了朗斯特里特和希尔达到魁克道路。北军的辎重纵队正沿着该路向马尔芬小山退却。这次的攻击除了俘获十四门火炮和几百名俘虏以外，可说是毫无成就。

这时，胡格尔依照所奉命令，已经沿着查尔斯城道路前进。可是他在行动时却十分谨慎，因为他担心除非等杰克逊的攻击发动，否则他的左翼有受到迂回的危险。他发现道路已经被“伐木”所阻塞，就开始进行扫除障碍物的工作，不久就发现敌方斯洛克姆和塞奇维克两个师的支队正在阻挡他前进。这就是炮声的由来，那并不是攻击的讯号，而只是为了扫清进路。他不知道从森林中通过以绕过这条道路，而是一直沿着这条大路前进，于是敌人在他前面一路砍倒树木，其速度要比他所能清除的还要快。这样，直到夜幕低垂，他走过的距离不过两英里，但是因为某种未知原因，他既未通知李，而李也没有给他任何训示。

与此同时，杰克逊加上艾威尔师的支援，也在缓缓推进，他们一路花了太多时间来捡拾北军丢弃的枪械和装备，所以直到上午十时，他还只走了七英里，刚刚到了白橡沼泽溪流。在那里他发现桥梁已经被破坏，并且有一个北军的炮兵连——属于富兰克林军——正在南岸发射。

现在就要说到会战中的最奇怪的事情了。杰克逊在六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九日停止不进，还可以勉强用宗教信仰来解释。可是六月三十日却是星期一，这个解释却无法适用，除非是因为他前面曾用去了一个星期天，所以要在这天补还。不过无论如何解释，杰克逊又停止不动却是事实。

虽然桥梁已经破坏，但是这个溪流的平均宽度不过十到十五英尺。在桥的上游有四个徒涉场，在下游还有一个。孟福德上校没有经过任何困难就率领弗吉尼亚骑兵第二团渡过溪流了。汉普顿将军也渡过了。当他回到杰克逊身边，就要求允许为步兵建造一座桥梁。这个要求被准许了，于是在“几分钟”之内就建好了一座新桥。关于以后的情形，汉普顿这样记载说：

“当我回到沼泽这边，发现杰克逊将军正坐在路边一颗伐倒的松树上，我就坐在他旁边，报告说桥已造好，而且敌人正处于暴露的位置。他把帽子拉下来盖住眼晴，眼睛却是闭着的，在听完我所说的一切之后，过了几分钟一言不发的站起来。第二天上午，我们发现富兰克林和其余北军部队已经集中在马尔芬小山上。我相信，如果当时在白橡面对着我们的富兰克林被击败，那么整个北军就可能全部被毁灭。”

此时与杰克逊在一起的达布尼，对杰克逊这种莫明其妙的态度，认为是过份疲劳所致。他说：“在过度疲劳之后，他马上想倒下来睡觉，晚餐的食物还含在嘴里，他（杰克逊）说：现在，诸位，让我们马上都睡觉，到拂晓时再起来，看明天我们能做些什么吧！”可是话虽如此，他却又能在这样忙碌疲倦的一天中，腾出时间写信给他太太，信中充满了感情，闲话家常，絮絮不休。

在这天黄昏和夜间，原来坚守弗莱塞尔农庄的北军部队，保持着良好秩序向马尔芬小山退却。这次技巧的撤退，绝对不能归功于麦克里兰的领导有方，因为在六月二十九日，当他给各位军长下达命令之后，就让他们各自为战，而自己则先退往马尔芬小山，以布置那里的防务。所以罗皮斯的评论很恰当，他说：“假如他的军团在那一天被击败，那么麦克里兰本人应负全责。北军各位军长，虽然彼此之间能有效合作，但是在那一天的行动却缺乏统一领导。譬如说，事实上到了晚间，富兰克林（据他自己说）就是自己负责，指挥部队向詹姆斯河移动的。”

这样就结束了弗莱塞尔农庄之战，按照弗里曼的意见，这是“南军在战争中所丧失的伟大机会之一。”亚历山大如此评论说：“我常这样想，若李自己回顾其战争经历，那么他一定觉得在整整四年中，再没有比一八六二年六月三十日这一天更不幸的了。毫无疑问，这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机会，因为这时南方邦联正处于全盛期中，在此前或以后，更从来没有这样多的人力。而在这个时期若能获得一次胜利，其精神和物质上的效果也会比任何其他时期都更有效。”

七月一日清晨，马格鲁德尔的师到达弗莱塞尔农庄，并立即接替了朗斯特里特和希尔的疲乏部队。不久也与杰克逊取得接触，杰克逊也终于渡过了白橡沼泽溪流。李于是命令继续追击。

杰克逊奉令沿威利斯教堂道路前进，马格鲁德尔则应沿魁克道路前进，而胡格尔师中的马洪和兰索姆两个旅则应跟在杰克逊后面。（注：魁克道路和威利斯教堂道路其实是同一条道路，但很明显，李却以为这是两条路。）阿米斯特德和赖特的两个旅则沿着一条向南的小路前进，从查尔斯城道路越过长桥路以达马尔芬小山。朗斯特里特和A．P．希尔两个师则充任预备队，而霍尔姆斯则暂停在新市道路上。李还是和惯常一样

，把命令的执行完全交给师长们去自主。

此时，麦克里兰已经把全军集中在马尔芬小山上，这个阵地具有极险要的天然形势，曾由波特对它进行过仔细侦祭。这是一个高原，从南到北约有一英里半长，大约有四分之三英里的宽度。南面侧翼有土耳其岛溪流和詹姆斯河上北军炮艇火力的掩护，在东北面和东面另有一条叫作“西流”的小溪。据李说，其周围都是由“地形破碎，森林厚密”的地区所包围。中间几乎完全由一个沼泽穿过，只有少数地方可以通过，而且也都很困难。

依照麦克里兰的自传，他的大致部署如下：

“波特军防守战线左端，塞克斯师在左，莫里尔师在右。柯齐师在波特军之右，其次则为基尔尼和胡克，塞奇维克和理查德森，史密斯和斯洛克姆，然后才是凯依斯军的其余部分，他们形成一道向后弯的曲线，差不多达到河边。宾夕法尼亚预备军则保留为预备队，位于波特和柯齐后方。波特军的一个旅被派往左面的低地以来保护这个侧翼，防止任何从里士满道路方面的运动。”

发布命令之后，李即骑马出发去查看敌人阵地。他发现北军炮兵集中起来，从西到东北形成一个长新月形，而以步兵为其支援。在草草观察一番之后，他回营就采纳了朗斯特里特的建议，准备在炮击的掩护之下进击，其讯号预定为阿米斯提德旅的喊杀声。并预定当发现南军炮火一开始生效就立即行动。这个命令是下午一时三十分发出的。

亚历山大说：“经过了一些延迟之后，南军的炮兵才开始发射微弱的火力，于是立即被敌方集中火力制压。这种效力很差的炮兵使突击希望渺茫，所以在下午三点钟前，李决定放弃其突击意图。他只通知了朗斯特里特，而并未告诉其他将领，好象无此需要似的。”

李现在决定采取迂回运动。他与朗斯特里特一同骑马向东，想寻找一个适当的位置，经过一番匆匆观察，他决定攻占那个地区中的高地。他正作此项决定时，又接获报告，说北军已在撤退之中，现在马格鲁德尔已经到了右方，而阿米斯提德也已击退了敌军。所以他又打消了迂回麦克里兰的念头，而派狄金森上尉——马格鲁德尔的副官——把下述命令传达给马格鲁德尔。

“李将军希望你能迅速前进。他说据报敌人正在撤退。把你的全部兵力向前推进，学习阿米斯提德的成功榜样。”

D.H.希尔曾经说道：“我从未见过这样英勇伟大的场面。日落之后，在马格鲁德尔的命令下，九个旅向前进攻。不幸的是他们并没有一起运动，从而被敌人各个击破。每当一个旅从森林中钻出来后，马上就有五十到一百门火炮对着他们射击，行列中立即被撕开了巨大的裂口，但是英雄们还是集合起来继续前进，又为炮位附近的敌军预备队击倒，很少有几班人能够到达那里。多数人都要越过一片宽达半英里的开阔地区，前面被敌军的野炮火力轰击，后面又受到炮舰上重炮的夹击。这不是战争，只能说是屠杀。”

接着，D.H.希尔听到他的右方发出了一阵喊声，继之以步枪射击，于是他认为这是攻击讯号——他并不知道攻击已经取消了——于是他也命令所部前进。他们马上就遭到榴霰弹回敬。马格鲁德尔向朗斯特里特求援，希尔也向杰克逊求援。于是有更多兵力不断投入这个屠场，直到夜幕低垂，这场流血悲剧才自动闭幕。

李已经失败。他走过这些残军的营帐，找到了马格鲁德尔。

他问：“马格鲁德尔将军，你为什么要攻击呢？”

马格鲁德尔毫不迟疑的回答说：“服从你那个一再重申的命令！”

李无言可答，因为实在无话可说了。

那天夜间，斯图亚特的骑兵才由兹卡霍米尼河上回来。

尽管波特、亨特和萨姆勒，都力劝应向南军反攻，可是麦克里兰在七月二日还是决定继续向哈里逊登陆点撤退。大雨如注之下，他终于把基地从帕蒙基河上移到了詹姆斯河上。此时，李派斯图亚特和他的骑兵继续追击，并命令杰克逊（扣除D.H.希尔的兵力），朗斯特里特和A.P.希尔继续向南运动。其余部队则留在马尔芬山上，只有霍尔姆斯奉令返回宙里岩。

七月二日，只前进了两英里。第二天，李获得斯图亚特的报告，说他已经到了哈里逊登陆点，并发现有个伊夫林顿高地，是可以控制而尚未被敌军占领的。在把报告送出之后，向以有勇无谋著称的斯图亚特就开始干一件蠢事，这是这场会战中许多愚行中的最后杰作。为了不让麦克里兰注意到伊夫林顿高地是个漏洞，他本应绕过这个高地，斯图亚特的行动却完全相反，他居然把他唯一的一门榴弹炮（弹药已经快用完了），由少数骑兵掩护送上高地，向下面的敌军营地射击，结果是使麦克里兰立即用强大兵力把这个高地占领了。

七月三日，朗斯特里特迷了路，杰克逊则只走了三英里。第二天，李策马前进，发现部队已经严阵以待，准备要发动攻击以夺回伊夫林顿高地，但是经过了一番迅速侦察之后，他发现敌军的防御现在已经过于坚强，不可能再攻下了。七月七日，他发表一个文告向部队表示谢意，两天后就率领他们返回里士满。

从六月二十五日起，在七天的会战中，双方所付出的代价都极高。李全军一共死伤了一万九千七百三十九人，麦克里兰方面为九千七百九十六人，但还应加上失踪的六千零五十三人。

这就结束了这场战争中的一次最有趣味和最富启发性的会战。

即使麦克道威尔的兵力中途被抽走，麦克里兰似乎毫无疑问能够占领里士满。同样，如果在这七天中，杰克逊能够有较好的表现，使他的声誉能够名副其实，那么李也就会击溃波托马克军团。这个假定似乎也极为正确。这两位主将都未能达到其理想目的，这是与他们二人的指挥艺术有关的问题，因为南北两军的士兵在战斗中都表现出同样的英勇。麦克里兰虽然是个能干的参谋军官，但却是个懦弱的指挥宫。反之，李虽然是个大胆果断的指挥官，但却是个能力很差的参谋军官。若引证下面两位南军将领的意见，更可以看出李的弱点。

D.H.希尔说：

“在整个会战中，我们攻击的时间和地点都正是敌人所希望的。原因是我们对地形完全缺乏认识，而对一连串的战场都缺乏侦察的缘故。”

泰勒将军也说：

“从冷港直到马尔芬山，可以说除了一系列巨大错误以外，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了。南军指挥官对当地地形的认识，似乎不比他们对中部非洲的认识更多。”

虽然李在他的报告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而在整个会战中所使用的地图，都象是十岁孩童所画的一样。可是他却从未认识到克服这种困难就是他的责任。他应该有一个组织良好的情报部门，能够提供完善的地图。

虽然如此，尽管这两位主将都具有缺陷，而他们的业余部队也很拙劣，可是在这个会战中的最大错误却并非由他们所造成。造成空前大错的人是哈里克将军，他在华盛顿代替了斯坦顿，担负起指导战争的责任。麦克里兰在哈里逊登陆点向他要求继续向里士满进攻——巧合的是，这正与一八六五年格兰特将军结束战争的作战完全一样——哈勒克却拒绝批准。所以在八月三日，违反了其指挥官的意志，这个尚未被击败而且士气极为高昂的波托马克军团，由于一个胸襟狭隘的“军事腐儒”的短视，被迫放弃了会战。

七天会战的重要性在于失败方面。若不是南军方面累犯错误，那么麦克里兰可能全军覆没，果真如此，那么美国联邦政府也会暂时随之崩溃。而如果不是北军方面累犯错误，那么李的全军覆没更是已成定局，里士满政府也就会随之灭亡。就象两位美国历史学家所指出的：“战后改造时期的恐怖也许就不会发生，奴役制度的取消也可能不必使用暴力，南方社会也不至于被破坏，而南方对各种温和的改革手段也可以有一些发言权。”所以美国内战中的第一场重要会战，其政治重要性不是缩短了战争，而是使之延长了将近三年之久，并且也足以决定战争的后果。

谢选骏指出：当局者迷——他们以为战争只是在解决一个争议；哪里知道这是在结束一个国家的生命！而结束一个国家的生命仅用几天显然是不够的，这需要一场绵延四年的美国内战（英语：American Civil War），中文通称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发生于1861至1865年期间。参战双方为北方的美利坚合众国（简称“联邦”，Union）和南方的美利坚联盟国（简称“邦联”，Confederate）。据估计，约有10％的20-45岁北方男性和30％的18-40岁南方白人男性在战争中死亡！北方称其为叛乱战争，南方则称独立战争，其后名称则趋于中立称为美国内战。我们可以看到，这不仅是“第一美国”的国家灭亡，而且是“总体战”（德国人）、“幽灵党”（犹太人）和“进化论”（英国人）的实验品（美国人）！

【大事记（二）：美国内战的进展】

麦克里兰未能攻占里士满，在以后十二个月中，在东部地区一共进行了五次重要会战，但都不具决定性。第一场是马纳萨斯或奔牛河第二次会战（一八六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三十日），由波普将军率领的北军被李击败。一个月之内，李又被麦克里兰击退，就是夏普斯堡或安提塔姆会战（一八六二年九月十七日）；接着就是腓特烈堡会战（一八六二年九月十七日），伯恩赛德将军的攻击又被李将军击退。其次是钱瑟勒斯维尔会战（一八六三年五月一日到四日），在这一战中，李使胡克受到反迂回，从而破坏了他的计划。最后是葛底斯堡会战（一八六三年七月一日到三日），李又被麦德将军击败。

所有这些会战都基于错误的战略基础。双方都沉醉在不正确的观念中，以为赢得战争的最迅速方法就是占领敌方首都，双方都没有认清战争的战略重心并不在波托马克河或是詹姆斯河上，而是在查塔努加——亚特兰大地区。就象在前一章中早已指出的，假如这个地区被北军占领，那么南军在后勤方面就会被切成两块，而其东北地区也有受到两面夹击的危险。反之，若这个地区仍然掌握在南军手中，那么即使里士满失陷，战争却还是可以无限拖延下去。这五次会战所达成的任务，只不过是互相消耗，但因为北军的元气较为充足，比较易于补充损失，所以算起来还是他们占了优势。

当东面的战争正在继续进行之际，在西面，由于环境逼迫而并非由于事先的计算，这个战略重心的重要性就逐渐在一位过去并不闻名的军人心中产生了印象。他就是格兰特将军（一八二二——一八八五年）。

格兰特出生于一八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他在墨西哥战争中有卓越表现，但在一八五四年，因为被指控酗酒，不得不从陆军退休。内战爆发时，他被指派为伊利诺斯步兵第二十一团团长，一八六一年九月四日，他升任准将，其司令部设立在开罗。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点，因为河流交通线从那里通往维克斯堡，新奥尔良，路易斯维尔，匹兹堡，纳什维尔和查塔努加等地。为了封锁这些河川，南军已在密西西比河上建筑

了坚固工事——在田纳西河上建筑亨利堡，在坎伯兰河上建筑多尼尔森堡，在其东面他们已经把约翰斯顿将军的兵力推进到了肯塔基南部。

格兰特认识到巴都卡在俄亥俄河上的重要性，于九月五日将其占领。两个月后，哈里克将军和布尔将军分别担任密苏里和俄亥俄两个地区的指挥官。

为了切断密苏里境内的南军与肯塔基境内的南军间的联系，格兰特获得许可向亨利堡和多尼尔森堡进攻。他于一八六二年二月六日攻占了亨利堡，并迫使约翰斯顿放弃包林格林，接着又在二月十六日占领了多尼尔森堡。这个成功具有极大的战略重要性，因为这迫使南军后退，并打开了向南通往维克斯堡的门户，赢得了肯塔基，同时使田纳西暴露在入侵威胁之下，使南军丧失了十七万五千人的兵力。

此时，约翰斯顿退往柯林斯，到二月二十四日，布尔占领了纳什维尔，并建议对孟斐斯－查尔斯顿铁路进行打击。哈里克表示同意，但他因为嫉忌格兰特，所以另派史密斯将军指挥这次远征。不久，哈里克又奉命指挥所有在西面的北军，这个任命使布尔也隶属于他的指挥体系，于是哈里克决定指挥其联合兵力向柯林斯进攻。

此时，史密斯正在萨凡纳，格兰特又交了好运——哈里克又派他去接替史密斯，但却只能暂取守势以等待布尔到达，布尔现在尚留在哥伦比亚。格兰特到达之后，即集中史密斯的全军于匹兹堡和希罗附近的克鲁普登陆点，以等待布尔，布尔说他在四月五日以前可以赶到萨凡纳。

这时在柯林斯的约翰斯顿已获得博勒加德和布雷格两个师的增援。因为他的兵力已经增加到了四万五千人，所以决定在布尔赶到之前先给格兰特一个打击。结果就是希罗的血战，时间是在四月六日到七日，约翰斯顿最初虽获得胜利，但结果还是被击溃了。四月十一日，哈里克从格兰特和布尔手中接管了野战军指挥权，并于五月三十日占领柯林斯。六月十日，布尔出发前往查塔努加，第二天哈里克被召回华盛顿，任命为联邦陆军总司令。

七月三十日，指挥田纳西西部地区的格兰特要求哈里克准许他向在冬青泉和大交叉点的范多恩军团进攻。但是直到九月十八日才获得哈里克批准，在这次作战中，格兰特在艾欧卡和柯林斯赢得了两次卓越的胜利，迫使南军向南撤退。

五月一日，法拉古特将军已经打开密西西比河口，巴特勒将军也已经占领了新奥尔良。三月六日，在孟斐斯获得海军胜利之后，戴维斯将军也为北军获得了密西西比河上游的控制权。这些行动使维克斯堡变成了密西西比河东西两面的南方各州间的主要交通通道。格兰特深知其重要性，一再要求向维克斯堡进攻，最后在十一月六日获得了批准。

此时，格兰特面临的情况是这样的：布雷格已在六月二十七日代替了博勒加德，在田纳西东部面对着布尔。布尔的危险是他的右翼正在暴露之中，因为即使他攻占了查塔努加，一个从西面的迂回运动——即从亚拉巴马北部——还是很容易的把他赶出该城。格兰特认识到自己策划的会战的成功关键就寄托在布尔的前进上。而布尔前进时的安全又仰赖他的军队对维克斯堡的攻击。因为认识到与布尔必须合作，所以格兰特要求哈里克把正确的情况告诉他。可是他获得的唯一答覆却是：“请你随意与敌人作战。”

在南军方面，布雷格接替博勒加德时，发现他的主力在屠皮罗。那时布尔的前卫也已经到了迪齐尔德。在那里，七月十三日，弗里斯特将军就袭击他在穆弗雷波罗的交通线并迫使他停止。布雷格于是决心侵入田纳西中部和肯塔基南部，以求收复田纳西东部。他的计划是增强在坎伯兰峡的史密斯将军，并指挥他向路易斯维尔进攻——这是布尔的作战基地——而他自己则从查塔努加前进。

南军又进行了一次突袭，这次是在加拉丁，切断了纳什维尔与包林格林间的铁路线，又迫使布尔暂停前进。于是史密斯马上从坎伯兰峡前进，击退了包围他的弱势敌军，九月二日在列克星敦设立司令部，从那里他又威胁到路易斯维尔和辛辛那提。此时，布雷格进至斯巴达，而布尔则把兵力集中在穆弗雷波罗。于是双方开始向北竞走：布尔退向包林格林，而布雷格则到了格拉斯哥。他本应追随布尔而使史密斯从后方加以夹击，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布雷格把所有战略丢在一边，决定与史密斯会合在一起，目的不是为了进行会战，而是想把法兰克福建立为南方一州的首府。不久，布雷格的左翼在哈尔第指挥下前进到皮利维尔，于十月八日向布尔进攻。虽然这一战又是不分胜负，可是在夜间布雷格却撤退了，布尔进行了一次失败的追击之后，即将部队移到包林格林和格拉斯哥。十月三十日，他的职务由罗斯克兰斯接替，俄亥俄军团也改名为坎伯兰军团。

十二月二十六日，罗斯克兰斯离开纳什维尔，于一八六二年圣诞节在穆弗雷波罗与布雷格交战。虽然这一战仍然不具决定性，但因为布雷格的损失沉重，所以他撤回查塔努加，在那里宿营过冬。

在这之前不久，格兰特有个部将麦克勒南将军，因为他擅长权谋，所以一直在争取华盛顿当局任命他指挥正拟在孟斐斯集中的兵力，他企图从那里前进到密西西比河以攻击正由彭贝尔顿将军据守的维克斯堡。格兰特听到这个建议之后，因为对麦克勒南是否适于担任独立指挥官感到并无把握，所以决定加速推进自己正在准备的作战。十一月十三日，他曾报告哈里克说他的骑兵已经进入冬青泉，但在他的交通线尚未建立完善之前，他不拟再向南深入。现在他却决定尽量提早行动，一方面派谢尔曼将军由水路从孟斐斯前进到维克斯堡，而他却从大交叉点前进。他的计划是要引诱位于杰克逊的彭贝尔顿向格伦纳达前进，这就可以减弱在维克斯堡的南军兵力，从而使谢尔曼的攻击较为顺手。

十二月十二日，格兰特到了大交叉点南面六十英里远的地方，谢尔曼也率领三万二千人出发，于圣诞节那天在密里根湾登陆。十二月二十九日，他进行了齐克沙岩之战，结果被敌人击退。一八六三年一月二日，麦克勒南到达密里根湾，因为他比较资深，就接管了这次远征的指挥权。

格兰特越向南走，补给越感困难。他是一位深知补给重要性的将军，所以在冬青泉建立了一个基地。此时南方总统戴维斯却已大感震惊，指派约翰斯顿将军负责指挥从蓝岭到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全部南军。到了查塔努加之后，约翰斯顿命令布雷格派一支骑兵打击格兰特的交通线。十二月二十日，这道命令被执行了。范多恩冲入冬青泉，对格兰特的补给基地进行了一次突袭，将其全部毁掉。

这次突袭使格兰特的计划完全被破坏，而且也使谢尔曼的深入攻击中途流产。格兰特因为担心麦克勒南无能误事，所以要求哈里克准许他撤回孟斐斯，并亲自指挥河上的远征。这个要求被批准了，一月十日格兰特回到孟斐斯，一月三十日到了亚祖河口上的杨格点。在那里他从麦克勒南手中接管了指挥权。

谢选骏指出：南北战争似乎比独立战争还要凶狠，正如独立战争似乎比英法战争还要凶狠——好像越是亲密的关系所引发的冲突和战争就越是激烈残忍……正如国共两党之间的“解放战争”（1946——1950年）比他们共同对外的抗日战争（1937——1945年）激烈残忍多得多了——他们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它们可以释放日本战俘回家甚至还以礼相待，却大肆屠杀本国的战俘几百万人，甚至进一步虐待饿死了几千万人。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其中的心理学原理，或是社会经济原理，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甚至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是我族类，其心特黑”？这就是所谓的“宰熟”吗？

【第二章：围攻维克斯堡和查塔努加会战（上）】

维克斯堡位于密西西比河左岸，格兰特要攻占它，就必须在左岸建立作战基地，无论在该要塞南北面均可。虽然他明知南面的道路比较优良，可是必须等到冬天雨季结束，潮流退去之后才能作此企图。但他却不能再等下去，因为北方的政治条件已经非常恶劣，他现在必须有所表现。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被迫进行一系列试验以消磨时间和分散敌我两军以及普通人民的注意力。他进一步说：“我自己对这些试验并无十足的信心，虽然如此，我却总是准备因利乘便以追求胜利。”

策划的行动中，较为重要的有打通亚祖隘路；取道斯特尔支流和狄尔溪前进；从密西西比挖一条运河到天命湖以及在密立根湾以南打开劳德维支流等等。

对这些行动不拟细述。总之都非常困难，花了很大精力，并且都失败了，没有一个能达到攻占维克斯堡的目的。不过毫无疑问，这些行动却使格兰特的军队得到了优良训练。

格兰特在杨格点接管指挥权的次日，威尔逊将军就向格兰特的参谋长劳林斯将军提出了下述建议：“取消挖掘运河的计划，在黑夜掩蔽下，让炮艇和运输船驶过这些炮台；部队徒步行军从陆上前进到下游河岸，然后用舰队把他们渡到河川东岸，这个登陆点应有一条干燥的道路可以达到其背面的高地。完成登陆之后，即可以击散敌军，从背后攻入维克斯堡。”

劳林斯把这个计划解释给格兰特听，虽然谢尔曼认为它不切实际，可是格兰特却未置可否。因为他现在绝对不能冒险，尽管这是唯一合理的计划，而且他个人也早有这种打算，准备洪水一退即开始实行，可是他现在却不能表示同意。尤其是这个计划不仅代表威尔逊的意见，而且更代表了他自己的意见，所以他更不能作出评论，否则一旦让对方在维克斯堡的主将彭贝尔顿知道了他的意图，那么毫无疑问，他一定会事先加以提防。所以上述所有的“支流”之战都可以说是一个大规模的欺敌计划，而且也顺便欺骗了政客和自己的部队。以后当他真正采取行动时，就可以发生突然作用。

在西部，格兰特的行动迟缓已经引起很大不满。有谣言说他的部下因为患沼泽热病已经死了几千人。对他的批评都很糟糕，认为他软弱无能。但他却有一个朋友在不断的支持他——这个朋友他还没有见过面——就是林肯。当别人力劝林肯召回格兰特的时候，林肯很痛快的拒绝说：“这个人是我不可或缺的，因为他能打仗。”

到三月底，政治上的需要已迫使向维克斯堡的进攻不能再拖了。当密西西比河在路易斯安那岸上的洪水开始退落时，格兰特就决定把他的部队移到这个要塞的南面。四月四日，他写信给哈里克说：

“密立根湾和这一点（杨格点）附近的河上有许多的支流，可以使小型轮船和拖船绕过里士满以达新迦太基。目前正用挖泥机在这里开掘一条运河以进入这些支流。我已有许多空船，准备装载部队和炮兵，并已写信向艾伦上校要求更多的船只。有了这些船，就很容易把补给运到新迦太基及其以南的任何位置。”

“我希望让一部分舰队通过维克斯堡炮台，而陆军则从这条新航线通过。一旦到达那里，我就会向华伦顿或是大湾前进，比较可能的是大湾。从这两处都有良好道路通往维克斯堡，而从大湾更有一条好路，通到杰克逊和黑河桥而不用越过黑河。我要把我的部队集结在一起，并使补给线不被切断，只要公平战斗，也决不会被敌人击败。”

他的部下知道这个计划之后，谢尔曼，麦克费尔森和洛根都表示反对。谢尔曼认为只有从北面才能攻占维克斯堡，也就是说应回到孟斐斯。但是格兰特却看出由于政治原因决不能向后转。虽然他指挥的部队官兵合计大约有九万七千人，可是在维克斯堡附近却只有五万一千人——组成三个军，每个军大约一万七千人——第十三军，军长为麦克勒南；第十五军，军长为谢尔曼；第十七军，军长为麦克费尔森。对方的彭贝尔顿将军的兵力也大致相等，分布如下：一万三千人在维克斯堡，四千人大约在海尼斯岩一带，九千人在维克斯堡与吉布森港之间，五千人在杰克逊，一万人在密西西比，一万一千人在哈德逊港。

四月六日，新迦太基被麦克勒南占领，麦克费尔森接着到达，最后是谢尔曼。但是为了迷惑敌军，谢尔曼军的斯特尔师被派向上游再前进一百五十英里，通过狄尔溪地区，到处加以蹂躏。此外，格里尔森上校也率领一千八百名骑兵向密西西比州作深达六百英里的突袭，目的也完全相同。

这两方面的佯攻使彭贝尔顿完全受骗了，他向里士满报告说：敌人是在不断运动之中，格兰特的主要行动是向狄尔溪方面，至于说他的部队已经沿密西西比西岸向南移动的谣言，似乎并不可信。

四月十六日夜间，波特用七艘铁甲军舰保护一队用江轮拖运的船只经过了维克斯堡。四月二十日，格兰特终于发布全面向南运动的命令。麦克勒南军为右翼，麦克费尔森为中央，谢尔曼为左翼。两天之后，第二批船团载运着补给品也顺利的经过了这些炮台。

四月二十四日，格兰特侦察大湾，四天之后，麦克勒南军应集中在普尔金农场，四月二十九日再运输到哈德泰姆斯，在那里登陆，然后又上船随时准备转进到大湾。于是波特向炮台开火，但是因为他的炮击没什么效力，格兰特决定命令他的部队再登陆，而使运输船在黑夜掩护下通过炮台。四月三十日清晨，麦克勒南军和麦克费尔森军的一个师，在迪希隆再次上船，然后在该河东岸的布鲁因斯堡登陆。此时，谢尔曼军和布莱尔师，加上八艘炮艇，对海尼斯岩进行激烈的佯攻以吸引彭贝尔顿的注意力。

登陆成功时，格兰特这样写出了他的感想（见《格兰特回忆录》）：

“我感到如释重负，这是前所未有的。当然，维克斯堡仍未攻下，其防御者也并未因为我军过去的任何行动而丧失士气。我已经进入敌境之中，在我和补给基地之间夹着一条大河和维克斯堡要塞。但是我已经站在干地上，与敌人同在江岸一边。从十二月起直到此时，一切作战和劳作都只是为了达到这一个目的。”

四个月来，用了许多诡计和佯攻，与沼泽，支流和森林相搏斗，所花的气力在这场战争中是空前的，目的只是为了掩护这次登陆。彭贝尔顿完全受骗了。他的兵力分布在大湾与海尼斯岩之间；他的左翼只有轻微的保护，第一批侵入军已将其迂回。到五月一日上午二时，麦克勒南军的领先师已前进到了布鲁因斯堡以东八英里的地方。在那里开始与敌军接触，敌军的目的是想在皮埃尔支流阻止格兰特前进，以等待维克斯堡的援军到达。但这个希望落空了，因为吉布森港的战斗在拂晓时即已开始，南军的右翼受到迂回，接着南军向北退却，而麦克费尔森则跟踪追击。五月三日，麦克费尔森击退了大黑河上的敌军，结果位于大湾的敌军因为背后受到威胁而不能不撤退。这样北军已经确保了一个桥头阵地，于是格兰特把作战基地由布鲁因斯堡推进到了大湾。

现在格兰特面临的困难在战史中是罕见的。他是在敌国纵深作战，敌军主力恰好在他的补给基地（孟斐斯）和作战基地（大湾）之间。虽然舰队能够控制密西西比河，但他的补给线还是不可靠，因为每次运输船团都必须经过维克斯堡炮台。维克斯堡不仅是个特别坚固的要塞，而且与杰克逊之间又有铁路联系，它在维克斯堡以东约四十五英里，是一处重要的铁路交点，所以能够迅速获得增援。因此这种危险是经常存在的：假如南军将一支部队集中在杰克逊，那么格兰特马上就会受到两面攻击。

虽然彭贝尔顿在数量上远处于劣势，但依照所有的战争法则，他的处境都不能说是毫无希望。他的敌人是在充满了敌意的地区作战，并且必须分派大量的兵力以保护其补给线。而且，这个地区的地形破碎多山，森林遍布，特别适于防御。一方面把格兰特牵制在维克斯堡，另一方面把兵力集中在杰克逊，这对彭贝尔顿而言似乎并非一个困难任务。

反之，格兰特的处境却极为困难和危险。他的全盘战略都是以补给为枢纽的。首先他主张派一万五千人去与班克斯将军合作，攻占哈德逊港，然后再把他的补给基地从孟斐斯移到新奥尔良。但是后来他获得消息，说班克斯要等到五月十日以后才能开始行动，因为时间的重要性，格兰特说：“所以我决定不等候班克斯而立即独立行动，以切断基地的牵制，从维克斯堡的后方毁灭叛军，然后围攻或占领该城。”也就是说他准备从后方攻击敌军，而他自己却根本没有后方可以让敌军来加以攻击。这样的决定简直使彭贝尔顿大惑不解，因为他根本不了解格兰特的这种大胆战略，所以他不敢相信格兰特在交通线尚未巩固之前就不顾一切的前进。所以他在拟定作战计划时，还是把格兰特当作普通的将军看待，谁知格兰特却是一位特殊的将领。

只要他的军队还能不饿肚子，那么格兰特的判断从战略上来说是健全合理的。而且政治情况的要求也使他不能损失一分钟时间。钱瑟勒斯维尔之战刚刚结束，李的果敢行动已使华盛顿当局在心理上产生了恐慌。如果格兰特再不采取行动，那么他的机会就都会丧尽殆尽，他个人会被召回，这个军团也会被解散。哈里克听说格兰特开始行动的消息之后，立即命令格兰特回来与班克斯合作（格兰特说：哈里克是一个书读得太多的军人，凡是违反战争艺术原则的事情，都无法和他商量。）对格兰特而言万幸的是，因为在开罗以南没有电报线，所以等这个命令到达时，他的行动早已开始，所以无法遵照执行。据巴都说：“假如这位总司令的命令能够提前送达他的部下，那么维克斯堡会战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这时，格兰特的处境大致是这样的：照他自己估计，他面对的敌军在数量上要比他的多一倍。他知道由于胡克在钱瑟勒斯维尔的失败，华盛顿当局对敌人已经产生了恐惧心理，如果知道他不仅投入到密西西比的荒野中，而且还主动切断了交通线与两面的敌军周旋，那才真会大吃一惊。这两支敌军，一支以坚强要塞为基地，另一则以重要的铁路交点为基地。此外他的军队也缺乏适当的运输工具，农场中的各种车辆全被征用

来运输弹药。有些用牛，有些用骡马，杂乱无章，完全不顾形象。

四月二十九日，格兰特已命令谢尔曼停止对海尼斯岩的佯攻，而用全速赶到哈德泰姆斯。五月三日，他指导谢尔曼用一百二十部车辆组成一支补给纵队，用摆渡的方式渡河到了大湾，在那里从运输船上接运十万份口粮。这个数量可使谢尔曼军获得五天配额，而麦克勒南和麦克费尔森都只有两天配额，因为他们本已携带了三天的份额。这就是格兰特所想要携带的全部口粮。

谢尔曼表示反对。照他看单靠这一条道路是无法补给全军的。他忠告格兰特应等候军队获得一部分大车补给之后再开始迅速采取行动。格兰特却回答说：“我并不准备由大湾供给所有的粮食。我也知道除非另建道路，否则根本无此可能性。我所需要的粮食仅限于硬面包、咖啡和食盐，其他东西则就地搜罗。”

一旦从吉布森港到了干地之上，格兰特的计划又如何呢？最明显的路线是直向维克斯堡前进，若是普通将领，毫无疑问是会如此。可是格兰特并不普通。他知道格里格率领的南军正在维克斯堡的东面和东北集中——关于其兵力的确切数字他却不知道。若他现在向维克斯堡前进，那这支部队必然也会向那里赶去，这样他在数量上就会处于劣势。所以他决定在敌人两军未能合作之前，暂不推进到二者之间的位置，而是先向杰克逊行动，吸引在维克斯堡以东的南军向这个重要的铁路交点集中，然后赶在彭贝尔顿离开要塞增援之前先将这支敌军击溃，并毁灭杰克逊附近铁路线。这个行动使他回过头来进攻维克斯堡时可以无后顾之忧，同时也切断了维克斯堡与其补给基地之间的联系。简单说这只是一个思想，还不能算是计划，格兰特的目的是要切断维克斯堡的交通线以孤立这个要塞，同时先消灭可能威胁自己后方的敌军。

决定成功的因素，与其说是思想上的果敢，毋宁说是执行上的迅速。从格兰特的命令上即可看出他的心情是如何紧张，他在五月三日写信给谢尔曼说：“我不必再提醒你行动的迅速是何等重要。”五月五日他又命令霍尔布特说：“立即派劳曼师到密立根湾来，让他们尽量赶快行动。”他又通知在大湾的军需人员加快装车速度，并派参谋人员以他个人的名义在那里监督。他说：延迟一天就等于帮敌人增加了两千人的兵力。五月六日，他又继续催促。

格兰特的过人精力使他的部下都为之奋发，好比磁电感应一样。麦克费尔森应前进到汉金逊渡口以保护左翼，每天都派出搜索部队以侦察道路和田野，而征发粮食的支队则象蝗虫一样到处搜刮。

格兰特的计划是用左面的大黑河来作为战略性侧翼，以此作为一道防线：在其掩护之下，谢尔曼和麦克勒南的两个军，在爱德华车站与波尔顿之间前进到维克斯堡——杰克逊铁路线上。而麦克费尔森军则取道乌提卡到雷蒙德，然后再前进到杰克逊。

五月七日前进运动开始，到五月十二日，谢尔曼和麦克勒南到了十四英里溪。麦克费尔森则在雷蒙德以西两英里远处遭遇到格里格的旅，将他击退之后，即在该镇郊外宿营。格兰特现在才算到了他所希望的位置：左翼在大黑河，而右翼也已确实击败了格里格。

虽然彭贝尔顿不是没有料到格兰特可以向南行动，不过他却似乎相信这不过是另一次佯攻而已。当他听到格兰特登陆的消息，五月一日，他用电报向约翰斯顿要求增援。约翰斯顿命令他集中所有部队迎击格兰特，可是南方总统戴维斯却相信这不过是个突袭行动，指示彭贝尔顿坚守维克斯堡和哈德逊港。这两个命令既然互相冲突，加上彭贝尔顿自己有这样一个印象，觉得格兰特因为补给缘故，在几天之内可能就会退去，所以他决定遵从第二道命令。因此，他决定守住大黑河之线，以便一有机会即可打击格兰特的交通线（事实上根本不存在），而同时使他自己的交通线维克斯堡——杰克逊铁路畅通无阻。

五月三日，彭贝尔顿把他的大部分兵力集中在维克斯堡与大黑河之间。五月十一日，他命令格里格，一旦受到攻击即应向杰克逊退却，但若格兰特向爱德华车站移动，就应打击他的侧翼和背面。如上文说过的，到五月十二日，格里格受到麦克费尔森的压迫，就采取了第一条路线。次日，彭贝尔顿命令包文、洛林和斯蒂芬生三个师，在五月十四日向爱德华车站进攻。五月十三日夜间，约翰斯顿从图拉霍玛到了杰克逊，但是他发现铁路线已被谢尔曼占领，他就用电报报告里士满说：“我来晚了。”他命令彭贝尔顿攻击格兰特的背面。他这样写道：“我已经到达，并获知谢尔曼少将正夹在我们中间。为了增援你，交通线的恢复极为重要。若有可能，请立即攻击他的背面。我这边的部队可以合作，时间极为重要。”彭贝尔顿仍然相信只要攻击格兰特的交通线，他一定会退却，所以把约翰斯顿的命令摆在一边而告诉他说：在五月十七日清晨，他将派一万七千人向狄隆前进。他说：“这是为了切断敌军的交通线并迫使他来攻击我。”

五月十二日，麦克费尔森军奉命前进到克林顿以拆毁铁路，而谢尔曼和麦克勒南则向雷蒙德集中。这些运动就是为占领杰克逊做准备，因为如格兰特所说：“因为我最终的目的是希望围攻维克斯堡，所以我必须先断绝其一切外援。这样我才决定迅速向杰克逊机动。”在五月十三日夜间和十四日上午都是大雨倾盆，虽然如此，格兰特仍然以最高速度前进。

五月十四日，麦克费尔森从克林顿到了杰克逊；而谢尔曼也从密西西比泉到了杰克逊。麦克勒南为了保护他们后方，也派一个旅进驻克林顿，并占领了雷蒙德。对杰克逊的攻击，最先因为下雨而延迟，因为士兵都不敢打开弹药盒，以防弹药被雨水损毁。上午十一时才开始战斗，到下午四时，该镇即被攻占。

被赶出杰克逊之后，约翰斯顿撤回到坎顿道路，并于五月十五日通知彭贝尔顿说：“现在唯一能使我们联合在一起的方法，就是你直接向克林顿前进，请通知我，我可以率领大约六千人进至该点与你会合。”

南军的情况颇为滑稽：约翰斯顿正向北运动以求与彭贝尔顿会合；而彭贝尔顿则从爱德华车站向东和东南方前进，企图切断他想象中的格兰特交通线。五月十四日夜间，彭贝尔顿在维克斯堡附近约有九千人，这是完全没有受到敌军威胁的，另外约有一万四千人正从爱德华车站移动中。约翰斯顿现驻在卡尔豪恩附近，率领着一万二千人，另有一万人的援兵正在赶来会合的途中。所以可以看出南军一共是四万五千人，分裂成三个部分，而他们面对的北军，在数量上虽与他们相等，但却集中在一起，随时准备向他们中任何的一部分进行压倒性的打击。五月十五日夜间，彭贝尔顿已经到了雷蒙德附近，在那里接到了约翰斯顿的第二个命令，要他与他会合在一起。彭贝尔顿才决定放弃其攻击格兰特（假想）交通线的意图转向北面。

对于约翰斯顿和彭贝尔顿而言都可以说是不幸之至，约翰斯顿在五月十三日的命令由三个传骑来分别送达，其中恰巧有一个是北军的降卒。这个人携带他那一份抄本跑去见麦克费尔森将军，麦克费尔森在五月十四日黄昏又把它转呈给格兰特。格兰特假设彭贝尔顿会服从这个命令，开始从爱德华车站转回来与约翰斯顿会合。所以他立即颁发五月十五日的命令：麦克费尔森应立即返回波尔顿；谢尔曼军（缺布莱尔师）应留在杰克逊并拆毁铁路。到黄昏时候，格兰特在波尔顿与雷蒙德之间已经集中了差不多三万三千人的兵力，在那天夜间，他把司令部设在克林顿。

五月十六日清晨，彭贝尔顿报告约翰斯顿说，因为他认为已经不可能前进到克林顿，所以他准备返回爱德华车站，并改向布朗斯维尔道路前进。此时格兰特从两个铁路工人那里得知彭贝尔顿率领大约二万五千人，已于前一夜向东前进，他立即通知谢尔曼军的斯特尔师备战，这个师预定在一个小时之内可以达到路上。右面的麦克费尔森军奉命取道克林顿道路前往锦标山，左面的麦克勒南军奉命取道米德路和雷蒙德道路，进到爱德华车站。到上午七点三十分，绪战展开，格兰特骑马向前加入麦克费尔森军，并命令麦克勒南军前进。

彭贝尔顿的阵地很坚固。不仅他的正面控制三条道路，这也就是格兰特的三个领先师所采取的路线；而且他左面也有锦标山和贝克溪保护，此外到处都是峡谷，森林和丛林。格兰特说：“即使无人防守，部队也不易通过。”这些困难不久就都显示出来。对它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可以解释一年之后在弗吉尼亚荒野中所丧失的好机会。

虽然在雷蒙德道路上的史密斯师首先与敌军遭遇，可是它的前进却慢得可怜，而在米德路上的奥斯特尔豪斯师也并不高明多少。这些师所面对的敌军，兵力虽弱但位置却很好。如果麦克勒南下令冲锋，也许在几分钟之内即可以肃清正面。但因为地面上森林厚密，使他无法确知敌军兵力，所以他十分小心，慢慢地摸索前进。在一整天的时间中，他都未能发挥其数量优势。此时，在右面的霍威师已与敌开始作接近战斗，为了保护其右翼，洛根的师向前推进，并从北面攻击锦标山。因为正面上仍感压迫，所以霍威又得到克罗克的增援。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尽管有了克罗克增援，霍威对锦标山的进攻还是没什么进展。而在霍威左边，因为麦克勒南没能发动突击，所以敌军的行动自由并未受到限制。虽然洛根和格兰特当时都并不清楚，可是洛根却正在锦标山敌军的后面找路前进，实际上与敌军的背面是平行的，并控制了彭贝尔顿的惟一退路。同时麦克阿瑟师中的一个旅——这是几天前在大湾渡河的——也已经赶到了麦克勒南的左翼。所以尽管格兰特并不知道，事实上当霍威再度求援时，彭贝尔顿的军队却已经受到包围了。因为格兰特担心霍威的正面会崩溃，他就命令麦克费尔森从洛根的师中抽出一部分兵力支援霍威。于是突击开始变得很顺利，主要是因为敌军的退路已经打通了。格兰特立即命令奥斯特尔豪斯和卡尔两个师追击，并要他们一直挺进到大黑河边，若可能更应渡过该河。那天夜间，麦克费尔森的部队在战场西面六英里处宿营，而上述两个师则在爱德华车站宿营。这场会战的损失：格兰特军团二千四百三十八人，彭贝尔顿军团四千零八十二人。

在锦标山战败之后，彭贝尔顿放弃了向北运动与约翰斯顿会合的意图。当然，他已不可能再从布朗斯维尔道路行动，但是他却可以利用黑暗掩护，渡过大黑河撤退，焚毁河上的桥梁，然后放弃维克斯堡，再向北转东进至克林顿，这样还是可以救出他的全军。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退到大黑河，并报告约翰斯顿说他在维克斯堡，还有六十天的粮食，不过假如格兰特前进，他可能要被迫放弃海尼斯岩。约翰斯顿回答说：“若不太迟，请立即撤出维克斯堡及其一切附属地区，并向东北转进。”彭贝尔顿于五月十八日正午接到这个命令。他立即召开军事会议，最后决定：“因为维克斯堡是邦联最重要的据点，所以不应放弃。”

五月十七日的清晨，格兰特继续追击，大约正午时，他突破了南军的战线。因为如彭贝尔顿自己所说，他的部队大部分已经士无斗志，匆匆撤回了维克斯堡。有许多溃兵早已自动向那里退却，大黑河上的桥梁被焚毁，而海尼斯岩也被放弃。

五月十八日，谢尔曼利用格兰特军团中惟一的浮桥纵队，在桥埠渡过了大黑河，那天夜间，他和格兰特一同到了核桃山，这场会战的真正目标已经达到——就是到了干燥的高地，可以不受敌军的干扰，在那里建立一个补给基地。谢尔曼此时才对格兰特表示敬佩说：“在此之前，我从未相信你的这次远征会成功。我始终没有认识到它的最后目标。但这的确是一个会战，的确是一个成功杰作，即使不攻下该城也无伤大雅。”这的确是一个惊人成功，在格兰特一生的事业中，这是一次最伟大的成功，而从战略观点上来看，可以说很少有能与它媲美的战例。

格兰特把海尼斯岩交给海军，并重建他的补给线。于是命令定于五月十九日下午二时向要塞发动突击，以图一鼓作气攻下该镇。他的理由是：“敌人在累败之余已经丧胆，所以可以一鼓攻克。”但这次突击却失败了，因为尽管在过去两天中，南军是象绵羊一样乱跑，可是当他们回到这个久经准备的要塞之内，士气也就逐渐恢复了。对这第一次突击的尝试，可以有原谅的理由，可是当格兰特发动第二次突击时，那却是不可原谅的。关于第二次突击，格兰特的指示如下：“定于二十二日上午十时，全线同时发动攻击，所有炮兵都应进行猛烈轰击。各军长的时间都应与我对准，以便能同时发动攻击。”一切准备都已就绪，假如格兰特能集中攻击一点，而不是命令沿全线突击，那这一次可能会成功。

“突然，所有枪炮都魔术般停止发射。这样许多野炮（约一百八十门）和步枪突然停止射击，使战场显出一种可怕的沉寂。但是这种沉寂却只限于一个极短的时间。突然，北军分成许多个攻击纵队，在喊杀声中，上着刺刀，一枪不放的对着南军全线每个突出的前进阵地冲去。当他们冲到了有效射程之内时，一共不过九千九百三十八人的南军部队，沿着三英里半长的突击线，冷静地从堑壕中站起来，对着前进中的敌人施放排枪。同时，预备部队也前进到堑壕后面，从前面部队的头上放枪。所有野炮和榴弹炮也都不断的射出葡萄弹和榴霰弹。”

以上为S.D.李将军对突击所作的描写，足以说明这次失败的理由。主要是攻击正面太宽，无法用集中火力来予以支援。不幸的是麦克勒南相信他的部队已在敌军堑壕中获得了一个立足点，不断向格兰特求援。所以格兰特命令发动第三次突击。结果还是失败了。

因为这个要塞无法攻下，所以格兰特只好采取围困的办法。维克斯堡的堑壕阵地差不多有四英里长，两英里宽，其外围防线延展到七英里以上。格兰特的包围线长度要增加一倍。此外他还要提防他的后方遭受攻击，因为约翰斯顿正在杰克逊附近集中一支强大的兵力。五月二十九日，格兰特报告哈里克说：除非班克斯能够立即前来协助，否则他就需要大量增援。哈里克立即满足了他的要求，一个月之后，格兰特的部队在数量上增加到了七万一千一百四十一人，火炮二百四十八门。

这次围城战在执行时是有条不紊的。从海尼斯岩到华伦顿挖掘了一条“内对垒线”，从亚祖河到大黑河之间，又挖掘了一条外对垒线。外对垒线由谢尔曼率领三万人负责据守。

七月三日上午十时，在南军的工事上出现了一面白旗，有一位副官越过北军战线，携带彭贝尔顿的亲笔信要求休战。格兰特的答复为“无条件投降”。彭贝尔顿表示拒绝之后，格兰特改变了他的决心，允许敌人作有条件的投降。这也有几个理由。第一，假如坚持无条件投降，那么俘虏的收容和运送对军队将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弟二，若能在七月四日受降，在精神上和政治上是具有相当意义的。

七月四日（星期六）上午十时，维克斯堡的守军共约三万一千人在他们的征服者面前缴械投降，在交出军旗之后，他们回到城里，与北军士兵又象兄弟一样亲热了。

七月一日，约翰斯顿和二万七千人正宿营在布朗斯维尔与大黑河之间的地区。七月四日彭贝尔顿投降之后，谢尔曼就率领四万人立即向他进攻。两天之后，谢尔曼渡过大黑河，约翰斯顿退到了杰克逊，希望由于缺乏水源会迫使他的对手向该城实行突击，但是谢尔曼并不如此，于是他在七月十六日撤出了该城。谢尔曼决定不加以追击，否则他就要越过九十英里长的无水地区。七月二十五日，他退回了维克斯堡。

这场会战的损失特别值得一提，因为在这场会战中，格兰特很不公正的获得了“屠夫”的绰号。自从四月三十日起，他一共赢得了五次会战，攻下了维克斯堡，并占领了杰克逊，他所付出的代价为战死一千二百四十三人，负伤七千零九十五人，失踪五百三十五人，一共损失了八千八百七十三人。他一共杀伤南军约一万人，俘获了三万七千人，其中有军官二千一百五十三人，并包括十五位将领。此外还有一百七十二门火炮

也落入他的手中。

双方在损失上相差如此悬殊，主要原因还是格兰特的战略高明。他的计划是以突然袭击为基础，为了达成突袭的目的，他才甘冒必要的危险。从他渡过密西西比河之后，在头十八天之内，他在吉布森港击败了敌人，在大湾建立了一个临时性基地．经过两百英里远的行军，在六天之内又赢得了四次会战——雷蒙德、杰克逊、锦标山和大黑河。在整个过程中，他的部队一共只有五天口粮，其余全靠就地取食。就像格林对他的评价中说的：“我们必须回到拿破仑战争中才能找到同等卓越的战例，在这样短的时间中，只受到这样轻微的损失而获得这样伟大的成就。”

七月九日上午七时，哈德逊港无条件向班克斯将军投降。一星期之后，一艘名叫“帝国号”的轮船，从圣路易直接驶出，满载商品，静悄悄地在新奥尔良码头靠岸。南北双方的人民开始做生意，彼此毫无敌意。南方已经分裂成为两块：造成邦联危机的不是葛底斯堡，而是维克斯堡。

谢选骏指出：人和人之间只要有所交往，似乎只能产生两种关系——那就是交易和战争。或是不再交往、断绝联系。交易的时候就是朋友与和平，竞争的时候就是敌人和战斗。甚至男女之间也是这样，要么是爱情，要么是仇敌，要么就是中断联系。爱情就是交易，仇敌就是战争，要么就是中断联系。当然这其中还有许多模糊的反复的不确定的状态交织在一起。所以两个国家要化解战争危机，一定要创造一种互补的关系。正如爱情，一定要满足双方的“各有所图”。

【第二章：围攻维克斯堡和查塔努加会战（下）】

两天后，即七月十一日，格兰特向哈里克建议，从庞查特雷恩湖派出一支远征军，以攻占莫比尔为目标。从那里可以向布雷格的后方采取行动，诱使布雷格从查塔努加城中抽调部队，这样就可以使北军在进攻该城时感到便利。此外他又建议进兵佐治亚州，蹂躏该地区，因为这是李的主要补给来源地。虽然他在八九两月中不断提出建议，而哈里克却因为过份小心的缘故，始终不让格兰特采取行动。

一旦莫比尔作战被禁止，格兰特的精锐军团也就开始解散。第九军被派往肯塔基州；四千人拨给在路易斯安那的班克斯；五千人拨给在密苏里的斯科菲尔德，另有一个旅拨给纳齐兹。其余兵力则用来担负徒劳无功的反游击战。八月七日，格兰特又奉命再把第十三军也拨交班克斯。为了安排这个行动，他亲自前往新奥尔良，在那里遇到了一次严重的意外事件——他的马被火车惊吓，使他堕马负伤。九月十三日，他接到哈里克的急电，要他立即把所有兵力都送往孟斐斯，然后再开往柯林斯和图斯科比亚，以期同罗斯克兰斯合作。

当格兰特尚在对维克斯堡作战时，他就希望当时仍留在莫弗里斯波罗的罗斯克兰斯向布雷格进攻，以阻止他增援约翰斯顿。但是在六月三日，率领俄亥俄军团的伯恩赛德，本来预定经由列克星顿和肯塔基前进与罗斯克兰斯合作，现在却奉命把大批兵力送给格兰特以供增援，所以直到六月二十三日，罗斯克兰斯才再向布雷格进攻。七月一日，布雷格撤出图拉霍玛并渡过了田纳西河。八月十六日，伯恩赛德才到了诺克斯维尔，可以掩护罗斯克兰斯的左翼，罗斯克兰斯这才决定在布雷格右方实行佯攻，而在查塔努加下方渡过田纳西河。布雷格完全受到了欺骗，九月九日，罗斯克兰斯占领了查塔努加城。

到此时为止，罗斯克兰斯的战略都没什么错误，可是现在他却相信布雷格已在全面撤退，所以他命令全军挺进追击，可是当他的军队并无会战的准备时，却突然遭遇到一支集中的敌军。为了脱身，在九月十九日到二十日间，他被迫进行了奇克莫加会战，被打得惨败，若非号称“奇克莫加的岩石”的托马斯将军进行了英勇防御，那么他就会全军覆没。他退回查塔努加，并放弃控制该城的“守望山”。这次会战是这次战争中流血最多的一次：北军人数约为五万五千人到六万人，南军人数约为六万到七万人。北军损失了一万六千三百三十六人，南军损失了两万零九百五十人——死伤失踪都包括在内。在查塔努加，罗斯克兰斯开始受到围困。

这次惨败显示出查塔努加的战略重要性，现在罗斯克兰斯就被困在那里。这时，田纳西、坎伯兰和俄亥俄三个军区，分别由格兰特、罗斯克兰斯和伯恩赛德来指挥，而在华盛顿的哈里克对他们之间却无法建立合作，现在就决定合并成为密西西比军区。

九月二十九日，哈里克用电报通知格兰特把所有可能的增援都送给罗斯克兰斯。十月三日，他又通知格兰特说：“军政部长希望格兰特将军一旦康复，就来开罗并用电报报到。”格兰特此时只能跛着走，却从哥伦布回电说：“你在本月三日发来的电报，我已在九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收到。我已于同日率领我的司令部到达此地，正拟向开罗进发。”到了开罗，他又奉命转往路易斯维尔，当走到印地安纳波利斯时，中途遇到军政部长斯坦顿，他正在自己的会客室中迅速踱着方步。斯坦顿立即命令格兰特指挥在阿勒格尼山到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全部军队。在一年以前，格兰特已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

格兰特立即执掌他的指挥权，把坎伯兰地区交给托马斯将军负责，并于十月十九日乘火车前往查塔努加。旅途中的最后四十英里是要骑马的，据霍华德将军说：“有时必须把将军请下马来。士兵们背着他通过最险阻的地方。可是格兰特却不顾一切痛苦，迅速赶往查塔努加，于十月二十三日黄昏时到了托马斯将军的司令部。

在托马斯接管指挥权之前，坎伯兰军团的情况已经糟不可言。罗斯克兰斯与哈里克发生了争吵，他现在所占的位置已经无可救药。他的背面靠着田纳西河，左翼倚在西提克溪，正面则对着传教士岭，这座山耸立在平原上，高约三四百英尺。它与其右方的守望山之间隔着罗斯维尔岬谷，查塔努加河从这里流过。守望山高二千四百英尺，控制着查塔努加城以及从那里经过守望谷通往迪卡图和特伦顿的铁路。南军的堑壕线从传教士岭北端开始，沿着山脊越过查塔努加谷地，而以守望山为终点，这里可以控制铁路线。罗斯克兰斯放弃了这座山岭，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兵力不足以防守它。史密斯将军也认为放弃这座山是有理由的，因为假如罗斯克兰斯要防守它，那么其正面兵力大约就会减少八千人之多。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若不据守守望山，就得撤出查塔努加城，假如留在该城中而又让这座山落入敌人手中，那么所冒的风险是不仅城镇会守不住，而全军都有覆没的可能。李维莫尔上校也同意上述见解。他认为罗斯克兰斯之所以放弃该山，是由于他把布雷格的实力估计得过高。十月一日，布雷格在一条长达七英里的战线上，共有四万一千九百七十二人。而罗斯克兰斯则共有三万八千九百二十八人。从西提克溪流越过守望山再到守望溪，这条防线的长度可能为六英里，所以每一英里可以分摊六千五百人。李维莫尔又说：五个月之前，南军以二万二千人的有效兵力，防守着维克斯堡的七英里长的防线，时间达六个星期之久，而他们所面对的北军兵力要比布雷格的更为强大。因此，罗斯克兰斯实应据守从西提克溪到守望溪之线。

九月三十日，惠勒的骑兵破坏了铁路，夺去了四十车补给品，这对罗斯克兰斯军团的运输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可是尽管他丧失了铁路交通线，却并未利用水运以来代替。在查塔努加有两艘轮船，每天可以把两百吨补给从桥埠送到威廉岛附近，从那里再换用马车，只要四五个小时就可到达该城。他却不知道用这个办法，而改从河岸以北的山路行走，距离达六七十英里之多。结果是人马的粮料都不能按时供应。波恩顿说：“数以千计的骡马都因为缺乏食物而倒毙。士兵们喝稀粥充饥，高级军官都在吃腐坏的食物。”骡马死亡数字接近一万匹，所以连炮车都无法拖动。

很难找到这样典型的例证：在战败的打击之下，指挥官在精神上已经完全瘫痪了，由于他的瘫痪，又使全军都发生了瘫痪现象。十月十六日，军政部次长达拉写信报告军政部说：“在十四天之内，这个军团一定会退出该地，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它。罗斯克兰斯将军好象已经丧失了知觉，他不知所措，浪费了许多宝贵时间。我从未见过这样绝望的情形。”以上所述就是十月二十三日黄昏格兰特赶到查塔努加城时的实际情形。

格兰特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条可用的补给线。他马上认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守望谷的控制。如果布雷格掌握到了这个谷地，那么他一定会用重兵据守，并控制越过拉孔山的路线，那么格兰特就完全丧失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胡克正在桥埠，十月一日他已奉罗斯克兰斯的命令在河上架桥。除非在布朗渡口附近的田纳西河左岸占得一个立足点，并把敌军赶出控制该地的丘陵，否则即使这支部队推进也毫无用处。十月十九日，史密斯将军已到布朗渡口去侦察过地形，他认为这是最适宜的渡河点。当格兰特于二十三日到达之后，他立即批准了史密斯的计划，第二天上午在亲自考察了过渡的情形之后，就命令史密斯在十月二十七日实行强渡。

那天上午三时，史密斯指挥一千五百人分乘五十二艘小船离开查塔努加，首先沿田纳西河右岸行进。等看见一个闪光讯号之后，就立即迅速划过该河，登陆之后，冲散了微弱的南军哨兵，占领了左岸的丘陵地并构筑工事。这个工事非常坚固，到了下午三点半钟，史密斯用电报告诉托马斯将军的参谋长说：“这里现在已经不可攻克了。”一共只付出战死四人和负伤十七人的代价就使查塔努加城获救了。

当天夜里，胡克的前卫进入守望谷，十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主力的先头也到了华海特齐。下午十一时，托马斯将军用电报报告哈里克说：“现在大车路已经通到桥埠。此外我们还有两艘轮船，一艘在桥埠，一艘在这里，明天即可开动。这个行动使我们获得了两条车路和一条河流以供运输补给之用。我相信在几天之内即可获得良好的补给。”在格兰特到达查塔努加五天之内，到桥埠之路已经畅通了，在一星期之内，部队都已经获得了全份的口粮，衣服和弹药，于是欢声雷动，这是几个星期以来所未有的现象。现在无论官兵都感到前途已经有希望了。

十月二十八日夜晚，朗斯特里特在华海特齐向胡克进攻，但很轻松的被击退了。北军的骡马听到枪炮声，因为惊恐的原因遂纷纷向敌军冲去，使敌人以为是骑兵向他们冲锋了，于是四散溃逃。到二十九日上午四时，战斗结束了，从此这条补给线再未受过袭扰。

补给线畅通之后，格兰特的第二个工作就是从柯林斯把谢尔曼军调来。十月二十七日，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人到了谢尔曼在艾欧卡的住所。他是派克下士，在敌火之下渡过田纳西河，带来了一道命令，要谢尔曼用最快速度赶往桥埠。十一月十三日，谢尔曼到达该地。此时，在诺克斯维尔的伯恩赛德的处境又已岌岌可危，使华盛顿当局大感恐慌，于是电报向格兰特雪片也似飞来，要求他立即采取行动，以减轻敌军对伯恩赛德的压力。

朗斯特里特正与布雷格闹意见，也许是为了调解二人，也许是相信朗斯特里特可以前进到一百英里外的诺克斯维尔把伯恩赛德击毁，然后再赶在格兰特攻击之前撤回查塔努加，于是南方总统戴维斯命令布雷格把朗斯特里特派往诺克斯维尔。朗斯特里特在十一月四日出发，格兰特一听到这个消息，就于十一月七日命令托马斯攻击布雷格，以迫使朗斯特里特回头。托马斯说他无法执行这个命令，因为他连一门炮也无法移动，格兰特就命令他把一切能够搜刮到手的骡马都拿来应急。

托马斯对这道命令感到困惑，十一月七日，他与史密斯将军一同骑马去考察从南奇克莫加河口到传教士岭之间的通路。在搜索途中，史密斯向托马斯指出，这里的天然地形利于对布雷格的右翼作迂回作战。如果能够成功，这个行动就足以威胁布雷格的背面，并切断他与在东田纳西的朗斯特里特之间的联系。他们回来之后就把这个结论报告格兰特，格兰特立即收回了原来的命令。

研究了这个新建议之后，格兰特就命令史密斯去勘察这个地区，并准备材料在查塔努加或布朗渡口再架设第二座桥，此外也准备在南奇克莫加河上架桥。十一月十四日，格兰特通知伯恩赛德说，在几天之内，谢尔曼将渡过南奇克莫加河，并向布雷格发动全面攻击。两天之后，格兰特率领托马斯、史密斯、谢尔曼，一同去了望河口的地形。谢尔曼在对地形详细观察之后，收起他的长筒望远镜说：“我可以办到。”

格兰特是准备用谢尔曼和胡克的兵力来实行两面包围，而以托马斯的军团为枢纽。谢尔曼预定攻击布雷格右翼，迂回并威胁或攻占在布雷格后方的铁路线。这个行动将迫使布雷格减弱其中央兵力，否则他将丧失位于奇克莫加车站的基地。胡克预定从守望谷前进到查塔努加谷，再进到罗斯维尔，并从南面威胁传教士岭。托马斯守住中央地区，与谢尔曼配合前进，并且向左斜进以形成连续的作战正面。

格兰特的主要困难是：从守望山和传教士岭上，布雷格对查塔努加城内和周围的一切行动都能一目了然。为了欺骗布雷格，使其确信格兰特的意图是攻击其左翼，谢尔曼奉命在桥埠渡河，使其先头师沿着特伦顿道路行走，并派一些部队前往守望山。（这个行动生效了。有一旅兵力于十一月十八日在山上扎营。）谢尔曼其余的兵力即沿着布朗渡口道路向南奇克莫加河运动，意图为前进到诺克斯维尔，然后隐藏在河口对面的小山中，这是守望山上看不见的。其中一个旅应前进到北奇克莫加河，在那里有一百一十六个浮筏已经准备好了，可以把部队渡过左岸。照谢尔曼说：“一切准备都具有远见，这使我很感敬佩。”

这些运动已使布雷格受到了部分欺骗，若非天雨，道路情况极坏，使谢尔曼的运动受到延误，否则当可完全成功。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九点四十五分，指挥布雷格左翼的哈尔第命令部下封锁通过守望山的一切路径，并向他的一位下属指挥官说：“指示你的前卫旅进行顽强防御，以使援兵有充分时间赶到。应经常加强戒备。布雷格将军深信敌军是想向我方左翼进攻。”对格兰特而言可以说是很不幸，谢尔曼的部队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夜间尚未能完成渡河准备，而在二十一日下午，他的部队从特伦顿向华海特齐前进时又被敌人发现。结果在次日下午，布雷格即开始把部队向右翼方面调动。

十一月二十二日夜间，有个南军逃兵来到北军方面，报告说布雷格已在撤退。他说有两个师已经派往迎击谢尔曼，他们预料谢尔曼会进攻斯蒂芬峡谷，所以布雷格的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在其司令部与守望山之间。若假定这个情报可靠，那么这个行动就正好配合了格兰特的计划，吸引布雷格的兵力远离谢尔曼选定的攻击点。这时，格兰特是否明了这一点，固然无法知道，不过他却已接获诺克斯维尔受到攻击的消息，又因为华盛顿当局每天都催促他去援助伯恩赛德，所以很明显他认为布雷格的举动是个诡计，以此来掩蔽其派遣更多兵力前往诺克斯维尔的企图。此外他在十一月二十日又截获布雷格发出的一份神秘的通信，上面说：“因为在查塔努加城还留有一些非战斗人员，所以我认为有通知你的必要，请你还是慎重考虑早日撤离。”格兰特认为这封信也是为了想欺骗他，加上这个逃兵带来的情报，以及他对诺克斯维尔的焦急不安，加上谢尔曼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夜间以前还不能渡过田纳西河，而泛滥的河流又随时威胁到桥梁安全的事实，所以格兰特就命令托马斯在二十三日上午，进行一个威力搜索，以确定布雷格的位置。搜索顺利进行了，托马斯向前移动，使他的战线与布雷格相平行，距离传教士岭的西侧已在一英里以内。这个运动使格兰特在十一月十八日的命令中分配给托马斯的任务实际上有了很大改变。它也唤醒了布雷格注意到右翼已有受威胁的危险。十一月二十三日夜间，布雷格命令沃克的师从守望山附近移到传教士岭，另外派一个旅占领南奇克莫加河口附近的位置。

到二十三日夜，谢尔曼所部除了奥斯特尔豪斯的师尚留在布朗渡口以西外，其余的都可以行动了。奥斯特尔豪斯奉命若在二十四日上午八时尚未能渡河，则应向胡克报到，暂时由他指挥。午夜时分，谢尔曼的登陆兵力在史密斯将军指挥下，从北奇克莫加河口顺流而下。次日上午二时，在南奇克莫加河口附近完成了登陆任务，于是谢尔曼的步兵立即开始进行摆渡工作。到拂晓时已渡过了两个师。在田纳西河上架成了一座长达一千三百五十英尺的长桥，在南奇克莫加河上也架好了一座桥。于是又有一旅骑兵立即渡过，奉命进到查尔斯顿附近，并拆毁铁路。

下午一时，谢尔曼开始分为三个纵队前进，以左翼领先，并由南奇克莫加河掩护，而右翼则梯次缩回以保护侧翼，下午三点三十分，纵队的先头已经到达传教士岭北面的一座独立小山上。谢尔曼此时却不立即向隧道挺进，而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宿营过夜。史密斯将军指出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谢尔曼的困难在那里呢？虽然有几个史学家为他辩护，但却并未有过详细分析。

这一天是十一月二十四日，所以到下午四点半钟时，天就要黑了。在这一整天都是细雨霏霏，云层极低。甚至在四点钟以前，天就已经够黑了，所是在守望山上的胡克早已停止了前进。虽然谢尔曼的全部骑兵是在下午三点三十分钟时通过那两座桥梁，可是炮兵开始渡河的时间却不清楚。但是似乎不可能早于下午两点钟，或许更迟，因为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夜里，托马斯因为没有拉拽炮兵的骡马，必须借用谢尔曼的，以拖动他的四十门火炮前进，好去参加掩护架桥点南端的工作。

简单说来，谢尔曼当时的处境似乎可以这样描述：（一）距离隧道还有一英里半，（二）能见度极为恶劣，（三）黑夜即将来临，（四）他的炮兵只有部分到达。如果他决定再向隧道前进，据他所了解的情形，那里敌方有坚强的阵地，而他必然在傍晚才能到达。到了那里之后，他的右翼距离托马斯的左翼就在一英里到二英里以上，而且也在其前面。如果侧翼受到攻击，他的兵力就会被敌人席卷起来，而被赶进南奇克莫加河中。并且无论如何，在黑暗中他也难于选择一个战术上理想的位置来建立营地。这并不是说他不应该冒险前进，而是说在这种环境中，在责备谢尔曼之前，对当时的情形实应再加以研讨。谢尔曼的错误似乎不是停止不进，而是他没有明确的告诉格兰特说他不在传教士岭北端。那天夜间格兰特写信给托马斯说：“谢尔曼将军只经过了轻微战斗即已进到了传教士岭的隧道”。

当谢尔曼前进时，托马斯没有行动。布朗渡口的浮桥在奥斯特尔豪斯师渡河之前已被水冲毁。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十二时三十分，托马斯在格兰特指示下，命令胡克攻占守望山的高峰。

二十四日清晨，胡克开始前进，在雾中摸索前进，一直爬到山顶绝壁的底部。在黑夜里，他派了小队的狙击手上山，驱逐敌军离开山顶。刚刚赶在日出之前，一部分士兵爬上了溪山绝顶，他们带了一面国旗，装在旗套之内，等候日出。阳光出现之际，他们就展开国旗，于是在下面等候的几千人都看到了星条旗飘扬。

当天黄昏，格兰特向华盛顿方面报告他的进展，次日他接到林肯和哈里克的回电。林肯嘱咐他“记着伯恩赛德”；哈里克说：“我担心伯恩赛德正遭受严重压迫，若再延迟一切都完了。”这些回电似乎很难让人感到兴奋，这也说明格兰特所承受的压力有多重。

午夜过后不久，格兰特命令谢尔曼在天亮之后立即前进。对托马斯，他的命令如下：“你的攻击必须同时发动，而且应该合作。你的部队或是攻入他们正前方的敌方阵地和山岭，或是依照敌人的位置变化而向左移动。”此外，他又说：“假如胡克在山上的现有位置只要少数人即可维持，那么他应集中其余兵力进入谷地，采取第一条可用的道路攻上守望山顶点。”很明显，上述的“守望山”应为“传教士岭”之笔误。托马斯也认清了这一点，他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时，命令胡克从罗斯维尔道路向传教士岭进攻——即向其最南端进攻。不久，格兰特——此时他正在果园圆丘与托马斯在一起——又决定托马斯暂时不与谢尔曼一同前进，而是等胡克到了传教士岭之后再行动。

托马斯在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威力搜索所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布雷格把一个师的兵力从守望山调到了传教士岭。虽然这个调动使胡克的前进大感便利，可是却注定使谢尔曼的前进更为延迟。在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克勒布纳师和巴克纳师的一个旅，都正位于奇克莫加车站，在前往加入朗斯特里特的途中。在托马斯发动攻击之后，布雷格立即命令克勒布纳师布置在传教士岭的后方。十一月二十四日清晨，谢尔曼仍在渡过田纳西河时，布雷格命令克勒布纳派一个旅到东田纳西和南奇克莫加河上的佐治亚铁路桥上以保护退路。其次在下午二时，他又命令克勒布纳，把他剩下来的三个旅移动到隧道附近的传教士岭北端，并不顾一切困难以保护其后方桥梁。实际上，当谢尔曼达到其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夜晚所占领的位置时，克勒布纳在他与隧道之间的地区中只有一个旅在战壕中挡住进路。到二十五日上午，西塞姆师和史蒂文森师中的一个旅才从守望山赶到，但是史蒂文森师的后续部队在那天下午才赶到。

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天气晴朗，格兰特从果园圆丘上对战场左面可以获得完全的鸟瞰。谢尔曼在拂晓时即依照命令前进，经过两小时搏斗，格兰特从观察所中可以看见布雷格的兵力，一个纵队接一个纵队向前抵抗谢尔曼的进攻。接着他命令托马斯派拜尔德师去增援谢尔曼。布雷格也立即向同一方向集中他的兵力。格兰特说：“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但是现在下午的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我希望在此以前可以看见胡克在罗斯维尔的附近越过山脊，从而迫使布雷格也在那个方向集中兵力。”

此时，谢尔曼不能了解为什么托马斯迟迟不能向前推进。下午十二时四十五分钟时，他问：“托马斯在哪里？”对这个问题，托马斯回答说：“我在这里，我的右翼正从守望山向传教士岭靠拢。”格兰特还控制着托马斯不放，因为会战的环境迫使他修改原定计划。谢尔曼的攻击已经被阻，现在迂回布雷格右翼的希望已经渺茫；但是当胡克迂回布雷格左翼时，布雷格将被迫抽调其中央兵力以增援左翼。格兰特是想等这个行动开始后，才挥动托马斯的兵力攻击敌方已经减弱的中央部分。

胡克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清晨即已前进，但是南军在退却时焚毁了查塔努加溪上的桥梁。这使他在过渡时延误了几个小时，使他直到下午三时以后才到了罗斯维尔峡谷。他到达之后，立即向传教士岭上挺进。但是他却没有把他的成功报告托马斯。

因为格兰特认为谢尔曼的处境已经很危急，所以在下午三点三十分命令托马斯前进，攻下山麓部分的敌方防御阵地。（托马斯的行动总是迟缓的，差不多迟了一个小时，才由格兰特自己命令前进。）根据格兰特在二十四日午夜以后下达的命令，即可知道这个命令的意思只是攻占山岭的第一个步骤而已。尽管有些史学家对这个命令曾有异议，尤其以史密斯将军为然，但是战争的官方纪录对它的意思，却是毫无疑问的。拜尔德将军在他的报告上说，托马斯的一位参谋军官来到师部，传达一个口头命令，要他攻下山麓的阵地，并且向他说：“这是向山上发动全面突击的一个准备，毫无疑问，少将指挥官的意图是要我参加这个行动，所以我要依照他的希望，一直向山顶推进。”

达拉说：“我方部队向山顶上的冲锋，实为军事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实际上绝对不是奇迹，只是一种合乎常识的行为。传教士岭有两道堑壕防线加以保护，防线中有士兵据守，每个人的间隔平均为一步远，山顶上的炮火是俯射性的，所以并不完全有效。当第一线（即格兰特命令所指的防线）被攻下之后，守兵纷纷败退，有许多穿过第二线逃走。南军方面辛德曼师的一位旅长马尼戈尔特将军说：“秩序完全丧失，每个人都只想逃命，纷纷从最短的路线向山顶上跑。”“部队从下往上跑，最后终于到达工事，都已经喘不过气来，疲倦不堪，大部分人士气涣散，更向后方飞跑，让山岭夹在他们与敌人之间。”

很明显，格兰特的意图是要攻下这座山岭，但是他却没有料到南军前线的守兵士气会崩溃得这样迅速，所以他才命令只先攻下第一道防线再说。这些攻击部队发现敌人已经溃散，就本能的跟在后面追，于是一跃之下就攻克这座山岭，而不必再分为两个阶段了。当敌人逃走时，要想制止攻击部队不前进那是非常困难的，凡是有这种经验的军人必能了解这种情形。所以这种继续前进，并非奇迹，而是战斗本能所致。虽然如此，这却并不有损托马斯突击时的英勇，而只是解释了其理由。

这次冲锋成功，更加证明了胡克的前进实为会战中的决定性行动。布雷格正面既已崩溃，所以当然再也不能应付这个侧翼攻击了。虽然格兰特未能照原定的计划从左翼方面来赢得会战，可是他却从右翼方面赢得了。结果还是一样。他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命令托马斯执行的威力搜索委实是个错误，但是这仍然无损于他的指挥艺术，反而证明他的计划和兵力分配是具有弹性的——就是说它们是可以适应环境变化的。

北军立即开始追击，但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却自动放弃了这个企图，因为格兰特的首要任务是解救伯恩赛德。二十九日，当他确定布雷格已经在全面退却之中，格兰特即命谢尔曼向诺克斯维尔前进。谢尔曼于十二月六日到达该地，发现朗斯特里特已于四日解围而去，退向霍尔斯顿河谷。十一月三十日，格兰特把司令部迁往纳什维尔，只留下托马斯据守这个突出的港口——现在已经确实握在北军手中。

在这场会战中，格兰特在全部大约六万人的总兵力之中，一共损失了五千八百一十五人。布雷格在朗斯特里特离去之后，所剩兵力不过三万三千人，一共损失了枪枝六千一百七十五件，火炮四十门，以及俘虏五千四百七十一人。他的死伤数字共约三千人。

格兰特在维克斯堡和查塔努加的胜利，决定了南军败亡的最后命运。占领维克斯堡切断了密西西比河以东各州与以西各州之间的联系。而查塔努加的胜利则封锁了从北面进入田纳西州的主要通路，并且打开了进入亚特兰大的道路——这是在弗吉尼亚州的李军团的后门。

一八六四年三月三日，林肯终于找到了他想寻找的将军，他把格兰特召回华盛顿，升任为总司令。他于三月九日回到华盛顿，并立即开始拟定结束战争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内容是一方面用不断的攻击把李羁留在弗吉尼亚境内，另一方面，谢尔曼则以查塔努加为基地攻占亚特兰大，然后对李的后方作战。也就是开辟两条战线，夹攻南方邦联的剩余地区，直到把它夹碎。

在东面，这场决斗性的会战自一八六四年五月四日开始。在弗吉尼亚的荒野中——即拉皮丹以南的森林地区——经过六个星期的苦战，格兰特终于把李赶回里士满的要塞；但是他发现这个地区的防御过于坚强，无法从正面攻入，于是在六月中旬，他绕过这个地区，在威尔科克斯登陆点渡过了詹姆士河。从那里他打击彼得斯堡，这也是李主要补给线所通过的地方，但是不幸的是，由于部下无能，他未能占领这个“里士满之钥”。此后直到一八六五年三月底为止，波托马克军团主要只是进行围攻战。

四天之后，格兰特命令谢尔曼从查塔努加向南打击约翰斯顿将军。从历史上来说，他的作战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谢尔曼是一种新型的将领。他打破了十九世纪的战争规律，他的残忍无情可以与加尔文相比，不过他是用剑，而加尔文是用口舌。经过激烈的战斗，他于九月一日占领了亚特兰大，这是“南方的门户”。为了不让后方留有敌人，他命令所有人口都强迫迁出。他向哈里克（自从格兰特升任总司令之后，他已经改任参谋总长）解释说：“如果人民对我的野蛮和残忍表示抱怨，我就要告诉他战争就是战争，而不是为了获得人民的好感。如果他们想要和平，他们和他们的亲属就应该停止战争。”

对十九世纪而言，这是一个新思想，因为这意味着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求和的能力已经由政府手中转入人民手中了，而和平的缔造成为革命的一种产品。这也就是把民主的原则发展到了最后阶段，由此也就引到了心理攻击的原则，这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冷战”思想的起源。尼科尔斯少校是谢尔曼的一位副官，他说：“谢尔曼是典型的民主主义者。他的思想完全不受欧洲传统影响。他是我们制度的标准产品。”

以后，当谢尔曼发动其著名的佐治亚长征时，他就把这个新的战争思想作为指导原则，对南方人民的战争是与对武装部队的战争一样彻底。

自从三十年战争之后，在西方就未见过这样的暴行，虽然在拿破仑战争中偶尔可以找到相似的例证。如谢尔曼所指出的，南方游击队也曾不断进行野蛮的暴行，但是这种暴行却只是个别行为，并非一种政策。所以戴维斯把谢尔曼称为“美洲大陆的阿提拉”，似乎不无道理。

恐怖是谢尔曼政策的基本因素，他自己曾公开这样表示，以下为任意引证的两段话：

“除非我们使佐治亚恢复其人口，否则占领它是毫无用处的，可是彻底毁灭其道路、房屋和人民，却足以破坏其军事资源。我可以进行这次远征，使佐治亚为之惊呼。”

“我们不仅是在与一支充满敌意的军队作战，而且还在与一群充满敌意的人民作战，必须使所有人民，无论老少贫富，都感受到战争的痛苦。事实上，整个军团都怀着报复的怒火，欲毁灭南卡罗来纳州而后快，我对它的命运感到战栗。”

谢尔曼相信他的军队是“替天行道”的工具。希区柯克是谢尔曼的另一位副宫，也发表过许多议论：“现在是战争，但却不会总是战争。上帝会给与我们和平，但除了完全服从政府之外，没有其他和平可言。所以战争中的恐怖是无法避免的。”他又说：“谢尔曼的想法是绝对正确的，结束这场不幸而可怕的冲突，其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使战争的恐怖变得无法忍受。”

十二月二十一日，萨凡纳被攻陷，在谢尔曼的军队大事蹂躏之后，继之以成千上万的黑人也来趁火打劫。第二天，他把这个城献给林肯作为圣诞礼物，接着南北卡罗来纳也被夷为废墟。在佐治亚州，谢尔曼估计全部损失为一亿美元，其中只有二千万美元是为了作战利益而破坏的，其余的都是毫无目的的破坏。

当这些事件正在南方进行时，格兰特在北方却正在对彼得斯堡铁路不断进行作战。最后在一八六五年一月十五日，费歇尔堡终于陷落了，它保护着威尔明顿港口的出口，于是李的补给困难愈来愈严重，他向邦联政府提出警告，说里士满可能要被迫放弃。不久，当格兰特知道谢尔曼必须等到四月十日才能向罗诺克河前进，于是决定不等候他，而立即发动打击。

三月三十日，为了迂回彼得斯堡的右翼，他命令谢里登将军率领他的骑兵军去攻占在“五叉”的道路交点。他们达成了任务，于四月一日击退了南军的皮克特将军。这一战使从彼得斯堡到林齐堡的南方铁路完全落入格兰特手中，并且也决定了彼得斯堡的命运。次日，格兰特攻击彼得斯堡南方的工事，把李的军队切成了两段。谢里登把李中央以西的所有部队都赶过了阿波马托克斯河，而格兰特则把其以东的兵力都赶入了彼得斯堡。当北军于四月三日进入该镇时，李放弃了里士满，并沿着丹维尔铁路撤退。

北弗吉尼亚军团正在溃败之际，格兰特命令第二和第六两个军，进到阿波马托克斯河以北以骚扰敌军后方。谢里登，第五军和奥尔德军都指向阿波马托克斯车站，因为据情报说李的意图是想在那里再补给他的军队。四月八日黄昏时，谢里登到了阿波马托克斯车站，迫使李的前卫向法院退却。九日上午，李前进向他进攻，于是谢里登的骑兵向左右分开，露出在他们后方的第五军和奥尔德军。于是白旗升起来了，不久，在麦克林屋内的一间家徒四壁的小会客室中，只有一张桌子和两三把椅子，李向格兰特投降了——他手中还有步兵七千八百七十二人，骑兵二千一百人，火炮六十三门，但却已经没有一点粮食了。这样就结束了“农业时代对机器和蒸汽力时代的反叛”，这也是“汉密尔顿极端派对富兰克林中庸派的胜利。”

经过四年的疯狂战争，联邦终于获得了承认，一个伟大的帝国诞生了。两面以大西洋和太平洋为堑壕，实际上是完全无法攻击的。东面联系着欧洲，而西面联系着亚洲，可以左右世界权力平衡的局势。

虽然战争给南方带来了毁灭和混乱，尤其是在战后重建中，因为厉行报复，所以更使这种恶劣局势加重了。但是对北方而言，却带来了胜利和空前的繁荣。如莫里森和康马格在《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一书中所说：“若说美国人民能够表现出更大的活力，可是与他们的活力俱来的，却从未有过这样飞扬跋扈的态度。对这个曾经拯救美国联邦的时代而言，他们会觉得天下无难事；也许除了精神世界以外，没有哪个世界是不能征服的。人们到了这个大陆之后，就会尽力挥霍，好象财富取之不尽一样。”

这个新帝国的资源似乎是无限的，无论是铁、煤、油和人力都极为丰富。新的发明从绘图板上不断流出，工厂中货品充斥，田野中小麦遍地，无数移民流入这个国家。在一八六五年，美国只有铁路三万五千英里，而到了一九〇〇年，就增加到了二十万英里，超过了欧洲的铁路总长。

估计交战双方在战争中所花的成本总数为二百亿美元，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战后所留下来的是巨额国债，结果租税的压力日增，造成了一种最卑劣的财政性专制，大量土地都落入投机公司手中，以供他们用铁路和矿产等当作挖取的工具——也就是以极高的速度来实行资本的集中。”

从战争结束之时起，不过两代人时间，美国已经变成全世界上最伟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最伟大的工业强国。如贝内特所说，是一个“伟大的金属怪物。”

这种和平时代生产的权力和动力的反面，就是战时毁灭的权力和动力，因为这个原因，又可以回复到上文中说过的，就是在近代史中这是第一次，战争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毁灭敌人的军事力量，而且还要毁灭其根本——即敌人的全部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如罗德斯所说，在所有品性方面，李很象华盛顿，在心智方面也极为相似，他是属于十八世纪的，这是代表历史上的农业时代。谢尔曼，次一等的格兰特和谢里登，以及其他北方将领，在精神上和道德上都是属于工业革命时代的。他们在思想上的指导原则即为机器的原则，就是讲求效率。因为效率是由一种单纯的法则来决定的，所以只问目的而不择手段，没有任何道德和精神观念或是传统行为可以阻挡他们的进路。在近代史上的极权主义将领中，谢尔曼也许可以位列第一。他使战争全面化，不仅以敌军为对象，而更以敌方人民为对象，把恐怖当作其战略工具。使美国内战产生的仇恨，他应比任何人负有更多的责任。

在战术方面，因为来复枪使防御变成了最强的战争形式，所以进攻变得更加困难和成本高昂。李曼上校说过：“把一个人放在一个坑洞内，在后面的小山放列一个良好的炮兵连，那么即使他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军人，也可以发挥以一敌三的效力。”维尔克森说：“在我离开北安娜之前，我发现我们的步兵对于向工事冲锋已经感到厌倦。一般士兵都确认一个躲在工事后面的人可以抵得上在工事外面的三个人。”因此，军队的人数也就逐渐增多了。

还有一些其他变化，都是战争许多年之后还未被人发现的，其中有：骑兵的冲锋已经变得无用了；有来复线的火炮价值日增，而刺刀的地位则被彻底颠覆。有目击者说：“我不相信他们中有一个人是被刺刀杀死的。”戈登将军说：“在冲锋的正面，刺刀的闪光是很可怕的，可是它们却很少有被鲜血染红的机会。刺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军医哈特说他很少看到刺刀伤，除了偶然的情形以外。

对于格兰特，李和这个战争中的其他各位将领，要批评他们的战术能力是太容易了，不过却应该记住他们是没有师承的。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来复枪都是一种新兵器。评论他们的时候，请不要忘记即使在一九一四年——美国内战后的五十年——职业军人当中十个就有七个还是相信刺刀的。

格兰特和李，谢尔曼和约翰斯顿，以及其他将领所进行的战斗，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形颇为相似。没有别的战争，甚至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能够供给如此类似的例证。这是来复枪弹和堑壕的战争，甚至于已经有了铁丝网。南军方面说这是一种魔鬼的工具，只有美国人才能发明出来。这场战争中充满了现代性的工具，手掷和有翼的榴弹，火箭，以及其他东西都出场了。用弹夹的步枪，李奎的机关枪也开始使用，双方都曾使用汽球，虽然南军方面对此并不重视。爆炸性的弹丸也有人提及，还有火焰喷射器，而在一八六四年六月，彭德里顿将军更要求里士满政府的兵工当局设法供给有‘窒息作用’的毒气弹。所谓现代化装备还不仅此而巳：装甲船只、装甲火车、地雷、鱼雷都曾经使用，此外还有灯号，旗语和野战电话。亨特里在莫比尔还曾建造了一艘潜水艇。它有二十英尺长，五英尺深和三英尺宽，在内部有七八个人，用螺旋桨推进。一八六四年二月十七日，它在查尔斯顿海外炸沉了北军一艘军舰，并与之一起沉没。

假如欧洲诸国对美国内战的教训及早加以研究，那么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之间，也许就不会铸成那样巨大的战术错误了。

谢选骏指出：有一个名叫黑格尔或是列宁的白痴曾经说过，“人们永远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什么，大家一直都在不断地重犯错误。”（大意如此）——他可能是从自己的经验中总结出如此悲哀的结论来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是一种动物，他首先想要顾及眼前，然后才能看到明天，这就是所谓鼠目寸光；其次人还是一种社会生物，他的行为受制于群体，而决定群体行动的往往是最低级的成员，而不是最高级的成员——虽然看起来往往正好相反。这就像一个班级的老师，他她的教学进度取决于最笨的学生，而不是最聪明的学生。我在上学的时候多么无聊啊！老师尽在讲废话，而且不断重复，每当我稍有不满就会遭到打击压制，说我不遵守纪律；慢慢的我就受到了孤立。这就是我进入社会的第一课。我想这绝对不是我一个人的遭遇。所以美国的学校设置了“天才班”，把进度不一样的学生分开。但是民主制度不能允许社会这样分级，专制制度也必须照顾多数人的情绪……所以人们如何可能学到并运用历史的经验呢？毕竟，多数人是没有灵魂的，而且还不能把这一点明确说出来，否则一个中学生都会被贴满了大字报，说他“思想反动”了。

【大事记（三）：普鲁士的扩张】

当半独立的美国联邦融合成一个联邦帝国时，中欧方面也正蕴酿着新的变革。自从神圣罗马帝国解散之后，中欧就成了一个真空，一八一五年的维也纳会议曾希望将三十八个独立邦组成“日尔曼邦联”，目的是保障日尔曼的内部和平，其机构为一个议会，永久性会址设在法兰克福，每个邦都有代表。实际上，这个议会却毫无能力，因为它只是参议院，而没有众议院——是议会而不是国会。

比日尔曼联邦更重要的是普鲁士关税同盟的建立。其创始人为李斯特，他认识到除非各邦之间的关税壁垒能够打破，否则英国货就会继续在日尔曼境内泛滥，这种作茧自缚的限制只会阻止日尔曼自身的工业化。为了结束这种不合理的情形，所有普鲁士境内的关税，包括六十七项共约三千余种细则，都在一八一八年被取消，次年十月，普鲁士与独立小邦施瓦茨堡-松德尔豪森之间签订了第一个关税协定。不久就出现了南北两个关税同盟，在一八二九年，同意对一切互相交换的货品都免征赋税，期限直到一八四一年为止。到那一年，关税同盟再度延长，三年之后，除奥地利以外，整个日尔曼都包括进来了。毫无疑问，商业统一引发了政治团结，最终又延伸到了军事方面的集体安全。

虽然“欧洲和平“之说颇为流行，可是在滑铁卢会战之后的四十年中，欧洲却正进入一个梦魇时期，反动和革命此消彼长。路易十八在巴黎复辟之后，反动的风气开始盛行。在法国，三色旗和离婚制度都被取缔。在西班牙，教会恢复了审判异教徒的权力。在奥地利，皇帝既不想前进也不想后退，而他的首相梅特涅亲王却认为日尔曼的统一是“声名狼藉的目标”。在英格兰，自由和保守两党已将工业革命置之脑后，要求保护农业利益，封闭帝国内的贸易。与此同时，沙皇亚历山大却是个宗教式狂人，他诱劝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以“三位一体”理论为根据，与他签订了《神圣同盟条约》，其目的总归是方便俄国的进一步扩张。此后，除英国的摄政以外，欧洲所有君主都加入了这个公约，只有苏丹和教皇未被邀请。

就像梅特涅所说，这是一张“空头支票”，虽然此后二十年间，欧洲并未发生大规模战争，可是民族主义对反动主义的斗争却变成了西方历史上最残酷的斗争。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背叛了，巴西背叛了葡萄牙；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国内也掀起了革命怒潮，而法国又以神圣同盟的名义侵入西班牙。希腊背叛了土耳其；而在俄国，亚历山大死亡之后，也继之以“十二月革命”。一八二七年，英法俄三国干涉希腊战事，十月二十日，在那伐里诺歼灭了土耳其舰队。俄国人入侵了波斯，于一八二八年向土耳其宣战并侵入保加利亚。最后在一八三〇年，到了结算之期。巴黎为革命所震动，查理十世被推翻，路易·菲利普执政。比利时脱离荷兰独立。波兰反抗俄国。汉诺威和赫斯-卡塞尔也发生了叛乱，并蔓延到奥地利、匈牙利、瑞士和意大利。一八三一年，波兰人在奥斯托仑卡被击败，他们的宪法被废除；反抗奥地利的天主教联盟也被击碎。一八三二年，法军包围安特卫普；一八三三年，纳皮尔爵士以过人的果敢，在圣文森特角海外击毁了唐·米格尔的舰队。一八三四年，西班牙境内展开了“正统”战争，前后七年，使半岛到处都浸透鲜血。最后，到一八三七年，维多利亚女王在英国登基，此后又有了十年的和平。

下一波革命怒潮是在一八四八年爆发的。其目的不再是改变政府形式，而是国家的组织，由于工业化加深，下层阶级的生活条件日益恶劣。一八四七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在伦敦成立了共产主义同盟。从此“马赛曲”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从劳动者口中唱出来的却是更激烈的“国际歌”。

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路易·菲利普和王后从法国王宫的后门溜出，化名为史密斯夫妇逃到了英格兰。

很少有革命在发动时象这样不流血的。工作权利被当作改革的第一个基本原则，为了保障这个权利，工人们武装起来。六月，卡芬雅克将军被任命为独裁者，他领导巴黎西区的人民对抗普约尔领导的（工业化）东区人民。他用火炮镇压了反抗者。就象维飞所说的：“这场战争不是为了某种政治原则或某种政府形式，而是为了保卫或推翻私有财产制度。”虽然如此，法国却已发生了严重的骚乱。惠灵顿公爵说：“法国需要一个拿破仑，我还没有看见他……他在哪里？”

在英国也有很多紧张情形发生，但是宪章派的示威却自动消逝了。一八四九年，《谷物法》被废止，不列颠走上了自由贸易的道路。此时维也纳也发生了革命，结果整个帝国都发生了全面叛乱。皮德蒙的阿尔伯特获得了整个意大利拥护（只有教皇除外），在加富尔敦促之下，决定不惜牺牲发动对奥战争。他在圣卢西亚和库斯托查先后战败，最后于一八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又在诺瓦拉一败涂地，被迫逊位给儿子伊曼纽尔（一八四九——一八七八年）。此时匈牙利又燃起了革命火焰；捷克人在波希米亚起义；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也都武装叛变。这些叛乱使维也纳也发生了革命，结果斐迪南一世被迫逊位，由他的侄子约瑟夫（一八四八——一九一六年）继位，那时他只是十八岁的大孩子。虽然如此，匈牙利却拒绝承认他，因为奥地利政府无力平定叛乱，所以根据正要满期的《神圣同盟》，请俄国人前来协助。一八四九年八月九日，匈牙利人在特米斯瓦被击溃，叛乱受到了无情镇压。

虽然在日尔曼，工人们也以法国工人为榜样，要求分享较多的利润，可是革命的兴起却采取了民族而非社会的形式。一八四七年二月，腓特烈·威廉四世（一八四〇——一八六一年）被迫召开联合性的普鲁士会议，这立即代替了一八一五年的旧国会，并授权在法兰克福召开日尔曼民族会议，以此来把各邦组成一个新的日尔曼国家。正在辩论之际，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突然背叛了丹麦，于是普鲁士派兵去加以援助。因为俄国支援丹麦，所以腓特烈·威廉感到害伯，要求民族会议同意休战。尽管有这样一次挫折，民族会议仍然表示拥戴腓特烈·威廉为日尔曼皇帝。因为当时奥国正在动荡之中，若他敢于接受，也许不会受到反对。但是因为他并不认同民族会议的民主政策，所以表示除非先获得各邦君主和自由城的批准，否则他不拟接受。这对日尔曼的民族志士而言是个致命打击。

为了抵销这个错误，腓特烈·威廉与汉诺威和萨克森国王签订了条约，同意草拟一个新宪法，内容是，虽然有一个皇帝，但只是名义上的元首，而另设一个君主议会辅佐。这个建议被采纳，新的国家称为“联邦”。可是对腓特烈·威廉来说不幸的是，有利时机已经过去，因为奥地利已经恢复元气，在它引诱下，萨克森和汉诺威退出了“联邦”，于是日尔曼分成了两个对立集团——一方面拥护普鲁士，另一方面拥护奥地利。赫斯-卡塞尔的扰乱使双方到了战争边缘。但是因为腓特烈·威廉并无战争准备，所以一八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奥尔穆兹，他对奥国几乎无条件让步了，联邦被解散，普鲁士被迫承认旧法兰克福议会。自从耶拿失败之后，普鲁士还从未受过如此屈辱。

此时在法国，“六月革命”之后，卡芬雅克辞去了独裁者的职务，因为他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所以在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十日的总统选举中，他被路易·拿破仑击败。这样一来，隔了不到一年时间，终于有一位拿破仑出现了，这就是惠灵顿寻找的人。

他是路易·波拿巴的第三子，他的母亲博阿尔内是约瑟芬的女儿，所以他既是拿破仑的侄子又是他的外孙。因为他是个聪明的投机政客，所以随时都设法利用其伟大叔父的荣誉。一八五〇年五月，国会盲目的把九百万选民减到六百万时，这是非常丧失人望的举动，路易·拿破仑认为机会来了。虽然一两年前，他还是拥护普遍选举的，现在他却站在国会一边以加速其崩溃。一个朋友对他说：“你会与他们同归于尽的。”他回答说：“不，当国会挂在悬崖上时，我会割断绳索。”

在设法破坏了国会的信用之后，他又讨好教会，对资产阶级开出繁荣的支票，对劳动者则以财富为诱饵，对军人则分发雪茄和香肠。于是大家都一致拥护他。等到一切准备就绪，他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推翻了现政府，一年之后，由公民总投票选举他为法国皇帝，尊称为拿破仑三世。

当他忙于建立帝制之际，伦敦却在召开“大博览会”。维飞先生说：“这在人类历史上开辟了新的纪元，好象战争从此就会消失。可是实际上，欧洲要踏上的新时代却是战争的时代。在以后四分之一世纪中，几乎没有一个大国没有加入这些武装斗争。”

这些战争中的第一场就是克里木战争，虽然其爆发的借口是路易·拿破仑要求恢复法国对巴勒斯坦圣地的保护权，可是远因却是俄罗斯的扩张政策和尼古拉一世（一八二五－一八五五年）渴望获得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权。当土耳其感到确实已经获得西方国家的支援之后，就在一八五三年十月向俄国宣战。在一八五四年年初，法英两国加入战争，以后又加上撒丁王国。

这场战争结束了滑铁卢战后四十年来的和平，其结果更对欧洲的和平作了致命打击。从一八五六年起到一八七八年，欧洲一共经过了五次大战，所有起源都根植在克里木战争中。

克里木战争之后，俄国处于战败势孤的地位，而英国则忙于剿平印度叛乱。当时意大利的革命党人阿西尼正在伦敦企图暗杀路易·拿破仑。这不仅使英法两国产生了严重摩擦，而且也使这位皇帝大感惊惧，认为除非他用武力使意大利获得自由，否则他的生命始终处在危险之中。结果发生了一八五九年的法奥战争，法军在索费里诺胜利之后，于十一月十日签订了《维拉弗兰卡条约》，结束了战争。依照条约，法国获得了萨伏依和尼斯，而除了威尼斯和罗马之外，所有意大利领土都在伊曼纽尔之下统一为一个国家。

在这两次战争中，有下述各种军事发展值得一提。在克里木，氯仿第一次被使用；新闻界开始发生决定性影响，这是首次有了随军新闻记者。慈善家科文主张用装甲牵引机装上镰刀，以此从敌方步兵中铲开一条甬道。德国人鲍尔为俄国建造了一艘潜水艇。邓多纳德勋爵又重提一八一二年的设计，用燃烧硫黄的方法熏毙海军要塞中的守兵。虽然他的计划未被试用，他却预测毒气终将变成一种被承认的兵器。在一八五九年，铁路在战争中首次得到广泛使用。来复线的火炮也大量使用，因为看到索费里诺之战中伤兵的痛苦，所以第一次《日内瓦公约》于一八六四年成立。

自从奥尔穆兹屈辱之后，普鲁士已经恢复元气，一八六一年一月二日，威廉一世（一八六—－一八八八年）即位之后，普鲁士的国力日益增强。

威廉出生于一七九七年，在一八一四年参加过阿尔希会战。在本能上和教育上他都是个军人。他即位之后发表的第一次演讲中就说：“在将来，普鲁士陆军就是普鲁士武装民族。”这句话改变了欧洲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命运。他立即开始改组普鲁士陆军，目的为建立一支有效的常备军，共三十七万一千人；一支支援性的预备军，共十二万六千人，再加上国民卫队十六万三千人。他任命罗恩为军政部长，毛奇为总参谋长，一八六二年他又任命俾斯麦为首相。

俾斯麦的政策简单而又直接——把奥地利逐出日尔曼体系——因为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之后尚未恢复元气，法国虽然强大，但正忙于对墨西哥进行侵略，所以他的路线十分清晰，并且决心一有机会就开始按步就班地进行。机会在一八六三年终于来到，当查理九世即位为丹麦国王时，萨克森和汉诺威的部队开入了荷尔斯泰因，以重建和平为借口，俾斯麦引诱奥地利与普鲁士合作。一八六四年发生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十月签订了《维也纳条约》，使这两个公国受到奥普两国联合控制。

俾斯麦的计算是正确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会变成“狗抢的骨头”，终于会引起对奥战争。为了孤立奥地利，俾斯麦允许路易·拿破仑在比利时或莱茵省区中的一部分自由行动，其交换条件为路易·拿破仑应劝诱奥地利把威尼斯出卖给意大利。他知道奥地利一定会拒绝。同时为了激怒奥地利，他又重提日尔曼联邦。由于奥地利不肯放弃威尼斯，所以一八六六年四月八日，意普两国签订了攻守同盟条约。路易·拿破仑看到风起云涌，也想趁火打劫，认为这是取消一八一五年旧条约的好机会。他表示愿与普鲁士合作，出兵三十万人，条件为莱茵诸省归还法国。可是俾斯麦却不舍得放弃它们，因为意大利已经入了普鲁士的圈套，所以他命令驻在荷尔斯泰因的部队制造冲突。六月十二日，奥地利与普鲁士断绝了外交关系。

这次战争不是普通的侵略战争，也不是一场征服战争，而是一场外交战争。普鲁士的目的不是想欺辱奥地利，更不想削弱它，而只是想使奥地利认清在日尔曼，民族主义是正在成长中的动力，它要求统一，不准奥地利加以反对，如此而已。俾斯麦绝对不想把奥地利变成死敌，因为他知道有一天为了欧洲霸权，德法之间势必要进行一次决斗，到那时，他希望奥地利能保持中立。

听说奥军正集中在摩拉维亚，准备向波希米亚前进时，毛奇遂决定用两个军团侵入波希米亚：第一军团由腓特烈·查尔斯亲王率领，第二军团由普国皇储率领。前者向莫亨格雷茨前进，后者向陶提劳－纳卡德前进，然后再分别从两地继续向前，以在吉特辛会师为目的。当腓特烈·查尔斯亲王接近莫亨格雷茨时，由克拉姆-格拉斯率领的奥军退到吉特辛。而当普国皇储在纳卡德和斯卡里茨击败兰明之后，奥军总司令贝尼德克元帅就命令向萨多瓦全面退却。六月三十日，两个普鲁士军团已经隔得够近了，只要一获得通知，极短时间之内就可以会合，于是七月三日就发生了克尼格雷茨会战，亦称萨多瓦会战。第一军团于上午与奥军交战，到下午，第二军团打击在奥军右翼上，将它击溃。虽然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奥军损失了将近四万五千人（死伤被俘都在内），可是贝尼德克却带了残部十五万人逃走了，因为两个普鲁士军团都已混乱不堪，所以无法实行追击。七月十八日，毛奇下令向瓦格朗——在维也纳东北十英里远的地方——前进，二十一日奥军要求休战，普军立即表示同意。

奥军在克尼格雷茨被击败时，奥皇约瑟夫用电报要求路易·拿破仑出面干涉。但是因为他正忙于侵略墨西哥，所以不能发动战争，此外普军的迅速胜利也完全出乎其意料之外。普奥双方议和，依照布拉格，柏林和维也纳等条约，虽然奥地利的领土完整仍被尊重，可是意大利却获得了威尼斯，普鲁士也获得了汉诺威、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赫斯、拿骚和法兰克福自由城。萨克森仍保持现状，在美因河以北的诸邦组成北日尔曼邦联，以普鲁士为盟主，而以南诸邦则组成南日尔曼邦联。

为了安抚自由主义者，威廉在凯旋返回柏林之后，建立了联邦国会，并成立了一个民族自由党，其主要目标即为使南北两个邦联合而为一。尽管现在两个集团都已同意组成关税同盟，可是若非法国皇帝施加压力，使整个日尔曼都感到非联合不足以图存，那么这个工作也许要很久之后才能成功。路易·拿破仑的一切作为无一不在俾斯麦计算之中。甚至在布拉格条约尚未签订之前，他就要求将莱茵河左岸作为普鲁士获胜的补偿，现在他又重提前议。因为担心法国，所以南部邦联自动投入了北部邦联的怀抱，他们之间缔结了一个秘密攻守同盟，而以普鲁士国王为盟主。现在所需要的只是一场对付共同敌人的战争，以此使分裂的日尔曼合而为一。俾斯麦现在已开始对战争进行不断准备。

谢选骏指出：普鲁士的扩张可以说是德国的悲剧，因为普鲁士是德国最为野蛮的地方。结果，普鲁士统一德国就不仅是德国的悲剧了，而且是欧洲的悲剧和全球的悲剧了。更加可悲的事情，在普鲁士的德国瓦解之后，更加野蛮的苏联取而代之，成为占领和威胁欧洲和世界的“核心力量”——这个该死的力量还占领了中国，把中国拖入了空前野蛮的死亡陷阱。

【第三章：色当会战（上）】

普法战争的主要原因在于：普鲁士有统一整个日尔曼的决心，而法兰西也有阻止这种统一的决心，此外，加上高卢与条顿之间的积年仇恨。日尔曼与法兰西为邻，可以说很少有国家有过这样恶劣的邻居。从一六七五年到一八一三年之间，法国侵入日尔曼的次数不少于十四次——平均每十年一次。许多世纪以来，法兰西都以“大国”自居，在欧洲始终是支配性的强权，因此常有隐忧，担心荣誉会有黯淡之日，这就使整个民族养成了多愁易怒的脾气。从一七八九年以来，欧洲政治基础已经动摇，权力由国王手中移入了议会和政党领袖手中，舆论和人民，财政界和工业界的利益都可以左右政局。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场战争的近因实际上只是一个偶发的意外事件。虽然如此，却仍然值得详细叙述，因为这是一个典型例证，足以说明民主时代中的战争是如何触发的。

一八六八年九月，西班牙舰队叛变，放逐了女王伊莎贝拉二世，而由普利姆元帅摄政。因为西班牙人民不欢迎共和政体，所以普利姆把王冠献给许多外国亲王，结果却都遭到拒绝。最后在一八七〇年二月，他与俾斯麦进行秘密谈判，俾斯麦提出一个可能的候选人，就是霍亨索伦－锡格马林根的利奥波德亲王，他是普鲁士王室的远亲。普利姆与这位亲王发生了接触，他同意接受王位，但以能得到法皇和普王的同意为先决条件。普利姆就写信给威廉一世，他接到这封信之后，大为惊异，因为他对这个秘密谈判事先毫无所闻。他立即通知普利姆表示强烈反对。可是俾斯麦与普利姆之间仍继续谈判，突然在一八七〇年七月三日，这个秘密被西班牙的《回声报》捅了出来。路易·拿破仑所感到的惊异甚至比威廉更甚，他立即向普鲁士和西班牙提出强硬抗议，巴黎的报纸更是发表激烈的社论，高谈查理五世帝国的复活的可能性。巴黎的歇斯底里现象已经到了最高潮，所以在七月五日，一位法国政客法扬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照我看这就是战争，或者是已经十分的接近了。”次日，法国皇帝召集国务会议，讨论到了动员问题。由于法国外长格拉蒙公爵的建议，决定派法国驻柏林大使贝内德提伯爵到埃姆斯去谒见正在那里避暑的普王，要求他劝说利奥波德放弃候补权。

七月九日，威廉接见贝内德提，告诉他说自己无意鼓励利奥波德继承王位，而这个问题只与马德里有关。因为这个答复未使路易·拿破仑满意，所以格拉蒙用电报通知贝内德提说：“我们要求国王禁止该亲王坚持其候补权。”贝内德提向威廉提出了这项要求，威廉大为恼火，虽然如此，他还是允许贝内德提直接打电报给利奥波德。当时利奥波德本人正在瑞士，这个电报由他父亲接收，他立即回电以他儿子的名义撤回了候补权的申请。因为他是这个王族的家长，所以拥有这种权力。威廉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欣慰，以为事件已经到此结束。但是法国皇帝的想法却与他不同，他命令格拉蒙训令贝内德提再去谒见普王，要求他保证禁止利奥波德以后再提出类似要求。

七月十三日上午九时，贝内德提在埃姆斯公园中遇见威廉，威廉很有礼貌地向他打招呼。国王说他看到日尔曼的报纸上已经刊载了利奥波德放弃候补的消息，他很感欣慰。贝内德提就向他提出路易·拿破仑的新要求。威廉答复说：“我的表兄弟都是重视荣誉的人，他撤回了一件要求之后就决不会再提出来。”说完之后他就结束了这次谈话。

俾斯麦听到这些经过之后，通过驻在埃姆斯的代表要求国王停止这种不正常的个人会晤，而是采取经由使节和外交部的正常外交程序。普王表示同意，但是由于格拉蒙的催促，贝内德提又要求谒见普王。威廉拒绝接见，并把经过情形写了一个报告送给俾斯麦，让他决定是否应该通知大使馆和新闻界。

俾斯麦在七月十三日黄昏接到了国王的文件，因为国王已经允许，所以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加以公布，他把文件缩成一个节要，内容如下：“因为法国大使在埃姆斯要求国王致电巴黎保证这个候补权今后决不再度提出，陛下已拒绝再接见该大使，并派武官通知他不再与他接触。”

所以说俾斯麦伪造“埃姆斯电报”的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他只不过是把国王的原件缩成了电报的形式，不过无论如何他没有公布原件却是事实。他已知道法国有挑战的趋势，就象他后来所说的：“我们要让敌人先动手，这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我把这个草稿交给新闻界，再用电报通知各大使馆，那么在巴黎马上就会被人知道。这对高卢野牛产生的效力就会象红布一样灵验。”

电报在巴黎公布之后，法皇立即召开国务会议，这时贝内德提的报告也送到了，其内容比俾斯麦的电报远为温和。格拉蒙为了避免战争，建议召开一个欧洲会议，以禁止各王族接受外国王位。虽然皇帝批准了这个建议，可是皇后却不同意，就此搁置起来。接着，巴黎群众开始鼓噪，又高唱起原来被禁止的《马赛曲》，并且高喊“战争万岁，打进柏林！”的口号。尽管提耶尔和甘必大都提出警告，可是法国国会却已经丧失了平衡，群情愤激之下，很快就陷入了战争。七月十九日，法国正式宣战。

法国一向希望奥意两国能成为自己的同盟国，在一八六九年曾向两国提出要求，但仅获得空泛的答复。直到风雨欲来，路易·拿破仑才派一个私人代表到维也纳去谈判同盟条约，七月二十日宣战之后，获得的回复却是“中立”！丹麦也表示中立，英国一向就反对战争，这一次更无支持法国的意图，尤其在七月二十五日，俾斯麦写了一封“读者来信”，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揭发了法皇在一八六六年拟定的兼并比利时的秘密计划。

这样一来，法国就处于孤立地位，更糟糕的是从一八一五年以后，他们在精神上只仰赖拿破仑的神话来维持，迷信法国天下无敌。这种幻想使人们看不清实际的腐化情形，他们已经只剩下一个躯壳而没有灵魂。军人对他们的英勇传统非常自负，可是在政府、行政、指挥、指导、准备、科学、技术等各方面都已落后，而且也无人注意。特罗胥将军的说法大致相同：“自从一八一五年以来，每一次革命都只是激发野心，挑拨竞争，人们对是非黑白已经丧失了认知，而自私自利代替了爱国主义和公益之心。”

法国的皇帝和大臣居然生活在这种“愚人天堂”中，对现实一无所知，这实在是怪事，因为当时法国驻柏林的武官斯托维尔中校是个难得的人才，他对普鲁士的现状观察得颇为精细，而且不惜用法国的情形来作比较。他的报告极有意义，所以值得加以引述：

一八六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做礼拜时，牧师们首先祝福的对象是国王和陆军，其余的都在其次。若与法国作个比较，那么法军已经成了乌合之众，精神和纪律日益退化。”

一八六九年八月十二日

“我认为下述要点必须加以说明：（一）战争无法避免，只要一个偶然事件即可触发。（二）普鲁士并无攻打法国的意图；它不会求战，而且还会尽量避免战争。（三）但是普鲁士却具有远见，一旦看到战争不可避免，就已经开始进行一切准备，以免不幸事件发生时会受到突袭。（四）由于轻浮和不慎，尤其是对世局缺乏认识的原因，法国似乎不象普鲁士那样具有远见。”

“反观法国的情形又如何？国会自以为能代表人民，可是所代表的全是轻浮不实的坏风气，他们用美丽的修辞学来掩饰自己的无能。他们自命只有他们才关心国家福利，为了获得表面的人望，为了一个兵额，一个法郎都要与政府争论。他们只想削弱法国，要把法国出卖给强敌。舆论界也只是崇尚虚浮，他们的言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只是咬文嚼字，其实并非真正的了解，他们重视的是党派利益而非国家利益。法国人嘲笑一切，所有美德都不再为人尊敬，例如道德、家庭、爱国心、荣誉和宗教都成了讽刺对象。这难道不是真正衰颓的象征吗？”

以上就是当时法国的情况，这不是外国人的看法，而是出于法国人的手笔。他们的陆军在阿尔及利亚、克里木、中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也都反映出这种象征。他们看不起军官，盲目相信法国军人的精神是天下无敌的。在一八五九年的索费里诺之战中，他们就已认为将领是无足轻重的，而这种精神又受到民主化舆论界的鼓励。

普鲁士的情形则完全不同。陆军是贵族化而不是民主化的，威廉一世即位后，就决心使自己的愿望兑现，使陆军与国家合而为一。自从在奥尔穆兹签订了辱国条约之后，普鲁士参谋本部就开始采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作为其军事圣经。因为自从一八六六年以来，一切战争理论和实践都受到《战争论》的广大影响，所以我们应将其中重要的教条列举如下：

首先要说的就是战争和政治的关系：

“战争是国家政策用其他手段的延续。”

“战争不仅是政治行为，而且还是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活动的自然延伸。”

“战争只是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本身并非独立事物。”

“战争不就是政治思想的另一种写法和语言吗？”

“如果战争属于政策，那么自然应具有政策的性格。”

“如果政策强而有力，那么战争也将一样。”

第二点就说到战争的本质：

“战争只不过是一场大规模的决斗行为。”

“不要再听将军们说可以不流血而征服。”

“战争是一种发展到最大限度的暴力行为。”

“我们的目标是指向敌人权力的毁灭。”

“所有战斗的真正目标就是毁灭敌方的军事力量。”

“战争越激烈，仇恨和敌意的发泄也就越强烈。”

第三点说到进攻：

“只有一种战争形式——就是向敌人进攻。”

“战斗是战争中的唯一活动。”

第四点说到数量优势的要求：

“最好的战略总要居于强者的地位。”

“战争是必须要用国家权力的全部重量来进行。”

“在文明的欧洲，人民战争是十九世纪的景象。”

第五点，战争要求有精神和智力方面的优势：

“勇敢是最高的美德。”

“主要素质是指挥官的才能，军队的军事道德及其民族意识。”

“在战争中没有比服从更重要的东西。”

第六点，关于战术方面有：

“在现有时代的战争中，火力的毁灭原则已经达到最大效力。”

“战争中的防御形式，就其本身而言强于攻击，但是却只有消极目的。”

“进攻是积极的，防御则是消极的。”

“只有伟大而全面的会战才能产生伟大的结果。”

最后第七点说到组织方面：

“战争分为准备与行动两部分。”

“在战争中一切东西都极为简单，但是最简单的东西也最困难。”

“战争不属于艺术和科学领域，而是属于社会科学范畴。”

虽然毛奇顺应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但并不盲目，而只是用他的理论来适应时代。这些条件与拿破仑时代大有不同，而《战争论》却是以拿破仑的会战为基础的。铁路已使后勤方面发生了革命，随之而来的是军队的数量增大，所以更需要有高效率的参谋本部，此外，克尼格雷茨的混乱使毛奇感受到的惊恐，其程度并不亚于伟大侧翼攻击的成功使他感受到的惊喜。早在一八六一年他就认为步兵从正面是无法攻击的，并且用开阔平原上的一条水沟来打比方，认为这是不可能冲过去的。一八六六年以后，他又认识到在静止状态中射击的人要比一面前进一面射击的人占上风，所以对拿破仑的会战前集中的原则，又用会战中集中的原则来加以补充。此外，拿破仑的渗透进攻大战术，则应该由决定性的侧翼进攻取而代之。

一八六九年，他颁发了一套《对部队高级指挥官的训示》，其中有这样两段：

“一支规模巨大的部队集中，其本身就是一种祸害。集中在一点上的军队难于补给，无法宿营；既不能行军也不能作战，不能长时间存在——仅仅能够战斗。”

“在作战时应尽可能分开，只有在决定性会战时才进行适时的集中。这就是大部队将领的任务。仅从正面攻击少有成功希望，而失败的机会却可能非常大。所以我们必须向敌方阵地的侧翼迂回。”

有一个严重问题是毛奇一直没有寻求解决的，就是使普鲁士步兵获得一种最有效的来复线式步枪。他们使用的“德莱塞式撞针步枪”，虽然已经改良，却是从一八四一年就开始使用的。在一八六六年的战争中，奥军所用的前膛式诺伦茨来复枪在射程上就已经比远很多。不过因为可以在蹲伏位上迅速装弹，所以仍然是一种优势武器。虽然如此，假如当时奥军能更好的使用他们的来复线野炮，那么这种优势将大打折扣。奥军在一八六三年已采用这种野战炮，用霰弹射击时，有效射程可达五百码，也就是与撞针式步枪的有效射程相等。毛奇对这一点很欣赏，因为他知道法国步兵所用的是“萨瑟波特式”后膛来复枪，可以瞄准到一千二百米，距离比撞针式步枪远一倍，所以他希望用普鲁士的铁质后膛野炮来抵销这种劣势，这比法国的青铜前膛炮要优秀一些。法国之所以保留这种旧式火炮，原因是他们袖子里藏有一种秘密的新武器，就是雷菲耶式机关枪，有二十五支枪管，可以瞄准到一千二百米，每分钟能发射一百二十五发子弹。法军正计划用之代替霰弹，但是为了保密，直到战争爆发前几天才发给军队，据雷菲耶自己说，法军在使用时“完全象呆子一样”。

双方的主要强弱并不在武器方面，而是在参谋本部方面。在法方，过去的事实表明，缺乏有效的参谋本部实为拿破仑一世最后失败的主要原因。可是在一八一五年以后的法国还是很少有人认清这一点。所以当战争在一八七〇年爆发时，第二帝国的参谋本部军官都是些文官，不是少不更事，与军队完全没有过接触，就是白发老人，一天到晚忙于例行公事。巴赞元帅因为不信任参谋本部人员，甚至禁止他们进入战场，而改学六十年前的拿破仑，使用私人幕僚。尽管在一八六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斯托维尔已经有了下述报告，但事实上却毫无改进。他说：

“一旦战争爆发，在普鲁士的各种优势因素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他们的参谋本部军官团。我们的根本无法与之相较。在下一次战争中，普鲁士的参谋组织将成为其致胜的决定性因素。”

从沙恩霍斯特和马森巴赫时代起，普鲁士才第一次出现有组织的情报机构和有体系的参谋业务，可是普鲁士的参谋本部却发展得极为迅速，所及到一八六六年，其权威就已经至高无上了。在一八七〇年的战争中，总参谋长毛奇的责任实在比总司令——国王本人更为重要。因为最高级指挥体系中的个人因素逐渐减少，所以主动权逐渐由总司令手中转移到军团司令或军长手中。为了协调各部队将领的行动，因此思想上的统一变得十分重要。也就是说战争艺术变得机械和教条了。

韦尔努瓦将军的叙述可以说明这种参谋指挥体系的机械性。每天上午要举行一次参谋会议，由总参谋长任主席，讨论当前的情况并作决定，然后呈送给国王，经批准后再分别送达各有关指挥官。

这种钟表仪器似的指挥体系有个重要缺点：就是几乎完全没有考虑意料以外的事情。这只好听任在场的下级指挥官去作局部的决定，有时不免使整个计划都受到影响。

普鲁士参谋本部的战争计划是一八六七年首次拟定的，此后又不断加以修正，完全是进攻性质，观念极为简单。一般方向为巴黎；目标为击碎在任何地方遭遇到的敌人。一共准备使用三个军团：

第一军团，司令为斯泰因梅茨将军，下辖第七，第八两个军和一个骑兵师，共六万人。

第二军团，司令为腓特烈·卡尔亲王，下辖第三、第四和第十三个军、近卫师和两个骑兵师，共十三万一千人。

第三军团，司令为普鲁士皇储，下辖第五，第十一两个普鲁士军，第一和第二两个巴伐利亚军，符腾堡师，巴登师和一个骑兵师，共十三万人。

预备队，由普王亲自率领，下辖第九军和第十二萨克森军，共六万人，驻在美因茨。

此外，第一、第二、第四三个军，一个正规师和四个国民师被留在国内，以看守丹麦海岸和奥地利边界。

毛奇的估计很正确，他认为面对他的三十八万一千人，法国能动用的野战军人数不会超过二十五万人。而且因为受到铁路交通的限制，他们被迫必须把兵力集中在梅斯和斯特拉斯堡附近，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被孚日山脉隔开。所以他决定把他的三个军团集结在中部莱茵河要塞的后面，第一军团在维特里赫附近，第三军团在兰道和拉斯泰德附近，而第二军团则在洪堡与诺伊基辛之间，作为前两个军团之间的联系。如果法国企图在动员完成之前首先发动攻击——照他看这很有可能——那么由于法军的两个集团被孚日山地所分隔，所以他对自己的中央和侧翼都可以迅速增援，其速度应比法军在洛林或阿尔萨斯会合时的速度要快得多。毛奇对自己的意图有下述说明：

“不过最主要的是，战争计划的基础还是决定对无论在何处所发现的敌军都立即加以攻击，并且把我军尽量集中在一起，以便随时在战场上保持优势兵力。至于这些计划应使用什么特殊方法来完成，那却应该临时决定，只有向边界前进是事先有详细计划的。”

面对他的就是法国皇帝的计划，那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拿破仑式的计划，因为尽管从纸面上看来似乎头头是道，可是投机性却太大，事实上无异于自杀。法国军政部长勒伯夫元帅已经计算——也许只是猜想——在动员后第九天，在洛林境内可以集中十五万人，在阿尔萨斯境内可以集中十万人，而这个总数可以迅速增加到三十万人。因为法皇知道普军的人数差不多要比多出十万人，所以他决定不等自己动员完成就先发动突然袭击。他设想的观念是：若能向东发动突击，就足以强迫南日尔曼诸邦背叛普鲁士，并使奥地利甚至意大利都支持他。所以他决定在梅斯集中十五万人，在斯特拉斯堡集中十万人，在沙隆集中五万人，使前两支部队前进，联合起来越过莱茵河，从而迫使南日尔曼诸邦保持中立，然后与奥地利联合，取道耶拿直取柏林，同时他的舰队则威胁易北河和波罗的海。

这样伟大的计划，很明显必须有最精密的准备和时间的配合，可是当法国宣战时，一切都可说是一团糟，而普鲁士的动员却进行得象钟表一样准确。法国一切都没有安排好，营地无法设立，因为没人知道帐篷在哪里；铁路运转时间表根本没有拟定，有些部队没有火炮，有些部队没有运输工具，有些没有救护设备；仓库是空的，要塞缺乏补给。八月十日，巴里柯伯爵奉召前往巴黎出任军政部长（原军政部长勒伯夫元帅已随皇帝上了前方），他接到前线一位将领的来信，内容如下：

“在补给仓库中没有营地用的水壶、碗碟和火炉等。军部和师部都没有救护设备。截至八月七日还找不到一个骡马抬架以运载伤员。每天有数以千计的伤兵落入敌人手中，毫无后送准备。如果说四天来我们军人都靠老百姓的仁慈赏饭吃，所有道路上都挤满了垂死的饥饿士兵，那么行政部门实在应该负责。八月六日奉命爆破一座桥梁，全军——包括工兵和炮兵在内——却找不到一点炸药。”

因为如此混乱不堪，所以侵入日尔曼南部的计划只好取消，舰队驶往易北河口而未载运部队。在名义上法军有七个军和一个近卫军，但是第六和第七两军始终未能会合。其分布如下：第一军，军长麦克马洪，在斯特拉斯堡；

第二军，军长弗罗沙德，在弗尔巴赫；

第三军，军长巴赞，在圣-阿沃尔德；

第四军，军长巴里柯，在里昂；

第五军，军长德·费利，在比奇；

第六军，军长坎罗伯特，在沙隆；

第七军，军长费利克斯·杜埃，在贝尔福和科尔马；

近卫军，军长博巴奇，在梅斯。因为各军过于分散，最后法皇才听信忠告，将它们编成两个军团，第一军和第七军的一个师共三万五千人编成一个军团，由麦克马洪元帅指挥，位于斯特拉斯堡附近。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四个军，再加上近卫军，共十二万八千人，被称为莱茵军团，位于梅斯附近，由法皇亲自指挥。第六军，约三万五千人，由坎罗伯特元帅指挥，留在沙隆担任预备队。第七军的其余部分留在贝尔福以监视黑森林的出口。当七月二十八日法皇亲自接管最高指挥权时，还没有一个军完成战备。

犹豫不决又使巴黎的群众开始干涉战略。他们在大街上游行，高呼立即侵入日尔曼的口号。这种怒潮迫使法皇不敢不动手，八月一日，他命令巴赞元帅向萨尔河进攻。除他自己的第三军以外，第二和第五两军也归他指挥。他把第五军（德·费利）向前推进，八月二日，与普鲁士第一军团中第八军的一个支队在萨尔布吕肯遭遇，这支部队立即向后退却。毛奇命令斯泰因梅茨把第一军团向第二军团靠拢，同时命令第三军团越过国界，以阻止法军将部队从阿尔萨斯调往洛林。

八月三日，麦克马洪用阿贝尔·杜埃的师占领了维森堡，他没有注意到普鲁士第三军团的接近，所以第二天在宿营时遭受到突然袭击。杜埃被击毙，他的师退到沃尔特附近，与麦克马洪会合，这样麦克马洪在那里可以集中大约三万二千名步兵和四千五百名骑兵。八月五日，普鲁士第三军团，有步兵七万二千人和骑兵四千五百人向他逼进。因为对敌军实力只有含糊不清的情报，所以麦克马洪计划在八月七日进攻，而普鲁士皇储因为自己的军团还是分散的，就决定等候各军集中之后再发动攻击。结果却未能如愿，因为在八月六日清晨，双方前哨发生了冲突，使巴伐利亚第二军和普鲁士第五军都被卷入，触发了沃尔特会战。这是普法战争中的第一场大会战，虽然普军的攻击很零乱，而法军也表现出传统的勇敢精神，但还是抵挡不住优势敌军的压迫，被迫后退，匆匆通过孚日山地退往新堡，于八月十四日到达。麦克马洪的军团从那里用铁路送往沙隆，于八月十九日到达。在这次并非预计的会战中，双方的死伤损失数字都在一万人到一万一千人之间，因为第三军团并无准备，所以没有追击。

在沃尔特会战之前，毛奇的意图是让第一和第二两个军团于八月六日集中在萨尔河后方，然后在那里待命，等第三军团占稳了弗斯格斯通道时再行动。但是当性情急躁的斯泰因梅茨听说萨尔布吕肯的战斗之后，就立即向该地推进，腓特烈·卡尔亲王第二军团的领先部队也随之前进了。此时，萨尔布吕肯肯由法国第二军占领，当军长弗罗沙德得知杜埃在维森堡被挫败的消息之后，就认为他的地位过于暴露，就在八月五日撤退到该地西南数英里的斯比希林高地。八月六日清晨，普鲁士第二军团的前卫骑兵吸引着弗罗沙德前哨的火力，不久，卡梅克将军的第十四师也赶到。因为卡梅克感到支援是有把握的，并且相信他所面对的敌人最多不过是一支后卫部队，所以不等上级命令，就派一个旅去攻打位于弗罗沙德阵地中央的罗瑟堡。又和在沃尔特的情形一样，在普军尚未准备妥当之前，会战即已展开。虽然如此，因为普军的后续部队纷纷赶到，所以卡梅克能够坚守罗瑟堡不放，在法军方面，弗罗沙德却相信自己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其实不然），就命令退却。这一次又没有追击，因为普军的骑兵还落后很远。在斯比希林会战中，法军死伤共约四千人，而普军约为五千人。

这两次挫败——斯比希林和沃尔特——使设在梅斯的法军大本营发生了惊慌现象，下令向沙隆退却。当消息传到巴黎之后，皇后摄政的法国政府宣称：假如军队撤退，那么首都就要造反了。所以到八月九日计划又改变了，所有在梅斯以东的部队都奉命停止撤退，而梅斯则拟不惜一切代价死守。这就使法军分成了两段，巴赞停止不动，而麦克马洪则继续撤退。

同一天，奥利维尔内阁辞职，以皇后为领袖的帝国党把政府交给巴里柯将军，战争爆发后他一直在里昂担任第四军军长。第二天，即八月十日，他开始负起战争指导责任，此后战略就变成了政治把戏。他的《忏悔录》出版于一八七一年，内容颇有意义，因为它明白指出一个领导力软弱的民主政体是完全不适合指导战争的。举例来说，每天上午八时都要举行内阁会议，进行无休止的讨论。八月九日，大家同意在八天之内征募五十万新兵，可是到十日，他们又害怕这些新兵获得武装之后会比普鲁士人更为可怕。到十一日，又决议牺牲到最后一人为止。八月十八日和二十三日，法夫尔还在高喊：“我们需要武器！”此后，左派人士就一直高呼“需要武器”，因为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推翻政府。这是当时政治方面的情形。

八月十二日，法皇本人虽然仍留在军中，但已把最高指挥权交给巴赞元帅行使。这种改变是在最危急的时机中发生的，因为在八月十三日，普军右翼的第一军团已在梅斯以东到了尼德河；第二军团在摩泽尔河上的穆松桥也建立了桥头阵地；而第三军团的前卫则正在接近南锡和伦内维尔。三个军团从东面和南面同时向巴赞的部队作向心推进。虽然当时对情况并不完全了解，但当他知道梅斯缺乏粮食时，就决定放弃摩泽尔河一线，退到凡尔登附近的默兹河上。

为了便于撤退，他命令在摩泽尔河上架桥，但是天降大雨，河水泛滥，把桥梁冲毁了一部分，所以结果到八月十四日，部队还有大部分留在梅斯以东。在科隆贝和波尔尼，法军受到普鲁士第七军攻击，但利用黑夜掩护还是撤过了摩泽尔河，占领了一个横跨梅斯－凡尔登道路，面对西南的阵地。这就是说，除非击败普军，否则向凡尔登撤退的计划必须撤销，因为现在唯一尚能畅通的退路就是梅斯－布里埃－蒙梅迪道路，其终点将为勒泰尔或色当。事实上，巴赞早已处于被半包围的态势之中，虽然他此时并不知道，若不挺身战斗，就无法继续撤退；而企图从梅斯－蒙梅迪撤退，则又必须在一支胜利的敌军面前侧进，当然也是非常危险的行动。

巴赞正在集中兵力时，普鲁士第二军团的第五骑兵师在穆松桥渡过了摩泽尔河，并于八月十五日与法国骑兵在维昂维尔和勒松维尔附近发生了接触。到夜里，第十军在穆松桥，第三军在诺费昂也渡过了摩泽尔河。次日上午九时，冯·阿尔维斯勒班的第三军开始发动猛攻，这就展开了维昂维尔会战，亦称马斯-拉-图尔会战。这是一场苦战，其中有几次普军受到了强烈压迫，虽然结果不分胜负，但对毛奇而言，在战略上却具有决定性。因为这迫使巴赞完全放弃了撤向默兹河上的想法。相反，他命令他的军团在圣普里瓦与格拉沃洛特之间撤入一个坚强阵地，上述两地分别在梅斯的西北和西方。这一战双方的损失各约为一万六千人。

八月十七日，巴赞的部队在撤退时并未受到阻扰。毛奇正忙于集中其第一第二两个军团的全部兵力，其中第二军团尚缺第四军，它已奉命向托尔前进，以便与第三军团联系。第二天就进行了伟大的格拉沃洛特会战，亦称圣普里瓦会战，参战普军为二十万人，法军为十四万人。正如一七九二年瓦尔密会战的情形一样，双方都面对着自己的基地，就是说失败的一方将无路可退。战斗非常激烈，可是到了将近黄昏时候，普军攻入了圣普里瓦，迂回了法军右翼，巴赞被迫撤入梅斯要塞，他与巴黎和麦克马洪之间就完全失去了联系，麦克马洪于十六日已与法皇会合。在这次战争中，格拉沃洛特会战是流血最多的会战，普军死伤二万人以上，法军约为一万三千人，但另有五千人被俘。在普鲁士的原定战役计划中，并未估算到法军主力会退入梅斯要塞，所以本来只拟用几个师的国民兵包围该要塞。现在这个意料之外的撤退使普军必须组成一支围攻军团，于是第一军团全部，加上第二军团大部，一共十五万人，交由腓特烈·卡尔亲王指挥，奉命把巴赞困死在要塞内。

如今兵力共计八万五千人的第三军团仍由普鲁士皇储指挥；而近卫军，第四军和萨克森第十二军，共十三万八千人，另外组成默兹军团，由萨克森王储指挥。八月二十日，默兹军团在布里埃与科梅尔西之间采用宽广正面向凡尔登前进，而第三军团的前卫则在伏瓦渡过默兹河，向利格尼和巴尔挺进。两个军团都向巴黎进发，以迫使敌军在其首都以东地区接受会战。二十三日，默兹军团在凡尔登附近到了默兹河右岸，虽然进行了一次突击，但却未能攻下这个要塞，就命令前卫骑兵向克莱蒙和圣曼胡挺进。

此时，在沙隆的麦克马洪元帅奉命组成一个新军团，称为沙隆军团，他在八月十八日到二十日之间完成了这个任务。这是一支杂乱的部队，其中包括第一军，军长迪克罗，共三万二千人；第五军，军长德·费利，共二万二千人；第七军，军长费利克斯·杜埃，共二万二千人；第十二军，军长勒布伦，共四万一千人；两个骑兵师。此外还有几个新成立的步兵师，一个军的海军陆战人员，从沃尔特逃出来的难民和一部分游击队，这些人正处在叛乱状态之中。这个军团共有一百六十六个步兵营，一百个骑兵中队和三百八十门火炮，总共有十三万人。其中有许多部队毫无训练，所以勒布伦将军说，他给每个士兵发了五发子弹，好让军官和士官们教导他们瞄准射击。

在沙隆，麦克马洪决定向巴黎撤退，在这一点上他也获得了特罗胥将军支持，特罗胥于八月十六日刚刚接任新成立的第十三军军长。八月十日，特罗胥曾致书皇帝的亲信，主张巴赞军团应向巴黎撤退，虽然法皇同意了，可是巴里柯却取消了这个行动。八月十七日，即法皇从梅斯回到沙隆的次日，举行了一次会议，决定皇帝既已把统帅权交给巴赞，那么他本人就应回巴黎去主持政务。他也表示同意，并指派特罗胥为巴黎总督。接着他命令特罗胥先返回巴黎，他随后还都，而麦克马洪则继续向巴黎前进。于是特罗胥先行启程了。

八月十八日夜，特罗胥到了巴黎，皇后立即接见他，当她知道了解了其任务的重要性后就说：“将军，只有皇帝的敌人才会同意他返回巴黎，他别想回到巴黎，不，将军，皇帝决不能进入巴黎，他必须留在沙隆，你应该保卫巴黎，不要皇帝，你要独自完成你的任务。”

经过一番犹豫，特罗胥向皇后表示同意。他又去谒见巴里柯，巴里柯对他却很不礼貌。巴里柯认为他的战略思想完全是荒谬的，也绝对不同意麦克马洪撤回巴黎。此后，特罗胥觉得到处都是障碍。

特罗胥出发之后，麦克马洪即准备撤退，八月二十一日他退到兰斯，他的部下到处骚扰，百姓叫苦连天。二十二日，军团仍留在兰斯，这时，参议院议长劳尔率领一个由巴里柯派出的代表团来到皇帝的大本营，劝皇帝不要返回巴黎，并命令麦克马洪向梅斯前进。麦克马洪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回电巴黎政府说：“我怎么能向巴赞运动呢？我完全不知道他的情况，也完全不知道他的意图。”

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厄运，这个电报发出不久又收到两个电报。一个是巴赞发来的，说他想向北面退却；另一个由摄政会议发来，这是给皇帝的，内容是：“全体通过的决议，情况空前紧急。若不支援巴赞，对巴黎将产生极恶劣的影响。面临这个局势，首都能否防御颇有疑问。”于是皇帝回电说：“明天我们向蒙梅迪进发。”所以八月二十三日，全军移到了贝希尼维尔，人员到处搜刮粮食，二十四日到了勒泰尔，在那里停留到二十五日。八月二十六日，麦克马洪前进到了杜尔特洪，第二天又到了齐斯尼，在那里接获情报，得知萨克森王储已经越过孚日山地，前进到南锡然后转向西北。麦克马洪就命令在二十八日中进行如下行动：第十二军前进到拉比卡斯，第五军前进到努阿尔或巴泽耶，第七军前进到斯东尼，第一军前进到罗库特。

当麦克马洪这样向东绕着大圈子希望溜过敌军右翼而与巴赞会合时，默兹军团和第三军团都奉命向西推进，于八月二十六日到达维特里－圣曼胡一线。普鲁士骑兵在先头到处搜索，他们于八月二十四日进入沙隆，发现这里已经撤空了。从俘获的敌方文件中发现麦克马洪似乎正拟援救梅斯，而且他在兰斯还有十五万人。这个消息使毛奇大为惊讶，他简直不敢相信敌人会犯这样致命的错误——这使巴黎完全没有掩护，并且越过敌方的正面行军，并让其左翼紧靠比利时国界。但到了次日，伦敦来的电报和巴黎的报纸（他们是完全不保密的）都证实这个情报是确实的。于是他在二十六日命令这两个军团向北旋转。同一天，普军总部从巴尔移到克莱蒙。八月二十七日，领先的一军——默兹军团中的萨克森第十二军到了斯特奈，但暂不进攻以等待第三军团到达。两天后，普军俘虏了一个法军参谋军官，他身上恰好带着麦克马洪发给他两个军的命令。这样才真相大白，使普军当局完全了解了法军的动向。现在，第三军团的四个军都靠拢了，第五骑兵师越过敌军交通线，一直挺进到了阿提格尼，而第六骑兵师则尾随在敌军背后。普王的大本营现在已经移到了格朗普雷，并决定在次日向法军进攻，不让其渡过默兹河。默兹军团以博蒙为目标，而第三军团则趋向博蒙与齐斯尼之间。

谢选骏指出：拿破仑战争之后，法国已经沦为二流国家，在国际上只能充当英国的帮衬了。在内政上了无新意，举棋不定，既不能向前，也不能向后，可谓举步维艰。但法国并没有醒悟过来，还是继续沉湎在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神话之中处世为人，完全在吃自己历史文化的老本，结果可想而知。而历史的清算，往往都是要在战场上才会体现出来的。

【第三章：色当会战（下）】

麦克马洪得知巴赞并未能逃出梅斯，而敌方两个军团又已趋向他的交通线，就放弃了前进的念头，而命令全军退向梅济耶尔。八月二十八日，巴黎又有急电，促使他再向蒙梅迪继续进行。到这时，这种反复无常的命令已使他的部队完全丧失了士气。八月三十日，他们与敌人发生接触，德·费利的第五军在博蒙，正当人员进食，马匹饮水之际，突然遭到普鲁士第四军的突袭。这使麦克马洪损失了五千余人和四十二门火炮。他觉得不可能再前进了，就在夜里八九时之间，命令勒布伦把他的第十二军移至色当。他对勒布伦说：“这是个不幸的日子，虽然如此，情况还未绝望。在我们前面的敌军总数不过六七万人。他们若敢向我们攻击，那再好也没有了，我相信可以把他们赶进默兹河。”因为对敌军兵力估计错误，所以使他受到了惨败。

那天夜间，毛奇下达了如下命令：

“明天上午应尽早继续前进。如果敌人在默兹河西岸不动，无论何地都应加以猛烈攻击，应将他们向默兹河与比利时边界之间的狭窄空间中挤压，并且要越压越紧。”

“萨克森王储的军团负有阻止敌军左翼向东逃脱的特殊任务。因为这个目的，最好是尽可能把两个军推进到默兹河右岸，向面对着穆宗的任何敌军都加以侧翼和背面攻击。”

“同样，第三军团应对付敌军的正面和侧翼。在这边河岸的炮兵阵地亦应尽量加强，以扰乱敌军在右岸（从穆宗以下）河谷平原上的运动和宿营”。

“如果敌军进人比利时领土而未被立即解除武装，则应毫不容情的加以追击。”

此时在阿尔及利亚，有一个人被命运指定由他为法兰西送终。

德·温普芬将军本在奥兰指挥法国部队，他在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八时三十五分钟收到巴里柯的电报，要他立即回巴黎去。他于八月二十四日坐小船启程，二十七日在马赛上岸，晚上八时到了首都。他发现巴里柯正忙碌不堪，直到第二天凌晨一时才被接见。巴里柯告诉他：巴赞正攻击腓特烈·卡尔亲王的前方，而麦克马洪则打击在他的后背上！巴里柯又说特罗胥将军不孚人望，要求德·温普芬接替他。德·温普芬拒绝接受，于是被任命为第五军军长，代替了德·费利。他拿到了一卷地图，位置都是不正确的，在八月二十九日上午，他正要上火车去前方时，有个使者匆匆赶来，把巴里柯的一封信交给他，其内容如下：

“当麦克马洪元帅不能视事时，你可以接管他的实际指挥权。我现在送一封正式命令给你规定此事，你可以依照局势变化来使用它。”

中午，德·温普芬到了兰斯，因为铁路线已不安全，所以他于下午七时乘马车前往梅济耶尔，于八月三十日上午八时到了该地。从那里他又乘火车往巴泽耶，那里却已混乱不堪。下午九时，他听说麦克马洪正在向色当撤退。三十一日凌晨一时，他到了色当，发现这里已经被运输车辆堵塞，他于上午九时向麦克马洪报到，麦克马洪对他极为冷淡。接着又与德·费利争吵了一阵，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已被免职。德·温普芬接管了第五军，但并未提及那封重要的信件。

当普鲁士的两个军团依照上述计划向前推进时，沙隆军团缩入了色当城。法皇于前一夜已经到达那里，他没有与麦克马洪商量，很侥幸的取消了新成立的十三军由梅济耶尔向色当前进的命令。当麦克马洪的部队进入色当之后，第十二军（勒布伦）奉令扼守巴泽耶和面对拉蒙塞勒和戴格尼的山地，第一军（迪克罗）在它左面，面对吉瓦尼，第七军（费利克斯·杜埃）则占领依里，第五军充当预备队。

色当的补给极为缺乏，储存口粮不足二十万份，另有一列火车装运了八十万份口粮，因为遭到敌炮的射击，未及卸载就奉令驶回梅济耶尔。事实上，似乎只有麦克马洪一个人认为法军可以在色当立足。弗尔德对色当的情形这样描写道：

“城镇本身好象置于一个托盘上，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甚至可以看清它的街道。几个巨大的建筑物和教堂特别显眼，而明显的要塞线环绕在它四周。在该镇后面，从平原上逐渐有一线小山升起，在斜坡上可以看见法军的巨大营地，从山顶上一直向左面平原延展的是一片森林。再往后还有远山的背景。”

八月三十一日上午，普鲁士第三军团的巴伐利亚部队鼓起攻击精神，利用浮筏和巴泽耶以南的铁路桥梁渡过了默兹河，但却被勒布伦的第十二军击退。这些桥梁中的第二座并未被炸断，很显然麦克马洪的是想利用它以便向梅斯前进。到下午五时他才命令勒布伦炸毁它，但因为火药潮湿，不等色当城中火药送到，该桥又被敌军重占。在杜希和顿切利的桥梁也遭遇到同样情形。杜希的桥梁虽有命令要加以炸毁，但却无人执行。而对于顿切利的桥梁，从色当城中虽然派了一小队工兵去实行爆破，可是他们正在察看时，装载他们的火车却向梅济耶尔疾驶而去，把工具和火药都带走了。到处都是一片混乱。当杜埃将军正拟对他的阵地挖掘工事加固时，麦克马洪却阻止他说：“什么，堑壕！我并不想被封锁在这里，象梅斯一样，我的意思是要运动。”杜埃回答说：“他们会给你时间吗？”麦克马洪不吭气骑马走了，花了许多时间去作不急要的事情，例如视察和例行公事。

所以一点都不奇怪，将领们都已经深感失望。下午八时，杜埃将军问多特里莱耶将军说：“好吧，你看大局已经如何？”后者回答说：“将军，我想我们已经完了。”杜埃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这正是我的意见。我亲爱的多特里莱耶，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有乘我们尚未被压倒，进行最后的努力吧！”

那天夜里，法军的一个士兵保罗·德罗勒德用铅笔写了一封短信给他母亲：“色当，一八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明天将会有一场会战，这是耶拿的前夕还是滑铁卢的前夕呢？只有上帝知道。吻你和爱你。保罗。”

毛奇不相信麦克马洪会在这样不利的形势之下甘心接受会战，所以认为他或许会趁黑夜退回梅济耶尔，或是前进到加利格朗，不然就是退过比利时国界。虽然如此，他并未颁发任何补充命令，而听任那两位军团司令继续前进，以其三十日的训令所规定之线为目标。普鲁士皇储对第三军团决定进行如下部署：

第十一军和第五军在拂晓时，取道顿切利向弗里格尼前进。符腾堡师在多门渡过默兹河，然后进入预备队的位置。第二巴伐利亚军以一个师进到杜希之南，其余兵力则前进到费里诺瓦到瓦德朗库尔之间。第一巴伐利亚军留在勒米里，并与默兹军团的左翼合作。

萨克森王储对默兹军团下达的命令如下：近卫军的一个师前进到维勒尔-塞尔雷，其余兵力则前进到法兰西瓦尔。第十二军取道拉米库尔进到蒙塞勒。第四军派一个师前往米里与第一巴伐利亚军合作，其余则留在梅里充当预备队。

沙隆军团现在完全占领着默兹河，弗罗因和吉瓦尼河之间的三角形地区。右翼方面，第十二军占领着巴隆、巴泽耶、蒙塞勒和普拉提尼里。左翼方面，第七军从弗罗因一直延展到依里。中央部分为第一军，连接于两翼之间，至于第五军则保留在老营作为预备队。对法军而言可谓不幸之至，在八月三十一日夜里，第十二军的前哨违反命令，已从默兹河和巴泽耶撤回。这使巴伐利亚第一军的军长冯·德尔·塔恩将军能在九月一日上午四时，趁着浓雾掩蔽越过了铁路桥，并深入到巴泽耶。在那里才遭到法军的英勇反击，他的巴伐利亚部队终被击退了。此时，萨克森部队也到了拉蒙塞勒才被法军前哨所阻，上午八时，萨克森炮兵摧毁了对方的炮兵，使他们销声匿迹。

当战斗进行之中，大约在上午七时，麦克马洪在视察第十二军前线时，突然被一块弹片击中，负了重伤，他就交出了指挥权，并指派迪克罗将军代理。大约在八时左右，迪克罗才知道了这个消息，因为他对麦克马洪的计划一无所知，而且也未接到他的任何指示，所以他就立即采取行动。他一开始就不赞成在这样不利的位置上接受会战，当指派他代理总司令的命令到达时，他正在了望敌军的强大纵队纷纷向西北行动，以迂回他的左翼。所以他回头对幕僚说：“诸位，我已经奉命代理总司令，我们不能再耽误一分钟的时间，应立即撤回到依里高原。到那里当退路可以确保之后，才能决定作进一步行动。”参谋长建议说应该先向皇帝报告，迪克罗却向他怒吼道：“不要再提皇帝了，就是他使我们陷在这种困境之中。”

他立即命令自己的第一军和勒布伦的第十二军，都摆脱战斗向依里退却，这也是向梅济耶尔撤退的准备。勒布伦先是犹豫不决，到了上午九时才开始撤出巴泽耶。到上午十时，巴伐利亚部队就可以轻松前进了。在十一时以前，这个村庄已经落入他们手中。

现在就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怪事。从会战开始，三个小时之内，沙隆军团已经有了两个总司令，现在却出现了第三个。德·温普芬将军此时正指挥第五军在老营充当预备队。上午七时十五分他听到麦克马洪元帅负伤的消息，又过了一个小时才听到迪克罗接管指挥权的消息，可是他还没有使用巴里柯的函件。大约在上午八点三十分，他去访问勒布伦将军，当他听说巴伐利亚部队已被击退，正认为这是法军的胜利时，又听说迪克罗已经下令撤退，不禁大怒。他从口袋里拿出巴里柯的授权状来，宣布自己才是总司令，然后对勒布伦说：“停止执行迪克罗将军所给与你的命令，我决不退往梅济耶尔。假如这个军团要退却，那就应该退向加利格朗，而不是梅济耶尔。”接着他又匆匆通知迪克罗说他已经继任了总司令。

迪克罗接到这个通知之后，立即赶往与德·温普芬会晤，在谈话中发现他对战场的情形简直一无所知，甚至连依里在那里都不知道。德·温普芬取消了撤退的命令，然后再报告皇帝，因为皇帝已经很惊恐，所以他说：“陛下，您无需害怕，在两个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把敌人赶入默兹河。”

萨克森王储正在吉瓦尼河上作战，上午七点三十分，普王威廉和他的幕僚已经到了费里诺瓦西南的小山上，了望第三军团前进。这个军团在上午三时即已从宿营地前进。第十一军已在顿切利渡过默兹河，在炮声中前进，道路很好，其前卫一路未遇抵抗，通过了圣亚尔培隘路，并占领了圣孟吉斯。上午十时，它的七个营开始面对依里构成一个正面，并且马上在哈托高地上布置了六十二门火炮作为支援。他们的火力是如此猛烈，于是法军的马格里特将军命令加里维特将军向攻击依里的步兵冲锋。他虽然英勇，但却因为受到重大损失而被赶回来了。

当这些进展被报告给德·温普芬将军之后，他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危险，但更糟的还在后面。普鲁士皇储的第五军是紧跟在第十一军后面前进的，也带着六十门火炮到了哈托森林，以支援第十一军已在那里作战的八十四门火炮。这两个集团的火力交叉于默兹军团的火力之上，将法军炮兵完全击碎。半个小时之后，第三军团左翼与默兹军团的右翼在依里附近取得了接触，法军被包围了。

普王、俾斯麦，毛奇、王公、炮手和副官们现在都集中在费里诺瓦附近的小山上。英国的军事代表沃克上校和美国名将谢里登也都在一起。

布歇在《普法战争中的俾斯麦》一书中这样描写道：“大约在上午十一时，要塞中有道黑灰色的烟柱升起，外面是黄色的。在要塞后面，法军正在进行猛烈射击，夹河森林中也不断有白烟冒起，那是炸药造成的，是属于法军或德军，我们却不清楚，有时还夹着机关枪的哒哒声。”

第三军团正包围法军左翼之际，那支已在上午八时进入维勒尔－塞尔雷的普鲁士近卫军，也绕过了法方第一军的左面，并将一百二十门火炮的火力，倾泻在吉瓦尼河以西的敌军炮兵阵地之上。这种集中火力显出了压倒性的效果，把法军步兵赶入了加伦森林，那里面早已挤满了避难者。上午十时，萨克森军攻占了戴格尼，接着又有二十九个炮兵连疾驰上去。对这个阶段的会战，霍恩洛厄亲王有下述记载：“在如此短促的射程中，他们联合火力的效力的确十分可怕。屠杀之惨烈简直景象惊人；当我们的炮弹落下时，敌军的惨叫声一直传到我们站立的地方。我们对于敌军的优势是如此具有压倒性，所以几乎毫无损失。炮兵在射击时好象演习一样。”

布歇继续写道：“现在是下午一点，到这时，我们的火线扫过了镇市那一面高地上敌方阵地的大部份。照我的表，在下午两三点之间，国王走过我们站立的地方，用望远镜向郊区了望了一会儿，就转身对周围的人说：‘他们正在那里集中兵力向左面推进——照我看，是在准备突围。’”

他的猜测一点都不错。马格里特将军的骑兵师正准备攻击弗罗因。大约在下午两点，迪克罗已经认清了情况的绝望，跑去找马格里特要他从敌阵中杀开血路，以便他的步兵可以随着逃出包围。马格里特立即同意，但在侦察行动中负了重伤，于是加里维特接替了指挥权，一连进行了三次冲锋。虽然充分表现出其英勇精神，可是每次都失败了，只有加里维特由少数军官和骑兵伴随，一直冲到敌军预备队的位置。他们回头时，距离普军某营已在手枪射程之内，这位营长十分敬佩其英勇，命令部队停止射击。法国骑兵高呼着“皇帝万岁！”日尔曼的军官们向他们敬礼，放他们疾驰而过。

虽然沙隆军团已经命中注定要被毁灭，可是德·温普芬将军却似乎对真正的情况还是完全不了解。当敌军攻击依里十字路口时，他还给杜埃将军送去了下述命令：

“我已决定冲破敌军战线以达加利格朗，然后再进到蒙梅迪。你应负责掩护退却。集中现在在加伦森林中的所有部队。”

对于杜埃的第七军此时面临的情况，比贝斯科亲王有下述记载：

“敌军向色当逼近，我们这个不幸军团剩下来的残部就要被吞蚀了。从地平线上的每一点都有炮弹射来，落在我们的前后左右。炮弹横飞，血肉四溅，喊声震地。我们英勇骑兵的马匹没有人骑着，三两成群的乱窜。”

在正午与下午一时之间，勒布伦的第十二军挺立不动，巴伐利亚部队未能透过巴泽耶。为了突围到加利格朗，德·温普芬决定把第五军投入，以将敌军赶进默兹河。为了掩护这个绝望的企图，他已经把命令送达杜埃，同时又训示迪克罗集中他的军，取道拉蒙塞勒前进到巴泽耶。下午一时三十分，他向皇帝送上了这个签呈：

“陛下，我决定从面对勒布伦和迪克罗两位将军的敌线实行突围而不是在色当城中做俘虏。我要求陛下加入你的军人之中，这样他们可以获得为你打开退路的荣誉，更能奋勇战斗。”

路易·拿破仑正在色当城中，他接到这个报告之后，就把它扔在一边。他已决心自己接管最高指挥权并立即向敌人投降。

当他正考虑最后行动时，迪克罗的军已经自动崩溃，纷纷退入色当及其四周。迪克罗进城时，有一位军官高呼道：“白旗已经升起了！”

此时，迪克罗才接到德·温普芬的命令。

在色当城内，情况已经无法形容。街道上到处都挤满了车辆，火炮和人。许多没有武器的军人纷纷躲进民房和教堂避难。在城门口有许多人被踩死。在人潮中，骑兵和炮兵想冲开一条血路。其中还有头脑不清楚的人想趁火打劫，另外有些人高喊着：“我们被出卖了，卖国贼和懦夫把我们出卖了！”

迪克罗去谒见皇帝，皇帝惊问道：“为什么还要开枪？我已经扯了白旗。”于是命令迪克罗草拟全面停火的命令。迪克罗照办了，但他拒绝签字，因为总司令还是德·温普芬，此外参谋长福尔将军也拒绝署名，于是皇帝写了另外一封信交给勒布伦，要他送给德·温普芬，但是温普芬却拒绝拆阅。勒布伦指着白旗叫他看，德·温普芬却高声喊道：“不，不，我不投降，把白旗扯下来，我一定要打到底”。

德·温普芬冲进色当，不是为了要见皇帝，而是想集中一批人去进行反攻。为了唤起这些人员的斗志，他高声喊道：“巴赞来了！巴赞来了！”虽然有少数人集合起来，但大部份却不理他。最后他集中了一千二百余人和两门火炮，率领他们向巴隆进发。这实在是一种疯狂行为。这队疯狂的勇士遇到双方的弹雨，马上被击散了，都逃回到森林中。德·温普芬就对勒布伦说：“我现在辞去总司令的职务并请你接任。”

勒布伦自然不肯接受这个光荣使命，下午六时，皇帝对迪克罗将军说，希望他能继任总司令，但迪克罗拒绝了。然后他又请杜埃将军继任，也遭到了拒绝。德·温普芬感情冲动的大喊着：“陛下，如果说我打输了会战，我已经被击败了，那么原因就是我的命令未能执行，因为你的将军们拒绝服从我的指挥。”迪克罗马上跳起来怒斥他的错误，双方发生了一场争吵。最后，德·温普芬接受了无法逃避的厄运，同意向敌人投降。

在此之前，早有一位巴伐利亚军官疾驰回到费里诺瓦山上——这里是普王驻扎的地方——向普王报告法军已经有了投降的意图。大约在下午六点半时，有一队骑兵仪仗队在远处出现，携带着路易·拿破仑降书的法国将军莱勒，缓缓骑马上山。他在距离普王十步以外下马，走上前来，脱下军帽，把路易·拿破仑的“降表”呈送给普王。

普王与首相商量一番，就写了一封回信，仍由莱勒将军带着，在暮色苍茫之中，持白旗返回色当城。城中有三处起火，正在燃烧。在巴泽耶也发生了大火。但是色当的悲剧已经快要结束，夜幕开始低垂。

第二天上午大约六点钟，在顿切利，有人在俾斯麦的住所外面喊：“有位法国将军来了！”俾斯麦马上起床，赶紧骑马前往色当。过了默兹河，距离桥头约八百步的地方有一座单独的房屋。法国皇帝就在那里向普鲁士投降，做了普王的俘虏，至于军队的投降则由德·温普芬安排。

日尔曼方面这两个军团一共死伤军官四百六十人，士兵八千五百人；法军的损失为战死三千人，负伤一万四千人，被俘二万一千人，加上投降被俘的八万三千人，以及逃入比利时被解除武装的三千人，总共为十二万四千人。此外还交出野炮（机枪）四百一十九门，要塞炮一百三十九门，车一千零七十二辆，战马六千匹。

德国官方历史说：“色当的胜利是日尔曼领袖和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其伟大成就是史无前例的。”这些话并不夸张。它又说：“全军覆没之后，法兰西的拿破仑王朝就第三次垮台了。胜利的消息闪电般传遍了日尔曼，而且也传遍了欧洲。有的人感到极度兴奋，有的人感到难以置信的惊异。可是当时的德军却完全没有注意这次胜利的政治后果，而只想赶快攻入敌人首都。”

在决定命运的那天，巴黎的情况又如何呢？

上午十时三十分，驻梅济耶尔的第十三军第一师师长用电报告诉巴里柯说：“我刚刚接到的情报说，普王威廉和他的儿子昨晚睡在克莱蒙，现在已在全面撤退之中。”不久从布鲁塞尔有一个电报发来，时间是下午七点二十五分，上面说：“麦克马洪于今晨已经击败普军，而巴赞也正在向色当追击。”九月二日上午十二时三十分，从伦敦方面也获得了证实。

接着德·温普芬给巴里柯的报告到了，开头写着：“我的将军——我可以说：我来了，我看见，我已被击败”。巴黎马上就发生了革命，九月四日，国会受到高呼“社会主义万岁！”的群众攻击。巴里柯内阁倒台，特罗胥代替他做了政府首脑。战争进入最后的阶段。

到九月底，巴黎被包围了。可是梅斯、贝尔福、斯特拉斯堡、托尔、凡尔登和梅济耶尔等据点也都坚守不屈，国防委员会也编成了两个新的军团。接着，除贝尔福外，所有要塞都被逐一攻陷，十二月十七日，普军开始炮击巴黎。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巴黎投降。两百多年以来，巴黎一直都是欧洲的政治中心，现在却被柏林取而代之，直到一九一八年为止。

在巴黎投降前十一天，另有一件同等重要的大事发生。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八日，在凡尔赛宫的镜厅，普王威廉一世即位为德意志（日尔曼）皇帝。二百四十年前华伦斯坦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还有一件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事实是：在战争期间，法国驻在罗马的部队撤走了，于是教皇的佣兵被意大利部队缴械。意大利的民族统一也从此完成，三个半世纪以前，马基雅维里就已劝说意大利的诸侯们应该进行这项工作。

巴黎投降之后就继之以混乱。三月八日，巴黎公社成立，在疯狂的斗争中，男女老幼一共死了三万多人。最后在五月十日，签订了《法兰克福条约》，并于十八日为法国国会批准，条件颇为温和，并不带有报复意味。

（一）赔款两亿英镑。（二）法国给与德国以最惠国待遇。（三）德国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东部。

虽然当时多数德国人都认为兼并阿尔萨斯是合理的，因为它本来就是日尔曼的一个省，可是洛林却不同，它完全是法国的领土。所以当时普鲁士当局若能从战略利益以外再考虑到政治上的反应，那就更聪明了。这不仅使一个骄傲的民族感到屈辱，而且也影响到了将来的局势，从此以后，凡是德国的敌人都可以把法国作为他们的假想同盟国。所以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兼并变成了欧洲和平的隐忧。

这场战争对历史的影响又怎样呢？

第一，法国这一次的屈辱是永远无法清洗的，法国的屈辱使德国变成了“欧洲的女王”。第二，由于德国的强盛，破坏了欧洲的权力平衡，并直接向“不列颠的和平”挑战。这次战争没有发展成全面性的欧洲战争，主要还是靠英国的力量。第三，英国为了对抗德国并重建欧洲均势，被迫结束了几个世纪以来与法国的争斗。第四，战后德国开始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为了世界市场，无法避免与英国的冲突。

从此以后，在欧洲就只剩下两个真正的军事和商业巨强，英国控制着海洋，而德国控制着陆地。又和拿破仑时代一样，在欧洲若有半打以上的巨强能够和平相处，就都有足够的空间，但若只有两个巨强，那么虽然都不想要战争，结果还是没有足够空间来容纳他们。这个无法解释的事实，自从罗马衰亡之后，就一直表现在欧洲历史上。在一般的恐惧心理下，欧洲的工业化又引发了军事化，到十九世纪末期，所有欧洲国家都已走上“全国皆兵”的道路，不过程度深浅有所不同而已。

又因为从此以后，“军事”和“政治”这两个名词几乎可以互换，所以关于普法战争对战争艺术的影响也有加以讨论的必要。

第一是炮兵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完全压倒了步兵。在整个战争中都可以看到这种趋势。就如在色当被俘的某法国军官所说的，德军是靠着“五公里长的炮兵”取胜的。炮兵唯我独尊，加上一切有关的技术要求，又使科学和工业受到了极大刺激，而科学和工业又变成了战争的物质基础。正如战争中的骑兵时代已经被步兵时代所取代一样，现在炮兵时代又代替了步兵时代。战争趋于工业化，工业文明成了军事基础。

第二是铁路对军事组织的影响日益增加，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迅速发展大规模的陆军。虽然“全国皆兵”的观念起源于吉贝尔特，发扬光大于克劳塞维茨，可是直到铁路修筑完成之后，才有真正实现的可能。火车头使全国人民都变成了军队，使军队民主化，并使和平变成了战争的预备阶段。

第三是参谋制度（即工商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因为近代陆军是个过于复杂的工具，所以这种制度的好处极为明显。可是一旦战争结束，这种制度的危险和缺点就很少为人注意，或最多只不过是表面上注意而己。

费里罗在《和平问题》的论文中，指出在一八七〇年到一九一四年之间，过去掌握在同一只手中的战争制造权与和平制造权，现在却分开了，战争制造权完全属于参谋本部的范围，而和平制造权则由文人和外交家来行使。可是他说；“当新的制造战争的方法已经使旧有的制造和平的艺术规律不能再应用时，文人和外交家还能做些什么呢？军人已使战争技术发展得尽善尽美；而外交家却已经失去了制造和平的艺术。因为既然不能制造和平，外交家反而只好用合纵连横的手段来为战争作准备。两个强国在一八七一年签订了休战协定，到一九一四年这个协定被废止时，已经变成了两个武装集团，彼此虎视眈眈，准备死拼。”也就是说当战争技术发展日益完善时，在政治上也就越难加以限制，最后终至于在世界上任何遥远的角落里，只要有一声枪响，即足以触发一场全球性战争。这也可以预言，民族性战争终于会演变成同盟性的战争，在将来除非一个国家是某个同盟中的一员，否则其资源决不足以单独进行一场战争。

因为普鲁士式的参谋制度具有某些缺点，于是又引到了有关指挥艺术的问题。

毛奇的著名格言：“先计算，后冒险。”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所冒的危险却并不太大，假如面对的是一位正常的将领，辅之以一个正常有效的参谋制度，那么所冒的危险就很可能会变得非常巨大。事实上，普鲁士参谋制度曾经显出许多缺点，仅仅是由于法国人的极端腐化，所以才被遮掩住了。举例来说，象斯泰因梅茨将军的不服从，俾斯麦说他是个“流血狂”；象斯比希林，沃尔特和科隆贝等会战中，兵力都是分批投入的。尤其是前两个会战，韦尔努瓦说过：“这两个会战都极为特殊，都违反了总司令的意志。”——这是很坦白的供词。

毛奇似乎可称之为火车上的将军，因为他的战争体系都是直接而硬性的。他是个超级的伟大战争组织家，他依赖的主要是逻辑而不是机会。要使他的指挥艺术成功，必须坚守某些静态的教条；行动是用“训令”来规定而不是用“命令”来指挥。对他而言，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也就是一次“意外事件”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军事天才不如进攻精神重要。拿破仑对战争有彻底的领导和控制，毛奇却只把他的军团送到起点，然后就不再管它们，听任它们各自为战。在八月三十一日和九月一日两天之内，毛奇除了对第三军团的参谋长布鲁门萨尔将军略作指示以外，就没有再下达任何其他命令。他也从来没有料到法军会受到包围——使他们受到包围的主要原因是法军自身的愚蠢，普鲁士各军团司令的主动精神以及普鲁士炮兵的优良运用。作为一个将领，对毛奇不应加以模仿，而只应加以研究。他的计算非常优异，可是他的冒险若遇到了能干的对手，则可能会一败涂地；因为他可能完全没有主张，而听任部下去各自为战。

最后，像提耶尔所说的，这次战争证明，在一场民族大决斗中，除非由于意外的偶然原因，或是物质手段不适当，否则当一个国家在科学和精神力量上占优势时，一定能够得胜。胜利意志和作战工具是国力的两大支柱，不过直到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这个原理才为人所认清。

谢选骏指出：用一场普法战争来做出历史的全面总结，是过于单薄的。例如，像这一说法就站不住脚——“像提耶尔所说的，这次战争证明，在一场民族大决斗中，除非由于意外的偶然原因，或是物质手段不适当，否则当一个国家在科学和精神力量上占优势时，一定能够得胜。”——因为和这本《军事史》的作者所下的结论正好相反的是，胜利意志和作战工具作为国力的两大支柱，是绝对靠不住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了，幅员辽阔和资源丰富，更为重要——中美英苏正是以此战胜了“胜利意志和作战工具”更强的日本和德国。而德国和日本之所以最终失败，就是因为他们错误地吸取了这本《军事史》的作者一样的错误结论——这个结论是建立在普法战争的基础之上的。可是他们却完全忽略了普法战争的双方，幅员和资源都相差不大——只有在这个“差别不大”的前提之下，“胜利意志和作战工具”才是国力的两大支柱。而像德国日本，和中美英苏如此巨大的幅员和资源的悬殊，再强的“胜利意志和作战工具”也会迟早逆转的。德国和日本所留下的废墟，足以证明了人类意志的有限性。

【大事记（四）：日本的兴起和俄国在远东的扩张】

当美国和普鲁士分别为自己的帝国奠定基础时，日本也从竹幕后面钻了出来，不久之后居然也步其后尘。

造成这种激烈变化的原因有两个，一个为生物因素，另一个为工业因素。日本是个人口过剩的国家，所生产的粮食不够供养其人民。而在工业方面也生产过剩，使其贸易关系丧失了平衡。这两个原因都要求向海外扩张：一方面征服国外土地来容纳其过剩人口，另一方面征服国外市场以消化日本产品。因为工业国家之间的竞争极为激烈，所以无需多长时间，非西方化的日本就被吸入了资本主义漩涡。

一六三八年以来，除荷兰在对马岛上还保留着一个小规模的贸易据点以外，所有在日本的基督教和对外贸易均被幕府禁止，一切与西方的接触都被切断。一八五三年七月，美国总统菲尔莫尔派佩里准将率领四艘军舰去日本，以美国政府的名义要求与日本天皇谈判友好条约。这个要求被拒绝了，第二年三月，佩里又带着七艘军舰来了，因为幕府抵挡不住他的大炮，所以终于签订了一个条约，开放岛田和函馆做为与美国贸易的商埠。两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终于被打破，竹幕被刺穿了，缺口就越扯越大，英国、俄国、荷兰、法国和普鲁士都纷纷向日本援例要求，也都获得了同样的特权。

要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首先应对日本当时的政府制度略做解释。从十七世纪开始，日本的最高权威已经由天皇移到了幕府大将军的手中，他成了这个封建国家的独裁者，这些封建诸侯就称为“大名”。每个大名都有自己的武士（藩士），都是职业军人，遵守一种武士规律，就是所谓“武士道”。他们都生活在古老传统中，激烈反对任何与欧洲人的接触，但是商人阶级却欢迎外国人，因为这可以增加他们的财富。结果日本人民分成两派，一派要求与西方自由交往，一派则断然拒绝。一八五八年，驻日美国总领事未经天皇同意（他仍具有批准条约的权力），就强迫幕府与他签定了一个新的商约，于是这些大名和他们的随从就开始杀害欧洲人，结果换回了更多的耻辱。这种情况日益恶劣，直到一八六七年二月天皇逝世，由他十五岁的儿子继位，这就是明治天皇（一八六七——一九一二年）。这些大名抓住少主当国的机会，发动叛乱，并强迫幕府大将军退位，结果就是一八六八年的革命，终于取消了幕府制，使天皇亲政。

如果考虑到这个国家的落后情形，就可明白日本的变法维新的确是个奇迹。这主要是因为遭受外国侵略的反应。如果白种人在火炮支援之下可以强迫日本与他们缔结商约，并给予种种特殊权利，那么素以文明古国自居的日本为什么不能照样模仿呢？火药带来的前途远景才是日本维新的主要动力。

一八六九年，所有二百三十七位大名都把自己的藩地归还天皇。一八七〇年，在横滨出版了日本的第一份报纸，也修通了横滨到东京之间的第一段铁路。一八七一年彻底废除了封建制度，两百万名武士都被资遣。接着又有许多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一八七三年建立了一支国家陆军。在过去，军事职业是武士阶级的专利，现在变成了全民义务。征兵制建立了，陆海军都开始进行现代改革，陆军师从德法，海军则以英国为楷模，同时天皇也成了军队的神圣元首。虽然在一八八九年，日本也开始采取一种表面和有限的代议制度，但是陆海军却在国会的控制之外。

此时，由于欧美资本家愿意慷慨的供给财源，而且又有无限制的廉价劳力来源，所以日本很快由农业国家变成了工业国家。国家收入迅速增加，其中一半都用在军事方面。人口在一八六八年为三千二百万，到一九〇三年就增加到四千五百万。英国的造船厂为日本建造军舰和商船，并为其兵工厂提供机器工具；德国出售军用品，澳洲供给羊毛，南美供给肥料，马来亚供给锡与橡胶，斯堪的纳维亚供给纸浆，印度与美国供给棉花和废铁。西方成了日本的乳娘，日本在一代人中完成的成就，相当于欧洲二十代人的成就。日本原有的封建社会和十四世纪的欧洲差不多，可是当它踏入二十世纪的门槛时，已经成了一个完全装备的工业、陆军和海军强国。虽然如此，日本在外表上虽然已经西化，可是内心中还是充满了武士道精神回忆。

这种以军事权力为重点的惊人改变，必然会导致向外膨胀。毫无疑问一定会引起中日两国冲突，同时也注定要与欧洲国家发生摩擦——它们好比兀鹰一样，都在争食大清帝国的死尸。

在这些欧洲国家中，俄国是最可怕的，因它与中国接壤。此外，俄国大部份是个东方国家，在一五六七年就已与中国发生了接触，当时恐怖伊凡在北京开设了使馆。到一六八九年，即彼得大帝初年，俄国又与中国签订条约，使莫斯科帝国发展到了中国满州边界。到一八四七年，俄国向东扩张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一年，俄国的伟大行政家莫拉维耶夫伯爵被任命为东西伯利亚总督。一八四九年，他在堪察加半岛东岸建立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在克里木战争中曾被轰击），次年又在黑龙江河口建筑了尼古拉耶夫斯克要塞。一八五一年，他又企图进一步获得黑龙江之线，在河岸上建立海兰泡和伯力两个镇市以后，一八五六年又利用《瑷晖条约》，使中国割让了黑龙江左岸上的大量土地，总面积为七十一万五千平方英里——有三个半法国那么大。

中国当时正为太平天国的内乱所困扰，伊格纳季耶夫将军利用这个机会——这也是俄国的惯用伎俩——他利用中国政府的恐惧心理，又获得了十七万三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即满州的滨海省，加上其六百英里长的海岸线。不久又建筑了海参威港。

其次，俄国又想侵占库页岛，虽然该岛南部早已属于日本，可是当时的日本却太弱，不足以对抗俄国的压力，一八七五年，双方签署协议，把全岛都割让给俄国，交换条件是俄国在名义上承认日本对千岛列岛的主权。

这时，日本也开始踏上向外扩张的第一步。因为有少数遭受海难的日本水手在台湾受到土著虐待，日本遂入侵该岛。一八七五年中国政府答应赔偿损失，并承认日本对琉球的主权，日本才撤兵了事。接着就发生了第一次朝鲜事件，一个朝鲜要塞向一艘日本军舰开炮。因为现在日本也学会了白种人的把戏，知道如何利用战争威胁作为外交武器，所以一八六七年，日本派一支舰队到朝鲜去，迫使其政府签订赔偿条约，并对日本开放三个商埠。这是一个重要收获，因为朝鲜是日本通往亚洲大陆的天然门户，而日本一向担心它会被俄国夺占，他们知道俄国想在朝鲜海岸获得港口，而腐化无能的朝鲜政府也决无抵抗俄国侵略的能力。

第二次朝鲜事件发生于一八八四年，在汉城的日本公使馆受到攻击。事件虽然和平解决了，但是因为俄国对朝鲜已经垂涎三尺，所以英国决心出面干涉，于一八八五年占领了朝鲜南岸的巨文岛——即哈米顿港——达两年之久。但当英国将该地交还之后，一八八八年，俄国又与朝鲜签订条约，将济物浦、汉城、釜山等港口开放为对俄的贸易商埠。

六年后发生了第三次朝鲜事件。从一八八四年起，朝鲜即已陷入混乱之中，到一八九四年酿成了革命，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求援。中国派两千士兵到汉城去，日本也照样派兵，结果造成了一次中日战争。日军每战皆捷。九月十五日，清军在平壤被山县有朋将军击溃，两天后在鸭绿江口的会战中，伊东海军中将也击败了中国的舰队。十一月二十一日，日本大山元帅进攻并占领了旅顺港，迫使中国求和，这就是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所签订的《马关条约》。

依照这个条约，中国把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都割让给日本，承认朝鲜独立，赔偿二亿两白银（合二千五百万英镑）。但是条约墨渍未干，俄德法三国即有干涉还辽之举，日本当时的国力不足以抵抗三个强国的联合压力，只好同意放弃辽东半岛，其交换条件为增加赔款三千万两。

中日战争结束之后，俄国驻北京公使即与李鸿章签订了一个条约。从一八九一年起，俄国已开始建筑西伯利亚铁路，到一八九五年就已经达到了中国边界。因为其终点为海参威，若能取道满州就可以节省六百英里路程。俄国以此理由向中国提出要求，李鸿章同意了。

接着在一八九七年，俄国又获得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并获准修建一条铁路，从哈尔滨延伸到旅顺和大连。差不多与此同时，德国获得了胶东湾的租借权，英国获得了威海卫的租借权，法国获得了广州湾的租借权。

不久又发生了祸乱，由于西方强国的竞争使中国的利益蒙受了极大损失。在忍无可忍之下，一九〇〇年爆发了所谓拳匪之乱。中国人开始杀洋人，并包围外国使馆。到七月中旬，经过八个星期的围困，八国联军（包括日本在内）才进入北京，救出了各国侨民。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才恢复和平，中国又被迫赔款四亿五千万两。

这个事件有两个附带结果是十分重要的。其一为日本有机会发现俄军缺乏效率，以及他们在远东维持巨大兵力的困难，因为困难是如此巨大，所以俄国虽然强大，但实不足惧。其二为英国对日本的能力颇感欣赏，为了保障远东的和平，一九〇二年一月三日，英国打破其一贯的孤立政策，与日本缔结了防御同盟。

两个月以后，中俄两国也签订了条约，依照这个条约，俄军应分批撤出满州。但是沙皇却没有撤兵的意图，一九〇三年他又设立“东亚大总督”来控制远东，并宣布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当日本得知朝鲜也被包括在这个势力范围之内时，就向俄国提出交涉，表示愿意承认俄国在满州的地位，但也求要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地位，并且建议所有国家在这两个地区应享有同等的商业权利。谈判进行之际，一位名叫别佐布拉佐夫的俄国观察员却迫使朝鲜政府让步，获得了鸭绿江和图门江上的伐木权，这个计划与沙皇的宠臣们有利益关系。为了保护其私利，他们压迫俄国政府增强驻满州的兵力。因为这个原因，日本政府命令其驻俄大使努力交涉到一九〇四年二月四日，到了这一天仍无结果，次日日本即与俄国断交，并下达动员令。

谢选骏指出：日俄战争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证明世界的重心正在从欧洲东移亚洲。这一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变得更为明显，而到一百年后的今天已经成为确定无疑的事情了。

【第四章：围攻旅顺港（上）】

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是西方历史中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这不仅仅是一个亚洲国家与一个半欧洲国家之间的战斗，更重要的是一场对西方在亚洲优势的巨大挑战。一九〇四年二月五日，日本吹响了战争号角，东方和亚洲所有民族都从沉睡中惊醒了。

从欧洲人的视角来看，似乎再没有比满州和黄海更遥远的战场，而这里对高度组织的陆军而言也是极不理想的战场。满州是原始而无道路的地区，虽然多山，但在平原和谷地中却有着高度化的耕种。主要作物是高梁，高十二英尺到十五英尺，会把整个平原变成丛林。夏天夜间极热，有时在室内都可以达到华氏一百一十二度，但冬天极冷。七八月份，甚至于常常到了九月，雨量极多，使地面变成泥淖。索罗维夫上尉参加了这场战争，他说：“泥泞深度可达马腹，重载车辆都会陷入泥中。只有中国人的板车（一个平板架在两个大轮上面）可从这种泥潭中通过。”雨季前后，到处都是尘雾，足以遮蔽视线。十一月到三月之间则是封冻期。

虽然如此，对军事行动而言，最大的困难不是气候而是交通工具。尤其是俄国人更受到这种影响，他们被迫在远离主要基地五千五百英里以外的地方作战——这是从莫斯科到旅顺口的距离。主要交通线是西伯利亚铁路及其从哈尔滨到大连的支线。在铁路旁边又有从奉天（沈阳）到旅顺的官道，全长二百六十二英里。

铁路的工程极其劣质，既无永久性路基，又是单轨，而支道、车站和车辆都无力担负大规模军事运输。更糟的是在贝加尔湖周围还有一个长达一百英里以上的缺口，而湖本身的宽度达三十英里。从十一月到四月之间，湖水结冰，货物可以从上面运过，在其他季节就必须使用原始的道路。为了说明这种运输何其迟缓，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通常把一个营从莫斯科运到旅顺港，要花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决定主要陆上作战方向的就是这两条交通线，此外即海上交通线。控制海洋对日本而言极为重要。朝鲜半岛一方面可使日本有一条比较安全的补给线直达满州，另一方面一旦战败，也可使日军有比较便利的基地可供撤退，所以这个地区对日本也十分重要。在朝鲜之外就是旅顺港，只要俄国舰队躲在港内，就足以威胁日军的海上交通线。所以日军必须向旅顺港进攻，因而必须分散陆军兵力不可。对俄国而言，这是极其有利的情形，因为他们的最大问题就是争取时间，在满州集中足够的兵力来迎击敌人。

可是旅顺却具有精神价值，足以象征日本的优势，这与俄国舰队的毁灭同等重要。一八九四年，日本本已占有旅顺，但因力弱终于不能据守。所以若能失而复得，不仅显得战争师出有名，更重要的却是表明日本要比俄国优越，也就是说亚洲要比欧洲优越。因此，不管战略上是否需要，攻克旅顺对日本而言是此次战争的精神枢纽。

决定战略的主要因素可以综合成为两点：西伯利亚铁路的缺口和俄国在旅顺的海军基地。只要这个缺口存在，那么俄军在满州的增援就无法加速。因为海参崴是封冻的港口，而旅顺却是不冻港，如果日军在下个冬季来临之前抢先占领旅顺，那么不仅在海参崴的俄国舰队将被切断，而且当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前来之后，若无旅顺，也就没有不封冻的作战基地。贝加尔湖畔的铁路缺口妨碍俄军在陆上作战，而冰冻也妨碍其在海上作战。最后，一旦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占旅顺，就可以集中全部陆军兵力来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决定性会战，一旦俄军战败，就可设法诱劝他们放弃战争。由此可知日本的战争目标是妥协而非总体性胜利——这是超出其能力限度之外的。

当日本决定其战争目标之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为达到此项目标应该采取何种方法。第一点至为明显，要想攻陷旅顺，必须从陆上进攻。第二点，在攻击军北面，必须有一支掩护部队。第三点，如果这两支部队都以日本为基地，那么必须确保控制黄海——这就引到了海军的问题。

二月十日宣战之际，在远东地区双方的舰队实力有如下表所列：

|舰船种类|俄国|日本|

|一级战舰|七|六|

|二级战舰|一|\|

|一级巡洋舰|九|八|

|二级巡洋舰|\|十二|

|三级巡洋舰|二|十三|

|驱逐舰|二十五|十九|

|鱼雷艇|十七|八十五|

|炮艇及小船|十二|十六|

在俄国军舰中，有四艘一级巡洋舰驻在海参崴，一艘在济物浦，所以由斯塔克中将指挥的旅顺舰队在战斗力方面不如东乡中将指挥的日本舰队。虽然如此，但由于俄国在波罗的海方面拥有一支强大舰队，若能东来与旅顺舰队会合，那么在数量上就会占据决定性优势，日本在装甲军舰方面并无一艘预备舰，而且也没有一个造船厂有能力制造这种军舰。所以必须抢在波罗的海舰队从欧洲到达之前先击毁或俘获旅顺舰队。也就是说要加速陆上攻击行动。

虽然俄国有训练军人的总数为四百五十万人，而日本不过八十万人，可是现实却足以抵销这种劣势的大部分：当战争爆发时，日本就能将其常备陆军二十八万三千人中的大部份以及火炮八百七十门都迅速投入战场；可是在贝加尔湖以东的广大地区，俄国野战部队总数却不到八万三千人和火炮一百九十六门，另有要塞部队二万五千人和铁路守备队约三万人。由于西伯利亚铁路的运载能力太低，所以对这些部队的增援将极为迟缓。

双方陆军都是征兵制。日本的征兵制为三年期，而俄国为五年期，此后，俄国的军人就转为预备役，直到四十三岁。自从日本采取征兵制之后，其军事方面的进步颇为惊人。反之俄军却相当腐化，尤以预备军人为甚。他们不敢把预备兵编人常备部队，而使其成为独立单位。索罗维夫上尉说过：这些人都长着大胡子、胆怯、愚蠢、懒惰，好吃懒做，根本就不想打仗。

普法战争以来，在军备方面又已经有了长足进步。最重要的是普遍采用小口径弹夹式来复枪和无烟火药。这是在一八九九到一九〇二年间的布尔战争中首次大规模使用的。在这场战争中，有形敌人的旧有恐怖被无形敌人的瘫痪性恐怖所代替，使人们觉得到处都是敌人。现在进攻者笼罩在一种普遍的恐怖而不仅是局部危险中。防御者利用地面工事掩护，加上迅速发射的来复枪火力，可以分散极广，其程度是过去战斗中所未有过的，任何正面攻击都会被击退。在莫德河之战，南非军在七千七百码长的正面上只用了三千人；在马格尔斯芬坦之战，一万一千英尺长的正面上只用了五千人；在科伦索之战，一万三千英尺长的正面上只用了四千五百人。尽管人力如此单薄，可是这些正面还是不能突破。于是步兵正面攻击从此告一段落。

对于布尔战争的一般教训，德国的官方历史对此有扼要说明：“在南非的战争，不仅是子弹与刺刀的决斗，而且也是用机械操典训练出来的军人，与完全独出心裁自由作战的人民的决斗。在一支军队中，若所有人都能不为死板的形式限制，而能顺乎自然和合乎常识，这才是国家之福。”

除了用弹夹步枪以外，一八七〇年的粗糙机关枪又已为许多改良型式所代替——有加特林，加德勒，诺登费尔德，霍克齐斯，科尔特和马克沁等。马克沁机枪是由马克沁在一八八四年设计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了战场的女王。也许它杀伤人员的总数比任何其他兵器加起来都多，可是当它面世时，却很少为军人所注意。

自从有了来复线火炮之后，野战炮也大有进步。在一八七七年到一八七八年间的俄土战争中，俄国将军奥卡诺夫说过：“炮兵会变成人类的瘟疫。炮兵由辅助地位上升为主要兵种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在一八九一年到一八九二年间，德国的威里将军和法国的朗格鲁瓦上校都提出了具体建议，这是走向这个目标的决定性步骤。几年后又发明了高速发射的野战炮，采用无后坐力炮车，并且加上了前部装甲，这是装甲再次进入战场的第一步。在这些改进完成之前，用弹夹的来复枪仍然是支配性的武器，以后速射火炮又开始向它挑战。因为不仅炮的射程较长，而且射速可与枪相等，同时使用间接瞄准方式，也使它成为不可见的敌人。

虽然在军备方面，日俄两军并无太大差异，可是在人员方面却有很大差异。在日本，忠君爱国、自我牺牲，无论在民间或军中，都被视为最高美德。在俄国却根本没有这一套。所以结果日本军人是服从荣誉和责任的教条，他们被称为“肉弹”和“大和魂”的象征。反之，克鲁泡特金对俄军却这样评论：“在这支陆军中想维持纪律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对权威毫不尊重，而实际上权威却反而害怕部下。”关于精神方面的差异，克鲁泡特金的评论也非常有意义。他说：“就物质方面而言，敌军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但是我们对其精神因素却估计得太低。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多年以来，日本的教育一直是以尚武爱国的精神作为基础。在小学中，孩子们受到的教育就是爱国家和做英雄。整个国家对其军队有极深的敬仰和信心，人民都以服兵役为荣。他们能够维持铁一般的纪律，并深受武士道精神影响。此外由于俄国夺去了日本在中国已经到手的成果，也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敌对情绪，这一点我们也毫无认识。”

俄军不仅在精神方面处于真空状态，其效率之低也骇人听闻。譬如说：在旅顺港，俄军自己的军官被禁止查看要塞附近的地形，而日本参谋本部的人员化装成洗衣工和苦力，却可以在炮台附近到处乱跑而不受阻止。私用和军用的电话线没有分别，所以最重要的军事通信都可以为任何人窃听。在鸭绿江会战后，有支紧急需要的增援部队，因为接受的军服不合规定，居然又送回二百英里以外的某处以调换军服。

两军的战术和训练方面的差异也和精神方面差不多。日本是亦步亦趋的学习德国，而俄军的守旧程度却令人不敢置信。德·尼格列将军在《日俄战争的教训》一书中有这样的评论：“对刺刀的迷信被推进到最大限度，无论在任何环境中都必须上刺刀。军官用一切手段鼓励部下，把信心寄托在刺刀上。他们经常引用苏沃诺夫的说法：“子弹是疯狂的，只有刺刀是可靠的。”在火力方面，他们的思想也很奇怪。直到一九〇四年八月底，俄国人还是与阿普拉克辛的时代（一六七二——一七二八年）一样施放排枪。

特列季亚科夫将军说：“我们的人都不习惯各自为战，在一条长散兵线中，当军官无法用口令指挥或以身作则时，他们就完全缺乏主动精神。幸亏我们是防御者而不是攻击者。”（见《南山和旅顺战斗经验》）。诺京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俄国军官们大声的向士兵们问道：“弟兄们，告诉我为什么日本人是呆子？”士兵们就会全体应声附和说：“因为在进攻时，他们的火线展开得太宽。”

在战争的较高级指导方面，其对比也同样惊人。日本的指挥体系和参谋本部都以德国为楷模，而俄军的多数将领，照克鲁泡特金所说，都缺乏独立指挥经验，而参谋人员都是一些坐办公室的军人和官僚。宣战之后，沙皇的宠臣远东大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尽管毫无军事经验，却被指派为远东海陆军总司令。以后到三月二十七日，克鲁泡特金才到达辽阳专门指挥陆军，从这时起直到旅顺失陷，始终维持着双重指挥体系。旅顺失陷后，阿列克谢耶夫才被召回，克鲁泡特金这才成了沙皇的最高代表。这是一个致命的配合，因为这两人平素就互不相容，而阿列克谢耶夫虽不懂军事，却又偏偏遇事干涉，所以为害甚重。（克鲁泡特金出生于一八四五年三月十七日。在一八七七——一八七八年的俄土战争中担任俄军参谋长。他是个很优秀的参谋军官，但作为统帅，却缺乏果敢冒险精神，虽然他自己说过：“在战争中最不怕死的人往往取得最后胜利”。）

一九〇三年，克鲁泡特金正在彼得堡担任军政部长之职，他认为一旦战争发生，最合理的路线就是撤出辽东半岛。八月六日他向沙皇提出备忘录，说明应采取防御政策。他说：“在战争的第一阶段，若日本以其全部陆军兵力侵入南满，那么我们将无法守住该地区。所以如果我们估计旅顺能够孤立死守达相当长时间，为了避免被各个击破，应将主力向哈尔滨撤退，等到从俄国本土开来的援兵到达之后再转入进攻。”

这些建议与海军参谋本部的意见相冲突，他们认为：“依照现有两国舰队的对比，我们作战计划的基础是假设我们的舰队不可能被击败，所以日军在牛庄（营口）和朝鲜湾登陆都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说，在战争爆发之前就有了两个对立计划，一个想在陆上寻求决定性会战，另一个想在海上寻求决定性会战。前者是克鲁泡特金的主张，后者则获得阿列克谢耶夫的拥护，结果形成一连串的折衷方案。

一旦接管了在满洲的陆军指挥权，克鲁泡特金即开始照他的计划作战。但因为已经决定把舰队集中在旅顺港内，所以势必要修改他的原定计划。这对他而言，正如困在梅斯的巴赞军团与麦克马洪的关系一样。本来他想以哈尔滨附近为兵力集中点，比较靠后。现在却改以辽阳为集中点，即向南前进了三百五十英里，然后再从那里把部队向旅顺推进。

这样的修改却并未使阿列克谢耶夫满意。因为他认为旅顺舰队不可能获得制海权，所以必须坚守旅顺——这是俄国唯一的不冻港——以待增援。他本来驻在旅顺，当感到情况已经很严重时，就于五月五日北上，并命令克鲁泡特金放弃其防御计划。当克鲁泡特金还在犹豫时，他又说服沙皇把旅顺的存亡责任都加在克鲁泡特金身上。克鲁泡特金若有血性，此时即应辞职。

此时，日本方面也正在考虑他们的计划。他们认识到在这场决斗中，一切关键系于海军优势，但是他们也认识到，即使最强大的舰队专靠其本身也无法把俄军赶出满洲。可是若不将他们赶出满洲，或是在陆上使他们受到决定性失败，战争的胜利将殊少希望。所以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

（一）立即引诱俄国舰队采取行动，如果它拒绝会战，就把它封锁在港内，然后在俄军增援到达之前，先从陆地攻陷旅顺。（二）在舰队保护下，用三个军的兵力在朝鲜北岸登陆。接着第四军也跟着登陆，并以攻击或围困旅顺为目的，前述三个军则向辽阳运动，作为第四个军的掩护兵力。等旅顺被攻占之后，第四军也应赶紧北上以增援前者。目的为乘俄军未能获得数量优势之前，集中四个军以求赢得一次“色当”式胜利。

照后来的事实看，他们战略计划的唯一错误就是把俄国海军基地的强度估计得过低；他们以为还能象一八九四年一样，一鼓作气将它攻克。此外，他们又认为旅顺具有极大的战略重要性，所以它的失陷会和普列文的失陷一样——普列文失陷后，俄土战争也就随之结束。日本人甚至不等正式宣战，一断绝外交关系，他们就立即将计划付之实行。一九〇四年二月六日，东乡和他的舰队即从佐世保出发，第二天就在海上寻找俄国舰队，而另由一支鱼雷艇组成的支队，护送三艘运输舰运送部队前往济物浦。二月八日上午六时，东乡已经到了旅顺口外东面六十英里处的圆岛，那天夜间他向敌舰发动了一次鱼雷攻击，击中了三艘并把其余船只赶进港内。第二天，俄国舰队出海求战，双方交战达四十分钟之久，虽然还是没有决定性结果，可是这一战却宣布日本是有资格作为一等海军强国的，同时也宣判了俄国海军优势的死亡。此后，俄国海军就被迫采取守势。接着在二月十二日，日本海军又进行了一次攻击，从此直到五月三日，日本海军又进行了一系列封锁港口和布雷作战，其中有一次在四月十二日，结果俄国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中了水雷沉没，舰队的心脏和大脑马卡诺夫将军也同时殉职。（马卡诺夫是在三月八日接替斯塔克职务的。）

二月九日，日军在济物浦登陆，在这里为黑木将军的第一军建立了作战基地。二月二十七日，日军占领平壤，十四天后又占领了安州。五月一日，黑木与扎苏利奇在鸭绿江进行了这场战争的第一次会战，俄军被迫撤退。这是一个重要胜利，因为这使俄国在世界各国眼中大大降低了威望。一个相当弱小的东方国家，在第一个回合中就击败了一个巨大的西方强国，这个消息有如一颗流星，在亚洲的天空发出了闪光。

这次胜利使日本在朝鲜站稳了脚跟，下一个步骤就是孤立旅顺港。五月五日，日本第二军在奥将军指挥下，包括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四个师团，后来还加上第五师团，开始在貔子窝登陆。这是个冒险的作战，因为貔子窝在旅顺东北面只有四十英里。但这一次登陆却很成功，虽然费时约三星期之久。当领先部队登陆之后，奥即命令他们赶紧横跨半岛向亚当斯港挺进，留下第五师团保护背面，自己率领其余四个师团向金州前进，结果在南山与一个俄军支队遭遇。此时为五月十九日。川村将军也率领第十师团在大孤山登陆，在第一和第二两军之间构成联系。（这个师团日后获得增援，扩组成第四军，由野津将军指挥，他是七月十六日接任的。）

说来也很奇怪，日本第二军的登陆会使俄军受到突然袭击，而更糟糕的是旅顺的俄军主将斯托塞尔将军对突然降临的敌人也毫无迎击准备。四月十四日，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曾来过这个要塞准备组织该港的防御，可是当日本第二军的第一个支队登陆的那天，他就又匆匆北上了。一旦独立指挥，斯托塞尔立即显出庸儒无能。他的顽劣性格使他损失了许多的人员和火炮。下面是他所发的第一八七号命令，由此即可以想见其军事才能：“今天我在教堂附近遇见两位军官带着一位太太，她戴着军官的帽子，她认为这是不用说明的。这实在违反规律，因为照规律，退休军官和预备军人都不准戴军帽。”

他重视的都是这些杂务。虽然他在二月二十八日宣布“绝不撤退”，并且说“无处可退”；尽管如此，可是要塞中人口约有五万五千人之多，他却允许大量的储备食品输出。而在火车站货物堆积如山，等到一查看，才知道完全装着伏特加酒！

在他下面的就是要塞司令施米诺夫将军，他倒是个称职的将领，但斯托塞尔对他的行动却处处加以牵制。直到六月十八日，克鲁泡特金用电报通知斯托塞尔把指挥权交给施米诺夫，然后乘巡洋舰离开旅顺，他却把电报往口袋中一塞不去理会。照后来的事实看，这正与巴里柯的著名信件有异曲同工之妙。

斯托塞尔正这样糊里糊涂自寻死路之际，奥将军已准备进攻南山阵地，虽然俄军的防御很糟糕，但是其天然形势却很坚强。其位置是半岛的最狭窄部分，在高潮时两岸之间的宽度只有三千五百码。从日军前哨看过去，似乎是不可通过的。假如俄军能在这里使用全部守军，可能真会如此。因为事实上旅顺守军约有一万六千人到一万八千人，但在下面的会战中却只用了三千五百人，对抗奥将军的三万八千五百人。

日军攻击命令是在五月二十四日下达的，依照诺京记载，斯托塞尔的部下都不听他的指示，一面写着冗长的报告，一面做着与指示相反的事，在会战前夕可以说一切都乱糟糟，谁都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和为什么要做的理由。第二天日军攻入金州，次日上午五时，当南山的峰顶从云雾中露出时，日军已开始炮击，一个小时之后，日军的舰队支队也驶入金州湾参加炮击。到十一时，日军攻击失败了，但当他们再度进攻时，俄军炮兵的弹药却开始感到缺乏。下午四时，在日军右翼的第四师团，从齐胸深的海水中绕过了敌军左翼，直趋敌军后方。下午七时二十分，日本军旗在南山上升起，俄军向后方溃逃，到处散播恐慌气氛。特列季亚科夫将军说：“混乱情况已经发展到惊人程度，到处都是枪声。我率领几个军官赶往后方去恢复秩序。同时我又命令军乐队奏乐，军乐声使这些溃兵逐渐恢复了信心。”

在攻打旅顺的第一次会战中，日军的损失相当惨重。死伤总数共为四千八百八十五人。以作战人数比例而言，俄军的损失也很可观，共为一千四百一十六人，占总额百分之四十以上。这表示俄军单兵的战斗精神并不太糟。虽然日军为胜利付出了高价，可是因为大连港已经落入他们手中，所以这种高价也显得微不足道了。他们发现干船坞仍然完整无恙，如果没有它们，那么他们的最后作战——旅顺之围——也许就会功败垂成。

大连被占领之后，日军第十一师团即在那里登陆，与第一师团合组成为第三军，由乃木将军指挥，他奉到的训令为向南把俄军赶进旅顺港，而奥将军则率领第三、第四和第五三个师团，向北前进以迎击斯塔克尔堡将军，他是南下救援这个要塞的。六月十四日和十五日，奥与斯塔克尔堡在得利寺遭遇，并将其击退。在一八九四年，乃木曾以一旅之众，只死了十八个人就攻占了旅顺。现在却暂取守势，以等待第九师团和其他部队到达，他们在七月七日已开始在大连登陆。七月二十六日，他发动了第一次攻击，经过苦斗之后攻下了西山，并于三十日占领凤凰山，这样一来，俄军的防线也总崩溃了，除大小孤山之外，在旅顺港永久筑城线以外防线中的俄军都全部撤退。经过一个月以上的时间，日军的攻势与旅顺守军的野战都告结束。

谢选骏指出：日俄战争的远因，是俄国在甲午战争后联合法国德国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给清朝，然后自己却不劳而获取得了旅顺的租借权，妄图重演趁火打劫中国东北江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毒计。但是窃贼用同样的手段重复犯罪很容易落网，日本于是决定用武力向俄国讨还这一侵略的权益。因为这是复仇战争，所以日本士气高昂，而俄国自知理亏，士气低落，而且贪吃过多，严重消化不良，终于发生了“呕吐现象”。

【第四章：围攻旅顺港（下）】

旅顺已经完全被围，除非克鲁泡特金能够南下解围，或是欧洲方面有援军到达，否则斯托塞尔就只能坐以待毙。决定被围部队命运的因素有三个——人员、粮食和要塞工事。在五月十四日，除海军船员，在他指挥之下共有四万一千八百九十九人，火炮五百零六门。他的对手在获得第七师团增援之后，兵力已增加到六十三个步兵营，三个骑兵中队，十七个工兵连，和四百七十四门野战炮及攻城炮，总数也不过八九万人，所以俄军在数量上并不太居于劣势。

补给情形则不太满意。对人员四万二千名，马四千五百匹的守军而言，储备的物资估计有面粉一百八十天份，雀麦粉三十七天，肉类十八天（咸肉十三天，马肉五天），腌渍品十五天，糖一百九十天，茶三百二十天，秣草一百五十天。但是经常有闯过封锁线的船只带来补充品。

防御工事共分三道主要防线；

（一）一条坚强的堑壕工事环绕着旧城，但却没什么战术价值。（二）沿中国城墙距离旧城中心约四千码处，是一连串永久性混凝土炮台，中间由辅助工事和堑壕联系。这条线一直延伸到龙河以西，并把新城和港口都包括在内。（三）在这两道主防线之外，是一连串的设防小山和阵地。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塞东面的大孤山和小孤山以及西面的一七四高地、生子山、赤坂山、二〇三高地和法尔斯山。这些工事中有许多尚未完成，并为高粱地所遮掩。有刺铁丝网比黄金还要珍贵，而车辆也非常缺乏效率。乃木的任务就是尽量迅速消灭这些要塞的抵抗力以确保制海权，然后他就可以回师北上与大山元帅会合，大山已于七月六日受命担任日本登陆军总司令。日军的围攻线从路易湾（一七四高地以北）直到大河湾（即大河口），一旦大小孤山被攻占，第三军的位置即很巩固，而不用担心任何方面的攻击。所以乃木决定首先攻占这两座设防小山。为了给攻击开路——大孤山的海拔高度约为六百英尺——于八月七日（星期天）上午四点三十分开始炮击，一直打到下午七时三十分，步兵才开始前进。但因为大雨和天黑，他们仅能在低缓的山坡上站住脚。整个战场硝烟弹雨，天上的乌云有如怒狮一样可怕。头顶上的险山好像高不可攀，直接天际——甚至连猴子也爬不上去。这是那一夜的景色。第二天大雨一直下到下午三点三十分，于是日军再度开始炮击。这次炮击很有效，许多守军都被赶出其临时挖掘的堑壕，可是当日本步兵前进时，他们又回到阵地进行殊死抵抗。最后在下午八时，大孤山终被攻陷，而小孤山也在次日上午四点三十分陷落。沙皇听说这些山地失守之后，即命维特格夫特将军——马卡诺夫将军死后由他继任舰队司令——率领舰队冲出旅顺港与海参崴支队会合。八月十日上午八时三十分，他开始执行这个命令，在云雾低垂中，他率领六艘战舰，五艘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冲出了港口。十一时三十分，被日本驱逐舰发现，到十二点十分，双方展开战斗。俄国舰队摆脱战斗企图逃跑；但是到下午四时十四分又被日军拦截，再度发生战斗，一个半小时以后，由于一颗十二英寸的炮弹爆炸，维特格夫特在旗舰“萨勒维奇”号上战死。他死之后，命令发生了混乱，结果这支舰队中有五艘战舰，一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逃回了旅顺港，其余船只则乘着黑夜逃往中国和其他港口，最后均被扣留，只有“诺维克”号沉没，这是唯一例外。这样就结束了战争中的第一次真正海战，使日本在波罗的海舰队到达之前对海洋获得了绝对控制权。因为波罗的海舰队尚未准备就绪，所以乃木相信他能够在其出发之前先攻陷旅顺，甚至使波罗的海舰队永远不能出发。因此他决定向要塞发动突击。这样的决定固然有理，可是对一个由弹夹式步枪，机关枪和速射火炮防卫的要塞发动突击，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着一个如此坚决的强敌，乃木将军认为自己可以轻易成功，实在是过份乐观了。八月十六日，依照战争惯例，派军使到旅顺实行劝降，在遭到拒绝之后，乃木命令在十九日发动第一次总攻。选定的攻击正面是从七光炮台直达松树炮台，同时对一七四高地另作单独的攻击。多数战斗都发生在夜间，而且常常都是近战，情形异常混乱，下面是实际观战者和参战者的记载。费里尔斯是一位随日本第三军采访的新闻记者，他于八月二十二日记录说：“已是凌晨一时，可是激烈的战斗仍未停息。俄军所有的九架探照灯有三架不断在战场这个地区中扫射，炸弹和火箭不断爆炸，火光烛天，月亮都显得黯然无光。深紫色的山映衬着碧蓝色的天，灰色的月光，探照灯的白光，炮口的红光，爆炸的黄色火焰，凡此等等形成极其特殊的景色。我观看过多次战争，却从未见过如此凄惨的场面。”

第二天夜里，诺京从俄军方面对战斗有下述记载：

“夜里十一时，乃木发出了进攻讯号，于是由活人构成的“山崩”向我们滚滚而来，从谷地和沟壑中，到处都有日本人钻出来。步枪、机关枪和火炮纷纷发射，探照灯的闪光上上下下，火箭像金蛇一样飞舞，天空中挂着几百个大火球，使星月黯淡无光，也使英勇的日本步兵睁不开眼睛。他们前进，扑倒，跳起来又向前奔，然后再倒下来。在探照灯的闪光之下，炮弹的爆炸火光更显得血红。到处都是喊声，兵器的碰撞声和爆炸声。最后，逐渐归于沉寂，攻击还是被击退了。在我们的前面已经没有一个活人——到处都死伤枕藉，这是我一生难忘的一夜。”凌晨二时又进行了第二次突击，又失败了；隔了一个小时，进行了第三次突击。诺京记载说：

“在讯号发出之后，又有一阵新的人潮向前推进。这些已不像人，而像疯狂的野兽。我们的火力都失去了效力。人潮向前不断滚动，他们不断从中国城墙的缺口中向前滚动。”虽然如此，日军还是被击退了，到八月二十四日拂晓，日军的第一次总攻终于结束。其战果为攻占了东西蟠龙山和一七四高地，其余目标还是完全保留在俄国人手中。

这一场恶斗，俄军死伤三千人，而日军则死伤一万五千人以上。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教训，使乃木认识到要塞的东北面是无法突击的，只好采用正常的围攻办法，那也许要延长几个月之久。这就是说大山元帅已经不再能等待乃木第三军的增援，所以在八月二十五日——即乃木最后一次攻击失败的次日——大山发动了他的三个军，进行了一次辽阳会战。假如乃木的八万人能够赶上参加，结果可能会使日本获得一次决定性胜利。可是事实上，克鲁泡特金于九月六日还是向北溜走了，俄军死伤共计一万六千五百人，而日军却损失了二万三千六百一十五人。从这次会战起直到九月十九日为止，在第三军的正面上没什么大事发生。日军向本土要求运送重榴弹炮来以便击碎永久性要塞。同时也开始进行有体系的坑道战。这些工作进行之时，乃木又选定了下一次的进攻目标：东区的水塔要塞和寺庙要塞，西区的生子山和二〇三高地。若说乃木在一八九四年曾经有过占领旅顺的经验，那么他在此之前没有注意到上述阵地中的最后一个实在不能说不奇怪，因为他应该知道从这个山顶可以看到港中的全貌，所以它是俄军整个防御体系的总枢纽。到九月十三日，围攻工事已经推进到距第一个目标八十码以内的地方，于是在十九日实行突击，并于次日将其攻克，而寺庙要塞也在同一天攻陷。同时日军也向生子山和二〇三高地发动突击，虽然生子山已于九月二十日被攻陷，可是对二〇三高地的每一次攻击都被击退，因为日军每次都固执地用密集纵队前进，所以损失非常巨大。即使这些攻击成功了，也往往得不偿失；假如失败了，徒然提升了敌军士气。如果不是由于月底运来了第一门二百八十毫米的榴弹炮，使围攻作战的方式发生了改变，那么也许只有等饥饿来逼迫这些要塞投降。就象前文所说，炮兵现在已经变成了主要兵种——共有四百七十四门加农炮和榴弹炮，加上六英寸和八英寸的木质堑壕臼炮，现在都开始采取行动。在这些火炮中，威力最大的还是二百八十毫米（十一英寸）榴弹炮——总共只有十八门，支援它们的有十六门五点九英寸炮和二十八门四点七英寸炮。所有炮兵与炮兵司令部之间都有电话联络，补给基地为大连。这种十一英寸的榴弹炮射程达一万码，炮弹重达五百五十磅。日军向旅顺一共发射了一百五十万颗炮弹，其中有三万六千颗是十一英寸的，被称为“火车弹”，因为它们在飞行中所发生的响声就象火车驶过一样。第一门十一英寸榴弹炮是在十月一日开始轰击的，诺京有下述描写：

“从七光山的炮台，有巨大的烟柱夹着沙石一同升起，好象一颗大树突然升入天空，然后再倾倒下来。象钟表般的有规律，沿着东北正面，在不同的方向上，每隔几分钟都有这种幻象式的大树升起，接着我们就可以听到可怕的爆炸吼鸣。这一天在二龙山和七光山的炮台中了八颗炮弹，使穹窖遭受到了巨大损毁。”

这些可怕的武器在围攻战中的效力，可以与一四五三年穆罕默德二世的大轰击相比。俄军的永久性要塞马上开始崩溃，而对日本人也同样重要，因为从生子山上已经可以望见港口的一部分，所以有几艘俄军军舰也被击中。对二〇三高地的坑道作业已经开始，乃木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东线，现在进行的工作都是为了准备在十月三十日进行第二次总攻。十月十六日，日军攻克二龙山的前进堑壕；二十六日，又攻克松树山的前进堑壕，同日又攻下了二龙山的斜堤防线。十月三十日上午四点三十分，在二龙炮台下有一颗地雷爆炸了；上午九时，日军对七光炮台到松树炮台之间的所有工事同时发动突击。日军又是以密集队形进攻，所以还是受到了重大损失，终于被击退。霰弹，手榴弹和侧射的机关枪使日军死伤枕籍。三十一日，日军再度进攻，还是被击退了。尽管俄军拼命抵抗，可是旅顺内部的情形却在迅速恶化。粮食缺乏，病兵日增，高级指挥人员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妒嫉和对立状况；当克鲁泡特金在沙河会战（十月十二日——十四日）后撤退的消息传来后，更使防御者感到绝望。这就是十月十五日的情况，在这一天，经过无数次延误之后，波罗的海舰队在罗热斯特文斯基指挥之下，终于离开里堡向东方进发。它包括八艘战列舰，四艘装甲巡洋舰，八艘巡洋舰，九艘驱逐舰和一些辅助船只。虽然其中有许多船只都是超龄的，但因为日本的战列舰已由七艘减为五艘——两艘被水雷所击沉——所以假如这支舰队能与旅顺舰队会合，那么东乡就可能会被击败。因此日军遂有不惜一切成本击毁港内船只的必要，也就等于必须攻占二〇三高地，于是日军定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发动第三次总攻。在这一天，波罗的海舰队才刚刚离开达卡，向印度洋进发。从第二次总攻失败到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三次总攻开始之前，在这个中间阶段，主要都用在地下战斗方面。巴尔特里特在《旅顺》中说：“整整一个月中，在狭窄混凝土地下室的混浊空气中，到处都有地雷爆炸的威胁，还有手榴弹，刺刀和子弹，日本工兵在世人所看不见的地方顽强奋斗，想把同样顽强的对手赶出地下工事。”第三次总攻选择的目标还是与第二次完全一样，十一月二十六日，在东方正面还是和上次一样，结果也是同样损失惨重。现在乃木将军决定不惜一切成本攻占二〇三高地。为了准备起见，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进行了连续炮击。二〇三高地的阵地在天然和人工两方面都具有极高强度，有一个巨型堡垒，有两个核堡，完全用有刺铁丝网围绕，它与法尔斯山之间的空隙有几道障碍物掩护。在赤坂山上也有一个强大的堡垒，并由构筑优良的堑壕线保护，在它的右翼还有另外两个较弱的堡垒。这三个山头均由特列季亚科夫上校指挥，共有兵力约二千二百人。炮击一直延续到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五时，此时整个阵地好比火山爆裂一样。炮击停止了，日军开始向二〇三高地和赤坂山发动突击。在黑暗掩护之下，他们冲到了铁丝网边，在那里纠缠了一夜又一整天。诺京说：“他们疯狂的打下去，直到筋疲力尽，丧失知觉时为止，整个整个的营被从地面扫除。”在黑夜中又继续炮击，到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八点三十分，日军又进行了另一次突击，但被特列季亚科夫上校领导的反击所击退。在赤坂山上也发生了类似的战斗。十一月三十日，战斗继续，一直打到十二月四日。天气晴明而又寒冷，诺京说：“这不是人与人的战斗，而是人类与钢铁，燃烧的石油、炸药和尸臭等的斗争。”最后到十二月五日，乃木已经完成准备，又向这些顽抗的山头再进行另一次突击。一个团攻击赤坂山，一个旅攻击二〇三高地。

突击在上午十时与十一时之间开始，到下午一点三十分，才有日军一个连攻入了二〇三高地顶上的堡垒，发现只剩一个防御者还活着。快到下午五时的时候，战斗中止了，在山顶的碎瓦颓垣中，可以看见日本国旗在尘雾满天的空中飘扬。

巴尔提里特说：“这个山头对和平会议而言可说是个理想地点。自从法军攻击博罗迪诺要塞之后，还没再看见过这样多的死尸堆在这样狭小的空间内。日本人的死尸十分难看，因为他们的皮肤变成了绿色，显出极不自然的样子。没有一具死尸是完整的，在炮弹碎片，破碎武器的堆积中，到处夹杂着零碎的肢体和骷髅。”

这种血肉的成本有多大呢？俄军战死四百人，而日军的死伤则在一万人到一万一千人之间。

虽然成本如此高昂，可是这场死亡投资的收获就是俄国舰队，从二〇三高地的山顶可以看见它们停在港内的位置。十二月六日，日军开始炮击这些船只，到第二天就全部击毁了。这样东乡的舰队可以返回国内进行整补，以便再出海迎击波罗的海舰队，后者还只刚刚要到达马达加斯加岛。围攻战现在已经接近尾声，因为单靠饥饿就够了。一切捕鱼工作都已停止，四十镑还买不到一头猪，一个鸡蛋价值六先令六便士，三十六磅大蒜要六十四镑。十二月八日在旅顺的每天口粮配给标准规定如下：半磅饼干（在面包配粮之外），四分之一磅马肉和八分之一品脱伏特加酒。粮食的缺乏和一般情况的恶化，使斯托塞尔将军在十二月十二日召开军事会议，结果大家决议认为尽管舰队已经毁灭，可是现在考虑投降似乎还是太早。所以围攻还是继续进行，现在这个阶段几乎完全是进行坑道和埋雷工作。十二月十五日，有颗十一英寸的炮弹打进要塞，击毙了康特拉坚科将军，他是一个人格高尚，精力过人的军人，守军对他具有充分信心。他的死使守军的希望也随之消失。

攻击军的主力现在指向七光、二龙和松树等炮台。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两点三十分，在七光炮台下有两颗地雷爆炸了，炮台上涌起大量尘雾，把它完全笼罩起来。这在它的西北角上炸出了一个∨形的大缺口。就有好几百黑衣的人形往这个缺口冲击。日本步兵没有浪费一分钟，不等烟尘散尽就已经冲到缺口中。虽然如此，战斗还是一直延续到十二月十九日清晨，守军才投降。二十八日，二龙炮台也被炸毁；三十一日，松树炮台也遭到了相似的命运，有间屋子内储存着一千多颗手榴弹，爆炸之后炸死了全部守军。最后到一月一日，在七光炮台附近中国城墙上的守军也撤退了，他们退到万台，但不久就被赶出去了。万台被攻占后，旅顺要塞的命运也就注定了，斯托塞尔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没有与施米诺夫将军商量就致书乃木要求投降。在获得日军同意谈判的答复之后，一月二日上午，他就挂起了白旗。代表们在中午时见面，用英语交谈，到下午九点四十五分签订了投降条约。这个消息发布之后，大部分俄军都丢下武器开始抢劫。

一月四日，所有尚未攻陷的要塞全部交给日军，此外还有火炮五百四十六门，炮弹八万二千颗，子弹二百二十五万发和相当数量的粮食。八百七十八名俄国军官和二万三千四百八十一名士兵走出要塞，变成了日本人的战俘。这场围攻战的损失总数如下：俄军死伤及失踪数字为三万一千三百零六人，日军死伤及失踪数字为五万七千一百七十八人，还要加上病员三万三千七百六十九人，其中有一万一千零二十三人是脚气病患者。

投降结果使乃木的第三军被放出来增援大山元帅，这样他就可以集中大约三十万人的兵力以对抗克鲁泡特金的三十一万人。二月二十三日在奉天（沈阳）展开了这场战争中的最大一次会战。正面宽度为四十英里，双方都挖了堑壕。一直打到三月十日，奉天城才被日军占领，克鲁泡特金向哈尔滨撤退。俄军死伤六万人，被俘二万五千人，而日军的损失为七万一千人。直到此时，这个该死的波罗的海舰队才缓缓东来，带着一大堆补给船只。五月九日进入中国海，五月二十七日在对马海峡遭到东乡攻击，结果被全歼。克鲁泡特金说：“罗热斯特文斯基不但不能帮助我们陆军，反而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因为他的舰队在对马被击败了，所以才会当我们已经集中了百万大军，正要准备前进的时候，反而只能谈和了。”事实上双方均已力竭，日本是在物质方面，而俄国则是在精神方面——圣彼得堡早已发生暴动和罢工了。六月十日，美国总统出面调停，双方开始谈判，终于在八月二十九日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同意撤出满州，把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大连——和库页岛南部让与日本。此外更是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支配地位。

若与这次战争的持续时间和激烈程度，死伤数字和财富的消费作一对比，那么这种得失的份量实在太小。因为欧洲国家对这次战争的结果只作如此衡量，所以实在是不幸之至，他们完全忽视了这次战争的革命性。它不仅造成了战术上的革命，而且也使世界事务的发展改变了方向。

战争开始时，俄国的战术完全和十九世纪初期一样；虽然日本的战术是以欧洲最近的教范为基础，但从头说起，其陈旧程度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下面所引述的文章可以当作例证。辽阳会战之后，有位日本军官对法国武官发表过如下谈话：“当你注意到这里的一切与我们平时在国内训练之间的差异，无疑会大吃一惊。我们自己所感受的惊异程度也差不多。你一定知道，我们的操典与欧洲陆军完全相同。在开始时，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是依照操典行事，但是牺牲却极为巨大！我们学会了这个教训，感谢我们所获得的经验，现在我们知道不仅不应过于迅速的向前，而且还应尽量利用掩护。”

原因在于枪弹和炮弹的威力日益增大，也就是说战场变成了弹丸的世界。于是无人地带日益加深，双方战斗人员相距越来越远，因此会战的决定性结果也就更难获得。进一步说，会战的时间日益延长，迫使攻击者和防御者都必须加深对圆锹十字镐的依赖性，结果又使双方在精神和体力上极易匮竭。若与一八七〇年和一八七八年的战争作一比较，差异十分明显。虽然交战人员有数十万之多，可是战场上却好象空无一人，而战场上充满了子弹，每一发都足以打击战士的精神力量。所以，智慧的纪律变得比自动的纪律更为重要。从一九〇五年以后，军人就不仅要服从，而且还要思考，知道如何生活和如何战斗，不是以小时来计算时间，而是一连许多天。为了求生，所以圆锹十字镐与步枪成为相辅相成的兵器，正如剑与盾一样。同时铁丝网、机关枪和手榴弹的重要性更是日益增高。虽然如此，在此次战争之后，机关枪又不再为人所注意，正如一八九九——一九〇二年的布尔战争后的情形一样。俄国人称它为“魔鬼的喷水壶”。《肉弹三勇士》一书的作者佐久里这样说：“弹带把枪弹送入枪膛，好比电影放映机换片子一样。请听它的声音！从近处听，只是迅速和连续的哒哒声，在深夜沉寂的远处听来，声音好象织布机一样。这是一种恐怖的声音！俄军把这种机关枪当作最好的朋友。当一支军队攻击敌方阵地时，毫无疑问，是机关枪使我们最感苦痛和受到最严重的损失。”克鲁泡特金所说也与此大致相同：“机关枪的价值现在变得如此巨大，使我们感到不可一时无此。照我的意见，每个步兵班应有机关枪一挺，派六个人去背负它和它的弹药。”

由于枪弹、堑壕和铁丝网使阵地正面逐渐变得无法加以攻击，所以炮兵的重要性日益增强。间接射击的方法完全打倒了直接射击的方法。特列季亚科夫将军对此有如下评论：“这里的事实明白的使每个人都认清了炮兵的真正价值。若能使敌方的炮声归于沉寂，就可以不经过特别困难的战斗而占领敌方阵地；因为一旦将敌方火力控制住之后，就可以任意选择攻击点，把自己的全部炮兵火力都集中在这一点上，然后只要用相当少的人员即可以将其攻占。”

这里应该记住的是，在这场战争中，野战防御工事都只是一条单独的堑壕线，这是可以用大量炮兵火力来压倒的；假如是纵深防御形式，由于当时的野炮射程还不能够覆盖它们，所以也就无法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只要这种情况继续存在，那么英国目击者霍姆少校的话就是完全正确的：“我获得的最大印象就是炮兵现在变成了决定性兵种，而所有其他兵种都变成了辅助品。炮兵的重要性已经无法再强调了，因为如果其他情形都相等，那么拥有最好炮兵的那一方面就几乎总是可以获胜。”

“我深信炮兵具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所以是否应裁减其他兵种以大量增强炮兵，也是值得考虑的大问题。因为必要时，步兵大约只要三个月的时间即可训练完成，而炮兵却是无法临时拼凑的。”“由于炮兵发展的突飞猛进，开始使人感到步兵火力的有效射程已不再能够超过六百码，超过这个距离之外，敌方的炮兵火力就可以阻止步兵使用步枪。”

可是在战后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战术上的变化，野战炮兵的需要，机关枪与铁丝网合用所具有的迟滞能力，都为人所忽视。日本在对七光炮台进行的最后攻击中使用了砒质毒烟，可是以后却没有人注意，或是联想到它的含意。比这些战术变化更重要的还是日本胜利对世界事务的影响。这使俄国国内的革命细菌滋长得更为迅速，而终于一发不可收拾。也使德国对其东方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集中全力向西，使欧洲的权力平衡终告破坏。这也使英国放弃了孤立政策，这也正是“不列颠和平”的基础，为了重建平衡，它与德国日益疏远，而与法国日益亲善。此外，战争也向白种人的优势发起了挑战，唤醒了亚洲和非洲各民族，这对所有殖民帝国都是一个致命打击。虽然在当时这些后果很少为人所认识，可是帕夫诺维奇在《民族政策与殖民政策的问题以及第三国际》一书中却有下述评论：“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对亚洲人民的生活具有极大影响，正和法国革命对欧洲人民的影响一样。它促成了土耳其革命，使哈米德因之倒台。它也使波斯人获得了强烈刺激，使它同时对内改革，对外独立。对中国也一样。但是在每个地区，都由于欧洲的干涉而使民族自由的梦想未能实现。”

在非洲的影响也同样广泛。狄赛是一位在非洲住过四十年的英国人，他在《埃及的前途》一书中有过下述的评论：“过去土著们都深信即令他们再勇敢，也还是注定会被欧洲人击败。可是现在却突然觉醒了。因为俄国一向被人认为是欧洲最大的军事势力，现在却居然被日本击败了。陆军败逃，海军毁灭，要塞被攻占。日本是一个比较弱小的国家，不管其他情形如何，他们既不是高加索人也不是基督徒。当然，这些非洲土著对日本还是一无所知，可是所有非洲人却都直接或间接的知道了，在远东的俄罗斯入侵军已经被一个素不知名的非欧洲民族击败了。”但是这场世界性的革命却是在印度——不列颠帝国权力的枢纽——真正发展成形了。安德鲁斯在《印度的复兴》中说过：“甚至在极遥远的村庄，农民们都在纷纷谈论日本的胜利。一位在西亚有长期经验的土耳其领事告诉我说：在内地到处都可以看见这样的现象。亚洲已经在行动，几个世纪的迷梦终于被打破了。这是世界史中新的篇章的开始。亚洲的旧日光荣和伟大似乎又将恢复。”

普拉德汉在《印度的独立奋斗》中也有同样的看法：“日本胜利对印度人心的影响是不可能再加以夸大的了，印度学生开始研究日本历史，想发现其战胜欧洲最大强国的原因。他们的答案是日本人的爱国主义、自我牺牲和民族团结。这才是军事能力以外的奇迹力量。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和一九〇九年，印度学生纷纷到日本去留学，他们回国之后成为印度独立运动的中坚份子。”所有这些事实都是这一战的后果。这是在亚洲的最东面打的，四百五十多年以前，在欧洲的最东面也有过一次同等伟大的冲突。一九〇五年的旅顺陷落，与一四五三年的君士坦丁堡陷落，都同样是历史上为数极少的真正重大事件。

谢选骏指出：说日本战胜沙俄的原因是爱国主义、自我牺牲和民族团结……完全是胡扯。因为三四十年后，日本在东北就败给了苏联两次，一次是在诺门坎的边境冲突，一次是在东北全境遭到占领。尤其是诺门坎，日本单独对苏都不能胜利，为什么呢？日本人不再具有爱国主义、自我牺牲和民族团结了？不是的。因为日本人碰上了比他们更加野蛮的敌人——比较文明的沙俄被魔鬼般的苏俄取代了。毕竟沙俄已经三百年了，老朽了；而苏俄才刚刚诞生。所以就不仅击败了日本，还夺回了从中国割走的半个库页岛。这就像“刚刚建国”的共产党中国，可以在朝鲜打仗（1950年），不像建国两百五十年的满清，无法在朝鲜打仗（1894年）了。

【大事记（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美国崛起；中欧出现第二帝国；远东日本帝国的兴起；英法德三个海外帝国的扩张（从一八七〇年到这个世纪末，英国获得了土地四百七十五万四千平方英里，法国三百五十八万三千五百八十平方英里，德国一百零二万六千二百二十平方英里，比利时四十四万七千平方英里、而美国则吞食了残余的旧西班牙帝国）和南非黄金的大量涌出（从一八五〇到一八五三，世界黄金年产量从一百八十一万九千六百盎司，增到六百三十五万零一百零八盎司，以后一直稳定到一八九二年，然后在一九〇八年又迅速增加到二千一百五十二万九千三百盎司），使世界进入了战乱时代。德法英俄之间的合纵连横使世界性的冲突迫在眉睫了。

和历史惯例一样，冲突的近因通常都可以从上次战争（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的结果中去搜寻。从普法战争结束直到俾斯麦被解除首相职务（一八九〇年）为止，他的政策都是稳定和确保德国已经赢得的和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一方面设法孤立法国，另一方面则设法维持德国与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为了达到第一个目的，一八七九年十月二日，他与奥匈帝国缔结了防御条约，就是所谓“两国同盟”。两年后法国占领突尼斯，又使俾斯麦获得了耍弄外交手段的机会。这一次的兼并使意大利大感不满，于是加入了两国同盟，而使其变成了“三国同盟”。这样的情形一直保持到一八八八年六月十五日，在这一天，霍亨索伦王室的威廉二世（一八八八——一九一八年）成为德国皇帝。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由于他的父亲腓特烈二世逝世，使他有了继承大统的机会。

威廉二世性情冲动，头脑僵化，虽然勤勉、诚恳和具有爱国心，却是理想多于实际，爱慕虚荣，向以独裁者自居。他即位不久就宣布：“这个国家只能有一个主人，那就是我。”他很希望成为一个超级军阀，虽然他使自己的国家在二十六年中没有投入战火，可是他的许多荒谬言论却早已足够使他在国际政治中成了一只斑螫。一八九〇年，他罢免了俾斯麦；第二年法国因为害怕这位德国的新主人，开始与俄国谈判，终于在一八九三年签订了防御性的同盟条约。两年后，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八九四——一九一八年）访问巴黎，受到了热烈欢迎。

这样就成立了两个对立的同盟，虽然如此，只要大不列颠能置身事外，那么欧洲和平所感受到的威胁还是不会太大，而且即使发生战争，若无英国参加，那也很难蔓延到欧洲以外。不幸这种僵局终被打破，因为从一八九五年起，德国开始向海外发展，其第一炮就是德皇在建国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演说，他说德意志帝国将不仅限于欧洲，而是要变成世界帝国。若能不把话挑明似乎更加聪明，但是“凯撒”的新世界政策却是普法战争之后德国迅速工业化的后果。从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九五年，德国的人口已从四千一百万增加到五千五百万，其粮食供给已经逐渐要依赖国外贸易。为了支持其遍及世界的贸易商，所以德国必须以世界强国自居。很不幸，这就与大不列颠之间发生了商业冲突。

其次在一八九八年，为了保障德皇的扩张政策，德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扩充德国海军，其附加说明中明白指出：“建立大海军的目的，是要使最伟大的海权国家都不敢向它挑战，否则就必须使其自己的优势有受到破坏的危险。”这一炮正对英国而发，当时它正因为当年九月在尼罗河畔的法绍达事件，几乎与法国到了战争边缘。接着在一八九九年，布尔战争爆发，英国才发现自己处于孤立地位，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对它表示敌意。这场战争爆发之后，德国国会通过了新的海军扩建法案，决定其舰队的永久编制为战列舰三十八艘和装甲巡洋舰二十艘，每艘船每二十五年更新一次。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二日，维多利亚女王逝世，由她的儿子爱德华七世（一九〇———一九一〇年）继位。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在布尔战争中，德国对英国表示了敌意，加上其海军的扩张和德皇的“大吹法螺”，使英国也掀起了强烈的反德宣传，德国方面当然也不甘示弱。这种宣传却使两国间的真正争执原因反而被遮住了：德国其实无意向英国挑战，更不必说侵入英国——但这却是普通英国人的想法——可是德国海外贸易的巨大扩张和其商业船队的不断扩大，却使英国商业受到了极大威胁。从一八九四年到一九〇四年，德国的贸易总额从三亿六千五百万镑增加到了六亿一千万镑；商船吨位也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三十四。这种贸易斗争到一九〇七年已经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当时美国驻意大利大使亨利·怀特由美国国务院指派，到伦敦去探询英国政府对第一次海牙会议的意见。以下为他与英国外长巴福尔的谈话记录，见尼芬斯所著《亨利·怀特：美国外交三十年》一书：

巴福尔（低声的说）：“我们真是呆子，因为在德国建造了许多船只和抢夺了我们的商业之后，我们竟找不到一个理由向德国宣战。”

怀特：“在私生活中你是个心灵非常高尚的人。你为什么会想到这种政治上不合道义的事情，向一个完全无害的国家挑战？德国不是和英国一样有理由可以发展海军吗？如果想与德国在贸易上竞争，你们就应该更加努力工作。”

巴福尔：“那就是说要降低我们的生活水准。或许对我们而言，还是发动战争比较简单。”

怀特：“你居然会有这样的思想，真使我大吃一惊。”

巴福尔：“这是一个‘是非’的问题吗？也许只是如何保持我们优势的问题。”

对这段谈话应注意的不是巴福尔个人的思想，而是由于工业革命的原因，产生了一种经济方面的生存斗争，于是为了自保，人类只好回到丛林中的生活方式。原始斗争发生于人与野兽之间，现在这种工业性的斗争却发生于民族与民族之间——但充满兽性则完全一样。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美国威尔逊总统在圣路易发表演说，把这个问题的核心揭露出来了，他说：“为什么，我的同胞们，在这里没有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甚至一个小孩，会明白现代世界的战争种子就是工业和商业上的对立呢？这次战争是一场商业和工业的战争，而不是一场政治战争。”差不多与此同时，凯恩斯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也这样写道：“权力政治是不可避免的，关于这次战争及其目的似乎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学习。还是和过去每个世纪一样，英国又毁灭了一个贸易方面的敌人。”

爱德华七世在一九〇三年打破了英国在布尔战争中的孤立状况。那年春天他去访问巴黎，抵达时受到群众的奚落，而离去时却接受了他们的欢呼。他个人的优美风度，以及对他的外甥，德国的“凯撒”所表示的不支持态度，获得了法国人的好感。在他访法之后，英法之间即开始签订一系列协定，并于一九〇四年四月建立了英法“协约”。一个友好条约逐渐发展成为秘密的军事同盟。于是英国历史完全改变了轨迹。劳合·乔治在其战争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记录：条约签字之后，罗斯贝里勋爵对他说：“好呀，我相信你一定和其他人一样对英法协约感到愉快？”乔治就说不错，并认为与法国之间的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已经结束了。罗斯贝里勋爵却回答说：“你完全错了，这就是说结果一定要与德国开战！”

四年后，英国海军总参谋长费歇尔爵士更表现出他具有先见之明。他说：“我可以预言，如果英国为了应许法国的要求而使一支英国陆军在法国境内登陆并与德国交战，其结果将使英国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打击——这并非战败，因为我们是决不会屈服的——但是对我们的经济资源而言，却是一个致命打击，并且会使英国海军降级为‘辅助军种’”。

依照这个协约，两国政府开始解决他们间的重要殖民地争端。英国在埃及获得了自由处置权，而法国则在摩洛哥也获得了同等权利，唯一条件就是应尊重该国的主权完整。虽然如此，在十月法西两国却签定了一个条约，把摩洛哥瓜分了，并把这个密约的副本抄送英国外交部。虽然这与英法协议明显发生了抵触，可是英国外长兰斯道恩勋爵却无异议的接受了。这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九〇五年三月，德皇因为对这个密约事前毫无所闻，还以为摩洛哥会变成第二个突尼斯，就出发访问丹吉尔。于是法国对他大肆攻击，为了阻止战争爆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出面调停，建议召开一个国际会议。一九〇六年一月，会议在阿尔吉西拉斯举行，各强国同意维持摩洛哥独立。虽然会议使风波暂时平息，可是却使欧洲分成了两个对立阵营——德国和反德国两个方面——为了加强反德国方面的力量，英国外交部长格雷爵士又同意英法两国陆海军参谋本部之间进行秘密会谈。早在一九〇四年，费歇尔爵士就说服英国政府把英国舰队的重心从直布罗陀移到北海方面。次年，当他为第一艘“无畏”级战舰安放龙骨时，他就把德国的全部海军计划都摧毁了，因为“无畏”级战舰使所有现存的战舰都过时了。

阿尔吉西拉斯会议之后不久，英国政府又与俄国之间获得了谅解，其中有一项即同意瓜分波斯——这又是一个独立国家——为三个区域，南北分别为英俄两国的势力范围，而中间则为中立区。这个解决方案又使俄国在远东方面解除了后顾之忧，而可以集中全力参加欧洲政治中更加危险的赌博。于是三国协约面对着三国同盟，也就是说一旦战争爆发，德国就必须在东西两面作战。

当摩洛哥危机正使国际关系发生震动时，在英国又发生了一场海军恐慌症，这是考文垂兵工公司的穆里勒尔先生鼓动起来的，结果使英国政府、反对党和人民都大为震惊。因为是如此不合理，所以费歇尔才决定把真实情况向英王提出报告。一九〇七年底，他向国王如此报告：

“在本年（一九〇七年）三月中，这是一个绝对事实：德国既未建造一艘‘无畏’舰，同时在十八个月之内也未准备建造一艘战列舰或大型巡洋舰。德国战列舰的一半都只能与英国的装甲巡洋舰相提并论。事实上，现在英国有七艘‘无畏’级战舰和三艘‘无畏’级战斗巡洋舰（照我的看法，后面三者是‘无畏’级中最好的），一共有十艘已经建造完成或正在建造之中。而德国在本年三月，却还连一艘‘无畏’舰都没有。我们有驱逐舰一百二十三艘，潜艇四十艘。德国却只有驱逐舰四十八艘，潜艇一艘。德国海军部长蒂尔皮茨上将在其最近的秘密报告中说过，英国的海军实力现在要比德国强四倍。当然，我们将使英国海军永远保持这样的实力，但我们并不想向全世界公布。”

以后在一九〇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费歇尔又致书艾希尔勋爵说：“由于四年来的不懈努力，我们现在已在国内水域部署了两个装备完整的舰队，德国即使把所有的战舰都动员起来并投入战斗，也比不上我们两支舰队中的任何一支，我们有着无比的优势……这种优势在几年内是不会改变的……你可以安心睡大觉了！德国并未疯狂造舰来与你作战！不，他们日夜担忧的是第二次‘哥本哈根轰击’，他们知道无论皮特或俾斯麦都会这样做的！”

虽然反对党领袖巴福尔先生明知这些事实，可是在一九一〇年一月的大选中却故意对德国展开了激烈攻击，以此促成人民的恐德心理，而为保守党争取选票。他宣称英国处于危险之中，海军实力不够充足。他说：“我可以向你们确证，多数国家一致认为英德之间的斗争已经无可幸免。”自由党的丘吉尔先生反驳说：“保守党对海军的态度简直可耻。这种政策是想造成不合理的恐慌现象，并且毫无理由的制造两大民族之间的对立情绪。”

海军问题的关键是：英国每个政府的政策都是促使英国人民只注意到英德两国间的海军扩张关系，而并未考虑德国除了对英战争以外，还有其他有关海军的想法。英国完全忽略了假如德国与法俄两国之间发生战争时其海军情况将会如何，可是这种情况却正是一九〇〇年以来德国海军政策的支配因素。蒂尔皮茨说过：“我们应能把俄国舰队封锁在波罗的海之内，同时又能阻止法国舰队进入波罗的海。”以下数字是从一九〇九年到一九一四年各强国建造新舰的费用比较（单位为英镑），看完即可一目了然：

|年份|英国|法国|俄国|德国|

|1909|11,076,551|4,517,766|1,758,487|10,177,060|

|1910|14,755,289|4,977,682|1,424,013|11,392,851|

|1911|15,148,171|5,876,659|3,215,396|11,701,899|

|1912|16,132,558|7,114,878|6,897,580|11,491,187|

|1913|16,883,875|8,093,064|12,082,516|11,010,883|

|1914|18,876,080|11,772,862|13,098,613|10,316,244|

一九一四年，奥意两国建造新舰的费用分别为四百零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六镑和三百二十三万七千镑。若加在德国的数字上，就可知道当战争爆发时，协约国花在造舰上的金钱要比同盟国方面多两倍半，而法俄两国的总和也比德国差不多大了两倍半。所以若说德国的海军扩建足以威胁英国，实在是无稽之谈。可是自从一九〇九年以来，这却经常成为宣传的对象。真正的原因并非德国海军威胁了英国，而是象巴福尔向怀特先生所抱怨的，德国的商业船队逐渐抢走了英国的生意，而德国的工业生产也快要超过英国了。若这种情况听其发展下去，那么英国经济就有崩溃的可能。

一九一〇年五月六日，爱德华七世逝世，由他儿子乔治五世继位。但是在他加冕之前，一九—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在摩洛哥又发生了另一次激烈的意外事件。法国政府希望能完全控制摩洛哥，就以保护侨民为借口而占领了非斯。虽然德国政府仍然不知道一九〇四年的密约，但却认为法国违反了阿尔吉西拉斯条约，于是立即派了一艘炮艇“豹”号到阿加迪尔去保护德国在摩洛哥的侨民和商业利益。劳合·乔治此时还是英国财政部长，就在伦敦市长官邸中发表了一篇激烈的演说，几乎触发了战争。但是到十一月，终于还是获得了和平解决，结果法国在摩洛哥获得了自由处置权，而德国分得了法属刚果的一部分。这却不能使意大利满足，因为担心法国的下一个步骤就是占领的黎波里，它就以保护商业和侨民的“正常”借口向土耳其宣战，侵入的黎波里，并占领佐泽卡尼索群岛中的罗德岛等岛屿。

现在就从西欧再说到东欧，因为帝国的发展在那一方面也走上了同样危险的道路。

自从在远东方面被日本挫败之后，俄国又回过头来向西发展，因为它现在是法国的盟国，是三国协约中的一员，所以向这方面的发展就要比一八七七年的情形有利得多。俄国的目的是在欧洲重建权力平衡，第一是清算土耳其，第二是在精神上削弱奥匈帝国，第三是进一步在物质上削弱德国，企图使用的工具就是巴尔干国家，尤其是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已于一八七八年获得了独立，但保加利亚仍为土耳其的属国，这是保加利亚人所不满的。一九〇八年十月五日，斐迪南亲王公开宣称他的国家是个独立王国。接着，奥匈帝国又兼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州。

这是俄国不能放过的好机会。俄国政府立即向巴尔干诸国发动宣传，告诉他们如再不停止内争，共御外侮，那么就有被奥匈帝国逐个吞并的危险。结果组成了“巴尔干同盟”，当意土战争发生时，它就认为这是牺牲土耳其以求扩张的最好机会。

一九一二年八月八日，当意土战争快要结束之际，黑山向土耳其宣战，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也都陆续加入。马其顿被塞尔维亚攻占，希腊占领了萨诺尼卡，保加利亚在屡次击败土军之后，前进到君士坦丁堡以西不到几英里远的地方。十二月三日，双方同意休战，但直到一九一三年五月三十日才在伦敦签订了和约。可是和约签订之后，巴尔干诸国因为分赃问题而发生争吵。未经宣战，保加利亚就向塞尔维亚和希腊进攻。罗马尼亚也加入了战争，还有土耳其——现在由恩维尔帕夏所统治——也乘机收复了亚德里亚堡。结果保加利亚终被制服，八月十日签订了《布加勒斯特条约》，结束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土只剩下了亚德里亚堡和君士坦丁堡两座城及其周围地区，包括加利波利半岛。

虽然两次巴尔干战争几乎已把土耳其完全逐出了欧洲，可是对俄国而言第二次战争却是个挫败，因为它瓦解了巴尔干同盟。虽然如此，这却使欧洲处于紧张的情势之中，于是另一场危机又一触即发，从而足以使俄国当局可以继续执行其对奥政策。豪斯上校是美国威尔逊总统的无任所大使，他早就认识了这一点。一九一四年春天，他去访问柏林，在向美国总统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整个德国都象充了电一样。每个人的神经都很紧张。只要一个火花即可引起全面爆炸。只要英国一表示同意，法俄两国就会与德奥两国打起来。”

俄国所担心的就是英国会不同意。俄国驻英大使贝肯多夫写信给俄国外长萨扎诺夫说：“若不能离间英德关系，那么英俄协约就无法维持。”俄国担心的是时间的延误。奥匈帝国皇帝约瑟夫已经八十四岁，其皇储斐迪南大公是反对大塞尔维亚运动的主心骨。俄国决心不惜一切成本使南斯拉夫倾向俄国而不是奥匈帝国。这就是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奥匈帝国皇储夫妇在萨拉热窝被刺时的情形，于是战乱时代终于来临。

依照塞尔维亚驻德国代办波吉施维奇说明：“塞尔维亚早已获得俄国保证，说这一次它决不背弃塞尔维亚。此外更重要的是，俄国也告诉塞尔维亚说，对德奥的战争早已决定了，仅仅因为英法自愿被牵入战争，所以这个皇储被刺事件才能算是发动战争的有利借口。实际上，战争本身不过是奥塞两国之间的局部冲突而已。如果英国外相格雷爵士向俄法两国表示英国对冲突不感兴趣，并保持以后的完全自由行动权，那么这场欧洲战争也许根本不会发生——并且无须告诉德国。但是这些当然是有一个假设，那就是英国并未受到严重束缚以至于完全无法退出。”

很不幸的，不仅英国而且是整个世界都已作茧自缚。在秘密外交掩护之下，一九〇四年的“协约”已经变成了无法解脱的秘密军事同盟了。

七月二十三日，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送达贝尔格莱德，时限是四十八小时，为了阻止俄国采取行动，英外相格雷力劝塞尔维亚政府全面屈服，但是萨扎诺夫的想法却完全不同。他宣称这种最后通牒是史无前例的侵略行为，认为唯一避免与德国发生战争的方法就是使柏林当局认清其所面临的是协约国的联合力量。于是俄国下令部分动员。德国方面表示说，这个问题应由奥塞两国之间单独寻求解决，任何其他强国的干涉都足以引起无法计算的后果。德国是夹在法英俄之间，形势极不利于全面战争，可是就象德国白皮书所指出的：“如果俄法两国继续帮助塞尔维亚以危害奥匈帝国的生存，其结果将是奥匈帝国的逐渐崩溃，以及所有斯拉夫民族都归顺于俄国的旗帜之下，条顿民族在中欧就会无法立足。在俄国的大斯拉夫主义压迫之下，精神上已经削弱了的奥匈帝国就不再具有同盟的资格，那么德国也更难抵抗东西两面日益增加的压力。”所以德国毅然决定支持其同盟国。

七月二十五日，塞尔维亚对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提出了答复，虽然措词恭顺，但因内容不完全，所以被奥匈帝国拒绝。于是奥匈帝国下了总动员令，并于二十八日向塞尔维亚宣战。俄国也立即下了总动员令。二十九日，德国首相会见英国驻柏林的大使戈森爵士，说如果英国保持中立，一旦战胜法国之后，德国允许尊重法国的领土完整。英国拒绝了他的建议。

七月三十一日，德国驻圣彼德堡大使奉命把最后通牒送给俄国政府，要求它在十二小时之内停止动员，否则德国即将动员。因为俄国拒不作答，八月一日德俄两国进入战争状态。法国也下令进行总动员。

八月二日，意大利宣布中立（奥匈帝国直到八月六日才向俄国宣战），英国外相格雷通知法国政府：如果德国舰队在英吉利海峡攻击法国，英国舰队将出面干涉。此时，早在八月二日，德军的骑兵巡逻队已经越过卢森堡国界。下午七点二十分，德国驻比利时大使把一个通牒交给比利时政府，要求准许德国部队在比利时境内享有自由通行的权利。如果比利时表示同意，战后德国将维持比利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答复期限为十二小时，结果被拒绝。

八月三日，比利时国王向英国国王提出私人呼吁，要求保护他的国家。下午六点四十五分，德国向法国宣战，九个小时之后，又向比利时宣战。最后，到八月四日下午三时，英国外交部才命令戈森爵士向德国政府要求保障比利时中立，这是有条约保证的，应该加以尊重。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回答说：“仅仅为了一束废纸，大不列颠竟愿意与同一种族的国家交战。”八月四日午夜，英国向德国宣战。

德国首相所说的话常被人批评，可是对一八三九年的条约而言，大致上却是正确的。这个条约即使不是一束“废纸”，也只不过是一张“灵符”；其中并未规定英国应负的责任，也未规定一旦任何国家侵入比利时领土时，英国就有派遣部队参战的义务。正如后来（一九一五年三月八日）英国《泰晤士报》指出的：即使德国不破坏比利时的中立，英国的“荣誉和利益”也还是会逼迫它与法俄两国联合一致对德作战。如果该报编者再加上一个补充说：“以及国会所完全不知道的秘密外交和秘密义务”，那么其说法也许会更加正确。

谢选骏指出：上述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又啰嗦又没有说对。在我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就是列强瓜分世界已经完毕，它们之间已经完全丧失了缓冲地带，除非直接冲突，否则已经没有任何发展空间了。而列强瓜分世界完毕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1900年）。这仅仅过去了十四年，“列位强盗”（列强）国家就情急难耐，准备为了一些蝇头微利而殊死一搏了。事后他们肯定后悔不已，因为如果他们不是这样贪得无厌，本来可以一直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让欧美以外的世界完全没有复兴的机会的。但历史的力学法则，不是这样可以“嘎然而止”的，屠刀一旦沾上了鲜血，就无法收刀入鞘了。

【第五章：马恩河会战和坦能堡会战（上）】

以奥塞两国之间的不幸事件为起点，这场战争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冲突。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所有强国都包括在内：日本和土耳其分别在八月二十三日和十月二十九日加入协约国及同盟国方面。一九一五年五月四日，本是三国同盟一份子的意大利也改变中立状态最终加入协约国方面。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美国向德国宣战之后，南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国家也都随之向德国宣战。战争变成了真正的全球性战争，没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可以置身事外来充当仲裁者（意大利加入协约国之后，罗马尼亚和葡萄牙也加入了，而保加利亚却加入了中欧同盟。希腊本想保持中立，但当联军占领萨诺尼卡之后，它就被迫加入了协约国方面）。

对这样一场规模巨大的冲突，本书限于篇幅，因此对所有周边性的战事都无法详述，虽然其中许多都有巨大的历史影响。此外，作者也特意保留相当的篇幅，在叙述第一场决定性会战之前，先分析主要交战国在战前的军事理论，尤其是德法两国，因为他们是战术步伐的决定者。若不先了解这些理论，那么下述事实即无法解释：尽管在战争开始后六个星期之内德国即已遭到惨败，而战争却仍然拖到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才停止。因为战争拖得太久，引起许多并发症，终于使历史轨迹发生了根本转折。

在此以前的四十年是军事理论的滋长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工业文明有了极大进步，对现有的科学时代而言，工业文明虽非摇篮，但至少可算是保姆。在这个时代的无数军事理论家当中，最杰出的要算是布鲁赫，因为他探索到了战争问题的根本。这是一位波兰籍银行家兼经济学家。一八九七年，他出版了一部分析现代战争问题的巨著，书名为《从技术，经济和政治关系研究未来战争》。一八九九年英国有节译本问世，是斯特德编辑的，书名改为《战争可能发生吗？》

布鲁赫认为，战争的起因就是文明，因为在十九世纪末，人类文明已经快要通过农业时期而进入工业时期，所以战争性质当然也会随之改变。他说：“当你要应付的是一套全新的思想，那么总是谈论过去又有何益？只要把一百年前的情况与现在作个对比，就完全清楚了。在铁路、电报、轮船等发明之前，每个国家多少都是一个和谐的、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的单位。现在一切都变了。由于生活需要，国与国之间的互相依赖与日俱增。所以战争的首要任务就是使对方受到经济封锁。军人的地位下降，而经济家的地位却上升了。”所以战争已不再是一个有利的上诉法庭。而过去把战争当生意看待的观念也完全荒谬不经。从今天来看，战争是一种疯狂的土匪行为——自己抢劫自己的家产。

他又说：“战争结果的表面象征就是弹夹式来复枪的引用。由于自然演化，军人们已经完成了屠杀机器，最后终于会使他们自己归于毁灭。”

他对现代战争的描写可说极为正确，因为那正是十七年后的真正景象。他对这次战争本身的预测也同样准确：

“最初是屠杀程度日益增加，达到了无比可怕的程度，终至于无法推进部队使会战获得决定性结果。他们起初还以为仍然是在旧有条件下作战，尽量尝试使会战能获得决定性结果，最后才学会了教训，从此永远放弃这种企图。战争已不再是肉搏——在这种斗争中，作战双方互相考验物质和精神实力；现在却变成了一种僵持局面，双方都互不相下，彼此对峙，虽然可以互相威胁，但是谁都不能进行最后而且具有决定性的进攻。这就是未来的战争——不是战斗，而是饥馑；不是人员的杀伤，而是国家的破产和整个社会组织的崩溃。在下一次战争中，所有人都会进入堑壕。这将是一场伟大的堑壕战争。对军人而言，圆镐将和步枪一样成为不可或缺的武器。所有战争必然会具有围城战的性质，军人们可以随意进行战斗，可是最后决定权却操在‘饥饿’手中。”

他想象中的战争是三国同盟对两国同盟；在战场上的兵员总数将达一千万人；战场是如此辽阔，将使指挥成为不可能；骑兵会丧失作用，刺刀时代已经过去，而炮兵将成为主要兵种。

虽然他的预言对下一次战争有很正确的描写，可是布鲁赫却并未能使他的理论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如果他的分析是对的，进一步说，唯一不可能的就是战争决不会永远保持静止状态。要使他的预言完全灵验，必须使那个时代的条件永远不变，可是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就连续出现了许多新发明，注定要使战争的革命变得更为完整，这些要比公元前三千年人类学会利用骡马更重要。

在这许多发明当中，有两个对战争的命运具有决定性影响，那就是内燃机和无线电报（其他重要发明有：一八七六年贝尔发明的电话；一八八四年帕尔逊发明的蒸汽涡轮；一八八八年邓洛普发明的轮胎；一八八八年巴特尔发明的无限轨道牵引机。此外在本世纪的初期，卢瑟福和索迪开始研究原子核理论，这是原子弹发明的起源）。

从商业应用上来说，一八七六年，奥托博士首先发明了气体引擎。九年后，戴姆勒对加以改良，并把一具内燃机装在脚踏车上，这是第一部用石油推进的车辆。以后就用到四轮车辆上，到一八九五年就开始举行第一次汽车竞赛。从巴黎到波尔多再回到巴黎，优胜者以平均每小时十五英里的速度走完了七百七十四英里的全程。最后才是一个最具革命意义的大捷。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基蒂霍克的伏魔山上，O.莱特坐上了一架飞机，在天空中飞行了十二秒钟。六年后，布莱里奥乘一架单翼机，在三十一分钟内飞过了英吉利海峡。经过三千年时间，代达罗斯的神话终于变成了现实。在半个世纪之内，产生了一种新的“势力”，注定可以改变战争的面貌。

第二个重要发明——无线电报——其最初的理论形式，是在一八八七年由赫兹创始。他证明出在某种条件之下，一个电流火花可以发生某种效应，使其变成电波从空气中传播出去。这个发明引起了马可尼的注意，他终于发明了一种实用工具，可以检测出这些电波。这个工作很有成效，在一八九七年他发明了无线电报，传输了九英里，到一九〇一年，这个距离就增加到了三千英里以上。

这两个新发明，使战争进入了新的境界，这种巨大变化是火药和蒸汽的成就无法望其项背的。内燃机不仅在道路运输方面造成了革命，结果也使陆战方面同样发生了革命，更重要的却是解决了飞行问题，使战争进入了第三度空间。至于无线电报则更使战争进入了第四度空间，因为从各种意图和目标来说，无线电的传导能力不仅消灭了空间，而且也消灭了时间。这样就开辟了两个新的战场——一个是天空，一个是以太。

这两大变化，加上其他数十种较次等发明的结果，以及在冶金、化学、电力、生物等科学方面的巨大进步，产生了一种伟大的动力，若把煤炭和蒸汽所产生的力量作一对比，那真是小巫之于大巫。要夺取权力的是心灵而非物质，是思想而不是行为，尤其是一种幻想。新的物质出现了，新的能源被开发了，新的人生观也成形了。从心智，精神和物质上来说，整个世界都在蜕变之中——这个程序注定要把工业革命转变成为技术文明。

因为与非军事方面的进步脱节，所以军人们未能看清这一点。他们不能看清由于文明日趋技术化，军事权力最后也一定要跟着走上这条路：因此下一次战争与其说是军队与将军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是工厂与技术家之间的冲突。由于科学的不断进步，所以战争不可能静止不动。即使是具有远见的布鲁赫先生也没有看清这一点。

很少有几个军人像他那样具有远见，而就算能够像他一样有远见，但也还是没有认清科学加上工业的力量，早已使他们手中握有如此强力的武器，若能加以适当组合，则足以阻止纯粹消耗战争。大多数军人都喜旧厌新，虽然如此，他们却对运动战思想具有信心，就这一方面而论，多数军人的意见都与布鲁赫的想法相反。譬如说，一九一二年，法国一位著名军事学家巴杜尔少校这样写道：“如果法德之间发生战争，我们认为不会有堑壕会战。像普列文和奉天会战的情形，在法国陆军参加的战争中是永远不会出现的。”一九二三年，黑尔将军在其所著《炮兵》中发表的见解，更足以代表法国军人对战争的一般看法：“战争一定是短促的，而且充满了快速运动，机动为主要部分，是一场运动战。会战主体为双方步兵间的决战。陆军应该是一支人力的而非物质的陆军。炮兵仅为辅助兵种，重炮兵并不重要，让一支军队拥有过于笨重的炮兵实在毫无意义。”

这一派异端的领袖为福煦将军，格朗梅松将军和朗格鲁瓦将军，这个学派的激烈思想只有回教徒可以与他们相比。他们的主要原则就是认为对子弹的唯一答案就是精神——这简直是义和团式的巫术（杜皮克上校的《战斗研究》一书对这种思想的形成大有功劳。他过份夸张了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价值。对于短兵相接的古典战斗，他的理论是绝对正确的，对于使用火枪和刺刀的时代，还可以勉强应用，到了来复枪时代，就要误尽苍生了。可是一八七一年以后，他的书在法国陆军中却成了圣经）。福煦引证德·梅斯特里的妙论说：“只有当一个人自己认为会战失败了，才是真正的失败，因为从物质方面来说，会战是不可能失败的。”福煦又补充道：“所以只会在精神上失败。反之，会战也可以在精神上来求得胜利，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格言引伸如下：只有当一个人不承认自己被击败了，那么会战才会胜利。”（见福煦所著《战争原理》）。

与这种狂言相配合，福煦又相信“任何火器的进步，其最终结果都只会增强进攻方的力量。”所以在会战中，可以遵循的唯一原则就是“进攻”！他似乎完全忽视了拿破仑的遗训：要想使进攻有利，一定需要炮兵。

可是德国的总参谋长（一八九———一九〇五年）施利芬伯爵，对此却有一部分认识，为了使进攻能胜过防御，他增加了德国陆军的重炮数量。但是他却并未认清单靠重炮本身还是不够的，因为只有以火炮为中心建立一种新型的战斗组织，才可以获得真正的优势。日俄战争之后，这也是各国陆军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战术问题，而且也并非模糊不清的问题。

以上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术背景，这是看不见的一方面，至于显而易见的背景则有这些：

普法战争之后，法德两国的参谋本部都周期性修改他们的训练教范，而在一九〇五年以后，在其内容中所表现出的战术思想，几乎完全是以进攻为基础的：上刺刀的突击仍然是公认的进攻方法。各国的教范之间当然也具有若干差异，主要是受民族和传统思想的影响。从性格方面来说，德国人厚重而有条理，法国人迅速而谨慎。法国遵照拿破仑的遗训，认为在进攻中为不使敌人发现，在获得有关敌方的情报之后，即应采取迂回路线，在会战中达到选定地点，进行决定性打击。德国则主张在发现敌人位置之后，应直接向其前进，一方面进行正面进攻，另一方面同时包围其侧翼。他们的体系是斯巴达式的，组成一个向前推进的“人墙”，缺乏总预备队。法国的体系是罗马式的，用较重的后方支援较轻的正面。德国人虽然认识到正面是无法攻入的，但却还是要进攻，以将其固定。法国人相信侧翼的进攻总是可以先下手为强，而对正面的进攻则并不能如此。简而言之，因为德国人是讲组织的，所以他们相信计划，而以暴力来支撑。法国人却是注重发展个性的，所以相信应巧妙的配合地形。德国人认为法国人的方法会造成混乱，所以他们将其信仰寄托在将领和计划上。法国人认为德国人的方法会造成重大伤亡，并且会磨钝进攻者的刀锋，所以他们将其信仰寄托在个别士兵的主动精神上。

至于步兵战术方面，德国主张用密集的火线开始进攻，不断向前推进，直到敌人火力发生效力的地点，然后用枪弹来打击敌人的阵地；接着向前爬行到距离敌方八百码到四百码的地方，以获得火力的优势。接着继续前进，直到一百码远的时候，才上刺刀冲锋。如果这种最后的前进被证明是不可能的，那么最后的前进运动应在黑夜中进行，然后在拂晓时发动突击。法国的理论基础就是杜皮克的思想：在控制火力之下，前进到距离敌方四百码远的地方，据他们的意见，认为到此时瞄准射击已不可能，所以损失可以减低，于是就开始上刺刀冲锋，以攻占敌军阵地。

双方的参谋本部都研究过日俄战争中的炮兵战术。法国认为一切说明日本炮兵优势的报告都不免夸大其辞。德国则明白了炮兵决斗和步兵进攻在会战中实在是一件事而不是两码事。对于所有非直接支援步兵进攻的火炮，双方都承认间接瞄准的利益；但是就整体而论，德国人却不喜欢进行有庇护的射击，他们认为自己的炮兵比起法国来占有数量方面的优势，若能从无掩蔽的阵地上，所有火炮同时向敌军发射，则可迅速击碎敌人。主要差异还是他们对榴弹炮的见解。普列文会战以后，德国已经采用了轻榴弹炮；而在奉天会战之后又采用了重榴弹炮。法国却不欢喜榴弹炮，认为他们的七十五毫米野炮已经完全够用了。他们认为重榴弹炮过于笨重，不适用于运动战。虽然德国声称这种重型炮弹对部队士气具有重大影响，可是法国却回答说：德国部队需要噪音来刺激，而法国部队则不然——因为他们太聪明了。

以上就是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四年的战术思想全貌。对比起来，在德法两军中，当然还是德军对日俄战争的教训学习得比较多。但是双方却都错过了其主要教训——在防御中是枪炮弹占上风，所以其自然后果就是野战工事。双方也都没有认清，除非在下一次战争中，一击之下即可获胜，否则由于火力的缘故，一场百万大军的战争（不是千百人之间的战争），必然会变成堑壕战争，而在堑壕战争中，其必然结果正是炮兵和弹药的大量增加。

|\||法||英||俄||比||塞||德||奥|

|步兵师||六二||六||一一四||六||一一||八七||四九|

|骑兵师||一〇||二||三六||一||一||一一||一一|

虽然武器的设计各有不同，但一般说来，标准是大致相同的。几乎所有的运输车辆都还在用马拖，卡车还只刚刚开始使用，宣战之时，英国军政部一共只有八十辆。不过，较高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却已自由使用摩托化车辆。飞机的使用只限于极小的范围内：德国陆军只有飞机三百八十四架和飞艇（即可以驾驶的汽球）三十艘；法国人有飞机一百二十三架，飞艇十艘；英国人有飞机六十三架；这些飞行工具主要都用于侦察方面。若与过去的陆军作一比较，也许最重要的差异就是一九一四年的陆军拥有组织良好的师属有线通信连，而且也备有无线电收发报机。

法德两国的作战计划除了都是以进攻思想作为基础以外，其余则毫无相同之处。至于法军方面，尤其值得详加分析，因为这是一个典型例证，足以说明在拟定作战计划时应该避免哪些事情。

一九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梅西米将军在卡约政府中担任了军政部长的职务；在四个月之内，他是第四个担任这个职务的人。三天后，他第一次会晤米歇尔将军和格朗梅松上校。米歇尔将军是最高战争会议的副议长，也是预定的战时总司令。格朗梅松上校是参谋本部的作战局长。这两个人关系极坏，而在米歇尔背后也正酝酿着一个政治和财政方面的阴谋，而这种阴谋正是法国民主政治种下的祸根。

米歇尔将军的观点是认为一旦德法两国发生战争，德国很可能会做这两件事：（一）在动员现役部队的同时也动员其预备役部队。（二）其主力前进线将通过比利时方向。所以他主张法国必须同样动员预备役部队，而作战计划的重点应以阻扰敌方的前进为原则。他建议的兵力分布如下：在里尔与阿维斯尼之间四十九万人；在伊尔松与勒泰尔之间二十八万人；在蒙梅迪与贝尔福之间三十万人，在巴黎附近则控制预备队二十二万人；一经判明德军计划之后，这支兵力即可用来增援上述任何方面。

因为好几种原因，这个计划与法国参谋本部的思想格格不入。其中比较最重要的就是当预备部队与现役部队混合时，将要延迟进攻作战的进度；但是不能忽视的是，从一八一三年以来，预备役制度的创始者德国就一向采取这种混合办法。梅西米知道这一点，而且也知道在最高战争会议中有三位议员——加利埃尼将军，杜贝尔将军和杜朗将军——是反对米歇尔的。为了排除米歇尔，七月十九日他召开了一次会议，由于大多数议员都投票否决动员预备役的问题，所以他就对米歇尔说因为同僚对他都已经失去了信任，他应该要求辞职。在这个最高战争会议中，只有米歇尔一个人认清了将来的情况和知道如何应付，可是却被开除了。现在梅西米就要寻找一个继任人选。

他首先想到加利埃尼将军，但因为他投票反对米歇尔，所以就被摆在一边；接着又征求鲍将军的意见，却被拒绝。于是他才转而要求霞飞将军出任该职，霞飞接受了任命。霞飞从来没有指挥过一个集团军——甚至连在纸面上都没有过这种机会——而且对参谋本部的工作更是一无所知。他要求任命福煦将军为总参谋长，但因为福煦是个天主教徒，所以未获允许。梅西米说他之所以选择霞飞，是因为他具有坚强、有力和高傲的人格，一种明白而略微迟缓的智慧，一种并不太迅速的决定力，以及临危不乱的冷静态度。尽管这些话说得很漂亮，可是梅西米本人却只是参谋本部人员的工具——是他们控制着陆军，所以事实真象似乎是这个不负责任的团体故意把霞飞推向前面，因为如佩森将军所说，他对所应做的事情简直毫无所知，所以很容易使他完全成为参谋本部的傀儡，对他们的要求完全同意。从参谋本部的观点来看，霞飞是个理想的傀儡。

霞飞是里韦萨尔特地方一个皮匠的儿子，出生于一八五二年。他是一个标准的法国农民——羸弱而不具幻想力、固执、刻苦、讲求实际。他知道自己的缺点，而且设法隐藏它们。他很少写或是宣读一份备忘录。他是心灵简单，热衷于简单的解决办法，所以他的幕僚对他所要应付的问题，总是拟出简单的大纲。作为统帅而言，他是一个战略性的真空，他的参谋本部就盘踞在这个真空之中。虽然如此，以一个战斗农民的身份，他却拯救了法国，因为他从不推卸责任，是一个拥有巨大勇气和蛮性的人。虽然在战争之前，他选择了自己的部下，可是一旦宣战之后，这些人都使他失望，于是他毫不客气地整批加以撤换。在一个月之内，从八月二日到九月六日，有两个集团军司令，十个军长和三十八个师长都被撤职，也就是说相当于他所指挥的高级将领的半数。

当时法国参谋本部所主张的理论就是“质量乘以速度”，这对霞飞的“牛性”也恰好非常适合。进攻成了他的唯一选择，受他影响，他的政治主人法利埃总统在一九一二年这样宣称说：“我决定毫不犹豫直向敌人进攻，只有进攻才适合我们军人的思想。”所以霞飞成了一个军事神秘主义学派的工具，这是一个柏格森主义的组织，是皮埃尔夫对法国参谋本部的刻薄称呼。他说：“这个组织的思想基础是反对和不信任智慧，而赞成直观式的神秘主义。”这些军事神秘主义者也就是霞飞的头脑，所有战争计划都出自这里。内容极为单纯，代表进攻至上的神秘主义思想。这也代表了波那尔将军的思想，此前的两个作战计划——第十五号和第十六号——都由他负责拟定。

波那尔是个饱学之士，但也是拿破仑的盲目崇拜者；因为他是个书呆子，所以获得了当代战略大师的美名。他的头脑充斥着拿破仑的说，无法使他的知识与正在变化的条件相配合。他的思想仍然充满了“菱形队形”和“营方阵”等观念，而对铁路、机关枪和速射炮等因素却毫无认识。他的基本思想就是力求简单。因为照他的设想，德国将集中大约十个军的兵力于图勒与埃皮纳勒之间，其正面宽度约为六十英里到八十英里。所以为了对付他们，唯一必要的途径就是构成一个由八十万人组成的营方阵——各集团军分为三线，第一线一个集团军，第二线三个集团军，第三线一个集团军。第一线集团军应与敌人进行正面交战，在其掩护下，第二和第三线集团军即开始进行迂回运动。这是“大象”式的耶拿机动，而波那尔却深信他已经发现了致胜的秘诀。

霞飞的这批少壮派采纳第十六号计划为基础以拟定他们的第十七号计划。其基础是两个假设。第一是德国最开始不会把预备部队和现役部队同样用在第一线上，所以其兵力在数量上不够同时向比利时和洛林进攻。第二是假设法军在进攻时是无法抵抗的，所以唯一要做的就是把法军集中在梅济耶尔和埃皮纳勒之间，然后直接向前开去。在这种思想后面又有“炼铁业公会”的支持，因为他们坚持认为洛林铁矿必须加以保护。

霞飞盲目采纳了这些思想，虽然他说他深信德国不会使用其预备役部队或通过比利时前进，可是话虽如此，在回忆录中他又说：“我们对他们在一九一三年十月九日所拟定的动员计划是早已知道的；我们知道在这个计划里已决定对预备役部队应和现役部队同样使用。”此外他又说在他手里有一张德国参谋本部在一九〇五年演习中使用的地图，表示德军曾研究用其右翼通过比利时的运动。此外一九〇六年的一个大规模图上演习计划中也表现出同样的意图。为了证明法国参谋本部的思想是正确的，一九一三年，布亚特中校伪造了一个文件，假装是在火车上捡到的。它表示德国在第一线不会使用预备役部队，而德军前进的路线是在默兹河右岸，以梅济耶尔为目标。

尽管事实上霞飞公开以拿破仑自居，可是就他本人而论，简直可说是毫无计划可言。他说：“从来没有一个书面拟定的作战计划。我除了决定集中所有兵力以发动进攻以外，没有其他预定观念。所以我决定只把研究限制在集中方面，使其可以适应任何作战计划。”

虽然如此，在我们看来，他采取的集中计划完全与他的理想相背。其内容如下：

（一）第一集团军，司令为杜贝尔：集中在沙尔姆－阿尔什－达内地区，司令部设在埃皮纳勒。五个现役军，四个师和两个骑兵师：总数二十五万六千人。

（二）第二集团军，司令为德·卡斯特瑙：集中在圣文森特桥－米里库尔地区，司令部设在新堡。五个现役军，三个师和两个骑兵师：总数二十万人。

（三）第三集团军，司令为鲁弗利：集中在圣米耶尔－当维勒尔地区，司令部设在凡尔登。三个现役军，三个师和一个骑兵师：总数十六万八千人。

（四）第四集团军，司令为德·朗格勒：集中在瓦文库尔－巴勒杜克－伏瓦地区，司令部设在圣迪济耶。三个现役军和一个骑兵师：总数十九万三千人。

（五）第五集团军，司令为朗雷扎克：集中在格普雷德－叙普河－肖蒙－波尔西昂地区，司令部设在勒泰尔。五个现役军，五个师和一个骑兵师：总数二十五万四千人。

（六）骑兵军：军长为索尔德，集中在梅济耶尔，共三个师。

（七）右翼侧卫：集中在沃苏勒，共三个师。

（八）左翼侧卫：集中锡索讷，共三个师。

以上就是法国参谋本部所决定的兵力分配，并由霞飞批准执行，他的想法是，一旦宣战之后，第一集团军即应前进到巴卡拉－萨尔堡之线，第二集团军就应前进到沙林堡－萨尔堡之线以压倒敌人。

对手方面的计划虽然也同样是进攻性的，但内容却完全不同。一八九一年，施利芬伯爵接替老毛奇出任德军总参谋长，到一九〇五年他就修改了原有计划，把它完全推翻了。毛奇的想法是对俄国进攻，而对法国防御；但是当俄国在日俄战争失败之后，局势发生了变化，施利芬决定只留下十个师和局部区域部队以监视俄国，而集中其他一切力量来对付法国。他所采用的大战术并非象许多作家想象的那样，不是“坎尼”式而是“洛伊森”式的。他对法军兵力集中情形所作的估计简直和实际情况一样准确。所以他决定把七个集团军集中在克雷菲尔德－莫尔豪森之线，而以蒂永维尔－梅斯之间为中心。在梅斯以北为五个集团军，以南为两个集团军。前者共有三十五个半军，支援他们的有七个骑兵师，十六个国民兵旅和六个补充师，后者共有五个军，支援他们的是三个骑兵师。

接着他就计划以斜行队形前进，而以梅斯为枢纽。左翼方面预定最先与法军主力接触并把他们钉住，若不可能，就向后撤退以引诱敌人向莱茵河前进。同时，右翼方面则通过比利时，从西南面绕过巴黎，然后再向东前进，一直打击在法军的后背上，驱赶他们向德国和瑞士边界溃散。为了使这一翼有足够强大的兵力，他又决定当这个巨大的旋转运动进行之际，再从左翼方面抽调两个军来予以增援。

这个计划为他的后任所采用，分析这个计划时，有两个重要因素必须加以注意，这也正是施利芬的大战术的主要着眼点：

（一）右翼在作战时所经过的地区都是便于进攻的，其兵力强度以足够包围安特卫普、那慕尔及巴黎等地为原则，而巴黎又是法国的铁路中心和法国陆军的补给基地。

（二）左翼的作战地区都是便于防御的，其兵力强度以能引诱法军走入歧途，并认为是值得进攻的目标为限度。其任务是纯防御的。

一九〇六年，施利芬把这个计划交给他的后任小毛奇，这是德皇威廉二世亲自选定的，因为他以为单靠“毛奇”的威名已经足以吓坏那些邻国。这就揭示了德国高级指挥当局的最大弱点，在法国是政治性腐化，在德国却是皇室性的朽烂。和一七六三年以后的情形一样，德国陆军在一八七〇年以后已经获得了常胜的美名。威廉二世继位之后，就开始创立一支专为检阅摆样子的陆军，这也是他最热衷的玩具。他不能容忍真正有价值的军人，把这些人都摆在一边，专门任命皇亲贵族去担负高级军职——这些银样蜡枪头的将军对战争可说是一无所知。小毛奇便是这些活宝之一，他未在参谋大学中毕业，在他的服役经历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充当他叔父和皇帝的副官。一九一四年，他已经六十八岁了。他的一切都模仿其叔父，殊不知老毛奇的参谋制度早已过时了。照他看来，军队是由参谋组织来指挥的，而实际上相当于总司令的他本人（只差一个名义而已），却自以为是象赛跑中的发令员一样，他所要做的只是把旗子一挥，以后的事情就听任那些将军们自己做主。他不主张应有执行方面的控制，甚至连接触都不需要，以后就可以看出，他和部下之间的联系可以说糟糕到了极点。

毛奇虽然接受了施利芬计划，但却把它的性质完全改变了，尽管如此，在一九〇六年到一九一四年间，德国又新增了几个军。在俄国方面，他大致还是依照施利芬的老计划，一共保留着四个（现役的和预备的）军，一个预备师，一个骑兵师和一些国民兵部队，共计约二十万人。但是在西线方面，他就不仅把两翼之间的兵力比例作了彻底调整，而且在增强右翼之后，他的思想也就变成了“坎尼”式而非“洛伊森”式的了。（注：施利芬在晚年，思想上也似乎有一些改变。他好象在一九一二年曾考虑到沿整个正面——从比利时直到瑞士－都同时发动进攻。不过到临终时，他还是回到了他那个伟大的计划。他的最后遗言是：“你们要注意增强右翼。”）德国的作战处长塔本上校说过：由于技术原因，例如铁路等，毛奇才被迫作此改变。这种解释颇有疑问，因为真正的原因似乎是那些亲王为了增强他们集团军的实力，对毛奇施加压迫。

一九一〇年，他取消了从左翼抽调两个军增援右翼的计划，并将这六个补充师集中在梅斯附近。最后当新编成九个师之后，他把其中一个师加上从东线抽回来的一个师增加在右翼方面，而把其余八个师都增加在左翼方面。这样德方七个集团军的最初兵力部署如下：

（一）第一集团军，司令为克鲁克将军，司令部设在格里芬波赫。一共为七个军，三个骑兵师和三个国民兵旅。应前进到艾克斯－拉－夏佩勒，然后再到布鲁塞尔。总计三十二万人。

（二）第二集团军，司令为比洛将军，司令部设在蒙茹瓦。一共为六个军，两个骑兵师和两个国民兵旅。应攻占列日，然后其右翼前进到瓦夫尔，左翼前进到那慕尔。总计二十六万人。

（三）第三集团军，司令为豪森将军，司令部设在普罗姆，一共有四个军和一个国民兵旅。应向西前进使其右翼达到那慕尔，左翼达到吉维特。总计十八万人。

（四）第四集团军，司令为符腾堡公爵，司令部设在特雷弗。一共为五个军和一个国民兵旅。应向西前进使右翼达到弗拉梅，左翼达到阿尔隆以北的阿特尔特。总计十八万人。

（五）第五集团军，司令为德国皇储，司令部设在萨尔布吕肯。一共为五个军，一个师，两个骑兵师和五个国民兵旅。左翼留在蒂永维尔，而右翼则前进到弗洛伦维尔。总计二十万人。

（六）第六集团军，司令为巴伐里亚的鲁普里赫特亲王，司令部设在圣艾弗尔德。一共为五个军，三个骑兵师和四个补充师。应前进到摩泽尔河并进攻法军将他们钉住。总计二十二万人。

（七）第七集团军，司令为施林根将军，司令部设在斯特拉斯堡。一共为三个军，一个师，两个补充师和四个国民兵旅。应前进到默尔特河或向洛林实行反攻。总计十二万五千人。

虽然施利芬计划的外观没有变动，可是其实质却完全改变了，因为左右两翼的比重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原有计划中是右翼方面五十九个师，左翼方面九个师。现在的计划是右翼方面五十五个师，左翼方面二十三个师。用百分比来表示：施利芬计划中的比例为一百比十五；而毛奇计划中的比例为一百比四十二。而且施利芬的原意是当法军在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州被纠缠住之后，即将两个军调往右翼，这个比例就更由一百比十五降到一百比九了。因此左翼方面必须被迫向后移动。

现在的新计划显示出的是两翼攻势，位于南面的左翼本应引诱敌军向东前进，以使北面的右翼更便于旋转来打击敌人的后背；现在却反过来向西推进，这是与原意完全相反的。这既非坎尼又不是洛伊森。无论称其为哪一种，都足以使汉尼拔或腓特烈大帝在地下顿足。

这个巨大的德军方阵组成之际，外表颇为坚强，可是其内在结构却十分脆弱。在遥远的东普鲁士，普里特维茨将军正集中其比较微弱的兵力准备阻止俄国乌合之众的冲击。反之在巴黎方面却充满了混乱和不协调。五月，梅西米将军再度出任军政部长，据说他只是经常打电话询问消息和给与一些没有意义的命令，而完全没有感觉到他在此时此地的重大责任。七月三十一日，除了财政问题以外，没有讨论其他问题。八月二日，法国开始动员；八月三日，霞飞召集各集团军司令开会。他还是保持其含蓄态度，只向他们空泛的说明，准备采取的进攻路线大致为两个联合进攻。一个在洛林境内，另一个在凡尔登－图勒之线以北。八月四日，他在维特里设立了总部；此时毛奇尚在柏林，后来才到了科布伦茨。

当霞飞召集其集团军司令开会时，马尔维茨将军指挥的德国骑兵军已在盖默尼希越过了比利时国界，八月五日，德军要求列日守军投降，但遭到勒芒将军拒绝。第二天，德军的突击失败了。第一集团军的军需总监鲁登道夫将军开始负责指挥进攻。八月七日，他的部队从要塞间渗入并攻进该城。八月十二日，德军把一些四百二十毫米榴弹炮送上前方，要塞被击破。到十六日，列日完全落入德军手中。

此时，杜贝尔指挥的法国第一集团军的一个支队已经进入莫尔豪森。到八月七日，在比利时边界已经发现德方五个军的番号，朗雷扎克就向霞飞报告，说德军的意图很可能是要沿默兹河左岸作战。他获得的答复是：“如果这样就更好了。”霞飞仍然深信德军主力留在提昂维尔和梅斯地区。所以在八月八日，他命令第一和第二两个集团军准备进攻。这就是说他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是准备攻入洛林的。进攻在八月十四日发动，当时依照原定计划，鲁普里赫特亲王的第六集团军就向后撤退。

此时，朗雷扎克仍持续不断的向霞飞提出警告，说德军主力是在比利时方面，但是毫无效果。直到八月十五日霞飞才说：“这个假想开始变成事实了。”到十八日，他已经感到相当困惑，就新成立了一个洛林集团军，由莫努里将军任司令，以保护第二集团军的左翼。至于第一集团军的右翼则早已受到阿尔萨斯集团军的保护，这是在八月九日成立的，其司令为鲍将军。

虽然霞飞并不太明白，可是第一和第二两个集团军的地位却已笈笈可危，如果鲁普里赫特能继续后退，那么这种危险就会大大加剧。可是在其充满雄心的参谋长德尔曼辛根上校——这是第六集团军的真正指挥官——劝说之下，鲁普里赫特获得了上级允许，抽出六个补充师，加上第七集团军（早已由他指挥），于八月二十日向法军发动了反攻。法方第一和第二两个集团军本来已经不知不觉走进了陷阱，现在却被他推了出来，使他们向南锡和默尔特河退却。这是对施利芬－毛奇计划钉下的第一颗棺材钉。因为现在形势已经如此不平衡，所以毛奇只好放弃用左翼充当右翼预备队的计划，而代之以两面包围的计划。结果是从八月二十五日到九月七日，德方第六和第七两个集团军在法方的设防地区自己撞成了碎片。施利芬早就提出过警告，叫他们不要从这个地区进攻。

当鲁普里赫特和德尔曼辛根正破坏德国的战争计划时，霞飞却在“暗杀”他的将军们。因为进攻已经失败，所以必须寻找一批替罪羊来为梅西米将军顶罪。八月二十四日，梅西米写信给霞飞说：“我认为和一七九三年的情形一样，只有两种惩罚方法，就是撤职和死刑。你要想胜利，就得拿出最迅速、野蛮而具有决定性的方法。”对法国而言可说是万幸，八月二十七日，梅西米被免职了。

在鲁普里赫特发动进攻的前两天，德方第一、第二和第三集团军开始通过比利时向前推进，比军的大部分向安特卫普退却。于是施利芬－毛奇计划又钉下了第二颗棺材钉，因为克鲁克将军奉命把第三预备军留下来监视安特卫普。也就是说其兵力减少了三万五千余人。当他们前进到那慕尔之后，第三颗钉又钉下去了：因为为了围攻该城，第二集团军留下了近卫预备军，第三集团军留下了第十一军和第七预备军的一个师。八月二十一日，德国第二集团军与法国第五集团军接触，而克鲁克现在由比洛指挥，奉命向西南前进，而不再向西前进——这是第四颗钉子，因为如果他不改变原定方向，就不会在蒙斯与英国远征军一头撞上，而会迂回过去，这样就可能将英国远征军歼灭。八月二十二日，德军到了松布耳河。

在这个事件发生前两天，霞飞似乎突然看到了一线光明，他说：“德军的运动已经清晰可辨。”可是从他的行动看来，他对德国这个从比利时境内辗过的巨大车轮的可怕性质，仍然只有模糊不清的概念。他并未企图击碎前进中的德军右翼，却命令第三和第四两个集团军进入阿登山地，以切断德军与其基地间的联系，并命令在他们左面的第五集团军与英国远征军合作（其最后部队正要登陆），以挡住正在向前冲击的潮头。

法方第三和第四两个集团军原先指定的目标是阿尔隆和新堡，而他们的前进又与德方的第四和第五两个集团军遭遇。接着就是阿登之战，照德国的说法，叫作隆维和新堡之战。在这一战中，法国第四集团军受到严重挫败，八月二十四日，第三集团军退到默兹河后面。和在洛林的攻势一样，进攻完全失败了。

此时，法国第五集团军在朗雷扎克指挥下也到了松布耳河。八月二十二日，在正面与比洛的德国第二集团军遭遇，而右翼方面又受到豪森的第三集团军进攻。结果发生了查利瓦会战，德方则称之为那慕尔会战，朗雷扎克被迫后退，而约翰·弗伦奇爵士的英军则撤往蒙斯。在那里英军被隔断，在受到克鲁克第一集团军的进攻之后，于二十四日被迫继续后撤。这一天的全部情况是整个法军左翼都在撤退，而整个德军左翼则在默尔特河下游地区，从图勒到南锡，然后再到圣迪耶之间，自动撞成了碎片。

为了了解此后西线方面的发展，首先必须探讨东线方面的情形。

俄国的原定计划是想用第一集团军来挡住德军，而集中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八集团军向奥地利发动猛烈进攻，第二集团军则留在华沙作为预备队，第九集团军留在圣彼得堡以阻止可能侵入的德军。刚刚动员之后，为了协助法国，这个计划又匆匆加以改变：第二集团军奉命向东普鲁士运动，以求与第一集团军合作，而第九集团军则顶替了预备队任务。这样俄军分组成为两个方面军：

（一）西北方面军，总司令为吉林斯基将军，包括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司令分别为连年坎普夫将军和萨姆索洛夫将军。

（二）西南方面军，总司令为伊凡诺夫将军，包括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八集团军。全部俄国陆军由尼古拉大公统率。

第一集团军位于维尔纳地区，第二集团军位于纳雷夫河上。第一集团军包括第三、第四和第二十军，另有五个骑兵师作为支援。第二集团军包括第二、第六、第十三、第十五和第二十三军，另加三个骑兵师。

俄方第一集团军约为二十万人，第二集团军约为二十五万人，所以在数量上远比现在据守东普鲁士的德国第八集团军占优，但是在素质和指挥方面却完全不是德国的对手。此外，德国的铁路体系无论在哪一方面也都远比俄国优越。

虽然从日俄战争战败之后，俄军已经有了相当进步，可是俄国人的本性却无法改变，他们对一切都缺乏思考，而且任何事情都能使他们遭到突袭。俄国的将领们能力都很差，更糟糕的却是他们都迫切希望与敌人进行战斗。参谋人员的效率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比如以第二集团军而论，他们的参谋人员就“只有罗盘而无地图”，由此可见一斑。诺克斯将军是英国的军事武官，他曾与这个集团军一同行动，他说：“有个少不更事的少年与我同行，他是华沙一家巧克力糖厂的小厮，他之所以能荣任第二集团军的参谋，是因为他会画讽刺画。”

原有的施利芬计划是在一九〇五年拟定的，当时俄国正是力量最弱之时。其基础就是维斯瓦河的天然形势——大致象一个巨大的“S”。其中心为华沙，北端顶点是但泽，南端顶点是克拉科夫，而在这个“S”大弯中，北部为索恩要塞，南部为桑多梅日要塞。

以这个形势为基础，施利芬开始拟定计划。因为他假设俄军主力会集中在华沙与桑多梅日之间，所以决定面对敌人构成一个较弱的正面，而两端则依托两个强力集团：南端为奥匈军，应向卢布林前进，北端为德军，应向普图斯克进攻。因为他估计俄军在部署兵力时要花六七个星期的时间，所以他认为能够坚守到他击败法军为止，此后即迅速从西线把兵力调过来，然后再打一场真正的“坎尼”式的大规模会战。

到一九一三年，上述情况已经改变，因为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所损伤的元气已经恢复了一大部分。此外他们也已经增强了西部铁路体系，所以毛奇认为俄国的动员时间一定可以缩短，这是正确的。因此他决定在东线也需要一个具有适当组织的集团军——就是第八集团军。他给这个集团军分配有下述兵力：第一军，军长为弗朗索瓦将军；第十七军，军长为马肯森将军；第二十军，军长为舒尔茨将军；第一预备军，军长为贝洛将军；第三预备军，军长为摩根将军；第一骑兵师，师长为布里赫特将军；加上三个国民兵旅，以及在东普鲁士境内的所有要塞部队。全部兵力均由普里特维茨将军指挥，当优势巨大的俄军前进时，他所奉到的指示是退往维斯瓦河左岸。

刚一宣战，奥匈帝国的总参谋长康拉德将军就向卢布林发动了进攻，但被击退到伦贝格，此时，普里特维茨把他的十六万人（不包括国民兵在内）部队作了下述的部署：

（一）从安格堡到波罗的海，在安格拉普河和普里格尔河以南，用第一预备军，第十七军和第一军防守正面；对普里格尔河以北沿德伊姆河地区，他指定由柯尼斯堡的要塞部队负责。

（二）从约翰尼斯堡到索恩，并以德意志艾劳为基地，他使用第二十军。目的是保护补给军队的铁路。并用索恩和格劳登茨的要塞部队来支援。

当普里特维茨将军正在据守这条防线时，连年坎普夫采取了真正俄国人的姿态，不等其后勤部队完成动员，就在八月十七日越过国界。他在斯塔鲁普仑击退了德国前卫部队，并在贡宾南击败了德国第八集团军的左翼。此时，他的补给体系失灵了，而铁路的轨道也由宽变窄。四天后，萨姆索洛夫也进入了东普鲁士。八月二十二日他占领了威伦堡，二十三日又占领了什奇特诺和赖登堡。他的前进情形更为混乱。德国人对此有这样的描写：

“全军从比亚威斯托克前进时即缺乏粮食补给。甚至尚未到达纳雷夫，行军纪律即已经糟糕到了极点，从那条河到普鲁士边界，俄军纵队必须越过河流徒涉而过。部队的神经都极为紧张，见到飞机就开枪，甚至还射击自己的汽车。高级指挥官对敌人的行动简直毫无所知。各军长所知道的情报最多只限于邻近目标，例如，对连年坎普夫集团军的任务，他们就一点都不知道。”

第一和第二两个集团军的各部队之间根本毫无合作可言。第二军所奉命令是要在两个集团军之间前进，但却与两边都失去了接触。又有人认为形成这种缺乏团结现象的原因是萨姆索洛夫与连年坎普夫二人有私怨。但更加合理的解释，却是俄国骑兵本就缺乏效率。尤其是哥萨克人，实际上与土匪无异。

德国第八集团军在贡宾南的挫败虽然不过是个战术事件，却引起了最惊人的战略后果。

第一，连年坎普夫本来快被击败了，转败为胜之后就十分高兴，坐下来欣赏胜利，由此可见俄国人的心理是何等古怪，这可以引证目击者诺克斯将军的叙述：

“B先生问连年坎普夫是否可以上床睡觉，他回答说可以，但最好不要脱衣服。他躺下一个小时之后，连年坎普夫却把他叫醒，他站在床边微笑着说：“现在你可以脱下衣服了，德国人已在退却中。”

就象诺克斯评论的，这才不是脱衣睡觉的时候，而应该尽最大努力与退却中的敌军保持接触。

第二，因为萨姆索洛夫相信第八集团军已被击溃，他就对敌人完全不作警戒，与连年坎普夫也失去了接触，直接向德意志艾劳挺进，以求切断普里特维茨与其基地的联系。

第三，当普里特维茨知道敌军前进的消息之后大惊，命令全军向维斯瓦河撤退。由于格鲁伦特将军和霍夫曼将军的忠告，他才取消了这道命令，这对德国而言可谓万幸，因为俄国第二集团军距离维斯瓦河比德军更近。于是他决定向萨姆索洛夫左翼进攻。在八月二十日黄昏时分下达了如下命令：第二十军应集中在霍亨斯坦。第一军和第三预备军应利用铁路运往第二十军右翼。柯尼斯堡要塞守备部队据守普里格尔－德伊姆之线。第一预备军和第十七军则向正西撤退。

说也奇怪，贡宾南的挫败加上普里特维茨的神经过敏，使这个事件注定要改变这个会战的整个结果。不仅在东线，而且连西线也受到了影响。

谢选骏指出：历史学家们一定不会认为这是什么“会战”，因为这显然是一些疯狂的战争机器在进行“连串的百人斩”。所谓“百人斩”，就是1930年代日本蝗虫军队在中国对当地手无寸铁的人们所进行的斩首比赛，他们最高的纪录是一个屠夫一口气砍下了一百多个俘虏的人头。与马恩河会战和坦能堡的“会战”相比，这听起来很残酷但实际上很轻松。因为在本质上，马恩河会战和坦能堡会战也是同样毫无意义的屠杀事件，除了发泄当事人的兽性之外毫无意义。因为我可以断言，即使马恩河会战和坦能堡会战的结果有所不同，历史的走向还是会大致相同的——双方的帝国都会瓦解，欧洲殖民者恶有恶报。

【第五章：马恩河会战和坦能堡会战（下）】

当在科布伦茨的德军总部听到贡宾南挫败的消息之后，接着又收到普里特维茨准备向维斯瓦河退却的命令副本，虽然这合乎原定计划，但结果就象鲁登道夫所说的那样“足以招致覆灭”。德国当局决定作两点更改。第一是为第八集团军寻找一位新指挥官，第二就是增强其兵力——这点留待下文讨论。他们首先打电报给兴登堡将军，要他接替普里特维茨的职务。兴登堡是个老军人，生于一八四七年，参加过一八六六年和一八七〇年的两次战争，现在退休住在汉诺威。他的回电是：“我已准备就绪。”同一天（八月二十二日），也送了一封信给鲁登道夫，通知他已经被任命为兴登堡的参谋长。在瓦夫尔与那慕尔之间找到了鲁登道夫。他接到通知就立即上了汽车，高速赶到科布伦茨。他报到之后，毛奇就把东战场的情况详细向他解释。此后应鲁登道夫的要求，对普里特维茨发出了下述训令：

“第一预备军，第十七军和柯尼斯堡守备部队的预备队主力都应停止不动。第一军不应在盖瑟茨豪森而应在舒尔茨将军附近位置下车，即德意志艾劳以东某处。从索恩、库尔姆、格劳登茨和马尔堡等要塞的守备部队中应尽量抽出兵力，送到斯特拉斯堡和勒岑堡等地。这样在东普鲁士的西南面就组成了一个强力集团，足以发动进攻；而北面的部队或是继续向西南方向退却，或直接向南前进，以协助对俄国第二集团军的作战。”

鲁登道夫并不知道，由于格鲁伦特和霍夫曼二人的建议，第八集团军正在采取与上述命令类似的措施。

这些命令发出之后，鲁登道夫赶在汉诺威与兴登堡会晤，并一同前往马尔堡，于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到达。在那里他们才知道情况已经改变。退到维斯瓦河后面的决定已经放弃。他们也得知连年坎普夫的军队仍然没有积极行动；第二十军左翼方面的第三十七师曾受到猛烈进攻，正在撤退之中；萨姆索洛夫的追击命令是用明码拍发的，也已被截获；更主要的是从一位被俘的俄国军官身上找到了吉林斯基的作战计划。兴登堡在回忆录中说：“这告诉我们，连年坎普夫的集团军准备从北面越过马祖里湖，前进到茵斯特堡－安格堡之线。进攻目标为假设躲在安吉拉普河后面的德军，而第二集团军则应越过勒岑——普特斯堡之线以进攻德军侧翼。”

此时，萨姆索洛夫缓缓向西运动，正面约宽六十英里。从左到右，他的兵力分布如下：第一、第二十三、第十五、第十三和第六这五个军。第二军现已为第一军代替，第一军则已编入第一集团军。这个行动加大了两个集团军间的空隙，而萨姆索洛夫为了使补给较为方便起见，又命令他的左翼前进到新乔治维斯克－姆瓦瓦－索尔道的铁路线上，这就把他的右翼拉得离连年坎普夫更远了。

鲁登道夫的慧眼马上就注意到了这个空隙，并决心利用这个弱点。他决定留下一道单薄的屏障兵力以牵制连年坎普夫，然后集中其余一切力量打击萨姆索洛夫。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从八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会战计划逐渐成形了。最大的问题就是能否真正把第一预备军和第十七军从他们面对连年坎普夫的位置上抽出来，使他们加入第八集团军，一起打击纳雷夫集团军。这完全要连年坎普夫自己来决定，如果他知道如何充份利用其在贡宾南的胜利而迅速前进，那么我的计划就会成为泡影。”

“我们逐渐发现连年坎普夫只是缓慢前进。所以这两个军可以逐渐抽出，使其向正南方运动，以比绍夫斯堡－赖登堡为目标。”

“接着，在第一骑兵师和第一预备军保护下，第十七军向南经过施芬贝尔移到比绍夫斯坦。它已经通过第一预备军的后方，八月二十六日，又从比绍夫斯坦前进到了比绍夫斯堡。第一军在施芬贝尔之南，也向塞堡方向移动。现在只留下了第一骑兵师在施芬贝尔附近和南方面对着连年坎普夫。在二十六日这一天，这个师的第一骑兵旅也奉到命令，抽出来从鲁塞尔前进到森斯堡。所以从八月二十七日以后，在马尔湖到普里格尔河之间地区，一共只有两个骑兵旅面对着俄军。而连年坎普夫的部队却有二十四个兵力强大的步兵师，另外加上好几个骑兵师。”

“在这一线，这两个军正在俄方纳雷夫集团军后面行军，从赖登堡直达奥尔什丁。在行军中，他们的后方对着连年坎普夫的集团军，毫无适当的保护，其间所隔距离不过两三天行程。当会战在二十七日真正展开之后，连年坎普夫的巨大兵力始终有如一朵具有威胁的雷雨云，挂在东北面的天空上。”

这个计划具有高度的果敢和良好的判断，其结果不仅使这场会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卓越的一个，而且也有极大的战术决定性。

鲁登道夫说；“一位将军要能够‘负重’，而且需要坚强的神经。文人们常有这种想法，以为战争好象算数问题一样，由已知来求未知。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在这种斗争中，物质力量和心理力量交织在一起，而数量居于劣势的一方尤为困难。这种工作中包括许多人员，其个性和观点都各有不同。其中唯一已知的常数就是将领的意志。”

这些话都是至理名言，它们告诉我们，当指挥艺术发展到其最高形式时，所代表的就是意志和思想的结合，而不仅是简单的计算问题。

八月二十六日进行的是两个作战。当第二十军的一半兵力加上戈尔茨将军率领的国民兵在中央挡住萨姆索洛夫的主力时，（一）第一军和第二十军的另一半兵力在乌斯道进攻俄军左面，并将俄方第一军击退。（二）从北面，第一预备军和在其左面的第十七军则进攻俄方第六军，在比绍夫斯堡击退了其中的一个师。现在两翼都已肃清，就可以对萨姆索洛夫的中央兵力——第十三军、第十五军和二十三军——实行两面包围。

当这个向心运动进行之际，萨姆索洛夫正与第十五军在一起，监督他们前进。虽然他对其他部队一点消息来源都没有，可是据诺克斯将军所说，他感到烦恼的却是没有接到他太太的来信。当他听说第一军受到进攻的消息，马上按剑而起，要赶去看看实际情形如何。

第二天，当连年坎普夫还在缓缓地向柯尼斯堡前进时，进攻仍在继续。萨姆索洛夫的左面开始发生巨大混乱：在赖登堡的部队已经发生了恐慌现象，而在中央部分，当第十三军的许多人到了奥尔什丁之后，获得的印象好象已经进了柏林一样。

那天黄昏，在德军左面，第一预备军占领了瓦尔腾堡，这在奥尔什丁东北，相距约八英里。其左面的第十七军接近比绍夫斯堡，而在它的右边，第一军仍在乌斯道附近，准备向赖登堡前进。萨姆索洛夫的中央兵力在奥尔什丁与栋布鲁夫诺之间缓缓向前推进。

对八月二十八日的作战，鲁登道夫的命令如下：第一军应占领赖登堡，第一预备军和第十七军应放弃对俄国第六军的追击，向西南前进至巴森海姆，以进攻俄方第十三军右翼。此时第二十军也应采取攻势，而戈尔茨的国民兵则进攻霍亨斯坦。他的想法是，当德军中央部分进攻时，其两翼则分别向威伦堡集中以包围俄军的中央部队。

虽然在八月二十八日上午会战开始时对德军不利，但到了下午，霍亨斯坦被攻占了，其后不久，第一预备集团军也到了奥尔什丁以南，而第一军则在赖登堡以北，控制了俄军中央部分的左翼。第二天，俄方第一军又在战场上出现，当他们向德方第一军后方进攻时，曾使德军右翼方面一度感到情况紧张。不过当这个两面包围向萨姆索洛夫的中央逼拢时，它也被击退了。

终点已经快到了。八月三十日，俄军中央部分已被包围，到三十一日——就是兴登堡所说的“收获之日”——他向德皇发出了下述电报：

“我诚惶诚恐的报告陛下，昨天对俄军大部已经完成了合围。敌方第十三、第十五及第十八（即第二十三军）三个军已被击毁。我们已经收容了六万人以上的俘虏，其中包括第十三军和第十五军的军长在内。火炮都遗弃在森林中，现在正在收缴。战利品极多，现在无法准确估计。在我们包围圈之外的俄国第一和第六军也受到重大损失，现在正通过姆瓦瓦和梅希涅茨迅速溃逃。”

当散布在森林中的德军营地内响起一片“洛伊森会战”赞美诗般的歌声时，萨姆索洛夫由五个参谋人员陪伴，在黑夜中徒步向俄国边界逃走。因为体力不济而落后，最后终于失踪。他的命运不详，不过大家都相信他已经自杀了。

这样就结束了这场伟大的会战。鲁登道夫称之为坦能堡会战，坦能堡是一个小村庄，在乌斯道北面，一四一〇年，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曾在这里击败了条顿武士，所以鲁登道夫命名的意义，是认为这一战报了“九世之仇”。虽然对战争并不具有决定性影响，但如果德军战败，则战争的轨迹可能会完全改变。话虽如此，它对西战场的间接影响却仍然非常巨大。

在西线，对整场战争而言，也许最足以影响法德两国命运的日子莫过于八月二十五日这天。在这一天，法国总司令作出了决定，而德国的指挥官因为受其部下强迫，也作出了一个决定。这个人就是德军总部的作战处长塔本上校。

塔本相信在西线已经赢得了伟大而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因为东普鲁士的情形使他感到烦恼，所以认为应立即派兵加以增援。这个建议与毛奇的原有意图也是相符的，他本来就主张只要兵力可以抽调时，应立即从西线调出六个军送往东普鲁士。原定从左翼，中央和右翼三方面各抽出两个军。因为塔本认为现在已经可以抽调兵力了，毛奇就向鲁普里赫特和皇储征求意见，但他们都激烈反对，他就决定只从第二和第三两个集团军中各抽调一个军。塔本此时就以电话通知鲁登道夫，说已有三个军和一个骑兵师奉命增援第八集团军。鲁登道夫说已经无此需要，但塔本却回答说：“这些部队是可以抽调的。”第二天他又与鲁登道夫通电话，告诉他只有第十一军和近卫预备军（现在都正在围攻那慕尔）和第八骑兵师是可以抽调的，而第五军在西线还有需要。

鲁登道夫告诉他，这些部队已经赶不上正在进行的会战，所以不必调动他们（鲁登道夫非常担心从西线右翼抽调部队会影响全局。所以他说如果毛奇一定要送援兵来，就应该从左翼方面抽调）。

似乎这些谈话内容根本上未向毛奇报告，所以结果他还是命令第二集团军抽出近卫预备军，第三集团军抽出第十一军和第八骑兵师。毫无疑问，选择这两个集团军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司令不是皇族。尽管事实上他们的兵力已经抽得够多了：第三军和第九预备军调往安特卫普，第七军调往毛布基，另外在吉维特和布鲁塞尔又留下了一些守兵。总的说来，这个具有决定性的右翼，现在已由三十四个师减到了二十五个师，若加上死伤的数字，已经损失其原有实力的三分之一了。

当施利芬－毛奇计划正在自动毁灭时，法国人对此当然还是一无所知，由于他们的第十七号计划已经完全崩溃，而部队又屡战屡败，已使巴黎城内发生了极大恐慌。虽然如此，在八月二十五日那天，当法国内阁举行会议时，总理维亚尼还在高谈财政问题和意大利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在这种枯燥无味的讨论中，梅西米跳起来高喊道：“还谈什么阿尔巴尼亚，十天之内德军就要打到巴黎了！”这才决定成立一个集团军来保护首都，并撤换梅西米所不喜欢的米歇尔将军，改以加利埃尼将军为巴黎卫戍司令。两天之后，梅西米又去职，而由米勒朗出任军政部长。

到底是谁最先想到组成一支防御部队来保护首都，这个问题现在很难获得正确答案。加利埃尼说，他在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以前提出了这个建议，而霞飞则说这个命令是那天上午七时下达的。很可能这个命令在内阁开会以前就已经发出了，因为通常内阁会议开会的时间不会那样早。命令的内容是：

“如果我军不能获胜而被迫后撤，至少应用三个现役军组成一个集团军，开入巴黎的设防地区，以确保它的安全。”

这个命令收到的时间似乎是在上午十一点三十分。

依照霞飞回忆录的记载，此时他也想到了相似的路线。因为在八月二十五日黄昏，他决定成立一个新集团军，位于英军外侧，以便迂回德军右翼。兵力包括第七军和由阿尔萨斯调来的一个师、由巴黎防区调来的两个师、以及由洛林集团军调来的两个师。以后他又说在下午九时才接到军政部长在上午七时发出的命令，并且说：“我的想法是成立一个集团军，以便在亚眠地区实行迂回，而军政部长的决定是要派三个军去防卫巴黎地区。二者之间并无实际联系。”

也许这是真话，在那天黄昏，他颁发了第二号“一般训令”（并未注明时间），内容摘录如下：

“由于无法执行原定计划中的进攻运动，未来作战应以在我方左翼方面累积兵力进攻。这支兵力将包括第四、第五和不列颠等集团军，以及从东线调来的新部队。至于其他集团军则应尽量牵制敌军，时间越长越好。”

“一个新成立的集团军，包括由铁路运来的部队（第七军，四个师，或许还要加上其他现役军）应于八月二十七到九月二日之间在亚眠的正面组成，位置在杜马尔顿－蓬里约至柯尔比之间，或是在索姆河后面，在皮基尼与维勒尔－布勒通讷之间。这个集团军应完成准备，以便大致朝圣波尔－阿腊斯或阿腊斯－巴波姆方向进攻。”

这个集团军被称为第六集团军，司令为莫努里将军，于次日成立。

第六集团军成立那天，克鲁克进攻在勒卡托的英军，将它赶出了阵地，但没有追击。霞飞在此时却认识到，弗伦奇的两个军若被歼灭，那么第六集团军预定中的迂回运动将不可能实行，所以他命令朗雷扎克的第五集团军——八月二十七日，它位于瓦兹河正南——发动反击，以减轻英军所受到的压力。此时，毛奇却仍盲目地停留在科布伦茨——距离战场在二百英里以外—一对八月二十八日的行动下达了下述训示：

法军战斗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时间，以配合俄军进攻。所以德军应尽量迅速向巴黎前进，不要让法军有恢复的时间，阻止它成立新部队，尽量破坏法国的防御手段。

第一集团军应前进到塞纳河下游，向瓦兹河以西前进。

第二集团军应直向巴黎进发。

第四集团军应前进到埃皮纳勒。

第五集团军应前进到凡尔登并围攻该要塞。

第六和第七两个集团军则阻止敌军向洛林和阿尔萨斯前进。

“如果敌军在埃讷河，或者后来在马恩河进行顽强抵抗，那么可能就有放弃向西南方前进而改向南方旋转的必要。”

施利芬－毛奇计划还是保持着，但其中却充满了疑窦。

同时，当克鲁克发现法军左翼正向南和西南方向退却时，自己得出结论，认为寻找“这支部队的侧翼”并将它赶出巴黎之外具有重要的决定性。他建议比洛，第二和第一两个集团军应“向内旋转”。他刚这样干，毛奇二十七日的训令也到了，在训令中发现并未包括此项运动。但他却并未改变原有方向。八月二十九日，第一集团军与达马德将军的支队在它的右翼接火，同时也听说敌军在亚眠和莫勒伊下火车的消息。比洛与朗雷扎克之间进行了吉斯－圣康坦会战。这又不具决定性，法军溜走了，德军也未追击。此时英军也继续退却。霞飞与弗伦奇会晤，但却没有意义。因为直到此时，霞飞的参谋长贝尔瑟洛将军还未能充分了解德军威胁法军左翼的重要性。

同样，克鲁克也不了解法军从亚眠威胁其右翼的重要性。因为他对胜利是如此有把握，所以他甚至没有向上级报告这项威胁的存在，又回到他的“向内旋转”的观念。八月三十日上午九时三十分，他正准备进行这种运动。到下午五点五十五分，他从无线电中知道比洛已经击败法军，法军正在退却。八月三十一日，第二集团军将要休整了。

下午六点三十分，比洛发来电报，要求第一集团军合作。其内容如下：“为了获得充分胜利，第一集团军若能以绍尼为枢纽向内旋转以达拉费尔－拉翁之线，实属必要。”因为这与他自己的想法完全符合，克鲁克马上表示同意，并向总司令部报告：“第一集团军已向瓦兹河旋转，三十一日将前进到贡比涅和努瓦永，以扩张第二集团军的战果。”

毛奇现在把总部设在卢森堡，对此也表示同意。他的回电说：

“第三集团军已向南进到埃纳河并向南追击。第一和第二集团军所采取的运动与总司令部的意图相符。”

就象比洛指出的：“这个命令非常重要。它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从二十九日以来，敌军已开始在亚眠、莫勒伊、蒙迪迪埃和鲁瓦下车，而且这支重要兵力也早已在亚眠以东的维勒尔－布勒通讷地带进攻了第一集团军右翼。”

所以这次的过错应由克鲁克负责，他对这个进攻根本就没有报告。第二个应负责的就是毛奇，他距离战场一百五十英里以外，跟在柏林没什么区别。

这些重要变化发生时，施利芬－毛奇计划可说从本质上和外表上都已经完全告终。八月六日，基钦纳爵士出任英国军政部长。他听说弗伦奇的意图是退到巴黎西南，大感震惊。因为这无异于放弃会战。于是伦敦与前方之间展开了电报战，基钦纳本人匆匆赶往法国才予以制止。八月三十一日，德国第一集团军向内旋转的运动被一架英国飞机所发现，而其位置也由一份俘获的命令所证实。这个重要消息立即报告给了霞飞。

第二天，九月一日，迅速展开了一连串战斗，这就是历史上说的马恩河会战。当然，若法方第六集团军未成立，这个会战可能不会发生；但是下述说法也同样正确，如果克鲁克不向东旋转，那么第六集团军的四个师——第七军的两个师和第五十五师、五十六师——可能很容易被扫到一边。

在这一天，霞飞要求军政部长把首都置于其直接指挥之下。他命令莫努里退向巴黎，把他自己的司令部移到巴尔并下达第四号“一般训令”，其内容的重点是：

“第五集团军逃脱敌军对其左翼的包围之后，第三、第四和第五这三个集团军应重整攻势。假如环境许可，第一、第二两个集团军中的部分兵力也应在适当时机内予以召回，共同参加进攻。巴黎要塞地区的一切机动部队也都应参加这个全面行动。”

这道命令虽然措词含混，但还是明确暗示准备从巴黎发动反攻。之所以措词含混，部分是因为霞飞对英军的行动没有把握，弗伦奇还在撤退之中。此时在德军方面，虽然已经知道法国正匆匆把部队向巴黎集中，可是毛奇仍然指示比洛把他的左翼向东移动以支援第三集团军。这就使他与第一集团军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远了。

第二天，九月二日，英军仍继续撤退，克鲁克已放弃追击，把第三和第九两个军调到沙托－特里来援助比洛。他采取行动之后，又马上接到毛奇的命令，内容是：“我军的意图是要从西南方面把敌人赶出巴黎。第一集团军应梯次跟在第二集团军后面，并负责保护我军侧翼。”克鲁克在《向巴黎进军》中这样评论道：“最高统帅部似乎仍然坚信，对一切在首都要塞线以外的作战，都不必把巴黎守军计算在内。”他不但没有停下来，担负其侧卫的新任务——他已经到了第二集团军的前面，相隔一天的行军距离——反而把毛奇的命令摆在一边，继续向沙托－特里推进，也就是说离巴黎是越来越远了。

当莫努里将军退向巴黎时，霞飞又向集团军司令们下达了密令，告诉他们应大致站住约讷桥－梅里－阿尔希－布利安－茹安维尔之线，然后采取下述行动：

从南锡和埃皮纳勒的部队中抽出两个军来增援右面。

在这时，全线进攻。

在蒙特罗与默伦之间，用所有可以动用的骑兵掩护我方左翼。

要求英军参加这次行动：

（一）据守从默伦到瑞维西之间的塞纳河防线。

（二）当第五集团军进攻时，英军也应从防线正面出击；同时巴黎守备部队应向莫城方向采取行动。

命令中的唯一要点就是退到茹安维尔，也就是放弃凡尔登，这是一个总枢纽，所有在左方的行动都是绕着它旋转的。假如这个要塞被放弃，那么霞飞的正面将被切为两段，那么任何从巴黎的出击都不能挽回局势。对霞飞而言幸运的是，在八月三十日接替鲁弗利出任第三集团军司令的萨拉尔将军对这道命令置之不理，他不但没有撤回右翼，而且坚守凡尔登，只把左翼向后撤了十五英里，直到它面向正西为止。这样使第三和第四两个集团军之间产生了一个缺口，德国皇储的第五集团军就从此渗入，并进行侧面进攻。

这份九月二日的密令说明霞飞心中还是盖着一层迷雾。虽然如此，当毛奇在卢森堡稳坐不动时，霞飞却不断在采取行动。至少他是有为而不是无为，感谢萨拉尔的努力，终于使他对周围的情况逐渐有所了解。他的右翼还坚守着凡尔登，而中央部分也未被击退，那么把左翼向前旋转不也是可能的吗？

他刚刚注意到这个侧翼时，有两件事相继发生：（一）他命令德斯佩雷代替朗雷扎克出任第五集团军司令，他可能是法国诸将中最能干的一个。（二）他开始注意到加利埃尼。说来奇怪，直到此时，霞飞还没有把自己的意图告诉加利埃尼，因为某些无法解释的理由，加利埃尼在这一天只接到霞飞的第四号“一般训令”。加利埃尼立即考虑到把第六集团军推进到莫城。快到正午时，他才第一次知道克鲁克向东旋转，于是他要求关于莫努里集团军的指示，并建议把该集团军推进到马恩河以北，并向奥尔克河前进。霞飞回答说，他这部分兵力从现在起随时都可以向东北方推进，威胁德军右翼并鼓励英军士气。可是此后，霞飞心中又突然萦绕厚密的疑云，他写信给米勒朗说：

“作为联军的一部分，我们的职责是坚持下去，争取时间，并尽量牵制住强大的德军。所以我的决定是多等几天再发动会战。休整我军兵力，准备与英军和巴黎要塞的机动守备部队一同展开最后进攻。”

这些话的意义就是先进行一场消耗性战斗，继之以一次进攻，时间则未定。此时克鲁克撞上来了。他在九月四日的命令是：“第一集团军在明天仍继续越过马恩河行军，迫使法军向东退却。假如英军抵抗，也应将他们击退。”同时，比洛相信法方第五集团军也已在溃败之中。

尽管有这些乐观的看法，在第二天，卢森堡方面却又开始表现出神经质现象。德军总部决定把第七集团军的司令部和两个军从左翼调到右翼。此时克鲁克仍继续前进，在他的右翼，他的第四军已与莫努里的巡逻队接触，使他相信在他们后面不会有太多兵力。

在联军方面，并不象霞飞所设想的那样，认为会战尚有几天时间，而实际上已经迫在眉睫。霞飞仍然想防守，又成立了一个新的第九集团军，由福煦任司令，位于第四和第五集团军之间，这样他才转回到进攻观念，于下午十二点四十五分用电报向弗伦奇询问，英军是否已经准备就绪，能否于明日参加会战。同时他也发了同样的电报给德斯佩雷。

霞飞告诉加利埃尼和莫努里，应与弗伦奇保持接触，他们就于下午三时到默伦的英军司令部去访问他。恰好弗伦奇不在，只好暂时与弗伦奇的参谋长默里爵士约定：当九月五日第六集团军进向莫城时，英军应向后退以腾出必要空间；在九月六日或七日，英军应在其右翼旋转达到朝东的位置，其左端与第六集团军连接。当法国第五集团军守住正面时，英军与第六集团军应进攻德方第一集团军的右翼。

弗伦奇回来后批准了这个计划。但不久之后，他的副参谋长威尔逊将军又带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计划。其经过如下：

德斯佩雷也希望与弗伦奇会晤，就启程前往布内。下午三时，他在那里与威尔逊会晤了——弗伦奇已经离开。他向威尔逊解释说，德方第一集团军现在有如挂在半空中，其交通线是暴露着的，而且也与第二集团军失去了接触。他建议采取下述行动：

（一）九月五日，第五集团军应沿塞查恩到普罗万之线，并准备向塞查恩到康塔松的正面进攻。

（二）第六集团军应前进到奥尔克河，并向德方第一集团军的侧翼和后方进攻。

（三）英军应与法军合作，填补第五和第六集团军之间的空缺，其轴线指向蒙米赖，而右翼则由康尼奥的骑兵加以掩护。

他立即把这些建议用电报报告霞飞，而威尔逊则去见弗伦奇，弗伦奇却感到犹豫不决。当电报到达时，加利埃尼也用电话告诉霞飞，说他已经准备行动，但英军的合作却是必要条件。半小时后，即晚上十时，霞飞发出第六号“一般训令”，其要点为九月六日应向克鲁克集团军的暴露侧翼进攻。主要条目如下：

（一）第六集团军应越过奥尔克河，并向沙托－特里方向前进。

（二）不列颠集团军在强吉－库隆比耶正面，面向东方，并准备向蒙米赖方向进攻。

（三）第五集团军，在康塔松－埃斯泰尔奈－塞查恩正面，并准备从南向北进攻。

（四）第九集团军掩护第五集团军右翼，并据守圣共沼泽边缘。

（五）第四集团军坚守原地，并与第三集团军保持接触。

（六）第三集团军的右翼退守，其中央和左翼则应进攻正在阿戈讷河以西行军中的敌人。

真是奇怪，理论上这又是一个“坎尼”式的计划。当法军中央部分——第五、第四和第九集团军——在一个大口袋中挡着德方的第二、第三和第四三个集团军时，法军的两翼则向兰斯合围。左翼为法国第六集团军和不列颠集团军，右翼为第三集团军。前者向东进攻德方的第一集团军；后者向西进攻德方的第五集团军。

那天夜间，加利埃尼命令莫努里在弗伦奇决定合作之后即马上准备进攻。

在法军总部，一切都活跃起来。而毛奇本来是一向严格遵守其叔父的不干涉主义，但当他接获报告，说法军正陆续用火车运往巴黎时，开始怀疑这种主义是否适用。他对右翼的安全很感焦急，于九月四日下午七时命令塔本用电报发出下述命令：

“第一和第二集团军仍应面对巴黎东面。第一集团军在瓦兹河与马恩河之间应占领在沙托－特里以西的马恩河各渡口；第二集团军在马恩河与塞纳河之间应占领在诺根与梅里之间的塞纳河各渡口，上述两地也包括在内。”

九月五日上午七点十五分，第一集团军接到这个命令。上午十一时，指挥担负第一集团军侧卫的第四预备军的格罗瑙将军怀疑敌军集中在他西面，就向蒙提昂山地进攻，使法方第六集团军的前卫受到突袭，他们是当天上午才前进的，当即被赶了回来。这样就展开了马恩河会战的序幕。照法国方面的看法似乎还嫌太早，因为联军仍未完全准备就绪。

接着就是一场顽强的战斗，当格罗瑙发现他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时，就回撤了六英里，但法军并未追击。克鲁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即立即调转第二军——军长为林辛根将军，命令他赶往增援。

作出这个决定之后不久，毛奇的一位参谋赫希中校到达克鲁克的司令部。克鲁克原先一向以为在他左方的各集团军都在乘胜前进，现在听说因为法军正用铁路把部队从东面向巴黎调动，所以第五、第六和第七这三个集团军都已暂停前进，而且更有考虑全线撤退之必要时，不免大吃一惊。

此时，霞飞对弗伦奇的意图深感焦虑，于下午二时亲自到默伦去访问他，在向弗伦奇解释英军的合作必要后，霞飞在结束谈话时强调说：“元帅先生，法国要求你支援。”弗伦奇想用法语回答，却辞不达意，于是向旁边的一位英国军官说：“糟透了，我说不出来。告诉他凡是他的人能做的事，我们的人也都能做。”这样就建立了最后合作，霞飞就向部队发出下述文告：

“我们马上就要参加一场会战，国家命运系于此战。应该告诫所有人，撤退已经结束，现在应该竭尽努力向敌人进攻并将他们赶回去。凡是不能前进的部队，应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他们已经攻克的地区，宁死在原地而不退让。在我们面临的环境下，任何示弱行为都不能容忍。”

九月五日，以格罗瑙对莫努里集团军领先部队的突击为开端，马恩河会战注定要延长达七天之久，从凡尔登到森里斯，整个西线都是战潮起伏，缠斗不休。包括许多战斗，此处详细分析的仅限于德军右翼方面——可分为奥尔克之战，大小莫朗河之战和“缺口”之战。

先说奥尔克之战，九月五日的战斗在第二天由林辛根继续进行，他于上午五时到达特里波尔。尽管这个军刚刚进行了长距离行军，他在六小时之后就把它投入了战斗。不久，沿着法国第六集团军的整个正面展开了激战（此时莫努里似乎一共指挥了十五万人）。

尽管战斗颇为激烈，克鲁克还是未能认识到情况的严重性。虽然如此，因为接到林辛根的紧急求援报告，他又派阿尔宁将军的第四军前进，于九月七日清晨到达。但是到这一天情况就变得很危急了，于是克鲁克命令另外两个军——第三和第九军——也掉过头来（注：在九月六日黄昏时，从一个战俘身上找到了霞飞的命令，德军才知道进攻的严重性）。从以后的事实来看，这个命令具有决定命运的后果。因为这两个军召回之际，他们为了掩护第二集团军右翼正与法国第五集团军作战。他们一撤退，不仅暴露了这个侧翼，同时也增大了两个集团军（第一及第二）之间的宽广缺口。此外，如比洛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撤退也提高了法方第五集团军的士气。

克鲁克撤回第三和第九军的决定，事先并未与比洛和毛奇磋商。这不仅是因为他已经不再归比洛指挥，而且毛奇也已经失去了一切控制。从九月五日到八日之间，德国最高统帅部对这两个集团军没有发布任何命令。

这一天，莫努里的地位也已十分危险，于是加利埃尼搜罗了巴黎的出租汽车一千二百余辆，赶运援兵给他。九月八日，莫努里企图迂回敌人右翼，但是并未成功。等第三和第九两军快要到达时，克鲁克决定在次日迂回法军左翼。他认为可以获得迅速的胜利。但是命运之神却作了不同的判决，在这长达三百英里的战斗正面的其他部分又出了新的乱子。

奥尔克之战开始时，克鲁克的第三军（军长为洛肖将军）和第九军（军长为奎斯特将军），正在继续执行毛奇的命令，保护第二集团军右翼。突然遭到了意料之外的猛烈轰击。他们完全不知道战事已经逆转。他们本来认为法方第五军已被击败，现在却又向他们攻来。洛肖和奎斯特匆匆调动兵力迎击，不久沿全线都展开了激战。这两个军面对德斯佩雷左翼的三个军——第十八、第二和第一军，而法方第十军则在右翼作战。法军在这一天之内大约进展了一英里，但到夜幕低垂时终被阻止，奉命挖掘堑壕。第二天他们继续向蒙米赖方向进攻。

虽然比洛自己的部队守住了，但是情况却很严重，有退到小莫朗河后面的必要。九月七日夜里，德军开始退却。也就是说放弃了毛奇九月四日的命令。直到九月八日，法军才又与德军接触。到此时，第三和第九两军已经接到克鲁克召回他们的命令，开始向奥尔克河转进。在这一天，法军进行了几次正面进攻，均被击退，到九月八日夜里，法方第十八军的军长德·莫德胡伊将军在蒙米赖以西攻占了马尔榭。如泰格先生在《马恩河战役》中指出的那样，这个成功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为这使得蒙米赖陷于无法防御的形势。由于这个城已经受到西面敌军的完全控制，比洛就命令第七和第十两个预备军退回到马尔格尼一线，这个阵地是自北向南的。也就是向东退了十公里，使德方第二集团军的右翼改为向西而不是向南。从此比洛与克鲁克之间的缺口再无填塞的可能性了。

对德军而言，其最大的胜利机会就在于能否突破福煦第九集团军的正面，它沿着圣共沼泽，从维伦纽夫直达松米苏。若能突破该正面，即可迂回第五集团军右翼，迫使它撤退。九月六日，豪森将军发动第三集团军进攻福煦。九月八日凌晨三时，他突袭了福煦的右翼，将它逐回，并占领了弗里康皮诺瓦，但却未能达到突破的目的。虽然据说福煦曾这样霞飞向报告说：“我的右翼受到强大压力，我的中央已经后退，不可能作迂回运动。情况极佳。我正在进攻中。”事实真象并非如此。当然，他曾连续发出进攻和反攻的命令，但结果毫无作用，因为他的士兵已经精疲力竭。

当莫努里迫使克鲁克把他的整个集团军都吸引到奥尔奎河时，德斯佩雷也强迫比洛向东北面退却，这时弗伦奇率领他的三个军，谨慎小心的爬进了克鲁克与比洛之间的缺口，不知不觉地创造出所谓“马恩河奇迹”。又如彼埃尔夫所说：“弗伦奇挽救了局势，自己却还莫明其妙。”

九月六日，弗伦奇开始向一个几乎是真空的地区前进。因为在前一天夜间，克鲁克已经撤走了第二军，到六日清晨，第四军也随之撤走。在英军前面留下来的只有马尔维茨将军的骑兵军的两个师，以及一些轻步兵和自行车营。弗伦奇还是慢慢探路前进。第三军（军长普尔特尼）在左；第二军（军长史密斯－多林）在中央；第一军（军长海格）在右。第二天，比洛撤退，而克鲁克的第三和第九两个军也奉命北进，于是英军第二和第三两军渡过了大莫朗河，而第一军则滞留在罗祖瓦附近。在战史中从来没有比这次更需要速度的，可是弗伦奇虽然是骑兵出身的军官，却并未催促其部下赶紧前进。九月八日，经过一些抵抗，英军渡过了小莫朗河，并继续向马恩河前进。在三天之内，英军一共只前进了二十五英里。因为它已站在德方第一和第二两个集团军的缺口中，所以只要再向前一步，即可切断德军头部与身体之间的联系。

霞飞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在那天下午八时七分，命令第六集团军把德军控制在奥尔克河，而英军则应在诺根与拉费尔特之间渡过马恩河，并进攻克鲁克的左面和背面。同时也指示第五集团军应掩护英军右翼。

此时，在卢森堡的毛奇在做什么呢？因为他接获的情报都足以使他感到异常焦急，他就命令赫希中校去访问右翼方面的五个集团军，以获知其正确情况。这时，他和他的幕僚都没有想到有全面退却的必要。虽然情况如此严重，对赫希有给予书面训令的必要，可是他却只接到口头的命令。他说：“总参谋长授权给我，如必要时，可以命令五个集团军退到弗斯勒河后面沿阿戈讷以北的高地。在必要时，我有全权以最高统帅部的名义发布命令。”

赫希并非乐观主义者，他于九月八日上午十一时离开卢森堡。他首先访问第五、第四和第三集团军，于下午七点四十五分才到了设在蒙特莫尔的第二集团军司令部。在那里他与比洛会谈，比洛相信第一集团军的撤退已经无可避免，他自己也已经决定撤退第三集团军。

九月九日上午七时，赫希出发前往齐兹，那是第一集团军司令部的所在地，虽然相隔不过二十五英里，可是因为沿途受到部队运动的影响，直到正午才到达。他一路看到的都是混乱和丧失秩序的现象，这其实是一支撤退中的军队后方常见的现象，但却增强了他的悲观思想，好象局面已经无可挽回。他发现克鲁克不在司令部，就与他的参谋长库尔将军谈论当前的情况。这时，第二集团军方面有个电报送来，说他们已经撤退了。赫希知道第一和第二两个集团军之间的缺口已经宽达三十英里以上，而且英军也已进入了缺口。他就想到毛奇的授权，命令第一集团军撤退。这个行动事先并未获得克鲁克批准，虽然事实上他就在附近不远。

赫希获得过这样的授权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里却有个极重要的关键，他只能向克鲁克本人下达命令。他并没有这么做，由此可见德国的参谋本部军官具有太大的权威，简直越过了指挥官的权力。克鲁克似乎始终没有见到赫面，而当他知道这个命令之后，却无条件的接受了，尽管他本人有较好的判断，也许是不敢违抗这个伟大的参谋本部。虽然他并不知道在他右面的法军已经打算撤退，但是却应该已经注意到缺口中英军的进展实在迟缓而且缺乏联系。假如他不理会赫希的口头命令，而遵照“若有疑惑即应出击”的原则行事，那么不仅可能击退莫努里，而且也足以使英军的行动瘫痪，并诱使比洛与他一同前进。如戈尔里茨在《德国参谋本部》中所说，这正是塞德里兹在佐恩多夫采取的行动，可是这类事情在威廉二世的时代似乎不会发生。

所以施利芬－毛奇计划是参谋本部拟定，也是它指导的，而最后也终于断送在它手中。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指挥艺术已经腐化。九月十一日，毛奇到前线视察各集团军司令部，这还是这场战争中的第一次。他回去后就患了重病，不久就由法尔肯海因将军接替了。

坦能堡会战和马恩河会战都是决定性会战——坦能堡会战是战术性的，而马恩河会战则为战略性的。坦能堡会战除了提高兴登堡的地位，使德国参谋本部认为迅速击败俄国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以外，再无其他战略结果。但反过来说，这一战若是俄国战胜，那么对德国和欧洲的影响就可能十分惊人。对比说来，马恩河会战在战术上却只能算是局部成功，但其战略结果却十分巨大，所以艾德蒙爵士在他的大战史中，认为霞飞的胜利是世界上决定性会战之一，似乎并非夸大其辞。这就是说德国已经失去先击败法国再转身对付俄国的唯一机会。

原因之一，就是布鲁赫预言的机动战争迅速退化成围城战。在无限多的堑壕掩护下，主动权由参谋本部手中转到了双方工业能力上。这种能力较弱的方面，如俄国那样，机动战争的机会虽已减少，但还有可能。在这种能力较强的方面，例如英国和法国，这种机会就完全不存在了。所以在西线的决定性战果逐渐不靠军队而要靠工业来寻求；此外还有制海权，可以保护和切断工业的资源补给。如布鲁赫预言的那样，最后的仲裁者将是“饥饿”。

更深入一层，在施利芬计划中还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错误，如果德国人早知道了，可能会阻止它投入战争——除非能够获得英国的支援或使它确保中立。这个错误是从其两面战争的对象产生的。如果冲突只限于法俄两国，那么德军若能依照施利芬计划，那么在六个星期之内是可能把法国击碎，然后再设法与俄国寻求和平妥协的。可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德国在西线的敌人已经不只是法国，也包括英国在内。虽然在这种环境中，英军可能与法军同归于尽，可是英国的领土完整却并不因此受到影响。这就引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不管施利芬计划如何成功，它是否能使战争就此结束，似乎有待考虑。历史的答案是“否”！正好比拿破仑时代一样，英国仍然会继续打下去，直到它再建立另一个同盟，获得胜利为止；要不就是英德双方都已面临经济崩溃，一个依照英国传统路线的和平谈判可能会结束战争。

还是像过去一样，当英国投入一场欧陆战争时，历史教训就会告诉我们：只要它仍然控制海洋，其疆界就是不可进攻的，并且海上的交通也就能够确保。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欧陆国家，不管其陆军兵力如何强大，却还是无法从英国手中夺取主动权。一九一八年，德国失败了一次；一九四五年，它又失败了一次，都是没有认清这条真理，实在可悲。

谢选骏指出：《军事史》的作者不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希特勒的结论却是错误的，那就是希特勒认为，德国应该避免和英国开战，以免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而我认为，正确的结论是，任何欧陆国家，如果要想完成统一大业，必须先解决英国问题——那就是毫不犹豫地攻占英国！1939年希特勒没有做好占领英国的准备就先进攻波兰，犯了大错。如果不能占领英国，就是打败了俄国也没有用的，因为英国才是欧洲的头号敌人。

【大事记（六）：战术僵局以及目标的改变】

马恩河会战之后的作战使战争的方向有了彻底改变。双方首先都从南面调动兵力来增强自己的北面，以求迂回对方的北翼。但是到了海峡边的新港后，这个奔向大海的竞赛终于结束。这时大家才发现，弹夹式来复枪已使防御者如此强大，使攻击者到了接近敌人之时，不要说是战斗，连求生存也非依赖堑壕不可。就象布鲁赫所预言的那样，结果就是围城战。

可是双方对围城战却都没有准备，尤以英国为甚。他们的装备完全不适合这种任务，他们甚至用罐头改制手榴弹，用野炮的弹壳改制迫击炮。抛射机又开始使用，是用木材制成的木质火炮，发射的是填满炸药的油桶。不久堑壕线就彼此相接，互相支援。虽然付出巨大成本，用突击手段攻下一段正面还是有可能的，不过由于堑壕体系的纵深日益增加，加上铁丝网，不久就使突破变得完全没有可能。所以在坦克出现以前，圆镐和有刺铁丝网已经打败了枪炮。在西线已不再有机动性，从而演变成僵持局势。

此时在东线方面，奥军在惨败之余退到杜拉杰克河，所以在九月十五日，兴登堡奉命只留下极少数兵力据守东普鲁士，而把大部分兵力都移到奥军左翼。他照办了，并于十一月一日升任东线总司令。但是他的兵力还是太弱，不足以获得决定性胜利，俄军再度前进，打到西里西亚附近，并重占东普鲁士的一部分。这使德皇大为震惊，就对法尔肯海因施加压力，要他停止西线作战以增援兴登堡。到十一月，当伊普雷地区的战斗在弗兰德泥沼中陷于停顿之际，他就可以这样做了。

要拯救奥匈帝国，必须把俄军赶出喀尔巴阡山地。基于奥匈帝国总参谋长康拉德元帅的建议，决定在戈尔利采与塔尔诺之间突破俄军正面，然后向东旋转达到俄军左翼的后方，以切断其交通线。在东线战场这是个可行的计划，因为俄军正面只有微弱的堑壕防御，几乎没有铁丝网，而只有少数前哨兵力加以据守。

一九一五年五月二日上午六时，经过四小时炮击，德奥联军开始进攻，突破了俄军正面，并俘虏了十四万敌人。但是因为道路已经变成泥沼，所以追击变得十分迟缓，直到八月五日，俄军才被迫撤出华沙，接着又放弃了柯弗诺和格罗德诺。到九月底，以被俘一项而论，他们即已损失三十二万五千人和三千门以上的炮火。俄军被迫退到里加－地文斯克－平斯克－塔罗普－捷尔罗维兹之线。虽然还没有被迫退出战争，但是却已衰弱不堪，以至于在一九一六年，中欧同盟方面已经可以任意选择他们的攻打目标。

因为此时土耳其已加入德方，所以俄国的处境就更为恶劣。要了解此事的前因后果，必须回溯战前的历史。

一八八三年，为了增强两国同盟的实力，德国把戈尔茨将军借给土耳其，帮助他们重整军队。两年后，达达尼尔海峡的防御都已完成现代化。二十年后英法协约成立时，英国当时的海军总参谋长费歇尔爵士就开始研究达达尼尔海峡的问题。他的结论是，即使有陆军支援，要强行通过这个海峡依然“十分的冒险”。以后在一九〇六年和一九一一年，新成立的英国陆军参谋本部也一再研究这个问题，结论是：“由于突然袭击是不可能的，所以任何在加利波利半岛登陆的企图都过于危险而不应加以批准。”由于英俄缔结协约，所以土耳其更趋向德国。为了安抚土耳其，英国派了一个海军代表团前往君士坦丁堡。为了对抗起见，一九一三年德国也派了一个军事代表团赴土耳其，由桑德尔斯将军率领，共有军官七十人。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德土之间签订了攻守同盟条约。接着土耳其即动员陆军，并在达达尼尔海峡布雷。

这个条约签订不久，马上发生了意外事件。当时英国造船厂正为土耳其海军建造两艘军舰，英国政府却将其征用。此时在地中海内又有两艘德国军舰——“戈本”号和“布勒斯劳”号——经过连续冒险，避开了法英两国舰队，于八月十日进入达达尼尔海峡，向君士坦丁堡驶去。土耳其政府并未加以拘禁，而只是名义上由土耳其政府购买，以补充英国所征用的两艘军舰的缺额。这个事件比其他任何因素更能决定地中海的战争命运。因为如此，九月英国派遣一个海军支队去监视达达尼尔海峡，英国海军代表团在君士坦丁堡也不再停留，开始撤退。单独留在土耳其的德国军事代表团成了真正的主人，于是联军方面认为土耳其参战已成定局。果然没过多久，在十月二十九日，一个土耳其海军支队在德国人指挥下闯进黑海，炮击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和狄奥多西亚等地。次日，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要求发给回国护照，而英国政府则要求土耳其政府在十二小时内应命令德国军事代表团撤退。由于土耳其不理会这个最后通牒，俄国于十一月二日对土耳其宣战；十一月五日，英法两国也采取了同样行动。这就是说英法两国想从南面接济俄国的希望从此完全断绝了。

土耳其陆军共有三十六个师，以桑德尔斯为总司令，以施伦道夫将军为参谋长。兵力分布如下：

第一集团军下辖十三个师，以君士坦丁堡为基地，在加利波利半岛驻有一个师。第二集团军下辖六个师，驻在小亚细亚海岸，其中有一师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亚洲对岸。第三集团军下辖十一个师，驻在小亚细亚，预定向高加索进攻。两个师在也门，两个师在美索不达米亚，两个师在汉志。最后，土耳其一共编成七十个师的新军。

虽然军械和弹药俱感缺乏，从巴尔干战争后两方面都没有获得充份补充，但是恩维尔帕夏却决定发动两个战争——一方面在高加索对付俄国，另一方面则对付埃及。第一个目标是想确实占领巴库油田，十二月，恩维尔亲率第三集团军向卡尔斯前进。虽然名义上有十九万人，但实际只能供给六万六千人的战斗兵员。他的补给很糟糕，而且也没有有组织的运输工具，所以只好沿路就地取食。出发之前，恩维尔对桑德尔斯说，一旦占领巴库，他就准备经过阿富汗向印度进军。可是他在山地中被俄军和大雪所阻，于一九一五年一月五日被迫撤退。到一月二十三日，由于饥寒交迫，他的军队减少到十二万四千人。虽然如此，他的前进却使俄军总司令尼古拉大公非常烦恼。一月二日，他要求英国军事代表团向基钦纳勋爵建议，看能否对土耳其安排一场海军或陆军的示威行动，以迫使土军撤出高加索战场，改善俄国的情况。这是一个很温和的请求，但是却引出了一场混战，这是大英帝国有史以来所进行过的一次成本最高的会战。

谢选骏指出：土耳其是个危害基督教世界几百年的祸根，而英国和德国却竞相讨好土耳其，这说明欧战的双方都是魔鬼的子孙了，他们怎么可能得到上帝的祝福呢？

【第六章：萨里巴伊尔与苏弗拉湾会战（上）】

当英德两军比翼竞走，在新港达到终点之后，双方极力寻求的机动战争突然被圆镐制止了。基钦纳勋爵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这根本不是战争。”可是不幸得很，这正是战争，每个二等兵都知道这个事实。但是大臣们却不是二等兵，这种僵持局势使他们大感震惊，他们纷纷只责备那些将领。丘吉尔是当时的海军大臣，他说：“面对这个死结，一切军事艺术都哑口无言。指挥官及其参谋人员，除了正面攻击以外，更无任何其他计划，他们的一切经验和训练都使他们拒绝接受其他计划。除了消耗政策以外，并无其他政策可言。”十二月三十一日，英国财政大臣劳合－乔治也说：“我看不出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的军事领袖正在考虑什么计划以使我们摆脱现有的不利地位。”

军人变得越沉默，政客们就越是高谈阔论。但是因为当时英国政府没有一个战略指导机构，所以没有一位阁员知道他的同僚有些什么想法。就象威明斯海军上将说的：“这些领袖人物，对所有技术问题都一无所知。他们以为只要他们说一句‘做这个’，那么这个就做好了，这真是错不堪言。”结果又如何呢？罗伯生将军提供了如下答案：“军政部长的目的，是想在西线获得决定性战果。海军部长则主张对达达尼尔海峡进行远征。印度事务大臣只注意美索不达米亚境内的战斗。殖民大臣则特别重视非洲的几场小规模战争。财政部长劳合－乔治先生则希望能从法国抽出大部分英军用于中东战场。”这时，在弗兰德平原的英国陆军已经失去了一半人员，而且在国内也没有受过训练的补充兵能够增援。

在这许多政治解决方案中，说也奇怪，达达尼尔海峡的建议却比马恩河会战发生的时间还要早。八月二十日，希腊首相韦尼泽诺斯先生获得了希腊国王君士坦丁的批准，愿意把希腊的一切陆海军资源交给协约国使用。但是英国外长格雷爵士却担心此举会激怒土耳其，所以拒绝了。尽管如此，八月三十一日，丘吉尔先生却与基钦纳勋爵讨论这个问题。第二天丘吉尔又要陆军总参谋长派两位军官与海军部指派的两位军官共同研究这个问题，并拟定一个计划，使用适当的希腊陆军以夺占加利波利半岛，好让英国舰队可以进入马尔马拉海。这就是达达尼尔海峡冒险行动的诞生。费歇尔勋爵反对这个想法，并主张应在波罗的海登陆。但因为他的作战需要陆军部队，而基钦纳却抽不出兵力来，所以达达尼尔计划又走红了。不过此时希腊却表示除非保加利亚对土耳其宣战，否则它将拒绝参加。于是这个计划暂被搁置。但十一月有两师澳大利亚部队到达埃及，丘吉尔又开始动脑筋，他命令那些装载部队的运输船暂留在埃及不动，以便运载他们去参加远征行动。此时，他又发动了一次毫无意义的战争行动。十一月三日，即英国大使离开君士坦丁堡后两天，英国海军奉海军部命令炮击达达尼尔炮台。要塞指挥官杰瓦德说：“这次的炮击使我受到了警告，使我认识到应将空闲时间用来增强防御。”

此后，丘吉尔就沉醉于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思想中，因为这是土耳其唯一的兵工厂所在地。从纯战略观点来看，这是很高明的想法。但是若无一支强大的希腊陆军支援，则完全是纸上谈兵，因为英国没有能力进行两面战争，而英国陆军在装备和训练两方面也都不够资格在加利波利这种战场作战。丘吉尔说这是达到胜利和平的最短路线，因为他只想中特等奖，对于工具的不适当，他从来没有考虑到。所以不能不同意诺斯的看法，他说：“发动达达尼尔作战的全部责任都应由丘吉尔负担。”凯斯将军也说：“如果他不向政府提出这个计划，他们也许永远不会注意。”罗伯生已在十二月出任英军总参谋长，他也说丘吉尔强迫政府接受他的达达尼尔这张王牌，可是政府却不知道如何去打。结果不列颠帝国不是卷入而是被推入了这场会战，其惨败程度几乎可以与萨拉托加会战相比。

一九一五年一月一日，有两个报告被提到新成立的战争会议加以讨论：第一个是由会议秘书汉基中校提出的，第二个是劳合－乔治先生提出的。汉基认为通过土耳其是打击德国的最容易路线，而假如黑海重新通航，小麦价格就会大跌，并且可以空出三十五万吨的船只。劳合－乔治主张东线作战应以奥匈帝国为主要对象，并以萨诺尼卡为基地。但是这个建议被搁置，因为它要求相当数量的部队。

第二天，驻俄大使转来尼古拉大公的要求，同时也报告英国内阁，说在高加索的俄军十分危急——事实上危机却快要过去了。并未经过更进一步考虑，基钦纳就用电报回答说：“请向大公保证，英国即将对土耳其采取示威行动。”同时，费歇尔也向丘吉尔提出了一个大而无当的计划。他强烈支持对土耳其的攻击，认为应立即采取行动。他主张从德军对面抽出七万五千人，在贝西卡湾登陆；另外在亚历山大勒塔派一支部队登陆，并对海法进行示威式佯攻。费歇尔又说：希腊应在加利波利半岛登陆，另外应诱使保加利亚向亚德里亚堡进军；而罗马尼亚也应与俄国和塞尔维亚一同进攻奥匈帝国。最后，斯徒蒂将军应同时率领军舰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

丘吉尔对这种大而无当的战略视若无睹，而只想用老式战舰冲过达达尼尔海峡。他用电报向正在达达尼尔的海军中将卡登征询意见说：“你认为单用军舰强行冲入达达尼尔海峡切实可行吗？”一月五日，卡登回答说：“我不认为达达尼尔可以冲过。但若使用大量船只进行大规模行动，也许可以强行通过。”

这些对丘吉尔而言已经够好了。尽管费歇尔、亨利·杰克逊和劳合－乔治都激烈反对，但因为不需要另外抽调部队，丘吉尔看出一定可以争取基钦纳的支持。果然在基钦纳同意之下，这个计划成为定案。

一月十三日，丘吉尔在战争会议上提出他的计划，并且指出：若攻击没有进展，那么炮击可以停止，而舰队也可以驶离。这样就获得了政府的通过。两天后，他用电报通知卡登：“越快开始行动越佳，继续完成你的计划。”一月十九日，他又发电报给尼古拉大公，告诉他英国政府已经决定攻击达达尼尔海峡。最后在一月二十八日，战争会议再次开会，虽然费歇尔仍然反对，并强烈主张波罗的海计划具有更大价值。可是基钦纳却认为海军的攻击更为重要，巴福尔也认为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格雷更以为这可以解决整个巴尔干的态度问题。所以决定一个陆军士兵都不用，由海军强行冲过达达尼尔海峡并攻占君士坦丁堡。所以这个建议进入了行动阶段并已公开。因为当时英国驻巴黎大使伯蒂勋爵这样写道：“达达尼尔远征行动本来只有内圈人士知道，现在已不再是机密。”

当海军攻击正在安排之时，萨诺尼卡计划又复活了，虽然仍被否决，但却引发了新问题：对海军是否仍应使用陆军部队来加以支援？于是当二月十六日战争会议检讨该项问题时，又决定增派第二十九师。这样就奠定了陆军攻击的基础。三天后，基钦纳又说他无法抽出第二十九师，建议改用在埃及的澳新部队代替。但丘吉尔现在却认为至少需要五万人的兵力，而且首次坚持说：“单靠舰队并不能使达达尼尔海峡畅通以供商船来往。”二月二十四日，劳合－乔治问他，是否海军攻击失败，陆军还应进行陆上攻击，他却回答说：“不”。

考虑到这个行动是如此冒险，加上它的成功完全依赖突然袭击，那么下一个步骤就真可说是自杀：舰队奉命在二月十九日和二十五日对达达尼尔要塞进行了两次炮击。土耳其方面受到了严重损失，所以在二月二十六日，英海军的水手和陆战队分成人数五十到一百的小队，很轻松的登岸，把西迪艾巴尔要塞的所有火炮都爆破了，此外对亚洲海岸的两个炮台也采取了同样手段，付出的代价为一死六伤。在二月二十三日，利姆诺斯岛也已被英国陆战队占领，希腊对此提出出抗议，英国政府答复说这是军事需要。德国入侵比利时也使用过同样的借口。炮击开始时，在加利波利半岛上只有土耳其第九军，在亚洲方面也只有第三师。但是土耳其人马上认清了这个即将来临的危险，到四月四日，两岸分别都获得了增援：加利波利方面为第五和第七两个师；亚洲方面为第十九和第十一两个师。

英国政府本来决定不用陆军，可是后来又决定使用；等到决定使用之后，突然又决定不用陆军而只用海军执行攻击。在轰击次日，基钦纳通知在埃及的陆军指挥官马克斯维尔将军，命令伯德伍德中将率领的三万澳新部队准备在三月九日左右乘从英国派出的运输船只，协助海军占领任何夺获的要塞。这样在二月二十四日，战争会议突然认清，因为丘吉尔的急躁已经使这场作战变成了无底洞。正如英国官方历史记载的：“如果达达尼尔的成功可以为协约国赢得巴尔干，那么一旦失败，也会产生相反的作用。炮击已经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为了不列颠的威望，行动实有贯彻之必要，不管代价如何高昂。丘吉尔先生认为英国有绝对的必要，“应该贯彻执行达达尼尔攻击。”

三月四日，英军企图进行进一步登陆，但却遭到强烈抵抗，所有扫雷工作都遭到由探照灯所指导的强烈火力。三月五日，“伊丽莎白女王”号等军舰对海峡狭窄部分的炮台开始进行间接炮击，一直持续到三月十二日，每发炮弹都使土耳其感到危险即将降临。

炮击仍在进行之际，第二个大错又铸成了，这一次应由俄国负责。三月一日，希腊首相韦尼泽诺斯通知英国政府，说他准备用三个师的兵力在加利波利半岛登陆。在这种环境下，这个协助可算是奇迹。但当英国政府把消息告诉沙皇时，他却在三月三日回电说：“俄国政府不能同意让希腊参加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作战，因为这必然会引起复杂的后果。”问题的中心是谁将获得君士坦丁堡，因为英国已经答应俄国可以在战后分得赃物，所以俄国不愿意再让希腊分享。三月七日，韦尼泽诺斯内阁垮台，当三月十二日英军停止炮击时，这个政治把戏的内幕也公开了。

当俄国作出这种自杀式的拒绝时，英国战争会议又召开了。基钦纳还是拒绝派遣第二十九师。三月五日，他接到伯德伍德中将的电报，内容是：“我非常怀疑海军若无协助是否能强行通过海峡。”基钦纳这才改变决心，对陆军攻击负起完全的责任，并接管在萨伊德港的海军陆战师。三月十六日，第二十九师启程。

这个决定已经迟了三星期，现在又继之以另一个错误。基钦纳决心派遣第二十九师之后，就开始寻找一位总司令。他选定了汉密尔顿将军。汉密尔顿是一位具有相当战争经验的军人，忠诚，有骑士风度，具有想象力和文人气质，但却缺乏激励部队行动的能力。当基钦纳与他讨论情况时，只是这样说：“舰队一旦通过，君士坦丁堡就会自动陷落，那么你将不仅是赢得了一场会战，而是赢得整个战争了。”虽然如此，他却未给予任何具体指示，只把一份过时的地图给他，并命令汉密尔顿在三月十三日赶紧启程。

汉密尔顿于三月十七日到达利姆诺斯的穆兹罗斯港时，发现罗贝克也在这一天代替卡登出任海军司令，并且得知当第二十九师在英国装船时，并未采取适当措施，以致在下船时不能依照战斗序列立即开始行动。所以这些运输船上的部队必须下船，重新调整装载次序，因为在穆兹罗斯无法进行这种行动，所以必须改往亚历山大港，也就是说又要迟误三个星期的时间。

基钦纳勋爵选定汉密尔顿指挥这次远征时，丘吉尔却不等联合作战准备完成，即用电报通知卡登：“我们建议你应考虑到是否有用最大量的炮火在决定性射程之内压倒狭窄部分的炮台之必要。”所以二月十九日到二十五日之间所犯的错误又重复了一遍。攻击是三月十八日开始的，结果三艘战舰驶入尚未扫清的水雷区中被炸沉。罗贝克就报告海军部，说他决定把下一次攻击时间延到四月中旬，到那时陆军也准备就绪了。事实真象就象凯斯将军说的：“三月十八日受到惨重损失之后，他再也不敢冒险进行另一次海军攻击，所以欢迎陆军的合作，希望联合作战能使舰队不再蒙受危险而获得成功。”

当土耳其人正拼命构筑工事时，第二十九师在亚历山大港下船。这才发现其装备只适于在道路良好的地区进行机动战争，缺乏火炮、弹药、医院设备和堑壕工具。对保密则更不讲究：汉密尔顿将军的一位幕僚收到伦敦发来的公文，是用普通邮件寄送的，收信人写着“君士坦丁堡野战部队。”

三月二十二日，英方高级人员在“伊丽莎白女王”号上举行了会议。汉密尔顿将军说：“我们坐下来之后，罗贝克就说他已经十分明了，若无陆军协助则决不可能通过该海峡。”企图在布莱尔登陆的计划被取消了，因为得知那里已经筑有堑壕工事。结果决定在半岛的“脚指”部分登陆，也就是说英军在前进时要通过一条隘路——其两侧不是山地而是海水。

此时——三月十八日到四月二十五日之间——在英军第一次登陆之前，土耳其已经有了充足的时间来在敌军可能侵入的滩头上进行种种设防准备。可是直到三月二十六日，桑德尔斯元帅才被指派为半岛地区土军总司令，在那一天他就到加利波利半岛来接管指挥权。他发现部队是成单线分布，就把他们改编成三个集团。第五和第七两个师位于上沙罗斯湾，第九和新组成的第十九师位于半岛南部，第十一师和不久即将到达的第三师则留在亚洲方面的海岸上。虽然这些士兵的装备极差，但他却欣赏他们的战斗价值，英国人则不然，他们忘记了普列文之战的教训。坎伦吉塞尔将军这样说：“土耳其兵，被称为‘阿斯卡尔’，都是安纳托利亚人和色雷斯人，教育程度很低，但勇敢可靠，在物质方面极易满足，对上级绝对服从。他毫无保留的追随其领袖。土耳其人极愿为有魄力的领袖效死，当他们在强硬的手腕领导下趋向一个具体目标时，在良心上会感到极度安慰。”

虽然作战的最终目的是占领君士坦丁堡，但眼前的任务却是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最狭窄的部分——在欧洲方面为基利德巴尔，在亚洲方面为查那克。其间海峡宽度缩到一千六百码，在这个腰部北面，就是那加拉，也就是古代的阿拜多斯，那里的潮流并不太强，所以是历代名将渡海之地。公元前四八〇年，薛西斯在这里建造他的大浮桥；公元前三三四年，亚历山大也在这里渡海；—一九〇年的巴巴罗萨和一三五六年的奥克汗也一样。希罗就是从这里游过赫勒斯滂，多年之后还有诗人拜伦。

窄海的西面就是加利波利半岛。在北面的布莱尔，其宽度不过四千六百码；但从苏弗拉角到阿克巴希北面却增宽到十二英里左右，在加巴丘陵与埃杰阿巴德之间，又减到四英里半，然后再放宽，最后再削尖到赫勒斯角。这一块舌形地区，大部分多山而破碎。到处都被高岩深谷分割，最高点为阿齐巴巴，比海平面高出七百英尺。

刚开始宣战时，设有要塞的地方只有布莱尔、达达尼尔出口处和狭窄部分。后面两个地方的防御火炮多达一百门以上，其中只有十四门是现代化的，但都缺乏弹药。基利德巴尔和查那克的炮台还是一四六二年由穆罕默德二世修筑的，工事十分坚强，所以在三月十八日的炮击中，“伊丽莎白女王”号的十五英寸重炮也不能使它们受到太重损失。只有一条道路，从加利波利到埃杰阿巴德。所以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主要交通线都由海上通过，全程约十二小时。以上就是这个战场的简述。

汉密尔顿爵士的计划是以对布莱尔和库姆卡莱的佯攻为掩护，（一）对赫勒斯角方面分五点登陆，从东到西，在莫尔托湾的S滩头，在赫勒斯角两侧的V及W滩头，在西岸的X及Y滩头。（二）同时另以一支部队在加巴丘陵正北登陆，其目的是进到埃杰阿巴德，以攻击抵抗赫勒斯登陆的土耳其军后方。

计划不错，但成功要靠执行，这却要求有最强力的领导和大无畏的精神。若能如此，此次很可能成功，因为以后才知道土耳其的海岸防守部队实力是微不足道的。当英军在四月二十五日登陆时，在阿齐巴巴以南只有两个步兵营和一个工兵连；在Y滩头没有一个人；在W及V两个滩头只有两个连；在S滩头只有一个排；在X滩头上只有十二个人。此外只有V及W两个滩头有铁丝网和机关枪保护。

很不幸，虽然勇气可嘉，但是领导方面却并不如此。在VW两个滩头发生了严重迟误，而在X滩头则登陆兵力太弱。在V滩头因为载运部队的“克莱德河”号搁浅，又受到土军的顽强抵抗，所以相持到四月二十六日。在Y滩头，两千人没放一枪就上了岸，在十一个小时之内他们没有受到任何阻扰，可是自己却完全陷入混乱之中。虽然并未遭反抗，可是却并未向克里西亚前进，而是上船撤退了。

此时，澳大利亚及新西兰部队也在加巴丘陵以北登陆，这个地点以后就称为澳新湾。他们的登陆可算是完全的突然袭击，一直透入三英里半的距离，可以望见窄海部分海水发出的闪光，这是整个会战中他们所达到的最远点。在此他们遭到了凯末尔的攻击，丧失秩序向后溃退，于是伯德伍德将军建议全面撤退。这个要求立即遭到汉密尔顿拒绝，他回答说：“你已度过难关。现在你要做的就是挖掘，挖掘，挖掘，直到你获得安全为止。”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因为挖掘的意义就是突袭已告结束，所以全盘作战已经失败了。在加利波利半岛的石质土壤中，奠定了不列颠历史上最大悲剧的基础，这也正是亚历山大出发东征时所选定的起点。

登陆已经成功，但是目标却未能达到，于是侵入战进入第二阶段：就是一系列无谓的正面攻击——其无希望程度和高昂代价与西线一样。在澳新军地区，据守的全部面积只有四百英亩，直到八月六日都没有进攻。但在赫勒斯方面连续进行了三次代价极高的战斗，主要是由于第二十九师师长亨特－韦斯顿过份乐观轻敌的缘故。这就是被称为克里西亚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次战斗（到五月二十四日，这方面的部队合编为第八军）。

第一次战斗发生在四月二十七日到三十日之间，计划得很糟糕，结果造成了混乱，损失官兵三千余人。接着土军在五月一日发动了一次坚决的反攻，但也被英军击退。接着在五月六日到七日，发生了第二次战斗。到五月八日，还是和第一次一样的结果，损失达六千五百人之多——约占作战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五月十九日，土军又再度攻击，这一次是在澳新军地区方面，结果土军损失了一万余人，而澳新军损失了六百人。接着继续进行了第三次克里西亚战斗。除七十八门火炮以外，还加上舰队火炮的支援，第八军再次进攻还是受到了惨重损失，一万六千人中损失了官兵四千五百人；法军也损失了二千人。海军陆战队第二旅一共只有七十个军官，却有六十个死伤；兵员共一千九百人，死伤也在一千人以上。所有这些攻击都以阿齐巴巴为目标，因为英军设想它可以控制窄海。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战后才由凯斯上校发现的。英军力竭之余，军事行动暂时停止。

英军登陆后第二天，意大利背弃了三国同盟，依照伦敦条约而投入协约国方面。五月二十三日，它向奥匈帝国宣战。

六月二日，汉密尔顿用电报向基钦纳报告说：“似乎土耳其即将动员二十五万人来对付我们。”这个夸大的数字使英国政府颇感震惊，六月七日，新成立的“达达尼尔委员会”开会，讨论下述三个方案：（一）听任现有情况发展，不了了之。（二）放弃远征并撤出这个半岛。（三）派遣大量增援部队。在基钦纳和丘吉尔两人的联合压力下，终于采取了第三个方案。最后决定增派五个师，而丘吉尔则建议这支部队应用来占领布莱尔地岬。这个建议遭到拒绝，因为罗贝克将军认为沙罗斯湾中德国潜艇的威胁太大，所以不能冒险。

伯德伍德也反对在更北面地区登陆，而主张从澳新军地区发动规模巨大的攻击，因为这个地区的条件足以引诱任何人努力奋战。英国官方历史引述目击者的描写如下：

“正午的太阳发出强光；几乎找不到一点树荫。堑壕中的饮水供给很少，几乎不够解渴。无人地带的死尸臭味弥漫在整地区。尘土飞扬成了尘雾，尽管有医师的预防措施，到处都是巨大的苍蝇（部队称之为“尸蝇”），几乎每吃一口饭都要吞入不少细菌。只要打开一听罐头，马上就会围满苍蝇。在吃饭和睡觉时，若能有一小块纱帐遮掩，那在堑壕中简直就是价值连城。”

当大家同意把这五个师中的三个组成一个新的军时，汉密尔顿就要求任命拜恩将军或罗林生将军为这个第九军的军长——他们都是能力优秀的军官，正在法国服役。但是却有人反对，因为他们都比马洪将军资历更浅，而马洪正在第九军中任第十师师长。所以最后选定斯特福中将。这个选择可说是炒能再糟了。他已经六十一岁，慈悲软弱且毫无能力，在南非战争中曾任布勒尔爵士的军事秘书。他从未指挥过部队，而且还是个病人。

这些安排进行之际，汉密尔顿将军却又没有好好保持军队的精力，而于六月二十一日、六月二十八日和七月十二到十三日，在赫勒斯地区又连续发动了三次伤亡惨重的无谓攻击。结果英军损失了官兵七千七百人，法军损失了官兵四千六百人——大约相当于一个整师的有效兵力。

一旦上述增援已经成为定论，汉密尔顿就开始考虑下一步计划。第一，他明显发现澳新湾的宽度和纵深都太有限，不足以容纳五个师展开。为了获得比较大的空间，他决心另派一支部队在苏弗拉湾登陆，以扩大其作战基地。苏弗拉湾在澳新军地区北面五英里。他准备同时进行两个密切配合的进攻，以占领从基利奇丘陵－科亚基姆丘陵－加巴丘陵之间的高地为目的。

从纸面上看来，这个计划又很不错。因为不仅已知苏弗拉湾地区只有轻微的防御，而且如果土耳其人受到了突袭，英军就只要越过四英里远的开阔平原即足以占领周围的山地，东北面是提基丘陵，海拔九百英尺；东面为安纳法尔塔山嘴，海拔三百五十英尺，北面是基利奇丘陵，海拔六百五十英尺。若在二十四小时内能够占领这些高地，那么面对澳新军的土耳其军右翼就可能受到迂回。这样就可使伯德伍德的澳新军必然占领科亚基姆丘陵（九七一高地）——这正是窄海的钥匙。

为了进行这个两面攻击，汉密尔顿手中能运用的兵力为两个军——澳新军和第九军。澳新军辖第一和第二两个澳大利亚师和一个澳新联合师。第九军有第十、第十一、第十三、第五十三和第五十四共五个师，后两师是配属给该军的。此外，在赫勒斯地区还有第八军，由第二十九、第四十二、第五十二和海军陆战师组成，法军另有两个师——总兵力为十三个师。他选定穆兹罗斯、伊姆罗兹和米提林尼为前进基地，并把自己的总部设在伊姆罗兹岛上。

他决定在八月六日进攻，因为那天夜里没有月亮。决定作战计划如下：

第八军用攻击手段牵制其正面的土军，伯德伍德首先向“孤松”佯攻，吸引敌军离开萨里巴伊尔高地，接着即向这些高地发动突击，预定在八月七日拂晓以前占领九七一高地、Q高地和库鲁克巴伊尔。为了这次攻击，第十三师暂时配属澳新军。

其次，在八月六日夜里，使第十和第十一两个师在尼布鲁尼希角以南登陆。第十一师应在八月七日拂晓以前占领拉拉巴巴、苏弗拉角和基利奇丘陵、巧克力高地和W高地以及提基丘陵。至于第十师的两个旅则在七日拂晓时前进，直奔安纳法尔塔缺口，威胁九七一高地及其附近的土军右后方。

这个计划彻底错了。澳新军的兵力已经消磨得太厉害，而他们要经过的地区又特别困难。其次，第十师和第十一师都只有一半训练程度，而所要经过的地区却是丛林遍地。只有高度训练的轻步兵，在优秀军官领导之下，才能在这种地区进行成功的夜间前进。可是汉密尔顿却缺乏这样优秀的人员和军官，所以他的计划从纸上看来很精彩，但实际上却无异于赌博。

谢选骏指出：光复君士坦丁堡，和光复耶路撒冷一样，是基督徒的基本义务，但是欧洲列强却不做此想，他们宁可让这座基督教城市继续陷入伊斯兰的魔掌，也不愿别的基督徒去收复它。正是由于这样的败坏，即使在土耳其全面崩溃之后，这座城市依然在穆斯林的强暴之下瑟瑟发抖，直到如今。欧洲国家缺德至此，他们怎么可能不在自取灭亡呢。

【第六章：萨里巴伊尔与苏弗拉湾会战（下）】

直到七月二十二日，斯特福将军才知道这个计划，汉密尔顿向他解释说：对巧克力高地和W高地，必须在拂晓之前用突然袭击加以占领，而且必须要有果敢活跃的领导。最初斯特福将军接受了这个计划，但后来又开始犹疑了，可能是由于马洪将军认为它过于复杂了。他指出他的炮兵不够用，他发现他的全部兵力都计划在ABC三个滩头登陆，而这些位置都在尼布鲁尼希角之南，于是他不顾海军方面的忠告，劝说汉密尔顿把A滩头移到湾内缺口正北的地方。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也是一个错误。

剩下的错误就应归咎于汉密尔顿本人——就是保密过度。没有一支部队知道要求他们干什么，直到八月六日黄昏才开始分发地图。除海陆军将领以外，没有一个人知道目的地是哪里。从物质和心理两方面来说，这场会战都有盲人瞎马的味道。

登陆的安排事先有非常慎重的准备，包括四百吨的饮水运输在内。可是因为过于注意，所以斯特福及其幕僚的全部心思都只注意到登陆本身，而没有精力去考虑登陆滩头之后的前进。占领巧克力高地和W高地的重要性几乎完全置之脑后了。连汉密尔顿本人也是如此，因为他在七月二十九日给与第九军的最后训令中这样写着：“你的主要目标为确保苏弗拉湾，假如你发现只要用一部分兵力即可以达此目标，下一步你才应尽全力协助澳新军，向比雅克和安纳法尔塔前进，帮助他们攻击三〇五高地（即九七一高地）。因为在巧克力高地和绿高地都有敌军炮位，可以威胁澳新军的侧翼和后方，所以在不影响主要目标达成的原则下，应提早占领这些高地，这对攻占三〇五高地大有裨益。”

坚持认为登陆就是主要目标，这实在是个极大的错误，也是最后惨败的根本原因。因为登陆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最后的错误就是斯特福对指挥作战完全没有认识。他根本没有随部队一同登陆并把司令部建立在岸上。他决定留在船上，在七日这天完全没有离开。

如果说汉密尔顿的任务是够困难的，那么桑德尔斯的任务就更困难了。虽然他一直都担心敌人会在布莱尔登陆，但他却认为英军的目标是占领科亚基姆丘陵，所以在苏弗拉湾登陆也有可能，同样可能的是在加巴丘陵以南登陆。他命令坎伦吉塞尔上校率领第九师在那里驻防。在八月，他的兵力分布如下：三个师在库姆卡莱；三个师在布莱尔；三个师在澳新军正面，由艾沙德指挥；两个师在加巴丘陵；五个师在赫勒斯地区。在苏弗拉他只派了一支小部队，称为安纳法尔塔支队，由一位巴伐利亚军官维尔默少校指挥，共为三个步兵营，一个工兵连，一个骑兵中队，十九门炮和一个劳工营。维尔默少校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军官，马上认识到他的支队兵力太弱，不足以抵抗英军登陆，所以他能做到的就是使入侵军占领安纳法尔塔的时间延迟三十六小时到四十八小时。此后就必须等待增援。他展开了一个前哨的屏障线并据守下列地点：

基利奇丘陵——加利波利宪兵二连。

十号高地——布劳沙宪兵三连。

巧克力高地和绿色高地——第二十一团第一营的三个连。

拉拉巴巴——第三十一团第一营中的一个连，并在尼布鲁尼希点设置一个哨点。

预备队布署在巴卡巴巴——W高地上，横跨苏弗拉湾通到安纳法尔塔－萨吉尔的小路。他一共有一千五百余人，面对他的敌人却有二万五千人之众。

八月六日下午二点三十分，在赫勒斯正面开始的联合作战对这场会战最具有决定性。但是第八军军长却并遵照命令只进行牵制性攻击，他居然愚蠢地企图攻占克里西亚和阿齐巴巴。结果失败了，在四千人中差不多损失了二千人。

两个小时后，澳新军也开始攻击孤松的土耳其军阵地。虽然成功了，但却引来了不幸的结果。这使艾沙德恐惧，他要求坎伦吉塞尔的第九师派两个团来增援。他们到达后即增援库鲁克巴伊尔，第二天上午它就受到了英军攻击。

当土耳其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孤松时，英军方面有两个纵队，分别由约翰斯顿将军和寇克斯将军率领，于下午七点三十分出发，企图攻占九七一高地与战舰山之间的萨里巴伊尔岭。且不说这是不可能的，而行动本身也是够复杂的。巴特利特说：

“攻击的对象是现代战争条件中前所未有的。人们要在黑夜和这种未开发的地区爬过遍地荆棘的山地，即使在平时的演习中，要使部队于指定时间之内到达萨里巴伊尔山岭的顶峰，也是极端艰巨的任务”。

约翰斯顿率领的右面纵队，由船上探照灯造成的阴影掩护，向圆桌岭前进，在拂晓时到了卡普克巴伊尔。纵队的一部分迷了路，其余的也都混乱不堪。此时，左面的寇克斯纵队沿海岸向上，再向右转，试图达到九七一高地和Q高地，却走错了路，中途受到狙击和延迟，人员都疲乏不堪。于是整个行动都成为泡影，在参战人员一千二百五十人中死伤了六百五十人。

这些行动进行之时，八月七日上午五时三十分，凯末尔得知英军部队已在杜鹃花山嘴站住了脚跟——在库鲁克巴伊尔的正西面，就命令他的预备师——第十九师——去占领主岭。同时，艾沙德也派坎伦吉塞尔的两个团去据守同一山岭从库鲁克巴伊尔到九七一高地的那一段。坎伦吉塞尔匆匆命令一个巡逻队向前，并于上午七时左右到了库鲁克巴伊尔。此时，桑德尔斯也认识到危急时刻已经来临，可是仍然担心主要打击会指向布莱尔，就用电报通知据守该地的菲兹伯伊提高警觉。之后才决定必须增援萨里巴伊尔，于是在凌晨一点三十分又命令菲兹伯伊用最快速度送三个营到南面。

此时，约翰斯顿的右面纵队略为恢复了秩序，于七日上午十点三十分派五个连的兵力，在陆海军的炮击掩护下，前进向库鲁克巴伊尔攻击。但是当坎伦吉塞尔的人向他们开火之后，攻击马上崩溃了。这次失败，加上寇克斯左面纵队过于疲惫，完全不能行动，于是指挥作战的戈德雷将军命令暂停攻击直到八月八日为止。到八日再进攻时，约翰斯顿应占领库鲁克巴伊尔，而寇克斯则应占领Q高地和九七一高地。

寇克斯的兵力共十三个营，他把它们分为四个纵队，目标如下：

第一纵队——库鲁克巴伊尔的北面斜坡。

第二纵队——Q高地的南面峰顶。

第三纵队——Q高地的北面峰顶。

第四纵队——阿布杜尔萨曼山嘴和九七一高地。

当第四纵队在凌晨三时前进时，差不多立即被阻住。第一和第三两个纵队因为兵力过于分散，所以根本无法前进。第二纵队前进想与廓尔喀部队第六团第一营联系，他们已在正面前很远的地方占领了一个阵地，但人员十分疲惫，已经无法到达那里。第六团第一营的营长阿兰森少校在空等他们不来之后，决定单独进攻Q高地。经过一番苦战，他在山顶下方约一百英尺的地方占领了一个立足点，然后掘壕固守。可是戈德雷将军对这个卓越的成功却一无所知，并于下午二时命令暂停行动直到次日。

次日凌晨三点三十分，约翰斯顿命令前进。虽然发动较迟，使他感到惊异的却是未遭抵抗就到了峰顶。马龙中校率领威灵顿营的两个连开始挖掘工事。据英国官方历史记载：“这些人员精神颇佳。在他们右边，从逐渐变亮的天光中，隐约可见澳新军地区敌线后方的道路和小径——现在终于达成了迂回目的。在他们前方即为狭窄海面，海水发出闪光。这正是此次远征的目标，胜利似乎已经近在咫尺。”

土耳其人放弃库鲁克巴伊尔的原因已不清楚，但因为他们仍然据有战舰山和Q高地，所以当天色拂晓之后，土耳其人对马龙这支小部队的侧翼发动了猛烈进攻。这两连英军沉着战斗并坚守着他们在山顶上的暴露阵地，直到几乎全部阵亡为止——包括他们英勇的领导在内。

虽然如此，戈德雷将军仍决定在九日再行进攻。他放弃了所有占领九七一高地的念头，而把目标限于从卡鲁巴伊尔到Q高地之间的主岭，约翰斯顿攻击卡鲁巴伊尔，而寇克斯攻击Q高地，在这两个要点之间，由鲍德温将军指挥第十三师的第三十八旅负责攻击。三支部队都应保持密切合作。

夜幕低垂之后，鲍德温沿一条未经侦察的小路前进，经历了长时间的停顿和迟误，最后发生了混乱。后来发现这条小路的终点是直抵一块悬岩之下，部队又必须退回来。此时，约翰斯顿的前进部队已与敌人发生激战，因为鲍德温迟迟不出现，他和寇克斯也都放弃了攻击。因为阿兰森的增援部队又走错了路，所以他又是单独进攻，在炮击停止之后，他就到了山顶。可是当第二次炮击开始时，就恰好打在他这支小部队头上，迫使他们又退回原有位置。他对这次不幸事件这样描写道：

“炮兵准备射击发出了巨大吼声。山顶似乎是笔直的，有如从下面高地中跳出来的那样。我发现如果炮击终止时就攻向山顶，完全有可能到达。我把三个连放在堑壕中与我的人合在一起并告诉他们，一看到我举起红旗向前跑时，大家就应该跟随前进。我看了看表，恰好五点十五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炮兵准备：堑壕被炸成了碎片，命中率准确得惊人，而我们正好在弹着点的正下方。到五点十八分还未停止，我怀疑我的表是否不准。五点二十分炮声停了，因为危险如此巨大，所以我又等了三分钟。然后我们手挽着手向前冲，这是一次最完美的前进，情景十分壮观。在山顶我们遭遇土耳其人，利马汉德倒了下来，一把刺刀穿过他的心脏。接着我腿上也挨了一刀，在以后十分钟内，我们都在进行激烈肉搏，我们口咬拳打，并且用步枪和手枪当棍棒。最后土耳其人转身逃走，我感到非常骄傲，因为整个半岛的钥匙都已握在我们手中，对于如此巨大的战果，我们的损失按比例来说似乎不算太重。我看见了下面的海峡，在通往阿齐巴巴的道路上有迫击炮和运输车辆。我四周一看，发现并未获得任何支援，但是我仍然决定对在我们前面败逃的敌人追击。我们向埃杰阿巴德的方向冲下去，但只走了大约一百英尺，突然遭到我方海军的炮击，于是发生了可怕的混乱（海军否认是他们开的炮，一共是六颗十二英寸的炮弹，据说打死了一百五十人）。这是个可悲的惨剧，很明显他们把我们当成了土耳其人，所以我们必须立即撤回。情形十分恐怖，第一炮击中了一个廓尔喀兵的脸，到处都是鲜血、肢体和尖叫声，我们都跑回山顶，然后又退到原有的旧位置。”

这样就结束了萨里巴伊尔岭的战斗，在这一战中英勇牺牲都白费了，其混乱程度仅次于苏弗拉湾登陆。就如桑德尔斯所说，这场作战是会战中政治和军事的顶点。但苏弗拉湾与萨里巴伊尔之战不同，因为并未面临不可克服的障碍，所以是可以成功的行动。可是因为将领能力太差和部队水准恶劣，结果还是失败了。

八月六日下午九点三十分，第十一师的第三十二和第三十三两个旅，在师长哈默斯利将军率领下，在漆黑中接近了B滩头，发现这里没有设防。到晚上十时，已经有四个营登陆，并无一人阵亡，但都疲倦不堪，因为他们已经站了十七个小时。拉拉巴巴已被攻占，已经打通了达到十号高地的道路，但是因为没人知道它的正确位置，所以结果还是一事无成。此时，第三十四旅在西特韦尔将军率领下进入了苏弗拉湾，但是驳船向A滩头前进时，在距离岸边五十英尺远的地方触礁。这使登陆行动大受阻碍，直到拂晓之后，大批人员才完全登陆。使事态更糟的是，第十师（师长为马洪将军）本应在A滩头登陆并以占领基利奇丘陵为目标，可是其中有一部分却在C滩头和A滩头以北发现的一个新滩头登陆了。所以它的组织被破坏，发生了混乱。

接着就是接二连三的矛盾命令，而土耳其军的狙击手，也如一七七七年的美洲来复枪手一样百发百中，使入侵军受到很大损失。这样一拖就是好几个小时。直到天快要黑了，英军才开始攻打巧克力高地，天黑之后，这里和绿高地的西半部都被攻占。此时在左翼方面则没什么成就，除了在基利奇丘陵获得一个立足点以外，周围所有山地都还在土耳其人手中，可是第九军的兵力中还有过半数尚未参加战斗——共有二十二个营——虽然如此，那些参加战斗的部队却已经损失了军官一百人和士兵一千六百人，比土耳其用以对抗他们的总兵力还要多。

不仅陆军方面的计划全面崩溃了，而且海军方面的所有计划，包括火炮、弹药、饮水、补给、车辆和骡马等的卸载，都发生了全面延误和混乱现象。饮水实际上储量颇丰，但却无处寻找；那些把水壶中的水喝干了的人简直渴得发疯。许多士兵留在滩头，用刺刀在帆布水管上挖了小洞，从那里饮水。

坎伦吉塞尔对登陆的叙述可以代表土耳其方面的看法：

“苏弗拉湾中塞满了船。我们发现共有十艘运输船，六艘军舰和七艘医护船。在陆上我们看见一大堆混乱的部队，好象被扰乱的蚁群一样。任何地方都无战斗进展。”

英国官方历史记载说：“在八月七日一整天中，总司令部对苏弗拉湾的作战完全没有加以控制。他们这种无为的态度，从事态看来，可算是世界战争史中的奇迹之一。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过分自信。”汉密尔顿爵士听到十号高地尚未占领的消息之后为什么不立即赶往苏弗拉呢？史学家说：“若他能如此，并坚决命令部队立即前进，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间可能会相当缩短。”

总司令坐在岛上等候消息；斯特福军长则坐在船上，对他的部队已经上岸的事实感到十分高兴。这两位将军都以看赛马的姿态来观看整个作战的胜负。这种指挥艺术虽然不可理喻，但有一部分却是受了老毛奇思想的影响！就是当会战开始之后，最需要指挥之时，指挥官却反而采取不干涉的态度。

当汉密尔顿和斯特福两位爵士将军正在等候电话铃响时，土耳其方面的主将却十分活跃。上午六时，维尔默少校用电话报告桑德尔斯元帅，说敌人在许多军舰掩护之下已在尼布鲁尼希角登陆。土军总司令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断定布莱尔已经安全了，敌人的目标是九七一高地和库鲁克巴伊尔，并立即指示菲兹伯伊率领他的三个师中的两个——第七和第十二师——向南增援。同时他命令在亚洲对岸一切可以抽调的人都赶往库鲁克并渡海到欧洲方面来。他也命令第八师从克里西亚向北移动。他感到十分焦急，因为这些援兵没有一个能在三十六小时到四十八小时之内赶到。那么在这段时间中，维尔默这点微弱的兵力能够挡得住敌人的侵入吗？——这就是主要问题。很明显答案似乎是“否”！这时来了一个报告使他略感安慰；下午七时，维尔默少校向他报告说：“敌方部队一整天都在继续登陆，估计现有兵力至少有一个半师。但并未进行任何积极的进攻。就是说敌军的前进极为迟缓。”这个报告的意义就等于可能获得了二十四小时的时间。

八月八日上午十时，维尔默的所部兵力大致分布如下：加利波利宪兵三连在基利奇丘陵山脊上，一千一百人和五门山炮在巴卡巴巴和W高地之间。另有两个炮兵连在提基丘陵山岭的东边。离他最近的增援是从布莱尔调来的三个营，正宿营在图森库利以东两英里的地方，也已经由于强行军而感到疲惫不堪。

八月八日是星期天，也是整个会战中最关键的一天，可是对第九军而言却是个休息日，因为英军总司令与他们已经完全脱节，所以在上午十时五十分，他还向斯特福发出了下述电文：“你和你的部队已经有了卓越成就。请转告哈默斯利，我们对他的迅速有力的前进寄与了厚望。”

“卓越”和“迅速”？！天下还有如此荒唐的事。除了已经登陆以外可说是一事无成。而更糟的是，斯特福也是无能为力。就象英国官方历史上所说的：“八月八日英国军队之所以一事无成，主要就是因为缺乏坚决的领导，不仅在岸上如此，在军部甚至总司令部中也是一样。”接着它又记载说：

“经过了平安的一夜，八月八日上午绝对沉寂。天空万里无云，日光强烈无比。敌方的炮声完全不响。除了在基利奇丘陵偶有一两响枪声外，可说完全没有战争噪音。在缺口附近的沙丘中挤满了休息的部队。海水中有许多人在裸泳。斯特福将军和他的参谋长都留在“水仙’号军舰上，仍未上岸。”

因为总司令部始终未接获消息，就决定派阿斯皮拉尔上校——即后来英国官方战史的编撰人——到岸上考察实际情况。他于上午九点三十分出发，发现整个海湾中都是一片太平景象。他上了“水仙”号，遇见了斯特福，斯特福的精神极好。他说：“好呀！阿斯皮拉尔，士兵们已经有了很卓越的成就！”阿斯皮拉尔回答说：“但是并未达到山地。”斯特福回答说：“是的，但是他们已经上了岸！”他又补充说，准备在明天命令部队进行新的前进。阿斯皮拉尔在这番对话之后，就用无线电将下述报告拍发给总司令部：“刚刚到了海岸，发现一切都平静无事。没有枪声，没有炮声，显然也没有土耳其人。第九军正在休息中。我确信黄金时机已经丧失，并认为情况已经颇为严重。”

当阿斯皮拉尔在岸上时，英军总部接到土耳其部队正在提基丘陵以东前进的消息，这才催促斯特福前进。他把命令转达给各位师长，但是却补充说：“因为缺乏适当的炮兵支援，我不希望你们攻击有强大部队据守的堑壕阵地。”所以当然又是一事无成。

最后，汉密尔顿爵士才决定亲自上岸督战，但因为驱逐舰一时走不开，所以直到下午四点三十分才能成行。他首先到“水仙”号上去，发现斯特福的态度非常“愉快”，因为在这位将军看来，一切都十分顺利。此外，斯特福又告诉他说：他决定暂缓占领基利奇丘陵，直到明天上午再说，因为这个行动可能会引发一场正规会战。汉密尔顿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很想对他说，我们所希望的正是一场正规会战。但是却忍着没有说出来。”接着，他决定去视察哈默斯利的司令部，但是斯特福却故意托辞不想陪着一同去，他表示自己不太舒服，刚从海岸上视察回来（实际只走了四百码），希望能让他的腿休息一下。

在哈默斯利司令部中，汉密尔顿看到的是混乱的和平。他在日记上这样记载着：“一个得胜的师正在这里休息，据说在接获通信十二小时之后还不能行动。”他命令他们立即向提基丘陵进攻。可是乱糟糟的，一时又找不到各单位。正当他们调动之时，从布莱尔方面赶来的第一批土耳其增援部队，虽然已经疲惫不堪，却还是占领了山顶。这样一来，突然袭击的机会完全丧失了，两支相当的兵力在战场上开始互相对峙。

就象坎伦吉塞尔说的：“八月八日整整一天，胜利女神一直把大门敞开着，可是斯特福却偏不进去。没有一个人前进。简直是一片和平景象，好比童子军露营一样。”

“同时在同样的日光照耀之下，土耳其方面的第七和第十二两个师，却分别从各方面用强行军赶往增援。他们能够如时到达吗？正在阿拉法尔塔等候着的元帅却心急如焚。”

英军总司令外表固然也很威猛，可是对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却哑口无言；反之，桑德尔斯元帅却象烈火一般活跃。在拂晓前就骑着马到处搜寻援兵，他找到第七师的一个幕僚，告诉他该师和第十二师都还落后很远。他遥望着前面的战场，感到十分焦急，在敌人与他站立的地点之间，高地上有四百名守兵，基利奇丘陵上有三百名守兵，两者之间则一个人也没有。那天黄昏时，他从维尔默方面得知菲兹伯伊仍未到达。他马上把菲兹伯伊找来，菲兹伯伊说他的部队太疲倦，在八月九日上午以前无法攻击，这时桑德尔斯怎么做的呢？他立即将其撤职，并命令凯末尔指挥在阿拉法尔塔地区中的全部部队，因为他认为凯末尔是一位“勇于负责的领袖。”

八月七日和八日是危机之日；而八月九日和十日却是决定之日。经过许多前后矛盾的命令之后，哈默斯利终于奉命在九日上午五时攻占阿拉法尔塔山嘴，而马洪则应占领提基丘陵。第十一师的攻击以混乱开始，也以混乱收场。当第三十二旅的领先营正向前进攻时，土耳其的援兵却从山岭另一边涌出，一经冲突之下，该营即在混乱中被击退。尽管已经延迟了四十八小时，可是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提基丘陵的竞走就已经输定了。

第三十三旅的攻击的混乱程度也只是稍好一点。当他们前进时，遇到一大堆丧失了士气的逃兵，于是在阿斯马克迪尔停下来挖掘工事。此时在基利奇丘陵方面，第十师的攻击部队在前进了短距离之后也停下来构筑工事。现在，斯特福将军终于在岸上建立了司令部。汉密尔顿说：“当我走到基利奇丘陵的坡下，找到了斯特福，他正在忙于指挥一连工兵为他自己和军部建筑一些可以防御流弹的营舍，他对这个工作十分认真，据他自己说，因为我们可能会在这里停留很长时间，所以工作还是认真一点比较好。”

第二天，已经登陆的第五十三师也奉命投入战斗，准备收复九日丢失的镰刀山，并攻击阿拉法尔塔山嘴。一共进行了两次攻击，但都失败了。

阿希米德·巴特利特对于这两天的战斗这样评论：

“似乎没人知道各旅和各师的司令部在哪里。部队到处寻找饮水，参谋到处寻找他们的部队，而土军的狙击手到处寻找攻击对象。我昨天看见有一名土军的地方，今天却已增加到了十人。他们只留下相当少的部队在堑壕中，大部分都躲在丛林里——是炮火打不到的——来等候我们攻击。他们的狙击手在树林丘陵之中偷偷前进，一发现有利目标即加以攻击，而他们自己几乎完全没有损失。”

这一天，凯末尔也向英军进攻。八月九日，他已阻止了第九军，并于十日进向库鲁克巴伊尔。他侦察地形之后，决定夺回杜鹃花山嘴。上午四点五十分，大批土军从天而降，扫过了敌方的前进堑壕，占领了山顶和农庄，此后这次进攻也失去了力量。到八月十日，结束了萨里巴伊尔和苏弗拉湾会战。英军的损失有多大呢？在五万不列颠部队中，死伤及失踪总数共为一万八千人。八月十二日，阿希米德·巴特利特感慨道：“我们已经再次登陆，并且另外又挖了一个坟场。”

会战的其余部分可以简述如下：斯特福撤职，代替他的是拜恩将军，这本是原先汉密尔顿所要求的人。基钦纳勋爵现在说：“这是一场年轻人的战争！”可惜已经迟了六个月。可是汉密尔顿却留任原职，虽然他对这次惨败实在和斯特福负有同样的责任。他在八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二日之间，在苏弗拉湾又进行了一次无谓的正面攻击，在作战人员一万四千三百人中又损失了五千三百人。

英国失败的立即后果是保加利亚陆军在九月二十五日动员。十月十四日，保加利亚向塞尔维亚宣战，于是基钦纳勋爵决定从达达尼尔地区抽出两个师转用在萨诺尼卡方面。可是风云突变，马肯森率领着九师德奥联军越过了多瑙河。乌斯库布于十月二十二日陷落，尼希于十一月二日陷落，比托拉于十二日也落于德军手中。塞尔维亚变成废墟，德军的火炮和弹药纷纷流入君士坦丁堡。

十月十四日，汉密尔顿被召回英国，代替他的是门罗爵士，他于十月二十八日在达达尼尔登陆。两天后他即主张把英军全部撤回。这个建议使首相阿奎斯大为震惊。到十一月二日，他决定把战争指导权交给“战争小组委员会”负责，其人数为三个以上，五个以下。早在一年多以前他就应作如此更改。十一月四日，基钦纳被派往达达尼尔作实地视察，他获得的结论也是非撤不可。此时虽然巴福尔已代替丘吉尔出任海军大臣，可是丘吉尔却力主再向狭窄部分进行一次海军攻击，虽然此举毫无战略意义。虽然明知徒劳，但他仍然坚持不肯放弃。他好象觉得只要强行通过窄海就算是大功告成。他却没有认清，现在德国与土耳其之间的通道已经打通，当舰队炮击君士坦丁堡之后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同时他也不知道德国土耳其方面正在准备一场大规模的进攻，并且想使用毒气。不过这一点他却应该可以猜到。

十一月二十七日，一阵大风雪扫过半岛，时间长达七十二小时，暴露中的人员被冻死者数以百计。单是苏弗拉地区，在三天之内就冻伤了五千多人，被溺毙和冻死的多达二百人以上。这场风暴加速了危机的来临，尽管门罗将军估计在撤退时，留在半岛上的人员和物资的损失可能有百分之三四十，但是经过多次争论之后，战争委员会还是首先决定撤出澳新军地区和苏弗拉湾，后来又决定连赫勒斯也包括在内。前两个地方的撤退是在十二月二十日执行的，赫勒斯的撤退则在一九一六年一月九日进行，结果没有死一个人。这也是这场会战中唯—一次成功的行动。英军登陆总人数为四十一万人，法军七万人，损失了二十五万二千人，包括死亡、负伤、失踪、被俘、病死和因病后送的人都在内。土耳其方面的损失总数也达二十一万八千人，其中有六万六千人死亡。留在半岛上的物资数量是极其巨大，几乎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把这个地区整理清楚。

这样就结束了英国历史上的最大悲剧之一，可与公元前四一五年的叙拉古围城战相比，因为其根本原因都一样，即民主制度无法指导一场战争。正如丘吉尔指出的那样：“没有一个人有权发出明确而横蛮的命令，可以获得毫无疑问的尊敬。权力分散在许多重要人物手中，他们在这个阶段成了统治阶级。”劳合－乔治也说：“没有协调的努力，没有完整的行动计划。也没有重视时间的观念。”可是更糟的却是没有判断力，对问题本身没有明确的战略分析，对战术要求没有适当计算，在未来目的与眼前手段之间没有真正的平衡配合。若非如此，那么很明显，唯一实际可能的解决就是不作正面突击，而只仰赖突袭。这个行动也许可以分为两部分：在一个果敢的指挥官率领下，在布莱尔或其附近，用一支规模小而训练精良的部队登陆，这样就打进了后门。紧接着就使海军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这是前门——并炮击君士坦丁堡。虽然这样行动有点象赌博，但是对突然袭击而言每每都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中，这样冒险也值得一试。如果一开始就失败了，可以立即停止，那么威望上的损失最多不过相当于实际失败的几分之一。

再说到这场作战，若有果敢善战的指挥体系，是否可以转败为胜，转危为安呢？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其答案足以显示当时流行的指挥体系具有根本上的弱点。

和一七七七年的伯戈因一样，汉密尔顿被要求担负一个最困难的任务。也和伯戈因一样，他的主人是一个经常辩论中的团体，而且所有成员对战争都完全是外行。而且也和伯戈因一样，他是一位运气不佳的将军，不过所谓幸运与否，实际上大部分都是性格的副产品。

在最初登陆时，缺乏突袭的因素并非汉密尔顿的过错，对海军支援的缺乏，他也不应负责。如果海军将领对他们的战舰也敢和一般海军少校们对他们的潜水艇那样冒险，那么在四月二十五日到八月七日之间，只要肯付出相当代价，海峡的狭窄部分随时都可以突破。费歇尔勋爵曾大声疾呼道：“在海军输掉之前，陆军能够赢得战争吗？”但是当决定进行海军攻击后，作为一个良好的参谋人员，他应该支持他的长官（丘吉尔），不管他个人是如何反对。只要一读他的回忆录，就知道费歇尔是民主人士的气味重于海军将领的。他所缺的正是丘吉尔式的权威，能够说“做”和“再做一次！”但是没有海军部的支持，只有具有拿破仑式的决心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

作为军人，汉密尔顿是布尔战争以前时代的标准产物。在这个时代，英国人把战争当作一种绅士行为，团体精神取消了主动精神，军人精神已经与运动员精神合而为一。布尔战争以后，英国陆军也成立了参谋本部，大部分以德国为楷模。他们也接受毛奇的观念，认为一旦开始行动，主动权就应完全交给下级指挥官。但是土耳其总司令桑德尔斯元帅几乎总是身临前线，勇于负责的时候，汉密尔顿却安坐在司令部中，如同局外人一样的评论这场会战，他在日记上这样写着：“今天的总司令是被包在棉被中的，从作战开始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进入步枪火力射程之内”，他写这段话的时候，会战已经快四个月了！应该追问，为何他自己不解开这个被包呢？为什么他不学桑德尔斯，亲自指挥并强迫敌人接受他的意志呢？他这样写道：“与斯特福争论了一个多小时。”“我是否被资深的马洪所掣肘呢？”桑德尔斯并没有为菲兹伯伊所束缚，他把他撤职，并派凯末尔来代替。在Y滩头，汉密尔顿看到情形不佳，但他却不采取行动。他说：“我不能强迫他们行动，那不在考虑之列。”为什么不考虑？胜败关头真是千钧一发，在苏弗拉湾之战，他变成了他那个岛的囚徒，而桑德尔斯和凯末尔却到处活动。关于凯末尔，英国官方战史说：“在历史上很少有一个师长发挥过如此巨大的作用，在三次不同的机会中，他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不仅决定了会战的胜负，甚至决定了整个作战的成败和一个国家的命运。”反之，对汉密尔顿的作茧自缚，上述评论也同样正确。

若能以突袭为基础，这场会战可能成功，那么后果就会非常惊人：俄国可以得救；巴尔干诸国会保守中立或积极合作；塞尔维亚不至于被占领；土耳其会被击败；当西线僵持不决时，从东线却已经把德国包围了。不仅俄国可以支持下去，而且如坎伦吉塞尔所说，“若无加利波利的失败，俄国革命也许不会发生。”此外，在马其顿、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以后的巴勒斯坦，也都不至于再发生长时间的战争。这些战斗吸收了大量的联军兵力，若是加上巴尔干各国的陆军，那么联军在必要时，也许可以集中两百万的兵力来对付奥匈帝国。因为这个帝国早已陷于两面作战之中，那么可能在一九一六年秋季之前就会崩溃。

虽然这只是个推想，但却并非不可能，因为君士坦丁堡之于德国，正好像美国内战中查塔努加之于南方邦联一样。一九一五年八月八日，也就是斯特福在苏弗拉湾登陆后的一天，德国海军上将蒂尔皮茨这样说道：“从昨天开始，在达达尼尔已经发生了激烈战斗。情况颇为紧急。如果达达尼尔沦陷，那么世界战争的结局可能将对我们不利。”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所以没人会反对卡尔森在英国国会下院中对加利波利撤退事件的评价，他说：“这是此次战争中已经发生过的最大灾难。”

谢选骏指出：卡尔森在英国国会下院中对加利波利撤退事件的评价，可谓鼠目寸光。因为他肯定不会想到，英国人不仅能够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能够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这些胜利都无法阻止英国的衰亡，反而可能促使大英帝国提前瓦解。二十一世纪的英国，困兽于孤岛，还要面对苏格兰独立的浪潮。而这一切，不过都是短短几十年内发生的急速堕落。仿佛是鸦片战争的历史报应。

【大事记（七）：战争的进展（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八年）】

在协约国方面，英国实为战略重心，中欧同盟要赢得战争，必须设法将英国赶出协约国——这又要求先击败法俄两国，并赢得中立国的支持，这样，当盟友失败之后，不列颠政府将无法组成另一个新联盟。所以不列颠的问题就是努力使这个联盟不致瓦解崩溃。过去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英国采取的手段可以列举如下：封锁敌人、补贴同盟国、在分散及牵制作战中使用其小规模英国陆军。现在，虽然英国仍然是协约国的银行兼兵工厂，可是从战争开始起，它并未充分使用封锁手段，而陆军也并未作为牵制兵力使用，而是运往西欧战场。虽然如此，一旦僵持局势已经形成，不列颠政府就不再坚持这种新的大陆政策，而又重新回到了传统政策——牵制与分散。

甚至在达达尼尔冒险之前，英国就已决定发动两个辅助作战：一个是在埃及，以保护苏伊土运河；另一个在波斯湾，以确保在阿巴丹的英波石油公司的设备。后来又加上对萨诺尼卡的远征。这些牵制行动迅速发展成大规模作战。到一九一七年，当俄国垂危之际，联军方面的人力问题也就达到了危机的顶点。第一个作战已经变成了巴勒斯坦战役，英军使用的兵力达到三十四万人；第二个作战成了美索不达米亚战役，英军的兵力大约为四十万人；第三个作战成了马其顿战役，联军方面一共用了六十万人，其中有二十万二千为英国人。在这三个战役中，大英帝国一共损失了十七万四千五百人（包括战死，负伤，和病死者），此外还要加上加利波利战役所损失的二十一万四千人。

无限制浪费人力是战争拖延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却是迟迟未能完全封锁中欧强国。这是因为不列颠政府受到一九〇九年《伦敦宣言》的束缚，而这个宣言又是以一八五六年的《巴黎宣言》为根据的。它把禁运品分为两大类：一种是绝对禁止的，就是军用品；另一种是有条件禁止的，包括运往敌国供军用的粮食和饲料。因为无法判断后一种物品是否经过中立国家运往德国，所以从战争开始，英国的封锁就已受到阻碍。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日，英国第一次宣布修改《伦敦宣言》，十月二十九日又第二次修改。这些修改使进入德奥两国的货物大受影响，为了报复，一九一五年二月四日德国政府宣布从二月十八日起，用潜艇封锁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周围的一切水域。从政治上来看这是一种愚行，因为英国的政策本来已经触犯了各中立国，尤其是美国，可是这种潜艇封锁却毫无疑问改变了中立国的敌对方向，使所有与英国做生意的中立国都对德国大为不满。后来的事情更产生了增强作用。五月一日，一艘美国商船被击沉，一个星期之后，“卢西塔尼亚”号被鱼雷击沉，更使中立世界为之哗然。

由于这个事件引起的反应，英国政府乘机于五月十五日宣布对所有进出德国的货物都当作禁运品。这才建立了完全的封锁。同时，德皇看到美国大起反感也颇感震惊，就命令停止一切对客船和中立国船只的攻击。如果美国从此禁止军需物资输出，也很可能迫使协约国就范，因为他们的工厂都已无法满足其军事需求。

德军右翼在新港被阻时，西线的正面很象一个很大的舌头，在海峡与孚日山地之间向西突出，顶部在香槟附近。对一九一五年而言，霞飞的计划是想用一场两面攻势来切断这块舌头：英军应从阿图瓦向东攻击，而法军则应从香槟向北攻击，他们的攻击轴线预定在圣康坦以西。在整个战争中，这一直是法国的基础战略；依照这个战略，在一九一五年发生了以下各次会战：第一次香槟会战（十二月二十日－三月十七日）；苏瓦松会战（一月八日－十四日）；新夏佩勒会战（三月十日－十三日）；费斯蒂贝尔会战（五月十五日－二十五日）；第二次阿图瓦会战（五月九日－六月十八日）；罗斯会战（九月二十五日－十月十五日）；第二次香槟会战（九月二十五日－十一月六日）。这些会战的成就最多不过是使这个巨大的突出部凹陷了一点而已。

因为在俄国战场已经面临冬季，而联军在西线的突破企图屡次失败，在法国也产生了失败主义思想，所以到一九一五年年底，法尔肯海因决定再次把德国的主力重点移到西线。他的计划是一方面重新展开潜艇作战，另一方面同时打击凡尔登要塞，因为法国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突破的据点，所以他就故意选定它作为目标。如果他把这个要塞攻下来了，就足以使法国人已经颓丧的精神从此一蹶不振，这样将导致法国崩溃，从而使英国陷于孤立地位。

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凡尔登会战展开。和过去所有对堑壕阵地的正面攻击一样，还是不能达到突破目的，一直拖到七月十一日，德军一共损失了二十八万一千人，而法军为三十一万五千人。这场会战开始后的一个星期，德国也开始发动潜艇战，最初的成功颇为惊人，好象德国终于找到了一种足以迫使强敌就范的武器了。但是到三月二十日，当来往于福克斯东－第厄普之间的邮船“苏塞克斯”号未经警告就被击沉之后，美国政府就向德国提出威胁——除非德国修改其潜艇战的规则，否则将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这个威胁使德国很害怕，就同意限制其潜艇只攻击纯军事目标。七月七日，英国政府也宣布完全废除《伦敦宣言》。

虽然凡尔登会战阻止了联军的春季攻势，可是俄法英三国仍然同意采取联合行动。六月五日，由勃鲁西洛夫将军在东线首先发动攻势。英国在五月三十一日在日德兰海外进行了一次虎头蛇尾的海上会战，五天之后，基钦纳勋爵在海上失事死亡，这个消息在他们的精神上多少产生了一点刺激作用。到六月二十日，奥军向俄军投降人数已达二十万，可是在六月十六日到二十三日之间，勃鲁西洛夫却受到德军的强大反攻，终于被迫退却。虽然如此，这场攻势仍然发展下去，直到八月十七日。到此时，俄国损失已超过一百万人，并且由于流血过多已经面色苍白了。

勃鲁西洛夫的攻势发展到最高潮时，七月一日，经过大规模准备和长达七天的事先轰击之后，法英两军（英军现在由黑格爵士指挥）在索姆河上发动了拖延良久的攻势。于是互相消耗的会战再度开始，一直打到十一月十八日，双方损失都在六十万人以上（包括死伤被俘都在内）。八月二十七日，罗马尼亚也向中欧强国宣战，两天后法尔肯海因被免职，由兴登堡出任德国总参谋长。十二月六日，布加勒斯特向德国投降。

索姆河会战结束之后，所有正面都完全形成了僵持局势，似乎交战双方已经没有在战场上寻求决定的可能性了，于是在伦敦、柏林和维也纳等方面都在开始考虑和平谈判。艾斯奎内阁已经摇摇欲坠，十二月七日终于倒台，起而代之的是劳合－乔治，他却是激烈的主战派。五天后，德国和它的同盟国提出了四份性质相同的通牒，表示他们愿意考虑和平建议。可是从随后发生的事实看来，德国的诚意似乎颇有疑问。十二月十八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向各交战国发出普遍性的通牒，要求他们正确说明什么目标才能使他们满足。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威尔逊在对美国参院的讲演中，又宣布其“不要胜利的和平”的主张。德国既不接受美国总统的号召，又不愿将阿尔萨斯和洛林让给法国，以收买法国使其退出战争，反之德皇威廉二世却于一月三十一日，命令自二月一日起开始进行无限制潜艇战。在这个愚行之外，此时美国人又得知德国曾怂恿墨西哥与日本缔结攻势同盟以对付美国。这些事情都使美国人怒发冲冠，二月三日，华盛顿与柏林断绝了外交关系。此后和谈虽然仍在继续，可是却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

德国当局怎么会如此愚蠢呢？因为在柏林，大家都认为俄国的士气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潜艇战所引发的恐怖若能继续增大，也许就能使英国马上屈服，美国虽然强大，在军事方面却还是来不及发生作用。实际上，德国所应采取的办法，是首先等俄国崩溃，再集中全力于西线，并同时发动全面的潜艇战。

德国对俄国的研判是正确的。一九一六年年底，圣彼得堡开始出现不安状况。十二月二十九日，俄国皇后的宠臣拉斯普廷被人暗杀，从此俄国的情况开始急转直下。一九一七年三月八日，圣彼得堡发生了骚动，面包店被抢劫。十一日，部队出动维持秩序，但他们却不向群众开枪，反而射杀了自己的长官，与暴民携手合作。在俄国首都驻有部队十九万人，可是从禁卫军开始，叛乱象野火般迅速蔓延。到十二日，革命已经不可避免，群众闯入皇宫，公共建筑被烧毁，监狱被打开，囚犯被释放。三月十五日，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三天后由罗夫亲王组成临时政府。勃鲁西洛夫被任命为总司令，克伦斯基任司法部长。五月，克伦斯基转升军政部长，七月又升任首相。三月二十二日，各同盟国政府都正式承认了这个临时政府。

三月革命之后，战争范围继续扩大。四月六日，美国对德国宣战，差不多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却用一节密闭的火车车厢，把列宁送回了俄国（列宁原名为弗拉基米尔·伊利奇·乌里扬诺夫，生于一八七〇年，死于一九二四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是两件最重要的大事，注定要改变世界的政治轴线。

从瓦伦斯在亚德里亚堡战败之后，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是欧洲历史上第二个重要日子，而美国总统对此似乎有一种神秘的预感。四月一日夜里——即他向国会宣读宣战文告的前夕——他与纽约《世界日报》的柯布先生作了下述谈话：

“战争会使我们已知的世界翻转。只要我们不参加战争，中立主义还有优势，假如我们加入协约国方面，那么世界就会失去和平的基础，而进入战争时代。”

“就是说我们也和旁人一样的丧失了理智，不再有是非的考虑，也就是说半个地球上的大多数人民都会发作战争狂，放弃冷静的思考，集中精力进行毁灭。”威尔逊又说美国的宣战，其意义相当于德国已被击败，而且是相当惨重的失败，所以结果将是一种指定的和平与胜利的和平。

他又说：“这也就是企图以战争的标准来重建一个平时的文明，到战争结束时，全世界已经不会有旁观的中立国，而都是交战国了。”

他更进一步说：“一旦领导这个民族进入了战争，他们就会永远忘记所谓‘容忍’是怎么回事。要战斗你就必须野蛮和残忍，而这种野蛮残忍精神也会渗入我们民族生活中的每根纤维，使国会，法庭，站岗的警察和大街上的市民都受到感染。”美国总统又说，任何人都要符合这种精神，否则将受到惩罚。

若非美国公众的情绪已经被宣传煽动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威尔逊也许就不会强行采取这个决定命运的步骤。此时，俄罗斯已经有五分之四退出了战争，而德国已经可以自由的集中全力在西线采取攻势，若无美国支援，英法两国势必被迫转入防御，可是德国虽倾全力，仍然难以对联军正面进行决定性突破；加上自五月开始，英国海军部已经采取了护航的办法，开始控制住了潜艇的狂潮，所以很可能由于美国的调停，在列宁尚未在俄国上台之前，就已经先开始谈判和平了。（四月份联军船只的损失为一百六十九艘，开始采取护航制度之后，从四月起到年底为止，船只平均损失已经降到每月七十五点五艘，而且没有一艘运兵船被击沉。）

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也很怀疑美国的参战是否明智。八月十七日，他致书豪斯上校和美国总统，其中这样说道：“我们人民中的大部分都欢迎美国加入战争，但是却有少数人对此深表遗憾。他们的理由可以表述为这样两点：（一）他们认为并不需要美国的军事援助以迫使任何强国寻求合理的和平。（二）他们认为美国若能置身于战争之外，那么对和平可以有更多贡献，并对和平解决可以有更好的影响。”此外他又说：“当你以为可以获得没有胜利的和平时，历史却证明，一般国家都是有胜利而无和平。”

许多年后，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丘吉尔也发表过类似意见：“美国最好是管自己的事情，而置身于世界大战之外。如果你们没有投入战争，那么协约国在一九一七年的春天可能已与德国媾和。若我们在那时媾和，俄国就不会崩溃，共产党也就不会出头。同样，意大利也不会产生法西斯主义。而德国若不签订《凡尔赛条约》，那么纳粹主义也就不会在德国生根。如果美国能置身于战争之外，所有这些‘主义’就都不会在欧洲流行，而国会式的政府也都能安然无恙。英国若能在一九一七年年初即获得和平，那么至少可以拯救一百万以上的生命（包括美英法等国在内）。”

既然俄国已经实际上退出了战争，而美国还只是名义上参加，所以英法两国应该采取的最聪明办法，就是在正面采取防御，尽量节约人力以等候美国发挥力量。可是他们并不如此，反而决定从阿腊斯向东以及从兰斯向北发动一场联合春季攻势。从联军的准备行动上，德国人猜透了他们的意图，为了便于扼守西线以等待东线的援军到达，德军撤出了巨大西线舌形地带的顶点，退到了“齐格飞防线”——即联军方面所称的兴登堡防线。这个巨大的堑壕体系，从阿腊斯附近一直延伸到苏瓦松以东几英里远的地方。撤退使联军的联合攻势计划完全失去了意义，结果引出两个孤立的会战——阿腊斯会战（四月九日—五月十五日）和第二次埃讷河会战（四月十六日—二十日）。阿腊斯会战使英国付出了死伤十五万八千人的代价；而第二次埃讷河会战在尼维尔将军指挥之下，结果也是不了了之，使法军损失了十八万七千人。尼维尔是一九一六年十二月接替霞飞的。更糟的是接着发生了广泛的叛变，也就是说从这时起，法军必须放弃任何进攻思想。五月十五日，贝当将军代替了尼维尔。接着在东线也发动了所谓克伦斯基攻势，从六月二十九日开始，到了七月十八日即完全被德军所粉碎，从此再无俄军的攻势。

在索姆河会战之前，黑格爵士曾主张应在弗兰德平原寻求决定性会战，如今为了吸引德军远离丧失了士气的法军，并占领在奥斯坦德和泽布勒赫的德军潜艇基地，他就决定首先攻占梅西讷岭，然后在伊普雷正面实行突破，并进向布鲁日和根特。

五月二十一日，在二千二百六十六门火炮和十九颗地雷（装着一百万磅的炸药）的掩护下，梅西讷会战开始了。到六月十四日占领了梅西讷岭。接着在七月三十一日，经过十三天轰击，又展开了一系列战斗，就是第三次伊普雷会战。战场是一片已经耕种的沼泽地，炮击使它变成了一个大泥潭，攻击部队都被它所吞蚀，直到十一月二十日，会战才以二十四万四千八百九十七人的损失而告结束。八月底以后，对这场战术上已没有可能性的会战还是不肯放手，实在是不可饶恕的愚行，也足以表明黑格的头脑是何等僵化。因为从那个月二十日以后，法军的元气已有相当的恢复，并且足以在凡尔登发动进攻，这场进攻一直持续到十二月十五日，还是象以往一样受到了重大损失。

在意大利方面，在十月二十四日到十一月四日之间，意军在卡波雷托会战中也受到重创，损失了三十万五千人，其中有二十七万五千人被俘。为了防上意大利崩溃，英法两国部队又纷纷向意大利增援，到十一月二十日，黑格又在康布雷向德军发动了新的攻击。在这场会战中，并未进行事先炮击，而且也是首次大量集中使用坦克。开始时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可是到十二月五日，由于缺乏预备队，终于还是失败了，但仅损失了四万五千人。到一九一七年年底，英国由于流血过多已经面色灰白，法国在精神上已经支撑不住，意大利几乎退出了战争，而美国还不能对战争作出足够贡献。此时在十一月七日（旧历为十月二十五日，故称为十月革命），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圣彼得堡取得了政权，并推翻了克伦斯基政府。一个月后，当俄德两国间的战争被搁置时，沙皇的大帝国也开始瓦解。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乌克兰宣布独立，二月九日依照第一次《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得到德国承认。接着在一月十六日到五月三十日之间，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格鲁治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北高加索和哥萨克亚（由顿河和库巴高加索人合并组成）也都纷纷宣布独立。为了迫使布尔什维克政府屈服，并停止托洛茨基的滔滔雄辩，二月十八日德军恢复了对俄国的进攻，布尔什维克派大为恐慌，立即表示愿意接受和平。三月三日双方签订了第二次《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依照条约，俄国政府承认芬兰和乌克兰的独立，割让库尔兰、立陶宛、波兰、巴统和卡尔斯——后面二者割让给土耳其，将海陆军复员，并停止一切在德国境内的宣传工作。五月七日，俄国又与罗马尼亚签订了《布加勒斯特和约》。

当俄国陷于无政府状况时，威尔逊总统正在考虑和平，并于一月八日向美国国会提出解决战争的十四点计划，后来又加了四点。这些思想是具有崇高理想的，很适合一个厌战世界的幻想，并且使德国获得了以谈判的和平来结束战争的机会。可是德皇和他的大臣们却拒绝加以考虑，部分是因为威尔逊虽然口唱和平高调，却又主张对德国应加以严惩。现在既然战争已经只剩下一个方面，德国最高统帅部就决定在美国开始大规模行动之前先击毁法英两国。既然不愿接受十四点——这本是唯一实际可行的路线，就象鲁登道夫指出的那样，俄国的崩溃使德国人感到如释重负，所以每个人都想进攻，而担心防御会使敌人不断变强。此外，封锁的绳索也已经快使德国窒息，只有进攻才能迅速打破这种封锁。

德国最高统帅部的错误并不是不应该决定进攻，而是在选择目标时应该选定已经士无斗志的法国人，而不应选择顽强的英国人。

一旦当七十个师的援军由东线调来之后，德国的计划就是从皮隆尼南北两面的英国第三和第五两个集团军的地区实行突破，在达到渗透目的之后，就把右翼向北旋转，切断英法两军之间的联系。

三月二十一日，在雾气与毒气的掩护下，展开了“凯撒会战”，其发展是如此成功，所以到了二十六日，为了应付这种情况，福煦被任命为联军“协调者”。虽然如此，到四月五日，这次进攻的动量开始自动减少，德军攻占了一块巨大的舌形地区，其顶点在亚眠以东九英里处。在索姆河地区受到挫折之后，四月九日，德军又对横跨里斯河的英国第一集团军发动了强有力的攻击。四月三十日这又渐成尾声，使德军占领了另外一个突出地带。

只是在这两次会战流产之后，德军当局才决定再向埃讷河上的法军发动攻击。五月二十七日凌晨一时，第三次巨大的进攻展开了序幕，德军攻下了榭芒山岭，到二十八日夜间，在兰斯与苏瓦松之间，向南又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突出部。六月三日，德军在沙托-特里达到了马恩河，暂停到了六月九日继续进攻，到十四日又告顿挫。七月六日，德军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击，这一次是在兰斯的东西两面，但是联军拼命坚守，使德军颇少进展。

为了阻止德军继续向巴黎进攻，福煦决定对这个突出部的西面实行反攻，七月十八日，他从维勒尔－柯特里特向东进攻，到八月二日，已经迫使德军退回到兰斯－苏瓦松之线。从三月二十一日到此时为止，双方所受到的损失都已在百万人左右。对德国而言，这种损失是绝对的，因为这是无法补充的；可是现在却已有超过一百万人的美军在法国登陆了，而他们正以每个月二十五万人的速度源源流入法国。所以鲁登道夫说：“这些美国人现在成了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可是赢得决定这场战争的会战的却并非美国人。

谢选骏指出：大英帝国这个冒牌货，饿死的骆驼比马大，煮熟的鸭子嘴硬的很。所以他们无法咽下鲁登道夫吐在他们嘴里的这口气——“这些美国人现在成了战争的决定性因素。”英国人悻悻地说“可是赢得决定这场战争的会战的却并非美国人”——这真可说是他们的经验主义使他们瞎了眼，看不见这条简单的道理——杀人的并不是刺客或刽子手，而是给他们下达指令的人。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来看，殊死搏斗的英国和法国，不过是为美国霸权的登场，扫清障碍的刺客与刽子手罢了——而且他们还配上了自己的殖民帝国，太太太亏了。

【第七章：亚眠会战（上）】

亚眠会战，也就是法国人所说的蒙迪迪埃会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具决定性的会战。它不仅使西线德军从此崩溃，而且也打开了战术上的僵持局面，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造成了战术方面的革命。虽然如此，如果一九一四年的德国陆军，在组织方面能以速射野战炮和机关枪作为真正核心——这是二十世纪初的支配武器，而不是以弹夹式步枪为核心——那是十九世纪末的支配武器，也许就不会形成这种僵持局面。法国也就会象后来在一九四〇年一样迅速被打垮。在一九四〇年，德国使用的是另外两种具有支配能力的武器——坦克和飞机。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双方都缺乏这种高度的组织力，结果使子弹为圆镐争取到了足够时间，构筑出足以防御子弹的堑壕，并降低了火炮的威力。只是到了这时，各国陆军才开始增加火炮和机关枪，以达到防守或突破堑壕正面的目的，但因为堑壕和障碍物阻碍攻击而有助于防御，所以就象布鲁赫预言的那样，防御成了较强的作战形式。

为了克服这种攻守之间的差异，第一种解决方案就是使用猛烈的炮兵准备射击以摧毁堑壕和障碍物（铁丝网）。虽然一般说来，这种办法可以保证最初阶段的成功，但却使战场弹坑遍地，使轮动车辆难以通行，而没有车辆，攻击部队就无法补给，所以虽然炮弹能够削平堑壕和铁线网，结果还是一样。（英军的准备射击在弹药消耗量上迅速增加：胡基会战（一九一五年）共用炮弹一万八千颗；索姆河会战（一九一六年）用了炮弹二百万颗；阿腊斯会战（一九一七年）用了二百十六万颗；梅西讷会战（一九一七年）用了三百五十万颗；第三次伊普雷会战（一九一七年）用了四百三十万颗），此外，即使这种炮战非常成功，但无疑会使攻击者留在一个突出地区——在战术上这是一种不利形势。所以虽然火炮的威力大大增加，可是其毁灭方式却使炮击变成了静态作战，不能在运动战中担负决定性的任务。（在第三次伊普雷会战中，前进的部队和火炮，都象山地战一样，其补给要依赖骡马驮运。）进一步说，凸凹不平的弹坑也使防御者的机关枪更能发挥威力。所以最后的结果是炮兵的火力不但不能打破僵局，反而使这种僵局变得更加牢固。

既然火炮不能解决问题，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德国就在伊普雷地区第一次施放氯气，这就是毒气战的开始。虽然最初也颇有成效，但因为毒气很容易用防毒面具等降低危害，所以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在一九一五年年底，德国首次使用光气弹，在一九一七年夏季又开始使用窒息性毒气，称为“蓝十字”毒气，以及芥子气，又称“黄十字”毒气。芥子气是非常强烈的起泡液体，威力相当可怕。美国在战争中由于毒气死伤的人数为七万四千七百七十九人，占全部死伤数字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三；而其中只有百分之一点八七是致死的。）

到战争末期，双方都希望用打击对方精神层次的手段来获得决定成果。双方都使用飞机攻击平民，但这只不过是个陪衬，虽然它预示了一个可怕的将来，可是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制空权却始终没有长足发展，无法获得决定性成果。（英国一共遭到一百十一次空中攻击，共投弹八千五百颗，总重量超过三百吨，杀死一千四百一十三人，伤三千四百零七人，毁灭财产总值三百万英镑。在德国方面，共死了七百二十人，伤一千七百五十四人，损毁财产总值一百一十七万五千英镑。）

所有这些解决方案都是瞎撞，因为对问题的实质并不了解。问题的实质不是单纯摧毁堑壕和铁丝网，而是要降低枪弹的威力，也就是使敌方步枪和机枪不能发生作用，并且不是缓慢而是要立即起作用。很明显，答案就是能够防御子弹的装甲，而不是增加弹药的数量——不管是子弹、炮弹、炸弹和毒气都一样。战争刚一开始就有人已经想到了这一点，在英国有斯温顿上校等人，在法国则有埃蒂安纳将军。他们认识到虽然个别士兵无法进行装甲，但是他们却可以象舰船上的水手一样，用装甲车辆运载，因为这种车辆必须越野行动，所以应该使用履带而不是车轮。这就是坦克思想的起源。一九一六年九月十五日，在炮火连天的索姆河战场上，坦克第一次出现了。

实际上，这种解决方案古已有之，以最近的过去而言，布拉肯布里上校在一八七八年七月的《十九世纪评论》杂志中就发表过一篇论文，题目是《装甲野战炮兵》。这篇文章的内容值得详细引述，因为它很明显地预言了“坦克概念”。

简单说来，布拉肯布里上校的理论大致是这样的：普列文会战的主要教训，就是说无论何种部队，只要躲在掩蔽物后面，而敌人位于其前方，那么实际上这个部队就立于不败之地。炮兵火力的效力是射程越短就越有效，所以若在接近地域，炮兵的毁灭威力即可实际歼灭敌人。但因为步兵的威力也已经大大增强，所以又不能使炮兵进入步兵的歼灭射程内。因此最后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护火炮不受子弹的威胁。布拉肯布里上校建议用轻薄的甲板帮助炮手对抗步兵火力，炮兵可以安全地坐等攻击，不等敌人到达炮位即先将其摧毁。炮兵不必再担心被敌军俘获，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新的战术体系，假设炮兵无论发现其前方出现什么都不必逃走。如果双方炮兵对战，那么哪方面能够不怕敌人的霰弹和步兵火力就可以压倒对方。如果我们能够避免损失中的百分之九十，就是被俘的危险，那就可以不顾任何意外了。军舰有装甲对抗重炮，同样，野战炮兵也能用装甲对抗步兵火力和榴霰弹。最近，步兵的火力变得日益强大可怕，所以野战炮兵迟早都要采取这种防御手段。如果我们给炮兵加上这种防御装甲，而这却是骑兵和步兵所无法享用的，就可使炮兵拥有巨大的威力，使战场上的战术受到严重影响。这种发展将有如日夜循环一样自然。我们希望英国应该为其他国家作出榜样。（事实上，英国却没有注意他的思想，而德国在一八九〇年和一八九九年的秋操中都试验过他的观念。）

布拉肯布里的建议中还有个特点，就是他认识到“会战中的目标实为精神方面的效果，因为死伤并不能使敌人退却”——这就是“坦克概念”的灵魂。他也象腓特烈大帝一样看清了“前进就是征服”，因为持续不断的前进具有可怕的精神效果，“刺刀学派”的思想与此并无二致，在原则上也是合理的，但是在一九一四年的条件下却根本没有可能性。可是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的“炮弹学派”却始终没有认清现实，他们一直不知道问题的核心不是把敌人的阵地变成废墟，而是要让火炮能够在敌方步枪和机枪火力之下前进。要想使火炮能够持续不断前进，不是要使它拥有压倒性的毁灭能力，而是要能彻底打击敌人的士气。这正是坦克——自动推进的装甲炮兵——所获得的成就。自从有火器以来，陆军即面对两个难题：（一）如何调整运动与火力的关系，（二）如何调整运动与保护的关系。现在坦克都能使其获得解决——用机械动力代替肌肉，增强了陆军的机动性；用装甲防御枪弹，又增加了安全；军人不必自己携带武器，也不必用马匹拖运，所以也增强了攻击力。因为坦克使军人在动态中获得保护，又使他能够在静态中战斗，这就是把海军战术用到了陆战之中。

坦克的第一次正确使用，是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的康布雷会战中。在这次会战中，没有使用炮兵进行准备射击。坦克在步兵的前面前进，有如一条由机动装甲炮台构成的锁链一样。除了少数修改以外，这种战术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使伤亡比例大大减低。虽然这次会战证明对战术僵局已经有了真正的解决办法，可是由于缺乏预备队，在战术上还是失败了。直到亚眠会战，才又大规模使用这种方法，终于获得了完全成功。

与“装甲战”同时发展成形的又有“空中战争”——这是最具机动性的战争，也是由于僵持局势而促进了发展。最早飞机的使用几乎仅限于炮兵火力指导；其次为空中照相，用以测绘特种炮兵堑壕地图。这些任务也引发了空中的战斗，但是直到一九一五年夏，德国方面才有在螺旋桨叶之间装置机枪的弗克尔式单翼战斗机出现，开始有了系统的空战。在罗斯会战中才开始有轰炸炮兵阵地以及其他目标的尝试。接触性的巡逻在索姆河会战中首次使用。在梅西讷和康布雷会战中，开始对堑壕和炮兵阵地进行低飞攻击。一九一八年四月一日，英国正式成立了独立的皇家空军，代替了原有的皇家飞行团。空军的进展十分惊人：一九一四年，皇家飞行团只有军官一百六十五人，士兵一千二百六十四人，共有六十三架飞机飞往法国。到一九一八年夏天，皇家空军共有官兵二十九万一千一百七十五人，飞机二万二千架，其中有三千三百架在第一线。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

当研究从八月八日到十一日发生于亚眠的这次最伟大的决定性会战时，对上述这些战术发展必须先记在心头。

到六月底，英军在亚眠的地位是已经大有改进，指挥第五集团军的罗林生将军——战败后改称第四集团军——决定第四澳大利亚师应该占领哈米尔村和柯尔比以东的一片森林。七月四日，在与第五装甲旅合作下，这些目标依照计划完全攻占，而且损失极为轻微。（这一战使英国装甲军大大出名。）所以次日罗林生又向黑格建议进行一场规模更大的类似作战。因为心里本就有这样的腹案，所以黑格又于七月十二日向福煦（两天前他刚刚升了法国元帅）建议，发动一场攻势推进在亚眠以东和东南两方面的战线，从而使亚眠和重要的亚眠－巴黎铁路不再受德军炮火威胁。福煦表示同意，于是在次日，罗林生奉命拟定计划。他于七月十七日提出计划，到二十三日获得福煦和黑格批准。

这个计划就是哈米尔攻击的扩大，目的是进行有限的前进，以达到四月丢失的原有亚眠外围防线，在第四集团军方面是从亚眠－鲁瓦公路上的勒奎斯尼尔起，通过凯克斯村直到索姆河上的梅里库尔以东不远的地方。

在等候黑格批准计划时，罗林生在七月二十一日在设于弗利克斯库尔的司令部中召开了一个会议。出席者有他的三位军长：加拿大军军长居里中将、澳大利亚军军长莫拉希中将、第三军军长巴特勒中将，还有骑兵指挥官卡瓦拉中将，以及空军和装甲军的代表。在会议中又把原有观念扩大了一些，所使用的坦克营由八个增加到了十二个。接着在七月二十六日，福煦下达了正式作战命令，开头一段是这样的：

（一）作战目标是使亚眠和巴黎－亚眠铁路摆脱战斗，并击败和逐退位于索姆河与阿夫尔河之间的敌军。

（二）为了达到目标，由于进攻在北面有索姆河掩护，所以应尽量向鲁瓦方向推进。

虽然目标还是一样，但却已不仅限于推进到亚眠外围防线，因为鲁瓦位于勒奎斯尼尔东南八英里处。同时也决定以八月八日为“零日”，七月二十八日，福煦再次扩大这个计划，把迪贝尼将军指挥的法国第一集团军拨给黑格指挥，并指定用它在罗林生的右面进攻。最后在八月五日，黑格又召开了一个会议，使作战目标发生了彻底改变。不仅在法国第一军右方的第三集团军也包括在进攻部队之内，而且罗林生所奉的命令也改为向亚眠外围防线以东前进，为了便于使法国第三集团军在蒙迪迪埃与努瓦永之间前进，他又奉命占领鲁瓦－绍讷之线，把敌军逐回到哈姆——在绍讷东南十五英里。为了协助他，骑兵军也交由他指挥。

在攻击发动前三天，突然使攻击深度增加一倍，这当然使各位军长没有充份时间来改变原先已经拟定的详细命令——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有进攻计划中都不可或缺的。所以现在必须适应一种过去从未料到的情况。此外福煦和黑格两人似乎也从未考虑到，当计划扩大时战场的性质也会随之改变。

在索姆河以北，地面都为山岭沟壑所分割，对坦克构成严重的障碍，但是所要进攻的距离却很短，因为亚眠外围防线在起线之东，相距不到五千码。在索姆河以南直到亚眠外围防线，中间都是坦克的理想战场，而德军只有微弱的防卫。但是再往前进，就是一九一六年索姆河战场的法军部分，那里堑壕遍布，到处都是弹坑。不仅坦克和步兵都很难通过，而且对敌人的机关枪手而言却是个理想的防御地区。所以当攻击深度伸展到鲁瓦－绍讷－索姆河之线时，攻击者就要面临两个不同的作战：（一）是有计划的，就是进入亚眠防线；（二）是没有计划的，就是如何从那里继续前进，越过索姆河旧战场以达鲁瓦－绍讷之线。因为后者是不能冲过的，所以需要强大的步兵和坦克预备队来赢得它。但是因为这种兵力不在预算之内，所以像康布雷会战一样，亚眠会战实际上也是“一天”作战。

八月八日这天，罗林生将军指挥的兵力如下：左面为第三军，一线展开的有第十二、第十八、第五十八等三个师，第四十七师在最左端巩固该军左翼，而美军第三十三师充当预备队。中央为澳大利亚军，前线上并列着第二、第三、第四这三个师，至于第一和第五两个师则充当预备队。右面为加拿大军，前线上为第二和第三两个师，而由第一和第四两个师充当预备队。此外还有骑兵军，其中包括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骑兵师；第五空军旅，下辖六个战斗机中队，八个侦察机中队和三个轰炸机中队。装甲军的第三、第四、第五旅和第十营作为总预备队；另外还有第十七、第三十二和第六十三这三个师也由他指挥。

攻击正面从南面的莫勒伊直到北面的昂克尔河。从莫勒伊到亚眠－鲁瓦公路，由法军第三十一军负责，从亚眠－鲁瓦公路到维莱－布勒特努－绍讷铁路，由加拿大军负责；从这条铁路到索姆河由澳大利亚军负责；从这里到昂克尔河由第三军负责。

第一天的会议，大致说来是准备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个军作为攻击主力，而法英两个军则在他们左右两方构成防御性侧翼。这个战场又分成三道目标线：（一）绿色线为所有部队的第一目标，（二）红色线为各军的第二目标，（三）蓝色线和蓝色点线分别为澳加军的第三目标。在第一线准备暂停二小时，以便第二波攻击军跟上，并越过第一波进攻。

装甲部队分配如下：第四装甲旅（第一、第四、第五和第十四营）配属加拿大军；第五装甲旅（第二、第八、第十三和第十五营）配属澳大利亚军；第十营配属第三军，第三装甲旅（第三和第六两营）配属骑兵军。

这些坦克营装备的坦克，其性能见附表。第三和第六坦克营各有四十八辆中型惠比特式坦克，除第一和第十五营各有三十六辆V型星式坦克以外，其余各营都有三十六辆V型坦克，另有六辆预备坦克作为损毁的补充。共有三百二十四辆重型坦克和九十六辆中型坦克，加上四十二辆预备坦克；此外还有九十六辆补给坦克（改装后的IV型坦克），二十二辆火炮运载车也改装为补给车，所以总共是五百八十辆履带车辆。此外还有第十七坦克营，装备十二辆装甲汽车，由第五装甲旅指挥，参加澳大利亚军作战。

这样的兵力分配足够保证进到亚眠外围防线有余；但若想在八月九日越过亚眠外围防线再前进到鲁瓦－绍讷之线则嫌不足；因为各师和坦克在八日这一天都要参加战斗，所以必须加以重组，然后才能在九日进行有体系的前进。八日这一天的攻击兵力过于强大和密集。各师正面在开始时平均为二千二百五十码，在结束时为三千码。如果时间许可，这些正面是可以放宽的，若能如此，也许可以抽出两个师和两个坦克营作为总预备队（加在原有三个师之上）。进一步说，若骑兵军及其坦克营也能保留到八月九日再投入战斗，那么在这一天就可以有生力军五个步兵师、三个骑兵师和四个坦克营继续参加战斗了。这个继续向前推进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要想保持攻击的动力，就不仅应击败敌方第一线部队，而且还要在他们的预备队赶到之前使他们继续往后溃败。把已经溃败的敌军赶到尚未溃败的敌军头上，这是使后者组织崩溃和士气瓦解的最确实有效的方法。

德军与这次会战有关的是两个集团军——第二集团军和第十八集团军，第二集团军的司令为马尔维茨，第十八集团军的司令为胡蒂尔将军。第二集团军的正面从英国第三军左翼的莫尔德附近到莫勒伊以南半英里远的圣休伯森林。第十八集团军的正面从圣休伯森林到努瓦永，与法军第三集团军的右翼相对。第二集团军在前线有十个师，有四个师充当预备队；第十八集团军在前线有十一个师，预备队四个师。

在英军第四集团军的正面，采用的战术和康布雷会战一样。坦克集结在步兵起线后方一千码处，在“零时”以前，用飞机噪音掩蔽，前进到起线，到了零时，在徐进弹幕（这种方法是一九一六年在索姆河会战中开始使用的）的掩护下（由集团军炮兵的三分之一担负发射。其余三分之二的炮兵则轰击敌军炮兵阵地）领导步兵前进。因为法国第一集团军只有极少量坦克，所以当法军第三十一军前进时，炮兵从零时起仍对敌方堑壕和炮兵阵地进行连续四十五分钟的轰击。英国第四集团军一共可以使用八百架飞机，而法国第一集团军则有一千一百零四架之多。因为在会战开始之前，德国方面两个集团军总共只有飞机三百六十五架，所以联军握有制空权。除了在会战中继续保持制空以外，皇家空军还要担负下述任务：与攻击部队合作，轰作和扫射敌方地面目标，对前进部队补给弹药，轰炸绍讷、鲁瓦、内勒和皮隆尼等地的铁路中心以及索姆河上的渡口。

为骑兵军和第三装甲旅指定的任务，是一有机会即从加澳两军领先步兵之间通过，迅速前进以夺占亚眠外围防线，然后坚守等待接替兵力到达，接着再向东南前进到鲁瓦－绍讷之线，切断敌军的交通线，并使法军的前进更加容易。

这是个疯狂的任务，受到装甲军军长和参谋长的激烈批评，他们认为坦克和战马是无法合作的，因为坦克不怕子弹，而马匹则不然。他们提出一个帮助法军的较好的方法：首先保留两个中型坦克营，等步兵和V型坦克达到突破目的之后再让他们前进，从维莱－布勒特努到罗西耶尔，转向右面最后到达蒙迪迪埃东南。罗林生将军却认为这个迂回运动过于冒险，决定仍维持其原有任务。

最后，保密和突然袭击是进攻的灵魂。所以直到零时前二十四到三十六小时，部队才知道攻击目标和接受命令。一切运动都在夜间；前进搜索和炮兵试射都绝对禁止，部队各自执行正常任务；道路上均铺以沙土和稻草；物资的堆集都加以伪装；用强大空军阻止敌方侦察后方地区。尽管有这么多预防措施，可是在七月二十九日清晨，占领着索姆河以北地区的第五澳大利亚师却发动了一次蠢笨如驴的突袭，俘获敌军一百三十八人。八月六日，必然的报复来了。德军第二十七师面对英国第三军的第十八和五十八师的内侧翼发动了猛烈攻击，正面宽达四千码，透入达八百码纵深，俘获英军二百三十六人。这次攻击使第三军的一切攻击准备都遭到破坏，对八月八日的会战也产生了严重后果。

从七月二十九日到八月八日清晨，毫无故障的十四个步兵师，三个骑兵师，三个装甲旅和两千多门火炮都集中在亚眠以东地区，正面约十英里，距尚未觉察的敌人只在一跃之间。这对组织和参谋工作而言实在是一种胜利。

谢选骏指出：现代人如果穿越回到了亚眠战场，一定会设法逃亡，因为知道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牺牲，而且对于地球环境的破坏极大。反对他这么逃亡的人可能会说，还是应该努力杀敌，因为这些人都是多余的垃圾，消灭他们就是为了给地球减减重——而且消灭一个可能就是消灭了一串，让他的后代都不再存在。然后呢？杀人者也应该自杀，作为对于人类的真正贡献——消灭一个舒服一个，消灭的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有条名叫毛泽东的疯狗就曾如此叫唤。

【第七章：亚眠会战（下）】

八月七日夜里，天晴无月，但是在凌晨三时，地面开始起雾，四点过后，坦克就慢慢前进，从集结地区前进到步兵的起线。这时雾已经非常浓厚，使能见度几乎为零。四点二十分整，两千门火炮如雷鸣般同时开火，炮弹象飓风一样扫过亚眠外围防线和敌军炮兵阵地。徐进弹幕落在领先坦克和步兵前面两百码远的地方，最初是以每三分钟一百码的速度向前推进。

虽然大雾迫使攻击部队分裂成小群，而且直到上午九时都无法对索姆河以南地区发动空中行动，但是突袭还是很成功。因为有雾的缘故，最前面是第一波散兵，接着就是坦克，后面跟着步兵以单行小纵队前进，再后面就是连级的战斗群作为支援。大约宽达五百码的无人地带被迅速越过，他们扫开了敌军第一线，使敌军匆匆溃退。

右翼方面的法军，发动攻击较迟，但他们前进时也使德军受到了突然袭击，因为他们想不到战斗正面会这样宽。上午九点三十分攻占了莫勒伊。接着是一次新的炮兵轰击，持续达三小时二十分钟。在法军第三十一军右面，法军第九军也开始前进，不久即在阿夫尔河被阻。之后，第三十一军占领了梅济耶尔，又暂停等候炮兵轰击，到下午五点三十分才继续前进。大约在下午九时，这个军占领了弗雷斯诺瓦，但却未能攻下里奎斯尼尔。因为法军没多少坦克，所以他们的成就不算太坏：他们的代价是死伤三千五百人，但却俘获了超过五千人的敌军和火炮一百六十一门。

此时在左翼方面，英国第三军的前进却遇到敌方毒气弹的弹幕，迫使攻击者必须戴上防毒面具继续前进，这是极为吃力的。虽然受到重大损失，但在上午七点四十分，有些地点还是已经达到了第一目标线，但是再进一步的前进企图却受到挫折。结果使索姆河南岸的澳大利亚军左翼在敌军设在奇普利附近的炮兵阵地纵射之下受到了严重损失。第三军之所以不能达成任务，大部份（且不说是全部）是因为受了澳大利亚军在七月二十九日所作突袭的影响。

在加拿大军的正面，第三、第一和第二这三个加拿大师的领先各旅，在上午七点四十五分即占领了第一目标线，在上午十一时又占领了第二目标线，此时第四加拿大师就越过它们向前跃进。德方只有少数火炮发射，步兵已经完全溃散，许多在场的军官认为装甲车辆已经可以通行无阻了。这也的确是事实。从下文的记载看来，装甲车若能幸运地摆脱骑兵的束缚，那么他们确能如此。从第二个目标，V型星式坦克，载着机枪组，即将随第四加拿大师去占领第三号目标线，同时第三骑兵师和第三装甲旅也奉命向前推进，以占领罗西耶尔为目标。加拿大部队的最后前进是在午后十二时四十分钟开始，到下午三点三十分钟，沿全线都已达到第三目标线，除里奎斯尼尔以外。如果不是法军在弗里斯鲁瓦被阻，这个村庄无疑也可攻占。

此时在澳大利亚军正面，第二师在右，第三师在左，也都向前挺进，到上午六点二十分即已攻占全部的第一目标线。接着略事停顿以等候第四和第五两个师赶上，并向第二和第三目标线推进。当这些师在上午八点二十分由第十五坦克营伴随前进时，第一骑兵旅和十六辆中型坦克也奉命前进，此外还有第十七坦克营的装甲汽车，也用坦克把它们拖过了支离破碎的路面。到上午九点十五分，第五师达到第二目标线，可是左面的第四师，由于被奇普利岭上的德军炮兵火力所阻，直到上午十点三十分都还没有占领其第二目标线。以后该师的领先旅还是继续挣扎前进，终于在十点三十分到十一点之间才到了第三目标线。可是此时由于遭到德军炮兵侧射，第四师的行动又被阻止，他们受到沉重打击，损失了许多坦克，才终于到达其最后目标——只有最左端例外。

在加澳两军前进时，坦克在克服敌人机枪的抵抗时表现出极大价值。虽然如此，还是与康布雷会战的情形一样，主要效力还是在精神方面。面对他们无法阻止的武器，德国步兵感到自己已经被解除了武装，于是本能的开始溃逃。这并不是害怕坦克上的火炮和机枪，而是因为大量坦克不断向前滚进，显出一种无法抵抗的威力。可是当坦克面对敌方炮兵时，问题又不同了，因为在这一天当中就有一百零九辆坦克是被炮火击毁的。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这一天作战总兵力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后的作战中，差不多在每天的坦克战斗中，这个损失比例就象是个常数一样。不过单就坦克的未来任务而言，在八月八日这一战中最具启发性的教训，就是企图让坦克与骑兵合作的失败例证。

就象当时装甲军司令部所预料的那样，合作是不可能的。他们不但不能互相帮助，而且还互相掣肘。因为骑兵的运动速度比中型坦克快，所以在接敌运动时，坦克被丢在后面。可是骑兵又挡不住步枪和机枪的火力，所以在攻击中坦克又进到了前面。结果是不断进行穿梭式运动：首先是坦克前进，骑兵后退，接着是坦克回头迎接骑兵前进。因为对坦克并未指定目标，所以他们进行的不过是装甲游击战，逐一摧毁敌军的机枪阵地。虽然在八月八日那天接到了夸大其辞的报告，说骑兵在罗西耶尔附近进行了大规模冲锋，可是事实上大部分骑兵却未曾越过蓝线，尽管他们围捕到不少敌军留在后方的人员。天还没黑，他们就因为马要饮水而被迫退却。中型坦克也就随他们一同回去了。

如果当时在第三和第六坦克营后面能用卡车载着步兵一同前进，那么他们的车辆也和装甲汽车一样可以用坦克拖到蓝线附近，步兵就可以徒步掩护坦克前进。这样一来，也许在八日下午即可占领利翁和绍讷附近的高地。如果这个高地被占领，因为德军第二集团军和第十八集团军的全部补给都仰赖一条通过该地的铁路来维持，所以面对法国第一集团军的全部德军都可能会被迫后撤。

在这次会战中有两个意外的小事件足以说明这种可能性。其一是卡特尔中校指挥的第十七坦克营（其实是装甲汽车）的一个行动。其二是一辆惠比特中型坦克，摆脱骑兵的束缚所作的一次单独突袭。

装甲汽车被拖到绿线以西不远的沃尔夫西后，在没有其他部队掩护之下，单独向弗卡库尔前进，这在蓝线东面约四英里处，为其最后（第三）目标。在那里他们突然袭击了一个德军的司令部，使他们发生了极大的恐慌。混乱之中，装甲汽车转向亚眠－布里公路的南北两面前进。向南前进的部分遇到敌方的大批运输纵队和一些骑兵，大致是属于在弗拉麦尔维尔的德军司令部的。他们在接近射程发射机枪，一次就打死了四个德国军官。不久他们就到了德军司令部，升上了澳大利亚军的军旗，几分钟前德方的军长还驻在那里。同时，有一辆装甲汽车发现在亚眠－绍讷铁路线上有一列德方火车，于是立即加以破坏。以后这列火车被骑兵俘获。

向北前进的装甲汽车进入了普罗亚尔和休格尼奥勒，有两辆更是进到了索姆河边。在普罗亚尔，德方部队正在进餐，装甲车向他们扫射，使他们四散奔逃。接着他们再向西运动，看见远处有被澳大利亚军从堑壕中赶出来的许多敌人。为了发挥突然袭击的效力，他们躲在普罗亚尔郊区，等敌人接近后才迅速跃出，杀伤很多敌军。敌人四散溃逃，拼命逃向休格尼奥勒，在那里又遭遇到其他装甲汽车，又受到很严重的损失。

虽然到八日下午，装甲汽车的大部份都已损毁不能作战，但是人员的损失却很轻微，没有一个受重伤的。

第二个事件也同样戏剧化。“八音盒”是一辆中型坦克的绰号，由阿诺德少尉指挥，隶属于第六坦克营B连。八日上午，它通过澳大利亚军第二师的战线，沿着与亚眠－布里铁路平行的方向行动，与骑兵失去了联系。它首先在沃尔夫西与巴龙维尔之间，从后方攻击一个德军炮兵阵地，使它失去了作用。接着就向基劳库尔前进，沿铁路东进，协助两个骑兵巡逻队，一次杀伤六十名敌军。接着又在二百码到六百码以外向敌人射击，在击毁了几个敌军运输纵队之后，才终于自己起火焚毁了。

这十二辆装甲汽车和一辆中型坦克所造成的混乱可说十分惊人，如果在八月八日那天，所有中型坦克不被骑兵牵制，而是全部集中在绍讷附近，那么从亚尔法特到蒙迪迪埃和从蒙迪迪埃到努瓦永之间共约五十英里长的正面上，德军的全部指挥和行政体系都可能会被扫光。

抛开这些假设不说，八月八日这一战对联军而言也是马恩河会战之后的最伟大胜利。攻击军所付出的代价总共为一万二千人，但却杀伤了敌军一万三千人，俘虏了一万五千人和火炮四百门，并且突破了敌军正面。现在联军所要做的，就是对他们的初步成功加以猛烈扩张。

可是他们对战果的扩张却毫无准备。同时，这个古老的索姆河战场也注定要使机动战又变成堑壕战。虽然坦克在设计之初是作为堑壕战武器使用的，可是其真正的任务却在机动战方面。英军现在还有可用的坦克三百辆，但是人员却已疲惫不堪，而所有参加过战斗的坦克也都需要修理和补充弹药和燃料。所以结果在九日那天，只有一百四十五辆坦克可以参加战斗。此时，因为鲁登道夫反对撤回到兴登堡防线——那也许是最聪明的措施——所以他已迅速调来六个师的预备队，增援第二和第十八集团军，另有七个师也在调动之中。

对于九日这一天的行动，罗林生将军的命令是第四集团军应进到鲁瓦-绍讷-布内-德朗库尔之线，而法军则应进到鲁瓦。但是他的参谋长蒙哥马利少将却这样写道：“不过由于通讯困难和其他原因，全面运动直到上午十一时才开始，某些旅甚至迟至下午一时。所以结果整天的战斗都不连续，各师和各旅的攻击都是在不同时间发动的。有些攻击尚有炮兵掩护和坦克支援，有些则完全由步兵担负，而没有其他兵种支援。”此外在右翼方面，法军的攻击也是毫无生气。虽然如此，到夜幕低垂时，战斗正面还是能够大致推进到布舒瓦尔－鲁夫赖－梅亚利库尔－弗拉麦尔维尔－梅里库尔－德朗库尔之线。

在八月九日夜里，澳大利亚军奉命把左翼伸展到索姆河北面，而其第三十二师则应前进支援第三加拿大师。在十日这天，英方三个军的目标还是和前一天一样没有改变。

八月十日，正面又拓宽了，因为法国第三集团军也在其第一集团军的右方参加了进攻。和八月九日的情形一样，在第四集团军的正面简直完全缺乏合作，各旅都是零星投入战斗。德军的抵抗力已经相当增强，有更多师的预备兵力投入了战斗。在法军第一和第三集团军的正面，因为德军第十八集团军正在后退，所以前进颇为迅速。但是在第四集团军方面，加拿大军前进不到两英里，澳大利亚军更少，而英国第三军则达到了第一日的全部目标线。

到此时，黑格和罗林生已经明白沿第四集团军全线的攻势都已成为尾声。为了结束进攻和在更北面的地方重新展开攻势，黑格于十日清晨派一个参谋去通知英国第一集团军司令霍恩爵士，赶紧执行早已决定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内容是第一集团军应攻占拉巴瑟和奥柏斯岭，第二集团军则进向克梅尔，第三集团军进攻巴波姆。

训令发出不久，福煦元帅也来到设在威里的黑格前进指挥所，主张应向东对着哈姆方向攻击。因为这意味着面对实力日渐增强的敌军继续进行全线消耗战，所以黑格建议暂缓在亚眠以东的进攻，而正当其第一第二两个集团军在准备时，把攻击重点移到宾恩的第三集团军方面，它正位于第四集团军左面，而以面对第四集团军和法国第一集团军的德军右翼为目标。但是福煦却坚信德军的士气已经崩溃，所以不会有太顽强的抵抗。他之所以获得此种结论，是因为他看到德军对法方第一和第三集团军的前进没有什么抵抗。很明显，他并不知道一部分德军正在主动撤退。似乎黑格对第一点也不十分明了，所以在福煦说服之下，也不免将信将疑，就命令照福煦的指示行动——这使罗林生大为不满。

在八月十日黄昏，第四集团军奉到的命令是在十一日这一天，第三军应取守势，而加澳两军应在哈姆和皮隆尼之间挺进到索姆河，并且在右岸建立桥头阵地。同时，法国第一集团军的左翼也受命进占哈姆。

到十一日，很明显的可以看出，黑格和罗林生的想法是对的，而福煦对情况的判断却是错误的。蒙哥马利少将说：“由于敌方炮兵火力的增强，而我方又缺乏坦克和充分的炮兵支援，所以在十一日清晨，居里爵士命令加拿大军停止攻击。”经过激烈战斗之后，澳大利亚军攻占了利翁。大约正午时，德军首先发出沉重的炮声，接着就对齐里和沿着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英军原有战线，在达莫里和弗克斯库尔之间发动了一连串坚决反攻。虽然被击退了，但这却是会战即将结束的确实讯号。

下午三时，罗林生在维莱－布勒特努召集所属各军军长开会，决定暂停进攻到八月十五日。八月十二日，骑兵军也撤回充当预备队。

这样，亚眠会战正式结束。虽然如此，可是当八月十四日黑格到萨尔库去谒见福煦时，福煦却又逼他向绍讷－鲁瓦正面的敌军进攻。黑格在日记上面有下述记录：“我表示反对，因为这只会使人员和坦克受到惨重损失。我坦白的告诉福煦，让他知道我对英军的指挥是只向我国政府和人民负责的。福煦的态度立即改变了，说他所希望的就是我能够把一切意图提早告诉他。尽管他说的很客气，但在过去五天之内，福煦和他的参谋人员都一直坚决主张我应该沿索姆河南岸挺进并攻占皮隆尼的桥梁，不管德军的抵抗如何顽强和英军的损失是如何惨重。”

这场大会战的死伤数字是：法军二万四千二百三十二人，英军二万二千二百零二人，而德军估计为七万五千人。法军俘获了—万一千三百七十三人和火炮二百五十九门；英军俘获了一万八千五百人和火炮二百四十门。若单以死伤而论，双方的损失几乎大致相当。

虽然福煦和黑格对这场会战的决定性都并无充分认识，可是八月八日的事情却不仅使德国的将军，而且也使其一般军人都认识到这是一个悲剧。当联军正忙于准备发动一次大规模春季攻势，包括使用几千辆坦克时，德国的鲁登道夫将军却已宣称：八月八日是德国陆军在这次战争中的“黑日”。不仅是他一个人有这种感想。德国官方战史的作者对这次会战也有如下叙述：“当太阳于八月八日在战场落下时，德国陆军已经遭受到战争开始以来的最大失败。这已经是既成事实。”这种说法并不是事后之论，而是当时从内心中激发出来的。当时派驻奥军总部的德国军事总代表克拉蒙将军有下述记录：“西线的变化对奥匈帝国发生了剧烈影响。奥匈帝国人民一向深信德国人是能制造奇迹的，这种思想已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所以这次失败好象惊雷一样打破了他们的幻想。皇帝本人也受到了强烈震动。他把我请到身边，告诉我说：即使是奥军在皮亚维河上的惨败，也没有这次西线的剧变更能使其人民获得深刻的印象。”

德军这次失败的主因，大家几乎一致公认是由于联军大量使用了坦克。不过坦克对德军的失败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但却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否则坦克对会战的影响应该不会比康布雷会战更大。

促成德国崩溃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最首要的却莫过于封锁。到一九一八年夏季，若非尚有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小麦，否则中欧国家早就会因为饥饿原因而自动投降了。即令如此，他们的人民却还是已经接近饥饿的边缘，他们的肚子吃不饱，心情也就随之低沉。进一步说，虽然德国军人比其国内同胞吃得饱，可是因为从三月二十一日起，一连串的进攻都失败了，使他们的士气大受打击。他们感到这种局势将会遥遥无期，不知道何日可以结束。德国军人一方面看到家人在挨饿，另一方面感到前途毫无希望，所以毫不奇怪，鲁登道夫将军的回忆录上会这样说：在这次会战时，从前线退回来的部队向开往前线的增援部队喊道：“滚回去，你们是想延长战争！”

当坦克登场时，这就是德方所显示出来的阴黯背景。如埃德蒙爵士正确指出的，坦克的物质效力是有限的，可是精神威力却极大，所以他说：“德国人很愿意把失败的原因都归在坦克上。这种借口却值得检讨。”不过早在四十年前，布拉肯布里上校就指出：“会战中应以精神打击为目标。”使德军溃败的不是坦克的杀伤力，而是其精神威力。德国官方出版的《一九一八年八月八日的悲剧》中说过：“若无坦克，那在八月八日上午，德军就不会受那样严重的突然袭击，从而发生了不可收拾的恐慌现象。步兵看到步枪和机关枪都不能阻止对方的坦克，就感到自己已经无能为力，结果不是投降就是逃走。”

德国的新闻界对此也极尽夸张之能事，更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影响。就象一位德军俘虏所说的：“在多数情况下，官兵们都认为坦克的迫近可以算是中止战斗的良好借口，他们的责任感可以使他们面对敌人的步兵奋勇战斗，但是坦克出现之后，他们就感到已有充分理由可以投降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样的心理反应又不期而然再次出现了。

鲁登道夫对坦克造成的影响有正确的认识。他说：“我一向所担心的，也是我经常提出警告的事情，终于在这里成为现实。我们的战争机器不再有效。我们的战斗力已经受到损伤，尽管大部分部队还在英勇战斗。”

他又说：“八月八日这一战使我们的战斗力开始崩溃，尤其在预备队方面。我们已经没有希望找到足够的战略预备队以扭转局势使其对我方有利。反之，我更认识到一切战争计划都没有安全可靠的基础了。今后的战争已经变成不负责任的狂赌，这是我认为必败无疑的。对我而言，德国民族的命运实在是代价太高的赌注。战争应该结束了。”八月十一日，德皇在阿维斯尼的兴登堡总部召集所有高级将领开会。德皇作了下述具有历史意义的训词：“我看我们应该造成和局了。我们已经快要达到抵抗力量的极限。战争应该结束了。”两天后，又在斯巴召开了另一次会议。鲁登道夫在报告了最近的军事情况之后，开始作下述解释：“现在要想用进攻来迫使敌人求和已经没有可能性，而单靠防御也决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要想结束战争就必须使用外交手段。”于是德皇命令国务大臣辛兹设法打开和谈的途径，若有可能，就请荷兰女王出任调停人。

此时，八月八日到十一日的会战又已经触发了这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会战”——这是鲁登道夫的说法。这包括着一连串会战，以那个巨大的西线突出地两侧为目标，又回到了霞飞元帅时代的战略。

八月二十日，英法两军同时发动进攻。法军第十和第三集团军在索松斯和鲁瓦之间进攻，而英军第三集团军则在亚尔培之北进攻。接着，英国第四集团军又把正面延展到索姆河南岸。这样，一个会战迅速接上了另一个会战，到九月十二日，美国第一集团军也加入进来，负责肃清圣米赫尔突出地。于是西线战争进入了结束阶段。

九月二十六日，在默兹河与兰斯之间，英国第一集团军和法国第四集团军又开始进攻；二十七日，在艾培和伦斯之间，英国第三集团军和第一集团军也开始进攻。二十八日，从阿尔芒蒂埃尔到英吉利海峡海岸之间，英国第二集团军，法国第六集团军和比利时军也开始攻击。最后在二十九日，在拉费尔到艾培之间，法国第一集团军和英国第四集团军也发动了攻击。此时，在马其顿的巴尔干战线也被德斯佩雷将军指挥的联军所粉碎，保加利亚要求休战。九月十九日，英国的艾伦比将军发动了美吉多会战。十月一日，联军进入大马士革。十月三十日，土耳其退出了战争。

为失败所震惊，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六时，鲁登道夫走进兴登堡元帅房中，建议休战已经不可再缓。他说：“我们并不想考虑到在东面放弃任何领土，因为我想协约国一定也能充分认清布尔什维克对我们和他们同样都是一种威胁。”这一点他却料错了。十月五日，德国接受了威尔逊的十四点作为休战谈判的基础。

谢选骏指出：鲁登道夫是军事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因为他竟然愚蠢到以为协约国可以让他霸占俄国领土。还有他资助列宁回到俄国发动叛乱，这在军事上不失为一条妙计，但在政治上却是一个灾难。放出的洪水把德国自己淹没了。至于军事方面，他发动的无限制潜艇战损害了美国的利益，把美国推入了对立面，这同样是一个极为短视的自杀政策。这导致世界格局的全面变化，使得德国再无机会翻盘脱身。这样的人写了本《总体战》，提出的却是反面的教材。

【大事记（八）：意大利与奥匈帝国的斗争】

当萨拉热窝的枪声触发世界大战时，意大利对战争可说是毫无准备。它既不想加入三国同盟，也不想投入协约国方面。由于最近与土耳其在的黎波里塔尼亚交战，其军事力量已经大受损失，而在国内政治方面，社会党人、共和党人和其他反对君主政体的人也都乘机活动，逼得它非守中立不可。不过却有少数人认为意大利这次若不参战，将丧失一流强国的地位。其中两个最强有力的人，一个是诗人邓南遮，一个是声誉日隆的新闻记者墨索里尼。邓南遮向知识阶层呼吁，墨索里尼则向群众号召。他们两人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强力联盟。

战争爆发时，墨索里尼正担任社会党机关报的主编。他是铁匠的儿子，一八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出生于弗利省。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他辞去社会党报的职务，创立了自己的《意大利人民报》，十天后他被意大利社会党开除党籍。他就开始组织法西斯党，种下了一种新的政治理论的种子，十年之内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整个欧洲大陆都同时向自由民主政治和共产主义挑战。

凭着这两人的意志和推动，唤醒了意大利人民的战争精神，加上英国的压力，英意两国遂在伦敦开始谈判（英国愿意贷款五亿镑）。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意大利终于投入联军方面，向奥匈帝国宣战。

虽然到一九一五年春天，意大利的准备已经比一九一四年秋天更有把握，但是仍然不够资格进行一场巨大的战争。同时，用与奥匈帝国接壤的边境作为进攻跳板也十分困难，不仅特伦蒂诺突出部的顶点在维罗纳北面只有十五英里；而且在三百五十英里的边界线中，有三百英里都是群山绵亘。其余五十英里中有卡尔索河流过，它位于威尼斯湾正北面，其附近也都是山地。为战略环境所迫，意大利的总司令卡尔多纳将军只好在这个狭窄而开阔的正面上发动攻势。卡尔多纳出生于一八五〇年，是个相当有能力的军人。他认为在这时奥军在北面正受到俄国的牵制，在南方也被塞尔维亚纠缠，所以可以乘虚进攻。可是宣战之后，这种可能性却消失了。在马肯森的攻击下俄军败退了，而塞尔维亚不久更是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之中。

六月二十三日，卡尔多纳展开攻势，就是第一次伊松佐会战，从此直到一九一七年夏天，一共进行了十一次伊松佐会战，此外在特伦蒂诺境内还有好几次会战。在一九一五年全年，这些作战使意军遭受了二十八万人的损失；一九一六年加上四十八万三千人；一九一七年再加上三十二万三千人。除了使奥军差不多也受到同样数量的损失（死伤和被俘都在内）之外，可以说是毫无收获。这样的屠杀是会引发大祸的，尤其是意大利人民在精神方面十分脆弱，对战争的苦难并无充分准备。两年的战斗，差不多造成一百万人的损失，使人民都感到惊恐，而社会党人和反对参战的人就更得理不饶人了。死伤人数越多，就使他们的“股票”价值越高涨，而“消耗贩子”的信用也开始破产。这些人所不了解的，就是用血肉换取胜利的理论只有当精神力量能够忍受时才有效。在消耗战中，精神因素更重于物质。这一点却是意大利吃不消的。

这个民族精神的问题，在现代史中一方面是意大利最大军事失败的背景，但另一方面也是意大利最大军事成功——维托利奥－威尼托会战——的背景。所以这是很值得加以研究的。

首先应研究的是政府问题。战争开始以来，意大利政府从未采取措施来团结或管制人民。政府一直保持放任政策。对于颠覆性的宣传，根本没有进行制压。比如，尽管已实行新闻检查制度，可是社会党的报纸却天天反对战争，不仅分发给部队，而且敌人也把它们投掷进战壕。这种宣传使失败主义流行，打击部队的士气和人民的爱国心。

社会党人的态度越是肆无忌惮，政府的态度就越软弱，希望用温柔手段征服他们。结果使人民更相信社会党人的宣传。社会党议员特雷维斯宣称：“到明年冬季，堑壕中将空无一人！”他的话就象雷声一样震动了每个城市、乡村和家庭。

生活费用日高，食物缺乏都足以使人民精神颓丧。而政府的措施也是糟不可言。举例来说，当一九一七年图林的工人发生暴动时，政府却把其中许多叛乱者送往前线当兵来以作惩罚。结果这些人在军中变成了害群之马，对士气大有妨害。

另有两个国际性势力也增加了这种精神上的腐蚀。一个是天主教会，一个是刚刚兴起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教皇领导的僧侣到处宣传失败主义，因为教廷最不愿意看见的就是一个真正统一的意大利。而布尔什维克者的意图是要破坏一切有组织的民族。正如费拉里所说：他们的目的是要夺取政权，把俄国那一套整个搬到意大利来。

他们的工作很容易进行，因为在山地战中，所有部队都分成单独的小群，所以极易受到间谍煽动。同时，当战争拖长之后，许多老军官都已死亡，换来的新人根本就不知道有与部下保持人性接触的必要。此外，卡尔多纳将军本人也不懂心理学，他似乎不知道静态战争对士气的影响。

一九一七年对所有联军而言都是士气最消沉的一年：俄国已经进入无政府状态；德国的潜艇战已达到其顶点。在法国境内的英军已经淹没于弗兰德沼地之中。法军的纪律已经废弛到了极点，所以在那年夏天简直一事未做。

在这场总崩溃的景象中，意奥两国的情形可说是难兄难弟，都是最糟的。两国军队因为不断进攻，都已经流血过度。他们有如陷入泥沼之中，越陷越深，几乎毫无希望。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当拜恩斯扎高原血战方殷之际，奥匈帝国就开始向德国求援，四天后，德国的瓦尔德施泰岑将军就向奥匈帝国的参谋总长阿尔兹提出了一个向普勒佐－托尔米罗－戈里齐亚正面进行德奥两军联合进攻的作战计划。

这条正面本是由二十三个师的奥军和火炮一千八百门加以据守。瓦尔德施泰岑建议再增加十四个师的兵力——德奥军各七个师——和一千门火炮以发动一场进攻。攻击主力应夹在普勒佐和托尔米罗之间，以意大利第二集团军为目标，准备把它和在其左面的意大利第三集团军一起赶过塔利亚门托河，然后再向帕多瓦进攻。

这个计划为兴登堡元帅接受，并派贝洛将军担任总司令。攻击定于十月二十四日开始发动，前奏为短促而猛烈的炮兵轰击，这种方法在里加对付俄军曾经颇有效力。虽然在十月十六日到二十日之间，卡尔多纳将军从奥军逃兵身上获得了充分情报，可是意军第一线部队不但没有疏散，反而更集中。此外，预备队的战线也向前推进了，与第一线是如此接近，使德奥军的初步轰击可以同时打击在两条战线上。

十月二十四日上午二时，德奥军开始炮击，大批毒气弹同时落在意军第一线和第二线部队身上。上午九点三十分，意方第二集团军的第四军正面在弗尔拉斯被透入，下午四时德军就占领了卡波雷托村——这场会战后来就以它定名。

关于经过详情此处不拟细述，只把结果归纳如下：十月二十六日，卡尔多纳命令第二集团军退到塔利亚门托河上，第二天他又命令第三集团军也进行同样的撤退。尽管第二集团军已经溃散，可是第三集团军在奥斯塔公爵指挥下，尚能保持良好秩序。

十月三十一日，德奥军到了塔利亚门托河；十一月四日，他们的右翼迂回过来，面对着波代诺内。十一月六日达到利文扎河，七日其右翼又迂回了一次，这次是以科内利亚诺为目标。九、十两日，他们到了皮亚维河。这里距离威尼斯已在二十英里以内，可是攻势却停顿了。

虽然在这次撤退中，意军方面有许多部队还是能进行英勇战斗，但是社会党的宣传在第二集团军方面总算已经达到了目的，其结果十分可怕。在这次会战中，该集团军不过死了一万人，伤了三万人，可是降敌被俘的却有二十六万五千人之多，此外损失了火炮三千一百六十二门，机关枪三千挺，迫击炮一千七百三十二门，以及大量其他军用品。

愤怒之中，卡尔多纳将军发表了一个公报，说明这些卖国行为的真象，意大利人民这才从幻梦中惊醒。于是就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奇迹——意大利从失败的劫灰中获得了新生。

好像触电一样，意大利人民不分男女老幼都惊醒了，他们知道这就是一向鼓吹和平的后果。于是意大利民族开始团结振作起来，准备背城一战。意大利国王伊曼纽尔也在十一月十九日向全国人民发出呼吁，要求全国军民团结奋斗，宣布一切懦怯，分离反战的行为都是叛国。

邓南遮和墨索里尼也都开口了，几乎每个城市和村庄都有“隐士彼得”这类人出现，号召人民从军。此时，法英两国最后也认识到意大利战场的严重性，立即调了十一个师的兵力南下援助，在拉帕洛奠立了统一指挥的基础。卡尔多纳的位置由迪亚斯接替，他的能力虽然较差，可是对人性却有较多的了解，在他的副总参谋长巴多格里奥将军协助下开始组成一支新军，这支新军在精神方面要远比那些已经崩溃的旧军坚强得多。

谢选骏指出：意大利人是西欧最烂的苹果，因为那是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带，就像中国的中原地带。大家只要看看中原人袁世凯，徒有表面功夫，真正不堪一击——一在朝鲜战败，二参与戊戌变法失败，三镇压辛亥革命失败，四对抗反袁起义还是失败……最终被扣上了“窃国大盗”的帽子，其实他的卖国行径远远比不上毛贼东。此外可以看出来，意大利还是欧洲近代以来最早开发的，因此狡猾有余，蛮勇不足，缺乏战力。

【第八章：维托利奥－威尼托会战（上）】

迪亚斯将军被任命为意大利总参谋长之后，他最先的意图是想发动一场攻势，但是到一九一八年五月中旬，他知道奥军也在准备进攻，于是决定并不先发制人，而是等候敌人先动手。

奥匈帝国的计划是折中性的，就象一切折中性的东西一样，结果总是不好的。前奥匈帝国陆军总参谋长康拉德元帅现在正在特伦蒂洛战线，指挥着第十和第十一两个集团军，他强烈主张攻击重点应放在阿夏戈高原方面，而指挥第六集团军和伊松佐集团军的波罗伊维奇则应向皮亚维河下游实施佯攻。可是波罗伊维奇却不愿意担当康拉德的助手，所以他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要求。现任奥匈帝国总参谋长是阿尔兹将军，与其说他是总参谋长，不如说他是皇帝的副官。所以这个并无决断力的人就决心作和事佬，结果是两个计划都被采用，而不分所谓主攻和佯攻。因为如此，所以据说这场攻势是个单独的攻击，而在两个正面上执行。康拉德的攻击是要越过布伦塔河并迅速通过山地，包围皮亚维河后面的意军。波罗伊维奇的攻击是指向特雷维索－梅斯特雷，而以巴基廖内河为第一目标。

决定之后，奥军方面不断有逃亡者跑到意军战线去，带来了许多情报。此外英军的电话窃听单位获得了许多详细情报。虽然如此，阿尔兹对成功还是表示出极大信心，他写信给兴登堡元帅说：“我深信这次进攻必能使我们达到阿迪杰河，这样即可使意大利在军事上完全崩溃。”

六月十五日凌晨三时，被称为皮亚维河会战的战斗开始了，首先就是一阵短促而激烈的轰击。后面的经过可以简述如下：康拉德在阿夏戈高原的攻击几乎立即被阻止了，而波罗伊维奇对蒙特洛地区的突击则有少许进展。第二天下了大雨，使奥军渡过皮亚维河的企图受到了严重阻碍，虽然在十七日这一天，他们进行了激烈攻击，可是到十八日就完全顿挫。到次日，意军即开始发动反攻，一直继续压迫到七月六日，此时在皮亚维河西岸已不再有一个奥匈帝国的士兵了。总的来说，奥军的此次攻击完全失败了，损失了十五万人——包括死伤及被俘者在内。

特里维廉认为奥军这次失败是“世界决定性会战”之一，从某方面来看，他的说法是对的。因为这不仅是一九一八年联军方面的第一次伟大胜利，而且维托利奥－威尼托会战也是以此为基础的。劳合－乔治也认为会战的胜利恰好是全年的一个最重要的开头。这种说法也不错，因为当时德国在西线正希望能获得奥军增援，这一战使他们的希望破灭了。虽然兴登堡只要求奥匈帝国调六个师到西线去增援，阿尔兹首先拒绝了，接着又表示同意，最后还是向皇帝请示。皇帝却告诉鲁登道夫，说他要先和妻子商量。

克拉蒙是德国驻奥军总部的总代表，他的意见是：“六月的会战对奥匈帝国的国内情况，以及一般局势都具有最严重的后果，不仅是失败本身，而且还有奥军所受到的严重损失。匈牙利国会已经发出了一片谴责声，他们要求撤回匈牙利军队，不让他们受毫无良心的奥匈帝国将领指挥。奥匈帝国人民也公开指摘皇帝和皇后通敌卖国。”一句话，这就是奥匈帝国崩溃的开端。

在这一年夏季所剩的几个月内，意大利战线都比较平静。直到秋深之后，在皮亚维河上的意军才开始发动反攻。接着联军在法国、马其顿和巴勒斯坦也发动了一系列攻势。其中有一场会战，对欧洲的前途具有特别重大的影响，就是维托利奥－威尼托会战。

皮亚维河会战后不久，英国的卡凡勋爵和意大利的格拉齐亚尼将军都力主接着发动一场猛烈攻势．他们认为奥军的士气已经到了即将崩溃的阶段，所以只要大举进攻，即可使这个二元君主国自动崩溃。但是迪亚斯将军却不敢冒险。他是个十分谨慎的军人。从七月一日起，福煦元帅已经获得授权，可以协调各同盟国的军事行动，他又力劝迪亚斯进攻，迪亚斯还是坚决拒绝了。直到九月二十六日，联军在法国发动了最后一场进攻之后，他和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才勉强接受了福煦的意见。但若非在十月五日，德国（包括奥匈帝国在内）已经向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了休战要求，他们可能还是只会阳奉阴违。他们为什么会突然不再迟疑而决定进攻呢？原因就是担心战争马上就会结束，若意大利没有一次值得称道的胜利，那么它在和谈中的地位将大受影响。

依照费拉里记载，这次进攻的基本思想是由意大利第三集团军的作战处长尼古洛斯上校提出的，根据他的原始观念，巴多格里奥将军才将其发展成一个详细的进攻计划。其大致意图是首先在皮亚维河下游实行突破，然后切断这个地区与特伦蒂洛方面敌军之间的联系，接着向西旋转，以席卷山地方面的正面。选定的突破点即维托利奥－威尼托，若能占领该地，即足以切断奥军通往皮亚维河的铁路交通线，这样一来，当意军向西旋转以席卷奥军右翼时，其左翼方面的大部分兵力将处于瘫痪之中。

为了执行这次作战，十月六日又成立了两个新集团军，即第十和第十二集团军。从右到左，意大利军的战斗序列如下：

第三集团军：司令为奥斯塔公爵，下辖四个师。

第十集团军：司令为卡凡勋爵，下辖英国第十四军（第七和第二十三两个师）和意大利第十一军（第二十三和第二十七两个师）。

第八集团军：司令为卡维利亚将军，下辖十四个师。

第十二集团军：司令为格拉齐亚尼将军，下辖四个师，其中有一个师为法军。

第四集团军：司令为杰阿第诺将军，下辖九个师。

第六集团军：司令为蒙托利将军，下辖六个师，其中有英法军各一师。

第一集团军：司令为佩库利－杰拉尔第将军，下辖五个师。

第七集团军：司令为塔索尼将军，下辖四个师。

在总预备队中还有第九集团军，司令为莫罗内将军，下辖六个师的意军，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师和一个美国步群；骑兵军，军长为图林伯爵，下辖四个骑兵师。

面对他们的奥军分为两个集团军群，分别称为皮亚维集团军群和特伦蒂洛集团军群，由波罗伊维奇元帅和约瑟夫大公分别担任指挥官。其间的界线为西斯蒙河。皮亚维集团军群包括伊松佐集团军（共十四个半师），第六集团军（共七个半师）和贝卢诺群（共十二个师）。他们面对着意大利的第三、第十、第八、第十二和第四这五个集团军。特伦蒂洛集团军群包括第十一集团军（共九个师）和第十集团军（共九个师）。他们面对意大利的第六、第一和第七这三个集团军。总计，联军为五十七个步兵师，四个骑兵师和火炮七千七百门。奥军为五十二个步兵师，六个骑兵师和火炮六千零三十门。

面对皮亚维集团军群的意军，其任务是：第十和第八两个集团军应透入格拉韦第－蒙特洛地区；第十集团军又保护第八集团军右翼，以便第八集团军前进到萨奇莱－维托利奥之线，并切断奥匈帝国第六集团军的交通线。第十二集团军在左面支援第八集团军，而第四集团军又在更左面支援第十一集团军，而第十一集团军应前进至蒙特格拉帕地区。第三集团军在第十集团军右面，应该等第十集团军前进到皮亚维河后再向东前进。第六、第一和第七这三个集团军的任务，是牵制特伦蒂洛正面的奥军，直到维托利奥－威尼托被攻占为止。在会战第二阶段，他们应向北挺进，攻击奥军的第十一和第十集团军，而第八集团军在第四集团军支援下开始向西旋转，以攻击贝卢诺群的左翼。

在这两个密切相关的作战前，还有一个预备性作战，即由第十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中的某一部分首先攻占格拉韦第，并在皮亚维河左岸占领桥头阵地。必须等这两个目的达到之后才开始发动全面攻击。本来Z日定为十月十六日，但由于大雨使河流泛滥，结果顺延到了二十四日，预备性作战则定在前一夜进行。这个事实特别有趣，这不仅是一次渡过宽广而正在泛滥中的河流的作战，而且以后可以看出，由于第八集团军未能完成其主要任务，结果才使第十集团军的攻击发展成会战中的决定性行动。

在布满卵石的河岸与一群菱状小岛之间，分割出狭窄的水道，其中最大的一个岛就是格拉韦第。这群小岛共有四英里半长，其中央部分大约有二英里宽。在右岸与格拉韦第之间就是主要水道，宽度不等，由二百八十码到七百八十码，而这个岛露出水面只有几英尺，长约四英里，平均宽度为一英里。正当泛滥之际，潮流的速度足以让人站不住，且使主要水道无法徒涉。

奥军的防区共有两个堑壕地带。第一道叫凯撒区，约有二千码纵深，前面是一道堤岸，完全绕着菱形部分的东边。堤岸约十英尺高，已经掘有堑壕和安装了铁丝网，其前哨线则一直推进到格拉韦第和其他小岛上。第二道防线称为康尼区，在皮亚维河以东约六英里，并且沿着蒙蒂卡洛河左岸，这道河岸从维托利奥－威尼托的南面起，并在奥德尔佐以东与利文扎河交汇。

卡凡的第十集团军将其预备性作战分为两个阶段：（一）占领格拉韦第，（二）在皮亚维河左岸获得立足点，以建立桥头阵地，也就是说应向堤岸进攻。这两个行动都准备在十月二十三日夜里举行，在黑暗掩蔽之下，使用小艇和徒涉渡河来达到格拉韦第。

第一批渡河的部队指定为英军第七师的第二十二旅，因为只有十二艘意大利平底船，每艘船上除两个船夫以外只能乘坐七人，所以每次只能渡过八十四人。十月二十三日晚上八点十五分，第一批小艇出发，因为河中有漩涡，所以船夫对船只的驾驶要有惊人的技巧。英军最先不敢相信船夫有这样的本领，以后对他们的技术和勇气不禁大感敬佩。

他们一旦在格拉韦第上陆，第二十二旅的领先排就冲向几个小规模的匈牙利部队据点，然后向右旋转再向南沿着岛本身前进。此时奥军也已射出了告急火箭。正在摆渡之际，又同时用平底船造了两座浮桥，但是到天亮之后，它们就暴露在敌方机枪火力之下，所以在渡过两个营之后，浮桥即自动拆散。到二十四日上午五时，英军第七师的目标都已完全占稳，可是意军第三十七师方面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该师是指定在更下游的地方渡过皮亚维河——他们已经有六个营渡河到了卡塞塔岛，但在那里却被机枪火力所阻止。

当右翼方面获得成功之后不久，在中央方面又作了另一次企图。在浓雾之中，开始对皮亚维河与布伦塔河之间的地区进行炮兵轰击，到上午七点十五分又开始下雨，第十二集团军在左面支援着第四集团军部队，开始向蒙特格拉帕山的斜坡上冲锋。蒙特阿索隆山却得而复失，到处都是猛烈的机枪火力，之后的每次前进都被击退了。双方都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克拉蒙对奥军颇为赞许，而卡凡勋爵对意军也一样恭维备至。当第四集团军攻克蒙特格拉帕这个坚强阵地之后，卡凡勋爵称之为最英勇的成就，足以在军事史上占有崇高地位。十月二十五日，他们继续攻击，虽然并无进展，但在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两天，却吸引了奥军的预备队，所以对整个会战还是颇有贡献。

此时，由于大雨和河水泛滥，迪亚斯将军命令第十四军暂停前进。到第二天雨停之后才继续渡河。为了对抗奥军的探照灯，意大利第三探照灯连也在河岸上游五百码的地点用灯光来对抗，在互相照射之下，渡河部队获得了良好掩护。

扫清岛屿的工作预定在晚上九点三十分钟开始，此时月光可以提供相当的照明。到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全岛已完全落入英意军手中。意大利第三十七师是从马杰奥雷岛渡过来的。

六月二十六日，在萨莱托上游三百码处建好了一座浮桥。下午六时，迪亚斯命令第十、第八、和第十二集团军开始渡河。二十七日，第十二集团军在面对佩德罗巴的左岸建立了桥头阵地，而第八集团军也在塞尼加利亚之南获得了立足点。第十集团军向前进攻，第十四军的第二十三师和第七师在左，第三十七师和意大利第十一军的第二十三师在右，上午六点二十五分开始炮击，前面两师的攻击部队从芦苇中爬过，因为水深齐腰，流速更在十海里以上，所以他们大家用手臂互相挽着，进入了该河东面的水道。掩护炮击停止了，他们开始向堤岸冲锋。到上午七时，全部右段堤岸均已为英军占领，但是他们右面的意大利三十七师还是没有赶上。他们没有渡过，但不久之后还是过来了。迪亚斯于是把意大利第十八军（下辖第三十三和第五十六两个师）——本为第八集团军的预备队——交给卡凡指挥，使他可以有足够兵力来保护其左翼。

占领堤岸之后，英国部队的两个师继续前进，到上午八时十分，第二个目标达到了。此时又一次失去了意大利三十七师的踪影，但是卡凡却不顾一切向前挺进，到正午时，整个凯撒区都已落入他手中。

二十七日夜里，仍留在皮亚维河西岸的部队又继续推进，但因为架桥困难，所以第十八军的部队只渡过了两个旅，他们就在第十四军左面。虽然他们的数量有限，却还是奉命进攻，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在英军第二十三师的炮兵掩护下，有一个旅进向圣路西亚，与英军第二十三师的左翼连接，另一个旅则进向内维萨以北的马尔切泰利，以攻击奥军步兵和炮兵的侧翼，这部分奥军一直阻住第八集团军的第八军，使其无法在普鲁纳点建立桥头阵地。虽然他们未能攻占圣路西亚，可是对马尔切泰利的威胁却迫使奥军撤退，于是第八集团军在下一夜遂能架桥渡河。

当这些攻击进行时，十月二十八日下午十二点三十分，第十四军又前进了，第二十三师进向瓦佐拉－圣路西亚之线，第七师进向瓦佐拉－拉易之线。两个目标都达到了，在黑夜掩护下，这两个师又奉命前进，以夺占蒙蒂卡洛河上的桥梁为目的。但当他们接近时，那些桥梁却被敌军炸毁。所以到二十九日清晨，这两个师都已经超过了前一天所指定的目标线。二十八日，意大利第十一军使其左翼前进到特姆皮奥，于是在皮亚维点以西构成了一个侧翼防御阵地。在第十集团军左面，第三集团军在二十八日那一天并未移动，而在它左面，第八集团军正彻夜忙于架桥。

尽管侧翼还暴露着，二十八日下午，卡凡勋爵却仍然对第十集团军下达了次日继续前进的命令。其目标线分别规定如下：第十八军为马尔切泰利－科内利亚诺－柯斯尼加之线。第十四军为柯斯尼加——卡多格尼——封坦尼勒特之线。第十一军为封坦尼勒特——特姆皮奥之线。前两个目标未能达到，因为波罗伊维奇看到他的部队中叛变者日益增多，已于二十八日夜间决定退回到奥匈帝国边界，为了掩护撤退，他已经把生力军调上来，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后卫兵力。所以第十八军和第十四军在蒙蒂卡洛这一线都遇到了顽强抵抗，虽然奥军受到英国空军的猛烈轰炸，但在一整天内，还是能够维持其原有阵地不动，直到夜幕低垂时，除右翼以外，其他攻击部队还是未能渡过蒙蒂卡洛河。此时，英国空军的观察员已经报告说，在河川线后方的道路上已经塞满了撤退中的部队。

当第十集团军正在与波罗伊维奇的后卫苦战时，第八集团军也已在普鲁罗点渡过了皮亚维河，其领先的两个师一路畅行无阻，在苏西格拉赶上了第十八军左翼，苏西格拉位于苏西格拉－科内利亚诺公路上。从那里，当夜幕低垂时，意军派了一支由骑兵和自行车组成的纵队去夺占维托利奥－威尼托。十月三十日清晨这个任务达成了，这就阻塞了奥匈帝国第六集团军的退路，使他们发生了混乱。此时，第十二集团军部发现难于维持在佩德罗巴越过皮亚维河的交通线，由于第四集团军在二十九日对蒙特格拉帕正面的攻击失败了，所以它的左翼也受到了威胁。

依照奥地利官方战史编者的看法，十月二十九日是这场会战中具有决定性的一天。它说：“十月二十九日，由于看到国家内部的混乱和陆海军的加速解体，奥匈帝国军方当局获得了一致结论，认为战争已经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所以在那天黄昏，从巴登向波罗伊维奇元帅发出了命令，要他撤出维尼提亚，并仅对追兵作必要的抵抗。当这个命令到达乌迪内时，第六集团军和伊松佐集团军的北翼早已在全面撤退之中。这些部队在敌军压迫之下，其精神抵抗力早已发生动摇，为了撤退，他们进行了三天苦战，最后于十月二十九日夜间撤到了维托利奥以北山地的边缘，萨奇莱和利文扎河后面，在南面一直撤过了布鲁格尼拉。”

因为在二十九日这天收到的所有空中侦察报告都指出，奥军已在皮亚维河正面作全面撤退，于是迪亚斯又命令一直以静止姿态保留在第十集团军右面的第三集团军也在三十日前进。此外他又调动了四个骑兵师。其中有一个在第八和第十集团军之间前进，其目标为萨奇莱以北的利文扎河岸。

三十日上午九时，第十集团军的追击开始了，尽管在接近利文扎河以前奥军殊少抵抗，可是意军的进展还是极慢。到夜幕将垂之际，他们到了默西奥河和利文扎河，但是所有桥梁都已被炸毁，而且这两条河都是无法徒涉的，所以必须暂停前进以等待架桥材料到达。在这一天，第三集团军只有一个师渡过了皮亚维河，第八集团军的前进几乎完全未遇抵抗，第十二集团军向山地中前进了一个短距离，第四集团军继续受到敌人阻拦。在三十日一整天之中，攻势转移到了空中方面。在道路上向后方退却的奥军纵队，成了英国空军的良好目标，他们受到无情的轰炸和扫射，其效力十分可怕。以下为当时目击者的报告：

哈代将军说：“在这次大战中，英国空军在任何战场上都没有碰到这样有利的目标。他们对这种机会当然不肯放过。在十月二十九日到三十日这两天，科内利亚诺、波代诺内的道路为向东撤退的奥军纵队所塞满。英国空军不过几个中队，从低空向他们发射了三万发子弹和三吨半炸弹。以后对道路上的观察，迫使观察者得出结论，认为这种形式的战争在将来应该加以禁止。”

英军第七师的牧师克诺斯也这样写道：“十一月二日上午，本师沿萨奇莱－波代诺内－乌迪内公路前进时，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是前几天飞机造成的屠杀惨状。很明显，当奥军沿着公路全面撤退时，我们的飞机进行了低飞攻击，甚至在法国战场上，我们也未见过如此悲惨的景象。路面和路边深沟中到处都是死人、死马和丢弃的炮车。有些挨饿的平民更在割取马肉充饥，使景象更显凄凉。”

谢选骏指出：英国人猫哭耗子假慈悲，既做了婊子，又立了牌坊，还开阔了未来的思路，真是左右逢源。难怪那里是莎士比亚的故乡，因为那是海盗作家可以搜刮赃物、如鱼得水的地方。

【第八章：维托利奥－威尼托会战（下）】

迪亚斯将军对十月三十一日的作战下达命令如下：第三和第十两个集团军逼近利文扎河，并在河上架桥。第八集团军为了切断在蒙特格拉帕正面的奥军，应前进到费尔特雷和贝卢诺。第十二和第四集团军仍继续推进，至于第六集团军则在阿夏戈地区进攻。因为奥军贝卢诺群早已撤退，所以第八、第十二和第四集团军都颇有进展，但却并未能如希望的那样俘获大批敌军。在南面，第十集团军花了一天时间在利文扎河上架桥，而第三集团军则进达其右方。

十一月一日，意军的任务可以概括如下：骑兵军推进到伊松佐河，第三和第十集团军到塔利亚门托河；第八集团军越过贝卢诺；第十二集团军从第八和第四集团军之间抽出，在费尔特雷充当预备队；第四集团军应进到博尔扎诺。第六、第一和第七集团军向特伦蒂洛——博尔扎诺方向追击敌人；第六集团军向北直进，第一集团军进到阿迪杰谷地，第七集团军向东北前进，以诺斯河谷为目标。所有前进都未遭到抵抗，到处都可以看到敌人漫无秩序的退却，追击直到十一月四日才停止，奥军单以被俘一项，就损失了三十八万七千人。这是意大利方面的估计，也许不免过于夸大，因为奥军所宣传的数字说在整个意大利战线的战斗人员总数也不过二十六万人。费拉里认为意军共损失了三万八千人，其中有二万四千人都牺牲在蒙特格拉帕正面。第十四军的损失共为一千六百二十二人。

奥匈帝国曾一再企图退出战争，在所有的尝试中，维勒·古斯蒂的休战是其顶点。自从奥皇卡尔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继位之后，他的唯一目的就是结束战争，不仅是因为他的陆军已经溃不成军，而且由于封锁，这个二元君主国内部也无法维持下去。食物的缺乏是个决定性因素，早在一九一七年春季，对谷物的最低需要量就只能满足五分之四，而其中差不多有一半是从罗马尼亚运来的，在此后的十二个月中，这个来源也会断绝。英国官方历史记载说：从一九一四年八月起，在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牛已经由一千七百三十二万四千头减到了三百五十一万八千一百九十七头；猪则由七百六十七万八千头减到了二十一万四千头。

十月九日，奥匈帝国政府收到威尔逊总统对德、奥、土、保四国联合要求休战通牒的答复，说除非所有被占土地都全部撤出，否则就不算有诚意，那么谈判也就不在考虑之列。卡尔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命令波罗伊维奇元帅和约瑟夫大公准备撤出意大利的北部。为了逢迎美国总统，卡尔在十月十六日又根据威尔逊十四点中的第十点，即民族自决原则，向自己的臣民发布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的要点是：

“奥地利依照其人民的意志，将变成一个联邦国家，其中每个民族都各有其自治政府。这种改组的目的是一方面确保每个民族独立，另一方面也保护共同的利益。”

这是一颗政治炸弹，非但不能使奥匈帝国的人民团结一致，反而把这个二元君主国炸得粉碎。十月二十九日，根据皇帝的命令，奥匈帝国代表团进入意军战线开始谈判。十月三十一日，威尔逊又对他的破坏政策再加上一包炸药，坚决主张必须使奥地利人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都完全满意才肯休战——他早就承认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会议为联军方面交战政府中之一员。于是匈牙利军队开始逃亡，奥匈帝国的舰队自动移交给克罗地亚人。在布达佩斯、布拉格、卢布尔雅那、萨拉热窝、克拉科夫和伦贝格都分别成立了自立的政府。在维也纳也成立了一个中立政府来清算中央政权。十一月二日，接受了意大利提出的休战条件，三日奥匈帝国停战，十二日皇帝卡尔宣布退位。此后维也纳即宣布成立共和国，从此奥匈帝国变成了历史遗迹。

此时，在德国的情况也在作平行发展。

十月九日收到威尔逊的答复时，德国政府是很愿意同意将部队撤出各被占领国的。一个星期后，除这个要求之外，威尔逊又要求停止潜艇战争，德国对此也表示同意。十月二十三日，威尔逊在第三个通牒中说，假如他被迫与德国的军事统治和专制政府谈判，他所要求的将不是和谈，而是全面投降。因为这就等于要现有德国政府退位，而让革命的社会党登场，所以鲁登道夫主张停止谈判。但是政治领袖拒绝了，鲁登道夫就在二十七日辞职。

十一月三日，基尔的水兵叛变，柏林也已经充满了革命气氛。第二天，依照布尔什维克模式组成的军人工人委员会开始登场，要求德皇退位的呼声日益高涨。十一月九日，德国首相马克斯亲王并未征求德皇同意即宣布德皇自愿退位以及皇储放弃继承权，于是德意志共和国就这样成立了。十一月十日，德皇威廉二世逃入荷兰，第二天在贡比涅森林中的雷通德车站，联军与德国签订了休战协定。

对这场悲剧，鲁登道夫这样评论说：“所有我们为之生存和我们四年来浴血苦战的原则都完全消灭了。我们不再有一个值得我们骄傲的祖国。国家和社会秩序都已荡然无存。一切权威都被践踏。德国已经充满了混乱和恐怖，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一切非日尔曼的东西都涌了进来。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局势，是从一八〇六年以来任何普鲁士人都想象不到的。”

维托利奥－威尼托会战与这场巨大的悲剧并无关系，因为在它之前，亚眠会战早已为德国敲响了丧钟。同样，维托利奥－威尼托会战也并没有加速奥匈帝国的崩溃，因为奥匈帝国与德国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所以德国倒了奥匈帝国也就会随之垮台。那么维托利奥－威尼托会战的重要性又在哪里呢？

第一，是它对意大利人民的精神影响。从卡波雷托战败之后，意大利民族精神逐渐觉醒，到这场会战发展到了顶峰。若非如此，那么战后意大利很可能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所主导。同样，这种民族精神也被墨索里尼利用，成为其政治巫术的重要工具之一。

若无维托利奥－威尼托之战，那么墨索里尼可能会以一个不知名的新闻记者终了其生，而第一次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也许将永远不会发生。因为这一战成功了，他才成了一位代表新信仰的先知。所以不管他的法西斯主义是善或恶，可是它却表示一场思想战争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这场战争使整个世界都受到了困扰和影响。

意大利战死了五十万人，残废者则达百万之数。战争使他们破产，许多人民都到了饥饿线的边缘。所以其革命时机已经成熟了。

费拉里说：“俄国的例子发生了巨大影响，社会党的极端分子都与莫斯科有密切接触，他们把俄国说成是人间天堂，他们说服了许多工人，相信若能在意大利也建立这样一个政府，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很快乐，而不需要再工作了。”于是罢工风潮大起，社会秩序荡然无存。一九一九年六月，尼蒂成为意大利首相，他不敢抵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狂潮，反而想赢得他们拥护，于是允许社会党自由活动。

因为他不喜欢陆军，所以对所有曾在军中服务的人展开了一场野蛮斗争。军人在大街上会受到公开侮辱，胸前的勋章会被人摘去，更有许多被政治流氓杀害。逃兵和军人中的罪犯都被赦免，纪律完全消灭。地主和农民，拒绝服从者都受到严重迫害，轻则挨饿，重则送命。没有一间房屋敢挂上意大利的三色国旗，否则即将被捣毁。

第一个提倡恢复民族精神的人就是墨索里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在他那间小编辑室里，他开始组织第一批“战斗法西斯”人员，这些都是青年人，愿意为意大利复兴而工作。不久人数日渐增多，大部分以退伍军人为主，他们还记得在战争中所作的自我牺牲，并且也知道若无纪律和团结，一切都不会成功。这个法西斯组织在精神上的焦点就是维托利奥－威尼托的精神。由于他们的努力，社会党的势力终于崩溃，首先是在波河流域，然后遍及意大利全境。

十一月八日，墨索里尼把他的从者组成法西斯党，他又亲自说明其所代表的就是维托利奥－威尼托精神。一九二二年，在会战纪念日，墨索里尼命令他的四个纵队进军罗马。尼尔逊说“这个事件对欧洲所具有的深刻意义，比不伦瑞克从瓦尔密撤退的影响更为深远。”意大利国王接受了萨朗德拉劝告，任命墨索里尼为首相。

执政之后，他就开始改革。此时，在欧洲到处都是贫穷、不满和疾病。失业人数日增，在英国都要靠救济才能使人民不至于造反。把意大利与其他的欧洲国家作个对比，墨索里尼被人恭维是欧洲的最伟大人物之一也就不奇怪了。

这次世界大战对胜负双方以及历史的影响是非常剧烈的。一千年来的旧欧洲被击碎了，各国之间的平衡完全丧失了。三个帝国成为灰烬。德国在经济上已经崩溃，领土也被宰割，阿尔萨斯－洛林归还了法国，西里西亚和波森的一部分给了波兰。俄罗斯不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奥匈帝国分裂成许多碎片。土耳其也只剩下一点原有的领土。可是战胜国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法国已经流血过多，精神衰败，变成了一个二流国家。大不列颠在战前是全世界的银行，现在却成了负债国，而且国际联盟也代替了“不列颠的和平”——这是用幻想来代替现实。美国盲目投入了战争，现在就由它来偿付战争的开销，也似乎是咎由自取。只有并未太出力的日本却是个真正的胜利者。这次战争使它在远东和西太平洋获得了支配性地位。这都是没有深谋远虑的悲惨后果。

在这许多悲剧中，俄国革命以及国际联盟代替“不列颠的和平”，从历史上看又是最重要的。俄国革命的目的是“世界革命”，国际联盟的目的是世界和平，因为二者之间并无仲裁者，所以整个世界在思想上被分割成两片。克劳塞维茨的格言被颠倒过来，和平成了战争的延续。也就是说，因为双方的政策都是全球性的，所以世界进入了“战乱”状态。

虽然“不列颠的和平”并不能阻止欧陆战争爆发，但是却可以阻止战争扩大到世界范围，所以它成为一个国际仲裁者。虽然“不列颠的和平”已经被战争所毁灭，但还是因为英美两国政治家的愚蠢，才会使战祸蔓延到全世界。这种愚蠢是值得研究的，因为“不列颠的和平”的消逝，从历史的意义上来说，正与“罗马的和平”的消逝是同样重大且具有悲剧性。

莎士比亚在《查理三世》中把英格兰比为一个天然要塞，可以不受战争的传染。他说这银色的海水就是万里长城，这段话也说明了“不列颠和平”的基础。拿破仑说过：“英格兰永远不能变成一个大陆国家，若作这样的企图则一定会失败。”实际上，他不过是把莎士比亚的意见重复一次而已。简而言之，海洋支配着英格兰的外交政策，在英国所有政治家中，查塔姆对这一点看得最清楚。他认识到作为殖民帝国而不是欧陆国家，英国即可永远保持其强盛地位。

以后坎宁也认清了这一点。他说：“我并不是说大不列颠对权力平衡的维持和扶助弱国对抗强国是没有责任的。相反，我认为这正是英国的责任。不过我也要肯定的说，我们自己的责任还更为重要。”

迪斯雷利也明白这个道理。他说：“英国对欧陆不进行任何不必要的干涉；这不是表示其权力衰颓，而正是表示其权力扩张。英国已不再只是一个欧洲国家，它是一个伟大海洋帝国的中心，其疆界延伸到最远的洋面。当然英国并非从此就不过问欧洲的事情，只要情形有必要时，它还是和过去一样愿意加以干涉。”

最后，当丘吉尔开始其政治生涯时，他内心里也保持着同样的观念。一九〇一年五月十三日，下议院辩论国防问题时他说过：“当任何欧洲国家都必须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时，我们却是最幸运的，处于岛国的地位，可以使我们不必负起这种双重的担负，可以集中全力发展海军。我们为什么要牺牲有必胜把握的游戏，而去玩那个必然失败的游戏呢？”

英国自己破坏了“不列颠的和平”，这固然愚不可及，但若美国不加入战争，那么在一九一七年，战争也许就可以用谈判来作一个了结，欧洲所受到的灾难毫无疑问可以减轻。所以毫无疑问，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在现代欧洲史上是一个最黑暗的日子。虽然如我们在大事记（七）中所记载的，威尔逊总统早已料到在美国参战之后，大祸将接踵而至，可是为宣传所沉醉的美国人民却不了解因为美国的权力是如此巨大，所以它若能不加入战争，就可以保持世界仲裁者的地位，那么对世界是大有贡献的。他们也并不了解，尽管美国参战对战争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从此之后世界上就不再有仲裁者存在了。

若非宣传中毒，威尔逊也许就不会忘记华盛顿在一七九四年的遗训，这个思想曾使美国一直保持着强大国势，而且日益强盛。

华盛顿说：“从欧洲的纷乱开始之日起，我就坚持着和平观念。我的政策是对世界各国都保持友好的关系，但绝对保持独立地位，而不卷入任何国际纠纷，除非为了自尊心的原因，我们决不加入任何战争。”

威尔逊不能遵守这个遗训，是这次战争中的最大悲剧。他所未能认清的是，一旦美国卷入战争，再想阻止俄国在欧洲的蔓延，那么其唯一合理的途径就是尽量使欧洲的劫后残局能够维持平衡和安定，也就是支持已经摇动着的政府，维持一九一三年的旧疆界，反对一切领土兼并，用增强现存的欧洲政府为手段来对抗革命，而决不可以再削弱他们。

查理曼大帝首创“东马克”——即奥地利的前身——来作为一道堤防，用以阻止斯拉夫人和其他东方野蛮民族侵犯基督世界。从那时起，日尔曼民族逐渐就构成了两个大堡垒：北面一个以勃兰登堡为核心，即普鲁士，南面一个即奥地利，它们是欧洲对抗亚洲的第一道防线。威尔逊拒绝与威廉二世的政府谈判和平，使北面的堡垒被减弱了，至于南面的堡垒则完全被他拆除了。

一八〇五年十月十七日，在奥斯特里茨会战之前几星期，塔列朗曾写信给拿破仑说：“奥匈帝国是许多杂牌民族所拼合而成的。这样一个国家当然不会强大，但对野蛮人（俄国人）却是必要而适宜的堤防。在将来，哈布斯堡帝国将会背靠欧洲而面对东方以保护西方文明，使其免受俄国的侵略。”一八四八年，捷克史学家巴南基也这样说过：“如果奥匈帝国不存在，那么还要再创立这样一个国家。若奥匈帝国瓦解，变成许多小共和国，那就会使德俄帝国主义获得扩张良机。”

威尔逊没有认识到这个古老的奥匈帝国是一个伟大的企图，它把许多不同地域和种族在政治上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在约瑟夫统治之下，这九个民族已经学会了应该如何共同生活。虽然他们彼此之间并无热爱，但却至少已经互相尊敬，在战时也能组成一支统一的军队。威尔逊却完全忽视现实，而听信那些流亡分子的意见，其中尤以捷克未来的总统马萨里克为甚。他被说服了，相信哈布斯堡皇室是中世纪的封建余孽，是被奴役人民的死对头。

西顿－华森是马萨里克的密友，他说在维托利奥－威尼托会战之际，威尔逊所提出的交换文件击溃了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外交防御，把奥皇的奥地利联邦计划在初生时即加以扼杀，一定要迫他和他的政府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独立。在威尔逊主义的外交打击之下，这个二元君主国完全崩溃了。威尔逊总统的力量比雷霆还强大。

除了政治家的愚蠢和错误以外，军事上也有一个主要原因，足以造成战争中的许多悲剧。这就是布鲁赫曾预料到的“战术僵持”局势。也象他所预料的，最后决定胜负的因素是饥馑、破产和全部社会秩序的崩溃。

若不是发生了这种僵持，封锁就不会产生效力。最后击破敌人意志的就是联军的封锁，这是海权而不是陆权。它打击到每个男人、女人、小孩、工厂、农村身上，其效力遍及敌国的任何部分。除非在开战之始，中欧国家即能透入敌人正面，也即缩短了封锁的距离和扩张了其取得粮食地区的范围，那么封锁才会丧失效力。另一方面，联军的护航制度也击破了德军潜艇的反封锁。根据计算，在最后两年的封锁中，德国一共有八十万非战斗人员，直接由于饥饿和营养不良而丧生，比由于潜艇攻击而在英国船只上溺毙的人数大约多了五十倍以上。

这次战争的性质和结果都同样具有革命性，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宣传日益增多。道德和礼貌都已随风而去，就这方面而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拿破仑战争和普法战争具有显著差异。在那两场战争中，双方都在严防革命的乘机蕴酿。（拿破仑在一八一二年本来可以解放俄国的农奴和乌克兰人，在“百日复辟”时他在法国也可以煽起革命，但他却没有这样做。惠灵顿公爵害怕在任何国家制造革命。一八七一年，俾斯麦对巴黎公社也保持着敌对态度。）双方都捏造事实，故意宣传对方是如何残酷野蛮，简直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当战争延长之后，人类就变得更加野蛮残酷，终于丧失了一切理性，而回到原始的兽性。大家都有一种疯狂的歇斯底里心理，不惜使用一切卑劣和残暴的手段以打击敌人。

斯奎里斯对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五年之间，英国宣传对美国人民的心理影响有下述一段评述：

“英国的宣传说德国大兵割断比利时儿童的手指，还有这类荒唐而不合理的说法，使美国人心大愤。美国投入战争时，充满了一种感情冲动的歇斯底里心理，若不了解宣传力量在战时条件中所具有的强大影响，这种现象将无法解释。在这种狂潮中能够保持冷静者，通常只有极少数人，而且也根本无能为力。这种共同的仇恨心理可以用下述的例证说明：在新英格兰的某次由基督教会召开的群众大会中，有位发言人说当把德皇威廉二世俘虏之后，应该把他下油锅。所有听众都站在椅子上鼓掌欢呼，充分表现出歇斯底里的心理。我们就是在这种疯狂心理中自动投入战争的。”

战斗手段也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因为这也是战争历史上第一次，工厂之间的战斗变得与军队之间的战斗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在会战之中，武器的生产要比人员的征召更具决定性。上帝站在有着最强工业的一边，而不是站在有着最大兵力的一边，坦克和火炮胜过了步枪和刺刀。如夏特威尔所说：“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之间，战争毫无疑问进入了经济史中的工业阶段。战争的工业为两种技术的结合：（一）和平的技术，供给战争资源，（二）毁灭的技术。在战争中获取暴利的不是抢劫发财的将军和部队，而是财阀和工业界。

战争虽然带来了许多变化，但其中最重要的却完全出乎一般人想象，这场战争并未使民主国家在世界上获得更多的安全。从一九一八年起，也许比宗教战争更加厉害；群众心理的感情因素从此支配着人类关系。国家的治术和战略完全丧失了理智，在和平和战争中都充满了疯狂和野蛮。

谢选骏指出：威尔逊解散奥匈帝国的决定也许不是出于无知，而是企图制造一个权力的真空，以便美国自己可以趁虚而入。后来果然，这里引起了苏德大战，二战以后又被苏联占领，结果迫使西欧紧紧地依附于美国。谁说威尔逊是“理想主义者”？世界上没有比理想主义者更加贪婪的胃口了。

【第九章：华沙会战】

俄国的内战使一位杰出的将才图哈切夫斯基脱颖而出。他是一位才能出众的军人，他对于文明的看法可以细致地反映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亚洲性格。若要了解俄国革命的未来趋势，他的思想是值得加以详细检讨的。

图哈切夫斯基在1893年出生于一个贵族的家庭中，其先世可以回到佛兰德斯伯爵的身上，虽然他的母亲是一位意大利小姐，可是他的个性却是属于鞑靼族的。从母亲的遗传上，他获得了拉丁人的外表，头发黑色，心智敏捷，这样才使他能够穿透自己的内心，由俄罗斯人的特性到达了鞑靼人的特性。1914年，他在俄国禁卫军中任少尉之职，次年即为德国人所俘虏。

从本性上说，他是一个具有浪漫气质的野蛮人，讨厌西方的文明。他具有成吉思汗、窝阔台和拔都的灵魂。他是专横、迷信、浪漫和粗暴的，他所爱的是一望无涯的平原和千蹄践踏之下的震耳欲聋的声音，他对于文明的秩序感到厌恶和害怕。他痛恨基督教和基督文化，因为它们反对巫术和野蛮，并且使他的同胞不再崇拜“战争之神”和享受“死亡的燔祭”。同时，他也讨厌犹太人，因为他们帮助俄国人接受了“文明的毒素”和“资本主义的精神”。他说：“犹太人是一条狗，是狗的儿子，他把他的跳蚤散布到所有的地方。”

但他被收容在因戈尔斯塔特（Ingolstadt）的时候，他向一个同居的战俘费尔伐奎（Fervacque）说道：“一个魔鬼或一个上帝会为我们这个种族感动。我们将要使我们自己沉醉，因为我们还不能使整个世界沉醉。这是不久就要来临的。”有一天费尔伐奎发现他在一块纸板上面，用不调和的颜色画着一个丑恶偶像的头部，便问他：“这是什么东西？”图哈切夫斯基回答说：“你不要笑，我不是早告诉过你斯拉夫人需要一种新宗教。现在有人把马克思主义给予他们，可是从神学的观点上来看还是太近代化和太文明。斯拉夫人本来有他们自己的神，现在被剥夺了这种信仰，但是不久就可以恢复的。他们是太阳神、风暴神、人文艺术和诗神以及战神。我曾经犹豫了很久，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个神最好，但经过沉思，我决定选择战神，因为一旦马克思主义输入了俄国，最具毁灭性的战争就一定会爆发。我们会进入一场大混乱之中，必须等到所有的文明都化为灰烬，我们才能脱离这个时代。”

这个思想并不是因为在俘虏营中拘囚过久而突然产生的。当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即巳对基督教教义表示强烈的厌恶。照他的看法，一切的毁灭都是好的，因为这正是走回塞尔柱人、鞑靼人和匈奴人的旧路。他说：“若能把所有的书籍都烧掉，这对于人类才是一大好事，这可以使我们在‘无知’的新鲜空气中生活。我认为这是惟一使人类不至于绝灭的途径。”他主张再回到“恐怖伊凡”的时代中，于是“莫斯科就可以变成野蛮世界的中心了”。他说：“假使尼古拉二世能够步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后尘，他就会深受俄国人民的爱戴，因为他们是爱好一个暴政的。”他又说：“假使列宁能够把俄罗斯‘非西方化’，则我愿意追随他。但是他却必须把所有的地面铲平，并且故意地把我们拖回到野蛮的生活中。”

1937年，斯大林把他枪毙了，同他一起被清算的人还很多，他们一同回到他所崇拜的神的怀抱中——那就是毁灭。

这个像火山一样的怪人，他的灵魂是背叛文明的，注定了要与毕苏斯基交手的，后者具有强烈反俄情绪，正与他的强烈反西化是一样的。对于毕苏斯基，戴贝尔仑勋爵（LordD'Abemon）在他所著的《世界上第十八次决定性会战》一书中，曾经有下述的批评：

他是一个热诚的爱国志士，具有巨大的勇气和人格的感召力量。无论是在军事或政治方面，他对于传统的方法都是表示怀疑的。他爱好危险，只有在危险之中，他的脉搏才会正常。除了危险以外，他最爱权术，他的手段总是秘密而具有间接性的。

因为他具有这些特性——英勇、非正统和机密——再加上他的成功，所以毕苏斯基变成了一个传奇中的人物。他在1935年5月12日逝世的前一天，曾经向斯米格里莱兹将军（Gen.Smigly-Rydz）说过下述的遗言：“有被消灭的危险而不屈服者常能胜利，成功之后即不长进者常会失败。”前半句话也正足以代表其将道的精华。

在我们尚未说到这个紧接着华沙条约签订之后所发生的战役之前，首先应分析双方兵力的状况。双方都是拼凑成军的部队，装备极为混乱，因为扩张过度都具有内在的弱点。当1918年11月间，毕苏斯基刚刚接受指挥权的时候，波兰的陆军一共只有24个步兵营、3个骑兵中队和5个炮兵连。可是到了1919年1月间，他们就已经扩充为100个步兵营、70个骑兵中队和80个炮兵连了，总数为11万人左右。一年之后，这个数字又增到了60万人，共编成了21个步兵师和7个骑兵旅，而且还有更多的部队在编组之中。虽然人力是很充足的，但是波兰却缺乏兵工厂和一切的军用物资。还有一个更大的困难即为马匹的缺乏，因为在六年的战争中，为了补充军马，这个国家中的马匹已经搜罗殆尽了，所以以后我们可以看出来，骑兵的缺乏实为毕苏斯基的最大弱点。

其对方的陆军又是怎样呢？图哈切夫斯基有一次曾经对费尔伐奎说：“俄国的陆军与你们法国陆军是完全不同的。它是一群乌合之众，其优点亦在此。”虽然这句话是在大战期间说的，可是对于1920年的战役也同样可以适用。毕苏斯基所面对的俄军，实际上只是一群由农民所组成的乌合之众，其惟一的观念就是“回家”——中间则加上极少数的革命分子。由于围捕了大批的邓尼金和高尔察克所部之白军，所以获得了价值百万镑的英法军火，因此他们的装备要比波兰陆军较好，不过他们对于军事运输工具和有训练的人员却极感缺乏。前者仅由数千辆农民的大车所组成，而为了应付后述的弱点，只好留用了几百名帝俄陆军中的旧军官。但是因为他们的忠贞是很有疑问的，所以托洛茨基对于每个部队又都派有“政委”（commissar）来监视他们。依照戴贝尔仑勋爵的记载，这些政委中间有许多都是犹太人，他们在军中什么事都管——征发粮食、发布命令和解释目标。

波兰人和俄国人都是同样希望和平，但却都坚持着他们自己的条件。波兰人所要求的是1772年的旧疆界，俄国人所希望的则为世界革命的延续。所以当1920年12月22日苏俄政府邀请波兰政府谈判和平时，波兰人虽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可是结果却是毫无成就。

4月25日，毕苏斯基突然在日托米尔（Zhitomir）以西发动了一个攻势，于是外交的藩篱终于被突破了。他的目的是攻占基辅城，然后向北旋转来对付图哈切夫斯基，后者正面对着他的左翼。毕苏斯基率领着波军，在它的右翼方面有皮特流拉所率领的两个师的乌克兰部队和一些罗马尼亚部队来支援，向第聂伯河进攻，于5月7日占领了基辅。双方面对着的兵力如下所述：

俄军方面——在普里皮亚季（Prypyats’）沼地以北为图哈切夫斯基所率领的西面集团军，下辖第四、第十五、第三和第十六等四个军团和第三骑兵军，军长为盖汗（GayKhan）。在普里皮亚季沼地以南为颜果罗夫（Yegomv）所率领的西南军团，下辖第十二和第十四两个军团，以及布登尼（Budermy）所指挥的五个骑兵师。俄军一共可能为20万人。

波军方面——在普里皮亚季的北面，为第一和第四两个军团，此外在维尔附近的后方，还有一个预备军团正在组建之中。在普里皮亚季的南面，则为第三、第二和第六等三个军团。波军一共约为12万人。

虽然俄军所拥有的数量优势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其兵力恰好正对着最弱的波兰军左翼；但是比较更重要的却是在布格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地区，却巳经被波里西亚（Polesia）沼泽切成了两段，这是一个死亡的废墟，大批兵力是绝难通过的。这也就是说若是全线同时进攻，其结果就马上会发展成为两个独立的行动，彼此无法合作。当时苏俄陆军总司令加米涅夫（SergeiKamenev）认清了这一点，遂命令图哈切夫斯基攻击波兰军的左翼。对于这个命令，他以革命的激情去执行，他梦想着饮马莱茵河畔，践踏在波兰人的尸体上把十月革命推进到西欧。在这个时候，托洛茨基也称毕苏斯基为一个“第三等的拿破仑”。他在5月2日，曾经作过下述的预测：

那是毫无疑问的，波兰布尔乔亚阶级对抗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工农阶级的战争，结果一定会为波兰造成一个劳动者的革命。若是为毕苏斯基的最初成功所吓慌了，那才是太缺乏精神。这是可以预料的，这是我们过去与波兰关系发展的自然后果。波军的右翼向乌克兰愈深入，则愈将引起乌克兰人的反抗，于是在红军集中打击之下，波军也就会失败得更惨了。

从战略上来说，他这种看法是正确的。5月15日，图哈切夫斯基选定了莫洛杰奇诺（Molodechno）的铁路交点来当做其攻击目标，他派他的第十五军团担负这个任务，其目的是深入到平斯克（Pinsk）沼地之中。虽然这次攻击失败了，但却使毕苏斯基大感震惊。在他尚未能增援其左翼之前，在南面又来了第二次猛烈的攻击。布登尼是从日俄战争时起就是俄军中的一个老兵，他现在却率领着16700名哥萨克人，加上48门火炮、5辆装甲列车、8辆装甲汽车和12架飞机，于5月18日在艾利查费特格勒（Elizavetgmd）的附近打击在波军的右翼之上。接着他再向北行动，攻击在基辅以南和西南的波军，在盖辛（Gaisin）附近实行突破，侵入到基辅的西面，并攻入了别尔季切夫（Berditchev）和日托米尔。6月5日，波兰第三军团几被包围，但在13日他们突围向西逃走了。布登尼的骑兵也继续前进，于7月3日越过了贺仑河（Horyn），两天之后又占领了罗夫诺（Rovno）。从那里他们一直挺进，到达了卢茨克（Lutzk）、杜布诺（Dubno）和利沃夫（Lvov）的郊外。

诚如毕苏斯基所说的：“恐慌现象开始发生，国家的结构本身开始动摇。因为我们的部队对于这种新的攻击工具毫无应付的准备，所以布登尼的骑兵变成了一支无敌的神兵。愈是后方，心理上愈是动摇。对于我而言，开始形成了一个最危险的战线，那就是国内战线。”当此之时，为了应付这个危局，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救出其左翼的兵力，因为右翼的失败在右面已经感受到了迂回的威胁，所以他就命令左翼撤退。

当毕苏斯基的左翼正在撤退之际，图哈切夫斯基也开始着手改组其混乱的部队。在6月中他收编了近10万人的逃亡者，虽然他一方面对于装备的缺乏深感不满，可是他对于未来的攻击却还是认为政治重于军事的。他认为“波兰的情况是有利于革命的发生”，只要他的大兵一到，城市中的普罗阶级和乡村中的农民就都会揭竿而起的。此外，他又认为欧洲的革命时机也已经熟透了，只要有一个迅速而胜利的攻势，即足以对于人民产生促进作用，把他们向东面吸引。他所获得的结论都是以夸大的宣传为根据的。照共产党的看法：德国是正在“叛变的讯号”，英国的情形正与1904年的俄国是一样的。意大利的工人已经在占领工厂。图哈切夫斯基也对他的部队进行大量的宣传，以此来鼓舞士气。对于这种战略，戴贝尔仑勋爵曾经这样的批评说：

莫斯科派了一大批间谍、宣传者、秘密工作人员，进入了波兰的领土，使波兰人民中的某一部分动摇了其抵抗决心。不过这种非武力的手段，却还是没有军事压力那样有效。他们所釆取的办法是尽可能避免正面的攻击，用侧翼迂回、渗透和宣传来击毁敌。

图哈切夫斯基虽然是一位很够聪明的将军，可是他也和多数的俄国人一样，在行政才能方面可以说是糟不可言。他的心理属于典型的鞑靼人，他愿意就地取食，他的补给体系大致说来，还是与阿提拉和成吉思汗所使用的差不多。费尔伐奎的报道也许不无夸大，因为照他的说法，图哈切夫斯基的20万战士后面，却跟着有80万人的乌合之众，其中有政工人员、警察，他们的任务就是要使被征服的地区布尔什维克化，使所过的地区一贫如洗，并枪杀布尔乔亚阶级和贵族阶级。不过他所说的话却也似乎并不如我们所想像的那样夸张，因为图哈切夫斯基亲口告诉我们在他的第四、第十五、第三和第十六等四个军团的后方，一共有3.3万辆的农家大车跟着走，而且他很幽默地补充一句说：“这对于当地的居民似乎是一个沉重的担负。”这样多的车辆，假定平均6个人一车，一共就约有20万人。当这些人正在糟踏俄军的后方时，其宣传机构却在俄军的前面为他们开路。

在6月底时，双方的兵力究竟有多少，似乎还是一个疑问。波军约为12万人，而俄军约为20万人。图哈切夫斯基说的数字为150188人，其中步兵80542人，骑兵10521人，杂牌部队68715人。毕苏斯基说图哈切夫斯基所指挥的总人数为794645人，马匹150572匹，其中有20万人是战斗人员。不管哪一个数字比较正确，苏俄的兵力实际上都是一群武装的庞杂人员。

当宣传机构为他们开路之后，图哈切夫斯基于7月4日的拂晓时，挥动了他的四个军团，在道加瓦河与普里皮亚季沼地之间发动了他的攻势。他们前进的轴线为斯摩棱斯克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铁路。波兰第一和第四两个军团虽曾作英勇的抵抗，但因为俄军在数量上占了四比一的优势，所以他们被迫撤退了。波军并未作挖掘战壕的企图，因为毕苏斯基认清了由于战线太长而兵力相当的微弱，这种野战工事是毫无用处的。此外，敌人骑兵又总可以迂回这种堑壕阵地。

7月7日，整个波军的正面都在撤退之中，11日展开了维尔纽斯之战。14日，俄国第四军团攻陷了维尔纽斯城，因为立陶宛陆军也与俄军携手合作，所以波军的情况就更为紧急。到了此时，毕苏斯基说：“图哈切夫斯基的继续前进，造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影响，好像是一个巨大的黑云一样，没有任何障碍物可以阻止它。在这种威胁之下，全国都有陆沉之感，人民都在发抖，我们军人也就士无斗志了。”到处都是失望的情绪，军人们感到无能为力了，波兰的完全崩溃可以说就在眼前。

当毕苏斯基正在收拾他的残军时，图哈切夫斯基又继续前进了。7月18日，后者命令他的第四军团于21日在格罗德诺（Glondno）以南强渡涅曼河，第十五军团于22日也渡过该河，第三和第十六两个军团则应在斯罗林（Slonim）的南北分别渡过夏拉河（Shara）。但是其军队的前进却比他的命令还更快：19日盖汗和他的骑兵已经占领格罗德诺，21日图哈切夫斯基向莫斯科发出下述的报告：

19日巳经占领了格罗德诺，而在前一天也巳经占领了斯罗林。因为有这两次成功，我军巳经强渡涅曼河和夏拉河，在撤退中的敌人已经不可能再希望阻止我们了，我们现在预料在三个星期之内即可以完成任务。

加米涅夫接到这个报告之后，也不禁大喜，他认为波兰的崩溃已成定局，遂建议在图哈切夫斯基的四个军团中，抽出一个军团来建立预备兵力。

当普里皮亚季以北波军正在撤退之际，在它南面的波兰第三军团由斯米格里莱兹将军率领着，正遭受着布登尼哥萨克骑兵的压迫，很快地丧失了其战斗力和战斗精神。毕苏斯基说：“在南方，布登尼的骑兵变成了战争中的马达。”

格罗德诺陷落之后，图哈切夫斯基遂命令应于8月12日占领华沙城，他为什么要下达这个命令，而不暂停下来改组他的后勤部队和等待6万援兵赶上，是因为他感觉到当敌人正在溃逃之时，只要乘胜穷追，则结果即能大获全胜。当他正在这样做的时候，毕苏斯基却在计划坚守布格河之线，并向图哈切夫斯基的左翼发动一个反攻。可是在7月22日和23日，这一条线和涅曼河之线都已经陷落了，8月1曰，波军也被逐出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毕苏斯基的处境危殆无比，因为波里西亚沼地已经被绕过了，他预料到苏俄的南北两军马上就会合兵一处来击碎其丧失了士气的部队。很侥幸，情况并不如想像中的那样恶劣，因为弗兰格尔已经从克里木狮穴中跑了出来，威胁着颜果罗夫的后方，图哈切夫斯基遂同意抽调出第十二军团之一部分兵力去援助他。虽然这对于波兰人的眼前情况并不能立即发生作用，但对于8月中旬的作战却具有极重要的影响。

8月12日，毕苏斯基进入了华沙，得知纳雷夫河（Narew）已经落入敌人的手中。第二天沃姆扎（Lomza）也陷落了，于是波兰第一军团全部向首都撤退。歼灭的局势迫在眉睫，可是情况实际上并不如想像中那样的绝望，因为俄军的进展实在太快，30天之内差不多前进了300英里，所以图哈切夫斯基的补给体系已经近乎解体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图哈切夫斯基既不能站住，复不能撤退，要想暂停下来实行改组，这是一个不在考虑之列的问题，因为那无异于要挨饿的，他惟一的出路就是继续前进。

此外，政治情况也是有利于继续攻击的。在奥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工人们都拒绝让军火经过他们的国家运往波兰。8月6日，英国工党也印发了一种小册子，声明大不列颠的工人绝不参加以波兰为同盟国的战争。在巴黎，法国的社会党人在他们的机关报《人道报》上面，认为波兰政府奉了英法帝国主义者的命令，在进行对抗苏维埃共和国的战争，所以呼吁不要给一个人、一文钱和一颗子弹来协助反动的和资本主义的波兰，并且髙呼着：“俄罗斯革命万岁！工人国际万岁！”但泽的码头工人也拒绝卸运军火。所有的欧洲各民族之中，只有匈牙利人是同情波兰人的，因为在贝拉孔（BelaKim）的统治时期，他们曾经尝试过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滋味。

在这个黑暗的政治背景中，波军一共后退了375英里远，使英法两国当局也都认为苏俄的胜利指日可待了。俄军即将占领华沙，似乎已成定局。早在7月12日，这种失败主义的情绪即巳充塞在英国政府之内。在那一天，英国的外交部长柯宗勋爵，他是相信可以与布尔什维克党和平共存的，发了一个通牒给苏俄政府，不仅建议休战，还主张俄波两国之间的国界应沿着布格河之线划定。五天之后，齐契林（Chicherin）主张召开和会。8月10日，劳合？乔治在英下议院中也劝告波兰接受布尔什维克党的和平条件。这些条件中有一条为波兰陆军应限制为6万人，由城市工人所组成的武装民兵为支援，并由俄国、波兰和挪威三国的劳工组织加以控制。

因为这种条件的意义无异于使波兰完全苏维埃化，所以为毕苏斯基所拒绝。早在劳合？乔治给予这个可怕的劝告之前四天，毕苏斯基心中突然产生了一个新观念，这是注定了可以改变战争的全部途径——下文中将再详述。

当布尔什维克的台风向西狂扫之际，英法两国当局觉得应该有所行动，就决定派一个顾问团到华沙去。英国驻柏林的大使戴贝尔仑勋爵奉命前往巴黎，在那里与魏刚将军（Gen.Weygand）等人会合一起赶往华沙。当这个顾问团于7月25日达到那里的时候，他们发现毕苏斯基所需要的是炮弹，而不是空洞的忠告。

现在再回到战争的本身。当他回到华沙之后，毕苏斯基就面临着下述的情况。桥头阵地挖掘了良好的堑壕和加固上铁丝网，并且有了43个连的重炮来担负火力支援。此外在侧翼上也有坚强的据点，南面有登布林（Deblin，即依凡格勒[Ivangorod]），北面有莫德林（Modlin，即新乔治弗斯克[Novo-Georgievsk]），此外在更西的维斯瓦河上，还有普罗克（Plock）。毕苏斯基看到阵地很坚强，觉得很满意，遂避免与外交家接触，也不忙于考虑苏俄的和平条件。他也和马恩河会战之前的霞飞一样，开始调换他的部将，命令哈勒尔将军（Gen.Haller）指挥华沙的城防，并新成立了一个第五军团，由希柯尔斯基（Gen.Sikoreki）将军负责指挥。

在这个长达200英里的战线上，其情况如下所述：波军共分为两大集团：一在华沙附近，一在利沃夫附近，中间只有微弱的联系兵力。北面集团包括着第五军团（3.4万人）、第一军团（3.8万人）、第二军团（1.2万人）和第四军团（2.35万人）——后者仍在从布格河向后撤退之中。南面集团包括着第六军团（2.2万人），在利沃夫附近；在它南面的还有第七军团，乌克兰和罗马尼亚部队（共2.4万人），两个集团之间的联系即为第三军团（2.5万人）。面对着这一绵长的战线，自北到南，分布着图哈切夫斯基的西面集团军和颜果罗夫的南面集团军。前者包括由盖汗的第三骑兵军（4700人）加以支援的第四军团（2.8万人）、第十五军团（2.6万人）、第三军团（2万人）、第十六军团（2.07万人）和莫齐尔兵团（MozyrGroup,8000人）。后者包括着第十二军团（2.25万人）、第十军团（1.8万人）和布登尼的第一骑兵军团（3万人）。总的箅来，波兰及乌克兰人共17.85万人，面对着布尔什维克党的军队共17.79万人。

因为两军的主力都是集中在华沙的附近，魏刚遂劝毕苏斯基坚守维斯瓦河之线，而同时在该河的后方准备一个反攻。大多数波兰将军也都支持这种见解，主张以莫德林为反攻基地，其右翼则倚在维斯瓦河上。他们的观念是击碎俄军的右翼，把它赶到布格河以南去，从华沙一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铁路起将它切断。

当魏刚与波兰诸将正在讨论之际，毕苏斯基却在一旁静听。他完全不置可否，好像他们的讨论使他心中更感到模糊一样。到了8月5日到6日的夜间，他一个人退到其在贝威德尔宫中（BelvederePalace）的书房内，作深人的沉思。他对这种内心的思想斗争，曾经有极详细的分析，现在就把他的记载引述如下：

拿破仑对于人类灵魂在战时的反应，曾经有一段极为精彩的分析，他在这方面可以算是最伟大的权威。他说当他在作一个重要的决定时，就好像是一个女人在生小孩子一样。他虽然是一个具有意志和天才的伟人，但却以一个年轻的产妇自比。他常常说在这种情形之下，他是感到很胆怯的。我也有此同感，对于这次会战中的矛盾，感到无法解决。我不主张用大量的兵力在华沙作消极的抵抗。照我的意见，反攻也不能以华沙或莫德林作为基地。我相信敌军的主力集中在华沙之前，在这样的一个正面攻击之中，我们是不可能击败敌军的。此外，失败的恐惧心理也会弥漫着全城。

毕苏斯基在沉思之中，认清了只扼守华沙还是不够的，为了重振军队的士气，有立即发动攻势之必要。但是从哪里去寻找必要的兵力来发动这次反攻呢？这就是他现在最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假使他从两翼去抽调兵力，则华沙和利沃夫的人民必将大起恐慌，结果也会使部队的士气崩溃。他回头检查他的报告和地图，注意到了第四军团正在慢慢地撤退中。他说：“敌人推送它的自然方向，是要把它送到华沙和登布林之间的维斯瓦河岸上，现在在那个方向上是既无桥梁又无其他的渡河工具。假使敌人在中央作猛烈的推进，这个军团就会被赶到维斯瓦河的一个角落上，而发现他们处于极端危急的位置中。所以该军必须趋向华沙或者是登布林，否则就应分为两个部分，分别向南北两端退却。”

最后他下定决心，命令第四军团向登布林撤退。因为布登尼的骑兵已经被逐退，所以同时也从南翼方面撤回两个师到登布林来——即外籍兵团中的第一和第三两个师。尽管当布登尼知道了这个消息，就一定会再度前进，可是毕苏斯基还是甘冒危险而作了这个决定。最后，因为这次反攻是否成功是如此的有疑问，所以他决定亲自指挥。当我们注意到其所面临的情况，即可以知道他的基本观念是想利用敌方兵力的分割状况：图哈切夫斯基的兵力集中在华沙的附近，而颜果罗夫和布登尼的兵力则在利沃夫的附近。这个敌军的全部正面，是成对角线的从西北以达东南，中间的联系兵力颇为薄弱，集中在维普日河（Wiepiz）附近的卢布林周围。毕苏斯基深信，若能使华沙和利沃夫附近的敌人都被阻止，他就可以将其反攻兵力，从登布林与卢布林之间插入。换言之，即成直角地打击在敌方脆弱的中央部分之上。这样他就可以从后方打击在图哈切夫斯基的第十六军团之上，而同时又可以阻止该军团在华沙与登布林之间插入他的战线上的脆弱中点。此外，他又知道部署在俄军第十六军团与第十二军团之间的莫齐尔兵团，其兵力太弱而且拉得太长，所以不会有太大的抵抗力。华沙会战的战略部署大致就是以此为基础。尽管在8月6日和7日，第四军团的三个师（第十四、第十六和第二十一）都还在战斗之中，而且他也认清了当第四军团要撤退时，就必须面对着敌军的正面作侧进的行军，同时外籍兵团中的第一和第三两个师若是撤退了，对于布登尼而言即是门户洞开。

我们应记得毕苏斯基所有的骑兵实力非常薄弱，所以这次反攻能否迅速执行颇有疑问。若能如此，一旦莫齐尔兵团被击散之后，他就可以打击在俄军第十六军团的背面上。他又知道图哈切夫斯基的补给体系早已紊乱不堪，敌军早已进入了要瓦解的状况。为了加速这种混乱状况，他决心从他的战略“弓”上，射出其“心理”箭来——即打击在维普日河上。假使这一打击成功，苏俄第十六军团的后方就会“反坐”在华沙附近第三、第十五和第四等三个军团的后方上面，当他们的补给发生了瘫痪现象，波军在华沙的兵力——第一和第五两个军团也就可以加入反攻了。简言之，他的整个观念是要想用第四军团的心理反攻开其端，以其主力的军事反攻收其果。卡蒙将军（Gen.Camon）说，就其全体而言，他这种调度是属于拿破仑式的，因为他也是注重后方的攻击。不过若说这种调度是属于亚历山大型，则似乎更为适当，因为其战略颇似阿贝拉（Arbela）会战中所使用者。我们一定还能记着，这位伟大的马其顿人一方面挡着敌人的右翼，另一方面则冲入波斯军左翼的脆弱中央，然后再从后方攻击波斯军。毕苏斯基的意图也正是这样的。

当毕苏斯基决定了这个计划，就立即受到其将领和参谋人员的激烈批评。他的果敢使他们感到害怕，他们像老鼠一样，看见图哈切夫斯基这只猫都是害怕的。他们不特不劝他们的主将增强其反击兵力，反而只希望说服他把兵力用来增强华沙的防御。①可是毕苏斯基却坚持他的主张，不为所动。8月6日他发出了集结兵力的命令，并预定8月17日为其反攻开始的日期。8月12日，他离开华沙前往登布林。图哈切夫斯基的计划又是怎样呢？

他深知列宁对于华沙的陷落是十分重视的。现在他已经站在华沙的大门外。那么他应该采取什么路线呢？他认为兵力的缺乏，使他无法一方面作中央的攻击，而另一方面又同时攻击敌方的两个侧翼。所以他被迫在左右两翼之间必须只能选择一个来加以攻击。假使要攻击敌人的右翼，则据他说，必须改组他的兵力，并改变其原有通过克里希齐里（Kleshcheli）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交通线。他决定迂回波军的左翼，并切断其与但泽之间的交通线。虽然他也认清了这支迂回兵力必须背靠着东普鲁士，若是作战失败了，显然居于不利的地位。他却希望颜果罗夫的兵力可以掩护其左翼。

8月8日，图哈切夫斯基对于其在14日所准备发动之攻击，曾作下列的指示：

第四军团向华沙的北面运动，对于索恩方向掩护着它自己的安全，并且在普罗克强渡维斯瓦河。第十五军团应进到普翁斯克（Plbn-Sk），第三军团应进到维绍格鲁德（Wyszogi^d）—莫德林之线。第十六军团进到新明斯克（Nemo-Minsk）—加尔沃林（Garwolin）之线，并在华沙之南强渡维斯瓦河，莫齐尔兵团则在登布林的附近强渡该河。在他的计划的结论上，他说：“由于我方部队士气的高昂，所以我们有绝对的理由，可以预料将会大获全胜。”对于波军而言，可以说是非常的侥幸，虽然他获得了一份毕苏斯基8月6日的命令副本，但是他却不相信那是真的，而认为是一种虚声恫吓的诡计。

当我们对于这些训示的内容作了一番观察之后，可以看出俄军的主力是指向华沙以北的。这次攻击的弱点并非兵力的缺乏，而是缺乏指挥上的统一。加米涅夫留在莫斯科，图哈切夫斯基留在明斯克，而颜果罗夫则在利沃夫的附近——与图哈切夫斯基相距在200英里以外。更坏的，是他与颜果罗夫之间又存在着很深的私人仇恨。

加米涅夫下了一个命令给颜果罗夫，要他把布登尼的骑兵军团拨交给图哈切夫斯基指挥，但是因为这个电报的密码翻译不出来，等到重发之后就已经延误了三天的时间。到了13日，当这个电报的意义摘清楚了之后，颜果罗夫又开始申辩他的意见。他对华沙作战并不感到兴趣，其意图为攻占利沃夫、普热梅希尔（Pimysl）和桑博尔（Sambor）等城，而等到他渡过了德涅斯特河，即可以把战争带到罗马尼亚的境内。结果是加米涅夫的命令被摆在一边，而布登尼的骑兵则继续向利沃夫挺进。

此时，毕苏斯基的情况又是怎样呢？他告诉我们说，在8月6日到12日之间，当他看到敌军正绕着他的左翼方面调动时，使他感到十分焦急。11日，图哈切夫斯基向普尔屠斯克（Pultusk）发动了一次攻击。照希柯尔斯基将军所形容的，这个据点的守军都是老弱残兵，外表好像僅尸一样，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下面赤着脚。这个古老的要塞阻塞着纳雷夫河上的渡口，等到它为俄军攻下之后，在它与维斯瓦河之间，波军所剩下来的惟一一道防线，就只有弗克拉河（Wkm），它在莫德林的附近流入布格河。8月13日，图哈切夫斯基用无线电明码发出了最后的总攻击命令，在波兰方面收听到了之后，各国的外交官遂匆匆地从华沙撤退到罗兹（Lodz）。

上文我们说过，图哈切夫斯基的计划是要想从北面迂回华沙城，等到其交通线被切断了之后，即打击在该城的背面上。8月13日，其第十六军团前进到该城的南面，第三军团则进向北面，其第十五军团则进到弗克拉河上，其中心则在纳西尔斯克（Nasielsk）。其第四军团则绕过第三军团的右翼，而进到普罗克。那一天，第三军团对华沙城的外围防线发动了一次攻击，这条防线是经过拉济明（Radzymin）的。这条防线由波兰第一军团据守，而希柯尔斯基的第五军团则占领着弗克拉之线。

毕苏斯基率领着五个参谋人员，把他的总司令部建立在登布林以南不远的普拉维（Pulawy）地方。8月13日，他出发视察第四军团的各部队，所看见的情形一点都不能使他感到乐观。这些部队的装备坏到了极点，所以他说：“在这整个战役之中，我都不曾看见过这样恶劣的部队。”他巡视了每一支部队，向所有的人员训话，尽最大的努力来提高他们的信心和士气。

8月14日，拉济明又失守了，这就使俄军进到了距离华沙只有15英里以内的地方。同时，俄军对于在弗克拉河上的希柯尔斯基军团，也曾加以猛烈的攻击，情况变得如此紧急，所以哈勒尔将军就力劝毕苏斯基把他发动反攻的日期较预定者提前一天。毕苏斯基勉强地表示同意，虽然若能再延缓24小时，则对于他是具有莫大的价值。

8月15日，弗克拉河之战仍在继续进行，在拉赛兹一德罗宾一比尔斯克（Raciaz-Diobin-Bielsk）地区之内，有8辆波兰的装甲汽车所

组成的一个战斗群曾经发挥了极大的威力。希柯尔斯基说：“他们以极高的技巧，穿入了敌方部队之间，攻击敌方的前哨，毁灭其补给纵队和交通线，获得了极大的战果。他们的机动性使他们的力量倍增，在俄军的后方到处散播着混乱的种子，使敌人产生一种印象，觉得他们是正在为一次巨大攻势作开路的准备。”第二天，在纳西尔斯克虽然击退了俄军的猛烈攻击，但是在这个攻击的掩护之下，图哈切夫斯基的第四军团却已经向南迂回，进到了普罗克、佛罗克拉威克（Wloclawek）、波布劳尼基（Bobiowniki）和尼斯查瓦（Nieszawa）等地，它们都位于维斯瓦河上，最后一个地点是在索恩的东南面18英里远处。此时波军的情况已经危急到了极点。虽然第一军团还坚守着华沙，可是希柯尔斯基的左翼却受到了迂回，而在普翁斯克的附近，更有一支强大的敌军将要进攻他的后方。于是维普日河上的救星来了。那一天上午，毕苏斯基发动他的反攻，而在以后几天，前进达150英里的深度。

1920年8月16日，维普日河被渡过了——这好像是波兰人的卢比孔河——波兰第四军团以华沙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公路为其攻击目标。图哈切夫斯基在他的全部攻击过程中，都一直是留在明斯克，从未亲临前线。毕苏斯基则完全和他不同，整天坐在他的汽车中东奔西跑，从这一翼跑到那一翼来鼓励他的人员，并迅速估计当前的情况。最使他大感惊异者就是到处都找不到敌人。在左面格尔华林已经被占领了，并毫无阻拦地通过了该地，所以对于17日的作战，毕苏斯基决定调动其右翼兵力来搜寻假想中的敌军，看他们是否正在布置一个陷阱。在17日那一天，他还是继续巡视其正在迅速推进中的正面。

卢柯（Lukow）是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路线上的一个重要火车站，他在那里与第二十一师的师部人员一同吃饭。所有的人都肯定地告诉他说，已经没有大批的敌军了，他们更高兴说，全体人民也都起来杀敌，其结果是零星的敌人都为当地农民用农具打死了。在这一天，毕苏斯基曾经这样写出他个人的感想：

难道我是做梦吗？不过几天之前，我都一直受到了梦魇的困扰，敌人的强大攻势似乎是不可能抵抗的，我感觉到这个魔鬼的巨爪巳经扼着了我的咽喉，使我窒息得喘不过气来。这是真实的亊实吗？我的五个师现在自由地在这个地区纵横来往着，如入无人之境，而这个地区也就是他们在几天之前从痛苦的撤退中放弃给敌人的。尽管这个梦境是太使人感到快乐了，但却似乎是不可能会真有此事。一个月以来的事实都证明敌人是占了优势的，所以这个愉快的梦想不可能是真实的。当我在那天黄昏到达格尔华林时，我所感觉到的就是这样的。

几个钟点之后，当他坐在床边，正要喝一杯茶的时候，突然听到在遥远的北方有炮声传来。他不禁高呼了起来说：“那的确是有敌人的存在！这并不是幻景！”

第二天上午，那个炮声停止了，虽然到处都还有哥萨克骑兵出没无常，毕苏斯基却还是坐上了他的汽车，向柯尔比尔（Kdbiel）进发，其目的是要想追上第十四师的尾巴。该师巳于夜间攻占了该镇，并正在向新明斯克前进。当他达到了该镇之后，就发现苏俄第十六军团在溃逃之中。于是他就命令他的驾驶员赶紧向华沙驶去，以便使第一和第五两个军团的前进可以与这个反攻取得协调。以后他才知道这一次行动是错误了，因为一旦他这个强有力的人格感召力量离开了战场上，这个追击马上就松懈了下来。8月18日这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浪费掉了。此外，他也责备自己应该直接指挥第一和第五两军团，他只有这样做了，才比较可以使他的部下贯彻执行他的意志。这些人已经给敌人吓昏了，他们简直不相信有胜利的可能性。8月18日，他下达了下述的命令：

第三军团：坚守卢布林一海乌姆（Chelm）地区，并击退苏俄第十二军团的残部。

第二军团：占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并向比亚韦斯托克追击敌军。

第四军团：用强行军向北前进，以达到马乌基尼亚（Malkinia）—比亚韦斯托克铁路；占领布罗克（Brok）和维什库夫（WyZSk6w），把敌军向德国边界压迫。

第一军团：向东北前进，其轴线为华沙一维什库夫一奥斯特魯夫（Ostnm）—沃姆扎。其骑兵位于左面，并且向德国边界压迫。第五军团：歼灭盖汗骑兵军，进到木拉瓦一普扎斯内什（Mlawa-Praasnysz），切断苏俄第十五军团在该线以西的一切残部。

不幸的是波兰第一军团兵力太分散，不足以执行这个命令，所以才使图哈切夫斯基的兵力得免于完全歼灭。

当毕苏斯基发动其反攻时，图哈切夫斯基还仍然留在明斯克，距离华沙在300英里以外，比马恩河会战中毛奇距离巴黎的距离还多了一倍。在那里他似乎是丧失了一切的接触，不仅是与敌人，而且对于他自己的军队也是一样。据他自己说，直到8月18日，他才接到了其第十六军团司令所打来的一个电话，报告他波军已经发动攻击了。同时该司令又说对于波军的攻击，是不必太加以重视的。图哈切夫斯基到底不失为一个杰出的将才，他对情况并不作如此乐观的看法，并且立即下达下述的命令：

第四军团应立即撤退，并集中在切哈努夫（Ciechamm）—普扎斯内什一马可夫（Makow）地区，在途中并应协助第十五军团的撤退。第十五军团则应挡住敌人，并协助第四军团的集中。至于第十六军团在此时即应擻到利维茨河（liwiec）的后面，并由莫齐尔兵团掩护其左翼。第十二军团则奉命对于巳经渡过维普曰河的波军，发动一个侧击以阻止它的前进。最后，第三和第十六两军团又应各派一个师往德罗希曾（Drohiczyn）和亚努夫（Janow）来组成总预备队。

图哈切夫斯基曾经告诉我们，他早已预料到有向格罗德诺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之线退却的必要；不过这也许只不过是“后见之明”而巳，并不足信。事实上，他在当时很明显的并不知道他的全部兵力中有一半已经溃败了，而其余的一半——第四军团和第十五军团的大部分——也已经陷入了陷阱之中，所以他的命令对他们而言已经无法执行。而且他发给第四军团的命令，首先是在发送时延误了，等到该军团接到了电报，因为并未把全部的情况告诉他们，所以其司令还认为情况是有利的，遂把这个命令搁在一边，而继续渡过维斯瓦河，以求从后方进攻华沙。

到了8月21日，图哈切夫斯基的右翼完全溃败了。首先是其第十六军团，其次为第三军团，最后为第十五军团都受到了侧面的攻击，可是实际的战斗并不如精神打击那样的严重。他们向东逃窜，到处都是逃兵，夹杂着成千的补给车辆，混乱不堪地一直向涅曼河狂逃。毕苏斯基的“赤脚”兵一路乘胜狂追，简直一枪都没有放。

在华沙的北面和西北面，苏俄第十五军团的右翼在齐恰诺夫作顽强抵抗，但在8月19日仍被逐出了该城，在8月20日，又被逐出了木拉瓦，在溃败之中却带走了第四军团的补给纵列，它们正停留在维斯瓦的渡口上。

在这次惨败中，全部苏俄军只有盖汗的骑兵军曾有优异的表现。8月20日，盖汗退向木拉瓦，对于柯诺普基（Konopki）作了一个夜袭，切断了一营波军，以后被迫向东退到柯尔齐里（Chorzele），在那里又击败了两团波军并突围而出。接着他趋向柯尔诺（Kolno），但该城已于前数小时为波兰第四军团所占领。虽然数量上远处于劣势，而且又缺乏弹药，但是他还是照样进攻^最后到了8月25日，盖汗的骑兵军才被击溃，像第四军团一样向德国境内溃败。

到了8月25日，苏俄西面集团军的余部终于达到了格罗德诺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一佛沃达瓦（Wlodawa）之线。波军的追击也到此停止。所获得的战利品是很够惊人：俄军被俘者为6.6万人，此外还有三四万人在德国境内被解除武装；火炮231门，机枪1023挺，弹药和补给1万车。在7、8两月之中，波军损失总数约为5万人，而俄军则为15万人。

尽管有了这一次重大的胜利，战役还是没有结束，接着即为两次独立的作战，一在南面，一在北面。前者由希柯尔斯基指挥，于9月12日发动攻势，18日占领了柯费尔（Kovel）、卢茨、罗夫诺和塔那普尔（Tarnapol），20日又占领了平斯克。后者由毕苏斯基指挥，他用了一个巧妙的迂回，于9月20日向图哈切夫斯基的兵力进攻，在涅曼会战中击毁了苏俄的第三军团，并于26日占领了格罗德诺。在这次胜利之后，就继之以垔拉河会战，俄军的余部在这一战中都被逐回到了明斯克。在这两次会战中，毕苏斯基又俘虏了俄军5万人和火炮160门。10月10日，双方签订了休战协定。1921年3月18日，根据里加条约，波兰的东韁界线终于箅是确定了,一直到1939年为止。

这就是这次著名战役的结束，在这次战役中双方所使用的都是有限数量的拼凑性兵力，在一个巨大的战场上搏斗。这是一次机动性和奇袭性的战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许多次战役都大异其趣。在这次战斗中，军队都是由青年将领所率领，骑兵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堑

壕工事则毫无用处。更特殊的是在这场战争中，人员比物资更重要，将领比他们的幕僚更重要。

丧失了这场战争的图哈切夫斯基和在一旁监视着的戴贝尔仑勋爵，都能够认清这一场决定性战争在历史上的影响。不过说也奇怪，西欧诸国对于它的重要性却殊少了解，而此后也很少有人注意之。在图哈切夫斯基失败不久之后，他曾经有过下述的意见：

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资本主义都在张皇失措，劳动者都在仰首期待，准备揭竿而起。那是毫无疑问的，假使我们在维斯瓦河上获得了胜利，则在整个欧洲大陆上的革命都会爆发了。假使不是我们战略错误和在会战中失败了，则波兰战争即可能构成十月革命与西欧革命之间的一个连锁。假使我们能够击败波兰布尔乔亚阶级和责族阶级的军队，则波兰劳动阶级的革命即将成为一个既成事实，于是波兰的边界也绝挡不住着这场大火。大火就好像狂潮一样，会淹没整个的西欧。红军应该永远不忘记这一次输出革命的试验，假使欧洲的布尔乔亚阶级再把我们引入了新的斗争，红军将必能毁灭他们，并在欧洲鼓动革命风潮。

戴贝尔仑勋爵以后在1930年8月17日，也曾在《波兰公报》（GazetaPAito）发表他的意见：

在现代文明史中，没有比1920年华沙会战还更为重要的亊情，而其意义在今天却很少有人能认清。当时的欧洲，其存亡之机实巳间不容发。假使在这一战中，共产党获得了胜利，则在欧洲史中将构成一个转捩点。毫无疑问的，在当时的全部中欧地区都有受到共产党宣传影响和苏俄发展势力的可能性，而且也是很难加以抵抗的。还有另一个原因，也使我们对于1920年的事实有值得注意的必要。这一次胜利的获得，最主要的应该感谢一个人的战略天才。在实施那样危险的行动时，实际上所需要的还不只是天才，更需要英雄的气质。政治家们应负起责任来向欧洲人解释清楚：在1920年，波兰曾经拯救了欧洲，而且必须使波兰强大，并与西欧文明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因为对于亚洲人侵入的永存威胁来说波兰总是一个壁垒。

在1920年，苏俄的经济生活巳经到了极度困难的阶段。运输完全停顿，与1914年作一个比较，则能用的火车机车数量从1.7万具减到0.4万具。在内战中被毁的桥梁约近4000座。许多城市居民都变成了饿殍，伤寒病每天要死几千人。在城镇中找不到马匹的饲料，木质的房屋被拆下来当做燃料烧，大批的工人离开了工厂到农村中去寻找食物。1921年2月间，彼得格勒的工厂发生激烈的罢工，喀琅斯塔得（Knmstadt）的水兵又叛变了。这些情况变得如此的严重，结果打破了列宁的幻想，使他不敢再相信普罗阶级就是天生的统治阶级。3月8日，他召集了共产党的第十次全体代表大会，宣布废除一切影响农业的命令，准许农民回到私有企业的生活，并可以雇用劳工。以后，他又准许有私人性的国内贸易，但对于金融、重工业、大部分的轻工业、运输和国外贸易等，却仍然紧握着不放手。所以，依照其新经济政策，除了普罗阶级以外，其他一切的人都很自由了。不过这却并不是回到资本主义的旧路，而只是一种为了争取时间的退却，诚如列宁所常说的“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虽然如此，其结果却是很惊人的：农民开始出售农产品，商店也开了门，所有贸易也再度出现了。在1921年10月到1922年10月之间，生产量增加了46%，次年又再增加了44%。

1921年10月17日，列宁公开承认他的失败。他说：“我们本来是假想可以把旧俄国的经济制度变成一种以共产主义为基础的国家经济制度。很不幸的，当我们作如此尝试时，却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我们的文化水准太低，所以我们不能在一击之下就把资本主义打垮。在内战之中，我们对于军队曾经建立了极严格的纪律，我们才能够获胜。现在我们对于生产也应建立最严格的纪律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1924年1月21日，列宁在莫斯科附近的髙尔基（Goiky）逝世。政权为斯大林所继承，虽然他具有太粗暴的缺点，但仍然被列宁选定为共产党的总书记。在他的统治之下，一个极权的国家资本主义迅速地发展成型，每个人都变成普罗阶级了。政治局大权独揽，以秘密警察为统治的工具，而日益膨胀的官僚制度就变成了新的中等阶级。1931年，施宾格勒（OswaldSpengler）曾经如此批评说：“苏维埃统治在最近15年中的成就，就是恢复了其所毁灭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组织，只不过是加上一个新名词而已。”

国家制度不特没有撤消，而且更变成了一种崇拜的对象，并且以斯大林为其先知者。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名词的把戏。诚如波林（Borin）所说的：

极权的国家资本主义被称为是共产主义，共产党政治局的独裁被称是普罗阶级的独裁。新统治阶级的繁荣被算作是劳动者的繁荣。他们一方面保持着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可是一方面却又诋毁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是反动的、反革命的和法西斯的。在俄国的共产主义就是政治局和秘密警察，任何人敢不接受这种思想，就应该被处死。

诚如图哈切夫斯基所预料的，马克思主义从神学的观点上来看，对于俄国人还太近代和太文明，所以必须回到崇拜斯拉夫“旧神”的道路上去。苏俄所走的还是历史上俄罗斯的旧路，那是以“第三罗马”自居。图哈切夫斯基在华沙为毕苏斯基所击败，对于这个回到旧有传统的沙皇主义路线的事实，要算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

谢选骏指出：波兰可以说是西方世界的野蛮人，所以能够肩负看门人的责任——他们抵挡过奥斯曼土耳其人，现在又防卫着虎视眈眈的俄国人。波兰人的痛苦在于，他们在对付完了土耳其人之后，夹在了新教的普鲁士人和东正教的俄罗斯之间，遭到了瓜分的命运。西方却不肯出手相救，忘恩负义的西方人啊，比狗都不如。可是洋奴还希望西方可以救中国，岂不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乎。

【大事记（十）：第三帝国的兴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为了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而締结的战争同盟，总是注定了会短命的，因为一旦这个敌人被击败了，同盟的重心也就随之而消失。很少有理由可以假定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三国之间的协约，能够比李班多之战以后的神圣同盟，或是滑铁卢之战以后的战胜国会议，更足以支持较长久的时间。但是与后者作一个比较，则不免具有一个极大的差异：当拿破仑最后失败之后，差不多在一百年的时间当中，“不列颠和平”始终能在欧洲诸国之间，维持着一个权力平衡的局势。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种局势才被破坏了，此后由于美国的参战，国际联盟就开始代替了“不列顛和平”。可是这个工具的设计却完全文不对题，它既不能取消一切足以引起战争的原因，复不能重建一个权力平衡的局势。它硬性的要世界接受一种和平路线，这条路线与历史、地理和经济三方面都是不符合的。国际联盟的毛病是陈义过高，只有空谈，而无实力。所以结果不特不能有益于世界和平的维护，反而更增加了摩擦和冲突的机会。于是终于有“暴君”出现了，他们出现了，他们向它挑战并利用其无能的弱点。

在这些权力艺术家之中，有两个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具有一种新的哲学思想。他们敢向经济人（EconomicMan）的神话挑战，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基本因素，而想用“英雄人”（HeroicMan）的神话来代替它。有一位著名的法国军人坎东（Ren6Quinton），在他所著的《军人的圣经》一书中，对于此种神话曾经有明白的解释：

英雄者，就是一个为了旁人而忘记他自己的人。天之所以生出英雄来，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服务。英雄是与凡人不同的，因为他的生活是具有神意的。战争把人类已经丧失了的宗教带回来了。为了生命的安全足以使神意失效。反之若不惜一死，则人也可以拯救世界的生命。人类的建立者不是人而是思想。

从希特勒眼中看来，国际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一样的东西。他认为它们都缺乏牺牲精神，是违反自然的，足以毁灭人类。所以他提出了他的教条：“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个领袖。”一方面相信雅利安人和条顿族是优秀的，另一方面又对犹太人表示强烈的仇恨，在他的“圣经”《我的奋斗》一书中，可以看出来他的思想是与坎东的理论极为接近：

人们不肯为事业而死，但却肯为理想而死。要生存的人却必须要战斗。在这个世界上，凡是不想战斗的人也就没有生存的权利，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法律即为永远的斗争。为了恢复日耳曼的权力，你们不应询问：“我们怎样制造武器？”而应询问：“我们怎样培养一种精神，使这个民族能够负起武器来？”雅利安人的伟大，其基础并不是他的智力，而是他愿意牺牲一切来为团体服务的意志。这种心理态度足以强迫私利退后，而让公益出头。这也是真正的人类文明的第一先决条件。追寻一己私利的人是不值得一顾的，而牺牲自己幸福的英雄则值得歌颂。

德鲁克（P.F.Druker）在其所著的《经济人的结果》一书中，对于这种教条曾经有极精辟的批评：“若认为极权主义中的这种号召牺牲的理想，只是一种伪善、自欺之谈或是宣传髙调，那才是大错而特错。它是从失望的深渊中成长出来的。正如1880年虚无主义在俄国的流行一样，它可以吸引最髙贵和最勇敢的青年人，今天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情形也是一样。这些战后一代中的优秀分子拒绝与这个现有的世界妥协，他们觉得这个世界既无值得一死的真正价值，而又无值得一活的活跃思想。”

除非对于这两种神话——经济人与英雄人——的斗争有所了解，否则对于1939年的浩劫也就无法了解，而会认为这完全是天命了。

希特勒的父母为奥地利人，1889年4月20日，他出生于莱茵河上的布劳瑙（Bmunau）。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投入了巴伐利亚第十六步兵团当兵，在所有的新兵中，也许再没有第二个人会像他这样的合于“完全普罗阶级”的资格，凭着军功，他获得了不少的勋奖，可是说也奇怪，他的军衔却始终只升到下士为止。

当1918年11月11日，德军在贡比涅森林中投降时，希特勒下士正睡在医院中，他因为受了毒气伤，眼睛已经半瞎了。谁也不会预料到将来有一天，这个默默无名的小兵，曾在同一个地点接受法军的投降，并且把他的“卐”字旗从大西洋插到了伏尔加河上。

这是什么力量使他能有如此的“成就”呢？一方面是由于他具有政治天才和特殊的领导能力，但是另一方面，比较更重要的，却是他自信是受了神的指示来领导日耳曼人民走上复兴的道路。他是一个中了“神毒”的人，他相信散布不公正种子的人，应自食其恶果。

使他着了魔的即为《凡尔赛条约》，它与威尔逊十四点和平计划的精神是完全不符合。1923年，庞加来侵入鲁尔地区，破坏了德国的币制，消灭了德国的中等阶级。在1924年到1930年之间，德国的外债增到了7.5亿镑，使德国人民感到民不聊生。最后美国证券交易的总崩溃，更使1929年到1931年之间全世界都发生了金融危机。

在1930年，德国仰赖政府救济的人共1750万人，在1931年，共产党的选票增到了500万张以上。在那一年，有一位美国记者克尼克波克尔（H.R.Knickerbocker），在他所著的《德国——法西斯乎？苏维埃乎？》一书中，估计至少有1500万德国人是不能完全吃饱的，选民中有三分之二是仇视资本主义的，而过半数以上是反对现有号称“民主”的政治制度的。次年，希特勒即在这个局面之下取得了胜利，诚如他自己所形容的，在1919年，他简直不能箅是一个人，当时他加入了一个不知名的政治组织，这个组织自称为“日耳曼劳动党”，一共只有六个党员，他就做了第七名党员，1932年，这个党改名为“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Worker's Party），在7月间大选的3600万张选票中，他一共获得了1377万9017张之多。1933年1月30日，德国总统兴登堡命令他以最大政党的领袖身份出任德国总理并组织一个政府。一年之后，在6月30日那一天，希特勒开始清党，用一连串的暗杀手段，杀死异己分子数百人。最后到了8月2日，兴登堡元帅逝世，于是他就取消了总统制，而自任德国人民的“元首”。

除非是亲眼目击的人，否则对于希特勒的勃兴，简直会认为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神话。早在1934年，当赫斯（RudolfHess）代表全体纳粹党人向希特勒效忠时，其所说的话从麦克风中传到了每一个德国人的耳朵里，在他们的内心中引起了共鸣：“这个宣誓使我们把生命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照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人是替天行道的。不要用你们的头脑去寻找希特勒，他是存在于你们的心灵之中。希特勒就是日耳曼，日耳曼就是希特勒。日耳曼就是我们在地球上的上帝。”

尽管他的敌人曾经宣称这个非常的人物，是一个魔鬼，是一个疯子，但是我们却绝不能轻视事实——他曾经镇压了在德国境内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完成了许多惊人的“伟大事业”。实际上这个人是具有双重人格的，一方面他也是一个正常的人，另一方面他却是一位“真神”。假使不是如此，则有许多事实就都会无法解释。劳合·乔治总要算是一个智慧超群的人，当他在1936年访问过希特勒之后，回到英国时曾经发表他的观感说：“我从来不曾看见过比德国人更快乐的民族。在我所遇见过的许多伟大人物之中，希特勒要算是最伟大的一个。”丘吉尔也曾经说过：“假使我们的国家失败了，我希望也能找到这样一个领袖来恢复我们的勇气和领导我们回到与各国平等的地位。”

希特勒的目标是拿破仑式的：在德国控制之下，建立一个日耳曼大陆体系。同时，他的手段也与那位大皇帝相差不远：把德国从国际性资本主义的枷锁之下解放出来，联合所有的日耳曼民族共同组成一个第三帝国，在东欧建立一个所谓“生存空间”。他认为这对于德国的经济安全是有必要性的，正好像拿破仑认为莱茵联邦对于法国的战略安全是有必要性的一样。

希特勒认为只要国际货币制度还是以黄金为本位；则一个能够垄断黄金的国家，即可以使缺乏黄金的国家屈服于其意志之下。这个手段就是吸干其外汇的来源，迫使他们必须借债来维持生产。他的理论是：“一个国家并不靠货币的面值来维持生活，而是要靠真正的生产，而生产才又能使货币获得价值。生产才是货币的真正准备，银行保险箱中存满了黄金并无意义。”所以他决定：（1）拒绝接受国外的借款，以生产为德国货币的基础，而不以黄金为本位；（2）用直接易货的方式来获得输入品，必要时并辅助输出；（3）停止所谓“外汇的自由”——即准许在货币方面实行赌博，并依照政治情况，把私有的财产由此国移到彼国；（4）当有了可以生产的人力和物资时，就制造货币，而不向国外借债。

因为当时国际金融的生命，就是寄托在向经济困难的国家放债营利的行为之上，所以希特勒的政策简直是切断了它的生命线。若是准许他成功了，则其他诸国势必都会起而仿效。若是所有缺乏黄金的国家，都纷纷实行以货易货的办法，则不仅无人借款了，而且黄金也就丧失了它的权力，所有的放债者都只好关店了。

这枝财政性的手枪，尤其是直指在美国的身上，因为它是世界上黄金的主要供给者，而且它的大量生产制度使其必须输出产品的10%来避免失业的危机。此外，又因为希特勒对于犹太人采取野蛮的虐待政策，所以当然得罪了美国犹太籍的金融界巨子。当希特勒做了德国总理还不过六个月，纽约的一位富翁昂特梅耶（Samuel Untermyer）就开始向他挑战了。他主张向纳粹主义展开“圣战”，呼吁对于德国的货物、商船和劳务都采取经济上的杯葛主义。美国的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也依照1934年的贸易协定法案，坚持主张美国的国外贸易绝不能因为外汇管制、政府专卖和易货制度而受到任何的损害。

在1933年到1936年之间，希特勒已经使德国的失业人数由600万人减到100万人，繁荣与复兴的程度，简直使英国人感到害怕。据说在1936年，丘吉尔也正像1907年的巴福尔一样，他曾经告诉美国的吴德将军（Gen.R.E.Wood）说：“德国已经变得太强了，我们必须把它击碎。”于是到了1937年9月间，美国又产生了一种新的不景气，其发展的迅速也是非常惊人。10月19日，证券市场完全崩溃了，到了11月间，据调査全部失业人数巳达1100万之多，另外还有部分失业人数550万。对于这种困难的国内情况，必须要设法分散人民的注意力，尤其是总统大选又已经迫在眉睫了。在10月5日，罗斯福总统发表其著名的“隔离演讲词”（Quarantine Speech）。他痛斥现有的恐怖性统治，认为人类文明的基础受到严重的威胁，并且呼吁美国人不要幻想以为美国可以幸免，西半球可以不受到攻击。最后他提出建议说，增强道义标准的最容易的措施，即莫过于对侵略者实行国际性的隔离。不久，这个主要的侵略者也被指了出来。巴鲁克（BemanlBaruch）曾经向马歇尔将军（Gen.G.C.Marshall）说：“我们应该把希特勒这个家伙打倒，不让他的那个玩意儿成功。”什么玩意儿呢？可能他所指的就是希特勒的易货制度。因为在1939年9月间，巴鲁克曾经把他与美国总统会谈的结论，公开发表如下：“假使我们能够把价格压低，则并无理由说我们就不能够把主顾们争取回来，因为战争的缘故，敌国必须放弃他们的主顾。于是德国人的易货制度就会归于毁灭了。”

在不列顛，对于易货制度也同样展开了猛烈的攻击。1939年3月9日，驻伦敦的波兰大使报告他的政府说：英国的国会海外贸易部长赫德逊（R.S.Hudson）曾经向他说过：“不列颠政府决定不放弃在欧洲的任何市场，也绝不放弃其经济上的优势来使德国坐享其利。今天我们正在经济领域之内进行谈判，以便摧毁德国人的易货制度。”这个经济战争已经激烈到如此的程度，所以希尔吴德（R.E.Sherwood）在其所编的《霍普金斯白宫文件》一书中，曾经有过下述的一段记录：1939年4月间，美国大使馆驻柏林的代理武官向华盛顿当局报告说：“目前的情况十分的明显，德国已经在积极地进行一场战争。这是德国为了其生死存亡而进行的经济战争。德国的货物必须要有市场，否则就只好坐以待毙，而德国当然不愿意死亡。”

当我们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原因时，心里必须要记着，它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这场两种不同经济制度之间的斗争是无所谓是非善恶的，而只是关乎生存的价值。资本主义为了维持其优势而战，与希特勒为了其易货制度而战，在善恶上来说是没有什么高下之分的。对于他们而言，这都是存亡之所系，这都是贸易竞争的产品——也是工业革命的后果。

除了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在1933年到1939年之间，还有其他的原因也足以促使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其中最主要者即为希特勒在推行其德国复兴计划时所使用的蛮横手段。第一点，为了扫清其政治性障碍，他在1933年10月19日退出了国际联盟。第二点，为了巩固德国的东面侧翼，1934年1月26日，他又与波兰签订了一个为期十年的和平条约。不过在该年9月间，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使这种形势获得了一部分的中和作用。其次，当萨尔公民总投票已经是变得有利于德国之后，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又废弃了《凡尔赛条约》中的军备限制条款，重新恢复征兵制，其所持的理由是苏联已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德国为了自卫不能不如此。5月2日，法苏两国签订了互助条约来作为对抗，但却也等于轻视了国际联盟的地位。同样，6月18日，英德之间也签订了一个海军协定，把德国船队的实力定为英国船队的35%。

下述的另一个危机，更足以增强希特勒的权力和使国际联盟归于破产。依照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密约，意大利本应获得对于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的经济控制权。为了换取在突尼斯境内的和平，在1935年1月间，法国人也曾与墨索里尼谈判，而以阿比西尼亚为条件——尽管阿比西尼亚本身也是国际联盟中的一员。墨索里尼在日内瓦不能获得满足，遂于10月3日侵入阿比西尼亚。11月18日，由英国人出面领导，国际联盟开始对意大利实行经济制裁。虽然这并不能阻止意大利的行动，可是却驱使墨索里尼投入希特勒的怀中。结果使国际联盟的威信尽失。1936年3月7日，希特勒宣布法苏条约违反了洛加诺（Locarno）公约，并占领了非武装的莱茵河地区。

接着又有一个新危机接踵而来。自从1936年3月起，由于人民阵线政府在西班牙的统治不善，所以其国内的情形混乱不堪。为了结束这种无政府的状态，7月18日，佛朗哥将军（Gen.Francisco Fmnco）开始叛变。他获得了意大利人的支援，而共和党人则也获得了苏联人的支援。这当然又是一个希特勒所不会错过的机会。11月25日，他与日本签订了一个反共条约，当佛朗哥的胜利成为定局时，1938年3月13日他又兼并了奥国。

两个星期之后，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苏台德区（Sudetenland）中的日耳曼人也要求组织一个自治政府，他们立即获得了希特勒的支持。不仅是因为他的种族主义，而且捷克斯洛伐克也是一枝法苏两国所控制着的气枪，正对着德国的心脏。他当然不曾忘记，在1919年，联军曾经表示假使德国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联军将从波希米亚的机场中去对它加以轰炸。这个危机在慢慢地煮沸之中，9月1日，苏台德区日耳曼人的领袖汉莱因（Henlein），到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去谒见

希特勒。欧洲的空气中开始充满了爆炸性的气味，9月15日和9月22日，英国的首相张伯伦（NevilleChamberlain）两度访问希特勒。24日，英国驻巴黎的大使费普斯爵士（SirEricPhipps）向他们的外长哈里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报告说：“法国的大多数人都是反对战争的，几乎是不惜一切的代价。惟一主战的人就是共产党，他们受了莫斯科的津贴。”最后到了9月29日，张伯伦又与法国总理达拉第（Daladier）和墨索里尼三人一同飞往德国，在慕尼黑与希特勒会晤。为了避免战祸，他同意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在法国陆军中已经有叛变发生，而依照当时英国驻柏林的大使韩德逊爵士（Sir Neville Henderson）的报道：英国连一架喷火式（Spitfire）战斗机也都还没有，只有一两架作为试验用的飓风式（Hunicanes）战斗机。用于伦敦防空的，一共只有七门近代化的髙射炮。

这些层出不穷的危机，造成一种反对希特勒的强烈宣传攻势。外交关系已经丧失了一切的客观性，而完全被裹在一种爆炸性的敌意之中。当时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Dr.Goebbels），对此种情形深感困惑，他向美国驻柏林的大使提出呼吁说：为了要改善美国新闻界对德国的关系，最主要的事情就是犹太问题。

可是这不过是空谈，并未能有实际的改善。1938年11月7日，一位波兰籍犹太青年暗杀了德国驻巴黎大使馆中的一个三等秘书。因为这个事件立即引起了在柏林的反犹运动，而进一步又增强了美国的反德情感。1939年1月12日，波兰驻华盛顿大使波托基伯爵（CumJerzy Potocki）曾经有一个报告给该国的外交部，对于1938年年底的情况有极翔实的说明。现在我们就把它的要点引述如下：

现在美国的公共意见所表现出来的，是对于一切与纳粹主义有关的东西都无不表示极端的仇恨。这种仇恨的心理正在与日倶增。尤其是，这里的一切宣传都是完全操纵在犹太人的手中。美国人对于欧洲的情形多无实际的了解，所以这种宣传颇为有效。还有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有精密布置的心理战役，主要的就只是以纳粹德国为对象，而从来不曾触及苏联。假使提到该国时，则也一定是以一种友好的态度表述之，使他们的人民感觉到苏联还是民主集团中的一国。受这种宣传之所赐，美国一般人都几乎完全是同情于红色西班牙的。与这种宣传齐头并进的，即为制造一种人工性“战争恐惧症”。他们尽量地使美国人民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印象，认为一旦世界战争发生，则美国为了自由和民主之故，必然会参加这场战争。罗斯福总统本人就是第一个对于法西斯主义表示痛恨的。他在内心里具有两重目的：（1）他希望分散美国人民的注意力，使他们不注意到困难和复杂的国内问题；（2）创造一种战争恐惧症，他希望美国人民能拥护他的巨大扩军计划。

此外，犹太人在德国所受到的野蛮待遇以及难民问题，也是两个足以增强仇恨德国心理的因素。在这场煽动仇恨的战役中，个别的犹太知识分子也都曾经参加，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有美囯元老巴鲁克、纽约州长李曼（Lehman）、新任的大法官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财政部长摩根索（Mogenthau）以及其他与罗斯福总统有密切友谊的人士。所有这些人都希望罗斯福总统变成人类自由、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拥护者。这一群特殊分子也都是美国政界的知名之士，他们自命是代表着“真正美国主义”和民主精神的，但亊实上却又与国际犹太组织结了不解缘。对于国际犹太组织而言，罗斯福总统真好像是一个天送的至宝一样，他的拥护人权的理想，恰好满足了他们的种族利益。这样一来，犹太人不仅可以在新世界建立一个具有危险性的宣传中心来散布仇恨和敌意，而且也把整个世界分成了两个备战的阵营。这整个问题正在以最神秘的方式寻求解决。罗斯福已经获得了授权，使他能够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具有生气，同时也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武装预备力量来应付犹太人所将要面对的未来战争。

当波托基伯爵发出了这个报告之后，他就获得了美国驻法大使布立特（W.C.Bullitt）的保证：“一旦战争发生，则美国必定会站在英法这一边来作积极的干预。”可是在此后不久，即来了下一个危机，希特勒决心完全兼并捷克斯洛伐克。他首先在斯洛伐克制造了一个政变，1939年3月15日，他占领了布拉格，并宣布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为保护国。这个侵略的成功还不能使他感到满足，现在他就开始向最后一步行动了。1938年10月24日，德国外交部长李宾特洛甫（von Ribbentrop）向波兰驻柏林的大使建议两点：（1）波兰政府应同意让但泽与德国合并，（2）应同意德国越过波莫尔兹（Ponuze）——即越过波兰走廊——建筑公路和铁路线以达东普鲁士。20年前，劳合·乔治即曾宣称：“这个波兰走廊迟早一定会在东欧引起一场新的战争。”于是议论纷纷，在这个时候，英国首相张伯伦就主张由英法波苏四国共同签订一个联合宣言，表示当德国再有进一步侵略野心时，四国即将采取联合行动。说也奇怪，波兰的外长贝克（Josef Beck）却拒绝了这个建议，而同样不可解释的是，当贝克建议由英波两国签订一个双边协定时，张伯伦却又表示同意了。3月27日，英国外交部正式通知波兰政府说，假使当他们受到德国攻击时，波兰人决心自卫，则英国将负责集中其一切的力量来援助他们。这个协定在3月31日正式公布。

张伯伦对波兰所提供的保证，对于希特勒也立即发生了效果。因为希特勒到了此时似乎才认清了若是进攻波兰，即可能会陷于一场两面战争之中。他一方面在4月3日下令准备在9月1日之后侵入波兰；另一方面在4月17日，为了避免两面战争，他又开始与克里姆林宫进行谈判。

到了此时，战争已成定局至为明显，决定的人不是希特勒而是对方。因为美国新闻界在欧洲的领袖人物魏刚德（Karlvon Wei-gand）曾经这样向我们报道：4月25日，他去访问美国驻巴黎的大使馆，布立特就向他说：“欧洲的战争已经成为定局，波兰获得了英法支援的保证，所以不会再向德国让步。当英法参战之后，美国也就会随之而加入。”这种说法从《霍普金斯白宫文件》一书中也可以获得印证：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丘吉尔也曾向巴鲁克说：“战争马上就要来临了。我们会卷入旋涡，你们也在劫难逃。”

在整个夏季，危机起伏，不绝如缕，英德双方都在寻求苏联的支持，前者希望苏联对波兰的保证能够兑现，后者则希望能够避免两面的战争。最后到了8月23日，还是希特勒胜利了，那一天德苏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协定。并且根据一个秘密附件，德苏两国同意瓜分波兰。24日，这个协定公开发表了，第二天英波协定才正式签字。

9月1日——色当会战的纪念日——德军并未宣战，即越过了波兰的国境。罗斯福总统立即向英法德波四国发出了一个紧急呼吁，要求他们不要轰炸不设防的城市和平民。希特勒立即表示拥护罗斯福的主张，到了9月2日，法英两国也表示他们同情于这种合乎人道主义的理想。

9月3日上午9时，英国驻柏林的大使向德国外交部送达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上午11时以前提供停战的保证，否则英国即将向德国宣战。正午时，法国大使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最后通牒，其限期为下午5时。德国对于英法两国的最后通牒，均置之不理。

希特勒接到英国的挑战文书时，他沉默静坐着不动。而当希特勒的译员保罗·希米德（Paul Schmidt）离开这间房子的时候，戈林回过头来向他说：“假使我们丧失了这场战争，那么上帝应该饶恕我们。”

谢选骏指出：什么是第三帝国的兴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显然是食言而肥的《凡尔赛和约》。因为骗子威尔逊“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说服了大家放下了武器，最后却是要德奥同盟又割地又赔款。但是英国人为了摆脱欺诈的罪名，就伙同纳粹分子一起制造了希特勒的神话，好像希特勒真是一个神迹，而不是英美法一手策划演出的。但其实，这个四分之一犹太人的小丑不过是个杰出的演员，是魔鬼派来“让自命为神”的德国人下地狱的邮差。在一次大战中，希特勒下士就是一个传令兵邮差；二次大战中，希特勒下士升职了，成为希特勒元首，但还是一个总理府邮差——他给那些“该死的人们”，那些自命为神的人们，包括他自己，发放“下地狱的通行证”。在这一点上，希特勒真是个世界伟人，他杀害的人头甚至比毛泽东还多一些。

【第十章：第二次色当会战和法兰西的沦亡】

希特勒的战争目的是苏格拉底式的和生物性的：这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有极清楚的解释。他说：“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首先所应记着的责任，即为确保其种族的生存。要达到这个目的，则又必须使人口数量的增长与其国家资源和空间维持着一种健康而自然的比例。我在这里所谓的健康（Healthy）比例，就是其地面上和地下的资源足以保证供人民的食用。”他又指明：在1914年到1918年之间，德国人不能算是一个世界性的强国，因为它并不能养活它的人民；而且除非它能够养活它的人民，否则也就绝不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德国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不应向欧洲的南部或西部去寻找，而是应在东欧，即在俄罗斯与其附近国家去寻找。他的目的是想要在东欧（而不是西欧）建立一个查理曼式的大帝国，那是应该能够自给自足的，即令欧洲诸国联合起来，在将来也都不足以威胁德国的安全。

这就是说，假使希特勒胜利了，他就会在欧洲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英国的传统政策就是要使欧洲处于分裂的状态之中，所以英国对于希特勒的成功当然是不能忍受的。但因为英法两国对战争都尚无准备，所以他们的政策应该是放任希特勒向东欧发展，其结果必然会与苏联一战，此时西方国家即可以乘机加速再武装。如果他们采取这样的政策，则无论这两个国家孰胜孰败，而英法两国却一定都可以坐收渔人之利，而使欧洲权力平衡的局势扭转过来。可是他们却不图此谋，反而宣布对于希特勒主义发动一个思想上的十字军东征。1939年9月4日，张伯伦在对德国人民的广播中曾经这样说过：“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并不是向你们作战，因为我们对于德国人民绝无恶感，而只是要打倒一个暴政。”

如果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则联军当局就应该设法使德国人分为两个政治性的集国，一为亲希特勒派，一为反希特勒派。对于前者给以最坏的条件，对于后者则应给以最好的条件。他们应该把一切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人都当做盟友看待，用各种手段来尽量地帮助他们，好让他们在德国内部制造革命来推翻希特勒的统治。荷兰政府所雇用的英国情报人员贝斯特上尉（Capt.S.P.Best）曾经认为，这是具有可能性的。他说：“当战争开始爆发时，我们的情报机构曾经获得可靠的情报，知道在德国文武官员之中，有许多最高级的人员都是反对希特勒的。根据我们的情报，认为在这个时候反对势力已经相当高涨，甚至足以造成叛乱，而迫使纳粹政权崩溃。”髙里兹（Walter Qirlitz）在他的《德国参谋本部》一书中，也说在希特勒侵入丹麦和挪威之前，德国三军统帅部（OKW）的反情报局（Abwehr）局长卡纳里斯将军（Adm.Wihelm Canaris）曾向丹挪两国驻柏林的武官提出警告。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Gen.FranzHaider）也曾设法向比利时王国国王李波德（Leopold）提出警告。1940年5月9日，卡纳里斯又派他的参谋长阿斯特（Oster）去向荷兰驻柏林武官提出警告，说希特勒有侵入荷兰的意图。在整个战争时期中，希特勒都一直在“卖国贼”的包围之中。

尽管张伯伦在9月4日曾经有那样一番髙调，可是一旦当这场心理战争的目标拟定了，英法两国却只想到专用军事性的手段来达到它。这可以算是这场战争中的一个最大的政治错误。此外，他们的军事错误也同样巨大。他们在建立军事力量的时候，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半段（僵持的阶段）的经验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后半段（机动的阶段）的经验为基础的。可是希特勒却能够不顾其大多数将领的反对，而采取了完全相反的途径。要明了这个差别的意义，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新战术理论实有先加以简单分析之必要。

这是一般战争中的惯例，总是失败的方面可以学习到更多的经验。胜利者不免趾高气扬，而失败者则愿意追寻失败的原因。对于苏德两国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大教训可以分为下述四点。战争中需要：（1）政治性的领导，（2）民族性的纪律，（3）经济上自给自足，（4）科军与技术。为了准备战争，在平时也就应该重视这些因素。

关于最后一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经试用了三种全新的兵器——飞机、战车和毒气。就每种情形而言，都是伸展了火炮的威力——火炮实为具有支配性的兵器。战车的作用就是一种自动推进的装甲火炮所起的作用。飞机就是一种长射程的火炮或机枪。毒气是一种分子性的榴霰弹。假使战争还能再多拖一年，则战车和飞机本身即可以明显地证明，它们不是兵器，而是一种尽量载运其他兵器的运输工具。它们的主要特性为一种新的运输工具，其动力来源为石油，以它们为核心就可以组成一种全新的战斗组织——即自动推进的装甲军团和空运部队，而不仅是自动推进装甲火炮和空降炮兵。

从这个试验期中产生了两种不同主要的理论：一种是以战车为主，另一种则以飞机为主。在前者方面，本书作者曾在1918年5月间，作过一个相当详细的研究，其题目是“瘫痪式的攻击”（The Attack by Paralyzation）。不久，这项研究提供给福煦元帅参考，他接受了，即用来当做其1919年春季战役计划的基础。这个文件被改名为“1919计划”，其要点可以简述如下：

现在，一群人的战斗力量既然寄托在其组织之内，假使我们?能够毁灭其组织，即可以毁灭其战斗力量，而达到我方的目的。

要想毁灭一个组织，其途径有二：（1）把它磨毁，即消灭它；（2）使它不能行动，即使其脱节。

在战争中，前者包括着使敌军军人被杀、负伤、被俘和解除武装的行动等，即身体的战争。后者则为使其指挥权力丧失了作用，即头脑的战争。若是以一个单独的人来当做例证，第一种方法是使他连续受到许多轻伤，终于使他流血过多而送命。第二种方法则是对准他的脑壳放一枪。

一个军团的头脑即为他的幕僚机构——军团、军和师的各级司令部。假使我们能把德军正面上某一段的指挥体系破坏掉了，只要几个钟头即足以使全部组织都丧失控制，甚至连一点轻微的抵抗都没有。

我们现有的理论是毁灭敌方的“人员”，而新的理论却是毁灭敌方的“指挥”。不是先杀伤敌方人员然后再来使其组织瓦解，而是先使其全部组织崩溃，再来发动攻击。

这里所建议使用的手段，是以快速行动的战车为矛头，并且把飞机当做支援，在后面才跟着传统性的兵种。在空军掩护之下，战车在德军正面上从所选定的各点上实行突破，并且直趋军团、军和师各级的司令部以及补给中心，造成瘫痪现象。于是正常的攻击才继续跟着进行。

飞机理论的主要提倡者为意大利的杜黑（Guilio Douhet）将军，他在1921年著有《空权论》（Commas/Air）一书，其思想即可以用它的内容当做代表。他说：“广未来的战争将会再度包括所有的国家和它们所有的资源。陆上的战争将会采取一种静止的形态，大致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似，仍然还是能建立一个连续的正面。面对着这个连续的正面，一切运动战的理论和观念都会完全失败。”那么答案又是什么呢？那就是说要把战争转移到空中方面，并攻击敌方的平民。因为一旦人民的意志为恐惧所击碎，整个的政府机构连同其一切的军事指挥体系都会自动崩溃了。杜黑于是肯定地说：“在上次大战中，这种国家的崩溃是用军队在战场上的行动来间接造成的。在未来战争中可以用空军的力量来直接完成。在陆海军尚未有时间来得及完全动员之前，即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了。”

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有一个共同之点。它们的最后目标都是精神的而不是物质的：前者是想要破坏敌方陆军指挥体系的意志，后者是想要破坏其平民的意志。它们的意图都是要想打破上次大战中的那种僅局，或者是使连续正面不可守，或者是超过它们。

从这两种理论所引出的战术思想，以及对于它们的缺乏认识，即足以决定陆上战争的形态。法国的战争思想是纯粹防御性的，躲在马其诺防线（Maginotline）的后面，以便造成一个不可打破的僵局。英国的战争思想几乎是完全经济性的，一方面封锁德国，用所谓“战略轰炸”的手段，以便轰炸其工业城市和平民，并同时派一支象征性的兵力往法国助战。这两种互为表里的政策都是基于一个同样的假定，认为德国人会像上一次大战中一样，再度被迫接受一个僅局，而它在经济方面也还是和20年前一样，必须仰赖于他国的供应。英国除了空中方面，几乎根本就不曾考虑机动战争的问题。

德国的战争思想则是以攻势为基础，其设计就是想用瘫痪式的攻击来克服对方的直线防御体系。这也就是所谓闪击战（Blitzkrieg）。它的陆军被组成了一种装甲的“撞城槌”，在战斗机和俯冲轰炸机的掩护之下（当做是飞行的野战炮兵使用），足以在所选定的点上突破敌方的连续性正面。德国思想的灵魂就是机动性——仅在一个战场上，作尖锐、迅速而短促的战争。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主要差异。虽然如此，这种战术政策却是以一个战略错误为基础的。它没有想到假使英国支持法国，那么下一次欧陆性的战争必然的还是两面的——一个陆上战场，再加上一个海上战场。德国的主要问题却是如何突破海上战场的正面，因为只要英国站在法国的同一方面，那么就还是和过去一样，它自然会变成同盟体系的战略重心。可是希特勒对突破海上正面的工作却毫无准备。当战争爆发时，他所拥有的海面舰队简直不足称道，潜艇一共只有57艘，其中只有26艘是适合于大西洋作战的。他没有一般登陆艇。其空军的设计和训练，也都不足以担负一个第一等的渡海侵入任务；而更坏的，是他根本没有计划。

1939年9月1日——色当会战的纪念日——希特勒侵人波兰。他留下了23个师的兵力（1个装甲师都没有），加上少数的飞机来防守西线。另外一共44个师的兵力，其中包括6个装甲师和6个摩托化师，共分为两个集团军，在那天的清晨越过了波兰的国界。这种瘫痪式的攻击被证明是如此的有效，所以在7天之内，除了华沙一隅以外，波兰的全部抵抗都已经完全崩溃了。9月17日，苏军也越过了波兰东面的国界，次日波兰政府即逃入罗马尼亚的境内。虽然当时德军统帅部的作战处副处长华里蒙特将军（Gen.Warlimont）曾经说过：“德国陆军从来没有像这样没有充分准备就投入战争。”是诚如古德林将军（Gen.Guderian）所指明的，这一次战役之所以能如此迅速获胜者，不应归功于整个德国陆军，而应该单独地归功于德国新创立的装甲师和摩托化师。在空军支援之下，他们好像是巳经创造了奇迹一样，实际上这却是理有固然，毫不足怪。在西线方面，英法两军却稳坐在他们的堑壕之中，空看着他们的同盟国一败涂地。

当希特勒已经把陆上的战争变成了一面作战，其意图就是先解决英法两国，然后再来对付苏联。接着就发生延误，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部将们的作梗，并且在陆军中还有人在阴谋叛变；另一方面是苏联人在11月11日，又侵入了芬兰。最后，终于把Z日定为1940年1月20日。不久，海军总司令赖德尔（Adm.Erich Raeder）又力劝希特勒先夺取挪威，以作为对英国发动潜艇战争的基地，同时也可以确保挪威和瑞典的铁矿石来源，那对于德国也是至为重要的。当这个行动还正在考虑之中时，2月17日，英国人却在挪威海面上捕获了德国的囚犯船“老马克”号（Altmark），这个行动使希特勒大怒，这样就决定了而不再犹豫。4月9日，德国突然占领丹麦，并且面对着英国的舰队，德军也分别从海上和空中侵入了挪威。4月15日，有一支小型的英国兵力，在纳尔维克（Narvik）附近登陆，接着在16日和18日，英军又分别在纳姆索斯（Namsos）和安达尔斯（Aandalsnes）登陆。5月2日到3日，后述的两支兵力撤退了。在这次行动挫败的六天之后，英国下院对于现政府提出谴责案。5月10日，张伯伦辞职，由丘吉尔继任首相。

法军的计划是以下述的四个假定为基础的：（1）所谓马其诺防线，它从瑞士边境一直延伸到隆维（Longwy）为止，那是不可能被突破的产（2）在隆维与那慕尔之间，其北面为阿登（Anlemies）山地，足以限制大兵力的运动，尤其是装甲部队为然；（3）因为比利时是中立国（在1936年再度宣布的），必须等到德国侵犯了其中立之后，法军才能进人比利时的境内；（4）德国人还是会再度采取1914年的希里芬计划。他们对于这最后一点是十分确信的，因为比利时中央平原最适宜装甲兵力的

活动。所以法国计划的要点就是如何阻止这个比利时中央平原落人敌人的手中。

在这个平原上有三条河流可供利用：（1）亚伯特运河一默兹河之线，从安特卫普到列日；（2）戴尔河（Dyle）之线，从安特卫普到那慕尔；（3）须耳德河（又名Escaut）之线，从安特卫普到杜尔内（Tournai）。但是在1939年，因为比利时决定把这第二道河流当做他们的主要防线，所以防线就减到了两条。法军对它们的占领计划，分别定名为“D”（Dyle）计划和“E”（EScmit）计划。1939年11月17日，前者为法国国防会议所采取，并获得了法国总司令甘末林将军（Gen.M.Gamelin）的批准。当比利时陆军（共18个师）从亚伯特运河一默兹河之线向安特卫普与鲁文之间的戴尔河上撤退时，英国远征军（BritishExpeditionaryForce，简称B.E.F.）共6个师（最后增到9个师），由髙特将军（Gen.LordGort）指挥；加上法国第一军团（6个师）和第九军团（9个师），分别由布隆查尔将军（Gen.Blanchard）和柯拉普将军（Gen.Corap）指挥，即应从英吉利海峡与梅济耶尔之间的地区在法国第二军团的左面进向戴

尔河上。后者共7个师，由洪齐格将军（Gen.Huntziger）率领，据守着梅济耶尔到隆维之间的正面。英国远征军应从鲁文到华弗尔之间前进，第一军团则在华弗尔到那慕尔之间，而第九军团则应在那慕尔到梅济耶尔之间达到默兹河上。此外，由吉劳德（Gen.Giraud）将军所率领的法国第七军团（共7个师），则应移到英国远征军的左后方，其目的并不是增援正面上的兵力，或是当做预备队使用，而是准备一旦荷兰的中立被破坏，即加速赶往应援。

乔治将军（Gen.Ge0Iges）被指派为东北战区总司令，其范围从瑞士边界一直到英吉利海峡。它又分为两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由比罗特将军（Gen.Billotte）任总司令，包括法国第二、第九、第一等三个军团；第二集团军则部署在前者的右方，负责防守马其诺防线。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第七军团则直接由乔治将军指挥。此外他还有一个总预备队，共计13个师的兵力，但它们却分散得很广，其重点不是在第一集团军方面，反而是在第二集团军方面。

诚然以戴尔河的防御而言，48个师的兵力不能说他们不够强大，可是因为他们的成分是如此的混杂，所以实际力量还是很脆弱。此外，法国四个军团的人员水准也有很大的差异。最优秀的师是分配给第一和第七两个军团，因为他们可能要在开阔地上作战；而其余较差的人员则分配给第九和第二两个军团，因为他们有阿登山地的保护。他们的组织如下：第一军团为两个轻快机械化师（合组一个骑兵军）、三个现役师和一个A级预备师。第七军团为一个轻快机械化师、两个摩托化师、一个现役师、一个A级预备师、两个B级预备师。第九军团为一个摩托化师、一个现役师、两个A级预备师、两个B级预备师、一个要塞师和两个骑兵师。第二军团为两个现役师、一个A级预备师、两个B级预备师和两个骑兵师。

从上述的部署上看来，即可以知道联系马其诺防线与那慕尔之间的部队，在人员素质上较差，不过其假定却是认为阿登山地是一个不利于进攻的地区。它也的确如此，所以对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法国全部计划的错误却是在另外的地方。因为法国参谋本部估计德军装甲兵力的主力将会通过比利时中部平原前进，所以法军的三个装甲师很明显地应该集结在戴尔河正面的背后，等到德方装甲兵一渡过亚伯特运河一默兹河之线时，马上开始反攻。假使德军不走这一条路，而从阿登山地中冲了出来，那么法军的装甲兵力就可以取道蒙斯（Mons）而打击在它的右翼上面。为什么法军不采取这样的部署，其理由详见后述。

在我们尚未转而分析德国方面的计划之前，对于法军士气的问题，也应略加论及，因为法兰西在1940年的崩溃主要并不是战术上的原因。

一般的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一向都认为法国的陆军是欧洲最强大的。事实上完全不然，它的装备低劣，战术落后，而在士气方面，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创伤也始终未曾复元，再加上自从布鲁姆（Blum）在1936年组成了“人民阵线”政府之后，陆军更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人民的态度是如此的冷漠，充满了失败主义的情绪，又有许多人曾经公开表示宁愿接受希特勒的占领而不愿意战争。法国陆军中有许多的军官，更是认为宁愿接受纳粹主义，以免受到共产主义的统治。虽然这些现象很容易发现，可是英国人却从来不肯加以公开揭穿，因为他们不愿意让人们知道法国是那样的弱小，而德国是那样的强大。所以大多数英国人始终被蒙在鼓中。当1940年5月25日法国的殖民部长盂德尔（George Mandel）向英国的斯皮尔斯爵士（Slir Edward Spears）说“法国人并无战斗的意志，普遍的心理都是带有失败主义的趋向，全国的崩溃即在目前”时，无怪其然的会使他大吃一惊。甘末林将军对此也有同感，在一个星期之前，他曾经写了一个报告说：“今天所动员的人员，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阶段中，并不曾受到爱国精神教育，所以他们对于决定国家命运的决斗，在精神上是毫无准备的。我方正面之所以被敌军突破的主因，即为部队的主动溃逃。首先总是局部性的，常常是在重要的点上，当勇敢的敌人不惜冒险前进时，我军即开始闻风而散了。”这也正是和斯多夫上校（Col.Stoffel）在1870年战争之前所说的话一样。

德国方面的计划被称为“黄色计划”（Plan Yellow），据艾里斯少校（Maj.Ellis）的考据，认为并无确证足以证明这与希特勒个人的创见有关。它的基础是分为三个集团军（A、B、C）的兵力，分别由伦德斯特将军（Gen.Karlvon Rundstedt）、波克将军（Gen.Fedorvon Bock）和李布将军（Gen.Wilhelmvon Leeb）任总司令。这个计划在10月19日由德国陆军总部（OKH）颁发，它把装甲兵的主力分配给B集团军，并在布鲁塞尔的北面作主力的突击，另分一支兵力通过荷兰南部前进。A集团军则保护其左翼，而C集团军则面对着马其诺防线。希特勒不喜欢这样的兵力分配，根据约德尔将军（Gen.Jodl）的记载，希特勒曾经主张把所有的兵力都用在列日以南，以在理姆斯和亚眠的方向上实行突破为理想。于是布劳希奇（Brauchitsch）和哈尔德（Haider）根据这个思想修改原有的计划，除了波克在布鲁塞尔北面的主力突击，在列日之南又加上了一辅助性的突击，而取消了经过荷兰的那支兵力——这正是法国人所预料中的计划。希特勒仍认为不满意，不仅是因为这个计划是代表在列日的两侧作正面攻击的意图，而且他也认为主力的打击应发生在列日的南面，而以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摩托化师的兵力经过阿尔隆（Arlon）指向色当。

第二天，10月31日，伦德斯特和他的参谋长曼斯坦（Gen.Fritzvon Manstein）将军，独立地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念。其目的是想切断在索穆河以北的敌军，不从正面上压迫他们，而用A集团军的兵力来对付他们达到突破的目的。这个计划却为布劳希奇所拒绝。古德林将军曾经告诉我们，在11月间，曼斯坦曾经与他会谈，询问他认为通过比利时南部和卢森堡的战车突击是否有成功的可能性。古德林回答说，只要有充足的兵力，他认为是有可能性的。曼斯坦根据这一点，写了一份备忘录提出了这个新观念，12月4日获得了伦德斯特的批准，经签署之后转呈给布劳希奇，可是后者却拒绝将其转呈给希特勒。

12月28日，德军统帅部下达了一个训令，其内容是准备在1940年1月中旬，展开西线的攻势，等到元首看清楚了哪一方面的最初成功是最大时，他再来决定应该把攻击的重点集中在哪里。接着就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1月10日，有一架德国飞机载着一位空军传令官，在比利时强迫降落，从他所携带的文件中，德军的计划已经泄漏了一大部分。这个事件，再加上突如其来的恶劣天气，使预定在1月17日发动的德军攻势为之延期。

于是希特勒开始采取了次一个步骤。2月13日，他重新提出攻击主力应部署在何处的问题，并且再建议应该把装甲师集中在色当的方向上，因为这是敌人所最料想不到的地方。他又说：“1月10日被敌军所俘获的文件是为了使敌人假定我方的主要着眼点是占领荷比两国的海峡海岸线。”此时，曼斯坦也用尽心机想提出其他观念，这使布劳希奇感到非常厌恶，为了撵走他，就把他升为一个步兵军的军长。但是依照惯例，在他尚未接任新职之前，应首先谒见希特勒请训。他与希特勒一同进餐之后，就乘这个机会把他的计划直接面呈希特勒，这也就是布劳希奇所一向拒绝转呈的。因为它与元首的思想不谋而合。经过了两次连续演习，2月22日，曼斯坦计划遂正式被采用，整个攻击的重点又移到了A集团军方面。关于这个改变，古德林说伦德斯特对战车的威力并无明确的认识；而且除了希特勒、曼斯坦和他本人，再没有任何人对这最后修正本的“黄色计划”具有信心。这个最后计划的详细内容简述如下：

B集团军，下辖第十八和第六两个军团，共28个师，其中包括3个装甲师和1个摩托化师，应该进到温特斯维克一亚琛（Winterswijk—Aachen）之线，蹂躏荷兰南部和比利时北部，占领各飞机场，并掩护A集团军的右翼。

A集团军，下辖第二、第四、第十二和第十六等四个军团，共44个师，其中包括7个装甲师和3个摩托化师，应该进到亚琛（本身除外）一卢森堡之线，在那慕尔到色当之间，突入法国的境内，再进到亚眠一阿贝维尔（Abbeville）之线，并切断在索穆河以北的敌军。

C集团军，下辖第一和第七两个军团，共17个师，看守着马其诺防线，并实行佯攻。

总预备队共为45个师，包括1个摩托化师在内。以上把法德双方的计划都说明了。前者是以法国参谋本部的固定观念为基础，他们除了假想德国人会把希里芬计划加以重演，就再想不到什么新的观念。后者却应感谢一连串的意外事件，才算是勉强打倒了德国参谋本部中的固定观念（他们也是中了希里芬的毒），而改以希特勒和曼斯坦的新观念为基础。除了思想上的顽固僅化，这两国的参谋本部还有其他的相似之处。根据各方面的记录，在德国参谋本部之中，有一些卖国賊，希特勒直觉地认清了这一点，所以对它并不信任。在1940年3月30日，雷诺（PaulReynaud）做了法国的国务总理兼战争会议主席，他对于甘末林将军所领导的法国参谋本部也完全不信任。雷诺一上台，即决心要免去甘末林的职务，可是后者却获得了当时国防部长（前总理）达拉第的支持。关于达拉第，拥护他的人说他是一头牛，反对他的人却说他是一头长了橡皮角的牛。依照法国内阁秘

书长包多因（Paul Baudouin）的记载：雷诺说过，甘末林也许可以做一个好县长或主教，但是要他做一位将领，那是毫无希望的。5月9日，雷诺抓着挪威失败的机会，决心罢免甘末林，在那一天的战时内阁会议中，他把甘末林骂得体无完肤，最后他高喊着说：“面临着这样激烈的反对，我认为内阁应该辞职，我宣布将向法国总统辞职。”这个景象令人回忆起1870年的旧事，可是这个时机却很不妥，散会之后，即接到了德军已经侵入比卢两国的消息，于是甘末林又侥幸留任了。

当这次西线大攻势发动之际，希特勒以战争重任所托负的一位总司令却是希望敌军向桕林进军的。而雷诺所用的这位统帅，在精神上已经被他宣告死刑。

包括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兰西侵入战中的全部兵力分述如下：（1）德国方面：步兵师134个，装甲师10个，摩托化师4个。（2）荷兰方面：步兵师8个。（3）比利时方面：步兵师10个，战车旅（重型）1个，机械化骑兵（轻战车团）5个。（5）法国方面：步兵师90个，装甲师3个，轻装甲师3个，轻机械化师5个，另有独立战车营27个。关于战车方面：德军可以作战的共2439辆；法军共有新型战车2460辆，另加600辆旧战车；英军共有229辆，其中171辆还是轻战车。法国战车中有许多就装甲和火炮口径而论，都还要比德国战车更优秀。不过德国战车的战术理论，是以整个装甲师来当做攻城槌用的。而法国人的战术思想却是把战车分散在各师之中，以用于步兵中的支援。这就是德国人占有优势的主要原因。在空军方面，德国人毫无疑问占了优势。在这次战役开始时，德国可以动用飞机共3700架，另有运输机600架，而法国却一共只有可用之机1500架，荷比两国的空军根本不足称道。至于英军方面，有474架飞机驻在法国的基地上，其余的则留在英国本土。

5月8日，星期三，希特勒命令于5月10日上午5时35分开始攻击。自从前一年10月起，他在比荷卢三国的边境上，集中其大军的次数有十次之多，可是他的计划却从来没有一次是有成功希望的。为了执行整个计划中他所担负的一部分，伦德斯特把三个军团展开在亚琛与米尔齐格（Merzig）之间。克鲁格将军（Gen.von Kluge）的第四军团在右面，李斯特将军（Gen.vonlist）的第十二军团在中央，布西将军（Gen.Busch）的第十六军团在左面。克莱斯特将军（Gen.von Kleist）所指挥的装甲兵团（PanzerGroup）为决定性的兵力，也部署在中央，它分为两个装甲军。第十九装甲军，军长为古德林将军，下辖第一、第二和第十等三个装甲师。第四十一装甲军，军长为雷因哈特将军（Gen.Reinhanlt），下辖第六和第八两个装甲师。前者展开在维安登（Vianden）与厄特那（Echtenmch）之间，并面对着卢森堡的边界；后者部署在前者的北面。古德林的目标为色当，雷因哈特的目标为蒙提梅（Monthenn）；两军都应负责为步兵在这两个点上分别建立桥头阵地，在装甲师与空军之间的密切合作也作了预定安排，但是当奇袭成功之后究竟应采取何种更进一步的行动却并无指示。此外，霍斯将军（Gen.Hoth）所率领的装甲军则分配给第四军团，共为第五和第七两个装甲师，其中第七师又是由隆美尔将军（Gen.Rommel）所指挥，以默兹河上的豪克斯（Hmix）为其目标。

5月7日，在海牙就听到了谣言说攻击就要发动了，因为过去曾经有许多次的虚惊，所以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它。5月9日，下午9时30分，比利时外交部长接到了一个电话，有人报告他说边界上的哨兵听到了不断的车辆运动噪音。5月10日上午3时，接到了有飞机飞过荷兰天空的情报，一个小时之后，荷比两国的飞机场都已受到了轰炸。不久，阿拉斯（Arras）飞机场也受到了轰炸。上午5时，荷比两国的外长都分别向英法两国政府求援。到了上午6时30分，甘末林将军用电话通知乔治将军，命令他执行“D”计划。上午7时30分，法国骑兵的前卫开始进入比利时的国境，联军的左翼以梅济耶尔为枢轴旋转，开始变换正面并向戴尔河前进。

在荷比两国境内的作战，是以闪电的速度在发展。到了5月11日，在华尔哈芬（Waalhaven）、鹿特丹（Rotteidam）、华森纳尔（Was-sennaar）、弗尔肯堡（Volkenburg）、多德列克（Dordrecht）等地的荷兰机场

都全被德国伞兵所占领。在莫尔狄克（Moeidijk）的马士河（即默兹河的下游）上桥梁也落人他们的手中。一支摩托化的纵队，从根纳普（Germap）冲过了拉门（Raam）—皮尔（Peel）阵地，并进到了莫尔狄克。在比利时境内，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和那慕尔也遭到了轰炸，而在（荷兰）马斯垂克（Maestricht）的马士河上，桥梁也已被攻占。此外，德国伞兵曾占领了亚伯特运河上在布里德根（Bridgem）、威尔德魏齐特（Weldwezelt）和弗隆何芬（Vmenhoven）等地的桥梁，并且用垂直攻击的方式，占领了艾本艾美尔（Ebeit-Emael）要塞。

5月11日这一天，在阿登地区中的法国骑兵，不断地受到斯图卡（Stukas）俯冲轰炸机的攻击——这是德国两个装甲军的前卫。到了下午5时30分，当他们把桥梁炸毁之后，法国骑兵即被赶过了塞摩瓦河（Semois），下午7时15分，古德林的领先战车已达到了布永（Bouillon）的郊外。因为柯拉普将军的全部正面现在都已经没有掩护了，于是德军的战车就向着他这个军团前进，所以他立即要求增援。法国统帅部立即判明了德军的主力打击，是来自那慕尔以南而不是以北，换言之即不像他们原先所预测的，于是在5月12日，法国统帅部命令1个装甲师和3个步兵师去援助柯拉普；到了13日，又再增调了另外1个装甲师和5个步兵师去担负这同一任务。前者预定要在17日始能达到第九军团的正面，后者则更要迟到21日，我们在下文中即可以看出来他们都太迟了。

5月12日的上午，面对着顽强的抵抗，古德林对布永城发动了一次全面的攻击，一鼓作气地把它攻下来了。虽然发现在塞摩瓦河上的桥梁已经被炸毁了，但在附近却找到了一个徒涉场，步兵即从此渡过，而机械化摩托部队则使用橡皮艇渡河。所有在阿登地区的抵抗现在完全崩溃了；隆美尔已经接近豪克斯，雷因哈特也接近蒙提梅；而在夜幕低垂之前，古德林的第一和第十两个装甲师在色当也占领了默兹河上的东岸，连那个古老的要塞在内。比利时被丢在后面，所谓阿登的神秘完全化为乌有。

5月13日上午8时15分，古德林命令他的3个师在那天下午4时开始进攻：第二师应进到顿齐里（D<mCh6iy）的两侧，强渡之后，占领顿齐里南面的地区，再转向西面，越过阿登运河，并沿着默兹河席卷敌军的防线；第一师应在格雷尔（Glaire）和托尔赛（Torcy）之间，强行渡河，扫荡在默兹河湾中的敌人，然后进到马尔费（Marf6e）森林；第十师也应在色当一巴齐耶（BazeiUes）地区之中，完成同样的任务，并占领毛吉（Pout Maugis）附近的高地。

从正午起到下午4时，俯冲轰炸机一直不断地攻击在默兹河西岸上的法军防御阵地。他们炸毁法军的炮兵阵地、碉堡和机枪巢，并使守军的精神崩溃。下午4时，德军野炮、战防炮和高射炮也都加入了战斗，而战车也进到东岸上使火力更加增强。德军分乘了数百艘橡皮艇开始渡河了。虽然死伤颇重，但到了下午5时30分，德军终于在默兹河西岸上获得了一个立足点，接着德军工兵立即在格雷尔开始架桥，一直到午夜时才完成。到了下午8时，色当以南的马尔费森林已被德军占领。下午10时，又占领了顿齐里，到了午夜时，在色当南面8英里处的齐美里（Ch6meiy）村也落入了德军的手中。古德林正面上的突破已经完成了，一共花了8个小时的激烈战斗。

当古德林正在默兹河撞开了一条进路时，雷因哈特也准备在努宗维尔（Nouzonville）和蒙提梅两处渡过该河。在前一点上，他被逐退了；在后一点，经过了两次企图和一场苦战，才用橡皮艇完成了任务，但是这一次却并无俯冲轰炸机的支援。更北面的地方，在第南特（Dinant）以下约半英里远处的豪古斯，隆美尔发现那里的铁路桥梁完好无损，可是当他的人员正要尝试渡过之际，却被炸断了。利用东岸上战车火力的掩护，隆美尔的兵力终于渡过了，并立即建好了一座浮桥和一个桥头阵地。我们应记着，对抗隆美尔的法军本是属于B级的，其装备很差，但是当他们有堑壕可守时，还是能作英勇的战斗，不过一旦被赶入了开阔地区，他们马上就士无斗志了。有许多人认为德军此次渡河，好像演习那样轻松，实际上并不如此，一共失败了三次，第四次才成功了，假使法军能有较优良的装备和训练，并且还能获得较适当的战车和飞机的支援，其结果可能就会完全不同了。

依照法国方面的”D“计划，本是假定比军可以坚守亚伯特运河一默兹河一线达相当长的时间，一直等到联军进到戴尔河之线完成了部署时为止。可是尽管有了坚强的要塞工事，比军的抵抗在5月10日和11日两天内即完全崩溃了。5月12日，比利时军已在全面溃退之中，布隆查尔将军派遣他的机械化骑兵军去掩护他们的退却。于是引起了这次战役中的第一次战车战斗。战场是在美尔多尔普（Merdoip）小村的周围。法军所用的战车为20英吨的索姆亚（Somua）型和31英吨的B型，它们要比德军所用的II（10英吨）和IV型（22英吨）都较优秀。不过法军在战术上的错误却使这些技术优势被抵消了。结果是受到了惨重的损失之后，法国骑兵军被迫撤到了沛维兹（Perwez）和马恰费里特（Marchovelette）之间的坚固的战防壕的后面去了。14日，德军的炮兵在这条防线打开了一个狭窄的缺口，可是并无意义，因为当德军战车正在企图进入时，却又为法军炮兵所击退。

当这次战斗正在进行中，荷兰的抵抗也完全崩溃，5月15日上午11时，德荷签订了休战协定，从此荷兰就不再是一个交战国。同时正在向布拉达（Breda）前进的法国第七军团也撤回了比利时。5月15日，吉劳德将军奉命接替柯拉普的第九军团司令职务。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调动，到了14日的黄昏，虽然第九军团的左右两翼还能守住原有的位置，可是整个中央部分巳经凹入。联军整个战线左翼方面的铰链拆断了，而且也再无预备兵力可以重建一条坚强的抵抗线，使其足以阻止敌方装甲兵力的前进。上面这段话来自莱特（FieireLyet）在其所著的《法兰西战役》一书中的按语。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一直到1947年（该书出版时），人们对于战车战争还是那样缺乏了解。在这整场战役中，联军所犯的最重大的战术错误，就是始终想要维持一条连续不断的正面，结果使他们永远无法集中足够的兵力来执行一次强大的反攻。

照古德林的报道，德方第十九装甲军在5月14日到15日之间的夜里是非常混乱的，因为该军与克莱斯特发生了冲突，后者制止其继续向前进。古德林对此表示激烈的反对，于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周折，克莱斯特才收回他的命令。16日，第十九军的主力进到了蒙柯尔尼（Montcornet）以西不远的地点。关于第二天的作战，古德林命令第二和第一装甲师进到圣康坦一皮隆尼之线，而第十师则在其左后方跟进。但是当5月17日的前进刚刚开始，又有命令叫他们停止不动。这次是最髙统帅部所发来的命令。

这次停顿的时间并不太长，不久德军当局就获得了报告，证明在这个缺口南面出现的敌人只想构成一个侧面的防线，根本没有反攻的意图。伦德斯特认为安全已无问题，遂命克莱斯特继续前进，并推进到康布莱一圣康坦之线为止。已经没有任何力量挡住他们的进路。莱特记载说：”5月18日那一天，敌方装甲兵力发现其前面已经是一个

真空。“古德林的前进神速无比。上午9时，第二装甲师已经到达了圣康坦；在它的左面，第一师也接近了皮隆尼。在这一天，吉劳德在搜索的途中，冲入德军的一个前哨，遂为敌人所俘虏。这也就是法国第九军团的正式结束。

5月19日，德军在下述各点上达到了北运河（Canaldu Noid）：第七装甲师在马尔昆（Marquion），在它的左面为第六和第八两个装甲师，分

别到达了因齐（Inchy-en-Artois）和包梅兹（Beaumetz一les-Cambrai）

以东的地方。第二装甲师则到达了康布勒（Combles）以东，第一装甲师则到达了皮隆尼，第五装甲师保护着第七师的外侧翼，而第十师则保护着第一师的外侧翼。

5月20日，星期一，当隆美尔的第七师正在攻击阿拉斯之际，其他德军的装甲师也都分别向海峡海岸上进军，第八师到达了赫斯丁（Hesdin），并派了一个支队推进到蒙垂尔（Montreuil）。第六师占领了杜隆（Doullens），并前进到了勒布瓦斯勒（LeBoisle）0第二师占领了阿贝维尔。第一师占领了亚眠，并立即在索穆河的南岸上建立了一个桥头阵地。从斯卡普河（Scarpe）到索穆河之间的全部地区，都已经落入了德军的手中。英军的交通线已被切断，德军到海峡港口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在11天之内，德军前进了220英里，而在5月20日这一天当中，第二装甲师一共走了50英里以上。

为了要守住埃讷河和索穆河之线，法国人在5月16日到18日之间，勉强拼凑了三个新的军团：第六军团，司令为土雄将军（Gen.Touchon），部署在阿提格尼（Attigny）与苏瓦松（Sois Sons）之间的埃讷河上；第七军团，司令为弗瑞尔将军（Gen.Frure），并入了吉劳德的一部分旧属部队，部署在苏瓦松与皮隆尼之间，横跨在瓦兹河（Oise）上；第十军团，司令为阿特马耶将军（Gen,Altmayer），沿着索穆河，从皮隆尼以达海岸。

当这个正面正在构成之时，在它的北面又在组成另一个正面。5月15日，在比国境内的联军奉命分为三个阶段，从戴尔河上撤回到须耳德河上（E计划）：第一步撤到森尼河（Senne）上，第二步撤到丹德河（Dender）上，第三步最后才撤到须耳德河上。到占领该河时，已经是5月18日。比军据守左面，英军据守在中央，法国第一军团则据守这个长达75英里的防线右段，它一直向南延伸到阿拉斯为止，再往南去即为25英里的缺口，然后才到皮隆尼。

因为5月20日这一天，德军进展极为迅速，所以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第一军团所面临的问题，即为如何巩固其右翼和后方——那就是，如何掩护这个缺口的北面侧翼。为了改进这种不利的态势，5月21日，高特勋爵从阿拉斯向南发动了一次战车攻击。虽然这是一件小事，可是对于德军而言，却是一个不愉快的奇袭。古德林说：它对于克莱斯特装甲兵团的司令部，发生了一个相当巨大的作用，使他们突然感到神经紧张。

因为这个原因，德军的第八和第六两个装甲师奉命抽回到安芬（Anvin）、圣波、沙费、索尔特等地，以便构成一个侧卫，面对着缺口的北面。这个小型而并未成功的行动，很明显地证明，假使法国装甲师受过逆袭的训练，并且集中在联军左侧翼的后方，从战术上来看这是他们的正确部署，那么希特勒和伦德斯特的神经紧张就似乎是合理的。根据伦德斯特的参谋长布勒孟楚特将军（Gen.Blunieiitritt）所记载的，伦德斯特对甘末林将军和法国的参谋本部一向估计颇髙的，并且常常说：“我的小甘末林是一定会知道他应该做些什么的！”

可是希特勒和伦德斯特若能够知道对方的情形，他们就会发现他们的神经紧张实在殊少理由。假使他们还能记着上次大战中，在康布莱和亚眠的战车突破对于德军的瘫痪作用有多大，他们即可能作出正确的猜度。再联想到法国人易于激动的脾气，会把那个效力放大十倍，也许可以想像到敌方阵营中的真正混乱情形了。

5月15日，第九军团崩溃的消息传到了巴黎，其后果就好像是一个晴天霹雳。雷诺抓起他的电话打给达拉第，问他知道甘末林是否还有什么对策没有。达拉第的答复是：“他没有。”次日，内阁在混乱无比的情况中召开会议，档案箱从窗口中丢下去，就在下面的庭院中点火焚烧。国会议员们到处乱跑，散布着各种夸大的谣言。下午4时，丘吉尔来到了巴黎，依照包多因的记载，丘吉尔还是不断地在说大话，认为德军愈前进，则当它受到反攻时，其处境就愈为危险。可是用什么东西来反攻呢？雷诺要求英国供给战斗机，丘吉尔同意调10个中队的战斗机到法国来，并且把英国战略轰炸的目标由鲁尔地区移到战场上来。包多因说：“丘吉尔的雪茄喷出了浓烟，好像是一座火山。他告诉雷诺说，即令法国被侵入了和征服了，英国人还是会继续打下去。一直到有一天，他会在加拿大指导这场战争，英格兰巳经夷为平地，法国的废墟早已冷却，这时所剩下来的就是新世界对德国所控制的旧世界之间所进行的空中战争。”

在英格兰，情势也只是稍为缓和一点。由于有了这道海上长城的保护，所以大多数的人民对于德军的前进，还不太感到困扰，可是政府却丧失了它的头脑。这个时候，为了维持国内的安宁，本来应该使人心镇定，不应夸张局势的危险，可是政府却采取了许多未加思索而可以引发恐慌的措施，全国都弄得惶惶然，觉得大祸即将来临了。在道路上疯狂地竖立障碍物，一切的路标在一夜之间都被拆除，火车站、旅馆、村落和镇市的名称突然改变。数以百计的忠贞公民，仅仅因为认为战争是错误的缘故，被当做有罪而被拘捕并加以看管，其时间有长达几年的，既不起诉又不审讯。这就是丘吉尔所夸说的英国历史上的“最好时代”。

在法国，恐慌现象的发生并不仅限于政府，而最坏的却在陆军方面。在法国北部，它像野火一样延烧到各个司令部中。5月19日，高特勋爵开始考虑向海岸撤退，这是不无理由的。在这一天，有一个隐名的参谋军官在他的日记上曾有下述的记载：“这种非正统性的运动战已经使法国的参谋本部发生了瘫痪的病征。教科书对于这种流动性的情况完全不适用，而这些为联军拟定计划的法国将军们，还长着一颗1914年式的头脑，完全不能够应付这种新局势。”5月17日，魏刚将军从叙利亚被召回，接替甘末林的位置，他在5月20日到北部前线上去视察时，曾经写信给包多因说：“使我最感到触目惊心的，就是德军的装甲师和飞机使法军士兵发生了恐慌现象。这要算是德军的最大成功。”那么又应该如何应付呢？包多因说：“因为我们缺乏战防兵器，所以几乎是束手无策。必须要把这种75口径的火炮应用在步兵之中，把它们当做手枪一样使用。”速度、战术的新奇，对于最初部署上的错误以后即无法再调整，差不多完全缺乏可靠的情报，而更重要的是已经没有可供运用的时间，凡此种种结果使联军的指挥体系完全瘫痪了。

5月16日的内阁会议之后，法国的政府又改组了——这是法国人应付危机的传统仙方。5月17日，雷诺从叙利亚召回了魏刚，又从西班牙召回了贝当元帅（正在该国任大使）。18日，达拉第改任外交部长，雷诺兼任国防部长，任命魏刚为总司令以代替甘末林，并由贝当出任副总理。

当魏刚于5月20日视察法国北部前线时，他约了比利时国王李波德，比罗特将军和髙特勋爵在依普里斯与他会谈，以便研究一个新的行动计划，但是不幸高特却未能出席。在这次会谈中所议定的计划，也就是甘末林、乔治和比罗特所早已考虑过的，其内容就是对在阿拉斯和索穆河之间的缺口腰部作一次两面的反攻。第一集团军的一部分向南攻击，第七军团向北攻击。当这个计划议定了之后，魏刚即取道瑟堡（Cherbom）返回巴黎。于是命运之神又参加了进来，当他离去不久，比罗特即因为车祸送命了，而他的承继者布隆查尔对于一般的情况却毫不熟悉。

5月22日，联军的最高战争会议在巴黎开会，并决定当比军撤到依塞河（Yser）时，英军8个师和法国第一军团应于24日向西南面进攻，以巴波姆（Bapaume）和康布莱为目标。而正在索穆河以南的法国第七军团，则应向北进攻。虽然在表面上看来是很合理，伹这个计划完全缺乏现实感，因为它没有考虑到目前在法国北部的一片紧张而混乱的情况。23日，第七军团开始依照计划运动，可是立即受到阻止，仅仅在一点上达到了索穆河边。高特报告说他所能做到的最多不过是突围。至于法国第一军团则尚未完成行动的准备工作。到了次日，英国当局认清了反攻最多只是一个梦想，于是髙特获得了允许，开始向海岸撤退。接着英法两国之间即发生了舌战，彼此互相责备。

5月20日这一天，德国装甲部队实施了如此迅速的前进，使伦德斯特对于其绵长而暴露的南翼不免感到神经紧张，因为他自然会以为受困的敌人将向索穆河方面突围，同时他也注意到另有法军正在从南面向索穆河运动。此外，他和德国的最髙统帅部也都开始在考虑“红色计划”（Plan Red）——即一旦联军左翼兵力被围捕，德军主力即应渡过索穆河向南前进。艾里斯少校在英国官方战史中解释说：“因为德军当局逐渐分心于‘红色计划’的准备，所以此后在法国北部的战役指导都受到了影响，否则他们有许多行动无法加以解释。”

为了预防联军的反攻，大约在5月23日下午6时，伦德斯特通过其第四军团命令霍斯和克莱斯特的装甲兵团都暂停待命，以等候情况较明朗化。24日上午11时，希特勒来到伦德斯特总部视察，他也同意命令机动部队停止在仑斯（Lens）—贝苏尼（B^hime）—艾尔（Aire）—圣土美（St.Omer）—格拉沃利讷（Gravelines）之线上，而改由B集团军向南压迫。换言之是以伦德斯特的部队为铁砧，而以波克的兵力为铁槌。此外，希特勒坚决主张应保留装甲兵力，以供未来作战之用。最后，当希特勒离去，伦德斯特即下达了下述的训令：“根据元首的命令，不应越过仑斯——贝苏尼——艾尔——圣土美——格拉沃利讷（运河线）之线。”

在当时的环境之中，这是一个合理的决定。德国的装甲师现在正需要休息和补充——克莱斯特的战车有一半已经不能作战，霍斯的战车也损毁了30%。而且在埃讷河和索穆河以南的法军主力仍然完整无损，尚未被击败，所以实有暂停之必要。此外，诚如艾里斯少校所指明的，德国当局也和英国海陆军部的看法差不多，认为要想从海峡滩头上作大规模的撤退，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接着，在5月25日的清晨，德军统帅部又授权伦德斯特可以越过运河线，但是他却并未采取行动，直到26日，希特勒又亲自出面干预，下令继续向杜尔内——卡塞尔（Cassel）——敦刻尔克的方向进攻。艾里斯少校对当时德方的命令和日记（从23日到27日之间）曾作过极精细的分析，使我们不能不同意接受其最后的结论：“关于这一次叫停的问题，希特勒所应负有的责任一直为人完全误解了。他在24日并不曾主动地作此项主张，因为伦德斯特在23日已下达了命令，他只不过是附和伦德斯特的主张。关于25日和26日的行动，他并未有所规定，因为他特别授权伦德斯特去对次一个行动作决定。但是他对结束这次停顿和命令在27日继续进攻，却的确负有‘个人’的责任。”即令我们不相信这种分析，而愿意接受布勒孟楚特的证词，承认伦德斯特是在接到了希特勒的电话指示后才下命令的，可是我们不久在下文中即可以看出来，让英军从敦刻尔克逃走的主因，还不是这个引起了许多争论的“暂停”问题。

当A集团军暂停前进之际，波克的B集团军就向前挺进，5月25日它突破了在吕斯河（Lys）上的比军防线。高特立即认清了假使允许波克尽量扩张这个成功的战果，他即足以切断英军到海上的退路，高特遂马上放弃了一切反攻的念头，而命令其所控制的第五和第五十两个师的兵力去填塞这个缺口。他之所以如此，是完全基于自己的主动，若果不是这样，则整个英国远征军也就会全军覆没。在这一天，德军占领了布洛涅，而第二天加莱也落入他们的手中。

联军的左翼可以说很侥幸，当5月19日英国海军部接获通知说高特正在考虑向海岸撤退时，他们就马上拟定了一个撤退计划，定名为“发电机作战”（Operation Dynamo），26日这个计划刚刚完成，立即开始行动的讯号也紧接着发出。这在时间方面可以说是恰到好处，因为次日午夜，比利时国王李波德即命令他的军队停战。这一行动使巴黎方面大感震惊，雷诺指控比利时国王出卖了盟国，而贝当则高呼着说：“我们已经完了。我们应该投降！”在这个同一时间，魏刚还是继续在要求髙特进行反攻！

5月29日，联军左翼所据守的是一个四边形地区，从新港（Nieuport）到柯米尼（Comines），从柯米尼到梅尔维尔（Merville），然后再取道哈齐布罗克（Hazebrouck）和卡塞尔，以达敦刻尔克的西面：大约有30英里的纵深，其宽度则在20英里以上。在29日这一天，它的南面向北撤到普皮林格（Poperinghe）—李齐尔尼（Lizerne）之线；30日又撤到贝尔久斯（Bergues）—弗尔尼斯（Fumes）运河之线，与海岸南面相距只有6英里远了。这就是联军的最后桥头阵地，不过总算很侥幸，以防御而论，这个地区的防御工事特别坚固。在海边的沙丘以南，这个地区到处都是灌溉水道，除了沟旁的道路，整个地区几乎都是战车所不能通过的。

5月27日，德军当局已经知道英军将会从敦刻尔克的滩头上撤走，于是问题就来了，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阻止这次行动呢？古德林的记载说：“戈林和希特勒都相信德国的空中优势足以阻止这次撤退工作。”这种想法一点也不奇怪，假使英国人从5月15日以后就一直以为对鲁尔地区的轰炸足以阻止德军的前进，那么戈林和希特勒所犯的错误也就不能算是极其重大了。

哈尔德说：“当时德方的装甲兵力本早已到达了英军的背面，但是希特勒将其撤回，所以才使英军得免于完全毁灭。”伦德斯特在战后也曾说过，他想把5个装甲师都投下去，但是却受到了希特勒的制止，他认为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错。可是在5月28日，当德方的战车名将古德林在前线上视察一番之后，他就向克莱斯特兵团的参谋长提出了下述的建议：“在这个已经为雨水所浸透了的沼地中，作一个战车攻击是完全不合理的（该地区在过去24小时之内，曾经下过大雨）。”所以他认为B集团军第十八军团中的步兵，现在正在从东面接近第十九装甲军准备在这个地区中作战，他们是要比战车更为适当（见艾里斯所引述的《第十九军战斗日记》）。克莱斯特表示同意，古德林的3个装甲师全部撤退，这可能还是奉了伦德斯特的命令，因为克莱斯特似乎不肯负责自动下达这个命令的。

这的确是一个事实，这整个地区就是一个巨型的战车障碍物，尤其是希特勒对于战车的性能，要比其多数的将领都更有较髙明的认识，所以他认为在敦刻尔克地区使用战车实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错”。早在1939年10月9日，他就曾经说过：“战车的使用必须以最适合于其性能的作战为限。无论是何种环境之下，都不应允许战车被纠缠在比利时城镇之内，因为无数的房屋可以引起无限的混乱。”这对于比利时的沼泽地而言，更是正确的。

这一次的撤退是一个显著的成功，尽管面对着猛烈的空中攻击，但一切行动都井井有条，丝毫不曾发生恐慌现象——英国人是最会撤退的，在历史上曾经有许多次的例证。在5月26日到6月3日之间，一共用了765艘各种类型的大小船只，把总数366162人的兵力撤回了英格兰，其中英国人占224320人。有些德国将军认为希特勒是故意放他们逃走的，这实在只能算是神话。同样的，认为英军获救的主因是5月23日伦德斯特的“叫停”和希特勒撤回德军的装甲师，这也是不正确的说法。

这次成功的原因是在德军控制之外的。这些原因可以列举如下：（1）英国海军部所采取的准备措施；（2）法国第一军团后卫部队所作的英勇战斗；（3）髙特所部的顽强抵抗；（4）英国海军的卓越表现；（5）面对着优势的德军空军，英国空军所表现出来的过人英勇；（6）许多小船主人的自告奋勇；（7）最后，敦刻尔克桥头阵地本身是一个天然的堡垒。

面对着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和空军，在9天之内，30多万人终于安全地退回了英格兰，这一个事实使不列颠帝国的人民为之精神一振。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6月3日，对于不列颠人民的精神而言，是他们诚心投入战争的开始，而对于法兰西则是一个大悲剧。当敦刻尔克的撤退正在进行，5月20日德军即在索穆河上占据了渡河点，现在更把它们发展成为坚强的桥头阵地了。法国人勉强构成了一条所谓“魏刚防线”，它是从阿贝维尔一直延展到隆吉永（Longuyon）。它分别由两个集团军来加以扼守，它们的番号为第三和第四，分别由贝森将军（Gen.Besson）和洪齐格将军指挥。前者包括：第十军团，从海岸上到柯尔比；第七军团，从柯尔比到库西（Coucy）；第六军团，从库西到新沙特（Neufchatel）。后者包括：第四军团，从新沙特到阿提格尼；第二军团，从阿提格尼到隆吉永，从这里即与马其诺防线连接在一起。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法国人的基本观念还是想维持一条连续的正面，尽管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兵力来据守它。自从敦刻尔克撤退之后，他们所剩下来的兵力只有43个步兵师、3个装甲师、3个骑兵师和在马其诺防线中的13个要塞师，那是完全不能动的。此外，在法国还留有14万人的英国部队，可是其中只有一个组织的师，即为第五十一师，还有英国第一装甲师，也在5月15日抵达哈佛尔（LeHavre）。

5月26日，魏刚颁发了一个新的防御计划，那就是绝不撤退，而充分利用森林、田庄和村落来守住正面。它们被组成了“刺猬”（Hedgehogs）据点网，即令被包围了，也应战到最后一人，而对于德军的战车则听任其从旁绕过。假使法军能够拥有足够有训练的装甲兵力，可以在据点之间实施反击，则从战术上来说，这个观念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一无所有，所以这种据点体系无异于自掘坟墓。

现在面对着法军的德军兵力，达137个师之多，其AB两个集团军迅速地改组完毕来进行魏刚所说的“法兰西会战”。B集团军分配到了6个装甲师，由克莱斯特和霍斯指挥，集结在阿贝维尔一拉费尔之间的起线上。A集团军分配到了4个装甲师，由古德林指挥，以拉费尔到蒙迪梅（Montmdy）之线为起点。

5月31日，德国统帅部下令执行“红色作战”，其理念概括为：B集团军（波克）应在阿贝维尔与皮隆尼之间突破法军在索穆河上的正面；等到他的任务完成之后，A集团军（伦德斯特）也应在埃讷河的正面上作同样的突破。两方面都是以装甲师为作战的基础，在波克集团军中的装甲师，分为一对对的使用：第五和第七两个师部署在亚眠以西；第九和第十两个师部署在亚眠；第三和第四两个师则部署在皮隆尼；第五和第七两个师分配给第四军团，它据守着索穆河上的正面，从海岸一直到亚眠以西。他们的任务为突破法国第十军团的中心，把其左翼——法国第九军和英国第五十一师——向海洋上压迫，并从卢昂（Rouen）—直深入到塞纳河上为止。第九和第十，第三和第四，这两对装甲师则在第六军团指挥之下，部署在第四军团的左方，以突破法国第十军团的右翼和第七军团的左翼为目标。

5月28日到29日和6月4日，法军为想从德军的手中夺回索穆河上的桥头阵地，曾经发动了两次流产性的攻击。到了6月5日，雷诺又再调整他的内阁人事，可是在上午4时，德国第四军团已经开始发动打击了。又是和在色当一样，第五和第七两个装甲师立即完成了突破的任务，而当法国第十军团向布雷斯勒河（Bresle）上撤退时，这两个装甲师从法国第九军的左翼上切人，而迫使它向第厄普（Dieppe）方面撤退。6月8日，这两个装甲师达到了卢昂的郊外，在三天之内前进了70余英里。当在9日占了卢昂之后，这两个装甲师又向北一转，并于10日冲到法国第九军的后方，它的前面正在与德军3个步兵师和1个摩托化师交战。结果，6月12日，法国第九军和英国第五十一师都

向德军投降了。这是极卓越的运动个小型的敦刻尔克，但却不包括撤退在内。此时，第九和第十两个装甲师，也已经突破了法国第十军团的右翼，而第三和第四两个装甲师则掩护着第六军团中的步兵实施最初阶段的进军。在这个任务完成之后，这4个装甲师都撤回到努瓦永（Noyon）与圣康坦之间改充预备队。

当卢昂已经落入德军手中，6月9日上午4时30分，埃讷河上的战斗也展开了。最先是对于法国第六和第四两个军团的正面作猛烈的炮击；接着在上午5时，德国第十二军团的步兵即在新沙特到阿提格尼之间趋前进攻。跟着后面即为古德林的第一和第二两个装甲师，他们于6月10日，在朱昂维尔（Juinville）与法国的装甲部队进行了一次激烈的战斗，并获得了胜利。此后第六和第八两个装甲师也加人在一起，同时4个装甲师一齐突玻了法国第六军团的右翼和第四军团的正面，并一直向沙隆和圣迪济耶（St.Dizier）挺进。11日，那4个作为预备队的装甲师也投入战斗，第三和第四两个师趋向沙托特里（Chateau-Thieny），第九和第十两个师则采取一条与他们平行的路线。在6月12日和13日两天之内，德军方面的8个装甲师从法国第六和第二两个军团之间的宽广缺口中像潮水一样的涌入——这个缺口是因为法国第四军团已经渍散而造成的。在12日那一天，法国第四军团司令雷齐扬将军（Gen.Requin）用电话向第六军团司令土雄将军求救时，后者却回答他说：“我应该帮助你，可是事实上已经不可能了。我的右翼各军被击得粉碎。在蒙特米瑞（Montnirail）与塞查恩（Suzanne）之间，敌军有大批的战车杀来，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挡住它们。”

德军的进展可谓神速，6月14日，他们的领先部队巳经到圣迪济耶；6月17日，就到达了瑞士边界上的潘塔里耶（Pontarlier）——照直线算，距离勒泰勒为200英里。为什么能够这样迅速，一部分的原因应该归罪于魏刚的防御体系。古德林告诉我们，因为法军都像刺猬一样缩成一团，所以他的战车才可以从他们之间的空洞中，长驱直人如入无人之境。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听任战车尽量向前狂冲，而让后续的步兵来肃清这些据点。另外一个原因是6月10日，意大利也已经向法国宣战，更使法国人感到腹背受敌。

从埃讷河上发动会战之日起到6月26日为止，我们真正走入了一个政治幻想中的梦境，在这个梦境中，向风车挑战的故事居然变成了历史事实。6月10日，法国政府放弃了巴黎，由几百万难民追随着、首先退到图尔（Tours），然后再到波尔多。14日，德军进占巴黎，于是法国的心脏不再跳动了；虽然如此，还有人提出一些乌托邦式的救命仙丹来。这大部分都是丘吉尔先生那个富有幻想力的头脑中的产品：守住布列塔尼（Brittany）来当做一个最后的堡垒；法国政府和50万法国兵应以阿尔及利亚（Algeria）为避难所；宣布全国皆兵；而最富有幻想力的方案是法国人应采取游击战的手段来消耗德国人。在这许多荒唐的计划中，对于丘吉尔而言可以说是很侥幸，因为其惟一可行的一条却并未被采用。那就是把法国政府迁到阿尔及利亚的计划。诚如魏刚所指明的，假使这个计划实行了，其必然的结果即为德军侵入北非，这却是丘吉尔先生最感害怕的一件事。

6月16日，英国首相的幻想力也巳经发展到了最高峰，他打破了一千年来英法两国关系中的惯例，建议两国组成一个“永不拆伙”的联邦。这种建议使雷诺先生感到啼笑皆非，该日下午8时，雷诺辞职，法国总统勒白伦（Lebnm）授权贝当帅组织新阁。贝当已经84岁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被人称为是“法兰西的救星”，现在却被请来为法兰西掘坟墓了。虽然他是一个秉性持重的军人，现在却采取了极迅速的行动。6月17日上午12时30分，他要求西班牙大使把一个休战的要求转达给希特勒。22日，休战协定在李松德斯（Rethondes）签字，还是在1918年11月11日的那同一节火车车厢之内。三天之后，法国停战了，于是英国完全孤立。

在六个星期之内，法国被征服了。德国人所付出的成本又有多大呢？依照希特勒所发表的数字，德军死伤共为146,492人。依照英国官方战史的记载，则为156,556人。无论是以哪一个数字为根据，都还不及英军在1916年索穆河会战所损失的三分之一。

整个战役都好像是一场好戏？，足以证明瘫痪式攻击的效力。艾里斯少校说：“击败法国最高统帅部的因素，还不仅是敌军在数量上和装备上的优势，而是因为敌军的行动太快，而他们却无往前想的能力。”高特勋爵对于这次战役的认识，应该是要比任何人都更深入。他说：当敌军透入了法军正面，他们能够用最快的速度来扩张战果，他们宁愿冒险来达到他们的目标。对于每一次成功都必须扩张到其最大的极限。凡此种种都比过去的任何战役更足以强调说明，一个指挥官若知道如何利用其时间，并使时间成为他的仆人而不是他的主人，则可以享受莫大利益。

法兰西沦陷之后，英格兰就变得孤立无援了，除非它能够再组成另外一个同盟，否则很明显它是不可能蠃得战争的。但是截至此时，它还不能算是失败，因为它仍然控制着海上的主动权，它的海权能使它从大陆上救出一支陆军来，将来只要机会一到，它也可以再把一支陆军送回大陆去。只要英格兰仍然拒绝承认失败，那么德国对于法国不仅要加以看守，而且还要加以驻防。所以从战略上来说，法国对希特勒只是一个负债而非资本，尤其是当他被迫要增强其所征服的海岸线时，这个负债就会更要增大。这样就建立了一种”负“的第二战场，因为要加以防御，所以迫使德国不能不分散其战斗人力，否则它就可以集中全力用在”正“的战场之上——依照希特勒的意图，现在应该是苏联了。希特勒在回头向东进攻之前，实在应该先消灭这个“负”战场，这一点极为重要。

当我们从德国人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时，马上就会感觉到下述的事实无法解释：当希特勒在1939年秋天，决定向西欧发动攻势时，却并未想到侵入英格兰的问题。其惟一可能的原因就是希特勒真会那样的天真，相信法国一旦被击败，英国就会接受一个谈判的和平。尽管克劳塞维茨对这一个问题有很明白的教训，可是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却似乎完全不曾认清：英国是不能直接加以攻击的，所以它自然会变成一切反德同盟的重心，于是和在拿破仑战争时一样，只要英国还可能有其他假想的同盟国存在着，则一个欧陆上同盟国的丧失对于英国而言就只能算是一件次要的事情。假使英国尚未屈服之前，希特勒就先去进攻苏联，其结果毫无疑问，他会引起了一个新的反德同盟的建立，而这正是他所最害怕的后果——两面作战。

6月18日，即贝当元帅要求休战的次日，墨索里尼的女婿，意大利的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CountCiano）在他的日记上面曾经有下述的记载：“希特勒好像是一个嬴得了大量金钱的赌徒，现在他所希望的就是赶紧散场，而不敢再冒险赌下去了。”可是只要英国还在与德国交战，他就不可能达到这个意愿。在丘吉尔的顽强领导之下，英国根本就没有放弃战争的念头。于是他采取一种巨大的恫吓手段来迫使英国屈服。这就是以侵入战为威胁，这个作战被定名为“海狮作战”（Operations SeaLion），也许若定名为”海狐“（Sea Fox）似乎更妥当。

7月2日，这个计划的轮麻开始形成了，14天之后，希特勒下达了下述的训令：英国尽管在军亊形势上巳经毫无希望，可是一直到目前，却仍未表示愿意妥协，所以我决定于必要时对英格兰执行一次侵入战。这次作战的目的是要消灭大不列颠这个基地，使敌人从此不再能发动对德国的战争，而且于必要时我们更应占领该岛。

计划中的登陆，是准备在宽广的正面上，以奇袭为基础，从拉姆斯盖特（Ramsgate）以达怀特岛（IsleofWight）。一切的准备均应在8月中旬完成，这显然是荒谬已极，因为一共要用到39个师的兵力——13个师为第一批，20个师作为支援。此外还要在海峡港口内集中和准备驳船1722艘、拖船471艘、摩托艇1161艘和运输船155艘。

7月19日，希特勒在德国国会发表了一个讲演，正式向英国提出了和平的要求，但是对于英国政府却毫无作用可言。于是“海狮作战”继续在准备之中，几天之后，预定发动攻击的日期又推延到了9月15日。7月31日，在答复赖德尔海军元帅的一封回信中，希特勒曾经这样写着：“要等到德国空军对英国南部作一个星期的集中攻击之后，然后才能决定这次作战是应该在9M中发动，还是应该延期到1941年5月间再发动。”这又是另外一个荒谬的见解，因为凯赛林元帅（Marshal Kesselring）曾经告诉我们：“任何头脑清楚的人，包括希特勒本人在内，都明知专靠空军是绝对无法使英国屈膝的。因为专凭空军本身，即不足以应付英国的舰队。”

也许只有戈林是惟一的例外，事实上，所有德国空军的指挥官中，没有一个人对“海狮作战”是存有信心的。同样的，海军和陆军的将领们也是如此，连希特勒本人也都包括在内。依照布勒孟楚特的记载，希特勒在7月间，曾经私下告诉伦德斯特说：“我也并不想真正执行这个‘海狮作战’计划。”

在8月初时，德国空军一共有可供作战用途的飞机2669架，其中1015架为轰炸机，346架为俯冲轰炸机，933架为单引擎战斗机，375架为双引擎战斗机。英国空军则共有作战飞机1350架，其中有704架是属于战斗机司令部的编制之内，其司令为道丁上将（Air Chief Marshal Sir Hugh Dowding）。不列颠岛屿的防御，所依赖的即为战斗机，可是就这一方面而言，德国人具有相当的优势。不过德国空军在形势上却是居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它必须在海上和敌国领土的上空中作战，若是一架飞机被击落了，则所有的乘员也就永远地损失了；它也不能获得高射炮火力的支援；德国的梅塞希密特（Messerschmitt）式战斗机所具有的爬升速度也比英国的喷火式慢；而最重要的，却是英国空军能够获得雷达的合作，而德国空军则完全缺乏这种帮助。

“不列颠之战”，也可以算是希特勒在赌局中的“叫牌”，那是从8月12日开始的，一共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最先是攻击雷达站，但是一共只有一个雷达站被炸毁而丧失了作用。于是戈林就很愚笨地集中其全力来攻击英国西南部的飞机场以及在海峡中的商船。这个阶段在8月24日到9月6日之间，达到了其最高顶点，在这段时间之内，德国空军平均每天有1000架飞机升空作战。

到了9月7日，第二个阶段就以轰炸伦敦为其开端。为什么会用伦敦来代替那些与侵入战有关系的目标呢？原因是希特勒认为：“对伦敦作大规模的攻击，可能会具有、决定性，因为若对伦敦进行有系统的长期轰炸，则可能使敌人改变其态度，于是‘海狮作战’也许就不需要了。”这样，杜黑的理论终于获得了一次实际试验的机会，结果却证明它是完全失败的。

希特勒是否真正相信对伦敦的轰炸，即足以使英国人发生恐慌现象，这颇有疑问。也许更可能的解释，是他想借此来掩饰其初期的失败；同时因为在8月25日到26日的夜间，英国空军曾经轰炸柏林，希特勒更必须大举报复来刺激其人民的情绪和使苏联人产生敬畏的印象。关于这后一点还有一个佐证，在8月27日，他决定把10个师的兵力从西欧调到东欧，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不列颠之战第一个阶段中的失败，使他感到苏联人也许会乘机发动战争了。到了9月3日，侵入战发动的日期又推延到了9月29日以后，于是整整又过了两个星期才作了最后的决定。因为英国的空军仍未被击败，而且比过去显得更为活跃，同时天气的情况也已经不可靠，所以希特勒决定把“海狮作战”无限期地顺延下去。

在英格兰本岛上，以及在整个不列颠帝国之中，这个“不列颠之战”被宣传成一次最伟大的胜利看待。实际上，不列颠三岛始终就未曾处于真正的危险之中，同时英国的战斗机司令部也从来未曾消耗到最后一颗子弹的程度。说这些话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夸张德国人失败的惨重而已。“不列颠之战”恰好就紧跟在法兰西沦亡之后，它不仅证明德国人并非无敌于天下的，而且也更使希特勒的处境变得十分狼狈，因为他发动了这次行动，而结果却适足以使英国的威望大为提高。后来，刺激美国愿意支援英国者，这个“不列颠之战”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此外，它也更促使希特勒在没有把不列颠完全逐出了战争之前，即先回过头来对付苏联，诚如我们所知道的事实，这也正是一条使他走向灭亡的道路。

谢选骏指出：英法因为波兰而向德国宣战，却坐等波兰遭到德国和苏联的瓜分而不肯出手援救，这是为何？这主要是因为法国已经丧失了斗志，只会跟在英国后面。可是命中注定是法国自己与德国接壤，自己因此不得不首当其冲。所以法国能不打就不打。其实对法国最有利的选择，就是像苏联一样，不上英国的贼船，甘当德国的跟班。结果法国自不量力，当了英国的炮灰，还不是战败投降？而投降以后只有半壁江山了。现在八十二年过去了，法国空有二战胜利之名——英国脱欧，德国主导欧盟，法国次之，俄国蠢蠢欲动，美国袖手旁观，左右逢源……一切仿佛回到了八十多年前的原点。普京现在代替了希特勒，俄罗斯代替了德意志。所以欧盟宁肯在美苏之间寻求和平，也不愿像八十二年前的法国一样愚蠢地向德宣战。历史证明我上述所言确实不虚。现在中美关系上，欧洲的处境也和在美俄关系上相似——美国想拉上欧洲一起保卫日本韩国台湾，欧洲包括英国却是首鼠两端，只肯作秀，不肯实战。

【大事记（十一）：巴巴罗萨作战和租借法案】

当对英格兰的直接攻击被放弃了之后，希特勒马上就转而开始采取间接路线。早在6月30日，约德尔将军即在一个命名为“对于英格兰继续作战”的备忘录中，提出了下述建议：作为一条代替“海狮作战”的路线，应该占领直布罗陀和埃及，以及封锁地中海。前者可以与西班牙合作来达到那个目的，后者则应与意大利合作。两个月之后，齐亚诺于8月21日，在他的日记上提到墨索里尼正在用全部时间研究其准备在9月6日发动的进攻埃及的计划，而且凯特尔将军（Gen.Keitel）也曾向墨索里尼说过，占领开罗要比伦敦还更为重要。颇有意义的是，在9月6日这一天，赖德尔也曾向希特勒提出了一个报告，重新又提出约德尔的观念。他这样写着：“对这次行动的准备应该立即开始，以便在美国介人之前即完成一切部署。这不应视之为次要的工作，而应当做是一个对付不列颠的主要打击看待。”这个观念从战略上来看，是绝对合理的，因为埃及一方面是大英帝国的交通中心，另一方面在其所有的海上基地中，也只有它是在欧洲打击距离之内的。假使能够把埃及和直布罗陀都夺取到手，地中海即将变成意大利的内湖，土耳其也就可以夹碎，而经过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以到达苏联的道路也可以畅通无阻了。最后，英国人就会被迫处于一个完全绝望的境地，而美国人对他们也就会完全丧失支援的兴趣了。假使真能够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则英国即将被迫接受一个谈判的和平，若无美国人的经济援助，它是绝对无法继续再打下去的。

希特勒并不曾把赖德尔的建议置之高阁，而希望造成一种态势，以便与西班牙展开谈判。首先他决定应加强潜艇战役，并继续对伦敦进行轰炸，然后于10月23日他在昂代（Hendaye）与佛朗哥会晤，以便获得后者的允许，可以让德国陆军在西班牙境内获得自由通过的权利。他要求立即与西班牙签订一个协定，可是使他大感怒恼的，佛朗哥却拒绝了这个要求。五天之后，全部情况却突然地改变了，事先先

未征得希特勒的同意，墨索里尼便侵入了希腊。这是一个战略性的疯狂行为，因为它使意大利被牵人了两面战争之中，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意大利对在北非作战的格拉齐亚尼将军（Gen.Graziani）的补给，都感到很难于维持。

这种愚行的直接后果就是英国人在11月3日占领了克里特岛（Crete）和兰诺斯岛（Lemnos）。这个前进使从埃及到罗马尼亚油田之

间的轰炸距离减半了，所以希特勒决定一方面仍继续准备夺占直布罗陀，另一方面则同时使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屈服于其意志之下，并侵入南斯拉夫和希腊。11月17日，保加利亚国王波里斯（Boris）被召往德国，并赢得了他的善意。十天之后，安东尼斯古将军（Gen.Antonescu）也在罗马尼亚发动了一次政变，并加入了轴心国方面。

当这些安排刚刚妥善，突然又有另外一个意外事件发生，使希特勒的计算又完全被推翻。12月9日，英国中东军总司令魏菲尔将军（Sir Archibald Wavell）在西迪拜拉尼（SidiBarrani）之战中，把格拉齐亚尼击败了，这次失败可以说是极为惨重，使得希特勒认为对意大利人有立即加以救援之必要。他几乎没有耽搁一分钟，12月10日，他命令德国空军进驻意大利南部，以便攻击英国人的海上交通线，并派隆美尔将军率领至少有一个装甲师的兵力开往北非增援。此外，更重要的是，意大利的失败使佛朗哥大为震惊，于是夺占直布罗陀的计划只好暂时放弃。这个事实，再加上英国人向爱琴海的前进，使希特勒下了决定命运的决定——在尚未与英国人把账算清之前，先攻击苏联。12月16日，希特勒颁发了其第21号训令，决定进行“巴巴罗萨作战”（OperationBarbarossa），其内容如下：

甚至在对英格兰战争尚未结束之前，德囯的军亊力量即应准备在一个迅速的战役中将苏联击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陆军应准备使用一切可以动用的部队，不过惟一保留的条件即对于被占领地区应确保其不受到奇袭式的攻击。准备应在1941年5月15曰完成。这次作战的最后目标是沿着大致从伏尔加河到阿斯特拉罕之线，以对苏联亚洲部分建立一条防线。

此外，希特勒又指示说，对“巴巴罗萨作战”的兵力集中，应伪装成是对“海狮作战”和正拟向希腊攻击的“佯攻”。这可以算是有史以来的最大欺敌行动。

这不完全是一种因为挫败后而不得已的措施，在这个决定的后面，也还自有其合于逻辑的理由：假使英国还不肯接受和平，那么其惟一的希望就会寄托在苏联和美国的“介入”之上。因为苏联是英国的一个假想同盟国，若是能够首先将其毁灭，则英国所留下来的惟一靠山，就只剩下美国一国了。英国到了此时，已经无法再找到第二个在欧陆上的同盟国，那么美国是否仍会继续支援英国，也就会发生疑问。假使美国不再支援它，那么英国就必然地会被迫求和；即令美国仍继续支援它，可是这两个同盟国就可能会一方面对抗着德国的全部实力，而另一方面又可能会遭到日本的夹击。

照马尔亭森（Martienssen）的意见，希特勒在12月18日所颁发的训令，可能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最大军事错误。事实上也的确证明，这是他所犯过的一个最大错误，不过却也有一点可以辩护的，那就是在开始的时候，希特勒也许认为在几个月之内，即可以完全打倒苏联——即瓦解苏联的组织。

诚如我们在大事记（九）中所已经讨论过的，苏联是一个由多民族所组成的混合体。假使希特勒能够明了苏联内部的民族矛盾，那么他就应该公开表示，帮助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土耳其人以及其他一切非俄罗斯民族获得自由独立。当他进人俄罗斯之前，即应决定以解放者的姿态出现，而不应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若果能够如此，则他就会像触发一颗炸弹一样把整个苏维埃联邦炸成碎片。诚然的，专门依靠这种手段，也许并不能使他获得其所需要的“生存空间”，可是一旦当苏联被毁灭，对于那些碎片他也就能很容易地贯彻其意志了。所以除了道义的问题不谈以外——他对被征服民族也和对俄罗斯民族一样不分区别地加以虐待的行为——他在空间上的错误，也许还不如在时间上的错误那样巨大。

当此之时，希特勒的最大劲敌罗斯福总统，却一点也没有松懈，尽管表面上他尽量设法使美国不卷入战争的旋涡，而实际上他却正在制造事端以使美国进入战争。他的目的也是和丘吉尔先生一样，是要想彻底地毁灭希特勒主义。他说：“在今天的世界上，再没有比打倒希特勒更重要的事情。”假使英国接受了谈判的和平，则他这个目的即不可能达到。尽管有了国际法、美国法律和其中立地位的限制，罗斯福还是在其权力范围之内尽量地帮助英国。他的一个最大的困难即为如何克服国内的孤立主义，这个主义的意义也就是多数美国人只想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爱管外在世界的闲事。为了克服这个困难，他的政策是双面的。他口里唱着和平，而心里想的却是战争。他说：“我们绝不参加外国人的战争，我们绝不派遣陆海空军到外国去作战。我以前说过这些话，今后我还要一再地说它：你们的孩子绝不会被送入任何的外国战争之中。你们的总统说这个国家是绝不参加战争的。”但是他对希特勒却尽量地加以挑拨，迫使他向美国宣战。他把美国的驱逐舰供给英国，他派遣美国部队在冰岛登陆，他对大西洋航线实行巡逻以保护英国运输船只的安全，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说是战争的行为。

不列颠现在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既不是德国人的直接攻击，也不是其间接路线。不列颠之战已经获胜了，地中海之战也进行得颇为顺利；但是只有一个会战，英国人正在陷于激烈的苦斗之中——那就是“美圆”之战。因为没有美圆来购买它的粮食、军火和船只，英国正面临着战略性破产。过去英国一直是用“付现自运”（cash-and-carry）的基础来偿付美圆，换言之，即出卖其在海外的财产。但是到了1940年年底，英国对美圆已经罗掘俱穷了。除非它能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就只好和德国谈判。英国的情况是如此的危急，到了12月8日，丘吉尔就写了一封长信给罗斯福，告诉他英国快要到无法付现的阶段了。丘吉尔说这是他曾经写过的第一封最重要的信，这种说法一点也不错，因为这一封信将改变整个战争的轴线。

罗斯福接到此信时，正在加勒比海（Caribbean）中遨游，他为这个问题沉思了好几天。12月17日，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中，他开始髙谈“如何取消这个愚笨的古老$（代表美金）符号”，到了29日，他又从无线电中发表了一个具有教育性质的炉边闲话。讲话的开端，他还是和平常惯例一样，说他的目的是要使美国人民，他的孩子和孙子，可以避免一场悲惨的战争。接着为了恐昨美国人民，他又补充说：“自从美国开国以来，我们美国文明从来没有比今天的处境更为危险。假使大不列颠垮了，则轴心国家即将控制欧洲、亚洲、非洲和澳洲等大陆以及整个的海洋。于是我们就好像是生活在一个炮口之上，而炮膛里面却装着爆炸性的弹药。”这样又引到了其最精彩的一段文章：“我们应该做民主世界的伟大兵工厂，我们应给予英国人以大量的物资援助，而在将来还要更增多。”如同往例，这次炉边闲话的结束又充满了一片和平的呼声——“我们有一切良好的理由，可以希望和平的实现。”

民主国家的伟大兵工厂，是指所谓“租借法案”（Lend-LeaseBill）而言。1941年1月10日，美国政府将其提交美国国会讨论——其提案理由为“足以增进美国的国防”。3月8日，美国参议院以60票对31票通过了该法案。3月11日，美国总统对该法案加以签署，并于同曰宣布不列颠和希腊的防御对于美国的防御具有极大的重要性。4天之后，又把中国包括在内。

这个法案所授予美国总统的权力是史无前例的。它使他可以加惠于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制造和采购他所想要的一切军需品；任意把一切与防御有关的物品加以出售、转让、交换和租借；为指定的政府修理和装配一切有关防御的物品；他认为必要时，又可以把一切有关防御的情报通知各指定政府，并决定收付款的一切条件。关于上述各项工作，他可以任意为之，而不受任何其他法律的限制。

1941年3月11日，《租借法案》的签署在世界史上算是一件决定命运的大事，与1917年4月6日的美国宣战可以相比拟。它使美国与一切正在和轴心国交战的国家建立同盟关系，其意义就是说这个法案使他们的总统可以在地球上任何角落里制造战争，宣战或不宣战都并无区别。这也就是说当美国进入了战争，世界上又和1917年一样，不再有一个中立的仲裁人了。在1917年，威尔逊曾经预料到他将要走向什么地方，但是在1941年，罗斯福却盲目地踏上了世界战争的道路。为了想把这个《租借法案》与美国《独立宣言》相提并论，罗斯福曾经把这个法案的编号定为“1776”。

在希特勒侵入苏联的计划中，其第一步骤即为巩固他在巴尔干的地位，这样他就可以确保其右翼和后方的安全以及重要的罗马尼亚油田。到了2月28日，一切的准备都已经完成。在那一天，获得了保加利亚国王波里斯的同意，德军占领了保加利亚，该国变成了三国反共公约中的一分子，这个公约是在9月27日由德意日三国所签订的。接着德国就向南斯拉夫和希腊施加压力，而后者也向英国求援。3月24曰，南斯拉夫政府表示屈服，可是3天之后，当德国部队正拟侵入南斯拉夫的国界时，希摩维区将军（Gen.Simovitch）发动了政变，并收回了该国对希特勒的诺言。希特勒还是表现出其惯有的敏捷，4月3日，命令他的部队侵入南斯拉夫的国界，11天之后南国陆军投降了。当此之时，英国部队从3月7日起开始在皮拉斯（Piiaeus）登陆，但是当他们刚刚赶到前线上与希腊军连成一线时，4月8日就受到了攻击，到了4月21日，希腊即已退出了战争。一个月之后，德军对克里特岛发动了一次空降攻击，到了5月27日，这个岛落入德国人的手中。

当希腊被征服之后，4月30日，希特勒召集其诸将领开会，并选定了6月22日为发动“巴巴罗萨作战”的日子。实际上，也许这个决定还可能更早，因为在4月24日那一天，德国驻莫斯科的海军武官曾经用电报向0KM（海军总部）报告说：“此间谣言颇炽，认为德苏两国之间有开战的危险。依照意大利大使馆某参事所透露的，英国大使曾预测6月22日将为战争爆发的日期。”

当这些战役正在进行之际，隆美尔在利比亚展开了他的第一次攻势。到了4月中旬，他几乎把格拉齐亚尼所丧失的东西都完全赢回来了。他的成功是如此的惊人，所以在5月30日赖德尔元帅和其海军参谋本部就又提出了一个备忘录，据他们自己说，这应该算是“在所有的战争记录中的最重要文件之一”。它的内容是建议在1941年的秋天里，对埃及、苏伊士地区发动一次决定性攻击。他们认为这个步骤对于木列颠帝国而言，要远比占领伦敦还更具有致命的作用。从战略上来说，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假使隆美尔能够再多获得一两个装甲师的增援，那么在1941年年底之前，他可能早已占领了埃及。但是希特勒却不愿听信这个忠告，而一心想先完成巴巴罗萨作战。他所不曾认清的是，当他征服了南希二国之后，其“负”战场的范围又扩大了，而当英国人还留在埃及和中东地区时，这种威胁就更加增大。当法国沦陷之后，他没有乘机占领法属西北非洲，这是第一个失着；现在当希腊沦陷之后，他又错过了占领埃及的机会。这两点都要算是第一等的战略错误，而他犯如此巨大错误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因为他不能够了解海权的潜在价值。当他的“负”战场范围日益扩大之后，海权的威力也就会随之而增加，终至于无法与之抗衡。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是个奥地利山民，和斯大林、毛泽东等山民一样，从小没有见过大海，所以缺乏全球观念。他不懂得，即使拿下了直布罗陀、马耳他、埃及……他也只是控制了地中海，无法控制北美和澳洲等英语国家。所以他只能拜托英国人的愚蠢了，希望英美国家自己遵循“历史力学”……“成于海权也败于海权”——这只要和俄国和命运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沙俄的继承人苏联就是解体了，其剩下的俄罗斯联邦也还保留了大部分殖民地——卡罗利阿、西伯利亚、远东地区等等，这就是陆权的优势。而英国呢？别说印度，就连北美和澳洲都离它远去。和美国相比英国的劣势就更加明显了——美国起源于英国前殖民地十三州，但由于拥有类似俄国那样的地利，得以购买了路易斯安那、阿拉斯加，并且武装夺取了大半个墨西哥，从而成长为超过英国和俄国及其总和的世界头号强权。所以，美国自己的历史就反驳了美国人写作的海权论。于是，希特勒希望效法东进，兼并取代俄罗斯帝国，控制整个欧亚大陆。但是他没有全球战略，不知道想要成功，必须先让美国中立化，而不是跟着日本一起向美国宣战。

【第十一章：莫斯科会战】

在克里特岛被攻占之后，希特勒的“功业”可以说是如日中天，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位将军，曾经在如此短促的时间之内，获得过这样大的胜利。他曾经在27天之内征服了波兰，1天之内征服了丹麦，23天之内征服了挪威，5天之内征服了荷兰，18天之内征服了比利时，39天之内征服了法兰西，12天之内征服了南斯拉夫，21天之内征服了希腊，11天之内征服了克里特岛。而苏联尽管是一个大国，却花了100多天的时间，才算是勉强地使芬兰人向其屈服了。因为希特勒有了如此优越的记录，而同时又看到苏联人是那样的不中用，所以使他获得了一个错误的印象。他假定在冬季尚未来临之前，即可以打倒苏联！对他这个丧失了理性的心灵而言，这种想法是毫不足怪的，因为连整个世界也都认为这是具有极大可能性的。他希望能一举毁灭苏联的战斗力，并且在三四个月之内，达到伏尔加一阿斯特拉罕之线；此后他就可以留卞五六十个师的兵力来据守被征服的地区，而使用其余的兵力来对付英国。为什么在这次战役开始之时，对侵入军冬季服装准备的预算，还不够总数五分之一的数量，其原因即在此。

要想进行这样一次迅速的战役，其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在发动时，其地面条件一定要是最好的。1941年的春季是特别的潮湿，直到5月间，布格河和它的支流还保持着最髙的水位。一般人认为南希两国的战役，曾经使这个侵入战延误了六个星期的时间，这种说法似乎是不可靠的。不过无论如何，时间的延迟是导致最后失败的主要因素之一，那却是毫无疑问的。比较更应加以责备的，是目标的选择。为了想要毁灭苏联的战斗力量，所应选择的目标一定是苏军所不能够放弃的，这样才能迫使他们在德军打击距离之内来接受会战。能够满足此项要求的惟一目标即为莫斯科。它是苏联铁路交通的总枢纽，在战略上是不可以缺少的；它同时也是世界共产主义的“中心”，一个髙度中央集权政府的首都，一个巨大的工业中心，其所雇的工人总数在100万以上。这正是布劳希奇元帅和哈尔德将军所想要打击的目标，但是希特勒对此却毫无认识。他愤怒地说道：“只有完全落伍的头脑，才沉醉在这种过去的观念之中。”他认为占领苏联首都是毫无意义的。他的兴趣是在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这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发祥地。只要毁灭这两座城市，则布尔什维克主义就会无疾而终。

这个观念初看来似乎是很荒谬，但实际上并不如此，希特勒看清楚了他所面临的问题是与拿破仑所面临的完全不同。那不完全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即击毁苏联的陆军；它主要是政治性的，即推翻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统治。如果是这样，则不应以占领城市为手段，而应在苏联国内制造革命。假使从开战之日起，他就以一个解放者自居，那么他这种认为其将领们是头脑陈腐的想法就不能说是毫无理由。可是认为仅仅由于“定名”之故，只要占领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即足以粉碎苏维埃的统治，那却是神话式的幻想。尤其是他又进一步把这个目标与两个主要的经济目标混为一谈——即征服乌克兰和高加索——于是思想就更为混乱了。前者的目的是使苏联丧失其主要的粮食资源和其60%的工业，后者的目的是要夺取其石油的主要产地。目标的混乱和复杂，结果使德国的兵力伸展过度，并将迫使希特勒无可避免地采取折中的措施。

尽管他怒斥德国将军们是“头脑守旧”，可是第21号训令还是希特勒思想与他们思想之间的一个折中产品。莫斯科并未被放弃，但是却把它摆在列宁格勒和乌克兰的后面，除非是这个秋天特别的干燥，否则当冬季来临之前，是不可能将其占领的。

德军的一般意图如下所述：“对留驻苏联西部的大量苏军，应用果敢的作战来加以歼灭。这次作战中包括装甲矛头的深入突破，并应尽量阻止尚能战斗的苏军残部撤退到巨大的苏联腹部之中。”

“使用迅速的追击，可以到达某一条线，从这条线以外，苏联空军即不可能再攻击德国的本土。”——这就是上文已经说过的伏尔加一阿斯特拉罕之线。

接着，在说明了芬兰军和罗马尼亚军的任务之后，该训令继续说到“作战的指导”，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可以摘录如下：

作战地区为普里皮亚季沼泽，分为南北两部分。攻击的主力

应位于北半部。在这里应使用两个集团军的兵力。这两个集团军中南面的那一个——在全部正面的中央——应以特殊强大的装甲和摩托化兵力突破到华沙周围和其以北的地区，并击毁在白俄罗斯境内的敌军。这样就可以造成一种情况，可以使强大的机动部队转向北面，这些部队以后即应与北面集团军合作——后者从东普替士出发，大致朝着列宁格勒的方向——以便共同击毁在波罗的海诸小国地区中的敌军。仅仅当这个攻势作战完成之后，才继之以攻占列宁格勒和喀琅斯塔得，然后才再发动进一步的攻势作战，以占领重要交通中心和军需制造工业地区——莫斯科——为目的。

在普里皮亚季沼泽以南的那个集团军，其主力应从卢布林地区出发，大致朝着基辅的方向，其目的是用强大装甲部队深入苏军的侧翼和后方，然后席卷沿着第聂伯河的敌军。

一旦在普里皮亚季沼泽南北双方的会战巳经完毕，就应向下述的目标实行追击：（1）在南面，迅速占领有经济重要性的顿内次（Donetz）盆地；（2）在北面，迅速占领莫斯科。

对于该城（莫斯科）的占领，无论从政治或经济的观点上来看，都算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胜利。此外，它也使苏联人丧失了其最主要的铁路中心。

这三个集团军的组织在训令中也有列举性的说明：

（1）北面集团军：总司令李布元帅，下辖第十八军团，司令为库希勒将军（Gen.vonKtichler）；第十六军团，司令为布西将军；第四装甲兵团，司令为霍普纳将军（Gen.Hooppner）。一共有20个步兵师，3个装甲师，3个摩托化师。由克勒尔将军（Gen.Keller）所指挥的第一航空军团（AirFleet）担负支援。

在该集团军的北面侧翼上，为马内尔汉元帅（Marshal Mannerfieim）所指挥的芬兰军，它一共包括16个师的芬兰军（共15万人）和4个师的德军——2个步兵师和2个摩托化师。

（2）中央集团军：总司令波克元帅，下辖第九军团，司令为史特劳斯将军（Gen.Stmuss），另配属第三装甲兵团，司令为霍斯将军；第四军团，司令为克鲁格元帅（F.M.vonKluge），另配属第二装甲兵团，司令为古德里安将军。一共有31个步兵师个装甲师，7个摩托化师，1个骑兵师。由凯赛林元帅所指挥的第二航空军团担负支援。

（3）南面集团军：总司令为伦德斯特元帅，下辖第六军团，司令为赖赫劳元帅（F.M.von Reichenau）；第十七军团，司令为斯徒普纳格将军（Gen.von Stuelpnagd）；第一装甲兵团，司令为克莱斯特将军。一共有30个步兵师，5个装甲师，4个摩托化师。此外它还包括意大利第三军（共4个师），军长为梅西将军（Gen.Messe）；l个匈牙利军，1个斯洛伐克师和克罗埃西亚团。支援他们的空军为罗尔将军（Gen.Loehr）的第四航空军团。

在这个集团军的南面即为配属给它的罗马尼亚陆军，其番号为第十一德罗联合军团和第三、第四两个罗马尼亚军团。名义上的总司令为安东尼斯古元帅。他们的任务为保护南面集团军的右翼。

（4）总预备队：共为24个步兵师、2个装甲师和2个摩托化师。

关于上述的兵力，有两点需要加以说明：（1）为战车方面，（2）为运输工具方面。

当西欧战役结束之后，为了想要扩充装甲师，它们的战车数量却反而被减少了一半。德国对于战车的生产量，每年还不到1000辆，所以当这个侵入战开始时，德军的战车实力还只有3200辆的总数。以后，每个月的产量似乎从80辆增到了210辆，但仍然太少，不足以补充战争中的损失，当然更谈不上扩充装甲师。

而更重要的还是第二点，因为这受到德国燃料补给量的限制。它的数量只够使一小部分的运输工具摩托化，而且也限制摩托化师的数量。师肩的运输工具大部分还是用马车，又因为德国所生产的卡车不够用，新成立的师都分配了法国人所设计的卡车，对于苏联的道路它们是不够坚固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说缺乏履带式的补给车辆，是这一次战役最后失败的主因之一，正好像拿破仑在1812年缺乏马和牛的蹄铁一样。

现在再来研究苏联方面的计划，事实上对任何苏联人的作战研究，其最大的困难就是经常缺乏可靠的文件。这可以说根本不存在，因为苏联的历史受到政治的支配，而后者却在经常变化之中，所以没有哪一位将军敢写他的回忆录。同样的，苏联政府也写不出一本真正可靠的官方战史。他们害怕一出版，再遇到未来的政治变化，就又会难以自圆其说。所以我们只好利用外国的资料来源，尤其是德国方面的，可是这却难免有主观的偏见。

不过据我们所知道的：苏联当局在1941年本应利用其巨大的纵深来磨毁德军的实力，等到它的冲力匮竭之后，才大举反攻；可是他们却未这么做，在开战时他们的大量兵力都是部署在逼近德国边界的地区中。依照苏联前少将马尔柯夫（Alexei Markoff）的记载：

当战争开始之时，第一线部队完全缺乏支援他们的预备队，因为纵深防御的思想在当时被人认为是胡说八道，根本就不曾想到一个防御性的战争计划。巨大的仓库中装满了各种爆炸性的兵器、弹药和燃料，但却并不安置在安全的后方，而却是那样的接近边界，并在纳粹重炮射程之内。

此外，我们也知道在1941年6月间，红军对1937年到1938年之间的大清算所造成的创痕尚未恢复，而且还正在改组的情况之中。在这一次大清算中，他们一共损失了3位元帅，13位军团司令，57位军长，111位师长和220位旅长。换言之，他们占了高级军官中的一半。若是根据西方标准来判断，苏联红军只能算是一个原始化的战斗兵力，虽然据德国人估计，他们也大约拥有1.5万辆战车和1万架飞机，但其中大部分都是陈旧落伍的。他们的运输和补给体系是混乱不堪的，他们的攻击战术也是笨重不堪的。但是仍然和过去的战役一样，他们的士兵却都是顽强善战的农民，虽然缺乏主动精神，但却具有惊人的忍耐能力。

当战役开始时，依照不太可靠的德国资料来源，苏军的兵力分布大致如下所述：

（1）芬兰集团，指挥者为梅里茨柯夫将军（Gen.Meretzkov）和戈沃罗夫将军（Gen.Govorov）。共有20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和5个装甲旅。在拉多加湖（LakeLadoga）的东西两面，向芬兰军作战。

（2）波罗的海集团，指挥者为伏罗希洛夫元帅（Marshal Voroshilov）0共有19个步兵师，7个骑兵师和5个装甲旅。部署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境内，以掩护列宁格勒为目的。

（3）白俄罗斯集团，指挥者为铁木辛哥元帅（Marshal Timoshenko）。

共有50个步兵师和2个装甲旅。部署在波兰东部和明斯克以西的白俄罗斯境内，以掩护莫斯科为目的。

（4）乌克兰集团，指挥者为布登尼元帅。共有69个步兵师、11个骑兵师和28个装甲旅“。部署在波兰东南部和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地区中，以掩护乌克兰为目的。

依照哈尔德将军日记上的记载：1941年6月21日，估计在苏联西部的苏军实力为154个步兵师、25个半骑兵师和37个装甲旅。所面对着的德军为102个步兵师、19个装甲师、14个摩托化师、5个特种师和1个骑兵师。

可是苏联的实力却并不全靠它的军队数量，而还是和在查理十二世、拿破仑的时代中一样，主要的还寄托在它的广大空间、原始化的道路、巨大的森林、宽广的河川和沼泽，再加上其短促的夏天、绵长的冬天和春天的解冻期。此外苏联的铁路线不仅稀少，而且还是宽轨，同时其交通线对于战车和摩托化车辆也是难于行动的。当天下雨的时候，道路上就变成了污泥河；而不下雨的时候，它们不是积雪，就是尘土飞扬使战车的引擎都为之阻塞。在冬季里，常常是结着厚冰，所以除非在车下烧火，否则就无法发动。对于德国人而言，必须尽可能用最快的速度，以便在伏尔加河的前面将苏军彻底击毁，使他们来不及动员其巨大的人力。否则，这次战役在战术上就会变成一种无止境的苦斗。

希特勒所信赖的即为德军在战术方面的优势，认为足以获得一次迅速的胜利。他的观念是准备使用一连串的巨型战车包围运动，以便将苏军各部队逐一击破。其程序如下所述：首先用两个装甲兵团，迅速地向所选定将要击毁的敌军部队的侧翼上前进，透过他们，然后向内旋转直到深入后方为止，以便切断他们的交通线，并使他们的指挥体系发生瘫痪。同时，德国的步兵则向苏军的正面进攻，把他们向侧翼方面压迫，构成一个内包围阖，然后再来扫荡敌军的残部。

这种战术开始运用是在1941年6月22日星期天。那一天上午3时15分，在中央集团军（这是本章中的主要对象）的正面上，德军开始作炮兵的轰击，25分钟之后，第一批俯冲轰炸机也加入作战了。上午4时1彡分，大致是以苏伐尔基（Suvalki）和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基为基地，第三（霍斯）和第二（古德里安）两个装甲兵团，分别前进来对在明斯克以西的铁木辛哥所部作大规模的包围运动。在这个最初的前进中，古德里安的战车中有一部分是不透水的，并且装有”斯诺克“（Schnorkel）呼吸管（后来才为德国潜艇所采用），这些装备使他们能够渡过布格河的河床。

尽管克里姆林宫接到了许多警告，可是这次攻击还是使他们受到了完全的奇袭。哈尔德说：“很明显的，沿着全线的敌军都受到了战术性的奇袭。所有在布格河上的桥梁，以及整个的河川边界上，都是不曾设防的。下述的事实都足以当做敌人受到了奇袭的明证：敌军在他们的营房中被围捕着，飞机停在机场上没有起飞，当敌军部队面对着这个突如其来的进攻，都纷纷向他们的上级请示应该如何应付。中央集团军的报告说：敌军正向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基一明斯克公路上拼命地溃逃。苏军的指挥组织完全崩溃了。”

到了6月24日，已经有了2000余架苏联的飞机被击毁，有些是在空中，有些是在地面上。凯赛林说：“自从第二天起，我都亲眼看着苏联的重轰炸机从其内地深处飞来投入战斗。照我看似乎真是一种罪过，看到这些飞机用战术上不可能的编队来自投罗网。几乎是隔着一定的时间，就有一批无辜的飞机飞来送死。对我们的战斗机简直是最轻松的猎物。这简直是‘幼稚的自杀’。”

6月26日，霍斯装甲兵团就达到了他们的目标——明斯克城；第二天又与古德里安的兵团会合在一起。当德国步兵还落后很远时，这个装甲的大钳却已经向铁木辛哥夹拢起来。7月3日，这次战役中的第一个伟大会战——比亚韦斯托克一明斯克之战——在大雨滂沱之中告一结束。①依照艾斯曼（Adm.Assmann）的估计，在这一战中苏军所付出的成本，专以俘虏而言就有人员29万人，另外，还有战车2585辆、火炮1449门。在这同一时间之内，北面集团也巳经占领了地文斯克，并强渡了道加瓦河。南面集团军也在海乌姆越过了布格河，并向卢茨和罗夫诺前进。

哈尔德对这个最初阶段的成功，也不免感到趾髙气扬，所以7月3日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记载说：“假使说在两个星期之内，苏德战争即可胜利地结束，似乎不算是过分夸大的说法。”不过照他的本意看来，并非认为侵入战就会从此一了百了。诚然，他的判断并未错误，第一阶段的确是如此轻松地赢得了胜利。可是第二阶段又如何呢？

第二阶段的开始即为一个战术性的争论，从这个争论上可以证明在德国高级指挥部中，其意见是如何的不一致。照原有的指示是要中央集团军的两个装甲兵团一直迅速地向斯摩棱斯克一罗斯拉弗尔（Roslavl）之线推进，而陆军总部也仍然坚持着这个观念。但是因为现在步兵已经落后了差不多14天的行程，希特勒一心只想多获得俘虏，所以不想迅速推进以来瓦解敌人的指挥体系，反而希望把装甲兵团的主力调回来，以帮助步兵们进行扫荡工作。就这一点来说，克鲁格拥护他的主张，而霍斯和古德里安二人则希望赶紧挺进。波克为了避免负责，遂建议把两个装甲兵团部暂交给克鲁格指挥。希特勒在7月3日也表示同意。

接着就是一连串互相抵触的命令，在德国将领中敢于不听希特勒命令的人，古德里安要算是极少数中的一个，他终于不顾一切地发挥其主动的精神。他一心准备继续前进，等到克鲁格出面干涉时，这个准备已经成熟，无法中止了。结果是到了7月7日，两个装甲兵团又继续挺进。霍斯兵团取道维特斯克，古德里安兵团则经由穆基来夫（Mogilev）和奥尔沙（Orsha）。那一条半神秘性的斯大林防线，它是从纳尔瓦（Narva）到波罗兹克（Polotsk）、维特斯克、奥尔沙、穆基来夫，然后再经过维尼查（Vimiitza）以达黑海，现在也就被突破了。尽管克鲁格又横加干涉，古德里安的领先战车还是在7月10日渡过了第聂伯河，一路击退了苏军的激烈逆袭，于7月16日到达了斯摩棱斯克。四天以后，斯摩棱斯克东南面50英里处的在第聂伯河岸上的艾尔雅（Elnya）也被攻占了，但是在那里古德里安所部却受到沉重的反击。霍斯兵团也从斯摩棱斯克的北面赶上来了。

所以，到了7月16日，照直路算来，到莫斯科的距离已经走完了三分之二了？——一共是440英里，平均一天进展了20英里。斯摩棱斯克会战一直打到8月8日才结束，结果又是一次巨大的包围战。在这一战中，从7月3日到7月25日之间，中央集团军宣布它俘获了敌军185487人、战车2030辆、火炮1918门。

这次前进的执行是果敢而巧妙，要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卓越的战车作战典范。依照布勒孟楚特将军的记载，这个地区非常不利于战车运动——“巨大的原始森林，宽广的沼泽，坏得可怕的道路和强度不够负荷战车重量的桥梁。”他告诉我们，只有从边界通到莫斯科的一条尚未完成的大公路，照西方人的标准看来，还可以勉强算是一条“道路”，其他所有的公路都只能算是沙质小径。他又说：“这个地区对于战车而言，巳经是够坏的；而对于追随着战车后面的运输车辆，则更是坏到了极点。几乎所有的运输工具都是由轮型车辆所组成，它们不能离开路面活动，而当沙土变成了烂泥的时候，在路面上也都不能移动。一两个小时的大雨足以使装甲兵力停滞不前。当一大批车辆都被陷在路上，延展到100英里以上的距离，真可以叹为奇观直要等到太阳出来，把路面晒干了才能行动。”另外一个障碍物就是这位克鲁格元帅，每逢后方一发生困难，他就会命令装甲兵团暂缓前进，一直到困难被克服之后，才再准他们继续行动。这里有一点应该强调说明的：一个勇敢的战车将军，应该永远地把眼光钉在前面的目标上，而不应像一个谨慎小心的运输队长，眼光只钉在他的车队尾巴上。

当这个卓越的作战正在进行之际，7月5日，北面集团军也在贝普斯湖（lakePeipus）的地区中突破了斯大林防线，占领了奥斯托夫（Ostrov）、普斯科夫（Pskov）和普尔霍夫（Porkhov），然后进向诺夫哥罗以求从东面切断列宁格勒。同时，南面集团军也在日托米尔与贝底契夫之间突破了斯大林防线，并向基辅前进。

希特勒这个人是假使有一个念头之后，就会很难放弃它的，正好像圣女贞德不敢违背她的神意一样。一旦他立下了决心，他会感觉到他的计划好像是《圣经》一样。这就是他为什么不肯放弃和修改第21号训令的理由。当他的军队愈向苏联境内深入时，他愈是要坚持着他的理想。

7月19日，当斯摩棱斯克会战正在最高潮的时候，他却不等待其结果的分晓，而颁发了第33号训令。它的内容是分别用中央集团军的两个装甲兵团去执行两次作战。古德里安的第二兵团与南面集团军合作，向南运动以对于基辅附近的苏军进行一个大包围战。霍斯的第三兵团则向北转进，切断列宁格勒一莫斯科之间的交通线，并帮助北面集团军进攻列宁格勒。艾斯曼说：“战争开始走到了一个转捩点，这是苏联人所不能了解的，他们称之为‘马恩河奇迹’。这个奇迹救了莫斯科，正好像1914年的巴黎一样。”实际上，并没有这样一个“转捩点”，因为这个“马恩河奇迹”事实上已经包括在第21号训令之中。

铁木辛哥从斯摩棱斯克的包围战中勉强撤出了50万人的残部，现在就退到了莫斯科的附近，组成了一条新的防线。他们曾经作了一些十分顽强的战斗，而使哈尔德感到震惊的，是苏军的最髙兵力还不只是原先估计的200个师，早已证实有360个师的番号了。尽管如此，陆军总部的意见还是想要继续向莫斯科挺进，可是希特勒却不肯听从布劳希奇和哈尔德的意见；7月26日，为了要想发动南面的作战，他命令古德里安装甲兵团应与第二军团合作，以围捕在戈梅利（Gomel）的强大敌军部队。哈尔德对这一点的批评是颇有意义。他说：

这样一个计划的意义无异于把我们的战略，从作战的阶层降到了战术的阶层。假使打击这些小型局部性集中兵力变成了我们的惟一目标，则战争就会自动退化，变成了一连串小型的成功，于是我们的正面就只会以寸进的速度向前推进。采取这样一个政策，固然可以消灭一切的战术性冒险，并使我们逐渐地填起了各集团军正面上的缺口；但是其结果却是我们将会把一切的力量，用来填塞一个宽度与日俱增的正面，于是就必须牺牲其纵深，而最后就会以阵地战来当做结局。

这一席话可以算是料事如神，把未来的发展都完全说对了。当戈梅利作战还正在讨论之际，8月4日，在中央集团军总司令部中，又举行了一次会议。波克元帅在霍斯与古德里安支持之下，力主继续向莫斯科进攻。但是希特勒却把这个建议推在一边，他说他的主要目标是列宁格勒附近的工业地区，其次即为乌克兰，因为它的物产对于德国尔后的继续作战具有重要的关系。此外，为了确保罗马尼亚的油田不受到苏联的空中攻击，他又认为有占领克里木之必要。六天之后，北面集团军对列宁格勒的攻势被击退了。

在8月4日到21日之间，宝贵无比的时间都浪费在对目标问题的反复争辩之中。可是希特勒仍然固执己见，31日他又颁发了一个第34号训令。这个训令的开端是这样说的：

在冬季来临之前，主要的目标必须要达到。这不是占领莫斯科，而是在南面占领克里木和顿内次工业和产煤地区，并切断高加索产油地区的联系；在北面则为包围列宁格勒，并与芬兰军会合在一起。

依照第33号训令，主要的作战是停止南面集团军向罗斯托夫（Rostov）—卡尔可夫（Kharkov）之线的前进，而改用中央集团军的内翼和南面集团军一同进行一个两面包围的运动，来歼灭在基辅以东的苏联第五军团。在希特勒的训令中是这样说的：“必须等待我们紧密包围了列宁格勒，与芬兰军发生了联系，并击毁了苏联第五军团之后，我们才算是完成了部署，可以自由抽出我们的兵力，以击毁敌方铁木辛哥的集团军。”训令又说：莫斯科只是一个次要的目标。

布劳希奇派古德里安去企图说服希特勒，使其放弃这个疯狂的念头，因为这必然会引起一次冬季的战役。但是当古德里安在8月23日与希特勒谈话时，后者所告诉他的却是说德国的将军们，简直完全不了解战争的经济方面，希特勒并且命令古德里安于8月25日向基辅以东出发。

凯赛林对这一点的意见，也是值得加以引述的，因为它足以说明希特勒所犯错误是如何的巨大。他在回忆录中说：

假使斯摩棱斯克会战结束之后，只停留一个合理的喘息时间而后继续向莫斯科前进，那么照我的意见看来，在冬季来临之前和在苏联西伯利亚部队赶到之前，莫斯科可能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莫斯科的被占领是具有决定性的，整个的苏联欧洲部分都巳经与其亚洲部分的基础切断了联系，于是在1942年再攻占列宁格勒的重要经济中心顿内次盆地以及迈科普（Maikop）油田，都将会是一个不难解决的问题。

8月17日，虽然北面集团军已经占领了纳尔瓦，但其对列宁格勒的第二次突击却还是失败了。到了9月初，因为不再受到德国装甲部队的困扰，铁木辛哥遂对于德国第四军团发动了一次强有力的反攻，据称歼灭8个师的德军。

基辅会战是从8月25日开始，到9月26日才结束，要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大包围战。它的目的是想在一个巨大的舌形地区中，将布登尼元帅的集团军主力完全歼灭。这个舌形地区北起特鲁布切夫斯克（Trubchevsk），南达克列缅丘格（Kremenchug），而以基辅为其顶点。德军的计划是想用内外两层包围圃来把敌军夹碎。前者是由戈梅利一诺夫希布可夫（Novosybkov）向南前进的第二军团（魏克斯）和由克列缅丘格一切尔卡瑟（Cherkasy）向北前进的第十七军团（斯徒普纳格）。而赖赫劳的第六军团则钉着在基辅正面上的苏军主力，外包围圏为第二和第一装甲兵团的任务，分别由古德里安和克莱斯特来指挥。前者从特鲁布切夫斯克以西向罗克费特沙（Lokhvitsa）前进，后者从克列缅丘格向鲁布尼（Lubny）前进。两方面的目的地都大约是在基辅以东约125英里的地方。

9月9日，古德里安占领了罗姆尼（Romny），9月16日他把司令部设在那里，并与克莱斯特兵团取得了联系。第二军团已经在切尔尼科夫（Chemikov）和它的侧面渡过了杰斯纳河（Desna）。第十七军团在克列缅丘格与切尔卡瑟之间，以宽广正面前进。它的右翼方面另有一个支队，向波尔塔瓦（Poltava）前进以作为掩护。17日，内圏兵力开始果庭（Yagotin）和皮莱庭（Piriatin）逼拢，两地距离基辅约为50英里到90英里。19日，在混乱之中，基辅城也已为第六军团所占领。9月26日当这次会战结束之时，在曼斯坦指挥之下的第十一军团也冲过了皮里科普（Perekop）地岬，进入了克里木。

德军在基辅会战中所得的战利品，其数量真是巨大得惊人：除了战俘66.5万人以外，还包括战车884辆、火炮3718门、摩托化车辆3500辆。希特勒的踌躇满志是可以想见的。他称之为“世界战争史上最伟大的会战”，但是哈尔德却认为它是“东方战役中的一个最大战略性错误”。从战略上来说，后者的看法也许是正确的。可是假使希特勒能认清乌克兰的政治意义，则他仍然有机会把基辅之战变成这场战争中的一次最具有重要性的作战，甚至把苏联从根本上消灭掉了。

自从这次战役开始以来，希特勒已经俘虏了将近150万人的敌军、7000辆以上的战车和大约9000门火炮。这第一个数字尤其具有极重大的意义：这场战争差不多长达四年，而在其第一阶段之中即能俘获这样多的俘虏，那真是史无前例的。安德尔斯将军（GenAndere）在他的《希特勒征苏之役》中对此曾有以下的解释。他说：

甚至在1941年的最初战斗中，也都可以显示出苏联的军人对所谓保卫“普罗阶级的祖国”的战争，大部分都是不感兴趣的。许多军人都认为这场战争，是使苏联改变一种新秩序的惟一机会，所以他们希望德国人胜利，不惜大批集体投降。这些投降的人还不仅限于士兵和较低级军官，有许多苏联高级军官都投降敌军，并表示愿意向苏联作战。

这些人中间有一个即为铁木辛哥元帅的参谋长。最值得使人拍案称奇的，是像希特勒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政治天才的人，却会相信苏维埃政权在他一侵入之后即将自动崩溃，于是不但不去努力争取苏联西部被压迫人民的拥护，反而故意设法来触发他们的恶感。这个巨大的政治错误不仅使他丧失了1941年的战役，而且也更使以后几年中的战役都增加了无限的困难。对希特勒的人生观而言，是“不为凯撒则为禽兽”，所以当他看到大批苏军做了俘虏时，而假想这完全是由于其军队实力所致。

他似乎对下述的事实都完全没有认识或者是完全置之脑后：当德军最初侵入苏联境内的时候，到处都受到老百姓的欢迎，把他们当做是解放者看待；乌克兰人更认为他是欧洲的救主；白俄罗斯人都很想站在德军方面加入战斗；有整团的哥萨克部队集体逃往德军方面；而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突厥人、鞑靼人、乌兹别克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哥萨克人都是同样的大批向德军投降。德军常常受到了苏联农民的欢迎，向他们献花和致送礼品。古德里安告诉我们说：“妇女们从他们的村落中跑了出来，用木质的盘子装着面包、奶油和鸡蛋，送到战场上慰劳德军。至少在我个人所遭遇的情形是如此的，她们要我把东西吃完，否则不让我走。”甚至一直到1941年12月间，当伦德斯特离开乌曼（Urnan）时，当地人民还是向他献花，并且把剌绣的乌克兰桌布赠送给他。在罗斯托夫，一位德国军士克恩（ErichKern）曾经这样写道：“在全城的街道上，都挤满了人民，等着向我们欢呼以表示欢迎之意。”某一次当他离开某地时，有一位苏联老太婆为了感谢他对她的友谊，曾经向他依依惜别地说：“我愿意把一个伟大的真理告诉你：带着大炮的人并不能拯救苏联人，而具有较伟大灵魂的人却是可以的。”克恩又说：在过去我从来不曾见过这种突然改变的景象。共产主义的气氛一点都不留存了。敌人巳经走了。无论我们走到什么地方，都只看到向我们欢笑和挥手的人民。苏联到处都发现了裂痕（见《死亡之舞》一书）。

假使希特勒所具有的智慧能够像那位苏联老太婆一样，认清这个“伟大的真理”，那么即令他在战略上犯了错误，他还照样能够很轻松地把苏联这个国家炸成碎片，而在鲜花如雨点一样投掷之下进入莫斯科。有许多人都曾想到这一点，其中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即为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他是一个波罗的海地区出生的人，对于苏联的情形有很深刻的认识。①在侵入战发动不久之后，罗森堡就被任命为东方地区部的部长。1941年7月7日，他曾发表一篇演说来提出他的政策：苏联根本上就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许多民族的混合体。所以德国人的任务不是要来重建它，而是解散它；不是要对这些被压迫的民族实行一种新的政治制度，而是承认每个民族的独立，让他们自治。他所建议的办法是把苏联西部，依照民族性的分界，大体分为三块，使其在俄罗斯与欧洲之间构成缓冲国。除了芬兰是早已独立以外，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地区共成一国，乌克兰算是第二个，高加索则是第三个。他又说：任何想征服乌克兰的企图，就无异于在每一个农民的后面，都要派一个士兵去加以监视。他又主张：对于俄罗斯本国——即夹在列宁格勒、莫斯科和乌拉尔山之间的地区——我们应该向其宣布：我们不是要与苏联人作战，而是要取消布尔什维克的统治。所以一切的改组都合乎民族自决的原则。他的结论是列举出德国人在苏联的两大任务：（1）确保德国的粮食和战争时经济资源的来源；（2）使德国从此解除了东面的政治压力。这也正是德国作战的政治目的。

希特勒的想法却完全不同，1941年8月16日，他在召集其部下开会时，曾经对他的政策作下述的宣布。他说：

从根本的观点上来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对这个巨大的饼加以巧妙的宰割。第一步是管制，第二步是处理，第三步是榨取。苏联现在正下令在我们战线后方组织游击战，这对于我们是有利的，它适足以使我们有机会可以毁灭一切反对我们的力量。无论在任何环境之下，除了德国人，是不准任何其他的人携带武器。这一点是特别重要，凡是要利用被征服人民来在军事方面协助我们作战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即令是最初看来似乎是有利的。整个波罗的海地区应并入帝国的版图。克里木也应该如此，也许还要向北面则加上一大块。德国在伏尔加河上的殖民地也应算是帝国的领土，巴库附近的地区也是一样。把芬兰并入一个联邦之内也应在准备之中，列宁格勒应夷为平地，再把它交给芬兰人。自然的，对于这个巨大的领土是有立即加以绥靖之必要，其最好的方法就是枪毙一切做鬼脸的人。

这个政策立即加以实行，虽然罗森堡还是继续做他的东方地区部长。他们的所谓“绥靖”工作是由希姆莱（Himmler）和他的“党卫军”（Sichereitsdienst）负责。后者是“盖世太保”的姊妹组织，与陆军总部是完全处于对立的状态。执行一切集体屠杀的任务，都是这个臭名昭著的党卫军，而与陆军无涉。早在1942年，德国在波兰的一位高级行政人员贝尔多尔德博士（Dr.Berthold），曾经告诉哈塞尔（vonHasell）说：对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野蛮虐待，可以说是找不到前例的。譬如说，因为一个发报机被发现损坏了，在基辅就有400人为此而遭到枪杀（见《哈塞尔日记》）。①

克恩也指明，本来布尔什维克主义在政治上已经到了要破产的时候了，可是希姆莱和他的凶手们却救了它。他说：“唤起了苏联人民的狂热，我们使共产党获得了他们所梦想不到的好机会，足以巩固他们的政权，并构成了号召‘爱国战争’的借口。”髙里兹在《德国参谋本部史》中也说：“事实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毁灭，其意义却变成了斯拉夫人民的受难和奴役，这是整个战争中的最大错误。”

当侵人战开始后两星期之内，斯大林即宣布实行游击战。德国方面第一次提及游击战是在1941年7月25日。但是一直到12月间，这种民兵的扰乱才开始激烈化，这也是上述疯狂政策之所致。第一，是德国安全部队开始执行他们的暴行。第二，是苏联方面用秘密的方法，将NKVD（苏联秘密蒈察）混人德军后方，使他们控制着游击队。

NKVD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制止当地人民与德军合作，仅仅当这个任务完成之后，他们才开始把军事性的任务分配给民兵去执行。因为要完成前述任务的最简单手段，就是对人民采取恐怖政策，所以NKVD最初是完全不惹德国人，而只对德国战线后方的苏联人施行恐怖的手段。男男女女为了这个目的，曾受到特殊训练。他们有的从德军战线中渗入，有的用飞机投掷在德军的后方。于是他们组织四处游荡的散兵游勇，以及想做游击队的人来执行恐怖政策。在这个民兵战役中的第一个阶段，德国人可以说是根本不受到任何的侵扰，所以他们当然也不采取任何步骤来保护平民；可是当人民对游击队的畏惧心理日益增加时，德国人的威望也就随之而降低。等到恐怖政策对当地居民相当生效之后，他们才开始不敢与德国人合作，于是游击队才开始奉命绑架德国兵，把他们用残酷的手段杀死之后，再把残破的尸体放在居民的附近以嫁祸老百姓。德国人就立即采取报复手段，焚毁村落，枪毙人质，赶走牲口，甚至把游击队出没无常的整个地区化成一片焦土。这种报复手段对于游击队而言，可以说是收效甚微，因为所有的游击队都会跑到另一个地区中，去继续进行他们的残酷工作。但是对于德国人本身而言，却具有极恶劣的后果。农民在丧失了生活所需之后，开始对其过去所认为是”解放者“的德国人，发生了强烈的仇恨心理，成千上万的人投入游击队。1942年3月6日，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上记载说：“游击队在苏联占领区中，控制着广大的地面，并正在执行恐怖政策。”后来，他们的数量增到了几十万人，其威胁是那样的严重，迫使希特勒不得不改变其“鬼脸”政策，可是却已经太迟了。

当基辅会战展开之后，希特勒又突然改变了他的战略。在列宁格勒城前受到了顿挫，他决定只对它加以围困，而不想用硬攻的方式来夺取该城。于是等到基辅会战胜利结束之后——照他估计大概需要十余日的时间——即准备在奥勒尔一勒热夫（Orel—Rzhev）以西歼灭铁木辛哥的兵力，然后以胜利姿态进入莫斯科。这个决定的正式代表即为9月6日所发布的第35号训令。南北两个集团军，都应用其装甲部队增援中央集团军。此后即由中央集团军来依照下述计划进行攻势。

在中央的第四军团（克鲁格元帅）和第四装甲兵团（霍普纳将军），在斯摩棱斯克与罗斯拉弗尔之间，从南面向怀兹马（Viazma）包围。在左面的第九军团（史特劳斯将军）和第三装甲兵团（霍斯将军），在斯摩棱斯克与奥列尼诺（Olenino）之间，从北面向怀兹马包围。第二军团（魏克斯将军），在罗斯拉弗尔与诺夫哥罗希费尔斯基（Novogorod-Seversky）之间，负责包围布里安斯克（Briansk）。与过去的会战情形略有不同，当两面侧翼巳经建立，敌军的中央即被卷起，沿着长度在300英里以上的正面把他们分为两个包围圓加以歼灭。此外，除了围攻列宁格勒，北面集团军又应负责掩护中央集团军的左翼，而南面集团军则同时在波塔瓦一卡尔可夫一依兹门（Izyum）方向上作辅助性的进攻。

9月30日，古德里安首先展开了怀兹马一布里安斯克伟大会战的序幕，他从诺夫哥罗希费尔斯基出发，使苏联人受到了完全的奇袭。到了10月1日，他已经透入了85英里的距离。10月2日，主力的攻击同时从斯摩棱斯克的南北两面发动。它的冲力是如此的巨大，所以到了10月3日黄昏时，步兵已经透入25英里的深度，而装甲兵又再前进了30英里。在这一天，古德里安攻占了奥勒尔。10月4日，霍斯兵团开始向怀兹马的北面旋转逼近；霍普纳兵团则进到了罗斯拉弗尔的东北面，然后才从南面进逼。同时古德里安指挥其部分兵力北上，向布里安斯克进攻，另外一部分兵力则趋向米特森斯克（Mitsensk），该地立即被攻占。10月7日，怀兹马已经为霍斯和霍普纳所包围；第二天，古德里安和魏克斯也包围了布里安斯克。扫荡工作一直到10月20日才结束。在这段时间之内，德军于9日攻占了查特斯克（Gzhatsk），16日又占领了卡鲁加（Kaluga），18日更占领了莫则斯克（Mozhaisk）——距离莫斯科仅为65英里。这一次的俘虏数字又是十分惊人——人员66.3万人，战车1242辆和火炮5412门。

这个胜利对莫斯科的威胁是太大了，除了斯大林本人，其余苏联政府中的全体要员都退出了首都，并撤到伏尔加河上的库比雪夫（Kuibishev）。布登尼的职务由铁木辛讶接替，而朱可夫元帅（Marehal Zhukov）则接替了后者，以准备保卫莫斯科的工作，其手段不是抵抗，而是反攻。希特勒这次当然又是趾高气扬，宣布说苏联的军事实力已经完全被歼灭，甚至连悲观的哈尔德也在日记上写道：“只要会战能有相当良好的指导，再加中等的好天气，则我们对于莫斯科的包围战一定可以成功。”

这一点都不错，假使这个怀兹马一布里安斯克会战能够早一个月完成，那就已成定局。可是到了10月，若再想作任何巨大的攻势，则无异是与天气赌博，当德军达到莫则斯克时，天已经下雨了。道路变成了泥河，奥勒尔一图拉（Tula）之间的公路完全不能通过，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军团（10月6日升格为军团）坑陷在那里达几天之久，一切补给都只好仰赖空运。10月29日，它进到距离图拉只有2英里远的地方，但却未能将其攻下。于是被迫停止前进，要等到路面冻结之后才能再开始行动。

此时，北面军团向提克芬（Tikhvin）和拉多加湖上逼近，并与中央集团军在瓦尔代山地（ValdaiHills）以南的奥斯塔什科夫（Ostashkov）取得了联系。南面集团军向比尔哥罗德（Bielgorod）和卡尔可夫逼近，在亚述海（Azov）会战中，德军又俘获了苏军10万人、火炮672门、战车212辆。在南面的克莱斯特第一装甲军团又占领了斯大林诺（Stalino）。在克里木地区，第十一军团巳经进到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和刻赤（Kerch）。

在11月3日到4日之间，第一次降霜了，虽然使道路上的运输问题解决了，可是因为没有冬季服装，德军开始受到了严重的冷冻。11月7日，就已经发现了许多冻伤了的人员，到了12月，温度已经降到了华氏5度。于朵就开始讨论究竟应否继续进攻的问题。伦德斯特主张暂停进攻，但是因为现在距离莫斯科只有40英里远，所以希特勒拒绝考虑这个建议，而布劳希奇、哈尔德和波克也都一致支持他。11月13日，召开了一个参谋长会议，此后即命令开始所谓“秋季攻势”。其目的品攻下莫斯科，并炸毁克里姆林饤来当做打倒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象征。

攻击的计划由克行格的第四军团，一共36个师，负责向莫斯科作正面的进攻；左面的霍斯和霍普纳两个装甲兵团，从北方和西方包围这个首都之城；右面的古德里安装甲军团，也从南方进行这同样的进攻。对于这个三方面的攻击，由第九军团保护其北翼，第六军团保护其南翼。

莫斯科会战是在11月16日展开其序幕。霍斯慢慢地向东南方前进，23日占领了克林（Klin），28日在克拉斯那亚波莱那（Krasnaya-Poliana）到达了莫斯科一伏尔加运河。该地距离莫斯科只有14英里远，可以遥望克里姆林宫中的尖塔。在他的南面，霍普纳达到了莫斯科以西的齐费特柯伐（Zvietkova）。同时，古德里安也绕过了图拉而进到了科洛姆纳（Kolomna）。在这时开始俘虏到了西伯利亚部队，这还是这次战役中的第一次。

可是要使两翼装甲兵力能够获得成功，其基础还有赖于第四军团在中央的前进，因为假使第四军团的进攻被阻止住了，则两翼的兵力就会孤立在莫斯科的南北两方面。当会战开始不久的时候，第四军团的右翼即受到了敌军的猛烈攻击，于是克鲁格把他的预备队用去支援他们，并因为这个原因，其中央和左翼的兵力也奉令暂停不动。直到11月19日，他的右翼才又开始前进。虽然有了一些进展，可是战斗却异常惨烈，于是波克元帅在22日亲自指挥这次会战，照哈尔德所记载的，他发挥出来”巨大的精力“，把一切可以抽调的人员都投入了战线。照他自己所说的，这个情况是与1914年的马恩河会战一样，“当最后一营兵力投入了之后，也许就可以决定胜负”。但是尽管他拼老命，第四军团的右翼却已经成为强弩之末，不能再前进一步。

苏军投人会战中的部队越来越多，虽然波克已经在害怕这次作战将变成第二次“凡尔登会战”——即激烈的消耗战——可是第四军团的左翼仍继续向前压迫，而到了11月30日第四军团的中央部分也奉命于12月1日再发动攻势。刚开始进展良好，可是到了12月2日，它的进展却为莫斯科周围森林中的坚强防御所阻止。克鲁格的参谋长布勒孟楚特将军这样说：

第二五八步兵师中的少数部队，实际上已经冲入了莫斯科的近郊。但是苏联的工人从工厂中拥了出来，就用他们的工具与德军搏斗，参加保卫首都的战争。

在夜间，苏军对这些巳经透入他们防线的孤立部队实行强烈的反击。次日，我们的军长接着报告说，他们认为不再有突破的可能性。克魯格与我在那天黄昏时，曾作长时间的讨论，最后他决定撤退这些前进部队。很侥幸的，苏联人并未发现我们正在运动之中，所以我们很顺利，使我们保持着良好的秩序退回到了其原有的阵地。但是在这两天的战斗中，我们却受到非常惨重的损失。

两天之后，当温度降到了零下32度时，因为部队的实力已经不再有攻占莫斯科的可能性，古德里安怀着一种沉重的心情，他决定撤退了。对莫斯科的最后攻势终于接近尾声，并不是因为苏军的抵抗，而是因为冰天雪地，奇冷难熬。大雪昼夜不停，整个村落都埋在冰雪之中，铁路、公路的交通都完全断绝。卡车不能跑，火车头无法生火，部队的补给断绝，战车要加温几个小时才能发动，因为润滑油都冻结了，飞机也不能使用，瞄准器的镜头都冻坏了不能使用，机关枪也不发火了，而最坏的却是由于缺乏冬衣之故，数以千计的人员被冻伤，数以百计的人员被冻死。德国兵对冬季战争是毫无准备的，他们以后的成就可以算是战争史记录上最能表示忍耐力的伟大例证。

当这次会战尚在进行中时，11月21日，克莱斯特的第一装甲军团攻下了罗斯托夫，但是在28日却受到了铁木辛哥的强烈反击，被逐出了该城，并被迫向西撤退，这是此次会战中苏军的第一次胜利大反攻。伦德斯特元帅向希特勒请示，要求授权克莱斯特撤到米亚斯河（MiuS）上的防御阵地中，但遭到了希特勒的拒绝。伦德斯特认为他无法服从这个命令，遂请求准其辞职。希特勒允许了，于是第六军团司令赖赫劳元帅奉命继任南面集团军总司令。此时，克莱斯特已经被迫后退，不久，希特勒也还是批准了他占领米亚斯河之线。

12月3日的夜间，第四军团开始撤退，这在时间上可以说是太巧合，恰好使德军躲掉了一场大祸。当他们撤退不久，朱可夫元帅即发动其久经准备的大反攻，有许多师的西伯利亚生力军都参加了这次作战。12月6日，他突破了德军在加里宁（Kalinin）以东的阵地，次日又强迫德军退出了克林。这次打击是如此的强大，使德军感到难以招架，于是哈尔德主张把第四军团撤到莫则斯克一勒热夫一奥斯塔什柯夫之线，但希特勒却拒绝考虑退却。12月9日，第二军团的正面在李弗尼（Livny）被突破；次日，古德里安的装甲军团又在图拉以西被突破了。不久沿着德军整个前线，从芬兰湾以至黑海，苏军都同时发动了反攻。

12月18日，波克元帅病倒了，由克鲁格继任，次日布劳希奇也被免职，希特勒亲自兼任陆军总司令。第二天，他发布其第一个命令说：“每一个人应站在其原有位置上打回去。当后方没有既设阵地时，绝对不准撤退。”

柏林城中获得了苏军大举反攻的消息之后，接着又获得了美国参战的消息，这个都城开始感到基础动摇了。弗里德堡（Aivid Fredborg）是一个留在柏林的瑞典新闻记者，在他所著的《铜墙之后》一书中曾经有下述的记载：

人们开始产生了不安的情绪。悲观的人开始回忆到拿破仓征俄的故事，一切有关法军失败的书藉都开始畅销。算命的人都在忙于研究拿破仓的命运，而占星术的生意也开始繁荣，甚至是最忠实的纳粹党员也都不希望与美国开战。所有的德国人对美国的实力都有很大的敬仰。没有一个人会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由于美国参战才决定了胜负。1917年的旧亊令人为之黯然。

虽然德军将领都一再要求撤退，而且古德里安和霍普纳都因为擅自撤退而被免职，可是具有幻想力的希特勒却认为万不可以退却，否则就会重蹈拿破仑的覆辙。虽然是他的固执，才会使这次战役走到了惨败的边缘上，可是也因为他的固执，才使它不会跳入这个深渊。毫无疑问的，因为他不肯撤出苏联或是斯摩棱斯克以东的地区，才使他的大军避免了一个比1812年还更可怕的浩劫。

希特勒的问题是在部队尚未被冻死之前，为他们找到一个庇护之所，并且守住交通线，以便使他的军队可以重新获得装备和补给。

在莫斯科地区中的主要交通线还是铁路：莫斯科一勒热夫一威立奇卢基（VelikyeLuki）之线，莫斯科一怀兹马一斯摩棱斯克之线，莫斯科一卡鲁加一布里安斯克之线和莫斯科一图拉一奥勒尔之线。上述四条线又为威立奇卢基——维特斯克——斯摩棱斯克——布里安斯克——奥勒尔横线所联系着。此外，从奥勒尔还有一条铁路向南通到亚述海上的塔甘罗格（Taganrog）。在所有这些铁路线上，都有一个或多个前进补给站来供养整个前线。比较重要的是旧鲁沙（Stamya Russa）、勒热夫、怀兹马、卡鲁加、布里安斯克、奥勒尔、库尔斯克（Kurek）和卡尔可夫。在它们之间，还有许多小型的补给站，都是有充足的储积和可以供给掩蔽场所的。所以必须守着它们，并把部队撤回到那里。

希特勒决心把这些前进补给站都变成设防营地，并撤回到它们上面。这样就可以使他的部队获得庇护，他们可以靠储积的物资维持生活，而同时着手整顿补给线。所以他的计划与拿破仑不同，不是撤退而是向后方运动。

每一个主要的设防地区，面积达许多平方英里，有时可以收容一整个军团的兵力。德国人称之为“lgels”（刺猬），这个名词来源于中世纪的瑞士长枪兵，他们用方阵来抵抗敌人的骑兵，因为他们的防御好像刺猬的针刺指向各个方面，所以获得了这个名称。有时他们也用飞机来供应补给。

一般说来，苏军的前进与其说是一个反攻，则毋宁说是一个继续不断的向前“流动”，他们绕过德军的抵抗据点，而从他们之间流过去。因为一切运动都是越野性的，而很少能够倚赖道路，所以苏联人大量地利用哥萨克骑兵，并以雪橇载运的炮兵和步兵以及滑雪部队来增强运动能力。战斗机的着陆轮也换用了冰刀。战斗变得极为野蛮，因为在德军后方，到处都有游击队活动。

德军的后撤包括着整个的前线，其纵深最大者为加里宁与图拉之间的莫斯科地区。一旦这些镇市被攻占，于是对勒热夫、查特斯克和怀兹马，苏军展开了巨大的钳形作战。12月底，苏军已经攻占了卡鲁加。在全部的冬季战役中，这要算是苏军最重大的成功，因为卡鲁加是一个主要的“刺猬”。

从卡鲁加苏军向西北进攻，以雅克诺夫（Yukhnov）为目标，这是一个处于怀兹马东南的“刺猬”，并在德军正面上造成了一个深人的突出地。同时在北面，他们绕过了勒热夫的西面，进向维特斯克，又从后者的北面达到了威立奇卢基。这两个绕过怀兹马的进军，使苏军进到了距离斯摩棱斯克在50英里以内的地方。同时，在1月20日到22日之间，莫则斯克也被占领了。

在列宁格勒的正面上，12月9日，德军放弃了提克芬，当苏军继续挺进，并渡过了弗科夫河（Volkhov）时，德军已经在希流斯堡（Schtlsselburg）与诺夫哥罗之间连成了一气，于是阵地战就开始了。在极南端的地区中，苏军也在克里木发动了一次反攻；在亚述海的北面，塔甘罗格、斯大林诺和阿尔提莫弗斯克（Artemovsk）等据点都被绕过，以便集中全力来攻击卡尔可夫的“超级刺猬”。但是他们却能坚守不屈，虽然在南面的洛左伐亚（Losovaya）已被苏军攻占，而且他们也进到了距离波塔瓦在30英里以内的地方。

到了仲冬时节，积雪愈深，德国人希望能够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但是苏军还是继续流动，虽然并无任何的具有决定性的收获。也许只有在列宁格勒方面为一例外，他们在冻结的拉多加湖上，建了一条汽车道路，而与列宁格勒取得了接触。2月22日，他们在旧鲁沙地区中，把德国第十六军团的相当部分切断了。

在中央地区方面，2、3月之间，苏军巩固了他们的收获，并占领了苏基尼齐（Sukhinichi）和雅克诺夫两个小型“刺猬”。4月间因为解冻的原因，除了克里木地区以外，其余各地的作战都暂告停顿。在克里木，德军对刻赤获得了一些进展，这是在冬季中为苏联所夺回的，此外还有提奥多西亚（Tlieodosia）也是一样的。

哈尔德对于德国在这次战役中的损失，曾经估计如次：从1941年6月22日到12月31日，一共是830403人，其中包括死亡者173722人。而从1941年6月22日到1942年2月28日，一共是1005636人，其中包括死亡者210572人。这些数字是否包括冻伤的人在内，则未有明白的说明；但依照戈培尔的估计，截至1942年2月20日，冻伤的一共是113627人，其中有14357人是需要切断肢体的。苏联人的损失数字无法估计，也可能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但依照卡提尔（RaymondCartier）的估计，到了1942年1月1日，红军的总数巳经减到了230万人，这是到1946年为止的最低数字。因为在1941年6月间，红军的总兵力在500万人以上，所以德军所宣称的已经俘获了200万人的说法，似乎并不太夸张。

虽然苏联对于如此巨大的人力损失还可以立即加以补充，可是战争资源的损失却必须要靠美英的援助来补充，而到这个时候还只有一部分巳经补足。依照普罗柯普维克兹（Prokopowicz）教授的估计，到1941年12月，德国人已经把苏联欧洲部分的土地占领了26.6%。这块地方包括其总人口的40%，供给其农产品的39.3%，马匹的49%，牲畜的45%，钢铁的66.6%和煤炭的60%。不过反而言之，德国人在精神方面所受的损失却是无法抵偿的。在这个冬季中躲在“刺猬”阵地里，1941年的“大军团”已经把它的锋口磨钝了。虽然以后有了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其他附庸国的兵员补充进来，可是他们的元气却永远无法恢复了。此外，他们在苏联虽然能够获得了一些经济上的收获，可是其效果却还不能抵消美英两国封锁的力量。

最后，希特勒既然未能攻下莫斯科，这个事实的意义又如何？艾斯曼将军的答案是“它是这次战争中的转捩点”。姑且承认他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假定希特勒占领了莫斯科，这次战争的发展是否将永无转机呢？在莫斯科的后面，还有长达4500英里尚未征服的领域，而自从12月11日起，美国即已卷入这场对德战争的旋涡中。那么在这个紧要关头上，斯大林会与德国议和吗？即令他肯与德国签订一个和约，希特勒又会相信他能够遵守这个和约的条款吗？

所以这个战争中的转捩点，不是希特勒未能攻克莫斯科，而是罗斯福处心积虑要把美国拖入这场战争。罗斯福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使美国人民团结一致来加入对德国的战争；而希特勒的问题却是如何使在苏联境内的被压迫人民起来反对其住在克里姆林宫中的主人。假使希特勒能够把握他自己的这个主要问题，也许即可以阻止美国的参战，或至少可以减少其效果。虽然这是一个纯粹假想的问题，不过那却是非常可能的。假使希特勒能以一个解放者的姿态出现在苏联的境内，则他可以使苏联的陆军大部分自动瓦解，也许在罗斯福团结其内部的工作尚未完成之际，即已推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统治。若果能够如此，则他所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绝对可以避免——两面的战争。所以希特勒所犯的最大错误还是在政治方面，而不是在战略方面。他打击在这个巨怪的铁头上面，而没有想到它的脚却是黏土做成的。假使他能够打击在这个脚的上面，换言之就是造成革命而不是征服，那么这个转捩点也许就根本不可能发生。无论如何，这场战争的全部后果都会变得完全不同了。或者是西方国家在没有苏联协助之下而击败了德国，不然就是战争会以一个谈判的和平来结束，而在这个和平的谈判中，克里姆林宫已经丧失了参加的资格。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不是苏联人的解放者，而是比斯大林更加残暴的征服者，虽然他对待德国人远较斯大林对待苏联人更好。但他对苏联废垃比对待流浪的猫狗都不如。这就决定了他在苏联比斯大林更不受欢迎。简单说，希特勒如果能够解散苏联、让加盟共和国自由并加入德国的阵营，就像1990年代发生的自然结果那样，而不是采取直接的殖民统治，他还是有希望获得战争胜利的。但是他德不配位，像犹太人和共产党一样，一心一意只想独占利益，毫无仁慈博爱之心。即使对待德国人，当他自己即将败亡的时候，他也下令要毁掉德国的设备，完全不顾他的德国鬼民的死活——这都是因为希特勒这个四分之一犹太人、前共产党分子，没有吸取共产党的教训，反而沿着共产党的死路继续前进。他所推行的，无非是德国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也就是所谓的纳粹主义——这与毛泽东所谓中国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可谓异曲同工地不讲人道。

【大事记（十二）：苏联问題和战争向太平洋的发展】

在希特勒侵入苏联的那一天，下午9时的时候，丘吉尔先生从广播中向英国人民作了下述的讲话：

我现在要宣布英国政府的决定，我们只有一个单纯不变的目标。我们决定要毁灭希特勒和纳粹政权。我们决不妥协，我们决不与希特勒或其任何党徒谈判。任何人类或国家只要是与纳粹为敌者，都可以获得我们的援助。任何人类或国家与希特勒携手者都是我们的敌人。这是我们的政策，这也是我们的宣言。所以今后，我们对于苏联和苏联人民将要竭尽全力来援助。

从上述购宣言，以及其他类似的言论，可以很明白地表示，丘吉尔先生对于其担任英国首相兼国防部长的重责丝毫无所了解。第一点，他应该知道他的最主要责任，就是要为其国家蠃得一个有利的和平。可是若用斯大林来代替希特勒，则在道义上和政治上都是毫无利益的。

第二点，他既已标明灭绝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为目标，那么他对于纳粹政权与一般德国人民之间的区别应该有所认识。假使他能有此种认识，那么他就应该知道在德国境内的各种反希特勒力量都是其极好的盟友。依照他这个宣言，实应给予极大的援助，可是他却受了感情的支配，犯了希特勒在苏联所犯的同样大错。这个错误使战争不必要地延长了许多的时间，最后虽然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可是丧失了和平，而使战争变成了一个荒谬的笑话。

第三点，英国与波兰之间曾经订有《英波条约》，波兰虽然被瓜分了，可是这个条约的约束力还继续存在。对于波兰的瓜分而言，斯大林的过错与希特勒的罪恶可以说是无分轻重。所以丘吉尔先生实在不应该如此冲动地就率领着整个英国，都投入斯大林的怀抱。至少也应该等到斯大林开口求援时，再与他谈判条件。像1939年8月23曰所签订的《李宾特洛普——莫洛托夫条约》，应要求苏联立即宣布废除，还有一切波兰的战俘和被苏联所流放的波兰人民，也应该迫使苏联当局予以释放。

在这种不够水准的政治家品格方面，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正好是天生的一对。为了争取选票，他对于共产党和其同路人，不惜有计划地加以培养，因为他们在纽约州中是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结果诚如某美国作家所说：“当希特勒侵入苏联的时候，美国‘新政’的官僚机构却变成了共产党的收容所。”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国共产党的这种渗透工作会获得如此的成功，使得美国政府的许多部门中，都被克里姆林宫的间谍们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些间谍们的工作，就是要想左右美国总统的思想，帮助他形成其对苏联的战时政策。

当希特勒侵入苏联时，罗斯福对美援的给予并不曾向苏联开出一个价格来，尤其是没有要求克里姆林宫对国外土地的兼并提出一个保证。他也和丘吉尔一样，只是盲目地投入苏联的怀抱，立即开始把大批的租借物资向苏联送去。

但是美国总统的问题仍然存在：他要怎样才能把美国投人战争？这个答案是，既然希特勒拒绝他的挑拨，硬不肯向美国宣战，所以就只好挑拨日本来进攻美国了。

自从1931年以来，日美两国之间的摩擦就日益加剧。在那一年，日本主要是为其日益增加的人口寻找一个消纳的地区，以及为其工业获得原料的供应。日本人吞并了中国的东北地区，建立了一个“满洲国”，并建立了一个傀僱政府来保护其经济利益。这个髙压手段的行为，使美国胡佛总统的国务卿史汀生大感不满，遂宣布了美国的不承认政策。此外，他又指控日本违反了1928年所签订的《白里安一凯洛格非战公约》（Briand-Kellog Pact），可是事实上，在1929年，苏联也曾攻击中国，而成为破坏这个公约的第一个国家。他又特别强调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并且也获得了一部分工商界人士的支持。他们认为：“美国若不能获得新市场，则其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崩溃，而中国拥有4亿人民，将来是一个最有希望的主顾，对于美国经济制度的延续是具有必要性的。”国务卿史汀生也曾力劝胡佛总统，对日本实行制裁和禁运的措施，但胡佛却不肯听他的话。

罗斯福的态度却与他的前任完全不同，诚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对中国具有极深的同情心，因为其妻子的祖先曾经与中国做过生意。他不仅支持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而且自从他上台之后，他就开始增强美国舰队的实力，使其达到1921年华盛顿协定所规定的限度——曰本的舰队早已达到了所规定的限度。1934年年底，即协约签订的两年之后，日本宣布退出华盛顿协定，不再接受该约的限制。

当1937年6月间中日战争再起时，罗斯福总统即开始计划用英美联合封锁切断日本贸易的手段来迫使日本屈服。1938年1月间，他派了一个秘密使节团，到伦敦去商讨这个问题。1939年3月间，英国外长哈里法克斯勋爵向罗斯福建议为了使对日本的心理压力增到最大限度，美国的舰队应集中在太平洋之内。一年之后，在1940年4月间，罗斯福不顾海军当局的劝告，命令把原以加利福尼亚海岸为基地的太平洋舰队移驻到夏威夷。

当此之时，財政部长摩根索在史汀生和某些工商界人士的强力支援之下，也主张抵制日货，并禁止美国石油输入日本。这个运动获得了很大的成功，1941年6月中旬，所有一切载运石油的船只都禁止从美国东岸开往西岸，摩根索和史汀生又力主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存款来打击日本的贸易。

7月23日，日本压迫法国维希政府同意其暂时占领越南，因为这对缅甸和马来西亚是一个直接威胁，而对于菲律宾也是一个间接的威胁，于是罗斯福命令其海军军令部长史塔克上将（Adm.H.D.Stark）就对日本禁运问题发表他的意见。后者即提出了一个备忘录，其中指明广禁运的结果可能会使日本提早其对于马来西亚和荷属东印度的攻击。而且也毫无疑问，只会更坚定日本当局的决心，使其继续采取现有的行动路线。此外，假使日本对于英荷的殖民地采取军事措施，其结果也必然会把对菲律宾的军事行动包括在内，于是就会立即引起一场太平洋战争。“因为确知禁运即足以把日本引人战争，于是7月25日，罗斯福总统宣布冻结日本人在美国的一切资金，英荷两国也立即宣布冻结；31日，他又禁止飞机燃料和机具输入日本。这无异是说美国已经正式向日本宣布经济战争。

这种情况无异于表示太平洋上的战祸已经迫在眉睫，次一个步骤却是该丘吉尔来采取，即设法使美国赶紧投入战争，不再延迟。他安排与美国总统在纽芬兰的普拉森提亚湾（PlacentiaBay）会晤，于是所谓“大西洋会议”（Atlantic Conference）于8月8日到13日之间在那里举行。根据罗斯福的儿子艾略特（Elliot）所报道：丘吉尔深知若无美国的参加，则英国在战争中即不可能再支持下去。他的困难却是在美国，只有国会才能对外宣战，所以当会议开始不久，丘吉尔即向罗斯福提出了这个问题。罗斯福的回答是这样的：“我可能永远不会宣战，但我却可以制造战争。假使我要求美国国会宣战，那么他们可能要辩论达三个月之久才能有所决定。”他早已对德国制造战争，现在他就要对日本制造战争了。所以他对丘吉尔许下诺言说：“即令美国本身没遭受到攻击，它也要设法投入远东的战争。”同时他又说当他回到华盛顿之后，即将对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大将提出一个具有挑拨性的通牒。这个通牒于8月17日送达野村大使，其中有一段说：“美国政府现在认为有宣告日本政府之必要，假使日本政府今后仍继续推行其对于邻国作军事支配或军事威胁的政策或计划，则美国政府将被迫立即采取必要的步骤，以保护美国和美国人民的合法权益，并确保美国的安全。”

因为这些商谈的内容是不能公开发表的，所以表面上，就只好发布一个《大西洋宪章》来当做掩护。这个文件在本意上既不曾被认为是一个正式的“国书”，也未曾加以正式地签署和加盖国玺。它仅仅照速记稿加以发表而已。这一个高度理想化的文件，其中规定，除非依照有关人民所自由表示的愿望，否则即不准作任何的领土改变。所有的人民都应有自己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所有的国家，无论是战胜或战败的，对于世界贸易和原料的获得都应有同等的权利。在纳粹暴政被摧毁了之后，所有各国均应享受安全的和平，所有各国的人民在生活中都应能具有免于恐惧和困乏的自由。

假使要完全遵守这个宪章所规定的一切，也许根本不可能。好在当时的作用，只不过是为了欺骗世界而已。虽然如此，直到它在德黑兰会议（Tehemn Confemce）中被斯毁之时为止，它都要算是一个头等的宣传品，也可以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最伟大的骗局。

因为对于日本而言，禁运的结果只有两种可能性：日本不撤出中国，就必须设法打破这个封锁。所以在大西洋会议结束不久，日本人即在华盛顿与美国人开始谈判，以求打开这种僅局。此外，在9月间，为了准备发动战争，东京当局也开始用密码的电报通知日本驻植香山的总领事，调查有关珍珠港、瓦胡岛（Oahu）和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详细情报。日本人却完全不曾料想到美国人已经拆穿了他们的密码（号称为“魔术”[Magic]），所以对于他们的通信内容完全了解。

由于在华盛顿的商谈久无结果，所以在11月22日，东京当局发了一个密电给野村大使，坚持说除非一切的谈判能在11月29日以前完成，并签订条约，否则就只好“听任事态的发展”。这种说法即为暗示日本人将作某种形式的奇袭，但因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舰队和陆军还尚未完成应付攻击的准备，所以在11月22日到25日之间，美国国务卿赫尔先生（CordellHull），就作出了一个暂时应付的建议，主张延长90天时间，在这个时间之内，美日两国仍继续保持着经济关系，不过以后者默认不再作进一步征服为原则。这个建议却始终不曾提交给野村大使，因为在11月25日，美国人推荐给蒋介石的顾问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是一个亲苏分子），用电报通知美国总统东方事务的助理居理（Lauehlin Currie，他也是共产党的间谍）说：“放松经济压力和解冻，可以使日本在中国的军事地位大为增强，将使中国丧失对美国的信仰。”同时，当11月25日，美国总统在表示了他害怕日本人就会在下一个星期一（12月1日）发动攻击之后，接着又作一个极有意义的补充：“问题就是我们应如何把他们（日本人）引入发射第一炮的位置上，而又不让我们自己蒙受太大的危险。”

赫尔的建议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代之以一个“十点建议”。根据兰格（W.L.Langer）和格里森（S.E.Gleason）两人所合著的半官方性的历史《不宣之战》一书中的记载，这个建议是根据怀特（H.D.White，又是一个共产党间谍）呈给财政部长摩根索的一个备忘录而写成的。表面上它是提出美国对于解决两国间问题的建议，实际上却是一份最后通牒。为了签订新的贸易协定和解冻资金，日本应同意与美苏中荷泰等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在中国和越南撤出他们的军队，取消一切伪组织，依照最惠国的待遇与美签订商约和以美圆来稳定日圆。

毫无疑问，日本人是把这个建议当做最后通牒看待。日本政府决定接受这个挑战，并且以他们久已准备的作战来当做答复。日本的意图是不拟经过正式宣战的手段，即先袭击英美在远东的基地和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因为必须设法使美国舰队能留在港内不动，所以野村和来栖奉到了训令，仍继续与美国政府谈判，以免惊动美国人，使他们有所准备。依照提奥博尔德少将（Rear-Adm.R.A.Theobald）所著《珍珠港的最后秘密》一书中的记载：罗斯福总统对于日本方面的一切准备，事先都已获有充分的情报，因为他深知要想使美国投入战争，其最好的方法就是让美国的领土受到一次奇袭，所以他决定应用一切方法来引诱日本人上钩，而不要让他们知道美国是正在等待这个攻击。所以除了在11月27日，发出一个空洞的战争警告通知（其中并未特别提到夏威夷）以外，他并未将一切详情告诉当时太平洋舰队司令金默尔（Adm.H.E.Kimmel）和夏威夷驻军司令萧特（Gen.W.C.Short）。

在12月2日到3日之间，东京政府对其海外领事馆发出了一连串的命令，要他们销毁密码本和秘密文件，这当然是战祸即将来临的征候，可是这些重要情报却并无一件转告金默尔和萧特。最后到了12月6日，日本在华盛顿的大使馆，收到了一个分节拍发的十四点文件，这就是对于11月26日美国所提十点建议的答复。同时还有指示说：等到全文收齐了之后，即将它抄录妥善，然后严守秘密，至于传给美国政府的时间则另候通知。

到了那一天下午5时30分，这个冗长电报的前13段已经被译出，并送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手中。当他把这个文件读完之后，就说：“这个意义就是战争。”可是提奥博尔德少将却说：“他在这个最后的紧急关头上，又是一整天过去了，仍然没有一个字通知在夏威夷的指挥官。”

12月7日，全文都已经发清。这是一个略加伪装的宣战书，接着又有第二道命令到达，要两位日本使节于那一天下午1时将全文送达美国政府。

12月7日，美国的海军军令部长史塔克上将，于上午9时25分到达了他的办公室，虽然有人向他指出华盛顿的下午1点就是夏威夷时间上午7时30分，但他仍未考虑到有立即警告金默尔将军之必要，尽管他的幕僚都力劝他采取这个行动。两个小时之后，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也到达了陆军部。他也看到了这个十四点的最后通牒，从准备送交美方的时间上来判断，可表示日本人将在下午1时左右对太平洋地区的美军发动攻击，于是他拟了一个通报，发给美国驻远东地区、加勒比防御地区、夏威夷和第四军团的各位司令官。内容说：“日本定于本日东部时间下午1时，将一个类似最后通牒的文件送交美国政府。希一体严加警戒，并通知海军有关机关。”可是这样紧急的通知，却并未使用越过太平洋的电话，若果如此则在三四十分钟之内，即可以送达萧特将军。事实上，它却是交由商业无线电公司拍发，等它到达萧特的司令部时，已经是在日本人攻击珍珠港以后的六个小时了。

在这次攻击中，美国军舰被炸沉和伤毁者共18艘，其中包括8艘战斗舰在内。美国人死伤共4575人，被毁飞机共177架。于是美国正式投入战争，同时珍珠港事件的结果也使美国变成了苏联的同盟国。

以上所述的就是罗斯福总统引诱日本开启战端的惊人故事。提奥博尔德少将对此有下述的综合评论：“把一支弱势的太平洋舰队留在夏威夷，并且不让这个舰队司令获得一切有关的情报（否则即可能使这次攻击变得不可能），罗斯福总统遂在1941年12月1日一手把美国拖入战争。他使美国全国都自愿起而奋战，因为在当时没有一个美国人会想到日本人的奇袭，是如何地恰好配合了其总统的计划。从海军的观点上来看，这固然是一次惨败。可是从外交的观点上来看，珍珠港事件正是轴心国家全盘失败的前奏曲。”

不过以下的看法却也是具有同样的可能性的，也许美国总统和他的重要顾问人员都一直深信日本人的打击只会落在西太平洋地区，在他们的计算中是从来不曾考虑到珍珠港有受到攻击的可能性，尽管事实上，1932年的大演习曾把珍珠港的陆海军联合防御计划包括在内。关于这一次演习，克伦特（R.N.Current）在其《史汀生部长：治术研究》一书中曾经有下述的记载：“在一个星期天上午拂晓时，‘敌人’的航空母舰从东北方面接近瓦胡岛，使防御者受到了完全的奇袭。于是统裁部作了如此的判决：攻击军的飞机炸沉了港中的全部战舰，并在守方飞机升空迎敌之前，将其全部击毁。”像这样重要的一个判决，本不应忘记，但“忘记”却也并非没有前例。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黎波里战役尚未发生之前，英国参谋本部在1906年和1911年所作的研究，都早已指明在的黎波里半岛登陆的困难。可是到了1915年，这却被忽视和忘记。同样的，英国参谋大学在1924年至1925年之间，所作的演习也曾经指明对于新加坡的主要威胁是来自陆上方面。

不管我们采取哪一种解释，美国参加战争却是下述两个措施合乎逻辑的结果：一为租借法案，它使不列颠能够不退出战争；另一为禁运，它强迫日本挑起战火。两者都是经济性的工具，一正一负，又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所以从它加入战争之日起，它也就变成一个最具有支配性的交战国。对于世界而言可以说是不幸之至，因为美国的领袖人物缺乏历史的认识，并且认为战争只是一种与性命相关的游戏，而不是政策的工具，于是当美国进入了战争，会战即开始丧失了它们的政治价值。在战争的后半期中，会战的结果遂经常为政治性事情所抵消。像卡萨布兰卡、德黑兰和雅尔塔等会议带来的结果，不仅比任何会战的结果都有更大的决定性，而且也更抵消了后者所曾经获得的决定性。进一步说，在军事方面，由于技术的巨大进步，统帅变成了一群技术家和工业家的傀儡；反之在政治方面，权力却逐渐由内阁和国会集中到一个单独政治家（元首）的手中，他时常会听信左右亲信一知半解的意见，或者是为自己的宣传所蒙蔽，而在战略和政治两方面犯了最严重的错误。

这些具有决定性会议中的第一个，是于1941年12月底在华盛顿召开的，其代字为“阿卡迪亚”（Arcadia）。丘吉尔先生于12月12日离开英国，并于22日到达华盛顿。在他尚未动身之前，英国的外相艾登（Anthony Eden）也已经启程往苏联；当丘吉尔尚在海上时，他就接获了艾登的一个报告，陈述其与斯大林作第一次谈话的经过。斯大林却是深知把战争当做政策工具来看待的。斯大林曾经把他理想中的战后欧洲蓝图详细地讲给艾登听。他主张把日耳曼分成一些小国，恢复苏联在波罗的海地区、芬兰和比萨拉比亚的地位；要求以“寇松线”为苏波两国间的未来界线，并压迫英国立即予以承认。在他的大皮包中藏着这样一颗炸弹，丘吉尔步入了白宫。

这次会议的工作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军事和政治。在军事方面的计划可以说是一切都很周密。为了指导战争中的战略，成立了一个名为”参谋长联席会议“（the Combined Chiefsof Staff）的控制工具，其本部位于华盛顿。这是一个委员会，包括英美双方的参谋长或其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却无苏联军官参加。此外，尽管日军的攻势正是声势浩大，可是这个委员会却还是重新认定，对于德国的攻势应比太平洋中的战争更为优先。该委员会并获得了下述协议：

在1942年，用来消耗德国抵抗力的方法可以分为下述三点：（1）逐渐增强美英空军的轰炸，（2）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帮助苏联的攻势，（3）联军作战的主要目的为占领全部北非海岸。在1942年这一年之内，除了苏联方面，似乎并无对德国作任何大规模的攻势可能性，但是到1943年，我们应扫清回到欧陆的路线，越过地中海，或是从土耳其进入巴尔干，又或是在西欧登陆。这些作战又将成为对德国本土作最后突击的前奏曲。

第二（政治）方面还只是一个开端——美国开始采取了一个政策，结果牺牲了两个西欧的未来同盟国。这也是罗斯福总统的得意杰作，他自己称之为“伟大的设计”。那是1917年到1918年间威尔逊政策的修正版，但却没有十四点；它又可以譬喻为一缸政治性麦酒——全部都在起泡了。他的理想是认为一旦这次战争结束，全世界的国家为了和平，应联合组成一个伟大的组织。这个国际组织应以美国的联邦制为模范，并且以《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为基础。因为在这一群弟兄之中，有把苏联包括在内之必要，所以必须竭尽全力来争取斯大林的合作。照罗斯福看来，这似乎并无不可克服的困难，因为他的私人代表霍普金斯，在德国侵入苏联不久，曾经访问过斯大林，并且告诉罗斯福说，若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共产党，那才真是荒谬已极，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爱国志士。不管斯大林对于欧洲的未来有如何的看法，可是却必须把他争取过来。虽然当时罗斯福并未认识这一点，可是“安抚苏联”从此变成同盟国政策的轴心。

这个经过升华后的无用机构，遂由罗斯福总统定名为“联合国”，在这次会战中被采纳当做同盟国的和平计划。1942年1月1日，美英两国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在它上面的签署者还有24个其他的国家，包括苏联在内。它的内容是肯定《大西洋宪章》，并宣布所有的签字国家都一致认为：为了保卫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等目标，完全战胜他们的敌人是有必要性的，而他们现在是正面对着一个想征服全世界的野蛮力量作共同的奋斗。

这样就建立了一种政策，那是注定了将使这两个伟大的西方同盟国所赢得的胜利化为乌有，并且把斯拉夫民族引回了易北河上，用斯大林来代替希特勒。

谢选骏指出：事实证明，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是斯大林的走狗——这三个王八羔子后来还策划了“远东慕尼黑”《雅尔塔协定》，把中国的外蒙地区划入苏联势力范围，扶植了一个新的满洲国。这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什么“反法西斯战争”，而是“新法西斯战争”——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战争。罗斯福从小就是个病人，终身没有摆脱“小儿麻痹症患者”的后遗症——这个瘫子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幼稚，竟然认为斯大林不是共产党人。他大概以为苏联可以成为美国，共产党可以成为共和党。他这样的瘫子都可以当选美国总统，所以中国才会沦陷，世界才会落入冷战的泥坑。罗斯福的纸老虎世界有个错觉，以为希特勒十分神勇——哪里知道这完全是机械化的力量所赐。所以后来，希特勒的败亡就和他的胜利一样迅速。就像毛泽东，利用机械的力量对中国大陆进行的史无前例的“控制”，但是毛头刚死一个月不到，政变就发生了，他的遗产就开始瓦解了。由此可知，希特勒和毛泽东都是技术力量的傀儡，机器让他们跳舞，也让他们躺下，还让他们遗臭万年。

【第十二章：中途岛之战】

日本所据有的形势，是想攻占英美两国在远东的属地，那可以说是太便利了，但是要想打击它们的本土，却感到无能为力，其最大的希望也只是一个有限的胜利而已。这也并不是一个新的情况，因为在它的前两次主要战争中，也是面临着相似的问题——1894年的中日战争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在这两次战争中，日本之所以能够获致成功，就是因为它能够充分地利用其海权，以使其避免陷于无限战争之中。在这两次战争中，日本都是凭借其海军的优势夺占有限性的地理目标，然后再向其敌人挑战，要他们来夺回这些目标。日本人明知敌人是无此能力的，因为他们的海军都不如日本的强大。日本人的想法是即令德国失败了（在1941年，这似乎很少有可能），英国人也势必精疲力竭，若要他们再来参加另一次巨大的战役，充其量也不过是强弩之末了。同样的，即令到了那时，日本仍然未能击败美国，可是它至少已经占领了一个如此坚强的防御阵地，足以使美国宁愿谈和，而不再继续作长期的苦斗。

为了使它能有作持久战的把握，日本不仅应攻占荷属东印度，以使其在经济上有支持战争的力量，而且还应对太平洋地区中作深入性的征服，以使美国人无可供利用的海空军基地。假使日本真的这样做，那么其敌人所处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只要略举一些数字即可以答复这个问题。

从旧金山到檀香山为2400英里，从伦敦到科伦坡（Colombo）为5600英里，从檀香山到马尼拉为5600英里，从科伦坡到新加坡为1580英里。新加坡到横滨为3020英里，而马尼拉经由上海到横滨为2160英里。差不多从英美两端算来，到日本的距离都是1万英里——换言之，英美方面的海上交通线全长为2万英里。

因为这个原因，日本决定采取消耗战略：尽量地争取时间，若是运气良好，第一步选择攻打在夏威夷的美国太平洋舰队——这足以威胁他们惟一的强大海军力量。第二步是从英美两国的手中，夺取新加坡和马尼拉——这是那两国在南中国海中的主要海军基地。第三步，它就要开始向太平洋地区中作尽量的推进，以建立一个具有极大纵深的防御区。此后，它就尽可用空间来换取时间，使战争无限期地拖下去，直到使它的敌人感到无利可图，而宁愿接受一个谈判的和平。

这个防御地区可以用一个堑壕体系来当做比喻，其第一线是从千岛群岛的最北端起到达威克岛（Wake），再经过马绍尔群岛（Marehalh）和吉尔伯特岛（Gilberts）到达埃利斯群岛（EUices）；从此地再指向西面沿着所罗门群岛（Solomons），通过新几内亚（NewGuinea），再取道帝汶（Timor）、爪哇（Java）、苏门答腊（Sumatra），直到缅甸北部为止。在第一线的后面，又有一条预备防线，从小笠原群岛（Bonin）达马里亚纳群岛（Mariana），包括关岛（Guam）在内，然后再经过雅浦（Yap）、帕劳（Palau）、摩罗泰（Morotai）、哈马黑拉（Halmahera）和安波那（Amboina）以达帝汶，在那里就与第一线（即外围防线）联结在一起。好像是一条交通壕一样，从帕劳岛的加罗林群岛（Gamline）向东达马绍尔和吉尔伯特群岛，恰好联系在这两道防线之间。此外这一道堑壕也正挡着美军中太平洋进路的侧面上，这一条进路是从夏威夷为起点，经过中途岛、威克岛和关岛达在吕宋岛（Luzon）上的马尼拉。

虽然日本人所采用的战略是纯粹防御性的，可是他们的大战术却是以空权为基础，要算是属于防御攻势性（Defensive-offensive）的。因为曰本人早已占有了马里亚纳、加罗林和马绍尔等群岛，所以他们在这些岛屿上面建立了一个空军基地网，使每个基地都处于可以互相支援的距离之内，而且他们更计划在所有可以攻占到手的敌方岛屿上也作同样的部署。于是以后，当任何一岛遭到敌人攻击时，从邻近各岛上即可以集中优势的空军力量来打击攻击者，而增援的兵力也可以自日本送达。在这个基地网之内，日本舰队是准备当做一支机动性打击兵力运用，在岛上空军的掩护之下，可以随时随地对于敌方的海军力量作强大的反击。这也就是把“刺猬”和装甲纵队配合使用的原理，从陆上移用到海上来了。

在这场战争之前，海军的战术思想还是和过去一样，认为海上的会战应由战舰用巨炮来执行，而航空母舰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上空撑开一把“空伞”（Air-umbrella），以保护战斗舰队。当时的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上将，对于这个理论是很表示怀疑的。他要算是少数先知先觉者中的一个，认清了因为飞机的航程超过了火炮的射程，所以航空母舰应担负主要的攻势任务。基于这个理由，航空母舰应以打击敌方舰队为主要任务，而保护己方舰队反而变成了次要的任务。在山本的卓越指导之下，到了1941年12月间，日本海军一共拥有10艘航空母舰，其中最新型的为3万吨级的巨舰，时速达30海里。在这同一时间内，美国人一共只有7艘航空母舰，其中有3艘是属于太平洋舰队的。

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被击毁的3天之后，英国的战舰“威尔斯亲王”号（Princeof Wales）和战斗巡洋舰“却敌”号（Repulse），也在马来亚的海上被击沉了。于是日本人就可以顺利地推行上述的战略和战术，而一点障碍物都没有了。他们的行动可以算是极为成功，所以到了1942年4月中旬时，日本人已经攻下了敌方的最大海军基地：新加坡和马尼拉（只有柯里几多[Corrogidor]岛屿要塞为惟一的例外）。此外，日本还蹂躏了马来亚、缅甸南部、婆罗洲、荷属东印度和菲律宾群岛。除了在新几内亚东部，沿着珊瑚海（Coral Sea）北岸，澳洲人还在摩斯比港（Port Moresby）保持着一个小型的据点以外，日本人也已经建立一连串的机场，直抵澳洲为止。在他们的防御周界上，占领了吉尔伯特群岛，并在拉包尔（Rabaul）、新不列颠（New Britain）和所罗门群岛的北部，建立了一连串的空军基地。其意图为继续向南面和西南面推进，以进占新赫布里底（New Hebrides）、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斐济（Fiji）和萨摩亚（Samoa）等岛屿来切断美澳交通线为目的。自珍珠港事件之日算起，在4个月之内，日本人已经赢得了一个大帝国，假使他们真能够守住它，则可以供给他们一切的资源和人力，使战争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尽管有了这些最初阶段的成功，可是日本人的计划却是以两个错误的计算来当做基础的。它不仅是向两个最强大的海权国家挑战，而且也是向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工业国家挑战。即令德国在欧洲的战争中能够获得胜利，可是仍然不能打倒美国。日本人所不曾注意到的，是美国所拥有的工业势能实在是太巨大了，所以最后它总一定还是可以克服空间和距离等一切战略障碍物。他们应该知道美国是一个强国，它一定会不惜任何的成本来克服这些障碍，而不肯谈判一个有限的和平。在日本人所犯的一切错误之中，这要算是最大的一个：他们相信美国是会宁肯“丧失面子”以求缩短战争，可是他们自己却不惜在一个长期战争中，以国家的存亡作赌注，而不愿意从中国撤兵，因为那是“丧失面子”的。

一旦日本人已经建立其防御周界，并且在新不列颠的拉包尔和新几内亚东北部的莱城（Lae）和萨拉马瓦（Salamaua）都建立了安稳的据点，于是山本五十六的问题，就变成是要在时间、空间和资源之间来解决一个方程式。他深知若让美国人获得足够的时间，那么他们很容易就可以建造一支远比日本更强大的海军，假使这个工作完成了，则太平洋的完全控制权即将移入美国人的手中。于是他决定乘着他还握有主动权之际，尽量地扩展空间来迫使敌人不能不用弱势的兵力来应战，这样就会使敌军的兵力逐渐地自动减弱。

因此他必须打击在敌人所不能够放弃的目标上面。这样的目标一共有三处：在北太平洋为阿留申群岛（Aleutians），在中太平洋为中途岛（Midway）和夏威夷，在南太平洋为美拉尼西亚（Melanesia）的东北部分——新赫布里底、新喀里多尼亚、斐济和萨摩亚等岛屿。第一批群岛控制着横越太平洋的北面航线，第二批岛屿控制中央航线，而第三批则控制着南面航线。第二批是最重要的，因为复威夷是美国海权在太平洋中的主要基地，不过它却距离日本太远，所以不能当做是一个具有实际性的目标。可是中途岛位置在夏威夷的西面，相隔1135英里，却是一个可以攻占的目标。假使日本人攻占了中途岛，即可以把它发展成为一个供飞机和潜艇使用的基地，于是夏威夷的作用即将大受限制。基于这个理由，为了保卫中途岛，美国人是不能不挺身而斗的。

次要的则为第三批，因为假使美国人放弃了美拉尼西亚的东南部分，他们就会与澳洲丧失了联系。澳洲对于美国的关系，就正好像埃及之于英国一样。这是一个海外的基地，足以从南面侧击敌人的本土。

虽然在这三方面当中，第一个目标是比较最不重要的，可是在北太平洋中，阿留申群岛却是美国、日本和苏联东北部三者之间的一个连锁，正好像在北大西洋中的冰岛一样，那是美国、英国和苏联西北部之间的一个联系物。

这个情况是对于日本的战略是有利的，为了发挥这种有利的形势，山本决定首先把敌人的海军兵力向南面吸引，然后再把他们向北面吸引，而同时却集中其自己的兵力从中路进攻，占领中途岛，以迫使敌人接受一次大规模的会战。对于南面的作战，日军决定攻占莫尔兹比港和在所罗门群岛南部的屠拉吉（Tulagi）。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日本人一共分兵五路：两支侵入集团是以拉包尔为基地，那是井上将军的司令部所在地，一支攻击莫尔兹比港，一支趋向屠拉吉。另外三个集团则以加罗林群岛中的特鲁克岛（Truk）为基地。后者又分为一个支援集团，包括一艘水上飞机的母舰，其任务为在新几内亚的尾部——路易西亚德群岛（Louisiades）——建立一个水上飞机基地；一个掩护集团，包括一艘轻型航空母舰“祥凤”号，以阻止敌人对于作战的干扰；一支打击兵力，由髙木将军率领，以两艘大型母舰“瑞鹤”号及“翔鹤”号为其核心。日军预定在5月3日应占领屠拉吉，此后这三支兵力即应与前述侵入集团合作，后者在5月4日应从拉包尔启程。

从潜艇的侦察和密码的译测上，在珍珠港的美国新任太平洋总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已经获得了相当多的情报，知道在珊瑚海方面正在酝酿着新的事件。他判断日军的打击是一定会打在莫尔兹比港的头上，所以在4月29日，命令弗莱彻中将（Vise-Adm.Fletcher），从萨摩亚地区，率领着一支以“列克星顿”号和“约克敦”号两艘母舰为核心的任务舰队向珊瑚海进发，并依照情况的发展便宜行事。

5月6日黄昏时，弗莱彻向路易西亚德群岛前进，在赫布里底群岛北部的圣艾斯普瑞特岛（EspirituSanto）西南面250英里的海面上，开始为他的船只补充燃料。正在此时，他接到了麦克阿瑟将军所送来的一个通报，说澳洲基地的飞机巳经看见日军在屠拉吉的海边上下船。弗莱彻不等到“列克星顿”号完成其加油的工作，即率领“约克敦”号向瓜达尔卡纳尔（Guadalcanal）进发。5月4日上午7时，在该岛西南面100英里的海面上，“约克敦”号上的飞机即开始攻击在屠拉吉的日军运输船团，但却只造成轻微的损失。当把飞机收回了之后，“约克敦”号又向南行驶，与“列克星顿”号结合在一起，把这一天内所余下来的时间都用在加油的工作方面。

5月6日的黄昏时，弗莱彻又继续向路易西亚德群岛前进，次日上午达到了罗塞尔岛（Rossel）以南115英里的地点，从那里他派出一支兵力去搜索敌情。上午8时15分，据报在路易西亚德群岛的西面，发现了2艘航空母舰和4艘巡洋舰。于是美军的90架飞机立即升空，可是当它们刚刚一起飞，即发现把电报译错了，那应该是2艘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之内，日本的飞机也发现了美国舰队的位置，井上将军在拉包尔接到了这个报告，他遂在上午9时命令准备侵厶莫尔兹比港的兵力从驶往约马尔德水道（Jomard Pass）的途中撤回。

上午11时，领先飞行的“列克星顿”号上的飞机，当经过塔古拉岛（Tagula）时，发现了日军掩护集团中的轻型母舰“祥凤”号，立即向它进攻。几分钟后，“约克敦”号上的飞机也来了，到了11点30分，“祥凤”号即因为受了重创而下沉了。

日军的打击集团已经从北面驶来，5月8日上午6时，大致达到了罗塞尔岛东南东约100英里的海面上，他们也派机去搜索敌情。很幸运地遇到了美军一部分飞机正在返航的途中，于是他们跟着美国飞机飞，遂发现了美国母舰的位置。差不多在此同一时之内，“列克星顿”号上有18架担负搜索任务的飞机起飞，并且在上午8时15分，发现了在东北方大约175英里以外的日军打击兵力。弗莱彻立即命令2艘母舰上的飞机都发动空中打击，而差不多在同时髙木也命令他的2艘母舰采取同样的行动。于是双方展开了激战。在雨云掩蔽之下，“瑞鹤”号失踪了，“翔鹤”号则受了重创，起火燃烧。美国方面的2艘母舰也均被击中。到了下午11时40分，这次会战结束了。假使不是“列克星顿”号上发生了一个爆炸，使弗莱彻不得不放弃它，并听任它沉没，否则他就可以宣称获得一次胜利了。在那天下午，一直在注意战斗发展情形的尼米兹上将，就命令弗莱彻从珊瑚海撤出。髙木认为美军方面的2艘母舰均已被击沉，也开始返回特鲁克。

美国海军军令部长金上将（Adm.King）在他的报告书上这样写道：“在海军历史上的大规模战斗中，双方水面船只不曾交换射击者，这算是第一次。”这也是这一种新型海战的开端。

早在5月5日，日本髙级当局即已下令进行在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的作战，一共使用了五支兵力：

（1）前进掩护兵力：由小松中将指挥，共潜艇16艘。

（2）母舰打击兵力：由南云中将率领，共航空母舰4艘（赤城、加贺、飞龙、苍龙），战斗舰2艘，巡洋舰2艘，驱逐舰12艘。

（3）中途岛占领兵力：由近藤中将率领。又分为掩护集团，共战斗舰2艘、巡洋舰2艘和驱逐舰7艘；密切支援集团，共巡洋舰4艘和驱逐舰4艘；运输集团，共运输船12艘，载运5000名部队，另有驱逐舰11艘；水上飞机集团，共水上飞机母舰2艘，以及驱逐舰1艘；扫雷集团，共扫雷艇4艘。

（4）主力舰队：由山本上将率领，共战斗舰3艘，轻型母舰1艘，水上飞机母舰2艘，驱逐舰13艘，另附属一支阿留申支援兵力，由髙须中将率须，共战斗舰4艘，巡洋舰2艘。

（5）北面地区兵力：由细萱中将率领，分为第二机动舰队，共为轻型航空母舰2艘、水上飞机母舰1艘和驱逐舰12艘。两支占领兵力，运输船6艘，分载部队2000人。

日本当局的作战计划内容为，6月3日第二机动舰队应向美国在下阿拉斯加岛（Unalaska）上的海军基地荷兰港（Dutch Haibour）发动一个瘫痪性的空中打击，以使敌方的指挥体系发生混乱，并掩护日军在阿留申西部的阿图岛（Attu）和吉斯卡岛（Kiska）上登陆。在此行动之后，母舰打击兵力即应首先“软化”中途岛，若是此时遭到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挑战，即应向其实行打击，而主力舰队则趋前加以支援。同时，日军也应占领中途岛，并将其发展成为空军基地。阿留申支援兵力则留置在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之间的中点上，以便拦截在北方来往的敌军兵力。

这个计划是彻底的不合理，其兵力的分配也完全不适当。两方面都太复杂，目标混乱，并违反了集中的原则。日军本应以毁灭敌方航空母舰为主要任务，可是山本却忽视了这一点，而让他自己的母舰先参加占领中途岛的作战。事实上，当敌方母舰被毁灭之后，中途岛也就唾手可得了。他的最好办法是首先完全不理中途岛，而集中全力来击毁美国的航空母舰。若是这一点暂时办不到，则他在尚未发现美国航空母舰的正确位置之前，无论如何应该把3艘母舰的兵力控制在手中，而让他的战舰和巡洋舰去担负“软化”中途岛的工作，最多只能用1艘母舰来提供保护。严格说起来，这个工作由战舰和巡洋舰来担负，是要比飞机更为适宜。事实上，以后当他的敌人发现了其母舰的位置时，后者却已经把它们的炮弹用光了，于是既不能攻击敌人的母舰，复不能保护自己的母舰。至于山本决定攻击中途岛的动机可能有两点：（1）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最近活动，尤其是4月18日对于东京的空袭，使他深受刺激；（2）他认为可以获得完全奇袭的效果。

假使后述的假定是正确的，则对于山本而言可以说是不幸之至，因为他完全错误了。因为刚刚在珊瑚海之战以前，尼米兹上将即已风闻日本有在中太平洋方面发动攻势的计划，5月14日，从密码电报的译测上，他知道了日本人的意图，是准备在6月1日以后即将同时进攻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尼米兹立即下令把他的兵力向珍珠港集中。弗莱彻奉召从南太平洋赶回，而率领着“企业”号和“大黄蜂”号2艘航空母舰的海尔赛中将（Vice-Adm.Halsey），在4月18日对东京作了首次空袭之后也正在南返的途中，现在也奉命用最高速度驶回珍珠港。当弗莱彻到达之后，“约克敦”号即赶紧加工修理。由于海尔赛正在患病，遂由史普劳恩斯少将（Rear-Adm.R.A.Spruance）代行指挥他的任务舰队。

5月27日，以总司令身份在会战期中始终留在珍珠港的尼米兹上将，发表了其最后的敌情判断。他指明日军是拥有巨大优势的，很可能会企图占领中途岛，而其主要目标将还是美国的航空母舰。他指示弗莱彻和史普劳恩斯，把他们的最初位置部署在中途岛的东北面，并留在敌方空中攻击航程之外，他估计在中途岛的长程飞机可以在日本人发现美国航空母舰之前先发现日本的航空母舰。弗莱彻所指挥的全部兵力，为航空母舰3艘、重巡洋舰7艘、轻巡洋舰1艘、驱逐舰14艘和潜艇19艘。除了潜艇以外，这些兵力分为两个任务舰队：（1）第十七舰队，由弗莱彻指挥，包括航空母舰“约克敦”号、巡洋舰2艘和驱逐舰5艘；（2）第十六舰队，由史普劳恩斯指挥，包括航空母舰“企业”号和“大黄蜂”号，巡洋舰6艘和驱逐舰9艘。在中途岛上的守军有：海军陆战队第六防御营，由夏农上校（Col.H.D,Shannon）指挥；由两个巡逻大队所派出的支队（32架卡塔利娜式[Catalina]水上巡逻机）；一个海军陆战队飞机大队（54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和一个陆军航空支队（23架重轰炸机，BP“空中堡垒”[Flying Fortress]）。

5月30日，美军从中途岛上开始派出搜索机群，飞达距离该岛700英里为止的海面去侦察敌情，但天气恶劣，低云恰好掩蔽着来袭的敌军，所以直到6月3日，才算是看到了一点东西。那一天上午9时，有一架卡塔利娜式机上的驾驶员发现在其前头30英里处有敌舰的行踪，于是他即认这就是敌方的主力舰队。上午11时，发现了有11艘敌舰向东疾驶，当这个情报传达到中途岛上时，立即有9架空中堡垒起飞迎敌。下午6时，在距离该岛570英里的海面上，他们发现了敌方的运输舰队。他们向它投弹，但并无一命中。会战遂展开了序幕。

当开始这次攻击时，美国的3艘航空母舰正在中途岛东北方300英里远的海面上，在预定的发动攻击点东面约400英里，而日本的母舰打击兵力则正在向该点进发。虽然弗莱彻所收到的报告，是说所攻击的船只即为敌军的主力舰队，可是他却作了一个正确的判断，认为日本的航空母舰一定会从西北面接近中途岛，这个报告中所发现的兵力可能是运输集团。为了预防敌方母舰发现他自己的位置，他改向南航行，并靠近中途岛。

6月4日上午4时30分，当弗莱彻大约在中途岛北面200英里远的海面上，从“约克敦”号上有10架侦察机起飞。正当此时，南云中将的航空母舰已到达中途岛西面240英里远的地点，开始进行他们的第一次攻击。虽然能见度并不太好，可是从中途岛上起飞的搜索机还是发现了这次攻击，到了清晨5时45分，中途岛上接获了报告说：“在180英里以外的海上，有大批敌机正向本岛飞来。”接着又报告已经发现了2艘航空母舰和战斗舰。弗莱彻不再等候更进一步的情报，即在上午6时7分，命令史普劳恩斯赶紧向南行驶，当确实发现敌方母舰位置时即断然发动攻击。他又告诉史普劳恩斯，等到“约克敦”号收回了它的侦察机，也就会立即赶上来。

在这个命令发出前5分钟，中途岛上的雷达站也发现在该岛西北面43英里的天空中，日军的第一次空中打击来临了共为36架鱼雷机、36架俯冲轰炸机和36架战斗机，由友永上尉指挥。中途岛上立即鸣放蒈报，一切尚能飞行的飞机都全部升空。上午6时16分，在30英里的海外上空中，陆战队的战斗机中队，共26架与日军的前锋遭遇着。但因数量居于劣势，立即被全歼。有一位美国军官对于那天的情形，曾作下述的记载：“在飞机嗡嗡地起飞之后，全岛就显得像死亡一样的沉寂。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所有的人员都在屏息以待，气氛十分紧张，我正在监视哨中瞭望着天空，以使其他地区不受到奇袭。于是我们发现敌机了，紧张反而松懈了。一分钟之后，我们已经在战斗之中。”虽然对岛上的设施曾经造成相当的损害，但只有少数人遇害，而所有的跑道也都还可以使用。上午6时50分，这次攻击已经过去了。

在日本人的炸弹落在中途岛上的前几分钟，尼米兹上将已经命令中途岛的岸上基地飞机指挥官西马德上尉（Capt.Simard），率领所有的飞机向敌方的航空母舰进攻，而把该岛的防御完全留给火炮去担负。在日军攻击开始之前已有10架鱼雷机刚刚起飞，他们于上午7时10分，与日本航空母舰相遭遇，但完全不曾命中，而且有7架飞机被击落。

当南云的第一次打击发动之后，他又派出一个搜索机群，上午7时，他接到了友永上尉所发来的报告，后者刚刚结束其轰炸中途岛的任务，认为尚有作第二次攻击之必要。接着在这个无线电报的后面，就来了美国鱼雷机的反击，这似乎足以证明友永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南云作出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决定。他本来在甲板上保持着93架飞机，严阵以待，准备可以随时攻击敌方的水面兵力。现在他却命令把它们送下机库，以便腾空飞行甲板，好来收容攻击中途岛归来的飞机，并命令所有的鱼雷机换装炸弹以便向这个珊瑚礁作第二次攻击——这个工作需要一个小时才能完成。接着在上午7时28分到8时20分之间，他一共接获了三次警告：第一个告诉他在距离中途岛240英里的海面上，已经发现了敌船；第二个报告他敌舰的数量为5艘巡洋舰和5艘驱逐舰；而第三个则又说似乎有1艘航空母舰随伴着它们。于是南云知道他可能至少将与1艘敌方的航空母舰周旋，但是就目前而言，他是无事可做的，因为他已经腾空了飞行甲板，以来收容友永的飞机，他们从上午8时35分起，开始飞返。此时，他的母舰也已经一再击败从中途岛上来攻击的敌机，这些攻击都是缺乏效率的。

在南云决定了再向中途岛作第二次攻击之前不久，史普劳恩斯也决定了对日军的母舰发动一次全面攻击。上午7时2分，飞机开始从“大黄蜂”号和“企业”号上起飞。这次打击兵力包括20架战斗机、67架俯冲轰炸机和29架鱼雷机。其中有半数是要从机库中取出，所以在起飞时一共花了1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弗莱彻也采取了与史普劳恩斯相同的航向，因为他怕在已经发现的敌舰之外，还有其他的航空母舰，所以他决定暂时控制着“约克敦”号上的飞机。但是到了上午8时38分时，并未发现有更多的敌方母舰出现，于是他就命令其俯冲轰炸机的半数和其鱼雷机的全部在战斗机的掩护之下起飞。在9时6分时，一共已有17架俯冲轰炸机、12架鱼雷机和6架战斗机升空作战。

当美军正在准备这些攻击时，南云率领着他的4艘航空母舰，以及其随护的军舰，仍继续向中途岛驶去，虽然他的搜索机一再瞥告他说，敌方母舰基地的飞机已经接近了，可是直到上午9时5分友永的最后一架飞机都已回舰为止，他才能开始采取应变的措施。于是他立即把航向向左作大约90度的旋转。

因为并无美国飞机的监视，所以史普劳恩斯的打击中队都还是假定日本母舰仍在继续向中途岛行驶。其结果为当“大黄蜂”号上的第一批领先俯冲轰炸机35架到达了他们所假定敌舰应在的位置上，却什么都没有看见。于是他们继续向中途岛飞去，完全错过了敌人，有的降落在岛上，有的因为燃料用完而坠落在海中。

同时，“大黄蜂”号上的鱼雷机群，在华特仑少校（Lt-Cdr.Waldnm）率领之下，在一个云层中与他的随护战斗机丧失了接触，因为找不到敌人，遂转向北面飞行。大约在上午9点25分时，华特仑少校发现了3艘日本母舰正在地平线上。虽然并无战斗机的随护，他还是发出了攻击的讯号。他的15架鱼雷机进人了攻击，全部均为敌军所击落，原有的30个驾驶和空勤人员中，只有一个人生还。

在林德赛少校（Lt-Cdr.Iindsey）指挥之下，“企业”号上的鱼雷机中队所遭遇到的命运也只是咯为好一点。它是与“大黄蜂”号上的鱼雷机同时出发的，本来分配了6架战斗机，担负他们的随护任务，可是后者却弄错了，而与“大黄烽”号上的战斗机群联合在一起——那就是与华特仑丧失了接触的那批。其结果是当上午9时30分过去不久的时候，林德赛虽然发现了日本航空母舰，但他本身却丧失了战斗机的保护，所以当他进行攻击时，他的14架飞机中一共被击落了10架。

当这次战斗刚刚结束，上午10时，“约克敦”号上的鱼雷机中队在马赛少校（Lt-Cdr.Massey）率领之下，又接着来了。他的6架随护战斗机不久即被击败，而他的12架鱼雷机中只逃回了2架。所以，在美军的41架鱼雷机当中，一共只有6架生还，而完全不曾命中过一次。可是莫里逊少将（Rear-Adm.Morison）在《美国海军战史》上却这样的批评道：

但是正由于这些驾驶着老式鱼雷机的年轻人员，具有过人的英勇和牺牲精神，才使后续的胜利具有可能性。这种视死如归的疯狂攻击，纠缠住了日本的航空母舰，阻止他们使更多的飞机升空。这些鱼雷机好像磁石一样，吸住了敌方的战斗巡逻机群，迫使日本战斗机向接近海面的低空飞行。于是当几分钟之后，俯冲轰炸机来攻时，几乎可以完全不受到敌方战斗机的拦截，此时敌方母舰上正挤满了飞机，在从亊于加油的工作，所以当炸弹投下时，他们像受了极大的损失。

大家应该记着，日本军舰上是没有指导战斗机的雷达设备，因为日本人认为鱼雷的攻击是最危险的，而且也最迅速，所以在战争的这个阶段中，他们的战斗机主要是用以对付敌人的鱼雷机。

当鱼雷机的攻击已经结束，接踵而来的即为从“企业”号和“约克敦”号两艘母舰上起飞的俯冲轰炸机。前者共有飞机37架，分为两个中队，由麦克劳斯基少校（Lt-Cdr.McClusky）指挥。他于上午7时52分起飞，并无战斗机的随护，半小时后到达了预定的位置，却没有看见一艘敌船。他继续搜索了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才转向北飞。20分钟之后（即上午9时55分），他看见了1艘日本驱逐舰正在以高速向东北行驶，他就假定该舰是想与其主力舰队会合，于是跟着它飞，大约10分钟之后，即看见了2艘日本母舰正在闪避着鱼雷机的攻击。他立即命令两个中队，分别向“赤城”号和“加贺”号两舰攻击。当它们俯冲攻击之时，几乎不曾感受到敌方高射炮的火力，而且也没有受到日本战斗机的拦截，因为后方为了对付美国的鱼雷机，正留在低空中，一时来不及爬高。

“赤城”号的甲板上，有40架飞机正在进行加油的工作，上午10时26分，当它躲过了美方最后一架鱼雷机之后的两分钟，就被直接命中了两颗炸弹。第二颗炸弹透过了它的机库，并将舰中所储存的鱼雷引起爆炸。它马上就变成一团烈火，因为发现无法扑灭，于是在上午10时50分，南云中将下令弃船，把他的将旗移到“长良”号轻巡洋舰上。6月5日的清晨，“赤城”号由一艘日本驱逐舰击沉。

麦克劳斯基少校的第二中队，也把4颗炸弹直接投在“加贺”号舰上，它上面的飞机也刚刚完成了加油的工作。它的飞机甲板和机库都全被炸毁，也像“赤城”号一样变成了一团烈焰，弃船后不久即自动爆裂沉没。

在“赤城”号和“加贺”号被炸毁的前几分钟，“约克敦”号上的17架俯冲轰炸机，在黎士礼少校（Lt-Cdr.Leslie）指挥之下，采取了一条比其他中队较直接的航线，向“苍龙”号进攻，它的甲板上也是挤满了正在加油的飞机。3颗1000磅重的炸弹直接命中了它，也和“赤城”号与“加贺”号一样，“苍龙”号烧成了一片火海，也必须放弃了。大约下午2时，它又受到了美国潜艇“紅鱼”号（Nautilus）的攻击，5个小时之后自动爆炸沉没。在参加这些攻击的俯冲轰炸机当中，“企业”号损失了14架，“约克敦”号损失了2架。

但仍剩下1艘日本航空母舰，那就是“飞龙”号，它还一直不曾受到攻击，它的位置远在那3艘母舰的前面。当上午10时50分过去不久，由于南云放弃了“赤城”号，打击兵力的指挥权暂由山口少将代理。山口从其侦察机的报告中，得知在中途岛北面240英里的海面上，确已发现了1艘美国的航空母舰，连同它的随护兵力在一起。那就是“约克敦”号，山口就命令“飞龙”号立即向它进攻。上午11时，有18架俯冲轰炸机和6架战斗机起飞，接着在下午1时31分，第二批飞机，共10架鱼雷机和6架战斗机也起飞了。差不多在这同一时间，为了准备在6月5日作一次舰队的战斗，山本命令近藤中将把他的战斗舰和巡洋舰向前推进，同时也召回阿留申支援兵力和北面地区兵力中的2艘轻型航空母舰。

当“飞龙”号中的第一批打击兵力正在途中时，“约克敦”号在12架战斗机掩护之下，正在为飞回来的飞机进行加油。正午前不久，“约克敦”号上的雷达发现了在40英里以外有敌机从西南面的方向飞来。几分钟之后，“飞龙”号上的俯冲轰炸机就到达了上空，其中12架均被击落和逐回，但有6架透过了战斗机的警戒线，并命中了3颗炸弹。一颗落在飞行甲板上，另一颗在烟筒中爆炸，炸毁了它的锅炉的大部分，第三颗穿透到了第四层甲板，引起大火。虽然终被扑灭，但这艘航空母舰却已经无法控制，于是弗莱彻中将把将旗移到了“阿斯托里亚”号（Astoria）巡洋舰上。到了下午1时40分，它的锅炉居然修好了，使它还能有19英里的航速。当正在开始为其战斗机加油时，一艘随护的巡洋舰却报告说，它的雷达发现了第二批来袭的敌机。“约克敦”号上的战斗机已有4架留在空中，它才刚刚来得及使8架战斗机起飞（油都尚未加满），敌机就已经到了。他们无法阻止敌机，在“飞龙”号上的鱼雷机中，一共有5架以桅顶的高度（甚或还更低）透过高射炮火网，在距离“约克敦”号500码远处投入他们的鱼雷，有两颗命中了，击破了它的左油库和船舵。不久船身即发生了严重的倾侧，因为害怕它会翻覆，下午3时遂奉命弃船。

当“约克敦”号尚未遭受攻击，它曾经派出搜索机群，现在当下午4时45分该船将要放弃之际，他们发现了“飞龙”号和其他的战舰和巡洋舰在一起，位置在“约克敦”号西稍偏北100英里以外的海面上。当史普劳恩斯听到了这个消息，就立即命令“企业”号发动攻击。由麦克劳斯基少校所率领的24架俯冲轰炸机，在下午5时飞达了“飞龙”号的上空，命中了4颗炸弹，而自己却只损失了3架飞机。“飞龙”号的命运也正和其姊妹舰完全一样，立即发生了大火。因为无法扑灭，遂于6月5日上午3时15分被放弃。两个小时之后，也由一艘日本驱逐舰将其击沉。

当山本知道了他的4艘航空母舰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而美军方面可能还有2艘可用的母舰，于是他放弃了一切大举进攻的计划，于6月5日凌晨2时55分命令作总退却。

在同一时间之内，为了避免与优势兵力作夜间战斗，史普劳恩斯率领着“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两舰，也向东撤退。在日军撤退之时，有两艘巡洋舰“三隈”号和“最上”号互相碰撞，都负了重伤，以至于落后。6月5日上午，它们受到了中途岛陆上基地飞机的攻击，但并无效果。上午9时30分，史普劳恩斯改向正西航行，开始追击敌人，但已经太迟，无法赶上山本的主力。6月6日清晨，“企业”号上的搜索机群发现了这两艘已经损坏了的巡洋舰，于是在上午8时到下午1时30分之间，从这两艘母舰上一共起飞了112架飞机去攻击它们。“三隈”号被击沉了，伹“最上”号虽被命中了4颗炸弹，已经残破不堪，但仍能勉强返回特鲁克。

最后到了5月6日的黄昏时，当史普劳恩斯已经进到了距离中途岛400英里的海面上，他才决定放弃追击。他的驾驶人员已经精疲力竭，他的船只也已经缺乏燃料，同时他能追及敌人的希望甚微。他改变航向向东行驶，回到油船正在等候他的地点。

这样就结束了中途岛之战，但是美国方面却还是不免受到了一次不幸的损失，在6月6日的黄昏时，“约克敦”号还正在抢救之中，突然又中了一颗由日本潜艇所发射的鱼雷。此外这艘潜艇又击中了一艘护航的驱逐舰，于是这两艘船一同沉入了海底。

金恩上将说：“中途岛之战为350年来，日本海军所遭受到的第一次决定性失败。”这是一次稀有的会战，一支数量劣势的舰队突然击败了一支数量优势的舰队，而使战争局势完全改观。日本的舰队航空母舰实力被毁去了2/3，把他们原定的大战术观念完全击毁了。他们现在已经无法再用机动兵力来与“刺猬”配合，以守住太平洋，而只能改取纯粹消极的守势。在以后的战争期间，这一战使美国得以确保中太平洋，使日本占领阿图和吉斯卡两岛的兵力进退维谷，使日本想要征服斐济、萨摩亚和新喀里多尼亚来切断美澳交通线的计划难以实现。最后，它更使日本人的威望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也和珊瑚海之战一样，在中途岛会战中，除了高射炮和潜艇的行动以外，战争就完全是用母舰上的飞机来打的。水面军舰简直不曾发射一炮。航空母舰取得了主力舰的地位，所有其他的船只对于它而言，都只是担负着随护和辅助的任务而已。

谢选骏指出：美国为何能用劣势兵力击败日本的优势兵力？或者说，美国为何敢用劣势兵力在中途岛向日本的优势兵力挑战？因为美国破译了日本的密电码，所以美国是在暗处下手，日本却在明处挨打——连自己的战争首领山本五十六都被美国暗杀了！而日本人直到战争结束，都不知道这一泄密情势，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被击败的。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因为在欧洲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英国破译了德国的密电码，对德国的动向一清二楚，使得德军处处被动挨打，而德国却到战争结束毫不知情！德国鬼子一直以为是自己的情报机关内部埋伏着英美苏联鬼子的间谍组织。轴心国家的这个丢脸的记录，让我想到了他们的制度可能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呢？我认为是专制制度压制了人才。几十年以后，日本的经济在1980年代大有超过美国之势，后来为何一蹶不振？我认为就是日本社会压制人才，不给年轻人出头机会。这还是在美军占领的“民主化”之后。那么在民主化之前的战时日本呢？“等级森严”的情况就更为严重了。至于纳粹德国，更是看重政治的忠诚度——这肯定会让优秀的技术人才没有用武之地。这只要参照看看共产党中国大量戕害人才的可悲事例也就一目了然了。

【大事记（十三）：北非的战争】

美国的参战使这次冲突不仅在范围上变成了全球性的，而且在性质上也变成了无限性的。在原有战场——大西洋、苏联和北非——之外，又加上了太平洋和印度洋；因为已经没有哪一个列强是站在冲突圈之外可以做仲裁人的，所以战后的问题——即未来的和平形态——就变成为最关重要了。

西方两大同盟国——美英两国——的目的就是想要根绝希特勒主义，假使斯大林主义会取希特勒主义而代之，则从政治的观点上看来，才真可以说是得不偿失。因为希特勒未能占领莫斯科，所以他那个想在美国加入战争之前先把苏联逐出战争圔外的希望断绝了。此后西方同盟国的目的就不应仅是消灭希特勒主义，同时还应阻止斯大林主义的发展。假使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德国被击碎得愈惨，则西方国家在政治方面也就会失败得愈惨。

要想达到这个双重的目的，则应该设法在苏联的实力尚未完全发展之前，先使德国退出战争。因为西方同盟国不可能希望在苏联羽翼未丰之前，即先击败德军并占领德国，所以其惟一合理的途径，是一方面帮助苏联，使其不至于为德国所击败；另一方面与德国境内的反纳粹势力取得密切的合作，以便在第三帝国之内制造一个革命，并同时击倒意大利，使其先退出战争。若是能够达到后述的目标，而且同时在德国内部制造革命，那么除非发生了不可以想像的奇迹，例如1939年至1941年间的苏德条约重新恢复，否则不管在苏联方面发生何种变化，西方同盟国在战略上都是处于极有利的地位。他们不仅可以透入德国南面战线核心，这条战线从比斯开湾一直延展到黑海，而且当苏联人想要进入东欧时，又可以从南面威胁其侧翼以迫使他们撤退。所以对于西方同盟国的军事战略而言，其目标应该是维也纳，而不是巴黎。假使他们对于这两把锁都能够找到适当的锁钥，即一方面能在第三帝国之内制造革命，而同时又能占领（或只是威胁）维也纳，那么他们就很可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乘着希特勒尚在与苏联交战之时，即先把希特勒主义的根本斩断了，于是对于战后的和平，就可以以仲裁人的身份出现了。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当战争结束之期巳经可以望见时，斯大林才会那样拼命地要求联军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换言之，即尽量使其同盟国的势力远离维也纳。

这个政治目标——在第三帝国境内制造革命——完全被忽视。在1942年1月13日，同盟国政府曾在伦敦召开了一个会议，不是为了考虑与反纳粹分子合作的问题，而是要每一个与会国家承认在战争结束之后，应负责惩治轴心国家的战争罪犯。这可说是一个无比的愚行，因为惩处他们最有利的方法，即莫过于鼓励和帮助反纳粹分子，在战争期中自动肃清其国内的希特勒主义。此外，在5月26日，英国政府也犯了一个绝对不必要的错误，即与苏联签订了一个为期20年的同盟条约，而并未附加任何有关领土问题的限制，这就无异于暗示说，当德国失败之后，苏联在东欧即有自由扩张的权利。这诚如丘吉尔所说的“斯大林老是刺刺不休的”。

把意大利赶出战争之外去，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来，这都是一个可能的行动，在“阿卡迪亚”会议中，即曾首先由英美两国的参谋首长来加以讨论，所考虑的为一个侵入西北非的计划。为什么考虑到这一点，因为：（1）英国人在利比亚巳经与意大利人和德国纠缠住了；（2）法国人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都不能作有效的抵抗；（3）意大利对于其在利比亚境内的兵力，对于补给方面感到极大的困难，所以在那里很难维持一支较大的兵力；（4）英美两国不久即可以有足够的人力和物资来对于北非作一个成功的侵入战。

当1941年4月间，轴心军在利比亚境内的实际指挥官隆美尔将军（名义上的总司令为意大利的巴斯提科将军[Gen.EttoreBastico]）展开了其第一次战役，把他的敌军逐回到埃及边界上的时候，英国的魏菲尔将军却很巧妙地守住了托卜鲁克（Tobrnk），于是使其敌人在班加西（Benghazi）以东，无法获得这个惟一的海港——班加西在托卜鲁克以西340英里，虽然为了坚守托卜鲁克，使魏菲尔在埃及的打击兵力减少了两个师，但此举却阻止了隆美尔向东面的进展。它延长了敌人的陆上交通线，并迫使他非围攻托卜鲁克不可。隆美尔必须攻下托卜鲁克，然后才会有足够的兵力来继续向亚历山大港前进。

因为本书在这里的目的，是不拟对于这些战役作任何详细的叙述，所以只想把利比亚战争为什么会如此长久地成为双方的赛跑场的理由加以说明一下。双方的兵力都是最先拼命向前冲，于是等到他们的冲力消耗完毕之后，又马上被迫赶紧后撤，以避免被对方歼灭的危险。这个理由的核心即为补给问题，好像一条有弹性的橡皮筋一样，双方的补给线都是在相当安全的限度内，从它们的基地向前拉伸三四百英里的距离？？——一头是的黎波里，另一头是亚历山大港。但因为这两个主要基地之间，相距在1400英里以上，若是再想向前延伸，则必须建立中继性的基地，否则即有超过弹性极限的危险。所以双方在补给方面的大问题，即为如何增强其补给体系的弹性。惟一可能的办法，就是在他们的主要基地上，首先累积大量的物资，然后逐步向前推进基地。因为双方与他们的本土之间又都是隔着海洋，所以这个关键又控制在海上交通的手中。

当意大利参战之后，英国与亚历山大港和苏伊士运河地区之间的主要交通线，是必须绕过好望角的，全部航程约为1.2万英里到1.3万英里之间，比在墨西拿（Messina）与的黎波里之间的意大利交通线要长过37倍左右。但是当马耳他岛还仍然是英国的一个潜艇和空军基地时，则越过地中海也许比越过大西洋和印度洋还更要危险。因为双方中间隔着这样1400英里长的陆上交通线，使英国大占便利，假使当法国沦陷之后，希特勒即肯听从赖德尔的忠告，立即占领直布罗陀，这样即会使英国人无法守住马耳他，于是形势就完全相反了。

1941年5月1日，隆美尔企图用突击的方式攻下托卜鲁克，但是未能成功。在8月间，他的补给和增援中有35%是沉没在地中海之内。可是直到10月间，当这个沉没的比例高到了75%时，德国当局才开始采取措施，把25艘潜艇从大西洋调到地中海来。于是情况立即改善了，隆美尔遂开始考虑再行进攻，但当他尚未能开始行动之前，10月18日，现在已经代替了魏菲尔的奥钦列克将军（Gen.ClaudeAuchinleck）突然在细第雷兹（SidiRezegh）附近向他发动了一个攻击，经过了一番拉锯战之后，把他逐回到阿格海拉（Agheila），那是一个天然险要的阵地，位置在西德拉湾（Sidra）的南面极端上。

因为到了此时，英军的弹性是已经快要到极限了，所以奥钦列克应该命令撤退，尤其是因为德国最高统帅部已经认清了马耳他岛的重要性，在12月间已经从空中对它作猛烈的攻击。同时，英国的地中海舰队也受到了潜艇、飞机和水雷的攻击，航空母舰“皇家方舟”（AARoyal）被击沉了，此外还有战舰“巴汉”号（Barham）、2艘巡洋舰、2艘潜艇和1艘驱逐舰。12月18日，战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和“英勇”号（Valiant）在亚历山大港中也被“单人”鱼雷所重创，丧失了作用。英国人的处境是如此的危殆，到了1941年底，英国在东部地中海的海军兵力减到只有3艘巡洋舰和几艘驱逐舰而已。此外，在1942年1月间，越过地中海的轴心国运输船只可以说是没有一英吨的损失。其结果到了1月21日——即奥钦列克战役结束后5天——隆美尔开始作第二次的打击。2月7日他已经把他的敌人逐回到加査拉一比尔哈强（ElGazala-BirHacheim）之线，距离托卜鲁克西南两面只有20英里了。

因为这次攻势恰好在其苏德战役失败之后，所以才使希特勒终于肯听信赖德尔的意见。后者于1942年2月13日指明：“对于英国在苏伊士的要点，德意两国若能乘早加以攻击，则实具有极大的战略重要性。”其次，在3月12日赖德尔又提出马耳他的问题，认为对它的占领对苏伊士的攻势将具有极大的便利。希特勒表示同意，在4月间，德国人对马耳他岛的空中攻击日益增强，这个月之内一共出击了5715架次，以当做5月间意德联军由海上侵入该岛的准备——定名为“大力士作战”（OperaticmHercules）。以后，希特勒忽然又改变了初衷，决定把这个侵入战推迟到7月中旬再进行。在这个时期之前，隆美尔应攻下托卜鲁克，完成对利比亚的征服——一直等到他开始要向亚历山大港前进时，然后才再继续马耳他的作战。

此时，在5月初，奥钦列克也开始准备在6月7日，发动另一次攻势；但是隆美尔现在却已经获得了增援，于是抢先动手了。5月26日的黄昏时候，他在比尔哈强，打击在其敌人的左翼上面，攻占了那个据点，然后向北旋转，差不多经过了4个星期的苦斗，终于于6月21日攻入了托卜鲁克，俘虏了3.3万人的战俘和大量的战利品。两天之后，他越过了埃及边界，把敌军逐回到梅尔沙马特鲁（MereaMatrnh），从那里再退到一条从艾沙山（TelelEisa,在阿拉曼[ElAlamein]以西10英里外）到夸塔拉洼地（QattaraDepression,在南面约三四十英里外）为止的战线上。英军于6月30日占领了该线。

此时在6月15日那一天——当隆美尔还屯兵在托卜鲁克的城下时——希特勒又改变了他的意见，因为他怀疑意大利军是否具有攻下马耳他的能力，于是决定暂不侵入该岛，而先用不断的空中攻击和封锁来围困它。最后，当隆美尔在阿拉曼防线上被阻止时，他就提出了要求增援的紧急呼吁，于是送给他的兵力就是本来预定用以攻占马耳他岛的。凯赛林元帅，当时是德国南战场总司令，在名义上为隆美尔的上司，他的意见认为这个办法不仅停止了对马耳他的侵人战，而且对于整个北非的作战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当托卜鲁克被攻陷时，丘吉尔正在华盛顿与罗斯福会谈，所讨论的问题有：原子弹的发展可能性、潜艇战役、1943年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和在1942年在北非建立一个辅助性战场。丘吉尔告诉我们说，托卜鲁克的陷落对于他是一生所受最重大打击之一，而美国总统却极慷慨地给予他以援助。虽然美国陆军本身也非常需要装备的补充，可是罗斯福却把300辆薛曼式（Shemiaii）战车和100门机械炮，给予英国并立即运往苏伊士。

在这个慷慨的赠与之后，美国又举行了一个会议来考虑未来的战略，一共讨论了三个问题：（1）把美国兵力运往英国，以准备在1943年侵入法国，其代字为“波丽露”（Boleio）；（2）但因为考虑到为了援助苏联，在1942年也有采取行动之必要，所以又考虑到侵入法属北非的问题，其代字为“体育家”（Gymnast）；⑶同时对于法国作一个有限的突击，其目的为占领瑟堡或布列斯特半岛，代字为“大槌”（Sledgehammer）。

6月11日，英国战时内阁通过采取第三条方案，因为这是马歇尔将军所最心爱的计划。但因英国的参谋首长认为它是完全不合实际，所以当丘吉尔返国之后，遂于7月8日再写信给美国总统，建议取消这个决定，并推荐“体育家”作战实为援助苏联的最好方法。他说：这才是1942年的真正第二战场。因为假使这个作战成功了，它就可以威胁意大利，并吸引重要的德国空军离开苏联。但是马歇尔却表示强烈的反对，于是罗斯福就回答说：除非丘吉尔能有办法说服马歇尔，使他承认其自己的计划是不合理的，否则美国就只好反转他的战略，而把主要的努力集中在太平洋方面。为了打开这个死结起见，7月18曰，马歇尔和金氏奉派赴英。接着他们与英国参谋首长之间作了两次会谈，因为后者不肯让步，所以问题又再提交美国总统来作最后的裁决。罗斯福的回答是，既然英国人坚决反对“大槌”计划，无可挽回，所以他的代表就应该接受“体育家”计划。很明显的，这是为了给马歇尔留一点面子起见，又改名为“火炬”（Torch）作战。第二天，7月25日，美国总统又发了一个电报去加以补充，说对北非的登陆不得迟于10月30日，最后又改定为11月8日。

当奥钦列克退回到阿拉曼防线之后，有三天的时间，他的情况十分的危急，所以他已经准备撤向尼罗河三角洲上。但是对于他可谓颇饶幸，隆美尔的兵力已经疲惫不堪了。自从他攻陷比尔哈强以来，他已经前进了400英里的距离，其冲力已经逐渐地减低了。他手中适合作战之用的战车，只有德制的50辆和意制的54辆，而所面对的英军战车实力却远比他的优越。虽然双方都尝试想把对方逐退，但到了7月底，这次会战却已经稳定住了，变成了阵地战。

8月2日，丘吉尔飞到了开罗，改派亚历山大将军（Gen.SirHarold

Alexander）代替奥钦列克出任中东军总司令，并把蒙哥马利中将（Lt-Gen.Bernard Montgomery）交给他，指定由他指挥在埃及境内的第八军团。

谢选骏指出：这本《军事史》的作者，真是猪一样的蠢。因为他说，“美国的参战使这次冲突不仅在范围上变成了全球性的，而且在性质上也变成了无限性的。在原有战场——大西洋、苏联和北非——之外，又加上了太平洋和印度洋；因为已经没有哪一个列强是站在冲突圈之外可以做仲裁人的，所以战后的问题——即未来的和平形态——就变成为最关重要了。”……这头英国出产的史学家真像屎学家，竟然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起源于中国——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一步一步扩大，并为纳粹德国1938年3月占领奥地利、1939年3月并吞捷克，做出了光辉耀眼的示范——直至1939年9月和苏联携手共进瓜分波兰，迫使英法宣战……英国人把中国人甚至日本人一笔勾销，因为这是《西方军事史》？但是这样看起来，反而显示了它试图一个事情——西方世界的根，其实长在中国。例如，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其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第十三章：阿拉曼会战和突尼斯会战】

1942年7月的前三个星期中，在阿拉曼防线上，时间都是浪费在攻击与反攻之中。隆美尔的目的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这个正面静止下来，而奥钦列克的目就恰好与其相反，即设法使它稳定下来。结果后者赢得了上风，于是战役的结果遂变成一个增援和补给的问题。

面对着这种情况，隆美尔计算到了9月中旬，情况就会变得对他有利了，但是这一点却不免大错，因为自从7月底起，奥钦列克已经把他空中攻势的主力从前进阵地方面移到了梅尔沙马特鲁、巴地亚（Bardia）和托卜鲁克等港口上面，使隆美尔只能把680英里以外的班加西当做其最近的安全补给基地。其结果是到了8月中旬，他的部队中的编制缺额达1.6万人之多，此外也缺少了战车210辆、部队载运车175辆、一般卡车1500辆。他的军队所消耗的补给量，要比越过地中海运来的数量超过了一倍；据隆美尔自己说，若非在马尔马里卡（Marmarica）和埃及西部，俘获了巨大的敌方仓库，则早巳不能维持了。隆美尔在攻下了托卜鲁克之后，并不曾停止在埃及边界上，这一点曾经引起了激烈的批评。诚然，如果他这样做，则可以使他的交通线相当地缩短，但是交通线的缩短本身还是不能解决其补给问题，因为只要马耳他还仍然留在英国人的手中，则从长期的观点上看来，他在物资的累积上始终是无法与敌人竞赛的。进一步说，一旦当他冲破阿拉曼阵地的企图失败之后，他也根本无法退回到一个后方的位置上去，因为他的运输工具太少，不足以一方面补给其前进阵地，而又另一方面在后方建立一个预备阵地。因为留在原地不动并不能解决把敌人逐出埃及的问题，所以他认清了他必须进攻，不是要等到他自己有充分准备之后——这是永远没有希望的——而是要赶在敌人的损失尚未补充完毕之前先动手。

大家应该记着在名义上，隆美尔是隶属于意大利的巴斯提科元帅，而后者又归意大利参谋总长卡伐里罗元帅（Marshal CavaUero）指挥。所以隆美尔的补给问题也应由他负责，而这个人却被齐亚诺称之为“流氓”和“骗子”。为了了解其补给情况，隆美尔要求卡伐里罗元帅和凯赛林元帅到埃及来与他会晤。他们在8月27日会晤，他们保证把6000英吨燃料补给他，而其中有六分之一的数量又由凯赛林允许以空运交货，于是隆美尔遂决定发动攻击。但是为了更有把握，隆美尔又向卡伐里罗说：“这次会战的结果就完全依赖在这个燃料是否能如期收到。”后者却回答说：“你可以马上进行会战，燃料已经在运输的途中。”对于隆美尔而言，要算是很不幸的，因为凯赛林并未向他提及，最近已经有了喷火式战斗机运到了马耳他岛，这个因素使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当隆美尔正在忙于准备之时，亚历山大将军已于8月6日抵达开罗，4天之后，蒙哥马利将军也来到了，他立即就接管了第八军团的指挥权。

蒙哥马利这个人具有极活跃的个性，而且自信心极强。他的部下官兵都一致称他为“蒙哥”（Monty），他是精于表演之道，而善于建立其威望，也可以说最会出风头。他的言论极为大胆，而行动极为小心。虽然有时这种戏剧性的装扮，不免会使他的军官感到哑然失笑，可是他那种新拿破仑式的私人文告，例如“我与你们在一起是感到极为骄傲的”，“你们使这个军团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等说法，却使他的部下在精神上发生了触电的作用。他此时接任第八军团司令，可以说是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极为相宜，第八军团在累败之余正需要这样一个活跃的将领。

他一抵达了他的司令部，就召集所有的幕僚人员开会，向他们说明他的任务是毁灭在北非的轴心兵力，若是任何人对此表示怀疑的话，他最好自动请求调职。他又说他已经命令把一切撤退的计划都加以焚毁，三角洲的防御问题对于他而言是毫无意义，在14天之内欢迎敌人的进攻，可是他目前却并无进行攻击的意图，必须等候准备妥善之后再动手。要想执行一个攻势，则必须要有一支精兵，像隆美尔的“非洲军团”（Afrika Koips）一样，所以他立即着手把2个装甲师和1个摩托化师编成这样一个军。此外，他又认为陆军与空军的司令部必须生活一起，保持着密切的接触，所以蕴藏在他心中的这个伟大攻势计划从一开头起就是一个联合性的努力。

除了加贝斯（Gabes）以北的阿卡里特干河（Wadi Akarit）阵地以夕卜，在北非只有这一条阿拉曼防线，是惟一不能从南面来加以迂回的防线。隆美尔的战术问题就是如何突破这个阵地，因为英军布有浓密的雷阵，而在雷阵的后方又有险要的地形，所以这个问题是并不易于解决的。前者从地中海附近的艾沙山起一直到夸塔拉洼地边缘上的“韩特尔”高原（Hunters Plateau）为止，它的北边为险陡的岩壁。后者包括两个山岭：一为鲁外沙特岭（Ruweisat），高出海面约为200英尺，从正面的中央向东延伸；一为阿兰哈法岭（Alamel Haifa），在前者的东南面，其最髙峰要比前者高过一倍以上，它向东北延伸，趋向在亚历山大港一梅尔沙马特鲁铁路线上的艾哈曼（El.Hamman）。

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还是采取了奥钦列克的计划，来当做他们自己计划的基础。其内容是尽量地增强海岸与鲁外沙特岭之间地区的防御，对于该岭以南到韩特尔高原为止的地区，只以少数兵力扼守，而以厚密的雷阵来与其配合，对于阿兰哈法岭则以重兵据守。所以当敌人的机动兵力无论从鲁外沙特山岭的南面或北面透入时，都可以从侧面来加以反击，而假使他沿着山岭本身突破时，则也可以从正面来加以阻挡。

当蒙哥马利接任第八军团司令的时候，他发现第三十军和第十三军分别据守着这个正面，前者在鲁外沙特岭之北，后者则在其南面。前者包托第九澳洲师、第一南非师、第五印度师和第二十三装甲旅，后者包括第二新西兰师和第七装甲师。亚历山大把第八和第十两个装甲师以及第四十四和第五十一两个步兵师当做预备队，并对于第一装甲师和第五十步兵师加以整补。蒙哥马利立即要求把第四十四步兵师和第十装甲师配属给他这个军团，前者用以扼守阿兰哈法岭，后者则部署在该岭的西端，当做机动打击兵力使用。

隆美尔的部队部署如下所述：在北面为德军第一六四步兵师，接着就是意军第二十一军，其中包括着特伦多（Trento）师和波隆那（Bologna）师，以及拉门奇（Ramcke）所指挥的德国伞兵旅，最后才是意军第十军的布雷西亚（Brescia）师，所有这些部队都列在第一线上。作为他的打击兵力，隆美尔的非洲军，它由第十五和第二十一两个装甲师组成，另外就是第九十轻快师（摩托化步兵）和意大利的第二十机动军，其中包括阿里提（Ariete）和李托里奥（Littorio）两个装甲师和的里雅斯特（Trieste）步兵师。在后方的梅尔沙马特鲁和巴地亚，还有意大利的帕维亚（Pavia）、弗尔果里（Folgore）和皮斯托拉（Pistola）的三个师充当预备队。

隆美尔的计划是在北部地区发动一个佯攻，在中央地区作一个牵制性的攻击，而把主力的攻击放在南面。在8月30日到31日之间的夜里，应由德意两国的步兵，在最南端的地区中从雷阵中扫开几条甬道——他认为这个地区中的雷阵一定比较薄弱，哪知道却很坚强。其次，在31日的拂晓时，非洲军即跟在步兵后面前进并欲攻下阿兰哈法岭，再向艾哈曼西南的地区前进。此时，第九十轻快师和阿里提及李托里奥两个装甲师，也应在非洲军的北面实行突破，以便掩护非洲军的左翼。他的目的是要切断敌军与补给基地间的交通线，而第九十轻快师和第二十机动军则抓着敌人，并将他们歼灭。他希望寻求一个决定性会战，但是若想要成功，则在31日的清晨必须攻下阿兰哈法岭。

依照亚历山大将军的估计，在正面的南半段方面双方的实力是大致相等的。双方都大约有300门野战炮、300门中型火炮和400门战防炮。隆美尔有500辆中型和轻型的战车，而英国第十三军有300辆中型战车、80辆轻型战车和230辆装甲车。此外，第二十三装甲旅还有100辆战车可充预备队之用。虽然数量上大致相等，可是在等级上隆美尔却差得很远，因为他的战车中有一半是意大利的，那却是质量极为低劣的。

对于隆美尔而言，阿兰哈法之战是一个孤注一掷的赌博，因为用他手中现有的工具只有这样一个计划是勉强可行的。正因为如此，所以蒙哥马利才正盼望隆美尔采取这个计划。对蒙哥马利而言，他的意图是首先采取一个坚强的守势，等到他对攻击已有充分准备之后才再转为攻击。所以若是隆美尔贸然进攻，则对于他是一个上帝送来的好机会；不仅足以使他借此重建士气，而且也使他能够消耗其对方的实力，于是当隆美尔最后发动攻击时，即更可以有双重的把握。为了加强其南区的抵抗力，蒙哥马利在8月30日到31日的夜里，对它的雷阵又予以相当的支援，所以当德军开始来扫清甬道时，其时间遂不免大为延缓。使他们的困难更增加的，是第二十一装甲师的师长俾斯麦将军（Gen.von Bismarck）触雷阵亡了，非洲军的军长内林将军（Gen.Nehritig）也负了重伤。而更糟的是隆美尔正害着重病，不能离开他的旅行车。据《隆美尔传》的作者杨格（Desmond Young）的意见，认为这可能是所有困难中最大的一个。因为隆美尔也正和查理十二世一样，在一个会战的进展过程中，他所依赖者主要就是其个人的观察和判断，而不是一个预定的计划。

这些不幸事件的结果使攻击完全丧失了奇袭性。非洲军的进展被延迟了；第九十轻快师更是如此，而阿里提师和李托里奥师更根本未能透过雷阵。因此其打击力被减削了一半，所以隆美尔被迫只好放弃了其扫向东北面的计划，而只能把非洲军的进攻限制在阿兰哈法岭的西端。但是因为它的进展受到了软沙和空中攻击的障碍，到了下午4时，只好暂时停顿下来。

在8月31日到9月1日之间的夜里，轴心军一直受到英国空军的不断打击，所以到9月1日，隆美尔被迫放弃了一切大规模作战的企图，而只有在阿兰哈法岭上还有无目的的战斗在继续进行之中。到了此时，蒙哥马利看到胜利已经在掌握之中，遂把第十装甲师从该岭的南面调到西面去，以便准备与第二新西兰师在敌人的攻势匮竭之后即联合起来向南发动反击。

9月2日，尽管仍然在不断的空中攻击之下，而且也极端地感到燃料缺乏，隆美尔却重新发动攻势，但因为毫无成功的机会，于是他才命令在9月3日的上午实行撤退。接着蒙哥马利就发动了他的反攻，并同时命令其第七装甲师进击敌军的南翼。经过了一番苦斗之后，隆美尔把英军逐回到雷阵之上。到了9月7日上午7时，这次会战遂告结束。

隆美尔的损失约近3000人，包括死亡、负伤和失踪的都在内，此外还损失了战车50辆、火炮15门、战防炮35门和卡车400辆。蒙哥马利的损失为人员1640人，此外损失了战车60辆、战防炮18门。

凯赛林的意见认为若非隆美尔本人生病，则他一定不会退出这次会战，因为他已经把敌人完全包围住了。这是一个荒唐的说法，尤其是出于一个具有髙度经验的军人口中更是不合理。根本上就无包围之可言，当会战一展开之后，隆美尔对于其前途就一点都不曾存有幻想，因为他深知敌人的制空权已经注定了他的失败。他对这个问题曾经发表了很多的高见，其中有一段说：

当享有制空权时，即可以使对方的补给纵队受到严重的损失，于是补给的严重缺乏马上就会显出其作用来。因为可以不断地监视着通向前线的道路，所以可以使对方的日间运输完全停止，而只能在黑夜中摸索前进，这样就可以使他们丧失了许多宝责的时间。可是补给的运输却必须保证其畅流无阻，否则一个军队即将丧失其机动性，而且无法作战（见《隆美尔文件》）。

当我们在下文中讨论隆美尔在1944年诺曼底战役中所担负的任务时，对于这一席话更有回味之必要。

隆美尔说：“这次攻势失败了之后，我们想要到达苏伊士运河的最后机会也就随之而去了。”他知道补给之战已经输定了，因为大批的运输船只将于9月初到达苏伊士，它们带来了10万英吨以上的物资，使第八军团可以获得一切的最新兵器和装备。9月3日，罗斯福所赐予的300辆薛曼式战车已经运到了。隆美尔知道敌人即将反攻了，最可能是在“满月”的时候。凯赛林批评说：“在这种环境之下，坐待英军的进攻难道是合理的吗？”他又补充说，德意两国的最高统帅部都并不会反对撤退的。凯赛林这个假定是不可靠的，隆美尔停留在那里不走的理由可能有两点：（1）也许他不愿意作一个自动的撤退，（2）他缺乏燃料和车辆来实行撤退。齐亚诺也支持后说，他在9月2日，在日记上这样记载着：“两天之内我方的油船沉没了3艘。”9月3日又说：“隆美尔继续停留在那里，更糟的是我方的船只继续沉没。”但是，隆美尔若能在次一个“满月”之前，即先行撤退，则他可能破坏其敌人的计划。

不管他的理由是什么，隆美尔却决定站着不走，接受一次会战。他的计划是对于其前方的布雷地带只用前哨据点来加以扼守。他一共埋下了50万颗地雷和大量俘获的英军炸弹和炮弹，而准备在后方一两千码远的雷区中来作防御战。在他的北面侧翼上，他把德军第一六四师和第九十轻快师作纵深的部署，把他们南面的正面分配给意大利部队来防守。他把他的装甲师分为两个集团：第十五装甲师和李托里奥师在北面；第二十一装甲师和阿里提师在南面。从战术上来看，这样的分配是完全不适当的，隆美尔在过去从来不曾如此，也许是因为缺乏燃料，所以被迫不得不做这样的部署。他一共只有300辆意大利战车，那是殊少战斗价值的，而且仅仅可以勉强作战。此外，还有210辆德国战车，其中30辆为IV型，备有75毫米火炮，其余则为ID型，只有50毫米火炮。

因为他已经病得很凶，所以决定返回德国就医，9月22日，他的指挥权暂由斯徒美将军（Gen.Stumme）代理，他也是一位有经验的战车军官。隆美尔向他说，一旦敌军发动攻势，他就会马上赶回来。这实在不是一个太令人满意的安排。回到德国之后，10月10日，他从希特勒手中接受了他的元帅权杖，他早在托卜鲁克被攻陷之后，即升了元帅，这不过是补行仪式而已。

当隆美尔正进行其困难的工作时，他的对手，亚历山大将军也正准备作一个全面攻击。8月10日，丘吉尔给他一个训令，要他尽量提早歼灭德意两国在非洲的陆军，但是这个时间却受着某些因素的限制：（1）“火炬”作战巳经预定在11月8日开始发动，因为这在政治上具有极大重要性的，为了争取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境内法国人的合作，在这次侵入战发动之前，应先使在埃及境内的轴心军受到一决定性失败的打击；（2）因为那300辆薛曼式的战车，要到9月初才能运到，而且还需要几个星期的训练时间，同时又要赶在“满月”时发动攻击，所以最后决定为10月23日到24日的夜间。

第二个问题是属于大战术性的：在这个长达40英里的正面上，应在何处作决定性的打击呢？虽然在敌军正面的南区中，其雷阵不若北区中那样的厚密，可是若在南区中作了一个成功的透人，就会把敌军向其北面的交通线上赶去——即海岸边的道路。于是决定把主力的打击摆在北面，以到达海岸上的公路线为目的，并切断在其南面的大部分敌军。有了这个决定之后，其次才是小战术的问题。

因为战车难以冲过雷阵，正好像步兵之难以冲过铁丝网一样，由于在这个北区中，雷阵的纵深由5000码到9000码不等，所以决定在最初的前进时，应采取旧式的步兵攻击方式，由炮兵和轰炸机担负掩护，而扫雷队则一同前进，至于战车则留在后方。

10月6日，蒙哥马利发布了他的计划。攻击的主力由第三十军担负，军长为李斯中将（Lt-Gen.OiieveLeese），在六七英里宽的正面上平行部署着4个师。其任务为从雷阵中切开两条甬道，北面的一条在艾沙山以南，而南面一条则越过米特里亚（Miteiriya）山岭的北端。当甬道已经开通之后，第十军军长鲁门斯登中将（Lt-Gen.Herbert Lumsden）

即应率领第一和第十两个装甲师与敌方的装甲兵交战。同时，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并且把其第二十一装甲师钉死在极南端上，第十三军，军长为何罗克斯中将（Lt-Gen.B.C.Horrocks），和第七装甲师也应对于敌军的右翼作两个辅助性的攻击。蒙哥马利一共有7个步兵师、1个自由法国的部队、1个希腊旅、3个装甲师和7个装甲旅；人员总数为15万人，战车共1114辆，其中有128辆为格兰特式（Giant），267辆为薛曼式，都装有75毫米的火炮；火炮共2182门，其中有1247门为各种型式的战防炮。会战以短时间的激烈炮击开始，首先以敌军炮兵阵地为目标，一旦步兵前进，即改行轰击敌人的防御阵地。从10月6日到23日的夜间，英国空军（共战斗机500架和轰炸机200架）应加强其对于敌军交通线和运输工具的攻击，其次即支援炮兵的轰击，最后则集中全力打击敌方装甲部队所处的地区。

此外，还有一个大规模的掩蔽计划，其目的是为了补救战略性奇袭的缺乏，并欺骗敌人。其第一个任务即尽量地掩蔽各部分的兵力集中；第二个任务为利用伪装的假帐幕、仓库、战车、车辆、炮位、水塔和油管等来引诱敌人对于攻击的日期和方面作错误的预测。一直到诺曼底侵入战时为止，这要算是一次最伟大的伪装工作，其原则为藏起你所有的东西，而显示你所无的东西。

10月23日下午9时40分，在一轮明月之下，第八军团的全部炮兵约1000门火炮，同时向敌方的炮兵阵地开火射击。20分钟之后，步兵开始前进。为了帮助部队认清他们的目标，又曾用探照灯向天空照射，以增强月光。到了24日上午1时，在第三十军的正面上未有严重

的损失，即已攻占了敌人的前进防御阵地。为了重组兵力，暂停了一小时才继续前进，于是开始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虽然如此，到了上午5时30分，澳洲部队即已确实占领了其最后目标的大部分，而新西兰部队则巳经完全达到他们的目标。但是在中央的第五十一师，却在北面甬道的中点上为坚强阵地所阻，距离其最后目标尚差1500码。在南面，第一南非师也被阻达数小时之久。

第十军于上午2时即已越过了它的起线前进，但因为在步兵后面担负扫雷工作的工兵前行得很慢，所以一直到上午6时30分南面甬道才算是已经通行无阻，于是第九装甲旅领先，继之以第十装甲师，都陆续前进了。当后者前进之后，即在米特里亚山岭的东坡上，获得了一个立足点，但是却遭到了敌方的猛烈火力，不能再向前透入了。此时，第二装甲旅和第一装甲师，在北面甬道中，因为受到了地雷和炮火的阻碍而受到了严重的延迟。直到下午3时，经过了猛烈的炮击，在第五十一师和第一装甲师的联合攻击之下，这个甬道最后终于完全打通。这些延迟使时程表被推迟了，所以24日无法达到突破的目的。

在南面，因为第十三军的成功极为有限，所以蒙哥马利命令何罗克斯不要再向前推进，而只采取局部性的攻击来消耗敌军的兵力，同时不要让第七装甲师卷人战斗。

在轴心军方面，情况迅速地恶化，因为虽然外围据点上的兵力能够作英勇的战斗，可是由于敌方的猛烈轰炸，所有的交通网都被击碎了，于是指挥上发生了瘫痪现象。24日拂晓，斯徒美将军亲自上前线去观察情况，途中由于心脏病突发，死在沙漠中力隔了几个钟头才为大家所知道，于是非洲军军长托玛将军（Gen.vonTlioma）遂暂代行指挥。当会战幵始，隆美尔正在西麦林（Semmering）医院中养病，24日下午，凯特尔元帅用电话向他询问体力是否已经恢复，能否立即返回非洲。隆美尔答应立即返防，25日上午7时，他启程往罗马。当他在上午11时到达该城时，他遇见了德国驻意大利武官李特林将军（Gen.vonRintelen），后者告诉他说：“非洲战场中只剩下三个燃料‘配发量’了。”换言之，即从的黎波里到前线之间，每部车辆都只有300英里行程的燃料而已。因为根据经验，每一天的战斗就需要一个配发量，所以隆美尔心里已经是十分清楚的，知道这次会战完全输定了，因为没有燃料，则军队对于敌人的运动根本无法有反应。

那天黄昏时，隆美尔听到托玛告诉他说，由于弹药如此的缺乏，所以斯徒美已经禁止在10月23日到24日的夜间炮击敌军的集结位置。到了24、25两天之内，燃料已经极感缺乏，所以一切大规模运动都不再有可能性。只有第十五装甲师的兵力还有攻击的能力，可是他们已经受到惨重的损失，该师现在能用的战车已经减少到只有31辆了。

尽管工具如此的缺乏，轴心军仍能作极坚决的防御，使蒙哥马利感觉到他这种“消耗”式的攻击实在是成本太髙。他决定把攻击的轴线再向北面移动，并指示第三十军命令其第九澳洲师将攻击的方向指向海岸上，切断在艾沙山岭以北突出地中的敌军。同时，第一装甲师奉命向西夺路前进，以英国人称为的腰子岭（Kideny Ridge）即为德国人所称的第二十八号髙地为目标。这些攻击遂产生了这次会战中最野蛮的战斗。澳洲师的前进颇为成功，但是第一装甲师直到夜幕低垂时为止都尚无显著的进展，因为隆美尔已经把第九十轻快师、第十五装甲师和李托里奥师的一部分以及贝尔沙格里（Beraaglieri）师中的一个营调往增援。隆美尔自己说：“血流成河，染遍了黄沙，在天黑之后，看到了在非洲所从未见过的厚密高射炮火力，几百顆英国的曳光弹像流星一样的划过天空，空气都变成了火海。”最后到了夜间，第一南非师和第二新西兰师在米特里亚山岭上，又多获得了1000码的纵深，而第一装甲师的第七摩托化旅也在腰子岭上占领了一个据点。

10月26日，蒙哥马利很明白地看出来他的攻击冲力已经在衰减之中，而在他所已经突入的地区中，也还受着敌方坚强战防阵地的扼制。他决定暂时改取守势，以便重组他的兵力，并建立新的预备队，好在北面重行发动新的攻势。他命令第一南非师接替第二新西兰师的任务，而把前者改充预备队，至于后者的正面则改由第四印度师接管，并交由第十三军指挥。此外，他又命令第十三军把第七装甲师和3个步兵旅调向北方来。

当英军正在作此项调动时，10月26日到27日的夜间，隆美尔也已经把第二十一装甲师调到北面，并于27日向腰子岭发动了一个猛烈的攻击。但是他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仍然还是被击败了，结果遂使蒙哥马利可以顺利地把第一装甲师和第二十四装甲旅抽回来当做预备队。同时，他又命令第九溴洲师于28日到29日的夜间，攻击在海岸地区的敌人。很明显的，隆美尔也猜到这个攻击即将来临，为了增强他的左翼，他被迫只好抽调在南部正面上的一切重兵器和德军部队，而改用已在北区作战的阿里提师中的一部分去替换他们。

29日下午10时，在猛烈炮击掩护之下，澳洲部队发动了他们的攻击，其方向是指向细第阿巴德（Sidi Abdel Rahm）到艾沙山之间的海岸公路上。这次激烈的战斗持续了6小时之久，隆美尔的记载中这样写道：“英国轰炸机编队分批地飞来，把炸弹投在我的部队头上，并且用降落伞投下照明弹，把大地照得雪亮。”因为战斗是如此的激烈，所以到了30日的上午，隆美尔开始考虑向弗卡（Fuka）阵地撤退，它从阿拉曼以西50英里的海岸上起向南到夸塔拉洼地为止。这是隆美尔第一次考虑到自动撤退的问题，除了战斗的激烈以外，更受着燃料缺乏的严重压迫。10月27日，仅由德国空军运来了燃料70英吨，29日，齐亚诺在日记上这样写道：“今天黄昏时又有另外一艘油轮被炸沉，俾斯麦从李特林处获知隆美尔对于其部队的素质颇表乐观，但他对于补给情况则感到很忧惧。在目前不仅缺乏燃料，而且连弹药和粮食也都同样不够用。”

在10月29日上午，蒙哥马利巳经知道第九十轻快师调到细第阿巴德地区中的消息，因为这表示隆美尔已经猜透了其沿着海岸公路线突破的企图，于是他就决定把他的突破攻击轴线向南移动，使其主力打击在意大利部队身上。为了掩护这次行动，并钉住第九十轻快师起见，他命令第九澳洲师在30日到31日的夜间，仍继续攻击。此时，第二新西兰师也准备就绪，要在已有的北面甫道略偏北面之处从敌军正面上打开一个缺口，等到打开了之后，第十军即应率领着第一、第七和第十等3个装甲师，从这里透入向开阔的沙漠中前进。这个作战的代字定名为“超重”（Supercharge）。蒙哥马利自己说：

这次作战的目的是要使我们能进入开阔地区，并击碎隆美尔在埃及的兵力。我们可以迫使敌军的装甲兵力接受会战，并切断他的交通线。第二新西兰师的任务为在4000码的正面上作深达6000码的透入。我并且说明假使第三十军若不能达到其最后目标，则第十军的各装甲师应自己设法战斗前进。

10月30日，隆美尔已经亲自去勘察了弗卡阵地，尽管他知道意大利步兵，由于根本没有运输工具，所以在开阔的沙漠中他们实无异于是一种毫无力量的部队，虽然如此，他却还是计划利用其自己的运输纵队来尽量地运输他们，在黑夜掩护之下先行撤走，然后留下他的残余摩托化兵力，采取宽广的正面向西作退却战。他又说，“但我们必须等待英国人先动手，以便将他们纠缠在战斗之中，而不能突然地将其兵力投人我方正面上的一个缺口中来达到突破的目的。”

那天夜间，当澳洲师继续向海岸进攻时，等他们到达了海岸之后，即转向东面来切断在北部突出地中的德国一六四师的装甲步兵。但是凭着第二十一装甲师和第九十轻快师的协助，这些装甲步兵大部分还是逃出了包围圈。

蒙哥马利的原定计划是准备在这个攻击之后，就接着发动“超重”作战，但因情况的变化迫使他顺延了24小时，直到11月2日上午1时，在猛烈炮击和轰炸机支援之下才开始进攻。在炮兵弹幕射击掩护之下，第二新西兰师的两个旅在第二十三装甲旅支援之下，沿着4000码宽的正面前进；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在敌军的正面上，打开一条宽达4000码的甬道，扫清地雷，以便第九装甲旅可以跟着后面前进，后者的任务是再向前推进2000码，以到达一条从细第阿巴德向南走的小径，并在那里建立一个桥头阵地。于是第一、第七和第十等3个装甲师就可以从这个阵地中跃出来进行一次决定性的装甲会战。

这个甬道顺利地被打通了，但是当天亮之前不久，第九装甲旅到达了这个小径时，就冲人了一个坚强的战防屏障线，损失了87辆战车——即其全部实力中的75%。此时，第一装甲师就实行跃出，并立即与非洲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战场在艾奎尔山（Telel Aqqaqir）的周围。尽管隆美尔的战车在等级上远不如他的敌人，而他们的50毫米和49毫米（意大利制）的火炮，也几乎完全不能击毁格兰特式和薛曼式的战车，可是攻击者还是阻止住了，而透入的缺口也被封住了。可是隆美尔却并不存一点幻想，他认清了这次会战早已败定了。不仅是早已有了瓦解的现象，李托里奥和的里雅斯特两师中的部队都像流水一样的向后方奔逃，而更严重的却是补给的情况。在一整天之内，他的军团巳经用去450英吨弹药，而只有3艘驱逐舰曾经把190英吨的弹药运到了托卜鲁克。他又说：“非洲军现在一共只剩下了35辆可用的战车。”

隆美尔说：“这已经是应该撤回到弗卡防线的时候了，尤其是截至目前为止，他们的行动都还是极端的谨慎小心，简直到了无法了解的程度。”于是他开始做一件他后来认为是大错特错的事情。11月3日的清晨，他派了他的副官贝恩德中尉（Lt.Bemdt）去直接报告希特勒，要求给予他以完全的行动自由权。他相信这是不会有疑问的，所以早已命令一部分意大利部队先行撤退。下午1时30分，他接到了希特勒的答复：“站住不动，不准后退一步，对于你的部队，你应该告诉他们不成功便成仁！”隆美尔于是暂停撤退，在黄昏时再派贝恩德去见希特勒，带了一个报告去说明若站住不动即等于自寻歼灭。

11月4日，凯赛林来到了隆美尔的总部中，依照隆美尔的记载，后者曾向他说，“元首从东面战场方面已经学到了他的经验，凡是进着这样的环境，必须不惜一切的成本来守住正面。”在他的回忆录中，凯赛林却提出了不同的说法：“他曾经告诉隆美尔这毫无疑问是一种愚行，对于希特勒的乱下命令只好不遵守，他愿意负其全责。”

当11月3日，蒙哥马利得知其敌人巳经朝西撤退时，即要求沙漠空军把他们的全部打击力量移到正在撤退中的轴心军纵队的身上。但是一直等到夜幕低垂时，他命令第五十一师和第四印度师中的一个旅用4英里宽的正面向前推进，来突破南面地区中的敌方战防屏障，并造成一个缺口，使他的3个装甲师得以通过前进。这在4日的上午顺利完成了任务。

对于这次会战的最后一幕，隆美尔曾经有过下述富于戏剧性的描写：

在总司令部的南面和东南面，都可以看到尘雾障天，第二十军的小型而素质又低劣的战车，正在与100辆以上的英国重战车作毫无希望的死斗，那是从其没有掩护的右翼上冲来的。我曾经派了魯克少校（Maj.von.Luck）率领他的一营兵力去堵塞意大利部队与非洲军之间的缺口。现在这个意大利军要算是代表了我们手中所有的最强大庫托化兵力，据魯克后来的报告，说他们在战斗中曾表现了惊人的英勇。魯克利用他的火炮，尽量地协助他们，但却并不能挽回意大利装甲军的命运。一辆又一辆的战车被击碎和烧毁，而在这全部时间当中，英军的炮兵也不断地向意大利步兵和炮兵阵地轰击。大约在15时30分的时候，阿里提师发出了最后的通告：“敌人的战车巳经透入了本师的南面。本师现巳被包围……”

到了夜幕低垂之时，意大利第二十军已经被毁灭了，其左面的非洲军也已经被突破，其军长托玛将军也巳经被英军所俘虏。在轴心军的正面上，已经撕开了一个宽达12英里的缺口，而隆美尔手中是既无预备队，复无燃料。尽管有了希特勒的死命令，却还是非撤退不可，隆美尔竭尽了他的全力来抢救他的部下。第二天上午，从希特勒大本营中有命令来，准许他撤退。

甚至于隆美尔之所以尚能撤出其摩托化部队的理由，都还应归功于英军方面：（1）蒙哥马利具有一种过分慎重的本能；（2）英国空军不愿作低飞的攻击，在维多利亚威尼托之战以后，他们曾用这种手段获得了极大的或功。依照亚历山大将军所公布的说法，这时第八军团还可以集中其600辆战车来对付德军的80辆战车。蒙哥马利若能具有像常人一般的大胆，即可以使其敌人的撤退变成了溃败。关于第二点，蒙哥马利的参谋长裘刚德（deGuingand）曾经有下述的批评：“因为事实上我们已经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而敌军则已经完全丧失了组织，所以照我们陆军的眼光看来，这里可以说是具有空军所梦想不到的好目标。可是实际上，结果却似乎极难令人满意。当沿着阿拉曼战场到达巴（Daba）之间的道路上前进时，我希望能看到毁灭试验的结果，但是被毁的车辆却很少，隔了很远的距离才有一辆。过了达巴之后，战果似乎较佳，但是我们却仍然发现有许多车辆是因为缺乏燃料而被敌人放弃的。”他所指出来的理由也是正确的，因为英国空军一向重视髙空的水平轰炸，而忽视了低空的机关枪扫射，所以他们对低空作战是缺乏训练的。若不是如此，则照他看来，隆美尔的撤退必然会彻底瘫痪无序。

对隆美尔而言，其撤退的主要关键即在于11月4日到5日之间的夜里，当部队从战线上抽出时，自然是不免会发生混乱的。但总算是很侥幸，他这个对手是一生谨慎，害怕夜间的追击会引起困难，命令他的部队暂停前进。蒙哥马利告诉我们说：“在11月5日，我为了追击而重组我的兵力。”这样他损失了18个小时的宝贵时间。当他将兵力重组完成之后，他决定应由第十军（第一、第七两个装甲师和第二新西兰师）领先追击；第三十军则进到阿拉曼与梅尔沙马特鲁之间，充当预备队；第十三军则负责扫清战场。尽管他已经耽搁了这样多的时间，但在沙漠中作了一个迂回运动之后，他在梅尔沙马特鲁还是几乎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可是到了11月6日，由于缺乏燃料之故，第一装甲师的前锋停止前进。于是隆美尔乘机组成一条相当坚强的正面，并击败了一切敌军的攻击。隆美尔还要补充一句话：“敌人仍继续用最大的小心来进行作战。”隆美尔也说：“道路上的境况简直是一言难尽。纵队已经完全丧失了秩序，一部分是德军的车辆，另一部分是意军的车辆，挤塞在雷阵之间的路面上，几乎是时行时止，一路挤得水泄不通。许多车辆都必须拖着走，而燃料更是痛感缺乏，因为在这次撤退中使消耗量更增大了。”

11月6日，下了一场大雨，使双方都增加了困难，对于追击者则更大，大雨使沙漠中的小径变得几乎无法通行。追击停顿了24小时之久。依照蒙哥马利的意见，这一场大雨才使隆美尔得免于完全的歼灭。

隆美尔在空中攻击之下，在索伦（Solium）为其部队加油，准备再走60英里到100英里的距离。这是在昔兰尼加（Cyrenaica）所储存的最后一批燃料，从此以后他就必须仰赖运输机的补给了。11月12日，他放弃了托卜鲁克；19日又放弃班加西，从那里他一直退到了阿格海拉东面的梅尔沙布里加（Mersael Brega）为止——这是他旧有的“狮穴”。11月25日，蒙哥马利的前卫追上了他。

这是一个长途的迅速追击，蒙哥马利在20天之内，前进了800余英里，其主要目的不是歼灭他的敌人，而是为了想夺取托卜鲁克和班加西来当做补给基地。亚历山大说，“这是追击兵力的任务，当他们一路前进时，其实力早已在锐减之中，因为补给上的困难正在逐日地增加。”

这是一点都不新奇的，因为在所有北非以前的战役中都已经一致地证明，诚如摩尔赫德（Alan Moorehead）所说的：“在沙漠战争中，百分之九十都是补给的战斗。”这几乎是难以了解的，早在阿拉曼会战之前，为什么英军在埃及不先建立一个有效的空运体系？不过这个答案实际上是很够简单的。英国的空军当局一向沉醉在战略轰炸的思想之中，所以几乎完全忽视了空运补给的重要性。假使他们是真正具有一颗“空中的心灵”，则应该能够僅得飞机所带来的革命意义，它不仅能够用垂直轰炸来辅助和代替水平轰炸，还更能把空间变成了道路，而在后勤方面开辟一个新天地。

假使蒙哥马利当时手中能有一支适当的空运部队，则其主要的补给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这是这次战役中最具有重要性的教训。

也和惯例一样，这次战役的损失数字依照不同的记录者而有相当的出人。照隆美尔的记载，从10月23日到11月19日之间，德军战死者为1100人，负伤者为3900人，被俘者为7900人。意军战死者为1200人，负伤者为1600人，被俘者为2万人，共为35700人。依照亚历山大的记载，从10月23日到11月7B之间，估计轴心军的损失数字为战死1万人，负伤1.5万人，被俘3万人以上，一共为5.5万人。英国人的损失，据他所发表的，为死亡、负伤和失踪者共计13500人，有500辆以上的战车被击毁。

11月8日，隆美尔正在全面撤退之中，”火炬“作战也已经开始了。艾森豪威尔将军所率领的英美联军，分别在北非的卡萨布兰卡、奥兰（Oran）和阿尔及尔（Algiers）登陆。这些登陆军分别由巴顿少将（Maj-Gen.G.S.Patton）、弗里登达少将（Mai-Gen.L.P.FredendaU）和安德森中将（Lt-Gen.K.A.N.Andereon）指挥。前两者由美军所组成，第三者则为英军，第二和第三两支兵力又合组成第一军团，由安德森任司令。

虽然执行“火炬”作战的最后决定是在7月25日，但是其执行计划直到6个星期之后才获得了批准。这个延误使联军在10月初未能进行侵入战，所以未能在冬季来临之前决定该作战计划。其原因是因为丘吉尔与美国参谋首长之间，为了应在何地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发生了严重的争执——斯大林对此却不断地在提出激烈的要求。丘吉尔主张应在巴尔干，一方面可以击败德国人，而另一方面又可阻止苏联人向地中海东部扩张。后者则主张应在法国北部，因为他们完全接受了斯大林的宣传，并且根本不曾考虑到战后欧洲的政治情况。因为时间已经延误了，所以惟一补救的方法就只有用奇袭的手段来占领突尼斯的锁钥比塞大（Bizerta）和突尼斯（Tunis）。因为这个原因，”火炬“作战的第一任海军总司令康宁汉上将（Adm,Sir Curmingham）遂主张对于比塞大作一个直接的打击，或至少应打击在波尼（Bone）港上，这是不惜冒险的，因为敌军可从西西里和萨丁尼亚作空中的攻击。说也很奇怪，尽管美国的参谋首长曾经力主在9月间就在法国开辟一个第二战场，那当然是一个更危险的作战，可是由于8月间有一支强大的护航舰队曾经受到了惨重的损失，因此使他们大感惊惧，于是对于在奥兰以东的一切登陆都拒绝同意。此外，因为他们害怕佛朗哥将军也可能会攻占直布罗陀来封锁地中海，所以美国的参谋首长坚持他的那一部分兵力应在卡萨布兰卡登陆。

在他后来给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中，康宁汉曾经说过：“对于我而言，这是一个终身引以为憾的事情：这个在波尼地区或更东面的地方，作最初突击的较果敢的计划始终不曾实现。甚至于假使我们只要把极少数兵力投入东面的港口中，则这个象征性的占领就可以使轴心军为之夺气，于是即可获得完全的成功。”魏尔莫特（Chester Wilmot）在他的《欧洲争夺战》一书中，曾经有下列的批评：

因为非洲战役一直拖到了1943年的晚春时节才结束，遂使在那一年中丧失了任何渡海侵入的机会。为了“火炬”作战，在大西洋两岸曾经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其所造成的时间延误使联军在战略上受到了无可弥补的损失。

虽然如此，这次侵入战却似乎巳经使希特勒受到完全的奇袭。不过这个理由却是很难于解释的，因为早在10月9日，齐亚诺即在他的日记中记载道：”所有一切的情报和谈话都使人获得一个结论，认定英美联军正在准备在北非登陆。此后，他们若再想对轴心国家作进一步攻击，则意大利在地理上和逻辑上都会是第一个目标。“

这些登陆仅仅只受到了法国人的轻微抵抗，11月11日，正在北非视察的法国海军上将达尔朗（Adm.Jeam Dailan）突然脱离了维希政府，命令法军停火，并加入了联军。虽然希特勒事先对于这次侵入战毫无准备，可是他的反应却具有惊人的速度。他命令占领维希法国，这个行动使法国人留在土伦的舰队大部分都自动地炸沉了，同时并用运输机载运部队，飞往突尼斯和比塞大。11月10日，已经有两个团到达，其他的部队还继续源源而来，其中包括第十装甲团、第三三四师、第五〇二战车营、备有新式的虎式（Tiger）战车、戈林装甲师和一些意大利部队，全部均由阿尔宁将军（Gen.von Amirn）率领。假使隆美尔在3个月之前，即能获得这样兵力之一半，则在阿拉曼的局势也许就会大不相同了。

当他已经确保了其基地之后，艾森豪威尔的任务就是挥动第一军团东进，以攻占突尼斯和比塞大等港为目的。他们一登陆之后，即继续前进。11月12日，波尼港为一支海运的陆战队所占领，3天后美英两军的伞兵也降落在提贝沙（Tebessa）和苏克艾阿巴（Soukel Arba）附近。其次，联军又利用所有一切的运输工具，载运了两个旅的兵力迅速前进，与德军混战了一番之后，于11月25日占领了梅德杰达河（Medjenk）上的梅杰兹艾巴布（MedjezelBab）。该地在突尼斯西南面，相距25英里。

联军的补给开始发生了困难，而倾盆大雨和敌军对于船只的攻击，更使情况日益恶化。到了11月29日，空中补给已经击败了公路补路，从阿尔及尔到梅杰兹艾巴布公路距离为300英里，而最好的机场都在轴心军的手中。当道路已经变成了泥潭时，德军的运输机还是继续不断地把部队向突尼斯送去。到了圣诞节时，僅局已经完全形成。第一军团虽然仍能守住艾巴布，但是其北面的髙地，尤其是阿赫美拉山（Jebelel Ahmera,也被称为长停山[Longstop Hill]）都已经失守。战线向南延展到芳道克（Fondmik）为止，中间夹着一连串的据点。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43年2月中旬为止。

当这个僵局达到最高潮的时候，1943年1月14日，丘吉尔与罗斯福又在卡萨布兰卡会晤，讨论未来的战争指向问题。接着也举行参谋会谈，他们两位都未曾亲自参加，所讨论的范围及于全世界，而专就北非战役而论，其最重要的决定为一旦北非战役结束后，即接着侵入西西里岛；而当第八军团进入了突尼斯之后，亚历山大将军即应升任艾森豪威尔的副帅，并兼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在突尼斯境内的一切陆上兵力。不过最重要的政治性决定，却是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决定了要迫使德意日三国无条件投降，这个决定使一切其他的决定都为之黯然失色了。

这个影响世界命运的决定是怎样获得的，到今天还是一个疑问。依照罗斯福的儿子艾略特的记载，说他的父亲首次使用这个”无条件投降“的名词，是在1月23日会餐的时候，当时在座的人除了罗斯福以外，还有丘吉尔、霍普金斯和他自己。丘吉尔附和着说：”好极了！我可想像到戈培尔和他们其余的人会如何地叫唤着！“此外，艾略特也写出其父亲的意见，他说：”当然了，这正是为苏联而设的。他们不可能希望比这个更好的事情。无条件投降！乔叔叔（UncelJoe,系指斯大林）自己所能想到的也不过如此。“

戈培尔是一个宣传的好手，可能会为之大喜过望。1942年3月27日，他曾经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假使我是站在敌人的方面，我就会从开战那一天起，采取一个打倒纳粹主义的口号，而把德国人民摆在一边。张伯伦在开战那一天所用的就是这个口号，但是感谢上帝，英国人却不曾继续采取这条路线J1943年4月12日，他又说：“但是总而言之，美国人正在犯同样的错误，毫无疑问，这是由于丘吉尔的指示。我只可以说应该感谢上帝，假使他依照威尔逊十四点的路线来发动一个和平运动，则毫无疑问将会增加我们很多的困难。”至于说到乔叔叔，虽然他内心中的惟一意图就是要使德国无条件投降，可是他却不是头脑简单的人，并不愿意让敌人知道他的心事。他是列宁的真正信徒，他在1943年2月23日曾经公开地说：“若把希特勒集团与德国人民混为一谈，那才真是荒谬已极。”当外国的报纸说红军的目的，就是要想使德国亡国灭种时，斯大林又痛斥之为“无稽的谣言”。

美国总统的说法却有很大的差异。他自己说这种思想是突如其来的，在1月23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中，他说：“这个思想是突然地跳入了我的心灵之内，接着我就知道我应该说些什么。”虽然，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颇多掩饰之词，但后来他却也承认他曾经作过几个错误的声明。但在当时，他心里是雪亮的，他在1943年2月11日曾经向英国众议皖说：“仅仅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美国总统曾经获得了我的同意，才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中宣布要求所有的敌人无条件投降。”希尔吴德为白宫亲信人员之一，也曾证实了丘吉尔的说法，他说：“总统在作此次决定时，是曾经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是一个真正代表罗斯福政策的声明，因为他主张不能有谈判的和平，不能再让另一个“十四点”的漏洞产生另一个希特勒。以后，在1944年5月24日，丘吉尔也曾在英国下院中发表过如此类似的意见，他说：“对于纳粹德国和日本而言，是必须坚持无条件投降的原则，这个原则本身可以扫除威尔逊十四点这一类东西所引起的危险。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失败后，他们却宣称是为了考虑十四点然后才投降的。”张伯伦（W.H.Chamberlin）先生在他所著《美国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一书中，曾经批评说：“很明显的，丘吉尔并不曾想到，真正值得批评的并不是十四点本身，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平安排中没有能够真正忠实地履行它们。”

这个信口开河的口号，对于西方世界的前途要比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更具有致命的影响。这里应该提醒大家的，就是一位政治家绝不可以公开宣布这种不能反悔的决定来作茧自缚，在所有的人当中，丘吉尔先生从不断的练习中学会了一位成功的政治家就是能够转变方向而不至于丧失面子。

第一点，无条件投降政策使战争不再是一种创造性政策的工具，不再是用来建立一种有利与安定的和平，反而设计成一种纯粹毁灭性的工具。卡萨布兰卡会议放出一只兀鹰来吃欧洲的尸体。

正如法国的波旁王室一样，罗斯福和丘吉尔不曾学到任何新的东西，也不曾忘记任何旧东西。在他们的前面有1919年制造和平失败的经验，这也正是希特勒兴起的原因，虽然英美心理战争专家都希望能明确地说明“无条件投降”的含义，可是他们的努力却都受到了罗斯福的反对。当1944年3月16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个口号的含义时，他们就建议虽然战犯是应该加以惩处的，但是联军当局却应声明并非对于德国人民作玉石不分的惩罚，因为在未来的和平中还需要德国的合作，可是罗斯福在4月1日给予他们的答复却是“绝无妥协之余地”。

对于这个荒谬的标语所作的各种评判当中，也许最有力的莫过于韩克勋爵（LordHankey）在其《政治考验与错误》一书中所发表的看法。韩克从1906年起，即连任英国御前会议、内阁和帝国国防委员会的秘书长，他为战时内阁成员之一，似乎是一位最有发言资格的政治家。他说：

无条件投降使战争的苦味更增加，使战斗打到底的观念变成了必然的趋势，关闭了双方提出谈判条件的大门，而使德国人和日本人获得了困兽犹斗的勇气。增强了希特勒在德国的地位，使他变成德国人的惟一希望，帮助了戈培尔的宣传，于是使诺曼底登陆以及后来在法国北部、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和德国等地的浴血苦战，都变成了无可幸免。战争的延长遂使斯大林能够占领东欧的全境，围起了铁幕，并使他一步就达到了其所谓反对资本主义（包括社会民主主义在内）的目标。因为把德日两国一切比较有地位的政治家都一网打尽了，这个政策使得在战后无法签订和约，这不仅使德日两国的复兴重建工作大受阻碍，而且连世界各国也都深受其害。它可能毒害了我们与过去敌国的一切未来关系。这个政策不仅使德日两国因为流血过多而元气大伤，其他所有的国家（也许只有美国例外）也都因此变得贫困不堪了。同时这也是极不幸的，这些政策与“登山遗训”的精神是如此的矛盾，所以对于盟国的精神地位也丝毫不能具有增强的作用。

当这个注定了世界命运的决定公布之日，隆美尔也早已在12月12日退出了梅尔沙布里加阵地，放弃了的黎波里，一口气退到马瑞斯（Mareth），这是一个在加贝斯湾中的天然坚强阵地。在那里，当蒙哥马利正在忙于重开的黎波里港口的工作时，隆美尔就决定打击在费德（Faid）以西的美国第二军头上以便肃清他的后方。2月14日，他突入美军的战线，24日占领了凯撒林（Kasseine）隘路，前进到了塔拉（TTiala）和提贝沙，以便扰乱其敌方第一军团的交通线。23日，他被英美两军的增援兵力所阻，被迫撤退了。在那一天，他奉命指挥在突尼斯的全部轴心军兵力。它又分为两部分，在北面为阿尔宁将军的第五装甲军团，在南面为意大利第一军团，其中又包括德国非洲军、意大利的第二十和第二十一两个军，其军团司令为意大利的梅希将军（Gen.MeSSe）。当隆美尔回到了马瑞斯阵地之后，他决定不等到蒙哥马利的实力长成之后，即先向他攻击。3月，他打击在米地尼（Medenine）的头上，但却受到了重创，而被迫撤回。三天之后，他把指挥权交给阿尔宁暂行代理，自己却经过罗马回到在苏联境内的德军最高统帅部中，向希特勒提出了他的撤兵返回欧洲计划。这次又是毫无结果的，因为隆美尔现在病得很重，所以希特勒遂命令他请病假，不必再回非洲去执行对卡萨布兰卡的作战。

3月30日，蒙哥马利攻击在马瑞斯的梅希将军，实施了一次卓越的迂回运动，绕过了他的右翼，而迫使他向阿卡里特干河阵地撤退。4月6日，蒙哥马利又再度进攻，迫使梅希退到了恩费达维里（EnfidaviUe）o次日在加弗沙（Gafsa）附近，一支美军的巡逻队与第四印度师的巡逻队取得了接触，4月10日，第八军团进入了斯法克斯（Sfax），苏斯（Sousse）于12日陷落，到了13日又在恩费达维里与梅希发生了接触。到这时为止，第八军团已经追击了1800英里的距离。

当2月19日亚历山大将军接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之际，他的最重要任务有两个：（1）蠃得够多的海岸平原来建立飞机场，从那里他就可以切断敌方与西西里之间的空中交通线；（2）以尽量最快的速度击毁轴心兵力，并夺取突尼斯和比塞大来作为侵入西西里的基地。

到了4月中旬，他已经完成了其第一个任务，下述的事实即可以表现其意义：4月18日，有一个大编队的德方部队运输机，其中50余架都被击落。第二个任务却尚未完成，那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不仅因为在非洲的全部敌军现在都已经集中在突尼斯，而且多山的地形也使他们极难于被迅速地击败。这些兵力总数在20万人以上，相当于14个师，其中有3个是装甲师。在4月中旬，他们所防守的阵地，西面从恩费达维里到法斯桥（Pomdu Fahs）以南，然后转向北面达到梅杰兹艾巴布的东面，从那里再采取西北的走向，通过克鲁米里（Kioumirie）的崎岖山地，到达塔巴卡港（Tabarka）以东约12英里的海岸。为了毁灭这些兵力，亚历山大手中一共调集6个军：第八军团的第十军和第三十军，第一军团的第五军和第九军，美国第二军和法国第十九军，一共约30万人。

亚历山大的计划，是用第八军团在南面对敌军的左翼发动攻击，以便吸引敌军的兵力，在北面再用美国第二军的兵力打击敌人的右翼，以夺取比塞大为目标。至于第一军团则在梅杰兹艾巴布附近，突人敌军防线的中央，打通梅德杰达河谷，并到达通往突尼斯的公路。与这次作战相配合的，法国第十九军也在北面作一个辅助性的攻击，打击在法斯桥上。当敌人因为中央的攻击分裂成两部分之后，就计划把第一军团的大部分向南旋转，把在突破点右面的大部分敌军向第八军团所坚守着的战线加以压迫。这样就可以阻止阿尔宁和梅希把强大的兵力撤人朋角（Cape Bon）半岛，因为在那里他们可能会坚守相当长的时间。

4月11日，亚历山大命令蒙哥马利把第一装甲师调去增强第一军团的实力，次日他又选定了4月22日为开始发动总攻的日期。它所预定的程序如下：（1）作为一个预备性的行动，第八军团应于4月19日至20日的夜间，发动攻击并攻下恩费达维里阵地；（2）4月22日，第一军团开始打通梅德杰达河谷，至于法国第十九军向法斯桥的进攻则并未确定日期；（3）最后，4月23日，美国第二军应向细第尼斯尔（SidiNsir）公路进攻，而以巧久（Chouigui）隘路为其最后目标。

4月19日下午9时30分，第八军团发动了他们的攻击，并攻下了恩费达维里，但是在它的北面，敌军的抵抗极为顽强，所以到了21日，蒙哥马利决心放弃他的主力攻击，而集中全力来突破海岸上的隘路。当阿尔宁对于联军所正在进行的计划获得了风声之后，即先发制人地在梅杰兹艾巴布与髙贝拉特（Goubellat）之间发动一次猛烈的攻击来阻止联军第一军团的前进，但是他却未能达到其目标，于是到了4月22日的上午，第一军团开始发动攻势了。接着就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这个战斗中，阿尔宁集中其装甲兵力的大部分来对抗敌人，一直到4月26日，第五军的第七十八师才攻占了长停山，这是梅德杰达河谷中的锁钥。25日，德军撤出了法斯桥以南的地区，使法国第十九军进到了距离该隘路在打击距离之内的地方。当中央战场上的主力战斗正在进行之际，美国的第二军在从梅德杰达河到海岸之间的全部正面上也获得了重要的进展。4月30日，美军第三十四师经过了最激烈的苦战之后，占领了在细第尼斯尔东北面的塔亨特山（Jebel Tahent，即六〇九号高地），打通了到马特尔（Mateur）的道路。

因为第八军团的牵制性作战已经失败了，亚历山大遂决定再增强第一军团的打击兵力，于4月30日又命令蒙哥马利把第七装甲师、第四印度师和第二〇一近卫旅拨交给第一军团。这些兵力都分配给第九军，亚历山大的意图是想用他们来作决定性的打击，到达直通突尼斯的梅杰兹一马希考特（Massicault）公路。在它的右面由第一装甲师在高贝拉特地区中作战来作为支援，而在它前进之前，左面的第五军也应攻占包奥卡兹山（Jebel BouAoukaz）来保护其左翼。此后，在梅德杰达河北面的第四十六师和其南面的第一与第七十八两个师——都是属于第五军的——就应使第九军在敌方阵地中所打通的走廊能够确保其畅通无阻。在更东的地区中，为了钉住敌人的兵力，法国第十九军应攻击査格豪恩山（Jebel Zaghouan），第八军团也应在恩费达维里以北继续作局部性的攻击，当这些作战进行之际，美国第二军仍应继续向比塞大前进。

第九军的攻击定于5月6日发动。它准备采取3000码宽的正面，英军第四师在右，第四印度师在左，后面分别跟着第六和第七两个装甲师。在猛烈炮兵轰击之下，再加上轰炸机的支援，这两个步兵师预定要透入6000码的纵深，以便建立一条扫清了地雷的走廊。接着在后面，那两个装甲师就准备一口气冲到距离突尼斯在12英里以内的地点上。他们既不准备从事于扫荡的工作，也不企图席卷在其左右两侧的敌军。亚历山大是希望在敌人尚未能组成其防御之前，就一鼓作气地把突尼斯攻占到手。他自己说：“假使各部队若能严袼遵守上述的这些训示，则我很有把握也让德国人去尝尝他们所发明的‘闪击战'的滋味，并阻止一个非洲‘敦刻尔克’的重演。”

5月5日的下午，经过了一场苦战，第五军的第一师攻下了包奥卡兹山。次日上午3时30分，在400门火炮和战术空军的支援之下，英军第四师和第四印度师都分别前进了。①攻击的力量使守军无法抵挡，所以到了上午11时30分，这两个师均应达到他们的目的。接着以后，第六和第七两个装甲师就跟着前进了，冲开了德军第十五装甲师的少数残余战车，突破了敌军的战防屏障线，到了夜幕低垂时，已经占领了马希考特。同时，在美国第二军的不断压迫之下，在北面的敌军防线也开始向内退缩，5月2日，美国的第一装甲师就占领了马特尔。5月7日，第二军的第三十四师突破了巧久隘路，和第一军团的左翼取得了接触。

5月7日天一见亮的时候，第六和第七两个装甲师即从马希考特前进；上午8时30分，即占领了圣西普林（St.Cyprien）村。下午2时45分，英军进入了突尼斯。接着不久以后，比塞大也为美国第二军的战车所占领。

当混乱的情况一经控制之后，第七装甲师即依照计划向北面的普罗特维里（Pmtville）进发，而美国第一装甲师也奉命从马特尔向东推进，以同一城镇为目标。在他们之间捕捉到了德军3个师的残部，他们在5月9日向联军投降。在此同时，为了切断夹在第一和第八两个军团之间的敌军，使其无法逃入朋角半岛，第六装甲师领先，第四师跟在后面，一同扫向从突尼斯通向该半岛的公路，而第一装甲师则也从髙贝拉特向它的右翼进逼。

在突尼斯湾的底部，所遇到的第一个障碍物为哈曼·李夫（Hamman Lif）隘路；这是一个特顽强的阵地，由戈林师和一些八八炮担负着防御任务。第六装甲师一直受到了阻止，直到5月10日的上午为止，结果从波涛汹涌的岩岸边上把一部分战车绕过去了，这才使敌方阵地受到了迂回。以后的情形，莫尔赫德在其《非洲的末日》一书中，曾经有极生动的描写。他说：

在以后10个小时之内，他们一口气冲到了哈马米特（Hammamet）。他们一路怒吼着冲过去，经过了德国人的机场、工厂、燃料和弹药仓库以及炮兵阵地。他们也不停止下来收容俘虏，因为已经无此必要了。假使是一颗彗星从路上冲过去，其所能造成的影响也似乎不过如此。德国人现在已经完全吓慌了，当他们看到英国人的战车扬长而过，简直感到手足无措。德军将领巳经无法下达命令，因为他巳经与其部下丧失了联系。在恐惧之中，德军士兵纷纷奔向朋角公路上去寻找船只。等到了滩头，他们发现既无船只，又无飞机，于是军队就完全崩溃了。

克里弗德（Alexander Clifford）说：“德军的头脑和神经中心都已经发生了瘫痪现象，于是一切有组织的行动都变得不再有可能性了。”——这正是法兰西崩溃的重演。

5月12日和13日，阿尔宁将军和梅希元帅都相继投降。25万人的德意军队都放下了他们的武器，一共只有633人从海上逃走。13日下午2时15分，亚历山大向丘吉尔发出了下述的报告：

首相阁下，卑职正式报告突尼斯的战役巳经完全结束。一切敌人的抵抗都已中止。我们已经是北非海岸上的主人翁。

经过了两年的拉锯战，北非战争终于告一结束。这两个具有决定性的会战——阿拉曼会战和突尼斯会战——要算联军的第一次伟大胜利。现在已经获得了一个基地，可以直接攻入意大利，于是到中欧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了。现在美英两国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用最高的速度来扩张他们的成功，赶快把意大利赶出战争。

第一个步骤就是于7月10日侵入了西西里，于是到了7月24日，罗马即发生了政变，墨索里尼垮台了，意大利国王伊曼纽尔授命巴多格里奥元帅出组新阁。当意大利提出和平要求时，西方同盟国都应尽量地去接受它，可是无条件投降的政策却像一把钳子把他们夹得紧紧的。7月26日，罗斯福总统宣称说：“我们对于意大利的条件还是和对于德日两国一样——无条件投降。我们不与法西斯党的残余分子打交道，我们不准许他们存在。”因为美国人认为巴多格里奥政府是法西斯党的余孽，所以强烈反对承认它。

虽然罗斯福的态度是如此的强硬，可是他在同一天，又发了一个电报给丘吉尔说：“我认为我们应尽量以接近无条件投降为原则，但对于意大利人民则应给予良好的待遇。”他的态度略为软化的原因，是因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两国参谋首长都认为意大利若能有一个政府，可以马上获有投降的权利，则不管其政治色彩是怎样的，都是比较有利。可是3天之后，丘吉尔给罗斯福的回电中，表示反对联军把休战条件用广播通知敌人，而主张应由敌人的政府依照我们的无条件投降原则来正式要求休战。这种咬文嚼字的说法实际上是毫无意义，因为依照1907年海牙和平公约的规定，休战的意义并不等于投降。

于是为了“无条件投降”的意义，发生了许多的争论。8月3日，巴多格里奥的代表阿耶塔侯爵（Manpisd'Ayeta）到达了里斯本，向驻该地的英国大使表示，整个意大利都在渴望和平，极愿意与联军合作。3天之后，又有另一位代表贝里奥先生（SignorBerio）与在丹吉尔的英国代表发生了接触，并表示他有全权谈判条件。英国的外相艾登先生，发了一个电报给正在海上准备前往魁北克的丘吉尔首相，询问说：“我们是否应该回答他，要巴多格里奥政府首先第一步宣布意大利无条件投降，然后我们再告诉他我们准备与意大利停战的条件。”丘吉尔在这个电报的旁边余纸上，用红笔批注道：“不能再拖了。若是再坚持‘无条件投降’的理论，则可能终至无法受降。”所可惜的，是他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中并不曾想到这一点。

就这样拖延下去，代表继续来往于罗马、里斯本和马德里之间，最后到了9月2日，在叙拉古附近的一个橄榄园中，终于由卡斯特拉诺将军（Gen.Castellano）代表意大利，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史密斯将军（Gen.Bedell Smith）代表联军，签订了一个“短期休战协定”。9月5日，丘吉尔告诉斯大林说这是一个政治性的胜利，并且9月3日，联军已在意大利的脚跟上登陆，其主要目的就是“杀德国人，并且使意大利人也大规模地杀德国人”。可是对于西方同盟国而言，却可以说是不幸之极，因为这样的一再延误，已经使希特勒获得了4个星期的时间来增强其在意大利境内的兵力。无条件投降的第一颗苦果，就是使阿拉曼和突尼斯两次会战的决定性意义化为乌有，接着在它们后面的就是联军在这次战争中最不利的意大利战役。

不过就其立即性的后果而言，这两次会战的胜利却还是使西方同盟国大受其利，因为北非的征服使地中海的交通重新恢复了，于是使联军多出了几百万英吨的船只，使对被轴心国占领的欧洲地区可以加以威胁的面积增加了一倍，这样也使希特勒在战场上的负担益形加重了。它也使大规模两栖作战获得了实验的机会，同时也消除了美英两国间合作的障碍，使它们的战斗力量得以凝结成一个整体。

谢选骏指出：狠狠打击德国军队使之陷入的恐慌崩溃，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可以肃清“日耳曼人优越论”、“雅利安人优越论”等等来自西方的胡说八道。西方盟国为何善待意大利人而恶搞德国人？我想主要是因为恐惧，正是因为担心德国的再起超过自己，所以制定了“无条件投降”这样苛刻的政策。这个政策在军事上这显然是不利的，但是在政治上却奠定了一个日后合法统治的基础。这比共产党许诺“优待俘虏”然后大开杀戒、许诺“分田地”然后没收所有人的土地的魔兽政策，显然更能长治久安。所以德国日本意大利战败之后将近八十年了，丝毫不能东山再起；而苏联占领的共产党国家甚至无法挺过五十年，中共甚至在不到三十年的时候就投降，转而“改革开放”、脱裤卖淫了。难怪孔子早就说过了，“名不正则言不顺”、“民无信则不立。”

【大事记（十四）：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基础】

希特勒在1942年春季所面临的情况，巳经与9个月以前大不相同了。在那个时候，他的威望正是如日中天，他的军队在苏联境内势如破竹，英国被孤立了，美国也是畏缩不前，仍然保持着名义上的中立。现在他却已经面临着两面作战的境况，这是他一向最害怕的。因为他的错误政策已经触怒了在莫斯科统治之下的人民，所以用内在革命打倒苏联的希望已经完全断绝了，因此他只有两条可选择的路线：（1）毁灭苏联的军事势力；（2）或者在美英两国尚未能充分发挥其战斗力量之前，即先使苏联削弱到无能为力的程度。关于第一点他早已尝试过，并且也已经失败了。因为苏联人有无限的空间可供退却，并且用拉长敌人交通线的手段来逐渐减弱德军的实力，所以似乎是毫无理由可以假定1942年的作战会比1941年的更成功。于是希特勒只剩下了第二条路可走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他所要求的又是什么？

第一，应占领莫斯科以使苏联交通体系发生瘫痪现象；第二，占领伏罗格达（Vologda），阻止租借物资从阿斯特拉罕流入；第三，占领基洛夫（Kirov）、喀山、乌拉诺夫斯克（Ulanovsk）、库比雪夫和沙拉托夫（Saratov），切断在乌拉尔山以西的苏军，使其无法从苏联亚洲地区获得资源和人力。简言之，就还是大致要根据其1940年12月18日的第21号训令中所指明的限度，沿着伏尔加河的上游和中游建立一条防线。假使希特勒在1942年能够达到这个目标，那么他就可以造成一种情况，使苏联的战斗力量日趋减弱，于是等到美英两国实力增强到足以进攻欧陆时，他就可以只在苏联留下最低限度的兵力，而把最大量的兵力转而集中在西线之上。可是希特勒却并未采取这样的政策。他所采取的计划中，其主要观点就是获取苏联的石油，增强其自己的军事潜力，而其次要的考虑才是由于石油的丧失，可以使敌人的力量减弱。

采取这个计划完全是希特勒自己一个人的决定，因为自从他没有攻下莫斯科之后，他就很少再与他的参谋本部商讨了。他过分夸张其自己军队的能力，而对于敌人却尽量地低估。根据哈尔德的记载，当某次有人将一个报告读给他听的时候，这个报告中说斯大林在斯大林格勒以北的地区仍能集结150万人的兵力，而在髙加索地区还另外有50万人。希特勒听到了之后，立即勃然大怒，他口角中流着白沫，手指紧紧地握成了拳头，对着那个人怒吼着，禁止他把这些荒谬的话再继续宣读下去。哈尔德又说：他的决定已经完全不再与战略的原理相符合。那完全是一种冲动性的行动，具有激烈的性质，根本不考虑所谓可能性的限度。

在作这个决定时，希特勒是深受其主要工业家和经济顾问的影响，因为那些人曾经一再地向他说：除非获得了高加索的油田，否则第三帝国是终难免于崩溃的，没有经过思考，希特勒就采取这种空洞的想法，而决定其1942年战役目标应为髙加索油田的占领。

关于这一点他是易于被说服的，因为自从战争开始以来，石油问题就一直是他睡梦中的恶鹰。1941年，他的石油总补给量已经升到粉2.9万英吨，他必须从其储备量中抽取114万英吨，才能勉强进行战争。到了1941年年底，除了海军的需要以外，其石油储备量已经降到了79.7万英吨——仅仅只够应付一个月份的补给量。1941年，罗马尼亚油田的生产使他获得550万英吨的石油，但其中又有一半是留给罗马尼亚本国和它的陆军使用，此外综合石油的产量还是不变。总加起来，还是同时在两个战场上作大规模战役之用，所以石油的补给的确是一个问题。虽然如此，可是事实上，战争还是应以战略为基础；诚然的，战略的基础有一部分也是经济性的——粮食、煤、石油、铁都是值得考虑的因素——可是经济性的考虑还是不能抵偿军事上的失算。希特勒在尚未进入战争之前，即应对于经济问题先加以思考，可是一旦已经渡过了卢比孔河之后，若是再让战略听命于经济的支配，则其胜利的机会就会很少了。

1942年3月20日，戈培尔曾经与希特勒讨论当前的情况，依照戈培尔的记载，后者对于春夏两季的战役已经有了一个十分明确的计划。戈培尔的日记上说：“他并不想过分延长这场战争。他的目标为占领髙加索、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假使这些目标能达到，则他决定无论环境如何变化都要在10月初结束这场战役，并提早宿营过冬。他的意图可能是要建造一条巨型的防线，然后就让东线战役冻结在那里。”关于这一点，戈培尔曾经这样批评说：“这个意义可能是说在东方将有百年战争的发生，但是这却并不需要我们去烦恼。”

除了对列宁格勒加以局部压迫以外，希特勒决定除了在南面以外，全线上都暂取守势。他也许还应该向戈培尔说，他并无占领莫斯科的意图。他的目标是占领高加索，直达巴统一巴库之线为止。为了掩护这次作战，又要沿着顿河从沃罗涅日（Voronezh）到斯大林格勒建立一道防御性正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决定在塔甘罗格与库尔斯克之间突破苏军的正面。

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彻底的不合理。不仅是他所可以运用的兵力——尤其是德军本身——在数量上是不够同时执行这两次作战，而且这支掩护兵力拉长到了360英里的距离，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侧面，到处都暴露在苏军的攻击之下。假使苏军突破了这个危险的侧翼而占领了罗斯托夫，则在髙加索的全部德军与其基地之间的交通线即将完全被切断。

当希特勒作这些决定时，他对于苏联方面通到这条沃罗涅日一斯大林格勒正面上的铁路交通情形似乎是毫无认识的，它们的战略中心就是沙拉托夫。沙拉托夫与莫斯科之间有铁路的联系，到乌拉尔山工业地区则同时有铁路和河流，利用伏尔加河以东的铁路可以到达阿斯特拉罕，利用铁路又可以到达乌拉尔河上的齐卡罗夫（Chkalov），在它的附近有一条油管直达里海以北的油田。所以从莫斯科、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哈萨克（Kazakh）、髙加索和波斯等方面，都可以有大量的部队、军火、燃料和补给流入这个沙拉托夫地区。此外，图拉一彭査（Penza）一塞兹兰（Syzran），米邱林斯克（Michurinsk）—汤博夫（Tambov）—沙拉托夫，汤博夫一巴拉学夫（Balashov）—卡米辛（Kamyshin），沃罗涅日一罗杰斯特芬斯科（Rojestvenskoe）—斯大林格勒等横铁路线，再加上莫斯科一沃罗涅日、髙尔基一彭查一巴拉学夫等纵线，更使这个顿河以北的地区特别适宜于部队与物资的集中。

在斯大林格勒以南，阿斯特拉罕也具有相似的地位，不过价值略逊而已。经过沙拉托夫，它利用铁路线可以与苏联全部尚未被占的地区连成一气，而取道里海到波斯也可以通到外面的世界。在南面的里海，其战略地位正与北面的白海相似。斯大林格勒却并无太大的战略重要性，为了掩护在髙加索境内作战的兵力，它的距离未免隔得太远，为了封锁伏尔加河，它也并不比沙拉托夫更为有效。而且不管怎样，伏尔加河每年都要封冻五六个月，所以其利用价值颇为有限。

到了1942年的春季，希特勒所指挥的兵力共232个师，其中171个师是德国部队，而61个师则是属于附庸国的。前者一共又有步兵师134个，装甲师24个，摩托化师13个。后者又分为罗马尼亚军22个师，意大利军10个师，匈牙利军10个师，芬兰军17个师，西班牙军和斯洛伐克军各1个师，其中有4个是装甲师。虽然从数量上来说，这要比1941年多，但实质上力量却比较脆弱，附庸国的军队都只有极差的装备，根据安东尼斯古元帅的说法，罗马尼亚部队只不过是聊胜于无而已。德国步兵师的实力已经由9个营减到了6个营；在原有的20个装甲师当中，只有10个恢复了其足额的实力，因为在军需工业的生产上，巳经把优先权给予潜艇的建造，所以装甲车辆的补充无法达到要求。

因为在1941年已经受到了重大的损失，所以1942年的苏联陆军大部分是由亚洲人所组成，他们都是中亚地区的匈奴遗种，一向勇敢善战，他们的祖先在几个世纪之前曾经追随过阿提拉和成吉思汗。虽然他们智慧颇低，甚至也几乎是文盲，可是却具有巨大的天生勇气和耐力。他们不仅一路走，就一路从所经过的地区中去补充他们的给养，而且也同时把沿途的壮丁都直接编入部队，拉着一起走上前线。曼斯坦元帅说：“红军的动力是和法国革命时代的军队相似的，它是狂热和恐怖的结合。”狄特马尔将军（Gen.Dittmar）认为苏联人的最大特点，就是部队的不怕死精神，这个比宿命主义还更进一层。

依照伦德斯特元帅的判断，在1941年，苏联可以说是没有一个良好的将才；但是到了1942年的春天，许多不成材的老人都被淘汰了，于是在较高级指挥官中也有了极少数的人才，是可以与德国人打一个平手的。尤其是朱可夫元帅，他在1921年到1923年之间，曾经在德国留学，并曾师从席克特将军（Gen.vonSeeckt）学习战略。虽然如此，为了配合其大量部队的低劣智力水准，所有的战术计划和作战都必须简单而具有硬性，结果都是很容易加以破坏的。曼斯坦认为苏联陆军是能进不能退的。他们总是把大批的数量送入战场，以便可以同时在许多地方进攻，当一波接着一波的步兵前进之后，于是终于在敌方正面上找到了一个弱点，此时装甲部队即从此实行突破，而步兵则跟着后面前进。

在1942年，苏联的装甲部队是由精选的人员所组成，而苏联T-34型战车，虽然其设计是十分的简单，可是在1943年豹式（Panther）和虎式战车尚未使用之前，它们是要比任何其他德国战车都更为优秀。苏军也仍然大量地使用骑兵，这在春季解冻期中是特别有用。不过运输和补给勤务还是和过去一样糟不可言，依照希维本堡将军（Gen.Geyrvon Schweppenburg）的意见，当时在1942年若无数以千计的租借卡车从美国流入苏联，则苏联陆军也许就会拖不到1942年的战役。不过在战后，又有许多德国将领所说的话恰好与此相反。曼陶菲尔将军（Gen.von Manteuffel）曾经向李德哈特说过下述的一段话：

苏联陆军的前进情形似乎是西方人无法想像的。在战车的矛头后面，就是大量的乌合之众卷地而来，大部分都是骑马的。士兵们在他的背上负着一个口袋，一路走一路从田野和村落中搜集干面包和生菜，马匹就吃茅屋顶上的干草——此外就一无所有。苏联人在前进时，用这样原始化的方式，可以维持达三个星期之久。因为他们不像普通的军队，所以你不能用切断交通线的方法来阻止他们前进，你根本找不到任何补给纵队来当做打击的对象。

虽然哈尔德仍然还是陆军参谋总长，可是1942年的战役计划却完全是由希特勒自己决定的，在4月间他开始重组他的兵力。南面集团军被取消了，而代之以AB两个集团军。A集团军由李斯特元帅指挥，所管辖的有克莱斯特的第一装甲军团和鲁夫将军（Gen.Ruoff）的第十七军团。支援它的为第四空军军团，其任务为征服高加索地区。B集团军的任务即为掩护A集团军的北面侧翼，其手段则为占领斯大林格勒地区。总司令为波克元帅，下辖军团有：第二军团，司令魏克斯将军；第四装甲军团，司令霍斯将军；第六军团，司令鲍罗斯将军（Gen.vonPaulus）。支援他们的空军为顿河地区司令部（Luftwaffe Don Command）。在这两个集团军的后方，又有第二线兵力，由匈牙利第二军团、意大利第八军团和罗马尼亚第三军团等组成。此外在克里木地区中，还有曼斯坦所指挥的第十一军团，其中又包括罗马尼亚第四军团在内。分配给南战场的总兵力为德国部队60个师，其中有10个装甲师和6个摩托化师，另外还有43个师的附庸国部队。

这两个集团军的联合作战，其代字定为“蓝色”（Blue）作战，其大致的行动路线可以简述如下：

从库尔斯克的南面，B集团军的第四装甲军团应进到沃罗涅日，但却不必占领它。接着在后面即为第六军团，它应向东南旋转，沿着顿河的右岸向斯大林格勒前进。当这两个军团已经达到了目标之后，德国第二军团、匈牙利第二军团、意大利第八军团、罗马尼亚第三军团即应接替伏尔加河上的防御，直到斯大林格勒以西的河湾上为止。以后，罗马尼亚第四军团也应守住斯大林格勒以南的正面，在上述作战的掩护下，A集团军应从塔甘罗格与依兹门之间直趋罗斯托夫附近的顿河下游。第一装甲军团应为第十七军团铺路，一旦前者已经渡过了顿河之后，后者也就加入攻势，第十一军团在再度征服了克里木之后，也应加入攻势。

这里应顺便把希特勒发布命令的办法叙述一下，因为它是引起无限混乱的主要根源。每天黄昏时，各前线部队都利用无线电把他们的大致位置报告到军团司令部中，然后再转报最髙统帅部，到了第二天上午，希特勒即根据这些报告决定那一天的作战命令。因为通常总是要到下午很晚的时候，这些命令才能传达到最前线的部队，可是到那时，他们的位置通常都已经完全改变了，所以这些命令常常是已经无法适用。因为原有命令既然无法服从，所以又必须作新的修改，等到修改好了，情况可能又变了。若与拿破仑所用的办法比较，则希特勒的办法实在是太不内行了。

1942年5月8日，曼斯坦的第十一军团首先重开克里木战役，这个军团由7个师的德军和6个师的罗军所组成。苏军在刻赤周围的防线首被突破，到了5月15日，德军即已占领了刻赤镇。尽管苏军是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可是他们的损失还是十分的重大，曼斯坦一共俘获人员15万名、火炮1133门和战车255辆。6月2日，他开始围攻塞瓦斯托波尔，经过了一个月的激烈战斗，这个要塞连同守军10万人都向他投降了。

此时，苏将铁木辛哥元帅也于5月12日在卡尔可夫的东北和东南两方面，发动了一个激烈的攻势。他突破了德军的防线，然后打击在卡拉斯诺格勒（Krasnogmd）的头上，接着他的冲力就消失了。5月17日，在第十七和第六两个军团支援之下，克莱斯特的第一装甲军团开始反攻，铁木辛哥被迫后退。他无法撤出其在依兹门周围的部队，5月26日，他们为德军所包围。次日，他们被迫投降。这个半途而废的攻击，对于德国的准备可以说是殊少影响，但铁木辛哥却已经付出了极髙的成本。其部队被俘者为24万人，损失了火炮2026门、战车1249辆。6月间，在弗尔强斯克（Volchansk）、依兹门和古比安斯克（Kupyansk）附近的作战中，德军又陆续俘虏了苏军3.8万人。

这些俘虏的数字使希特勒感到心满意足，那当然是可以想像的。可是事实上却是不幸之至，因为这些胜利使他深信他自己是对的，而其将领们是错的，使他感觉到苏联人已经不再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地方，到了10月间，这个“蓝色”作战即足以使东方的战争获得一个胜利的结束。

谢选骏指出：《军事史》的作者只懂希特勒“错误政策已经触怒了在莫斯科统治之下的人民，所以用内在革命打倒苏联的希望已经完全断绝了”，却不懂得何以至此。因为《军事史》的作者不懂希特勒是个“四分之一犹太人”，希特勒还是一个“前共产党人”，所以希特勒直接套用了共产党的阶级斗争，作为种族斗争的工具。希特勒把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纳粹党的雅利安人的专政。这当然会引起苏联各族人民的反抗，因为苏联是个杂种国家，雅利安人很少，所以对德国人的抵抗越来越激烈。就像纳粹战败之后，苏联社会对于共产党的抵抗也越来越激烈，仅仅四十多年之后就要了共产党的狗命。希特勒的战略错误在于，他没有把几百万苏联俘虏组织起来，而是把他们折磨致死，结果错失了一个提前解散苏联的历史机遇。

【第十四章：斯大林格勒会战】

1942年6月28日，B集团军的第二军团和第四装甲军团突然地从库尔斯克向东前进，以沃罗涅日为目标，于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展开了序幕。这对于苏军而言，可以算是一个完全的奇袭，因为在库尔斯克一依兹门之线以东的地区内缺乏良好的交通线，所以苏军不相信德军会有在那个地区中前进的可能性，因此对于奥斯科尔河（Oskol）之线，仅留下比哨兵略多的兵力来加以据守。6月30日，第六军团从比尔果罗德（Bielgorod）和弗尔强斯克之间向东攻击，因为3个军团的进展都是那样的迅速，所以在希特勒看来，苏军的抵抗好像是已经终止了。7月3日，第二军团和第四装甲军团的前卫巳经逼近沃罗涅日，而此时第六军团则已经渡过了奥斯科尔河，其前卫向顿河岸上的科罗托亚克（Korotojak）压迫。7月5日，德军到达了沃罗涅日，在那里才发生了第一次激烈的战斗，但因希特勒并无占领该镇的意图，所以他命令第四装甲军团在获得了第二军团的接替之后，就转向南面沿着顿河向下游进攻，而第六军团则转向东南方以罗索希（Rossosh）为目标。

当这些运动刚刚开始进行之际，7月9日，第一装甲军团从依兹门与古比安斯克之间前进，直抵顿内次河的北岸，攻占了李西亚强斯克（Iisiachiansk）o7月10日，当它接近米里罗夫（Milllerovo）之际，第四装甲军团也占领康特米罗夫卡（Kantemimvka）。这些运动的目的是想要到达罗斯托夫地区苏军交通线的后方，并同时掩护第一装甲军团从北面和东面所作的前进。因为德军想进入沃罗涅日的企图曾经造成了迟误，使希特勒很恼怒，于是7月13日波克元帅被免职，遗缺由魏克斯将军接替，而第二军团司令则改由沙尔莫斯将军（Gen.von Salmuth）继任。

对于7月16日的情况，哈尔德将军曾经作下述的叙述：“在卡曼斯克（Kamensk）以北直到米里罗夫地区为止，中间是一个混战的地带，在第一装甲军团从西面和第四装甲军团从北面的夹攻之下，敌军分成了几个集团，分别向各个方向逃窜。此时，在这个混战地区之东，大德意志和第二十四两个装甲师，正在向顿河赛跑，一路都不曾受到敌人的顽强抵抗。”

7月17日，苏军放弃了伏罗希洛夫格勒（Voroshilovgrad），向东南方退却，从塔甘罗格以北前进的第十七军团正在猛烈追击之中。同一天内，第一装甲军团在卡曼斯克渡过了顿内次河，在该河以西即在第四装甲军团之北向顿河下游前进，第六军团则在其西面侧翼上，这两个军团也都不曾遇到抵抗。也是在17日这一天当中，希特勒又采取了一个步骤，终于使这次战役一败涂地。因为害怕克莱斯特的第一装甲军团实力不够充足，无法强渡顿河的下游，于是他命令霍斯调动其第四装甲军团的大部分来支援克莱斯特，这样就只留下了第六军团单独地继续向斯大林格勒前进。哈尔德强烈地反对这种改变。但是希特勒却不听他的劝告，尽管很明显的，他应该能认清假使目前这种进度能维持，则斯大林格勒城也许来不及设防，即先已落入了德军的手中，而第六军团的军事力量却又有赖于第四装甲军团的合作。所以又是和1941年一样，因为分散了他的兵力，希特勒自己毁灭了他的战役。1941年，他因为调动了古德里安的装甲兵团去参加基辅会战，才使他未能攻下莫斯科；这一次又是因为调动了霍斯的装甲军团，从顿河的中游到下游去，结果使他未能攻克斯大林格勒。

德军为了渡过顿河，开始展开了激烈的战斗，7月19日，霍斯第四装甲军团的前卫在柴姆兰斯卡亚（Tsymlanskaya）赢得了一个桥头阵地。两天之后，克莱斯特的第一装甲军团从北面直趋罗斯托夫城，依照哈尔德的记载，是突破了一个“士气已经完全丧失”了的敌军。7月22日，苏军在罗斯托夫的内层防线已经崩溃了，而第十七军团也从四处渡过了顿河。第六军团也巳经继续向斯大林格勒前进，7月24日接近了该城西面的顿河河岸。

7月23日，由于两个装甲师在罗斯托夫地区之中和以东在集中时引起了混乱，遂使希特勒大发雷霆，他召开了一次会议，把全部的责任都加在参谋本部的身上，一时声色俱厉，情形十分的恶劣。哈尔德在他的日记中这样的写道：“情况是愈来愈难以忍受，已经没有任何认真工作之余地。这种所谓‘领导者’完全是病态心理的反应，对于一切指挥机构和它的可能性完全缺乏了解。希特勒并不明了由于他的遇事干涉，已经使一切都丧失了秩序。”尽管希特勒一意孤行，可是苏联人却已经表现出他们是无力阻止德军的前进，这次战役是已经获得了无比的成功。他们的情况已经是那样的紧急，所以克里姆林宫利用其在英美两国中的间谍，立即发动了一个疯狂性的宣传战，要求立即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于是这样在8月间，促成了英军在第厄普的“流产性”登陆。虽然并未能成功，可是却使希特勒受了一惊，他立即从东线调了两个师的精兵到西线去。

从顿河下游被逐退之后，苏军即撤到了马尼赫河（Manich）上，但又迅速为克莱斯特的第一装甲军团所击退，后者于7月27日开始在一个宽广的正面上，分为三支纵队成扇形的展开向黑海进发：一支往伏罗希洛夫斯克（Voroshilovsk），—支往迈科普，中间一支则往亚马维尔（Armavir）。

到了7月底，情况如下所述：在北面的第六军团，因为缺乏燃料和弹药，以及由于第四装甲军团被调走的原因，所以又缺少装甲兵的支援，于是经过了激烈战斗之后，已经在卡拉赤（Kalach）正面的顿河岸上停止不前。第四装甲军团已经到达诺弗罗希斯克一斯大林格勒铁路线上的普罗里塔尔斯卡亚（Proletarekaya）。在南面的第一装甲军团已经进到了迈科普一伏罗希洛夫斯克之线，而第十七军团和从克里木过来的罗马尼亚第四军团，在使敌人落荒而逃之后，也向诺弗罗希斯克和图阿普谢（Tuapse）前进。

7月30日，希特勒又作了一个影响命运的决定。在将领会议中，他利用约德尔的嘴巴，宣布了下述的决定：“因为髙加索的命运将要在斯大林格勒决定，所以由于这次会战的重要性，遂有从A集团军中抽调兵力以增强B集团军之必要……第一装甲军团应立即转向南面和西南面，以切断现在正受着第十七军团压迫从顿河上逐步退却的敌军。”哈尔德批评说：“这简直是胡说。敌军是正在逃命，一定会在我方装甲兵力之前到达髙加索的北面山麓。我们的兵力则会在敌军正面之前，再作一次不合理的挤塞。”

为了实行这个训令的第一项，8月1日，霍斯的第四装甲军团又归B集团军，并奉命沿着诺弗诺希斯克一斯大林格勒铁路向东北行动。首先它只受着极轻微的抵抗，其进展是极为迅速。8月3日，它占领了科特尼可夫（Kotelnikovo），但过此之后即受到了激烈的抵抗，到了8月9曰遂被迫采取守势，于是只好放弃了一切独自攻占斯大林格勒的理想。

当霍斯正陷于苦战之中时，第六军团又继续进攻了，尽管遇着强烈的抵抗，但它却已在顿河上获得了一个渡河点，把苏军逐出了卡拉赤，并开始准备向斯大林格勒城作最后的跃进。8月23日，它到达了斯大林格勒北面的伏尔加河，并占领了该城的北面近郊。接着以后，它就填塞了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缺口——从卡恰林斯卡亚（Kachalinskaya）到杜博夫卡（Dubovka）），并于9月2日在科特尼可夫与霍斯取得接触。9月12日，第六军团司令鲍罗斯将军接奉了希特勒的命令，要他在9月15日攻克斯大林格勒城。

在南面地区中，A集团军以髙速前进，只遇到极轻微的抵抗。第十七军团进向克拉斯诺达（Krasnodar）和诺弗罗希斯克，第一装甲军团进向伏罗希洛夫斯克和迈科普。8月3日；亚马维尔和伏罗希洛夫斯克都巳被攻占，8月9日，当第十七军团攻占克拉斯诺达时，第一装甲军团也已经到达了迈科普油田，次日其东面纵队也占领了排提果尔斯克（Piatigorek）。依照李德里（Loderrey）上校的记载，克莱斯特之所以能迅速前进，一部分是因为罗夫将军（Gen.Lvov）所率领的库班（Kuban）哥萨克师发生了叛变。以后，他们中间的官兵共1.5万人，被送往阿斯特拉罕，其中每三个人就有一个被枪毙。8月22日，克莱斯特军团的人员在海拔18526英尺高的厄尔布鲁士山（Mount Elbrus）顶上，升起了“卐”字旗。25日，台列河（Terek）上的莫兹多克（Mozdok）也已被攻占。9月6日，苏联在黑海岸上的最后一个海军基地诺弗罗希斯克也为第十七军团所攻陷。

尽管有了这样伟大的成就，可是自从8月中旬之后，A集团军的冲力也就迅速地减低了。9月9日，凯特尔告诉哈尔德说，希特勒已经决定撤换李斯特元帅。他的总司令遗缺由克莱斯特继任，而第一装甲军团司令则由麦根森将军（Gen.Ebe Aardvon Mackensen）接任。

指挥官的调动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冲力丧失的主因还是由于燃料的缺乏。克莱斯特说：“因为黑海航路是相当的不安全，所以我们补给中的大部分都必须从罗斯托夫‘瓶颈’（bottleneck）用铁路运来，有一部分油料固然是用空运，但其总量还是不足以维持前进的动量，所以正当我们的机会似乎是最好的时候，却不能不停止下来了。”他又补充说：“但是那却还不是最后的失败原因。假使不是我的兵力被逐渐抽去用以协助进攻斯大林格勒的话，则我们还是可能已经达到了目标。除了我的一部分摩托化部队以外，我还要舍弃了我的全部高射炮部队和全部的空军，只有侦察机中队为惟一的例外。”李德哈特在《山的那一边》一书中也说：

其他德军将领的话也证实了克莱斯特所说的失败原因，尤其是燃料的缺乏——装甲师常常会一停就是一整个星期来等候新的补给到达。由于燃料的缺乏，所以卡车本身也都不动了，燃料只好用骆驼来向前方运送。

9月12日，当对斯大林格勒正要开始发动攻城战的时候，向高加索的前进却已经停止在图阿普谢一厄尔布鲁士山一奥左尼基兹（Onlzhonikidze）—莫兹多克一艾利斯塔（Elista）之线上。德军在南方的正面是从库尔斯克和沃罗涅日起，通过斯大林格勒、艾利斯塔、厄尔布鲁士山达图阿普谢，一共延长达1250英里以上。再加从库尔斯克到列宁格勒之间的800英里距离，所以德军在苏联的全部正面的长度已在2000英里以上。假使我们考虑到希特勒当时手中所能运用的兵力和资源，为了应付这个正面所需要的大量交通工具以及苏联在其后方所作游击战的激烈程度，凡此种种都足以表示希特勒真不能算是一个够格的战略家。

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是一个狭长的工业城市，其人口约为50万。它的北面为伏尔加河，该城沿着该河右岸的部分长达18英里。伏尔加河从那里向东南流，在阿斯特拉罕流入里海。它是一个广大的内陆港口，一年有一半的时间是不封冻的。在它的北部地区中有三个工厂集团，苏联的牵引车和机械化车辆有四分之一以上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此外还有战车、火炮和其他的军需品也是这里生产的。在南面两个工厂区的西面即为马梅夫（Mamaiev）山地，又被称为是“铁高地”（lion Hights），从那里对于伏尔加河上的景象可以一目了然。大部分应该感谢希特勒的干涉，所以第六军团的前进才会延迟至此，于是到了9月间，苏军已经获得了充分的时间来增强该城的守备兵力，其指挥官为崔可夫将军（Gen.Chuikov）。

在斯大林格勒城的南北两区的东面，伏尔加河也和皮亚费河一样分成了几个水道，中间形成了一些岛屿，而其主要水道的宽度则在2英里到2.5英里之间。这条河川使德军面临着一个困难的架桥问题，必须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然后才能从东面包围该城。德军若能在伏尔加河的左岸上获得一个据点，则只要一个相当小型的兵力守住良好的工事，即足以阻止一切河中的水运完成包围圏，从而用饥饿来迫使该城投降。

这个问题的研究是颇饶趣味的，因为几乎在一切的敌前渡河的问题中，其决定性因素并不是河川的宽度——虽然那也是很重要的——而是攻击者所控制的河川正面的长度。假使这个正面是够长的，则攻击者即可以在这里那里到处实行佯攻，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和兵力，于是迟早总可以找到一个弱点，而从那里架桥并在对岸建立一个桥头阵地。因为在伏尔加河这样宽广的河面上架桥所需的时间当然较长，所以这个作为佯攻范围的作战正面是一定要拉得相当长。德军的第一个问题就应该是建立这个作战正面。可是他们却不采取这种手段，而希望用硬攻的方式一鼓作气来将该城攻陷。

一旦鲍罗斯将军把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缺口填塞好了之后，他就在这两河之间的地区中建立他的飞机场和补给站。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因为他所依赖的就只有两条效率很差的铁路：诺弗罗希斯克一斯大林格勒铁路和罗斯托夫一斯大林格勒铁路。后者经过齐尔斯卡亚（Tchirskaya），并且有一个短支线通过卡拉赤，它是处于破坏不堪、极需修理的状况之下，并且经常为游击队所切断。

希特勒并非不知道防守斯大林格勒西北面顿河一线的兵力是不足以担负这个任务的，但他却深信只要能迅速地攻克斯大林格勒，则可以抽出足够的兵力来增援他们。哈尔德却不同意他的看法，当很明显可以看清斯大林格勒是不可能攻陷时，他就力主放弃这次作战，并向西撤退。希特勒当然不肯听从，并且从这个侧翼防线上逐渐抽调兵力增援鲍罗斯。

这个愚行，加上苏军在勒热夫地区中的强烈反攻，遂使希特勒与哈尔德之间发生了最后的冲突，其结果是哈尔德被免职，由正在法国的柴兹勒将军（Gen.KmtZeitzler）接替他出任陆军总部中的参谋总长。

斯大林格勒的正式会战是从9月15日开始，经过了一个星期的苦斗，德军突人了该城的核心。26日和27日两天中，他们冲进了工厂地区，并夺获了“铁髙地”，但在29日却被苏军逐回。于是德军等候增援，到了10月4日，在大量战车和轰炸机支援之下，攻击再度展开。接着在10天之内，攻击一直是最猛烈地进行着，一条街道又一条街道，一座房屋又一座房屋，日以继夜地在作激烈的争夺战，直到攻击者感到筋疲力尽时才停止。斯大林格勒已经变成了第二个凡尔登。

希特勒命令变换战术，步兵的突击暂时停止，改用炮兵和空军的火力来对于该城作有系统的破坏。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行动，因为它不过是把废墟代替了房屋，而前者比后者还更易于防御。这次会战已经变成了一个面子问题，因为它叫做“斯大林格勒”，所以斯大林决心要守住这座城市，反之正因为这个同样的理由，希特勒也认为一定非把它攻陷不可。一码又一码的，在地面之上和地面之下，攻击者从废墟中找路前进，所以也被称为是“老鼠战争”（Rattenkrieg）。11月9日，希特勒又宣布：“不准放弃寸土！”这次战斗一直继续到11月12日为止，在最后一次的总攻击中，德军在该城的南部到达了伏尔加河。到了10月中旬，德军的情况大致如下所述：第四装甲军团的兵力已经相当的减弱，于11月10日退出了前线进行整补，现在正在科特尼可夫地区之中。

第六军团正在斯大林格勒城中及其周围，也守住了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缺口和卡恰林斯卡亚与克里特斯卡（Kletskaya）之间的顿河河岸，惟一例外的是苏军在克里门斯卡亚（Kremenskaya）建立了一个小型的桥头堡。

在克里门斯卡亚以西到费辛斯卡亚（Veshenskaya）为止，是由罗马尼亚第三军团负责防守；而且从11月2日起，罗马尼亚第四军团里原为曼斯坦第十一军团之一部分也奉命调来扼守伏尔加肘部南面的艾尔吉尼山地（Ei^eniHills），以便掩护右翼和诺弗罗希斯克一斯大林格勒铁路。曼斯坦军团的其余部分则已奉命调往列宁格勒方面。

在髙加索方面，A集团军的头部仍留在莫兹多克附近，另由一支微弱的罗马尼亚兵力守住艾利斯塔。

在罗马尼亚第三军团的北面为意大利第八军团，处于费辛斯卡亚到巴夫罗夫斯克（Pavlovsk）西面之间的顿河河岸上，在它的北面即为匈牙利第二军团，一直延展到柯罗托亚克为止，在那里它又与沃罗涅日地区中的德国第二军团取得了接触。

在11月初的时候，希特勒的注意力又突然为北非的战局所吸引住了。11月5日，蒙哥马利已经赢得了阿拉曼会战，而11月8日艾森豪威尔也巳经侵入了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为了应付这种在南面的战争扩大局势，德国的援兵已经不再送往东线，而改送往法国和突尼斯。这对于苏军的反攻当然是一个有利的时机。

对于苏联人而言，这个机会也并非突如其来的，因为自从7月初起，他们就巳经在准备反攻，到了11月间，当冬季的天气变得对于他们有利时，他们就已经把强大的兵力集中在顿河以北的森林中。此外为了准备大举反攻，当德军正在向高加索压迫和向斯大林格勒逼近时，他们在沃罗涅日地区也已经发动了一连串的猛烈攻击以钉住德国的第二军团，并且也沿着顿河作了许多局部性攻击。苏军沿着顿河已经夺占了一些徒涉场，并建立了几个桥头阵地，包括在赛拉费摩维区（Serafimovitch）的那一个在内。10月25日，德军统帅部接获了一个情报，说苏军已经在开始架桥，到了11月2日，这个情报已经由空中侦察所证实。两天之后，德国的间谍又获有情报说，克里姆林宫已经决定在最近的将来发动一个强力的攻势，或者是在顿河之上，或者是面对着中央集团军。他们的意图实际上是双管齐下。

计划和组织这个大反攻的人即为朱可夫元帅和他的参谋长法希里夫斯基将军（Gen.Vassilevski）。在顿河之上的攻击，拟分为三个阶段来执行，所用的兵力为该河以北的三个军团，并与斯大林格勒以南的攻击相配合。这三个北面的军团分别由罗柯索夫斯基（Rokossovski）、范屠亭（Vatntin）和高立可夫（Goriikov）三人指挥，其兵力的部署分别沿着伏尔加一赛拉费摩维区之线、赛拉费摩维区一费辛斯卡亚之线和费辛斯卡亚到沃罗涅日以南为止。他们所面对的兵力大致为德国第六军团的左翼、罗马尼亚第三军团、意大利第八军团和匈牙利第二军团。南面的攻击由颜里明柯将军（Gen.Yeremenko）负责，以艾尔吉尼山地上的罗马尼亚第四军团为目标。第二个反攻则是以德中央集团军为目标，地点是在威立奇卢基与勒热夫之间，其目的是阻止德军向顿河战线上实行增援。攻击已在11月25日开始，因与本章无关，不拟赘述。顿河反攻的目的就是想用罗柯索夫斯基和颜里明柯两个军团的兵力向卡拉赤发动一个向心的攻击，以求把德国第六军团挤出斯大林格勒，至于范屠亭的左翼则应保护罗柯索夫斯基的右翼。当上述攻击巳经发动之后，范屠亭即应突破意大利第八军团的正面，并进至斯大林诺一斯大林格勒铁路线上的里哈亚（Likhaya），然后再进到罗斯托夫，这是德军交通线上的“瓶颈”。高立可夫则又随着范屠亭的后面前进，突破匈牙利第二军团，把德国第二军团向沃罗涅日以西赶去，然后再转向西南，进到比尔果罗德和卡尔可夫。

11月19日，由罗柯索夫斯基发动攻势。第一线兵力为3个装甲军和4个骑兵军，第二线兵力为21个步兵师，他们从赛拉费摩维区到克里门斯卡亚之间的桥头阵地跃出，突破了罗马尼亚第三军团的右翼，当他的右翼与范屠亭的左翼合作，压迫敌军向齐尔河（Chir）溃逃时，其中央兵力则向卡拉赤前进。在这次攻击之后，他的左翼兵力即趋向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缺口，但却为第六军团所击退。

次日，颜里明柯率领着2个装甲军和9个步兵师，突破了在艾尔吉尼山地上的罗马尼亚第四军团，而其左翼则进向科特尼可夫，其右翼向北旋转直趋卡拉赤，11月22日，与罗柯索夫斯基取得了联络。这也就是说第六军团，大约战斗人员20万人，非战斗人员7万人，已经受到了包围。但是苏军的包围囿却还是缺乏足够的组织，不足以阻止鲍罗斯的突围。在之后的一个星期当中，他似乎随时都可以有这样的机会。

当希特勒总部接到了苏军发动攻势的消息之后，参谋总长柴兹勒将军就力劝希特勒命令鲍罗斯突围退出，他几乎已经把希特勒说服了，可是偏偏大言不惭的戈林却向希特勒提出保证说，他可以每天空运补给500英吨给第六军团，包括燃料、弹药和口粮都在内。由于听信了这个空洞的大话，希特勒遂于11月24日命令鲍罗斯构成“刺猬”阵地，并命令他这个军团今后应称为“斯大林格勒要塞”军团。于是第二个问题即为如何为它解围。

这一次希特勒总算做了一件正确的措施。他起用其部属中最能干的一个，那就是目前在维特斯克的曼斯坦元帅。把其所指挥的第十一军团（兵力早已分散）升格为“顿河”集团军，并把第六军团、第四装甲军团和罗马尼亚的第三和第四两个军团都交给他指挥。曼斯坦的任务并不是要为第六军团打开一条退路，因为希特勒已经没有撤出该军团的意图，他是要想击败包围第六军团的苏军，并重建斯大林格勒的正面。

因为铁路交通的恶劣，鲍罗斯的补给一直就是十分的缺乏，现在遂已经进入了严重的阶段了。他这个军团每天需要700英吨的补给量，依照安德尔斯将军在《希特勒征苏之役》一书中的记载，德军统帅部也早已知道鲍罗斯的储备物资早已匮竭，所以他所需要的分量还要更超过一倍。戈林虽已经保证每天空运500英吨，可是其所有的运输机却只够载运300英吨，这还是不计算损失和天气的影响。虽然格莱勒尔（Greiner）对于从11月26日（空运幵始之日）到1月3日为止的空运总量，并未有明文的记载，可是他的记录中却曾指明，在1月4曰曾经空运了250英吨，1月5日为150英吨，1月6日为45英吨，从此一直到1月21日，似乎空运即已停止了，平均总量每天仍在100英吨以下（见《希特勒征苏之役》）。在12月这一个月当中，这个毫无成果的空运行动，一共曾使德国空军丧失了246架运输机。

当11月27日曼斯坦元帅就任顿河集团军总司令的时候，其所面临的情况可以简述如下。罗马尼亚第三军团的残部，由何立德将军（Gen.Karl Hollidt）所指挥的德军兵团（临时拼凑而成的）加以增援之后，很勉强地守住了北面的正面，从顿河上的费辛斯卡亚起向南一直沿着齐尔河走。在南面的正面上，霍斯的第四装甲军团与罗马尼亚第四军团的残部，据守在科特尼可夫的附近，从北面和高加索来的增援也正在向这里赶进。夹在这两个正面之间的第六军团，则仍盘踞在斯大林格勒的城中和其附近。已经有令人感到烦恼的情报传来，说顿河以北的苏军已经集中了大量的兵力，正面对着意大利第八军团和匈牙利第二军团。

曼斯坦的计划，大部分还是出自希特勒的指示，是准备使霍斯的第四装甲军团进到科特尼可夫一斯大林格勒铁路线上，以便击退颜里明柯，然后再旋转过来攻击罗柯索夫斯基的右翼，而鲍罗斯也从斯大林格勒城中同时向它攻击。于是他再拟命令何立德兵团越过齐尔河东进，也打击在罗柯索夫斯基的右翼之上——简言之，即先击败颜里明柯，然后再包围罗柯索夫斯基。后述的作战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似乎希特勒对于范屠亭军团的实力是毫不知晓的。

12月12日，曼斯坦的反攻开始了，在头两天之内他获有良好的进展，然后开始减低了速度。虽然如此，到了12月21日，他却已经进到了距离斯大林格勒“刺猬”阵地30英里以内的地方。曼斯坦的情况已经变得十分的紧急，于是他决定不理会希特勒的反对，命令鲍罗斯在24小时之内准备突围与他结合在一起。鲍罗斯回答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战车燃料只够走20英里的距离，虽然他的部下力劝他放弃那些重装备而率领着步兵冲出去，但他却拒绝采取这样的做法。事实的真相似乎是他在未接到希特勒的直接命令之前，并无撤出斯大林格勒的意图。

为什么曼斯坦的要求是如此的迫切，其原因为12月14日何立德已经受到了范屠亭的猛烈攻击。17日，何立德在齐尔河上的正面已经崩溃，次日范屠亭的右翼和中央都已经渡过了封冻的顿河打击在意大利第八军团的身上。19日，意军被击溃，向顿内次河上遣逃。因为他本人已经有被包围的危险，所以曼斯坦于12月24日命令霍斯派兵去增援何立德，并迅速向西撤退。圣诞节那一天，霍斯已经在全面撤退。

12月29日，鲍罗斯派他的第十四军军长胡比将军（Gen.Hube）乘飞机去谒见希特勒，把第六军团的情况当面报告他。这是一次无结果的谒见，因为希特勒的命令还是死守斯大林格勒，直到本年春天为止。虽然如此，在这同一天当中，由于柴兹勒的一再要求希特勒终于同意把A集团军从高加索撤回。

曼斯坦在次一个星期中，为了要维持一条走廊以供A集团军的撤退，他可以说是陷于极困难的苦战中。结果他还是获得了成功，克莱斯特于1月18日到达了顿河，并于22日渡过了该河。当这次撤退正在进行之际，高立可夫又打击在匈牙利第二军团之上，并也使其溃败逃走。到了1943年1月底，德军在顿河上的全部正面都已经崩溃。在伏罗希洛夫格勒的曼斯坦左翼与在北面的沃罗涅日之间，隔着了一个长200余英里的缺口。

当曼斯坦在作艰苦的战斗和克莱斯特在作卓越的撤退时，斯大林格勒堡垒之内的情况也迅速地变坏。不久，口粮的分配即已减到了能够维持生活的标准之下；炮兵的弹药开始感到缺乏，医药品和燃料（连炊事用的）都已经用尽；患伤寒和痢疾的人数以千计，而冻伤的人数就更多——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28度。

1月8日，罗柯索夫斯基向鲍罗斯发出了招降的通知，当他表示拒绝之后，1月10日，罗柯索夫斯基就命令向这支残军发动总攻击。14日，在该城中央以西14英里的皮托门尼克（Pitomnik）机场已被苏军占领，此后鲍罗斯的情况更为恶劣，于是他向希特勒报告说，他的部队已经不再能忍受这种痛苦了。他所获得的答复为：“投降是不可能的。第六军团为了重建东战场，应在斯大林格勒尽到其英勇的责任，直到最后一人为止。”

1月25日，苏军攻占了德军所剩下来的最后一个机场，这个损失使鲍罗斯与外面的世界从此丧失了物质上的接触。1月31日，希特勒升任他为元帅，在同一天第六军团司令部的无线电台也发出了其最后的通讯：“苏军已经到达了我们掩护部队的前面。我们正在破坏这个电台。”此后除了斯提克尔将军（Gen.Stacker）所指挥的第十一军以外，第六军团其余的部队都开始放下他们的武器。到了2月2日，第十一军也投降了。

当希特勒听到了这个投降的消息之后，他首先是把第六军团拿来与德摩比勒的300名斯巴达勇士相提并论，并且宣称说：“它已经向全世界表现出纳粹德国的真精神和它对于领袖的忠诚。”以后他却痛骂鲍罗斯，大声地怒吼着说他应该学法鲁斯（Varns），宁愿自杀而不投降。

与鲍罗斯一同投降的，有23位将官、2000名校级以下的军官、9万名士兵和大约4万名非战斗人员与平民。在围城战中，大约有3.4万名伤患者已由空运撤出，此外战死的和由于疾病、饥饿和冻伤而死亡的，以及留在斯大林格勒的伤患者，总数共达10万人以上。假使克恩在《死亡之舞》一书中的记载是确实可靠的，那么那些留下来的伤患，就都不幸已被苏军屠杀。他们把炸药包扔在医院的掩蔽部中，当2月3日铁木辛哥大防空洞的出口被炸毁时，又有几千人被活埋在里面。克恩又告诉我们，在被俘后的6个星期之内，9万俘虏中有四五万人在斯大林格勒以南40英里的贝克托夫卡（Bektoffka）战俘营中被活活地饿死了。关于物资方面的损失，魏尔莫特在《欧洲争夺战》一书中说：“从德国陆军总部的记录上看来，德军在装甲车辆和一般车辆方面的损失约相当于6个月的生产量，在火炮方面约相当于三四个月的生产量，在轻兵器和迫击炮方面约相当于2个月的生产量。”在这些损失之外，依照当时主管空运补给的皮克尔特（Gen.Pickert）将军的记载，还应该加上500余架运输机。

斯大林格勒可以算是第二个波塔瓦，希特勒自毁其前程，正是和1709年的査理十二世如出一辙。在一万万苏联人的心中，苏联无敌于天下的神秘感又油然而生了，这一战把他们锻炼成北方的土耳其人。假使他们已经能够击败希特勒的精兵，则对于那些早已为希特勒所践踏的国家还有什么畏惧呢？德国人的胜利已经使欧洲发生了大混乱，这正是建立第三罗马帝国的良机。阿拉曼战役之后，又继之以这个决定性的胜利，使西方人民都受到了宣传上的欺骗。斯大林格勒之战使斯大林的声望达到了最髙点。

尽管德军的失败是如此的惨重，可是斯大林格勒之战仅仅是希特勒丧亡的象征，而并不是它的原因。我们在第十一章中巳经说过，因为他的盲目仇恨心理，所以他不分敌友，不曾认清苏联境内被压迫的人实在是他的盟友。同时，英美两国政府也犯了同样的大错，他们不知道在德国人当中有纳粹与反纳粹之分，他们只想在第三帝国之外来开辟第二战场，而不知道这个战场是应该在第三帝国之内去开辟的。假使他们知道这样做，则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也许即可以使战争在1943年的春天或夏天中提早结束了。

因为第六军团这样毫无目的地被牺牲了，使德国军人发生了极强烈的反感，所以在战争期中再没有比1943年1月间更能够使反希特勒的运动接近成功。贝克和柴兹勒两位将军，以及多数的元帅都牵涉了这个运动，但因为他们无法获得任何英美当局表示支援的保证，所以无法使大部分中立的军官们放弃模棱两可的态度。在战后，有一位曾经参与阴谋的德国人，向罗素先生（Mr.Francis Russell）发表了下述的意见：“我们的阴谋是一个伟大的悲剧。假使你们的政府曾经给予我们一些鼓励，则我们可能会使战争提早结束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我们在瑞典有居间人，我们希望知道英美的条件是什么，假使我们推翻了希特勒之后，他们对于新政府会给予何种待遇。他们把我们的备忘录转交给艾登先生——可是从此就没有回音了。”

这些阴谋分子又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主张用暗杀的手段来解决希特勒，另一派则主张使他接受参谋本部的控制。1月22日，这两派的领袖在瓦尔滕贝格伯爵（Count Petervon Wartenburg）的家中秘密集会，以便协调他们之间的歧见。第二天，当他们尚未能获得一个决定之前，丘吉尔和罗斯福却已经在卡萨布兰卡宣布了无条件投降的原则。髙里兹在他《德国参谋本部》一书中宣称说：“这对于一切的希望都无异于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因为敌人是不想与任何德国政府谈判的。”

尽管有了这样一次打击，可是到了3月13日，在克鲁格司令部中，已经有一批军官对于暗杀希特勒的计划开始第一次的具体行动。很不幸的，他们设法放在希特勒座机中的炸弹并没有爆炸。虽然如此，在1943年一年当中，一共还有其他6次谋刺希特勒的企图。高里兹说：“死亡早已秘密地追随着希特勒，这也可以证明他权威的真正基础是如何的脆弱。”

当战争达到了这个顶点的时候，最使人感到遗憾的还是英美两国政治家所具有的政治盲目性。他们对于所面临的政治战略情况，完全缺乏认识。当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失败之后，英国驻西班牙的大使霍尔爵士（Sir Samuel Hoare）与西班牙的外交部长约尔达那伯爵（Count Jordana）之间曾经交换了一些文件，对此可以当做一个明证。那些文件的内容在这里是有值得加以详细引述之必要。

佛朗哥的观点认为：“有两个分立的战争正在进行之中，在东面是一个反共的战争，西班牙巳经直接参加；在西面是一个英美等国对德国的战争，所以西班牙并没有参加。”为了使他认清世界上只有一种战争，霍尔遂开始与约尔达那用通信的方式作反复的辩论。1943年2月19日，他向后者提出了一个备忘录，其内容是：“在这次战争结束后的胜利，是一个联合的胜利，而木是苏联的胜利，换言之，在这次胜利中，英美两国将具有极巨大的影响。此外，斯大林元帅也曾在1942年11月6日，宣布苏联的未来政策是绝不干涉其他国家的。”

2月21日，约尔达那对此文件提出了答复，其中有两段特别精彩的文字，可以引述如下：

假使未来局势的发展还是和现有的情形一样，则苏联人一定会深入到德国的境内。于是我们就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来：假使真是如此，则似乎不仅是欧陆会面临着较大的危险，而且连英国也不例外。是应该留下一个不完全失败的德国，使其具有足够的力量来当做反共的壁垒，还是让德国苏维埃化，让它的技术人员去受苏联的利用，使苏联人可以扩张其帝国版图，从大西洋以至太平洋，达到史无前例的标准呢？

于是我们又要提出第二个问题来：在欧洲的中央，许多国家都是缺乏团结和统一，由于战争和外国的统治都巳经贫弱不堪，那么又有谁还能够约束斯大林的野心呢？绝对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在德国支配之后，可能继之而来的就是共产党的支配。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认为这个情况是异常的严重，认为英国人对于这个局势应加以冷静地考虑。假使苏联征服了德国，则在政洲，再没有第二个囯家可以约束它了。假使德国已经不存在，则欧洲还得再建立一个德国，认为由立陶宛人、波兰人、捷克人和罗马尼亚人所组成的同盟，足以代替德国的想法，可以说是荒唐巳极。他们不久就会为苏联所吞并的。

2月25日，霍尔爵士又提出了他的答复如下：

贵部长说欧洲的最大危险就是共产主义，而苏联的胜利即将使全部欧洲赤化。英国的观点却与此完全不同。在这次战争结束之后，有任何国家能够支配欧洲吗？至少，苏联必须要有一个长时间的重建复兴时期，在这个阶段中，它必须大量地依赖美英两国的经济援助。尽管我们对于苏联陆军表示充分的欣赏和羨慕，但是我们深信最后胜利绝不是任何一个同盟国的胜利，而是全体同盟国的胜利。毫无疑问的，以后在欧陆上英美两囯都会保留着强大的兵力。他们将由新的生力军组成，他们不像苏军和德军是早巳在东战场上拼得两败俱伤的。

至于说到我们自己，我可以肯定地作下述的预言，到那时，大不列颠将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事权力。照我看，不列颠在欧洲的影响力量，将比拿破仑失败以后的任何时代中都还要更为强大。不过，我们却不应该规避对于欧洲文明的责任，用早熟或片面的裁军手段以自毁其伟大力量。也并无理由足以认为在战争压力之下所建立的同盟，在和平时代中会无法再继续下去，以作为欧洲政治中一种维持和平和安定的力量。

这些文件可以显示出美英两国政府所采取的理想化战争政策是如何地缺乏现实感。丘吉尔在1941年6月22日，曾经宣布战争的目标是“毁灭希特勒以及一切的纳粹余孽”。可是当他的目标已经达到了之后的第四天，他似乎已经认清了这种政策的错误。1945年5月12曰，丘吉尔发了一个电报给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这就是他所称作的“铁幕”电报，其中曾经有下述的一段文字：

我对于欧洲的情况表示深切的关心。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在一个极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在欧陆上的军事权力即将化为乌有，除了留下少数兵力来占领德国以外。假使一两年之后，当美英两国的陆军都巳经离去，而法国陆军又还未能大规模重建的时候，则欧洲的情况又会变成怎样呢？我们可能只有少数几个师的兵力——大部分都还是法国人，而苏联却可以保留着两三百个师的现役兵力。在他们的正面上已经挂下了一道铁幕。我们不知道在铁幕的后面在变些什么把戏。那似乎是毫无疑问的，卢比克一的里雅斯特一科孚岛一线以东的全部地区，不久就都会完全落入他们的手中。于是就会有好几百英里宽的苏联占领地区，隔断了我们与波兰之间的关系。此时，当我们的注意力还正在忙于对德国实行报复的时候，却巳经使苏联人可以在极短时间之内，到达北海和大西洋了。

从丘吉尔这个对美国新任总统的呼吁中，即可以显示出斯大林格勒之战所具有的政治重要性。因为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思想结晶，就是联军的无条件投降政策，所以除了诺曼底会战以外，斯大林格勒会战要算是第二个最具有决定性会战，诚如米克希中校（Lt-Col.F.O.Miksche）所宣称的“整个的欧洲都巳经被击败了”。

谢选骏指出：中国古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希特勒却不懂这一点，也许是他不想重蹈威廉二世遭到兴登堡、鲁登道夫架空，惨遭一战失败的覆辙。这也说明了德国整个民族不仅毫不优秀，而且愚蠢无用，难怪英美拒绝和任何德国政府和谈，只能接受无条件投降。在我看来，这是欧洲已经脱离春秋时代的东周列国志，急速进入了战国时代兼并与灭国状态的标志了——它们之间丝毫没有彼此信任和宽容精神了。西欧，因为苏联而划线，为了保卫一堆老鼠而死——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个“老鼠战役”，从此以后斯大林格勒可以改名为“老鼠格勒”了。老鼠格勒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可能只是一个细节引起的——“克里姆林宫利用其在英美两国中的间谍，立即发动了一个疯狂性的宣传战，要求立即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于是这样在8月间，促成了英军在第厄普的‘流产性’登陆。虽然并未能成功，可是却使希特勒受了一惊，他立即从东线调了两个师的精兵到西线去。”但这并不能阻止第二战场的开辟，于是希特勒陷入了他自己挖下的两线作战的陷阱——他这是身不由己，也说明他缺乏真正的自制力。不过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和拿破仑并列。因为我发现，在历史上，破坏者的名声和地位，向来高于建设者——这是由基本人性中的卑贱本质所决定的。

【大事记（十五）：政治战场与第二战场】

1943年，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政治变化的一年，足以影响到战争的结果，并彻底地影响到历史的途径。它的开端即为在卡萨布兰卡所公布的无条件投降原则，因为它是以歼灭战为其重点，所以使西方同盟国对于战争丧失了一个合理的目标。斯大林对于这样的一个决定，是毫不迟疑地知道该如何加以利用。

斯大林看到西方国家，对于苏联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是如此兴高采烈，所以就决心利用这种心理作用，他的手段就是采取了列宁的格言：“退后一步以达到前进两步的目的。”5月22日，他宣布解散第三国际的组织，这使英美的人民和政府都产生了极大的幻想，相信克里姆林宫的确已经永远地放弃其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政策。所以他们认为的确可以把苏联当做一个友好的和近似民主的伙伴看待。因为苏联像“变色龙”一样的突然改变了颜色，而他们自己已经受着无条件投降政策的束缚，所以正当意大利将要崩溃之际，他们可以在南欧获有极好的机会并建立一个有利的第二战场的时候，西方同盟国却偏偏把政治上的主动权自愿拱手让给苏联。

在这同一时间之内，希特勒已经放弃了其过去所一直认为必要的东西。他放弃了使欧洲屈服于其意志之下并在西欧建立一个德国生存空间的计划，而代之以自由欧洲的号召，以预防苏联在东欧和中欧建立生存空间的企图。他深知所有欧陆国家对于苏联的胜利，都是感到害怕的，而英国人的传统政策又是反对欧洲受到任何一个强国支配的。他用“欧洲堡垒”（Festimg Europa）来代替了“生存空间”的观念，利用无条件投降政策来当宣传资料，以刺激德国人的精神，并宣布组成一个欧洲十字军，以对抗亚洲人的侵略。以上所述为1943年的主要政治变化。

虽然他们的政策黯然无色，可是美英两国的战略前途却是无限的光明。到了1943年的夏天，潜艇的威胁已被控制，所谓大西洋的会战已经获得了胜利。空中优势也已经获得，美国工业的产量已经达到了它的最髙顶点。一支巨大的美国陆军已在训练之中，而大不列颠也巳经恢复了其在敦刻尔克一战中所损伤的元气，在其本土中已经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兵力。所以联军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巨大而日益增加的财产应该如何加以最好的利用。换言之，即如何开辟这期待已久的第二战场。自从阿卡迪亚会议以来，这就一直被公认为是他们的战略目标。在那次会议中即已经预测有三种可能的方面——越过地中海，从土耳其进入巴尔干，在西欧登陆。

因为在1942年不能够开辟第二战场，而斯大林却强烈地要求它，因为美英必须要做一点事情来满足他，所以才暂时用北非侵入战来当做搪塞，但却还有一个谅解，那就是对于法国侵入战的准备并不因此而中止。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中，美英又决定成立了一个联合军种的参谋组织，由摩根中将（Lt-Gen.F.E.Mmgan）出任尚未派定的联军最髙统帅（COSSAC）的参谋长，指挥这个机构草拟一个在1944年春季侵入法国的具体计划。它代替了“波丽露”，而改用了“大君主”（Overkmi）的代字。最后，由于“火炬”作战获得了成功，尤其是又侵入了意大利，于是使战略上的情形益趋于复杂，并且使丘吉尔先生与美国的参谋首长，尤其是马歇尔将军之间发生了一连串的争执。甚至到了第二战场已在诺曼底建立后，这个争执都还是使联军的战略摇曳不定。

这个问题的症结似乎是丘吉尔对于应在何处开辟第二战场始终是混淆不清的。虽然他也同意进行“大君主”作战，但是一旦在意大利境内已经建立了另外一个战场之后，他却不希望“大君主”作战毁灭了这个战场。同时他也并不想在巴尔干开辟一个第二战场——这一点他曾经加以强调说明。虽然如此，从这场战争开始之初期，他也曾设想到幵辟一个东南战场的可能性，而在1941年9月间，他也曾考虑到惟一帮助苏联的方法，即为凭借土耳其的援助在巴尔干某处开辟一个第二战场。当联军侵入西西里岛的时候，他又发表意见说：“巴尔干对于德国所代表的危险，尚有过于意大利的丧失。”他又希望当联军已经到达巴尔干地区时，设法使土耳其参战。10月20日，他又写信给正在莫斯科的艾登外相说：“我不拟从意大利的狭窄腿部跃入波河流域。假使我们准备经过爱琴海，把土耳其卷入战争，并开放达达尼尔海峡，以便沿着多瑙河来援助他们，则苏联人对于这个计划是否会感兴趣呢？”

因为丘吉尔一再地提到巴尔干，所以美国参谋首长们都假定丘吉尔内心里所重视的是在东南欧方面，而不在西北欧方面——“大君主”作战。虽然我们不愿意断定丘吉尔在当时的想法是怎样，但是大致看来，他在当时的看法是与南斯拉夫驻华盛顿公使弗提齐（Ccmstantin Fotitch）的观念相差不远的。10月16日，弗提齐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了取道巴尔干侵人欧洲的问题，并且指明：“丘吉尔早已建议采取这种战略，它可以阻止苏联在巴尔干和中欧地区建立傀儡政权。”美国总统回答他说：“这个问题的决定是应纯粹以军事方面为基础的。”弗提齐对于此种观念曾经作过下述的批评：“若是为了纯粹军事性理由而无道义性和政治性的目标来打一场战争，那才是大错而特错。”所以争执的症结似乎就在这里，美国的总统和参谋首长所看到的是一个纯粹军事性的胜利，而丘吉尔的眼光却看到了战争的政治性后果，这是与苏德两国都有关系的。假使上述的推断正确，则毫无疑问丘吉尔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一场战争若无政治目的，则在军事上也就等于是毫无意义的胡闹。但是这种推断是否完全正确呢？这却又很难确定，因为在7月25日，即墨索尼里辞职下台之日，丘吉尔却决定由英国国会议员麦克林先生（Mr.FitzroyMaclean）去充当代表与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MarehalTito）会晤。麦克林向他指明，假使南斯拉夫的民兵能获得胜利，则铁托可能会在南国建立一个与莫斯科有密切关系的共产政权，因此询问英国政府对于这样一个结局将采取何种态度。丘吉尔回答他说：“当整个的西方文明还正受着纳粹的威胁时，我们不应因为考虑长期政策的缘故，而分散了我们对于眼前现实问题的注意力。”麦克林又说：“我的任务是极为简单，那就是要发现谁杀的德国人最多，并提出援助的建议，以使他们可以杀得更多，至于政治却是一个次要的考虑。”甚至于在战争结束前的10个星期中，即已到了1945年2月27日这一天，丘吉尔还在英国国会中发表下述的意见，他说指导其对于欧陆问题的看法一共有两个原则：“当战争还在进行时，凡是能够杀死德国人的任何人，我们都给予援助；当战争已经过去时，我们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一个自由民主的选举。”很明显的，他完全不曾想到因为苏联人所杀的德国人最多，所以他们会寻找一种另外的解决方案。

8月17日，德国人正在奥勒尔一库尔斯克大会战中，遭受了一个可以与斯大林格勒相比拟的惨败，丘吉尔和罗斯福正率领着他们的军事首长在魁北克开会，以讨论“大君主”作战为目的。这次会议中的主要决定可以分述如下：（1）作为“大君主”作战的一个先决条件，对于德国的战略轰炸，应给予最优先的次序；（2）为了执行“大君主”作战所需要的资源，应比地中海作战所需要者较占优先；（3）为了支援“大君主”作战，又准备在法国南部进行一个“铁砧”作战（Anvil），后来又改名为“龙”（Dragoon）作战；（4）“大君主”的目标日定为1944年5月1日。霍普金斯在出席这次会议时，曾经携带了一个文件，其中所作的预测却足以使这些重要的决定都显得黯然失色。这个文件的名称叫做“苏联的地位”，要算是“美国最高阶层的军事战略研判”。它的内容是：

苏联在欧洲的战后地位将具有支配性。在德国崩溃之后，在欧洲再无其他的军亊杈力足以与之抗衡。诚然的，大不列颠巳正在地中海中建立一个对抗苏联的形势，或许可以有助于欧洲的权力平衡。不过即令如此，它若没有外援也还是不能够对抗苏联。

所以基于上述的分析，这个结论是非常的明显。因为苏联为战争中的决定因素，对于它应给予一切的援助，并应倾全力以争取它的友谊。同样的，因为当轴心囯家失败之后，毫无疑问的是，苏联会支配着欧洲，所以更有对于苏联发展和维持极友好关系之必要。

最后，美国在对苏关系中所应考虑的最重要因素，实为与太平洋战争的关系。若有苏联为同盟国，则对日本的战争可以提早结束，生命和资源的损失都可以减少。反之，在太平洋战争中，若是苏联采取不友好或消极的态度，则困难将增到难以计量的程度。

当会议结束之后，丘吉尔曾经发了一个电报给史末兹元帅（Field-Marshal Smuts），很可以反映出上述的估计。他说：“我想在这场战争之后，苏联将变成世界上最伟大的陆权国家，因为德日两个巨强都已经消灭了。”

这些预测的意义就是说一旦德国垮了，斯大林就会取代希特勒的地位；专就西方同盟国而言，这场战争已经丧失了其政治目的，所以若继续再打下去，即可以说是荒谬已极。

似乎像这样重要的问题，却根本未加以片刻的讨论。假使曾经讨论过，则很明显的结论就是说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西方同盟国不仅应毁灭希特勒主义，而且更应预防斯大林主义取代它的地位。假使不想使用心理上的攻击，那么就只有使他们的军事行动来适应这个政治目标而后可。

在那个时候，他们所能够采取的行动只有下述之一途：当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的力量已经在意大利站定脚跟之后，即以此为第二战场，而把所谓“大君主”作战暂时冷藏起来。若是果能如此，则亚历山大即可以获得留供“大君主”作战使用的那些资源，尤其是登陆艇，于是他就可以沿着意大利的腿部发动一连串的两栖作战，以迅速地强迫凯赛林元帅撤过波河的北岸，若在的里雅斯特地区登陆，即可以迫使他完全放弃意大利，否则即有被切断了交通线的危险。这些理想都是可能达到的，于是西方、同盟国即可以向维也纳、布达佩斯和布拉格一路长驱直入了。无论如何两国的参谋长联合会议应能够认清，从战略上来看，对于列宁格勒一布列斯特一雅典这个德国三角形地区而言，若是打击在它的顶点上，则远不如打击在它的腰部——卢比克一的里雅斯特之线——为有效。前者要远比后者困难，当时为了同时消灭这两个互相竞争的极权主义起见，惟一实际可行的办法就是在的里雅斯特地区中建立第二战场。

接着根据魁北克会议的决定，10月18日，各同盟国外长又在莫斯科集会。艾登在那里提出了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三巨头会议，这是罗斯福很早就一再要求的。斯大林同意了，但坚持这个会议必须在德黑兰举行。第二个就是第二战场的问题。艾登向丘吉尔报

告说：“苏联人对于我们侵入法国北部的时间，已经盲目地决定了。”丘吉尔就回答艾登请他直告斯大林说：“我不能容许意大利战役的伟大后果被丢在一边，而改以一个可怕的悲剧为结束，那就是在5月间越过海峡进攻法国。我们固应尽全力来准备‘大君主’作战，伹却不应以战场上的失败来换取暂时性的政治满足。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应获有一切所需要的东西来赢得战斗，而不必考虑到对于后续作战所发生的影响。”这可以算是战略上的一线曙光。

可是这个一线曙光很快地就消失不见了，因为罗斯福已经沉醉在他的幻梦之中。他就是那个故事中的美人，而斯大林就是那匹狗熊，有一天他会变成美丽的王子，于是从此欧洲就可以过着愉快幸福的生活了。当美国前驻莫斯科大使蒲立德向他提出蒈告说，由于斯大林根本不可信赖，所以他这种对苏政策是一定会失败时，罗斯福却回答他说：

我不想和你辩论，我有一种直觉认为斯大林并不是你所说的那种人。哈里（藿普金斯）也说他不是的。他所想要的只是其自己国家的安全而巳。我想假使我对于他的要求均能满足，而又不要他的酬报，那么他就会不想吞并任何的地区，而愿意与我合作来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世界了。

罗斯福怀着如此的心情，于11月13日前往开罗与丘吉尔和蒋介石会晤，然后再于11月27日与丘吉尔一同飞往德黑兰与斯大林见面。在他们离开开罗之前，他与丘吉尔曾经同意对1944年的英美联合战略暂不作决定，等到会后再说。虽然如此，美国的参谋首长们却早已下了决心，依照希尔吴德的记载，他们准备在“德黑兰之战”中与苏联人组成联合阵线以对付英国人。关于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行馆安排，也恰好利于他们的部署。丘吉尔住在英国公使馆中，斯大林为了想把罗斯福装在他的口袋中，故意用安全为借口，邀请罗斯福与他一同住在苏联大使馆中，而不让他住在美国公使馆中。

第一次的会议是在11月29日举行，因为无正式的议程，所以一切的讨论都是杂乱无章的。还是和惯例一样，丘吉尔一个人的话最多，这一点很使斯大林感到满意，因为在三大巨头之中，只有丘吉尔一个人正确地知道斯大林所要求的是什么。重要性髙于一切的要求，就是他希望5月间能在法国开辟一个第二战场。他直率地向丘吉尔询问说，到底他是否真正对于“大君主”作战具有信心，抑或仅是为了讨好苏联而巳。丘吉尔回答说，绝对不会有搁置“大君主”作战的问题，它将在5月、6月或7月中进行，但是眼前的问题却是今后5个月中，在地中海方面应该做些什么的问题。他又强调说明巴尔干的重要性，并建议支援铁托在南斯拉夫的民兵，而撤消对于米赫洛维奇（Milhailovich）的援助。他又说：在占领了罗马之后，在意大利境内的进展即应以不超过比萨一利米尼（Pisa—Rimini）之线为限度。虽然如此，当谈到侵人法国南部的问题时——这是斯大林所赞成的——丘吉尔却又说虽然他并不反对，但是他却主张从意大利北部作向右的行动，利用伊斯特里亚（Istrian）半岛和卢布拉纳缺口（Ljubjana Gap）趋向维也纳。斯大林却强烈反对这些理论，以及一切有关巴尔干和土耳其等方面的冒险行动。

丘吉尔也提到了波兰问题。他说：“苏联西疆的安全是一个极主要的问题。”他主张波兰应把寇松线（大致相当于李宾特洛普一莫洛托夫之线）以东的一切领土都割让给苏联，而改向西去用德国的领土来当做抵偿。他又说：“假使波兰踩住了德国的脚踵，那也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情，但是却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波兰。”他又补充说：“我一向是支持波兰的边界向西移动的。”

斯大林建议波兰可以向西移动，到达奥得河为止。他又说他不想要任何属于其他民族的东西。丘吉尔也回答说，假使波兰不接受这个寇松和奥得河界线，那才真是愚不可及了，他将向他们提醒说：“若无红军的力量，则他们将会完全毁灭，永远不得翻身。”不过无论如何，他对于割去德国的一部分，是一点都不感到心痛，虽然这无异于是要迁走9000万的人口。这也就是《大西洋宪章》和1939年《英波保证条约》的死亡宣告。很显明的，丘吉尔已经忘记了，他在1941年12月27日，曾经向波兰驻美国大使希强诺夫斯基（Jan Ciechanowski）说过下述的一段话：“我们将永远不忘记波兰巳经做过和正在做的光荣事迹。英国决心以恢复你们的完全自由和独立为目标。这将永远是我们所最关心的事情。我可以向你保证除非这个目的达到了，否则英国绝不停止战斗。”

在波兰问题之后就是芬兰问题。丘吉尔主张苏联对于列宁格勒和其交通路线应有安全的保降，并且应在波罗的海中永远保持着海空的权力。也正和波兰问题一样，绝对无人提及1939年苏联对于芬兰的无理攻击，但因1941年芬兰曾对苏联作报复性的攻击，所以斯大林要求恢复1940年的条约，割让汉果（Hangtt）和皮特沙莫（Petsamo），并用实物赔偿一半的战争损失。

对于德国的问题曾经作相当冗长的讨论。斯大林说他主张把德国分裂成碎片，罗斯福表示欣然同意，并建议把它分为五个部分：（1）普鲁士，（2）汉诺福及日耳曼西北部，（3）萨克森，（4）黑森一达姆施塔特（Hesse-Darmstadt）和赫斯卡塞尔，（5）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每一个部分都应分别自治，但基尔、基尔运河、汉堡、鲁尔和萨尔等地区则应由联合国共管。

丘吉尔又提出了另一个建议。他认为一切的祸根即为普鲁士陆军和德国参谋本部。他主张应使普鲁士独立，把巴伐利亚、符腾堡、帕拉庭纳特、萨克森和巴登都分开，并让巴伐利亚与奥地利、匈牙利组成一个非侵略性的邦联。他说：“我们大家都害怕一个统一德国的威力，但我认为可以与它签订一个严格而光荣的和约，并同时大致依照奥匈帝国的形式而组成一个新的国家。”斯大林的想法却完全不同。他认为日耳曼并无南北之分，他说：“所有的德国人都是像野兽一样的打仗。”他主张奥匈两国应听其分立，在已经把德国分裂了之后，又再来建立一个新的多瑙河同盟，实为不智之举。罗斯福对此完全表示同意。

斯大林又向美国总统保证，请他不必担心太平洋方面的问题，只要希特勒一被击败，苏联就马上向日本宣战。他说：“于是在我们合力之下即可以获得胜利。”这一番话使罗斯福和他的参谋首长都大感欣慰。罗斯福为了感恩图报之故，并曾背着丘吉尔与斯大林作了几次私人谈话，讨论美苏组成联合战线对付英国的问题，他并建议关于香港和上海的问题，他们应联合起来支持中国来反对丘吉尔。罗斯福的儿子艾略特，对此所作的解释是：“主要的目的是要使斯大林认清，英美两国并非联合一致来反对苏联。”此外，罗斯福又告诉斯大林，苏联可以获得大连港，那却正是中国人的领土。

最后在这个会议中，所获得的协议是颇为有限：（1）支援在南斯拉夫境内的铁托，（2）鼓励土耳其参战，（3）定于1944年5月间发动“大君主”作战，（4）三强参谋首长应取得密切的合作。实际上，斯大林赢得了全部的赌注，丘吉尔是一无所获，而罗斯福却获得了斯大林最热情的谢意。魏尔莫特说：

在苏联人和美国人一送一拉的情况之下，西方囯家的战略巳经远离了苏联所想支配的地区。即令在德黑兰会议之前，“无条件投降”政策的执行，就巳经使苏联会变成了东欧的支配权力，可是却还不足以使苏联的影响深入到中欧和巴尔干。到了这次会议之后，这却巳成定局了。所以德黑兰会议不仅决定了1944年的军亊战略，而且也调整了战后欧洲的政治平衡，使其变得对于苏联大为有利。

12月1日，这次会议结束，次日罗斯福和丘吉尔也就一同返回开罗。12月6日，艾森豪威尔被选定为指挥“大君主”作战的联军统帅。参谋长联合会议也决定以“大君主”和“铁砧”两场作战为1944年中最优先的作战，预定5月间开始执行，在世界上其他任何部分的一切行动都应以不妨害这两场作战的成功为原则。

谢选骏指出：英美不是欧陆国家，因此他们对欧洲的唯一希望，就是不要让它统一，美其名曰“不要让欧洲落入任何强权之手”，其实就是希望欧洲永远分裂。在这个角度看，英美的利益与欧陆的利益正好冲突，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然未变，体现为英国的脱欧、美国与欧盟的角逐竞争。在二战的时候，由于丘吉尔和罗斯福的矫枉过正，对“经过欧美他们自己的神化”的希特勒的恐惧过了头，结果就忽略了斯大林正在取代希特勒成为欧洲的霸主，拱手送给斯大林一个东欧殖民地，让斯大林实现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这可不是历史的笑话。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且英美还配合斯大林这个畜生把他的黑爪伸进了中国，建立了毛泽东的鲜血淋漓的红色卫星国。

【第十五章：诺曼底会战】

诺曼底的侵入战要算是西方同盟国在欧洲所作的最大努力，虽然它在战术上是具有决定性的，可是它却完全没有赢得罗斯福所梦想的和平。这个原因诚如美国官方史学家所指明的，美国的参谋首长是完全只抱着纯军事的观点，而尽量只想避免考虑政治性的纠纷。这种说法，在罗斯福与其儿子的谈话中，也可以获得充分的证实。罗斯福说：

艾略特，我们的参谋首长们只认清了一件事情，若能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侵入战，用我们所有的一切力量来打击他们，那就是尽量多杀德国人和尽量减少美国军人生命损失的惟一途径。我对于这种思想很感满意。乔叔叔也同样的感到满意。我们所有的将领自从开战之始，就都是如此的想法，红军和苏联人也是一样的。这是蠃得战争的最快方法，一切不过如此。

可是伤脑筋的，却是首相对于战后的问题和英国的地位考虑得太多……他十分害怕会让苏联人变得太强了。

也许苏联人会在欧洲变得强盛起来，但是否一定就会使局势恶化，那却要看一整套的因素而定。

我所确实认定的只有下述的一件事情：要想节省美国人的生命和尽量的缩短战争，就只有从西欧进攻，而绝不可以把登陆艇、人力和物资浪费在巴尔干山地之中。我们的军亊首长也深信这一观点。

在阅读本书这一章的时候，读者必须随时记住上述的这一席话，因为它们不仅可以解释为何和如何在诺曼底登陆的问题，而且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后来会让大半个欧洲落人苏联“铁幕”统治之下的理由。

当艾森豪威尔将军被提名为“大君主”作战的最髙统帅之后，不久就又发表了下述的一连串人事命令：威尔逊将军（Gen.H.M.Wilson）任英国地中海地区最髙统帅，英国空军上将泰德（Air Chief Marehal Sir Arthur Tedder）为艾森豪威尔的副帅。蒙哥马利将军指挥渡海的侵入军，它的番号定为第二十一集团军，直到艾森豪威尔可以把司令部移到法国时为止，前线上的全部兵力都由他负责指挥。此外，雷姆赛上将（Adm.Bertram Ramsay）被任为联合海军总司令。李马洛上将（Air Chief Marshal SirTraffoid Leigh-Mallory）被任为联合空军总司令。

1944年1月1日，蒙哥马利离开意大利返回英国，中途在马拉克希（Marrakesh）停留了一下，以与正在那里养病的丘吉尔会晤，丘吉尔把摩根将军所拟定的COSSAC计划拿给他看。那是建议用一个军（3个师）的兵力，在格朗康（Grandcamp）与卡昂之间的塞纳湾上登陆，并拟在第五天把兵力累积到9个师。当他于1月2日到达了英国之后，蒙哥马利就详细地研究这个计划，于是他获得了一个结论，认为正面是太狭窄，而突击兵力也太弱。在与雷姆赛和李马洛举行会议时，遂终于决定把突击的正面放宽，分别由两个军团来担负：美国第一军团在右面，其第一波兵力为2个师；英国第二军团在左面，其第一波兵力为3个师。由于兵力增加了，所以正面也向西延展到了法里维尔沙丘（lesDunesde Varreville），在柯腾丁（Cotentin）半岛的东岸上，向东则延展到了奥尔尼河（Ome）口东面的卡堡（Cabourg）为止。两个军团的分界为贝辛港（Porten Bessin）到巴约（Bayeux）之线。这两个地点都包括在英军的地区之内。因为兵力的增加，所以登陆艇的数量感到不够了，于是他们在会议中建议把D日从5月1日延到5月31日，以便多获得一个月份的登陆艇生产量，并且也要把已经指定用在“铁砧”作战方面的登陆艇都移用过来。

登陆船只的缺乏并不是由于生产上的过失，而是分配的错误，因为到5月1日为止，美国的舰队总司令金恩上将手里还控制着大量的登陆艇，但是他的心却在太平洋方面而不在欧洲方面，所以他分配给“大君主”作战的船只，实际上只占数量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这个困难的症结，诚如美国的陆军部长史汀生先生所指明的，因为参谋首长联合会议不能够违反某一个出席员的意志而勉强作一个决定，所以就只有总统才可以解决他们之间的争执，可是总统也还是不愿意作硬性的裁决。由于金恩死抓着不放手，结果只好把预定与“大君主”作战同时发动的“铁砧”作战暂时延期，而且也使亚历山大将军在意大利腿部缺少了两栖作战的工具，于是进一步的后果又是使他的战役师毫无战绩。

1月21日，艾森豪威尔采纳了这个修正计划，其大致的设想可以分述如下：（1）从卡朗唐（Carentan）到奥尔尼河之间，在诺曼底海岸上站稳一个立足点；（2）占领瑟堡和不列塔尼的各港口；（3）当已经确实站稳了之后，用英国第二军团在卡昂地区中作突破的威胁，以便吸引敌方预备队趋向该地区；（4）一旦当第三点办到了之后，美国第一军团和D日后陆续登陆的第三军团，即应在西面侧翼上实行突破，一直向南进到卢瓦尔河上；（5）全部正面以卡昂为枢轴而旋转，使右翼向东转达到塞纳河上。

隔着一条海峡，与艾森豪威尔遥遥相对的为伦德斯特元帅，他于1942年3月间被任命为德国西战场总司令，其辖区包括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三国。在1944年的春季中，他所指挥的兵力有两个集团军和一个西部装甲兵团。它们所包括的部队如下所述：

B集团军，总司令为隆美尔元帅，下辖第八十八军，军长为克里斯汀生将军（Gen.Christiansen），兵力3个师驻在荷兰。第十五军团，司令为沙尔莫斯将军，兵力共4个军17个师，部署在安特卫普与奥尔尼河之间。第七军团，司令为多尔曼将军（Gen.Dollmarm），兵力共3个军15个师，部署在奥尔尼河与卢瓦尔河之间，有1个师驻在海峡中各岛上。

G集团军，总司令为布拉斯可维兹将军（Gen.Blaskowitz），下辖第一和第十九两个军团，前者5个师，后者8个师。前者防守卢瓦尔河与中部比利牛斯山脉之间的地区；后者驻守地中海海岸，从佩皮尼昂（Perpignan）到芒通（Menton）。一共有48个师的兵力，其中38个师部署在海岸上，10个师在他们的后方。在后者方面，5个师是在须耳德河与索穆河之间，2个师是在索穆河与塞纳河之间，3个师是在诺曼底。

西部装甲兵团，司令为希维本堡将军，他负责10个装甲师及装甲步兵师的行政和训练。这10个师的分布情况是：在卢瓦尔河以北有第一党卫军装甲师，驻在比国的贝弗洛（Beverlo），在亚岷地区中有第二装甲师，在卢昂以东有第一一六装甲师，在利雪（Lisieux）地区中有第十二党卫军装甲师，在卡昂地区中有第二十一装甲师，在卢瓦尔河以南的奥尔良地区中有教导装甲师（Panzer-Lehr），在普瓦提耶（Poitiers）地区中有第十七党卫军装甲步兵师，在波尔多地区中有第十一装甲师，土鲁斯地区中有第二党军装甲师，在阿维尼翁（Avignon）地区中有第九装甲师。在10个师当中，第二、第一一六、第二十一和第十二党卫军4个师是由隆美尔指挥的，其余均为直属0KW的总预备队。

第三空军军团也是以法国为基地，其司令为史培莱元帅（Field-Mar-shalSperrle），他是受戈林直接指挥的，不过其兵力却已减弱到只有90架轰炸机和70架战斗机是能够适宜于作战的。

若是作一个全面的观察，这些部队的素质实在太差，中间夹着许多老弱残废和外国人，多数的师都是使用马拉的运输工具。

所谓“大西洋长城”（Atlantic Wall），是绕着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海岸，已经由“托德组织”（Todt Organization,即劳工部队）开始构筑。可是在1943年除了各港口和加来那一段以外，其余的地区不过是沿海挖了一道堑壕而已。1943年11月间，当隆美尔奉派指挥B集团军时，他同时也奉命视察海防，这个任务是不受伦德斯特节制的。在他于12月31日上书给希特勒的报告中，隆美尔表示他的意见说：敌军登陆的焦点可能是指向第十五军团的地区，夹在布洛涅与索穆河口之间。虽然如此，他以后却又把注意力移到了诺曼底地区，这可能是受了希特勒的影响，在少数认为敌人会在该地区登陆的人当中，希特勒也是一个。其结果是在塞纳湾地区中的海防获得了广泛的增强：建筑了混凝土的工事，加设了雷阵和铁丝网，滩头上加建了战防障碍物和水底障碍物。在卡朗唐河口边缘上的沼泽地区中，也造成了大块的泛滥。

关于战略预备队的部署问题，曾经引起了伦德斯特与隆美尔之间的辩论，这种辩论多少是带有一点理论性，因为自从1941年起，希特勒即早已决定应在滩头上就把登陆的敌军击退。隆美尔的意见大致与希特勒相同，他认为由于敌军享有空中优势，所以德军在白天将无运动的可能性，所以他主张除了用重兵驻守海岸线以外，更要求预备队尤其是装甲师应部署在海岸的附近。他这种理论实在是很正确的。可是伦德斯特，在希维本堡和古德里安（当时任装甲兵总监）的支持之下，却也言之成理地坚持一个相反的意见。他认为除非确实知道敌军一定会在何地登陆，否则照这样的布置，则可能会把预备队放在错误的地方。结果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案：第二十一装甲师交由隆美尔指挥，其余第一一六师、第十二党卫师和教导装甲师则必须获得了希特勒的授权才能动用。实际上，在德军整个防御部署中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希特勒侵犯了伦德斯特的职权，他总是直接下命令给伦德斯特的部下，例如隆美尔、史培莱等人。所以他们都几乎是与伦德斯特处于平等的地位，在整个战役中都一直没有统一的指挥。

当侵入战将要发动之际，在英国已经准备就绪的兵力计有：英军17个师，包括3个加拿大师，美军20个师，法军和波军各1个师；战斗机5049架，重轰炸机3467架，其他军用飞机共2343架，运输机2316架和滑翔机2591架；各种船只包括登陆艇、商船和战舰都在内超过了6000艘；此外还有突击工兵战车，用于翻越战防壕的架桥战车，用于渡过滩头上的软地的铺席战车，以便使车辆爬上海墙的跳板战车，引起地雷爆炸的链枷战车，具有双重的推进工具螺旋桨和履带的号称DD式的两栖战车，最后还有装有探照灯以供夜战之用的CDL战车。每一个师都准备了70艘旧商船和4艘军舰以作防浪堤之用，代字为“醋粟”（Goosebenies）；还有两个用混凝土沉箱所构成的人造港口，代字为“桑葚”（Mulberries），这是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拖过海峡即可使用；另外还有一条越过海峡的运油管道，代字为“冥王”（Pluto），通过这条油管，运油船可以把石油直接送往诺曼底海岸上。第一批突击兵力的战斗序列如下所述：

空降部队：英国第六空降师、美国第八十二和第一〇一两个空降师。

美国第一军团：司令为布莱德雷中将（Lt-Gen.O.N.Bradley）。所辖兵力为第七军，军长为柯林斯少将（Maj-Gen.Collins），共4个师。第四师领先，后续者为第九十、第九和第七十九等3个师。第五军，军长为格鲁少将（Maj-Gen.L.T.Genw），共3个师。第一师和第二十九师领先，第二师在后。

英国第二军团：司令为邓普赛中将（Lt-Gen.M.C.Dempsey）。所辖兵力为第三十军，军长为布克纳尔中将（Lt-Gen.G.C.Bucknall），共3个师。第五十师和第八装甲旅领先，后续者为第七装甲师和第四十九师。第一军，军长为克罗克中将（Lt-Gen.J.T.Croker），共3个师。加拿大第三师和加拿大第二装甲旅在前，海军陆战队和第四特勤旅在后。英国第三师和第二十七装甲旅在前，第一特勤旅、第五十一高地师和第四装甲旅在后。

在陆上、海上和空中，联军一共有2876439人，包括官兵都在内。这些兵力的目标都标明在突击计划之中。两个空降集团指定担负侧卫的任务，在突击地区的右面，美国第八十二和第一〇一两个空降师应降落在圣梅尔艾格里斯（Ste.Mere-Eglise）的周围。在其左面，英国第六空降师则降落在卡堡与奥尔尼河之间的地区中。对四个突击军一共分配五个登陆地区。美国第七军在犹他（Utah）滩头上，美国第五军在奥马哈（Omaha）滩头上，英国第三十军在戈尔德（Gold）滩头上，英国第一军在朱诺（juno）和索得（SwokI）两个滩头上。对于D日的最后目标也在计划中有详细规定。

也许在侵入的准备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即为合理战略轰炸政策的采取。自从1940年5月11日丘吉尔发动对德国城市的轰炸起，这个毁灭敌方工业和居民地区的政策已经证明完全失败了。德国的生产量不但没有减低，反而正在突飞猛进之中，同时德国人民的精神不特没有减低反而更增高了。因为过去是太分散，所以缺乏决定性，于是决定集中打击两个重要目标——运输和综合石油工厂。美国战略空军司令史巴兹将军（Gen.C.C.Spaatz）主张后者，而艾森豪威尔的副帅泰德将军则主张前者。在二者之间，泰德的选择似乎是较好的，所以给予了优先考虑。因为只有轰炸运输才可能使敌军在一定时间之内发生解体的现象，若是轰炸石油工厂，则也许要几个月之后才能感觉其效力。1944年3月30日，泰德的建议才开始正式执行，于是至少就当时而言，所谓“战略”轰炸者才真正具有战略性。

所采取的计划是用瘫痪法比两国铁路的办法来限制敌人的机动性。其主要观念不仅是要孤立联军的登陆地区，而且也要用炸毁桥梁的方式来孤立在塞纳河与卢瓦尔河之间的整个前进作战地区。假使这个计划能够生效，则敌人即无法将其第十五军团调往塞纳河以西的地区，而在法国南部的敌军也无法调到卢瓦尔河以北来。除了夹在奥尔良与枫丹白露之间的缺口以外，这样的轰炸即可以使整个前进地区变成了一个战略性的岛屿。在这两条河以外，沿着默兹河和亚伯特运河又选定了第二道“阻绝线”，它们的渡口对于德国第十五军团的补给是具有重要关系的。所以也决定炸毁这些桥梁使第十五军团的补给线被切断，并限制其向西的前进。换言之，德国第七军团即不可能迅速地从东面获得增援。

对于铁路的攻击，主要的目标为轰炸机动车场来毁灭其动力的来源。一共选定80个这样的“神经中心”，到了D日那一天，已经有50处以上受到了惨重的损毁。为伦德斯特主管铁路运输的霍夫纳上校（Col.Haffner），曾经向OKW提出一个报告说：为了维持在法国境内的兵力，每天需要100列车的运输量，而在4月间的平均数量为60列，现在却巳降到了32列，因为法国的铁路已经不再能获得比利时的煤了。到D日那一天，在法国北部地区（Region Nonl）中，在2000辆区域机动车辆中有1500辆都已经因为空中攻击和缺乏保养及燃料的原因而不能行动，于是运输来往量已经减到了1月份原额的13%了。从巴黎到海岸之间的塞纳河上一共有24座公路和铁路桥梁，到了6月5日，其中18座已被毁灭，3座因为修理的原因而停止使用，其余3座也在空中攻击的严重威胁下，在白天已经无法利用它进行任何大规模的运输。

在D日之前的3个月当中，一共投掷了6.6万英吨炸弹，丘吉尔说：“这样环绕着在诺曼底周围的德国部队，我们创造了一个‘铁路沙溴’。”此外，联军空军也对于敌人的海防工事、雷达站和飞机场发动了普遍的准备性攻击。在D日的前几个星期中，即曾连续地作有系统的轰炸，而D日的前夕，在诺曼底海岸上有10座超重级雷达瞄准的炮台都巳被炸毁。总的算来，对于这些目标所投掷的炸弹在1.4万英吨以上。在这同一个夜间，所有敌方剩余的雷达站也都一律受到了干扰，所以当空降攻击发动时，他们完全不曾受到拦截，同时侵人军在接近他们目标之前也一直不曾被发现。

海军的比较重要的任务为掩护侵入舰队，扫除敌方的水雷阻塞线，并且用炮击来掩护登陆。雷姆赛有两个任务舰队可供运用：东面兵力由英国海军少将费安（Rear-Adm.Vian）指挥，协助英军地区的登陆工作；西面兵力由美国海军少将克尔克（Adm.Kirie）指挥，协助美军登陆。联军总共有29队扫雷艇分配给他们。

联军为了掩护战术性的行动，又曾使用一个极伟大的欺敌计划。其目的是要使敌人相信联军至少还要等候6个星期的时间，才会作渡海的企图，而且暗示这个攻击会投掷在加来方面。每一个飞向诺曼底地区的空中出击，都同时在加来地区作两次出击以为掩蔽。每在哈佛尔以西投1英吨炸弹，则在其北面应投2英吨炸弹。此外，在英国东南部的港口中也已经集结了许多的假登陆艇，在多佛尔设立了一个庞大的假总司令部，在苏塞克斯和肯特地区中，也曾建立了许多假公路、铁路及其支线。

在艾森豪威尔所应负责解决的许多难题中，有一个最复杂的即为D日的选择。蒙哥马利说：“决定D日的最好条件是H时可以定为该日航海拂晓后的40分钟，而在此时潮汐应比最高水位早了3个小时。”因为海峡中的潮流无法使所有的滩头都同时达到这个条件，所以每个滩头定有个别不同的H时，它们从上午6时30分起，到上午7时45分为止。又因为侵入最好是在满月的条件之下举行，所以在每一个阴历的月份当中，D日只能在3天之内去选择一天。在5月31日之后就只有6月5、6、7等三日可以合乎标准。于是选定了第一天（6月5日），满月却是6日这一天。

6月初风浪颇大，在6月3日和4日两天中，气象预测是如此的不利，所以艾森豪威尔决定把侵人发动时间顺延了24小时。虽然在6月5日的气象条件也只有少许的好转，可是在该日上午4时，他却作了一个果敢的决定，决心在6月6日发动渡海的攻击。

依照决定的时表，空降部队由239架飞机和867架滑翔机载运着，定于上午2时着陆。由2219架飞机所执行的空中轰炸应在上午3时14分开始，在上午5时50分再由海军的轰击来予以增强。第一波的登陆兵力，由大小登陆船艇共4266艘载运着，应在上午6时30分到7时45分之间分别登陆。

在指定的时间中，空军首先对敌方海岸工事和滩头障碍物发动猛烈的轰炸，一共投下了炸弹7616英吨。接着当英国第二和美国第九两个战术空军掩护着侵人舰队前进时，联合舰队的重炮也开始轰击敌军的固定炮台和混凝土的防御工事。在接近射程中，较轻的兵器也在攻击较轻型的防御工事。最后当第一波突击兵力接近海岸，对滩头上就又持续地作弹幕射击，当部队登陆时才立即升起。关于这一点，艾德华中校（Cdr.Edwards）曾经有下述的描写：驱逐舰和LCG（Landirig CraftGun）可以算是近代化的浮动炮台，几乎使滩头上的每一码土地都已为炸药所浸透。此外为了增加火力的密度，从火箭登陆艇（LCR）中又发射出大量的火箭。这种登陆艇每艘的火力相当于80多艘轻巡洋舰，或是将近200艘驱逐舰。为了掩护这次作战，有10个中队的战斗机在天空中作不断的巡逻，在海面上风浪许可的限度之内，部队即先放下两栖战车由他们领先向滩头挺进。关于这一点，艾森豪威尔曾经在其报告书中说：“使用大量的两栖战车来供给火力支援，为我们计划中的一个必要部分。虽然因为海上风浪太大，以致损失极大，可是若无这种兵器的协助，则突击部队能否在岸上站住脚跟，恐将颇有疑问。”

尽管天气不佳，可是空降的侵入却还是获得了卓越的成功。英国第六空降师降落在布勒维尔（Breville）的附近，美国第一〇一空降师则在圣梅尔艾格里斯之南，而第八十二师则在其西面。第一个师占领了奥尔尼河上的桥梁，并炸毁了戴费斯河（Dives）上的桥梁。第二个师占领了普皮维尔（Pouppeville）和圣马丁（St.Martin-deVarreville）两个村落——都在犹他滩头以西。第三个师，尽管着陆的兵力很分散，仍然占领了圣梅尔艾袼里斯，所以也就封锁住了卡昂一卡朗唐一瑟堡公路。

这些行动使敌人大吃一惊，因为天气的恶劣，他们对于防务是很松懈的，伹是他们并非受到完全的奇袭。因为在6月5日下午9时15分到30分之间，德国人截获了一个无线电报，在译出之后，就知道了它是号召法国抵抗运动人员于6月5日至6日之间的午夜参加战斗。到了下午10时30分，BG两集团军和第三空军军团都已经奉命加强戒备。但是不幸得很，隆美尔元帅恰好回到希尔林根（Heerlingen）去探视他的妻子，第一党卫军装甲军军长狄特里希（Sepp Dietrich）正在布鲁塞尔，第七军团司令多尔曼正在勒恩（Rennes）指挥一个兵棋演习。大约在6月6日上午1时，截获无线电的消息已传到了OKW,在上午2时到3时之间，也接获了空降登陆的报告。当接获了海上侵人兵力正准备登陆的报告之后，伦德斯特立即要求OKW准许他动用总预备队中的各装甲师。可是直到下午三四时之间，才获得了批准，于是时间已经太迟了，使他们来不及参加当天的战斗。依照布勒孟楚特（伦德斯特的参谋长）的记载，其原因是因为希特勒的生活习惯是要工作到午夜之后才睡眠，而一直要到正午前不久才起床，而在OKW中就没有一个人有勇气敢吵醒他。所以当他接获详细情报时，敌人的侵入战已经全面展开了达好几个小时之久。

所有的登陆都未被击退，全部都要算是成功了，只不过是程度上各有差异而已。在犹他滩头上，两栖战车在距离海岸还有5000码远的地方就开始向滩头上挺进，接着美国第四师也已经透入到了6英里以上的纵深，并与第一〇一空降师取得了接触。在奥马哈滩头上，美国第二十九和第一两个师的两个团战斗群由于海面波浪太大，所以未能获得两栖战车的充分支援，并且也受到德军第三五二师的激烈抵抗，一直被钉死在海岸线上，直到快要黄昏时才勉强向海岸公路且战且进。英国第二军团也利用两栖战车，要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虽然在戈尔德滩头上的第五十师右翼在哈米受到了强烈的抵抗，可是其左翼却能迅速向内陆挺进，几乎到达了巴约一卡昂公路。在朱诺滩头上的加拿大第三师也受到了顽强的抵抗，但仍能不断地向前推进到达接近7英里的深度。在第二军团的左翼方面，英国第三师在索得滩头上的突击一切均能依照计划进行，到了下午在比耶夫勒（Bieville）和乌伊斯特勒昂（Ouistreham）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站稳。在第二十一装甲师的20余辆战车支援之下，德国步兵发动了一次反击，但已为英国第三师和加拿大第三师所击退。

这次德军的反击是糟不可言。隆美尔还未回来，史佩德遂命令第二十一装甲师前进。但是在此时，该师师长法赫庭格将军（Gen.Edgar Feuchtinger），却巳经自动派了其一部分兵力去对付奥尔尼河以东的敌军伞兵。而在这个任务尚未能完成之前，他又奉命撤回其兵力来应付奥尔尼河以西的紧急情况。直到下午3时，他才能够参加战斗，可是因为缺乏足够的步兵支援，所以当他的反击兵力巳经透人到了海岸上时，却又为敌军的自动推进战防炮所击退。

在这整天之内，联军对于空中可以说是具有绝对的控制。联军一共飞行了14600架次，而德国空军却没有能够击落一架飞机。到了夜幕低垂时，在维尔河（Vire）与奥尔尼两河之间，联军突破大西洋长城的正面约达30余英里，但是中间还有缺口亟待填塞，而且还没有能够达到一个最后的目标。

希特勒、伦德斯特和隆美尔——他已于6日下午赶回前线——于是一致同意认为在塞纳河以西的突击只是一种佯攻，其目的是为了掩护在加来方面的主力攻击。他们决定不调动第十五军团，并设法应付眼前的局面。隆美尔的计划为用步兵封锁住美军的透人，而用第一装甲军的兵力在卡昂地区中向英军发动反攻。因为这个计划必须立即加以执行，不能再延误了，于是狄特里希奉命不必等待装甲教导师的到达，而就集中第二十一和第十二党卫军两个装甲师兵力，尽可能提早在6月7日发动攻击。

在6月6日到7日之间午夜过去不久的时候，第十二党卫军装甲师，其师长为梅叶将军（Gen.Kurt Meyer），到达法赫庭格在卡昂的师部中。他们一共大约有160辆战车，这要算是一支强大的兵力。但因为加油延误了不少的时间，而在拂晓时又受到了一次战斗轰炸机的攻击，同时第二十一装甲师又被牵涉在英军于卡昂北面的一次攻击之中，所以结果梅叶只能带其师中的一部分兵力前进。他打击在加拿大部队的头上，后者正在从西面威胁卡昂。6月8日的清晨，隆美尔命令狄特里希再度发动打击，这次是要用其3个师的全部兵力，在卡昂与巴约之间进攻。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装甲教导师还未能赶上，而第二十一师又不能摆脱战斗。狄特里希所能做到的却只有增援梅叶，而梅叶却还是打击在加拿大部队之上，后者已在布雷特维尔（Bretteville）进到了卡昂一巴约公路上。但是他的步兵与战车隔断了，到了9日拂晓时，加军发动了一个反击，夺回了其所曾赢得的土地。在这次行动失败之后，隆美尔就决定暂时不再举行反攻，等到其装甲兵力能够集中时再说。

史佩德说：“自从6月9日以后，主动权即完全操在联军的手中，他们可以使战争的打法完全适合于他们的要求。”（见其所著《我们防御诺曼底》一书）隆美尔在10日，也向希特勒作出了一个长篇报告，其内容也可以证实这一点。隆美尔说：

在白天里，几乎我们所有的交通，无论是在公路上、铁路上和田野间，都完全被敌方战斗轰炸机和轰炸机的强大编队钉住了，其结果为我方部队在战场上的一切运动都几乎完全瘫痪了，而敌人却可以自由地活动。在后方地区中的一切交通隘路经常都处于敌方空中攻击之下，要想把必要的补给、弹药和油料送给部队，都是十分的困难。

到了6月12日，蒙哥马利已经确实建立了他的桥头阵地，一共有人员32.6万名，车辆5.4万辆，物资10.4万英吨都送上了陆地。到了此时，美国第七军已经推进到了圣梅尔艾格里斯东北面的蒙特堡（Montebourg），并且也已经占领了卡朗唐，在它的东面并已与美国第五军连成了一线。后者的正面已经推进到了维尔河上，在圣罗（St.Ld）的北面约8英里远，也已经占领了色里赛森林（The Forest of Cerisy），其左翼则巳经越过了巴里罗瓦（Ballemy）。在英军方面，第三十军已经占领了巴约，并且已经推进到了巴里罗瓦一卡昂公路上。在第三十军的左面，第一军的正面从布雷特维尔起，绕着卡昂以达圣何诺林（Ste.Honorine），从那里其左翼向北勾起，到达了卡堡以西的法兰西维尔（Franceville-Plage）在海峡海岸上。

虽然隆美尔未能把他的敌人赶下海去，可是在6月12日到13日的夜间，德国人又发现了新的希望。第一颗飞弹已经落在伦敦。那是一种无人驾驶的喷射机，装有1000公斤重的弹头。虽然它也能造成相当的损毁，可是不久就发现对于它的期待却不宜过髙。

一旦德军的反攻被击败了之后，蒙哥马利就开始想攻占瑟堡和卡昂。前者是为了想获得一个港口，以补充其岌岌可危的人工港口和滩头补给。后者则是为了在其战略性杠杆上，建立一个支点——以便在其西面侧翼上实行突被。隆美尔在卡昂地区失败之后，即开始设法阻止联军向瑟堡的前进，在6月13日到15日之间，他作了一个猛烈的进攻，使用第十七党卫军装甲步兵师来突破美国第五、第七两军之间的交点，但仍然还是被击退了。同时，美军却占领了蒙特堡，而在6月14日，美国第九师和第八十二空降师也向西进攻圣沙弗尔（St.Sauveur-le-Vicomte），他们于16日占领了该地，两天后在巴尼维尔（Bameville）到达了柯腾丁半岛的西岸。于是美国第八军开始参加战斗，接管了两个空降师和第九十师的指挥权，面向南面以掩护第七军向瑟堡的前进。6月19日，在预测之外突然吹了一阵狂风，把联军的计算都推翻了。它一连猛吹了三天，把圣劳伦（St.Uurent-sur-Mer）的美国人工港口吹毁了，而在阿罗芒什（Arromanches）的英国人工港口也受到了损失。当风暴过去之后，发现有800艘船只被陷在海滩上，联军船只所受到的损失要比D日那一天敌军所造成的损失超过了5倍。

6月21日，美国第七军的第四、第七十九和第九等3个师已经逼近瑟堡，第二天在海军火力支援之下，他们展开了对要塞的突击，要塞的守将为施利本将军（Gen.von Schliben）。25日，他们突入了要塞，26日俘虏了施利本，27日瑟堡的守军3.9万人都投降了。可是港口已经遭到了彻底的破坏，直到8月底才能够再使用。

当美军正在攻击瑟堡之际，6月25日，英国第二军团的第三十、第八和第一等3个军也已向卡昂发动了一次坚决的攻击。这一方面的地形是极为险恶，并且遍布着地雷。虽然在中央的第八军到达了卡昂西面的奥登河（Odon），但其他两个军却殊少进展。29日，英军遭遇了第一和第二两个党卫军装甲师，不久又发现了第九和第十两个党卫军装甲师，还都是从东线调来的。由于敌方装甲兵力的增强，所以蒙哥马利决定暂时守住已得的地面，并重组他的兵力。

当斯大林一向要求的第二战场已经在诺曼底被开辟了之后，苏军也准备好了他们的夏季攻势。6月23日，它在维特斯克与戈梅利之间展开，到了7月底已经到达了涅曼河。7月13日，苏军又接着在普里皮亚季沼泽之南，发动了第二个大攻势，17天之后，他们在桑多米尔（Sandomir）以南渡过了维斯瓦河。到了8月中旬，德国的情况已经是危在旦夕了——苏军已经到达喀尔巴阡山脉和东普鲁士的边境。8月22日，在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发生了一个政变，于是罗马尼亚政府向苏军投降了。3天之后，芬兰人也在要求休战。自从7月1日起，第三帝国的崩溃可以说已成定局，在诺曼底地区的突破也可以计时而待，于是战争结束之期终于在望了。

在瑟堡沦陷后，伦德斯特和隆美尔被希特勒召往贝希特斯加登，于6月29日与希特勒举行会谈，伦德斯特要求给予他以自由调度之权，隆美尔则力主将第七军团撤到塞纳河上。希特勒对于这些要求一概不准。结果7月3日，伦德斯特提出了他的辞呈，并由克鲁格元帅接替他的职务。

此时蒙哥马利已决定攻陷卡昂，并在同时把美国第一军团推进到库唐斯（Coutance）—圣洛之线，以准备在西面侧翼上实行突破。7月3曰，布莱德雷发动了这个双面的攻势，但因为地形上的困难和敌军的顽强抵抗，进展颇为迟缓。7月7日到8日之间，对卡昂的攻击也开始了，这是一个典型的蒙哥马利式的“物资之战”（Battle of Material）。英国空军的轰炸机部队奉命支援邓普赛的前进，虽然蒙哥马利认为“这对于作战的成功是具有重大的贡献”，可是目击者的报告却与此种说法并不符合。在卡昂上一共投掷了2500英吨炸弹，街头上为碎瓦颓垣所塞满，使战车无法通过，必须用开山机为它们开出一条路来。这种轰炸使英军的进展大为迟延，结果才使德军从奥尔尼河北岸的卡昂，撤到了该河南岸的佛塞勒郊区（FaubourgdeVaucelles），使英军不能达到完全突破的目的。

到了7月10日，又发生了一个危机：美军的攻势受到了顿挫，在佛塞勒郊区的德军仍然挡住了法莱斯（Falaise）平原的进路。已经有了4个师的德军从法国南部调来增强第七军团的右翼。因为有了这些增援，遂使隆美尔可以抽出他的装甲师，于是他开始把它们调向美军的正面上，所以蒙哥马利必须再度进攻，以阻止隆美尔作此项调动。

蒙哥马利的计划是当布莱德雷正在补充弹药，准备攻占圣洛，并将敌人逐回到皮里斯（P6riers）—圣洛公路上，以准备在7月20日作一突破行动时——代字为“眼镜蛇”作战（OperationCobra）——邓普赛也应在7月15日到16日之间的夜里，向卡昂的西面作一次佯攻，接着在18日，他的第八军和三个装甲师也应从奥尔尼河上的桥头阵地为起点，向南对卡昂的东面，作一个决定性的攻击——是谓“古德伍德”作战（OperationGoodwood）0蒙哥马利对第八军军长奥康纳中将（Lt-Gen.O'Connor）解释他的计划说：“一个在东面的胜利足以帮助我们在西面达到目的。但是这个东翼却是一个堡垒，西北欧战役的全部前途都是依赖在它的上面。”简言之，他的计划是把最大量的德军兵力都吸在卡昂方面，而只留下最小量的兵力在圣洛地区中来对布莱德雷的第一军团作战。

这次的佯攻在最初的阶段中，曾经使德军受到了欺骗，其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使用了“人工月光”的技术，把大量的探照灯光线焦点集中在云层上，使其向地面反射。但是到了夜间，德军的侦察机利用照明弹，发现了有大量的车辆越过奥尔尼河上的桥梁。因为这足以表明英军有突破的企图，于是在7月17日的清晨，隆美尔赶上前线去视察防务。当他下午回去的时候，沿着公路在圣弗瓦（St.Foy-Montgomery）村落附近，其座车受到了一架英国战斗机的攻击，他受了重伤，最初大家都以为他已经死了。当克鲁格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并不指定一个人接替隆美尔职务，而自行兼管B集团军的指挥权。

7月18日的攻击（古德伍德作战）是一个超级蒙哥马利式的作战。其计划是在奥尔尼河上架桥渡过3个装甲师的兵力（近卫师、第七师和第十一师），连同支援性的战车和步兵在一起，在“超级火力”掩护之下，向南横扫直达法莱斯，切断并毁灭德军的3个师。为了帮战车扫清一条进路，重轰炸机在一个宽达4000码地区的两侧连续地轰炸以肃清敌军用以侧击装甲攻击兵力的战防炮。在这两道轰炸墙之间，轻型飞机就专门投掷碎片性的杀伤炸弹（不造成弹坑），以便使地面不至于阻碍部队的前进。在爬行的炮弹幕掩护之下，战车即从炸弹所扫开的甫道上进攻，艾森豪威尔的报告说：为支援地面作战而作如此巨大集中的空中攻击，可以算是史无前例的。联军一共投掷了1.2万英吨炸弹，其中5000英吨是在45分钟之内投掷的。同时，为了补充空中攻击，又曾作强大的海军炮击。

对于蒙哥马利而言可以说是不幸之至，德军撤退了他们的部队，而在所拟定的甬道后面约数英里远处，另行准备了一个战防地区。当英军轰炸时，他们的炮手都潜伏着，等到停止后才钻了出来，向越过平原的大批战车开火。他们击毁了150辆到200辆战车，其中第十一装甲师损失了100辆以上，以后在夜间，又有50架德国飞机痛炸英军的阵地。到了次日天气变坏了，卡昂平原变成了一片泥海，于是战斗又告一结束。

由于天气的变坏，艾森豪威尔又决定把布莱德雷的攻击（“眼镜蛇”作战）延期到7月25日再执行。其计划目的是要把圣洛以西3个师的正面向前推进，而以马里格尼一圣吉尔（Marigny-St.Gilles）之线为主要目标。于是再把3个师的生力军，通过领先的3个师蛙跳前进，最后向西旋转来向库唐斯和格朗维尔（Granville）进攻。

在空军战术方面，是用战斗轰炸机攻击圣洛以南的维尔河上全部敌军桥梁来孤立这个前进地区。美国陆军航空军总司令阿诺德将军（Gen.H.H.Arnold），曾经有下述的记载：“下午1时40分，携带着炸弹和燃烧弹的P-47雷霆机，分为7批从东向西飞，每批相隔两三分钟。接着在1个小时之内，1500多架的空中堡垒和解放者式轰炸机一共投下了3431英吨炸弹。接着P-38闪电式机又分为8批，投掷了更多的燃烧弹，历时20分钟。于是400架中型轰炸机用500磅重的炸弹，攻击该地区的南段，集中在十字路口上，并以德军集中在圣吉尔村落中的战车和部队为目标。燃烧弹所引起的火焰，漫无限制地在德国的营地和堑壕上延烧着。”

也正和在卡昂的攻击一样，这种巨大的攻击对于敌人并不足以造成大量的死伤，但却可以产生极大的混乱。不过也和在卡昂时一样，这种震惊的作用只是暂时性的，当美军前进时，从空中轰炸所未能“中和”化的阵地中仍然还是发出了强烈的炮火。

步兵以4英里宽的正面进攻，由战车担负支援，最有趣味的事情还是空中的合作。阿诺德将军的报告说：“当我方的部队前进时，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络，并在统一指挥之下，飞在他们的前头击毁一切军事目标。战斗机与战车之间用无线电直接通信，在我方装甲纵队的上空，维持着经常的警戒。地面军官可以要求战斗机轰炸在他们前方的敌方炮兵和装甲兵。驾驶员发现敌人在十字路口或森林中所设置的陷阱时，也立即向战车指挥官提出蒈告。德国的装甲部队，因为缺乏天空上的眼睛，所以在作战中是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也就是一个大规模的闪击战。

7月27日，美军攻占了皮里斯和里赛（Lessay），到了28日，通过考唐斯的退路已经被切断，一共俘获了4500名德军。在此同一时间，在东面的加拿大第二军也向法莱斯进攻，但为敌军用战防炮、埋伏的战车和迫击炮等兵器所构成的坚强防御地带所阻止。

5天之后，美国第三军团正式成立，司令为巴顿将军（Gen.Patton），所指挥的有第八、第十二、第十五和第二十等4个军。至于原有的第一军团，则由霍奇中将（Lt-Gen.C.H.Hodges）升任司令，下辖第五、第七和第十九等3个军。两个军团又合组为第十二集团军，由布莱德雷升任总司令。于是蒙哥马利就只专门指挥第二十一集团军，其所留下的兵力只有英国第二军团和加拿大第一军团。后者的司令为克里尔中将（Lt-Gen.H.D.G.Crearer），于7月23日才成立。但是直到9月间为止，蒙哥马利还是继续控制着艾森豪威尔的全部陆军兵力。

当考唐斯已经攻克之后，美国第三军团的计划是向南挺进，从阿夫朗什（Avmnches）突入不列塔尼，并占领勒恩——富热尔地区。于是再转向西面，以确实占领圣马洛（St.Malo）和布列斯特等港口，而此时美国第一军团也应向北进攻，占领莫尔坦（Mortain）—维尔地区。同时，英国第二军团也应向科蒙（Caumont）地区挺进。到了这个时候，无论天气的变化如何，艾森豪威尔都决定发动一个全面攻势，完全不再作“谨慎”的考虑。这也的确是应该如此决定的时候了，因为他不仅已经有了绝对的制空权，而且人力方面至少占了二比一的优势，在战车和火炮方面则大约占了三比一的优势。

7月29日，巴顿的领先战车已在考唐斯之南，渡过了谢讷河（Sienne），两天以后即占领了阿夫朗什。艾森豪威尔说：“现在在我们与不列塔尼之间，已经不再有有效障碍物的存在，而我的创造一个开放侧翼的理想终于已经实现了。敌军已经在完全解体的状况之中。”同时，蒙哥马利也在科蒙以南发动了他的突击，由1200架飞机所作的粉碎性轰炸为其前导。8月4日攻占了卡昂西南面的艾弗尔西（fivrecy）和艾斯奎（ESquay），8月5日又占领了维拉丛林（Villeis-Bocage）。

在占领了格朗维尔与阿夫朗什之后，巴顿就只遭遇到了轻微的抵抗。8月2日，进入了勒恩并绕过了圣马洛。到了8月2日，美军到达了从勒恩到海岸之间的维莱讷河（Vilaine）之线，于是不列塔尼半岛全被切断。8月7日，第六装甲师已经站在布列斯特的门前，到了10日，南特（Nantes）已经落入美军的手中。

在占领了勒恩的第二天，布莱德雷命令巴顿只在不列塔尼留下极小量的兵力，而率领主力直趋巴黎。巴顿于8月4日即开始执行这个命令。

克鲁格现在也十分明了，当有巴顿从阿夫朗什突破的威胁时，他的惟一合理对策即为退到塞纳河之线。但是希特勒却绝对不肯听从这种意见。当巴顿正要向巴黎前进的那一天，希特勒却命令克鲁格集中其9个装甲师中的8个，从莫尔坦向阿夫朗什进攻——这是巴顿交通线上的“瓶颈”部分。若是克鲁格能够握有制空权，则这未尝不是一个合理的计划，可是他却并无制空权，因此这就无异是自杀了。克鲁格对于这一点并非没有认识，但因为他已经被牵涉在刺杀希特勒的7月20日事件之中，若是他再违反希特勒的意见，则可能更会引起希特勒的疑忌而治他以叛国之罪了。尽管如此，他却发现无法从战斗中抽出足够的兵力，他一共只抽出了4个装甲师，共为战车250辆和2个步兵师。

对于克鲁格可谓不幸之极，他的一切准备却都逃不过敌方空中搜索的发现，所以当布莱德雷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立即在维尔河与莫尔坦之间，展开了5个师的兵力来应付这个威胁。同时他又命令巴顿在圣希莱尔（St.Hilaire）保留着3个师的兵力来威胁德军前进时的南面侧翼。8月6日，布莱德雷向维尔河进攻，迫使德国第七军团司令豪赛尔将军（Gen.Paul Hansser）不能不动用一部分准备反攻的兵力来巩固他的右翼。最后，到了8月6日到7日之夜间，豪赛尔才向西打击，进到了距离阿夫朗什只有7英里远的地方，然后为美国装甲兵力所阻止。

8月7日，当德军的纵队正挤在莫尔坦周围的道路上时，于是立即受到了美国雷霆式机和英国台风式机的无情轰炸。同时，蒙哥马利也命令加拿大第一军团向南进攻，直到卡昂一法莱斯公路上，以威胁豪赛尔右侧的后方。蒙哥马利说：“这一次的计划是用重轰炸机作准备的攻击，然后在黑暗的掩护之下，利用重装甲的载运车把步兵运过敌军的防区，以减少损失。这些车辆被定名为‘袋鼠’（Kangaroos），本是自动推进火炮的车身，被改装作载运步兵之用。”8月8日，蒙哥马利要求布莱德雷命令巴顿把他的第十五军向北旋转以达阿朗松（Aleggon）——在前一天该军已经占领勒芒（Le Mans）——以与向法莱斯进攻的加拿大军相会合，于是从南北两面来切断敌军的交通线。11日上午，克鲁格即已经知道了联军将要进攻，因为他既然无法支持，所以必须从莫尔坦地区撤退。虽然如此，他却犹豫不决，直到11日正午时，才敢向OKW提出这个建议，而且措词还是非常的含混。他所获得的答复却是一旦把美国第十五军逐退之后，仍应继续进行反攻。但是不等到他可以依照这个命令行事之前，美国第十五军却早已在8月12日占领了阿朗松，并于次日黄昏时已经进到了阿让唐（Airentan）。这个行动已经使德国第七军团陷入一种不可久留的境地。它占领着一个腊肠式的突出地，长达40英里，在其底部（法莱斯一阿让唐）的宽度为15英里。不管希特勒怎么主张，其撤退是已经无可再缓了。

所以巴顿已经可以恢复其向巴黎的前进了，8月12日，布莱德雷抽出了其在阿让唐的第十五军，而改用美国第一军团的第五军来接替。14日，加拿大军继续向法莱斯进攻，但直到16日才将其占领。在那一天，巴顿的第十二军占领了奥尔良，其第二十军进人了沙特尔（Chartres），24小时之后，其第十五军已经到达了德勒（Dreux），并奉命从那里向塞纳河上的曼提斯（Mantes）——在巴黎的西北——前进。19日，该军在该地已经于塞纳河上建立了一个桥头阵地。此时，希特勒因为疑惑克鲁格已经出卖了他，所以命令摩德尔元帅接替他的位置。

8月17日，美国第五军从阿让唐，加拿大第四和波兰第一两个装甲师从法莱斯，开始从两面封锁这个日趋缩小的口袋，其中有德军15个师的残部和其他的零星部队都挤在一起，这个空间长达20英里，其东端的宽度为10英里。他们惟一的逃走路线是经过尚布瓦（Chambois）和圣兰贝尔（St.Lambert），但两面都在火力威胁之下，并加上不断的轰炸。阿诺德将军的记载说：“在阿让唐的三条公路上，德军的战车和卡车成三行的纵队，首尾相接着流动。P-47雷霆式飞机即向他们攻击。首先炸毁纵队中的领先车辆，阻塞着进路，然后再飞来飞去加以轰炸和扫射。尽管髙射炮的火力很强烈，天气也不好，美国的战斗机还是轮番的攻击，整日不休。某些路面浓烟密布，使驾驶员对于毁灭的程度无法作正确的估计，但他们估计已经毁灭了1000辆车辆。次日在英国空军的地区中，喷火式、野马式和台风式等飞机又再毁灭了1000辆。”

尽管遭受到了这样可怕的打击，可是在8月20日，德国第二装甲师还是在圣兰贝尔突破了加拿大军的封锁线，并使这条退路畅通了6个小时之久，好让第七军团的残部可以逃走。德军逃出的人数超过了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从法莱斯进攻的兵力不够强大，而美国第五军与第十五军的换防也使从阿让唐向北的进攻发生了相当的延迟。在这个时候的战略目标应该是击毁第七军团，而不是进占巴黎。可是以后到了1945年4月间，当柏林已经在艾森豪威尔的掌握中时，我们却发现那时的战略目标与此时应完全相反。

8月15日，当法莱斯之战正在最高潮的时候，原名为“铁砧”的“龙”作战也开始发动了。假使这个作战能在”大君主“作战之前不久或同时发动，则在战略上也许还有少许的利益，但在D日后即已丧失其存在之理由。因为要从意大利抽调兵力，所以使亚历山大的战役半途而废。6月4日在罗马被攻陷之后，本已迅速向北推进，但现在却阻止了亚历山大向中欧前进，因此也就使诺曼底的胜利丧失了政治意义。在6月6日登陆成功之后，无论在何种环境之下德国的失败都已经是成定局，所以现在应该用战略来配合政策。虽然在当时的环境中，诺曼底和波兰在战略上巳成两个具有决定性的战场，可是在政治上具有决定性的战场却仍然是维也纳——布拉格——柏林之线。假使西方同盟国能够先到达这条线，则虽然他们在德黑兰会议曾盲目地犯了许多错误，但却还来得及补救，至少对最后的和平仍能发生相当的作用。反之若让苏军先到达，则面对着苏联的军事力量，西方国家就只能被迫承认事实了。

丘吉尔，英国的参谋首长威尔逊将军，亚历山大将军和蒙哥马利将军对于此都有共同的认识。6月19日，威尔逊曾经向艾森豪威尔指明，假使战略目标为在1944年击败德国，则为了帮助在法国北部的突击，最具有良好计算的战略即为发动一次打击，迫使敌人从法国抽调兵力，而在同时又使他感受到会在1944年内失败的威胁。所以他主张不发动“铁砧”作战，而让亚历山大将军继续经过波河流域，进入卢布拉纳缺口，于是即足以威胁敌人的要害，而这个地区对于苏联人也是同样的重要。

值是艾森豪威尔对此却一无所知，而他却又受到了美国参谋首长的强力支持，尤其是马歇尔将军。丘吉尔指明他们是顽固地相信应在决定点上集中兵力的格言。照他们的眼中看来，所谓决定点就只是西北欧一隅之地。他们所不曾了解的，是一个最重要的决定点，在政治上是应该有利的，而在战略上又是应该可以达到的。在法国南部登陆，最后是攻入黑森林中的冬季运动营地，那才是一件最不具有决定性的事情。反之，威尔逊的建议是使联军能够直趋维也纳，却可以使联军在法国的胜利具有极大的政治利益，因为它可以使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势力进入中欧，而只有在中欧才可以赢得政治上的胜利。艾森豪威尔在他的《欧洲十字军》一书中，还固执地说：“在这个阶段中的一切发展，再没有比这个从隆河河谷中前进的辅助攻击对于德军最后完全的失败更能具有决定性的。”由此看来，甚至于迟到1948年，他还不曾了解战争是政治工具的道理。

艾森豪威尔也获得了美国总统的支持，他之所以如此却是具有政治性理由的。他在6月29日，曾经发了一个长电给丘吉尔，其中说道：“因为在德黑兰已经有了发动‘铁砧’作战的诺言，所以除非事先曾与斯大林磋商并获得其同意，否则我反对一切放弃这个作战的意见。最后，因为此间的纯粹政治性考虑，也不能不如此。假使大家都知道已有相当大量的兵力抽调往巴尔干方面，则只要‘大君主’作战稍一发生顿挫，那么我就会维持不下去了。”对于罗斯福总统而言，其决定点既f是法国西北部也不是中欧，而是11月间的总统大选。至少为了使能够四次连任，“铁砧”作战的发动是不无理由的。

因为这种原因，在7月初时，亚历山大即奉命调出美国的第六军（3个师），法国远征军（3个师在意大利，4个师在北非）和其空军兵力之一部分来组成美国第七军团。这个军团由巴区中将（Lt-Gen.A.M.Patch）指挥，定于8月15日侵入法国南部。丘吉尔指出因为这个原因，专就意大利境内克拉克将军（Gen.M.C.Clark）的美国第五军团而言，其兵力即已从25万人减到15.3万人，于是亚历山大的战役不得不半途而废。

几乎在毫无抵抗之下，美国第七军团在法国南部的海岸上登陆了。10天之后，由李克里尔将军（Gen.P.E.Leclerc）所率领的法国第二装甲师光复了巴黎。于是诺曼底之战算是告一结束。德国第七军团正在溃逃之中，指挥撤退的狄特里希将军说：“若从所放弃的装备的观点上来立论，则塞纳河上的撤退，几乎与法莱斯口袋是一个同样大小的惨败。”这一次会战中，德军差不多损失了50万人，其中有21万人是被俘的；另外损失有火炮3000门，战车1500辆，飞机2000架，车辆2万辆，其他的装备和物资无数。

9月1日，艾森豪威尔亲自接管了其陆军的指挥权，而蒙哥马利虽然升任了元帅，但却只管辖自己的第二十一集团军而已。第二次耶拿会战已经赢得，到柏林的道路巳经畅通无阻，现在所剩下来的就只是胜利的扩张，正好与拿破仑在1806年的情形是一样的。可是对于联军而言要算是很不幸的，由于环境的因素，尤其是由于个性的差异，艾森豪威尔既不是一个蒙哥马利，复不是一个拿破仑。

当战争开始时，艾森豪威尔还是一个低级的中校，在菲律宾充当麦克阿瑟的幕僚。在此以后就一帆风顺，直到1942年7月间，跳到了366位资深军官的前面，被选定为“火炬”作战的指挥官。但他的指挥经验最髙只到一个步兵营为止，他对于战争的看法可说是带有最标準化的美国气味。他说这场战争是一种“十字军”运动，为了要创造一个“高尚的世界”，所以才必须彻底毁灭轴心国家。当他在1952年的总统竞选中，他还曾经这样说：“在我一生当中，凡是重大的事件都莫不具有特殊的精神因素，一切均以十字军的精神为标准。否则你们想，对于北非的登陆以及后来西西里和意大利等战役的成功，若非用十字军的精神则又如何能够获得解释呢？若非所有参与其事的每一个人都具有十字军的精神，否则怎么能够击溃希特勒的欧洲堡垒和使纳粹的军队归于毁灭呢？”1944年，摩根索曾经引用艾森豪威尔的话，说明全部德国人民都是丧心病狂，而纳粹党不过是罪恶的表面而已，所以德国的战争制造机器必须全部加以消除。至于应由西方同盟国还是苏联来负责执行此项任务，则他似乎是一点都不介意，因为照他的意见看：“一般的苏联人与我们所谓的一个‘一般的美国人’是具有显著的相似。”他又说“从美苏两国过去的关系看来，对于未来并无可以悲观的理由。这两个国家都是不受殖民帝国主义思想的束缚。”

诚然的，他的将才是很可以批评的，不过我们却应记着他的教育也使他在出任联军统帅的职务时居于一个十分困难的地位。他似乎是一个未曾受过髙等教育而书读得也不多的军人，所以对于战略与政策之间的关系，实在是殊少了解。他说：“政治的考虑是政府的职责，而与军人无关。”这种思想从抽象的理论上来说，也许是正确的，但从具体的事实上来说，则实在错到了极点，尤其是当这个军人是身为总司令时，则更是如此。因为他在美国陆军中是一个资历颇浅的军官，而其个性又比较柔和，所以他很容易受到马歇尔的控制，同时对于他的部下也过于容忍。因为他所指挥的是一支联军，在这种组织中，彼此妒忌的心理是在所难免，至少是潜存着，所以他对部下更是不得不有所让步。他必须调停于各将领之间，使他们能够和谐地相处，这一点他却是圆满地做到了。但是为了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并且只花极小的成本来赢得战争，战略上却是需要独断，而无须一定要获得全体部下的同意。因为他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作为一个统帅而言，他只能算是一个“协调者”，而不是“指挥者”。为了使他那些嚣张争功的部将能够都有事做和保持宁静，他把这个战略的大饼，切成了碎片，使他们都有得吃，这样的办法遂使他违反了集中的原则，并且延长了战争。

8月31日，根据联军最髙统帅部的统计，到此时为止，已经登陆的人员总数为2052297人，车辆为436471辆。在法国北部，艾森豪威尔所能动用的兵力一共有23步兵师和相当于15个装甲师的战车实力。据《美国战史》编者柯尔先生（Mr.Cole）所说的：“联军在战斗有效人力方面所占的优势大约为二比一，在火炮方面的优势至少为五比二，在战车方面的优势大约为二十比一。”联军一共有战斗飞机13891架，而侦察、联络和运输机还不计算在内。而对方的德国第三空军军团一共只有573架可用的飞机，各种型式都包括在内。

虽然在当时艾森豪威尔不一定知道这样的比例，但至少他所知道的应该是和布莱德雷一样多。后者在他的回忆录《一个军人的故事》中，曾经说过：“到了9月1日，在西线上的敌军已经溃不成军了。在阿登以北，德国军队的残部总数仅约相当于11个师，其中也只有2个是装甲师。”很明显的，艾森豪威尔现在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一个追击的问题。他在法国北部的4个军团是排成了一线：左面为加拿大第一军团，中央为英国第二军团和美国第一军团，右面为美国第三军团。他们从北面的阿贝维尔起到南面的奥尔良为止，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突出地，其顶点在凡尔登。要想让4个军团都并驾齐驱地实行追击，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诚如艾森豪威尔在其报告书中所指明的，对于用卡车来运输燃料是“完全不适当”，为了维持第三军团的军事力量，他早已被迫用空军来补给它。所以他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决定应让哪一个军团停止前进，好累积足够数量的燃料，以便使其他的军团可以继续挺进。

蒙哥马利也早已曾经考虑到这个问题。早在8月17日，他就曾向布莱德雷建议，一旦渡过了塞纳河之后，就不应再沿着全线前进，而应集中全力在阿登以北地区作强烈的突击。8月23日，他又向艾森豪威尔作下述的建议：“取道比利时，越过莱茵河，向德国心脏部分作一个猛烈的突击，到达北德平原，在那里装甲的优势就可以尽量地发挥。”他又说：“假使越过了塞纳河之后，我们对于作战仍能维持相当的速度和动力，则敌军会一口气退过莱茵河，而无法组成一道防线来阻止我们的前进，于是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空前的胜利。”但是为了补给这支突击的兵力，就必须要求巴顿的第三军团暂时停止前进。艾森豪威尔对于此项要求却表示不能同意，他认为这从政治的观点上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的人民绝对不能忍受；而从军事的观点上来看，他也认为这个建议是“完全疯狂”的，他称之为一种“铅笔式”的突击。

艾森豪威尔的计划是将宽广的正面同时向前推进，而以左面为优先，同时又命令第三军团向东进到萨尔盆地，以与第六集团军取得接触，后者正沿着隆河河谷前进。他说：“这个全部正面的连接是颇为重要的。它可以使我们所有的部队，都面对着敌军进行战斗，可以使我们无须花大成本来建立绵长的侧面防线，因为沿着这种防线，我们的部队只能担负消极和静态的任务。我们需要能把全部的兵力都用来打击敌人，所有的兵力都是机动的，都对于敌人野战军的歼灭能有直接的贡献。”

似乎不仅是因为布莱德雷和巴顿的抗议，艾森豪威尔才不肯把领先的任务分配给蒙哥马利，而事实上，他对于情况的了解也是完全错误的。他不知道去扩张他的胜利，反而开始准备作另一次巨大的会战，所以才错过了大好良机而使他的胜利在战略上丧失了决定性。

蒙哥马利的“单刀直入”是否能成功，固然也很难断定，不过我们却知道这正是德国人所预料的。魏尔莫特说：“自从开战以来，伦德斯特以及其他的德国将军们都认为在9月间，若能从比利时作一个集中的突击，则应该是可以成功的。”布勒孟楚特说，“在空中优势之下，这样一个强力的突破即足以使脆弱的德军正面被斯成碎片，而使战争在1944年冬季告一结束。”

李德哈特的话也可以与这段话互相参证，他说：“所有曾经与我谈过话的德国将领，都一致认为联军最髙统帅部已经丧失了一个在1944年秋天结束战争的最好机会。他们都同意蒙哥马利的看法，认为当时若能集中全力在北面进攻，直趋柏林，那么即可能达到这个目的。”最后，史佩德将军也说：

8月底的情形好像是山洪暴发，几乎谁也挡不住那一股洪流。于是突然地发生了无法想像的怪事，这是1914年法国“马恩河奇迹”在德国的翻版。联军的猛烈前进突然停顿了下来，其主要的原因是联军最高统帅部在方法上的错误。假使联军紧抓着正在撤退中的德军，那么他们就可以逼得全体的人马都喘不过气来，于是战争就可能会提前半年结束了。在当时，德国已经没有任何具有重要性的陆军可以投入战斗，而空军方面更是几乎等于零。

更足以打击联军的战略者，是9月10日召开第二次魁北克会议时美国的财政部长摩根索又提出了一个如何解决德国问题的计划。自从1944年起，摩根索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即开始占着具有决定性的地位。这个计划大部分都是出于摩根索的助手怀特（H.D.White）的手笔，后者在1951年8月14日，为美国参院安全小组委员会判明为苏联的间谍。这个计划的要点，是要把东普鲁士、西利西亚的大部分、萨尔地区和莱茵河左岸上的一个宽广地带都从德国的版图上割裂下来，至于其余的德国领土则应分为三个地区——南区、北区和国际区。后者从法兰克福起直到波罗的海和不来梅，包括鲁尔地区在内。在这个地区中的一切工厂和工业设备，凡是未为军事行动所毁灭者，都应完全加以拆除，迁往该区之外，或者完全加以销毁。一切矿场的设备也应拆除，所有的矿场均应彻底加以破坏。为了赔偿，不仅要拆迁工厂和设备，并可以强迫德国人到国外去工作。其最后的一条是更有意义，因为假使真的照办了，则势必将使德国受到苏联的支配。它的内容说：

在德国境内执行警察和民政的任务，主要应由德国在欧陆上的邻国的军亊力量来担负。这些兵力包括苏、法、捷（克）、波、希（腊）、荷、比等国的军人在内。在这个计划之下，美国部队即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之内退出欧洲。

这个摩根索计划为罗斯福和丘吉尔所采纳，9月15日，他们定下了一个协议，决定把鲁尔和萨尔地区的工业加以销毁。这两个地区应由某种国际组织管理，它应负责监督工业的拆除和制止它们在伪装之下再恢复。这个销毁鲁尔和萨尔地区战争工业的计划只不过是一个初步而已，最后全部德国也都要使其变成一个农业国家。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都同意这个计划。

9月24日，这个计划正式公布发表，这好像等于说明了无条件投降的意义。它使许多原来反对纳粹政权的德国人，现在都感觉到宁愿在希特勒统治之下打到底，而不愿意接受这个迦太基式的和平。这个计划唤醒了他们1813年的精神。

于是德国人的心境为之一变，全国都愿作困兽之斗，再加上艾森豪威尔的宽广正面战略，于是在整个的秋天里，沿着从奈梅亨（Nijmegen）到科尔马（Colmar）350英里长的正面上，联军发动了一连串的攻击，而每次都受到了激烈的反击，终至于师老无功。到了12月中旬，希特勒在阿登地区发动了其最后的反攻，更明显地证实了艾森豪威尔直线战略的愚蠢，这次反攻虽然失败了，但却使联军丧失了7.7万人，其对于美国威望上的打击，几乎和日本人对珍珠港的奇袭是一样的重大。它使斯大林感到有隙可乘，于是他立即抓着这个机会，乘西方同盟国正在感到窘迫之时，同意他们在1月底举行另一次的三巨头会议——自从罗斯福四度当选之后，就一直在作此项要求。同时，因为希特勒在阿登攻势中，已经把他的全部战略预备队都用光了，所以斯大林也就决定在1月中旬发动苏军的冬季攻势。他希望到了三巨头会议召开时，他的军队已经席卷了波兰全境，于是好让他的同盟者面临着一个既成事实。

由朱可夫和柯涅夫所领导的苏军攻势，于1月12日开始。它排山倒海地打击在德军的战线上，用极高的速度前进，到了2月4日，这两位元帅的大军就分别在库斯特宁和布勒斯劳到达了奥得河上。同一天，三巨头也在克里木的雅尔塔（Yalta）开始集会。

罗斯福离开美国前往克里木时，他是怀着髙度的希望，但却毫无准备；欧洲战争已经接近了它的终点，而和平也正在天边发出闪光。现在正是他需要设法获得斯大林竭诚合作的时候了。这似乎是一个容易的工作，因为他看不出来美苏两国之间在利益上会有根本上的冲突。他认为丘吉尔是一个纯种的帝国主义者，可是斯大林却绝不是这一类的东西，所以为了要清算不列颠、法兰西和荷兰在亚洲的殖民地，他需要斯大林的帮助。同时，他也需要用斯大林来帮助他解决日本人，因为他的参谋首长们曾经向他提出警告说，若无苏联人帮助，则为了征服日本，美国人可能还要付出“100万人的死伤”来作为成本。所以在会议尚未开始之前，他就早已下定了决心让斯大林在欧洲获有自由处分的权利，以来当做交换条件。

因为斯大林的现实主义和罗斯福的理想主义，所以雅尔塔会议结果就变成了一个超级慕尼黑。罗斯福的顾问人员为霍普金斯，还有国务院中的希斯（Algar Hiss）。

他们一致同意德国应加以瓜分，某个地区由某一个同盟国的军队来占领；无条件投降必须强制执行；应强迫德国人为同盟国工作；并应賠偿200亿美圆，其中半数应给与苏联。

当斯大林同意苏联参加4月间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之后，波兰即被投掷在苏联的手掌之中——为了保障波兰的完整，英国才加入这次战争。它的东面国界大致固定在寇松线上，其西界则暂时推进到奧得河和奈塞河（Neisse）上。由克里姆林宫所支持的卢布林委员会，已经于1944年12月31日自称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临时政府”，现在即被承认为波兰的合法政府，其条件为准许少数流亡政府中的人员参加，并同意作自由的选举，但却不用中立的观察员监督，因为这被认为是对波兰人的一种侮辱。

最后，当波兰已经出卖给苏联之后，在一次不让丘吉尔参加的秘密会议中，罗斯福获得斯大林的保证共同对付日本。作为交换条件，罗斯福同意承认外蒙的现状，恢复在1904年到1905年苏联所丧失的一切领土如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并同意苏中共营中国东北的铁路。因为这些领土中大部分都是中国的，所以罗斯福似乎是巳经把帝国主义和大西洋宪章等观念都忘光了。

雅尔塔会议是在2月10日结束的，接着在散会后的欢宴席上，当他起来向斯大林敬酒时，丘吉尔预言家似的说：“他知道在平时也会和战时一样，斯大林元帅会继续领导他的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次日，三巨头签署和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其中包括许多摩根索计划中的经济性建议，而在宣言的结尾时却说：“依照大西洋宪章的条款，这个协议保证世界上所有的人类都能在生活中获得免于恐惧和困乏的自由。”

在这个充满了希望的宣言公布之日的前三天，艾森豪威尔向莱茵河上的“方阵”式前进已经在恶劣的天气中开始了它的最后一个阶段。在左面，2月14日，加拿大第一军团已经在埃默里希（Emmerich）的对岸到达了莱茵河，可是直到3月3日，在加拿大右面的美国第九军团才能在盖尔登（Geldem）与他发生接触，除了天气的恶劣以外，敌军也曾作疯狂式的抵抗。接着在3月5日，美国第一军团第三军的前卫在雷马根（Remagen）夺获了莱茵河的桥梁。最后，3月22日，巴顿的第三军团也在梅斯以南的奥彭海姆（Oppenheim）附近渡过了莱茵河。次日，在蒙哥马利指挥之下，第二十一集团军和美国第九军团也在威塞尔渡过了莱茵河。

德军从莱茵河上退到了鲁尔地区。他们在那里作背城一战的抵抗，但是已经受到了包围，到了4月13日，摩德尔元帅连同官兵32.5万人都投降了。现在到柏林之路已经畅通无阻，而在朱可夫和柯涅夫指挥之下的苏军却还滞留在奥得河和奈塞河上。同一天在南面的苏联马林诺夫斯基元帅（Marshal Malinovsky）占领了维也纳，这是中欧三大政治战略中心中最南的一个。

现在就只剩下柏林和布拉格。艾森豪威尔与柏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障碍物，既无防御工事也无野战军，虽然柏林是处在所拟定的苏联占领区之内，但却并不曾规定应由何国陆军最先入城。此时艾森豪威尔实在有赶紧占领柏林之必要，因为现在已经发现苏联人有不遵守雅尔塔协定中一切重要条款的事实，所以若是柏林握在英美的手中，则可以使两国处于较强的地位，以便强迫苏联人遵守协定。丘吉尔曾经说过：“假使我们不能有所矫正，则罗斯福与我将何以见谅于世人。”

虽然这是至为明显的事实，可是对于艾森豪威尔而言，政治价值却仅具有次等的重要性，同时他更相信希特勒的意图是放弃柏林，并退入所谓“国家堡垒”的地区中——奥地利的西部和巴伐利亚的南部。他说：“当敌人已经到达了最后失败的边缘时，在我的眼中，军事因素是比政治考虑更为重要的，包括占领敌方首都的问题在内。我们军队的任务应该是击碎德国的陆军，而不应分散兵力来占领那个废墟的空城。”这就是他的理由，所以他的计划是把柏林留给苏军去占领，而布莱德雷的前进轴心则改为通过日耳曼中部，以与在莱比锡一德累斯登地区中的柯涅夫元帅会师，并切断希特勒进入“国家堡垒”的路线。其右翼由巴顿率领，占领了这个神秘的“狮穴”。其左翼则在蒙哥马利的指挥之下，进到了汉堡和波罗的海地区。早在3月28日，他已经把计划中的要点，分别电告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三方面。斯大林大喜，而丘吉尔却大怒，但是后者却毫无办法，因为美国的参谋首长们都支持艾森豪威尔的见解。3月31日，马歇尔电告英国的参谋首长说：“德国之战现在巳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一切应听任野战指挥官去决定采取何种措施。故意不去扩张敌人的弱点似乎是不合理的，惟一的目标即为迅速而完全的胜利。”4月6日，马歇尔又说：“那些由于赶在苏联人以前占领柏林而可能获得的心理和政治的利益，不应该超过迫切的军事性考虑，照我们的意见看来，这个考虑中最重要的即为毁灭和肢解德国的军事力量。”

4月11日，美国第九军团的前卫进入了马德堡，次日又渡过了易北河。布莱德雷说：“在那个时候，假使我们认为为了占领柏林而付出的死伤成本是值得的，则我们可能已经进入了柏林。当时朱可夫还没渡过奥得河，而柏林则恰好处于两军的中点上。”4月14日，也就是罗斯福逝世和杜鲁门接任美国总统的后两天，艾森豪威尔命令他的军队停止在易北河上。21日，他通报苏联最高统帅部说：除了向卢比克的一次进军之外，他并无进到易北河以东的意图，或是越过捷克斯洛伐克的西界，反之他的第三和第七两军团将要占领“国家堡垒”。所以布拉格也拱手让给苏联人了。

自从联军在诺曼底登陆以后，希特勒就好像是处在一个巨怪的嘴巴中，现在上下两方的牙床一下就咬紧了。4月29日，在意大利境内的德军指挥官魏庭霍夫将军（Gen.vonVeitinghoff）率领着将近100万人的兵力向亚历山大无条件投降了。次日下午3时30分，希特勒自杀，5月2日苏军进入了柏林。两天之后，弗里德堡将军（Adm.Friedeb）和德军统帅部的其他代表在蒙哥马利的前线指挥所中，签订了一个休战协定，使在德国西北部、丹麦和荷兰的一切德军都向联军投降了。这个指挥所设在吕内堡（LUnebuier），1935年希特勒曾在这里举行他的第一次大演习，诚令人有不胜今昔之感。三天之后，在理姆斯的艾森豪威尔总部中，约德尔和弗里德堡代表德军签署了无条件投降的降书。在5月8日到9日之间的午夜时，战争正式结束。5月9日，苏军进入了布拉格。

对于美英两国而言，诺曼底会战的结果好像“所多玛的苹果”（Apples of Sodom）一样，当它们采到手中之后马上就变成了灰烬。希特勒和它的“兵团”固然是被毁了，可是取而代之的却是斯大林和他的亚洲“乌合之众”。因为西方同盟国的目的为“胜利——不惜一切成本的胜利”，并且坚决地主张不顾一切地使德国失败和毁灭。斯大林却是一个超级的现实主义者，他的战略始终能与其政策作逐步的配合，所以终于使他能够占有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芬兰的一部分、波兰、德国的东部和中部、奥国的三分之一、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欧洲的三大名城：维也纳、布拉格和柏林都是他的，而除了雅典以外，东欧每一个国家的首都也都已落入他的手中。苏联的西疆已经由普里皮亚季沼泽推进到绍令吉森林，前进了750英里的距离。欧洲又回到了查理曼的时代，斯拉夫人站在易北河上和波希米亚森林（Bohmer Wald）之中。1000年来的欧洲历史又倒转了。这些都是诺曼底会战的后果，也是愚蠹战略和经济性政策的后果。

谢选骏指出：从英美利益的角度看，诺曼底登陆是个白痴行动，不仅牺牲巨大，而且毫无成效，甚至适得其反。正确的做法是，任由希特勒和斯大林这两头野兽在东欧平原上厮斗，直到德意志和斯拉夫杂种这两个畜生筋疲力尽的时候才出手接管欧洲。可是，英美却被他们自己的恐惧吓破了胆，以为希特勒是个恶魔附体的九命怪猫，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消灭它，哪怕是和魔鬼苏联结成可耻同盟。——“1944年，摩根索曾经引用艾森豪威尔的话，说明全部德国人民都是丧心病狂，而纳粹党不过是罪恶的表面而已，所以德国的战争制造机器必须全部加以消除。至于应由西方同盟国还是苏联来负责执行此项任务，则他似乎是一点都不介意！”——因为照他的意见看：“一般的苏联人与我们所谓的一个‘一般的美国人’是具有显著的相似。”他又说“从美苏两国过去的关系看来，对于未来并无可以悲观的理由。这两个国家都是不受殖民帝国主义思想的束缚。”——艾森豪威尔中校陡然升官，至美国的悲剧开始，他把柏林送给俄国占领，还搭上了整个东欧。可是这人后来还当上了美国总统，历史就是如此充满了滑稽可笑的丑角。不过，艾森豪威尔所说的话如果是对的，则可能预示了美国最终会像苏联一样走向解体——“一般的苏联人与我们所谓的一个‘一般的美国人’是具有显著的相似。”

【大事记（十六）：太平洋战争的进展】

在中途岛会战之后，美国所面临的问题即为如何突破日本人的内外两道海洋防线，而最后打击在其卫城——日本本岛——之上。正好像一般的围城战一样，这个问题的解决是要利用要塞的轮廓，上文已经说过，那是一个巨大的突出地带。其底部是从缅甸一直延展到了千岛群岛，而其顶点则在埃利斯群岛，针对着斐济和萨摩亚两岛。

从战略上来看，这个突出地带控制着太平洋，同时也控制着印度洋，不过程度上略有差异而已。但对于英美两国而言可谓颇为幸运，因为日本的实力不足以在印度洋占领着战略中心的同时，又在太平洋中作生死的决斗。假使日本若能如此，则很可能就会绞断了其敌方通向中东和印度的海路，其结果又很可能使隆美尔占领了埃及和使在高加索的铁木辛哥因为不能获得从波斯运来的补给而自动崩溃。它也可能会使中国不能继续抵抗下去。印度洋正和苏联一样，隔断了日本与其欧洲同盟国之间的关系。

因为日本人未能同时用足够的力量来守住这场突出地的两侧，所以他们才会丧失了这场战争，而且从战争开始之日起，似乎他们即应明了其危险的所在，就是有两面同肘受到攻击的可能性。日本的敌人对于这一点当然也同样看得很清楚，所以他们的大战术问题即为如何在海上来打一个巨型的卡纳式的作战。他们也认清了一旦当他们能够累积了足够的实力以后，他们所处的形势是很适宜于进行这样的作战，因为他们可以分别从四个不同的基地来进攻这个突出地区：从印度和阿拉斯加来打击它的腰部，从夏威夷和澳洲来打击它的侧翼。

虽然这样一个突出地，使日本可以采取内线的作战，当其敌人实力脆弱时，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利益；可是一旦当敌人的实力增强之后，即足以从几个方向来威胁它，而日本的船只和空权，却不能够使它在同一时间之内把兵力集中在一个以上的地区，而又同时能够守住这个巨型防线的其余部分。事实上，自从中途岛会战以后，日本战略的有限性质，使其敌人坐享其利，因为它使敌人有时间来建立他们的实力，并迫使日本过分伸展它自己的力量而逐渐丧失了主动权。

美英两国当局也能明了从缅甸和阿拉斯加向这个突出地腰部的前进线是远不如从夏威夷和澳洲向其侧翼的前进线那样重要。又因为中途岛的胜利巳经使夏威夷基地的安全有了确实的保障，所以他们眼前的问题就是如何确保澳洲的安全。此项要求就是要阻止日本扩大其对于新几内亚的占领，并把突出地的顶点向萨摩亚推进。若是日本人能够达到上述的目的，则他们可以便于切断美澳之间的南太平洋交通线。

这个地区中的战略中心为拉包尔，它位于新不列颠岛上。它是俾斯麦海（Bismarck Sea）和珊瑚海之间的中点，前者靠着新几内亚的东北海岸，后者则靠着澳洲的东北海岸和托里斯海峡（Toircs Stmit）。一旦拉包尔被中和化，或是为美国人所占领，则可以不再害怕日本在这个突出地顶点会作更进一步的延展。同时对于从夏威夷透过突出地左翼的前进路线上，拉包尔也位于它的左翼方面。这是一条三岔的路线，其中央轴线取道威克岛和马绍尔群岛以达关岛和塞班等岛屿。它的右支经过中途岛和马尔卡斯（Marcus）以达小笠原群岛。它的左支经过吉尔贝特群岛和特鲁克以达帕劳群岛和雅浦岛。特鲁克为日本在加罗林群岛中的主要基地，因为拉包尔在它的南面距离约800英里，所以是处于特鲁克岛上飞机的航程之内的。一旦拉包尔、特鲁克被中和化之后，则以澳洲为基地，经过新几内亚到摩罗泰岛（Morotai）的前进与从夏威夷到帕劳群岛的前进之间，就可以建立一个不受空中威胁的联系。这些当做终点的岛屿和马里亚纳群岛都要算是极重要的战略据点，因为它们位于日本内防线的周界之上。

简言之，联军对于问题的解决方案如下所述：首先中和拉包尔，然后再突破这个突出地的南面侧翼；接着从威克岛与吉尔贝特之间，突破其北面侧翼；一旦当这两方面的作战获得了成功之后，即从摩罗泰与塞班之间，突破日军的内防线，并攻击菲律宾，于是就切断了日本与其新近征服的南方帝国之间的交通线。最后，联军再从菲律宾进攻日本本岛。

这个巨大的战略计划由两支兵力来执行。一支是由麦克阿瑟将军统率，以澳洲为基地；另一支由尼米兹将军指挥，以夏威夷为基地。上述的形势使这个计划的执行受到了极大的帮助。珊瑚海之战已经阻止了日本人进占在巴布亚岛上的莫尔兹比港，并且就目前而言，也为澳洲和美国稳住了托里斯海峡的局势——这是澳洲北面的一个重要堑壕。中途岛之战使日本的航空母舰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使他们被迫放弃了其向新喀里多尼亚和斐济群岛的前进计划，反之却开始考虑到其拉包尔基地的安全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决定同时采取两个密切联系的作战。第一是在所罗门群岛上，建立一连串的坚强据点，第二是攻克莫尔兹比港，若是能够如此，则从北面进攻拉包尔的路线即可以用空权来封锁。关于后述的一个作战，其计划如下：首先从哥纳（Gorm）和布纳（Buna）（都在巴布亚的北岸上）越过欧文·斯坦利（Owen Stanley）山脉前进，以便吸引在莫尔兹比港的澳军向丛林中去迎击敌人。其次，占领在巴布亚东端的米尔恩湾（Milne Bay），并夺占其附近的飞机场。从这个机场上起飞的飞机，与在瓜达尔卡纳尔的飞机合作，即可以获得珊瑚海北端出口的控制权。最后，等到获得了这个控制权之后，乘着澳军正在与哥纳一布纳纵队纠缠之际，从拉包尔派出一支海运兵力，去攻占莫尔兹比港。这样，日军就有希望能切断在莫尔兹比港与达尔文港（Darwin）之间的澳军交通线，后者为纵贯澳洲铁路线的北端终点。这是一个果敢的计划，但是太复杂，而日本人的兵力也太少，不够执行之用。

为了对付这个威胁的第一部分，1942年8月7日，一支以新西兰为基地的美国远征军，分别在佛罗里达岛（Florida）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登陆；最初它只遇到了轻微的抵抗，并且占领了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日军尚未完成的飞机场。这样就挑起了一连串的海战，以8月9日的沙弗岛（Savo）之战开始，而以11月30日的塔沙法仑加（Tassafanmga）之战为结束。到了此时，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巳经无法再留有兵力了。同时，日军在巴布亚的情况也每况愈下，到了1943年1月间，情况已经变得如此的紧急，于是在‘2月间原来集结在拉包尔地区准备开往瓜达尔卡纳尔的援兵不得不改调巴布亚，而在瓜达尔卡纳尔的日军残部则只好忍痛撤出。

第二部分的作战是在7月21日到22日之间发动的，日军首先占领了哥纳和布纳，接着向内陆前进，以澳军在科科达（Kokoda）的前哨为目标，在到莫尔兹比港的中途上。其次，在8月26日，日军约2000人在米尔恩湾登陆，但遇到了顽强的抵抗，终于被迫撤回，此后因为瓜达尔卡纳尔方面急需增援，所以未再作第二次的登陆企图。解除了这一方面的威胁之后，11月3日澳军靠着空运的补给，把日军哥纳一布纳纵队逐出了科科达，一直把他们赶到了巴布亚的北岸上，大部分都被歼灭在那里。因为受到了这次惨败，所以才迫使日军放弃了瓜达尔卡纳尔，并把一切的援兵都集中在新几内亚东北部的拉意和沙拉毛两地，以便挡住攻入新不列颠和拉包尔的进路。最后在1943年3月3、4两日之中，发生了所谓俾斯麦海之战。一支日本的运输舰队，从拉包尔出发，运输援兵和补给开往拉意，大部分均为联军空中攻击所毁灭。日本计划的第二部分，其失败之惨正与第一部分完全相似，总的看起来，很显然战略主动权已经从他们的手中溜走了。

当巴布亚之战结束后，麦克阿瑟即将兵力移向沙拉毛，而日军则增强其从拉包尔至荷属新几内亚的荷兰迪亚（Hollandia）之间的防线，以便增强他们的右翼。但是直到8月间，麦克阿瑟才有足够的实力可以进攻，以便获得勇士号（Vitiaz）和丹皮尔（Dampier）两个海峡的控制权，它们是夹在新几内亚与新不列颠之间。利用以米尔恩湾和布纳为基地的两栖兵力，他在胡昂（Huon）半岛上登陆，并在9月16日攻占拉意。其次，在10月2日，他又占领了芬什港（Finschhafen）。该地在胡昂半岛的顶点上，并被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补给基地。利用这个地区为起点，又可以进一步向新不列顛和新几内亚的北岸上发动两栖作战。

这些作战中的第一个是在12月15日发动，联军在新不列颠的阿拉维（Arawe）登陆。此时在所罗门群岛方面，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也于11月1日在布干维尔岛（Bougainville）上登陆。在那里他们建立了机场，使拉包尔在战斗机航程之内。不久即可以以新不列颠和布干维尔以及后者北面的格林岛（GreenIsland）为基地，对于拉包尔作24小时不停的空中攻击。虽然麦克阿瑟并未占领拉包尔，但他的飞机已经使它中和化。

麦克阿瑟认清了由于日本人在海上的损失惨重，所以对于其分布在新几内亚北岸上的许多支队已经无法作适当的补给，因此他决定不采取寸土必争的前进方式，而完全依赖母舰飞机的支援来进行一连串的两栖跃进。第一个跃进是以阿德默勒尔蒂岛（Admiralty Islands）为目标，在2、3月间将其完全占领，因为这对于拉包尔又构成了一个额外的威胁，所以日本人决定把他们的主要基地移到荷兰迪亚。但是麦克阿瑟却猜透了他们的意图，决定第二步就跃向荷兰迪亚，于是把一路的敌方支队都跳过去了。4月22日，他作了这个远达600英里的跃进。日本人受到了完全的奇袭，在其东面被切断的日军人数在5万以上。于是联军继续向西跃进，到了7月30日，终于已经占领了鸟头（Vogelkop）半岛上的桑沙普（Sansapor）。在12个月略多一点的时间之内，麦克阿瑟巳经前进了大约1300英里的距离，而没有经过太多的激烈战斗，即切断日军兵力13.5万人，使他们完全断绝了得救的希望。

在桑沙普，新几内亚战役遂告一结束，下面的一跳也就是菲律宾战役的开始。9月15日，麦克阿瑟跃向摩罗泰岛，这已经是在日本内防线之上了，于是在哈马后拉的3万日军又被绕过了。现在麦克阿瑟到菲律宾的距离已在300英里之内了。同样重要的，摩罗泰岛又位于尼米兹战役地区中的焦点上，所以在这里两次战役可以合而为一了。

尼米兹的问题与麦克阿瑟的完全不同。麦克阿瑟是以陆上为基地的，而尼米兹却可以把他的基地带着走。换言之，他的舰队一方面是作战基地，另一方面也是打击力量。所以尼米兹的军事力量是一个四位一体的组织——一个浮动基地，一支舰队，一支空军和一支陆军。在中途岛之战以后，18个月之内，它就巳经设计、建造和集中完成了，这在海军史上要算是一个最伟大的组织成就。

有了这种伟大的毁灭工具，遂使尼米兹和他的部将们在作战时，可以采取一种极宽广的正面，并迫使日本人必须把他们的劣势兵力——尤其是空军——分散在如此宽广的空间内，使他们很难集中兵力在任何一个危急的要点上。因为大多数的太平洋岛屿都太小，很难改建成一个真正坚强的防御阵地，而且也无法容纳足够数量的守兵以作长期的抵抗，所以在日本人的援兵尚未来到之前，美军很容易一鼓作气地将其击毁。此外，在一群岛屿中只要能占领住一两个空军基地，即可以完全切断他们的增援路线，于是对于其他的岛屿就可以安全地绕过，而让敌军留在那里饿死好了。因为这种军事组织不仅具有极强大的威力，而且更是自给自足的，在一切的作战中都可以把自己的补给、维护、修理的设备带着走，所以美军具有无限大的活动范围。这样遂使日本人的防御战略完全破产，使茫茫无边的太平洋对于日本人从盟友变成了死敌。

在1943年夏季中，美军为了攻击这个突出地的北面侧翼，之前就作了一连串的准备性作战。它们包括：7月24日到27日之间，美国航空母舰对于威克岛所作的空中攻击；8月30日，对于马尔卡斯岛的攻击——这是日本人的一个重要空军基地，为日本委任统治诸岛补给线上的一个中继站；此外还有对于马绍尔群岛中重要岛屿的攻击。而菲尼克斯（Phoenix）群岛中的贝克岛（Baker）和埃利斯群岛中的努库费陶（Nukufetau）和纳诺梅阿（Nanumea），也都在9月初被占领。

这次战役的最初阶段为侵入马金岛（Makin）、吉尔贝特群岛中的阿比马马（Abemama）珊瑚礁和塔拉瓦（Tarawa）珊瑚礁。11月1日，对于第一个岛的登陆成功了，次日又在第二个岛上登陆成功，第三个则在11月21日登陆成功。23日美军占领了马金岛，24日占领了塔拉瓦，而阿贝马马的登陆则根本没有遇到抵抗。这些作战的目的是想在中央主力前进发动之前，先解除埃利斯群岛的危险。它又把敌人的思想引入了歧途，以为美军的意图是要向所罗门作主力的突击，以便支援拉包尔的战役。日军一直等到尼米兹发动了其次一个打击之后，才发现了他们的错误。

这次打击落在马绍尔群岛上——500英里以北，在吉尔贝特岛之西。其目的又是不占领全部的岛屿，而只选定其具有良好机场者。1944年1月1日，美军未经过战斗即占领了马朱罗（Majuro），连同其良港在内。2月2日，美军开始攻击夸贾（Kwajalein）珊瑚礁，日军顽强地抵抗了4天之久：2月2日，美国陆战队又侵入了那慕尔（Narrmr）和罗伊（Roi），而在19日到22日之间也攻占了埃尼威托克（Eniwetok）。因为尼米兹的意图为绕过加罗林群岛，而对于马里亚纳群岛展开他的第三期战役，同时在加罗林群岛中的特鲁克岛为中太平洋内的日本海军主要基地，所以尼米兹命令史普劳恩斯将军将其击毁。后者于2月17日到18日之间发动了母舰的攻击，于是日本人撤出了该岛。

在马里亚纳的作战，是指向塞班、泰尼安、关岛三个岛上。在6月10日到12日之间，它们受到了惨重的轰炸，美军于15日登陆塞班岛。这是中太平洋地区中一个空前的重要作战，因为美军占领了马里亚纳群岛，不仅足以突破敌军的内防线，而且也使美军切断了日本到加罗林群岛的直接交通线，以此为对小笠原群岛的作战基地，从那里即可以轰炸日本的本土。

当美军在塞班登陆时，一支强大的日本舰队，包括9艘航空母舰在内，进入了在该岛以西的木平洋中。它由小泽中将指挥，其意图为击毁正在掩护登陆的美国航空母舰任务舰队——由史普劳恩斯将军指挥。小泽中将的计划是要使他的飞机在航空母舰与关岛的航空基地之间作穿梭的飞行，在来回的途中都可以攻击美国的舰队，而他自己的母舰则准备留在敌方航空母舰的打击范围之外。6月19日，小泽中将开始他的空中攻击，对于水面兵力而言，这要算是最强大的打击，其所使用的飞机数量也是空前的巨大。但因为太缺乏协调，所以其飞机中有350架以上均被击落，而其母舰中有2艘也为美国潜艇所击沉。20日，史普劳恩斯的任务舰队向西行驶，当发现了日本舰队的位置之后，在下午6时20分到日落之间，一共用了216架飞机对它加以攻击。日军共有1艘航空母舰和2艘油轮被炸沉，另外4艘母舰、1艘战斗舰、1艘重巡洋舰和1艘油船被炸伤。这被称为“菲律宾海之战”，为中途岛之战以后的最重要海战，虽然其结果并未能如所希望的那样把日本水面舰队一网打尽。但是由于日军损失了3艘航空母舰，并且使其全部训练有素的飞行人员几乎被歼灭，所以事实上，日本航空母舰的航空队已经溃不成军了。

塞班岛上的战斗一直拖了25天之久，直到7月9日，有组织的抵抗才中止。它的陷落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为东条内阁的倒台，由小矶国昭出组日本的新内阁。

第二个被侵入的岛屿即为关岛。美军在7月21日登陆，到8月10曰其守军才完全被歼灭。最后，美军于7月24日侵入泰尼安岛，经过了9天的战斗才完全占领该岛。

在泰尼安被征服后，美军暂时停息了一下，直到9月8日才继续作战。在那一天，韦金生中将（Vice-Adm.Wilkinson）所率领的美国第三两栖部队在帕劳群岛的附近海面上出现。8月15日，美国陆战队和步兵在佩莱利乌岛（Pelelin）登陆。在麦克阿瑟侵入摩罗泰岛的同一天，美国中太平洋舰队也赶到了他的右冀方面。收复菲律宾的好戏马上就可以上场了。

谢选骏指出：我曾经说过，在技术力量面前，政治领导人不过像是一些受到操纵的傀儡，表面上他们的意志决定一切，实际上是他们手里的技术力量决定了他们的决定。所以，强权意志不过是强权技术的表象。“世界作为意志的表象”其实是正话反说的——结果就是“意志主义者”沦为“一只猪意者”，不得不自杀或被杀。政治领导人如此，军事从业员也不例外——他们拼命搏斗，但最终不过证明了所谓的“武士”不过是作为“武器的操作者”而存在的。如果武器不够精良，意志是没有用的——日本欺负中国时所占到便宜，最后都被美军一一占尽，而且连本带利……虽然被美军原子弹消灭的日本平民，人数还不到日军虐杀中国平民的百分之一。

【第十六章：莱特湾会战】

到1944年孟夏之时，麦克阿瑟和尼米兹的联合进攻已经使日本受到了重大的损失。虽然在丰田副武大将指挥之下的日本联合舰队还仍然无恙，但是其商船的损失已经足以使日本的经济发生了瘫痪作用。假使美军再西进，还可以切断现在仍在菲律宾——台湾——琉球岛屿屏障线后面继续畅通的日军内海运输线。石油的缺乏早巳成为日本海军的严重问题，因此日本早已不再能够在本国的海面上为其全部舰队补充油料，而被迫只好把其中的一部分舰艇改以新加坡附近的林加岛（Iingga）为基地。在这次战后，有人向丰田询问其在1944年9月间所面临的情况如何。他解释说，假使菲律宾丧失了，则即使联合舰队仍然存在，向南方的航线却还是完全被切断，即使这支舰队能够全部返回日本海面上，却还是会无从获得其燃料的供应。假使再留在南方的水面上，那么兵器和弹药的补充也就会完全没有了。所以他强调说：“假使不惜丧失菲律宾以保全这支舰队，则结果可以说是毫无意义。”那么菲律宾群岛又如何可以守住呢？

尽管缺乏燃料，而日本的航空母舰的制空权在菲律宾海之战中又已经被击碎，但是日本方面并未完全绝望。他们的敌人是要到距离国内基地在数千英里以外的地方作战，其最近的飞机场也在500英里以外，而他们却早巳建立了几十个飞机场，可以在它们的航程之内作战。既然必须挺身而斗，丰田遂决定不管其敌人攻击何处，他都只能倚赖海面舰队的战斗，而以陆上基地的飞机为掩护。以这个决定为基础的计划被称为“捷号”作战计划，这是日本背城一战的企图，也是历史上最果敢的海军作战之一。但是在我们尚未加以检讨之前，却应该先大致说明在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前进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把这个计划的“牙齿”全都拔去了。

麦克阿瑟和尼米兹都已认清，日本舰队会选择在陆上基地飞机掩护之下挺身而斗的计划，所以当他们尚未在摩罗泰和佩莱利乌站定脚跟之前，即巳经决定应先扩展其征服的范围，然后再在11月中旬跃向梅兰老岛（Mindanao）。同时，指挥美国第三舰队的海尔赛上将（Adm.Halsey）也开始对在梅兰老岛的日本飞机场作一连串的打击。他所遭遇到的抵抗是如此的脆弱，所以在9月13日，他建议应取消一切中间性的登陆，而等待有利时机一到，即马上向莱特岛（Leyte）发动一次突击。麦克阿瑟、尼米兹和参谋首长联合会议都同意他的见解。选定的登陆日期为10月20日，太平洋舰队的主要基地从马绍尔群岛中的埃尼威托克向西推进了1000英里到乌利西岛（Ulithi），这是在9月23日被占领的。此时，因为日军已经撤出了特鲁克，所以他们就改以西婆罗洲（bonieo）的文莱湾（Brunei Bay）为基地。在10月10日到16日之间，海尔赛先后对于冲绳、吕宋和台湾发动了攻击，其结果遂使丰田把小泽所指挥的母舰上尚有的飞机和人员都全部调派出去，将他们送往台湾增援。在后续的战斗中，日本飞机一共被击毁650架，这要算是船上飞机与岸上飞机之间的一次空前大搏斗。因为这一战的意义就是使小泽尚未训练完成的空勤人员损失了大部分，这个事实比任何其他的原因更足以摧毁“捷号”作战计划。

“捷号”计划的设计是准备应付美军攻击以下四处的任何一处的：（1）菲律宾，（2）台湾和琉球，（3）九州、四国和本州，（4）北海道。每一个地区都是以能充分发挥舰队舰炮威力为原则，并且用陆上基地空权来代替航空母舰飞机。

日本联合舰队为了执行这个计划，在组织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由大批战斗舰和巡洋舰组成，由栗田武夫指挥，以林加岛为基地。另一部分则拥有所剩余的航空母舰，但飞行人员却已大部分损失，由小泽中将指挥，以日本内海为基地。假使要采取“捷号”作战计划时，小泽应进到美军侵入点上来实行诱敌，引诱敌人的航空母舰兵力趋向着他。其次，栗田部队在摆脱了美军母舰的威胁之后，就应该在陆上基地飞机掩护之下，夺路前进直达敌军的滩头来击毁敌军的侵入船舶。这个计划的全部思想中心，就是想要发挥强大水面炮兵的威力，它的设计着眼点就是如何使它能造成美军的最大伤亡。至于如何退出则似乎不在考虑之列，而小泽的母舰兵力也是不准备生还的。简言之，这次作战是寄托在一种孤注一掷的希望之上，有一点是特别值得提出的，即令它能够获得成功，但由于舰队的自杀牺牲，那么假使敌人再卷土重来，却也还是会无法应付的。在战争结束之后，小泽的供词即可以证明这点。他回答询问时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诱敌。因为我们的实力太弱，并不能对于栗田的兵力供给直接的保护，所以我除了尽可能攻击美国的航空母舰以外，就是以我的舰队来当做你们的攻击目标。主要的任务即为全部牺牲。”当我们明了这是一个绝望的赌博之后，现在就应比较双方的对抗兵力。

与这一战有关的美国舰队为第三和第七两个舰队，分别由海尔赛上将、金开德中将（Vice-Adm.T.Kinkaid）指挥，他们又分别受尼米兹和麦克阿瑟的节制，这一战中并无统一的最高指挥官。第三舰队一共有8艘航空母舰，8艘轻型母舰，6艘新型快速战舰，6艘重巡洋舰，9艘轻巡洋舰和58艘驱逐舰。它又组成了一个第三十八任务舰队，由密兹契中将（Vice-Adm.MarcA.Mitscher）指挥，分为四个任务舰队：第一舰队为麦坎中将（Vice-Adm.J.S.McCain），第二舰队为波根少将（Rear-Adm G.F Bogan），第三舰队为薛尔曼少将（Rear-Adm,F.CSherman），第四舰队为戴维森少将（Rear-Adm.R.E.Davison）。第七舰队一共有738艘船只，分组为三个任务舰队——一个掩护支援兵力，两个两栖兵力。

在前一个任务舰队中一共有6艘旧式战舰，5艘重巡洋舰，6艘轻巡洋舰，18艘护航母舰，86艘驱逐舰，11艘炮舰，44艘摩托鱼雷艇。这些船只中有些是属于澳洲海军的。

面对着如此巨大的海军实力的日本海军，即为小泽和栗田所率领的舰队。前者包括1艘巨型的航空母舰“瑞鹤”号，3艘轻型航空母舰，2艘战舰改装的母舰——“伊势”号和“日向”号，2艘重巡洋舰，4艘轻巡洋舰，17舰驱逐舰。后者包括艘战舰（包括“大和”号和“武藏”号两巨舰在内），11艘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19艘驱逐舰。小泽的航空兵力已经减少到只有52架战斗机、28架战斗轰炸机和29架鱼雷机，其人员的训练是十分的低劣，所以他们奉到的命令是飞机起飞之后就不必飞回母舰，而改行降落在其他的飞机场上。在会战之前，日本海军也已经把第一和第二两支航空战队调往菲律宾，大约共有400架飞机，而在各岛上日本陆军也还有可供使用的飞机200余架。

10月16日，在一个大风暴之中，麦克阿瑟的攻击和支援兵力到达了莱特湾的海外，虽然母舰上的飞机不可能供给支援，但仍然占领了苏卢安（Suluan）、迪纳加特（Dinagat）和霍蒙洪（Homonhon）等岛屿；到了19日，在莱特的滩头下，已经扫清了水雷，开辟了航路。20日，在海军的猛烈炮击和母舰飞机掩护之下，美国的第六军团在克罗格中将（Lt-Gen.Walter Krueger）指挥之下，在莱特登陆了。

当这个登陆的消息传到了东京之后，日军为了适应变化的战争状况，遂又仓促地修改成“捷一号”作战计划。莱特湾是位于莱特的东岸与萨马岛（Samar）的南岸之间，从西面接近它的近路有两条：（1）取道其南边的苏里哥海峡（Surigao Strait），（2）取道其北边的圣贝纳迪诺海峡（San Bernardino Strait）0丰田遂决定，当小泽在执行诱敌计划，使敌方的航空母舰兵力向吕宋岛的恩加尼奥角（Cape Engafio）以东地区前进时，栗田中将应将其舰队分为两部分，其较大的一支由本人率领，经过圣贝纳迪诺海峡打击在莱特湾之上，其较小的一支兵力由西村中将率领，包括2艘战舰（“扶桑”号、“山城”号）、1艘重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取道苏利哥海峡，也打击在这个海湾上。为了增强西村的兵力，小泽又奉命把2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和7艘驱逐舰（第五舰队）拨归志摩中将率领，向吕宋以西行动以与西村合作。

这个修正后的“捷一号”计划，虽然太复杂，在纸上看来似乎很精巧，但其成功的关键却要倚赖在审慎的协调上，这一点却正是日军所未有者。日本方面也并未指定谁为最髙指挥官，志摩对于栗田的计划毫无所知，而西村紧也不归他指挥。小泽和栗田是由丰田直接指挥的，可是志摩却又是属于西南战区指挥体系之下，所有一切海军的陆上基地飞机也是一样，其结果是混乱不堪。

10月17日上午8时，依照这个修正计划，所有的日本海军兵力都奉令备战。栗田从林加岛向文莱湾进发，在那里补充燃料。他于20日到达该地，22日在巴拉望岛（Palawan）的西面海上向北行驶，准备进入锡布延海（Sibuyan）。西村紧随着他的后面，向巴拉巴克（Balabac）海峡和苏禄海（Sulu Sea）前进。志摩部队从澎湖出发，23日下午到达了科伦湾（Conm Bay）。小泽于20日离开日本内海，于23日到达了吕宋岛的北面顶点上。

这些行动就引出了四个性质完全不同而又具有密切关系的独立的海战。它们加在一起即是所谓的莱特湾会战，这在海军史上也是一个最特殊的战例。

这些战斗中的第一个为“锡布延海之战”，由粟田的船只和海尔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担任双方的主角，其前奏曲为栗田遭到一个意外的打击，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极不幸的命运。我们在下文中称栗田的兵力为中央兵力，小泽的为北面兵力，西村的为南面兵力。当中央兵力从文莱湾出发后，不到几个小时即为2艘美国潜艇“标鱼”号（Darter）和“鲦鱼”号（Dace）所发现。他们立即向海尔赛发出报告，说他们已经与敌人发生接触，估计约有11艘军舰，正在向巴拉望水道行驶。栗田却完全不知道有美国潜艇的拦截，10月24日清晨，他从睡梦中被震醒，他的旗舰“爱宕”号重巡洋舰，突然中了“标鱼”号所发射的鱼雷。不久它就沉没了。接着他的另一艘重巡洋舰“摩耶”号又中了“鲦鱼”号的鱼雷，4分钟后就沉没了。最后，第三艘重巡洋舰“髙雄”号又受了重伤，只好让它留在海上漂流。在出发后24小时之内，日本中央兵力的重巡洋舰已经差不多损失了三分之一了。

当海尔赛接获潜艇与敌接触的报告时，他正在吕宋以东300英里的海面上航行。在几个小时之前，他已经命令麦坎的任务舰队向西航行去获得再补给。他并未将其召回，因为他的任务为毁灭日本舰队，当金开德在掩护登陆之际，他就向西航行到达距离波利略岛（Polillo）60英里以内的海面上，从那里他的搜索机可以涵盖着锡布延海，但是他却认为不值得向吕宋的北面和东北面执行搜索。

10月24日上午8时20分，海尔赛接获了一架搜索机的报告，说大约在半小时以前，在民都洛岛（Mindort）以南的海面上曾经发现了两大群敌舰，都是采取向东的航向，但未发现有航空母舰。这就是栗田的中央兵力，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若是取道圣贝纳迪诺海峡，则在25日拂晓时，即可以到达莱特湾。海尔赛在海峡的附近集中他的中央兵力，准备向西发动打击，同时他命令已到达东面约600英里远的麦坎舰队向西赶回来。

不久以后，另一个搜索舰队在苏禄海上发出与敌接触的报告，说有一个敌方的舰队正在内格罗斯岛（Negros）的西面行驶。这就是西村所率领的南面兵力，不久以后就有26架飞机向它攻击，像往常一样，所报告的是命中极多。实际上，只有战舰“扶桑”号和1艘驱逐舰略受轻伤而已。

虽然这两支兵力（中央和南面）在25日拂晓时，都可以到达莱特湾，海尔赛却决定集中其航空母舰上的全部飞机来打击前者，因为它是比较强大的一支。接着又有一架搜索机报告在西村兵力的东北面发现了第三支兵力。这是志摩的第五舰队，美军假定它是南面兵力中的一部分，事实上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南面兵力正在向梅兰老海前进，所以金开德就准备迎击它。

上午9时10分，海尔赛的第一次打击开始由波根的飞机执行，其次正拟由薛尔曼的舰队执行第二次打击时，突然发现有40余架敌机正向薛尔曼的舰队飞来，接着又有第二和第三批敌机继续来袭，估计兵力均为60架。于是薛尔曼的打击暂时停止，在一场激烈战中，薛尔曼宣称已经击落了敌机120架，自己的损失则为10架。在这次混战中，美国的轻型航空母舰“普林斯顿”号中了一颗550磅的炸弹，不久即爆炸沉没。在这一次战斗中，最使美国人感到惊奇的，是这些日本飞机都好像是属于母舰式的，但据报中南两支敌军中并无航空母舰。很显然，它们是来自小泽的北面兵力，但因为海尔赛并未向吕宋的东北执行搜索，所以他当然不知道这个来源了。

上午10时20分，波根的打击兵力发现日本中央兵力正在民都洛岛的东面通过塔布拉斯（Tablas）海峡航行。栗田的舰队遭遇到了强烈的髙射炮火力，虽然宣称已经有许多被命中，但它们还是继续前进，然而波根的处境很使栗田感到焦急不安。虽然他已经接到了西村的报告，说他已经与美军发生接触，可是小泽方面却音信毫无，而陆上基地飞机对于敌方任务舰队的攻击也毫无消息。最糟的是他完全缺乏空中的掩护，因为本应与他合作的飞机却巳经派往莱特湾方面。下午1时15分，他把他的处境告诉小泽，15分钟之后，敌人的打击接踵而来。他的4艘战舰，包括“大和”号以及“武藏”号2艘巨舰在内，都已经被击中，后者已经陷于即将下沉的境况之中。同时，另有1艘重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也都受了重伤，不得不将其送回。因为损失是如此的惨重，栗田感觉到他的任务已经无法再执行，并且害怕在窄海中还要受到更多的打击，于是下午3时30分他命令各舰改向西驶进到较宽的海面上。下午4时，他把这个行动向丰田提出报告，同时也通知小泽和第一及第二两个航空战队的指挥官。接着由于以后没有受到攻击，于是在下午5时14分，该舰队又回过头来向圣贝纳迪诺海峡前进。不久以后，他就接到丰田的回电，其内容为：“仰赖神助继续前进。”在战后，丰田对于这个密语的电报曾有下述的解释：“因为返航也不能限制或减少损失，所以即使舰队全军覆没也仍应前进。”

当下午8时小泽接到栗田给丰田报告撤退情形的电报副本之后，于是他感觉到现在只留下他一个人去单独面对敌人的全部舰队，所以他也召回了他的前卫，一齐向北撤退。但不久之后，又接到了进一步的通报，使情况澄清了，于是在午夜时他又转向东南航行，决心使他的舰队去完成孤注一掷的使命。

当薛尔曼的舰队已经受到了日军的第三次空中攻击之后，海尔赛因为并未接获敌军拥有航空母舰的报告，不免大惑不解，于是才派了一个搜索群向吕宋东北面海上执行搜索。直到下午4时40分才有一个报告传来，说已经发现了一支舰队，由4艘战斗舰、5或6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组成，位于吕宋北岸东面130英里的海上，但是仍未提到航空母舰。几分钟后才又有一个报告送来，说从云缝中发现了在前一批敌舰的北面约15英里的海面上，有2艘大型的母舰和1艘轻型的母舰，另有4艘巡洋舰和随护的驱逐舰。于是母舰飞机的神秘去向终于获得了解决。这两个集团的船只即构成了小泽的水面舰队。

在他接到这个重要情报前2小时，海尔赛已经命令密兹契准备组成一个辅助性的任务舰队，定名为第三十四号，假使日本中央兵力企图强迫进入圣贝纳迪诺海峡，即以此任务舰队迎击敌人。这支舰队预计包括4艘战舰，2艘重巡洋舰和2艘轻型母舰，另外从波根和戴维森两支舰队中抽出两支驱遂舰队。以后，当他接获发现敌军北面兵力的报告时，也早已接到对于中央兵力的打击报告，其内容为已经使敌军受到了重大的损失。因为海尔赛是一个有经验的母舰将军，所以他应该知道对于这种捷报，是必须要打一个折扣来估计的，可是很奇怪，他却承认了它们的票面价值，于是以这种错误估计为基础，海尔赛就作了这次会战中的一个最大的决定。

他知道他现在正面对着三支分立的敌军，因为金开德已经告诉他准备独立迎击南面的敌军，所以他可以把这一方面放在计算范围之外。但是对于剩下来的两支敌军，他却假定中央兵力已经丧失了战斗力，而从接获的报告上，他对于北面兵力的估计又未免过髙。以这种错误的判断为基础，他就决定“集中我们自己的一切兵力来打击北方兵力，而让圣贝纳迪诺海峡完全不设防御”。此外，他的计算中也包括着下述的想法：他可以先毁灭日军的北面兵力，然后再不失时机地赶回海峡方面来截击日军中央兵力的残余舰艇。他似乎是太重视击毁北面舰队的观念，所以对于金开德舰队的北面侧翼之安全也完全忽视了。假使美军此时若有一个统帅，对于会战能作全盘的考虑，则像这样的重大错误是不应该有的。缺乏这样一个统帅，似乎要算是美国方面的一个最严重弱点。

下午8时20分，海尔赛开始实行他的计划。波根和戴维森的两支任务舰队奉令与薛尔曼舰队联合在一起，他正位于他们的北面。当三支舰队集中之后即组成第三十四号任务舰队，由密兹契中将率领，船只在90艘以上，开始向北航行，并在拂晓时进攻日本的北面兵力。吴德华德（Woodward）在他所着《莱特湾战史》一书中说：“所有一切的兵力都已经从圣贝纳迪诺海峡中撤出，甚至于连一艘放哨的驱逐舰都不曾留下。”此外，海尔赛也命令麦坎的任务舰队不要向莱特湾行驶，而改向北航行，以便于次日上午加入对北面兵力的攻击。最后，他才把他的计划通知金开德，并且补充说他将率领三支任务舰队向北行驶，以便于拂晓时打击敌方的母舰兵力。

16分钟之后，海尔赛接获轻型母舰“独立”号（Independence）上所发出来的无线电拫，报告他说他们的一架夜间“巡逻机”已经在布莱斯（Burias）和马斯巴特岛（Masbate）之间发现了日军的中央兵力。假使这个报告是正确的，则从这支中央兵力上受到攻击的位置算起到现在这个位置止，即可以知道它是用每小时24节的速度前进，若说它是一支已经受了重创的舰队，那么这才是一个不可能的事实。所以，海尔赛就假定即使这个报告是正确的，所发现的军舰也不过是少数几艘未负伤的船只而已，于是他将其转告金开德，说明在上述的位置上已经发现了日军中央兵力的一“部分”。尽管接获了这个报告，海尔赛还是不加理会，仍然率领着波根和戴维森两支任务舰队直向北面赶去。

以后“独立”号又继续有报告传来，最后一个是在10月25日零时11分收到，上面说另一架巡逻机在圣贝纳迪诺的西面40英里处发现了一支纵队的战舰；虽然如此，海尔赛仍然以25英里的髙速向北航行，并且因为疏忽，未曾把这个最后的情报转告金开德。

在接奉了丰田的“神助”命令之后，栗田率领着已经损失了战舰“武藏”号和重巡洋舰“妙髙”号的中央舰队，再向圣贝纳迪诺海峡前进。下午10时24分，他从“大和”号舰上发出下述的命令：“第一攻击支队（战斗机）应沿着萨马的东岸向南行驶，并透入塔克洛班（Tacloban）——即美军在莱特湾中的最北面登陆滩头。希望全部兵力能倾全力攻击来达到它的目标。”午夜时，中央兵力在毫无抵抗之下，通过了圣贝纳迪诺海峡，于是在它与金开德的舰队之间，巳经再无其他的障碍物，后者正在“苏里哥海峡之战”中与南面兵力交战。

当金开德中将接获日本南面兵力在苏禄海中出现的情报之后，因为他知道海尔赛正在把守着圣贝纳迪诺海峡，所以他感到很放心，决定南下迎敌。以后他又听说海尔赛正在准备组织第三十四号任务舰队，所以当他接到海尔赛的电报说准备率领“三支任务舰队”向北移动时，他自然会假定这个第三十四号任务舰队还是仍然留在圣贝纳迪诺海峡方面的。

金开德的计划是要用三批船只来封锁苏里哥海峡：（1）在海峡北端之上摆出一线战斗舰和巡洋舰，（2）在其南面从莱特到迪纳加特岛之间，分布着三支驱逐舰舰队，（3）再向前面，把他所有的摩托鱼雷舰都向梅兰老海中推进。用来担负这次作战的兵力一共有6艘战斗舰、4艘重巡洋舰、4艘轻型巡洋舰、26艘驱逐舰和39艘鱼雷快艇，由奥登多夫少将（Rear-Adm.J.R.Oldendorf）担任总指挥。

当鱼雷艇在战线前约100英里海面上占领他们的作战位置时，夜色漆黑无光，海水平静如镜，下午10时，他们的雷达屏上发现了敌军正在保和岛（Bohol）的附近，不久他们就开火了，照明弹使海上夜明如昼，探照灯交叉在上面。但因为无线电损坏了，所以直到午夜已过之后，奥登多夫才接到这次战斗的第一次报告。这次战斗一直继续到次日上午2时为止，再过了一会，奥登多夫的旗舰“路易斯维尔”号（Louisisville）上的雷达，在25英里以外的射程发现了敌舰。于是第五十四驱逐支队的领先船只奉命组成两个群来攻击前进中的敌舰纵队。大约在上午3时，左面一群在11500码的射程上开炮了，接着右面一群也在9000码的射程如法炮制。上午3时19分，在攻击之后，即可以听到一连串的爆炸声。于是第二十四驱逐支队也投人了战斗，并在7000码的射程开火。大约在上午3时45分时，西村的旗舰“山城”号中了一发鱼雷，立即被炸成了两段。但当它尚未下沉之前，西村命“扶桑”的舰长率领全部船只继续攻击。

当这个讯号传来时，美国的战斗舰仍不开火，以等候敌人的接近。其次，奥登多夫又把第十六驱逐舰支队分为两群，再继续左右夹击敌方的纵队。吴德华德说：这个重要而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就是日军继续向餡阱中直冲过去，他们愈接近，则“火炮”将军的梦想就愈易实现——即所谓“横T”的位置，所有的船只用火炮从侧面向敌方的舰队实行纵射。这位指挥官说：“我们处于一个理想中的位置上，这是在海军大学中所学习的梦想，事实上却从来不会有实现的希望。”这是课本上的古老战术，在理论上固然是尽善尽美，但几乎是永远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上午3时50分，美国战线上所有的军舰同时开火，射程从1.5万码到2.1万码，并且与第五十六驱逐支队一同向海峡中心驶去。驱逐舰上的一位舰长这样写道：“这是我有生以来看过的最美丽景象，在黑暗中，曳光弹的弧线好像亮着灯的火车在经过一个山坡一样。首先是看不见任何的目标，接着不久就可以看见光和爆炸，于是另外又有一艘敌舰被击中了。”一共计算有10次巨大的爆炸，其中6次是发生在战斗舰开火之后的。“扶桑”号和“最上”号现在已转向南面，上面是烈焰腾空。但是不久因为驱逐舰与敌舰混合在一起，所以到了上午4时10分，奥登多夫命令各船都停火，以免误伤了他自己的驱逐舰。几分钟之后，从美军的雷达屏上发现有一艘日本大船失踪了——那就是“扶桑”号战斗舰。

当这次战斗正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美国的驱逐舰和鱼雷艇又报告已与另一批敌舰发生了战斗，大约在5艘以上，那是志摩中将的第五舰队。志摩一直不曾使用无线电通信，所以不曾泄漏他的位置，但也不曾告诉西村说他巳经接近了。在午夜时，他收听到了一个无线电通信，才知道西村正在遭受美军鱼雷艇的攻击。3个小时之后，他又听到另外一个无线电通信，其内容是为了避免鱼雷的攻击所发出的倒转航向命令。此时，志摩已经进入海峡，在上午3时21分时，他的前卫驱逐舰的旗舰“阿武隈”号被鱼雷击中，退出了战线。20分钟之后，当志摩以28节的速度前进时，从他的旗舰“那智”号上，发现夹在两层浓密的烟幕之间有一艘巳经燃烧着的船只，那就是“最上”号，虽然它好像是停止不动的，实际上它却是以8节的速度流动着。在烟幕之中，“那智”号与它相碰撞，其右舷受了重伤。费尔德（Field）在《莱特湾中的日本人》一书中说：“这一次碰撞很有效地结束了在苏里哥海峡中的这一幕悲喜剧。志摩部队在那里徘徊了几分钟，然后布下了一个掩护性的屏障，自动退却了。”

上午4时31分，奥登多夫将军命令追击，但在1小时之后，他又放弃了这个企图。由于已经与金开德事先有了安排，在萨马海边的护航航空母舰继续对于敌军的残部执行攻击，击沉了“最上”号和“阿武隈”号。在西村的全部兵力中，一共只有1艘生还，即巳经负伤的驱逐舰“朝云”号。美军方面除了1艘鱼艇以外，其余船只全无损失。

10月25日上午7时28分，奥登多夫接到了金开德发来祝贺胜利的电报。10分钟之后，又有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电报送来。其内容说日本的战舰已经接近莱特湾的东端出口，正在向第七舰队的护航航空母舰发炮射击。日军的诱敌之计已经发生了效力——这是栗田的中央兵力。他的燃料和鱼雷都已用完，而弹药也所余无几，奥登多夫还是向莱特湾进发。

当苏里哥海峡之战正在进行之际，海尔赛却仍继续向东北航行，以求在拂晓时打击在恩加尼奥角外的北面兵力。25日上午2时，他的一架搜索机报告已经与大约80英里前方的6艘敌舰发生了接触；又1个小时之后，再来了第二个报告，说在前者的后面又发现了另一群敌机。他立即指示密兹契组织第三十四任务舰队，从三个任务群中，抽出6艘战斗舰、2艘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和18艘驱逐舰，交给李中将（Vice-Adm.W.A.Lee）指挥，在航空母舰群之前前进。上午3时，海尔赛把日本北面兵力的位置和他自己三支舰队的集中位置分别告知尼米兹和金开德。这个电报似乎使金开德感到很困惑，因为在上午4时10分时，他迫切地向海尔赛提出询问，想知道海尔赛的战舰是否仍守在圣贝纳迪诺海峡。很不幸的，海尔赛直到上午6时40分才收到这个电报，于是他立即回答说，战斗舰已与母舰群一同北上。

大约在上午5时时，密兹契的第一批打击兵力起飞了，但一直到上午7时35分才发现日本的北方兵力已经集中在一起，在东北面140英里的海面上，采取向南的航向在运动中。它上空只有几架较少数的飞机，而最特别的是，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也看不见一架飞机。美军开始攻击，虽然遭遇了猛烈的高射炮火，但仍使“瑞鹤”号受到了最重的损毁，炸沉了1艘轻型母舰，另外还有1艘在重伤后也在水面漂流着。

在这次战斗开始前不久，海尔赛已经命令李氏也进击敌人，在上午8时，他又命令约在东南方260英里的麦坎任务舰队尽可能加速赶来参加这次战斗。当他发出这个命令之后，马上又接到了金开德求援的急电，告诉他日本的战斗舰和巡洋舰已经在莱特湾韵东北面开炮射击他的护航母舰。几分钟之后，又来了第二个电报，说在萨马岛的附近迫切需要第三舰队的战斗舰。

海尔赛现在正在莱特湾北面，相距约350英里，他觉得赶回去已经没有用，遂命令李氏仍以25节的速度去逼近敌人，但同时却命令距离莱特湾更远的麦坎赶往救援金开德。

接着金开德又发来了第三次和第四次的电报，他告诉海尔赛说他面临的敌军有4艘战斗舰和8艘巡洋舰，而他自己战舰的弹药已经快要用尽。这些话照海尔赛看来，似乎都是不可置信的，因为假使真是如此，则其意义即无异于是说栗田的中央兵力实际上还完整无缺，可是在前一天，他所接到的空中攻击成果报告，却说几乎已经完全被炸毁了。他于是回答金开德说，麦坎已经在赴援的途中——并无太多的价值，而自己却仍以全速继续向北前进。

上午10时，海尔赛接到了尼米兹的来电，询问他的战斗舰现在在哪里，接着又来了金开德的紧急求援电报。他还是置之不理，第三十四号任务舰队仍继续向北狂奔，密兹契也开始作第二次打击。于是直到上午11时15分，当战斗舰与他们的敌人相距已在45英里之内时，李氏突然又接到海尔赛的一个命令，要他立即向南返航——放弃了追击。

在这个命令发出之后，又有4艘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奉命从第三十四号任务舰队中抽出，归回他们原有的任务舰队，而波根任务舰队，包括1艘大型航空母舰和2艘轻型母舰，也奉令与战斗舰一同向南航行。密兹契只带着薛尔曼和戴维森两支任务舰队，继续向日本北面兵力进攻，据所知道的情报，其中包括2艘战斗舰。因为海尔赛既然有6艘战斗舰，而且无论他如何的努力，也必须在26日上午8时才能赶到莱特湾，所以他为什么不留下2艘战舰给密兹契，这也似乎是一个无法解释的怪事。更奇怪的，是在正午的时候，他又解散了第三十四号任务舰队，到了下午4时，当油料已经补充完毕之后，他又重组了一个新的任务舰队，其中包括他的2艘最快的战舰、3艘轻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于半小时后奉命以高速向南行驶。于是所留下来的4艘战舰由波根率领着，跟在他的后面走。假使当时能够把2艘战斗舰留给密兹契，则日本北面兵力很可能会被歼灭，而海尔赛的目标总算是可以达到了。

此时，密兹契仍继续攻击北面兵力，后者已经在向北退却。结果航空母舰“瑞鹤”号和轻型母舰“瑞凤”号都被击沉，另一艘轻型母舰“千代田”号也负了重伤。密兹契以后又组成了一支巡洋舰和驱逐舰的兵力，由杜波斯少将（Rear-Adm.DuBose）率领着，去击沉“千代田”号以及他所能发现的落荒逃走的敌船。

当小泽回转头向北航行时，他还率领着他的2艘战斗舰“伊势”号和“日向”号、3艘轻巡洋舰和七八艘驱逐舰。这支兵力受到密兹契的第五次（最后一次）空中攻击，虽然他们宣称有一艘战斗舰中了22弹，另一艘中了15弹，但实际上却最多不过是轻伤而已。上午7时30分，小泽获得了一艘驱逐舰的报告，说杜波斯的兵力中包括2艘战斗舰（并不正确）以及一些巡洋舰和驱逐舰。他觉得他的残余兵力还可以与追兵决一死战，于是立即命令所有幸存的船只都反转航向，直扑杜波斯。吴德华德指明：“这次会战在其结束阶段，突然作了一个滑稽的逆转，追击者变成了被追击者，诱敌者变成了攻击者，虽然他们也许并未作如此的打算，可是实际上在最后阶段，日军的炮火却反比美军占了优势。”

小泽向南航行了2个小时，但是杜波斯却闪避了他，未与他发生接触。于是小泽才又反转航向，恩加尼奥角之战终于结束。很像夸特里布拉斯之战的情形，德隆的一军在两个战场之间两头的奔跑，结果是一点作用都不曾产生。在这两次会战中，都是因为错误的情报和过分冲动的将道，才造成如此劳而无功的怪事。

当栗田在10月24日的午夜通过了圣贝纳迪诺海峡之后，仍继续向东航行，直到上午3时才转向东南，向南扫过萨马的海岸。2个半小时之后，他接获了志摩的一个通报，才知道西村的战斗舰已全军覆没，而“最上”号也负了重伤。这个情报使栗田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中，因为其意义是说只留下他一个人去独力应付敌军。上午6时14分日出，10分钟后他的旗舰“大和”号与飞机通过雷达取得了联系。

金开德的16艘护航航空母舰和它们的护航驱逐舰，在斯普拉格少将（Rear-Adm.T.L.Sprague）的指挥之下，分为三支舰队：南面舰队由斯普拉格亲自率领，中央舰队由史顿普少将（Rear-Adm.F.B.Stump）率领，北面舰队由另外一位斯普拉格少将（Rear-Adm.C.A.F.Sprague）率领，它们的位置分别为在苏卢安岛的东南方90英里、东北方50英里和东方60英里的海面上。第三支舰队恰好挡住敌军进攻的主要兵力，它一共有6艘母舰：“范夏湾”号（Fanshaw Bay），“圣罗”号（SaintLo），“白平原”号（White Plains），“加里宁湾”号（Kilinin Bay），“基特孔湾”号（Kitkun Bay）和“甘比尔湾”号（Gambier Bay），另外加上7艘担负屏障任务的驱逐舰。上午5时30分他们派出了例行的空中巡逻机，到了上午6时47分，一架从“圣罗”号上派出的飞机报告巳经发现了一支由战斗舰、巡洋舰、驱逐舰所组成的敌军兵力位于北面舰队北方20英里的海面上。几分钟之后，在“基特孔湾”号上的一个讯号兵，突然从他的望远镜中看到了栗田的战斗舰和巡洋舰上的船桅好像宝塔一样地竖立在海平面上，使他大吃一惊。马上有一排重炮弹落在航空母舰的中间海面上，这是“大和”号的主炮所发射出来的，其射程约为3.5万码。萨马之战已经开始了。

于是斯普拉格立即向金开德求援，金开德接到了他的电报后，才向海尔赛发出了第一次的紧急求救电报。从斯普拉格的报告判断，日军距离莱特湾已在3个小时的航程之内，而整个第七舰队、运输船和滩头上都正在杂乱无章之中。照金开德看来，这个情况似乎是已经危殆不堪，因为他早巳无法应付它。他的战斗舰和巡洋舰还远在苏里哥海峡方面，他也知道他们的燃料和弹药应该是已经大部分用完了。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命令奥登多夫组织一支兵力，包括3艘战斗舰、5艘巡洋舰和2个支队的驱逐舰，赶到莱特湾的东端出口处，先行加油然后再参加战斗。他的第二个行动为命令中央和南面两支舰队，立即把所有的飞机都起飞来打击来袭的敌人。当这些命令发出之后，对于北面舰队的斯普拉格而言，可以说是万幸，突然天气转变，阴云密布，把能见度减到了半英里以内。若不是有这样一阵雨云，它们也许早已被歼灭了。

当此之时，栗田分成3个纵队前进，他的4艘战斗舰在中央，其巡洋舰和驱逐舰则在两侧。虽然他把敌人的实力估计过高，可是却仍然决心利用这个“天赐的机会”，他说：“我们的计划是首先击毁航空母舰，使飞机无法起落，然后再铲除整个任务舰队。”他眼前的目的即为缩短射程，并达到上风的位置，以阻止美国航空母舰顶着东北风来使他们的飞机起飞。这个目的达到了之后，他的意图就是进入莱特湾，进行一场会战，毁灭敌方的运输船，并从苏里哥海峡中撤退。

当风雨停止之后，日军已经接近到2.5万码的距离内，因为斯普拉格的母舰眼前就有受到被包围的危险，于是在上午7时40分他命令驱逐舰执行一次鱼雷攻击。在烟幕掩蔽之下，航空母舰向南疾驶，驱逐舰则趋前攻击，当他们在敌军纵队之间穿出穿进时，就立即引起了一场混战。他们采取了极果敢的行动，也命中了数发，而他们自己也沉没了3艘。金开德说这次攻击为这次战斗中最英勇的行动之一。吴德华德的记载说：

炮弹落水激起了髙水柱，对于这些母舰上的人员而言，巳经成为一种习见的景象。它们突然地升得很高，18英寸、16英寸和14英寸的主炮炮弹所激起的水柱高度达150英尺以上，而8英寸和5英寸的副炮炮弹则激起的髙度较低，这是极易辨别的。母舰在它们之间扭来扭去地逃避，好像是通过一个由喷泉所组成的森林一样。“范夏湾”号中了6颗8英寸弹，“加里宁湾”号中了15颗，而“甘比尔湾”号却只中了1颗，但巳足以使它垂死地在水上漂流，以后它又被击中了，终于沉没。

尽管受到了这样巨大的打击，但是在开始战斗的30分钟之内，北面舰队的航空母舰还是设法使战斗机65架、鱼雷轰炸机44架起飞了，不过其中多数的飞机都只携带100磅的炸弹，所以只能产生极小的效力。虽然如此，从“基特孔湾”号母舰上起飞的飞机中，有4架是携带着500磅的炸弹，曾经使一艘日本巡洋舰受到重创，以后终于爆炸沉没。从上午8时50分起，从中央舰队起飞的飞机也赶到助战。他们所携带的炸弹比较重，依照吴德华德的分析，可能对于战争形势的扭转具有很大的影响。

大约在上午9时25分，当北面舰队的命运似乎是已经注定之时，栗田却突然摆脱了战斗，而转向北面航行，对于这个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行动，其惟一可解释的理由就是栗田除眼前所能望见的范围以外，简直更无其他的情报之可言。他以前虽曾派出了2架侦察机，可是并没有一架飞回来，所以他对于海平面以外的情形是毫无所知，甚至于当他的巡洋舰与敌方的航空母舰所隔的距离已经在5英里以内时，他却还以为敌人已经逃走了。因为他还想透人这个海湾，所以认为燃料有节约之必要，尤其是在他的驱逐舰方面，并且也料想他不久还会受到更重的空中攻击，所以栗田遂决心摆脱战斗，而重组其分散得很广的兵力。于是在上午9时11分，他发出了讯号通知所有各船都停火，并采取向北的航向集合。上午9时30分，日军停止追逐，这次战斗的海面阶段遂告一段落。

当美国的护航航空母舰刚刚脱离这场混战之后，接着又受到了号称“神风”的自杀飞机攻击，在这一天较早的时候，南面舰队也曾受到类似的攻击。这要算是第一次有组织的自杀攻击，在10月25、26两天之内，他们一共击沉了1艘护航航母和重创了4艘。日本人采取这种攻击手段的理由，是因为多数人员的训练都太差，所以小泽于6月间首先主张使用这种方法，以后就变成了日本空军的主要攻击战术。

在摆脱战斗之后，栗田的舰队就在附近盘旋了2个钟头之久，依照栗田的参谋长小柳少将的说法，他们是在集中兵力和研究情报。此外，还有4艘重伤的巡洋舰，在不断的空中攻击之下也需要加以照顾。

栗田的有效兵力已经减少到只有战斗舰4艘，轻重巡洋舰各2艘，驱逐舰约7到10艘。一直到正午为止，栗田与他的部属所讨论的问题，似乎都是在考虑是否有足够的兵力来对付一个已经有充分警戒的敌人。照栗田自己在报告中所说的，直到正午时为止，他还是决心彻底执行其原有的任务。可是以后他却又改变了他的决心，在战争结束之后，他对此曾经作下述的解释。他说：“燃料并不成问题，也并未考虑到如何回家的问题。我们也有足够的弹药，也不是一个害怕毁灭的问题。问题是我在湾中到底能做些什么。”午夜12时36分，他决定放弃他的任务，改向北行驶，以便退出圣贝纳迪诺海峡，并乘黑夜尽量向西退走。

自从10月25日下午4时30分起，海尔赛已经开始用20海里的速度向南行驶，到了午夜刚过的时候，他已经到达了圣贝纳迪诺海峡的东端出口处，可是栗田的舰队却早已通过了。在行驶的途中，海尔赛也已经命令波根和麦坎的两支任务舰队，于26日上午6时在海峡的东北方集合并向西进行搜索。经过了搜索之后，隔了2个小时才发现栗田的舰队已经走到了班乃岛（Panay）的西北方，在塔布拉斯海峡之内。麦坎的4艘母舰上和波根的2艘母舰上都派出了飞机进行追击。他们宣称对于“大和”号和其他的2艘重巡洋舰都曾作了许多的命中打击，结果又还是估计过髙，因为日本舰队还是继续以高速向西驶去。接着在后续的打击中，终于击沉了1艘轻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除了金开德的护航航空母舰还继续受到日军的“神风”攻击之外，莱特湾之战已经结束。10月28日，栗田回到了他的起点——文莱湾。

对于美国人而言，莱特湾之战是一个只付出廉价成本的胜利；而对于日本人而言，却是一个惨重的失败。在一共4天的战斗中，前者一共损失了1艘轻型航空母舰、2艘护航航空母舰、2艘驱逐舰、1艘护航驱逐舰和1艘鱼雷艇。后者一共损失了3艘战斗舰、1艘大型航空母舰、3艘轻型航空母舰、6艘重巡洋舰、4艘轻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除了陆上基地的飞机以外，日本海军几乎已经不再存在了，他们的敌人已经获得了绝对的制海权。当小泽中将在战后接受讯问时他说：“在这一战之后，日本的海面兵力就变成了绝对性的辅助部队，所以我们从此就只能依赖陆上兵力、特攻部队和空军了。除了某些特种性质的船只以外，对于海面军舰已经再无用场可派了。”小矶内阁的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将说他认清了莱特湾的失败，是和菲律宾的失陷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至于说到这一战的较大意义，他说“我觉得这就是终结”。

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顾问，对于这个“较大的意义”却完全忽视了，因为他们不能了解这次压倒性胜利的政治含义。他们把这次战争当做是基督徒对邪教的斗争，而没有把它当做是外科手术看待。他们没能够了解战争对于政治家的关系，就正好像手术刀之于外科医师一样。不管战争的原因是什么，若政治家的目的是纯粹毁灭性的，那么军人的行动就与屠夫并无区别了。但假使说政治家的目的是建设性的和治疗性的，则军人的行动就应该是与外科医师一样。由于丧失了机会或误解，或者是缺乏知识和技术，一个外科手术也可能会失败，但若是以屠夫的目标来当做外科医师的目标，那却是必然非失败不可，而毫无其他的可能性。要想当做一个合理的政治工具，战争一定需要一个合理的政治目的，这个目的要是可以达到，其在战略上应该是具有可能性的。

在莱特湾之战以后，这种战略可能性已经完全建立了：日本人已经毫无赢得战争的可能性。既然日本的失败已经成为定局，所以美国人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政治性的——如何能使它的失败变得对于美国最为有利？

对于美国总统而言，这要比他在欧洲所面临的问题远较简单。在这里他虽也应考虑到同盟国的问题，但因为对日本的战争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美国人的战争，所以为了想使这个胜利对于美国具有最高的利益，并且避免引起复杂的因素，美国应该独力获得这个胜利。明了这一点之后，就应该进一步考虑到因为苏联是惟一能使这个问题变为复杂化的强国，所以美国若能在德国崩溃之前，或刚刚崩溃之后，就结束对日的战争，那是最为有利的——换言之，就是乘着苏联被德国纠缠着尚未放手的时候，就先击败日本。这是否有可能呢？这个答案是一个毫无疑问的“Yes”，问题的症结就是在内心里，美国总统一定要把握战略性和政治性的重心。

日本的经济地位，由于工业化的原因，已经比我们在前面所说的情形又变得更为脆弱了。当1941年日本对珍珠港发动袭击时，其经济潜力约为美国的10%,而其可耕地的面积则仅相当于3%约强，可是所要供应的人口却比美国总人数的一半还要多一点。因为日本需要从中国的东北和朝鲜获得大量的原料和粮食，那却是必须渡过日本海和黄海的，所以日本的商业舰队实为其整个战略的重心。对于日本船只的攻击，本为美国潜艇的主要任务。依照史普劳恩斯上将的说法，美国潜艇实为促成日本失败的最主要因素，从下列的数字上即可以证明此种看法的正确性：当战争开始时，日本所拥有的（在总重量500英吨以上的）商船总额为600万英吨，在战争期中，由于新建和俘获的原因，又增加了410万英吨。在这个总数中，一共被击沉了890万英吨，而在这个损失总数当中有54.7%应归功于潜艇。

可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采取的战略，却不是集中全力来攻击日本的船只，以迫使它因为经济崩溃而投降，反之这个战略却是以侵入日本本土的思想为基础的。为了准备这种侵入，在莱特湾之战结束不久以后，美国人即开始以马里亚纳群岛为基地，向日本本土发动了长程的轰炸攻势，一共对66个都市地区投下了10.4万英吨炸弹，而对工业地区则投下了29400英吨炸弹。虽然这种轰炸也减少了日本的生产量，可是造成日本经济崩溃的主要因素，却仍然还是船只的损失。对于日本经济的致命打击，还是煤、铁、油等原料和粮食来源的断绝，而不是工业和都市的毁灭。船只的损失限制了铁苗的输入，而钢铁的缺乏又限制了船只的建造；由于食品的缺乏，遂使劳工的效率减低，而船只的缺乏又为粮食不足的主因。在《美国战略轰炸报告书》中，有下述的分析：

虽然对于都市地区和工业的攻击在促成日本经济全面崩溃的工作来说，是的确颇有贡献，但是在许多方面，它们的效力却是重复的。多数的炼油厂是早已没有原油，铝厂是早巳没有矾土，炼钢厂缺乏铁苗和燃煤，兵工厂没有钢和铝。大致说来，日本的经济是被毁灭了两次，第一次是输入的被切断，第二次是空中的攻击。若是能够再切断朝鲜的输入和日本沿海和各岛间的交通，再加上对于其极易损毁的铁路网的攻击，即可以增加对于船只攻击所巳经获得的效果。

大部分的日本沿海和岛屿间的交通，都早巳逼迫改为其并不适当的铁路。日本的主要煤矿处于九州和北海道，过去是使用水运，现在都已改用铁路。本州的铁路一共只有几条干线，而这些路线都要通过相对危险的桥梁。若能对于函馆的铁路渡轮、隧道以及19座易于损毁的桥梁给予一连串的攻击，则可以使日本的煤运完全断绝，于是即可以把日本的经济完全纹死。

本报告书相信这次攻击若亊先能有良好的计划，则在1944年8月间即可以发动。本报告书估计要想完全切断日本的铁路体系，大致只需要650架次的B-29飞机进行以目力瞄准的出击，使用5200英吨炸弹即可。

当美国战略航空军攻击66个日本城市时，一共出击1.5万架次，投下10.4万英吨炸弹。所以把上述估计数字与之作一个对比，即可以明了美国参谋长所犯的战略错误有多大。

同样不幸的，美国总统和其顾问人员也不曾认清日本重心之所在。这个重心就是天皇本人，因为他不仅是海陆军的最髙统帅，而且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也是“天子”，是日本人生活和思想的最髙象征。但是有一件事却是他所不能做的，那就是他无法命令人民无条件投降，并且让他自己变成战犯，受审判甚至格杀勿论。

早在1944年初，日本海军参谋本部的高桥少将在对情况进行研究之后，即已获得了一个结论，认为日本绝不可能获胜，所以必须寻求妥协的和平。但一直到塞班岛在7月间失陷之后，他的意见才能够上达天听，结果遂促成陆军派的东条内阁作了总辞职，继之组阁的为小矶国昭，他创立一个最髙战争指导会议（共为6人）来考虑战争问题。可是局势却日益恶劣，1945年4月5日，当美军在冲绳登陆4天后，小矶内阁也只好总辞职，取而代之为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在同一天，苏联政府宣布不准备再延长其与日本之间的中立条约，这在12个月之后即将满期。虽然铃木内阁的任务即为设法结束战争，但因为除了无条件投降以外即无其他途径可走，所以为了维持天皇的地位，他决定只好继续进行战争。

自从1月起，日本天皇即开始认清了战争必须结束，到了6月间，他又同意让曾任外相的广田与苏联驻东京大使马立克（Jacob Malik）设法洽谈。6月24日，广田与马立克开始会谈，但是毫无结果，于是日本当局又进一步决定派近卫以特使身份赴莫斯科请求苏联出面调停。同时，日本驻莫斯科的大使齐藤也奉命告诉苏联政府说：无论在何种环境之下，日本都不会接受无条件投降的，他并且设法诱劝克里姆林宫代他们提出和平条件。

此时，华盛顿方面也在考虑结束战争的方法，虽然陆军部仍力主侵入日本本土，而航空军则主张大举轰炸，但是其他方面则认为对于无条件投降的原则，若能采取一种“合理化的解释”，则日本人可能会投降，而惟一足以阻止他们作决定的疑惑，即为日皇的未来地位问题。这一派意见以对于髙级战俘的讯问供词为根据，认为“日本已经到了准备放弃的边缘，但因为害怕帝国制度会被取消，天皇本人会当做战犯，所以又停止投降了”。

当这些意见还正在讨论时，原子弹的发展却已经到了可以完成的程度。1944年，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指派了一个小组委员会，来就对于原子弹的使用提出参考的意见。6月1日，这个委员会建议：假使最后的试验成功了，则这个原子弹应以对付日本，并不拟事先加以警告。史汀生的地位，是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任总统在原子弹政策方面的顾问，在他考虑了这个报告之后，7月2日就把他的意见用一个备忘录的方式提交给总统。他建议若是原子弹最后试验成功了，则即在日本使用，以代替计划中的侵入战。他又主张应事先提出一个暗示性的蒈告，说明所使用的力量将是如何的巨大，足以造成完全的毁灭。此外他个人也曾想到：“若是我们再加上一句说并不取消其现有的君主立宪的政体，则可能更足以提高日本接受投降的机会。”

7月17日，波茨坦会议在德国皇太子的故宫中幵会，在那一天，与美国总统一同去开会的史汀生接到了一个惊人的重大消息：7月16日，在美国新墨西哥阿拉莫戈多（Alamogordo）最后一次的原子弹试验已经证明完全成功了。

当杜鲁门总统和丘吉尔先生接获了这个报告之后，因为照计算，若是联军侵入日本，则其成本将牺牲美国100万人的生命，而英国也准备牺牲50万人，所以他们决定使用原子弹来抵消这个损失。丘吉尔说：“现在所有一切的碰梦都消灭了，代替它的是一个远景——似乎的确是光明无限的——两颗原子弹猛烈的爆炸即可以结束这场战争。抑有进者，我们可以不再需要苏联人。”

可是他的伟大同盟国所想的却完全不同，因为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Stettinius）告诉我们说：“迟至波茨坦会议，甚至连第一颗原子弹都已经爆炸了之后，美国军方人员还是坚持应使苏联加入远东的战争。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两次会议中，军人们都是特别关心日本留在满洲的关东军。他们被形容为日本陆军的精华，大家相信即令日本本岛投降了，这个独立自足的兵力都还会继续打下去，使战祸无限的延长，除非苏联人参战，才可以消灭这支兵力。实际上在雅尔塔会议之后，美国军事当局在为受降作安排时，早已同意苏军进入朝鲜。”（此时，这个号称日本陆军“精华”的关东军，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糟粕”。他们富有训练的人员早已调走，所补充的全是老弱残兵，此外他们也没有燃料。）

在波茨坦会议举行之前，所有东京外务省与在莫斯科的齐藤大使之间的来往电报，都已经由华盛顿方面测译出来了，这正和日本攻击珍珠港之前的那一套“魔术”是一样的。7月10日，他们所测译出来的一件由日本外长发给齐藤的密电内容如下所述：“乘莫洛托夫尚未前往波茨坦之际，向他表示天皇陛下希望立即结束战争的强烈愿望。对于和平的惟一障碍物就是无条件投降。”虽然这巳经把日本人所处的窘境完全泄漏了出来，而且打开了立即结束战争的坦途。可是到了7月26日，美国人却向日本发出了下述的最后警告：“我们要求日本政府宣布所有日本的一切军事力量都作无条件投降，并对这个行动供给善意的适当保证。日本人若不听命则即将面临完全的毁灭。”关于日本天皇未提及一字，因为它是已经中了宣传之毒的美国公众所无法接受的。

两天以后，铃木拒绝了这个最后通牒，他宣称“这是不值得公开发表的”。因为苏联已定在8月8日对日本宣战，所以美国遂决定投掷两颗原子弹：一颗在广岛，一颗在长崎。

8月6日，一架B-29飞机携带当时一共只有两颗的原子弹中之一颗向广岛接近。上午8时15分，用一把降落伞携着一颗原子弹投掷下去，于是飞机立即上升逃避震动。一两分钟后，有一个火球在该城的西北中心上空出现。它的爆炸力约相当于2万吨梯恩梯，其核心的温度约为摄氏1.5亿度——比太阳中心的温度高出了7倍。其所产生的压力每平方英寸在数10万英吨以上。结果造成了一个“火爆”，同时发生了几百个火头，其最远者距离爆炸中心在4600码以外。该城市的广大面积完全被焚毁，有七八万人当场死亡，另外负伤者约5万人。

8月9日上午1时（东京时间），苏军越过了满洲的边界，只遇到了轻微的抵抗。第二天长崎又遭到了原子弹轰炸，于是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议决把无条件投降的问题提交天皇裁决。他决定求和，于是在8月10日东京从无线电广播中，宣布准备接受7月26日波茨坦宣言中的条款，“但有一种谅解认为该宣言并未包括要求变更天皇对国家的统治大权在内”。

当日本政府的正式通牒经瑞士转送到了华盛顿之后，杜鲁门即请史汀生发表意见，后者就告诉他说：“即便日本人不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自己也需要维持天皇的地位，使其接受我们的指挥和监督，以便降伏分散在各地方的日本军队。利用天皇的号召，可以使我们在中国和东印度等地避免许多浴血苦战。依照日本的国家理论，他是日本一切权威的惟一来源。”

这本来就是常识，于是同盟国在8月11日发表了答复，其中有一段说：“自投降之时起，日本天皇以及日本政府对于国家的统治权，应‘从属’于（subjectto）联军最高统帅之下。”

最后于8月14日，日本天皇终于接受投降的条件，于是命令“停火”。9月2日，日本的代表在东京湾内的美国战斗舰“密苏里”号（Missouri）上签署了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距离英法两国对德国宣战之日，恰好是整整6年。

史汀生对于这个投降所发表的评论是极能发人深省的。我们在他的传记中，可以读到下述一段文字：

在史汀生的意见中，这个问题是以双重误解为基础的——第一是有关战争的意义，第二是在这个阶段中美国政府的目的。

照他的看法，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不用原子弹是否也能使日本投降的问题，而是当采取一种不同的外交和军亊途径时，能否使它提早投降的问题。在这里情报问题的意义就变得十分重要了。根据战后的询问，很明显地指出：在该年春季，日本内阁中有一大部分阁员早已准备接受像他们最后所同意的条件。美囯政府在当时对于这种一般的态度早巳获有情报。所以美国若能提早明白表示准备保留天皇，则战争可能早已结束。代理国务卿格鲁和他的高级幕僚在1945年5月也热烈地赞同此项主张。

若非由于无条件投降的政策所引起的政治性和战略性的疯狂状态，则战争很可能在1945年5月间结束。那么苏联，不管其最后的演变将如何，至少不会使它可以自由地在远东扩张它的影响力量；而同样重要的是，美国人也不至于要投掷原子弹。曾经连续在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任中任参谋长的莱希上将（Fleet Adm.W.D.Leahy），对于这一点曾经发表一段很精辟的意见：

我个人的感想是这样的，因为美国首先使用它，所以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个黑暗时代野蛮人所釆取的道德标准了。这是非常明显的，未来的假想敌人也一定会使用它，所以我们也有吃原子弹的机会。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使我们回到了成吉思汗的时代——对于非战斗人员加以残杀。这种新型恐怖的非文明战争工具，代表一种近代形式的野蛮主义，是基督教徒所不屑于使用的。

谢选骏指出：日本人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吃下两颗原子弹就不会宣告投降。我听我的父母说，他们当时在重庆，听说日本天皇宣告投降的消息，都觉得不可置信。因为日本的首领被神化了，“天上的蝗虫”怎么可能变成可耻的败兵呢？至于原子弹，连续在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任中任参谋长的莱希上将（Fleet Adm.W.D.Leahy）所说的屁话，显然是因为他不懂历史，不知道日本人曾对基督徒所进行的种族灭绝。但是莱希之流是基督的叛徒，是忘恩负义的殖民主义杂碎，他们的“和平主义”的绥靖态度，很快就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体现了出来，导致出卖蒙古给苏联，进而导致苏联全面控制了中国大陆。不过可怜的美国，还是不得不在朝鲜和越南进行了抵抗，企图弥补“退出中国大陆”所留下的黑洞。但是这些边缘补丁实际上于事无补，只是把美国自己钉在了远东的军事基地里了。至于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1867年9月21日－1950年10月20日），他唆使傻瓜杜鲁门同意保留天皇制度，实际上把“无条件投降”变成了“有条件投降”——这显然因为史汀生太老了，完全是十九世纪的人物了，过了没几年史汀生就死了，却给世界的未来，留下了一个“日本隐患”。

【结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前瞻】

美国人的第二次“十字军”，其结果是要比第一次更为悲惨，这一次的挑战者不是德国的凯撒，而是美国的总统。由于他痛恶纳粹主义和贪享权力，才终于使他的人民卷入欧洲战争的旋涡，而再度使战争扩大成为全球性的。从所获得的德国档案中，并找不到确实的证据，足以支持罗斯福所宣称的说法——希特勒企图对西半球发动一个攻势。实际上，却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直到美国参战之日时，希特勒一直都还是在设法不与美国发生冲突。

首先警告他的国人不要卷入欧战旋涡的先知者当中，有一个就是罗斯福的前任胡佛先生（Mr.Heibert Hoover）。他在1954年8月10日的一个广播中，曾经这样说过：

我曾经反对和抗议一切足以逐步把我们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策。尤其是在1941年6月间，由于希特勒分散其力量来攻击斯大林，所以英国实际上已经安全，而不必害怕德军的侵入了。我在当时认为我们给苏联政府以援助，是古今历史上的一个大笑话。我主张应该让那两个独裁者去两虎相斗，两败俱伤。我早已说过我们援助苏联的结果，将会使共产主义的祸害蔓延全世界。我主张若是我们能置身事外，则只要时机一到，我们就可以使世界获得持久的和平。战争的后果都巳经证明我是正确的。

当美国加入战争之后不久，有一个耶鲁大学的教授曾经写了一本书。在这本书中，他指明：“假使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有实际性的，则其设计的基础不应该是梦想中的世界，而应该是根据权力政治的现实国际关系。”他主张美国的政策应有两个目标：（1）控制新世界，（2）在旧世界中维持权力平衡。因为在大西洋、太平洋的对岸上，这种平衡都巳经被破坏了，所以美国的战争目标就是恢复它。所以他说绝不可要求把德日两国完全毁掉，否则欧洲和远东就会受到苏联的控制。他又说：“一个从乌拉尔山到北海的苏联，并不比一个从北海到乌拉尔山的德国会好到哪里去。”对于远东也适用这个同样的推理，他说：“让亚洲有再度受到日本人征服的危险，固然是应该设法解除，但这却并非是说要把日本的军事力量完全取消，而把西太平洋交给中国或苏联去加以控制。”

这种在战后所应该采取的政策，对于大不列颠也是同样适用的，因为它的地位与美国颇为相似。它的目的是维护其帝国的安全，并在欧亚两洲维持权力平衡，基于史派克曼所举出的同样理由，这两个目标都不应要求歼灭其敌人的。当这两个西方巨强比肩作战之时，苏联就变成了他们战争问题中的焦点。诚然的，他们是应该支援苏联来对共同的敌人作战，但是很明显的，这个支援却不可以使苏联坐大，获得了支配性的地位，因为若果如此，则他们的问题就还是没有解决。

基于我们在本书中的分析，即可以知道罗斯福的政策是与史派克曼的观念完全相反的。“无条件投降”与“权力平衡”不仅是毫无关系，更是恰好相反。丘吉尔的政策也是一样的荒谬，当他在1940年执政后第三天，就髙呼：“胜利——不惜一切成本的胜利。“丘吉尔这个人的军事知识，当然远在罗斯福之上，所以他的思想会固定在这个目标上似乎是更不可解，尤其是把他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观感与此来作一个比较，则更令人感到啼笑皆非。

他在其所著的《世界危机》一书中，曾经说过：

政府与个人和着这个悲剧的拍子，摇摇摆摆地走进了暴力的深渊，进行大规模的屠杀，使人类社会的结构受到了损伤。这个伤痕也许一个世纪都难以平复，对于现有的文明可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以如此髙价所换来的胜利，是几乎与失败毫无区别。它甚至也不能使胜利者获得安全的保陣。这个用武力所获得的最完全胜利，既不能解决欧洲的问题，也不能取消战争所产生的危险。

一再把他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发表的观感作一个对比，则他当时选择了不惜一切成本以求胜的途径，似乎就更令人感到大惑不解。他说：

人类的悲剧巳经达到其最高潮，事实上，当亿万人作了一切的努力和牺牲，而且也获得了最合乎正义的胜利之后，我们还是仍然找不到和平和安全，而我们今天处境的恶劣是更胜于过去。

这是一个失败者所作的沉痛忏悔。

假使我们还记得在美国的总统和英国的首相当中，罗斯福和丘吉尔还要算是最卓越的人才，那么上述的这些记录更会使我们感到困惑了。什么东西引诱他们采取这种致命的政策呢？我们可以冒险地回答说——盲目的仇恨！他们的心灵与头脑已俱去，他们的情感冲昏了理智。对于他们而言，战争已经不再是一个正常的政治冲突，而成为善与恶之间的决斗。为了驱使人民跟着他们走，他们不能不发动一个邪恶激烈的宣传战。因为这正是希特勒所惯用的手段，所以无怪其然的，1945年8月11日的伦敦《经济学人》报上曾有下述的评论：

当为了击败希特勒主义而进行的伟大战争结束的时候，同盟国正在制造一个希特勒式的和平。这就是对于他们的失败所作的真正衡量。

在斯大林格勒之战以后，就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希特勒的星辰已经下沉，而斯大林的则正在上升。若是我们再回想到当时同盟国政治家所持的见解，例如霍尔爵士所发表的则令人惊异，而更令人莫名其妙的，是在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中居然会以霍普金斯的文件来当做对苏政策的讨论基础。

要想解释这种对于俄罗斯的盲目信任态度，只可能有两种说法：（1）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对于俄罗斯的历史一无所知，（2）他们为自己的亲苏宣传所毒害，进入了昏迷不醒的状态。两百年来，俄罗斯人都一直在攻打欧洲东面的门户，差不多在一个多世纪的时代中，欧洲的著名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都在警告欧洲人应提防俄罗斯人的阴谋。重述他们所说的话，不仅是为了引起读者们的兴趣，也不仅因为战争的结果显示出他们的看法是如何的正确，而是因为未来的根本就是现在。这些人所认清的，是俄罗斯从来就不属于欧洲的范围；它的文明与拉丁的文化毫无渊源；它从来不曾参加过十字军、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而且也不曾受到新世界的发现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自波塔瓦之战以来，俄罗斯人对于欧洲人而言，就一直是“北方的土耳其”——亚洲威胁欧洲的矛头。

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认清了这一点，他渴望去考察俄罗斯，因为他相信它是具有征服世界的野心。库斯丁（Custine）于1839年访问过俄罗斯，他的结论是：“他们希望用征服的方式统治世界，即用武力来夺占与他们接壤的国家，然后用恐怖的手段来压迫其余的世界。”托克维尔（De Toqueville）想像到一个分裂的欧洲，为一个“俄罗斯菲利普”所征服时的景象。普拉特（Abbede Pmdt），曾经一度做过拿破仑一世的驻华沙大使，他说：“在维斯瓦河的那一面，挂下了一个帐幕，使我们无法看清楚在它后面的俄罗斯帝国中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俄罗斯人的本性是属于东方的，俄罗斯的政权是集中在其沙皇的手中。只有他一个人说话，很少写什么，也从来不作公开的发布。对于这样的一个国家，一切的情报都只是限于猜度，这个限制对于俄罗斯的陆军也同样的适用。自彼得大帝之日起，俄罗斯的政策就一直是征服性的，我们说在这整个世纪中，俄罗斯的政府都好像是一个人一样，也只具有一个观念——即有计划的侵略。”1850年，柯蒂斯（Donoso Cort6s）所说的话是富有预言的意味：

在西方除了两个阵营以外，再没什么其他的东西余留下来。一个是掠夺者的阵营，另一个是被掠夺者的阵营——于是俄罗斯的时钟敲响了。俄罗斯人可以和平地把枪托在肩上，开入我们的土地。同时，世界上也将要看到历史最大的“责罚”，这个最大的责罚将落在英格兰的头上。它的船只对于这个巨型帝国将感到毫无用处，这个帝国一手抓着欧洲，一手抓着印度。俄罗斯将为击败他国而战，也会为保护战败的国家而战。当那些失败的国家认为它是俄罗斯的同盟国时，殊不知却正好变成了俄罗斯的食物。俄罗斯的胜利引向“保护”——这个“保护”又引向死亡。

较晚出的历史学家也不乏能作预言者。1878年，法兰兹（Constantin Frantz）说，“他深信俄罗斯人会侵入西欧，而在英俄两国之间的未来战争中，美国将具有决定性的地位”，“未来是属于美俄两国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奥国的史学家克拉里克（von Kralik），在说到亚洲人侵入欧洲的问题时，曾经这样写道：“欧洲今天所最害怕的是俄罗斯帝国和东亚，它们代表蒙古人的一半或全部性质。在世界史上这代表东西间最具有决定性的斗争。也许亚洲人会像8世纪那样攻入了法兰西和西班牙，像13世纪的蒙古人一样攻入了日耳曼，像16、17两世纪的土耳其人一样出现在维也纳。或者更可以想像到，将来要靠美国人来把东亚人赶出欧洲之外。”

诚然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吞没欧洲之前，西方的政治家应该记起这些预言来，虽然美国的总统和英国的首相当然没有时间来重温这些陈旧的史籍。可是至少他们的外交官和情报人员是应该有这样的学识基础，因为无论是对假想的还是实际的敌人，“了解你的敌人”都是最重要的。这些抽象的认识正和对于其国土、资源、军事力量的认识是同样的重要。至少他们应记着列宁曾经预测布尔乔亚国家与俄罗斯最后终于难免冲突，可是他们却相反的对于乔叔叔发生神话式的幻想！

亚洲人的铁骑终于又回到了日耳曼，而这一次他们更攻入了维也纳的城墙。历史的巨轮转了一个完全的循环，而今天欧洲所面临的威胁，与泽尔西斯和大流士的时代所面临者实不相上下。此外，在远东足以对抗苏联的日本也被毁灭了，这样才使共产主义统治中国。这就是战争的政治性后果。

军事性后果也是同样的巨大。使物理学发生革命的核子理论，在广岛作了一次事实上的表演，使愚夫愚妇也都知道了人类具有如此伟大的能力。它激起了一种普遍的恐怖心理，不仅是因为七八万人被杀害了，而且因为只要一个单独的人投下一颗炸弹就可以屠杀这许多的生命。

1945年8月6日的爆炸，使公认的战争理论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假使一个原子弹即足以毁灭一个大城市，那么在下一次战争中，几百颗原子弹所产生的效力又将如何？它使有组织的国际性战争丧失了它的政治意义，因为它使这一类的战争变得荒唐不合理了。它使用武装冲突来当做政策工具的理论彻底地破产，而把它们的威胁变成了一种战争的威慑物。

这是否就是说战争已经接近它的终点呢？绝对不是的，因为在一个思想战争的时代中，战争的基本原因是心理性的，物质力量的增减并不能取消它们。一切的意义不过是说某一种战争形式过时了，于是由另一种形式取而代之。因为缺乏一个较好的名词，在这个大众时代中的新型战争，就只好暂时称之为“冷战”。它是下述四种战争的总结合：（1）心理战争，其所用的兵器就是人类的感情；（2）经济战争，其目标为毁灭财政上的稳定；（3）游击战争，这是最原始化的战争形式；（4）内战，这也是采取它的最野蛮形式。阿宏先生（M.Aron）在他的《总体战世纪》一书中，曾经指明冷战是一种有限战争，不是说“赌注”是有限的，而是说所使用的手段是有限的。这可以与三十年战争之后的一个半世纪当中所采取的那种有限战争手段相比拟。但是却另有一个重大的差异：那就是由于有进行核战争的准备，足以威慑对方不能诉诸物质力量，所以遂使冷战的手段更为毒辣可怕。

苏联人对于这种冲突的方式，可以说是得风气之先，因为他们对于冷战是有条理的进行，所以在大战刚刚结束之后，他们没有发射一枪，即已控制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欧洲。此后，他们就对于全世界上的所有非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宣传、破坏和颠覆的战争。一切不接受苏联共产主义的国家都被当做是苏联的敌人。阿宏先生又指明：西方的军事专家都是不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没有认清冷战就是真正的战争，这种战争一直都在进行，永无休止，所以对于宣传和颠覆的战斗是一定要再接再厉的。他又说：“一个职工同盟夺取共产党的领导权，这个胜利正与增加了一个师的兵力是同样的重大。”

另外一个加在物质性战争上的限制因素，就是原子弹和超音速兵器的巨大成本。甚至于一个中等大小的国家，都已经不可能再获得战争的全套装备，即使他们在财力是担负得起的，可是他们却无法获得这些原料，而且也没有那样大的领土来供试验之用。

这种限制遂使世界在战略上分成了两个超级国家：美国和苏联各具有一个不能放弃的思想。正和林肯的时代一样，“一个分裂为两半的房屋是站不住的”，“人类不能忍受一半自由和一半奴役的生活，非此即彼”。不相容的东西共存在一起，即为战争的起源。

1823年，面对着拿破仑战争的结束，普拉特在一篇比较英俄两国权力的论文中，曾经有下列的警语：“在欧洲的两个极端上，现在升起了两面旗子，一面飘扬在陆上，另一面飘扬在海上。”接着他又说：“英俄两国为欧洲的对立权力。英国的政治目的是反对任何人支配欧陆，它保护着欧洲的政治自由。俄罗斯正是这种支配权力，所以它是欧洲政治的天生对头。”

“不列颠和平”时代的标志——“联合王国国旗”（Union Jack），现在已经黯然无色了，取而代之的却是美国的星条旗，他正对着红色的“镰刀和槌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这两面旗子到底是谁被扯下去了？在未来的时代中，我们所要看到的是一个“美国的和平”（Pax Americana），还是一个“鞑靼的和平”（Pax Taitarica）呢？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冒险地提出一个答案：

决定胜负成败的不是美苏两国军事力量的对比，而是要看这两种对立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制度孰为优秀。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一个充分机械化的世界中，人类的地位、政治制度以及生活方式究竟应该怎样？那么就要看这两种制度哪一种比较适宜于解决这个难题了。

谢选骏指出：原子弹的爆炸结束了总体战，使得苏联的武装征服世界的计划变得困难重重，所以只能让中共等代理人从事战争了。这种“局部热战——全局冷战”的局面，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改观。在我看来，只有一个全球政府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在《军事史》作者的1950年代的时候，“全球政府”的问题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因为那时人们还没有发现，整个地球环境已经被美苏两国所代表的欧洲文明给联合破坏了！但是现在二十一世纪了，为了挽救人类的命运，需要一面“全球一体”的新旗帜——我就是来对此进行预告的。

【西洋世界军事史】

本书为当代战史大师富勒将军的传世之作。作者穷30年之工，成就了这部卷帙浩繁的西方战争通史。全书以西方历史上的决定性会战为主结构，详细描述了其经过与影响，同时以大事记串联各会战间的政治发展与战争的由来。会战各章好像海浪的高峰，而大事纪则像其间所夹着的低谷。这样高低起伏就形成了3500年的战争史。

从古希腊的兴起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城市居民在与车骑民族的斗争中奠定了欧洲文明的基础；从日耳曼族人侵到奥斯曼士耳其帝国的中衰，欧洲文明在战火中走过黑暗中世纪，步入近代。

图书简介

本书共分三卷。第一卷：从萨拉米斯会战到勒班陀会战；第二卷：从西班牙无敌舰队失败到滑铁卢会战；第三卷：从南北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洋洋巨观，费字160万，被公认为西方军事通史上的典范巨著。

作者简介

约翰·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富勒，1878-1966，英国将军，军事历史学家，军事理论家，机械化战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出生于奇切斯特。1899年开始服役，参加过英布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随英国远征军赴法国参战；1916年担任坦克军参谋长；1917年在康布雷之战中使用坦克获得成功，1918年在拟制《1919年计划》时提出了建立和使用机械化军队的新观点；1922年任英国坎伯利参谋学院主任教官司；1926年任英帝国陆军总参谋长军事助理；1929年任旅长；1930年晋升为陆军少将；1933年退役。此后，富勒出任伦敦《每日邮报》记者，并长期致力于军事历史研究和军事理论著述，富勒一生出版有45部军事著作，其中不少被英国陆军军事学院列为经典著作或选作教科书；他的很多著作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1963年，富勒获颁英国三军学会的最高荣誉奖章。1966年，富勒逝世，享年88岁。

谢选骏指出：富勒毕竟是十九世纪的人物，我们不能苛求与他了。但是，现在毕竟是二十一世纪的网络时代了，我们就更不能苟同于他了。正如李德哈特千算万算，最终没有发现——唯有宗教才是最大、最高和最后的“间接战略”——富勒虽然论述了军事史，却没有发现这个宗教的秘密。所以他无法看到文化战争才是决定胜负的终极武器。

（另起一页）

书名

世界军事史殷鉴

Yin Jian of World Military History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最低

2021年12月第一版

December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89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