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188卷：

 西洋军事史殷鉴

Yin Jian of Western Military History

2021年12月第一版

December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88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88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钳形攻势之所以有效，就是利用了人类的生理局限——不仅古代肉搏如此，现代电战也是这样，都要利用人体的局限来施加压力。再看看我所说的“文化战”，不仅宗教战争如此，动物狩猎也是这样——不信看看几万年前留下洞穴涂鸦，就知文化战早已有之了。

Synopsis

The pincer offensive is effective because it takes advantage of the physical limitations of human beings-not only in ancient melee combat, but also in modern electronic warfare, all of which use the limitations of the human body to exert pressure. Let’s look at what I call “cultural wars”. Not only religious wars, but animal hunting is also the case. If you don’t believe me, look at the graffiti left in caves tens of thousands of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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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西洋世界军事史》目录】

西方历史上的决定性会战及其影响

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

其它英文名：

The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ir Influence up on History

【第一卷】

导言：帝国主义的兴起

第一章：沙拉米斯会战和普拉提亚会战

大事记(一)：希腊内部的争雄

第二章：叙拉古斯的围攻和阿哥斯波塔米会战

大事记(二)：马其顿的兴起

第三章：高加米拉会战

大事记(三)：罗马的兴起和它与迦太基的冲突

第四章：梅塔弗尔会战和撒玛会战

大事记(四)：罗马帝国主义的兴起

第五章：皮德拉会战

大事记(五)：罗马共和国内部的斗争

第六章：狄尔哈特的围攻和沙尔沙拉斯会战

大事记(六)：罗马共和政体的倾覆

第七章：菲利皮会战和阿克提门会战

大事记(七)：罗马帝国疆界的建立

第八章：陶托布格森林会战

大事记(八)：罗马的和平

第九章：阿德莱罗普会战

大事记(九)：民族的迁移

第十章：卡伦斯会战

大事记(十)：东哥特人征服意大利

第十一章：特里卡梅伦战役和塔吉纳战役

大事记(十一)：回教的兴起和扩张

第十二章：君士坦丁堡之围和托尔斯会战

大事记(十二)：西欧帝国Z义的再生

第十三章：哈斯丁会战

大事记(十三):回教国的衰颓和拜占庭帝国的复兴

第十四章：曼齐克特会战

大事记(十四)：国家对于回教徒的反攻

第十五章：哈丁会战

大事记(十五)：西帝国的瓦解和法英的兴起

第十六章：斯鲁伊斯海战和克勒西会战

大事记(十六)：中世纪的瓦解

第十七章：奥尔良的解围

大事记(十七)：奥托曼帝国的兴起

第十八章：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与陷落

大事记(十八)：西班牙的再征服和统一

第十九章：马拉加的围攻和格拉达的征服

大事记(十九)：西班牙和奥托曼两个帝国的争雄

第二十章：勒班陀海战

【第二卷】

大事记(一)英格兰与西班牙的争霸

第一章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失败

大事记(二)基督世界的分裂

第二章布莱滕费尔德会战和吕岑会战

大事记(三)英国的宪法战争

第三章内斯比会战

大事记(四)法兰西的称雄

第四章布莱尼姆会战

大事记(五)莫斯科帝国的兴起

第五章波尔塔瓦会战

大事记(六)普鲁士的勃兴与扩张

第六章罗斯巴赫会战和鲁腾会战

（另起一页）

【第一卷 从远古时期到勒班陀会战】

【导论：帝国的兴起】

本书叙述的战争可以分成三个地理区域：从远古时代直到勒班陀之战(一五七一年)为止，多数都是在地中海和西南亚地区进行；此后直到滑铁卢之战为止，大部分发生于大西洋边缘或与其有关地区；一八一五年以后的战争，因为工业、科学和运输的进步，战争才开始以整个世界做为舞台。

在第一个区域，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是罗马帝国的出现；在第二个区域则是不列颠帝国的出现；而第三个区域的结果尚难预料。当然也很可能依照前例演变，从而发展成另一种帝国形式。因为今日世界只剩下美俄两个超级大国，如果今后发生冲突，其中的一个国家获得优势，那么下一个帝国就很可能是全球性的了。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说过：长远看来，战争是有统一人类的趋势的，因为合群就会导致战争机率减少。虽则自然的目标追求统一，但是其推动力却不统一。所以，尽管部落都希望能保持独立地位，可是部落间的战争却使它们变成一个多部落的社会——就是民族。同样，一个民族也希望能保持独立地位，可是民族间的战争却使它们变成国家。进一步说，国家也都希望维持独立地位，可是国际性战争却使它们统一成帝国。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单元尽管努力保持独立，但在某些特定时间却难免被分裂和兼并，这种现象会重复发生直到地球物种和经济达到极限为止。

虽然原始时代也有战争，比如奥瑞纳人出现后，穆斯特人就失踪了。不过在史前时期，有组织的战争似乎还没有出现。文明的兴起无外乎两个根源，要么发现可以耕种某种植物，要么发现可以牧养某种食草类动物。从这两个根源发展出两种完全不同形态的人类社会，即农业社会的和畜牧业社会。农业首先发端于尼罗河流域和连接巴勒斯坦到幼发拉底河上游之间的“肥沃新月”地区，然后再沿着这条河直到波斯湾；据某些学者推测，畜牧业的主要发源地应该是位于里海一带的欧亚草原。

农业社会走向文明的第一步是村落的出现，藩篱保卫着土壤的耕种者和他们储存的粮食。畜牧业社会的文明发端则是饲养马匹和发明车轮。这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种是定居，一种是游牧，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他们始终都是对立的。

为避免受到游牧民族攻击，村落逐渐发展成有城墙的城市。城墙挡住了车骑，防御就成为相对较强的战争模式，城市文明不久就超过了游牧民族。城墙不仅保护文明的繁衍，也使武器和狩猎耕种的工具区分开来。然后武器开始决定军事组织形式，最原始的军事组织形式就是城市公民的方阵。在公元前二九〇〇年一块苏美尔人的纪念碑碎片上面就可以看到描绘这种方阵的图形。一排一排的人，纵深为六个人，士兵都用弓和矛武装，戴着皮盔，装备着正方形盾牌，可以遮掩全身。

对两种文明来说，战争的基本原因都是生物性和经济性的。牲畜的繁殖越旺盛，寻找新草地的活动就越频繁：任何时期发生旱灾就可能成为一次入侵的预兆。同样，城市人口繁殖导致对粮食的需求增加，于是需要用来耕种的土地也越多。所以无论哪个文明，战争都是为肚子打的，不管是人的肚子还是牲口的肚子。有史以来的生存斗争始终是为生存空间进行的。（注：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说：当世界被居民挤满后，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战争，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战争来获得胜利或死亡）。

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也探讨过城市问题。他假借苏格拉底与格劳孔的谈话，从一个最简单形式的城市说起，指出文明进步之后，人类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而那块供养原有文明的土地，就无力供养更高级的文明。下面引述的一段是他们辩论的精华：

苏格拉底：我们必须扩大我们的国界，因为原来的地盘已不够大……并且要饲养许多不同种类的牲畜供人民食用。

格劳孔：一点都不错。

苏格拉底：因此过去足够供养原有居民的国家现在显得太小了，或者说是不够大了。

格劳孔：一点都不错。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想获得我们邻国的土地来放牧和耕种。如果邻国也和我们一样超出需要限度，企图无限制积累财富，那么他们是不是同样想要我们的土地？

格劳孔：苏格拉底，那是无可避免的。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就要发生战争了，格劳孔，是不是？

格劳孔；绝对如此……

苏格拉底：所以不论战争利害如何，我们可以断言已经发现了战争的起因，而这个起因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无论公私都一样。

格劳孔：毫无疑问。

畜牧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发生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从里海北面的草原涌现出大批好战民族，这就是所谓的印欧种人，他们成群结队向东、东南、西方和南方迁移，延续达几世纪之久。这种迁移的动机是什么还没有确切说法。也许是因为气候变化造成连续干旱，或者如某些史学家暗示的那样，由于优良马种的选育和刀剑的发明才促使他们向外发展。

在西边，许多游牧部落在公元前二千年前就已渡过多瑙河，成为希腊、罗马和其他欧洲民族的祖先。另一部分被称为雅利安人，大约在公元前一八〇〇年分裂成两个集团，一支向东南进入印度，另一支向西南进入“肥沃新月地带”的北部山地——他们被称为伊朗人，其中两个最强大的种族是米底和波斯。

与此同时，另外有个民族——可能是闪米特人的后裔——称为喜克索斯人（意为沙漠王子）出现在西亚并蹂躏了上埃及。他们带着马同行，而此前埃及人还不知道马这种动物。喜克索斯人获胜的主要原因好象是由于他们有马拉战车和优良的武器装备。战车可能是从巴比伦人那里学来的——大约在公元前二一〇〇年，马已经从北面输入该地区。

虽然上埃及人奋勇抵抗喜克索斯人入侵，不过直到下埃及的底比斯发生了全国性革命才把他们赶走（底比斯又分为卡纳克和卢克索）。胜利的结果就是雅赫摩斯一世(公元前一五八〇——一五五七年)开始建立埃及第十八王朝。

在战争中，古老的埃及民兵逐渐演变成组织良好的陆军，分成两个大型师，一个驻防尼罗河三角洲，一个守卫着上埃及。士兵用弓和矛武装，也装备盾牌，但没有盔甲。箭囊已由亚洲传入，“火力”可以“齐射”。尚未使用骑兵，但已经采用了战车。在法老的国家牧场饲养着数以千计的马匹，战车制造也成为一种艺术。

雅赫摩斯在公元前一五四一年逝世，继承人是阿蒙霍特普一世，下面一代是图特摩斯一世。这两位好战国王都曾向北入侵叙利亚，最远直到幼发拉底河，但都无意占领被征服地区。图特摩斯一世死后由长子继位，也叫图特摩斯，只统治了几年王位就传到他的异母妹妹哈特谢普特手中。她可称为历史上首位伟大妇女，在公元前一五〇一年，她与幼弟结婚，这是又一个图特摩斯。哈特谢普特大约死于公元前一四八一年，在她生前，她的丈夫毫无实权，不问国事。她的统治是以和平和非侵略而著称，可是，她丈夫图特摩斯三世刚一继位，由卡迭什的国王首先发难，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所有城市都叛变了。（图特摩斯三世统治的起点不是从他妻子逝世算起，而是从他结婚之日算起。）为了镇压叛乱，图特摩斯在萨鲁（即坎大拉）聚集了部队，于公元前一四七九年四月十九日，取道加沙向耶海姆（耶玛）进发——这是位于加尔默多山脉南坡的一个城镇，他在五月十日到达该地。

此时，这些城市的军队在卡迭什国王指挥下已占据美吉多要塞，即哈米吉多顿，位于加尔默多山的北坡，封锁着从埃及通往幼发拉底河的大路。图特摩斯沿着这条大路向美吉多进攻，五月十四日，他率领军队通过了艾伦比勋爵在三千三百九十七年后所通过的同一隘路。他进入要塞南面的美吉多平原，第二天开始以战斗队形向前进攻。此时，卡迭什国王的联军驻扎在美吉多城外。图特摩斯把他部队的南角倚靠在基拉溪南面的一座小山，而北端直指美吉多。他有如张牙舞爪的鹰神荷露斯一样乘坐闪亮的战车率军进攻。一个冲锋就把敌军击溃了，敌人在精神上似乎早已恐怖不堪，纷纷向美吉多逃跑。卡迭什人发现城门已经关上，只好扔下他们的战车，由百姓把他们吊上城墙。（注：战场上还丢弃了一些铜制盔甲，不久埃及国王和贵族也开始装备这种盔甲。）

当时城内已经乱到极点，可是图特摩斯却未立即攻城，他的部队忙着搜刮敌人的营地。于是对美吉多加以围困。围城时间很短，该城投降时，卡迭什国王已经逃走。缴获战利品极多，包括924辆战车，2238匹马，两百副盔甲，国王的御用家具和大量金银等等。

与前朝君王不同，胜利后的图特摩斯立即开始管理这些被再次征服的土地。首先，他废黜了那些城市的国王，用那些看上去会效忠于他的贵族领袖来代替。只要这些人准时向他纳贡，他就让他们享有统治这些城市的自主权。第二，他把这些新统治者的长子都送到埃及去接受教育，等他们将来承继父业时就会更加效忠可靠。将这些安排完毕后，他于十月返回底比斯。

两年后他发动了第二次战争——他一共发动了十五次战争——在第五次战争中，为了在叙利亚海岸登陆并建立作战基地以对付卡迭什，他建造了一支舰队。在第六次战争中，他的部队在西米拉登陆，该地位于叙利亚海岸，在的黎波里北面——他向卡迭什城进攻，这是一个强大的要塞，位于奥龙特斯河南岸，距胡姆斯不远，该城经过长时间围攻终于陷落。在第七次战争中，他在国内镇压了一连串叛乱。在第八次战争中，他侵入米坦尼国，这是雅利安人建立在幼发拉底河河湾内的国家。此外他还攻克了阿勒颇。

图特摩斯威名远播，所以各地君王纷纷向他进贡，甚至遥远的巴比伦和庞大的赫悌帝国也送来了礼物。赫悌在历史上首次被提及。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舰队也威震四方，在东地中海获得了制海权，远至爱琴海诸岛、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都完全在他掌控之下。

在他的最后一次战争中，他摧毁了卡迭什城，这次又是卡迭什联合诸国叛变。这一战之后，喜克索斯人从此消失。十六年之后的公元前一四四七年春天，图特摩斯逝世，在位五十四年。他被安葬在帝王谷，遗体现在还保存在开罗博物馆。

布列斯特德在《剑桥古代史》中这样评价图特摩斯三世：

“他首次建立了真正的帝国，他也是第一位世界级的英雄。他建立了那个时代的世界秩序。在他面前，可怜的叙利亚君主们的阴谋诡计全都黯然失色，东方的政治空气也变得清澄。他的铁腕使米坦尼人保持恐怖记忆达三代之久。直到他的帝国瓦解后几个世纪，还有人追忆他的英名，把它写在护身符上作为权力象征。直到今天，这位国王的两座最宏伟的纪功碑，赫利奥波利斯方尖碑，还树立在大西洋两岸（注：在伦敦和纽约），纪念着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帝国的缔造者。”

到公元前一四〇〇年，在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下，埃及帝国达到鼎盛时期，法老变成了国际性统治者，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统一的一神观念也随之而产生，这个神的名字叫作“阿顿”，从阿蒙霍特普四世开始祭祠，他在公元前一三七五年继承了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王位。

阿蒙霍特普四世痛恨底比斯的主神“阿蒙”和其他一切旧神。他自己改名为“埃克那顿”(意即阿顿所欣赏的人)，关闭所有旧神的庙宇，驱逐那里的祭司。这次宗教革命动摇了帝国基础，混乱之中，埃及对亚洲的控制变得有名无实。

埃克那顿大约在公元前一三六〇年逝世，继承者是他的女婿，即位后称为“图坦哈顿”(即阿顿的活影子)，可是不久旧祭司的势力抬头，迫使他放弃了对阿顿的崇拜，并改称为“图坦卡蒙”。他可能死于公元前一三五四年，接着埃及就进入无政府状态，差不多直到公元前一三五〇年，才有一位名叫哈蒙哈布的埃及人自立为法老，恢复了一切旧有秩序。纷争之中，巴勒斯坦又被东沙漠的游牧民族占领，其中有希伯莱人。而叙利亚也已被赫悌人占领。

公元前一三一五年，哈蒙哈布由拉姆西斯一世所继承，其子塞提一世也共同执政。他们是埃及第十九王朝的建立者。

塞提改组了陆军，接着再度征服巴勒斯坦，但是对赫悌人占领的奥龙特斯河上的卡迭什城，以及巴勒斯坦以北所有控制在他们手中的叙利亚地区却无法动摇。他的儿子拉姆西斯二世于公元前一二九二年继承王位，发动收复卡迭什的战争。如果不是有两件事与他为难，那么他也许可以与图特摩斯三世媲美——第一，埃及的民族性军队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佣兵，其中大部分是努比亚人和从北地中海地区抽来的人员；第二，赫悌人至少有部分士兵已经装备了铁制武器，而埃及士兵用的还是青铜武器。

公元前一二八八年春天，拉姆西斯在向卡迭什前进时落入陷阱，被敌人包围。可是当赫悌人劫掠他的营地时，他却趁机突围并转败为胜。但是胜利并不全面，卡迭什仍然在赫悌人手里。这是埃及帝国的最后一次胜利。

拉姆西斯活到九十多岁，一共统治了六十七年。老年时他变得昏庸无能，在他逝世（公元前一二二五年）前，利比亚人和他们的盟国入侵了西沙漠，把领土扩展到孟斐斯(在开罗以南十二哩)城下。埃及帝国也随着他的死去而走向覆灭。直到三个世纪之后亚述帝国兴起。在此期间，埃及的西、南、北三面的国境都难以自保。

亚述人首次出现在公元前三千年，那时他们还是游牧的闪米特人，迁移到了底格里斯河上游的亚述城，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小型城市王国，直到公元前十世纪，他们才在西亚的沃土中强盛起来。一个世纪后，亚述在纳西拔二世（公元前八八四——八五九年）统治下开始着手建立巨大的帝国。到撒缦以色五世（公元前七二七——七二二年）和萨尔贡二世（公元前七二二——七〇五）时就扩张到埃及边界。

亚述人本质上就是好战民族，因为他们的军队就是他们的国家。这是一支具有高度纪律和组织的军队，就那个时代而言，他们拥有最好的武器，据说早在公元前十世纪他们就开始使用攻城槌，这是攻城战的必要器具。这种器具装在木塔里，顶盖和前面都用金属板防卫，下面装着六个轮子，顶盖下有一个平台，让弓弩手可以射杀城墙上的防御者。由于与赫悌人有接触，所以也学会了使用铁制武器。（注：布列斯特德在《文明的征服》中说：亚述军队是有史以来使用铁制武器的第一支大军。萨尔贡皇宫中一个单独的武器库就装有两百吨铁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亚述帝国的强盛是使用铁器的结果。）

亚述陆军的组织分为弓弩手以及支援他们的长矛兵和盾牌兵，机动化部队为战车。但是其主要武器还是“恐怖”。他们有计划的将城市夷为废墟，把俘虏活活钉死或剥皮。

在辛那赫里布（公元前七〇五——六八一年）统治下，塔尔苏斯被洗劫，巴比伦被毁灭。他的继承人以撒哈顿（公元前六八一——六六九年）又征服了从尼罗河三角州到底比斯之间的埃及部分，底比斯城在公元前六七一年被焚毁。这次征服加上以前征服的土地，使亚述帝国的规模在当时世界首屈一指。但是在建立大一统统治的过程中，亚述帝国自身却已膨胀过度。那种毁灭性战争的方式，销毁了征服地区的财富，使得它们经常处于叛乱状态，以至必须维持一个巨大的驻防网络。最后，帝国的负担超过了其支持限度。

此时游牧民族又开始迁移。阿拉姆人从沙漠向内陆移动；从波斯湾来了加尔迪人，也称做迦勒底人；而北面山地中出现了游牧的印欧种人——由米底人和波斯人领导，向下侵入了亚述。

于是亚述人放弃了埃及，但埃及法老帕撒马里克一世因为害怕北方野蛮人的侵略，与亚述人订立了盟约，并派军队去支援这个动摇中的帝国。可是亚述的崩溃已经迫在眉睫。公元前六一四年，在萨卡里斯统治下，米底人攻占了亚述城；而迦勒底人在尼布甲尼撒（公元前六二五——六〇四年）统治下，也早已征服了巴比伦，到公元前六一二年，这两支军队合兵一处，冲进了亚述首都尼尼微，最后把这个城市夷为废墟。

七年后，迦勒底人在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尼布甲尼撒二世（公元前六〇四——五六二年，曾重建巴比伦城）统治下，在幼发拉底河上的卡尔基米什击败了埃及国王尼科的军队。

其后尼布甲尼撒二世征服了朱迪亚，他是迦勒底列王中最伟大的一位。公元前五八六年，他攻入耶路撒冷，把犹太人当作俘虏带走，并且一度攻入埃及。

虽然亚述人的衰亡迅速而富有戏剧性，可是许多民族此后一再被迫受到一个单独主权的统冶。尽管亚述帝国毁灭了，可是统一王朝的思想反而大行其道，所以亚述帝国一旦灭亡，马上就有另一个民族准备来接替它；这次既不是非洲人也不是闪米特人，而是印欧种族的波斯人。

现在我们暂时放下亚洲方面，再来说说欧洲方面，首先介绍自从印欧人来到之后，在那些世纪中欧洲大陆东南角上所发生的一切；因为注定要由他们的子孙来阻止和毁灭第三次创立统一帝国的企图。

希腊人到底什么时候进入希腊半岛已不可考。梅吉斯修订的一九五一年版《希腊史》认为大概在公元前二〇〇〇年，他说：“大约在公元前二〇〇〇年，有一个新民族进入希腊的迹象。”他们的先驱向南迁移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征服了高度文明的爱琴人并与他们通婚。这些民族常被称为亚该亚人（注：埃及人，和赫悌人甚至于荷马史诗中都称希腊人为亚该亚人。）后来又来了第二波民族，叫作多里安人，他们在公元前一五〇〇年也到了伯罗奔尼撒，并征服了亚该亚人。后来多里安人开始向海上发展，征服了克里特岛和爱琴海诸岛。到了公元前一三二五年，自称依奥尼亚人的埃托克勒斯已在小亚细亚西岸建立了坚强国家。他与赫悌的国王建立了友好关系。赫悌人的首都为哈悌，在哈亚斯河以东。两代人之后，这种友好关系被另一批印欧人的迁移所破坏：弗里吉亚人从塞萨利移来，亚美尼亚人从凡湖地区移来，他们征服了赫悌帝国。到公元前一二〇〇年，这个帝国就完全消失了。另外有一批弗里吉亚人在达达尼尔东边占据了希萨利克故土，并在那里建立了特洛伊城，公元前一一八四年，经过九年围攻，被阿耳戈斯国王阿加门农率领的亚该亚人征服。到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希腊人已经占领了整个希腊半岛和小亚细亚的爱琴海部分。多里安人在南部，爱奥尼亚人在中部，依奥尼亚人在北部。

在公元前一二〇〇年到一〇〇〇年之间，整个西方世界都处于混乱之中。各个种族和民族都纷纷向各个方向移动，进行征服和逃避征服。大批爱琴人冲入了叙利亚海岸和埃及三角州。其中有一部分叫作非利士人曾在巴勒斯坦建国。这个混乱的时代与铁制武器的出现，是紧密相关的；此外还可能用马来进行冲锋。

那些移居在被征服的土地中的人民都是聚族而居，由家庭而村落，由村落而城市。由于希腊的特殊地形，一个小国为许多山脉所分隔，中间只有少量陆路，更加造成这种城市国家分立的局面，每个国家都以“天下”自居。每个国家都是拥有独立主权，有自己的国王，自己的法律，自己的天神和土地。在城墙内以和平相处为原则，而在城墙之外就到处都是敌人。在希腊本岛和爱琴海岸上以及各个岛屿上，一共兴起了好几百个城市国家：都是自私自利的集团，彼此互相妒嫉，常常处于战争之中。当城市人口增加太多容纳不下的时，他们就会去寻找殖民地。在历史上，希腊人也是最伟大的殖民民族之一，其主要动机并非为了征服和掠夺，而是因为缺少可以耕种的良好土地。

公元前七五〇年，第一个希腊殖民地出现在中部地中海地区，腓尼基人本来早已在那里建国。这些殖民地可以分为三大集团。欧波亚人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的殖民地；亚该亚人在意大利南部的殖民地，那里被称为“大希腊”；多里安人在西西里岛上的殖民地，其中最重要的为叙拉古。此外，他们在塞浦路斯，吕底亚，南高卢，西班牙东部也都建立了殖民地，而不久在黑海海岸上也都布满了他们的足迹。这种特殊的扩张，直到公元前六世纪中叶才终止，如果希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共同拥戴一位君主，那么这就可以使它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海洋帝国。他们的殖民地，虽然总数超过一百个，可是形式上却只是他们城市国家的副本，存亡系于他们的军事力量。

这些城市国家的初期时代，如荷马所歌颂的那样，战斗几乎都是由挑选出来的英雄进行个人的决斗。在这种战斗中，英勇是最好的美德，实际上，英勇和美德就是用同一个词来表达的。欧洲历史就是从这种英雄气概中产生出来的，它的象征是矛和剑，而不像在亚洲是弓和箭。人群的领袖是最勇敢的人，而不是最聪明的人；支配战斗的不是他们的技巧，而是他们以身作则的勇气。战斗是力量的决斗而不是大脑的决斗。希腊的标准英雄是善使长矛的阿喀琉斯，而不是善射的帕里斯。在心理上是刀剑支配了弓箭。

后来同埃及和亚洲的情况一样，方阵出现了，斯巴达人是第一个充分发展方阵的民族。方阵出现之后，由于冶金术的进步，甲胄的成本逐渐减低。本来城市的战士都由贵族充当，现在逐渐为平民所替代。由于甲胄的价格已相当低廉，每个小康公民都有能力购置一套全身的甲胄，包括一顶金属头盔，胸甲，胫甲和股甲，一个圆形盾牌，长矛和重型双刃剑——通常很少携带弓箭。这样的转变合乎平等民主原则，因为它使平民和贵族在战场上处于平等地位。布里在他的《希腊史》上说：“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民兵制度推行之前，骑兵通常为陆军的核心，民主观念永远不会出现……”不管他们从哪里开始，结果终于成为历史的正常发展。

人民自己既不能自治，所以他们很容易受到具有领导才能的人的支配。这种人通常都是贵族社会中某一党派的领袖，当他获得不满现状的公民拥护之后，就能放逐其政敌，而使自己成为城市的惟一统治者。这种统治者通常被称为“僭主”（或“暴君”），实际上这种所谓“暴政”是一种制度，并非一个侮辱性名词。

公元前六五〇年，僭主开始在希腊出现，不久变成一种常规，此后一百五十年被人称为“僭主时代”。他们繁荣滋长的地区有爱奥尼亚的城市和岛屿，科林斯，西西里，欧波亚和雅典等地，只有斯巴达例外。斯巴达人早已废除了僭主制，建立了一种二元的王国，两个国王彼此可以相互制衡。斯巴达人担心僭主制滋长，所以在公元前六世纪的下半叶，他们建立了伯罗奔尼撒同盟。在斯巴达领导下，许多伯罗奔尼撒国家缔结了一种松散的同盟。加盟各国保持自主权和领土完整，很象美国的门罗主义。虽然各国之间仍有互相交战的自由，但若有一国受到非同盟国的攻击，则全体盟国必须联合一致来帮助它。到公元前六世纪末，这个同盟已经把全部伯罗奔尼撒半岛都包括在内，只有阿耳戈斯和亚该亚例外。希腊政治中的各种组织以这种最具永久性。

正当伯罗奔尼撒同盟形成的时候，亚洲发生了一件大事，使得以后许多年内，注定使这个同盟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事件是这样的：

当尼布甲尼撒征服犹太人的时候，他的盟友米底亚国王基亚克萨里斯（公元前六三四——五九四年，也征服了哈亚斯河以东。这使米底亚与吕底亚接触，两国之间发生了战争。这场战争未能分出胜负，最后两国讲和，吕底亚国王阿利亚特（公元前六一七——五六〇年）的女儿和基亚克萨里斯的儿子结了婚。

阿利亚特既然感到东面已无后顾之忧，就决定向爱琴海方向扩展西疆。他决定夺取米利都，这是爱奥尼亚联盟中的一个重要城市。战争持续多年，直到他的儿子克罗伊斯继位（公元前五六〇——五四六年）才终于获胜。他征服了所有的伊奥尼亚和爱奥尼亚的城市，并且强迫多里安各城市臣服。以后克罗伊斯又想建立一支舰队来征服爱琴海中诸岛屿。正当此时，大事发生了，他的姐夫米底国王阿斯特亚格斯（公元前五九四——五四九年），突然被一位默默无闻的波斯王子所推翻。这位王子叫作库鲁希，也就是希腊人所称的居鲁士。

居鲁士是米底亚属国安申的王子。大约在公元前五五六年他背叛了米底。他的军队由吃苦耐劳的农民和专业化的弓弩手组成。在古代名将中，他似乎是第一个拥有一支真正有效的骑兵部队的。他发动叛乱之后，三年内就征服了米底的全部领土，主要原因是阿斯特亚格斯的部队纷纷倒戈。

这件事使克罗伊斯大吃一惊。他担心居鲁士下一步就渡过哈亚斯河，因此他放弃了爱琴海扩张计划，并与埃及、巴比伦(迦勒底)，斯巴达等国缔结同盟，以制压这个新兴的征服者。他于公元前五四七年在普提里亚（地址已不可考）附近渡过哈亚斯河，与波斯人进行了一次未分胜负的战斗。由于冬季将近，他退回首都萨迪斯，并派使臣到各同盟国去要求组织联军，以便在次年春季大张挞伐。

克罗伊斯退却之后，居鲁士尽量利用其内线优势，立即渡过哈亚斯河，在萨迪斯城外进行了一次大会战，击败了吕底亚的陆军。接着他攻克了萨迪斯城并俘获了克罗伊斯。接着让他的部将哈巴古斯去削平那些海岸上的希腊城市，因为这些城市并不团结，所以他很容易就完成了任务。居鲁士本人则在吕底亚境内巩固自己的地位，然后在公元前五四〇年，向东进发在俄庇斯击败了伯沙撒的巴比伦军。两年后他征服了巴比伦。先知者但以理在他的《诗篇》第五章中叙述过巴比伦沦陷的史实。

巴比伦投降后，从叙利亚北部直到埃及边界的所有国家都被征服了。居鲁士留下他的儿子冈比西斯准备入侵埃及，自己则忙于管理所征服的地区，并自称为“巴比伦，苏美尔和阿卡德以及世界四方的国王。”他宣布接管米底亚帝国在东方的一切土地，其中包括希尔卡尼亚，安息，大夏和粟特等国。关于后来在这些国家或更远地区中的战争详情都已经不可考，只知道他最后一战是以咸海地区的西徐亚人建立的马萨格泰国为对象。他死于这次战争，是被杀还是病死不详，时间是公元前五二八年。他的遗体被运到帕萨尔加德，就埋葬在那里。

他死后第三年，他的儿子冈比西斯（公元前五二八——五二二年）侵入埃及，在尼罗河东部出口处的培琉喜阿姆获得了一次决定性胜利，使埃及人的抵抗完全崩溃。随后他沿着尼罗河上游进攻阿比西尼亚，但是因为补给困难而终于放弃。此时，希腊人在昔兰尼的殖民地也已向他投降，于是他自称为埃及国王。

当他在公元前五二二年逝世时，波斯帝国已经从印度边境伸展到爱琴海，从黑海到努比亚，从里海到印度洋。已经有四个大国——米底，巴比伦(迦勒底)，吕底亚和埃及——被消灭了。这是三十年征战的结果。

继承这个庞大而尚未消化的大帝国的人是希斯塔斯普，他原本是安息的总督，因为缺乏警戒，王位被自称冈比西斯已死兄弟的人夺去。不过此人统治时间很短，篡位不久就被希斯塔斯普的儿子大流士所杀，大流士继位（公元前五二一——四八三年）。

大流士即位之初，一直忙着削平各地的叛乱，等到秩序恢复之后，就开始管理他的大帝国。首先，他把全国分为二十个行省，每个行省设一个总督，这是真正的管理者，而不象过去只是收收税而已。其次，他利用腓尼基人建立了一支强大舰队来控制东地中海，并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道路网，沟通各省与首都书珊之间的交通，每四波哩（约等于十四哩）设置有驿站和旅馆，使驿递的速度很快。从萨迪斯到书珊相距约1600哩，皇家使者在一个星期内即可到达。他还重新开凿苏伊士运河——在塞提一世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并向印度洋发展。

大流士的兵制以师为基础。每师有一万士兵，分为十营，每营又分十连，每连又分十排。他的近卫军被称为“不死军”，约有一万人，跟他的骑兵一样由纯种波斯人组成。几乎所有的高级军官和驻军指挥官也都是波斯人或米底人。这样看来，他的军队很像大英帝国的印度陆军。整体而言，布列斯特德在《文明的征服》中对大流士的帝国组织这样评论：“即使不是世界历史上，至少是古代东方历史上的最伟大成就之一。”罗宾森在《以色列史》中也说：“这似乎是后来一切帝国的楷模，对罗马人来说尤其如此。”

内乱平定之后，大流士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保障边界的安全。最重要的在东西两面。在东面他发动了一连串战争，把国界推过印度河，结果这条大河和西边的山地就变成了防御入侵的天堑。西边的问题此较复杂。除了里海与兴都库什山脉之间的缺口以外，波斯边界最脆弱的地区就是爱琴海和马尔马拉海沿岸。原因在于窄海两岸的民族都是血脉相连的，一旦有事，他们会彼此支援，惟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建立一道人种的界线，把西部边界向西推进直到包括整个希腊为止。似乎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会在公元前五一二年左右进军多瑙河地区。

大流士集中了可能有二三百艘船的一支舰队和七万陆军（上述数字以剑桥古代史为依据），在迦克敦附近架桥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陆军进至多瑙河时，舰队也到达河口，在加拉茨或布勒伊拉附近用船搭成浮桥。他接着就向多瑙河以北推进，一方面可能是为了侦察地形，另一方面也为了向塞提亚人显示力量。他到底前进了多远已无法考证。塞提亚人实行焦土政策，迫使他退兵，等他撤退时，塞提亚人就攻击他的后卫部队并抢夺他的补给。

大流士本来留有一支由亚洲希腊人组成的支队保护浮桥，现在他们受到色雷斯僭主米太亚德的鼓动，准备拆去浮桥，切断大流士与基地间的联络。但是米利都的僭主希希斯提艾奥斯却劝他们别这样做，因为如果大流士遭到惨败，那么这些伊奥尼亚国家都会叛变，驱逐他们的僭主成为民主国家。大流士渡过浮桥撤到萨迪斯，留下副将美伽巴佐斯率大军去平定色雷斯。他自己则从马尔马拉海一直顺利的挺进到斯特律门河，虽然他未能灭亡马其顿，但是其国王亚历山大表示向大流士效忠。

这样就展开了希腊波斯之间的两百年战争史，虽然双方都是雅利安人，但这却是欧亚之间和东西方之间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战。这与以后的历次战争不同，因为那大都是欧洲民族和国家间的斗争。

当上述事情发生时，同等重要的大事也使希腊人困扰不已。居鲁士在遥远的粟特逝世那年，雅典城的僭主庇西特拉图也死了。继位的是他的两个儿子希庇亚斯和喜帕恰斯。喜帕恰斯在公元前五一四年被暗害，希庇亚斯在四年后丧失人心，人民在斯巴达国王克莱奥梅尼（公元前五四〇—四九一年）的武力支援下把他驱逐了。希庇亚斯逃到大流士的那里去乞求援助。为了酬谢斯巴达，雅典被迫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结果斯巴达获得了干涉雅典的权利。

在推翻他们的僭主之后，雅典人由与人民友善的贵族克利斯提尼领导，建立了民主政体。他获得政权后，另一个贵族伊萨哥拉斯成为他的政敌，请求克莱奥梅尼把克利斯提尼驱逐出国。于是斯巴达王再次进入雅典，但是雅典人民却奋起反抗，他和自己的小规模军队以及伊萨哥拉斯都被围困在卫城，被迫投降——这对斯巴达国王而言是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

克利斯提尼稳定政权之后就开始进行改革。他制定的第一批法律中有所谓“贝壳投票”法，就是说任何显赫的公民如被认为对国家具有危险性，就可以用公民总投票的方式将其放逐到国外，期限为十年。然后他开始改组陆军，他把雅典人按族群分为十个支族，每个支族出步兵一个团和骑兵一个中队。每个团由一位将军（后来改称团长）率领，全军由有名无实的总司令统帅。

因为担心克莱奥梅尼再次侵犯阿提卡以雪前耻，克利斯提尼也向大流士求援；但是克莱奥梅尼为对付雅典组织的第一次同盟失败导致导致他回心转意。过了一两年，克莱奥梅尼组织另外一个同盟意图打垮阿提卡，但因为同盟国间的争吵，结果一事所成。最后，克莱奥梅尼认识到靠同盟国的力量不可能达到目的；除非他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真正主人，否则无法向科林斯湾以北发展，因此他决定第一步毁灭阿耳戈斯的势力，这是未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国家中最强大的一个。大约在公元前四九四年，他入侵阿耳戈斯，在色佩亚（在萨洛尼卡西北）击败了敌军。获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他并未进一步进攻城市，因为毁灭阿耳戈斯城会使斯巴达被希腊人视为毫无道义。这次胜利的成果马上显示出来——伯罗奔尼撒同盟中再没有一个敢于反对斯巴达的国家，不久，雅典也在事实上承认了斯巴达在希腊世界的领导地位。

在这个伟大胜利的五年前，发生了另外一次国家间的冲突，这是欧洲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战争。这就是所谓的伊奥尼亚叛乱，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公元前四九九年，米利都由大流士的女婿阿里斯塔戈拉斯所统治，他的野心是要征服赛西克拉底斯。因为缺少足够强大的舰队，他就向萨迪斯总督大流士的妻舅阿塔腓尼斯求助。阿塔腓尼斯获得国王的授权，派出两百艘船去帮助他，由美伽巴特斯指挥。他们到达不久，美伽巴特斯就与阿里斯塔戈拉斯发生了争吵，为了报复起见，美伽巴特斯暗中通知纳克索斯人，告诉他们马上有危险降临。结果这一次远征完全失败。阿里斯塔戈拉斯担心受到惩处，了解到伊奥尼亚诸城市正在策划推翻他们的僭主，他决定发动一次全面叛乱来挽回命运。

首先他到希腊去寻求斯巴达援助，但斯巴达拒绝了，他转而到雅典和埃雷特里亚去寻求帮助，雅典给了他二十艘船，埃雷特里亚给了他五艘。如果希腊的援助能更慷慨一点，这次叛乱就有可能成功，整个历史都会被改写。

这点微不足道的援助居然产生了巨大的成果，阿里斯塔戈拉斯回到米利都，在公元前四九八年，他向萨迪斯进攻，除了卫城以外，整个萨迪斯都被他攻占。这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不久他就在艾菲索斯附近被波斯军击败，雅典和埃雷特里亚的援兵也各自回国去了。

萨迪斯被攻占后，许多城市随之掀起叛乱，叛乱蔓延开来，向南一直发展到卡里亚和塞浦路斯，向北达到马尔马拉海岸。一个个城市都推翻了波斯人的统治，但是不久又都被波斯军队所镇压。阿里斯塔戈拉斯在伤心之余逃到色雷斯，最后死在那里。

这次战争中的主要事件是米利都的围城战，这是叛军的中枢。波斯军在陆上包围该城，在海上用六百艘船组成封锁线。希腊人只有三百五十三艘舰船，他们决定突破封锁线，在兰德岛附近被波斯人击溃。这次惨败决定了米利都的命运，而叛乱也随之结束。

惨败之后，腓尼基人的舰队进入赫勒斯滂并重新收复了色雷斯海岸上北到拜占庭为止的所有城市，色雷斯的僭主米太亚德则从卡尔狄亚逃往雅典，他到达后引发了政治危机。因为他生于雅典，波斯和希庇亚斯塔图斯派都是他的世仇——他的父亲西蒙死在他们手里——雅典的波斯贵族阶级(少数派)正需要他这样一个领袖来对付克利斯提尼的民主派。结果是他那个支族推选他出任将军。

现在赫勒斯滂已回到波斯人的手中，那个被放逐的雅典僭主希庇亚斯依然在波斯宫中，他力劝大流士向雅典进兵，扶助他复辟。大流士同意了，因为伊奥尼亚叛变已经平息，大流士本人也很想建立波斯的西疆，他认为希庇亚斯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他决定在重组亚洲希腊地区之后就开始再次征服色雷斯和马其顿——那是在这次叛乱中丧失了的——再让希庇亚斯复辟，把他做为傀儡，此后可以用蚕食的办法来吞并斯巴达和希腊其余部分。他的目标是占领雅典，以此来孤立斯巴达。

公元前四九二年，国王的女婿马多尼乌斯率领大军进攻色雷斯，迫使马其顿国王再次向波斯投降。他正要向希腊进攻时，他的大部分舰队在阿索斯山附近被一场风暴所摧毁，迫不得已只好退回亚洲。这次挫折并未影响大流士的决心，他马上命令组成另一支远征军，这次不采取陆上路线，而是直接渡过爱琴海进攻。由于马多尼乌斯负伤，所以改由萨迪斯总督之子阿尔塔费尼斯和米底海军将领达提斯共同指挥。真正的兵力尚无定论，大概有二万五千名步兵和一千名骑兵。因为全部兵力都由海上运输，所以不可能比这个数字更大。

波斯人的战役计划是怎样的呢？这就只好猜测了，以事实而不是以古代记载为根据——因为希罗多德的记载根本缺乏明白的战略观念。依照门罗在《马拉松战役》一文中的推测，大致有如下述，并且与希罗多德的记载也不冲突。

大流士从希庇亚斯那里了解到在雅典城中有个阿尔克迈翁族（这是一支贵族，在公元前七、六、五三个世纪中是雅典政治的主要领导力量）是激烈反对米太亚德的，并且希望希庇亚斯能够复辟。此外，因为雅典人曾经参加伊奥尼亚叛乱，所以为求饶恕，他们也准备与波斯人合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雅典城中已存在一支强有力的第五纵队，这对波斯人当然有利。如果能引诱雅典陆军离开城市，同时用一支波斯军在法拉兰登陆以支援阿尔克迈翁族，雅典城也许可以不战而下。这样一来，波斯人就面临着两个主要问题：(一)如何在精神上支援雅典城中的第五纵队；(二)如何引诱雅典陆军离开雅典并牵制住他们。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首先征服埃雷特里亚——它几乎毫无抵抗能力——由于埃雷特里亚被蹂躏，可以使雅典人的精神感到恐怖，驱使他们加入叛国者的阵营。对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用一支陆军在马拉松湾登陆——在雅典东北方二十五哩处——以向雅典进攻的威胁，来引诱雅典陆军出城迎敌。

公元前四九一年（注：传统性的说法为四九〇年，但门罗修订为四九—年，其理由很充分，但尚未为大家一致接受）的八月底或九月初，这个计划的执行准备都已经完成，波斯人的运输船在舰队的护送下从萨摩斯驶往纳科克，在塞斯克拉底斯小有接触后到了欧波亚南岸的卡里斯图斯。在希腊人明白波斯人的意图之前，这支远征军已经通过欧波亚海峡，向埃雷特里亚前进。埃雷特里亚人决心抵抗，并派人到雅典去要求紧急援助。雅典人同意了，但也认识到单靠雅典人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就又派人向斯巴达求援，同时我们也可以设想他们还向普拉提亚人求援。派往斯巴达的使者维里皮德斯在四十八小时之内跑了一百五十哩，于九月九日到了斯巴达。因为雅典已是同盟成员，所以斯巴达答应援助，可是他们因为受到卡尼安祭典限制，他们只有到九月十九——二十日满月之后才能出兵作战。

阿尔塔费尼斯率领一部分波斯军围攻埃雷特里亚，而达提斯则率领其余部队越过欧波亚海峡，在马拉松湾登陆。同时，希腊的陆军总数约为九千到一万人，在总司令卡利马科斯指挥下从雅典城向北进发，跟他一起的有十个支族将军，其中一个就是米太亚德。没走多远就得到波斯人在马拉松湾登陆的消息。卡利马科斯就向右旋转进入阿夫洛纳谷地，扎营于赫拉克勒斯神庙中，在那里又有一千名普拉提亚人也加入他的部队。

当雅典人到达赫拉克勒斯神庙时——它位于弗拉纳以北某地——可以假定波斯舰队正停泊在辛诺苏拉岬的西边，陆军已经登陆(约一万五千人)，在海边大沼地的掩护下宿营。在大沼地的南边就是马拉松平原，一条小河卡拉德拉——即溪流之意——将平原分为两部分，在平原南面又有一片沼泽，称为小沼地，位于海岸与阿格莱里基山麓之间。

雅典人占领的阵地实际上无法攻击的，加上波斯人并未攻占从平原通向雅典的大路——即经过小沼地和卡拉德拉和阿夫洛纳等地的道路——所以雅典人似乎已经判明敌人并不想从陆路攻入雅典。如果不向波斯人发动进攻，惟一危险就是雅典城在没有防御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叛乱阴谋。否则他们就应该延迟攻击时间，等待斯巴达人到来。所以最初八天处于相持状态，直到第九天，雅典人得知埃雷特里亚由于内奸响应已经陷落，卡利马科斯和他的将军们就被迫作出决定。很明显，因为阿尔塔费尼斯已经有了行动自由，在达提斯牵制行动的掩护下，他可能会从海上绕道直趋雅典城。他们举行了作战会议，米太亚德在会议中极力主张立即进攻。有五位将军反对，四位赞成，他就让卡利马科斯来裁决，他投票表示同意，问题总算解决。不过直到获得了阿尔塔费尼斯的部队上船的消息后，他们才开始采取行动，巧的是那时正好由米太亚德轮值，负责全军的战术指挥。（注：有关指挥的问题还是模糊不清的，总司令只是名义上的统帅，十位将军都出席作战会议。在公元前五世纪时，所谓战术不过是排定一个战斗队形。从希罗多德的记载来看，似乎每个将军都有轮值指挥的权利。但这并不超越统帅的权威，因为这是操练的行为，住何将军都很容易做到。）

也许是九月二十一日，轮值将军米太亚德把雅典陆军摆成战斗队形，全军大约有一万到一万一千人，分为两个平行纵队，每一个都约有半哩长，进入马拉松平原时旋转成为横队。波斯人看见后也立即把兵力展开在卡拉德拉河的右岸与小沼地之间，因此他们的正面应该与海岸线平行。据说两军之间的距离是不到八“斯塔德”，即比一哩略少一点。接着，为了防备被波斯人包围，卡利马科斯或是米太亚德把希腊军的中央兵力减少到四排，而在两翼维持着八排配置。希腊人以右翼为荣誉位置，由卡利马科斯亲自率领；普拉提亚人在左，米太亚德可能站在他那个团的前面。参战人员中还有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

在战术方面，卡利马科斯和米太亚德面临着一个困难。波斯军步兵主力由弓弩手组成。在短兵相接时，两位将领可以指望他们的装甲步兵突破波斯军正面，但是进入弓箭射程后，突击速度必须提高。一旦进入“决胜区”，就是在波斯弓弩手前约两百码处，突击步调必须加倍。一个一哩长的方阵，在这种步幅下要维持队形是不可能的，因此有发生混乱的危险。

阵形列好之后，祭祀也显示了吉兆，于是希腊军缓步向前推进，到接近“决胜区”时才把速度增加一倍。虽然真正的战斗情形只能猜测，但还是可以用常识来判断。当一列横队前进时，在正面敌火力威胁下，两翼的速度必然超过中央部分。结果希腊军的正面成凹进形状，加之中央只有四排兵力，而两翼却有八排，因此中央似乎现出了空洞，于是波斯军就从这里突入，驱赶中央部分的希腊军后退。希腊军中央部分的退却除了把波斯军正面拉成了凸出的形状以外，也把希腊军的两翼往内拉，于是缩短了正面的原有长度。长度的缩短又自动使希腊军两翼向内旋转，直扑波斯军两翼。这就形成了包围的局面，这与三百年后汉尼拔在坎尼会战时刻意营造的形势极为相似。于是波斯全军被挤在一起，秩序大乱，在恐慌中脱离战斗向船上奔逃，希腊军则在后面乘胜追击。后来在海岸上又进行了一次战斗，但是达提斯在损失了七艘船和六千四百人之后终于逃脱了。

据说雅典人总共只战死192人。其中包括英勇的总司令卡利马科斯，一位将军，以及诗人埃斯库罗斯的兄弟库涅该罗斯在内。普拉提亚人的损失没有记录。战死的人埋在一个大圆丘下，至今仍然是这个战场的标志。

在达提斯的残部匆匆登舟逃走时，阿尔塔费尼斯可能已在海上，而他的先头部队也许已经越过辛诺苏拉岬一线。此时据说有人在彭提利孔山用盾牌的反光打出信号。是谁发的信号以及信号内容是什么，都已经不可考证了。但是后来的解释都说这是要波斯舰船直驶雅典去支援那些叛乱者。（注：这个信号证明当时叛乱者已经准备成熟，即将发难。但是因为某种原因却没有发动。加上斯巴达人的援兵就要到来，就更不敢轻举妄动了。）

希腊人一分钟时间都不能损失。达提斯开船后，他们马上赶回雅典，刚好阻止阿尔塔费尼斯在法拉兰占领立足点。阿尔塔费尼斯看到机会已经丧失，就调转船头驶回亚洲。同日黄昏，斯巴达军的前卫也进入阿提卡，他们听说会战已经胜利结束，就开往马拉松战场去凭吊波斯的阵亡人员。

马拉松是一次著名的会战，波斯人的战略和希腊人的战术都令人景仰。虽然击败了大流士的这次惩罚性远征，但却并不具有决定意义，也没有使希腊波斯之间的争霸战从此结束，相反，这只是未来的长期斗争的先兆。正如门罗所说，这是一出杰出戏剧的精彩序幕。这是希腊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凭借自己的力量击败了波斯人，马拉松之战使希腊人对自己的命运产生了信心。他们的命运支撑了三个世纪，正是在这个时期，西方文化诞生了。因此马拉松战役可以说是欧洲出生的初啼。

谢选骏指出：“一八一五年以后的战争，因为工业、科学和运输的进步，战争才开始以整个世界做为舞台。”——这种新型战争的第一个受害者就是满清帝国。满清卯足了吃奶的力气霸占了中国。但是却经营不善，只会压制社会活力。它的败亡告诉我们，必须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刻舟求剑的保守主义并不可取。

【第一章：萨拉米会战和普拉提亚会战】

希罗多德说：“现在雅典有个人，刚成为一等公民，真名叫地米斯托克利，不过大家都称他为尼奥克利斯之子。”他比他的多数同胞更有远见，认为马拉松战役只不过是希腊波斯长期争战的开端。他还认识到，除非雅典能建立一支强大舰队，强大到足以控制整个爱琴海，否则一定会被波斯消灭。

时势成就伟人，而地米斯托克利又是最伟大人物之一，所以他的时势也正如此。首先，雅典与埃伊纳的战争证明拥有强大海军十分重要。其次，尽管大流士继续坚定要对希腊发动战争，但埃及发生的叛乱牵制了他，使他暂时不能对希腊用兵。第三，在马罗尼亚矿区发现了丰富的银矿，最先大家主张将这些财富平分给每个雅典公民，不过地米斯托克利却说服人民大会，用这些财富去建造一百艘三层桨战船。最后，大流士尚未平定埃及叛乱就死了，他的儿子薛西斯（公元前四八五——四六五年）继位，这使希腊人获得了更多喘息时间，因为薛西斯不仅要平定叛乱，同时还要巩固自己的王位。

埃及的秩序恢复之后，薛西斯于公元前四八四年开始准备延误已久的入侵。虽然希罗多德的记载颇为夸大，不过经过四年准备，这次远征行动确实声势浩大。每个省区都要负责供给一定数量的兵员。希罗多德说所有亚洲民族都出兵作战。莫里斯爵士估计征兵总数为十五万五千人，门罗则认为战斗人员共有十八万，可是比起希罗多德记载的两百六十四万一千六百一十人，这些数字就太小了。不论实际数字到底多大，不过由于人数太多，绝对无法用船运输，于是便采取陆上进攻路线。这一次在赫勒斯滂而不是博斯普鲁斯渡海。为防止马多尼乌斯在公元前四九二年经历的灾难再现，薛西斯命令在阿索斯山与卡尔西德斯之间的狭窄地峡上开凿一条运河。此外他也在斯特律门河上架桥，并沿着部队将要经过的海岸道路设立了无数兵站。

从阿拜多斯到西斯塔斯的赫勒斯滂大浮桥，就当时而论可说是惊人的成功，即使到今天也不是轻松的工程。第一次尝试失败，第二次在希腊工程师哈帕鲁斯指导下终于成功了。由三层桨和五十桨座的船只搭成了两座浮桥，其间用六条长缆联结，两条是麻绳，四条是纸莎草绳。船上铺造一条木制道路。西端的浮桥使用了三一四艘船，东端的浮桥用了三六〇艘。

到公元前四八一年冬，一切准备工作就绪，薛西斯把指挥中心设在萨迪斯，向所有希腊国家发出通牒——除雅典和斯巴达外——要他们献上土和水，就是臣服的象征物。次年春季开始进军，陆军向阿拜多斯进发，希罗多德说已经集结了一二〇七艘战船和三千艘运输船。在阿拜多斯，薛西斯检阅了陆军，然后部队就从浮桥上渡海到西斯塔斯，向切尔松尼斯进发，在绕过了米拉斯湾后到了多里斯库斯。在那里他们与舰队会合，随后舰队通过阿索斯运河前进。薛西斯检阅舰队之后，启程前往塞尔迈(即萨洛尼卡)，这是远征军休息之地。波斯王乘船先行，去侦察潭蓓谷隘路，这个隘路位于奥林波斯山和奥萨山之间。

在叙述后面的事情前，应该首先对这一时期希腊人的战争艺术作个简略介绍。为了使讨论完整起见，所以其中包括了公元前五世纪末的军事发展。

这时，方阵在斯巴达已经发展到最完美的程度。依照斯巴达的法律，这些公民军人的责任就是征服或战死。对他们而言，战争就是节日，战斗就是勇敢的竞赛。每个斯巴达军人都有一个背着盾牌的人员伴随，因为他的全部装备差不多重达七十二磅。在公元前四七九年的普拉提亚会战中，每个重步兵都有七个农奴跟随，结果就使整个方阵有八人纵深。这些农奴用棍棒打死负伤的敌人，负责救护受伤的主人。为了保持战斗队形，士兵按军笛吹奏的音乐节奏前进。

在这种礼仪式战斗中，战术限于长矛冲刺，直到轻装部队加入方阵后，战术才开始发生变化。如果不是受到这种崇尚英勇的宗教狂热影响，无疑一开始就应该如此变革。可是迟至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四三一——四〇四年)时，除北希腊外，其他各国依然不重视轻装部队。虽然如此，在公元前四二六年，狄摩西尼斯率领的雅典军队却被埃托利亚人的标枪兵所击败，他们拒绝肉搏，只是从很远的地方用标枪来击溃方阵。环境压迫导致改革无可避免，于是在公元前四世纪初，雅典将军伊菲克拉特斯终于训练出一支真正的轻装步兵，他们受到迅速机动的训练，穿着棉胎或皮质短衣，携带着盾牌、标枪和刀剑。公元前三九〇年，伊菲克拉特斯歼灭了一个斯巴达营，体现出轻装步兵的价值。

说来奇怪，雅典人这样聪明的民族，建立这种重要兵种的动作却如此迟缓，因为很早以前他们就组成了一支高效的海军弓弩部队，这些人员是从较低层的富有阶级中招募的，不过他们的财产不够养马的资格。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对斯巴达进行海上突袭时，这些弓箭手有过极其成功的表演，根据修昔底德记载，斯巴达人只好采取非常步骤，用四百骑兵和一批弓箭手来对付他们。

波斯大军侵入时，色萨利是希腊唯一有真正骑兵部队的国家，但他们对希腊的防御却没起什么作用，因为他们完全不是波斯骑兵的对手。尽管他们国家属于山地性质，可奇怪的是希腊的这个兵种却如此落后；因为二十年前的公元前五一一年，斯巴达人在距离雅典不远的地方就曾经被色萨利骑兵击败，早就应该认识到骑兵的价值。据戴布流克分析，整个希波战争的决定性因素都出自希腊人对波斯骑兵的畏惧。

上述简要分析说明所有武器方面的革命完全基于强迫，总的说来是匹夫之勇阻碍了发明。只有围城战才能发现有想像力的手段。公元前四二九年的普拉提亚围城战中，普拉提亚人似乎用过火箭去焚毁敌人的攻城器具；在德龙围城战中用硫磺进行过毒气攻击；在公元前四一三年，叙拉古人使用液体火焰进行城墙防御。

早在薛西斯到达塞尔迈之前，许多希腊国家派代表参加了一个所谓泛希腊会议，共同讨论如何应付入侵。会议在科林斯湾举行，由斯巴达人主持。许多国家缺席，其中较重要的是色萨利和多数波提亚城市。

他们讨论的防御计划受到以下事实支配：伯罗奔尼撒被那些国家认做整个希腊的卫城，所以他们认为科林斯地岬的防御最为重要。第二种考虑是，如果单独据守科林斯地岬，那么希腊北部和中部都要放弃，但这些地区一旦被敌人所占领，地岬的防线又可以从海上来迂回；为了对付这种危险，因此必须在地岬北面阻止敌军，越远越好。因为希腊的陆海军在数量上都处于劣势，所以陆军必须在关隘，海军必须在窄海，才有希望获得成功。除科林斯地岬外，潭蓓谷地和温泉关小路，对陆军而言似乎是一个理想的防御地域。除了萨拉米海峡以外，埃夫里普，或称欧波亚海峡，对舰队而言也有同样的作用。进一步说，因为这些窄海在希腊东海岸，从潭蓓谷到温泉关之间，所有实际可能的登陆点都可以构成侧翼，所以舰队在这里作战，就可以与据守潭蓓谷或温泉关的陆军相互支援。同时所需陆军兵力也不必太多，只要能够在一段时间内阻止波斯陆军前进即可。当波斯军在陆地无法前进时，就可以引诱他们使用舰队来迂回这个阵地，这样就可以在欧波亚海峡进行海战。在这种窄海中，波斯海军的数量优势将大打折扣。如果波斯海军在窄海中遭到决定性失败，科林斯地岬就可以免遭海上的侧翼迂回。

希腊人讨论战略时，薛西斯还在阿拜多斯，色萨利人向希腊会议提出要求，希望能封锁潭蓓谷地。于是一支希腊舰队，装载一万步兵，分成两个师，一个是斯巴达师，由埃凡尼鲁斯率领，一个是雅典师，由地米斯托克利率领，通过埃夫里普前往亚该亚·菲阿提斯的哈鲁斯。联军司令埃凡尼鲁斯从哈鲁斯领兵向潭蓓谷前进，他发现那里隘路太多，感觉兵力不敷支配，于是就撤回科林斯地岬。战争刚开始就进行这样一次撤退，结果使北希腊诸国在精神上大受打击，而主张专守科林斯地岬的意见一时占了上风。

德尔斐的神谕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被波斯战争准备的浩大声势所慑（薛西斯对这些准备毫不隐蔽），这些预言都显示对希腊不利。神谕说：“为什么你要坐候毁灭？飞！飞向天涯海角。离开你的家和你的城市。”

这个忠告专对雅典而发，很明显，祭司以为波斯人远征的惟一目标就是雅典，如果雅典受到惩罚而其他国家不去支援，则大都可以幸免。

雅典人对这个神谕非常失望，又再次去祈求神谕。结果获得另一个谕示，最后一段非常有名，大意如下：

“木墙会继续保护你和你的孩子的安全。

不要等到马蹄或脚步的声音传来。

在陆地背对着敌人撤退。

总有一天你将与他交战。

神圣的萨拉米可以毁灭女人的后代。

那里的人播种，或是那里人的收获。”

是不是真有其事呢？这些预言也在一知半解之间。如果这是事实，那么神谕猜得很准，只有在海上寻求决战，而非陆上。可能的情形也许是这样：埃凡尼鲁斯撤退之后，泛希腊会议就向当时希腊最强大的叙拉古的僭主吉罗求救。由于叙拉古舰队在数量上与雅典差不多，所以神谕才有以上推断。

希罗多德说虽然吉罗很愿意援助，可是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当时迦太基正打算大规模入侵西西里，这个威胁牵制住了叙拉古，使他不敢妄动。

一个有趣的问题出现了：波斯和迦太基同时发动入侵是不是要联合作战，不仅摧毁希腊，还要摧毁整个希腊世界？

狄奥多拉斯记载说，薛西斯打算将所有希腊人都赶出家园，所以派使臣去迦太基，要他们合作，并订立协定。波斯人攻打希腊本地，而迦太基人同时攻击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地。格伦第的《大波斯战争史》认为这是可能的，因为腓尼基人一方面是波斯的臣民，另一方面又与迦太基人有血缘关系；另外两面侵入作战很明显可以互相协助。

在潭蓓谷不战而退，加上未能获得吉罗援助，逼着泛希腊会议必须选择其中一个战略：(一)在欧波亚海峡寻求海上决战，同时用陆军扼守温泉关隘路。(二)坚守科林斯地岬，等候在萨拉米海峡进行海上决战，斯巴达人选择后者，而雅典人则选择前者。最后斯巴达人让步了，因为一旦放弃阿提卡，雅典人将宁愿与敌人讲和，而不愿让雅典变为焦土。这样一来，他们的舰队将划入波斯势力，而没有雅典海军，科林斯地岬就丧失了防御价值。

于是会议决定派遣联合舰队到阿提密喜安去，它位于欧波亚西北岸。另外，斯巴达王莱奥尼达斯指挥一支陆军前往温泉关。这支部队约有七八千人，除正规步兵外还有轻装步兵，其中包括三百名斯巴达御林军。联合舰队共有三二四艘三层桨战船和九艘五十桨战船，其中雅典海军有一八〇艘，由地米斯托克利指挥，虽然欧利拜德斯统领的斯巴达海军只有十艘船，但因为他是同盟盟主，所以仍由他任统帅。

虽然海军与陆军在数量上不成比例，显示出主要目标是海战，但死守温泉关也同样重要，因为只有阻止波斯陆军前进才能迫使波斯舰队出击，按我们的看法，希腊计划中的弱点就是莱奥尼达斯，跟埃凡尼鲁斯一样，他率领的兵力实在太少，不足以完成任务。原因在于斯巴达人坚决认为科林斯地岬的守卫决不能减弱。

波斯人的计划是陆军和主力舰队应同时抵达温泉关前方和欧波亚海峡的北端入口，后者还负责与希腊舰队交战。同时。腓尼基人的支队，约有两百艘船，准备绕过欧波亚的东岸和南岸，封锁海峡的南端入口，这样就可以把希腊舰队关在海峡内。

波斯陆军从塞尔迈向南行军到第十二天时，波斯的主力舰队和腓尼基支队也开始出海。欧利拜德斯听到敌军支队行动的消息后，就派五十三艘阿提卡战船到卡尔基斯去扼守海峡腰部。此时，波斯舰队沿着马格尼西亚半岛的东岸向下行驶，尚未到达阿佩泰的停泊地前，突遇一阵东南狂风——就是赫勒斯滂风——希罗多德认为有四百艘战船被损毁，运输船则无法计算。

欧利拜德斯马上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此事，狄奥多拉斯说，除地米斯托克利外，所有指挥官都主张防御。虽然如此，他还是说服大家进攻，他指出这是一个空前的好机会，第一次接触就能以完整的兵力来攻击秩序混乱的敌人。接着发生了激烈而无决定性的战斗。当天，在阿提密喜安，又接到从卡尔基斯传来的消息，得知腓尼基支队也遭遇到大风暴，大部分船只被摧毁，于是那五十三艘阿提卡战船也开始回航，可能在交战那天黄昏驶返阿提密喜安。

第二天，波斯舰队转而进攻。希腊人把他们的舰队摆成新月形，两端指向陆地，以防侧翼受到迂回，波斯舰队冲上来后发生了一场接近的混战，但依然未决胜负。交战之后，希腊的海军将领们又开会准备退却。正争论时，突然从温泉关来了一条三十桨快船，带来了坏消息：隘路已失守，莱奥尼达斯阵亡，波斯陆军正向雅典开进。这样一来，除了撤退别无其他选择，在黑暗掩护下，希腊人向南撤往萨拉米。

叙述温泉关惨败的经过前，先对隘路的情况略加说明。公元前四八〇年时，这条隘路蜿蜒于马利亚湾南岸，有东西中三道关口。西门在阿索普斯河口东面不远，东门在爱尔俾尼镇西边，而中门位于二者之间。南边是卡里德罗马斯山，有一条阿罗培亚小路，越过山的北坡，从东门的附近到山地中的德拉柯斯皮利亚的附近，往西通往特拉克斯卫城附近的阿索普斯峡谷。如果取道这条小路，那条通过海边三门的道路就可以从东西两面迂回。（注：这条小路的真正位置，历代史家的看法不一，至今仍无定论）。

莱奥尼达斯到达温泉关后就据守中门，为了保护左翼，他派出一千弗西亚兵驻在阿罗培亚小路，大致距离德拉柯斯皮利亚不远。刚部署完毕，薛西斯的大军就进入了马利亚平原，扎营在西门外和阿索普斯河边。他在那里停留四天，据希罗多德推测，他大概是想凭借庞大兵力把希腊人唬走，但是比较可靠的解释是他在等候海军先打一个胜仗，以便迂回希腊阵地。

第五天，薛西斯开始攻击中门，发现他那些轻装部队实在不是希腊重装步兵的对手。第二天他再次进攻，仍然被击退。于是波斯人所处的地位就颇为尴尬——陆海军都无法前进，而我们也可设想陆军的补给已经快接济不上了。在这个紧要关头，如果希腊有一万六千人而不是八千人，薛西斯可能会被迫撤退，而他一撤，希腊舰队就会随之发动全面进攻。

无可奈何之际，有个马里斯人埃菲里亚提斯，告诉薛西斯有条小路通到温泉关山中。薛西斯立即想到这条小路可能可以迂回中门，于是大约在傍晚时分，他命令海达尔尼斯率御林军去执行这个任务。他们走了一夜，在拂晓时，向德拉柯斯皮利亚附近的弗西亚支队发动突然袭击，把他们赶进山中，接着继续挺进，不久就有探子——可能就是弗西亚人——把这个情况报告了莱奥尼达斯。后来事态的发展模糊不清。格伦第在《大波斯战争史》中假设莱奥尼达斯立即把全军分为两部分，留下斯巴达，底比斯和底斯比亚部队扼守中门，把其余部队派往后方去占领林中小路，阻止波斯军，这样就可以使交通线不至被切断。真正的情形如何现在已经不知道了，或者是这部分兵力到得太迟，来不及阻止波斯军前进；不然就是在恐惧中溃散了，从东门向埃拉希亚逃走。不管怎样，莱奥尼达斯不久即腹背受敌，在拒绝投降后，终于英勇战死。于是隘路被打通，波斯军开始向雅典长驱直入。

薛西斯立即向南前进，希望征服雅典和斯巴达，使战争胜利结束。他统一宇内的壮志要求的不可能比这再少，而且在他前面已无任何障碍可以阻止整个希腊半岛并入其帝国版图。

雅典城中早已惊恐万状。雅典公民希望伯罗奔尼撒同盟军能赶紧开进波提亚，阻止野蛮人南下。可是他们听到的却是同盟军正忙着在科林斯地岬构筑工事。但他们还是不肯投降，并作出了一个历史上最英勇的决定。他们在卫城山上设防，撤出了雅典和阿提卡，把家属送往埃伊纳，萨拉米和特洛甄。

这种迁徙必然造成混乱，斯巴达人依然自私自利，可是地米斯托克利手中仍然握有一张王牌，就是雅典的舰队。守卫温泉关要依赖这支舰队，而守卫科林斯地岬对这支舰队的依赖也许就要加倍。但舰队究竟应如何使用呢？在阿提密喜安，特别是第二次海战中，所犯的错误就是不应在开阔的海面与数量占优势的敌人交战。地米斯托克利认为决不可再犯这种错误，结果他的目光就锁定在萨拉米海峡。但是如格伦第指出的那样：如果波斯人不理睬萨拉米的希腊海军而直接驶向科林斯，情况就可能危险到极点。因此引诱波斯人攻击他选择的地点就成了地米斯托克利的主要问题。

萨拉米岛位于埃琉西斯湾南面，东西两端都形成狭窄的海峡。一个在萨拉米与麦加那之间，另一个则在辛诺苏拉角与皮拉斯河口间。后一个海峡又被普西塔利亚岛分隔成两个小海峡，西面的约半哩宽，东面的宽约四分之三哩多一点。

为了引诱波斯人采用他们在阿提密喜安用过的同样计划——即把希腊舰队封锁在窄海之内，以便一网打尽——地米斯托克利决定作出极大冒险，故意对萨拉米到麦加那之间的海峡不加以设防。防御东西两个小海峡可以依赖三六六艘三层桨战船和七艘五十桨战船。

现在，我们引用修昔底德的评论来说明这位杰出人物的风范：

“……地米斯托克利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天才，尤其在危急关头更值得我们推崇。他的才能不是通过学习得来的，即使情况迫在眉睫，几乎没有时间思考，他也是最好的决断者，而对将来甚至很久以后才出现的可能性，他也能一一预言。所有从实际经验中产生的东西，他都善于进行理论解释，对于毫无经验的事物，他也一样具有相当的判断力。隐藏在不可预见的将来情况中的好坏，他能分辨得很清楚。最后，不管天才也好，果敢也好，这位杰出人物的直觉和应付危机的本领，的确可说是高人一等。”(见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地米斯托克利筹谋之时，薛西斯也已开始前进。他到了雅典，围攻卫城，苦战之后攻陷，屠杀了所有守卫人员。这个意外的恶耗使希腊舰队的水手们惊慌失措，要求立即召开战争会议。由于过于震惊，有些船长们甚至不等投票表决就匆匆上船，扯起风帆准备马上逃走。地米斯托克利听说后，立即说服欧利拜德斯离开他的船，重新召集船长开会。他作了如下致词：

“啊，欧利拜德斯呀！拯救希腊全靠你，你要肯听我的话在这里与敌人交战，而不是听那些人的把舰队撤回科林斯，希腊必可得救。请听我说，在两条路中选一条。如在地岬地区，你必须在开阔海面作战，这对我们大为不利……波斯的陆海军会齐头并进，你要撤退，就会把敌人引向伯罗奔尼撒，会使整个希腊同归于尽。反过来，如果你听我的，你就会获胜——我们在窄海作战，可以以寡击众，战争如按常规发展，我们可能获得伟大的胜利；因为在窄海作战就对我们有利，而在阔海作战就对他们有利……你要决定到底走哪条路。不管我们在这里还是在科林斯作战，都是为了守卫伯罗奔尼撒而战……人类依照理智考虑，理智可保证成功，但是他们不依照理智考虑，上帝决不会成就人类的幻想！”

科林斯人阿德曼塔斯反对他，劝说欧利拜德斯拒绝。结果地米斯托克利最后向欧利拜德斯致词，并且打出他的王牌：

“你肯留在这里，象一个勇士那样行动，那么一切都很好……不然我们就把眷属装上船开往意大利，那里本来就是我们的老家……等你失去我们这样一个盟国后，你再想到今天我所说的一切，一定会追悔不及。”

这番话使欧利拜德斯改变了决心。他担心把舰队撤往地岬地区，雅典人会一怒而去。他也明知雅典人离去后，所剩兵力更加不是波斯舰队的对手。于是他决定留下来不走，在萨拉米与敌人决战。

第二天，公元前四八〇年九月二十二日，决战前夕，据当时在场的阿斯齐拉斯说，薛西斯从希腊舰队方面收到一封来信，内容据说是这样的：

“等到夜幕将垂时，

希腊人不会坚持下去，

他们将趁黑暗掩护，

各自飞奔逃命。”

薛西斯一接到这封信——可能是午后不久——本已命令舰队出海，现在又收回成命，决定等到天黑后再采取行动。谁送的这封信，为什么要送去呢？希罗多德是这样叙述的：

尽管欧利拜德斯已决定在萨拉米决战，可是反对决定的人还是太多，结果在二十二日上午又举行第三次战争会议，继续讨论这个老话题。地米斯托克利看到伯罗奔尼撒诸国将领都准备投票反对他时，就秘密溜出来向某人吩咐了一番，命令他搭上一艘商船开往米提斯的舰队。下面是使者向薛西斯说的话：

“雅典军的指挥官秘密派我来见你，其他希腊人都不知道此事。他一向对大王有好感，他宁愿大王成功，而不愿本国人胜利。他要我来告诉大王，希腊人已经恐慌到了极点，正准备匆匆逃走。你若现在阻止他们逃走，你就可以大获全胜。他们之间已经意见分歧，不会作任何抵抗。你甚至可以看到他们之间即将发生内讧。”

薛西斯会中计，理由是可以想见的，因为一直以来他的间谍都说敌人阵营早已发生分裂现象。所以他立即改变作战计划。他决定同时秘密封锁萨拉米东西两端的出口，把希腊舰队关在里面。阿斯齐拉斯说，这些行动都是在夜幕低垂之后进行的。埃及人的两百艘船，奉命绕过萨拉米去封锁西端水道，而其余波斯舰队排成三层，从辛诺苏拉角南面延伸到皮拉斯河口。中间的普西塔利亚岛也被波斯军占领。九月二十三日拂晓前，这些部署都已完成。

这些事进行之中时，希腊的将领们还在争论不休。这时地米斯托克利的政敌阿里斯泰德斯突然从埃伊纳岛赶来。他把提斯米托克里斯叫到一边说，“不管那些科林斯人和欧利拜德斯如何，他们已经无法撤退了，因为我们已经被敌人包围了。”地米斯托克利要他亲自向与会者报告。斯巴达人还不肯相信，直到有一艘提尼亚人的船从波斯方向逃来，证实了阿里斯泰德斯的话，他们才认识到问题已经自行解决了。

既然非应战不可，希腊各方的将领这才开始匆忙准备作战。据推测，他们首先派遣科林斯支队去据守西边的海峡，对付埃及人。其次，他们在萨拉米镇到艾加罗斯山南边的希拉克莱奥的海岸间的海峡中，把战船列成阵形。战斗队形是这样的：右面，欧利拜德斯率领着十六艘船；左面，雅典舰队，船只占总数一半以上；中央，其余联军船队。

视线之外，波斯舰队分成三线，一字摆开。不久又列成纵队以便通过普西塔利亚水道，腓尼基人在右，爱奥尼亚希腊人在左。调动开始后，也许因为船只太多或是因为水手不够熟练，再要么因为海上风浪太大——也可能三种原因都有——波斯纵队发生了混乱，直到希腊舰队划近，秩序仍然没有恢复。于是开始了混战，在这种混战中较重的船比较有利，而快船却没什么用。不久领先的波斯船被迫后退，混乱更是大大增加。由于雅典船构造较为坚固，所以它们紧挨敌船擦过，把敌船一面的桨完全撞断，使其丧失操纵能力。然后它们再掉过头来撞击敌船中部。雅典的每一艘战船上载有十八位作战人员，包括十四个重步兵和四个弓箭手。

决定性战斗在希腊左翼进行。那边的雅典人和埃伊纳人沿海岸向前划行，就从薛西斯面前经过——他正站在皮拉斯河北面的一个山丘上，想从那里看到希腊舰队投降——然后转到腓尼基舰队右面，将他们向波斯阵线中央压迫，希腊的右翼进展很快，在那边腓尼基人好象受到了侧面攻击。等雅典人和埃伊纳人对波斯中央部分的迂回使波斯左翼又受到后方攻击的威胁时，胜利的波浪才逐渐从希腊的左翼传到右翼。爱奥尼亚希腊人就开始撤退，这使苦战了七八个小时的战斗告一段落。

希腊人似乎并未实行追击，也许希腊人太累了。普西塔利亚岛上的波斯守军被阿里泰德斯肃清。战败的波斯人返回法利龙，得胜的希腊人返回萨拉米。双方损失并无可靠记载。狄奥多拉斯说，希腊损失四十艘船，波斯为二百艘，被俘的不计在内。

从战术上说，萨拉米之战算不上一个超级伟大的胜利，但是在战略上却具有决定性效果。萨拉米之战彻底击碎了波斯人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的成功必须仰赖舰队与陆军的密切配合。对薛西斯来说，船只的损失并不严重，威望的损失却无法估计。船是可以补充的，可是在勉强组成的混合大帝国中，威望一旦丧失，就很难再建立起来。他的后方由于这次战败，可能会发生叛乱，特别是爱奥尼亚希腊人。

直到萨拉米之战前，波斯的海权在爱琴海中是至高无上的，一方面波斯人能集中的船只数量，任何国家都比不上，另一方面，爱奥尼亚叛乱失败之后，爱琴海东岸的波斯海军基地已经有了安全保障。现在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在萨拉米的希腊海军不仅击败了波斯舰队，同时也鼓励了爱奥尼亚人的反抗情绪。虽然那时双方还不一定知道这一点，可是萨拉米之战，却的确使波斯人在爱琴海的制海权从此结束，没有制海权的波斯人在象希腊这样的贫瘠地区，实在难以维持巨大的陆军兵力。正如格伦第所说，他们运送兵力的能力已经逐渐缩小，以至于希腊人在陆地上都敢向他们挑战了。普拉提亚之战就是萨拉米之战的后果。

战斗结束，薛西斯最感焦急的莫过于赫勒斯滂浮桥的安全。他有点神经紧张，自己把危险放大了，认为如果希腊人或爱奥尼亚人把它毁了，就会置他的全军于死地。所以他立即命令舰队回到亚洲，扼守爱琴海东岸，几天后，他率陆军向北退却。

那时希腊人看到波斯陆军仍坚守原地，以为波斯舰队还留在法利龙，直到波斯陆军开始撤退，他们才出动侦察敌人的行踪，发现敌人舰队早已远去，而且也没有捕获到一条波斯船，他们前进到安德罗斯岛，在那里停下来举行战争会议。地米斯托克利建议直驶赫勒斯滂去毁灭波斯浮桥。但欧利拜德斯反对，他认为这将使波斯人无路可退，为了求生必作困兽之斗，整个希腊就有可能遭到蹂躏。大多数人都支持这个意见，所以地米斯托克利的计划取消了。

一发现希腊海军活动并不积极，薛西斯恢复了镇定。他认识到全部撤出希腊的后果与全军覆没并无二致。因为一旦承认失败，帝国的基础就将开始动摇。所以他决定守住希腊不退。他留下马多尼乌斯和阿特巴祖斯两位将领以及一部分陆军。马多尼乌斯驻在色萨利，阿特巴祖斯留在色雷斯和马其顿，这些地区存积了不少补给，到亚洲的交通线也较短。其他部队则经过赫勒斯滂撤回亚洲，以便镇压后方可能爆发的任何叛乱。

据希罗多德记载，波斯陆军共留下三十万精兵，交由马多尼乌斯指挥，当然这个数字过于夸大，但实际数字还是不小，足以使马多尼乌斯随心所欲在任何地方都能重新进攻（注：剑桥古代史估计约为十万人）。由于波斯舰队已撤走，他已无力解决科林斯地岬的问题。很明显，他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并不前进，只是设法利用希腊城市国家之间永无休止的争论来坐收渔人之利。

公元前四七九年，在雅典又召开了一次选将会议。地米斯托克利这次没有当选——原因不详——但他的两个政敌阿里斯泰德斯和桑希普斯都当选了。这对马多尼乌斯而言当然是幸事，因为这两人过去都主张宁愿与波斯人言和，也不愿再与斯巴达人缔结同盟。若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则科林斯地岬问题自可迎刃而解。

公元前四七九年初夏，他派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到雅典去谈和，说完全不究既往，要雅典与波斯以平等的地位缔结同盟。消息传到了斯巴达人那里，他们大为震惊。结果雅典人同意拒绝和谈，斯巴达人愿意与雅典人联合起来对共同敌人发动进攻。

于是马多尼乌斯又设法挑拨伯罗奔尼撒诸国内哄。因为阿耳戈斯与斯巴达有宿怨，他就挑拨阿耳戈斯攻击斯巴达。这两国要真打起来，他就可以突然南下，用突袭手段攻占地岬地区。这个阴谋又未能成功。

接着，马多尼乌斯修改了他的第一个计划。这次的目的是想用进攻雅典的办法引诱斯巴达人到开阔地决战。他从色萨利南下，直向雅典进军。同时他派使节去萨拉米，打算与雅典人重开谈判，希望这样可使斯巴达人感到恐慌。计策成功了，阿里斯泰德斯立即派代表去斯巴达，说如果斯巴达人还是雅典的忠实盟友，希望他们立即采取行动。经过一段时间拖延后，斯巴达人总算从地岬派出了一支野战军，由他们的年轻国王保萨尼阿斯率领，共有五千名重步兵和三万五千名武装农奴。马多尼乌斯从未损毁过雅典城，这次却纵火把该城烧光，接着他退回波提亚，诱使斯巴达人及其同盟军前进到适于骑兵作战的地区。

保萨尼阿斯可能在七月份才到了科林斯地岬，他首先集中那里的伯罗奔尼撒诸国的兵力，然后到了埃琉西斯，阿里斯泰德斯也加入进来，共有八千名重步兵和相当数量的弓箭手。接着他向埃里斯莱前进，站在西塞隆山北面的山脚，他可以看见阿斯普斯河边的设防营地。

虽然希腊军占领的位置并不适合骑兵攻击，因为地形起伏破碎，但马多尼乌斯希望在敌人未获增援之前就将其击败，就命令马西斯提乌斯率领全部骑兵向希腊军进攻，结果却大败而归。雅典人的箭将马西斯提乌斯射下了马，于是他被杀了。为了争夺他的尸体又发生了一场恶战，结果还是波斯人损失较重，终于撤回。

虽然只是一次小规模战斗，却带来了重要的战术性后果。波斯人学到了教训，知道在破碎多山的地面与密集队形的重步兵接近作战，骑兵很难有获胜的机会。可是希腊人却被这次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自己在任何地形都可以击败敌人骑兵。所以结果我们看到在下次作战中，波斯人过份小心，而希腊人则过份大胆。

由于这次击败了波斯骑兵，而埃里斯莱又缺乏适当水源，同时这里很难向波斯军右翼进攻——进攻若能成功，足以切断马多尼乌斯与其在底比斯基地间的交通线——所以保萨尼阿斯决定利用山地掩护，躲过波斯人的观察，从这个良好阵地中出击，前进到普拉提亚与阿索普斯河之间的普拉提亚平原。在那里他展开军队，斯巴达人在右，雅典人在左，其余的盟军——共有十九国部队——居中。希罗多德说总兵力为十万八千二百人。(门罗估计约八万人，其中只有五分之二为主力重步兵。)

如能在敌人充分认清其动机之前就开始进攻，保萨尼阿斯就真的可以迂回波斯人的右翼。奇怪的是他在占领了普拉提亚之后没有立即发动攻击。不管原因是什么，马多尼乌斯发现他的对手已经改变了阵地，就立即引兵出了营地，在阿索普斯河对岸(北岸)，面向希腊人排成平行的队形。左边是真正的波斯人，面对斯巴达人；亚洲诸国的兵力位于中央，波提亚人和其他希腊附庸军队则在右边，面对雅典人，普拉提亚人和麦加那人。

希罗多德说两军对峙达八天之久没有动作，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由于在埃里斯莱，波斯骑兵在密集的重步兵手里吃了个大败仗，所以马多尼乌斯希望敌人渡过阿索普斯河后再动手，这条河虽然是半干涸状态，仍能使希腊军秩序混乱。(二)由于保萨尼阿斯已不能迂回波斯人右翼，加上上次胜利是在固定阵地上严阵以待而获得的，所以他也决定让敌人先行动。

到第八天，有个底比斯人提马吉尼达斯劝说马多尼乌斯注意西塞隆山中的隘路，因为希腊军每天都有大批的补给从那里通过，并且向他保证一定可以截获大批辎重。一点不错，保萨尼阿斯的补给纵队正是从这些隘路中通过，其中最重要的是德奥切维莱隘路(意译为橡头)。马多尼乌斯接受了他的劝告，在这里进行了一次骑兵的突袭，获得很大成功：希腊一个补给纵队，共有五百骡马，在隘路中被切断歼灭，没有一人一马漏网。

这次突击说明保萨尼阿斯的阵地已经不可逗留，因为他没有骑兵，所以只有退回隘路，才能保护他的交通线。此外，这一战也唤醒了波斯人的斗志，结果以后两天双方多次进行小规模战斗，结果都是希腊军失败，因为他们的弓箭手在数量上远远处于劣势。

尽管敌人的阵地已不可逗留，但马多尼乌斯也忍不住了，也许因为他的补给逐渐感到困难——尤其是骑兵的补给。所以尽管阿特巴祖斯劝他撤回底比斯，并用贿赂来拆散希腊将领的团结，马多尼乌斯还是决定发动一次全面进攻。马多尼乌斯决定进行骑兵攻击，不过这次他打算用弓箭取胜，不准备接近战斗。

此时，希腊人列阵于阿索普斯河南岸，雅典军在左，联军居中央。他们的水源都靠阿索普斯河。右翼的斯巴达军则可从格尔格维亚泉汲水。在阿索普斯河汲水很危险，因为这条河夹在两军之间，而泉水却很安全，因为它位于斯巴达军后方。波斯骑兵前进，用弓矢猛烈射击雅典军和联军，使他们不能下河汲水，迫使他们必须到格尔格维亚去取水。接着斯巴达人一定也被击退了，虽然历史上缺乏正确纪录，不等他们杀回来，波斯人就把泉水的水源破坏了，结果斯巴达人重占该地后发现它已毫无用处。

自从交通线受到突袭，希腊人的形势已岌岌可危，现在水源又被断绝，不可能再作停留。波斯军攻击的次日上午，希腊人召开战争会议，决定在夜里退到叫“岛”的地方，大约在普拉提亚废墟东面一哩左右，在格尔格维亚南面，夹在奥洛河的两个源头之间。希罗多德说，他们一致同意到此之后，应该于同夜派一半兵力去援救那些补给部队，这些部队已经被敌人阻住好多天了。

从希罗多德的记载和真正发生的事实上看，这次撤退的计划似乎是这样的：全军都准备撤到西塞隆山上，从这里可以掩护三条隘路：(a)普拉提亚——米格拉隘路，(b)普拉提亚——雅典隘路，(c)雅典——底比斯隘路(德奥切维莱)。有三个因素使撤退变得更复杂了：其一，采办补给的部队仍被围困，必须尽最快速度去解救。其二，由于撤退必须在夜间实行，速度一定很慢，因为太慢了，所以当希腊军左翼和中央到达山地时，于拂晓前已不及列阵。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决定先撤右翼(斯巴达人)去援救被围部队，而同时由中央和左翼的部队在“岛”地区占领一个中间阵地。从战术上来分析，这个阵地应该是从普拉提亚的卫城延展到米格拉——底比斯隘路，长约两哩。从“岛”中央的圆丘算起，一边大约长一哩。现在再说第三个因素。很明显，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中央部分(各同盟国)撤到圆丘东面，而把左翼(雅典人)撤到圆丘西面；但这却违反了军事礼节，于是小同盟军奉命组成新的左翼，而雅典人调到右面。这就是说必须等小同盟军和斯巴达军都撤退完毕，雅典人才能开始撤退，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最后走。

当晚二更时分，撤退开始，希腊军中央部分向普拉提亚与圆丘之间撤退，尽管希罗多德对他们颇有非难之辞，实际上他们似乎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保萨尼阿斯听说中央部分已开始运动，就命令他的右翼撤退，可是有位师长阿蒙费里塔斯，是个不折不扣的斯巴达顽固分子，认为面对敌人撤退是耻辱，居然拒绝行动。当晚最好的时间就都用于争吵(这是希腊人的老习惯)，直到天亮，保萨尼阿斯总算下决心把这位顽固分子留下，其他部队开始行动。此时，雅典军还在等待，不仅要等中央部分撤退，现在还要再等斯巴达人撤退。

保萨尼阿斯撤退之后不久，导致延误的主角阿蒙费里塔斯才发现自己被丢弃了，于是赶紧向右翼追赶，等他追上时，波斯骑兵也开始了攻击。很不幸，由于延误，斯巴达人未能到达丘陵地区，敌人在平缓开阔的斜坡追上了他们，这里一切都对波斯骑兵有利。他们的目的非常明显，不让斯巴达人到达西塞隆的岩石斜坡，先把他们钉住并等待波斯步兵赶到。

留下右翼去对付雅典人——他们还留在后面未动——马多尼乌斯命令波斯步兵前进去支援骑兵，而在他们后面，他催动中央部分的全部亚洲部队。保萨尼阿斯看到敌军大部分都在对他进攻，立即派人去要雅典人紧急救援。可是他们却无法从命，因为波斯军右翼也正向他们前进。保萨尼阿斯只好率领他的人马对抗波斯军主力。

波斯骑兵始终采用弓矢战术，不久就使斯巴达人感到站不住脚；战斗进行时，波斯步兵也赶上来了，他们接替了骑兵的位置，用柳条编成的盾牌构成防卫，从盾牌后面射出箭雨，斯巴达人更加吃不消了。可是这时马多尼乌斯却犯了致命错误，结果不仅丧失了会战，也丧失了生命。他本应在弓箭手后方保留较大空间，使他们可以进退自如，保持弹性的战术正面。可是他却把亚洲部队集中塞在他们后面，于是弓箭手的正面就被冻结了。

这样战役的转机来了，保萨尼阿斯一看到亚洲部队靠拢，知道决定性时刻来临了，于是立即发动反击。他的重步兵冲破了盾墙，把弓箭手们逼往亚洲部队阵营。接着就是激烈的苦战。希罗多德这样写道：

“野蛮人抓住希腊人的长矛，并将它们折断；在英勇善战方面，波斯人毫不逊色。但他们没有手盾，没有受过训练，使用武器的技巧远不如他们的敌人。有时个别的，有时十人一组，时多时少，他们直冲斯巴达人的行列，白白送了性命。”

希罗多德又继续说：

“战况开始对希腊人仍然不利。马多尼乌斯骑着白马，周围由波斯人中最勇敢的战士保卫，这一千精兵都能各自为战。只要马多尼乌斯活着，这个集体就能抵抗一切攻击，他们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杀死了不少斯巴达人。但马多尼乌斯阵亡后，这支部队也丧失了信心，而他们正是波斯的主力，他们一垮，其余部队就随之瓦解，纷纷逃走。他们的轻装和缺乏手盾是致命的，因为他们是与重装的敌人交战，自己却完全缺乏防御。”

于是克莱翁布罗特的儿子保萨尼阿斯，获得了一次空前胜利。这一天可能是公元前四九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此时雅典人又怎样呢？他们接到保萨尼阿斯的紧急通报后，马上改变行军方向，往斯巴达这边赶来。但他们移动不久，波提亚人和其他的希腊附庸军就开始扫击他们的左翼，逼着他们必须组成正面来对抗敌人。经过苦战，波提亚人被击溃，纷纷向底比斯逃走。同时，在“岛”地区构成左翼的希腊军中央部分，直到此时尚未与敌人交战，他们看到敌人，也迅速组成两个纵队乘胜追击。在下面的平原地带，左面纵队被底比斯骑兵歼灭，战死六百多人。在这次著名会战中，这是希腊人所遭受的惟一灾难。

全部损失无法了解。希罗多德说组成波斯陆军的三十万人之中，逃出生天的也许不超过三千人。斯巴达死了九十一个人，提吉亚十六个人，雅典五十二个人(这个数字根本不可靠。)。普鲁塔克在阿里斯泰德斯传中估计希腊方面全部战死人数为一千三百六十人。

胜利后十天，希腊人开始围攻底比斯，到第二十天，马多尼乌斯的基地作了有条件的投降。

温泉关之战那天，狄奥多拉斯记载说，叙拉古的吉罗在希米拉击败了汉密尔卡，这个决定性的胜利使此后七十年中，西西里都不再受迦太基人威胁。（注：希罗多德则说是在萨拉米之战那天。）同时上文所说在安德罗斯出现的希腊舰队也非完全静止。大概在公元前四七九年，在萨摩斯，他们得到请求，说如有支援，爱奥尼亚希腊人将再度叛变，于是舰队奉命把战争带入敌人的海域。

希腊舰队这时正留在提洛岛，由斯巴达王莱奥提基达斯指挥。他到达萨摩斯时，波斯舰队早巳退往米卡里。薛西斯在这里留下相当数量的陆军，由提格拉尼斯指挥，监视着这些爱奥尼亚城市。在米卡里，这些船只都搁在海滩上面，为保护它们构筑了要塞。莱奥提基达斯划过敌人舰队，在距离米卡里约二十哩处命令部队登陆，爱奥尼亚希腊人也纷纷起来助战。他把波斯舰队付之一炬之后退回萨摩斯。

接着他们驶往赫勒斯滂，去拆毁那些桥索并攻占西斯塔斯。那是色雷斯切尔松尼斯的锁钥和波斯人在欧洲的最后据点。因为筑有坚强的要塞工事，斯巴达人不欢喜围城战，莱奥提基达斯就回国了，留下雅典人由桑希普斯指挥继续围攻。这次围城从秋季开始，雅典人花了大半个冬天用饥饿削弱要塞的力量。阿特巴祖斯不但不来援救，反而撤到拜占庭，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退回亚洲去了。

这样就结束了亚欧两洲间的第一次决战，全部记录现在居然都得以保存，实属幸事。单就战争而论，我们感到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虽然这是公元前五世纪，可是一切战争艺术的要点，差不多和今天一样有了高度发展。(二)战争中所犯的错误也和现在一样普遍。

波斯人挑拨迦太基人攻击西西里的希腊人，以便在地中海中部造成牵制局面，这证明波斯人已充分明了大战略的意义，而希腊人向吉罗求救，也证明波斯人的确知道他们会怎么做。即使我们认为这种牵制不可靠，暂时置之不论，可是对海权与陆权间的关系，当时的认知程度毫无疑问不比今天逊色。不仅波斯人如此，希腊人也同样如此。此外，双方战斗部队的行政水平也一定很高。即便薛西斯开入欧洲的部队总数不超过十万人，但是既然能够从其亚洲基地前进八百哩，到一个几乎没有道路的国家去作战，就可证明其补给系统必然有优越组织。对保萨尼阿斯而言，在多山国家中，在野战中维持八万人的兵力——就算少一点——就行政方面来说必然不是易事。

在战术上犯的错误，也是古今军人在不同战场上常犯的错误。例如倚赖大量的半训练人力，希望用数量补偿素质的缺陷。又如对武器威力缺乏认识，武器使用不能配合地形和战术条件。更重要的是整个战争都证明心理因素，军队士气的得失和最高指挥者威望的消长，仍然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

威望的丧失不仅制止了波斯帝国膨胀，更撼动了它的基础，正和以前以后的许多帝国一样，也埋下了其最后崩溃的因素。同样，由于希腊人在萨拉米获胜，赢得的威望才使他们开始走上惊人发展的道路，正如布里教授在希腊史中所说：“人们似乎都被唤醒，这意味着他们的经历所具有的历史重要性。当时诗人把它写成诗词，雕刻家为它建造塑像……这些思想漂浮在空中，特洛伊战争似乎是同一剧本的前一幕。在萨拉米和普拉提亚作战的战士们，与在特洛伊平原上和赫克托尔死拼的英雄们，是为同一个目标而战斗的。”

这一战让我们进入了西方世界的大门，在这个世界里，希腊人的智慧为后来的诸国奠定了基础。在历史上，再也没有比这两个会战更伟大的，它们好比两根擎天巨柱，撑起整个西方的历史。

谢选骏指出：雅典人认识到了制海权的重要，所以促进了希腊文明的发展。但是不要忘了，制海权并非普遍的真理，否则雅典就不会败于斯巴达；拜占庭就不会败于土耳其——直到现在，控制了整个爱琴海的希腊，还是无法收复小亚细亚……这是为什么呢？所以到了近代，在《海权论》之后，就兴起了《陆权论》，在《陆权论》之后，就兴起了《空权论》——而在我看来，这三论都是盲人摸象。

【大事记(一)：争霸希腊】

萨拉米会战使雅典控制了爱琴海，但没有获得全部制海权。虽然舰队拯救了希腊，使其免受异族征服，但未能使城市免遭入侵。要达此目的，城市必须建立坚固要塞，舰队也必须以附近港口为基地，并予以坚强防御。而他们却缺乏这些手段，所以在战略上雅典必须依赖斯巴达，地米斯托克利认定决不能让这种情形持续下去。普拉提亚会战后，雅典人回到废墟中，在他指导之下重建雅典城，使其成为坚强要塞，同时将比雷埃夫斯发展成固若金汤的海军基地。海外贸易的日益发展使海军基地的建设更显重要，由于阿提卡人口快速增加，因此必须用贸易方式来换取粮食。

因为所需谷物大都来自乌克兰草原，所以雅典人必须维持庞廷航路的畅通。为保证这一点，在公元前四七八年——四七七年之间的冬天，地米斯托克利发起成立了一个海军同盟。雅典为盟主，所有小亚细亚和爱琴海各岛屿的希腊城市都参加了同盟，他们把财富集中在提洛岛的阿波罗神庙中，所以又称提洛同盟。管理财富的都是雅典公民，所以一开始雅典就掌握了实权，可以逐步将这个同盟建造成海军帝国。

为了使同盟扩张，并与伯罗奔尼撒同盟对峙，必须设法使依然被波斯统治的希腊城市——在小亚细亚和色雷斯海岸——获得自由。因此与波斯的战争仍然继续，现在轮到提洛同盟进攻了。

这个扩张政策受到米太亚德的儿子西蒙的反对，他主张与斯巴达合作。他获得公民大会支持，大约在公元前四七〇年，地米斯托克利被贝壳投票法驱逐出境。接着，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为了逃避追捕，他先是逃到科西拉——即科孚岛，后来又逃往书珊。

此时，提洛同盟对波斯的战争已由西蒙负责。他首先消灭了色雷斯海岸的残余波斯据点。然后在公元前四六八年，在旁非利亚的欧利米登河口，他追上波斯的陆海军，漂亮地在陆海协同会战中击败了敌人，击毁敌船二百艘。这个决定性胜利使提洛同盟在卡利亚和旁非利亚占领了一些沿海城市。

西蒙打算继续与斯巴达结盟，但雅典人现在却反对他，他在公元前四六二年被免职并被驱逐出国。公元前四八一年雅典人就已加入反对波斯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现在与它断交。雅典又与色萨利和阿耳戈斯缔结同盟，而阿耳戈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正是斯巴达的对头。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一触即发，雅典与科林斯和埃伊纳间的贸易竞争更加快了战争的脚步。

放逐西蒙之后，雅典民主党拥戴伯利克里为领袖，他是米卡里胜利的英雄克桑西波斯之子。伯利克里认为政治权力应以自由人为基础，他宁愿说服自由人，却不愿强迫奴隶。他的雄心壮志就是要建立一个雅典大同盟，这也是地米斯托克利的梦想。他要把雅典变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使它成为希腊战胜波斯的里程碑。在他的诸多设计中，最重要的就是新比雷埃夫斯城的规划，该城的建造采取直线体系，这也是如今现代化城市采用的体系。同样重要的是他在比雷埃夫斯和雅典之间建造了长达四哩半的甬道，两面都用城墙防护。这个巨大工程直到公元前四五七年才完工，强大的海军基地与雅典城结合成为一体，雅典海军和商业舰队可以自由出入。

首次战事发生于公元前四五八年。那一年，雅典正打算从奥泽利亚·洛克里斯人手中夺取瑙巴克塔斯(即今之勒班陀)，以求控制科林斯湾，并绞断科林斯人与意大利和西西里之间的航路。接着，麦格拉人脱离伯罗奔尼撒同盟，接受雅典的保护，这使雅典获得了坚强的前沿阵地，可阻止斯巴达从陆路入侵阿提卡。这时伯利克里指挥着一万三千名重步兵，一千二百匹马，一千六百名弓箭手和三百艘三层桨战船。另有一万六千人防守国内要塞。

战争暴发，雅典人首先在阿格利司发动进攻，未能成功。接着他们在塞隆尼湾获得海战胜利，并从陆海两面封锁了埃伊纳。在围攻埃伊纳之前不久，利比亚国王伊纳罗斯在埃及发动叛变，受到波斯的严重威胁，也向雅典求援。此时伯利克里同时进行着两个战争，却毅然答应支援他们，他希望用帮助伊纳罗斯的办法强迫波斯人与提洛同盟讲和。他派了两百艘船去埃及，得到增援后，伊纳罗斯攻占了除卫城以外的整个孟斐斯。

这时斯巴达出面干涉了。为引诱波提亚人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让他们从北面威胁雅典，斯巴达派出一千五百名斯巴达重步兵和一万名伯罗奔尼撒同盟军前往波提亚。他们完成任务后，于公元前四五七年初回国时直向雅典进发，在塔拉格拉击败了出城迎战的雅典军。奇怪的是这一战反而救了雅典人，因为伯罗奔尼撒联军在获胜后直接撤回了科林斯地岬，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两个月后，雅典在阿诺费塔击败了波提亚，除底比斯外，波提亚全境均被雅典控制。年终之前，长城已经完工，埃伊纳围攻也胜利结束了。雅典的势力达到了颠峰：从科林斯地岬到马利亚湾间的所有城市都已屈服，在马利亚湾北面，色萨利仍然是雅典名义上的同盟国。

可是形势迅速逆转。公元前四五六年，派往埃及的远征军吃了大败仗。他们被波斯军逐出孟斐斯，残余部队被围困在普洛索皮提斯岛上，该岛在尼罗河两条水路之间，由一条运河连接。他们在那里被围困十八个月，到公元前四四五年被全歼，希腊人损失了大约二百五十艘船和五万人。对雅典海军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惨败。为了预防提洛岛的财富被波斯人夺去，或是想有效地控制同盟，这些财富被移到雅典。然后，色萨利国内因党派分裂发生内乱，雅典派兵平乱，但被逐回。

雅典所有党派都已厌战，于是在公元前四五二年，西蒙放逐期满回到雅典，由他出面与伯罗奔尼撒同盟谈判，缔结了为期五年的休战条约。接着在公元前四四八年又与波斯缔结了卡利亚斯和约，结束了长达三十二年的希波战争。

休战条约满期前一年，波提亚又爆发叛乱，迫使雅典从波提亚撤出。接着欧波亚和麦格拉都发生了叛乱。欧波亚的叛乱被荡平，而在麦格拉，除了尼萨亚和配吉两个港口，失去了其余地区。这种形势促使雅典求和，他们退出这两个港口以及亚该亚和特洛甄，作为交换条件，斯巴达承认雅典对爱琴海的控制权。公元前四四五年，双方终于签订了为期三十年的和约。

和平的前十六年，伯利克里拼命巩固同盟，并使雅典成了希腊民族的皇后。他的最终目的是联合所有希腊人组成一个宗教式同盟，由雅典出任精神领袖。大一统帝国的思想又复活了。但这却是无法实现的梦想。为了美化雅典，伯利克里向各国要求纳贡，使这些国家感到难以应付，斯巴达对雅典的敌视态度并未消除，此外，多数希腊国家将这样一个雅典帝国视为对自己独立的莫大威胁。只要一有偶发事件，这种恐惧心态就会引发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

公元前四三五年，战争开始了。那一年，克基拉与科林斯断绝关系，并请求雅典人支援。因为克基拉是意大利——西西里航路的东部咽喉，雅典人很清楚，一旦控制了强有力的克基拉舰队，就可以确保对爱奥尼亚海的控制，而且他们可以进一步切断西西里的粮食供应线，随时可以威胁伯罗奔尼撒诸国，因为这是它们不可或缺的粮食来源。所以，雅典派了三十艘船去克基拉，公元前四三三年，在西波塔之战中挽救了克基拉舰队，使其免于毁灭。

这时科林斯过去的殖民地波提德亚——一度向雅典纳贡，加入提洛同盟——反叛了，于是科林斯立即要求斯巴达宣战。公元前四三二年，仇视雅典的各国都派代表到斯巴达开会，讨论科林斯的建议，结果决定派使者去雅典谈判。由于外交谈判，战争暂时得以延缓。但这年三月发生的意外事件却终于使战争不可避免：底比斯人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占据了普拉提亚，尽管雅典人曾被普拉提亚人驱逐，但仍然派军进入波提亚，战争于是全面爆发。

伯利克里的战略依赖消耗战。在陆上防守，在海上进攻。陆地防守以雅典和比雷埃夫斯长城为基地——事实上是不可能被攻克的，在海上则以舰队为工具，如能技巧地结合运用这两种方法，雅典完全可以达到一切目的，几乎可以天下无敌。他们在陆上受到威胁，阿提卡居民就退入长城避难，他们的海军则以蹂躏敌人海岸，切断敌人的贸易作为报复。使用这些手段，伯利克里希望一方面使雅典帝国安然无恙，另一方面可以把敌人拖垮。

可是，战争刚开始就出现了无法预料的灾难，把一切算计都搞乱了。在公元前四三〇——四二九年间，接着在公元前四二七——四二六年间，在东方肆虐很久的鼠疫传到了雅典。鼠疫来势凶猛，伯利克里本人也成为受害者，他死于公元前四二九年。这是一个无法弥补偿的损失，因为这种特殊的战争机制全赖他活着才能运用。雅典人把命运交给人民党人克里昂。他却犯了严重错误，把本质为防御的战争变成了进攻战。

公元前四二八年，米蒂利尼叛变；第二年，经过长期围攻，普拉提亚终于落入波提亚人手中。接着战争进入西西里，一支雅典舰队被派往那里阻扰西西里谷物运往伯罗奔尼撒。修昔底德说，这支舰队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尝试征服西西里。

战争持续到公元前四二五年，双方各有胜负。这一年，一支斯巴达部队在斯巴克提里亚岛全部被俘，使克里昂的威望大大提高。两年后，他又率一支陆军在色雷斯与布拉西达斯的斯巴达军对抗，在安菲波利斯城下，他被敌人击败，与对方主将布拉西达斯同时阵亡。

这两个人的死清除了和平障碍。雅典贵族党领袖尼西亚斯被派往斯巴达，与国王普莱斯托莱克斯商讨和平条件。结果签订了尼西亚斯和约。依照和约，雅典几乎把战争中征服的一切都交了出来，而斯巴达也放弃安菲波利斯和其他一些城市，这些城市名义上虽然独立，事实上却对雅典纳贡。科林斯人、波提亚人和麦格拉人都一无所获，所以他们的不满情绪甚嚣尘上。

第二章：围攻叙拉古和伊哥斯波塔米之战

尼西亚斯和约墨汁未干，阿耳戈斯就拒绝与斯巴达续约，斯巴达担心雅典与阿耳戈斯联合，就劝诱雅典与他们缔结为期五十年的同盟。波提亚对此感到惊慌，要求也缔结类似盟约。斯巴达同意了，这又使阿耳戈斯害怕，他们看到希腊两个最大的军事集团结合起来，认为不能不采取对策，就派代表去雅典，要求与伊利斯和曼提尼亚共同缔结四角同盟。斯巴达听说消息后也立即派代表到雅典去。

双方使节都到了之后，尼西亚斯——曾说服雅典人与斯巴达人缔结同盟——力劝雅典坚持这个决定。但有个年轻贵族亚西比德反对，他虽年轻，却已被选为将军。

亚西比德生于公元前四五〇年，在伯利克里家中长大。此人外表极其英俊，虽然能力出众并拥有巨大财富，但他的个性却是自私、放浪、无所顾忌的，不把国家利益当回事。他的一切主张都以其个人利益为出发点。他用诡计迷惑斯巴达使臣，使他们举止失措。凭这些阴谋手段他赢得了人民拥护，结果是公元前四二〇年七月，雅典、阿耳戈斯、伊利斯和曼提尼亚四国缔结了同盟，期限一百年。亚西比德因此再度当选将军。为确保下一次任期，他马上访问伯罗奔尼撒，引诱阿耳戈斯向埃皮达鲁斯挑衅，这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成员之一。

由于尼西亚斯也再度掌权，所以这次侵略行动的后果减轻了。虽然如此，雅典仍维持与阿耳戈斯的同盟关系，斯巴达人当然不满，所以派军队援助埃皮达鲁斯。雅典提出抗议，认为他们破坏了和平。斯巴达更表愤慨，就由其国王阿吉斯率领大军进入阿耳戈斯，直至雅典军来援，他才开始寻求决战。公元前四一八年，双方进行了曼提尼亚会战，雅典和阿耳戈斯大败。

这次决定性胜利使斯巴达重振声威。雅典撒出埃皮达鲁斯，四角同盟被迫解散。阿耳戈斯被迫与斯巴达缔结为期五十年的同盟条约。种种挫败使某些雅典人提出放逐尼西亚斯。亚西比德也感到震惊，就率领他的党羽加入拥护尼西亚斯的圈子。

公元前四一七年春初，斯巴达推翻了阿耳戈斯的民主政体，强迫阿耳戈斯人接受僭主政治，不久这些僭主即被人民赶走，又重建了民主政体。于是亚西比德又劝诱雅典与阿耳戈斯重订盟约，这次又是为期五十年。

次年六月，西西里岛的塞杰斯塔(距阿尔卡莫不远)派使节来到雅典，请求雅典人干涉他们与西里纽斯城之间的战争，同时提出一个更大的计划——阻止叙古拉在西西里的扩张。他们保证援助费用由塞杰斯塔承担。雅典派出一个代表团去调查该城财政情况。塞杰斯塔人给了他们六十“塔兰特”（古币名），并请他们参观了其他财宝，代表们回来报告说该国可以担负得起战争费用。亚西比德认为这个计划可以使他大出风头，因此极力劝说国会派兵去西西里。结果派出六十艘船，由三位将军——尼西亚斯、拉马科斯和他本人——指挥。

尼西亚斯反对这个决议，他指出到这样遥远的地方去作战太不明智，因为希腊境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战争。但是亚西比德却有惊人的野心，他希望一举征服西西里和迦太基，不仅使他自己发大财，同时也可扬名天下。他全力支持这个计划，并且对人民动之以情，他说：“躲避优势敌人的攻击并不能够息事宁人，必须先下手阻止敌人攻击。我们无法确定我们的帝国到底应扩张到哪里为止，但我们现在只能前进而不能后退，不是我们统治别人，就会被别人统治！”

尼西亚斯想方设法夸大其辞，指出计划实在不切实际，想让人民望而生畏。但是人民已经群情激昂，他们丧失了理智。虽有少数人心里不赞成这个计划，但是又怕被说成是不爱国，所以不敢反对。于是马上进行准备工作。远征军出发前几天，一夜之间，所有赫尔墨斯的牛身塑像——竖立在神庙中和私人房屋门外——都被毁坏了。虽然没人知道是谁干的，但大家都怀疑亚西比德。他立即要求举行聆讯，可是他的政敌害怕军队站在他那一边，因此他们设法使审讯延期，让他到西西里之后再举行。他们计划趁他不在国内时，比较容易对他提出严重起诉，然后再召他回来应讯。

公元前四一五年六月，一切准备都已完成，舰队从比埃雷夫斯驶往克基拉，盟军部队早已集中在那里。然后远征军直驶意大利，共有一百三十四艘三层桨战船(雅典占一百艘)；一百三十艘运输船；五千一百名重步兵(一千五百名为雅典军)；一千三百名弓箭手(包括标枪和投掷手)；此外还有三十匹马。大约总计官兵二万七千人。他们的补给由三十艘运谷船和一百艘其他船装载。此外还有许多商船自愿随军出发去做生意。部队在雷吉姆——即雷吉阿——登陆，可是他们立即得到坏消息，因为塞杰斯塔的国库其实空空如也，连三十塔兰特也没有，就是说雅典的代表完全上当了。

叙古拉人接到远征军是以西西里为目标的报告，大家都不相信。不过有位将军赫莫克拉特斯却不以为然，他主张立即采取行动，他说：

“如果所有西西里人——至少包括我们自己，其他盟国多多益善——让全部海军，带着两个月的补给开往他林敦（即今之塔兰托）和埃皮格亚角去阻止雅典人，让他们知道没进西西里必须先为穿过伊奥尼亚海而战，就可以让他们的陆军感到失望……照我说的做，可使他们不敢离开克基拉前进……或者由于出乎意料的打击，会使这个远征行动自动撤消，据我所知，他们中最有经验的将军根本不赞成这次行动，如果我们作出示威姿态，他可能就会凭这个借口知难而退。……除了先下手攻击，或告诉他们我们要英勇自卫以外，还可以营造恐惧心理，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已做好准备……。你们都知道藐视敌人攻击的最好手段就是勇敢地行动，但是就目前而论，最好有所警惕，开始准备，要真的视危险已经来临，这样才是最安全的保证。”

很少有人肯听他的，特别是主要民族雅典阿哥拉斯人更是如此。直到听说雅典人已在雷吉姆登陆，叙古拉人这才感到恐慌，大家于是同心协力进行准备工作。

塞杰斯塔的骗局一被拆穿，雅典人就召集战争会议，尼西亚斯提议进行一次示威，在展示雅典的权势之后，远征军马上返回希腊。亚西比德认为空手回去是一种耻辱，主张采取宣传战手段，鼓动西西里岛的其他国家反对叙拉古。最后轮到拉马科斯发言，他主张乘叙拉古没有充分准备和人民恐惧之时立即攻击该城。他的话很值得玩味：“一切军事活动在最初出现时最具恐怖性，如不立即展示出来而让时间拖延下去，那么人们的勇气就会恢复，他们就会以毫不在乎的态度来对待它。如果突然进攻，叙拉古人余悸未消，成功的机会也就越大。敌人看到我军数量如此庞大，就会想到今后的悲惨结局，特别是对眼前的危险可能会发生完全的恐慌现象。”

尽管他这些话说得虎虎生威，可亚西比德的意见仍然为大家所接受，于是他们用尽各种手段来争取西西里的城市。但所有企图都失败了，没有一个重要城市对雅典表示友善，甚至连半友邦的卡塔拉(即卡塔尼亚)，原定把它作为西西里岛上的立足点，完全靠使诈才占领了它。

雅典人在卡塔拉获得立足点不久，从雅典开来一艘差船萨拉米尼亚号，命令亚西比德立即回国受审。他同意回国，可是回国途中，在图里港时——一个意大利南部城市——他逃脱了监视，上了一条开往伯罗奔尼撒的船，逃往斯巴达。雅典人就缺席判他死刑。尼西亚斯和拉马科斯可以照他们自己的意见自由作战了。

叙拉古因为未受攻击，已经恢复镇定，开始轻视敌人。敌人既不来攻，他们恢复信心之后，就召集将领，命令他们领兵向卡塔拉进攻。尼西亚斯听到消息，决定设法让他们更加轻敌。他的意图是当敌军一进入卡塔拉，就把部队撤回船上，在黑夜掩护下驶入叙拉古的大港，并占领奥林匹亚门正东的阵地。他又贿赂了一个卡塔那土人，此人在叙拉古人眼中地位很高，他把一个假情报送给敌人，说雅典人的警戒非常松懈。

卡塔那在叙拉古以北方约三十哩，它的新城建在塔普苏斯湾与大港之间的海角上面，大港的出口在奥尔提吉亚与普里米流门之间，约有半哩宽。奥尔提吉亚从前是个小岛，现在成了半岛，就是旧城，在它正北是小港，这个城伸展到海角东端的大陆，那个叫作阿切拉迪那的地区时，就有了城墙，这两个城，现在一个叫内城，一个叫外城，中间被一个坟场隔开，耸立着阿波罗的雕像。在阿切拉迪那以西是埃皮波莱高原——阿切拉迪那本身就位于高原东部。高原的南北两面十分险峻，所以军队要进入这个高原，就非要通过三个“门”不可：在北面通过托吉拉斯，在南面通过提米尼提斯，最西面要通过欧尔亚拉斯。埃皮波莱之南和大港以西是阿那普斯平原，因为阿那普斯河穿过那里而得名。

对卡塔拉的突袭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叙拉古军就出发了，他们刚一启程，就有人用讯号通知尼西亚斯。他命令部队上船，乘夜溜进了大港，并在阿那普斯河以南登陆，在那里建立营地，抢在叙拉古军赶回之前，环绕着他的船只建筑了一道鹿寨。敌军赶回之后就面对他安营。

第二天，双方准备会战。叙拉古军把重步兵摆成十六列方阵，另将一千二百名骑兵放在右翼。尼西亚斯没有骑兵，也害怕敌人的骑兵，所以把总兵力的一半，在前面摆成八列纵深的方阵，在方阵后面靠近他的营地处，他用另一支兵力组成一个空心方阵，每边也是八列，而把随营人员放在中间。这个预备兵团奉命保持警戒，随时准备支援遭受打击最重的友军。很明显，这是一个对抗骑兵的阵势。

会战由弓箭手和投掷兵的接触展开序幕，他们在重步兵掩护下互相接近。阿耳戈斯军冲向敌人左翼，而雅典军则进攻敌军中央，若非叙古拉骑兵阻住了雅典人的追击，他们将大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会战之后不久，冬天降临，面对敌人骑兵，尼西亚斯不敢停留在阿那普斯平原，于是驶返卡塔那，就在那里宿营过冬，并派一艘快船回雅典，要求明年春天增派骑兵。此时，叙拉古人也得到教训，知道用匆忙召集的乌合之众难以对抗训练有素的精兵，也开始操练他们的重步兵。同时，他们也派使臣到科林斯和斯巴达去要求援助。此外，他们开始在提米尼提斯筑城以妨碍敌人在城墙外西面建筑一道对垒城墙，并确保埃皮波莱高原的南门。

叙拉古使节到了伯罗奔尼撒之后，马上就得到亚西比德的帮助，他不仅把雅典的计划告诉他们，而且也促使斯巴达采取行动。因为斯巴达还不愿意破坏与雅典的和平关系，亚西比德就建议他们派吉利普斯去指挥叙拉古军，至于科林斯本就和雅典处于战争状态，当然应允派遣援兵。

公元前四一四年五月，尼西亚斯和拉马科斯已从雅典获得二百八十名骑兵，同时他们在拉克索斯和塞杰斯塔两地又召募到四百名骑兵，于是开始准备夏季战役了。

如他所料，下一次打击将出现在同一个地方，所以赫莫克拉特斯据守奥林匹亚门，为阻止敌人从北面取道托吉拉斯和欧尔亚拉斯进入埃皮波莱高原，他又选了六百精兵，由狄奥米拉斯率领去防守这些隘路。这天上午，这支部队尚未占领隘路之前，他先在阿那普斯平原检阅这支他们，可是尼西亚斯和拉马科斯于此时发动了进攻。他们并未在大港方面登陆，而是乘黑夜调动了舰队，使部队在里昂下船，在那六百人尚未赶到之前就占领了欧尔亚拉斯。狄奥米拉斯和赫莫克拉特斯先后赶到，双方开始交战，结果又是叙拉古军大败，被赶进城里。

城外既无敌踪，于是尼西亚斯和拉马科斯立即着手在拉布都伦建立要塞基地，而在塞基附近建筑一个中央堡垒，这就是修昔底德所谓的“圆圈”，以此为起点，他们又建了一道“对垒”的城墙，向北推进到托吉拉斯，向南推进到大港。这个围墙完工之后，叙拉古在陆上就完全被包围了。为了阻止围墙南端的建筑，叙拉古人在提米尼提斯西边建立一道对抗的城墙。但是当他们的警戒松懈时，雅典人突然冲上去，把这个完成了一半的工程完全折毁，把所有材料都夺走了。他们还把叙拉古城中供给饮水的地下水管破坏掉。

接着，叙拉古人又从城墙开始，越过提米尼提斯西南的沼泽中部再建立一道对抗墙——由栅栏和壕沟组成——以阻止雅典军把城墙延伸到海边。雅典人发动攻击，他们的舰队环绕着航行，从塔普苏斯又进入大港，拉马科斯率领一支强大部队从埃皮波莱南下，把木板铺在泥泞松软的沼地上，到拂晓时攻占了栅栏和壕沟。接着又是一场战斗，叙拉古军又溃败了，但是雅典却遭受了无法补偿的损失，拉马科斯在沼地战斗中阵亡了。同时，叙拉古也攻击那个“圆圈”，他们希望那里守卫单薄。虽然他们未能攻克这个要塞，可是拆毁了大约一千呎长的城墙。

叙拉古的情形现在已经十分危急，所以他们私下已经在与尼西亚斯谈判，同时指控将领无能祸国，免去了赫莫克拉特斯的职务。

在这之前，吉利普斯和科林斯的援兵已经到了路卡斯，这是伊奥尼亚海里的一个岛。吉利普斯把舰队留在后面，自己兼程驶往卡拉布里亚的罗克里城。在那里他得知叙拉古尚未完全被围，于是他兼程赶往西西里岛上的希米拉。他说服了希米拉人加入战争，短时间之内，他组成了一支部队，约有二千多名重装和轻装步兵以及一百匹马。

此时，留在路卡斯的科林斯舰队也向叙古拉进发，到达那里的第一艘船上有位冈吉拉斯将军，当他一登岸就发现叙拉古人正召开大会以决定是否应该结束战争。他马上加以制止，叙古拉听了他的致词，又恢复了勇气，决心等吉利普斯的陆军一到就合作破敌。

准备好了之后，吉利普斯立即向叙拉古进发，他又碰到难得的好运，发现欧尔亚拉斯隘路居然没有设防，他马上占领这个隘路，并越过埃皮波莱高原向前推进，不久就与叙拉古军在“圆圈”以北会师，那里是雅典围墙没能达到的地方。他发现叙拉古人的秩序非常混乱，虽然如此，他还是用突袭攻下了拉布都伦，随后他就开始建筑一道对抗城墙，从叙拉古向西延伸，通过雅典围墙已经完成的终点与托吉拉斯之间的缺口，一直横断埃皮波莱高原直到欧尔亚拉斯为止。这个工程一旦完成，就不仅切断了敌人的陆上交通线，并且把埃皮波莱的北半部也加入了叙拉古的防御体系，这样该城与内陆就可连成一气。

为什么尼西亚斯不立即重新打开陆上交通线，历史没有记载。但由于他没有做到这点，所以只有完全仰赖舰队补给陆军，为了在大港中能够自由出入，他占领普里米流门并建立要塞，并在那里建立海军基地。

此时，吉利普斯仍然利用雅典人采集好的石块埋头建筑长城，接着双方进行了两次战斗，第一次仍是叙拉古军战败，第二次雅典军却受到重创，于是吉利普斯的长城就安然通过了雅典的工事，从此之后，即令雅典在野战中能够获胜，也无法包围城市。

这次重要战斗之后，科林斯舰队在埃拉西尼德斯指挥下从路卡斯赶到了。它避开在普里米流门港外的雅典警戒船，驶进大港，就在那里让增援部队登陆。

现在夏季已经结束，尼西亚斯派人把冗长而悲观的报告送回雅典。他报告说，在陆上，现在被围的是他自己而非敌人；船只已经朽烂，海员消耗殆尽，为了燃料、粮秣、饮水都必须经过战斗；他也无法招募到海员，如果意大利的市场再停止补给供应，饥饿就足以迫使他放弃战役。此外，由于西西里岛上正蕴酿一个大同盟组织，而伯罗奔尼撒可能会有新的援军到达，所以他说：“你们要立即决定，或是把我们召回，或是再派一支强大的海陆军前来，并且要携带大量的金钱和可以接替我的人，因为我正患肾病，已经支持不下去了。但是无论如何在春季来临之前必须有所行动，决不可再有所延迟……”

雅典不愿放弃围攻，认为这有损国威，因此决定派遣第二次远征军，由欧利米登和德谟斯提尼率领。欧利米登定于十二月出发，有十艘船和二千名海员，而德谟斯提尼则负责召募远征军。为阻止这一行动，斯巴达于公元前四一三年三月重开伯罗奔尼撒战争。在亚西比德的怂恿下，他们派阿吉斯挥军进入阿提卡，攻占了德西利亚。在冬季，二十五艘科林斯战船在鲁帕克图斯拖住了二十艘雅典船，直到装载重装步兵的商船已经从伯罗奔尼撒出发很久才放他们走。

吉利普斯开始了春季攻势。他在陆上已经获得主动权，决定攻占敌人在普里米流门的海军基地，以赢得海上主动权。他决定用舰队佯攻，而用陆军进行主攻。在黑夜掩护下，他把陆军移到可用骑兵保护的阵地上，同时又能不为敌人发现，只等接到信号，就开始向普里米流门突击。他又把舰队分为两个支队，一个支队四十五艘船，另一个三十五艘船，前者以小港为基地，后者以大港为基地。两个支队同时出海，连成一线向敌人海军基地进攻，目的是要把敌军从陆上防线引到海岸边来，然后发出信号，让陆军发动突击。

在无钟表的古代，从分开的基地实行联合作战总是极为冒险。而这次作战尤其如此，因为叙拉古海员的技术不如雅典。结果这两个支队尚未能连成一线，雅典已经出动六十艘战船，于是在大港进行了长时间苦战。这时，不出吉利普斯所料，许多雅典人从陆上防线跑到海边观战，他判断主要堡垒的兵力已经很空虚时，就命令发出信号，放陆军出来进攻。叙拉古陆军立即从埋伏处跃出，向普里米流门的斜坡冲去，攻入雅典人的防线。但这时雅典舰队也击败了叙拉古舰队，击沉七艘敌船。

对雅典人来说，丧失海军基地是极大的悲剧。修昔底德说这是他们溃败的最主要原因。所有粮食，补给和海军的樯帆绳索都丢光了。港口已不再属于他们，为保持海上交通线畅通，每天都必须作战。更糟糕的是，现在他们被迫回到大港的旧基地，将来必须要在狭窄的海面上作战，这就使他们优秀的海上技术无法充分发挥。

这一战之后，双方都开始加强大港的海军基地，把大木桩钉在海底，让舰队可以躲在它们的后面。这就是所谓“木桩战争”。修昔底德说雅典人把一艘载重一万塔兰特(即二百七十五吨)的船只驶到叙拉古木桩边，船上装有木质炮塔和障壁，把绳索栓在木桩上，把木桩拉毁。因为有许多木桩并未露出水面，必须用潜水人员去把它们锯断。这样彼此对抗，用尽各种技巧。

叙拉古人得知德谟斯提尼的第二次远征军已经从埃伊纳出发，就决定在他到达之前，再进行一次舰队战斗。准备在大港之内进行，由于空间狭窄，雅典人难以施展他们的惯用战术。他们加强了的船头以便与敌军对撞。吉利普斯这一次的计划又是陆海双方同时进攻，而以陆军佯攻。

战斗开始，叙拉古人分别从城中和奥林匹亚门向雅典的设防营地和海军基地同时进攻，这样就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使其忽视海上戒备。接着就出动舰队，于是混乱之中，雅典海员纷纷从岸上赶回船上，匆匆驾了七十五艘战船去迎击敌人的八十艘船。

这一战就是三天。第一天是游击式的小战，目的很明显，是要使雅典海军疲于战斗。第二天双方没有接触，于是尼西亚斯乘机修补毁损船只，在他的基地前方，每隔两百呎，沉了一线商船，构成一个“封闭的外港”，目的是使战船受伤后可暂时到这里避难。

第三天，叙拉古人又从陆海两面大举进攻，但没有什么进展。有个科林斯舵工皮尔希卡斯建议采取下述计策：首先从城中把水手的午餐运到海岸边，接着摆脱海上战斗退到港中，让水手们迅速进餐，而当敌人撤回基地用餐时，不等他们吃完，马上让舰队向敌人发动进攻。

他们采取了这个计策。雅典人看到敌人突然撤退，以为他们已经支持不住，于是也返回基地，海员们纷纷上岸去找东西吃，以为这天的战事已经结束。接着，修昔底德记载了下述战况：

突然，叙拉古人又驾着战船向前进攻；雅典人处在极度混乱之中，有许多人还是迅速回到船上，经过很大困难，才开出海来迎击敌人。有一段时间，双方都避免接战。最后，雅典人决定不等自己的锐气被磨蚀，于是发出呐喊，向前进攻。叙拉古军立即应战，依照原定意图，采取对撞战术，把雅典前排船只撞毁了一大半。甲板上的标枪手也使雅典人遭受了很大损失，而更厉害的是叙拉古人坐着小船，钻到雅典大船桨架下，用标枪刺杀雅典水手。

这些奇袭战术非常成功，使雅典船只掉头逃走，躲到商船后面，叙拉古舰队乘胜追击，但被雅典船上所装的投掷机所阻击。（注：这种用杠杆原理，把铁块和石块抛向敌船甲板的机械，在这一战中击沉了两艘叙拉古战船。）虽然雅典人损失不到七艘船，但这却是个决定性的会战，因为雅典舰队的士气被彻底毁灭了，叙拉古人赢得了海上的主动权。

公元前四一三年七月，德谟斯提尼和欧利米登率领的第二次远征军开入大港，共有七十三艘战船，五千名重装步兵，三千名弓箭手，加上投掷和标枪兵，总数约一万五千人。他们的到达使雅典人士气大振，而叙拉古人则颇感惊恐。因为尼西亚斯已是一个病人，所以战争改由德谟斯提尼指挥，他一分钟都没有耽搁，因为他想尽量利用他带来的锐气和造成的乐观心理。他认定除非占领吉利普斯在埃皮波莱高原上修建的城墙，否则不可能继续进行围攻。为了肃清通向高原的隘路，他先把叙拉古人赶出了阿那普斯平原。然后用他带来的攻城槌，对敌人的长墙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攻击，但这次攻击失败了，因为敌人烧毁了他的攻城槌。最后，他打算乘黑夜重新占领欧尔亚拉斯，迂回长城右翼。攻势预定于满月之夜进行，一旦攻占欧尔亚拉斯，立即向阿切拉迪那前进，这样向托吉拉斯延展围墙的工作可以继续下去。

计划的第一部分顺利完成了。欧尔亚拉斯在突袭之下被攻占，可是当雅典人忙于拆毁对抗墙时，叙拉古军也赶到了。最先他们被雅典军击退，可是他们再度进攻时，双方阵线绞在一起，混乱不堪。在今天的夜战中，这种情形也很普通。当预备队在后面跟进时，部分前线雅典军却因为恐怖而向后溃逃。于是这些预备队也被感染，转身就跑，这就使德谟斯提尼的进攻遭到了惨败。

现在除了解围回国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尼西亚斯虽然也同意不再进攻，却劝德谟斯提尼暂时别走，他说叙拉古城里有批人，很想出卖该城，并不断与他联络，叫他们不要解围而去。

这样拖了差不多快一个月时间，敌人的增援也到达了，必须作出决定了。雅典人秘密地计划和准备撤退。远征军撤走那天本应是满月之夜，可是突然出现了月蚀（公元前四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部队和海员都认为这是凶兆，拒绝上船，要求他们的将领等待一个吉日再走。不幸尼西亚斯本人也极为迷信，就同意他们的意见，决定等过“三九”之期再走。

这个自杀性的决定传到吉利普斯那里，他马上就利用这个好机会，虽然他只能集中七十六艘战船，对敌人的八十六艘，但却向雅典的海军基地进攻。欧利米登指挥雅典海军右翼，企图迂回叙拉古军左翼，结果与雅典军的中央部分脱节，结果受到包围，与他的支队同归于尽。接着中央部分也被敌人渗透，雅典舰队在混乱之中被击退，沿着大港海岸逃走。但雅典陆军却击退了敌方派来俘虏水手的部队，救出了不少海军人员。雅典一共损失了十八艘船，叙拉古人尝试用火船烧毁那些逃回基地的船只，但没有成功。

吉利普斯看出敌人惟一的出路就是冲出大港，逃回国去。为防止他们逃走，他把战舰和商船锁在一起连成一线，封锁了港口。

雅典人现在缺乏补给，到处都对他们充满敌意，同时不断受到敌方骑兵骚扰；不出吉利普斯预料，他们召开战争会议，决定从海上突围，这是惟一可行的出路。所以雅典人就缩短其陆上防线，把部队尽量装上船，从海上突围。打赢了就退往卡塔拉，否则就烧掉船只，改从陆路退往所能到达的最近友邦。尼西亚斯是资深将领，所以由他率少数陆军担负断后的光荣任务。德谟斯提尼、米南德和欧昔狄莫斯则均领军由海上退却。他们一共还有一百一十艘船，能不能作战的都计算在内。

九月十日，这三位雅典将领率军作最后冒险。他们直向大港口的狂浪驶去，他们的前面中央是科林斯支队，两翼为叙拉古的主力舰队，构成一个新月形。叙拉古方面一共只有七十六艘船。把科林斯支队逐退之后，雅典舰队就到了封锁线，当他们通过这些障碍物时，叙拉古舰只却从各方撞来。结果又是一场混战，修昔底德没有太多叙述，只说了这样一段话：由于这么多船在这样狭窄的空间交战（在这个狭窄空间，作战船只的数量差不多有二百艘，这是史无前例的。），一切正规的攻击方式都不适用，船只几乎没有后退和脱离阵线的机会；船只互相碰撞，乱成一团。

这一战的结果是叙拉古人大获全胜，雅典人损失了五十艘船，他们的敌人却只损失二十六艘。

这次惨败并未使雅典将领胆寒，他们认为仍然还有六十艘船，敌人却只有五十艘，所以决定再放手一搏；可是水手们却拒绝上船，要求从陆路撤退。本来他们应乘敌人狂欢庆祝胜利时马上动身，可是却拖延了三十六小时，因为赫莫克拉特斯散布谣言说他们的退路已被遮断。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时间，以等待叙拉古城中的庆祝活动结束。

最后，雅典人把伤患人员留在后面，开始撤退。陆军用一个中空的正方队形行军。尼西亚斯领先，接着是德谟斯提尼的部队。重装步兵在外侧，辎重和其他人员夹在中间。全军渡过了阿那普斯河。第一天，由于不断受到敌人攻击，总共走了不到四哩路。第二天还没走到二哩，发现退路已被敌方强大兵力切断。以后两天中，雅典军想击退叙拉古军，结果又失败了，于是打算换另一条退却路线，准备沿着卡西帕里斯河走。他们故意留下营火不息，乘着黑夜遛走，到了通向希罗伦的海岸道路。尼西亚斯仍然先行，但德谟斯提尼的部队却在恐慌中搁误了，被留在后面。到正午时，两军相距有五六哩远，德谟斯提尼的部队在一个有卫墙的地区——波里齐拉斯家园——被敌方骑兵包围了。敌人向德谟斯提尼提出要求，只要他们肯背叛雅典，可以给予他们自由。德谟斯提尼拒绝了。直到情况完全绝望，在得到全员生命保证之后，他才投降——一共还剩六千人。

尼西亚斯的命运也完全一样。他走到埃利流斯河时，发现前路已被敌人切断。他突出重围，又走了三哩，到了阿西那鲁斯河。在那里，他的部队散开行列，纷纷冲往河边饮水解渴。接着又被敌人包围。在水边挣扎一番，全军只剩一千人，于是尼西亚斯只好向吉利普斯投降。

雅典大约派了四万五千到五万人的海陆军到叙拉古去，残存的就只这七千人。他们被放逐在采石场中做苦工，生不如死。叙拉古人违背了吉利拉斯的诺言，尼西亚斯和德谟斯提尼都被杀害。

修昔底德说：这一战在整个希腊史上都是最伟大的杰作。胜利者极为光荣，失败者极为悲惨。他们被完全击碎，损失极为惨重，陆军、舰队，所有一切全都毁了，没有几个人能逃回家去。

失败虽然如此彻底，但原因并不是战略错误，而是战术执行方面极其愚蠢。把战争的史实放在一边来看，这个战略实在是很卓越的：它足以补足雅典人力的缺乏。由于人力缺乏，雅典无法在陆上与敌人争雄，所以最好是以切断资源的手段——谷物，油类和贸易——来打击敌人的人力优势。虽然斯巴达——不像科林斯和雅典那样——是一个人口过多的城市，但依照修昔底德分析，战争主因之一的确是为了阻止西西里的粮食向伯罗奔尼撒输出。我们可以认定西西里作为补给来源对斯巴达和科林斯的重要性，与乌克兰对雅典的很需要性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墨西拿海峡的控制权，对于斯巴达和科林斯的重要性，也正如赫勒斯滂对雅典是一样的。所以，当公元前四一五年的夏天，雅典人既已决定攻占叙拉古，作战要点就变成了战术性时间的问题了。占领工作是愈快愈好，以便参战兵力能尽早撤回对付斯巴达。如果当时听了拉马科斯的忠告，无疑第一次攻击就可能使叙拉古陷落，接着所有主要的西西里城市也就会向胜利者投降。结果伯罗奔尼撒的粮食来源即可完全切断，面对着凯旋归来的雅典陆军，斯巴达和科林斯就无法在战场上维持足够兵力来争取胜利了。所以，雅典尽管在人力方面处于劣势，但却可能不经战斗就使这两个国家屈服。

如果接受上述分析，那么这次惨败就直接归罪于亚西比德这个人，开战之初他就反对拉马科斯，并且迷惑了尼西亚斯，采取所谓宣传战来代替战术性作战。现在在另一个更大的灾难中，他又要担当主角，这次事情发生在赫勒斯滂——这是雅典帝国的脐带。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

无可避免的，当雅典舰队和陆军在西西里被歼灭之后，整个雅典帝国的核心都已受到震动。萨拉米和普拉提亚会战的收获全部都输光了。欧波亚，莱斯波奥斯和希俄斯都叛变了；斯巴达开始向海上发展，已建造了一百艘战船，而波斯也企图收回失去的爱奥尼亚领土。

这时，波斯的国王是大流士二世(公元前四二四——四〇四年)。萨迪斯的总督是提萨费尼斯，赫勒斯滂·弗里几亚的总督为法拉巴佐斯。这两人纯粹为自私自利的原因，都派代表到斯巴达去，一个要求斯巴达支援希俄斯，另一个劝说它在赫勒斯滂采取行动。亚西比德正在爱奥尼亚鼓励那些地区背叛雅典。大部分是由于他的活动，斯巴达人居然与提萨费尼斯缔结了同盟，并承认大流士对爱奥尼亚境内全部希腊城市的统治权。后来亚西比德返回斯巴达，由于他引诱阿吉斯的妻子，这位国王一怒之下命令将他处死。风声走漏，亚西比德马上逃往萨迪斯，又劝说提萨费尼斯与斯巴达断绝关系，而改与雅典交好。他希望此计一旦成功，雅典一定会感谢他的功劳，让他回国。

他是这样建议的，只要雅典改变政府制度，改行僭主制，波斯国王就在财政上支援他们。因为雅典人现在最需要的东西就是钱，他力劝他们修改宪法。虽然留在萨摩斯的雅典舰队依然效忠民主政治，但也赞成与波斯缔结同盟，所以他们召回亚西比德，赦了他的旧罪，并选举他为将军。差不多与此同时，法拉巴佐斯邀请伯罗奔尼撒舰队去访问赫勒斯滂。在公元前四一一年，这支舰队与雅典舰队，在辛诺塞马角发生战斗，结果被雅典人击败。由于同盟国被击败，提萨费尼斯恼羞成怒，当亚西比德再去访问他时，他就命令将其拘押。但是亚西比德又一次逃脱了，在公元前四一〇年，他与提拉米尼斯和特拉西布拉斯合作，在规模空前的库齐库斯（在马尔马拉海中）海战中，击毁（和俘获）了六十艘斯巴达战船，并且解除了该城的包围。

大败之后，斯巴达寻求和平，但雅典却拒绝了。此时在克莱奥丰——他是民主党也是主战派的领袖——领导之下，雅典已经恢复了民主政治。在马尔马拉海继续着战争，雅典人在亚西比德的有力领导下不断获胜，直到再次完全控制了赫勒斯滂，恢复了帝国的脐带。

由于种种挫败，加上两位总督的无能和互相妒嫉，大流士只好指派幼子居鲁士去总管爱奥尼亚的一切事务。此时，斯巴达也任命了来山德为舰队司令。他是居鲁士敬重的那种人，因为东方人无法用贿赂来收买他。

他们谈判之时，亚西比德于公元前四〇七年回到雅典，受到人民热烈欢迎，他也再次被选为将军，并由其指导战争。可是人民欢呼他为救主不久，雅典舰队在诺提翁监视以弗所时被来山德击败了。人民又对他大起反感，选举了柯农代替他。亚西比德预见到危险，躲到赫勒斯滂的一个堡垒中，这说明他有先见之明，早就预备好了这个避难所。

在下一个冬天，伯罗奔尼撒的舰队实力已经大大增加，当来山德十二个月的任期届满之后，卡利克拉提达斯接替了他，所率的战船已经增加到一百四十艘。他率领全部船只，迫使柯农在米蒂利尼海外接受会战。雅典又遭大败，七十艘战船之中被击沉了三十艘，其余四十艘被封锁在米蒂利尼港内。

这次大败使雅典岌岌可危，存在卫城神庙中的金银都被溶化，用来建造一支新舰队。奴隶志愿从军者可以获得自由。这样又组成一支拥有一百五十艘战船的舰队，前往援救米蒂利尼。卡利克拉提达斯听说这支舰队来到，就把一百七十艘战船中的五十艘船留下继续封锁米蒂利尼，然后亲自率领其余战船，驶到莱斯沃斯南面的阿吉鲁萨群岛的附近去阻击雅典舰队。这一战(公元前四〇六年)使他遭到决定性失败，损失了七十艘战船，他自己也战死了。突如其来的风暴阻止了雅典军追击，否则整个斯巴达舰队都会遭到歼灭。雅典也损失二十五艘船，由于风暴，他们无法救起那些攀援在破船上的水手。

这次胜利使雅典重获爱琴海东部的控制权，并使斯巴达再度求和。由于受到克莱奥丰的影响，雅典人再次拒绝了，接着发生了惊人的不幸事件。因为在阿吉鲁萨之战未能救回那些船沉遇难的水手，雅典人对舰队的指挥官们燃起了猛烈的怒火。问题提到公民大会，八个指挥官被判死刑，有六个——包括伯利克里之子——已经被处决了。其余两人则设法逃走。不久，如民主政治惯常的那样，雅典人追悔了，又通过一个法案，把那些欺骗人民的人在交付审判前先行禁闭。五个人被捕，后来又都逃走了。

因为雅典拒绝和平，居鲁士力促斯巴达当局任命来山德为伯罗奔尼撒舰队的指挥官，由于斯巴达法律禁止同一个人两次出任总司令，只好任命一个名义上的总司令，由来山德做副手，这个困难才迎刃而解。来山德到以弗所去，居鲁士请他到其垂死的父王床前，把他那一省的行政大权全部托付给他，让他拥有征税的全权。有了这些财源，来山德不久就使他的战船数量增加了一倍。

公元前四〇五年，他驶出以弗所，先到罗德岛，转过来再沿着亚洲海岸到了赫勒斯滂。他发现兰普沙卡斯毫无戒备，就立即加以围攻，目的在于截断雅典的庞廷贸易路线。

柯农正在攻击希俄斯，他听说兰普沙卡斯被围，立即率领一八〇艘战船去救援。在他到达西斯塔斯之前，该城即已陷落。柯农决心强迫来山德接受会战，于是驶往伊哥斯波塔米，该地在西斯塔斯以北，相距只有几哩，并面对兰普沙卡斯。在那里，他的水手们准备就餐。

第二天，来山德率领大约二百艘战船出现在兰普沙卡斯，对战斗作了充分准备，但命令他的水手暂时不要出海。雅典人也准备好了，划到兰普沙卡斯，可是因为来山德不肯应战，他们又返回原地。来山德却派了侦察船跟在后面，侦察敌人在陆上干什么。

雅典人一连四天挑战，而来山德始终拒绝应战。此时，亚西比德从附近的堡垒赶来，根据他的经验，知道来山德足智多谋。当他知道雅典舰队停泊在开阔的滩头，而一切补给都必须从西斯塔斯去采办，而斯巴达人却可从兰普沙卡斯获得补给，他就向柯农建议，说他们这个停泊地点实在不好，劝他们移到西斯塔斯去，那里有港口和城市庇护，这样就进可攻退可守了。但是这些将领却请他滚开，他们说现在是他们而并非他亚西比德在指挥。

第五天，雅典人又驶出伊哥斯波塔米，来山德命令他的侦察船一看到雅典人回头往西斯塔斯获取补给，就马上用盾牌反射日光发出信号。他接到这个信号，马上就用最快速度率领全军出海追击。柯农看见敌人舰队前进，立即命令所有人员就位备战。但是因为人员都已分散，岸上到处是人，匆忙之中，有的船上只有两排桨有人摇，有的只有一排，有的简直一人都没有。柯农自己的旗舰，与另外七艘战船，总算人员齐整，他们排成密集队形出海，另有一艘传令船巴拉鲁斯号，也跟着一起走。其余船只都在滩头被来山德俘获。岸上的水手除少数躲在附近的要塞内，大部分也都被俘。柯农率领九艘船逃走，他知道雅典已经完了，他驶到兰普沙卡斯海角，在阿巴尔尼斯夺到属于来山德舰队的风帆，（注：希腊战船在准备会战时，都要把风帆卸下来。）然后率领着八艘船驶到塞浦路斯的欧哥拉斯去避难。而那艘传令船巴拉鲁斯号则开回雅典，把消息带回国去。

根本就没有战斗，这就是所谓伊哥斯波塔米之战，一百七十艘雅典战船搁在滩头上，全部被俘。被俘人员约三四千人因为他们所犯的暴行全被屠杀，他们曾经决定胜利后要把他们俘虏的敌军一律砍去右手。

胜利之后，来山德就驶往拜占庭和卡尔西登，这些城市都自动开门迎降。他对这些守兵以及一切移殖到海外或在国外服务的雅典人，都加以安抚，并把他们都送回雅典。他知道在雅典城和比埃雷夫斯地区的人口愈多，他们的粮食供应就会感到更困难。

巴拉鲁斯号将坏消息带回雅典，全城为之震惊，那一夜没人能够安睡。第二天上午，召开公民大会，决议封锁港口，修理城墙，使全城进入围城战状态。尼西亚斯的兄弟欧克拉提斯被选为统帅。

斯巴达的第二国王保萨尼亚斯征调了整个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兵力。除阿耳戈斯以外，其余各国兵力都集中在德西利亚，加入阿吉斯的部队。他们从那里开往雅典，从陆上包围了该城。其后来山德又率领舰队到达，一共一百五十艘战船，从海上对雅典加以封锁。雅典已经被完全包围，敌人现在所要做的就是等候饥饿来为他们获得这个城市。

于是又开始谈判，雅典提出的条件是允许他们保有城墙和领土，以加入斯巴达同盟为交换。斯巴达拒绝了，提出要求，要雅典人将城墙两面各拆去二千码。克莱奥丰曾两度拒绝了光荣和平的机会，这回他依然强硬到底。提拉米尼斯主动去会晤来山德，想获得较有利的条件，不过他的真正意图是希望拖延时间，让人民恢复理性。他在外面住了三个月，他不在城内时，饥饿开始工作。由于克莱奥丰的顽固，人民暴动把他杀掉了。

此时雅典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伯罗奔尼撒同盟手中。科林斯和底比斯主张把雅典彻底毁掉，把所有人都卖为奴隶。斯巴达反对这些野蛮建议，而提出下述的条件：长城和要塞应加以拆毁，一切国外领土全部交还，雅典的统治仅以阿提卡和萨拉米为界限。全部舰队都应交出。所有流亡者准许自由返国。雅典加入同盟并承认斯巴达的领导权。

雅典人接受了条件，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拒绝的余地。到公元前四〇四年四月，来山德的舰队驶入比埃雷夫斯港，所有流亡的雅典人也纷纷返国。接着伯罗奔尼撒人兴高采烈的，合着吹笛女郎的音乐动手拆除城墙。他们认为从这天起，是希腊自由时代的开始。

欧洲境内建立帝国的首次企图就这样结束了。这个帝国是用武力建立的，可是它的毁灭既不是由于武力，也不是由于内在的崩溃，而是由于群众心理的作祟。在西西里远征惨败后，雅典人最多能做的，不过是避免全面失败而已，所以他们绝对不应放过寻求和平的机会。但是魔鬼使他们丧失了理智，所以也无法确保这个帝国。他们不仅丧失了帝国，更惨的是由于帝国的丧失，希腊人的文化和政治领导权也随之而分裂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雅典帝国的失败“是由于群众心理的作祟”，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在我看来，不仅雅典帝国失败了，而且后来居上的斯巴达人、底比斯人甚至马其顿人都无法在希腊世界和希腊化的世界建立一个稳固的帝国，这里面肯定有一个比飘忽不定的群众心理更为深刻的东西。但那是什么呢？我认为那是宗教——希腊人的宗教不适合建立一个统一帝国！因为那是城邦宗教，不是万神殿或一神教。虽然希腊人也试图通过《神谱》编织一个全希腊的宗教秩序，但是希腊人实际崇拜的，还是保护他们城邦的那个神，所以他们效忠的也只是他们的城邦，而不是整个希腊。这与罗马人很不相同。因为罗马人在希腊人的基础上，建立了统一的万神殿，所以能够以此为核心建立世界帝国，并且由此进入了一神教，然后向所有的蛮族传播统一的秩序，从而为现代欧洲开辟了道路。

【大事记(二)：马其顿崛起】

虽然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宣布的目标是解放所有被雅典征服的国家。可是雅典联邦崩溃之后，斯巴达却把他们解放的国家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向伯罗奔尼撒境外扩张的政策开始替代传统的孤立政策。

他们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压制雅典的民主思想，在那里建立僭主政治。其次就是放逐他们的政治反对者，没收他们的财产。在雅典，除了许多流亡在外的人——其中多数在波斯避难——回来之外，也回来了许多军人。由于长期战争，古老的征兵制已经变成了常备兵制。和平来临之后，这些职业军人反而失业了。

这些人变成了佣兵，谁出的价钱高就帮谁打仗。其中就有色诺芬，他是雅典武士，也是苏格拉底的朋友，他与斯巴达将军克里尔库斯共同投效在居鲁士麾下。居鲁士是小亚细亚总督，他正计划推翻他的哥哥阿塔薛西斯，夺取波斯王位。居鲁士鼓动爱奥尼亚诸城背叛他们的总督提萨费尼斯。他集中了大约三万人的东方部队和一万三千名希腊佣兵，其中有一万零六百人是克里尔库斯指挥的重装步兵，于公元前四〇一年从萨迪斯出发，经过一千五百哩行军，他到了库那克沙——位于巴比伦以北六十哩——在那里他与阿塔薛西斯的军队遭遇。会战由希腊人首先发动进攻，几乎可说是势如破竹。居鲁士认为已经得胜——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就率领一小队的骑兵向前追击。他一心想亲手杀死他的哥哥，趾高气扬纵马前进，结果却被杀死。他的亚洲部队惊恐之余马上就溃散了。虽然如此，希腊佣兵却屹立不动，不久他们被包围了，可是拒绝投降。阿塔薛西斯不敢向他们进攻，希望他们赶紧离开，于是同意供给向导，由提萨费尼斯领他们回希腊去。返国途中，这个奸诈的总督用诡计把希腊将领与他们的部下隔开，把这些将领一网打尽，送给波斯国王，都加以处决。他以为这些失去领袖的希腊人可能会投降，但他还是不敢攻击他们，所以提萨费尼斯暂时按兵不动，采取观望态度，主要由于色诺芬的努力和劝告，他们恢复了镇静，选出新的将领，开始继续撤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万人远征”，在色诺芬的自传中有详细记载。在公元前四〇〇年初，经过历史上这个最著名的撤退之后，他们在特拉佩祖斯到达黑海海岸。

这个奇迹使所有希腊城市为之感动。从来没有一支希腊陆军进入过波斯帝国中心，进行了一次伟大会战，还能面对无数敌人安全退回国来，这就明白无误地指出，没有任何东方部队能挡得住由高度训练的希腊军人组成的军队。布里教授说这次战役是薛西斯入侵的尾声，是亚历山大征服的序幕。

后果马上出现了。那些希腊籍亚洲城市生怕提萨费尼斯回来，就向斯巴达要求保护。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就率军去援助他们。战争进入弗里吉和吕底亚，获得了相当成功，正当他梦想直捣巴比伦推翻阿塔薛西斯王朝时，在公元前三九四年，好梦却被柯农的再度出现惊醒。这个雅典败将在伊哥斯波塔米之战中逃走之后，成了波斯海军的总司令。八月，在尼多斯海战中，柯农使裴桑德指挥的斯巴达舰队遭受到决定性失败，同时也粉碎了斯巴达的制海权。

此时在希腊境内，斯巴达又与同盟国之间发生战争。苦于斯巴达的勒索，又受到波斯的支持，底比斯开始反叛，并与雅典、科林斯和阿耳戈斯结成同盟。公元前三九四年七月，在科林斯附近打了一仗，结果是斯巴达获胜。接着又苦战了八年，这就是所谓科林斯战争。阿格西劳斯此时已从亚洲回来，率军在柯罗尼亚再次击败联军。但他们还是被迫放弃了波提亚并撤回伯罗奔尼撒，就被封锁起来。

斯巴达认为敌人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有波斯援助，所以在公元前三九二年，他们派安塔尔西达斯去与波斯指挥官特里巴佐斯会晤，说如果波斯支持斯巴达，他们就承认“大王”对所有亚洲希腊城市的宗主权。这个建议起先没有得到肯定答复，直到公元前三八六年，波斯害怕雅典乘机复兴，才同意接受这个“可耻”的和平。依照条约，所有亚洲希腊籍城市和塞浦路斯岛都划归波斯；而波斯承认斯巴达在希腊境内的领导地位；任何不愿接受这个和约的国家都由波斯强制执行。这样一来，“大王”成了希腊诸国的仲裁者，永远保有干涉权利。

有了波斯支持，又摆脱了亚洲的复杂纠纷，斯巴达继续它的暴政。这就导致公元前三七八年底比斯再次叛变并与雅典缔结同盟。此时，雅典依照提洛同盟的方法，也已开始建立第二次海军同盟。与斯巴达的战争再起，底比斯这次成功地防御了本国，而雅典在海上也获得了相当大的胜利。公元前三七一年，交战诸国同意商谈和平，但斯巴达不承认底比斯代表波提亚全境的资格，结果底比斯愤然决定独力再战。所有希腊人都认为底比斯此举无异自杀。

如非底比斯出了名将埃帕米农达斯，败亡就会成为定局。他明确知道斯巴达人永远都不会改变其传统的“冲击”战术。这种战术成功的要诀就是保持完整的队形前进，使方阵中的长矛同时冲入敌军正面，他发明了一种新战术来阻止这种冲击，并设法使敌人方阵发生混乱。他的部队列成的阵势，不是与斯巴达军的正面平行，他组成的是斜行的战斗队形，左翼领先而右翼靠后。同时在左翼集中兵力，把纵深增加到五十列。其目的是想要用“超级”的冲击来对抗冲击，同时能够控制足够的预备兵力来迂回敌人右翼。公元前三七一年七月，他与斯巴达国王克莱奥姆布罗塔率领的大军在留克特拉——在波提亚南部，多姆弗里拉附近——遭遇，利用这种新战术使他们遭受到决定性失败。克莱奥姆布罗塔也阵亡了。这一战击毁了斯巴达的威望，昙花一现的斯巴达霸业就此结束。

底比斯的地位突然升高，在公元前三六九年到前三六二年，它居然有机会成就雅典和斯巴达没能完成的伟业，就是把所有希腊城市统一成一个国家。它建立了舰队，削弱了雅典的海上势力，而在埃帕米农达斯和派洛皮德领导下，获得了希腊的领导权。但是这种优势完全寄托在个人的有限生命上。公元前三六二年夏，埃帕米农达斯在阿卡地亚的曼提尼亚又使用同样战术再次击败斯巴达。可是此战对底比斯霸业而言却是致命打击，因为埃帕米农达斯在追击中被杀，从公元前三七九年起一直引导底比斯的光明熄灭了，它的海陆权力也就随之崩溃。这样，三个伟大的国家，雅典、斯巴达、底比斯都轮流失败了，没有一个能够统一整个希腊。接着希腊只能向外来的征服者屈服。这个征服者就是马其顿的菲利普。

菲利普出生于公元前三八二年，是阿明塔斯三世的第三个儿子，在他哥哥佩尔狄卡斯三世于公元前三五九年逝世时，他设法夺取了马其顿王位。从这时起直到公元前三三六年他去世为止，完全凭着其个人魄力支配一切事物发展。菲利普好动，精力过人，有远见也有心计，波莱拉斯说他的领土都是靠计谋而不是用武力获取的。他最好的传记作者霍加斯说他的原则是“诡计放在武力前面，最后才使用武力。”

公元前三六七年，他曾经在底比斯做人质，三年之中，他师从派洛皮德和埃帕米农达斯学会了许多战争知识。等他在纷扰不堪的马其顿建立了统一权威之后，这些知识对他就大有用处。然后他做了一件过去任何统治者没做过的事，就是从他那些封建化部落中创建了一支职业陆军，并赋与民族精神。正如霍加斯所说，他发展了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欧洲强国——一个武装的民族国家，具有共同的民族意识。

他进行的战争大致分为四个部分：(一)在马其顿东、北、西面的战争，这是为了建立作战基地。(二)在马其顿以南的战争，目的是控制色萨利。(三)为赢得色雷斯的支配权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控制权。(四)为伸展他的权威直达温泉关以南的整个希腊地区。

公元前三五八年，他与伊利里亚各族作战；公元前三五七年，他占领了斯特律门河边过去雅典的安菲波利斯殖民地和潘盖厄姆金矿，这个金矿对他具有重大价值。大概就在这时，他与伊庇鲁斯国王的女儿奥林匹亚斯结婚，在公元前三五六年生了儿子，就是亚历山大。四年后他侵入色雷斯和色萨利。于是费莱（在费罗以西）的僭主利科夫隆赶来应援，他带来的福基斯佣兵有对德尔斐神庙不敬的行为。菲利普被他们击退，但第二年他又卷土重来，并声称奉了阿波罗的神谕来平息神的怒气，在费罗附近把敌人都打垮了。接着进行了多次战役，到公元前三四六年，为了控制通往希腊的陆上路线，他一直打到温泉关，贿赂福基斯的守将，将这条著名的隘路献给他。于是见风使舵的德尔斐同盟承认他加入希腊内圈组织，在公元前三四六年的皮西亚大祭典上推举他为主席。这是菲利普的头等政治胜利。（注：德尔斐同盟原为住在温泉关附近的十二个希腊古族组成，目的是保护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和主持祭典。）

以后六年，除了曾进入伯罗奔尼撒和在亚德里亚海岸作战，以及引军进到或越过多瑙河之外，菲利普的其他活动已经很难考证。在这些年中，他的雄心也就逐渐成形。他的毕生愿望就是被推举为希腊联军统帅，对波斯进行战争。

这个伟大计划早已在蕴酿之中；除菲利普以外，已有许多人认识到波斯对于分裂的希腊实在是个经常的威胁。差不多四十年前，伊索克拉底就首先主张希腊人应该捐弃旧嫌，联合成一个国家。在一次奥林匹克大会上，他发表了动人的演讲，他说：“任何国外来人看到希腊的现状，必然认为我们都是傻瓜，为了不相干的小事大打出手，毁灭自己的家园。若非这样，我们可能已经征服了亚洲！”

未在希腊建立完全支配权之前，菲利普决定首先控制通过赫勒斯滂的运粮航道；一旦这条航道掌握在他手中，他就有了强有力的经济武器来强迫希腊人团结一致。同时他也获得了亚洲的大门钥匙。他把战争进行到普罗波恩蒂地区，但却遭到失败。他围攻了普林萨斯和拜占庭，但直到公元前三四〇年都未攻克。但这些挫败都是短期的。公元前三三八年初，德尔斐同盟会议派使者到皮拉谒见他，请他制裁阿姆菲萨——这是德尔斐附近的一个城镇。菲利普马上答应了，有人认为这是他自己炮制的把戏，以此来恢复失败后的威望。底比斯和雅典组成同盟来阻止他的进攻。菲利普进入波提亚，大约在公元前三三八年八月底或九月初，与联军遭遇于喀罗尼亚——在帕尔纳索斯山以东。他有三万步兵和三千骑兵，可能敌人的数量并不比他少，不过却是由佣民和民兵组成的乌合之众，而且由两个国家指挥；菲利普的军队却是高度训练的精兵，并由他单独指挥。

这次会战的详情已无法知道，大致说来，最初双方都很顽强，菲利普的目的是想先消耗敌人，再进行决定性打击。决定性打击由他儿子亚历山大执行，他指挥的马其顿骑兵粉碎了底比斯军的侧翼。联军阵线因此发生了总崩溃，菲利普的劲敌，雅典演说家狄莫西尼斯也在此役中阵亡了。

这一战使菲利普成了希腊事实上的主宰，不久就变成了法理上的主宰。他首先占据科林斯，接着请所有温泉关以南的希腊国家都派代表来开会。除斯巴达拒绝以外，其余各国都派了代表。他在大会中最后发言，说明他决心要与波斯作战，并解放所有在亚洲的希腊城市。这个大同盟选举他为联军统帅，赋与最高权力。他就派帕尔梅尼奥、阿明塔斯和阿塔拉斯率领一支强大部队先去据守赫勒斯滂，并在特洛德和比西尼亚赢得立足点。而后希腊同盟的大军就开始集中。

公元前三三六年秋，他准备出发与帕尔梅尼奥会合时，先在皮拉参加他女儿的婚礼，却不幸遇刺。这个伟大计划就留给他儿子去执行。亚历山大把马其顿扩张成了世界帝国，他的工作正是其父亲的天才的最确切证据。

谢选骏指出：马其顿人虽然野蛮，却懂得宗教的价值。也许正因为他们野蛮，所以才没有腐化到了抛弃宗教价值的程度。反正不管怎么说，他们发动了一场几乎是历史上最早的宗教战争，并且因此获得了对于腐朽堕落的希腊各国的军事胜利，就像后来的君士坦丁大帝那样依靠上帝的十字架征服了自己的政敌。而且他们还能反过来，又利用军事胜利证明自己是天选之人。莫斯科公国后来也是利用这个法子，把自己变身为俄罗斯帝国，并且一直扩张到了美洲，和英国人一起瓜分了世界。在这种意义上，亚历山大确实只是菲利普设计的傀儡道具，而且我们将会谈到，他还比他的父亲有所退步了。

【第三章：高加米拉会战】

帝国本是东方的思想，对希腊人而言它是舶来品。从思想上说，帝国既非贵族化也不是平民化的，而是神化的。帝国也不单单像希腊的“暴政”那样只依靠独裁，相反却有一种神秘感，因为在东方人眼中，国王不仅是绝对专制的君主，他还是教主和天子，神的僧侣也是他的大臣。他统治帝国不只靠武力，也根据上天的选择。在许多国家，宗教成为政府的工具，所以最好只有一个神，这最方便。这种一神论使他们可以不分种族对所有人类具有同等权威和统治权，这种宗教思想推进一步，就可以包括所有已知世界。征服其他神统治的邻国成为合法权力，建立世界帝国成了神授的责任和义务。埃及的阿顿也许就是这种神权演化的最早例证。

帝国的思想与菲利普完全格格不入，他创立科林斯同盟的用意与以前的各种希腊同盟完全一样，只是由他作为军事领袖的城市国家的联合组织。我们相信只要菲利普不死，他完全可以击败波斯，为希腊报仇雪耻，但我们同样确信他决不会相信和接受这种“天子”思想。他决不会把世界统治者的思想带入被征服地区。也就是说他不可能去组织一个世界帝国，这个帝国包括了当时的已知世界。

这种神圣征服只有留给他儿子去发展。坦恩博士在《亚历山大大帝》中说亚历山大从未想到自己会成为世界性统治者，他的话也许是对的，不过事实证明亚历山大确曾孕育神授世界统治者的思想，而统一的世界帝国观念也由此产生。亚历山大认识到神与人之间的特殊关联，这种关联的目的就是使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关系。所以应该杜绝城市之间，民族之间的仇视和对立情绪，将他们联合起来，形成四海一家的大都市。所以德罗森说：“亚历山大这个名字象征一个时代结束和另一个纪元开始。”韦尔克恩也说：“此后整个世界历史，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不研究亚历山大的毕生事业就很难加以理解。”

亚历山大不仅是一个世界征服者，他还创立了一种世界观，此后每个时代这种世界观都一再复苏，正因为如此，历史上没有任何人能够与他的崇高地位相提并论。在古罗马，他受到早期诸帝崇拜，在犹太民间故事中，他被尊称为救世主的先驱，在土耳其斯坦和巴达克汗部落，人们甚至把他视为始祖。他的传奇从冰岛传到黄海，他被描述为最后一个法老内克坦尼波的儿子，阿伽门农家族的后裔，狂热的回教徒，神圣的基督教徒和全能的魔术师。这些神话看上去荒谬怪诞，但都有其道理——因为亚历山大的确是人间英杰。

亚历山大出生于公元前356年，可能是10月。他的父亲菲利普自命为希腊神话中赫勒克里斯的后裔，从小就向他灌输向波斯复仇的思想。不过他母亲奥林匹亚斯更为重要，因为她把一种热情遗传给他，使他能够实现这种世界观。她是个特殊女人，生性野蛮、神秘并专制，她是伊庇鲁斯国王的女儿，据说祖先就是阿喀琉斯。在伊庇鲁斯，她朝拜过最古老的宙斯神庙（注：在英雄时代，宙斯的影响最大，以后才被德尔斐神庙代替），并且知道最神秘的阿蒙神庙位于锡瓦绿洲。除了赫勒克里斯和阿喀琉斯，宙斯的儿子狄俄尼索斯——他是宙斯和底比斯王卡德摩斯的女儿塞墨勒的儿子——也算是亚历山大的神话祖先，在马其顿有他的祭典。狄俄尼索斯是一个“人性的神”，他曾经过吕底亚和埃及直到印度，传播崇拜葡萄的神秘宗教，并征服了他所经过的国家。

这些神话代表了奥林匹亚斯时代人们精神生活的真实情况，对她和儿子具有广泛影响。除父母影响外，亚历山大也受到亚里士多德影响。他十三岁时，菲利普就邀请这位著名学者做他老师。亚历山大跟随他在叫梅加的小村中住了三年，受到他的陶冶。亚历山大对希腊文化产生了热爱，尤其喜欢背诵荷马史诗。据说在每次战役中他都随身带着亚里士多德注解的荷马著作。毫无疑问，亚里士多德也把仇恨波斯的思想灌输给他，因为波斯人杀害了亚里士多德的挚友——阿塔纽斯的僭主赫尔-米亚斯。

有这样的父母和老师，加上自身的天才和无限精力，亚历山大做任何事都极为彻底，没有人能与他相比。他的英勇也令人难以置信，但同时他也非常谨慎。他具有现实和理想，先知与行者的双重人格，所以无论在思想还是行动方面，与同时代人相比他都鹤立鸡群。他非常神秘，另一方面却不断实践，与他接触过的人无不被他吸引。虽然他的想象力异常丰富，但是很少超越理智的限度，他对细节的把握，又可与他思想的渊博相提并论。因此阿利安在《亚历山大传》中评论说：这样一个与任何人都完全不同的英雄，照他看来，似乎只能是天神而不是人类之子。

据说亚历山大中等身材，肤色白皙，普鲁塔赫说他习惯把头偏向左肩。他奔跑速度极快，连职业运动员也不是对手。在战场上，无需作战之时，他会把时间消磨在狩猎或者是审判案件、料理军务和读书等方面。他非常爱好自然，喜欢猎狐和射鸟，也极爱读书。在亚洲腹地找不到其他书可读时（荷马除外），他命令哈帕路斯从后方送些书来。哈帕路斯都遵命照办。

但是，他所有品行中最特立独行的还是他的道德观。在他所处的时代，同情心被看成是英雄气慨的对立面，他却能同情别人，特别是怜悯不幸的人。在以弗所，他制止当地人民屠杀寡头政治家，他知道如不加以制止，除了真正的罪人以外，那些与他们有私仇的或是有财产的富人就会同归于尽。在米利都围城战中，有些部队被围在一个岛上，亚历山大见他们准备死战到底，不禁表示同情，认为他们也是高贵忠勇的军人，就与他们谈判，允许他们加入他的部队。伊苏斯之战以后，他也对底比斯大使表示同情，部分理由是因为他怜悯底比斯的遭遇，该国的灭亡使他感到遗憾。他从印度回来，通过戈德洛西亚沙漠行军时，有些守卫仓库的部队因为饥饿把粮食洗劫一空。亚历山大知道他们是由于无奈才出此下策，就赦免了他们。

几乎所有时代，女人问题一直被认为是军人的合法污点，可是亚历山大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表现出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简直就生活在另一种道德世界里。他不仅以皇族礼节对待被俘的大流士妻女，而且对强奸更是深恶痛绝，那时这种行为在战争中已成为普遍现象。一次他听说巴尔米尼奥的部队中有两个马其顿军人侮辱过某些佣兵的妻子，他立即命令巴尔米尼奥将这些人渣处死。另有一次，米底的总督阿特洛伊帕特斯送给他一百个骑兵打扮的少女，亚历山大马上把她们送到离军队很远的地方，以免她们遭受马其顿或外国部队侮辱。在围攻波斯波利斯时，他下达了更加惊人的命令：不准触及任何妇女。尽管他如此尊重妇女，但这还不是他的最高美德。对亚历山大所犯的错误，阿利安也感到遗憾，不过他说：在古代帝王中，据我所知只有亚历山大一人能够以他天赋的高贵理性，真正勇于改过。

关于他的军事艺术，探讨的文章实在太多，但最真实的也许还是阿利安的结论。阿利安的主要资料来源于亚历山大的部将托勒密。他做了埃及王以后写道：

“他非常聪明，非常勇敢，对荣誉和危险都非常热衷，对宗教则非常谨慎……他最善于选择正确的行动路线，不管情况如何模糊，他的推测常常是正确的。他对如何集中军队和如何装备它都十分内行，尤其善于提高部队士气，使他们不断产生新的希望，能同他一样英勇无畏，铲除他们脑海中的一切恐惧——这一点最为难能可贵。对一切不确定环境中应做的事情，他都以最大的果敢去做，他最善于迅速预测和把握敌情，不让任何人有时间考虑失败的可能性。”

亚历山大继位之后，发现四周都是敌人，立即用惊人速度采取行动。他首先进入色萨利，在潭蓓迂回色萨利守军的侧翼，赢得一次不流血的决定性胜利，马上被选举为色萨利同盟的盟主。接着，他好比从天而降一样前进到温泉关，德尔斐同盟立刻承认他是菲利普的继承人。他的南下速度是那样迅速，本来雅典正准备脱离马其顿控制，现在只有向他降服，科林斯邦联大会也选举他为最高统帅，继承了他父亲的地位。在菲利普死后不过几星期，他已经完全稳定了自己在希腊境内的地位，于是出发去巩固北面和西面边疆，并使那里的蛮族屈服。经过两次惊人的战役，一次在多瑙河，一次在依里利亚，他建立了权威。这边的任务完成后，他不得不以最快速度赶回南面，因为希腊境内又蕴酿着新危机，这次是波斯人鼓动起来的。

公元前三三八年，库那克沙的胜利者阿塔薛西斯二世的儿子阿塔薛西斯三世被刺杀，他的远房亲属科多曼纽斯继位。科多曼纽斯改名大流士，就是大流士三世。他怕马其顿兴起，乘亚历山大忙于北疆，抓住机会送了三百塔兰特贿赂雅典。虽然雅典拒绝了，但狄摩西斯接受了，与此同时又有谣言说亚历山大和他的全军都已葬送在依里利亚荒野。底比斯人不等消息证实，立即包围了据守卡德米亚的马其顿部队，雅典也派部队去协助底比斯。突然之间，底比斯人发现亚历山大非但没死，而且已经到了孔彻撒图斯——距底比斯西北十五英里左右。他的行军速度快得可怕，有如雷霆一般打在底比斯身上。第二天他就出现在底比斯城外，一个突击就攻占了城门，屠杀了六千底比斯人。接着他将该城夷为平地，将土地分给同盟其他各国。震惊于这个悲剧，雅典立刻屈服，亚历山大却对他们以礼相待——其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他认为雅典是希腊文化的中心，而且他也不希望强大的雅典舰队倒向波斯。不过一年多一点时间，他已在欧洲建立了坚固的作战基地，他可以从那里发动对波斯的进攻。

亚历山大留下安提帕特带着九千多步兵和一小队骑兵控制希腊，监视斯巴达，并在切西尼提斯湖集中他的舰队，共有160艘战船，在公元前335年年底或是次年年初向西斯塔斯前进。他的军队渡过阿拜多斯时，他先驶向伊比利亚去访问特洛伊遗址，在他神话远祖阿喀琉斯的坟上献上花环，慰其在天之灵。然后他在阿拜多斯东面几英里远的阿利斯培赶上大军，共计步兵三万人和骑兵五千人。为在深入波斯心脏地区前先肃清左翼，他前进到格拉尼库斯河。敌方在那里有两万亚洲骑兵和两万希腊佣兵，由罗德岛的梅农指挥。公元前334年的5月或6月间，在这条河边他打赢了四大会战中的第一个。接着他就征服了赫勒斯滂·弗里吉亚全境，于是向南旋转，前进到萨迪斯，该城投降了；接着又前进到以弗所，这个城市也投降了，再往前就是米利都，它拒绝投降，经过围攻于7月占领了该城。在那里，亚历山大作出了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他想夺取波斯的制海权，既然无法击毁波斯舰队——因为缺乏舰队，他决定占领东地中海岸的一切港口和基地，花了两年时间才完成这个艰巨任务。

这些基地中的第一个是哈里卡那苏斯——就是波德罗姆。他发现攻陷它需要很长时间，就留下三千步兵和二百骑兵，由托勒密去负责围攻，他自己继续向戈尔迪乌姆——即贝拉希沙尔——推进。他的部队分为两个纵队，一个由巴尔米尼奥率领经莱地亚前进；另一个由他自己率领，经莱西亚海岸前进。从戈尔迪乌姆，他取道安基拉（今安卡拉）向塔苏斯前进。

公元前三三三年十月，他到达现在亚历山大里亚塔所在位置。此时，大流士在苏契集中了一支军队，位于阿曼努斯山地以东。他得知亚历山大正沿海岸向南前进，就放弃平原地带，越过了阿曼努斯山脉，前进到亚历山大湾北端，在伊苏斯切断了马其顿军的交通补给线。亚历山大立即赶回来，在皮纳努斯河边打了第二个主要会战——就是伊苏斯会战。他在那里击溃了波斯军，迫使大流士逃走。

亚历山大继续坚持目标——占领波斯海军基地——他并未尾随波斯败军向内陆穷追，而是继续沿叙利亚海岸前进。阿拉杜斯、巴布鲁斯和斯登都开门欢迎他。如果不是他要求获得米卡斯神的祭祠权利，那么提尔人也会欢迎他——这个要求被拒绝——于是这个岛城受到围攻。这次围城战在历史上也很著名，从公元前三三二年一月起直到八月末才攻陷。这样，不仅所有波斯海军基地，加上所有腓尼基城市的舰队，包括塞浦路斯在内，全部都落入亚历山大掌握之中。这使他完全控制了东地中海，并使马其顿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权国家。

他通过今天称为巴勒斯坦的地区，经过两个月的围攻占领了加沙城，切断了埃及与波斯间的全部联系。亚历山大派舰队前往培琉喜阿姆，再进军到孟斐斯，进入埃及法老的都城。根据轶闻，他被拥上佩塔神庙中的御座，被称为埃及国王。他从孟斐斯沿尼罗河下溯到达坎诺波斯。在拉科迪斯附近，他选定了亚历山大城的城址，在用他的名字命名的许多城市中以这一个最著名。

公元前三三一年初，他越过大沙漠，走了二百五十英里去凭吊在锡瓦的阿蒙神庙。依照神话，这个地方曾被他的祖先佩尔修斯和赫勒克里斯所征服。（注：佩尔修斯是赫勒克里斯母亲的祖父。）据记载：他走向神庙时，有个僧侣想用希腊语向他致欢迎词，本来想说：“啊，我的孩子。”因为是外国人，发音不准确，听起来就好象在说：“啊，宙斯的儿子”。这个语音错误使亚历山大十分愉快，于是这就成了一个神话，说神自己称他为宙斯的儿子。随后他们同去祭神，至于神谕对亚历山大有什么启示，无人知晓。据说亚历山大认为这是最高机密，连写信给他母亲都未提及。

不管事实如何，似乎是一次偶然的巧合——在僧侣称亚历山大为“宙斯的儿子”之后，他又听到哲学家沙蒙的演讲。他指出神是所有人类的帝王，这使亚历山大感到别有用意。从此他的思想大为改变，他认为既然太阳神阿蒙既然普照全人类，所以他想到HOMONIA的思想，就是和谐团结，万众一心的意思。如果没有这个思想，那么在城市国家中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他认为这个思想应推广到整个世界，使世界成为神的城市，所有人类应一律平等，没有种族之分。照坦恩博士分析，这样解释HOMONIA思想，要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索克拉底等人的思想更进一步。莱特教授也持同样见解。他说：“虽然从亚里士多德那里他获益颇多，但是他却比他的老师进步了很多。他放弃了希腊人与野蛮人间的界线，勇敢地宣布‘四海一家’。”

这个问题可能是世界史中有关文明的头等大事。坦恩说：“亚里士多德告诉亚历山大，对希腊人应如朋友，对野蛮人应如禽兽。但是亚历山大知道的却更好，他宁愿把人类分为善恶两种，不考虑种族区别，这样去实现亚里士多德的真正意图。因为亚历山大相信他负有神授的使命去调和整个人类。他要做全世界的调解者，把人类的生活和风俗都混成一体。他要把善人作为亲属，把恶人作为异族；他认为善人才是真正的希腊人，恶人才是真正的野蛮人。”

坦恩对这个问题继续阐述道：

“不管这些思想从哪里来，很明显，这是思想上的一次革命。这就是说所有人类本来都是天然的兄弟，除了恶人不包括在内。从此所谓“Homonia”的观念，已经不再限于希腊之间，而是要把希腊人与野蛮人联合成一体。亚历山大的目的是要用和平代替战争，凡是他的军队所能到达的地方，帝国中的臣民，都要万众一心，这样才能消除人类间的仇恨。因为人类既然是同一个血统，所以心灵和精神也应该一致。”

色诺芬曾用居鲁士为证，把理想的世界统治者的形象告诉亚历山大。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提出过哲学国王的思想。正如贝尔指出的那样：“亚历山大习惯于跳出事实的圈子而进入沉思的领域。所以他自然产生了“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观念，因为只有一个太阳照耀大地，所以人类也只应有一个统治者。”所以当他在锡瓦神庙接受了神秘感召之后，这位受过哲学家教育的国王，就摇身一变而成为神授国王。通过亚历山大，西方世界才从东方接受了神权帝国和君主崇拜观念。第一个观念在罗马帝国和其继承者基督教帝国中得到发扬光大；而第二个观念则演变成为王权神授的思想。

这种对HOMONIA思想的推广解释，对世界观实在是超级革命，以后就变成他所有征服行动的目的，使他从锡瓦一直走到当时所知的世界尽头。回到孟斐斯后，发现从希腊开来的增援部队已经在那里等候，亚历山大于是赶紧着手组织对埃及的管理。他指派了驻军指挥官，让他们允许当地总督依照他们的旧有习惯治理地方，并由他们负责收集一定的贡额。在他占领的地域中使用的都是这种办法：他把地方民政与军事控制完全分开。民政交给被征服人民的代表去处理，军事则交给他选定的马其顿军人负责。

公元前三三一年春，他架桥渡过尼罗河，他的舰队已在那里等候。他派出一支强大舰队去伯罗奔尼撒对抗斯巴达的阴谋。接着他取道奥龙特斯河谷向安提阿进军。向东一转，他就进到幼发拉底河。在塔普沙卡斯附近，他发现尼兹菲利门城可以作为交通线上的据点和仓库。最初他是想在尼尼微——现在的摩苏尔附近——渡过底格里斯河。当他得知大流士正在该地区集中大量兵力，就决定在亚述古都的西北渡河，沿着河北岸向下游前进，以阿贝拉为目标。

在西方军事历史的所有决定性会战中，这一战最为惊天动地。命中注定要在会战中获胜的是菲利普亲手缔造的军队。从军事组织家的立场来说，他最伟大之处就是认识到在军事组织中，机动是最主要的战术因素。直到他的时代，会战一直被人们看成是耐力竞赛，谁能在战场上获胜并在那里建立纪念碑，谁就成了会战的胜利者。无论如何，因为缺乏弹性，方阵如果不解散行列就无法实施追击，而一旦解散，又很容易被轻装骑马的部队击败。菲利普认识到战场格斗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之一，战术目的应该是在追击中歼敌。他组织自己的陆军时，特别注意这个目的，他把各种战斗人员联合组成战术工具。当步兵咬住敌人时，骑兵就迅速调动进行决定性打击——步兵好比是弓，而骑兵好比是箭，箭从弓上射出，敌人就被击败了。

菲利普之前的马其顿骑兵由贵族组成，叫做Hetairoi，意思是国王伙伴。这也是非常古老的名称，远在荷马史诗中，阿喀琉斯的二千五百精兵也使用同样的名称。在菲利普时代，步兵也早已由乌合之众的武装农民变成了有组织的正规常备军，他们叫做Pezhetairoi，意思是步行伙伴。菲利普把骑兵分成团，每团约有一千五百人到一千八百人，其中一个团为禁卫军。这种重骑兵装备长剑和盔甲，主要武器是长枪，因为马蹬一直到公元后六世纪才有，所以长枪只用于刺击，不像中世纪那样用来撞击，菲利普又用一种介于轻重装步兵之间的步兵，来代替过去的重装步兵。这种步兵由雅典将军埃菲克拉特斯在公元前三九二年首创。这种步兵装备长枪和小圆盾。马其顿的新型步兵使用长十四英尺的长矛，右臂携带轻型盾牌，他们穿着胫甲和有金属保护的作战服。菲利普把步兵方阵组织成团，每团正常编制为一千五百三十六人，分为营连等单位，最小单位为一列十六人，但亚历山大通常把它减到八人。

除了方阵步兵以外，菲利普又编成三个营的轻装步兵，每营一千人，作为右翼快速骑兵和行动较缓的方阵之间的联系。三个兵种联合，好比左面是运动迟缓的墙，右面是开合迅速的门，中间就是铰链。这个具有弹性的铰链在采取斜行队形前进时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它，骑兵与方阵之间的联系几乎必然中断。而在所有的古代战争中，维持完整正面却是一个重要目标。轻装步兵也有一个营被指定为禁卫军。以上部队纯粹由马其顿人组成，除此之外，菲利普也组成了相当数量的联军轻骑兵，主要是色萨利人。除马其顿步兵以外，亚历山大还有希腊同盟供给的大量步兵和一些佣兵。

直到菲利普的时代，希腊的围城战都要靠饥饿来迫使被围者投降。为了加速这种缓慢程序，菲利普从西西里学会了使用攻城机械，这种工具早已为希腊和迦太基工程人员熟练使用。

对亚历山大的炮兵和工兵，我们所知非常有限，对他的补给方法更是一无所知。炮兵可分平射（加农）和曲射（榴弹）两种，投射的是石弹和标枪。工兵供给必要的工具和材料来建筑攻城槌、围攻塔、围墙、桥梁和营寨等。所有战斗兵种和勤务部队都由亚历山大亲自指挥，有一个很好的参谋组织帮助他。其中有秘书长、日记的记录员、国王计划的保管员、测量人员、战史家，还有许多专家和科学研究人员。就整体而言，这种军事组织可说是史无前例。这不仅是一支征服的军队，更是一支占领的军队，不仅是一个战斗组织，更是一个科学开发组织。

大流士在伊苏斯失败后又召募了一支军队。据说他让某些部队拥有剑和更长的矛这类装备，这样比较容易对付马其顿长矛，由此可以推断他并非没有学到一点教训。他从巴比伦向北进军，渡过底格里斯河，到达阿贝拉城——意即四神城——把仓库和家眷都放在城里。从那里他前进到高加米拉——在勃姆多斯河边，这条河是大扎布河的支流——东北距摩苏尔约十八英里，西面距阿贝拉约三十五英里。他选择这里的理由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广阔的平原——在克鲁姆莱斯附近——适宜于其大量骑兵的运用。

亚历山大渡过了底格里斯河，九月二十日在该河东岸休整，这时发生了月蚀，他就向月神、日神和地神牺牲致祭。（注：从亚历山大选择的神名上看来，似乎当时人类已经能够了解月蚀成因。）

过了几天，侦探向他报告说波斯军已接近，他立即准备迎战。他亲自率领一部分精锐骑兵，用最快速度向敌人方向前进，同时命令其余部队以常规行军速度跟在后面。从俘虏口中他得知波斯王正在高加米拉，他有四万骑兵，一百万步兵，以及二百辆装有镰刀的战车和少数战象。

[注：（一）兵力的真正数字已经不可考。尤斯丁认为是四十万步兵和十万骑兵；库蒂斯认为是四万五千骑兵和二十万步兵，而狄奥多拉斯和普鲁塔赫则都说总数一百万。（二）当时的战车可能十分厉害，速度很快，镰刀可以把人马的肢体切去，其锋利程度使被切者甚至来不及感到痛苦。（三）这是在印度以外历史上首次在战争中使用战象。]

这时，大流士正在忙于铲平地面和移去障碍物，把高加米拉平原变成一个巨型阅兵场，在广场上他把部队按下述战斗序列展开：

左翼由大夏骑兵担负，杜罕人（西徐亚的部落之一）和阿拉恰提亚人的部队也和他们混在一起，其次是波斯部队，骑兵与步兵混合在一起，后面是波斯苏西亚人，再后是苏西亚卡都西亚人。这是其左侧直达整个方阵中央的部署。在右翼顶点集中的是叙利亚低地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部队，后面是米底人，与他们一起的还有安息人和西徐亚人的部队，再后面是塔普里亚人和希卡尼亚人，最后是阿尔巴尼亚人和沙赛西尼亚人，直到整个方阵中心。在中央大流士所在位置为其皇族部队，这些波斯人的长矛上都饰有金缨，后面是印度人——当时被称为‘移居的’卡利亚人——和马尔地亚人的弓箭手。在他们的后面则为乌克西亚人，巴比伦人，红海各部落和西塔西尼亚人，都组成纵深队形。前锋部分，左边面对亚历山大右翼的是西徐亚人的骑兵，几千名大夏人和一百辆战车。在大流士的御林军骑兵前方有十五头战象和五十辆战车。在右边前面为亚美尼亚人和卡派多西亚人的骑兵和五十辆战车。希腊佣兵紧靠在大流士和他的亲信波斯部队两侧，正对着马其顿方阵，也只有这支部队才可能对抗方阵。

依照上述叙述，不难确定这许多部队实际上是如何集结的。依照坦恩推测，全部一线部队均为骑兵组成，而跟在后面的第二线则为步兵。右翼由马查斯指挥，左翼由贝苏斯指挥。

把敌军部署确实搞清楚之后，亚历山大花了四天时间休整军队和加强营地，装置鹿角和挖掘堑壕，渡过底格里斯河后的第四天夜里大约二更时分，他突然命令拔营前进，以便在拂晓时与敌接触。差不多与波斯军相距三英里半时，他停下来召集各位将领会商。他的副帅巴尔米尼奥建议就地扎营，再对敌方和地形进行侦察。亚历山大同意了，乘营地设防之际，他亲率轻步兵和骑兵四出巡视，勘察这个准备用作战场的大广场。视察归来，他再度召集将领讨论他看见的一切，并向部下说明立即执行命令的重要性。

九月三十日即会战前夜，大流士发出午夜的归营号，亚历山大的军队也休息了。巴尔米尼奥走到国王帐内，向他建议进行夜间攻击，但亚历山大拒绝考虑。他已计划好在即将到来的会战如何进行决定性打击，同时他认识到夜间作战困难实在太多。亚历山大把兵力作了如下部署：

右翼由骑兵、轻步兵和大概由三个团所组成的方阵。在正面右端是克利图斯的皇家禁卫骑兵中队，在他左面是格劳西亚斯、阿里斯托、索波里斯、赫拉克里德斯、德米提流斯、梅里格尔和希吉罗布斯等人所率领的骑兵中队，全部骑兵由巴尔米尼奥之子切罗塔斯任总指挥。其次为禁卫轻步兵营和尼卡罗尔率领的轻步兵。中间的重装步兵方阵战斗序列如下：列努斯在右，其次为佩尔狄卡斯、米里吉，米里吉尔、波里希普尔强、希米亚斯和克拉特罗斯的部队。照例，左翼的全部步兵均由克拉特罗斯任总指挥。再左面是艾利吉亚斯率领的希腊骑兵和菲利普率领的色萨利骑兵。而整个左翼又由巴尔米尼奥总揽指挥权。在他身边由法尔沙利亚骑兵担任护卫。

直到这里，这个战斗序列并无特殊之处，其排列都很正常，与格拉尼库斯会战和伊苏斯会战都极为相似。但战术问题却不同，更接近色诺芬记载的居鲁士在提门布拉之战中所面临的情形。亚历山大可能熟读过色诺芬的著作，他把那次半传说性会战的战术应用在这次会战中。他在第一线后面还安排了第二线。他对这些预备线的指挥官下达了下述命令：如果他们看到第一线受到波斯大军包围，就旋转向前承受波斯人攻击。这个后方或预备战线，由两个飞行纵队组成，每一翼后面摆一个。他们的位置与正面成为一定角度，如果敌人想绕过翼侧进攻，那么他们就可以攻击敌人的侧翼。如果敌人不进行迂回，那么他们可以向内旋转，增强正面兵力。

右翼方面的部署是这样：一半的阿吉里亚尼亚人，由阿图鲁斯指挥；一半的马其顿弓箭手，由布里索指挥；老练的佣兵（步兵）由克林德尔指挥，在前两个单位的前面，又有阿里提斯率领的轻骑兵和阿里奥斯托率领的配奥尼亚骑兵，在他们前面是米尼达斯率领的希腊骑兵（佣兵）。其余阿吉里亚尼亚人，弓箭手和巴拉克鲁斯的标枪兵，排列在马其顿骑兵前面以对抗波斯战车的冲击。如果敌人骑兵绕过右翼进攻，那么米尼达斯的部队就旋转并进攻敌人侧翼。左面纵队位置也是成为角状：前面是西塔克里斯率领的色雷斯步兵，次为柯拉鲁斯率领的希腊联军骑兵，再后是阿格左率领的阿德里西亚骑兵。在他们的前面又有安德罗马库斯率领的希腊佣兵。保护行李营的是色雷斯步兵。亚历山大全军总共有七千骑兵和四万步兵。

道奇上校对这个巨大的战术部署进行评论说：

这样的部署常被称为空心大方阵，但事实上意义不仅如此。这种部署具有较大机动性，这是方阵所没有的。因为这两个“飞行”纵队的组织和部署，使他们可以面对任何方向，对从前面、侧面和后面来的攻击都可加以迎击。事实上，以后左面纵队曾遭到来自后方的攻击，也将其击败了，所以库蒂斯说：严格说来，他对军队的部署是使其随处都可构成正面。可以在所有方向与敌人接战。

以上就是亚历山大的战斗序列，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记住，在整个会战中，因为他能预测敌人的意图，并准备好了应付的对策，所以他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成功地发展出新战术。这次胜利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他具有先见之明。

当马其顿军逐渐接近波斯军时，亚历山大并不直接向他们进攻，而是向他们的左翼斜着走。大流士看到这个情形，也就沿着他的行军方向跟着他，西徐亚骑兵则徒步前进引导攻击。亚历山大继续斜行，逐渐走出波斯人铲平的地区。大流士担心到那里会使战车丧失作用，于是命令左翼前排部队绕过亚历山大的右翼，迫使他停止下来。为了对付这次攻击，亚历山大调动米尼达斯率领的希腊佣兵（骑兵）向前，但是他们却被敌人击败，纷纷后退。接着，阿里奥斯托的配奥尼亚骑兵和克林德尔的佣兵也奉命进攻。为了对抗起见，贝苏斯也派遣大夏和西徐亚的骑兵前进。这些部队突破了马其顿骑兵，使他们受到重大损失，因为西徐亚骑兵的人马都有较好的装甲护卫。尽管如此，马其顿军的纪律和勇气也开始表现出来，他们一个中队又一个中队连续向敌人发起冲锋，终于将贝苏斯的攻击击退。当马其顿骑兵发生混乱时，大流士也抓住机会发动战车部队，希望把敌人的方阵冲散。可是当他们接近时，布阵在马其顿骑兵前面的阿吉里亚尼亚人和巴拉克鲁斯的部下，用箭和标枪的阵雨阻止了他们。这样就结束了马其顿右翼第一阶段的会战。

第二阶段开始，是阿里提斯奉命攻击那些迂回马其顿军右翼的敌军。接着，亚历山大亲自率领马其顿骑兵向内旋转，构成一个楔子，连同右面四个团的步兵冲向敌军，此时敌军由于骑兵已经前进，所以正面出现缺口，他就率领骑兵直接向大流士冲去——这是会战的转折点。

这次骑兵冲锋，在左面还有长矛如林的步兵方阵密切支持。声势骇人的攻势使波斯国王受到震惊，立即逃出战场。此时原在亚历山大右方的波斯骑兵，发现后方受到阿里提斯的威胁，也开始逃走，马其顿人尾随追击，杀伤颇多。景象惊心动魂，因为库蒂斯和狄奥多拉斯都说：由于大量敌军纷纷逃命，掀起了满天尘雾，几乎任何东西都看不清楚，所以马其顿人才没能俘获大流士，只有喊叫声和马鞭的啪啪声可以作为追击者的向导。

右翼战斗进行之际，左翼方面也同时发生了恶战。由于亚历山大斜进，左翼就落在右翼后面，而亚历山大的勇敢冲锋又使左翼与右翼之间出现了缺口。于是印度和波斯人的骑兵就从这个缺口涌入，直扑马其顿行李营，试图救出大流士的亲属。按照阿利安记载，这里的战况变得异常危急。幸亏预备队指挥官听到消息，马上按照事先的命令很快旋转过来，在波斯军后方出现，把他们杀伤了不少。

战斗进行之时，大流士右翼前方的骑兵也绕过了马其顿军左翼，从侧面攻击巴尔米尼奥。巴尔米尼奥受到敌人包围，他立即派出传令兵把他的紧急情况报告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正在追击波军左翼残部，他马上率领马其顿骑兵转回头来攻击波斯军右翼。此时波斯骑兵也恰好退回来，发现退路已被切断，便开始进行顽强战斗。双方苦战不休，但最后还是亚历山大获胜。

巴尔米尼奥之围已解，马其顿军继续追击直到深夜。接着又强行军向阿贝拉城赶去，前进了大约三十五英里，但未能俘获大流士，他早已溜走。

这场会战中的死伤数目连猜测都很困难。阿利安估计波斯军被杀三十万人，被俘者则更多，至于亚历山大方面则认定只损失一百人和一千匹马。库蒂斯说波斯军战死了四万人，而马其顿军为三百人。狄奥多托斯估计双方伤亡分别为九万人和五百人。

亚历山大对大流士暂不作进一步追击，改向巴比伦前进。该城没有设防，因为城墙早被拆毁。进城之后，他立即命令重建马尔杜克神庙。接着他进到书珊，在那里他夺获了五万塔兰特金条（每塔兰特值英镑三磅十七先令十个半便士。总值一千二百万镑），接着追到帕沙加达，又没收了十二万塔兰特金条（总值二千九百万镑），接着追到波斯波利斯，作为形式上的报复，他烧毁了薛西斯的故宫。他在波斯波利斯接到安提帕特报告，说他在米格罗波利斯进行了一次会战，击败了斯巴达军，杀了斯巴达国王阿吉斯。从此伯罗奔尼撒同盟被解散，连斯巴达本身也被迫加入科林斯同盟。

公元前三三〇年冬，亚历山大离开了波斯波利斯，向艾克巴塔拉进发，在那里他又夺获了十八万塔兰特（总值四千三百八十五万英镑）。但这次大流士又逃脱了。最后他在十一天内前进三百九十英里，终于赶上大流士，发现大流士已为贝苏斯所杀。大流士一死，亚历山大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靠着武力他成了万王之王。因此，他必须在东部各省建立权威以使这个帝国屈服，并尽可能使它获得一个稳定的边界。

他征服了里海地区，于是向东前进到希拉特，在那里建立了亚洲境内的亚历山大城。其后向南前进到希尔曼德河，这条河在戈德洛西亚北面边界上，从那里又向东北走，在哈兹尼建立了阿拉霍西亚境内的亚历山大城。在喀布尔，他又建立了高加索的亚历山大城，公元前三二九年春初，他从那里越过哈瓦克隘路，并翻越兴都库什山脉，收伏了大夏，渡过奥克索斯河，进入了西徐亚。他建立了一连串要塞来保护北疆。其中最重要的是在贾克沙尔提斯河边的亚历山大艾斯恰特。

他与西徐亚人缔结了同盟，为了收买大夏的人心，他又与该国元首阿克雅提斯的女儿罗克沙拉结婚。到了公元前三二七年暮春时节，他才率大约二万七千人或三万人的兵力，沿着传说中狄俄尼索斯和赫拉克里斯走过的旧路向印度前进。在喀布尔，他把部队分为两部分，一半由希法斯辛和皮尔地卡斯率领，从克贝尔隘路进发。他自己率领一半兵力，经过齐特拉尔征服了许多山地部落，再从斯瓦特下行至印度河边的阿托克，在那里又与希法斯辛会合。他渡过印度河，前进到希达斯皮斯河。公元前三二六年，他在那里击败了印度国王婆拉斯，这是他四大会战中的最后一个，如果单就战术而论，这是最卓越的一次。由于佩服其勇敢，亚历山大让婆拉斯仍然复位为王。接着他灭了桑加拉，越过了阿西尼斯河，他的最后目标是到达恒河海边。很明显这是他理想中最安稳的东界。

可是军队跟随他已经走了差不多一万七千英里，并且已经到了大流士帝国的东界，所以拒绝前行。他勉强停止前进，准备回国。掉头向西之前，他在希达斯皮斯边建造了十二个祭坛，感谢神的护佑并纪念自己的功业。此时他的营中有个流亡的印度酋长，名叫旃陀罗笈多，几年后，他居然效法亚历山大，建立了伟大的孔雀王朝，首都设在恒河岸边的波利波塔。

既然无法用海洋来巩固东部疆界，那么第二条最好的防线似乎应该就是印度河。而如能从海上使印度河口与幼发拉底河口相连，价值就更大，因为所有波斯沙漠和印度西部山地都可以囊括其中。

亚历山大开始西归，在基拉姆建立了一支舰队。公元前三二六年十一月，舰队完成了，在对祖先赫勒克里斯和阿蒙等神祗奠酒上祭之后，他开始出发。他在南进途中与马利人打了一仗，几乎丧命，最后终于到达印度河三角洲。他对印度河出海口作了一番勘察，在帕塔拉建立了海军基地，命令海军司令内尔库斯率领一支舰队，大约有一百到一百五十艘船，向西行驶去寻找波斯湾。再把陆军分为两部分，命令克拉特罗斯率领较多的一部分取道波伦隘路和坎大哈回到波斯波利斯。他自己则带着较小的一支，约八千到一万人，沿戈德洛西亚沙漠沿海地区向波斯进发，目的是在海岸上为内尔库斯的舰队设立补给基地。在这次行军中，他损失了大部分行李和许多非战斗人员，但他的战斗人员没有太多损失。最后，三支部队都能愉快的回来，而通往印度的海上航线也被打通。

公元前三二四年春天，他回到书珊，为庆祝成功，举行了豪华的欢宴，欢宴中他和许多部将还有一万名士兵都跟波斯女人结了婚。这个举动象征着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界线已不再存在。从色诺芬时代起，希腊有个长期威胁，就是有许多飘泊的希腊人愿意出卖生命当佣兵。为解除这个威胁，他下令所有科林斯同盟国家允许这些人携眷返国。因为这个命令超出了最高统帅的权力，因此他设法来解释这个例外。他向各国发出训令，要大家承认他是神，这样就可以不受同盟条约限制。各国都不敢不听，于是流亡的人们纷纷回家。

不久，他又决定把所有服役年满的老兵都送回希腊。他在俄庇斯作出这个合乎常理的决定，但是却引起马其顿人的强烈反对，他们猜测亚历山大是为了讨好波斯人，故意排挤他们，并且将要把他的政府中心从马其顿迁往亚洲。不久这种不满情绪引起除步兵禁卫军外的全军叛变。军人要求回家，他们请亚历山大让他父亲和阿蒙去打仗。亚历山大拘押叛变的领袖，使他们不敢乱动。接着他宣布解散全军，并开始建立一支波斯军队。这个惊人行动使叛变消弥于无形，接着他继之以安抚工作。他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请了九千个客人，这也象征他所希望在帝国中建立的和平。马其顿人和波斯人在战争中本是死对头，现在都和他同坐一席，其他各种族也都有代表参加。阿利安记载说，亚历山大和他的同伴们用同一个碗喝酒，也举行一样的奠酒仪式。亚历山大起来为和平而祈祷，他说马其顿人和波斯人都是他的帝国的人民，所以应该像同一社会的伙伴一样（不仅是臣民）。他认为全世界的人民都应和平相处，万众一心。这也就是大家始终没能做到的四海一家的观念。他从前就说过所有人类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所以他的祷文表示他相信他是肩负神的使命来调和世界的。虽然当时在座诸人没有一个能够预料得到这其实是他一生事业的顶点。

公元前三二三年春天，他回到巴比伦，这也是他选定的首都。在那里他接见了利比亚大使，该国使臣把皇冕献给他，称他为亚洲之王。意大利诸国也都有使臣来向他朝贺。

在巴比伦，他忙于计划许多探险和开发。其中之一是去里海探险，想知道它到底是个大湖还是海湾。还有对波斯湾地区的开发。为了这一点，他又在巴比伦建筑了巨大的海港，船只可以从那里驶到波斯湾东岸建立殖民地。他还想开辟从巴比伦到埃及间的海路，并经过上次内尔库斯发现的航路与印度联系起来，他还想环绕阿拉伯航行，他想亲自领导这个远征。建造舰队时，他改革方阵编制，把波斯轻装部队与马其顿重步兵配合在一起。

这些伟大计划没一个能完成。六月二日他突然得了疟疾，病势日渐沉重，被抬入了尼布恰德里查尔宫中。六月十二日，他的老兵们排成纵列，从他面前沉默地鱼贯通过。他躺在那里已经不能说话，最后一次检阅他们，抬起头向他们行注目礼。第二天，公元前三二三年六月十三日黄昏，他驾崩了，享年三十三岁，一共在位十二年八个月。他被葬在亚历山大城。

逝世之后，他的大帝国随即分裂，变成四个大国——埃及由托勒密统治，亚洲由塞琉古统治，马其顿由安提柯统治，而在印度则为旃陀罗笈多帝国——可是他的四海一家的观念却永远不会消灭。他从印度回到书珊时，曾让马其顿人和波斯人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体婚礼，这也象征着种族融和，此后在他建立的大城中也就习以为常了。这许多的种族混合为一体，而这种混合又产生了共同文化——希腊文化。

他逝世之后不久，这些城市中最大的一个——亚历山大城就变成了这种新文化的动力来源。它成为世界的会所。雷纳克说：在这个城里，无尽的好奇心驱使人们去追求和扩展各方面的知识。他们希望能知道一切，能解释一切。他们遍读古籍，到世界各地旅行。他们把今天所谓“科学”的研究，发展到了相当高度，这是与哲学有明确分别的。在那里发现了蒸汽动力，数学和力学的知识也都有所发展。许多新的信仰和知识，向东西两个方向交流着。

亚历山大采取的财政制度也使这种融合加速。在他出发进行巨大冒险之前，一定早已了解到他父亲权力大部分来源于他在色雷斯的金矿。此外，在埃及，他也一定认识到黄金是被当做神物看待的，在埃及国王的坟幕中都有大量黄金殉葬。他夺获了波斯的大量存金之后，就把它们熔化铸成金币。他不仅发行货币，而且创立标准以统一财政制度。他死后，托勒密垄断了在埃及的全部银行事业，经由亚历山大城的中央银行，他们也处理与其他各国的贸易关系。韦尔克恩这样说：

在亚历山大的战争中，东西方过去的障碍都被清除，而下一代中，有数以千计的希腊商人和技工到了这个新世界，他们在象雨后春笋般兴起的新希腊城市中去寻找好运。这样一来，两个原先分立的圈子就逐渐融合起来，变成一个单独的经济圈。当西地中海也被吸入在东方发生的巨大变革之中时，就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商业关系，包括全部有人居住的世界，从西班牙到印度，并经过中亚到达中国。这个发展只是罗马帝国统治之下才最后完成，但主要是因为亚历山大征服亚洲奠定了基础。

在他死后建立的王国也都以神授王权为其立国基础。正如坦恩教授所说：从他死后，所有神话传奇就都开始附会他的名字。以他为中心，整个东方的梦想世界逐渐发展成形，他把文明世界从一个轨道纳入到另一个轨道中。他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一切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

公元前三世纪中叶，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之后，希腊文化才开始对罗马社会发生影响。而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后，在西庇阿家族领导下，这个影响不断扩大。韦尔克恩说：首先尊称亚历山大为“大帝”的就是罗马人。研究希腊史的人可以在亚历山大和伟大的西庇阿·阿非利加之间作出对比，西庇阿是汉尼拔的征服者和罗马世界帝国的创立者。罗马人称西庇阿为朱庇特的儿子，把亚历山大的神话套在他身上，说他是神蛇的后代。

其后，奥古斯都也是亚历山大的狂热崇拜者，在他统治下，把皇帝当作神圣世界统治者的崇拜正式建立起来，他把肖像刻在国玺上，亚历山大的梦想至少有一部分成为现实。在罗马的和平时代，西方世界第一次尝到长期和平的幸福。从亚历山大神圣皇帝的观念，加上他自己所说“神是所有人类的共同父亲，但他却把最好的人当作亲生子”这句话到基督教的建立，以及把罗马皇帝的世俗统治转变为中世纪教皇的精神统治，其间只有一步之差。更进一步说，尽管伊斯兰教是基督教的最大对头，可是阿拉伯主义如果不跟在埃及、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希腊主义相接触，也许根本就不能创立。

谢选骏指出：前面我说过，亚历山大在宗教上比之菲利普是退步了而不是进步了，这与此章作者的想法正好相反。因为亚历山大打着宗教神话的旗帜四处征服，甚至自命为神，不像菲利普囿于希腊人的传统观念，不肯越雷池一步，因此无法进入神的帝国。但是我认为亚历山大只是在玩弄宗教，并非真的虔诚，他到一个地方拜一个神，最后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甚至自命为神——他的这种行径肯定激怒了“所有的神”，所以等他做完了所有的仪式表演之后，就离奇地一命呜呼了。这简直不可思议。所以有人认为他是被部下毒害的而死的。这并非不可能，但我认为更大的可能是他得罪了神。因为他的父亲菲利普虽然没有与时俱进地建立帝国的，但毕竟还是虔诚的，可以教化的。可是遭到亚里士多德毒化不浅的亚历山大却越过了底线，不能再被饶恕了——上帝要让世人看看，到底谁才是上帝。于是就对亚历山大说“今天就要了你的命”。这是我依据圣经做出的推想。至于在种族融合方面所做的“帝国工作”，那也不是出于宽宏大量，而是由于亚历山大自己既不是希腊人也不是波斯人，而是一个更加低等的来历不明的马其顿人。他的混合主义正好掩盖了自己的来历，但在宗教上的混合主义却是致命的。

【大事记(三)：罗马崛起及其与迦太基的冲突】

在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到公元前一千年间发生的民族大迁徙中，有两支亚洲民族在中部地中海出现。一支是提尔的腓尼基人，大约在公元前一一〇〇年，在乌提卡建立了第一个北非殖民地，在公元前九世纪下半叶，建立了迦太基（意即新城）。另一支为埃图斯坎人，他们在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前就移居到意大利的台伯河以北地区。在台伯河以南，有个拉丁地区，是拉丁人聚居的地方。拉丁人是印欧人种的分支，他们以阿尔巴·隆加为领袖，大约在公元前七五三年——罗慕路斯建立罗马的传统纪念年份——被埃图斯坎人所征服。在埃图斯坎人统治下，所有帕拉丁山附近的村落逐渐合并成为罗马城市国家。

过了两百五十年——约公元前五百年——当埃图斯坎人忙于和北方的高卢人交战时，拉丁人把高卢人赶出了罗马，并入侵埃图里亚。然后高卢人又攻占埃图里亚，渡过台伯河下游，约在公元前三九〇年又占领了罗马——此时罗马尚未建筑城墙——并将其焚毁。只有位于卡庇托里山上的卫城坚守不屈，不久，高卢人对围攻感到厌烦，索取一批黄金后解围北去。

早期罗马人的军事单位是所谓“军团”，以罗马公民为征召对象，这些人属于原有族系之一，只有他们才有携带武器的权利。他们构成持矛武士团体，战神也只保佑他们。只有在战争中服过兵役才是惟一进身之阶，所以这种传统的英勇气概，养成罗马人的尚武精神。

原来军团也是一种方阵形式，装备着古代多利安式武器。最初一个军团约三四千人，分为八列。前六列为重步兵，最后两列为轻步兵。如希腊方阵一样，其战术原则就是震荡式冲击。没有预备队，只有少数骑兵支援，所以追击通常都很困难。

按传统说法，罗马被焚毁之后，他们立即对这种原始军事组织进行了完全革新。领导革新的是卡米拉斯，他是高卢战争中最著名的罗马将军。原来以户籍为分类标准，他改用年龄来作为标准，以便使每个人的能力和经验都可以得到充分发挥。重步兵——真正的军团部队——分为三部分，分别称为Hastati，Principes，Triarii。前方是年轻兵，中间为壮年兵，最后为老年兵。轻步兵仍然保留，依然以户籍为标准，不按年龄分类。

为了获得必要弹性来应付高度机动的高卢人。方阵型的军团又分三个师，形成纵深队形。青年军在最前，壮年军其次，老年军则位于最后。每个师分为十个连，青壮年军每连一百二十人，老年军则每连六十人。一个支队包括每种部队一个连（一百二十名轻步兵）和一中队骑兵(三十人)，一共四百五十人。十个支队组成一个军团。在战斗序列中，各连作棋盘式部署，所以第二师各连可以掩护第一师正面的间隙，而第三师又掩护第二师。十个中队的骑兵联合组成侧翼。

新组织可能是逐渐成型的。波里比阿在《通史》第六卷中，对罗马武器有详细叙述。轻步兵携带剑，矛和直径三呎的盾。矛用于投掷，所以矛头非常细弱，投出之后就会弯曲，敌人拿来毫无用处。青年兵有一个半圆形的大盾牌，宽二呎六吋，长四呎，由两层木板胶合而成，外面包裹一层牛皮，镶以铁边。武器包括一把短剑和两支标枪。穿戴铜盔，胫甲，胸甲有一块铜制护心镜，只有财力充裕才买得起全副胸甲。壮年兵和老年兵的武器和装甲都一样，不过他们不用标枪而用长矛。

骑兵似乎被完全忽视，即使到布匿战争开始，骑兵还是没有装甲，他们的盾是皮质的，矛和剑都并非特制。一般说来，他们宁愿下马徒步作战。

罗马人喜欢进行独力战斗，不愿集体战斗。他们不是用方阵进行一次巨大的冲击，而是迅速连续作一连串冲击。他们也采用设防营地方式，哪怕只停下来过一夜也是如此。纪律一向极其严格，殊少改变，军训和操练时间都很长。战术方面已经有一些彻底改变。近战和远战已经合而为一；开始有了预备队，进攻与防御也有了密切配合。蒙森这样评述罗马军团：

罗马人将重标枪与剑配合使用，作用与现代战争中使用火枪与刺刀极为相似。用投掷标枪来为刀剑肉搏作准备，好比先放排枪，再用刺刀冲锋一样。最后，完备的设防营地体系使罗马人在战争中有攻守合用之利。他们可以依照环境而决定是否接受会战。接受会战时，他们可以在营垒下作战，好比在城墙下作战一样。

高卢入侵之后，罗马建造了城墙，罗马人在有了稳固的作战基地之后，就开始踏上征服之路。公兀前三二五年，其扩张政策使他们与南面的萨谟奈人发生冲突，接着发生了一连串战争。最后于公元前二九五年结束，在塞恩蒂姆进行了一次决定性会战，萨谟奈人、埃图斯坎人和高卢人的联军被罗马人击溃。这次胜利使罗马成为阿尔努斯河到萨米诺湾间处于领袖地位的强国。布列斯特德认为此战决定了其后两千余年的意大利前途。在意大利境内，罗马剩下的敌人只有北面的高卢人和在南面的卢卡尼亚人；此外也许要加上海岸边的希腊城市国家。

这些城市中最主要的是他林敦（即今之塔兰托）。罗马的迅速扩张使他林敦人心惊，他们就向伊庇鲁斯求援。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是亚历山大的亲属，也是当时的名将。公元前二八〇年，他在意大利登陆，在两次会战之中都击败了罗马人。一次在赫拉克里亚，位于塔兰托湾；另一次在阿斯库卢姆附近，即今日的韦诺萨以东。但他在会战中也承受了巨大损失，因此当叙拉古人求他援手对抗迦太基时，他就将军队移往西西里。经过几次卓越战役，由于希腊城市依然分裂，他又在公元前二七六年回到意大利，结果在贝内文图姆（即今之贝内文托）被罗马击败，撤回伊庇鲁斯。临行时他说：“这个战场留给迦太基和罗马去打好了。”这句话后来真的成了预言，他一旦离开，希腊城市就一个接一个向罗马投降，到雷吉姆被占领之后，这两大强国就开始隔着墨西拿海峡遥遥相望了。

在公元前三一〇年到公元前二八九年间，西西里岛的大部分都已被叙拉古国王阿加索克利征服。他是个卓越的军人，也是第一个把战火烧入非洲的欧洲人。他死后，西西里发生了长期动乱，迦太基人坐获渔人之利。因为皮洛士是阿加索克利的女婿，所以西西里人才向他求援。皮洛士离开西西里之后，叙拉古国王希罗二世又与以前阿加索克利的部分佣兵发生了战争。这些佣兵叫做马麦丁人，他们占据了梅萨纳（即今之墨西拿）。在希罗二世重压之下，他们同时向迦太基和罗马求援。双方派兵援助，彼此间发生了冲突，在公元前二六四年就触发了第一次布匿战争。

一发现没有舰队就无法阻止迦太基从非洲送来增援，罗马人就在公元前二六一年决定也建立舰队，从而变成海军国家。这个决定的确极为勇敢，因为当时他们对海洋几乎一无所知，而迦太基早已是地中海中的海权强国。罗马建好船只，由未加训练的水手驾驶，在公元前二六〇年企图攻占梅萨纳，但遭到失败。可他们对这次挫败毫不灰心，他们知道不改良传统战术，在海上将永远无法战胜迦太基，就创造出一种全新战术，从而可以充分发挥罗马军人的白刃战优点。他们在战船上装一个木板桥，叫作“乌鸦”，在桥板下装有长钉，每艘船头有根杆子可使这个桥直立，向两边摆动，一落到敌船甲板上就马上钩住敌船。船上的陆军就从桥上过去进行白刃战。

他们第二次出海，在米莱（即今之米拉佐角）海上与迦太基舰队遭遇，迦太基船只直向他们冲来。据波里比阿记载：这个“乌鸦”向四周摆动，往各个方向钩击，确实的落在迦太基船上。所以没一艘迦太基船驶近时不被钩住。最后迦太基人掉头逃走，惊慌失措之中，一共损失了五十艘船。

这次胜利使罗马一下子成了海军强国，其结果是迦太基撤出了科西嘉，而罗马人却侵入了撒丁。

罗马现在也象阿加索克利一样，决心把战火烧进非洲大陆。他们的舰队共有三三〇舰战船，虽然迦太基在赫拉克莱亚·米诺亚集结了一支规模更大的舰队，想等罗马舰队向非洲行驶时攻击他们的侧翼。可是两军相遇，“乌鸦”又显示出决定效果，结果迦太基损失了九十六艘船，而罗马人只损失二十四艘。这一战使罗马人赢得了中部地中海的控制权。

罗马人把被损毁的船只修好，舰队直向希尔马流门（即今之朋角）驶去。雷古卢斯率领的陆军就在那里登陆，首先占领突尼斯，建立了作战基地。这时迦太基也获得增援。这是由名叫桑希普斯的斯巴达将军率领的希腊籍佣兵。桑希普斯是极能干的军人。波里比阿说他：“他一个人就击败了许多人，而这些人却自以为天下无敌。”他恢复了全城的信心——这时迦太基人的信心可以说已完全毁灭，军队士气已降到最低点。他选择了一个可以充分发挥迦太基骑兵威力的战场，一战就击败了罗马，俘获了雷古卢斯。罗马人放弃入侵回到西西里。公元前二五五年七月，他们又遭遇可怕的天灾。一次风暴使他们的三百六十四艘战船损失了二百八十四艘。利用这个机会，迦太基再次获得制海权，并立即增援利里贝奥（即今之马尔萨拉）。公元前二四九年，另一次风暴差点使罗马舰队遭到灭顶之灾。罗马人感到异常失望，放弃了海上作战的念头。两年后，迦太基派汉密尔卡·巴尔卡到西西里去，他就是汉尼拔的父亲。

一等他们恢复正常，罗马人在公元前二四二年又开始建造新舰队，到第二年又有二百五十艘战船准备妥善可供作战。他们对迦太基的海港利里贝奥和德里帕那进行奇袭。此举使迦太基大感震惊，因为它们是到朋角最近的西西里港口。迦太基舰队立即出海去夺回这些港口。两军在埃加特斯岛遭遇。罗马人大获全胜，迦太基舰队被俘七十艘，击沉五十艘。双方都感到精疲力竭。公元前二四一年，双方恢复了和平，条件是迦太基撤出西西里。西西里岛从此变成罗马帝国的第一个行省。

停战之后，迦太基内部发生了普遍的叛乱，许多佣兵纷纷称兵作乱。在撒丁，他们反叛迦太基而独立，当他们被撒丁人驱赶时，又向罗马求援，请他们去恢复秩序。罗马表示同意，于公元前二三八年实行干涉，迦太基放弃了该岛，于是撒丁也变成了罗马领土。

罗马为了消灭撒丁的蛮族，花了许多年时间，同时他们与意大利北部的高卢人也发生了激烈的边界战争；而在公元前二二九年到二一九年间，对亚德里亚海中的依利里亚海盗，也发动过一连串的惩罚性作战。公元前二二五年，在一次规模巨大的会战中，高卢人被杀死四万人，被俘一万人，于是才暂停进展。这次胜利之后，罗马才在克雷莫纳和普拉森提亚建立殖民地。为增援包括这些地区的北方殖民地，修建了专供部队运动的弗拉米尼亚大道，从罗马直到阿里米尼（即今之利米尼）。伊利里亚战争使罗马第一次与希腊发生了外交接触，也引起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的疑惧，此后他一直敌视罗马。

此时，迦太基为挽回在中部地中海丧失的优势，又派汉密尔卡到西班牙去扩展他们在那里的领土。公元前二二九年，他死了，由其女婿哈斯德鲁巴继承。他于公元前二二八年在西班牙建立了新迦太基城（即今卡塔吉纳城）。很明显，为了对付迦太基势力扩张，罗马与富有的希腊城市萨冈坦（即今萨贡托）缔结同盟。因为他们忙于全力对付高卢人，所以不愿再与迦太基人发生战争，于是罗马与哈斯德鲁巴订立了条约，双方同意以伊比努斯河（即今埃布罗河）为界，划定两国在西班牙的势力范围。公元前二二一年，哈斯德鲁巴遇刺，汉尼拔继位了。

谢选骏指出：迦太基商业立国，很像现代的美国；罗马人军事立国，很像现代的苏联——但事情的发展却正好相反，美国越来越强，苏联却越来越弱，还先于美国而解体了。我的意思是，美国也还面临解体的风险，因为白人的数量越来越少，正如苏联解体的原因就是俄罗斯人越来越少。除非美国人能改革游戏规则，否则前景很不乐观。我认为“美——苏”的命运正好和古代的“迦太基——罗马”相反，其中的关键的因素在于技术的发展。原子弹的发明和投用使得灭国的战争变得不可能；而电脑的应用则让和平的商业社会占尽了上风，军事强权因此受到双重的打击——既不能动武，又无法和平竞争。这种趋势其实给了中国一个极大的便宜，因为中国历史上就是文治胜过武功的；换言之，和平竞争可以让中国智慧充分发挥。

【第四章：梅塔鲁斯会战和扎玛会战】

罗马做的一切不过是完成亚历山大的心愿，看得出来罗马人已经吸取他的思想，虽非有意如此，因为历史是由环境造成的。每个强国的生存史都有两个因素控制其命运——就是内在和外来的冲突，也就是所谓革命和战争。国家不是因为衰弱决不会谋求和平；而使国家衰弱得最快正是所谓安全感。以上理论对罗马也完全适用。第二次布匿战争发生时，罗马正处于青年期，夹在两大强国之间——东边是马其顿，南面是迦太基。要想获得安全感，这些强国必须加以消灭，因为任何强国的最终目的都是要建立绝对安全的疆界——这也是亚历山大的目的。

西班牙就不存在这种疆界，因为埃布罗河不过是个地理名词，所以高卢战争结束后，罗马人的眼睛就盯住西班牙的银矿和市场，在萨冈坦扶持某政党去攻击托波雷塔人——他们是迦太基的臣民。汉尼拔采取了行动，罗马警告他别管闲事，他拒绝了，在公元前219年开始攻击这个城市，经过八个月围城战将它攻下。虽然罗马并未出兵协助萨冈坦，可是次年三月他们派代表去迦太基，要求交出汉尼拔及其他部下。这个最后通牒被拒绝，于是两国正式宣战。

很明显汉尼拔有一切报复的权利，包围萨冈坦时，他似乎已充分了解到可能的后果。虽然他可能是为报私仇，但也是为了取消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影响和使迦太基重获优势。他有高度敏锐的政治才能并且认识到罗马不过是个临时拼凑的强国：其优势是凭武力而不是政治建立起来的。高卢人始终与他们为敌，当普里哈斯入侵时，也有几个同盟国背叛它。从战略上看，时机似乎非常有利；而在战术方面，汉尼拔也处于强力地位，因为他了解亚历山大使用骑兵给战争艺术带来的革命，罗马人对这种革命却知之甚少。

反之，罗马元老院似乎也认为时机同样有利。在北部意大利，高卢人已被击败，在那里建立了拉丁殖民地来控制他们。他林敦和其他南部港口都已加以据守，越过亚德里亚海不会再有外来威胁，制海权控制在罗马手中。不仅从罗马到西班牙之间的海上交通线有安全保障，并且从西西里可以向迦太基直接发动攻击。但战争却是偶然性很强的游戏，有许多无法预料的因素。罗马的元老们对一切事情都计算正确，但有一个因素他们无法计算。他们可以估量迦太基人，但却无法估量他们背后的天才汉尼拔。正如道奇所说，自始至终，汉尼拔就是一个枢纽，一切都绕着他旋转。在以后十六年以上的战争中只有他一人与罗马为敌，并教会他们如何征服世界。他是怎样的人物呢？

关于汉尼拔所知甚少，除了从他的战役中获得的那部分内容以外没有一件事是由友方叙述。他出生于公元前249年，九岁离开迦太基，和他的父亲一同去西班牙，直到他的伟大冒险开始都没有离开过那里，不过却一定追随他父亲参加过许多战役，在这些战役中学会了战争艺术。他所受的教育是不容忽视的。据说他能说极流利的希腊语，能读能写。他对希腊战史有极深入的研究。他比较瘦，但身体强健，是优秀的赛跑选手，善于击剑和骑马，有钢铁般的体质，他极能吃苦，头脑灵敏善于计算，能够把所有情况综合起来加以判断，他的生活非常简朴，不受酒色诱惑。李维说他具有超人勇气，敢于冒险，在危难之中仍有强大的判断力。虽然如此，李维又说他也有非常残酷的一面，比一般布匿人更可怕，他不信真理，不守信用，不畏鬼神，不信宗教，不尊重誓词。波里比阿也说他异常残酷，并且十分贪婪。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些恶德可能都要大打折扣，因为他的不讲信义并不比他的伟大对手西庇阿更严重。而他的残酷在那个时代也不算反常。

公元前218年春天，他从新迦太基城出发前往埃布罗河时目标十分清楚。他并不想征服意大利，而只想破坏意大利同盟，强迫罗马求和，好比过去阿加索克利对迦太基施用的故伎。他在特朗西梅诺湖大捷后发表演说：“我来此不是要和意大利人作战，而是要帮意大利人同罗马作战。”他并非以征服者而是以解放者自居。用这个思想指导战略，他率领九万名步兵、一万二千名骑兵和三十七匹战象进入现在所谓的佩尔比格朗地区。他之所以宁走陆路而不走海路，不仅因为罗马控制着海面，而且他想唤起高卢人共同反抗罗马。所以他希望在尽量接近山南高卢的地区建立补给基地和兵源补充站，因为他与西班牙之间的交通线随时可能被切断。

他从比利牛斯山脉毫无抵抗地前进到亚威农以北不远，罗马元老院完全没能猜中他的意图。他们一面命令塞姆普罗利乌斯在西西里集中军队准备对迦太基进行远征。另外又命令西庇阿率军取道马西里亚（即今马赛）前往埃布罗河。西庇阿到达马西里亚之后得知汉尼拔在他北面五十英里以外，已经追不上了，可是他不是领兵沿海赶回意大利，反而命令他的兄弟格纳乌斯率领大部分部队向西班牙进发，攻击汉尼拔的基地，他自己率少数人回到比萨。等罗马人知道汉尼拔的位置后，马上派人通知塞姆普罗利乌斯领兵北上。此时，汉尼拔采取了与亚历山大在希达斯皮斯河上相似的行动，徒涉渡过罗讷河，领兵向滨海阿尔卑斯山进发。

到底他从哪里翻过山脉，已经不可考，大致是在小圣伯纳德和日内瓦山之间。他的最大困难并非山脉本身，而是具有敌意的阿罗布罗吉斯人不断攻击他的后卫。一路损失颇为可观，他渡过罗讷河时，尚有步兵五万人和骑兵九千人（注：这个数字与原有兵力已差了很多。主要原因是他在加泰罗尼亚留下了两万二千人的留守兵力，其余两万一千人则说明逃亡人数相当可观。不过上述数字可能不无夸张。因为波里比阿说这支军队的数量远不及其素质，其训练程度尤为优秀。）等他进入山南高卢平原时，只剩下步兵两万人和骑兵六千人了。依李维计算，剩下的步兵只相当于他从新迦太基出发时的四分之一。

这样沉重的损失，是否由于领导过失很难说。不过可以看出汉尼拔的军队纪律并不太好。而他在以后几年居然能赢得一连串惊人胜利，就更加令人难以理解。

公元前218年12月，在特雷比亚河岸，他引诱塞姆普罗利乌斯接受会战。他使对手感到昏乱，从正面牵制他，分出自己骑兵的一半去绕过敌人侧翼，打击敌人的后背。于是罗马军大败溃逃（注：据波里比阿记载，双方兵力如下：迦太基为步兵两万八千人，骑兵一万人；罗马人为步兵三万六千人，骑兵四千人）。次年4月在特朗西梅诺湖北岸，他故意把部队放在塞维利乌斯和弗拉米利乌斯两军之间。然后他突袭了弗拉米利乌斯，几乎使之全军覆没（注：罗马方面损失为阵亡一万五千人，被俘一万五千人）。

汉尼拔于是向南移动，趋向亚德里亚海岸，在阿维都斯河边的坎尼夺获了一个罗马补给站。但他去那里的主要原因似乎还是为他的骑兵寻找合适的战场。此时在杰伦纽姆有四个罗马的双倍军团，由执政官帕卢斯和瓦罗率领。他们得知汉尼拔的行踪之后，就前进到阿维都斯河，在东岸扎营，从上游距离汉尼拔三英里。

因为迦太基骑兵占有优势，所以帕卢斯不主张出战，但瓦罗的想法完全相反。由于两位执政官隔日轮流担负总指挥，第二天由瓦罗轮值，于是他命令全军前进。双方发生了不具决定性的序战。

第二天，公元前216年8月2日，帕卢斯已无法照他的想法引兵退去。汉尼拔可能也认识到这一点，就把部队布成一个新月形的阵势准备交战。在中央他集结着西班牙和高卢的部队，而把非洲部队置于两翼。在步兵阵线两端，各放置一支强大骑兵。

面对罗马阵势，他首先击溃了罗马骑兵，接着等候罗马步兵前进。他们压迫迦太基的新月阵势后退，一直到凹入为止。突然之间，汉尼拔命令他的两军团非洲步兵前进，两面向内旋转，从侧面把罗马人卷入口袋。最后，追击归来的迦太基骑兵就打击在罗马军团背上。

罗马军好像遇到地震一样全部被吞食。（注：波里比阿认为罗马军的兵力为步兵八万人，骑兵九千六百人。剑桥古代史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估计罗马兵力应为四万八千人。依照波里比阿估计，罗马军的损失如下：骑兵除逃出三百七十人以外全部歼灭。实际未参加会战的步兵一万人被俘，另外七万人被杀。迦太基全部损失数字为五千七百人。）

如果对特雷比亚、特朗西梅诺湖和坎尼这三个会战进行一次分析，那么这些胜利毫无疑问应归功于汉尼拔的战术天才。因为罗马人的战争思想太落后，所以致使他凭其天才可以为所欲为，无往不利。罗马人的战争思想非常呆板，只依赖匹夫之勇、纪律和操练。指挥简直可说是聊胜于无。他们还是把将领当总教官看待——只需善于调换检阅队形就够了，对地形和战术的要求基本很少加以考虑。因为罗马过去的敌人都是缺乏纪律和操练的野蛮民族，所以许多战斗都是靠纪律和操练取胜。加上他们对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的战争一点都不了解，所以难怪被汉尼拔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愚蠢无知，累犯战术错误，而汉尼拔却有着惊人的机智、远见和想像力。不过这并非罗马将军本身的过错——他们通常并不缺乏勇气——而是罗马军事制度的根本弊病。每个公民都可以担任将领，因为假定每个公民都能精通战术。

正如蒙森在《罗马史》中所说：“在这样的战争中，将领的人选却年年都要用投票方式来表决，实在是咄咄怪事。”主要由于政党政治作怪，因为罗马的几个大家族都互相对立，结果是建立了一支静态陆军，他们的将领是选举出来的，其标准不是经验和能力，而是他对政党利益的忠诚度。

相反，汉尼拔却是一位能够适应任何环境的将领，也许围城战是唯一例外。他凭着意志驱使，在他的意大利战争的前三年内，显出了无比果敢；接着在以后十三年中，他又能顽强防御。他具有超人能力，能使他的行动适应千变万化的环境，所以波里比阿的评论一点都不错：“罗马和迦太基遭遇的一切，无论好坏，起因都是汉尼拔和他的心。这个人的影响实在巨大，只能用惊人来形容。他的心可以适于人力范围内的任何工作。”他接着说：“一连十六年，汉尼拔一直在意大利与罗马不断作战。他的军队没有一天离开过战场，他好比优秀的舵工，始终控制着这艘巨大的战船，虽然他的部队不是由一个种族，甚至并非一个民族组成，可是他们对他没有任何怨言，而且彼此间也从来没有冲突。象这样复杂的部队，没有一个敢不服从他的意志和命令，这也就显示出他的指挥才能实在高人一等。”

再引证一位现代史学家的评论，蒙森说：“他独具发明天才，这也是腓尼基人的主要民族习性。他喜欢采用突然袭击和出人意料的路线。埋伏狙击和使用计谋对他来说有如家常便饭。他对敌人的性格作过谨慎研究，这也是没有先例的。他组成了当时最有效的谍报系统——甚至在罗马城内也经常派有侦察人员——所以他对敌人的一切计划都经常获得情报。他本人也常常化装，戴着假发亲自搜集情报。这个时代历史的几乎每一页都可以证明他的军事和政治天才。他的确是一个伟大人物，无论他到何地，都吸引着大家的目光。”

那么罗马那样的军事制度，对这样一个人有什么应付方法呢？完全没有，可是到最后，罗马人的民族性还是获得了胜利。在坎尼会战之后的景象又如何呢？汉尼拔希望这一战使罗马共和国全面动摇，可是结果完全不然，尽管罗马已经瘫痪，但没有一个拉丁城市背叛它。如果汉尼拔是亚历山大，罗马也许还是会灭亡。他现在应该明白，罗马联盟的力量就寄托在罗马城，除了罗马以外，他们空无一物。他的骑兵将领马哈巴尔劝他立即进攻这个首都，他却拒绝了。马哈巴尔怒吼道：“这是一个真理——上帝不会赐人以全能，他不会让同一个人拥有一切天才。汉尼拔呀，你知道如何获得胜利，但你却不知道如何利用胜利。”正如李维所说，“大家都认为时间的延误已经挽救了这个城市和这个帝国。”

汉尼拔为什么不进攻罗马呢？霍华德说因为他正在构思新战略：准备用迦太基的全部力量使战争扩展到新的地区，这样就可以包围意大利。当他进行逐城争夺战时，其本国政府也在设法把罗马人逐出西班牙，夺回撒丁，而更重要的是在西西里岛重建势力。这样就可以迫使罗马求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汉尼拔接受了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的请求，准备与他结盟。（注：在听说汉尼拔在特朗西梅诺湖获胜之后，马其顿的菲利普五世也准备攻击意大利，而坎尼会战之后就与汉尼拔缔结同盟。罗马人在得到柏加曼国王阿塔拉斯的支援后也在公元前214年与他交战，就是第一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211年，罗马人与阿托里亚同盟签订条约，到公元前205年战争才结束，双方签订了《腓尼基和约》，菲利普同意不再侵扰罗马的同盟国。）

但这并不是达到目的的最佳途径。如果罗马城被攻陷，那么西班牙、撒丁和西西里都会自动落入他的掌握之中。所以并不是因为他认定这个“新战略”是最好的，而是因为缺乏攻城工具，不得不如此。汉尼拔知道他攻不下罗马城，所以他被迫放弃攻城，与他的对手费边同样采取守势，从此都想以消耗手段取胜。

为什么没有城市背叛呢？不仅因为它们效忠罗马，而且也因为他们都有城墙，并且彼此间有道路联系。他们不仅可以安全对抗汉尼拔的野战军，同时补给供应也不至于发生问题。现在构成罗马战略的枢纽就是这些有城墙的城市，而汉尼拔居然没有认识到，未尝不是怪事。如果他明白这一点，那么当他于公元前215年在卡普阿建立基地并使南意大利的大部分归入他控制之中时，他就应该组织一支攻城部队，去击毁敌方战术的核心。以后四年，战争就变成了反复进退的拉锯战。到公元前211年，弗尔维乌斯攻陷卡普阿，而汉尼拔能做的就是渡过阿尼欧河，前进到罗马的城下，立马科林门外，挥动他的宝剑。这虽然是个英雄姿态，却已经迟了五年，实在是太迟了！

当双方在意大利境内都进行防御时，主要是受汉尼拔的外交策动，其他地区也同时展开了激烈战争。在西班牙境内，汉尼拔的兄弟哈斯德鲁巴、马戈以及吉斯戈的儿子哈斯德鲁巴（同名）正在与两位西庇阿（亦为兄弟二人）激战。公元前215年，撒丁也发生叛乱，次年，罗马摄政官马塞卢斯进军西西里，因为叙拉古与迦太基订立了盟约。他对叙拉古的围攻成为当时战争中的大事，还又发生了有趣的战争插曲，就是阿基米德的发明天才大显神通。波里比阿说：“在某种环境中，一个人的天才可以比更多的人数有效。”叙拉古一直坚守到公元前211年，由于内奸行动才被攻陷。叙拉古沦陷之后，西西里岛上的抵抗也都中止了。

虽然马塞卢斯在西西里获得了成功，可是西庇阿兄弟在西班牙却于同年遭到惨败。他们的塞尔提伯利亚部队纷纷逃亡，所以兄弟二人都失败被杀。罗马再度瘫痪，只好用公民投票方式来选择新指挥官。因为没有高阶层的人——如执政官或司法官——候选，所以最后有位二十四岁的青年人自告奋勇出来候选。虽然他只做过低级军官，却获得了选民拥护，元老院只好勉强接受。他是老西庇阿的儿子，以后在历史上被尊称为汉尼拔的征服者——阿非利加·西庇阿。

他出生于公元前235年，第一次出名是在特雷比亚战役，虽然那时他还是孩子，却救了他父亲的命。在坎尼会战中，他是一位低级军官。在那次大屠杀中他保住了性命，当他听说莫特卢斯和部分青年贵族准备逃出意大利，他就赶到莫特卢斯寓所，提剑逼他宣誓说他们永不逃亡。虽然他非常勇敢，可他的个性实在不易测度。蒙森对他是这样评价的：

“有少数人能够凭自己的精力和钢铁意志来约束世界，在几百年内采取新路线和向新路线行动。他不属于这一类。可是另有一种特殊动人的魔力有如闪耀的光环围绕着这位优雅的英雄。在安静的气氛和坚定的信心之外，西庇阿经常有轻快和敏捷的情调。他有足够的热心可使人们心灵感受温暖；同时又有足够的计算能力，使他在任何情况中都能跟随智慧行动。他虽未脱离平民生活，却并不庸俗，具有一般人对天命的信仰，他虽然不说，却用暗示的方式使人相信他是神特别护佑的人。一句话，他具有纯正先知的本质。他处在人民之上但并不与人民脱节。他遵守诺言，行为上有王者之风。他认为如果采纳俗不可耐的帝王尊号，实在是小看了自己，但是他永远不能了解共和国的宪法是可以约束他的。他对自己的伟大具有如此信心，所以忘记了仇恨和妒嫉，他有礼貌的承认旁人的好处，而同情地忘记别人的过错。他是优秀的军官和精炼的外交家，却并不特别显出他在这两种职业上的专长。他把希腊文化与罗马的民族意识充分融合起来，他是口才极好的演说家，态度非常庄严优美，他能赢得人心，包括士兵和妇女、国人和西班牙人，以及他在元老院的政敌和他的伟大迦太基敌人在内。”

从出任西班牙指挥官直到最后一战，他创造了每战必胜的纪录，主要原因是由于他有希腊人的开阔心胸。其他将领从失败中很少能学到什么教训，但他从中获得的教训却远比从他自身成功中获得的要多。汉尼拔虽是他的敌人，同时也是他的老师，他不仅教授他战争艺术，而且也使他学会如何领导和管理。他最显著的天才是对群众心理的了解。当部下在西班牙发生叛乱时，他发表过如下意见：“群众非常容易被领入歧途，也极易引诱他们触犯任何过失。群众的本性象海洋一样是安宁和平静的，可是一旦有风吹来，马上就会波涛汹涌。所以群众是受领袖支配的。”

西庇阿从台伯河开船，于公元前210年年底在埃波里姆登陆。他到达时面临的情况实在很难令人乐观。他发现除了卡斯特罗和萨冈坦两个要塞城市，埃布罗河以南的所有地区都已丧失殆尽。但这种情况刺激了他的军事艺术发挥。他的第一个行动，在战争史上可算是最果敢和最富有戏剧性的——由于他控制着海洋才能如此——那就是乘着两位哈斯德鲁巴和马戈的兵力分散时，用突然袭击攻占新迦太基城，使自己占领了敌人东翼，一方面可以攻击敌人后方，另一方面又能威胁他们的海上交通线。他在攻城战中也表现出高度的战术技巧。他一旦占领该城，立即采取恐怖政策，洗劫全城示威。他释放了拘留在该城的西班牙人质，并送给他们许多礼物，送给少女的是耳环和手镯，青年男子则是匕首和刀剑。这种办法立即产生了显著影响，赢得了当地人民的好感。

占领新迦太基之后，他把舰队和部队整补一番，就向安达路西亚前进。公元前208年，他在巴古拉击败了哈斯德鲁巴的军队，但未能使之全军覆没。因为那位能干的军人向圣塞巴斯蒂安撤退，越过法兰西，最后终于进入意大利。虽然有些历史学家批评西庇阿不应让他们逃走，可是批评并不合理。因为如果他为了追击哈斯德鲁巴而不惜深入不熟悉的险阻地区，并让马戈和另一位哈斯德鲁巴（吉斯戈之子）的部队原封不动留在他后方，那才真叫愚蠢。

其次，他集中兵力于卡斯特罗，向哈斯德鲁巴和马戈进攻，在伊利帕他采用了卓越的战术，很像汉尼拔在坎尼会战中使用的那样，使他们受到决定性失败。哈斯德鲁巴逃往毛里塔尼亚——即今之摩洛哥。马戈则逃往巴利里克岛，在那里他着手召募新军以援助汉尼拔。这一战决定了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命运，到公元前206年秋天，整个西班牙都向罗马投降了。

此时，公元前207年春天，哈斯德鲁巴已越过阿尔卑斯山，沿着十一年前他哥哥走的旧路，前进到波河流域，他在那里招募了一万名高卢兵后开始围攻布拉什迪亚城。（注：他的全部兵力已不可考。剑桥古代史认为是三万人。）他没能攻下这个城市，就一直挺进到弗拉米尼亚，就是今天的瓦罗，是亚德里亚海边的一个小港口，也是弗拉米尼亚大道的海岸终点。他在那里与罗马军前哨接触，那是司法官波西乌斯和执政官李维乌斯率领的联军，他们驻在圣加利卡，在弗拉明尼亚的南面，相距几英里远。汉尼拔此时尚在意大利南部宿营过冬，有四万名罗马步兵和两千五百名骑兵，由执政官尼罗和弗拉卡斯率领着监视他。汉尼拔的意图是想与他兄弟在意大利中部会合，但是因为他同时也要顾虑他在布罗蒂乌姆（意大利的脚趾）的基地的安全，所以必须等知道哈斯德鲁巴的确实位置之后，他才准备北上。依照李维记载，他最先没有料到他兄弟在越过阿尔卑斯山时能够与他过去一样快。等他听说已经在围攻布拉什迪亚时，因为他知道这样的围攻战大致需要多少时间，所以他决定不必前进到卡努西乌姆以北，而是等候他兄弟的讯息到达。

于是发生了偶然事件，在战争中常会有这种无法预料的事件发生，却往往足以决定国家命运。从布拉什迪亚解围而去时，哈斯德鲁巴派了四个高卢人和两个努米底亚骑兵送一封信给汉尼拔。这几个人穿过整个意大利，没想到汉尼拔已前进到卡努西乌姆，所以还在他林敦附近寻找。他们迷了路，被罗马搜寻粮食的支队捕获。尼罗从这些人那里获知哈斯德鲁巴准备越过亚平宁山脉与他哥哥在乌姆布尼亚会合，李维记载说，他认定面对这种情况不能再用过去的老办法作战——每个执政官限制在他的省界之内，只能用自己的兵力对元老院指定的敌人作战。尼罗决心冒险采取全新的办法，这种方法是临时应急的，结果也无法预知。在一开始，也许会使本国公民感到的震惊并不亚于敌人，但如果成功，那么这种巨大的震惊就会变成巨大的喜悦。所以他派人把这封信送往罗马，并且向元老报告说，当汉尼拔狐疑不决，他所率领的六千精锐步兵和一千骑兵应迅速北上增援波西乌斯和李维乌斯，留下加蒂乌斯继续监视汉尼拔。他又建议驻卡普阿的军团应调到罗马，而罗马的部队调往拉尔尼亚。他对所要经过的地区都事先派人去下达命令，要农村和城市把粮食送到路边供军队食用，还要把骡马送来，使瘦弱的人不愁代步之物。他更知道时间已十分紧迫，一分钟都不能耽搁，所以他不等答复立即率军北上。

这个史无前例的步骤使罗马的元老们大吃一惊。他们看到汉尼拔又被放出来了。过去的惨败和两位执政官战死造成的恐怖印象依然存在。他们说过去在意大利只有一支敌军一位敌将就已经产生了许多不幸。现在变成了两个布匿战争，两支强大敌军和两个汉尼拔了。

尼罗率领他的七千精兵，用最快速度日夜行军，快到圣加利卡时，先派人通知李维乌斯，准备在夜里秘密进入他的营地。为了不让哈斯德鲁巴知道他到达，所以李维乌斯并未声张，所有尼罗的部下就暂时和李维乌斯的部下共同挤在同一帐幕之内。

尼罗到达后，罗马将军们马上召开战争会议。虽然许多人都主张应等尼罗的部队彻底休息和恢复疲劳之后再与敌人交战，可是尼罗力主马上进攻，这样才能使哈斯德鲁巴不知道他已到达、汉尼拔不知道他已离开。他的主张为大家所接受，于是发出备战讯号，开始集中部队。尽管用了许多预防手段保密，可是罗马人却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让哈斯德鲁巴知道李维乌斯已经获得了增援。依照罗马军礼，一支巡逻队回来报到时，在司法官的营帐里，应吹一声号角，在执政官的营帐里，应吹两声号角。这就使哈斯德鲁巴猜到李维乌斯的营中一定有两位执政官，当然已经获得了增援，所以他决定不与敌人交战。那天夜间，他退到梅塔鲁斯河谷，想从那里去弗拉米尼亚大道，岂知黑暗之中向导逃跑了，他为了找路浪费了许多时间。罗马人发现他撤走了，就追上他，并强迫他接受会战。

哈斯德鲁巴的部队作了如下部署：中央部分是利古尼亚人的部队，由战象掩护。西班牙部队在右，高卢部队在左。高卢人占领一个小山，俯视着一条溪流，似乎与利古尼亚军左端还隔着相当距离。面对着高卢人，在溪流对岸高地上就是尼罗占领的阵地。中央为波西乌斯，左翼是李维乌斯，他面对哈斯德鲁巴直接指挥下的西班牙军。李维说，哈斯德鲁巴的战线是横线长于纵深，而罗马军的左翼则伸展到战线之外。

由西班牙人首开战斗。接着罗马的中央和左翼都参加了战斗。大部分罗马步兵和骑兵，西班牙部队和利古尼亚人都卷入了战潮。这些西班牙人都是老兵，也都熟悉罗马人的战斗方式，而利古尼亚人也是顽强好战的民族。这时出来了战象，它们第一次冲锋就把第一线冲乱了。可是当战况转烈，喊声大振之际，它们也丧失了控制，在两军战线之间摆来摆去，好比没头苍蝇一样。最后多数都被象奴杀死，这些象奴都带有长刀和木槌，专供杀象用。他们用木槌把长刀钉入大象的脊髓。

此时，在哈斯德鲁巴左翼，由于地形影响阻碍了双方交战。尼罗看见他的左翼已经发生激烈战斗，决定参加进去。他留下少数兵力牵制高卢人，自己则率领几个支队躲过敌人的视线，绕过李维乌斯后方，这正如几百年后马尔波罗在拉米莱斯采取的行动一样。为了使哈斯德鲁巴受到奇袭，他先向西班牙部队右方冲锋，然后才攻击他们后背，把他们向利古尼亚人方面压迫。

看到战局无可挽回，哈斯德鲁巴用马刺踢着马，直向罗马兵冲去，战死在那里。他的行为证明他是不愧是汉密尔卡的儿子和汉尼拔的兄弟。对这件事，波里比阿评论说：“当认为前途尚有希望时，哈斯德鲁巴在会战中对个人安全是十分注意的。尽管他并非没有准备，而且也并非没有胜利的希望，可是命运却剥夺了他的一切希望，逼得他非走极端不可。虽然如此，他还是勇敢的面对命运，而没有做任何对不起过去事业的行为。”

根据波里比阿估计，这次的损失，迦太基人包括凯尔特人在内，一共不在一万人以下，罗马方面死了约两千人。会战结束之后，当晚尼罗又赶回去，行军速度比来时更快，到第六天，他又回到汉尼拔前方的营地。此时他的胜利消息已经模糊不清的传到了罗马。最先，罗马人以为只是道听途说，不敢置信。等到证实之后才全城狂欢庆祝，因为对他们的死敌，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捷。

汉尼拔听说他兄弟失败和战死，就退回布罗蒂乌姆。罗马人仍然不敢攻击他，因为他实在是令人谈虎色变。可是他们似乎认识到，无论从哪方面看，他们的这次胜利都是一次决定性的成功。这一战结束了汉尼拔的希望，他再也不能击破罗马对意大利的控制，它恢复了罗马军人的信心，也使罗马的同盟国和所征服的臣民，不敢不向罗马效忠。所以从此以后，主动权开始转入罗马手中。

如果事实真象如此：当在坎尼获得大胜之后，汉尼拔因为相信包围意大利的战略更为有利，所以才放弃向罗马进攻，那么当他兄弟在梅塔鲁斯河失败之后，他就应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受包围的不是敌人，反而是他自己。到公元前205年，他已被孤立在意大利的靴尖上，西西里已经丧失，西班牙也完了，罗马与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也已议和。（注：罗马人在依利里亚的作战，此处未加论述，因为这只是战争的副产品，对双方都谈不上光荣。它的重要性在于对未来的影响——就是使罗马介入希腊世界，以及公元前200年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的爆发。）

因为汉尼拔被迫采取消极防御，主动权就转入罗马手中。他们意图慢慢绞死他，但西庇阿的想法完全不同，自从他接管西班牙的指挥权之后，他就开始照自己的意思作战。他的想法是要把战争带到非洲，而以西班牙作为基地。根据波里比阿记载，他把迦太基人赶出西班牙之后，就有人劝他休息，他却回答说，他的决心要比过去更坚定，一心只想发动对迦太基的战争。他似乎一直都以阿加索克利的战役为先例，他对这个人的果敢具有极大敬意。因为如此深信必须把战争带到非洲去，所以伊利帕会战后不久，他冒着生命危险去访问毛里塔尼亚。他的目的有两个：（一）争取马赛里国王锡法克斯的友谊，（二）从努米底亚的国王马西尼萨手里获得部分骑兵。（注：蒙森说这是一种“愚蠢的冒险”，而利德尔-哈特则认为是极其重要的外交使命。马西尼萨的首都在西尔塔——就是今天的君士坦丁堡。锡法克斯的首都在西加——在奥兰之西。）

出使之后，公元前205年他回到意大利。在那里他受到人民欢迎，但也受到资深年长将领们的反对，因为他年轻有为，更妒嫉他的成功。他被选为执政官，并指定西西里为他的省份，主要目的还是想排挤他，而不是利用他的才能。他发现在西西里能指挥的只有两个军团，由坎尼会战的败军残部组成。他要求援助，被拒绝了，可是他并不灰心，反而着手积极召募，组织和训练这支“大复仇”的军队。

他派他的副将纳利乌斯在公元前205年渡海前往非洲。次年春天，他的部队在利雷拜姆登船，在乌提卡附近的法利拉角登陆，在那里立即与马西尼萨的兵力会合——他刚被锡法克斯赶出了自己的领土。西庇阿的远征军包括他的两个军团和那些他召募的志愿兵，共约两万五千人人、四十艘战船和四百艘运输船。此时，哈斯德鲁巴（吉斯戈的儿子）回到非洲，已经编成了一支迦太基军队，共有两万步兵，六千骑兵和一百四十头战象，并且还在等候一批凯尔特伊比利亚佣兵。锡法克斯也正召集大量骑兵来支援他。

因为西庇阿的首要大事就是占领一个作战基地，所以他开始围攻乌提卡，但是当哈斯德鲁巴和锡法克斯接近之后，他被迫解围退到两英里开外的一个岩石海角，他称之为加斯特拉角，就在那里宿营过冬。锡法克斯认为他已陷于窘境——事实上也的确差不多——所以就向他提出和谈要求。西庇阿的狡猾程度似乎又胜迦太基人一筹，因为他的办法是迦太基过去从未用过的，他尽量拖延谈判时间，以便详细侦察敌营。双方营地相距只有六英里，他的意图是利用黑夜掩护，对敌营进行突然攻击。

许多人都谴责这种行动是一种奸计，可是我们也可以为他解释，应该记住当时西庇阿的情况实在危急，尤其是他的敌人拥有大量骑兵，足以使他们获取粮食的行动受到极大限制。不过无论如何，事实终究是：由于西庇阿采取的行动如此具有决定性，如果他不这样做，他也许就不会获得最后胜利。他装出非常希望和平的样子，欺骗了他的两位对手锡法克斯和哈斯德鲁巴，使其产生虚妄的安全感。他突然签订了休战协定，然后匆匆集中他的两个军团，在日落时出发，命令纳利乌斯和马西尼萨进攻锡法克斯的营地，把火把投在营地上，而他自己则去放火烧哈斯德鲁巴的营地。

迦太基的哨兵似乎毫不经意或是睡着了。当他们突然在黑夜里看到火光四射，马上就混乱不堪。李维和波里比阿的记载都十分生动。后者记载说：“这种可怕的景象简直无法想像和形容。”而前者则告诉我们有四万人被杀死或烧死，被俘者五千人，此外还有两千七千匹努米底亚马和六头战象。简而言之，如果李维的数字不是太夸张，那么即令哈斯德鲁巴和锡法克斯已经逃走，可是他们的联合大军却差不多已经歼灭殆尽了。

乌提卡仍在坚守，所以西庇阿不敢冒险向迦太基前进，仍然回来围攻乌提卡。此时，哈斯德鲁巴和锡法克斯又与四千名凯尔特伊比利亚佣兵会合，开始组织一支新军。西庇阿认识到汉尼拔有撤回非洲的可能性，所以必须在他回来之前首先彻底击碎哈斯德鲁巴。他率领一个军团和全部骑兵（现在实力已经大为增强）进行野战。在巴格拉达斯河的大平原上，他遭遇到他的两位对手，采取他在伊利帕会战中曾经用过的战术行动，把敌人击败了。在罗马历史上，只用骑兵冲锋就击败敌人，这是第一次。哈斯德鲁巴阵亡，锡法克斯率领一部残余骑兵逃走，马西尼萨一直追到了西尔塔才把他俘虏了。对西庇阿而言，这个行动对他有莫大价值，不仅是使他可以扶助马西尼萨重登王位，而且同时也使迦太基丧失了最有价值的骑兵来源地，并使他们都为自己所用。

这一战使迦太基城陷于恐怖；他们再度向罗马求和，原来在波河流域作战的马戈和在布罗蒂乌姆的汉尼拔都被召回。西庇阿达到了他的第一个目标——使汉尼拔势力撤出意大利。接着他提出宽大的和平条件，希望获得他的第二个目标——胜利结束战争。和平谈判进行时，马戈溜走了，虽然他的军队回到了非洲，但他自己却因为负了重伤，死在航海途中。

汉尼拔接到撤退命令时正在克罗顿。他首先杀死马匹，接着在公元前203年6月23日，在休战条约保护下，他的军队上了船，大约为一万五千到两万人，在小利普第斯登陆。于是他转经哈德鲁门坦去尽量搜集骑兵，这个行动使迦太基城的爱国者大感兴奋，他们拒绝批准和约并拘禁罗马使臣。为这个行动激怒，西庇阿在公元前202年，拆了他在突尼斯的营帐，向巴格拉达斯河流域进军，边走边烧毁沿路的村庄，用恐怖手段恐吓迦太基人，同时也切断迦太基城的主要粮食供应。这使迦太基城中居民大为恐慌，所以催促汉尼拔立即行动。几天之后，汉尼拔也拆了哈德鲁门坦的营帐，朝内陆方向的扎玛前进，它在迦太基城西南方，相隔五天行程，在那里他接到恼人的情报——马西尼萨率领六千步兵和四千骑兵已经与西庇阿会合。

看到敌人拥有如此优良的骑兵，认识到胜利希望甚微，于是汉尼拔要求与他的对手会晤面谈。西庇阿应允了，第二天，双方指挥官从自己营地前进，只有少数骑兵伴护。然后他们把随从留在后面，单独到了可以对话的距离，各带一个译员。汉尼拔指出战争的幸运是不可靠的，主张双方休战议和，条件为西西里、撒丁和西班牙都归罗马所有，迦太基允诺永不攻击罗马。西庇阿充分认识到他在军事上具有绝对优势，所以一口拒绝这些建议，说由于迦太基人最近破坏了休战协定，他实在不敢再相信迦太基的诺言。于是会谈结束，双方转回营地，第二天拂晓时，各自引军摆成战斗队形。

在素质和训练两方面，汉尼拔的军队都处于劣势，他使用的战斗队形足以证明他自己完全了解这一点。他共有三个军团步兵：他自己的部队、马戈的部队和迦太基元老院匆忙中召集的迦太基和非洲部队。前两支是可靠的，第三支却不太可靠。所以他把马戈的部队排在最前方，其中包括利古尼亚人和高卢人。可以假设他们将采取分散队形，因为汉尼拔又把巴利里克的投石兵和摩尔人的轻步兵混夹在一起。第三部分由迦太基和非洲部队组成，汉尼拔用他们组成第二线，紧接在第一线的后方。至于第三部分又位于第二线的后方，相距约二百码，那是他的总预备队，主要为布鲁提亚人。在第一线前方，他将八十头战象布成一条绵长的战线。最后他把他的骑兵两千人摆在两翼，迦太基人在右，努米底亚人在左。因为他的骑兵实力太薄弱，所以他无法再用坎尼式的战术，用骑兵去迂回敌人侧翼。因此他的计划是突破罗马军正面，这是一场赌博，成败的关键就要看他的大象是否听话。如果这些大象听话，那么罗马人的正面毫无疑问就会被冲乱，这不仅使第一线攻击大为省事，而且更可以激发第二线的勇气——这些都是临时召募的非洲人。最后，凭着他的第三线精兵来进行决定性打击。

西庇阿仍然保持正常的军团队形，但能够适应他面临的战术情况。他没有把各部依照三线棋盘格的老形式展开，照这种形式，是第二线各部恰好掩护第一线各部的间隔。反之，他的第三线各部正对着第一线各部的后方，这样在战斗队形中产生了许多条甬道，使迦太基的大象可以从那里通过。此外他的老兵保留在较后方，即使迦太基战象达到了突破目的，他们也不会陷入混乱。轻步兵填塞在甬道中，如果他们挡不住战象冲击，可以立即撤退。左翼为意大利骑兵，由纳利乌斯指挥。右翼为努米底亚骑兵，由马西尼萨指挥。

这次会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汉尼拔的战象冲锋和骑兵的溃败；（二）汉尼拔的前两线兵力和西庇阿的前两线兵力交战；（三）双方预备队的交战；（四）马西尼拉攻击汉尼拔老兵的背后。

虽然李维的记载更富戏剧性，但波里比阿的记载却比较可靠。会战的序曲是双方的努米底亚骑兵开始松散的接触，这时汉尼拔命令他的战象冲锋。但是当他们接近敌人时，由于罗马人号角齐鸣，响声震地，使大象惊慌失措，于是左翼的战象反转身来向后冲，使汉尼拔的努米底亚骑兵发生了混乱。马西尼萨抓住这个机会立即追击，把对方的努米底亚骑兵赶出战场。在中央方面，大象从甬道中追逐罗马轻步兵，使他们受到严重损失。接着纳利乌斯的机会来了，因为战象正要冲击罗马人后方时，他也立即向汉尼拔的迦太基骑兵冲锋，并把他们击溃。有如和马西尼萨比赛一样，他也开始猛烈追击。

不等双方骑兵远离战场，步兵的战斗也开始了，正如波里比阿所说，这是人与人之间的近战格斗。最初似乎是汉尼拔占了优势，但因为他的第二线未能支援第一线，所以第一线就慢慢后退。后来他们感到孤立无援，于是就向后方逃命。因为不准他们通过第二线，这些惊慌失措的人不惜向自己人砍杀以夺取生路。结果这两线兵力混成一团，彼此自相砍杀。罗马的年轻士兵在壮年士兵支援之下，向前推进，又压迫他们向第三线退却。因为第三线拒绝他们通过，所以就纷纷绕过侧翼，落荒而逃。

这样就展开了第三阶段战斗。战场上的景象十分凄惨，死伤枕藉，尸骨堆积如山，血流遍野。西庇阿命令把负伤的人抬往后方，扫清战场，以便作最后突击。他把年轻士兵撤到两翼，然后命令壮年士兵和老兵，以密集队形前进。他们越过障隘物（尸体），到了与年轻士兵成一线的位置，双方同时开始冲锋，引发了最激烈的战斗。因为双方的数量、精神、勇气、兵器都大致相等，所以胜负迟迟未决。双方都发挥出最大的勇气，努力死战，一步不肯退后。

如果这次战斗只剩步兵来决胜负，那么汉尼拔也许还可获胜。但是西庇阿的运气太好了，正在这个紧急关头，马西尼萨和纳利乌斯的骑兵赶回来了，他们向汉尼拔的后面冲锋，许多人就在原有的行列中被砍倒，那些想逃走的也没几个逃出性命。于是迦太基军完全失败。罗马方面战死一千五百人；迦太基方面则在两万人以上，被俘人数差不多与此相等。汉尼拔由少数骑兵保护，逃回了哈德鲁门坦。

会战之后，西庇阿并未立即向迦太基城进攻。李维说他是认为如果去围攻该城，不等大功告成就会被召回，反而让后任坐收结束战争的荣誉。而波里比阿则说由于罗马人的自尊心，所以他宁愿采取宽大态度。实际上这两种说法都颇有疑问。真正的理由是西庇阿对长期围城战并无充分准备。象汉尼拔一样，他对野战固然很拿手，可是对围城战却并不内行。此外，战争已延续十六年之久，罗马人也已经疲惫不堪。无论如何，如果围城就必须花很长时间，因为迦太基的城防工事十分坚固。（注：迦太基城建立在一座小山上，靠近一个半岛的顶点，这个半岛与大陆相连之处为宽约三英里的地岬。这里有三道防线，最外面一道的城墙高四十五英尺，每隔二百英尺就有一个碉堡，封锁线内的半岛，周长约三十英里。所以事实上迦太基是一个巨型的特强要塞，储备有各种必需品，足以支持长期的围攻。）所以最好是与迦太基缔结和约，而不是占领它，因此西庇阿提出的和平条件非常宽大而且聪明。双方同意的条件如下：

（一）迦太基交出所有战象和战船。

（二）未得罗马同意，迦太基不得发动任何战争。

（三）同意马西尼萨在他原有的王国复位。

（四）赔偿一万塔兰特银币（共值297万英磅），分五十年偿清。

这些条件为罗马元老院和人民所接受。斯库拉德在《罗马政治》一书中说：“事实证明这位汉尼拔的征服者除了具有军事战略天才以外，在政治方面也获得了胜利。他成功谈成了一个聪明的和约，如果汉尼拔只是在意大利被击败，决不可能获得这样一个和约。他的成功应归功于罗马人民的热心和忠实的支持。”蒙森是这样评论的：“政治问题的决定可能应归功于这两位伟大的将军。他们所提出和接受的和平条件都能作出公正合理的限制，一方面限制了胜利者的凶狠报复心理，另一方面也使失败者不至于铤而走险，困兽犹斗。汉尼拔对无可避免的事情敢于接受；西庇阿在胜利之后知道持盈保泰，都可说明这两个伟大的对手都是有着高贵心灵的政治天才。”

毫无疑问，虽然当时这两位伟大人物都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个事实的重要性，不过从许多年后李维和波里比阿的记载上，还是可以找出西庇阿的心声。李维在开始叙述扎玛会战的时候这样写道：“夜幕低垂之前，他们将可以知道在罗马和迦太基之间，谁将是世界的支配者——不仅是非洲，也不仅是意大利。胜利的酬劳就是整个世界。”波里比阿也说：“对迦太基人而言，这是一个为他们自己的生命和利比亚主权的斗争；对罗马人而言，却是为了争取世界的支配权力和优势。”（注：阿皮安的记载上说：汉尼拔认为这次会战足以决定迦太基和整个非洲的命运。西庇阿则说他一旦失败，全军将死无葬身之地。）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因为扎玛一战决定了西地中海的支配者，接着在东地中海的争霸战也就随之决定了。在战争中，由于迦太基与马其顿的同盟关系不断使罗马有后顾之忧。现在他们既然不受迦太基牵制，当然可以转移视线于马其顿——这也是现实的需要。

这次战争在当时产生的效果是这样的：西班牙被并为罗马的两个行省，不过不断有叛乱发生。叙拉古附庸王国并入了西西里省。努米底亚过去是迦太基的保护国，现在成为最重要的罗马保护国。迦太基由一个强大的商业国家，变成了毫无防御能力的商业城市。换句话说，罗马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建立了不可抗衡的地位。扎玛会战是历史的伟大转折点之一：它使罗马民族越过了统一意大利的门槛，走上了支配世界的坦途。

谢选骏指出：迦太基是个海权国家，罗马则是个陆权国家。汉尼拔作为反抗帝国霸权的自由战士，但是他为什么会失败呢？相反，二十世纪的海权国家英美，所代表的自由战士为何能够先后击败和挤垮德国和苏联的呢？这可能因为，迦太基缺乏纵深的腹地，而罗马却有意大利半岛作为依托。相比之下，英国有广大的英语殖民地，而美国则据有美洲大陆。其战略地位远超德日意，而足以与苏联匹配。另外还有宗教的因素——英美虽以商业立国，但宗教凝聚力却远超迦太基。但是和美国相比，英国的殖民地却是分散的，所以终究无法和美国竞争获胜。

【大事记(四)：罗马帝国的诞生】

第二次布匿战争对罗马的强烈影响，其程度可以与亚历山大战争对希腊的影响相比拟。罗马帝国由此产生，也能与亚历山大的帝国相匹敌，帝国的崛起阻止了民主政治的发展，把巨大权力交给了元老院。元老主要是从贵族中选举，也就是说都是豪门世族人物。公元前二世纪中，这种情形造成不同家族集团间的拉锯战，包括了贵族与寒族。此外，新兴阶级出现，在罗马政治中开始占据重要地位，以后被称为“平民”。

此时由于农村遭到破坏，大量自由劳工奔向城市，农村劳动人力缺乏，加上许多自由人从军，使廉价奴工的需要日益增强。在海外，由于在非洲，西西里和撒丁都有大量地区可供种植小麦，所以奴工的需要更为迫切，而奴隶市场只有靠战争才能获得。所以战争变成了罗马文明的必需品。在向南和向西扩张完毕后，合乎逻辑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向东边发动战争。自从亚历山大死后，东部地区陷于全面混乱，到公元前三〇六年，共有五个强国出现，统治者都自称为王。

这些强国是：

(一)埃及，国王为托勒密，是拉古斯的儿子(公元前三二三——二八三年)；

(二)叙利亚，国王为安提柯(公元前三二三——三〇一年)；

(三)上亚细亚，国王为塞琉古(公元前三一二——二八〇年)；

(四)色雷斯，国王为莱西马库斯(公元前三二三——二八一年)；

(五)马其顿，国王为卡桑德，是安提帕特的儿子。(公元前三一九——二九七年)。

这些王国之间彼此不断发生战争。公元前三〇一年，安提柯已是八十一岁老人，可他和儿子德米特里都有极大野心。结果导致其他诸国组成了同盟来与他们为敌，莱西马库斯在卡桑德和塞琉古的支援下，带领四百八十头战象和大量骑兵，在弗利吉亚的依普苏斯决定性地击败了他们。于是征服整个亚历山大帝国的最后企图也就从此结束。

战争之后，安提柯王国被瓜分，五个强国只剩下四个。马其顿势力最弱，因为此后十年中，它陷入无政府状态，纷乱之中，北方的高卢人也乘势侵入，局势似乎毫无希望。直到公元前二七六年，安提柯的孙子安提柯-戈纳图斯获得了王位，他在位三十八年，重建了秩序和繁荣。他死于公元前二三九年，到公元前二二一年，他的孙子菲利普五世成为国王。前面说过，在公元前二一七年到公元前二〇五年间，他曾与罗马人冲突，就是第一次马其顿战争。

公元前二八一年，莱西马库斯以八十高龄，在柯鲁皮登会战中被塞琉古击败和杀死，色雷斯也随之灭亡。第二年塞琉古被刺。公元前二四一年，阿塔罗斯继承叔父欧米尼斯成为柏加曼的统治者，也自称为王。

到公元前二〇二年，即汉尼拔在扎玛会战被击败那年，东边只剩下三大强国：

(一)叙利亚(由上亚细亚和叙利亚合并而成)，国王是安条克三世，也号称“大帝”(公元前二二三——一八七年)；

(二)埃及，国王为托勒密五世，名叫埃菲法尼斯；

(三)马其顿，国王为菲利普五世(公元前二二一——一七九年)。

此外还有一些次等的王国——柏加曼，比西尼亚，卡帕多西亚和本都。而在哈亚斯地区还有一个加拉提亚，那是公元前二七八年侵入马其顿和色雷斯的高卢人的老巢。

这些王国都是亚历山大帝国的剩余部分，现在成了罗马东征的对象。首先就是第二次马其顿战争。

公元前二〇五年，腓尼基和约签订之后，菲利普五世转向爱琴海方面发展，他认为罗马对这个地区没有兴趣。他又与安条克三世签订秘密条约，准备瓜分埃及领土，因为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还是个孩子。最先受到菲利普扩张政策压迫的是阿塔罗斯和罗得岛人，他们去向罗马控诉，并且夸大其词，说菲利普将成为罗马的心腹大患，其中包括这个秘密条约。虽然罗马在久战之余已经疲惫不堪，可是对罗得岛使臣的辞令感到颇为担忧，所以立即向菲利普宣战，以求阻止他和安条克夺取希腊作为入侵意大利的跳板，其实这与菲利普和安条克的计划风马牛不相及。公元前一九八年，罗马执政官弗拉米尼努斯被派到希腊担任总指挥，他一到达，亚该亚同盟也加入他旗下。

公元前一九七年春，菲利普率领一支强大部队留在拉利萨，掩护着潭蓓谷地。弗拉米尼努斯已经入侵波提亚，前进到色萨利东南部的费拉里。菲利普听说罗马军已到，就从拉利萨向南进入斯科图萨平原，而弗拉米尼努斯也从南面进入这个平原。两军在塞诺斯希法莱山脉附近遭遇。因为地形不适合方阵作战，所以菲利普决心避开敌人，不幸的是两军却在雾中碰上了。虽然他的右翼击退了罗马军左翼，但由于地形破碎，他的左翼却无法与右翼保持一线而被分隔开来。弗拉米尼努斯用几匹战象打头，亲率他的右翼向这部分敌人冲锋，将他们击溃。若非罗马军中有个护民官主动率领二十几个连向已获胜的马其顿军右翼的后方进攻，那么这场会战就会打成平手。这个果敢的行动决定了会战结果，菲利普率残部退回潭蓓。

波里比阿指出，这一战获胜的主因是由于罗马军具有较强的机动能力。因为希腊方阵固守原地时很难动摇，可一旦正面出现空隙就很容易被罗马军团所击败。

这一战立即结束了马其顿对希腊的支配权。虽然阿托利亚人高喊灭亡马其顿，但弗拉米尼努斯却并不加考虑。他想在希腊境内维持权力平衡，并希望利用马其顿作为北面的屏障，阻止真正危险的北方野蛮民族，此外，罗马也希望战争能够迅速结束，因为在意大利北部的负担更重，那里直到公元前一九一年才解决问题。所以双方在潭蓓隘路举行和平谈判时，弗拉米尼努斯仅要求菲利普撤出其留在希腊城镇的驻兵。

阿托利亚对这样的解决方式极为不满，又与安条克谈判，此时汉尼拔正在他的宫中作客。汉尼拔认为这是大好时机，可使他向罗马报仇雪耻，所以力劝叙利亚国王让他率一百艘船，一万名步兵和一千名骑兵，先去迦太基鼓动迦太基人兴师入侵意大利。与此同时，安条克则侵入希腊，机会好的话就越过亚德里亚海也侵入意大利。

罗马人听说了这个消息，元老院立即派使节去叙利亚，但并未获得满意答复。接着在公元前一九二年，当阿托利亚与罗马决裂时，安条克却把汉尼拔的勇敢计划搁在一边，命令他的军队进到色萨利的德米斯特亚斯（即今之弗罗），罗马元老院立即接受挑战，次年春天，派遣阿西利乌斯·格鲁布利奥率军到希腊去。

安条克本想据守温泉关隘路，但被罗马军击败，于是放弃希腊，撤回以弗所。即便如此，他还是不能安居，因为阿西利乌斯在弗卡亚（即今之弗卡，为爱奥尼亚城市中最北面的一个）获得一次海战胜利之后，也随之进入亚洲。这是罗马军队第一次在亚洲过冬。

公元前一九〇年，执政官西庇阿接管了阿西利乌斯的指挥权，他的哥哥阿非利加·西庇阿倒做了副将，用他的头脑帮助他兄弟。十月，西庇阿兄弟到了赫勒斯滂军中，他们发现柏加曼国王欧米尼斯二世，已为他们准备好一切过境工作。安条克希望谈判，但接到的答复是说除非他同意赔偿所有战争费用，并交出托罗斯山脉以西的全部亚洲土地，否则罗马人不拟考虑。他拒绝接受这样的条件，于是撤到以弗所以南的马格尼西亚平原。

西庇阿兄弟沿着海边道路，从赫勒斯滂出发到了艾拉——在康达利附近——在那里与欧米尼斯率领的大批骑兵会合。这时，大西庇阿生病了，由阿赫诺巴布斯接替他。他们从艾拉向南前进，追上了安条克，安条克虽然还想逃跑，但还是在公元前一九〇年十二月(或为次年元月)一个冬季多雾的早晨，在马格尼西亚与罗马进行了一次决定性会战。

安条克亲自率领右翼骑兵突破了罗马的左翼，从后方威胁罗马营地。可是他的左翼和中央部分却都遭到惨败。因为欧米尼斯指挥罗马右翼的全部骑兵，击退了叙利亚左翼骑兵，冲到安条克中央方阵的后方。当阿赫诺巴布斯从正面进攻时，他就从背后猛击。欧米尼斯的智勇过人是这次完胜的主要原因。因此在亚洲也和希腊一样，一战决定了大局。

惨败之余，安条克只好求和。此时大西庇阿已病愈回到军中，他提出下列条件：

(一)所有托罗斯山脉以西的亚洲地区必须放弃。

(二)赔偿一万五千欧波克塔兰特——约值三百六十万英镑。

(三)所有战象须交出，舰队限留十艘船。

(四)交出汉尼拔。

安条克接受了这些条件，但他早猜到罗马会要求交出汉尼拔，所以事先安排汉尼拔逃走。这位伟大的迦太基人先逃到克里特岛，然后又去投奔比西尼亚国王普鲁西亚斯。他一直留在那里，差不多到公元前一八三年，为避免落入罗马人手中才服毒自杀。

罗马元老院批准了和约，但真正困难的却是如何处置安条克交出的土地。一般原则是所有希腊城市都应任其自由，其余兼并的土地则由柏加曼和罗得岛瓜分。罗得岛获得吕西亚和马南德以南的卡利亚地区，其余领土均为柏加曼占有。这样就使欧米尼斯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君主，因为过于强大，不久就引起了罗马妒嫉。

下面的问题是如何制止高卢人的劫掠，这个任务由执政官弗尔索加以执行。阿托利亚被迫无条件屈服，无论和平或战争年代都要完全听命于罗马。

这两次战争，第一次以马其顿为对象，第二次以叙利亚为对象，最初目的都是为了获得安全保障，但结果都把罗马引向富强。但却未能使罗马增加一平方呎的领土，因为在意大利北部和西班牙，战火始终未息，所以罗马缺乏必要的人力来据守所征服的土地，其主要影响是刺激贵族阶级的兴起，使他们官高爵厚，同时也使人民和军队都日趋腐化，在彼得那会战前，还有三次战役都显示出上述影响。因为罗马的执政官和军团，从未象在这几次战役中显得如此不称职。

谢选骏指出：马其顿王国和亚历山大帝国的其余残片之所以被罗马各个击破，似乎可以归咎为马其顿所承袭的希腊人的个性，那就是朝秦暮楚，不讲信义。我认为，这其中也许有生物学的原因，但是城邦宗教的责任还是不能排除。简单说，希腊人各有各的神，罗马人却把这些神集中到了一起。这多少有些像是穆罕默德的宗教改革把各个部落的神都集中到了“阿拉”的名下。这样一来，神秘的力量和人间的力量都动员在一起了。由此看来，宗教改革确实可以说是军事胜利的必要前提。

【第五章：彼得那会战】

公元前一八八年的和约，罗马的初衷是希望从此使希腊分裂，并使亚洲保持权力平衡，可是不久和约即产生裂痕。首先，欧米尼斯与比西尼亚国王普鲁西亚斯交恶，接着又与马其顿的菲利普发生争吵。罗马人认为欧米尼斯企图扩展自己的权力，就决心援助他的兄弟阿塔罗斯以阻止他膨涨。其次，吕西亚人反抗罗得岛的统治，而罗得岛的海上势力扩张也使罗马认为它对爱琴海地区是一种经常性的威胁。其三，阿托利亚人之间又不断发生争执，由于斯巴达勉强加入亚该亚同盟，更是经常成为引起摩擦的因素。一旦发生纠纷，这些国家又经常到罗马去告状，罗马累次派遣大使或是代表团加以调查，但结果却少有成就。菲利普本来就从未放弃重获霸权的希望，认为罗马的势力已经衰落，开始藐视它的权威，在公元前一八七年或公元前一八六年占领了色雷斯海岸城市埃努斯和马罗尼亚（即今伊诺斯和马罗尼亚）。此举足以威胁赫勒斯滂——通往亚洲的最近通路——所以欧米尼斯感到惊慌。公元前一八五年，罗马派代表团去调查并提出报告，裁决要求菲利普撤出他留在埃努斯，马罗尼亚和色萨利等地的驻军。这使菲利普极其愤怒，说他的运气不见得就完了，但因为他对战争并无准备，所以只好忍怒撤兵。不久，为了争取时间，他派幼子德米特里到罗马去向元老院诉苦。

德米特里在罗马并非生客，他曾以人质身份在那里住过好几年。罗马人对他表示极热烈的欢迎，待以殊礼，目的是想分化马其顿王族。弗拉米尼努斯甚至向他献媚说罗马不久将拥立他为王。结果是他回到马其顿时，因为带回了最有利的答复，所以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人民认为由于菲利普的挑拨，马其顿与罗马之间已经走到战争边缘，因为德米特里的斡旋才重获和平。这使他的哥哥佩修斯极为妒嫉。他伪造了一封假信，说是弗拉米尼努斯寄来的，威胁他父亲，终于毒死了德米特里。这是公元前一八一年发生的事情。不久菲利普就识破了这个阴谋，知道自己受骗了。他受到良心谴责，加上他的左右宠幸也纷纷投靠佩修斯，结果在两年内不明不白的就死在安菲波利斯。

公元前一七九年，佩修斯继承王位，虽然他决定继续父亲的敌视罗马政策，但他的第一步却是要求与罗马续订同盟条约。罗马同意之后，他就设法增强对色雷斯(最大的人力来源)的控制。同时他也想解决土地问题，这是许多年来希腊境内祸乱的根源。平民主义已十分猖獗，主要是因为罗马使希腊各国之间已不再能够发生佣兵性质的战争。过去这些贫穷非法之徒，尚有当兵的路可走，现在只好做土匪，抢劫富人财产。富人为了自保，只好寻求罗马的保护。

佩修斯对一切“革命”份子都准备加以收买。他不仅在马其顿颁布赦令，使破产者可以获利，而且发出普遍号召，欢迎一切由于政治或债务等理由逃亡在外的希腊人到马其顿来，并允诺完全恢复其过去的地位和财产。这是个非常高明的手段，因为这几乎使每个希腊城市和国家中，不管对马其顿是友是敌，都存在一支反罗马的“第五纵队”。所谓“社会革命”，在希腊北部早已蠢蠢欲动，现在就引出燎原之火。蒙森说，所有“国家社会”党派都向佩修斯要求援助。

这种如火如萘的局面使罗马元老院大为恐慌，立即派代表团到马其顿进行调查，但只得到马其顿的冷眼。最后在公元前一七二年，欧米尼斯到罗马去，在元老院陈诉佩修斯的侵略意图。当时，罗得岛的大使也在座，他起来攻击欧米尼斯，说他在亚洲采取的政策与佩修斯在希腊的完全相似。罗马未加理会，但并非完全忘记——元老院对欧米尼斯还是待以殊礼。欧米尼斯获得这次外交胜利回国。在德尔斐，他顺便去祭奠阿波罗，佩修斯雇用刺客在那里企图谋杀他。

这就是触发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的借口。公元前一七二年年初，司法官西西里乌斯被派往伊利库姆，在阿波罗尼亚（即今波利那）——建立了亚德里亚海东岸的桥头阵地。

如果佩修斯采取果敢行动，那么罗马将要遭遇危机局面，因为比起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爆发时，佩修斯的实力远在其父之上。蒙森说：“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马其顿的势力都已加倍。汉尼拔当年拥有的力量，与之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可他却能够摇动罗马的根基。”佩修斯财库里的金钱足以供养他现有的军队再加一万佣兵十年。他储存的粮食也能支持同样长时间，各种装备可供其三倍兵力使用。他集中的野战军共为步兵三万九千人，骑兵四千人。如果他知道罗马尚无准备而首先发动勇敢进攻，很可能就使希腊全境发生普遍的反罗马革命。可是他缺乏他父亲的勇气，采取了单纯防御战略，坐候敌人进攻。

佩修斯的陆军与马其顿开国英雄菲利普所建立，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所发展的都已完全不同。骑兵只占次要地位，而重装步兵方阵已成为决定性部分，这种回到重装步兵决战思想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马其顿地形多山的缘故。可是到公元前二世纪，方阵的机动能力更为减低，因为现在改为十六列，每人都携带二十一呎长的长矛。前五列和最后一列由有充分训练的士兵组成，中间夹着训练不充分的人员，他们的任务就是推动前面的人前进。队形是如此密集，所以他们只能向前。在正面，每个长矛兵都有其右首战友的盾牌所掩护。战斗中，这样一个方阵很象慢慢前行的活要塞，前五列长矛都伸出到正面前方。若在平地，对其正面简直无法攻击，可是在崎岖地区则很容易溃裂，因为这种长矛要用两手才能挥动，所以只要秩序一乱，方阵就极易被比较机动的罗马军团击败。除正规重装步兵以外，马其顿军中还有五千名轻装步兵，实际上还是重装步兵。在彼得那会战中，他们构成了卢卡皮德的方阵。

直到公元前一七一年仲夏，罗马军在执政官克拉苏指挥下，才从布林底西渡海到了阿波罗尼亚。全军包括两个由执政官率领的正常军团，每个军团为六千步兵和三百骑兵，另有联军的一万六干名步兵和六百名骑兵。为了与罗马合作，欧米尼斯的陆军和舰队同时动员备战。

克拉苏在伊利库姆留下了一支强大兵力以阻止马其顿从西面来攻，然后率领其余部队从阿波罗尼亚，翻过山脉前进到色萨利的拉利萨。他向该城进攻时，在卡里西努斯小山附近与佩修斯遭遇。结果罗马军大败，损失步兵二千名，骑兵被杀和被俘各二百名。于是他撤过佩留斯河（即今萨拉布里亚河，流经潭蓓谷地）。

本应趁战胜的余威尽量扩张战果，可是佩修斯却坚持防御战略。他不仅放弃了一切唤起希腊人反抗和发动游击战的设想——他的敌人对此毫无准备；反之，他却派使节到罗马去讨论和平条件，这个建议立即被拒绝，因为罗马决不可能刚刚失败就考虑议和，所以他得到的答复是，惟一可以考虑的就是无条件投降。

尽管在外交上表现得很勇敢，可是在战役中，罗马陆军表现的纪律之坏却是前所未有。失败使他们的组织破坏，抢劫使他们士气消沉。他们用最可耻的行动虐待友好的人民，而对同盟军，则把他们当作被征服的敌人看待。如果当时指挥马其顿军的人不是佩修斯而是菲利普，毫无疑问克拉苏的全军都将毁灭，而罗马也会失去希腊全境。

公元前一七〇年，克拉苏的位置由曼西努斯顶替，他再次企图进攻色萨利，但和前任一样也被击退。接着在公元前一六九年又换了菲利普斯任统帅，也是个无能之辈。他经过潭蓓西面的拉帕索斯隘路翻越过奥林波斯山。当他经过隘路到了赫拉克勒乌姆时，才发现部队缺乏补给。又是由于佩修斯弱怯无能，才使罗马军幸免于毁灭。他一看到敌人进入马其顿境内，马上以为一切都完了。在恐怖中他逃到彼得那，下令烧毁船只，把一切财物沉入水中。前进四天之后，舰队已经无法接济，菲利普斯被迫撤退。佩修斯又恢复正常，从彼得那向南前进，在迪乌姆以南占领伊尔皮乌斯河边的阵地，那里可以进行坚强防御，菲利普斯只好放弃进攻。(注：这是马其顿的伊尔皮乌斯河，不要与色萨利的伊尔皮乌斯河混为一谈。)

在下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若非佩修斯贪吝误事，毫无疑问可以设法把菲利普斯诱出营地，在开阔地将其彻底击败。他如能这样做，就可以把他父亲在塞诺斯西法莱一战中丧失的一切都完全收回来。罗马的威望将全部崩溃，希腊可以摆脱罗马，埃及将落到安条克四世手里——他于公元前一七五年继承叙利亚的王位，在公元前一六二年就准备侵入埃及。因为有这些可能性，所以使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第二次。这是一个大试验场，可以决定罗马在希腊、小亚细亚和埃及的势力究竟是继续存在还是被毁灭。

最后在人民压力之下，罗马元老院知道决不可再把战争重任交给那些不称职的执政官，因为他们不过以打仗来发财而已。结果他们再次选举保卢斯为执政，并把公元前一六八年的战役指导权完全交付给他。他的父亲也曾担任执政，战死在坎尼，他属于老贵族世家，且为阿非利加·西庇阿的至亲，在西班牙和利古里亚都立有许多战功。他接受任命时已六十岁，据其与同时的波里比阿记载，在当时，他是少数能够拒绝金钱诱惑的罗马人之一。

他的第一步就是要求元老院指派代表团去调查希腊局势，并很聪明地要求人选应由他决定。他选了三个人，其中一个是阿赫诺巴布斯，曾在马格尼西亚获得过胜利。只要看当时这些代表负责调查问题内容，就可以知道罗马当局对希腊的情况是如何缺乏了解。这些问题内容如下：陆军和舰队的要求如何？马其顿的兵力状况如何？在罗马和敌人手中各有多少盟国？罗马军队是在平原还是山地宿营？哪些同盟国可以信赖，哪些不可信赖？需要哪些补给物资，哪些可以用车载运，哪些可以用船载运？最后，在陆海战役中已经获得哪些成就？

这些代表接受任命后两天之内就出发了，他们走后不久，元老们就开始不耐烦，强迫保卢斯告诉他们他的计划。保卢斯回答说必须等代表团回来他才能说。

阿赫诺巴布斯等三人回来后报告说：罗马和马其顿的营地隔着伊尔皮乌斯河相对峙。佩修斯无进攻意图，而菲利普斯的兵力也不能胜任进攻。他的部队闲散无事，粮食只够几天之用。在伊利库姆，克劳迪乌斯指挥的部队，情况颇为紧急，但若能增强他的实力，佩修斯就会陷入两面夹攻。舰队的情况糟透了，许多水兵病死，其他的纷纷逃亡，留下的人员缺衣少饷。最后，欧米尼斯的忠诚也颇有疑问。

这些猜疑似乎颇有根据，因为佩修斯在伊尔皮乌斯河占领稳固阵地后，又开始计划破坏罗马的同盟关系，其中包括伊利库姆的简修斯，欧米尼斯和罗得岛人等。同时，他也与一个叫克隆狄库斯的凯尔特酋长谈判，这位酋长愿出一万高卢马和许多步兵由他雇佣。但是除了罗得岛人，其余谈判都因为价格谈不拢而搁浅。佩修斯许给简修斯三百塔兰特，诱使他结盟，他就拘禁两个罗马使节，结果却发现佩修斯的诺言未能兑现。佩修斯与欧米尼斯纠缠了许久，最后欧米尼斯发现自己不是佩修斯的对手，于是谈判破裂。但是佩修斯最大的错误还是他不应欺骗克隆狄库斯。正如李维所说，如果他真的收买了凯尔特骑兵，它可以从皮尔哈比亚隘路——在坎布尼亚和品都斯山脉之东，以及欧罗布斯河以北地区——进入色萨利。若色萨利被骚扰，罗马军就必须为自己的安全考虑，因为这会使他们进退两难。色萨利是罗马的补给来源，一旦丧失罗马军无法生存，而马其顿又挡在他们前面。

代表团报告之后，保卢斯又获得授权，可以亲自选择他所辖两个军团中的护民官(即中级干部)，总兵力为一万四千名由罗马公民和拉丁同盟供给的步兵和一千二百名骑兵。另外还有两个军团，每个步兵五千人和骑兵二百人，由加卢斯率领增援伊利库姆。部署就绪，保卢斯走出元老院，到人民大会致词。据李维记载，致词过程相当有趣，可以证明直到这时，战争指导大部分受到纸上谈兵的战略家影响，他们提出许多建议、计划和批评，足以使战场上的指挥官无所适从。

他说：“在每个圈子甚至在每个桌子上，都有人正领兵参加马其顿战争。他们知道哪里应该扎营，哪里应由部队占领，应在何时何地进入马其顿，补给工作应该如何组织，物资应该如何运输，何时应与敌交战，何时应坚守不出。而且他们不仅决定了什么是最好的办法，而若采取其他办法，他们就要‘提审’执政官，好像他们是审判官一样。”

接着他说明他并不是说指挥官不应接受忠告。只要提出意见的人的确精通战争艺术，或是亲自在战场上打过仗，那么他都愿意一律欢迎。他最后的结论是：

“所以，如果有人认为他对我将指导的战争有资格提出意见，而且这些意见是对公众有利的，那么希望他不要拒绝对帮助国家，并且希望他随我一同去马其顿。我愿供给他一条船，一匹马和一顶帐幕，甚至旅费，但如果他们认为这太麻烦，宁愿享受城市生活而不想尝试战争酸苦，就请他不要在陆地上操舵。这个城市本身已有许多谈资，他们可以尽量高谈阔论，而我们只限于营帐内的会议。”

公元前一六八年春初，保卢斯启程前往希腊，他一路走得很快，离开了布林底西后五天就到了德尔斐。他在那里祭神之后，四天就到了伊尔皮乌斯河军中。同时加卢斯司法官也启程前往伊利库姆。他到达以后三十天战争才开始，而罗马城却早已宣布战争已经结束，简修斯和他全家都为罗马人俘获。

保卢斯一到就发现军中正闹水荒——这说明当时伊尔皮乌斯正处于枯水季节——他立即命令掘井。依据李维记载，因为看到山脉那样高，想到一定有地下水，尤其地面又没有溪流，更可以证实这点。果然把地面沙土挖开之后，泉水开始涌出，好像有如神助。这件事使主将的声誉和影响在士兵心目中大为提高。

其次，他命令一切工作都应有秩序，不准喧哗吵闹。他禁止哨兵携带武器，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战斗，对前哨的组织采取轮流换班的办法。他做这做那，整肃军中士气，不久全军就没有一个游手好闲之徒了。

使部队开始工作之后，他又召集军官们开会，目的是要他们开动思想，而不仅是听取他们的意见。有人主张进行正面攻击；另外又有人主张用舰队作侧面迂回。对第一个建议他立即加以驳斥，因为马其顿军在伊尔皮乌斯河的正面拥有特强工事，并备有许多战争机器——投石机等。他认为第二案比较有利，听完了军官们的意见后，不作任何结论散会，然后秘密拟定自己的计划。

他的战略是这样的：在正面牵制着佩修斯。用舰队威胁他的北面交通线以分散他的注意力。另外派遣一支强力纵队，向西越过奥林波斯山南坡，取道佩修姆和佩特拉前往迪乌姆，从这里可以直达马其顿营地后方。因为对这里地形不熟，没有把握，所以在下决心前，他找到两个熟悉地形的皮尔哈比亚商人，亲自询问有关通往皮尔哈比亚的隘路情形。他们说隘路并不难走，不过他们听说已有国王的军队占领。

保卢斯就请这两个商人当向导，命令司法官屋大维努斯把全部舰队集中在希拉克兰，并准备一千个人十天的补给。其次他命令纳斯卡——阿非利加·西庇阿的女婿——和他自己的儿子费边——他年纪很轻，因为认费边为义父，所以取了这个名字；他的哥哥则是大西庇阿儿子的义子，也就是他的舅父——共同率领一支精兵，共步兵八千人和骑兵二百人向希拉克兰进发。使敌人以为他们要在那里上船，准备从海上迂回马其顿阵地。他只把计划暗中告诉纳斯卡一人。他把两个向导交给他，并指示他用夜行军方式由希拉克兰向西，于第三天四更时候占领佩修姆，再继续向迪乌姆以北进发。他又告诉纳斯卡，为了吸引佩修斯的注意力，他自己将率领其余部队进攻马其顿前哨阵地。

纳斯卡出发后，第二天拂晓，保卢斯就向设在伊尔皮乌斯河道中央的敌军前哨阵地发动了第一次牵制性攻击。马其顿王在一边，罗马执政官在另一边，都在观战。远距离作战对马其顿军较为有利，因为他们可以投掷石头，但一到接近战斗，罗马军却比较坚定，因为他们的防御较好，每个人都有盾牌。差不多到中午时分，罗马执政发出收兵信号，这一天的战斗就如此结束了。第二天又同样演出。第三天，保卢斯不再进攻，而另派一个纵队沿河岸向下游走，好象准备在河口上渡河一样。很明显这都是为了吸引马其顿人的注意力，使其忽视纳斯卡的迂回运动。

纳斯卡利用黑夜掩护从希拉克兰向西进发；不幸的是，在行军途中，有个克里特士兵逃走了，他跑到马其顿营地，把正在进行的情况告诉了佩修斯。

似乎两位商人向导的情报也不完全可靠，因为这时隘路并未设防。但是佩修斯一听说纳斯卡正在行军，立即派了一万佣兵和两千马其顿兵，由米罗率领去阻塞通路。依照普鲁塔克在《保卢斯传》中所说：纳斯卡在山地中与米罗碰上，经过一番激烈战斗把他击溃。佩修斯听说米罗战败，生怕受到前后夹攻，立即溜出这个陷阱，向彼得那方向退去。他现在的位置，是在卡提利尼的南面平原上，颇适合其方阵运动，周边有两条小河包围，即阿森和劳卡斯河，它们虽然已经接近干涸，但仍可使罗马人感到相当困难。马其顿军一撤退，保卢斯就知道了，于是也马上前进，毫无困难的与纳斯卡在迪乌姆以北会合。从那里他们继续向卡提利尼推进，发现马其顿军已在该镇西南严阵以待。

纳斯卡害怕佩修斯再度乘着黑夜逃走，主张立即进攻，但保卢斯却更有经验，没有接受。他的部队在行军中已用尽气力，现在又是仲夏，而他还没有设防营地可供作战基地使用，此时冒险会战实在蠢愚。这一天，显然是为了平息部下的批评，他向他们训话：“营地对胜利者是个住所，而对失败者则为避难所。曾有许多军队当战状不利时就被迫逃到防波堤的后面，不久它们又驶出来，终于击败了胜利者。这种军事性居留地对每个军人而言，就是他的第二故乡。营垒的围墙正和城市的城墙一样，帐幕就是他的家。”

为什么在如此有利的环境中，佩修斯仍然不向敌人挑战呢？惟一原因是保卢斯把他的部队屯扎在阿罗克拉斯山上，这是个小山，高约四百呎，在劳卡斯溪的西边，而溪流又紧靠马其顿营地西侧流过。这是不适宜方阵进攻的地形，我们绝对不要忽视，这种方阵是专门为了在平原上使用的，即令是一点小障碍也足以使其行列解体。正因为这个原因，亚历山大几乎从不使用方阵进行突击——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希达斯提斯之战。可是他死之后，这个教训已为人忘记，而且方阵的组织变得越来越笨重。

罗马人建筑营地时，护民官加卢斯向士兵们宣布说：“明日夜间会有月蚀发生，时间是自第二时到第四时。”为了平息害怕心理，他解释说这纯粹是自然现象，并且说明了理由。到月蚀真正发生时，罗马士兵认为加卢斯真的具有识破天机的智慧；反之马其顿部队在心理上产生了极大恐慌，认为这是王国灭亡民族毁灭的预兆！马其顿营地叫闹喧哗，直到月亮复圆才停止。正因为这次月蚀，是在公元前一六八年六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夜间，所以第二天发生的彼得那会战，才有正确日期可考。

依照李维和普鲁塔克记载，两军营地都要在劳卡斯河中汲水，而每年这时，河水几乎干得见底。为了保护汲水队，罗马在西岸摆了两个支队步兵和两个中队的骑兵。另外有三个支队步兵和两个中队的骑兵用以监视马其顿营地。我们可以假设马其顿方面一定也作了类似部署。由于双方有许多人已互相面对，所以按照当时的惯例，似乎有种君子协定，彼此都不干扰对方汲水。

月蚀后的那天下午，大约第九时左右(下午三时)，有一匹罗马方面的马脱缰冲向对岸，后面有三个人跟着追，此时河水深度刚刚没胫。同时，马其顿方面有两名色雷斯士兵想去捉这匹马，结果被打死一个。于是这队色雷斯兵——约八百人，可能是马其顿军前哨——就被激怒，开始干扰河中的汲水行为。罗马方面当然不肯示弱，立即对抗，双方马上发生小战。喧闹声把保卢斯引出帐外。他知道一旦打起来，要召回自己的部队，既不容易又不安全，所以最好是利用士兵的锐气，把这个偶发事件变成胜利的机会。于是他率领全军出营。同时，已经赶去参加小战的纳斯卡回来报告说：佩修斯也领军出营，正在布阵。

很不幸，叙述彼得那会战的波里比阿史书，除了断简残篇外，这一段记载已经全部遗失。而李维的记载又不清楚。在普鲁塔克的《保卢斯传》中引述了纳斯卡的一个报告，大致可以看出佩修斯部队的前进次序大致如下：

首先前进的是色雷斯步兵，照纳斯卡的说法，他们的外表是很可怕的。士兵身材都很高大，穿着夏装，在白色衣服和闪闪发光的胫甲防盾下显出黑色皮肤。他们右肩背着沉重的战斧。在色雷斯人后面是佣兵，他们的装备五花八门，各自不同，帕尼亚人也混在他们中间。第三部分是卢卡皮德方阵，这是马其顿的青年精兵，他们的鲜红军衣和甲胄发出鲜明夺目的光彩。他们摆好队形之后，接着就是重装步兵摆出的查尔卡斯皮德斯方阵，携着青铜盾牌，从背后的营地中涌出。他们喊声动地，盔甲鲜明。

虽然实际战斗序列已不可考，但由于方阵必然位于中央，所以马其顿的战斗序列可能是这样：色雷斯人在右，接着是轻装步兵方阵，再接着即为重装步兵方阵，佣兵居左。骑兵则可能位置在两翼或一翼上。

罗马军的战斗序列也没有确实记载。但我们也可假设两个罗马军团居于中央，拉丁盟军在右，希腊盟军在左，骑兵位于两翼或一翼上。据说还有部分战象，最初控制在后方，以后，照我们看，是加入了罗马右翼方面作战。

佩修斯的攻击速度快得出人意料，因为李维记载说：那些第一批被杀的人倒下的地点距罗马营地只有二百五十步远。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又假设克罗马耶尔和魏思两人所著的《古代战争图解》一书所描述的会战计划没错，那么马其顿全军就应该已经渡过了劳卡斯河，向阿罗克拉斯山麓前进。

看到方阵前面伸出的长矛有如刺猬一般，连保卢斯都不免有点惊恐，因为他也没见过这样可怕的场面。可是他表面还能故作镇静，他的头部和全身都没有保护，开始摆列他的战线。如果这种说法确实可靠，那么就足以证明他已受到奇袭，在毫无准备的状态下为敌所乘。换句话说，是佩修斯而不是他获得了主动。

罗马方面的最初反攻由皮里格尼亚人的部队开始，他们可能处在罗马战线右端，因为他们无法攻入敌人用长矛组成的墙壁，他们的指挥官萨维努斯抓住一面军旗投到敌军中间。这样引起一场混战，最后皮里格尼亚部队还是被击溃了，漫无秩序地向阿罗克拉斯山上逃走。这似乎又带着全线都向后退，于是罗马全军都想退回山坡。如果真象的确如此，很明显，只要地形适于方阵作战，罗马人就完全不是这个钢铁刺猬的对手。接着，因为地形渐渐变得对方阵不利，于是其正面就开始弯折破裂，终于出现了缺口。一方面由于地形高低不平，另一方面由于正面的长度太宽，所以企图占领高地的士兵，虽然不愿意但却必须与占领低地的部队分隔开来。

这对罗马人而言可以说是太幸运了，因为佩修斯不是亚历山大，他似乎对亚历山大的战术毫无了解。因为在这个紧急关头，他不应把方阵向山坡上推进，而应该挥动全部骑兵和轻装部队向已经动摇的敌人追击，并在他们掩护之下重新整理方阵正面。

大家还记得亚历山大在阿贝拉之战获胜的原因，就是由于他发现波斯军正面的空洞，马上就乘虚而入。在彼得那现在也发生了同样情形，不同的是除了一个大空洞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小空洞。

普鲁塔克对这次会战的记载，清楚说明罗马人是如何利用这些小空洞的。他说：保卢斯把兵力分开，命令他们迅速钻入敌方的一切裂缝缺口中，并立即展开接近战斗。于是进行的就不仅是一个单独会战，而变成许多独立和连续的战斗。保卢斯把这个命令传达给他的军官，军官们又转达给士兵，不久他们就绞在敌人阵线之内，他们从侧面和后方攻击敌人，这是敌人的盾牌保护不了的。这样一来，方阵的力量和优点全然丧失，结果就完全被击溃了。

李维的记载虽混乱，但却说明除了这些小空洞以外，在马其顿军的中央部分左方与左翼右方之间，还出现了另一个大空洞。其可能成因是由于追击皮里格尼亚部队，所以马其顿左翼已经上前了；而中央部分尚在与罗马的两个主力军团交战，当然就落后了。以下又是李维的记载：当保卢斯命令各支队化整为零楔入那些小型空洞后，他又亲率两个军团中的一个冲入马其顿佣兵与方阵之间的大缺口中。这样就切断了敌军阵线，他背对佣兵面向重装步兵方阵。同时，阿尔比拉斯也率领第二个军团向轻装步兵方阵攻击。战象和联军的骑兵就趋前攻击已经孤立的马其顿佣兵；但却未获成功，接着拉丁联军也向前进攻，才迫使敌军左翼退出战场。

此时，中央方面，保卢斯的军团已经冲散了重装步兵方阵，胜利的确实原因不太清楚。首先是经过了相当的长距离战斗，于是敌人产生动摇，最后终被击溃。

看到会战已经失败，佩修斯就率领几乎毫无损失的骑兵逃回皮拉，再退到安菲波利斯。会战后的屠杀颇为惊人。依照李维记载，马其顿军被杀二万人，被俘六千人；在追击中又俘获五千人。追击距离达十四哩。罗马方面的损失据说在一百人以上，大部分为皮里格尼亚人，负伤人数较多。

蒙森评论说：“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从此荡然无存，他征服了东方并使其希腊化。现在距他去世一百四十四年才终于完结。”波里比阿也说：“一共不过五十三年之内(公元前二一九年——公元前一六七年)，几乎全部人类世界都被征服，都被罗马一个单独城市支配。”他又说在这期间，世界历史由许多不连续的碎片凝成一个完全的整体。

获胜之后，罗马元老院决心把所有有问题的国家，无论敌友，都一劳永逸的解决掉，使他们永远丧失叛变能力。马其顿的国号被取消，重新组织了四个联邦式的共和同盟，每个同盟都禁止与其他同盟通婚，不准在国外置产。所有王国都被解除武装，把一切小康阶层以上的人，包括所有官吏在内都送往意大利，过着俘虏生活。在希腊各城市中都开始追诉审问“叛逆”，因为到处都可以找到马其顿人和曾经在佩修斯军中服役的人，这些人都一律被“清算”。伊利库姆也受到同样的待遇。伊庇鲁斯也一样，虽然违反他的本意，可是保卢斯还是命令洗劫了七十个城镇，把十五万伊庇鲁斯人卖为奴隶。

敌人既已肃清，罗马就开始毁灭同盟国。在战争中，亚该亚同盟的一切行为都无懈可击，虽然如此，一万名领袖分子，包括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在内都被发配到意大利，不经审问在那里关了十七年之久。欧米尼斯被迫交出他在色雷斯的一切属地。如果波里比阿的记载可以相信，那么还出现了下述闹剧：“罗马大使加卢斯到亚洲后，就在所有重要城市发出布告，命令任何想控诉欧米尼斯的人都可到萨迪斯与他见面。他在那里的公共体育场设座，花了十天时间来听取这些人对国王的控诉，他们都用各种丑恶谎言极力诋毁欧米尼斯，许多都言过其实。”罗得岛人也受到相似待遇，所有大陆上的领土均被剥夺，这本是马格尼西亚一战之后罗马分给他们的。商业也受到有系统的破坏，使罗马可以垄断东地中海的贸易。

这样，罗马变成了世界性的强权和帝国，仅仅没有使用帝国的名称而已。斯卡拉德在他《罗马政治》中说：“整个希腊世界裂成碎片，屈服在罗马的意志之下，它们尚能保持的一点独立性都完全出于强国的恩赐。五十年前，在菲利普五世看来，这个强国不过是西方天际的一朵浮云。现在这朵云已遮蔽了整个地中海上空，虽在某些地方降下一些甘霖，但对其他地方却只意味着毁灭性的风暴”。

可是，这种巨大的权力扩张并非有计划的。这是一个活力充沛的民族自然生长的后果。那个时代还不知道权力平衡的道理。在那时，任何民族一旦获得内在团结，为自保起见，他们对邻国就势必要加以征服或削弱。希腊人用的是第一种方法，罗马人用的是第二种；但只是达到同样目的的相对较慢的手段而已。结果是如蒙森所说：“其他一切富庶和高度发展的文明古国都应灭亡，以使这一个民族独自富强，它们存在的最后目的只是对意大利的伟大和包括在伟大中的衰颓有所贡献而已。”

虽然如此，暴力行为结束后，其结果不是希腊的衰亡，而是希腊的胜利；因为希腊人是西方古代史中的中国人，经常能够征服其征服者。他们所需要的——为了驱除过分的个人主义，这曾使他们始终分裂对立——就是强力和安定的世界性政府的权威。而罗马所需要的——为了变成文明的世界强国——就是希腊世界的文化。彼得那会战和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的真正胜利品，不是掠夺和进贡的财富，而是上述两大因素。

谢选骏指出：这是起义者的致命弱点——“如果他知道罗马尚无准备而首先发动勇敢进攻，很可能就使希腊全境发生普遍的反罗马革命。可是他缺乏他父亲的勇气，采取了单纯防御战略，坐候敌人进攻。”例如吴三桂反清也是这样失败的，还有太平天国后期也是如此。[蒙森评论说：“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从此荡然无存，他征服了东方并使其希腊化。现在距他去世一百四十四年才终于完结。”波里比阿也说：“一共不过五十三年之内(公元前二一九年——公元前一六七年)，几乎全部人类世界都被征服，都被罗马一个单独城市支配。”他又说在这期间，世界历史由许多不连续的碎片凝成一个完全的整体。]谢选骏则认为罗马的成就比之秦国相差甚远——因为秦国征服六国只花了十年（从公元前230年攻打韩国到前221年灭齐国结束），毁灭自己则花了十四年（前221年－前207年），再加上五年的楚汉相争（公元前202年结束），加起来不到三十年。[获胜之后，罗马元老院决心把所有有问题的国家，无论敌友，都一劳永逸的解决掉，使他们永远丧失叛变能力。马其顿的国号被取消，重新组织了四个联邦式的共和同盟，每个同盟都禁止与其他同盟通婚，不准在国外置产。所有王国都被解除武装，把一切小康阶层以上的人，包括所有官吏在内都送往意大利，过着俘虏生活。在希腊各城市中都开始追诉审问“叛逆”，因为到处都可以找到马其顿人和曾经在佩修斯军中服役的人，这些人都一律被“清算”。伊利库姆也受到同样的待遇。伊庇鲁斯也一样，虽然违反他的本意，可是保卢斯还是命令洗劫了七十个城镇，把十五万伊庇鲁斯人卖为奴隶。敌人既已肃清，罗马就开始毁灭同盟国。在战争中，亚该亚同盟的一切行为都无懈可击，虽然如此，一万名领袖分子，包括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在内都被发配到意大利，不经审问在那里关了十七年之久。欧米尼斯被迫交出他在色雷斯的一切属地。如果波里比阿的记载可以相信，那么还出现了下述闹剧：“罗马大使加卢斯到亚洲后，就在所有重要城市发出布告，命令任何想控诉欧米尼斯的人都可到萨迪斯与他见面。他在那里的公共体育场设座，花了十天时间来听取这些人对国王的控诉，他们都用各种丑恶谎言极力诋毁欧米尼斯，许多都言过其实。”罗得岛人也受到相似待遇，所有大陆上的领土均被剥夺，这本是马格尼西亚一战之后罗马分给他们的。商业也受到有系统的破坏，使罗马可以垄断东地中海的贸易。]——罗马的这些恶霸行为，比秦朝汉朝毫不逊色。似乎只有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大事记(五)：争夺罗马霸权]】

虽然罗马元老院获得了许多战争经验，但却始终无法成功地维持帝国内部和平。所有被征服地区都交给行省总督统治，他们任期极短(通常为一年)，所以更助长了贪污习气。此外，罗马每年都要对行省和盟邦抽取巨额贡款，因为罗马公民现在已不再纳税。为了应付政府支出和满足这些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的下层民众，罗马就不能不拚命榨取，结果盟邦中常见不满和不安定现象，行省中也经常发生公开叛乱。

第一次重要叛乱发生于公元前152年。有个叫安德里斯库斯的人自称是原马其顿王佩修斯的儿子，集结了一支色雷斯军队攻入塞萨利亚。这次叛变在公元前148年被梅特卢斯削平，接着又有另两个冒充佩修斯之子的人继续叛乱。到公元前146年，所有叛乱才全被剿平，原先被分成四个联盟的马其顿终于合并成罗马的一个行省。

此时斯巴达已经脱离亚该亚联盟。当亚该亚人破坏和平时，梅特卢斯于公元前146年初向科林斯进军并围攻这个城市。7月，穆米乌斯接管指挥权，在地岬击败了亚该亚人，没有受到抵抗就进入科林斯城。他洗劫这个城市并将其夷为平地。亚该亚联盟和希腊境内幸存的其它城邦联盟全被解散，从此希腊的大部分也并入马其顿行省。

与罗马征服希腊的行动同时，迦太基灭亡了。自公元前202年扎玛战败后，时间已过去半个世纪，迦太基早已恢复了往昔的繁荣。罗马人又产生了妒嫉贪鄙之心；著名的监察官加图(老加图)不断在罗马城中危言耸听。他认为只要迦太基存在，罗马就永无安宁可言。加图长寿，到晚年，只要出席元老院会议，不管讨论什么问题，他在发言最后总要加上一句“而且，我认为迦太基必须被毁灭”。

公元前149年，加图以85岁高龄逝世那年，罗马决定再度向迦太基开战。他们首先向迦太基发出了一连串通牒，内容一个比一个严峻无理：第一个通牒要求迦太基遣送三百名贵族出身的男孩到罗马充当人质，迦太基人照办了。第二个通牒要求他们交出一切武装，迦太基人也遵命办理，一共交出二十万套武器和二千架投射机械。最后罗马提出第三个通牒，露出了他们的险恶面目：迦太基人放弃城市，所有居民向内陆迁移，定居到距海岸十英里以外的地区。就是进行战争，结果似乎也不会比这更糟，因此迦太基决心作战。他们把城市变成兵工厂，日夜不停地制造出大批武器；甚至女人都剪下长发，用来做投射机械的弓弦。

公元前147年，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小西庇阿)——彼得那会战胜利者的幼子——奉命指挥这场战争。他包围迦太基并切断其补给，次年春天，迦太基人因饥饿被迫投降。迦太基投降后，西庇阿奉命把城市彻底夷为平地；命令放火焚城时，他回头来向他的朋友和老师波里比阿说：“波里比阿，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但当我一想到有一天别人也会对罗马城下达同样的命令，我就禁不住发抖。”加图的遗志终于完成，迦太基变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称为阿非利加。

毁灭敌对城市已成为罗马权力的象征。波里比阿批评说：“毁灭引发战争的城市，实在是疯狂行为，而且是非常暴烈的疯狂行为。”科林斯、迦太基以及后来的努曼提亚——在西班牙，毁于公元前133年——等城的毁灭，都是为了显示罗马的强大，同时也为了满足抢劫的贪欲。此外把被毁灭城市的公民卖为奴隶也获利甚多；有许多次所谓战争或镇压叛乱，实际上都是为了大规模猎取奴隶。

这种行为在叙利亚尤其暴虐，不幸的民众因为受不了罗马的野蛮统治，终于爆发了大规模叛乱。这就是第一次奴隶战争。公元前135年，西西里的奴隶起来反抗主人，两个知名人物领导他们，一个是叙利亚人攸努斯，另一个是克列昂。奴隶们组成了总数估计多达七万人的大军，并且也打赢了几次苦战。但到公元前132年，叛乱还是被鲁皮琉斯用残酷手段镇压。

战争紧张进行时，阿非利加·西庇阿的孙子提比略·格拉古出任保民官。他一上任就仗义直言，为民请命，尤其是为无土地的小农阶层。他说：“就是意大利的野兽都有它们可以栖身的巢穴和洞窟，可是为意大利征战和阵亡的人们在意大利除了空气和阳光外一无所有。他们像游牧民族一样没有房屋，带着妻儿到处流浪。当统帅们在战场上号召士兵保卫祖坟和神殿使之不受敌人侵犯时，他们是在欺骗士兵。要知道许多罗马人没有祭祖的祭坛，也没有祖先的坟墓，他们是为了让别人能过上奢华生活，为了别人能发财致富而去战斗和死亡的。人们称他们为世界的统治者，可他们却无立锥之地。”

格拉古以保民官身份在民众会议上提议把公有土地重新分配，到公元前133年，提议变成了法案。以后他又努力投入竞选，以求能亲自监督法案的执行。结果他被暗杀了。他的死引起了绵延一世纪之久(公元前133-公元前33年)的革命和内战，最终使共和政体归于毁灭。公元前123年，他的兄弟盖尤斯·格拉古获得了同样官职，他继承其兄的遗志继续奋斗，并且主张所有意大利盟邦的人民都应获得完全的罗马公民权。公元前121年，他在一次暴动中也被刺杀。

虽然这两兄弟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可是他们却教会了民众如何选择领袖。正像布列斯特德说的，这种趋势就是专制统治的开始。不过人民选择的下一位领袖是军人而不是文官。

盖尤斯·格拉古死后十年，罗马与努米底亚国王马西尼萨的孙子朱古达发生了战争。此时，元老院的腐败无能已经到了无耻的程度，于是民众选举一位新人出任执政官，并用公民总投票的方式赋予他在非洲的指挥权，这就开创了一个先例：用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军事人员的任命，在下个世纪里，这种方法使用过好几次

。这次选定的人是盖乌斯·马略。他生于公元前157年，出身贫寒，在努曼提亚围城战中曾在小西庇阿麾下服役；此时他正在非洲，是执政官梅特卢斯的副将。公元前107年，他接替梅特卢斯，次年就胜利结束了战争。朱古达也被他的部将苏拉擒获。

这时，意大利又遭到更严重的威胁。公元前113年，一群名为辛布莱人的野蛮人占领了德拉瓦谷地，并在那里与条顿人联合。罗马政府派执政官卡尔波去对付他们，结果失败了。其后的五年，罗马人屡次兴师，但所有领军执政官都遭到同样命运。公元前106年，蛮族冲入高卢境内，攻占了陶洛撒(今之图卢兹)，次年，他们击溃了执政官曼利乌斯的军队，曼利乌斯失去营地和八万人。接着蛮族越过比利牛斯山脉进入西班牙，但被凯尔特伊比利亚人击败，又退回高卢。他们分成两部分：条顿人和安布罗尼斯人（与条顿人有血缘关系）进入普罗旺斯，经滨海阿尔卑斯山脉进入意大利；而辛布莱人则转向北面，通过瑞士，准备越过布里纳隘路

。两支人马拟在山南高卢地区会合。

自卡米卢斯时代起，罗马还未曾遇到如此严重的威胁。人民都惊恐异常；为了拯救共和国，已经连任四次执政官的马略奉命指挥山北高卢境内(法国东南部)的战事，而加图卢斯则负责山南高卢方面。

马略在罗讷河下游建立了要塞式营地，等候野蛮人到来。蛮族打算攻入这个营地，但未成功，就绕过它前进。可是他们一绕过去，马略也立即跟踪追击。公元前102年，他设法使蛮族在埃奎亚·塞克斯提亚（“塞克斯提乌斯之水”）接受会战，把他们杀得大败。在波里利斯村，直到现在还能看到那次大屠杀的遗迹。

山北高卢局势稳定之后，马略回到罗马，再次当选执政官。他在罗马接到加图卢斯在维罗纳败绩并退到波河流域的消息，便于公元前101年出征去援助他。他与加图卢斯会合，渡过波河，发现辛布莱人正在维凯莱等候条顿人和安布罗尼斯人到达；可是他们却碰上了马略并被彻底击溃。

虽然马略野蛮而能干，可贵族们却痛恨他，认为他是无党派政治家。在这次胜利后一年，他第六次当选执政官。但在接踵而至的骚乱中，元老院占了上风，他被迫不光荣地退休。随后新的麻烦又来了：意大利诸盟邦要求完全的公民权。他们的领袖是名叫德路苏斯的贵族，他在公元前91年被刺，于是在中部和南部意大利

占领导地位的民族纷纷叛变，建立了独立国家，首都设在科尔芬尼乌姆，改国号为意大利加，这引发了公元前90年到公元前88年间的同盟战争，战争结果是意大利人获得了罗马公民权。

在小亚细亚也蕴酿着叛乱。富阀豪门看到他们在亚洲的经济利益受到威胁，便强迫元老院任命苏拉为军队指挥官；但平民领袖们拒绝接受并选择了马略。为了打击反对者，苏拉占领了罗马，强迫元老院通过法律，规定以后民众大会在投票决定一切之前必须先获得元老院同意。然后他动身前往小亚细亚；他一走民众马上

闹了起来，此时正好马略从非洲率领一支部队回到罗马，他与执政官秦纳一同进入罗马，对贵族派人士大开杀戒。不经选举，他们两人就做了公元前86年的执政官。不久马略死了。

苏拉到亚洲去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与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悌作战，并顺便制压希腊境内的叛乱。他围攻雅典城，收复了希腊的欧洲部分，并将米特拉达悌赶回亚洲。随后他回到意大利，在柯林城门外进行了一次决定性会战，击败马略派，进入罗马，并在公元前82年，凭着他的军队强迫元老院任命他为独裁官。他的第一步就

是有计划地屠杀民众派领袖人物；苏拉推行恐怖统治，剥夺了民众大会的一切权利，使元老院恢复了原有的领导地位。他于公元前79年退休，次年病死。

公元前70年，民众派又找到另一个有才干的军人领袖庞培乌斯——通常称为庞培。他是苏拉的旧部，出生于公元前106年。庞培同意废除苏拉的法案，于是被选为执政。公元前67年，民众大会通过法律，让他掌管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最高指挥权，以清剿在那里疯狂劫掠罗马商船的海盗。在他以前，任何罗马统帅都没有获得

过如此大权。

四十天之内，庞培肃清了西地中海，然后转往东部，在七个星期内又剿平了爱琴海的海盗巢穴。次年，他奉派接替路库鲁斯指挥第三次对米特拉达悌的战争，这次战争是公元前74年开始的。他灭亡了这个国家，直抵幼发拉底河岸，并远至里海；他在回国途中又征服了耶路撒冷，使犹太人也受到罗马统治。公元前62年，他回到意大利，当时元老院中有人担心他可能进军罗马，夺取最高权力。可是庞培的行动却出人意料，他在布林底西登陆时遣散了部队，让他们各自回家。

【第六章：围攻迪鲁基姆和法塞卢斯会战】

庞培于公元前六二年从东方凯旋时，罗马共和国已经好比潮湿过分的糖，虽然保持着原有外表，却已即将分崩离析。元老院本来是个城市议会性质的组织，无法胜任帝国性的任务。元老院虽反对独裁思想，但却无力解决这个世界帝国所面临的各种巨大问题，结果就是元老们的幻灭和意志麻痹。

由于财富不断增加，加之从汉尼拔战争之后大量奴隶输入，已使经济方面发生了剧烈变化。工商业方面是银行性重于贸易性——接受政府的合同，娱乐的支出，租税的兴办，赔偿和战利品的搜集，用现代货币计算：每种价值都在六百万英镑左右。

所以发财很快代替了为国服务的思想。租税使人民穷困，被迫求助于高利贷，结果由于债务原因，他们都变成了现实和未来的奴隶。在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百年，这种情形达到古代史中的最高潮。而且奴隶又生奴隶，养奴变得极其有利可图。农民被消灭，土地转入少数地主手中，奴隶代替了自由劳工，许多无地的人民就都拥向城市。结果就象弗勒尔说的那样，城市中挤满了贫民，他们缺乏一切可用来推动精神和社会发展的生存手段。后果自不待言——给罗马注入了一种可怕的毒素。

同时在富有阶层中，这种由征服手段累积的金钱也并不使用于生产工作方面，而只用来享乐和寻求刺激。从根本上来说，高利贷就是罗马共和国的恶性肿瘤，虽然衰弱的原因是寻欢作乐过度而不是由于衰老——这是一种严重的消化不良，尚非绝症——可是从没有一个民族曾堕落到如此程度。他们没有宗教，道德和一切社会美德的观念，于是群众就被罪恶所吞噬。奢侈衍生出兽性，兽性产生放纵，放纵又导致独身，于是不育的风气日甚一日。对这些堕落的人们而言，放纵就是自由，但对豪门巨富而言，自由又等于权力、利润和对财富的无限贪欲，最后人与人之间只剩下金钱为惟一联系。许多人都认为整个文明已经衰颓，说不上完全崩溃，但也只有赫勒克拉斯这样的巨人才有可能扭转乾坤。于是当大家都向上天寻求，望眼欲穿之时，这个人终于出现了。

公元前六一年九月二十三日，穿着一件亚历山大遗留的外衣，庞培凯旋回到罗马，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当庞培于公元前六十六年在东方代替路库鲁斯出任统帅时，他也曾以这位伟大的马其顿英雄自比。他也和亚历山大一样，越过了幼发拉底河，兼并了大量土地，建立了许多城镇。他不仅握有军权，而且也控制着大量财富。金钱的意义就是赠与，而赠与的意义就是献媚。最初英雄崇拜的思想阴影终于演变成帝王的实质。

当庞培成为焦点时，突然出现了第二个人。他出身贵族，生于公元前一〇二年（有人认为是公元前一〇〇年），据说他的始祖是埃涅阿斯，是维纳斯和安喀塞斯的儿子。他就是凯撒。

尽管家族中的大部分都属于元老派，但他个人却是平民派。可能是因为他的姑母朱丽亚是伟大的马略的妻子。公元前六八年，他在西班牙服务，担任财政官之职。一次，他在加的斯（即今之加的兹）的赫勒克拉斯神庙中看到一尊亚历山大雕像，不禁仰天长叹。因为象他这样大时，亚历山大早已征服了世界，而他却一事无成。于是他立即辞职，赶回罗马去寻求做大事的机遇。

公元前六十年，凯撒赶回罗马竞选执政时，发现政局控制在三个人手中——加图、庞培、和克拉苏。后面两个人又与加图为敌。凯撒由于在西班牙的成功本已胜利在望，但因为加图的反对而失败。这对加图而言实在极其不智，这使凯撒也成为他的政敌。于是罗马前三雄的局势开始形成。庞培、凯撒和克拉苏缔结了同盟，庞培和克拉苏支持凯撒出任执政，条件为凯撒任执政之后，应设法提供土地来安置庞培解散的退伍军人，并修改一些与克拉苏有关的税则——克拉苏是个有钱的银行家，对这个问题颇为关心。

公元前五九年，凯撒当选执政之后，这些政策也都开始实施。若非赫维提人发生了严重的叛乱，这个三角同盟可能就此解散。为了对付这个北疆方面的威胁，山南高卢和依利库姆两个省区都交给凯撒统治，不久又加上外阿尔卑斯高卢省。他于公元前五十八年接受指挥权，在比布拉克特击败了赫维提人。接着发现高卢中部的凯尔特人正受到阿利欧维图斯率领的日尔曼人威胁。他就从贝尔弗特缺口前进，九月二日在莫尔豪森附近，经过一场大战又击败了日尔曼人。第二年他又征服了贝尔格和尼尔维（详见第八章），完成了征服高卢的第一阶段。

公元前五六年，“三雄”在卢卡举行会议，三人同意凯撒对高卢的统治再延长五年任期。而庞培则统治两个西班牙省份，期限也是五年。至于克拉苏则准备接管叙利亚，以便征服安息。

即使凯撒从前不明白，现在他至少已认识到高卢的重要性。高卢不仅是对抗好战的日尔曼民族的堤防，也是他军队人力的主要来源。这不仅是他的军事性武器，也是他的政治性武器。同时也是对庞培进行政治攻击的最可靠基地。不仅山南高卢位于整个意大利北部的侧翼，而且外阿尔卑斯高卢也能切断庞培在意大利与西班牙间的陆上交通。所以一旦庞培与凯撒发生冲突，就将使自己处于极端不利的形势之中。

此时，克拉苏已经六十岁了，他拥有极多财富，耳朵是聋的，但精神却很盲目。他前往叙利亚，想与亚历山大大帝较一日之短长，准备对安息发动战争，安息的西疆以幼发拉底河为界。

安息帝国由米特拉达悌一世创立，大约在公元前一六〇年开始其征服工作。他首先征服了米底，其次为叙利亚，然后是大夏和戈德罗西亚（即今之波克哈拉）和玛坎。他建立的陆军十分强大，几乎完全由骑马的弓箭手组成，克拉苏要碰到的就是这样一支军队。率领这支军队的是一位能干的年轻将领，叫作苏雷纳斯，虽然他总象女孩一样在脸上化妆，可他却无所畏惧并富于想象力。他认识到弓箭手的箭消耗极快，所以给他的一万名骑兵配了一千头运送弓箭的骆驼，每头骆驼载载运大量的箭簇，用这个办法可使他们“火力”增加一百倍。公元前五十三年，面对这样的强敌，克拉苏开始向东进发。

占领了奈斯弗琉姆后——这也是亚历山大渡过底格里斯河的地点——克拉苏突然向北旋转，奔向埃德萨，六月，他在卡尔亥（即今之哈兰）被苏雷纳斯包围，军队几乎被全歼，他自己被杀死，他的军团共四万人，战死了二万人，被俘者也近一万。

这是坎尼会战以来罗马遭到的最惨重失败。虽然罗马公民对此并不是太在意，但结果却使凯撒的处境非常困难：因为克拉苏的力量已经不复存在，也就没有可以与庞培对抗的势力了。使他的处境更为困难的是，公元前五十二年，高卢人在维辛根图克斯的卓越领导下又发生了叛乱。接着阿勒西亚被围攻，直到次年，叛乱才被镇压下去，征服高卢才终于告一段落。

这是异常艰巨的征服，因为普鲁塔克的传记上这样说：凯撒如旋风一样攻下八百多个城市，征服三百个部落，与三百万人发生了多次苦战，在肉搏战中一共屠杀了一百万人，并俘获了人数更多的俘虏。（注：很明显的这些数字是过份夸大了）。因为他有惊人的精力，所以才能获得如此成就，他不仅使罗马征服了高卢，而且这次征服也使凯撒成为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以及最强大的罗马军队的主人。庞培的势力就此衰落。这使二人之间产生了对抗，正如蒙森所说：这并不是共和制与君主制间的斗争，而是庞培与凯撒为罗马王冠进行的斗争。

这里插入讨论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就是扎玛会战之后军事组织发生的变革，因为这对当时的政治和战略战术都具有广泛影响。

第二次布匿克战争时的罗马军团还是由罗马公民组成，分为青年兵、壮年兵和老年兵三大类。但国家富强之后，罗马人的生活也发生极大变化，罗马市民都发了财，都希望免除兵役。结果到公元前一〇四年左右，马略开放了军队征召的限制，允许有产阶级以外的人民志愿从军。后来更是从奴隶、罪犯和外国人中召募军队。此外，由于采取分连制度，罗马军团的正面出现许多间隔，成为一种内在危险。为减少这种危险，马略又将军团改组成由支队组成的三线，每个支队下辖五个连，并取消了青年兵、壮年兵和老年兵的区别。支队的战术单位人数由一百二十人增加到六百人。每个军团通常有十个支队，第一线四个，第二和第三两线各三个，军团总兵力也由四千五百人增至六千人。军团骑兵被取消，由外籍骑兵取而代之。支队间的间隔也逐渐缩小，终于变成一个完整的方阵。

古老的民兵制度变成了具有佣兵精神的职业军队。过去，罗马军人要宣誓效忠共和国，现在改为宣誓效忠他们的将领。这样一支军队需要由具有高等教育和指挥技巧的将领指挥。有这种将领则成功有望；若没有这种人，纪律马上就有崩溃的危险。

凯撒时代的军团组织，其正确编制已经不清楚，但可能与马略留下来的差不多。除增加了轻装部队、投石手和弓箭手以外，他们的武器和盔甲似乎殊少改变。

最值得注意的改革是骑兵、炮兵和工兵的增多。骑兵大部分是在努米底亚人和其他外国骑兵的影响下增加的。炮兵和工兵则是在和迦太基和希腊发生战争并与亚历山大城的工程师有了接触后才逐渐发展的。下面的例子可以使我们对这种进展获得相当了解。

公元前五三年，在阿瓦里库姆围城战中，很明显凯撒曾使用过某种形式的“速射机”。到公元前五一年，他在对贝罗费西人的战役中，他在野战中也使用过各种“轰击”机械。《高卢战记》里可以读到下述记载：“在把军队排成战斗队形后，他就前进到最远的山头上，从那里可以利用他的机械把标枪象雨点一样投射到敌方的密集队形之中。”凯撒在迪鲁基姆企图包围庞培时也曾有过类似行动。当凯撒的第九军团占领一座小山准备构筑工事时，庞培却占据了邻近的山头，用集中的“火力”射击凯撒的军队，结果迫使他们放弃工事撤退。

这之后，从普鲁塔克的记载上可知安东尼远征安息时，携带着一支由三百辆大车组成的攻城纵队。较小的“野炮”用车辆载运，称为“炮车”。在公元一〇五——一一三年，罗马人所建立的纪功柱上还可以看到它们的模型。这种“野炮”也许在一百年以前就已开始使用。这些炮车用骡子牵引，车上的石矢可从骡马头上飞射出去。依照费格提亚斯记载，每个支队有一门“榴弹炮”，每一百人有一门“野炮”。所以凯撒之后不久，罗马军团就有相当于六十门“野炮”和十门“榴弹炮”的火力。

与炮兵威力齐头并进的是筑城和攻城技术。在战争艺术的这个分支方面，凯撒可说是举世无双。公元前五二年在阿里西亚围城战中，据计算他的部队从堑壕中挖掘的土方一共有二百万立方呎。四年之后在迪鲁基姆的围城战中，他们的挖掘工作也差不多同样艰巨，而在公元前四九年的马西利亚围城战中，所有机械都被使用过。

虽然战争技术的进步可能减少生命的损失，但却使防御变成较强的作战形式，由此阻碍了主动精神和勇气的发挥。此外，规模如此巨大的职业军队和战斗力量的惊人发展，再加上各省区都尾大不掉，越出了中央政府的控制范围，结果使将领们的独立性日益增加，从而使元老院和民众的权威成比例减弱。同时出现了更大的困难，就是这些新型的职业军人并无一定服役期限，服役多年之后也无法保证其一定退役，而退役后生活又无一定保障。这些因素的总和，加上环境变化就会导致内战爆发和独裁制度的建立。

高卢被征服之后，罗马面临的情况就是要么变革要么瓦解：元老院和人民已经无能为力，所有权力都集中在凯撒和庞培手中。两个人都以民主主义自居，凯撒相信“君王的民主”，庞培主张自由主义。凯撒活力充沛，庞培暮气沉沉；他们都不希望发生战争，但战争却无法避免，因为新思想遭遇到了旧传统，而旧传统却缺乏活力，固步自封。

在这种环境中，元老院支持庞培，而地方城镇和人民则大致拥护凯撒。凯撒希望在公元前四九年七月当选执政，为避免敌人趁他交出指挥权与接任执政前的间隙对他进行莫须有的指控，他决定留在高卢到公元前四九年底，直到公元前四八年年初再到罗马去任职。此后，照他的计划就准备接管对安息的战争指挥权。但早在公元前五一年或公元前五〇年时，庞培就已经倒向元老院方面，于是反对凯撒的人认为依照法律，凯撒在公元前四八年虽然可以请假，但请假时却不应仍然保持军权。阴谋日渐成熟之际，凯撒也充份了解到这一点，于是他暗示说只要庞培也采取同样的办法，他可以交出军权和省区。庞培拒绝了；于是骰子掷出来了！元老院宣布国家进入危险期，公元前四九年一月七日，所有市民奉命武装起来，由地方官把他们编成军团。

虽然罗马公民已不再能组成纪律严明的精兵，可这却使凯撒处于危险境地。庞培和元老院控制了大海，在西班牙有八个精锐军团，在意大利有两个，在叙利亚、马其顿、非洲和西西里还有其他兵力。凯撒能立即召集的军团只有一个，就是驻拉文那的第十三军团，约有步兵五千人和骑兵三百人，从陆路到罗马还有二四〇哩。面对它的有庞培的两个军团，一共七千精兵，驻扎在鲁西里亚。至于凯撒的其余部队，一半在苏尼河和罗讷河边，一半在高卢北部。

尽管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凯撒却决定在庞培和元老院能动用其兵力之前开始打击。到公元前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消息传到罗马，说他已经渡过卢比孔河，并已进入阿里米乌姆（即今之利米尼）。庞培知道民众都拥护凯撒，所以决定放弃罗马和意大利，在鲁西里亚十四个支队的兵力掩护下，把他的部队集中在坎努辛姆和布林底西两个据点。他命令在康宾努的征兵，共为三十个支队，向坎努辛姆集中。他希望另外三十个支队的兵力会从科菲尼乌姆（即今之圣-法利诺）前来加入。新任命的外阿尔卑斯高卢总督赫罗巴布斯也在那里。虽然过去他并非庞培部属，可是大约在二月六日时，庞培力劝他率领所征兵员向南移动。不过因为听到凯撒正向特伦提努前进，所以他决定留守不走。

凯撒立即抓住机会向敌人发动打击，二月十三日，他渡过阿特努斯河（即今之皮尔斯卡拉河）准备围攻科菲尼乌姆。该城于二月十九日向他投降。他毫不停留，直向布林底西进发，庞培已将他能够集中的部队都摆在这里。第二天，庞培把部队的一大半运过亚德里亚海，退到迪鲁基姆（即今之杜茹佐）。

三月一日，凯撒到了布林底西城下，第一步就是与庞培谈判。但是庞培拒绝考虑。等到运输船回来之后，就技巧地把其余部队都装上船，并运到伊庇鲁斯。这时凯撒也定下了战略。

凯撒面临的情况是这样：放弃意大利之后，庞培已将他的部队分成两个主要部分，一部在伊庇鲁斯，一部在西班牙。虽然如此，因为他有制海权，所以很可能用夹击方式粉碎处于中央位置的凯撒。凯撒认清时间是主要因素，决定用最快速度向西班牙运动——那是庞培主力所在。同时为了阻止敌人对意大利发动经济攻击，他分别派两个军团去西西里和撒丁，保护粮食供应来源，接着命令他在高卢的九个精锐军团，外加六千骑兵和部分弓箭手，集中在马西利亚附近。

庞培从布林底西渡海逃走后两天，凯撒启程于三月二十九日回到罗马。他马上命令安东尼乌斯——通常被称为安东尼——指挥意大利境内的部队，搜刮了一万五千镑金条，三万根银条和大约三千万铜币——每个约等于两便士，此外又通过了一些法律。大约在四月五日左右，他率领少数随从向马西利亚出发。他派了五个军团和六千名骑兵进入西班牙，并包围马西利亚城。六月，他留下布鲁图和特雷波努斯继续围城，他自己带着九百名骑兵翻过比里牛斯山脉与他的军队会合，向依利尔达（即今之利芮达）进攻。阿非拉努斯指挥的庞培部队正在那里宿营。

阿非拉努斯拒绝会战，以免在这个作战季节遭受失败；凯撒的战略是用最低成本寻求会战。他采取一连串出敌不意的行动，最后切断了敌人的粮食来源，迫使他们非投降不可。胜利是如此全面，整个西班牙都望风迎降。他用非常宽厚地对待这些敌人，大约在九月底，他又回到马西利亚，加紧围城工作，直到该城投降为止。这时他又表现出他的谦恭大度，并不张扬自己的功绩。他留下两个军团防守，因为听说政府已任命他为“独裁者”，他赶回了罗马。他回来之后批准了有关借贷双方间的法律，召回了许多流亡者，对所有在山南高卢自由出生的住民都给与完全公民权。就职十一天之后，他就辞去“独裁者”的职务，不等正式提任执政，即先赶往布林底西。在十二月底，他又与他的军队会合。罗马史上一次最惊人的政治-军事性战役，就这样结束了。

在西班牙，凯撒对庞培的威望进行了致命打击。消灭庞培在西班牙的势力可以使他无后顾之忧，而且凭他的智慧，他在意大利也已建立了相当安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但当他到达布林底西之后，却发现他的处境依然十分危险。

庞培仍然掌握着帝国的东半部；他的舰队——有三百艘船以上——仍然是占优势的力量；他可以从埃及和勒凡特（注：即小亚细亚沿岸）吸收大量补给；他的陆军兵力也与日俱增，现在共有九个军团，总人数约三万六千人，而梅特卢斯·西庇阿还率领两个军团正从叙利亚赶来增援。此外他还有七千骑兵，三千弓箭手和一千二百名投石兵。他的基地迪鲁基姆距意大利海岸也只有一天航程。

凯撒马上发现迪鲁基姆正是左右全盘的枢纽，所以需要立即加以占领，不过问题却是如何去占领。因为庞培的舰队控制着亚德里亚海，所以海上航行非常危险，可是凯撒决定冒险一试。不单单是因为经过依利库姆陆路可能要好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时间，而且他从这个地形恶劣的地区挣扎前进时，庞培却可能乘机侵入意大利，击破他的基地。对他来说实在幸运，因为已是仲冬时分，庞培绝对想不到凯撒敢如此大胆冒险，所以他已到马其顿去召募新兵。与卢比孔河的情况一样，骰子又已掷下！凯撒决定采取似乎是不可能的路线，不仅因为他的战略是合理的，而且正因为似乎不可能实现，所以就更具有突袭的意味。

凯撒把所有十二个军团都集结在布林底西，可是运输工具只够七个军团使用，凯撒却不愿意等待。他把七个军团装上船，大约有二万名步兵和六百名骑兵，没有携带任何粮食、奴隶和骡马。留下安东尼指挥其余部队，等运输船回来再进行第二次航行。公元前四八年一月四日，他上船出海。第二天，他在阿克罗塞努姆海岸的帕拉斯提（即今之帕莱沙）登陆——在迪鲁基姆南面，相距约一百哩。从那里，他又派代表去见庞培，再次提出和谈建议。接着他完成了部队下船工作，并立即向迪鲁基姆进发，同时又命令运输船于当晚驶回布林底西。虽然第一次航行时，庞培的海军司令比布卢斯好象睡死了一样，但现在却惊醒了。当凯撒正向奥里库斯和阿波罗尼亚推进时，比布卢斯就在敌船回航时进攻，击毁了三十多艘，所有落水人员都未加打捞，任其沉入海底。

庞培现在距离迪鲁基姆要比凯撒以为的更近，他一听说凯撒登陆，就用强行军赶回迪鲁基姆。他早到一步，就在阿普苏斯河北岸的库西占领了坚强阵地。他的敌人则已占领该河南岸，与他遥遥相对。

两军对峙的时间到底多久已经不清楚了；但因为越等越不耐烦，可能快到二月底时，凯撒就向安东尼下了紧急命令，要他立即渡海增援。安东尼在一天黄昏时候秘密带着四个军团和八百名骑兵开船溜走。乘着西南风，他绕过了在阿普苏斯河对峙的两军，在奈法乌姆登陆——在迪鲁基姆之北。然后他命令运输船只驶回，接着运送其余部队。庞培马上拔营向北运动去迎击他。凯撒也向东北移动，到了提拉纳，并派人去警告安东尼说庞培已经到了。安东尼避过了庞培的埋伏，在格鲁苏斯河边的斯坎比与凯撒会合。由于没能阻止敌军会合，庞培就退回阿斯帕拉格姆。凯撒既已获得安东尼增援，决心扩大作战区域。第一步，他派加维努斯率领两个军团和五百名骑兵到马其顿去迎击庞培的副将西庇阿，他正从色萨罗尼加（即今之萨洛尼卡）向北前进。第二步，他派一个军团，五个支队和两百名骑兵，到色萨利和阿托里亚等地区去搜寻粮食补给。这些支队刚出发不久，突然传来一个极坏的消息。

凯撒留下阿西利乌斯指挥他设在奥里库斯的海军基地——在维罗纳湾的南端。凯撒的运输船就停在港湾中，为了封锁这个港口，阿西利乌斯已经沉了一艘商船，并将另外一艘系在它上面，在这艘船上又设了炮台。尽管有如此防御，指挥埃及海军支队的庞培长子格那乌斯却仍决心夺取凯撒的船只。他首先用密集的“火力”击毁了浮动炮台，接着清除了沉船，他的军舰开入港中，在炮兵“火力”掩护下攀登奥里库斯的城墙并夺获那些运输船舶。同时，指挥庞培亚洲舰队的是莱利乌斯，他也驶向安东尼设在利修斯的基地。虽然他没能攻下城市，但却把安东尼所有的运输船都烧毁了。于是凯撒在希腊海面的舰队全军覆没，没有留下一条船，他和意大利的交通线也完全被切断。

换了另外一个人，这样的惨败将使其神经瘫痪，可是却使凯撒的决心更为坚定，一心只想迫使敌人接受会战。他沿着格鲁苏斯河向下游行军，扎营在南岸，正对着庞培在阿斯帕拉格姆的营地。他在那里把军队展开形成战斗队形。但庞培却拒绝应战，于是凯撒又决定冲向迪鲁基姆的敌人基地，这样或可切断庞培到那边的退路，即使庞培先退回那里，也可以将他封锁起来。

凯撒拔营从阿斯帕拉格姆向格鲁苏斯上游进发。庞培先以为他是去搜集补给，但凯撒的部队到了克罗地亚拉后却渡河向北，庞培才认识到敌人是要去争夺迪鲁基姆。接着庞培也用最快速度，经过埃格那提安大路退回基地。凯撒通过了阿森谷地，把军队扎营在迪鲁基姆以东数哩远的山上。从那里他可以看见庞培部队的前卫正沿埃格那提安大道蜿蜒前进。一发现已与基地间断了联系，庞培的军队就扎营在叫作佩特拉的岩质高原上，位于凯撒营地正南，中间隔了一条溪流。

虽然庞培的军队已如此接近，使凯撒无法攻击迪鲁基姆城，可是他却绝不放松对敌人的控制；而且为了自身的安全，也必须紧缠敌人不放。如果他向内陆前进，庞培就可以得到渡海进入意大利的自由，或是前进迎击他，或是把他引到开阔地带，这时凭着在数量上占优势的骑兵，也将是敌人占上风。所以，尽管因为派出支队后兵力已减少到二万二千人，凯撒还是决定围攻敌人。进一步说，他围攻庞培的部队可以使他自己的粮秣搜集队不会受到敌人骑兵威胁，同时又可以将庞培的骑兵限制在沿海草地，不久就会把所有青草吃光。于是凯撒立即命令部队开始构筑一条对垒线，环绕庞培的要塞阵地。对垒线从北面的佩特拉直到南面的莱斯尼基亚河，他占了连续山岭的地利，大部分阵地均在山地之中。总的说来，这条对垒线长达十五哩；在那个时代要算是最雄伟的野战工事。在它西面就是庞培的防线，长约八哩，在海岸线东面，距海岸一哩到一哩半不等。

虽然舰队使庞培的人员补给可以源源不断，但不久他的草料和饮水都渐感到缺乏，因为凯撒把流向海岸的河流都进行人工改道，或者直接在上游筑水坝将其切断。(注：惟一途径只有从莱斯尼基亚河去汲取淡水，距庞培在佩特拉的营地有五哩远。)庞培的情况日趋困难，所以他必须决定是侵入意大利还是向凯撒进攻。因为侵入意大利就必须放弃迪鲁基姆，而他的补给和攻城机械却都储备在那里，所以他就决定向凯撒进攻。为便于攻击，他故意散布谣言说迪鲁基姆城中有部分叛徒，随时准备帮助凯撒进城。

可以假设凯撒断然相信了这个情报，因为他留下苏拉指挥全军，到夜间他亲率一支小部队到了迪鲁基姆近郊，结果陷入陷阱，几乎丧命。同时，庞培用四个军团向敌人对垒线中点一座小山上的堡垒发动猛攻。守军只有一个支队，敌人虽然发射了三万枝箭，守军却坚守不退，直到有两军团的援军开到，庞培的部队才撤回。

庞培接着决定攻击凯撒的最左翼，正当他拟定计划时，凯撒的高卢部队中有两名阿罗布罗吉亚籍的军官逃过来。这对庞培是个意想不到的好运，因为他们可以供给有关凯撒野战工事的一切详细情报。

为完成对垒线，凯撒正把他的堑壕伸过莱斯尼基亚河以南的平地，为保护他的后方不受攻击，他又另外筑了一条对垒线。两条防线之间相隔约二百码，前一条包括一道十五呎宽的壕沟和十呎高的壁垒，后一条规模较小。这些工事还没完成，而面对大海纵贯两条防线之间的壁垒也尚未完工。庞培完全了解了这些情况：就是说在海岸终点之间，并没有纵贯的壁垒联结两道防线。

面对凯撒伸过平原的对垒线，庞培也已将自己防线的右端向西沿莱斯尼基亚河北岸延展。在该河南面，他占领了凯撒放弃的旧营地。为确保与河流之间的交通，庞培另外从防线东北角挖了一条堑壕直抵莱斯尼基亚河岸。

从这两个降将身上获得一切情报之后，庞培决定对凯撒左翼发动陆海联合攻击。他调动六十个支队的兵力到莱斯尼基亚河南岸，利用凯撒的旧营为作战基地，进攻凯撒的对垒线。另外从海上运送一支轻步兵，分两部分登陆：较大的一部分在对垒壁南方登陆，就从南面攻击它；较小的一部分在两道防线间的海岸登陆，就是那个尚未建筑纵贯性防壁的地区。这也就是说，凯撒的左翼将同时受到前、侧、后三方的攻击。无论从哪方面看，这个计划都很卓越。

大约是七月七日那天，在黑夜掩护下，庞培发动攻击，轻步兵在拂晓前不久登陆。据守凯撒左翼的两个支队，此时正要在两道防线的海岸顶点换防，最近的预备队是马西里努斯率领的八个支队，他们的营地在两哩远的内陆。虽然这两个支队马上据守阵地作战，但因为敌军在防线之间地区登陆——这是那两位逃亡军官指出的弱点——侧击之下，守军惊慌失措地内陆方向溃逃，同时也阻碍了马西里努斯的援兵前进。

庞培正要进攻马西里努斯的营地，安东尼率领十二个支队的兵力赶到将他们击退。接着凯撒本人也率领十三个支队赶来。此时庞培正忙于在海岸上建立一个新营地，就位于敌军内防线的正南。这个营地有双重目的：一方面可使他的船只安全靠近海岸，另一方面确保向南的平原，使骑兵不缺草料。这样一来，庞培已完全突破了封锁。

为了尽量巩固左翼的安全，凯撒把敌人逼退到距海岸线一哩远的地方，把两条防线收回一半以上长度，在中间又赶筑一道纵壕，将其连成一气。其次，他听说庞培正调动部队开入莱斯尼基亚河以南的旧营，就决定趁敌人尚未完全占领前先夺回来。他在这边共有三十五个支队的兵力，但很明显，他并不知道这个营地与莱斯尼基亚河之间已经有一道墙壁联接起来了。

他留下两个支队据守纵墙，其余三十三个支队组成两个纵队，在森林掩护下向这个营地进攻。左路纵队攻击东面，右路纵队攻击北面。左路纵队攻入了营地，将守军赶向西面，但右路纵队却碰上那道联接墙，以为这就是营地的围墙，就沿着墙走想寻找大门，结果直到莱斯尼基亚河岸边才突破这个墙壁，进入了夹在壁垒、河川、海岸与营地之间的平原上。

庞培听说敌人攻击营地，立即赶往救援，他的骑兵扫过营地东面的平原。于是凯撒的右路纵队见后方受到威胁就企图撤退，但又为墙壁所阻。恐慌之中，士兵们纷纷爬墙逃命。此时，本已为凯撒左路纵队击退的守军，见到援兵来到，也发动了反攻。因为右路纵队已经溃败，喊声震地，于是左路纵队也随之丧失斗志，结果就一败涂地。庞培并未追击，所以凯撒真是侥幸到了极点。他收集残部，发现损失了三十二名军官，九百六十名士兵和三十二面军旗。据说多数都是在逃跑中被同伴踩死的。

凯撒知道凭这些已经动摇的部队，已不可能再守住这条过长的防线，所以在黄昏日落不久，他开始撤退，利用迅速的夜行军来躲避庞培的骑兵，在第二天上午，他到了在阿斯帕拉格姆的旧营地。正午他又继续行军，摆脱了庞培的骑兵，于七月十四日到了阿波罗尼亚。

迪鲁基姆围攻战进行之时，加维努斯在马其顿已经阻止了西庇阿，但由于凯撒撤退，他的后方丧失了掩护，于是凯撒决心与他会合。他的设想基于两个方面：用威胁西庇阿的办法强迫庞培离开海岸线，使他与迪鲁基姆的辎重隔开，这样就必须以同等条件作战。或者庞培渡海进入意大利，那他就可以把兵力集中在一起，改从依利库姆去救援。此时，庞培却已搁置侵入意大利的计划，因为他知道除非击败凯撒，否则决无和平之可能，于是他也决定与西庇阿会合。双方的会合都达到目标，凯撒与加维努斯在阿吉尼乌姆会合，庞培与西庇阿在拉利萨会合。从这两个城市，双方又前进到塞诺斯西法莱山下的法塞尼亚平原——原因至今不详。在那里，过去的幽灵终于面对未来的精神，正好似两百三十八年前在高加米拉平原的情形一样。

法塞卢斯古战场的正确位置，曾经引起许多争论。许多人认为它是夹在法塞卢斯与恩尼佩斯河之间，但又有人说它位于帕莱法塞卢斯的附近。最近都认为后一种说法比较可靠，所以本书也以此为依据。照这种说法，凯撒是从阿吉尼乌姆向东南进军，在法塞卢斯附近渡过恩尼佩斯河，在河的北岸宿营，差不多就在帕莱法塞卢斯正北。庞培也赶到了，就在道冈迪斯山斜坡上扎营，在凯撒西北相距约三哩。不久，凯撒将他的军队在营地外展开成战斗队形。凯撒每天都逼近庞培的营地挑战。但庞培坚守不出，不肯离开他占领的有利地形。凯撒发现他在法塞卢斯的谷仓已经快要空了，就决定从现在的营地撤退，向东北前往斯科图萨——在塞诺斯西法莱正南——以便威胁庞培到拉利萨之间的交通线，这样也许可以强迫他放弃原有阵地。

八月九日上午，帐棚都已经拆卸，行军即将开始之际，凯撒却发现庞培也正排列他的部队，这次与平常不同，不是靠近他的营地，而是在营地前隔了相当远的距离。凯撒马上向部下宣布：“我们不走了，准备会战，这本是我们一直希望事情。让我们作好准备，以后就不容易找到这样好的机会了。”

他的兵力为八十个支队(即八个军团)，一共为二万二千人，他只留下两个支队防守营地，而把其余的七十八个支队排成三道战线，左翼倚托在恩尼佩斯河边，面对庞培的一百一十个支队(即十一个军团)，据凯撒说，其兵力为四万五千人。但在战争中数量并不能决定一切，在纪律、训练和士气各方面，凯撒的部队都要比对方强得多。正如弗勒尔在《凯撒传》中所说：“一方是古代寡头政治的最后残余势力，充满了不团结，自私和骄傲情绪，他们想的都是这一仗打胜之后如何升官发财。而另一方却在一个人的绝对指挥之下，他的心思清朗，所关注的就是此时此地的一切。”道奇上校也说：“庞培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军队缺乏首脑，没有单纯的目标来控制和指导一切。反之，凯撒就是他的军队。这个整体本能的随着他的意志行动。自下而上都努力争先，他控制他们的一切思想和行动。他既是发条也是齿轮。”

庞培的计划是确保其在恩尼佩斯河的右翼，再用他的强大骑兵去迂回凯撒右翼，绕过它并从后方加以攻击。他的战斗序列是这样：

他把六百名本都骑兵部署在右翼，接着在他们右边把步兵形成三道战线，并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右翼由伦图卢斯指挥，中央由西庇阿指挥，左翼由赫诺巴布斯指挥。在全线左面，他集中了所有骑兵(除上述六百名以外)，以及所有投石兵和弓箭手，由那比努斯指挥。此外，他派七个支队保护营地，并且把一些辅助部队夹在战线间作轻步兵使用。

庞培正在排列战线时，凯撒却在一旁观察并猜透了对方的意图。他看出庞培是想迂回他的右翼，就在右翼集中了一千名骑兵，并用轻步兵加以支援，以对抗那比努斯的六千四百名骑兵。他命令苏拉指挥右翼，加维努斯指挥中央，安东尼指挥左翼。据凯撒自己说：因为担心右翼可能会受到大量骑兵包围，他又匆忙从第三线抽出一个支队，将他们构成第四线，与他的正面斜交，并隐藏在骑兵后面，使敌人无从发现。他向这些部队解释他的目标，并提醒他们说，今天的胜利就寄托在他们的勇气上。同时他又命令第三线(预备队)和全军，在未得到他的命令之前，不要与敌人接战。（注：(一)因为八个军团分成三线，而据说抽出的兵力共为三千人，所以大家相信凯撒是从每个军团中抽出了一个支队。(二)凯撒的轻步兵是受过特种训练的，惯于与骑兵配合作战。所以才能面对庞培的大量骑兵而不感到惊慌。）

虽然庞培具有压倒性的数量优势，但他却迟迟不发动进攻，一方面是为了使战线不发生混乱，另一方面是想等凯撒疲惫之后再进攻。可是凯撒却更为高明，他的想法完全不同。他说：“现在照我们看，庞培的行动似乎非常不合理。因为在战斗气氛下，每个人都自动发出热情。指挥官应尽量设法鼓励这种热情而不应抑制它。”

庞培并不前进，凯撒就首先发动攻击。双方间的距离不超过两百码，当部队行进了一半距离后，他命令他们暂停恢复一下。不久，当他继续前进时，庞培也就开始挥动骑兵，弓箭手和投石兵。凯撒的骑兵支持不住，向后败退，庞培的骑兵乘胜直追，来势颇为凶猛，就要包围凯撒的暴露右翼了。凯撒看到这个情况，立即发信号命令第四线进攻，他们挥舞旌旗向敌人骑兵猛冲，迫使他们放弃战斗，纷纷向高地逃走。骑兵逃走之后，弓箭手和投石兵也失去了保护，全部被歼。此时庞培的正面仍在激烈抵抗，于是这些第四线部队就绕过他们左翼，从后面加以夹攻。同时凯撒也出动预备队，突破了庞培的正面。

骑兵败逃之后，庞培也象大流士在高格米拉一样逃出了战场，躲在他的营地内等候会战结果。可是凯撒却亲自督促他的部队，不顾疲劳向敌人营地冲锋，营地内塞满了各种奢侈品。当凯撒部队突破营地防壁之后，庞培脱下斗蓬匆匆上马，逃往拉利萨。即便这时，凯撒还是不肯休息，他禁止部队抢劫胜利品，逼着他们继续向山地推进。首先把庞培残部从一个山头上赶下来，接着他又亲率四个军团把他们包围在另一个山头上。他切断了水源，强迫他们投降。当他们于第二天上午投降时，凯撒又表现得非常宽大，并立即向拉利萨压迫。

这一战的死伤数字如何？依阿皮安记载，凯撒一共损失了三十个连长和二百名士兵。另外有些权威说是一千二百人。至于庞培则损失六千人。

庞培从拉利萨逃向海岸，从那里乘船前往埃及。凯撒跟踪追击，于十月初在亚历山大港登陆，在那里得知庞培已被暗杀。这对凯撒被选举为独裁者很有帮助，这是他第二次被选举为独裁者。

在埃及，凯撒与托勒密的最后一代，阴险的克丽奥佩特拉发生了纠缠。她是托勒密·奥里特斯的女儿，出生于公元前六十九年。她和一次小规模战争使他忙到公元前四七年夏季。此后他经过叙利亚和本都回国，在泽拉进行了一次著名战役——“我来了，我看见，我胜利”——征服了米特拉达悌和法那西斯，然后回到罗马。他开始研究财经问题，并准备远征非洲。庞培的部将西庇阿和那比努斯，在法塞卢斯之战以后逃到了那里。

在十二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他率领六个军团和两千名骑兵，从西西里出发，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哈德鲁门坦登陆。虽然他在鲁斯比那被那比努斯包围，但他却成功突围，公元前四六年四月六日，与西庇阿和努米底亚国王裘巴在塔普苏斯遭遇，并将他们全部歼灭。那比努斯逃向西班牙。凯撒又获得了为期十年的独裁权。

公元前四六年，他离开乌提卡回到罗马，在那里又停留了几个月。此时，那比努斯和其他人又在西班牙起事。他马上决定去扫平叛乱。他于十一月初离开罗马，在七十二天内到达西班牙前线，在科多瓦周围和在关达几维谷地进行了他的最后一次战役。经过多次机动，于公元前四五年三月十七日强迫那比努斯在蒙达接受会战。结果那比努斯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并被杀。这样就结束了第二次内战。九月他回到罗马，他的生命只剩下六个月了。虽然时间很短促，但其间发生的事情却很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凯撒已不再是年轻人，因为他已经五十七岁了。

凯撒开始构思伟大的改革计划。由于他已经征服高卢，使罗马西疆伸展到大西洋和北海，但东疆和北疆仍然暴露着，在生命的最后六个月，他就设想如何使它们不受攻击。他首先计划与多瑙河的戈塔和达西亚人作战，接着征服安息——它从幼发拉底河延展到大夏和印度西徐亚为止——来报复克拉苏的失败耻辱。普鲁塔克说：他的意图是取道希尔卡尼亚，绕过黑海，里海和高加索以侵入西徐亚，在征服了这些与日尔曼接壤的国家与日尔曼本身之后，再经过高卢回到意大利，这样他就完成了帝国的整个边防，使各方面都以海洋为边界。

他刚要出发进行这种伟大冒险，却在公元前四四年三月十五日突然被刺。他一共统治了五年半，其中有五十一个月消磨在七大战役之中。

苏东尼乌斯在《凯撒传》说：他身材很高，皮肤白晰，眼珠深黑，武艺和骑术都技巧很高，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耐力。他的精力和活力的确十分惊人，这些方面可与亚历山大相比美。就智慧方面来说，他是现实主义者，具有渊博的学识。他是学者、艺术家、实践家。他那合乎实际的想象力和平衡的心理，常能作出闪电般的决定。西塞罗说他有惊人的速度和远见。自制力也很强。他没有情感主义和神秘主义作风，而常例和传统对他只是手段，而从来不是目的本身。他宽宏大度，但这种大度是有目的的，正如他的收买手段一样。在法塞卢斯战场上，他要求他的士兵宽恕他们的同胞，因为这正是他的政策，此外他也不惜大量布施粮食和金钱。一切手段都是他的工具：对流氓阶级他用贿赂，对中等阶级他用免债，而对文化阶级，则用提倡艺术和科学的手段，来争取他们的欢心。

作为一个人类领袖，凯撒不仅是军队的头脑，而且更是他们的灵魂。就这方面来说，他可以与亚历山大和汉尼拔相比。他经常关心士兵福利，虽然在服役时他要执行极其严格的纪律，可是在其他时候，他会偶然放松一下，因为他深知人类的本性具有善和恶两个方面的。他对士兵所作的评估，不是以人格和幸运为标准，而是只重视他们的武艺。他能充分获得部下的敬爱，只要他和他们在一起，失败对他们面言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军事指挥官的品质而言，他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上都高人一等。(一)和亚历山大与汉尼拔一样，他有过人的技巧能够改造战争工具来适应自己的才能。他是伟大的组织家，对自己的天才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心。(二)他认识到那时的战争本质。那是全国性的战争，不是军队之间，而是整个民族要求革新的奋斗。在这种战争中，大战略居于首要地位。也就是说要用一切手段来达到目的，一切人力、金钱、贸易、政治反应和宣传，都要指向同一个目标。(三)最后一点，他有惊人的勇气，有时似乎象莽汉一般。实际上却是他发现了一个秘密，知道无论平时还是在战时，多数的困难都是自已造成的。一般说来，双方彼此具有同样程度的恐惧心理。如果有一方敢于把恐惧的心理暂时放在一边，也就等于首先踏上了走向胜利的道路。凯撒和亚历山大一样，都具有那种冒险精神，使其战争艺术提高到了最高水准。他预知敌人的意图，将自己的恐惧完全置之度外。

这样的才能当然使他变成了卓越的政治家。他了解共和国的实际情形和它会向什么方向发展。他对这个时代内在意义的了解，正好比他测知庞培的心事一样清楚。他看出他们要求的是一个君王民主：在纪律之下的自由，而不是贪欲下的放任；这就是是威灵顿公爵宣称的“皇家民主”。他的心就固定在这个目标上，好比弗勒尔说的，他是人类的一位伟大教师。

他的政治改革详情虽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不过对其基础能略加提及也很有意义。可以用三个名词来加以概括：权威、秩序和纪律。(一)他改变了中央政府的性质。他削减了元老院的寡头政治权力，改设国务会议，由他进行最高控制。并使罗马成为许多民族的共同首都。(二)他开始建立新的政治秩序，使罗马和各省获得新生，并熔合成一个整体。他限制“金钱”的权势，使罗马共和国衰颓的就是它；撤换那些贪钱的官吏，派出八万移民，这样使民主政治可以更自由的扩张。(三)他的目的是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据说在公元前四九年他对一些叛乱的士兵说的话可以用来解释。他说：

“如果犯罪分子不加惩罚，则没有一个人类社会可以保持团结和继续生存。如果病人不接受适当治疗，就和在我们自身一样，会使其余部分也受到影响。而在军队中，纪律更是绝对不能废弛。因为作恶者若不受到惩处，他们的胆子将会变得更大，而使善良者也觉得做好事无益。若作恶不加处罚，则为善也就不会受到奖赏了。”

因为他的统治时间很短，能做的不过是为这个大帝国的建立播下一点种子，但却把罗马从一个自治城市变成了世界帝国。他使共和国获得新生，他不仅为奥古斯都的“君王民主”奠定了基础，而且燃起熊熊烈火，将其发展成统一性的宗教思想。

谢选骏指出：和秦汉相比，罗马的统一效率低下——秦灭六国仅仅十年，而罗马统一却花了五十多年；秦汉交替的内战仅仅花了五年（前207-202年），而罗马内战却花了五十多年（公元前88年～公元前31年）。这是为什么呢？是拉丁人比较弱智吗？在我看来，这可能确实与拉丁人这个地中海民族要征服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高大民族（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有关；但更大的可能是罗马人的征服对象比较杂乱，分布在地中海周围的各个民族。相比之下，秦国所“统一的中国”大部分都在西周和东周八百年的共同秩序之下了。由此看来，文化统一如果先于政治统一，则会事半功倍。可怜的罗马，不仅在政治统一之前未能实现文化统一，即使在政治统一之后千年，依然未能实现文化统一……这不仅先是造成了东西罗马帝国的分裂，后来还造成了东西方教会的分裂——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欧洲缺乏“汉字”这样一个文化统一的工具！在这种意义上，汉字可能就是一个“中国的宗教”。

【大事记(六)：罗马共和政体的倾覆】

那些以诛灭暴君自居的人希望凯撒之死可以使垂危的共和国复活，但希望却迅速破灭。整个罗马表现出的是愤怒而不是欢欣。害怕被愤怒的人民威胁生命，卡修斯和布鲁图以及六十多个密谋者中的大多数都躲在卡皮托里乌姆山的神殿中。同时，那位死去独裁官的亲信——执政官安东尼也获得了骑兵长官李必达的支持。因为他的地位已完全稳固，所以凯撒的遗孀卡普尼娅便将其亡夫的文件和总值四千塔兰特(约一百万英镑)的财产都交给安东尼保管。紧张局势逐渐平息；到公元前44年4月底，安东尼就离开罗马去坎帕尼亚，那是凯撒安置大部分老兵的地区。他去劝诱他们实现独裁者遗志，武装起来准备作战。

从权力分配来看，安东尼明显要比共和党人占优势，可这些共和党人对这个问题似乎并未太注意。阿尔卑斯高卢和近西班牙的总督李必达早已表示拥护安东尼；远西班牙的总督波利奥同样是凯撒的忠实信徒。在阿尔卑斯高卢以北的全部高卢地区都在普兰库斯管辖之下，他也决不会持敌对态度。只有狄西摩斯·布鲁图和科尼菲西乌斯绝对拥护元老院，布鲁图是山南高卢的总督、科尼菲西乌斯为阿非利加行省的总督。

凯撒的遗嘱公开，大家才知道他已指定侄孙奥克塔维乌斯为继承人，并将自己财产的四分之三都留给他。奥克塔维乌斯出生于公元前63年9月23日，他接受遗产之后就被称为屋大维。凯撒被刺时他正在阿波罗尼亚，直到三月底他才接到母亲的来信，得知这个消息。他马上渡海到布林底西，在那里受到部队的欢迎。同时他也接到母亲和继父菲利普斯来信，劝他放弃继承权和遗产；他拒绝劝告，并写信给他继父说他决心为凯撒报仇，并准备继承其权力。他从布林底西回到罗马。安东尼听说他回来，也从坎帕尼亚赶回来与他会晤；他们于4月底会晤时，屋大维斥责安东尼不惩处暗杀凯撒的凶手。7月，元老院在安东尼操纵下指定布鲁图任克里特、卡修斯任昔兰尼行省总督，目的就是削弱他们的权力。但他们却不愿接受闲职，去接管那两个二等行省，于是就前往马其顿和叙利亚。

虽然两人见面时，屋大维和安东尼大致上是友好的，可不久就出现了裂痕。有个保民官死了，屋大维表示愿意出任这个职务。但因为他过于年轻，又是贵族出身，所以安东尼拒绝以执政官身份任命屋大维担任这个职务。同时元老院也担心他获得这个职位后会利用职权迫害共和党人。

10月初，安东尼到布林底西去迎接从马其顿回来的军团。他召回这些军团，是因为他要把狄西摩斯·布鲁图逐出山南高卢；而狄西摩斯却坚称他占有该省曾经获得了凯撒的同意。

屋大维迅速地下了决心。他暗中派人去布林底西，在那些军团中散发收买人心的传单，同时又亲自到坎帕尼亚去争取那些退伍老兵。他给出每人五百德拉克玛(约二十镑)的高价，召募到三千名士兵。此时，安东尼在布林底西却碰了个大钉子，军人们都指摘他不敢惩处凶手。只是在允诺照屋大维的例子也给每人一笔同样数额的款项后，他才勉强说服一个高卢军团同他一起去罗马。

屋大维知道可以依赖狄西摩斯·布鲁图的支持——这个人是他最后想要毁灭的目标之一，但他感到自己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所以不敢与安东尼正面接触，就在11月10日离开罗马去了山南高卢。几天后，安东尼进入罗马，才知道他的军团中有两个已经跟屋大维走了。虽然如此，他还是率领两个军团向阿里米努姆进发，并命令狄西摩斯退出山南高卢行省。狄西摩斯拒绝接受命令，据守在穆提纳，准备应付攻城。

安东尼围攻穆提纳时，屋大维准备援救该城。他现在有了代行政长官的头衔，并且还有执政官希尔提乌斯和潘撒的支持。希尔提乌斯在阿里米努姆与他会合，他们率领着四个军团从那里去援救狄西摩斯。安东尼留下他的兄弟路西乌斯继续围攻穆提纳城，亲自去迎击敌人，但屋大维和希尔提乌斯拒绝会战，并等候潘撒到来。

公元前43年4月14日，安东尼得知潘撒已率领四个新组建的军团，正行进在与屋大维会合的途中，于是率两个军团的老兵前去攻击他们。前一天，因为希尔提乌斯深知潘撒的新兵不是安东尼老兵的对手，派了马提安军团和屋大维的卫队去支援他。尽管有这些增援，潘撒还是在弗鲁姆·加罗路姆之战中战败并受了致命伤。但在同一天黄昏，希尔提乌斯又带了两个军团赶来。此时安东尼的军队正在庆祝胜利，在毫无秩序的情况下被敌军袭击，四散溃逃。接着在4月21日，希尔提乌斯在穆提纳城外又再度击败安东尼，但他自己也丧了命。此后，安东尼于5月3日越过阿尔卑斯山脉，与巴苏斯会合。他驻在热那亚西南约三十英里的撒巴提亚，指挥三个军团。

狄西摩斯·布鲁图主张追击，屋大维拒绝了，因为在布鲁图和卡修斯活着时，他还不愿毁灭安东尼。他早已定下计划：首先削弱安东尼，接着与他结盟以毁灭布鲁图和卡修斯，最后再毁灭安东尼，那么就没有对手和敌人了。作为走向同盟的第一步，他对安东尼的俘虏照料得很周到，而且不参与狄西摩斯的行动。

虽则如此，狄西摩斯还是单独去追击安东尼。后者安然逃入普罗旺斯，这是李必达的管辖范围。虽然李必达已表示向元老院效忠，但仍然与安东尼共命运。此外，山北高卢的总督普兰库斯也退过了依西利河，等待狄西摩斯到达。

当这些事情进行时，屋大维正忙于活动，想获得执政官的头衔，因为在希尔提乌斯和潘撒战死后，两个执政官的位置已经空缺。因为时间很紧迫，所以他很想与安东尼缔结同盟以提高自己的威望。7月初，他派了一个由百人队长组成的代表团到罗马去要求这个任命。依照苏埃托尼乌斯的记载，元老们犹豫不决时，有一位军官抽出剑喊道：“如果你们不答应，这个东西就可以使他做执政官！”这些代表回去后，屋大维就率领八个军团向罗马进发，元老院立即同意让他成为候选执政官。不久，因为从非洲召回的两个军团已经快要到达，于是元老院又取消了前面的决定，屋大维便占领了奎里纳尔山外的郊区。第二天他率卫队进入罗马，立刻就有三个军团倒向他。8月19日，屋大维和他的亲戚佩丢斯共同当选为执政官，民众大会也承认了屋大维的继承权，并通过法律，追诉刺杀凯撒的凶手。于是屋大维开始向山南高卢进发，想赢得安东尼的合作。

此时波利奥和普兰库斯都已与安东尼会合在一起，而狄西摩斯则被判定为凶犯。他逃往马其顿，想与玛尔库斯·布鲁图会合，结果在途中被强盗杀害。

在波利奥和普兰库斯加入后，安东尼和李必达的力量已超过屋大维，但是他们仍然欢迎和他缔结同盟，因为他们的士兵都还是怀念故主凯撒的。他们在博诺尼亚附近与屋大维会晤，并同意缔结一个三头同盟(“后三头”)，每个人都拥有相当于执政官的权力，限期各为五年。屋大维分得的地区为撒丁、阿非利加和西西里及其附近岛屿；安东尼为全部高卢地区；李必达为西班牙。同时也决定，目前李必达暂时把西班牙交给部下代管，他自己兼摄意大利的政事。至于安东尼和屋大维则专心筹划对布鲁图和卡修斯的作战。

因为三头缺乏战争所需费用，又怕安东尼和屋大维不在罗马时共和党人乘机鼓动反对的风潮，所以他们决定实行大规模的“公敌宣告”，并没收所有被宣布为公敌者的财产。所拟的名单中包括三百名元老(西塞罗也在内)和二千名贵族，其中有许多人被害只是因为有钱。其中有一个是庞培的幼子塞克斯图斯·庞培；在穆提纳战事发生时，他正在西班牙，元老院任命他指挥海军。这个宣告公敌的名单公布时，他知道自己已被列为公敌，于是率领自己的舰队驶往西西里，在那里召募了一些海盗和逃避公敌宣告迫害的人，扩充他的实力；接着又征服了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和其它城市，并在海上击败了屋大维派遣的由萨尔维迪努斯·鲁福斯率领的舰队。

公敌宣告的执行极尽野蛮残酷，被害者的产业均被没收和拍卖。当迫害进行的时候，公元前42年1月1日，后三头又决定发起一次纪念凯撒的运动。于是元老院和人民尊凯撒为神，此后屋大维也就公开地自称为“神之子”，这个尊号使他在平民和军人中获得了无限威望。

谢选骏指出：大一统不仅不利于共和制度，而且也不利于王国制度，看看先秦君主的开明专制与于秦汉君主的胡作非为，就知道大一统是滋生帝国制度的沃壤了。统一与自由是矛盾的，统一与民主是冲突的，而在现代，免遭美国走向帝国的，主要是联邦制度。即使在联邦制度下，川普已经开始自称“天选之人”，这表明美国正在发生“改变”——可是这个口号又是由一半黑人血统的奥巴马总统提出来的。情况就是如此混乱复杂互相矛盾。

【第七章：菲利比会战和阿克兴会战】

当屋大维和安东尼忙于巩固意大利时，布鲁图和卡修斯也在马其顿和叙利亚进行决战准备，跟屋大维和安东尼一样，他们也感到经济穷乏，此外还有件重要的准备工作，就是战争打响后如何巩固后方。因为不能采取充军的办法，同时为了一举两得起见——一方面充实军费，另一方面也解除后顾之忧——他们采取了一种类似手段。因为卡帕多西亚国王阿里奥巴赞和罗得岛人以及吕西亚人都同情凯撒党，所以布鲁图决定先解决他们并夺取他们的财富。

穆尔库斯率领舰队在海上击败罗得岛人后，卡修斯占领了罗得岛，俘虏了他们的舰队，把他们的公私财产全部没收，总值为八千塔兰特。此外塔苏斯交出一千五百塔兰特罚款。其次，又以阴谋反叛的罪名将阿里奥巴赞处死，并没收他的财产和军事装备。此时，布鲁图也率军进入亚洲，几乎降服了吕西亚境内的全部城市。亚洲名城之一桑索斯却拒绝开门投降，经过一番激烈抵抗才被攻陷，城中被洗劫一空，所有公私财产都被没收。此外吕西亚舰队也被没收，奉命驶往阿拜多斯等待陆军到达。

这些土匪行动告一段落之后，布鲁图与卡修斯在萨迪斯会合。他们集中了兵力，共有十九个军团，包括八万名步兵、一万三千名骑兵和四千名弓箭手。大约七月中旬，军队从萨迪斯出发，于九月到达阿拜多斯，在那里渡过赫勒斯滂，进入到加利波里半岛，然后绕过萨罗斯湾，到达多里斯卡斯。因为多数军人都是凯撒的部下，卡修斯担心他们的忠诚发生问题，向他们作了一次极其雄辩的讲演，这是罗马历史家乐于称道的。不过军人们最感兴趣的却是他的结论——每个士兵可分得一千五百“大德拉克马”的犒赏(约值五十英镑)，每位百夫长增加五倍，护民官更成比例的增加。

此时，安东尼和屋大维也正准备作战。三个人一共指挥四十三个军团，此外还有骑兵和辅助队。除了留守保安所需，一共可以调派二十八个军团去参加马其顿之战。其中有八个军团，由德西蒂乌斯和诺班努斯指挥充当前卫。安东尼把司令部设在布林底西，监督他们登船渡海。运输过程中蒙受了相当损失，因为穆尔库斯率领的卡修斯舰队，共六十艘战船向他们发动了攻击。于是安东尼派人到雷吉姆向屋大维求救。这时，屋大维正在西西里海面与塞克斯图斯·庞培作战，虽然这方面的战事也非常重要，可是屋大维仍毅然决定把他的舰队送往支援安东尼。穆尔库斯撤退了，于是全部陆军才安然渡过亚德里亚海。

从阿波罗尼亚出发，德西蒂乌斯和诺班努斯经过马其顿和色雷斯前进到菲利比城，再由此向东通过萨派隘路，到了科皮利隘路。控制这个地区的是一位色雷斯酋长，名叫法斯库波利斯。他们的目的是扼守这最后一个隘路来迟滞卡修斯和布鲁图的前进，以便安东尼和屋大维可以在马其顿境内进行从容的部署。

到达多里斯卡斯后，卡修斯和布鲁图才知道科皮利隘路已为敌军占领，于是派遣舰队载着一个军团和一些弓箭手沿海岸向西行驶，趋向尼亚波利斯以迂回这个隘路。诺班努斯怕敌军占领萨派隘路，切断他的交通线，所以就赶紧撤回到萨派隘路。共和党军到达后，发现这个隘路已为敌军坚强设防，于是士兵中立即产生了不满情绪。幸亏此时法斯库波利斯还效忠于卡修斯，才解决了这个难题。他向卡修斯解释说，如越过山地向北进攻即可迂回这个隘路。这是一段困难的旅程，但因为派了工兵在森林中开路前进，经过四天行军，全军终于跃进到菲利比城北面。诺班努斯也撤出了萨派隘路，退向安菲波利斯。

卡修斯和布鲁图从潘盖尤斯山上下来，进入菲利比城。该城是马其顿的菲利普王建立，位于该山南面的一个横岭上面。在该城南面，有几里远的地区都是沼泽地，包括现在称作比里-克提里的湖泊。在该湖的南面是一带丘陵，靠着海滨。在该城西北和西南两面，都是起伏地，艾格拉提亚大路经过那里。在大路北面，靠近山地，布鲁图建立了营地，再往南，在沼泽地北面不远为卡修斯的营地。两个营地都有坚强的设防，在卡修斯营地的西面有条刚吉提斯小溪，构成一道天然壕沟。共和党的舰队都停泊在尼亚波利斯港中，主要补给基地则建立在萨索斯岛上。

此时，安东尼和屋大维的联军也已经在迪鲁基姆登陆。在那里，屋大维身上的周期性老病发作，被留在后方，安东尼则向安菲波利斯挺进，准备以那里作为基地。他发现诺班努斯已在那里设防，就把一个军团的兵力和辎重留在这里，继续前进。最后他扎营在沼泽以北的平原上，与连接在敌军两个营地之间的防壁，相隔不到一哩。他在营地周围挖掘堑壕，建筑墙壁栅栏和一些炮塔。于是卡修斯也向一个缺乏防卫的地区延展要塞工事：这就是从营地到沼泽之间的空地，以前因为太狭窄所以未加注意。现在除了布鲁图侧面的岩石和卡修斯侧面的沼泽和沼泽那边的海岸以外，可以说是到处都已设防。在中央地区，几乎一切地方都已为堑壕、栅栏、墙壁和要塞所隔断。

双方兵力均为十九个军团，但安东尼和屋大维的军团是足额的，而布鲁图和卡修斯的并未足额。骑兵方面，布鲁图和卡修斯有两万人，而对方只有一万三干人。

接着发生了前哨战，此时屋大维还留在迪鲁基姆，他得到一个假报告说安东尼已被击败，于是马上带兵坐上马车赶去增援，并用担架抬着和士兵一同上前线。他和安东尼都希望能使共和党军接受会战，不仅因为他们自己的部队比较精锐可靠，更因为马其顿资源贫乏，不足支持大军的补给，共和党有塞克斯图斯，穆尔库斯和阿赫诺巴布斯三支舰队控制海面，使他们很难从意大利获得补给。反之，布鲁图和卡修斯也完全认识到这些情况，并知道他们的人员也不可靠，所以尽量拒绝对方挑战。他们希望用饥饿迫使凯撒党军撤退。

日子一天天过去，补给渐感缺乏。安东尼是远征军的头脑，决定用切断交通线的手段强迫敌人接受会战。据说他拟好了一个秘密通过沼泽地的计划，尽可能不让敌人知道插入他们后方，这就可以切断从萨索斯来的补给线。所以他每天把兵力展开，将所有的军旗排列出来，好像他的全部兵力都在向敌人挑战。实际上他却用一部兵力，夜以继日的在沼地中开辟一条狭窄的道路，把芦苇砍倒，铺成栈道，两侧用石块砌边，使土地不下陷。在较深的部分打下木桩，架设便桥，所有工程都是在极端沉默中进行。环绕在栈道周围，芦苇仍听其生长，以防敌人发现他们的工作。

这个工程进行了十天之久。同时，安东尼又已在营地与沼泽间的空地上建了一条堡垒线，与营地成直角；他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保护营地南面并把营地与沼泽连成一气。

一发现敌人在沼泽中建筑新的工事，卡修斯也就赶忙把他营地以南的防壁向南延展并通过沼泽，以便击打在敌人工事的中心上。很明显，不等工事完成，安东尼已将一部分原先向东的兵力，调向面北方向，躲在沼泽中已建好的堑壕后面。他的部队备有梯子和其他工具，以便突破卡修斯的纵贯工事，而其余兵力则攻击敌营四面。当攻击进行之时，布鲁图的部队并未奉到命令，却突然越过平原冲锋，从侧面攻入了安东尼的左翼。他们席卷了左翼，又向屋大维的部队突击，将他们压退并冲入他们的营地，几乎俘获了病中的屋大维。此时安东尼也正冒着敌方的箭雨向前猛攻，夺路前进，直到碰到一部分卡修斯的部队为止。这是敌人的前卫兵力，突袭之下为他所击破。于是他继续向前勇敢进攻，冲向连在沼泽与营地之间的要塞。他们拆毁栅栏，填平堑壕，毁坏一切工事，杀死守门的士兵。他不顾城墙上的箭雨，一直冲入营门，他的士兵有的在把墙壁拆成裂口，有的则从障碍物上爬过来。这一切攻击都发展得非常迅速，当他们刚刚占领工事之后，那些奉命到沼地中建筑工事的卡修斯部队也赶回来了。但安东尼的部下一个猛冲又将他们击败，把他们逐回沼地，四散逃命。于是安东尼再回转身来攻击卡修斯本人的营地。这只是那些与安东尼一同爬过防壁的部队，其他部队则在墙外与敌人混战。

安东尼迅速攻破了敌营，因为守军兵力本来就很微弱。可是墙外的敌军看到大营已被攻陷，就丧失了斗志，纷纷溃逃。

阿庇安说：“这个胜利是全面的，而且对双方都一样”。布鲁图击败了敌人的左翼，攻陷他们的营地。可安东尼也凭着无畏的勇气击败了卡修斯，攻陷了他的营地，作了同样的报复。双方死伤都同样惨重，但因为平原很辽阔，在尘雾遮蔽之下，彼此对真实情况都不了解。等到真相大白之后，双方才各自收容被冲散的人员。但在这之前，卡修斯因为不知道布鲁图在右翼已经获胜，于是在失望中先行自杀了。布鲁图把他的遗体埋葬在萨索斯岛上。

这一战的损失数字，据阿庇安的估计：卡修斯方面为八千人，而安东尼方面为一万六千人，这似乎只是瞎猜。

虽然菲利比第一次会战的结果打了个平手，可是安东尼事实上已经获得胜利。因为卡修斯死了，敌军方面只剩下布鲁图单独指挥，而他却缺乏卡修斯的强硬个性。照阿庇安所说，布鲁图的个性温和仁慈，而卡修斯却很严峻，因为这个原因，军队都不敢不服从他的命令，不敢干预他的权威，不敢询问其命令的理由，即使知道理由也不敢妄加批评。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出，布鲁图败亡的原因不是他的战略认识不够，而是他缺乏决断。因为战场的情况已明白指出，只要他能阻止敌人切断他到尼亚波利斯的交通线，由于共和党方面握有制海权，所以时间对他总是有利的。

会战次日，布鲁图移驻卡修斯的营地，因为它控制着他的战略侧翼，为了坚守正面起见，他又面对沼泽，设立了一道前哨线，以保护他的交通线。他仍然坚持原定计划，即用饥饿迫使敌人撤退。阿庇安记录的他对部下的讲话就是明证。他指出敌人不能从西西里、撒丁、非洲或西班牙获得任何补给，而马其顿的物资已经消耗光了，现在仅靠色萨利为惟一补给基地。他说：“所以，当看到他们拼命求战时，就应该记住他们是被饥饿所迫才宁愿死在战场上的。我们应该把饥饿列为计划的一部分，让它先击败敌人，等敌人疲弱不堪时再与他们交战。每一个人都要认识到这一点，不要以为我疲软懒惰，不敢行动。”为了赢得士兵的服从并奖励他们在前一天的英勇，他给每人奖赏一千个“大德拉克马”。

依照阿庇安的记载，安东尼也向他的部队训话，所出的赏格更高，为了补偿由于营地被劫掠的损失，他给每名士兵奖赏五千个“大德拉克马”。此后，他每天都向布鲁图挑战，但布鲁图却始终拒绝。正当此时消息传来，说共和党军在亚德里亚海中获得了一次胜利。（注：依照普鲁塔克的记载：布鲁图事先并不知道这次胜利，只是在菲利比第二次会战前夕，才从敌方逃亡人员口中获知这个消息，但他却不相信是事实。否则他就不会进行第二次会战了。）

第一次菲利比会战进行之际，卡尔维努斯率领两个军团和一些其他部队，在少数战船护送下，从布林底西出海，想去增援安东尼。穆尔库斯和阿赫诺巴布斯指挥着一百三十艘战船，中途加以截击，许多运输船都被火箭焚毁，几乎全军覆没。据普鲁塔克说，消息到来时，秋霖季节已经开始，菲利比战场上的凯撒党军营帐已经被泥水淹没，并且马上就要结冰了。除了海上交通线的损失和补给缺乏以外，这个新困难也使他们非急于求战不可。安东尼和屋大维决定还是迂回敌人左翼，以迫使敌人为了保护交通线而必须出战。

第一个步骤就是占领一座小山，它靠近卡修斯营地南面，距离在弓箭射程之内。布鲁图这一次失算了——他早已把那里的守兵撤走。屋大维在黑夜里用四个军团的兵力将其占领。他的部队利用障碍物和牛皮保护他们自己不受敌方弓箭手伤害。第二步，在小山的掩护之下在它上面设了营寨；再用十个军团向东南方向的沼泽中推进了五个“弗隆”(一个弗隆等于1.125哩)。然后再推进四个“弗隆”，又设立了营地，留下两个军团。于是总共有十六个军团——占总兵力的四分之三还要多，排成一线面对布鲁图的左翼和艾格拉提亚大道。

这是非常危险的调动，只是因为他们两人的情况已十分危急，所以才能说它勉强合理。因为留下来据守大本营和保护通到安菲波利斯的交通线的，一共只有四个军团不到的步兵和少数骑兵，这确实使布鲁图获得了可以歼灭他们的机会。布鲁图所需采取的行动，只是一方面牵制沼泽中的敌军，另一方面则向其大本营进攻，这样留在沼泽中的十三个军团就都会被切断补给。

可是布鲁图却无所作为，仍然继续消极防御度，与敌人在沼泽中的新战线平行着构筑了一连串堡垒。此时，色萨利对凯撒党军已无力供应补给，于是屋大维和安东尼顾不得兵力减弱，只好抽出一个军团，派往阿盖亚去搜刮粮食。同时，他们也不敢再挑战，而是改用心理攻势。

他们派人冲到敌人堑壕边，辱骂布鲁图，向他个人挑战。此外，他们用箭把传单射入敌营，并向逃亡者提出赏格。他们用尽一切手段来贬低布鲁图在其部下心目中的价值。

这种心理攻击颇具成效。因为尽管布鲁图仍旧坚持他的计划——宁肯忍受敌人的围攻而决不与一支饿得发慌的军队交战。可他的部下却觉得这样把他们禁闭在营塞中，好象胆怯的女人一样实在难堪。他们的军官，虽然最初赞成布鲁图的计划，现在也感到困惑，他们觉得在现有情况下可以迅速击败敌军。最后布鲁图只好让步，他用这些话来斥责他的部下：

“我似乎是象庞培一样被战争带着走，现在是受指挥的人来指挥了。”

阿庇安说布鲁图只敢这样发发牢骚，因为他心中隐藏着极大恐惧，他的部下多数都是凯撒的旧部，随时都有倒戈的危险。所以从一开始，他和卡修斯就已经认清这一点，他们一直都很谨慎小心，不让军人抓住任何不满的借口。

大约在公元前四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布鲁图把部队在堑壕外列成战线，却命令他们不要前进得太远。他说：“你们是自愿选择战斗的，当我认为能用其他手段取胜时，你们却偏要强迫我出战。”

安东尼马上也命令部队列成战线。然后他就向他们训话，固然他要鼓起他们的必胜意志，但他却绝未故意低估危险。他说：“没有人愿意面临饥饿，那是一个无法控制的恶魔，我们宁肯冲向敌人的墙壁和身边，他们对勇敢，刀剑和失望是会屈服的。我们此时此地的情况已经急迫到了顶点，一切都不能再拖到明天。但就是这一天将决定我们是全胜还是光荣战死。”

第九时——即下午三时——会战开始了。很明显是安东尼进行的第一次冲锋。随即发展成肉搏战，因为阿庇安这样写道：“他们简直不需要弓箭和标枪——这是平常惯用的，他们什么战术都不用，只是一拥而上，立即用白刃格斗。不是杀人就是被杀，双方都只想冲入对方行列。”安东尼的士兵终于将敌人的正面压迫后退，开始还是一步步退却，但不久就开始瓦解。最后，第一线崩溃了，连带第二和第三线也都随之溃逃。结果毫无秩序的挤成一团，敌我难分。安东尼的部队继续压迫，使他们全部溃散。于是安东尼占领了对方的营门，使敌人无法逃入。于是一部份逃向海边，另一部份经过柴格提斯河逃入山中。

屋大维封锁住布鲁图的营门，安东尼率领骑兵向敌人残部追击，他怕一旦布鲁图逃走，不久又卷土重来。布鲁图率领四个军团逃入山地中，准备乘着黑夜回到营地，或顺流下海逃走。但不久即为敌方骑兵包围，无法达到目的。第二天，他劝说军官率领所部突围冲出，可是他们却抗命不遵，于是他也和卡修斯一样引颈自杀。死时四十四岁。安东尼找到他的尸体，就用他最好的紫袍将其包裹，然后焚化，并把骨灰送给布鲁图的母亲。不过依照苏托努斯记载，却说屋大维把布鲁图的人头送到罗马去摆在凯撒雕像的脚下进行祭奠。

关于这一战的死伤数字，阿庇安的记载只是说；“两次会战加起来计算，胜利者方面被杀死的数目似乎并不比失败者少。被俘人员估计为一万四千人。”

于是如阿庇安所说，这一天的战斗决定了罗马政府将来的形式是君主制而非民主制。又如普鲁塔克所说：因为罗马不可能再“民主”下去，而必须要有一位君主，所以天意才会使布鲁图死去，以消灭帝制的惟一障碍。未来的政府已必然会采取一种新形式，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安东尼和屋大维间的争霸。

虽然问题的答案要到十年之后才会揭晓，可是在菲利比之战后不久，最后冲突的种子即已播下。屋大维回到意大利去巩固他在西方的地位。安东尼去了埃及，成了克丽奥佩特拉的爱人，也就做了东方的主人。所以罗马帝国在文化上开始趋于分裂。

这两个劲敌分手不久，关系即开始恶化。第一件事，在公元前四一年，安东尼的幼弟鲁修斯反抗屋大维，结果受到法律制裁。第二件事，在公元前四〇年，安东尼与塞克斯图斯·庞培之间达成了谅解——他的强大舰队以西西里为基地，仍然封锁着罗马的粮食贸易。安东尼在布林底西登陆以支援塞克斯图斯，并封锁了这个城镇。屋大维也立即引兵支援。屋大维是现实主义者，总是能够区分事情的先后缓急，他本意并不想和安东尼冲突，至少目前如此，但他却要设法拆毁安东尼与塞克斯图斯间的合作，因为罗马此时已经到了饥饿边缘。他在布林底西，很巧妙的使环境变得对他有利，而用下述条件来解决争端：

安东尼应与他的姐妹屋大维亚结婚，并将权力从新加以划分：屋大维统治达尔马提亚、意大利、撒丁、西班牙和高卢，安东尼统治所有在爱奥尼亚海以东的地区，非洲由李必达统治。此外，双方又同意安东尼应执行凯撒的遗志，侵入安息，并收回克拉苏在卡尔亥丧失的军旗。还有他和屋大维应一同解决塞克斯图斯的问题。关于最后一点，在公元前三九年，两雄又在米西伦会晤，决定塞克斯图斯应将其留在意大利的部队撤出，不再进行突袭，并从西西里和撒丁输出谷物以供应罗马。交换条件为承认他对那些岛屿和伯罗奔尼撒的统治权。

达成这些条件不久，屋大维与塞克斯图斯之间又发生了新的争执，而海盗行为又继续发生，因为安东尼已不再作梗，所以他决心一劳永逸的把塞克斯图斯解决掉。屋大维组成一支强大舰队，由阿格里帕指挥，他发明了一种新奇的战争机器，叫作“Harpax”(或Harpago)，把它们装在船上。这是一种大约七呎长的镶铁木杆，一端有铁钩，一端有铁环，可以将绳索从铁环穿过，并用滑车控制。用弹弓将它投射出去，钩住敌船后即可将其拖近攻击。

安东尼也借了一百二十艘战船以作支援，于是在公元前三六年七月一日，对塞克斯图斯的清剿战役开始了。李必达封锁着利利贝奥，屋大维和阿格里帕则向西西里北部集中。虽然屋大维的支队遭到一次失败，可是九月三日，在瑙罗库斯岬角附近，阿格里帕却获得了决定性胜利，他发明的“Harpax”具有极大贡献。塞克斯图斯向东逃走，希望投奔安东尼，再来与屋大维争雄。李必达想乘机夺取西西里，结果被击败，从此丧失了三雄鼎立的地位。（注：次年，塞克斯图斯又反叛了安东尼，结果被安东尼所杀。）

此时，安东尼正在准备安息战役，他想步亚历山大大帝的后尘，建立一个巨大的东方帝国。他在左格马集中了十个军团和一万名骑兵，于公元前三六年初夏进入幼发拉底河上游，经过卡拉纳和阿拉拉特山，到了塔布里兹，由此向南转往弗拉斯帕，在这附近他丧失了攻城部队，在最困难的情形下，靠着他的强大投石部队才击退了安息的骑马弓箭手。他被迫撤退，渡过阿拉克斯河，最后回到叙利亚。一共损失三万人。

既然安东尼已遭受到一次惨败，所以屋大维不再需要害怕他。于是公元前三四年，他开始在伊利库姆，达尔马提亚和帕罗尼亚发动了一系列战役以巩固意大利的东北边疆。这些战役都获得卓越成功，使他的威望大增。反之，安东尼为了复仇，在亚美尼亚又进行了一次不光荣的战役，结果毫无成就。

决战的高潮终于来临。安东尼离弃了屋大维亚，与克丽奥佩特拉结婚，并给她上尊号叫“万王之后”。她与凯撒所生的儿子(出生于公元前四七年)凯撒里奥，也上尊号为“万王之王”。他宣布他们为埃及、柯里－叙利亚和塞浦路斯的共同统治者。此外，他又指派托勒密，克丽奥佩特拉和亚历山大(都是他与克丽奥佩特拉所生的孩子)为叙利亚，小亚细亚，昔兰尼加，亚美尼亚和安息的君主(这些地方均尚未征服)。这种荒谬行为激怒了意大利人民，于是即将来临的两雄决斗，在常人想象中，几乎具有东西两个世界间生死决斗的意味。大约到公元前三三年，从菲利比会战以来的两雄共治局面终于结束。

现在就需要找一个宣战借口，同时又不触怒安东尼在意大利境内的拥护者。巧的是正当此时，普南卡斯和提修斯因为痛恶克丽奥佩特拉，来到罗马告诉屋大维，安东尼已经将他的遗嘱托付给供奉灶神的贞女。虽然她们拒绝交出文件，可屋大维却用强迫手段取得，首先拿到元老院中宣读，接着又拿到人民大会中宣读。遗嘱内容是说，安东尼已再度宣布凯撒里奥的父亲为凯撒，而他自己除了已经把大量礼物送给这位埃及女王的孩子以外，还命令将他的遗体也埋葬在亚历山大城，与她合葬。于是人民大为愤怒，相信安东尼一旦得势，会将他们的城市都赏给克丽奥佩特拉，并把政权中心移往埃及。（注：有些史学家相信这个遗嘱是伪造的。）

于是罗马人对克丽奥佩特拉发动了历史上最毒辣的一次仇恨运动。如查尔斯渥兹在剑桥古代史上说的：对她的控诉可以说极尽诋毁之能事，这些罪状自此以后永远流传于世，有些实在太幼稚，绝对不会是事实。他们指控这个埃及妇人是魔术师，用毒药迷惑了安东尼；是个淫妇，为了欢乐不惜出卖色相；她的面首无数；凯撒的儿子被认为是出身不明的私生子。她是兽神的崇拜者，是宦官的女王，是酗酒好淫之徒。以后又说她是施毒者，奸贼和卑怯者。

宣传十分有效。本来由于筹措战费，人民曾表不满，现在却迅速平息了。在公元前三二年晚秋时候，整个意大利各城镇都结成一个神圣同盟，宣誓向屋大维效忠，共同拥护他出任“十字军”的统帅，来对抗东方的祸害。

在民意支持下，元老院取消了安东尼的权力，并停止他在公元前三一年出任执政的权利。但他们并不明确宣布安东尼为敌人，因为他们担心安东尼的党羽会因此不安。所以一切指控表面上都以克丽奥佩特拉为目标，实际上却以安东尼为目标。他们明知安东尼决不会舍弃克丽奥佩特拉，如果祖国人民对他个人并无指摘，而他却自愿为埃及妇人而自绝于国人，那么就更会受到人民的唾弃。

此时安东尼和克丽奥佩特拉正在以弗所过冬(公元前三三——三二年)并动员他们的陆军和舰队。克丽奥佩特拉供给她自己的舰队和所需运输船只三百艘中的一半。此外她同意供给陆军和舰队的粮饷，并担负战费二万塔兰特。如果说安东尼还糊里糊涂，那么她却早已认识到这是她的而不是他的战争。当安东尼的某些部将——最有名的是卡尼迪乌努·克拉苏——劝安东尼将她送回埃及时，她坚决拒绝离开。公元前三二年四月，安东尼把他的司令部移到萨摩斯，他的军队也渡海到了希腊。五月，他和克丽奥佩特拉到雅典，接到意大利境内拥护者传来的信件，劝他赶紧摆脱克丽奥佩特拉。但现在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没有她在精神上和财政上的支援，安东尼根本上就无法作战。九月，他的舰队和陆军已经到了爱奥尼亚海岸，这是他所控制地区的西界。

陆军共有十九个军团，总兵力约为六万到六万三千人。轻兵器部队除外，可能另有一万人，此外也许还有一万二千匹马。舰队共分八个支队，每支队有六十艘战船。其中有一个支舰队是克丽奥佩特拉的埃及海军，由她的旗舰安东尼亚号率领。每个支队另有一小队侦察船随伴。安东尼的战船中，有许多比屋大维的更大，装有四人、六人、九人甚至十人的桨架(即每桨所用的人力)，有些船高出水面十呎以上。在这些大船上还装有旋转“炮”塔，船两侧备有“装甲”，就是用铁索缚着的木材，以防敌船碰撞。全部水兵的数字约为十二万五千到十五万人。

陆军沿着克基拉－米索尼之线宿营过冬(公元前三二——三一年)。主力位于阿克兴，在安布拉西亚湾狭窄出口处的南岸，正对着现在土耳其的普里维萨城。安东尼的司令部设在帕特拉。因为希腊供给不起这样大的陆军，所以粮食必须从埃及运来。这条运输线取道太拉伦角(即马塔班)，再沿伯罗奔尼撒海岸上行。从米索尼到路卡斯之间设有一连串要塞来保护这条运输线。

如果安东尼的目的是想向屋大维挑战，准备争夺罗马帝国的霸权，那这种部署就可说是太奇怪了。因为它固然适合掩护埃及，可是却完全不适合入侵意大利。要达成入侵意大利的任务，安东尼就应该占领迪鲁基姆和阿波罗尼亚，以塞萨罗尼加为补给基地，以艾格拉提亚大道为陆上交通线。这是永远不可忽视的事实：从远古起直到现代，对渡海入侵而言，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天气，所以通常总是选择一条最短的海上航线。于是出现了一个疑问：安东尼此时是否真有入侵意大利的意图呢？查尔斯渥兹先生的答复是“否”，这个看法似乎是正确的。

查尔斯渥兹在剑桥古代史上的解释是：“但事实上，他也毫无选择余地：他不能入侵意大利，既不是因为季节太迟，也不是因为港口已经设防，而是因为他既不能带着克丽奥佩特拉，又不能不带着她。因为他既不能向前攻击屋大维，所以只好让屋大维来攻击他。于是他放弃了艾格拉提亚大道，在冬季里撤出克基拉，让屋大维可以自由渡海进入迪鲁基姆。”

因为屋大维只向克丽奥佩特拉而非向他宣战，结果使安东尼进退两难。若带着她一路侵入意大利，则会引起意大利全国人民反对，包括他自己的朋友在内；若不带她一同侵入意大利又不可能，因为舍弃了她，他的陆军和舰队都会发生混乱。所以他只有期望奇迹出现，因此决定坐待天意。

迫于环境压力，安东尼只好坐等机会。可屋大维却不会放过良机，他可以有秩序的动员陆军和舰队，分别集中在布林底西和他林敦。陆军共有八万步兵和一万二千名骑兵，海军约有四百艘以上的船只，其中较大的战船也和安东尼的一样，备有木制“装甲”带，并且装有可以发射Harpax的弹弓。他们决定由马西拉斯留守意大利，屋大维指挥陆军，阿格里帕指挥海军。

公元前三一年年初，这支远征军出发了，这似乎要比安东尼的预料为早。阿格里帕率领一半舰队越过爱奥尼亚海，向米索尼实行突袭，在那里俘获了许多粮食和军需运输船只。当阿格里帕打击安东尼补给线时，屋大维也带领八个军团和五个罗马禁卫军支队到了伊庇鲁斯海岸，准备突袭阿克兴，因为敌方舰队的大部份都停泊在那里。他的部队在帕诺姆斯，托莱尼和格莱西斯安全下船，并迅速向南进发。但因为行动已被安东尼的侦察船发现，所以他没有能达到目的。于是他在阿克兴以北五哩远的米卡里特齐高地上占领了阵地，大约在尼科波利斯北面不远（注：尼科波利斯城当时并不存在，它是屋大维在此战以后建立的，以留为纪念。）。这里向北面有广阔的视角，可以一直看到克基拉，而在东南两面可以看到安布拉西亚湾。在他营地以西约一哩远的地方是库马鲁斯湾，那是一个开阔的港湾。

屋大维的出现是否使安东尼受到了突袭，虽无确证，不过事实似乎如此，因为他的军队还在宿营过冬。等他把兵力集中之后，屋大维不仅已经使自己的营地具有坚强的要塞工事，而且还筑了两条堑壕或长墙，从他的营地一直连接到库马鲁斯湾中的海上基地。安东尼由于没有准备，所以不敢攻击敌人，于是也把营地设置在普里维萨海峡南边，距阿克兴岬角大约两哩的。他的营地也有两边平行的工事连接到一个小港，他的舰队中的一个支队停泊在那里。

此时，阿格里帕率领他的舰队进行了一次突袭，攻占了路卡斯，俘虏了那里所有的船只，接着又攻占了帕特拉和科林斯，切断了安东尼与伯罗奔尼撒之间的联系。这是个非常严重的打击，因为它切断了安东尼与埃及之间的交通线。如果继续消极防御，结果将会因为饥饿而被迫投降。所以安东尼只好把一部分部队移过这个狭窄海峡的北面，安营在屋大维营地南面，相距约二哩。他的意图是在正面挡住敌人，同时再切断其水源——卢罗河。接着，他用船运了一部分部队——多数为骑兵——到安布拉西亚湾，在卢罗河口登陆，再向内陆推进。但当屋大维派骑兵去迎战时，安东尼的骑兵有一部分逃跑了，于是全部作战都失败了。他把这支部队撤回海峡南岸。从此情况完全改观，受包围的不是屋大维，而是安东尼本人。他的补给问题已感到如此迫切，所以他只好利用士兵从山地中驮运粮食，这些人中有一个是尼卡库斯，是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曾祖父。

包括阿赫诺巴布斯在内的许多人开始逃跑，于是卡尼迪乌斯建议安东尼放弃舰队，将陆军撤入马其顿，然后在那里进行野战。克丽奥佩特拉立即反对，她认为一次海战即可决定胜负。虽然安东尼对舰队已完全丧失信心，但他还是同意她的意见，也许是因为他认识到即使将陆军撤退，仍然还是无法补给他们。作出这个决定之后，他就命令把那些由于逃亡和疾病缺员导致无法驾驶的船只全部焚毁。屋大维得知了这些情报，这都由逃亡者德吕斯提供，他也曾一度做过克丽奥佩特拉的情人。

那么安东尼如何打算呢？狄奥在《罗马史》中说；“由于有各种凶兆——这是古代史家所最热衷的，例如蜂蜜中滴出了牛奶和血液——军队士气颓散，疾病流行，所以克丽奥佩特拉自己很感震惊，也使安东尼受到心理感染，但他们却不想秘密逃走，因为一旦逃走会被他的同盟耻笑并使他们也感到畏惧。所以他们决定表面上进行一次海上会战的准备，但一遇到敌人抵抗就突围逃走。”普鲁塔克也说：克丽奥佩特拉表面上虽主张用舰队来决定战争，但事实上，她却早已打算逃走。她对自己兵力的部署，不是为了帮助获得胜利，而是希望一旦战败可以迅速逃跑。

若把狄奥和普鲁塔克对克丽奥佩特拉的成见放在一边，那么安东尼的计划似乎很明确——取胜或战败。因为战胜的希望实在渺茫，所以他对战败自然应作审慎准备。虽然他和克丽奥佩特拉搞到现在这种地步，足以显示他们的愚蠢，可是当他们计划摆脱这种困难时却并不懦怯。无论如何，他们在叙利亚、埃及和昔兰尼加还有十一个军团的部队。因为胜利机会很小，所以安东尼采取了非常措施，命令他的船只都携带风帆，同时他的金库也装在克丽奥佩特拉的一艘运输船上。

对于他面临的两种选择，塔恩博士这样说：在这个海岸，夏季的风在上午总是从海上吹向大陆，但大约到中午时就转为西北风，风力也一样大。安东尼知道当他冲出海面时，屋大维的舰队必然会在前面挡住他，他就准备利用转向的风力去迂回敌人左翼，驱逐他们向南方退却(下风)，使其远离他们的营地。若敌人的舰队被击溃，他就可以把他们的陆军饿死。但如果会战结果不如人意，那他还有第二个计划——也许只有克丽奥佩特拉和卡尼迪乌斯两人知道这个秘密，很明显屋大维是决不知道的：他准备率领着所有可以集中的船只逃回埃及，而剩余的陆军则由卡尼迪乌斯率领从陆路撤回。

除非我们接受上述说法，否则阿克兴之战就是不合理的。此外，安东尼在会战中和失败后的行动也可以证明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逃亡者告诉屋大维说安东尼和克丽奥佩特拉准备突围，他觉得应该鼓励他们这样做，然后再从后面尾击。因为他希望用高速航行一举俘虏安东尼和克丽奥佩特拉，然后就可以兵不血刃地获得胜利。但阿格里帕却比较老成，不同意他的见解，阿格里帕准备的是会战而非追击，因为他认为敌人使用风帆后绝对不易追上。他把舰队列成战线面对普里维萨海峡，等待敌人驶出。

塔恩估计，安东尼船上装了三万五千到四万人的步兵(军团)，屋大维的数量也差不多。双方船只都在四百艘以上。（注：依照普鲁塔克记载，安东尼在船上装载了两万重步兵和两千名弓箭手。但塔恩指出，所谓两万人和那一百七十艘船，依照习惯只是指安东尼自己所指挥的右翼兵力。霍姆斯认为安东尼舰队一共有船只二三〇艘，他自己一七〇艘，外加克丽奥佩特拉的六十艘。但是普鲁塔克却说，在会战之后，屋大维一共俘虏了三百艘战船，此外还逃走了一百多艘，被击沉的十到十五艘，因此安东尼所有船数应在四百艘以上。依照弗罗拉斯记载：屋大维所有的船只在四百以上。）

塔恩记载当时的战况如下：在一场风暴之后，天气于九月二日后归于平静。安东尼的舰队用桨划行驶出港口，等待风向转变。他一共有六个支队，排成一线，分为右、中、左三部分。右翼共有一百七十艘战船，由安东尼亲自指挥。中央支队由马尔库斯·屋大维亚斯指挥。左翼为两个支队，由索修斯指挥。在右翼和中央后方，克丽奥佩特拉也展开了她的一个支队，共有六十艘船，由其可靠的佣兵驾驶，目的为防止任何逃跑行动。安东尼的目的是要迂回敌人左翼，因为这个运动将使自己的战线上出现一个缺口，所以他的意见似乎是这样：等他前进之后，克丽奥佩特拉的支队应前进到他左面来补充那个缺口。阿格里帕的舰队也列成一线，分为三个部分：左翼由他本人指挥，中央由阿伦提乌斯指挥，右翼由屋大维指挥。和安东尼一样，他也在等侯风向转变，他的意图为迂回敌人右翼。

快到正午时候，风向转变了，于是安东尼和阿格里帕都开始企图迂回敌人战略侧翼。这个运动使他们的兵力逐渐离开中央支队。于是双方开始战斗，安东尼损失了十到十五艘船，他的旗舰也被钩住。战斗是那样激烈，似乎表示出安东尼并不想逃走，而是一心想战胜敌人。因为整体上来说阿格里帕的船只较轻，机动性较高，所以似乎他是采取西徐亚人的战术。据狄奥记载，这种战术是：如他的船能击沉敌人一艘船，那当然最好。如果没有击沉，他们就在尚未与敌人肉搏之前立即退回，然后突然回头撞击同一艘敌船，或是把目标转移到其他的船上。他们最怕的是敌人的长射程弓箭和接近战斗。反之，敌人却企图用密集的弓箭攻击来船，并向来攻者投掷铁质四爪钩。狄奥又说：

一方面，驾驶人员和摇桨手忍受着最大的艰苦和疲倦，另一方面，陆战部队则像骑兵一样，时而进攻时而后退，因为只有他们才能进退自如。重步兵则采取守势，严防敌人接近。所以彼此混战，各有胜负。这边的士兵钻到下层去破坏敌人的桨叶，而另一边的却从较高处用矢石来击沉他们。(普鲁塔克说：所以这种战斗很像陆上战斗，说得更确切一点，更象攻城战一样。)

安东尼正在苦战之际，他的中央和左翼三个支队突然后退，向港口驶回。因为克丽奥佩特拉的支队挡住了退路，他自己这一翼左面的两个支队，想随之撤退却不行，就举起桨来投降。这种临阵脱逃的行动本是安东尼一直担心的事情，现在终于发生了，于是他除了逃走更无他法。他知道会战已经注定失败，就用信号通知克丽奥佩特拉，准备实行第二计划。她命令安东尼亚号扯起紫帆，率领她的整个支队，从一进一退的两支部队之间，向宽阔的海面逃走了。

这一下使那些尚未背弃安东尼的战船也开始准备逃走。这些水手扯起风帆并抛弃他们的“火炮”。他们忙于做逃跑准备时，对手的打击就到了，他们并不追击那些已经逃走的船只，因为他们并未张帆，只作了海战准备。

于是每艘敌船都有几艘船去攻击，前后左右都有。接着双方进行了激烈苦战。凯撒党军击毁了敌军的下层部分，击毁他们的舵桨，爬上他们的甲板与敌军接战。安东尼的部队则用船钩推回攻击者，用斧头砍倒他们，用重量的矢石击退他们，逐回那些想爬上船的人，与那些已经接近的人员进行肉搏。从目击者的报告上看，好比许多的要塞和岛屿突然挤在一起，并从海面加以围攻。

如果狄奥的记载可靠，那么即使到了这样的混乱阶段，安东尼军的抵抗还是异常顽强，使凯撒党军只好用火攻来焚毁敌军船只。于是另一种战斗形式开始了。攻击者同时从许多方向接近敌人，发射火箭，把火把绑在标枪上投掷过去，利用机器在相当远的距离外把木炭和柏油投掷过去。

尽管上述记载象新闻记者的报导一样不免夸大，但无论如何，却可以表示阿克兴之战是一场真正的会战，而不仅是逃走而已。同时克丽奥佩特拉也的确不象宣传中所说的那样懦弱。

此时安东尼的旗舰已无法摆脱敌人的钩搭，于是他换乘了另外一艘船，带了剩下来的四十艘战船去追赶克丽奥佩特拉。追上之后他就上了安东尼亚号，失望的坐在船头，用双手捧着头，一言不发。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就可以证明尽管希望甚微，但他至少还是希望能获胜。如照狄奥和普鲁塔克说的，认为他一心只想迎合克丽奥佩特拉的愿望，早已计划逃走，那么当他追上安东尼亚号时就应该大喜过望。有三天时间他都拒绝与克丽奥佩特拉见面。直到太拉伦角，王后的侍女们才劝服他，肯与她一同吃饭和谈话。在太拉伦角，有不少运输船和友军来与他们会合。当安东尼听他们说陆军尚未降敌，就马上派人去传达命令给卡尼迪乌斯，叫他赶紧率部经过马其顿撤回亚洲。

克丽奥佩特拉逃走时，情况是如此混乱，所以屋大维和阿格里帕两个人都没有认识到胜利的真实程度。因为缺少风帆，他们没有追击，整夜都留在海面上原地未动。第二天上午才开始收容那些投降的敌船，总数共三百艘。屋大维把其中大部分烧毁了，把一部分铜质船头运往罗马作为凯撒神庙中的装饰品。此时，卡尼迪乌斯企图撤退陆军，但是士兵却不肯听命，于是他一个人逃回埃及。这些陆军投降后都编入屋大维的部队。

虽然阿克兴的悲剧已使安东尼失魂落魄，可是克丽奥佩特拉却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亚历山大港，所有船只都悬旗扎彩庆祝胜利。她登陆之后，命令处死一切有反叛嫌疑的人，接着又计划去西班牙夺取银矿，或者去印度洋寻找新领土。但是没有安东尼的合作，事实上她的任何计划都不过是空话。此时安东尼在精神上已完全崩溃，他甚至不去集中他的十一个军团以据守特强的尼罗河防线。

公元前三〇年夏，屋大维在埃及登陆，七月三十一日，他到了亚历山大港的郊外。安东尼此时突然振作了一下，率兵攻击屋大维的前卫部队，将他们击溃。但是第二天，安东尼的部队和船只却逃亡降敌。他回到城中，听到谣言说克丽奥佩特拉已死，他立即引刃自杀，被抬到陵墓中，克丽奥佩特拉正藏在里面，于是就死在她的怀抱中。不久，她听说屋大维决定把她带回罗马，就设法要人偷偷送来一篮无花果，里面隐藏着毒蛇，她和她的女侍依拉斯和卡尔蒙一起自杀。她死时三十九岁，做了二十二年女王。

对于她，塔恩博士有这样一段评述：

古代世界对失败者一向很少表示同情，但对克丽奥佩特拉却总算有了少许怜恤。罗马人的文献中随处可见对她的仇恨，但是这些文献中也经常出现另一种感情，法斯提的著作就有公开的记录。尽管屋大维的宣传可以造成这种仇恨心理，但并不能创造恐惧心理。尽管她犯了许多罪行和过错，尽管她时常用武器以外的东西作战，可是胜利者还是违背了自己的本意，为她留下了纪念碑，显示出她的伟大。对罗马人而言，他们素以不畏惧任何国家和民族著称，可是他们却害怕过两个活人：一个是汉尼拔，另一个就是这个女人。

菲利比的胜利奠定了屋大维政权的基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胜利却是安东尼替他获得的。等他在阿克兴击败安东尼之后，这个世界帝国才算奠定了基础，斗争是自狄亚多希时代就已开始。菲利比会战是政治斗争的顶点，在这场斗争中，民主政治要决定今后到底是走向君主制还是民主制。阿克兴会战是另一个顶点，两个分立的王权进行决斗以决定是永久分裂还是统一。如果布鲁图和卡修斯在菲利比一战中获胜，那么他们胜利还是不会成熟，因为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体系已经从根本上枯萎了。若安东尼和克丽奥佩特拉能成功防御埃及，就可以阻止屋大维获得托勒密王朝的财富，没有这笔财富，他就无法兑现对他的拥护者和军人的论功行赏的承诺。这样一来，东西对立的局势就可能象后来一样延续下去。假如安东尼和克丽奥佩特拉在阿克兴能够获胜，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就会把帝国首都从罗马移到亚历山大——无论从战略和经济立场上来看，这都是一个更好的地点——那么亚历山大的世界帝国梦想又有实现的可能，而不象他们的征服者只是建立了一个民族性的罗马帝国。因这个原因，可以说阿克兴之战是最具决定性的会战之一——它阻止了欧洲改变其文化轴线。

第一个成果马上可以摘取。屋大维满足了克丽奥佩特拉的遗志，把她葬在安东尼的身边，接着就以罗马人民的名义兼并了埃及。他认识到埃及的粮食是极重要的统治工具，所以特别注意，由他自己加以控制。为了建立他在东方的威望，他也接受了托勒密王室的一切尊号和神权荣誉。三年之后，他于公元前二十年一月十七日，表面上恢复了共和政体，由元老院给他上了一个半神性的尊号，叫作奥古斯都——其意义为“神圣”。

但他永远不能忘记他的继父是用刀剑征服敌人，最后却死在刀剑之上。所以在统治过程中，他总是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来掩饰其用刀剑赢得的权力，一切新改革都是在旧有名称之下实行。他掌握着实权，表面上对元老院和人民却装作推崇备至。依照当时的政府理论，主权的代表为元老和人民，事实上所有权力却都集中在他一人手里。因为连续执政太久对传统不太适合，所以在公元前二三年之后，他就不再担任这个职位。他从罗马通过亲自指派的军团司令足以控制所有军团驻扎的省份。在帝国的任何地方，如有必要，他可以凭着自己享有的“统帅权”指挥各省总督。在罗马城中，他还可以倚赖他的护民官权利。在公元前二三年，作为对他放弃执政位置的弥补，他获得了这种终身权利。虽然他已经有了“至高无上”的尊号，可是他却希望人民称他为“第一公民”。他的统治是以个人威望为基础，而且善于利用宪法来作为自己的护身符。（注：关于这种复杂的宪法制度，可参阅剑桥古代史。）

霍布斯说过：“契约没有刀剑作后盾，只是白纸一张，对任何人都无约束力。”奥古斯都似乎也认识到这个道理，所以他的统治是以军事权力为基础。因为平时各军团分驻各省，并不在意大利境内，所以在公元前二七年，他名义上恢复了元老院，但把所有边境省份，除非洲以外都归并在他个人统治之下。所有军团，除一个以外都完全由他指挥。

在共和国制度中，至少理论上是说有战争才召集军队，而战争结束之后，军队也应立即解散。可是在内战时代，这种紧急召集制度却基本上由职业军队所取代，他们只效忠于发饷的人。屋大维的第一个重要改革就是取消这种私募制度，建立了一支统一的常备军，所有人都只向他本人宣誓效忠。他把军团总数减到二十八个，把陆军分为两大类——军团和辅助队。军团从罗马公民中召集，辅助队为不具公民资格的罗马臣民。军团的服务限期为二十年，召募的方法为志愿，退伍时每人都可以获得一笔养老金或土地。辅助队则是志愿兵，服役限期更长，退役后不仅可以获得养老金，而且本人和妻子都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他们除了编成了许多支队的步兵以外，所有弓箭手和几乎全部骑兵都由他们来充当。

因为奥古斯都的基础是安全而非征服，所以部队都分成小组用来防守边疆，每个群用一个设防的军事中心作为基地，叫作要塞，从这里到边界的前哨之间都有道路连系。这种“遏制”政策与膨胀政策是相反的，对军团的精神产生了深远影响。因为他们现有的目的是维护和平而不是制造战争，所以他们靠爱国心和抢劫发财思想所激发的勇气就逐渐消蚀了。首先，因为丧失了恐惧心理，于是和平主义逐渐成长，公民志愿当兵的人数愈来愈少，为了使军团足额，只好招募野蛮人来凑数。其次，最恶毒的军阀制度也就乘虚而入——以后皇帝的政治地位就全靠军队意志来维持。

另外还有一种改革也刺激了军阀制度的成长。除了上述两种部队外，奥古斯都又组织了一支私人军队，跟希特勒的党卫军一样，这就是近卫军。在共和国末期，罗马指挥官为了保护自身安全，都拥有私人卫士，他们叫作“营地支队”，因为将军的司令部营地称为Praetorium，所以才有这个名称。奥古斯都重建共和之后，他把这些卫兵都集中到意大利，把他们编为九个支队，每队一千人，指定两位将领以他的名义指挥。他们代表他的一种制裁力量，由此可知他的政府其实是一种合法的有组织的军事独裁。不过这也隐藏着内在的危险：近卫军虽然是皇权的重要工具，可是后来皇权的存在却要靠他们的忠诚来维持。

这样一个政府，实际上绝对不民主，但却为所有罗马公民和被征服民族接受，因为经过一百年的内乱和纷扰，只有奥古斯都的军队才重建了秩序，维持了公共和平，在两个世纪内使帝国免受外来侵略，再有两个世纪的时间使它能够挡得住条顿蛮族的攻击，尽管其间不免偶然战败。依靠这支军事力量，才维持了“罗马的和平”。在这个阶段，西欧被拉丁化，基督教也开始生根。因为有了菲利比和阿克兴之战，奥古斯都才能够创造出这个局面。

谢选骏指出：布鲁图斯被近代欧洲人列为共和主义的伟大典范，为了理想竟然刺杀了自己的好友凯撒。但是共和制为何被元首制取代了呢？民主制为何被独裁制取代了呢？普鲁塔克没有进一步解释，因为他缺乏历史眼光，不懂共和制和民主制只是多国环境下进行对外扩张的工具，用来引诱和迷惑大众为国捐躯。一旦这个目的达到，大一统的帝国建成了，就要兔死狗烹了，民主制、共和制的末日也就到了。这是罗马内战的第一个回合。那么在第二个回合中，安东尼为何败于屋大维呢？我认为因为他不够心狠狡诈，没有及时切割埃及妖后这个负资产。因此缺乏独裁者的基本素质。独裁者别说一个女人了，就是父母和子女也可以抛弃——看看中国古代的刘邦和现代的毛泽东，就略知一二了。由此可知，连凯撒也不如屋大维胜任独裁者的角色，因为凯撒还讲人情，不如屋大维冷酷。

【大事记(七)：建立罗马帝国疆界】

屋大维在阿克兴之战赢得的帝国，从大西洋延伸到幼发拉底河，从北海延伸到撒哈拉沙漠，地中海沿岸的一切国家都包括在内，而地中海则真正成了罗马的内湖。这是偶然的产物，并非有计划的发展。为了巩固统治和把许多复杂的民族变成一个单纯的罗马国家，需要两个条件：(一)内在的和平；(二)安全疆界的建立。奥古斯都统治时间很长——共有四十一年之久——而他最关心的问题也就是这两个。虽然在他一生中征战的业绩也很不错，但多数却都是别人帮他打的。到他逝世之日，他为罗马帝国增加的领土甚至比他继父凯撒所征服的还要大。

这两个主要问题中，更紧迫的还是第一个，其中包括平定西班牙和非洲，以及各省区的改组。奥古斯都从西面入手，公元前二七年夏，他出发去西班牙，经过一连串胜利，于公元前二四年回到罗马。但不久战争再度爆发，直到公元前一九年，阿格里帕才终于用大屠杀手段粉碎了坎图布里亚人的抵抗。同年，科纳利乌斯·巴尔布斯也最后平定了阿非利加省的叛乱。

从西班牙回来后，奥古斯都开始设法解决东疆问题。六年前他占领亚历山大时，整个东方似乎都匍伏在他脚下，当时罗马舆论都主张应征服东方直到印度为止。如果他是凯撒，毫无疑问他一定企图征服安息。但他是外交家而不是军人。虽然为了重建克拉苏和安东尼在安息战争中丧失的罗马国威，有采取这种行动的必要，可他也认识到罗马帝国是以地中海为基础，所以适当边界应为地中海地区，若再继续向东扩张，结果不但不能增强国力，反而会削弱它。他把叙利亚作为东方防御的枢纽，然后回到罗马，更坚决认为罗马的利益用外交手段要比战争更合算。现在这种思想又在他心中复活。这是三个方面的问题，包括南部的埃及疆界，中央的叙利亚疆界和北面的小亚细亚疆界。

埃及方面，他经过上埃及建立了一道要塞防线，此外在埃及西北界趋向昔兰尼加也可能建立了另一条防线，不过已经不可考证。这些防御部署似乎非常成功，所以直到公元三世纪中叶，埃及都未发生过袭击边境的事件。同时，他又派加路斯率领一支探险队，沿着阿拉伯·非利克斯东海岸前进直到马里阿巴——这是示巴人在也门建立的首都——目的是为了控制对印度的贸易，但结果毫无成就。

埃及形势稳定之后，他兼并了加拉提亚，也使本都和卡帕多西亚逐渐受到罗马控制。公元前一九年，他派阿格里帕到东方去监督各省区政府。任务之一是与博斯普兰王国建立友好关系。这个王国位于黑海北面，夹在聂斯特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属于希腊-伊朗民族。这个国家相当重要，因为所有小亚细亚和爱琴地区城市所需要的小麦都以此为主要来源。罗马军队若在东疆北部作战，粮食的主要供应地也是南俄罗斯。以后这个王国成为罗马的藩属之一。

因为幼发拉底河上游和该河南面的叙利亚沙漠是掩护地中海地区中部的天然防线，所以奥古斯都决定放弃对亚美尼亚的一切领土要求。不仅因为这是一个突出地带，不易防御和增援，而且也成为与安息之间冲突的永久根源。安息若是任其存在而不予理睬，也并不能构成大患。安息是封建式国家，并无常备军组织，虽然临时召集的骑弓手能够赢得会战，但他们的补给体系却异常糟糕，绝对无法在战场上支持太久时间。不过因为影响到国威，所以奥古斯都采取一种古老的罗马折中办法，既不放弃亚美尼亚也不兼并它，而是把它变成保护国。这个办法触怒了安息国王法拉特里斯，他在公元前二三年拒绝了罗马索还在卡尔亥战场丧失的军旗的要求。次年，奥古斯都来到叙利亚，同时命令他的继子提比略率领大军进驻亚美尼亚。这一行动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公元前二〇年五月十二日，法拉特里斯归还了克拉苏斯和安东尼丧失的军旗和所有尚未死亡的俘虏。这是一次卓越的外交成功，奥古斯都认为这种成功要比战场上的胜利更为杰出。提比略进入亚美尼亚，扶助罗马选择的国王狄格拉尼斯即位。但这种解决并不真正圆满，到奥古斯都晚年，亚美尼亚仍然脱离了罗马控制。

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北疆，是从莱茵河口沿河直达贝里，越过裘拉山脉西坡，南进到罗讷河与滨海阿尔卑斯山之间。在山南阿尔卑斯高卢以西构成了一个狭窄的附属带，南端差不多触及地中海。从此北转，延着滨海阿尔卑斯山脉，向东越过阿尔卑斯山南坡，达到阿奎里亚北面。从那里折向东南，以赫勒斯滂为终点。

从防御思想上来看，这是一条绝对不健全的疆界，因为这既不能阻止意大利和马其顿不受阿尔卑斯山地和多瑙河盆地的蛮族侵略，又使意大利与高卢之间、意大利与马其顿之间无法建立适当的交通线。连结意大利和高卢之间的惟一路线是沿地中海海岸，因为大小圣伯纳德隘路一直都未稳占。意大利与马其顿之间根本就没有陆上路线，与帝国东半部的交通都必须取道亚德里亚海和艾格拉提亚大道。根据内战中的经验，奥古斯都早已了解这是一个根本弱点，因为在那个时代，海上风暴对部队的运输和战场上的补给维持都是致命的，远比今天的情况严重。我们可以看出，因为意大利与马其顿之间没有道路连系，所以公元前四八年凯撒与庞培交战时，这就成了他要克服的最大困难。甚至在阿克兴战役中，尽管制海权控制在奥古斯都手中，可是如有突然发生的风暴，就可以使他满盘皆输。

公元前二五年，奥古斯都开始着手调整这些战略弱点。他从高卢方面开始，命令特伦提乌斯·瓦罗和马尔卡斯·维尼修斯进占大小圣伯纳德隘路，征服那些尚未征服的剩余地区。结果建立了两条新的交通线，一条经过小圣伯纳德隘路进入高卢中部，另一条经过大圣伯纳德隘路直达莱茵河上游。其后大约在公元前一六或前一七年，尼瓦征服了加尔达湖以东各部落，连上阿迪吉地区的部落也包括在内。这个行动同时打通了一条趋向茵河河谷的道路，所以奥古斯都在公元前十五年决定进行一次规模更大的战争，目的是使罗马征服一大片山地区域，包括现在的提罗尔，瑞士东部、奥地利西部，巴伐利亚南部在内，并把北疆的中区向北推进达到多瑙河上。

奥古斯都把这个重要的战争托付给他两个继子去执行，他们是提比略和德鲁苏斯，为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与奥古斯都继室丽维娅所生的儿子。提比略东进，从高卢到康斯坦斯湖。德鲁苏斯北进，从意大利取道上阿迪吉，经过雷西亚隘路到达茵河河谷。然后进入巴伐利亚以南与提比略会合。战争获得了惊人的胜利，诺里库姆被兼并，这包括斯提利亚，卡林西亚和巴伐利亚南部在内。于是罗马的控制沿着多瑙河发展到维也纳。战略性的收获是非常巨大，意大利不再需要在伊利库姆驻兵保护，多出来的兵力可以用来争取一条通往马其顿的陆上路线。

除了取道萨伏河谷，再无其他路线可以选择，所以奥古斯都决定从阿奎里亚进到艾莫那，然后进入萨伏河谷地以达西斯基亚，塞尔曼和辛吉杜努姆（即今之贝尔格莱德），从这里这条路又可继续向东延展，取道奈苏斯和塞迪斯——在索菲亚附近——以达拜占庭。甚至到今天，要想在南斯拉夫境内从头到尾作一次纵贯旅行，也只有这一条路勉强可够迅速和舒服的标准。除这条路外，还有另一条路经过德拉瓦河河谷，取道穆萨以达塞尔曼。要赢得这两条路线，意为要把伊利库姆北疆推进到多瑙河，从维也纳推进到贝尔格莱德。等这个工作完成后，加上提比略兄弟已占领诺里库姆，所以从贝里到拜占庭之间已建立起一条连续路线，使罗马军队可以不必倚赖海路就可在帝国东西两部分间进行迅速调动。

公元前一三年，阿格里帕和维尼修斯两人又发动了一次战争，以征服萨伏河上和德拉瓦河上的潘诺尼亚人为目标。次年，阿格里帕逝世，由提比略继任统帅，到公元前九年，他已占领西斯基亚和塞尔曼，并前进到多瑙河，这一被征服的广泛地区均并入伊利库姆省内。此时，他的兄弟德鲁苏斯在日尔曼境内也正在节节胜利之中。

谢选骏指出：本书作者似乎不懂地缘政治，因为他竟然认为——“从北海延伸到撒哈拉沙漠，地中海沿岸的一切国家都包括在内，而地中海则真正成了罗马的内湖。这是偶然的产物，并非有计划的发展。”——而在我看来，这是比“有计划地发展”更为必然的产物，绝非偶然的产物！为何我要如此说呢？因为，罗马的扩张，这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必须控制所有的海岸，才能杜绝海盗、消除异己、建立统一帝国。这就像秦汉统一不仅需要控制所有的中国海岸，还要建立万里长城。

【第八章：托伊托堡森林会战】

日尔曼人是印欧种族的一个分支，大约在公元前二世纪末才首次出现在罗马历史中。他们也跟过去的高卢人一样曾经大举入侵，使罗马人产生了极大恐慌，但在公元前一〇一年终为马略和加图卢斯所击败。差不多三十年后，住在裘拉河和孚日之间地区的一个高卢部落塞库尼人，向莱茵河对岸的一个日尔曼部落求援，以对抗住在撒尼河以西的邻近的爱都部落。这个日尔曼部落的酋长阿雷奥斯图斯接受了要求，在马格托布里加之战中击败了爱都人。作为酬劳，他和族人被允许占据上阿尔萨斯地区。根据辛格尼特《剑桥古代史》上的说法，这是一个决定性因素，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后果，最后终于使凯撒侵入高卢中部。

差不多又过了十年，即为公元前五九年，有两个事件发生，使高卢东北边疆问题开始受到注意。第一件事是阿雷奥斯图斯正式被罗马元老院承认为“国王”和“罗马人民的朋友”，但友谊却很短命。他被承认为王之后，就劝诱其他日尔曼部落越过莱茵河，这就对土地产生了新的要求。第二个事件是外阿尔卑斯高卢省交给凯撒统治。当时赫维克提人因为日尔曼人侵入了他们的国土(大约在今之瑞士)，不得不向西进入高卢以避其锋芒。凯撒解决了赫维克提人之后，马上就把注意力移转到阿雷奥斯图斯身上。他在《高卢战记》中这样写道：

“其次，他预料到日尔曼人今后会逐渐习惯渡过莱茵河，当他们大批进入高卢后，对罗马即将形成威胁。他并不认为野蛮人凶猛到能够占领全部高卢，而是相信他们会像过去的辛布莱人和条顿人一样分批渗入，然后再向意大利推进。总而言之，他觉得应该马上设法应付，不可再有片刻迟误。”

公元前五八年，凯撒命令阿雷奥斯图斯停止日尔曼人移民，阿雷奥斯图斯拒不奉命，凯撒就领兵用强行军前进到维松提奥来强制执行命令。他从那里前进到贝尔福缺口，阿雷奥斯图斯的军队正在那里宿营，等候一个斯瓦比亚部落渡河。这个部落正集中在莱茵河东岸，是渡河的先声。

九月中旬，凯撒诱使敌人出战，经过血战把他们击溃。虽然阿雷奥斯图斯幸免于难，但在惨败之余，不久也死了。

凯撒认识到如果现在撤回原地，日尔曼人的移殖毫无疑问还会继续下去，所以决定把莱茵河作为中部和北部高卢的东疆，使它变成一道天堑。

然后他出发征服比利时族，他们大部分也属于日尔曼种族。他们所在地区大致在今天的比利时。公元前五七年，他从维松提奥率领八个军团向北进发击败了尼维人，使他对科隆以下的莱茵河岸获得了有效控制。两年后他到了桑顿，利用诡计把日尔曼人的酋长一网打尽，再对这些失去领袖的人民进行大规模屠杀。当他把从桑顿到贝尔福之间的莱茵河全部占稳之后，又决定渡过莱茵河，他自己的记载上是这样说的：因为看到日尔曼人极易受到诱惑而侵入高卢，他希望使他们为自己的命运感到害怕，使他们知道罗马军队也一样能够越过莱茵河，攻入他们的故乡。现在当他已为罗马帝国建立了一条“最后的极限”之后，就在科布伦茨以南架桥渡过莱茵河，在东岸进行武装示威。在把苏格布利族的领土蹂躏了一番之后，他才撤回高卢。

以下是罗马人眼中看到的日尔曼情形，凯撒在《高卢战记》中对他们评论如下：

“他们的全部生活是由狩猎探险和军事行动所组成；从幼时起，他们即惯于吃苦耐劳。保持童贞愈久的人愈能获得族人尊敬。”

“他们对农业缺乏兴趣，食物的大部分为牛奶、酪油和肉类。任何人都没有固定的土地所有权，他们的酋长每年指定每个部落或家族耕种某块土地，过了年又强迫他们调换地方。这种方法的实行有许多原因。第一他们担心安居乐业会影响其作战勇气。其次他们害怕有了私产之后会引起内部争端。最后他们希望大家财富平等，可以使每个人都感到满足。”

“他们认为扩充疆界是一种最高荣誉。他们认为驱逐邻近部落，没人敢住在他们附近是勇敢的真正表现，此外他们也觉得这样才安全，不怕受到突然入侵。国家发生战争时才临时推选主将来指挥他们，并赋予以生杀大权。平时并无政府组织，各部落酋长分别对族人行使司法权或解决纠纷。他们很好客尚义，为任何理由投奔他们的人都可以受到保护，一切食宿都愿与朋友共同享受。”

从这些详细记载中看来，或许就可以判断日尔曼人实为半游牧民族，属于本书导论中所说的“车骑”民族。虽然凯撒没有说明他们拥有用牛马拖拉的车辆，但若没有车辆，决不可能进行那样大规模的运动。我们知道赫维克提人是有车辆的，因为凯撒曾提到这一点，而且他说他们曾用车辆为作防御壁垒。由此看来日尔曼人的迁移是受生活方式的影响，而不是由于人口过多的压迫。（注：斯塔波对日尔曼人有更详细的说明：因为这些民族既不耕种又不累积财富，日食所需都靠牲畜，他们经常把全家装在大车上，赶着牲口逐水草而居。）

塔西佗说他们身材高大，碧眼金发。他们只能偶尔地勇敢奋发，而不能忍耐长时间劳苦。虽然他们是凶猛的斗士，但军事组织却极其粗糙，他们的连营是由家族和部落自动组成。很少用剑或长枪。他们携带一种短矛，用他们的语言来说，叫作“Frameae”，上面装着一支狭窄短小的铁头，很尖锐也很轻便，他们无论是在远近距离的战斗中都使用这同一种兵器。骑兵使用一个盾牌和一柄短矛，步兵还携带有标枪，能够投掷很远的距离，他们不穿外衣，最多不过罩一件轻斗篷。他们毫不考究服装。很少有人穿胸甲，偶然有一两个人会戴着金属或牛皮头盔。马匹的外表和速度都不足称道，训练方式也与罗马不同。大致上来看，其步兵的战斗力较强，所以他们的步骑兵在战斗中总是混为一体。第一线全为步伐迅速的步兵，是从全体战士中挑选出来的。其战线成楔形，若遭到压迫即向后撤。他们认为这是战术性问题，并不认为退却就是懦怯。斯塔波在《地理学》里又补充了一点说：对这些人，不信任实为最可靠的防御；因为若信任他们则一定会吃大亏。（注：塔西佗生于公元五五年，活到公元一一七年以后。他把日尔曼人称为“高贵的野蛮人”，足以表示他对当时罗马文明的不满。）

他们的领袖是以勇敢为条件来选择的，他的指挥方式不是靠权威强迫，而是要以身作则。塔西佗说：在战斗中，所有士兵都以能与将领看齐为光荣。此外一切作战用的兵器和马匹也都由各连连长供给以代替薪饷。这些东西又靠战争和劫掠来供给。

以上所说就是罗马人认识的日尔曼民族，他们散住在莱茵河以东和多瑙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中，那还是一个未知的地区，充斥着深山，森林和沼泽。大约从公元前一二年开始变成罗马帝国的北疆。

从战略上来说，这实在是个极不完美的疆界，因为那两条河流交汇成一个巨大的突出地带，交点就是贝里。在这个突出地区内，日尔曼人可以拥有内线的便利，而罗马军团却被迫采取外线作战方式。只要他们愿意，日尔曼人可以任意选择莱茵地区或多瑙地区之一加以攻击；反之，罗马却要同时防御两个地区。而且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增援时，必须绕过一个三角形的两边。此外，莱茵河也与大流士一世时的爱琴海一样，不是种族性边界。在莱茵河以西，有许多居民也属于日尔曼族，一旦罗马与莱茵河东岸的日尔曼人发生纠纷，他们就会对同族表示同情，正如欧洲希腊人同情爱奥尼亚希腊人一样。早在公元前一七年，苏格布利等族侵犯河西地区，并乘罗马守将马尔卡斯·洛利乌斯不备，将其击败。（注：罗马古籍认为这是一次很可耻的惨败。）除这些弱点以外，奥古斯都认为高卢是西方的埃及，对莱茵河上的大军是最重要的补给基地。尽管由于蛮族尚未学会架桥技术，所以莱茵河可算是一个巨大障碍，但因为高卢的内部还未完全平定，在中欧再听任敌对势力滋长，对罗马而言亦非良策。

虽然对这几个问题并无最理想的解决方案，但奥古斯都却认识到，由于现在伊利库姆的兵力已可自由抽动，可以用来把莱茵疆界首先推进到威悉河，再进一步推进到易北河上——他没有再向东进展的意图。但是果能如此，在北疆方面可以获得下述改进：这个突出地区被消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大致平直的河流界线，从汉堡直到维也纳。从汉堡起经过莱比锡和布拉格，可建立一条直达维也纳的横行交通线，以作为科隆——贝里——维也纳之线的补充。虽然向前推进后还是不能获得一条种族疆界，但由于现有边界已向东推进了二百哩到二百五十哩，所以高卢感受日尔曼攻击的安全度当然也相对增加了。事实上，奥古斯都心中所考虑的似乎与拿破仑差不多。拿破仑在一八〇六年建立所谓“莱茵联邦”时，其目的是想在法国与假想敌普奥两国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国——法国人至今仍然还在考虑这个问题。

在公元前一五和公元前一四年，德拉鲁斯正与他的哥哥提比略同在巴伐里亚南部作战。此后他升任了三个高卢的总督。他出生于公元前三八年，在英雄世家长大，是个充满活力和雄心的人。他一心只想立功建业。在决定对日尔曼人加以严惩后，他心里的计划不仅是洗雪洛利乌斯失败的耻辱和痛惩苏格布利族，而且还想切除夹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之间的舌形地带，以缩短高卢与伊利库姆之间的交通线。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中的第一步就是到到易北河上游，征服沿途蛮族。

德拉鲁斯首先在莱茵河上建立了一条冬季宿营线，其中两个主要营地，一在维特拉（可能是今之威悉），面对利珀河谷；另一在摩孔第库姆（即今之美因茨），面对着美因河谷。其次在公元前一二年，在蹂躏了威斯特伐里亚后，他就在拉库斯·弗里沃湖集中了一支巨大的舰队（即为今日的须德海，当时还是一个湖），航行到埃姆斯河口，赢得一次海军大胜，再进至威悉河口，并与弗利西亚人缔结同盟。占领海岸之后，到公元前一一年，他才开始侵入日尔曼本部。他经过苏格布利的领土进到威悉河中部，在那里停留了一下又回到莱茵河。第二年，他离开美因茨侵入查提人的领土，经过海西森林，从美因河前进到威悉河，在图林根打击了马科曼尼族。由此向北，穿过切诺希，可能在马格德堡到了易北河岸。他在公元前九年凯旋时坠马受伤，不治身死。继任者是他的哥哥提比略，比他大六岁。在提比略继续指挥下，战争终于成功结束。此后在公元前七年，提比略离开日尔曼到东方去接受新的任命。

可是德拉鲁斯的征服太快了，所以难于持久，到了公元前一年，切诺希人开始反叛，等到公元四年，日尔曼的全面情况就已经变得很严重，于是提比略又奉命到那里去重建权威。

在第一次战役中，他追逐敌人到威悉河，接受各部落迎降，直到北海海岸为止。他在利珀河谷中宿营过冬，公元五年，他对日尔曼北部进行了一次距离最远和规模最大的远征。在莱茵河他集中了两支军队，一支用大船载运，驶出海去绕过弗利西亚海岸以进入易北河口。另一支则自莱茵河向东行军，在击败朗戈巴第人后与那支海运部队会合。后者此时已扫过日德兰海岸，向北直到施格拉克为止。征服了北面诸族之后，他就准备转向南面去征服摩拉波杜，他是马科曼尼族的国王，在公元前九年已率领该族从图林根迁移到波希米亚。

对这个公元六年的战役，他的计划是用钳形攻势取胜。莱茵河上的军队在萨图尼努斯指挥下，从美因河向纽伦堡或艾格尔进攻。而伊利库姆的军队则在他亲自指挥下从坎伦坦向北进攻。一共使用了十二个军团，按说这个计划是一个杰作，在军事艺术史上应有光荣地位。但当两军进到波希米亚中部，距离最后目标不过几哩远时，突然有坏消息传来，说在伊利库姆发生了严重叛乱。提比略立即与摩拉波杜讲和，率领他的军队赶回南方。

事情的真象是这样的：达尔马提亚人由于忍受不了人员和物资搜刮突然反叛了。因为驻兵均已撤走，所以一点约束也没有。叛乱传播得极为迅速，整个伊利库姆和潘诺尼亚都势成燎原。叛军总数有步兵二十万人，骑兵九千人。罗马大为震惊，因为既无预备兵力，而召募兵员又极感困难，因此不能立即编成新的军团。虽然如此，提比略对这场大乱的处置却甚为技巧。他并不与叛军交战，只是把他的部队分为许多纵队，占领所有要点，用坚壁清野的方法，迫使这些叛乱者因为饥饿而投降。公元八年，潘诺尼亚投降了，第二年达尔马提亚也平定了。提比略留下格曼尼科斯去稳定这些收复的地区，自己回到意大利。当乱事平定五年之后，罗马又接获一个惊人的报告：在日尔曼发生了一个巨大灾难（注：格曼尼科斯是德拉鲁斯与安东尼娅生的儿子，出生于公元前十五年，做了他伯父提比略的义子。安东尼娅是安东尼与屋大维娅生的女儿。）

公元六年，提比略离开日尔曼去对摩拉波杜作战时，萨图尼努斯也改由瓦卢斯接替。此人过去曾任叙利亚总督，据说在那里发过大财，这在当时并没什么了不起。他秉性温和，举止文雅，心智也和体力一样迟缓，惯于室内工作而不能胜任打仗。他曾与奥古斯都的孙女结婚，所以事实上他能获得这个任命完全是裙带关系。不过此时莱茵河上已平静无事，野蛮人都开始被罗马人同化，愿意和平相处，双方建立了市场。高卢太平安定，日尔曼已经群龙无首。在这种平静无事的状态下，所有驻军也都变得懒惰软弱。

瓦卢斯对这种情况本应加以矫正，虽然并不容易做到。虽然他的过错很多，尤其是他失败之后，错误更是全部堆在他身上，不过他最主要的弱点还是愚蠢而不是暴虐。很明显，他太缺乏想象力，不能区分凶猛的日尔曼人与柔弱的叙利亚人之间的巨大差异。狄奥的《罗马史》上说：他除了把他们当作罗马人的奴隶以外，就是向他们榨取金钱，好比他们是被征服的民族一样。维拉斯是个有敌意的批评者，说他受任之始就认为用武力不能征服的日尔曼人是可以用法律来安抚的。似乎这个人的官僚成份多于军人，且他的统治比较软弱，倒不是有计划的压迫。

真正的祸源是起于用金银为作贡物。在西方也和东方一样，罗马要索取被征服民族的黄金，但在东方因为购买奢侈品，黄金可以流回，而在西方则不然，他们根本就不出产奢侈品。结果是贵重金属的来源日益枯竭，而日尔曼人主要是用它们来制造饰物。因为黄金是那样稀少，使各族的贵族都极感不满。

瓦卢斯手下一共有五个军团，两个驻在摩孔第库姆，其余三个在冬季中驻在利珀河上游，而在夏季则驻在威悉河。（注：这个分布不一定准确。）因为现在太平无事，所以驻军并不集中，分散在各地从事伐木，筑路和造桥工作。和惯例一样，驻军中也包括许多女人和孩子。

公元九年的夏天平安渡过了，到九月间，瓦卢斯正准备从夏季营地移往冬季营地时，突然听说有个邻近的部落发生了叛变。他立即决定不直接返回阿里索，而是先经过叛乱地区再回到冬季营地。他出发前本应把所有妇孺先送回阿里索，但很可能他是把叛乱当作一个局部事件看待，决不会想到在路上等待他的是世界历史上最具有决定性的会战之一。

事实上他接到的叛乱消息是一个安排得极为巧妙的诱敌计划中的第一步。设计计划的是一个切诺希青年，名叫阿米尼乌斯，他曾在提比略军中服役，参加过潘诺尼亚和伊利库姆的戡乱战争。毫无疑问，在这些战争中，他对罗马的一切有过极深刻的研究。他本是切诺希酋长西吉米尔的儿子，已经获得罗马公民资格，并升任骑兵军官。他调到瓦卢斯司令部服务时还不过二十六岁。从个性方面来说他是冲动型的。塔西佗说他有“狂热精神”，是“日尔曼的火种”。他对罗马人有极深的仇恨。很明显他是想使在南方失败的叛乱在北方成功。此外，他似乎也是为了向其叔父报私仇。他叔父是西吉斯提斯，是瓦卢斯的忠实拥护者。他的女儿苏丝尼达本来与阿米尼乌斯私通，但他却不许他们结婚。最后，他对瓦卢斯本人极其藐视，因为照他看，瓦卢斯是一个文官而不是一位将军，这一点也许他是对的。

他的计划安排得非常谨慎。他利用瓦卢斯的疏忽大意作为进行阴谋的好机会，他机警的认识到一个人如果毫无畏惧时就最易将其击倒，而一切灾难的最普通起因莫过于安全感。当瓦卢斯正准备回阿里索时，阿米尼乌斯就制造了这个叛乱来引诱他经过一个似乎安全但又很困难的地区。于是他可能会松懈警戒，等把他引到了森林深处后就可以将他刺死。

对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计划，要想保密几乎是不可能的，西吉斯提斯听到风声后立刻报告瓦卢斯，劝他把所有阴谋叛变人员都加上锁链。瓦卢斯没有听信，也许他认为西吉斯提斯是挟嫌诬告，想害他侄子。到公元九年九、十月之际，瓦卢斯率领第十七、十八和十九三个军团，一共约两万人，后面拖着绵长的行李纵队和军属，开始出发。

这次行军最后阶段的详细情形我们无法知道，虽然有几个现代作家对这场灾难作过完整叙述，但多属臆测，因为两个最可靠的权威——维拉斯和狄奥——对此并未留有详细资料。但我们知道阿米尼乌斯一直随伴着瓦卢斯，而他的亲信则散布在纵队之中，直到准备起事前夕，他始终在瓦卢斯身边。西吉斯提斯再次向瓦卢斯提出警告，但又遭到拒绝。接着，当罗马军团正在沼泽和森林中艰难行进时，阿米尼乌斯和他的党羽突然失踪。同时也接获报告说前哨士兵已经遭到杀害，这就是叛变开始的信号。于是瓦卢斯似乎就立即回头，打算取道多伦隘路通到阿里索的路线。

因为带着大量辎重和军属，所以情况当然不太乐观，但比起过去凯撒和德拉鲁斯常常面临的情况却并不算太恶劣。不过他们是军人领袖，而瓦卢斯不过是刀笔之吏。真正会战的起点在那里也已不可考；塔西佗说以后格曼尼科斯是在托伊托堡森林之中发现瓦卢斯和其部下的白骨。这个森林位于埃姆斯和威悉河之间，当年应该覆盖着一片非常广大的地区。有些权威专家认为实际战场是在狄特莫德附近，另有一些人则说是在蒙斯特附近。很可能狄特莫德为战斗的起点，而蒙斯特为终点。因为假定明登是瓦卢斯夏季营地的位置，所以他撤退时毫无疑问是会趋向多伦隘路，以后听到阿里索已经被敌人包围，那么他的最好退路当然就是沿着埃姆斯下游趋向蒙斯特。不过究竟悲剧是在哪里上演，在专家之间还是争论不决。

狄奥说当罗马军正在森林中砍树找路前进时，突然碰着一场大暴雨，地面溜滑不堪，简直寸步难移，树木的顶部不断的折毁落下，造成极大混乱。罗马军队已经丧失了秩序，车辆和非武装人员夹杂在一起。于是阿米尼乌斯突然发动攻击，对这一群毫无秩序的人们投掷标枪。虽然如此，他们还是暂时撑住并构成一个设防营地。

第二天上午，当他们把大部分车辆焚毁之后，秩序也略为恢复，于是罗马人且战且走，到了开阔地上。可是不久又进入了森林，接着再次受到惨重损失。那天夜间，他们又暂时停息了一下，第二天上午继续前进，又遭遇到空前的大雨，不仅阻止他们前进，而且连立足都很困难，更糟的是使他们无法使用兵器。弓箭标枪都无法使用，盾牌也完全被浸透了。阿米尼乌斯的机会又来了，他冲进毫无组织的敌人当中，使他们完全崩溃。主管骑兵的努姆尼乌斯首先逃走。瓦卢斯和其他较高级人员怕被敌人俘虏或杀害——因为他们早已负伤——于是勇敢地做了一件可怕而无可避免的事情，集体自杀了。最后据维拉斯记载说，在森林沼泽中，所有罗马人都被敌人消灭殆尽，不留一人。过去他们对这些敌人象对牲畜一样尽情屠杀，现在却轮到他们自己来品尝这种滋味。

所有被俘人员被钉在十字架上活活烧死，或是当作祭神的牺牲品。几年后，当格曼尼科斯去凭吊这个古战场时，发现白骨成堆，到处都是标枪的碎片，马匹的肢体，骷髅被钉在树干上面。对这种悲惨场面，塔西佗有过极生动的描写。

尽管瓦卢斯遭到了这样一次惨败，可是卡狄修斯却坚守阿里索，利用弓箭多次击退来攻的敌人。后来又能乘黑夜突围而出，带了许多妇孺退到维特拉，在那里与阿斯普里拉斯率领的两个军团会合在一起。于是阿米尼乌斯的乌合之众不敢穷追，自行退去。这样的惨败有这样的结果，总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从罗马帝国境内到处传播的流言来看，可以知道这次惨败的影响是多么广泛。据狄奥记载，当时有许多谣传的凶兆：例如战神庙为雷所击毁。阿尔卑斯山好像彼此崩塌在一起。在日尔曼境内有一座胜利女神塑像，本是面对敌人的，现在却已改变面向意大利了。这当然都是谣言，可是在人心士气上来说，却是真正的凶兆。罗马国威受到致命打击，从此野蛮人知道罗马军团并非无敌，阿米尼乌斯能做到的，旁人也照样可以做到。更糟的是罗马人本身也知道了。所以难怪奥古斯都听到了这个坏消息后，撕开衣襟大声痛哭，他也怕敌人会直向意大利进犯，甚至直攻罗马城。在意大利境内，适合兵役年龄的公民人数实在太有限。虽然如此，他还是振作精神立即开始准备工作。因为适合兵役年龄的人都不想入伍当兵。所以只好抽签，在三十五岁以下的人民中五个抽一个，在三十五岁以上的人民中十个抽一个。凡规避逃走的人则没收财产，取消公民资格。最后，因为大家还是不肯当兵，所以他甚至对某些人执行死刑。即使这样的严刑峻罚还是效力不大，在他有生之年，这些丧失的军团始终没有补充起来。这在所有凶兆中应该是最可怕了。他甚至气得让头发和胡子长了几个月都不修饰一下。他常常用头碰着门柱喊道：“瓦卢斯呀！还我的军团！”

尽管这些记载并不一定完全可靠，可是这三个军团从此不再编组起来却是事实。这并不是瓦卢斯能够丧失的，而是罗马已经丧失了活力。这次惨败后，提比略又再接管日尔曼的指挥权，到公元一三年，格曼尼科斯又继承他的职务。在一系列战役中，他们又再度到了易北河，并且屡次击败日尔曼人。尽管如此，事实上这条河却已经成为罗马人的希达斯皮斯河。所有战役的尾声还是撤回到莱茵河，从此以后，莱茵河即成为拉丁文明的东北疆界。

不过这里还有一层更深的理由，比罗马活力的丧失还要深入，这却要在奥古斯都的个性中去寻找。尽管他在那个时代威名赫赫，可是他却有点名不副实，并非真正的英雄人物。虽然他并不缺乏勇气和坚强意志，可是作为一个人类领袖而言，却并不能与凯撒相比。他是高明的投机份子，利用巧妙手段，变成了他这个帝国的“总经理”，而不是真正的“帝王”。他是把罗马当作一个大企业，一个大型专利事业看待，而把各省和疆界当作是它的股票和保险。他缺乏象磁电一样的感人力量，不能迫使旁人去完成似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这一点就是天才与仅仅是伟人之间的区别。一句话，他是一个超级的“有产阶级皇帝”。所以尽管他所征服的地区颇多，但在精神上却都是防御性的投资。等疆界完整之后，所有心理和精神的进取心也就随之消蚀。物质上的冒险与精神上的冒险是共存亡的。

最后由于这种精神上的刺激丧失了，迫使他对东北疆界就只是墨守前业。这一事实在历史上造成的结果又怎样呢？想象回答这样一个玄妙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注意许多“想当然”的假设，不过就整体而言，却也并非不可猜测。虽然日尔曼人并非高卢人，因为他们要比高卢人野蛮得多，但由于帝国既然注定还要再延续四百年之久，那么我们作这样的假想也似乎是合理的：若罗马帝国的东北边疆是在易北河而不是在莱茵河，本书下面的一章也许就要完全改写，再进一步说，连以下各章也都会有不同内容。克里塞在《世界上十五次决定性会战》一书中也正确指出：如果罗马人守住了易北河一线，则“我们”这个岛永远不会叫作“英格兰”；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再也不会是英国人了，英国人的整个历史都会改头换面。再说到在易北河以西的日尔曼地区，若在以后四百年中不断受到罗马化并建筑好道路，那么西欧只会剩下一个文化，而不是两个永远冲突的文化。所谓法德两国之间的问题可能不会再有，或至少会与现有情形完全不同。查理曼、路易十四、拿破仑、威廉二世和希特勒都可能完全不会出现。

据说奥古斯都在亚历山大城，曾命令把亚历山大大帝的石椁打开，以便他将一顶黄金皇冕戴在亚历山大头上，并在他的遗体上满布鲜花。此外在奥古斯都的戒指上也刻着这个伟大马其顿英雄的头像。可是心理上他们两人之间大有区别，亚历山大的心灵中除了大洋以外再无其他疆界，而奥古斯都的“伟大观念”却是有限的。所以，尽管在以后历代皇帝的统治下，实质上疆界仍然有所扩张，可是在精神上却已固定了。已经由一个帝国变成了有限责任公司。当奥古斯都以76岁高龄于公元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在诺拉逝世时，他遗留给帝国的就是这样一种“伟大观念”。继承他的是义子提比略。

谢选骏指出：塔西佗说日耳曼人身材高大，碧眼金发，他们只能偶尔地勇敢奋发，而不能忍耐长时间劳苦。——从这个记载看来，这些人显然不是现代德国人的祖先。因为现代德国人勤勤恳恳，善于忍耐长时间的劳苦，是世界上最好的工匠。所以希特勒想靠这样的工匠去打天下，显然大大失算了。当然，由于现代战争的机械性，工匠打仗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工匠的德国最后还是被更加大规模的工匠国家美国打败了。至于现代意大利人之所以不堪一击，就是由于他们贪财好色，丧失了罗马人的工匠能力。矮小的拉丁人那时能够控制北方的蛮族，原来靠的就是这种合作的能力。

【大事记(八)：罗马的和平】

共和国转变成帝国就引发了权力问题，这个问题自始至终成为罗马的大害，也是促使罗马帝国衰亡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因为奥古斯都的权力理论上说还是元老院和人民授与的，所以在他死后，权力也应自动消灭。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奥古斯都想到一个临时解决办法，就是设法使其他人与他共享大权。首先是阿格里帕，以后是他的养子提比略。他在公元十四年逝世时，虽然由于他的威望使提比略成为继承人，可是却不能构成“先例”，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因为皇帝权力的最后基础仍为军队，所以拥立皇帝的权力首先到了近卫军手里，然后再转到军团手里。

以后，提比略因为皇帝继承人的选定超出其权力限度，所以只能暗示性的指定孙子提比略·格米卢斯和侄孙盖尤斯·凯撒作为他的私人财产的继承者。他在公元三七年逝世时，格米卢斯却被搁在一边，因为盖尤斯获得了当时近卫军唯一的将军马可支持。盖尤斯在公元四一年被刺——这一事件也与近卫军有关——提比略的侄子克劳狄开创了恶劣的先例，给予近卫军一笔巨额赏金，被他们拥立为皇帝。盖尤斯的侄子尼禄在公职上的升迁要比盖尤斯的儿子布列坦尼乌斯迅速。当公元五四年克劳狄逝世时，尼禄的母亲就煽动近卫军拥立她的儿子为皇帝，条件是给他们一笔和克劳狄给予的一样厚重的赏金。公元六八年，尼禄又受到近卫军反对，只好自杀。

尼禄死后，举国骚然，若非名将韦斯巴芗（公元六九——七九年）被埃及军团和多瑙河部队拥立为帝，那么罗马帝国就可能会发生另一次长期内战。他战胜了维特利乌斯，又重建了“罗马和平”。虽然如此，这个“四帝时期”却留下了可怕的回忆，连军人的心中也感到畏惧。（注：四个皇帝是奥托，加尔巴，维特利乌斯和韦斯巴芗，他们都是军人拥立的皇帝。奥托打倒了加尔巴，维特利乌斯打倒了奥托，最后韦斯巴芗又打倒了维特利乌斯）。所以当公元九六年韦斯巴芗的幼子图密善逝世时，虽然他没有后代，军人们却愿意将继承人的选择权让给元老院。直到公元一九三年，皇位继承问题才再成为内战起因。

韦斯巴芗之后，他的两个儿子，提图斯(公元七九——八一年)和图密善(公元八一——九六年)相继嗣位，使罗马帝国获得高度的繁荣，图密善于九六年逝世后，继承者为内瓦，以后在九八年由图拉真继位。他是西班牙人，可能是凯撒以来最有能力的名将。在他统治期间，大部分时间忙于边界战争。在公元一〇一年到一〇六年之间，他在多瑙河下游地区作战，征服了达西亚（即今之罗马尼亚）并使其变成殖民地。然后他把注意力移到黑海东端，在一一五——一一七年之间，他击败了安息人，把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亚述都收入版图。

他的继承人是哈德良(公元一一七——一三八年)，又是一位名将兼政治家。在他的时代，罗马变成了世界上最壮丽的城市。他紧守达西亚，但放弃了图拉真在东方获得的领土，他使军人忙于修筑夹在多瑙河与莱茵河之间以及不列颠境内的长城，此外他还建筑桥梁，水道和其他公共工程。他死于一三八年，安东尼努斯·庇护继位，他的时代是如此太平无事，几乎无可纪录。公元一六一年，他的女婿奥雷利乌斯继位，他的女儿就是臭名昭著的浮斯提娜。

在这两个皇帝的统治下，罗马的和平时代达到了顶点。但它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个地中海国家，不出奥古斯都所料，意大利已经降级成了一个省区。导致这种情形的许多因素之一就是普遍性法律的建立。正如罗宾逊所说：

“这告诉人们，他们不再是一群群的民族或部落，各有自己的领土，而是天下一家，包括在一个伟大帝国之内，并接受单一法律系统管制，这种法律的基础就是公正和理智。”其他因素是发达的道路系统，使帝国在文化上、经济上和战略上都连成一片；拥有共同货币，共同的度量衡；建立了银行制度和支票制度；海上盗匪绝迹，贸易直达印度和中国。在西西里岛以西，文明社会使用的共同语言为拉丁文，在该岛以东则为希腊文。最后，整个帝国由军团围绕保护，从苏格兰边境直到幼发拉底河以及非洲，有如堤防一样阻挡着蛮族潮流的侵袭。

公元一七五年，一位希腊诡辩家亚里斯提德在一篇对奥雷利乌斯皇帝的颂词中，对当时的情况描写道：

（“现在整个世界好象渡假一样，脱下了古代铁甲，穿上了自由欢乐的锦袍。所有城市都已放弃旧有的争端，只想在一件事上获胜，那就是都希望使自己变得更快乐和更美丽。到处都是游戏场、林园、神庙、工厂和学校。城市充满光明和美丽，整个大地都好比是皇帝的花园。友好的烽火从平原上升起，而战争的狼烟随风飘逝到了九霄云外，代替它们的是说不尽的美景和欢娱。如今希腊人和外国人都可以空着手或是满载金钱到处自由旅行，好比在自己家里一样。只要做了罗马人或是陛下的臣民，就可以有安全保障。荷马曾说大地是属于大家的，而您使这句话成为现实，因为您已经测量了整个世界，在河流上架了无数桥梁，把山地开成驿道，在沙漠中建立基地，让万象文明，到处井井有条和充满活力。”）

亚里斯提德歌功颂德时，并未认识到所谓“罗马的和平”时代，已经到了深渊边缘。早在公元一六二年到一六五年间，奥雷利乌斯就已在与安息交战，战争结束后，他又被迫忙于修补北疆。此时，马科曼尼人，朗戈巴第人和科阿第人等之蛮族纷纷由多瑙河根据地扫过帝国北疆，进到依利里亚边境。公元一六七年，他们冲入意大利北部，向南骚扰直到维罗纳，这是两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此外亚里斯提德也未提到，当这些野蛮人被逐退之后，奥雷利乌斯又采取了另一个危险政策：允许他们中的许多人移居疆界之内。

除了外在危险外，农业的衰颓也加速了内在的腐朽，而这是从共和国时代就开始的。兼并之风盛行，小地主都为大地主吞食。早在尼禄时代，阿非利加省的一半土地就分别掌握在六个大地主手里。据说他们的奴隶知道主人姓名的不到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其数量众多。

这种大田庄被称为“Villas”，在所有省区都有。最初，工作人员主要都是奴隶，但以后因为不再向外征战，劳动力来源开始枯竭。于是只好强迫自由农民变成佃农，实际上变为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连这也不够用时，劳力市场只好开放，让野蛮人——主要是日尔曼人来补充。此外兵源也同样困难，也早已召募野蛮人来补充军团缺额。

另一个使农业衰颓的主要因素是土壤逐渐贫瘠。耕地面积持续不断减少，使帝国无法供养日渐增多的人口。因此大量的人口集中到城市，结果那里更成为人民的坟墓，因为只有乡村才有生产，而城市却专谈享受。城市人口的增加成为一种与日俱增的财政负担。这些人不事生产，还要吃饭，当农村日盆贫困之后，也就无力购买城市产品，于是工业工人也失业了，靠救济度日的下流社会人数大大增多。农业的衰颓又导致工业破产。

与这种生产低落同时发生的就是降低金钱品质，来使工商业和贸易能有足够流通的货币（注：即变相的通货膨胀）。在奥古斯都时代，货币由纯银铸成，到奥雷利乌斯时代，变为含银量四分之一的合金，再过两代，含银量只剩下百分之五了。奥雷利乌斯为发军饷，已找不到足够的金钱，只好用谷物代替。最后又改用屯田制，发给军人以定量的土地，使他们自己耕种。名义上称为“边防军”，实际上却成为由农民组成的兵民，战斗力大为降低，比起图拉真和哈德良时代的精锐军团已是有名无实。因为边防军中的野蛮人日益增多，最后终于取消了军团组织。等军团组织取消之后，罗马压制野蛮人的能力也就随之消逝，于是由蛮族组成的军队反而成了国内的最高权力。

促成罗马帝国丧亡的另一原因是传统宗教迅速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不同的新宗教。很早以前，罗马的上等人(知识阶层)就已不相信他们的旧神转而研究哲学，下等人则改信东方宗教，其种类很多，主要教义为克服死亡，长生不老。在这些新宗教中，较晚出现的是基督教，具有一神观念，与埃及古教相似。其起源具有共产意味，所以深为罗马城市中无产阶级欢迎。因为他们对上帝与对凯撒之间具有实际界线，所以不久发展成为一种“第三种族”，介于罗马人和野蛮人之间。在和平时代的第二个世纪中，基督教发展得很快，打倒或吸收了其他宗教而成为主流。因为他们的信徒不服从现有秩序，排斥异端，拒绝参加祭典，甚至不肯服兵役，不承认皇帝的近似神圣性，公开预言帝国的崩溃。所以当年罗马人看待他们，很像今天西方人看待共运。举例来说，苏东尼乌斯说它是“新的邪教”，塔西佗说它是“一种外来的死硬迷信”，而普林尼在他的上图拉真皇帝书中，也说它是“邪恶危险的迷信”。

罗马和平时代的第三个世纪也是送终的世纪，其开端为奥雷利乌斯在一八〇年逝世，经过一段无政府状态后才由塞维鲁所继承。他是个成功的军人，在一九三年由军团拥立为帝，到二〇二年才使罗马国内恢复秩序。他的儿子加拉卡拉(公元二一一——二一七年)对帝国境内的所有自由人均给与公民资格，使罗马人和野蛮人完全处于平等地位。到二三五年，塞维鲁的世系断绝，风潮再起，各省的野蛮部队纷纷拥立自己的傀儡皇帝，不久又纷纷将他们打倒。从康茂德皇帝于一九二年逝世时起，以后八十年中一共有二十六位皇帝。除了奥勒利安朝代(二七〇——二七五年)略有停息，这种无政府状况一直延续到二八四年为止。此后戴克里先(公元二三四——三〇五年)又建立了近似永久性的和平。

他取消了元老院，变成了绝对专制的君主，使国家完全军事化和东方化。布里斯特德说：“这些发展使我们认识到东西合流又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种合流是在六百年前由亚历山大大帝开启的。”把皇帝当作东方的太阳来崇拜，戴克里先被正式称为“永恒的太阳”，他的生日被定为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他统治期中，一直被迫与波斯人交战——他们现在已经取代了安息人——为了当他不在朝时也可使西方行政不受影响，同时为了使皇帝死亡不至再引发内乱，戴克里先又建立了一种新制度。他设立了一位副皇帝与他共享统治权。他们两人都具有“奥古斯都”头衔，此外每个人都有一个助手，称为“凯撒”。虽然他本意并不想把帝国分为两个，可事实上这却是走向分裂的第一步。因为现在有了两个皇帝和两个“凯撒”，而罗马省区的总数又已增到一百个以上，所以为了便于统治又划分四个大行政区：(一)高卢，包括摩洛哥、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二)意大利，包括非洲、西西里、撒丁、科西嘉、意大利和今天的南斯拉夫及奥地利。(三)伊利库姆，包括达西亚、马其顿和希腊。(四)东方，包括色雷斯、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因为每个奥古斯和凯撒都有自己的宫庭，所以这个腐化帝国的行政费用实在太大，只好采取社会主义的办法来解决财政问题。

经济资源日渐枯竭，租税日益提高，政府的负担逐渐压向弱者头上，对人民严刑峻罚，并雇用军人充当执法吏和秘密警察。富有阶级和有产阶级都逐渐消灭。因为物资征发过度，所以物价高涨，结果人口由七千万人减到五千五百万人。为了补充人力损失，除拥有特权的统治阶层以外，其余所有人民不分阶级都被迫变成政府的雇工，被束缚在他们的职业上。于是私有经济制度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在国有农场和工厂中工作的强迫劳动制度。

这个时代的一个附带现象就是封建经济的抬头。在三世纪时，又出现了一种“新富人”阶级，形成他们这个阶级的有军人、官吏、承包商、暴利者、投机者以及其他靠国家社会制度发财的人。等到他们的势力变得足够强大时，就敢于与政府为敌了。这些人舍弃了垂死的城市，住到乡间，在他们的田庄中称霸称王，于是这里变成了生产中心，而弱者也投奔他们以躲避政府的压迫。于是帝国初期的有产阶级城市文化一下子变为后期的封建农村文化。

公元三二四年，在戴克里先逝世继之以长期混战之后，君士坦丁大帝获得了最后胜利。（注：戴克里先拟定的继承制度实际上未能阻止内战发生）。他在位时期从三〇六年到三三七年。他选定拜占庭为首都，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因为首都移动，君士坦丁的铁腕稍有放松，帝国的东西分裂也就成为定局。此时，基督教也已获得巨大权力。早在公元三一一年，格勒利乌斯皇帝认清了对罗马的威胁主要是外来危险，而且对内在的基督教徒也感到无可奈何，于是承认基督教与其他天神崇拜处于平等地位。虽然君士坦丁本人直到垂死时才接受洗礼，

可是在他指导下，帝国教会的第一次大会已于三二五年在尼西亚召开。正如伯恩斯在《剑桥古代史》中所说：当他坐在这些基督教主教中时，他也凭着其个人力量展开了欧洲中世纪的序幕。

谢选骏指出：前期罗马帝国的头目，应该翻译成为“元首”，而不应该翻译成为“皇帝”——他更近似于共产党国家的“领袖”而不是“世袭君主”。当然，有的罗马元首是世袭的，就像有的共产党领袖也是世袭的；但是，他们远远不像真正的君主政体那样稳定，而更像希腊城邦的僭主制度那样动荡。可是糟糕的是，罗马虽然起源于一个城邦，现在却统治着一个超级帝国。这引起的混乱不言而喻，可与中国汉朝的相对稳定，形成鲜明的对比。

【第九章：亚德里亚堡会战】

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三三七年五月二十二日逝世，如同一支将要点完的蜡烛，帝国的火焰开始发蓝。他虽曾使帝国再度统一，可是他一死之后，帝国马上就陷于分裂。他有三个儿子：君士坦丁二世，君士坦斯和君士坦提乌斯，在他生前，他们都做过“凯撒”。于是开始鼎足三分：君士坦丁二世分得西班牙，两个高卢和不列颠；君士坦斯分得意大利、非洲、伊利库姆和色雷斯；君士坦提乌斯分得赫勒斯滂以南地区，亚洲和东方，包括本都和埃及。这样的分裂毫无疑问会引起内战，结果在三四〇年，君士坦丁二世在阿奎利亚附近被君士坦斯所杀；而君士坦斯在三五〇年又被叛将马格伦提乌斯的部下所杀。

此时，三三八年，君士坦提乌斯正与波斯国王萨波二世交战。在三四四年或三四八年，他赢得一次相当出色的胜利，在辛加纳尔击败了波斯的“驿站”骑兵。接着他就开始征讨马格伦提乌斯。三五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在潘诺尼亚境内的穆萨获得了决定性胜利。马格伦提乌斯逃往路格都伦，于三五三年自杀。从历史观点来看，这一战非常重要，因为遭受的损失是那样严重，要说罗马帝国在东方的防御力量因此大受影响似乎一点都不夸张。此外在战术上也有相当的重要性：君土坦提亚斯依照波斯模型建立了一支罗马重骑兵，兵器和装甲都模仿波斯人，而这却是他们在西方的第一次胜利。在这次会战中决定胜负的是骑兵冲锋，这也说明军团光荣时代已近尾声。

三五五年，君士坦提乌斯指定他的表兄尤里安为凯撒，派他去高卢驱逐日尔曼人——他们已经渡过莱茵河，占领了布拉班特和阿尔萨斯，正向高卢中心地区侵扰。尤里安在三五六年阻止了他们前进，次年在斯特拉斯堡击败了阿勒曼尼，不久即重建莱茵河疆界。

尤里安收复高卢之时，君士坦提乌斯也正在多瑙河上征剿科阿第族和萨马提亚人。接着在三五九年，君士坦提乌斯又去进攻萨波二世——此时他正在亚美尼亚境内围攻阿米达城。因为穆萨一战损失兵力太大，所以君士坦提乌斯感到兵力不足，命令尤里安将他的大部兵力送来增援。但他却没要尤里安本人同来，尤里安部下那些野蛮人部队认为这是一种侮辱，违背尤里安的个人意愿拥戴他为“尤里安·奥古斯都”。虽然如此，这位新皇帝延迟了很久才开始出发前往塞尔曼和奈苏斯，以阻止君士坦提乌斯西进。三六一年十一月三日，君士坦提乌斯在途中病死。

因为急于严惩萨波，尤里安于三六三年把司令部设在安提阿，前进到了幼发拉底河，在切希菲与萨波遭遇并将其击败。他实行追击，在进行了一段没有意义的行军后，最后还是被迫撤退，在撤退途中，于六月二十六日受了重伤，当夜殒命。于是御林军的一位将领约维安立即被拥立为帝。他和波斯人签订了一个可耻的和约，把戴克里先赢得的五个省份只保留一个，其余都还给波斯。七个月后他也死了。

下面一个皇帝是瓦伦提尼安一世，在位期间为三六四年到三七五年。他是一个潘诺尼亚制绳匠的儿子，曾指挥过不列颠军团，高卢战役中在尤里安帐下服务。他是个能干的军人，虽然他立即开始整饬多瑙河防务，可当他在三六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指派他的兄弟瓦伦斯做副皇帝时，却不知不觉打开了多瑙河的大门，让哥特人可以大举入侵。他死于三七五年，他的儿子格拉提安继位，只有十六岁，对那个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叔父根本不能发挥任何影响。

瓦伦斯在本章叙述的大悲剧中是主角，所以我们对他本身有作进一步认识之必要。史学家马斯利努斯是我们的可靠向导之一，形容瓦伦斯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皮肤黝黑，一个瞳孔有病，远看却看不出来；他衣着考究，身材中等，两膝内翻，肚子有点凸出。虽然马斯利努斯毫不犹豫的告诉我们，说他是残酷、粗暴、野蛮和缺乏气质，但也说他是个忠实可靠的朋友，对军民的纪律都十分注意。是非常公正的统治者，对贪官污吏更是嫉恶如仇。依照吉本的说法，他的最大弱点就是把犹豫拖延，模棱两可当成正确的谨慎看待。

对于哥特人的大举入侵，就靠这样一个人去抵挡。

哥特人的发源地，通常假设为斯堪地纳维亚地区，以后逐渐移到维斯杜拉河。从那里他们向南移动，到了多瑙河中部，再往东去，占领了夹在普鲁斯河与顿河间的地区。在这里，他们分为两个集团，占领该地区西部的被称为西哥特人，占领其东部的被称为东哥特人。

公元二三八年，这些半游牧民族在下摩西亚省——保加利亚北部——与罗马人发生了首次接触。接着在二五〇年爆发了第一次哥特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哥特人在国王尼瓦领导下包围了菲利波利斯城，赢得了一次巨大的会战，破坏了整个地区，据说一共屠杀了十万多人。以后在二五八年他们侵入了基尔卡西亚和格奥利加。四年后，他们又到了以弗所，把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狄安娜神庙也毁了。五年后他们又与赫路里人一起乘坐五百艘小船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占领了拜占庭，不仅使科林斯、斯巴达和阿耳戈斯饱受蹂躏，而且连雅典也包括在内。最后希腊人毁灭了他们的船只，才把他们向北驱逐出马其顿境外。但两年之后他们又卷土重来，人数更多，据说共有三十二万人。结果在奈苏斯进行了一场大战才阻止了他们前进，据说他们一共损失了三万人。以后因为被封锁在巴尔干山地中，难以忍受饥饿，才被迫向罗马皇帝克劳狄二世(二六八——二七〇年)投降，充当“同盟军”并放弃了达西亚，从二七〇年开始，他们与罗马建立了和平关系，相安无事有一百年之久。

瓦伦提尼安和瓦伦斯兄弟登极不久，这个长期的和平关系开始破裂。在阿斯特拉罕大草原上，由于未知原因，匈奴人大批向西移动。三七〇年，他们侵入阿兰斯人的领土——他们是半鞑靼人部落，住在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接着匈奴人打击了赫曼里克率领的东哥特人。有些哥特人被征服或投降，但其中有一部分却在酋长阿那修斯和萨弗拉克斯率领下向西逃避。接着阿萨那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也被赶过聂斯特河，退到普鲁斯河。不久连普鲁斯河也被迫放弃。另外有位信奉基督教的哥特酋长菲烈德根——他的领地很明显是在阿萨那里克以西——派人向瓦伦斯求救，希望允许他的族人渡过多瑙河并与罗马结盟。当时的史学家欧那波斯对多瑙河北岸的境况这样描写：

“成群的哥特人为了逃避匈奴人的怒火，都想渡过河来，适合从军的人数不在二十万以下。他们站在河边仰天惊呼，伸手求援，诚挚的要求准许他们渡河以躲避浩劫，并说为了报答恩典愿意永远效忠罗马帝国。”

瓦伦斯私下认识阿萨那里克。在三六五年，这位酋长曾率一万哥特兵帮助普罗科波斯伯爵造反。依照左斯姆斯记载，这位新登基的皇帝为削平这次叛乱曾表现出强大能力。他说：

“因为哥特人并不冒险进行正规作战，而只是埋伏在沼泽中进行狙击。瓦伦斯就命令正规部队都留在营地中，却集合所有随营的杂役和运输兵，告诉他们每斩获一颗哥特首级就可以领到定额奖金。这些人在重赏之下，纷纷到森林和沿泽中去搜寻，遇到哥特人就杀，将首级带回来领赏。用这种办法杀死了不少哥特人，剩余的哥特人只好求和，答应不再渡河犯边。”

经过这次胜利之后，瓦伦斯对哥特人开始存有藐视心理。在增强多瑙河要塞防线后，他就转回君士坦丁堡。不久又出发到叙利亚去与波斯作战。他始终把波斯人作为最危险的敌人，这是一个致命错误。

他到了安提阿才听说哥特人集结在多瑙河边要求渡河。根据马斯利努斯记载：他听到这个消息时，表情是欣慰多于惊惧。因为若能把他的部队和这支野蛮人的军队集合在一起，那么他就可以拥有一支天下无敌的强大陆军。尽管这样规模的野蛮部队涌入罗马境内是个明显的危险，可是准许他们入境也并非毫无理由。因为现在承平已久，罗马人民想当兵的简直太少了。何况，如果能有公正待遇，也没有确证说哥特人一定不会向皇帝效忠。

罗马人就向哥特人提出条件：要他们把所有尚未达到兵役年龄的男孩都交出来作人质，并且在未渡河前先把一切武器缴给鲁皮西努斯和马克西姆这两位罗马军官。但这些罗马官兵都已腐化荒淫到了极点，只要哥特人肯让他们的妻女和幼子供他们淫乐，也就暗中允许哥特人保留武器。此外，当哥特人渡过多瑙河之后，又受到许多虐待，饥饿和欺侮激起了怒火。此时又有大批东哥特人在阿那修斯和萨弗拉克斯率领下也到了河边，罗马人拒绝他们渡河，他们却暗中用木筏偷渡过来。对他们既无条件约束，就与菲烈德根缔结同盟，此时菲烈德根已经到了马塞诺普利斯。照马斯利努斯的记载，在那里他们又受到许多虐待，于是他们的怒火终成燎原之势，把整个罗马帝国都烧毁了。

鲁皮西努斯看到乱势已成，感到非常害怕，于是用计请菲烈德根和另外一位西哥特酋长阿拉维沃斯来赴宴。他想举杯为号以刺杀他们。宴会正进行时，哥特酋长带来的卫士在另一边受到突然袭击。一听到随从人员的喊叫，这两位酋长立即跳起来。阿拉维沃斯显然是当场被砍倒了，因为从此就不再听到他的名字。但菲烈德根却拔出佩剑冲出了房门，立即受到部下的山呼欢迎。他们骑上马逃走，并决定要为他们被害的伙伴报仇。

约丹内斯在《哥特史》中这样说：现在这些勇敢的人们就得到了一个他们早就希望的机会，宁可自由战死而不愿饿死。于是立即拿起武器去杀死这两位罗马将军。罗马军队在毫无准备之中被他们击溃，他们把罗马军团遗留的武器用来装备自己。从这天起，哥特人的饥饿和罗马人的安宁同时结束。哥特人不再是流离失所的难民，他们占领了所有北方地区，自立为王。

接着菲烈德根就向亚德里亚堡进发，在那里与苏里达斯和科利亚斯率领的另一批哥特人会合。他们开始围攻城市，但却徒劳无功，因为根本没有攻城器械。于是他们转向色雷斯境内，不分年龄性别，见人就杀，到处放火。婴儿从母亲胸前拉了出来加以屠杀，极尽残酷之能事。当叛乱的消息传到了瓦伦斯那里，他并不马上赶回君士坦丁堡，在与波斯人签订和约之后，他就集中了亚美尼亚境内的作战部队，交给普罗弗图努斯和图拉真指挥，立即开入色雷斯去平乱。这两位都是名将，而且也雄心勃勃，但对战争艺术却没什么研究。同时瓦伦斯也派人去通知他的侄子格拉提安皇帝，要求他出兵援助。这是三七六年年底的事情。

在继续讲述后面的事情以前，我们应该暂停一下，首先对双方的军事组织和战术略加分析：

奥古斯都建立的罗马国防制度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就是没有中央控制的总预备队。到三世纪末，才由戴克里先皇帝进行了部分改革。差不多经过三百年时间才开始这种改革，这个惊人事实足以证明军人们的头脑是何等保守——事实上永远如此——戴克里先的办法是创立一支常备野战军，叫作Comitatenses，由皇帝亲自指挥。在这支野战军中，步兵仍称“军团”，骑兵叫作“旗手”。整个组织与所谓边防军和驻屯军是完全分离的。除这些部队以外，戴克里先又创立了御林军以代替过去的近卫军。以后因为祸乱时常发生，所以新编成的部队也越来越多，主要为摩尔人、波斯人和日尔曼人的骑兵。他们代替了旧有的军团骑兵，虽然如此，罗马的战术思想仍然没有改变，还是把步兵作为决定性兵种。

戴克里先时代的陆军兵力到底多大已经不清楚了。据《剑桥中古史》大致计算，边防军共有步兵二十五万，骑兵十一万，野战军有步兵十五万，骑兵四万六千，总数已超过五十万人，这个数字似乎偏大。也许事实上没有这么多，因为戴克里先把本来大约相当于今天一个旅(四千到六千人)的军团缩减到相当于一个营(一千人)，他的骑兵团只保持五百人的定额。由此可知其兵力的增强，主要是依赖机动性的提高，而不是数量的增加。

对战术思想和部署，能发现的资料颇少。在三五一年穆萨之战中，骑兵似乎表现出他们才是决定性兵种，可是六年之后的斯特拉斯堡之战还是靠步兵决胜。不过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就是对防御的倚重日渐增加。也许是因为他们逐渐重视投掷兵器(弓弩，投石机和战争机器)而不愿进行白刃战的缘故。

到四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蛮族的掠劫又引发了新的战术问题，从上文引述的左斯姆斯的记载可以看出，当瓦伦斯的正规军无法解决难题时，只好临时用随营的杂牌人员拼凑成一种轻型步兵来独立作战，部分解决了这些问题。从马斯利努斯的记载中可知，普罗弗图努斯和图拉真从亚美尼亚领兵前往色雷斯时，也曾遭到同样的困难。他说当这两位将军一进入战场，就不断受到狙击和突袭，他们不知道把部队分成小型纵队，用游击战术来与敌人周旋，而始终保持着军团的组织。可是由于在高地和平原上到处都隐藏着敌人，所以不免惊慌失措，草木皆兵。

哥特人的优点不仅是数量众多和手段恐怖，而是因为在过去，他们中已有许多战士在罗马当过佣兵，所以他们现在使用的武器已经比塔西佗描写的他们祖先的情形进步得多。部队备有铁皮手盾、长矛、匕首和长剑。有些部落还使用锋利的战斧，这种武器颇为厉害，可以舞动也可以投掷，能够砍穿罗马人的甲胄与防盾。他们的战斗方法和匈奴人差不多，以后十五世纪的切斯卡人，十九世纪的布尔人也采取同样的办法。他们利用车辆构成“要塞”，用车辆构成防壁，有如城墙一样。以这个缓慢移动的要塞为基地，在预定信号下，许多小队出去抢杀，然后飞快的奔回“车城”。更重要的是：所有派出抢杀的人都骑马，由此可以证明哥特人实际上拥有相当强大的骑兵部队。他们的最大战术弱点就是无力攻下有城墙的城镇。菲烈德根自己也说他是与城墙讲和的，不仅因为他觉得这种攻击有失尊严，而且也因为他没有攻城纵队。进一步说，因为城市无法攻下，所以不能获得决定性胜利，所以双方也经常讲和了事——罗马人据守城内，野蛮人却统治乡村。

肃清罗多普地区和巴尔干之线之后，图拉真和普罗弗图努斯终于在一个叫作萨利西斯(意译为柳树)的地方与哥特人的大“车城”遭遇。经过一番混战之后，哥特人退入他们的车城内，罗马人感到无法攻击。接着罗马人想封锁他们，用饥饿逼迫他们出战。可是此时有坏消息传来，说又有另外一批野蛮人渡过了多瑙河。这个消息迫使当时的主将萨图尼努斯不能不放弃围攻哥特“车城”的企图。于是色雷斯再度受到蹂躏，菲烈德根更是获得了东哥特人、一些匈奴人和阿兰斯人的援助。到三七八年，所有游牧民族居然组成了一个大同盟。他们放弃了彼此冲突，联合起来在菲德列根指挥之下，准备与东部罗马一决胜负。

蛮族的联合，加上格拉提安战胜阿勒曼尼人的捷报，引起了瓦伦斯的妒忌和忧虑，于是把宫庭从安提阿迁回君士坦丁堡。他改派一位意大利将军塞巴斯提安努斯去接替图拉真。同时为了安抚军心，他也分发犒赏和额外的口粮，并时加“温谕”。

新总司令是一位能干的将军，如左斯姆斯所说，他看到官兵惰气已深，除了逃走享乐以外简直一事无成。他就从他们这些人中，只挑选出两千精兵，因为他深知一群乌合之众根本无法指挥，而这样少数的部队却比较容易恢复战斗效率。他把他们训练完之后，就率领他们出发，据守亚德里亚堡城。他乘着黑夜从那里秘密出击。在马里撒河边击溃了一支强大的哥特部队，菲烈德根马上感到惊恐，召回了他的劫掠部队，退到开阔地上，因为在这种地区他们不至于缺乏粮食供应，同时不用担心秘密狙击。

这一次成功加上夸大性的捷报使瓦伦斯大为兴奋，决定御驾亲征，他率领一支毫无训练的大军到了亚德里亚堡城边。塞巴斯提安努斯听说之后就派人要求皇帝停在原地，不要再前进，因为他知道这些乌合之众是不能作战的。同时，他也主张要用持久战消耗敌人的锐气，只要坚壁清野，就可以使他们面临饥饿威胁，那么他们不是自动向罗马人投降，就只好离开罗马领土，改向匈奴投降。可是他最近的胜利已经引起宫庭宠幸们的妒嫉，还有那些丧失指挥权的军人也一样，他们都劝皇帝不要听他的话，而是立即发动攻击。（注：此时格拉提安的援军也正在行军途中。他的代表劝瓦伦斯等援军到达后再进攻。可是瓦伦斯却不希望格拉提安分享他的胜利而加以拒绝。）

菲烈德根也许害怕进行正规会战，或是想拖延时间以集中兵力，就派代表来见罗马皇帝，提出要求说只要把色雷斯赏给他，他就与罗马缔结永久性和约。瓦伦斯根本不予考虑，他把行李车辆停在亚德里亚堡城墙下，于三七八年八月九日向前进攻，他前进了大约八哩远，在快到正午时看到了哥特人的“车城”。

这天天气很热，大家都汗如雨下，根据马斯利努斯的不完全记载，这些罗马兵早已筋疲力尽，蹒跚而行。右翼的骑兵领先，接着就是大量步兵，最后是左翼的骑兵。很明显，为了掩护步兵布阵，瓦伦斯首先展开其右翼骑兵。如果菲烈德根有所准备，那么这正是最好的攻击机会；但他并未准备就绪，因为他的骑兵主力——阿那修斯和萨弗拉克斯率领的东哥特人——搜寻粮草尚未回来。为等候他们回来，菲烈德根就采取了两个步骤：(一)用老办法再派代表去向瓦伦斯求和；(二)用柴草在田地中纵火焚烧，以阻碍罗马人展开。无论如何，我们至少知道罗马军的人畜都已饥渴不堪。很不幸，瓦伦斯进入了这个陷阱，事实上当时的条件也迫使他的非进入不可。从战术上来看，要攻击这个“车城”实非易事，不仅是从“车城”里会飞出无数矢石，而且这种作战势必要使步兵拆散其坚固战线，而一旦战线拆开，在混乱中即将听任哥特骑兵砍杀。此外，索佐曼也说，这个“车城”位于极为有利的地形上，也就是说它位于小山或丘陵上。所以当对方的代表来到后，瓦伦斯这次却不完全拒绝。可以假设他并非彻头彻尾的傻瓜，为了获得时间以完成部署起见，他假装发怒，说来者官阶太低，如果菲烈德根真心求和，就应该派高级人员前来。

这时突然有意外事件发生，正合哥特酋长的心愿。当瓦伦斯的使臣出发前往对方谈判途中，快走进车城时，他身边那些毫无纪律的护卫弓箭手却突然向对方“开火”，于是他们立即退回，战端也就开启。对瓦伦斯而言，最不幸的是东哥特骑兵还有一营阿兰斯人也恰好在这时赶到，他们被罗马人的行动激怒，又看到下面平原上罗马军队的布阵尚未完成，这些阿兰斯骑兵马上有如闪电一样从山上冲下来。接着罗马右翼的骑兵就与东哥特骑兵正式交战，时进时退，但终于被击败。此时罗马左翼的骑兵就冲向“车城”，若有支援，也许他们还能继续挺进，但右翼已败退，于是优势敌人压迫在他们身上，接着也全部崩溃了。

罗马骑兵现在已完全被赶出战场，所以步兵也就孤立无援。很明显他们还在那里布阵，所以当哥特骑兵冲向他们时，还是乱成一团，有些人连刀剑都无法拔出来。地面上掀起尘雾，使人无法看见天色，到处只听到可怕的喊杀声。四面八方都有箭射来，他们应声而倒，因为根本看不见，也无法抵抗。

现在菲烈德根也从车城中放出他的步兵，人马践踏之下，罗马人几乎无法后退。而且他们又挤得那样紧，所以也无法突围。于是会战变成了可怕的屠杀。最后杀得血流成河，尸骨如山，这些野蛮人踩踏在死人堆中，毫不动容。

当步兵主力完全垮掉之后，瓦伦斯退到预备队那里，开始他们还能勉强守住，可是等优势敌人冲来之后，他们也只好四处溃散。夜幕将垂时，瓦伦斯混在一般士兵之中，已经受了重伤。他是怎么死的，至今无法确定，不过最可能是这样：他被抬入附近一家农舍，这座房屋却建筑得很坚固，当保卫皇帝的卫士拒绝投降时，哥特人并不知道里面躲的是皇帝，就纵火焚烧，只有一人跳窗逃走，其余都被烧死。

除皇帝本人以外，还有许多显要也都一同殉难，其中有图拉真、塞巴斯提安努斯、三十五个护民官、许多营长、骑兵司令、宫庭大臣和一位前任总司令。全军损失三分之二，大约四万人之多。

在罗马历史上，过去也曾几度遭遇类似的惨败，但从来没有一次具有如此决定性；因为亚德里亚堡会战和高加米拉会战一样，是一次划时代的会战，不仅仅是“坎尼第二”而已。马丁·班格教授在《剑桥中古史》上说：

“帝国的基础已经动摇，所有罗马人都忧惧不堪。在野蛮人铁骑的尘雾中，罗马帝国的权力和光荣都已黯然失色。罗马人和条顿人的斗争已经延续了五个世纪之久，现在快要结束了。亚德里亚堡之战就是这个伟大剧本的最后一幕，其后果为历史上所仅见。”

这次伟大会战明白指出：(一)在“震荡”性的战争中，勇气还是第一必要条件，除非发现新的精神刺激方法，否则回到野蛮人的勇气似乎无可避免。(二)古老的“方阵”和“军团”等战术已经丧失活力。所以必须要有新技术来代替。这在战争艺术中引起了新的循环。在此以前，步兵通常总是决定性兵种，当他们倚赖“冲突”性的武器时，只要他们能够维持完整秩序就不必害怕骑兵。但是因为投射兵器的使用机会增多，所以步兵的行列又无法避免疏开和混乱。过去的“盾墙”开始变成“火线”。但因为弓弩手和投石兵很难和盾的使用相配合，而且这些兵器的射程又有限，此外在潮湿天气中他们几乎完全丧失作用，所以骑兵冲锋的机会又逐渐增多。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如何把投射兵器的威力与对骑兵的防御融合起来。十七世纪末发明了枪上装刺刀的办法才算解决了一部分。直到十九世纪初雷管发明之后，火器可以不分晴雨发射，这个问题才完全解决。

为了说明这场会战的后果，我们应将以后三十年的大事简略介绍一下。在这次大屠杀结束之后，哥特人立即进到亚德里亚堡城边围攻城市。但他们的骑兵到这时就毫无用处了。城头上向他们投射矢石，因为他们的人数如此众多，所以即使任意射击都不会射不中目标。所以他们放弃围城，进到普林图斯，不久又围攻君士坦丁堡。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攻入东罗马首都，所以他们只好在色雷斯、摩西亚和伊利库姆境内到处窜扰，所过为墟，最后终于停在尤利安·阿尔卑斯山脚下。以后情形如何即不可考——没有其他战争纪录。菲烈德根死于三八〇年，阿萨那里克也在次年死去，以后罗马皇帝狄奥多修斯(公元三七八——三九五年)允许把已经残破的色雷斯地区让给哥特人居住，条件是他们为帝国陆军补充兵源。

一切似乎平安无事，直到三九〇年，西哥特又出一个阿拉里克，他是个不过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王子，突然破坏了和平关系。他的叛乱时间很短促，因为在三九五年以前，并无其他祸乱。这一年狄奥多修斯死了，于是发生了全面叛乱，这倒不是一般哥特人造成的，而是罗马陆军中的哥特军人发动，现在几乎官兵都由他们来充当。阿拉里克沿着马其顿和色萨利海岸前进，进入波提亚和阿提卡，攻占了比雷埃夫斯，迫使雅典投降。再象狂潮一样冲入科林斯，阿耳戈斯和斯巴达。所以在四世纪末，东帝国已经完全残破，并与西帝国完全分离。

到新世纪开始时，西方也开始遭受东方已经遭受过的浩劫。四〇一年，阿拉里克离开伊庇鲁斯，到了阿奎利亚，西罗马皇帝洪诺留(公元三九五——四二三年)派遣斯提里科去击退他们。（注：斯提里科是一位汪达尔军官的儿子，在洪诺留之下，是西罗马的真正统治者。）阿拉里克被迫放弃对米兰的围攻，于四〇二年四月六日被诱在波伦提亚接受会战。会战并无决定性，阿拉里克未受重大损失，安然退去。

四〇五年，另一位入侵者拉达吉亚索斯又率领由东哥特人、汪达尔人、阿兰斯人和科阿第人组成的巨大部队向西罗马进攻。在罗马的敌人中，他是最野蛮的一个。但是斯提里科却用巧妙手段将他们迅速击败。他把他们围困在亚平宁山谷中，活活饿死了不少。次年，汪达尔人又在美因兹渡过莱茵河，通过高卢，占领了特雷弗、雷姆斯、托尔内，阿腊斯、亚眠、巴黎、奥尔良、图尔、波尔多和图卢兹等地。但他们却无法冲过比里牛斯山中的隘路。同时，阿勒曼尼人也征服了渥姆斯，施派尔和斯特拉斯堡，而不列颠也发生了革命。在全国性的骚动环境中，当时也许只有一个人能够挽救西帝国的命运，他就是斯提里科。可是他在四〇八年八月二十三日被洪诺留处死。左斯姆斯说：此人在当时的诸多统治者中也许是最善良的一个。

于是阿拉里克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前往阿奎利亚，推进到克雷莫拉，在当夜渡过波河。经过拉韦讷——现在是洪诺留的驻地——向罗马进逼。他封锁了台伯河，切断了非洲粮食的供应。最后，罗马元老院用贿赂收买他们退兵。共花了五千磅黄金，三万磅白银，四千件丝质衣料，三千张牛皮和三千磅胡椒粉。这才结束了哥特人对罗马的围攻。这次围攻没有流血，没有交战。阿拉里克只用饥饿就获得了胜利。

两年后他再次围攻罗马城，不久退走，后来进行了第三次围攻。这次又发生了可怕的饥馑，到四一〇年八月二十四日，距戴克里先浴场半哩的萨拉里安城门被内奸打开，罗马城才受到洗劫。阿罗苏斯用下面的简单语句对此加以叙述：阿拉里克在发抖的罗马城前出现，包围了该城，造成了混乱，并攻破该城。于是亚历山大的梦想终于在黑暗时代的微光中黯然消逝。

当时破城的情形少有详细记录，大家只知道他入城之前曾下令不准损伤一切基督教建筑，凡在圣彼德和圣保罗教堂避难的人也不准伤害。这些命令似乎得以认真执行。此时圣杰洛姆正在伯利恒监狱中，听到从西方传来的可怕消息后说：“我简直忘记自己的姓名了。”圣奥古斯丁正在努米底亚的希波城中，坏消息刺激他开始写作他最伟大的著作，因为他在《改变》一书中说：“此时，罗马正受到哥特人入侵，在他们的国王阿拉里克指挥下，正在遭受可怕的屠杀……我受到神的感召，决心为这座‘神城’写一本书。

谢选骏指出：事实证明，信奉基督教的蛮族，比不信基督教的罗马人，文明得多。但是奥古斯丁不能理解上帝的神秘计划，因为他不幸只是一个罗马帝国主义者。他的“上帝之城”是伪劣产品。详见我的有关论述。

【大事记(九)：民族大迁移】

民族大迁移或是日尔曼人所说的“Volker wanderang”，在我们看来应以三七六年哥特人渡过多瑙河为起点。其起因又是匈奴人从伏尔加地区西进。但第二批条顿人在四〇六年渡过莱茵河的行动是不是也由匈奴人造成，这一点虽不确定却也极有可能。也许即使与他们无关，可是这一行动还是无可避免，因为从塔西佗时代起，日尔曼人不仅数量增加，而且许多小族逐渐融合成了大族。此外如巴尔克爵士所说：罗马人口已经一个世纪比一个世纪减少，许多土地都无人耕种。所以自然本身已经创造了这样一个真空，对日尔曼人产生了无法避免的吸引力。所以一旦大坝破裂，洪流当然就会顺势冲来。而且，这些入侵者进入罗马境内时并非以敌人的姿态出现，而是名义上的“同盟军”，帮助帝国防御他们的同类入侵。一旦入伍之后就取得了留居帝国的合法权力。其次他们在获得了武器装备后，就获得了选举自己的傀儡皇帝的权力，最后也能够建立自己的王国。在这一百年的大迁移时代中(三七六——四七六)，西帝国逐渐演变成几个王国。为什么东帝国没有出现同样的变化呢？原因在于东帝国的皇帝们发现了勇敢善战的伊索里亚人，用他们代替了过去的野蛮人辅助队。这一民族住在塔鲁斯以北，夹在比斯第亚和西里西亚之间的地区。依赖他们的力量，东帝国在西帝国灭亡之后继续生存了好几个世纪。

四〇七年，不列颠境内一个普通军人君士坦丁被拥立为帝，并渡海到了高卢境内。两年后，他派驻西班牙的将领格隆提乌斯背叛了他，为增强自己的实力，格隆提乌斯主动要求汪达尔人及其同盟者越过比里牛斯山脉进入西班牙境内。他们进入西班牙不久，又有另一批野蛮人，包括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和勃艮第人，也占领了莱茵河以西地区。法兰克人又分为两个集团：萨连人占领了舍尔德河和默兹河之间地区；利普里安人则占领了摩泽尔河和莱茵河之间地区。

在这第三波侵袭中，罗马的新统帅君士坦提乌斯进入高卢以保护洪诺留的“天下”。四一一年，他击败了君士坦丁和格隆提乌斯，然后转而清剿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和勃艮第人——他们已在高卢境内拥立了一个傀儡皇帝约维努斯，使他们在高卢的地位具有合法性。可是正当君士坦提乌斯展开工作时，突然听说阿道夫在四一〇年继承了阿拉里克并已从意大利进入高卢，俘虏了皇帝洪诺留的妹妹普拉西狄娅。君士坦提乌斯早想与她结婚以取得帝位的合法继承权(洪诺留无子)，所以“冲冠一怒”，立即追击阿道夫。阿道夫此时已攻占图卢兹和纳博讷。他没能攻下马赛，守城者的卜尼法斯——即未来的非洲伯爵。于是阿道夫退走，于四一四年与普拉西狄娅结婚。为了报复，君士坦提乌斯用舰队封锁高卢的港口，切断其来自非洲的补给，以此迫使阿道夫屈服。为了避免饥饿，阿道夫逃入西班牙，在巴塞罗那与普拉西狄娅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迪奥多希。这孩子不久死去，四一五年，阿道夫本人也被刺身亡，继承者是另一位酋长瓦利亚。

为了能够吃饱肚子，瓦利亚决心渡海进入非洲，可是他的舰队刚一出海就被风暴摧毁，他的部下忍受不了饥饿，到四一六年，终于被迫向君士坦提乌斯求和。双方同意的条件为：用六十万“单位”谷物换回普拉西狄娅，此外他们成了罗马的同盟国，并负责肃清西班牙境内的汪达尔人、阿兰斯人和苏维人。

四一七年，君士坦提乌斯总算达到他的目的，违背了她的本意，强迫普拉西狄娅嫁给他，并也获得“奥古斯都”的尊号。她生了两个孩子洪诺留和瓦伦提尼安。此时，瓦利亚已经击败汪达尔人及其同盟者，将他们赶到西班牙的西北角，即今日的加里西亚地区。由于这个原因，罗马政府允许他移驻阿奎坦尼亚境内并占有图卢兹。这是帝国政府第一次自愿允许一个条顿民族在帝国境内由他们自己的国王统率并建立居留地。

四二一年，君士坦提乌斯逝世，由卡斯提努斯继任统帅。不久，洪诺留又与普拉西狄娅翻脸，于是意大利境内出现了两个党派：一个以卜尼法斯为领袖，拥护普拉西狄娅和野蛮人；另一个以卡斯提努斯为领袖，拥护洪诺留和罗马人。

在这一年或下一年，于四—八年继承瓦利亚的迪奥多里希一世，遵照他与君士坦提乌斯签订的协定，派一支军队加入罗马军，由卡斯提努斯率领与汪达尔人作战。但是会战之中他们突然倒戈，打击在罗马人背上，将他们击溃。差不多与此同时，卜尼法斯也在非洲叛乱，迫使洪诺留、普拉西狄娅和她的两个儿子一起流亡到君士坦丁堡，暂时寄住在迪奥多希二世(四〇八——四五〇年)的宫中。四二三年，洪诺留死在君士坦丁堡。因为儿子只有四岁，所以普拉西狄娅成为事实上的摄政，她于四二四年回到意大利。第二年，她的儿子被拥立为帝，就是瓦伦提尼安三世(公元四二五——四五五年)。

洪诺留之死引出一个新人物，就是埃提乌斯，以后三十年中他成为一个主要支配者。他是来自斯里斯特里亚的罗马人，大约出生于三九〇年。他曾一度在阿拉里克的部落中做人质，又曾在匈奴的部落中做人质。自从四二三年以来，匈奴人已经构成了罗马陆军的主体，因为日尔曼人现在已不易招募。瓦伦提尼安继位之后，埃提乌斯升任为伯爵并获得了高卢的指挥权。四二五年，迪奥多里希包围罗讷河谷中的主要城市阿勒斯时，埃提乌斯领兵援救。他强迫敌人解围并与他签订和约，条件是允许他们在原先指定给瓦利亚的省份中保有完全自主权。

三年后，汪达尔人开始从西班牙向非洲移动，其直接起因是摩尔人的叛变。领导汪达尔人的是盖塞里克，大约出生于四〇〇年，是民族大迁移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四二九年五月，其主力约八万人，从尤利亚·塔杜克塔——即今之塔里法——渡海，在他们的漫游中找到了最后归宿。

因为这个新的入侵威胁到意大利的主要粮食供应来源，所以罗马立即与卜尼法斯伯爵讲和，希望他能击败汪达尔人。虽然卜尼法斯努力作战，最终仍被汪达尔人击败，到四三七年，希波也被攻占。累败之余，普拉西狄娅把卜尼法斯召回意大利以对抗埃提乌斯的势力。此时，埃提乌斯已从法兰克人手中收回了高卢，正想步凯撒的后尘，变成西方的领导人物。

于是二者间立即展开斗争，结果埃提乌斯在现在西帝国首都拉韦讷附近被击败。他逃到他的老友匈奴人的地区，受到匈奴王鲁阿——亦称鲁吉拉——的优待。卜尼法斯在获胜之后不久也死了，由他女婿塞巴斯蒂安继位。

四三三年，埃提乌斯率领一支匈奴军回来，强迫普拉西狄娅罢免塞巴斯蒂安，并任命他为“副执政”，这个头衔是君士坦丁大帝首创的。（注：“副执政”的位置原仅次于皇帝和执政。以后更具有“皇帝之父”或“国父”的意义。）从此以后直到他在四五四年逝世，西帝国都在他一人统治之下。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与汪达尔人讲和，将毛里塔尼亚和努米底亚的一部分割让给盖塞里克。第二个行动是进攻勃艮第人，他们现在正在侵扰美因茨和特雷弗附近地区。第三个行动是在许多地区镇压了农民和奴隶的叛乱，击退了攻击纳博讷的西哥特人。这三个行动他都获得成功，在四四二年结束了战争，与哥特人签订了和约，并在奥尔良附近建立了阿兰斯人的殖民地，以保护卢瓦河谷不受他们侵扰。

尽管签订了和约，可是汪达尔人却并不遵守，仍继续在西地中海和中地中海进行海盗式作战。四三九年十月十九日，他们突然攻占了迦太基，并立即以此作为他们的主要海军基地。四四〇年，他们又侵袭西西里，东罗马皇帝迪奥多希派一支舰队去抵御。盖塞里克是当时杰出的外交家之一，不愿在侵犯西帝国时又把东帝国牵涉在内。因为现在他很有钱，就设法收买多瑙河上的匈奴人，让他们攻击东帝国。北面感到威胁之后，迪奥多希马上召回他的舰队。这时西帝国的情况是这样的：

高卢虽已收复，但到处都充斥着野蛮人的居留地：北方为法兰克人；西南方为西哥特人，萨伏依为勃艮第人，上莱茵地区为阿勒曼尼人；瓦伦斯和奥尔良为阿兰斯人；西北方为不列颠人。非洲已经完全丧失，而且从四〇六年和四〇七年蛮族大批渡过莱茵河之后，不列颠与帝国之间事实上早已断绝关系。最后在西班牙境内，苏维人也找到了领袖，就是一位叫理查的酋长。他在四三九年攻下梅里达，四四一年又攻下塞维利亚。接着征服巴埃蒂卡和卡塔赫纳等省区。罗马人在西班牙留下来的只有东北一隅，即今之加泰罗尼亚。在这许多损失之外，伊利库姆地区也有一部分割让给东帝国，一部分被匈奴人所占领。

谢选骏指出：民族大迁移或是日尔曼人所说的“Volker wanderang”，可能是在蒙古人西征以前一千年发生的“全球现象”——起因就是中国汉朝所驱逐的匈奴持续西进，横扫了整个亚欧大陆。而三七六年哥特人渡过多瑙河，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小插曲——“其起因又是匈奴人从伏尔加地区西进。但第二批条顿人在四〇六年渡过莱茵河的行动是不是也由匈奴人造成，这一点虽不确定却也极有可能。”由此可见，斯宾格勒与汤因比等人所鼓吹的“文化形态学”或“历史形态学”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他们忽略了各个文明之间的互相关系及其互动。这也许不能责怪他们，毕竟他们比此前的国家史与民族史的单独研究，大有进展了。但是这并不足够，还需要继续前进，向着全球史的方向——结合对于宇宙天象和全球气候的综合研究，全方位地观察各个文明之间的互动及其盛衰兴亡。

【第十章：沙隆会战】

约四四〇年与盖塞里克谈判的匈奴人，是属于图兰尼亚族的游牧民族。他们与罗马和日尔曼人的冲突代表了“车骑”民族与城市居民间的战争。单以战争而论，几乎总是匈奴人占上风，但最后他们还是被压倒，不是因为他们打不过西方人，而是由于缺少文明。他们的历史至少有一方面与喜克索斯人相似，因为这两次入侵获得初期胜利的主要因素就是野蛮人的马匹。以后各世纪中，阿拉伯人、塞尔柱人和蒙古人的胜利也完全基于同一因素。

匈奴人的祖先和发源地到现在仍不可考。十八世纪中叶，法国汉学家戴吉涅认定他们就是中国古代史上记载的“匈奴”。他们在全盛时期居住在阿尔泰山，昆仑山和大青山之间地区。为阻止他们进犯，秦始皇曾在公元前二五八年修筑万里长城。不过这些与本书内容无关。本章要研究的是他们对西方历史的影响。此外，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他们向西移动侵入阿兰斯人的领域，造成三七六年哥特人对罗马进犯，还是无法考证。有人认为主要是因为中亚细亚的气候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世纪中突然变得干燥，而到公元五〇〇年达到顶点。另外有人认为是因为游牧性的入侵者破坏灌溉水道所致。正如派希克所说：为使一片水草农田不敢不向他们纳贡，他们只要攻占主要水道就可以了。这些游牧民族又常常盲目抢劫和毁灭一切。一次侵扰就可以使数百个水草农田化为灰烬和沙漠。进一步说，游牧民族不仅使中亚细亚的无数城市和乡村变成废墟，更使草原本身变成了沙地，为了取火而滥伐树木，终于使流沙扩大范围，从后代游牧民族的行为来观察，则第二个理由似乎更有可能。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中也表达了同样看法。当谈到蒙古人的凶残时，他说：从里海到印度河，他们造成宽达数百哩的废墟地带，这都是人类几个世纪努力经营的成果，也许五个世纪时间都不足以恢复这四年的损失。以后当匈奴人与拉丁文明接触之后，因为他们不能给予任何东西而只能吸收拉丁文明，为了生存起见终于被拉丁化。若非如此，则罗马帝国早已变成第二个“呼罗珊”了。

和所有“车骑”民族一样，匈奴人到处漫游，所以他们根本无文明可言。许多世代他们都是带着牲口——牛、马、羊等——在西伯利亚中部和南部草原逐水草而居。他们是那样原始，以至于连纺织工艺都没有，只好穿着羊皮。瓦伦斯皇帝时代的史学家阿米阿努斯这样描写他们：

“他们都有强壮的肢体，头颈粗壮，样子很难看，简直如同野兽一般。因为从小就习惯在山林中生活，所以极能忍受寒冷和饥渴。他们穿的是麻布或是兽皮。他们从不步战，好象粘在马上一样，他们的马很丑，但也很能吃苦。他们从无固定住所、法律和安定的生活方式。他们象难民一样到处流浪，夜间就住在大车里面。他们不守信用，绝不可靠，见异思迁，容易冲动。有如没有理智的野兽，对是非毫无分辨能力。”

如同所有真正的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绝对不知道农业，所以上面说的麻布衣服也和其他许多东西一样，可能都是用易货方式换来的。在他们本族内，可能实际上完全没有商业关系，因为生活水准是那样低，所以几乎家家都可以自给自足。他们的对外贸易是用马匹、肉类、皮毛和奴隶跟他们所接触的定居农业民族交换武器，粮食和制成品。

为了生存起见，很明显，他们不可能以“大群”来流动。因为他们要靠牲畜维持生活，而牲畜却需要广阔的牧地。很可能也和其他游牧民族一样，他们分成许多小群，每群五十人到一百人，中间相距很远，各群可以自由交换牧地。他们的社会是共产型的，虽然每群都有世袭领袖，称为“要人”，但全族却无国王。过去史学家常把他们的数量估计得太高，毫无疑问是因为他们迁移太快，而且极为凶残，使欧洲人非常害怕的缘故。依照约丹尼斯在《哥特史》上的记载：哥特人认为匈奴人是魔鬼的后代，没有人性，而且也没有文字。（注：约丹尼斯写这段历史时，已经是一百年以后，所以他的记载有许多只能当小说看。）

他又说：“因为他们的相貌太可怕，所以使人望而生畏，在战争中使人闻风丧胆。他们的个性较野蛮，对刚出生的孩子都能虐待。因为他们的每个男子都要在脸上砍一刀，要他在吃奶之前就学会忍受创伤。所以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有疤痕，青年人不英俊，老年人也不长胡须。他们身体短小，行动敏捷，善于骑射。虽然他们外形象人，而其残酷则恰如野兽。”

他们首次出现之后已经经过了两代人，虽然他们的恐怖仍继续使罗马人感到恐怖，但因为他们可以轻松地从他们的邻居那里获得“岁币”，所以他们就安居在多瑙河地区，于是其社会秩序也就迅速发生改变。大约在四三〇年时，他们已经不再保持只有家族的无政府状态，形成了一个联邦，而以鲁阿为独一统治者。他是埃提乌斯的好友和保护者，而他也有足够力量迫使东罗马皇帝迪奥多希每年赠与他“岁币”三百五十磅黄金。当他在四三三年逝世时，继承他的是两个侄子阿提拉和布勒达。布勒达于四四五年被他哥哥谋杀，结果就只剩下阿提拉。约丹尼斯和普里斯库斯（注：普里斯库斯为东罗马皇帝所派的大使，曾于四四九年谒见阿提拉。）说他身材短小，眼小睛圆，鼻头扁平，肤色黝黑。他的脑袋很大，胡须稀少，头发早已花白。他的个性贪鄙、自负、迷信、狡猾、粗暴、凶残。但是他的生活却十分简单。据普里斯库斯说：当客人用金银杯喝酒时，他所用的却是木杯。他的衣服与其他的野蛮人一样的颜色，毫无花饰。他的刀剑、靴带和马缰上也没有黄金和宝石饰物。

阿提拉对他继承的联邦具有绝对统治权，虽然他走到人民中间，到处受到欢呼，可他们实际上只是敬畏而非悦服，因为大家都在他的恐怖威胁之下。汤普森在《阿提拉传》上说：他比任何前任统治者都更能认识到，如果所有部落能在一个毫无问题且具有绝对权威的领袖下联合起来，那么匈奴人就能拥有史无前例的能力来榨取中欧其他民族。他并不依赖分裂独立的酋长制，而把他的权力基础建立在自己的臣仆身上。他们都向他个人绝对效忠，不受部落关系限制。

四九九年迪奥多希派普里斯库斯率领其著名的使节团去谒见阿提拉时，匈奴人已不再是纯粹的游牧民族，而变成一种“强盗组成的寄生社会”。他已不想再饲养牲畜，学会了更有利的生意，就是饲养人类。他们中似乎已有很尖锐的贫富差异，虽然或许并无阶级差异。只要阿提拉能够为他的人民提供生活必需品和少数奢侈品，这个社会组织就可以永远维持下去。从普里斯库斯的描写上也可看出这些变化，他说：阿提拉已不再住在帐幕和车里，而是住在一个相当大的木质房屋内，外面还围着栅栏。他就在这所房子里接见罗马大使，称他为“无耻的野兽”。此外普里斯库斯又说阿提拉与他女儿埃丝加结婚，这是他们的法律允许的。当罗马使臣进入馆舍时，布勒达的一个妻子又送来营养品和美丽的女人，这对匈奴人而言也是接待贵宾的礼节。事实上匈奴人的风俗与今天中亚某些地区还是差不多。

作为军人而言，阿提拉不过是个“大盗”而已。霍希金说他虽与文明和人性作战，但却不与宗教作战，因为他还不会憎恨宗教。他一点创造性的天才都没有，虽然事实上普里斯库斯说他自认为是应该统治全世界的“真命天子”。他的帝国也只有模糊不清的疆界。其中心牧场似乎包括现在的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等地，其余地区则自高卢向东延展直到遥远无边的地方。

虽然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已经原始到极点，但比起乡村或城市居民，他们却具有一些军事性优点，使他们特别适于作战。敏斯在论文中说过：他们的生活劳苦而危险，需要技巧，勇气和耐力，但他们却不愿做耕田种地这种连续性苦工。他们惯于改变环境，过惯了海阔天空的生活，具有自由感。他们的领袖对大批人员运输和管理富有经验。整个民族就是现成的军队，易于集中，自给自足，能进行突袭和远征。在草原上，游牧民族随时都在备战中，为扩张牧场或保护牧场，经常有与其他部落火并的可能。但是无论攻守，这种部落都必须要有良好的领导，领袖也一定要有绝对权威。

匈奴人之所以所向无敌，并非由于他们具有数量优势，而是因为他们具有高度机动能力。他们分成由马弓手所组成的小队，能迅速集中在任何指定地点，然后迅速的散开，再集中到另外一个地点。虽然最初出现时，他们的小马不如罗马的战马，但不久他们也获得了罗马的战马，于是这个弱点迅速消灭了。

奔赴战场的路上，这些骑兵小队以宽广正面前进，后面跟着家属和车辆。这些车辆就是活动要塞，可以迅速构成“车城”。虽然骑兵异常机动，可是车辆纵队只能慢慢运动，尤其在西欧的丘陵和森林中，常会完全不能行动。所以战斗部队常常与基地隔得很远。在这种情形下，骑兵就必须不断活动以维持生活，又因为运动依赖粮草，所以骑兵必须分为小群，而且在冬季总是尽量避免战斗。因此“聪明人利奥”皇帝才拟定一条作战规律：对西徐亚人和匈奴人必须在二三月间加以攻击，因为冬季的艰苦生活使他们的马匹体力减弱。

为了解决口粮困难，匈奴人也和十二、三世纪的蒙古人一样，靠马维持生活。马可·波罗说在成吉斯汗的陆军中，每名蒙古兵携带十八匹马(雌雄均有)，所以可以用马乳和马血作为食品和饮料。他们的马匹不仅是为了调换坐骑，而且也是一种自动补充的罐头食品。（注：主要食品为乳制品，而不是鲜乳。现在市面流行的“乳冻”就是他们发明的。）所以这种情形与劳伦斯对阿拉伯作战的评述颇多相似之处：我们的王牌就是速度和时间，而不是打击力。若有“自动牛肉”发明，就比火药的发明对我们更有利。因为它能增强战略力量而非战术力量。

这种自动补给基地就发展出一种旋风战略。他们作战时如同旋风般吹来，马上就退走了。整个地区都变成废墟，全部人口都被杀尽，不仅是为了造成恐怖气氛，而且也为了方便撤退，以免受到敌人追击。他们的战术可定义为“权威之下的凶残。”主要因素为勇敢、突袭、闪避、狡猾和机动，而不是计划、方法、操练和纪律。匈奴人的格言也和土耳其人一样：尝试两次，第三次转身就跑。就象提里说的：野蛮民族和我们不同，并不把逃跑看成不光荣的事，把战利品看得比荣誉更值钱，仅仅在有成功把握时才作战。一旦发现敌人实力强大有备就马上退回，等发现好机会后再来攻击。他们的主要武器是弓，因为草原上没有树木，所以主要是角质弓和骨质箭头，其最大价值是射击时无声。但在近战时他们也倚赖刀剑。他们置生死于度外，当敌人逃避刀伤时，他们就把套索抛向敌人身上，把敌人的肢体绑住，使他们丧失骑马走路的能力。

他们在战术上的最大弱点就是在任何地区都无法停留太久，因为草料很快就被吃完。此外，他们也无法攻克要塞和有墙城市，所以他们无法永久占领任何地区。四四三年，在西斯托瓦以南二十哩的阿色莫斯，阿提拉很容易就被阻住，当他向邻近地区劫掠时，要塞中的突击部队又可以攻击他的背部。简而言之，匈奴人的战斗方法在亚洲草原虽然非常有效，但在文明程度较高和地形较困难的欧洲，最后还是失败了。

匈奴人第一次大举进犯是在三九五年。他们渡过冰冻的多瑙河，首先蹂躏了达尔马提亚和色雷斯，但他们带来的最大毁灭却发生在更遥远的东方。他们通过高加索隘路冲入亚美尼亚，使卡帕多西亚、叙利亚和西西里亚的一部分都成为废墟，然后围攻安提阿，哈耶斯，塞都，奥龙特斯和幼发拉底斯等许多其他城市。圣杰诺姆对这一次深入进犯所造成的恐怖有非常生动的描写：于是信使到处奔走，整个东方都为之发抖。因为匈奴人来了，凭着快马到处烧杀。他们的前进速度也许比谣言传播更快，没有一点怜恤心，不分宗教、阶级、年龄、性别，碰着他们就死定了。

第二次重要进犯发生于四四一年，即盖塞里克与阿提拉谈判之后。匈奴人再次渡过多瑙河，毁灭了维米纳西姆，马古斯和辛吉杜努姆等地。这次闪电式的进行迫使迪奥多希从西西里召回了舰队，并放弃了进攻盖塞里克的计划。

四四二年，双方同意休战，但因为迪奥多希拒绝遣返逃亡者，第二年战争又起。阿提拉首先占领拉图利亚——这是达西亚·雷本西斯省的首府，也是罗马舰队的多瑙河基地——巩固了后方安全，接着就到了马古斯河谷，毁灭了奈萨斯城。接着，他又到了尼萨瓦河，将塞迪卡——即今之索菲亚——和菲立普波利斯两城夷为平地。然后他绕过亚德里亚堡和赫拉克利亚两城——因为其要塞工事很强，不是他能攻下的——直接窜到君士坦丁堡附近。当时率领东罗马军队的是阿斯普尔，他是阿兰斯人，在一连串会战中被阿提拉击败，全军覆灭在达达尼尔海岸边。这样，迪奥多希只好求和，阿提拉同意了。条件为所有的逃亡者一律遣返，赔款六千磅黄金(值二十八万英镑)，以后每年还要纳岁币二千一百磅。这个和约是四四六年八月签订的。

四四七年，阿提拉又侵入东帝国，但他的借口已不清楚。他出发时突然连续发生了强烈地震，使许多希腊城市的城墙崩溃，连君士坦丁堡的城防工事也严重损毁，所以这次似乎注定该城在劫难逃。为保护该城，迪奥多希的军队前进到乌图斯河，虽然还是战败了，不过却使匈奴人受到重大损失，所以阿提拉大事烧杀了一阵，向南到了温泉关之后就决定撤退了。

这次入侵使他解除了后顾之忧，现在意大利和高卢都摆在他的面前任其选择。但因为盖塞里克认为意大利是他的私有财产，所以早在四五〇年春天就力劝阿提拉入侵高卢，把攻击西哥特的利益说得十分夸大。阿提拉接受了，因为他知道西哥特人是罗马的旧敌，于是他决定伪装成瓦伦提尼安的同盟者来消除罗马人的反对。此外迪奥多里希和盖塞里克本是儿女亲家，现在也正交恶，因为盖塞里克的儿子匈奴里克最近遗弃了他的妻子，就是迪奥多里希的女儿，把她的耳鼻割去，将她送回娘家。罗马中立，盖塞里克又有敌意，所以迪奥多里希就完全处于孤立地位。

这些计划进行之时，四五〇年七月二十六日，东罗马皇帝迪奥多希突然坠马负伤，两天后就死了。继承者是他妹夫马尔西安(四五〇年——四五七年)。新皇帝即位后，第一个行动就是停止向匈奴纳贡。阿提拉被激怒，派两个使臣分别到东西罗马去。到君士坦丁堡去的使臣要求东罗马继续纳贡。到拉韦讷去的使臣提出的是一件十六年前的旧事。

四三四年，瓦伦提尼安的姐姐洪诺留，在十七岁时因为受侍臣诱奸，被其母普拉西狄亚责罚，将她送往君士坦丁堡暂住。她一怒之下送了一个戒指给阿提拉，要他娶她为妻。现在她已回到拉韦讷，第二个使臣的任务就是代表阿提拉迎娶她，同时要求割让西帝国的一半作嫁妆。这个要求被拒绝之后，又发生了另一个事件，于是阿提拉和瓦伦提尼安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这时，利普里安·法兰克国王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为继承权争吵；长子向阿提拉求援，幼子向埃提乌斯求援。埃提乌斯对这个幼子加以优待并收为义子，从这一事件，阿提拉判断埃提乌斯过去的友谊已不可靠，那么他进攻高卢时，罗马人就不一定会严守中立了。所以他决定在对付马尔西安前先清算与西帝国间的旧帐。这时勃艮第人又叛变了，其中许多人拥护阿提拉，西哥特人也仍然与罗马和汪达尔人为仇，至于利普里安·法兰克人则陷入内战之中。在阿提拉看来，拉韦讷似乎不堪一击，可是天下事却往往不如人意。又是因为一个人单独的力量，使显然无可避免的命运改变了方向，这个人就是埃提乌斯，也被称为“最后的罗马人。”

利那图斯对埃提乌斯有这样的简单描写(见《法兰克史》)：

“他身材中等，相貌英伟，不胖不瘦；他机智锐敏，体力充沛，善于骑射，极会使用长矛。他是天生的战士，有高度耐力，不怕劳苦，不怕危险。青年时代就显出来并非常人，这似乎是命中注定的。”

四五一年初，阿提拉与埃提乌斯之间的战争似乎已不可避免，埃提乌斯考虑的问题是高卢境内的那些王国和部落是否会停止冲突，联合起来对抗外来入侵，最重要的是让其中最强大的迪奥多里希捐弃旧嫌，与他携手合作。很明显阿提拉的目的就是要尽量的破坏他们之间的合作。他是个足智多谋的人，总是先用计而后用兵。他同时派了两个使臣去谒见瓦伦提尼安和迪奥多里希。他对瓦伦提尼安特别声明他的入侵不过是罗马和匈奴人合作抵抗西哥特战争的延续；他对迪奥多里希则指出与罗马缔结同盟的危险。瓦伦提尼安也猜到了阿提拉的心事，也派了使臣去向迪奥多里希提出警告。使臣说：“因为你拥有强大兵力，一定已经注意到自己的危险，你应该与我们携手合作。你自己也是帝国的一部分，帮助帝国就等于帮助自己。请注意不要坠入敌人的陷阱。”

迪奥多里希还在犹豫不决，阿提拉却已动手。四五一年初，他渡过莱茵河西进。他的军队号称五十万人，这个数字明显具有夸大性，以造成恐怖气氛。这是一支杂牌部队，其中除匈奴人以外，还有东哥特人和格皮德斯人，这是核心；另外还有从里加来的西里人，从波美拉尼亚来的鲁吉人，从尼卡尔来的法兰克人，从巴伐里亚来的图林根人和从莱茵河以东来的勃艮第人。他的第—个目标可能是利普里安·法兰克人的土地，其次则为奥尔良，因为它位于卢瓦河湾顶点，一旦到手，他就可以侵入戈西亚——即阿基坦。

他的军队分成三个纵队通过比利时高卢，以宽广正面前进。右翼到了纳梅塔库——即今之阿腊斯；左翼沿摩泽尔河上到了梅提斯——即今之梅斯；中央兵力则向帕里斯欧罗姆（即今之巴黎）和奥尔利安尼（即今之奥尔良）前进。一路烧杀抢奸，所过之地变为废墟。兰斯、梅斯、康布雷、特雷弗、阿腊斯……等城市都完全被烧抢一空。那时巴黎还是个建筑在塞纳河中小岛上的小镇，却悻免于难。当时，邻近的南特村有个少女名叫格罗维娅，通常称为圣热内维埃夫，当所有居民惊骇逃走时，她劝他们信仰上帝，凭着她的简单祈祷使这些人平静下来，努力守城，因而逃过浩劫。

由于瓦伦提尼安的使臣未能说服迪奥多里希，所以重要问题仍然存在——这些部落是否能团结一致。与平常一样，意大利境内并无预备军，而前一年又恰好遭受可怕的饥荒。二十五年来，埃提乌斯一向都依赖匈奴人补充兵员，现在他们却变成了敌人，所以部队中到处都有缺额。他赶到高卢，尽可能搜集了一些“同盟军”，并制止了阿兰斯人在瓦朗斯开门投降的企图。他前进到阿维尼，派一个罗马元老阿维图斯再去劝说迪奥多里希，终于获得了他的支持（注：阿维图斯后来成为西罗马皇帝，在位期为五五四——五五六年。）。

此时，匈奴大军正向奥尔良前进。该城附近有个阿兰斯人的国王桑吉班，埃提乌斯在四四二年将他移殖到这里，现在私通敌人，答应将该城献给阿提拉。一听到这个消息，埃提乌斯和迪奥多里希马上用最高速度前进，想赶在阿提拉之前先占领该城。可匈奴人仍先赶到，并立即包围该城。依据格列高利纪载，这个城市之所以得救，是由于阿莱努斯主教的功劳。他去谒见埃提乌斯，告诉他奥尔良城不可能守过六月十四日。五月初，阿提拉兵临城下，一连五个星期不断用攻城槌撞击城墙，发射了无数矢石。城墙损毁时，这位主教就不断勉励守军苦撑待援。到六月中旬，似乎已毫无希望了。一天上午，一个士兵到最高的瞭望塔向远处眺望时，突然发现了有一点烟尘升起——后面就是埃提乌斯和迪奥多里希的援军。烟尘慢慢放大，现出罗马军团的飞鹰旗和哥特人的绣旗。随后双方在郊区遭遇并展开激烈战斗。城上居民也纷纷向匈奴人投掷石块。阿提拉知道支持不住就开始撤退。埃提乌斯遵守了诺言，这天正是六月十四日。在西方世界，这是著名的一天，拯救了西方文明免遭全面毁灭。

详细经过已不清楚，但似乎阿提拉遭受了一次惨败，因为他非但没有继续向前攻击，反而趁黑夜溜走。他经过桑斯向塞纳河和奥伯河河谷退却，这里地形开阔，被称为“康帕尼亚”——即今之“香槟”。在塞纳河，他留下一群格皮德斯人作为后卫，他的主力则撤往该河以东的卡泰隆尼平原，又称为莫里亚平原。（注：因为这个原因，这次会战才定名为沙隆会战。）埃提乌斯首先对阿提拉的后卫发动了一次夜间攻击，几乎将他们全歼。据约丹尼斯在《哥特史》中记载，敌人死伤共一万五千人，这个数字当然不可能正确，但可以看出这次战斗的激烈程度。

大约在第二天，六月二十日，会战才正式开始。

从约丹尼斯的记载中可以发现阿提拉似乎并无必胜信心，为缩短交战时间，以便能趁黑夜掩护继续退却，他直到下午才离开车城应战。他的战斗序列如下：他把最精锐的部队放在中央并由自己指挥，瓦拉密指挥东哥特人在左，阿达里克指挥格皮德斯人及其他部落在右。很明显，他打算向敌人中央冲锋，使他们在混乱中后退，然后乘胜撤回自己营地以等待夜幕降临。反之，埃提乌斯似乎看透了对方，所以决定从两翼包抄以切断匈奴军与车城间的联系。他把最不可靠的部队，即桑吉班率领的阿兰斯人布置在中央，迪奥多里希率领的西哥特人位于右方，面对东哥特人，他自己亲自指挥左翼的罗马部队。

两军正在集结之时，为了争夺一片高地，双方开始发生前哨战。迪奥多里希的儿子索利斯蒙击败了匈奴人的前卫，使他们在纷乱中退走。这场攻击使匈奴人锐气受挫，于是阿提拉向他的部队训话。他指着阿兰斯人的位置说：“在那里去寻求迅速胜利……因为筋被砍断，肢体就会脱节，把骨架子取去之后，身体也就撑不住了。若人不该死，任何武器都不能伤害他；如果该死，平时也一样可以死”。受这些话鼓动，他们都鼓起勇气向前冲杀。

约丹尼斯对会战情形这样记载：“在会战中，双方发生激烈肉搏，猛烈混乱到空前程度。如果一个勇士没有赶上这次会战，那他终其一生可能不再有这样的机会。”沿着一条溪流展开了可怕的战斗：西哥特王迪奥多里希骑在马上督促部队进攻，突然被马掀下来，结果在己方部队践踏下，老国王死了。接着西哥特人奋勇前进，几乎杀死阿提拉本人。但他却临危不乱，仍然率领所部退回车城。

天开始黑了，混乱之中索利斯蒙迷失了方向，他冲到敌人车城附近，还以为是与自己人会合在一起。此时，埃提乌斯也已与自己的部下分开，在敌人之中游荡，他害怕会出乱子，就去寻找哥特人。最后他到了同盟军的营地，在他们保护下渡过了紧张的一夜。

第二天拂晓，罗马人看到战场上堆满了死尸，匈奴人也不敢再来挑战，就以为自己已经胜利了。但他们也知道，除非吃一次极大败仗，否则阿提拉是不会从战场上逃走的。可是阿提拉却毫不示弱，他还是摇旗呐喊，表示即将发动攻击以威胁敌人。他象是被猎人长矛刺伤的雄狮，在自己的洞口来回行走，虽然不敢跳出来咬人，但他的吼声仍然使周围的人感到恐怖。这位以英勇善战著称的匈奴王，即使在困境中也能使对方不敢轻视。所以哥特人和罗马人就集合在一起研究如何对付已经失败的阿提拉。他们决定用围攻手段消耗他，因为他已缺乏补给供应，同时罗马营地的弓箭手可以用箭雨封锁他的交通线。

尽管摆出一副怒吼和跳跃的姿态，可是阿提拉的处境实际上已极为危险，他自己也完全明白，一旦敌人突破车城，他就准备自杀。奇怪的是埃提乌斯的似乎也同样烦恼，因为日出不久，迪奥多里希的尸体就被发现，他的儿子索利斯蒙被宣布为哥特王。

尽管阿提拉已经是穷途末路，埃提乌斯决定最好还是放他逃走。他似乎不相信索利斯蒙，他担心阿提拉的力量如果完全被歼灭，西哥特人可能马上就会取匈奴人而代之，继续成为罗马的强敌。这是约丹尼斯的看法，他说：

埃提乌斯担心，如果匈奴人被哥特人完全毁掉，那么罗马帝国本身也将感到威胁。所以他力劝索利斯蒙回到自己的地盘去接受其父遗留下来的统治权，不然他的兄弟也许会乘机霸占遗产并获得对西哥特人的统治权。此外他也感到有挟敌自重的必要，因为只有阿提拉的势力尚未完全消灭，他在拉韦讷的西罗马朝庭中才有安全感，并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人物。（注：关于阿提拉逃走的整个故事实在太奇怪了，很可能在六月二十日到二十一日夜间，埃提乌斯并未迷路，而是亲自秘密访问了阿提拉，与他当面议定一切。否则当索利斯蒙离去之后，阿提拉为什么不向埃提乌斯进攻？还有当阿提拉撤退时，埃提乌斯为什么又不追击？）

索利斯蒙退去之后，阿提拉发现对方营地已经空了，也就收起车辆向莱茵河后面退去。他的实际损失数字无从知晓。约丹尼斯说双方被杀者共为十六万五千人，还不包括会战前一夜死伤的一万五千人在内。埃达提乌斯估计被杀者为三十万人。这些数字似乎都过份夸大，不可置信。

阿提拉回到他的木宫不久，又再次提出要迎娶洪诺留为妻。在四五二年春天，他又出发侵入意大利。他越过尤里安·阿尔卑斯山脉——那里的守军早已撤去——到了阿奎莱亚，经过长期惨烈的围攻才攻克该城。他把该城夷为平地，甚至一个世纪之后，那里还是一片废墟。接着他到了维那提亚，毁灭了尤里安·康柯迪亚、奢华的阿提努姆和巴塔维姆等城。他一路前进，维琴察，维罗纳，布雷西亚，贝加莫，米兰和帕维亚因为被阿奎莱亚的恐怖行为震恐，纷纷自动开门迎降。虽然建筑物未被毁灭，可是所有居民都被屠杀，或被他们做为俘虏带走。最后，阿提拉在明西欧暂停前进。

阿提拉的这次果敢行动完全出乎埃提乌斯意料，使他感到措手不及。惊恐之下，他首先想到带着瓦伦提尼安一同放弃意大利逃走。后来他的神经恢复正常，决定向阿提拉求和。一旦大家都同意这个决定之后，西罗马就派一个使节团到明西欧去，其中包括教皇利奥，前近卫军将领特雷格提图斯和四五〇年的执政官阿维努斯等人。根据基督教传说：这个可怕的“万王之王”在圣彼德继承者的面前，突然感到渺小起来。他不禁皈依在神光之下。但布里教授在《后罗马帝国史》中却指出这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位“土包子”皇帝不会相信宗教。

汤普森在《匈奴史》上列举的理由也许是正确的。因为前一年意大利境内还在闹饥荒，而饥荒又常常与瘟疫同行。此外阿提拉进入意大利之后，东罗马皇帝马尔西安抓住机会，立即派军队进到多瑙河。率领这支部队的将领也叫埃提乌斯，作战颇为成功，击溃了阿提拉的留守兵力。由于这个果敢反击，再加上补给缺乏对于瘟疫的惧怕，才迫使阿提拉勉强同意媾和。他在沙隆会战所受的教训如此重大，使他不敢冒险再损失太多人力。

第二年他娶了另一个妻子，一个叫作埃尔狄科的女子。他喝醉进入新房时，突然鼻血不止，因为他平躺着，结果血液流入咽喉，使他窒息而死。（注：一说为女人暗杀。）

阿提拉死后，他的帝国立即瓦解。他被秘密埋葬之后，他的许多儿子开始争夺领土，彼此混战。混乱之中，阿提拉豢养在提撒谷地的东哥特人叛变了。接着所有日尔曼人部落都发生了全面叛变，他们全体拥护格皮地斯人的王阿达里克为领袖。四五四年，他们在潘诺尼亚境内的无名小河尼多河边彻底击溃了匈奴人。于是不过三两代之后，这个种族事实上几乎完全消失了。

阿提拉之死和他的帝国崩溃，引起的后果也很奇特。瓦伦提尼安和他的皇后欧多希娅——迪奥多希二世之女——只生了两个女儿，没有儿子。埃提乌斯希望使自己的家庭获得皇位的继承权，在四五四年他要求让公主与他儿子结婚。盛怒之下瓦伦提尼安刺死了埃提乌斯，第二年他自己也被暗杀，继承者为马克西姆。他强迫欧多希娅嫁给他，为了报复，她向盖塞里克要求援助。四五五年六月，盖塞里克的舰队到了台伯河，与欧多克西亚会合在一起。他剥夺了她的衣袍和宝石，在罗马大掠了十四天之久，由于教皇利奥请求，罗马居民幸免于屠杀。在这个灾难之前，马克西姆也早被刺杀，盖塞里克撤退之后，政权转入李希米尔手中。他是西哥特王瓦利亚的孙子，现任罗马统帅。接着还是一个皇帝接一个皇帝，直到四七五年，有个担任过阿提拉秘书的罗马人欧里斯特斯获得蛮族佣兵的拥护，在拉韦讷拥立他的幼子罗慕路斯为帝，并向罗马进军。行至中途，部队却要求把意大利的三分之一作为他们的犒赏。因为这个要求被拒绝，所以他们在四七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又拥护他们的领袖奥多瓦卡为意大利王。奥多瓦卡似乎是阿提拉部下匈奴人埃迪科的儿子，埃迪科可能是西西里人的王。从这时起直到八〇〇年圣诞节那天，教皇利奥三世在圣彼德教堂为查理曼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为止，西罗马境内不再有皇帝存在。公元前七五三年是神话中的罗慕路斯建立罗马城的日子，经过一千二百二十九年，另一位罗慕路斯成了这个循环的结局。

从这些事实看来，埃提乌斯和迪奥多里希在沙隆会战中赢得的胜利，并不能使西罗马帝国免于灭亡。即使他们战败了，阿提拉的帝国在他本人死后也照样会瓦解；因为它并无政治基础，完全建立在恐怖之上，根本缺乏创造力。虽然如此，我们仍可看到沙隆会战胜利的重要性。

这不是罗马的胜利，也不是条顿人的胜利，而是两个民族联合起来对抗亚洲人的胜利，正如萨拉米之战是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对波斯人的共同胜利一样。这又是另一次东西冲突，另一次欧亚冲突。欧洲人又一次能够暂时捐弃前嫌，共同对抗强敌。

更重要的是在法兰克人的领域，一切教会组织均未破坏，结果使教会在中世纪变成了主要国际性权威，只有这个权威可以从罗马时代算起，一直延续下来未曾中断。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法兰克要比英格兰幸运，因为英格兰的教会组织被撒克逊人完全破坏了，以后直到宗教从爱尔兰和罗马再度传入才获得皈依的机会。如果当年法国也受到同样破坏，中世纪的全部历史可能都要改写。

进一步说，教皇的声望也大为提高，教皇利奥在明西欧与阿提拉会晤时只是一个卑下的乞丐；可是会晤之后这个凶恶的匈奴人突然死了，在那个迷信时代，人们认为这就是上帝的判决。于是魔鬼终于被上帝的代表征服。这个神话般的结果使教皇的地位稳固建立起来。正如霍希金在《意大利与其入侵者》一书中所说：使罗马教皇成为中世纪意大利政治的最强因素，匈奴人所作的间接贡献也许比历史上任何其他人物的贡献更大。这种说法一点都不矛盾。阿提拉首开其端，盖塞里克步其后尘。所以米尔曼在《拉丁基督教史》中说：从此之后，罗马不再是异教徒城市。当旧罗马贵族政治没落之后，新的教皇权力随之兴起，不过这些入侵的恐怖记忆都能长久存在，阿提拉被当作撒旦的化身，甚至到今天，当我们想侮辱敌人时，还是称他们为匈奴人。

宗教的前途改变了，所以战争的前途也随之改变，结果战争常常变成神秘信仰的物质表现。恐怖是如此彻底，恐惧是如此普遍，当人力感到完全无能为力时，就只好依靠奇迹出现。虽然将军们能在地面上创造出地狱，可是僧侣们却至少可以为未来提供天堂的承诺。巴黎的得救不是由于一位女孩的祈祷么？奥尔良城的得救不是由于一个主教的努力么？所以神符变成了精神弹药，教皇的权威变成了触发其威力的引信。

正如亚历山大的伟大要从他的轶事中去判断。同样，阿提拉造成的恐怖也应该从他的神话中去发掘。从血液浸透的欧洲战场产生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史诗，它们都具有共同来源。在拜占庭、德国、法国、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和冰岛到处传流。这是西方世界的伟大神话之一。这些事实叠加起来，就使沙隆会战变成西方历史中的决定性会战之一。

谢选骏指出：历史往往不可捉摸，所以只能视为“神的意志的体现”——“使罗马教皇成为中世纪意大利政治的最强因素，匈奴人所作的间接贡献也许比历史上任何其他人物的贡献更大。这种说法一点都不矛盾。阿提拉首开其端，盖塞里克步其后尘。所以米尔曼在《拉丁基督教史》中说：从此之后，罗马不再是异教徒城市。当旧罗马贵族政治没落之后，新的教皇权力随之兴起，不过这些入侵的恐怖记忆都能长久存在，阿提拉被当作撒旦的化身，甚至到今天，当我们想侮辱敌人时，还是称他们为匈奴人。”——魔鬼般的蛮族，竟然成为上帝的鞭子，不仅抽打日耳曼人，迫使他们毁灭了罗马帝国，而且把罗马主教及其教会变成了整个欧洲至高无上的权力来源。这也许是神让我们在地球上为他做见证。因为人定胜天的日子就是人类灭亡的日子，而人自愿委身侍奉上帝的日子就是人类重获生机的日子。

【大事记(十)：东哥特人征服意大利】

四五四年匈奴帝国崩溃之后，东哥特人就获得了自由，不再是其臣民。在阿马尔皇族三兄弟瓦拉密，塞德密和威德密的统治下，占据了潘诺尼亚北部。东罗马皇帝马尔西安雇佣他们作“同盟军”，作为他们服务的报酬，每年给予岁币一百磅黄金。差不多与此同时，他们中又有许多人在“斜眼”迪奥多里希领导下加入了阿斯巴尔的陆军——他是东罗马的统帅(或步兵总司令)。几年之后，马尔西安的继承者利奥一世(四五七——四七四年)拒绝给予这种岁币时，东哥特人就采取报复行动，连续侵扰依利里亚省区，直到他答应照给才停止。依照双方协议，塞德密的儿子迪奥多里希(当时八岁，出生于四五四年)被送往君士坦丁堡宫庭充当人质。他在那里居留了十年之久，在这一阶段，塞德密已经成了东哥特的唯一统治者，他在多瑙河流域中部已建立了极其稳固的地位，利奥为了向他表示友善，就把迪奥多里希送回给他。四七四年，塞德密死了，迪奥多里希被选举为王，很明显他没有征得东罗马皇帝的同意就把他的人民移入下摩西亚——即今保加利亚北部。阿斯巴尔于四七一年死后，“斜眼”迪奥多里希也被其部下拥立为王，此时也强迫利奥承认他是哥特王。

利奥死于四七四年，继承者为芝诺(四七四——四九一年)。他发现恰好有两个对立的哥特王，就决定设法使其鹬蚌相争。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四八一年，“斜眼”遭遭意外送命了，继承人是他的儿子雷切塔克，他立即杀死他的两个叔父。其后，芝诺在四八四年又唆使迪奥多里希请雷切塔克赴宴，将他暗杀并接管其群众。这种力量兼并使迪奥多里希更为强大。两年后，他与罗马皇帝发生了冲突，于是就蹂躏色雷斯，并向君士坦丁堡前进。巧的是他的姐妹正留在芝诺宫中，出面调停，他才退回摩西亚。

芝诺又想出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他与奥多瓦卡本有宿怨，现在又非常希望能解决迪奥多里希，所以他向迪奥多里希表示如果他能进入意大利征服奥多瓦卡，那么他对这种征服将予以合法承认。他还给与迪奥多里希以“副摄政”的称号，此时奥多瓦卡也拥有同样的称号。

四八八年晚秋时节，迪奥多里希从多瑙河下游的诺瓦伊（即今之西斯托瓦）启程，他带着整个东哥特民族前进，他们的妻子就装在车上，牛羊牲口也赶着一同走。他们的总数已不可考，布里估计为十万人，达恩则认为有二十五万人之多。他们一路平安通过了辛吉杜努姆，但是快到塞尔曼时，却发现道路已被格皮德斯人所阻。因为只能进不能退，所以双方发生了战斗，结果东哥特人获胜。随后陆续还有其他接触，此后，他们就慢慢向西行动，在四八九年八月越过了尤里安·阿尔卑斯山，从那里下到意大利，在阿奎莱亚城遗址北面几哩远的地方到了索提乌斯河（即今之伊松佐河）。迪奥多里希发现奥多瓦卡早在等着他。八月二十八日发生了一场战斗，结果奥多瓦卡受到了惨重失败。九月三十日，在维罗纳附近再次战败之后，奥多瓦卡就躲在拉韦讷城中坚守不出。

让奥多瓦卡留在那里——因为拉韦讷是意大利境内最难攻击的城市之一，迪奥多里希就向西进发攻占梅迪兰姆（即今之米兰），奥多瓦卡的陆军总司令图法从那里逃到他这边来了。迪奥多里希信任图法，派他率领所部去包围拉韦讷；可是图法却与他的故主结合在一起，使他受了一次骗。获得这个增援之后，奥多瓦卡就从拉韦讷出发，封锁了提辛诺（即今之帕维亚），使迪奥多里希感到进退两难。这个意外变化使他处于危险地位，如果不是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也乘机越过滨海阿尔卑斯山，侵入利古里亚的话，那么他也许就会全军覆没。在这个牵制的掩护之下，迪奥多里希再向前进攻。四九〇年八月十一日，在阿达河击败了奥多瓦卡，把他赶进拉韦讷城加以围攻。

围攻一直拖到四九二年夏天，然后迪奥多里希才采取一个早就应该采取的步骤。他占据了阿利米伦，建造或搜集了一支舰队，开始封锁拉韦讷港口，使敌人感到困乏。到四九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奥多瓦卡才开始和谈。两天后，经过拉韦讷大主教约翰调停，双方同意签订和约，条件为迪奥多里希与奥多瓦卡共同统治意大利。这个不稳定的安排不可能持久。三月五日，迪奥多里希进入拉韦讷城，十天之后，他约请他的对手赴宴，就在宴会中用自己的佩剑将敌人杀死。接着奥多瓦卡的全家也都被谋杀。

肃清所有敌人之后，迪奥多里希派代表团去君士坦丁堡，要求东罗马皇帝承认他是合法的意大利王。但因为芝诺无意放弃其纯粹名义上的宗主权，所以迪奥多里希决定改称“哥特人和罗马人的总督”以解决问题。他以王的身份统治哥特人，使他们仍然保持其原有权利，一方面他又是“事实上的皇帝”，对意大利的统治方式一切照旧。在政治上并无激烈变化，最简单的原因是他没有代替现存政府机构的东西，若迪奥多里希不维持原有制度，法律和秩序将无法维持，他就会无法收取捐税来供养他的部队和官吏。他也比任何其他野蛮征服者更能认清传统罗马制度的价值；所以他的目的是重建意大利的旧有权力，照罗马“文明人”的模型来建立他的行政制度。他尊重元老院，虽然他自己在信仰上是雅利安人，可是也很会应付教会，对他们的纷争，始终以公正仲裁者自居。

在其统治期中，迪奥多里希强迫他的哥特人照样纳税，为人民确保粮食供给来源，修补意大利各海港，整理罗马和拉韦讷的艺术品，虽然他自己是个文盲，但却知道奖励学术复兴。他对外交政策的指导也和对国内政策一样高明。从他的婚姻关系建立上就可看出他的目标。他把长女阿丽瓦加妮嫁给西哥特王阿拉里克二世。次女萨德戈莎嫁给勃艮第王的儿子。他的三女阿玛娜·希莎嫁给欧萨里克，他是一个阿马尔贵族，是赫曼那利克的直系后裔。这最后一个安排是为了要找一个继承者，因为他自己没有儿子。他的一个妹妹阿玛拉·菲丽达嫁给汪达尔王撒萨蒙德；另一个妹妹阿玛拉·贝加嫁给图林根人的王，而他自己又与法兰克王克洛维的妹妹奥德菲丽达结婚。

他沿着边界征伐蛮族，有过多次战争。他从格皮德斯人手中夺回了潘诺尼亚，占稳了格莱安·阿尔卑斯山上的隘路，并占领普罗旺斯；使阿里曼尼人移殖到拉提亚，使在高卢境内的西哥特人归于他的保护之下；使阿拉里克二世的儿子阿马拉里克在西班牙建国。他已经成了西方世界的仲裁者，声誉日隆，甚至被放逐的斯堪的纳维亚王子也到他的宫中避难，而在遥远波罗的海海边的爱沙尼亚人也对他进贡琥珀。

他逝世时，他统治的范围已经包括意大利、西西里、达尔马提亚、诺利库姆、潘诺尼亚和两个拉提亚(提罗尔和格里森)，下日尔曼直到乌尔姆和普罗旺斯。如杜姆林教授所说：如果把他对西班牙境内哥特人的统治也都算上，那么除了非洲、不列颠和三分之二的高卢以外，事实上，他几乎已完全重建了这个古老的西帝国。

所以在迪奥多里希的统治下，似乎可以看到由于野蛮人的活力与罗马文明的残余结合，西罗马帝国已经有了真正复兴的希望。这种有利的结合若能持久下去，当然可能使整个西方历史都为之改观，但事实上却注定在其创立者逝世之后也就随之瓦解。因为在五二三年，东罗马皇帝查士丁一世(五一八——五二七年)采取了一个致命步骤，禁止帝国之内有雅利安信仰流传。这对哥特人是一个直接打击，迪奥多里希当然也完全知道这一点。他认为他毕生的事业都受到了严重威胁，因为这无异于在他的领域内洒播宗教战争的种子。

迪奥多里希死于五二六年，继承人是他的外孙阿萨拉里克，只有十岁，他的寡母阿玛娜·希莎摄政。她在感情上是罗马成份重于哥特成份，于是与她的臣民间立即发生了摩擦，而且迅速尖锐化。因为担心发生宫庭革命，她就与东罗马皇帝暗通消息。此时东罗马皇帝为查士丁尼(五二七——五六五年)，他在五二七年继承他叔父查士丁的皇位。她秘密向东罗马大使说，只要能保证她的个人安全，她愿意使其王国归顺皇帝。五三四年十月二日阿萨拉里克死亡时，谈判还在继续之中。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和防止秘密泄露，她决定让迪奥达哈与她共享统治权。他是她大姐的儿子，现在是西哥特人的假定王位继承人，因为相信他个性软弱，所以主权似乎还可以掌握在她自己的手中。她请求他继任国王，但却应向她宣誓，愿意只做名义上的国王，因为他早巳结婚，所以他们同意以姊弟关系来共同统治。可是这个协议达成不久，迪奥达哈就与她的敌人联合，把她禁闭在博西拉湖中的一个小岛上，几星期之后就被绞死。消息传到了查士丁尼的大使彼德那里——当时他正在前往拉韦讷途中——他马上要求晋见迪奥达哈，向他和他的党羽提出了严重抗议。他说：因为他们这种卑劣的罪行，所以皇帝与他们之间就只有战争而再无和平之可言。这场战争，照我们看可以与以后的三十年战争相比，三十年战争在一千一百年后使日尔曼变成了废墟，而这场战争则使意大利变成了沙漠。

谢选骏指出：如果不是由于生态灾难，而是由于战争，使得文明地区变成了废墟或是沙漠，那还是容易得到恢复的。而且恢复之后，很可能还会迎来一次伟大的复兴。所以罗马时期的意大利毁灭，为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三十年战争之后，德国创造了音乐和哲学——正如北中国经历魏晋南北朝的五胡乱华沦为废墟之后，迎来了隋唐的盛世。关键是有没有一个稳定的宗教作为后盾

【第十一章：特里卡梅伦会战和塔吉纳会战】

查士丁尼一世，也被尊称为“大帝”，是东罗马诸帝中最著名的一个，但他本人却是野蛮农民的儿子，出生于483年，出生地为伊利库姆的达达尼亚。他在523年与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狄奥多娜结婚，她是君士坦丁堡兽场饲熊人的女儿，也曾在亚历山大城当过妓女和舞女。这个女人有坚强的决断和勇气，对她丈夫具有极大影响，他做皇帝之后，就与她共治天下。

查士丁尼是个对工作永不满足的人，也是狂热的中央集权主义者，被称为“永不睡眠的皇帝”。他不仅自封为凯撒的继承人，而且也以最高宗教领袖自居。在他一生中有两个坚定信念：（一）重建西罗马帝国，（二）镇压雅利安异教徒。所以他进行的战争都具有十字军的意义，他认为他有领导世人进入基督圣城的使命。但在开始工作之前，必须找到侵略的借口，此外，他嗣位之时，东罗马恰好正与波斯进行战争。

他对人才有良好的鉴别力，从近卫军中选出一位军官来指挥东面战事。这就是贝利撒留，他大约于505年出生于马其顿。530年他在达拉斯对波斯人赢得了一次惊人胜利，不久就被召回君士堡丁堡，并与波斯人匆匆地缔结了和约，原因是迦太基爆发了革命。盖塞里克的曾孙格里梅尔篡夺了汪达尔王希尔德里克的王位。希尔德里克以皇帝属国的身份向君士坦丁堡求援。于是查士丁尼立即抓住机会发动他的第一次十字军远征。

贝利撒留正在准备收复非洲的工作时，突然发生了号称“胜利”的叛乱，几乎使查士丁尼皇朝告终。532年1月11日，皇帝在赛马会中受到观众奚落，纷乱情形迅速蔓延。在君士坦丁堡城中本有两个对立党派，一为威尼蒂，另一为布拉西尼，现在却联合起来攻击皇宫，纵火焚城，并宣布拥护前帝阿纳斯塔修斯的侄子希帕提乌斯为帝。情况十分危急，查士丁尼已准备逃走，可是狄奥多娜在议会上大声疾呼道：“啊，皇帝，如果现在你只想逃命，那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有的是钱，而且在海上也有的是船。但如果你想到逃亡之后的样子，就会宁死而不要这种安全。至于我个人却相信一句古话——皇权是最好的坟墓。”

这番慷慨激昂的言论激起了皇帝和群臣的勇气。于是贝利撒留和纳尔塞斯奉命镇压这次叛乱。纳尔塞斯是个宦官，是一个中年亚美尼亚人，现任内务总管。贝利撒留率领军队作战，而纳尔塞斯则携带一大袋黄金偷偷溜出宫门，用赂贿手段使威尼蒂的领袖再向皇帝效忠。听说叛乱分子大部分集中在赛马场，贝利撒留就设法冲进去，在另一位将领蒙都帮助下突然发动攻击，一口气杀死35000人。这个“胜利”叛乱遂被镇压，我们的主要兴趣就是贝利撒留和纳尔塞斯两人都在这一幕中上场，因为他们就是后来收复意大利的主角。（注：威尼蒂和布拉西尼为赛马时的两个对立团体。前者受到皇帝支持，而后者则由皇后加以鼓励。所以在平时，皇帝和皇后两人实际上分别控制着君士坦丁堡城中的流氓势力。）

这是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实在很难找到同样的例子，比起三十年战争中的古斯塔夫和华伦斯坦之间的差异可能还要更大。在532年，贝利撒留只有二十七岁，而纳尔塞斯却已五十四岁了。贝利撒留从青年时代就一直从军，而纳尔塞斯却到中年以后才开始参加军事活动。贝利撒留体格高大，相貌英俊。纳尔塞斯却身材瘦小，貌不惊人。贝利撒留具有旋风般的作风，勇敢到了鲁莽边缘，同时又有机敏的才智。他那鄙吝成性的主人给他的战争工具差不多总是不适当的，而他却从不畏缩，照样能够战胜敌人。纳尔塞斯却内心毒辣，态度恭顺，非常狡猾而且工于心计，如果他认为工具不适当，就决不肯用自己的荣誉孤注一掷。他们都是优秀的战术家，但就战略才能来说，纳尔塞斯可能还略高一筹，同时他更擅长治国之道。

贝利撒留是仁慈的征服者，他总是尽量减少战争的恐怖成份，有时不免有点妇人之仁，甚至使他在战略上受到不利影响。反之，纳尔塞斯却正确认识到战争是政治的工具，决不能因为其他考虑而影响政治目的。皇帝非常信任他，而对贝利撒留则不一样，因为贝利撒留的成就太大，经常引起查士丁尼猜忌。纳尔塞斯因为是太监，没有篡位的可能性，所以皇帝对他言听计从。对比说来，贝利撒留的妻子安托尼娅却是他最大的包袱。她的出身也和皇后一样低贱，不过皇后比皇帝小二十岁，而她却比贝利撒留大二十二岁。可是他们结合之后，贝利撒留对她的始终宠爱不衰。在所有战役中，她总是随伴在一起，对贝利撒留的影响之大，正如狄奥多娜之于查士丁尼，可是却常常使他的名誉和事业受到不良影响。这个女人到老年时更是淫佚放纵，可是非常奇怪，这位伟大的名将却始终愿意做她的奴隶。正如吉本所说，他对她的那种无比耐性和忠诚，似乎不是在一个“男人”的性格之上，就是在它之下。

虽然在“胜利”屠杀中，有许多无辜人民也送了性命，可是从政治观点上来看，这次流血却大有价值，因为从此君士坦丁堡中的流氓势力被削平了，于是查士丁尼的权威不再有其他内在威胁。所以他可以集中全力来发展他的帝国计划，最先目标就是从汪达尔人手里收复非洲，并在他们的地域消灭雅利安主义。

在军事工具方面，他比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两位大帝就差得太远了，因为从他们的时代以后，罗马的陆军已开始腐朽崩溃。过去庞大的边防军已差不多化为乌有，其他野战军也仅仅在名义上存在，军团的名称已变成古董。在阿纳斯塔修斯、查士丁和查士丁尼三个朝代，罗马陆军在名义上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种是帝国正规常备军，分步兵和骑兵两类，但已经衰朽，甚至连奴隶也成了召募对象。第二种是纯粹的雇佣军，各民族都有，尤其以匈奴人为主，他们都以打仗作为发财手段。第三种是拜占庭各地方官的武装卫士，虽然他们属于私人军队性质，但除了向直属长官效忠以外，同时也要宣誓效忠皇帝。查士丁尼派往收复非洲的兵力，就由这种高度非民族性和雇佣性的部队所组成。

因为要征服的地区是那样广泛，而对格里梅尔的实力又无法作确切估计，所以查士丁尼分配给贝利撒留的兵力实在是少到危险程度。共有10000名步兵和5000名骑兵，实际上几乎完全由蛮族组成，这是从帝国各地区中召募来的。也和一般佣兵一样，虽然这些单兵都具有良好的训练，但他们的忠诚也绝不可靠。在胜利时像野兽一样凶猛，一旦失败，就可能反噬主人。

为入侵战作准备时，贝利撒留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何处建立他的前进基地：把军队集中在埃及，然后取道利比亚和的黎波里前进，因为补给的困难，不在考虑之列。若把基地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再渡过地中海，未免又太冒险，因为不仅有遭遇风暴的可能，而且汪达尔人也拥有强大舰队。所以贝利撒留最后决定取道西西里。因为阿玛娜·希莎一向对帝国表示好感，而她与汪达尔人的关系也已经恶化，由于527年希尔德里克处死了她的姑母阿玛拉·菲丽达，所以她保证东罗马远征军在西西里岛上将获得友好接待。这个决定终于使她自己的民族遭受到灭亡的厄运，因为如果没有西西里作基地，那么这次远征可能不会成功，而一旦失败，意大利也就可能不会受到入侵，东哥特帝国就可能继续下去，这对西方而言应该是一件幸事。

533年6月22日，东罗马远征军在君士坦丁堡上船，共有500艘船（最大的载重750吨，最小的45吨），由两万名水手驾驶，有92艘快速小战船护航，由两千名拜占庭奴隶划桨。因为风向不利，他们在伯罗奔尼撒的梅索尼停留了很久，因为食物不良，有五百名士兵病死。最后到了扎特，在那里又遇到飓风，花了十六天时间才到了西西里岛的卡塔尼亚。应该感谢阿玛娜·希莎，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接待。

现在贝利撒留面临的就是情报问题，说起来很奇怪，他对汪达尔陆军的实力和位置、以及在非洲的最好登陆点在那里似乎都一无所知。他知道的只限于这一点：汪达尔人有一支强大舰队，如果他的运输船只在中途被拦截，就可能会全军覆没。他与历史家普罗库波斯商量，后者在对波斯战争中就是他选择的法律顾问。他派普罗库波斯到叙拉古去，表面上装作购买粮食，实际上却尽量搜集情报。他回来报告说，格里梅尔完全不知道远征军已离开君士坦丁堡，他的精兵正由其兄弟扎宗率领，在撒丁岛镇压由查士丁尼煽动起来的叛乱。

没有浪费一分钟，贝利撒留立即命令部队上船，扬帆出海。他一路经过马耳他和戈佐，在九月初望见非洲海岸，距从君士坦丁堡出发之日已接近三个月，他在朋角以南130英里的卡普特瓦达登陆，受到当地人民欢迎，他建立了设防营地，到处散发查士丁尼的布告，说远征军只讨伐格里梅尔一人，绝非对人民作战。接着向北朝迦太基进发。他的前卫为300名骑兵，由约翰率领，另有600名匈奴骑兵掩护其左翼，全部舰队则在他右边沿海岸行驶。9月13日，前卫到达阿德西姆隘路——从迦太基算起第十英里的里程碑。听到敌军登陆的消息，格里梅尔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拖延战争以等待他的兄弟率精兵回来应战。同时他也痛恨他祖先的政策——把非洲城市的要塞工事全都拆毁了，以至迦太基处于无掩蔽的地位。以后他又听说贝利撒留的兵力很少，就命令在迦太基负责指挥的兄弟阿曼图斯准备进攻入侵者；同时他也将希尔德里克和他所有亲友一律处死。

格里梅尔的计划未免过于复杂：他决定等敌人进入隘路后，联合起来从三个方向向敌人进攻。阿曼图斯从迦太基城出发攻击敌人前卫，他自己率主力打击敌人主力的背部，同时他的侄儿吉巴蒙德从西面越过山地攻击敌军左翼。普罗库波斯认为贝利撒留能够逃避毁灭实在是万幸。事实上，因为精确的时间配合才是成功的先决条件，在没有钟表的时代，要想使三个纵队同时作战，根本上就不可能。

9月13日，阿曼图斯出了迦太基城，在另两路纵队尚未就位之前就开始攻击，结果他本人负了重伤，他的部队在恐怖中四散飞逃。接着吉巴蒙德也开始攻击，但又被匈奴人的侧卫击溃。等这两支兵力都失败了，格里梅尔还一点都不知道，由于在山地中迷失方向，并未能打击在敌军主力的后背上。当他到达到阿曼图斯战死的地方，却与贝利撒留的先头部队遭遇，他将他们击败了，败兵纷纷逃走，而且使尚未交战的八百名步兵也随之溃散。如果格里梅尔知道把握时机，那么胜利已经属于他了。因为当时在场的普罗库波斯说：“如果当时他立即实行追击，我认为即使贝利撒留也会感到无法支撑；而如果他立即向迦太基城进发，那么约翰的部队就会被全歼，因为他们正三三两两地搜劫死人身上的财物，毫无秩序可言。如果他退入城中自保并捕获我方离城最近的船只，那么我们的胜利希望和回国的退路也就完全断绝了。”可是格里梅尔却完全出乎敌方意料，他发现兄弟的尸体已经残破，不禁抚尸大恸，立即放弃了继续攻击的念头，而忙着为他兄弟料理丧事。此时，贝利撒留已经收集了残余部队，在黑夜尚未来临之前发动了反攻，把汪达尔人击溃了。

第二天，拜占庭陆军进到迦太基城边，发现汪达尔部队大部分都已撤出该城。9月15日，城门打开，贝利撒留引兵入城，受到居民欢迎。他心里还时时担心敌人，所以第一件事就是修补城防工事，经过一个世纪时间，这些工事差不多都已成为废墟。此时，格里梅尔已经退到一个叫作布拉·里吉亚的地方，在迦太基城西约一百英里。在那里，他集合了残部，仍然还是一支强大兵力，他派人到撒丁去要求扎宗赶快前来支援。扎宗到来之后，格里梅尔的兵力就更加强大，依照普罗库波斯记载，说他的兵力要比对方强过十倍。（注：这是过份夸大的说法，因为扎宗前往撒丁时，兵力也不过五千人。）于是他派人潜入迦太基，破坏了供给城内饮水的水道。其次，他知道贝利撒留部队中的匈奴人对他们服役的条件感到不满，所以又派人去活动，使他们答应在下次战斗中倒戈攻击罗马人。随后，格里梅尔退往一个叫作特里卡梅伦的地方，距迦太基大约只有十八英里，在那里建筑了一个设防营地，静候贝利撒留出击。

贝利撒留听说他的匈奴部队不稳定，就用各种手段笼络他们。结果是他们决定在下次会战中不马上打击拜占庭军后背，而是采取观望态度，等看清楚哪方获胜之后再动手。这一事件足以说明雇佣军的危险性，他们的唯一目标是抢劫，而胜利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

当他的匈奴部队暂时决定保持中立之后，贝利撒留决定采取果敢行动与命运赌博，尽管他在数量上居于劣势，还是照样进攻。在这种环境之下这算是一个果敢决定，但他对敌人的判断却非常正确，从他对部队的训话中就可知道。他说：“现在说到汪达尔人的乌合之众，你们每个人都不必考虑。因为在战争中决定胜负的不是数量，而是勇气。”

他命令约翰率领全部骑兵（1500骑）领先进发，第二天，大约533年12月中旬，贝利撒留率领全部步兵，连同剩余的500名骑兵向特里卡梅伦进军。那天夜间，他在距离敌营相当远的地方宿营过夜。格里梅尔知道他来了之后，就向自己的部队训话说：宁可战死而不要使格里梅尔的荣誉蒙羞。大约正午时候，他引兵挑战，突然前进到约翰的骑兵部队前面，那些人正在准备午餐。他本应抓住这个好机会，不等敌人布阵就开始攻击，但他却停下来等候。如此缺乏将才，焉有不败之理。约翰迅速命令他的部下上马，把他们分为三个集团，自己指挥中央兵力。贝利撒留也听到敌人进攻了，便把步兵留在后面，亲率500名骑兵赶来助战。此时，格里梅尔也把他的骑兵分为三个集团，由他的兄弟扎宗指挥中央兵力。汪达尔人奉到命令只准使用刀剑。

普罗库波斯说，隔了相当长时间战斗才开始。约翰率领一小队经过挑选的精锐骑兵，越过夹在两军之间的一道溪流，向汪达尔人的中央部分冲锋，但马上被扎宗击败，约翰退回本阵之后接着又进行第二次突击，但仍被逐回。最后，他集中兵力作第三次尝试，喊声震天之中，发生了激烈格斗。扎宗被砍倒了。这是拜占庭方面挥动全部骑兵进攻的信号，他们渡过溪流向敌军进攻。敌军从中央部分开始崩溃，不久就全部溃散。这时，匈奴人看到罗马人获胜，也就依照自己的约定，马上加入追击。汪达尔的骑兵全部被驱逐到他们的营地中，而拜占庭军就马上开始洗劫死人身上的财物。

骑兵战斗经过的时间不超过一小时，而主力会战还没有开始，因为贝利撒留的骑兵无法攻击汪达尔人的营地。此外，双方的死伤都不算重。罗马方面在五十人以下，而汪达尔人大约为八百人。到黄昏将近时候，拜占庭步兵才赶到，贝利撒留命令他们攻击敌人营寨。格里梅尔看到他们到来，马上忘记了早上勉励部下死战的训话，一言不发跳上马背向通往努米底亚的道路逃走。国王逃走之后，全军马上大乱，各自逃命，唯恐逃得不快。于是贝利撒留很轻松地大获全胜。

这支无头军队如此崩溃固然令人叹为观止，可是接着在拜占庭军方面发生的情形也同样奇怪。汪达尔人弃营逃走之后，遗留下来的财富实在不少，于是贝利撒留的全军马上也就瓦解了，三五成群各自去搜寻自己的好运。在这种地形险恶的区域中，到处都有受到敌人狙击的危险。可是他们既不害怕敌人，也不尊重贝利撒留的命令，因为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发财。如果敌人真的发动攻击，那么罗马军就可能一个都逃不掉。

第二天上午恢复秩序之后，贝利撒留命令约翰领兵追击。直到534年3月，汪达尔王已经乞食度日时才投降。不久，贝利撒留凯旋归国。贝利撒留离开非洲之后，穷凶极恶的税吏也来了。在他们勒索之下，有许多已经与汪达尔妇女结婚的拜占庭人也都开始叛变。同时，当地的雅利安人因为被禁止不得为他们的孩子举行洗礼和进行一切宗教礼拜，所以也揭竿而起。接着在全面纷乱之中，摩尔人也乘机作乱，在这些收复的省区中扰乱蹂躏了三年以上的时间。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说：“在有些地区，一个陌生人可以漫游一整天而看不到一张友人或敌人的脸。”普罗库波斯最初在那里登陆时，他对当地城市乡村的繁荣和商业的发达很感羡慕。不到二十年光景，这个一度繁荣的景象已经变成了满目疮痍。有钱人都逃往西西里和君士坦丁堡。据普罗库波斯的《密史》记载，在战争和查士丁尼皇帝统治下，非洲人口损失超过了五百万人。（注：这个数字明显是过分夸大）。

征服非洲使查士丁尼有了一个良好的补给基地，便于向意大利方向作战。534年，当汪达尔王国灭亡之后，迪奥达哈也恰好杀害了阿玛娜·希莎，于是他马上以此为借口出兵。共有两支部队，一支由蒙都率领入侵达尔马提亚的哥特省区，另一支由贝利撒留率领侵入西西里。因为这位皇帝生性鄙吝，所以两支部队都小得可怜。蒙都的兵力也许不过三四千人，而贝利撒留也只有7500人。

检讨这次战争的初期经过，我们发现贝利撒留以少胜多的原因似乎是他有超人的将才和优越的装备，同时在意大利也和在非洲一样，所有罗马籍人口都一致拥护他。他知道以这样微弱的兵力与哥特人野战绝难成功。同时他又知道哥特人对围城战最不擅长，所以他尽量避免缠斗，尽量利用有城墙的城市来增加他的力量，而且也强迫敌人在围攻时消耗兵力。但他的战术却绝非静态，因为他也经常从据守的城市向敌人发动突击，他之所以采取这种行动，是因为他拥有比较优越的“投射”能力，他自己这样解释：

“一切差别就在这里：罗马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匈奴人都是优秀的骑弓手，可是哥特人却没有类似的作战经验。他们的骑兵只惯于使用长枪和短剑。他们的弓箭手徒步进入战场，并得到重装骑兵掩护。所以他们的骑兵除非近战，否则一旦对方使用弓矢，根本没有自卫能力，因此可以很容易地用弓矢歼灭他们。至于步兵绝对无法对抗对方弓箭的攻击。”

535年年底时贝利撒留在西西里登陆，在那里受到人民欢迎，除巴勒莫以外，所有城市都自动开门迎降。巴勒莫被攻陷后，迪奥达哈马上感到恐惧，立即向查士丁尼求和，愿意以接受一笔钱为条件主动献出意大利。但是谈判进行时，贝利撒留又被召回非洲去镇压一次叛乱，而蒙都在达尔马提亚境内战败被杀。这些意外事件使这位懦怯而善变的哥特王马上改变初衷，并拘禁罗马使臣。于是贝利撒留奉命进兵，他在536年5月渡过墨西拿海峡，围攻那不勒斯，并从一条水道进入该城。此时拜占庭政府又运用外交手段与法兰克人建立了同盟关系，正如当初与汪达尔开战时曾与东哥特人保持友好关系一样。于是迪奥达哈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

那不勒斯被攻陷之后，迪奥达哈被族人废弃，另外推选一位叫作维格蒂斯的武士为王。为了稳定地位，维格蒂斯与妻子离婚，改娶阿沙里克的妹妹，迪奥多里希的孙女缪塔萨为妻。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收买法兰克人，把高卢境内的哥特领士都割让给他们，换得他们退兵。第二个行动是撤出罗马城，只留少数驻兵并把城市托付给教皇塞维利斯代管。这些行动可以说很聪明，但也引发了无穷祸害。536年12月10日，尽管教皇对维格蒂斯发过誓，他还是开门迎接贝利撒留。维格蒂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于次年3月率领大军十五万人（注：相当夸大）开始围攻这个永恒的圣城。这次围攻即使不是时间最长的一次，也算最惨烈的一次。

他首先毁灭罗马城的引水道。这个水道为一百万罗马人每天供水三亿五千万加仑。市内的浴室、喷泉、花园和住宅以及数以百计的水磨（磨粉或其他工业）都依赖这个水源。虽然以后这个水道修复了一部分，但整个系统却始终未能完全复原，所以从此罗马城的社会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大约在3月31日，维格蒂斯企图对罗马城进行一次大规模攻击，但被贝利撒留的各种“投掷”兵器击退，以后他就完全采取封锁政策。到4月间，贝利撒留获得1600名骑兵增援，他决定出击，打算一击之下结束战争。可是在那个紧急关头，他的部下却忙于抢劫哥特人的兵营而不去切断敌人退路——台伯河上的梅尔维亚桥。

12月又有援兵5600人开到意大利，率领他们的是一位能干但头脑僵化的将领，也叫约翰·贝利撒留，兵力既已增加，应该可以向敌人后方作战。他命令约翰和2000名骑兵进入皮色伦，蹂躏弗拉米尼亚大道在亚德里亚海边终点周围的地区。约翰却不遵命，并未首先毁坏乌比诺和奥西莫两地的要塞就向利米尼挺进。凭着他的勇猛，第一次突击就攻入该城。这个果敢行动距哥特人的首都拉韦讷已在30英里之内，于是将维格蒂斯的算盘完全打乱了。他于538年3月12日自动解围离开罗马向北退却。正和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一样，罗马之围对维格蒂斯而言无异于哥特王朝在意大利的坟墓。

虽然约翰违反命令是罪大恶极，可是在他占领利米尼之后，贝利撒留应该采取的正确路线应该是将错就错，扩张现有战果。可他并不如此，反而命令约翰撤出该城。约翰不肯服从，于是两人间的关系就很紧张，而维格蒂斯就针对这个弱点，立即赶往利米尼城，将约翰困住。同时，罗马防御战的成功使贝利撒留威名大振，引起查士丁尼的疑惧，害怕他会变成危险的敌人，就派亲信总管纳尔塞斯到意大利去，表面上是帮助贝利撒留完成战争，实际上却是严密监视他。

纳尔塞斯的军队在皮色伦登陆，如假定为安柯拉，那么距离利米尼就在它南面60英里之内。他登陆之后马上为援救约翰与贝利撒留发生了争执。纳尔塞斯主张援救，贝利撒留则表示反对，因为纳尔塞斯是皇帝的亲信，所以贝利撒留只好顺从。于是组织了一次非常优美的陆海军联合作战，达到了解围目的。约翰当然只感谢纳尔塞斯而嫉恨贝利撒留，所以两位主将之间的成见更加加深。

结果一切行动都采取折中和拖延方式，到539年年初，本已收复的米兰城又被哥特人攻克。哥特人的将领乌莱斯是维格蒂斯的侄儿，在占领该城之后即继之以大屠杀，根据普罗库波斯记载，共有三十万人民被害。祸不单行的是意大利到处又闹饥荒，单单皮色伦一地，饿死人数据说就有五万人之多。不久，这种双头指挥方式实在无法维持，贝利撒留迫不得已向皇帝提出强硬抗议。结果查士丁尼只好召回纳尔塞斯。在解除了纳尔塞斯的烦恼之后，贝利撒留开始围攻维索里和阿西莫，这是在拉韦讷以南哥特人据守的最后两个据点。正作战之时，突然又有十万法兰克人在法兰克王索德伯特率领下侵入意大利，到处蹂躏，所过之处都成为废墟，并同时击败了哥特人和罗马人。不过因为当地疫病流行，终于迫使他们撤走了。（注：法兰克人使用的武器为刀剑，短把而两面开锋的战斧和护盾。他们的攻击方法是前进到极近距离投掷他们的战斧来砍破敌人的盾牌，然后再用刀剑冲锋。）

到539年年底，这两个最后据点都已被贝利撒留攻克，于是他才向拉韦讷进攻，这是维格蒂斯的最后根据地。但此时，匈奴人又有侵犯依利里亚、马其顿和色雷斯的趋势，同时发现维格蒂斯已写信给波斯王卡斯罗斯，唆使他从东面进攻罗马帝国，所以查士丁尼不免害怕，于是在540年年初派出使节团到拉韦讷，对维格蒂斯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有利条件——在波河以北的全部意大利领土均为哥特人所有，以南领土包括西西里在内则归还东罗马。这是一个合乎政治家风度的建议，因为在意大利北面还有凶猛的伦巴第人，西面又有同样凶猛的法兰克人，所以波河以北如能让这个哥特王国继续存在以作缓冲国，对罗马帝国是有利的。但贝利撒留一心只想无条件结束战争，把维格蒂斯也像格里梅尔一样当作俘虏献到查士丁尼脚下，所以他拒绝参加和谈，并禁止皇帝的使臣进入拉韦讷，并加强了围攻。

为饥饿所苦，而且也知道贝利撒留不肯妥协，于是维格蒂斯提出一个非常特殊的提议，也可说是最不自私的：他要求贝利撒留做西罗马的皇帝，换句话说就是接受哥特人的王冕。贝利撒留曾经发誓在查士丁尼有生之年决不造反，我们对他的忠诚殊少疑问。不过他这次将计就计接受这个条件，似乎不算是光荣行为。他派人跟维格蒂斯谈判，答应了一切要求，唯一保留条件就是必须等他入城之后才举行接受皇冕的宣誓典礼。540年春天，拉韦讷开城迎降。站稳之后，贝利撒留马上就撕破脸皮，虽然他没有洗劫这座城市，可是却拘捕了维格蒂斯以及所有重要的哥特贵族，并没收了大量的哥特财富，全都送回了君士坦丁堡。

这个背信弃义的行动虽然不足为训，但却具有决定性，因为拉韦讷被占领之后，意大利东北部的城市都望风归降，只有维罗拉和帕菲亚两城例外。前者由埃迪巴德据守，后者由乌莱斯据守。埃迪巴德是西哥特王的侄子。所有残存的哥特勇士都纷纷逃往这两个城市，他们首先想拥乌莱斯为王，在他拒绝后终于选举埃迪巴德为王。

贝利撒留的不光彩行为最终不免害人害己。查士丁尼还是感到害怕，不敢把这位野心勃勃的大将留在拉韦讷皇宫，于是将他召回君士坦丁堡，甚至不让他举行正规的凯旋仪式，541年的春天，他被派往幼发拉底河去结束东罗马与波斯之间的战争。

贝利撒留离开意大利时，迪奥多里希的帝国已经只剩帕菲亚一座孤城。埃迪巴德率领一千名残兵据守着它。可是不等这一年过完，他已经建立了一支大军，大部分由拜占庭逃兵组成，在特雷维索附近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会战，击败了东罗马军，并收复了波河以北的全部意大利领土。他之所以能有这么伟大的成就，是因为自从贝利撒留走后，战争指挥权分别交给十一位将领负责，其中没有一个人具有最高指挥权。所以他们根本不打仗而只忙于抢劫。而且意大利收复之后，东罗马的税吏就如蝗虫一般飞来。这个国家早已残破不堪，哪里再禁得起他们勒索，结果使人民铤而走险，终于形成无政府状态。

541年春天，埃迪巴德被暗杀，继承他的是艾拉克，只做了八个月的国王又被埃迪巴德的侄子托提拉所杀。托提拉是一位很杰出的军人，因为他具有宽宏的度量，骑士精神和过人的勇气，所以霍希金认为他是东哥特这颗大树上开出来的一朵最名贵的奇花。452年年初，他被选为王，在范查击败了罗马军，越过亚平宁山脉，又在莫吉罗击败了约翰。这一战使他几乎收复了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全部领土，只有罗马城和少数几个要塞例外。贝利撒留征服的地区差不多已完全丢光了，到543年5月，他已攻下那不勒斯，于是决定开始围攻罗马。最后这些事引起了查士丁尼的注意，于是在544年春天，决定再派贝利撒留到意大利去收拾残局。

贝利撒留在色雷斯境内召募了一支部队，总共不多于四千人，他首先解救阿特南多，再沿海岸进到波拉，于是渡过亚德里亚海到达拉韦讷。在那里他上书查士丁尼，要求给与人员、马匹、兵器和金钱。不久，在545年秋天，托提拉开始围攻罗马。罗马城的守将是比沙斯，他把小麦屯积起来，然后用高价卖给军民。围攻使贝利撒留前进波尔托和阿斯提亚，这是罗马城的港口，并在那里建立基地，但结果却劳而无功，546年12月17日，罗马城被内奸出卖给托提拉。依照普罗库波斯记载，这个城市的总人口一百五十万人，被消灭得只剩下了五百个男人都不到的程度。

哥特人又提出和平建议，这次查士丁尼却把决定权交给贝利撒留，结果战争继续下去。因为此时约翰的部队正在蹂躏鲁卡尼亚，所以托提拉在把罗马残留的人民撤出之后，只留一支小部队在那里，自己去迎击约翰。贝利撒留立即乘机设法攻占该城。托提拉听说后立即赶回来，两次攻城不下之后他自动撤到了提弗里。

这样相持达两年之久，到549年年初，贝利撒留觉得劳师无功，主动要求皇帝把他召回君士坦丁堡。他的财富已经大大增加，可是名誉却不如以往。（注：558年贝利撒留又奉命征讨匈奴人。到562年，因为有人指控他造反，被削除兵权。563年他又获信任。两年后，在查士丁尼逝世前八个月他先死了。）

此时，托提拉又第三次围攻罗马，结果又是内奸卖城投降。于是他又提出和平要求，查士丁尼这次却不肯接见他的大使。不久东罗马军在意大利的据点就只剩下四个城市——拉韦讷、阿特南多、安柯拉和克罗托拉。

查士丁尼本来已选定他的侄子日尔曼拉斯做意大利统帅，但他尚未赴任就先病死了。差不多与此同时，托提拉又占领了雷吉阿，越过海峡进入西西里，并再度征服了撒丁和科西嘉等岛屿。

日尔曼拉斯死后，意大利诸将都希望他的女婿约翰继任统帅。查士丁尼却觉得约翰的阶级与他们相等，恐怕他们不服从，决定派内务总管纳尔塞斯出任统帅。虽然纳尔塞斯已经55岁，但仍然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命。（注：他死于573年，一直活到95岁。）这个任命很得人望，因为纳尔塞斯向以慷慨出名，挥金如土，所以许多拜占庭武士都愿意加入他的部队。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皇帝的亲信，所以地位比贝利撒留还要强硬，皇帝对他的要求几乎无不应允，照普罗库波斯的说法，真是兵多财足。

纳尔塞斯集中兵力时，托提拉用三百艘战船去夺取亚德里亚海的控制权。他首先洗劫了科孚岛，然后进到伊庇鲁斯和达尔马提亚沿岸，并毁灭了那些准备从希腊为纳尔塞斯军队运输补给的船只。同时，他也加紧围攻安柯拉。这时，拉韦讷的守将法利里安就向在萨罗纳的约翰求援。虽然约翰奉命必须等纳尔塞斯到达后才能开始行动，可是他却发挥了主动精神，率领38艘战船出海，与法利里安的12艘战船联合赢得了一次海战，使安柯拉城解围。普罗库波斯评论说：“这次会战击毁了敌人的精神，削弱了托提拉和哥特人的力量。”

托提拉再次求和，遭到查士丁尼拒绝，他似乎非常痛恨哥特人，非把他们从罗马境内肃清不可。为了增加筹码，托提拉又与法兰克王索德伯特谈判同盟条件，他的军队已占领威尼斯的大部份。他们约定在未击败罗马之前，彼此间决不进行战争。

最后在552年春天，纳尔塞斯动员了他在萨罗纳的部队，从陆路进入意大利。他的兵力正确数字无法知道，普罗库波斯只说多得异乎寻常，可能是两万人左右。和所有拜占庭军队一样，大部分由蛮族佣兵组成——匈奴人、伦巴第人、格皮德斯人、西里西亚人，还有一部分波斯人——但主要却是靠他本人和大量的金钱。他到达亚德里亚海的道路末端时，发现法兰克人挡住了去路，另外在维罗拉城，有一支哥特部队由特亚斯率领作为支援。因为船只数量不够，无法将人员从伊松佐河口运到拉韦讷的港口克拉西斯，所以他命令他的部队沿海岸行进，与舰队保持接触，而利用这些船只在河川和咸水湖上当渡船使用。

他平安到达拉韦讷，与那里的罗马守军会合，停留九天之后进到利米尼，该城正由哥特人乌斯德拉斯据守。纳尔塞斯将他击毙，然后沿着弗拉米尼安大道前进到法罗。在那里他知道只有坚固的佩塔图萨要塞尚在固守之中，就向南前进到西尼格里亚，从那里再转西，从卡格里跃到弗拉米尼安大道。从卡格里再行军十四英里就到了阿德恩森堡垒，它监视着越过亚平宁山脉的隘路，从这里向南是一个平谷地带。听说托提拉已迎面来到，纳尔塞斯就开始宿营，准备会战。

托提拉本来在罗马附近，听说纳尔塞斯到了拉韦讷，马上召回特亚斯，并率领全军（只留下了2000骑兵随后赶上）越过图斯卡尼，并在敌人南面相距约十三英里的塔吉纳村中建立营地，（注：他的兵力实数已不可考，但可能比罗马军要少得多。）在那里或是半路上，他接见了纳尔塞斯派来的使节。这个使节告诉他说前途已毫无希望，劝他立即投降，不过又说如果他决心作战，就请他选定一个日期。他回答纳尔塞斯说八天以后决一雌雄。纳尔塞斯认为这是诡计，决定第二天就出战。他的判断不错，因为第二天上午，托提拉已前进到距他的战线只有两箭射程那么远了。

两军在一个狭窄的平原上彼此相对，这个平原夹在希吉亚与塔地罗之间，在亚平宁山中，东面为该山主峰的山麓，西面为一列丘陵——即古比奥山地。在罗马军战线左翼的前面，有座独立的小山，可以控制一条通到罗马军后方的山路。纳尔塞斯认识到这座小山的战术重要性，在会战前夜派了50名弓箭手去将它占领，第二天上午虽一再受到哥特骑兵攻击，却始终坚守不退。

在会战中，双方都排列自己的阵线。托提拉还是依照哥特人的惯例，把骑兵列在前面，而把所有步兵（多数为弓箭手）列在第二线，他的想法是在一个冲锋下就击破敌军的中央部分以赢得这次会战。依普罗库波斯记载，说他命令全军只准使用长矛，不准使用弓箭或其他武器。果真如此，那么他希望他的步兵做什么呢？这一点似乎颇为费解。

为了应付这种正面攻击，纳尔塞斯采用了一种新奇的战斗队形。阿曼爵士指出，在克勒西会战中，爱德华三世模仿了这个办法并且还当做是自己的发明。纳尔塞斯命令八千名伦巴第人、西里西亚人和其他杂牌部队下马，中央正当弗拉米尼安大道摆成一个坚强的方阵。在两翼各用四千名罗马徒步弓弩手作为掩护。这两个侧翼向前倾斜，如果敌军冲入中央，就不仅会扑空，并且两面会受到弓箭手包围，暴露在箭雨之下。纳尔塞斯和约翰（日尔曼拉斯的女婿）指挥左翼，而法利里安和另一位约翰则指挥右翼。为了保护弓箭手，纳尔塞斯又把罗马骑兵排列在他们后面，每翼五百人。在左翼的小山之外，他又放置了一千名骑兵，命令他们一等敌人步兵开始行动就立即冲到他们后方予以夹击。

纳尔塞斯把主动权让给托提拉，等候他进攻。等候时间颇长，因为哥特王想等他那两千骑兵到达后再作战。为消磨时间，他就独自在两军之间的空地上，穿着光彩夺目的盔甲表演马术。最后大约正午时候，那两个千骑兵到达之后，他就命令全体用膳，自己也脱下盔甲，穿上一件普通士兵的衣服。他这样做是想引诱敌人也解散行列吃饭，就可以向他们发动突袭。不过他失望了，因为纳尔塞斯早已下了严厉命令，不准任何人离开阵地、坐卧或吃饭。不过他并非不准他们吃东西，只是所有人都只能站在原地进食，不准放下武器而已。

午膳之后不久，哥特骑兵展开了会战序幕，一直打到夜幕低垂时为止。虽然普罗库波斯的记载十分简略——因为他并非目击者——可是实际经过却不难想象。哥特人并未注意敌军两翼的弓箭手，直向中央方阵冲击，结果是被敌军方阵前的矛林（像刺猬一样）所阻，而两侧骑兵又被弓箭射翻。立即有数以百计的哥特人落马，这些无人的战马四处飞跑，在他们的行列中造成了更大混乱。似乎只有第一次冲锋是有组织的，以后就是零星集合起来的兵力各自为战。因为记载上始终没有说哥特骑兵退到步兵的后方重新组织兵力。快到黄昏时，罗马人才开始进攻，这时哥特骑兵已无余力抵抗，立即向后退走。正如普罗库波斯所说，他们并非想退到步兵的后面喘息一下再战，而是想逃走。这时哥特步兵却不拉宽他们的间隔来收容骑兵，也不站稳脚跟援助骑兵，却在骑兵前面抢先跑了。混乱之中，他们更是互相残杀，这是夜战中常见的事情。这是枪矛和弓箭联合使用的第一次战斗，已经获得完全成功。

在会战中杀死了6000名哥特兵，所有被俘者也一律被屠杀，包括许多罗马逃兵，连同托提拉本人在内，他是在会战中（初期或最后）受了重伤，被捉到卡普莱村中，就死在那里。

胜利之后，纳尔塞斯首先斥资遣散了他的伦巴第部队。他希望他们赶紧走，因为他们的野蛮简直使作战都受到影响。其次他才开始肃清哥特人残部，他们已经选举特亚斯为王。纳尔塞斯占领罗马之后就把特亚斯的残军封锁在萨诺达两个月之久。最后当哥特人退到利特里山之后，在一场会战中又把特亚斯击毙了，哥特人才全部投降，条件是允许他们在各要塞搜集他们埋存的金钱之后离开意大利，到他们所选择的任何野蛮王国中去作自由人。

现在只剩法兰克人未被击败，当纳尔塞斯封锁萨诺时，他们在罗萨和布西林兄弟率领之下又大举侵入意大利半岛。554年，他们在卡西里伦被纳尔塞斯歼灭，他所用的战术仍大致与塔吉纳会战相似。这一年，查士丁尼才完成了他在532年就已决心完成的任务。在非洲消灭了汪达尔人、在意大利消灭了东哥特人之后，他已使以前西罗马帝国的大部分领域完全肃清了雅利安人的残余，同时他的领土也已包括整个北非、达尔马提亚、意大利、西班牙南部、西西里、撒丁、科西嘉和巴里克群岛。除了西班牙和塞浦提马尼亚境内尚有西哥特人（塞浦提马尼亚是夹在东比利牛斯山脉与卢瓦河之间的地区）和在普罗旺斯境内尚有法兰克人以外，地中海再次变成了罗马的内湖。这的确是一个惊人成就，但是它的成本是什么，它在历史上的影响又如何呢？特里卡梅伦会战和塔吉纳会战的重要性应该在这些事件中去寻找。

和非洲一样，经过二十年战争，在长时间的围攻、饥荒、屠杀、破坏、抢劫和疠疫之下，意大利变成了废墟。狄尔教授在《剑桥中古史》中说：最大的城市，像那不勒斯，米兰，尤其是罗马，几乎已无人烟，乡村也变成赤地，意大利的业主们因为效忠拜占庭和仇视托提拉，结果得到的报酬是完全的毁灭。吉本的批评更为苛刻，他说查士丁尼的战争、征服和胜利，有如老年人的回光反照，把最后的余力消耗殆尽，加速了其衰颓。收复非洲和意大利，从表面上看似乎未尝不是赫赫战功，但是灾难却继之而来，显出征服者的无能，并使这些不幸的国家化为废墟。他又说：查士丁尼的臣民受到战争、疠疫和饥荒的三重迫害，人口的显然减少是其统治期中的最大污点。这些地球上最美丽的地区以后都永远不能恢复原貌。

那么查士丁尼胜利的后果如何呢？从幼发拉底河直到“赫勒克里斯之柱”，到处都是战争、财政压榨和宗教迫害，使东罗马诸省人穷财尽，民不聊生，好象是为未来的伊斯兰教征服者开路一样。查士丁尼死后不到一世纪，这些地区就被他们征服，甚至直到我们这个时代，还有许多地方仍然控制在他们手中。非洲的摩尔人本已被汪达尔人征服，现在又重新回复到原始的野蛮生活中，所以在下个世纪当然就抵挡不住撒拉逊人的入侵。至于意大利方面，当哥特人被消灭之后，纳尔塞斯指挥的税吏在以后十二年中，把那一点在战争中尚未毁灭的剩余财力完全榨干了。到568年，阿尔班率领凶猛的伦巴第人又侵入该地，这是日尔曼民族在旧有的西罗马帝国领域建立的最后一个国家。他们迅速占领了波河以北地区——至今这里仍然称为伦巴第——以后逐渐向南扩展，到处抢杀，除拉韦讷和罗马以外，他们最后蹂躏整个半岛北部三分之二的地区。589年，在佐托率领下毁灭了在卡西罗山上的圣本尼迪克特派寺院，到774年才为查里曼大帝征服并融入他的帝国。

如果意大利不被入侵，也没有塔吉纳会战，那么东哥特将继续统治意大利，于是中古将完全改观。罗马不会变成废墟和没有政治重要性的二等城市，而是继续在西方文化和文明中作为一个积极活跃的中心。哥特的活力和拉丁文明若能融合在一起，可以使自从亚德里亚堡会战以来就不断在西方出现的悲惨景象一举清除。虽然对查士丁尼而言，塔吉纳是他最大的胜利，可是对当时的基督教世界和以后许多年的历史而言，这都应算是一个无可估量的大灾难。

谢选骏指出：如果把查士丁尼比作拿破仑，那么他的哼哈二将贝利撒留将军和纳尔塞斯太监，就有点像拿破仑手下的内政总管富歇和外交家塔列朗，塔列朗评价富歇：一个没有心肝和眼泪的人。其实他也是一样。拿破仑皇帝是个将军，就靠这俩人帮他支撑局面。正如查士丁尼大帝不会打仗，所以自己就充当了外交家，不得不依靠将军和总管。查士丁尼把意大利和北非祸害了，正如拿破仑把欧洲和俄罗斯祸害了。而且这俩人都有帝王瘾，娶的女人都不三不四——查士丁尼之后，伊斯兰教席卷亚非；拿破仑之后，敌基督席卷欧洲了。宣扬“上帝已死”的德国鬼子粉墨登场了。

【大事记（十一）：伊斯兰教的兴起及其扩张】

查士丁尼算是最后一位伟大的罗马皇帝，因为在其继承者查士丁二世(五六五——五七八年)统治之下，东帝国甚至在理论上都不能再冠以“罗马”头街，而已经成了纯粹的“拜占庭”了。从此以后，一切收复西方的想法都靠边站，帝国政策转变成单纯防御，它现在腹背受敌：在多瑙河下游受到柔然人和斯拉夫人威胁，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又被波斯人侵略。所以查士丁面临的是一个不可能解决的战略问题：同时守住两条相距颇远的防线，而他的兵力连坚守一条防线都似乎不够。结果只好把部队在两条防线之间不断进行穿梭调动，而敌人对这种弱点当然是决不会放过的。

第一次部队大调动是在五七二年，当时又与波斯开战，到五九一年毛里斯皇帝(五八二——六〇二年)在位时，因为欧洲方面的守军实在抽调得太厉害，为了抵抗柔然人和斯拉夫人的入侵，不得不与波斯王荷斯罗夫二世匆匆订立和约。柔然是个鞑靼民族，是在受到土耳其人压迫后才西进的。（注：土耳其人即中国古代史中的突厥人，在中国史书首次出现是在五四五年。在五四六年到五八二年之间，土耳其人在中国与波斯之间建立了一个强大国家。五六五年曾派使臣到查士丁的朝庭中要求开放丝织品贸易，并希望合作对付波斯人。）斯拉夫是印欧种族中的一个非日尔曼集团，他们在五七七年就开始在巴尔干传布未来斯拉夫王国的种子。五九一年，柔然人蜂涌南进，抢杀不停，直到六〇四年由福卡斯皇帝(六〇二——六一〇年)用收买政策才使他们暂时撤退。因为这时波斯王荷斯罗夫又破坏了和平，福卡斯不能不去应付。

六一〇年，福卡斯皇帝被他的继承者希拉克略(六一〇——六四二年)杀害，被乱刀砍成碎片，死得极为凄惨。战争仍然继续，到六一三年，波斯人侵入叙利亚并占领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与耶路撒冷一同丧失的有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发现的“神木”，就是“真十字架”。这个损失预示着东帝国的衰亡。以后，当六一七年斯拉夫人正蹂躏欧洲诸省时，柔然人也到了金门，在普罗波恩提斯的卡尔西登也丢了。两年后，埃及也被侵入，帝国的粮食补给也被切断，此时亚美尼亚也被侵占，拜占庭帝国丧失了主要兵员来源地。这场灾难是如此巨大，所以希拉克略决定迁都迦太基，仅仅由于大主教的阻止，他才没有这样做，大主教逼他宣誓永不放弃君士坦丁堡。这个行动使人民大为满意，于是突然产生了宗教狂热，要求组织十字军以拯救圣城和圣十字架。

到六二三年，希拉克略已经进行了六次战役。第五次发生在六二六年，柔然人、斯拉夫人、保加利亚人和格皮德斯人在卡尔西登与波斯军联合起来围攻君士坦丁堡。因为拜占庭握有制海权，所以终得幸免于难。次年，希拉克略取道阿塞拜疆向南侵入波斯，于十二月一日到达大扎布；十一天后他在尼尼微附近使波斯人遭到决定性失败。接着他进到泰西丰，但在到达波斯首都之前被迫撤退。不过进一步的作战已无必要，因为在六二八年春天里，波斯王荷斯罗夫被刺，双方恢复了和平关系。除了包括归还“真十字架”和波军撤出帝国境内两点以外，他们的议和条件已经无法考证了。

所以此时当另一个新侵略者在南方秣马厉兵之际，这两个东方大帝国却都已经精疲力竭，他们的领土破残，人力耗竭，财力空虚，国家变成了真空，只等先知的信徒来加以填补。

六三〇年三月二十一日，“真十字架”在圣城中重新树立，几个月之后一场新的战争就开始了，这场战争几乎不间断地延续了一千年之久。

早在六二四年，穆罕默德在重要的拜尔会战中获胜，终于在阿拉伯民族中建立了权威。六三〇年秋，他派兵北上，在死海之东的穆塔与拜占庭的前哨发生冲突，但却被击败。三年后的六月七日，穆罕默德逝世，因为他没有儿子，他的信徒中有一小部分就承认艾卜·伯克尔(六三二——六三四年)为“哈里发”(即继承者)。自从所谓“纪元”(即六二二年)三年以后，麦地那已成为伊斯兰的信仰中心，现在多数阿拉伯人都拒绝向它纳贡，接着就发生了一次叫作“变节”的叛乱。最后终于被瓦利德镇压。胜利之后，艾卜·伯克尔为使他的得胜之军有事可做，就命令瓦利德率五百人入侵伊拉克，另外派了三支小部队去援助叙利亚边境的基督教阿拉伯人，因为拜占庭对他们的常年补助已经中断，所以他们就向伊斯兰教徒求援。

当这些入侵者出发时，东罗马皇帝希拉克略正在埃梅萨——即霍姆斯——因为他相信沙漠中的基督教阿拉伯人对伊斯兰教徒可以构成一道足够坚强的障碍，所以他丝毫未作抵抗准备。但是听说巴勒斯坦南部均已被侵入之后，他马上在大马士革以南集中了相当兵力，命令他的兄弟迪奥达鲁斯率领，去击退这些入侵者。瓦利德听到这个消息，就以闪电般的速度前进，从幼发拉底河的希拉，经过帕尔梅拉，突然进到大马士革的城墙下。接着从那里经过极大的困难才与其他三支部队会合在一起，然后在耶路撒冷与加沙之间的艾季纳代因与迪奥达鲁斯相遇。六三四年七月三十日，他获得了一场卓越的胜利。

不久艾卜·伯克尔死了，继承他的是奥玛尔(六三四——六四四年)。他决定不仅要入侵，而且还要征服叙利亚，于是大批伊斯兰教徒在瓦利德率领下北上。大马士革被出卖给他们，到六三五年年底，他们占领了埃梅萨。

六三六年春，希拉克略又派了一支新部队，总数大约为五万人，由迪奥多鲁斯率领去对抗瓦利德。瓦利德马上撤出大马士革，把他的全部兵力约二万五千人，集中在耶尔穆克谷地东南。经过多次调动和交战，终于在六三六年八月二十日切断了迪奥多鲁斯的交通线并歼灭了拜占庭全军。这一战具有决定性，因为叙利亚境内的人民无不痛恨拜占庭统治，所以他们把伊斯兰教徒当作救主看待。整个国家都被他们攻占，在以后几世纪中，阿玛努斯山脉一直是哈里发领土的北疆。

波斯也迅速崩溃，其程度完全和叙利亚一样，主要原因也一样。农民都把他们的征服者当作救主来欢迎。六三五年秋，一个当地的酋长穆坦纳，得到了伊斯兰教部队支援，在布瓦比击败了一支波斯军队。六三七年六月，鲁斯塔姆率领的波斯大军又在卡迪西亚被萨阿德击溃，他本人也被杀害。在萨阿德前进到底格里斯河，再向伊朗山地前进之前，波斯国王和他的朝廷即已闻风逃窜。接着，泰西丰自动开门迎降，最后伊拉克全境都落入阿拉伯人手中。从此，伊斯兰教不再依赖麦地那代表阿拉伯，而是成为一个完整的帝国。所以，系统的征服代替了无目的的侵略，整个民族都参加了这个工作。美索不达米亚被征服之后，叙利亚和伊拉克连成了一气；六四一年又攻占了埃克巴塔那；波斯湾也落于阿拉伯人之手；到六五二年呼罗珊也被征服。

说起来似乎令人惊异，埃及在同一期间也被征服了，原因还是一样，即人民对拜占庭统治的恶劣反应。帝国对埃及人课以额外重税，并禁止他们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埃及的征服者是阿穆尔。六四〇年一月，他占领了培琉喜阿姆，七月在赫利奥波利斯击败了拜占庭军。四六一年四月占领了现代开罗城附近的巴比伦。六四二年九月十七日，亚历山大城有条件投降了。以后为掩护西面侧翼，他又攻占了昔兰尼加。

在这之后，接着就是几十年的抢劫性突袭。虽然伊斯兰教徒已深入到今天突尼斯境内的凯鲁万，并一再占领该城，可是直到他们用占领政策代替了抢劫政策，并终于获得地中海的制海权之后，他们才算完全占领了拜占庭的沿海城镇，而这些都是内陆的锁钥。到这个世纪的结束时，这些工作终于完成了。哈桑以凯鲁万为基地，在六九五年攻占了迦太基。于是在极短时期内，拉丁文明在北非境内即已完全根绝。

在这些膨胀过程中，征服君士坦丁堡始终是伊斯兰教徒的最终目标。早在六五五年，哈里发奥斯曼(六四四——六五六年)就首次进行了这种尝试。那一年，他派了一支海上远征军去达成这个目标，虽然拜占庭舰队受到了决定性失败，可是次年奥斯曼本人被刺，于是在穆阿威叶(六六〇——六八〇)与先知的女婿阿里之间展开了争夺继承权的战争，所以只好放弃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念头。六五九年，为了应付阿里，穆阿威叶与拜占庭媾和。他是伍麦叶哈里发世系的始祖，首都设在大马士革。

当他自己地位巩固之后，穆阿威叶在六六八年又开始向外扩张。那年，他派远征军进入小亚细亚——拜占庭人称这个地区为“罗马尼亚”——占领了卡尔西登。到六六九年春天，从那里又进入色雷斯境内，并攻击君士坦丁堡，但并未进行真正围攻。六七二年，穆阿威叶在这支远征军之后又派了一支舰队去赢得博斯普鲁斯的控制权。此后直到六七七年为止，君士坦丁堡即经常受到间歇性攻击，不过每次均为君士坦丁四世(六六八——六七七年)的舰队击败。人员和船只的损失迫使伊斯兰教徒撤退。当他们撤回时遭遇一场风暴，舰队的大部分都损失了，残余部分均为拜占庭人击毁。这次灾难迫使穆阿威叶第二次与拜占庭人媾和。

六八〇年，穆阿威叶逝世，在下一任哈里发阿卜杜勒(六八五——七〇五年)的统治下，大部分时间均在继承战争中渡过。到了他的继承者瓦利德(七〇五——七一五年)的时代，阿拉伯帝国达到了其膨涨限度。在西方，于七一〇年到了大西洋海岸，并于次年攻陷了西班牙。在东方，阿拉伯人已经渗透印度到了旁遮普河，在中亚方面则到了中国边界。在他晚年，瓦利德又想继续实行攻占君士坦丁堡的计划，他在七一五年逝世，这个计划只好留给他的继承者苏莱曼哈里发来加以执行。

谢选骏指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伊斯兰教的扩展其实是“闪族历史大反攻的宗教伪装”——闪族作恶多端的亚述帝国、新巴比伦帝国灭亡之后，就遭到了波斯人和希腊人等雅利安人的围剿和瓜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是雅利安人的鱼肉。但是通过伊斯兰角的反攻，闪族终于再度占领了中东，而且占领了北非，并深入了非洲，甚至扩张到了东亚——成为仅次于雅利安人和蒙古人野蛮侵略者。

【第十二章：围困君士坦丁堡和图尔会战】

六八五年，查士丁尼二世继承君士坦丁四世的帝位，他在七一一年逝世时，拜占庭帝国已经衰颓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领土被分割，人口逐渐减少，在欧洲方面受到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劫掠，在小亚细亚方面受到撒拉逊人蹂躏。帝国的陆军和舰队经常发生哗变，似乎末日已经来临。可是突然之间，从二十年来的无政府状态废墟中，又产生了一位新的英雄。他一手创立了一个新帝国，在以后七百年中，注定成为欧洲抵挡亚洲人侵略的大堤。他是一位职业军人，在历史上被称为“伊索里亚的利奥”。（注：伊索里亚为小亚细亚的一个地区，在今之科尼亚境内的塔拉斯河北岸。）

关于他的身世，所知极为有限。也许他实际上是叙利亚人而并非伊索里亚人，因为他大约在六八七年出生于科马根省的日尔曼尼西亚，这是叙利亚的东北地区。原名库农，他和家族在历史上首次出现是在七〇五年，那时他父亲在色雷斯把五百头羊作为礼物送给查士丁尼二世，为了酬答他，查士丁尼二世就指派利奥做自己的副官。后来，明显是为了排挤他，皇帝命他到高加索山地以北的阿兰尼亚去执行某项使命。他回来时，阿纳斯塔修斯皇帝(七一三——七一六年)正在寻找有能力的军人，于是奉命指挥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部队。七一六年阿纳斯塔修斯被废时，所有目光就都集中到利奥身上，认为只有他有资格做继承人。

此时，哈里发苏莱曼(七一五——七一七年)继承瓦利德的遗志，正准备进攻君士坦丁堡。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派遣两支军队从塔拉斯进入“罗马尼亚”，一支由他的兄弟马斯拉玛率领，另一支由也叫苏莱曼的将领统帅。

苏莱曼通过安纳托利亚到了阿摩利乌姆——位于阿克色湖北面。虽然该城并无守兵，但他却只封锁该城，因为知道利奥是皇帝候选人，所以打算用诡计来俘获他。诡计并未成功，阿摩利乌姆解围之后，利奥将城内妇孺撤出，并在那里留了八百名驻兵。接着从卡帕多西亚前进的马斯拉玛也想设陷阱捕捉利奥，但也和苏莱曼一样被这个机智的伊索里亚人击败。

当双方斗智的战役进行之时，迪奥多修斯三世(七一六——七一七年)为他儿子披上紫袍，让他驻守马尔马拉海的亚洲海岸。利奥设法使马斯拉玛的兵力完全撤出罗马尼亚，接着进到尼科美迪亚，把这个姓名不详的青年王子击败了，他可能就在当地宿营过冬，到七一七年初才渡海进入君士坦丁堡。迪奥多修斯被迫退位进入修道院，三月二十五日，圣索菲亚大主教为利奥加冕，就是利奥三世(七一七——七四〇年)。

利奥感到一分钟也不能损失。君士坦丁堡的谷仓和兵工厂都已补充，城墙也都修补完毕，并在上面装置了许多的作战机械。从战略上来看，君士坦丁堡十分坚强，事实上几乎无法攻破，唯一条件就是其海上交通线要畅通无阻。君士坦丁堡建在一个岬角上，北面侧翼为金角，南面为马尔马拉海。在西面即向陆地的一面，有内外两道城墙，内城为君士坦丁大帝修建，外城为迪奥多修斯二世建筑，全长约为四哩。在这一时期，正常人口约为五十万，不过现在增加了相当数量的难民。在火药发明之前，这座城市只要有坚强的设防，事实上无法用硬攻手段将其攻陷。惟一可靠的方法就是封锁。就是说必须同时封锁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个海峡，而要封锁博斯普鲁斯海峡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城市本身从侧面掩护着南面的进路。因此，对利奥而言，一切成败都依赖他的舰队，在数量上，他却远远少于敌人。

马斯拉玛的计划是同时陆海并进来包围这个城市。陆军约八万人，由他自己亲自指挥；舰队据说有一千八百艘船，上面也可载运八万步兵，交给将军苏莱曼指挥。此外，还有其他部队正在准备之中：在非洲和埃及的港口里还有八百艘船，多数为补给船，已经准备好了。而在塔苏斯，在哈里发亲自指挥之下，还有一支陆军预备队正在编组之中。（注：所有这些数字可能不免夸张过度。）

马斯拉玛首先攻下柏加曼，然后进到赫勒斯滂，在阿拜多斯渡海——那可能是七月间的事，因为到七一七年八月十五日，他就在君士坦丁堡外城前面出现了。他的部队在那里掘壕建立营地，另派一个支队去监视亚德里亚堡方面，因为保加利亚国王特维尔正在与利奥来往。

他们立即进行了一次陆上攻击，但被拜占庭工程师的技巧和机械击退。于是马斯拉玛决定用一条深沟围绕自己的营寨，并用封锁的方式来围困君士坦丁堡。为达目的，他命令苏莱曼将他的舰队分为两个支队：一个停在亚洲海岸的欧特罗庇厄斯和安德米乌斯两地，切断来自爱琴海方面补给；另一个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到达加拉太以切断来自黑海方面的补给。

九月一日，第二个支队到达，并于九月三日在金角以北航行，利奥的舰队就停在那里。这个海港的出口悬有一条大铁链作为保护，挂在两个守望塔上，可以自由升起或放下。

封锁支队刚刚到达，在西拉格里阿角周围扫过的强大海流使先头船只产生了混乱。利奥立即命令放下铁链，让舰队出战，在敌人未能布成战线之前就将“希腊火”喷在他们船上，立即烧毁了二十艘，其余均被俘获。当苏莱曼的主力舰队来到，他又马上退回金角港内。（注：希腊火是一种液体燃料，据说见水即燃，用虹吸管发射。成份可能是硫磺，石油和石灰等。这些东西在公元前就可能已有人使用。）

这次攻击行动迅速，指挥良好，所以对敌人的精神能产生震惊作用。为了诱敌深入，整整一昼夜，利奥都将锁链放下，可敌人始终没有突入海峡的进一步企图。几乎毫无损失地赢得了这次胜利，因为胜利是如此彻底，所以利奥可以使补给不断流入君士坦丁堡，使其免受饥馑威胁。更增加马斯拉玛困难的，是他的哥哥哈里发在增援途中，因为消化不良突然暴卒。（注：根据吉本记载，这位哈里发的食量实在惊人。他在一餐中可以吃下七十颗石榴，一头羊，六只鸡和大量葡萄。）继承他的是奥玛尔二世(七一七——七三〇年)，他是个宗教的迷信者而不是军人。

现在能进行的只有部分性的封锁，而在这年冬天，天气却特别严寒。有一百天，地面上堆满积雪，因为不能适应这种寒冷的欧洲天气，伊斯兰教徒死者数以千计，包括将军苏莱曼本人在内。次年春季，从亚历山大港开来的埃及支队，共有四百艘船，在索菲阿姆指挥下，利用黑暗掩护通过了君士坦丁堡，到了卡洛斯·阿耳戈斯，并封锁住了博斯普鲁斯水道。不久，由叶赛德率领的非洲支队共三百六十艘船，也到了拜占庭海岸边。最后，改由墨达桑统率的陆军预备队也到了。他们开始补充堑壕中的戍卒，这些人为饥饿所苦，已经到了吃人肉的地步。

虽然封锁博斯普鲁斯差不多已可迫使君士坦丁堡投降，但利奥却实在太幸运，因为埃及水手中有许多基督徒，他们逃到他这边，供给了对方的正确情报。他于是又放下锁链，命令舰队出海，直扑敌军，使他们受到了完全奇袭。这根本上只能算是一边倒的溃败，而不能算是一场正常的会战：因为基督教水手都纷纷弃船逃走，这些船只因为无人驾驶，互相碰撞着，或被希腊火焚毁。在这次决定性的海战胜利后，继之以陆上追击，因为当利奥将非洲支队毁灭之后，就把相当数量的兵力渡过亚洲海岸，使墨达桑陷于陷阱之内，把他们完全击溃了。

此时，利用外交手段，利奥已经引诱特维尔率领了保加利亚人向马斯拉玛进攻。在亚德里亚堡以南某地，他们击败了伊斯兰教徒，据说杀死了二万二千人之多。接着伊斯兰教徒又得到消息，使他们更感忧惧，因为传说法兰克人为了保卫基督教，也已分别从海陆两路来援。对这个素来不清楚底细的王国，他们更觉得害怕。

于是哈里发下令召回马斯拉玛。七一八年八月十五日，他正式解围而去，前后整整十二个月。他把他的陆军残部装船送到塞齐库斯登陆。他的舰队再向赫勒斯滂进发，中途遇到大风暴，全部覆灭。据说在这次围城战中一共使用了二千五百六十艘船，回到叙利亚和亚历山大港的却只剩下五艘已。陆军总数可能有二十万人以上，但能回到塔苏斯的还不到三万人。

所以利奥的这次胜利是具有决定性的。以后在七三九年，他又在佛里几亚的阿克罗隆再次击败了阿拉伯人，迫使他们撤出小亚细亚西部。利奥之所以获胜，是由于他的指挥艺术高超，所有历史学家对这次胜利的重要性都乐于称道。瓦西里耶夫在《拜占庭帝国史》说：“这是公正的评论：由于利奥的抵抗成功了，所以才不仅挽救了拜占庭帝国和东方基督教世界，而且更挽救了整个西欧文明”。布里认为七一八年是一个教会的全体纪念日。弗尔德认为这是罗马史中一次最大的成功，而在战争历史中也是一大杰作。吉本认为这次若被伊斯兰教徒击败，则将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大灾难”，因为人员和船只的损失还可以补充，但若君士坦丁堡沦陷，则整个东方历史就要改写。毫无疑问，这次伊斯兰教徒的挫败，在西方历史上是重大决定性事件之一。因为此时在欧洲内部正有一个新的权力尚未发展成形，这一战恰好挡住了欧洲不受伊斯兰教徒入侵。这个新的权力就是法兰克王国，现在正向建立新帝国的道路上踏出了第一步。

在七一〇年，也许可能更早，侵入非洲的阿拉伯人已经到了大西洋海岸（见大事记十一）。因为柏柏尔人或摩尔人——即汉尼拔时代的努米底亚人——能够供给所需人力，所以他们才能有此成就。这些人具有抢劫的本性，一旦到了西海岸，为了使他们有事可做，北非总督穆萨就决定让他们向西班牙发展。他当时似乎并无征服西班牙的意图，仅仅是突袭而已，因为他缺少可用的船只，就向拜占庭政府的休塔总督尤里安——可能是个信奉基督教的柏柏尔人要求援助。此人因为西哥特国王罗德里克侮辱过他女儿，所以怀有私怨，就很愿意帮助穆萨。他答应借出四艘船。穆萨就向大马士革的哈里发请求准许他入侵西班牙。哈里发勉强答应了，因为回答是：不要让过多的陆军冒险渡海远征。七一〇年夏天，阿布就带了四百人渡过了海峡，在阿尔及西拉斯附近大抢了一次，把赃物都运回来了。

受到了这次成功的鼓励，并且又听说罗德里克正在西班牙北部与法兰克人和瓦斯科人交战，所以穆萨在七一一年决心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远征。因为他还是只有那四条船，所以每次只能渡过四百人，这样往返渡过了七千人，交由塔里克指挥。塔里克在直布罗陀登陆之后，不等穆萨的主力到达，立即沿海岸向西挺进。在夹在雅达湖与梅迪纳·辛多尼亚城之间的贝卡河谷与罗德里克遭遇。因为罗德里克军中有内奸，所以在七月十九日被击败了。接着在埃西雅又打了一次胜仗，塔里克就乘胜占领了西哥特的首都托雷多。第二年，穆萨才接手最高指挥权，他威逼利诱，在年底之前几乎征服了西班牙全境。到年底他才被哈里发召回。

攻占西班牙之际，这支由摩尔人和伊斯兰教徒合组的部队已经越过比利牛斯山脉进入了阿基坦，这里由欧多公爵统治，是西哥特王国的一部分。依照梅西尔先生考据，这次入侵是从七一二年开始的。在七一七年到七一八年间，穆萨的后任胡尔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远征，他的本意是抢劫性的，可是当君士坦丁堡之围失败之后，就逐渐变成了征服性的入侵了。因为据说伊斯兰教徒的意图是想经过法兰西和日尔曼以到达大马士革，并顺路攻下君士坦丁堡，使地中海变成伊斯兰教的内湖。七一九年他们占领了纳博讷，两年后，撒姆包围图卢兹却被欧多击败。尽管有了这次失败，伊斯兰教徒还是继续进攻，七二五年又占领了卡卡松尼和尼姆。第二年，安巴卡进到罗讷河谷，蹂躏了勃艮第，并向北进到孚日山地之中。

这些入侵进行之际，未来的摩尔人征服者却正在多瑙河上作战。他就是查理，是丕平二世的儿子，也是欧多的死敌。

这两个人不久就要联合起来，为了说明他们间的关系，就必须回溯其过去的历史。在沙隆之战中，传说率领萨利安-法兰克人参加埃提乌斯同盟军的是一位叫墨洛维的酋长。他后来创立了墨洛温王朝。在他的孙子克洛维时国力达到顶高峰。他在五〇七年获得沃依纳之战的胜利，把西哥特人赶出了法兰西，使其全部退入西班牙。但从六三九年以后，这个王朝开始衰颓，所有国王都是少不更事的小孩子，因为纵欲，他们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就死了。他们甚至在十四岁时就已做了父亲，所以生下来的都是弱智，在这种情形下，一切大权落入宫相之手。其中最能干的都来自奥斯特拉西亚，这个地区大致位于默兹河与美因河之间。在这个世系中，丕平二世是在六八七年自立为宫相的，成为奥斯特拉西亚，纽斯特里亚和阿基坦等地区的主人。（注：纽斯特里亚为卢瓦河与默兹河之间的地区。阿基坦为加龙河与卢瓦河之间的地区。）当七一四年他逝世时，他的私生子查理正关在监狱中，因为有人指控他谋杀了丕平的嫡子格里摩尔德，于是大臣的职位由嫡子之子继承，这又是个孩子。在这种环境，高卢全境不可避免成了无政府状态。混乱之中，查理逃出监狱，而欧多则宣布独立。查理召集了一批拥护者，首先稳定了他在奥斯特拉西亚的统治权，接着在七一九年去征讨欧多。在苏瓦松附近击败了他，并征服了纽斯特里亚。当欧多兵败求和之后，他又开始与日尔曼人、撒克逊人和士瓦本人作战，以此巩固他的东北疆界，好使他在出发征服阿基坦之前可以无后顾之忧。七二五年，他正在多瑙河上作战，听到安巴卡进到罗讷河的消息。

此时，欧多虽不知道查理的意图是想征服高卢全境，但却深知自己的危险，因为他是夹在纽斯特里亚的法兰克人和西班牙的伊斯兰教徒之间，所以为了保障南疆的安全，他与一位叫奥斯曼的柏柏尔酋长联系，奥斯曼的领域位于比利牛斯山北面。为了加强同盟关系，欧多准备迎娶其女拉帕吉为妻。认识到欧多决不能同时防御其南北两面边界，所以伊斯兰教在西班牙的总督阿卜杜勒开始征讨这个谋叛的奥斯曼。七三一年把他赶入山地之中，奥斯曼跳岩自杀，他的女儿颇有姿色，被送到大马士革以充哈里发后宫之选。

当欧多的伊斯兰教同盟者被征服之后，阿卜杜勒决定侵入阿基坦。他的目的毫无疑问是想抢劫而不是征服法兰西。可是他似乎也时常存有幻想，想把意大利、日尔曼和希腊等地都完全收入伊斯兰教帝国版图内。他集中主力于埃布罗河的上游，从陆路进到潘普洛纳，在伊伦渡过了比达索亚河，进入加斯科尼。他的兵力不可能太大，因为据说是成单行纵队前进，当他们向北运动时，另外派出一个独立支队，以阿尔勒为打击目标，目的是牵制敌军，并在阿基坦境内散播恐怖气氛。

他的进攻目标直指波尔多，欧多在那里与他遭遇，被打得惨败，该城被攻下，烧抢一空。离开了加龙河谷地，阿卜杜勒向北运动，渡过多尔多涅河，一路走一路抢杀。为了使抢劫行动更为自由，他把军队分成了几个纵队，并向图尔前进，因为他听说那里的寺院中藏有无价之宝。在图尔以南约六十哩的普瓦捷，他发现城门已经关上，就一面包围该城，一面继续前进。

此时查理已经完成了对撒克逊人和多瑙河流域的征服，回到纽斯特里亚。七三一年，他从那里渡过卢瓦河攻入贝里。因为夹在两条战线之间，所以欧多已无选择余地，只好投向查理这边。他到了巴黎，以愿接受法兰克控制为条件，换取了查理的支援。于是，查理率军可能是在奥尔良渡过了卢瓦河。这时阿卜杜勒的军队正忙于抢劫，闻讯后就退到普瓦捷城边。

关于阿卜杜勒的军事组织所知颇少。我们知道他的军队大部分由摩尔人组成，其中大部分是骑兵。他们似乎惯用枪剑，而少用弓矢，也很少穿盔甲。据说战斗部队后面跟随有很多骡马，但这些牲口似乎是用来驮运赃物而不是运载补给。这支军队就地取食，有大批的盗匪流氓也跟着他们。他们的战术完全是野蛮的硬冲，常常浪费人力。

对法兰克的军队有较详细的记载。与哥特人不同，他们的主力是步兵，分为两大类：一种是主将的私人部队，他们经常被雇佣，唯一酬劳就是抢劫的赃物。另一种是当地民兵，他们是强迫征召来的，武装得很不彻底。前者是经过多次战争的精兵，受有高度训练，后者则不过供搜寻粮秣之用。全部组织原始化到了极点，当有食物可以获得时，他们才会集合在一起，否则就会自动解散。至于纪律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一切还是和图尔的格列高利的时代差不多，他曾经这样写着：“没人害怕他的国王、公爵或伯爵，若有任何人想发挥他的权威或想改良这种情况，军队中就会发生叛乱。”

似乎法兰克军队很少用马，仅仅作为他们的贵族行军时的代步之物。盔甲却迅速被采用，在五八五年，巴罗密就是由于有装甲保护而未受到标枪伤害，盾牌也很通用，他们的兵器包括着刀剑、匕首、标枪和两种不同的战斧，一种用于砍杀，另一种用于投掷。

虽然他们的战术很粗劣，但查理却是良将，知道敌人的弱点。依照吉本记载，他写了一封信给欧多，上面这样说：“若你肯听我的忠告，那就不要阻止他们前进，不要过早发动攻击。他们象洪水一样，迎着洪水建造水坝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对财物的贪欲和必胜的信心，增加了他们的勇气，而勇气却比武器和人数更厉害。一定要忍耐，等他们满载而归时再开始攻击。因为已经发了财就会士无斗志，你就可以有成功的保证。”

查理的突然出现使伊斯兰教徒大为震惊，因为他们现在正满载赃物，丧失了机动能力。阿卜杜勒一度想放弃战利品，可是未能做到，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他的部下不肯服从命令，而查理对他也未过份压迫，因为据说两军曾对峙了七天之久。在这个相持阶段，双方的行动是很明显的：阿卜杜勒把赃物向南撤，而查理则等候他的民兵到达。

对于会战本身的详情也知道得很少。但据说时间是在七三二年十月间。两军可能是在图尔附近发生了接触，进行了一番游击性小战。随后阿卜杜勒向普瓦捷退去，当他发现战利品未能向南远去，就决定停下来接受会战以掩护战利品撤退。（注：在普瓦捷附近曾经有三次著名的会战：(一)第一次是在五〇七年，克洛维率领法兰克人在此击败西哥特人，他亲手杀死了阿拉里克二世，并将阿基坦收入版图。(二)第二次即为此处叙述的图尔会战。(三)第三次就是一三五六年九月十九日黑王子进行的那次会战。）

因为伊斯兰教徒是纯攻势军队，完全缺乏防御能力，所以就是说无论在何种环境下，阿卜杜勒都不能不进攻。查理明白的认识到这一点，就把军队列成一个坚强方阵，核心则是他的法兰克人亲信部下。伊西多尔称之为“欧洲”军，因为其包罗了各种不同的欧洲民族，说着各种不同的语言。

伊斯兰教徒还是按惯例以猛烈的骑兵冲锋作为会战的序曲，他们一再突击，可是法兰克人的方阵却屹立不动。有位史学家说：“这些北方人像墙壁一样屹立不动，他们如同被冻结在地上，即使当他们用刀剑砍杀阿拉伯人时也不会解散。这些奥斯特拉西亚人，手臂粗壮，手掌如铁，在战斗中勇敢杀敌，撒拉逊人的国王就是被他们砍倒的。”似乎快到黄昏时，欧多才率领他的阿基坦人绕过伊斯兰教徒的侧翼，向阿卜杜勒营地进攻，那里依然堆满了赃物。伊斯兰教徒于是立即退回营地，此时他们才发现阿卜杜勒已被杀死。天已经黑了，会战也就结束了。

第二天上午，查理又排列部队准备抵抗第二次攻击，可是侦探却向他报告说伊斯兰教徒已经放弃营地逃走。很明显，由于他们的主将被杀，伊斯兰教徒和摩尔人已经处于恐怖之中，纷纷向南逃走，把他们的战利品的大部分都丢弃了。

查理并未追击，理由很明显。第一，查理无法追击一支退却中的骑兵部队；第二，由于夺获了大批赃物，所以也就无人愿意追击；第三，查理似乎并不想完全解除伊斯兰教徒对欧多的压力，因为南面有威胁的存在才使法兰克能够控制阿基坦。所以他收集了战利品，退过卢瓦河，此后他的后代都称他为“铁锤”查理。

关于损失数字，记载殊不可信，据说伊斯兰教徒被杀死了三十六万人；查理的损失则为一千五百人。可能双方作战的兵力都不太大，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双方都没有补给纵队，所以如果人数过多，那么他们对峙七天时一定会发生饥荒。关于这一战的后果，吉本这样评论说：

“从直布罗陀的岩石到卢瓦河岸，相距千哩以上，他们每战皆捷。加上一个等距离的空间，就可使撒拉逊人进入波兰和苏格兰高地。莱茵河并不比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更难渡过，而阿拉伯舰队也可以不必经过海战就驶入泰晤士河口。也许现在牛津大学的学生还要研究可兰经，到处宣扬伊斯兰教的教义。”

虽然事实上查理的胜利不能与利奥的相比，不过尽管如此，图尔会战在欧洲史上还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也许可以作为利奥杰作的尾声。如果君士坦丁堡在七一七年被攻陷，毫无疑问伊斯兰教徒在东方的压力将会刺激其对西方的征服，所以利奥和“铁锤”查理一样是法兰西的救主。不过使伊斯兰教徒在西方未能进一步膨胀的近因却是柏柏尔人在摩洛哥的叛乱，其原因如下：

大约在图尔会战的时候，伊斯兰教帝国内开始发生了内在分裂，因为阿拉伯人固然靠伊斯兰教信仰已经结合成为一个整体，但他们仍然保持其部落制度，其旧有的仇恨和争执仍然存在。他们中有两个最重要的部落，一个是马迪特，另一个是也门。马迪特代表阿拉伯的原有北方部落，也门代表其原有南方部落。麦加属于马迪特，而麦地那则属于也门。当马迪特占上风的时候，非洲的柏柏尔人拒绝服从他们，开始叛变，现在所称的摩洛哥地区全都宣布独立。纷乱之中，西班牙的大部分变成了一个独立的摩尔国家。莱昂，卡斯蒂利亚和纳瓦拉等基督教王国，以及巴塞罗那也都开始成形，而在非洲也组成了一连串独立国家。但是此处应注意的是当阿卜杜勒在图尔失败之后又继之以叛乱，于是在西班牙的阿拉伯将领与大马士革的哈里发完全中断了连络，又因为摩洛哥革命更使他们已经无法再召募柏柏尔人从军，柏柏尔人愿意打仗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抢劫，所以查理的胜利也增加了他们的混乱。

但图尔会战的真正重要性却不在这里，而是在另一个方向上。查理的胜利也许并不足以使西欧免于阿拉伯统治，但却足以使他在高卢境内获得优势地位并建立自己的王朝。正如皮伦尼所说：若无伊斯兰教徒，则法兰克帝国可能永远不会存在，若无穆罕默德，可能就没有查理曼大帝。

七三五年，欧多活到六十六岁死了。查理进兵阿基坦，强迫他的二子臣服。以后四年中，他与罗讷河谷中的伊斯兰教徒一再交战，终于迫使他们撤回比利牛斯山以南。

在这多次战争中，他的最大困难就是筹措军饷。金钱很感缺乏，而罗马人的租税制度在混乱中又已完全毁灭，于是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抢劫，一是没收土地田庄。因为已经有许多土地都控制在教会手里，所以当查理没收土地赏赐功臣时，不免经常要与教庭发生冲突。所以当七四一年他逝世时，这些教会的文人就只记他的坏事，而不记他的功劳。

在普瓦捷会战前六年以及其后许多年中，在教庭与利奥三世之间更是发生了激烈争端。这场争端使教皇格列高利三世在七三九年向查理求援，并将罗马执政的空头衔赠给他。这场争执也是君士坦丁堡围城战的第一个后果。

君士坦丁堡围城战使利奥威名大振，于是他立即开始进行一系列改革运动，随之产生了一个新的东帝国。在那个时代，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将领，而且也是最伟大的政治家：除了知道怎样赢得战争以外，也知道如何赢得和平。他发起的改革运动可以分为三大类：军事的，民性的和宗教的，几乎可说是无所不包。军队完全革新了，并建立了一支警察部队；司法制度完全改革了，秩序与法律又重新建立了；全部财政制度也已改组，所有农、工、商业一律受到鼓励。因为他认识到不可能在意大利诸省也同样推行这种改革运动，所以他决心让意大利自生自灭。这个决定发生了三方面的效果：(一)使罗马无法拒抗伦巴第人侵略，(二)使他自己的宗教改革易于实行，(三)上述两点使他与教皇之间发生了冲突，并使东西两教会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注：虽然完全分离是在一〇五四年，可是自从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庭后，这种趋势即已无法避免。而自从八世纪中叶以来实际上已经分离了。）

说来奇怪，利奥是在与伊斯兰教接触后才拟定了他的宗教改革方案。一个有求知欲的人决不会耻于向敌人学习。他发现伊斯兰教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有高度的精神力量，有严格的纪律，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神”思想，有疯狂信仰，只有一个上帝，既无对手也无合作者。于是他决心改革基督教，消灭教会特权，禁止他们崇拜偶像和出卖神符，因为这些手段正是神棍们用来迷惑群众和聚敛金钱的最有效工具。

于是立即引起了极大纷争，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仅有宗教意义，而且更有政治意义。当时的教会和寺院拥有广大田庄，并且是免税的，教育权也掌握在他们的手里，教会人员数量估计在十万人左右，这样巨大的人力不事生产，使农业和工业都受到严重影响，同时也使军队感到兵源缺乏。此外，帝国的亚洲各省都崇拜偶像，所以更感困难。

第一道禁止崇拜偶像的敕令直到七二六年才公开发布，马上引起了极大震动。教庭立即表示否认，结果直到利奥在七四〇年六月十八日逝世时，基督教史上差不多都把他当异教徒看待。虽然如此，这次争端无论对和平和战争都同样具有广泛影响，拜占庭帝国已经获得新生，使它在以后三百年中能继续保持活力。在这个时期内，它变成了一个文化蓄水库，而西欧却注定了要从这里汲取文化的源流。

所以利奥和查理同为历史伟人，若是利奥丧失了君士坦丁堡，查理在图尔战败了，那么整个历史均将改观。他们之间相隔一千五百哩，可是他们的生活和事业却是互相配合的。他们都是生于忧患，都对一个共同敌人赢得了伟大胜利，一个人拯救了东方，而另一个人则在西方创造了新的帝国。

谢选骏指出：法兰克的查理和拜占庭的利奥在两个方向上遏制了阿拉伯人，由于阿拉伯人带着可兰经来攻城略地，所以他们的威胁远远超过的后来的蒙古人。而且由于可兰经的存在，突厥人得以在阿拉伯人之后继起于中东，进一步对欧洲施加压力。这种压力最后导致“欧洲的突围”——美洲航线的发现。如果君士坦丁堡提前七百年在七一七年被攻陷，那么基督教世界显然还没有做好地理大发现的准备。因为除了突厥人，伊斯兰教还吸收了波斯人、印度人、马来人甚至非洲黑人，堪称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杂烩。

【大事记（十二）：西欧帝国的复兴】

七五一年，“矮子”丕平获得教皇扎迦利批准，废除了年幼无能的塞德里克三世，自立为法兰克王——他在十年前继承他父亲“铁锤”查理做了宫相。不久，教皇司提反二世为他重新加冕，并授以“罗马副执政”的头衔。墨洛温王朝终于灭亡。丕平为了感谢教皇授与他的特权，开始向伦巴第人进攻，从他们手中夺回拉韦讷教区并送给教皇，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教廷国家，一直延续到一八七〇年。

七六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丕平逝世，继承者是他的两个儿子查理和卡洛曼。卡洛曼在七七一年死后，查理就成为法兰克王国的唯一统治者，即以后历史上尊称的查理曼大帝。此人身材魁梧，心胸广阔，他的伟大思想就是使所有西方民族统一成为巨大的基督教帝国。他将一生奉献于这个使命，到他晚年，这个大帝国已经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台伯河，从易北河和波希米亚森林一直延伸到大西洋和比利牛斯山脉。为了对这个巨大地区的这许多桀敖不驯的民族维持统治权威，查理曼有系统的利用要塞据点。在每个地区他都建立一些碉堡，利用它们作为机动兵力的运动枢纽。他对军队重质不重量，因为军队主体是装甲骑兵，所以贫穷阶级可以免除战争负担。他编练的步兵也不象过去那种乌合之众，而是一支拥有良好装备的部队。他们所使用的是刀剑、长矛和弓弩，而不再是棍棒和农具。此外，每个“伯爵”都必须向骑兵供给盾牌、长枪、刀剑、弓箭和匕首等装备。查理曼也认识到如果一支军队必须靠搜掠食物维持生活，而且又无攻城能力，就不可能真正具有机动能力，所以他又组成了另外两支独立的部队，一个是攻城部队，另一为补给部队。

从这些变化中，我们看到一种新军事秩序的首次开花，这就是封建制度，基督教国家生根成长时，必须靠封建制度来作为安全保障。但因为教会为永恒的主宰者，封建国家最多不过代表暂时性权威，所以必须使战争也与和平时期一样，一切都完全依照教会的规律进行指导，这样宗教的支配权才算完整。这种支配权的斗争产生了中世纪的战争思想——认为这是上帝的考验。宗教并不禁止战争，也不企图取消战争，因为战争被认为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是原罪之果，也是教会权力的支柱。所以战争应使战士基督化（高贵化）和限制作战时间。因为战争教导人类如何勇敢死亡，所以战争是英雄主义的学校，这是一种异教观念；但因为死亡也是永生之门，所以战争又应该是正义的学校，否则死亡就会永不超生，这却是基督教的思想。所以传统军人一定要变成理想中的基督教骑士。正如莱基所说：要把古代战士拥有的一切力量和火焰都与基督圣人的温和人道结合在一起。虽然这种理想是幻想的产物，在实际生活中不一定能实现，可是却经常成为后世的楷模。

战士被“高贵”化之后，第二步就是用禁令和法规来限制其活动。对于这个目标，首先就是建立“上帝之和平”，这是在九九〇年第一次被听说的名词，目的是保护教堂、教士、朝圣者、妇女和农民，使其不受战争蹂躏。此外牲畜和农具也在保护之列。维持和平的工具就是宗教制裁——开除教籍和停止教权——虽然收效甚微，但多少有点功效，因为至少在基督教国家看来，侵略者应算是罪犯。

在战争“贵族”化之后，又带来了另两个更大的限制，第一是因为只有位高钱多的人才购置得起甲胄装备，所以战争变成了贵族的专利品。一旦双方都穿上甲胄，就必须进行接近战斗，因此用弓箭的战争被限制住，结果死伤数字大大降低。这个时代的战争，常常只是小队的装甲骑士间的冲突。他们通常进行单挑，目的是为了显示本领而不是要毁灭对方。他们只要把对方挑下马来就行，并不想杀人，反之俘虏对手之后还可以勒索赎金。结果是战斗时间很短，一场比武之后，酬劳就是赎金。

第二是教会限制使用弩类武器。这些劲弩类武器具有使战争“大众”化的趋势。这些武器的起源已不可考，但似乎在十一世纪初即已开始使用。在长弓出现之前，这在投掷武器中算是最厉害的。一一三九年，第二次教廷会议宣布除非对异教徒，否则禁止使用这种武器，不然就会受到诅咒，因为这是上帝痛恨的武器，不适于基督教徒使用。可是尽管如此，这类武器还是非常普遍地被使用，只有英格兰例外。

检讨这个时代的战争艺术，必须认清上述这些限制，虽然象阿曼爵士所说，查理曼大帝即位对战争艺术的发展是一个新纪元，可是这个纪元的本质却具有浪漫色彩。欧洲幻想的英雄是一个国王，一个战士，一个骑士：骑士时代萌芽了。

查理曼的征服使这种浪漫主义输入了现实生活。他超出了民族性国王的狭窄限制，自认为具有神圣使命，要把整个日尔曼世界变成一个基督教帝国，所以他要求自己的权威应同时具有神授的和世俗的形式。正如布尔教授指出的：如果基督的教诲是要征服世界，那么追求政治权力应与传播信仰作为共同目标。所以需要两种力量：精神的和世俗的力量。精神力量已经存在，世俗力量则尚待创造。一个偶发事件使世俗力量产生了，当时代要求彻底变革时，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形。

七九九年四月，教皇利奥三世因为被指控犯了通奸和伪誓罪，逃到位于帕德博恩的查理曼宫庭求救，查理曼派人把他送回罗马并使其复位。这个行动触怒了反教皇派，所以八〇〇年秋天，查理曼到意大利去调解纠纷。圣诞节那天，他穿着罗马副摄政的袍子走进圣彼德大教堂，跪在祭坛前，这时利奥从祭坛上取下一项皇冠戴到他头上。所有群众一致欢呼：“查理·奥古斯塔斯万岁！上帝为他加冕！他是罗马的伟大皇帝！他带来了和平！”欢呼之后，利奥就把这个本应属于拜占庭皇帝的称号献给他，宣布他是皇帝兼奥古斯塔斯。所以基督的生日也成了新的西罗马帝国的诞辰。（注：理论上来说，在八〇〇年只有一个罗马帝国，直到八一二年，拜占庭皇帝才正式承认查理曼的合法地位。于是恢复了两个皇帝共同统治一个帝国的旧局面。不过事实上却是两个分立的帝国，东为拜占庭帝国，西为法兰克帝国。）

这次突然加冕使查理曼本人也感到惊异，虽然法兰克历史上并未说明理由，但可以猜到利奥这样做是为了报答查理曼对他的恩德。虽然事实真象不过如此，但却使查理曼从法兰克国王的地位高升到了基督教世界的共主。许多年来，只有教皇是信仰的唯一代表，但此后皇帝至少暂时同样享有这种权威了。所以这次加冕的后果十分巨大，如布莱斯所说，这是中世纪的中心大事。

查理曼死后，帝国亦随之瓦解。这是受到两场巨大的种族侵略的影响：一个是九世纪维京人的来到，另一个是十世纪马扎尔人的入侵。维京人是斯堪的纳维亚来的海盗。马扎尔人是一种乌拉尔-阿尔泰民族，他们在八九五年占领了上提萨河地区。这个行动把南北斯拉夫和东西斯拉夫分隔开来，结果使欧洲历史受到极大影响。在九〇七年到九五五年之间，他们是中欧的祸害和恐怖的根源。

这些外敌入侵使西法兰克又回到无政府状态，撒克逊，巴伐利亚，法兰克尼亚，士瓦本和图林根都分别由其自己的公爵统治，虽然这些公爵都想自立为王，但他们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种无政府状态一直延续到九一八年，日尔曼名义上的国王康拉德一世（一九一一——九一八年）把王冠献给了“捕鸟者”亨利（九一九——九三六年），他是撒克逊公爵“光辉”奥托的儿子，只有他有资格应付目前的混乱局面。

亨利是个天生的军人和能干的政治家，他征服了士瓦本和巴伐利亚，兼并了洛林，逐退了斯拉夫人和马扎尔人，终于统一了整个日尔曼。他在九三六年死亡时，继承者是他的儿子奥托一世（九三六——九七三年），也被称为“大帝”，他与英格兰王阿瑟斯坦有妻舅关系。他于九五五年在奥格斯堡附近的莱希费尔德击败了马扎尔人，接着强迫最强大的斯拉夫国家波希米亚向他称臣。九六一年，教皇约翰十二世把他请到罗马，想求得他的帮助。九六二年二月二日，约翰在罗马为他加冕，经过惯常的礼仪之后，罗马公民宣誓未得皇帝同意之前，将来不得选举教皇。这样就使日尔曼和意大利的主权归并到一个日尔曼王子手中，从此后世所称的神圣罗马帝国就开始了。这是查理曼帝国的延续，但象布莱斯所说，这不仅是一个继承者，而是为西方帝国奠定了第二个基础。

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海上的游牧民族维京人也已扫遍西欧的海岸和河川。虽然他们第一次入侵发生在查理曼大帝时期，但直到他逝世后，这种祸害才日趋激烈。在八五〇年，斯堪的那维亚的全部男性都下海了，以后的半个世纪在欧洲历史上是最黑暗的时代。

维京人的入侵一直远达诺夫戈罗德、西西里、冰岛和格陵兰，使查理曼首创的军事组织受到了广泛刺激，因为装备恶劣的民兵毫无用处，必须要由职业军人应付，加之只有骑士才能追得上入侵者，所以军事权力逐渐转入贵族手中。经过了这场大乱之后，欧洲变成了完全封建式社会，以堡垒和骑士为基础，只有阿尔弗雷德国王（八七一——九〇〇年）在英格兰采取了另外一种手段：虽然他也倚赖要塞，可是他却不用骑兵，而是建立了一支舰队，用他们自己的战船击败了维京人。结果使英国人继续依赖步兵，而欧陆上早已将骑兵作为主要兵种。

发生了多次的入侵，对未来历史最具影响力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对英格兰，另一次是对法兰西北部的入侵。这两次入侵开始都是抢劫性的，接着是移民而最后发展成征服，对英格兰的入侵开始于九世纪末，结果在克努特王（九九五——一〇三五年）统治下，英国与丹麦合并成为斯堪的纳维亚帝国的一部分。对法兰西北部的入侵开始于八九六年，有个维京人叫罗洛或罗尔夫来到法兰西。他与“无知者”查理对抗了相当长时间，到九一一年，由于查理无法击败他，就跟他订立了《圣-克莱尔条约》，把塞纳河下游地区割让给他，条件是他接受基督教洗礼并向查理称臣。这就建立了诺曼底公国，到九三三年扩展到了不列颠边界。于是诺曼底与英格兰的斗争就开始上演。

出现这个高潮的原因可以这样表述：

按照许多史学家推测，在一〇〇二年，为了使诺曼底港口不给丹麦入侵者作为避风港，英王阿瑟雷德二世迎娶了诺曼底的理查二世——罗洛的曾孙——的女儿埃玛。接着在一〇一三年，当丹麦王斯韦恩入侵英格兰时，阿瑟雷德和他妻子以及两个儿子阿尔弗雷德和爱德华就逃往诺曼底，并受到理查的友善招待。几星期后，斯韦恩死了，阿瑟雷德乘机返回英格兰，斯韦恩的小儿子克努特发现自己准备并不充分，就率舰队返回丹麦，去召募新的生力军。一〇一五年，克努特回到英格兰，在四个月之内，他在韦塞克斯已建好了坚强基地。次年，阿瑟雷德死亡，对抗丹麦人的战争由埃德蒙继续指挥，他是阿瑟雷德前妻埃尔夫吉芙所生的儿子。经过六次会战，一〇一六年埃德蒙在阿辛顿遭到决定性失败，只好与克努特议和。条件为埃德蒙仍保有韦塞克斯，而泰晤士河以北的全部英格兰则属于克努特。这只是暂时性的解决，因为到十一月三日，埃德蒙又死了，为了避免战祸再起，西撒克逊地区决定承认克努特为英格兰的共主。埃德蒙的两个儿子埃德蒙和爱德华被克努特放逐，为了逃避暗杀，他们逃往匈牙利避难。第二年，为预防诺曼底的理查借口保护他的外甥——阿瑟雷德与埃玛所生的两个儿子，克努特又与理查签订和约并与埃玛结婚。

克努特的帝国包括英格兰、丹麦和挪威三个王国，他在一〇三五年逝世后，与查理曼一样由他的三个儿子瓜分。斯韦恩分得挪威，哈特克努特分得丹麦，哈罗德要求英格兰。斯韦恩和哈罗德都是克努特与埃尔夫吉芙的私生子，只有哈特克努特是他与埃玛所生的合法儿子。所以就继承关系来说，英国王位应由哈特克努特继承比较合理。此外还有其他候补者，就是埃德蒙之子和阿瑟雷德与埃玛所生的儿子。前者还在匈牙利，一时无法返回，后者仍在诺曼底，不过理查二世已于一〇二八年逝世，继承者罗伯特一世也已在一〇三五年逝世。现在这个公国的主人是个八岁的孩子，他名叫威廉，以后虽被称为“征服者”，但这时尚无力过问阿尔弗雷德的事情。

为了解决继承问题，在牛津举行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多次辩论，哈罗德终获当选但却未加冕。利用混乱情况，在弗兰德的博杜安五世支持下，阿尔弗雷德在英格兰登陆。他在向伦敦前进途中遇到韦斯克斯公爵戈德温。戈德温本是克努特的主要副手，他假装对阿尔弗雷德表示欢迎，到夜里却把他和其随从一网打尽，阿尔弗雷德被送往伦敦，哈罗德立即用最野蛮的手段将他弄瞎，不久就死了。哈罗德于是再次当选国王，并获得大家承认。埃玛被放逐出国，到博杜安那里去避难。

一〇四〇年哈罗德逝世，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哈特克努特为王。之前他对英国王位并未提出强硬要求，因为丹麦受到挪威威胁，此时斯韦恩已死，挪威王位在一〇三六年由“好人”马格努斯继承。接着挪威与丹麦双方订立条约，约定双方死后若无后嗣，则应由对方继承其王位。这之后哈特克努特才能把注意力转到英格兰方面。一〇四七年六月十七日，他在三维治登陆，立即受到人民欢迎。

因为哈特克努特无子且未婚，所以在一〇四一年，他邀请异父兄弟，就是还留在诺曼底的爱德华回到英国。这就等于暗示他为未来的继承人。一年后的六月八日，哈特克努特死了，在他下葬之前，所有英国人都自愿选择爱德华为王。但直到一〇四三年四月三日（复活节星期六），才在温切斯特由艾德西格大主教为他加冕。

爱德华不仅有半个诺曼人的血统，而且完全在诺曼人的环境中长大，在一〇一三年以前他一直住在诺曼底。他的后人都是诺曼人，也受到诺曼教会包围。结果英格兰不久即分为两个党派：一个是亲英党，领袖为戈德温，另一个为亲诺曼党，领袖为利奥弗里克和施瓦德。为了增强自己的地位，戈德温又让第三个儿子托斯蒂格迎娶博杜安五世的妹妹朱迪丝为妻。一〇五一年，政治危机开始发生，戈德温和他的儿子西万、哈罗德、托斯蒂格、里奥夫万和吉尔斯均被放逐出国。

亲诺曼党得势不久发生了一个事件，注定要使英国的历史轴线改变方向。爱德华的表弟诺曼底公爵威廉现在已经二十四岁，他到英国访问。据说他带了一大队人马前来，爱德华对他招待颇周，送了很多礼物给他。如果对当时英格兰的情形加以分析，爱德华不仅没有儿子，并且曾宣誓永保童贞，所以这次访问似乎不仅是礼节性的。很可能他们讨论过继承问题，所以威廉回国时，对英国的王位也许已经得到了某项默契。

尽管如此，可是到第二年，情况又完全变了。戈德温回到英国，受到人民拥护，爱德华被迫把他的公爵封地归还给他。此外，据说所有亲诺曼的法国人都被排除。也就是说这是亲英党的一次全胜，继承问题又随之而来。不过戈德温本人却命中注定做不了国王，在一〇五三年就死了。他的韦塞克斯封地由哈罗德继承，至于诺森布里亚封地则在两年前由托斯蒂格继承。照亲英党政策来看，唯一合乎理想的继承人应该是阿尔弗雷德·爱德华，他是埃德蒙的幼子，他的哥哥已死。一〇五四年决定把他召回英国。经过一番延迟，到一〇五七年，他才携妻子——其子埃德加还是婴儿——返回祖国。这样一来，似乎继承问题已经解决，可是命运却偏不如此。他回国后没过几天即不幸死亡。正如英国编年史上所说，这，对这个可怜的国家也是一个极大的不幸。

谢选骏指出：教皇给查理曼的加冕，无疑给教皇自己的继承人树立了持久的对手。从教会的角度看，这是极其短视的和愚蠢的。俗话说的好，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天主教会的这一可耻的壮举，为后来的东西方教会的分裂和宗教改革的世俗化过程，埋下了死亡的伏笔。

【第十三章：黑斯廷斯会战】

威廉的绰号本是“私生子”，后来却成了“征服者”和“大帝”。他是诺曼底公爵罗伯特一世与阿丽特的私生子。（注：阿丽特是法莱斯一个制革匠的女儿。罗伯特死后，她又与坎特维尔子爵赫鲁文结婚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巴约主教阿多，另一个是莫尔坦伯爵罗伯特，他们与威廉均为同母异父兄弟。）一〇二七年九月，当他只有七岁时，他的父亲前往圣地朝圣，在回家途中病死在尼西亚，这是一〇三五年七月的事情。此后威廉经常处于危险之中，可是一等他长大成人，马上就显出本领。他在二十岁时，由于获得法王亨利一世的帮助，在卡昂附近击败了他的叛臣，摧毁了他们的堡垒，直到一〇六四年，他都在不断进行战争，对象包括不列颠人，他的臣下和法国国王。他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具有伟大的个性，坚强的意志和不变的目标。他是铁腕人物，决不容忍反对意见；他的意志就是法律，无论君主、臣子或是教皇，他一概不肯让步。他是伟大的行政家和能干的军人，他的战略基础是打击敌人的城塞，用恐吓而不是攻击手段来进行征服。在他手中，破坏和毁灭是具有决定性的武器，即使看到手无寸铁的农民惨遭杀害也毫不动容。

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可以读到这样的记载：“他对敬爱上帝的好人非常温和，但对违反其意志的人则极其严厉。因为他严厉而又粗暴，所以没人敢违拗他的意志。他把主教和教士赶出教堂并投入监狱，连他自己的兄弟（阿多）也不放过。他所做的一切中最令人难忘的是维持了良好治安。任何诚实的人携带大量财物，在他的王国中可以安全旅行而不必害怕危险。不管为什么，民众都不敢互相斗殴。”

另外有一种关于他的说法这样说道：

“在当时所有公爵中，这位国王的智慧总是超人一等。同时有着伟大的灵魂。他从不畏惧困难和危险，决不因此而却步。他对任何事物的真正意义都有明确认识，所以当时诸王均非其对手。”

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他决定与弗兰德的博杜安五世缔结同盟，于一〇四八年向他的女儿玛蒂尔达求婚，虽然次年教皇利奥九世以血缘太近为由反对他们结婚，但六年后教皇尼古拉二世承认了这个婚姻的合法性，条件是由他们两人在卡昂捐献两座修道院。

“承认”的第二年，由于亨利一世死亡，威廉的战略地位大大增强。继承亨利的是其幼子腓力一世，由博杜安任监护人。因为法国国王已成为其岳父的囊中之物，所以威廉可说是非常幸运地成了法国未来的主人。

一〇六四年，威廉用野蛮手段破坏了曼恩并兼并了这个伯爵领地，接着发生了一个意料不到的事件，使他可以向英格兰的王位提出最强硬的要求。起因就是韦塞克斯公爵哈罗德访问法国，他现在已是爱德华的主要大臣。

这个传奇故事有两种不同说法：一个是普瓦捷的威廉的记载；另一个是马姆斯伯里人威廉的讲述。普瓦捷的威廉的记载内容是这样的：

爱德华一向喜爱威廉，把他当自己的兄弟和儿子一样对待，因为觉得自己死期将至，为使威廉能继承王位，特地派哈罗德去谒见威廉，要他宣誓承认过去的诺言。哈罗德渡过海峡时遇到风暴，被迫在庞太海岸登陆，在那里落入盖伊伯爵手中，被投入监狱。威廉知道之后，命令将其释放。于是哈罗德向威廉效忠，并发誓做到这样四点：（一）爱德华在世时，他愿作威廉公爵的代表。（二）爱德华死后，他愿意倾全力扶助威廉登基。（三）他愿在多佛堡垒自费为威廉担任警卫。（四）在英国其他地区，只要威廉愿意，他也愿意担负警卫和供应补给。

另外一个威廉的记载又不同了，其内容如下：

从博山姆——过去是韦塞克斯的一个重要海港——哈罗德出海钓鱼，受风暴袭击漂到法国，被送入监狱。他为了获得自由，就高价买通一个人去报告威廉公爵，说英国国王有重要旨意要他来亲自传达。威廉立即命令他的臣下盖伊释放了哈罗德。当时威廉正征讨布列塔尼，就带哈罗德同行。此后哈罗德充分表现出他的能力和勇气，深得威廉欢心。他还主动向威廉宣誓效忠，表示拥戴。为了表示感谢，威廉又把女儿（此时不过十一岁）许配给他。

这两种记载都不无可疑。就前者来说，当时哈罗德在英国实际上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他不太可能会同意担负这种任务。如果他真是以重要使节身份出访，那么他一定携有“护照”，盖伊拘捕他就不合法了。至于第二种说法更可能是这样：威廉听说哈罗德的不幸遭遇之后，他是出于自己的宗教立场去救哈罗德出狱。可一旦哈罗德落入他手中，他当然也不肯轻易放过他，必须等哈罗德宣誓效忠后才让他回国。

不管事实真象如何，这个宣誓却是真实的。因为以后威廉对教皇、皇帝和全世界公开提出他的要求，而哈罗德却不敢反驳。原因是他无法反驳抓在威廉手中的证据。但哈罗德回国不久就面临一个民族性危机。人民反对他，更反对他的誓约。他的兄弟托斯蒂格接收诺森布里亚公爵采地也不孚人望，一〇六五年十月，托斯蒂格与国王在布伦特福德巡游时，当地贵族起来反对他，把他废掉，而把采地献给莫卡——他是利奥弗里克的孙子，埃德温（梅西亚公爵）的兄弟。莫卡接受了贡献，到北安普顿与埃德温会合在一起。在牛津，哈罗德与叛徒相遇，希望调和双方关系，结果他失败了，并且被迫放逐他的兄弟托斯蒂格。托斯蒂格和妻子只好逃到博杜安处避难——这是他的妻舅。

这对哈罗德是一个沉重打击，他使戈德温家族内部发生了分裂，而增强了其劲敌利奥弗里克的势力。尤其是迫使托斯蒂格投入博杜安的怀抱，而博杜安正好是威廉的岳父和同盟者。

这次爱德华也花了很多力量平叛，因而更促其早死。十二月间他还在伦敦举行圣诞庆典，到二十八日病就很重了，不能参加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新厦的落成典礼。一〇六六年一月五日，将死之前，他请哈罗德照顾他的妻子，外国籍随从和整个王国。他死后被匆匆埋在大教堂中，接着英国代表大会就在伦敦开会，讨论继承问题。（注：所谓代表大会是由贵族组成，代表人选为公爵主教等人。他们讨论国家大事并代行最高法院职权。）当时讨论的详情不得而知，但结果是他们决定选择哈罗德为国王（注：这些代表们并非不知道哈罗德立有誓约，但因为他的出身并非王族，所以他无权对王位提出保证，所以誓约被视为无效。）这时正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王，因为王国正处在危险之中：威廉在诺曼底；哈罗德·哈德拉达在挪威（他是斯韦恩的继承人）；托斯蒂格在弗兰德；坎莫尔在苏格兰，他是托斯蒂格的至交。如果当时在会议中有人考虑埃德加，那也毫无疑问无法通过，因为他还是未成年的孩子。反之哈罗德不仅年富力强，而且最近在对威尔士人的战争中也显示出他是个能力很强的将领。加上先王爱德华的遗命，所以这个选择当然更是非他莫属。于是哈罗德被请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由约克大主教伊德雷德为他加冕。

爱德华死亡和哈罗德当选的消息很快传到威廉那里，他立即决定用武力报复这个奇耻大辱并获得继承权。但在动手之前，必须使全世界认定他的宣战合乎正义。他派使臣去谒见哈罗德，正式要求他实现誓言。当时各方面的战略形势可以这样分析：

威廉的形势最好，这也理所当然，因为自从在卡昂附近获得第一次胜利后，他的政策就一直是对内加强国力，对外求得安全保障，从这方面来说，他的运气也非常之好，从须德河到卢瓦河间的港口不是在他自己手中就是在同盟国手中。在东面，他与弗兰德人订立了同盟，在西面征服了布列塔尼，在南面占领了曼恩。在巴黎又有位好友摄政，这当然只能归之于运气。在一六〇〇年——即亨利一世逝世那年—威廉的劲敌安茹的杰弗里也死了，他的公国被两个侄子分占而发生了内战。这就是说当他准备征服英格兰时可以不必担心安茹的干涉。

最后，哈罗德嗣位后也使他的国际地位大大增强了，因为欧陆舆论都是一边倒地同情他而鄙视哈罗德的行为。

若与威廉作个对比，那么哈罗德的情形可以说是不能再坏了。英格兰并不团结，哈罗德又不具有王室血统，所以不能获得神秘支援。北方两个最大的诸侯埃德温和莫卡可能都不拥护他。事实上，当威廉动员时，莫卡就拒绝承认哈罗德的王权。哈罗德被迫到约克去争取莫卡支持，他采取的手段是与莫卡之妹伊德吉丝联姻。直到他于四月十六日（复活节）返回伦敦时才被公认为全英格兰的国王。

在战术方面，哈罗德的情形也同样糟糕，只要比较双方的军事制度就很清楚了。英国有两种部队：一种是民兵，一种是（亲兵）私人卫士。民兵的征召方式是每五“牛皮”一个人为原则，所谓“牛皮”相当于一百二十英亩面积。每个地区为士兵提供四先令军饷和两个月粮食，或是折算为二十先令。亲兵本来是国王，公爵和贵族的私人卫士，到哈罗德时代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小型常备职业性的部队，在战争中的主要目的就是增强民兵的抵抗力。虽然单以数量而论，这两支部队大致能够应付普通危机，但是民兵却散布在英格兰各地，在短时间内很难集中，而且一旦两个月的粮饷用完，没有任何形式的补给体系存在。最近加收了一种新税，结果闹得民怨沸腾。虽然亲兵和民兵的大多数都骑马，但在战场上却都是徒步作战。一〇五五年，赫里福德公爵拉尔夫对威尔士人进行过一次乘马战斗，结果遭到惨败，以后就不再使用了。（注：这次拉尔夫的骑兵是被弓箭手击败的，骑兵若无弓箭手支援，绝对不能对抗弓箭手。这个教训花了三百年时间才被学会。）在武器方面，最重要的是长矛、标枪、双刃剑和笨重的长柄丹麦战斧——其起源很明显是在船上使用的武器。弓箭虽然也作为锻炼项目，但在战争中却很少用到。盾牌有两种形状——圆形和风筝形的。头盔和铠甲自备，财力充足的人都使用它们。

哈罗德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爱德华已经解散了他继承的那支小舰队。所以结果他既没有舰队，而在一〇六六年，除了征发渔船和商船并强迫征用水手外，也没有其他方法来建立舰队。如斯坦顿教授指出的那样，舰队的动员是非常迟缓的工作，而且能停留在海上的时间也很短，因为根本缺乏任何补给体系。反过来说，在一〇六六年初，威廉似乎也没有适合装载马匹的船只，所以也必须加以建造。他面临的所有严重困难中真正可怕的是如何渡过英吉利海峡。

诺曼人的军事制度完全不同。每个伯爵或主教各有其独立领地，一旦有事，他们必须将一定数量的骑士供给公爵使用，数量也由公爵决定，其装备和补给也都由他们供给。诺曼人的军事权力基础就是这种重甲骑兵，在威廉进行的多次战役中，他们发挥了高度技巧和纪律。其主要武器为长枪，刀剑和锤矛，盔甲的装备大致与英国

人相似。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对诺曼人这样概括说：

“他们是好战的种族，生活中几乎不能没有战争，首先对敌人进行猛烈冲击，若硬攻不成也会使用计谋，甚至不惜用金钱收买。他们对主人非常忠诚，但如果被触怒，他们也会反叛。”

诺曼步兵由长枪手和弓箭手组成，弓箭手使用的是较短的诺曼弓或十字弓，威廉是个杰出将才，他对欧陆战争中的一切工具都有研究，他不仅知道如何执行纪律，也知道在战场上如何补给军队。英国人的防御实际上几乎完全不使用堡垒。（注：十一世纪中的多数堡垒不过是在山丘上建筑一些栅栏。直到英格兰被诺曼人征服之后，才有大批石质堡垒出现。）而威廉对其本国和被征服地区都用堡垒作为扼守据点。这使他能用极少数兵力据守辽阔的地区，从另一方面来说，就可以集中大量兵力用于野战，在他那个时代，两三千人的部队已经相当巨大了。

决定向哈罗德挑战后，威廉立即认识到这次战争已非封建性的（即统主对臣下或臣下对统主之间的战争）而是国际性的战争，所以必须使其具有国际基础。因为那时两个最大的国际权威就是教皇和皇帝，所以必须获得他们的许可，最好是支持。所以，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同他们谈判，同时派代表到欧洲主要国家去游说。他的顾问是博学的兰弗朗克，凭着巧妙的外交手段，赢得了副教皇海德布兰德的支持（后来他就是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他又说服了教皇亚历山大二世为日尔曼人祝福，并赐威给廉一面“神旗”。日尔曼皇帝亨利四世也答应必要时给与援助。丹麦王斯韦恩也答应援助，但未能遵守诺言。虽然哈罗德对这些外交活动应该有所风闻，但他却并未派人去教廷为自己辩护，听任他们对他进行缺席判决。

威廉也认清所需兵力将比较巨大，专靠诺曼底的人力是不够的，但根据封建时代的法律，他无权命令臣子从事海外征战。威廉便在利勒博讷召开了一个伯爵大会，设法刺激他们的冒险精神，要他们按领土比例准备船只。

最后，他指派妻子玛蒂尔达在他出国期间摄政，另由罗杰组成一个委员会为她辅弼。

有了教皇的批准为后盾，威廉的行动就能吸引许多冒险家，因为征服英格兰这样广大而富庶的国家，可以使军人获得空前的发财机会。有许多贵族的幼子都缺乏土地，所以这也是他们创业的良机。因此在法兰西地区以及其他地方有许多人愿意投效在威廉麾下。这些地区为布列塔尼、曼恩、弗兰德、法兰西中部、勃艮第、阿基坦以及南意大利，有许多都是当时各国的知名人士。过去从未有过这样多贵族集中在一起，这似乎是为十字军时代开了风气之先。

差不多当诺曼贵族正在利勒博讷集会时，托斯蒂格因为在哈罗德的当选中一无所获，所以也离开弗兰德到诺曼底来了。他获得威廉的允许，可以回到英格兰去。但这个允许的实际意义并不清楚，因为威廉的准备还只是初级阶段，不等到时机相当成熟，托斯蒂格是不能发生任何重要作用的。比较可能的是，因为托斯蒂格无力给他的随从发饷，加上他在怀特岛保有田产，所以他决定亲自到那里去尽可能搜集财物。五月，他率领六十艘舰船从欧洲大陆出发，在怀特岛登陆，在那里获得了金钱和补给，接着就继续骚扰苏塞克斯和肯特海岸。在三维治他强征了一些兵员，但他一听说哈罗德已从伦敦动身来征讨他，马上就将人员装上船，又驶向亨堡。他在那里登陆，却被埃德温率领的北部民兵袭击，受到惨重失败，只带了十二艘船逃走。他逃往苏格兰寻求卡莫的庇护。

这对威廉和哈罗德而言都是出乎预料的。可是对即将来临的黑斯廷斯会战却具有重大影响。因为这使哈罗德感到威廉的入侵马上就要发动了，结果是哈罗德过早地对陆海军下达了动员令。据说听到托斯蒂格在三维治登陆的消息，他就已经集中了一支“空前”强大的陆海军兵力。也就是说他下达的是全部动员而非局部动员令。这种动员必须要有相当时间才能完成，动员完成后，他把民兵沿苏塞克斯和肯特海岸展开，把舰队集中在怀特岛。这样一直拖到九月八日，兵员的合法服役期限（四十天）已满，粮食和金钱也用光了，他被迫解散民兵和舰队。所以当威廉准备上船时，海峡上却门户大开，等着他去进攻。所以如果托斯蒂格不来这次突击，哈罗德也许就不会过早进行全部动员。若他能拖延一个月时间再下动员令，那么英格兰是否被征服也许就是一个疑问。所以好运总是站在威廉那边。

刚刚解散兵员，哈罗德马上就得到一个惊人的坏消息：挪威国王哈德拉达（一〇一五——一〇六六年）已经与托斯蒂格勾结在一起，开始入侵英格兰北部。很明显，托斯蒂格在苏格兰避难后已去访问过挪威，劝说哈德拉达侵入英格兰，并根据哈迪克努特与马格努斯所订的条约要求英国王位的继承权。不过更可能是由于威廉已经准备入侵英格兰，所以哈德拉达也想趁火打劫。（注：哈德拉达在当时也是名将之一，曾在东罗马帝国军中服务。）哈德拉达在卑尔根附近，从松恩峡湾起程，共率三百艘船只驶到设得兰和奥克尼，接着向南旋转，在泰恩海岸与托斯蒂格会合。他烧抢了斯卡波罗，绕过斯朋角进入亨堡，再沿奥斯河驶到雷卡尔——在约克之南约十英里。他让陆军登陆向约克前进。到距该城约两英里远的福尔福德门，与埃德温和莫卡两人率领的约克郡民兵遭遇。九月二十日，双方发生激战，这在英国古诗中曾经有详细描述。结果英军大败，死伤枕籍。

哈罗德听到哈德拉达侵入的消息后，立即率领“亲兵”和一些尚未解散的民兵——几乎都是骑马的——日夜兼程向北方赶去。二十四日他进入塔德卡斯特，第二天当挪威王正在与那两个公爵谈判投降条件时，突然袭击了入侵军，在斯坦福桥上进行了一场苦战，几乎全歼敌军。哈德拉达和托斯蒂格都死了，据说战斗结束之后，所余敌人还不到二十船。哈罗德允许哈德拉达之子奥拉夫率领他们回挪威去。当然，哈罗德方面的损失也同样惨重，维塔里斯在一一二三年到一一四一年之间写作他的编年史，他说在那时还看到这个古战场堆着大量白骨。

这两次战斗的重要性决不可以低估，因为都发生在黑斯廷斯会战之前，相隔不到一个月时间，而且也使哈罗德的兵力大为减弱。依照斯坦顿教授的意见，埃德温和莫卡所受的损失是那样严重，所以使他们在十月初的紧急关头不能发生有效作用。对这两位公爵，他这样评论说：

“他们经常被认为是不爱国的，因为在黑斯廷斯会战中他们置身事外。不过他们为了对抗当时北方最伟大的战士已尽了全力。黑斯廷斯会战发生时，其损失实际上不可能恢复。”

这当然是实情，不过更重要的事实却是：不管他们忠诚也好，奸诈也好，但毫无疑问哈罗德的亲兵却完全是骑马的，而他们二人的民兵却可能不是。所以当哈罗德听说威廉登陆之后，照我们推测，他一定又兼程赶回南面，而徒步步兵当然无法赶上他。此外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还有一种解释，虽然并不可靠。他说：“斯坦福桥之战后，哈罗德命令埃德温和莫卡两人把战利品护送到伦敦去，他自己则迅速赶往参加黑斯廷斯会战。因为他获得胜利之后不免骄傲，觉得胜利已经在握了。”所以这样看来，比埃德温和莫卡在福尔福德的损失更重要却是斯坦福桥一战使哈罗德的精兵也受到了严重损失。

当托斯蒂格在苏格兰避难和哈德拉达准备入侵之际，威廉也正忙于建造一支舰队和征召陆军。因为他精力过人，所以到八月中旬，差不多一切都准备好了。所有军队集中在戴夫斯河的沿岸和河口。至于他们的正确力量却很难估计。普瓦捷的威廉说陆军约五万人，而朱密日的威廉则说所造船只总共为三千艘。这是不可能的数字，拉姆塞爵士认为这个数字可以用十来除。（注：其他比较可靠的估计认为最多不过六七千人。）唯一可靠的标准是他们在圣瓦勒利上船和在佩文西登陆时，都只用了一天时间——大约十二个小时。从这个事实来推测，那么威廉的陆军总数应不超过五千人，加上水手和非战斗人员，总数也不过七八千之间。柯贝特估计为二千名骑士和三千名步兵，而骑士中有一千二百人来自诺曼底（见《剑桥中古史》）。即使如此，这么多骑士要在如此短时间内上下船也是很困难的，除非他们携带轻便跳板才行。从巴约挂毯上可以看到船只的样式，似乎并没有这种跳板，所以这还是个谜。

现在再研究所需船只的数目。我们知道这时维京人用的船只，平均每船可坐四十人。同时假设巴约挂毯是可靠证据，那上面表示一艘船可载运十匹马。再假设每船用五个船员，那么每艘船就可用来载运十匹马或三十五名士兵。因此一共需船三百四十三艘。再假设为载运粮食、酒、武器、工具、帐幕、额外的马匹和非战斗人员，需要增加一百艘，于是总数应是四五〇艘左右。这个数字可能相差不远，因为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说：在一一四二年，格洛斯特公爵罗伯特用五十二艘船，载运了三百五十名骑士和马匹。

八月十二日以后，整整一个月天气异常恶劣，北风使舰队无法开出戴夫斯河。九月十二日风向才转西。威廉立即利用机会将船只移到索姆河口的圣瓦勒利，从那里渡过海峡的距离可以缩短。但随后风向又转北，只好再次等待，这使威廉感到十分困难，因为他已很难维持部队纪律。最后到九月二十七日，风向转南。他立即命令陆军上船，这个工作进行得十分迅速，到夜幕低垂时，一切都装载好了。他命令每艘船桅上都挂一盏灯，而在他的旗舰莫拉号上（他的妻子送给他的）挂一个大灯，所有各船都跟随它走，大概午夜时候，他们开船了。第二天——一〇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四——上午九点，他们在佩文西登陆，这里就是罗马人说的安德里达。军队下船后，第二天前进到黑斯廷斯，这是伦敦通往海岸大路的终点。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木寨，巩固自己的基地，接着开始向四乡骚扰以搜集补给。

威廉登陆时，哈罗德正在约克休息部队和庆祝胜利。十月一日，他在那里接到这个令人讨厌的坏消息。假设他立即命令召集民兵，他也知道除非放弃伦敦以南地区，这些人才来得及在他到达伦敦时与他会合，共同在苏塞克斯作战。所以他在十月二日决定立即赶回伦敦，他以最快速度走过这两百英里，大约在十月五日或六日才到了首都。他在那里停留到十一日，尽量集中从各地调来的部队。依照普瓦捷的威廉记载，说他计划对敌人进行一次突袭或夜袭，为防止敌人逃走，他先派出一支总数为七百艘战船的舰队去封锁敌人的退路。维塔里斯很合理的将这个数字减到十分之一。

哈罗德应采取的最好战略应该是这样——如果换了威廉，他一定会这么做：留在伦敦不动，等候所召集的全部部队到齐再作战，一方面在伦敦以南地区实行坚壁清野，来把威廉饿垮。可是哈罗德缺乏耐性，易于冲动。此外，拥护他的部下有许多都是南部居民，如果现在开始破坏他们的家园，很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忠诚。此外，他似乎也有轻敌心态。他在伦敦集中了陆军，其核心是他自己的亲兵——现在已经相当残破——和他的两位兄弟吉尔斯和里奥夫万的亲兵。其余则为各地民兵，其中包括外地的武士，都是在这五六天内赶到的。所以他的兵力素质并不太差，认为他们是乌合之众的说法并不确切。至于实际数量已不可考。斯帕茨在《黑斯廷斯会战史》中估计约六七千人，但因为在斯坦福桥一战中已经受到了相当损失，而埃德温和莫卡的部队也不在内，同时动员时间又是如此短促，这个估计似乎过高。所以似乎可以减为五千人甚至四千人较为合理。据弗罗伦斯记载：哈罗德领兵离开伦敦时最为敏感的是：（一）在福尔福德和斯坦福桥两次战斗中，英格兰的勇士牺牲了不少；（二）他还有一半兵力尚未集合完成。此外他在黑斯廷斯和威廉相遇时，其全部兵力只有三分之一完成了战斗队形。这也暗示他的前进速度还是太快，使多数步兵都追赶不上。而且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也说：他到达黑斯廷斯时所带兵力“很少”，在十一世纪，即便是四千人也算是一支大军。（注：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值得加以讨论：哈罗德从约克到伦敦（十月二日——六日），平均每天走四十英里；但他从伦敦到黑斯廷斯（十一日——十四日），平均每天却只走十九英里。这证明他为了照顾徒步人员而不得不减低速度。如果他让步兵完全留在后面，在十二日就可能已经赶到黑斯廷斯，也就能使威廉受到突然袭击，不过他的数量是否足够强大，能否击败敌人，那又是另一个疑问了。）

十月十一日，哈罗德从伦敦出发，经过六十英里行军，在十月十三日到十四日间的夜里到了现在的巴特尔镇所在位置，宿营在一个高地附近，这里有棵“古老苹果树”可作标志。普瓦捷的威廉说：“英国人占领的位置是森林附近的一座小山。他们从森林里出来后就立即下马休息。）朱密日的威廉却说：“他们骑马行走一夜之后，清晨出现在战场上。）如果突然袭击是哈罗德的目的，那么很可能他是在森林中宿营，第二天清早才占领这个“古老苹果树”阵地。

依照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和魏斯记载，哈罗德的部下在十月二三——十四日夜间一直在饮酒高歌；而诺曼人则在忏悔罪恶和领受圣餐。英国人在强行军后，毫无疑问非常口渴，而诺曼人在战斗前祷告也是寻常之事。不过用常识判断，英军，尤其是步兵，一定睡得象木头一样；威廉在获得了敌军来到的情报后，一定处于惊慌之中，为会战作各种准备。哈罗德的计划又如何呢？是象上文所说的那样想突袭威廉还是仅仅采取消极防御的态势，封锁到伦敦的道路来等候敌人的攻击？哈罗德进行的当然是纯粹的防御战，可是他如此决策却似乎是不得已的，因为他到达战场的时间没能如他希望的那样早。天黑之后，他离黑斯廷斯还有七英里，若事先并无日间侦察而贸然进行夜间攻击，那就实在是一种疯狂行为。在这种环境中，唯一可使威廉受到突然袭击的时机，就是在拂晓向他进攻，那么英军在午夜后就应该立即前进。哈罗德也许考虑到这一点，可是部队过于疲惫，使他不可能采取这种行动。根据以往经验，他应该知道速度是突袭的基础。在一〇六三年的威尔士战役和斯坦福桥战役中，都是以闪电般的行动来达到突袭目的。所以在这次战役中，他的原有意图可能仍然如此。仅仅守着这个阵地并不能使入侵者退出英格兰，因为威廉在弓箭手掩护下可以将陆军再装上船，改在其他地点登陆。所以占领这个阵地既不能钉住威廉，又不足以强迫他进攻。不过威廉还是进攻了，他的行动是如此迅速，结果在哈罗德列好阵形之前就到了。所以受到突袭的人不是威廉，反而成了哈罗德本人。换句话说，哈罗德的部下也许睡得太熟了。

现在详细介绍一下哈罗德的阵地：巴特尔以北的高地——韦尔登山——与一个山脊连接，有一部分被教堂的建筑物占据。中间是一个颈部，现在的巴特尔公路就从这里通过。山脊最高点就是教堂，从那里起，地势开始向东西两面平缓下降。在南面，坡度在四百码之内降低了一百英尺，达到阿斯顿溪源头。溪流上有许多水坝将其变成鱼塘。从阿斯顿向南延展，在教堂东南面约半英里就是特尔海姆小山。在山脊北面，颈部的坡度相当险峻，可以构成难以逾越的军事障碍。而在一〇六六年，高地的流水已将这里切成峡谷，上面为丛林掩盖。此外在山脊北面距教堂三百码远处，在西面沿着一条小溪，在东面为黑斯廷斯与塞德尔斯科姆大路的交叉点，坡度又急剧下降，对骑兵也构成有效障碍。

哈罗德很可能首先把他的两面军旗插在山脊的最高点，一面是韦塞克斯“龙旗”，另一面是他的将旗，号称“勇士旗”。会战结束时，这面将旗倒在教堂东面七十码的地方。哈罗德自己可能占领了峰顶，而将亲兵列在两侧，两翼则主要由民兵组成。因为这里最易受到骑兵冲击，所以由他本人指挥。哈罗德阵容的详情不得而知，不过撒克逊人正常情形下都是构成一个“盾牌墙”——这是一种方阵，肩靠着肩，盾靠着盾。对抗仅用剑，矛和斧的步兵十分有效，而用步兵对抗骑兵突击，这也是唯一有效的阵形。

在战术方面，哈罗德的问题在于维持一个连贯正面，并防止“盾墙”两侧受到迂回。所以他占领的阵地很可能长达六百码，夹在教堂两边小溪与黑斯廷斯及塞德尔斯科姆两条道路交点之间。这样他的两侧都可以得到险陡地形保护。如果哈罗德的方阵是十人纵深，第一列每人平均占两英尺正面，其后九列，都是每人占三英尺正面，以六百码正面计算，其总兵力应该是六千三百人。若是十二人纵深，则应为七千五百人。这个数字与斯帕茨的估计——六到七千人——颇为接近。

黑斯廷斯会战是在十月十四日上午九时开始的，所以威廉应该很早就出发了。他离特尔海姆山差不多还有六英里的距离，他的阵形就展开在山地北面。所以若把集合、行军和布阵时间都算上，那么他可能在上午四点三十分到五点钟之间就已经动手了。他的战斗队形分为三部分：左、中、右。左翼主要为不列颠人，由布列塔尼伯爵阿兰指挥；右翼是威廉的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佣兵，由布洛涅的尤斯塔斯率领。中央为诺曼人，由他亲自指挥。在他前面飘扬着教皇的“神旗”。每部分又分三个“梯队”或线：第一线为弓箭手，第二线为重装步兵，最后第三线为骑士。所以从战术上看，这种战斗队形与罗马军团极为相似，只不过最后一列老年兵改为骑兵。

上午九点钟，号角齐鸣之下，会战开始了。诺曼人缓缓地向坡上进攻，直扑山顶的英军“盾墙”。从地形来看，威廉的中央部队应该是沿黑斯廷斯大路西边进攻，以哈罗德的军旗为目标，左右两翼则向外展开以延长攻击正面。此外左翼在尚未爬坡之前必须先渡过阿斯顿溪。

两军中央部分逐渐接近，诺曼的弓箭手开始放箭，但因为是向上发射，所以多数箭矢不是碰着敌人的盾牌就是从他们头上飞过。依照普瓦捷的威廉记载：英军的抵抗十分英勇，用长矛、标枪、战斧和石块等各种武器向敌人投掷，如雨点般凶猛。不久双方的喊杀声就被武器的碰撞声和垂死的呼叫声所掩盖。很长时间内，战况都空前激烈。

哈罗德的部队占有地利，他们始终能保持密集队形，维持一条不可突破的正面。此外，防御者的武器也很容易穿透攻击者的盾牌和铠甲。普瓦捷的威廉说：英国人不仅能英勇抵抗接近的敌军，而且也使较远的诺曼弓箭手受到相当损失。如果此话当真，就可证明诺曼的弓箭手和步兵对这个‘盾墙’似乎都无能为力。

下面的记载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普瓦捷的威廉没有举出什么理由，突然这样说：步兵和不列颠骑士们突然产生了恐惧现象，在英军前面四散逃跑。不久公爵的全军就都有溃逃的危险。这可能是诺曼左翼兵力上坡时出现了困难，于是英军右翼（或其一部分）突然进行了一次反击，把不列颠的弓箭手和步兵都赶下山坡去了，因而使后面的骑士也随之溃散。接着威廉的中央兵力发现左翼方面已经没有掩护，也就开始退走，接着右翼也跟着往后退。

现在哈罗德的机会来了，可是他却未能掌握。常有人批评他在会战中未能始终严格维持“盾墙”。如果他能如此，也许足以使他不至失败，但还是不能使他获胜。如果他能抓住这个机会，就应该下令全面进攻，从黑斯廷斯大路的两侧斜坡上冲下去，这样几乎毫无疑问就可把诺曼的弓箭手和步兵完全歼灭。当然，诺曼骑兵还是可以逃走，不过失去步兵的掩护后，他们就只能一直退到黑斯廷斯的营塞才能获得安全保障，所以胜利就会属于哈罗德，这个机会的决定性足以迫使威廉放弃战役，退出英格兰。

当诺曼人左翼的恐惧现象开始影响中央部分的士气时，又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哈罗德的反攻几乎能够全面成功。

在最初攻击中，威廉处在后方，似乎当中央部分正面被突破时，他在混乱中掉下马来，于是到处喊叫说他已被击倒。对威廉而言，这应该是会战中最紧急的关头，因为在古代和中世纪战争中，丧失主将可使整个指挥体系完全解体，所以常常立即导致失败。这正象现代战争中军队参谋组织突然消失了一样。不过这次虽然是异常寻常的危险，但却只是暂时的。因为威廉迅速骑上另外一匹马，把头盔往脑后一推，以便大家能看清他的脸。混乱恐怖中，他高声叫喊道：“请大家看着我，我还好好活着！上帝保佑我，我会获得胜利！”此时在左面，可以假设是在阿斯顿溪附近，英军的反击也遭到了困难，于是诺曼中央兵力掉过头来将追击者切断，杀死了其中一部分。普瓦捷斯的威廉说有几千人，不过即便受到这个损失，英军总数似乎并未减少。

诺曼人把阵形重新编好之后，接着继续进攻，这次是由威廉亲自领导的，也就是说骑士已经移到前面，而步兵则退到后方。从这时起，又是好几个小时，在全线上都展开了激烈战斗。骑士们分成小队冲锋，想用长矛突破‘盾墙’。虽然如此，一切企图都还是失败了。

因为无法突破盾墙，威廉就使用一个在东方和拜占庭战争中常用的诡计。他决定用“佯退”手段引诱敌人离开山坡。

因为可以假设诺曼人对此并无经验，所以这种作战多少是种冒险。比较适合的战场可能在右面，因为撤退首先会使威廉的部队退入谷地，再退往山上，当追击者登山时，就可以居高临下加以迎击了。而且在这个方向撤退，又可以使他的中央兵力攻击敌人侧翼。很明显，这是一种纯粹的骑兵战斗，所以战斗进行时，步兵都已事先撤回安全地带。

当然，上述种种都不过是猜想。因为普瓦捷的威廉说的仅仅是下述这样一段：“他们认识到要战胜这样集中的强敌，绝对难免受到严重损失，于是诺曼人决定诈败撤退，因为刚才的撤退已使他们获利。野蛮人相信胜利在握，开始欢呼并向我们辱骂，威胁着要把我们全部歼灭。他们一共有几千人，向前迅速追击，以为我们又象上次一样是真的败了。可是诺曼人突然回转马头，切断了追击者，将其围歼，无一人能够生还。这样的诡计用过两次，都获得极大成功。”有人责备哈罗德不应自己投入这个陷阱，但这却无可厚非。因为他的部队纪律可能很松懈，一切行动都是自发的。而现在的战术情况又和第一次反击时完全不同。上一次面对的是步兵，而这次却是骑兵，所以他们不可能追上敌人。（注：关于这些前进还有一个解释也不可忽视。因为在所有古代战争中，投掷的武器不过是标枪和箭。通常很容易用完。其补充方法就是设法将敌人逐退，而在其放弃的区域中拾回那些枪箭。）

虽然普瓦捷的威廉说：尽管经过两次诈败和对追击者杀伤后，英军仍然很顽强，难于克服。不过毫无疑问，其左翼已经大为减弱，为增强士气，哈罗德就把他的大旗从山顶移向左方。此时，威廉似乎已在准备进行最后突击，并命令他的弓箭手使用“高仰角射击”——就是说要他们把箭朝天上射，以便越过己方骑兵而垂直落在敌人头上，这样可以诱使盾墙后的英军举起盾牌。会战的最后阶段开始时已经暮色苍茫。可以假设到这时英军的矢石也已用尽，人员也已经疲惫不堪。真正情形如何，大部分只能靠猜测，最可能的情况应该是：夜色瞑瞑之际，哈罗德有一只眼睛受了箭伤，不久就被砍倒。因为他的两个兄弟都已战死，所以已无人可以接替他了。接着，已经削弱的英军左翼在尤斯塔斯攻击之下首先崩溃，全部盾墙也就开始溃裂，于是英军有些骑马，有些徒步，向西和西北逃走，诺曼军似乎是由尤斯塔斯领先追击。虽然如此，在恐惧之中还是有一部分英军——可能是哈罗德的亲兵——仍然临危不乱，退到那个颈部坚守下去。因为他们是如此勇敢，所以尤斯塔斯命令部下后退。过了一会威廉亲自到了，立即取消了这个命令，催促人员上前。他们冲散了英军，在暮色中继续追击，冲过了颈部以西的谷地，一直冲到一个叫作马尔弗斯的地方。差不多天全黑之后，威廉才回到主战场，发现哈罗德的尸体已被剥光，并被砍杀得面目全非。他把尸体搬到自己营中，后来埋在海岛上。

对于威廉，普瓦捷的威廉这样评价道：“他支配着整个会战，制止自己的士兵逃走，鼓舞他们的精神，与他们并肩作战。他命令他们跟着自己走，而很少命令他们走在他前面。由此可以了解他是如何以身作则和如何给他们勇气。他骑的战马倒了三匹之多。”不幸的是，对他那个英勇的对手，却没有人来同样加以赞扬。

会战后两天，威廉回到黑斯廷斯。五天后他占领了多佛。当他把多佛的要塞加强之后，就出发前往坎特伯雷，然后，他经过兰哈姆，锡尔，韦斯特勒姆到了戈德斯通。在那里到达伦敦-黑斯廷斯大路，他派一群骑兵北上，焚毁了南华克。主力则向西经过吉尔福德和米歇尔德福直到巴辛。在奥尔斯福德，他似乎从奇切斯特或朴茨茅斯方面获得了增援，因为会战之后，他的舰队已开往该地。接着他向北扫荡，从兰伯恩直到瓦林福德。他的军队从那里渡过泰晤士河，绕过奇尔特恩斯，再向南到了小伯克翰斯德。在那里，威廉遇到了伦敦城的代表，他们愿意献城投降并请他为王。

从他进军路线来判断，贝林认为威廉的兵力不可能多于八千到一万人。而且他没有太多时间从事蹂躏工作。因为从坎特伯雷到小伯克翰斯德相隔三五〇英里左右，如果他允许军队分散进行广泛骚扰，那么在七个星期内不可能走完全程。所以，除了行军沿线，对东南地区而言，受其蹂躏的程度似乎很轻微。

大家劝他早登王位，威廉最初还假意推辞，最后当然接受了。于是他派一批精兵先进城，修建筑现在叫做“伦敦塔”的建筑物。一〇六六年圣诞节那天，他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由约克伊德雷德为他加冕。他对英格兰王位的要求终于兑现了。

以后三年，威廉一直忙于剿平叛乱，尤其是诺森布里亚地区，每次战役，他都有系统地进行破坏，所以到一〇六九年，这个王国中有三分之一地区差不多都变为废墟。同时，为了防卫和据守这些地区，他在每个要点上都建一座堡垒。到一〇七〇年，他觉得地位已足够巩固，这才解散佣兵，两年后他侵入苏格兰，强迫卡莫投降。一〇八七年九月九日，他在芒特围城战中负伤殒命。就此刻而言，他在西欧是最强大的君主。

对英格兰而言，黑斯廷斯会战不仅是在其本土所进行的一次最具决定性的会战，而且也是其历史中最具决定性的一次。事实上，再没有其他会战比它重要。英格兰本是一个组织松懈，纪律涣散的国家，现在却在坚强的中央集权政府之下变成了完整的统一王国。这位国王深通治国之道，明白如何把封建制度和个人政府合而为一。威廉对地方制度是一切沿其旧习，他掌握的却是整个国家。

他是封建诸侯出身，也曾反叛过他的主上。所以他深知法兰克封建制度的内在弱点，决定不让它在英格兰重演。他要使英国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他不准任何人做他对法兰西国王所做过的事情。虽然他也因为军功原因而将土地赏赐给他的臣下，可是所有人民却只准向他一个人宣誓效忠。一〇八六年，他在索尔兹伯里召开大会。所有与会群臣都一致宣誓只向他一个人效忠。他的国外政策也与国内政策同样精彩。虽然他尊重教会制度，可是却拒绝教皇对国王具有政策指导权。他拒绝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统一领域”要求，声明必须经他同意，教皇的权力才可在英国获得承认，当一〇八〇年教皇要求他向教廷宣誓效忠时，威廉也立即加以拒绝。

只比查理曼大帝的加冕略逊一筹，威廉在黑斯廷斯的胜利在中世纪历史上是一件最重要的大事。查理曼的加冕让西欧和中欧的许多分散民族在共同王权之下获得了统一趋势。威廉在黑斯廷斯的胜利则切断了英格兰与斯堪的纳维亚间的连系，使其与更富庶的西欧合而为一。所以这不仅结束了维京人对西欧的支配，而且也使西欧获得了新伙伴。当东部欧洲在伊斯兰势力压迫之下行将崩溃之际，威廉的胜利对西方世界却具有巩固作用。

谢选骏指出：诺曼底的威廉本来绰号“私生子”，后来却成了“征服者”和“大帝”。——他的千年影响造成了现代英国人的双重国民性：英国人来路不正，却要冒充绅士。所以英国人需要给私生子威廉戴上了如此之高的帽子——“威廉的胜利对西方世界却具有巩固作用”。但其实呢？这其实是以牺牲教廷的权威为代价的。

【大事记（十三）：伊斯兰势力的衰颓与拜占庭帝国的中兴】

在西方，罗马帝国的思想与基督教国家产生了共存关系，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使欧洲能够抵挡伊斯兰教势力的攻击。反之与此同时，东方的伍麦叶王朝却被阿拔斯世系所终结——他们自称为阿拔斯的后代，阿拔斯是穆罕默德的长叔。在哈里发迈尔万二世（七四四—七五〇年）朝中，他们的反抗终于演变叛乱。阿拔斯的第四代子孙依曼在呼罗珊起兵，他在七四七年死后，他的兄弟阿布尔继续指挥这场叛乱。七五〇年，阿布尔在大扎布经过十一天苦战，终于击败了迈尔万的军队，自立为哈里发。他胜利之后，就对伍麦叶家族大开杀戒，显要者只逃出一人，就是阿卜杜勒，他逃往西班牙，于七五六年建立了科尔多瓦的伍麦叶王朝。

伍麦叶王朝沦亡之后，伊斯兰教世界的领导权就由叙利亚移到了伊拉克，这个变化也使阿拉伯人的优势告终。

本来，伊斯兰教国家的军人是从阿拉伯部落中召募的，现在大部分均为阿拉伯籍的佣兵代替，于是阿拉伯人与被征服民族之间的界线就被破坏了。虽然如此，阿拉伯人的宗教，语言和文明对这个新的伊斯兰教国家却具有支配作用。在伍麦叶时期，伊斯兰教的统一事业兢兢业业的维持着，但是到阿拔斯朝代就崩溃了。每个省区的总督都成了独立统治者。阿拔斯王朝的第二位哈里发曼苏尔把首都迁到巴格达，从此波斯人的影响日益明显。许多高官都是波斯人，其中最显赫的是巴默塞德家族。直到八〇三年，这个家族才被第五代阿拔斯哈里发灭绝——这位哈里发就是伟大的哈伦（七八八——八〇九年）。尽管他已丧失了西北非和外河中地区，但在伊斯兰教编年史上，他的王朝是最卓越的一个。《天方夜谭》中有许多秩事都以他为主人翁。关于他也有无数传闻。他曾与同时代的查理曼大帝通信，同意将“圣陵”置于耶路撒冷并由他加以监护。

尽管他的统治充满光荣，但哈伦却已认识到其伊斯兰教帝国非分裂不可，因为在八〇二年，他准备把帝国分给他的两个儿子。虽然如此，他在八〇九年死亡之后，内战还是立即爆发。呼罗珊事实上已经独立；埃及也脱离了羁绊。在哈里发穆塔辛（八三三——八四二年）朝，又采取了一个要命的政策，就是几乎完全召募土耳其人当兵。他们也和罗马军队一样，以后可以任意废立哈里发。布瓦席德自称为萨珊王朝的后代，于九四五年进入巴格达。在土耳其近卫军拥护之下，他被宣布为哈里发。差不多一个世纪之中，哈里发都是他们的傀儡。直到伽色尼王朝和塞尔柱人出现之后，情形才有所改变。

当这些变化使伊斯兰教世界改观之时，拜占庭帝国也为许多困难所烦扰。在国内，他们没有公认的皇位继承原则。在国外，经常在欧洲和亚洲这两个空间极大的正面上面临战争威胁。自从八〇二年埃琳娜女皇逝世之后，拜占庭帝国就陷入无政府状态，直到八六七年，巴西尔一世（八六七——八八六年）才结束了这种状况。

巴西尔出生于八一二年，是马其顿农民的儿子，因为他英俊勇武，所以在八五六年引起了皇帝迈克尔三世（八四二——八六七年）注意，被任命为侍从武官。他逐渐得势，为了消灭对手，他在八六六年把皇帝的叔父凯撒巴尔达斯搞掉了。然后他设法与他的主人共享皇权。不久皇帝又宠信一个臣子，巴西尔失宠了，怨怒之中他又暗杀了迈克尔，自立为帝。这样就建立了“马其顿”王朝，这使帝国获得了一百年的繁荣和光辉，并延续达两百年之久。

皇位继承秩序稳定之后，就有了采取循序渐进的外交政策之可能，结果就是内在的安定导致了向外扩张，因此发展成一种对抗伊斯兰教的十字军，而伊斯兰教国家现有的无政府状态对这种发展也大有帮助。

巴西尔死于八八六年，从这时起到罗曼努斯二世在九五九年登基时为止，保加利亚帝国在西美昂（八九三——九二七年）统治下达到了顶峰，九二三年他包围了君士坦丁堡，到此时，他的统治范围已从亚德里亚海一直延伸到黑海；从喀尔巴阡山脉一直延伸到色萨利。他弃用可汗的称号，自称为保加利亚和希腊的“沙皇”。

受到这个强大势力威胁，巴西尔的继承者利奥六世（八八六——九一二年）和君士坦丁七世（九一二——九五九年）都不断与保加利亚人进行战争，此外又加上了从俄罗斯方面来的“北方人”的威胁。九四一年，基辅的瓦兰吉亚王子伊戈尔也围攻君士坦丁堡，但是当他的舰队被希腊火焚毁了一部分后，他还是撤退了。（注：在九世纪中叶，伊尔曼湖周围的斯拉夫和芬兰部落都向罗斯地方（瑞典或其一部分）的“北方人”进贡。到八五九年他们赶走了北方人。不久，他们之间又发生内哄，北方人的势力转盛。罗斯的三个王子——留里克，辛努斯和特鲁弗——接受他们的邀请卷土重来，奠定了未来俄罗斯帝国的基础。留里克建都于诺夫哥罗德，位于涅瓦河——沃尔霍夫河——洛瓦季河——第聂伯河这条大水道旁边，这条水道连结波罗的海与黑海。瓦兰吉亚人（即俄罗斯人）由这条水道向南发展，变成了拜占庭皇帝的卫士。以后他们的首都才迁到基辅。）尽管在欧洲方面如此不利，可是帝国的东疆却推进到了幼发拉底河。这也为罗曼努斯二世（九五九——九六三年）的名将福卡斯奠定了光荣胜利的基础。九六一年，他收复了克里特岛，这是在八二六年丢失的。

罗曼努斯死于九六三年，留下两个幼子巴西尔和君士坦丁，由他们的母亲狄奥法诺摄政。因为他们过于年幼，所以福卡斯自立为皇帝，为了巩固地位，他又与狄奥法诺结婚。他仍然继续向外发展，获得了一系列胜利。九六五年他攻占了塔苏斯，并收复了塞浦路斯岛。九六八年，他出发入侵叙利亚，占领了霍姆斯，的黎波里和因布兰等城并围攻安提阿，九六九年十月一十八日他攻陷了安提阿。这次重要胜利之后不久，狄奥法诺买通了他的部将季米塞斯，九六九年十月十日到十一日夜间，季米塞斯暗杀了福卡斯，但随后他又把狄奥法诺囚禁在一个修道院内，并自立为帝，号称约翰一世（九六九——九七六年）。

在他统治初年，季米塞斯忙于镇压国内叛乱并与保加利亚人和俄罗斯人作战。他在两次大规模会战击败了保加利亚人，在九四七年，他和亚美尼亚缔结同盟，并出发去解放耶路撒冷。从安提阿向南前进，他一路占领了大马士革，太巴列，拿撒勒和凯撒城。在的黎波里他遭到一次挫败，于是在九七五年九月撤回安提阿。九七六年一月十日，他死在君士坦丁堡。

继承他的是罗曼努斯的两个儿子巴西尔二世（九七六——一〇二五年）和君士坦丁八世（九七六——一〇二八年）。两人分别在九六〇年和九六一年加冕。君士坦丁八世几乎完全不过问政事，而巴西尔二世年方十九岁，帝国的行政权就都交到宦官巴西里奥斯手里，巴西里奥斯似乎想把巴西尔变成他的傀儡。接着就是内乱，其中最严重的是巴尔达斯·福卡斯发动的，他在九八七年被部队拥立为帝。巴西尔获得了他的郎舅基辅的弗拉基米尔王子协助，借给他一批瓦兰吉亚佣兵，在阿拜多斯击败了叛军。

解除了内在危险，巴西尔首先除掉巴西里奥斯，接着又对小亚细亚的封建大地主进行无情清洗。他们不仅威胁到他的权威，更破坏了帝国统一，把人民分成了富有和贫穷这样两个对立的阶级。巴西尔同情贫穷阶级，赢得了中下阶层的支持，地位大大增强。九九五年他又战胜了伊斯兰教徒，但他在东方的最大成就是兼并了亚美尼亚大部，并将它变成一条坚强设防的疆界。在他统治期的其他时间中，主要是忙于讨伐保加利亚沙皇萨穆伊尔（九七六——一〇一四年）。

九九六年，他开始进行征服战争，到一〇〇〇年，再度征服了保加利亚。战争一直拖到了一〇一四年，在规模巨大的贝拉斯扎会战中，保军才被全歼。这次胜利使巴西尔获得了“保加利亚人的屠夫”的外号。一〇一八年战争才结束，以后一个半世纪（一〇一八——一一八六年）之内，保加利亚人一直是拜占庭皇帝的臣民。一〇二五年十二月，正准备发动海上远征以求收复西西里的巴西尔逝世了。

谢选骏指出：自从伊斯兰教诞生以来，它和基督教的关系就好像一个跷跷板——此起彼伏，此消彼长。伊斯兰教就好像上帝允许魔鬼施加给约伯的考验或是惩罚，经常让基督教世界家破人亡、遍体鳞伤。这一切磨难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呢？

【第十四章：曼齐刻尔特会战】

巴西尔二世统治期间，拜占庭的光环璀璨夺目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从查士丁尼一世之后，帝国的国威从未如此强盛。可是这也和查士丁尼的帝国一样，五十年后就变成了满目疮痍的废墟。巴西尔征服事业的弱点在于其纯军事性。他获胜后留下来的是一片巨大的残破地区，人口几乎灭绝，成为胜利后的真空。虽然如此，若继承者是象利奥三世那样有才能的军人政治家，那么帝国也许仍然可以获得新生。可是帝国却落入了一连串老人，纵欲者和妓女的手中——于是雌性统治盛行开来。之所以后来一次大败导致全盘崩溃，原因正在于这一时期。这种崩溃的戏剧性和激烈性，完全可以同亚德里亚堡会战后的情形相比。

布塞尔在《罗马帝国史》中说：在这一时期，“罗马的制度”已在无声无息中解体。大致说来，这是一个和平时期，政权都掌握在宦官奸臣之手，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制止革命和叛乱发生。巴西尔逝世之后，君士坦丁八世成为独裁者。他对外软弱，对内暴虐，这样的个性汇集在一个人身上，可说是再坏也没有了。他为许多寄生虫所包围，弄瞎所有可能的反对者以及任何有才能的人。军事和国务都交给宦者处理——他认为这些人虽然也能阴谋造反，但却至少不能篡位做皇帝。巴西尔在世时曾企图限制贵族权力，他却引诱贵族作恶。当他觉得自己死期将至时，就把他的女儿佐伊，一位中年的荡妇，嫁给一个贵族。他死去之后，这个人就继承皇位，即罗曼努斯三世（一〇二八——一〇三九年）。接着就是长达二十九年的雌性统治。在最初阶段，新皇帝为了收买人心，对教会，宫庭和人民都不惜给以慷慨布施。到处充满欺诈和淫佚之风。佐伊首先把她的大姐狄奥多拉禁闭在修道院中；接着又认一位银行家迈克尔为义子，以后又成了她的情夫。最后，她毒死丈夫，在他死亡那天和迈克尔结婚，这就是迈克尔四世。迈克尔四世在一〇四一年死亡后，她又收认他的侄儿，就是迈克尔五世。当了四个月皇帝之后，迈克尔五世也被废除，眼睛被弄瞎，关进修道院中。佐伊现在已经六十二岁，还与一位老情人结婚，就是君士坦丁九世（一〇四二——一〇五四年）。因为此人不愿与他的老妻希勒莱娜分离，于是君士坦丁堡的人民就有机会看到了一幕奇怪的喜剧，一个皇帝坐在两个皇后之间——一个是妻子，一个是情妇。

从以上所述荒唐事迹中，可知当时的朝政已经败坏到何种程度。当帝国在精神方面已经低级得无以复加时，又受到南意大利的诺曼人侵扰。他们首次在那里出现是在一〇一七年，有一批诺曼人去耶路撒冷朝圣回来后，就移殖于卡拉布里亚。他们先是充当拜占庭皇帝和教皇的佣兵，后来却变成了征服者。一〇四二年，他们的酋长之一“铁臂”威廉自称阿普利亚伯爵，差不多与此同时，另外又有个酋长在阿韦尔萨立国。同时，东方又出现了新的入侵入者——塞尔柱土耳其人象潮水般涌入帝国。他们所以能那样容易地侵入，是因为内在的崩溃和诺曼人在意大利以及帕兹纳克人在多瑙河上的牵制有关，但更重要的却是拜占庭在对外政策方面犯了严重错误。

几个世纪以来，拜占庭帝国与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经常处于战争中，而在十一世纪，伊斯兰教国家也跟东帝国同样衰颓。可是塞尔柱人的入侵却使伊斯兰教的精神复活，结果帝国的东疆再次受到威胁。从高加索山地到幼发拉底河上游，拜占庭帝国都与亚美尼亚接壤，所以拜占庭本来应该支持这个基督教王国，将其作为缓充国对待。可是拜占庭非但不支持亚美尼亚，反而想去毁灭它。这并不是因为亚美尼亚人与塞尔柱人有什么同盟关系，而是因为亚美尼亚很富裕，可以进行劫掠。

第一个要命的步骤是巴西尔二世在一〇二二年采取的，他强迫亚美尼亚国王约翰同意在死后把领土让给拜占庭。到一〇四五年，君士坦丁九世用极其毒辣的手段强迫国王加什克照办，交出首都阿尼，并解散亚美尼亚民兵——此时还有五十万人的实力。虽然马太是个亚美尼亚人，可是他对其国家所经受的灾难却并未言过其实。他

说：“亚美尼亚是由无耻荒淫的‘希腊’人亲手送给土耳其人的。他们毁灭我们的王室，解散我们勇敢的贵族，取消了一切可供自卫的工具。可是他们达到目的之后，我们自己又怎样呢？他们既以保护者自居，可是率领他们军队的将领却都是宦官。”他接着又说：“每当他们发现一个优秀的战士，不是把他眼睛弄瞎，就是将他投入海中。他们使孩子变成宦官，不仅让他们穿上铁甲，而且还把他们打扮得象女人一样。”君士坦丁占领亚美尼亚之后，经过大事掠夺和取缔了他们的一切自卫能力后，又采取了一个更糟糕的行动。因为几年来大事挥霍之下，拜占庭国库已经空空如洗，为了节省费用，他又将亚美尼亚境内的拜占庭驻军撤回，使亚美尼亚根本无力抵抗任何外来攻击——攻击马上就来了，一〇四九年，塞尔柱人开始入侵，不过几年时间，土耳其的统治已由喀什噶尔发展到君士坦丁堡附近。

一〇三四年，在塞尔柱的孙子图格里尔和查加尔领导下，这个凶猛而具有毁灭性的民族越过奥克萨斯河，进入呼罗珊。图格里尔继续西进蹂躏伊拉克，克曼沙，哈马当和阿塞拜疆等地，于一〇四九年到了已经丧失自卫能力的亚美尼亚。他前进到凡湖以西的阿德赞，这个城市已经没有城墙，所以很快就被夷为平地。据说一共屠杀十五万人——男女老幼都有。（注：虽然数字可能夸大，但阿德赞却是个富城，据马太说，城中有八百座教堂。）

在卡佩特隆与拜占庭军进行了一次不分胜负的战斗之后，图格里尔在喀尔斯打败亚美尼亚人，接着就围攻曼齐刻尔特城。（注：这是阿尔索纳斯河上的第一个重要城市，具有非常坚固的防御工事，周围环绕着许多花园。）因为无法强行突入，图格里尔运来一门巨型攻城机——巴西尔二世也曾用过——需要四百人将它拖进阵地。曼齐刻尔特的总督看到了之后大感震惊，马上悬重赏征求勇士去破坏它。有个法兰克籍的佣兵自告奋勇应征。他把一封信缚在长枪尖上，在衣服下藏了三瓶燃料，骑马从城里向攻城机冲去，塞尔柱人以为他是军使，并且以为他可能是由好奇心所驱使才向机器奔去，所以未加阻止。可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个人突然把燃料瓶向攻城机掷去，立即燃烧起来，他又马上奔回城去。图格里尔只好放弃围攻，因为城上的射击武器太多，其威力使他望而却步。其中有一架投掷器，总是将一头死猪投入塞尔柱人营中，城上的公民就高喊“啊！苏丹，你只要娶这只母猪做老婆，我们就把曼齐刻尔特送给你作嫁妆。”

一〇五〇年，佐伊皇后死了，四年后君士坦丁九世也死了。继承他的是女皇狄奥多拉，这是一个没用的老妇人，一〇五六年，迈克尔六世继位，第二年他被伊萨克一世废除。伊萨克一世一直统治到一〇五九年，接下来就是君士坦丁十世，他死于一〇六七年。在这个逐渐衰颓的时代，似乎没人能认识到帝国已快到穷途末路了。由于宫廷完全控制了一切，结果，多少年来使帝国能够保持团结一致的优良文官制度绝灭了。外表的奢华日盛一日，交通和边防却开始腐朽。乡村人口日益减少，终至于无法征募士兵。结果不是将每单位减少人员，就是大量利用佣兵充数。过去，皇帝因为有钱，还可以买到欧洲最好的军人为他们服役，可是到君士坦丁十世时，为了省钱，军队素质不免相当低下。装备补给也不为人所注意，城防工事更是荒废。尽管在军事方面如此精打细算，但帝国的财政情形仍然每况愈下。因为君士坦丁九世挥霍无度和教堂的垄断，国库完全空了。最后由于司法制度被破坏，各省人民感到民不聊生，纷纷投靠大地主以求庇护，结果又使这些贵族们势力日增，几乎完全不受中央统治。

这时，帝国的东方各省受着塞尔柱人煎熬，西方各省也遭受匈牙利人蹂躏（他们已攻下贝尔格莱德），古兹人和帕兹纳克人也渡过多瑙河向南进展，使萨诺尼卡以北地区完全变为废墟。可是君士坦丁十世却如闲人一般袖手旁观，坐看帝国化成灰烬，最后他勉强率领一军进入色雷斯，赶散了古兹人，为了补足军中缺额，他又召募了许多半野蛮的古兹人，而他们却最为反覆无常。

西方各省遭受侵袭之际，东方的大祸又到了。图格里尔在一〇五五年已攻克巴格达并征服了摩苏尔和戴比基尔。一〇六五年，他的侄子（查加尔的儿子）阿斯兰继位。他生于一〇二九，是能力高强的领袖。他重用贤相——伟大的尼札姆，奠定了新伊斯兰教国家的基础，而这更是未来奥斯曼土尔其帝国的基础。

阿斯兰把伊比利亚王国（即今乔治亚）夷为废墟，接着就围攻亚美尼亚首都阿尼城。据说城中有一千座教堂，挤满了难民。一〇六四年，阿尼城陷落，很明显是由于内奸出卖或使用诡计的结果。接着按惯例进行屠杀，杀人有如割草一样。芬莱对于这些发生在乔治亚和亚美尼亚的战役这样说：

“塞尔柱人为了使自己变成被征服地区的主人，采取了一种计划。目的明显是绝灭广大平原上的农民，使这个地区让牧民占用。所有乡村，农庄和种植物都被烧光，水井也被填塞，一切耕种只限于城镇附近。这种政策不久就使小亚细亚许多地区的农人感到不安，不等他们侵入就先自动跑了。他们的推进是如此迅猛，所以在君士坦丁十世时，他们甚至已经推进到加拉提亚、霍诺尼亚和弗里基亚等地区了。”（见芬莱所著《希腊史》。）

这就是一〇六七年君士坦丁十世临死时的情况。他指定皇后欧多西亚为三个儿子的监护人——他们是迈克尔七世（一〇六七——一〇七八年），安德罗尼库斯一世（一〇六七——一一八五年）和君士坦丁十一世（一〇六七——一〇七一年），他要皇后立誓——因为她已四十八岁——不再下嫁第二个丈夫。可是和多数拜占庭人一样，诺言从不为人遵重。依照马太记载，等她丈夫一死，欧多西亚马上就和戴奥吉尼斯姘居，不久这个本被判定谋害王子的罪人就变成了她的丈夫，就是罗曼努斯四世（一〇六八——一〇七一年）。这个选择可说不幸之至，因为罗曼努斯虽然是勇敢的军人，但是个性急躁，此外又不为军队所信服——这时军队的纪律已坏到极点——因为他偏爱本国部队，所以也是瓦兰吉亚近卫军痛恨的对象。罗曼努斯是卡帕多西亚省的宗族出身，这个省已被土耳其人侵占。所以他刚一即位，就决定集中其“国际”性杂牌军（包括瓦兰吉亚人，马其顿人，斯洛文尼亚人等等）与敌人决战。使事情变得更恶劣的是他出发之后，皇后和她的儿子迈克尔七世就开始密谋反对他，似乎是他的独裁个性已使她难以忍受。罗曼努斯以后的失败与皇后的阴谋关系很大。

尽管帝国有许多缺点，但是也有特长。帝国的军事组织要比任何邻国都远为优越，否则就不可能维持这样长时间。首先应该指出，从利奥三世开始直到一二〇四年十字军大掠君士坦丁堡时为止，其组织是固定不变的，而其他欧洲和东方国家的军事组织却都在不断变革，所以都缺乏安定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好几个：（一）帝国财源充足，（二）君士坦丁堡是个无比强大的要塞，（三）最重要的是毛里斯和利奥六世两位皇帝分别在五七九年和九〇〇年写了《战略学》和《战术学》两本教范，使战争艺术“教条”化。毫不夸张的说，直到十九世纪，在西欧都没有出现过如此优良的军事教范。

因为拜占庭帝国采取绝对保守政策，所以就自然产生了军事安定性。从查士丁尼时代起，拜占庭陆军的战术和战略，其基础都是防御性的。帝国整个领域分为若干军区，每个军区都有一些重要的要塞，有良好的道路连络，另有高度组织的机动部队提供支援。许多世纪以来，使帝国能够抵挡野蛮民族侵袭的主要就是依靠这种防御体系，而并非依赖将帅的天才或士兵的勇气。入侵者通常都攻不下这些要塞，加上他们缺乏适当的补给体系，必须靠抢劫维持生存，但当他们分散兵力抢劫时，又必然无法对抗有组织部队的攻击。所以拜占庭的战略与十八世纪的沙克斯元帅极为相似。这位元帅从不寻求会战，反之他总是避免会战，一旦受到威胁就躲进要塞中。当敌人围攻时，他却处于绝对安全的地位，而当敌人因为缺乏补给不得不解围而去寻找新的“给养地”时，他就趁敌人搜劫食物时将其歼灭。虽然总的说来拜占庭军队跟敌人相比总是少数，但因为他们自给自足，而且又有要塞做为基地（可以保护补给库），所以他们常常可以在攻击地点集中优势兵力。

拜占庭陆军的组织和训练都以这种战略为基础，跟现代陆军一样分为两大种类——行政部队和战斗部队。行政部队具有高度组织，其中包括行李部队，补给部队，战斗工兵和救护队等。（注：每个营配有一名军医和六到八名担架兵。）每十六人有一辆车装运干粮以及箭簇等补给物，另外有第二辆车装有一个手磨，一把斧头，一把锯子，一把伐木刀，一个筛子，一柄木槌，两把锄头，两柄十字镐，一个大藤盖，一个釜锤，以及其他设营用工具等。除了车辆以外还有一匹驮马，当步兵被迫把车辆留在后面时，这些马匹可以驮运八到十天的干粮以供急用。

战斗部队则分为骑兵，步兵和炮兵三种。骑兵戴钢盔，穿锁子甲，携带圆形盾牌，使用的武器为弓、枪、剑、斧、锤矛。步兵组织为十六人一组，十组一连，三连为一营。营又分轻重两类，重步兵披甲携盾，所用武器为枪、剑和斧，轻步兵几乎完全由弓箭手组成，装备有一张弓，一壶箭四十枝和一柄战斧。炮兵使用的是各种投射武器，发射的东西有石块、大箭和火球。所用投射机械本身也分轻型，中型和重型三种形式。

尽管有这样完善的组织，但是本国籍兵员的征募却经常成为难题，所以通常用外籍佣兵补充缺额。在九、十、和十一这三个世纪中，有许多土耳其人曾在拜占庭入伍。一切指挥都是公式化的，所有将领完全照书本行动。但这并没有泥古不化的弊病，因为利奥在《战术学》中列举出各种不同的战例，不仅针对不同地形，而且针对不同的敌人也都有详细规定。伊斯兰教徒和土耳其人都缺乏组织能力，其战斗方法几乎永远不变，因此可以很安全的依照一种定型战术作战。

通常骑兵分为三条战线：一条战斗线，一条支援线和一条预备线。在两翼还有支队保护侧翼和威胁敌人侧翼。在骑兵后面就是重步兵，排成十六列纵队，第一列在前进时把盾牌连锁起来，然后各列把盾牌顶在头上，好比罗马人的龟阵一样。重步兵后面是弓箭手，他们的箭要从前列头上发射过去。一旦敌人被骑兵冲锋所突破，扰乱或分散时，重步兵就以纵队实行突击，投掷枪矛，并用剑斧肉搏，而由箭矢构成的箭幕则从他们头上飞过。所以在他们的战术中，骑兵与步兵，突击和投射之间都有密切配合。但骑兵很少进行追击，尤其在对付土耳其人时更是如此。因为他们虽然缺乏人力，但却具有极高的机动能力。

毫无疑问，即使在一〇七一年，这个组织的完整仍然与巴西尔二世时差不多。不过尽管陆军虽能保持其活力，但却已经腐化，因为四十年的宫廷政治，加上管理失当和吝啬，所以士气已经消沉。他们缺乏的并非勇气，组织和战术技巧，而是纪律、士气和信心。陆军已经变成了高度组织的真空——是一个臭蛋的硬壳。

如果这种内在腐化能够予以改革，那么土耳其人将永无成功希望，因为塞尔柱人的战斗部队根本无组织可言。他们主要是骑马弓箭手，每群人各有自己的酋长，彼此间时常发生战斗，即使对苏丹也不例外，所以连苏丹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如劳伦特所说：“这种自由成性的土耳其真是幸运之极。一次偶然失败或是赃物分得比平常少一点，马上就有散伙叛变的危险。”芬莱也说：“他们的政策只有两个目的：（一）尽量抢劫以使部下发财，使自己的名誉增加，使部队扩大。（二）尽最快速度使乡村人口减少，成为赤地，以便可以永久放牧。伟大的苏丹阿斯兰非常了解这种破坏性战争，要与拜占庭帝国的精兵进行一连串会战，很难获得成功机会。

罗曼努斯在弗里基亚匆忙集中军队时，一般情况有如上述。此时阿斯兰正宿营过冬。当罗曼努斯正拟向沼地以北的来坎都斯省进攻时，阿斯兰突然拔营，将部队分为两支，一半向南一半向北。听说北面那支部队已经侵入潘塔斯和正在抢劫新凯撒城，罗曼努斯就把辎重留在塞巴斯特，越过山地，突然打击了土耳其部队，逼迫他们放弃赃物和俘虏。然后他转向南方，越过塔努斯山地，进入阿勒颇地域，接着取道亚历山大港回到波丹都斯。

他在那里听说有另一群土耳其人已从要塞之间侵入，正在毁灭阿摩利姆周围地区。于是罗曼努斯回头对付他们，但是他们退却得十分迅速，所以无法加以拦截，只好继续向西前进，于一〇六九年一月回到君士坦丁堡。

不久他打算展开第二次战争，但是由于法兰克佣兵在亚美尼亚军区哗变，只好中途停止。将叛乱荡平之后，他进入卡帕多西亚，因为土耳其人正在凯撒城附近抢掠。他援救了这个省区，渡过幼发拉底河，以前进到凡湖畔的基拉特为意图。他正在包围该城时，派出去的野战军却战败了，得胜的土耳其人向伊康涌入。罗曼努斯首先回到塞巴斯特，接着向南行军，在赫拉克里亚截住敌人，虽然迫使他们放弃了胜利品，但是土耳其人还是突围而出，逃往阿勒颇。第二年，因为诺曼人攻击阿普里亚境内的巴利姆，罗曼努斯亲往援救，把东面的军事交给伊萨克一世的侄子曼努埃尔负责，其司令部设在塞巴斯特。曼努埃尔前进与苏丹的妻舅阿里什交战，不幸战败被俘。可是阿里什正在筹划反叛苏丹，就请曼努埃尔作他的顾问。曼努埃尔说服他去访问君士坦丁堡，并与罗曼努斯缔结同盟。阿里什这样干的时候，阿斯兰要求拜占庭引渡，在对方拒绝之后，他又出兵犯境，攻占了曼齐刻尔特城，并继续围攻埃德萨，直到围攻不下才撤回波斯。

于是展开了皇帝的第四场战役，也是送命的一次。直到此时，虽然成功并不显赫，却至少功过相抵，更重要的是这些战役证明拜占庭的军事组织要比土耳其人高明很多，只要将领和部队效忠，那么只要行动时能小心谨慎，根本没什么值得他害怕。不过他却并不谨慎，更可怕的是，尽管他是无畏的猛将，部队也有良好的训练和装备，但他们却缺乏忠诚，这就是酿成大祸的根本原因。

曼齐刻尔特城的陷落使他大为愤怒，一〇七一年初，罗曼努斯又如风暴一样卷到塞巴斯特。在那里他集中了相当数量的部队，如果部队纪律良好，也许一切都会一帆风顺。可是事实上却完全相反，士兵开始抢劫居民，马上就出了问题。他最先想严明纪律，结果使日尔曼籍佣兵发生了叛变。经过努力说服，勉强使他们跟着走。他从塞巴斯特前进到迪奥多希奥波利斯，在那里开始考虑作战计划。他相信苏丹此时仍在波斯境内，而且在自己作准备时，一定还会继续滞留在那里，所以他决定先收复凡湖西北岸的基拉特和其北面三十英里处的曼齐刻尔特作为对波斯作战的基地。为达到目的，他把军队分为两个主要纵队：一支由法兰克佣兵组成，由卢塞尔指挥，以攻取基拉特为目标，另一支由他亲自指挥，以攻占曼齐刻尔特为目的。这两个城镇均有土耳其驻军。

阿曼爵士责备罗曼努斯因为违背了利奥六世在《战术学》中列举的一切规律，所以才会失败。但是战术错误却并非失败的主因，而是其部下不忠加上情报错误。

当罗曼努斯决定作战计划时，苏丹并不在波斯，而是在叙利亚。他得知拜占庭皇帝已经到了亚美尼亚，尽管自己的部队很少，但仍然决定取道摩苏尔和霍伊向东北前进去迎击。在摩苏尔他与曼齐刻尔特守军相遇，在那里又搜集了大约一万四千人的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接着继续前进到霍伊。（注：他的行军速度很快，所以兵力可能不超过四万人。）此时，罗曼努斯为了增援卢塞尔，已命令乔治·特拉罕诺特斯率领大批拜占庭重步兵前往，接着又分遣许多支队，其中有一支部队据说多到一万二千人，到乔治亚去搜集补给。此外他还围攻曼齐刻尔特并且占领了该城。

在凡湖东方一百二十五英里远的霍伊，苏丹暂停下来以等待阿塞拜疆方面的增援到达。等援军到达之后，他向西进发，可能是沿着凡湖南侧去援救基拉特。他的前卫似乎使卢塞尔和特拉罕诺特斯受到了突然袭击。因为当苏丹在八月十六日到达基拉特城下时，他们不仅不向拜占庭主力方向退却，反而将部队撤往马拉提亚。他们这样干是为了军事原因还是出于阴谋，现在已无法确定。但他们在匆忙中或者是故意不把他们撤退的情况报告罗曼努斯。

一旦占领基拉特，阿斯兰立即向曼齐刻尔特挺进，与此同时，罗曼努斯却撤出曼齐刻尔特向基拉特前进。但是阿斯兰知道敌人正在接近，而罗曼努斯却不知道敌军主力已在亚美尼亚境内。结果是拜占庭的前卫部队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支更占优势的敌军，于是立即遭到惨败，被迫向主力位置逃走，罗曼努斯这才知道土耳其全军就在附近，马上命令卢塞尔和特拉罕诺特斯二人赶紧与他会合，可是他们做不到（也许是不愿如此），因为他们早已向西运动，与他越隔越远。

尽管兵力已经减弱，罗曼努斯并不害怕，他对胜利仍极具信心，所以苏丹提出和谈要求时，他严词拒绝——因为塞尔柱人从来不想与拜占庭人进行正式会战。他向苏丹使者说：除非苏丹亲自到他帐中求降，并保证此后再不犯边，否则他绝不考虑和平。因为这种条件让人无法接受，所以会战就无法避免了。

八月十九日，也可能是二十五日——前一个日期比较可靠，拜占庭皇帝从营地中引兵出来排成战斗队形。他自己指挥中央部分，其中包括近卫军和首都卫戍部队。右翼由卡帕多西亚将军阿利亚特指挥，左翼由布伦尼乌斯指挥。右翼由古兹骑兵和基普恰克佣兵所组成，左翼则是帕兹纳克骑兵。在后方他用雇佣军骑兵组成一条强大的预备战线，包括日尔曼人和诺曼人等在内。这支部队由杜卡斯指挥，他是凯撒约翰·杜卡斯之子，此人正是皇帝的死对头之一。

土耳其苏丹把军队的调度权交给太监将军塔劳格并下了一道简短的命令——“不胜利就砍头！”阿斯兰本人把自己的弓箭放在一边，只携带一口剑和一柄锤矛，他把马尾巴编成辫子，穿上白袍，涂上香粉，然后说：“我打败了，这里就是我的坟墓。”拜占庭军的主力为重步兵和骑兵，土耳其方面则为轻骑兵。

会战还是按惯例展开：土耳其马弓手急驰前进向敌人发射箭雨，但并不进行接近作战，这样一来，罗曼努斯的基普恰克部队和帕兹纳克部队已有相当数量开始逃跑。拜占庭骑兵也尽其可能冲锋，因为马匹死伤不少，所以罗曼努斯命令重步兵前进。他们秩序良好，战绩颇佳，因为他们不仅把土耳其人赶回了营地，而且赶得更远。虽然如此，但这却是不明智的行动，因为白天将尽，而且土耳其也有无限远的土地可供后撤。可是罗曼努斯除非能冲到某个地点，足以使人马获得饮水供应，否则必将被迫后退，而到那时，必然会遭到反攻。

天快黑了，罗曼努斯命令退却，由于受到敌人的猛烈反攻，所以被迫转过身来迎击敌人。当前排回头与土耳其人搏斗时，杜卡斯却故意拒绝服从命令，不仅不进行支援，而是一直往营地退去，使前军背面失去掩护。于是土耳其的轻骑兵立即绕过敌人侧翼，集中全力攻击其右翼的右后方并将其击溃赶出战场。接着他们打击在中央部分的暴露右翼和北面，迫使他们与左翼分离，也可能是牵制中央部分而让左翼自行退去。总之，中央部分已经完全孤立。虽然如此，他们还是英勇苦战，直到夜幕完全降临为止。罗曼努斯也显出无比勇气，但是他胯下战马被杀了，而自己也负了伤，被敌人所俘虏。这时中央部分才被突破，被杀得片甲不留。

罗曼努斯的惨败几乎可以与公元前五三年克拉苏在卡尔亥的失败相提并论，但在战术上并不完全相似；因为罗曼努斯的追击虽然有勇无谋，可是尽管伤亡惨重，但若非杜卡斯的阴谋，那么他还是可以退回营地。这场失败注定要使历史转折，在当时很少有人能认识到这一点。吉本说：“拜占庭作家痛悼一颗无价明珠的损失，但是他们却忘了，在这个决定命运的日子中，罗马的亚洲省份已经无可挽回的牺牲了。”

一〇七一年八月二〇日，即血战的次日，罗曼努斯被送到了阿斯兰面前，阿斯兰却用最高礼节招待他，于是双方签订和约，条件为偿付赎票费一百五十万拜占庭金币，以后每年还要偿付三十六万拜占庭金币，期限为五十年。（注：每个金币价值约十到二十先令）。他释放了罗曼努斯，可是其不幸却未结束。因为被俘之后的短时间内，撒凯约翰·杜卡斯在君士坦丁堡已经夺取了政权，他强迫欧多西亚皇后进入修道院，自称为其文弱无用的侄子迈克尔七世的监护人。罗曼努斯立即集合了少数部队去讨伐叛徒，可是在多西亚被击败。奸贼杜卡斯一直追到阿达纳才将其俘获，用非常残酷的手段弄瞎了他，不久即因伤重殒命。但在死去之前，罗曼努斯还记得苏丹的侠义行为，为了忠于自己的信用，尽量搜集了一些金钱送给苏丹。

阿斯兰知道和约已经失效，就继续侵入小亚细亚，但在一〇七二年他却被刺杀，由他的儿子马立克沙继位。土耳其人造成的毁灭情形是难以形容的。劳伦特引证当时权威人士的记载可为佐证：“土耳其人经过之后，留下来的废墟的破坏程度，简直难以想像。当他们所到之处，无论人兽都无活口，只要驻留一个星期，饥饿就足以迫使他们撤出最繁华的地区。他们走后，留下来的是一片荒原，树木都被砍倒，到处都是残断的尸体，城镇也都被付之一炬。”在阿摩利姆，据说被屠杀了十万人，在塔齐被杀者为十二万人，被出卖为奴者十五万人——而毁灭仍在继续进行之中。全部地区都人烟断绝。“土耳其人经过了一次之后，劫后余生者都变成惊弓之鸟，不敢再回去。他们不再相信他们的城墙和山岭，就都挤到君士坦丁堡城中，而瘟疫又向他们大肆荼毒。不过几年之内，卡帕多西亚，弗里基亚，比提尼亚和帕夫拉戈尼亚等地的希腊籍人口已经丧失了一大部分。”劳伦特又说：“一言敝之，小亚细亚的人口在土耳其人面前消失了。人民不是远走高飞，就是闭关自守，否则就藏到半岛中央高原的山地中。从新凯撒城和塞巴斯特到尼西亚和萨迪斯，所有谷地和平原都完全变成了真空。土耳其人撑着帐幕，带着羊群在这里自由来去，采取“轮作”的方式，正如他们在沙漠中逐水草而居的情形一样。”

亚洲军区的丧失使拜占庭帝国失去了最佳的兵力来源地，此后只能依靠雇佣兵了——法兰克人，土耳其人，帕兹纳克人，俄罗斯人和伦巴第人，这些人是可以买卖的。结果发生了一连串叛乱和内战。一〇七八年，迈克尔七世被废，取而代之的是尼斯福鲁斯三世。接着，阿列克塞又起来反抗尼斯福鲁斯，由于部分日尔曼佣兵叛变，他得以进入君士坦丁堡。一〇八一年四月一日，全城被洗劫，第二天阿列克塞即位称帝。

阿列克塞是个能干而机警的外交家，若非受到诺曼人阻碍，也许可以有所作为。一〇七一年，阿普利亚公爵罗伯特·古斯卡德攻占了巴利姆——即巴里——于是拜占庭在南意大利的统治结束了。十年之后，他突然产生了夺取皇冠的野心，在一〇八一年春占领了科孚岛，十月又占领杜拉佐。他把军队交给他儿子博希蒙德指挥，击败了阿列克塞，挺进到色萨利境内，直达拉利萨。不久，帕兹纳克人也在巴尔干起事，一直骚扰到菲利普波利斯和亚德里亚堡的城墙下。由于各方面都受到压迫，所以拜占庭帝国不再有自卫能力，从一〇八一年以后，逐渐将其政治重要性让给西方诸国。在这场决定命运的曼齐刻尔特会战之后不过二十四年，中世纪的欧洲就开始向伊斯兰教的亚洲发动了第一次伟大反击。

谢选骏指出：基督教世界并不像圣经旧约中的约伯那样无辜，因为基督教世界充满了内在的邪恶和败坏，这经常引起破坏性的后果。例如拜占庭对“世界上第一个基督教国家”亚美尼亚的侵略，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还有，基督教国家内部的教派冲突和宗教迫害，经常无所不用其极，大大削弱了基督教世界的力量。所以我们不难看到，当基督教世界团结的时候，伊斯兰教就衰退；基督教世界分裂的时候，伊斯兰世界就膨胀——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大事记（十四）：十字军对伊斯兰势力的反击】

曼齐刻尔特惨败之后，拜占庭皇帝迈克尔七世向基督国家的超级元首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一〇七三年——一〇八七年）提出要求援助的呼吁。他需要西方佣兵保卫君士坦丁堡，但并不想夺回圣地。可是格列高利七世却认为这个呼吁是实现自己三大理想的天赐奇缘。这三大理想是：（一）使东方教会服从罗马教廷统治，（二）使基督教国王承认为宗教的忠仆，（三）发动征讨伊斯兰教异端的十字军。格列高利是克吕尼运动的标准产物，这时正与日尔曼皇帝亨利四世（一〇五六——一一〇六年）为授爵权发生争执。所以，他除了宣传十字军的观念以外，实际上完全不能有所作为。虽然如此，这个观念却继续发展下去，在感情冲动之中，逐渐发展成一种群众运动，结果那个要求佣兵的最初呼吁反而不为人所注意了。

一〇七六年，格列高利对亨利处以开除教籍之罪，并宣布教皇是基督的代表，有废除皇帝的权力。三十年前，亨利三世审判过格列高利六世，现在格列高利七世却在审判亨利四世。可是胜利不过昙花一现，一〇八四年亨利又复位了，而格列高利在一〇八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却死亡于流放之中，继承他的是维克多三世，一〇八八年又由乌尔班二世继位（一〇八八年——一〇九九年）。

此时，东方的阿列克塞一世（一〇八一——一一一八年）正被诺曼人和帕兹纳克人骚扰，就与土耳其人暂时讲和，到一〇九四年这些战争都结束了，亚洲各省的收复似乎又有希望了，因此他又向乌尔班求援。与迈克尔一样，他要求的是派遣佣兵帮助他对付土耳其人而并非为了收复圣地。

这一次恰好欧洲承平已久，于是这些基督教国家就热情地迎接伊斯兰教徒的挑战。如布里教授指出的，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两个全球性宗教面对面站立，每个都有囊括宇宙的雄心。心里的钟声已经敲响。自从格列高利四世（八二七——八四四年）以来，每代教皇对与伊斯兰教徒间的战争都表示过积极兴趣。到现在，大致说来所有世俗权力都已受到教皇控制，所以根据天授神权理论，教皇有资格担任基督徒世界的公认军事领袖。一〇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克勒蒙会议上，乌尔班二世正式宣布发动第一次十字军。他宣布说：“伊斯兰教徒在东方的胜利和成功，对所有基督教国家而言都是莫大的耻辱。东方教会曾一再求援。圣地是一切基督徒所仰望的，是基徒教的合法领地，现在却受到异族的侵占和奴役。所以基督教国王们应该彼此之间不再战争，掉转武器同上帝的敌人作战。他们应该拯救圣地和圣城，击退对基督教的侵略，毁灭伊斯兰教徒的一切攻击力量。这是一场神圣的战争，凡在战争中丧失生命的人可以直接进入天国，赎免其一切罪恶。”

这个决定传到阿列克塞耳中，使他大吃一惊，因为他最不想要的就是十字军。西方基督教国家对东方分立者的厌恶程度甚至比对伊斯兰教徒还有过之。他也认为十字军其实都是野蛮人，并不比土耳其人和帕兹纳克人好多少。希腊史学家比基拉斯这样说：“在西方人看来，十字军是代表一切高贵性质的伟大运动，而且是以纯粹宗教动机为基础。当欧洲人自以为是为基督教和文明进行自我牺牲时，东方人却只注意到这群不识字的野蛮人，可能会把基督教省区和罗马帝国洗劫一空，而这些自命为信徒的人会因为痛恨教派分立而对基督教的教士加以残杀。所以同样自然他们会忘记这个运动的原始起因是受到宗教目的的刺激。”所以这个西方历史中的最大冒险刚一开始就存在着内在弱点，并且注定必然会分裂和失败。对阿列克塞而言是一个战略问题，即确保拜占庭帝国作为抵挡土耳其人的屏障。对乌尔班而言是一个思想问题，就是使教会统一并确保圣地以供朝圣。不过在乌尔班的宗教目标后面，也又隐藏着更为迫切的战略原因。

虽然西方基督教国家对伊斯兰势力的反攻是由“铁锤”查理首开其端，可是直到十一世纪才开始有了比较认真的发展。比萨人和热那亚人首先把伊斯兰教徒赶出了撒丁岛，并赢得了第勒尼安海的控制权。差不多同一时间，诺曼人也开始在意大利南部获得立足点，到一〇八六年，他们在那里站稳之后就企图征服西西里，一〇九一年他们才完成这个任务。同一时期还有两个其他成就：一〇八五年，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六世攻占了托雷多，这在整个伊斯兰教世界中都产生了反应。一〇八七年，热那亚人和比萨人联合起来向突尼斯的伊斯兰教首都马赫迪耶发动了一次远征。他们攻占了该城，把停在港口的伊斯兰教舰队付之一炬，也就赢得了意大利共和国的舰队优势，这是西方向东方发动反攻的先决条件——不仅要运输军队，尤其要运输补给。这种可能性对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等城市的商业兴趣具有很大吸引力。在过去许多年中，他们早已与叙利亚、埃及和拜占庭帝国都有贸易往来，所以如果东方有基督教殖民地，对意大利的商业而言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另外一个主动因素是在克吕尼运动的刺激下，到耶路撒冷集体朝圣的风气大盛，所以在塞尔柱人侵入期及以后，在西方出现了普遍的反土耳其宣传，足以激起激烈的战争心理。所以当阿列克塞提出求助要求时，这个大反攻在战略，商业和心理三方面的机会都已成熟。此外在人口方面也有其理由：自从公元一〇〇〇年以来，法兰西和弗兰德的人口已经增加，到十一世纪，饥荒、旱灾和传染病常常肆虐，这就更使人幻想在遥远的地方是如何富庶和繁荣。

乌尔班的号召立即获得了热心反应，在以后六个月中，有许多传教士，包括“隐士”彼得在内，把教皇的呼吁传到法兰西各地。乌尔班也到处旅行，向每个人提出诺言：对国王而言，可以廉价收购其臣下的土地；对贵族而言，东方有新土地可以抵补其所出卖的土地；对商人而言，在十字军的装备和补给上可以发财；对人民而言，只要入伍即可获得自由，不用再做农奴；对教士而言，只要从军就可以不必再守清规，对所有人类而言，在他们的统帅——耶稣基督——无畏的旗帜下，获得超自然的永恒生命。

这些诱惑性宣传使每个十字军都几乎可以获得两个世界中的最好东西，因此在所有西方地区都有人从军，尤其在法兰西，更是发展成为伟大的民族运动。因为并未指派最高统帅，所以当十字军云集君士坦丁堡时，他们并不是一支统一军队而只是一个同盟。许多领袖人物互相对立，注定行动将会全盘失败。这些领袖中比较重要的有：

（一）维蒙德瓦伯爵于格，他是法王腓力一世的兄弟。

（二）图卢兹伯爵雷蒙，其所率兵力最大。

（三）诺曼底的罗伯特，他是征服者威廉的儿子。

（四）弗兰德的罗伯特二世。

（五）布永的戈弗雷。

（六）洛林公爵和他兄弟博杜安与尤斯塔斯。

（七）塔兰托的博希蒙德，他是群雄中最能干的一个，并带着侄子坦克雷德同往。

中世纪史书上所称的十字军数字，实际上完全不可置信，因为当时为了号召和宣传，当然不免夸张。这些部队只可能是中等规模，否则就不可能沿途获得补给。斯蒂芬森教授在《十字军史》中大致估计进入小亚细亚的部队总数应为二万五千到三万人。

在君士坦丁堡，阿列克塞要求每位十字军领袖向他宣誓效忠，但只有戈弗雷一人勉强答应。其余的十字军将领均对“希腊人”嗤之以鼻。最后一切准备就绪，在一〇九七年五月十四日，十字军开始展开对尼西亚的围攻。六月十九日该城投降，十字军进一步进攻奥龙特斯河边的安提阿城。

七月一日，他们在多利留姆赢得第一次会战。因为伊斯兰教徒此时已经太弱，不敢冒险作战。博杜安首先开始作领土要求，他在幼发拉底西亚建立了一个拉丁国家，自称埃德萨伯爵。一〇九八年六月三日，靠内应攻下了安提阿，可是刚刚占领该城，十字军马上就受到卡波格哈包围。因为他们已经如此危急，所以尽管大家都互不相让，还是公推博希蒙德为统帅。巧合的是他们在六月十四日发现了“圣矛”，于是士气大振，博希蒙德决定冒险一战。这一战击败了卡波格哈，战后博希蒙德成了安提阿王子。

他们在安提阿滞留了六个月，直到一〇九九年一月十三日，雷蒙、坦克雷德和诺曼底的罗伯特才开始向耶路撒冷进发。在的黎波里，加入了戈弗雷和弗兰德的罗伯特。于是他们继续向南推进，所率兵力可能约为一万二千人，六月七日，他们宿营在耶路撒冷城外。七月十五日，他们用强攻突入圣城，城内居民受到无情屠杀。他们在“圣陵”教堂中庆祝胜利，戈弗雷被宣布为圣陵的保护者。

这样，十字军总算达到了目的，但是主要原因却是自从一〇九二年伟大的塞尔柱苏丹马立克沙死后，伊斯兰教世界就不断发生混乱和内战，所以无力抵抗外侮。他们胜利之后也并未能征服其他地区，只能对某些区域进行军事占领。此外，博杜安一世（一一〇〇——一一一八年）虽被推为“共主”，但事实上不过是名义上的元首，安提阿王子、埃德萨伯爵和的黎波里伯爵都不受他节制。至于大马士革，埃摩萨、哈马和阿勒颇等城镇仍保留在伊斯兰教徒手中。不过内争未息之前，伊斯兰教徒对基督教地区最多只能加以骚扰。攻陷耶路撒冷之后，接着又相继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占领了雅法，使意大利商人获得了港口，如果没有这个港口，十字军可能无法获得补给。第二是军事上的“骑士团”制度的建立。

从十一世纪初叶开始，为了帮助患病和贫穷的朝圣旅客，在耶路撒冷建立了圣约翰医院。在此基础上，于格·德·佩恩提出了新思想：派一批骑士专门负责保护朝圣旅客。在博杜安二世（一一一八——一一三一年）时代，这些骑士被允许住在所罗门圣殿中，就被称为“圣殿骑士”。不久，圣约翰骑士也采用类似组织，于是这两个“骑士团”——圣殿和医院——迅速发展，成了这个王国中的重要军事组织。以后又创立了其他“骑士团”，最著名的是一一九一年创立的“条顿骑士团”。（注：这也是现代勋章勋位的由来）。

伊斯兰教内部的分裂一直延续到一一二七年，那时摩苏尔总督赞吉开始向叙利亚扩张其统治权。在三年之内，他征服了哈马和阿勒颇，一一四四年圣诞节那天又征服了埃德萨，埃德萨当时的统治者是约瑟林二世。两年后他被刺杀，其子努尔丁继位。在西欧，埃德萨的陷落被视为头等灾难，其直接后果就是第二次十字军运动的发起。这是由克雷沃的圣伯纳德发起的。在他号召之下，日尔曼的康拉德三世和法兰西的路易七世于一一四七年春率领十字军出发。他们在前往小亚细亚途中都曾遇到灾难，可是路易用了迂回路线，康拉德则由海上，终于都率领残部到了圣城。在那里，他们与博杜安三世（一一四三——一一六二年）联合并决定围攻大马士革。伊斯兰教方面据守该城的是穆吉，他设法挑拨西方人和叙利亚的法兰克人之间的感情，并用贿赂使法兰克人放弃围攻。第二次十字军运动就这样自动崩溃了，康拉德于一一四八年回国，路易于一一四九年回国。这次失败又使努尔丁重新发动攻势。一一四九年，他击败了安提阿的雷蒙，第二年又征服了基督教徒手中的埃德萨剩余地区。一一五四年，他占领了大马士革，这是叙利亚的门户。在他的身边带着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名叫萨拉丁（一一八三——一一九三年）——就是下一次决定性会战中的英雄。

谢选骏指出：一〇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克勒蒙会议上，乌尔班二世正式宣布发动第一次十字军——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两个“全球性宗教”（其实没有包括新大陆）面对面站立，每个都有囊括宇宙的雄心。——然而，这时距离伊斯兰教的扩张已经过去了将近五百年了。由此可见基督教世界的反应迟钝！虽然，自从格列高利四世（八二七——八四四年）以来，每代教皇对与伊斯兰教徒间的战争都表示过积极兴趣。但那也是在伊斯兰教扩张之后两百年的事情了！由此可见，基督教世界从来没有把“消灭霸占圣地的异教徒”当作头等大事来处理。根据天授神权理论，教皇有资格担任基督徒世界的公认军事领袖——但是，教皇却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基督徒的责任”之前的。这样的教皇。如何可能代表基督呢？

【第十五章：哈丁会战】

一一四八年，十字军未能攻克大马士革，而且根本没有收复埃摩萨、哈马和阿勒颇的企图，主要原因在于：（一）他们对战略和围攻技术太外行，（二）他们彼此间互相妒嫉和争吵。可是对尤里安皇帝而言，大马士革是“东方的眼睛”；对阿拉伯人而言是“大地的新娘”，要了解这些其重要性，首先应研究叙利亚的战略价值。

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可以分为四个地形区：（一）浅水海岸平原，（二）在东面为多山高地，（三）由奥龙特斯河，利坦尼河和约旦河构成的深谷，（四）河流以东为大沙漠的西面边缘。阿颇勒以北地区都是山地，而在死海以南则均为沙漠。所以若能从阿曼努斯山地到亚喀巴湾将所有四个地形区占领，那么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即很容易防守。此外，只要能坚守该地，就能使亚历山大——巴士拉（即幼发拉底河谷）一线以北地区与埃及完全分开。这四个地区可说是天然要塞，一侧临海，位于南北两个伊斯兰教地区之间。

从北到南有三条交通线经过：（一）沿海岸线，（二）从奥龙特斯河直到利坦尼河和约旦河，（三）沙漠中的道路，从阿颇勒经大马士革，安曼到亚喀巴。十字军（法兰克人）的最后失败，最大原因就是没有注意到对这三条交通线的控制。经由这些路线，叙利亚可以和埃及连成一体，南北两个伊斯兰教势力能够合流。如果十字军能控制住它，那么哈丁会战可能不会发生，整个十字军历史可能都要改写。

在前一个大事记中已提到十字军从来没有真正征服这个地区，他们能做的只是占领其中一部分。这一部分，一侧临海，使他们能从海上获得补给，另一侧由一连串要塞保护。从南到北，这些堡垒中最著名的是：（一）亚喀巴湾上的埃拉，即亚喀巴城；接着是蒙特勒伊和摩押的卡纳克。（二）其后是一条链状要塞，阻塞着通向约旦河的隘路：其中有博福尔，新堡，波伏瓦，萨菲特和加斯蒂勒。（三）隔了一个缺口，最后是阿卡尔，克拉克和蒙费朗等要塞，监视着黎巴嫩。

补给靠海，防御靠要塞，这就是十字军战略的基础。只要这些堡垒能够坚守，而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又能控制地中海，那么他们所需要的就只是对人力进行补充。这些人力不仅用于据守要塞和提供在要塞间地区活动的机动性野战部队，更重要的是维持十字军的血统。因为缺乏欧洲女人，所以原来的十字军人员很快就与当地人民混血。但事实上很难办到，因为新来者本是为拯救自己的灵魂才来参加战争。当能够占领的土地已经攻占，其中的优秀分子就回国了，留下的全是坏蛋，不断与过去的居留者发生争执，那些人现在的心理早已是经济重于宗教，需要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照圣伯纳德的看法，第二次十字军的组成是个奇迹，因为他向犯罪的人们呼吁，这是得救的无上机会，一切罪恶都一笔勾销。所以他们只有空洞的目标，而且也无纪律可言。

虽然缺乏数量，控制和纪律，但有两个因素可以弥补这些弱点：（一）盔甲，法兰克人在这方面是远比对手优越，（二）他们也有疯狂的勇气。这两个优点使他们累次击败数量远占优势的伊斯兰教部队。据说在一一七七年，有一次，三百七十名骑士用冲锋击溃了二万六千名敌人，即使真实数字为二千六百人，也要算是难得的杰作。他们在战术上的唯一缺点就是未能认清步兵和骑兵应有合作必要。这两者若能合作，他们通常总能获胜，不然的话，除非第一次冲锋就获得成功，否则就常常遭受失败。努尔丁在一一五四年占领大马士革以后的作战，上述一切就是当时的一般战略形势。

大马士革位于沙漠中的道路上，从那里可以建立通往埃及的交通线，唯一能阻扰交通之点就是卡纳克。所以由此看来，只要叙利亚的伊斯兰教徒能够占领埃及，或是与埃及缔结同盟，那么就可以从南北两端向耶路撒冷王国施加压力。努尔丁对这一点非常了解，所以此后十五年中，争夺埃及是其主要目的。他的最大困难却在宗教方面：埃及的伊斯兰教徒是什叶派，他们拥戴法蒂玛哈里发，憎恶叙利亚的逊尼派和巴格达的哈里发，其憎恶程度并不亚于对基督徒。十字军方面也深知这一事实。解决问题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巩固伊斯兰教徒在大马士革附近的地位，一旦目的达到，努尔丁就与耶路撒冷国王阿马里克一世（一一六三——一一七四年）相对了。两个人都是能干的将才。阿马里克一世每年都能得到开罗的法蒂玛哈里发的津贴。一一六三年，埃及总督萨瓦尔被叫作迪哈姆的政敌驱逐，逃到努尔丁那里，迪哈姆拒绝继续给予阿马里克津贴，于是阿马里克就向埃及进攻并击败了埃及军。可是迪哈姆却放水淹没自己的国家，迫使阿马里克撤退。努尔丁派萨拉丁的叔父希尔库赫率军护送萨瓦尔回到埃及，此时萨拉丁就随着叔父一起作战。

萨瓦尔感到希尔库赫的控制太严厉，就又逃往耶路撒冷，一一六七年，阿马里克又迫使希尔库赫退却。接着进行了一系列战役，希尔库赫终于逐渐在埃及站稳。一一六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希尔库赫死去三天之后，法蒂玛哈里发选择他的侄子萨拉丁为继承者。从这时起直到他的主公努尔丁死亡时为止，萨拉丁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

在中世纪历史中，萨拉丁是真正的伟人之一，因为他是那样伟大，所以连但丁的《神曲》也歌颂过他。他是库尔德人，父亲是纳赛尔，是努尔丁的大将，希尔库赫的兄弟。

萨拉丁大约在一一三七年到一一三八年间，出生于底格里斯河上的特克里特。萨拉丁是简名，原文应译为“世界的繁荣和信仰”。他天性好学，文人气质重于军人——爱好下棋和做诗。在青年时代，他非常不情愿地随同叔父参加第一次埃及战役，因为他爱好和平甚于战争。在一一五四年到一一六四年间的大部分时间中，他都在大马士革与文化界人士交往。他是虔信的伊斯兰教徒，对基督教具有疯狂的反对心理，而当大任降临在他身上时，他却能泰然处之，并冷静接受。从指挥艺术上看他非常谨慎，是个战略家而不是战术家，对部下非常宽厚仁慈，以行政才能而言，更是大大超出了他所处的时代。不过最值得欣赏的还是他的人性，他对敌人经常表现出骑士风度，直到今天仍然是东方浪漫文学中的主角。在那时，法兰克人认为违背诺信并不有损荣誉，所以他这种风度就更显得难能可贵。

尽管法蒂玛朝廷不断对他制造阴谋，努尔丁也对他表示妒忌，可是萨拉丁还是在埃及占稳了地盘。但是直到一一六九年他在达米埃塔击败了阿马里克和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一一四三——一一八〇年）的联军之后，他的地位才算彻底稳固。接下来，他对重新统一伊斯兰教势力采取了第一个决定性的步骤。一一七一年，他取缔了法蒂玛的伊斯兰教国，使埃及在精神上接受巴格达哈里发统治。正如兰普里在《萨拉丁传》中所说：从此耶路撒冷王国在两面都受到同一权力所控制军队的夹攻。当时的作家贝哈也同样证明了这个说法。（注：贝哈是萨拉丁的秘书。他所著《萨拉丁传》是一本标准著作。）他对达米埃塔远征这样评述道：“当法兰克人了解到这次战争的真实情形之后，就眼睁睁看着苏丹在埃及稳定了权威，他们也料到他将会占领他们的土地，使他们的家园变成废墟，将他们过去的一切统治都化为乌有。”这种观察太正确了，当一一七三年努尔丁命令萨拉丁围攻卡纳克时，贝哈又做了这样的解释。“因为这些要塞距离埃及很近，而且挡着通往埃及的道路，阻止了交通往来。所以苏丹的目的是要使这条路线变得自由畅通，使两国（叙利亚和埃及）之间交通不再受到阻碍。”卡纳克对萨拉丁一直有如芒刺在背，因为只有在这一点，十字军可以切断沙漠中的道路。

一一七四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使政治情况出现了激烈变化。第一个事件是五月十五日努尔丁死于大马士革，因为他的儿子马立克只有十一岁，所以必须要有人摄政。虽然萨拉丁是公认的理想人选，可是埃米尔穆卡达却捷足先登。阿马里克立即注意到这是天赐良机，可以此削弱萨拉丁的势力，于是他出发前往巴尼亚斯以争取这位摄政的合作。接着第二个事件发生了——阿马里克在途中得了痢疾，被迫返回耶路撒冷，于七月十一日病死。对法兰克人而言，他的死实在是莫大的损失。因为王室的唯一王子就是阿马里克的儿子博杜安，只有十一岁，而且患着麻疯病。可是此外更无其他选择。于是贵族们只好拥戴他为王，七月十五日，他加冕称为博杜安四世。接着就是摄政的问题，争论了几个月后才同意由的黎波里的雷蒙三世担任国王的监护人。

此时萨拉丁正在埃及忙于内务，等这些事解决之后，他就出发，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到达大马士革。由于他先声夺人，马立克和他母亲已背弃了摄政埃米尔穆卡达，逃往阿颇勒。萨拉丁认为最重要是首先使自己成为叙利亚的主人，然后再对付法兰克人，所以他的第二个步骤就是着手攻占阿颇勒。

被选为执政时，雷蒙本是具有超强能力的人，而且也正年富力强。当地贵族和医院骑士团都拥护他，可是新来者和圣殿骑士团却反对他。圣殿骑士团在一一七五年以雷诺为大师。雷蒙及其拥护者都反对冒险，而反对派们却主张进攻。因为国内有两党对立，所以这个王国迅速走上了灭亡之路。

因为埃及已经丢失，所以雷蒙的首要任务就是阻止萨拉丁获得阿颇勒，以此来巩固其对叙利亚全境的统治。一一七五年年初，他出发前往霍姆斯以切断萨拉丁与大马士革之的交通线。他达到了预期目的，萨拉丁发现交通线受到威胁，就立即放弃了对阿颇勒的围攻，向南运动以巩固基地。他压迫雷蒙后退，然后于九月回到埃及，重新部署防务。

虽然在一一七六年双方暂时没有交战，可是却发生了另外一件重大事情，这件事对基督教方面产生了极严重的后果，并且也注定整个十字军运动最后非失败不可。截至此时，尽管法兰克人与君士坦丁堡之间不断有摩擦发生，可是大部分由于曼努埃尔皇帝在安纳托利亚的力量日增，并且经常给与必要的援助，所以十字军才能够守住其在巴勒斯坦的据点。在安纳托利亚的拜占庭人从北面威胁着叙利亚，只要这个威胁存在，那么在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教徒就无法集中全力对付法兰克人。

因为出现了一个塞尔柱人的安纳托利亚苏丹王国，所以情况变得更为复杂。这个王国的统治者现为基里吉·阿斯兰二世。努尔丁在世之日，这个苏丹国一方面受他威胁，另一方面又受拜占庭威胁。可是努尔丁死后，基尔吉就开始不安守本分了。曼努埃尔决心将他击毁，这样可以使自己的战略地位更加优越。他正向基尔吉的首都柯尼亚前进时，九月十七日，他在麦利奥塞法伦要塞附近的山路中突然遭到敌人包围，终于全军覆没。

这场惨败对拜占庭人和法兰克人的影响都同样严重。对拜占庭人而言，这是第二次曼齐刻尔特之战；对法兰克人而言，也就注定了最后的覆灭。因为没有拜占庭人帮助，法兰克人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人力来守卫巴勒斯坦。所以曼努埃尔的失败也是伊斯兰教徒的胜利。（注：库格勒尔说，麦利奥塞法伦之战决定了整个东方的命运。果真如此，那么也应列为世界史中的决定性会战。）

当曼努埃尔进行这场要命的战役时，耶路撒冷王博杜安的麻疯病也更厉害了，因为到一一七七年，他就是成年人了，雷蒙不能再行摄政，为了解决继承人问题，十月，他的姐姐西贝拉与蒙费朗的威廉结婚，做为她的丈夫可以作为继承人，不料他却在一一七七年死亡，而西贝拉在他死后生了一个遗腹子。所以一旦博杜安去世，继承人是小孩子的机会也很大——这是那些贵族们不希望的事情。

十一月，萨拉丁越过埃及边界，在包围阿斯卡隆之后，直向耶路撒冷进发。可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他的军队在努姆纳附近的隘路中受到突袭，全被击溃。萨拉丁仅以身免，骑了一匹骆驼飞速逃回开罗。虽然从战术上来说他这次是完全失败了，但是从战略上来看却算不了什么。因为埃及的资源是那样巨大，所以不久他就召募了一支新军，于一一七八年又回到叙利亚开始发动新的战争。但还是未能获得决定性战果，到一一八〇年，双方都对战争感到厌烦，于是由博杜安建议，终于缔结了为期两年的休战协定。差不多与此同时，违背了伯爵们的愿望，博杜安勉强同意他的姐姐西贝拉与盖伊结婚，这是一位从法兰西新来的骑士。他是个懒弱愚笨的青年，毫无个性和决断力。这更增加了国内两派之间的摩擦。

危机重重之中，法兰克人又失去了他们的最强大盟友。九月二十四日，曼努埃尔皇帝逝世，继者者是他儿子阿列克塞，只有十一岁，由其母亲摄政。因为她是拉丁籍出生者，所以为人民所厌恶。一一八二年，安德罗尼卡率领群众起事反对皇后。愤怒之中，君士坦丁堡城中的拉丁人都被屠杀。不久皇后和她儿子也被刺杀，安德罗尼卡自立为帝。称帝之后，他担心这次大屠杀会引来西西里人报复，为了保护东疆不受攻击，安德罗尼卡就与萨拉丁讲和，条件为萨拉丁与他缔结同盟，共同对付塞尔柱人，而他就容许萨拉丁自由对付法兰克人。

曼努埃尔之死已使萨拉丁无北顾之忧，所以法兰克人此时应注意的就是小心不要破坏休战条约。萨拉丁的为人颇为正直，肯守信用，他不会破坏条约。不幸的是法兰克人中却有人素来不尊重荣誉。此人就是雷诺，他做过努尔丁的俘虏达十六年之久，一一七五年被释放之后，由他据守卡纳克要塞，正在大马士革到麦加之间的大路上。依照条约，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商人都可以自由使用这条大路。可是在一一八一年夏天，雷诺却突然对过往麦加的商队横加攻击，抢夺他们的货物。于是萨拉丁宣布休战条约已被破坏，除非获得赔偿，他不拟续订条约。博杜安认为萨拉丁的要求颇为公正合理，立即命令雷诺归还所抢货物。可是他却抗不服从。因为他现在是新来者和圣殿骑士的领袖。这样战祸就无可避免了。

一一八二年五月，萨拉丁又从埃及出发，一路且战且走回到大马士革，从那里进向摩苏尔。他未能攻下该城，但巩固了在耶基里赫的据点。一一八三年五月，他回到阿颇勒。八月又回到大马士革。现在他的权力已达颠峰，从迦太基到巴格达，他成了最强大的王子。

一一八二年，当萨拉丁在摩苏尔附近作战时，博杜安病势已很沉重，他已经没有手指，没有脚趾，也快瞎了。在他母亲和妹妹的逼迫之下，他勉强同意指派盖伊为摄政。这对这个王国而言还不算是最不幸的事情，因为在此同时，雷诺又抓住萨拉丁不在的机会，实行他蓄谋已久的计划，就是袭击伊斯兰教在红海中来往于埃及、印度和阿拉伯之间的商船。此外他还有更疯狂的念头，想毁灭麦地那的伊斯兰教先知墓地和麦加的克尔白大清真寺。为了想进行这样疯狂的冒险，他在死海岸边建造了一支舰队，把船拆开运过沙漠，到亚喀巴湾再组装起来。接着他一方面围攻埃拉——这个城在一一七〇年被伊斯兰教徒占领——另一方面命令舰队向红海实行突袭。首先攻击艾达布——在努比亚海岸，面对着麦加。接着麦地那和麦加的港口也被洗劫。这些意外来临的袭击使伊斯兰教世界处于恐怖和震惊之中。但是这种成功只是昙花一现。因为埃及总督，萨拉丁的兄弟马立克一听说这个消息就立即率舰队出海。不久后，不仅收复了埃拉，而且也毁灭了突袭舰队。对法兰克人来说最不幸的是祸首雷诺居然逃走了。萨拉丁发誓要使雷诺逃脱不了报复，九月，他侵入巴勒斯坦。九月二日，他渡过约旦河，前进到耶斯列河谷，发现他正面对盖伊率领的军队。对盖伊来说幸运的是有人力劝他不要向数量占优势的敌人进攻，虽然他自己的确很想进攻，但终于听信了忠告。果然敌人由于缺乏补给，到十月八日，又渡过约旦河退回去了。

最后，博杜安终于认清了盖伊的无能，由于获得雷蒙和其他贵族的支持，取消了他的摄政权，并立他的外甥博杜安（即西贝拉与前夫所生的儿子，现在才六岁）为继承者。此时，萨拉丁还在一心要向雷诺报复，决定突袭卡纳克，于十一月二十日突然出现在该城之下。突袭的结果出人意料，因为在那一天，阿马里克一世的幼女（即博杜安的异母妹妹）伊莎贝拉正在与托隆的韩福瑞举行婚礼。毫无防备之下，雷诺和他的骑士们越过堑壕退入堡垒，由一个骑士据守着桥头，后面就有人把桥板锯断。下面发生的事说明当时战争的奇特性质。雷诺派人送了一块礼糕给萨拉丁，请他分享喜宴。萨拉丁也严格命令弓箭手和炮兵，不要射击婚礼的礼塔。这次围城战未能成功，十二月四日萨拉丁又返回大马士革。

萨拉丁还是要向雷诺寻仇，所以到一一八四年秋天，萨拉丁又在卡纳克城下出现。但他仍然无法攻入这个特强要塞，加上耶路撒冷方面又有援兵开到，所以他只好再次撤退。对法兰克人而言，一一八五年是悲剧的开始。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境内，到处都是旱灾和饥荒。博杜安也知道自己死期将近。为了准备后事，他在年初召集所有贵族开会，获得他们的同意，又命令雷蒙摄政。并规定如果他的外甥夭折，则一方面仍由雷蒙继续摄政，另一方面由教皇、皇帝和英法两国国王共同决定他的继承人。为了使他的外甥能确保继承权，他又请大主教希拉克略在他生前为这个孩子加冕。三月，博杜安四世死亡，雷蒙开始摄政。他看到由于饥荒的缘故，战争决无任何成功希望，所以雷蒙很聪明的与萨拉丁谈判，建议双方签定休战四年的条约。这也正合萨拉丁的心愿，因为这样可以使他将粮食卖给法兰克人，重新打开与地中海各港口之间的贸易联系，并获得时间来加强对封建诸侯的控制。虽然如此，他却明白看出和平不会永久化，迟早双方不免一战，不过他也知道时间拖得越长，对他越有利，因为敌方内部已经出现裂痕，所以其力力量会逐渐减弱。这时，耶路撒冷内部的冲突已经非常激烈，内战似乎一触即发。

过去，由于那位麻疯国王颇有政治家风度，凭着他的调处，冲突没有达到爆发点。现在他死了，今后国事前途就寄托在大家对摄政的效忠程度上，而他权威的来源就是那个儿童国王。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持久的。一一八六年八月底，博杜安五世在阿克里死了，首相约瑟林立即与大主教希拉克略、雷诺、圣殿骑士团大师、吉拉德等人决定发动政变。为了使雷蒙不能作梗，约瑟林劝说雷蒙到太巴列去召集贵族会议来执行博杜安四世的遗嘱，而他自己则迎奉国王遗体回耶路撒冷。接着他又将盖伊和西贝拉召回耶路撒冷，表面上是参加丧礼，实际上却是背着雷蒙为西贝拉加冕，这样依照封建时代的法律，盖伊也就自动成为国王了。

他们匆忙召集党羽，西贝拉和盖伊到达之后，这四个阴谋者（似乎以吉拉德为主谋）就命令关闭耶路撒冷城门，并派人防守城墙。在圣陵教堂中，希拉克略为西贝拉加冕，大主教就向西贝拉说：“夫人，你是女流之辈，必须要有男人在你身边帮你治理国家，所以你应该使你的丈夫为王。”于是盖伊跪在她面前，由她加冕。

雷蒙发现受骗之后，以合法摄政的身份，召集他的拥护者到纳布卢斯决定所应采取的路线。他们的决定是为伊莎贝拉加冕，这样就可使她丈夫韩福瑞变成对立的国王。但韩福瑞却怕大任降在他身上，逃往耶路撒冷，自愿向盖伊称臣。雷蒙失望之余，宣布解除他的从者对他的效忠誓言，于是这些人也就象韩福瑞一样到耶路撒冷去投降了。雷蒙本人却拒绝效忠。

既然内乱尚未平息，当然最好不要破坏对外和平，盖伊当然也不想这样做。虽然如此，紧张关头之际，又是多事的雷诺挑起了战祸。接近一一八六年终时，他又突然袭击了从开罗到大马士革的大商队，杀害了随护人员，并抢劫了货物。

萨拉丁立即向盖伊提出质问，他也命令雷诺释放商队。可是雷诺却称在自己的堡垒中他是主人，可以为所欲为，而且同意与萨拉丁签订和约的人不是他而是雷蒙。他还向萨拉丁的使臣说：“要你们的穆罕默德归还东西好了。”苏丹听到这些狂言不免大怒，他发誓一定亲手杀死这个狂徒。接着他就宣布向基督徒发动圣战。一一八七年三月，他向卡纳克进军，将雷诺的领地夷为废墟，同时保护另一支正从埃及出发的商队通过。

休战状态破坏了。安提阿的博希蒙德立即单独与萨拉丁续订条约。雷蒙也采取同样态度，休战范围包括他自己的领土和他妻子的加利利领地，其主要要塞是太巴列，此外，雷蒙又认为在盖伊统治之下，这个王国必然完蛋，于是决心推翻盖伊自立为王。为了达到目的，他采取了一条极其危险的路线，与萨拉丁通信并获得他支持。情况已经很恶劣，而雷蒙的死敌吉拉德又劝诱盖伊召集民兵，不去进攻萨拉丁，反而去进攻雷蒙——他此时正在太巴列的堡垒中。萨拉丁听到了这个消息，就派兵去救援雷蒙，接着他自己集中大军在潘尼斯（约在加利利海以北三十英里处）。此时，盖伊也在拿撒勒集中兵力。在那里，巴莱恩力劝他放弃攻击太巴列，因为围攻太巴列，萨拉丁必然会来援救。他劝盖伊派使节去向雷蒙游说，把他争取回来。盖伊也都表示同意。他们正在讨论之时，雷蒙与萨拉丁之间又发生了一个微妙的问题。萨拉丁想派一支部队去抢劫阿克里地区，要求雷蒙让他借道路过加利利。这却使雷蒙感到左右为难。如果他拒绝，将丧失萨拉丁的支持。如果同意，则将被开除基督教籍。最后，他建议若萨拉丁所做的不过是一次十二小时的示威行动，并且不伤害基督教的土地和人民，那么他可以同意这次“突击”。萨拉丁也表同意，于是在五月一日，他的一千七百名骑兵鱼贯通过太巴列，向正西方奔去，一路秋毫无犯，到黄昏时才转回来。这时，盖伊的使节团也出发了，最先只有九十名骑士，中途又增加了四十名，由吉拉德和医院骑士团大师率领，在希弗里亚附近遭遇到示威的伊斯兰教徒。吉拉德立即夸大其辞地派一个使者回拿撒勒城报告说：他已击败伊斯兰教徒，城里的人现在要做的就是快来收拾战利品。然后他才开始向敌人冲锋，结果大败，许多小队都被歼灭，包括医院骑士团大师在内。他自己幸免于难，这对基督教方面实在是极大的憾事。不久，由拿撒勒城里出来的战利品收拾队也被伊斯兰教徒杀得大败而归。

现在雷蒙心里感到非常恐慌，因为长此以往，他必然会被人当作叛教者。所以他抓住这个偶发事件作借口，与萨拉丁断绝关系，并愿与盖伊讲和。他留下妻子埃希瓦公主防守他自己的堡垒，自己则再度加入基督军。

盖伊的军队有一千二百名骑士，大约二千名本地轻骑兵和将近一万人的步兵，其中多数为叛教的伊斯兰教徒。为了集中这样一支巨大的兵力，所以境内几乎每个堡垒的守兵都已抽调一空。萨拉丁的军队现在宿营在太巴列附近，他的实力已不可考，但可能比盖伊的兵力强大，而且几乎全部是骑兵。他的位置就战术而言是很危险的，因为他背靠加利利海。如果他被击败，将是死路一条。但是基督徒若被击败，则可逃入要塞。萨拉丁首先围攻太巴列，埃希瓦立即向她丈夫求救。于是在阿克里召开了战争会议，盖伊和雷蒙二人也在这里见面，双方言归于好。吉拉德和雷诺力劝盖伊向萨拉丁进攻；虽然悠关雷蒙的切身利害——他的妻子正受到围困——他却反对此举。他认为这是萨拉丁的诱敌之计，一旦进攻必将坠入陷阱。在数量上他们不如敌人，而且现在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水源极感缺乏。所以他说：“让萨拉丁拥兵城之下，而我们却应一直采取守势，等到有利时机再发动反攻。”

尽管他的话合乎常识，雷诺和吉拉德却指控他是内奸，于是他的忠告被摆在一边。当盖伊命令把兵力集中在希弗里亚时，骑士们马上欢声雷动，因为他们为了表现侠义精神，都想急于救助的黎波里伯爵夫人，于是心智都丧失了平衡。他们一路走一路高呼：“快救的黎波里伯爵夫人！”七月二日，他们到达希弗里亚。宿营之后，雷蒙又去向国王苦劝说：“陛下，我求你放弃援救太巴列。尽管我自己的妻儿都在那里遭受围困，但是我宁可眼看亲人都死在那里，却不愿意丧失了我们这个王国。从这里到太巴列只有一条小溪，没有一支军队可以在那里活命。你前进不久，伊斯兰教徒就会向你狙击，迫使你停止。你若向他们进攻，他们就会退往山地，使你无法追上。如果你停在那里，就必须被迫宿营，那么人马会无法获得水源。没有水多数人都会渴死，第二天全都会变成伊斯兰教徒的俘虏。”因此盖伊也就同意不再前进，可是到了午夜，吉拉德又秘密进入国王帐幕，对他说：“陛下，你不要相信这位伯爵所说的话，因为他是内奸，他希望你丧失荣誉。”接着他力劝盖伊改变他的决心，因为盖伊不敢得罪这个推他为王的人，所以吉拉德获胜了。可是当他高兴之时，却不知大祸即将临头。

如果十字军略具战略常识，他们将不会向太巴列前进。因为要想使太巴列获救，其办法还是和一个世纪以前完全一样，那就是拜占庭皇帝毛里斯和利奥拟定的作战方法，这是一种积极防御，以要塞和反击为基础。可是现在要塞已经无人据守，而攻击战略的要点不是击败敌人，而是如何在黑夜之前到达水源地——加利利海。水成了一个决定因素，但是中间却可能隔了两万名敌人。

一一八七年七月三日拂晓，他们从希弗里亚向东前进，内心充满忧惧。他们把甘甜的水井留在后面，进入了吐拉恩山区，这里距太巴列约二十英里，到处都是石头，焦干的丘陵，草木不生，这也是他们自杀的场地。

萨拉丁听说他们正在前进，非常高兴，不禁高呼道：“真是天从人愿，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他马上派遣一支轻快部队去把敌人钉在沙漠中，他们向十字军前卫进攻，其余部队则绕过了他们向敌人主力挺进。这支前卫是由雷蒙率领，和他一起的有巴莱恩和历史学家艾诺尔，他对这次战斗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天热得要命，灰尘使人窒息。不久所有的饮水都喝光了，于是这些精疲力竭的人开始挣扎。情况变得如此严重，所以雷蒙疾驰回到盖伊身边，催他们赶快前进。他警告说除非能够赶快到达约旦河或是加利利海，否则全军都完了。尽管心中仍然怀疑雷蒙可能是内奸，但这位国王还是催促他的部下快走。同时还派出传骑去催促后卫（由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兵和步兵组成）跟上。当得知后卫已被敌人弓箭手阻止时，盖伊本人也就停在马勒斯卡西亚村废墟附近。雷蒙怒恼之余，不禁大哭道：“啊呀，啊呀，上帝呀！战争已经完了，我们都是死人，王国已经完了！”

虽然前卫继续向前推进了数英里，可是主力已经完全力竭，就宿营在一个丘陵的斜坡上，在山峰上有两个小圆丘，以后就称为“哈丁双角”。哈丁村就在山下，在马勒斯卡西亚北面约几英里。十字军都无法入睡，因为整夜之中，他们口渴得非常痛苦，而且不断受到攻击。箭不停地呼啸飞来，黑暗中到处可以听到“安拉最伟大！”和“只有安拉一位真神”的呼声。更糟的是伊斯兰教徒又在草丛中放火，用烟雾来熏。

第二天上午，萨拉丁仍然不肯接战，他用七十匹骆驼满载着箭矢补充他的骑弓手，这种射箭的攻击持续不断。贝哈这样记载说：“那一天有过激烈苦战，为许多年来所仅见。”此时，雷蒙率领他的前卫继续挺进，与国王的主力完全脱节。而国王为了保护步兵，将他们撤到中央，让骑士向敌人的弓箭手冲锋。这样使队形发生了混乱，有个步兵爬上山坡，在恐怖中突然高喊：“救命呀！救命呀！”于是全部秩序都丧失了，恐怖之中，人们都随在他后面向山坡上爬。盖伊要他们下来，却毫无效果，他们只是哼着要水喝。最后，他率领一群骑士占领他们附近的阵地，在中央，盖伊树起了“真十字架”。士气马上恢复了，他们纷纷跑下山来。所有人混合在一起，有步兵，骑士和弓箭手，在人群中簇拥着这个“神圣标志”。同时，后卫也挤上来了，结果是使秩序更为混乱。虽然如此，有许多骑士——尽管他们所受的痛苦有过于步兵——仍然没有丧失精神。萨拉丁的幼子阿弗达此时正在他父亲身边，对这些骑士们的英勇冲锋有下述记载：“我看看父亲，发现他也非常紧张，他脸色发白，把长须握在手中。”当骑士们的冲锋终于被击退之后，这个孩子高声叫道：“我们已经把他打垮了！”萨拉丁回答说：“安静一点，除非国王帐幕倒了，否则不能算是击败了他们。”正在这时，国王的帐幕倒下了！

盖伊已经失败，因为此时雷蒙和其前卫残部也被赶回来了，于是全军都被包围。成千的士兵举起武器，向十字架祈祷，疯狂的要求奇迹出现。于是盖伊转向雷蒙，要雷蒙救他脱险。的黎波里伯爵就集中尚骑在马上的骑士，其中包括安提阿的幼王依贝利的巴莱恩以及西登的雷诺，向包围他们的伊斯兰教徒冲锋，杀开了一条血路。伊斯兰教徒方面记载说：

“的黎波里伯爵和他的随从，判断情形已经无可救药，决定采取死里求生的办法，向伊斯兰教徒冲锋。伊斯兰教徒的将军是萨拉丁的侄子奥马尔，他看出这是拼命的突击，感到自己抵挡不住。所以他命令让开一条生路，放敌人逃走。”

现在就要终场了。贝哈的记载如下：

“伊斯兰教徒从四面八方把敌人围住，用箭压迫他们，用剑拦着他们。有一队敌人逃走，但被伊斯兰教徒追上，无人能够脱身。另外一批人爬上了哈丁山。伊斯兰教徒把他们围在核心，四周点火燃烧，无可奈何之下，他们为了免死才纷纷投降。”

这些人已经疲惫到了极点，所以一个伊斯兰教徒可以用一条帐幕索子拖着三十多个基督徒。在被俘者中有国王盖伊，国王的兄弟阿马里克、雷诺、韩福瑞的义子，雷蒙的儿子和吉拉德等人。此外比人员被杀和被俘更严重的损失就是“真十字架”的丧失。阿拉伯史学家艾马德这样评述：

“这个大十字架被拿到国王面前，许多异教徒为它而死。它被举起时，这些人都跪下磕头。他们曾用金珠去装饰它，在重要的日子都要背着它同行，在战斗中也以防卫它为第一责任。这个十字架被掳要比国王被俘更使他们伤心。”（注：雷蒙逃回的黎波里。不久以后也忧愤而死。一说是被人暗杀的。）

会战之后，萨拉丁把那些最高贵的俘虏都请到他的帐幕中去，因为盖伊已经渴得痛苦不堪，所以萨拉丁很有风度地请他坐在身边安慰他，并送了一碗冰冻果汁，国王饮下之后就把它转送给雷诺。萨拉丁突然发怒，厉声说：“你并未得到我的允许而将杯子传给他，所以我不能饶恕他。”接着他责备雷诺不该犯下许多罪行，但雷诺却不怕死，也厉声回骂。萨拉丁就用弯刀砍他，卫兵跟着上前砍下脑袋。盖伊吓得发抖，但是萨拉丁却说：“一个国王不杀另一个国王，不过这个人的不义和无礼却是到了极点。”

对于这场决定性会战，伦西曼先生在《十字军史》中如此评论道：“东方的基督徒以前也曾遭受过惨败。他们的国王和王子也做过俘虏，但是俘虏他们的都是小国的君主，而且所获得的胜利也很有限。可是在‘哈丁双角’上，王国集结的空前大军却全被歼灭。神圣十字架也丧失了。而胜利者也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共主。”

七月五日太巴列也投降了，英勇的的黎波里伯爵夫人被允许安全离去。对萨拉丁而言，事实上已不再有什么可以抵抗他了，那些强大的要塞现在都已变成无人防守的石堆。人民都欢迎征服者进驻。七月十日，阿克里被占领。由于天助，康拉德（西贝拉前夫之弟）正好从法国赶到，带来三船骑士，所以泰尔城侥幸守住了。阿斯卡隆于九月四日自动开城投降，那天发生了日全蚀，更使耶路撒冷的居民失魂落魄。萨拉丁不想使耶路撒冷城受损，因为该城对伊斯兰教徒正如对基徒教徒一样也是圣城。所以他向居民提出条件，只要他们开城投降，就允许他们自治。尽管该城的防御很糟糕，可是居民们却英勇的拒绝投降。

在这之前不久，与雷蒙同在哈丁逃出的巴莱恩曾要求萨拉丁发给他安全通行证，以便他进入耶路撒冷城去接回妻儿同去泰尔。萨拉丁答应了，但条件是只准在圣城中停留一天，并从此以后不再与苏丹为敌。虽然如此，巴莱恩入城之后，教会却赦了他的背誓罪，于是他就负起守城之责。这时城中挤满难民，关起城门，准备死守。这使萨拉丁不能不攻城，九月二十日，他到了耶路撒冷城下。当城市面临饥饿威胁时，教会开始求和，尽管巴莱恩曾经背信，可是萨拉丁的要求还是温和到了极点。每人只要交纳十块金子即可买得自由，两个女人或十个孩子可作一个男人计算。没有黄金的穷人，只要交纳三万个拜占庭铜币，则可换得七千人自由。耶路撒冷人接受了条件，在十月二日签定了降约，萨拉丁也于该日入城。

现在就可以看出萨拉丁的伟大灵魂。当年十字军攻入该城时（一〇九九年）滥行抢杀，伊斯兰教徒死者达七万人之多。萨拉丁却能以德报怨，他命令开放耶路撒冷城内外的市场，以便居民可以出卖东西换钱来赎取自由。当时仍然有几千人缴不出钱。萨拉丁的兄弟萨伊福就要求苏丹从这些人中选出一千人赐给他作奴隶。他的要求被允许之后，萨伊福就把这一千人都释放了。接着，大主教和巴莱恩也作了同样要求，萨拉丁也同样应允，于是又有一千人获得自由。最后萨拉丁说：“现在轮到我了。”他派人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宣布说，所有老年人，凡出不起钱的也都可以自由离开。于是他们从圣拿撒勒门出去，从日出走到天黑才走完。这样伟大的风度真可叹为观止。

哈丁会战是一次惨败，使十字军永远不能再恢复其原有地位。因为这是在“真十字架”之下打的，这是基督世纪的最高象征。如果这一战获胜，就可以说是上帝的胜利。但结果却是伊斯兰教徒战胜了，使多数基督教徒感到这是世俗力量战胜了精神力量。所以萨拉丁的胜利打击了整个十字军运动的基础，也使教廷权力的基础发生了动摇。从此以后，十字军变得日益世俗化，因此世俗权力不肯接受教廷的教条，也不肯接受教皇对天命的解释了。结果，世俗权力又开始利用十字军来作为他们向外侵略的工具，这样更使教皇的权威受到打击。从此教皇只能在不同王权之间的夹缝中讨活。

上文说过，从第一次十字军开始时，目标就已混乱不堪。对乌尔班二世和西欧一般人民而言，十字军的意图是帮助基督世界收回圣地；对多数骑士而言，是为了要在东方获得土地；而对拜占庭皇帝而言，是要确保君士坦丁堡并从土耳其人手中收复亚洲各省。第二个目标挤走了第一个，而第三个目标又与第二个完全相违背。所以萨拉丁在哈丁获胜的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之后，伊萨克皇帝就派使节去见萨拉丁，一方面祝贺他的胜利，另一方面要求将基督教的圣地归还希腊正教。

因为拜占庭人和法兰克人的差异是如此巨大，结果毁了整个十字军运动，不再以解放圣地为目的，也使拜占庭帝国在政治上暂时被封杀。盖伊在阿克里集中兵力准备向哈丁前进的同一个月中（一一八五年六月），西西里的威廉二世也攻占了杜拉佐，再前进到萨诺尼卡，占领之后大肆屠杀那里的居民。接着他向君士坦丁堡进攻，结果在穆西诺波利斯附近被击败。这次入侵的影响是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卡一世被废并被拷打致死，继承他的是伊萨克二世，到一一九五年，伊萨克二世又被他的兄弟篡位，弄瞎双眼被禁闭起来。他的兄弟自立为帝，就是阿列克塞三世（一一九五——一二〇三年）。

此时，第三次十字军（一一八九——一一九二年）又已经无声无息过去了。到一一九八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当选，又号召组成第四次十字军。因为西欧几个主要大国的君王对英诺森的号召都没有兴趣，结果这次十字军的指挥权落入了丹多罗（一一九三——一二〇五年）手中。这个全瞎或是半瞎的威尼斯总督，已经八十高龄。他对其所能使用的工具根本上就未加考虑，却派船将十字军运往当时伊斯兰教权力的中心埃及。但十字军集结在威尼斯时，发现他们同意交付用来雇船的钱并未筹齐，于是威尼斯总督提出一个条件，要他们在出发前往埃及之前，先为威尼斯收回达尔马提亚海岸边的扎拉城，这个城最近脱离了威尼斯控制，落入匈牙利人手中，虽然教皇威胁要开除他们和威尼斯人的教籍，可是他们还是同意了条件。扎拉被围攻陷落了，教皇虽宣布了革除教籍令，但不久又自动收回。

这时拜占庭的王子阿列克塞·安基卢斯出现了，他是废帝伊萨克二世之子。他正在姐夫菲利普那里避难并要求援助。因为菲利普没有可以直接援助他的力量，就派使臣到扎拉去要求威尼斯总督和十字军扶助伊萨克复位。阿列克塞许诺说，若能做到这点，他将使东方重受西方教会统治，并愿担负埃及远征费用二十万马克。因为这个建议对威尼斯大为有利，丹多罗就设法使十字军接受了，条件是一旦伊萨克复位，十字军即继续向埃及进攻。于是签订了征服君士坦丁堡的条约。一二〇三年四月七日，十字军开始出发。六月二十三日，他们到了博斯普鲁斯。他们首先攻占金角北岸的加拉太，控制了铁链，并确保金角的出口，接着船只驶入港内，于七月十七日开始攻城。阿列克塞三世弃城逃走，瞎了眼睛的伊萨克从牢狱中被释放出来，再登帝位，他的儿子阿列克塞（四世）也一同摄政。丹多罗和十字军扎营在城外，等候阿列克塞偿付其所应允的二十万马克。双方正谈判时，在一二〇四年初又节外生枝。阿列克塞三世的女婿，阿列克塞·杜卡斯发动叛乱，再度废除和禁闭了伊萨克二世，并将阿列克塞四世绞死，自立为阿列克塞五世。

现在十字军认为他们对帝国再无任何义务，于是他们在三月与威尼斯总督订了一个分赃条约。接着开始从陆海两面攻入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顽强抵抗了一些日子，结果在一二〇四年四月十三日被攻陷。阿列克塞五世逃走，全城遭到穷凶极恶的抢杀达三日之久。据当时目击者维拉杜安记载说：“抢获的赃物是那样多，简直没有人能说出数量是多少。自从世界创立以来，从未在任何城市抢得这样多赃物。”从此，经过差不多一千年的存在后，拜占庭帝国开始变成法兰克人的封建帝国（一二〇四——一二六一年），同时威尼斯的殖民帝国也建立了。

对于这场不光彩的抢劫行动，教皇英诺森三世（一一九八年——一二一六年）并非不乐意看到。虽然他曾激烈反对征服东帝国，可是一旦既成事实，他也很高兴，认为这是征服了一个异端民族，并使东西两教会合而为一。虽然如此，第四次十字军无论就哪方面来说，对教廷和整个十字军运动都是绝对有害无益的。更糟的是，不但不能使欧洲免遭亚洲威胁，反而自毁长城。许多世纪以来，东帝国都是一个最大的堡垒，足以使亚洲人望而却步。经过这次致命打击之后，帝国再不能恢复元气。从政治上来说它已经不再存在。尽管如此，经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十字军却使西欧产生了一种团结精神，这是过去所从未有过的，而且今后也永远不会被忘记。他们把许多种族联合起来，刺激民族团结观念的产生，也使他们之间产生了民族仇恨，总而言之，加速了民族国家的成长。人民变得具有民族自觉性，法兰西开始变成强国，英格兰在被征服之后也早已如此。从摩尔人的混乱中，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变成了大国。条顿骑士团的十字军运动也为普鲁士奠定了基础。在十字军出现之前，神圣罗马帝国的最大贡献就是使其分崩离析的臣子可以获得一点统一团结的影子。到十字军时代，在中世纪的教廷的光辉照耀之下，这个影子可以说是完全消失了。

在英诺森三世统治下，教皇的权力达到了最高点，对西方世界而言，他是“万王之王”。他曾经对菲利普·奥古斯都皇帝的大使说：“对君王而言，权力只能限于地面，但对教士而言，权力却可及于灵魂。因为灵魂高于肉体，所以教权高于王权。君主有他一定的领域，教皇却统治世界。”

这种精神独裁制度的建立，毫无疑问又会导致财政控制权的冲突。在第一次十字军运动中就产生了两种财政工具：一个是赦罪卷，一个是什一税。乌尔班二世曾在整个基督世界中广泛发售赦罪卷，从此成为一个主要财源。一二一五年，又对所有捐助十字军的人给予“十全赦免”。更赚钱的是什一税。一一四六年，法国的路易七世对其统治下的一切牧师科以什一税。哈丁之战以后，理查一世和菲利普·奥古斯都也立即创立了“萨拉丁”什一税。卜尼法斯八世也宣布罗马教廷对一切教会财产具有“绝对权力”。也就是说，他可以根据需要抽取财产的百分之一，十分之一，甚至任何部分。

这样就发生了自从罗马衰亡以后的第二次大革命，从这次革命中产生了现有的经济和财政文明。由于金钱的需要，出现了犹太人的银行，意大利商人和军事阶级。因为金钱不断流通，而捣乱份子又到东方去了，留下来的市民可以在家里过着和平生活。经济繁荣之后，许多过去的奢侈品又变成必需了。泰尔人教会西西里人炼糖和织丝。大马士革的钢铁需要日增，此外还有小米、柠檬、杏子、西瓜、棉纱、洋纱、香粉、地毯等，另外还有热水浴。

繁荣产生了闲暇，有了闲暇智慧也重新醒来。许多史书（编年史）出现了。亚里斯多德的著作从西班牙传入西欧，而西班牙又得自君士坦丁堡。医学和数学知识也大有进步。观象仪、日晷、六分仪和航海罗盘都是这个时代开始采用的。

知识的增长又引发思想上的怀疑主义。十字军也眼看着异端时代来临，例如韦尔多教派，保罗教派和阿尔比教派等。哈丁会战中奇迹也破产了，如果“真十字架”都不能保证胜利，那么还有什么可以保证胜利呢？

社会秩序改变得非常迅速，有些是十字军运动直接造成，有些则是受到它的刺激。人们的宗教信仰开始动摇，并使教会与世俗权力发生了冲突。本来想使教会不受王权控制，结果却产生了更专制的王权，那就是教廷本身。在十三世纪，教权更是一落千丈，因为不用十字军去对付异教徒，反而用它来对付基督教中的异端，所以非常令人失望。当一二五五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号召组织十字军去对付日尔曼皇帝的儿子曼弗雷德时，马太·帕里斯在《英国史》中就这样评论说：“真正的基督徒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感到十分惊异。因为他们杀基督徒所受的奖赏和杀异教徒一样。这种宣传的激烈只徒然使人感到可耻和可笑。”

另外一个影响也必须提及，这可能是所有影响中最重要的。十字军运动激发的冒险精神，开始引起了旅行和发明的风气。因为武力在圣地没能获得成功，就希望能以游说取胜。一二五二年，圣路易派遣方济各派的威廉去谒见中亚细亚的大汗，希望使蒙古帝国皈依基督教。想法虽然似乎很荒唐，但却能刺激方济各派和多明我派的传教工作，也使威尼斯商人的足迹远达中国的长城。这些人在发现亚洲之后，燃起了经济上的幻想，最后成了发现新世界的动力。

谢选骏指出：萨拉丁是个疯狂的敌基督的杂碎，但是这本《军事史》的作者却把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称作英雄，可见这本《军事史》也是一本魔鬼之书了。当然这不是本书的发明，而是基督教社会的流行罪恶——在“基督教世界”，流传着许多关于萨拉丁的神话传说，大长敌人的威风，大灭自己的志气——这说明了欧洲十字军的堕落……他们既然已经在思想上打了败仗，那么随之而来的军事上的败仗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上帝是公平的。虽然十字军的失败是罪有应得，但是该有的惩罚还是降临在了萨拉丁及其族人库尔德的头上，库尔德人永远无法独立自主，永远无法摆脱奴役地位——这就是萨拉丁对抗十字军的报应。1898年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造访萨拉丁的墓，表示其敬意。此次的造访再加上反帝国主义的情绪，让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者将萨拉丁视为对抗西方的英雄。结果德国很快就战败为奴了。但其实，阿拉伯人认知的萨拉丁形象是由近代的苏格兰鬼子沃尔特·司各特及当时的欧洲人共通创造的浪漫角色，它们忽略了萨拉丁本身是库尔德人的事实。

【大事记（十五）：西西里帝国的瓦解和英法崛起】

十字军释放出的力量，任何教皇都控制不住，而第一次十字军的宗教精神已经被第四次十字军的金钱主义取代，并非偶然的，主要是由于十字军已经把战争从君王的私事变成了商业行为。其结果是内争减少了，西方人民又可以把主要精力用于和平的职业方面——也是世俗事务。这样就导致了商业城镇，市民自由，公民性民兵，商业贸易，手艺，行会（基尔特）和市场等因素的成长，从此就有了一定的货币制度和共同的度量衡单位。此外建立了许多大学，有沉思的哲学家（如阿贝拉尔[一〇七九——一一四二年]、阿奎纳[一二二五——一二七四年]），有经验主义科学家（如马格努斯[一二〇六——一二八〇年]、罗杰·培根[一二一四——一二九四年]），还有上文说过的基督教异端。

从这许多变化中产生了民族国家观念，并开始逐渐取代了教皇至上的观念——这是从格列高利七世开始，直到英诺森三世才勉强达到的目的，可是最后又被他们自己宣传的主义所击败——历史换了一条新的航线，终于使这艘西方基督世界统一大帝国的大船碰到了宗教改革的礁石。虽然如此，从英诺森三世于一二一六年逝世时算起，到一五一七年马丁·路德把九十五条宗教改革建议钉在维滕贝格教堂大门上为止，中间还隔了三个世纪。这三个世纪是战争的世纪，在这期间，神权封建秩序逐渐演变成民族皇权制度。

第一场战争是由教皇国家的地理位置引起的，教皇国有如楔子一样插在两个西西里和帝国北面领域之间。出于安全考虑，英诺森三世与皇帝奥托四世（一一九八——一二一八年）发生了争执。英诺森三世有法兰西腓力二世撑腰，而奥托四世也得到英格兰的约翰（一一九九——一二一六年）支持。一二〇八年，英格兰被剥夺了宗教权利，一二〇九年，约翰又受到开除教籍的处分，腓力就趁机发动讨伐约翰的十字军。但是在一二一三年，因为约翰向教皇投降，所以入侵被取消。第二年，约翰又与奥托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腓力，七月二十七日，奥托在布汶遭受到决定性失败，这使约翰进退维谷。结果在一二一五年，英国的伯爵们强迫他发表《大宪章》。虽然教皇宣布这个文件无效，并对这些贵族开除教籍，但对英国而言，幸运的是约翰在一二一六年死了，内战终于没有发生。

奥托在一二一八年逝世，两年后，英诺森的保卫者，西西里王腓特烈被加冕为皇帝，就是腓特烈二世（一二二〇——一二五〇年）。他生于一一九四年，是霍亨斯陶芬皇帝亨利四世的儿子。此人具有超凡的人格和卓越的能力，被称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个皇帝和新欧洲的第一个皇帝。虽然他曾向英诺森保证永远不使西西里与帝国合并，可是教皇死去不久，他马上开始努力使南北意大利都并入其统治下。一二二七年，这个行动使他与教皇格列高利九世（一二二七——一二四一年）发生了冲突。因为他答应发动一次十字军却没有兑现，于是教皇开除了他的教籍；一二二八年，还未获赦宥，又组织了十字军，所以受到双重开除教籍处分。在没有教皇和骑士团支援的情况下，腓特烈率领一小队骑兵单独向圣地出发。凭着高明的外交手腕，他占有了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拿撒勒。一二二九三月十八日，他自己加冕为耶路撒冷国王，这是个惊人的成就。几乎完全没有流血，他就获得了自第一次十字军以后其他历次十字军从未获得的成功。

他在一二二九年回国，发现教皇的部队正侵略他的南面王国，将他们逐退之后，他于一二三〇年与教皇在圣杰尔马诺签署和约。他把宫廷设在巴勒莫，不久就成了欧洲最文明的国家，也是中世纪世界最伟大的学术中心。

教皇与帝国间的和平并未维持太久，当腓特烈想去征服伦巴第时，教皇一次开除他的教籍。腓特烈就宣布他所持的理由也是所有其他统治者的理由，如果这次教皇帮助叛徒击败他，那么其他君王不久也会受到同样待遇，不过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以后，教皇诋毁他是“反基督者”，“瘟疫国王”。说他曾经公开表示：“整个世界曾受过三个大骗子欺骗，那就是耶稣基督，摩西和穆罕默德。”“相信上帝能创造万物，能够使处女生子的都是大笨蛋。”这些指控即使夸大，也可以表示时代已经改变到了什么程度。

不久格列高利死了，继承者是英诺森四世（一二四三——一二五四年），他宣布废除腓特烈的帝位。腓特烈也实行报复，劝说其他统治者不要捐助教皇，因为他是为大家而战。他的呼吁对象是欧洲而非基督世界。腓特烈死于一二五〇年，他的儿子康拉德四世死于一二五四年。他的儿子康拉丁（一二五四——一二六八年）接替他为西西里国王。教皇亚历山大四世（一二五四——一二六一年）决定不让这个可恨的霍亨斯陶芬王室继续统治下去，设法使日尔曼境内发生连续不断的内战，其激烈程度为加洛林王朝战乱后所仅见。一二六五年，康拉丁出发去收复其在意大利的遗产，教皇克雷芒四世（一二六五——一二六八年）请法国国王的兄弟查理来帮助他，以西西里和那不勒斯为奖赏。查理接受了。一二六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康拉丁在塔利亚科佐遭到决定性失败，八星期后他在那不勒斯被杀。这样霍亨斯陶芬皇室灭绝了，虽然如此，斗争一直延续到一二七三年——在这一年，哈布斯堡的鲁道夫被承认为日尔曼王并当选为神圣罗马皇帝，条件为不干涉意大利。一二七八年，在马希弗尔德之战中，他从波希米亚的奥托卡尔手里夺取了奥地利，并在多瑙河谷中建立哈布斯堡王朝的基础。它一直延续到一九一八年才灭亡。

这场长期斗争的效果十分不幸。因为靠用精神权力以达到纯粹政治目标，所以教廷的威信扫地。帝国丧失了意大利，在好几代人中，由于教皇党和皇帝党对立，所以祸乱频生。由于查理的野蛮统治，诺曼西西里的光荣文明大部分化为乌有。日尔曼方面，因为分裂成为许多领地和城镇，所以政治上的统一不再有可能性，在以后许多世纪中，它都不过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

唯一得到好处的是法兰西。一一五二年，安茹的亨利与阿基坦的埃莉诺结婚时，法兰西路易七世（一一三七——一一八〇年）的王室领土所包括的不过只是塞纳河和卢瓦河中游部分。两年后，亨利成了英格兰的亨利二世兼诺曼底公爵时（一一五四——一一八九年），路易七世一面对着从切维厄特山地伸展到比里牛斯山脉的安茹帝国，另一面则是巴巴罗萨统治的神圣罗马帝国。法兰西夹于两强之间，动辄要仰人鼻息。

路易的儿子和继承人腓力二世（一一八〇——一二二三年）——号称奥古斯都——首先兼并了一些城镇地区以巩固本土，接着就开始调整其不能忍受的态势。他用外交手段赢得了维蒙德瓦，又从英国的约翰手中争夺诺曼底。一二〇四年的加来堡围城战决定了这个公国的命运。接着他征服了曼恩、图赖讷、安茹和普瓦图，一二〇六年占领了布列塔尼，赐给彼德。一二一三年，他又侵入弗兰德，在次年击败了奥托皇帝（见上文）——这是他事业的顶峰。一二二六年，他的儿子路易八世征服了朗格多克。以后香槟，拉马什和昂古莱姆也都并入版图。英国人唯一保留的省区只有加斯科涅。因为用吞食手段扩张，所以在中世纪中，法国从来没有象英国那样统一。尽管并入法国版图，但是各大采邑仍能保留其原有的大部分独立权。虽然如此，在“好人”腓力四世统治下（一二八五——一三一四年），他却一反封建君主作风，成了一个万民爱戴的国王，这就导致他与教皇间的斗争不可避免。他和英格兰的爱德华一世（一二七二——一三〇七年）都不肯接受教皇统治，认为自己对国内教会有课税权。当卜尼法斯八世（一二九四——一三〇三年）象格列高利七世一样准备强迫对“世界各国”执行权力时，腓力就将其拘禁起来，不久他就死了。为了使继承的教皇不敢效尤，一三〇五年，腓力诱使枢秘大主教会议选举加斯科涅人德戈为教皇，就是克雷芒五世（一三〇五——一三一四年）。他留驻亚威农，开始了七十年的“教会巴比伦俘虏时期”。

在上述这些战争中，大部分由于十字军运动，广泛的军事改革开始生根。一方面，由于西方骑士与东帝国的巨型要塞和设防城市进行了接触，自己也建筑了一些巨大的要塞，例如巴勒斯坦的卡纳克和克拉克堡垒等，所以筑垒的风气也传遍了西欧和中欧，到十四世纪，几乎每个地区都在封建堡垒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城镇的财富日益增加，与他们为了供给十字军而发行公债有关，这又产生了城市自卫队和创立了专业化的佣兵，最著名的是守城弓箭手。因为封建骑士对挖掘，埋置等技术完全外行，所以围攻专家和各种战争机械的需要日益增加。

佣兵制度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十二世纪末开始使用“板甲”，到十四世纪发展到最高程度。这使战争成本大大增高，只有全身装甲的人才能算是真正的战士，所以凡有钱买得起甲胄的人，就获得了国际性商业价值，可以高价拍卖他的“服务”。与这些拿薪水的专家和全身甲胄的佣兵作一对比，那么封建式的民兵似乎是不太划算的买卖。

由此又引起另外一个变化。雇佣军人，只要能够发饷就可以无限期留在战场上，反之，封建性贵族和骑士只能集中四十天就要解散。在法国腓力三世（一二七九——一二八五年）和英国爱德华一世的时代，为了能延长作战时间，军人发饷成了普遍现象。不管召募来源如何，全部陆军都变成了有给制的士兵。常备的正规军逐渐代替封建骑士，职业军人阶级开始出现，在法国称为“Routiers”，在意大利称为“Condottieri”。这些职业战士自己编成部队，以最高价格拍卖他们的“服务”，因为他们只为军饷打仗，所以他们是反封建的，他们与其主人之间并无所谓荣誉规律束缚。这类军人的鼻祖首推日尔曼人罗杰，他在一三〇三年编组的“卡塔兰大连”受过安德罗尼卡二世皇帝雇用。

虽然“百年战争”开始时，除热那亚的弓箭手和划船战士以外，法英两国的陆海军都是分别从两国臣民中召募的，可是不久之后，佣兵的使用变成了普遍现象。普瓦捷之战以后，爱德华三世率领他的英国部队返回英格兰后，许多法国佣兵就开始失业，他们不肯解散，变成盗匪以维持生活。正是由于这些佣兵才使百年战争变得如此恐怖。这是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战争很快变成了民族性的，可是军人却是国际性的，各国人都有，在各种不同社会阶级的领袖之下，随时准备以最高价出卖“服务”。

除这些军事上的变化以外，在政治方面也有一个最重要的改变同时成形了。英格兰在爱德华一世统治之下，“国会”变成了一个法定制度。由于贸易发展，商人阶级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因为爱德华要依赖商业社会来筹措国家经费，所以他们就要求政府降低封建性质。在英国，下议院与各郡的骑士和市民代表之间具有密切合作。但在法国，贵族却歧视市民阶级，不愿与他们合作，直到一三四三年，法国才有第一个国会出现。到一四八四年才有了“三级会议”的名词出现。所以到十四世纪开始，帝国已经只剩下空名，教廷也一蹶不振；英国已经变成一个近代化意义的民族国家，而法国却还是一个中世纪意义的民族国家。在西欧各地，知识阶级都觉醒了，主要是由于研究亚里斯多德的著作，逐渐使人相信个人的智慧和信仰是可以独立的。这对教廷的政策是极大的打击。举例来说，但丁（一二六五——一三二一年）在《帝王论》中就主张建立一个全球性王国，但却主张直接臣属于上帝而不是教皇。如果不受阻挠，这些变化的结果将会怎样是很难断言的。因为从一三三七年到一四五三年间发生于英法两国之间的百年战争，对西方的几个最先进的国家，有些产生了阻碍作用，另一些又产生了推进作用。

谢选骏指出：欧洲人罪恶深重，打着基督教的旗号争权夺利甚至招摇撞骗。托马斯·阿奎那撰写的是《神学大全》，贩卖的却是异教徒亚里士多德的黑货，可见其邪恶程度，最后还不等他写完，上帝就要了他的命——1273年12月6日的一次弥撒仪式中，阿奎那称自己看见了神迹。事后他停止写作，使得《神学大全》变成未完成作品。当被问及为何封笔时，阿奎那答道：“我写不下去了……与我所见和受到的启示相比，我过去所写的一切犹如草芥。”过了一个月，在1274年1月，教宗额我略十世指派阿奎那参加第二次里昂会议。他的工作是调查并且研究出希腊与拉丁教会之间的差异。身体状况已经相当差的阿奎那在前往会议的旅程中停留于他的侄女的一座城堡中，病况开始恶化。阿奎那希望在修道院里走完人生旅程，但却无法及时抵达多明我会的教堂，最后他被带至一座熙笃会的教堂。在经历七周的病痛煎熬后，于1274年3月7日去世。这就是他胆敢论断上帝和天国的下场。比非洲人奥古斯都好不了多少。

【第十六章：斯鲁伊斯会战和克勒西会战】

爱德华三世于1312年11月13日出生于温莎，是爱德华二世的儿子，他的母亲——法国的伊莎贝拉——是查理四世的姐姐，查理于1322年继承其兄腓力五世为法王，所以爱德华是查理的外甥。1325年，为满足伊莎贝拉的要求，爱德华二世将阿基坦公国交给他的儿子统治，查理四世也欣然同意，因为他可以获得移交费六万利弗尔。

9月10日，这位年轻的王子接管了这个公国，变成查理的属臣，象他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与前几代法兰西国王的关系一样。十五个月之后，爱德华二世被迫退位，于是在1327年1月13日，他的儿子——当时只有十五岁——被拥立为英王，于1月29日加冕，就是爱德华三世。

差不多一年以后，查理四世逝世，留下妻子和一个女儿，没有儿子。他的妻子虽有孕在身，但是1328年4月1日又生下一个女儿。此时腓力四世的侄子，瓦卢瓦的腓力——即查理四世的堂兄弟——以继承人仅限于男性为由获得法兰西贵族议会承认，于5月29日在兰斯加冕为法兰西王，就是腓力六世。

他当选的消息传到英国，伊莎贝拉大感不悦，因为他的儿子在卡佩世系中是“长房”，更有理由获得法王的继承权。为了争夺权力，在腓力加冕之后，英国派使节团前往巴黎为爱德华提出继承权要求，并对腓力的篡位表示抗议。但英国宫庭却没有贯彻这项要求的实力，所以抗议也只是一纸空文。不久，腓力利用英国的弱点进行报复，他也派出使团到伦敦对爱德华说：在所有臣子中只有他还没来朝贺，希望他也照办。英国政府采取了敷衍政策，所以给了一个模糊的答复。

腓力马上派出第二个使节团，带去了最后通牒，说如果爱德华不向法王宣誓效忠，那么阿基坦领地将予以没收。这个威胁使爱德华不能不就范，因为这时他并没有保卫他的公国的能力。1329年4月14日，他回信给腓力说一等他国内的困难情形略有改善就渡海来朝。6月6日，他如约入朝，在亚眠大教堂正式成为腓力的臣子。

这种较量其实已经触及百年战争的主因——事实上与法国王位继承权并无直接关系，反倒主要是由于爱德华身为阿基坦公爵所造成的不正常臣属关系。对普通法国臣子，法王可以用威胁手段迫其就范，但是因为爱德华身兼英国国王，如此待他，难保不会引发大规模国际战争。换句话说，从法理上来说国王可以做另一个国王的臣子，但事实上国王就是国王，彼此是平等的，进一步说，只要爱德华还是阿基坦公爵，那他不仅还是法国国王的属臣，而且可以在法国境内为英国保持一个桥头堡。而且除非他诚心臣服，否则并无任何道义束缚可以限制他尽量扩张这个桥头堡。腓力也明白，如果他不能把英国人赶出阿基坦，那么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必须坚持爱德华的臣属关系应该越紧密越好。同样，爱德华也明白，如果他不能完全取消这种臣属关系，为了自己的利益，则应使其尽量只保持有限形式。最后当腓力命令没收吉耶讷时，如佩罗教授指出，正是走向对爱德华宣战的道路。于是爱德华就以王位继承权要求者的姿态出现，因为在封建冲突中他居于劣势，而在王朝斗争中他却可以与对方平起平坐。

除了封建性事务，还有其他因素搀杂在一起，终于使冲突成为定局。在这些因素中，比较重要的是在十三世纪神圣帝国已经崩溃，而教庭自从迁到亚威农之后也日渐式微，所以英国与法国之间，无论在世俗和精神方面都已丧失平衡力量，没人给他们排解纷争。另外还有苏格兰问题。1295年，苏格兰与法兰西缔结了同盟关系，法兰西也利用这个关系来牵制和削弱英国人。对弗兰德的关系也一样，1328年卡塞尔之战以后，这个地区也已完全与法兰西国王发生了联系。虽然爱德华无法破坏同盟，但却想出一个很聪明的方法来削弱它，就是使弗兰德的纺织工人必须依赖英国羊毛。

所以总的说来，百年战争的起因不仅限于王朝和封建问题，而是由那个时代中的各种条件造成的。教皇的权威处于消亡之中，帝国的影响已趋湮灭；王国开始兴起，贸易逐渐成为王国之间的主要竞争手段；制海权的问题开始出现；从十字军时代产生的骑士精神也已演变成了好勇斗狠的风气；而最重要的却是西欧太小，不能供两个强国发展。这一切因素，以爱德华的继承权面目出现，造成了百年战争，成为中世纪的一大浩劫，尽管带来了愚蠢和灾难，但却为更加伟大的英格兰和法兰西撒播了种子。在这场长期斗争中，严格说来并没有一次真正伟大的决定性会战，可是战术性胜利并不少见，尤其是在战争开始和将要结束时更为突出。

爱德华被迫在亚眠向腓力表示臣服之后，法国政府赢得了第一个回合，因为英国的软弱使他们受到鼓励，就想赢得第二个回合。这就发生了爱德华宣读誓词的内容问题，事实上它固然不象其他法国诸侯宣读的那样“正确”，但与爱德华二世，爱德华一世和亨利三世等宣读的并无太多差异。仅是简单的臣服，而无效忠的意义。于是没有经过进一步磋商，法国政府于1330年7月28日命令爱德华到法国宫庭当面解释他的“臣服”是否具有效忠意义。

此时英格兰的伯爵们正在造反，反抗伊莎贝拉和她的男宠莫提美尔。爱德华对母亲训政也十分厌恶，就与这些贵族同心协力废了他的母后，并在特布恩将莫提美尔处死。因为国内混乱，他无力拒绝法国人的无理要求，于是在1331年3月30日写信给腓力说：“我们承认在亚眠的宣誓具有效忠意义。”四天后，他又亲自访问法国，在短暂逗留中，腓力认为这个书面承诺可以令他满意，于是两国间又恢复了友善关系。问题似乎解决了，腓力就着手准备参加十字军，因为欧洲正在宣传这种运动。虽然如此，没过多久这场巨大火灾的第一个火花就被点燃了——不是在海峡那边，而是在特威德河以北（指苏格兰）。

当罗伯特·布鲁斯——1314年班诺克本的胜利者——于1329年6月7日逝世后，苏格兰王位就传给他的儿子大卫，他还只是五岁的小孩，依照1328年5月订立的《北安普敦条约》，被爱德华承认为苏格兰王。这个条约也规定过去在苏格兰有领地被没收的人，除三个人例外其余都应该予以发还。

1331年11月，大卫在斯科尼加冕，爱德华的宠臣巴利奥尔就出发去收复他失去的领地。（注：他是约翰·巴利奥尔的儿子，在1291年，爱德华一世强迫苏格兰人接受约翰为国王）。1332年7月31日，他率领一小队士兵和弓箭手侵入苏格兰，8月11日他在都柏林莫尔击败了苏格兰的摄政，获得了惊人胜利。此时，爱德华得知大卫正接受腓力的补助，就废除了他本来喜欢的这个《北安普敦条约》，率兵北上包围贝尔维克，并于1333年在哈里登丘陵彻底击败了苏格兰人。大卫逃往法国，受到腓力的优待。腓力表示除非爱德华撤出苏格兰，否则他拒绝停止援助苏格兰人。

情况恶化之后，教皇本笃十二世自告奋勇出面调解。1335年11月，他劝说爱德华和大卫同意短期休战，以此作为调处他们争端的第一步。不久他又对腓力说，希望能获得全面和平，否则十字军行动只好延期。这却使腓力大为恼火，因为他早已决定领导这次冒险，为了对爱德华施加压力，就不由分说命令本来集中在马赛准备输送十字军前往圣地的舰队开往诺曼底，好象准备介入战争支援苏格兰一样。

这个行动马上使英格兰有了反应。英国议会认为英国有受到入侵的威胁，便于1336年9月投票表决筹募战费，同时命令舰队集中在英吉利海峡。对这个反挑衅的答复是腓力把部队开到吉耶讷边界，并于1337年5月24日采取决定性行动，宣布没收吉耶讷。

此时发生了另一个意外事件，加速了战争爆发。1332年，腓力的妹夫罗伯特被指控毒死了妻子，被判剥夺爵位财产，流放出国。他首先在海纳德避难，但腓力宣布谁收留他就对谁兵戎相见，罗伯特只好在1336年底渡海赴英，爱德华待以殊礼，他劝说爱德华反抗腓力，并再次提出对法国王冠的要求。如果以阿基坦公爵的身份，爱德华受到誓约束缚，他不能支持罗伯特反对其合法国王，不过如宣布腓力的继位不合法，那么他就可以无所顾忌了。工具是现成的——就是他对继承权的要求。所以1337年11月1日他派林肯主教去巴黎，带去一份最后通牒，在文件中他称腓力为法兰西的“自立为王”者。虽然他尚未立即要求法国王冠，可是这种称呼就表示腓力是篡位者，所以他在亚眠的宣誓已无遵守价值。所以，在1337年秋天爱德华赢得了第三个回合，这场从1328年以来已经冷却的冲突现在升温到了沸点。

如果按现在的字义解释，要征服法兰西——就是说要加以占领——应该不在考虑之列。不仅因为十四世纪的法兰西王国是个巨大而繁荣的国家，而且差不多有两千万左右的人口。但在1377年，经过1348到1349年间的黑死病后，英国人口只不过三百七十万人而已。面对这个优势，我们却应记住在法国仍然保持着封建制的战争思想，就是以精选人员为基础，而不是依赖广大的人力。虽然法国骑士在数量上也多于英国，但纪律却较差，而且仍然认为步兵在战场上出现是有辱尊严的。

与法兰西作一对比，英格兰是个比较统一的王国，爱德华有一个好得太多的财政制度，可以使他方便地召募和维持兵力。为了赢得会战，他唯一需要关心的就是击败法国骑士。法国人的封建战术还是设法将敌人挑下马来加以生擒以便勒索赎金，而爱德华却比较注重“杀伤”。在思想上，他的战术要比封建式更为“近代化”一些。由于他的祖父从威尔士人那里学会了使用长弓，这种兵器使他可以把“火力”当作战术基础，而不仅限于冲力。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那么在战术上法国人是处于劣势的。但由于法国面积巨大，连相当长期的占领都不可能，当然更不必说永久占领。

遵照他祖父在1297年拟定的计划，爱德华决定经过低地国家进攻法兰西，目的是牵制腓力的兵力，使他不能夺取阿基坦——就是说把战争拉向北线。虽然与弗兰德伯爵路易缔结同盟是无需考虑的问题，但利用金钱收买——总数为三十万弗罗林——他赢得了布列塔尼公爵约翰三世、莱茵河上巴拉丁伯爵雷格那德和巴伐里亚的路德维希皇帝等人的支持。此外，他又与海纳德、海尔德兰、林堡、尤里尔斯和布拉班特等诸侯签订了条约。

此时，弗兰德的路易——本是法国人——为了表示对腓力的效忠，已经在坎德萨岛上——在斯鲁伊斯下方——设置了一支强大守军，足以阻碍英国与低地国家之间的海上交通。爱德华就以这事为借口，派出远征军去攻占该岛。1337年11月11日，在箭雨掩护之下，德比公爵和曼尼率领部队在该岛登陆并毁灭防御工事。百年战争自此开始，一直延续了116年之久。

同时，为了使弗兰德内部发生混乱，爱德华禁止英国羊毛输出。由于这个原因，弗兰德人在根特的纺织业公会领袖阿特维尔德领导下推翻了路易伯爵，并与英格兰缔结了商业同盟。这次成功之后，皇帝路德维希也责备腓力霸占了某些本来属于帝国的封地，并要求他把法兰西王国交还给其合法主人——英格兰的爱德华。最后，皇帝又任命爱德华为帝国总督，统治莱茵河以西各省，并要各省都向他效忠。

为了扩大同盟圈子，爱德华已经负担了巨额战争债务。此时腓力却不声不响忙着对英吉利海岸作战。他利用诺曼底人、西班牙人、不列颠人和热那亚人的舰队扫荡海峡，早在1336年，英国到加斯科涅之间的商船就已经要采取护航的方法了。1337年，海峡中各岛及怀特岛都遭到蹂躏；次年，朴茨茅斯、普利默斯和南安普敦都被焚毁。1339年5月，黑斯廷斯的大部分也被焚毁，到7月底，法兰西和热那亚的联合舰队不仅使多佛、三维治、温切尔西和拉伊等地受到巨大损失，而且也更紧密地控制着海峡，没有一艘离开英格兰的船只不被抢劫，人员不是被杀就是被俘。这些损失中的最著名的是克里斯托弗号和爱德华号两艘大船，都是运送羊毛前往弗兰德的。同时在吉耶讷，拉彭尼城自1338年4月被围，到1339年也沦陷了。

为了挽回颓势，并且使自己所借的重债能有所保障，1339年7月16日，爱德华发表了宣言，送给教皇和各枢密主教，提出他对法国王冠的要求。其次他在维尔沃敦和布鲁塞尔与他那些并不太热心的同盟军会合，一共约为15000人。为了向他们表示决心，他正式宣布撤消对腓力的臣属关系，将这场封建性斗争转变成王朝战争。接着为了表现真正的侠士精神，他率领四十骑长枪兵以最高速度前进，去破袭位于斯卡伯河和斯海尔德河交点上的蒙塔格纳要塞。他未能攻下要塞，又继续挺进，去破袭在康布雷附近的屠恩列维克。

因为对秋季战役没有准备，腓力就在圣康坦召集贵族开会，而爱德华则前进到康布里西斯，沿路蹂躏。当他于9月25日到达马可营时，腓力已经移到佩罗讷。10月18日，他从那里致书向爱德华挑战，请爱德华自己选定任何“公正的战场”，以便进行正常会战。但爱德华却退向拉卡培里附近的弗拉门戈纳，腓力也跟进到布伦菲沃斯。10月23日，两军准备会战。爱德华准备还是象在哈里登丘陵时一样采取防御行动，并无攻击意图，腓力与他的顾问商量一番，认为这天星象不利，所以也等候对方进攻。结果双方都按兵不动，到傍晚时，爱德华退往阿韦讷，11月1日回到布鲁塞尔。这就是爱德华为争取法国王冠进行的第一次战役，结果虽未流血，但所费不少。他已举债三十万镑，并糟踏了教皇的美意。此时在加斯科涅，法国人已经攻占了巴约和伯尔涅，而波尔多也受到直接威胁。

虽然如此，爱德华却并不灰心，为了使他与弗兰德人的关系“合法化”，因为他们还是应该效忠于法国王室的，所以在1340年1月25日，他公开宣布自己兼任英法两国国王，并且在他的御甲上，把百合花标志扣在狮子旁边。弗兰德人解除了向腓力效忠的誓词，承认爱德华为法国国王。2月21日，他回到英格兰。

回国之后，爱德华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筹措金钱以继续战争，但是不等议会通过新的战债，他又准备返回弗兰德。因为腓力已在那里向爱德华的同盟军发动攻势，两军正在斯海尔德河对峙。此时，教皇也未停止活动，在腓力主使下，他对背叛的弗兰德人宣布给予开除教籍的处分。为了安抚他们，爱德华写信给他们说只要他一过海峡，就会从国内带来一批教士为他们做弥撒，不管教皇怎么说。

为了不使敌人重返欧陆，腓力集中了一支强大舰队，由海军将领库尔特、贝胡切特和热那亚海上职业军人巴巴内罗三人统率，监视英吉利海岸，防止爱德华渡过海峡。如果他敢冒险，就将他活捉。当消息传到英格兰之后，虽然违反本意，爱德华还是听了忠告，暂不出发，等到在奥威尔所集中的同样强大的舰队准备就绪后再渡过海峡。

一切准备就绪，而且西风也开始吹拂，于是大约在1340年6月22日星期四一点钟左右，爱德华上了战船托马斯号，全部舰队都出发了。〔注：这种船为两头稍平的宽底船。现在还叫作“雄鸡船”〕可能一共有船147艘，分三个支队，分别由莫莱爵士、亨廷顿公爵和阿伦德公爵三人统率，爱德华亲任最高统帅。跟着的还有一个运输船团，以补给仍留在根特的菲莉帕女王的宫庭。

星期五快到中午时分，他们驶近弗兰德海岸，可以看见集中在斯鲁伊斯港中的法国舰队——依照当时的历史家弗罗萨特记载——桅杆好象树林一样。6月28日，在写给儿子康沃尔公爵的信上，爱德华估计敌人的实力为190艘战船，共有人员35000人。虽然时间还早，由于潮汐关系，英国舰队并未驶向东面十英里远的斯鲁伊斯港（注：这个港口已经淤塞，现在的斯鲁伊斯是一个内陆城市），而在布兰肯堡下锚，另外派一队骑兵上岸侦察敌人。他们回来报告说：敌方舰队中有十九艘特别巨大，其中有一艘就是被俘的克里斯托弗号。

6月24日星期六拂晓时，双方舰队都准备采取行动。巴巴内罗是个职业军人，力主进攻，但那两位法国海军将领却坚持要在港内进行消极防御。最后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法国舰队前进到港口坎德萨岛附近（注：该岛现已与大陆连接），而巴巴内罗则率领他的快速支队出海迎敌。一旦到港口之后，把最大的船放在前面，因为他们的侧翼有安全保障，为了使正面不被突破，他们又用铁链和绳索将前排船只联在一起。在船上顶层的堡垒中准备好了石块和投掷武器。在前列中有克里斯托弗号，上面载满了热那亚弓箭手，在附近又有爱德华号、凯瑟琳号和攻瑰号，这三艘船也都是从英国人手中俘虏来的。

爱德华的舰队也分三列，最大的船只在前，由莫莱爵士指挥。每三艘船中，一艘载着重装甲兵，两艘载着弓箭手，互相间隔，似乎有些船上还装有原始火炮和抛石机。后方还有一个预备支队，也由弓箭手负责，另有三百名重装甲兵奉命保护装载妇女的船。

因为爱德华握有主动权，他对风向、潮汐和日光都可以等待，直到中午过后，潮流合适了，于是斯鲁伊斯会战开始了。

军乐声中，莫莱爵士背对太阳直向法军前列冲去，一面高呼：“圣乔治，前进！”另一面则高呼“法兰西！”当英国船只在锚地撞上法国舰队之后，英国弓箭手就不断发箭以掩护装载重装甲兵的船只，后者抓住敌船之后就跳过去，用肉搏战肃清敌人。从船顶投下大批石块，打击那些在下层交战的人员。大船克里斯托弗号、爱德华号和玫瑰号马上都被英国人夺回，卸下法国旗，升上了“雄狮与百合”英国旗，弓箭手们马上驾着克里斯托弗号去攻击热那亚快船。法国人在战斗中也表现出其传统勇气，据说有整船英国兵都被石块击毙。但是决定性的兵器却是弓箭，在多数情形中，都是它们扫清了法国船只的甲板。

会战之前，爱德华曾从布鲁日和邻近城镇中召集拥护他的人前来助战。依照弗罗萨特等史家（但非全体）的记载，他们都欣然应召而来。他们乘着小船从后面攻击法军。巴巴内罗认为大事已去，率领他的二十四艘快船向公海逃走，躲过了这场屠杀。

第一列战败之后，法军放弃了一切希望，第二和第三两列人员在恐怖中纷纷下小船逃走，人多船少，挤在一起，许多都翻了。虽然如此，这场血战还是继续打到日落时才停止。按照爱德华自己说的，直到深夜才将法国的三列舰队都全部歼灭。

爱德华在托马斯号上停了好几天，奏乐设宴庆祝胜利。他登陆时，为了使自己的诺言兑现，让三百名教士列队游行，到阿登堡的圣母大教堂举行盛大弥撒。其次，他又前往根特去看望菲莉帕女王和她新生的儿子，根据他的出生地，给孩子取名为根特的约翰。

说起来似乎很奇怪，这次胜利从战术上看可算是英国舰队有史以来所获得的空前胜利。但是对斯海尔德河的战役却并无太大影响。他本应在战略方面扩张这一战果，可是爱德华并不如此，反而决定围攻图尔奈，很明显是由于他有诺言在先，为了使弗兰德人承认他为法兰西国王，这个城市也是代价之一。7月23日，他把司令部设在柯尔泰与图尔奈之间，并开始围攻图尔奈。此时，腓力的陆军扎营在亚耳与阿尔芒蒂耶尔之间。腓力并无急于进攻的必要，因为事态发展对他有利：在加斯科涅，他的部队正在迅速进展，在苏格兰，苏格兰人也已收复珀斯。图尔奈的围攻进行了差不多两个月，并曾用火炮轰击。因为缺乏金钱，已无法使这些杂牌部队再团结一致，爱德华被迫解围而去。9月25日，他勉强同意签订了《埃斯普里切休战条约》，有效期到1341年6月22日为止。

斯鲁伊斯会战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对爱德华第二次弗兰德战役的影响，这次胜利使英国人直到下一代都能完全保有海峡控制权。若非如此，那么战争可能不会拖这么久，而在心理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克勒西会战甚至可能不会发生。

11月30日，爱德华回到英格兰，到1341年，当他在苏格兰的战事日趋恶劣之际，大陆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迫使他不能不向南看。4月，布列塔尼公爵约翰三世死了，没有子嗣，于是又发生了继承权的争执。争这个位置的有两个人：（一）查理，腓力四世的侄子，他曾经与约翰的侄女结婚；（二）蒙特弗伯爵约翰，约翰的异父兄弟。腓力支持前者，爱德华则希望成立一个盎格鲁-不列颠同盟以对抗法兰西-苏格兰同盟，所以支持后者，结果使英法之间又发生了新的战争，一打就是二十年。依照雷姆赛爵士的说法，这使百年战争变得有可能了。

虽然腓力并未正式参加战争，但他的儿子诺曼底公爵和他的兄弟阿朗松伯爵却与查理合作。11月21日，他们迫使南特投降，并侥幸俘获了约翰。但他们没想到约翰的妻子伯爵夫人却具有“男人的勇气和狮子的雄心”（弗罗萨特的说法）。她可算是圣女贞德的先驱，她对埃讷邦堡垒的英勇防御，是百年战争中的大事之一。这激起了爱德华的侠义精神，1342年5月，当伯爵夫人面临最后关头时，爱德华派曼尼爵士率领三百名骑士和二千名弓箭手去救援她。曼尼解了该城之围，但后力却不够强大，不敢冒险向内陆推进。所以在北安普敦公爵和罗伯特率领之下，又派了一支部队前往。罗伯特在凡内重伤殒命，而9月30日北安普敦公爵却在莫莱克斯苦战获胜。这次胜利使爱德华受到了鼓励，于是10月23日，他渡海到达布列斯特，决定他的第三次战役准备在布列塔尼进行。还是和上两次一样，仍然毫无结果，1343年1月19日，在马勒斯托伊特签订了一个为期三年的休战协定，包括苏格兰、海纳德和弗兰德都在内。

双方都利用这个休战期来推动自己的利益。教皇克雷芒六世看到最后解决的希望已经化为乌有，就劝说双方于1344年10月到11月间，在亚威农举行会议。在会议中，爱德华首先提出对法国王冠的要求，接着再谈生意。他要求扩大吉耶讷的范围和完整的主权——解决一切臣服关系。

虽然腓力的顾问们力争阿基坦的没收无可更改，可是腓力却同意归还这些领地——包括爱德华现在占领的地区在内——甚至于扩大范围，但唯一条件却是必须臣属于他。

因为双方都不肯让步，所以战争继续下去，爱德华决定从布列塔尼和吉耶讷两面同时攻击法兰西。1345年6月，蒙弗特伯爵（他已从法国逃回）和北安普敦公爵被派往布列塔尼，不久，德比公爵也乘船前往波尔多。爱德华听到阿特维尔德的统治权已经发生动摇，所以在7月5日也出发前往斯鲁伊斯。7月7日，他在斯鲁伊斯遇到阿特维尔德，可是阿特维尔德返回根特时却被刺杀。7月26日，爱德华又回到英国。

9月，蒙弗特伯爵死在布列塔尼，而北安普敦公爵也没有很多成就就宿营过冬了。反之，在南面的德比公爵却比较成功，原因是他采取温和手段获得民心。他攻下了伯格拉克，在一次卓越的作战中解了奥伯罗彻之围。在这些成功之后，安格拉姆和许多其他城市都开门迎降。于是他回到波尔多，去渡过1345——1346年间的冬天。

这许多损失使腓力不能不采取行动，1345年底他召集了诺曼底、皮卡迪、勃艮第、洛林、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等地的民兵，集中在图卢兹，由诺曼底公爵指挥。1346年初春时节，这位公爵出发了，4月间开始包围“锥石”要塞——在加伦河和罗特河的交汇点上——由许多英军据守。这个要塞非常坚强；不久这次围攻就变成了整个战争中最著名的一战。一直压迫到8月20日，公爵却突然解围而去。因为那天从北面传来惊人消息，说爱德华已经再次侵入法兰西。德比——现在升为兰开斯特公爵——也听说英王登陆的消息，认为“锥石”已经安全了，就率兵向桑顿基和普瓦图进攻以牵制法军并与爱德华相呼应。

从斯鲁伊斯回国之后，爱德华马上开始组织一支新军以推进加斯科涅境内的战争，因为从过去的经验上他知道封建式民兵不适合欧陆战争，所以他决定用所谓委派制度（即相当于配赋制）来召募一支精兵，这种制度他的父亲和祖父也都偶然使用过。依照制度，每个地区的地方官和召募委员首先造出一份全部地主名册：凡地租价值五镑的地主就应负责担负一名弓箭手；十镑的负责一名骑马步兵；二十五镑的负责一名重装甲兵，至于最大的封建地主则应供给整队人员。例如理查负责供给了十四名骑士、六十名骑马步兵和八十二名弓箭手。牛津公爵负责供给了二十三名骑士、四十四名骑马步兵和六十三名弓箭手。地主们自己不能服役的，可以自由寻找替代人，如果交不出人来则处以罚金。弓箭手一镑，骑步兵三镑六先令八便士，重装甲兵六镑十三先令四便士。弓箭手是从自由农民中召募的，自由农民阶层是处在农奴之上的。（注：英国自从被诺曼底征服之后，就以射箭作为‘国技’，所有自由农民均有弓箭，所谓自由农民实际上是一支常备民兵。）法国人因为缺乏有训练的本国弓箭手，只好雇用热那亚人和其他十字弩手。

这里对“长弓”也应略加说明。这种兵器一直支配着法兰西战场直到阿让库尔之战为止，此后就迅速被淘汰了。这是爱德华一世从南威尔士学来的。长弓是用六英尺的榆木制成，箭长三英尺。与诺曼底人的短弓相比是一个威力远为强大的武器，又比“十字弩”轻便得多，它的箭能透过双层锁子甲。1298年，爱德华一世首先在法尔基克以华莱士所率领的苏格兰人为对象来试验这种兵器，结果效力非常惊人。爱德华在班诺克本却未使用，结果被布鲁斯击败，1332年在都柏林莫尔之战中，长弓又再度被英格兰人学会。

这一战是由爱德华、巴利奥尔等人为收复失地而与苏格兰的摄政唐纳德交战的。英格兰的总兵力为500名骑士和1000名到2000名弓箭手。唐纳德所指挥的据说有2000名骑士和二十万步兵（这是过份夸大的数字）。

因为明白认识到数量上处于劣势，所以英国人首先乘黑夜向唐纳德进攻。但是拂晓之后，他们发现敌人已经严阵以待，就在一个丘陵地的斜坡上占领阵地。除四十名骑士以外，其余完全下马，排成方阵，弓箭手在两翼向前伸出。唐纳德完全没有注意这些弓箭手，直向中央冲锋并突入敌阵。于是两翼的弓箭手向内旋转，发射出非常强烈的“火力”，结果苏格兰军秩序大乱，几乎被全歼。英军上马追击，大获全胜。1333年，爱德华在哈里登丘陵之战中也是采用这种战略。此后约一百年，这一直是英国人的基本战斗模式。

爱德华把兵力集中在朴茨茅斯，依照雷姆赛爵士记载，这支兵力共有3680名英格兰弓箭手，3500名威尔士兵（一半弓箭手一半长矛兵），2743名骑马步兵和1141名重装甲兵（骑士），总数约一万人。这是一支有纪律有组织的精兵，由国王发饷。在战术方面，他们较优于法军。因为在英军方面，“火力”和冲力已经结合在一起，而法军却完全只靠冲力。爱德华的战术是防御性的，而腓力的则是攻击性的。爱德华是先用弓箭使敌军丧失“组织”和“士气”，然后再加上冲锋来竟全功。腓力还是跟哥特人一样，从头到尾都以冲锋为主，而每次冲锋，秩序都会比前一次更混乱。因为在摧毁敌人组织和士气的阶段，骑兵很少担负决定性任务，所以爱德华通常总是命令重装甲兵的大部分下马组成方阵，以抗拒敌人的骑兵攻击和保护弓箭手。他的正常阵形是分为三个“单元”，两个单元下马在前，中间有一个间隔，另一个单元在后，骑马或准备乘马作为预备队。弓箭手则从前排两单元侧翼成角度伸出。若有可能，这个外翼总是倚托一个障碍，例如森林、河川或村庄。为了自卫，弓箭手都就地挖掘堑壕，并在阵地前面插上铁头栅栏。因为这些障碍物再加上“箭火”，法国骑士总是避开弓箭手而向下马的重装甲兵冲锋，当他们冲过来时，弓箭手就从两侧加以袭击。552年在塔吉纳之战中，也是使用这种战术。此外，专门攻击下马的重装甲兵也有另外一个理由：依照骑士规则，攻击步兵对骑士来说有失尊严，而且步兵也没有“绑票”价值。通常在胜利后，对敌人的步兵一律加以屠杀，以免他们变成土匪。在十四世纪根本就没有收容俘虏的集中营。

爱德华在作军事准备的同时也发动了宣传战，他诋毁腓力是想彻底根绝“英语”，这个宣传文件在英国各地散布着。此外，他拒绝教皇调解，凡此种种都使腓力看出大规模入侵已经迫在眉睫。所以腓力致书苏格兰王大卫，请他不要丧失打击英国人的良机。

1346年7月11日，一切准备就绪，远征军出发了。依照弗罗萨特记载，原定目标为加斯科涅（因为英王知道“锥石”要塞中的英军的处境非常窘迫，所以决定亲率大军去解围）。正当渡海之时，却有一位流亡的诺曼底人戈德弗雷向爱德华进言说如在诺曼底登陆将更为有利。因为诺曼底省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地区之一，而诺曼底人久不习武事，而且其全部骑士必已随其公爵去围攻“锥石”。爱德华接受了这个忠告，命令舰队向科唐坦半岛的圣瓦斯特-拉-霍格驶去。究竟他的真正战略目的是什么还是很难猜透。正如阿曼爵士指出的那样，从爱德华对克勒西战役的指导就可证明他并没有任何合理计划，所以可以得出结论：这次远征不过是一个“骑士式的冒险”，或者是故意深入法国以激怒腓力。

第二天，7月12日，爱德华在圣瓦斯特-拉-霍格登陆，为了卸载在那里停留了六天。7月18日，他开始向瓦洛涅进发，取道卡朗坦、圣洛和丰特奈，于7月26日到达卡昂。爱德华本意是让那个要塞闭关自守，但这个城却没有城墙，于是遭到彻底洗劫。爱德华命令把所有负伤人员和战利品都送上船，这时他的舰队已移到奥恩河口，但舰队却突然叛变，并已扬帆回国。似乎这一丧失纪律的事件反而帮助爱德华解决了他的战略问题。因为没有交通线，他不可能再留在现有位置，如果向南去和兰开斯特公爵会合，一定会迎头撞上诺曼底公爵的优势兵力，所以只能向北。惟一可行的路线是再向东走，以便在弗兰德建立基地。

他7月31日从卡昂出发，于8月7日到了埃尔博。他发现在鲁昂的桥已经拆断，就前进到塞纳河西岸寻找渡口。8月13日他到了巴黎附近。在行军时，他的军队对所过地区都采取极其野蛮的蹂躏手段，而法军却在塞纳河东岸干看着。他到达了普瓦西，修复了那里的桥梁，于8月16日强渡塞纳河，并挺进到格雷塞。此时，腓力非但不阻止他渡河，而且使巴黎的人民感到震惊的，却是腓力反而向圣但尼退却。

从格雷塞，爱德华再用强行军向北行进，于21日到达艾莱尼斯，该地在索姆河以南约十英里处。在那里，他的侦探发现阿布维尔的所有桥梁和徒涉场不是被破坏就是有法军据守。腓力已经到了亚眠，他的兵力也一天比一天强大。

因为不能在阿布维尔渡河，爱德华就向阿舍昂纳推进，于8月23日到达那里。他悬赏征求能为他指点徒涉场的人。有个蒙斯村的土著叫作戈宾的跑来应征，他说在阿布维尔以下十英里远有个叫作“白醋牛肉”的徒涉场，在落潮时可以渡过。因为腓力跟踪而来，所以一分钟也不能耽搁，爱德华于午夜出发，在8月24日清晨到达该地。他停了一两个小时等待退潮，接着在弓箭手掩护下，全军强渡过河。等腓力赶到，潮水已经涨起，隔断了他的进路。当天晚上，爱德华到了努瓦耶勒，第二天上午继续退却，到达克勒西森林和克勒西村。此时，腓力回到了阿布维尔，并从那里的桥上渡过了索姆河。

到达克勒西后，爱德华决定接受会战。据他本人说是因为已经到了他祖母遗留的地区，所以决心保卫它。此外他也发现这里适合发挥他的战术。另外有些作家认为他是被迫战斗，否则士气即将崩溃。这种说法却不可信，因为克勒西距弗兰德只有三天行军距离，而腓力在他后面又隔了一天的行军距离。

因为猜到腓力一定会采取从阿布维尔到埃丹的道路前进（事实的确如此），而且除非绕到敌人的左面（这是不合骑士风度的），否则必定被迫进行正面攻击。爱德华选择了一个阵地来等候敌人，并且同时适合他的战术和兵力。这是夹在克勒西村与瓦迪科特之间的一个平缓高地，今天还是和当年一样的景象。（注：作者曾访问过这个古战场，发现村庄的位置还是与十五世纪地图所标示的差不多。）在高地东面——就是爱德华最理想的作战正面之前——有个洼地，称为“克勒西谷地”，在它的另一面就是艾斯特里村，在它南面为芬坦村，在阿布维尔-埃丹大路的西面。从芬坦村有一条小溪梅耶向西流经克勒西，在它南面就是克勒西大森林。从克勒西到瓦迪科特的距离约多于三千码。

爱德华的陆军还是照习惯分为三个单元，两个在克勒西-瓦迪科特大路东面高地的前沿，中间留了一个空隙，后面一个单元可以假设是在大路上。右前方这个单元——就是靠近克勒西的这个——名义上由威尔士亲王指挥，他还是个十七岁的年轻人，所以实际负责指挥的是华威克和牛津的哈尔科特两位公爵，左面则由北安普敦和阿伦德公爵指挥。爱德华亲自指挥第三个单元，将指挥所设在靠近克勒西这一端的一个磨坊里，那个磨坊所在的圆丘直到今天还可以看见。为了保护右翼，爱德华掘了一连串浅壕，在右前方的正面上也掘了堑壕。

弓箭手的部署还是像上文所述与正面成斜角。外面两个侧翼与克勒西与瓦迪科特两个村落相连接，里面两个侧翼则掩护中间的空隙，构成一个Ｖ字指向东面。

依照弗罗萨特的记载，右面一个单元约有800名重装甲兵、2000名弓箭手和1000名威尔士人。左面为800名重装甲兵、1200名弓箭手。后面为700名重装甲兵、2000名弓箭手，共计8500人。虽然兵种的区分不一定正确，但总数似乎还合理，因为在圣瓦斯特-拉-霍格登陆时，爱德华的战斗兵力不过一万人。

在战线后方，爱德华在森林附近设立了一个大辎重场，把所有的行李车辆和马匹都集中在这里，据说爱德华还有三门火炮，可能位于弓箭手一翼。摆阵完毕之后，爱德华由两位公爵随护，骑马缓行视察部队，鼓励大家努力作战。接着他们奉命吃午餐，吃饱休息之后再列成阵势，大家都坐在地上，将头盔和弓箭放在前面，当敌人到达时，他们的体力和精神都能很充沛。

此时，腓力已在阿布维尔集中了部队。同他一起的有：瞎眼或半瞎的波希米亚国王约翰和他的儿子查理，就是罗曼斯王；马约卡国王詹姆士三世；腓力的兄弟——阿朗松的查理；腓力的侄子路易；弗兰德的路易；海纳德的约翰；洛林公爵鲁道夫和法国骑士的大部分。在中世纪，从来没有在一个战场上集中过这么多骑士。依照罗特估计，法国共有重装甲兵8000人，支援他们的是4000名步兵，其中包括一批热那亚十字弩手，由多里亚和格雷马蒂分任指挥，法国的骑士（重装甲兵）也分为三个集团，第一队由波希米亚王和阿朗松及弗兰德两伯爵指挥；第二队由洛林公爵和布卢瓦伯爵指挥，第三队则由腓力和罗曼斯王指挥。（注：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法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

因为不能确定英军位置，所以在8月26日，腓力沿着阿布维尔-埃丹大路前进，另派莫尼勋爵和三个骑士先去侦察敌情。他们回来后，莫尼报告说爱德华正在克勒西，建议国王暂停前进，宿营过夜，以便后队可以赶上来，然后在次日上午再用全军进攻。

腓力命令照此建议行事。弗罗萨特这样记载道：“前面的人停了，可是后面的却说必须前进到与前排平行的位置再停止；由于后面在推进，所以前排也就停不下来，国王和元帅们都无法使他们停下来。所以他们虽未奉命，还是照样前进，直到看见敌人为止，当最前面的法军看到英军后，马上秩序大乱向后倒退，这又使后面的部队受到惊吓，以为已经发生了战斗。结果在阿布维尔和克勒西之间的道路上到处挤满了人，虽然距离敌人还有三个“里格”（约等于三英里），他们却拔出刀剑，大声喊杀，好像疯了一样。除非在场，否则很难想象其混乱情形。”

黄昏时候（下午六时），天突然变黑，大雨倾盆，加上雷声怒吼，并发生了恐怖的日蚀现象。在大雨前，有一大批乌鸦在部队头上飞过，发出极大噪音，大雨来得快也去得快。太阳又露了出来，但是法军却面向太阳，而英军则背向它。此时，热那亚人已稍为恢复秩序，被调到前面，由阿朗松和弗兰德两位伯爵的部队跟随在后面，开始向洼地中央进发。他们接近英国人时，高声大喊着恐吓他们，但是英军沉静不出声。他们再喊一次，英军还是不动，当他们大喊三次之后，就开始发射他们的方头箭。于是英军的弓箭手都前进一步，用力迅速的射出箭，好比雪片一样飞来。热那亚人感受到这些箭的威力——它们射穿了他们的手臂和头部，透过了装甲，甚至割断了弓弦，于是他们纷纷向后奔逃。看到这个情形，法国国王不禁怒吼道：“给我杀掉那些流氓，因为他们挡住我们的进路……”

英军弓箭手继续发射，不久他们的箭就射到法国骑兵身上，使他们的战马乱跳乱跑，又践踏在那些逃走的热那亚人身上。为了想抢上前去，彼此互相竞争，法国骑士们就用刀剑在乱军中砍路前进。英军弓箭手又转向法国骑士射去，关于战斗的情形，我们可以引用阿曼的《战争艺术》中的一段：“弓箭手把箭向他们中间射去，几乎不需瞄准就可箭无虚发，每一箭都可以射中人或马，射透他们的头、臂或腿，并使马发狂。有的站立不动，有的向两边冲，有的回过头来跑，于是秩序大乱。第一批法国骑士都溃散了，或死或逃，甚至根本没有看见杀戮他们的人。”

被击败之后，法军第一列并未让出正面好让第二列进攻。结果第二列冲锋时发生了极大混乱，瞎眼的波希米亚王就这样死于乱军之中。每当法国骑士退却之后，爱德华军中的威尔士人就挺着长刀冲上去杀人，杀死的有许多公侯贵族，以后使英王感到非常后悔，因为被杀死的人不能再勒索赎金。

关于阿朗松伯爵和弗兰德伯爵进行的突击，弗罗萨特有下述颇饶兴趣的记载。因为他们的马匹躲避敌方的弓矢，所以把他们的主力自动拖到英军下马骑士的面前。尤其是在英军右翼方面更是如此。威尔士亲王的部队受到强烈的冲击，于是华尔维克派人到磨坊去向英王求援。听说亲王安然无恙，爱德华就向使者说：“回去代表我告诉那个差你来的人，在今天之内不要再派人来求救，而且不管情况如何，只要我的儿子活着，我就决不会过来，好让他自己经历一点磨练。”话虽如此，他还是派杜汉主教率领三十名骑士去增援他的儿子。

或许他不派较多兵力的原因，是因为他看到左翼英军在北安普敦指挥之下已经向右旋转攻击法军的侧翼了。这批法军被击退之后，腓力率领的第三批部队又到了，结果只是增加了混乱。

从头到尾，据英国人计算，他们一共遭受十五次单独或连续的突击，最后一次已是午夜。整个会战中，法军完全没有具体计划，每批骑士都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接近敌人，所以自始至终，一直混乱不堪。根本就不存在追击的问题。爱德华始终控制着部队，整夜严阵以待，到第二天拂晓，博韦和鲁昂两地的部队还不知道会战已经失败，仍然继续前进，很容易就被英军击溃了。这一战中腓力头上受了箭伤，他的坐骑也中了箭。海纳德伯爵劝他离开战场。他骑马回到布洛叶要塞，在那里休息了半夜之后，才又前往亚眠，于拂晓到达。

到8月27日上午，当最后一批法军都被击退之后，爱德华才允许部下解散行列，去搜劫死人身上的财物。这时才发现被杀的人中有波希米亚国王、洛林公爵和弗兰德以下十位伯爵，以及1542名骑士，普通士兵可能超过一万人。英军的损失据报非常轻微，共为两位骑士、一位乡绅、四十多名士兵和几十名威尔士人（这个数字当然不可靠）。

8月28日星期一，爱德华从克勒西前进到蒙特勒伊，从那里又安然前往加来，9月4日他到达加来城外。这个要塞有两道城墙和一道护城河围着，所以无法进攻，于是爱德华决定在陆地方面将其包围，因为他是海峡的主人，所以又可以从海上加以封锁，除非有外力解围，否则这个要塞的沦陷已成定局，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此时的法王腓力，似乎因为战败而灰心，在六个月内毫无行动。更使他精神颓丧的是苏格兰国王大卫，因为支援他而入侵英格兰，已经前进到了杜汉，可是在1346年10月17日却在“内维里十字”受到决定性挫败，并且本人也被俘虏。直到1347年6月，诺曼底公爵才在战场上出现，于7月27日向加来前进。但是他发现爱德华太强大了，不敢进攻，六天后自动退去。8月4日，维埃讷开城投降。9月28日，双方同盟国之间签订了休战条约，有效期到1348年7月9日。10月12日爱德华返回英国。

加来是这场战役的唯一战略性收获，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也是整个百年战争中英国的唯一收获。它的确是个重要收获，正好比以后的直布罗陀对英国一样。爱德华一方面使加来变成了坚强堡垒，另一方面也使它成了一个高度运转的商业中心，因为他命令所有英国输入欧陆的货物必须经过加来。这个要塞不仅使他和后代在法国获得了桥头堡，而且正如罗特斯雷将军指出的那样，在蒸汽船尚未发明之前，只要能坚守加来，就可以使英格兰永远免除被入侵的危险。这个要塞保留在英国人手中达两百年以上，直到1558年1月8日被吉斯公爵攻陷，英国才再次面临一连串入侵威胁，只不过三十年之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出现就使之成为现实了。

不过克勒西一战对战争的最大影响还是使英国变成了军事强国。从此以后，英格兰的国威上升到了如此高度，使英国人必须永远加以保持，不敢丧失。正如阿曼爵士所说，英格兰人对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的胜利，在欧陆上很少有人注意。而亨利三世和爱德华一世指挥的法兰西战争，也根本未能使他们获得些许荣誉。但克勒西之战却是一个启示，不仅对法国人如此，对英国人也一样。法国是被它打晕了，而英格兰却被它灌醉了。所以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就是它成了百年战争的精神基础，战争将会一直拖下去，直到另一次精神上的“惨败”出现后才结束。

谢选骏指出：在欧洲，形成所谓的“近代民族国家”好像是一件十分怪异的事情，但其实并非没有先例可循——这就好像西周被犬戎灭亡，东周时期好不容易重整秩序，春秋战国的封建诸侯又从周天子的权威下解脱出来，迈向第一期中国文明的自由解放。看看欧洲，罗马被蛮族灭亡之后，教会好不容易重整秩序（教会统治），但欧洲各地又纷纷从教会的秩序下游离出来互相争战（宗教改革），迈向基督教文明的自我毁灭。又或者像是隋唐帝国被安史之乱后的蛮族入侵打碎成为五代十国，随后的两宋和辽金元西夏吐蕃南诏越南朝鲜日本各国从隋唐天可汗的名号下分裂出来，迈向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春秋战国。这里面的故事似乎周而复始，没完没了的权力之争，但其实背后掩藏了不同的宗教力量。

【大事记（十六）：中世纪的瓦解】

克勒西会战后一百年中，出现了中世纪的瓦解和文艺复兴，原因虽然很多，最重要的是黑死病和火药的发明。

黑死病可能就是鼠疫，一三四七年从东方传来，在十四世纪后半期中常间断发生。依照赫科克估计，黑死病使欧洲人口减少四分之一。死亡的威胁不仅使人民丧失了精神和组织，而且也使他们更野蛮。巫术和魔术受到新刺激，神秘主义和疑惧气氛笼罩全欧。由于劳动力缺乏，中世纪的农业制度也被破坏。这一现象引起了雇工需求的急速增加和农奴制度的迅速灭亡。金钱束缚代替了土地束缚。

海米上校在《炮兵起源》一书中考证，认为火药的制造公式是培根最先发明的。不过在培根的著作中却找不到任何根据足以证明他考虑过火器的使用。是谁最先想到利用火药爆炸从金属管内推进子弹，事实上还是完全不清楚。

很明显现存最早提到火炮的文件是阿拉伯文，时间是一三〇四年。其次有另外两个文件属于根特城，文件时间分别为一三一三年和一三一四年。此外还有一份一三二六年的图本现存于牛津基督教堂中，上面绘有古代火炮的图形，这种所谓“投镖瓶”也叫作“Pot-de-fer”。在一三二四年围攻梅斯时似乎使用过这种原始火炮。一三二七年，爱德华三世在苏格兰也用过。

依照阿曼爵士记载，在一三三九年有另外一种火器，叫作“Ribauldequin”首次被提及。这种原始火器有几个小铁管，可同时发射。爱德华三世在法兰西战役中使用过这种武器，在一三八七年，制造了一百四十四个管子，分为十二架，每一架可同时射出十二颗弹丸。考虑到十四世纪的机械学知识相当幼稚，以及那时的宗教限制，那么火器的进步就不能说不快了。一三四〇年，据说在奥格斯堡已经设有火药厂。如果对一三四六年爱德华三世在克勒西之战中是否使用火炮还存有疑问，那么在同年的加来围攻战中，却毫无疑问使用了火炮。

到一三九一年就出现了铁弹丸，因为有记载说在波隆那兵工厂中存有九百二十八颗这种弹丸。不过到这个世纪结束时，进步是如此的神速，已经能够制造二十五英寸口径的攻城炮了，现在根特城中还收藏着这种古董。“手炮”的名称在一三六四年首先出现，到这时也很通用。这是一门小型火炮，装在直柄上，可以由一个人负荷和发射。重量约为十磅，用火柴向引线洞中点火射出，弹丸为铅质。通常是从防御工事后面发射，普通步兵都使用它。

到十五世纪末，手炮又被“火枪”所代替，火枪有枪托，可以顶着胸部发射。已经有了扳机，可以激发火药。这似乎是日尔曼人的发明。德文叫“Hakenbusche”，法文叫“Arquebuse”，英文有时也叫作“Caliver”。这是第一种真正的步兵火枪。

由于火药的发明，战术进入技术阶段。个人英勇不再能够敌过机械技术：谁能使用比较优越的武器，谁就是比较可怕的敌人，至于他的社会地位和勇气都与此无关。正如卡莱所说：火药使所有人都变得一样高，也就是说使战争民主化了。

由于战争的性质变化，火药也使中世纪（基督教的）的生活方式改变了。由于要研究如何制造完善的火器和如何防御它们，就产生了一种研究精神，不久这种精神就遍及所有方面。在给予文艺复兴活力方面，火药的功效要比十字军时代与伊斯兰教徒的接触更大，因为无论在物质或精神方面，火药都把中世纪的秩序炸垮了。照教会的解释，战争是用战斗来考验道德的价值，现在逐渐变成了一种新思想：战争变成了一种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而其决定因素就是权力。因为战争已经世俗化，和平也就步其后尘。理想主义为现实主义所代替。到十五世纪末，维提里和柯罗拉这些著名军人也都宣称：赢得战争的是工业和计谋，而不是实际的武装冲突。火药炸毁了封建堡垒和它们主人的思想。轻便火器增多了，中世纪对步兵的轻视心理也开始消褪，在战术方面，步兵的重要性又提高到与骑士平等的地步。

不过这些变化还要到百年战争结束之后才正式成形。黑死病的一再发生并不能使英法两国停止争战。尽管加来被占领之后，教皇不断努力想使连续休战变成永久和平，可是到一三五五年，战争还是爆发了。从那年开始被称为“黑王子”的威尔士亲王爱德华，奉命去骚扰朗格多克。此时法王腓力六世纪在一三五〇年八月二十二日逝世。他的儿子——就是诺曼底公爵，现在成了法王约翰二世——领兵抵挡黑王子。一三五六年九月十七日，他率领一支优势兵力，在今天的维埃讷地区附近与敌人遭遇。在普瓦捷战场上，他遭到决定性失败并被英军俘，这就签订了《波尔多休战协定》。由于国王被俘，法国发生了瘫痪现象，接着在一三五八年，就发生了所谓“Jacquevie”的农民叛乱。不过爆发后不过几个星期就被法国贵族用野蛮手段镇压。

一三五九年三月，约翰为了重获自由起见，同意把法兰西西部的所有领土，从吉耶讷到加来全部割让给爱德华。但是谈判未获结果，战祸又起。一三六〇年春，爱德华到了巴黎城下。但是他却不知道以后该如何行动，决定听取教皇代表的意见，双方媾和。结果签订了《布雷蒂尼公约》和《加来条约》，《加来条约》签订的时间是十月二十四日。依照条约，诺曼底归还法国，英国则获得一个面积大为扩张的阿基坦，此外还有加来和波亚图（Ponthiueu）。为了换取自由，约翰同意支付赎金三百万金币，而爱德华同意放弃法国国王称号。

这样一来，法国终于获得了休养机会，但是陆军解散之后，许多失业军人马上变成土匪，他们号称“伙伴”，到处为害。一三六四年四月，查理五世继承了约翰二世的王位，为了肃清土匪，他让盖克兰去歼灭他们。盖克兰是一位勇悍的军人，在布列塔尼获得过很大名气。他召集这些土匪，越过比里牛斯山脉去支援卡斯蒂利亚的亨利，帮助他对抗彼得，彼得当时正受到黑王子支持。在这场战争中，所有的土匪都被完全消灭。

内忧解除之后，查理准备修订《加来条约》。他首先在自己的王国建立了法律和秩序；其次就改革陆军，扩大弓箭的使用范围，扩充炮兵，并对巴黎和其他城市的一部分重新建立要塞。此外他命令维埃讷重组海军。在外交方面他也采取了重要步骤。一三六九年，他设法使兄弟勃艮第公爵腓力与弗兰德伯爵的女儿（继承者）玛格丽特结婚，这样就使弗兰德又受到法兰西控制。

一三六八年，关系已经再度紧张，因为查理五世在加斯科涅鼓动人民发动叛乱，所以爱德华三世就又自称法兰西王。为了对付挑战，查理命令盖克兰为法兰西警备司令。他拒绝与敌人会战，采用消耗战略，结果收复了普瓦图和布列塔尼。这些结果又导致一三七五年的另一次休战。不久，所有与战争有关的重要人物纷纷死去。黑王子死于一三七六年六月，爱德华三世死于一三七七年六月，盖克兰死于一三八〇年七月，查理死于同年九月，到查理逝世时，英国在法兰西的领土面积已经大为缩小。在北面只剩下加来、瑟堡和布列斯特；在南面只剩下阿基坦，又缩回到一三三六年的面积。法国虽然饱经蹂躏，可是王权却变得强大起来，在战争中，民族意识已逐渐觉醒。

英国的新君是理查二世（一三七七——一四〇〇年），是黑王子的儿子，只有十三岁。法国的新君是查理六世（一三八〇——一四二二年），是查理五世的儿子，也只有十三岁，而且心智还有问题。因此两国都发生了纷争和叛乱。一三八一年六月，在泰勒领导下，英国农民发生叛乱；第二年，在巴黎和弗兰德也发生了骚乱。弗兰德伯爵德·马勒邀请女婿腓力来平叛。一三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在罗斯贝克用暴力镇压了叛乱。

一三八四年，德·马勒逝世，腓力由于妻子的关系成为弗兰德伯爵。此时，因为查理六世已经心理失常，所以腓力成了法国境内的领导势力。为了阻止英国干预弗兰德，一三九五年，腓力设法使查理四世的女儿伊莎贝拉（只有七岁）与英王理查二世订婚，一三九六年三月十二日正式订婚后，双方的休战协定也同时顺延二十八年的期限。因为法国境内的战争已经结束，由法兰西骑士组成的正规军就开往东方去与土耳其人作战。率领这支军队的是勃艮第公爵之子“无畏”约翰。他们于一三九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多瑙河上的尼科波利斯遭受到惨重失败。

因为“大分裂”（一三七八——一四一七年）使教会分成两个对立阵营，结果就使腓力与路易的对立日益尖锐起来。路易是奥尔良公爵，查理六世的幼子。一三六七年，法国南部匪情炽烈，教皇乌尔班五世为了避乱回到罗马。他死于一三七〇年，继承者称格列高利九世，于一三七六年正式放弃亚威农，重新以罗马为教廷都城。当一三七八年，乌尔班六世继位时，在法国主使下，有些大主教反对他，另选罗伯特为教皇，并称克雷芒七世，结果法兰西、苏格兰、萨伏依、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成为克雷芒派，而英格兰、波希米亚、匈牙利和葡萄牙则为乌尔班派。双方各有自己的教皇，于是战争似乎无法避免。

一三八九年，乌尔班六世逝世，继承者是卜尼法斯九世；一三九四年，克雷芒七世也死了，继承者是个西班牙人，号称本笃十三世。这场分裂使全欧发生了动荡，因为无法解决纠纷，一三九八年，法国的巴黎大学和勃艮第党宣称撤回对两个教皇的服从。奥尔良公爵是拥护本笃的，到一四〇三年设法使法国王室恢复了对他的服从。同一时期，英国也发生了激烈变化。由约翰·魏克里夫（一三二四——一三八四年）创立的“罗拉德”教派开始为宗教改革打前锋。他的思想从英格兰传到了波希米亚，波希米亚素以清教异端著称，罗拉德派影响了约翰·胡斯（一三六九——一四一五年）并导致了激烈的胡斯战争（一四一九——一四三六年）的发生。（注：胡斯是波希米亚的宗教改革家。）在齐斯卡指挥之下，“车堡”——装有火炮的车城——对一四二二年在达什布罗德的胜利具有决定作用。齐斯卡死后，一四二六年在奥格辛和一四三一年在塔乌斯两次战役中，车堡也大显身手。这些战争使兵祸延及日尔曼帝国的心脏地区。

从一三〇七年瑞士解放战争发生以来，帝国早已衰弱不堪。在这场战争中，产生了一种新式无畏的民主化步兵，主要由“长枪兵”组成，从一三一五年起，一再击败哈布斯堡的封建军队。劳易德上校在《步兵史评论》中说“获得这些成就之后，就再不能说穿着甲胄和使用武器是上帝保留的权利，只有高级人士才能享用了。”

一四〇四年四月，无畏约翰继承了父亲腓力的爵位，此时法国掌握在奥尔良公爵手中，国政腐化不堪。约翰诋毁奥尔良党的政府，并用武力强占巴黎，虽然以后两位公爵在表面上和解了，可是其党羽间的对立并未因此减弱。一四〇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夜间，奥尔良公爵被刺。对法兰西而言，这是一个致命打击，使法国人分为两个互相仇视的党派——勃艮第党和奥尔良党，奥尔良党又自称为阿马尼亚克党。虽然可怕的过度行为立即随之发生，但直到一四一一年，内战才开始变得激烈起来，为了增强各自的力量，双方都向英国求援。一四一一年，奥尔良党向英王亨利四世提出条件，愿意用古代阿基坦的全境来换取支援。亨利四世是约翰之子，他在一三九九年废了理查二世自立为王。谈判没有结果，因为一四一二年三月二十日亨利四世逝世，王位由其子亨利五世（出生于一三八七年八月）继承。

亨利五世有无限雄心，尽管认识到应在国外保持和平，来巩固兰开斯特王朝在国内的地位，可是他仍然决定乘着法国分裂的机会，重新提出对法国王冠的老要求。为了达到目的，一四一三年五月，他与勃艮第公爵缔结同盟，条件是当他征服法兰西时，约翰应守中立，如果成功则以土地酬劳约翰，约翰也应承认其为法王并宣誓效忠。

亨利在南安普顿集中了一支六千人的部队，于一四一五年八月十三日在塞纳河口附近登陆，围攻哈福鲁尔，该城于九月二十二日投降。接着他就向加来进发，渡过了索姆河，在阿让库尔与法军遭遇，这支法军几乎完全由奥尔良党组成。指挥他们的是警备司令阿尔贝的查理，奥尔良公爵，波旁和阿朗松等人，十月二十四日，阿让库尔会战开始，结果也和克勒西及普瓦捷一样，法军又是惨败。许多法国名人都被杀死，其中包括警备司令，三个公爵和七个伯爵。被俘者也很多，其中包括奥尔良公爵。亨利从阿让库尔又到了加来，从那里回到英国。

虽然这时皇帝西格蒙德很想联合全欧洲的力量来对付土耳其人，并企图调解亨利和查理的关系。但亨利却认为除了将加来条约的全部条款付之实行以外其他概不接受，法国表示拒绝之后，一四一七年八月，他又在特鲁维尔登陆。亨利的意图是对诺曼底全境进行有系统的征服，到了一四一九年底，除圣米歇尔山的岛屿要塞以外，其余地方都已被他征服。

此时，巴黎已由勃艮第党控制，约翰开始在亨利与查理之间玩弄两面取巧的把戏。为了与查理谈判，一四一九年九月十日，约翰与法国太子在蒙特罗桥上会晤，发生了激烈争吵。太子后退，他的一部分随从冲上去把约翰杀死了。

这个事件立即激起了怒火，新的勃艮第公爵腓力就与亨利谈判，并于一四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在特鲁瓦签订了一个条约。根据条约，亨利应娶查理六世之女凯瑟琳为妻，查理则废除其太子（据说是私生子），并宣布亨利为其法国王位的继承人。查理未死之时，亨利可保有诺曼底以及其他已经征服的领土，并与勃艮第公爵同享法国的统治权。

一四二〇年六月二日，亨利与凯瑟琳结婚，但她那个被废除的兄弟还是需要对付。他在朗格多克召集了一些部队，于一四二一年五月在博赫获得了一次胜利，使布列塔尼公爵倒向他那边。这使亨利不能不赶回法国，但是到次年春季，他突患重病，于八月三十一日死在万森森林，留下一个九岁的儿子作为继承人——就是亨利六世。在弥留之际，他要求各位兄弟和叔伯至少应确保诺曼底，否则决不言和。查理六世这时也大限将终。九月，他回到巴黎，十月二十一日病死在那里。唯一护送他的遗体前往圣但尼去的只有贝德福德公爵，他是亨利五世也是亨利六世的摄政王。于是亨利六世就同时戴上了英法两国的王冕。

谢选骏指出：我个人认为，黑死病的重要性其实远远不及火药的发明。由于火药的发明，技术开始决定人类的命运……。“个人英勇不再能够敌过机械技术：谁能使用比较优越的武器，谁就是比较可怕的敌人，至于他的社会地位和勇气都与此无关。正如卡莱所说：火药使所有人都变得一样高，也就是说使战争民主化了。”——对照一下21世纪的美国，枪支泛滥和街头枪击，也加速了社会无中心状态也就是“大众民主”的日益普及……不过在我看来，这是在维持新的社会整合提前准备。

“由于战争的性质变化，火药也使中世纪（基督教的）的生活方式改变了。由于要研究如何制造完善的火器和如何防御它们，就产生了一种研究精神，不久这种精神就遍及所有方面。在给予文艺复兴活力方面，火药的功效要比十字军时代与伊斯兰教徒的接触更大，因为无论在物质或精神方面，火药都把中世纪的秩序炸垮了。照教会的解释，战争是用战斗来考验道德的价值，现在逐渐变成了一种新思想：战争变成了一种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而其决定因素就是权力。因为战争已经世俗化，和平也就步其后尘。理想主义为现实主义所代替。到十五世纪末，维提里和柯罗拉这些著名军人也都宣称：赢得战争的是工业和计谋，而不是实际的武装冲突。火药炸毁了封建堡垒和它们主人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上面这种说法把“中世纪的生活方式”和“基督教的生活方式”画上了等号，代表现代欧洲人已经脱离了基督教，沦为敌基督的俘虏了。这就给了新的宗教力量一个空前的集结机会。

【第十七章：奥尔良的解围】

不公正的特鲁瓦条约激起法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在他的父亲死了十天之后，法国那个废太子就自立为王，就是查理七世。若他略有勇气，那么他设在布尔日的宫庭马上就会变成一个伟大复国运动的中心。在英国人占领的各省区中，到处发生不安定现象。在诺曼底，由于英国驻兵不足，抵抗运动更是打破了社会阶层的限制，贵族、教士、市民和农夫都混合在一起进行游击战。万事俱备，只要一个火花就可使民族性抵抗运动爆发，这个火花就是领导力。

但查理不仅是个软弱的国王，而且也是个堕落的青年，除了奥尔良余党以外，并不能获得任何人拥护。这些人比土匪高明不了多少，所以在多数战役中他都只能依赖外籍佣兵。这些人也是同样野蛮，最著名的是苏格兰人，指挥他们的是道格拉斯公爵阿奇博尔德，布肯公爵斯图亚特，斯图亚特于一四二一年还做了法国的警备司令。查理不能发挥领导作用，不仅不积极支援游击队，反而听任军事行动自生自灭，所以结果就变得不可收拾。

一四二三年七月三十日，英军与勃艮第派的联军在克拉旺击败了苏格兰和奥尔良党部队。接着在一四二四年八月十七日，贝德福德公爵在韦尔讷伊又大获全胜，法军的阿朗松公爵和拉法耶特元帅同时被俘，不过英军的损失也很惨重，因为诺曼底早已使他们应接不暇，所以这一次的损失使贝德福德更感到难以支撑。

因为韦尔讷伊的惨败，查理七世的母亲安茹公爵夫人就想与布列塔尼公爵约翰五世缔结同盟。一四二五年，这位公爵的兄弟里奇蒙公爵亚瑟来到了布尔日，被任命为警备司令。里奇蒙的目的是想迫使查理与勃艮第公爵讲和以确保布列塔尼的地位。他设法把查理的两个宠臣杀掉，另外选择了一位冒险家乔治去充当查理的耳目，以便夺取政权。

因为布列塔尼改变了态度，一四二六年一月，贝德福德向约翰五世宣战。里奇蒙也赶去援救他哥哥，但是三月六日，他在圣詹姆士被英军击溃，这迫使约翰屈服，七月三日他同意遵守特鲁瓦条约。此时萨福克和华尔维克正在围攻奥尔良以东的蒙塔日，围攻发生了困难，只好就派索尔兹伯里公爵到英国请求增援。同时，里奇蒙和乔治之间又发生争斗，使法国民族派瘫痪了，而塔波特勋爵也攻克了曼恩的拉瓦勒。

到一四二七年底，里奇蒙被罢免，查理的地位更被削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索尔兹伯里获得了四百五十名重甲步兵和两千二百名弓箭手的增援，于一四二八年一月回到法兰西，在召募了一些其他部队之后，奉命围攻翁热，因为贝德福德已决定征服安茹作为他的私人采邑。索尔兹伯里从巴黎西面出发，到了沙特尔附迎时，几乎完全不顾贝德福德的私意，盎格鲁-勃艮第会议命令索尔兹伯里夺取奥尔良的卢瓦河渡口，以便打击查理王国的心脏——贝里。

索尔兹伯里率领大约四五千人从沙特尔向前挺进，首先占领了卢瓦河畔的墨恩，博让西和雅尔若，于十月十二日，占领了奥尔良正南方的左岸阵地。在他的部将中有萨福克公爵及其兄弟罗斯勋爵和斯卡里斯勋爵，莱斯利爵士和威廉·格拉斯代爵士。

奥尔良是个人口众多的城市，也是法兰西最坚固的要塞之一，其形状是四边形，西面、北面、东北和东面都有坚固的城墙和护城河，南面则靠着卢瓦河，河上有桥使该城与波特鲁的近郊连成一片。在桥的远端有一个双塔式的砖质建筑物，叫做“塔堡”。再向外就是奥古斯丁教堂，也已经加固成要塞了。此时在二者之间，奥尔良人正着手修建叫作“塔堡林荫大路要塞”的工程。这个工程与监狱之间用一座吊桥联接。

城墙上的防御力量非常充足，有许多的弹射机和七十一门大炮，小炮更是无数。在围攻开始之前，粮食已经集中采取配给制。周围地区中凡愿意协助防御的人民均可获得自由口粮，并发动宣传使许多民兵前来投效。奥尔良总督是龚古尔，防御由奥尔良的“私生子”负其总责。他是被刺的奥尔良公爵路易的私生子，后来封为迪鲁瓦伯爵。至于公爵的合法继承人现在正在英国过俘虏生活。

索尔兹伯里的计划是首先夺取塔堡，以切断奥尔良城向南面的交通，然后再把部队移到卢瓦河右岸去围攻该城。他接近时，奥尔良人放弃了奥古斯丁教堂，放火烧毁波特鲁并撤到未完成的要塞中。十月二十一日，索尔兹伯里发动突击，但未成功。第二天，桥梁被破坏了，要塞中已经布雷，十月二十三日，开始爆破，守军撤入监狱。第二天，监狱又被英军攻陷，英军立即在这里设置炮兵阵地。同一天的黄昏，索尔兹伯里正从一个窗口向外瞭望，突然被一颗石质炮弹的碎片击伤，于十月二十七日因伤重殒命。

他的位置由萨福克公爵接替，接着作战暂告停顿。此时，军队主力都在雅尔若、墨恩、博让西和巴黎等地宿营过冬。圣诞节那天，双方同意休战六天，到十二月三十日军队才回防。第二天为了庆祝圣诞节，双方还举行了一次技击比赛，双方各出选手二人参加。

一四二九年新年开始后，萨福克即率领主力渡过卢瓦河。为了封锁该城，他建筑了七个碉堡，监视其北面的主要道路，在奥尔良南面也早已建好了四个（注：据说一共有六十个碉堡，但多数都是非常小的工事。）因为人力不够，所以该城东面的封锁始终未能完成，结果总是有少数补给能够进入奥尔良，但却不足以保证该城公民不挨饿。

到二月初，防御者已感到粮食极端缺乏，所以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查理的部队能够切断萨福克的补给，使他们自动解围。二月十二日，法军的确作过这样的企图，当法斯托夫爵士指挥的三百辆补给车辆行进到奥尔良以北几英里远的鲁夫赖时，受到法军攻击。法斯托夫马上把车辆组成“车城”，采取标准的“胡斯”战法，击败了法军。

现在奥尔良成了法国抗战的精神象征，也是所有真正法国人的唯一希望。虽然如此，但乔治和里奇蒙还是忙于私斗，毫不顾及大局。城市的情况已十分危殆，于是有人向勃艮第公爵提出呼吁，要求他接管这个城市，并以那个被俘的公爵为名义，宣布该城为中立区。但贝德福德不肯接受。查理听到谈判失败的消息后，在亲信鼓动之下，甚至想放弃法兰西而逃到多菲内，卡斯蒂利亚或苏格兰去避难。但是情况却并没有坏到这个程度。到处都有农民起来反抗英国人，他们力量的来源主要的就是法国人的民族性。这里所缺乏的就是一个领袖，正当此际，出乎意料之外，却有一个人物准备登场了。她就是十七岁圣女贞德。（注：这个女人很奇怪，是个无名的神秘人物。谁都不知道她到底姓什么。她只是被认为是“圣女”。）

在所有历史中，贞德的故事是最富传奇意味的，而且记载的文件也最完整。虽然连她都不知道自己的年龄，但可能是出生于一四一二年初，出生地是在靠近沃尔库勒镇的杜姆雷米。在一四二九年，这是法军的一个外围前哨，由罗伯特负责指挥。她的双亲都是普通农民。十三岁时，贞德听到旁人所听不到的声音，并伴随一阵闪光，命令她去见罗伯特，并应由他供给旅行工具，好让她到希农去谒见法国国王。她要告诉查理说她是上帝派来为奥尔良解围的，并且领他往兰斯去举行法兰王位的就职典礼。她先后去了三次才获得罗伯特同意，给了她一匹马和六名卫士。于是她把头发剪短，改穿男装，于一四二九年二月十三日出发，走了三百英里，在二月二十三日才到了希农。

她到达时，乔治对她颇为敌视。尽管如此，在一次秘密谈话中，她居然说服了查理，相信他自己的合法地位和她的神圣使命。然后在普瓦捷，她受到神学家和西西里王后的考验，证明她思想纯正并为处女，于是获得“战争总指挥”的头衔。四月二十七日，她穿着全身甲胄，捧着一面大旗，上面绣着“耶稣玛利亚”字样，率领三四千人，连同一些补给，出发前往奥尔良。与她同去的有阿朗松公爵，他是刚刚在被俘后遣返的，还有许多其他贵族和元帅。

此时，她的大名已经四处传播。她对自己神圣使命的信心也使法国人民对胜利有了新的信念。同样重要的是她的大名也使英国人震惊，出发之前，她曾致书英国的贝德福德公爵，在心理上给予他打击。四月二十七日，部队从布卢瓦出发时，贞德又听到了神的指示，要他们从北面经过博斯地区进入奥尔良。从这个方向前进，势必经过英军防线最坚强的地区，贞德却完全不加考虑。但是她的同行诸人却想到了这一点，在获得奥尔良“私生子”的同意后，静静地行军沿卢瓦河南岸走。而贞德却完全没有注意到。

夜间他们在田野中宿营，第二天上午，贞德才发现他们是在卢瓦河南岸，不禁大怒，斥责同行诸人欺骗她。此时，奥尔良的“私生子”听说她来了，就过河来迎接。尽管他是国王的堂兄弟，可是贞德对他毫不客气，他们之间的谈话记录如下：

贞德问：“你是奥尔良的私生子吗？”我回答说：“是的，我对你的降临表示欢迎。”“是你主张我们应该到河的这一边而不应直向英军冲去么？”我告诉她说：“我和我们中间最聪明的人都认为这是最好的路线。”贞德回答说：“我的上帝，上帝的忠告一定比你们的更聪明可靠。你们以为是欺骗了我，实在是欺骗你们自己；因为我给你们带来的帮助是在任何城市和武士之上，你们要认清这是上帝的帮助。”

接着，贞德要求向圣让进攻，这是卢瓦河南岸最近的一个英国碉堡。但是同行诸人又加反对，于是部队向圣卢普前进，“私生子”在那里已经集中了一支河中舰队，带了两百名长矛兵，贞德先下了小船，其余陆军都在岸上观望。由于风从东北面吹来，使他们无法扬帆。因为夜色降临，使大家感到焦急。贞德却只祷告了一番，结果风向转了，可以扬帆向卢瓦河上游驶去。这个“奇迹”才使她的从者对她产生了无限信心。圣卢普的英军被另一支法军的攻击牵制住了，未能阻止这些船只在卢瓦河北岸上登陆。贞德从那里前进到克勒西附近的勒伊，就在那里过夜。

四月二十九日，贞德军的主力又向回到布卢瓦的路上行军。她故意这样，以便使神的指示获得绝对服从。当晚八点钟，她骑了一匹白马，在锦旗前导之下进入了奥尔良。私生子率领贵族和军民，燃着火炬欢迎她。

虽然并未正式交战，英军也还留在城外未去，可是援兵已经来了，她站在他们中间，使士气为之一振。四月三十日，当拉伊尔在圣普埃堡垒之外进行前哨战时，贞德希望避免流血，就致书英将塔波特，要求他们自动撤退。她收到的是侮辱性的回答。但在黄昏时，她再作了一次同样的企图。她走到吊桥上，向塔楼的英军指挥官威廉·格拉斯代指名喊话，要他遵从上帝的意志投降。英军却喊道：“放牛女，抓住你之后就要把你活活烧死！”

第二天，私生子从奥尔良前往布卢瓦，贞德率领了一些部队护送他一程。英军都在碉堡中实行防守，难于迅速集中。因此法军可以自由来去而不受到干扰。因为他们死守在工事之内，第二天贞德去进行侦察也依然毫无阻碍。五月三日，日安和蒙塔日的守军也开入奥尔良。第二天，贞德又率五百人去迎接私生子回城，还是一样安然通过。上午六七点钟，他们就在英军鼻子下面凯旋似的回到奥尔良。

由于那一天起得太早，贞德回城之后就躺下来休息。她熟睡之后，因为援兵涌到，城内士气已极为高昂，在正午时候，就有一些部队从城里出发去进攻塔波特据守的圣卢普堡垒。她突然醒来，马上吩咐卫士备马，立即赶往指挥，马蹄在石板路上踏出了火花。血战之后，圣卢普被攻克，塔波特却逃走了。这是一次重要胜利，因为攻占圣卢普就打开了通往雅尔若的道路。那天晚间，奥尔良城钟声齐鸣，庆祝被围攻以来的首次胜利。

五月五日是升天节，贞德命令停战一天，但时间却未浪费，所有将领在这一天举行了军事会议。他们决定在佯攻圣洛朗碉堡的掩护下攻击卢瓦河南岸各碉堡。做出决定之后，他们才请贞德进来。很明显他们担心贞德不能保守秘密，所以只把佯攻这部分告诉她。她不禁怒喊道：“我将会知道如何保守一个比这更大的秘密。”私生子这才把一切都告诉她。此后，她还是希望避免流血，又发了第三封信给英国人。内容是：“上帝命令你们放弃这些堡垒回国。否则必有大祸。这是我第三次的警告，也是最后一次。”她把信卷在箭上射入塔堡。英国人高声喊道：“那个婊子的好消息又来了！”这些话使贞德流泪。（注：贞德从不参加战争会议。因为她只听上帝的指示。一切指示都是上帝给她的，所以这些将领的决定与她似乎无关。）

第二天上午，在卢瓦河上架了一座浮桥，但当法军接近圣让堡垒时，守兵却退向奥古斯丁要塞，法国人认为它过于坚强，不可能攻入，就开始撤退。贞德和拉伊尔恰好赶到，阻止了他们后退，挥动长枪向敌人冲锋。此时，英军正从奥古斯丁冲出来准备追击法军。这个果敢行动激起了法军的勇气，再度恢复进攻，苦战下将英军赶出了奥古斯丁，英军逃进塔堡。

奥古斯丁被攻占，贞德回到奥尔良城内。晚餐时候，有位贵族将领走进她房间报告说：军事会议已决定在增援未到之前不再继续进攻，她回答说：“你开你们的会，我有我个人的会，相信我，神的指示都是对的，一定能成功，而你们的决定却等于零。”她又向她的牧师巴斯基勒尔说：“明天请你早起，整天不要离开我，因为我有许多事情要做。胸部以上会有血流出来。”

对英国人而言，五月七日是战争中最不吉利的日子，而对法国人则是迄今都年年庆祝的佳节。由监狱和要塞组成的据点，由英将格拉斯代和大约五百名士兵据守。在北面，桥还是断的。在南面，奥古斯丁已在法军手中。圣让和圣普里维也一样，圣普里维是前一天英军主动放弃的。现在这个据点已经完全孤立，所以法军将领都主张加以包围，不必硬攻。可是贞德却不管这些，因为她凭着灵感觉得心理上的时机已经到了。士气极为高昂，士兵都热烈拥护她。她的话没有人敢反对，她支配了一切。

五月七日的上午，她离开奥尔良城，渡过卢瓦河，加入在奥古斯丁的部队，此时，塔堡正受到圣安东尼轰击，法军也在抢修桥梁以便从北面攻入据点。

七点钟，贞德命令吹号作为进攻讯号。炮声雷鸣之时，她手执军旗，前进到壕边。几乎所有战斗都发生在这个壕沟中，壕沟很深，要进攻对岸，势必用云梯上下，每次都被击败。一次突击中，贞德的头部与肩部之间中了一箭，据私生子说入肉达六英寸之深。贞德拔出箭来，转回后方裹伤。攻击的勇气马上就减退了，私生子等人就劝她暂时收兵，等明天再进攻。她喊道：“我的上帝，你们马上就可以进入这个要塞了，不要怀疑，因为英国人的实力不如你们。为什么不稍事休息，吃点东西再进攻呢？”她向私生子说她要单独到一个葡萄园中去祈祷半刻钟。

她回来之后，看到士兵们已经匆匆吃过了东西，就凭着上帝的名义命令他们继续进攻，并说英国人已不再有抵抗能力。的确如此，英国人看到她又回来了，简直吓得发抖。法军冲向壕边，放下云梯，一涌而过。

格拉斯代和他的部下逃入监狱中，贞德就向同伴们说：“拿出胆量来，不要后退，这个监狱也是你们的。你们看到风把旗子吹向它的时候，就可以攻进去了。”另外一个记载略有不同：“她说：大家准备好，当我的旗角碰到敌墙时，就可以冲进去了。不久，军人们喊着说：贞德！碰到了！于是她就向大家喊道：都是你们的了，冲进去吧！”与此同时，桥上的缺口也已修好，尼古拉也率部从北面攻击塔堡。

行动很快就结束了，在双方夹击之下，英国守军已经发生了恐怖现象，纷纷向连在塔堡与要塞间的吊桥上冲去，夺路逃走。贞德看见格拉斯代也夹在乱军之中，就向他高声喊道：“格拉斯代，认识我么？你说我是一个婊子，但我却赦免了你部下的灵魂！”这时吊桥被压断了，格拉斯代和许多人都掉进河中淹死。这对法军而言是个重大损失，否则可使他们赚到一大笔赎金。

夜幕将垂时，塔堡已经起火，完全被攻占了。余火扑灭之后，贞德才渡过卢瓦河，回到城中去包扎伤口，吃了一点用酒和水浸透的面包。奥尔良城的钟声又响了。人民都高唱赞美诗。

第二天，五月八日星期天，英国人焚毁了他们在卢瓦河北岸上的所有营垒，丢弃了大部分火炮，向墨恩、博让西和雅尔若等地撤退。

奥尔良城解围的新闻传遍了法兰西全国，并且越过了国界。英国人在心理上已经瘫痪了。许多年后，贝德福德公爵还写了一封信给亨利六世，说到当时的心情。他说：“奥尔良的陷落似乎是出于神意的，所谓‘圣女’用巫术鼓起了法国人的勇气，使我们饱受损失。”尽管如此，查理七世对于贞德的胜利战果并未加以扩张。他甚至不肯赏光到奥尔良来慰问一番。那些围在他左右的人，尤其是乔治，害怕攻破英国堡垒的热烈情绪可能会推翻他们的地位。

五月十三日，贞德在图尔与查理会晤。她的两个诺言，第一个已经兑现了，因为第二个尚未兑现，所以她力劝查理马上向兰斯进发。但军事领袖们却认为在卢瓦河上的英军尚未击退之前就先进入香槟，实在太危险。部队集中之后，开始围攻雅尔若和博让西。六月十二日，雅尔若被贞德和阿朗松公爵攻陷，萨福克公爵和他的兄弟均被俘虏，此后贞德就向博让西进军，它于六月十八日投降。

此时，塔波特勋爵和法斯托夫爵士正从巴黎率援军向南进发。他们听说雅尔若已经陷落，法斯托夫爵士就主张撤退，但塔波特却反对，就继续向博让西挺进。塔波特到了墨恩，与守兵会合，他听说博让西已经投降，就命令向帕泰退却。

英军在战场上的威望依然很高，所以当七月十九日法军追上塔波特后，不敢贸然进攻，阿朗松公爵就向贞德询问应该如何行动——她那时不在战场上。她高声回答说：“用你们的马刺！”她周围的人都感到困惑。他们问：“你说什么？是不是我们会给英军打败，必须拚命逃走呢！”贞德回答说：“不！是英军会给我们打得大败，拚命逃跑，所以你们必须要有好的马刺才能追上他们。”一切真如她所说一样。英国大败，许多人被杀，塔波特和斯卡里斯勋爵均被俘虏。

在奥尔良解围之后，这个胜利接踵而来，所以在精神上的影响作用有如触电一样。现在已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贞德实现她的第二个目标——让查理在兰斯行“加冕”礼。

六月二十九日，法王和军队从日安出发。贞德作为前驱，所有城镇都开门欢迎她。只有特鲁瓦城表示抵抗，虽然乔治主张撤退，但贞德的威望却不可抵抗。在突击威胁之下，七月十日该城投降。接着沙隆和兰斯也投降了，七月十六日，查理进入兰斯，两天后举行了“加冕”礼，贞德全身甲胄，手执神旗站在祭坛旁边。她已经兑现了她的诺言，上帝的声音是必须服从的。

加冕典礼的精神效力无法估计。不仅对查理的朝代，而且对百年战争的后半期都是具有决定性的事件。正如佩罗依教授说的：现在查理是真正的法国国王了，而在过去，贞德却一直称他为太子。谁都不敢否认这个王权的合法性，因为现在国王的加冕礼是在一个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环境中举行的。这次加冕使瓦卢瓦王室恢复了合法地位，而这在过去九年中都被人认为有疑问。而且从此以后，如果勃艮第公爵再效忠于贝德福德，那就不免犯了卖国罪。

如今对人民而言，贞德已经成了“天使”。到处有人歌颂她。许多人认为她是“圣人”，有人认为她能呼风唤雨，英国人却认为她是巫师，总而言之，她是属于超自然的。维斯孔蒂想请她去协助收复米兰公国的领土。阿马尼亚克伯爵请她决定克雷芒八世和马丁五世谁是真教皇。法国各地都纷纷承认查理是他们的合法国王。巴黎也已在控制之下，因为巴黎具有极大的政治重要性，所以若能在巴黎圣母院教堂敲起胜利的钟声，那么战争的胜负即可成为定局。贞德也许是出于灵感，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极力主张马上向首都进发。但查理却一点都不振作，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回到卢瓦河畔去过安静生活，而乔治又从旁煽动，因为此时他正与勃艮第公爵暗中勾结，想缔结一个无足轻重的休战协定。

此时，贝德福德担心巴黎不稳定，在增强兵力之后，于八月七日前进到蒙特罗，向查理发出了一封挑战书。八月十五日，两军在蒙特皮鲁伊遭遇。但贝德福德却不敢进攻，因为他担心部下一看到贞德的“神旗”就丧失斗志。同样查理也不想进攻，因为他受到乔治操纵，一心只想与勃艮第妥协。

当乔治在阿腊斯谈判时，法国的民族精神仍然继续高涨。照最严正的史家雷姆赛爵士的看法：若法军能勇敢冲入索姆河盆地，那么英国的一切统治就会迅速崩溃。不等谈判有结果，贞德于八月二十三日离开香槟，占领了圣但尼。查理于九月七日很勉强地跟着她前进了，虽然缺乏围攻工具，她却立即向巴黎发动了猛烈攻击。在圣奥诺雷门城外的壕边交战时，她被一枝十字弩箭击倒，被抬出战场之外。

尽管受了伤，她还是命令第二天继续进攻。可是查理却下了禁令，乘机与勃艮第公爵签订了为期四个月的休战协定。然后查理就命令贞德随他回到贝里。她把自己的甲胄挂在圣但尼教堂中，并于九月二十一日随军退回日安。军队在那里解散了。

尽管已经签订了休战协定，可是战争依然继续。因为英国援军都不敢向“圣女”挑战，所以贝德福德所处的地位日益危险。这时突然有好消息传来——这个“虚伪的女巫”已经落入勃艮第人手中。

乔治希望看管住她，使她不再活动，贞德感到这是不能忍受的，而且她更相信只有在武力威胁下才能获得和平，所以她从苏莱的宫中溜走。到了默伦，正当一四三一年复活节的那一周，那个“神音”就一再告诉她说她快被俘了，但哪一天却未明示，尽管有这种警告，她还是从默伦到了克雷皮昂，在那里她得知勃艮第公爵和阿伦德尔公爵正在瓦兹河北岸，并准备围攻香槟。五月二十二日午夜，她骑马前往香槟，第二天拂晓到达。她休息了一下，在五月二十三日下午五点钟时，再次出发侦察敌情，接着被敌人切断，终于被卢森堡的约翰部下俘虏。

贝德福德马上认识到贞德的被俘可以作为政治手段来抵消查理加冕的精神价值。为了获得政治上的主动权——就是使英王亨利六世又重新获得法国国王的合法地位——不仅要让亨利六世加冕为法国国王，而且还要证明查理的加冕无效。因为在查理的所有拥护者中，对其在兰斯加冕最直接负责者只有贞德一人，若在审讯中能把她定为异端和巫师，那么在公共眼中，查理的加冕也就丧失了意义。这是个很阴险的计划，他首先用一万法朗金币从勃艮第公爵的手中把贞德买了过来。第二步就她送到鲁昂去受审，并判决她是妓女，巫师和魔鬼的替身。这样一来，查理的身价就可以大大贬值，把一个有罪的私生子和一个无耻的巫师联系起来，这是很好的宣传资料。

一四三一年一月九日，审讯准备开始，但到二月二十一日，贞德才第一次被押上公堂受审。如法庭书记官曼琼所说：他们一开始就打算一定要把她弄死。实际上他应该说：他们是一定要迫使她招供。

主要被指控的罪状为异端和巫术，最主要的是她认为她自己的启示胜过了教会的判决。判决书这样说：如果教会对此不严加惩处，那么教会的全部权威都有被颠覆的危险；匹夫匹妇都会从各处起来，自称获得了上帝和天使的启示，到处散播谎言和谬误。所以巴黎大学也认为她散播毒素，足以使整个西方基督世界都受到污染。

五月二十四日，她在拷问之下支持不住，被劝诱画了供。四天以后，她又振作起来，“神音”也使她恢复了心灵力量。五月二十九日上午九点，她被押到鲁昂旧市场，被烧死了。当火焰和烟雾环绕着她时，英王的秘书约翰·特雷萨不禁哭喊道：“我们完了，因为我们烧死了圣人。”火刑之后，她的遗灰被扫集起来投进塞纳河。

在整个审讯过程中，查理七世都没有任何营救贞德的企图。甚至对他最表好感的史学家贝库特也找不出一点证据来为他辩护。此时塔波特还在法国人手中，如果查理警告贝德福德说：若贞德受到任何痛苦，将对塔波特作同样报复，那么毫无疑问她是不会被烧死的，贞德之死，在短时间内使法国的民族抵抗运动暂时进入低潮，趁此机会，英国人于十二月十三日在巴黎为亨利六世加冕为法兰西王。

一四三三年，乔治被推翻。一四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缔结了阿腊斯和约，勃艮第和奥尔良两党间长达二十五年的争端告终。和约使英国人大为怒恼，因为欧陆上若无同盟者支持，英国就不能再保持对法国的统治。虽然如此，和约对法国人并无太多利益。与勃艮第的战争结束之后，法国到处都充斥着复员军人，他们沦为土匪，号称“剥衣党”，因为他们把受害者的衣服都剥光。当时法国的无政府状态已经难以形容，凶杀、瘟疫和饥荒成为家常便饭。整个地区的人口可以全部消灭，情况变得如此恶劣，大规模迁移也开始了。最后，由于英法两方都精疲力竭，于一四四四年四月十六日在图尔签订了休战条约，期限到一四四九年为止。

在这五年中，法国却获得了喘息机会。在警备司令里奇蒙指导下，法国开始进行整军工作。一方面组成一支警察部队肃清匪祸；另一方面也准备了一支常备军，一旦休战协定被破坏，就能再与英军交战。法国政府颁发了一连串命令，逐步实行改革，第一道重要命令是在一四四五年公布的。依照命令，凡是变成土匪的军人都可以得到大赦，最坏的一部分被消灭之后，其余的编成了十五个团，都由选定的贵族指挥，选择的标准为可靠性和能力。每个团分为一百个小队。每小队有一名重甲步兵，一名骑步兵和三名马弓手。这些团组成国王骑兵，驻在指定城镇中，按时发饷，并遵守严格的纪律。

一四四八年的命令又组成了新步兵，号称“法兰西射手”，每五十家出一名弓箭手。一共召集了八千人，选择标准还是体格和品行并重。同时，在布儒兄弟指导下，炮兵也改组了，不久就成了欧洲最有效的炮兵。这些改革不仅结束了恐怖的无政府状态，而且也使国王手中有了强力工具。这使他既可以控制国内贵族，也可以对付外来敌人。他们建立了常备陆军制度的基础，这也是民族性君主政治的必要因素。

有了改革后的新陆军，查理七世就有能力结束这场长期战争。尽管亨利六世希望和平，但查理的臣仆却想要战争。当某个英国军官偶然触犯了休战条约，就使法国人有了借口，一四四九年七月十七日战端又起。英国此时还占领着诺曼底和吉耶讷。在诺曼底，因为人民都持敌视态度，所以英军只能躲在有城墙的城镇中，难以自保。法军利用火炮，很快就攻克了这些城市。

一四五〇年四月十五日，战局达到决定阶段。在巴约附近的弗尔米格尼，英军在法军炮击之下丧失了秩序，被法军完全歼灭。接着巴约被围攻，而阿夫朗什和卡昂也被法军占领，七月六日，查理七世进入卡昂。接着法军又围攻瑟堡，英军虽作坚决抵抗，但于八月十二日仍为法军炮兵攻破。英国人在诺曼底的统治从此告终。

吉耶讷的克服就困难多了，因为它已被英国人统治了三百年之久，而且他们的统治比较温和，能为当地人民忍受，而且与英格兰的商业联系也比较密切。一四五一年春，杜鲁瓦伯爵（即奥尔良的私生子）率领六千人开进这个公国。六月三十日，他占了波尔多；八月二十日，又攻下了巴约讷。一四五二年十月，英国派塔波特去救援，他虽然已经年过七十，但仍充满活力。他在加龙河口领了三千人登陆，当地人民立即起来欢迎他，波尔多也开门放他进入。一四五三年夏天，他率领八千军队（加斯科涅人和英国人）去为卡斯提隆解围。面对着堑壕和火炮，七月十七日，他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向法军突击，在败溃中负伤堕马，被践踏而死。他死之后，英国在法国领土的最后希望也随之完结。十月十九日，法军又占领了波尔多。

波尔多陷落后，以黑斯廷斯会战开始的英法战争也告结束。从此法兰西变成了真正的法兰西，英格兰也变成了真正的英兰格。在法国，到路易十一世（一四六一——一四八三年）时，终于消除了勃艮第的内忧，建立了王朝控制。在英国，玫瑰战争（一四五五——一四八五年）也杀死了许多封建贵族。一四八五年八月二日，理查三世死于博斯沃斯之后，英国统治权落于亨利七世（一四八五——一五〇九年）手中。他是都铎王朝的第一人。

路易和亨利都是“资产阶级”国王：封建时代已经结束，工商业时代开始了，西方历史又向近代踏进了一步。从此以后，英法两国虽然继续对立，但“马上比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从斯鲁伊斯会战到卡斯提隆会战，经过了长期搏斗，但奥尔良解围之战却是极大的转机。虽然在战争最后阶段，火药对英国在法国领土的丧失具有很重要的影响，但精神上若无圣女贞德刺激，那么历史路线可能仍然会完全不同。她的真正成就不仅是解救了奥尔良，把战争从香槟带到巴黎城外，而是她使法国人解除了失败已成定局的悲观心态。她使查理七世成为法兰西的理想领袖，她自己也就代替了法兰西的灵魂。查理虽然是个可鄙的动物，可是在她精神感召之下，法兰西王室却成了胜利的象征。如非查理本身软弱无能，而他左右又只顾私利，那么就象阿曼爵士说的，在她第一次攻击之下，就可能把英国人赶出法国了。她虽然以身殉国，但她的精神却永生而不能征服。

约翰·佩恩这样说：这位英勇的卢瓦农家女创造了法兰西民族。在她之前，法兰西境内还是分成许多“部落”，在炮火洗礼之下，加上她的英勇领导，才终于将它们凝结为一个整体。这样，法兰西最后才成了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

世界上有许多重大改变都是事后才为人所发现。虽然如此，查理七世感到胜利在握时，他也记起贞德来了。不仅要使她获得公正的评价，主要还是为了洗清他自己，不让历史记载说他是巫师的伙伴。一四五〇年，他收复鲁昂之后，获得了有关这次审判的一切文件，于是他命令调查这次审判是否合法。但教皇尼古拉五世对此却置身事外，因为他的目的是调解亨利六世与查理间的关系，使他们合组十字军去对付土耳其人——这时他们已经逼近君士坦丁堡了。一四五五年，他的继任者加里斯都三世想劝说查理去对付土耳其人，同意纠正这次审判。一四五六年七月七日，宣布一四三一年的审判是违法的。贞德恢复了“圣女”地位，这是这场战争的尾声。

谢选骏指出：法兰西是靠一个农村女人贞德获救的，甚至是因为这个女人法兰西才能成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但是同时，又是法国人自己出卖了这个女人并导致了她的极为屈辱和惨烈的死亡……这种种情况，使得法国人永远无法成为世界第一了。所以，尽管法国赢得百年战争，除了路易十四和拿破仑风光一时之外，法国鬼子也还是不能挑起大梁的，永远企及不了牛逼哄哄的英国鬼子。法国只能在世界上扮演二流角色。这就是宗教的力量。因为英国毕竟能够判处贞德死刑，然后用女巫的罪名烧死了她。

【大事记（十七）：奥斯曼帝国崛起】

在西面，拉丁王国夹在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在东面，夹在尼西亚的希腊人和鲁姆的塞尔柱人之间。内部有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争斗，加上拉丁及希腊教会的对立，在内忧外侮夹攻之下，它是不可能持久的。一二六一年，结束期来临了：在那一年，尼西亚的希腊皇帝迈克尔得到热那亚人支持，击败了威尼斯人，经过轻微抵抗之后于七月二十五日占领了君士坦丁堡。接着在圣索菲亚大教堂被加冕为迈克尔八世（一二六一——一二八二年），这样希腊的拉丁统治大部分都被消除。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一二七四年，迈克尔同意成立一个宗教同盟，但却未能长久存在。

虽然如此，可是拉丁人占领时造成的损害却还是无法恢复，若非在一二五六年到一二六〇年间，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发动了伟大的蒙古入侵战，毁灭了鲁姆的塞尔柱人，否则这个复活的拜占庭帝国能否比拉丁王国拖更长时间都是疑问。蒙古人入侵时，有个土耳其人部落，本来安居在美索不达米亚，在酋长伊鲁什里尔领导下移到安纳托利亚。因为他们为塞尔柱苏丹服兵役，所以苏丹在埃斯基-谢希尔附近给了他们一块土地放牧，这在马尔马拉海东面，距海岸不超过一百英里。一二八一年，伊鲁什里尔逝世，他的儿子奥斯曼开始扩张领土——由于他的原因，所以这支种族称为奥斯曼土耳其，奥斯曼意译为东方人。由于帝国正陷于无政府状态，当安德罗尼卡三世（一三二〇——一三四一年）在位时，外有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鞑靼人侵略，内有外籍佣兵作乱，所以奥斯曼的发展颇为轻松。在此情况之下，一三二六年，奥斯曼攻占了布鲁萨，以后此地成了奥斯曼对欧洲作战的中心。几个月后他死了，由他的儿子奥克汗（一三二六——一三五九年）继位。

不久，奥克汗决定占领尼西亚和尼科美底亚。一三二九年他攻占了尼西亚，一三三七年攻占了尼科美底亚。然后他就改组陆军，在游方教士贝克塔什建议下，召募了一些基督教徒，号称“新军”。此时，色雷斯又再度被鞑靼人蹂躏，到一三四四年，帝国已经衰弱不堪，为了使奥克汗中立，皇帝约翰五世（一三四一——一三八三年）把女儿狄奥多娜嫁给他。三年后，杜桑率领的塞尔维亚人威胁到帝国生存，奥克汗派了六千人马去欧洲帮助他岳父，击败塞尔维亚人之后他们撤回了。但在一三四九年，他们又出兵二万，将塞尔维亚人赶出了萨洛尼卡。一三五二年，奥克汗的长子苏莱曼又率领另一支远征军进入欧洲，在德莫提卡附近击败了塞尔维亚人。

似乎因为希腊人过于缺乏自卫能力才引起了奥克汗的野心。在此以前，土耳其人渡海进入欧洲，总是以同盟军和佣兵的身份出现，不是防卫帝国就是为了抢劫，或在内战中混水摸鱼。但到一三五六年，奥克汗决定派儿子苏莱曼去征服和占领欧洲。苏莱曼从西斯塔斯渡过了三万人的部队，第二年攻占了亚德里亚堡和德莫提卡。亚德里亚堡就被永久据守，其被占领的日期代表了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欧洲领土的开端。

一三五九年苏莱曼逝世，他的兄弟穆拉德继续据守亚德里亚堡。两个月后奥克汗也死了，穆拉德就继承苏丹王位，就是穆拉德一世（一三五九——一三八九年）。他继续推行其父的征服政策。一三六三年与热那亚人订了一个协定，由他们载运六万人的部队进入色雷斯。三年后，南塞尔维亚部队五万人来攻亚德里亚堡，遭其击败。这次胜利唤醒欧洲注意这个危险。虽然教皇力主组成十字军，但英法两国却正忙于百年战争，无暇对付这个基督世界的公敌。穆拉德还是继续推行征服政策，一三七一年九月二十六日，他在马里乍河边的哈曼里击败了南塞尔维亚王伏尔卡辛率领的七万大军。这次大败更使希腊人陷入毫无希望的境地，不久，约翰五世只好被迫承认苏丹为宗主。

奥斯曼人接着又获得了许多胜利，但在一三八六年，穆拉德从北塞尔维亚人手中夺取尼希时，北塞尔维亚国王拉扎尔——杜桑之子——却组成了一个大塞尔维亚同盟，一三八七年，在托普里卡河岸上获得一次伟大胜利，这次的胜利决定了骑墙分子的态度，克罗地亚人，阿尔巴尼亚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都纷纷加入他的麾下。为了解除这个威胁，穆拉德首先对付保加利亚人，把他们征服之后，就取道库斯登地尔，向旧塞尔维亚进军，在黑鸟平原与联军遭遇——这在乌斯库伯北面约五十英里。穆拉德布阵时，突然有位叫柯比利克的塞尔维亚贵族，乔装成逃兵，设法接近他，使他受了重伤。穆拉德的兄弟巴亚基德接管了指挥权，经过一场苦战——这是塞尔维亚史上最著名的一战——他击溃了联军。拉扎尔被俘，在穆拉德垂死的床前被杀害。奥斯曼人获得了一次完全的胜利；这是塞尔维亚帝国的滑铁卢。直到一九一二年库马诺瓦之战时，塞尔维亚人才获得雪耻的机会。

巴亚基德（一三八九——一四〇三年）绰号“雷霆”，继承穆拉德为苏丹王，他是勇猛的战士，但却缺乏他哥哥的治国之术。一三九二年到一三九三年间，他在色雷斯境内实行毁灭性战争，到一三九四年被迫返回亚洲。

他不在的时候，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二世（一三九一——一四二五年）向西方救援。这次他成功了，教皇卜尼法斯九世发动了一支十字军，人数众多，据说有五万到十万人——多数是匈牙利人——他们在匈牙利国王希吉斯蒙以及勃艮第和讷韦尔两位公爵率领下集结在尼科波利斯。一三九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他们在那里被巴亚基德击溃。这对西方而言是奇耻大辱。

这次胜利之后，巴亚基德的唯一念头就是做君士坦丁堡的主人。一四〇〇年，皇帝曼努埃尔获得博希考尔元帅的增援，他率领一千四百名重甲步兵驶入金角，恰好如期赶到，使加拉太免遭土耳其人攻占。曼努埃尔又访问英法两国寻求援助，一四〇二年才启程返国。

曼努埃尔不在时，君士坦丁堡已完全被巴亚基德包围，处于孤立之中。最后在一四〇二年，他决定突击攻城；但是刚刚开始就接到了蒙古酋长帖木尔的来信。帖木尔是个毁灭性的巨怪，他命令巴亚基德把所有攻占的城市土地完全归还希腊人。一三八六年，帖木尔在征服波斯之后，率领一支由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组成的大军在梯弗里斯河出现了。一三九四年，惊惧于他的西进，巴亚基德匆匆赶回埃尔津詹去抵挡他。但他发现帖木尔并无继续西进的意图，于是又回到欧洲。一三九八年，帖木尔征服印度北部并占领了德里。第二年他回到首都撒马尔罕，然后又出发前往阿勒颇，沿途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杀。阿勒颇被夷为废墟之后，取道耶路撒冷前往埃及，但是因为蝗虫成灾，他的马无草可吃，只好回转。接着，他又攻入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在每个攻占的城门口都堆成人头金字塔。

在大马士革时，帖木尔就发了这封信给巴亚基德。巴亚基德马上解了君士坦丁堡之围，率军回到亚洲。在安哥拉与帖木尔遭遇，帖木尔切断了他的水源，迫使他于一四〇二年七月二十日接受会战。巴亚基德的军队被击溃，他本人成了俘虏，次年死于撒马尔罕。这次胜利之后，帖木尔继续向西运动，一路毁灭所有城市，屠杀一切居民。奥斯曼的首都布鲁萨被焚毁，尼西亚，盖姆利克以及许多其他城镇都被夷为平地。士麦拿经过十四天围攻也被攻陷，居民照例被屠杀尽净。然后帖木尔从士麦拿返回首都撒马尔罕准备入侵中国。在准备之中于一四〇五年逝世，享年六十九岁。

亚洲游牧民族的进攻使基督教世界受到极大震惊，西方国家听到帖木尔的胜利消息之后都感到欧洲的沦陷已经无可避免。但是后来得知他已经东撤，希望又复活了，至少基督国家似乎可以置身事外，而且若能组成联合阵线，一定可以击败奥斯曼人，并很容易的将他们赶出欧洲。机会是很大的，而且延续了十年之久。直到一四一三年，巴亚基德三个较大的儿子，苏莱曼，穆萨和穆罕默德间的继承战争才算结束。当穆罕默德重建苏丹国时，他在欧洲的领土已经缩小到只剩亚德里亚堡本身。如果基督教徒能够团结一致，好比希波战争中的希腊人一样，那么他们趁安哥拉之战的机会一定可以攻克亚德里亚堡。果真如此，那么奥斯曼在欧洲的势力就可能完全被消灭，因为亚德里亚堡是一个重心。

欧洲人却放过了这个天赐良机，在穆罕默德结束继承战争的同年，英王亨利五世却正与勃艮第公爵缔结同盟以争取法国王位。胡斯战争也同样正使中欧血流成河。更糟糕的是从一四〇二年到一四五四年之间，意大利境内的米兰人，威尼斯人和佛罗伦萨人也在不断混战之中，所以一切对付土耳其人的努力都为之瘫痪。如果阿让库尔之战是在东方而不是西方进行，那么安哥拉之战——尽管是两个亚洲国家的战争，但在历史上却是为保存基督世界而进行的最具有决定性的会战之一。

穆罕默德一世（一四一三——一四二一年）一生中都忙于在混乱中建立秩序。他是重建者而不是征服者。他的继承人穆拉德二世（一四二一——一四五一年）却与他相反。因为帖木尔的入侵，许多土耳其人纷纷向西流动，所以他的兵力来源不成问题，在他的朝代结束之前，整个巴尔干都已屈服在其铁蹄之下。

一四二二年他开始围攻君士坦丁堡，但因为在卡拉曼尼亚发生了叛乱，不得不放弃这个企图。不久，皇帝约翰六世（一四二五——一四四八年）也同意向他纳贡。一四三〇年，穆拉德重占萨洛尼卡，攻下了乌斯库巴，侵入了特兰西瓦尼亚，并于一四三五年围攻贝尔格莱德。四年后，为了获得西方援助，在佛罗伦萨会议中，约翰同意教会合并，结果到第二年，教皇才号召所有基督教国家共同对付土耳其人。匈牙利国王弗拉基斯拉夫接受了号召，于一四四一年命令匈牙利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总督把土耳其人赶出塞尔维亚境外。接着在库斯提尼查附近，土耳其人又遭受一次惨败，于是在一四四二年，穆拉德与匈牙利王之间订立了休战条约。不久，在尤里安大主教建议下——因为与异教徒之间的誓约可以不算数，由基督同盟破坏了条约。穆拉德大怒，引兵进攻，在瓦尔纳击败了联军。

一四四六年，他摧毁了科林斯地岬的要塞工事，蹂躏摩里亚，两年后又准备侵入阿尔巴尼亚，那是由著名的卡斯提特里奥塔据守的。此时在教皇尼古拉斯五世指导下，匈牙利在黑鸟平原上集中了二万四千人的部队——包括匈牙利人，波兰人，瓦拉几亚人和日尔曼人。穆拉德放弃了入侵阿尔巴尼亚的计划，率领十万人去对付他。

一四四八年十月十八日会战开始，直到十月二十日才结束。结果穆拉德大获全胜，匈牙利贵族的精英共八千人伏尸战场之上。对匈牙利和西欧而言，这次失败可说是巨大的悲剧。此后多少年中，土耳其人对其在多瑙河北岸的敌人已经不必有所畏惧了。除海上交通以外，君士坦丁堡已经完全孤立，象已经熟透了的苹果，只等落下了。一四五一年，穆拉德死于亚德里亚堡城中，继承他的是儿子穆罕默德二世（一四五一——一四八一年），绰号叫“征服者”。

谢选骏指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一大悲剧。现在美国人去那里都需要签证，连索非亚大教堂都变成了魔鬼之地。但是，如果没有这一幕离奇的安排——连阿拉伯大军都无法攻克，却被几个土耳其乞丐攻陷了——“地理大发现”就没有动力实现了。这就是“历史力学”的奇妙。

【第十八章：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一四四九年七月六日，皇帝约翰六世逝世，他的兄弟君士坦丁十一世继承帝位。君士坦丁一世的时代，东罗马帝国的领土包括全部巴尔干半岛（依里利亚除外），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昔兰尼加等地，现在却只剩君士坦丁堡的一座孤城。约翰除了维持这个卑贱“现状”外没有做其他事，为了安抚敌人，当苏丹在瓦尔纳获胜之后，他甚至还派人去祝贺。拜占庭的教会和贵族也同样谄媚，至于拜占庭人民，米贾托维奇在《希腊末帝君士坦丁传》中说：“这个民族变得暮气沉沉，既不主动也无意志。在皇帝和教会面前，他们匍伏于埃尘之中；转过身来他们却挥拳顿足。上面是暴政和压榨，下面是仇恨和懦弱。无论朝野上下都充满了残酷和伪善风气，外表的虚伪代替了真正的文化，浮华的语言掩盖了真正的思想。政治和社会组织都同样腐朽，民族精神已经衰老，没有一点弹性。在虚假的爱国思想之下，大家都只重私利而忽视公益。

这种卑劣的状态，部分是由于多年来罗马想统一拉丁和希腊两个教会的企图造成的。拜占庭人民的心已经被这个神学问题占满，所以无法再容纳其他东西。尤其在那个时代，宗教又与政治不可分离，宗教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足以阻止建立战略同盟。而没有这种战略同盟，那么欧洲对抗土耳其人的东大门就象没有门闩一样。

虽然两个教会的对立始于五世纪，但直到十一世纪矛盾才变得尖锐。一〇七三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说：“宁可让一个国家永远受伊斯兰教徒统治，也比让那些拒绝承认天主教权利的基督徒统治好一点。”仇恨发展到如此地步，在一四三九年，佛罗伦萨会议虽然同意教会合并，而且也获得君士坦丁堡的红衣主教伊斯多尔认可，可是在一四五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大公爵鲁卡斯·诺塔拉斯却宣布说：我宁愿看到这座城市落入土耳其人手中，不愿让它受拉丁支配。甚至在围攻时期，情况已经十分严重，史学家杜卡斯还在说：“即使有一个天使从天而降，对他们说只要肯与罗马教会合作，就可使该城不被土耳其人攻占，希腊人却还是会拒绝。”

即使合并已被承认之后，西方国家对希腊人的援助也极为有限。在金角北面，君士坦丁堡郊外，热那亚人在加拉太的殖民地在这次战争中始终严守中立，而其他国家的援助也都是用物质来换取的。日尔曼皇帝腓特烈三世只空谈而不动手。阿拉贡、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国王阿方索也一样。匈牙利虽然愿意援助，但却要求以希利维亚或美什布里亚两地作为交换条件。加泰罗尼亚国王则要求莱斯沃斯。只有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教皇真正给与了若干援助。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是怕他们的贸易受到损害，而教皇则是因为合并已被承认：这被认为是值得红衣主教伊斯多尔和两百名士兵的！

在基督教方面只有分裂和软弱现象，但土耳其人方面却是一支有活力的年轻民族，在坚强领导之下联合一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一四五一——一四八一年）是穆拉德二世和一位美丽的阿尔巴尼亚女奴的儿子，他也是东方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一四五一年二月初他父亲死亡时，他只有二十一岁，他在马格尼西亚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用最快速度行动，越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加里波利，然后赶到亚德里亚堡。他于二月九日到该城，立即被宣布为苏丹。

下述行为就可看出这个人的性格：他第一个行动就是溺死他的婴儿兄弟，第二个行动是杀死他所雇用的凶手，第三个行动是把这个孩子的母亲嫁给一个奴隶。他的外表很漂亮，身材中等，有一个长鹰钩鼻，似乎挂在嘴巴上，他的嘴唇红而且薄，半隐在长须下。似乎有点神经质，易怒多疑，他对朋友猜忌，而对敌人残忍。他被称为“饮血者”，君士坦丁堡被攻占之后，他把被处决的敌人人头都放在面对他的桌子上。他很少笑，偶然发笑的情形却是这样：一次他听说瓦拉几亚王子德拉库尔，因为他的使臣不肯在朝见时取下头巾，就把他们的头巾用钉子钉在他们的头上。他不禁莞尔发笑，因为他觉得很有趣，并且也立即采用这种毒刑。另一次，是当他听说德拉库尔把几千名土耳其俘虏都一一钉死，他又笑了，并且恭维说：“一个王子能做这样大的事，要想把他赶出去实在是不可能。”虽然如此，他却非常聪明，她的继母布兰科维奇也是文化水准很高的妇女，对他颇有陶冶之功。对一个土耳其人而言，他极其罕见地精通五种外语，能说、能读、能写——包括拉丁、希腊、阿拉伯、迦勒底和波斯文，甚至还有斯拉夫文。在他一生当中都忙于追求知识，极爱读书。他精通哲学，神学和占星术，而且也爱好波斯的诗词和艺术。正如芬雷所说：“他集青年人的英勇进取与老年人的审慎智慧于一身。”这种结合为他的军事天才和治国之术构成了智慧基础，在这两方面如果不是最出色的，也是很杰出的。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都是他的楷模，他对居鲁士、亚历山大、凯撒、屋大维、君士坦丁和迪奥多希的传记都有深刻研究。就象特塔迪说的：他是想征服世界，想比亚历山大和凯撒以及任何过去的人物更伟大。

从他用兵来说，主要的是靠数量取胜而不是依赖技巧。虽然他一再被匈牙利和斯康德堡——即卡斯特里奥塔——所阻止，而且也曾被罗德岛人和波斯人击败，但他的治军之术还不算太差。和许多其他苏丹不同，他总是亲自统帅军队，战争是他的生活也是他的梦想。一切都由他自己作决定，不受任何干涉，也要求部下保持严明军纪。就如吉本所说：“如果一个主人永远不忘记部下的过错，就没人敢不服从他的命令。”

他精力充沛，能吃耐劳苦，而且神出鬼没。他常常化装微服出行，混在部队中偷听他们谈话，如果有任何人发现了他，那个人就活该倒霉了，即使是对他表示欢迎也难免不被立即处死。

一次他讲到自己的秘密准备时说：“如果我的胡子中有一根知道我的秘密，我也会把它拔掉，丢在火中烧毁。”他的计划总是很彻底，准备很周密；他的运动很快，失败了他从不气馁，而且从不让敌人有卷土重来的机会。他侵入欧洲各省区前后达二十次之多，使它们屈服于自己的意志之下，更重要的是他对炮兵技术十分精通，在历史上，他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个真正伟大的炮手。

作为政治家时，他深居简出，使自己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让他的臣民感到他是超自然的权力——一个神。他也是第一流的行政家，机智而宽宏的统治者。他对所征服的地区也知道如何进行组织，他把次要的东西让臣民去处理，而对首要的东西却控制得很紧。

他在青年时代就把攻占君士坦丁堡作为志愿，所以即位之后马上就去实现这个理想。第一步，他宣布承认穆拉德与君士坦丁之间所订的条约，并特别表示出和平意图。其次，为了避免背面受到卡拉马尼亚酋长攻击，他首先将其征服——一四二二年，类似攻击曾迫使他父亲从君士坦丁堡解围而去。他又与威尼斯讲和，与匈牙利签订了三年期的休战条约，并且同匈牙利，瓦拉几亚和波斯尼亚建立了和平关系。吉本说和平是在他的嘴上而战争却在他心中，最后，他记得他父亲在瓦尔纳战役中为把部队渡过加里波利，每名士兵花了一个“杜卡”（约九先令）的通行费，决定不再受这种损失。当巴亚基德修建安纳托利亚-希萨要塞时，土耳其人已经成为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海岸的主人，他现在决定还要做欧洲海岸的主人。一四五二年三月，他命令一支部队和五千名工人，在君士坦丁堡以北不远登陆，建立特强的罗米里亚-希萨要塞。希腊人称之为“割喉堡”。巴尔巴罗在他的围城日记中这样写道：这个要塞面海的一边特别坚固，绝对不可能被攻克，因为岸上和城墙中布满了炮台。在面向陆地的方向也非常坚固，但比起海上这面却略有逊色。六个月后工事完成了，君士坦丁堡与黑海各港口之间的一切交通完全被切断，也就使其丧失了来自乌克兰的主要粮食供给来源。于是穆罕默德率领一支部队——据说为五万人——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外，目的是为了侦察敌情。一四五二年九月六日，他撤回亚德里亚堡去完成他的准备工作。

土耳其陆军分为三种不同类型的部队：（一）新军，（二）杂牌部队，（三）地方团队。新军已经成了正规常备军，人数在一万二千到一万五千之间，是十五世纪最精锐的部队。没有一个基督教国家，包括查理七世时代的法国，能拥有一支可以与他们相比的部队。从穆拉德一世的时代开始，他们的征募就是对基督教省区采取“血税”方式。每个省区每年都要担负一定配额，交出七岁到十二岁的男童若干，并且必须是体力和智力均优者。这些不幸的孩子就被强迫改信伊斯兰教，并接受极严格的训练。他们不准结婚，不准享受奢侈生活，也不准做生意和累积私产。他们是军事性苦行僧，当他们老到不能服役时，国家就给予抚恤金。第二种部队与“新军”完全不同，是由土耳其人和叛教的基督教徒组成的乌合之众，装备也非常低劣。第三种部队大部分是从安纳托利亚召来的，也只稍好一点。贝特朗登在他的游记中对土耳其陆军的情形和战术有详细记载。他说，奥斯曼的军人都穿着锁子甲，一直盖到大腿，头上戴着白色尖顶帽，饰有铁片。他们的武器为弓，剑和槌矛。土耳其军人对上级绝对服从。他们获得巨大征服效果的主要原因就是纪律严明。初发现敌军时，他们只是监视不动，然后突然的用强行军袭击敌人，他们在尼科波利斯就是这样。他们的战术也经常随环境而改变。当发现有利时机，他们会分成几个支队同时向敌军各部进攻。他们退却时更可怕，基督教国家的军队常常就这样被击败。当他们的将领或军官发现追击中的敌人已经秩序紊乱时，就把一个小鼓敲三下，马上依照情况同时实行反击。在会战中，他们也使用其他计策。他们会把火器射到敌人骑兵行列中，惊吓马匹。他们在正面常布列一大批强悍难驯的骆驼，他们把骆驼赶入敌人阵中，造成极大混乱。

比“新军”更重要的还有穆罕默德的炮兵。这些人主要都是基督徒。克里托布拉斯在《剑桥中古史》中说：那是火炮决定了一切。穆罕默德共有十二三个“大炮”连和十四个“小炮”连，每连有火炮四门。他的最大火炮是在亚德里亚堡铸造的，铸造技师是个匈牙利人或瓦拉几亚人，名叫乌尔班。它的炮管分十二片，每片八英寸，总圆周九十六英寸，据计算其射出的石弹应该重达一千四百五十六磅。这个巨大武器需要六十头牛来拉曳，并且旁边有二百人一起才能保持正确行进路线，另外还有二百人在前面平路。每次装弹的时间为两小时，所以一天只能发射六到八次。据法朗西斯在《奥斯曼帝国史》中的记载，这门大炮后来爆炸并炸死了乌尔班。

围攻开始时，巴尔巴罗是参战者，他说在金角和马尔马拉海间，围攻军总数约为十五万人。佛罗伦萨军人特代迪说共有二十万人，有十四万人为正规军，其余则为强盗，土匪和其他随军发财者。（注：这些数字都不可靠）。穆罕默德的舰队不太有效，大致有一百四十五艘到三百五十艘战船，样式各有不同，大多数都是小船。

君士坦丁能够用来对付这个可怕敌人的，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之外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在城内和金角港也只有一些佣兵和少数破烂的快船。虽然城市中有近百万居民，但当君士坦丁召集自动入伍的战士时，只有四千九百七十三人应召。尽管人民的表现如此怯懦，君士坦丁皇帝却英勇的准备开始进行这场无可避免的生死搏斗。

君士坦丁的第一步就是修补城墙，它们早已颓废不堪。除了加拉太这部分现在已落入中立者手中以外，这些城墙环绕整个城市，周长约十三英里。从地形上来说可以分为三部分：

（一）迪奥多希二世的陆墙，是五世纪修建的，长四英里，南面从马尔马拉海和金门直到北面金角上的木门和布兰彻宫。

（二）海墙，沿金角这一面，从木门到卫城，大约长三英里半。

（三）海墙的延长部分，在马尔马拉海这一面直到金门为止，约长五英里半。

虽然上述海墙都只是单层建筑，不过陆墙却有三层：

（一）内层高四十英尺，有一百一十二个碉楼，每个高约六十英尺；

（二）外层高二十五英尺，也有碉楼；

（三）前面有一道胸墙，由护城河内壁构成，护城河有六十英尺宽，十五英尺深。

在每道城墙间隔有二十码空地，内墙与外墙之间叫作“Peribolos”，外层与胸墙之间叫作“Parateichion”。

为了方便作战，陆墙又分为三个战术区域：（一）从金门到圣罗曼努斯门，（二）从圣罗曼努斯门到亚德里亚堡门，（三）从亚德里亚堡门到木门。莱库斯溪流过第二区，以西地区叫作“Mesoteichion”。

主要港口是金角，南北两边都有海墙保护，向博斯普鲁斯的出口有大铁链保护——这在第十二章已经说过——并且还用大木柱增强，在这后面集中着拜占庭帝国的舰队，围城战开始时，大约有二十六艘船，十艘是希腊人的，十六艘是威尼斯人的，由特维萨诺指挥，担负防御工作。

虽然城中适合兵役年龄的男子共有二十五万人之多，但君士坦丁能召集的战士还不超过五千人，外籍军人数量虽少却非常有价值，但也只使他的兵力增加到八千人。第一批到达的增援是教皇的代表伊斯多尔红衣大主教率领的二百人。他于一四五二年十一月驶入金角，可是他的到来徒然加深了东西间的仇恨。同年十二月十二日，依照佛罗伦萨会议的条件，他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教会合并的庆典，结果在金迪纳乌斯（以后他做了大主教）鼓动之下，人民发生了公开暴动，群起表示反对。所以从围城战一开始，希腊人就宁愿牺牲其政治独立而不肯放弃宗教仇恨。（注：有一个因素对土耳其方面绝对有利。凡在已被占领的地区中，希腊正教的主教被承认在民事和宗教两方面是基督教社会的代表。）接着在次年一月，热那亚名将约翰·吉斯提尼亚尼也带了七百人，分乘两艘大船来到。与他同来的还有一位有经验的日尔曼炮兵专家，也是军事工程专家格兰特。

吉斯提尼亚尼的到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不仅他带来两艘强大的战船和七百名精兵，其中有四百名装备了完整的盔甲，更重要的是他是这个时代的名将之一。他是一个高明的领袖，具有超人的精力，机智和勇气。当他把剑献给皇帝之后（表示效忠），君士坦丁就指派他为城防总司令，赋予指挥的全权——只比独裁者差一点。他到来之后，君士坦丁堡城中才现出一线希望。

此时穆罕默德已经把博斯普鲁斯的两个拜占庭小据点——塞拉皮亚和斯图迪姆——毁掉了，所有守军均被钉死。接着用燃烧硫磺的办法把普林基波岛要塞中的守兵熏了出来。到一四五三年四月五日，他出现在陆墙前，把部队分为四个军：

（一）由扎甘指挥，监视加拉太，并在金角西端架桥，准备攻击木门。

（二）由卡拉雅指挥，攻击从木门到亚德里亚堡门之间的城墙。

（三）由伊萨克指挥，攻击从圣罗曼努斯门与金门之间的城墙。

（四）在莱库斯河谷，夹在（二）（三）两军之间，穆罕默德集中了精兵，由大将哈里指挥，这是主攻地点。为了监督作战，他把红金两色的御营帐幕，也设在这个地区后面。

君士坦丁也看出敌人主攻将要打击的地区，就把自己的指挥所也移到里。他把陆墙中段交给吉斯提尼亚尼负责。在北面，由博加尔迪兄弟，安东尼，保罗和格兰特等人负责。南面则由康塔利尼等人负责。其他方面的城墙和港口都只有极少守军，许多碉楼中只有三四名士兵守卫。

四月十二日，土耳其舰队在保加利亚叛教者巴尔托格鲁率领之下，已下锚于普林基波岛港中。大炮也已推进到了护城河边，面对着莱库斯河谷地区的城墙。伴随着击鼓声和几千人的紧张呼喊，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组织的炮击开始了。米贾托维奇在《斯拉夫编年史》中说：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在博斯普鲁斯海岸都没有听见过这样响的声音。虽然如此，这却是个非常缓慢的工作，要两个小时才能装好一发炮弹，所以一天只能发射七八次。

炮兵攻击持续了好几天，但实际效力却非常有限。直到有个匈牙利使者告诉伊斯兰教的炮手不要这样浪费弹药，而应集中火力攻击城墙的三角形地区。法朗西斯认为匈牙利人是希望君士坦丁堡被攻陷的，因为有位塞尔维亚隐士曾预言，除非这个“异端”巢穴被毁灭，否则基督世界将永远无法肃清土耳其人的祸害。虽然这个“基督徒”的帮助对土耳其人很有帮助，但是城墙被轰毁之后却迅速修好。所以到四月十八日，穆罕默德实在感到不耐烦，就命令对城墙和铁链封锁线同时发动总攻。

发动攻击时，土耳其兵喊着“Yagma！Yagma！”的口号（抢呀！抢呀！），在各种怪叫声中，他们冲向壕边。据《斯拉夫编年史》记载：“枪炮声，摇铃声，武器碰撞声，战士喊杀声，妇女的哭声，儿童的尖叫声，造成如此巨大的响声，大地都在发抖。城上城下到处都是浓烟，战斗人员最后彼此都看不清楚了。”但是吉斯提尼亚尼却已有了准备，他命令各种火器和弓弩一同发射，可怕的火力马上把攻击者赶回壕中。同时，诺塔拉斯大公也击退了海军攻击。穆罕默德对这次失败感到十分愤怒，他就要把自己人的死尸装在抛石机上抛进城去。部将力劝他不必如此，却很难发生作用。（注：这并不是一种新的观念，在一四二二年的卡罗尔斯坦围攻战中就用过这个办法，而且还加上了二千车粪便。）

这次攻击失败两天后又发生了意外事件，引发一次惊人的海战。三月，有三艘大型的热那亚战船，载运部队和弹药前往君士坦丁堡增援，在希俄斯岛边由于遇到逆风，延误了很久。他们在那里一直停到三月十六日，风向转南，才扬帆继续前进。中途又遇到一艘巨型帝国运粮船，就一同前进，于三月二十日上午十时望见了圣索菲亚教堂的大圆顶。

一听到他们接近的消息，穆罕默德马上命令舰队出海，击毁或捕获这些船支。他自己率领幕僚人员和大批部队也赶到加拉太海岸观战。他看见一百四十五艘土耳其战船划桨进攻，照他看这四艘基督徒的船只一定可以到手的。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和屋顶上也有千余人观战，他们的想法与苏丹也大致相同。

欢呼声中，巴尔托格鲁向敌船直进，但是因为风力极强，这些大型热那亚战船带着那艘运粮船，从他的舰队中硬撞过去，一路撞坏不少土耳其战船。接着当他们绕过希拉格里奥角时，因为风力减弱才被围住。苦战开始了。土耳其人想勾住他们向船上爬，纷纷被战斧砍落。火箭，希腊火瓶、标枪都向他们投掷，火器的弹丸也在甲板上打滚。这样苦战了两小时。穆罕默德在岸上大声喊叫，并时时装着要跃马下海，督促他的海军将领奋战。突然有一阵好风吹来，港口的锁链下来，四艘战船马上又冲破重围，进入了港口。

穆罕默德盛怒之下，命令处死巴尔托格鲁。诸将请求赫免。他就命令四个奴隶把他按平在地上，亲自用手杖重重地打了一顿。

虽然再度遭到挫败，可是穆罕默德的地位还是一点没有动摇。他看清楚最重要的是获得对金角的控制，一旦金角到手，他就可以威胁北面的海墙，迫使君士坦丁分散其微弱的兵力。所以他决定——也许是加拉太的某位热那亚人的建议——把他的一部分舰队从博斯普鲁斯海岸拖过一段陆地，运到一条在加拉太西面流向金角的溪中。他说做就做，马上动员了几千人，平整土地并建好一条木质轨道，上面涂上黄油。在炮兵掩护下，有七十多艘战船被拉上陆地，送入溪中，滑进了金角。这个出人意料的行动使希腊人大为惊恐。但他们发现敌船并未立即进攻，又恢复了勇气，决定对其进行夜袭，却受到激烈抵抗，大败而归，这是因为有个加拉太的热那亚人把这个秘密泄露给土耳其人了。此时，为了使两翼能够连接起来，穆罕默德又命令在这个角上建造一座浮桥，长二千英尺，宽八英尺，这也很快完工了。

现在拜占庭人感到彻底丧气了，有人建议君士坦丁皇帝为了个人安全还是逃走为佳。他静静听完之后回答道：“谢谢你所给与的一切忠告。但在这种危难之中，我怎能够舍弃我的信仰，朝廷和人民呢？世上对我又会怎样评论？我的朋友，求你们不要再向我说这种话。而且也希望你们永远不离开我，我也永远不离开你们！我决定在这里与你们死在一起！”说到这里，皇帝把头转向一边，因为早已热泪盈眶。在座之人无不掩泣。

君士坦丁的决心使防御获得了新生，可是情况还是非常危险。除非接济能够马上到达，否则敌人不攻城，迟早也会饿得受不了。所以在五月三日，用一艘小快船，由十二个人驾驶，冒充土耳其船溜了出去，想去寻找教皇所允诺开来的舰队，这是假设在北方海面上出现的。在这些日子中，炮轰始终未停，五月七日和五月十二日，土耳其军分别以三万人和五万人的兵力向圣罗曼努斯门的附近城墙猛攻，每次都被吉斯提尼亚尼击退，杀伤无数。

由于新的补充部队不断到达，所以土耳其人的兵力日益增多，现在却反而变得对守方有利了，因为穆罕默德的补给问题也已变得十分困难，除非他能在月底攻陷这座城市，否则就只好按旧例自动撤军。他发现无法控制已被轰毁的城墙并阻止敌人修复它，结果在五月十八日的突击中，想出一个新的办法，使用巨型木楼——称为“攻城楼”——来作为掩护工具。木楼被拖到壕边，从那上面向城墙上发射出可怕的火力。吉斯提尼亚尼将火药桶滚入护城壕中，把它们炸毁了。苏丹惊叹说：“我为什么不把这个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呢？”他企图用贿赂收买他，但却无效。

硬攻和木楼都失败了，剩下来最后一个办法就是实行坑道爆破。尤其是在亚德里亚堡门和卡里加里亚附近最为合适，卡里加里亚位于布兰彻宫附近，城墙只有一层。五月十五日开始挖掘坑道，直到五月二十五日，土耳其人作过好几次不同的尝试想炸毁城墙。但格兰特却是军事工程专家，每次都用巧妙手段，使敌人的企图成为泡影。他不是把敌人工兵炸死就是闷死，要不然就淹死。有时也派勇士钻入地下，用短刀，战斧将敌人杀死。（注：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坑道中使用火药。）

这样一再失败，而且又有谣言说匈牙利军队已从北面开来，教皇的舰队已从南面开来，结果使土耳其人的士气大为低落。甚至他们号称无畏的领袖也开始感到怀疑，他引诱君士坦丁皇帝有条件投降，但遭到拒绝，于是在五月二十六日（或二十七日）召集了军事会议，征询诸将意见。他的大将哈里一向反对围攻该城，现在力主放弃。但他的政敌扎甘却反对，他提醒苏丹说，亚历山大曾用更少的兵力征服了全世界。他激昂慷慨的说：

“大王啊！你深知就局部而言意大利是四分五裂的；就全体而言所有法兰克国家也都一样。因此这些异教徒不可能联合一致来对抗我们。基督教徒永远不会联合一致的。他们之间经过长期争斗之后也会缔结和约，可是和平却从来不会维持太久。甚至他们尽管有同盟条约，却仍不能阻止彼此间对领土的争夺。他们总是互相猜疑。毫无疑问，他们想得多，说得多，解释得多，但是最后却做得很少。他们决定要做什么时，他们总是在开始行动之前就浪费了太多时间。假如他们已在进行什么事情，也决不可能持续太久，因为他们对进行的方法，彼此间也总是难免争执。所以，大王！不要放弃希望，请你马上下令，让我们继续攻城。”

苏丹听完这番鼓励之词，不禁大喜，立即决定在五月二十九日，同时从陆海两面发动总攻。

炮轰持续不断的时候，穆罕默德决定了他的攻击计划，这是一次陆军和舰队的联合行动。舰队的目的还是和上次一样，只是用火力钉住海墙上的防御者，使他们无法向陆墙方向增援。他选择了三个主要目标：

（一）夹在提克法尔·西莱与亚德里亚堡门之间的城墙。

（二）在莱库斯谷中，大约在亚德里亚堡门附近的城墙。

（三）第三军事门，大约在圣罗曼努斯门与金门的中间。其中又以前两个地区为决定点。

攻击将不分昼夜，不准中断和暂停，直到守军力竭之后，再发动最后突击就不会遭到太大的反扑。据说穆罕默德说：“我决定采取连续不断的攻击，把生力军陆续投入，消耗敌人使其不再有抵抗能力。”计划决定之后，他就命令舰队在海墙方面不断吸引敌方火力，并命令扎甘越过金角南边，攻击最北面的目标。最后，他开始集中大量物资：二千张云梯，铁钩（用来拉倒填补缺口的栅栏）和大量的柴薪（用来填充壕沟）。

在他感召之下，土耳其军队有如触电一样，马上开始行动，在五月二十七日到五月二十九日的两个夜间，他们营帐中灯火通明，构成一个光圈包围着整个城市。五月二十八日上午，苏丹首先视察了现由哈蒙指挥的舰队，然后骑马环绕全军，发现一切都准备好了。

当土耳其全军充满了热情和信心时，危城中的人们已经感到希望断绝了。五月二十三日，那艘勇敢的小船回来，报告没有找到任何增援舰队。这个消息使居民心中最后的希望火焰也熄灭了。于是到处都传说灾难的预兆已经显现：有人看见偶像在出汗，有人听到各种怪声，有人看到大教堂圆顶上有奇怪的亮光出现。

现在守军总数只剩下四千人，其余居民既然不能拿起武器杀敌，所以除了祈祷奇迹出现以外无事可做。可是在这种死气沉沉的环境中，仍有一个人能保持庄严和勇气。那就是君士坦丁皇帝——东罗马帝国开国和最后的皇帝，恰巧是同一个名字。在五月二十八日到二十九日夜间，他向部下（希腊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都有）致词说：“我的朋友和兄弟们，让我们一起战斗，以求获得自由，荣誉和永恒的记忆！现在我把我的皇笏交给你们，希望你们能拯救它！王冠在天上等候你们，而在地上，你们的英名将永远为人所铭记。”大家都高呼道：“愿我们为信仰与祖国而死！让我们为上帝的教会和我们的皇帝陛下而死！”

接着大家集合在圣索菲亚教堂，在啜泣和哭喊声中，在这个“圣智”教堂内，举行最后一次基督教弥撒。根据拜占庭的资料，埃德温·皮尔斯对这次仪式有如画般的记载（见《希腊帝国灭亡史》一书）：

皇帝和所有能抽出时间的领袖人物全部参加了典礼。这个建筑中最后一次站满了基督教大人物。不用花多大精力就可想见当时的悲壮景象。教堂内部是基督教艺术家所能创造的最美丽的作品，尤其当这许多达官贵人高冠长剑地站在一起，更是显得庄严无比。除了勇敢的的拜占庭皇帝以外，军人和教士，君士坦丁堡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也都参加了。所有出席者都知道浩劫即将来临，同时也都感到这么多年来，他们之间争持不下的仇恨是如何渺小。但是在这最美丽的教堂中，在这位最后的勇敢皇帝面前举行这种告别仪式，实在令人黯然神伤。如果说布莱斯先生对查理曼大帝的加冕和一个帝国的诞生所作的描写是历史上最生动如画的一页，那么这场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中的最后的基督教礼拜仪式就可说是历史上最富悲剧气氛的一页了。

仪式完毕之后，君士坦丁皇帝就面对落日策马西行，他带着吉斯提尼亚尼和法朗西斯，在暮色中到了圣罗曼努斯门后方。因为守兵数量已太单薄，所以皇帝决定：由于人力不足以防守两道城墙，而且外层城墙并未全毁，决定坚守两层城墙间的“空场”。为了保证不让任何人离开，他命令把通向场中的一切“军事”门都完全封锁，在所有防御者各就各位之后马上上锁。所以大家必须死战到底——不是将土耳其人击退，就是战死在岗位上。

快到午夜时候，皇帝亲自巡视莱库斯河谷这段城墙。夜色黑暗有雾，有大雨点开始降落，突然之间，土耳其营中的灯火全灭。差不多直到五月二十九日凌晨一点半时都万籁无声。接着突然号声，鼓声和喊声同时大作：这就是全面总攻开始的信号。莱库斯地区是主攻方向，穆罕默德把部队分为三个梯队：杂牌军，安纳托利亚的民兵和新军——最差的在前面，最好的在后面。第一批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消耗守军的精力和弹药。在大混乱之中，数以千计的杂牌部队冲过已经填满了一半的壕沟，把云梯架在栅栏上——这已经代替了外墙。于是马上遭到了各种射击武器，希腊火和沸油反击。混乱之中他们纷纷退了回来，可是后面却有“军士”组成一条督战线，用铁质的槌矛和链鞭强迫他们再攻上去。

最后穆罕默德撤回第一梯队，改派第二梯队上前，战况变得空前激烈。有些人甚至已经突入到了空场之内，但却被吉斯提尼亚尼赶出来，因为他的士兵全部装备盔甲，所以不易受到伤害，这次攻击失败之后，最后一万名“新军”才开始进攻。如巴尔巴罗所说，他们都是百战精兵，视死如归，象狮子般向城边奔去，吉斯提尼亚尼所率领这一小队精兵，马上就用刀剑、战斧、长枪、长矛去迎敌。先头的敌军被砍死无算。不久就发展成为激烈的肉搏战，双方相持不下，迟迟不分胜负。当这两支精兵拼死战斗之际，在北面约半英里远的地方却发生了意外事情，结果终于使这座城市沦陷。

在迪奥多希长城的三道墙与围绕提克法尔·西莱宫和布兰彻宫的单层墙之间有个小门，通常被称为竞技场门，一二〇四年，伊萨克二世皇帝将它堵塞了，最近才重开。在这次攻击中，土耳其军冲过壕沟，占领了外围的空地，有五十多“新军”突然发现这个城门没有设防，从那里冲进来了，其他人也随之冲入。他们到了内层空场后，就从侧面攻击防御者，使城外的土耳其军可以爬上城墙。他们上城之后，就扯下“圣马克”旗，升上了土耳其旗。接着他们就开始抢劫这些宫殿。可是博加尔迪兄弟很快就重新收回失地，塞住了缺口，事情似乎已经平息。

但是命运之神偏偏与防御者作对，在莱库斯谷地的三次攻击被击退之后，皇帝高声向他部下喊道：“为了上帝，你们应勇敢作战！我看到敌人撤退时已经秩序纷乱！若上帝保佑，我们将获得胜利！”可是正当他说话时，突然一颗炮弹飞来，击伤了吉斯提尼亚尼。（注：五月二十七日，他已经负了一次伤）这次伤势很重，流血不止，极端痛苦之中，他要求到后方去治疗。虽然皇帝力劝他不要走，但是他实在痛得太厉害，所以拒绝了皇帝的要求。只好开了一个军事门把他抬回去。（注：他被抬回到他自己船上，送回巧斯。死于中途，埋在圣多米尼加教堂中，墓碑上还记载着他的英勇事迹。）

威尼斯历史家认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偶然事件。他们说接着就发生了恐怖现象，于是城墙被攻破。因为他们憎恨热那亚人，似乎故意把一切责任都推在吉斯提尼亚尼头上。他撤回后方时曾引起相当混乱，这个说法也许是正确的。从穆罕默德有经验的眼光看来，对这种机会当然不会放过。所以在一个土耳其巨人哈桑领导下，“新军”又回过头来进攻。虽然如此，哈桑本人还是被击毙了，他的部下也被击退，由此可以证明守军的战力并未减低。事实的真象是：从竞技场门中冲入的土耳其军，因为发现退路已经被博加尔迪兄弟切断，就向南往亚德里亚堡门方向流窜，就又到了圣罗曼努斯门，从侧面攻击守军，这才使苏丹能够发动第五次攻击——也是最后一次——终于冲入了中间的空场。

攻击正在发展之时，后方有人喊着说城已经破了，似乎有人看到亚德里亚堡门附近的一个碉楼上已经插上了一面敌旗，所以谣言似乎得到了证实。虽然并非事实，可是恐怖现象却已发生，无法挽回了，有好几千敌军已经冲进空场。这时，皇帝正从另一段城墙上回来，发现这个情形，就打马向空场奔去，一面号召部下跟着他冲。法朗西斯在右，巴拉罗古斯在左，直向土耳其军冲去，边冲边喊道：“上帝不许我做没有帝国的皇帝！我要与我的城共存亡！”不一会儿他就被砍倒了。

他倒了，这个城也倒了，敌人从各方面涌入。到处都是惨象。虽然屠杀非常可怕，却比不上一二〇四年那一次。男女老幼合计被屠杀了四千人左右，到中午时候，穆罕默德已经重新控制了他的部下，结束了这种疯狂状况。所有房屋都进行了有系统的搜劫，教堂被夷为平地，有五万多人（男女儿童）被俘为奴，无数书籍被毁灭和出卖（注：公共图书馆中据说藏书六十万卷，吉本引伊斯多尔大主教的说法，毁书一百二十万卷。）

一旦秩序略为恢复，苏丹走进圣索菲亚大教堂，在那里避难的人民有数千人之多，均被收为俘虏。他命令一个伊斯兰教阿訇登了祭坛，把教堂献给伊斯兰教的“上帝”。于是再到处巡视一番，他看到这种凄凉的景象，不禁深有感触，口中喃喃念出弗尔都西的诗句：

蜘蛛网挂在凯撒宫门前，

枭鸟在阿夫拉西阿卜守望塔上了望。

为了娱乐起见，他从部下手中购买那些未能逃走降为奴隶的希腊贵族，当着他的面处以死刑，以此作乐。其中有诺塔拉斯大公和两个幼子。城市的残破情形可说是到了极点，留下来的人民寥寥无几，以后若干年中，穆罕默德经常从他地方移民来充实这里的人口。穆罕默德非常聪明，他对希腊正教表现出极大的容忍，指派金迪纳乌斯为大主教，虽然他取消了原有的封建制度，但却不干涉人民旧有的风俗习惯。这个政策很毒辣，因为他支持希腊正教，所以使东方与欧洲的西方永远分裂了。

这次浩劫的后果十分惊人，如哈拉姆所说：“一阵惊恐的感觉，或是一种自责的情绪，直刺基督世界的心脏”。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欧洲东面门户洞开。在蹂躏了依里利亚半岛和伯罗奔尼撒之后，穆罕默德转向塞尔维亚，虽然被匈牙利击败，可是哈拉姆这位英雄也以身殉，这对君士坦丁堡的不幸可算是一个报应。其次，穆罕默德又重占了西门德拉，在波斯尼亚建立了属于他的地区，但又被摩尔达维亚的埃提尼四世击败。此后，他又占领克罗地亚，斯康德堡死后，他又决定侵入意大利，向罗马进军。但却未能如愿以偿，因为他在一四八〇年没能攻下罗德岛，并于次年逝世。他留下来的这个帝国，从多瑙河延伸到塔拉斯河，从黑海延伸到亚德里亚海。这是他在物质上的收获，但是在精神上的收获更大，因为差不多两个半世纪中，即从一四五三年到一六八三年（约翰·索比斯基在那一年解了维也纳之围），欧洲政治的中心话题就是土耳其人。一五七一年奥地利的约翰在勒班陀击毁了土耳其舰队后，威尼斯人宣布魔鬼已经死亡了。

恐惧的原因不仅是土耳其人获得了胜利，而是经过一千年的勉强统一，基督教世界终于还是成了碎片——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同样分裂了，教皇庇护二世，原名皮西欧·诺米尼，在为皇帝腓特烈三世做秘书时，对基督教世界这样评论说：

“我认为前途毫无希望。基督教已经不再有元首：教皇和皇帝都没有获得适当的份量或服从；他们被当作傀儡和名义上的符号。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国王；几乎有多少宗室就有多少王子。用什么方法能够劝诱这无数的基督教统治者拿起武器呢？请看基督教世界！假如说意大利是和平的，我却不知道这个程度应该怎样计算。阿拉贡王与热那亚之间的战争仍然存在。热那亚将不对土耳其人作战：据说他们还向土耳其人纳贡！威尼斯人已与土耳其人签订条约。意大利不参加，那么我们不可能希望进行海上战争。你一定也知道，在西班牙有许多不同权力，不同政策，不同意志和不同思想的国王；但是这些“远西”的君王却不可能被吸引到东方去，尤其是他们正在与格拉纳达的摩尔人作战。法兰西的国王虽然已把他的敌人赶出王国；但他仍在困难之中，因为害怕英军会突然登陆，所以不敢把他的武士派往国外。至于英国人，他们只想一雪被法国人赶出的耻辱，苏格兰人，丹麦人，瑞典人和挪威人都住在世界尽头，能看见的不出其国界之外。日尔曼人已经四分五裂，没有办法可以把他们团结起来。”

第一，穆罕默德在欧洲建立了一个“土耳其”，使欧洲人面临奥斯曼问题。第二，君士坦丁堡的沦陷使两个教会的分裂成为定局，基督教的教义更难统一。第三，土耳其的征服不仅在文明的摇篮中把一切文明遗迹都毁灭尽净，而且也使欧洲部分失去了基督教自治权。东帝国的领土完全降级：在土耳其愚昧和野蛮的重压之下，把一切艺术，文学和音乐都毁掉了。田野荒芜，工业衰败，家庭生活被破坏，人民变成了禽兽，道德沦亡。

但是东方下沉时，西方却上升了。希腊人的流亡（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前后）正如公元七〇年耶路撒冷沦陷前后希伯莱人的流亡一样，对文化交流具有极大贡献。希腊学者走遍了西方各国，使智识阶级接受了他们的科学教育，同时也使荷马时代的神话再次获得一般人民的欣赏。建筑艺术变成了古典型式。西塞罗和维吉尔成了学者的老师，亚历山大和凯撒也成了军人的教官。

这些变化与印刷的发明相符。凡此种种对人性的复活——即所谓文艺复兴——具有极大影响。（注：虽然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并不直接导致文艺复兴，可是拜占庭人把那些经典著作传到西方，使其没有被土耳其人完全毁灭，这对人类文明的未来命运是一个极大贡献。）西蒙德斯说过，浮士德是这个时代的伟大象征。浮士德是自愿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人，但是酬劳是他看见了荷马和亚历山大，并且得到海伦作他的新娘。

希腊人的理智光明刺穿了教皇和封建制度构成的黑幕。当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垮蹋之时，罗马的精神堡垒也随之崩溃。封建制度也从此难以自保。这又使怀疑的尘埃散遍整个西方：结果宗教改革使财神战胜了上帝。

谢选骏指出：英国人是钱串子，他们的眼里是“财神战胜了上帝”；我的眼里则是“基督教的没落”——西方社会原本靠着上帝得以苟延残喘，现在它开始了背离上帝的日子，但这也就是他覆亡的开始——看看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回教徒正源源不断进入土耳其人无法进入的西欧，准备给财神在当地的俘虏们收尸了。这使我想到了伊斯兰教的使命，就像巴比伦王、马其顿王、罗马总督彼拉多一样。但这不需要悲观。基督教的没落把基督教社会炸成了碎片，但这些碎片没有消失，反而飞溅的到处都是……例如，其中许多飞进了中国，开始了“中国基督教化”的过程。文明的传播和再生，就是如此奇妙。

【大事记（十八）：西班牙的收复和统一】

比利牛斯山脉阻断了西班牙与欧洲其他地区的联系，并且一直受到摩尔人支配，直到一〇三七年，才有斐迪南一世（一〇二八——一〇六五年）建立了卡斯蒂利亚王国，西班牙这才开始回归欧洲历史。在自称为“西班牙国王”之后，斐迪南开始设法加强基督教民众间的团结。他与莱昂的阿方索五世的女儿结婚，使莱昂和加利西亚都并入他的统治。接着他就进行西班牙史上称为“收复”的行动——重新征服摩尔人的领土。

他的成功相当可观，因为他已到了塞维利亚的门口，如果其他基督教王国支援他，那么整个西班牙可能都早已收复。虽然这些基督教国家不合作，他的儿子阿方索六世（一〇六五——一一〇九年）在一〇八二年还是向南前进到了塔利发，并于一〇八五年征服了托雷多——这是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因为相信自己有全盘覆灭的危险，所以在安达卢西亚的摩尔人就向摩洛哥的阿尔姆德拉维德族（为柏柏尔人）的酋长尤素夫求援。尤素夫决定以主人而不是同盟者的身份出现。他冲进西班牙，征服了所有摩尔人，在一〇八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在扎拉加击败了阿方索六世的军队。但是未能攻克托雷多。

在西班牙南部的奢侈环境中，阿尔姆德拉维德族人迅速丧失了战斗力。阿拉贡的阿方索一世（一一〇四——一一三四年）在一一一八年占领了萨拉戈萨，一一二〇年在库坦达，一一二六年在阿林索尔连续击败了他们。阿方索一世死于一一三四年，此后阿拉贡与加泰罗尼亚永久合并。一一三五年，他的养子阿方索七世（一一三五——一一五七）在莱昂加冕为卡斯蒂利亚王，并称为“西班牙皇帝和两种信仰的国王。”一一四四年，他攻占科尔多瓦，一一四七年，又向南到了阿美利亚，强迫摩尔王子们做他的属臣。他在一一五七年逝世后，卡斯蒂利亚和莱昂又分裂了。

一一四七年，法兰西和日尔曼的武士们组成了第二次十字军，在中途攻陷了里斯本并献给勃艮第公爵亨利的儿子阿方索·亨利，他就成了第一个葡萄牙国王。在一一二五年，阿特拉斯山地的阿尔摩哈德部落已经征服了非洲的阿尔姆德拉维德帝国，接着在一一四八年冲入西班牙，于十二世纪后半期征服了西班牙境内的阿尔姆德拉维德人，阻止了基督教国家的前进。一一九六年七月十八日，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八世（一一五八——一二一四年）在阿拉科斯被他们击败，受到惨重损失。教皇英诺森三世一再劝说西班牙境内的基督教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他们的公敌。他的努力终于获得成功，阿拉贡，纳瓦拉，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等国组成了同盟，由阿方索八世指挥，并得到许多外国武士支持，于一二一二年七月十六日在托洛萨之战中击败了阿尔姆德拉维德人。这是一次完全的胜利，基督教徒在西班牙又重新获得支配权。

一二一四年阿方索八世逝世，一二一七年，卡斯蒂利亚的王位传给了他的外孙斐迪南三世（一二一七——一二五二年）。他使卡斯蒂利亚、莱昂永远合并，并且继续十字军的行动。一二三六年，他征服了科尔多瓦，一二四八年，在他的属臣格拉纳达的摩尔王协助之下攻占了塞维利亚。同时，号称“征服者”的阿拉贡国王詹姆士一世（一二一三——一二七六年）也在一二二九年占领了巴利亚利群岛，在一二三八年占领了瓦伦西亚，并在一二六五年占领了穆尔西亚。最后的这个行动使“重新征服”的行动告终：除了格拉纳达的摩尔王国和向西延伸到加的斯的一些港口以外，西班牙全境都已完全被基督徒“收回”。

重新征服的行动之所以会这样迟缓，一方面是由于西班牙人不团结，另一方面也是战争性质使然。几乎完全是游击战，缺乏组织、纪律和补给体系。会战次数极少，夹杂其中的只是不断的突袭，目的不是使敌人接受会战，而是为了抢劫和夺取战利品。因为双方都是骑兵，田野中的居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只好求助于城墙和堡垒，在如今的西班牙境内，还是随处可见这些城塞的遗迹。结果又回到城市国家的情形，每个城市多少能够自给自足，并由原始性的民主政府统治。

在托洛萨的伟大胜利之后，根本未作进一步统一的打算，甚至连松散的基督教国家同盟都不存在。事实上，到征服者詹姆士的儿子彼得三世（一二七六——一二八六年）时代，分裂现象就更明显。因为他是贝尼芳丹的曼弗雷德的女婿，所以代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霍亨斯陶芬王室反对安茹的查理。安茹的查理于一二六八年在塔利亚科佐击败了康拉丁。一二八二年，西西里发动了反对查理的革命，教皇就将西西里的王冠送给彼得三世，他在该岛登陆，解了墨西拿之围，把查理的残部赶到了卡拉布里亚。这样，在意大利南部，阿拉贡人与王室的长期斗争自此开始。

此时西班牙境内的情况是这样：卡斯蒂利亚正在消化所征服的领土，并且忙于内战。阿拉贡所关心的是西西里，撒丁和那不勒斯，而不是西班牙本土。纳瓦拉的心在法国。葡萄牙已开始向大西洋投出希望的眼光。卡斯蒂利亚与莱昂已经合并，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也一样，这是两百年的战争中向团结途中获得的进度总和。

从这时起差不多一个世纪之久，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都没有进一步的团结企图。卡斯蒂利亚的国王继承者多半是短命的和未成年者，阿拉贡则被其意大利野心牵制。在卡斯蒂利亚，直到残酷彼得时期（一三四九——一三六九年）结束，都经常处于纷扰和内战之中。亨利二世（一三六九——一三七九年）即位之后，秩序才渐渐恢复。

另一个重要事件发生于一四〇六年，约翰二世（一四〇六——一四五四年）继承了卡斯蒂利亚王位，因为他还是个孩子，所以他的叔父斐迪南被指派为摄政。他是卡斯蒂利亚约翰一世与阿拉贡彼得四世的女儿埃莉诺的儿子。这个指派的重要性基于下述事实：一四一〇年，阿拉贡国王马丁一世（一三九五——一四一〇年）逝世无后，为了继承人问题发生了长期争执。最后在一四一二年，由国会决定把王位献给斐迪南——照理本应献给卡斯蒂利亚的约翰二世，因为他是斐迪南哥哥的儿子，但是因为两国合并的机会尚未成熟，所以选择了斐迪南。虽然如此，当他成为阿拉贡的斐迪南一世（一四一二——一四一六年）之后，合并的工作已近乎完成。

约翰二世死后，王位由其子亨利四世继承，等他在一四七四年死后，就由女儿伊莎贝拉继承。她在一四六九年与表兄斐迪南结婚——他是斐迪南一世的孙子，约翰二世的儿子。约翰二世于一四七九年逝世时，阿拉贡王位就由斐迪南继承，他的妻子同时成为卡斯蒂利亚女王。

在这种双头统治之下，两个王国合而为一，现在除纳瓦拉和格拉纳达以外，西班牙全境都已统一。若非伊莎贝拉被迫再次进行“重新征服”运动，那么这次统一也许不会永久化。严格说来，这个运动始终不会完全停止，只是暂时搁置而已。一四一〇年，当斐迪南还在摄政时，即从摩尔人手中夺回安特克拉。一四三一年又侵入格拉纳达，并赢得西格鲁埃拉之战。一四六二，经过多次围攻，直布罗陀要塞也割让给了卡斯蒂利亚。从那年起到一四七四年，由于卡斯蒂利亚又有内乱，所以暂时没有新进展。一四六六年，阿里·阿布尔·哈桑继承了格拉纳达的王位，次年，伊莎贝拉向他索讨每年的贡款，这是他父亲伊斯梅尔三世时代定下的例规。阿里的回答却是：“格拉纳达造币厂现在铸造的已不再是黄金，而是钢铁。”这就意味着战争，而这场战争却注定要把西方历史引入大西洋时代。欧洲的整个前途都将发生变化。

谢选骏指出：土耳其人本来是窃贼和小偷，在东方和西方都不是蒙古人的对手，但他们却能在欧洲得手，这都是因为欧洲基督徒的内斗和引狼入室——在西欧，他们分裂为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城邦；在东欧，他们分裂为希腊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所以它们被土耳其人各个击破了，一起沦为伊斯兰教的奴隶，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恶劣教训。民族国家其实就是春秋战国，它们最终是为“大一统”做准备的。而在此之前，它往往繁荣昌盛却得不偿失。在东欧，基督教由于内讧而没有抵抗突厥的实力，结果大一统的硕果就拱手让给土耳其苏丹了。除了俄罗斯以外，东正教全部都由伊斯兰劫收。那么俄罗斯为何可以例外呢？因为俄罗斯已经屈服于蒙古人了，土耳其人根本无能染指。所以到了后来，只有蒙古化了的俄罗斯人，可以挑战土耳其人，并进入亚洲，劫受蒙古人的遗产。

【第十九章：围攻马拉加和征服格拉纳达】

一四七九年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开始对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实行联合统治时，两个王国只是名义上的联合。虽然依照结婚契约，所有国书都应由两人签署，钱币上也刻有两人的头像，可是两国的行政还是由二人分别处理，完全保持独立，所以两国在政治上还是分开的，要真正团结一致，必须依靠某种巨大的冒险，使他们处于同一单纯目标之下，从而忘记其他的私利和彼此的疑忌。这个目标对所有西班牙人而言应该非常重要，足以成为注意的焦点。

虽然宗教是重要因素之一，但单靠宗教还是不够。真正需要的因素是：一个领袖；统一的工具；以共同畏惧心理为基础的理由，因为畏惧有如磁石一样可以使人心团结。第一个因素可以在女王伊莎贝拉身上获得，她是狂热的天主教徒，也是注重实际的女政治家。第二个因素是教皇塞克都斯西世在一四七八年设立了单独的西班牙异教裁判所。按照戴维斯所著《西班牙的黄金时代》的记载：整个西班牙只有一个检察长，只有这个裁判所是两个王国间的唯一共同机关。在这方面超出了内争，也可以说是法律之间人人平等。第三个因素是对下一次伊斯兰教大规模入侵的惧怕心理，因为非洲从来不缺少战士。

伊莎贝拉不仅用人格支配了西班牙，而且她也代表了骑士时代的遗风，只有她能带动这个疯狂的民族，这是任何男性领袖做不到的。瓦什在《伊莎贝拉传》中说：“她是一位女性十字军英雄，使文明发展和整个世界的前途都发生了变化。”对于她有许多夸大其辞的颂扬，下面克拉维耶所说的应该比较接近事实：

“她是由各种不同英雄元素组成的一个奇特的混合物。她勇敢决断，但却毫不泼辣。她可以在一个晚上，口授命令，接着安坐下来刺绣一幅宗教绣品，或是象法兰西的安妮一样教训女儿。她在私生活方面非常简朴，在公共生活中却很会铺张。她是第一流的评论家，并且喜欢研究高深的哲学问题。她的思想果断明快，深蓝色眼睛使人感到温暖，能获得大家效忠。她又是一个奇怪的女人！热情，正直，坦白，也有点顽固。在世界上她只知道四种最优美的景象：战场上的军人，祭坛上的教士，床上的美妇和绞架上的盗贼。”（见《文艺复兴中的妇女》）。”

至于第二点，虽然最后异教裁判所成了一种迫害工具。但正如戴维斯所说：这种“种族纯洁”的强烈要求，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一再如烈火一样爆发。而在西班牙，“种族纯洁”与“宗教纯正”却是不可分割的。此外他又说：作为一种皇家工具，用来统一国家和增强政府地位，这种制度的价值极大。这种说法也很易于了解，因为照一般情形来说，一个国家的伟大是与统治者的压迫成正比，只要这种压迫有个神秘根源或英勇目标。在西班牙境内可以找到这两种条件：神秘根源有圣罗耀拉（一四九一——一五五六年）创立的耶稣会，英勇目标就是游侠精神，“堂吉诃德”就是写照。

第三个因素此时也产生了配合作用，不仅对西班牙，而且对全体西方基督教国家也一样。因为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已经唤醒了西方人。自从七一一年以来他们曾受到多次入侵。此时虽然土耳其人在多瑙河和亚德里亚海受到阻止，但谁都无法保证伊斯兰教徒不从非洲侵入西方，而从马拉加到摩洛哥只有一天航程。许多世纪以来，这种可能性一直使信仰基督教的西班牙人感到惊恐，因为西班牙是西欧的桥头堡，正象拜占庭对东欧一样，所以现在整个西欧也感到震惊。突然之间，在一四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发生的意外事情使西班牙的统一成为可能。那一天，格拉纳达的国王阿布尔·哈桑因为对卡斯蒂利亚的内在条件认识错误，在狂风怒号的黑夜中袭击了龙达西北的设防城镇扎哈拉，杀死了守兵，将居民俘虏为奴。在过去七百年中，这样的突击已不计其数，但这回却是命中注定的最后一次。这次行动不仅使摩尔人从此衰亡，而且也导致了西班牙统一，并使一个新的帝国崛起了。

虽然这时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对这次挑战尚无准备，可是基于主动精神，加的斯侯爵罗德里戈却马上采取了报复行动。一四八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突袭之下，他攻占了距格拉纳达西北面约二十五英里的阿哈玛镇。此时国王和王后正在法雅多利附近的美狄亚，听到了这个成功的消息后，马上想到格拉纳达会倾全力来对付侯爵，就决定赶紧进兵去支援他。

这个行动恰到好处，因为在三月五日，阿布尔·哈桑已经率领一支强大陆军出现在阿哈玛镇前面，但因为他来得过于匆忙，把他的攻城纵队留在格拉纳达没有带来。到了阿哈玛城下之后才发现城防实在坚强，无法硬攻，只有采取饥饿的方法围困。他正在围攻之际，听说援兵已在途中，所以在三月二十九日自动解围去格拉纳达搬取攻城纵队。当他再次赶回阿哈玛城下，刚刚将炮兵拖入阵地，斐迪南的军队也到了。因为害怕受到两面夹攻，结果只好再次解围撤去。五月十四日，斐迪南进入了阿哈玛，在那里集中了军队，七月一日，他率领四千骑兵和一万二千名步兵，出发去攻打安特克拉-格拉纳达大路上的洛雅城。他在途中遇伏，受到严重挫败，若非格拉纳达内部发生了政变，战争或许就此结束了。阿布尔·哈桑的王位被他的儿子博阿布迪尔篡夺了。

为了逃命，哈桑跑到马拉加他兄弟阿卜杜拉的宫中避难。此时，战争变成了游击形态，但不久这个二元王国又遭到另一次惨败。一四八三年春天，加的斯侯爵与圣地亚哥的大君一同从安特克拉出发去袭击马拉加附近地区，他们越过阿萨尔基亚山脉时，在山道中被敌人偷袭，遭到惨败，比斐迪南在洛雅受到的损失还重。虽然如此，这次胜利的最后结果却对摩尔人极端不利，没有这次惨败，战争还可能和过去一样无限制拖下去。格拉纳达的博阿布迪尔现在对他的叔父感到嫉妒和害怕，决定解决他。他集合了九千名步兵和七百名骑兵，企图攻占洛雅西北的卢塞纳，但是围城之际却又突然被加布拉伯爵偷袭，失败被俘。

这位伯爵发现俘虏的真实身份之后，马上送了一个紧急报告给在维多利亚的国王和女王。斐迪南赶回南面，在科尔多瓦召开军事会议。经过了激烈辨论之后，还是决定释放博阿布迪尔回国，条件是要他向西班牙臣服，并继续与他叔父作战。重要条款如下：博阿布迪尔可以获得为期两年的休战期，但每年应向西班牙纳贡一万二千金币，并应允许西班牙军队自由过境以便和他的父叔作战。如西班牙政府召唤，应随时入觐，还要以他的儿子为人质。博阿布迪尔对这些屈辱的条件完全接受。从此，格拉纳达帝国已经分裂为二，可以分别加以毁灭了。

从战略上来说，敌国分裂使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获得了极其有利的机会，可以把西班牙境内的摩尔人势力彻底铲除。对这样一个机会，他们当然不会放过。可是他们现有的战术工具却实在太不适当。他们的战斗部队是封建式的乌合之众——勇敢、侠义、缺乏纪律而又疯狂。命令是用铃声传达，好比教士被召去做礼拜一样。战斗开始之前，双方将领先进行单挑，接着就是一场混战，而幸运和勇气就是决定因素，格拉维埃将军说过：“国家的历史也就是军队的历史。”这句话确有至理。摩尔战争中西班牙陆军的改变就可以代表这个时代的国家进步。这个时代终了之后，西班牙军人成为世界上最杰出的军人，直到罗克鲁瓦之战（一六四三年）为止。

伊莎贝拉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找到某种共同因素，使她能将部队组织成为单一的工具，因为根本没有真正的政治统一，所以就没有一种民族精神来作基础。这样就必须另有一套富有吸引力的思想才能号召。她和斐迪南决定用宗教动机来作为战争的精神基础——就是以十字军的思想来代替政治解放战争。最近奥斯曼人在东欧的成功对他们也颇有帮助。在阿哈玛被攻占前一年，穆罕默德二世已经占领了奥特兰托，使所有基督国家都大为震惊，到第二年，当教皇塞克都斯六世听到阿哈玛被攻陷的消息，感到十分高兴，就送了一面神旗和一个巨大的银质十字架给斐迪南夫妇以表庆贺。斐迪南在以后的每次战役中都奉着这两件礼物，以此作为精神寄托，每攻陷一个城镇，也一定把它们插在城中最高的地方供群众礼拜。此外，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也经常到最前线的部队中活动，这也足以鼓励团结精神。如梅里曼所说，这是维持纪律，提高士气的最可靠方法。

从一四八三年以后，甚至可以说伊莎贝拉已经成了整个伟大事业的灵魂。这个事业以十字军开始，逐渐成为规模巨大的泛西班牙运动。到她的孙子查理五世皇帝时，建立了一个帝国，这是查理曼大帝之后无与伦比的成就。她在后方作准备时，斐迪南则在前方转战，在这场长时间战争中，她表现出是历史上最能干的军需总监。

虽然格拉纳达王国的幅员并不太大——东西二百英里，南北六十英里——但因为遍地多山，使补给非常困难，因此征服工作也变得异常艰巨。道路稀少，碉堡极多，因为大多数都建在山顶或峭壁上，所以在火炮发明之前，简直可以说根本无法攻克。这时火炮还在发展初期，非常笨重，必须有良好的道路才能通过。因为这些堡垒和补给困难才使过去的野战行动仅限于骑兵游击，很少能有永久性收获，所以“收复”工作进展极慢。因为骑兵对围攻战没什么用处，这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以伊莎贝拉把注意力转到炮兵、工兵和步兵方面。

她采用三种不同的征募方法：（一）封建式征兵，因为他们是独立的，缺乏纪律，所以不太可靠。（二）她设法把新成立的保安警察逐渐转变成民族陆军。（三）雇佣瑞士佣兵，这是当时西欧最著名的精锐步兵。（注：他们成为西班牙步兵的模范，而西班牙步兵以后也所向无敌，在半个世纪中决定了基督世界的命运。）除这些部队以外，日尔曼，英格兰，法兰西等国也有大批志愿者加入她的十字军。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的伍德维勒爵士，是爱德华四世的妻舅。

她的主要问题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攻陷堡垒，（二）补给围攻部队，（三）使城镇或堡垒附近地区变为焦土。第一项工作需要炮兵，第二项需要补给纵队，第三项需要大量的破坏工作者。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炮兵部队，她从法兰西、日尔曼和意大利聘请了许多技术人员。成立了兵工厂，制造火药和炮弹，不够就从西西里、弗兰德和葡萄牙等地购买。炮兵总指挥为拉米雷兹，他指挥的炮兵在当时欧洲是空前强大的。

最大的攻城炮有十二英尺长，口径十四英寸，是由二英寸宽的铁棒构成，用铁环和螺钉绞紧，可以发射铁弹、石弹和火球。火球从天空中飞过时，据目击者说会拖着一道明亮的尾巴，落在屋顶上常常就引起大火。这种大炮不能升降转动，装在设有车轮的木质炮架中，用牛牵引大炮越过最恶劣的地形时，必须修筑特殊的道路。这种工作需要使用大量工兵。据说在坎比尔围攻战中，仅为修建一条栈道就用了六千人。

补给纵队主要由驮运的骡子组成，据说达到八万匹之多。破坏兵团担负的工作更是令人丧胆，据说从战争第二年开始，为了这项工作，经常保持着二万人的预备队。他们负责拆毁农舍、谷仓和水磨（在这个小溪遍地的地区，数量非常之多），把一切农产品毁掉，使其成为一片废墟。

除了这些准备以外，伊莎贝拉还创立了两个新型的组织，一个是野战通信队（传骑），一个是医护组织。为负伤军人准备了许多帐幕，如梅里曼在《西班牙帝国的兴起》中说的，这是近代化野战医院组织的最早纪录。

大军集中在科尔多瓦，据说人数共为八万，驮兽的数字也一样多。约有一万到一万二千人的骑兵，两万到四万人的步兵，炮兵、工兵和破坏人员的数字则无法考据。只要考虑到地形的困难和计划的彻底，那么我们也许感到所需兵力还应更大——虽然这个八万人的数字实际上是有所夸张的。

除陆军以外，卡斯蒂利亚舰队对这次战争也有极大贡献。主要任务为切断非洲摩尔人对格拉纳达的援助。自从阿哈玛失陷之后，阿布尔·哈桑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向摩洛哥求援。为了应付这个行动，伊莎贝拉早已命令卡斯蒂利亚舰队南下，不过却缺乏可供使用的适当海军基地。

总起来说，西班牙的战略是一种逐渐增强的消耗战略，其基础如下：

（一）在格拉纳达南岸建立海军基地；（二）封锁海岸线，切断敌人与摩洛哥的联系；（三）使格拉纳达本身变为焦土。

在这种消耗战略掩护之下，就开始实行有步骤的围攻战。斐迪南是陆军总司令，他的政策是恩威并用。凡是自动投降的城镇和堡垒都可以受到温和的待遇；相反则会受到严惩。举例来说，贝尼马基茨是最先投降而又反叛的，再次被攻克时，他就把其中一百多名领袖人物都吊死在城墙上。其余人民均被卖为奴隶，城镇本身也被夷为平地。普利斯科特在《斐迪南与伊莎贝拉》中对这个暴行这样评论说：“斐迪南通常总是采取人道的政策，那种政策对敌人更有效。而这种残酷的报复行动却只能激怒敌人，并不能使他们感到畏惧。”

一四八五年，一切准备就绪，斐迪南这才开始出发进行第一次征服战争。依照消耗战略，两个最初的目标是占领马拉加和阿美利亚，以切断格拉纳达与非洲的联系。为了占领马拉加，需要进行两个远距离作战：

（一）占领马伯拉，来为舰队获得基地；

（二）占领洛雅和维勒斯-马拉加，以便被迫对马拉加实行围攻时，后方和左翼可以有安全保障，因为洛雅控制着马拉加与格拉纳达之间的道路，而维勒斯则控制着马拉加与阿美利亚之间的海岸道路。

为了夺取马伯拉，他于一四八五年五月首先围攻龙达，用炮兵将其摧毁。接着在一四八六年占领了阿罗拉，从那里取道卡尔塔马和柯因前进，夹攻马伯拉来迫使其投降。他以这里作为舰队基地，接着又围攻洛雅。洛雅被攻占之后，一四八七年四月七日，他从安特克拉出发，经过地形最困难的地区前进，于四月十七日到达维勒斯-马拉加城下。

阿卜杜拉此时正在瓜迪克斯，深知该城的战略重要性，就倾其全力前来解救，但却被加的斯侯爵击败，只好向格拉纳达退却。博阿布迪尔却闭门不纳，他只好退回瓜迪克斯，现在只有瓜迪克斯，阿美利亚和巴扎还对他效忠。四月二十七日，维勒斯向斐迪南投降，该城陷落之后，马拉加在陆海两面都受到包围。

从城市大小和重要性来说，马拉加只仅次于格拉纳达，而且除阿美利亚以外，摩尔人也只剩下这一个港口还勉强可以与非洲方面保持接触。居民约为一万一千到一万五千人，守兵约有数千，都是最精锐的非洲部队。周围有坚固的城墙环绕，另一个“卫城”控制其中，被称为“热那亚堡垒”，有一条“甬道”连接吉贝尔法罗堡垒。马拉加是准备用来抵抗围攻的，守将哈莫特，是阿卜杜拉的忠实部下。

斐迪南知道马拉加的居民很想投降，就命令加的斯侯爵与哈莫特谈判。但哈莫特拒绝投降，五月七日，斐迪南就在维勒斯下令拔营前进，在海岸道路上赢得了一次前卫战，随后到了马加拉城下。

他用对垒线工事封锁马加拉及其郊区，用舰队封锁港口，这样封锁就完成了。接着攻入郊区，并命令安特克拉的重炮兵加紧前进。在为炮兵赶修道路时，他又派人到阿尔赫西拉斯去搬运石质炮弹，从上世纪阿方索九世攻占该城之后，这些炮弹就一直堆在那里。更重要的是他又把女王请来了，她的出现有如圣女贞德一样，使军人激发了高度的英勇精神。这时，如圣希莱里所说：整个国家都激起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英勇牺牲精神，好比十字军时代的欧洲一样，每个西班牙城市都涌起一片圣战的呼声，许多志愿投效的援军纷纷赶往前线。

炮兵到达之后，为了不毁灭城市，斐迪南又向城中人民发出了召降呼吁，提出了很宽大的条件，而他们要是拒绝，城市被攻陷之后，全城人民将被卖为奴隶。虽然人民都很想投降，可是哈莫特却毅然拒绝，并进行了一连串猛烈突击，使西班牙营地经常感到惊扰。此时阿卜杜拉也并未袖手旁观，他深知马拉加的重要性，从瓜迪克斯两次派出援兵。第一次增援在途中被博阿布迪尔击碎，他同时还派出使节去见斐迪南夫妇，献上阿拉伯名马和贵重的丝织品作为友善象征。第二支援军有部分冲过西班牙战线进入了马拉加城。但在此过程中却有许多人被砍倒，被俘人员中有一个对加的斯侯爵说他有机密大事要报告国王，加的斯侯爵信以为真，把他领入大营。他把另外一对男女误认做国王夫妇，从披风的衣折中抽出一把匕首，将这两人都刺伤了，他也马上被人砍倒。西班牙人用抛石机把他的尸体射入城中。

马拉加城内的情况急剧转劣，补给感到极大困难，因为有许多难民挤在里面。此时，炮轰仍在继续，当炮弹的补充逐渐感到缺乏时——这是当时攻城战中的一个极大难题——斐迪南决定发动突击。为掩护突击，他建造了一些巨型木质攻城楼，下面装着车轮，上面有吊桥和云梯。此外在拉米雷兹监督下，同时也进行坑道战。摩尔人拚命抵抗，还攻击了西班牙舰队，但都没有效果。最后一个地雷爆炸打开了缺口。

恐怖之中，马拉加人民有许多已经饿死，有不少也已逃往西班牙方面，剩下来的人力劝哈莫特投降。因为情况日益严重，哈莫特就把守兵撤入吉贝尔法罗，而让马拉古罗斯去与敌人谈判。他们马上派出由领袖公民组成的代表团去向斐迪南求和，但他拒绝接见他们，他说已经发出过两次召降呼吁都遭到了拒绝，所以现在他坚持必须无条件投降才能使他心满意足。共有三个代表团去求见，但都无法改变他的决心，于是在一四八七年八月十八日，马拉加自动开城放围攻者进入。

斐迪南严格禁止抢劫，第一个行动就是清除城内的死尸和垃圾，然后在最主要的伊斯兰教清真寺中举行大弥撒。最后他宣布毁灭这个城市。所有基督教叛徒都被处决，所有犹太叛徒都被烧死，其余人口都被卖为奴隶。其中三分之一被转运到非洲以交换同等数目的基督教俘虏；三分之一被出卖，其所得作为战费的贴补，其余三分之一则当作礼品分送——教皇分得一百名经过挑选的摩尔兵，那不勒斯王后分得五十名摩尔美女，葡萄牙王后也分得三十名。

马拉加被攻占次日，吉贝尔法罗要塞也投降了，斐迪南对自己的成功感到十分欣慰，不久他就领兵返回科尔多瓦，解散过冬。

马拉加的陷落使格拉纳达的被征服成为定局，因为这是一个主要港口，格拉纳达的补给和增援大部分都必须经过这里。为了完全切断摩尔王国与非洲之间的联系，一四八八年六月，斐迪南又开始进攻阿美利亚，用突击手段攻下，就先撤到杰恩，然后在一四八九年五月底，他又率领一万五千名骑兵和八万步兵去围攻巴扎。为了构筑一条连续的对垒线，六千工兵花了两个月时间。这次围攻的时间很长，当秋天到来时，斐迪南并不撤退过冬，而命令建筑茅舍式营房。因为伊莎贝拉主持的后勤工作非常良好，所以尽管瘟疫流行，西班牙部队却未受影响。力竭援尽之后，十二月四日巴扎投降了，斐迪南又表现出宽大态度，条件为所有佣兵允许保持其战争荣誉，有秩序的离去，其余居民可以自由留住城区或任意离去。

巴扎陷落之后，阿卜杜拉立即决定投降，交出全部领土，包括阿美利亚和瓜迪克斯。斐迪南立即占领了阿美利亚。根据推测，阿布尔·哈桑在几年之前即已为阿卜杜拉刺杀。现在斐迪南准备让阿卜杜拉仍然做傀儡国王，但他拒绝了，宁愿回到非洲，不久忧愤而死。

阿布尔·哈桑既已失踪，阿卜杜拉也已降服，所以斐迪南的最后一着就是占领格拉纳达。他派使节去要求博阿布迪尔投降。也许是博阿布迪尔不愿意，更可能是他已丧失自由，因为此时格拉纳达城已为败军残部占踞。他们决定坚守该城，因为战争是他们唯一的饭碗，而这个城的设防又极其坚固。

格拉纳达建筑在内华达山脚下，位于两座丘陵之上，下面流过两条小河——吉尼尔河和达罗河。小山顶上有两个要塞，称为阿尔罕布拉和阿尔拜辛。全城有城墙环绕，上面有许多碉楼，在阿尔罕布拉要塞和城墙外，延伸着一大片平原，充满了果园和麦田，由吉尼尔河灌溉。此时人口据说有二十万人之多，可能相当夸大。

召降被拒绝之后，伊莎贝拉开始准备围攻工具，而斐迪南在一四九〇年春天开始毁灭城西的肥沃平原。直到秋天他还在继续这个工作，一共毁灭了二十四个城镇和要塞，烧毁了许多村庞大，把粮食和牲畜都一扫而光。等格拉纳达的补给来源完全断绝之后，一四九一年四月，他才率领八万人进到该城之下。他决定不管围攻多久都绝不撤退，直到该城投降为止。在巴扎围城战中，他得知兵营对保持兵力具有极大价值。所以他在格拉纳达西边六英里远的地方建筑了一座“新村”。据说采用罗马营寨的形式，这个行动使城中的摩尔人大为沮丧，因为这证明了斐迪南不攻陷格拉纳达决不撤走的决心。

此后格拉纳达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尽管城防工事十分坚固，但结果却只有两条路：不是被攻破就是饿死。伊莎贝拉亲临前线又使士气高涨。她日夜骑马巡视，亲自指挥工作，没有一件小事能逃过她的慧眼。她亲自分配粮食和营舍，安排运输路线，并凭着自己的智慧来激发军人们的勇气和良知。

九月，“新村”完工了（叫做圣-菲），博阿布迪尔大感惊恐。此时他已经恢复了权威，要求暂时停战谈判。这正是斐迪南夫妇最希望的，十月五日双方同意休战七十天并开始谈判。十一月二十五日获得了最后决定，条件非常宽大。在六十天之内该城自动投降，交出全部炮兵和要塞。摩尔人允许保留财产、衣服、风俗、法律和宗教，由他们自己的县长统治，那些县长又由西班牙王派的总督节制。凡是愿意回非洲的摩尔人，可以免费运送。一四九二年一月二日，该城投降，博阿布迪尔亲自献上锁钥。城门打开之后，斐迪南捧着那个银十字架进入了格拉纳达。

前后经过七百年的征战，“收复”工作终于完成，除纳瓦拉以外，西班牙已经合并成为一个伟大的基督教王国，其位置更是理想，便于建立新秩序，它不仅恰好夹在地中海与大西洋之间，可以同时向两面发展；而且在北面有比里牛斯长城做为天险，足以阻止外敌侵入，在南面与非洲只隔着狭窄的直布罗陀海峡，所以西班牙夹在旧大陆西部的两大洲之间，担负着哨兵任务。而且在形势上，西班牙也成了一种新世界体系的战略枢纽，准备代替在一四五三年失去的旧枢纽。这个时代中的欧洲再没有第二个国家形势上有这样大的便利，足以扩张成为一个帝国。这种扩张的血液已在其人民的血管中流动，爆发已在眼前。

从抽象观念上来说，西班牙现在已经是一个民族国家了，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对摩尔人的宽大足以刺激民族精神的发扬。格拉纳达投降后有一件事可以表现出来：西班牙境内的犹太人被允许有两种选择，接受基督教洗礼或流亡他国。结果有许多犹太人自愿离去。

由于民族精神的胜利，又造成了不能容忍的态度。不仅要一个上帝，一个王室，而且还要一个种族。若非奥斯曼的威胁使所有基督教国家都象着魔一样，以及在被征服之后许多摩尔人撤回摩洛哥又使海盗的侵扰大为滋长，那么迫害异教徒的行为也许会有所限制。实际上，因为阿尔及利亚人的劫掠和捕奴事件日益增加，所以西班牙人更感到难以容忍。如贝特南德指出的：不管已经征服和未被征服，西班牙境内的摩尔人总是一个经常的威胁。只要有他们存在，那么这个含有未被消化的摩尔人和犹太人的半岛，最后就只能算一个“过渡”地区，好比如今的近东诸国一样。这是一种杂交国家，没有统一性，也没有民族性。这种国家只能作为被侵略或榨取的对象，没有本位的艺术、思想和文明，所以根绝摩尔人的运动尽管很残酷，但却无可避免，因为这是代表西班牙民族在灵魂、种族和血统上的要求。

马基雅维里是同一时代的人（一四六七——一五二七年），他尊称斐迪南为“新王”，认为格拉纳达的攻占是其帝业基础。但从战争中产生了更大的后果，这比其权力的巩固更重要。如梅里曼所指出，这不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是另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军事和政治两方面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军事方面，这是一个战争学校，欧洲最优秀的陆军就是从这里训练出来的。政治方面，自从圣城被征服以来，欧洲人民再没听过比格拉纳达被攻占更令人鼓舞的消息。正如普里斯科特所说：格拉纳达的陷落在整个基督教世界中激发了普遍感情，他们认为这对五十年前君士坦丁堡的沦陷要算是个反击。

但是更重要的却是当西班牙变成统一国家并置身欧洲强国之林的同一年——一四九二年——在伊莎贝拉的爱护和支援下，哥伦布（一四五一——一五〇六年）为西班牙发现了新世界。

自从公元前三三四年亚历山大越过赫勒斯滂以来，西方历史上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两者更不是偶然的巧合，当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达到成长阶段时，往往能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因此要了解这出世界上最伟大的剧本——新世界的发现——关键必须从隐藏在格拉纳达征服战后面的思想中去寻找。这是西班牙时代的开始，也是对抗伊斯兰教的最后一次十字军。

一切时机都已成熟。这个世界地理上的最大发现以及促使其完成的两个因素都与十字军有关。第一是土耳其人切断了欧亚之间的贸易关系。第二是圣路易的旧有信念，认为只要能与印度的大可汗发生接触，就可以说服他从后方攻打伊斯兰教徒。这两个因素又结合在一起，当葡萄牙航海家亨利（一四三三——一四六〇年）提出第一点解决方案时，教皇尼古拉五世（一四四七——一四五五）就向他建议，只要他能经过“大洋海”（即大西洋）到达印度——据说那里的居民也信奉基督教——那么就可以劝说他们协助西方基督教国家对付土耳其人。所以就这个思想而言，战略问题的重点已由东地中海移到了大西洋，为了继续发动十字军和重开亚洲贸易航线都必须如此。

这种向西航行以达到印度的思想早就为地理学家所幻想，因为从没有人会想到在欧洲西岸与亚洲东岸之间隔着另一块巨大的陆地。此外，培根曾假设西班牙到亚洲之间的距离不会太远，一四一〇年，红衣大主教皮耶出版的《ImagoMundi》一书中也引证他的理论。一四七四年，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命令佛罗伦萨的著名天文学家托斯卡尼尼为他绘制海图，以说明西海航路的可能性。虽然托斯卡尼尼对环绕地球的赤道距离估算颇为正确，可他却把欧亚两洲的面积估算得太大，因此其间的距离也就相对减少，照他计算大约只有六千五百英里。这样就使中国的东海岸移到奥尔良的纬度，而日本——即马可波罗说的西潘哥——却在加纳利群岛正西方，只隔三千二百五十英里。

这就是这场大发现的背景，能够完成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哥伦布有眼光、有魄力和有无穷耐力，他是历史上最难了解的一个人物。现代学者对他的性格和成就至今还是没有定论。直到十九世纪末，一般看法都认为哥伦布是历史上的伟大英雄之一。可是从那以后，史学家从故纸堆中又发现他是个伟大的骗子，因为一切有关他的身世和早年故事完全都是虚构的。这事实上也自有理由，为了希望别人对他的伟大计划产生兴趣，所以他不能不自己标榜以增强个人地位。

实际上他并非贵族出身，是一个工人的儿子，一四五一年出生在热那亚。他首先继承父亲的职业，于一四七六年随同四艘商船从热那亚驶往英格兰，中途受到法国海军攻击。哥伦布虽然负伤，但却到了里斯本。从那里他到英国去过一次，于一四七七年又回到里斯本，并一直停留了七年。

也许当他留居里斯本时，向大西洋彼岸探险的思想已正式成形。里斯本似乎最适于孕育这种思想，因为这里是葡萄牙人航海的总站。里斯本也是所有航海故事的中心，这些故事对哥伦布的活跃幻想具有很大吸引力。他也通读一切有关海外“仙山”的书籍。这些书使他感到东亚与西欧之间很接近；这些有关东方财富的故事，造成了热烈的幻想，也坚定了他的决心。

也许是一四八三年，他向葡萄牙王约翰二世提出建议，结果被拒绝，次年他前往西班牙。两年之后，他到了西班牙宫庭所在地科尔多瓦。他向伊莎贝拉提出同样的建议，结果又被拒绝。一四八八年，他回到里斯本，遇到他的兄弟巴尔索罗缪，他刚从发现好望角探险航海中归来。为这个长达一万三千英里的航行所鼓励，又请他的兄弟到英法两国去向亨利七世和查理八世提出这个计划。

结果还是到处碰钉子，一四八九年他又回到西班牙。最后在一四九一年，他说服了美狄亚公爵相信他的计划是可行的。最后，女王伊莎贝拉说等格拉纳达被攻占之后愿意考虑这个计划。从这一点看来，她对这个计划已有几分相信，因为哥伦布提出的要求实在是夸张到了极点。他要求指派自己为大西洋海军上将，一切新发现领土的总督，而且对获得的一切财富都要按总值抽取八分之一。现在他心里最重视的还是十字军的思想——这也是遗传作用——格拉纳达陷落后不久，哥伦布上书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要求他们派他去印度，设法使大可汗的人民和国家皈依天主教。由于新获胜利增强了伊莎贝拉的信心，哥伦布的条件被接受了。

一四九二年四月十七日，他与西班牙政府签订了一个条约。西班牙国王和女王也用拉丁文（当时的国际通用文字）写了一封国书，要他转致大可汗。

一四九二年八月三日星期五上午，哥伦布率领三艘小船从帕罗斯扬帆出海：“圣玛利亚号”重一百吨，“平塔号”重五十吨，“尼娜号”重四十吨。全部水手总数为九十人，此外还有三十个人，包括著名航海家阿隆佐兄弟和精通七国语言的犹太人托里斯作为译员。八月九日到达加纳利群岛，在那里停留到九月九日才再度前进，这次是进入了未知的海域。十月十二日星期五上午二时看见陆地，在拂晓时正式登陆，可能是在瓦特林岛。哥伦布称之为圣萨尔瓦多，对来欢迎他们的土人，他很有意义的称之为“印地安人”。

他继续航行，于十月二十八日抵达古巴，他认为这应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已到大可汗的领域了。于是他派两个从者去寻找该国宫庭，并呈递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的国书。接着他向东航行又到了海地，他以为这就是日本，定名为希斯潘洛拉，一四九三年一月四日他开始返回西班牙，于三月十五日到达帕罗斯。他被召往巴塞罗那宫中，得到了凯旋的荣遇。毫无疑问，大家都认为他的理论是正确的：古巴就是中国东岸，海地就是日本北端。所以已经找到了一条通往亚洲的海上捷径，比葡萄牙人想发现的更短。据马可波罗记载，这些地方充满了财富，所以这对夫妇国王简直喜极而泣，认为这些无限的财富是上帝的恩赐，作为他们在格拉纳达击败摩尔人的酬劳。

到底哥伦布是英雄还是骗子，这并无太大关系，事实总在那里，这个发现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事。现有的地中海世界就此崩溃，千年来的壁垒被摧毁。伊斯兰教徒不再能在地中海的两端出口处封锁这个世界。眼界放宽之后，人类的活动和思想也就开辟了新途径。地中海在许多世纪一直都是欧洲人的樊笼，现在已经锁不住了。人类发现自己自由了，同时也增强了力量。当他们对新大陆扩展领土时，人类的权力也随之增长。简而言之，一种“新人类”已经诞生了。

从这时起，帝国开始带上近代殖民化色彩。基本统治原则是贸易而不再是抢劫和榨取。为了“独富”卡斯蒂利亚，伊莎贝拉对这些新发现的土地限制以塞维利亚为唯一贸易港口，于是这成了大西洋上的亚历山大港。一四九三年五月四日，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一幅世界地图上划定其著名的分界线。在亚述群岛以西约一百“里格”远的海面上，从北到南划一条直线。这条线以东属于葡萄牙，以西属于西班牙。印度属于葡萄牙，而美洲则属于西班牙——毫无疑问，这是历史上最宝贵的赐与。

虽然航海家的搜索早已在进行中，可是直到现在，旧世界才进入“发现的时代”。一四九六年五月五日，威尼斯人约翰·卡伯特获得英王亨利七世的授权状去寻找文尼兰（即维京人发现的大陆）。五月初他们从布里斯托尔出发，六月二十四日到了布里敦角岛。这就为不列颠帝国建立了基础。二十八年后，法国弗朗西斯一世命令维拉扎洛去搜索大西洋海岸，从佛罗里达直至纽芬兰，他就把这片领土命名为“新法兰西”。同时，东方的航线也在日益开拓之中，一四九七年七月九日，伽玛离开了塔古斯，绕过好望角，经过月岛（即马达加斯加岛），一共花了十个月十二天，到达印度的卡利库特，他回到里斯本时已获利六十倍之多。二十年后，一五一〇年三月四日，阿尔布克尔克进入卧亚，这是欧洲人征服印度的开始，同时也征服了伊斯兰教世界的大部分。反攻已经开始了。

在这许多伟大的航海家当中，以葡萄牙的麦哲伦最勇敢。一五一九年九月二十日，他从圣卢卡出发，一共五艘船，由二百八十人驾驶。他绕过南美洲，中途损失了四艘船，自己也在菲律宾群岛的齐布遇害。可是他的遗志还是完成了。一五二二年九月六日，唯一幸存的“维多利亚号”回到了葡萄牙。一共剩下了十八个人，留下来讲述世界已被环绕一周的故事。

此时征服者也开始工作了。他们主要来自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他们的祖先在许多世纪以来都在与摩尔人斗争，现在他们抱着疯狂的热忱来进行自己的征服工作。科蒂斯（一四八五——一五四七年）率领着五百零八名陆军，一百零九名陆战队和十六匹马出发征服墨西哥。皮萨罗（一四七五——一五四一年）只带了一船人去征服秘鲁。似乎是宗教的狂势驱使这些人努力前进，并克服了不可想象的困难。

他们虽然非常残酷，但当他们征服之后也带来了文明。马匹、火药、钢铁、小麦、葡萄和橄榄都是他们带去的。他们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也使旧世界发生了改变。正如贝特南德所说：这真是奇事！美洲的发现，对伊斯兰教的最后一次十字军，对我们而言好比中世纪思想的最后“开花”，同时也是整个绵长的过去时代的总清算。这个世俗和理性的现代世界却是从这种宗教思想中产生出来的。而所有这些都是突然获得了生命，象一阵风一样，从哥伦布的航程中吹来。无限大洋的沉寂思想，在人类的心灵中唤醒了无限权力的奔放思想。假如不是格拉纳达被征服了，那么也许这些情形都不会发生。

谢选骏指出：从希腊和罗马争雄的时候开始，西欧和东欧的命运就好像一个跷跷板——此起则彼伏，此消则彼长……西罗马瓦解的时候，东罗马兴旺；西欧开始复兴，东欧步步沦丧。我看其原因，可能因为希腊人开化较早（古典文明），也灭亡较早（罗马共和国）；新一回合也复兴较早（拜占庭帝国）……又是灭亡较早（奥斯曼帝国）了。后来到了二十世纪，若不是和野蛮的俄罗斯结成了同盟国，西欧已经统一于或曰灭亡于纳粹德国了。到了二十一世纪，东方的俄罗斯继续威胁西欧各国，若没有牛仔化的美国生番给予力挺，输赢早就见了分晓，西欧早就再度趴下了。如果不从这些方面观察及总结，只在军事技术领域寻寻觅觅，往往无法理出头绪。

【大事记（十九）：西班牙与奥斯曼帝国争雄】

一五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西班牙的斐迪南逝世，由他的外孙查理继承，查理是斐迪南的女儿胡安娜和勃艮第公爵菲利普的儿子。在他父亲于一五〇六年去世时，他已继承了尼德兰等地的遗产，现在成了查理一世，又获得了西班牙这块领土。此时西班牙内部又已变成无政府状态，秩序恢复之后，查理在奥格斯堡大银行家富格尔的支持下，于一五二〇年被选为皇帝，就是查理五世，他就企图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天主教帝国。这使他与法国发生了冲突——他们本就是西班牙人的世仇。因为双方都想支配意大利，就为了米兰和热那亚两公国——号称意大利的钥匙和门户——发生了争执。

由于这个问题，法王路易十二（一四九九——一五一五年）于一五一三年在诺瓦拉吃了一次败仗，使他在意大利的全部收获都丧失尽净。他死于一五一三年，继承者是弗朗西斯一世（一五一五——一五四七年），他马上又越过阿尔卑斯山，在马里尼亚诺击败了瑞士佣兵组成的军队，重新夺回伦巴第。到了查理的时代，战争仍然继续。一五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弗朗西斯一世被击败，在帕维亚的决定性会战中，被朗洛瓦的皇家军队俘虏。不久，法王决定与土耳其人勾结，对伊斯兰教的海盗巴巴罗萨给与秘密援助，并暗示苏丹可以入侵匈牙利。这是法国东方政策的开端。

查理在帕维亚的胜利使整个的意大利都为之震惊，意大利人民希望能同时免受法国和西班牙侵略。于是教皇克雷芒七世（一五二三——一五三四年）劝诱法国和部分意大利诸侯联合组成柯涅克神圣同盟来对抗查理。为了报复这个行动，查理向罗马进军，一五二七年五月六日，在屠杀与抢劫之下，这个永恒的圣城再次受到蹂躏。接着他收买热那亚的海军将领多利亚从法国手中夺得了西地中海的控制权。一五三〇年二月二十四日，他从教皇手中接受了帝国皇冠和意大利王冠。此后，他终于可以自由地去对付土耳其人了。

当基督教君主们忙于内争之时，土耳其人乘机前进，但这一次却是向东发展。一五〇二年，他们侵入波斯，这个国家的近代史是从第一位“夏王”伊斯梅尔（一四九九——一五二四年）开始的。一五一四年，在恰尔德兰平原，他在谢里姆一世（一五一三——一五二一年）手中受到决定性失败，结果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并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接着，谢里姆又进军叙利亚，在阿勒颇击败了马木鲁克人，把战争带入埃及境内。在整个阿拉伯都向他降服之后，哈里发伊斯兰教国就全部被苏丹国吸收了。

又和过去多次出现的情形一样，基督教世界又发生了恐怖现象，虽然教皇利奥十世（一五一三——一五二一年）一直努力想使帝国、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起来对付土耳其人，结果却毫无成就。谢里姆围攻了罗德岛，他于一五二一年逝世，继承者为苏莱曼一世（一五二〇——一五六六年），在其统治之下，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达到了颠峰。一五二一年，他占领了贝尔格莱德并继续围攻罗德岛。一五二二年圣诞节那天罗德岛被攻陷，耶路撒冷的圣约翰武士就都逃往克里特和马耳他避难。这些胜利之后，接着就是弗朗西斯一世在帕维亚的失败，这就使基督教团结的任何可能性都化为乌有。在法国国王唆使下，苏莱曼率领十万人和三百门火炮入侵匈牙利。一五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他在莫哈奇击败了匈牙利王路易二世。这一战使匈牙利从此丧失了独立地位，直到一九一八年为止。接着苏莱曼占领了布达，并于一五二九年到了维也纳。他未能攻克该城，退回了君士坦丁堡。

现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已扩大到了极点。东南直抵巴格达，西面为阿特拉斯山脉；南面从亚丁起，北面到了布达。从伊斯特里亚海角到肯特的岩岸，土耳其舰队对基督教国家的海岸和全世界的商业都征收保护税。

奥斯曼帝国已经包围了地中海海岸线的三分之二，为了维持土耳其团结，海权甚至比陆权更重要。因为明确了解这一点，查理于一五三五年攻占了突尼斯，这是阿尔及利亚海盗和土耳其海军将领巴巴罗萨的根据地。为了报复，一五三八年，巴巴罗萨也向卡拉布里亚突袭，在普里维萨附近与热那亚海军将领多利亚遭遇。因为多利亚只愿打游击战，所以海战持续下去，直到一五四一年，查理为了保护米兰，不得不回头对付法国人，这才放弃战争。一五五六年，查理自动退位，由儿子菲利普继位，他最近刚与英王亨利八世之女玛丽结婚，帝国则由查理的幼弟斐迪南继承，所以事实上仍为西班牙的分支。

菲利普二世（一五五六——一五九八年）即位之日，他统治所及包括西班牙、尼德兰、弗朗什孔代、撒丁、西西里、巴利亚利群岛、意大利的大部分和最近发现的新世界。其后在阿尔坎塔拉之战（一五八一年）后，葡萄牙及其殖民地也都并入西班牙帝国的版图，而且除了名义以外，事实上他已控制了神圣罗马帝国。要统治这样广阔复杂的领土和民族，必须有共同因素，这就只能从宗教中寻求。所以他以“信仰的保卫者”自居，以此建立他的统一，他的绝对君权也成了一种新统治体系的楷模，欧洲王室都以他为榜样，直到法国大革命后才终止。

因为这种统一运动与宗教改革的精神相违背，所以战争不可避免，可是战争却是成本昂贵的事业，其意义为黄金，白银和信用。尤其当战争的目的只是为了宗教迫害而不是物质收获时更是如此。巧合的是，新世界的财富却恰好于此时流入旧世界，拯救了它的穷困，这样就蕴酿着一场激烈的变革，一四九三年，欧洲的金银存量估计总值为三亿三千四百万英镑，可是到十六世纪开始时，金银就逐渐由美洲和非洲流入，到一五三六年，已由涓滴变成了不断的溪流，接着变成了洪流，最后简直泛滥了。据戴维斯的估计，从一五三六到一六三六年这一百年之间，流入欧洲的金银总值为二亿五千万英镑。

因为宗教改革是向菲利普的宗教统一政策挑战，所以这些巨大收入都用于战争。财富虽然从西班牙流过，但是不仅未能使它变成沃土，反而将它化为废墟，在金银的泛滥退去之后，留下的是更尖锐的贫穷，不仅毁灭了西班牙的出口贸易，而且更使西班牙人民的精神倍受打击。此外，这也刺激了一种新文明，一种近代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成长。正好比亚历山大大帝把波斯帝国的存金放出来为希腊和罗马的资本主义铺路一样。由于战争的缘故，大量金银流入了热那亚，安特卫普和奥格斯堡等地的银行家手中。在尼德兰花费的金银使波罗的海诸国都繁荣起来，成为宗教改革中心。这些银行家，贸易家和商人把财神看得和上帝一样高，成为资产阶级文明的先驱。

从战略上来说，菲利普统一政策的轴线位于米兰与弗兰德之间。米兰使他紧握西欧南部，弗兰德则使他可以控制西欧北部——法兰西，英格兰和波罗的海地区。只有从北面威胁法国才能使其远离米兰。此时在欧洲，西班牙所属的尼德兰实为最繁荣地区。虽然查理五世排斥异端足以引起宗教仇恨，可是假如不是破产的荷兰贵族相信“新教”是一种夺取教会财产的手段，那么公开的叛变也许不至于发生。一五五九年，尼德兰的摄政玛格丽特（查理五世的私生女）主张改革教会财政制度，这些贵族以奥兰治亲王威廉为领袖表示反对。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西班牙人称他们为“乞丐”。纷扰之中，从法兰西、日尔曼、英格兰和日内瓦有大批“加尔文派”教徒如蝗虫一般飞入尼德兰，抢劫了四千所教堂，包括安特卫普大教堂在内。

正象戴维斯所说：加尔文主义是十六世纪的第三国际，菲利普担心这种祸乱会蔓延到西班牙境内，所以当一五六七年荷兰天主教徒起来自卫时，他就派阿尔瓦公爵率领一万名西班牙精兵去加以支援。自此叛乱演变成宗教战争，一直停停打打的拖到一六〇九年，西班牙和“联合省”才签订了十二年期限的休战条约。

这种叛乱也可以说是一种劫掠和报复战争，马上在西班牙境内引起了反应。倒不是由于那里也有“新教”滋生，而是摩尔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达到了格拉纳达陷落后的最高潮。一四九九年，西班牙对摩尔人所加的各种限制终于引起严重叛乱，接着就是一次镇压战争，结果是整个格拉达全境都被基督化，所有摩尔人不受洗礼就只能流亡出国。有许多人改信了基督教，但内心却仍然信奉伊斯兰教——这种人被称为“莫里斯柯人”。他们经常做伊斯兰教海盗和奥斯曼帝国的内应。法国人也暗中支持他们。

因为奥地利王室是苏丹的天敌，加上奥斯曼和伊斯兰教舰队控制着地中海，所以土耳其人当然也支持“莫里斯柯人”。结果是当菲利普在尼德兰作战时，一五六八年十二月，在西班牙境内有一个可怕的叛乱发生，许多基督教徒被杀害，或是被卖给柏柏尔人为奴以换取武器。第二年菲利普二世派他的异母弟弟约翰（一五四五——一五七八年）去削平叛乱。就结果而言，菲利普显得相当伟大，他把这些叛徒散置在西班牙北部，照料他们的福利，并免费教育他们的孩子。突然，约翰又被召回担负另一个更艰巨的任务——去为基督教世界夺回地中海的控制权。

谢选骏指出：西班牙十字军功成名就之时，正是东欧全面陆沉于伊斯兰强盗的时候。可是与此同时，法国人却作为基督教世界的内奸，呼应穆斯林的步步侵略。这是由民族国家的地缘政治决定的。宗教改革事实上帮助了土耳其人侵入欧洲，因此人说“加尔文主义是十六世纪的第三国际”；但是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角度看问题，“共产党中国”的出现，是不是可以算作“基督教中国”的演习？

【第二十章：勒班陀会战】

土耳其之所以能向西发展，并非由于武勇过人，而是因为基督教世界内部不团结。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天主教和希腊正教之间的矛盾使合作成为不可能。如今在一百年后，宗教改革又使西方基督教世界分裂成两个激烈对立的阵营。在这种权力分裂之外，民族主义迅速成长，新世界财富大量流入，足以刺激“自利”国家的兴趣，它们重视自己的产业繁荣超过整个欧洲的安全。这些国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威尼斯和西班牙。

威尼斯为了保护贸易，在君士坦丁堡沦陷后就立即与土耳其签订了条约。由于商业利益，威尼斯竟如此短视，看不出他们在东地中海的领土（黎凡特）——威尼斯繁荣的主要来源——终究还是会与土耳其的膨胀相冲突，同时凭他们自己的力量也守不住。西班牙一五六〇年在杰尔巴战败，接着在一五六三年，土耳其企图攻占奥兰，一五六五年他们又企图攻占马耳他，这样一来，不仅西西里和那不勒斯，而且连西班牙本土也都受到伊斯兰教入侵的威胁。简而言之，地中海东半部与威尼斯的商业利益具有密切关系，而西半部则与西班牙的战略安全具有密切关系，所以两国的观点也完全不同。

在莫里斯柯人叛变前三年，苏莱曼死了，继承人是他的儿子谢里姆二世（一五六六——一五七四年），这是奥斯曼统治者中最卑鄙的一个。一五六八年，为了从威尼斯手中夺取塞浦路斯岛，他设法与日尔曼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一五六四——一五七年）勾结，这个计划由他的宠臣纳西建议，他的海军主将比亚里——一个匈牙利背教者——和陆军主将穆斯塔法都赞成这个计划。但他的大宰相索柯里却是有远见的政治家，主张与帝国以及威尼斯都保持和平关系。他认为土耳其对这两个国家无需担心，最可怕的敌人是西班牙。而且他认为此时是攻击西班牙的最好时机，因为菲利普二世被国内和尼德兰的叛乱牵制住了，而且在欧洲没有一个盟国。此外，法国是与苏丹国友善的，帝国若无西班牙支持则根本无能为力，波兰正与俄罗斯交战，意大利则忙于内争，至于英国在一场土耳其与西班牙的战争中也是得多过于失的。所以索柯里反对进行这种冒险，主张应与威尼斯缔结同盟，支援西班牙境内的叛乱并趁机攻打西班牙。假如不是威尼斯突然遭到一次意外的灾祸，他的意见也许就会被苏丹采纳。一五六九年九月十三日，威尼斯兵工厂（是欧洲最好的）中的火药制造厂突然爆炸，并引起大火，损失相当可观。情报传到君士坦丁堡后不免更为夸大，说威尼斯的全部舰队均已化为灰烬（实际上只损失四艘船），所以塞浦路斯岛已不可能获得增援。根据这个不正确的情报，主战派获得了胜利。

马上开始了准备工作，一五七〇年四月，土耳其人派使臣去威尼斯，要求他们交出塞浦路斯岛，理由是塞浦路斯原本是耶路撒冷王国的领土，所以应该归还土耳其。虽然该岛只有极少守军，可是威尼斯政府拒绝了，他们也知道拒绝无异于战争，所以立即向所有基督教国家提出求救的呼吁，因为威尼斯是个共和国，所以所有国王都憎恶它，又因为它是个海上强国，所以其他海权国家也都讨厌它，尤其是它过去曾与土耳其有过同盟关系，所以更难获得同情。只有一个人愿意听取呼声，就是教皇庇护五世（一五六六——一一七二年）。他认为这可以使自己的希望成为事实——成为一个海岸同盟领袖，以对异教徒发动一次新的十字军。他自己出资购置了十二艘战船作为一个舰队的核心，并力劝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参加。菲利普起初感到很勉强，最后才命令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总督补给威尼斯舰队，而且命令自己的西西里舰队参加教皇和威尼斯联合舰队。

此时谢里姆在罗德岛集中了一支规模巨大的舰队，有一百五十艘战船和五十艘运输船，由比亚里和穆斯塔法指挥。一五七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他们在塞浦路斯的利马索登陆并围攻尼科西亚。这是除法马古斯塔以外岛上的第二个设防城镇。九月九日，尼科西亚被攻陷，守军被全部屠杀。接着又围攻法马古斯塔城，那里有七千名威尼斯守军，总督布拉加迪诺和军事指挥官巴格莱昂都具有坚强的抵抗决心，击败了敌人的每一次攻击，于是伊斯兰教徒只好回国过冬。在围城阶段，有一支强大的基督教联合舰队，有多达二百艘船集中在克里特岛的坎迪亚，因为内部意见不合，所以毫无成就。

在基督教世界中有决心，希望速战的人只有庇护五世。他在一五七〇年七月召集了一个会议来起草基督教同盟宪章。他充分认识到基督教世界所面临的危险，他也具有领袖能力和相当的战略眼光。他认为若能够重获地中海控制权，那么在战略上，奥斯曼帝国将被切成两段，因为其非洲省区与欧亚部分就会分离。这样就可使土耳其不能再向西欧扩张。

尼科西亚的陷落使庇护深有感触，他认识到除非能给与威尼斯强大支援，否则法马古斯塔也会陷落，威尼斯就会被迫与土耳其媾和。此时，会议还在往下拖，各方面都提出一些新难题。最后菲利普决心支持同盟，但他的代表在会议中坚持任命其异母弟弟约翰为同盟军统帅，而由教皇的海军将领科洛纳为副统帅。因为威尼斯怕受到西班牙控制，为了获得全体同意，又决定采取一种牵制的办法。虽然约翰是总司令，但一切重要决定仍然要得到各盟国部队主将的同意。不过约翰后来至少克服了这些困难的一部分。

一五七一年，约翰只有二十六岁。说起来巧合的是：阿贝拉会战时的亚历山大，汉尼拔在西班牙就任总司令以及罗迪会战中的拿破仑也都是二十六岁。他不仅英勇过人，而且虽然年轻也是颇具吸引力的领袖。梅里曼说他似乎使教皇的十字军精神人格化了，他的热忱能感人，使人暂时忘记一己私利而愿为共同目标牺牲。他似乎就是一〇九五年的化身。

最后在一五七一年三月七日会议快到决定阶段时，西班牙首席代表格南维里大主教又提出了新难题。这未免使威尼斯政府感到灰心，于是派出使臣拉加佐尼去君士坦丁堡，希望能与土耳其人讲和。他于四月二十六日到达，谒见了大宰相，可是大宰相却不肯让步，坚决要求无条件投降。他说：“和平对你们而言比战争要好。你们不能与苏丹对抗，他不仅会占领塞浦路斯，而且连其他领土也难保。至于说基督教同盟，我们完全知道那些基督教王子对你们毫无好感。不要相信他们。假如你们能够附着苏丹的“马尾”，那么你们在欧洲就可以为所欲为，并享受永久和平。”听了这番富有诱惑性的说辞，拉加佐尼就回国了，但是在他到达意大利之前，神圣同盟却已宣布成立。这是五月二十五日的事情，所以谈判遂告中断。

这个著名条约也是后来许多条约的始祖，其重要条款如下：

同盟为永久性的，不仅是为对付土耳其，同时也以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为对象。同盟的部队定为双排桨大帆船二百艘，其他战船一百艘，步兵五万人，轻骑兵四千五百个人和大量大炮。三月份均应准备就绪，以便开往地中海滨海地区或进行其他远征。受到土耳其攻击时，各盟国有协防义务。战费的一半由西班牙担负，其余一半的三分之二由威尼斯担负，另外三分之一由教皇担负。指导战争时，三国总司令都有独立发言权，但对已经决定后计划，则由统帅负责执行。皇帝，法国和波兰国王可有加盟权利，但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则未提及，因为她不是天主教徒。一切征服领土均应照事先约定的办法瓜分，但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则完全留给西班牙。同盟国之间若发生争执，由教皇仲裁，未经全体同意，任何国家都不得与土耳其缔结休战、和平和同盟性条约。

尽管有这些条款，可是意图还是与决定发生了冲突。威尼斯希望利用同盟夺回塞浦路斯并击毁奥斯曼在地中海东部的制海权。菲利普二世则希望击毁土耳其在地中海西部的制海权并肃清伊斯兰教海盗。他们虽然都加入同盟，彼此间仍然互相猜忌。只有教皇专心一志并且充满热忱。他具有大一统的观点，认为整个基督教世界都遭到了威胁，不仅是西班牙和威尼斯的私事。同盟的成立以及后来的成功都应归功于庇护五世一个人，因为他是同盟的心脏和灵魂。

六月六日，约翰从马德里出发，于十六日到达巴塞罗那。他发现安德拉德的支队已经集中在那里，就命令留在卡尔塔吉那的克鲁兹侯爵前去会合。二十日他们由巴塞罗那出发，二十六日到了热那亚。在那里又与多利亚的支队会合。八月二日驶到斯培西亚去装载部队，然后于九日停泊于那不勒斯。在那不勒斯，格南维里大主教把同盟战旗授给约翰。早在热那亚时他就已经接到教皇的来信，劝他不顾一切冒险一战。

在那不勒斯花了十天时间讨论计划和装载部队，然后他们于八月二十日启程前往墨西拿——这是指定的集合地点。约翰于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到达该地，他与教皇的海军将领科洛纳和威尼斯七十五岁的司令文尼罗会晤。科洛纳于七月二十一日到达，文尼罗于七月二十三日到达。

此时在君士坦丁堡的谢里姆，因为攻占尼科西亚使他大喜大，认为先知的预言即将兑现：土耳其即将统治所有地中海岛屿，圣彼得大教堂马上就会象圣索菲亚大教堂一样落入他的手中。他用空前坚定的决心来推进对法马古斯塔的围攻，四月，他命令阿里把舰队集中在黑人桥，以拦截企图救援塞浦路斯的同盟舰队，同时也给与穆斯塔法的陆军以强大增援。

快到五月底时，对法马古斯塔重开炮击，并在该城河边获得一个入口。同时也尽量使用地雷，并燃烧一种叫“特扎”的植物，用毒烟来熏出守军。七月底，守军死了一半，火药已经用完，为了使该城免遭劫难，威尼斯主将决定作有条件的投降。穆斯塔法立即允许，八月一日该城投降。四天之后，穆斯塔法提出要求人质，因为这是降约上没有的，威尼斯人拒绝交出。他就杀死巴格莱昂和其他高级军官，布拉加迪诺则保留下来施以毒刑。首先割去他的耳鼻，然后活剥了他的皮，用稻草塞在人皮里游街。以后还把它送往君士坦丁堡，作为奴隶市场的装饰品。其他降卒都发配为摇船的奴隶。圣尼古拉大教堂被夷为平地，所有基督教坟墓都被挖开，但是为这次围攻土耳其人却付出了极高代价，据说损失了五万人。

因为同盟军并未尝试救援法马古斯塔，阿里就从黑人桥扬帆，蹂躏了摩里亚的威尼斯领土和查提、塞法罗尼亚等岛屿，并在科孚岛登陆，但被击退了，从那里他又驶往达尔马提亚海岸，在威尼斯咸水湖外出现。没有一艘战船去抵抗他，不久，他得知联军舰队集中在墨西拿，担心被封锁在亚德里亚海中，又转回头向科孚岛进发。他很感到满足，觉得已使敌人受到了最大损害。

盟军在墨西拿集中之后，约翰发现共有三百艘船只和八万人——其中三万人为陆军，五万人为海军和摇桨奴隶。海军舰队实力如下：西班牙舰队有双排桨大帆船九十艘，大型三桅帆船二十四艘，轻帆船五十艘。威尼斯舰队有双排桨大帆船一百零六艘，两种大型三桅帆船各六艘和二艘，轻帆船二十艘。教皇舰队有双排桨大帆船十二艘，轻帆船六艘。总的说来：共有二百零八艘双排桨大帆船，后又增加了十七艘；六艘中型帆桨船；二十六艘大型三桅帆船和七十六艘轻帆船，总数为三百一十六艘。发现威尼斯舰队缺少人员，约翰就命令用意大利步兵二千五百人和西班牙兵一千五百人去补充他们。文尼罗勉强接受了，因为这可能引起争吵。

因为常常发生争吵，纷扰无穷，约翰面对许多困难，决定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手段，以图一劳永逸加以解决。他将部队进行了彻底改组，把各国人员混编在一起。这样不仅使各将领不能单独撤退，而且削弱了他们的权威，也就无异于提高了他自己的权威。这样就可以不再受原有的限制了。

除指定科格尼亚指挥陆军以外，他把各国海军集中在一起，象陆军一样分为三个战术分区——中央、右翼和左翼，另加前卫和后卫。中央共有六十四艘双排桨大帆船，由他自己指挥，由文尼罗和科洛纳协助。右翼为五十四艘双排桨大帆船，由多利亚指挥，左翼为五十三艘双排桨大帆船，由威尼斯海军将领巴巴里戈指挥。前卫一共八艘双排桨大帆船，由西西里将领卡多那指挥。后卫共三十艘双排桨大帆船，由克鲁兹侯爵指挥。六艘中型炮船以两艘一组分给三个分区。大型三桅帆船和运输船另组一个支队，因为它们完全依赖风帆航行，机动性较差。轻帆船则分别配属各区，并奉命在后面行驶。

九月十日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科洛纳和文尼罗主张立即进攻，多利亚和科格尼亚则主张推迟几天。但约翰早已决心主张进攻。于是骰子掷下去了——这是一场决死战。一切反对意见都到此为止，教皇的使者宣布举行誓师典礼，以上帝的名义鼓励大家雪耻奋斗。

九月十五日，笨重的大型三桅帆船从墨西拿驶出，双排桨大帆船于次日跟上。十天后到了科孚岛，才知道阿尔及尔海盗头子乌尔齐·阿里指挥的土耳其舰队曾攻击该岛，但未能攻占要塞。从俘虏口中，约翰得知乌尔齐已撤往勒班陀——位于科林斯湾中（也称为勒班陀湾）。因为这是个重要情报，约翰立即召集军事会议，经过激烈辩论，他决定立即前进，设法引诱敌人出战。这个决定十分勇敢，因为不仅苏丹的舰队控制着地中海，而且他的陆军也比同盟方面远占优势，所以一旦海军战败，一定会导致全面入侵。如斯特林-马克斯韦尔所说：很明显，只要一个错误行动就将造成大祸，而使欧洲沦陷于亚洲残暴征服者的脚下，但是反过来说，若采取懦弱政策以求免祸，结果还是一样危险。因为同盟可能瓦解，这些国家单独的海军更不是苏丹的对手。事实上只有进攻才能使同盟不至瓦解。这就是问题的核心。

九月二十九日，约翰率领了中央部队直向阿尔巴尼亚海岸上的戈美尼扎进发，在那里遇到前卫支队的一艘轻帆船，得知不仅乌尔齐在勒班陀，阿里的二百艘战船也停泊在那里。约翰不等大船赶上就命令在科孚岛的文尼罗和科洛纳全速与他会合。

为了了解下面的会战情形，对当时所用的主要战船形式应先作简略说明。双排桨大帆船是单层甲板的船只，长度从一百二十英尺到一百八十英尺不等，宽约二十英尺，深七英尺，可以用帆和桨来推进，但在会战时主要使用桨，短时间内可以达到六英里半的时速。西方的双排桨大帆船船首有五门炮，而土耳其的只有三门。西方的在两舷还有若干门四磅半的火炮，船板有三四英寸厚，划手上有木板保护，这些土耳其船都没有。双排桨大帆船有一根长十英寸到二十英寸的金属冲角，是一种可不受恶劣气候影响的战船。大型三桅帆船只能使用风帆，水线以上部分的高度等于全长的三分之一，有两层火炮甲板，可说是一座浮动要塞。处在两者之间的是中型帆桨船，它前面有炮台，载五十门到七十门火炮，另有四门二十管火炮掩护船腰。它比双排桨大帆船优越之处在于划手上面有一层甲板，帆为三角型，船头能抵挡炮弹。轻帆船只有一半甲板，用两个帆，可以用帆或桨行驶。运输船能装载一千名士兵和装备。

地中海的海军战术是首先争取良好位置，接着就是正面突击，迂回和登上敌船，与萨拉米等古代海战并无太多区别。总而言之，一切意图和目标就是在水面上打陆战。

从一五三〇年查维斯的《海员宝鉴》一书中，可以引证一些有趣的记载：

“如果你想登上敌船，应先让轻火器人员，尤其是顶层上发射。投钩手应以索具或前炮台为目标。枪手应弹无虚发。船顶的人除投掷火药和柏油外，也应投掷肥皂和油脂，使敌人甲板溜滑。为了抵抗登船者，涂了黄油的长枪是最合用的。个人以刀剑和火枪格斗。另用长柄镰刀砍断敌人的帆缆。”

“反过来说，如敌人登上我方的船只，那么长枪和刀剑是最好的抵抗武器。登船网梯是一种障碍物，当敌人攀登时，可以用长枪从下面刺击，迫使他们跳入海中。”

“负伤者应立即送入舱下，因为他在甲板上会妨碍他人。死者应尽快投入海中，以免触目伤心，这样就使甲板上的每个人都是战士。”

在勒班陀之战中，约翰创造了某些重要的改革。最重要的是他把中型帆桨船只用作前卫，其次是拆下双排桨大帆船上的冲角，使前炮可以更加自由运用。此外他也比土耳其人用了更多的火枪。为了激励士气，他命令把所有基督教的划桨奴隶都解除枷锁，给与武装，并告诉他们若能英勇作战，则可获得自由。

十月三日，除了大型三桅帆船以外，联军的全部舰队都集中在戈美尼扎。从那里前进，经过阿克兴古战场，于十月四日停泊在杜卡托角。当晚继续前进，但因天气恶劣，第二天大部分时间都耗在塞法罗尼亚岛的菲斯卡多港中。在这里，一艘路过的轻帆船带来了法马古斯塔失陷和布拉加迪诺惨死的消息。这个消息来得正好，使每个基督徒都义愤填膺，要为死者复仇。

在塞法罗尼亚，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几乎使远征行动失败。在文尼罗的船上，一个西班牙军官侮辱了威尼斯人，结果引发斗殴，死了几个人。文尼罗大怒，未报告约翰就将那些西班牙人处死。这使约翰也勃然大怒，命令拘押文尼罗。这样很能使整个联军为之瓦解。幸亏科洛纳很聪明地加以干涉，力劝约翰收回成命。虽然如此，约翰从此不再与文尼罗联系，一切都经由巴巴里戈转达。

受到恶劣天气的延误，直到十月七日星期六上午两点钟时，舰队才再度出发，绕过库特索拉利群岛。七点钟之后，约翰的旗舰“皇家号”与前面的多利亚支队会合，快要驶出帕特拉斯湾出口正北面小岛间的海峡。

九月二十七日，土耳其舰队已集中在勒班陀。十月三日或四日，阿里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重要的参加者有陆军指挥官（实际上为陆战队）伯坦；前阿尔及尔总督巴巴罗萨之子哈桑；亚历山大总督西罗库；黑人桥总督哈梅特；新任阿尔及尔总督乌尔齐。根据侦探报告，阿里对敌军的实力和行动有完全的情报，因为苏丹命令采取攻势，所以会议决定迎击敌军。十月六日，土耳其舰队离开勒班陀要塞掩护，经过狭海，在加拉太岸边下锚——在勒班陀西面约十五英里。在那里阿里从侦探口中知道敌人正在菲斯卡多。

次晨拂晓之前，土耳其人即已开船，当约翰在斯科洛法角追上多利亚时，他们之间相距只有十英里。半小时后，在“皇家号”和多利亚旗舰“卡皮塔纳号”上的了瞭望员，发现东方有两艘船。接着有八艘船从地平线上出现，然后全部土耳其舰队都在望了。约翰马上命令放了一炮，并将同盟军旗升上旗杆——这就是发现敌人的信号。

号炮声中，所有船长都扫清船面开始备战。主要指挥官都换乘轻帆船到“皇家号”来，听取约翰的最后命令。仍然有人反对接战，因为在远离基地的地方作战，一旦失败将全军覆殁。但约翰决心已下，他向各位军官说：“诸位绅士，商议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战斗的时间已经来了。”说完就命令解散。

将领们各回本船之后，舰队就依照在墨西拿议定的战斗队形布阵，因为大型三桅帆船仍未赶上，所以兵力分配略有改变。巴巴里戈指挥左翼，共有双排桨大帆船六十三艘，约翰命令他接近安纳托利亚海岸行驶，以免受到敌人迂回。多利亚指挥右翼，共有船六十四艘。他自己指挥中央支队，也是六十三艘。他又命令科洛纳乘教皇旗舰在左，文尼罗乘威尼斯旗舰在右，一同督战。克鲁兹的预备队，船数增到三十到三十五艘，奉命跟在中央支队后面行驶，假如前线有哪一部分支持不住就赶紧支援。六艘中型炮船分成三对，在三个支队前方行驶，相距约四分之三英里，以便在接触之前使土耳其舰队阵型混乱。他的阵线总长六千五百码到七千五百码之间，摆开之后，他又坐上一艘快船去巡视舰队。他看见文尼罗正在船尾甲板上，友好的向他挥手，把旧嫌都消除了。于是每条船上的人员都跪下祈祷。甲板上甲胄闪亮。

联军准备之时，土耳其军也在准备。阿里把舰队摆成一个巨大的新月形，从海湾北岸一直伸到南岸，和约翰一样分为三个支队：他自己指挥中央，有八十七艘双排桨大帆船和八艘小双排桨帆船。右翼为西罗库，有五十四艘双排桨大帆船和两艘轻帆船。左翼为乌尔齐，有六十艘双排桨大帆船和三十二艘轻帆船。预备队有八艘双排桨大帆船和二十一艘轻帆船。

大约九点半时，双方舰队慢慢接近了。阿里拉直了他的新月阵线，因为他发现敌军前方的巨型炮船使他受到了突袭。因为出他意料之外，所以神智失常，伯坦劝阿里作背进运动以引诱敌人追击，这样可以使对方的阵线混乱——这是土耳其人惯用的伎俩。但阿里拒绝了，因为这与苏丹的命令相违。于是继续前进，土耳其人一路怪声高叫，突然他们看到一道闪光：约翰的部下都从跪姿站立起来，各就战斗位置了。

战斗开始时大约是十点半钟刚过，两支舰队的位置是这样的：联军左翼略向前，其左端距海岸尚有相当距离，因为巴巴里戈对海岸线不熟悉，害怕搁浅。在其右面，中央支队差不多是平行的。但因土耳其的左翼伸过了联军右翼，多利亚怕被包围，就将他的支队朝对角线方向外驶，这样在他的极左端与约翰的极右端之间出现了一英里多长的缺口。左翼和中央的四艘炮船都已经在前方四分之三英里的位置上，但右翼那两艘则仍在斯科洛法角附近。预备支队也到达其应有的位置，周围绕着轻帆船，以便接运部队往前线增援。此时，土耳其的右翼也比中央略为前进，而他们的左翼在乌尔齐指挥之下，也向对角线外驶以对抗多利亚的行动。这几个运动的结果使会战分成三个独立的部分。最先是巴巴里戈对西罗库，接着大约半小时后才是约翰对阿里，最后又隔了一小时才是多利亚对乌尔齐。

十点半时，土耳其右翼进入左翼两艘炮船射程之内，它们马上发出毁灭性的火力，使西罗库的支队发生了混乱，其右翼被迫向岸边退却。但因为他们对这里的海岸线极为熟悉，他们奉命靠近岸边以迂回巴巴里戈的左翼。巴巴里戈看清了敌人的意图，他知道那里的水深既能容土耳其船只行驶，那么他也可以活动，就命令船只也向岸边侧行，结果只有六七艘敌船到了他的后方，其余均被截断。此时，巴巴里戈的右翼在马可·基利尼指挥下尚未与敌接触，因为敌人左翼正想随着自己的右翼行动。抓住这个机会，基利尼调过他的部队，象一扇“正在关闭的大门”一样打击在敌人背上。同一时间，巴巴里戈的船只与五艘敌船缠在一起，矢石俱下中，他眼睛负了重伤。由于丧失指挥，一度引起混乱，更糟的是他的侄子康塔里尼刚刚接替指挥又马上被击倒了。最后纳尼接替了指挥权，与基利尼合作，把土耳其右翼的全部船只都赶到了岸边。土耳其人放弃船只，登陆逃走，追击之下全部被歼灭。所以联军左翼已经完全胜利了，没有一艘敌船能逃走，西罗库在重伤之后也做了俘虏。

大约半小时之后，约翰支队前面的炮船也发出了有效火力，把阿里的支队击散，分成了几个集团，他们拼命划船想躲避这种火力。此时约翰的支队则缓缓划进，在鼓角节奏下，保持着完整战线。大部分土耳其炮弹都从他们头上飞过。双方靠拢之后，彼此正面相对，因为联军船头的冲角已经拆除，所以炮手射击大感便利，使土军遭到优势火力轰击。阿里命令舵工向约翰的旗舰直撞过去，船上的冲角与“皇家号”的索架绞在一起。阿里的船上有四百名精兵，后面跟着十艘双排桨大帆船和两艘轻帆船，最近的用梯子用该船连在一起，以便兵力可以源源补充。约翰后面也跟着几只船，同样可以补充兵力。

沿着整个中央战线发生了全面战斗。以双方旗舰的格斗为中心，许多船只都分别靠拢了。阿里的士兵两次爬上皇家号，都被船上的三百名火枪手扫退，约翰的士兵也两次上了阿里的旗舰，同样被击退。文尼罗把他的人员送往皇家号上增援，克鲁兹的预备队中又拨了二百名生力军来补充。差不多与此同时——将近一点钟——科洛纳已经击毁了伯坦的坐船（正在燃烧），就把他的船靠拢阿里的旗舰，用火枪扫射甲板。于是联军发动了第三次突袭，一颗弹丸击中了阿里的前额，他倒在划手中间的跳板上。有一个马拉加士兵发现了他，立即割了他的首级，大声高喊起来。于是土军全部瓦解，旗舰被俘，中央支队完全被歼灭了。

此时应该记住，大约十时三十分时，多利亚的支队正向南行驶，于是缺口愈拉愈大。同时，乌尔齐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因为他有九十三艘船，而多利亚只有六十四艘，所以他的危险性较小。虽然乌尔齐的原有意图似乎只是迂回敌人右翼，但现在因为这个缺口出现，所以他又多了两条可以选择的路线：直向多亚支队进攻，从两面包围他；或把航向由南改为西北，钻入这个缺口，象亚历山大在阿贝拉会战时一样打击在敌人后背上。他是个能干的战术家，因为发现己方中央支队已面临危机，所以决定采取后一条路线。

他突然变换航向，拼命加速，从缺口中直冲约翰右翼。这是由墨西拿的“修道院长”吉斯提尼亚尼据守的区域。他夺取了这条船，把它拖在后面，并把敌旗升在自己桅杆上。

卡多那从预备队中率领八艘西西里双排桨大帆船赶来援救吉斯提尼亚尼，也受到乌尔齐十六艘船的攻击，发生了整个会战中最激烈的战斗。卡多那重伤，他的部下五百人中只有五十个人没有负伤。其他船只所受损失甚至更大。教皇的“佛罗伦萨”号，不仅所有武士战死，连所有士兵和奴隶也都死得差不多以。还有“圣-乔万尼号”也是战到不留一人。摇桨座上布满了死尸，该舰舰长也被两颗枪弹击中颈部阵亡，另外，萨伏依战舰“皮亚蒙泰莎”号的命运也如出一辙，同样损失了舰长以下所有的士兵和划手。

此时多利亚已经发现自己造成的大错，立即拼命赶回来应战。但是在他赶到之前，克鲁兹已经率领剩下来的预备队抢先赶到。同时，约翰在中央已经大获全胜，也立即集合了十二艘双排桨大帆船来帮助克鲁兹。乌尔齐不敢应战，悬着敌旗，率领十三艘舰船划过克鲁兹的船头，逃向圣毛拉，到夜幕将垂时，逃到了普雷韦扎，一共搜集了残部共三十五艘船，回到勒班陀。最初约翰想追击，但因天气又有转劣趋势，所以决定进入派塔拉斯港避风。他的舰队和捕获的船只于夜间到达。

停下之后，就有人指控多利亚有通敌嫌疑。据说因为他仇视威尼斯人，所以希望会战失败。实际上说他是被敌所乘更为合理。

不管怎样，这仍然是一次压倒性胜利。首先应归功教皇庇护五世，若无他的坚持，同盟根本不会组成。第二就是约翰，他使用炮船是个杰作。虽然它们太笨重，可是其强大火力已经证明桨划战船已经没落了。勒班陀在战术上是数量最多的一次伟大的双排桨大帆船会战，战术还是和古代差不多。此后，风帆和侧炮就代替了划桨和正面攻击。所以从海军史的观点来看，勒班陀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最后，约翰混编他的部队也是成功主因之一，否则会战也许根本打不成。

损失非常惨重，这也是古代海战的惯例，因为一经接触即无法逃脱。双方战斗人员共十七万二千人——联军八万四千人，土耳其八万八千人。联军损失一万五千人（死伤淹毙都在内），沉船十二艘，被俘一艘。土耳其的损失估计为船只损毁一百一十三艘，被俘一百一十七艘，杀死三万人，俘虏八千人，淹死无数。基督教奴隶

万五千人获得自由。此外，约翰还夺获了二百七十四门火炮和巨大财富，因为土耳其军将领身上都颇有细软。在阿里的船上搜到十五万枚金币，另一艘船上也有四万枚。

十月十七日，一艘叫作“天使”的双排桨大帆船开入威尼斯，报告了胜利的捷报。自从第一次十字军之后，从未引发如此的宗教狂热。在基督教世界到处都传播着土耳其人被击败的佳音。教皇决定把这场胜利作为永久性节日来纪念，至今罗马仍然遵守这个规定。画家、雕刻家、诗人纷纷歌颂这次胜利，许多年后，这场会战仍然是基督教世界的话题。

惨败的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使伊斯兰教徒大感震惊，这时只要有五十艘基督教战船开到他们就会弃城而逃。这也是约翰所希望的明年会战能达到的目的。他回到科孚岛后，留下威尼斯舰队，自己于十一月一日回到墨西拿，解散舰队过冬。一五七二年五月一日，教皇庇护五世逝世。从此同盟丧失了活力。虽然如此，在该年六月，西班牙和教皇的舰队还是在墨西拿集合，准备与科孚岛的威尼斯支队一同进攻。

此时，谢里姆又建立了一支新舰队。有双排桨大帆船一百五十艘，此外他又加造了八艘炮船。但是船只都是赶造的，木材还发着青，火炮也没用，人员更是生手。假如同盟舰队能果敢进攻，无疑可以获得第二次大捷。但是事实却不如此。

又是法国人从中作梗，法王查理九世不仅在西班牙属地尼德兰制造叛乱，而且在一五七二年冬天，派了最能干的外交家阿克斯主教去君士坦丁堡，要他尽量促成土耳其与威尼斯和解。此外，查理又想控制阿尔及尔，这个威胁使菲利普二世不得不把约翰兵力的一半留在墨西拿。其余一半兵力与教皇支队一起改由科洛纳指挥开往科孚岛。接着进行了两次不成熟的作战，土耳其新统帅马尔齐都拒绝会战。

当同盟的三个成员国准备进行一五七三年的战争时，同盟本身却宣告死亡了。由于阿克斯主教的阴谋策划，一五七三年三月七日，威尼斯没有事先获得同盟国同意就私自与土耳其签订了和约。整整一个月后和约才公开发表。此时约翰正在那不勒斯，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扯下同盟军旗，改升西班牙国旗。

勒班陀会战并未能使奥斯曼帝国的海权折脊，也未能收复塞浦路斯，更未能使西班牙获得地中海的控制权。虽然是头等的战术胜利，但因为同盟解体，在战略方面，仍然是苏丹成了胜利者。但是从精神上来看，这却是一场具有决定性的会战，自从一四五三年以来，整个东欧和中欧一直笼罩在恐怖黑幕之下，现在黑幕已被卷开，使整个基督教世界认清了一个惊人事实——土耳其人不再无敌于天下了。从此时起直到一六九七年，萨伏依的欧仁亲王将苏丹穆斯塔法二世的陆军赶入台斯河，最后根绝了土耳其对欧洲的威胁为止，其间虽然有过多次起伏，可是苏莱曼时代的最高国威却始终未能恢复。他的朝代成为土耳其权力顶点的标志。勒班陀一战打破了土耳其权力的基础。

谢选骏指出：根据我的历史力学，任何历史运动都会引起反作用力，或曰历史因素的沉积或曰历史的报应——拿意大利半岛作为例子，罗马帝国得以兴起的种种特质和地缘政治，到了中世纪城邦的威尼斯和热内亚那里，似乎完全走向了反面的东西。即使后来的罗马城和佛罗伦萨，也再不能获得古代罗马的那种结局，这就被称为历史的命运。

（另起一页）

【西方历史上的决定性会战及其影响】

A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

其它英文名：

The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ir Influence up on History

【第二卷目录】

大事记(一)英格兰与西班牙的争霸

第一章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失败

大事记(二)基督世界的分裂

第二章布莱滕费尔德会战和吕岑会战

大事记(三)英国的宪法战争

第三章内斯比会战

大事记(四)法兰西的称雄

第四章布莱尼姆会战

大事记(五)莫斯科帝国的兴起

第五章波尔塔瓦会战

大事记(六)普鲁士的勃兴与扩张

第六章罗斯巴赫会战和鲁腾会战

（另起一页）

【大事记（一）：英格兰与西班牙争霸】

自从发现新世界和绕过好望角到达东印度群岛的航线之后，欧洲商业重心西移，此后就逐渐远离地中海地区而趋向大西洋海岸。因此，西班牙、葡萄牙和英格兰以及后来的联合省、法兰西，为了世界贸易和新发现地区的主权，变成了互相竞争的劲敌。从这时起直到现在，帝国的发展都是趋向于海外殖民，而帝国的斗争则趋于海权形式。

斗争的第一阶段发生于英格兰与西班牙之间，起初两国是很和平的。一五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一五五八——一六〇三年）继承异母姐妹玛丽皇后（菲利普二世之妻）成为英国女王时，英西两国还是同盟，正共同对抗法国。第二年，两国间的友谊似乎仍很坚定，所以在签定《卡托-康布里西斯》条约之前进行谈判时，菲利普还准备替伊丽莎白收复加来，这是于一五五八年一月六日被吉斯公爵从玛丽手上夺去的。接着他又向伊丽莎白求婚，但遭到拒绝。

菲利普如此热衷于支持英国，完全基于自私的立场，他的政策针对的是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一五四二——一五八七年），她是英国亨利七世的曾孙女，也是苏格兰詹姆士五世与吉斯的玛丽所生的女儿。按天主教的眼光看来，她是英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一五五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她又与法国的弗朗西斯二世（一五五九——一九六〇年）结婚。此时，她的舅舅吉斯公爵正在法国当权，利用玛丽，他想把法兰西、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联合成一个伟大的吉斯帝国。这对西班牙将是一个致命打击，所以从一五五八年以后的十二年中，菲利普都是不惜一切成本扶助伊丽莎白以确保其王位，以此作为玛丽的对抗势力。对西班牙来说，友好的英格兰具有极大重要性，因为英格兰恰好位于西班牙到尼德兰间的海上交通线侧面。反之，自从加来丧失之后，只要尼德兰控制在西班牙手中，那么英格兰对本国海面的控制也不安全。在菲利普和伊丽莎白的整个时代，西班牙和英格兰的政策始终受到这两个战略问题影响。

尽管有菲利普支持，伊丽莎白的地位还是很危险。她不想出现对外战争，因为英国本身由于新旧教派的对立，在政治上是不稳定的。但是英国的加尔文派教徒却一心只想支持大陆上任何地区的同一教派，希望新教能发扬光大。此外因为英国已经成为海权国家，并且也是日益发达的商业国家，所以英国的反西班牙派认为应用舰队向西班牙在新世界的专利挑战。坎顿说：“英国军人和海员都跃跃欲试想向西班牙挑战，但女王对他们的呼声置若罔闻。”不过虽然如此，伊丽莎白的权力却不够强大，无法完全制止他们活动。

伊丽莎白即位不久就突然发生了新变化：一五六〇年十二月五日，弗朗西斯二世逝世，继承者是他的兄弟查理九世（一五六〇——一五七四年），并暂由他的母亲凯瑟琳摄政。一五六一年八月，玛丽回到苏格兰。一五六七年，她在苏格兰暗杀了第二任丈夫达恩利勋爵，接着被迫退位，并于一五六八年逃往英格兰避难，从此被伊丽莎白拘禁到死。这些演变，加上反西班牙派在英国得势，使菲利普改变了对玛丽的政策。因为玛丽已不再是吉斯家族的直接工具，所以菲利普现在不再站在伊丽莎白这边，反而利用玛丽来当作制造反伊丽莎白阴谋的支柱，在这方面他也得到教皇庇护五世支持，他在一五七〇年开除了英国女王的教籍。

除了这些政治变化以外，经济冲突更使西班牙怒恼。普利茅斯的约翰·霍金斯开始抢劫非洲的运奴贸易，这本是西班牙王室的专利买卖，因而这种不合法的生意能获取极高利润，所以英国女王居然与霍金斯合伙，把她自己的一艘船耶稣号借给霍金斯使用。一五六七年十月二日，霍金斯从普利茅斯出海，另有伴船两艘，即米尼翁号和朱迪斯号，朱迪斯号由弗朗西斯·德雷克指挥。霍金斯首先开往几内亚海边，在那里他捕获或购买了五百多名黑人，然后驶往西印度群岛，秘密地把他们卖给西班牙殖民者。途中他进入圣胡安港寻找饮水和掩蔽，并在港口设防，不让西班牙船只进入。这时新上任的新西班牙总督恩利基斯也率舰队到来。因为正有风暴发生，恩利基斯担心翻船，就与英国人谈判，答应只要让他入港就决不侵犯英国人，并让他们补给粮水之后自行离去。几天后，恩利基斯却突然向霍金斯开火。经过一场战斗，耶稣号不得不放弃，可是另外两艘船逃走了，于一五六九年一月回到普利茅斯。

当霍金斯向祖国返航时，又发生了另外一次比较严重的事件。许多年来，西班牙船只来往于西班牙与弗兰德之间时，经常受到胡格诺派私掠船拦劫。其中有许多人是普利茅斯市长霍金斯的兄弟威廉的部下。为了不把英国女王牵扯进去，他们的船上都挂着孔代的旗帜——就是奥兰治的威廉。在一五六八年，这种私掠船有五十艘，其中属于英国人的不下三十艘。十二月，一群私掠船把一个西班牙支队赶进了福伊，普利茅斯和南安普顿等英国港口。船上所载的金条属于热那亚银行，准备交付给在安特卫普的阿尔瓦公爵——菲利普在尼德兰的主将。伊丽莎白将其没收，并获得热那亚人同意借为己用。为了报复，阿尔瓦把留在尼德兰的英国船只和货物一律没收，伊丽莎白也不甘示弱，照样没收了留在英国的西班牙船只和货物。此时又传来耶稣号丧失的消息，更激起了英国人的怒火。于是英西两国分道扬镳，菲利普支持英国的天主教徒，而伊丽莎白也开放英格兰供荷兰新教徒避难。

此时，奥兰治的威廉（一五五九——一五八四年）已经建立了一支舰队，到一五六〇年，有十八艘船可以出海了。这是另一个海权的开始，在下世纪中，荷兰舰队远涉重洋，在许多地区建立了殖民地。他们对现实的影响立竿见影，一五七二年，他那些号称“海上乞丐”的水手捕获了三百艘船。因为他们缺乏避难港口，伊丽莎白又暗中准许他们使用英国港口。直到一五七二年，他们突袭了布里尔并将其变成极其坚固的基地。从此，尽管天生厌恶叛徒，伊丽莎白的政策却是尽量鼓动尼德兰的叛乱。这不仅是为了消耗西班牙国力，而且也是预防荷兰人在失望之余把国家主权献给法兰西国王。危机变得非常严重，虽然阿尔瓦反对公开宣战，菲利普却十分愤怒，就在一五七一年支持所谓莉多菲阴谋，目的是要用阿尔瓦所部六千人来支持英格兰境内的天主教叛乱，杀死伊丽莎白，使玛丽复位，并在英国重建天主教信仰。这个阴谋被查觉并被扑灭，唯一结果只是使仇恨加深。

为了增强自己的地位，一五七二年四月，伊丽莎白又与法国的母后缔结了对西班牙的防御同盟。但是同盟却并未能达到目的，因为这时法国的胡格诺派把查理九世争取到手了，伊丽莎白担心法国会占领低地国家，就又倒向西班牙方面。凯瑟琳生怕胡格诺派会把法国拖入对西班牙的战争，于八月二十四日制造了圣巴特罗缪屠杀。估计在这次事件中，法国人死了五万人之多。这样又使吉斯家族在法国当权，伊丽莎白只好与菲利普重开谈判恢复从一五六八年中断的贸易关系，到一五七三年春天，两国又恢复了正常关系。

一年后法王查理九世逝世，继承者是他的兄弟亨利三世（一五七四——一五八九年）。一五七六年三月，勒班陀会战的胜利者，奥地利的约翰被任命为尼德兰总督。他一到就发现西班牙军队正在叛乱中，而他们的暴行又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反抗。因为知道伊丽莎白正用金钱接济叛徒，他就力劝菲利普侵入英格兰。但是菲利普的财政状况也正十分紊乱，所以他派贝尔纳蒂诺去安抚伊丽莎白，并重开在伦敦的西班牙大使馆，这是一五七二年已经封闭了的。

使臣到达英国之后不久，约翰死了，镇压尼德兰叛乱的责任就由帕尔马公爵法讷斯接替。他也是当时名将之一，勒班陀会战中的老兵。经过一连串卓越战役，他收复了布鲁日，根特，安特卫普和尼德兰南部多数地区。失望之余，叛乱份子把他们国家主权献给了亨利三世的兄弟阿朗松公爵。

虽然菲利普仍不肯向英国公开宣战，可是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一五七二——一五八五年）却几乎迫使他不能不采取行动。教皇先后对爱尔兰准备了两次远征。第一次在一五七八年，完全流产了；第二次在一五八〇年，有少数西班牙人参加，在爱尔兰登陆之后不久即被全歼。一五七七年，德雷克率领五艘船进行周游世界的航行。他一路突袭了瓦尔帕莱索，抢劫了塔拉帕卡，捕获了最大的运宝船火神号，他还驶入旧金山湾，以伊丽莎白女王的名义将其收为英国领土，定名为“新阿尔比恩”。一五八〇年九月他才返回英国，带回大量的赃物，在他的旗舰金鹿号的后甲板上，由伊丽莎白封他为爵士。

德雷克正在进行环球航行时，又有重要事件发生，对英西两国的关系产生了极大影响。葡萄牙的年轻国王塞巴斯蒂安突然爆发了古代骑士的狂热，于一五七八年侵入北非，八月四日，他在克比尔被杀，全军覆没。他没有子嗣，由他的伯父亨利红衣大主教继承，亨利又没有子嗣，而且已经七十七岁。在他后面，又有一大群要求继承王位的人。其中最合法的是西班牙的菲利普，而最孚人望的却是安东尼奥，他是贝雅公爵路易的私生子，而路易则是葡萄牙王伊曼纽尔的儿子。由于继承问题，迫使菲利普在一五七九年对英国采取温和态度，因为他希望在亨利死后可以自由占领葡萄牙。他等待的时间并不太久。亨利于一五八〇年一月三十一日逝世，不久，菲利普即命令阿尔瓦公爵领兵进入葡萄牙。八月二十五日，安东尼奥在阿尔坎塔拉被击败，菲利普就此兼并了葡萄牙和葡萄牙的海外领地。他不仅获得了广袤的土地——那是没有宗教障碍的——而且还有船只和海员，葡萄牙本是海洋民族。失败之后，安东尼奥逃往法国，后来又想到英国去避难。因为他自称葡萄牙国王，这使伊丽莎白对他发生了承认问题。

权力平衡的变化使伊丽莎白和法国母后凯瑟琳都大感恐慌。凯瑟琳命斯特罗基组成一支舰队，于一五八二年带同安东尼奥一起去攻占亚述群岛，这是西班牙通往新世界交通线的焦点。在特尔塞拉岛附近，他们被圣克鲁兹侯爵击溃，他是在勒班陀会战中指挥预备支队的老将。第二年，法国海军将领埃马德在同一地点又被圣克鲁兹重创。这两次胜利的影响十分巨大，进一步证明了在勒班陀建立的印象——西班牙舰队是无敌的。这也巩固了葡萄牙所属的大西洋基地，这是菲利普攻打英国时所必需的。

第二战之后，克鲁兹上书菲利普，劝他立即侵入英格兰，并说只有这样才能收复尼德兰。这个思想并不新奇，因为在一五六九年阿尔瓦公爵也曾作同样建议，而在勒班陀会战以后，约翰更认为这是轻而易举的事。菲利普还在犹豫，但不久又有两件事情诱使他接受了这个建议。第一，因为他参与了索克莫顿阴谋，所以伊丽莎白于一五八四年一月十五日命令西班牙大使贝尔纳蒂诺降旗回国。作为报复，菲利普禁止一切英国船只进出西班牙的港口，伊丽莎白也采取同样的报复手段。她还命令德雷克侵扰西印度群岛。一五八五年九月十四日，德雷克与马丁·弗罗比舍一起出发，在维德角群岛上洗劫了波图港，蹂躏了圣多明哥，抢劫了哥伦比亚的卡尔塔吉那，威胁哈瓦拉，并且夷平了佛罗里达的圣奥古斯丁。

此时，帕尔马公爵已经巩固了他的地位，奥兰治的威廉在一五八四年七月十日被暗杀，对他很有帮助。威廉死后，尼德兰的情况变得十分紧张，所以伊丽莎白尽管认为叛徒是“忘恩负义之辈，真正的乌合之众”，还是在一五八五年八月勉强与他们签订了一份条约，派莱斯特公爵率领五千士兵前往尼德兰填补空缺，以帮助威廉的儿子莫里斯（一五八四——一六二五年）建立他的地位。这是第二个事件，经过二十七年的和平之后，伊丽莎白终于发动了战争，只是没有正式宣战。

菲利普此时也终于明白，要重建在低地国家的权威，除了侵入英国以外更无他法。以前他一直努力避免这种行动，但由于莱斯特公爵的武力侵扰，使他认为势在必战了。一五八六年三月十二日，克鲁兹再次提出他的计划，但他现在要求的是船只五百一十艘，人员九万四千二百二十二名，并估计全部远征成本应为三千八百万“杜卡”（约值九先令四又二分之一便士），所以菲利普决定用规模较小的计划来代替。不是直接把入侵军从葡萄牙送往英格兰，而是让克鲁兹控制英吉利海峡，然后在尼德兰的帕尔马陆军即可渡海。此时，对英格兰来说最侥幸的是伊丽莎白在风暴来临之前居然能够先将内乱完全压平。一五八六年春，英国的玛丽余党认为只要伊丽莎白仍然健在，那么任何入侵都不可能成功，就又发动了一场阴谋——叫巴宾顿阴谋——想刺杀她。贝尔纳蒂诺、前英国驻法国宫庭大使和玛丽本人都被牵涉进去。结果是伊丽莎白的群臣重建女王的威望，使玛丽受审。一五八七年二月一日，她被判处死刑，七天后即被处决。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叙述多从宫廷政治的角度看待西班牙与英格兰的关系，却对地缘政治很少着墨。但是在我看来，宫廷政治迟早还是要被地缘政治牵着鼻子走的。所以一次大战前，德国的宫廷和俄国的甚至英国的宫廷过从甚密，但最终还是不免兵戎相向，落入玉石俱焚的战争与革命。回到西班牙和英格兰，西班牙虽然最早发现美洲大陆，但它却是一个半岛国家，并非全然可以脱离欧陆；英国不同，海洋是它的全部生命线，它可以不要欧洲，但不能不要海上的自由——这从它在2020年的正式脱离欧盟，依然清晰可见。

【第一章：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上）】

一五五八年加来丧失之前，从理论上来说，英国为了安全，应在欧洲大陆作战以保护其海岸，也就是说欧陆变成了英国防御的外围。加来丧失之后，能够依赖的就是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了。可是当一五八六年危机爆发时，虽然伊丽莎白女王有一支私人舰队，有战船三十四艘，但并没有国家海军。不过一到战时，有许多武装商船都可以临时拼凑成军，直到国会时代都是这种情形。此外也没有常备陆军——封建时代的民兵早已不存在了——虽然依照撒克逊古例，政府仍有权召集民兵，但除伦敦地区以外，能召集的只是毫无纪律的乌合之众。在战场上绝对无法对抗西班牙的高度训练的精兵。

最大的困难是象弗特斯库对伊丽莎白的评论：“因为简单，她憎恶直接行动；因为必然，她憎恶确信；因为费用，她更憎恶战争。”（注：若无国会帮助，她的收入根本不够担负战争。）因为有这三种主观思想，而尤其是经费，更使她宁愿依赖外交手段，又因为她缺乏必要实力来使外交更有成效，所以在斗智中经常受到帕尔马公爵欺骗。直到无敌舰队已经出发，他还不断提出和平建议以掩护在尼德兰的一切准备——可是伊丽莎白大都深信不疑。

虽然如此，因为巴宾顿阴谋暴露，显示出危机已经来临，一五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伊丽莎白接受了群臣劝告，命令驻在朴茨茅斯的舰队动员，在一五八六年——一五八七年冬季，在英吉利海峡保持一个支队，以防吉斯拯救玛丽女王。一五八七年三月，玛丽死了，当主力舰队在朴茨茅斯动员时，德雷克爵士在普利茅斯也已准备就绪。他的任务是阻止西班牙舰队从各港口驶出集中，如果它们向英格兰或爱尔兰前进，应尽量加以截击并阻止其登陆。依照惯例，这些命令下达之后，由于伊丽莎白害怕挑起战争，马上就会重新加以修正。但是德雷克深知女王的老脾气，所以在四月二日马上出发，在新命令到达之前，他早已在四月十九日到了加的斯。他自己这样记载道：“我们留在这里直到二十一日，在此期间，击沉了一艘比斯开船，重一千二百吨，焚毁了克鲁兹的船一艘，重一千五百吨，另外还有三十一艘，重量为一千吨，八百吨，六百吨、四百吨和二百吨不等。此外还带走了四艘运输补给的船。”此后，在补充了必要的补给之后，他又向里斯本前进。在那里他于四月二十七日这样写道：“西班牙国王对入侵的准备，其规模之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里斯本是西班牙舰队的指定集中地，虽然克鲁兹已在那里建立司令部，可是他还没有集中一个人。这是有坚固防御的港口。在港口之外向北为加斯卡斯堡垒护卫的锚地，紧邻加斯卡斯堡垒又有圣尤里安要塞。五月十日，德雷克在加斯卡斯湾中下锚。港口中发生了极大的恐怖现象，所有船只纷纷砍断缆索，向最近的避难港逃走。被毁的船只吨位数以千计，损失的物资更为巨大。以后据西班牙方面计算，共损失船二十四艘，货物总值十七万二千“杜卡”。德雷克并未携带登陆部队，所以不能据守这个港口，他只好转往圣文森特角——里斯本与地中海之间的战略要点。他守住了这个要点，使敌人蒙受极大不利。因为所有船只都是分别向里斯本集合。在这里又使葡萄牙的渔船受到了重大损失，此外还毁灭了许多吨的制桶材料。（注：因为所有盐腌食物，酒和水都要用桶装，所以这个损失是很重要的。）假如德雷克能留在这里不走，甚至可能完全阻止西班牙舰队的集合，但除非他能获得增援，否则是不可能的。五月十七日，德雷克写信给英国大臣沃尔辛厄姆爵士说：如果这里再有六艘船，那么我们可以久留，因为下个月就是西班牙舰队从各地回国的主要时期，一定可以使他们蒙受更大损失。

结果他无法久留，又转往亚述群岛。离开圣文森特十六天之后，六月八日，他在圣米迦勒附近发现了一艘大船，第二天就追上了。这是“圣菲利普”号，是西班牙国王本人的一艘东印度船只，上面所装的货物价值十一万四千镑，还有许多文件，记载有关东印度贸易的秘密。（注：这些文件使伦敦的商人大感兴奋，后来他们组成了东印度公司，即不列颠帝国在印度的基础。）六月二十六日，德雷克回到普利茅斯。他已使西班牙舰队在这一年之内不再有出发的可能。这对英格兰而言实在幸运，若真能如菲利普的意图，无敌舰队能在九月底以前出海，那么帕尔马公爵就可能已经渡过英吉利海峡。正如他在致西班牙国王信中所说：“如果侯爵能准时到达，登陆将不会有任何困难。英国人和荷兰人都无力抵抗你的舰队。”

此时克鲁兹正在赶紧补充他的损失，到一五八八年二月底，一切准备就绪了。可是他本人在一月三十日却突然死了。于是远征行动再度搁浅。他的死对西班牙而言是可与德雷克的突袭相比的大祸，因为他是西班牙能力最强的海将。菲利普只好派西多尼亚公爵去接替他。这位公爵虽然出身高贵，可是对指挥陆海军却没有经验。他上书国王要求辞职，但菲利普不准，另派了一位合格的海员迪亚戈充当他的海军顾问。此外当西多尼亚公爵的舰队到了海峡之后，将任命帕尔马公爵为远征军总司令，率军前进。

当西多尼亚准备之时，帕尔马公爵的主要准备则是这样：从安特卫普和根特开凿一条运河到布鲁日，在瓦顿河建造七十艘登陆艇，每艘可载三十匹马，并装有上下起卸的跳板。在新港建造二百艘平底船，在敦刻尔克集中二十八艘战船，在汉堡，不来梅和恩顿等地召募海员，在格拉沃利讷制造两万个木桶，在新港和迪克斯迈德等地为步兵二万零六百人和骑兵四千九百人制造营幕。

首先应分析这个时代中的海军发展，对下面的作战才会有较好的了解。

十六世纪的战船与以前各世纪不同的主要因素就是重炮；尽管这种杀伤利器从十四世纪起已开始装备在船上，可是直到十五世纪，火炮威力才有足够的强度，能够一炮击毁当时的船只。这种武器有两种明显不同的形式，一种是前镗，一种是后镗。后镗炮的原始形式是一种“拼拢式”火炮——即由多根铁棒组成，在上卷中已有详述。其弹仓与炮管是分开的，在发射之前用螺丝装上去。

有两种主要类型的前镗炮——加农和库维林，都装在炮车上。加农发射一吨重的铁弹，只有中等射程。库维林炮身较长，炮弹较轻，射程也较远。这两种火炮的性质有如下表：

型式镗弹重量口径最小射程最大射程

加农7.25英寸50镑（约）18340步2000步

库维林5.25英寸17磅32400步2500步

此外还有准加农，弹重三十二磅；准库维林，弹重九到十磅。（库维林亦称为长炮）长炮中还有许多较小型的，如“猎隼”弹重五磅，“忠仆”弹重四磅和“猎鹰”弹重两磅半到三磅，不过这些火炮都只有杀伤人体的效力。另外还有一种叫作“佩里尔”，射程较短，发射二十磅的石弹，此时已经落伍了。

十六世纪开始时，海上航行着两种主要类型的船只。一种是商船，另一种是桨帆船。商船用以载运商品，而桨帆船则为标准的战船。但是不久大洋航行和火炮的进步开始使船只构造有了新的变化。在洋面上，风帆比桨更重要，而用风帆的船只更适于使用船舷火力。

第一个转变时期是在十五世纪，此时小型杀伤性海军火炮开始被采用。它们装在两个炮台上，一个在船头，一个在船尾——过去没有火炮时，这种平台是用来配置弓箭的，目的是击毁登船的敌军。亨利七世的大船“摄政”号上就装有这样的火炮二百二十五门——主要都是旋转式火炮。

亨利八世带来了第二个转变期。他采用了前镗式的可以击毁船只的火炮。因为这种武器太重，不能容纳在炮台内，而且也不宜对付登船之敌，必须装在上层甲板上，最好是在主甲板上，必须在船只两侧开炮孔。第一艘装重炮的船是“玛丽的玫瑰号”，建造于一五一三年。最后一个转变时期是船上的炮台逐渐变得没有用了，而舷侧火力重量增加，更要求甲板空间拓宽。商船逐渐发展成正规军舰，这种船的长度比宽度要大三倍以上，而不象一般商船只相当宽度的两倍。在十六世纪，这类船中最著名的是德雷克的“复仇号”，这是一艘纯英国式设计的船只。这种船是为“速度”用的，又可以称为“平甲板”式。虽然船尾和船头并不与腰部完全看齐，可是比西班牙战船却要低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四十五。这个事实使多数英国船只都显得比西班牙的要小，虽然双方海军中的最大船只，其吨位大致相等。所谓“大帆船”并非西班牙所独有，通常为四桅帆船，具有当时一般船只所有的索具，但是船壳构造却比较接近桨帆船，与宽度之比较大，也较平直，船头低下，与桨帆船相似，不象商船的船头拱起。这个时代的英国战船，大约两个船员摊一吨重量，而西班牙战船则三个多人摊一吨。

火炮对海军战术的影响要比对海军造船术的影响更大。在大帆船（快船）时代，主要武器是船头上的冲角，而主要战术行动就是硬撞。虽然在接近敌人时，快船可以采取纵队形式，可是攻击队形却是成横线的，正如陆战一样，战斗就是突袭或冲锋。在装有火炮的战船上，主要武器——可击毁船只的重型加农——不是装在船头而是装在两舷。当它们接近敌人时，一定要调动位置，使侧面对着敌船——对旧时代的快船而言，这是一种自杀行为。所以在攻击时，其位置与原有前进路线成直角，为了使这种调动井然有序并集中打击力量以对付敌人，所以在接近敌人时应采取纵队队形。

这种彻底的改变在当时尚未为人所认清，舰队进入战斗时还是蜂涌而上，主要目的还是攀登敌船。可是在英吉利海峡与西班牙无敌舰队交手之后，纵队战术即开始成形，理由可从双方舰队在军备方面的差异上获得解释。根据刘易斯教授的记载，可见下表：

舰队     船数    加农    佩里尔　库维林　  总计　

英吉利    172      55       43   1874      1972

西班牙    124     163      326    635      1124

（注）：西班牙舰队除了这一千一百二十四门重炮以外，还有一千三百零七门轻型杀伤火炮，主要是装在炮台内。

所以英国的长程火炮要比西班牙多三倍，反之在重型中程火炮方面，西班牙也比英国多三倍。这种射程和弹重方面的差异就可以说明双方在战术思想上的不同。英国是集中全力于远程战斗方面，而西班牙则注重中程和短程战斗。西班牙的战术目标是先使敌船丧失战斗力然后攀登它。英国的目标却是在远距离击沉敌船或迫使其投降。虽然英国火炮具有较大射程，但是其威力并不足以发生决定性作用。同样重要的是这种火力并不准确，在远距离时能击中目标的弹丸并不太多。火力的不准确使海战也和陆战一样变成了缠斗不休的状态，直到来福线枪炮发明之后，这种情形才有所改变。所以在理论上，西班牙人宁愿依赖接近射程的打击力量，这样更容易命中。

菲利普对英国人将要采用的战术早已有所认识，所以西多尼亚公爵出航之前，他曾给与下述警告：“你应特别注意敌人的目的是想进行远距离战斗，因为他们的火炮射程较大；反之，我们的目的却是要接近敌船，钩住它们并登船进行肉博战。”可是他很明显并未充分认识到英国的真正优势并不在于其较长程的火力，而是他们海员的技术更优秀，事实上，他们的船只也比西班牙更轻便，易于操纵。西班牙人惯于在良好天气中航行，而英国人却惯于与恶劣天气搏斗。西班牙船只在外形上与其说是一艘船，不如说象一座堡垒，上面挤满了陆军士兵，而真正的海员却感到人手不够，其地位也只比划桨奴隶略胜一筹。在英国的战船上，水手不仅驾船而且也打仗，虽然也是强迫服役，但每天还有四个便士的酬报。最大的区别，也是最大的优势，却是西班牙人仍继续使用快船时代的旧战船，船只分成集团以横队迎敌；可是德雷克或霍华德却使用了一种新战术，大致以纵队形式接战，这也是海战革命的先声。

对英国海军将领而言，在西班牙舰队驶出前的几个月中，他们所遇到的最大困难却是伊丽莎白。这个女人虽然具有坚强性格，可是在英国历代君主中，她也许是最吝啬的。而且她也真心害怕西班牙，这是不无道理的，因为西班牙在当时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陆海军国家。她一直都希望和平，可是她却不了解，只要她仍然鼓励私掠行为和支援尼德兰叛乱，和平将永无可能。

在秋季，一支小型英国海军支队在帕尔默爵士统率下，与一支荷兰支队联合起来，一共只有九十艘小船（只适于内河与浅海作战），开始封锁弗兰德港口；但是直到十一月二十七日，英国女王才召集军事会议，讨论下述这些问题：可能的登陆地点，陆军的运用，使用的武器和国内的安全。十二月二十一日，她任命霍华德勋爵为“陆军中将总司令，海上舰队和陆军的总管”。尽管德雷克在她的海军将领中是能力最强的一个，但她却宁愿选择霍华德，这不仅是为了提高其舰队的威望，而且也因为霍华德的地位较高，容易获得部下服从。德雷克后来被任命为海军中将，在技术方面担任霍华德的顾问。关于霍华德，托马斯·富勒这样评论说：“当然他并非一个内行的海员，但他却能知人善任，而且从善如流。”

从加的斯和里斯本回来之后，德雷克就一直要求再发动他那种冒险突袭——在出发港口攻击西班牙舰队。假如当时他真获得准许再进行一次这种攻击，西班牙舰队可能永远不会出海。最后在霍华德受命担任统帅后的第三天，他才奉命率三十艘船向西班牙海岸进袭。可是，接着女王又害怕触怒西班牙人，收回了命令，并将舰队人员配额减少了一半。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使霍金斯在一五八八年二月十五日上书沃尔辛厄姆表示严重抗议。

他说：“我们必须有所选择，是接受不光荣和不可靠的和平还是决心一战以求得安宁的和平呢？照我看，最可靠和最有利的就是决心一战，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公意。”

霍金斯的意见正与德雷克一样，认为进攻就是最可靠的防御。但是他这封信发出不久，英国女王又得到了克鲁兹侯爵逝世的消息。她相信西班牙舰队现在出发不成了，而且她也认为帕尔马公爵正处于困难之中（注：大约一个月后，帕尔马报告菲利普说他的三万人中只剩下一万七千人的有效兵力。）所以她就陷入了帕尔马公爵布置的和平陷井，并派和谈代表团前往尼德兰。关于这一点，霍华德在三月十日也向沃尔辛厄姆提出警告，说请女王小心，不要陷入敌人的圈套。此时，也不断有情报传来，说西班牙舰队马上就要出海了。

如果伊丽莎白天性不那样趋向外交，那么她应能认清帕尔马的建议实在是诡计，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因为菲利普相信自己是替天行道。他认为这是十字军行动，目的是要使英格兰重回天主教怀抱。每一天，五万个教堂都在做弥撒，菲利普的海军船只都以宗教圣哲命名；乘员禁止发誓、争吵、赌博和与不正当妇女交游。船上都挂着帝国的旗帜，上面绣有基督和圣母的神像。

菲利普对西多尼亚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当你接到我的命令之后，就应率领全部舰队出海，直向英吉利海峡进发，一直驶到马盖特点为止。再与帕尔马公爵取得联络，并保护他渡海。”他又警告西多尼亚应避免与英国舰队接触，并说假如德雷克在海峡中出现，那么除了后卫行动以外，应该对他不加理会。他也给与西多尼亚一道密命留交帕尔马，告诉他一旦远征失败应采取何种行动。

菲利普交给西多尼亚指挥的舰队共有船只一百三十艘：二十艘四桅大帆船；四十四艘武装商船，二十三艘商船，二十二艘补给船，十三艘轻快帆船，四艘中型帆船和四艘桨帆船。（注：其中实际可用的战船数字约六七十艘）这些船只总吨数为五万七千八百六十八吨，火炮总计为二千四百三十一门，海员为八千零五十人，所载陆军为一万八千九百七十三人。加上划船奴隶和其他人员共计总数六万零四百九十三人。

整个舰队分十个支队，番号如下：

（一）葡萄牙支队，由西多尼亚公爵指挥，十艘四桅船和两艘轻快船。

（二）卡斯蒂利亚支队，由瓦尔迪兹指挥，十艘四桅船，四艘武装商船和两艘轻快船（注：瓦尔迪兹本人与西多尼亚在一起，同乘旗舰圣马丁号）。

（三）安达卢西亚支队，由佩德罗指挥，十艘武装商船和一艘轻快船。

（四）比斯开支队，由里卡尔德指挥，十艘武装商船和四艘轻快船。

（五）吉普斯夸支队，由奥昆多指挥，十艘武装商船和两艘轻快船。

（六）意大利支队，由伯顿多纳指挥，十艘武船商船和两艘轻快船。

（七）商船支队，由胡安·戈麦斯指挥，共二十三艘。

（八）补给船支队，由安东尼奥指挥，共二十二艘。

（九）中型帆船支队，由雨果指挥，共四艘。

（十）桨帆船支队，由迪亚戈指挥，共四艘（注：这个支队根本没有出发）。

西班牙人正作种种准备之时，伊丽莎白仍在与帕尔马谈判，而德雷克则被拘禁在朴茨茅斯，不准出海。三月三十日，他感到不能再等了，写了一封措词极为强烈的信给女王的军事会议，据柯白说，这是纳尔逊建立的新英国海军思想的起源。

他这样写道：“假如陛下与诸位大人都相信西班牙国王的确想入侵英格兰，那么毫无疑问，他在西班牙必正在进行巨大的准备，而帕尔马的入侵也必须以这个舰队的行动为基础。若有方法阻止其舰队行动，那么他们就无法以征服者姿态由海上降临。而帕尔马也将被阻在原地。除上帝保佑以外，争取时间和地点是我们致胜的秘诀。如果我们有五十艘船开往敌人的海岸作战，要比更多的船在我们自己海岸作战更为有利。我们出发得越早，成功的机会也就越大。”

四月十三日他又直接上书女王说：“在一切军事行动中，获得有利的时间和地点就等于胜利了一半，反之机会一旦丧失了则不可复得。”四月二十八日他又上书说：“请恕我直率陈词，因为良知逼得我必须指出危机的严重性。如果和平不可能，那么在西班牙的巨大军事准备必须迅速加以阻止。将你的部队送往远方去对抗他们，对陛下和臣民而言都是最廉价和最有利的。”

结果霍华德奉命将舰队主力开往普利茅斯。他派遣一个支队，交给西摩勋爵指挥以监视英吉利海峡，他本人于五月二十一日从英国北海方面出发，两天后与德雷克会合。他就任最高统帅，任命德雷克为副统帅，并自任军事会议主席。（注：在德雷克下面的英国将领为托马斯·霍华德勋爵，谢菲尔德勋爵，威廉爵士，约翰·霍金斯，马丁·弗罗比舍和托马斯·芬纳）此后，霍华德致信伯利说：“我准备在此停留两天，为舰队加水，以后若能得到上帝保佑，将乘第一次顺风的便利驶往西班牙海岸。我的意图是停在英格兰与西班牙海岸之间以监视西班牙部队的到来。”

此时，不断有谣言和情报从西班牙和公海传来。四月有谣言传来说西班牙舰队将要进犯苏格兰。五月十五日，又谣传在里斯本已经集合好了三百艘船，并说他们正严加戒备以防德雷克袭击。五月二十八日，又获得西班牙舰队已准备就绪即将出发的情报。霍华德就于五月三十日率舰队出海，德雷克一向主张的英勇计划似乎可以实现了。可是到了六月六日，由于受逆风压迫，英国舰队又退回海峡中。几天后他接到沃尔辛厄姆传来的命令，又证明英国政府还是懦怯不前。女王命令霍华德不要前往西班牙，而只是留在西班牙与英国之间地区，进行无目的的巡弋。六月十五日，霍华德回报沃尔辛厄姆说：

“关于应前往西班牙海岸的思想，我相信这是我国所有最具经验的人经过深刻讨论后所作的判断。假如女王陛下认为可以与西班牙国王拖延时间，那实在是受了蒙蔽，大错特错，可能会造成极大灾难。因为对和平条约的不正当利用，足以证明西班牙国王是想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才开始行动。海洋是宽广的；但我们若能留在他们海岸边上，他们就会不敢出海，否则我们就可以打击他们的背面。”

对伊丽莎白和她的政府而言，比这种错误的战略更糟的是他们的行政。我们一再发现霍华德对缺乏补给表示抱怨，部分是由于逆风所致，部分是由于这个时代的效率不高，不过主要原因却是因为伊丽莎白和她的大臣们都吝啬成性。早在五月二十八日，霍华德就致书伯利说：“我的好勋爵，这里所有的船长，军人和海员，照我看其英勇程度实为英国所仅见。可是当他们志愿为女王陛下捐躯赴难时居然没有肉吃，那才真是可怜”。以后在六月十五日，他又向沃尔辛厄姆提出同样控诉。此后，霍华德和德雷克两人所写的一切文件都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一是“让我们攻击”，二是“看上天份上给我们送粮食来。”六月十五日，霍华德向沃尔辛厄姆所递交的报告中有这样的内容：

“德雷克爵士，霍金斯先生，弗罗比舍先生以及其他具有最伟大判断力的人们的意见——我个人也表同意——一致认为对付西班牙舰队的最可靠方法就是在他们的海岸边或在他们的港口中将他们击败。我们的补给仍未到达，若这种天气继续不变，那我真不知道他们哪天才会到达。”

最后，六月十七日，英国政府对第一点算是让步了，授权霍华德可以照他认为“最适当的”办法去做。六月二十三日，补给品也已送达，霍华德报告女王说，他马上就要出发了。他补充说：“看耶稣基督的份上，陛下，你应该彻底醒悟，注意到包围在你周围的叛国阴谋，象一个伟大国王一样，发挥你的力量来保护自己。你若真能如此，就没什么可怕的。反之，你若不能如此，则必将遭到危险。”

船只补充给养之后——可能是六月二十四日——霍华德，德雷克和霍金斯立即率领舰队出海。霍华德把舰队主力控制在海峡中段，德雷克则率领一个支队共二十艘船向阿善特进发，霍金斯则率领另一支同样的支队向锡利前进。不久，风向转向西南，舰队必须返回普利茅斯。霍华德于七月十六日向沃尔辛厄姆报告说：“此时我们在西班牙海岸留有四艘轻快船，但是你应注意为什么我们的补给会如此短少。”由此可知他的撤回并非完全是受风力影响。七月十七日，他又上书给这同一位大臣说：“我从未看见过军心有比今天再旺盛的，可是我还是寸步难移，因为我缺乏金钱。”

这就是当时英吉利舰队的情形，并且注定四天之后将与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碰面。其组织如下：

（一）皇家海军，共船只三十四艘，以“皇家方舟”为旗舰（重八百吨）。

（二）伦敦支队，共船只三十艘。

（三）德雷克支队，共船只二十四艘。

（四）托马斯·霍华德勋爵的支队，共船只三十八艘，全为商船与近海船只。

（五）十五艘补给运输船和二十三艘志愿船，以及在北海边的西摩勋爵的支队，共有船二十三艘。（注：这些船只多数都未参加战斗。在会战中，双方所依赖的都是全部实力的一部分。英国方面为女王的船只及少数其他船只，西班牙方面则为他们的四桅船，武装商船和中型炮船。）

五月二十日，英国舰队尚集中在普利茅斯时，西班牙舰队出海了。但是大西洋上的风涛是那样险恶，六月九日，西多尼亚率部进入拉科鲁尼亚避难。使他感到惊慌的是许多补给品都腐烂了，并且大量饮水都已从新制的木桶中漏光。他也发现有许多船需要修补，有许多人都已生病，在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之后，他送了一个建议给西班牙国王，主张暂停远征，到明年再图大举。菲利普拒绝考虑，于是在采购了一些新的补给之后，尽管天气恶劣，西班牙舰队在七月十二日还是再度开航。七月十九日可以望见蜥蜴岛，西多尼亚暂停了几个小时，等待其全部船只赶到。第二天他向东航行，在午夜前不久，从一条捕获的英国渔船上得知英国舰队在那天下午已经出海的消息。这是不确实的。

当西班牙舰队可以望见蜥蜴岛时，弗莱明船长——他是留在海峡中监视敌军的四艘快船之一的指挥者——就报告说他们来了。这是完全的突袭，霍华德和德雷克发现自己现在的处境居然和他们所希望的敌人处境完全相同——就是在他们自己的海岸或港口中攻击敌方舰队并把他们击败。虽然如此，在七月二十日星期六，霍华德还是马上率领舰队中的五十四艘船毅然驶出了海峡。还没到漩岩灯塔，就发现了西班牙人，可以明显看到其全部舰队向西排开直到孚威。霍华德下令收帆，只留着桅杆。

因为在伊丽莎白的朝代，从来不颁发战争训令，所以不知道霍华德采取的是何种战斗队形。更可能根本没有队形可言，仅仅是“跟着我们的领袖”，因为在当时，他的舰队甚至尚未组成支队。此外，虽然有人形容西班牙舰队的阵容好似新月形，但也无记录作为证明。我们所能确切知道的，是他们还是依照惯例，分为主力，前卫（右翼）和后卫（左翼）。柯白认为根据假设的战略情形，这三个集团的船只可能组成两个分区——或半独立舰队。主力部分由西多尼亚指挥，在前面迎击霍华德，他被假设留在达特茅斯，而前后卫则都留在后面以对抗德雷克，据说他留在朴茨茅斯。若从后方看去，似乎颇象新月形。

因为德雷克在海峡中并未露面，所以西多尼亚认为他一定还在朴茨茅斯港中熟睡。击毁他的机会很大，所以西班牙舰队的海军统帅雷瓦和其他人都力劝西多尼亚应乘德雷克驶出海峡之前先将其击毁。这也是常识，因为要施展侧舷战术，英国人必须有宽广的海面以供调动，而西班牙人则依赖攀登战术，所以希望在狭窄的水面作战。假如雷瓦的建议能够立即被采纳，那么英国舰队也会象勒班陀会战中的土耳其舰队一样遭到灭顶之灾。但是西班牙国王的命令却是拦路虎，所以西多尼亚拒绝采纳他们的建议。

说起来似乎很奇怪，在七月二十日这一整天，西班牙人都没有看见英国舰队。直到第二天凌晨一点，他们从几个俘虏口中才知道德雷克和霍华德都已驶出普利茅斯。西多尼亚立即下锚，命令各支队指挥官摆成战斗队形。

他们正采取行动时，月亮升起来了，显示出他们的位置，让英国人看得很清楚。接着，西班牙人注意到有八艘英国船组成的一个小队从普利茅斯港出来，迎风向海岸与西班牙舰队左舷之间疾驶，他们错误的认为这就是英国主力舰队的前卫。谁知霍华德和他的五十多艘船却顺着风向漩岩灯塔的西方行驶，距西班牙舰队只有两个“里格”。在拂晓时分，西多尼亚大吃一惊，他发现大批敌方舰队正使他自己居于逆风的位置，准备发动进攻。

他认识到已经无法避免战斗，于是升上王室旗帜，这也是全面备战的讯号。

英军占有“天时”，使自己顺风而敌人逆风，可以获得主动和方便机动，而且炮烟也顺风吹向敌方，足以遮蔽敌人视线。他们排成一条单长线——西班牙人称之为“Enala”。依照柯白记录，他们首先经过西班牙前卫，即后方分区的右翼和下风方面，一面行驶一面从远距离发炮射击。然后打击后卫部分，这只有在采取密接纵队时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效果马上显示出来，西班牙后卫中有部分船长立即发生了可耻的动摇现象。为了阻止部队溃逃，里卡尔德立即乘“圣岩”号赶上，又马上受到德雷克，霍金斯和弗罗比舍包围，他们用强烈火力向该船扫射，其程度之强烈在海战中空前未有。接着佩德罗的坐船也参加了战斗，不久，西多尼亚驾驶旗舰圣马丁号加入了战斗。可是直到里卡尔德的船完全丧失作战能力之后，西多尼亚才能够集中足够兵力来救援他。霍华德摆脱了战斗，不久，西班牙舰队军需处长和金库所在的圣萨尔瓦多号被击中起火，退出战线之外。霍华德就用信号通知部队，赶紧冲向这艘正在燃烧的船，结果又引起了一场新的战斗，此后他又命令撤退。

这场战斗是两国舰队间的第一次交手，在精神上具有极大重要性。证明英国船只和炮手都远比西班牙优秀。西班牙人因为未能攀登敌船和放弃圣萨尔瓦多号，在精神上备受打击。如西多尼亚自己所说：“敌人的船只是那样的轻快便利，所以对它们完全无可奈何。”那天夜里，霍华德指派德雷克守夜，接着就在“皇家方舟”号上举行军事会议，大家一致认为西班牙人一定会开往怀特岛，以便在英格兰的土地上建立基地，并为其舰队寻找停泊场——很明显这是唯一的正确路线。西班牙的各船长也的确劝说西多尼亚采取这条路线，因为英国人的战术使西班牙人的弹药消耗得太厉害，所以他们认为必须在英国南部海岸占领一个港口或停泊场——实际上就是怀特岛——这样西班牙舰队可以掩护弹药补给源源地从西班牙送来，并坚守到与帕尔马取得合作后再行动。为了阻止这个可能事件的发生，英军的军事会议决定立即向敌人实行追击：德雷克在“复仇”号点起船头的大灯，率领舰队在夜间采取行动。

夜深之后，他的灯突然不见了，在他后面的船只有些徘徊不进，有些保持航向不变。结果乱成一团，等到七月二十二日日出时，还没有“复仇”号的踪影。事实的真象是这样的：德雷克听说佩德罗的船是已经损坏了不能动弹，就熄了他的大灯偷偷前进，据说佩德罗船上存有大量珍宝。在上午时候，他捕获了敌船，把它护送进了托贝港之后才回来加入大队（注：他对佩德罗的招待十分有礼貌，请他同桌用膳，住在他自己的舱里。）很明显，他这次行动完全是见财起意，所以其他人都感到不平，弗罗比舍说：“他想让我们不能染指这一万五千杜卡，可是我们见财有份，不然我就要请他肚子里流出鲜血来偿还。”

谢选骏指出：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是一个掠夺赃物的强盗战争，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但是，即便想赢得强盗战争，也需要一个很好的意识形态理由。所以到了一战末期，美国就端出了“公正和平”的牛肉饼。到了二战期间，“自由”竟然成为抢劫的理由，就像共产党的“解放”一样。同样，因为英国是个新教国家，在对天主教西班牙发动掠夺战争的时候，也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成为一个宗教战争。所以在我看来，决定国运的是战争，决定战争的却是宗教。好的宗教使人昌盛，坏的宗教使人沉沦。

【第一章：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下）】

因为英国舰队中途发生混乱，所以西多尼亚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使他有时间改组后卫。现在后卫改由雷瓦指挥，前卫部分仍保留旧有组织，因为尚未遭遇西摩的支队，所以他又扬帆前进。但是英国舰队到了七月二十二日黄昏才重新集合完毕。此时风已经停了，所以双方舰队都停止行驶，在波特兰和圣奥尔本海岬之间，彼此相隔在炮弹射程之内。

次日拂晓，风从东北吹来，这使西班牙人占了风向的便利，西多尼亚马上发出全面备战讯号，战斗又开始了。不久弗罗比舍的坐船“凯旋号”——一千一百吨，是英国方面最大的船——和另外五艘船受到敌人包围。西多尼亚看见这种情形，立即率领十六艘最好的四桅大船去阻止霍华德救援“凯旋号”。可是突击之下，经过了一场激烈战斗，西班牙人却被迫退开，像一群绵羊似的被赶开了。据霍华德自己记载：从上午到黄昏，这场战斗都是光荣的持续进行着，统帅也始终在猛烈战斗之中。可以说有史以来都没有见过大型炮弹会有这种可怕的价值，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激烈的战斗。虽然轻武器数量也非常多，可是在巨炮声中简直就听不见它们的轰鸣。

第二天，霍华德的记载又说：几乎不能再战，因为大部分弹药都消耗完毕了，他们只好派快船和小艇到岸上去搬运弹药补充。并把他的舰队分为四个支队，由他自己，德雷克，霍金斯和弗罗比舍分任指挥。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英军正式打算在混乱中整理秩序。此前除了第一次交战以外英国船只还是蜂涌而上实行混战，他们中只有几位最杰出的船长担负着最多的战斗任务。现在这些船长就分别率领自己的支队了，虽然这并非说霍华德和德雷克已经决定此后采取纵队战术，可是因为每个支队都会随着他们的将领行动，所以也就是朝这个方向迈进的具体基础。此外为了便于进攻，霍华德又规定在夜间，每个支队应抽出六艘武装商船来牵制敌人，使西班牙人经常处于紧张戒备之中。不幸风又停了，牵制性攻击必须放弃。此时，西多尼亚决定以四十艘船为前卫，而主力则继续前进，但不久在怀特岛以南几英里远的地方又因为无风而停下来。

第二天，七月二十五日星期四上午，霍华德发现里卡尔德的旗舰“圣安娜号”脱离了大队，留在较南的位置，就命令霍金斯放一些小艇去攻击，接着在西班牙方面有三艘中型炮船也向这些小艇划去。但是霍华德的皇家方舟号和金狮号却使他们受到了重大损失。风又起了，双方舰队再度交手，连续激烈的战斗了好几个小时。凯里爵士的记载说：“因为弹药消耗得太多，在这个时候，火力还是非常猛烈，有如在陆战中使用枪弹而不象是在海战中用炮弹。不过感谢上帝，在这样的激战中，我方居然没有多少人受伤”——对这样一场激烈的战斗，这似乎是一个高潮。

西多尼亚对这一天的战斗本抱有很大希望，但当他发现他的船这一次又赶不上敌人时，就放弃了一切夺占怀特岛的希望，派了一艘快船去通知帕尔马说他就要来了，同时立即向加来前进。霍华德也向多佛前进以与西摩勋爵和温特尔爵士的部队会合。

这一天的战斗真正决定了整个冒险事业的命运。西班牙人并未被击溃，截至此时为止，损失也极其有限，但是英国人的拒绝接近战术——即拒绝被西班牙重炮轰击——却使双方的弹药都消耗殆尽。霍华德可以从附近的港口获得补充，而西多尼亚在到达弗兰德之前完全无法获得接济。

七月二十六日星期六拂晓时，霍华德说：“西班牙人在英军前面象绵羊一样退去了，”这并非由于他们害怕英国人，而是因为炮弹打完了。星期六黄昏时候，西多尼亚到达加来附近，下锚在加来与格里内角之间。英国舰队停泊的地点距敌方在长炮射程之内。此时，西摩和温特尔的兵力都已与霍华德会合，他所统率的部队增加到了一百三十六艘船，其中四十六艘为大船，而西班牙舰队的实力则已减到一百二十四艘。

战术情况已经完全改变，因为霍华德在弹药方面至少可以获得部分补充，而西多尼亚则完全不能。所以霍华德现在可以随心所欲的前进到轻武器的射程边上，用长炮作为真正摧毁船只的火力。现在已经到了紧急关头——西班牙舰队已经受困。但若想攀登西班牙船只，毫无疑问是没有希望而且成本昂贵的行动，因为他们军人的训练和装备都是最适于应付这种攻击的。

情况早已在预料之中，在西班牙舰队进入加来之前，沃尔辛厄姆就曾将一个命令送达多佛，搜集一些渔船，沥青和柴薪用来制造火船。这个建议可能是出自霍华德和德雷克，他们一定能够看清，假如敌人不能控制海峡，势必被迫进入某些港口或停泊场。在七月二十八日（星期六）清晨，英国方面又在皇家方舟号主舱内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因为攻击时机已经如此迫切，所以没有足够时间从多佛取得火船，就直接在舰队中挑了八艘二百吨以下的小船改装成火船，因为准备时间太匆促，连船上的炮都来不及拆卸。

到了加来之后，西多尼亚立即派他的秘书去催促帕尔马公爵赶紧行动。可是他出发不久，以前乘船前去的使者回来了，说帕尔马还在布鲁日，截至目前为止尚无一人上船。接着这位秘书也回来了，说十四天之内，帕尔马不能使其陆军上船。真正的事实似乎并不是帕尔马部队上船的行动迟误了，而是因为尤斯提尼安率领的荷兰舰队封锁了港口，使帕尔马无法出来。必须先把尤斯提尼安的船赶走，否则他的部队即使已经上船，也还是毫无用处。这只封锁港口的荷兰舰队对战役具有极大贡献。否则即使有西摩爵士支队拦截，当西班牙舰队在怀特岛附近时，帕尔马即有可能渡过海峡到达马尔格特。

梅特伦对荷兰舰队封锁的效力这样评论：“荷兰的船只始终留在帕尔马的船只前面，不断用火力威胁他们，使他们感到极大不便。因为害怕这些船只，所以海员都秘密撤退了，因为他们担心陆军登船以后，帕尔马公爵就会强迫他们冲出以突破荷兰舰队的封锁线，照他们看来因为港口平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西班牙舰队方面也极感失望，因为加来总督已向西多尼亚提出警告，说这个停泊场非常危险，同时他们又接到从帕尔马方面传来的坏消息。如路易斯记载的：“我们整夜都停泊着，而敌人下锚的地点距离我们只有半个里格。只有决心等候，因为无事可做。预料敌人必将来攻，所以星期日一整天我们都在加强戒备。”上述记载并不完全正确，因为英军用火船进攻的机会至为明显，所以西多尼亚已命令用巡逻艇组成一个支队，以便在火船放出时加以拦截。午夜已过，已是星期一清晨，万籁俱寂之中，西班牙哨兵看到几艘浅装船只向他们接近，突然发出了火焰。安特卫普的“地狱燃烧者”使他们记忆犹新——三年前曾使帕尔马损失了成千人员——在火光照耀之下，西班牙人感到心旌摇动。西多尼亚发出了一道要命的命令，叫各船砍断锚索。他的原意是等火船过去之后再重占这个停泊场，又是在混乱之中发生了恐怖现象，黑暗之中有许多船互相碰撞，有一个西班牙军官这样写着说：这种火船使英军大获便宜，因为只有八艘火船就使我们全部溃散，他们虽有一百五十艘船都无法做到。

当火船行远之后——实际上并未造成任何损失——西多尼亚命令放了一声号炮，通知所属舰队再集中到加来。有少数船只立即遵从了这个信号，但是多数船只因为已经砍掉了两个锚，单靠剩下的一个锚已经系留不住，沿着海岸向东北漂流。最后西多尼亚才认识到因为风是从西南吹来，所以这些船是无法向他的旗舰圣马丁号靠拢的，就命令起锚，驶往中游跟随其他船走。

拂晓之后，霍华德的部下发现他们已经居于有利形势，胜利正向他们招手：沿着海岸向敦刻尔克方向，西班牙舰队都分散着流走，已不可能再回加来停泊场了。搁浅在沙滩上，紧靠城镇的炮口下是一艘中型炮船卡皮塔那号，上面有雨果率领的八百人。霍华德对敌方舰队已经有了攻击机会，他本来已经前进了，可是这艘大船对他似乎是个太具诱惑力的香饵。他竟然不去追击逃走中的敌人而先去攻击这艘孤船。经过一番苦战才俘虏了它，雨果也战死了。

德雷克、霍金斯和弗罗比舍却立即发动船只去追击敌人。因为他们的弹药已经极感缺乏，所以尽量接近敌人以便弹无虚发。这种行动现在已经不算冒险，因为西班牙人的炮弹也早已打完。在这种追击战中，他们的目的是要抢到西班牙船的上风位置，而把其余的残敌向下风往泽兰海岸赶去。米特伦对这次战斗有这样的评述：

“英国船只善于把握风向，进退灵活，随时给敌人以打击。他们常常接近西班牙船只，时而左舷时而右舷，不断将大小炮弹向敌船发射。”

沿着海岸到敦刻尔克，战斗在不断发展之中，大约九点钟时，双方舰队在格拉沃利讷岸边交战。这场战斗直到下午六时才结束。在西班牙方面，埃斯特拉德的记载颇有趣味的，因为他对英军凶猛的火力有很生动的描写，他说：“我们正向北和东北航行，秩序异常混乱，彼此间距离不一。英军占着上风，向我们进行巧妙射击，各炮还能彼此合作，使我方损失惨重。”这种对英军炮术的赞扬也与温特尔的报导相符。他在八月一日致书沃尔辛厄姆说：“我的船已经发射了五百发炮弹，有时与敌船距离极近，彼此说话的声音都能听见。所有人员都有良好表现，毫无疑问，敌人所受的损失极为惨重。当人员疲惫不堪而且弹药也都消耗完毕时我们才停火，但仍然尾随敌人追击。”

大约下午六点钟，战斗已经达到最高潮，西班牙舰队的毁灭似乎已成定局。可是突然风向转变向敌人吹去，这使久战的疲兵大感欣慰。霍华德和德雷克立即摆脱了战斗，（注：事实上，他们的弹药也已用完，无法再战。）而里卡尔德的另一艘船，六百六十五吨的玛利亚胡安号也在此时沉没。这阵风也结束了会战。西多尼亚已被迫退出海峡，到了敦刻尔克以下，与帕尔马携手的机会也就越来越渺茫了。

夜幕将垂时，风力增大，西班牙舰队中有三艘船被吹上海岸。七月三十日（星期四）拂晓时，西多尼亚从旗舰上看到英军的一百零九艘船正位于他这个分散的舰队后方，距离不过半个里格。根据杜罗的记载：

“公爵放了两炮来收集舰队，并派一艘快船去通知各船以船头向风和保持接近岸边的位置。因为同样原因，敌人也留在相隔很远的位置，知道西班牙舰队一定会全军覆没。在旗舰上的驾驶人员和在这个海岸有经验的人都告诉公爵：假如风向仍保持西北不变，那么西班牙舰队将一艘船也救不住。所以每个人都应上岸。只有上帝才有能力阻止它。这时舰队在危险之中，在六寻半的深水中，根本无处可逃。幸亏是天意，风向转为西南西，船只才都没有损失。”

在整整一星期战斗中，尽管西班牙方面已经用了十万发以上的大炮弹，可是英国船只中却并无一艘重伤。阵亡的只有一位船长和二十余名海员。反之，单以格兰维尔一战而论，西班牙军就死了六百人，伤了八百人。七月二十九日黄昏，西多尼亚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一旦风向转变，西班牙舰队应再次企图控制海峡，尽管此时他的船既缺补给又缺炮弹。另一方面，若不再能进入海峡，那么唯一可行的路线就是绕道北海回西班牙去。因为风向始终不变，所以结果采取了后一条路线。

这是令人丧胆的冒险，因为不仅是他的多数船只都已损坏，而且补给也不够这样长程航行之用。虽然如此，尽管一方面恶风把他们向北吹，而另一方面又受到德雷克追击，可是西多尼亚仍然有机会挽回厄运。就是他可以在福思湾登陆以鼓动苏格兰人反对英国女王。可是此时他一心只想回西班牙，八月二日，经过福思湾，西班牙舰队结成整体，向奥克尼群岛进发。第二天，霍华德放弃了追击，于八月七日返回英国北海诸港。

八月八日，他从马尔格特停泊场上书沃尔辛厄姆说：“我祈祷上帝让我们听到补给的消息，因为我们一直在挨饿。”此外为了预防敌人卷土重来，他又力劝英国政府注重国防。

故事的后半段更为悲惨。西班牙舰队向本国返航时，一路的损失极为巨大。许多船只中途沉没。他们在五月从里斯本出发时，一共为一百三十艘船，其中有六十三艘已经确定丧失了。有两艘被敌人夺去，三艘在法国海岸丧失，两艘在荷兰海岸丧失，在格拉沃利讷之战被击沉两艘，在苏格兰与爱尔兰之间的海岸一共损毁了十九艘，还有三十五艘失踪，不知下落。英国却一条船都没有损失。

那些在爱尔兰海岸边失事的船只，人员逃上岸后都为英国人残杀，有些船虽未失事，但其乘员遭受的苦难却更有过之，因为创伤、疾病，饥饿和口渴，死亡者也数以千计——有些船只断水达到十四天之久。最后到九月中旬，才有使者从埃斯科里亚尔先赶回来，说西多尼亚已于九月十二日回到该港。当使者把这些坏消息报告菲利普时，他正坐在办公桌前。听完之后，菲利普面不改色，只是说：“我应感谢上帝，使我有这样大的权力，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很容易的再建立一支舰队，只要源泉不断，流水虽有时被阻止，也并无太大重要性。”

这显然是上帝的意志，所以他勇敢的接受了失败。他对这些英勇将士在这次遭殃的十字军远征中所受到的苦难并非毫不关心。他倾全力抚慰他们，使其各安生理。他不但没有责备西多尼亚，反而命令他重返加的斯并继续做他的总督。英国女王伊利莎白的作风就完全不同了，她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裁减费用。她与菲利普完全不同，她的个性中毫无侠义和伟大气概。而且如果她的心也和她的大脑一样是女性化的，在刚刚胜利之后，也似乎不应坐视她的英勇海员因为贫困和疾病而走上死路。

霍华德的书信可以作为铁证，八月十日——这是他追击归来的第三天——他写信给伯利说：“我们中疾病和死亡的数字奇怪的增加了，在马尔格特看到的情况十分凄惨，因为无处收容他们，有些人就死在街头。”八月二十九日他又写信给伯利：“在忠勇服役之后，再看到这些人员挨饿，实在使人伤心。所以我宁愿打开女王陛下的钱袋，多少解除他们一点痛苦，假如这些人不能有较好的待遇而任其穷愁潦倒，或病或死，恐怕将来我们再难找人来服兵役了。”

虽然当时很少有人能够明白这场会战对海军战略和战术所产生的影响是何等广大。从中逐渐演化出许多原则，在蒸汽船面世之前，所有海战都莫不受到这些原则限制。

第一，会战证明基地对海权的重要性。德雷克在一五八七年对加的斯和里斯本的攻击，对保护英格兰不受入侵的思想实在要比在英吉利海峡中击毁西班牙舰队的方法更为可靠有利。如果在一五八七年能够再进行一次这样的攻击，那么西班牙舰队可能永远出不了海。反之，因为西班牙在英格兰附近没有海军基地，这也是西班牙舰队不能达成任务的主要原因，自此之后，因为很少能够迫使敌人在海上接受会战，所以把敌人舰队封锁在其本国港口中和同时使敌人无法在英国海岸附近建立海军基地，这两点成了英国海军政策的基础。

第二，明确证明了在会战中依赖武装商船的失策。在海峡的战斗中，商船几乎完全未作实际性参与，最多只有助威作用，使对方觉得这个舰队庞大无比，在心理上造成一种威胁。作为突袭者，它们还有些用途，但是作为会战中的主力则弊多于利。如果英国人不使用商船，就可以节省很多金钱，而且一样不会影响战局。

第三，双方炮兵都未能达到其目的。英国的长炮威力和命中率都不够，除非在接近距离，否则不能击毁敌人船只。当然，在接近射程中，西班牙的加农也同样能达到这个目的，可是他们的船只太不灵活，而海员的技术也比较差，所以无法发挥其优势武器的威力。这种非决定性因素继续成为海战中的通常现象，而加农也有变成海军主要武器的趋势。

在历史方面，照梅里曼在《西班牙帝国的兴起》中的说法，这次西班牙舰队的失败，最重要的就是使菲利普的朝代蒙受了极大灾难。话虽如此，战争还是一直拖到一六〇四年，双方在精疲力竭之后才签订了和约。和约对英格兰而言既无害也无利，同样对西班牙也无任何重大后果。西班牙的领土既未增加一亩，英国的也未减少一亩，两国的王朝均未改变，政策和宗教也都未受任何影响。那么，会战的决定性又是什么呢？

当然这一战使英格兰免遭入侵危难，但这却也是有条件的，因为荷兰舰队对这次胜利的贡献并不亚于霍华德和德雷克。即使霍华德和德雷克的部队不出海，西班牙舰队也不一定就能赶走荷兰的“海上乞丐”，因为他们的船只吃水较浅，可在近海活动，而笨重的西班牙船却不行。姑且把这个假设放在一边，那么西班牙舰队的失败对英国而言，是自黑斯廷斯会战后第一场最具决定性的会战。它拯救了英格兰，也使西班牙的国威受到了致命的重创，使全世界认清西班牙巨人的脚是黏土做成的，西班牙的权力大厦是建造在沙土上的。西班牙帝国的安全和海市蜃楼一样不可靠。这是一种幻觉，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都使世人望而生畏。凭着西班牙的资源，财富和人口都不足以造成这种威望。自从一四九二年征服格拉达起，西班牙已经完成了许多惊人伟业。突然，她的子民伸出了手，伸到已知世界的极限。他们征服了墨西哥和秘鲁，在南美、中美和北美到处建立殖民地，跨过了印度洋，使人对他们产生了不可击败的神秘感。他们完成了这些近似神迹的事业，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无敌舰队的失败使他们的信念粉碎了，幻想消灭了，这本是他们狂热的基础。三十年之后，西班牙开始衰颓，并不是因为与英国的战争时间太长而使国力匮竭，而是因为他们的信心丧失了，这才是致命伤。

这场精神上的崩溃还另有原因：就是无敌舰队开航之前，西班牙人并未能真正掌握海权的意义。假如他们真的懂得这一点，那么在他们企图充分控制其分散的土地之前，必须先控制海洋。制海权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为了防止与新世界和印度之间的贸易被切断和确保在尼德兰的立足点，他们都必须先控制海洋。因为缺乏制海权，所以霍金斯和德雷克之流才敢到处抢掠西班牙的运宝船，洗劫西班牙的殖民地，甚至驶入加的斯和里斯本港口，公开侮辱西班牙国旗。因为缺乏制海权，联合省才会丧失，直接造成西班牙舰队的覆亡。因为西班牙从来没有获得过制海权，而当西班牙舰队驶入英吉利海峡时尤其如此。从今天事后看来，也许要比一五八八年更为清楚：这支无敌舰队从一开始就是命中注定要被毁灭的，不仅因为他们在航海技术和战术两方面都不如敌人，而且也因为其指挥官对海洋根本缺乏认识。

乍一看来似乎很奇怪，只有两个民族没有被西班牙的神秘所迷惑，那就是英国和荷兰，都是弱小民族。但是再想一下就会感到毫不足怪，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海权国家，即使他们如此微弱，可是却至少能控制他们本土附近的海面。因为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他们才能击败西班牙舰队，并开始向帝国的道路迈进。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他们彼此间又成了劲敌。

这两个民族所学会的教训就是：尽管是小国，资源和本国的权威都极为有限，可是只要他们控制了海洋，照样可以赢得和守住巨大的海外领土。反之即使是泱泱大国，虽然他们可以在海外获得广大的土地，可是除非他们能够控制海洋，否则一旦面临严重挑战就会感到无法应付了。（注：在这次巨大失败之后，菲利普才开始着手建立一支远洋海军，以建立西班牙的制海权。为了确保其海外财源，他放弃了大舰队载运的老办法，而改用一种快速武装船只，虽然载重只有二百吨，但却不需护航而可以自由航行。虽然这并非战船，并不能帮助他赢得与英格兰的战争，但却可以使英国突袭者无法施其惯伎，因此也可以使英国人无法赢得贸易战争——实际上，这也是真正的战争。）

西班牙舰队的失败，有如私语一样把帝国的秘密送进英国人耳中：在商业时代，赢得海洋要比赢得陆地更为有利，也许在一五八八年对这一点还并无明确认识，可是在下一个世纪，这个声音就变得越来越大，终于成为每个英国人的呼声。所以西班牙舰队被击败，其历史重要性是这样的：它为不列颠帝国奠定了基础，使英国获得了西班牙丧失了的威望。这种威望和对于国运所产生的信心，促使英国人走上了帝国之路。最后他们的旗帜飘扬在全世界，成为亘古未有的海洋帝国。这个帝国从兴起到衰颓，差不多经历了三百年以上的时间。

谢选骏指出：三百年，差不多也是中国一个“长期王朝”的寿命。一般人认为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所开创的“宪政”可以永垂不朽。但其实这只是一个幻想的空壳。因为从内容上看，大英帝国在1945年就因为“二战胜利”反而窒息身亡了。至于美国，如果从1776年《独立宣言》开始算起，到现在2021年还不到250年，其联邦体制已经难以为继了。为何帝国很难维持三百年以上？我想这合乎生物性的节奏——兴起、全盛、衰颓、灭亡，春夏秋冬，四个周期各有七八十年。至于上文的作者，肯定是个无神论者，所以他只能把宗教看作一种信念，而不是神秘力量的开关。在我看来，无敌舰队并非被英国人击败的，而是自己溃散的；换言之，英国人并未赢得那场胜利，但是却制造了一个力量真空。这里的奥秘在于，西班牙人已经失去了上帝的宠爱，所以此后的两百年，直到美国独立，英国人都可以利用这一点。至于西班牙人为何失宠，看看他们在美洲的暴行就知道了原委。

【大事记（二）：分裂的基督教世界】

封建欧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经院主义衰亡和人文主义兴起；教皇地位的低落和帝国勃兴；理性主义和绝对主权萌芽；印刷术的引用和火器的发展；新世界和通往印度海路的发现；加上城市生活，财富，奢侈与贫穷，商业、贸易专利和高利贷等现象的成长，最后终于达到了“燃点”，这被称为宗教改革——也就是普遍蕴酿的宗教表现。

两个最大的导火索是路德（一四八三——一五四六年）和茨温利（一四八四——一五三一年），而继起者是一个更大的火种，就是加尔文（一五〇九——一五六四年）。因为想使宗教恢复其原始纯洁性，这些人终于变成宿命主义者。他们深信人类的罪恶无可绾赎，不管他们怎样生活，如何行动，可是永恒的上帝却早已注定只有少数人能上天堂，而极大多数都必须下地狱。这种教义把重心由上帝移向魔鬼，同时更认为圣经应为一切信仰和崇拜的规律。这两点成为宗教改革者的两大基本思想。

这三个人中最可怕的还是加尔文，他是个狂热的组织家，以“上帝的代言人”自居，认为他的命令即代表神意。在日内瓦，他建立了自己的警察国家，他反对天主教会，自己却只想起而代之，他创造了一种“新人类”——就是所谓“清教徒”——和一个新时代，这也可以很巧妙地称之为“圣经官僚主义”。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在《西方的衰颓》中说：“所谓宗教改革只是把哥特神秘主义光明和安慰的一面全部取消了——玛利亚的崇拜，圣哲的尊重，符咒，朝圣和弥撒等。但是魔鬼和魔术的神话仍然存在，因为这些本是内在刑罚的象征和理由，所以现在刑罚终于达到了最恐怖的程度。”恨的规则代替了爱的定律。不久就产生了一大堆以魔鬼为主题的新教文学，使宗教受到了毒害。

从今天看来，似乎很难想象这种教条怎么会对人们有任何吸引力。可是路德的热烈神学和加尔文的冷酷逻辑却居然获得了人们的信仰。他们进行了巨大挑战，发动了广泛宣传，以所有对现状不满的人作为争取对象。许多不守清规和堕落的教士和神父都愿意接受新教以免除旧有的义务。许多国王把新教当工具来充实自己的力量和对付帝国，并没收教会财产以增强自己的财力。新兴的资本家也拥护新教，因为新教不反对高利贷和承认新的经济规则。被压迫的大众也认为这种教义可以使大家都得到自由和放纵。

宗教改革引起的纠纷在此无法加以深刻探讨，但是为了结束宗教改革，一五五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奥格斯堡达成了妥协。一方面为斐迪南，代表他的哥哥皇帝查理五世，另一方面为奥古斯特，是路德派的萨克森选侯。根据条约，所有路德派君主对主教的统治权都可以获得自由，对一五五二年《帕绍条约》签订以前所没收的教产也可以继续占有。每个君主有权决定属下的人民应信仰何种宗教，也就是说日尔曼人民的信仰不再由教会来决定，而改由其所在地区的君主来决定。虽然另有条款禁止没收天主教主教的土地和财产，可是路德派却宣布他们不受这一条款约束。

加尔文派本不包括在条约之内，同时也不能制止新教发展，它在帝国境内迅速传播。《奥格斯堡和约》能做到的仅仅是达成了休战状态，结果使日尔曼分成两个“无所不在”的对立势力。如布莱斯勋爵所说：“两个互相敌对的制度平行存在时，必然会互相寻求毁灭。”由于加尔文主义日益得势，而另外又有新成立的耶稣会一心以消灭新教为目的，所以这种互相毁灭无可避免。风暴的中心是布拉格，加尔文主义者在这里的势力已经根深蒂固。一五二三年，波希米亚已经归属哈布斯堡王室，一五七五年，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长子鲁道夫加冕为波希米亚王。一五七六年他继承他的父亲成为日尔曼皇帝，以布拉格为首都。一六〇九年，被新教臣民所迫，他颁发了“圣谕”，不仅保证他们的宗教自由，而且还让他们拥有称为“保卫者”的武装。一六一一年，鲁道夫被他的兄弟马赛厄斯所废。马赛厄斯在五月加冕为波希米亚国王，一年后当选为皇帝。

此时，在《奥格斯堡条约》签订之后又有两个人物出现，成为新的冲突中心：一个是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是一位天主教徒；另一个是安哈特的克里斯蒂安亲王，是加尔文主义者。马克西米利安认为条约是法理上的解决根据，所有问题都应以其为基础。而克里斯蒂安则认为新教徒与奥地利之间誓不两立。于是一个意外事件接着另一个意外事件，终于到一六〇七年，马克西米利安占领了多瑙沃特自由城。这个事件促使安哈特的基督徒在次年建立了“福音同盟”。面对这个示威，马克西米利安也组织了“神圣天主教同盟”。冲突似乎已成必然，因为马赛厄斯无子，帝国和波希米亚王位的继承人可能将是斯提里亚的斐迪南大公，他是斐迪南一世的孙子，也是狂热的天主教徒。马赛厄斯怕出乱子，把继承人的选举一直拖到一六一七年，到了不可再拖的地步。西班牙同意支持斐迪南为候选人，但默契条件为他即位之后把阿尔萨斯的哈布斯堡采地让给西班牙。六月十七日，国王的议员们，都是一些狂热的天主教徒，就选举斐迪南为波希米亚国王的继承人，波希米亚的新教徒以图恩伯爵为领袖，拒绝承认斐迪南为嗣王。十二月，布拉格大主教违反了“圣谕”规定，下令强迫新教徒在国家教堂中举行礼拜，“保卫者”就在布拉格召开了三政会。一六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开始集会，第二天，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国王最宠信的大臣都被人从哈拉卡尼宫的窗口抛了出来，这被称为“布拉格护教事件”。接着，波希米亚人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并由图恩伯爵组成了一支军队。与奥地利的冲突开始于七月，当时似乎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会发展成欧洲的第一次大战，长达三十年之久。

一六一九年三月二十日，马赛厄斯之死促使事态加速发展。波希米亚，劳济茨，西里西亚和摩拉维亚等邦宣布斐迪南的选举无效，另选巴拉丁选侯腓特烈五世为国王。他是狂热的加尔文主义者，他的妻子是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女儿。

两天后，选帝侯会议在法兰克福召开以决定应由何人继承马赛厄斯，这个会议是帝国的控制机关，不获得其同意，日尔曼皇帝不能召开国会，制定税则，缔结同盟和宣战。这是一三五六年《金牛条约》所规定的，会议包括三个旧教和四个非旧教的君主。旧教君主为美因茨，科隆和特雷沃选侯，都是天主教徒。非旧教君主为波希米亚国王，巴拉丁选侯，勃兰登堡选侯（两人都是加尔文派）和萨克森选侯（路德派）。所以十分明显，假如波希米亚国王是天主教徒，那么天主教在这个机关即具有控制力；反之，若波希米亚国王变成一个非天主教徒，那么他们就变成少数了。这个微妙的平衡关系就成为三十年战争的祸根。

在法兰克福会议中，只有天主教的三个选侯亲自出席，其余四个均由大使代表。腓特烈的大使奉到的命令是首先选举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天主教），但若其他选侯都投票选举斐迪南时，他也应该同意。因为如此，所以斐迪南当选了皇帝，称为斐迪南二世（一六一九——一六三七年）。可是这个决定形成之后，马上就有消息传来，说斐迪南已被波希亚人驱逐退位了。这不仅是对斐迪南个人的挑战，而且整个帝国体系都发生了动摇，于是危机立即变成了整个欧洲的问题。

因为斐迪南并无军队可以驱逐腓特烈，他就向马克西米利安求救，在日尔曼君主中只有他拥有一支常备军。一六一九年十月八日，马克西米利安同意支援斐迪南，条件为在波希米亚的作战都由他完全控制，而在腓特烈失败后，选侯头衔应移交给他，此外以割让劳济茨为代价，斐迪南也获得了萨克森选侯约翰·乔治的支持，他对加尔文派素无好感。此外，西班牙的菲利普三世（一五九八——一六二一年）也立即给与斐迪南以财政补助，使他能召募一万士兵，并从尼德兰境内借给他八千士兵。另一方面，福音同盟诸国都承认了腓特烈，联合省、丹麦和瑞典也一样。而特兰西瓦尼亚国王加博更与波希米亚缔结同盟。

一六二〇年七月，天主教同盟的军队共二万五千人，由马克西米利安，蒂利和布奎伊指挥，越过了奥地利边界。同时，斯宾诺拉也率领二万四千人从弗兰德向巴拉丁进攻。十一月八日，在布拉格附近的白山，天主教同盟的军队击溃了克里斯蒂安率领的波希米亚军。同时斯宾诺拉也侵入了巴拉丁。

假如斐迪南有较大的度量，那么这一战即可使福音同盟瓦解，战争也可就此结束。可是他却是宁愿统治沙漠也不愿国内充满异端。他的迫害使加尔文派同仇敌忾。结果在曼斯菲尔德伯爵号召之下，残兵又集合起来，许多人民在失望之余也纷纷投效。曼斯菲尔德是佣兵出身的加尔文派名将，不久获得了“基督世界的阿提拉”的称号，他把战争带到巴拉丁境内。一六二二年春季，不伦瑞克公爵克里斯蒂安和巴登-杜尔拉赫侯爵乔治·腓特烈两人的部队也与他会合。经过一连串战斗，六月，加尔文派在奥什斯特受到一次决定性失败，曼斯菲尔德和克里斯蒂安退入阿尔萨斯境内，然后暂时留在东弗里斯兰。最后在一六二三年八月，在施泰德罗洪，克里斯蒂安的部队被粉碎了，巴拉丁的征服终告完成。

一六二一年一月，斐迪南并无宪法根据就把腓特烈废除了，一六二三年一月，为了兑现他对马克西米利安的诺言，他决定把腓特烈的选侯头衔转交马克西米利安。因为他并无权力召开国会，就在雷根斯堡召开了选侯大会以批准这个行动。除了马克西米利安的兄弟科隆选侯以外，几乎所有日尔曼的重要君主连同西班牙国王在内都无不表示反对。虽然如此，二月二十三日，腓特烈还是被废了，两天之后，马克西米利安终于如愿以偿。抗议之声如潮涌而来，萨克森和勃兰登堡两位选侯拒绝承认他们的新同僚。这些新教君主们的震惊不是没有理由的。不仅这个违宪事件威胁到他们本身的安全，而且因为马克西米利安加入，选侯会议中的权力平衡被破坏了，他们生怕从一五五五年被他们没收的教产都要交还。为了预防这一点，他们就向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一五八八——一六四八年）求援，他是属于路德派的，一六二四年五月，克里斯蒂安四世接受了他们的要求。战争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从一个全欧的问题变成了一场全欧的冲突。

若与丹麦陆军相比，天主教同盟的兵力太微弱了，斐迪南处于进退两难之境，因为他也不愿意再割让领土以换取同盟国支援。可是困难不久就自动消除了，有位捷克冒险家华伦斯坦伯爵（一五八三——一六四三年）很有钱，他主动向皇帝提出建议：愿意免费贡献兵力四万人，条件为所有军官由他任免。斐迪南立即接受了，并赐与华伦斯坦以弗里德兰公爵的头衔。这样，帝国总算有了自己的军队，而且成本为零，只要有仗打，这支部队也可以无限期维持下去，因为华伦斯坦的格言是“以战养战”。

斐迪南正在部署一切时，英王詹姆斯一世为了袒护女婿，也与西班牙发生了争执。同时，法王路易十三（一六一〇——一六四三年）的首相红衣主教黎塞留（一五八五——一六四二年）也以打破从查理五世时就包围法国的哈布斯堡包围圈为其政策，所以与英国，联合省和丹麦都缔结了同盟。于是法国人开始干预日尔曼事务，这个政策从此一直使中欧多事。因为胡格诺派的叛乱使黎塞留无法行动，而詹姆斯一世又怕召开国会，所以最后只有克里斯蒂安四世一个人出兵。他很想使自己的势力伸到北海的港口，一六二六年，他进入了战场。

四月，华伦斯坦也出发了。他首先攻击曼斯菲尔德，在德绍桥击败了对方，接着就蹂躏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一面前进一面增兵，直到有八万多人为止。八月二十七日，克里斯蒂安四世在卢特被蒂利击溃。巴拉丁和不伦瑞克都被攻占。

由于占领巴拉丁使莱茵河中游开放，这又可以作为意大利与西属尼德兰之间的主要交通线，这对西班牙具有极大重要性。之后，华伦斯坦即开始征服波罗的海地区。他的大军像潮水一样涌入丹麦本土，为了酬劳他，一六二八年三月，斐迪南把梅克伦堡公国赐给他。这比封马克西米利安为选侯更引起人们反感，使所有新教君主都心神不安，认为整个日尔曼变成奥地利的一个省已经来日无多了。所以他们决心团结起来推翻华伦斯坦，可是面对他的八万大兵却都力不从心。

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征服还在继续推进之中，汉堡和吕贝克拒绝与斐迪南同盟，华伦斯坦就前进到施特拉尔松德以使汉萨同盟屈服。他的副将阿尼姆于四月到了该城，可是敌人却早有准备。他们已与丹麦和瑞典进行了联系，并有援兵从海上开入。六月二十三日，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的代表与他们签订了为期二十年的同盟条约。同一天，华伦斯坦开始围攻。随后他得知克里斯蒂安四世的远征军已经到了鲁根岛附近，于第二天解围而去。克里斯蒂安的军队在施特拉尔松德的东南登陆，占领瓦尔加斯特作为入侵梅克伦堡的第一步。但是在八月十二日却受到华伦斯坦的截击而溃败。一六二九年初开始和谈，六月七日缔结了《吕贝克条约》，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被涉及。

华伦斯坦现在手握十二万五千人的大军，自从克里斯蒂安四世失败之后，在欧洲更无对手，他就把这些部队分驻各地，不分敌友都受到他们骚扰。有一部分部队驻在萨克森境内，这是未获皇帝同意的，于是在马克西米利安支持下，约翰·乔治向皇帝提出控诉。他们两人都害怕华伦斯坦的权力日益增大。连斐迪南本人也在担心，因为他差不多已经变成傀儡了。但是斐迪南在解决这个辣手的难题前，已经获得了最高权力，所以决定先兑现一个早已存在的心愿——归还从一五五五年来不正当没收的教产。因为他知道没有国会肯批准这个政策，就决定用敕令来执行。一六二九年三月六日，他向毫无防御能力的日尔曼，宣布了他的《归还敕令》。

如何消除华伦斯坦的势力仍然还是难题，虽然斐迪南本人并未想去解决，可是他的下一步骤却自动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在西班牙唆使下，斐迪南同意参加对曼图亚公爵的战争并调部队进入意大利。这个决定得罪了教皇，并使天主教内部产生了裂痕。于是黎塞留设法使瑞典与波兰停战，以便使古斯塔夫出来领导新教徒来对付日尔曼帝国。因为瑞典人已经占领了施特拉尔松德和佩劳，使波兰居于不利形势，所以波兰国王西格蒙德三世同意休战六年，一六二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签定了条约。

华伦斯坦本人强烈反对《归还敕令》，因为他认为要对付欧洲的异教敌人土耳其，应有一个平静无事的日尔曼，另一方面，他还在不断扩充兵力以防古斯塔夫干涉。但因为斐迪南与西班牙缔结同盟，到一六三〇年三月，他奉命派三万人去意大利。接着西班牙又要求斐迪南帮助他们镇压荷兰人，在马克西米利安领导下，这些选侯提出条件，说只要华伦斯坦握有兵权，他们就拒绝考虑这个问题。约翰·乔治并进一步要求收回《归还敕令》。

若放弃华伦斯坦，那么斐迪南可以安抚这些天主教选侯；若收回《归还敕令》，更可使萨克森和勃兰登堡归顺。他决定采取前一条路线，八月十七日，他在雷根斯堡与大臣们讨论如何解除华伦斯坦的兵权，可是奇怪的是华伦斯坦了解皇帝的心事后，却毫不抱怨，于八月二十四日自动提出辞呈。华伦斯坦的问题解决之后，斐迪南就不再考虑第二个问题，将帝国的兵权交给马克西米利安和蒂利，这就又回到了战争开始时的态势。正当此时，古斯塔夫已于七月六日在佩讷明德登陆，并正巩固他在波美拉尼亚的基地。

谢选骏指出：宗教改革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总崩溃，其重要性甚至大于“东西方教会的分裂”——拉丁教会与希腊教会的脱钩。宗教改革不是使西方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和新教两个阵营，而是分裂成为无数个碎片，尤其是在美国的政教分离的信仰自由之后——信仰成为个人决定的事情，其权力既不属于教会，也不属于政府。这种权力下放，给予无神论者极大的生存空间，使得社会整合更为困难，种种技术创新层出不穷，既加速了社会进步，也加速了生态破坏。

【第二章：布雷顿福德会战和吕岑会战】

古斯塔夫（1611-1632年）在日尔曼境内进行的两次大规模会战，其重要意义在于战术和领导能力的改进方面，这对战争艺术的发展具有广泛影响。所以在讨论其后果前，首先应分析此前陆战方面的发展，接着再分析古斯塔夫的指挥艺术，最后才考虑他带来的战术变化。

虽然自从百年战争后半期就已不缺少军事新发明，甚至象达·芬奇（1452-1517年）这种人已开始构思潜水艇、坦克和飞机等武器了。可是在火炮广泛使用之前的主要战术问题倒不是如何在野战中击败敌人，而是把敌人从要塞中赶出来。直到十五世纪后半叶，要塞问题已被解决之后，在战场上有效利用火力的问题才开始出现。（下列时间可以说明武器的发展趋势：手榴弹，1382年；发烟弹，1450年；计时火柴，1410年；盒装弹丸，1410年；粒状火药，1429年；火弹，1400-1450年；燧发器，1450年；青铜爆炸弹，1466年，炸弹，1470年；炮车，（约）1470年；手枪，1483年；燃烧弹，1487年；来福线，1520年；西班牙式火枪，1521年；改良型手榴弹，1536年；左轮式手枪，1543年；纸弹壳，1560年；一种榴霰弹，1573年；热弹，1575年；一般炮弹，1588年，火药与弹丸合装的弹壳，1590年；来福线手枪约1592年；冲击式引信1596年。）

1512年在拉韦讷血战中，加斯东击败了神圣同盟的军队，炮兵在此战中开始担负决定性任务。但直到有了改良型的西班牙燧发枪后——1521年在帕尔马围城战中首次使用——步枪手才开始显示价值。这种新武器长六英尺，重十五磅，从楔形架子上发射。其战术性使用是由佩斯卡拉侯爵迅速发展成功的。1522年在比科卡之战中，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表演，证明火枪手在开阔地带也有独立战斗价值，这也是第一次使长矛兵成了辅助部队。第二年在帕维亚之战中，用不断的射击和运动，佩斯卡拉的火枪手为他赢得了那个时代最具决定性的会战；这次会战也为近代步兵战术奠定了基础。直到刺刀发明前火枪和长矛始终是主要武器。在这些方面，西班牙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主要是因为自从格拉纳达被征服后，他们征召了许多老兵，建立了一支职业化军队。通常这种战斗单位有两三千名步兵，其中三分之一为火枪手，三分之二为长矛兵。有些部队以皇室的亲王为荣誉指挥官，是近代“步兵”名词的由来。在十六世纪，这些重步兵通常组成矩形队形，有三十列纵深，火枪手则构成方阵，位于矩形角上。但到了十七世纪，由于炮兵的进步，步兵纵深又常常减为十列。

因为逐渐倚赖长矛兵来保护火枪手，所以骑兵冲锋的机会大大受限，于是西班牙的骑兵训练又改以新发明的轮式手枪为重点，而不再注重刀剑和长枪。他们穿着重甲以抵御火枪，组成纵深的中队，一列又一列骑马冲到敌方长矛兵身边发射手枪之后，再旋转退入后方重新装弹。

步兵通常集中在中央位置，野战炮兵列在他们前面，更前方有散兵线掩护。骑兵则位于后方或两翼。在会战时，总是使用平行战斗队形，所以要寻找开阔地，尽可能背向日光和风向。通常很少进行追击，因为西班牙军的辎重纵队都非常笨重，并携带许多非战斗人员和妇女。总而言之，西班牙人的战术迟缓但井井有条，不过也非常笨拙，可是对于训练不佳的对手而言，却几乎是一种无敌的力量。

在这一时期，多数国家的陆军大部分还是倚赖佣兵作战。在平时，他们的领袖都是职业军人，只保留极少数专门人员供召募和训练之用，这也是他们的核心。一旦接受了作战合约，一般兵员都是临时召募，对种族和宗教界限概不过问。瑞士和意大利北部为主要兵源供应地。这些人只对他们的直接长官宣誓效忠，当他们被俘或合约期满之后，常常也会换到敌对一方去服务。在冬天，这些佣兵通常被解散，到第二年春季再行召募，以准备进行夏季战役。如与训练和装备都十分优良的西班牙军队相比，佣兵通常只是乌合之众。

火器对政治的影响也同等重要。正如塞万提斯所说：“一双卑贱懦怯的手可以夺取最英勇绅士的生命”，它们不仅使战争变得普通化了，而且也使权力集中在王室。任何个人都没有如此财力能够购买火炮和装备火枪手，只有国家才能负担得起。进一步说，由于政府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所以王室的地位逐渐上升到教廷之上，战争变成了政治工具而不再是道义的考验。在十七世纪，可以看到常备陆军制度的兴起、军备竞赛的发展和权力平衡的政策。军事服役不再是某个阶级的专利，而是成为全民性的职业。陆军虽尚未大众化，但战斗却已大众化，这种发展是这个时代的特色，三十年战争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这一点。

因为欧洲各国普遍仿效西班牙军事制度，所以古斯塔夫要对付的就是这种西班牙式陆军。古斯塔夫是瑞典国王查理九世（1604-1611年）的长子，1594年12月19日出生于斯德哥尔摩。他的祖父是伟大的古斯塔夫一世，也是瓦萨王朝的创立者，是一个有商业气息的人，喜欢中等阶级而讨厌贵族，所以把新教引入瑞典。1611年，古斯塔夫·阿道夫继承他的父亲为瑞典国王。同一年在与丹麦人的战争中，他第一次尝到战争滋味。正如亚历山大大帝一样，他的军事生涯在儿童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如许多作者指出的那样，他与这位伟大的马其顿人之间有许多方面都很相似。他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成为法兰西人的先驱，正好比亚历山大对罗马一样。此外他们的性格也大致相同。道奇在《古斯塔夫传》上说：除了亚历山大大帝以外，很少有其他名将像古斯塔夫这样热爱会战。因为他自己总是置生死于度外，所以他的军队自然奋勇战斗。虽然他对小事很含蓄，不过对大事他却会动感情。他是优良的骑师和体育家，具有卓越的幻想力，精力旺盛，爱好冒险，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虽然很易激怒，但却不念旧恶。他说：“我对人民的过错可以宽恕；但他们对我的疾言厉色也应该不以为意。”他对朋友忠实，对敌人慈悲，是个具有高尚信仰的人，从不因为图方便而牺牲自己的信念。他很善于选择部下，也同样善于选择所崇拜的英雄，其中拿骚的莫里斯是他最崇拜的。他不仅向敌人学习，而且也是个历史学家。

他精通各国语言，除本国语言以外还懂得拉丁、希腊、日尔曼、荷兰、意大利、波兰和俄罗斯文。在宗教方面他是坚定的新教徒；在政治方面他热爱祖国，以统治波罗的海地区为主要政策。就军事才能而言，古斯塔夫要算古往今来少数名将中的杰出者。拿破仑说过：古斯塔夫可以与亚历山大、汉尼拔和凯撒相提并论。他的伟大在于其思想的新奇和执行时的勇敢。从十七岁起他就具有战争经验，而且经常在学习，发明，改进，并且敢作敢为。对他而言，在战争中能有如此惊人的成就，原因就在于一般人都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他对战争艺术的最大贡献，就是在近代史上，他首先认识到机动是以纪律为基础的，而纪律的基础又是有效率的行政和领导能力。他的多数军官都是年轻人，他不欢喜六十岁以上的将领，并且强迫军官照顾他们的部下。金德里在《三十年战争史》中说：“他不仅使部下衣食无缺，而且还让他们穿有皮毛的大衣以御严寒；随时备有帐棚，保护他们不受恶劣天气困扰和获得最合乎人道的生活。在军营生活中严禁酗酒、赌博和说下流话。他也不准有放浪的妇女存在，他坚持所有随营妇女都必须与士兵具有婚姻关系。”此外，他也是自古以来第一位把战术基础放在武器威力之上而不放在人力之上的将军。对他的统帅才能，克姆尼茨有综合的评论：

“在领兵向敌人进攻，或是为了避免损失而退却、宿营，以及用野战工事增强营地方面，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与古斯塔夫相比。他的筑城、攻击和防御战术可说是超人一等。他善于猜测敌人意图，并在战争中利用各种机会，那也是无人能及的。他对全局进行总览之后，马上就部署兵力，这足以使所有机会都对他有利。他比其他将领高明的地方有三点：战术、组织和武器。”

另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也有如此评论：他一向都以身作则，凡是他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决不让别人去冒险。他自奉极为节约和刻苦。对部下能够推心置腹，知道专靠严刑峻罚不足以赢得信心和忠诚。虽然也有人在战术能力和战略远见方面可以与他相比，但是以军事组织家的身份而论，那么也许除了马其顿的菲利普以外再没有另一个军人可以比得上他。他的军事改革可说是包罗万象，所以也等于开创了近代战争的新纪元。他不仅改组了每个兵种，合并战术，而且更建立了一整套国内经济体系和有效的补给制度。他认识到这个时代的军事方法已经过时，因为各国陆军都抄袭西班牙而毫无变化，所以到三十年战争开始时，各国陆军都已变得笨拙不堪。

古斯塔夫在审视了现有军事组织之后，就明确认识到最具优势的武器还是火枪。所以他在改组时，减少了长矛兵的数量，并将长矛从十六英尺削短到十一英尺，也减轻了装甲，并把他们与火枪手混编成一个连，每个连除军官以外，共有72名火枪手和54名长矛兵。

在布阵时，长矛兵居中央，构成六列纵深的横队，四连为一营，八连为一团，两个到四个团为一旅，每个单位都是左右翼为火枪手，中央为长矛兵，他减轻火枪的重量以便可以不用支架。他又逐渐以齿轮来代替燧发器，也采用纸弹壳，并用弹带加以携带。

他使用了两种类型的骑兵，一种为轻骑兵，另一种为龙骑兵；轻骑兵只有部分装甲，龙骑兵则为骑马步兵。轻骑兵在中队组织中用的是三列纵深，而不是旧有的十列，所受的训练为用袭步而不是跑步冲锋，只有在混战中才使用手枪。他们以横队前进，或前后鱼贯，或成棋盘格状，最后一线为预备队。虽然古斯塔夫照平常惯例，也是把骑兵放在步兵两翼，但也常把骑兵摆在每条步兵横线后面，并时常把火枪手与他们混编在一起。一般说来都是在炮兵轰击的浓烟掩护之下，骑兵向前冲锋，当他们将敌人的散兵线驱散之后，就退回来让步兵前进，接着，在另一阵轰击之下，他们再次冲锋，这一次的目标是敌人两翼，把他们向中间赶以造成混乱，因为维持一条有秩序而完整的正面实在是成功的要素。

虽然，他的骑兵和步兵都很优秀，可是其会战的基础却是炮兵的威力。（他的骑兵和炮兵主要由瑞典人组成。至于步兵则以瑞典人为核心，其余则为苏格兰人、日尔曼人和其他为发财而当兵的人。）如果说穆罕默德二世是第一个伟大的攻城炮兵专家，那么古斯塔夫就是第一个伟大的野战炮兵专家。为了使火炮获得机动性，他缩短了炮身，减轻了炮架，并减少了口径种类，他一共采用三种主要类型的火炮——攻城炮、野战炮和团属炮。前两种炮的弹重可分为24磅、12磅和6磅三种。攻城炮有60、30和15CWT三种（CWT在英国相当于112磅）。野战炮重量则有27、18和12CWT三种。团属火炮是一种轻型火炮，弹重4磅，每团两门，有一定数量的弹药用木盒装备，可以在火枪手发射六发枪弹的时间里恰好发射八发炮弹，通常野战炮和团属炮都使用葡萄弹和榴霰弹，而攻城炮则用大弹丸。

在补给方面，古斯塔夫用的是有良好设施和防御的仓库，每个仓库都有正规管理人员。他减少了行李车辆的数量，每个骑兵中队只有10辆，每个步兵连只准有8辆。晋升以资历为依据，刑罚都合乎人道，不准拷打。他的参谋长是克尼普豪森将军，炮兵司令是托尔斯滕森，也是个杰出的军人，在1630年只有三十岁。

当华伦斯坦沿着波罗的海海岸前进时，古斯塔夫投入了战争。他对这场战争的本质有明确认识，因为此时他写信给首相阿克斯尔·乌克森谢纳说：“欧洲的所有战争都会融合起来变成一场单独的战争。”

四年前（1624年），英王詹姆斯一世和法王路易十三都曾向他试探，但是因为他的条件太苛刻，要求先付军费并让他占领两个港口（分别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方面），所以这两位国王觉得他难惹，就转与丹麦人商洽。1625年3月27日，查理一世继承英国王位，同意支援这场战争。因为华伦斯坦占领梅克伦堡和包围施特拉尔松德时，古斯塔夫认识到哈布斯堡王室的野心是要控制波罗的海和英吉利海峡。所以当他与波兰休战之后，曾于1629年9月1日写信给他的首相说：

“如果我们在瑞典境内等待敌人，就可能丧失一切而一败涂地。如果能侥幸在日尔曼境内一战成功，那么就有利无害了。所以我们必须在国外作战。瑞典境内决不容敌军出现。”

基于这个原因，他才派军前往施特拉尔松德，以便在波美拉尼亚海岸可以安全登陆。法国也正处在困境之中。1628年10月法国内乱平定之后，黎塞留马上派了大使去寻求古斯塔夫援助。他是想利用古斯塔夫来作为法国的工具。他希望战争不在日尔曼境内进行，而是发展到哈布斯堡皇帝的国土中，就是前进到奥德河并深入西里西亚、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奥地利。同时由法、英、荷三国在财政上补助瑞典。可是瑞典国王却不愿做法国的工具。他已经摆脱了波兰战争的束缚，知道由于暴虐的统治手段，华伦斯坦的身价已经暴跌；而《归还敕令》也使所有新教君主都感到害怕。所以他单独加速准备战争。1630年7月6日，他率领13,000人在乌塞敦岛登陆，以后又获得增援达到四万人。从乌斯道他前进到斯特丁，强迫波美拉尼亚公爵波吉斯拉夫向他投降。接着进入梅克伦堡，扶持其被废的公爵复位，八月初，他命令法尔根堡上校率领一支部队去协防马格德堡。

在波美拉尼亚站稳脚跟之后，古斯塔夫就面临一项艰巨任务。比起敌人，他的资源真是微不足道，而且也没有一个强大的同盟国欢迎他。（在1630年，瑞典和芬兰的总人口约为一百五十万人；而日尔曼帝国的总人口约有一千七百万。）萨克森的约翰·乔治不仅始终保持中立，而且还是他的秘密敌人，因为他担心日尔曼团结起来，并认为古斯塔夫是一个外来的征服者。勃兰登堡选帝侯也不支持他。如果斐迪南此时撤消《归还敕令》，那么这两位君主都可以争取过来，从而使古斯塔夫的任务变得不可能。此外，丹麦虽守中立但含有敌意，法国态度动摇，荷兰表示嫉妒，英国也不可靠，而波兰则苦不堪言。这种情况是应该记住的，因为以后两军的战略都从这里发展出来。而这又受到三个因素支配。

一、应该认识为什么日尔曼会分裂成为许多个小国，原因之一就是在莱茵河以东本就缺乏罗马时代的传统。

二、因为古斯塔夫的主要基地为瑞典，所以在他往内陆推进之前，必须先获得波罗的海沿岸的控制权，这样才能巩固他在波美拉尼亚的前进基地和海上交通线。

三、主要天主教强国都位于莱茵河以西和多瑙河以南，都是古罗马的旧地。使西班牙和奥地利能够携手的交通线是莱茵河中段。不过在另一方面，奥德河、易北河、威悉河又都流过新教地区入海，而波罗的海也为新教势力所包围。

古斯塔夫对这些事实都有充分认识，但是必须在巩固基地之后他才能向南行动。现在冬天已到，虽然这些选帝侯还是畏首畏尾，可是法国却已与瑞典签订了条约。1631年1月23日，《巴瓦尔德条约》签字了，根据条约古斯塔夫提供步兵三万人，骑兵六千人。而法国则一次付给一万二千“塔伦”（日尔曼银币），以后五年每年再付四十万“塔伦”。古斯塔夫也保证给与天主教徒以信仰自由和不蹂躏马克西米利安的领地。

1631年春季战役开始时，蒂利首先攻击新勃兰登堡，而他的将领帕本海姆伯爵则包围马格德堡。为了牵制蒂利，古斯塔夫前进到奥德河边的法兰克福，于4日13日将其占领，但是蒂利很狡猾，并不尾随他，而是直接向马格德堡前进，并与帕本海姆会合。

法兰克福被占领之后，古斯塔夫的唯一念头就是援救马格德堡，但在未获同意之前却不能通过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领地，否则这两个选帝侯的部队可以打击他的后背，费了许多口舌才获得了乔治·威廉的同意，可以占领科斯琴。然后又浪费了三个星期时间才获得进入斯潘道的许可。此时，萨克森的约翰·乔治却坚持不放行，因为他拥有四万人的强大兵力，所以古斯塔夫被迫让马格德堡听天由命。

蒂利率领二万五千人到了马格德堡，与帕本海姆一同围攻该城。5月21日该城陷落，在洗劫和焚烧之后，全城三万居民葬身烈焰之中。（该城被毁并非有意，因为蒂利本来很希望利用该城来支援他的部队。）这个暴行使所有新教徒大为震惊，古斯塔夫也立即用恐怖来对抗恐怖。他前进到柏林，在火炮威胁下，勃兰登堡的乔治·威廉取消了中立。与赫斯-卡塞尔的威廉和萨克森-魏玛的伯恩哈德会师之后，古斯塔夫暂时据守魏尔本，并击退了蒂利的进攻。这一战对古斯塔夫颇有益处。因为各方面都已被切断，军队有饥饿之虞，蒂利就率领四万人侵入萨克森，向莱比锡提出警告，要求该城投降，否则就以马格德堡为例。

于是约翰·乔治立即放弃中立并与古斯塔夫缔结同盟。这支联军于9月15日在莫尔德河边的杜本相遇。他们的总兵力共约47,000人，第二天他们向莱比锡进发，准备向敌人挑战。因为杜本在莱比锡北方，相隔只有三十五英里，所以蒂利想撤退已不可能，而且他的部队在经过几个月饥饿之后，现在突然进入这个富饶地区，已经完全丧失了控制，所以他的最好对策是坚守莱比锡城，准备接受围攻，以等候援兵到达。但是帕本海姆却认为他老朽无能，所以怀有不同想法。9月16日，他出发搜索敌情，乘机强迫蒂利出战。他派使者向蒂利报告说：他已经看到敌人正从杜本向南移动，他现在已不可能撤退，否则即将遭受极大危险，并要求蒂利立即支援他。这样他就一手制造了决定命运的布雷顿福德会战。

蒂利率部出了莱比锡城，占领了位于该城北面约五英里远的一处阵地，在左方有个小高地，上面就是布雷顿福德村，右面是斯腾堡村。这个地方是古战场，号称“上帝的田园”。依照一本古代地理记载，这是个非常优美的平原，遍布美丽的森林和许多果园。

蒂利是位老将，出生于1559年，是谨慎合理的军人。詹姆斯·格兰特这样形容他：“他身材短小，样子瘦弱难看，两颊低陷，鼻子尖长，眼睛锐利深黑，留着长须。”他对西班牙战术深有研究。他的战斗队形由一线或两线步兵组成。共为17个步兵大方阵，每个方阵人数为1,500人到2,000人，两翼则为骑兵组成的密集纵队。他的全军可能有四万人，其中四分之一为骑兵。他自己指挥步兵，左翼骑兵由帕本海姆指挥，右翼骑兵由福斯滕伯格和依索拉尼指挥。他总共只有二十六门炮，重炮位于中央与右翼之间的正前方，轻炮则在正中央的前方。门罗说他在地形、风向和日光三个方面都占有优势。

9月16日，古斯塔夫从北面而来，在距敌军一英里远的位置宿营。夜里，他在旅行车中通宵与约翰·赫伯恩爵士、霍恩元帅、巴勒尔元帅和特腓尔将军会商，他们都全副武装。

第二天拂晓，瑞典军营开始吹号上马。整个平原均为浓雾遮掩，瑞典人从雾中可以看见一线红色火光，那就是蒂利的阵地。祈祷之后，古斯塔夫展开了他的部队，采取与敌人平行的战斗队形。但是他并未采用旧式西班牙方阵，而是把步兵分成旅和准旅，这样使火枪手可以得到长矛兵掩护，而且又可以从他们之间鱼贯而出，发射排枪之后再退回原地。所以这不再是一个不动的正方形堡垒，而变成了一个小型活动要塞，彼此间可以互相支援。中央和右翼都由瑞典军担负，而萨克森军则负责左翼。萨克森军的阵容已不可考。至于瑞典军则是这样：

在中央部分，第一线为四个步兵旅，支援他们的是一个骑兵团和门罗与拉姆塞的两个步兵旅。第二线为三个步兵旅，包括赫伯恩的苏格兰兵在内，支援他们的是一个骑兵团；以上全部兵力由特腓尔和哈尔指挥。在中央的后方还有两个骑兵团担当预备队。右翼由巴勒尔指挥，第一线由六个骑兵团组成，中间夹着火枪手，另有一个骑兵团随时提供支援。第二线为四个步兵团。左翼由霍恩指挥，第一线为三个骑兵团，夹着火枪手，第二线为两个骑兵团。团属火炮分别位于各旅团的前方，重炮兵则集中在中央正前方，由托尔斯滕森指挥。在霍恩元帅左面为萨克森军。全军可能为47,000人，军帽上都系着绿带，帝国军则系白带。瑞典人的口号是“上帝保佑我们”，而敌军的口号则为“圣玛利亚”。

门罗记载说：古斯塔夫亲自指示每个高级将领，告诉他们应如何行动。会战开始，敌军首先开炮，瑞典军也立即还击。这样炮声隆隆打了两个半小时。瑞典的步骑兵始终屹立不动，有如墙壁一样。但是火炮已在行列中造成了许多的缺口。

瑞典的火炮数量较多，发弹数量要比帝国军多三倍。这使敌人感到极大痛苦，帕本海姆却是个有勇无谋的战将，现在感到实在挡不住这样强大的火力，于是不等命令就率领五千名骑兵向瑞典军右翼冲锋。这是愚蠢的行为，蒂利心里十分明白，不禁怒吼道：“他们使我的名誉和光荣都付诸流水了！”这不仅是一个大错，而且也造成了一场大败，因为骑兵的手枪绝对不是火枪的对手。瑞典军用火枪手夹在骑兵当中，用火力扫射帝国骑兵的密集队形。帕本海姆冲锋达七次之多，都被击退，最后一次，巴勒尔指挥他的预备队反攻，将敌军击溃，把他们赶出了战场。（依照西班牙战术，骑兵冲锋时是用跑步和使用手枪，等到敌军行列混乱瓦解之后才使用刀剑。瑞典军的战术却恰好相反。骑兵在冲锋时用袭步和刀剑，在混战时才使用手枪。）

帝国军右翼误以为帕本海姆的冲锋就是全面进攻的讯号，马上也向萨克森军冲锋。在第一次冲锋之下，萨克森军就开始逃出战场，约翰·乔治拼命用马刺夹着马，向艾伦堡飞奔。这不仅可以抵销帕本海姆的错误——因为古斯塔夫的兵力现在突然减去了三分之一以上——而且蒂利也是能力卓越的战术家，对这个机会当然不会放过。他看到瑞典军左翼已经完全丧失掩护，而且受到帝国军右翼兵力的威胁，于是命令骑兵向右斜进，再向左旋转以攻击敌军左翼。同时命令福斯滕伯格攻击敌军后方。

如果对方不是瑞典军，那么他的行动就可以产生决定性效果。但因为古斯塔夫部下的调动速度要比帝国军快两倍，所以蒂利就不能稳操胜算。古斯塔夫立即命令霍恩元帅也向左旋转他的部队来应付蒂利的迂回，同时又从中央的第二线中抽出魏特森和赫伯恩的兵力用来增援霍恩的左翼。

苏格兰部队以密集纵队前进。敌军首先屹立不动准备迎击。但是瑞典军的炮兵火力要比敌人强两倍。结果把敌军击散，于是长矛兵向前冲击，使敌军溃散。

正当左翼方面苦战之际，古斯塔夫抓住这个机会来作决定性一击。他自己骑马赶到右翼，命令巴勒尔的骑兵攻击蒂利的左翼。他自己就在四个骑兵团的前面，领先向尚有敌炮残留的山坡上冲锋。他扫过山坡，打击在蒂利步兵横线的左端，并且用火炮痛击他们，同时，托尔斯滕森也调转预备队炮兵向密集的西班牙式方阵猛轰。

虽然接着还有一场困兽之斗，但是胜负已成定局。不久，帝国军完全丧失秩序，开始溃逃。他们死了7,000人，负伤和被俘3,000人，损失了全部火炮、九十面军旗和全部补给纵队。古斯塔夫的损失，包括萨克森军在内尚未超出三千人，大部分都是敌方炮火所杀伤。

于是瑞典军大部分开始宿营过夜，门罗说：“我们的营火烧的都是敌人的弹药车辆和丢弃的长矛，因为我们没有足够人力来收拾它们。整个夜晚，我们那些勇敢的战友，萨克森人，一直在逃跑中，认为一切都完了。”但还是有五百名瑞典骑兵并未休息，由古斯塔夫亲自率领向敌军残部实行追击。9月19日，在梅伦堡俘获了3,000人，直到9月21日在哈雷才放弃追击。

这场会战就这样结束了，它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因为这不仅是新战术对旧战术的第一次大考验，也是近代史上第一次伟大的陆上会战，也是机动与火力第一次战胜了数量和长矛的冲力；而且不管如何，它使天主教同盟本已复苏的力量又被粉碎了，由此决定了日尔曼不再是受奥地利王室统治的天主教地区。所以加德纳教授说这是“归还敕令的坟墓”和“日尔曼的纳斯比会战”。或者如布莱斯教授所说，它使欧洲免受耶稣会统治。

从1631年9月17日开始直到他逝世之日，古斯塔夫已经变成了新教徒的英雄。日尔曼北部的人民都把他当救主看待。他给与战争以精神和指导，若没有这种精神和指导，新教徒可能全部崩溃，而西方世界的历史也要改写。加迪勒尔教授的评论似乎很有远见，他说：

“总起来说，那些战术不过是他们用来保护宗教和政治制度的军事表现而已。这个刚刚被击败的纵队，足以代表在耶稣会组织下人类生活的形式，个人会被群众所吞噬。蒂利过去曾凭借纯粹的重力击败了许多强敌，但是现在却有一支新军兴起，证明除非能有个性智慧作为基础，否则秩序和服从也就脆弱无力了。这是一种信念的成功，而不仅限于战斗。在精神、政治、文学和科学等方面也都如此。”

布雷顿福德会战获胜之后，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古斯塔夫不接着进军维也纳而迫使斐迪南屈服呢？”有些历史家认为他应该如此，弗拉德更把他与坎纳会战后的汉尼拔相比。但这个比较是不适当的，因为环境完全不同：

第一，通往维也纳的道路十分恶劣，要通过厄兹格比格森林和波希米亚的残破地区，而且冬天也快到了。

第二，维也纳并不是一个统一国家的首都，而只是一个“影子”皇帝的驻地，所以其所具有的政治意义比不上半岛战争（1808-1814年）中的马德里。

第三，古斯塔夫已经距离自己的基地数百英里，若再冒险前进，则后方一旦发生叛乱，结果将不堪设想。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忠诚都不可靠，而巴伐利亚则威胁着他的侧翼。

第四，当他最后决定前进到莱茵河时，虽然因为把战争带入天主教地区会激怒黎塞留，但他自己却可以获得新教的巴拉丁为基地，并获得日尔曼最富有的地区来供养军队。过去这些地区对天主教同盟曾经供给不少的人力和财力。

第五，最后一点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在占领巴拉丁之后，他就可以切断西班牙与尼德兰和意大利之间的联系。所以最后他决定向莱茵河前进，而萨克森选帝侯则把战争带入波希米亚。

10月18日，古斯塔夫占领了维尔茨堡，推进到美因河边的法兰克福，再前进到美因茨，经过两天围攻，该城投降了。在他伟大胜利后的三个月之内，他征服了全部莱茵地区，组成了同盟，也指派了政府，迫使莱茵地区所有天主教君主都保持中立并把西班牙部队赶回了尼德兰。他在莱茵河中游的两岸，在阿尔萨斯、下巴拉丁和科隆等地都已站稳脚跟。这些成就使黎塞留大为不快，他对这种征服的迅速和彻底颇为震惊。他说：“必须设法阻止这个西哥特人，因为他的成功对法国和皇帝都同样是严重威胁。”他这种震惊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古斯塔夫的目的很明显是要组成一个新教同盟，而以他自己为领袖。这就是要完全毁灭帝国，而黎塞留却并不想毁灭它，只是要使其不能发生作用。

怀着这种思想，1632年春天，古斯塔夫又向蒂利挑战。蒂利自从在布雷顿福德战败之后又已召募了一支新军，此外洛林公爵也率领12,000人与他会合，使总兵力达到四万余人。古斯塔夫在多瑙沃特渡过了多瑙河，并在莱希河与敌人遭遇。在烟雾掩护和炮轰之下，他在河上架桥，于4月16日击败蒂利，蒂利负了重伤，十四天后去世了。

自从罢免华伦斯坦之后，斐迪南内心一直感到遗憾，蒂利惨败之后，他就更想启用华伦斯坦了，尽管事实上他很害怕这位凶恶的魔王，但却找不到另外的人选。华伦斯坦的眼光是超越时代的，他的目的很明显是想使帝国在一个徒有虚名的王室下统一起来，而由他自己任首相，总揽一切。所以他认为宗教纠纷必须停止，容忍之道必须讲求，为了相忍为国，只有金钱贿赂是唯一有效的工具。他的一切行动都以计算为根据。他是个占星家，又是个生意人，毫无道德和仁慈观念，累积了大量财富。他的态度沉静、含蓄、神秘，没有人敢问他。他是快要启蒙的权力时代的标准产物，这样的人在以后的时代中可以成为工业或银行大王，受到万人景仰。

失望之余，斐迪南只好向他求教，华伦斯坦却提出了极苛刻的条件：对军队应有绝对和无条件的控制权，皇帝对他应完全信赖，不得他的同意不准下任何命令，一切被充公没收的领土都由他控制，加速取消《归还敕令》，他还要一个选帝侯的头衔。这些条件全部被皇帝接受，于是这位捷克人才以“波罗的海和大西洋将军”的头衔再度出山。

华伦斯坦的第一个行动是争取萨克森的约翰·乔治，第二个行动则为动摇勃兰登堡选帝侯乔治·威廉的信心，但都未获成功，1632年4月，他开始进军波希米亚，这本是萨克森人占领的。他攻占了布拉格，强迫萨克森人撤退，6月27日又与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会合，总兵力增至六万人。他前进到安堡，并在纽马克与瑞典人发生了冲突。古斯塔夫撤往纽伦堡。华伦斯坦跟踪追击，于7月16日到达菲尔特，就在附近掘壕安营。

两军对峙达几个星期之久，整个日尔曼和欧洲都在焦急和期待中等候。9月4日，由于缺乏补给，古斯塔夫向敌方阵地发动了一次突袭，结果被击退并损失了三千人左右。十四天后，因为军中患病人数已有数千之多，所以古斯塔夫放弃对峙，决定向维也纳进军以吸引华伦斯坦离开萨克森，可是华伦斯坦却看透了他的计划，不但不跟着他走，反而直趋萨克森，而马克西米利安则率领骑兵的剩余部分去防御巴伐利亚。接着，华伦斯坦也派人去通知霍克和帕本海姆——他们正留在威悉河上——与他会合，意为集中兵力对付萨克森，而使约翰·乔治退出战争。

这个企图马上就变得很明显了，于是约翰·乔治拼命向古斯塔夫求援。瑞典国王此时本已在途中，10月22日又回到纽伦堡。11月2日，萨克森-魏玛的伯恩哈德也在阿恩施泰德与他会合，11月8日占领了瑙姆堡的柯森隘路。他在那里催促约翰·乔治——他的军队正留在托尔高——率领所有能动用的兵力来与他会合。

此时，莱比锡已为霍克占领，因为冬季将临，华伦斯坦假设古斯塔夫也一定会暂时休战，所以就决定在吕岑周围宿营过冬。为了避免人数过于拥挤，他又派帕本海姆的骑兵去占领哈雷。虽然此前华伦斯坦的防御战略似乎比对方略高一筹，可是面对古斯塔夫这样的勇将，分散兵力未免是个冒险的决定，11月14日古斯塔夫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决定设法使敌人接受会战，尽管他在数量上还是居于劣势。

11月15日凌晨一点，他出发前往帕高以求与萨克森人会师。他在那里停留了四小时都没听到萨克森军的消息，于是继续向吕岑前进，希望能对兵力仍在分散状态中的敌人进行突袭。但是道路太坏，使他的行动大大延迟。在里巴赫与一部分敌军遭遇，经过一番激战才把他们击溃。那天夜间，他宿营的地方距敌军一英里左右。他举行了军事会议，克尼弗森主张迂回，伯恩哈德主张攻击，但是古斯塔夫却已立下决心。他说：骰子已经掷下，不能放过华伦斯坦。

在敌方营地，华伦斯坦患了脚气，必须让人抬着走。他整夜都忙于设防，因为他希望尽量避免战斗。11月16日上午2时，他得知古斯塔夫已经逼近，才派人送一道紧急命令给帕本海姆，他说：敌人已经接近，把其他一切事都丢开，率领你的部队和炮兵赶紧回来。你明天上午必须到达此地，因为敌人已经越过里巴赫隘路。

两军对峙的吕岑平原低而且平，从西南到东北，中间有一条莱比锡大路贯穿，这条道路的路基较高，两面都有沟道；在吕岑以东约两英里有一条曲折的小溪，叫弗罗斯格拉本，有许多地方可以徒涉。华伦斯坦还是想如同在纽伦堡一样只打一场纯粹防御性的会战，所以他在莱比锡大路北面不远的地方将兵力一线展开。他的右翼倚在吕岑城北一个小高地上，这上面有几个磨坊。他的左翼则直达那条溪流。他把沿着大路的沟道，改掘成战壕，将火枪手配置在里面。他的兵力准确数目已不可考，可能有25,000人，但帕本海姆的8,000人未计算在内。他把全军分为中央、右翼、左翼三部分。中央部分由四个步兵大“方阵”组成，由他自己指挥。右翼由柯罗里多指挥，左翼由皮科洛米尼指挥，都是骑兵。他也据守着吕岑城，这个城已被他纵火焚毁，他的火炮约为60到66门，分为两群，一在右翼前方，一在中央右端前方。

古斯塔夫于拂晓时分开始进攻，但大约8点钟时，突然起了浓雾，所以只好被迫停止。他趁机向部下训话。他的目的是切断华伦斯坦与莱比锡之间的联系，这不仅可以让他丧失基地，而且也使约翰·乔治可以自由使用这条道路，这支部队是他昼夜盼望的。他的总兵力可能为18,000人，分为二线，大致区分如下：中央两线的兵力是四个半旅步兵，分别由布拉赫伯爵和克尼法森指挥。两翼方面为骑兵，队形与布雷顿福德会战相同。他自己指挥右翼，伯恩哈德指挥左翼，在中央后方只有一支骑兵预备队，由欧姆上校指挥。在步兵前方摆开了26门重炮。40门团属火炮则分布在火枪手前面。

根据当时参战的弗利伍德记载，战斗情形如下：当雾消去之后，炮兵开始发射，敌方马上加以还击。本来天气已经睛朗，部队在10点钟左右开始前进，可是马上又起了大雾，彼此间几乎都看不清楚。就在那个极短的睛朗期间，古斯塔夫率领右翼骑兵向前冲锋。他被战壕中的敌方火枪手击伤，手臂和坐骑的颈部都被射穿，但他仍不后退，跳过壕沟，直向敌军冲去。（当时，主将亲自进行白刃战的风气还很流行，这样负伤战死的人也很多。）

他击溃了华伦斯坦的火枪手和一部分克罗埃西亚骑兵，并把皮科洛米尼的重骑兵也击退了。此时，伯恩哈德也率领左翼前进，击退了柯罗里多的骑兵。中央的步兵也开始前进并夺获了华伦斯坦的中央炮位，但不久又被击退。

由于大雾，关于这个阶段的战斗情形几乎没有任何两个相同的报导。很明显，当古斯塔夫听说中央部队已经撤退，就率领一团骑兵赶往接应。在大雾中与他的部下分开了，他带着三个护卫人员冲入敌方一群骑兵之中，他的头部和身上都中了弹，立即毙命；两个护卫人员被敌人砍倒，但有一个人逃走了。

古斯塔夫的阵亡不但没有使他的部下丧失士气，反而激发了狂热的报仇心理。他们现在改由伯恩哈德指挥，继续进攻。此时，帕本海姆也赶到了，他打击在瑞典军右翼上，又把他们赶回到原有位置。正当此时，帕本海姆也阵亡了，于是会战变成了混战。国王的遗体被抢回了，华伦斯坦的火炮失而复得达两次之多。最后，瑞典军不惜牺牲，拼命苦战，帝国军终被击溃，当夜幕将垂时，战场上已经没有敌人。瑞典军并未追击，损失也无确实估计。弗利伍德说帝国军被杀者约为三四千人，而瑞典军约为一千五百人。同时他感慨说：“如果上帝愿意让他（古斯塔夫）今天不死，那么我确信他必可使日尔曼境内的战争就此结束。”

这的确很有可能，金德里在《三十年战争史》中说：“他绝对可能达到他的最终目的，在日尔曼建立一个国家，使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进步提前一百年以上。”布莱斯也说：“在四场战役中，他毁灭了皇帝的陆军和威望，蹂躏了他的土地，用空了他的国库，使他的力量削弱到了无法恢复的程度，即使今后再获成功也还是无法挽回这个颓势。”与亚历山大一样，古斯塔夫也是大业未完就死了。他遗留下来的任务太伟大了，使他的后继者担负不起。如果不是黎塞留的煽动，那么战争可能就此结束。帝国已经崩溃，华伦斯坦的信用也破产了，终于在1634年被刺身死。但是由于法国尚未获得莱茵河西岸的控制权，所以战争仍在继续，黎塞留不停地鼓动战争，劝说各国应以全面和平为目标，并说个别的解决既无利可图又不可靠，这样他就逐渐使哈布斯堡的诸侯将他们的势力消磨殆尽，并收回了二十年来法国因为不决和无能而丧失的土地。话虽如此，黎塞留虽然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但却并非战略家，他从来没有认识到战争是一种艺术。

1634年9月6日的讷德林根会战是另一个转折点。在这一战中，伯恩哈德遭受到决定性挫败。到次年春天，整个日尔曼南部又重新归入皇帝手中。1635年5月30日，皇帝与约翰·乔治之间签订了《布拉格和约》，于是同盟也解散了。

在法国支持之下，瑞典不肯承认这个和约，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侵入和征服——一面为法国和瑞典，另一面为奥地利和西班牙。法国的目的是一贯的，就是拆散哈布斯堡包围圈。现在一切理想都已消灭，包括斐迪南的、古斯塔夫的和华伦斯坦的都在内。战争变得更为野蛮，也变成了波旁王室对哈布斯堡王室的战争，完全是权力之争。农民叛乱了，只有军人才能活命，一大群挨饿的妇孺跟在军队后面，好像尾巴一样。（金德里举了一个例子：一支38,000人的军队，却有127,000人的妇女、小孩和其他随营人员。）战火差不多一直烧到巴黎城门口，使居民都惊惧不已。战斗互有胜负，而整个地区却已人烟绝灭。慢慢地大家开始厌战了，这才又有一线和平的曙光出现。

斐迪南二世死于1637年2月15日。他的遗嘱是希望国家从此永不分裂，这就建立了奥地利王朝。法兰西王朝的创立者黎塞留也在1642年12月5日逝世。接着路易十三也在1643年5月4日逝世，继承人为路易十四，他出生于1638年。十四天后就发生了罗克鲁瓦会战，西班牙式的军事制度也随之告终。托尔斯滕森为当时的名将，于1645年3月6日赢得了约考的决定会战，萨克森与瑞典之间这才建立和平关系。三十年战争在1648年秋季以瑞典对布拉格的围攻作为结束。

冲突无法继续下去，因为斐迪南三世（1637-1657年）已不再能抵抗法国的压迫，他的帝国已经变成一片荒原，不再能供养军队。和谈早已开始，1648年10月24日，帝国与法国和瑞典分别签订了和约。这就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以后一个半世纪中，这些欧洲国家都能继续维持正常关系，经过轻微的改动，这个条约一直维持到1789年为止。

根据和约，加尔文派取得了与路德派的同等地位，并且规定1624年元旦为一切宗教纠纷总解决之日。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宗教改革”获得了合法依据。（不过宗教改革的原有意义已经完全丧失，新教已不再是一种宗教，而变成了一种政治制度。）罗马的宗主权被取消，基督教世界的瓦解已成定局。

欧洲的地图也重画了。上巴拉丁归并入巴伐利亚，下巴拉丁则由腓特烈之子查理·路易所有。勃兰登堡获得了哈贝施泰德、明登、坎明和马格德堡的一部分。瑞典则分得上波美拉尼亚、不来梅、威尔登、梅克伦堡、斯特丁和鲁根岛。萨克森保留卢萨蒂亚和马格德堡的一部分。瑞士共和国和联合省都独立了。法国成了欧洲和平的公敌，获得了上下阿尔萨斯、梅斯、图勒、凡尔登等地。日尔曼分裂成三百多个小国，在这些国家又产生了农奴制，迷信变得十分猖獗，许多被指控为巫师的人都被烧死。学校都已毁灭，教育、文学和艺术备受摧残。早在1648年以前，整个国家就已变成了野蛮世界。日尔曼市民有秩序和繁荣的生活都被摧毁了，他们的家庭妇女被拖在佣兵式军队的后面做尾巴，一半像妓女，一半像吉卜赛人。

1880年，德国驻伦敦大使哈茨菲尔德亲王对格兰维尔勋爵说：“德国在三十年战争和七年战争中的损失至今仍未恢复，所以德国政策的重点应是阻止类似灾难再次发生。”这一点也不奇怪。这个国家所受的损毁程度可说是史无前例，连匈奴和蒙古的入侵也不足以相比拟。据说人民死亡总数为八百万人，此外在战场上被杀死了三十五万人。在图林根有个地区，1618年，在十九个村庄中共有房屋1717栋，而到了1649年只剩下627栋。本来有1773户家庭，现在只剩下316户，占有这627栋房屋。在同一地区，本有牛1402头，现在只剩下244头；本有羊4616头，现在一头都没有了。在波希米亚，原有的三万五千个村庄只有六个幸存；人口由二百万人减少到了七十万人。在亨尼堡一地，人民死亡了百分之七十五，牲口死亡了百分之八十，房屋毁灭了百分之八十。越是富饶的地区损失也越重。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历史上的主要里程碑之一。哈布斯堡王室开始转而向东发展，一代人之后，奥斯曼帝国开始缩小了，他们只好向多瑙河发展去补偿在莱茵河的损失，瑞典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强国，直到1709年波尔塔瓦会战后才开始衰颓，日尔曼的领导权移到霍亨索伦家族手中。由于日尔曼的分裂使法国的安全大为增加，就继续与西班牙交战。此时，在北方又有两个新的强国兴起，联合省变成了一个发展中的商业帝国；此外还有克伦威尔统治下的英格兰。《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墨汁未干，英王查理一世的人头就已经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刽子手的笼中打滚。这是平民阶级向天授王权挑战的开始。

谢选骏指出：拿破仑说，“古斯塔夫可与亚历山大、汉尼拔和凯撒相提并论”——我认为这与其说是一个赞扬，不若说是一个嘲讽。因为这几个人虽然猖狂一时，最后却都死于非命，和现代的希特勒差不了都少——甚至比拿破仑本人还要不济。在上述几个人中间，人们认为古斯塔夫像是亚历山大，这指的是个性。但在事功方面似乎也是如此，因为他们都想通过很少的人力来征服很大的领土；但是，除非他们能有效利用当地民族，否则定会人亡政息的。亚历山大这方面显然还比古斯塔夫成功，后者除了留下一片废墟之外没有取得任何成功。在这一点上他又很像后来的希特勒——1、他善用火枪犹如希特勒善用坦克；2、他推广新技术、改善士兵待遇，也像希特勒；3、他勇猛作战绝不言退，也是如此……但是这些长处最后反而加剧了他们自己国家的毁灭程度——古斯塔夫令瑞典一蹶不振，希特勒令德国一蹶不振……虽然在古斯塔夫之后，瑞典还有过查理十二的最后闪光；希特勒之后，德国也还算欧陆的头等强国。但他们本人都盛极而衰。这种盛极而衰都是因为什么呢？我认为这都是“德不配位”所造就的后果。因为他们都没有一个正确的宗教——新教破坏教会传统，而纳粹直接自命神圣……结果导致对抗加剧，使战争变成种族灭绝。

【大事记（三）：英国宪法战争】

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常备陆军制的产生带来了新的变化。对大陆国家而言，除非没有养兵的力量，否则若无常备陆军则会感到安全没有保障，于是陆军变成了国王政府的必要工具。常备军使国王无论在平时还是战时都有了贯彻其意志的权力，所以欧陆国家不久都取缔了国会。在西班牙，国会根本上就消灭了，在法兰西，从一六一四年到一七八九年之间，始终没有召开过国会。

因为英国处于岛国地位，所以没有受到这种变化影响。当詹姆斯一世在一六〇三年继位时，英国的唯一大陆领土也丢了，所以建立常备陆军制度的唯一理由也就随之消灭。因此，议会制度才得以在英格兰生根。没有陆军，国王既无法摧毁公共的反对，也不能控制财政。英国与欧陆国家之间还有另一个根本差异，当欧陆诸国废除国会时，在英国却由于亨利八世解散教会使商人阶级的财富大增，反而提高了议会的权力。结果是贵族和平民两院变成了民主政治的代表，这是注定迟早要向国王权威挑战的。

虽然如此，但却不要忽视直到一六八八年《人权法案》通过之后，议会才开始获得政治权力。此前治理国家的还是国王和他指派的大臣，而议会只有投票拥护他的权力。想象有一个政府而没有国王，正如想象有天主教会而没有教皇是同样的不合情理。此外，也没有宪法或法律根据强迫英国君主在他无需援助之时必须召开国会，对国家而言，若国王能够自己统治而不必召开议会，纳税人将觉得更为满意。国王能够不要议会而单独统治下去，这决不是一种暴政，因为他的一切支出必定要在其合法收入之内，所以他的个人统治也正是良好政府的象征。

良好政府的意义就是国王可以自给自足而不必额外勒索老百姓，因此，为了不榨取人民，国王必须尽量节约，最重要的是不要对外作战。这种政策很难执行，尤其是自从新世界被发现后，大批金银流入欧洲，使货币贬值，不但引发社会秩序动荡，而且也降低了国王税收的购买力，使其更难维持。由于财政困难，所以伊丽莎白的政策总是一方面希望防止战争，而另一方面却鼓励私掠行为。防止战争使她可以在固定收入限度内统治国家；私掠行为使她可以增加收入而不必召开议会。詹姆斯一世的和平外交政策，其主要原因也在于此。一六〇四年与西班牙恢复和平关系之后，他就设法与西班牙王室缔结婚姻关系，首先让他的儿子亨利与菲利普三世的女儿玛丽亚订婚，亨利死后又改为查理。一六一八年三十年战争爆发，为了补助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巴拉丁选侯的妻子——詹姆斯召开了他的第三次议会。议会作为效忠的象征，投票表决捐献了十四万镑的微薄款项后自动休会。一六二三年二月，查理由好友白金汉公爵陪同前往马德里准备迎娶玛丽亚，并希望她父亲能够以帮他姐夫收复巴拉丁来作为嫁妆。谈判破裂了。回到英国之后，白金汉就开始领导反西班牙的群众运动。一六四二年，詹姆斯又勉强召开了另一次议会。这次国会建议取消与西班牙的婚约，并进行收复巴拉丁的工作。但仅此而已，并无更进一步的措施。

白金汉如今已变成英格兰的实际统治者，正想策动对西班牙的战争，为了建立同盟，他设法安排查理与法国亨利四世的女儿，路易十三的妹妹亨丽埃塔·玛丽亚结婚。同时，他派了一万二千名乌合之众由来英求援的曼斯菲尔德率领前往荷兰。因为缺乏粮饷，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在荷兰因为饥饿和疾病而死。

在此情形下，詹姆斯一世于一六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逝世，为了应付未来的困难局面，他的儿子实在需要完全不同的作风。查理不仅缺乏其父亲具备的常识，而且头脑僵硬，不能了解别人的动机，但也和他父亲一样，坚信王权神授思想。他逃避现实，沉溺在乐观的幻想中，他有艺术家的秉性，并且也有很高文化水准。他爱读莎士比亚的著作，使他那些清教徒臣民大为震惊。他的私生活是无可指责的，照克拉伦顿看来，他是高尚的绅士，最好的主人、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父亲，而且也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基督徒。他完全不适合一个革命时代，甚至在正常时代，他也不适合做国王。

可以说太不幸了，他即位之初就受到两个不良影响。（一）他在五月一日，用代表的形式与亨丽埃塔·玛丽亚结婚，因为她是天主教徒，所以使清教徒议会和新教臣民都感到不悦。（二）他受到白金汉影响而忽视了当前的现实，只有遵守其父亲聪明的和平政策才能维持统治。白金汉是一个政治赌徒，胆大妄为，沉缅于大而无当的计划而缺乏实干才能。

因为白金汉主战，可是没钱就不能打仗，所以查理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下令改选新议会，六月十八日，新国会集会。新国会是代表新教徒的，虽然查理要求的数字接近一百万镑，但是所通过的却不超过十四万镑。此外为了控制国王，国会又违背惯例，把国王本应终身享有的吨税和镑税等收入，改为暂有一年期限，所以，查理即位才三个月，国会与国王的关系已形成了死结，解决方法只有两种：要么向国会屈服，要么诉诸武力。八月十二日，国会被解散了。

白金汉又召集了八千多流氓盗匪，模仿德雷克，于十月八日将他们送往海外去夺占加的斯。可是远征却完全不象德雷克那样成功，结果全部溃败，造成了严重局势，使查理不得不召开第二次国会。一六二六年二月六日，国会开会，马上就对白金汉发动了猛烈攻击。五月八日，上院正式提审他，虽然查理未能获得一个便士，但为了营救他的宠臣，在六月十五日又解散了国会。

在财政困难的情形下，查理只好用强迫贷款的手段。而白金汉虽然正在进行一场战争，仍感到不满足，又投入了另一场战争，这次是以法国为对象——向拉罗歇尔发动了一次远征，可是比加的斯那次失败得更惨重。为了进行第二次远征，他劝查理再召开第三次国会。这次国会于一六二八年三月十七日召开，对国王表示了极其强烈的敌意。五月二十八日国会起草了《权利请愿书》，最重要的条款是不通过议会两院同意，政府不得强迫人民交纳任何捐献、贷款和租税等。查理最先表示拒绝，但白金汉仍希望国会能够补助战费，所以力劝查理接受。接着国会又攻击白金汉，并辩论吨税和镑税是否应作为租税问题，使查理丧失了耐性。六月二十六日，他命令议会闭会。

这时发生了第一个巨大转变：八月二十三日，白金汉正在朴茨茅斯准备远征时，突然被约翰·芬顿刺杀。远征军还是照常出发，结果仍然大败。

议会在一六二九年一月复会，其中的极端派在约翰·皮姆领导下，对国王发动了猛烈攻击，同时对教会也发动一场宗教攻势。教会本是查理的最后堡垒，只有通过教会他才能掌握民心。三月二日，他解散了他的第三次议会，并不是因为他想不要议会而单独统治，而实在是因为有了议会他就无法统治。四月二十四日，他与法国讲和，一六三〇年十一月五日，他又与西班牙讲和。白金汉劳民伤财的政策总算被放弃了。

虽然现在没有议会，查理已经可以自由统治，可是严重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议会并不想推翻宪法，只想控制国王，使其变成议会的“橡皮图章”。假如没有国王，那么议会对政府就没有宪法基础。所以第一要点是国王继续为元首，而第二个要点是国会凭着国王的名义进行实际统治。查理既已摆脱了国外的纠缠，所以他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解决国内的困难。可是他最后还是失败了。他的两个主要顾问是温德沃斯爵士——后来成了第一代斯特拉福德公爵——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德。温德沃斯在查理的时代是最有才能的政治家之一。一六二九年，查理让他担任北方会议主席，他为了解除平民痛苦而不惜与约克郡纺织业资本家冲突。一六三二年，他又出任爱尔兰总督，在那里他打垮了伦敦富商的投机行为，并且为一支规模虽小但十分有效的陆军奠定了基础，由爱尔兰国会出钱供养，此外他还创立了乌尔斯特的麻纺工业。如果环境允许他继续进行这些有创造性的改革，毫无疑问虽然仍会进一步开罪富有阶层，但只要能够小心不得罪一般平民，查理就可获得颇孚人望的地位，而不必再召开另一次国会。

可是劳德却使温德沃斯的一切努力都花为泡影，他是狂热的宗教改革家，主要目的就是肃清教会。面对激烈的反对，劳德把英格兰教会肃清之后，又将目标转到苏格兰。（注：劳德的热忱对不列颠帝国的成长有很大影响。在他开始工作之前，新开发的美洲殖民地有个严重问题，就是如何增加人口。他的迫害对这一点颇有贡献。从一六二八年到一六四〇年之间，差不多有两万人——多数为清教徒——迁往美洲。以后克伦威尔的迫害——这次主要为王党——又使许多人逃往新世界。）这可说是超级蠢愚的行为，因为苏格兰人都是最狂热的加尔文派，一旦他们反叛，查理就必须召募陆军去平叛，可是若不召开国会就无法供给军饷。

但劳德却不顾一切清算苏格兰教会。结果苏格兰开始准备武装叛变，在三十年战争中，有许多苏格兰人在古斯塔夫部下服务，这些老兵只要振臂一呼就应者云集。查理也开始备战，可是他能召集的却只有区域团队，装备和训练都不足，只能算乌合之众。尽管如此，养兵还得花钱，因为无法举债，所以在一六三九年六月，查理又在贝尔维克谈妥了一个休战条约。九月间他把温德沃斯召来伦敦，他劝国王召开一次新的国会。（注：次年一月他就被封为斯特拉福德公爵。）查理照办了，因为他每个月至少需要十万镑来维持军队。次年四月十三日，国会开会，不仅不投票捐献军费，在皮姆和汉普顿领导之下，甚至开始与苏格兰代表勾结，阴谋造反。三个星期后，国会又被解散，被称为“短命”议会。

斯特拉福德建议把爱尔兰陆军调入英格兰，可是苏格兰人却抢先行动了。他们越过边界，在纽普恩击溃了一支英军，并占领了纽卡斯尔。查理被逼得走途无路，只好下令再召开另一次国会，这次被称为“长寿”国会，于一六四〇年十一月三日在威斯敏斯特开会。这个国会简直是个不加伪装的革命团体，认为劳德有叛国罪，同时也指控斯特拉福德，此外还通过法案，称未经议会自己同意国王不得解散国会。一六四一年五月八日，这两个法案在国会中都三读通过，为了对查理施加压力，皮姆可以说是深通心理战术，他在伦敦发动了几千流氓去包围“白厅”——这是国王和家属的住所。本来查理对斯特拉福德有约在先，他以国王的“金口”保证他一生荣华富贵，可是现在因为害怕王后和儿女会被暴民凌辱，所以经过一番犹豫，并未否决这两个法案——在法理上他是可以否决的——在五月十日都表示同意了。两天后斯特拉福德在塔山被斩首示众。查理这种卑劣软弱的行为完全是自毁长城，在这场重大危机中，在他的王国里，也许只有斯特拉福德一个人尚能力挽狂澜。查理签署了这个法案，无异于判决了自己的死刑。

接着就是许多新改革：第一是国会每三年必须召开一次，会期至少五十天，有制定法律的权力。司法权也脱离了国王控制，宗教法庭被取消。船税被宣布为不合法。当国王在政治和财政上都饱受拘束之后，皮姆等人又开始向教会发动攻击。他们的目的是要把主教逐出议会，并没收教会财产赔偿苏格兰人，从而减轻英国纳税人的负担。此外又与苏格兰人谈判了一个条约，接着在八月十日，查理出发前往苏格兰，目的是企图使他这个分裂的王国重归于好。这是个不幸的行动，因为这使皮姆有机会对人民实行神经战，说国王有武装镇压的阴谋。更不幸的是自从斯特拉福德死后，爱尔兰的政治又恢复了旧有的腐化状况并开始发生叛乱，这样就更刺激了北部人民，使他们害怕武装政变。

皮姆为了使发展中的危机赶紧结束，对国王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控诉，他拟了一个冗长的文件，叫作《大控状》，指使国会赶在查理从苏格兰回来之前抢先通过了。在这个文件中对查理在位期间的一切行动都加以检讨，把所有罪状都归之于天主教徒，主教和国王的大臣。同时也夸大现有议会的贡献，结论为要求国王取消主教的一切政治权力。查理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回到伦敦，六天后，国会派了以皮姆为首的代表团去把这个文件呈给他。宣读之后，查理用闪烁之词作答，并命代表退出。皮姆看到这条合乎宪法的路线走不通，就想用另一种手段迫使国王屈服。他在国会中控告王后私通爱尔兰叛乱份子，就是说她犯了叛国罪。

查理最好的选择是不理会这种恐吓，因为在多数国家中，提出这种控诉都会激起公愤，而使多数人都会拥护王后。查理却不这样做，因为他去苏格兰时获得了皮姆过去勾结苏格兰人谋叛的证据，就在一六四二年一月三日命令检察长对皮姆等五人提出叛国控诉。为了拖延时间，贵族院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考虑起诉是否合法。查理本应立即采取行动，将这五个人从床上抓起来，却又迟疑不决，到第二天在王后催促下才率领四百名士兵到下院去拘捕他们。可是他们却都已逃走。这是不可饶恕的大错，并非不该行动，而是不该失败。

查理现在觉得伦敦已不安全，就带着家属迁往汉普顿堡。王后于二月二十三日从多佛渡海前往荷兰避难。在她启程前，查理和她商量，因为亨伯河以北的人民中极大多数还是效忠于他，所以他想暂以约克为行都。三月十九日，他出发前往约克。可是因为犹豫不决，他未能占领赫尔城，这里藏有大量军火。以后他才以纽卡斯尔为基地港口，于是王后开始把第一批军火运往该地。

最后，当叛徒们开始动员他们的部队时，九月二十二日——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国王才命令把他的王旗升起在诺丁汉的堡垒山上。这是对他的人民所发出的呼吁，也是对皮姆的永久性议会的正式挑战。

谢选骏指出：常备军是人民公敌，迟早要调转枪口屠杀人民——正如家家有枪却从不使用，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而枪支弹药的受害者，主要是家里人而不是外人。岛国的独特性使得英国民主有了保障，也使得日本从来没有像中国这样专制极权，例子之一就是日本的城市并无城墙，家庭没有大墙深院——岛国的处境好像天然的防御，使得外敌止步、盗贼难行。而岛国凭借技术发展，却能轻松地反攻大陆。

【第三章：纳斯比会战】

当查理在诺丁汉升起王旗时，英格兰的西部和北部大致上都是拥护他的，至于南部和东部则大都拥护国会。(英国人口此时约为五百万人，其中伦敦就占了三十五万。)英国民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拥护国王的；拥护国会的；还有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态度但希望双方的斗争不要扰乱他们的生活。最后一部分人最多。

制造业中心、海港和大城镇——最重要的是伦敦——大部分属于清教徒，所以在物资和财力两方面，都是国会占优势。也可以说金钱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要从平民中召募军队并不困难，可是这些人多半只是为了军饷和抢劫才当兵。此外，由于海军反对查理，所以国会能够获得海岸控制权，并且在这些港口中获得关税收入，每年在250,000镑以上。

在领导能力方面，最初无疑是查理占了优势，虽然他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可是在战争初期，缺乏人力并不重要，因为双方都是乌合之众，谈不上有组织。但是由于缺乏船只和金钱，使查理与法国和荷兰之间的交通以及从海外购买军需物资的渠道都不畅通。所以，制海权对他的最后失败是个决定性因素。虽然如此，因在战争初期国会方面采取委员会式的指挥系统，结果引发无穷辩论，不仅浪费时间，而军事措施也都不彻底，所以这种优势大部分都被抵销了。

查理在诺丁汉召集兵力，并任命林赛公爵为统帅，这是一位六十九岁衰老无能的将领。而叛军——号称圆颅党——则集中在北安普顿，由埃塞克斯公爵任统帅。双方都缺钱，不能按时发饷，所以部队纪律废弛，逃亡者很多。武器和弹药也都不够用，一切都没有效率可言。一方面是纷纷要求人马的补充；另一方面是允许军官们自由招募新部队，而已有的旧部队则任其自行消失。强迫拉夫和征用物资的办法一直持续到最后。双方军队都算不上是有组织的战斗力。在这种环境中，突然上帝为查理送来一位救星——鲁普特亲王（1619-1682年），与他的兄弟莫里斯从荷兰来到英国。

鲁普特是那个不幸的巴拉丁选帝侯的第三个儿子，所以也是查理的外甥，虽然只有二十三岁，却早已是有经验的老兵，因为他从十四岁起就一直参与丹麦和日尔曼境内的战争。到英国之后，查理就命令他指挥骑兵，并很聪明的决定他与林赛相互保持独立关系。此人有无穷的勇气，头脑顽固，性情活泼而暴躁。他对科学和炮兵也很有研究，不仅是优秀军人同时也是个好海员。他穿着猩红色上衣，镶着银边，骑着黑马，走到哪里都带着一只猴子和一头白色哈巴狗。

对王党而言，鲁普特正是他们需要的领袖人物，他能给予他们精神鼓励，正如以后的缪拉一样，他是一位杰出骑兵将领，采用古斯塔夫式的冲击战术，横刀跃马直向敌人冲去。虽然他比克伦威尔略为逊色，但在内战开始时，一切环境却都与克伦威尔的成名时期有很大差别。和克伦威尔不同，鲁普特并没有时间训练部队——其中多数是青年和头脑呆板的骑士。要指挥他们可说十分困难，在冲锋时要掌握他们就更不可能，正好比滑铁卢会战中的情形。这些人训练不足而热心有余，所以鲁普特采取的战术就是配合他们的情况，领导他们对组织不够坚强的敌人进行旋风式攻击。一时他名声大振，使圆颅党望而生畏，好象当年西班牙人看到德雷克一样。正如沃里克爵士在《剑桥近代史》中所评论的：“他使国王的军队获得了新的精神。使人人奋勇向前。如果他的谨慎能与勇敢相称，那么一定会战无不胜。”

虽然这场战争的战略很复杂，但双方的战略目标却十分单纯。对国会而言，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坚守伦敦，这是他们的政治和行政基地。其次，为了使叛乱合法化，就必须俘虏国王，因为不利用国王的权威，他们的行为在人民眼中总还是不合法的。所以埃塞克斯得到的命令就是：“救出陛下本人以及威尔士亲王和约克公爵等人，以免他们受失意分子利用。”反之，王党的目标就是攻占伦敦，因为这是叛乱的中心。可是要达到这个目标，既不能用封锁手段——因为查理没有舰队；又不能靠围攻——因为查理缺乏攻城部队。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引诱圆颅党离开伦敦城，在野战中将他们击碎，再趁他们失败颓丧之际，一鼓作气冲入城中，不让他们有设防守城的机会。

要执行这种战略，查理需要更多兵力。可是他在诺丁汉只有一万人，而埃塞克斯在北安普顿却有两万人。所以查理决定向西移动，前进到什鲁斯伯里和威尔士边界，那里的人民都是拥护他的，所以可能召募更多兵力来对抗埃塞克斯。为了训练和组织，可能要稍息一下，接着就准备迅速直扑伦敦，在途中击败埃塞克斯，并希望其失败能够刺激城内的王党起事，于是里应外合攻克该城。这虽然是个赌博，但却并非毫无希望。

9月13日，查理从诺丁汉拔营启程，向什鲁斯伯里进发，并于9月20日到达该地。到那里之后他又夺占了切斯特，这里控制着去威尔士的道路——这是他最理想的召募地区——并且可以与爱尔兰取得接触。因为行动诡密，使埃塞克斯一时不知所措，直到9月19日，他才向伍斯特进发，目的是想使自己处于什鲁斯伯里与伦敦之间以掩护伦敦。在全国各地都有战斗爆发，朴茨茅斯也被国王的军队占领。

查理于10月12日从什鲁斯伯里出发，经过布雷德诺斯、伯明翰和肯尼沃思等地前进。他的意图是迂回埃塞克斯的北面侧翼，然后再一直前进到他后面，切断他与伦敦的联系。国王的前进使国会大为震惊，一再命令埃塞克斯设法使国王接受会战。同时，在伦敦城中经过训练的部队都集中起来由沃里克公爵指挥，开始准备守城。埃塞克斯转向东面，费尽心思以求与查理接触，于10月22日到达肯宁顿。此时，国王正在埃德科特，在他东面相距约7英里。

10月23日发生了边岭之战。虽然战斗颇为激烈，但却不具决定性，但是当埃塞克斯退向沃里克和考文垂时，查理与伦敦之间就没有任何障碍了。但是他的军队已经解体，弹药都已用尽，所以在他尚未建立基地之前不可能再向前推进。因此他决定前往牛津，于10月29日到达。到牛津之后他又犹豫不决，不知道应该宿营过冬还是继续前进。最后由于受鲁普特的催促才决定继续前进，但是已经损失了许多时间，所以埃塞克斯已经可以取道圣阿尔班，赶在他前面先到了伦敦。

11月12日，鲁普特把叛军的前哨赶出了布伦特福德，第二天在特恩汉草原与埃塞克斯的主力遭遇。因为双方兵力的对比为二比一，使查理觉得对已经掘好工事的敌人发动进攻所冒危险实在太大。所以在经过短暂炮战之后，查理仍然返回牛津，以后在整场战争中，牛津一直都是他的司令部。

因为伦敦具有如此重大价值，所以查理决定进行另一次夺城尝试。他的计划是集中两支辅助军队与自己在牛津会合：一支由纽卡斯尔公爵指挥，位于约克；另一支由霍普顿爵士指挥，位于康沃尔。等三支部队都准备周全之后，就以牛津的部队取道泰晤士河谷前进到伦敦；而那两支部队也分别由南北两面会师城下，这两支兵力封锁泰晤士河上的一切船只，而国王的陆军则切断伦敦的陆上补给。

理论上讲这是个非常卓越的计划，但是凭查理率领的这种乌合之众却实在不合适。局部地区的征兵都不愿离开家乡，因为害怕离去之后家乡会遭到敌人蹂躏。进一步说，因为圆颅党在赫尔和普利茅斯都占有坚强阵地，所以那两支部队如果向伦敦进发，就没有足够兵力掩护他们自己的家乡，除非他们能够先解决掉敌人，否则难免后顾之忧。

正讨论这个计划时，王后也已从荷兰回来。在1643年上半年，全国到处都有局部性战斗。7月26日，鲁普特攻克了布里斯托尔，这是英国的第二大城市，这也使查理的威望上升到了顶点。

向伦敦发动三面攻击的机会似乎已经成熟。可是正要开始行动之际，纽卡斯尔公爵的部下却因为赫尔仍在国会军手中而不肯南行；同时霍普顿的部队也坚持必须等普利茅斯攻下之后再向东进军。威尔士人对格洛斯特仍有国会军驻守也感到不放心，因为这里也威胁到南威尔士的王党。查理既然无法向伦敦进攻，所以决定先攻取格洛斯特。8月10日他开始围攻该城。埃塞克斯奉派赴援。

9月5日，当埃塞克斯接近格洛斯特时，查理解围转移到科茨沃尔德的阵地，在那里由于受到敌军迂回，又退到纽伯里。9月20日，双方发生激战，如果第二天查理继续压迫，那么埃塞克斯就可能会被击败，他与伦敦的联络也会被切断。可是查理却于当夜退回牛津，从此伦敦不再受到威胁。

查理忙于作战时，议会却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自从1640年以来，反对党领袖与苏格兰人之间一直暗中勾结。现在两院决定采取积极行动，派代表前往苏格兰去寻求军事援助。8月7日国会的代表团到达利兹。

詹姆斯·格雷厄姆，即蒙特罗斯侯爵，是苏格兰的王党领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赶往格洛斯特城下的国王营中。他劝说查理允许他集合在苏格兰境内忠于王室的部队抢先发动攻击。但查理却拘于小节，认为这并不合法，拒绝了他的请求。

皮姆却是个肆无忌惮的小人。当代表团在利兹提出签订政治同盟的建议时，苏格兰人拒不接受，相反，他们主张建立与1638年相似的宗教条约，国会代表却马上接受了。这就是说取消主教制，使英格兰教会改走苏格兰教会的路线。进一步说，就等于要毁灭在爱尔兰的天主教。

九月初协定达成了，9月25日，神圣议会和英国的众议院都宣誓接受，所以违反了多数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愿望，长老会在王国中成为国教，为了酬报如此巨大的让步，苏格兰人同意派一支部队去帮助英国国会，而一切维持费仍由国会担负。

这个条约从两方面来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一）使国会赢得了第一次内战；

（二）在宗教方面产生了所谓独立主义者，主张各教会应有自治权（即宗教中的民主制度），结果造成国会与陆军间的裂痕。这又导致第二次内战，使国王被杀，并建立了克伦威尔的护国制。

1644年1月19日，苏格兰军共有步兵18,000人和骑兵3,000人，由列文指挥渡过了特威德河。为了封锁其进路，纽卡斯尔公爵立即赶往北方以增援纽卡斯尔的王党兵力。他指挥的部队，步兵不超过五千人，骑兵不超过三千人。4月11日，在约克郡指挥国会军的费尔法克斯勋爵父子向塞尔比进攻。因为害怕腹背受敌，纽卡斯尔公爵自动撤回，4月18日进入约克城防守。列文接踵追来，4月20日与费尔法克斯父子在塔德卡斯特会合，不久开始围攻约克城。6月2日，他们又与曼彻斯特公爵率领的东部同盟部队（约一万人）会合。

查理在牛津感到如果约克沦陷，那么整个北方就完了。所以他必须援救约克城。只好从南方抽调兵力去增援什鲁斯伯里的鲁普特，并派他去解救约克，这样做就等于不惜使牛津丧失，因为埃塞克斯正在埃尔斯伯里，而沃勒也在法纳姆。查理决心冒险，5月16日，鲁普特从什鲁斯伯里北上。2月13日，蒙特罗斯侯爵也已奉派为英王在苏格兰的副将，此时率领了一支小部队，越过边界以分散敌军兵力。

虽然纽卡斯尔公爵认为会战是不利的，但是鲁普特却性如烈火，他在7月2日前进到了马斯顿荒原，面对国会军和苏格兰军展开了部队。敌军位于托克维兹与朗马斯顿之间。双方各有骑兵约7,000人，但王党步兵仅11,000人，处于一对二的劣势。

上午五时开始会战，结果王军大败，主要原因是国会军的左翼骑兵在克伦威尔指挥下进行了巧妙的机动。这是战争中最大的一场会战，对查理而言是最大的灾难。纽卡斯尔公爵放弃了一切希望，辗转逃往欧洲大陆。鲁普特收集了六千余名残余骑兵退往里奇蒙，然后再回到兰开斯特。7月16日，约克城投降，两天后，王后从法尔茅斯前往法国，从此与国王永别。

现在战争的命运操在国会手中，因为他们只要把费尔法克斯和列文的兵力向南推进与正在牛津附近的埃塞克斯与沃勒的兵力会合，就可以围捕查理了。可是结果并非如此，在北方的三支兵力分散了：列文去围攻纽卡斯尔，曼彻斯特回到林肯郡，费尔法克斯出发削平约克郡境内的其他王党据点。在南方，沃勒的部队大部分由民兵组成，开始自动解散，而埃塞克斯进入了康沃尔，于8月在福伊被困。9月2日，他的步兵被迫投降。虽然如此，对国会方面而言，马斯顿荒原会战在这场战争中依然是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因为最重要的是使一位英雄人物出头了，他就是奥利佛·克伦威尔。

克伦威尔出生于1599年4月25日，祖先也是贵族，他在1640年被选为剑桥的议员，战争爆发时被任命为第67骑兵队的队长。马斯顿战役之后，鲁普特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铁甲”，这个绰号很形象，到战争行将结束之际，他的整个部队也都号称“铁骑”了。他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都是非军事性的，克伦威尔从未受过战争训练。虽然如此，他却具有罕见的指挥能力和决断意识，这都不是可以通过学习得到的。而且当他投笔从戎之时占了很大的便宜，就是有许多亲属与他合作，使他能以自己为核心组成一个克伦威尔系统的军事集团。他的儿子奥利佛是第8骑兵队的指挥官，他未来的女婿伊尔顿是第58骑兵队的队长，他的表兄约翰·汉普顿是第20步兵团的团长，他的妻舅瓦尔顿是第73骑兵队的队长，他的表兄弟瓦列是第6骑兵队的掌旗官，他的邻居曼德维尔勋爵，就是未来的曼彻斯特公爵，是第10步兵团的团长。在克伦威尔的精神领导之下，这个集团产生了联合的观念。正因为如此，在1642年12月12日（边岭之战前夕），国会通过组织地方防御同盟。于是成立了东部联防军，包括诺福克，萨福克，埃塞克斯，赫尔福特郡，亨廷顿和林肯等县，而以剑桥为核心——克伦威尔就是剑桥的国会代表。这个同盟以后变成了国会军的骨干。

克伦威尔虽然在精神上是同盟的缔造者，但他在第二天是否参加了边岭之战却不清楚，不过大约是此时，他曾与汉普顿进行过一次值得追忆的谈话。十五年后他在他的第二次国会致词时还提到它。他说：“当我第一次参加战斗时，我看到我们的军队几乎到处在失败，我就对汉普顿说：你的部队都是残兵败卒，而敌人的部队都是绅士出身的青年人。你想这些卑微的人在精神上敢向那些具有荣誉、勇气和决心的绅士们挑战吗？所以你首先应使部队具有精神，否则失败是毫无疑问的。”

这就是他的伟大思想，如果不用纪律约束群众，那么再卓越的领导能力也毫无用处；而所谓纪律，不仅要求官兵应该知道他们是为什么而战，而且还要对“他们所知道的事情产生热爱”，因为没有热情纪律还是会落空。所以他告诉部下应敬畏上帝，激发他们的良知。

1643年1月，克伦威尔回到剑桥，开始对部队实行精神教育。3月，他的兵力扩充为一个团，下辖五队，他自己升任团长（上校）。到年底，他的兵力增加到九队以上。巴克斯特说：“他特别注意把有宗教信仰的人吸收到他的部队中去，这些人比一般军人具有更多的了解，而不仅是为了金钱打仗。”另外有人在1643年5月对他作了下述报导：“克伦威尔上校有二千名勇士，具有良好的纪律。凡是说下流话的都要罚款12便士，酗酒的都要受禁闭。若是谁喊他们为‘圆颅党’也要受罚。他们到处都受到欢迎。如果所有部队都像他们这样有纪律那该多好呀！”

1643年9月，克伦威尔写了两封著名的书信，也可以说明他心中的想法。他写信给斯普林格爵士说：“我希望你对骑兵队长的人选必须慎重。对骑兵而论，素质要比数量更重要。如果你选择敬畏上帝的人当队长，那么全队的忠实份子都会追随他。”9月11日，他又写信他的朋友奥利佛说：“我已有了一些可爱的同伴，你应该敬重他们，你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忠诚的基督徒，他们希望把他们当人来用！”这最后一句话也是克伦威尔建立纪律的全部秘诀。

马斯顿会战之后，在1644年11月到1645年2月之间继之以终归失败的和谈。克伦威尔此时就认为非采取激烈手段不可，否则军事方面难有起色。长老会的领袖曼彻斯特主张和平，克伦威尔也主张和平，但却认为应从胜利中寻求和平。危机加深之后，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愿意接受克伦威尔领导。沃勒早已向国会报告，说一支由地方民兵组成的军队将永远无法赢得战争。

克伦威尔决定把将领问题提到国会中加以解决，并坚决主张肃清一切政治将军，例如曼彻斯特和埃塞克斯等。这个提议的结果就成为“自动辞职决议”，所有上下两院的议员一律免除军政职务。12月19日下院通过了，到1645年4月3日勉强为上院所接受。同时在1644年11月23日，国会又决定组成两国（英格兰和苏格兰）委员会以研究改革军制的问题。最后建议成立一支总数22,000人的陆军——其中14,400人为步兵，7,600人为骑兵和龙骑兵——这些人应有正规的薪饷，费用由遭受战祸最少的地区担负。1月11日，下院通过了这个《新军方案》，2月15日也为上院采纳。不久就成立了一支常备性国家军队，这是职业化部队，其纪律则大致依照克伦威尔的思想建立。这个思想不仅仅是一种军事革命，因为正如哈里森在《克伦威尔传》中所说：“以铁骑军为骨干而组成的新军，使全国的兵权都归入独立派手中，使之能进行彻底改革。”因为新军不仅是一支军队，而且更是一队“圣经”战士。“它本身已经变成了国会，这个国会比那个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正式开会的国会要更大更坚决，在精神上和意志上也更团结。从这时起，革命的动力已从下院转入军队手中。”

一旦获得大家同意，在克伦威尔提议下，国会任命小费尔法克斯出任总司令，他是个纯正的军人，完全不带地方色彩，现年33岁。在他下面为中将级的骑兵司令，少将参谋长及步兵司令等人。所有将领和军官都经过谨慎挑选，但有人却说他们与其是良好的军人，不如说是优秀的基督徒。他们可以完全靠薪饷维持生活，在当时是很宽裕的。

步兵的召募却不能令人满意，虽然所需数量不过14,400人，但是沃勒全军只能供应600人，埃塞克斯约3,000人，曼彻斯特约3,500人。所以为了补足缺额，只好采用强征的方式。尽管如此，到1645年5月，步兵总数比应有的编制额还是少三四千人。他们分编成十二个团，每团十个连，平均120人，又分为78名火枪兵和42名长矛兵，在战斗时排成六列纵深的横队。骑兵的召募比较容易，只需要6,600名骑兵和1,000名龙骑兵（即乘马步兵）。骑兵分为十一个团，每团六队，每队100人，装备刀剑、两支手枪、一顶钢盔和只有胸背两面的轻甲。龙骑兵只有一个团，共十连，使用的武器为火枪。他们的正常战斗队形为十列，在战斗时，有一列人负责守马。

炮兵过去一直被忽视，现在也改组了。全军火炮总数增到56门，其中有许多都是六、七英寸口径的，还有少数大到十二英寸——那是攻城用的臼炮。每门火炮配备三个人，一名炮手，两名弹药手。另外有两团火枪兵保护，但是操作人员还是和从前一样混杂。纵列中也有少数工兵，不过还是和今天一样，英国军人一向都不欢喜挖掘工事，但必须围攻时，如1650年对爱丁堡要塞的情形，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煤矿工人就被迫来担负这种工作。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虽然红衣并未首先被认定为制服，但克伦威尔的步兵却早已采用，后来新军成立后就成为步兵的通用军服，一直沿用到1914年。这些人员带有背囊，但无水壶，也有分拆成块的帐幕，主要口粮为面包和干酪。虽然没有野战病院，但却有军法总监和宪兵司令，指挥少数骑马宪兵以加强军纪和提高士气。体罚是准许的，但不得超过六十鞭，虽然部队是由“圣人”组成，但少数犯罪者也还是有的。

新军规定只向国王与国会效忠，现在集中在温莎，由斯基彭少将指挥，穿上他们的红衣，开始接受训练。

新军组织成形之时，在牛津的查理正焦急的向两个方向看去：向西为康沃尔，德文，萨默塞特和多塞特，目的是想在海上建立基地，并组成忠于国王的西部同盟以对抗忠于国会的东部同盟。向北则为苏格兰，在那里蒙特罗斯侯爵已获得胜利，使王党的希望增加了。为了执行前一个计划，他派格林勋爵去围攻陶顿，他于1645年3月11日到达该地，关于后一个计划，国王的军政部长沃克爵士说那是鲁普特的主意，因为他极想击败苏格兰人，以雪前一年失败的耻辱。

为了准备北方战役，鲁普特到格洛斯特等地去强征兵员，而查理则在牛津准备一切，以便与他会合，但是突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4月20日，克伦威尔（尚未解职）奉命前进到牛津以西阻止查理与鲁普特的会合。他在以后七天之内，连续攻下几个王党的坚固据点，并扫清了骚扰四乡的零星骑兵。不久，国会对陶顿的被围感到恐慌，命令费尔法克斯率领他尚未编训完成的新军约11,000人，从纽伯里前去救援该城。费尔法克斯于4月30日出发，于5月7日到达布南德福德。

克伦威尔的突袭已使查理丧失了机动，因为没有挽马，炮兵无法行动。所以查理把鲁普特召回牛津，等发现他的骑兵实力还不够保护国王前进时，又召回了格林。格林把围攻任务交给格伦维尔爵士，在费尔法克斯从纽伯里出发的那一天，格林也启程回牛津。5月7日，查理在牛津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当时有人劝他放弃北上计划，并用全部兵力打击正在布南德福德的费尔法克斯。鲁普特却表示反对，主要原因是他手下的北方骑兵在兰格达尔爵士指挥之下希望回家去，同时他对才智过人的格林感到妒嫉，不想在指挥上有这样一个对手。查理是个不求甚解的人，就决定采取折中方案，虽然可能会使双方都高兴，但却种下了最后失败的根源。他的全部兵力不过11,000人，居然还分为两部分，让鲁普特往北，而格林往西。

这个决定又引起了另外一个变化，因为国会方面一听到国王已经在行动之中，马上就命令费尔法克斯前进并围攻牛津。沃克说：“这把我们的计划全破坏了。”克拉伦顿指出：“牛津的防御情况非常良好，不可能被攻陷，”所以费尔法克斯如果屯兵坚城之下，对查理而言是最有利的。虽然如此，国王和他的群臣还是不能决断。此时蒙特罗斯于5月9日在奥地恩已经赢得了一次卓越的胜利，所以现在是向北与他会师还是向南以迎击费尔法克斯呢？结果又是采取折中办法，同时改向南行并引诱费尔法克斯离开牛津。为了引诱费尔法克斯离开牛津，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攻击国会方面占有的某个要地。

符合这个条件而距离最近的城市就是莱斯特，这座城由佩伊爵士据守，守兵也很充足。王党决定攻占它。5月31日，经过苦战终于达到了目的。几天之后，查理写信给王后说：“自从叛乱发生以来，我觉得希望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伸手可及。”

实际上查理所处的地位非常危险，因为列文在北，而费尔法克斯在南。他本应暂留在莱斯特，先集合兵力再行动，可是他却贸然跳入最后一个泥沼。他本已从西部召回格林，此外吉拉德也率领了三千名步骑兵正向南威尔士前进，也奉命来援。可是此时，他却收回成命，改命吉拉德不要行动，并命令格林先占领纽伯里以压迫费尔法克斯解除牛津之围。他自己决定从莱斯特直接向牛津前进。他作出决定之后，又绕道去达文特里，在那里停留了五天，目的是为了搜集一些绵羊以便带往牛津饲养。到6月13日，他才知道费尔法克斯已经离开牛津，率领一支远比他实力更强大的部队，前进到了北安普顿，在他东面约十五英里。这才使他大吃一惊。

事实真象是这样的，当国会知道莱斯特沦陷之后，就命令克伦威尔确保艾勒夫伊利以保护东部各县，又命令费尔法克斯解围前进。费尔法克斯就于6月5日采取东北方向路线开始行动。6月7日，在谢林顿与费尔莫顿上校的二千五百兵骑兵会合。他们在这里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并向国会要求以克伦威尔升补中将空缺，并指挥所有骑兵。6月9日又前进到了斯托尼·斯特拉福德，12日就到达了北安普顿大路上的基斯林伯里——距离达文特里只有八英里。

这个前进使查理受到了突然袭击，斯普林格的记载说：“国王正在狩猎，全军毫无秩序，马儿都在吃草，对我们的到来事先毫无所知。”因为费尔法克斯的步兵尚未赶上，所以决定暂不前进。费尔法克斯就宿营在那里，第二天上午六时，他们正在举行军事会议，克伦威尔突然率领六百名骑兵来到，当即受到全军官兵的热烈欢迎。查理也不敢再耽搁，集合分散人员退到了哈勃勒，意图再退回莱斯特，然后从纽瓦克调集部队。到黄昏时，又听说伊尔顿已经把鲁普特的一部分部队赶出了纳斯比。王军方面又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不再退往莱斯特，而是就地仓促应战。6月14日，查理把部队展开在哈勃勒南面一英里远的一个长岭上面。

在哈勃勒以南约七英里远就是纳斯比村。它位于一个小山顶上，周围都是旷野，也缺少树木，中间为一些宽岭所分隔，称为“丘陵”。其中有一个夹在东法恩登与奥克斯顿·马格那两村之间，阿斯特里爵士指挥的王党步兵就位于这里。当圆颅党尚未出现之际，大约在上午八时，鲁普特已经感到不耐烦了，命令他的斥堠队队长去寻找他们。他回来之后，仍然没有关于敌军的情报，于是鲁普特亲自策马前进，到了克里普斯顿村南面的高地上，看到正如他所想象的，敌军已在全面撤退之中。他立即送了一个命令给阿斯特里，叫他前进到灰山。阿斯特里照办，放弃了原先良好的防御阵地。

当时鲁普特并不清楚的事实真象却是：6月14日上午三时，费尔法克斯在纳斯比以南约四英里到四英里半的地方检阅了部队，因为相信查理会继续撤退，所以就命令全军取道克里普斯顿直向哈勃勒前进。可是他们前进不久就发现王党不但不后退，反而已向哈勃勒以南前进。费尔法克斯看到远方的敌军时，克伦威尔就建议说磨山是一个较好的阵地。所以全军开始转向前进。当领先部队由斯基彭集合时，他又奉命从山地的北坡移到南坡，目的是希望使敌人猜不到他们采取何种部署。鲁普特误以为敌人是在全面撤退，就使王军放弃了良好的防御阵地，匆忙中还把许多武器留在后面。

现在查理也开始集合部队。全部数量是步兵不超过三千五百人，骑兵不超过四千人，共分成三线。第一线，中央为阿斯特里所指挥的步兵，右面为鲁普特的骑兵，左面为兰格达尔的骑兵，都是以中队为单位分为两线，第二线由霍华德的步兵所组成，在步兵团中间又夹着骑兵中队。第三线为国王和鲁普特的步兵团，再加上国王的近卫骑兵，共约五百人。

费尔法克斯也采用了平行队形，全部为骑兵及龙骑兵六千五百人，步兵七千人，分为二线。第一线由斯基彭的步兵居中，前面没有前哨，左翼为克伦威尔，右翼为伊尔顿，都是骑兵。第二线为三个步兵团。为了保护左翼，欧克的龙骑兵团又沿兰特福树篱布防，这道树篱横越战场，从费尔法克斯的左面到查理的右面。

十点钟会战开始，王军进入宽广荒原，开始向对面的山脊攀爬。此时，圆颅党也进到峰顶，伊尔顿被枪弹击中，受了重伤，他那一翼立即发生了混乱。鲁普特一看见这种情形就立即冲锋，把敌人这部分骑兵赶出了战场。又和平常一样，他控制不住他的部队，疾驰之下他们追入了纳斯比村。在那里，鲁普特命令费尔法克斯的辎重纵队投降，但却被掩护的火枪团击退。

再说中央方面，沃克记载说：“当我军前进到山顶时，叛军虽向他们射击，但都瞄得太高，未能命中。双方步兵前进到短兵相接的距离时才彼此可以看清楚，于是立即发生了肉搏战，我们的刀剑和枪托发挥了很大功效。我看见他们的军旗纷纷倒下，步兵产生了巨大的混乱。如果我们左翼的表现能有右翼和中央两面的一半好，那么在几分钟内就可以获得光荣的胜利。”在这场决斗中，斯基彭受了重伤，他的正面混乱不堪，向后撤退。加德纳教授说：“在如此混乱中还能转败为胜的将领，未来无疑将征服英国。”

这位将领就是克伦威尔，他正率领3,600名骑兵冲下山坡迎击对面来的兰格达尔的骑兵。双方接近之后，克伦威尔命令冲锋，立即把敌军击溃，使敌人秩序大乱。现在克伦威尔就显示出自己是真正高明的骑兵将领了。他并不像鲁普特那样乘胜穷追，只命令三个团去对付已经击退了的敌方骑兵，而把其余兵力向左旋转，打击在阿斯特里的暴露左翼上。此时，查理也和预备队中的骑兵一同前进以阻止对那三个骑兵团的追击，这时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外事件。克拉伦顿的记载是这样的：当国王领着他的近卫骑兵正要开始向敌人冲锋时，在他旁边的卡尼华斯公爵突然抓住国王的马缰，嘴里用苏格兰粗话向他说：“你找死么？”不等国王明白他的意义，就把旋过马头，率领部队向右跑，既不向敌军冲锋，又不去援助自己的部队。

于是王军的中央部分完全孤立了，克伦威尔控制住他们的正面并攻击他们的侧翼。而欧克的龙骑兵则攻击他们的背面。王军已经完全丧失秩序，当国会军接近时，他们就纷纷弃械投降了。正当此际，鲁普特回来了。他认为要想救出这些步兵已经没有希望，于是赶紧追上国王与他们会合。他本来还想回头阻止追兵，但是他的部下都不肯听命，只好一直逃走，而敌军跟在后面穷追。查理的残余部队一直跑到莱斯特才停下。

这是一次全面的胜利，如克拉伦顿所说：“国王与王国都在这一战中输光了。”五千名战俘，十二门火炮（查理一直未使用）和王军的全部辎重都完全落入费尔法克斯手中。此外还有八千套武器，四十桶火药和一百十二面军旗。王军的死伤数字已不可考，估计在会战中损失约为七百人，在追击中再加上三百人，其中包括一些营妓和军眷。

国王最重要的损失是他的私人文件，包括许多写给王后的信件草稿和副本。从这些文件中又发现他曾寻求爱尔兰和其他外国军队的援助，并且准备取消反对英国天主教的法律。国会把凡是可以诬赖他的文件都公开发表。这对国王的声望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

但是纳斯比会战最重要的结果不是查理的失败，也不是他的名誉损失，而是新军的第一次大胜，而这支新军又主要由独立主义者组成。由于纳斯比的胜利，宗教独立派的势力大张，对长老会实为致命打击。（英国的主教制代表王室控制的宗教形式。长老会是宗教中的贵族政治，由长老们进行集体控制。而独立派则主张在宗教中实行民主原则。）

克伦威尔在这一战之后，于6月14日黄昏在哈勃勒向国会提交了一个简单的报告。结论是：“在这一战中最诚实的人为你们进行了忠诚的服务。先生们，他们是可以信赖的，我以上帝的名义要求你们不要使他们丧失。我希望这一战能使所有参战人员获得其应有的酬谢。他们为国家的自由而冒着生命的危险，我希望他们为了良知的自由而信赖上帝，你们为了他们所争的自由而信赖上帝。”这是对长老会的寡头政治的直接挑战，所以后来下议院在发表这个报告时，特别把这一段删去了。

纳斯比会战与马斯顿会战不同之点是：马斯顿会战若能继之以激烈的扩张，就可以使国会战胜国王，而纳斯比会战则使独立主义者战胜了国会。这使英格兰免受苏格兰教会的瘫痪性寡头政治的统治，而使国家接受了克伦威尔的统治，虽然也是寡头政治，但却具有活力。在摄政时代就可以找到纳斯比会战的影响。

战争又拖了一年，查理的情况日益黯淡，最后因为担心落入国会手中，于1646年5月5日向苏格兰人投降了。可是苏格兰人因为想取得欠款四十万镑，于1647年1月把查理送给英国国会作为交换，并离开纽卡斯尔回国。

国会重新获得了国王，也就等于获得了一切宪法上的权力根据，为了能自由利用它以在英格兰各地建立长老会制度，国会两院在1647年3月通过了一项计划，解散陆军中的全部步兵。但是伊尔顿和克伦威尔却知道只有陆军是唯一足以约束长老会迫害的工具，所以他们心里另有计划。他们认为国王是权威的基础，军队是权力的来源，二者若能结合，那么独立派的地位就可以绝对稳定了。所以在5月31日——即军队预定解散的前一天——克伦威尔命令副官乔治骑马到国王被监禁的地方霍姆比，去把国王弄到位于纽马基特的陆军司令部中。到6月7日，为避免惩处，克伦威尔和费尔法克斯都到了那里。

7月17日，伊尔顿本是独立派中的最激烈分子——他的态度远比克伦威尔积极——就拟定了一个新政策。内容为主教应取消司法权，宗教条约也应废除，所有新教各派都有完全的宗教自由，现有的国会自动解散，未来的新国会任期为两年。在国会之下另设国务会议，责任为执行外交政策和控制海陆军。这的确象一个政治家拟定的政策，当它被提交国会之后，军队也奉命向伦敦进军，并且于8月6日进城。

从这时起到10月底，克伦威尔曾竭尽全力来使国王复位，条件为遵守这个新计划。可是查理却拒绝合作。反之，他又秘密与苏格兰人勾结，他们答应拥护他复辟，条件是在英国建立长老会统治并压迫其他教派。这又引发了第二次内战，到1648年8月17日，经过普雷斯顿会战才被克伦威尔消灭。

伊尔顿对查理完全丧失了耐心，十月份他拟定了陆军请愿书，坚持主权在民的观念，并要求迅速审判国王。国会害怕伊尔顿更甚于查理，拒绝受陆军支配。为了消除下院中对国王有利的份子，12月6日，伊尔顿派佩莱德上校率一团人马到国会，逮捕一百余人。

圣诞节前不久，查理被送到温莎，并对他进行最后说服。在他拒绝接见上院代表邓比之后，下院就通过组成一个法庭来审讯国王的叛国罪。当上院——现在议员总数已经少于十二人——反对时，下院却不顾一切在1月6日组成了法庭，实际是没有合法根据的。1月19日开庭审理，查理直接向这个法庭的权威挑战。虽然如此，在1月27日仍被判处死刑。1月30日，他以高贵和冷静的态度，在白厅前接受了死刑。民众的态度是沉默而恐惧的。

克伦威尔一直都想营救查理，可是到查理拒见邓比勋爵之后，才一改态度，力主审讯国王。我们必须先了解克伦威尔这个人，否则就会感到莫名其妙。克伦威尔是个非常复杂的混合物。实际上，他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而仿佛是由几个人混合而成。由于他的活力惊人，所以无论哪方面的表现都强而有力。（一）他是个非常有人性、单纯和多情感的人，一个浪漫和富有幻想力的人。（二）他是个性情激烈，刚强的人。（三）他是个具有决断和钢铁意志的军人。（四）他是个工心计，善投机的政客，对一切都没有固定方针。（五）最后他自认为是上帝的代表，替天行道，所以敢做任何残酷的事。作为政治家而言，他完全是个投机政客。

事实上，除了完全信奉上帝以外，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具体政策。所以他对每个情况的处理，照他说都是遵从上帝的指示，也就是说，他只看需要与否，而不顾及后果。他口头请求容忍，而他自己却毫无容忍的度量；他坚持公开讨论，实际上却压迫言论自由。直到他自己继承了查理的地位之后，才明白国王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他如何解决呢？不仅步了查理的后尘，而且他施行的暴政比起查理残暴的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至于说到“替天行道”，他把一切都归于天命，对任何问题的解决无不托付于祈祷。像所有清教徒一样，他可以称为“自欺的伪君子”，任何残酷行为在他看来，在圣经中都可以找到有利的依据。所以他是以“自欺”的方式来“欺人”。

对他的暴行，有些未免夸张，有些未免掩饰，不过下述事实却不能改变——在十二年战争中，爱尔兰一共死了五十万人，总人口减到了一百万人以下。

当查理受审时，克伦威尔首先是不断跪在地上祈求上帝指示。可是不等宣判，他早就在死刑执行令上签好了字。以后当某些审判官不愿在命令上签字时，他却把他们拖到桌子边，握着他们的手签字，并向他们发出歇斯底里的狂笑。查理被杀之后，英国就受到克伦威尔的统治达十年之久。以上所述就是这个人的个性——自大、暴烈、不稳定和自我神化。

如果查理与国会之间的争执仅为财政问题，那么他一死之后，一切问题当可自动解决。但是实质上这场纠纷却是宗教纠纷，独立派与长老会之间的仇恨并不亚于长老会与主教制之间的仇恨。所以查理死后，克伦威尔补上了他的空缺。关于克伦威尔在宗教方面的措施，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现在只讨论他为了使人民不注意其国内暴政，所以决定对外采取侵略政策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这可以说是纳斯比会战的一个真正具有永久性的后果。

虽然不无牵强之处，但却可以说因为查理凭借“军舰准备金”建立的舰队，完全不用武装商船，所以可算是英国职业海军的始祖。在十一年中，皇家海军增加的新船不少于207艘。

1638年，查理任命一位海军元帅去指挥舰队。叛乱爆发之后，海军宣布拥护国会，由沃里克公爵出任该职。同时，国会设立了海军委员会以代替旧有的海军局，1649年又撤消海军统帅，而代之以海军小组委员会。以后在国会之下，就由这两个委员会进行建立新型海军的工作。前者改善了海军的待遇问题，使他们能按时领取优厚的薪饷，后者则注重司法问题，其所出台的《战争条例》，成为以后一切海军法律纪律的基础。在委员会以下，有三个海军上将，分别由波帕姆，迪恩和布莱克担任，负责海上船只的分配和调动。这三个人中，布莱克对海军指挥和战术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前二人也都是新陆军中的上校。波帕姆在青年时代也曾任海军军官，而后二人都曾在商船上服务过。）

1649年，布莱克五十岁。他的职业本为商人，但对海军却具有相当知识，因为当时的商船都有武装以对付海盗和私掠者，所以他可能也有海战经验。在第一次内战中，他在新陆军中做过团长，因为既有战绩又有海上经验，他就成为克伦威尔选拔的海军指挥官之一，不久就被称为海军上将。关于布莱克，克拉伦顿这样评论：

“他是第一个不遵旧规的人，显示出新科学的价值。他也是第一个让舰船与海岸炮台互搏的人，过去大家都认为炮台是无敌的，他却发现这不过徒有虚名。他把一股新的勇气注入海军，使他们知道只要有决心，任何事都可为。他教会他们不仅在水上打仗，而且还要在火中打仗。”

有了强大舰队支持，克伦威尔就采取了古斯塔夫的路线，想在欧洲建立一个新教帝国，而以英格兰为领袖。以后在1653年，他更向荷兰提出这样一个惊人的建议，主张英格兰和联合省应把欧洲以外一切有人居住的地区加以瓜分。可是荷兰在英国内战中已把英国的大部分海运贸易接过来了，而且也不再受法国威胁，所以当然不愿接受这个建议，因为这无疑会使它在商业方面比英国落后。荷兰拒绝之后，1651年10月9日，克伦威尔就以《航海法案》作为报复，禁止荷兰船只载运英属殖民地的货物。这是对荷兰商业优势的直接挑战。1652年5月19日，荷兰海军拒绝英国人执行搜查权利，第一次荷兰战争爆发，到1654年4月5日才结束，英国算是胜利了。

由于在欧洲建立新教帝国的企图失败，所以当荷兰战争结束之后，克伦威尔就决心支持法国以对付西班牙，这次的目的比较实际——为了要寻觅海外帝国。可是他的动机还是混合的。一方面把西班牙人赶出殖民地，这对上帝是一种服务；另一方面获得大量的财富，又是对英国有实惠的。他设计了对西印度群岛的远征，因为西班牙是天主教国家，所以他觉得对它实行袭击也并非不荣誉的。

1654年12月，这支远征军出发并攻占了牙买加，于是西班牙向英国宣战。其次，克伦威尔又与法国订立攻势同盟，条件为在英国舰队和六千名陆军协助下，法国应替英国征服敦刻尔克，格拉沃利讷，马尔迪克等西班牙城市，以便英国可以在欧洲建立桥头堡以支持北欧的新教徒。说也奇怪，法国居然表示同意，1657年5月，英军在布伦登陆。9月25日，马尔迪克投降，次年6月14日，又赢得了杜尼斯之战，敦刻尔克投降，并移交给英国人。其他沿海各城也都迅速降服。

1658年9月3日，克伦威尔逝世。西班牙已经力竭，遂与英法议和，1659年11月7日签订了《比利牛斯和约》。依照和约，阿韦讷，洛西伦，菲利普维尔和马林堡都割让给法国，此外还有阿尔萨斯和洛林，不过略有附带条件。西班牙又同意把菲利普四世的女儿特蕾莎嫁给路易十四。并且有一个约定书，如果她的嫁妆付清，那么她应放弃对西班牙王室的继承权。但以后嫁妆始终没有付清，所以路易十四也就不承认这个约定书。

虽然荷兰战争使英国获得一些经济利益，但西班牙战争却是灾难。它使法国在欧洲大陆称雄，却破坏了英国的贸易，而让荷兰坐收渔人之利。这使英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国债增高到二百五十万镑以上。所以詹姆斯说过：“在摄政时代，经济的不安定和政治的不安定是并行的，所以毫不奇怪，伦敦本是反对查理一世的重心，以后反而对他的继承人表示了莫大的欢迎。”

虽然外交政策失败，在国内也完全不能建立一个国会式的政府，但克伦威尔还是为他的国家留下了一笔极其重要的遗产。在1647年，他说他不知道要往何处去，这不无先见之明。九年后他又说一切都是天意，这种说法也并非完全错误。正如詹姆斯对这个时代的问题所评论的：

“在国内，一种积极信仰的教条帮助工业主义的成长。在国外，也象征着帝国的开始。上帝的选民应该比同辈居于更高的地位，基于同一理由，上帝选择的国家也应该支配他的邻国。”

结果从清教徒的宗教烟雾中产生了工业和帝国，从而成为英吉利文明的基础。虽然这种文明并非克伦威尔之流所能梦想得到，但是自从纳斯比会战之后，他的权力政策却使这种文明觉醒了。祭品已经献上，神喻也是吉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启，不久英格兰在时代中所担负的角色就可以与古罗马相提并论，在以后二百五十年之中，把它的帝国之威撒遍了四海。

谢选骏指出：国会军为何能够击败国王军？因为国会军的宗教改革比较彻底，国王军只是宗教改革的半吊子，听命于主教制，所以首鼠两端，缺乏一以贯之的战斗力量。独立派的军队为何能够战胜长老会的国会？因为独立派是最为激进的清教徒——他们所动员的极端力量也许无法持久，但却具有致命的爆发力。至于克伦威尔个人，他的不稳定正好说明了他所动员的力量是极端派。所以它需要对外扩张，就像后来居上的拿破仑和斯大林一样。毛泽东未能做到对外扩张，甚至未能统一中国，所以比狗都不如了，

【大事记（四）：法国称霸欧洲】

虽然《比利牛斯和约》扑灭了三十年战争的最后一颗火星，但是法国想要解决的问题依然存在。因为西班牙还控制着里尔、贝桑松以及两个西西里等地，所以必要时西班牙仍能与日尔曼帝国联合，而使法国陷于包围之中。马萨林在一六六一年死去之后，路易十四终于有了充分的权力。他才二十五岁，雄才大略，奋发有为，只想继承查理曼大帝的遗志，使法兰西称雄于世界，而其最首要的问题就是打破哈布斯堡包围圈。

解决这个问题时，他的两大贤臣卢瓦和柯尔贝尔对他极有帮助。卢瓦使陆军行政中央集权化，取消了贵族的权力，而使国王的权威变得至高无上。除了严格要求诚实作风外，他也改进了装备，引用刺刀和换发新型的火石枪，提高步兵和工兵的地位，炮兵也提高到与各兵种平等的地位。此外，他还建立了有良好组织的兵工厂和医院。但是他对路易十四的最大贡献还是为他确立了建国目标——战争、荣誉和领土——路易本人的个性正好具有这样的野心。柯尔贝尔重组了法国海军，他在一六六一年初建海军时只有二十艘船，到一六六五年，增加到了一百九十六艘，到一六七七年，又增加到二百七十艘。他改革旧有港口和兵工厂，使土伦、罗什福尔、布勒斯特、勒阿弗尔和敦刻尔克（一六六二年从英王查理二世手中买回）等港口都完成了现代化。在沃邦协助下，他辛辛苦苦使法兰西变成了一个坚固的要塞。

路易十四世没等太久就获得了发动其侵略政策的机会。一六六五年九月十七日，西班牙的菲利普四世逝世，继承者是他儿子查理二世，只有四岁，而且是低能儿。因为查理是菲利普第二个妻子所生，而第一个妻子生的子女中只有特蕾莎还活着，依照继承法的习惯，第一个妻子的子女应比第二个妻子的子女优先，所以路易以他妻子的名义要求接管西属尼德兰全境。

英格兰正与联合省交战，就是第二次荷兰战争，依照条约，路易有援助荷兰人的义务，所以在一六六六年一月对英国宣战。但是英王查理二世却不想树敌太多，一六六七年三月，他与路易之间达成了秘密谅解：查理不反对路易侵入尼德兰，而路易则以撤回对荷兰人的援助为报酬。达成这个协议之后，法军即越过尼德兰边界并占领了里尔。接着为了阻止西班牙人从意大利增援尼德兰，一六六八年二月四日，路易十四世又侵入了弗朗什孔代，在十四天之内将其征服。

在他发动侵略之前，为了使皇帝利奥波德一世保持中立，在一月路易又引诱他同意签定了一个协定：假如查理二世死后无子（这是很可能的）即瓜分西班牙帝国。这个安排为西班牙、美洲和米兰属于利奥波德，而路易则分得两个西西里，西属尼德兰、弗朗什孔代、纳瓦尔、菲律宾和西班牙在非洲的领土。

路易的侵略立即产生了结果，这就是在一六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英国与荷兰人签定了《布里达》和约；一六六八年二月十三日，西班牙与葡萄牙签定了和约并承认葡萄牙独立。同时——一六六八月一月到四月——英国、联合省和瑞典又成立了三角同盟来对抗路易。路易发觉自己已经前进过度了，所以五月二日，在沙佩勒签订了和约。依照和约，他的收获颇丰，不过对弗朗什孔代、康布雷、圣奥梅尔和艾尔等地则仍应放弃。这却是他可以同意的，因为根据他与利奥波德的秘密协定，一旦查理死后，这些领土还是应归属法国。

可是路易还是不想放过西属尼德兰，于是设法破坏三国同盟。第一个步骤是在一六七〇年六月，与英王查理缔结了秘密的《多佛条约》，使查理同意支援法国对荷兰人作战。当左翼稳定之后，又设法稳定右翼，占领洛林并与巴伐利亚选侯缔结了条约，这使两国间的友谊一直维持到一八一三年。最后，他用大量金钱收买瑞典，结果到一六七二年四月，三国同盟化为乌有。同年三月十七日，查理向荷兰人宣战，五月路易也向他们宣战。在孔代与杜伦尼指挥之下，法军最初进展神速，但不久荷兰掘开了他们的水坝，进军被阻止住了。以后，奥兰治的威廉被宣称为荷兰和西兰的摄政，这导致了全欧震动，皇帝、勃兰登堡大选侯腓特烈·威廉和西班牙都参加了对抗法国的斗争。

在海上，爆发了英国史所称的第三次荷兰战争，荷兰的勒伊特累次获胜。最后到一六七四年，英国因为一方面担心法国势力日益强大，另一方面也憎恶法国海军在每次会战中都临阵脱逃而使英国备受损失，所以议会强迫查理单独与荷兰人媾和，于二月十七日签订了《伦敦条约》。陆上战争一直继续到一六七八年，还是对法国比较有利，但是各交战国都已疲惫不堪，结果缔结了一系列单独和约，统称为《尼米根和约》（自一六七八年六月到一六七九年二月）。

这个和约使法国获得了强大地位，远胜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给与它的。根据条约，法国获得了西属尼德兰的大部分，阿尔萨斯、洛林、弗赖堡、布赖萨赫和弗朗什孔代等地。虽然如此，实际上却是英国坐收渔人之利，因为在战争中法国人付出了大量鲜血和财富，而不知不觉中却使英国在殖民事业和海洋上变成了他们的劲敌。作为分赃，英国分得了新阿姆斯特丹（即今之纽约）和新泽西，使其在美洲的南北两个殖民地连成一气。此外他们还获得了圣赫勒拿岛，以此作为其东印度商业舰队的基地。更重要的却是自从英国在一六七四年与联合省签订和约之后，由于欧陆战争的延续，使荷兰的海运贸易大部分为英国人所接替了。所以当《尼米根和约》签订之际，英国已成为世界的海军领袖和商业强国了。因为如此，英国本土安全已经确有保障，加上其制海权，所有各国的殖民地都要向它摇尾乞怜。

在这些战争中，路易不仅获得了查理二世的援助，而且更获得了土耳其的帮助。在这个时期，土耳其正与日尔曼帝国进行最后的决战，所以也牵制了皇帝，使他对西欧不能作实质性干涉。对欧洲而言实在侥幸，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奥斯曼帝国恰好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可是到一六五六年，在穆罕默德四世（一六四八——一六八七年）统治之下，秩序又逐渐恢复。一六六三年，他们向帝国宣战。但是帝国将军蒙特库科利在八月二日的圣戈达会战中将土耳其人击败。土耳其人的第二次行动是以波兰为目标，经过了几场战役之后，到一六七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科普律吕率领的土耳其大军终于在柯青被约翰·索别斯基所摧毁。十年以后，为了毁掉利奥波德，路易又引诱土耳其苏丹再向帝国进攻。路易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一旦奥地利被推翻，那么日尔曼诸国就会被迫拥他为盟主，他就可以使法兰西重建查理曼大帝的旧业。穆罕默德果然相信了路易的劝说，集中了一支大军，号称二十五万人，由穆斯塔法率领，渡过了德拉沃河，对维也纳实行围攻。

索别斯基现在已是波兰国王，称约翰三世，马上与洛林的查理会合在一起，率领了七万人（波兰人，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和日尔曼人）去救援该城，并于一六八三年九月十二日击溃了土军。虽然如此，战争还是继续下去，一六八七年八月十二日，土军在哈尔卡尼受到一次惨败，以后在一六九七年九月十一日，又在森塔被欧仁亲王大败。两年后，在一六九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双方签订了《卡罗维茨和约》。所有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领土都割让给奥地利；而波多利亚和乌克兰则归波兰。这就是土耳其祸害的结束，从曼齐刻尔特会战开始它使东欧始终处于其威胁之下，这也可以说是十字军的最后回音。

一六八三年土耳其人在维也纳城下被击败之后，接着在一六八五年二月十六日，詹姆斯二世（一六八五——一六八八年）继承了英国王位，这使路易的处境变得很困难。土耳其被击败意为奥地利的实力增强，而假如这位顽固的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不能久于其位，其继承人必为奥兰治的威廉，他在一六七七年与詹姆斯的女儿结婚。所以从政策上来看，首先应稳定詹姆斯的地位；可是路易的牌却打得太坏，结果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出现了。詹姆斯即位不久，路易就撤消了《南特敕令》，对法国的胡格诺派实行迫害；使事态变得更坏的，是詹姆斯好象是与他比赛一样，也企图使用非宪法手段来强迫臣民接受天主教。结果发生了一六八八年的“光荣革命”，詹姆斯被迫逃出英国，使他的女儿和女婿变成了英格兰的联合统治者。阿克顿勋爵说：“国王的神权被自由不动产所有者的神权代替了。”英国政府从此受到两个政党的统治，辉格党和托利党，辉格代表小地主和乡村教会，托利代表大地主，商人和贸易家。国家权力最后由王室转移到议会手中，国王变成了虚位元首，言论自由已经确立，一六九四年英格兰银行也建立了，这是英国银行制度的起源，以后造成了金钱万能的局势。

一六八八年的革命使英法两国展开了长期的殖民地争夺战，前后长达一个世纪以上。因为此时法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和可怕的海军，所以当路易侵入巴拉丁时，所有日尔曼君主都联合起来对付他。为了巩固这支抵抗力量，现在已是英王威廉三世（一六八八——一七〇二年）的威廉在一六八九年组成了一个大同盟，包括英国，联合省和帝国，以使对法国的战争可以处于平等地位。一六九〇年六月三十日，联合舰队在比奇角被图维尔击败；但是到一六九二年五月十九——二十四日，图维尔的法国舰队又被罗素率领的英荷联合舰队在巴弗勒尔-拉奥格击败。这次胜利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当时在英国只有极少数部队，而三万名法军在贝尔方丹元帅率领下，正等着越过海峡侵入英格兰，以扶助詹姆斯复位。

这次胜利使威廉能够集中全力进行尼德兰战争；虽然如此，他却非常不幸。一六九二年，他丧失了那慕尔，并在斯坦克尔克受到一次失败，第二年，又在内尔温顿再次失败。一六九七年，大部分因为英国海军在地中海的胜利，路易才表示愿意交出战争中已经征服的东西。九月二十日签订了《赖斯韦克和约》。路易承认威廉三世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国王，并承认詹姆斯二世的次女安妮公主为王位继承人。大同盟终于解散，而法国仍保持欧洲最强国家的地位。

路易之所以愿意缔结这个和约，原因之一是他预料西班牙查理二世会早死，所以想保存实力以便乘机提出对西班牙王位的继承要求。正如米格尼特所说：西班牙王位继承权是路易十四世整个朝代的总关键。对欧洲可说不幸之至，这个关键是三方面的，因为一旦查理二世死去，有三个人可以要求继承王位。除了安茹公爵菲利普（路易四世的孙子）以外，还有奥地利大公查理（利奥波德皇帝之子），约瑟夫·斐迪南（巴伐利亚选侯之子，也是利奥波德之女玛利亚·安东尼娅之子）。路易与利奥波德均为菲利普三世的孙子，也都曾与他们的表妹，菲利普四世之女结婚。

因为路易将不同意把整个西班牙帝国都给与奥地利王室，利奥波德也不同意把它全部都给法国，为了防止战争爆发，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等查理二世死后，就让约瑟夫·斐迪南继承王位，因为在他统治之下，西班牙帝国仍能独立而不并入法奥两国。特里维廉教授指出，这个解决方案也非常符合英国的愿望，因为从威廉与安妮时代直到乔治五世为止，只有为商业上的争衡和欧陆上的均势局面被破坏时，才会迫使英国参加大陆战争。以现在的情形而论，由于西班牙在自己的工商业方面毫无发展能力，所以近年来，他们已允许英荷两国商船冒充西藉船只来担负西班牙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假如西班牙归入法国手中，不仅这种利润丰厚的贸易会丧失，而且他们的船只将不再能利用地中海，同时在尼德兰境内，英国和联合省也都要受到法国威胁。

不过路易和利奥波德在没有补偿条件之下是不愿同意由约瑟夫·斐迪南继承王位的，所以在一六九八年十月，为了克服这些阻难，决定采取折中方案，由法国，英国和联合省，共同签订了《第一次瓜分条约》。依照条约，西班牙帝国的大部分都给与约瑟夫·斐迪南，米兰给与查理大公，法国则分到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虽然大致是对奥地利方面有利，但是利奥波德却拒绝放弃其儿子对整个西班牙遗产的继承权，而西班牙人也激烈反对任何形式的瓜分——这当然也是人之常情。

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一六九九年二月，约瑟夫·斐迪南突然死了，使局势急转直下。路易和威廉就开始草拟第二次瓜分条约。这一次决定让查理大公成为西班牙和印度群岛的国王兼尼德兰的统治者；法国接管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洛林公爵把洛林让给法国，这实际上早已是法国的领土，为了补偿，就把米兰给他。

利奥波德再次表示了拒绝，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行。此外，英国商人也强烈反对把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给法国，因为他们认为这将使地中海对英国船只关上大门。西班牙也仍然反对瓜分计划，并决定宁愿把西班牙王冠献给菲利普而不献给查理，因为他们觉得路易能比皇帝使西班牙帝国获得更多的保护。

危机终于爆发了。一七〇〇年十一月一日，查理二世逝世，根据他的遗嘱，他把整个帝国都给与菲利普，但却有一个附件，假如路易不愿以菲利普的名义接受，那么这个帝国即应给与查理大公。就是说如果路易拒绝接受，那么法国就会回到查理二世时代的旧有情形，受到完全包围。所以路易此时已不能顾虑条约上的义务，除了接受这个遗嘱更无选择余地，就决定派菲利普前往马德里。接着在一七〇一年二月，以保护他们为借口，路易又侵入了西属尼德兰，也占领了米兰。他又采取了一个行动，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他占领了荷兰边界要塞，这是有条约保障的。（注：这是在尼德兰境内的一条要塞线，依照《赖斯韦克条约》，应由荷兰部队据守。）

若是说这个行为还不够刺激，他又禁止英国商人从事对美洲的贸易，这就是说英国必须挺身而出，否则它的商业繁荣就会被法国夺去了。

对这些侵略行为的答复就是一六八九年的大同盟复活。一七〇一年九月七日，英、奥和联合省在海格签订了条约。在原有形式上，同盟承认菲利普统治西班牙和印度群岛，条件为法西两国永远保持独立，决不合并。此外奥地利应分得米兰，那不勒斯，西西里和尼德兰。他们还要求菲利普应保证同盟国仍享受在查理二世时代所有的商业特权。另外又与普鲁士国王汉诺威选侯以及其他日尔曼诸侯签订条约，由英国和联合省供给军费来召募部队。

大同盟成立十天之后，英国废王詹姆斯二世在圣日尔曼-莱昂逝世，路易不愿受《赖斯韦克条约》限制，而是承认他的儿子为英王詹姆斯三世。如果说这对英国的刺激还不够强烈，他更进一步禁止英国货输入法国。英国马上采取了报复行动。英国下议院在两年前已解散了大多数陆军，现在又投票通过大量军费以召募四万名英国水兵和四万名陆军，其中一万八千人为英国人，其余则为外国人，由英国供给军饷。战争的准备日益积极。正当此时，威廉三世坠马负伤，于一七〇二年三月八日逝世。继承他的是他的姨妹，詹姆斯二世之女安妮公主（一七〇二——一七一四年。）

谢选骏指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是一个特大奸贼，不仅是基督的叛徒，而是文明的敌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就是为路易十四家族准备的厚礼。其实，不仅法国如此，欧洲各国和西方文明如此，所有拥有权力的人们都会如此——国家、王权与帝国的上述纠结也可以说明，国家、王权与帝国甚至人民主权，一旦获得独立发展的空间，都会变成上帝的敌人，而不再是上帝的仆人了。

【第四章：布伦海姆会战】

表面看来，威廉三世之死使法国占了优势，使其期望的统一局面有了确实希望——英格兰的统治者成了个没有特殊能力的女人，联合省为之震惊，而帝国（奥地利）也仍然显出年老无能的常态。可是世界上总有奇迹发生，上帝注定要由一个人来扭转乾坤，他就是约翰·丘吉尔·马尔波罗第一公爵（1650-1722年，他于1702年晋封公爵）。更巧的是他还有个能干的帮手——他的妻子莎拉·叶琳格丝，能够深得女王信任，对国事的指导具有重大影响。

他是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的儿子，1650年6月6日生于阿什，1667年从军，到1701年8月8日，威廉三世任命他为驻联合省大使兼联军总司令时为止，其间他曾经历过多次陆海战役。这些经验对他来说非常宝贵，让他对战争的现实有所认识，加上他见多识广，所以对法国人的性格也有深刻了解，以后他对自己的对手常能判断如神。

在证明自己是当时英国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之后，他很自然成了同时代许多小人物的妒忌对象。虽然如此，他的德行也并非无可指责，在他的时代，权谋也是成功的基础，如果他不那样做，就不可能升到如此高位。所以我们判断人才时，必须以他所处时代的标准为准则。有人指控他是投机小人，曾经阴谋叛国，当然他曾与流亡在圣日尔曼-莱昂的废王派通信，可是到1701年，威廉三世却任命他主持军政。这个选择很聪明，因为这种军事和外交上的重任所需要的正是机智绝伦的性格。

不管在人格方面得失如何，以军事艺术和治国之道而论，马尔波罗在当时确实高人一等。他有礼貌和耐性，对愚蠢的人能很愉快的容忍，在天才中很少有人能做到这点。虽然他有至高的勇气、活泼的想像力和充分的常识，但是最难能可贵的特点还是他的自制力。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他心智失衡，不管是同盟国的老顽固也好，愚蠢的政客也好，或是敌人的运用能力也好。以军事艺术而论，他有罕见的魄力，能对战争进行总体观察，他能够把海权与陆权，战略与政策都融为一体。没有任何事情能逃过他的眼睛，即使在战术方面或行政方面，任何细节都不会被他忽视。他是谋略家，经常使敌人感到神秘莫测；他也是管理家，他的部下对任何东西都不会感到缺乏。在策划战役时，他可以忍受无限痛苦，在执行计划时，他又能不惧任何困难。在他那个时代，大家都相信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而他却总是设法引诱敌人接受会战，最后更证明了有活力的进攻通常也就是最理想的防御。一个同时代的人对他这样评论（见佛德蒙亲王致威廉三世书）：

“寇克有火气，拉尼尔有思想，马凯有技巧，柯尔切斯特有勇气，但是对马尔波罗公爵却很难加以适当评论。他的性格中似乎有一种无法说明的因素，上述人等的美德好象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在军事方面他实在是个全才。”

罗伯特·帕克曾在马尔波罗麾下服役。他也有下述评论：

“至于马尔波罗公爵，所有人都同意法国将领中没人是他的对手，连法国人本身也有同感。这在他的十次战役中都有确证。他从来不会让机会溜走。在所有情形中，他都具有清晰的判断和预测的能力，他从来不打没有胜算的会战，从来不围攻没有必克把握的城镇。他的态度乐观，心智清明，脾气冷静，即使在会战高潮中，思想还是同样敏锐惊人。”

这就是那个为部下所敬爱，被称为“约翰伍长”的人。最值得玩味的，是一百年之后有另一个最杰出的人物，也被他的部下称为“小伍长”（指拿破仑）。这个伍长实在是那个伍长的先驱，也可以说是古斯塔夫大王的继承人，因为他打破了十七世纪末的战争公式，又回到了那位瑞典国王的老路上，所以马尔波罗也为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做了开路工作。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应首先分析从1648年以来在战争艺术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在这一时期，交通还是停留在原始状态，陆军数量依然不太大，因为骑兵仍然是决定性兵种，所以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粮秣影响。水运和草地是最重要的，此外还有弹药库的建立，结果使围城战压倒了野战，使大家公认防御要比攻击更重要。由于希望避免会战，所以又导致“闪避战略”，这是重视机动而非战斗的。杜伦尼

（1611-1676年）是这种战略的名家好手，但却并不是其奴隶。但是他最著名的对手蒙特库科利（1609-1650年）却定下了这样的原则：“成功的密诀就是要有一个坚固的实体，无论在哪方面都是如此强硬而不可透入，好比一个机动的要塞，可以随时阻止敌人，而且还应有自卫能力。”

马尔波罗却摆脱了这类战争形式，回到了古斯塔夫的进攻战略和克伦威尔的进攻战术上。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具有丰富的想像力，能够认识到这个时代的军事变革并了解其意义。从1648年以来，出现了两个最重要的变革：（一）普遍采用燧发枪；（二）用刺刀代替了长矛。（“刺刀”一词可能是由“Bayonette”一词演变而来，这是十五世纪末在巴约制造的一种短匕首。1647年在历史上首次提到枪上的刺刀，这种刺刀插在枪口中，使火枪不能同时发射。1663年在丹吉尔之战中英军就使用过。到1687年，沃邦才建议路易十四采用“接合式”刺刀，这种刺刀可以装置稳定而又不妨碍射击。两年后，法国陆军全部采用了这种刺刀，1697年以后英德两国也采用了。到1703年，英法两国也已完全取缔了长矛。霍姆上校说：“刺刀的出现代表中世纪的结束和近代战争的开始。这把十二英寸长的短刀使战术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除燧发枪兵以外，1667年又新创了一种掷弹兵，以后也编成连，每个营配有一个连。所以在1650到1700年共有四种不同的步兵——即长矛兵、火枪兵、燧发枪兵和掷弹兵。到1703年又缩减成为一种主要形式，都使用燧发枪和接合式刺刀。

兵器数量的减少使队形和战术都大为简化，火线均为四列，通常也用三列，代替了纵队和六列的横队。一个营通常为八百人，在组织上分为左右两翼，每翼又分为连，排和组。英军一排为五十人，而法军则为一百人。过去是一列连续的放枪，现在是各连或排在接近射程三十步到五十步时才开始射击，然后在浓烟掩护之下用刺刀冲锋。

马尔波罗认识到这些变化都对进攻有利，所以他的战略和战术都以进攻为主。用持续的步兵攻击先把敌军钉住，然后再用骑兵的冲力将其击破。他的骑兵中队分为三线，如同克伦威尔的骑兵一样，手持刀剑疾驰冲锋。在布伦海姆之战中，帕克记载说：“骑兵奉命首先缓缓前进，到了与敌人非常接近时才拚命向敌军冲击。”卡尼也说：“马尔波罗只准每名骑兵在一场战役中携带三发弹药，这是专门用来在马匹吃草时供掩护用的，而不是为了进行正式战斗。”此外对步兵则特别重视射击训练。应该记住马尔波罗指挥的军队是由许多不同国籍的人员组成，荷兰、日尔曼和英国人都有，这也使他增加了很多困难。

战争开始时，英国陆军和海军不同，兵员并非强迫征召。每个上校（团长）自己召募部下，所有薪饷被服都包发给他，所以造成了广泛的腐败情形，部队常常由罪犯充数，所以纪律必须十分严厉。特里·威廉提到有一名士兵在1712年奉命应鞭笞12,600次，但是打到了1,800次时，他已快要死了。在1703年到1704年之间，英国逐渐通过了一套征兵法案，于是这种召募方式被取消了，在某种限度内承认强制征兵合法。通常是在夏季作战而在冬季补充兵员和训练他们学会当时那种复杂的操练。

1702年5月15日宣战，马尔波罗面临的情况，其困难程度可说是前所未有。法西两国形成了统一阵线，而大同盟却分裂成为两个集团，一个是英国与联合省，另一个是奥地利。在奥地利以西为巴伐利亚，虽守中立但态度颇值得怀疑；巴伐利亚与法国之间隔着巴登，其统治者马格拉夫·路易却决定站在利奥波德一边。在奥地利东面是匈牙利，正为叛乱所苦，南面则是意大利境内的西班牙人，所以奥地利正在三面受到威胁，又因为萨伏依的维克多·阿曼达斯二世也与法国缔结了同盟关系，由于这个便利，法军早已占领了波河上游，可以对在米兰的西班牙人进行增援。从全局上看，法国占有内线便利，可以分别向联合省或奥地利出击，西班牙可以直接支援法国，或是以意大利为基地与奥地利作战。

马尔波罗的战略任务，第一是要阻止联合省遭受法军蹂躏，第二是防止奥地利被法西联军击败。前一个任务要求用联合省作为作战基地，在北面击败法军；后一个任务则须在南面击败西班牙。关于后一个任务，由于在1701年6月葡萄牙已与法西两国缔结同盟，所以西班牙的地位已经大为增强。因为英荷两国海军已不再能利用葡萄牙的港口，所以无论在伊比利亚半岛或是意大利境内，要想对西班牙进行攻击，其先决条件必须是在地中海或其附近获得一个海军基地。

为了适应这种战略情况，马尔波罗决定了一个两面的计划。

（一）因为巴登的路易挡住了黑森的隘路，所以他决定攻击薄富尔元帅率领的9万法军。他们正占领着马斯河上的一切要塞——只有马斯特里赫特例外——并且也占领了科隆选帝侯国，也就切断了联合省与奥地利之间的交通线。

（二）同时，罗克将军和一支英荷合组的远征军应攻占加的斯，并为舰队建立一个基地，从这里进一步企图获得地中海的控制权，以切断西班牙与意大利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并从南面威胁法国。

1702年的战役从意大利境内开始，指挥帝国陆军的欧仁亲王（1663-1736年）发现旺多姆元帅指挥的法西联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使他很难维持在默顿的位置。接着在7月，马尔波罗率领4万人开赴战场，因为配属在他司令部中的荷兰代表既懦怯又顽固，所以错过了四次机会，使他未能把敌人引上钩。虽然如此，法国却已被赶出马斯河和下莱茵河流域，列日以下的马斯河都已通航无阻，若非如此，则1704年对多瑙河的远征将成为不可能。

8月，罗克的海军出现在加的斯前方，陆军14,000人由奥蒙德公爵率领，但由于计划错误和缺乏主动精神，人员的行为也很卑劣，所以攻占这个港口的企图终成泡影。在返航时的10月，为了掩饰这次失败的耻辱，对维哥进行了一次临时攻击。法军损失很重，船只不是被焚毁就是被俘虏。虽然维哥不足以据守当作基地，可是这次突袭所完成的工作却几乎可以与攻占加的斯相比拟。但是因为此前恰好又发生了另一个事件，结果使其成功完全被抵销。9月，巴伐利亚与法国合作，条件为马克西米利安·伊曼纽尔的领土应大量扩张，而且一旦皇帝利奥波德被击败，就应由他继承帝位。也就是由威特尔斯巴赫王室代替哈布斯堡王室。这个同盟使路易十四可以由防御转为进攻，并一直前进到维也纳。

马尔波罗已经控制了马斯河和莱茵河下游，于1703年侵入科隆选帝侯国，并于5月18日占领波恩。被召回尼德兰之后，他那个构思精巧的占领安特卫普计划又因为荷兰将领柯贺恩的不服从而被破坏。此时，法国元帅中最能干的一个——维拉尔斯——于1702年10月14日已在弗雷迪林根击败了巴登的路易，并于1703年春季攻占斯特拉斯堡对岸的基尔，越过黑森，并于5月在乌尔姆附近与巴伐利亚选帝侯会合。他主张立即向维也纳进攻，但这位选帝侯却加以反对，他把自己的部队开往蒂罗尔，企图将这块土地并入巴伐利亚版图并搜集增援兵力，建立巴伐利亚与意大利之间的联系。此时，维拉尔斯监视着路易以掩护这个作战。而路易正从斯托尔霍芬前进，并已与斯泰罗姆元帅率领的19,000名奥地利军队会合。同时在波河的旺多姆也奉路易十四的命令，取道布雷讷隘路，想与这位选帝侯携手，以把战争带入奥地利帝国的心脏部分而结束战争。旺多姆浪费了许多时间，到8月，巴伐利亚留在蒂罗尔的骑兵终于被赶出来了，同时蒂罗尔的山地部队也阻塞了布雷讷隘路，旺多姆就不能达成会师任务。

假如巴登的路易和斯泰罗姆能趁巴伐利亚选帝侯不在时联合进攻，那么维拉尔斯就有可能被击败，但是他们却愚蠢地分散了兵力。维拉尔斯在奥格斯堡首先击退了马格内夫的进攻，然后再于9月20日在赫西施泰特使斯泰罗姆遭受决定性失败。路易也立即放弃了奥格斯堡，退回宿营过冬，虽然季节已经太迟，不适宜继续作战，可是维拉尔斯仍然劝巴伐利亚选帝侯再进行一次突击维也纳的企图，因为匈牙利的叛乱正使奥地利人感到头痛。但是这位选帝侯不肯听从，双方发生了激烈争吵，结果维拉尔斯被召回法国，而由一位能力极低的马尔辛元帅代替。同时，塔拉尔元帅占领了老布赖萨赫，11月间又占领了兰道，这使法国本土与在巴伐利亚境内宿营过冬的4万法国部队之间的交通情形大为改善。到1703年终时，奥地利已经困难到了极点，利奥波德只好把欧仁从意大利境内召回，并将拯救帝国命运的重责全部交托给他。

不过同盟方面也有两件有利的事情，可以部分抵销这些灾难。第一是葡萄牙与法国脱离了关系，第二是萨伏依背叛了法国。第一件事应归功于英国驻里斯本大使梅休因父子。他们巧妙地使用外交手段，再配合维哥突袭的心理效果，使葡萄牙的彼得二世转移到联军方面，于5月签订了《梅休因条约》。依照条约，葡萄牙同意接受英国的布匹以交换葡萄酒，而同盟则同意派一支英荷联军前往里斯本，并宣布拥立查理大公为西班牙国王。

至于萨伏依，维克多·阿曼达斯对法国的诚恳一向都表示怀疑，而且觉得法国越强就越不可靠。当旺多姆要求把图林交给法军占领时，他就决定倒向联军方面，于10月25日与皇帝签订了条约。这个事件的重要性在于：至少就目前而论，奥地利的南面侧翼有了安全保障。

尽管有这些重要收获，可是在1703年秋天，情况还是非常危急，所以马尔波罗警告说除非他的部下肯服从命令，否则他就不再指挥下去。10月12日他写信给荷兰代表吉尔德马森说：“我认为这是我的责任，也是为了同盟国的公共利益，我必须告诉你，根据过去的一切经验，我们知道我军殊少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纪律。除非这一点能有所改善，否则将毫无希望。”随后他回到英国去思考来年的计划。

现在马尔波罗已认识到在未来的战争中，法国的企图必然是要把皇帝逐出战争。这个目的达到之后，他们就可以将大部分兵力集中到尼德兰。作为预防措施，马尔波罗的任务就是设计一个战略，一方面拯救皇帝的危难，而另一方面又能为荷兰人所接受，如果不行，那么至少应能瞒住他们。前两次战役的经验使他认识到，因为法军的战线和要塞是如此坚固，所以要想在尼德兰获得迅速胜利似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认为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把军队移到多瑙河上游阻止法国人和巴伐利亚人向维也纳进攻。他明白那里是主要的决斗战场，而且也认识到荷兰人永远不会同意他到那里去，而且即使他们同意，这种运动也还是非常危险。不仅距离遥远，一支大军很难迅速通过，而且这种运动还包括越过法军中央部分的侧翼，而马尔波罗手中的唯一掩护兵力就是路易的那支小部队，他们现在驻在斯托尔霍芬，显然不能胜任这个任务。所以这次行军的最后目的，不仅应使在摩泽尔河和阿尔萨斯境内的法军蒙在鼓里，而且同样也不能让荷兰人知道，否则他们马上会大感惊恐。

此外，为了遵照《梅休因条约》的规定，他决定派罗克护送查理大公率领一支远征军先去里斯本，他们登陆之后，罗克的舰队即应继续进至利维拉，利用萨伏依的陆军，并与法国境内的叛军联合起来向土伦进攻，以击毁该港的法国舰队，并把法军向南方吸引。（差不多在1704年2月底，罗克和远征军到了里斯本，军队登陆之后，大公即被宣布为西班牙的查理三世——这就是前后历时八年的半岛战争的开始。罗克的舰队进到土伦，但他发现萨伏依公爵不能拨出任何部队来参加联合行动，于是就回到直布罗陀海峡。在那里他接受了强大增援，使舰船数量增加到五十艘以上，就决定进行一次他一直想干的冒险勾当——攻占直布罗陀。8月4日略经困难之后终于达到了目的，因为这个岩岛的防御并不坚强。三星期之后，他在贝莱斯马拉加的海外击败了图卢兹率领的法国救兵，这支舰队也有五十艘战船。这一战使英国人赢得了地中海的控制权，在此后的战争中，法国对英国在地中海的优势再没有作进一步挑战。）

到底是谁最先提出应在多瑙河进行主力攻击的事实已不可考。寇克斯在《马尔波罗公爵回忆录中》说：“作出这个决定的是欧仁亲王，马尔波罗曾与他密商全盘战役计划。”这种说法似乎不确切，因为那时马尔波罗和欧仁还未相识，而且没有通信作为这种说法的佐证。已知的事实是，在1703年8月，马尔波罗1704年的战役计划是取道摩泽尔河侵入法国，同时在那年秋天，他接到帝国大使拉蒂斯瑙伯爵的许多通信，指出如果没有帮助，维也纳的丧失将成定局。虽然如此，似乎直到1704年3月，马尔波罗还是坚持他的摩泽尔河计划。1月，他又通过海牙与荷兰当局商谈，他们担心联合省会失去掩护，所以强烈表示反对。他于2月回到英国后，继续接到拉蒂斯瑙伯爵的紧急呼吁。最后到4月，拉蒂斯瑙直接送了一个备忘录给安妮女王，说：“因为巴伐利亚选帝侯已经获得了法国的大量援军，所以帝国的处境已经十分困难。所以请陛下命令马尔波罗公爵迅速增援。”此后马尔波罗才开始提到这种观念。最后多瑙河战役计划终于代替了那个摩泽尔河计划，新计划的一部分就是启用欧仁亲王代替斯泰罗姆，奉皇帝之命他应前进到日尔曼战场与马尔波罗和路易并肩作战。

马尔波罗对这个计划极力保密。1704年4月21日他回到联合省。他于5月10日到了马斯特里赫特，在那里他发现情况是这样的：面对他的维勒鲁瓦部队位于米海根之线以内（即安特卫普-迪斯特-那慕尔之线）。只有柯基尼斯伯爵率领1万人看守摩泽尔河。在维也纳周围所有帝国陆军约为3万人，在乌尔姆有巴伐利亚选帝侯和马尔辛元帅率领的45,000人监视着他们。在4月，有1万多法军取道霍伦萨尔，越过黑森与他们会合。巴登的路易正率领3万人驻在斯托尔霍芬，不足以阻止敌军援兵前进，欧仁手中只有1万人，但并未设法阻止敌人前进。为了掩护这支增援部队并保护法国与巴伐利亚之间的交通线，塔拉尔率领3万人布置在斯特拉斯堡和基尔。

尽管敌军的兵力分布已经很难对付，但最大的困难还是荷兰人。为了使自己不受他们牵制，在离开英国之前，马尔波罗首先决定所有由英国发饷的部队均应由他本人直接指挥。这是一个重要决定，因为他一告诉荷兰代表说未来的战役将在摩泽尔河进行时，他们马上就开始阻止他。虽然如此，他还是把联合省的防务和7万人的兵力交给奥费奎尔奎将军，然后把他自己部队的第一个集中点定在科伦以西二十英里处的贝德堡，时间是5月16日。

他指挥的部队总数为90个骑兵中队和51个步兵营，其中分别有19个中队和14个营连同火炮38门是由英国人组成的。他从贝德堡写信给英国驻维也纳的代表斯提普尼先生，要他向皇帝报告他进军多瑙河的意图，但却嘱咐不要让荷兰人知道。5月18日，他检阅了部队，两天后就向莱茵河进发。5月23日他进入波恩。他在那里得知维勒鲁瓦已经渡过马斯河，正在骚扰胡伊，马尔辛也已经获得增援。而奥费奎尔奎却发挥了主动精神，正在输送援兵给他。帕克对这次进军有如下记载：

“我们时常连走三天，有时四天，然后休息一天。通常总是凌晨三时开始行军，每天走四个里格或四个半里格（一里格约合三英里），大约在晚上九时到宿营地。因为我们在同盟国中行军，所以有指定官员为我们的人马供应一切必需品。我们到达之前，这些东西就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军人根本无事可做，除了撑帐幕、煮东西以外就是躺下来休息。的确，从来没有哪次行军比这一次更有秩序和纪律，人马也不疲倦。”

5月25日，马尔波罗和他的骑兵到达科布伦茨，四天后他的步兵也赶上来了，于是不向摩泽尔河前进，全军越过两座浮桥，改向美因茨进发。照帕克记载，所有人都感到莫明其妙，法国人也一样，他们猜测敌人是向菲利普斯堡进军，因为最近在那里造了桥。6月3日，骑兵在获得部分日尔曼部队增援后，在拉登堡渡过了尼卡尔河，6月7日，不再向菲利普斯堡前进，全军从魏斯罗赫转向辛泽姆。现在最后行动已经无法保密了，马尔波罗这才把他的真正意图告诉荷兰当局。法将塔拉尔本在兰道等候，以便当他在菲利普斯堡渡过莱茵河之后予以迎击。所以听说他调换方向之后不免大吃一惊，而法国宫廷在巴黎获得消息之后的反应也一样。现在黑森保护着右翼，马尔波罗开始直向劳芬前进。

6月10日到达蒙德尔斯海姆，欧仁亲王和巴登的路易也在那里会师。6月27日进入金根，开始分配职务，决定由巴登的路易与马尔波罗一起作战，而欧仁则控制莱茵河，以防维勒鲁瓦和塔拉尔增援巴伐利亚部队。马尔波罗的兵力总计约7万人，分为200个骑兵中队，96个步兵营和48门火炮，在前进了250英里之后，才终与敌军接触。

敌军共约6万人，由马尔辛和选帝侯指挥，正在乌尔姆东北25英里处的迪林根挖掘工事。欧仁只率3万人留在斯托尔霍芬一线，面对着留在斯特拉斯堡的维勒鲁瓦所部约6万人。

6月30日，马尔波罗进到巴尔默色芬，7月1日又到了阿姆迪根，位于要塞多瑙沃特以西约15英里。多瑙沃特是一个重要据点，他必须赶紧加以占领，因为一旦占领该地，他就可以到达通往讷德林根的道路以开辟另一条新的交通线，并且也可以在多瑙河上占领一个桥头堡以打通到奥格斯堡和慕尼黑的道路。若想对多瑙沃特实施围攻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必须花费好几个星期时间。而且当马尔波罗围城时，塔拉尔不仅可以切断他的交通线，而且还可以打击他的后背，并与马尔辛等人前后夹攻。早在6月30日，选帝侯已匆匆派了德·阿佐元帅率领14,000人经多瑙沃特到达舒伦堡，这是一个卵形小山，正好控制着这个要塞。

既然不能围攻，所以马尔波罗决定实行突击，尽管部将反对，因为经过15英里行军后，部队一定已经疲惫不堪，可是他仍然命令于7月2日攻下舒伦堡。他认为如果赶紧攻击，不仅可以使德·阿佐损失二十四小时的时间，而且在这段时间内马尔辛和选帝侯也可以在迪林根渡过多瑙河，进到北岸以增援舒伦堡。从战略上来说，整个问题的关键就是马尔波罗到多瑙沃特的距离要比马尔辛等近10英里。因为这等于在行军上占了半天便宜，所以他决定不听诸将劝告，将攻击日期定在7月3日。

7月2日清晨，英军前卫开出阿姆迪根，道路漫长而糟糕，一直走到正午才到了多瑙沃特正面的沃尔-尼茨河，架桥搁误了三小时。为了使德·阿佐误以为在7月3日以前他不会遭到进攻，所以就在这里架设营帐。此时，马尔辛和选帝侯为了支援多瑙沃特已开始前进，而德·阿佐则忙着挖掘战壕。

马尔波罗的攻击计划既简单又大胆。他决定从西面攻击舒伦堡，这是它最强的一侧，不仅因为这一面与他最接近，而且因为这边也受到多瑙沃特的保护，是敌人认为最安全的一面。他集结了两个纵队，左面一个主要为英国步兵，负责突击工事的西北顶点或把它攻破，若不可能，则用激烈的攻击把德·阿佐的预备队吸引住，以便为右面纵队开路。右面这个纵队在马格内夫指挥下从多瑙沃特与舒伦堡西南顶点之间前进，以便从后方攻击这个阵地。

上午五时，马尔波罗的炮兵开火了，但是直到过了一小时又一刻钟之后，戈尔中将才率领左纵队前进，6千人共分三线，以8个营为支援，8个营为预备队，只有35个骑兵中队。据当时一个目击者的叙述，经过如下：

“我们前面的斜坡是如此险陡，所以当敌人（英军）纵队开始前进时，就失去了踪影，等到再看见他们的时候，距离我们的堑壕只有两百步了。他们前进的速度，加上他们的喊杀声，真是气势惊人。当我听到之后，命令我方也冲锋以掩盖他们的声音，使其不对我们的部队产生恶劣影响。英国步兵奋勇攻来，一直冲上防壁，但是我军的抵抗勇气也可与他们相等。第一次攻击历时一小时以上，对激战的情形很难叙述。双方都在进行极其惨烈的肉搏，死伤枕藉，这种地狱般的惨状真是难以形容。”

这次突击被击退了，英军退到丘陵以北的谷地中。接着第二次突击和第三次突击也一样，虽然如此，攻击者花了重大的代价，却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这就是吸引住了德·阿佐的预备队，也就是说为右翼纵队打开了通路。

多瑙沃特的守军指挥官，本应防守连络要塞与旧堡（古斯塔夫所建）之间的掩护防线，这恰好挡着舒伦堡的西南侧翼，现在他却反而把兵力撤入主要要塞。这不仅便利了马格内夫的前进，而且因为地形关系，舒伦堡的守军也无法了解这些运动，此外，德·阿佐也认为他已稳操胜算，因为到夜幕降临时，将有强大增援从奥格斯堡开到。现在已快到夜间7点钟，沿着丘陵南面，只有内坦科特一个团的兵力成单线布防。柯罗尼记载道：

“大约在傍晚7点半，他们到达距我方侧翼枪弹射程内的地域，我方几乎没人认为这种事情可能发生。我突然注意到我方步兵作了一个很特殊的行动，突然立即停火了。我向四周一看，想发现行动的原因，就看到有几列步兵，穿着灰白制服，在我方左翼出现了。因为他们停着不动，从衣服和方向上来看，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援兵到达了，其他人也都与我的判断相似。”

这时，马尔波罗开始进行最后一次突击，敌军夹在两条火线之间，终于崩溃了。最后，那35个中队的骑兵也发动追击，于是敌军损失惨重，大败而逃。这样就结束了这个十分冒险的会战，这也证明了拿破仑所说的，在战争中没有冒险就没有胜利。一共花了一个半小时就结束了，等会战结束之后，选帝侯的援兵才赶到，但只能坐看德·阿佐被歼灭，他一共损失了1万多人。马尔波罗的损失也很惨重——死1,400人，伤3,800人。

会战的结果也可以与其战略和执行的冒险程度相称。多瑙沃特陷落了，通往讷德林根的道路和多瑙河上的桥梁都已到手。同时获得了一条退却路线和一条进入巴伐利亚的前进路线。听到战败的消息之后，这位选帝侯立即拆毁莱希河上的桥梁并在奥格斯堡掘壕固守。马尔辛向塔拉尔求援，塔拉尔于7月1日已经渡过莱茵河，7月16日，正要围攻维尔林根时听到这次惨败的全部消息。7月22日他解围向乌尔姆前进，于7月29日达到。这个运动立即使欧仁处于极其困难的地位，因为本来他应追踪塔拉尔，但同时又要监视维勒鲁瓦。于是他向北前进，于7月27日到达到图宾根，目的是想欺骗维勒鲁瓦，使他相信他不是在追踪塔拉尔。接着他在斯瓦比亚丘陵中失去踪影，率领全军向多瑙沃特进发。

重要桥梁到手之后，这场惊人会战的第二幕也展开了。因为塔拉尔已快到了，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设法引诱巴伐利亚选帝侯出战——这也可以证明马尔波罗的情报很完善，当法军越过莱茵河两天之后，他就已经获得了消息。因为巴伐利亚选帝侯拒绝会战，加之塔拉尔仍在战场上，所以马尔波罗也不能进行围攻，于是他在7月8日渡过莱希河，开始蹂躏巴伐利亚，对居民采取恐怖手段，使他们纷纷向他们的选帝侯要求保护或和平。7月13日，在选帝侯夫人劝诱之下，选帝侯已经准备讲和，可正当此际又听说塔拉尔到了。所以他继续战斗下去，但却很愚蠢地分散其大部分兵力来保护他的领地。这对联军而言当然是一个具体的利益，但现在塔拉尔已接近，秋天也快到了，而英国国会在11月又将集会，所以马尔波罗必须赶紧获得一场胜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马尔波罗必须摆脱马格内夫的牵制，因为他智力迟缓，而且也难以信任，所以他假装同意围攻因-格尔斯塔特。7月31日，他写信给欧仁亲王说出其计划大纲：他应派遣一个支队去协助马格内夫围攻因-格尔斯塔特，而欧仁和其余兵力则与马尔波罗会合，不仅是为了掩护围攻，而且更要引诱塔拉尔、马尔辛和选帝侯的联军进行会战。

8月10日星期六，塔拉尔及其同盟军开始向北运动，想在迪林根渡过多瑙河。第二天，欧仁从他设在姆斯特的营地——距多瑙沃特只有两小时行军里程——写信给马尔波罗说：“敌人已经行军了。可以判断其全军都会在劳恩根渡过多瑙河，迪林根平原上已经挤满了部队。所以我决定在今夜命令步兵和一部分骑兵，开进到我在多瑙沃特前方所指定的一个营地。一切的关键就是速度，希望你明天赶来援助我，否则恐怕会太迟了。”马尔波罗立即出发去支援他的同僚。

此时塔拉尔已经进到赫西施泰特，沿多瑙河向下行军，距迪林根约5英里，在那里听到马尔波罗与欧仁会合的消息。因为马格内夫不在一起，选帝侯（名义上的总指挥）就假设马尔波罗会退向讷德林根，于是力主攻击。塔拉尔却怀疑这个建议，只同意采取折中方案——向下游前进三英里，到达布伦海姆村略西的一个位置；他们在8月12日到了那里。然后他们就自己安慰自己，认为胜利已经在握，幻想马尔波罗会被迫撤退。正如泰勒在《马尔波罗战史》中指出的，他们不相信欧仁和马尔波罗会那样不遵重战争规律，对一支占有坚强阵地而且数量占优的敌军，居然敢于发动正面攻击。那天夜间，在法巴联军营地中，胜利的情绪达到了高潮，谁都相信马尔波罗和欧仁一定会撤退。

法巴联军的营地设在一个平缓高地的坡顶，在一条叫尼贝尔的浅沼溪流以西，相距约一英里。右翼倚在布伦海姆村，接近多瑙河，塔拉尔的司令就设在那里。有一条泥泞的毛威尔小溪通过该村。在尼贝尔河左岸向上游约一英里半是安特格瑙村。再进一英里半是奥布格瑙村，马尔辛的司令部设在此处。奥布格瑙以西又隔一英里半，就是在破碎地区中的鲁特青根，那是选帝侯司令部所在地。所有这些营地被这四个村庄（或堡垒）所保护，而尼贝尔河在布伦海姆和奥布格瑙两个村庄前方又构成了一道护城河。从防御观点来看，这是一个坚固的阵地，右翼有多瑙河，而左翼则有森林和丘陵掩护。

8月12日拂晓，马尔波罗用望远镜观察敌军营地，照米勒报导：“大约下午一点钟时，我们可以看见敌人在扎营，从布伦海姆到鲁特青根都可以看见他们的营帐。”双方兵力的确切数字已不可考。米勒估计联军为52,000人，法巴军为60,000人，丘吉尔在《马尔波罗传》中估计联军为步兵66营，骑兵160中队，火炮60门（马尔波罗本人所说的数字为65营），共为56,000人；而法巴军为步兵84营，骑兵147中队，火炮90门，共约6万人。

当法巴军营都已安寝之时，联军方面却正忙碌不堪。8月13日凌晨两点钟。联军每部分各组成四个纵队，前面有40个中队骑兵，开始沿小路向西进发，一小时后利用已架好的桥梁渡过基塞尔溪。这时黑暗而且有雾，欧仁在右而马尔波罗在左，炮兵和工兵则沿大路向赫西施泰特前进。在塔夫汉小村西面不远处的莱亨小溪略停了一下，以便收回前哨兵力，共为20个营和15个中队，包括3个英国步兵旅在内。他们构成九个纵队在左面前进，由寇特斯勋爵指挥。继续前进到施韦林根，又停顿了一次。马尔波罗和欧仁带了大约40个中队的骑兵前进到沃尔佩茨特塔滕以北的高地去侦察敌情。现在已经六点钟，再过一个小时，雾升起了，敌人这才惊醒过来，放了两炮。

突袭可说非常成功，直到现在，两位法国元帅和选帝侯还沉醉在他们自己的假设中，仍认为敌人非撤退不可，所以首先还是判断这是掩护主力退却的行动。甚至到大约7点钟时，塔拉尔写信给路易十四还是说敌人已经撤退。直到敌军仍不停止前进时，塔拉尔才突然认识到真象，立即下令准备战斗，接着法巴阵营中就紧张万分。据当时目击者的报导，对这次突袭有如下记载：

“首先放号炮召回采集补给的部队，战鼓雷鸣中，大家都来不及拆营，赶紧在营前列阵。在忙乱中大家都感到混乱和害怕，那些突然听到号炮归来的人也都没有斗志。敌人的突然出现使指挥官神经失常，尤其是已经进入宿营过冬的期间，都在收拾抢来的财富。对这样一场大规模会战，如果事先毫无准备，那当然居于不利地位。”

大约八点半钟时，联军进到了敌军炮火射程之内，英国炮兵也开始还击。此时，塔拉尔匆忙决定了他的计划，因为时间太短不能变更部署，就转而采取防御。除两翼有良好的保护——多瑙河和森林丘陵，而且四英里长的正面上又有沼泽式的尼贝尔河，他的部队与选帝侯及马尔辛没有照习惯联成一线，而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这是时间仓促的缘故。

塔拉尔决定：他自己防守右翼，从多瑙河到奥布格瑙村为止（不包括该村本身），马尔辛守中央，选帝侯则在左翼。他还决定左翼和中央都应尽量接近尼贝尔河右岸，阻止敌军任何渡河企图。至于右翼则退后1,000码，以便让敌军左翼渡河后，可以受到布伦海姆和奥布格瑙两面火力的夹击，然后法国骑兵再从正面加以突袭，就可以把敌人逐入沼地中。虽然这个计划有许多地方可以批评，可是考虑到时间仓促，那么这个计划如果用来对付一般普通的敌人，似乎也算合理。

依照这个计划，塔拉尔又把兵力分配如下：

（一）布伦海姆，用9个营步兵担负防守，以7个营支援，而以11个营充当预备队，留在该村后方。

（二）在布伦海姆与奥布格瑙之间展开了44个中队的骑兵（共5,500人），分为两线，以9个步兵营和4个中队的龙骑兵支援。

（三）在左面，把马尔辛的骑兵32个中队，再加上14个营步兵，布置在奥布格瑙。

（四）在奥布格瑙的左方为32个中队和17个营——也属于马尔辛。

（五）最后由选帝侯指挥，共51个中队和12个营，布置在鲁特青根，其中一部分留置左后方。

马尔波罗和欧仁从侦察结果看出敌军是右翼强于左翼，所以，还是和在布伦堡一样，他们决定攻击右翼，因为这就可以获得突袭的效果。因此他们获得一个这样的概括思想：欧仁应努力攻击敌人左翼以分散敌军注意力，而马尔波罗乘机对右翼进行决定性打击。

马尔波罗又发现塔拉尔对防御兵力的分配很有能力，其枢纽在布伦海姆和奥布格瑙两个村庄。如果不能对这两个村庄中的守军加以牵制，那么当他前进时就不免要冒极大危险。所以他决定使用相当强大的兵力攻击这两个村庄，以使敌方步兵忙于自卫，这样当他在两个村庄之间前进时，他们就不能向侧翼实行反攻。如能攻下两村当然最好，否则也应控制住他们，不让他们的牙齿合拢。此外，因为他不知道在渡河时是否会受到阻击，所以他将采取的战斗队形也是不合常规的。

他把部队一共分为四线：第一线为17个营的步兵，以占领右岸为目的；第二线和第三线分别为36个中队和35个中队的骑兵，负责主力突击；第四线为11个营的步兵，据守尼贝尔河左岸，以便在突击失败时可以掩护骑兵撤退，在左翼有寇特斯纵队，任务是突击布伦海姆。最后，他命令工兵在河上修建五座桥梁，并修补那座已被破坏了的桥梁。

欧仁的纵队在沃尔佩茨特塔滕以西的丘陵森林地区艰难前进时，寇特斯已经肃清了布伦海姆以东尼贝尔河左岸的敌人，把法军赶出了磨坊，占领了河的右岸。接着他就和他的纵队在接近布伦海姆村的一个谷地中前进，前方的高地上有敌炮五六门，他们在几个小时中都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忍受着炮击。双方炮兵对战达四小时之久，这时为了鼓舞士气，马尔波罗命令牧师举行一次礼拜。而且在法军炮手可以完全看得见的情况下，他为了以身作则，亲自纵马缓行于队列之中。一颗炮弹飞到他马前，使所有人大惊失色，因为在一瞬间，他在烟尘中已经完全消失了。

到了十一点，因为欧仁方面没有任何消息传来，马尔波罗很感焦急，不断派骑兵到右翼去探听消息。泰勒对当时的情况有很生动的描写：

“太阳照耀在田野中，农作物显出金黄的颜色，与红色和蓝色的军服、闪亮的钢铁相映成趣。两军军乐相对吹奏，互相起伏呼应。隔着这条沼泽式的河流，炮火横飞，人马单独的或是成群的被击倒，负伤的人慢慢地向后方运送。因为现在已是正午，天气炎热异常。时间已过了一半，而联军的死伤数字已达两千人，这时欧仁的副官才从遥远的右方跑来。时机到了。”

十二点半，马尔波罗转向他的将领们说：“先生们，各就各位。”十五分钟后，寇特斯命令他那领先的英国旅，由罗威率领向布伦海姆突击，在他掩护之下，右面的部队就扑向尼贝尔河。罗威命令一直等他用剑砍在法军的栅栏上时，大家才准放枪。他前进到距离敌军三十步以内时，他自己和所属部下的三分之一都已被敌方火力击倒。可是这个旅仍继续挺进。浓烟之中，布伦海姆的法军守将克莱姆·波尔特中将（侯爵）感到恐慌，就召集他的支援兵力7个营，不久更丧失理智，又召集预备队11个营，这额外的12,000人都挤在这个小村中，有许多人简直无法动弹。所以这一大堆部队对塔拉尔已不再有价值了，而正在坚守的塔拉尔却正在盼望他们援救。虽然如此，第一和第二次突击还是被击退了。接着法国的近卫军——这是他们最优秀的骑兵——也从布伦海姆两翼前进，但不久也被联军击退。在北面侧翼，他们遇到了巴尔米斯上校，他用5个中队击败了敌军8个中队。

正准备进行第三次突击时，马尔波罗突然叫停，因为他发现他的目的已经达到，法军已经被固定在村中。此外，他的先头步兵已经过了尼贝尔河，骑兵主力也正在渡河。

当激战在布伦海姆周围展开之际，在奥布格瑙又发生了危机。在这方面，一共10个营的兵力由霍尔施泰因-贝克亲王率领，已经前进到了该村，但却被守军击退。守军由布南维里侯爵率领，一共9个营，包括爱尔兰旅在内，就是绰号“野鹅”的部队，当霍尔施泰因-贝克的兵力在混乱中向尼贝尔河上败退时，马尔波罗的中央右翼就暴露在敌方攻击之下。此时，马尔辛在奥布格瑙的后方正集结了大量骑兵，准备从这个缺口打击对方中央的右翼，情况已经严重到了极点。马尔波罗认识到这一点，立即亲自驰往该地，并派一个副官去通知欧仁，要求他马上派弗格尔的骑兵旅来掩护这个缺口。虽然欧仁本人正在最恶劣的地形中进行着最激烈的战斗，情况也同样紧急，但他立即答应了这个要求。当马尔辛的骑兵向尼贝尔河冲击时，弗格尔就恰好打击他的左翼，并把他们击退了。这个冲锋也救了霍尔施泰因-贝克，于是他再次前进，这次把布南维里的步兵赶到奥布格瑙村，并把他们围在那里。现在联军可以自由地从他们面前经过，并攻击敌人的骑兵。

虽然马尔波罗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因为到下午三点钟时，布伦海姆和奥布格瑙这两个堡垒已经丧失了攻击力，可是在一般人看来，胜利却似乎已经属于法军。白天的时间所剩不多，欧仁正与选帝侯作殊死战，但是毫无进展，如果联军再不前进，就会被迫后退，法军骑兵现在还大部分完整无缺，所以如果在他们面前退走，结果无异于溃败。但是马尔波罗却深知，只要欧仁能够坚持下去，那么胜利就是他的，因为许多法国步兵都被封锁在这两个村庄进行纯粹消极的防御，所以中间的门户洞开，这就注定了塔拉尔的覆亡。

虽然欧仁明知在他的正面不能获得决定性胜利，但也知道除非他能坚持，否则马尔波罗就无法获得胜利。所以这两位名将间的合作非常默契，到四点钟时，马尔波罗的全部中央兵力都已渡过了沼地，于是他又改变了攻击队形。把骑兵分为两线摆在前面，步兵也分为两线摆在后面。在决定点上，他展开了压倒优势的兵力，因为塔拉尔的兵力不过五六十个骑兵中队和步兵九个营，而他的兵力却分别有90个中队和23个营。他一直等到了四点三十分，听到欧仁已经攻到鲁特青根周围时，才让整个中央部分开始行动。直到这时，塔拉尔才认识到敌人心里在想什么。他把预备队9个营展开在奥布格瑙以南以阻止联军前进。马尔波罗也立即命令三个汉诺威营和一些炮兵去对抗他们。经过一番苦战，这3个营被击退了，马尔波罗的骑兵也全线随之退回。现在可说是塔拉尔的最后机会，但他的骑兵却未能配合。

大约在下午五时三十分，马尔波罗命令炮兵用葡萄弹向这英勇的九营敌军扫射，在火力掩护下，他命令再次全面前进。鼓号齐鸣中，分成两线的骑兵高举着军旗用整齐的行列向敌人前进。突然间他们加快速度直向敌人冲去。

敌人的大多数骑兵都产生了恐慌现象，胡乱放了一阵枪后就拨转马头向战场外逃跑——包括近卫骑兵在内。有些逃往霍施塔德，有些逃向多瑙河，有30多个中队冲下了险陡的河岸，到达了低湿的河边。此时那9个营的步兵已全部被歼，不留一人。帕克的记载说：“第二天上午我骑马从那里经过，还看到他们成排地倒在那里。”

法巴联军此时已经崩溃。塔拉尔虽向马尔辛等求救，但也枉然，因为此时欧仁正猛攻鲁特青根村周围。他的求救更使马尔辛和选帝侯产生了全面危急的念头，于是在右翼尚未遭到迂回之前下令退却。现在已经7点钟，马尔波罗暂时收住缰绳，匆匆地用钢笔在一张酒店帐单背面写了一个短简给他妻子：“我没有时间多说，但请你报告女王，让她知道她的陆军已经获得了一次光荣的胜利。塔拉尔元帅和其他两位将军都已被俘，而我仍在追击中。送信者是我的副官帕克上校，他将当面把会战的经过讲给她听。”十天内这个捷报送到了温莎宫。

写完这封信后，他的骑兵仍在追击溃退的法军，而欧仁也在追击马尔辛和选帝侯，于是马尔波罗把注意力移到布伦海姆。这里的敌军27个营仍在寇特斯和增援的阿克尼勋爵监视下。克莱姆·波尔特疾驰向多瑙河逃走，落入水中淹死了。到9点钟，他的部下都投降了，会战遂告结束。

至于这一战的代价，联军的损失为死4,500人，伤7,500人，其中包括英军2,000人，相当于原有兵力的百分之二十。依照米勒估计，敌军的损失共为38,000人，包括战死、溺毙、负伤、被俘和逃亡都计算在内。对选帝侯和马尔辛未能作进一步追击，并非马尔波罗的错误，因为他手里已没有预备队，夜色已深，而他还有15,000名俘虏和无数战利品，使他难以处理。

马尔波罗对这次压倒性胜利感到得意扬扬，也的确应该如此。8月14日，他写信给他爱妻说：“这是一次空前的伟大胜利”。不错，布伦海姆会战已使路易十四的伟大计划为之破碎。这也决定了欧洲的命运，正如丘吉尔所说：“它改变了世界政治的轴线。”如果马尔波罗这一战失败了，那么巴伐利亚选帝侯就会代替哈布斯堡王室而继承帝位，慕尼黑就会压倒维也纳，而帝国本身也会变成法国的附庸。现在却是选帝侯被逐出国，国土也被奥地利兼并。同样重要的是布伦海姆一战也击毁了斯图亚特王室的阴谋，如果法国统一了整个西欧和中欧，那么英国毫无疑问将陷于孤军作战的困境。

对英国而言，自从阿让库尔会战以后，布伦海姆会战是他们在国外赢得的第二次最伟大胜利。它打破了法国陆军的常胜威名，使他们陷入耻辱和嘲笑之中。从1704年以后，路易十四所寻求的就只是光荣的和平而已，虽然战争继续拖了八年之久，加上拉米莱斯（1706年）、奥登那德（1708年）和马尔普拉克特（1709年）三次胜利，使马尔波罗的声名更为大增，但路易的目的却是一致的，就是赶紧结束战争。最后到1711年，英格兰为了恢复贸易也呼吁和平。1712年1月29日开始谈判，1713年4月11日，在乌特勒支签订了一系列和约。法国保住了在上莱茵河左岸的领土，在默认法西两国永不合并的条件下，菲利普大公被承认为西班牙和印度群岛的主人，称为菲利普五世，路易总算打破了哈布斯堡包围圈，完成了黎塞留和马萨林两位首相的工作，也使法国获得了安全保障直到1792年为止。此外，他也承认英国的新教继承权。西属尼德兰割让给奥地利，以后被称为奥属尼德兰，此外还有那不勒斯和米兰，一直保持到1866年。联合省也分得了某些边界要塞，萨伏依也升格为王国，并获得了尼斯和西西里，以后在1720年，这个岛又与撒丁交换。在所有分赃者中，最后还是英国人分得了最大部分：从法国方面获得了阿卡迪亚、纽芬兰和哈德逊河附近地区——这也是法国势力在北美被逐出的开始。从西班牙方面获得了直布罗陀和梅诺卡，这保障了其海权在西地中海的地位。此外，英西两国又签订了一个极有利的商约，其中最重要的条款是英国获有往西属美洲输入黑奴的专利权，为期30年。在《乌特勒支和约》签订之后，英国在海洋上和在世界市场中都获得了优越的地位，正如马汉少将所说：“不仅在事实上，而且也在其自觉之中。”特里·威廉教授却说：“这个伟大而无声的海权革命的完成却是因为马尔波罗的陆军在欧陆的胜利和外交上的成功。因为马尔波罗认识到海军战争是同盟国对付路易的全部努力中的一部分，所以在1702年到1712年之间，英国海权的基础都是以任何敌人不能击败它为原则。”

但是革命还要往下深入，这是由于有英格兰银行的机构和国债，才能使英格兰用黄金和钢铁来赢得战争。威廉的战争前后达九年，共值三千万镑以上，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则拖了十二年，共值五千万镑左右。在总数八千万镑中的一半，是用租税来支付的，其余则完全靠借贷。这个办法的发明，就是预支未来的繁荣来救济现在的贫困，所以战争从此就用负债方式来作为基础。伦敦银行家在政治权力上所获得的地位日益增高，远远超过了地主，这个帝国的疆界已经变成了海洋，其命运也就逐渐把握在他们手中。

谢选骏指出：“历史巨人”（如果说确有这种东西存在的话）在其证明自己并且获得足够的权力之前，难免受到小人的围困、琐事的干扰——这也是他磨练自己并获得生活乐趣的阶段。等到他的大功告成的时候，却难免有巨大的空虚感袭来。因为历史毕竟是空虚的，只有琐事和小人可以把它填满！至于疆界、金银、权力、成败这些东西，到头来当时“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据说，人在临死的时候最关心的还都是些生物性的问题，而不是社会性的问题——因为人虽是社会生物，毕竟归根结底还是一种生物。

【大事记（五）：莫斯科帝国的兴起】

现在有两个新势力开始踏上西方历史舞台，这就是俄罗斯与普鲁士。第一卷的大事记（十三）已说过，俄罗斯的历史开始于公元十世纪中叶。此时，“北方人”占领了伊尔曼湖地区，并在诺夫哥罗德建立了留里克王朝。接着第二个重大事件迅速发生了：这就是基辅大公（九八〇——一〇一五年）强迫瓦兰吉亚人和他们征服的民族皈依基督教。基辅大公曾与东罗马皇帝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妮结婚，所以选择了希腊正教。这次皈依实为俄罗斯与西方文化的首次真正接触，但是由于采用了希腊正教，就与天主教的欧洲处于敌对的地位。

一一四七年发生的事件使整个俄罗斯历史都改变了，这就是苏兹达尔王子多尔戈鲁基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军事殖民地。莫斯科在过去只是个部落性村庄，现在逐渐变成了大俄罗斯的中心，这使整个东斯拉夫民族的历史途径开始与欧洲分道扬镳，而且因为在战略上，莫斯科地区有如陆海间的岛屿一样，缺乏可供防御的疆界，出于安全需要，不仅建立了一个军事化国家，并且也进一步导致向所有方向的领土扩张。此外，这也使东西两个斯拉夫民族之间发生了明显的分裂；东斯拉夫以莫斯科为中心，而西斯拉夫则以维尔那为中心。一二〇四年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拜占庭帝国日益衰颓，所以到了十三世纪，东斯拉夫民族与欧洲之间的接触就更是大受限制。

接着发生的大事就是蒙古鞑靼人的来临，这是由成吉斯汗的孙子拔都和侄子速不台率领的。一二二四年发生了卡拉会战，一二三八年又发生了奥卡和西特会战。在这三次大规模会战中他们都击败了俄罗斯骑士。除了诺夫哥罗德城以外，在这个阶段几乎所有俄罗斯境内的重要城镇无一不被劫掠一空。虽然不久后成吉斯汗建立的这个庞大帝国已经崩溃，可是拔都的“金帐汗国”却已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草原上站稳了脚根。拔都以萨莱（在现在的斯大林格勒附近）为首都，控制着俄罗斯，此后一百余年，俄罗斯完全与西方文明脱节了。

向鞑靼人投降之后，俄罗斯的王子们就成了他们的税吏和警察，这个职业非常有利可图，所以弗拉基米尔大公伊凡·卡利塔（即“钱袋”之意）的实力日增，终于兼并了莫斯科，压倒了一切政敌。在他的朝代，首要大事就是从弗拉基米尔迁都莫斯科，不久莫斯科就变成了重要的首都。虽然如此，尽管鞑靼人的势力已经丧颓，可是其控制依然严密。帖木尔出世了，他在一三九〇年到一三九四年之间击败了鞑靼人，削弱了其对俄罗斯的控制。以后，莫斯科大公才又恢复了与拜占庭帝国的接触，直到一四五三年帝国灭亡为止。虽然以后一个世纪中，他们与西方又完全失去了接触，但是由于在一四七二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一四六二——一五〇五年）与东罗马最后的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结婚，莫斯科就成了希腊正教的圣地，而大公也变成了拜占庭凯撒的继承人。伊凡宣布摆脱鞑靼人的统治，自称为沙皇，在他的时代是一面努力摆脱鞑靼人的枷锁，一面扩大莫斯科的统治。他使公国的领土增加了一倍，并聘请意大利人到他的宫中充当顾问。其中一个就是米兰的苏拉里，克里姆林宫就是他建筑的。

伊凡三世于一五〇五年逝世之后，莫斯科人的扩张工作就由他的儿子瓦西里三世（一五〇五——一五三三年）继续。接着就是他的孙子伊凡四世（一五三三——一五四六年），绰号“恐怖伊凡”，因为他的罪恶和暴虐即使以沙皇的标准而言也是不正常的。他是个完全的独裁者，把臣民都变成卑劣的奴隶。他曾与克里木可汗交战，克里木可汗于一五七一年火烧莫斯科城。在一五五七年到一五六〇年之间，他征服了利沃尼亚。在征服了顿河流域的哥萨克人之后，他又越过乌拉尔山脉，进军到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之间的地域。他是具有人类智慧的野兽，是历代沙皇中最伟大的一个，也是后世所有斯拉夫暴君的楷模。

在他的时代，西方人也重新发现了俄罗斯。一五五三年，在英王爱德华六世时期，威洛比爵士和理查乘了三艘船去寻找通往中国的东北水道。到了白海海岸之后，其中有一艘船由理查指挥进入了白海。他在德维纳河口登陆，无意中发现他已经进入了莫斯科大公国的境内。他到了莫斯科，受到伊凡的良好招待，回来之后，玛丽女王就派特使去莫斯科，与沙皇谈判开展两国贸易。由于白海每年都有几个月封冻期，为了获得比较便利的航路，伊凡于一五五七年侵入利沃尼亚，接着就与波兰发生了一场持续七年的战争（一五六三——一五七〇年），瑞典和丹麦两国各为其利益也都参加了。

贸易使西方接近俄罗斯，而战争也使俄罗斯接近西方，于是从十三世纪开始的孤立状况终被打破。效果立即显示出来，不到十六世纪开始，担心亚洲人入侵的旧心理在欧洲又重新觉醒了。西欧海权国家的政策是与俄罗斯展开贸易关系，而东欧诸国则希望将它限制在野蛮界线外，不让西方的思想和工艺来增强其力量。波兰国王对英俄贸易协定大感震惊，不惜向伊丽莎白女王抗议说：“为了基督教世界的利益所以反对把军火输入该国，因为俄罗斯是所有自由国家的公敌。”

一五八〇年，伊凡在狂怒之下杀掉了他的长子，等他在一五八四年逝世时，由次子谢奥多尔继位。接着是三十年的无政府状态。谢奥多尔死于一五九八年，留里克王室就此结束，而波兰也于一六〇五年占领了莫斯科。八年后，波兰人又被赶走，于是首都市长的儿子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一六一三——一六四五年）被选举为沙皇，婚姻使他也可以跟前朝扯得上关系。这就是罗曼诺夫王朝的建立，这个王朝一直延续到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六日为止。

在米哈伊尔时期，与波兰的战争仍时断时续，到他的继承者阿列克谢（一六四五——一六七六年）在位时，若非瑞典国王查理十世出面干涉，那么俄罗斯可能已经兼并了白俄罗斯。查理的干涉并非由于安全需要，而完全是因为军事野心。

查理是古斯塔夫国王的侄子，于一六五四年继承瑞典王位。在思想上他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即位不久就进攻波兰，这导致勃兰登堡，俄罗斯，丹麦和荷兰等国都被卷入旋涡，发展成为第一次大北方战争。受到勃兰登堡选帝侯的援助，查理征服了大部分波兰，并开始与小俄罗斯（乌克兰）的哥萨克人缔结同盟关系。阿列克谢遂与波兰媾和，共同对付查理。一六二一年，利沃尼亚已为瑞典人夺占，现在阿列克谢就企图夺回。最后到一六六一年，瑞典与俄国终于签订了《卡尔迪斯和约》，利沃尼亚又交还瑞典人。但因为波兰拒绝这个条约，所以俄波战争再次爆发，一直拖到一六六七年，双方签订了《安德鲁索沃条约》，不仅斯摩棱斯克交还沙皇，而且他也获得了包括小俄罗斯直到第聂伯河为止的地域。这就向西方前进了一步。

《卡尔迪斯和约》使瑞典成了波罗的海的主人，在查理十一世时期（一六六〇——一六九七年），情况一直没有变化。在战胜丹麦之后，查理在晚年专心致力于国内的和平复兴工作。他于一六九七年逝世时，他的儿子只有十五岁，就是查理十二（一六九七——一七一八年）。他继承的这个帝国包括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挪威除外），芬兰，卡累利亚，因格利亚，爱沙尼亚，利沃尼亚，西波美拉尼亚，维斯马，不来梅和维尔顿，以及大多数波罗的海中的岛屿。所以瑞典人不仅控制了波罗的海，而且除涅曼河和维斯杜拉河以外，所有流入波罗的海的大河河口也都在其控制之中—包括涅瓦河、杜那河，奥得河，易北河和威悉河在内。这个帝国看上去固然威势赫赫，但是已经潜伏着内在的毁灭种子。在东面挡住了俄罗斯向波罗的海的发展；在南面受到帝国和勃兰登堡威胁，在西方也受到丹麦和挪威威胁。

阿列克谢于一六七六年逝世，继承者是他的儿子谢奥多尔（一六七六——一六八二年），到一六八二年他的异母弟弟彼得（一六八二——一七二五年）继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彼得大帝。虽然他是强迫俄罗斯接受西方文明的首要功臣，但罗曼诺夫王朝的头三个沙皇亦功不可没，因为他们使西方思想达到了俄罗斯可以触及的地方。虽然如此，彼得即位时，俄罗斯仍然只是个野蛮国家，土地和人民都是沙皇的私产。绝对没有自由，法律可以买卖，租税无异于抢劫，腐化，酗酒和暴力成为家常便饭，各种无法形容的罪恶是普遍现象，迷信流行并被西欧人当作地狱看待。在阿列克谢时代有个叫柯托希金的人逃往瑞典避难，他这样描述当时的俄罗斯：“俄罗斯人粗鲁无能，除了骄傲、无耻和撒谎以外再未受过其他教育。他们不愿将孩子送往国外留学，怕孩子们知道国外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以及自由的幸福后，就会乐不思蜀。”对彼得大帝的一切改革，以及他强迫执行的方法，必须以这种落后的背景为评判标准才算公正。同样，对于他在波尔塔瓦击败查理十二的胜利，也应以此做为评价的准则。

谢选骏指出：俄罗斯基本上属于亚欧混血的人种，和突厥人其实类似，但是在成份上，亚洲因素稍微少些；就像突厥人的亚洲成分，少于蒙古人。用西方的标准看，沙皇伊凡四世“是具有人类智慧的野兽，是历代沙皇中最伟大的一个，也是后世所有斯拉夫暴君的楷模。”——这是因为他是一个鞑靼女人的后代。作恶多端的结果就是遭到推翻——罗曼诺夫王朝虽由首都市长选举而来，但其寿命也无法超过三百年——我早说过，这也是中国王朝的寿命极限。其他各国也大抵如此。

【第五章：波尔塔瓦会战】

《彼得大帝传》的作者瓦利索斯基说：“彼得就是俄罗斯，他的血肉、脾气和天才、美德和罪恶……我从未见过一个民族的集体性格，无论好坏，会这样汇集在一个人身上，使其注定成为一种英雄典型。”

彼得生于一六七二年五月三十日，体型方面英俊威严，精神上则是强弱互现的混合体，他有亚洲人的狡猾和斯拉夫人的阴险。他冲动，粗鲁，野蛮，并且缺乏自制力。他玩世不恭，生活放浪，有时懦弱，有时勇敢。虽然易怒多变，可是他却具有坚定的决心，只想使自己的国家变成半欧洲式的强国。他不怕疲乏，不动感情，这也许是他决心的源泉。凡是吸引他注意的东西，他马上就能学以致用。他学会了使用航海罗盘，刀剑，木工工具，甚至牙科手术钳。他亲手造过船，教练士兵，有时还自己煮羹，整理床铺以及为大臣拔牙。他经常微服私访，而且很少有一天不酗酒。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把女伴们灌醉和亲自鞭打罪犯。但总的说来，他却是俄罗斯沙皇中最伟大的一位，完全凭意志力和令人无法忍受的野蛮，迫使其臣民勉强接受了西化。因为他的臣民都是那样保守和愚蠢，若非他这种半野蛮的组织家，那么西方化将毫无成功希望。

彼得继承了两大任务：一是确保俄罗斯的疆界，尤其是在南面和西面，使其免受敌人攻击。二是巩固对俄罗斯人民的统治。他的先辈对这两个任务已经作了部分解决，但是直到一六六七年《安德鲁索夫条约》签订之后，数百年来的俄波对立才暂告结束，这样一来，这两个工作就可以分别迅速的展开了。再者到一六八六年，依照《莫斯科条约》，俄波两国又建立了同盟关系，这才使彼得在一六九六年可以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占亚速。这是莫斯科对土耳其赢得的第一次胜利，使彼得的威望大大提高，于是他决定派遣大规模的使节团遍访西方各国，要与他们合作共组反土耳其的十字军。

一六九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大使节团出发，他自己化名为彼得·米哈伊洛夫，装扮成水手，以便研究造船术并与普通人进行自由交流。这次旅行使他游遍了日尔曼，奥地利，法兰西，荷兰和英格兰，在英国他还曾在德普特福德的一个造船场工作。他在回国途中正拟取道威尼斯，突然听说国内“射击军”发生叛乱的消息。他立即改变方向向克拉科夫进发。随后又听说叛乱已经平定，就在拉瓦暂停，与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奥古斯都一起盘桓了几天。该选帝侯于一六九七年已被选为波兰国王。（注：著名的萨克斯元帅就是其私生子）在他的宫廷中与彼得签订了同盟条约，准备参加第二次大北方战争，这使俄罗斯开始变成半欧洲式的强国。

这个重大事件的起源是这样的：在瑞典国王查理十一时期，有位利沃尼亚的贵族帕特库尔被夺去了地产，他就逃往萨克森。一六九八年，他劝这位选帝侯与丹麦和俄国缔结同盟来瓜分瑞典。当奥古斯都与彼得讨论这个问题时，彼得马上认识到向波罗的海发展比向黑海更为有利，立即同意参加。他们拟定的计划如下：先由丹麦的腓特烈四世把查理十二的兵力引向西面；然后萨克森和俄罗斯就同时侵入波罗的海各省区。时机似乎非常有利，因为查理十一已于上一年去世，现在瑞典的政权握在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手中。

欧洲的漫游使彼得认识了西欧的内在优势，他回到莫斯科的当天夜里，在本性冲动之下，决定立即开始一个新时代。他从外表做起，第二天就把所有大臣召集在一起，让他们的外表先西化一下。他拿剪刀把他们的长胡子全部剪光。接着为了教训那些射击军士兵，让他们知道叛乱是不划算的，在以后六个星期中，亲自对他们施以酷刑，自己动手砍杀和拷打。不久他又进行另外一种改革，不准俄国人穿传统服装，而改穿西欧式服装。然后他把皇后叶芙多基娅关进修道院，把莫斯科大街上一个卖面包的女人作为宠姬。他又设法与土耳其媾和，在一七〇〇年七月，俄土之间签订了为期三十年的休战协定。八月八日，一听到和约签字的消息，马上命令他的军队侵入利沃尼亚。但是对奥古斯都和彼得而言可说不幸之至，他们对查理十二的能力未免低估了。虽然查理十二实际上不过是个大男孩，可是他却立即证明他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名将之一。

查理十二出生于一六八二年六月十七日，个性很特殊，是个游侠之士，也是个狂醉之徒。他以战争为生活，他热衷于战争的困难和冒险，甚至超过胜利本身。前途越是无望，情况越是恶劣，他反而越是起劲。他的城府极深，不可测度。他的自信是无限的，而他的自欺能力也是无限的——照他看没有什么目标是他不能达到的。敌人的数量优势，敌军阵地的强度，自己部队的疲惫，装备和补给的缺乏，恶劣的道路，泥泞、雨雪、冰冻、烈日，一切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上帝故意设置的障碍，以此来考验他的天才。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任何危险和困难都只能鼓励他更向前进。他精神高昂，但也颇有自制力，言而有信，对纪律颇为重视。他在战场上能使部下把他当作神话中的英雄看待，对他的领导无比信任。他的无畏精神非常特殊，精力极强，此外他也具有战术慧眼，一眼就能看出敌人战线或阵地的弱点，然后立即象雷霆一样向那里打击。对这样一位奇才，奥古斯都和彼得却把他当小孩看待，一心只想瓜分他的领土。

为了获得对欧洲的天窗，彼得率领四万人，由戈洛夫金元帅指挥，于十月四日到了纳尔瓦，一等到攻城炮赶到就开始围攻。据说围攻部队环绕要塞前进，好象一只猫绕着一盘热汤一样。（见克鲁齐夫斯基所著《俄国史》。）

该城被占领之后，俄军立即接获了一个惊人消息。他们本以为查理还在与丹麦人纠缠，想不到他却已经率领“无数”大军，迅速向纳尔瓦前进了。彼得并不知道西面的战事已完全不如计划中那样发展。腓特烈四世相信自己的强大舰队可以守住海峡，不让瑞典人渡过，在四月已经侵入荷尔斯泰因。谁知在英荷海军的友善示威行动掩护之下，查理已经迅速溜过了这个狭窄海峡，并侵入西兰。这个果敢行动直接威胁到哥本哈根，丹麦不敢再战，于八月十八日签订了《特拉温特和约》，结束了战争。

摆脱了丹麦牵制，查理立即向东进攻。十月六日，到了爱沙尼亚的皮尔瑙，本拟解救里加——该城正受到萨克森人压迫；但是当他听说纳尔瓦正受到围攻，马上转向北面，在温堡停留了五星期以集中兵力，十一月十三日再度前进，十一月十九日就到了拉格那，距离纳尔瓦只有九英里。直到此时彼得才知道敌人已经接近，这个突袭来得太快，使他感到无比恐惧，就指定德·克鲁伊亲王任总指挥，自己却与戈洛夫金元帅先溜走了。尽管敌军在数量上占有五比一的优势，查理还是镇定自若，第二次他只率领八千人，在风雪掩护之下进攻，他大声呼喊道：“这是天赐良机，风雪在我们背后，敌人无法看清我们的人数是如此稀少。”半小时后他已攻入外围，俄军马上弃城而逃。

这次胜利之后，查理就在多尔帕特宿营过冬；他是想等春季解冻之后再攻击奥古斯都。虽然有人批评他不追击彼得，可是从战略上看，他的想法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他继续向莫斯科追击，结果将让奥古斯都有了切断其交通线的自由，这才是真正愚蠢的行为。查理留下一万五千人防守波罗的海诸省，到一七〇一年六月，他就出发进行波兰会战。七月八日，他在烟雾掩护之下渡过了杜那河，在杜那蒙德击溃萨俄联军三万人，并蹂躏了库尔兰。

一七〇二年一月，他又开始向华沙进发，于五月十四日占领该城；七月二日，在克里索击溃了萨波联军。三个星期后，他只握着一根手杖，站在克拉科夫城下，凭着惊人的勇气攻占了该城。一七〇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他在普乌图斯克再度击败萨克森军。六月六日，他宣布废除奥古斯都，另行指派斯坦尼斯拉斯为波兰国王。在这许多次会战中，他在数量上总是处于一比二或三的劣势。

查理在波兰境内作战时，彼得的神经恢复了正常，又侵入了因格里亚。一七〇二年一月七日，在埃勒斯特弗，用突袭击败了施利芬巴赫将军指挥的瑞典军；七月十八日，又在哈默尔斯多夫用突袭击败了另一支敌军。获得这些成功之后，他于十二月十一日占领了诺特堡镇，并改名为施鲁斯堡（意即“钥匙城”）。

彼得征服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涅瓦河口，在九世纪瓦兰吉亚人曾经过这里，向南挺进到诺夫哥罗德。次年五月十六日，他建立了圣彼得堡，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向欧洲打开了一扇天窗。

一七〇四年春天，在蹂躏了因格里亚之后，彼得又包围多尔帕特和纳尔瓦。多尔帕特于七月二十四日投降，纳尔瓦于一个月后被奥格维将军——在俄军中服役的苏格兰人——攻陷，居民全遭屠杀。彼得现在希望媾和，但是查理却不理他，到一七〇五年，彼得决定援助奥古斯都，六月份奥格维出现在普乌图斯克城下。瑞典将军列文豪普特便退向里加，俄军在占领库尔兰之后，在格罗德罗宿营过冬。

一七〇六年一月，查理突然在东波兰出现，但是在格罗德罗的奥格维拒绝出战。同时，奥古斯都从格罗德罗进入波森，企图摧毁莱因斯科尔德将军指挥的一支小规模瑞典部队。这个目的一旦达到，可以打击查理的后背，而奥格维也可以从前面加以夹击。计划完全失败了，因为在二月三日，莱因斯科尔德在弗劳施泰特——在格洛高以北——击败了萨克森军，于是彼得命令奥格维放弃重炮和辎重，撤过已经封冻的涅曼河。查理一直追到平斯克，才又撤回伏尔海尼亚，这才使彼得松了口气。他把部队留在这里，然后赶回萨克森，想从根本上解决奥古斯都。

查理及其陆军在帝国的心脏部分出现，使欧洲各国宫庭都大为震惊。英格兰和大同盟因最近刚刚获得了拉米伊会战的胜利，所以他们怀疑瑞典人是受路易十四世的收买而赶来捣乱的。马尔波罗公爵被派往莱比锡与查理会晤。他得出结论，认为查理并无帮助法国人的意图，所以主张维也纳政府设法敷衍他。结果是在一七〇六年九月二十四日，选帝侯的代表在德累斯顿与查理签定了《亚特兰施泰特和约》，于十月二十日得到奥古斯都批准。依照其条款，奥古斯都废弃与彼得的同盟条约，并承认斯坦尼斯拉斯为波兰国王。如今彼得已处于孤立地位，又希望与查理言和，但是查理却拒绝与他通信，所以彼得只好准备独力作战。他的计划是避免决战，而把敌人引入一个残破的国家，并依托“冬将军”来完成剩下来的事。如《彼得大帝传记》所说：“沙皇是要使用全部的俄国来对付瑞典人，而时间，空间，寒冷，饥饿都是他的堡垒。”

在一七〇七年春天彼得就开始工作，成群的鞑靼人和卡尔梅克人，被送入波兰直到西里西亚边界，他们到处蹂躏，许多村镇都被烧为赤地，包括拉维奇和利萨在内。同时对莫斯科的防御和克里姆林宫的要塞工事也都加紧修补和增强；情况已经紧张到了极点，所以莫斯科人谈论的除了战斗与死亡以外，简直没有什么其他话题。这丝毫不足为怪，因为查理的威望已经到了顶点，除了极少数清醒的观察者以外，整个欧洲都预测他可以摧毁沙皇，并在克里姆林宫受降。

九月初，查理率领骑兵二万四千人和步兵二万人从西里西亚出发，装备之精良和兵力之强大，在他指挥过的部队中是绝无仅有的。彼得听说他开始前进之后，就把主力三万五千人集中在格罗德罗，骑兵则在明斯克以供支援。查理在维斯杜拉河边的斯鲁普斯停留了四个月之久，正确原因已不详，可能是想等冬季封冻，使道路凝固和河流可以越过时再前进，因为俄国人已把一切桥梁都破坏和烧毁了。查理留下克拉索将军率领八千人驻在波兰，以支援斯坦尼斯拉斯的不稳定政权。接着在一七〇八年元旦，他渡过维斯杜拉河，向立陶宛进发，但是他并未采取通过普乌图斯克-奥斯特罗文卡-沃姆扎的大路，而是经过马祖里的森林和沼地前进。一般的看法是他想找一条过去没有任何军队走过的路线。

彼得听说他来了，就匆匆赶到格罗德罗。查理在一月二十六日接获了这个报告，他立即率领骑兵九百人加速挺进，冲开了俄军守护涅曼河桥梁的骑兵二千人，一直冲入这个要塞，才发现彼得已经两个小时之前溜了。从格罗德罗，查理转向东北，到了维尔亚河上的斯摩戈尼，再转东南，到了拉多斯科维奇——在明斯克以北——他在那里宿营直到六月。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收复波罗的海沿海各地，（二）继续追击彼得。对瑞典人而言很不幸，他采取了后一条路线，而彼得却以为他会采取前一条路线，所以已开始把那些可能同情敌人的居民撤往内地。在多尔帕特等地，老幼病危的居民也都在隆冬之中被装上雪橇运往内地，以补充俄国的奴工营。

六月十七日，查理在拉多斯科维奇拆营前进，六月二十九日，在鲍里索夫强渡别列津纳河。接着在七月四日，他在瓦比斯河上与缅什科夫和舍列梅提夫率领的俄军遭遇，并在霍洛维琴附近将他们击败。

虽然如此，俄军却打得很精彩，自从纳尔瓦围攻以后，他们已经学到了不少经验，可是不幸得很，查理对敌人却依然那样轻视，所以他一点新东西都没学到。查理从霍洛维琴前进到第聂伯河边的莫吉廖夫，七月八日该城投降。

查理在莫吉廖夫时，乌克兰的酋长马泽帕派代表来见他。（注：此人本为一个波兰贵族的私生子，在青年时期在波兰宫廷中任侍卫，因为诱奸王后，被裸体绑在马背上，放逐于乌克兰草原中。为哥萨克人收留，到一六八七年被选为他们的酋长。）马泽帕建议，若查理肯保护乌克兰独立，他就愿意出三万哥萨克部队支援查理。此时的乌克兰在名义上分属波兰和俄罗斯，可实际上却是完全独立的。在过去俄国、波兰和鞑靼人之间的战争中，它经常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在土耳其战争中，马泽帕曾为彼得担负通信任务，并且对他很友善。但是现在却被彼得的改革运动吓坏了，担心最后会导致他们丧失独立。所以查理登场之后，他就决心倒向瑞典人这边。查理认为这是解决其补给问题的一个良策，因为乌克兰在水草、作物、牲畜等方面都很富饶，所以他接受了马泽帕的建议。因为他在莫吉廖夫还有相当数量的补给，可以使他的部队维持一些时日，所以决定在那里等候。一方面列文豪普特已从里加出发，带来兵力一万一千人，一个补给纵队和一个炮兵纵队，另一方面也等候乌克兰的反叛爆发。他的个性是不耐久等，六月十六日，他越过第聂伯河，前进到索日河上的切利科夫。彼得和俄军的主力于是从高尔基进到姆斯季斯拉尔夫。查理又转向北面，九月九日在多布里遇到俄军。经过两小时战斗，俄军撤退，瑞典军跟踪追击，直到位于鞑靼斯克的俄国边界；从那里往前看，使瑞典军感到了惊慌，因为除俄国村庄正在焚烧中的烟火以外，看不到其他任何东西。

有生以来第一次，查理开始犹豫不决。他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在会议中，莱因斯科尔德将军主张慎重，建议等待列文豪普特到达，因为现在补给纵队是不可或缺的，并劝他退往利沃尼亚宿营过冬。但查理拒绝考虑撤退，更不幸的是，当会议正在进行时，他接到了马泽帕的急报，要求他立即前进不要延迟，否则马泽帕的部下有一部分就会变心而倒向沙皇那边。这个呼吁立即决定了问题，查理不再等候列文豪普特——他此时已经到了第聂伯河上的希克罗夫的附近，相距六十英里以外——而决定向南前进，以便与马泽帕会合。他认为只要自己在那里出现，这个计划就不会失败。计划的确切内容已不清楚，不过据阿德勒菲尔德所著《查理十二战史》中的记载，情况如下：双方同意当瑞典军在塞沃里亚——夹在杰斯纳河与索日河之间的地区——宿营过冬时，马泽帕应动员其哥萨克人，并与白俄罗斯和顿河流域的哥萨克人缔结同盟，此外还有卡尔梅克人，若可能还应联合克里木境内的鞑靼人。同时，他应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富饶地区搜集补给。照阿德勒菲尔德判断：“这个计划若能顺利进行，即迫使沙皇向北退到莫斯科附近和伏尔加河地区，那里的经济状况远不如南方富饶，很难供养他那样大规模的陆军。而且尽管在数量上他们处于优势，却不敢在野战中与瑞典军进行正面交锋，所以这样可使瑞典统治任何地区。在军队缺乏补给的状况下，沙皇的力量必然会自动崩溃或向征服者投降。”

与这个过分乐观的作战配合，波兰国王斯坦尼斯拉斯和克拉索将军也各率一个纵队进入了俄罗斯，斯坦尼斯拉斯到了基辅，克拉索则到了斯摩棱斯克。雷贝克将军率军一万二千人从芬兰侵入因格里亚，并将焚毁圣彼得堡。阿德勒菲尔德说：“所有计划都很具体，任何有理智的人只要对它们略加分析，就一定会认为瑞典人必然成功。”

这种说法与事实实在差得太远。不仅因为查理是个性情冲动的人，从来不愿完全依照计划行事，而且如拿破仑指出的，在这场会战中，他几乎违背了一切战争原则：他没有集中兵力；放弃了作战线；切断了与基地之间的联系；并在敌军正面作侧进运动。除了进攻思想以外，查理几乎毫无计划可言，而且尽管马泽帕的情况是如此迫切，但不等候列文豪普特，从战略上来看仍然是个愚蠢行为。自此以后，查理在行动上都表现出他已经心智失衡了，一方面是他对自己的过分自信，另一方面是过于轻视敌人。

早在五月间，列文豪普特在里加奉命准备一万一千人的部队，一个炮兵和弹药纵队和一个补给纵队，份量足够支持他自己的部队达十二个星期，或支持全军达六个星期之久。接着在六月初，他又奉命进到别列津纳河，但命令到得太迟，所以他在七月以前无法出发。而等他出发时也没有接到通知，并不知道查理已经向南移动以与马泽帕会合。当列文豪普特于九月二十八日到达希克罗夫之后才大吃一惊，因为查理早已南进，并命令他越过第聂伯河和索日河，向乌克兰境内的斯塔罗杜布前进。

列文豪普特觉得这道命令简直是一份死刑判决书，因为在这两条河之间驻有大量俄军，但是他除了服从以外别无选择。他散发了一些假情报，溜过第聂伯河，并于十月九日到了列斯那，距离索日河上的普罗普斯克只有几英里。在那里他受到攻击，在激烈战斗掩护之下，补给纵队冲到了普罗普斯克。到夜幕将垂时，他的情况已经变得如此严重，只好焚毁火炮和弹药车，让多数疲惫人员骑在马上撤入普罗普斯克。他发现已无法把补给纵队送过索日河，也命令将其焚毁，以后他一直进到索日河，找到一个徒涉场，渡过了该河。十月二十一日，他终于与查理会合了，但是原有的一万一千人已经只剩下六千人。

此时在北方，雷贝克也同样遇到了灾难。他于九月出发并已渡过涅瓦河，但是当他接近圣彼得堡时，却发现该城的防御十分坚强，是他不可能攻克的，就被迫退到维堡，在途中损失了三千人，六千匹马和所有辎重。这样一来，阿德勒菲尔德认为极有希望的全盘计划已经覆灭了。三支辅助部队已有两支被各个击破，而查理及其主力则被孤立在乌克兰边境。

查理现在的希望就寄托在马泽帕身上，希望他能鼓动乌克兰的哥萨克人造反，并提供战争必需的补给品。但是由于最近瑞典军累次战败，对马泽帕的部下发生了很大作用，于是计划被泄漏给了沙皇。

十一月六日，查理到了霍基小镇，马泽帕率领一千五百名哥萨克人来与他会合。第二天，斯塔罗杜布的守将斯科罗帕德斯基上校立即把查理来到的消息报告彼得。彼得就马上命令缅什科夫用最快速度，赶在瑞典军前先占领马泽帕的首府巴杜林，他于十一月十三日完成了这个任务。据阿德勒菲尔德记载：“损失相当可观，因为那里储存有大量火炮，弹药，铜铁，更重要的是大量的补给品。”五天后，马泽帕被废，斯科罗帕德斯基上校被指派为酋长。叛乱成为泡影，于是瑞典军的处境就好比沙漠中湖沼一样，各方面水源都已被切断。不过更糟糕的情况还在后面，因为欧洲恰好碰到一次严冬，使不幸的瑞典军更难以应付。

查理于十一月十五日到了杰斯纳河，发现俄军已经据守对岸，但他一点都不害怕，用木筏把部队渡过河去并击败了敌军。接着，他又到了苏拉河上的罗姆内，在那里他的饥军获得了丰富补给。此时，俄军采取与敌军平行的运动，占领了苏米和皮索尔河上的列别丁，每天都获得哥萨克人的增援，更不断的袭击瑞典军的搜粮人员。

十二月，圣诞节前不久，开始封冻，冬季的寒冷程度是当时整个欧洲的人民从未经历过的。波兰的海封冻，法国的罗讷河也结了冰，连意大利威尼斯的运河也被冰块塞满。在中欧，果树都被严霜冻死；在乌克兰平原，天气冷得可以让飞鸟冻僵掉到地上，酒坛中的酒都冻成一整块。

虽然查理在罗姆内住得很舒服，但是俄军就在他附近，对他的虚荣心是一种侮辱。彼得对敌人的心理是很了解的，他就制造了一个陷阱。当时加地亚兹镇驻有四营瑞典军，他就把大部分兵力开向那个方向，同时另派一个强大支队，命令他们一等查理离开罗姆内即设法攻占该城。尽管天气严寒，查理听说加地亚兹受到威胁，就不听诸将忠告，亲自领兵救援。接着俄军攻占了罗姆内，并纵火焚烧加地亚兹并撤出该地。查理到达之后，发现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都已被烧毁，已缺乏足够房屋来屯驻部队。

在从罗姆内到加地亚兹的行军中，瑞典军人受到的痛苦是无法形容的，他们衣食两缺，冻死者在三千人左右，另有许多人被冻伤而丧失了作战能力。不过查理还是意气风发，并且也能以身作则，与士卒同甘苦，在他看来，任何可怕灾难都不过是其传奇的另一章。一月初，为了报复罗姆内的丧失，他又攻占了维普里克小镇。到二月底，他只用四百人又在克罗斯罗库兹克击溃了俄军七千人，然后在奥波赞那亚用三百人击败了五千人。在这两次战斗中，可以说都是他的英名把敌人吓败了，而并非靠真正的力量。

二月底，天气解冻，春季的泥泞使双方几个月都不能进行积极活动。彼得前往沃罗涅什去检阅黑海舰队，而查理则宿营在夹在皮索尔河与沃尔斯克拉河之间的鲁迪斯切。当列文豪普特加入时，他的全军约有四万一千人，现在已经减到两万，其中还有两千人是跛子，火炮减到了三十四门，剩余的火药也大部分损毁。虽然如此，查理对他已经完成的工作似乎感到十分满意，四月十一日，他写信给波兰王斯坦尼斯拉斯说：“我和我的军队都处于非常良好的条件之下。”但他的首相皮普尔伯爵所讲的故事就完全不同了。差不多与此同时，他写信给妻子说：“军队所处的情况，其可怜程度已经无法形容。”

到一七〇九年春季，情况已经恶劣不堪，瑞典诸将都力劝查理返回波兰。查理不听劝告，因为他认为最后胜利是有把握的。最近他已命令斯坦尼斯拉斯率领克拉索的军队来与他会合，同时他也与扎波罗热的哥萨克人约定，要他们从南面攻击俄军，而且他还希望鞑靼人能帮助他。查理的心思只要一句话就可说明：当他决定要做什么时，不是说已经完成就是说一定会完成。拿破仑说过：“将军决不可纸上谈兵，这是他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意思是说一切计算必须以事实为基础，而不可以幻想作基础。从来没有一位将军象查理这样沉溺于自己的幻想中而不能自拔。他经常进行规划，给自己远大前景，这些规划都是其幻想的表现，几乎毫无现实意义。他寻找的不过是自我表现的借口。虽然如此，尽管有这些幻想，但却必须争取时间，因为斯坦尼斯拉斯还在九百英里以外。更重要的是补给已快用完，为了补给和增强自己的地位，他拒绝了诸将劝告，决定围攻波尔塔瓦——这是一座设防的小镇和仓库，位于基辅-哈尔科夫大路上，靠近沃尔斯克拉河西岸，这条河是南北流向的。他的炮兵已不适用，弹药多已损坏，兵力也不够进行完全包围，而缅什科夫的俄军八万人就在附近，只要一听到枪声即可赶来，可是查理对这许多不利因素却一律不加考虑。五月二日围攻开始时，查理看到该城在听到第一声枪响时并未投降，不禁骇然道：“什么！俄国人真是疯了，竟会照正规方式来进行防御！”

六个星期以后，俄军还是没有投降。围攻开始之后，缅什科夫的军队就进到了沃尔斯克拉河的东岸，正对着波尔塔瓦，掘壕相望，在它对岸也有一支瑞典的掩护部队。此时，彼得本人正忙于削平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的叛乱，这是马泽帕鼓动起来的，必须等他们在第聂伯河中各岛上的巨大水上要塞被攻陷之后，彼得才能与他的军队会合。到六月初他才达到目的。于是他决定：（一）派遣突击部队去限制敌人搜劫补给，（二）用佯渡沃尔斯克拉河达到波尔塔瓦南面的行动为掩护，而突然把主力送到该河西岸，达到波尔塔瓦以北的位置。

这个计划在六月十七日开始执行。围攻进行之际，瑞典军的地位继续转劣，直到情况已经变得十分紧急，查理才求教于列文豪普特，他又劝查理退过第聂伯河，并与波兰保持接触。查理还是不听。六月十七日是查理二十七岁生日，一清早被彼得发动的佯攻噪音惊醒，就在列文豪普特随护下，骑马向沃尔斯克拉河上寻视。他们接近敌人达到了火枪射程之内，先是列文豪普特的坐骑被击毙，接着查理脚上也中了一枪。他拒绝下马，仍然继续侦察敌情。回营后才发现从脚跟到脚趾整个脚掌都被贯穿。伤势是如此严重，使查理不能亲临战场，而在这时，他的出现却是最需要的，所以对瑞典人而言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幸。

听说查理负伤之后，彼得本来一直都以避战为原则，现在却决定接受会战，为吸引他的敌人到开阔地带，他在黑夜掩护之下，撤出了他从六月十七日以来在波尔塔瓦以北建立的设防营地，而向下游移动，在距离该城两英里内的地方另建了一座新营地。和前一个营地完全一样，采用长方形的形状，东面位于沃尔斯克拉河边，南面有一个有溪流穿过的森林掩护。查理负伤卧病时收到下述消息，斯坦尼斯拉斯和克拉索都被牵制住了，不能离开波兰；而苏丹也不会直接或间接越过鞑靼人的地域来援助他。现在已经非常明显，查理既然拒绝解围和撤退，为了避免饥饿和失败，唯一出路就是进攻。六月二十七日，他召集了军事会议，指定莱因斯科尔德元帅代为指挥，命令他在第二天向俄国营地进攻。此时，列文豪普特认为应集中最大数量的兵力进攻，主张应该首先解除围攻，但查理并不同意，于是留下二千人监视这个要塞，二千四百人保护行李，一千二百人留在西岸以防俄军攻击侧翼。结果莱因斯科尔德剩下来的兵力一共只有一万二千五百人，一半步兵，一半骑兵，步兵的弹药是那样缺乏，所以奉命在攻击中只准使用刺刀。此外，除四门轻炮以外，决定把其余全部火炮都留在后面。这似乎是一种绝望的计划，但也并不尽然，因为查理的战术并非以数量或火力为基础，而是以速度和冲力为基础；他的目的总是乘会战刚刚开始就进行一个决定性打击，使敌人马上丧失平衡。像亚历山大用骑兵突击来对付纪律和领导较差的部队一样，查理的攻击方法也一再获得成功。不过这次却注定要失败，不仅因为俄军占有数量优势，更因为俄军的纪律和领导都已经大大进步，最主要是由于查理负伤，瑞典军的统一指挥已不复存在。

据说莱因斯科尔德并无计划，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查理并无交出统帅权的意图，他指定这位元帅为总指挥时，实际上最多不过把他当副手看待。必须了解这一点，否则对波尔塔瓦会战就无法加以解释。查理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计划，或者可以说是一个攻击思想，虽然并非书面的东西。不过在说明这个计划或思想之前，首先应该了解战场的情况。

上文说过，彼得的设防营地是个大长方形，东面面向沃尔斯克拉河，所以对这一面不可能加以攻击。在南面，因为又是森林又是溪流，所以也无法加以攻击，至少不适宜进行这种突击。在营地西面向西有一片相当宽广的平原，平原外为一片森林。在这个森林与营地南面的那个森林之间，有一个开阔的缺口。要想从波尔塔瓦方向来攻击营地，必须通过这个缺口，所以彼得也早有准备，在这里建立了六个碉堡来加以阻挡。此外，为了进一步限制这个缺口的交通，他在会战时又向南面增建了四个碉堡，与原有的六个形成直角。也就是说在战术上把这个缺口分成了两条甬道。

若不是查理而换了另外一位将军，那么对突破这个缺口一定会采取有秩序的方法，先用炮兵摧毁这些碉堡，然后再打开进入这个战场的门户。查理却一件工具也没有，他不是一位“轰击”将军，而是一位“突击”将军。所以他的意图是准备先不消灭这些碉堡而冲过缺口；其次用突击手段击散碉堡后面的敌军，最后把部队迅速向右旋转，把击溃的敌军赶进他们的营地，而瑞典军就跟踪追入。假如没有负伤，查理可能达到他的目的，因为在会战过程中，他会纵马驰骋于战场上，从这一点到那一点，亲自指挥一切。现在他却被迫躺在一个马驮的担架里，他的习惯性活动因此大受限制。这个结果也为阿德勒菲尔德所注意，他对这次会战的评论如下：“简而言之，这一天的情形与往常完全不一样，国王未负伤前总是来去如飞，到各处激励士气。所以他的负伤实为一切不幸的根源。因为他躺在担架中，当然不能迅速来往传达命令，所以在这一天，实际上并无真正的指挥，最后部队开始发生混乱，每个人都各行其是。”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副帅莱因斯科尔德不能代理指挥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查理惯用的作战形式中，一切成败的基础就是主将的个性和战术眼光，莱因斯科尔德能代替查理的程度，决不会比帕尔梅尼奥能代替亚历山大的程度更高。若明白这样的背景，那么就可以充分理解这次会战的混乱性质。集中了他的一万二千五百人后，为了在拂晓时能突袭敌人，在六月二十七日午夜，莱因斯科尔德先前进到一个面对这个缺口的地方；但是不幸得很，尽管瑞典人已经很谨慎的实行保密，可是彼得对这次运动还是已经风闻，并已把相当数量的骑、步兵展开在这些碉堡后方。

拂晓，瑞典步兵分成四个纵队前进，在那四个尚未完成的碉堡两侧分开，后面即为骑兵，分成六个纵队。但是从那一天会战的情形看来，似乎他们采用的攻击队形中有一个中央步兵纵队，由列文豪普特率领，两翼方面，左为斯帕莱将军的步兵纵队，后面是克鲁兹将军率领的一半骑兵，右翼为罗斯将军的步兵纵队，后面是施利芬巴赫将军率领的另一半骑兵。左翼向四个未完成碉堡的西面前进；右翼则向其东面前进。查理和莱因斯科尔德都跟左翼在一起。（注：中央纵队的进攻路线没有记载，可以假设是在左翼的右方或后方。）

这四个碉堡有如分水岭一样，所以会战立即发展成为两个独立行动。并未经过太多困难，左翼部队就把碉堡后方的俄军击退了，尽管碉堡中不断发射枪炮，可是俄国步兵却已溃散，而骑兵则直向沃尔斯克拉河边逃走。

在这次攻击中，可以感觉到有查理的出现，因为瑞典军都能不顾碉堡火力而奋勇冲过其间的缺口。但是右翼方面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因为罗斯企图用白刃战方式把每个碉堡逐一攻陷，却不知道学习国王的榜样从缺口冲过。结果是罗斯所部损失惨重，更糟的是他与全军其余部分脱节了。彼得注意到了这一点，立即派伦塞尔将军率领一万人去把他切断。差不多与此同时，因为施利芬巴赫将军是个骑兵军官，他对查理的战术也许比罗斯要更了解一些，他认识到罗斯的错误，就由巴姆菲尔德上尉陪同，驰马去见国王，准备把情况向他报告，但是很不幸，他碰到了伦塞尔的巡逻队并被俘虏。不久，罗斯看到有一大批部队向他前进，就派芬克上尉去察看。芬克看到施利芬巴赫将军与他们一起，就误认他们是瑞典军，于是也落入敌手。接着罗斯的部下就全被包围了。

这些不幸事件正在发生之际，瑞典军左翼已经进入平原，查理命令他们暂停在敌人的营地与碉堡之间。查理遥望伦塞尔的俄军，误以为是罗斯的部队，就派加伦克鲁克将军回去命令马泽帕，率领所部和炮兵来协助和支援对敌营的攻击。照阿德勒菲德所说，“国王在上午会战开始时就作出决定，假如他等待炮兵一起前进，将损失很多时间，从而影响其冲过碉堡线的计划。”加伦克鲁克走近伦塞尔的部队时才发现他们是俄军，就匆匆跑回报告国王，不久查理才知道罗斯已经被俘，他的部下非死即逃。

似乎在此之后，立即发生了整场会战中一件争论最多的不幸事件。当罗斯被围，查理已在平原上列阵之际，列文豪普特率领的中央纵队也已突破碉堡线进入平原，正打算向彼得营地的西面前进并准备发动冲锋。此时，据他自己说，从“国王的一个忠仆”手中接到了命令，叫他停止前进。虽然他感到震惊和迷惑，因为他相信胜利已在掌握之中，但是他还是无条件服从了。是谁发出这个命令却始终搞不清楚，莱因斯科尔德和查理都否认有这么回事。事实真相也许是这样：在整个会战中，查理和莱因斯科尔德经常轮流发命令，而在瑞典左翼初期胜利之后就开始出现混乱，于是各种互相矛盾的命令就在战场上前后追逐着。

一旦列文豪普特停止前进，最后的机会也就稍纵即逝。瑞典军最初获胜之时，彼得差不多已吓得要逃走了，罗斯的被俘又使他恢复了勇气，现在他看到查理还正在准备，就命令集中一切可用的火炮来对付瑞典军的最后突击。查理却决定不等马泽帕和炮兵到达而立即发动打击，因为他一向相信“趁热打铁”。对查理而言，不幸的是这块铁已经冷了，因为彼得神经已恢复正常，当查理等候罗斯时，他已经把四万人的部队从设防营地中拉了出来，在差不多一百门火炮支援之下摆成了战斗队形。

查理还是毫不畏惧，仍然命令前进，结果四千名瑞典步兵在两翼骑兵掩护之下立即向敌军冲去，他们冲锋时旁若无人，而且也获得了相当成功。接着敌人炮兵登场了，瑞典步兵在猛烈炮火之下，终于无法保持秩序。差不多一半瑞典步兵被炮火击倒，其余则被俄军的人海所吞蚀。大约正午时会战结束。

彼得战斗中表现得非常英勇，三次被枪弹击中，一颗穿过帽子，一颗穿过马鞍，一颗擦过颈边的十字架。查理也和平常一样亲冒矢石。他的担架兵和随从人员共二十四人，死伤了二十一个，担架也被炮弹击碎。他被移到一匹马背上，匆忙随众逃出战场。几小时之后，瑞典军的残部又在原有营地中集合起来，原有的一万二千五百人中，死伤三千人，被俘二千八百人。被俘者中有莱因斯科尔德元帅，四位将军和五位上校。俄军的死伤数字一共约为一千三百人。彼得大喜过望，甚至没有马上追击正在撤退中的敌人，而是先设宴庆功，并请俘虏中的高级人员一同参加，直到下午五点之后，才命令加里津亲王开始追击。

查理把残余兵力集中起来，从沃尔斯克拉河向第聂伯河退却，六月二十九日到了两河的交点皮里弗罗茨拉村。他们发现一切船只和架桥材料都已经被俄国人破坏或移走，但他们还是扎成一些木筏，使查理，马泽帕和一千余名骑兵渡过了第聂伯河。查理留下列文豪普特指挥残余部队，他自己率领这些随护骑兵，在创伤许可的限度之内，尽量加速退向布格河，然后再进入聂斯特河湾，在那里受到土耳其的优厚招待。此时，列文豪普特企图越过沃尔斯克拉向黑海进发，但当他发现无法达成这个任务时，就于六月三十日，率领一万二千余人向缅什科夫作了有条件投降。

彼得听到这个投降的消息后写信给阿普拉克辛海军上将说：“现在，凭上帝保佑，圣彼得堡的最后一颗奠基石也已安放好了。”他派了一部分兵力到里加，另外一部分前往波兰与斯坦尼斯拉斯作战，自己则进入基辅。他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了一次庄严的感恩礼拜。主教普罗科维奇致辞说：“我们的邻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们会说，瑞典陆军和瑞典的权威，所冒险侵入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巨大的海洋！他们跳下去就失去了踪迹，好比铅块被水吞噬一样。”这真是一个预言，未来的俄罗斯征服者都有机会尝试这种味道。

继波尔塔瓦之后发生的会战，却几乎把彼得赢来的东西都输光了。对他那个伟大对手所犯的错误，彼得似乎一点教训都没学会，并且还犯了使查理惨败的同样错误——在缺乏交通和补给情况下深入敌境。他本应听其自然，不必理会，可是却偏偏命令他的大使向土耳其政府要求引渡查理和马泽帕。土耳其认为延长俄瑞战争对他们是有利的，同时查理也表现出他的外交天才不亚于军事天才，在他鼓动下，土耳其政府于一七一〇年十月把俄国大使投入监狱，并命令首相梅希米特率领二十万大军直压俄罗斯边界。

情况变得如此严重，到一七一一年三月，彼得向土耳其宣战，六月，指挥俄军的舍列梅提夫将军发现土耳其人的焦土政策已使其人员无法获得给养。接着，彼得亲自与他会合在一起。他也和查理一样愚蠢，决定继续前进。七月十六日他到了雅西。到这里后，补给困难开始使他吃不消，所以听到土耳其大军将至的消息，他不退回到普鲁斯河准备挖壕固守，部队因饥饿原因减少到三万八千人。八月十一日，土耳其首相领兵十九万人直扑俄军营地，但被击退了。假如他能一直加以围困，那么彼得不出数日将被迫投降。莫斯科国境内必将发生叛乱，而全部历史过程都要改写。但是土耳其却反而与彼得开始谈判，结果是准许彼得撤军，条件为割让亚速，拆除塔甘罗格等要塞，不再干涉波兰的国事，并给与查理自由过境回国的权利。查理本来还在为梅希来特拟定作战计划，听到这些条件不禁大怒，指控他为奸贼，要求将其撤换。结果战争时谈时打，一直拖到一七一三年。土耳其苏丹因为担心近卫军反对，就要求查理离开土耳其。可是他毅然拒绝了，二月一日，他在一个河湾受到土耳其人包围，想把他俘获为人质。在八小时内，他手下总共不到四十个人，防御着一座未设防的房屋，面对一万二千名土耳其军和十二门炮，他杀死了敌军二百人——有十个直接死在他的剑下——才力竭被俘。此后土耳其又继续与俄国谈判，于七月十六日签订了《亚德里亚堡和约》，使两国间的争端获得了最后解决。

一七一四年九月二十日，查理终于离开了土耳其，几乎单骑走过了奥地利和日尔曼。十一月，他突然在施特拉尔松德出现。在一七一五年整整一年中，他以超人的英勇防御该城，面对汉诺威、俄罗斯、普鲁士、萨克森和丹麦联军作战。十二月二十三日，施特拉尔松德城变成了一片废墟，他又逃回瑞典，召集了一支军队继续作战。直到一七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才在挪威的腓特烈斯顿要塞被围，在堑壕中被枪弹击毙。这就是古今战史中一个最奇怪的英雄的结局。

瑞典现在已经力竭，在一七一九年九月，为了继续对俄作战，与汉诺威、普鲁士、丹麦三国签订了和约，把不来梅、维尔顿割让给了汉诺威，把斯特丁割让给普鲁士。接着瑞典又英勇的打了两年，才真正打不下去了，这才开始与俄国谈判。结果到一七二一年八月三十日才签订了《尼斯塔德和约》，结束了第二次大北方战争。依照条约，俄国获得了利沃尼亚，爱沙尼亚、因吉里亚、芬兰的科刻索姆省和维堡要塞。瑞典从此丧失了巨强的地位。

波尔塔瓦会战的意义，不仅是两个邻国间的一般战争，而是两大文明——欧洲与亚洲——的角力，所以尽管当时很少有人注意，可是俄国在沃尔斯克拉的胜利，却注定了是西方世界近代史上的大事。这使瑞典丧失了北欧的统一权，使乌克兰的独立告终，使斯坦尼斯拉斯失去了波兰王位。俄罗斯在本质上是个亚洲国家，现在却已在东欧获得了立足点。

但就当时而言，波尔塔瓦会战的重要意义却是建设性多于破坏性。彼得由此明白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一支正规陆军和一支波罗的海舰队，以此维持在欧洲的地位。波尔塔瓦会战进一步向他指出，要维持这样的兵力，就必须进行财政改革，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必须采用欧洲式的行政制度来代替东方式的旧制度。正如克鲁契夫斯基在《俄国史》上所说：“他的主要立法改革都属于波尔塔瓦以后的时代，所以战争是一个主要因素，使他把国家的行政制度化。他本人原来只是一个造船家和军事组织家，现在却走上了全盘改革的道路。”克鲁契夫斯基又指出：“因为彼得所有行动的推动力都是战争，所以其一切工作的起点都是军事改革，而最终目标则为财政改革。彼得开始工作时，只想改革国家的国防制度，以后才推广到国家的内政制度。”所以假如他在波尔塔瓦会战中被击败，那么这些伟大的计划将永远不会成形。对欧洲最明显的预兆，是在他有生之年一共建立了正规陆军二十一万人，再加上十九万非正规部队的支援，并建造了一支舰队，共有大型战船四十八艘，其他小船七百八十七艘。好比波斯王薛西斯的大军一样，在西方的东面地平线上，闪耀出一股可怕的杀气，成为亚洲人另一次入侵的预兆。所以波尔塔瓦也可以说是马拉松的倒影。

除了这些重大改革以外，从彼得思想丰富的脑海中，也涌出了无数小改革：例如禁止强迫婚姻，把妇女从绣房中解放出来，为莫斯科铺路，设立医院，医疗学校和卫生检查制度，采用新的字母，开发铁、铜和银矿，用镰刀收获作物。他要学的是西方的效率，从来不考虑成本。

人民的野蛮程度和他本人的坚强意志迫使他采用恐怖高压手段。像瓦利索斯基所说：“彼得大帝是一个工厂也是一座军营，因为他让俄国充斥着官吏，劳工和军人。”一七〇八年，他派奴工四万人建造圣彼得堡，他们死在涅瓦河的沼泽中后，他马上再派去四万人，后来又送去四万人。这种暴虐手段引起了许多反抗，在一七一三年，他又采取告密的办法，对诽谤沙皇者进行告密的人都可以获得奖励。这也是赤卡和克格勃的始祖。据说在他的时代，俄国人口减少了百分之二十。

他审判和执行儿子的死刑时，他的野蛮兽性达到了顶点。《生活杂志》在一七一八年一月对当时的圣彼得堡这样描写道：“城里人人自危，好比是一个刚被抢劫的地方，每个人不是告密者，就是被告密者。”人民遭到车裂和炮烙之刑，割掉舌头、耳朵、鼻子是常事。他的儿子阿列克谢备受毒刑，屈打成招，由一百二十七位审判官判了死刑。他似乎是被活活打死的。

彼得使这种野蛮兽性与欧洲的效率结合成一体，这样就产生了俄罗斯，不仅是一个帝国，而且也是一个半欧洲式的强国。其正式生日是一七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那一天，为了庆祝《尼斯塔德和约》，在圣彼得堡的特罗伊萨大教堂举行了庄重的感恩礼拜，彼得被宣布为“祖国之父，彼得大帝和全俄罗斯的皇帝。”这时他的版图已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鄂霍茨克海，从北极圈到里海边的阿斯塔巴德。这些都是波尔塔瓦会战以后的收获。莱布尼茨说：“你可相信，这里的革命已使许多人产生了恐慌。大家都认为沙皇在欧洲已是无敌的了，好比一个北方的土耳其人。”查理十二在波尔塔瓦被击败之后，整个欧洲也都被击败了。在胜利的第二天，莫斯科人就占据了小俄罗斯（东乌克兰），从而第一次在欧洲获得了立足点。欧洲又面临着一个新威胁，亚洲又开始运动了，但这一次，蒙古骑士穿的却是西方的盔甲。

谢选骏指出：查理十二的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依赖一个人的军事天才去从事战争，其后果是多么脆弱。一次偶然的轻伤就改变了整个战局，甚至改变了国运和文明的走向！至今，四百年过去了，欧洲还没有摆脱那一箭来来的恶果——俄罗斯噩梦，甚至东亚的中国也深受其害。这是查理十二留给后人的第一个教训。然后的教训就是，查理十二和他以后的拿破仑、希特勒，几乎每个世纪都立下了一个证明——俄罗斯是无法从西方征服的，历史上唯一成功的征服者是来自东方。后来让俄罗斯帝国毙命的列宁和斯大林、让苏联解体的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也都是来自东方的。所以，将来能攻陷俄国者，必中国也。

【大事记（六）：普鲁士的兴起及其扩张】

普鲁士，更合适的称呼应为勃兰登堡-普鲁士王国——是十七世纪第二个新兴强国。但是其起源也和俄罗斯一样，应该上溯到第十世纪。同时也和俄罗斯一样，其扩张是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因为普鲁士是一个内陆国家，四周都受到敌国包围。

公元九一九年，萨克森公爵亨利建立勃兰登堡作为对抗斯拉夫人的堤防。接着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殖民运动，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易北河和奥得河之间的全部土地都并入了日耳曼版图，变成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一二二六年，斯普雷河地区也被兼并，并建立了柏林城。同年，波兰的马索尼亚公爵要求条顿骑士团的领袖萨尔扎使原有的普鲁士人皈依基督教。这些普鲁士人本是一个斯拉夫民族，住在维斯杜拉河与涅曼河两河河口之间的地区。结果在一二三一年到一三一〇年之间，这个后来被称为东普鲁士的地区被征服，埃尔宾（即埃尔布隆格）、戈尼斯堡和但泽等城镇都已建立起来。原有的普鲁士人大都被灭绝，代之以日耳曼移民。一三一三年，条顿骑士团总部就以马林堡作为永久性根据地。

结束传教任务之后，由于汉萨同盟丧颓、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联合以及波兰亚盖沃王朝的兴起，条顿骑士团一蹶不振。一四一〇年，他们在坦能堡战场上被波兰人惨败，从此再也没能恢复。七年后，勃兰登堡侯爵由纽伦堡城主腓特烈·霍亨索伦继承。一四六六年，依据《索恩永久和约》，普鲁士分为两部分：西普鲁士包括但泽在内变成了波兰的一部分；东普鲁士仍归骑士团所有，但臣属波兰。最后在一六一八年三十年战争爆发时，东普鲁士与勃兰登堡永远地联合成为一体，十七世纪的新普鲁士也由此诞生。

三十年战争结束了日尔曼的中世纪文明，也创造出法兰西与日尔曼对立的局面，这个局面使全欧都受其影响达三百年之久。当战争在一六四八年结束时，法兰西变得强大而集中，日尔曼却已分崩而力竭。不过勃兰登堡虽已丧失其人口的一半以及全部工业和贸易，但普鲁士却完整无恙。因为英吉利海峡阻止法国向北发展，而比利牛斯山脉又阻止其向南发展，所以法国就只好向东以日尔曼为侵略对象。从一六四八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定之日到一七〇四年法兰西在布伦海姆受到决定性失败为止，日尔曼西部一再受到入侵。布罗伊说过：“路易十四派他的军队屡次渡过莱茵河，甚至连一点借口都不需要。结果使对方的爱国心被唤醒。杜伦尼的士兵当然不知道在他们的蹂躏下，日尔曼人的心里已经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这是日尔曼民族主义的起源，正好像法兰西民族主义是在百年战争中培养出来一样。一六四〇年十二月腓特烈·威廉继承勃兰登堡侯爵时，这种民族主义就从这里油然而生。

腓特烈·威廉首先设法使他那残破领地能够吸收新的人口，他表示，所有移民都可保有完全的宗教自由，因此有数以千计的荷兰人、法国人以及其他民族纷纷移入勃兰登堡，后来他们就变成“真正土生的普鲁士人”了。其次，他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权力是以战斗力作为衡量标准的，他的父亲在一六三七年已经建立了一支小型常备军，他加以扩大，使人数达到二万五千人。他把这支兵力当作外交和战略工具使用，阻止了东普鲁士落入波兰和瑞典手中，一六七五年他在菲尔贝林击败了瑞典，此后他在历史上就被称为“大选帝侯”。他死于一六八八年，由儿子腓特烈继位。一七〇一年一月十八日，腓特烈在戈尼斯堡（即“王城”之意）自己加冕为普鲁士国王，就是腓特烈一世。一七〇二年五月，作为共同对付法国的大同盟的成员之一，腓特烈出兵一万四千人，后来增加到四万人，这些部队在布伦海姆，拉米伊，奥德纳尔德和马尔普拉凯诸次会战中都作出了贡献，虽然普鲁士从《乌特勒支和约》中所获甚微，但是腓特烈的军队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权战争中，却实在具有相当影响，所以到一七一三年战争结束时，勃兰登堡-普鲁士人民就成了崭新的普鲁士民族，对法兰西也成为一个经常存在的威胁。

《乌特勒支和约》签字之前两个月，腓特烈一世死了，他的儿子腓特烈·威廉（一七一三——一七四〇年）接替了王位。他当时只有二十四岁，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重要性的人物。与他同时代的彼得大帝完全一样，具有勤勉，暴戾和野蛮的个性，态度很象操场上的小班长。他在政府各部门都厉行节约，把这个王国的财政整理得有条不紊，并将四万名南日尔曼人移殖到东普鲁士地区。他的吝啬对一个绝对专制的君主而言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所以他才有财力把陆军从五万人扩充到八万人。兵员的来源是强迫服役，或者用绑票方式猎取。军官的来源，是强迫所有适合服役年龄的贵族都必须进入军校受训，结训后进入部队服务。陆军力量的基础还不是数量，而是纪律和训练，训练是如此野蛮，所以他的儿子认为实际作战也许比在军营生活还要舒服一点。他的唯一消遣就是巨人榴弹兵团，为了组织成这支部队，他不惜到各国绑票，远至爱尔兰，在欧洲任何地方，只要个子太高就不会安全，甚至在意大利的迎神赛会中，表演的大个子必须用链条锁上。身材高大的妇女也会被他们抢去，以便与这些榴弹兵配合。

他随时随地都精力充沛，王后为他生了十四个孩子，其中第四个孩子生于一七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取名为卡尔·腓特烈，后来在历史上被称为腓特烈二世或腓特烈大帝，他父亲对他的态度极不正常，正如彼得大帝对阿列克谢一样。他不准他多吃东西；一七三〇年，他企图把他绞死，以后又判处他死刑，当群臣反对时，他又在儿子眼前把他的好友卡特射死。一七四〇年五月三十一日，腓特烈·威廉逝世，临终时许多人在他周围唱诗：“我赤裸裸的来到这个世界，也赤裸裸的离去”，他还勉强挣扎着说：“不，不能完全赤裸，我要穿上军服。”

腓特烈二世发现他现在统治的是一个效率极高的国家，拥有充满财物的府库和欧洲训练最优良的陆军。但是普鲁士在战略形势上十分脆弱，没有天然陆疆，并且被强大的邻国所包围。在这种环境下，为了维持强国地位就必须向外扩张，但是扩张需要借口，即使很勉强也不要紧。腓特烈马上发现有一个现成的借口，就是奥地利的王位继承问题。

约瑟夫皇帝在一七一一年逝世，没有儿子，他的兄弟查理继位，就是查理六世。查理也没有儿子，所以在皇族间商定了一项原则。依照这个原则，查理的女儿玛利亚·特蕾莎应比约瑟夫的女儿玛利亚·阿玛莉亚拥有优先继承地位。阿玛莉亚于一七二二年成为巴伐利亚选帝侯查理·艾伯特的妻子。经过长期谈判，欧洲所有的重要国家都承认了这个原则，只有巴伐利亚例外。一七四〇年十月二十日，查理六世逝世时的情形就是这样。

认识到这个协定非常脆弱，而欧洲诸国又四分五裂，意见分歧，并且知道奥地利亚毫无战争准备，腓特烈就一面动员陆军，一面派戈特尔伯爵去维也纳，说他承认特蕾莎的继承权（一七四〇——一七八〇年），必要时准备以武力协助她，条件为由他占领西里西亚。奥地利拒绝了。十二月十六日，腓特烈命令军队越过西里西亚边境，向布雷斯劳挺进，这就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开端。特蕾莎立即向其他国家求援，但他们的地位都并不比腓特烈高。一七四一年四月十日，施维林元帅在莫尔维茨大败奥军，战争这才走向全面化。巴伐利亚的查理·艾伯特为了争取帝位，也侵入波希米亚；法国为了称雄欧洲，越过莱茵河而成为巴伐利亚的同盟国；萨克森人和萨伏依人也参加了对奥地利的进攻，而英国和荷兰则准备进攻法国以间接支援奥地利。五月十七日，腓特烈在霍图西采再次大败奥军，并与法国缔结同盟。在英国督促之下，特蕾莎向他求和，把下西里西亚割让给他，以便此后可以集中全力对付法国和巴伐利亚。腓特烈随即退出战争，萨克森人也采取了同样行动。

摆脱了普鲁士和萨克森的压力之后，特蕾莎准备兼并巴伐利亚以抵补西里西亚的损失。隆冬之际，她迫使法军退出布拉格。一七四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英国和汉诺威联军在莱茵河上的代廷根又击败了法军。腓特烈对此颇感震惊，因为他知道奥地利的胜利足以导致普鲁士衰亡，一七四四年九月，他又加入战争并入侵奥地利，但被陶恩元帅击败。法国慢慢地又转入优势，一七四五年五月十一日，萨克斯元帅在丰特努瓦击败了英军，接着在一七四六年七月二日又在劳非获胜。此时，腓特烈已被迫退出奥地利，奥地利和萨克森的部队跟踪追击，进入了西里西亚，到了一七四五年六月四日，在霍亨弗里德堡普军又被击败一次。不过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十五日，布伦海姆会战的老将利奥波德率领的奥萨联军在凯瑟尔斯多夫遭到惨败。这一战具有足够的决定性，迫使特蕾莎再次向普鲁士求和。这也合乎腓特烈的意愿，为了不让法国坐收渔人之利，他并不想在奥地利人身上寻求完全的胜利。

一七四五年圣诞节那天，奥普双方在德累斯顿签订和约。西里西亚和格拉兹都割给普鲁士，条件为腓特烈支持特蕾莎的继承权。这样，他获得了一万六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和一百万人口，回到柏林之后，他就自称为“大帝”。

虽然战争又拖了三年，腓特烈却完全置身事外。最后，除奥地利以外，所有交战国都感到疲倦，一七四八年十月到十一月之间签订了一个总和约，就是《艾克斯拉沙佩勒和约》。依据和约，腓特烈兼并的土地获得了保证，虽然还有少数极小范围的领土调整，但大致同意恢复到战前的状况。虽然腓特烈对其侵略结果颇感欣慰，但实际上这个和约只导致了暂时的休战。

谢选骏指出：严格地说，普鲁士不是一个日耳曼国家，而是一个斯拉夫国家，或是说“由一小撮日耳曼人混合斯拉夫人组合的乌合之众”。但是作为一个战争机器，它却相当成功，差一点统一了西方文明。这就是“边缘地带的能量”——后来，这种能量“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美苏他们作为“欧洲文明的两翼”，其实都是混合其他人种组成的乌合之众，但事实证明，他们的武力要大大超过了欧洲联盟，就像普鲁士的武力要大大超过了日耳曼联盟。而现在让文明世界瑟瑟发抖的，就是这个“边缘之外的边缘地带”——中国大陆正在崛起。

【第六章：罗斯巴赫会战和洛伊森会战】

虽然卡莱尔称其为“最后的国王”，但腓特烈大帝却是一种独特的君主，仿佛是古代暴君或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王子，而不像他这个时代中行将崩溃的专制帝王和正在兴起的立宪君主。

他既是军人也是文人，并且把哲学与战争相结合——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充满了自我表现和自我矛盾，很难发现其真正个性。比如说很少有伟大的军人象他这样铁石心肠，敢于挑起战争，但是也很少有人能象他那样对战争具有彻底的认识，知道用这种手段来达到目的何其危险。他在《军事条令》中这样写道：“如果不是对胜利者和失败者具有同样致命的危险，那么凭借这样的部队（他的部队）就足以征服世界。”在他的诗句中这样描写战争：“铜头巨怪，战争之魔，为的只是嗜血和毁灭。”虽然如此，他却坚持说：“我们不应讥讽战争，而是应该铲除战争，好比医生铲除热病一样。”

虽然在他内心深处是谴责战争的，但他对和平的思想也非常具有讽刺意味。从各种资料来看，他确实承认战争是“原罪”。有一次他与教育部长舒尔茨谈话，舒尔茨说过去大家都相信人性是罪恶的，现在却又以为人性是善良的了。腓特烈的回答却是：“啊！我亲爱的舒尔茨，你并不认识这个该死的人类！”以国王的身份而言，他心胸广阔，热爱自由。他说：“我同我的人民已经达成了令双方满意的谅解。他们说他们想说的话，我做我想做的事。”他对所有宗教派别都一律大度包容，因为他相信每个人都可以“经由他自己的道路进入天堂”。他开放言论自由，取消严刑逼供，发展科学研究，免费给穷人供食，为数千名老妇开办养老院，但却不让她们白吃，而是让她们从事纺织，这可以表现出他讲究经济的个性。虽然如此，有时他会十分野蛮。有一次他说，获得情报的最好方法就是抓住一个富人，让他换上穷人的衣服，将他送往敌国，同时威胁说：“如果在规定期限内不回来，就烧了你的房子，把你的妻儿剁成碎块。”

他有如一个由精灵和马基雅维里混合形成的怪物，由雷神之槌在火神的铁砧上锻炼成形。

除了亚历山大——可能的话再加上查理十二——以外，在古今所有名将中，腓特烈是最具进攻意识的。柯林在《战争的演变》一书中作了如下评论：“腓特烈二世呼吸的空气中只有进攻精神，无论何种情况，在任何作战中，即使面对优势敌军，他也总是采取攻势，他自己就是后续力。”有一次他说，凡是不主动进攻而坐以待敌的军官都要加以处罚。他总是采取攻势，而且几乎总是先下手为强。他说：“我们部队的整个力量完全寄托在攻击上，如果没有真正必要的理由而放弃攻击，那才真是蠢蛋。”

他不喜欢长期战争，不仅因为成本太高，而且军人的水准也会日益低落，应该明白在十八世纪，进攻成功的主要基础就是士兵在操场上的技巧（也就是运动的技巧）。此外，他也认识到因为战争足以决定国家命运，而建军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让士兵吃饱肚子。所以补给才是一切作战的基础。战争拖得越长，补给就越感困难。虽然如此，因为他也跟查理十二一样总是不顾一切地进攻，结果常常遭到惨败，大有得不偿失的味道。

拿破仑对腓特烈大帝的评价很有意思，他说：

“越是危急关头，越显出他的伟大，这是我们所能说的最好的赞誉之词。”

“使腓特烈显得杰出的，不是他的运动技巧，而是他的胆大妄为。他所做的事情，有很多是我所不敢做的——他会放弃作战线，有时好象完全不懂战术。”

“在七年之间，普鲁士凭一国之力挡着欧洲三个最强大的国家。这不是普鲁士陆军的力量，而是腓特烈大帝一个人的功劳。”

探讨他的历次战役，就可发现使他如此伟大的原因不仅是他的勇敢精神，而且他对当时的战术条件也具有超乎常人的认识，同时知错能改。他认识到那个时代的战术迟缓而又笨拙。自从他开始其毕生事业时起，他就决定以机动和迅猛的火力作为他的战争体系的基础，这也是当时的战术所缺少的因素。他曾说过：“一个普鲁士步兵营就是一个活动的炮兵连。他们的装弹速度极高，使火力可以比其他任何部队都高出三倍以上。仅此一点就使普鲁士军占了三比一的优势。”虽然有此说法，不过在他早期的作战中，更多的是倚重刺刀，但他不久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所以在后来各次会战中，都是全力发展枪炮的威力。

他是一个伟大的炮兵专家，首创了第一支真正的骑炮兵部队，从1759年以后的三十年中，在欧洲只有普鲁士拥有骑炮兵。因为奥地利总是采取防御，火线常常位于山顶，而预备队则在山后方，所以他也主张更多地使用榴弹炮。奇怪的是他从未认识到训练有素的轻步兵的价值，尤其是在科林会战中，使他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奥地利的轻型步兵，这就使人有些疑惑不解了。

以他的小战术为基础，腓特烈进一步发展出其特有的大战术。过去，由于部队调动异常迟缓，所以总是进行正面交战，这也是十七和十八两个世纪的通病。不过腓特烈却认识到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自己一翼的机动性远比对方优越，那么等对方慢慢把兵力部署好之后，就可以立即转向它的一个侧翼，重新展开攻击敌军，使对方来不及调换正面。这就是其大战术的精华，说起来好象非常简单，似乎很容易模仿，但事实上除非攻击方具有优越的机动性，否则不易成功。因此拿破仑说：“他的‘斜形战斗队形’只是对不善运动的敌人才有效果。”

腓特烈对这种战斗队形作了如下解释：“你面对敌人缩回一翼，并增强准备进攻的另一翼。利用后者的兵力，尽量对敌军的一翼进行侧面攻击。十万人的大军，如果在侧翼只受到三万人攻击，也可能在极短时间内被击溃。这种部署的优点可以概括如下：（一）一支规模较小的部队可以与较强大的敌人作战，（二）在一个决定点上攻击敌军，（三）如果你被击败，那只是你兵力的一部分，你还有四分之三的完整兵力可以掩护你撤退。”

为了获得最高程度的机动性和迅猛的火力，腓特烈主要就是靠操练，有关这一点曾有许多无稽之谈。虽然那是非常严格，甚至有点野蛮，但是腓特烈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将其作为一种达到目标的手段。不过他对那个时代的军人也的确不太尊重。在他的《军事条令》中这样说道：“一支军队的大部分都是游手好闲的人，除非将领们不间断地监视，否则这个由人组成的机器就会自动崩溃，那么所谓纪律之师就只剩下一句空话了。”他又说：“如果我的士兵都开始自己思考，那就没人肯当兵了。”此外他还说：“军人所应做的就是要具有‘团队精神’，就是承认他自己的团队是举世无双的。因为军官总是要领导他们走向最危险的地方，而他们这些人又不受荣誉感支配，所以必须使他们害怕军官更甚于眼前的危险。”

虽然他发表了这些高见，可是他对部下却并非不慈爱，有时他的态度也是很友善亲密的。有一次，一个逃兵被押到他面前，国王问他：“你为什么离开我？”这个掷弹兵回答说：“陛下，说老实话，我们的情况太糟了。”腓特烈开玩笑说：“好吧，今天让我们再打一仗，如果我失败了，明天我们大家一起逃走好了。”随后就把逃兵送回原部队并且不加处罚。

虽然后来这种普鲁士式的操练被人当成一种战争艺术，可是腓特烈本人却从未如此解释。拿破仑说过：“有一次在波茨坦宫前阅兵，他看到法国、英国和奥地利的年轻军官对这个斜形战斗队形极感兴趣，不禁掩口而笑。”事实的真象是：除非有腓特烈的精神，否则这种腓特烈式的操练并无用处。只要从他的《军事条令》一书中摘录几条就可以知道他并非只是一位操典专家：

我们注意的主要目标应为敌人的军队。（原书四十九页）

在战争中，狐狸皮有时和狮子皮同样必要，因为当实力失败时，狡计却反能成功。（原书第五十二页）

这是战争中一条永远的公理——确保自己的侧翼和后方，而设法迂回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原书第一〇一页）

骑兵得胜的一翼，不要让敌方骑兵能够再度集合，而应保持良好秩序向他们追击。（原书第一一八页）

如果毫无理由地让士兵流血，这是非人道的屠杀。（原书第一二〇页）

虽然对伤患应该立即加以帮助，但却不可忘记杀敌的责任。（原书第一二一页）

如果还有任何事尚未完成，那么就不可自以为一切都已完成。（原书第一二二页）

我的错误是对我的军官有利的，因为他们确信，我一定会竭尽努力来加以改正。（原书第一二六页）

会战有一条定理，就是强迫敌人干他本来不想干的事，因为你的思想刚好与他对立。凡是他不想做的也就是你最希望他做的。（原书第一二六页）

虽然腓特烈需要和平，而且在《艾克斯拉沙佩勒和约》签订之后他也说过：“从今以后，除非为了自卫，我连一只猫都不会加以攻击。”可是他却没能认识到使他获得成功的侵略行为的含意。这使奥地利怀恨，法国畏惧，于是两国捐弃旧嫌准备采取联合行动。对腓特烈而言很不幸，特蕾莎的首相考尼茨亲王却能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腓特烈的侵略已经使法奥之间的对立传统过时了，所以他向女王建议设法要求法国协助收复西里西亚，而以奥属日德兰作为报酬。特蕾莎采纳了他的建议，考尼茨就开始游说法国宫廷。他首先指出如果法奥两国继续争斗，那么只会使腓特烈一人得利。第二，由于俄国女皇伊莉莎白极欲吞并东普鲁士，而只要用马格德堡作为代价就可以收买萨克森，用不来梅也可以收买瑞典，所以如果以奥属日德兰为交换条件，法国同意支援奥地利的话，就可以组成一个七千万人的大同盟，从而把普鲁士和它的四百五十万居民从地图上抹掉。虽然这个建议与法国的传统政策相违背，但是法国宫廷中真正有权势的幕后人物蓬皮杜夫人——曾受过腓特烈侮辱——竭力帮忙。但是在获得最后同意之前，英国却采取了行动，使危机急转直下。

英国正与法国忙于进行“不宣而战”的殖民地战争，因为担心汉诺威的安全，不惜重金收买俄国，要他们将重兵集中在西部边界以保障汉诺威的安全。

腓特烈一听到考尼茨谈判的风声，马上就企图拉拢英国，表示愿意保障汉诺威的领土完整。英国政府立即接受了他的主意，因为与俄国女皇谈判的协定尚未批准，所以英国政府中途取消了谈判。接着在1756年1月，英普两国缔结了同盟，因为是纯粹防御性同盟，所以并不影响腓特烈对法国的条约义务。虽然如此，腓特烈却早已认识到一旦战争发生，侵入汉诺威必将是法国计划的一部分。最后在5月，为了对抗这个《威斯敏斯特条约》，法奥也签订了《凡尔赛条约》，也是防御同盟的性质。因此到1756年夏天，欧洲就分化成为两个敌对阵营：一边是英国和普鲁士，一边为法国和奥地利，外加俄国、瑞典和萨克森的支持。

对奥地利而言，考尼茨计划是一个胜利，但是对法国而言却是一个乔装的灾难。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已经证明了法国海外殖民地的脆弱地位，在俄亥俄和印度，英法之间早在进行着“不宣而战”的殖民地战争。所以如果欧洲再爆发新的战争，那么法国必然是主要成员，那么其海外帝国的大部分就会化为乌有。后来果然如此。腓特烈从间谍方面获得消息，得知俄国女皇正鼓动特蕾莎加强军事准备，他认为如果等她准备好了再开战，对普鲁士将大为不利，所以决定先下手为强。他说：“让敌人骂我是侵略者，这是小事，但却不能让整个欧洲先联合起来对付我一个人。”

虽然普鲁士的地理位置使腓特烈采取的内线作战方式在这个环境中非常有利，但普鲁士却缺乏可供防御的边界，而且面对敌军，他的兵力处于一比三的数量劣势。在南面，如果奥地利与萨克森携手，他们距离柏林就只有四十英里；在北面，如果瑞典军集中到施特拉尔松德，相距就在一百三十英里以内；在东面，如果俄国人渡过奥得河，相距只有五十英里；在西面，如果从哈里附近进入普鲁士，那么法军到柏林也只有一百英里之遥。不过其中却有一个薄弱环节：这些国家的军队还停留在不同的准备阶段，奥军尚未与萨军合作，俄军还没有越过波兰的荒原，瑞典人也还没有渡过波罗的海，法国人也没有渡过莱茵河。

7月，腓特烈要求维也纳保证在波希米亚境内集中的奥军不是用来对付普鲁士的。结果只得到闪烁其辞的答覆。腓特烈决定不再等候，他留下11,000人防御瑞典，26,000人防御俄国，37,000人防守西里西亚，而亲自率领70,000人，于1756年8月29日，突然不宣而战侵入了萨克森。9月10日占领了德累斯顿。于是腓特烈封锁住皮尔拉，10月与奥军在洛博西兹遭遇，接着也将他们击败。

腓特烈入侵萨克森使欧洲各国大为震怒，认为他不讲道义，帝国会议一致同意废除腓特烈。同时，同盟国决定出动五十万大军击碎侵略者。

一等到道路没有积雪阻碍，腓特烈就前进到布拉格，在那里又与奥军遭遇，于1757年5月6日将他们击败。他一面围城一面继续向南前进，6月18日他在科林鲁莽的攻击道恩元帅指挥的奥军，对方兵力差不多要比他多两倍。腓特烈遭受了一次惨败，在33,000人的兵力中损失了13,000人，结果被迫解除布拉格之围，并撤出萨克森。

道恩的胜利使同盟国大感兴奋，决定从四面八方围剿腓特烈。他们的计划如下：萨克斯-希尔德堡豪森的约瑟夫亲王指挥帝国陆军33,000人，与索贝斯元帅率领的30,000人会合起来以收复萨克森。埃特雷元帅和黎塞留公爵共同指挥100,000人，攻击位于汉诺威的坎伯兰公爵；俄军17,000人已经占领了梅美尔，预定侵入普鲁士；瑞典军17,000人在斯登堡伯爵指挥下预定在不来梅登陆；而100,000奥军在查理亲王和道恩元帅指挥下继续攻击腓特烈在科林的残部。这样一总算起来，差不多有390,000人集中起来对付他，不过腓特烈并不害怕，他面对道恩撤出了他的25,000人，行军一百七十英里赶到欧福去威胁索贝斯。

1757年5月1日，法王路易十五与特蕾莎签订了第二次凡尔赛条约，允许每年给她三千万“利弗”（法国古银币）偿付俄国人，作为支援的代价。

6月，埃特雷开始行动，7月26日，他在汉斯滕贝克偶然地击败了坎伯兰公爵，因为本来双方主将都已下令撤退，可是有一个支队没有奉命行事，结果使法军获得了一次意外胜利。随后，黎塞留公爵代替埃特雷，他与坎伯兰私自签定了一个条约，条件是允许英法两军整装回国。几星期之后，英法两国政府都不肯批准这个条约，而黎塞留却不去与索贝斯会合，反而依照法军的老习惯开始洗劫普鲁士。索贝斯也是一路走一路洗劫直到马格德堡，这是普鲁士的一个重要兵工厂，此后就以向柏林进攻为意图。

这时，俄国也已进入普鲁士，其野蛮行径闻所未闻。为了阻止他们，腓特烈命令列瓦尔特元帅率领25,000人，从大亚格恩多夫向俄军八万人进攻。8月30日，列瓦尔特发动了攻击，但是却遭到失败。到柏林之路已经畅通无阻，可是和通常发生的情形一样，俄军因为缺乏补给，自动的逐渐“融化”掉了。虽然如此，到10月份，腓特烈的处境实在已经危殆不堪，连他自己都认为战争已经输定了。

虽然发现自己的机会已经非常缈茫，但是他却不能坐以待毙，所以他决定还是向法军进攻。他留下贝文公爵率领41,000人在卢萨蒂亚对抗查理亲王的112,000人，他自己在8月25日出发前往德累斯顿去集中兵力。然后他从德累斯顿前往欧福，于9月13日到达，索贝斯则退往埃森纳赫。腓特烈就把十万“萨拉”付给黎塞留，贿赂他按兵不动，自己一路尾追索贝斯，肃清了戈萨，并留下了塞德里兹将军在那里监视他。9月19日，索贝斯和希尔德堡豪森进往戈萨，但在遭遇塞德里兹之后即匆匆撤退。

腓特烈作战之际，贝文被逐回到布雷斯劳，而哈迪克伯爵则率领3,500名奥军攻击到了柏林。10月16日，哈迪克进入普鲁士首都，在获得三十万萨拉的赎金之后离开。听到哈迪克突袭的消息，腓特烈马上留下七千人，由凯斯元帅率领，负责防守萨尔河，自己亲自赶回去救援首都；但到10月20日，他才知道已经太迟了，就决定赶回来。而当腓特烈不在的时候，索贝斯已经获得了增援——布罗伊元帅率领的15,000人——开始侵入萨克森，10月27日，索贝斯到达威森菲尔斯，在那里他要求莱比锡的凯斯投降，但遭到断然拒绝。

回来之后，腓特烈又与凯斯会合，使骑兵增加到大约22,000人，索贝斯听到这个消息，马上退回到萨尔河。10月30日，腓特烈离开莱比锡，第二天进入威森菲尔斯，并立即攻击法军前哨，但却发现桥梁已被破坏。凯斯也发现在梅泽堡和哈里的桥梁都已被破坏。虽然现在腓特烈的地位很危险，可是索贝斯却愚蠢的放弃了萨尔河一线，退往米谢尔恩。腓特烈修复了这三座桥，于11月3日渡过萨尔河，在米谢尔恩附近的布劳恩斯多夫宿营。他命令塞德里兹率领骑兵1,500人去突袭敌营，并决定次日进行主力攻击。可是突袭却促使索贝斯乘着黑夜撤到另一个比较稳固的阵地。腓特烈发现这个营地十分坚强无法攻克，就在11月4日撤营前往罗斯巴赫。

索贝斯的懦怯使他的军官们大为不满，其中包括包尔色特——他在1744年到1747年间的战争中享有盛名——他认为腓特烈的地位已岌岌可危，所以建议索贝斯绕过腓特烈左翼，从而切断他的退却线。此外，如劳易德少将指出的那样，因为联军的人数对腓特烈几乎占有二比一的优势，所以他们趾高气扬，索贝斯和希尔德堡豪森决定在第二天上午进攻，并准备用一个冲锋就解决战斗，因为他们的部下已经十分疲惫，似乎不愿也不能再拖下去了。

一旦决定之后，对包尔色特的建议根本未作执行准备。直到11月5日，有些联军部队已经出外搜掠之后，索贝斯才从希尔德堡豪森方面获得如下通讯：“对敌军的攻击已不能再浪费一分钟，他昨天的行动明显表示他并不准备攻击我们，而似乎是想切断我们与弗莱堡之间的交通线。所以我主张立即前进，占领希芬罗达高地，并从那里攻击他。”直到这时索贝斯才开始备战。

双方准备交战的战场是一个宽广开阔的平原，缺少树木，罗斯巴赫村位于一个低缓的小丘上，那里可以清楚地看见联军营地。在罗斯巴赫与梅泽堡之间有一条小溪流过，在小溪南面就是雅努斯和波尔森两座小山。卡莱尔在《腓特烈的历史》中形容道：“这种松软的沙泥只有拉车的马可以感觉到，而走路的人则感觉不到，因为他们很少见过如此平坦的山地。”平原南面是萨尔河，数英里外有威森菲尔斯小村，位于罗斯巴赫东南方。收到希尔德堡豪森的通讯后，索贝斯就派了部分法国骑兵，由圣戈曼伯爵率领，前进到罗斯巴赫以西三英里处的格罗斯特去监视敌营并且保护法军左翼。索贝斯命令部队在上午十一时拆营，成三个纵队前进。前卫是奥地利和帝国骑兵，中央为法国和帝国的步兵，后卫为法国骑兵。在佩特斯塔德，前卫暂停下来与法国骑兵会合，在举行了一次将领会议之后继续前进，并向莱因哈特斯韦本的方向作了一个左向旋转。他们的行动异常迟缓，军乐悠扬，旌旗招展，仿佛胜利游行一样。

腓特烈一直严密监视敌军的运动。他在位于罗斯巴赫的高屋顶上派了一位军官——高德上尉，并且派出许多巡逻队，有些一直深入到法军所放弃的旧营地之内，并从农民口中获悉索贝斯已选择通过威森菲尔斯道路，但是他却无法判断敌军的正确方向：（一）可能向弗莱堡前进，因为他们缺乏补给；（二）可能向威森菲尔斯前进，但又似乎不象，因为那里的桥梁还未修复；（三）可能向梅泽堡前进，以切断腓特烈在萨尔河上的交通线。两点钟左右，正当国王用膳时，高德冲进房间，报告说敌人已经到达佩特斯塔德，并正向普军左翼旋转。腓特烈亲自爬上屋顶，看了一下马上就明白敌人是想从侧面和后方来攻打他，并将他赶离自己的交通线。下午两点三十分，他下达了命令，命令的执行是那样迅速，所以有一位法国军官形容说：“好象歌剧中变换布景一样。”

到下午三时，营帐都已拆卸装车，部队纷纷开动。当此之时，三十三岁的塞德里兹将军，率领三十八个中队的骑兵，首先疾驰而去。他前进到罗斯巴赫小溪，除右翼方面留有少数骑哨外，其余毫无掩护地直取雅努斯和波尔森两个小丘，紧跟其后的就是步兵和十八门重炮；腓特烈命令将重炮阵地放在雅努斯山上，右方为步兵，左侧是塞德里兹的骑兵。在罗斯巴赫留下七个中队监视圣戈曼。

尽管运动如此迅速，但索贝斯却产生了相反的错觉，认为普军是在全面退却。所以他命令前卫赶紧向雅努斯山前进，他匆忙地下达了命令，因此对如何部署兵力竟完全没有指示，也没有命令战斗人员留下他们的包裹和营具。这些步兵以三个绵长的纵队前进，领先的是法国的皮德蒙和梅里两个团。在右纵队的前面和侧翼是两个团的奥地利重甲骑兵和帝国骑兵，预备队为十个中队的法国骑兵，另有十二个中队保护左翼。完全没有进行地形侦察，也没有前卫，全军完全是盲目前进。

现在战术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索贝斯和希尔德堡豪森想迂回腓特烈的斜形攻击队形。他们的理由是：既然我方在数量上占优势，而腓特烈也已经丧失主动，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绕过其左翼攻击他，胜利就属于我们了。可是实际情形却完全不同。到下午三点三十分，他们就正好暴露出一个侧翼——前进纵队的头部——让腓特烈加以攻击——因为这时他的位置恰好适合这种进攻。使联军情形更糟糕的是到了这时，他们还是认为普军处于全面撤退之中，所以索贝斯又把布罗伊率领的骑兵预备队也放到前面，从而使普军的攻击目标更加明显。

此时，塞德里兹率领他的四千名骑兵，正在波尔森山地后面监视着联军纵队缓缓接近。当他们靠近之后，他不等命令就率领部下冲上前去。几分钟后，他把自己的烟斗在空中摇了一下，这是发动攻击的信号。据当时参战的法国骑兵军官卡斯特里记载说：

“我们还来不及列成阵形，普军的全体骑兵就冲上来了，仿佛一堵坚硬的墙壁，以极高速度推进。他们的右翼攻击奥地利骑兵，这时在纵队中能够立即应战的不过三四个中队。他们的左翼则向我们（法军）进攻。”

好比一把锋利的钢刀，普国骑兵在这一大堆尚未展开的敌军中往来冲突了四次，驱逐敌人向弗莱堡溃退。然后塞德里兹收回部下，在塔格维本的谷地中休整。

战斗进行之时，雅努斯山上的炮兵也同时向溃逃中的联军步兵开火，在这个强大火力掩护下，普鲁士的亨利亲王率领七个步兵营快步前进，攻击领先的敌军以支援骑兵。他的攻击是具有决定性的，正如一位沃尔滕堡的龙骑兵所说的那样：“那些炮火使我们整行地被撕裂，普鲁士的火枪兵成了可怕的刽子手。”

联军步兵被逐回后，前后挤成一团，塞德里兹又抓住这个机会，再次从后方打击他们，迫使他们落荒而逃。至于普鲁士炮兵，狄克尔在《七年战争》中有如下评论：“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一天的成功是属于炮兵的。如果他们也象在科林会战时那样消极和无所事事，那么敌军可能已经展开前进了，他们的失败也就不会如此彻底，而骑兵的成功也就不会那样卓越。”

到下午四点三十分，会战的胜负已经完全决定了。

腓特烈的右翼在伦德斯塔特，左翼在莱因哈特斯韦本，在火炮掩护之下全面向崩溃中的敌军攻击。联军的退却变成了溃败。圣戈曼说：“在周围四十英里内，到处都是我们的士兵，他们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事实上在整个会战中，法军的纪律都非常恶劣。虽然普军并未追击，原因是由于黑夜已经降临，而腓特烈又急于赶回西里西亚，但由于纪律废弛，使联军自己变成了乌合之众和惊弓之鸟。

普军损失为死165人，伤376人。联军方面为死伤3,000人，被俘5,000人，其中包括8位将军和300名军官。另有火炮67门、7面国旗、十五面军旗和许多行李。从政治上来说，很少有其他会战比这一战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差不多一百多年以来，自从红衣主教黎塞留带领法国加入三十年战争之后，向东对日尔曼扩张一直都是法国的目标。巴拉丁曾屡次遭到入侵和蹂躏，可是正好比凤凰从自己的灰烬再生一样，日尔曼的民族精神兴起了，而罗斯巴赫战场上的腓特烈则是他们的代表人物。虽然欧洲人不能预测罗斯巴赫会战对未来的影响，可是整个欧洲却突然认识到法国陆军已经腐朽透顶，它那不可战胜的神话已经破产。坦培霍夫将军在《七年战争史》中说：“在整个战争历史中，没有一场会战可以象罗斯巴赫会战这样产生特殊强烈的印象。无论敌友，无不耻笑联军将领。索贝斯失败后不久，路易十五居然升他为法兰西元帅，于是大家就笑得更起劲了。”

英国人听到腓特烈胜利的消息后，到处都放焰火庆祝。英国国会在1757年，只是很勉强地通过给与腓特烈164,000镑的军事援助；而到1758年，却自动增加到1,200,000镑。从金额的增加上可以反映出英国人的思想。虽则如此，这场会战的成果却极为有限，因为索贝斯和希尔德堡豪森的溃败，只不过表示腓特烈的任务刚完成了一半，而西里西亚的情况仍然危险到了极点。

为了整补部队，腓特烈停留了一个星期；11月13日，腓特烈率领13,000人从莱比锡出发，于11月28日到达了170英里以外的帕赫维兹。此时，施维德尼兹要塞已于11月14日向奥军投降。贝文则于11月22月在布雷斯劳被击败，并已放弃该城。在帕赫维兹，腓特烈命令杰森将军去指挥贝文的败军，并命令他们于12月3日集中在该城。同一天，腓特烈前进到纽马克特，用一个轻骑兵的突袭将它占领了。在纽马克特，他获得确实的情报，知道查理亲王和道恩元帅都已离开他们在洛赫的营地，并且进到了利萨，其右翼靠着尼皮恩村，左翼则在萨格舒茨村。腓特烈的迅速前进使他们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以为他在罗斯巴赫之战以后一定会宿营过冬。

12月4日，查理和道恩把重炮留在布雷斯劳，匆匆渡过施维德尼兹河，在该河以西占领阵地。全军共有84个营，144个中队和210门火炮，总人数在六万到八万之间，分成两部分：右翼由罗切斯率领，得到尼皮恩泥沼的掩护；中央位于洛伊森，左翼由纳达斯特指挥，位于萨格舒茨后方，战线向后绵延，并有鹿角保护。右翼骑兵位于古克维兹，左翼骑兵则在洛伊森。单以防御而论，这个阵地是很坚固的，不过却太长了，两个侧翼之间的距离达五英里半。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阵容，腓特烈只集中了36,000人，其中24,000人为步兵，共分四十八个营；另有12,000名骑兵，分为128个中队。他共有火炮167门，其中重炮61门，还有十门是超级重炮。战场是一个开阔平原，腓特烈曾在此地进行过演习，所以对地形早有充分认识。

12月5日上午五时，普军从纽马克特前进，腓特烈一马当先。在行进到距洛伊森一半距离时他命令全军暂停，把将领们召集到一棵桦树下，对他们作了如下训示：“如果让奥地利占领了西里西亚，那么我将一无所获。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决定违背一切战术规律，向查理亲王发动进攻，尽管他的兵力差不多要比我们强三倍。我必须冒险采取这个步骤，否则一切都完了。而且我们必须击败敌军，否则就全部死在他们炮火下。这是我的想法，也是我的做法。现在大家回去，把我所说的话向各团转达。”

腓特烈计划向前直进，达到布雷斯劳大路，在奥军右翼进行佯攻，然后利用敌人阵地过分延伸的弱点，横越过其正面前进，打击联军的左翼，将他们赶离交通线。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决定把全军都放在帝国军的左翼，用他的右翼进行最有力的打击，而将左翼缩回。有了这种预防措施，就不会重犯布拉格会战的错误，也不会象科林会战那样遭受重大损失。

部队休息完毕之后，腓特烈命令继续前进，直抵波尼村。前卫共为十个营和六十个中队——腓特烈亲自领先前进——主力分为四个纵队在后跟进，各团军乐队一路吹奏。军人们开始高唱军歌，歌词如下：

我要尽忠职守，

我的地位是您赐与，

我要快乐而勇敢的战斗，

我这样战斗，一定能成功！

有一位军官问国王是否命令他们停止唱歌。腓特烈回答说：“绝对不必，有这样的部下，上帝在今天一定会赐给我胜利。”

在波尼与敌军发生了接触。天刚拂晓，地面上还罩着一层薄雾，透过雾幕可以看见一长线骑兵横越大路展开，左端消逝在雾中，已不可见。最初他们以为是奥军右翼，但是为了更有把握，普军同时从正面和侧翼发起冲锋，才发现那是罗斯提兹将军率领的五个团——他们立即被击溃，有八百人被俘，包括身负重伤的罗斯提兹将军本人在内。接着又暂停了一下，不久晓雾全部消除，就看见了整个奥军战线，从尼皮恩一直延伸到萨格舒茨，看得那样清楚，几乎连人数都可以数出来。

波尼村的丧失对奥军的最后失利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腓特烈从那里可以望见联军的全部部署，而这个突起的地形却使奥军看不见普军主力正分为四个纵队向该村前进。在部队行将到达之际，腓特烈派出前卫中的骑兵去追击罗斯提兹的残部，也就是说向奥军右翼逼近，这一面是由罗切斯伯爵指挥的，他看到普军接近，以为这就是主力攻击，立即要求道恩元帅给予紧急增援。于是道恩将骑兵预备队和左翼骑兵的一部分送往这一面。这时，普鲁士军主力的四个纵队合并成两个纵队，到达波尼之后，就在高地掩蔽之下，向右作了一个旋转，然后向南前进。坦培霍夫说：“不可能看到比这更美丽的景象：各纵队前锋彼此平行，相互间的距离又如此一致，仿佛阅兵一样，只要一声口令就可以变成横队。”

行军序列如下：右翼在前，杰森率领四十三个中队，莫里斯亲王率领六个营，前卫为威德将军率领的三个营。左翼在后，由雷佐将军率领，包括其余的步兵，侧卫为德雷森将军所率领的四十个中队。每一支骑兵各有十个中队的轻骑兵提供支援。后卫由沃尔滕堡的欧仁亲王率领，包括二十五个中队。

由于腓特烈的部队突然失踪，站在弗贝尔维兹的磨坊上的查理亲王和道恩元帅，就以为敌军全面退却了。道恩说：“普军已经走了，不必干扰他们！”可是正午不久之后，又看到普军的先头部队在洛勃迪兹与萨格舒茨之间出现了，从那里他们威胁到奥军已经减弱的左翼。

突然面对着拥有压倒优势的敌军，纳达斯特立即向查理紧急求援。不过已经太迟了，大约在下午一时，威德在六门火炮支援之下，由莫里斯追随在后，开始突击萨格舒茨的防线。同时，纳达斯特也向杰森的先头骑兵中队冲锋，把他们向南面驱赶，一直追击到六个支援营的附近，他们的火力阻止了奥军骑兵，于是杰森脱离了险境，扭转头又向纳达斯特冲锋，把他逐入拉德勒森林。

到一点三十分，纳达斯特的这一翼已被击溃，在萨格舒茨与洛伊森之间的战场上，遍野都是逃兵，而普鲁士的轻骑兵则在后面追击，再后即为成双线前进的步兵。右面为威德，中央为莫里斯，左面为雷佐，全部都有重炮兵的支援，用纵射打击飞逃中的奥军。

当普军前进时，查理才知道已经受到突然打击，匆忙召回去增援罗切斯的骑兵，在等候他们的同时将步兵分别投入战斗。虽然洛伊森的防御很弱，但奥军却决定在那里坚守，利格尼亲王是当时奥军中的一位上尉，对此有很生动的记载：

“我们拚命逃跑。我们的中校几乎最先被击倒。接着我们丧失了少校，最后军官只剩下三个人。混乱之中，我只好暂代指挥官，把所有人员集中起来，最多不超过二百人。我们退到风磨所在的高地上。”

洛伊森镇中的拥挤情形，和布伦海姆的情形一样糟糕，因为部队实在塞得太多，纵深从三十列到一百列。虽然如此，但是据坦培霍夫的记载：“激烈的战斗还是继续不停，敌人在失望之余困兽犹斗，一营又一营的兵力开上去，都不能成功。于是国王决定使用他的左翼。最后，这些近卫军在其资深的长官（现在为莫伦道夫将军）率领下以无比的勇气向前推进，经过半小时的激战，终于迫使敌人放弃了的阵地。”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从村子里出来，因为奥军已经把一个炮兵连撤到北面的山岭上，在他们的火力掩护下，步兵重新展开，正好与原有正面形成直角。腓特烈命令他左翼剩余的兵力前进，但却被敌军炮火赶了回来，于是他在布特堡小山上设立了炮兵阵地，包括超级重炮在内，将奥军扫退。圣保罗在回忆录说，会战获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个可怕的炮兵比普鲁士的步兵贡献更大。

当奥军被扫退时，正是四点钟。到了薄暮时分，罗切斯已经把奥军的右翼骑兵，集中在弗罗贝尔维兹，看见雷佐的步兵暂停不前，就向他的侧翼发动冲锋。对于罗切斯而言，可说是不幸之至，因为在拉达克斯多夫村后，正好隐藏着德雷森的四十个中队，这是他看不见的。突然之间，在布特堡炮兵阵地的火力掩护之下，他们冲入开阔地，三十个中队从正面向罗切斯冲锋，贝茹斯的龙骑兵攻击他的侧翼，而普特加梅的轻骑兵则迅速绕到他的后面。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攻击，结果罗切斯被杀，其部队被击溃。接着，德雷森向右旋转，从后方向奥军的步兵冲锋，而威德则从洛伊森附近，攻击敌军侧翼。夜幕将垂时，奥军已经全部崩溃，他们的退却演变成了狂奔。

腓特烈跟踪追击，一直挺进到利萨为止。他发现这个小镇挤满了溃兵，当他骑马进入该镇时，遇见几个奥地利军官，手里拿着蜡烛，他下马对他们说：“晚安，先生们，我敢说你们一定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我。我想在这里找个睡觉的地方。可以吗？”

12月6日，他命令休息一天，第二天前进到布雷斯劳，并派杰森率领一半骑兵和九个营的步兵及轻装部队，继续追击查理。他们一直追到12月9日，又俘获两千多人。布雷斯劳于12月19日投降，俘获守军17,000人和81门火炮。

如同所有会战一样，对洛伊森会战的损失估计有着各种不同说法。可能普军的全部死伤数字一共是六千人，而奥军则为一万人，此外还有21,000人被俘，并损失了火炮116门，军旗五十一面、车辆四千。依照腓特烈估计，在这个战役中，奥军的全部损失为41,442人，依照坦培霍夫的估计，则为56,446人。不管哪个版本更准确，但这种损失却是有毁灭性的。除了施维德-尼兹要塞以外，西里西亚全境都已收复，而且普鲁士也一跃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对这个会战，坦培霍夫有如下评论：

“无论是在执行或后果方面，要想找出一个可与洛伊森会战相比拟的例子，那么在古代史中勉强可以找到一个，而在近代史中却可说是绝无仅有。它在军事科学中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腓特烈独创的战争体系，无论在理论或实践方面，都有上佳的表现。”

拿破仑也说：

“洛伊森会战，在运动、机动和决断三方面都是杰作。单靠这一个会战，就足以让腓特烈永垂不朽，并可被列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名将之一。他在战役中所作的一切调动，都是合乎战争原则的。他没有当着敌军的正面侧进，因而他的纵队是敌人看不见的。在波尼战斗发生之后，奥地利人就认为他一定会攻击前面的高地，可是当他们坐待之际，他却在高地和雾幕掩蔽之下，以前卫作佯攻，而将主力继续前进去攻击敌军的左翼。”

对于本章所讨论的两个会战，如果能够加以比较，则似乎颇有趣味，因为它们都是斜形攻击队形的代表，但一个是最坏的，另一个却是最好的。在罗斯巴赫会战中，真是毫无战术可言，联军的指挥官根本没有计划。他们如能坚守萨尔河一线并继续采取守势，那么腓特烈就会不战而败，可是他们却偏偏放弃防守，使敌人获得交战的机会，这正好满足了腓特烈的愿望。他们对于这种运动完全是外行，好比对一个并不了解的体系死搬硬套一样，他们在敌人完全可以看见的情况之下前进，越过敌人的侧翼，并且也没有前卫。步骑炮三个兵种之间，根本没有合作可言，而且圣戈曼也始终没有尝试去发现敌人在干什么。在洛伊森一战中，腓特烈是运动、集中、破袭，然后打击。三种兵种的部署和合作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不过更重要的是，他的部下对他的将才具有深刻的信心，这是使腓特烈获胜的主要原因。

虽然在这个卓越的胜利之后战争继续拖延了五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腓特烈也曾经遭受了很大的挫折，不过从整个七年战争来看，腓特烈个人总算是成功的，奠定了他作为古今伟大名将之一的身份。1758年8月25日，他在佐恩多夫击败了俄军，但是10月14日，他在霍赫克尔青遭到奥军的破袭，失败了一次，虽然如此，他还是把他们逐出了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第二年8月12日，他在库勒尔斯多夫为俄军所惨败，柏林也被俄军占领，不过他还是击退了敌人。但他的精神却是永不言败的，1760年8月16日和11月3日，他在利格尼茨和托尔高，又连续击败了奥军。（要想在这些会战中评论腓特烈的指挥艺术，必须注意到他在数量上总是远比对方居于劣势。在佐恩多夫他以36,000人对52,000人；在霍赫克尔青，以37,000人对90,000人；在库勒尔斯多夫，以26,000人对70,000人；在利格尼茨，以三万人对九万人；在托尔高，以44,000人对65,000人。）

1761年，恶运再次降临，到1762年，英国人背弃了他，与法国人缔结了一个单独的和约。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使十三年之后，当美洲殖民地反叛时，英国人在欧洲竟找不到一个同盟国。这件事本身固然可以算是战争的重大后果之一，但却不能把帐记在腓特烈头上。

无论如何，罗斯巴赫和洛伊森这两大会战，不仅拯救了普鲁士，使其免于亡国，而且他们的记忆从此支配了日尔曼的历史，再透过历史支配了日尔曼人的心灵。这两个会战产生了民族的团结力和优越感，使日尔曼人民能够渡过拿破仑战争的难关，并且从这里，一步一步，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德国，终于代替法国成为欧洲的第一强国。这样也就结束了六百年来英法争霸的局面，而使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谢选骏指出：拿破仑皇帝之所以给腓特烈大帝如此之高的评价，说明他并不了解普鲁士的特点——难怪他最后败于普鲁士联军。因为在我看来，普鲁士并非法兰西那样的文化民族，而是一个武装集团或曰真正的“战国”。这才是普鲁士可以百折不挠甚至百战百胜的底牌所在。普鲁士是“现代的斯巴达”、正如普鲁士兼并而成的德意志帝国是“欧洲的亚述帝国”——它是为总体战争而诞生的。我相信，如果没有原子弹的发明和使用，普鲁士的传人——苏联，可能早已席卷了欧洲。苏联集团成功攻占东亚大陆，就说明了这一点。

【西洋世界军事史】

本书为当代战史大师富勒将军的传世之作。作者穷30年之工，成就了这部卷帙浩繁的西方战争通史。全书以西方历史上的决定性会战为主结构，详细描述了其经过与影响，同时以大事记串联各会战间的政治发展与战争的由来。会战各章好像海浪的高峰，而大事纪则像其间所夹着的低谷。这样高低起伏就形成了3500年的战争史。

从古希腊的兴起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城市居民在与车骑民族的斗争中奠定了欧洲文明的基础；从日耳曼族人侵到奥斯曼士耳其帝国的中衰，欧洲文明在战火中走过黑暗中世纪，步入近代。

图书简介

本书共分三卷。第一卷：从萨拉米斯会战到勒班陀会战；第二卷：从西班牙无敌舰队失败到滑铁卢会战；第三卷：从南北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洋洋巨观，费字160万，被公认为西方军事通史上的典范巨著。

作者简介

约翰·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富勒，1878-1966，英国将军，军事历史学家，军事理论家，机械化战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出生于奇切斯特。1899年开始服役，参加过英布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随英国远征军赴法国参战；1916年担任坦克军参谋长；1917年在康布雷之战中使用坦克获得成功，1918年在拟制《1919年计划》时提出了建立和使用机械化军队的新观点；1922年任英国坎伯利参谋学院主任教官司；1926年任英帝国陆军总参谋长军事助理；1929年任旅长；1930年晋升为陆军少将；1933年退役。此后，富勒出任伦敦《每日邮报》记者，并长期致力于军事历史研究和军事理论著述，富勒一生出版有45部军事著作，其中不少被英国陆军军事学院列为经典著作或选作教科书；他的很多著作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1963年，富勒获颁英国三军学会的最高荣誉奖章。1966年，富勒逝世，享年88岁。

谢选骏指出：富勒毕竟是十九世纪的人物，我们不能苛求与他了。但是，现在毕竟是二十一世纪的网络时代了，我们就更不能苟同于他了。正如李德哈特千算万算，最终没有发现——唯有宗教才是最大、最高和最后的“间接战略”——富勒虽然论述了军事史，却没有发现这个宗教的秘密。所以他无法看到文化战争才是决定胜负的终极武器。

（另起一页）

书名

西洋军事史殷鉴

Yin Jian of Western Military History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最低

2021年12月第一版

December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88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