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周期与气候变迁
Civilization Cycle and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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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明周期与气候变化显然有关,但也并非决定性的宿命关系——气候灾难可能导致文明的衰落,也可能导致文明的兴起。而且往往同一个气候灾难就导致某些势力的兴起和某些势力的陨落,例如明清之际的社会交替就是如此。
Synopsis
The cycle of civilization is obviously related to climate change, but it is not a decisive fatalistic relationship—climate catastrophe may lead to the decline of civilization, and it may also lead to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And often the same climate disaster led to the rise of certain forces and the fall of certain forces, such as the social alternation betwee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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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上部】
【文明周期】
01、北方变南方,中国环境重回盛唐时代?北京首次发现南方植物尖冒草
02、从环境变迁看人与自然的关系
03、从天地生综合研究角度看中华文明东移南迁的原因
04、古埃及灭亡的原因找到:气候变化所致
05、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影响研究综述
06、过去2000年中国的气候变化、财政周期与朝代更迭
07、历史由胜者书写?但在地球气候面前人类从来都是败者
08、明朝灭亡新解:极端气候如何摧毁一个帝国?
09、明清小冰期:重审《大明王朝1566》中的自我奋斗与历史进程的未来意义
10、气候变化对人类文化的影响和冲击
11、气候变化对中国朝代变迁的影响
12、气候变化毁灭了伟大文明?
13、气候变化或能推动史前文明变迁
14、气候变化影响文明盛衰?罗马帝国灭亡或因天气变冷
15、气候变化与地缘政治的筹码
16、气候变化重塑世界
17、气候变迁、政府能力与王朝兴衰
18、气候变迁和气候变化 一万年以来中国气候的变迁
19、气候创造历史?——万字长文解读人类文明兴衰
20、气候决定历史?
21、全球变暖很恐怖?看看人类历史吧
22、全球化使我们的经济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23、人类何时会灭绝 保护伞何时被掀翻?专家们这么说
24、人類世或資本世?氣候、權力、資本造成的地球危機
25、文明史的气候变化原因——全新世的气候驱动因子
26、文明是气候的馈赠
27、文明是沙漠的馈赠
28、文明兴衰的决定因素和东西方文明的大分流
29、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及影响
30、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对历史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呢
【下部】
【气候变迁】
31、“博物馆不是坟墓,它预言着气候变迁导致的物种灭绝和人类灾难”
32、“全球气候在变化,但并非一直变暖”
33、《氣候緊急時代來了》:熱到爆、淹大水──人類還剩多久可以逃?
34、85%人民務農,卻只能種毒品?阿富汗早已被「氣候變遷」判了死刑
35、2015-2019全球气候:气候加速变化
36、德国环境部长:我们的星球危在旦夕
37、德國、鄭州洪災仍可能重演,超級電腦能預測極端天氣的強度與災害嗎?
38、德國出來混總要還,得天獨厚河運資源如今成水患煩惱
39、全球气候变迁,是我们害的吗?
40、第四纪大冰期遇全球变暖环境是冷是热
41、东亚季风与人类活动同步变化的500年周期与太阳活动有关
42、遏止气候变迁 研究:吃素未必最有效
43、关注气候变化投资的六大理由
44、關於「氣候變遷」,你必須知道的七件事!
45、海藻天然的“雨量计”
46、寒冷干旱的中国西北正在变暖变湿
47、極端氣候加劇 台灣110年來均溫上升1.6度 冬季最短僅20天
48、歷史上的大暖化:看千年前的氣候變遷,如何重新分配世界文明的版圖
49、联合国报告指出 气候变迁将造成每年灾害数量上升
50、联合国发出倾情号召 呼吁人类避免对气候造成“不可逆”影响
51、联合国气候变迁报告出炉 欧美呼吁立刻行动
52、联合国气候变迁最新报告显示全球气温上升速度快过预期
53、联合国全球议题·气候变化
54、伦敦中小学生罢课示威 望政府重视气候变迁
55、马达加斯加:非洲岛国滑向全球首个“气候变化导致的饥荒”,人们用蝗虫和仙人掌果腹
56、马达加斯加狐猴濒临灭绝 气候变迁恐敲下“丧钟”
57、蒙古高原陷入可怕正反馈回路,或被永久重塑,改变东亚北半球气候
58、面對氣候變遷 法專家:我們需要「可調節氣候」的建築概念
59、气候报告发布:地球温度达12.5万年来最高水平
60、气候报告迈过哪些历史节点?
61、气候变化:联合国重磅报告“人类生存红色警报”要点汇总
62、气候变化:九张图看懂全球变暖和你我的关系
63、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影响亟待关注
64、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真的是个好消息吗?
65、气候变化或能影响雄性动物生殖能力,严重的可导致物种灭绝
66、气候变化将如何影响病毒的传播?
67、气候变化如何影响海洋?
68、气候变化受太阳活动影响吗?
69、气候变化威胁下的洪水围城
70、气候变化最新发布报告,这就是智人的终结了吗?
71、气候变迁加剧 过去6年史上最热
72、气候变迁加速 全球每年500万人因异常气温丧命
73、气候变迁影响喷射气流速度 往东飞比往西快
74、气候变迁有几个时期
75、气候变迁与教育
76、气候科学与政策的互动简史——直到那一年,人类才知道这件事与我们有关
77、气候影响
78、气候与变迁
79、氣候變遷的原因
80、氣候變化的原因、後果和證據
81、氣候變遷超乎你我想像 2070年恐有25億人活在高溫難耐環境
82、氣候變遷改變地景 西伯利亞南部沙漠反常綠化
83、全球变暖原因或是太阳而非二氧化碳
84、全球暖化、氣候變遷,2048年可能會沒魚可吃?人類文明將在2050年前毀滅?
85、全球气候变迁,是我们害的吗?
86、如何绘制12,000年的天气图可以帮助预测未来的气候变化
87、世界末日将到来?最大威胁是外太空
88、台湾气候变迁科学团队:2060年台湾恐无冬天
89、我們還有可能將全球升溫限制在1.5度嗎?
90、现在我们地球的气候是处在“冰期”,还是处在“间冰期”?
91、以藻固碳!解密台泥循環經濟秘訣
92、应对气候变化 我们能做些什么
93、宇宙射线影响全球气候的变迁
94、云南微史:生命、生物和气候灾难
95、真正的大事!寒冷干旱的中国西北正在变暖变湿
96、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97、中国开始应对气候变化是否为时已晚?
98、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和植被的变迁
99、中国气象高官:气候变化事关国家安全
100、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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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后警报:气候变化12年后可能失控》(BBC 2018年10月8日)报道:
科学家说,地球气温如果比工业革命前上升2摄氏度,全球的珊瑚都将绝迹——
相当长时间以来,科学家们一再拉警报,气候变化导致地球升温,再不采取行动,地球和人类以及其它地球生命都将毁灭,而拯救地球所剩时间屈指可数。国际社会和许多国家政府都承诺要采取行动保护地球,减缓气候变暖速度。
与此同时,情况在继续恶化。2018年夏季世界许多地方遭遇异常酷暑,一个令人心悸的概念问世:热室地球(Hothouse Earth,又译温室地球)— 如果气温再升2摄氏度,地球就可能变成一个巨大的"热室",引发一系列灾难性的变化。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仁川会议发出警报,“最后的警报”,宣告全球变暖将引爆气候和生态环境灾难,留给人类化解这个危机的时间不多了。
还剩12年,再不行动就太晚了。
气候议题之紧迫和重大,甚至惊动了诺贝尔奖。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10月8日颁给了两位在解决气候变化难题方面做出独到贡献的美国经济学家,一位研究气候经济学,另一位研究健康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率。
“热室地球”什么概念?
热室条件下巧克力将稀缺甚至绝迹,北极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迫使岛国搬家,以及旱涝的极度异常等。
这些只是瑞典斯德哥尔摩社会生态系统应变及发展研究中心(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re)科学家描绘的部分灾难性场景。
因为气候变化引发一系列生态环境变化,种植可可树变得愈发困难,用来制作巧克力的可可豆将成为稀缺原料。当然,这只是因气候变化而濒临灭绝的物种之一。由于土壤里的养分、气温、水流和日照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虽然可可树和其他类似植物生长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但地球升温的结果是适宜种可可树的地方越来越少。
北冰洋冰盖融化
另一个完全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北极附近的冰盖彻底融化。那时不但北极的动物大难临头,地球其它地方也无法避免冲击。北极冰川融化将引发一个恶性循环:地球表面能够反射热量的冰盖越少,地球升温速度就越快,而这又导致更多冰层以更快的速度融化。
岛国沉没
冰盖融化变成海水,海平面上升,一些岛国便会沉到水面之下,比如马尔代夫。这些岛国整个国家要搬迁。0.5摄氏度的区别是海平面是否多上升10厘米。这些岛国搬去哪里,怎么搬,租用别国土地是什么条款,跟东道主国家应该是什么关系,等等,还有一大堆相关的问题。
旱涝更难预测
气温上升的影响和其它人类活动,比如砍伐森林,结合在一起,对水循环的影响不但巨大,而且难以预测。这意味着干旱和洪涝灾情比以往更严重。
珊瑚绝迹
面对气候变化,地球变暖,珊瑚的绝望已经广为人知。IPCC报告明确断言,如果升温2摄氏度,那么全世界海底的珊瑚将百分之百消失绝种。
耶鲁大学气候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1994年提出一个气候经济学模型,DICE(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 Economy),将经济学、碳循环、气候科学等一系列研究对接,使得温室效应和气候变暖的成本和收益可以量化衡量,为制定行动计划提供依据。他认为解决温室效应的最有效方式是全球范围征收碳税。
另一名获奖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是斯坦福大学教授,经济增长理论专家。他的获奖成就涉及健康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诺贝尔奖委员会表示,正值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50周年,两位关注气候、环境和增长的经济学家得奖,就是希望传达一个信息:气候变化问题是全球问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旱涝灾情将更严重、更难预测
个人可以做什么
既然行动刻不容缓,那么从哪里着手?全球四大领域需要迅速、深远的变革:能源、土地利用、城市、产业。
个人可以从衣食住行开始。
具体而言,IPCC联合主席黛博拉·罗伯茨博士说,个人也许无法决定土地怎么用,种什么,却完全可以决定自己餐桌上要什么不要什么。
个人可以决定步行、骑自行车还是开车,如果开车也可以选择电动车、混合动力车、汽油还是柴油车,或者搭乘公交车。
节约用电、用煤气也是个人力所能及的:可以用晾衣绳,不用烘干机、空调温度设高一点,暖气温度降低一点、有可能的话选择太阳能热水器,等等。
餐桌上可以少一点肉类和乳制品,多一点蔬菜水果;尽量买本地的农产品和应季果蔬。
循环利用,节约用水,分享和相互提醒,这些也都是个人可以做到的。
可可豆生长的环境恶化,巧克力就会成珍稀食品
政府可以做什么
联合国说,遏制气候变化,1.5摄氏度是个标杆,这个刻度只需要12年就会被超越,也就是2030年。
IPCC公布了一份“0.5摄氏度”特别报告,强调把气温控制在工业革命前水平的1.5摄氏度以上,而不是2摄氏度,对拯救地球至关重要。
这是3年的研究,加上科学家和政府官员在韩国仁川一周的辩论的结果。
纸上数字减了0.5,到现实中则意味着人类社会发生全方位各层面的迅疾而深远的变化。
0.5的差别凸现了科学家的坚持和政府官员的经济和民生利弊考虑。
科学家认为形势刻不容缓,再等就太晚了,也许特别想大喊一声:"快行动!傻瓜!"
仁川会议的特别报告为这声呐喊提供了数字和事实依据。
尽量使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同时也要用得节省
1.5摄氏度这个目标是可以达到的,但需要大家真的立刻行动起来,从政府到个人,还需要连续20年每年为此投入相当于全球经济产值2.5%的钱。而且,还需要依靠树木植被和机器捕捞空气中的碳,然后深深地、永久性地埋到地底下。
这项巨大的人类工程估计耗资巨大。
报告为各国决策者列出了5个步骤:
到2030年,全球碳排放在2010年基础上减少45%;
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全球发电量85%;
煤炭使用减少到接近零
能源作物种植面积达到700万平方公里(比澳大利亚面积略小)
到2050年全球实现碳净排放为零
这个计划可行性多大?科技进步和政治意志很关键。
BBC科技事务编辑戴维·舒克曼(David Shukman)认为, 归根结底,决策者有两个选择:让民众相信那些激烈的变革是必需的,而且刻不容缓,或者无视报告提出的警告和行动建议,对民众说科学家们搞错了。
谢选骏指出:专家们只知“解决热室效应的最有效方式是全球范围征收碳税”,却不懂得“要想在全球范围征收碳税,必先建立一个全球政府”。否则的话,盘踞各个主权国家的反动政府,就会“无视报告提出的警告和行动建议,对民众说科学家们搞错了”!但是这些酒囊饭袋的专家,除了按照发钱机构进行发言之外,还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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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
文明周期
【01、北方变南方,中国环境重回盛唐时代?北京首次发现南方植物尖冒草】
2021-08-23 千罗的密码
前言:
北京密云区林业部门的相关科研人员表示,他们在开展植物多样性调查的过程中,在北京密云区水库附近的林场里首次意外发现了马钱科野生植物——尖冒草。要知道在以往来说这种植物通常都是生活在南方,是不适合在北方环境中生存的。
据相关研究机构发布的报告来看,此次意外发现尖冒草,当时与卷柏、莎草等植物混生在一起,如不是细心观察很难将其发现。这种植物株高不足6厘米,茎呈4棱,宽2毫米左右,长6毫米左右,具有4枚像米粒般大小的花瓣。
尖冒草这种马钱科植物,以往在我国北方地区都是极其罕见的,就连北方相关的植物志中也从来没有对马钱科植物的记载。因此,这次发现的尖冒草也成为了北京植物志中的一个新纪录科、属、种。
说到这里很多善于思考的朋友们开始疑惑了,既然说尖冒草此类的植物之前从来没有出现在北方地区,那现如今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了呢?这其中有什么特殊含义呢?
下面,就带大家一起详细分析、了解一下这一问题。
尖冒草:
尖冒草属于被子植物门-禾本木-马钱科-尖冒草属,是一年生草本。之前通常都是分布于我国的江苏、福建、湖南、广东、台湾这些南方省份。此外像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这些南亚国家也都有分布。
所以说尖冒草普遍生活在热带或问热带地区,从而上文中我们才说在我国像北京这种北方区域尖冒草是十分罕见的。但近年来,北京却频繁发现很多珍贵或是濒危的植物,像是北方鸟巢兰、铁木种群、北京无喙兰等等,这些植物的发现都意味着北京周围环境中的植物多样性正在慢慢增加。
但这次发现的尖冒草更为特殊一些,因为这种典型的南方生长植物,本不适合在这一区域内生存,尖冒草需要充足的降水,湿润且温暖的环境,否则会很难存活。
所以说,这次尖冒草的发现,是不是意味着北方的环境正在变得湿润,降雨量也已经北迁了?随着全球环境的变化,未来的北方会不会像以前的盛唐一样温暖、湿润?
中国环境重回盛唐时代?
我们首先要先来追溯一下我国盛唐时期的气候情况。
要知道,现如今荔枝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西南、南部、东南部分地区,也就是现在的广东、福建等南部地区。而盛唐时期唐太宗与杨贵妃都是生活在长安、洛阳这些地方。都知道荔枝不易保存,放在古代更是没有冰袋什么的方便运输,运输时间也要远远高于现在。据推测,盛唐时期如果想要从广东、福建一带将荔枝运送到长安,那至少需要花费10天的时间。
就像是白居易在《荔枝图序》中写道的一样,“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所以说那时的荔枝如果运送十天的时间,肯定是已经坏掉得了。
所以,很多科研学者结合诸多资料后推测,那时杨贵妃所吃的荔枝应该是产自如今的涪陵一代。
要知道涪陵可要比广东、福建偏北很多,按现如今的气候条件,涪陵是不可能栽种生产荔枝的。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国近代气象学和地理学家——竺可桢,于1972年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的论文。该论文把中国5000年来的气候变化分为了四个时期,考古期——物候期——方志期——仪器观测期。
这其中唐朝时期就属于气候的物候期,那一时期的气候特点就是寒暖交错。在公园600-1000年间,那时中国属于温暖期,尤其是唐朝那段时间,平均温度要比现在高很多,那时的长安城内甚至可以生长梅子和橘子等水果,已经属于亚热带气候的水平了。此外,唐宋时期中国的降雨量也比较丰沛。
但是后来,随着气候的变化,气温逐渐 变冷,长安附近的草原也变成了黄土高原,水田变为旱田,那一片区域也随之失去了优越的地理条件,从而才导致后来的宋朝迁都到了开封。
如果从气候条件的角度出发,盛唐时期的北方气候与现如今的北方气候还是存在着明显差异的。盛唐时期温度要高,降雨量丰沛,那时如果出现一些现如今的南方植被是并不罕见的。
北京发现尖冒草,是否意味着如今气候的变化,中国是否重回盛唐时期?
其实单单一株植物的异常,并不足以直接说明环境问题,气候变迁是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变化,所以尖冒草出现在北京,可能也会受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我们无法以此辨别气候的变化。
只不过现如今全球变暖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一背景下,可能很多本应该生长在南方温暖湿润环境中的植被,以后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北方。
《氣候變遷改變地景 西伯利亞南部沙漠反常綠化》
公共電視 2021/08/23
駿馬奔馳在沙丘上,氣勢壯觀,這裡是西伯利亞南部的圖瓦人民共和國,老一輩居民從小看到大,15平方公里一望無際的沙漠,面積正逐漸被翠綠色的植物入侵覆蓋,前所未見的綠化現象,吸引科學家投入研究。
圖瓦州立大學研究計畫組長柯波汀指出,「當冷空氣從極圈下到這裡,遭遇過熱的蒙古高壓反氣旋,氣流碰撞的地方會形成強風,有時甚至帶有颶風的特徵,更重要的是會帶來強降雨。」
地球暖化導致調節氣候的洋流與氣團都出現變異,是這裡沙漠反常綠化的主因,圖瓦當地溫度升高,降雨跟濕度大為增加,看似乾枯的沙漠地表,底下蘊藏大量水氣,原本長在這裡的苦楊樹老樹叢,根系生長順著濕潤的沙地快速挺進沙漠地帶,冒出大量新苗,沙芥等植物也生意盎然。
圖瓦州立大學植物學教授普亞克指出,「很寬、很厚實的葉子,在春天的時候已經在開花了,從它的茂盛也可以看出,要讓這樣的灌木生長很可能需要大量的水分。」
科學家從去年開始密切觀測當地植物的發展狀況,測量新苗高度與分布,之後會在實驗室進一步研究,希望結果有助於改善其他地區的沙漠化危機,甚至逆生長變成綠洲。
而在圖瓦的阿爾泰-薩彥山脈地區,海拔1200公尺到3000公尺的高原,氣候變遷則帶來另一種地質變化.長年零度以下的永凍土逐漸融解,地表因為結冰而隆起的小圓丘塌陷變成熱融湖,面積越來越大,湖中有機物分解,又釋放大量二氧化碳或甲烷等溫室氣體,加劇暖化,凍土區的山坡地,也因為融解出現滑坡土石流,危及道路,未來可能整個地區都被淹沒。
圖瓦州立大學研究計畫組長柯波汀警告,「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地貌景觀都在改變,地貌的改變又加劇了氣候變遷,這是一種連鎖反應。」
西伯利亞南部山區正經歷1975年以來最嚴重的暖化,冬季均溫升高攝氏二到四度,夏季升溫一度,降雨量也增加了一成,讓水土流失更為嚴重.科學家持續在凍土區採集樣本,測量土壤溫度與地質變化,監控水中生物,化學特性,與周邊植物物種,全方位紀錄氣候變遷的影響,預計今年稍晚發表研究成果。
谢选骏指出:要想再创盛唐时代,先看看自己的西崽黄俄嘴脸。
【02、从环境变迁看人与自然的关系】
2007-04-11 ● 葛剑雄
气候变暖了吗?
当大多数科学家预测未来变暖趋势时,也有科学家提出,地球已经到了小冰期的前叶。也就是说未来不是变暖而是变冷。
近年来,地球上好像很少有人不再关心环境问题。首先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全球变暖。到底地球是不是会越来越热,会热到什么程度?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怎样来看这个问题?到底自然环境的变化与人类的活动有什么关系?
曾经有报道说,上个世纪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个世纪。究竟情况怎么样?我觉得很难说。首先我们现在对过去气候变化的情况知道得非常有限。迄今为止,全球最老的一个现代气候观测站建立的时间不会超过200年。中国大多数地方都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才有气象站,记录降水、气温等变化。所以我们讲一两千年前哪个地区的气候怎么样,并没有现成的准确的数据,而只能依靠间接资料。还有,气候变化是有周期的,有的周期比较短,比如十几年或几十年,这个规律比较容易把握。有的周期非常长,比如300年,甚至更长,因此就算根据目前已知的一些数据,我们还是很难判定气候变化的那根曲线是继续在上升还是已经开始下降。而且,全球大部分地方是海洋,还有很多是无人区,气候资料匮乏。偏偏这些地区的气候变化对我们人类关系特别重大。比如南极,面积只有1400多万平方公里,但它上面的冰雪占了全球的70%,淡水资源占全球的90%。这个地方气候稍微有些变化,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比一个北京或上海要大得多。
我们现在对人类活动注意观察比较多,但对自然规律的了解还缺乏实质性进展,很多变化原因讲不清楚。正因为如此,当大多数科学家预测未来变暖趋势时,也有科学家提出,地球已经到了小冰期的前叶。也就是说未来不是变暖而是变冷。
对于到底二氧化碳是不是全球变暖的因素,其实也是有不同意见的。美国到现在为止不愿意接受京都协定书,它表面的理由就是二氧化碳是致暖因素证据不足。当然也有更深层的原因。但是如果撇开这些政治经济军事因素,这个结论也未必百分百正确。
我们可以从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化来看一下。发现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已经不止一次了。比如甲骨文里多次提到“象”,也就是野象。而且记载了象的活动。甲骨文大多是在今天河南安阳殷墟一带发现的。商朝首都殷,已经在今天黄河以北了。各位一定注意到,象生长在亚热带、热带,上海可以养象,但象是不能在野外过冬的。但当时黄河以北野象到处可以找得到,证明当时的黄河流域气温要比今天高。竹子喜欢温暖。今天在淮河以北已经难以找到大片的天然竹林。但在春秋战国的时候,黄河以北的河南北部,有很有名的竹园。这片竹园一直到公元前2世纪末,汉武帝堵塞黄河决口的时候还在派用场。这都是历史上比今天热的。
那么,历史上有没有比今天冷的呢,也有。比如南宋的时候,太湖上全部冰冻,人跟车可以在冰上走。又比如说宋朝时,福州的柑橘树冬天被冻死了。这个情况今天也少见证据。
所以我们看,历史时期极端气温,都曾经出现比今天更冷或更热。这说明什么?当时人口比今天少得多。商朝最多一两千万人,南宋大约1亿人,今天哪怕穷乡僻壤消耗的资源、污染也很可观。说明气候的变化并不完全是人类的活动造成的,还有自然本身的原因。
这是我们拿气候作例子。正因为如此,我们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应该看到,全球变暖是近一阶段的现实。这没有问题,但这未必是未来唯一的可能。也许什么时候平了,也许什么时候开始下降,都有可能。
但总的看来,全球气温还在上升。这是其一。其二,导致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目前还很难确定。其三,人类还是要尽最大努力,消除不利影响,包括二氧化碳的排放。尽管它未必是唯一原因,但人类能做的就是控制自己的因素,这没有坏处。但是同时,也要更加密切注意自然环境本身的变化。作为科学家来讲,有这个责任。一旦真正的原因找到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就算气候变暖成为事实,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人类就没有前途、就倒退、就毁灭呢?我不这样认为。三四千年前,中国的气温比现在高,当时的人既没有电扇,也没有空调,也过来了。我们今天就难道一点出路也没有吗?如果说太平洋小岛担心气候过热,但中国幅员那么广,也许广州过热了,哈尔滨的气候正好呢,有调节的余地。何况事物是很复杂的,在有些地方变成沙漠的同时,有些地方变成绿洲了。根据科学研究,撒哈拉沙漠一万年前很多地方还是漂亮的绿洲,也有很多漂亮的建筑,到今天为止撒哈拉沙漠地下水还是很丰富的。今天的利比亚,有几个沙漠城市很发达,就是缘于地下水资源比较丰富,而且还有石油。所以并不是绝对的。有人跟我说,气候变暖,南极冰川融化,海平面升高40米,那不完了吗?但是你为什么不看另一面,地球不是实心的,如果南极冰川全部落到海里面,说不定还把陆地抬上来了呢。我请教了地质结构专家,这种可能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对气候变暖也要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要盲目悲观。何况这个过程也是比较慢。至于说海平面升高,荷兰的1/4-1/3国土比海平面低,不也靠大堤这样过来了吗?
灾害变多了吗?
自然灾害的程度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呢?也不一定。比如说地震,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是世界十大地震之一,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死24万,伤16万。但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6年),陕西华州发生大地震,波及七省,全部死亡人数估计超过100万。
近年来,大家觉得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了。但如果跟历史上情况比较,这里有很大问题。有学者列了一个表,商朝时候平均每年一次灾害,周朝两次,清朝100次,现在500次,不是越来越厉害了吗?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科学前提,商朝有多少资料,现在有多少资料?历史越久远的年代,史料越少,离现在越近,史料越多。现在统计出来看,就好像灾害越来越多。
还有很多史料,因为作者参照体系的不同,记载的结果也不同。比如本来生活在热带的人,一到了寒冷地方,就说这气候是有史以来最冷的,但当地人可能觉得今年也不算多么冷啊。所以读者看到资料,一定要想想写的人是什么眼光。我们今天认为是灾的,也许历史上不算什么灾。比如沙尘暴,我们认为越来越厉害。但是科学家经过数据测量,发现沙尘暴并不是越来越厉害,而且这几年还算好了点。问问年纪大的北京人,他们说以前每年春天都刮风,了不得的。但为什么现在那么重视呢?因为现在参照系高了,生活质量要求提高了。所以光是根据感觉来讲是不对的。另外中国向来注重天人感应,部分灾害的记载其实出自政治需要。我们可以看到某一个皇帝在位的时期灾害的记载特别多,比如明朝的崇祯,可这些灾害都是谁记的呢?都是下一个朝代记载的,不过是想证明改朝换代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自然灾害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越来越频繁了。自然灾害发生数量的规律到底是什么,还需要更多的探讨。
自然灾害的程度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呢?也不一定。比如说地震,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是世界十大地震之一,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死24万,伤16万。但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6年),陕西华州发生大地震,波及七省,全部死亡人数估计超过100万。另外根据日本、南美的数据,也没有证据表示最大的地震一定发生在工业化以后。再看洪水。黄河水灾很严重的。20世纪黄河中游测到的洪水量最大是23000立方米/秒,就叫23000个流量。20世纪下半期,测到的最大流量是18000个流量。如果到20000个流量左右,情势就已经十分紧张了。但是清朝道光年间,发生过一次洪水,它在河南三门峡到陕县的流量达到了36000。如果现在出现这样的灾难,简直不能想象。我们还可以举旱灾等其他例子,也可以说明它不是越来越严重。
那么,人类活动和自然灾害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应该承认人类活动是加剧了自然灾害。人类砍伐森林,当然加剧了水土流失;人类在一些很脆弱的地区,比如说黄土高原某些地方,盲目开垦,当然会造成自然灾害的增加。
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应该从两方面来看,它既可能加剧自然灾害,也能为人类防灾抗灾提供可能。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有人可以用它破坏环境,我们也可以用它来减少灾害。比如说,地震后有生命探测器,用仪器可以探测到人的呼吸,可以有的放矢去施救。又比如说现在很多灾害可以预报的。只看到任何一方面都是片面的,应该全面对待科学技术。
第三,即时预报预测能够减少自然灾害损失,有没有预报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宋朝最后的残余力量退到了崖山(今广东海宁岛一带),就是一阵台风,十万人全军覆没。但台风现在是可以预报的,尽管我们没办法去干预台风,消除台风,预报也还不太准,可毕竟是可以预报的。比如浙江省这两年都有台风,第一次预报的时候,台风来了,动员老百姓走,有人不走,结果造成损失,第二次预报来的时候大家都撤离了,几乎没有损失。在中国历史上,造成影响最大的是长时间大范围的旱灾,旱灾到来缓慢,等到人支撑不住想走出灾区,发现已经走不出去了。今天,依靠准确的预报和方便的交通,已经不会造成这种损失。
总的来讲,稳定的社会,有效的组织,高素质的人口,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物资都是消除自然灾害影响的有利条件。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害往往导致人口下降一半,甚至死掉2/3。这些灾害往往就发生在政权更替、国家分裂的时期。这种情况下,统治者也稳定不了,社会体系混乱,小小的灾害就能造成损失。所以稳定的社会是很重要的。
有效的组织,比如日本是世界上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但应该承认,日本在防治地震灾害方面的组织也是最有效的。如果在日本这样的房间作报告的,墙壁上会标出地震来了怎么走法。每年它要进行演习,全民参加,真的发生事情井井有条。那年阪神地震,死了不到4000个人,如果这个灾害放在其他国家,损失要到几十万人口。而且地震当中没有发生抢劫、盗窃,当时断了水,有些超市都赶快把储存的矿泉水拿出来卖,而且一人只能买一瓶,电话线路通的让人赶紧打电话。组织好就出现这个情况。相反美国洛杉矶趁火打劫都出来了。有效的组织的确在灾害救援中起到重要作用。
先进的技术也是需要的,还有丰富的物资。灾害很多情况不是直接造成的,而是间接造成的,中国很多灾害,恰恰不是当场死,而是饿死的,营养不良死的。
人与自然无法和谐吗?
改变与破坏,只有程度差别,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人类的任何进步都不得不改变甚至破坏自然环境。所以不要把这个事情看那么严重。
既然这样,我们应该怎么样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自然为人类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条件,但能否成为现实要靠人类自身的努力。我们地球从产生到这么多物种,人类只不过是万物之一,但为什么人能成为万物之灵,这是凭了人类自身的努力,不是自然对人的偏爱。现在一般说法,认为人类产生在东非大裂谷。东非大裂谷,绵延6000多公里,像地球脸上最长的疤痕,这里面任何地方发生剧烈变化,都有可能引起物种的变化。但是为什么人就出来了,这跟人自身努力有关。而人从早期的人变到现在,不断通过自身努力在变。所以我们要坚定信念,人类自己的努力非常重要,绝不是人类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
第二,我们得认识到,人类的任何进步都不得不改变甚至破坏自然环境。所以不要把这个事情看那么严重。人类发展那么久,一点都不改变环境?不可能的。学会用火,是人类的一大进步,本来都吃生的,现在都吃熟的了,本来利用洞穴,现在都知道取暖了。但这个过程中,多少树木,多少柴禾被烧掉了?“伐薪烧炭南山中”是唐诗《卖炭翁》中的句子。卖炭翁在秦岭里面伐树烧成炭,然后卖给长安城里面的达官贵人,供他们冬天取暖。唐朝200多年烧了多少炭,砍了多少树啊,但是你能说这一定是退步吗?唐朝这样发达的文明,冬天就得靠炭来维持。
城市是人类重要的文明标志,但是这也在改变环境。罗马、北京、长安的出现破坏了多少自然环境,但你能说这不是一大进步吗?甚至农民种地也在改变自然环境。有人说我们要天然的,但是今天有什么东西是天然的?都经过人类的改变了。
可以说,改变与破坏,只有程度差别,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虽然我们不希望这样做,但作为唯物主义者、研究历史的人,得承认这个事实,没有哪个国家的繁荣不改变环境。但我这样讲,是不是听任人破坏自然?当然不是这样。
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有一个由必然到自由,由人类中心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在一开始人的破坏是必然的,因为人在不了解自然规律之前,只能满足自己的要求,不然人就生存不下来了。
人发达了以后,逐步掌握了自然规律,有了比较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慢慢地从必然走向自由。如果一开始人类不以自我为中心,那么是没办法生存下来了。比如原始人,一开始生存要和动物斗,不斗就给它吃掉了,慢慢慢慢才学会了驯养。什么时候到真正和谐呢?是人既有了科学技术,又有了比较好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达到平衡和自由。
另一方面,现在人类并没有达到完全的自由,有时候还要伤害动植物,这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现在为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造了新的屠宰场,猪进去以后,用温水洗澡,听轻音乐,最后猪进入屠宰线,进去的时候很舒服,传感器给它产生不痛苦的电压,刚好让它晕倒,然后一刀杀掉,安乐死。但再怎么样还是把它杀了。再比如,我们到南极去,在南极保护的公约里面就有一条,如果考察队员碰到了生命危险,可以适当地掠杀海豹。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在人和动物之间,人还是重要的。我们这样做,其实是体现人的价值。现在也有这个情况,农民给老虎咬伤了,说你们保护动物,谁来保护我们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保护他,如果他被老虎咬了,主张动物保护的团体或政府应该保护他,给予补偿。因为老百姓保护环境作出了贡献。在这种情况下,人和自然才能慢慢和谐。否则这个和谐是谈不上的。我们还要考虑到有很多标准是相对的。比如说西方人对韩国人吃狗肉不理解,觉得他们野蛮。我跟西方人讲,韩国人吃的狗,不是你养的宠物。你说残酷,你们吃牛肉,印度人说牛是神牛,这不也残酷吗?这里面还有文化上的标准。什么东西牵扯上人文,就没有完全的标准了。哪怕过一万年,人类也达不到统一的标准。那么怎么办呢,相互之间要有一点宽容,这样才能慢慢地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个过程是相当长的。
要达到和谐,人类应该控制自己的欲望,要更加注重精神生活。这中间不仅需要正确的观念,还要有科学的技术。
我们这些年一直讲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是现代人的解释,过去更多地讲皇帝就是天的代表,这是天人合一的本来解释。现在解释成人和自然和谐,这是对的。但是就算你知道了,就做得到吗?晚清时期,甚至更早,人们已经知道了把山上的树砍掉会引起当地江河淤塞,加剧水灾旱灾,但照样砍。为什么呢,人要活下去啊,到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可以。当然,只有正确观念,没有科学技术,好心也办不了好事。东晋的时候,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谁家里出了瘟疫,当官的就不上朝了。但有些大臣不平衡,拿了皇帝的俸禄怎么能不上朝呢,结果上朝,死一大片。不能说这些人观念不对,观念对啊,但他没有科学技术。这样来看我们历史上的环境思想、人地关系的见解,就可以看到,的确有它先进的方面,但是也有不足的一面。
归结下来,我认为对待未来的变化,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八个字:不应无忧,无须过虑。
为什么不能无忧呢?因为面临很多困难。我们今天一天消耗的能量,增加的人口可能等于历史上很长的阶段,特别像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历史悠久意味着,很多物资的应用比人家长得多。我们不仅人均资源比不过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澳洲等,家底也用得差不多了。从世界上看,很多国家在发展中消耗了大量的能源,人口大量密集,何况我们对很多自然规律还不知道。所以不能无忧。
另外也应该看到,满足了上面讲的这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条件后,我们至少可以预见到未来,做一定程度的改善。比如我们讲中国缺水,水质不高,但是看看世界上,以色列,以前是阿拉伯人游牧的地方,它的水量比我们低得多。但他们自建国始,就逐步把全国的水统一起来管理,逐步把明渠改成暗渠,减少蒸发与渗漏,实行大规模喷灌,把喷灌又改成滴灌,直接滴到根上去,最大限度地循环利用水资源。所以以色列不仅出口花卉、蔬菜、水果,还出口节水技术。我们上海很多节能节水技术都是以色列进口的。再比如日本,石油、天然气资源几乎为零,但它照样有石油化工产业,还一度将石油化工厂办在国外,出口化工设备。所以说我们还是有很大余地的。
谢选骏指出:日本以邻为壑,不可效法持续。
【03、从天地生综合研究角度看中华文明东移南迁的原因 】
蓝勇《学术研究》1995年06期 2012-05-06
(一)寻求一个新的角度
早在60年代,我国地理学界就开始了天地生综合研究。所谓天地生综合研究即是将天文、地球、生物三者视为互相联系的有机体进行多学科研究。这种研究应用到历史学的研究中就既不仅仅局限于只在人类社会系统内部去研究社会兴衰及其原因,也不仅仅局限于研究地球表面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的人地关系,而在于探索历史时期天文系统、地球表面系统、人类系统间的有机联系,探索左右人类社会原因的不可逆转性与可逆转性、可回归性与不可回归性的辩证关系,在自然史的大背景下研究人地关系,在人地关系的原则中探索人类社会。
据天地生综合研究来看,就天体与地球关系而言,地球表面历史气候的周期性变化是与太阳黑子多少、九星汇聚的地心张角、地球自转变速周期、地球地极移动周期等因素有关,正是这些因素促使地球下垫面和大气环流变化,造成世界历史气候的变化。研究表明:太阳黑子增多时,地球气候则呈现寒冷时期;当九星汇聚的地心张角发生在冬半年,且地心张角小于70度时,地球气候变得干冷;若地心张角小于45度时则不仅会出现干冷现象,而且会出现自然灾害群发期。受这种变化的影响,当人类生产力不高的情形下,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肯定是十分明显的。人类社会有些看来是偶然的历史事件,往往放在自然史的长河中可能是由众多偶然事件组成的必然事件,有其不可逆转性。
应该承认直到现在我们的历史学界整个来说对天地生综合研究还是十分陌生的,用其探索具体的历史问题更是凤毛麟角。为了寻找一些个别历史现象的终极原因,我们的一些自然科学工作者已经作了一些开拓性的研究,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但是由于自然科学工作者对历史资料相对不够熟悉,有一些结论还只是建立在一种简单的事件序列对应上,缺乏对具体事实的深入研究。若历史学者会同一起研究,其研究就会更加深入。
中国最早的文明产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但历史时期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都有一个东移南迁的历史过程,历史时期能左右大的政局的移民大潮也主要是从北从西向东和南推进,也就是说,历史上中华文明有一个东移南迁的问题,这也是为学术界基本肯定了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呈这样的大走势呢?个别历史人物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简单的用社会等因素和人地关系来说明也是难以作出完全的解释的。那么,有没有一种终极的原因在起作用呢?回答是肯定的。如对历史时期影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南迁的中国的几次大的游牧民族南下的天文和地球表层原因,以往自然科学工作者曾作过对应研究,但还仅局限于一种简单的序列对应上,没有进一步推进到对中华文明东移南迁的影响上,也没有更多地把具体历史事实作为坚实的依据。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对此问题将作更进一步的探讨。
(二)近6000年来天文系统、地球表层与中国文明东移南迁的内在关系
对近6000年的历史气候研究表明:在其间存在三个严重的低温期。在这些低温期间隔的高温期里还有一些相对轻的低温期。这些低温期往往是自然灾害的群发期。
这样实际上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存在四个较强烈的低温期,它们是:公元前1100年至850 年左右的低温期(欧洲历史上称冰后期的新冰期),公元100年至600年左右的低温期,公元1050年至1350年的低温期,公元1600年至1850年的低温期(欧洲历史上的现代小冰期)。这些低温期在时间上明显与许多天文现象相对应,如与太阳黑子增减、九星汇聚的地心张角大小和季节等因子相对应。同时,这些低温期也与地球下垫面的许多因子相对应,如祁连山柏树年轮、中国受灾县数、黄河和长江的大洪水、中国雨土年频数、大地震等。
首先我们用天文现象和气候环境因子来对应有关中国社会大的起伏变化,会引发我们更进一步的思考。
研究表明:天文上九星汇聚地心张角小于45度且发生在冬半年时,正是中国6000年来的四个寒冷期,也是长江 和黄河特大洪水时期及非洲撒哈拉沙漠的干旱期、世界海平面偏低、华北和川滇大地震多发期;同时世界古代文明的兴盛期往往是在温暖期,而寒冷期则往往中断或衰落。吴于廑教授指出世界历史上曾有三次游牧民族南下农耕地区高潮,我们也不难看出寒冷期往往是与世界性游牧民族南下农耕的高潮期相对应。
与中国历史上的大波动相对应,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和北方人口南迁时期正与寒冷期相对应,同时也与中国内战最频繁的时期相对应。这样我们可看出寒冷气候是造成中国北方民族南下的重要的自然原因,而中国历史时期的内战许多本身便是以北方民族的南下为始动力。这是来自自然科学工作者的一个统计对应序列的结论。〔1〕
为了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具体史料方面作更深入的研究。
(一)游牧民族南下与环境的关系。早在1914年亨灵顿认为干旱是导致中亚游牧民族向西欧迁移以及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2〕80年代,苏联学者列·古米廖夫也认为3 世纪的大草荒使整个草原荒芜,无疑是蛮族入侵的重要环境背景。〔3〕我国早在50年代, 蒙文通先生就提出气候变化不能不引起民族迁徙。〔4〕80年代赵文林先生也提出游牧民族的东移南下“其源出于少数民族族区生产的不稳定性”,其中气候恶化是左右其南迁的一个重要原因。〔5〕方国瑜先生也谈到彝族从西北高原地区迁向西南地区是“从高寒地带向比较温暖和肥沃的平原地区迁移”,是为了寻求更适合的生活环境。〔6〕游牧民族的生存对草原生态环境有很大的依赖性,而历史上游牧民族所生存的中纬度干旱和半干旱暖温带地区生态环境往往非常恶劣,气温和降水的变化波动十分大,对其本身生存的威胁也十分大。从我国内蒙古草原地区来看,有的地方牧草产量与夏季降水量相关系数高达0.86。1980年的气温偏低和夏季少荒使牧草生长期减少了五分之三时间,加上气候寒冷,致使有的地方冬春死畜率达90%。〔7 〕研究表明我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幅度在2—4度之间。我们知道,年均温下降1—2度即将纬度线往南推移200 至300公里。这样一到历史时期的寒冷时期,往往造成草荒和各种灾荒,使人们难以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形下,游牧民族往往利用自己强悍善战的优势,趁中原地区内乱贫弱时,或南下向农耕民族进攻,争夺财富和更有利于生存的地盘,或大规模向西迁移后再向南迁徙到因大西洋暖流而比同纬度更温暖的欧洲大陆中南部地区。后者在世界史上表现为有名的“蛮族大迁徙”和蒙古族的大西征。需要指出的是当自己生存的地区出现大灾荒而中原地区稳定强大时,北方游牧民族则往往以内附的方式寻求生存。如成汤时,氐羌民族便因大旱而内附,匈奴因灾荒而南迁内附,九世纪回鹘族因大雪大疫而南下内附。
我国历史上几次大的北方游牧民族南迁都是与北方地区寒冷期相对应的。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寒冷期正是我国西周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起始的一个重要时期。从气候上来看,西周是我国较寒冷的一个历史时期,我国内蒙古地区也异常寒冷干燥。〔8〕特别是西周后期, 大寒、大旱不断,有时江汉地区发生封冻,出现河川枯竭的现象,这在《古本竹书纪年》、《诗经》等中多有记载。在这种情形下,连黄河流域的农耕民族都发出:“旱既尤甚”、“天降丧乱”的哀号。〔9 〕在这种环境压力之下,北方的游牧戎狄民族纷纷南下,对西周王朝的压力特别大,所谓“王事多难”。〔10〕商代原在山西北部、陕西以北地区的土方、鬼方、@①方到了周代便迁移到了山西南部、陕西泾水、渭水上游。特别是xiǎn@②允“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有称:“xiǎn@②允孔炽”。西周王朝多次“薄伐xiǎn@②允”、“征伐xiǎn@②允”。〔11〕到了周宣王时,西戎败周于千亩。到了平王时只有“东迁洛邑,避戎寇。”〔12〕到春秋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更是大批南下,形成“南夷与北狄交侵”的局面。这种因气候原因引起的民族迁徙在地域上并不是孤立的。研究表明,公元前1000年左右我国青藏高原地区有一次大的冰封,气候十分寒冷。〔13〕公元前9 世纪甘肃氐羌民族地区“太雨雹,牛羊冻死”。〔14〕与此相应横断山地区发生了许多从北向南的民族迁徙,而从事畜牧的甘青寺洼居民转变成半农半畜的氐人,为了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生存,一部分人只有下到河谷地带从事对寒冷气候更有抵抗能力的农耕和家畜饲养。当河谷不能容下更多的人口从事农耕时,只有大批往南迁徙寻求更温暖更广大的生存环境。〔15〕尤需指出的是,至今在傣族的民间传说中其民族从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上游地区南迁时的动因与之有惊人的相似。在这个时期的公元前10世纪,西北的白马羌人沿横断山脉迁入西南地区演变成今天的纳西族,〔16〕缅甸的克钦族也是在公元前7 世纪从中国北部经横断山脉迁入缅甸的。〔17〕
公元100年至500年左右的寒冷期正是我国五胡十六国时期。在汉代,匈奴的威胁一直是王朝的心腹之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2至3世纪匈奴所处的大漠南北经历了近200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大旱灾,〔18〕这次大旱灾席卷整个欧亚大草原。这个时期我国晋代所有灾害中旱灾占48%,是中国历代灾害中旱灾比例最高的一个时期。〔19〕此时期我国北部地区平均比现在低1.5度,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公元100年至119年的20 年间出现了12个灾害年,魏晋时期其他“霜”、“八月大雪”、“八月大寒”的记载甚多。这个时期,我国沙漠南进,一些城镇消失,丝绸之路南路湮灭。早在公元1世纪,匈奴所处的地区气候就十分恶劣了,连年灾荒。公元46年(建武二十二年)大漠内外“连年旱蝗,赤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20〕公元24年,一部分匈奴人迫于这种处境,只有南迁归附汉朝。公元76年(建元元年)大漠“南部苦蝗,大饥”。〔21〕到了章和二年(公元88年)“北虏大乱,加以饥蝗,降者前后而至。”〔22〕匈奴在这种情形下不断分化瓦解。面对中原统一而强大的汉王朝,匈奴的一部分南下归附汉朝,一部分西迁去填补同样因大旱灾而南下的欧洲和中亚草原居民的真空地带。〔23〕以后匈奴的残部和鲜卑、羯、羌、氐等民族因自己地区环境恶劣等因素,趁中原大乱之时,纷纷南下中原攻城掠地。晋惠帝元康中,匈奴残部度元攻上党和上郡,“自此已后,北狄渐盛,中原乱矣。”〔24〕这个时期往往中原自然灾害频繁,天灾人祸相连,这从自然环境上为游牧民族的南下又造成了一个机遇。在这种情形下,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民族迁徙,即所谓“五胡乱华”,确实不是偶然的。从区域上来讲这种现象也不是孤立的,因在这个时期横断山氐羌民族大走廊因气候条件的因素迁徙的事件也十分频繁。而居住在川西北地区的傣族先民的一支僚人也是在这个时期南迁入云南的南部地区。
公元1200至1300年左右的寒冷期正是我国的宋辽夏金时期。研究表明,早在公元10世纪蒙古草原就出现了一次特大旱灾,〔25〕我国的气候也开始逐渐转为寒冷。到12世纪,我国的气温比现在低1.8度, 丝绸之路中路湮灭,北部地区气候转干,居民南迁。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载,13世纪今天山的雪线要比现在低200至300米。在这个寒冷期内,内蒙古地区300年间有13次特大的冻灾,有13年奇寒,远比隋唐时期多。 宋以前鄂尔多斯地区及邻近地区百年一遇的旱灾10至15次,宋为30次。〔26〕我国东北地区结冰期比现在长。〔27〕宋代辽的地方政权东丹南迁辽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原居地寒冷异常,而辽东地区地热条件优越。〔28〕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种寒冷和异常的气候在蒙古大草原上一直延续到13世纪,对蒙古民族的南下和西进影响十分大。研究表明里海水位的升高与周围高原的干缩是同时发生的,13世纪里海的水位升高了15米,表明蒙古草原的气候确实是十分寒冷干燥的。〔29〕《蒙古史》称:“那里也常有寒冷刺骨的飓风”,形成“漫天飞沙”,冬季不下雨,夏季的雨“连尘土和草根都没有湿润”。〔30〕同样13世纪中叶的鲁不鲁乞《东游记》中也谈到蒙古地区5 月份冰才融化及复活节前后的大风严寒、冻死牲畜的情况。这种因寒冷而左右蒙古民族生计的现象在蒙古立国中原后还时有出现。在这种形势下,南迁的蒙古流民常达数万至数十万。〔30〕元代中国历史气候已经趋于温暖了,漠北的情形仍是这样。在气候干冷的宋代,其对蒙古游牧民族的压力便可想而知。地球中纬度地区欧亚大陆这次持续近300 年的寒冷时期对游牧民族的影响可能是潜在的,但其在某种程度上讲是起有决定作用的。关于这一点有许多的记载。蒙古族的这次迁移与900年前匈奴的迁徙有惊人的相似, 以致英国学者克里斯托·道森甚至认为马赛林奴斯对4 世纪匈奴西迁的描述与帕里斯对900年后蒙古人的描述几乎可以互相交换。〔32〕
公元1500年的寒冷期正是我国满清民族南下的时期。明清时期是历史时期最寒冷的一个时期,有的学者认为是所谓明清宇宙期。在这个时期里,明代蒙古草原地区便“时冬寒草枯马饥”,〔33〕许多游牧民族不断进入鄂尔多斯高原地区抢掠和定居。元明时期东北地区农业大衰退,特别是东北的北部地区尤为明显。〔34〕在这个时期东北的许多民族纷纷南迁,改变生存方式,逐渐从事农耕。女真族一直呈现往南迁移的趋势。建州女真原居住在黑龙江北岸,后南迁。明代最北方的野人女真不断南攻,在这种形势下建州和海西女真的居所不断南移。同时女真各部还不断攻掠明代辽东地区。嘉靖时海西女真迁到了辽东东北的边界地区。这些以前主要以射猎为生的民族逐渐习惯于农耕。后来女真族南下建立清朝有许多社会因素,但历史的大势中,中国北方地理环境日趋恶劣也是一个潜在的动力。
上述民族迁徙在历史进程中肯定是由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不过从宏观上来看,自然环境的变化作为一种潜在的因素对民族迁徙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历史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周期性南下使中国北方农牧业界线发生南北波动,极大地摧残了中国北方农耕地区的经济,致使北方汉族人口继续南下东迁。
(二)中国北方汉族人口东移南迁与天文环境的关系
历史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对中国北方汉族人口东移南迁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战乱对北方地区经济的极大破坏,更重要的是历史时期我国北方汉族地区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周期性的寒冷时期,这些寒冷期同样对北方汉族地区的农耕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使北方地区既失去了与更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抗衡的经济力量,又失去了北方地区成为中国经济重心的农业环境条件。
气候变化对我国北方农业地区的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在我国气温变化1度,其左右产量为10%左右。〔35〕在农业区,某地年均温下降1度,就等于将这个地区向更高纬度推移了200至300 多公里, 同样如果减少100毫米降雨则将我国北方有些地方农业区向南退缩近500公里。倪金根先生在其《试论气候变化对我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历史时期我国北方气候的日趋干冷造成了我国北方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由北向南退缩,自然灾害频繁,导致作物生长周期的缩短和熟制的减少,造成北方农业生态的恶化、水源的减少及北方水稻种植的萎缩、经济作物种植分布和经济动物分布的南迁,特别是农作物单产量的减少。〔36〕这种变化既使中国北方地区农业生产基础土地丧失,也危害到经济的各个领域。同时这种影响又与战乱交相作用,这就逐渐使我国北方地区失去了经济重心的地位。对此苏联列·古米廖夫也指出:“总之亚洲耕地荒废的原因不在于河道改道,也不在于蒙古人,而在于长期的气候变化和我在专著中所描述的现象。”〔37〕《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一书也从中国西部地区(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的经济发展地位变迁与气候等因素关系中证明了这一点。〔38〕当然,我国北方农业经济地位的下降除了历史气候的变化外还有其它一些原因,如人为的不合理的开发,滥伐森林,不合理地运用水源,造成水土流失,土壤质地变坏,造成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等。但从某种程度上讲,由天文现象所造成的以气候为主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也是促使人为不合理开发的起始原因。正是因为恶劣的生态环境才使人们进一步地滥伐森林,竭泽而渔。
从客观上来看,中国农业区重心的南北易位还在于在北方经济和环境残破的前提下,中国社会生产力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为在南方大面积进行水稻种植提供了较好的地热条件(历史时期中国的气候日趋干冷,但中国南方气温变幅远较北方小)和便利的水陆交通,这对北方农业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对于中国北方农业经济区的衰退我们还可以从气候变化对亚热带和热带经济作物的影响,进而影响与之相应的产业上来看。由于历史气候的日趋干冷,使历史时期分布在黄河流域的亚热带经济作物南退,特别是竹类和桑蚕分布的南退对北方经济的影响较为明显。如我国在唐宋以前丝织业的重心是在北方的黄河流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黄河流域的气候普遍比现在温暖湿润,适宜桑树和蚕虫的生长。而后来北方桑蚕经济地位下降让位于南方,很大程度上讲也是北方历史气候变寒冷的结果。〔39〕西南地区历史上由于气候变寒冷使许多亚热带和热带动植物的分布和种植南退,也曾使相应的经济产业南退,这也是造成经济重心南移的一个重要原因。〔40〕
(三)中华文明东移南迁的历史继承性和不可逆转性
由气候变化使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所造成的破坏和威逼、历史气候的日趋干冷、人为因素导致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使我国北方经济地位丧失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北方经济重心地位的丧失同时也表现为南方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经济政治文化重心的南北大易位。我国南方地区气候温暖湿润,虽然也有辉煌的史前文化,但是由于古文明产生的内在机制对地域的选定,加上古代黄河流域自然环境相对十分优越而开发较早,长江流域和以南的地区则开发较晚。历史时期以来由于以上所谈到的一些原因,中国北方丧失了经济重心的地位,同时也就丧失了政治和文化的重心地位。而中国南方随着生产力不断提高,经过不断地开发及大量北方移民的南下,大量北方先进技术的传入,统治集团开发重心的转移,中国东南地区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中国文明重心发生了东移南迁。
从天地生综合研究来看,中国历史时期中纬度地区的自然环境变化是造成中华文明东移南迁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而中国中纬度地区的自然环境变化是由全球环境周期性变化所造成的,全球周期性变化又受更大的天文周期性现象所制约。这样看来中国历史时期北方中纬度地区自然环境恶化(表现为日趋干冷)也是周期性的一环,是自然历史长河中的必然现象。由此导致的中华文明的东移南迁也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环,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也可以说天文环境因素是中华文明东移南迁的终极原因。当然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在这种必然性之下,由于人类各种有意识的活动,使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间,地区发展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其既表现为各种社会因素和自然环境因素对中国文明东移南迁的共同影响,也表现为受天文环境因素及地球自然环境终极原因制约的具体社会因素对中华文明东移南迁的影响。在人类发展史的后期,由于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提高,社会因素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往往增大。
必须指出的是,中华文明的东移南迁在现代中国仍表现得十分明显,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地位日见重要,在一定的时期中国政治和文化地位也会随之向东南推移。这种东移南迁既有其历史的继承性,也有其自然的必然性,即是由天文机制产生的必然性。有的学者指出:“从天文背景、气候变化角度看,本世纪60年代到2000年北半球处于低温、干旱等百年尺度灾害群发期,干旱、沙漠化日趋严重不足为奇。”〔41〕现代中国北方农业生态环境仍十分脆弱,沙化日益严重,水资源十分缺乏,对农业经济和工业发展、人民生活都有不少影响。在世界现代商业经济投资大战中,环境成本往往是左右投资地域去向的决定因素。这样,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由于特有的地理位置,加上历史上东移南迁重点开发的继承性,自然得开发之先。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作出首先开放东南沿海地区的决策是顺应了这种历史和自然的必然性,是十分英明的。(作者单位: 重庆西南师大历史系)
注释:
〔1〕任振球等《多尺度地球异常现象的群发现象及其宇宙环境》,《天地生综合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方金琪《气候变化对我国历史时期人口迁移的影响》,《地理科学》1992年3期; 张仁福《中国南北文化的反差》,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2〕Huntington E. Thesolar hypothesis of climatic changes,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Bullentin,1914(25): 477—590。
〔3〕[苏]列·古米廖夫《2000年内里海水平面的变化》, 《咸海里海地区湿润度变迁史》,莫斯科,1980年。
〔4〕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
〔5〕赵文林《从中国人口史看人口流动律》, 《人口与经济》1985年1期。
〔6〕方国瑜《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
〔7〕内蒙古镶黄旗气候局等《牧草生长的气候条件的研究》, 《中国草原》1984年2期。
〔8〕〔14〕王文辉《内蒙古气候》,气候出版社,1990年。
〔9〕《诗经·大雅·云汉》。
〔10〕《诗经·小雅·出车》。
〔11〕《诗经·小雅·六月》、《诗经·小雅·采岂》。
〔12〕《史记》卷4《周本记》。
〔13〕吴定祥、林振耀《历史时期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特征的初步分析》,《气象学报》1981年1期。
〔15〕杨铭《氐族的起源、形成及与羌族的关系》,《巴渝文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
〔16〕张增琪《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17〕秦钦峙《中南半岛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18〕〔25〕列·古米廖夫《亚洲和欧洲的匈奴》,《苏联历史问题》1989年6、7期。
〔19〕陈高yōng@③《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下册, 上海书店,1986年。
〔20〕〔21〕〔22〕《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
〔23〕吴兴勇《匈奴人西迁的自然地理原因》,《史学月刊》1991年3期。
〔24〕《晋书》卷97《北狄匈奴传》。
〔26〕《内蒙古气候》,气象出版社,1990年。
〔27〕周琳《东北气候》,气象出版社,1991年。
〔28〕杨雨舒《东丹南迁刍议》,《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5期。
〔29〕〔37〕列·古米廖夫《历史地理在东方学研究中的地位》,转引自《西北历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年。
〔30〕〔32〕[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周良霄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31〕罗贤佑《元代蒙古族人南迁活动述略》,《民族研究》1984年4期。
〔33〕瞿里《万历武功录》卷8。
〔34〕景爱《历史时期东北农业的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2期。
〔35〕张家诚《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初探》,《地理研究》1982年2期。
〔36〕倪金根《试论气候变迁对我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1988年1期。
〔38〕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39〕李宾泓《我国早期丝织业的分布及其重心的形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2期。
〔40〕蓝勇《中国西南2000年来五种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分布变迁》,《自然资源》1991年5期、 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41〕徐道一等《天地生综合研究的重要意义》,《天地生综合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
谢选骏指出:神话蕴藏了古代文明气候变迁的密钥——
《淮南子·天文训》载共工怒触不周山:“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意思是:从前,共工与颛顼争夺为帝,失败了,于是共工发怒(用头)去撞不周山,支撑天的柱子折了,系挂地的绳子断了。天向西北方向倾斜,所以太阳、月亮、星星都朝西北方移动;地的东南角陷塌了,所以江湖流水都朝东南方向流去。这则神话反映了远古部族间的斗争同时涉及到古代天文学上的“盖天说”,来解释“日月星辰都朝西北方移动”“江河泥沙都朝东南方向流去”的现象。
【04、古埃及灭亡的原因找到:气候变化所致】
腾讯科技 2014-05-22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目前,科学家最新研究表明,远古埃及文明的衰落可能是由于气候快速变化所致。这将预示着当前全球气候转暖等变化将对人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一具远古埃及棺材上的树木年轮样本显示,受气候变化影响,古埃及出现食物资源和社会基础设施变化,进而导致古埃及文明的逐渐衰落。该项研究讨论何种因素导致古埃及文化从3000多年前开始衰落,其中涉及的解释理论包括:战争、饥荒和疾病等。
通过研究分析塞索斯特里斯三世金字塔附近掩埋的Ipi-ha-ishutef棺材样本,美国康奈尔大学斯图尔特-曼宁(Stuart Manning)教授说:“棺材上树木年轮样本表明远古埃及经历了气候快速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不像冰河时代产生的毁灭性气候变迁。”
康奈尔大学研究人员使用一种叫做“登德罗放射性碳摆动匹配”的技术,可以精确树木的年代,增减值不会超过10年。该技术能够校正树木年轮样本中放射性碳同位素。
研究人员发现树木年轮出现一段较短时期的异常,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2200年前,史前气候研究表明,这可能是一个短暂的干旱时期。
曼宁说:“树木年轮放射性碳异常可解释为生长期变化,这应当是气候变化,可精确至一段气候干旱时期。我们最新研究表明放射性碳和考古学证据将证实古埃及文明的衰落与气候异常变化密切相关。”
这段气候变化将产生重大政治意蕴,干旱气候足以大幅减少食物资源,削弱其它社会基础设施。该时期很可能导致阿卡德帝国的衰落,并影响了埃及古国王时期和其它人类文明。腾讯科学讯(悠悠/编译)
谢选骏指出:古埃及的灭亡,就是现代人的前车之鉴。
《国运来了挡都挡不住!气候再次给中华崛起插上翅膀 未来五十年将让中华再次腾飞》
网络综合 2021年8月24日
曾经有学者在研究中华民族兴旺的历史,发现了一个规律,而这个规律跟气候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旦地球进入小暖冬时期,中华民族的国运就开始鸿运当头了。那个时候中国崛起的趋势也是挡都挡不住。而综合媒体最新的报道显示,这些年,中华崛起再次被插上翅膀。
据新华社报道,寒冷、干旱是中国西北留给人们的普遍印象。但科学研究表明,西北正出现变暖变湿的新趋势。
陈宝福是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的一名司机,长期往返兰州市区与机场间。近几年,他发现这段路变了。
“以前这70多公里路基本上都是荒山。最近几年雨水多,光秃秃的山都变得绿茸茸。下雨的时候看去,有点南方的感觉。”陈宝福说。
在离兰州千里之外的敦煌,干旱的气候使得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保存千年。然而今年莫高窟两度因雨暂时关闭,石窟周围的戈壁沙漠竟然长了草。
人们发现的星点变化,早已出现在科学家的视野之中。
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院院士施雅风就敏锐地关注到西北降雨量增多的情况。他后来提出西北气候可能正由暖干向暖湿转型的推断。
“此后30年的情况证实了这一推断。我们运用全球气候模式,预测这一趋势将持续到21世纪中叶。”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特别顾问丁一汇说。
记者从陕甘宁青等省份的气象部门了解到,1961年以来西北呈升温趋势,大部降水增多。2000年后暖湿化更为显着。
以甘肃为例,1961年至2015年,平均每10年升温0.29摄氏度,降水东西有异,河西走廊每10年降水增加4毫米至12毫米。2018年甘肃省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0.7摄氏度,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偏多27.7%。
中科院等机构的研究显示,降水增多在西北的中西部地区尤为显着,如新疆大部、祁连山区、河西走廊及青藏高原。但在西北地区东部,降水增幅不明显,部分地区甚至略有减少。
此外,冰川融水量增加、河流径流量增加、湖泊水位上升等现象,也在西北大部出现。
自施雅风提出推断后,专家学者就开展了大量研究,试图解释为何西北会出现气候变化。
中科院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全球变暖驱动水循环加剧,可能是西北气候暖湿化的根本原因。
丁一汇说,对于西北而言,水汽主要来自阿拉伯海和印度洋。随着北极变暖,来自北冰洋的水汽也在增加。在气流作用下,三个地方的水汽集中到西北,水汽输送加强,西北降水增多。
甘肃省气象局副局长张强介绍,西北地区对全球变暖的响应更敏感,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也更显着。如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祁连山,1973年至2016年平均每10年升温0.45摄氏度,明显高于全国和全球平均水平。
西北留给人们的普遍印象是荒芜。近年来,增多的降水加速了西北增绿、减少了农作物生长季旱情。
兰州区域气候中心的数据显示,2018年甘肃省降水量为近60年第二,全年水热匹配好,农作物主要生长季旱情为历年最轻。2018年甘肃省植被覆盖度为近18年最高,戈壁、荒漠面积减少,沙漠边缘外扩速度减缓,生态环境显着恢复。
兰州区域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韩涛介绍,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是衡量一个地区生态的综合评价指标。“近20年来,祁连山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呈波动上升,2018年达到最大。2018年指标升高面积占祁连山区总面积的39.8%。”
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适种区正向北、向高海拔地区移动。
看到这个商机,曾在城里经营酒店的何甲奇返乡创业,在海拔超1500米的天水市秦州区杨家寺镇建立农业合作社,带动贫困户脱贫。“现在高海拔地区也能种菜,错季上市菜价高,去年收入了146万元。”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副研究员李宗省认为,从短期看,抓住有利机会适当增加农业种植规模,对地方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
2018年以来,黄河上游连续经历两个丰水年,多个水电站防汛形势严峻,个别水电站泄洪数月之久。
气候变化为西北带来新机遇,但西北干旱的本底环境不会改变,应协调好可持续发展与水资源短缺的关系,尽可能满足生态用水需求,以应对新挑战。
黄土高原大部分处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带,其中半干旱地带约占到60%,大部分为黄土覆盖,平均厚度 50~100m,地形破碎,土质疏松。耕地分布在有限的黄土塬上,为了获得更多耕地,当地以往常常进行陡坡开垦,人地矛盾严重。加之过度放牧和过度砍伐,地区植被覆盖锐减。长久的不可持续的发展,使黄土高原地区的生态环境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遭到严重破坏:荒漠化、沙化、盐碱化面积逐年扩大;水土流失严重,曾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造成黄河下游河床淤积;沙尘天气频发,并影响整个华北。
随着经济发展,黄土高原地区的生态治理得到重视。1978年11月,三北防护林工程开始启动。1999年,川陕甘3省开展退耕还林试点,从此揭开了我国退耕还林的序幕。2002年,退耕还林工程推广并全面实施。2014年,全国第二轮退耕还林工程开始实施。这项已经实施19年、累计投入达到4500亿以上、完成退耕还林4.47亿亩(约相当于两个山东省),在全国25个省实施的生态工程,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态建设工程。
我国着名地理学家黄秉维的愿望就是有一天,“黄土高原由一望光秃变成一片青绿”。这个愿望正逐渐成为现实。根据测算,黄土高原地区的植被覆盖率从1999年的31.6%,增长到2013年的59.6%。其中延安地区的植被覆盖率在19年间,更是由46%跃升至81.3%,,森林覆盖率达到46%以上,增速居全国前列,退耕还林面积占全国的2.5%,占陕西省的1/3,被称为“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市”。2016年延安市被原国家林业局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黄土高原中的沙漠化趋势也得到控制。毛乌素沙漠在治理中止沙生绿,80%的面积得到治理。当地居民采用打草方格、扎沙障、种植固沙植物,榆林由“沙漠之都”变为了“大漠绿洲”。而库布其沙漠如今更是被联合国称为“全球治沙样本”,成为世界上唯一被整体治理的沙漠,“库布其治沙模式”得到广泛推广和利用。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发展,也逐渐经历森林转型,这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不可避免的趋势。尤其是当前正处在或处于刘易斯拐点之后,黄土高原地区的人地矛盾将得到极大缓解,并促进农地边际化进程的发展。可以预见,劳动力投入低的林业将得到更大的发展优势。
正所谓,“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从长期角度来看,黄土高原地区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将得到扭转。正基于此,学界内也出现了没必要继续实施大规模退耕还林工程的声音。
黄土高原的治理,带动了林果业、畜牧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农业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并趋于合理,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陕西的经济生态果业逐渐成为当地农民持续收入的重要增长极,是 “既要青山绿水又要金山银山”绿色生态经济发展战略的典型。
经济效益提高的同时,生态效益也逐渐显现。黄土高原植被覆盖的变化,带来的最直接的效果就是黄河含沙量的改变。傅伯杰等的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随着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植被措施成为了土壤保持的主要贡献者,贡献达到57%,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结合坝库、梯田等工程措施,黄河的含沙量得到了有效控制。
历史上黄河的最高含沙量达到每立方米911公斤,1933年最大输沙量达39.1亿吨,而如今的年最大输沙量已经锐减至3亿吨左右,非汛期80%以上的黄河河段是清的。
黄土高原地区的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治理步伐的加快,也使当地原本频发的沙尘天气得到遏制。近三十年的沙尘暴天数下降显着,当地人居环境愈发改善。
降水不但过了秦岭,穿越青藏高原了。穿越整个青藏高原,并且在新疆两大盆地下雨,已经保持3年了,现在新疆的植被,以一年一百五十公里的速度在狂奔。内蒙古的植被,今年的速度是四十公里的速度,在狂暴的恢复。黑龙江的林区开始出现大量的肉植阔叶,就三年而已,肉植阔叶又一次出现在了黑龙江。
降水过了秦岭了,如果能保持10年,黄河就会变清了,黄河流域最近三年,河套的植被也开始恢复了,河套植被三年恢复的数量是过去二十年的总量。因为以前是种树,但是树下没草(降水不足),现在降水充沛后,河套地区的树下已经开始长灌木和草了,并且…喜大普奔的是,发现了兰花,有兰花,代表了一点……就是土壤的含水开始稳定了。然后,甘肃的植被也开始恢复。
也就是说,根据预测,未来四十年的气候可能不会是唐朝了,而是……西周时代,大陆气候最好的时候。气候临界点来了,唐朝不能满足我们了。
从气候的角度上说,中国长江以南的地方会在十年后看不到冬天,温度会逐步升温,然后,你们就变成林子里跑的野物了,当然,猴子们都能活,你们也能,然后他们看了蕉类植物,过秦岭了,你怕不怕?野生芭蕉过秦岭…那是唐朝的事情了,气候变化太奇葩了,而且中国的雨极在发生改变,以前是四川盆地雅安,之所以雅安降水过多是因为气温不足,水分无法过秦岭和川北高原,所以水分全部泼在那儿了,他们说,今年开始,雨水更多的是出现在了汉中一线,而且是全线推进的雨极,推进到陕西了,说到黄土高坡,最近三年来,黄土高坡变绿了…,那不是人力可以改变的植被增多。
西方文明的崛起刚好是四百多年对吧,从他们开始崛起算,他们大航海开始是在明朝开始的,是的,借的全球气侯变暖开始行动,在两百年前,美国开始建立。也就是说,气候变暖很有可能会终结掉他们的好日子,而欧亚大陆会再一次回到历史应该有的地位,他们就是全球气候变冷后崛起的,小冰期后崛起的,,而现在,一切都回来了。
两河流域很多支流断流了一百多年了,最近两年…开始有水了,约旦河谷的降雨量也开始增多了,尼罗河流域的断流的支流也开始重新流动了,这个是一个漫长的时间,应该说,需要三四十年甚至更久。
气候周期是按几百年为单位的,我们现在也在冰河期啊,大周期上是回暖的,小周期上也是回暖的,上一次大周期里,也就是恐龙时代,地球是没有南北极的冰盖的,好吧,,之后就是大冰期,我们现在也是一个冰期,但是整个周期是这个大冰期是在往转暖的方向走的,,我们看不到大冰期消退的时候因为那是物种的问题了,我们是冰期生物,等气候真的回到几亿年前那种状态的时候,人类可能都灭绝了,又或者都已经宇航时代都上万年了。
所以,大周期时间太长,我们不用看,但是大周期下的小周期,我们是能感觉到的,每几百年一次,一般都是固定在三百年到四百年一个周期,,而这个周期,刚好是……中国朝代更替的一个时间对吧,每次气候转变,中国都是混乱的,每一次好转,中国都进入盛世,所以,全球历史都随着气候在走,比如说,唐朝崩了的时候,阿拉伯帝国随后就崩了,罗马帝国也崩了,三强GG,这个过程是和气候有绝对关系的,但是每一个小周期的回暖里中国欧洲和中东都会崛起,不可避免的崛起,而每一次小冰河期的来临都会推动美洲,比如说,以前的玛雅文明啊什么的,都是在我们崩了的时候起来,到现在的美国,巴西文明,也是在冰期崛起的,他们是反着的。
谢选骏指出:飞得越高,可能摔得越重、一飞冲天难免粉身碎骨。
【05、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影响研究综述】
魏柱灯1, 方修琦1,2, 苏筠1, 萧凌波2
摘要
关键词: 气候变化; 社会经济影响; 响应; 中国
中图分类号:P4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166(2014)03-0336-343
A Review of Climatic Impacts on Chines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2000 Years
Wei Zhudeng1, Fang Xiuqi1,2, Su Yun1, Xiao Lingbo2
Abstract
Keyword: Climate change; Socio-economic impacts; Response; China.
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对当代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产生重大影响,成为影响人类可持续发展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1, 2]。据IPCC报告,未来气候变化的加剧很可能使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土地退化等危险持续增长[ 3],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将面临更多的复杂难题。
历史是认识现在和未来的钥匙。揭示过去2 000年来人类—气候—生态系统在多时空尺度上的长期互动关系与反馈机制是过去全球变化研究计划(Past Global Changes,PAGES)的重要目标之一[ 4]。从历史的角度获取气候变化影响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类响应的一般过程与机理,可为应对当前及未来气候变化的可能影响提供参考借鉴[ 5]。
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特征[ 6]。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多层次的响应在多时空尺度上相互耦合的过程也被称之为级联效应[ 7, 8]。当前气候变化影响研究的主流是将脆弱性分析框架引入该领域,这类框架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能较好地兼容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文因素在多时空尺度上的互动过程,有利于解释气候—人类社会互动过程中的驱动—响应或反馈关系、非线性特征、阈值突变、跨尺度交互作用等特征。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影响的好坏是气候本身与特定的社会经济状况综合作用的结果,且往往以社会经济系统本身的脆弱性水平为前提;气候变化对历史兴衰只起到加速或减缓的作用[ 9]。上述概念构架对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社会影响研究无疑具有很好的理论指导和借鉴意义,一些成果已经将其应用于历史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与适应的实证研究中[ 10, 11],包括建立和完善适合历史环境影响评估的概念模型[ 8](图1)。
近年来国外针对过去2 000年来气候变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开展了大量研究。尤其以欧洲地区开展的研究较多。已有的研究发现,过去2 500年温度和降水变率波动与欧洲历史兴衰有良好的对应关系[ 12];4~6世纪北欧气候转冷变湿导致农业歉收和饥荒,诱发了日耳曼民族大迁徙[ 13];17世纪欧洲普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14~ 16],过去1 000年欧洲及北半球的人口崩溃[ 17]、战争与动乱[ 17, 18]等均和气候恶化有关。统计分析显示,全球温度的长期变化与战争和人口的波动有着很好的相关性[ 17];在中等信度水平上,气候因子每变化(温度上升或极端降水增加)一个标准差,将导致个体冲突频率上升4%,群体冲突频率将上升14%[ 19]。
我国关于历史气候变化的社会影响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在1932年发表了《战国后中国内战的统计和治乱的周期》一文,指出气候变化可能是影响中国历史治乱循环的因素之一[ 20]。根据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有关历史气候变化社会影响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数量,可将国内该领域研究进展大致划分为3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前,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多见。研究以探讨气候灾害对某些历史现象的可能影响居多,如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蒙文通关于西周末年气候干旱与少数民族大迁徙的探讨[ 21]。
20世纪80~90年代,随着历史气候研究的不断深入,相关研究成果明显增多。特别是在80年代初出现了一个以探讨气候变化与农业生产关系(特别是小冰期以来气候灾害对明清农业生产的影响)为中心的研究高潮;8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是研究的相对低谷期,但主题趋于多样化。
进入21世纪,相关成果数量显著增长。该时期的研究更加注重高分辨率气候序列和历史文化序列的对比,以及气候—人类社会相互作用机理的揭示。近几年的研究则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内容上越来越关注影响机理的定量揭示、不同气候要素的影响差异、气候影响的区域差异等;方法上越来越追求高分辨率化、定量化和集成化。
对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中国古代社会,农业是上层社会经济活动的最基本支撑系统。而古代农业年成丰歉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天气与气候状况的好坏。气候变化通过影响粮食生产安全进而影响粮食的获取和利用,并反映在人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 22, 23]。相关学者已综述了中国历史气候变化与农业生产的关系[ 24, 25],按照气候影响的层次性,本文重点从经济、社会稳定性、朝代更替与社会兴衰3个方面,综述关于过去2 000年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经济影响认识的主要进展。
1 气候变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粮价波动是考察气候变化对古代经济波动影响最常用的指标之一。葛全胜等[ 26]对此总结,历朝低粮价时,大多气候暖湿、政治清明、农地拓展,粮食供给量大幅增加;高粮价时,大多战争频繁,有低温、旱蝗等灾厄。暖湿气候甚至被认为是唐朝前期低廉粮价的首要原因[ 27]。气候变化影响粮价波动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王业键等[ 28]将清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粮价与华北、华东地区的冷暖分期和旱涝等级序列进行对照,发现清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粮价高峰大都出现在冷期自然灾害多的年份,但受货币、人口、水利等因素影响,长期气候变迁与粮价并无明显关系。谢美娥[ 29]对台湾的研究也持相似结论,指出气候趋暖、严重自然灾害较少的时期,正是台米出口的兴盛期;年成丰歉对米价的升降变动,只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影响。Zhang等[ 30]将重建的公元961—1900年的10年米价波动序列与同期的全国温度和旱涝事件序列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过去千年的米价波动与长期的旱涝变化关系也不明显,与温度呈现负相关但不显著,但存在与温度变化相似的320年周期。道光萧条时期,白银外流被认为是导致当时货币贬值、粮价飞涨的主要因素,李伯重[ 31]认为这一过程难免有同期全球性气候恶化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历史朝代经济盛衰的影响近年来为一些学者所关注。赵红军等[ 32]认为公元11世纪后气候的变冷加速了人口南移与南方经济的开发,诱发宋代经济革命的产生,同时也对南宋后期的经济转型构成重大挑战,导致经济发展日益衰颓。中国经济从18世纪的长期繁荣转入19世纪中期以后的长期衰退,全球气候变化所引起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条件恶化是重要因素之一[ 31]。明朝中期的经济萧条[ 33]、北朝市场经济的衰退[ 34]也与气候的变冷及其带来的灾害增加密切关联。
史学界一般认为南方经济超过北方的基本格局奠定于南宋[ 35]。气候变化被认为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26, 36],受气候恶化影响,加以天灾人祸的相互作用,人口发生多次大规模南迁[ 26],使南方逐渐取代北方成为新的全国经济重心。气候转寒偏干被认为有利于改善江南地区过度潮湿的环境,利于围湖开垦,而北方移民带来的较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促进了江南农业的多样化及手工商业的发展[ 37]。经济重心的南移使得北方经济发展和政治统治更加依赖于漕运,南粮北运一旦受阻可能对整个王朝命运造成致命打击。此外,区域尺度的经济开发也受短期区域气候变化驱动。方修琦等[ 39, 40]、萧凌波等[ 39, 40]和Ye等[ 41]依据地方志及《清实录》等资料重建了清代东蒙和东北地区耕地开垦、农业收成、人丁增长等指标序列,并对比同期华北地区的旱涝序列,得出移民开垦作为华北平原难民对华北水旱灾事件的异地响应,促进了东蒙和东北地区农业经济的阶段性发展与繁荣。
2 暖期与冷期的社会稳定性
李四光[ 20]在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对中国战国后的内战进行统计,发现存在间隔约为800年的治乱周期,并认为“气候变化可能与此有相当的关系”。《中国救荒史》将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首要原因归结为气候灾害[ 21]。
目前已揭示的事实是,气候的冷暖波动与农民起义、战争之间存在较好的时序对应关系。中国过去1 000年来,冷期的战争率和大范围动乱显著高于暖期[ 42],温度和战争总体呈负相关关系[ 43],且南方比北方更为显著[ 44]。赵红军[ 45]采用回归模型法控制米价、人口等影响因素后仍发现温度对社会不稳定的影响会持续10~50年,短期的温度升高倾向于减少社会不稳定性。然而,对时序对应背后的机制解释目前仍存在争议。Zhang等[ 42]认为冷期导致的农业生产萎缩是造成战争数量增加和社会不稳定的根本原因。Fan[ 46]认为单纯对气候与动乱序列的对比统计并不能回答冷期温度下降导致土地生产力下降,进而影响社会稳定性的机制;南北区域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响应差异也有待进一步探讨。Zhang等[ 30]认为,温度下降可直接增加北方外患,但温度下降增加了旱灾和蝗灾频率,间接导致农业王朝内部农民起义的增加。
对清代气候变化的社会稳定性影响研究发现,清代太平天国起义是当时人地矛盾的激化,叠加气候异常造成的农业大范围连年歉收共同激发的[ 47]。在清代华北平原,干旱与动乱的显著正相关随人地矛盾的激化逐渐加强[ 48]。移民作为缓冲气候引发的区域资源与人口压力的一种重要响应方式,会影响源地和目的地的社会稳定性。1870年后山东动乱与干旱的对应关系反而不如1800—1850年显著,这是由于移民作为一种新的适应机制减缓了气候变化对动乱的影响[ 49]。相对温暖的18世纪,外来移民涌入东蒙地区不但没有导致土客冲突,反而刺激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但19世纪伴随东蒙地区气候的转冷及人地的饱和,外来移民引发的冲突事件显著上升,并最终导致东蒙地区农业和聚落的衰落与崩溃[ 41]。18和19世纪之交的气候转冷及水旱灾害上升使人地矛盾提前激化,促使华北平原的难民行为逐渐升级,气候消极影响的传递,是以华北区域粮食安全处于临界,政府救济能力削弱,向外迁徙受阻共同导致华北区域社会具有较高的脆弱性为条件的[ 22, 50]。
3 气候变化与王朝更替、社会兴衰
气候变化对社会兴衰的影响属于气候变化影响的最高层次,所涉及的各要素相互作用关系更为错综复杂。
秦汉以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周期性的波动[ 27],这种韵律特征也被称之为“朝代循环”[ 51, 52]。传统观点多将其归因于阶级斗争,封建结构本身的弱点[ 27],横征暴敛与土地兼并[ 53]等社会与管理因素,或人口压力[ 54]。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开始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有较多的讨论。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是气候异变在明末清兴中的历史作用,所谓“气候异变,干旱成灾,饥馑遍地,瘟疫蔓延有密切相因之关系……民愈不聊生,民变益不可收拾”[ 55]。亦有研究关注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如何通过影响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2种生态环境而影响历史时期中国北方的政治命运[ 56]。北魏迁都洛阳[ 57, 58]、明初兀良哈三卫南迁[ 57]、统万城的崩溃[ 59]等,均被认为是与气候变冷变干导致农牧业资源分布南移相关的案例。
迄今关于气候变化对社会兴衰及王朝更替影响的研究,大多基于气候重建序列与历史朝代兴衰事件的对比。基本认识是,大凡经济发达、社会安定、国力强盛、人口增加、疆域扩展的时期往往出现在暖湿时期,相反的情况则发生在冷期[ 5],存在明显的“冷抑暖扬”的韵律[ 26]。受对气候变化认识水平和社会复杂性的限制,在气候变化对社会兴衰影响史实的具体认定上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气候变化与唐朝历史兴衰的关系曾在国内外学者间引起热烈的讨论[ 60~ 69]。Yancheva等[ 61]以广东雷州半岛湖光沉积岩芯中提取的磁属性和钛物质含量为代用指标表征中国过去16 000年冬季风强度的变化,认为冬季风增强、夏季风减弱造成的长期干旱最后导致了唐朝的衰亡;Zhang等[ 63]基于万象洞石笋 δ18O记录亦支持唐亡于夏季风减弱的推断。张德二等[ 64, 66, 67]对此提出反驳,除指出其对中国历史的误解、气候重建的不确定性和区域差异外,还指出中国历史文献重建的降水记录显示,唐朝灭亡时并非是干旱的气候背景,在万象洞石笋 δ18O记录的若干夏季风减弱时期[ 63]也被指出有些是对应着社会稳定繁荣的时段[ 67]。
现今研究特别关注气候影响历史兴衰的过程和人—地系统各要素的组合形式与互动关系的揭示,但此方面研究受到资料可获得性、指标量化困难等方面的制约,研究存在很大的难度。Zhang等[ 30]选取中国过去2 000年的温度、水旱、内外战争以及过去1 000年的蝗害和粮价指标序列,采用小波分析发现各指标均存在显著的160年和320年的波动周期;根据交叉相关(Cross-Correlation Functions)检验结果,指出温度下降直接通过影响外患和间接通过影响旱蝗灾害诱发农业王朝内部农民起义2种途径影响朝代更替,因此认为气候的周期性变冷会加剧灾荒进而影响社会稳定。气候转冷导致土地承载力下降,叠加已有的人口压力,两者的协同作用引发明朝末年及清朝中后期的饥荒、流行病、起义,导致人口崩溃[ 70]。随着社会自身矛盾的日渐积累,历史朝代在中后期往往不但无法缓解气候恶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反而会因做出不恰当的响应(如增加赋税,战争等)而增加社会系统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加速社会的衰败进程[ 71, 72]。在区域尺度上,方修琦等[ 22]根据气候影响的层次性和粮食安全的脆弱性分析框架,选取并重建了清代华北、东蒙等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动乱县次、政府赈济等指标序列,结果表明,18和19世纪之交的气候转折使当时华北平原的社会脆弱性水平提前20年到达临界值。
气候变化影响王朝更替、社会兴衰的外部机制是通过影响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力量抗衡实现的。由于农业与牧业对气候变化的敏感程度不同,相比南方农耕民族,北方游牧民族被认为更易受脆弱的气候生态条件的影响[ 73]。王会昌[ 74]认为气候变冷对游牧民族的打击甚于对中原民族的打击,气候的周期性变冷、游牧民族的阶段性南下与中原王朝的兴衰大体保持同步的共振关系。但依据区域尺度上的高分辨率气候重建序列,一些成果却得出相反的解释。Wang等[ 75]认为北方逆沙漠化时期有利于蒙古高原和中国北部王朝的建立及其势力的南扩。13世纪蒙古的西征也被认为与蒙古高原气候变暖有关[ 76]。此外,气候变化背景下西部少数民族的内迁,如唐代的吐蕃[ 36],也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影响中国历史政治经济格局。
4 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气候变化与人类历史兴衰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跨学科问题。中国过去2 000年社会经济的波动与气候变化的时序共振现象中,可能确实蕴含着内在的机制关联。暖期气候总体对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起促进作用,而气候转冷引发的负面社会经济效应本身含有历史进程中社会发展本身的作用(如社会矛盾的日渐积累)。然而,历史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历史本身及影响和响应机制的复杂性,相关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不完善都会影响对该问题的认识[ 23]。未来的研究应深入挖掘中国历史文献的信息潜力,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1) 加强社会经济领域代用指标和序列的重建。受资料的限制,目前高分辨率的社会经济指标序列主要局限在明清时期。除战争、起义频次等指标外,长达2 000年的高分辨率指标序列并不多见。
(2) 强化对气候影响机理的定量解释。基于2个序列的对比或相关分析是一种重要的分析手段,但过于简单化处理可能遗漏其中许多关键性环节,造成决定论的气候变化因果关系的误解。气候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决定关系,而是受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驱动—响应或反馈关系,可能缩小或放大气候的有利或不利影响。截止目前,有关气候变化对经济和社会层次影响的解释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3) 注意研究的时间尺度、区域差异与区域联系等问题。需要区分从年际到年代际再到百年际的不同时间尺度上的气候冷暖与社会经济兴衰的对应关系及其不同特征,加强对不同尺度上影响机制的解释。关注对关键区域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及区际间的联系机制方面的研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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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Zhou Guangsheng, He Qijin. Terrestrial transect study on the responses of ecosystems to global change[J]. 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 2012, 27(5): 563-572.[周广胜, 何奇瑾. 生态系统响应全球变化的陆地样带研究[J]. 地球科学进展, 2012, 27(5): 563-572. ] [本文引用:1] [CJCR: 1.388]
[2]Zhou Hongjian, Sun Yehong. Policy responses to disaster-induced migration in a changing climate—Adjustment of disaster-induced migration policies based on “Regional Conference on Policy Responses to Climate-Induced Migration in Asian and Pacific”[J]. 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 2012, 27(5): 573-580.[周洪建, 孙业红. 气候变化背景下灾害移民的政策响应——从“亚太气候(灾害)移民政策响应地区会议”看灾害移民政策的调整[J]. 地球科学进展, 2012, 27(5): 573-580. ] [本文引用:1] [CJCR: 1.388]
[3]IPCC. Climate change 2007: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M]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PC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本文引用:1]
[4]PAGES. Science plan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R] //IGBP Report No. 57. Stockholm: IGBP Secretariat, 2009: 67. [本文引用:1]
[5]Fang Xiuqi, Ge Quansheng, Zheng Jingyun.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es on impact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s on Chinese civilization[J]. Journal of Paleogeography, 2004, 6(1): 85-94.[方修琦, 葛全胜, 郑景云. 环境演变对中华文明影响研究的进展与展望[J]. 古地理学报, 2004, 6(1): 85-94. ] [本文引用:2]
[6]Zhang Lansheng, Fang Xiuqi, Ren Guoyu. Global Change[M].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0.[张兰生, 方修琦, 任国玉. 全球变化[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 [本文引用:1] [JCR: 6.91]
[7]Costanze R, Graumlich L J, Steffen W, et al. Sustainability or collapse: What can we learn from integrating the history of humans and the rest of nature?[J]. AMBIO: A Journal of the Human Environment, 2007, 36(7): 522-527. [本文引用:1]
[8]Butzer K W. Collaps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2, 109(10): 3 632-3 639. [本文引用:2]
[9]Rosen A M. Civilizing Climate: The Social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M]. Lanham: Rowman Altamira, 2007. [本文引用:1]
[10]Dearing J A. Land scape change and resilience theory: A palaeo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from Yunnan, SW China[J]. Holocene, 2008, 18(1): 117-127. [本文引用:1] [JCR: 3.218]
[11]Rosen A M, Rivera-Collazo I. Climate change, adaptive cycles, and the persistence of foraging economies during the late Pleistocene/Holocene transition in the Levant[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2, 109(10): 3 640-3 645. [本文引用:1]
[12]Büntgen U, Tegel W, Nicolussi K, et al. 2500 years of European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human susceptibility[J]. Science, 2011, 331(6 017): 578-582. [本文引用:1]
[13]Hsu K J. Sun, climate, hunger, and mass migration[J]. Science in China(Series D), 1998, 41(5): 449-472. [本文引用:1]
[14]Pei Q, Zhang D, Li G, et al. Short-and long-term impacts of climate variations on the agrarian economy in pre-industrial Europe[J]. Climate Research, 2013, 56(2): 169-180. [本文引用:1] [JCR: 2.684]
[15]Zhang D D, Lee H F, Wang Cong, et al. Climate change and large-scale human population collapses in the pre-industrial era[J]. Global Ecology and Biogeography, 2010, 20(4): 1-12. [本文引用:1] [JCR: 5.145]
[16]Zhang D D, Lee H F, Wang Cong, et al. The causality analysis of climate change and large-scale human crisi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1, 108(42): 17 296-17 301. [本文引用:1]
[17]Zhang D D, Brecke P, Lee H F, et al. Global climate change, war, and population decline in recent human history[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7, 104(49): 19 214-19 219. [本文引用:3]
[18]Richard S J, Wagner T S. Climate change and violent conflict in Europe over the last millennium[J]. Climatic Change, 2010, 99(1/2): 65-79. [本文引用:1] [JCR: 3.634]
[19]Hsiang S M, Burke M, Miguel E. Quantifying the influence of climate on human conflict[J]. Science, 2013, 341 (6151), doi: 10.1126/science.1235367. [本文引用:1]
[20]Li Siguang. Civil-war Statistics and Peace-disorder Cycle since the Warring States in China[Z].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 1932, 5: 157-166.[李四光. 战国后中国内战的统计和治乱的周期[Z].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32, 5: 157-166. ] [本文引用:2]
[21]Li Kerang. Climate Change and Its Impacts in China[M]. Beijng: China Ocean Press, 1992.[李克让. 中国气候变化及其影响[M].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92. ] [本文引用:2]
[22]Fang Xiuqi, Xiao Lingbo, Wei Zhudeng. Social impacts of the climatic shift around the turn of the 19th century on the North China Plain[J]. Science China Earth Science, 56(6): 1 044-1 058. [本文引用:3] [JCR: 1.255] [CJCR: 0.812]
[23]Fang Xiuqi, Zheng Jingyun, Ge Quansheng. Historical climate change impact-response process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food security in China[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doi: 10. 13249/j. cnki. sgs. 20140121-014.[方修琦, 郑景云, 葛全胜. 粮食安全视角下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影响与响应的过程与机理[J]. 地理科学, 2014, doi: 10.13249/j.cnki.sgs.20140121-014. ] [本文引用:2] [CJCR: 2.779]
[24]He Fanneng, Li Ke, Liu Haolong. The influence of historical climate change on agriculture in ancient China[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0, 29(12): 2 289-2 296.[何凡能, 李柯, 刘浩龙. 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中国古代农业影响研究的若干进展[J]. 地理研究, 2010, 29(12): 2 289-2 296. ] [本文引用:1]
[25]Ge Quansheng. Climate Change in Chinese Dynasties[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1.[葛全胜. 中国历朝气侯变化[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 [本文引用:1]
[26]Ge Quansheng, Liu Haolong, Zheng Jingyun, et al. The climate chang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ver the last two millennia in China[J]. Chinese Journal of Nature, 2013, 35(1): 9-21.[葛全胜, 刘浩龙, 郑景云, 等. 中国过去 2000 年气候变化与社会发展[J]. 自然杂志, 2013, 35(1): 9-21. ] [本文引用:4] [CJCR: 0.564]
[27]Fu Zhufu.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cient Economy[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1.[傅筑夫. 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本文引用:3]
[28]Wang Yejian, Huang Yingjue.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 natural disasters and grain prices in the Qing Dynasty[J].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1999, (1): 3-17.[王业键, 黄莹珏. 清代中国气候变迁、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9, (1): 3-17. ] [本文引用:1] [CJCR: 0.961]
[29]Xie Mei’e. Natural disasters, crop production and rice price changes in Taiwa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1738-1850)[J].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2010, 4: 110-127.[谢美娥. 自然灾害, 生产收成与清代台湾米价的变动 (1738—1850)[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0, 4: 110-127. ] [本文引用:1] [CJCR: 0.961]
[30]Zhang Z B, Tian H, Cazelles B, et al. Periodic climate cooling enhanced natural disasters and wars in China during AD 10-1900[J].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Biological Sciences, 2010, 277(1 701): 3 745-3 753. [本文引用:3]
[31]Li Bozhong. The Daoguang depression and the 1823 flood—Economic decline, climatic cataclysm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crisis in Songjiang[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07, (6): 173-178.[李伯重. “道光萧条”与“癸未大水”——经济衰退、气候剧变及19世纪的危机在松江[J]. 社会科学, 2007, (6): 173-178. ] [本文引用:2] [CJCR: 0.633]
[32]Zhao Hongjun, Yin Bocheng. China’s climate change towards colder since the 11th century and its dynamic effect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Song onward[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1, (12): 68-78.[赵红军, 尹伯成. 公元11世纪后的气候变冷对宋以后经济发展的动态影响[J]. 社会科学, 2011, (12): 68-78. ] [本文引用:1] [CJCR: 0.633]
[33]Atwell W S. Time, money, and the weather: Ming China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mid-fifteenth century[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02, 61(1): 83-113. [本文引用:1]
[34]Li Wentao. Tanking the Northern Dynasties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climate cold and market economy depression[J]. Academic Forum of Nand u, 2009, 29(2): 30-33.[李文涛. 气候变冷与市场经济衰退——以北朝为例[J]. 南都学坛, 2009, 29(2): 30-33. ] [本文引用:1] [CJCR: 0.1772]
[35]Cheng Minsheng.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North China: A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Center’s Shifting[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4.[程民生. 中国北方经济史: 以经济重心的转移为主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本文引用:1]
[36]Wang Zheng, Zhang Piyuan, Zhou Qingbo. The impacts of climate on the society during historical times[J]. Acta Geographic Sinica, 1996, 51(4): 330-338.[王铮, 张丕远, 周清波. 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兼论人地关系[J]. 地理学报, 1996, 51(4): 330-338. ] [本文引用:2]
[37]Ren Mei’e. The effect of climate changes o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east China since Holocene[J]. 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 2004, 19(5): 695-697.[任美锷. 气候变化对全新世以来中国东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的初步研究[J]. 地球科学进展, 2004, 19(5): 695-697. ] [本文引用:1] [CJCR: 1.388]
[38]Fang Xiuqi, Ye Yu, Zeng Zaozao. Extreme climate events, migration for cultivation and policies: A case study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of China[J].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D), 2007, 50(3): 411-421. [本文引用:1]
[39]Xiao Lingbo, Fang Xiuqi, Ye Yu.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Eastern Inner Mongolia and its climatic background during 1644-1911[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10): 1 775-1 781.[萧凌波, 方修琦, 叶瑜. 清代东蒙农业开发的消长及其气候变化背景[J]. 地理研究, 2011, 30(10): 1 775-1 781. ] [本文引用:2]
[40]Xiao L B, Fang X Q, Ye Y. Reclamation and revolt: Social responses in Eastern Inner Mongolia to flood/drought-induced refugees from the North China Plain 1644-1911[J]. Journal of Arid Environments, 2013, 88: 9-16. [本文引用:2] [JCR: 1.772]
[41]Ye Y, Fang X, Khan M A U. Migration and reclam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in response to climatic disasters in North China over the past 300 years[J].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2, 12(1): 193-206. [本文引用:2] [JCR: 1.945]
[42]Zhang D, Jim C Y, Lin C S, et al. Climate change, social unrest and dynastic transition in ancient China[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05, 50(2): 137-144. [本文引用:2] [CJCR: 0.95]
[43]Wang Junjing. Researc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matic Changes and Wars in Chinese History[D]. Jinhua: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2007.[王俊荆. 历史时期气候变迁与中国战争关系研究[D]. 金华: 浙江师范大学, 2007. ] [本文引用:1]
[44]Zhang D, Zhang J, Lee H F, et al. Climate change and war frequency in eastern China over the last millennium[J]. Human Ecology, 2007, 35(4): 403-414. [本文引用:1]
[45]Zhao Hongjun. Did climate change impact the social stability of Chinese agrarian economy in the past 2000 years? A positive analysis based on paleo-climatic reconstruction data and historic data[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12, 11(2): 691-722.[赵红军. 气候变化是否影响了我国过去两千年间的农业社会稳定?——一个基于气候变化重建数据及经济发展历史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 2012, 11(2): 691-722. ] [本文引用:1]
[46]Fan Kawai. Climatic change and dynastic cycles in Chinese history: A review essay[J]. Climatic Change, 2010, 101(3/4): 565-573. [本文引用:1] [JCR: 3.634]
[47]Ge Quansheng, Wang Weiqiang. Population pressure, climate change and Taiping rebellio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1995, 14(4): 32-41.[葛全胜, 王维强. 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与太平天国运动[J]. 地理研究, 1995, 14(4): 32-41. ] [本文引用:1]
[48]Xiao Lingbo, Ye Yu, Wei Benyong. Frequency of revolting events during 1644-1911 in North China Plai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limate change[J]. Advances in Climate Research, 2011, 7(4): 253-257.[萧凌波, 叶瑜, 魏本勇. 气候变化与清代华北平原动乱事件关系分析[J].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11, 7(4): 253-257. ] [本文引用:1]
[49]Ye Yu, Fang Xiuqi, Ge Quansheng, et al. Response and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indicated b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volt and drought-flood in Shand ong Province during middle and late Qing Dynasty[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4, 24(6): 680-686.[叶瑜, 方修琦, 葛全胜, 等. 从动乱与水旱灾害的关系看清代山东气候变化的区域社会响应与适应[J]. 地理科学, 2004, 24(6): 680-686. ] [本文引用:1] [CJCR: 2.779]
[50]Xiao Lingbo, Fang Xiuqi, Huang Huan, et al. Changes in the ways of social response to floods and droughts in North China Plain during 1780~1819[J]. Journal of Catastrophology, 2011, 26(3): 83-87.[萧凌波, 方修琦, 黄欢, 等. 1780—1819年华北平原水旱灾害社会响应方式的转变[J]. 灾害学, 2011, 26(3): 83-87. ] [本文引用:1] [CJCR: 1.109]
[51]Yang L S. Toward a study of dynastic configurations in Chinese history[J].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54, 17(3/4): 329-345. [本文引用:1]
[52]Skinner G W. Presidential address: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5, 44(2): 271-292. [本文引用:1]
[53]Wang Y C. The rise of land tax and the fall of dynasties in Chinese history[J]. Pacific Affairs, 1936, 9(2): 201-220. [本文引用:1]
[54]Chu C Y C, Lee R D. Famine, revolt, and the dynastic cycle-Population dynamics in historical China[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994, 7(4): 351-378. [本文引用:1]
[55]Wang Rongzu. Climate change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C]∥Academic Papers Collections of Chen Yinke’s 100th Birthday Anniversar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89: 333-336.[汪荣祖. 气候变化与明清代兴[C] //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333-336. ] [本文引用:1]
[56]Hinsch B. Climatic change and history in China[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8, 22(2): 131-159. [本文引用:1]
[57]Man Zhimin, Ge Quansheng, Zhang Piyuan. Case studies on the impact of climatic changes on the farming-pastoral transitional zone in historical period[J]. Geographic Research, 2000, 19(2): 141-147.[满志敏, 葛全胜, 张丕远. 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J]. 地理研究, 2000, 19(2): 141-147. ] [本文引用:2]
[58]Hsu S. From Pingcheng to Luoyang—Substantiation of the climatic cause for capital relocation of the Beiwei Dynasty[J]. Progress in Natural Science, 2004, 14(8): 725-729. [本文引用:1] [CJCR: 0.854]
[59]Cui J, Chang H. The possible climate impact on the collapse of an ancient urban city in Mu Us Desert, China[J].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3, 13(2): 353-364. [本文引用:1] [JCR: 1.945]
[60]Lan Yong. Climatic variations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ang Dynasty[J]. Collections of Essays on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2001, 16(1): 4-15.[蓝勇. 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1, 16(1): 4-15. ] [本文引用:1]
[61]Yancheva G, Nowaczyk N R, Mingram J, et al. Influence of the intertropical convergence zone on the East-Asian monsoon[J]. Nature, 2007, 445(7 123): 74-77. [本文引用:1] [JCR: 38.597]
[62]Yancheva G, Nowaczyk N R, Mingram J, et al. Yancheva et al. reply[J]. Nature, 2007, 450(7 168): E8-E9. [本文引用:1] [JCR: 38.597]
[63]Zhang P Z, Cheng H, Edwards R L, et al. A test of climate, sun, and culture relationships from an 1810-year Chinese cave record[J]. Science, 2008, 322(5 903): 940-942. [本文引用:2]
[64]Zhang D E, Lu L H. Anti-correlation of summer and winter monsoons?[J]. Nature, 2007, 450(7 168): E7-E8. [本文引用:1] [JCR: 38.597]
[65]Zhou H, Guan H, Chi B. Record of winter monsoon strength[J]. Nature, 2007, 450(7 168): E10-E11. [本文引用:1] [JCR: 38.597]
[66]Zhang Deer. Query the validity of the monsoon led to the collapse of the Tang Dynasty by the Chinese historical climate records[J]. Advances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2008, 4(2): 126-130.[张德二. 由中国历史气候记录对季风导致唐朝灭亡说的质疑[J].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08, 4(2): 126-130. ] [本文引用:1] [CJCR: 1.3396]
[67]Zhang Deer, Li Hongchun, Ku TehLung, et al. On linking climate to Chinese dynastic change: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of monsoonal rain[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10, 55(1): 77-83.[张德二, 李红春, 顾德隆, 等. 从季风降水的时空特征检证季风与中国朝代更替之关联[J]. 科学通报, 2010, 55(1): 60-67. ] [本文引用:2] [CJCR: 0.95]
[68]Cheng H, Edwards R L, Haug G H. Comment on “On linking climate to Chinese dynastic change: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of monsoonal rain”[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10, 55(32): 3 734-3 737. [本文引用:1] [CJCR: 0.95]
[69]Zhang D E, Li H C, Ku TehLung, et al. Reply to the comment of Cheng et al. [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10, 55: 3 738-3 740. [本文引用:1] [CJCR: 0.95]
[70]Lee H F, Zhang D D. A tale of two population crises in recent Chinese history[J]. Climatic Change, 2013, 116(2): 285-308. [本文引用:1] [JCR: 3.634]
[71]Zeng Zaozao, Fang Xiuqi, Ye Yu, et al. Comparison of disaster situation and causes of three extreme droughts in China over the past 300 years[J]. Journal of Catastrophology, 2009, 24(2): 116-121.[曾早早, 方修琦, 叶瑜, 等. 中国近300年来3次大旱灾的灾情及原因比较[J]. 灾害学, 2009, 24(2): 116-121. ] [本文引用:1] [CJCR: 1.109]
[72]Xiao Lingbo, Huang Huan, Wei Zhudeng. Comparison of governmental relief food scheduling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during droughts of 1743-1744 AD and 1876-1878 AD in north China[J]. Journal of Catastrophology, 2012, 27(1): 101-106[萧凌波, 黄欢, 魏柱灯. 华北1743-1744与1876—1878年旱灾中的政府粮食调度与社会后果对比[J]. 灾害学, 2012, 27(1): 101-106. ] [本文引用:1] [CJCR: 1.109]
[73]Fang Jinqi. The impacts of climatic change on the Chinese migrations in history times[J]. Geographic Environment Research, 1989, 1(2): 39-46.[方金琪. 气候变化对我国历史时期人口迁移的影响[J]. 地理环境研究, 1989, 1(2): 39-46. ] [本文引用:1] [CJCR: 0.377]
[74]Wang Huicha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grating south of the nomadic nationalities in North China and the climatic changes[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1996, 16(3): 274-279.[王会昌. 2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J]. 地理科学, 1996, 16(3): 274-279. ] [本文引用:1] [CJCR: 2.779]
[75]Wang X, Chen F, Zhang J, et al. Climate, desertification, and the rise and collapse of China’s historical dynasties[J]. Human Ecology, 2010, 38(1): 157-172. [本文引用:1]
[76]Wu Wenxiang, Ge Quansheng, Zheng Jingyun, et al. Possible role of climate change in the Mongol westward conquests[J]. Quaternary Science, 2009, 29(4): 724-734.[吴文祥, 葛全胜, 郑景云, 等. 气候变化因素在蒙古西征中的可能作用研究[J]. 第四纪研究, 2009, 29(4): 724-734. ] [本文引用:1] [CJCR: 1.911]过去2 000年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影响研究综述[魏柱灯1, 方修琦1,2, 苏筠1, 萧凌波2]
谢选骏指出:只知过去,不知现在,遑论未来——这是上文作者们的愚不可及也。
【06、过去2000年中国的气候变化、财政周期与朝代更迭】
魏柱灯1,2weizhudeng@126.com, 方修琦2, 苏筠2
摘要:从时间维的角度考察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之间的长期关系仍有待更多的量化实证研究。基于所重建的多条量化指标序列,文章分析了220 BC~1910 A.D.中国气候变化、财政平衡及朝代更迭之间的时间关系统计特征。结果发现,过去2000年中国财政平衡波动存在40~320 a的多个主导周期,其中80~100 a周期最为显著,财政周期在社会动荡、朝代更迭频繁时期趋于缩短,和平时期延长,并在1000~1200 A.D.前后开始有随时间变长趋势。财政平衡与温度变化在250~280 a的共振周期上呈较一致的正相关关系,与降水变化在60~80 a、80~100 a和160 a这3个共振周期存在显著正相关。在10~30 a尺度上,温度和降水变化对财政平衡波动具有协同效应,在30 a尺度上同时考虑温度、降水和财政平衡1阶滞后项为预测变量时,回归模型对财政波动的解释力最高可达27.4%,但受气候序列空间范围和分析时段的影响;降水比温度更适于解释中国历史财政旋回的波动。尽管在百年尺度上,气候冷暖期与王朝历时的长短及并存政权数量的多少没有十分一致的时间对应关系,但在年代到多年代尺度上,70%以上的王朝更迭期和并存政权数量增加期对应冷阶段或偏干阶段及财政匮乏期。
关键词:气候变化 财政平衡 朝代更迭 中国 过去2000年
中图分类号 P467;K903 文献标识码 A
第一作者简介: 魏柱灯, 男, 33岁, 讲师, 过去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与适应研究, E-mail:weizhudeng@126.com.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41701219)、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批准号:2017SJB0161)、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批准号:2016YFA0600401)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开放课题(批准号:1061151801138)共同资助
2019-09-24 收稿,2020-01-14 收修改稿
0 引言
从时间维的角度考察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的长期互动关系可为认识当前及未来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提供历史借鉴[1~2]。大量的研究案例显示,不管是短期重大的气候突变,亦或长期的气候趋势性变化,均在人类文明兴衰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3~13]。人类社会系统的某些时间韵律特征,从农业生产到经济波动,再到人口动态、治乱循环均与气候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尤其是近年来,长时段、高分辨率古气候与社会文化代用指标序列重建工作有较大发展[2, 14],越来越多的研究强调并开始利用这些资料定量或半定量地探讨气候变化与人类历史之间的关系。在揭示过去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的多种统计关系及其机制关联方面国内外已有大量代表性成果[7, 9, 15~25]。研究发现,不同气候要素在不同时期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有所区别。在大空间尺度范围,温度变化被认为比降水变化对欧洲农业经济波动具有更好地解释力,特别是长尺度温度变化趋势[22]。中国过去千年温度和人口之间基本呈正相关,但存在若干相关性减弱甚至负相关的时期,主要受干旱事件及人类适应的调节等影响[17]。而另一些研究显示,气候变化的影响会随人类社会脆弱性和人地矛盾的加剧变得更加显著[23~24],其影响传递过程错综复杂,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会随所影响层次的上升而逐步递减[25]。
近3000年来中国的历史发展有独特的时间韵律特征,西方学者贯之为“朝代循环”或“朝代更替”[13]。朝代更替不单指改朝换代,而是社会经济发展随朝代建立、发展、繁荣、衰退、崩溃的旋回而呈现周期性的兴衰波动。这种现象一般被归因于制度、社会管理等因素。但近年来一些研究发现,气候变化很有可能是中国历史旋回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目前已有相当一部分研究从温度与降水变化[26~27]及其与农业丰歉[28]、饥荒[25]、人口波动[17, 29]、粮价[29~30]与宏观经济[31]、战乱[20, 30]、社会兴衰[32]等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角度进行探讨。其中,从时间序列的周期共振角度定量探讨气候变化与历史旋回韵律的关系,直到近几年才受到关注。例如,Zhang等[30]采用小波分析方法检测出公元10~1900年中国温度变化、水旱灾频率、米价、蝗灾、战争频率均有160 a和320 a的主导周期及各指标间的内在关联。Wei等[31]从中国历史宏观经济的角度也揭示出了类似的周期规律。
但是,目前针对长达千年以上时间长度的有关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定量研究仍相对匮乏。即使对史料相对丰富的中国,仍严重缺少长时段、连续、高分辨率的社会文化代用指标数据,而它们是开展量化分析的前提和关键。自秦朝统一以来的王朝时代,中国在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经济上强调“以农立国”,从而使得气候变化、农业生产、财政平衡与政府行为(如赋税、荒政、粮食供给与再分配等)之间有着紧密而复杂的联系[33~34]。因此,封建帝国的财政平衡一方面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会严重影响到国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和应对能力。国家财政一旦陷入危机,会加剧个体之间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粮食获取冲突,这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经济系统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加剧王朝更迭[35]。因此,非常有必要将自然证据与人类历史证据结合,开展气候变化、财政波动与朝代更迭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多指标序列的对比分析,定量考察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的互动过程也是过去全球变化研究计划(PAGES)的重要目标之一[2]。
本研究旨在定量揭示秦至清末(220 BC~1910 A.D.)气候变化、财政平衡与朝代更迭之间的长期统计关系,重点研究气候变化与财政平衡的周期共振及其相关性、温度和降水变化的协同效应、朝代更迭的气候与财政平衡背景,并尝试探讨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机制。
1 资料与方法
1.1 历史气候变化
温度变化参考葛全胜等[26, 36]重建的两条代表性温度距平序列,第一条为210 BC~2000 A.D.中国东部(25°~40°N,100°~125°E)冬半年温度距平序列(WTE),时间分辨率30 a,在长度和空间覆盖上能与本文财政序列相匹配。该序列以史载(农业)物候信息为主要数据基础,在解释历史气候对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影响时,物理意义或物理机制相对明确。第二条为1~2000 A.D.全国年均温度距平序列(TC),是集历史文献、树轮、石笋、冰芯和湖泊沉积等28条代用指标序列的集成重建结果[37],可代表中国古气候重建的最新研究成果。该序列的时间分辨率为10 a,可在10 a尺度上与社会经济序列进行统计分析。由于中国年平均温度和冬半年平均温度具有很好的相关性(尤其是中国东部地区),这两条序列均非常适合用于反映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的代用指标。
葛全胜[26]和Zheng等[38]据中国东部48个站点旱涝等级资料采用指数法重建了中国东部101~2000 A.D.的逐年干湿指数(标准化)序列(P),可在年代尺度上反映中国东部地区过去2000年的降水变化。由于该序列在101~470 A.D.期间存在92个数据缺失年份(主要集中在101~260 A.D.),本文对有缺失值的年代,若年代内有5年或以上有数据,则以其算术平均值作为该年代值;否则按缺失年代处理。最后对缺失年代进行线性插值得到101~1910 A.D.年10 a分辨率的干湿指数(降水)序列。
1.2 财政平衡序列
魏柱灯等[33~34]曾利用语义差异法重建了220 BC~1910 A.D.期间10 a分辨率的中国财政平衡等级序列(F)。财政史料整理于24部中国财政史和经济史类著作,共搜集到1101条有关各朝代财政平衡状况的直接证据(如财政收支平衡状态及相关的辅助描述、前后财政平衡状态的对比、国库或粮食储备状况等)和辅助证据(如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赋税制度的调整、财政管理等);据此,采用语义差异法将财政平衡(盈亏状态)划分为5个等级,1~5级分别代表从严重匮乏到富足充裕,刻画的是财政偏离均衡状态的相对波动状况,可表征国家或封建帝国可支配收入的相对位相变化[15]。
1.3 王朝更迭数据
王朝更迭数据主要统计历朝持续时间和全国并存政权数量。其中朝代名称及历朝起止时间参考毛耀顺[39]编著的《中华五千年长历》的划分标准。全国并存政权数量在王倩[40]的整理结果基础上结合《中华五千年长历》补充秦至西汉的数据,得到220 BC~1910 A.D.年间每10 a平均全国并存政权数量(四舍五入为整数)。
1.4 序列对比与统计分析
将古气候序列、财政等级序列及朝代更替数据置于同一时间坐标上进行对比,以直观探讨过去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活动是否存在时间共振关系。考虑到某些关系特征会受到高频信号的干扰,本文对原始10 a分辨率的全国温度距平、降水和财政平衡序列均使用60 a(截频0.017 Hz)FFT低通滤波获取各指标的多年代以上尺度信号,对全国温度距平和财政平衡序列还以100 a(截频0.01 Hz)FFT低通滤波获取百年尺度冷暖波动信号,以便于序列间的对比。上述处理也便于分析气候变化与财政平衡之间在短时间尺度(原始10 a或30 a分辨率序列)和长时间尺度上的不同关系。同时,统计各朝代灭亡时期和全国平均并存政权数量≥3个的各主要时段对应的气候与财政特征。
采用小波分析研究气候变化与财政平衡的周期共振及其相关性。小波分析是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获取时间序列周期的有利工具,广泛用于各个研究领域[30~31, 41~43]。与傅里叶变换不同,小波分析可同时进行时域和频域的二维局部转换,因此可以追踪周期的时间变化特征(非平稳周期)[44~45]。交叉小波分析可用于分析两条时间序列的时域和频域关系[46],可反映两条时间序列间不同主导周期的位相关联及其随时间变化的特征。本文主要采用连续小波变换分析时间序列的周期性。小波工具包由Torrence和Compo[41]提供。母小波均采用“Morlet”小波。
此外,为辨识各气候要素及其组合对财政平衡的影响,本文设计了基于多种情景的回归模型[47]。为了避免非平稳时间序列带来的伪回归问题,各指标序列均先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Augmented Dickey-Fuller,简称ADF)[47]。ADF检验结果显示,本文所使用的所有指标序列均为平稳时间序列(表 1),因此可以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建立回归模型。考虑到多数经济类时间序列存在自相关问题,回归模型设计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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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指标序列的ADF检验结果
Table 1 Augmented Dickey-Fuller(ADF)Unit Root Test for indexes
公式(1)中,Ft,Tt,和Pt分别对应时间t(单位:10 a或30 a)的财政平衡等级、温度和降水序列值,Ft-1为Ft的1阶滞后值,α为回归系数,εt为残差项。
本研究选取220 BC~1910 A.D.作为研究时段。但是受温度和降水序列长度或分辨率的限制,10 a尺度的相关统计分析以1~1910 A.D.(全国温度-财政)或101~1910 A.D.(东部降水-财政)为主要时段,序列对比或30 a尺度的相关统计分析时段可拓展至210 BC~1910 A.D.,同时可使用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数据。
2 结果与讨论
2.1 气候变化与财政平衡的周期共振
小波分析结果显示,对原始财政序列,40~60 a和80~100 a的准周期间断分布于整个研究时段(图 1a)。160 a和280~320 a周期在大部分时段均具有较高的小波能量谱,但直到约1400 A.D.以后才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将高频信号扰动剔除,以60 a周期的FFT低通滤波序列进行小波分析,80~320 a的长周期更为明显,表现为时间分布上更为连续,且统计上更为显著,最显著的主导周期是80~100 a,其次是160~200 a和280~320 a(图 1b)。在200 BC~400 A.D.及800~1100 A.D.还出现200~250 a的周期。结合小波方差数据(总体小波),80~100 a的准周期达到了95 %统计显著性。总体看来,财政波动周期在动荡、朝代更迭频繁时期趋于缩短,在和平稳定时期延长。其中最典型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约220~580 A.D.),相比汉时期,此阶段财政周期明显缩短,40~80 a的短周期波动更为明显。唐中期以后,财政周期有变长的趋势,主导周期在1000~1200 A.D.前后由80~100 a转变为160 a和280~320 a(图 1a和1b)。这说明财政周期与朝代更迭周期有复杂的相互作用,2.3节会对此做进一步讨论。探讨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长波特征一直是经济史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48]。然而,对于早期农耕时代存在长达150~300 a的农业经济长波却少有定量的研究[49~50],除了从人口[51~52]和粮价[53]的角度做些量化探讨,这主要是由于缺少资料,尤其是缺少量化的经济指标数据。上述周期分析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财政经济波动的历史韵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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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20 BC~1910 A.D.中国财政平衡和气候变化的连续小波功率谱图
左图为原始10 a分辨率序列,右图为各原始序列60 a周期的FFT低通滤波序列;(a)与(b):财政平衡[33],(c)与(d):全国温度[37],(e)与(f):东部降水[38];颜色由暗蓝(低值)到暗红(高值)指示功率谱能量变化;粗黑实线为5 %显著性水平,半透明区为边缘效应影响区
Fig. 1 The continuous wavelet power spectra for fiscal balance and climate change in China during 220 BC~1910 A.D. Left graphs are original 10-year resolution series, and right graphs are 60-year FFT smoothing series. (a) and (b): fiscal balance[33]; (c) and (d): temperature anomaly of the whole China[37]; (e) and (f): precipitation of Eastern China[38]. The color codes for power values vary from dark blue (low values) to dark red (high values). The thick black contour lines designate the 5 % significance level. Semitransparent cones indicate the regions influenced by edge effects
财政波动与气候变化在某些波段存在周期共振性。过去2000年中国的温度和降水变化均存在周期变化。百至千年尺度,中国东部温度变化存在准100 a、250 a、400 a、600 a和1000 a等时间尺度的准周期波动[54]。中国东中部各地区的干湿变化存在世纪尺度(80~150 a)、多年代尺度(40~75 a)和年代际尺度(10~35 a)3个尺度周期波动[55]。通过与气候变化周期的对比,发现财政波动与温度变化存在80~100 a、160~200 a和250~280 a的共同周期(图 1c和1d);与降水变化存在80~100 a、160 a和320~390 a的共同周期(图 1e和1f)。基于原始序列所识别的上述共同周期在多数时段的统计显著性相对减弱,可能是由于受到高频信号的扰动影响。结合小波方差数据(总体小波),降水序列与财政序列在80~100 a的共同周期达到95 %统计显著性。温度序列在80~100 a、160~200 a和250~280 a这些周期上虽然均未达到统计显著性,却在某些时段存在与财政序列主导波段相对应的高小波能量谱值分布区(图 1c和1d)。值得注意的是,降水与财政序列在许多时段均存在60 a以下的短周期,但降水序列的短周期集中于10~50 a,而财政序列的短周期集中于40~60 a,相比降水有所延长。两者虽不存在共同的显著短周期,但可能也存在短周期间的关联。
交叉谱相关分析显示,气候变化与财政平衡在上述一些共振周期存在线性关联,且以正相关为主(图 2)。财政波动与温度变化在250~280 a主导周期上呈较一致的正相位关系(箭头向右),但在200 A.D.和1100 A.D.前后出现的60~80 a周期呈反相位关系(箭头向左)(图 2a和2c)。对于80 a以下的短周期,温度变化与财政的相关性以反相位关系为主,但位相关系不稳定,特别是对于60 a以下的更短周期,未发现温度变化与财政平衡有显著线性关联(图 2c)。财政与降水变化在60~80 a、80~100 a和160 a波段以正相位关系为主(图 2b和2d),但在320~390 a周期呈正交关系,可能与降水对财政影响的时滞有关[34]。对于两者短周期间的相关性主要体现在30~60 a周期上,在1000 A.D.年以前显示正相位关系,而在1000 A.D.年以后以反相位关系为主或者位相关系不稳定(图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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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1910 A.D.中国财政平衡和气候变化的交叉小波相关分析
上图为原始10 a分辨率序列,下图为各原始序列60 a周期的FFT低通滤波序列;(a)与(c):财政平衡-全国温度[33, 37],(b)与(d):财政平衡-东部降水[33, 38];颜色由暗蓝(低值)到暗红(高值)指示功率谱能量变化;粗黑实线为5 %显著性水平,半透明区为边缘效应影响区;箭头指示相对相位关系(右:正相位;左:反相位)
Fig. 2 Wavelet coherences between fiscal balance and climate change in China during 1~1910 A.D. Graphs above are original 10 a resolution series, and graphs below are 60 a FFT smoothing series. (a) and (c): fiscal balance-temperature anomaly of the whole China[33, 37]; (b) and (d): fiscal balance-precipitation of Eastern China[33, 38]. The color codes for power values vary from dark blue(low values)to dark red(high values). The thick black contour lines designate the 5 % significance level. Semitransparent cones indicate the regions influenced by edge effects. The arrows indicate the relative phase relationship(right: in-phase; left: out-of-phase)
上述分析结果从财政平衡的角度验证了前人揭示的中国历史存在160 a和320 a周期波动的韵律特征及周期相关的结论[30~31],并发现气候变化与财政波动在30~60 a及80~100 a的更短周期上也存在显著的线性关联。可见,气候变化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指标,而是可以通过内在的作用机制传递至多个社会层面,并在多个社会经济指标上有所表现。
2.2 温度与降水变化的影响差异及其协同效应
周期分析初步表明,温度和降水变化对我国历史财政平衡周期的影响是有差别的,但并未揭示这种差别有多大,以及温度和降水同时变化时对财政的影响。中国历史时期的水热组合模式复杂,“雨热同期、干冷同季”的季风气候特点并非在所有时段都显著[56]。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温度和降水在不同组合条件下对财政平衡的影响。为此,设计包含不同自变量(包括财政等级的1阶滞后项值(Ft)、温度(Tt)和降水(Pt),取其中1~3个变量作为自变量)的回归模型(公式(1)),探讨各预测变量及其组合对财政波动的影响。具体模型的自变量组合方式(表中空缺代表该模型不含该自变量)和模型计算结果见表 2~4所示,其中Ft-1为财政等级的1阶滞后项;TCt为全国温度距平,Pt为中国东部降水;WTEt和WTE0t均为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距平,但WTEt的数据长度是210 BC~1910 A.D.,而WTE0t的数据长度为1~1910 A.D.。表 2中模型1a~7a均基于各指标的10 a分辨率序列(t=10 a),其中模型1a~4a自变量均不含财政的1阶滞后项,但至少含一个气候预测变量,而模型4a~7a自变量至少均含财政的1阶滞后项,在此基础上逐步增加气候预测变量;表 3中模型1b~7b及表 4各模型均基于各指标的30 a分辨率序列(t=3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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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于10年分辨率序列的财政平衡与气候变化回归分析
Table 2 Regression models of fiscal fluctu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on the decadal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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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0年尺度上财政平衡与气候变化的回归分析
Table 3 Regression models of fiscal fluctu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on the three decadal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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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0年尺度上财政平衡与气候变化(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序列)的回归分析
Table 4 Regression models of fiscal fluctuation and climate change(based on the winter-half-year temperature of Eastern China)on the three decadal scale
首先看模型7a的结果。模型7a同时考虑财政等级的1阶滞后项、全国温度变化和东部降水变化3个因素为预测变量,对财政波动的解释力达到51 %。远大于模型1a(只考虑全国温度为自变量,调整R2为1.6 %)、模型2a(只考虑降水为自变量,调整R2为1.8 %)及模型3a(同时考虑全国温度和降水为自变量,调整R2为4.1 %)的结果(表 2)。但是,模型4a~7a(模型4a:只考虑财政等级的1阶滞后项为自变量;模型5a:同时考虑财政等级的1阶滞后项与全国温度为自变量;模型6a:同时考虑财政等级的1阶滞后项与降水为自变量)的结果均非常稳定,因为无论是只考虑一个气候变量作为自变量还是同时考虑两个,模型的解释力均为51 %左右(见表 2模型4a~7a,调整R2为50.7 % ~51.3 %),这很可能受到财政序列自相关的影响。自相关检验(ACF)显示,10 a分辨率财政平衡序列存在30 a的落后自相关。对模型7a结果进行残差诊断也发现,该模型的残差近似正态分布,但并不独立且呈现周期性的显著自相关。这说明模型4a~7a的函数形式仍然受到至少前两期的财政平衡状态的影响而对其他变量不敏感,导致在10 a尺度上,气候变化对财政波动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被财政序列本身的自相关所掩盖。
为此,本文使用30 a分辨率(计算30 a算术平均值)的气候和财政序列建立相同的回归模型(见表 3模型1b~7b)。结果显示,自变量包含财政1阶滞后项Ft-1的模型结果变化较大。不含气候预测变量(只含财政1阶滞后项Ft-1)的模型只能解释财政波动7.4 %的变率(表 3模型4b)。以降水作为唯一气候预测变量的模型(表 3模型6b)的解释力达23 %,远高于以全国温度作为唯一气候预测变量的模型5b的结果(调整R2=9.6 %,且温度的贡献不显著)。当同时考虑全国温度、降水和财政1阶滞后项为预测变量时,模型对财政波动的解释力达25 %,所有预测变量均显示正贡献,但温度依然未达到统计显著性(表 3模型7b)。这表明,在30 a尺度上,财政状态的变化对降水变化的响应更为敏感、显著,而且,气候变化对当前财政平衡波动的影响程度与前期若干年代财政平衡状态的好坏有紧密关联。换言之,财政系统本身的脆弱性会影响财政平衡波动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程度,相对干旱的气候背景更容易造成财政危机的爆发。相较而言,对不含自变量Ft-1的模型1b~3b,其结果解释力只能达到0~15 %,且全国温度预测变量无法达到95 %的显著性水平。这进一步验证了短尺度的温度变化并不适合于解释或预测中国古代财政平衡的波动。这与上述交叉小波相关分析结果基本一致。残差诊断显示,模型7b的残差近似正态分布且相互独立,表明模型是可靠的。
上述回归模型中全国温度的贡献不显著,很有可能受到全国温度与财政序列在空间覆盖上不完全匹配的影响,因为影响帝制时代中国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集中在我国东部经济核心区域。为证明这一推断,基于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序列,再设计两类回归模型(表 4)。第一类模型(表 4模型1c~7c)均包含中国东部温度预测变量WTE0t,选取与表 3各模型相同时段(1~1910 A.D.)回归,用以对比分析具有不同空间覆盖的温度距平所带来的影响。第二类模型(表 4模型1d和5d)均包含中国东部温度预测变量WTEt,回归时段扩展至210 BC~1910 A.D.。结果显示,WTE0t的回归系数基本能达到95 %的统计显著性水平(表 4模型1c~7c)。模型决定系数相较基于全国温度距平的相关模型结果(表 3模型1b、3b、5b和7b)均有明显增加。在101~1910 A.D.期间,同时考虑财政等级1阶滞后项(Ft-1)、东部温度(WTE0t)和降水(Pt)为预测变量时,模型对财政波动的解释力达27.4 %。这表明,对于过去2000年,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相比全国温度更适合解释和预测中国历史财政平衡的波动状况。但是,这同样与分析时段密切相关。当选取210 BC~1910 A.D.作为回归时段,WTEt的贡献不在显著(表 4模型1d),模型5d的预测能力(11.7 %)相比模型5c(13.5 %)也有所下降。因此,后续相关研究需要注意气候序列的空间代表性及分析时段的问题。
2.3 气候变化、财政旋回与朝代更迭
序列对比结果显示,中国过去2000年的财政平衡波动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与温度变化在多年代到百年尺度上总体呈暖盈冷匮的时序对应关系,尤其是明清以前;与降水变化在年代到多年代尺度总体呈湿盈干匮的关系,但存在时滞现象(图 3);冷干的气候背景最有可能产生财政危机[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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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20 BC~1910 A.D.中国气候变化、财政平衡与朝代更迭
(a) 1~1910 A.D.期间10 a分辨率全国温度距平[37],橙线为100 a周期的FFT低通滤波序列;(b) 101~1910 A.D.中国东部降水序列[38],绿线为60 a周期的FFT低通滤波序列;(c) 210 BC~1920 A.D.中国东部冬半年30 a温度距平序列[26];(d) 220 BC~1910 A.D.期间10 a分辨率财政等级序列,蓝线为100 a周期的FFT低通滤波序列,黄色和灰色方块分别为财政偏充和偏亏阶段[33];(e) 中国典型顺世(斜线框)与乱世(空白框)阶段[57];(f) 秦统一至清朝历朝持续时间(离散线段,对应左纵坐标),各线段所对应朝代可参考文献[39];每10 a平均全国并存政权数量(灰曲线,对应右纵坐标)(据文献[40]补充修改)
蓝色和白色区域分别为百年尺度冷期和暖期[26]
Fig. 3 Comparison of climate change, fiscal balance and dynastical cycles in China during 220 BC~1910 A.D.
(a) 10 a resolution temperature anomaly of the whole China during 1~1910 A.D. and orange line is 100 a FFT low-pass filter sequence[37]; (b) Precipitation of Eastern China during 101~1910 A.D. and green line is 60 a FFT low-pass filter sequence[38]; (c) Winter-half-year temperature anomaly of the Eastern China with 30 a resolution during 210 BC~1910 A.D.[26]; (d) Reconstructed fiscal grade sequence and blue line is 100 a FFT low-pass filtering curve, the bottom yellow and gray bars indicate stages of fiscal surplus and fiscal deficiency, respectively[33]; (e) Typical stages of prosperity(slash box)and chaos(blank box)for past dynasties in China[57]; (f) Durations of each dynasty from the Qin Dynasty to Qing Dynasty(discrete lines, corresponding to the left vertical coordinate), the dynasty corresponding to each line refers to literature[39]; the 10 a average number of coexisting regimes in historical China(gray line, corresponding to the right vertical coordinate)(modified from literature[40]). The blue and white areas are centennial-scale cold and warm periods, respectively[26]
朝代历时及并存政权数量均可以反映朝代更迭现象。自秦朝统一中国至清末,中国共有15个主要朝代或历史阶段[39]。其中统一王朝包括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北宋、元、明、清,统治区域均包括了我国东部大部分地区,通常被认为是统一、稳定的时期。其他的历史时期如三国、东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等都是中国南北方或中原地区大分裂和动荡的时期。对比财政序列与历朝典型的繁盛(顺世、盛世、治世、中兴等)和危机(乱世、衰世等)时段,可以发现多数财政相对充裕时期对应繁盛时段,但财政相对亏缺时期既可能对应危机或乱世期,也可能对应繁盛期(图 3),这主要是由于影响财政波动的因素十分复杂。5个历时最长的朝代(分别为汉、唐、宋、明和清)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最为繁荣辉煌的时期,财政等级在4以上的主要分布在这些时段内。除明清时期外,大多数的繁盛时段发生在百年尺度暖期背景下,而历时较长的危机或乱世多发生在百年尺度冷期。明清时期总体处于寒冷的小冰期气候背景,繁盛时段出现在相对暖阶段,而危机或乱世时段出现在相对冷阶段。前人的研究也指出,引发朝代衰退的几次大规模动乱、战争高峰期、人口显著减少期均对应寒冷时期[12, 17, 20]。明清时期繁盛时段偏长,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有利于国家财政状况的稳定,这可能是导致该时期财政波动与百年尺度冷期(小冰期)不对应的一个原因。
从图 3可以直观看出,过去两千多年里在百年尺度上,气候变化与王朝历时及并存政权数量并没有十分一致的时间对应关系,表明气候变化对朝代更迭的影响十分复杂。总体看来,在北宋以前的一千多年中,百年尺度暖期背景下的封建王朝历时较长,并存政权相对较少,而冷期则相反,但并非完全对应。最明显的是魏晋南北朝冷期(221~570 A.D.),王朝更迭周期显著缩短,并存政权数量激增。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国家财政退化为以实物为基础的战时财政,该时期没有哪个朝代在财政上是较为充裕的,多数时期均面临财政危机[58]。财政系统应对外界扰动的能力衰退,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王朝的灭亡。而朝代更替频繁又反过来影响财政稳定,国家财政制度濒临崩溃,加以战乱、政治腐败等因素影响,导致该时期财政波动剧烈,表现出强烈的年代际波动特征。而唐后期至五代十国前期的冷期(781~930 A.D.)对应唐中期以后的藩镇割据及五代十国的多政权林立,但唐朝在安史之乱后仍作为统一王朝延续了150余年,而五代十国则处于百年尺度冷期向中世纪暖期的过渡期,这种不对应是受人为与自然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北宋以后的近千年里,气候总体趋冷,但王朝历时趋延,并存政权数量趋减(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反而与降水的趋增有较一致的对应关系。唐五代以后朝代更替周期变长,相对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有利于建立稳定的财政制度,维持财政机制的正常运转,从而可以相对避免财政平衡因改朝换代而出现短期的剧烈波动。纵观220 BC~1910 A.D.期间,朝代更迭周期有变长趋势,这与前述财政平衡的周期延长现象一致,特别是唐以后,王朝更替频率有所下降。
从年代到多年代尺度看,王朝更迭期或并存政权数量增加的时期多为百年尺度冷暖期中的冷阶段或偏干阶段及财政匮乏期。表 5筛选出了其中统治疆域较大或历时较长的几个中国历史上比较重要的中原王朝(14个),及全国平均并存政权数量大于等于3个的时段(9个),同时统计了各朝代灭亡时期和各时段对应的气候与财政特征。统计显示,14个王朝中,有8个王朝灭亡时间处于百年尺度冷期(占57 %),10个处于冷阶段(东部冬半年30年温度距平 < 0,占71 %),9个处于偏干阶段(干湿指数小于0,占所对应的12个王朝的75 %),11个处于财政偏匮乏阶段(财政等级 < 2.84,占79 %),7个王朝同时处于冷阶段和偏干阶段,占所对应的12王朝的58 %;9个并存政权较多的时段中,6个处于百年尺度冷期(占67 %),7个处于冷阶段(占78 %),6个处于偏干阶段(占所对应的8个时段的75 %),7个处于财政偏匮乏阶段(占78 %),4个时段同时处于冷阶段和偏干阶段,占所对应的8个时段的50 %。221~628 A.D.和748~1254 A.D.是两个典型的多政权时代,其中在400~410 A.D.、924~951 A.D.均出现并存政权≥10个/年且持续10年以上,分别对应了30年冬半年均温距平的-0.2 ℃、-0.5~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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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主要历史朝代更替对应的气候与财政统计特征
Table 5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limate and fiscal balance for major historical dynastical alternations
气候变化与财政平衡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机制,是气候变化影响财政周期和中国历史朝代更迭的基本前提。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包括长期的气候均变和极端气候事件)通过影响水热资源及灾害水平变化进而影响作物品种与熟制、种植制度、耕地面积[26, 59],最终体现为粮食单产与粮食总产量的变化。农业产量的周期波动进一步传递至更高的经济社会层次[35],包括国家财政收入来源。而国家财政支出除直接受气候灾害影响(灾害赈济等),更受到政治经济制度、行政管理(如官僚腐败)、工程建设、战争、皇室个人行为等非气候因素影响。气候变化、财政平衡与朝代更迭之间存在多因素错综复杂的驱动反馈过程。本文虽不能回答上述全部问题,但不可否认,财政长期面临危机是历史上多数朝代崩溃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58]。以明朝的崩溃为例,17世纪初气候恶化引发的农业减产、边境危机及政治腐败,叠加人口增长压力,是导致明朝崩溃的4个主要驱动因素,这些因素均通过财政系统的恶化激发农民起义,最终引发明王朝的彻底崩溃[21]。19世纪初气候恶化引发的农业和手工业衰退及财政危机是导致清代道光萧条的重要原因[60]。而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在气候转冷背景下仍持续了上百年时间,与唐中期的财政制度变革、区域经济发展及经济重心南移带来的财政效应有重要关系[19]。唐中期以后,财政周期与王朝更替周期有所延长,除受气候波动和上述因素影响,可能还与人口增长[61]、国家财政税收的长期演变(如田赋比例相对下降)、技术进步等长期因素的影响有关。因此,后续亟待进一步加强气候与更多非气候因素在不同尺度上对财政波动和朝代更替的影响,并开展基于分时段及典型案例的影响机制研究。
3 主要结论
从气候变化的角度定量探讨中国历史旋回的归因问题,目前研究仍不多见,尤其是将研究时段拓展至整个过去2000年。本研究基于多条量化代用指标序列,对220 BC~1910 A.D.中国气候变化、财政周期与朝代更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 220 BC~1910 A.D.中国财政平衡波动存在40~320 a的多个主导周期,其中80~100 a最为显著且基本上分布于整个研究时段,其次是160~200 a、280~320 a和200~250 a周期。财政波动周期在社会动荡、朝代更迭频繁时期趋于缩短,在和平稳定时期延长,财政平衡周期有随时间变化而变长的趋势,主导周期在1000~1200 A.D.前后由80~100 a转变为160 a和280~320 a。
(2) 财政平衡与气候变化存在多个共振周期及周期相关性,其中与温度变化存在80~100 a、160~200 a和250~280 a的共同周期,与降水变化存在80~100 a,160 a和320~390 a的共同周期。与降水变化在80~100 a的共振周期最为显著。财政平衡与温度变化在250~280 a的共振周期呈较一致的正相关关系,在短周期上未发现有较一致的显著线性关联;和降水变化在60~80 a、80~100 a和160 a这3个共振周期存在较显著的正相关,在1000 A.D.年以前还存在30~60 a的短周期正相关。
(3) 在10~30 a尺度上,温度变化和降水变化对财政平衡波动具有协同效应,且降水比温度更适合用于解释中国历史财政平衡旋回的波动。在30 a尺度上,当同时考虑全国年均温度、东部降水和财政平衡1阶滞后项为预测变量时,回归模型对财政波动的解释力达25 %,若将全国年均温度替换为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则模型对财政波动的解释力达27.4 %。后续研究需要注意气候序列空间范围和分析时段的影响。
(4) 多数财政相对充裕时期对应繁盛时段,但财政相对亏缺时期既可能对应危机或乱世期,也可能对应繁盛期。而在明清以前,多数繁盛时段发生在百年尺度暖期,乱世时段多发生在百年尺度冷期。过去2000年在百年尺度上,气候冷暖期与王朝历时的长短及并存政权数量的多少没有十分一致的时间对应关系,尤其是对近千年。但在年代到多年代尺度上,70 %以上的王朝更迭期和并存政权数量增加期对应冷阶段或偏干阶段或财政匮乏期。统计的14个中原王朝中,有8个王朝灭亡时间处于百年尺度冷期(占57 %),10个处于冷阶段(占71 %),9个处于偏干阶段(占所对应的12个王朝的75 %),11个处于财政偏匮乏阶段(占79 %),7个王朝同时处于冷阶段和偏干阶段,占所对应的12王朝的58 %;9个并存政权较多的时段中,6个处于百年尺度冷期(占67 %),7个处于冷阶段(占78 %),6个处于偏干阶段(占所对应的8个时段的75 %),7个处于财政偏匮乏阶段(占78 %),4个时段同时处于冷阶段和偏干阶段,占所对应的8个时段的50 %。
致谢: 感谢审稿专家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感谢编辑部赵淑君和杨美芳老师花费大量时间为本文编辑和润色!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Costanza R, Graumlich L, Steffen W, et al. Sustainability or collapse:What can we learn from integrating the history of humans and the rest of nature?[J]. AMBIO:A Journal of the Human Environment, 2007, 36(7): 522-527. DOI:10.1579/0044-7447(2007)36[522:SOCWCW]2.0.CO;2
[2]
PAGES. Past Global Changes: Science Plan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IGBP Report No.57)[R]. Stockholm: IGBP Secretariat, 2009: 1-67.
[3]
IP CC. Climate Change 2014: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Ⅱ to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1132.
[4]
Büntgen U, Tegel W, Nicolussi K, et al. 2500 years of European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human susceptibility[J]. Science, 2011, 331(6017): 578-582. DOI:10.1126/science.1197175
[5]
Butzer K W. Collaps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2, 109(10): 3632-3639. DOI:10.1073/pnas.1114845109
[6]
deMenocal P B. Cultural responses to climate change during the Late Holocene[J]. Science, 2001, 292(5517): 667-673. DOI:10.1126/science.1059827
[7]
Kennett D J, Breitenbach S F, Aquino V V, et al. Development and disintegration of Maya political systems in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J]. Science, 2012, 338(6108): 788-791. DOI:10.1126/science.1226299
[8]
Weiss H, Bradley R S. Archaeology. What drives societal collapse?[J]. Science, 2001, 291(5504): 609-610. DOI:10.1126/science.1058775
[9]
Zhang D D, Brecke P, Lee H F, et al. Global climate change, war, and population decline in recent human history[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7, 104(49): 19214-19219. DOI:10.1073/pnas.0703073104
[10]
吴文祥, 刘东生. 4000 a B.P.前后降温事件与中华文明的诞生[J]. 第四纪研究, 2001, 21(5): 443-451.
Wu Wenxiang, Liu Tungsheng. 4000 a B.P. even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origin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J]. Quaternary Sciences, 2001, 21(5): 443-451.
[11]
陈亭亭, 贾鑫, 黎海明, 等. 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时期农业结构的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第四纪研究, 2019, 39(1): 132-143.
Chen Tingting, Jia Xin, Li Haiming, et al. The analysis of spatiotemporal transformations of agricultural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during Qijia culture period in Gansu-Qinghai region[J]. Quaternary Sciences, 2019, 39(1): 132-143.
[12]
葛全胜, 方修琦, 郑景云. 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影响及其应对的启示[J]. 地球科学进展, 2014, 29(1): 23-29.
Ge Quansheng, Fang Xiuqi, Zheng Jingyun. Learning from the historical impacts of climatic change in China[J]. 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 2014, 29(1): 23-29.
[13]
魏柱灯, 苏筠, 方修琦, 等. 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影响研究综述[J]. 地球科学进展, 2014, 29(3): 336-343.
Wei Zhudeng, Su Yun, Fang Xiuqi, et al. A review of climatic impacts on Chines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2000 years[J]. 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 2014, 29(3): 336-343.
[14]
Stocker T F, Dahe Q, Plattner G K. Climate Change 2013: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Ⅰ to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402-422.
[15]
方修琦, 苏筠, 尹君, 等. 历史气候变化影响研究中的社会经济等级序列重建方法探讨[J]. 第四纪研究, 2014, 34(6): 1204-1214.
Fang Xiuqi, Su Yun, Yin Jun, et al. Methodology for quantifying social and economic series on the base of semantic differential to serve the research on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J]. Quaternary Sciences, 2014, 34(6): 1204-1214.
[16]
范保硕, 张文胜, 张茹春, 等. 华北平原小冰期以来干湿变化与人类活动特征[J]. 第四纪研究, 2019, 39(2): 483-496.
Fan Baoshuo, Zhang Wensheng, Zhang Ruchun, et al. Characteristics of dry-wet changes and human activities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since the Little Ice Age[J]. Quaternary Sciences, 2019, 39(2): 483-496.
[17]
Lee H F, Fok L, Zhang D D. Climatic change and Chinese population growth dynamics over the last millennium[J]. Climatic Change, 2008, 88(2): 131-156. DOI:10.1007/s10584-007-9329-1
[18]
Tol R S J, Wagner S. Climate change and violent conflict in Europe over the last millennium[J]. Climatic Change, 2010, 99(1-2): 65-79. DOI:10.1007/s10584-009-9659-2
[19]
Wei Z, Fang X, Su Y, et al. Comparison of climatic impacts transmission from temperature to grain harvests and economies between the Han(206 BC-AD 220)and Tang(AD 618-907)dynasties[J]. The Holocene, 2018, 28(10): 1598-1608. DOI:10.1177/0959683618782592
[20]
Zhang D D, Jim C Y, Lin G C S, et al. Climatic change, wars and dynastic cycles in China over the last millennium[J]. Climatic Change, 2006, 76(3-4): 459-477. DOI:10.1007/s10584-005-9024-z
[21]
Zheng J, Xiao L, Fang X, et al. How climate change impacted the collapse of the Ming Dynasty[J]. Climatic Change, 2014, 127(2): 169-182. DOI:10.1007/s10584-014-1244-7
[22]
Pei Q, Zhang D D, Lee H F, et al. Climate change and macro-economic cycles in pre-industrial Europe[J]. PLoS One, 2014, 9(2): e88155. DOI:10.1371/journal.pone.0088155
[23]
Fang X Q, Xiao L B, Wei Z D. Social impacts of the climatic shift around the turn of the 19th century on the North China Plain[J]. Science China:Earth Sciences, 2013, 56(6): 1044-1058. DOI:10.1007/s11430-012-4487-z
[24]
Xiao L, Fang X, Zhang Y. Multi-stage evolution of social response to flood/drought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during 1644-1911[J].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4, 14(2): 583-595. DOI:10.1007/s10113-013-0516-5
[25]
Fang X Q, Su Y, Yin J, et al. Transmission of climate change impacts from temperature change to grain harvests, faminesand peasant uprisings in the historical China[J]. Science China:Earth Sciences, 2015, 58(8): 1427-1439. DOI:10.1007/s11430-015-5075-9
[26]
葛全胜. 中国历朝气候变化[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1-709.
Ge Quansheng. Climate Change in Chinese Dynasties[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1: 1-709.
[27]
李裕元. 浅论中原地区近5000年来气候的水旱变化规律与中国历史朝代的演替与兴衰[J].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 1999(4): 38-42.
Li Yuyuan.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impacts of flood and drought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Chinese historical dynasties in the Central Plains over the last 5000 years[J]. Journal of North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electric Power(Social Science), 1999(4): 38-42.
[28]
Yin J, Su Y, Fang X. Relationships between temperature change and grain harvest fluctuations in China from 210 BC to 1910 AD[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5, 355: 153-163. DOI:10.1016/j.quaint.2014.09.037
[29]
赵红军. 气候变化是否影响了我国过去两千年间的农业社会稳定?——一个基于气候变化重建数据及经济发展历史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季刊), 2012, 11(2): 691-722.
Zhao Hongjun. Did climate change affect the social stability of chinese agrarian economy in the past 2000 years?A positive analysis based on paleo-climatic reconstruction data and historic data[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12, 11(2): 691-722.
[30]
Zhang Z B, Tian H D, Cazelles B, et al. Periodic climate cooling enhanced natural disasters and wars in China during AD 10-1900[J].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Biological Sciences, 2010, 277(1701): 3745-3753. DOI:10.1098/rspb.2010.0890
[31]
Wei Z, Rosen A M, Fang X, et al. Macro-economic cycles related to climate change in dynastic China[J]. Quaternary Research, 2015, 83(1): 13-23. DOI:10.1016/j.yqres.2014.11.001
[32]
Yin J, Su Y, Fang X. Climate change and social vicissitudes in China over the past two millennia[J]. Quaternary Research, 2016, 86(2): 133-143. DOI:10.1016/j.yqres.2016.07.003
[33]
魏柱灯, 方修琦, 苏筠. 气候变化对中国古代财政平衡的影响[J]. 地理科学, 2015, 35(9): 1156-1163.
Wei Zhudeng, Fang Xiuqi, Su Yun. Climatic impacts on the fiscal balance in ancient China[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35(9): 1156-1163.
[34]
Wei Z, Fang X, Su Y. Climate change and fiscal balance in China over the past two millennia[J]. The Holocene, 2014, 24(12): 1771-1784. DOI:10.1177/0959683614551224
[35]
方修琦, 郑景云, 葛全胜. 粮食安全视角下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影响与响应的过程与机理[J]. 地理科学, 2014, 34(11): 1291-1298.
Fang Xiuqi, Zheng Jingyun, Ge Quansheng. Historical climate change impact-response process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food security in China[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34(11): 1291-1298.
[36]
葛全胜, 郑景云, 方修琦, 等. 过去2000年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变化[J]. 第四纪研究, 2002, 22(2): 166-173.
Ge Quansheng, Zheng Jingyun, Fang Xiuqi, et al. Temperature changes of winter-half-year in Eastern China during the past 2000 years[J]. Quaternary Sciences, 2002, 22(2): 166-173.
[37]
Ge Q, Hao Z, Zheng J, et al. Temperature changes over the past 2000 yr in China and comparison with the Northern Hemisphere[J]. Climate of the Past, 2013, 9(3): 1153-1160. DOI:10.5194/cp-9-1153-2013
[38]
Zheng J Y, Wang W C, Ge Q S, et al. Precipitation variability and extreme events in Eastern China during the past 1500 years[J]. Terrestrial, Atmospheric and Oceanic Sciences, 2006, 17(3): 579-592. DOI:10.3319/TAO.2006.17.3.579(A)
[39]
毛耀顺. 中华五千年长历[M]. 北京: 气象出版社, 2002: 652-653.
Mao Yaoshun. 5000-year Long Calendar in China[M]. Beijing: Meteorological Publishing House, 2002: 652-653.
[40]
王倩.中国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对社会变迁的影响[D].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0: 26-28.
Wang Qian.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Social Change in China in the Past 2000 Years[D]. Beijing: The Master's Thesis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2010: 26-28.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Y1772585
[41]
Torrence C, Compo G P. A practical guide to wavelet analysis[J].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1998, 79(1): 61-78. DOI:10.1175/1520-0477(1998)079<0061:APGTWA>2.0.CO;2
[42]
黄春菊, 田晓丽. 太阳活动对年代际-亚轨道尺度气候变化的驱动机制探讨[J]. 第四纪研究, 2018, 38(5): 1255-1267.
Huang Chunju, Tian Xiaoli. Discussion on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solar activity to interannual-suborbital-scale climate change[J]. Quaternary Sciences, 2018, 38(5): 1255-1267.
[43]
张志平, 黄伟, 陈建徽, 等. 全新世东亚夏季风演化的多尺度周期变化及其可能机制探讨[J]. 第四纪研究, 2017, 37(3): 498-509.
Zhang Zhiping, Huang Wei, Chen Jianhui, et al. Multi-time scale analysis of East Asian summer monsoon and its possible mechanism during Holocene[J]. Quaternary Sciences, 2017, 37(3): 498-509.
[44]
Cazelles B, Chavez M, Berteaux D, et al. Wavelet analysis of ecological time series[J]. Oecologia, 2008, 156(2): 287-304. DOI:10.1007/s00442-008-0993-2
[45]
Rouyer T, Fromentin J M, Stenseth N, et al. Analysing multiple time series and extending significance testing in wavelet analysis[J]. Marine Ecology Progress Series, 2008, 359: 11-23. DOI:10.3354/meps07330
[46]
Grinsted A, Moore J C, Jevrejeva S. Application of the cross wavelet transform and wavelet coherence to geophysical time series[J]. Nonlinear Processes in Geophysics, 2004, 11(5/6): 561-566. DOI:10.5194/npg-11-561-2004
[47]
Enders W. Applied Econometric Time-Series(2nd edition)[M].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2003: 1-480.
[48]
Groot E, Franses P H. Common socio-economic cycle periods[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1, 79(1): 59-68.
[49]
Le Roy Ladurie E. The Peasants of Languedoc[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7: 1-370.
[50]
Skinner G W. Presidential address: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5, 44(2): 271-292. DOI:10.2307/2055923
[51]
Lee R. Accidental and systematic change in population history:Homeostasis in a stochastic setting[J].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993, 30(1): 1-30. DOI:10.1006/exeh.1993.1001
[52]
Turchin P. Long-term population cycles in human societies[J].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2009, 1162(1): 1-17. DOI:10.1111/j.1749-6632.2009.04447.x
[53]
Fischer D H. The Great Wave:Price Revolutions and the Rhythm of Histor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552.
[54]
葛全胜, 郑景云, 刘健. 过去2000 a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变幅与周期[J].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06, 2(3): 108-112.
Ge Quansheng, Zheng Jingyun, Liu Jian. Amplitude and rhythm of winter half-year temperature change in Eastern China for the past 2000 years[J]. Advances in Climate Research, 2006, 2(3): 108-112.
[55]
葛全胜, 郑景云, 郝志新, 等. 过去2000年中国气候变化研究的新进展[J]. 地理学报, 2014, 69(9): 1248-1258.
Ge Quansheng, Zheng Jingyun, Hao Zhixin, et al. State-of-the-arts in the study of climate changes over China for the past 2000 years[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9): 1248-1258.
[56]
Zhang D E, Li H C, Ku T L, et al. On linking climate to Chinese dynastic change: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of monsoonal rain[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10, 55(1): 77-83. DOI:10.1007/s11434-009-0584-6
[57]
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108-840.
Fan Wenla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M].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0: 108-840.
[58]
项怀诚. 中国财政通史(第3卷)[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3-38.
Xiang Huaicheng.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Finance(vol.3)[M]. Beijing: China Financial and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2006: 3-38.
[59]
Galloway P R. Long-term fluctuations in climate and population in the preindustrial era[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6, 12(1): 1-24. DOI:10.2307/1973349
[60]
李伯重. "道光萧条"与"癸未大水"——经济衰退、气候剧变及19世纪的危机在松江[J]. 社会科学, 2007(6): 173-178.
Li Bozhong. The Daoguang depression and the 1823 flood-Economic decline, climatic cataclysm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crisis in Songjiang[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07(6): 173-178.
[61]
朱国宏. 中国历史人口增长再认识:公元2-1949[J]. 人口研究, 1998, 22(3): 14-20.
Zhu Guohong.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historical population growth in China:AD 2-1949[J]. Population Research, 1998, 22(3): 14-20.
Climate change, fiscal balance and dynastical cycles in China over the past 2000 years
Wei Zhudeng1,2weizhudeng@126.com, Fang Xiuqi2, Su Yun2
Abstract
Quantitatively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society merits more empirical exploration, from a deep time perspective. This paper takes the whole China during 220 BC~1910 A.D. as the study area and research period, aiming to analyze the long-term temporal patterns for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limate change, fiscal balance and dynastical cycles in China over the past 2000 years.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purpose, the paper used six key reconstructed proxies, including two temperature anomaly series of the whole China (1~1910 A.D.) and the Eastern China (210 BC~1910 A.D.), precipitation of Eastern China (101~1910 A.D.), fiscal grade sequence (220 BC~1910 A.D.), durations of each dynasty and the 10-year average number of coexisting regimes in historical China. Sequences comparison and multiple statistical tools such as FFT low-pass filter, wavelet and cross-wavelet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model are also used to explore the periodic resonance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fiscal balance,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change on fiscal balance, and the background of climate and fiscal balance during dynastical alternations. It is found that fluctuation of fiscal balance had multiple periodicities ranging from 40 years to 320 years in China during 220 BC~1910 A.D. The period of 80~100 years is the mos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nd basically distributed temporally throughout the study period. The fiscal cycle shortened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urbulence and frequent dynastic changes, and prolonged in the period of peace and stability. Throughout the past 2000 years, the length of the fiscal periodicity displayed a growing trend, with the transition period during 1000~1200 A.D. Moreover, fiscal balance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significantly with temperature at the predominant bands of 250~280 years, and with precipitation at the three bands of 60~80 years, 80~100 years and 160 years. On the scale of 10~30 years,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temperature change and precipitation change on fiscal balance is significant. On the 30-year scale, when taking all of the 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 and first-order lag of fiscal balance as predicting variables,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regression model can reach as high as 27.4%. However, it is related to the spatial range of climate sequences and analysis period. Compared with temperature change, precipitation is more suitable for explaining the historical fiscal balance cycle in China on the 10 to 30-year scale. Besides, it is noted that most of the fiscal sufficient periods corresponded to the prosperous periods, but the fiscal deficiency periods might both appear in the crisis/turbulent periods and the prosperous periods. Befor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most prosperous periods occurred in the centennial-scale warm period, whiles most turbulent periods occurred in the centennial-scale cold period. Although there was no consistent temporal correspondence among climatic warm/cold periods, duration of the dynasties and the number of coexisting regimes on the centennial scale over the past 2000 years, 70% dynastical alternations corresponded to cold stages or relatively dry stages and fiscal deficiency periods at the decadal to multidecade scale.
Key words: climate change fiscal balance dynastical cycle China past 2000 years
谢选骏指出:上文虽然貌似知古,但却未能鉴今,不知百年来的中国,陷入改朝换代的巨大漩涡之中,一直未能自拔。
【07、历史由胜者书写?但在地球气候面前人类从来都是败者】
SME科技故事
自然环境的变化能够影响一场关键战役的胜败,进而影响到整场战争的最终的结局,这个说法恐怕绝大多数人都是认同的。
玄一点的有《三国演义》里的孔明借东风,真实一点的有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寒冬大雪,虽然胜败并于全因天气,但也足以影响战局。
不过,天气毕竟是短时间内的变化,影响再大也就似乎几天到数周。所以我们的命运最终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对吗?
曾几何时我也认为发动战争或者侵略他国是个人意志的决定,正义与邪恶是有分界线的,可是现在我却越发觉得,人类的历史并非全由人类创造,许多时候人类不过是地球历史的参与者而已。
三体人的文明因为特殊星体运行规律造就的极端气候,经历了两百次的毁灭与新生,我们人类文明其实也一样。
罗马的强盛、大秦的统一、匈人西进、日耳曼入侵、基督教崛起、佛教的盛行、玛雅繁荣……以上这些都与地球气候的变化息息相关。
显然,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一部纪录片就是讲述人类历史与气候变化之间的神奇联系,片名也非常直白,就叫《气候如何造就历史》。
由于这个话题过于宏大,我也不认为一部纪录片能够给出很到位的科普,况且这部纪录片是德国人拍摄的,视角也主要集中在欧洲历史,关于东方的部分篇幅只有寥寥几分钟,而且还有一些错误。
在这里,我会补充关于我们中华文明部分,再结合纪录片中欧洲历史的部分,尽量给大家一个更加宏观的视野,领略其中的魅力。
话说,气候变化让智人在于尼安德特人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进入了属于我们的文明时代。
这种气候变化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原因导致的,但即便没有火山爆发或者小行星撞击等小概率事件的发生,地球也有自己的气候周期。
这种变化源于地球与太阳之间的微妙关系。地球的公转轨道并不是完美的圆形,甚至会在近圆和近椭圆之间摇摆,但它对气候的影响并不会很大,而且周期长达数十万年左右。
另一个影响气候的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熟悉的地轴倾斜角度,这个角度影响太阳直射地区的纬度跨度,因为这个倾斜角的存在我们才有四季之分,但它也会有微小的变动,周期稍短一些,也有几万年。
除了这些地球自身的属性变化外,太阳的活跃周期也会带来一定的变化。虽然每一种因素的影响并不大,但也会有一定的概率相互叠加和抵消,这就造就了地球气候的波动变化。
气候影响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也包括人类文明的根基——农业。一个繁盛的时代几乎离不开相对适宜的气候环境,或者说良好的气候是繁荣的基础。
温暖的气候带来的改变可能不仅仅是粮食丰收这么简单粗暴。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气候温暖宜人,很多地区的地貌都发生了改变,高山高寒地区尤其显著。
这个时候,欧洲阿尔卑斯山脉的冰川融化,罗马人得以带领大批军队越过山脉征服北方。在北方的平原上,标准化的罗马军队无论在战术还是装备上都碾压同时代的国家和部落,因此逐渐建立起庞大的罗马帝国。
这是温暖气候给罗马人的机会。在东方,中华文明同样也在这段温暖中走向了强盛,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建立起空前强大的秦国。当然,后来因为当权者的斗争和一些社会矛盾,秦朝的统治并不长久。
但进入汉朝,温暖的气候仍然带来了长治久安的基本条件,西汉的文景之治和昭宣之治都出现在两个年平均气温最高的时期。
统一时期中亚的贵霜帝国同样也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这些都可以解释为温暖气候给人类文明带来了红利,只要统治者抓住机会,必能成就一番功业。
然而,有温暖就有寒冷,寒冷气候对全世界文明的影响更加剧烈且迅速。以中国的视角来说,温暖期从秦一直延续到两汉,东西汉之交经历短暂的寒冷,东汉末年的寒冷又把时代推向了三国。
公元5-6世纪,世界人民迎来了一次改变历史的寒冷。今天的研究认为,这场寒冷可能与一次超大规模的火山爆发有关。
位于中美洲的伊洛潘戈火山爆发了,留下了一个17公里宽的火山口,这次火山爆发直接导致了10万人死亡,而释放的火山灰则改变了地球的气候。
由于火山爆发的能量巨大,火山灰被送至高空飘散至全球,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南极的冰芯中找到当年的火山灰痕迹。遮天蔽日的火山灰直接导致阳光减弱,气候变得寒冷。
当时拜占庭学者记录下了当时黯淡的太阳,中国同样也报告了六月飞霜、干旱和饥荒的情况。不过火山爆发也并不是变冷的唯一原因,可能只是我们今天能通过考古学技术证实的事件之一。
寒冷的气候下,农作物的收成欠佳,百姓吃不饱便会产生社会矛盾,就有可能出现农民起义。
从前稳定而温暖气候发生改变,太阳的辐射减少,洋流发生改变,不仅带来了寒冷,往往还带来了干旱。罗马帝国北非的粮仓受到干旱的影响而欠收,而北方受到寒冷的影响也难以生存。
纪录片给了一个考古学证据,1952年在德国北部的沼泽里发现了一具身材瘦小的木乃伊,起初考古人员还以为他是一个小女孩,后来才发现这是一名长期营养不良14岁少年。
气候变化影响农业,而农业影响当时人民所摄入的营养,最终影响到人的身材,德国木乃伊的案例或许也能侧面说明为什么秦始皇陪葬的陶土士兵都那么高大吧。
寒冷对世界都是公平的,北方游牧民族世代居住的地方变得难以生存,他们被迫向南迁徙。
东西方都进入了动荡的大分裂时期,中国经历了长达百余年的南北朝时代,而罗马帝国随着各民族的南侵而走向分裂和灭亡,也揭开了中世纪的序幕。
当然,一个时代的终结肯定是有多种原因的,但不可否认气候的确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除了国家的扩张与分类,气候甚至帮助了宗教的传播与繁荣。苦难的人民都需要一种精神寄托。
基督教在被罗马确立为国教后席卷整个欧洲,而佛教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伊斯兰教也在同期随着战争广泛传播。
宗教给苦难人民带来了信念,也成为了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政教合一的国家也开始出现。
由于我的水平有限,关于世界史的部分不敢掰扯太多,恐说多错多,感兴趣的各位还请亲自观看纪录片或搜索相关历史地理学的文献了解更多。
不过关于中国的历史,还是能够再多说一点的。中国的封建时代比起欧洲来相对更稳定,而且有充足的史料供我们参考,在学术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本。
我们今天可以通过南极冰芯或古树年轮等样本来推算数千年来的气候变化,对照年平均气温与中国古代的朝代年表,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规律。
朝代的更替往往都伴随着一次气候的大改变,而强盛的朝代也往往出现在气候温暖的时期,比如两汉、隋唐、南北宋。
历史课上老师总让我们总结某朝某帝治世成功的原因,或多或少忽略了些气候的因素。人定胜天固然存在,但我想它绝对没有那么普遍。
气候就像一头巨兽,稍有失控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影响,只有当它安静时,我们才能偷得片刻宁静谋发展谋进步。
今天我们可能以为手中的鞭子能驯服巨兽,但事实很可能是巨兽拖着世界在奔跑,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非常有限地调整方向,如果失手还可能要遭受巨兽的反击。
年纪越大越觉得渺小,一个人的命运或许能靠自我奋斗改变,一群人的命运或许需要考虑到时代的变迁,而全人类的命运则无法摆脱无常气候的影响。
这部德国ZDF出品的《气候如何造就历史》和你现在看到的这篇文章,或许错漏百出,但我仍希望它能带给你一种看待历史的全新角度。
谢选骏指出:“历史由胜利者书写?但在地球气候面前,人类从来都是败者?”——这给汉奸毛泽东的“人定胜天”一记响亮的耳光,比北大学生傅斯年在北大抽打图书管理员毛泽东耳光更狠。
【08、明朝灭亡新解:极端气候如何摧毁一个帝国?】
2019/06/20 小雯
史学大咖史景迁说过,1600年的中华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所有统一国家中疆域最为广袤、统治经验最为丰富的国家,但不到五十年时间就将自己的王朝断送于暴力。
明朝末年,自然灾害频发,加量不加价,时人感觉这个王朝走到这一步是不是受到了天谴。
具体表现很多,比如特大干旱发生的频率,明朝中后期远高于前期。据不完全统计,崇祯在位的17年中,全国各地竟发生了14次特大干旱,各地“饿殍遍野”“人相食”的记载十分常见。
虽然干旱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但明朝中后期干旱范围之广、程度之严重,触目惊心。崇祯十三年(1640)的干旱是1800年一遇的大旱,也是中国自汉代以来最严重的干旱事件。
在这一年前后的两次干旱事件,也绝非等闲之辈:崇祯十二年(1639)的干旱是百年一遇,崇祯十四年(1641)的干旱是五百年一遇。
旱灾波及华北、西北地区,受灾人口极其广泛。许多地方,更是连年受灾,百姓生产生活遭遇四连击、五连击,甚至九连击。
▲旱灾严重的地区几乎都在北方。
1、
崇祯二年(1629),官员马懋才上《备陈大饥疏》,里面讲到了陕北的旱灾情况,严重程度堪称全国之最。他说: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
干旱不是孤身而来,它还伴随着蝗灾、瘟疫等灾情。
明代中后期发生了两次大瘟疫,分别在1586—1590年、1640—1644年。与明代末期持续干旱同步的第二次大瘟疫,程度尤其严重。
在这些瘟疫中,鼠疫的危害程度非常大。明清之际华北三省的死亡人口中,至少有500万以上的人口死于鼠疫。
▲李自成造反成功是因为寒冷和干旱为他源源不断输送了新生力量。
2、
这些灾害都是极端气候造成的。
明朝末年处于小冰期的寒冷期,冬季平均温度比现在要低2℃左右。
小冰期开始于13世纪,之后经历了相对温暖期,在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达到鼎盛。在我国,通常将15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气候寒冷期作为小冰期,由于这一时期恰是明清时期,因此,在中国也称为“明清小冰期”。
不要小看一两度的气温下降,在农业社会,这点气候的非正常变化足以摧毁整个社会的生产基础,极大地削弱国家的经济实力,同时连锁产生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
马懋才在上疏中讲了人相食的惨状后说,当地百姓中,那些不甘饿死的人,开始铤而走险,相聚为盗。即便被官府抓获了,也不后悔,公开表示:“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每个人都是理性人。当极端的自然气候造成了大饥荒,他们会选择冒险起义,寻求自救。于是,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最早从受灾最严重的陕北爆发。
后面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了,但往往忽略了极端气候起到的催化和放大作用。
高迎祥最早在陕西自创闯王,率众起义,朝廷正规军早期面对乌合之众还能保持优势,但每当剿匪胜利在望,寒冷及其连带的饥荒就会把更多无路可走的人民推向起义军的阵容,形成“野火烧不尽”之势。
1631年,李自成投奔了高迎祥。七年后,李自成被围剿,只剩十八骑突围。次年,他再次起兵的时候,被官军包围在四川巴西、鱼复山中,差点绝望自杀。
当他突围成功,进入河南,对于崇祯而言,等同于放虎归山。那时的河南正遭遇大旱,李自成将掠夺来的财物用于赈济饥民,于是轻而易举就拥有了人民的汪洋大海。更不要说“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具有多大的诱惑力了。
李自成队伍不断扩大,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他的新生力量。
▲努尔哈赤对明朝发动战争,就是为了掠夺资源躲过饥荒。
3、
小冰期的寒冷,不仅影响明朝的腹地,同样影响明朝的边疆。此时活跃在东北的女真族强势崛起,并最终实现了明清易代,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1615年,在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后金政权之前,严重的粮食危机已经威胁到他的军队和人民。这种危机一直持续到清军进入北京。
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气候危机逼迫着女真族不断进取。
有学者曾对气候变化与中国北方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的纬度变化进行过统计分析,发现“游牧民族的阶段性南下及其南迁的幅度,都与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及其变化程度存在着大体同步的共振关系”。
气候寒冷时期,湿度降低,容易引起连年旱灾,会使牧草的生长受到影响,土地沙漠化现象严重,草原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游牧民族的生产受到摧毁,需要南迁寻求生存的机会,形成对中原农业民族的威胁。
努尔哈赤对明朝战争最初的动机很明显,就是要掠夺资源,渡过饥荒。皇太极通过发动两次对朝鲜的战争,将朝鲜纳入自己的管辖,也是为了从中获取更多的粮食。
历史学者王景泽在论文中指出,皇太极与努尔哈赤一样,没有因为饥荒而排斥蒙古族,相反,利用天灾积极拉拢度灾艰难而又乱作一团的蒙古贵族,在与明朝的争夺中,将多数蒙古部落化为羽翼。
皇太极更加聪明的是,他比较成功地解决了与汉族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争取到了辽东汉族的支持。人心向背对他越来越有利。
再回头看看崇祯这个时候在做什么。他表现得很勤勉,想挽救整个王朝于颓势,却至死不肯动用自己的一丝利益。
李自成的起义军打到北京城下,守军没有钱饷,不愿作战。崇祯着急得不行,要求大臣和皇亲国戚都来捐款。但在发了飙之后,最多的一个才极不情愿地拿出2万两银子。
李自成攻下北京后,这些权贵们被逼交出的钱财却多得多。“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后金(清)在凝聚力中克服天灾,明朝则在人心思变中迎来灾荒。
同样的自然灾害,不同的应对导致了截然相反的结局。这就是明清易代的关键密码。
▲崇祯要不要为明朝灭亡负责?图为电影剧照。
4、
已经有史学家把明朝灭亡纳入“十七世纪全球危机”的范围进行研究。这个时期确实是世界历史上最不安定的时期。
据不完全统计,在1635—1666年间,世界各地共发生大规模叛乱与革命共49次,其中欧洲27次,美洲7次,亚洲和非洲共15次(其中包括了李自成起义)。
气候变化,进入小冰期寒冷期,是“十七世纪全球危机”的导因。(李伯重的文章《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全球史视野中的明朝灭亡》对此作过详尽的介绍)
还有学者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将天灾与人祸相结合,从定量化的视角解析明亡,计算得出自然灾害因素占55%,其中旱、蝗、水的贡献率分别为20%、18%、17%;人为战乱因素占45%,其中内部叛乱、民族间战争、对外战争的贡献率分别为22%、19%、4%。
明代华北平原及其周边地区是响应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域。明末气候变冷导致灾害频发、资源锐减和环境恶化,直接造成粮食减产、米价飙升和饥荒蔓延,间接引发战争动乱和财政崩溃。
这对于生产力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可选路径便是通过改造人类社会的结构以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比如改朝换代。
纵观中国历史,明朝亡于气候变冷并非孤例。
从某种程度上讲,明朝政权的建立,就是得之于气候变冷。1350年前后,气候变冷后爆发了元末农民起义。1351年红巾军起义爆发,1352年朱元璋参加红巾军,1368年攻陷元大都,一个新的朝代诞生。
其他重要朝代的兴衰同样难逃气候定律。比如唐朝衰落于寒冷期,及其导致的干旱;金灭辽、宋也发生在气候骤寒的时期。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只是提供人为因素之外,关于朝代更替的一种解读视角。并不是说气候骤变是明朝灭亡或其他朝代衰落的唯一原因。
谢选骏指出:极端气候摧毁一个帝国?极端气候其实建立了另外一个帝国。所以极端气候等于零点哲学。
【09、明清小冰期:重审《大明王朝1566》中的自我奋斗与历史进程的未来意义】
2021-05-10 红网时刻 孙佳山 白龙飞 贾宇鑫
摘要:《大明王朝1566》的草蛇灰线蔓延在清末民初、“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乃至于20世纪中国的基本气质,都飘散着来自明朝中后期的精神气息。“明清小冰期”这一覆盖全球范围的重大气候现象及其对明朝中后期历史进程的影响,也是剧中最重要的线索之一。如果脱离当时极为特殊的气候条件对全球农业文明的全方位影响,而单纯、孤立地去探讨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不仅无法进入到《大明王朝1566》的历史现场,甚至在美学上都无法对该剧进行有效的解读和阐释,更遑论对在气候变迁周期的个人奋斗与历史进程之间所生成的人类情感、经验与美学等感性机制,投以极限的未来眺望。
关键词:刘和平;“明清小冰期”;封建伦理;完美君臣
2007年,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一经播出,就以其精湛的制作水准、激荡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很快被视为中国电视剧的顶级标杆。该剧的相关话题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相关讨论也早早溢出了传统电视剧评论的单一范围。
在刘和平的“王朝三部曲”之中最有代表性的《大明王朝1566》,其实存在大量涉及气象灾害的内容。全剧总共46集,其中不低于三分之一的篇幅都直接涉及到了气象灾害所引发的连锁问题。该剧中气象灾害出现的频率和比例,要远高于一般的历史题材电视剧,而且在剧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同于一般历史题材电视剧。气候变迁导致的气象灾害,并不是一般性的历史背景,而是常常作为戏剧矛盾冲突的核心线索,直接推动剧情发展,影响人物命运,是全剧叙事展开不可或缺的主要动力之一。
然而颇为尴尬的是,一方面,该剧迄今为止都被视为我国电视剧行业的标杆性代表作;另一方面,评论界、学术界的相关文章和讨论稀少极为反常,相关领域的一线专家几近从未专门撰写过该剧的评论和研究文章。评论界、学术界在过去十多年来对该剧的解读和阐释角度也多集中在封建伦理、“朝廷不分”、“家国不分”、“王权主义”、正义—邪恶、资本主义萌芽等十分有限的视野,始终没有从这些宽泛的文化、社会层面跳脱出来,更遑论进入到全球气候变迁的大历史视野对该剧予以深入审视。“明清小冰期”这一覆盖全球范围的重大气候现象及其对明朝中后期历史进程的影响也是剧中最重要的线索之一,评论界、学术界长期以来几乎从没有进行过任何讨论,因为如果脱离了当时极为特殊的气候条件对全球农业文明的全方面影响,而单纯、孤立地去探讨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不仅无法进入到《大明王朝1566》的历史生成现场,甚至在美学上都无法对该剧进行有效的解读和阐释。
一、从嘉靖到海瑞,为什么这对“完美君臣”具有典型性和悲剧性?
“海瑞罢官”等《大明王朝1566》中所标识的明朝中后期的文化印痕,在中国的近现代文化当中有着非常独特的地位,由于20世纪中叶众所周知的原因,其影响力不仅没有衰减,反而一直延续到诸如世纪之交的《万历十五年》,甚至来自网络文学这样的“平行”世界都有“工业党”的穿越题材创作在不断向明朝中后期予以遥远的回应。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大明王朝1566》、对于明朝中后期的解读和阐释,就不仅仅是一个封闭文本的内部问题,其复杂性、开放性也放大了传统理论范式、认知工具的局限性和无效性。
《大明王朝1566》的编剧刘和平曾有过这样的自述:“明朝人特别是我书中所写的那个时代的人,都生活在‘困境人生’之中。中国封建专制体制到了明朝,几乎达到一个顶峰,最严重的问题是‘朝廷不分’‘家国不分’。”{1}所以,在该剧的评论当中,最不乏从封建专制的政治伦理角度,认定《大明王朝1566》是着意通过表现“三大权力交锋”,来折射嘉靖、海瑞和众多内阁成员的“困境人生”,着重表现这个过程中的人性挣扎,从而控诉“朝廷不分”“家国不分”的权力体制。
例如,政治思想史学学者刘泽华就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质’是什么?……刘和平的作品也在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王权主义’。电视剧一开头,就以天象示警,就在朝廷上打板子,几板子打下去,就打出了君臣关系的本质——‘王权主义’”{2}。
文艺评论家梁光弟则进一步展开:“本剧在矛盾设置展现方面的特点之一,把多种多样的矛盾演绎成悬念四起、险象环生的矛盾,这里有忠臣与贪官的矛盾,有太监群起内部的矛盾,有严氏父子之间的矛盾,有叛变分子与倭寇之间的矛盾等八九种之多的矛盾,在叙事策略上也是不容易的。但是本剧在构建上最重要的一个优长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众多矛盾冲突之中,贯彻始终的是正义和邪恶的矛盾,这样和过去的历史剧是不同的,过去历史剧津津乐道的是皇族内部为了保住皇帝宝座,尔虞我诈,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反目成仇。”{3}
对于该剧,也不乏从资本主义萌芽角度展开的探讨。明史专家毛佩琦指出:“《大明王朝1566》这个戏,我们认为它基本把握住了历史的本质,这个历史本质是什么?用过去传统的说法,明朝在中后期有五种社会形态,这个怎么回事儿,这个还需要讨论。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出现生产力转型和社会转型的时期,出现价值观也在发生变化的时期,是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的时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传统文化还有根深蒂固的土壤,但是新的东西已经出现了。这么一个时代,《大明王朝》把握了这个时代。”{4}
文艺评论家曾庆瑞则强调:“资本主义萌芽,当时在中国为什么不能茁壮成长?因为朝政腐败,生产关系就是这种关系,他不可能让资本主义在中国再生长。因此就必须要扳倒严氏父子,这个问题的解决,才有了后来的发展……海瑞只不过是那场政治斗争的板砖,他重重地砸在了贪官的身上,他们受不了。所以解决社会的矛盾是这个问题,解决这个矛盾是为了创造条件,让资本主义萌芽更好地发展。所以通过改稻为桑就是具有一个科学的历史意识,乃至于我所讲的历史真实的精神。这也是符合当时的现实。”{5}
诚然,探究“困境人生”中的个人在“朝廷不分”“家国不分”的历史进程中的命运,固然是《大明王朝1566》的主题之一,编剧刘和平也十分认同托尔斯泰的名言“帝王是历史最大的奴隶”。然而,为什么选择明朝嘉靖年间这个具体时间段来呈现这一主题,这一主题为什么在明朝嘉靖年间最具艺术上和思想上的典型性?显然,封建伦理、“朝廷不分”、“家国不分”、“王权主义”、正义—邪恶、资本主义萌芽等这些线性层面的解读和阐释,远不足以回答上述问题,因为同样的逻辑在任何封建王朝的末期都存在,这些普遍性、流俗性的“常识”并不能回答《大明王朝1566》的典型性问题。因为如果没有“明清小冰期”带来的全方位冲击,即便基于农业文明的封建王朝内部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一般性的封建统治也仍然可以大体维系,至少不会迅速走向崩溃。在“朝廷不分”“家国不分”的背后,是“明清小冰期”的气候变迁等“天灾”所带来的粮食大幅减产,将政治腐败等一系列“人祸”因素不断放大,才最终导致明朝逐步衰亡。没有这一清晰的外部因素,明朝中后期就不具备“顶峰”的特殊性,《大明王朝1566》艺术上的典型性显然也无法确立。
对于该剧,编剧刘和平还有过这样的自述:“嘉靖和海瑞,一个是最高权力境界的孤独者,一个是最高道德境界的孤独者,他们互相懂得。而在我的心目中,对这两个孤独者都有着非常强烈的感情共鸣。他们都生活在困境之中,嘉靖不愿做最大的奴隶,却把自己变成了最大的囚徒,27年不上朝,足不出丹房,自己软禁了自己;海瑞在自己的精神中建盖了一座牢房,为原则可以牺牲一切,对自己制定的原则绝对不放弃。两个人都在坐牢,两个人都是精神的囚徒。”{6}因此,也有评论家、学者试图探讨《大明王朝1566》中人物命运的悲剧性,强调“最高权力境界孤独者”的嘉靖和“最高道德境界孤独者”的海瑞,作为封建伦理的完美结合,都是自己精神的囚徒,因而他们抗争历史进程的自我奋斗充满着悲剧色彩。
文艺评论家杜高就指出:“海瑞和嘉靖这两个对比性的人物,是这部作品刻画最成功的两个形象,加上这两个演员,确实是最成功的策划。当然最成功的是因为作者对这两个人物个性的把握,一个是那样的奢华,一个是那样的俭朴,一个是那样的崇高,一个是那样的卑下,一个是那样的冷酷,一个是那样的真诚,一个是那样的虚假,一个是那样的耿直。”{7}
如果把嘉靖、海瑞这对封建伦理的“完美君臣”,放置在“明清小冰期”的气候变迁背景下审视,二人的悲剧性就不仅仅体现在“孤独者”的精神困顿,更彰显于其卷积在历史进程中的自我奋斗的徒劳。正如剧中嘉靖帝所说:“海瑞是大明朝的一把神剑,唯有德者方可执之。”但气候变迁的大历史进程所造成的内忧外患,不仅使他的“致君尧舜上”的理想最终沦为泡影,嘉靖和海瑞这对封建伦理的“完美君臣”组合,也更接近明朝中后期的堂吉诃德,他们的所有自我奋斗都不过是刺向“风车”的无望挣扎。
“明清小冰期”极端的气候条件带给人类社会的全方面影响,这些因素在《大明王朝1566》中其实都已被以“明码”的方式标识,并且作为中心线索之一一再呈现。非常遗憾,该剧播出已经超过了一个轮回,评论界、学术界对于《大明王朝1566》中的这一关键脉络,并不是选择性地忽视,而是功能性地盲视。从嘉靖到海瑞,为什么这对在封建伦理的封闭结构中堪称完美的君臣组合,双双陷入无可挣脱的孤独和深入骨髓的悲剧感?又有哪些只属于他们的外部因素造成了他们的孤独和悲剧感?这些关键问题,从未被回答,甚至从未被触及。
二、《大明王朝1566》的B面:并非偶发的频繁气象灾害
《大明王朝1566》通过在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过程中,以裕王为首包括海瑞在内的“清流”和严嵩父子及其党羽构成的“严党”的政治斗争为主线,辅之以沿海抗倭、海瑞上疏等支线,全景展现了明朝嘉靖年间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根据“改稻为桑”的主线,全剧剧情大致可分为8大部分:毁堤淹田、赈济灾民、追责毁堤淹田、查四箱账单、抗倭大捷、嘉靖倒严、迁宫事件、海瑞谏嘉靖。在这8大部分中,除了最后“海瑞谏嘉靖”的部分主要聚焦于君臣两人的封建政治伦理博弈之外,剩余的7个部分对各类气象灾害都有直接提及。气象灾害作为一股强大的外部力量,始终在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剧情的发展和走向。
全剧第一个大事件,就是提出“改稻为桑”的国策。开篇第一个场景就展示了异常的气象情况,并暴露出积蓄已久的政治经济危机。钦天监监正周云逸借气象问题直谏“朝廷开支无度,官府贪墨横行,民不聊生,天怒人怨”,因此惨遭毒手。朝堂也因国库开支过度而争吵不休,最后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增加国库收入,严嵩提出“改稻为桑”的国策,并得到嘉靖帝的支持。“改稻为桑”的国策是贯穿全剧的中心线索,通过集中展现“清流”和“严党”之间的政治斗争,生动地表现出了明朝嘉靖年间的结构性政治困局。“改稻为桑”的目的,就是试图恢复海上对外贸易,将浙江地区生产的蚕丝对外出口,以增加国库收入,这也是朝堂上的“清流”和“严党”经过一番争吵之后,能够想出的唯一对策。
第一部分是“毁堤淹田”。虽然在表面上看,“改稻为桑”对普通百姓有利;但实际上,却是“严党”和富商大户剥削百姓的良机。桑苗耕种周期长、经济收益慢,普通百姓并不具备承担经营风险的能力,如果强行推行“改稻为桑”,就只能卖给富商大户,这就形成了土地兼并。普通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少,本就粮食大幅减产的农业更加雪上加霜的同时,饥荒还会造成流民大规模出现的局面,并最终引发农民起义。这也是浙直总督胡宗宪最为担心的隐患。为了强行推动“改稻为桑”国策的实施,“严党”党羽利用三天三夜暴雨的气象灾害,借机炸毁9个县的堤坝,试图“毁堤淹田”,强迫农民改种桑树,由“天灾”导致“人祸”。
第二部分是“赈济灾民”。“严党”党羽使用各种权谋手段,欲迫使农民把土地贱卖给以沈一石为代表的富商大户,以便从中捞取油水;胡宗宪等人则是设法为受灾百姓从外地借粮。在农业社会中,粮食和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本,也是封建王朝稳定繁荣的基石,嘉靖帝深知此理,所以他必须依靠胡宗宪内安百姓、外抗倭寇,这也是胡宗宪敢于拒绝推行“改稻为桑”国策的根本原因。
第三部分“追责毁堤淹田”和第五部分“抗倭大捷”,都和抗击倭寇的历史背景有关。元末明初,进入“小冰期”的日本正处在其南北朝分裂时期,诸侯割据,互相攻伐。在战争中失败了的封建主组织武士、商人、浪人等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骚扰抢掠。明朝初期,倭寇问题尚未形成大患,但到了嘉靖年间,倭寇问题开始集中爆发。正是气候变迁导致沿海战事频发,这也构成了胡宗宪、戚继光抗倭这条支线。在“追责毁堤淹田”的时候,谭纶明确分析了时局:抵制“改稻为桑”打乱了“严党”的阵脚,沿海倭寇必定会有举动,东南即将有大战事。而胡宗宪则清晰预判,眼下能填补国库亏空的只有沈一石,所以沈一石这个手眼通天的富商终究难逃一死。从表面上看,沈一石是“严党”和“清流”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从根本上看,他所代表的富商大户,不过是气候变迁时代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之一。
在第四部分“查四箱账单”中,海瑞提审郑泌昌、何茂才,直逼新安江毁堤淹田和释放倭首井上十四郎两件重案。郑泌昌、何茂才与赵贞吉对峙时的一番话非常值得深思。郑泌昌说:“大明朝不止我一个郑泌昌,换上谁来做这个官,都会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么做……我大明朝一个大学士,一年的俸禄才一百五十八两,我当了巡抚一年的俸禄也就一百余两,一头鹰,一只虎,靠这些俸禄也吃不饱啊,穿上这身袍服,你我哪个不是衣冠禽兽?” “你今天这么对我,明天就会有别人这样对你。”一旦整个王朝遭遇“小冰期”式的无法化解的政治经济危机,身处政治旋涡中的地方官员们就再也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无论怎样都难以自保。正如嘉靖帝死前说:“没有真正的贤臣,贤与不贤有时候也由不得他们。”
第六部分是“嘉靖倒严”。“严党”的最终倒台,同样是由明朝的政治经济危机所造成。在剧情逻辑上,嘉靖帝是通过对“毁堤淹田”事件的调查,意识到贪腐问题已经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才下决心“倒严”。值得注意的是,“严党”倒台的两个时间节点都和气象灾害直接相关。第一个时间节点——当嘉靖帝意识到“严党”尾大不掉,想要调查严嵩父子时,胡宗宪的一番陈词直接推迟了嘉靖帝“倒严”的时间表。胡宗宪说:“今年正月,鞑靼从河西渡冰河犯山西,顺天府百万军民缺粮,二月,山东济南府饥荒,三月,京师又饥荒,四月,山西又饥荒,五月,东川土司内乱,闰五月,江西流民叛乱,攻泰河,四川苗民叛乱,犯湖广界,本月,宁夏、陕西、山西闹地震,死伤军民无算,更何况,东南沿海战事,又已到了决战时刻,国事艰难如此,如果兴起大狱,牵及内阁和六部九司,我大明朝立时就大乱了。”一番陈词当中,除了外有强敌入侵,内部的饥荒等气象灾害,直接延缓了嘉靖帝的“倒严”安排。第二个时间节点——虽然嘉靖帝打击了“严党”,但当时并没有处死严世蕃,而是晚些时候才将其最终处决。剧中通过字幕交代:至嘉靖四十四年,多省灾情频发,国库益空,赋役益重,天怒人怨。徐阶、高拱、张居正策动御史再度上疏,该年5月嘉靖帝虽诛杀严世蕃等,天下不耻嘉靖已甚。可见,严世蕃等人的被处决和当时频发的气象灾害有直接关系,他们成为了嘉靖帝疏浚民愤的政治工具。因此,反观严世蕃这个人物,虽然他是整个剧中的最大反派,但也带有很强的悲剧色彩。在第12集,因为沈一石打着织造局的名义去贱买农民田地的事,嘉靖帝怒斥了严嵩、严世蕃父子。之后严世蕃对严嵩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词,把矛头直指皇亲国戚。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固然有“严党”中饱私囊的成分,可是能够成为国策,最终的决策者还是皇帝。整个王朝遭受了一系列气象灾害,粮食减产,内忧外患,皇族、官员、富商、农民等各个阶层的利益平衡被打破;而在重新分配利益的过程中,一定会产生激烈的政治纷争,以严嵩、严世蕃为首的“严党”也不过是气候变迁时代的另一群牺牲品而已。
在第七部分“迁宫事件”中,工部把大量查抄“严党”所得用在了修缮宫殿,彼时剧情再次提到气象灾害。7月,13省多处遭灾,秋收无收,漕银、漕粮不能按数上缴户部,官员欠俸欠上加欠。年底,京城众多官员的欠俸已经多达全年俸禄的一半以上,于是就有了“百官大闹广盈库”事件。直到海瑞上疏,海瑞痛陈朝廷流弊,指责嘉靖帝不上朝、不作为,直接把嘉靖帝推到了历史的法庭。嘉靖帝先是震怒,后来开始反思,发现海瑞的奏表虽然无礼,但却越看越觉得有道理。后问徐阶,为何群臣蒙蔽他这么久,无人直谏。徐阶以封建王朝的“君为臣父”伦理解释。当徐阶希望嘉靖帝重新振作、重整乾坤的时候,嘉靖帝一时激动地让徐阶给自己上药,想再有一番作为,然而毕竟年岁已高,沉疴已久、有心无力。由此可见,在主观意愿上,嘉靖帝并非刻意不关心国事,尤其比照后来的崇祯帝就不难发现,即便崇祯帝勤于政事,尽己所能地去拯救明朝,最终还是于事无补。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农业文明为根袛的封建王朝,根本无法应对“小冰期”气候变迁所带来的一系列气象灾害。
由此可见,气象灾害对明朝中后期历史进程的影响,在《大明王朝1566》中其实有着足够的呈现。那么,为什么明朝嘉靖年间的气象灾害如此之频繁?这都和“明清小冰期”这段特殊的气候历史周期息息相关。
三、“明清小冰期”:个人是气候的人质
“小冰期”( Little Ice Age) 的概念是由弗朗索瓦-埃米尔·马泰在1939年提出,最早用来描述“全新世”最暖期之后,自13、14世纪开始,在经历了一个相对温暖期,全球气温从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下降到一个周期性历史低点的过程。我国通常将15世纪后期到19世纪末的气候寒冷周期视作小冰期。由于这一时期恰好是明清时期,所以我国也称之为“明清小冰期”。
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对我国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迁进行了深入研究,建立了我国过去5000年气候变迁的基本模型,将5000年来的气候变化大致划分为4个温暖期和4个寒冷期。{8}这个模型也间接指出了我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和气候变迁的有机关联:在温暖期,一般都会建立起强大的中央王朝,彼时大多疆域辽阔;而在寒冷期,中央王朝的实力则大打折扣,边疆少数民族开始“兴盛”,来自外族的压力大增,大多数改朝换代,都是发生在气候变冷的低温区间。
虽然我们不能就此断言,封建中央王朝的兴衰完全是由气候变迁造成,但大多数改朝换代与低温区间的对应现象绝非偶然和巧合。明朝灭亡距今已有近 400年,但对其灭亡原因的探究,各家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除了将其灭亡的原因归结于政治腐败、吏治黑暗、农民起义、军事失利等传统观点之外,气候变迁也是这一系列现象背后的一个历史的基本驱动力。
“明清小冰期”的基本气候特点是冷暖变化和干湿变化异常,冬季十分寒冷,而夏季十分干旱,且洪涝灾害频发。古代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基调的农业文明,非常依赖稳定的气候条件,在气候变迁面前也非常脆弱。气温的持续降低和降水量的忽高忽低,使粮食等农作物生长的自然条件变得十分严苛,从而导致粮食等农作物的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对于农业文明而言是最为致命的打击。据史书记载,明朝中后期气象灾害爆发的频率在历史上也极为罕见,洪涝、干旱、地震、蝗灾等各种气象灾害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纷至沓来,破坏程度相当巨大。频繁的气象灾害,不仅导致农作物的大面积减产,畜牧业也受到极大打击,大量饥民出现。频发的气象灾害,也不仅导致明朝中后期难以进行正常的税收,而且还要被迫进行赈灾,这就使原本就十分空虚的国库面临高企的压力,于是朝廷不时地催征、加派税收,使农民更加苦不堪言。尤其在明朝中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普通百姓根本无法生存,于是就产生了大量的流民。流民一直是封建社会的一大不稳定因素,如果封建王朝不能采取及时有效的方法去化解,一旦流民和饥民结合,就会引发农民起义,导致改朝换代。
“明清小冰期”还造成外族不断侵犯中原王朝,这也是《大明王朝1566》中的另一重要元素。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因为是游牧模式,游牧民族完全靠草原牧草来维持生计。当气候进入寒冷周期,湿度降低,连年旱灾,导致牧草的生长受到很大影响,草原沙漠化现象严重。正是草原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必须南下掳掠才能获得生存机会,这就对中原的封建王朝形成了直接的威胁。努尔哈赤对明朝发动战争,就是为了掠夺资源,度过饥荒。
气候变迁引发的气象灾害,不仅对封建王朝的社会层面造成了影响,心理层面的影响其实更为深远。在传统中国,封建王朝极为重视气象灾害的发生,因为气象灾害对古人来说,在很多时候象征着“天谴”,是上天对人惩罚。任何朝代违背了天意,上天就都会以气象灾异的形式予以警告。如果天降异象,则往往被视作改朝换代的谶语。因此,每当气象灾害发生时,朝廷除了赈灾以外,皇帝往往还会下诏罪己,以示改过。明朝中后期频繁的气象灾害,无疑对社会心理产生了直接的、内在的影响,再加上政治腐败,普通百姓民不聊生,自然会把这些灾难归罪于封建王朝,归结为“天怒人怨”。
全球范围的人类历史一再说明,在工业文明到来之前,任何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封建王朝,对于“小冰期”带来的剧烈气候变化都是难以应对的。“小冰期”期间,全球各地发生的饥荒、战争和改朝换代之频繁堪称空前绝后,被西方学者称为“17世纪全球危机”:英国爆发内战,法国爆发宗教战争、投石党之乱,德意志爆发农民战争、宗教改革战争和三十年战争,俄国进入大空位时期,奥斯曼也爆发内乱,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朝的覆灭并不能简单归因于具体王朝模式的特殊性,特别是结合17世纪的全球史,明朝中后期,也就是《大明王朝1566》中的光影周遭,既不是个案,也不乏先例。
四、“明清小冰期”与20世纪中国的基本气质
在不可逆的气候历史进程中,“明清小冰期”在无形中成了农业文明下的中国古代史的天花板,为以小农经济为基调的我国农业文明锚定了历史的上限。在《大明王朝1566》中,从嘉靖帝到海瑞等“清流”,为了挽救明王朝的覆灭,所有基于农业文明的封建王朝伦理所做出的自我奋斗,在气候的大历史进程中,都如同螳臂当车,他们个人命运的悲剧感,也因此闪烁着格外迥异的美学光芒。而这不正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个人是历史的人质”等流俗所能阐释和事实上被盲区式功能性忽视的复杂历史面向吗?既往的理论范式、认知工具对《大明王朝1566》的解读和阐释,不仅完全没有考量到直接影响历史进程的气候变迁因素,也缺乏足够广阔的世界史视野,即便是在典型性、悲剧性等美学关键问题上,也太过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明清小冰期”这一特殊的气候现象加速了明朝的灭亡,也前所未有地放大了中国式封建社会治理的弊端,对中华民族的影响也极其深远,以至于后来的“康乾盛世”都不足以弥补这段历史的心理创伤,甚至到了世纪之交还在通过《万历十五年》中的“数目字管理”来完成心理补偿。1840年以来现代中国所遭受到的种种历史悲剧及其无力感,在从嘉靖、万历到崇祯年间都能找到相似的感受和体验。因此,《大明王朝1566》中的人世浮沉,其实是对晚清以降的一次绝望预演。
从《大明王朝1566》眺望未来,其草蛇灰线蔓延在清末民初、“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20世纪中国的基本气质,都飘散着来自明朝中后期的精神气息。特别是当下,在全球气候变暖似乎已经被坐实为“铁律”的现实语境下,我们将迎来的是不可逆的气候变暖,还是两轮“小冰期”之间的小“间冰期”?{9}其实在科学上,远未有确切的结论。但即便是前一种走向,由明朝中后期所标识的上一轮气候变迁,也依然会被不断追溯,同样会被不断重访的,还有在气候变迁周期的个人奋斗与历史进程之间所生成的人类情感、经验与美学等感性机制。
《大明王朝1566》在那个可预见的未来,注定还会被赋予今天所无法预测的重新解读和重新阐释。真正重要的问题是:面对那样一个未来,哪怕是在感性机制上,我们这个时代是否做好了应有的准备?
(中国电影资料馆2019级硕士齐思婕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⑥刘和平:《“无中生有”写大明》,《中华读书报》2007年1月24日。
{2}刘泽华:《<大明王朝>乃文学传神历史命运之笔》,新浪,http://ent.sina.com.cn/v/m/2007-01-14/19311409810.html
{3}梁光弟:《 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专题研讨会发言纪实》,新浪,http://cul.book.sina.com.cn/n/2007-05-30/15021690
18.html
{4}毛佩琦:《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专题研讨会发言纪实》,新浪,http://cul.book.sina.com.cn/o/2007-06-01/14251690
62.html
{5}曾庆瑞:《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专题研讨会发言纪实》,新浪,http://cul.book.sina.com.cn/n/2007-05-30/15021690
20.html
{7}杜高:《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专题研讨会发言纪实》,新浪,http://cul.book.sina.com.cn/n/2007-05-30/1502169019.html
{8}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第15—38页。
{9}孙萌萌:《从冰期预测到全球变暖假说——气候科学的议程转变研究(1960—1979)》, 上海交通大学,2018年7月25日。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谢选骏指出:元和秦都是“非中原”,西汉和明朝都是“流氓皇帝”,东汉和清朝都是“地方小贵族”——这就是谢选骏的历史眼光。
【10、气候变化对人类文化的影响和冲击】
2012年09月16日 科技日报
威尼斯恐难免海平面升高带来的影响。
建筑师文森特·卡勒博的作品《漂浮城市》。
空中俯瞰图瓦卢。
南极冰盖消融给企鹅的生存带来威胁。
气候变化可能让岛国居民面临流离失所的命运。
放置在德国柏林一座音乐厅台阶上的1000尊冰雕人像被炎炎烈日晒化。
纵观人类进程,气候变化催生、抚育、暂时中断甚至终结着人类文明,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的气候越来越反常,极端气候不断频发,威胁到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致使土著部落文化在遭遇泯灭,以及不断出现的气候难民在频繁迁徙中遗失着本民族的文化习俗。人类文化在潜移默化地遭受着气候变化巨大的影响和冲击。为此,文化界深刻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运用多种文艺形式作出积极响应;为避免人类未来陷入气候灾难之中,专家学者思辨东西方文化精髓,探寻应对气候变化的理念和思路,引领大众从高碳生活方式逐步向低碳蜕变。
气候变化对人类文化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给人类社会的经济、农业、工业、科技等领域都带来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由此也引发人类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变革,而对人类文化的牵动也同样如此。
人文科学将文化的定义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的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笼统而言,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
世界遗产直面威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0年11月宣布,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很多自然与文化遗产正面临着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该组织发布了汇聚来自世界各地50个专家的研究成果报告《气候变化与世界遗产案例分析》,其中列举了26个例子,详细阐述了气候变化给世界遗产带来的严重影响,包括英国的伦敦塔、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国家公园和澳大利亚的大堡礁。
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雨季和旱季的周期性变化、空气湿度的大小、地下水位高度的改变和土壤化学成分的变化都会影响到文化古迹。而北冰洋地区冻土的融化以及海平面的上升也会带来不利的影响。以秘鲁昌昌城为例,厄尔尼诺现象所造成的降雨量变化破坏了这个全球著名的土砖城结构;在欧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几个历史名城,气候变化导致的洪涝灾害和海水上涨对其的破坏也很大。洪水会引起土壤湿度增加,导致建筑物表面因盐分结晶增加而受到侵蚀,湿度的增加同时也容易造成地面隆起或下沉。
在全球气候变化下,保护文化遗产地尤其重要,原因是:一方面,由于气候变化而可能导致的个人生活方式和物质环境的快速变化将会使许多人感到不安,保护其珍视的物质和文化环境中有意义的部分,可以减少物质和社会变化所带来的心理冲击,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在自然和人为的灾难之后要选择重建他们所熟悉的环境。此外,在不安定时期,文化遗产对于维护人们的精神健康和生活质量也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许多世纪以来,很多因其文化意义被珍视的传统建筑形式适应了气候状况,优化了能源使用。如果对这些建筑加以保护,人们可以在能源变得昂贵且不足的未来再次使用这些对策。传统的中国四合院可作为一种都市高密度下的居住模式,是一个低能耗和提供可接受的生活质量的例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了两个主要策略:一是减弱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对遗产地进行监测并使其适应气候变化,因为尽管极端的气候状况给文化遗产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但是给文化遗产带来的潜在威胁大部分来自气候的逐渐变化。二是让气候变化相对稳定。《气候变化地图集》的主要作者之一、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的研究员道宁说,以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和埃及城市亚历山大为例,要在50年到200年内减轻海平面上升对这两处文化遗址的影响,而如果海平面上升50厘米,带来的危害将是毁灭性的,到那时人类不得不彻底放弃这两处世界遗产,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让气候变化趋于稳定。但保护世界遗产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需要很大的开销,并非易事。
土著部落文化在遭泯灭
在全球范围内,气候变化趋于严重,气温越来越高,季节性的干旱、洪水及飓风也在不断反复之中,很多靠天吃饭的土著部落已苦不堪言,在挣扎中与适应中求生存,许多部落成员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食物危机、家园被毁,以致到了走头无路的境地。生存岌岌可危,亟待世界各方援手救助。
人类学家们担忧,大量土著部落将失去自己的传统习俗、文化艺术及语言,他们的文化将消亡。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高级顾问冈萨洛—奥维多指出,有的地方,人们为了保存自己的文化习俗而不得不迁移,但有些偏远地区的小部落将会灭绝。由于四周的土地都被日益增长的人口所占据,有些气候难民不太可能移居,现在只能被迫囚居在一个地方,等待灭亡。
例如,巴西亚马逊河流域的卡玛于拉部落生存面临困难。几个世纪以来,丛林湖泊及河里的鱼是该部落居民的主食,而大面积砍伐森林和全球气候变化使亚马逊河流域越来越干燥炎热,同时鱼类资源的消失让该部落面临生存危机,很多孩子只能靠吃蚂蚁填饱肚子。该部落成员们居住在兴谷河国家公园的中央,这里过去被茂密的热带雨林所包围,而现在四周的森林日渐被砍伐,逐渐变成农场,使该部落成员无处可去。
而北极地区居民更面临无路可走的威胁,因为以前的道路都融化了。美国阿拉斯加地区的爱斯基摩人部落正日益消失,因为冰川在融化,海平面不断上升,没有了冰层,爱斯基摩人很难捕到海豹,而海豹是他们的主食。有些爱斯基摩人正在起诉污染者及发达国家,并要求他们赔偿。英国牛津大学环境变化研究所研究员桑顿博士说:“爱斯基摩人自己知道,他们并没有破坏环境,来自工业国的污染正威胁着他们的生活方式。”
气候难民遗失本族文化习俗
全球变暖效应对许多岛屿国家和生态脆弱的地区影响最为严重,威胁着当地居民的生存,造成大量气候难民。气候变化会使不堪忍受恶劣环境的人们背井离乡,移居异地,而有可能会给新进入的地区在粮食、土地等资源方面带来影响甚至引发冲突,这会影响到气候难民的社会经济结构及生活方式,而在变迁之中逐渐遗失了其本族的文化习俗。
由于一场有史以来浪峰最高的潮水致使图瓦卢的许多居民无家可归,当地政府2000年2月向新西兰发出请求,希望能够接受3000名图瓦卢居民前往定居。2001年12月,该国领导人宣布放弃其祖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因海平面上升被迫撤离家园的国家。
而更加不幸的是,其他低地岛国,如基里巴斯、库克群岛、瑙鲁和西萨摩亚等国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在斐济首都苏瓦附近的图古鲁村落,其家族祖坟以前在大树的荫蔽之下,而如今墓穴和墓碑已淹没于水中,村里上年纪的老人说,“那本来是村里像圣地一样的地方,是社区的中心”。2005年,在瓦努阿图叫“Lateu”的小岛上,100多个居民拆掉他们居住多年的木板房,搬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以适应变化。该国土地资源部总司长如塞尔·纳瑞说,南太平洋岛国大多依赖旅游,对太平洋原始生态的任何破坏都会减少游客数量,而且旅游的基础设施一般沿海岸分布,海水上涨已经使之非常脆弱;极端的天气还使渔业和农业受到影响,直接打击人们的生活。
文化界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反响
气候变化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直接而细微的影响似乎还很难直观明确地显现,而对于世界各地的文艺工作者来说,向大众传播气候变化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低碳理念与己相关,可谓充满挑战。
文艺作品以科学观点为依据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话题,文艺作品都离不开关于“人”的故事,气候变化也不例外,而且要表现出气候变化对人及其生活的影响力度,特别是要充分展现世界各地人们的生存空间、思想状态、日常生活等方面内容。
而艺术不能凭空毫无依据地想象,很多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艺术作品的共同特点都是以主流科学研究结果为依据,甚至将其作为核心理念。由此,这类艺术作品及相关活动被强烈地打上了科学的烙印,如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电影《后天》等。
主要体现在,首先,把第四次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提出的“全球气候趋暖,90%以上的可能是由于人类生活与能源消耗造成大量温室气体排放所致”的观点作为基石;其次,科学家称若全球气温升高幅度超过工业化之前水平2摄氏度,人类将面临更多极端气候,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会受到影响,一些岛国会被淹没的推断;再有,温度的变化速度将超过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使更多物种面临灭绝威胁的科学推论。
然而,艺术与科学不同,科学基于人类的理性反映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艺术则藉助人类的感性反映客观和主观的世界。由此,通过大量的文化艺术作品,可以感受到人们对气候变化现象的深刻反思。
应对气候变化的文艺作品及活动
迄今,反映气候变化的文艺作品及活动越来越多,并以各种形式呈现,如书籍、艺术展览、影视剧作、音乐等,再现气候危机下人们生存环境的现状,采取大场面放大人类末日的演绎手法,给人以心灵上的震撼与冲击,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1)纵深视角:审视气候变化的历史、现在和未来
2008年12月,美国剑桥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博士布赖恩·费根出版的《大暖化气候变化怎样影响了世界》,用散文式的笔触探讨了公元10世纪到15世纪前后地球经历的一场大暖化战役,讨论了气候变暖对于社会、经济、政治、国际交往等关乎人类文明与历史进程问题的巨大影响,希望当代人在面对日益暖化的环境时能从历史中获得经验教训,用大视角、全局观把握社会发展的命脉。
英国18世纪至19世纪诞生的最伟大绘画大师透纳的很多作品反映了当时所生活的自然气候和环境,这为后世学者研究那时英国乃至欧洲的气候和自然环境提供了素材和佐证。2009年5月为配合“泰特美术馆藏透纳绘画珍品展”在北京开展,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艺术看气候”讲座。
2006年,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的畅销书《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在北美把“全球气候变暖危机”这个话题推到公众面前。该书从保护环境角度向读者展示了大量有关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危害且无可争议的事实,相关证据由300多页来自现实、富有感染力及冲击力的精美图片和简洁文字构成,令人直面生态浩劫真相。同年,此书被改编成同名纪录片,在美国及全球上映。片中巧妙地把全球变暖的种种自然现象与戈尔的个人历史及其长期以来致力于警示和改善全球变暖现象的行动交织在一起,给人强烈的震撼。
《100个即将消失的地方》一书是由来自丹麦著名策划团队Co+Life A/S公司策划编著。其以简明生动的文字和绝美的独家照片,讲述了全球气候变化给地球上100个地方造成的巨大威胁。该书指出,如果人类没有相应的行动,只要世界平均气温上升2摄氏度,从威尼斯、巴黎到曼谷、东京,从好望角、爱琴海到天山冰川、亚马逊雨林,都将面临灭顶之灾,那些美丽的自然风光,那些悠久的文明古城,那些与人类长期为伴的物种,都将不复存在。
2004年,美国公映的最早且最轰动的电影《后天》,题材源自美国国防部一份机密报告,其中提到全球气候变暖在未来20年内将引发人类浩劫。这部科幻灾难片,场景震撼人心、发人深省,生动描述了温室效应因无法遏制而将地球迅速拉进下一个冰河时代的过程,整个北半球陷入了暴风雪、龙卷风、海啸、地震等各种灾难之中。
2010年5月,德国汉堡艺术与工艺美术博物馆举办了名为“气候胶囊”的展览展示了人类在洋面升高的海洋城市和其他人造的封闭式环境下的生活状态,探寻各种为气候难民逃离厄运而打造的庇护所或生存方式。
(2)横向剖析:反思“自然与人”的关系及人类行为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内容涉及气候变化、风险与危机,绿色运动及其未来,国际谈判、欧盟与碳市场,气候变化的地缘政治学等内容。该书被认为“注定要成为这个领域的经典作品”,将引起关心人类文明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气候变化危机的所有人的重视。
美国艺术家凯特·马克多威尔在《人与自然:气候变化年代下的艺术》展中,用模糊人与自然的界限的方式表现了拟人化的腐烂动物死尸。选择用陶瓷作为这些作品的材料更为此主题加上了脆弱的意象。他认为,在作品中这些浪漫的念头来自于自然世界和我们当前对环境影响的冲突。
2009年9月2日,由巴西艺术家内莱·阿泽维多创作、放置在德国柏林一座音乐厅台阶上的1000尊冰雕人像被炎炎烈日晒化。德国野生动物基金会举办这一活动的目的是想提醒人们关注与地球上所有生命都息息相关的气候变化。
(3)参与互动:采取多种活动形式传播理念
如果人们能够感觉到或是能看到气候变化,要比阅读大量的科学资料来得更清楚明了。2010年11月初,英国瑞德·瑞德普新游戏公司推出电脑游戏《世界的命运》,其取材于真实世界中的气候模型、英国极地探险家潘·哈多的见闻,以及美国和英国的一批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研究等。游戏中可以通过降低碳排放的方式拯救地球,反之,如果气温不断上升,地球则会被洪水、干旱和火灾毁灭。环保人士称其为“能令更多人关注和了解气候变化的好帮手”。
2009年11月2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联合国2009年第五次气候变化谈判会议现场外,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巴塞罗那举行了环保主题的戏剧表演,演员们用艺术手段呼吁:拯救地球,警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刻不容缓。
音乐可谓世界通用语言,可以跨越文化、世代、宗教和种族差异。一首歌曲或者一位艺术家确实比任何一位政治家或世界领导人更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信息或发起运动。欧盟委员会与MTV全球音乐电视网于2009年7月15日在布鲁塞尔联合启动“行动起来阻止气候变暖”宣传活动,旨在让年轻人了解气候变暖的危害,动员他们行动起来为阻止气候变暖贡献力量。
引发生活方式的改变
都说低碳生活方式可谓地球的退烧药,而现实中人们由高碳向低碳生活方式改变的步履缓慢,阻碍人们行为滞后的观念误区主要表现在:应对气候变化是政府、科学家的事,与己无关;高品质生活要通过过度消费来满足;低碳生活等于贫困,过苦行僧的日子,意味着要重回过去物质生产能力低下的时代等等。
针对这些问题,很多专家和学者开始反思,质疑广泛在西方发达国家所倡导的过度消费观念。然而,这种高增长、高消费的发展模式在过去几百年内传播至发展中国家。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强烈反对改变引起气候问题的消费和生产体系,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人士也不愿改变其从发达国家借鉴过来的模式,致使全球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过程中出现瓶颈。
首届“柯布共同福祉奖”获得者、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指出:如果有人满脑子资本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但仍然要做环保主义者,这是绝不可能的,而这些恰恰是环境问题的根源。现在很多社会问题、精神问题、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都在于“灭天理纵人欲”及以此拉动的所谓消费和生产。显然,地球“生病”是因为人“生病”了。人们对自然认识不足、对现代化认识不足。环保之路可以从发掘古老文化底蕴中找寻出路,而东方“天人合一”为特征的古老智慧为应对当今世界环境危机提供了新的视角。人类社会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把自然当做人类经济系统的一部分,人与自然血脉相连。环保最主要的是减少对自然的消耗,同时顺应自然。如果能再次形成这样一种社会风尚,环保才会有效。
如果原来地上干干净净,保持干净就比较容易;但如果有人扔了一颗烟头,很快就会有第二、第三颗,假如一直没有打扫的话,人们就会自暴自弃让其脏到底。这就是“破窗效应”。正如人类给地球的气候所带来的影响,大多数人依旧短视,或是选择性失明,无所作为,任凭环境一天天恶化……到现在就形成了“破窗效应”。也许,每个人心里都会有无力感,想做些什么却又觉得自己的能力微乎其微,做与不做似乎没有区别。但是,正如一件事情有正面必有其反面,“破窗效应”亦是如此。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曾指出,环保已不是某个政府的决策问题,而应是需要所有地球人共同面对,这属于每个人的道德范畴。
现在世界上有个“把二氧化碳带回家”的运动,即强调“个人的碳责任”。例如,2006年底欧盟提出要对进出其境内的民航飞机实施废气排放控制,其实就是缴纳“二氧化碳污染处理费”。这也意味着,今后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污染行为埋单。
气候变化影响人类文明进程
文明是文化的历史积淀,而气候变化推动了人类的进化,也孕育了人类文明。人类文明从农耕时代发展至今,与气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气候未必能决定人类文明,却可以改变人类文明。由此,气候是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
2006年11月英国科学家、东安格利亚大学的尼克·布鲁克斯博士指出,数千年前的剧烈气候变化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例如,早期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南亚、中国和南美洲文明都出现在6000至4000年前,那时由于地球公转发生不匀变化,引起全球季风改变,导致气候干旱。没有几千年前的这次急剧气候变化,人类今天可能还只会从事农耕、放牧、狩猎和采集。其实文明并非是人类的自然状态,而是人类在适应气候恶化过程中的意外结果。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科学系教授、气候学家王绍武指出,气候变化或突变影响古文明的发展,这是有可能的。综合分析历史学、考古学及古气候学证据,已证明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及黄河流域先后发生了气候突变,并可能对文明的衰落或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中华文明的发展与气候变化,特别是气候突变有密切关系。许多历史事件的产生也与气候的变化息息相关。美国女作家劳拉·李最新出版的书《该由暴风雨负责》探究了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天气变化如何多次改变人类历史进程。她列举了西方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战役之一1588年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是由于当时的气候和风向助力英国所致。
2010年5月26日美国一家报纸发表文章指出,气候变暖可能导致人类文明的局部停顿,并将最终导致人类文明灭亡。而王绍武强调,气候变化可能是柄双刃剑。一方面,气候变化会打击农牧业生产,甚至摧毁古文明。另一方面,气候变化也可能使农民破产,进入城市成为劳动力;气候变得严峻,也促进农业和畜牧业得到发展,还可能促使游牧民族向富饶地区移动。世界上古文明最早在大河两岸发展就可能与此有关。
气候变暖问题,由于其全球性、长期性、综合性和不可逆性以及与其他生态环境问题的关联性等,成为当前人类面临的诸多生态危机中的重中之重。人类应从自身文明发展的高度和广度上,对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对工业社会进行改造,才能真正走出气候变暖危机的困境。
谢选骏指出:改造无济于事,只有文明崩溃,困守其中的人们“才能真正走出气候变暖危机的困境”。
【11、气候变化对中国朝代变迁的影响】
2015-07-20 费可测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当我们驻足欣赏历史的遗址时,不免感叹世事无常。而文明的兴衰,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譬如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等,气候变化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
历史上无比璀璨的玛雅文明,在公元9世纪中期迅速衰落,大量城市被废弃,许多伟大的建筑就此隐没在丛林中。虽然史学界对此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但一般认为当时的玛雅环境出现恶化,并发生了几次十分严重的干旱,这是十分重要的诱因。与此同时,曾经辉煌的唐朝也走到了它的尽头。Gerald Haug对中国湖底沉积物的研究表明,这一地区也经历过一次历时长久的干旱,时间与中美洲一致。他认为热带降雨传送带的变迁是罪魁祸首,令太平洋两侧的文明不约而同地分崩离析。
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而农业向来是靠天吃饭。即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不期而至的洪水或干旱都能给农业带来巨大损失,而在落后的古代,一次天灾即可让土地颗粒无收。倘若是盛世,还能依靠中央政府赈济救灾;若在王朝末期,就很可能发生“易子而食”的惨剧了,而起义和战争也不可避免。
香港大学的章典利用高分辨率气温资料和中国古代历史事件的时间作对比,揭示了一部分与气候有关的社会和历史规律。
图a是公元850-1980年北半球20°N以上的陆地温度距平,不同颜色代表着不同数据资料,黑色粗实线是资料平均。图b是同一时期的战争数,蓝色代表总频率,浅红代表反叛战争的频率。图中阴影部分代表的是冷期,其定义是温度距平低于-0.35°C。
图b中可以看到有三个极高频战争时期,分别是元末,明末和太平天国时期,恰好都对应着三个冷期。此外的10次高频战争时期(每10年大于25次战争)中只有两次位于冷期之外(都位于16世纪)。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在冷暖期时间尺度上战争总数与平均温度距平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可以达到-0.664。在公元850年以来的7次国家大动乱都发生在冷期中,而24次王朝的建立和灭亡的事件中,只有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建立,及西夏的建立发生在暖期中。而元亡明立两次事件正是冷期元末农民起义的结果。8个冷期有7个导致朝代的建立和灭亡及国家大动乱。
具体来说,在暖期的时候中国夏季风强盛,多为暖湿的气候条件,农业得到充分发展,人口增加;到了冷期,冬季风强大,气候干冷,很可能伴随着长期的干旱,农业因此凋敝,而之前暖期增加的人口也加剧了生活用品的短缺,引起了社会矛盾的激化,表现为战争和社会动乱,最后再通过改朝换代来缓解矛盾,尤其是人口矛盾。
从宏观上来说,气候变化是影响中国古代战争、社会动乱和朝代更替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气候变化存在冷暖和干湿交替的循环,因此农业社会的演化也遵循这一演变规律,从而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着循环的模式。
谢选骏指出:朝代循环是天体运行的体现——这就是天命观念、天子思想的来源。
【12、气候变化毁灭了伟大文明?】
果壳网 2013-12-05 文/Michael Marshall
特洛伊城,如今仅存废墟。然而,打败了特洛伊人的希腊迈锡尼文明,在战后不久也开始崩溃。罪魁祸首,可能是一次气候变化。
公元前1200年,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海伦,被特洛伊的帕里斯拐走了。一支超过1000艘战船的希腊舰队动身追赶。漫长的战争过后,阿喀琉斯等诸多英雄领导希腊,打败了特洛伊。
至少,大约4个世纪后的诗人荷马,是这样讲述的。不过,荷马书写的不只是远早于他那个时代的事件,还是在描述一个失落已久的文明。阿喀琉斯和他的同胞,都属于第一个伟大的希腊文明。这个好战的文化以迈锡尼为中心,崛起于公元前1600年前后。
到了公元前1100年,特洛伊战争的硝烟散去还不久,希腊的很多城市和定居点便已经遭到了破坏或遗弃。幸存者们回归到更加简单的田园生活当中。贸易逐步走向了停滞,书写之类的技能也被遗忘。迈锡尼人使用过的B类线形文字,直到1952年才再次被解读出来。
到公元前800年前后,这一地区才渐渐恢复了元气。希腊人吸收了腓尼基人的书写文字,伟大的城邦国家雅典和斯巴达崛起成为强权。“那次崩溃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因为它孕育了两个重要文化,”人类学家布兰登·德雷克(Brandon Drake)说,“就如同凤凰的浴火重生。”第二次文明时期被称为古典希腊时期,其光芒令前一个时期黯然失色。它的光荣仅仅持续了几个世纪,其公民思想却影响深远。我们至今仍被他们的遗产所环抱,不论是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数学,还是民主思想。
然而,是什么造成了迈锡尼文明的崩溃,由此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根据最新的证据,那是一次气候变化。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文明的宿命被认为与气候变化有所关联,迈锡尼文明只是其中之一。看起来,如果未能得到合适的应对,气候的剧变足以摧毁整个社会,而较小的变化则会带来动荡和战争。
气候变化击垮整个文明的想法,已经出现了超过一个世纪,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当研究者利用埋藏在湖底或者封固在钟乳石中的线索,研究出气候发生过怎样的变化之后,这一想法才获得了坚实的证据支持。美国耶鲁大学的哈维·维斯(Harvey Weiss)从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帝国之一 ——阿卡德帝国的崩溃入手,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阿卡德帝国发源于中东的新月沃土,这片农田肥沃的地带历经许多个世纪,发展出了发达的区域文化。公元前2334年,萨尔贡出生于城邦国家阿卡德。他最初是一名花匠,被安排负责清理灌溉渠,后来夺取了政权。他没有就此满足,又征服了很多临近的城邦国家。萨尔贡建立的帝国在他死后兴盛了接近一个世纪,继而崩溃。
在如今的叙利亚挖掘之后,维斯发现,尘土堆积表明该地区的气候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突然变得干燥。干旱可能引发饥荒,他指出,这解释了那个时候,人们为什么会抛弃重要城市(参见《科学》,261卷,995页)。当时的一本名为《阿卡德的诅咒》的著作中,确实有一段严重饥荒的描述:
建城立邦以来的第一回,
广袤的农田颗粒无收,
浩渺汪洋里不见鱼的踪迹,
浇灌过的果园产不出果汁与琼浆,
乱云攒动却没有雨珠落下,连树木都不再生长。
在那时候,一谢克尔只能换来半夸脱油,
一谢克尔只能换来半夸脱粮食……
所有城市的市场里,价钱都是这样!
睡在房顶上的,死在了房顶上,
睡在屋里的,没人去埋葬,
人们在饥饿中倒地身亡。
维斯的研究很有影响,但缺少证据。200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彼得·德曼诺克(Peter deMenocal)发现了更多证据。根据当代可追溯到1700年的记录,他的团队证明,当地的两条大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量与北大西洋的情况存在联系:较冷的海水会改变天气系统的路径,从而减少当地降雨量。接下来,他们发现,就在阿卡德帝国崩溃前夕,北大西洋变冷了(参见《科学》,288卷,2198页)。“令我们惊讶的是,就在阿卡德帝国溃亡之时,我们找到了这一重大的信号。”
玛雅
很快人们就弄清楚了,重大气候变化与其他数个文明的过早灭亡恰好同时发生。其中,玛雅是气候引起衰落的典范。公元前2000年左右,玛雅文明在现今的墨西哥和中美洲崛起。他们的农民种植玉米、南瓜和豆类。美洲文明中唯有他们发明了书面语言。玛雅文明延续了上千年,在公元250年至800年达到顶峰——当时他们修建了城市和巨大的阶梯式金字塔。
接着,玛雅文明便崩溃了。很多了不起的建筑在被遗弃后没入了丛林。不过,这个文明并没有完全消失——玛雅族裔及其文明的元素,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数个研究证实,在玛雅文明衰落之时,发生过数次旷日持久的干旱。2003年,瑞士苏黎世联邦工学院的杰拉尔德·豪格(Gerald Haug)发现,情况比这更糟。他按照年份顺序对湖底沉积物所做的重建表明,公元550年至750年之间,降雨是充沛的,这或许造成了人口增加,并在721年前后促成了建造纪念建筑的高潮。但是,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不仅出现了几次延续数年的严重干旱,即使在旱灾之间的年份里,降雨量也小于正常值(参见《科学》,299卷,1731页)。在这场年深日久的干旱期当中,纪念建筑的建造在830年前后停止,不过一些城市仍延续了几个世纪。
玛雅文明,于公元250年到800年达到顶峰,接着便崩溃了。这些神庙建成不久便被遗弃,原因可能是持续一个世纪之久的干旱期。图片来源:forwallpaper.com
证据越来越多,但仍有人反对气候变化影响文明命运的想法。“对于承认气候在人类历史中起到过作用,考古圈子里有很多人真的是很谨慎,”德曼诺克说。
这种不情愿多半出于历史原因。在18和19世纪,考古学家主张,一个社会所处的环境塑造了它的特征,这种想法被称为环境决定论。他们声称,热带温暖而可预测的气候滋生懒惰,而寒冷的欧洲气候产生了智力和强大的职业伦理。这些想法往往被用来为种族主义和剥削辩护。
可以理解,现代考古学家反对任何与环境决定论类似的想法。同在瑞士联邦工学院的伍尔夫·宾特根(Ulf Büntgen)说:“这是个非常微妙的问题。”他的工作表明,西罗马帝国的衰落与一段时期内极为多变的天气有关。“这个领域的发展真的很慢,因为人们害怕做出大胆的言论。”
然而这种抗拒态度其实并不合适,德曼诺克说。今天没有人宣称气候决定了民族的性格,只是认为它为人们能够做成的事情设定了一个限制。气候不够理想,生产出来的食物就少。这样的变化也可能引起蝗虫或者其他害虫的爆发,以及流行病在被饥饿损伤了体质的人群中传播。当一定的人口规模和生活方式难以为继时,结果便有可能是崩溃。“气候并非决定因素,但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的德雷克说,“它能成事,也能败事。”
有些人认为,哪怕这个观点也过于简化了。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研究文明崩溃的卡尔·布策尔(Karl Butzer)认为,气候的作用被夸大了。他说,是社会应对危机的方式,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事情搞砸是因为制度的失败。”以阿卡德为例,布策尔说,并非所有的记录都支持大旱灾的观点。
不过,玛雅那边的证据很有说服力。2013年,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埃尔克·罗林(Eelco Rohling)利用湖底沉积物和钟乳石同位素比率,计算出了降雨量是如何变化的。他的结论是,在那场旷日持久的干旱期,年降雨量下降了40%,开放水源因此干涸。这对玛雅有着严重的影响,他说,因为地下水位过低,事实上根本无法开采。
所以说,享受了一个世纪的充沛降雨之后,玛雅人忽然间面对着一个世纪的低降雨量。他们如何在这种情况下避免饥荒和人口下降,目前还不清楚。哪怕在今天,我们对抗恶劣气候的能力依然有限。沙特阿拉伯通过抽取沙漠里的深层地下水和资助农民,勉强实现了小麦自给,但是现在该国并不鼓励农业人员保存剩余的水。在有着足够灌溉用水的干燥地区,土壤中积累的盐分是个严重问题,对于很多古代文明皆是如此。如果说,我们拥有了那么丰富的知识和技术,当代的农民还要仰赖气候的恩泽,那么古代的农民又有多少胜算呢?
希腊黑暗时代
尽管很多考古学家仍犹疑不决,潜在的例证却还在增加。迈锡尼文明是其中最近的一个。它的衰亡原因引起过许多争论,最为流行的解释之一是,神秘的“海上民族”的一系列入侵和攻击。不过,2010年一项在叙利亚针对河流沉积物的研究表明,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850年发生过一次历时很长的旱灾——恰逢所谓的希腊黑暗时代。2013年,德雷克分析了数个气象记录,得出结论称这一时期地中海变冷,很大的一片地区蒸发量和降雨量都减少了。
不仅如此,地中海周围的数个其他文化,包括赫梯王国和新王国时期的埃及,也与迈锡尼文明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崩溃了——这一现象被称为青铜器时代晚期崩溃。所有这些文明都没能处理好变化的气候吗?还是说海上民族的入侵才是真正的问题?前因后果也许比较复杂:被饥饿削弱的文明可能容易遭受外敌的侵害,而那些入侵者自己可能也是受变化的气候所迫而迁徙。也可能一个文明的崩溃会对它的贸易伙伴造成连锁效应。
另一个令人震惊的巧合背后,可能隐藏着更大尺度上的气候变化。公元900年左右,正当南美洲的玛雅文明每况愈下之时,中国的唐王朝也在失去对局面的控制。在巅峰时期,唐朝统治着超过5000万人口。雕版印刷术表明,书面文字,尤其是诗歌,在当时被广泛传阅。但是在节度使篡夺了中央的权威之后,唐朝灭亡了。
由于这两个文明并非贸易伙伴,显然不存在连锁效应。豪格主持的一项对中国湖底沉积物的研究表明,这一地区也经历过一次历时长久的干旱,时间与中美洲一致。他认为,热带降雨传送带的变迁是罪魁祸首,令太平洋两侧的文明不约而同地分崩离析(参见《自然》,445卷,第74页)。
世界上有许多古代文明,在崩溃前夕遭遇到了气候变化。这或许不只是巧合。
不过,批评者举出了气候变化没有引起崩溃的例子。“在阿兹特克帝国时期,有过一次见于文献的旱灾,甚至饥荒,”美国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加里·费因曼(Gary Feinman)说,“这些事件造成了困难甚至饥荒,但并没有引起总体的崩溃。”
意识到关于文明崩溃的案例研究不足以平息争论之后,香港大学的章典(David Zhang)从2005年开始探寻更宏大的模式。他从中国王朝的历史入手。从公元前2500年到20世纪,一系列像唐朝那样强大的帝国统治过中国。所有这些帝国最终都毁于内乱或者入侵。
在对照了过去1200年的气候记录与中国王朝战争的时间表之后,章典发现它们之间的契合程度令人震惊。大部分王朝更迭和社会动荡,都发生在气温低了十分之几度的时候。较温暖的时期更加稳定平和(参见《科学通报》,第50卷,137页)。
三十年战争
章典逐渐建立起一个更加细致的图景,表明气候较冷的时候,收成下降,人口减少,战争则更加常见。他研究的15场战争中,12场爆发在较为寒冷的时期。接下来,他考察了欧洲、亚洲和南部非洲1400年至1900年之间的战争记录。同样,气温较低时,战争更加频繁。较冷的时期也出现了较高的死亡率和人口下降。
这些研究暗示,气候可能对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问题在于证明。万一战争和崩溃只是经常与气候的变迁恰好重合呢?这证明不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一直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德曼诺克说,“这种想法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为了让研究工作超越简单的统计,章典开始研究1500年至1800年的欧洲史。在17世纪中叶,欧洲突然进入了所谓的“普遍危机”(General Crisis),时间与被称为小冰期的寒冷时期恰好重合。当时爆发了包括三十年战争在内的多场战争。章典分析了涵盖从人口和迁徙到农业产出、战争、饥荒和流行病在内的所有详细记录,以期识别出因果关系。比如说,气候变化是不是影响了农业收成,继而影响了食物价格?食物价格抬升可能会造成饥荒(这能通过民众平均身高的降低揭示出来)、流行病和人口下降。较高的食物价格还可能造成人口迁徙和社会动荡,甚至战争。
接下来他进行了被称为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所有疑似原因都发生在疑似结果之前,而且每一个原因都造成了同样的后果。格兰杰检验并非因果关系的决定性证明,但是在缺乏不同气候条件下历史重演的情况下,它能够提供可能的最有力证据(参见《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108卷,17296页)。
这篇论文并未击退批评者。比如,布策尔就宣称,它所依据的人口资料并不可靠。不过其他一些人对此印象深刻。“这确实是一项了不起的研究,”德曼诺克说,“看来他们确实下了一番工夫。”他补充说,这样细致的分析只可能针对较晚的历史,因为更古老的文明留下的记录也较少。所以说,尽管进一步的研究应该会揭示过去气候如何变迁的更多细节,但是这些变化对社会能够造成多大的影响,还将是未来几十年的争论议题。不过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变化的气候真的影响深远。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表面看来,事情并不是太糟糕。对过去的文明造成伤害的往往是寒冷。况且,对过去一个世纪的研究发现,冲突与气候变化之间几乎没有关联。“工业化社会在变化的气候条件面前已经更加强健了,”德国汉堡大学研究气候变化影响的尤尔根·舍弗兰(Jürgen Scheffran)说。
另一方面,我们正在触发几百万年以来最为极端的变化,而食物产量似乎比气温更加重要。当这颗星球升温时,粮食产量预计一开始会提高,但在升温超过3℃时便会开始下降。这个转折点也许已经不太远了——到2060年,全球平均气温就可能升高4℃。我们已经见识过地区粮食生产遭受热浪的打击,比如2010年发生在俄罗斯的那次。这种极端炎热,人们曾经预期,要到本世纪末才会出现。
我们这个社会的互联互通也并不总是好处。它可以传递冲击——2010年的热浪就造成了全球粮食价格的飙升,2013年美国的干旱也有着类似的效应。现代社会的愈加复杂,也许让我们变得更加容易崩溃了,而不是相反。
当然我们有着一项巨大的优势——与迈锡尼人和玛雅人不同,我们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未雨绸缪,而且如果行动及时,我们也可以减缓变化速率。只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两件事情我们都还没有开始着手。
编译自:《新科学家》,Climate change: The great civilisation destroyer?
扩展阅读
高棉
以今天的柬埔寨为中心的高棉帝国,建立于公元802年。它在12世纪修建了令人震惊的吴哥窟,用于供奉毗湿奴。
我们现在知道,与长久以来的认识不同,吴哥窟并不是一座孤零零的建筑。它是一座方圆1000平方千米的热闹城市的中心,周边还有更加辽阔的郊区。在工业革命之前,吴哥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然而,在1431年,它遭到了洗劫和遗弃,只除了那座当时已经被佛教徒占领的庙宇。
吴哥窟并不是一座孤零零的建筑,而是一座方圆1000平方千米的热闹城市的中心。然而,在1431年,它遭到了洗劫和遗弃。图片来源:hittheroadtours.com
是什么让高棉人抛弃了他们的大都会?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布兰登·巴克利(Brendan Buckley)的说法,季风的变化是一个影响因素。巴克利根据树木年轮,制作了一份从1250年至2008年季风降雨的年度记录。他发现,14世纪后半叶中期,季风较弱,随后在15世纪早期,发生了一次短暂但严重的旱灾,那正是在吴哥失落前夕。还有几年季风强势回归,带来了严重的洪水。
和很多南亚社会一样,高棉依靠季风来浇灌庄稼。运河与水库将水导引到吴哥的农场和家庭。那里的很多地方,如今被洪水带来的沙土和砾石所覆盖。巴克利证明,至少一条隧道内的沉积物,可上溯至吴哥崩溃的年代。在那样一个水源已经变得有限而不可预知的年代,这种破坏愈发增大了管理供水的难度。
莫切
公元300年至500年,一个叫做莫切的民族在秘鲁海岸兴盛起来,建立了城市。他们的农民修建了灌溉运河网,种植玉米和利马豆。他们自诩其都城华卡德索尔是美洲最大的土砖构造。
他们有些人在当时堪称巨人,身高可达180厘米。这些人可能要在仪式中扮演“跪武士”的角色,最终被献祭给神祗。然而在560年之后,莫切文明开始衰落。当他们在公元600年前后抛弃沿海的城市迁往内陆时,他们的灌溉运河已经被沙丘所覆盖。
他们的衰落可能由气候变化引发。对冰芯的研究表明,大致在那个时期,发生过一次格外强烈的厄尔尼诺周期,造成了强烈的降雨和洪水,之后则是漫长而严重的干旱。
谢选骏指出:气候变化不仅毁灭了伟大文明,气候变化也催生了伟大文明。例如《商汤祷雨》所记——
《商汤祷雨》是东晋文学家干宝所作的一篇散文。
作品原文:
汤既克(1)夏,大旱七年,洛川竭。汤乃以身祷(2)于桑林,剪其爪(3)发,自以为牺牲(4),祈福于上帝。于是大雨即(5)至,洽(6)于四海。
词句注释
(1)克:攻下据点;战胜
(2)祷:宗教徒或迷信的人求神保佑
(3)爪:指甲
(4)牺牲:古指为畜
(5)即:就;便
(6)洽:广博;周遍
白话译文
商汤战胜夏,大旱了七年,洛水枯竭。汤就亲自祈祷于桑林,剪下的指甲和头发,把自己作为祭祀宰杀的牲,向上帝求福。于是大雨来临,遍及四海。
作品鉴赏
成汤究竟是在哪个地方祷雨历史上没有一个定论,但是吴家寺人确信当年商汤就是在这里祷雨的。
相传,商汤还没有建立商朝的时候,豫东这一带遭遇大旱。一般说来,在出现自然灾害的时候,古代帝王都会认为是自己的德行有忤逆上天的地方,是上天对自己的惩罚。据《吕氏春秋》记载,商汤在祷雨时发誓说:是我一个人有罪,不能连累我的国家的万夫之民。他们有罪也在于我一个人,不能因为我一人的罪过,使天下的鬼神伤害了万民的生命。
作者简介
干宝,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东晋初史学家。《晋书·干宝传》说他有感于生死之事,“遂撰集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搜神记》所记多为神灵怪异之事,也有一部分属于民间传说。其中《干将莫邪》、《李寄》、《韩凭夫妇》、《吴王小女》、《董永》等,暴露了统治阶级的残酷,歌颂了反抗者的斗争,常为后人称颂。
谢选骏指出:殷商文明延续了六百年之久,可以称为伟大了。但是,殷墟显示,那里的王侯都是嗜血的恶魔,动辄杀人数百进行祭祀活动,就像现在中国农村逢年过节杀猪宰羊一样。
【13、气候变化或能推动史前文明变迁】
Samuel E. Munoz PNAS 2010-12-21
经过对美国东北部数百个考古地点的考察,一项研究表明随着气候变化,史前人类的工具也会跟着更新换代,比如图中这些用于捕获北美驯鹿的带凹槽的矛头。
气候学家说,地球在变暖,如果我们想适应新的环境并生存下去,迟早我们都得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或许我们能从北美洲的早期居民那里取取经。一项新的研究发现了史前美国气候变化和文明演替之间强烈的相关关系。
考古学家通常把史前北美划分为三个文明时期:古印第安期(Paleoindian)、古风期(Archaic)和林地期(Woodland)。在这三个时期中,史前人类越来越倾向于定居的生活方式,他们赖以生存的动植物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使用的工具和其他人造制品种类也在不断地更替着。
比如,在始于约13500年前的古印第安期,人类以小型游牧部落为单位生活,狩猎的对象主要是北美驯鹿等一些大家伙;而到了始于11250年前的古风期,人类的猎物体型变小,渔业捕捞发展起来,并开始在半永久性的地方居住;在3000年前开始的林地期,农业开始出现,人类在功能齐全的村落里生活,陶器也是在那个时期问世的。
考古学方面的记录通常能够反映文明的变迁。比如说鱼钩出现在古风期,而用来储存粮食的陶器最初则是在林地期被发现的。
那么是不是气候的变化引起了这些更替呢?一些科学家对此深信不疑。2005年,由美国布朗大学的考古学家Paige Newby牵头的一个研究小组,在对12900~11600年前的一次气候变冷事件(也叫做新仙女木事件,Younger Dryas)进行考察时,发现古印第安时期的人类使用一种带有凹槽的矛头捕猎北美驯鹿等大型耐寒动物。
但新仙女木事件结束后,气候开始变暖,人类便立刻抛弃了这种工具。同时北美驯鹿也消失了,地球上的气温开始与现在的水平比较接近。
为了验证史前气候和文明之间的关系究竟有多么密切,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的地理学家Samuel Munoz和他的研究小组分析了美国东北部地区所能获取的最好的考古数据。
这项研究涵盖了从缅因州到宾夕法尼亚州的考古地点包含了超过500个地点的1887份14C数据、63份花粉数据、40份用于确定植物类型的木炭数据,以及用于推断气温和土壤湿度的湖底沉积物同位素和湖泊水位测量数据。
研究小组发现,几乎所有文明阶段的变迁,都恰好发生在生态环境发生变化的时期。
因此,13500~11250年前的古印第安期,莎草、云杉、松树等耐寒植物占据着优势;到了12500~8200年前的古风期早期,随着气候变暖,松树退化,橡树开始繁茂起来;8200年前,另一次短暂的寒冷期再次席卷了世界大部分地区,史前人类的文明也再次发生了变化,这段时期被称为古风期中期;古风期末期始于5250年前,而3000年前的林地期也伴随着更多气候的变化和植被的演替。
Munoz和他的同事将这一成果在线发表在12月6日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在这篇论文中,研究者并未指出气候变化直接导致了文明更迭,但他们认为史前人类会阶段性地“更新他们的工具箱”以应对气候变化。
Munoz承认,必须得对更多的地区进行分析,并且要详尽地对具体的考古地点进行研究之后,才能使气候如何引起文明变迁这一问题得到更为精准的答案。他认为最近对于凹槽矛头的研究朝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美国怀俄明大学的古气候学家Bryan Shuman就是凹槽矛头研究的作者之一,他认为Munoz的这项研究成果“令人震惊”,并表示“大的文明更替事件就发生在主要的气候和生态发生变迁时”。并且他也同意Munoz的观点,认为人们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去探索究竟史前人类是怎样适应这种变迁的。
不过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古环境学家Anthony Brown对这一成果不以为意。他提醒人们注意,这项研究中提到的几个文明时期可能并没有一个精确的定义。Brown说,通常考古学家在一个地点挖出少量人工制品后,会用放射性碳的数据来推测它们属于哪个文明时期,这样带来的“循环过程”可能会使这项试图建立文明和气候关系的研究“存在问题”。
谢选骏指出:气候变化肯定推动了文明变迁,例如,没有四季变化就没有文明,甚至没有人类和现有生命体系的出现。
【14、气候变化影响文明盛衰?罗马帝国灭亡或因天气变冷】
2015-11-19 北京日报
巴黎气候大会召开在即,世界银行日前发布一则报告称,如果人类不及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那么在2030年到来之际,世界上将有1亿贫困人口成为气候灾民。
天气,是每个普通人都会关心的日常话题;而气候,曾经是只科学家才会关注的学术问题。但今天,当暴雪、干旱、雷雨、酷热等极端天气屡屡成为新闻头条,“全球气候变化”这个有些拗口的专业名词,逐渐介入了寻常人的生活。
实际上,人类进化历程中的每一个关键时期,都可以看到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特别是人类文明出现以来,气候变化对文明历史的影响,国内外很多学者都作过研究,提出了种种观点。以下我们就来介绍一二。
必须说明的是,气候变化仅仅是影响文明发展的因素之一,其中的关系也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我们绝不能陷入“环境决定论”的窠臼中去。下文中介绍的观点虽然是有代表性的,但也只是一家之言,绝非定论,这是特别要提醒读者注意的。
惊心动魄的演化——天是在变的!
我们的人生实在是太短促了。
且不谈对于宇宙的发展变化,就是对地球环境的发展变化来说,我们通常不足百年的人生,也是短得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在每个人的一生中,一般很难察觉地球环境的变化。
所以古人说,“天不变,道亦不变。”太阳东升西落,一年四季循环,祖祖辈辈都是如此,有什么新鲜的呢?
但是近代特别是20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科学,通过地质遗迹、树木年轮、冰芯记录等各种各样的考察手段,逐步还原了地球发展演化的历史。人们这才发现,仅仅从地球气候来说,就经历了称得上惊心动魄的演化史。
比如说,科学家们发现,在过去的300万年里,地球上大概每10万年就会有一次冰期发生,其持续的时间大致是5万年到25万年。地球上距今最后一次冰期大概起始于更新世,但在这之前,地球就已经有过7次冰期了。有些科学家甚至提出应该是20次。
在两个冰期之间是气候较为温暖的间冰期,间冰期持续的时间要少得多,大约是8千年到1.2万年,也就是说,全球气候始终是在冰期和间冰期之间循环。
我们目前所处的全新世,只不过是这些循环发生的冰期中间的一个间冰期而已。这个间冰期已经有1万年的历史了,这正是大多数间冰期所持续的平均时间。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地球上曾有的到处冰天雪地的冰期也许又快来了吧?
什么时候来?没人知道。
那么,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地球气候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变化?它对人类文明的进程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科学家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形成了目前的主流观点:四千多年以来,在人类文明出现的地球上,经过了四次比较大的寒冷期,也叫“小冰期”(注意,这里说的小冰期,和前文提到的持续几万至几十万年的冰期不是一个概念,不要混淆),还有四次比较大的温暖期。当然,现在读到这篇文章的诸位,都生活在温暖期里。
“四千年前事件”——大禹治水是赶巧了?
所谓的“四千年前事件”,是我们这里说的第一个寒冷期,时间发生在大约公元前2200年至前1900年。
瑞士作者许靖华所著的《气候创造历史》一书中,对这个寒冷期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影响是这样描述的:
气候变迁造成很大的灾害。欧洲北部的畜牧民族在寒冷的夏季无法取得足够的饲料,以便在冬天喂养牲口。农耕民族则因生长季节太短而歉收。粮食需求无法满足。人类遭遇饥荒,必须离开家乡。迁徙行动刚开始规模很小,印欧人随之大规模出走,向外扩散。
美索不达米亚一向是流着牛奶与蜜的富饶之地。由于气候最适期结束,人类不得不放弃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农耕居住地长达300年。早期青铜器时代文明于公元前2200年左右开始消失,农耕民族一直到公元前1900年才回到此地。印度的印度河河谷民族也必须离开,向东迁徙到季风降雨较多的地区。
四千年前事件,对撒哈拉地区的民族也是一场大灾难。游牧民族必须向南迁徙到非洲西部的草原地带,或是向东迁徙到尼罗河河谷,最后撒哈拉湖泊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干涸。
那么,这时期在中国发生了什么?我们知道,公元前21世纪正是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夏朝诞生的时期,而根据传说,夏朝建立是和开国君主大禹治水成功的业绩联系在一起的。在大禹之前,很多人治水都失败了,只有大禹采用了变堵为疏的方法,才取得了治水的成功。
许靖华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也许大禹的成功,并不只是方法改变那么简单,也许更大的原因是他运气好:正好赶上了“四千年前事件”小冰期的开始,此时气候由温暖潮湿转为寒冷干旱,中原地区降雨减少,水灾也随之平息。治水成功,本来主要是因为老天爷脾气变了,人们却把功劳全都集中到大禹身上了。
很多人认为,历史上的温暖时期也是征服时代。比如,公元前1900年至前1250年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第一个温暖期。巴比伦人、亚述人、埃及人和赫梯人此时在中东地区建立帝国;特洛伊人、古希腊人和克里特岛人在爱琴海地区建造宏伟的纪念碑;迈锡尼人的影响力最远可延伸至不列颠群岛。
——因为第二个温暖期?
而第二个寒冷期出现在公元前1250年至前650年。青铜器时代的北欧人在遥远的北方享有干燥温暖的气候。但是气候变得寒冷潮湿后,村民便需要离开居住地。有些人到达法国与西班牙,许多人定居在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其中一个部落色雷斯到达保加利亚,引发一连串效应,最后造成多利安人入侵。迈锡尼帝国灭亡,残存的阿卡迪亚人迁徙到爱琴海沿岸和塞浦路斯。在旱灾、饥荒为害和入侵者压迫下,欧洲和亚洲西部进入了地中海区的“黑暗时代”。
而第二个温暖期出现在公元前650至公元纪年开始的时候。了解一些世界历史的人都知道,在西方,这正是古希腊罗马的繁荣时期,不但社会生产力有长足发展,思想文化更是空前进步,还创造了罗马大帝国的富足神话。
在中国,这同样是一个有着巨大发展和进步的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就发生在这一时期,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先后产生,社会思想极为活跃,社会生产力同样有着长足的进步,更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强大帝国——秦汉大帝国。
罗马帝国灭亡——天气变冷所致?
第三个寒冷期出现在公元纪年开始至600年左右。希腊罗马温暖期结束后,全球冷化再度降临。气候于公元2世纪变得更加恶化。日本学者田家康认为,欧洲内陆的气候一旦变得寒冷,包括里海在内,中亚的内陆地区就会变得气候干燥,降水减少。从公元205年到295年,挪威西部的冰河规模扩大,里海的水位下降,亚洲内陆地区的气候变得干燥。这次干旱不仅让商路衰退,还引起草原沙漠化,夺走了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
而内陆地区的气候变化,又成为日耳曼人大迁徙的契机。在公元2世纪下半叶以后,企图攻破莱茵河沿岸的罗马城墙入侵罗马领土的日耳曼人,原本并不是生活在罗马附近。日耳曼人是由哥特人、勃艮第人等居住在德国东北部地区的部族向西南方向迁徙时所自发结成的团体。由于周边地区民族大迁徙更加活跃,罗马帝国不得不举全国之力以应对日耳曼人,而同一时期首都罗马等地自然灾害频发,地中海一带农作物歉收,经济活动衰退,罗马帝国每况愈下。罗马所面临的内忧外患,是由于当初孕育这个国家的温暖气候发生了变化,开始变得寒冷所致。
在远东地区,公元纪年开始时出现了王莽篡位的政变,酷寒在东汉末期又迫使饥饿的农民起而造反,以后五胡乱华,大量移民向南迁徙。这个寒冷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混乱时期。
公元650年至1280年,新的温暖时期开始,在西方被称为“中世纪温暖期”。
田家康认为,在中世纪温暖期,欧洲各国在经济发展上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果。由于农地的扩大和经济的发达,整个欧洲的人口急速增加。据推算,欧洲的人口在公元650年时只有1850万。然而,由于中世纪温暖期的温暖气候以及农耕地的扩大,公元1000年人口增加到3850万,并进一步在公元1340年增加到7350万,约700年中人口增加了约4倍之多。
中世纪温暖时期,北极海域的浮冰大量减少,使古斯堪的纳维亚人(或称维京人)能横越北大西洋,抵达格陵兰和北美东岸,促成了与因纽特人的短暂相遇。
也正是在这个温暖期,中国在隋唐时代再度统一,并开始了唐宋时期的经济文化繁荣时代。
法国大革命——也和气候寒冷有关?
1280至1860年,第四个寒冷期来到了。很多西方学者用“小冰川期”特指这一个离我们最近的寒冷期。
美国学者布莱恩费根在《小冰河时代气候如何改变历史》一书中写到,树木年轮和冰芯显示,约公元1200年起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开始出现小冰期极寒天气。随着北极的大片浮冰向南漂移,维京人的西部探险航线被迫改道大西洋,并最终彻底废弃。北大西洋和北海的暴风雨不断升级,1315年至1319年间欧洲暴雨连绵,饥荒席卷欧洲大陆,导致数千人丧命。
至1400年,气候明显变得更加不可预测,风暴更频繁。气候变化之频繁和气温之低,在16世纪晚期数十年的寒冷期达到顶峰。随着城镇和城市的扩张,食物供应紧张,鱼类便成为极其重要的商品。
16世纪时,欧洲仍然十分贫穷。基础设施极其落后,人口多为农业人口。当时人们通常将气候灾难归结为天谴或是人类罪孽,各国君主都忙于解决民生问题。到16世纪晚期,寒冷气候对阿尔卑斯山脉地区的村落构成了严重威胁,冰川沿着山谷不断前进,不仅摧毁了整个村庄,还淹没了全部田地。欧洲北部经受了罕见的暴风雨袭击。1588年8月的那场大风,对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打击力度远远超过了英国军舰的炮阵。
早在17、18世纪,爱尔兰举国便以土豆为主食。由于受到恶劣气候的影响,法国的农业连年收成欠佳。直到1788年,粮食歉收导致农村贫困问题政治化,这就成为法国大革命的主要诱因。
而从1860年至今,新的温暖时代开始了。虽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但从整个世界范围来说,这是一个科技进步和繁荣的时代。然而新的问题也在产生,正如现在的人们熟知的,随着化石燃料的广泛使用,温室气体水平持续上扬,气温升高变得更为迅猛。近些年来,历史上气温最高的夏季和最温和的冬季的纪录在不断刷新。台风、暴雨、极端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等极端气候也变得日益频繁。现在人们担心的是,全球气温是不是上升得太快了?如果这样的趋势持续下去,人类会面临什么样灾难的挑战?
这并非杞人忧天。
延伸阅读
降温动荡vs升温繁荣
有关气候异常对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的影响,我国早在两千余年前西周周幽王时,伯阳甫就曾指出:“昔伊(水)、洛(水)竭而夏亡,(黄)河竭而商亡”。
自上世纪70年代初竺可桢讨论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化以来,中国历史气候研究和历史气候重建已取得重要的进展。程明道所著《气候变化与社会发展》一书中,就描述了关于中国气候变化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程明道关于中国历史气候变化的描述,和一些国际学者对于全球历史气候变化的描述,总体上是一致的,也有局部的不一致。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中国局地气候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恰恰说明了,对于历史气候的重建,存在各种不同观点,并没有绝对一致的认识。
程明道认为,从公元前650年到公元2000年,两千余年中国区域地表气温存在时间尺度,为3个数百年大时间尺度交替震荡下行的降温期和震荡上升的升温期。而降温期和升温期也分别对应着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
中国区域地表气温距平在公元前170年达到极小值,这个气温震荡下行期,对应的是混乱的战国时期。
在此之后,经390年的震荡上行(气候变暖)于公元220年达极大值0.90℃,之后经330年震荡下行(气候变冷)于公元550年至极小值-0.81℃,形成一个上行段比下行段长60年的不对称的历经720年的周期。
上行段对应了两千余年来我国历史上最强大的两汉王朝,与之对比的下行段对应的却是混乱分裂的魏晋南北朝。
之后气温距平又经290年震荡上行于公元840年达到极大值1.19℃,然后经810年的震荡下行于1650年至极小值-1.02℃,形成一个上行段比下行段短520年的严重不对称的历经1100年的周期。
上行段再一次对应了两千余年来我国历史上另一段最强大的隋唐王朝时期,与之形成对比的下行段,对应的是混乱的晚唐和五代十国以及相对柔弱的两宋、元朝和明朝。
气温距平在公元1650年探底后,又震荡上行直至公元2000年,此段又见到强大的清帝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程明道认为,两千余年中国气候变化,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一方面,气候变化(降温趋势)可能引发朝代更迭、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有破坏力的外族入侵和引起大规模社会动荡的民众起义等。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升温趋势)可推动社会繁荣。
然而,不是所有的气候降温期的社会动荡都会引发改朝换代,气候降温期也曾有东汉初期、光武中兴等社会繁荣和稳定。气候持续增温期也不总对应社会繁荣和稳定,如清朝后期和混乱的民国时期等。因此,气候变化不是制约中国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的唯一因子。
谢选骏指出:罗马帝国灭亡如果真因天气变冷,那么蛮族入主也是天气变冷所赐。这样一毁一成,凸显零点哲学。
【15、气候变化与地缘政治的筹码】
18/04/2021 FLORENCE LO 法广
2021年4月16日,在北京的一条购物街上,一块巨大的屏幕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参加气候变化视频峰会的画面。
2021年4月16日,在北京的一条购物街上,一块巨大的屏幕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参加气候变化视频峰会的画面。
美国拜登政府的气候特使克里周六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前往韩国,克里此行是美国新政府的最高级官员的首次访问,其目的是在推动美中在气候领域的合作的同时确认中国主席习近平将参加下周由美国牵头举办的世界气候峰会,美国总统拜登邀请全球四十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在4月22日世界地球日的当天举行气候峰会,作为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主席习近平届时是否参与被认为是峰会能否取得成功的一大重要的因素。
不过,种种迹象显示,克里此行似乎并没有达到美方预期的目标,中美周六虽然发表了有关气候危机的联合声明,声明强调“两国均期待4月22/23日美国主办的领导人气候峰会。双方认同峰会的目标,即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前提高包括减缓、适应和支持的全球气候雄心。”不过,声明却并没有提到中国主席习近平是否将出席下周的气候峰会,克里昨天在首尔回答记者提问时也确认说,中方并未明确中国主席届时是否会与会。同样,观察人士也注意到,克里在访问中国的两天期间主要与2015年参与巴黎峰会的中国气候特使解政华举行了会谈,中国政府方面仅仅与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举行了视频会谈,而并没有与中国主席习近平的举行视频会晤,而外界将习近平是否会见克里当作是美中关系是否会出现转机的关注点。
就在克里访问中国的同时,中国主席习近平却高调出席了一次与法德两国举行的视频峰会,而且令人意外的是,中国作为被邀请国家首先宣布了峰会的举行,中国媒体在克里抵达中国的第二天高调宣布了习近平要应邀参加中法德的气候视频峰会,法国舆论倍感意外地从中国媒体获得法国邀请中国参加会议的消息,爱丽舍宫随后发表声明指出,这是中法德三方早已规划的按期举行的气候会议,柏林方面也低调表示三方在几周前就商定了这次对话。而且来自欧盟方面的消息显示,克里在出访中国的前夕,美国官员已经前往布鲁塞尔与多位欧盟专员会谈,双方对各自的气候问题的立场进行了沟通。也就是说,欧美在气候问题上早已协调立场。
很显然,同北京有所不同的是,法德方面并未给予此次视频会议以同样的重视。中方此举的行为显然是要向外界传递出一个信息,中国官媒在报道此一消息时说中法德“三国领导人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中欧关系、抗疫合作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报道特别指出,习近平在会上表示,应对气候变化“不应该成为地缘政治的筹码、攻击他国的靶子、贸易壁垒的借口”。显然,习近平此话针对的目标是美国。此外,中国与法德举行视频峰会的当天也是香港法院宣布对黎智英与李柱铭,李卓人,何俊峰等人宣布判决的同一天,北京通过此举试图向国际社会传递什么样的信息是显而易见的。
欧洲智库 E3G负责气候外交的专家套尔曼 Jennifer Tollmann向法国世界报表示,对北京来说,在美国举办的气候峰会召开的前夕,高调提出中国与法德两国的气候峰会,显然是要引发欧美在气候领域的领导地位的竞争,也是为了向中国国内显示,中国政府并不会屈服于来自美国方面的气候压力。欧洲环保组织ClientEarth的中国办公室负责人Dimitri de Boer还分析指出,习近平也试图以此显示,在气候问题上北京与布鲁塞尔的关系远远超出与华盛顿的关系。
美国有评论将北京的气候外交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促进中美建交的乒乓外交相提并论,认为气候问题正在成为北京进行大国外交的一大筹码。尽管克里与拜登政府官员多次表示,美国不以气候问题和中国做交易。在争取气候合作的同时,美国不会停止就人权问题等批评中国。尽管绿色和平中国办公室也多次强调中国减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受益者首先是中国自己,中国官方也强调中国并不接受在压力之下减排,然而,事实上,早在巴黎协议签署的前夕,法国奥朗德政府官员就曾经多次表示,为了获得北京在气候方面的合作,法国避免在人权等领域使中国不高兴。五年前就有评论指出气候问题正如当年的朝鲜问题一样,成为中国外交的另一大重要的筹码。
谢选骏指出:气候变化是恶人的筹码。
《肯尼亚:气候变迁危及人权》
图尔康那地区的健康、安全和生计堪虞
Pastoralist womanClick to expand Image
Pastoralist woman forced off her community's land from increasing competition over grazing areas and cattle, in Lowarengak, Turkana County. 2014 Brent Stirton/Reportage by Getty Images for Human Rights Watch
(内罗毕,2015年10月15日)─人权观察今天发布报告指出,气候变迁和地区开发项目已威胁到肯尼亚西北部图尔康那(Turkana)地区原住民族的健康和生计。该报告和视频附件在2015年10月19日至23日于德国波昂举行的气候变迁谈判前发布,献给内罗毕环保和人权团体。
cover turkana
2015年 10月 15日
“There is No Time Left”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al Threats, and Human Rights in Turkana County, Kenya
Download the full report
Photo feature: summary and recommendations
这份96页的报告,《迫在眉睫:肯尼亚图尔康那县的气候变迁、环境威胁和人权》,凸显肯尼亚政府日益难以确保图尔康那地区获得用水、粮食和安全。该地区已成为一个实例,说明气候变迁,包括气温上升和降雨模式的变化,如何不成比例地影响原已弱势的民众,尤其是在资源贫乏、生态系统脆弱的国家。 “气候变迁、大规模开发和人口增长的结合,已对图尔康那民众构成迫切的威胁,”人权观察健康与人权部主任约瑟夫·阿蒙(Joseph Amon)说。“图尔康那湖可能会消失,当地原住民族的健康和生计也将随之陪葬。”
图尔康那的地理位置在肯尼亚西北边境,邻接埃塞俄比亚。据当地气象站数据,从1967到2012年,图尔康那的最高和最低平均温度分别上升了摄氏2度到3度(华氏3.6度到5.4度)之间。降雨模式似乎有所改变,长雨季变得较短、较干旱,短雨季则变得较长、较湿润。由于可供放牧的土地缩减,该地区的安全威胁与冲突可能更加恶化。
在此同时,埃塞俄比亚欧莫河(Omo River)下游谷地的水电开发项目和需要大量灌溉的蔗糖种植场恐将造成图尔卡那湖──世界最大的沙漠湖泊──水位大幅下降,严重影响图尔卡那地区30万居民的生计。部分专家预测,该湖泊可能缩小成两个小水溏,导致鱼群枯竭。
图尔卡那县是肯尼亚最贫穷的地区之一,总人口近120万,大多从事畜牧或渔业,凭借饲养牛羊和在图尔卡纳湖捕鱼为生。生活在这个半干旱地区,居民世世代代都要与定期发生的干旱博斗。
图尔卡那居民告诉人权观察,他们取水愈来愈困难,许多水源逐渐干涸,使他们日日为生存苦恼。一些妇女和女童说,她们经常必须长途跋踄,到干枯的河床中挖掘地下水。父母们说,他们的孩子生病了,因为他们无法提供足够的食物,也没有安全的饮用水和卫生用水。
“我的牲口要是死了,或者大湖干了,我怎么活下去?”靠养牛过活的一名老人告诉人权观察。“如果干旱把我往坟墓里赶,我还活得下去吗?”
人权观察表示,应对气候变迁,以及支持基层民众适应冲击,应该是地方政府、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
即将来临的波昂气候变迁谈判,将讨论如何把人权纳入国际气候变迁协定。各国政府还将讨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以遏制全球气温持续上升。
这也包括较高所得国家的角色,这些国家排放了最多温室气体,他们应当支持较低所得国家适应气候变迁。波昂会议是今年底巴黎峰会前的最后一轮谈判,届时可能通过一份新的国际气候变迁协定。
图尔康那县和肯尼亚政府已经认识到气候变迁的冲击,并已采取多项建设性措施,制定应对气候变迁和开发影响的全国性政策。但这个过程,包括气候变迁法的制定,遭到数度延宕。人权观察表示,支持适应气候变迁的努力必须加强,并以弱势人群的权利为焦点。
“肯尼亚政府应当研拟气候变迁政府,保护所有民众的权利,包括最边缘的人群,”阿蒙说。“图尔卡那人民的困境是对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要提醒,应当以人权做为未来巴黎气候变迁协定的重要部分。”
图尔卡那访谈证言节录:
“饥荒使人们流离失所。照顾牲口的牧童们两手空空,他们失去了工作。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伸手乞求援助。我们还能去哪里?死亡在等着我们。”
──O.L.,46岁牧民
“今年干季,我常常要去[河边],不是只有一天一趟,而是早上一趟、晚上又一趟,每天周而复始。整个村子全靠这条河,人类和牲畜都一样。不像从前,那时候雨量充足,[附近的河流]里面的[雨]水甚至可以维持四个月。但是现在情况变了,水源很快就见底。”
──P.O.,怀着九个月身孕还要每天徒步18公里取水的妇女
“这些年的干旱对人畜都有很大影响。上次干旱期间,我的另一个孩子得病,最后在饥饿和疾病中死去了。我们一遇到干旱就要饿肚子,等到政府来了,也只有少数人得到救济。”
──B.C.,女性,28岁,图尔卡那县塔东阳(Todonyang)附近居民
谢选骏指出:1970年代我就发现,红色中国比黑色非洲还要悲惨落伍陈旧破烂。
【16、气候变化重塑世界】
魏科 2019年12月6日
导读
本文分享的主题是气候变化,这个近年来频繁出现在各种国际会议中的议题正在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气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而这种变化对我们究竟有多重要?在本文中,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季风系统研究中心副主任魏科用翔实的图例和最新的预测模型警示我们:气候变化带来的最坏影响可能不是出现在现在,而是出现在不远的将来。
气候变化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气候变化,大家在很多的新闻稿,各种的场合里面都听到过 “气候变化”这个词,各种国际会议的议题里面一定会有气候变化,这给人一种感觉,一个国际会议如果没有讨论气候变化,这个会议好像都不算特别大。
比如说这张照片,2015年全世界150个国家元首和领导人,齐聚到一起开会,讨论的唯一主题就是关于气候变化。大家可能会问,气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让这么多的领导人全部来做同样一件事情,它对于我们究竟有多重要?
宜居带
气候变化最大的影响是人类在地球上的宜居性,地球处于离太阳不近也不远正好的位置,这个位置就是宜居带。
在这个宜居带,地球的温度正好可以保持让液态水存在。在我们头顶的位置,接受到的太阳的辐射,大概相当于每平方米1300W的灯泡一直在照,如果按照这个能量算一个理论的温度,能算出地球的温度大概是5.3度。但是考虑到地球表面的冰雪、云层、陆地表面各种各样会反射掉一部分太阳的辐射,真正能到达地球的太阳辐射只占总辐射里面的大概70%。所以我们会算出来地球的平均温度,大概是零下18度。零下18度,看着不像是可以让人类和所有生物生存的世界,因为在这样的世界里面,所有的植物都死光了,所有吃草的动物和吃肉的动物基本上也全部消失了,也不适合人类居住。
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温度可以适合我们居住呢?是因为我们的头顶有非常厚的大气层。这个大气层从地面一直可以延伸到大概三千公里,主体在从地面到我们头顶50公里的范围内,99%的大气质量是在这个范围。这个大气层里面包含了二氧化碳、水汽、甲烷、臭氧等等,这些属于温室气体。温室气体的存在相当于给地球盖了一个厚厚的被子,提供了大概33度的保温效果,让地球的平均温度保持在15度,15度是非常好的温度,介于冬天和夏天之间,春天的温度,所以非常宜居。
人类对气候造成的影响
气候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在过去的几百年里面,我们人类的生产力急剧增加,人类对气候造成的这种影响,远远超过了自然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地球表面,至少50%以上的陆地表面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人类每年向大气排放大概1.6亿吨的二氧化硫,远远超过自然的排放,包括火山等等各种排放的二氧化硫,人类排放远远超过这个数量。另外我们每年排放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碳等等,都远远超过了自然的排放量,所以地质界给我们这段时间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做人类纪人类世。
人类纪人类世
我们现在生活在第四纪的全新世,但是自从2016年南非的国际地质大会召开之后,所有的地质界认为,我们现在已经不处于第四纪了,也不处于全新世了,我们现在处于人类纪人类世,时间点大概是从1950年开始。所以在这个屋子里面,1950年出生的所有的人,都生在人类纪人类世里面。
为什么做这样一个判断?比如说按照现在的研究方法,未来一万年以后,或者是几万年以后的科学家,来发掘我们的地层、湖泊里的沉积物之后会发现有一条线之上的物质的种类和这条线以下的物质种类完全不一样。在这条线以上,包含了各种人类活动的塑料、煤灰、核试验的放射性元素、各种杀虫剂等等。所以未来的人一定会在地层里面划出一个界线,找出这个界线,定义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他会把后来那个时期定义为人类纪,这个时间大概是在1950年。
臭氧层危急
我们看一看人类到底对自然界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在头顶,来自于宇宙最强的辐射是太阳光,很多人觉得太阳光干净、纯洁、明亮、温暖,实际上太阳光也包含了很多对于人体和生物有害的成分,比如说紫外线,按照它的波长的长和短,分为UVA、UVB和UVC。
UVC长期照射基本上不会有任何生命可以存在,我们经常用紫外灯用来杀菌消毒,发出的紫外线我们看不见,但是它实实在在发出来的,就是UVC。在UVB的长期照射下,我们容易得皮肤癌、白内障、导致失明,欧美人、白种人对UVB非常敏感。在UVA的长期照射下,会使皮肤容易变黑、变老、起皱纹。
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UVA、UVB确认为致癌物质。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地球表面很不适合人类生活,不适合生命生存。有人就问了,地球的历史这么漫长,生命老早就出现了,人类怎么生存的?我们非常幸运,我们头顶二十公里到三十公里有一层气体叫臭氧层,隔绝了100%最危险的UVC,隔绝了90%以上的UVB和50%以上的UVA,到达地球表面的紫外线只是所有的紫外线里面非常少的一部分。
地球生命诞生40亿年了,但是臭氧层的形成大概只有6亿年的历史,大家就会想,这段时间生物在哪里生存?实际上在非常漫长的从40亿年到6亿年的时间里面,地球上的生命形态很简单,生活在深海里面。6亿年形成臭氧层之后所有的生命慢慢的从深海向浅海走,从浅海到陆地表面。
陆地表面生命的历史大概只有4亿年,如果大家可以穿越到8亿年前,你会看到我们现在站的地方,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一片荒芜,没有鸟语花香,没有飞禽走兽。所以在臭氧层产生之后,地球历史上发生了一件波澜壮阔的事情,寒武纪生命大爆发,这可能是地球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之后,产生了分门别类各种各样的生命,所有地球现有生命的祖先,都在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之后产生,生命大爆发的基础之一是头顶的臭氧层。
历史与危机
人类是一种悲哀的生命,我们自从发现了臭氧层就开始破坏它,把各种各样的物质开始排放到大气里面,通过大气环流进入到平流层里面,破坏臭氧层。这些物质是什么物质呢?各种氯氟烷烃。
80年代,所有的空调、冰箱里面加的氟利昂物质都是可以破坏臭氧的物质。包括灭火器,包括头上喷的摩丝,包括建筑外立面用的保温夹层用的都是这些物质,生活中各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它。
到了1984年,科学家在南极发现了臭氧洞,当然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洞,只是说它比正常值要少很多,比周围小很多。小到什么程度?正常值应该是300个Dobson单位,Dobson单位是描述臭氧量多少的,正常的应该是300。到1994年最低的时候是92,低于1/3。去年9月份大概是112,也大概是1/3。所以如果我们把头顶的平流层比喻成一个给我们遮阳的伞,一把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遮阳伞,可是这个伞破洞大概有2/3,很难指望这样一个有着2/3破洞的伞保护我们。臭氧洞面积有多大呢?到2006年,面积有27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接近三个中国国土面积这么大。去年9月份,面积是2300万平方公里,超过两个中国国土这么大。
危机与应对
面对这样的危机,上世纪80年代国际社会迅速采取了行动。有两个协议,一个是1985年3月《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一个是1987年9月16号《蒙特利尔破坏臭氧层物质管制议定书》,决定从1989年1月1号起,从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停止生产、销售和使用八种最严重的物质。
从那以后,臭氧层慢慢遏制住了破坏的趋势,逐渐恢复,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好呢?据最新的评估报告,恢复到上世纪80年代,大概是到2050年。恢复到上世纪60年代,大概是在2100年。所以在座的所有人,我们终其一生,从生下来,到我们走的那一天,都生活在一个故事里,这个故事叫做:恢复重建。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走上了恢复的道路。
全球气候变暖
第二个危机更为严重。这张图是过去80万年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变化。二氧化碳是一种温室气体,使得地球的温度增加,可是这个量急剧增加,在过去80万年里面,二氧化碳含量从来没有低于底下这条红线,170个ppm,也从来没有高于上面这条红线,300ppm。可是在过去一百年里面,这个数值迅速从280增长到今年5月份的415,增长了45%以上。凡是地球上用电的地方,烧油的地方,开车等都在排放二氧化碳,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电能来自于火电。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形成动辄需要上千万年、上亿年的历史,可是我们烧煤只是几分几秒的事,迅速就把二氧化碳排放出来。这个速度非常非常快,快得惊人,在地球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温室气体增加自然而然引起全球温度的增加,全球多套资料,包括我们所研究的资料都揭示出这个变暖的趋势非常明确。如果大家有记忆,刚刚过去的夏季,大家感受到了夏季的酷热,我给出的这张图是2017年7月的温度,7月21号,上海的最高温度超过40.9度,是上海有观测记录以来最高温的一天,未来这样高温的日子会越来越多。
温度增加,引起两极的冰雪融化,北极的冰雪9月10号的面积要比它正常的面积小33%,两极正在慢慢的融化。
如果大家去我们国家的西部地区会看到冰川正在快速退缩,这张图给出了1981年、2005年和2018年冰川的下沿线,可以看到冰川迅速的往回退缩,未来的很多年之后,我们可能就看不见这座冰山了。
我们现在在整个地球历史中处于什么位置,我们很多人看过《冰河时代》的动画片,冰融化了,结冰,又化掉。在地球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冰期-间冰期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周期大概是10万年。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张图的第三象限——冰期,间冰期里面温度和海平面的变化,我们现在已经超过了过去冰期-间冰期的最高点,我们现在在B点。如果在这个点,我们不采取行动,很有可能就是沿着B、C往上走,走到D,然后像推倒多米诺骨牌一样一直倒下去,根本停不下来,一直到最终的hothouse Earth,在这个里面地球没有冰雪。
我们怎么知道未来会怎么变化?现在所有的气候研究,我们用的工具是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打造一个地球,把地球流体所有的方程写成气候模式,这个气候模式里面包括了大气、海洋、冰雪、陆地、植被,包括所有你能想到的大气中的过程,包括云、辐射所有这些部分,把这些全都写到一个巨大无比的气候模型里面,然后把这个气候模型在世界上最强的计算机,超级计算机上来跑。美国用最强的计算机Summit,全球第一的计算机,日本用最强的计算机“京”,我们国家最强的计算机神威、天河一号、天河二号,这里面都有跑气候模型。讨论气候以前怎么变化,以后怎么变化,因为我们不可能拿真正的地球做一个实验增加二氧化碳,看气候怎么变化。我们只能通过数值模拟来做,当然在这个数值模拟里面,我们可以做各种疯狂的实验,把这个山抹掉,青藏高原抹掉,美国抹掉,可以做各种数值试验,模拟未来气候怎么变化,我们可以构造我们想要的地球是什么样的。
通过这样的模拟了解气候如何变化,这样的模拟在全球各个国家都在进行,因为这是战略的,国家的政策,全球政策走向的战略高地,所以全球你能想到的所有发达国家,包括我们国家都在做气候模拟,包括美国的NASA、NOAA,美国的NCAR,包括英国,加拿大,中国,德国的实验室都在构造气候模型,来模拟气候怎么变化,为什么变化,变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如何来应对等。
模拟的结果表明,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最新的结果。以前的模拟揭示这样的过程,左上角这张图是模拟未来的社会是一个怎么样排放的社会,这条红色的线代表高排放,像现在一样的什么都不做的,高科技、低排放的世界是底下蓝色这条线,不管是高排放还是低排放,我们的未来都是四种可能性。
我们现在处于二氧化碳排放的历史最高点,每年排放的量最高值,我们需要花至少200到300年才能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降低到0,或者是降低到非常低的数值。只要在这段时间它不等于0,或者是不等于负值,二氧化碳的排放就一直在增加,增加多少年呢?左下角这张图,大概达到峰值,一直会到2300年以后,100年、200年以后,一直在增加。至少我们此生根本看不到全球二氧化碳达到峰值的那一天,即使达到峰值还要维持高位很多年。全球温度增加要比这个速度更慢,全球温度增加可能需要数百年到上千年,才能达到最高的温度。
海平面变化实际更慢,海平面的变化大概是上千年到几千年,才能达到最高的峰值。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以不变的世界,固定在那个地方了,应对一个迎面而来的数百到上千年的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最坏的结果就是那个Hothouse Earth,两极如果无冰的话,全球海平面会比现在高70米左右,我们这个地方一定是海底,北京的香山还在,北京市区就不在了,上海、伦敦、香港,你能想到的绝大多数的大城市,基本上都在海底。所以就可以回答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领导人关注气候变化,因为我们是以不变的生活环境应对千年的气候变化,这个千年的气候变化在地球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最后,我们再看一眼这张图,现在二氧化碳排放的速度比地球历史上的增长的速度——最快的增长速度,还要快大概100倍到上千倍。所以我们担心的是,最坏的结果不是出现在现在,而是出现在不远的将来,航空业作为一个高排放的行业,一定会受这个持续千年政策的影响,所以要做好准备!
谢选骏指出:气候变化重塑恶人的世界。良善则是被逼无奈——重建道德只能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
【17、气候变迁、政府能力与王朝兴衰】
孙程九 张勤勤
人大复印:《经济史》2019年03期
原发期刊:《经济学》2018 年第 20184 期 第 311-336 页
关键词: 气候变迁/ 政府能力/ 王朝兴衰climate change/ state capacity/ dynastic rise and fall/
摘要:本文利用长时段历史数据,构建了一个包括中国古代17个王朝的数据集来研究气候变迁与政府能力对王朝兴衰的影响。实证结果验证了“王朝周期律”假说:王朝年龄与内乱发生率之间存在U形关系,与经济繁荣程度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温度与降水变化均对王朝兴衰有显著影响,气候冲击主要通过影响粮食丰歉而作用于国家财政能力,进而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此外,在考虑中原王朝政府能力的情况下,外患的发生主要和王朝的个体异质性有关。
DOI:10.13821/j.cnki.ceq.2018.04.14
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迁成为学术界与各国政府公认和关注的重大核心问题的背景下,利用中国古代气候重建时间序列以考察气候变化与中国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自从竺可桢(1973)根据中国历史文献中自然物候与灾害记载资料首次建立了过去五千年中国东部地区的温度变化曲线之后,古气候学者进一步利用史料及树轮、冰芯、石笋、沉积物、孢粉、珊瑚等自然证据重建了大量高分辨率中国古代气候变化序列(如Hughes et al.,1994;Tan et al.,2008;Yi et al.,2012;Feng et al.,2012;Ge et al.,2013;Hou et al.,2016),为这一研究提供了基础数据。
通过对中国唐末到清朝的战争、社会动乱和社会变迁的系统对比分析,章典等(2004)发现,战争数量与气温显著负相关,70%—80%的战争高峰期、大多数的朝代变迁和全国范围的动乱都发生在冷期。Fang and Lin(1992)在中国古代编年史中获得的数据基础之上,重建了前190-公元1880年在蒙古草原南部和亚洲中东部生活的游牧民族向南和向东迁徙的时间序列。研究发现,气候变化与历史上游牧民族的迁徙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王俊荆(2007)的研究同样发现气温和中国战争数目总体负相关,但气候变迁对战争的影响存在区域性差异。王会昌(1996)、李裕元(1999)、Zhang et al.(2007)、Zhang et al.(2008)、Zhang et al.(2010)和葛全胜(2011)的研究也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然而,古气候学者对于气候变迁与中国历史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多为气温与战乱或朝代更迭之间的两两相关性研究。张德二(2008)和俞炜华等(2015)对这种研究方法表示了质疑,认为在复杂的古代气候变迁和历史发展面前,简单的相关性统计分析是不合适的,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结论的可靠性。
在量化分析方面,经济学有着强大的工具优势。为此,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众多经济学家也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实证考察。如Bai and Kung(2011)将旱灾和黄河支流决堤作为降雨量多寡的代理变量,分析气温、降雨量与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战争冲突的关系,结果发现,游牧民族10年间主动进攻的频数与降雨量显著负相关,但气温与战争频数相关性不显著。赵红军(2012)实证检验了气候变化和以战争数量衡量的社会不稳定程度之间的关系,发现气温的升高(降低)倾向于减少(增加)社会不稳定程度,降雪异常对社会不稳定的作用是结构性的。陈强(2014)则着重考察了气候冲击、王朝周期与游牧民族活动的关系,研究发现,旱灾会驱使游牧民族为了生存而进攻农耕汉族。中原王朝越早于游牧政权建立,被后者征服的概率则越高。陈永伟等(2014)利用长期面板数据,对玉米引入中国后,对明清农民起义发生率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发现以玉米为代表的美洲作物的引种并未能让中国像欧洲国家那样摆脱“气候—治乱循环”。梁若冰(2014)考察了气候冲击与晚清教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气候冲击可以通过影响粮食收成和价格而影响教案的发生。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气候变迁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已经成为学者们的共识①,但该研究仍存在以下几点值得进一步拓展和细化之处:①在研究方法上,缺乏控制变量的两两相关性研究会影响结论的可靠性,应充分利用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优势,使用多元回归方法,将气候与众多社会经济变量同时纳入分析模型,以全面评估包括气温在内的各种因素在王朝兴衰中的作用。②现有对气候变化与中国古代内乱和外患的研究多基于时间序列数据(time series data),但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气候与内乱或外患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民族会呈现不同的特点。因此,在数据类型方面应该尽量使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这样可以把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考虑在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通常难以避免的内生性问题。③现有研究大多考察的是气候与中国古代战争之间的关系,而对气候变化与朝代兴衰之间的量化研究仍比较缺乏。②王朝的兴衰更迭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重要特征,本文认为,应该把气候、战争与王朝周期和政府能力的变迁联系起来,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气候在中国古代历史变迁过程中的作用。
为此,本文借鉴陈强(2015)的做法,构建了一个包括中国历史上17个主要的朝代(中原王朝③),时间跨度为前221-公元1911年的王朝面板数据集(dynastic panel dataset)来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王朝兴衰的决定因素。其中,横截面为王朝,时间维度为年份(10年间隔),故面板数据结构为“王朝×年份”。分别用经济繁荣程度和社会动乱发生的频次来代表王朝兴衰的状况。经济繁荣、社会动乱频次较少代表“治世”,而经济萧条、社会动乱频次多则代表“乱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选取以下三类变量来解释中国封建社会的王朝兴衰。
(1)气候变迁与自然灾害:中国过去两千年来气候冷暖变化与中原王朝兴衰的时期存在良好的对应关系。经验研究表明,大凡社会稳定、经济发达、国势强盛、人口增加和疆域扩展的大一统王朝时代,恰恰都与气候暖期或变暖期大体一致;而藩镇割据、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的分裂混乱时期,则都属于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冷期与变冷期(葛全胜等,2011)。因此,本文使用古气候学者重建的温度变化、降水变化、降雪异常序列和历史学者统计的中国古代水灾发生频次和旱灾发生频次这5个变量来代表气候变迁与自然灾害。
(2)政府能力:纵观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社会历史,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国始终是政治结构的主导形态(金观涛和刘青峰,1984)。因此,政府能力在王朝兴衰和历史变迁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乃至至关重要。本文用三个方面来度量政府能力。首先,根据“王朝周期律”,一般来说,每个王朝都不可避免地经历成长、成熟、鼎盛、衰落的生命周期。因此,本文使用王朝年龄(dynastic age)来反映政府能力中随时间而变的部分。其次,通过王朝固定效应(dynastic fixed effects)来捕捉政府能力中不随时间而变的部分。比如,王朝的建立时间、领土面积、基本国策、主流的意识形态等都可以包括在王朝的个体异质性当中。最后,本文还纳入了政府的财政状况这一变量。财政能力是国家能力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府的行为表现。很多学者认为,税收制度的简陋、政府的财政危机是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最终使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Wang,1936;黄仁宇等,2001;费正清,2002)。
(3)人口密度: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也对王朝兴衰有着重要影响。一般来说,在每个朝代初期,刚刚经历了长期战争,人口大量减少,土地资源相对丰富,食物供应充足,社会因此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稳定和发展。随着人口的增加,要素报酬递减,食物危机导致社会矛盾加剧,王朝衰亡,而经过战争、瘟疫、饥荒之后,人口危机消失,新的王朝因而可以开始下一轮的循环(何炳棣,2000;郭艳茹,2006)。侯家驹(2010)也认为,在中国古代专制政治和统制经济的制度安排下,由于缺乏工商活力与科技突破,乃使经济长期停滞于静态的农业社会,而人口却一直在增加,使土地难以负担其一定的生活水平。因此,经济上人地比例的变化就成为引发政治上“治乱循环”的主要因子。另外,人口密度也常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如陈强,2015)。
本文的实证结果验证了“王朝周期律”假说:王朝年龄与内乱发生率之间存在U形关系,与经济繁荣程度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在一个王朝周期内,经济发展水平的拐点一般早于内乱发生率的拐点到来。气候变迁对王朝兴衰有显著影响,总体来看,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能够促进经济繁荣,有效降低内乱发生的概率,寒冷、干燥气候的作用则相反,从而使得王朝兴衰表现出“冷抑暖扬”的特征。作为政府能力的核心,财政能力对社会治乱也有着显著作用,富足充裕的财政状况与社会动乱显著负相关,与经济繁荣显著正相关。传导机制方面,气候变迁主要通过影响粮食丰歉而作用于国家财政,表明经济因素是气候变化影响政府能力变迁乃至朝代兴衰的重要途径。外患发生的概率随温度的下降、降水的减少而显著上升,但在考虑中原王朝政府能力的情况下,外患的发生主要和朝代的个体异质性有关。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点:首先,从内乱发生率和经济繁荣程度两个角度验证了“王朝周期律”假说,证明该规律的确适用于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其次,构建了一个王朝面板数据集,并将气候因素与众多社会经济变量同时纳入模型,比较全面地评估了包括气候变迁、政府能力在内的多种因素对王朝兴衰的作用,使研究结论更为可靠。最后,本文在研究中使用了新的数据集。如古气候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Zheng et al.,2006;Ge et al.,2013)、古代经济等级序列和古代粮食丰歉等级序列(方修琦等,2014)、古代财政平衡等级序列(魏柱灯等,2015)等。这可为日后学者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变量的理论假说,第三部分介绍本文的数据与描述性证据,第四部分通过回归结果分析气候变迁、政府能力和王朝兴衰之间的关系,第五部分是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讨论外患的决定因素,第七部分为结论。
二、理论假说
根据可获得的变量,本文以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动乱发生率(包括内乱和外患)和经济繁荣程度作为王朝兴衰的代理变量,以气候变迁、政府能力和人口为主要解释变量,考察中国封建社会王朝兴衰的决定因素。其中气候和灾害冲击可看作王朝兴衰的外因,而政府能力的变迁则是王朝兴衰的内因。根据前人的研究,可得到各类变量的理论假说如下:
1.气候变迁和自然灾害变量
众多的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气温与战乱存在负相关关系,历史上的朝代更迭和大动乱大多发生在冷期,王朝兴衰大体呈现出“冷抑暖扬”的特征(兰博文和张雪梅,2010;葛全胜,2011;张启峰,2015)。因此,本文的理论预期是,适宜的气候环境(如温度升高、降水增多、水旱灾害少)有利于王朝的兴盛,而恶劣的气候环境则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会增加动乱发生的可能。
2.政府能力变量
本文用三个方面来衡量政府能力:一是王朝年龄,二是王朝的个体异质性,三是财政能力。首先,王朝年龄代表的是政府能力中随时间而变的部分。根据“王朝周期律”假说,所有历史政权都必然经历兴起与衰弱的生命周期,不可避免地重复着成长、成熟与衰亡的历程(Olson and Mancur,1982;Kennedy,1988)。通常,王朝在创始人在位或之后的一段时期内达到鼎盛。但随着时间推移,既得利益日趋巩固,统治阶层越发腐败低效,而王朝政治与军事实力则每况愈下,最终导致王朝衰亡。因此,根据上述“王朝周期律”,我们预计,王朝年龄和内乱发生的概率之间应呈现出一种U形关系,王朝年龄和经济繁荣程度之间则存在倒U形关系。④其次,王朝的个体异质性代表的是政府能力中不随时间而变、不可观测的朝代个体特征。由于王朝异质性在一个王朝周期内不随时间发生改变,因此,这一变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王朝建立初期开国皇帝在位时所制定的政策⑤。最后,作为政府能力的核心,财政能力也对王朝兴衰有重要影响。我们预期,政府财政能力的提高将有助于经济发展,降低动乱发生的可能。而财政能力的下降则意味着政府的控制力不足,容易引发社会动乱,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⑥
3.人口变量
人口常作为经济发展的代理指标,人口的增加会带来劳动力和兵源的增多,有利于国家的强盛。但在农业经济占主导、技术条件一定、国土面积不变的情况下,人口的增加也意味着人地比例的提高,意味着人与自然资源的紧张关系,从而人们容易为了争夺资源而引发冲突,对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人口对于王朝兴衰的作用从理论上来看是不能确定的,我们只能在后面的实证研究中对其进行验证。
4.外患的发生
作为中原王朝面临的另一重要外部冲击,外患的发生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历史上的外患主要是游牧民族的入侵。外患的发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气候环境的变化可能会促使外患的发生。一般而言,在寒冷干旱期,北方游牧民族面临水草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的生存威胁,所以容易南下向农耕地区扩张(Bai and Kung,2011;赵红军,2012)。另一方面,外患的发生频率也取决于游牧政权和中原王朝的力量对比。陈强(2014)的研究发现,中原王朝越早于游牧政权建立,被后者征服的概率越高。也就是说,垂老的农耕王朝一般来说更易被新兴的游牧政权所征服。
因此,考虑到外患的特殊性,本文将单独列出一部分考察中国历史上外患的决定因素。本文的理论预期是,外患的发生不仅取决于游牧民族所在区域气候环境的变化,也取决于中原王朝政府能力的强弱。
三、数据介绍与描述性证据
(一)数据介绍
1.社会动乱数据
本文选取的社会动乱数据包括历史上的内乱发生频次(interwar)和外患发生频次(outwar),数据主要来自陈高傭(1939)编纂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该著作以年表的形式,收录了从秦始皇元年(前221)至清宣统三年(1911)中国历朝历代发生的天灾人祸事件(天灾主要包括水灾和旱灾,人祸主要包括内乱和外患⑦)。该书参考的典籍如下:明代以前以《资治通鉴》与《续资治通鉴》为主,明代以明史与明记为主,清代以清史稿、清史纪事本末、清鉴为主。此外还参考了二十五史之本纪、五行志、图书集成之庶征典,十通,各朝会典、会要、实录以及其他各种有关的史籍。由于信息量庞大,陈高傭的统计数据有可能存在因遗漏事件而引起的度量误差,为此,本文使用《中国历代战争年表》(傅仲侠,2003)和《新编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詹子庆,2010)对陈高傭统计的内乱和外患数据进行对照检验,以保证数据集的完整、可靠。
2.经济繁荣程度数据
经济繁荣程度(economy)数据来自方修琦等(2014)的最新研究。该研究对过去两千年来中国经济的繁荣程度进行了等级量化,所参考的基础资料为25部现代中国历史和经济史著作,包括中国通史、经济史及相关专题经济史。这些著作大多为当代中国著名史学大家(如白寿彝、范文澜等)和经济史学大家(如傅筑夫、朱伯康、赵德馨等)主编,集合了相关领域众多知名学者的共同成果。著作在较为全面地引用原始经济史料的基础上,对史料做了系统的归类和分析,可视为中国经济史领域专家对古代中国经济波动的权威看法或观点的可靠数据来源。所收集的直接证据类型包括综合经济描述和政府财政收支,间接证据类型包括人口、耕地、生活负担等,记录的时间分辨率从年际至多年代的帝王尺度(通常20—30年)及朝代尺度(百年)。具体量化方法为,采用语义差异法,将经济等级划分为崩溃、凋敝、一般、繁荣和鼎盛5个级别,分别赋值1—5。从原始记录入手,在对每条记录所刻画的等级或等级变化进行判定的基础上,采用多分辨率记录融合法进行降尺度变换,得到10年分辨率的过去两千年各王朝经济等级序列。
3.王朝数据
根据陈高傭(1939)对内乱和外患的划分,本文选取了中国历史上的17个主要的中原王朝(dyn)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为:秦(前221-前207)、西汉(前202-公元8)、东汉(25-220)、曹魏(220-265)、西晋(265-316)、东晋(317-420)、刘宋(420-479)、南齐(479-502)、南梁(502-557)、南陈(557-589)、隋(581-618)、唐(618-907)、北宋(960-1127)、南宋(1127-1279)、元(1271-1368)、明(1368-1644)、清(1644-1911)。⑧
变量“王朝年龄”(age)定义为王朝已经存在的绝对年数。“统一虚拟变量”(unified)定义为全国统一与否,如果统一则取值为1,如果分裂则取值为0。数据来自葛全胜(2011)根据历史文献整理出的“秦汉以来中国统一与分裂时间表”。⑨
4.气候变迁与自然灾害数据
本文参照古气候学者的惯例,用温度变化(temp)和降水变化(precip)两个指标来代表气候变化变量。其中温度变化数据时间跨度为1-1910年,该数据取自Ge et al.(2013)基于28条现有温度序列重建的1-1990年全国温度距平序列,是中国古代气温重建的最新研究成果,可靠性较高,基本上能够客观地反映中国(全境)古代两千年来的温度变化情况。另外,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变化也存在区域性差异,因此本文选取了一个比较能代表中国北方的温度序列(temp-north)作为游牧民族活动区域气候的代理指标,数据来自Yang et al.(2002)。降水变化数据参考Zheng et al.(2006)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的旱涝等级状况重建的105-1995年中国东中部整个区域的干湿指数,为逐年数据。本文选取的时间段为105-1910年,通过计算每10年的算术平均值得到10年分辨率的中国古代东中部干湿指数序列。
此外,本文还将降雪异常(snow)变量考虑在内。数据来自Chu et al.(2008)根据中国历史上有关降雪异常的历史记录,综合世界大气循环等科学研究重建的一个降雪异常指数。该数据的覆盖区域为北纬25—46度、东经100—130度的中国东部地区,时间跨度为1-1900年。
水灾(flood)和旱灾(drought)的数据也来自陈高傭(1939)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书中统计的自然灾害数据包括每10年间隔加总的水灾次数和旱灾次数,时间跨度为前246-公元1913年。同样,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度量误差问题,本文参考了张波(1994)编纂的《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作为水灾和旱灾数据的补充验证。
谢选骏指出:上文可能残缺不全,我所搜寻保存的网文很多难免舛误错漏。但是它还是呈现了“气候变迁瓦解政府能力”的残酷面。
【18、气候变迁和气候变化 一万年以来中国气候的变迁】
2021-02-25 说史
我们现在正处于第四纪冰期的末端,从第四纪冰后期以来的全新世的这1万多年,相对于冰期,地球上气候总的看来是温暖的。但在1万年中又分为若干短暂时段,在若干分期内,地球上的气候也不断地变化,气温在不断地的波动,这种波动是以几百年和上千年为尺度。下面简单讲述一万年以来的气候变化,实际上诸葛亮和曹操生活的那个年代比我们现在冷多了。
1、距今8000年到5000年左右是温暖期,也就是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时间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传说中的黄帝和炎帝的时代。
中国和西方都有大洪水的传说,诺亚方舟与大禹治水,据说与全球气候的变暖有关,气温上升,导致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于是形成了大洪水,大洪水的记忆以神话和传说的形式流传至今。
这个时期辽宁南部年平均气温13℃左右,比现在高3~5℃,干燥度小于1.00左右,属于暖温带湿润气候。中国东部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2.5℃,西部高3~4℃。
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100年左右,气温相对下降,但相对仍比较温暖,这种温暖的气候一直延续到殷商时代。
2、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770年,是寒冷期。整个西周处于寒冷期。
公元前1100年左右,开始进入寒冷期,这个时间和武王伐纣的时间点一致,因为寒冷,所以导致了世界历史上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游牧民族大迁徙,印欧民族大迁徙的前端深入到中国的新疆和甘肃,使得处于西戎之间的周民族向东迁徙,他们在向东发展的过程中,与商族产生矛盾,最终武王伐纣,商朝灭亡。
整个西周王朝处于寒冷期,由于西周寒冷,所以有人说西周的农业生产力没有达到商代的水平,这也是为什么西周的青铜器雕刻比较的简单,以及西周统治者经常强调农业生产,甚至禁酒的原因。《竹书纪年》记载了公元前930年和公元前879年左右的严寒天气,有“江汉俱冻”的记载,《诗经》也经常描绘西周关中地区的严寒。
3、春秋战国时期至西汉末年是温暖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相当于春秋开始,到西汉元帝时期。
孔子、孟子生活的年代要比我们现在暖和的多
这个时期持续近700年的温暖期,整个春秋战国到西汉,也就说芈月生活的那个年代,比我们现在要暖和的多。《诗经》、《左传》中多次提到黄河流域有梅树生长,山东一些地区一年可以两熟,关中地区有很多的竹子,长安种的荔枝居然还可以存活。实际上从秦到西汉年平均气温大约比现在高1.5℃。
4、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属于寒冷期,曹操、诸葛亮生活的年代比我们现在冷,年平均气温低1~2℃
这是一个近600年的寒冷期。东汉洛阳晚春时降霜雪,冻死了许多人。三国时期有些年淮河冰封,(现在的淮河是不结冰的),南朝时期健康(今南京)也建有冰房,可见这个时期江南的冬天,冰也十分丰富。
5、唐到北宋为温暖期。时间为公元前600年至1000年左右。
唐高宗时期三年长安冬天无冰雪,长安种植的梅树、柑橘都能成活,柑橘居然还能结果。唐代冬季无雪的记载多于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杨贵妃吃的荔枝实际上不是从广东运来的,而是从四川运过来的,那时候荔枝可以生长在四川并且还能结果。那个时候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1℃。
唐朝女人穿得少,也与气候温暖有关。
6、南宋时期是寒冷期
南宋时期,华北的梅树不能生长,特别是公元1111年太湖湖面冰封,湖中洞庭山柑橘全部冻死,苏州运河经常结冰,北方在9月普降大雪;长江上游荔枝在1170年代由于冬天寒冷的气候,遭到毁灭性破坏,从此长江流域无荔枝树了,四川等地仅存的荔枝树,现在也不能结果了。
岳飞生活的年代要比现在冷
7、南宋后期至元代,是一个十分短暂的温暖期,大概持续了100年左右。元代初年黄河流域的竹类得到了恢复。
潘金莲生活的元末明初,要暖和一点。
8、从公元1400年到1900年是寒冷期,又称明清小冰期或明清宇宙期。
关于明清小冰期的寒冷气候,拙文“霸道”寒潮算什么!明武宗时期,长江封冻一月,洞庭湖结冰一尺,已有详尽的论述。清朝初年东南沿海一带冬季最低温比现在低5~7℃,明代北京冬季气温比现在低2℃左右。
1900年以后,由于工业革命的影响,加上人类破坏森林的结果,导致地球温室气体增加,于是全球气候变暖。但也有人说全球气候变暖与温室气体的排放无关,因为1900年以后,人类渡过了明清小冰期,气候总体趋势是趋向温暖。人类的活动并不影响全球气候变暖的大方向。然而也有人说,全球气候将会变冷,人类可能要进入下一个冰期,二氧化碳的排放也许会延迟下一个冰期的到来。
徐光启和利玛窦生活的年代比现在寒冷多了。
如果把气候放在长时段来看,今年的寒潮确实算不了什么,广东降雪,也只是一点点雪沙子而已。明武宗时期,长江封冻一月,洞庭湖结冰一尺,三国时期淮河结冰,西周时期长江和汉江都结冰了。
谢选骏指出:气候变迁变化可以导致文明兴衰存亡,但是谁兴谁亡,却不一定,而且往往正好相反——此起则彼伏、彼兴则此亡。关键在于天命,天机不可泄露。
【19、气候创造历史?——万字长文解读人类文明兴衰】
2018/10/14 格上理财
气候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是我们观察历史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但气候到底如何影响甚至创造历史?关于这个话题有过不少研究,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直观展示气候与人类历史的关系。
1816年的欧洲大陆,八月霜冻、全年无夏。
遭遇气候异常降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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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降温示意图@Wikipedia
农作物大面积减产歉收,导致大量家畜死亡。马匹,作为主要交通工具也不例外。面对这一困境,德国大发明家卡尔·德莱斯公爵,竭力寻求马匹以外的交通替代方式,于是发明了“双轮跑动机”。
并于1818年取得专利权。
这就是现代自行车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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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改变了人类交通史。
200年以来自行车演化简图@Wikipedia
注释:“双轮跑动机”德文:Laufmaschine,英文:running machine。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气候变迁与历史轨迹有关。那么,气候变迁如何改变人类历史?
一、气候决定文明
地球自诞生以来,历经多次气候冷暖交替。全球变冷时(冰期),地球处于冰河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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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半球冰期冰川分布(黑色)示意图
全球变暖时(间冰期),全球万物复苏。
北半球间冰期冰川分布(黑色)示意图
气候变化制约着生命演化,影响着人类前进的脚步 。
258万年前,人类先祖学会加工石器,进化的脚步踏入旧石器时代。
地球同步进入第四纪,气候以冰期-间冰期交替,地质学家称之为旋回。旋回的周期以万年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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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冰期是指全球持续低温、大陆冰盖大幅度向赤道延伸的时期;间冰期是指两次冰期之间,全球温度较高、大陆冰盖大幅度消融退缩的时期。冰期和间冰期又有不同时间尺度,大冰期的时间尺度为亿年级、冰期与间冰期的时间尺度是十万年级、小冰期时间尺度为千年级。目前地球处于第四纪大冰期,50万年来出现了5次冰期,每次冰期平均持续7万多年,而每次间冰期平均持续2万多年。目前处于1.1万年前开始的间冰期。
7万年前,地球进入末次冰川期,一直持续到1.2万年前。
末次冰期想象图
11700年前,地球开始走出冰川时代,气候发生全球变暖趋势。猛犸象开始出走东北,消失于西伯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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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候好转,万物蓬勃生长。
原始先民,离开了原来居住的洞穴,逐渐在平原上定居下来,人口开始渐渐增多。
依靠野外采集食物的生存方式,不能满足部落族群生存需要。
于是,催生了原始农业的出现,中国北方先民开始种植粟和黍;南方先民在长江流域种植水稻;中东先民在两河流域种植小麦。从此,人类由狩猎采集步入农耕文化。
农作物的原始产区示意图
10000-8300年前,全球显著升温。人类生存环境迅速好转,古代先民发展制陶技术。
更有利于储存生活用品,渐渐摆脱大自然诸多束缚。
8200年前,随着气温上升,北半球巨量冰川融化。尤其是加拿大的劳伦冰原的大融化(Laurentide Ice Sheet)。
加拿大的劳伦冰原复原图
崩塌冰融水注入北大西洋,大量冰水混合物奔向北冰洋。诱发洋流紊乱,导致全球发生干冷事件,地学史称“8200aBP事件”。
寒潮袭击北美东岸@NASA
8200-4200年前,干冷事件过后。全球气候进入大暖期,亚洲夏季风平稳增加,东亚气温普遍高于现今。中原地区,大象奔走于密林,扬子鳄隐藏于河边,鱼虾成群生活在河湖中,其中有这样一种鲤鱼尤为繁多。古代先民大量捕捞食用,大量鱼骨堆弃在一起,随着遗址掩埋而保存至今,它就是龙州鲤。
龙州鲤@百度
注释: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贾湖遗址(8000年前)出土龙州鲤的咽齿,推测当时贾湖遗址所在地的气候可能比现今长江流域更加温暖,因为现在的龙州鲤分布的冬季最低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上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边陲的龙州-上思一带。
属于中国特有物种,现今分布在广西西江上游。推测中原地区的气候,相当于现今的广西一带。地球科学数据显示,华北平原气候,年均气温较之今天高出2~3°C。冬季最低气温高于0°C,降水较之今天多出1/3。
中原地区大象奔走
气候温润造就大批良田,先民陆续创造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
河南省文化遗址分布图@李开封等/2015
注释:裴李岗文化距今8500-7000年前、仰韶文化距今7000-5000年前、龙山文化距今5000-4000年前。
这一时期,非洲撒哈拉沙漠,还是水草丰美的大草原。
又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7000-5700年前,全球气候,处于大暖期的鼎盛阶段。温暖湿润的气候,决定了原始社会的长足发展,我国北方地区步入仰韶文化时期,造就了原始文化发展的繁荣阶段。用一组数字能更好阐述这一特征,新石器时代遗址7000多处,仰韶文化遗址有5000多处,仅中原地区就有3000多处。
仰韶文化分布区@Wikipedia
5700-5000年前,全球气候出现波动异常。以5400年前为界,前300年亚洲季风减弱、降水减少。后400年,降水小幅度逐渐增加,随后又剧烈减少。导致我国北方仰韶文化衰落,地学史称“5400aBP事件”。
北方干冷期气候影像图@ESA/20070228
同一时期,非洲撒哈拉地区,湖泊萎缩、开始出现沙漠化。
当地人开始迁往尼罗河流域。
埃及早王朝时期示意图@ESA
5000-4200年前,全球气候开始转好。气温升高、降水增加;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
中国东部卫星影像@NASA/20160613
黄河在华北平原四处游荡,黄帝部落生活东部平原区,面临着洪水的劫难生存环境变得恶化。
黄河河道迁徙示意图
黄帝率领部落开始迁往高地,从东部平原向西部高原进发,从第一阶梯向第二阶梯挺进。为部落寻求更好的生存空间,与居住黄土高原的炎帝部落展开了一次殊死之战,史称“阪泉之战”,实现了中华民族第一次大统一。
蚩尤所率东夷族部落,长期生活在滨海地带。遭遇洪涝灾害和海平面上升双重诱因挤压部落生存空间。蚩尤率领部落开始西进,与炎黄部族大战于逐鹿,蚩尤为此丧命、部族被融合,史称“逐鹿之战”。
4200-4000年前(公元前2200年-2000年),全球经历了200年干旱期,亦称为“4200 aBP事件”。
澳大利亚沙漠@Daily Overview
导致全球范围文明的衰落。
全球干旱事件与历史进程@董广辉等/2017
撒哈拉淡水湖完全干涸。
非洲卫星影像合成图@NASA
古埃及的古王国终结。
埃及大金字塔@Daily Overview
两河流域的阿卡德帝国消亡。
阿卡德帝国示意图@Wikipedia
印度河哈拉帕文明向下游方向迁移。
中国,直接影响就是“南涝北旱”。
南方河口冲积物扩散卫星影像@ESA
南方地区,洪水滔天淹没大片良田,南方古代先民流离失所。
江苏常州长荡湖中八卦造型@Daily Overview
江浙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在通向文明门槛之前发生衰落。
良渚文化的衰落-4000年前@吴立等/2012
北方地区,开始出现干旱,黄河冲积扇下游,山东龙山文化亦开始衰落。
黄河冲积扇分布示意图
这一时期,河南嵩山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属于温润的的亚热带气候。原本河湖遍地、树木丛生,经受长达200年干旱事件,湖水萎缩、湖岸裸露造就大片良田,适合中原先民开垦耕作。
环嵩山文化遗址分布图@鲁鹏等/2013
曾经泛滥成灾的黄河,河水流量开始减少,大禹又治理十三载,消除中原洪水泛滥的灾祸。
大禹时期黄河故道(黄色)
最终开启华夏第一王朝。
夏朝疆域@追学网
二、气候创造历史
1.第一次小气候暖期
3800-3200年前(公元前1800年-1200年),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北冰洋的弗兰格尔岛,仅存500-1000只长毛猛犸象,在公元前1650年左右灭绝。
注释:猛犸象的适宜生存在寒带。直到约10000年前,绝大多数猛犸象消失殆尽,仅500-1000只长毛猛犸象在北冰洋的弗兰格尔岛上存活下来,在公元前1650年左右灭绝。
夏商之际,大象仍奔走在中原大地,梅树和竹子生长中原地区。商王武丁时代(公元前1365年-1324年?),甲骨文记载打猎捕获大象。
气候温润适宜,利于农业发展。粮食产量增加,极大促进加工业发展,青铜冶炼技术到达了顶峰。
商代司母戊鼎
2.第一次小气候冷期
3200-2700年前(公元前1200年-700年),寒冷气候导致作物减产。民不聊生、人心不古,易于发生社会动荡和战乱。
张家口结冰的湖泊@Atlantic
中国,在这一波气候变冷的过程中,随即发生一系列动乱事件。公元前1046年,“河竭而商亡”,周族部落在武王带领下灭商。
商朝疆域@追学网
注释:《国语·周语》记载“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河竭而商亡”指黄河枯竭而商朝灭亡。究其原因,气候长期干冷导致黄河枯竭。
公元前842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人民发动“国人暴动”,周厉王逃出镐京(西安)。公元前771年,“戎狄交侵,暴虐中国”。周边游牧民族迫于生存,长期频繁南下侵扰周朝,西夷犬戎部落攻陷镐京。
周朝及邻邦范围图@追学网
西方,长期处于“希腊黑暗时代”。地中海东部的青铜文明衰落,宫殿和城市都被毁、丢弃。居民定居点变的更小、更少;意味着经历了饥荒和人口减少。
希腊卫星影像图@ESA
3. 第二次小气候暖期
2700-2000年前(公元前700年-公元元年),《左传》记载,鲁国(山东地区)冬季冰房采集不到冰,且生长有梅树和竹子。
注释:梅树和竹子一般生长在亚热带地区,如我国江南地区,《左传》物候记载表明山东地区类似于现今江南的气候特征。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东西方文明在同一时期“共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是上古时期的辉煌时代。
春秋形势图@玖巧仔
西方,步入希腊-罗马时代。
注释:希腊城邦(红色)和腓尼基城邦(黄色)-公元前350年
“无数风流竞折腰”,公元前551年,当孔子出生时,释迦牟尼已是14岁少年。
公元前479年。待孔子老去后,10年之后(公元前469年),思想家苏格拉底来到古希腊。11年之后(公元前468年),墨子出生在山东滕州。52年之后(公元前427年),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降临。95年之后(公元前384年),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诞生。107年之后(公元前372年),孟子出生于山东邹县。110年之后(公元前369年),庄子诞生于河南商丘。132年之后(公元前347年),纵横家苏秦横空出世。公元前322年当亚里士多德老去时,欧几里德已经8岁了。22年之后(公元前300年),欧几里德创作了《几何原本》。35年之后(公元前287年),欧几里德的徒孙阿基米德出生于西西里岛。38年之后(公元前284年),李斯出生于河南省上蔡县。42年之后(公元前280年),韩非子诞生于河南省新郑。
简而言之,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比孟子大12岁,比庄子大15岁。古希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比李斯大3岁,比韩非子大7岁。
孔子画像-明仇英绘/1494~1552
这段气候温润期,造就人类智慧集中大爆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战国形势图/公元前350年@玖巧仔
据史学资料统计数据,自秦汉以来的2000年内,31个盛世、大治和中兴。21个发生在温暖时段,3个发生在由冷转暖时段,2个发生在由暖转冷时段而在15次王朝更替中,11次出现在冷期时段。
秦汉以来气候变化及其影响@葛全胜等/2014
4. 第二次小气候冷期
2000 -1400年前(公元元年-公元600年),全球气候再次回到小冰期,寒冷迫使人民向南方寻找阳光,社会动荡和战乱再次扫荡中外。
中国中东部的大雪@NASA/20180110
比如公元225年,曹丕到淮河广陵(江苏淮安),组织10万士兵开展军事演习。由于气候寒冷、淮河结冰,军事演习不得不取消,这是目前已知淮河最早一次结冰。
东汉至宋时期黄河故道图-黄色范围为淮安
中国,从公元元年开始,拉开了大乱世的序幕,王莽篡政、两汉更迭。
王莽末期群雄割据示意图@玖巧仔
东汉王朝鲜有和平繁荣,东汉末年黄巾起义。
东汉疆域-公元24年@追学网
三国演义三分天下。
三国区划图@玖巧仔
五胡乱华十六国,汉族南迁建立东晋政权。
东晋疆域-公元417年@追学网
南北朝混乱割据。
南北朝割据-公元556年@追学网
从此,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格局,江南的经济发展赶上北方。
西晋永嘉之乱(公元311年)以来汉族南迁@玖巧仔
欧洲,在公元542年-592年,爆发了大瘟疫疾病,死亡近2500万人。待气候停止恶化、开始转好,瘟疫似乎也平息下来。
描绘欧洲鼠疫的画作
注释:从南极与格陵兰的冰芯取样重建的气候演化证据表明,超级火山喷发造成的公元535-536年气候极端事件,导致了持续多年的火山冬天,全球农业生产崩溃、饥馑肆虐,从而导致瘟疫流行性大爆发。最可能的超级火山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拉包尔火山或中美洲萨尔瓦多的伊洛潘戈湖火山。
5. 第三次小气候暖期
公元600-1280年,隋唐再次统一全国之后,帝国开始变得富庶。
唐朝疆域图@玖巧仔
文学和艺术随之复兴,开启了“唐诗宋词三百首”。
宋疆域图-公元1111年@玖巧仔
这一时期,气温再没有回升到从前,竹林并未回到中原,大象也迁移到南方。
公元850年-965年,是小气候期中的寒冷期,期间经历了黄巢起义。
五代十国小乱世。
五代十国分布图@玖巧仔
蒙古地区,气候温润带来降雨,沙漠逐渐变为草原。北方游牧民族人口膨胀,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横扫欧亚大陆。
6. 第三次小气候冷期
公元1280-1820年,全球气候小冰期,公元1431年,柬埔寨吴哥城被放弃。
公元1627年,陕西澄城饥民暴动,明末民变开始。公元1644年,李自成陷北京城,明朝灭亡与小冰期饥荒有关。
公元1650 -1700年最冷,洞庭湖结冰三次,太湖、汉江和淮河结冰四次。
明朝万历疆域图@玖巧仔
欧洲,公元1346年-1353年,爆发闻名于世的黑死病。后来波及全球,全世界死亡约7500万人。
黑死病的蔓延@Wikipedia
7. 第四次小气候暖期
公元1820年至今,现代气候最适期。人类经历三次工业革命,工业化国家初期人口倍增,到了小康阶段自发性节育,更多的发展国家人口继续膨胀,地球正处在一个变暖的周期 。
总体而言,长时间的寒冷,严重损害农耕经济产出,造成粮食供应不足,导致政府税收减少,进而削弱王朝的权力。相对温润的气候,大力促进农业产量提升,物质供应丰富,政府税收充实,先哲开始致力于文化艺术,也就是说,气候变化决定历史进程。
全球气候变化,又具有一定的准周期性。以600年暖湿和600年干冷交替相隔1200年左右循环一次,古代先民的社会文明随之变迁。
注释: 地球科学证据和史料记载显示,虽说现今处于1.1万年前开始的间冰期,但是近5000年来,寒冷期与温暖期交替出现,但是总的趋势是由温暖向寒冷变化,寒冷期一次比一次长,一次比一次冷。
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气候周期交替?
三、气候变化的驱动因素
决定地球气候变化,主要包括四个因素:太阳辐射作用;地球轨道参数;星系轨道参数;天文及地质事件。
注释:影响地球气候变化的因素很多,这里仅列出以上几种,简明扼要叙述,方便大家理解。
1. 太阳辐射作用
万物生长靠太阳,太阳系八大行星中,地球位于内侧第三序位。太阳活动的强度,决定了地球气候变化。
然而,太阳活动的强度,而有一定的周期性。最主要的太阳周期,是长达11年的太阳黑子周期。
太阳黑子影像@NASA/20040622
太阳黑子活动频繁,绕太阳黑子边缘的光球区域,亮度比平均的亮度更高,因此太阳散发出更多的热量。太阳的辐射强度会更大,进而辐射到地球热量更高。
太阳粒子与地球磁层的交互作用
简而言之,太阳黑子越多,太阳辐射增加,太阳变得更亮。到达地球表面较多,地球平均温度较高,形成的气候较为温暖。
太阳活动-日冕@NASA/20150224
注释:太阳活动是太阳所发出太阳辐射的总量变化。在日地平均距离条件下,地球大气上界垂直于太阳光线的面上所接受的太阳辐射通量密度,称为太阳常数。太阳常数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常数,依据太阳黑子的活动变化,他所影响到的是气候的长期变化,而不是短期的天气变化。
1893年,英国天文学家爱德华.沃尔特.蒙德整理格林尼治天文台的档案,注意到1645-1715年间,太阳黑子数量极其稀少,是一个太阳活动极小期史称“蒙德极小期”。这一时期恰是气候较为寒冷,太阳活动的周期性,决定了地球气候周期性变化。
太阳黑子、日食与国家空间站@NASA/2017
2. 地球轨道参数
引起日地距离和位置的改变,又分为三个方面。地球轨道偏心率,变化周期为9.6万年。
黄赤交角,变化周期为4.1万年。
岁差现象,变化周期为2.6万年。
岁差现象示意图@Wikipedia
注释:岁差现象在天文学中是指一个天体的自转轴指向因为重力作用导致在空间中缓慢且连续的变化。例如,地球自转轴的方向逐渐漂移,追踪它摇摆的顶部,以大约25800年的周期扫掠出一个圆锥。
三者,共同作用于地球气候变化,以10万年为主周期变化,同时叠加着4万和2.6万年,次一级的变化周期,产生时间尺度为万年级的冰期。
注释:米兰科维奇理论即是从全球尺度上研究日射量与地球气候之间关系的天文理论。该理论认为,北半球高纬夏季太阳辐射变化(地球轨道偏心率、黄赤交角及岁差等三要素变化引起的夏季日射量变化)是驱动第四纪冰期旋回的主因。这个理论的核心是单一敏感区的触发驱动机制,即北半球高纬气候变化信号被放大、传输进而影响全球。
比如,黄赤夹角(地轴倾角)变化范围22.1°-24.5°,变化周期为41000年
当地轴倾角增大时,高纬地区接受太阳辐射增加。赤道地区接受太阳辐射减少,同时,地轴倾角越大,地球冬季和夏季,接受太阳辐射差别越明显。这些差别共同影响地球气候变化。
3. 星系轨道参数
太阳系围绕银河系,做更大空间的运转。具更大尺度的周期,导致银河系等星系恒星,对地球辐射作用产生周期性变化,产生更长周期的气候变化。比如,时间尺度为亿年级的大冰期。
太阳系在银河系中位置@NASA
4. 天文及地质事件
陨石撞击地球,导致地球磁场倒转,进而影响气候变化。
注释:有学者认为258万年前,陨石撞击导致地球磁场由松山反向极性期转向布容正向期。
火山喷发,可以直接影响全球气候。公元前1650年-1600年,希腊米诺斯的锡拉岛火山爆发。
生成约30-35千米高的喷发柱。
一万年来最严重的火山爆发之一,史称“米诺斯火山爆发事件”。
米诺斯火山口@NASA
大量喷发物进入平流层,导致全球气温降低。河流枯竭、粮食减产。这一事件,很可能是诱发夏朝灭亡,《国语·周语》记载“伊、洛竭而夏亡”。
四、无算之年
1815年4月5-15日,印度尼西亚松巴瓦岛,坦博拉火山开启一系列喷发。
当时造成了10000人丧生,喷发过后的几个月内,致使82000多人死于饥饿和疾病,火山灰充满到整个大气层。
坦博拉火山口@NASA
削弱太阳辐射强度,全球遭遇气候异常降温事件。对全球的影响在第二年突显。1816年,全球气温急剧下降,北半球农作物欠收、家畜死亡,导致19世纪最严重的饥荒。中国1816年夏天(嘉庆二十一年),农历八月“天气忽然寒如冬”。黑龙江地区农历七月出现严重霜冻。
欧洲,远在万里之外。八月霜冻、全年无夏,直接催生了自行车的发明。1816年亦称为“无夏之年”。
气候变化,直接影响人类的生活和生存环境,严格限制国家资源承载力水平。
总体来看,气候变化决定农业经济水平。农业经济影响人类温饱程度,人类温饱奠定社会稳定状态。社会稳定制约历史发展进程。
简而言之,古今多少事,尽在气候中。
主要参考文献:
1. 竺可桢, 1972.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2. 刘东生等编译, 1997. 第四纪环境.
3. 许靖华, 2006. 气候创造历史.
4. 狄·约翰, 2014. 气候改变历史.
5. 马德. 2017. 气候颠覆历史.
谢选骏指出:气候不能创造历史——创造历史的是走投无路的人。
【20、气候决定历史?】
艾予(《中华读书报》2014年07月02日 12 版)
《气候创造历史》,[瑞士]许靖华著,甘锡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5月第一版,36.00元
许靖华是华人世界中为数不多的世界级科学家之一。他的作品每每以发表富有争议的大胆新说而引起激烈讨论乃至强烈批评。前几年,他因《古海荒漠》和《大灭绝》两书在国内知识界受到广泛关注。最近,三联书店出版了许氏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气候创造历史》,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领略他的卓识。
关于气候影响历史的观点,并非许氏的首创。美国学者亨廷顿被视为气候影响历史观念的始作俑者。他于20世纪初在印度北部、中国塔里木盆地考察,其后出版《亚洲的脉搏》一书,即认定中国历史上气候变迁与外患内乱息息相关——五胡乱华、北宋契丹女真外患、明末战乱和满清入关,莫不与满蒙及中亚地区气候转旱有关。他还著有《文明与气候》,认为人类文明只能在特定气候地区才得以发展。竺可桢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将中国五千年来的气候分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并据之考察气候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研究。近年来,布莱恩·费根、劳拉·李等学者也纷纷在著述中强调气候对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
然而,《气候创造历史》一书不仅是对气候影响历史观念的进一步深化,而且将气候作为“创造”历史的最重要因素加以考量,突出了气候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可以说,许氏是站在竺可桢、亨廷顿等学者的肩膀上展开之际的研究。他列出了四次带来饥荒的小冰川期,以及四次导致人类贪婪的温暖期,探讨气候变化影响下的农业生产变化、人口数量增减与迁徙、疾病传播与人类健康、人类聚落进退、社会动乱及古文明兴衰等。
许氏提出,人类历史上的历次重大战争和民族大迁徙,都与气候变化有关。气候寒冷,易导致干旱和饥荒;气候温暖,又会让人口激增而面临巨大的生存发展压力。因此,不论气候如何变化,人类社会都会有战争,一部人类文明史其实就是战争史,而那些极端气候条件带给人们的也往往就是历史大变局。许氏在书中细致深入地考察了中外的众多案例来加以印证。例如,明朝的覆亡、欧洲的“三十年战争”,概源于小冰川期带来的严重饥荒;五胡乱华、日耳曼大迁徙也不能完全归罪于匈奴,而是恶劣的气候变迁迫使匈奴不得不大举迁徙;成吉思汗的对外征服、卡努特的入侵英格兰和挪威则是因为气候温和,让人们在对财富和权力的贪婪中迷失……不仅如此,自古以来中外各国的军事斗争、朝代变换,很多都与气候变迁紧密相关。一直到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命运同气候的关联才变得不再那么明显。人类在小冰川期为需求而战,温暖期则为贪婪而战。——“气候创造了历史,人类的痛苦也永远挥之不去。”
通过对气候历史周期性的考察,许氏还就一些关切人类未来发展的问题也提出了有别于主流的看法。例如,就“全球变暖”问题,他认为,20世纪以来已经步入全球变暖的周期,全球平均温度的迅速升高引起了敏感的人们的警觉,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刚从一次小冰期走出来,不管我们燃不燃烧化石燃料,全球总会越来越温暖的;而历史记录表明,全球气候变暖将给一个建筑在农耕经济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带来福音。
尽管许氏的某些论述或许有拔高气候作用的“嫌疑”,但并不会因为“夸大其词”或“危言耸听”而失去其基本的科学性,至少,他的思考能给予我们很多启发。
网文《气候变迁》报道:
气候变迁是指从一种正常气候过程转换为另一种正常的气候过程。变化前具有稳定的气候结构,变化后具有与变化前不同的但仍是稳定的气候结构,因此并不回复到原有的稳定气候结构中去。至于其中的历程,可以是突变,但更常见的却是通过较长时间起伏的演变。
气候变迁的“变化”不属于空气本身的自发扰动,往往与下垫面变化、人类长时间无意识地大规模改造自然、天文(包括地球轨道要素)的因子变化等有关,对人类活动和经济生活也具有悠久的深刻的影响。外文名Climate Change。
释义
气候变迁是指从一种正常气候过程转换为另一种正常的气候过程。变化前具有稳定的气候结构,变化后具有与变化前不同的但仍是稳定的气候结构,因此并不回复到原有的稳定气候结构中去。至于其中的历程,可以是突变,但更常见的却是通过较长时间起伏的演变。气候变迁的“变化”不属于空气本身的自发扰动,往往与下垫面变化、人类长时间无意识地大规模改造自然、天文(包括地球轨道要素)的因子变化等有关,对人类活动和经济生活也具有悠久的深刻的影响。
气候现象
通常指较长时期的气候演变,也泛指各种时间尺度的气候演变,如地质时期气候演变、历史气候演变和现代气候变化等。气候是不稳定的,具有连续波动的性质。只有一系列波动长期向一个方向变化,并使自然地理环境其他因素发生改变时,才算是气候变迁。
由于气候观测记录年代短,研究气候变迁,经常使用各种代用资料,从各个方面寻找线索,复原过去各时期的气候。约万年以前的气候,主要依据地质资料复原,称地质时期气候。一百多年前至几千年前的气候,主要依据考古资料、文史资料和树木年轮(见年轮气候学)等研究弄清,称历史气候。地质时期气候和历史气候又合称为古气候。地质学上指的古气候只是地质时期的气候。近百余年的气候,一般有气象观测资料,称现代气候(见现代气候变化)。
产生原因
1、自然原因
随时间尺度的不同而有差异。现代气候和历史气候的形成及其演变,可视为气候系统(包括大气、海洋、大陆、冰雪、生物圈等)内部振动的结果,太阳活动的11年周期、22年周期和80~90年周期等是其重要的外因。地质时期气候形成及其演变的原因尚无定论。南斯拉夫M.米兰科维奇利用地球天文参数(地轴倾斜、地球轨道的偏心率、岁差)的变化同第四纪气候变迁进行对比,认为地球天文参数变化是气候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至少可以肯定,整个地质时期的气候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海洋和大陆分布的变化,即同全球自然地理环境演变的根本原因有关。人类活动(包括自然植被的破坏、大气污染、人工热源等)已对局地气候造成了显著的影响,对全球及大范围气候的影响也被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但自然原因在当前仍被认为是大范围气候演变的主要原因。
2、人为原因
气候变迁越来越受到重视,主要是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有可能使气候产生不利于人类的不可逆转的变化。现代研究气候和气候变迁的技术有了很大改进,人造地球卫星和大型电子计算机等为气候系统的监测和资料的整理分析提供了有利条件。气候变迁的研究同许多理论科学和技术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科学的发展又为这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提供借鉴。气候变迁研究已成为世界气象组织(WMO)所拟订的世界气候计划(WCP)的中心内容之一,面临着重大发展的新时期。
谢选骏指出:气候不能决定历史,决定历史的还是上帝。
【21、全球变暖很恐怖?看看人类历史吧】
2017/12/20 新潮沉思录
2017年6月2日,当人们还没有从“六一儿童节”的快乐中完全醒来(即使是大人,也可以沉浸在儿童节的快乐中),美国的新任总统,“童心未泯”的唐纳德·特朗普就又宣布了一个重量级的决定,退出美国于2016年4月22日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以下简称巴协)。这一当时由美国国务卿克里抱着外孙女签署的协议,才一年多就被川普同学扔进了废纸篓,求此时克里心理阴影面积…
说几句题外话,近些年,不少政治活动,似乎总少不了孩子出来“卖萌”(当然,这往往不是孩子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大人们的),例如在叙利亚,在土耳其,还有在前面提到的纽约,无数人总是试图“用孩子来唤起人们的良知,结束暴行,弃恶从善”。但是事实证明,再多的孩子们也阻止不了“邪恶的大人们”在有关重大政治问题上的拖延搪塞与反复。不过,“孩子们”在这里,又何尝不是另一些“邪恶的大人们”的把戏呢?
川普的决定一石激起千层浪,从国外到国内,都此起彼伏的声讨川普的这一决定。(当然,巴协的本质是一个超大号的生意订单,主要内容为在今后的时间里由发达国家出钱向能源大亨们购买环保的能源设施和能源以支援第三世界国家,能源大亨们能赚一大笔钱,等等…怎么好像哪里不对…)在推特上,各路能源巨头纷纷发推声讨川普的这一决定,在民间,各路政商学教界的环保主义者更是发动了游行示威等种种抗议活动来反对川普的这一决策,美国的某些州、市甚至试图绕开中央政府(即华盛顿),自行参与“巴协”。
这番活动,让笔者想到了某种经典的叙事方式——21世纪前叶,美帝暴君川普倒行逆施,退出巴协,置全球数十亿人之生命于不顾,世界各国人民团结起来,与其坚决抗争,书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音乐起~~~好吧其实是我编不下去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暴君凯撒(川普)!)
关于川普决定退出“巴协”的动机以及有关各方为什么会激烈反对的原因,本文并不想去深究,因为这涉及如笔者这样的常人所不能接触到的领域,若是强行分析,难免有陷入“阴谋论”的尴尬。(不过关于“巴协”的本质其实是一个生意大单,尤其是“新能源”的大单,这点是毋庸置疑的。)所以笔者决定还是就事论事的好,也就是一个最直接的问题:若是未来真的全球变暖,会有一些人们描述的那么糟糕吗?
(上图是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时,有关方面提出的七个为名义上阻止全球变暖而设计的七个控制碳排放的方案,仔细看,会发现很有意思~o~)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困难,因为地球就曾有过气温比现在高得多的时期,即使在人类出现以后,这样的时期也存在过,虽然这一事实往往被以IPCC(即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为首的鼓吹全球变暖的“科学家们”所无视,因为在那个时代,人类连是否出现都是问题,更谈不上什么进入工业化时代,这与IPCC的“科学家们”的立论基础完全相左。不过这对于研究地球气候宏观演化的学者以及关注者来说,这倒是更类似于某种“常识”,其实在不少科普作品中都有说明,今天的地球,是由一个“火球”逐渐降温而来的,即使到今天,地心的温度也有7000°C。
当然,“火球时代”的地球,自然是一个没法存在生命的时期,还是说说生命出现后的地球气候吧,例如恐龙存在的侏罗纪时期,那是一个各种举行生物生活于地球各处的时期,其中就有著名的、曾经被认为是巨大的蜥蜴而其实是现代鸟类的祖先的恐龙。谈到恐龙,可能很多人都会联想到那有着庞大身躯、锋利牙齿、以及蜥蜴般皮肤(咳咳,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恐龙似乎有羽毛…)的庞大巨兽。其实,恐龙所生活的侏罗纪时期便是一个典型的“温室时期”,侏罗纪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是现今浓度的四倍,气温要比现今高5—10°C,海水温度至少比现今高8°C,在全球范围内都很难找到大规模的冰川。要知道所谓的“厄尔尼诺现象”,其海水温度上升最高也只有6°C。
那么侏罗纪时代的地球,是一个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呢?是某些持“全球变暖论”者所想象的缺少食物、难以生存的“温室世界”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从霸王龙、腕龙等巨型恐龙那庞大伟岸的身躯上,便能知晓一二。动物身躯的庞大,往往说明当地食物的充足,这点即使在现今也依然具有普遍意义,例如当今陆地上最大的动物大象,便往往只能生活于枝繁叶茂、食物充足的热带、亚热带地区(当然,我是指野生的),而如果要将其在温带甚至寒带进行饲养,那往往就代表着天文数字一般的“餐饮费”。
抗战期间,远征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就曾从缅甸当地带回了几头在战争中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大象,结果他们很快就发现,将大象养在远离热带的地区有多烧钱,最后不得不试图将这些大象进行杂技训练,以赚取餐费(大象都这么能吃,何况那些恐龙)。而侏罗纪时代的恐龙,自然是没有人类来喂养它们的,它们能拥有庞大的身躯,只能说明它们所处的环境中,一定是个不缺乏食物的。也就是说,即使极而言之,地球的温度出现了极大的上升、冰川融化、海水升温,地球也并不会如一些人设想的那样成为一个“寸草不生的荒芜世界”,反倒可能出现例如侏罗纪这种巨型生物大量存在、繁衍的“生物爆发”时代。
即使不从这种常理推论来看,就从东北地区丰富的石油和煤炭资源,也能知道今天冰天雪地的东北曾经是什么样子,关于石油和煤炭如何形成,这个应该在小学的自然课中就会有老师介绍过了,不过还是不打哑谜了,直接说比较友好:石油、煤炭以及天然气,是古代有机物(动植物的尸体)被埋入地底深层,通过漫长的压缩和加热后逐渐形成的。也就是说,石油、煤炭以及天然气资源丰富的地方,在古早古早,一定存在着一段植被密布、生物繁多的时代,而那个时代,普遍处于某些人幻想的如同地狱般的“温室时代”。
当然,恐龙的时代毕竟对于人类来说还是遥远了一些,那么人类出现后的时代,地球可曾还有过温度比现在高得多的时代?答案自然是有的,不过自从人类出现以来,如恐龙时代那般的“温室时代”是再也没有出现过了。甚至根据研究,人类的出现,就与气候的降温化发展有关,因为温度下降,导致大量热带丛林逐渐转变为草原,因此在原本树上生活的的古猿不得不下树生活,逐渐发展为今天的人类。可以说,自从人类出现以来,地球就比过去“冷”了许多。
当然,这个“冷”是相对侏罗纪而言,与现在相比还是比较热的。而人类的大发展,就与一次气候转暖的时期有关,这段时期,就是发生在距今8500多年(所谓距今中的今,为1920年)的“全新世大暖期”。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地球的平均温度上升了4.5°C(要知道,所谓的全球变暖,其温度上升幅度也只有0.74°C/100年,即在20世纪的一百年间,地球的气温上升了0.74°C。)。
这个暖期大约持续了5500年。期间气候暖湿,降水大量增加,今天的青海湖、内蒙古岱海等湖泊的水位大大上升,含盐量有了明显的下降(关于含盐量的变化,是从盐湖沉积中发现有含盐度相对较低的淤泥从而分析得出的)。在今天的河北地区,榆、胡桃、柳等暖温带植株的数量也大大增加,甚至出现了亚热带植物山毛榉。
而在这一时期的人类,也因为气候的暖湿而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繁荣时期。我国新石器时代时最重要的古文化之一的仰韶文化(因为级别不够,所以不能称为文明,便退而求其次称之为文化,最重要,是因为遗迹极多),就是在“全新世大暖期”中走向繁荣的。仰韶文化以粟(俗称小米)作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在全新世大暖期的促佑下,以关中为中心,西至甘清、东至黄河下游、南至江汉平原、北至内蒙古南部的广大区域,都有仰韶文化活动的痕迹。但随着“全新世大暖期”的结束,气温开始逐渐下降,仰韶文化也逐渐衰落了,最终在距今5000年左右被龙山文化所代替。了解仰韶文化的兴衰史便可以发现,人类社会与气候环境的关系是:温暖带来繁荣,寒冷带来动荡。
(仰韶文化的陶器)
如果说仰韶文化的历史太过遥远,那么说一说公元后的故事也许更有价值。比如众所周知的大唐盛世。虽然近些年来,有关大唐的“赫赫武功”开始遭到不少质疑,但是大唐盛世时中原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不会有人提出异议,“风调雨顺,年登岁稔”,是史料对优越自然环境下大唐盛世的明确描述。而这种优越的自然环境,就建立在大唐盛世温暖的气候上。
其实唐朝建立初期,气候也并非温暖和煦,而是冻害频频,这种气候状况,应该是延续隋末以来的气候动荡(也就是说,隋朝的灭亡与气候的转冷有很大的关系,“寒冷带来动荡”的又一个例证,根据最新研究和考古证实,秦代的灭亡也与气候恶化有关)。即使到唐太宗继位初期,有关各种灾害的记载也不鲜见,而这些灾害,基本都与寒冷有关,比如蝗灾,就是典型的在气候冷干的时候才会出现的自然灾害,“唐太宗吞蝗虫”(鸡肉味,嘎嘣脆~o~)的故事,就是以此为背景。
但是自从贞观三年开始,气候逐渐向暖湿方向变化,至贞观四年时,已经出现了“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的盛世景象。这种气候暖湿的情况持续到了唐玄宗执政的开元时期,成为了长达四十余年的“开元盛世”的物质基础。这段时期由于气候的暖湿,天文学家僧一行在编纂的大衍历干脆就去掉了表征寒冷气候的《正光历》“七十二候”时令。
但是“盛世俏随流火去”,进入天宝年间,气候转向寒冷干燥,天宝十年时,皇宫内的橘树结果都成了祥瑞之兆。皇宫中栽有橘树,至少说明在栽种时以当时的园艺水平,是可以让这些橘树开花结果的,否则皇宫中也不会栽种。而在天宝十年时因为橘树结果而被认为是祥瑞,说明此时的外部环境即气候已经发生了变化,橘树结果已经成了稀奇的事情。
“橘生淮南”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南方水果能移植到北方,虽然不排除有人类技术发展的因素在其中,但考虑到古代的生产力水平,自然环境的变化也不可忽视,也就是说,“橘树结果成祥瑞”说明,天宝时期长安地区的气候已经明显转冷,至少已经于今天的西安气候处在一个水平(今天的西安橘树也不能结果),而这种气候下西安地区的农业状态如何,也就可以想象了。
后来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了,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这点即使在义务教育阶段没有认真上历史课,在看几集大甜甜主演的《大唐荣耀》应当也能有所了解。而756年的一件事可能知道的人就少一些了,那就是实施了29年的《大衍历》被废弃,历法被废弃,说明其已经完全不能指导生产生活,从侧面说明天宝以来的唐朝,其气候环境已经明显恶化了。唐朝末期,在渤海海域甚至还出现了“海冰”现象,所谓“海冰”,就是因为极低的温度导致不易结冰的海水也结冰的现象,这种情况在1935—1936年冬季也曾出现过,那时北京的冬季气温达到了距平-3.1°C的低温。
而根据考古数据,在唐朝末年(公元850—940年)更是出现了明显的弱季风期,中国气候的特点是季风气候雨热同期,而如果季风变弱,气候转为干旱、寒冷,最终导致社会动荡。同样的弱季风期,还出现在了元末明初(公元1350——1380年)与明朝末年(公元1580——1640年)。
大唐盛世的终结让人惋惜,明朝的灭亡更是使人慨叹。而明朝的灭亡与满清的入关,就与始于15世纪,在17世纪达到极盛的“小冰期”有着不小的关系,因为“小冰期”的肆虐,17世纪时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动荡与自然灾害,这一事件又被称为“17世纪普遍危机”。当然,网上很多“明粉”把明朝的灭亡原因全部推到小冰期上,这是不符合唯物史观的。明朝的灭亡过程是社会发展规律和多种历史因素叠加的结果,只能说气候在这一时期确实造成了相当的影响。
有关明代长期处于“小冰期”的这一事实,现在学者们已经基本达成共识,有关的论文、论著也为数不少。所以笔者就不准备再耗费太多篇幅对其进行复述了,有意者可以搜索一下相关书籍的PDF即可,这些资料并不难以取得。例如葛全胜的《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王绍武的《全新世气候变化》以及满志敏的《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都对这一时期有较为详尽的介绍。如果觉得学者的论著毕竟有偏向性,还可以找一些大学课本来看,比如邹毅麟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说了这么多,可能有的读者会说,前文只阐述了气候的冷、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但是没有介绍现在气候到底处在什么状态的内容。其实这方面的资料,在王绍武的《全新世大暖期》中就有收录,为了节约读者的时间,现将内容摘录如下: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这种气候变暖的趋势已经出现了停滞。根据2009年8月美国气象学会周刊发表的报告,1999—2008年的温度增量为0.07摄氏度,已经显著低于1979—2008年的0.18摄氏度,更低于著名的IPCC估计的0.2摄氏度。而唯一可以明确的是,20世纪末时,地球的温室气体排放并没有丝毫的减少,反而在持续增加中,也就是说,地球的变暖已经开始停滞,并且这种停滞的力量不是人类活动即排放温室气体所能撼动的,“风大了,把猪吹了起来,猪就以为自己能飞了,等风停了,猪就会掉下来”。
当然,数据上的例证还是不太直观,有时候还是眼见为实的好。2013年,美国宇航局根据卫星照片对比发现,2013年8月15日的北冰洋冰面相比2012年8月27日扩大了60%左右。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比较间接的证据,有些则是笔者自己做的一些对比分析。2012年02月02日,央视报道了“海冰面扩大 近三成海面封冻”的新闻。今年,也就是2017年6月17日CCTV1的《新闻联播》中,报道了长白山天池因为寒冷而延迟开冰的新闻。另外,在山东,旱灾已经连续多年爆发,让笔者不由得想到了在查阅明代山东时所看到的资料。
综上,如果美国退出“巴协”就能导致全球继续变暖,那么笔者真的很愿意相信那是真的,因为从现在的气候现象看,地球未来变化的趋势很有可能朝着“小冰期”的方向发展(当然了,指鹿为马的人会把这个也叫全球变暖),而气候寒冷时期,往往是“动荡时期”的同义词。
不过说一千道一万,作为人类,永远期盼着地球能四季如春显然也是不现实的。人类还是应该努力争取获得“脱离引力的束缚,飞向广阔宇宙,畅游于星群”的力量(比如可控核聚变什么的?),尤其是在当下这个“小冰期”迹象越来越明显的时期。人类历史迄今为止,还从来没有过在气候转冷的作用下没有发生动荡和混乱的例子。
具体到中国,应该将主要的精力用于研发新能源和降低现有低成本能源(煤炭、石油)的污染上,而不是徒耗资金,用“清洁的新能源”来代替现有能源,因为这样得到的可能是一时的“晴天白日”(况且,你怎么知道这晴天白日其实不是因为凛冽的寒风?),却可能将国家置身于凛冬之中。因为一来“清洁的新能源”往往十分昂贵,二来其第一用途也基本不是取暖,如果因为将其集中用于取暖而导致亟需“清洁的新能源”的工业生产陷入停滞,那么紧随而来的失业和通胀,并不比寒冷的冬天令人愉快。
“凛冬将至,谁可悠然?唯有执掌永恒烈焰之人。”
首先,要有光。——GOD
首先,要烧煤。——作者
谢选骏指出:全球变暖并不恐怖,如果那是上帝的安排。
【22、全球化使我们的经济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2016年08月16日 Leonie Wenz
PhD student, Potsdam Institute for Climate Impact Research
背景探索
气候变化
探索最新的战略趋势、研究和分析
干旱、酷热、洪水和暴雨这些极端气候问题,通常对一些地区来说被认为是毁灭性的噩梦,对一些地区却是很遥远的事情。事实往往就是这样。然而,在全球化的年代,极端气候的经济影响不再局限于局部地区,而是辐射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虽然这种影响一定会被削弱,但是只要经济贸易往来存在,我们就与对方国家共同经受着极端气候的摧残。
例如,泰国在2011年发生的那次灾难性的季风洪水淹没了许多工厂的生产设备,严重影响了本国的高科技生产部门的运作,使得全球硬件发生短缺。全球食品生产中最常用的两大植物油之一的椰子油重要原产地菲律宾也在2013年遭受了台风“海燕”的扫荡,对全球椰子油供给造成巨大的打击。
非极端气候造成的灾难也同样会产生严重的连带后果,正如日本2011年发生的海啸和地震,对汽车产业的生产与出口都造成了广泛的影响。与地震之类的灾难不同,极端气候引起的灾难的数量在不断攀升。同时,人类燃烧化石燃料排放的温室气体仍在加剧气候系统的不稳定性。
全球化中的气候变化将产生级联效应
这样的冲击令人不得不关注起这一方面。在现代快速全球化的过程中,复杂的全球供应链和增值链的网络已经出现。一件商品可能是全球合作生产的结果。因此,气候变化如若对供应链上任何一环造成损害,势必会对整个链条都产生影响。随着气候引起的灾难的增加,这样的影响也将会增加。
在期刊《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我与Anders Levermann对于气候变化沿着全球供应链将损失辐射到各地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我们的研究是以工人遭遇酷热而造成的减产作为分析对象的,但是我们的研究结果也可以引申得出,其他的气候变化也会产生与酷热相似的后果。
炎热程度与生产力负相关
近期研究表明,一些诸如矿业、建筑业、林业之类的无法给工人们配置空调的产业中,一到高温天气,工人们就非常容易筋疲力尽,产业也随即萎靡。
在这一项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1991年到2011年的温度与人口、全球贸易数据相结合,利用计算机对热应力的影响进行了模拟,覆盖了从采矿业到服装纺织业等26个行业和最终进行产品销售的186个国家。
2013年100条最大的贸易流
在区分热应力直接导致的生产损失和因级联效应导致的生产损失时,我们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经济网络传导生产损失的易感性在不断增强,2001年的数据可以很好地证实这一点。
Wenz & Levermann, Science Advances (2016)
每年的生产总损失都会由全球共同承担。这些数据虽然不能显示出损失量,但是却是经济网络的敏感指标。
令人惊奇的是,温度剖面图不能解释这个变化趋势——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温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在2000年之后这种变化又放缓了(2010年以后这个温度的变化又开始汹涌澎湃起来),这与损失扩大的趋势并不一致。同时我们发现,经济网络结构发生了变化才是热应力造成生产损失影响扩大的驱动因素。本世纪初以来,全球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一个显著的表现是一国商品的生产越来越依赖于来自各国的供应链。这也使得一个地方因为热应力造成的生产损失波及到其他国家,并且这种影响越发强烈。可以说这种经济网络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远大于这十年的全球气候变暖所带来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成果强调,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不仅取决于全球气候变暖,还受到全球经济对社会联系的敏感程度的影响。虽然在我们的研究中观察到的绝对产量损失并不大,但是在过去十年,全球经济网络对热应力造成损失的易感性程度翻了一番,这种损失的变化昭示了不断上升的全球化传导损失的风险与气候变暖带来的风险不分伯仲。
为了能够采取适当的方法测量偏远地区的极端气候的因素,更好地理解越发频繁的酷热、洪水、热带风暴之类的极端天气与经济网络结构之间的关系是必经之途。
这对于全面地评估应对未来气候变化的成本也是十分重要的。气候变化从来不会被国界阻拦脚步,因而在应对气候问题的影响时,世界各国真正意义上地站在了同一战线。
作者:Leonie Wenz是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的博士生
翻译:达沃斯博客翻译小组——胡静璇
谢选骏指出:钱串子“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直到呼吸不了的末日来临。
【23、人类何时会灭绝 保护伞何时被掀翻?专家们这么说】
2017-08-09 太平洋电脑网
据国外媒体报道,智人已经至少出现了几十万年,人类文明差不多有几千年。这远比我们短暂的一生漫长得多,但与宇宙的130亿年历史相比,这段时间显得何其短暂。并且和强大的星系不同,人类是如此脆弱,疾病、饥荒、战争、陨石均能置我们于死地。说真的,我们实在太惨了。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世界末日似乎在所难免。迫在眉睫的核战争、无法用抗生素根治的超级细菌、可能使我们重蹈恐龙覆辙的小行星……我们的未来显得如此可怕。不过,为了安抚各位,Gizmodo网站向几位未来学家、人类学家、科幻小说作者和其他专家提出了如下问题:人类的保护伞什么时候会被掀翻?人类究竟何时会灭绝?
目前最可能导致人类灭绝的原因是由人类引发的灾难。虽然自然风险依然存在(如陨石撞击、伽马射线暴、棘手的流行病等),核战争、生化武器、或摧毁我们赖以生存的文明与生态基础等人为灾难更可能导致人类灭绝。一些新出现的技术,如人工智能、合成生物的滥用、或自我复制机器也可能构成新的挑战。真正摧毁人类的灾难可能由多种灾难构成:某场灾难杀死了大多数人类,留下少数脆弱的幸存者,接着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直到所有人就此灭绝。
发生这种结局的可能性尚不清楚。有人估计,下个世纪中发生这种灾难的概率约为40%至50%,但也有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一概率只有19%、甚至还有人提出应为9%。情况具体如何,研究界还不知道,但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并且人类因此灭绝的概率也许比遇上车祸还要高。如果真是这样,人类也许再过几十年、或者几百年就要灭绝了。
但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共同降低风险,情况会如何呢?哺乳动物通常能存活一两百年。假如我们只是一般的生物,能活80万到180万年就不错了(我们已经存活了20万年)。
但智人可不是一般的生物。我们人口众多,且分布广泛(虽然需要耗费大量食物、代际增长的时间也较长)。我们的生命力也算顽强,因为我们几乎能适应所有生活方式。这也许意味着,除非发生一场超出我们掌控能力的大灭绝,我们或许根本不会灭绝。这样的大灭绝事件约每一亿年发生一次,足够我们存活很长时间了。
但我们也是一种技术型生物。我们也许不久便能改造自身,在太空中定居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就算我们无法活着看到这一切,也许再过一千年、或几百万年便能实现。一旦我们征服了多个星球,灭绝的风险便大大下降。就算某处的人类遭遇不测,在万里之遥的其它星球上,还有能够自给自足的同胞。只要我们能在真空环境中、借助阳光和小行星上的土地生存(或建立聚居地),我们便找到了广阔的立足之地,足以过上数十亿年的稳定生活。
再过几十亿年,太阳就会开始变成红巨星,这将是地球上人类的末日(虽然搬到其它恒星周围可以多活些日子)。但等到那时,我们很可能早就搬到了其它恒星系,要么乘坐缓慢的太空舰船、要么派去机器人建立新的文明、要么将自身改造成能够熬过漫长旅程的无机形式。就算我们的扩张速度较慢,也能在几千万年中征服银河系,前往其它星系似乎也不是不可能(不过宇宙的加速扩张会限制人类的征服范围)。这样一来,各地的人类灭绝便可互不影响,总有人将人类的火把代代相传。
等到这些恒星燃尽、且不再形成新的恒星,以行星为基础的生命便走向了尽头。我们也可能制造持续时间更长的人造热源,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能量将越来越少。到了这一阶段,以软件的形式生存可以赋予我们近乎无限的寿命。但这并不是永生,因为能量迟早会耗尽。就算能量用不完,我们还要面临另一个问题:由于质子衰变,物质会变得不稳定。终于有一天,宇宙中不再剩下任何可构成生命的物质。这就是人类的终极末日。
还有一种可能是,早在这一切发生前,人类通过基因变异、自然选择、或人为编辑,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变成了新物种。因此,我们这一物种也许永远不会灭绝,而是通过不断变成新的物种存活下去(希望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朝鲜又朝日本的方向发射了一枚火箭,通常管这件事的美国总统又有点精神不正常。不过,我还是持乐观态度。我认为对人类灭绝的报道都过于夸张了。
几乎每个大洲都有人类的身影,我们这个物种可谓相当顽强,因此要将人类赶尽杀绝,得费一番不小的工夫。然而,但凡我们对人类文明稍有重视,就该在这个世纪剩下来的时间里更加谨慎地行事。假如人类能撑到2100年,暗中观察的外星人也许就会总结道:“地球上终于出现了文明,让我们鼓个掌吧。”
要活到本世纪末,我们面临诸多棘手挑战:核弹、大型小行星、伽马射线暴、病毒传染病、以及超级火山爆发等。其中火山爆发会使整个地球被黑暗的寒冬笼罩,给全球生命和食物系统带来灭顶之灾。
我相信人类文明在排除了其它选项之后,终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正活在人类世时代,未来就在我们手中。在火星上建立殖民地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很快就会变成一个跨行星物种。从中期来看,这将大大减小灭绝的风险。不过这样的殖民地在短期内还无法实现自给自足,仍需要地球提供物资。
但这里有个问题。人类世的几大关键词分别为速度、规模、连接和惊奇。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纳米科技,一切新技术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在人类世,如果这些后果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不久就会产生全球性问题。令人担忧的是,人类创新仍在不断加速。说不定地球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会是:“我就知道这样能行!”
在智人的20万年历史中,有几次险些灭绝的经历。一次发生在7万年前,当时有生育能力的智人数量下降到仅有1万人。这也许与差不多同时期的托巴超级火山爆发有关。托巴火山爆发发生于7.4万年前,是250万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火山爆发,引发的火山寒冬也许延续了数个世纪之久。的确,近期研究显示,在首批火山爆发后,大大小小的喷发一直持续了1.5至2万年。不过,超级火山爆发影响智人数量的理论仍存在一定争议。
第二次数量骤降事件距今时间更短,且与我们对冰啤酒的爱有关。1928年,科学家发明了新型“安全”冰箱与空调制冷剂:CFC(氟氯碳)。但氯是一种难缠的元素。这种化学物质对上层大气的臭氧层造成了严重破坏,但当时的科学家与企业对此毫不知情。数十亿年来,臭氧层一直默默保护着地球上的生命。若没有臭氧层,太阳辐射便会使地表寸草不生。这层保护罩即使稍有削弱,也会导致庄稼大规模减产,威胁人类的生存。上世纪80年代,人们终于发现了臭氧层空洞问题,于是各国决定停止使用CFC,这才避免了灾难的发生。
如果我们没发现这个不断扩大的空洞,或决定坐视不管,等到本世纪末,人类面临的问题将比“冰箱无法制冷”严重得多。更糟糕的是,如果我们用的不是氯,而是更加活泼、更不稳定的溴,人类灭绝的时间也许还会进一步提前。溴对臭氧层的破坏力几乎是氯的一百倍。保罗·克鲁森指出,如果当初用溴来制冷,等到上世纪70年代,地球上空便已满是臭氧层空洞了。他由于对臭氧层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
新的环境风险正变得愈加严峻。面对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我们已经黔驴技穷。每十年,我们必须将气体排放减少一半。有些人认为,工业化社会导致气候变化失控,地球迟早会变成金星般的炼狱。事实上,即使集结各方之力,我们也难以达到金星那样的程度。不过,如果我们不花大工夫减少排放,全球气温就会达到一个危险的水平。
地球在远古时期比今日温暖得多,但也没有发展到金星的程度。如果不从太阳系的其它行星“进口”化石燃料,地球上的化石燃料很快就会耗尽。然而,太空采矿近年来得到了一定发展,因此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此外,地球现在的状况可谓前所未有,因此一切仍是未知数。
地球系统的变化速度是人类行为的结果,且在不断加速之中。海洋酸化的速度已达到了3亿年来的最高值,二氧化碳进入大气的速度甚至比2.52亿年前规模最大的一次物种大灭绝时期还要高。要知道,那次大灭绝杀死了80%的海洋生物,地球用了1千万年才恢复过来。不过这一恢复便是大手笔——恐龙开始称霸全球。
地球历史上出现过五次物种大灭绝。最后一次发生在6600万年前,结束了恐龙的统治。如今地球物种消失的速度已经达到了大灭绝水平:我们正进入第六次大灭绝时期,对此,人类责无旁贷。
生物多样性对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至关重要,包括大气、海洋、冰盖、水圈和生物本身,而这个系统的变化速度正在不断加快。这与人类文明息息相关,因为农耕、城市、民主、法治、技术等文明要素都需要以相对稳定的地球系统为基础。阻止其加速有两种方法:其一,我们改变自己的行事方式;其二,文明彻底崩盘。但就算文明不复存在,也并不意味着智人一定会重演恐龙的悲剧。
因此,虽然有关人类灭绝的报道太过夸张,人类世在人类历史上确实前所未有,因此一切都难以预料。未来充满太多未知数。我们要时刻做好准备。
“终于要灭绝了?”这么问可真奇怪。智人出现的时间还不长。直立人在地球上存活了150万年,而我们出现的时间还不到它们的三分之一。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就像儿童把20岁称为“老”一样,蛮可爱的。
我是说,我个人并不信“人类会带领自己走向灭亡”那一套,我们很可能会卷土重来。比如说,也许剧烈的气候变化或其它灾难会导致大量人类死亡,虽然这很吓人,但地球上有数十亿人呢,肯定有少数人可以适应新环境,将人类这个物种再延续一段时间。(但我们是否还想继续下去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归根结底,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足够聪明、能否在灾难发生前逃离地球,比如陨石撞击、太阳熄灭等等。我个人觉得可能是陨石,但具体如何,还要拭目以待。
我们是地球历史上唯一有机会、有眼界决定自己命运的物种。一些人认为,我们已经提前开启了自我毁灭的程序。考虑到目前的趋势,一些悲观者预测,再过50至75年,地球便会变得不宜居住。就个人而言,我倾向于相信人类有自我保护的欲望。要减缓对生命支持系统的冲击,唯有立即采取解决方案,才能确保我们能够在未来继续生存下去。
我不认为人类会灭绝,而是会进化成新的物种。在过去的几十万年里,至少有六个古人类种群生活在非洲和亚欧大陆上。一直到三、四万年前,和我们类似的现代人类才取而代之。我猜测再过10万年,人类将进化成更多种族。这一部分由基因工程所导致,一部分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如果我们能以虚拟形式存在,就没必要拥有脆弱的肉体,不必再躲避辐射,也不必呼吸比例合适的氧气和氮气。我们还没达到进化的顶点!在进化的漫漫长路上,现今的人类形态不过是个暂时歇脚处。
这是无法避免的。一切事物都会灭绝。没有什么能万古流传。
谢选骏指出:“一切事物都会灭绝”的说法,是虚无主义的临终遗言。虚无主义死后,文明获得新生。
【24、人類世或資本世?氣候、權力、資本造成的地球危機】
(Anthropocene or Capitalocene Climate, Power, and Capital in the Making of Planetary Crisis)
撰文/謝一誼(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19年5月底,美國Binghamton大學的環境史專家Jason Moore教授應人社中心邀請,就「人類世或資本世?氣候、權力、資本造成的地球危機」進行演講。Moore教授以全球史的角度探討地球環境變遷著名,近著包括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 (Verso, 2015)和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even Cheap Thing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Moore教授在開場時提到,此次演講的主題,是希望能以環境史的視野重新理解當下的全球氣候變遷危機。整個所謂的氣候危機,在Moore教授看來,其實是全球資本主義積累的一環,牽涉到了資本霸權,怎麼滲透到我們對於自然的挪用;並且正是同樣的問題,把大自然裡的種種生命,給納進了資本積累的邏輯之中。我們每一個人,都身處於這個全球氣候危機當中,沒有任何人得以倖免。
從全球史,概念史的角度,Moore教授進一步闡釋了當下主流的「整個地球(the whole earth)」與「全球(the planetary)」,這樣的想像。他提到這些意象本身糾結於資本主義在歐洲的發明。這個「全球」的意象,可溯源到15世紀,歐洲向外征服的結果,更可以說此一概念本身就是歐洲霸權的一個工具。我們必須理解到,這兩者間的盤根錯節,交互影響;這個重要的理解,將幫助我們分析,理解當下的溫室效應危機,其實源自於全球資本積累的危機。
資本主義作為世界生態(World Ecology)
在12,000年前開始的全新世(Holocene),一度是個相當穩定的地質時期;但全新世的終結,Moore教授表示,不僅僅是一個狀態變遷(state shift),全新世的終結不僅僅是根本性的,地質物理性上的轉變; 其不僅僅是一個無法被逆轉的,極快加速中的轉變過程(正如許多系統科學家所認為的那樣);在 Moore教授看來,全新世的終結同時代表了資本主義本身的狀態改遷(state shift)。這個轉變,更敦促著一個知識性的轉變:我們不能再把人類放置於全球環境變遷之外,不能再簡化地把「自然生態」和「人類」分開,不能再錯誤地遵循這樣二元對立的認識論。作為一種範疇,這種「沒有生態的人類(human without ecology)」,意味著一種「人類特殊論」。這種概念也訴諸人類可以置外於環環相扣的生命網絡之外,可以說是一種社會權力的範疇。在這種帝國的「人類」俱樂部中,許多的人類都被排除在外,除了原住民群體,還有更多的人們都被排除於此一之外。
所以,我們究竟要怎麼理解這種被想像成是兩顆撞球,一顆「人類」,一顆「自然」,兩者相撞的這種全球危機?Moore教授稱這種僵硬的「自然+人類」生態概念,稱之為「綠色算式(green algorithm)」,並且批評這個概念事實上把自然與人類割離開來。同時,他指出,這個藍圖的解釋力是薄弱的,無法解釋人類的活動是怎麼交織於生命網絡當中。引用環境歷史學家Carolyn Merchant 所說的,他提到,要理解世界性的歷史轉變,我們必須朝向分析這些交互連結的,交互滲透的生命網絡,去探究這些被生產出來的,多餘的人類自然,以及這些概念的不斷再生產。如此的想法,不只是對於「綠色算式」的批判,這種交織的,交互滲透的生命網絡概念,事實上應該是相對於二元對立「綠色算式」的另一種選擇。
Moore教授接著闡述了他近年來,與諸多學者共同合作推動的「社會生態學(World Ecology)」。此一系統性剖析資本主義的概念,希望闡述的是資本主義怎麼以然交織在我們對「自然」,以及「自然作為生產性資源」等,基本的、範疇性的與行動。資本主義成為了某種組織自然的系統,同時也組織了種種交織的生命網絡。
這當中就包括了氣候變遷。面對地理學內部物質地理學(geo-physical)與歷史地理學(geo-historical)的分立,Moore教授表示其實我們應該更多地朝向整合性的歷史地理學發展。歷史地理的分析可以帶來怎麼樣的新視野呢?Moore教授透過一張圖來進一步說明:在這張圖表中,統計資料顯示了過去2,000年來,在北半球,重要氣候變遷的時刻,同時與重要的政治經濟變遷,兩相重疊。每一次當氣候劇烈變遷,意味著某個文明的終結,或是劇烈地重組。我們同時看到對應氣候變遷的危機,以及危機在社會體制與文明型態上,所引發的劇烈變化。
這同時回應到Carolyn Merchant提出的生態革命(ecological revolution),意味著社會力量,生產模式,以及市場,和我們所認為的「社會領域」,都在每一個層次上與生命網絡緊緊地串連著,密不可分。這個以歐洲漫長的16世紀為中心,發展出來的資本主義歷程,同時伴隨著的,是歐洲向外征服,對於所有歐洲之外的人事物,加以分類,並且試圖將其文明化。Moore教授特別提到,這種「文明化」,在實質,在歷史上的事實,是歐洲將其之外的地方加諸以「發展」,並且汲取(extrapolate)進資本積累當中。這一點同時也打破了既有的,我們對於「人」與「自然」對立的想法,也就是說,推動歷史演變的,並不如Malthusian crisis理論所說的,是源自於人口增長速率遠高過於農業生產數量,所造成的歷史變遷與人口移動。這些世界歷史的問題其實取決於世界生態 (World Ecology)這樣的概念叢結;也就是說,世界性的,歷史性的變化,取決於生命網絡當中的權力宰制關係。更重要的,Moore教授表示,在世界大氣層當中,作為一個權力宰制體系,資本主義已然存在於生命網絡裡。這同時是一個伸縮自如,觸角不斷延伸的體系,仰賴著移動,遷徙到資本和帝國的邊疆之地,也就是這些在資本帝國眼裡,尚未被文明化的地方。
重新詮釋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中,有關勞動與工作(work)的章節,Moore教授提到了其實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提到了「工作」所改變的,不僅僅是人與自然的關係,也更基本地重構了人與人關係。工人在塑造環境的同時,環境也反過來形塑了工人,這個雙向滲透的現象,是Moore教授相當強調的論點。他表示,我們可以在世界文明史當中,看到同樣的辯證關係:文明創造環境,同時環境創造文明。舉例來說像是地景、水文、資源的管理,都帶有這樣雙向動態的特質。階級、生產與再生產、宰制,都恆常地處在如此動態的環境當中。
資本世&兩種人類世(the two Anthropocenes)
分析當前流行的人類世概念,Moore教授提到,當前我們提及的,其實是兩種不同的人類世概念:一為地質概念的人類世(the geological Anthropocene),指的是在數百萬年前至今,人類對地質形成影響的高峰期:這包括了三個特殊的物質與其影響:核子(nukes)、雞骨頭(chicken bones),以及塑膠(plastics)。另一種人類世,則是流行人類世(popular Anthropocene),指的是人類所主導的時代,受制於,同時也不斷生產出種族主義,性別歧視主義等宰制權力體系的人類時代。這個人類時代同時也永恒地追求廉價自然,不斷地在資本體系中透過將自然,以及生命網絡當中的生命給廉價化,來追求資本積累,這當然包括了你和我。
但是這種流行人類世,又再次地延續了「人」與「自然」這樣的二元對立。其危險在於簡化了氣候危機,將之單純地視為對於二氧化碳的風險控管。Moore教授認為,我們必須持續地,挑戰這種單純地,去歷史地,將氣候危機歸給所謂「人類」,這樣的論述,而沒有考量到資本主義在其中的作用,帝國在其中的作用,以及歷史在其中的作用。所謂的「人類」,在這種流行人類世的理解中,變成了沒有階級,沒有性別,也沒有移動的範疇。這樣的非歷史的流行人類世,當然不是我們可以接受的。
同時,也如同Donna Haraway所說的,我們必須同時地對於這個「全球」的藍圖,這個想像,這個美學式的預設,有所警惕,更重要的,人類已然在此「全球」的概念,這個「全球」的現實當中,人類與自然從來就不是兩相分離的二元狀態。
是在這樣的分析下,Moore教授進一步談到,資本世(Capitalocene)這個概念,要挑戰的是「流行人類世」的概念(而非針對「地質人類世」)。資本世是要以一種分析性的,政治性的態度,介入我們當今的氣候危機。也就是說在這個全新世的末端,我們必須理解到這同時是一個氣候階級化,氣候父權化的時代,以及氣候種族隔離的時代。亦即,氣候危機其實應當被理解為過去兩千年來的地理歷史危機,更正確的來說,氣候危機指向的是Carolyn Merchant 所說的生態革命(ecological revolutions)。這一整個危機牽涉到自羅馬在2世紀中葉的衰敗,以及在其後一千年間的歐洲的遷徙與變化。牽涉到西元350年間,在歐洲出現了急劇的乾旱,將所謂的“barbarians”推進了羅馬帝國的領域,緊接著的是之後一段長遠的黑暗時期。這一群進入原先羅馬帝國領域的人,定居之後,成為耕種為生的農民,他們同時組織了地方,建立起了社會網絡,並且相當的挑戰了歐洲既有的貴族階層。可以說,羅馬帝國的衰敗,意味著羅馬帝國1%統治階層的瓦解,當這些金字塔上層階級瓦解了,所有人的生活都被改善了。
當中世紀歐洲,進入了相對溫暖的狀態,也就是所謂的中世紀溫暖時期(Medieval Warm Period),當氣候變得溫暖,統治階級又有所復興。但是當西元1300年間,歐洲進入了小冰河季(Little Ice Age),文明與政治危機又再度浮上檯面。在西元1400年間,人口增長與土地稀少的問題,配合著領主們不願地進行相對應的組織調整,結果是饑荒,死亡,與底層反抗的興起。既有的封建體制沒有辦法在歐洲繼續,他們進而轉向歐洲之外世界的征服與探險。總結地來說,氣候變遷的歷史,牽涉到的不僅僅是氣候變遷,還涉及更多文明,發展,以及危機的歷史變化。在我們這個時代,很多人提到有關世界終結的想像,這似乎成為了一個比想像文明終結,要容易的想望。但是,事實上,文明是有生命週期的,文明出現,文明也會死亡。幾乎沒有任何的文明可以活過氣候變遷。氣候變遷不是世界的終結,氣候變遷代表了某個文明的生存危機,但不代表世界整體的終結。相對的,資本主義才帶來了許多文明的終結。可以說,我們所面對的一個氣候變遷危機,已然產出兩種與其對應的不同政治形態:一者是廉價大自然(cheap Nature)的終結,另一則像是糧食主權(food sovereignty),氣候正義(climate justice),這些新的,從本體論層次裡衍伸出來的政治形態。Moore教授在此小結到,這些氣候變遷的歷史,提醒我們地質人類世,與歷史地理學如何指向同樣的分析路徑。
Moore教授最後,以希望的生態學(Ecology of Hope),來回應當下流行的人類世悲觀主義。假使我們面對氣候變遷時,不同時面對其中存在的政治,權力問題,那麼,的確,當今二氧化碳過度排放的主要兇手,就是身為人類的你我。但是,認識到這個人類作為環境變遷重要影響力的同時,我們必須進一步提問:誰應該為這個資本主義衍伸出來的氣候危機,負起主要的責任?我們必須歷史化這些問題,歷史化溫室效應排放,和資本主義積累,兩者的互相連結。假使資本主義不終結,假使我們持續地將自然放在資本主義掠奪,便宜資源這樣的架構之下,Moore教授表示,那麼這個氣候危機也將持續惡化。將這個不斷追求廉價大自然,同時繼續將自然廉價化的資本主義架構,追溯到15世紀哥倫布的航海探險,Moore教授提醒我們,他所說的這個牽涉到氣候變遷危機的資本主義,並不起源於歐洲,而是起源歐洲開始與世界其他地方,不斷翻新的戰爭、征討、槍枝、彈藥、奴隸的全球流動,這樣的動態體系之下。這種尋找疆界的帝國,進行資本積累的,這種歷史化的資本主義。
Moore教授也追溯了當下流行的藍色地球生態主義,也就是當今這個「流行人類世」概念的前身,其自1960年代開始的歷史。當下我們所看到的,所想像的,一個乾淨的,純淨的地球,漂浮在黑暗太空中的一顆藍色星球,這樣的世界想像,Moore教授提到,其實出自於長遠的1960年代,由反對美國入侵越南此一戰爭開始的,對於資本邏輯,歐美霸權,對於種族主義與二戰後冷戰霸權的反省與批判。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的尼克森總統,當時提出這種環境主義,用以平息來自各方的批評與反抗聲浪。1968年,當Population Bomb這一篇文章被出版時,所謂的「地球船艦」這樣的想像,在這個船艦上人口爆發,暴亂不斷,這樣的敘述被生產出來時,整個新的Malthus人口爆發理論,也在1968年被賦予了新的意象這種地球作為太空艦(space ship),同時也作為一艘很臭很髒的奴隸船艦(slaveship),這樣的意象。難道這樣的意象不令人絕望嗎?Moore教授提到,一點也不:因為奴隸的反抗與起義,其實是最精彩,也往往是最有力量,最富有希望的運動。因此,在這樣的意象裡,我們可以重新想像,氣候變遷危機,作為歷史地理危機,但同時,我們也可以開始邁向一個新的「希望的生態學(an Ecology of Hope)」。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主义带来的不是资本世,而是“幽灵世”、“鬼魔世”……
【25、文明史的气候变化原因——全新世的气候驱动因子】
萧楚 2017-03-30
工业革命之前的数千年,人类活动是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历史,气候变化在文明的兴衰演替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本文中将着重介绍目前主流气候变化研究中所认为的重要影响因子,以及在不同时期影响程度。
强调几点:
1、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个人能力有限,有不足请多包涵。
2、不接受撕逼(全球变暖阴谋论之类),大众有了解目前主流研究成果的权利,请不要 以你个人观点抹杀大量科研工作的价值。
全新世一又称为人类世,是人类文明形成和快速发展时期,指在末次冰川期后较为温暖的间冰期。这一时期普遍转暖,中、高纬度的冰川大量消融,海平面迅速上升,喜暖动植物逐渐向较高纬度和较高山迁移,全球自然地理环境完全演进到现代面貌。而温暖的气候环境也成为农业产生和发展大背景。目前划分的时间大约为1万年至今,存在5个气候分期(介绍链接全新世):
1、前北方期(距今10300-9500年前),冰川融化期,气候由寒冷转向温凉;
2、北方期(距今9500-7500年前),气候温暖干燥;
3、大西洋期(距今7500-5000年前),温暖湿润,又称气候适宜期(全新世大暖期),是 各大陆普遍暖湿期;
4、亚北方期(距今5000-2700年前),气候温和干燥;
5、亚大西洋期(距今2700年前至今),凉爽湿润。
全权新世气候整体温暖,在中晚期向较凉干转变。
地球系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耦合系统,包含了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和智慧圈(人类),就如同人类身体用出汗和颤抖发热调节体温,用免疫白细胞抵御病毒,血小板止血等,地球系统通过各圈层耦合,在能量与物质流通中达到动态的平衡(例如通过寒暖流和大气环流,将热带多余热量传输到南北高纬,热带不过于热,高纬不过于冷,产生符合生物生存的基本环境热量条件)。
要了解气候变化的影响因子,必须从热量的来源、传输、转化几方面来入手。
来源:太阳辐射是地球的主要热源,其活动强度的变化、在天文条件上的轨道变化(轨道偏心率,地轴倾角,岁差),简而言之,就是太阳“热量”和到达地球“热量”的变化。
传输:即太阳辐射到达地球后,在穿过大气层到达地表的过程,这一过程会受到云层反射、散射,大气温室气体含量(温室效应),火山活动(阳伞效应),地表反照率变化(冰面、水面反射)等等因素的影想。地球接受太阳辐射就就如同冬天烤火一样,热量到达我们皮肤(地表)受到我们衣服(大气层)的厚度和颜色状况的影响。这一系列因素中温室气体和火山活动的影响比较显著。
转化:热量到达地表后,向各区域扩散的过程,即地球各环流影响(全球系统和区域系统),包括水圈的热量——盐分洋流系统(热盐环流,其中研究较多的有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https://en.wikipedia.org/wiki/El_Ni)和大气圈的热带幅合带移动(ITCZ,Intertropical Convergence Zone)等。热盐环流就好比地球的血液循环系统,将热量与养分传输到地球的全身,维持地球的热平衡与活力。ENSO则显著影响太平洋表层温度和东西两岸的气候变化,ITCZ主要直接影响中低纬度的气候和季风的变化。由于这些系统的时间和空间变化的复杂性,这一部分的机制研究是目前最难以突破和理论假设最集中的气候变化前沿热点。这些系统的对于气候的影响也可以被认为是之前讨论因素的延伸(地球系统具有整体性,牵一发而动全身,区域系统的变化同样对气候系统整体有重要影响)
目前认为的影响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
轨道因素:到达大气层顶部的太阳辐射,不仅和太阳输出的辐射强度有关,还和地球相对于太阳的位置和轨道有关。在轨道和亚轨道尺度下,地球轨道变化带来的太阳辐射变化在影响气候变化自然因素中占主导地位(Wanner et al.,2011)。米兰科维奇理论计算的冰盖消长周期包括40万年和10万年的地球轨道周期,4万年的地轴倾角变化周期以及2万年的地球进动(岁差)周期。其中10万年周期在我国黄土沉积物中有显著的反映,据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全球冰量控制驱动模式”。这一因素的主导理论为米兰科维奇理论(有哪些天文现象影响人类社会的案例? - 知乎前半部分)。
太阳活动:太阳辐射是气球的主要热源,其活动变化对地球气候具有重要影响,太阳活动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在百年尺度上比较显著,表现在黑子活动的基本周期和海尔周期上(有哪些天文现象影响人类社会的案例? - 知乎)
火山活动:火山喷发释放出大量的火山灰进入平流层,对太阳辐射起有效削弱(阳伞效应:火山喷发出来的火山灰,将上升至大气较稳定层面平流层后,滞留其中很长时间并随大气运动飘移至很远的地方;其所到之处就像“棉被”一样阻挡部分太阳辐射到达地面,科学界称其为“阳伞效应)从而导致地球表面的降温。大规模火山喷发的时期,排放入火山灰可能引起气候向寒冷转变。很多研究表明火山活动与人类社会的重要事件以及气候变化有关,一些科学家认为火山喷发导致的气候变冷是人口聚集瘟疫爆发、王朝更替、人口迁徙的重要原因。Büntgen等人(2016)认为正是在536,540和547 AD三次短时间火山喷发触发了火山冬季和夏季变冷,高纬度地区海冰迅速扩展并进一步保持和延长了冬季长度(即海冰反馈,see-ice feedback)最终导致了3次火山冬季后开始了一百多年的小冰期(1.4 ka冷事件)。
古典时代晚期一次改变人类历史的未知火山事件被确认了来源!-知乎专栏
温室气体:温室气体——[公式](甲烷)、[公式]、[公式]和水汽的含量升高,形成类似温室的保温作用(反射地面长波辐射),其含量变化与气候冰期-间冰期变换呈现同步性。
在全新世各气候因子所起的作用是怎样的呢?我们举例来说明。
从中可以看出几点:
1、在4.5-0.5 ka大气中主要的温室气体含量很稳定,对气温变化的贡献基本可以忽略(10 ka- 0.2 ka 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人类文明史中温室气体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基本可以忽略。
2、4.5-0.5 ka 格陵兰地区的气温变化基本与[公式]与[公式]记录的太阳活动强度变化和65° N夏季太阳辐射强度(轨道因素)同步,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太阳活动强度和轨道因素是气候变化的主导因素。大量的研究结果也是支持这两个因素是全新世气候变化的主导因素。
3、在冰芯记录的火山硫酸含量变化中,GISP2高火山硫酸含量代表北半球火山活动活跃期,在灰色火山活动活跃期,气温受火山活动对应情况更好,表明火山活动也是影响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不影响程度同地区由于火山分布和火山量级不同而不同,在晚古典时期-AD500-前后东亚热带地区气候因子影响火山活动占主导)。
那温室气体对于气候变化是否没有影响呢?事实并不是这样。
在1840年(工业革命)后气温上升速度达到2 ka以来的最快值,这一时期火山活动驱动呈负反馈(降温),而对气温升高驱动温室气体的贡献是太阳活动的3倍以上,可以说工业革命以来,温室气体正成为气候变化的最主导因素。
总的来说,在全新世的前工业化时期,气候变化主导因子是太阳活动强度变化和轨道因素,火山活动也起着重要作用。在工业革命后温室气体的驱动作用超过太阳活动贡献成为第一位因素。
参考文献
Berge, A. Loutre, M.F. 1991. Insolation values for the climate of the last10 million years[J].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10: 297–317.
Castellano, E., Becagli, S., Jouzel, J., Migliori, A., Severi, M., Steffensen, J. P., et al. 2004. Vo lcanic eruption frequency over the last 45 ky as recorded in epica-dome c ice core (east antarctica)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limatic changes[J]. Global & Planetary Change, 42(1–4): 195-205.
Heinz Wanner, Olga Solomina, Martin Grosjean, Stefan P. Ritz, Markéta Jetel. 2011. Structure and origin of Holocene cold events[J].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30: 3109-3123.
Heinz Wanner, Jürg Beer b, Jonathan Bü tikofer. 2008. Mid- to Late Holocene climate change: an overview[J].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7: 1791-1828.
Vonmoos M., Beer J., Muscheler R. 2006. Large variations in Holocene solar activity: constraints from [公式] in the Greenland ice core project ice core[J].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Atmospheres, 111(A10): A10105(1-14).
Zielinski, G.A., 1999. Use of paleo-records in determining variability within the volcanism-climate system[J].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 19: 417-438.
谢选骏指出:这是“人定胜天”式的破坏自然。
【26、文明是气候的馈赠】
历史世界 2020/10/11
一、史前气候冷暖无常,华夏文明如何诞生?
冷暖交替,本是地球常态。地球从诞生至今已有46亿年的历史,就我们目前所能了解的20亿年地球气候史中,地球就曾几经“寒暑”:历经三次大冰期(即即前寒武晚期、石炭-二叠纪和第四纪)和两次“超级暖期”,即介于三次大冰期之间的大间冰期。当时间来到260万年前,就来了人类生存的纪元—第四纪,也是新生代最新的一个纪,虽然号称人类时代,但人类文明的历史,还不到第四纪总长度的0.5%,尽管如此,人类文明的演化还是伴随着气候的冷暖交替而几度兴衰。
末次冰期盛冰期的平均温度较现今要低5~10℃,全球陆地约有24%被冰覆盖,而现代仅有11%,图为末次冰期的中国
第四纪冰期是一个大冰期,分为更新世和全新世两部分,其中包含了多次冷暖变化,科学家称之为冰河期和间冰期。间冰期是大冰期中相对温暖的时期,此时冰川作用相对地变弱,冰盖向高纬度退缩,雪线升高,冰体大量消融注入海洋,致使海平面上升形成大面积海侵;而冰川期则完全相反,气温相对较低,冰川大规模扩张。一个冰期与相邻的间冰期组合一个冰川周期。
据中国地理学家竺可桢考证,第四纪经历了四个冰河期和四个间冰期:第一冰河期距今30万年至27万年;第二冰河期距今20万年至18万年;第三冰河期距今13万年至10万年;而第四冰河期距今6万5千年至1万5千年,那是在晚更新世,广泛的冰川运动把地球带进了离今天最近的一次冰期,气候比今天更加寒冷、干燥,重达6吨的猛犸象在欧亚大陆北部啃食着雪层下的嫩草。
距今约1.2万年前,随着间冰期的到来,猛犸象离开我国东北,最终在西伯利亚陆续灭绝,这被视作第四冰河时代结束的标志。地球气候变暖也使得原始人类离开居住的洞穴,逐渐转移到平原上定居,生物的繁荣生长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促使人类群体不断壮大,原始的采集狩猎逐渐不能满足聚族而居的生存需要,于是在磨制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情况下,催生了原始农业,人类步入新石器时代。
中国全新世大暖期起于1万—8500年前后,止于3000年前,延续时间长达5500年,是新石器文化大发展的阶段。
这段气候最佳适宜期,在我国称为“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或“仰韶温暖期”。起于1万—8500年前后,止于3000年前,延续时间长达5500年以上。但又可以根据气候与环境的变化,大体划分为以下四大阶段。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最早利用化学变化改变天然性质的开端,使原始先民渐渐摆脱大自然的诸多束缚。
第一阶段是在8500—7200年前,以不稳定的由暖变冷的温度波动为特征。在8500年前气温急剧升高而导致降水增加,人类的生存条件大为提高,原始先民便发明了各种陶器来储存食物、水等生活用品,这是人类最早利用化学变化改变天然性质的开端,使原始先民渐渐摆脱大自然的诸多束缚。
粟和黍是起源于中国的古老作物,是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主要的农作物,唐朝之前一直是中国北方民众的主食之一
此时的中国北方先民在黄河流域开始种植粟和黍;南方先民在长江流域种植水稻;而西亚的先民则在两河流域种植了小麦……,至此人类开启了影响深远的农耕文明。不过在8200年前和7200年前后,曾出现两次全球温度下降的干冷事件。
其典型例子就是在距今约9000至6000年前,长江流域的古气候在末次冰期盛冰期之后,气温和降水波动性升高,已接近现代气温和降水的水平,新石器文化蓬勃发展,后世发掘了诸如河姆渡文化遗址(浙江余姚,距今7000年)、马家浜文化遗址(浙江嘉兴,距今约7000年)、崧泽文化(上海青浦,距今6000-5300年)、良渚文化遗址(浙江杭州,距今5300-4300年)、屈家岭文化遗址(湖北京山,距今5300-4600年)等新石器时期的遗存,长江流域也成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要地区。
第二阶段是在7200-5700年前,全球气候处于稳定的暖温阶段,也称为大暖期的鼎盛阶段。除个别地点因高温使得蒸发量增加而较为干燥外,各地气候均较暖湿。在亚洲,夏季风势力强劲,东亚气温普遍高于现在。黄河流域的华夏族先民已开始在中原地区定居,温暖潮湿的环境,造就大批良田,以原始农业、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业为主的氏族经济繁荣。后世也陆续发掘了贾湖遗址(河南舞阳,9000-7500年前)、裴李岗文化(河南新郑,8500-7000年前)、磁山文化(河北邯郸,8000年-7600年前)、仰韶文化(河南渑池,7000-5000年前)、龙山文化(山东历城,5000-4000年前)等新石器时期遗址。
据贾湖遗址考证,当时中原地区的气候环境相当于现今广西一带,年均气温比现今高出2~3℃,冬季最低气温高于0℃,降水比今日高出30%。温暖湿润的气候,决定了黄河流域原始社会的长足发展。据统计黄河流域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达7000多处,其中代表仰韶文化的遗址共有5013处,如仰韶村遗址、半坡遗址、双槐树遗址、大河村遗址等,分布范围东起豫东,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内蒙长城一线,南抵江汉,单分布在中原地区的遗址就有3000多处。
5400年前,一系列干湿冷暖波动最终导致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衰落。
第三阶段是在5700—5000年前,是全球气候波动剧烈、环境较差的阶段。一方面承继着前一阶段暖湿气候特点,同时也出现了数次的降温事件。如敦德冰芯记录显示存在着3次降温事件。以5400年前为界,地球地质进入中全新世,在前300年亚洲季风势力减弱,导致降水减少;后400年,降水小幅度逐渐增加,随后又剧烈减少,地质学上称为“5400aBP事件”。一系列干湿冷暖波动最终导致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衰落。
黄河及其支流逐渐淤积,水位不断升高,至龙山文化后期,黄河泛滥日益严重。黄帝部落生活的中原地区,为了避免洪水的侵扰,一方面构建城墙和护坡来防御洪水,另一方面开始迁居高地,也就是从东部平原向西部高原迁徙,随之不可避免的与居住黄土高原的炎帝部落展开了一场大战,史称“阪泉之战”。战后炎黄及其附属部落组成部落联盟,实现了中华民族第一次大统一。
炎黄华夏部落与蚩尤九黎部落大战于涿鹿之野,最终华夏、东夷共同融合为后来华夏族的核心。
而此时北方大地上,还有存在蚩尤所率九黎部落联盟,属于东夷集团,其发祥地在今山东曲阜,这一地区史前时代属于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分布区。约4600年前,九黎部落遭受洪水、海平面上升的双重压力,便向西即中原地区扩展生存空间,与炎黄部落联盟大战于涿鹿,史称“涿鹿之战”。惨烈的战斗,最终以以黄炎华夏集团的胜利而告终,炎黄部落得以进入东夷地区,最终华夏、东夷共同融合为后来华夏族的核心。
这场远古时代向文明时代转变的史前战争,在后世留下了诸多神话人物,如蓄水的应龙、制造干旱的女魃、呼风唤雨的风伯雨师等。但参考对史前环境考古发现,在距今5000至4000年前,地球的气候环境发生了异变:不断升高的气温,持续不断的冰川融化与降雨均骤然停止,从辽东半岛到长江三角洲都留下大规模海退的遗迹,但在4700年前,又发生了小的干湿冷暖波动。涿鹿之战中被巫术呼唤来的暴风雨及其后的干旱,正与古气候由平稳到发生波动的情况相合,可见这些神话不是全无根据的,它确实浓缩了对过去的回忆。
全球气候的降温事件,引发了异常的大洪水,最终导致全球范围的文明衰落。
第四阶段是在5000-3000年前,4200年之前是全球气候波动和缓的亚稳定暖湿期,气温升高降水增多。但以4200-4000年(即公元前2200年-2000年)为多灾时期,世界多地的气温和降水突然下降,全球经历了200年干冷期,亦称为“4200 aB.P.事件”。这是自1.28亿年新仙女木事件以来最为寒冷的一次降温过程,是对人类原始社会最具影响力的一次小冰期,代表着气候最适宜期的结束和全新世后期的开始。此后直到3000年前气候再次呈现多次连续的降温波动,全新世大暖期彻底结束。
撒哈拉的淡水湖完全干涸,非洲先民不得不迁居在尼罗河两岸,古埃及文明的古王国时期终结。
由于气候的降温事件,导致相对湿度增加而引发了异常洪水事件,产生了人口压力和地理限制,最终导致全球范围的文明衰落:非洲撒哈拉的淡水湖完全干涸,古埃及的古王国时期终结;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消亡;南亚古印度的哈拉帕文明向印度河下游方向迁移。
距今4200年前由于全球气候降温而导致的异常洪水,使得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衰落。
东亚古中国的长江流域产生滔天洪水,南方古代先民损失惨重,江浙的良渚文化和荆楚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在跨步到文明时之前衰落了;而北方的黄河流域则接连出现干旱,黄河水量减少,处于黄河冲积扇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亦开始衰落。
以嵩山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发掘出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聚落遗址。
同时期以嵩山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则由于200年的干旱,致使湖泊水面锐减,裸露出大片良田,适宜华夏先民农业耕作。曾经泛滥的黄河洪水,又经过大禹十三年的疏通治理,不再为祸人间……,最终大量人口从周边迁居中原,人口相对集中,一方面导致资源短缺,引发了文化间甚至聚落间对于资源的争夺,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文化上的私有观念以及人群内部的分层,促使社会结构向高层次发展。
于是夏朝(公元前2070~前1600年)来了,开启了华夏民族第一个世袭制王朝。
二、中华盛世是暖期,乱世偏把冰期逢
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四大原生文明之一,而且是世界上唯一连续发展至今、未曾间断的文明。但中华文明从诞生始伊,就深受自然气候的影响。据史学资料统计数据,自秦汉以来的2000年内,共经历31个盛世、大治和中兴。其中21个发生在小暖期时段,3个发生在由冷转暖时段,2个发生在由暖转冷时段,但在15次王朝更迭中,竟然有11次出现在小冰期时段。可谓“太平盛世是暖期,乱世偏把冰期逢”。
中国全新世大暖期起于1万—8500年前后,止于3000年前,延续时间长达5500年,是新石器文化大发展的阶段。
在8500年前的史前文明时期,华夏先民趁着全新世大暖期(或称仰韶温暖期)的东风,中华文明顺利诞生,并走过蛮荒时代愈发强壮,于是夏朝(公元前2070~前1600年)作为第一个世袭制王朝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华文明随之进入文明时代。
夏朝(公元前2070~前1600年)开启了华夏民族第一个世袭制王朝。
文明时代的第一次小暖期
此时全新世大暖期尚未结束(止于3000年前),华夏先民正处于文明时代的第一次小暖期(即3800-3200年前,也就是公元前1800年-1200年)。全球气候温暖,大象在中原大地群居生活,到商王武丁在位时(即公元前1365年-1324年),出土的甲骨文上甚至凿刻着捕猎大象的记录。如今生长在江浙湖广一带的梅树,当时却在中原地区茂盛生长。
在3800-3200年前,大象在中原大地群居生活,可见当时气候如此温暖。
温暖湿润的气候不仅使夏商的国土上常绿植被繁多,而且农耕得到的快速发展。不断增加的粮食产量,也促使青铜冶炼技术也到达了顶峰。于是从公元前2000年前后到夏商周又被称为青铜时代,其代表便是河南二里头文化,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080~前1580年间。
二里头文化是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所代表考古学文化遗存,介于龙山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之间,夏代中晚期都城
文明时代的第一次小冰期
那是在3200-2700年前(即公元前1200年-700年),最早是气象学家兼地理学家竺可桢根据《竹书纪年》和诗经中有关的物候、结冰等记载,预测在公元前1046年,即商末周初有一个小冰期。《国语·周语》中记载“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其中的“河竭而商亡”指的便是黄河枯竭而致使商朝灭亡。
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也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文字记载的王朝。
究其原因,便是在2900—2700aB.P.期间发生了一系列降温事件,导致中国北方以干冷气候为主,黄河枯竭,农作物减产,致使“民困激化成民变”,最终社会发生动荡和战乱,周族部落在武王的带领下灭亡了商朝。
公元前771年,西夷犬戎部落攻陷镐京,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被杀死。
随后气温略有回升,但到了公元前1000-800年之间,再次出现降温事件,这段时间正是西周晚期,于是在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迫使周厉王逃出镐京(西安),王权从此衰落;公元前771年,“戎狄交侵,暴虐中国”,周边游牧民族迫于生存,长期频繁南下侵扰周朝,最终西夷犬戎部落攻陷镐京,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被杀死,次年周平王东迁洛邑,西周灭亡。
迈锡尼文明(约公元前2000年-前1150年)是古希腊最后的青铜文明,继承了克里特文明,因多利亚人南侵而灭亡
而西方在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一直处于“黑暗时代”,也称为荷马时代。经过多利亚人的南下入侵,古希腊早期的迈锡尼文明灭亡,雄伟的宫殿被摧毁或遗弃,希腊语停止被书写,人口急剧减少,同时,与其他文明的联络也消失了,导致西方社会文化全面倒退。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通常指东周前半期的历史阶段,总共295年。图为春秋前期诸侯国分布
文明时代的第二次小暖期
时间是在2700-2000年前(即公元前700年-公元元年),这段时间对应的是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汉指西汉)。根据《左传》记载,鲁国(今山东地区)冬季冰房采集不到冰,且生长有梅树和竹子,参考如今梅树和竹子广泛生长在亚热带地区,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即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山东地区的物候相当于今江南的气候水准。中华文明迎来第二次小暖期。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使用,青铜器逐渐被淘汰,春秋战国也就成了中国最后一个青铜器时代。
湿润温暖的气候,促进了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提高了生产力,青铜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所以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成了中国最后一个青铜器时代。最终生产力的飞跃引起了生产关系的革命,从商周便盛行的井田制(公田)逐渐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取代,并通过各诸侯国变法确立了下来。同时农耕的大发展也使得人口大为增长,根据梁启超的推测,战国后期人口已达三千万以上。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百家争鸣、学术风气活跃的辉煌时代,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学术的繁荣。
此外,隐藏在生产力革命的背后,是思想文化的繁荣,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又是一个百家争鸣、学术风气活跃的辉煌时代,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学术的繁荣,是中华文明的头颅。更神奇的是,在这一时期,东西方文明几乎同时进入人才辈出的时代,此时西方文明终于走出黑暗时代,步入希腊-罗马时代。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是鲁国陬邑(山东曲阜)人,祖籍宋国栗邑(河南夏邑),儒家学派创始人。
我们不妨对东西方的“牛人”做一下对比。公元前551年是“万世师表”的孔子的出生之年,此时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已经是20岁的青年,这一年创立佛教的释迦牟尼也已是14岁少年,到了公元前469年孔子去世整十周年时,西方哲学创始人之一的苏格拉底来到古希腊;一年后(即公元前468年),墨家学说的创立者墨子出生在山东滕州;42年之后(即公元前427年),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临世;85年后(公元前384年)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出生在色雷斯的斯塔基拉。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被称为希腊三贤,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
当我们再往后推,会发现孔子逝世后的107年(公元前372年),亚圣孟子出生于山东邹县;110年后(公元前369年)庄子诞生于河南商丘;132年后(公元前347年)纵横家苏秦横空出世;公元前322年当亚里士多德老去时,欧几里德已经8岁了;22年后(公元前300年)欧几里德创作出《几何原本》,35年后(公元前287年)欧几里德的徒孙阿基米德出生于西西里岛;38年后(公元前284年)李斯出生于河南上蔡,42年后(公元前280年),韩非子诞生于河南省新郑。
在文明时代的第二次小暖期,人类智慧集中大爆发。
简而言之,在文明时代的第二次小暖期,人类智慧集中大爆发。春秋战国时的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的成就,与同期古希腊文明交相辉映,形成了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最终到了战国时期,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文明时期的第二次小冰期
2000 -1400年前(公元元年-公元600年),全球气候经历了七百年的温暖期之后,再次回到小冰期,气候转冷迫使人民向南迁徙,同时社会动荡和战乱再次打破秦汉以来的大一统格局。从公元元年开始,中国拉开了大乱世的序幕,先是王莽篡汉(公元9年—23年),然后虽然经过东汉王朝(25年—220年)一统,但“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加在一起不过64年,此后131年都频频出现动荡,鲜有太平繁荣,而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公元184),最终魏蜀吴三分天下(220年-280年)。
此后虽然晋朝(包含西晋和东晋)结束了三国割据,但西晋只是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时期中的短暂统一,仅仅51年后,中国北方便陷入五胡乱华(公元316年—439年)的黑暗乱世。中原沦陷后,上百万汉族大规模南迁,史称“衣冠南渡”,东晋政权在江东建立,与北方十六国形成对峙。再后来东晋被灭,后继的宋齐梁陈四朝继续与北方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等北五朝对峙。直到三百六十多年后的公元589年,隋朝才结束南北朝分裂的局面,中国再度统一。
衣冠南渡指西晋末年,晋元帝避乱渡江,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当时大批缙绅﹑士大夫及庶民百姓随之南下。
寒冷气候,不仅有战乱之困,还有瘟疫横行,据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序言中所说“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这其中的“伤寒”,并非单指外感热病,还包括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瘟疫流行之猖獗。
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序言中记载了当时瘟疫流行的惨状。
另外曹植在《说疫气》中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可见东汉末年疫病流行的惨状,同时曹植也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公元542年-592年,历史上的首次鼠疫大流行蔓延整个欧洲,在极流行期每天死亡万人,直接导致东罗马帝国衰落
与此同时的西方也并无幸免,公元533年,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发生地震;四年后的公元537年,整个地中海沿岸又数月不见阳光,造成农作物严重减收;再四年后的公元541年,在埃及北非流行的瘟疫北传欧洲,随即在公元542年-592年,历史上的首次鼠疫大流行蔓延整个欧洲,在极流行期每天死亡万人,死亡总数近一亿人,这次“查士丁尼瘟疫”大流行直接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待气候开始转暖,瘟疫才逐渐平息……。
超级火山喷发是造成公元535-537年气候极端事件的罪魁祸首。
后来,科学家根据从南极与格陵兰钻探的冰芯取样,重建了气候演化才发现,超级火山喷发是造成公元535-537年气候极端事件的罪魁祸首。遮天蔽日的火山灰弥漫在大气层,导致了持续多年的“核冬天”,使得全球农业生产崩溃,饿殍遍野,从而导致瘟疫的流行大爆发。而超级火山很可能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拉包尔火山或中美洲萨尔瓦多的伊洛潘戈湖火山。
隋朝(公元581年—618年)是中国历史上承南北朝,下启唐朝的大一统朝代。
文明时代的第三次小暖期
时间是在公元600-1280年,合计680年。前期对应的正是中国封建时期的顶峰—隋唐,其中隋朝(公元581年—618年)是中国历史上承南北朝,下启唐朝的大一统朝代,虽然享国仅有38年,但是在隋文帝统治的二十多年,就缔造了“开皇之治”的盛世。至唐朝(618年—907年)接手盛世,又传承了二百八十九年,万国来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疆域更是空前辽阔,极盛时东起日本海、南据安南、西抵咸海、北逾贝加尔湖。
唐朝是当时世界最强盛的国家之一,疆域更是空前辽阔,极盛时东起日本海、南据安南、西抵咸海、北逾贝加尔湖
温和的气候,也促使隋唐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与技术有了较大发展。曲辕犁、筒车和一些新的灌溉工具水车纷纷问世,光有记载的重要水利工程就高达一百六十多项,如玉梁渠、绛岩湖、镜湖等。到了鼎盛时期,耕地面积达到八百五十万顷,官仓存粮更是达九千六百万石,都城长安、洛阳的米价最低时每斗仅十三文,青州、齐州每斗仅五文。人口从南北朝时期的七八百万,猛增至7475-8050万人,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更认为唐朝人口峰值达1.4亿人。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因动乱而发生的大规模人口南迁现象,分别是西晋末年、唐朝末年和北宋末年
这一切的背后自有温暖、适宜耕种的气候做基础。只是这次小暖期并没有使气温恢复到“全新世大暖期”的程度,竹林并未重回中原,大象也迁移到南方。这其中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次小暖期期间的公元850年—965年曾出现一次较短暂的寒冷期,而这个寒冷期恰巧对应唐末的黄巢起义(公元878年—884年)和五代十国(公元907年—979年)的部分时期。
五代十国是中国自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又一次大分裂时期。
补充:五代十国是中国自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又一次大分裂时期,其中五代是指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后依次定都于中原地区的五个政权,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十国则指与五代几乎同时存在的十个相对较小的割据政权,其中南方有九个,即南吴、南唐、吴越、南楚、前蜀、后蜀、南汉、南平、闽国,北方有一个为北汉。
北宋(960年—1127年)逐步攻灭各地割据政权,使纷乱的时局逐渐结束,图为宋朝疆域图
经过五代十国的乱战,原有的生产关系矛盾在恶化气候的刺激下,被颠覆重组,最终随着气候再次转暖,气候温润带来充沛降雨,新秩序重新建立。于是北宋(960年—1127年)逐步攻灭各地割据政权,使纷乱的时局逐渐结束。
北宋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发达,所以北宋被称为最"强盛"的海权王朝。
北宋时期,中国古代经济文化进入最繁荣的时代,儒学得到复兴,科技迅速发展,政治也较开明,经济文化繁荣。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GDP达265.5亿美元 ,约占世界比重的22.7%,远超当时西欧诸国。而且人口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的3710万猛增至宋徽宗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的12600万。但北宋统一的仅是中国东部核心区,远不如盛唐,且长期与北方草原的辽国对峙。
13世纪也被中外史学界称之为“蒙古人时代”或“蒙古人世纪”。
温暖的气候条件,也使得北方的荒漠逐渐变为草原,游牧民族的人口也随之膨胀,为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横扫欧亚大陆奠定了人口基础。所以13世纪也被中外史学界称之为“蒙古人时代”或“蒙古人世纪”。
明朝(1368年―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由汉族建立的王朝,享国276年。图为明朝疆域极盛时期。
文明时期的第三次小冰期
但冷暖交替,本就是地球常态,在经历了长达680年的小暖期之后,从公元1280-1820年,全球气候又切换到了小冰期模式,时间跨度达540年。此时统治中原97年的元朝最终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1368年―1644年)取而代之,并传承了276年,直到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这其中有政治腐败、东林党争和后金外患的原因,还有小冰期天灾的气候因素。
补充:1627年崇祯帝即位的当年,陕西澄城饥民暴动,拉开明末民变的序幕。随后发展成雄踞陕西、河南的李自成与先后占领湖广、四川的张献忠两大起义势力 。明中后期常有农民起义发生,除了朝政混乱与官元贪污腐化、与后金战争的辽饷以及清兵的掠夺外,由于小冰期气候变冷,农业减产带来的全国性饥荒,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如公元1650年—1700年,最冷的50年中,位于湖南的洞庭湖结冰三次,江浙的太湖、湖北的汉江和安徽的淮河结冰四次。
公元1346年—1353年爆发了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3年内丧生人数达2500万。图为鼠疫大瘟疫的传播路径图
同时西方世界也并不太平,公元1346年—1353年爆发了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史称欧洲中世纪大瘟疫),3年内丧生人数达2500万,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其中英国减58%,法国减3/4。这场鼠疫大瘟疫的传播,引起了全欧洲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大变动,一方面使欧洲人口锐减,另一方面也沉重打击了天主教的威信,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乃至启蒙运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改变了欧洲文明发展的方向。
进入文明时代的第四次小暖期,人类连续完成三次工业革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也大为提高。
文明时代的第四次小暖期
公元1820年至今,是现代气候阶段。人类连续完成三次工业革命,生产力达到飞跃式发展,文明时代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顺利过渡到工业文明阶段,得到工业之力加持的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也大为提高,世界人口随之不断膨胀。
在古代农业社会,气候的冷暖直接影响农作物的收成,这是当时社会物质的基础。
总而言之,由于古代长期处于农业社会,气候长时间的寒冷,严重损害农作物的经济产出,造成粮食供应不足,导致王朝税收减少,碰上旱涝灾害往往会因饥荒而酿发民变,进而有颠覆王朝权力的高危风险。而当气候相对温润时,往往有利于农业产量提升,粮食等物资供应充足,王朝的税收也充实。正所谓“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富足的生活,也促使文化艺术发展迅速,唐诗宋词汉乐府无一不是盛世王朝下的结晶,这就是文明是气候的馈赠。
全球气候以600年暖湿和600年干冷交替循环,并深深影响古代先民的社会文明变迁。
地球科学证据和史料记载显示,虽说如今处于1.1万年前开始的间冰期,但是近5000年来,小冰期与小暖期交替出现,但是总的趋势是由温暖向寒冷变化,小冰期也一次比一次长,一次比一次冷。同时全球气候的暖期与冰期也变化存在一定的准周期性,即以600年暖湿和600年干冷交替循环,并深深影响古代先民的社会文明变迁。
图为由于全球变暖,海平面升高20多米后,站在“东方明珠”上向下看的“上海淹没”假想图。
既然冷暖交替是地球的常态,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周期性变化的呢?我们下期继续分解!
三、冰河期温暖期,地球为何会切换寒暑?
许多时候,我们看到或听到这样一种演说,并把它当作事实:我们这个星球的温度就像是一辆刹车失灵的汽车,正在以一种失控的速度狂飙,如果现在不设法让它停下来,就会有灾难性的后果。确实,在过去100年里全球平均气温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气温上升的速度有多快?未来究竟会怎样?并没有统一的认识。那么我们不禁会疑惑:全球继续变暖会进入温暖期吗?地球又为何会切换冰河期与温暖期?我们不妨回溯到推理的开始,去深究隐藏在冷暖干湿中的气候变化真相。
众所周知,地球从诞生至今已有46亿年的历史,就我们目前所能了解的20亿年地球气候史中,地球就曾几经“寒暑”:历经三次大的冰河期和两次“超级全球变暖”期,即介于三次大冰期之间的大间冰期。在每一个大的冰河期中,也存在着许多次冷暖变化,科学家称之为亚冰期和亚间冰期,即小冰期和小暖期。虽然时间尺度不同,但冰河期都具备一个共同的特征——气候寒冷,冰川广布,海面下降,生物稀少。而各个温暖期则是冰川消融,海面上升,生物繁衍。
人类的“老祖母”路西属于南方古猿的阿法种,生活在距今370万—300万年前的东非,身高1~1.5米。
在250万年前,许多物种在寒冷中灭绝,人类古猿却在寒冷中诞生,此后无论是挑战生存的第四纪冰河时代(末次冰期),还是万物更生的全新世大暖期,人类一直都在用自己的智慧走在进化的路上,并抓住每次小暖期,推动人类文明一次次的兴盛。如今人类文明正处于1.5万年前开始的间冰期,在第四纪更新世的冰期—间冰期气候旋回交替平均每次约10万年,而决定旋回因素的便是地球本身的轨道参数和所在的星系轨道参数。
地球在太阳系的八大行星中自内而外排行第三,日地距离平均为1.496亿公里。
要理解地球轨道参数对气候的作用,就要先了解地球在太阳系的位置和公转角度。我们知道地球在太阳系中自内而外排行第三,日地距离平均为1.496亿公里,这里之所以说“平均”,在于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路径,并不是一个圆形轨道,而是一个大体呈偏心率很小的椭圆轨道,如近日点便只有1.471亿公里,所以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变化在1.471亿~1.521亿公里之间,这造成了地球受到的太阳辐射存在变化。
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路径而是一个大体呈偏心率很小的椭圆轨道,黄赤交角变化周期为4.1万年。
最终日地距离和位置的变化,导致地球轨道偏心率以9.6万年为一个变化周期;黄赤交角以4.1万年为一个变化周期;岁差现象以以2.6万年为变化周期。这其中黄赤交角指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黄道面与地球自转的赤道面之间相交的角度(地球自转也并非平面,而是存在约为23°26'的角度),而黄赤夹角的变化范围为22°1'—24°5',以41000年为一个周期。
当地轴倾角增大时,高纬度地区受到的太阳辐射增加,赤道受到的太阳辐射减少,同时地轴倾角越大,地球冬季和夏季受到的太阳辐射差别越明显,而这些差别会以“蝴蝶效应”的形式影响地球气候的变化。
地球自转轴的方向逐渐漂移,追踪它摇摆的顶部,大约25800年的周期扫掠出一个圆锥。
至于岁差现象则指天文学中一个天体的自转轴指向因为重力作用导致在空间中缓慢且连续的变化现象。如地球自转轴的方向逐渐漂移,追踪它摇摆的顶部,以大约25800年的周期扫掠出一个圆锥。于是地球轨道偏心率、黄赤交角和岁差现象共同作用于地球的气候变化,最终形成了以10万年为主周期的“旋回”,同时还叠加着4万和2.6万年的次一级变化周期的万年级冰期。
黄赤夹角的变化范围为22°1'—24°5',以41000年为一个周期。
备注:上述引用米兰科维奇理论,即地球冰期循环是地球轨道变化改变了季节之间的热平衡而引起的理论,是从全球尺度上研究日射量与地球气候之间关系的天文理论。该理论认为,北半球高纬夏季太阳辐射变化(地球轨道偏心率、黄赤交角及岁差等三要素变化引起的夏季日射量变化)是驱动第四纪冰期旋回的主因。这个理论的核心是单一敏感区的触发驱动机制,即北半球高纬气候变化信号被放大、传输进而影响全球。
星系轨道参数—影响以亿年为尺度的地球气候
地球围绕太阳转,太阳系更是围绕着银河系转,这是更大更高一级空间的运转。银河系是一个巨型棒旋星系(漩涡星系的一种),呈椭圆盘形,具有巨大的盘面结构,拥有四条清晰明确且相当对称的旋臂,旋臂之间相距4500光年,而太阳系就位于银河系的一个支臂本地臂上,至银心距离大约是2.64万光年。银河系整体作较差自转,太阳处自转速度约220千米/秒,太阳绕银心运转一周约2.5亿年。
银河系是一个巨型棒旋星系(漩涡星系的一种),呈椭圆盘形,太阳围绕银心运转一周约2.5亿年。
同时,地球受太阳的引潮力作用,地球公转所具有的动能将会逐渐转化为潮汐能,从一个长远的期限来看,地球会逐渐远离太阳,不过这个速度会非常小。这些因素会导致银河系等星系恒星,对地球辐射作用产生周期性变化,不过在短时期内并不明显,这是一个更长周期的气候变化,时间要以亿年为尺度。
6500万年前白垩纪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事件,直接导致了支配全球陆地生态系统超过1.6亿年之久的恐龙灭绝。
从恐龙灭绝到今天的这段时光,在地球地质史上称为“新生代”(始于6500万年前,分为古近纪、新近纪和第四纪,其中第四纪分为更新世和全新世)。跟恐龙生活的“中生代”相比,新生代地球的氧气含量更低,而且温度忽冷忽热,气候变化是家常便饭。在新生代早期,地球一度成了个大温室,甚至比侏罗纪还要温暖湿润;到了距今约3400万年前的渐新世,全球温度暴跌,海平面下降55米,南极冰盖开始形成。
第四纪是地质历史时期上一个最短、离我们最近、却又有冰河期与间冰期频繁变更的时代,造成了气候的动荡变迁
之后虽然也平稳过、回暖过,但全球气候变化的总趋势还是越来越冷、越来越干,极致就是最近200万年间的第四纪冰川期。造成新生代古近纪渐新世的地球大降温,很可能跟太阳系进入银河旋臂的大周期有关,地壳运动也随之引发的一系列大事件,如南极大陆与澳洲大陆分裂,之后便被西风寒流包围,陷入死寂……。
太阳是温暖、光明和生命的源泉,地球上万物生长都需要太阳,太阳活动的强度也决定了地球气候的变化。
太阳辐射—影响以千年为尺度的地球气候
在我们眼中,太阳是温暖、光明和生命的源泉,地球上万物生长都需要太阳,太阳活动的强度也决定了地球气候的变化。之所以如此,在于太阳作为太阳系内的唯一一颗恒星,占去了整个太阳系物质的99.86%,质量相当于33万个地球。
太阳由里向外分别为太阳核反应区、太阳对流层、太阳大气层。表面看似平静,其实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剧烈的活动,这种活动便是氢核聚变。核聚变产生的能量以光的形式向外围辐射,其中有22亿分之一的能量辐射到地球,成为地球上光和热的主要来源。
利用X线层照相技术探测到的太阳黑子内部:磁场和气体、各部分的温度和地形之间的相互作用。
但这种核聚变的强度是存在一定的周期性,其中最主要的太阳周期,便是以11年为周期活动的太阳黑子。太阳黑子是光球层物质剧烈运动而形成的局部强磁场区域,也是光球层活动的重要标志,当太阳黑子活动频繁,绕太阳黑子边缘的光球区域,亮度比平均的亮度更高,因此太阳会辐射出更多的光热,地球接受到的热量也会更高,继而地球的平均气温也将升高,形成的气候较为温暖,反之亦然。
太阳连续向外喷出携带高能电离粒子气体,很像太阳吹出的“风”一般。
同时太阳爆发的大量高能电粒子流(太阳风)与X射线与地球磁场发生作用,引起地球磁暴现象,也会导致气候异常。1893年,英国天文学家爱德华.沃尔特.蒙德整理格林尼治天文台的档案时,注意到1645-1715年间,太阳黑子的数量极其稀少,是一个太阳活动极小期,史称“蒙德极小期”,而这一时期恰是全球气候较为寒冷的小冰期(即明末清初)。
1600-2000年太阳黑子数对比图:在1645-1715年间是一个太阳活动极小期,史称“蒙德极小期”。
此外在1965年,英国气候学家胡伯特·兰普提出,欧洲和北大西洋附近地区在公元900—1300年间曾出现过一段温暖期。那段时间恰好覆盖了欧洲的中世纪,因而又名为“中世纪暖期”。后来地质学家们发现,受太阳黑子变化的影响,大约每1500年就会有一个气候变暖周期。
太阳活动是太阳所发出太阳辐射的总量变化。在日地平均距离条件下,地球大气上界垂直于太阳光线的面上所接受的太阳辐射通量密度,称为太阳常数。太阳常数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常数,依据太阳黑子的活动变化,它所影响的是气候的长期变化,而不是短期的天气变化。
6500万年前白垩纪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事件,直接导致了支配全球陆地生态系统超过1.6亿年之久的恐龙灭绝。
天文及地质事件—突变性影响地球气候
相比地球轨道参数、星系轨道参数和太阳辐射对地球气候影响的周期性,天文及以超级火山喷发为代表的地质事件,对地球气候的影响具有突变性。其中天文事件中,较为知名的便是发生在6500万年前白垩纪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事件,直接导致了支配全球陆地生态系统超过1.6亿年之久的恐龙被“团灭”。当然,还有陨石撞击地球,有学者认为258万年前,一颗巨大陨石撞击了地球,导致地球磁场由松山反向极性期转向了布容正向期,进而影响了全球的气候变化,人类文明进入旧时代时期。
6500万年前白垩纪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事件,直接导致了支配全球陆地生态系统超过1.6亿年之久的恐龙被“团灭”
对于地质事件,主要是指地质历史时期稀有的、突然发生的、在短暂时间内完成而且影响范围广大的自然现象,如晚古生代早期华南海侵事件、中生代滨西太平洋构造-岩浆事件、全新世-更新世风化堆积事件等,其中尤以超级火山喷发会直接影响全球气候。
公元前1650年-前1600年希腊桑托林火山爆发,是距今一万年来最严重的的火山喷发之一。
公元前1650年-前1600年,希腊桑托林火山突然爆发,直冲天际的火山灰覆盖了整个地中海东部,是距今一万年来最严重的的火山喷发之一。据记载,当时古埃及的天空连续三天漆黑一片。桑托林超级火山喷发使得克里特岛上的所有城市,在同一时间全部被掩埋,米诺斯代表的克里特文明作为欧洲的古文明之一,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了。
桑托林超级火山喷发使得克里特岛上的所有城市,在同一时间全部被掩埋,米诺斯文明也随之消失。
直到1967年,美国考古学家偶然在岛上60多米厚的火山灰下挖出了一座古代商业城市才逐渐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此外,这次超级火山喷发很可能是诱发夏朝灭亡的元凶,《国语·周语》中记载“昔伊洛竭而夏亡”。
1815年印尼松巴哇岛上的坦博拉火山喷发,世界历史的进程,也让中国领先千年的农业文明陨落。
此外还有1815年印度尼西亚松巴哇岛上的坦博拉火山喷发,持续三个多月的强烈喷发,约有1.4亿吨的火山灰、熔岩和其他物质被喷出,是近代两三百年有科学观测以来,全世界极为罕见的7级火山喷发(最高为黄石超级火山喷发的8级),也是最大的一次火山喷发。当喷发停止后,坦博拉火山的山体高度已经从4100米降为2850米,意味着山体被削掉了1000多米,巨大的能量相当于8亿吨TNT炸药的威力,是炸平日本广岛的小男孩原子弹爆炸威力的6.2万倍。
卫星拍摄下的坦博拉火山,1815年的持续喷发,使山体被削掉了1000多米。
最终受坦博拉火山喷发时的冲击波、火山碎屑流和地震影响,松巴哇岛和周边岛屿约1万人当场遇难,随后数月受火山灰落地影响,又导致8万余人死于饥荒和疾病,但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到第二年,即1816年才突显。
遮天蔽日的火山灰直达平流层,削弱太阳辐射强度,使得全球平均气温下降0.53℃。
遮天蔽日的火山灰直达平流层,削弱太阳辐射强度,使得全球平均气温下降0.53℃。就是这看似不起眼的0.53℃,产生的连锁反应,使得北半球在1816年成为“无夏之年”,农历八月“天气忽然寒如冬”,酿成了19世纪最严重的饥荒,改变了世界历史走向,导致中国经济由盛转衰。
地球气候的冰期与暖期切换,直接影响人类的生活和生存环境,限制了自然资源的承载力水平。
结语:
在地球漫长的地质历史中,气候环境曾有过剧烈起伏,即使在相对非常短暂的人类历史时期,全球平均气温也有过很大波动。地球气候的冰期与暖期变化,直接影响人类的生活和生存环境,限制了自然资源的承载力水平。通俗来讲就是气候的“寒暑”变化影响农业生产和全球生态系统的平衡,而农业生产决定人类社会的温饱,温饱决定社会稳定,社会稳定影响文明发展,这就是文明是气候的馈赠!
一驾喷气飞机飞越北非与西亚上空留下的“尾气”,下方是连通地中海与印度洋的红海。人类活动对地球气候影响
如今已经证实,近百年来人类活动影响了全球气候:自工业革命后,煤、石油等化石能源的广泛运用造成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成分剧增,引起全球变暖。但地球气候变化的规律是人类了解最少的领域之一,谁也不知道,全球气候变暖的结果是冰川大量融化,沿海低地被淹没,还是像电影《后天》那样,引发连锁反应,进入冰川期。不管如何,对人类文明的未来而言,都是可怕的灾难,而我们能做的,就是从现在开始,减少排放温室气体,减少对自然法则的背离。
谢选骏指出:文明是气候的馈赠还是气候的剥夺所致?
【27、文明是沙漠的馈赠】
2007年11月20日 单之蔷
一天,我正在闲坐,忽然一个想法涌现:文明是沙漠献给人类的礼物。
为了验证,找来地图查看,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的文明发源地果然都在沙漠的边缘。埃及在撒哈拉大沙漠的东缘;古巴比伦文明所在的两河流域紧邻沙特阿拉伯的大沙漠;印度文明起源于印度河平原,与塔尔大沙漠相伴;中华文明发源于黄土高原,它的北面是毛乌素沙地和库布齐沙漠,西北面是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与乌兰布和沙漠。
这是偶然的吗?为什么文明紧邻沙漠?
沙漠是干旱地区,年降水量少于200毫米,紧邻干旱的往往是半干旱的地区,年均降水量少于400毫米。文明紧邻沙漠,也就是说文明往往产生于半干旱地区。看来文明的童年喜欢干旱,不喜欢潮湿。
干旱对文明的产生有何作用?
首先想到了“干”有利于保存物品。
干旱地区降水量小于蒸发量,因此空气非常干燥,缺乏水分。在细菌、霉菌等微生物的生存和繁殖过程中,水是至关重要的。水分的缺乏,使得干旱区的微生物难以大量繁殖。我们知道正是微生物的分解作用使物品腐烂,转化为其他物质。干旱使得分解者(微生物)的分解效率大大降低,比如在湿润的江南地区10天就能分解完的物质,在干旱的西北地区可能10年也不能完全分解。干旱区的这种特征,使得物质难坏易存。
由此,我们在干旱区看到这种现象:
在河西走廊的张掖,有人卖汉代的箭镞,虽隔两千多年,但仍然有如新造。
在新疆考古所,你可看到汉代的丝绸,竟然花色艳丽,色泽如初。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精美画册、文书、经卷让世界震撼,敦煌的壁画、泥塑千年过去了,依然栩栩如生。但是很少人想到敦煌之所以有如此伟大之发现,还是要感谢干旱。没有干旱的气候,那些珍宝早就被微生物分解,不知参加几轮物质的循环了。
西北干旱区有一种风干肉,是把新鲜的牛羊肉,挂在外面风干,干到一定程度,用手撕着生吃。在湿润地区猎获的野兽,吃不了就坏掉了,但干旱区的风和干燥的空气,就是天然的“冰箱”,能保存剩余的物质,使远古的人得以闲暇,做别的事。
由干旱对物品的保存作用我们可以推断文明应该起源于紧邻沙漠的地区。
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很重要的是农业的出现。植物的种子就是利用干旱保存自己的典范。种子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水分,抑制了微生物的繁殖,保存了自己。在潮湿的地方,怎样保存种子和收获的粮食?这是原始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驯化植物和农业种植很难出现在湿润地区。
文明很重要的一个标志是文字。埃及人五千多年前就把文字和图画写在了晒干的纸莎草上了。古老的岩画是画在岩石的荒漠漆上,只有干旱区的岩石才有这种荒漠漆。
火对人类意义重大,但是干的东西容易燃烧。因此只有在干旱区,人类才便于发现、应用和保存火。
干旱区对文明的诞生与发展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它能留存物品和保存文明的成果,更重要的贡献是干旱区的沙漠为文明的产生贡献了一项最为重要的东西——黄土。
黄土就是比沙子粒径更小的“沙子”。在沙漠的边缘,往往有黄土的存在。黄土产于沙漠(沙漠中的沙子每天都在风化,黄土不断地从沙漠中产生),风将其吹向空中,形成浮尘或者尘暴,最后降落在沙漠边缘的半干旱地区。半干旱地区的草和灌丛留住了从空中降落的尘土,使其免于进一步吹扬,让其发育成土壤,这就是我们说的黄土。因此在沙漠的边缘,沿着常年盛行的风向,一定会有大面积的黄土地带的存在,如中国的黄土高原。
黄土是优质的土壤。许多我们看到的貌似土壤的东西,并不是土壤,专家称之为松散的沉积物、细粒状物质或土状物。因为土壤需要有精致的分层结构。结构最上面是腐殖层,有生物或微生物活动,可以产生大量有机物,供植物生长所需;中间是淋溶层,一些有机物和矿物被从上面渗漏下来的水冲淋到更下面的土里,形成土壤的最底层:淀积层。简略地说,土壤是能生长植物的、含有机质的疏松成层的细粒物质。
黄土有着土壤的各种要素。黄土从沙漠中吹起,落下,停留在半干旱地区的草地和灌丛中,草和灌丛的枝叶落在其中,成为有机的腐殖质;黄土也经历了淋溶过程,也可以分出淀积层。就是说土壤的结构,黄土都具备。
但黄土还有着其他土壤所不具备的独特品质。
黄土是风成的,沙漠中细小的尘土在空中经过风的充分“搅拌”,各种矿物质和有机物均匀地混在一起。风年年吹,黄土就会年年长,因此黄土的形成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直到今天黄土还在形成。黄土高原的黄土,薄的地方几十米,厚的地方几百米,平均下来也有几十米。这样厚的土壤,在这样广阔的空间上铺展开来,的确是大自然的一项杰作。其他地方的土壤由于形成的原因不同,腐殖质层只是表面那薄薄的一层。但黄土从上到下都含有机物和植物所需矿物质,甚至可以说黄土从上到下都是有机的“腐殖层”。千万年来,黄土高原的水土就在流失,但是黄土高原仍然肥沃如初,奥秘就在此。只要有最后一粒黄土,它还是富含营养的土壤。
黄土还有一个特点:疏松,这一点对文明的产生至关重要。文明初创,先人手中木石的工具只有碰上疏松的黄土才能碰撞出文明的火花。南方板结坚硬的红土,只有文明到了铁器时代才能驯服。
说到此,对文明为何紧邻沙漠,似乎可以得到回答了。事实上,沿着黄土的分布,在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个文明带。
中国的黄土高原是风从沙漠中搬来的尘土堆积而成,这是黄土的第一次搬运堆积,它已经为中国文明的诞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黄土高原形成后,在降水和河流的侵蚀下,经过黄河的搬运,黄土又在黄河下游和入海的地方,随着黄河河道的摆动而堆积起来,造就了华北大平原,就是所谓的“中原”,这里直至今天都是中华民族的大舞台。这是黄土的第二次搬运堆积,这次黄土的转移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但是我们都不要忘了,黄土是从哪里来的,沙漠才是黄土的故乡。
(《中国国家地理》2007年第11期)
谢选骏指出:怪不得沙漠里窜出来的恶狼能够统治世界——阿拉伯人和蒙古人真是沙漠的馈赠。
【28、文明兴衰的决定因素和东西方文明的大分流】
北大国发院 姚洋 2020-08-13 责编:申罡
自2020年7月18日起,总裁读书会与北大国发院EMBA中心联合邀请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连续解读《政治秩序的起源》(弗朗西斯·福山)、《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和《西方将主宰多久?》(伊恩·莫里斯)三本名著。第三期活动邀请到北京大学中文系韩毓海教授与姚洋教授对话。本文根据姚洋教授的主题演讲整理。
在这个专题直播课系列中,我解读的第一本书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讲政治秩序形成过程的跨国比较;第二本书讲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把镜头拉回中国,看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进;今天是第三本伊恩·莫里斯的《西方将主宰多久》,这本书是对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东西方比较。我们前两本重点讲制度,这本书就要讲制度的功用。对于中国为什么在近几百年间落后于西方,东西方的几次大分流等等问题,伊恩·莫里斯都在书中给出了比较系统的解释。
伊恩·莫里斯及其《西方将主宰多久》
《西方将主宰多久》这本书的作者伊恩·莫里斯是英国籍历史和考古学家,长期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古典学系担任教授,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考古。西方很多优秀学者在自己专业领域有建树之余,还愿意向外拓展一些,写一些科普性书籍,告诉非专业的读者这个世界上在发生着什么。
莫里斯的著作就是从考古学和历史学出发,去讲述宏大的故事。2010年的《西方将主宰多久》解释了过去一万多年间欧亚大陆文明的交替和分流。2013年的《文明的度量》详细讲解如何度量文明进步的程度。2014年的《战争》探讨了为什么战争有时候也能推动社会进步。他最新的书《人类的演变》研究从采集农业到工业文明,不同的社会形态应该配备什么样的价值体系。可以看出他的思考是慢慢深入下去的。
《西方将主宰多久》这本书回答了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过去三百年里,为什么是西方领先东方?西方现在主宰世界,但还要主宰多久?这就回答了由李约瑟之谜产生的东西方大分流问题,我将在后文详述。
第二,如何度量文明的成就?莫里斯创造了“社会发展指数”以度量不同文明在过去一万年间的进步程度。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肯定存在很多模糊性,但是他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简单。
第三,什么因素主宰着文明的长期进步或者衰落?莫里斯的解释是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内因是他自己所定义的“莫里斯定理”,外因是自然因素。
第四,自然因素对文明的塑造起到了什么作用?这是莫里斯在本书中特别关注的。要研究一万年间欧亚大陆上文明的分演,他要找的是能够影响长期发展的基本因素,所以他找到了地理和气候这两个自然因素。地理决定了是西欧而不是中国首先发现了新大陆,这可以解释东西方大分流的问题。气候变化决定了北半球各文明的兴衰,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新颖。
决定长期增长的因素
什么因素决定着经济的长期增长,历年来有很多不同的研究,我介绍几种主要观点,再讲讲莫里斯的与众不同之处。
第一种观点,经济长期增长由地理环境决定。有一种观点叫地理环境决定论,曾一度受到批判,但实际上地理环境是非常重要的。美国演化生物学家戴尔蒙德1997年的《枪炮、细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作,影响很大。但是这本书只讲到为什么农耕文明发源于欧亚大陆,未再深入。还有其他人包括莫里斯把地理环境作为文明的重要因素之一,并非决定性。
第二种观点是思维方式决定长期增长,这是李约瑟的观点。他以前是生化学家,二战时来到中国,在重庆的英国大使馆工作,由此对中国的科学技术产生了兴趣。回到英国之后他就转行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写出了七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对中国和世界的科学技术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在第一卷里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古代特别是宋代的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高度,但为什么后来的中国没有产生科学?这个问题后来引申成“大分流”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西欧特别是英国?李约瑟给出的解释是,中国人善于实践,不善于理论分析,所以中国没有产生科学。
我认为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但其实工业革命不是依赖科学而产生的,科学和工业相结合直到19世纪后半叶麦克斯韦发现电磁学才开始。一般认为工业革命始于1750年,那时并没有科学的指导,绝大多数发明创造都是摸索出来的,有些发明创造者自己也不清楚背后的科学原因。举例来讲,过去航海的水手常会得败血病,但大家找不出原因。苏格兰一名医生通过对照组实验发现吃橘子的水手不会得败血病。他提出来这样一个想法,但他根本不明白原因,我们现在知道是维生素的作用,但当时无人知道。所以说,没有科学也可以产生技术的进步,李约瑟的这个解释至少是不完整的。
第三种观点是制度决定论,这是当前最有影响力的一派。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合着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影响非常大,他们有获诺贝尔奖的可能。这本书把制度因素所起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上,但我觉得这有很大的误导。制度当然起作用,但在时间的历史长河里,比如一千年甚至一万年,制度的作用就有待商榷,这个制度到底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制度之下是不是还有其他解释因素?古人认为地球能浮在空中是因为下面有很多只龟在支撑,也许制度只不过是其中一只龟,还有很多其他的龟。
莫里斯不同,他所做的是努力去寻找最底层的那几只龟,也就是内因,称为莫里斯定理——人类社会的变化来自于懒惰、贪婪和避险的人们对舒适、利润和安全的追求。人类都是懒惰的,不想吃苦,想要追求舒适,这就迫使人去发明创造。比如人类发明了轮子,推着有轮子的车就比较省力,后来为了舒适又发明了自行车、汽车、飞机等等。人类作为动物的一部分,也非常贪婪。在古代,人们要去抢占周边的环境和资源。进入文明社会,人们给贪婪找了一个文明的说法——追逐利润。如果说人类的进步是靠追逐利润推动的话,那么贪婪就是最下面的那只龟。人都有避险的本能,为了追求安全,就建设了城堡,发展出军队。哥伦布为什么发现了美洲,实际上他是为了安全,想要绕开有危险的穆斯林国家,才决定走海路。所以上述因素源于我们人类发自内心的动物属性,属于内因。除了动物属性,还有外在因素起作用,包括地理环境和气候变化,我将在后面着重讲。
东西方文明及其三次大分流
通常认为东西方文明的大分流只有一次,但莫里斯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东西方文明已经有三次大分流。所谓文明,指的是从定居的农耕文明开始,在那之前的冰期、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都不能称之为文明,一万年前有了农耕,才开始有了文明。
如何定义东方和西方?东方明确指以中国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东亚地区。西方的定义比较大,从中东到英国都算西方。这样定义从文明的演进来看是有道理的,符合西方文明从核心地带向边缘地带传播的规律。
西方文明的传播轨迹是从核心地带到边缘地带。西方率先定居的农耕文明发源于今天的伊拉克北部新月形台地上,即伊拉克和叙利亚交界之处。随后,农耕文明开始向两河流域传递,到达现在伊拉克的核心地带,在公元前4000年诞生了辉煌的文明,包括两次巴比伦文明和亚述文明,但后来由于草原民族的入侵,这两个文明先后衰落。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多次受到草原民族入侵的影响,现在的印欧语系也基本是草原民族入侵的结果。莫里斯书中没有专门讲印度,因为他把印度纳入西方文明的范畴。两河文明衰落之后,接着依次成为文明中心的是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中东文明,都经历了兴起、鼎盛、停滞、衰落的过程,最后到西欧文明。中东地区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历时两三千年后衰落,但到伊斯兰文明兴起的时候,中东再次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由于十字军东征发现了希腊文明,欧洲重新发现了自己文明的源头,产生了文艺复兴,最终工业文明在西欧特别是英国诞生。
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原理,核心地带的文明都是先在一个地方产生,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人就产生惰性,时机一到就被外族特别是野蛮民族所消灭。这时候边缘地带的人民就开始兴起,他们通常具备更强的进取心,不断流动转移,所以整个西方文明是流动的。
东西方文明的大分流是怎么产生的?戴尔蒙德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文明没有产生在美洲或非洲的原因和地理有关。美洲是南北走向的,在北美洲温带地区发明一种作物或驯化一种动物,很难在南美热带地区复制同样的做法,所以文明的传播比较慢。非洲能被种植的作物和能被驯化的动物种类都比较少,所以文明就不容易发生。
东西方文明的第一次大分流是2万年前到公元5世纪,西方文明主宰世界。为什么定居文明发源于伊拉克新月形台地上?因为那里驯化了现在常见的几乎所有家禽家畜,种植出了绝大部分现在常见的主食作物。然后文明沿着纬度向东西两边传播,中国的小麦也是西边传来的。我个人有个未被证明的推论,为什么是秦朝统一了中国?原因之一也许是秦朝首先种植了小麦,使土地的人口承载能力大增。
第二次大分流从公元5世纪到公元18世纪,东方文明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中华文明也在这个时期走向顶峰,在北宋进入平台期并持续了一段时间。
第三次大分流是从18世纪到现在,发源于西欧工业文明时代的西方文明占据了上风。
测量文明的进步:社会发展指数
莫里斯发明了社会发展指数以测量文明的进步。社会发展指数包含四个指标:
第一是获取能量的能力,即每个人每天能够享有的能量多少。这里说的能量除了一个人每日摄入的食物能量之外,还包括用电、用水等行为消耗的能量。能量使用得越多,这个文明的文明程度就越高。
第二个指标是社会组织能力,用最大城市的面积来衡量。一般来说每个朝代的都城都是最大的,用这个指标比较易于计算。
第三是传递信息的效率,包括识字率和信息传递速率。古代靠人力跑步传递信息,后来有了马,中国很早就建立了驿站制度,就是用马来传递信息,再后来发明了电报,现在用互联网,所以信息传递速率越来越高。
第四个指标是发动战争的能力,包括军事技术、军队数量等。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发动战争的能力,是不可能抵御外敌入侵的。军事技术和军队数量与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高度相关。我想莫里斯用发动战争的能力作为指标之一,是因为它比较好度量。因为我们无法得知一万年前一国的人均GDP,但是可以从其发生的战争数量和规模上大体推断这个国家的能力。
莫里斯以2000年为基准,分别找到四个指标的最高水平,设为250。比如,2000年最大的城市是东京,那么就用东京作为社会组织能力的最高分250分,然后四大指标简单加总得到最高水平1000分。度量历史上的文明就看其相当于2000年人类最高水平的比例,比如相当于2000年的5%,就用250乘以5%,得到那个时期的某一指标的水平,然后四个指标加总起来就得到社会发展指数。
莫里斯发现一个重要现象,在农耕文明时期,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社会发展指数从未超过45分。罗马帝国是西方农耕文明的最高成就,公元五世纪在刚好达到45分的时候崩溃。北宋也在即将达到45分的时候崩溃。说明农耕文明的天花板是45分,这是一个重要现象,也是一个谜,需要合理的解释。
地理的作用:新大陆的发现与西方的崛起
莫里斯这本书容量很大,限于篇幅我不再一一解读,只选取两个因素和大家分享,一个是地理环境,一个是气候变化。
地理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这是造成最近一次东西方文明大分流的重要原因。
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对西方的崛起有哪些作用?
首先是贸易,烟叶贸易大大促进了英国商业的发展。一个文明的发展要达到顶峰,最重要的一个前期指标是贸易是否发达。这一观点源于亚当·斯密的理论——分工促进经济繁荣。有了分工,不同地区生产的产品就可以各专所长,然后通过贸易交换去获得自己没有的物品。贸易也会激励生产规模的增长,让自己的产品卖到更多的地方。因此,贸易促进经济增长。英国经济的发展始于美洲的烟叶贸易。当时的烟叶贸易有多重要?甚至促成了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合并。苏格兰和英格兰以前是各自独立的国家。17世纪末,英格兰把北美的烟叶贩卖到欧洲,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苏格兰见状也希望跟进,用占当时苏格兰GDP一半的资金成立了一个大型公司去美洲和英格兰竞争,结果一败涂地,最终不得已和英格兰合并为一个国家。合并之后苏格兰经济猛增,继而为世界文明和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据此可见贸易的重要性。
其次是白银,它引发了欧洲的价格革命。美洲盛产白银,16世纪之后流通的白银基本都来自美洲。欧洲人把大量白银掠夺到欧洲,就引发了价格革命。因为以前重金属稀缺,物价很低,有了大量白银之后,物价上涨,就大大刺激了生产。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一书中所说,当物价下降时,经济不可能增长,温和的通货膨胀对于经济增长是有好处的。
再次是引进新作物,包括玉米、土豆、西红柿等,救了很多欧洲人的命。比如爱尔兰在19世纪早期由于土豆疫病欠收而发生了大饥荒,饿死了一百多万人,还有二百多万人逃难去了美国。
最后是产生了竞争。在北美,英国人和法国人竞争,数次打仗,最后英国人打败了法国人。在南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竞争。他们把钱掠夺回欧洲之后,又在欧洲欧洲内部打仗。竞争很重要,东亚之所以没有发展出现代工业,可能跟竞争烈度较低有关。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人类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的提高(特别是18世纪开始人对于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对于文明进步的作用,但是这恐怕跟地理也有关系。在西方,连续几百年的十字军东征发现了希腊和伊斯兰文明,从这些文明学到的很多东西促使了文艺复兴的产生。欧洲还从伊斯兰文明学到了阿拉伯数字,没有阿拉伯数字就没有后来的数学。在东方,挑战总是来自蛮族,他们的每一次入侵对于中原文明都是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地理环境仍然在起作用。
发现美洲是西方崛起的最重要原因,但为什么是西方发现了美洲大陆?郑和七下西洋,为什么没有发现美洲大陆?这也是地理决定的。因为太平洋太大,对于从中国出发的郑和来说到达不了。大西洋相对小一些,再加上洋流的影响,更利于从欧洲出发的哥伦布到达美洲。
此处再对照莫里斯定理——人类社会的变化来自于懒惰、贪婪和避险的人们对舒适、利润和安全的追求。首先看舒适,哥伦布航海的目的其实是去印度购买香料。因为文明开始发达,定居农业发展了之后,人们的物资有了剩余。肉有了剩余就需要风干储存,只用盐不够美味,就需要香料,所以本来目的是想过上更舒适的生活。第二看利润,由于当时欧洲人都对香料有需求,香料生意利润非常高。第三看安全,当时去印度如果走陆路会遭遇穆斯林的阻挡,如果走海路要绕道好望角,风险非常大,所以哥伦布另辟蹊径,打算向西绕地球一圈再到达印度,没想到到达了美洲新大陆。以上可以看出,莫里斯定理是根本性的,地理环境又是决定性的,两种因素叠加导致欧洲人首先发现了新大陆,而不是中国人。
气候变化:决定北半球农耕文明的最重要力量
农耕文明高度依赖气候。气温高,雨水就充沛,作物生长就旺盛,动物就多,文明就会发生进步;气温低,就会产生干旱,作物生长就萎靡,动物就会减少,文明发生和发展就困难。现在全球气温在上升,我国西部地区的雨水开始变得充沛,一些小绿洲又开始出现。也许这样持续两三百年,楼兰古城又变成绿洲了。楼兰古城的消失其实也是气候变冷的结果。
草原民族也高度依赖气候。气温高,牧草就丰盛,人们容易生存;气温低,牧草就萎靡,人们生存就有困难。北半球农耕文明的兴衰主线之一是与欧亚大草原游牧民族的争夺。绝大多数情况下,游牧民族的入侵对文明造成了破坏。农耕文明在跟游牧民族斗争的过程中能否取胜,不取决于农耕文明的昌盛程度,而取决于游牧民族求生欲的强度。当气候变冷,游牧民族的牛羊大规模死亡,人们的生活变得困顿的时候,他们的求生欲望是极其强烈的,几乎是不可阻挡。比如蒙古人曾经横扫欧亚大陆,其势无人可挡。
古气候学家竺可桢先生做了一张图,描绘了中国近三千年气温的变化曲线,后人又补充了近几年的气温数据。
观察此图可以发现:
殷商、西周时期,中原地区温暖湿润,平均温度比现在高两度左右。河南省简称“豫”,“豫”的偏旁“予”代表我,右边是“象”,我牵着一头象就是河南。这说明在当时的中原一带是有象的,我们也确实在那里挖到了象的化石。在那种温湿的环境中,中华文明开始发生发展。
三国南北朝时期,气候非常干冷。那时候就出现了五胡乱华,也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腹地的入侵,这对中华文明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
到了唐朝,温度开始上升,在北宋时期达到高点,同时我们的文明也在北宋达到了顶峰。中华文明第一次超越西方文明是从公元500年左右一直到宋代,这一段是气温的上升期,也是文明的上升期,所以二者是高度相关的。我个人认为,唐朝和北宋的妇女衣着较为袒露,应该和那段时期气候太热有关,大家可以看看清明上河图中女子的穿着。
北宋末年开始降温,一降温,游牧民族生存出现困难就会来入侵,结果北宋被金人灭亡。随后温度一直在下降,明朝中期有一段小幅回升。
明朝末年气温降到一个极低点,进入小冰期,此时金人就再次入侵。明末因为干旱,粮食欠收,饿殍遍野,农民起义频发。崇祯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他进行机构精简,但是他精简错了一个人,就是李自成。李自成在陕北做驿卒,失业没饭吃,只好揭竿起义,明朝灭亡。
同样的情况也在西方发生。中国南北朝时期气候干冷,同时期的罗马帝国由于鼠疫和日耳曼人入侵而崩溃,分裂成西罗马和东罗马。东马罗马帝国设都君士坦丁堡,开启了拜占庭时期。
中国元、明时期,气温降低,欧洲发生了黑死病。黑死病由喜欢阴冷的黑鼠传播,是蒙古人征战欧洲时带去的。黑死病一直到17世纪才停止,因为那时气温上升,印度商队带来了喜欢温湿气候的褐鼠,霸占了黑鼠的地盘。
17世纪开始升温,清朝建立,西方则进入了上升期,气候变化给了西欧一个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机会。由于黑死病导致人口锐减,增加了劳动力的价值,促进了农奴制的瓦解,继而产生新的个人化土地所有制度,货币经济开始代替物物交换经济,农业由于气温上升也实现了大发展。
宋代的成就和明清的停滞
宋代是世界农耕文明的顶峰。这里列举一下宋代的科技成就。农业和食品工业方面,宋代发明了蒸馏酒,在这之前只有不经过蒸馏的黄酒,现在的白酒就属于蒸馏酒。那时还发明了制糖技术,改善了茶叶制作技术。军事方面发明了很多冷兵器和火药武器。造纸术和印刷术进一步发展,纸张更加便宜,刻板印刷技术完善,书籍得以走进平民百姓家。清明上河图里可以看到书店,之前的朝代是没有书店的。冶金术大幅发展,宋代发明了焦炭炼钢,比西方早五百年。瓷器制造方面,汝窑温度能达到1700度,而西方直到19世纪末发明电以后才达到1700度。
造船业方面发明了水密隔舱技术、平衡舵技术,龙骨结构,使制造大型船舶成为可能。机械方面发明了水力纺织机、提花机、天衡和擒纵器。数学领域有很多进步,物理应用、天文历法、地理测绘、医药、水利、化工等很多方面在北宋都达到高峰。这些都证明宋代的文明程度已经非常高。
在经济领域,土地真正实现了私有化,诞生了小农经济。粮食单产达到顶峰,后来直到清朝后期,粮食单产才能够超过此时的水平。宋代实现了城市化和商业大发展,汴京和杭州等城市十分繁荣。金融业开始萌发,产生了交子(纸币)、有价证券、政府采购等。
文化艺术方面,宋代的诗词绘画达到了中华文明的最高峰。陈寅恪评价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我同意这个判断。
元、明、清没能继续宋代的发展。元代政治上倒退,化国为家。早在秦朝就已化家为国,国家不是皇帝一个人的,是老百姓的,但到了元代又后退了。元代经济比较自由,却没有延续宋代的发展,这是一个谜。
明代在政治和社会上比元更加倒退,尽管后来有了内阁,但是整个政策是内敛收缩的。这一方面由朱元璋个人的排外多疑造成,另一方面是由于北部有蒙元的威胁,南部有倭寇的袭扰。明的疆域很小,经济上也谈不上进步,更没有产生工业文明。
清朝政治上比明朝略好,但仍然没有达到北宋的高度。明朝靠的是东厂西厂宦官治理,清朝基本上也是一种半秘密统治。清朝在经济上有所发展,因为欧洲发现美洲新大陆的一些好处在此时传到了中国,但是中国已经错过了西方工业文明兴起的窗口。
如何解释元、明、清没有继续宋代发展的原因呢?我认为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文明发展本身就是按照萌芽——顶峰——停滞——衰落的规律在循环,中华文明也没有逃脱这个规律。北宋很发达,但到了宋徽宗时期,他的生活穷奢极欲,根本不问国事。东西方文明都如此,比如我在第一期讲过的马穆鲁克在埃及的政权,一开始很强,到后期也贪图享受,最后就走向衰落。农耕文明在宋代达到顶峰,中华文明在北宋达到顶峰,两个文明的轨迹叠加,在这之后自然就按照规律停滞然后衰落了。
第二,地理原因。东亚的地理环境容易形成统一的帝国,周边没有强国相互竞争。再加上中国远离新文明的核心地带西欧,所以中国既没有产生工业文明,也没有得到西欧工业文明的好处。
第三是气候因素。北宋至明末,北半球处于寒冷干旱时期,不利于农耕文明的经济发展。到了清代,虽然气温开始上升,但西方的工业文明已经启动,清朝已经远远落后。
未来是否会有第四次大分流?
未来是否会出现第四次东西方文明大分流?东方能否超越西方?莫里斯在这本书里说,如果东、西方分别保持20世纪的增长速度,那么东方的社会发展指数将在2103年超越西方。东方有自己的优势,现在文明的核心地带还在西方及其衍生国,东方相对处于文明的边缘地带,因此具有“赶超优势”。
然而,未来也许出现的不是东方主宰的世界,而是莫里斯所说的融合的世界。所谓Singularity时刻(奇点时刻)是人与机器相融合的时刻,最乐观估计到2045年可能实现。那时候将无所谓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而是很可能出现一个不分种族和文化的新智能人,同时配之以不分东方和西方的全球文明。
这本书应如何读?
莫里斯的《西方将主宰多久》这本书给我们一些启示。
首先要有全球视野。用超越东西方的全球视野来看中国,才能更清楚中国处在什么样的位置。
其次要有历史视野。从历史看当代中国和世界,才能更清楚我们从何处来,向何处去。
读这本书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有启发。读书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能够丰富自己的人生。而且,当你读了很多的书,特别是历史书之后,你会觉得自己所经历的事在历史上不值一提。假如将地球整个生命周期比作24小时,那么过去一万多年人类文明的发展其实只占24小时里最后那一秒,相比之下我们个人所经历的连毫秒都没达到。这样我们会对身边之事豁然开朗,不为一时得失所累,这对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有启发意义。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中国文明的两个周期——隋唐相当于殷周,两宋相当于春秋战国,元明清相当于秦两汉。
【29、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及影响】
颜惑
原问题: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对历史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呢?
1972年,竺可桢写了一篇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联系挪威冰川学家画出的一万年雪线图和丹麦学者对格陵兰岛冰芯研究得出的1700年以来格陵兰岛气温图,根据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物候资料,指出中国五千年历史气候可以分为4次暖期和4次寒冷期。这篇论文影响很大,后来中国的历史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气候多受这篇论文启发。2004年12月《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气候变化与中国的战争、社会动乱和朝代变迁》的文章,文章中引述国外科学家根据树木年轮、湖泊钻孔、冰芯、珊瑚和历史文献得出的近1150年北半球气温变动曲线,将公元850-1911年划分成16个气候期,8个寒冷期和8个温暖期,联系中国战争记录,得出寒冷期战争频率较高的结论。从公元850年起,8个冷期有7个导致朝代的建立和灭亡以及国家大动乱。古代社会经济依赖农业和畜牧业,气候变化也会引起农产品产量的变化,进而影响王朝税收和人口。如果联系马尔萨斯循环规律,除了人口增长外,气候变冷也会加剧劳动生产率的下降,造成饥荒、战乱。
气候变化模型非常复杂,在大的时间尺度上,影响气候的因素非常之多。目前科学家已经提出的影响因素就有:地球轨道的变化(米兰科维奇循环)、大气层成分组成(二氧化碳、氧气、甲烷浓度)、板块运动(海洋、陆地在地球上的位置)、太阳的活动周期(黑子周期)、地月相互作用、陨石撞击、大火山喷发。地球在亿年时间尺度上的气候变化,有人认为还与太阳系在银河系中的位置有关。关于气候变化对人类历史影响的研究,欧美科学家研究的比较多,比如欧美科学家通过研究『温盐环流』,提出了北大西洋1600年气候周期。很多关于中国的历史气候研究也是国外科学家先研究出来,国内学者引进。
下面将中国历史时期分10个阶段,说说气候变迁对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上面论文中说到的会简略些。最后有张秦汉以来中国气候变化图,是中科院地理所《地球科学进展》月刊所载,注释和原图链接附后。
1、大约距今4200年前,即公元前2200年,发生了一次全新世气候变冷事件,古气候学称之为『4.2千年事件』。此次变冷事件是全球性的,持续了整个公元前22世纪,导致建造胡夫金字塔的埃及『古王国时期』的终结,陷入百余年的动荡和饥饿。在中国导致山东地区龙山文化南移,龙山文化原地被较为粗糙的岳石文化取代。
『4.2千年事件』结束之后,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2050年,全球气候变暖,冰川消融,引发了黄河中下游的大洪水。根据目前考古资料,二里头文化一期最早开始年代是公元前2080年左右,这个时间差不多是传说中的夏朝开始成型的时候,夏朝的形成原因可能就是,治理这次变暖后大洪水引发的对人力物力的组织管理。同时期大约在公元前2055年,古埃及也重新开始统一。
2、大约公元前1600年夏商换代,同时期古埃及底比斯王朝从前1650年到1555年也面临亚洲移民政权希克索斯王朝的威胁。《竹书纪年》记载,在约公元前1618年夏商更迭之时出现“黄色的青蛙、昏暗的调养、三个太阳、七月结霜和五谷凋零”的现象。根据现代考古和“风暴石碑”的记载,埃及也发生了地震、蛙灾、瘟疫、冰雹、有毒气体、蝗虫、河流枯竭等灾难。《国语·周语》载:“伊洛竭而夏亡。”说明这个时期中国也发生了河流枯竭的事。有历史学家把这些事和同时期希腊发生的『米诺斯火山爆发事件』联系在一起。据地质学家测定,米诺斯火山(又叫锡拉火山或圣托里尼火山)爆发事件大约发生在前1628-1645年间,这次火山爆发是有人类历史1万年来最大的火山爆发。大火山爆发影响了气候,导致了“火山冬天”,气温降低,作物减产死亡,引发饥荒、动乱。
夏商时期虽然换代时期发生了一些气候异常,但是整个夏商时期,气候其实是非常温暖的,已经有诸多文字记录和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个判断。代表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中出土了獐和竹鼠亚热带动物的骨骼。在河南安阳的殷墟中,出土了獐、竹鼠、貘、水牛、象等亚热带和热带的动物骨骼。河南的古称“豫州”,“豫”字就是一个人牵着大象的标志。[1]半坡遗址(距今6800-5300)和殷墟遗址(距今3400-3055)之间的时间间隔是很长的,在此不得不解释下『4.2千年事件』。按照冰期理论,『4.2千年事件』是全新世(距今11700年至今)间冰期的一个冰段,只是前22世纪气候有一个变冷和回升的过程。类似事件还有『5.9千年事件』和『8.2千年事件』。
3、公元前1059年武王伐纣,公元前1044年周朝建立。西周初年,气候还处在温暖期。《诗经》中作于西周初年的诗多次出现“兕觥”这种用犀牛角做的饮酒容器,《诗经·周南·卷耳》:“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豳风·七月》:“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也可看出,西周初年中原还有犀、象这种热带动物。
大约从周昭王和穆王时期开始,气候开始变冷。根据《竹书纪年》记载周孝王时汉水有两次结冰,分别发生在公元前903和前897年,《竹书纪年》又提到结冰之后就发生了大旱。[2]
这次寒冷期持续了大约1-2个世纪,可能长时间的寒冷影响了经济,削弱了周室,周孝王后动乱不断,前841年周厉王时发生“国人暴动”,前810年前后短暂宣王中兴,前771年周幽王时犬戎陷镐京。
4、公元前770年,春秋时代开始后,气候又进入温暖期。这次温暖期持续时间很长,大约800年,一直到公元第一个世纪。这次温暖期是中国上古的辉煌时代,春秋争霸、战国七雄、先秦诸子、秦王扫六合、楚汉之争、秦皇汉武,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璀璨绚丽,无数风流人物登上历史舞台,留下传世的文字、不朽的功业、动人的传说。这个时代可以看做是我们民族的少年时代,意气风发、力争上游。这个时期华夏走出混沌,出现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秦朝,也在汉代形成了汉民族国家的观念。
5、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是一个长达600年的寒冷期,这个寒冷期大约开始于公元初年,终结于隋朝初期。这个寒冷期包括三国、魏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大乱世。
王莽执政和两汉迭代时期处于温暖期向寒冷期过渡的较寒冷期(前30年-30年),值得一提的是,东汉处在这个大寒冷期的一个较温暖期,这个温暖期大约是公元30-180年。180年以后气候开始变冷,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拉开了大乱世的序幕。200年官渡之战,208年赤壁之战,220年三国开端。
勒内·格鲁塞所著《草原帝国》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亚洲的历史进程中,存在过两种支配力,一种是亚洲外缘的古定居文明(中国、印度、伊朗)的支配力,它以同化的方式一点一点地、不顾一切地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蛮夷之地”,从长远的观点看,同化的作用比武力更强大。第二种支配力是从这个大陆的心脏波涛般汹涌而来的、游牧民的猛烈的力量,这种力量的产生是因为他们处于饥饿之中,还因为贪食的狼总要以某些方式,随时搞到较好的、人们豢养的家畜』。
欧亚大陆的心脏指的是西伯利亚森林南缘的欧亚草原带,这个草原带上的游牧民族因饥饿而南下的时候,往往会改变定居文明的历史进程。游牧民族饥饿的原因是气候来到了一个寒冷期,原来适宜的温度带南移。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是公元四世纪欧洲开始的蛮族入侵,同时代中国发生五胡乱华。在欧洲,蛮族入侵引发的民族大迁徙大约于7世纪初停止,在中国,匈奴、鲜卑、羯、羌、氐北方游牧民族登上历史舞台,左右了中国三百年的历史进程,直到公元590年隋统一中国。欧洲和亚洲历史的这种同步,单一原因的解释是比较乏力的,但是气候因素是个关键。东亚和欧洲的气候变冷并不同步,不过趋势是相同的,欧洲有一定滞后性。[3]
大约在4世纪初,中国气候来到了一个极寒期,这时西晋统一中国不久。游牧民族的内迁从东汉气候变冷后就开始了,只是酿成永嘉之乱(311年)恰巧在这个西晋极寒期。在欧洲,公元350年,匈人突然出现在东欧草原灭掉阿兰国,此后一个世纪匈人在欧洲达到极盛,公元453年匈人首领阿提拉骤逝,匈人随之分崩离析,消逝在历史长河中。中国气候在公元500年左右又变得极其寒冷,公元493年北魏迁都洛阳,但并无证据表明北魏迁都与这次气候变冷有关。
六世纪末的气候变暖,伴随着华夏的重新统一。这次统一,气候是一个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气候变暖使北方的人口、经济相比南方更有优势。值得注意的是,隋的统一方式和秦国的统一有些相似,同样是先取得了蜀地,经过四五十年统一中国,甚至两次统一战争都用了十年左右。『前277年,秦国置蜀郡,前230年,秦灭韩,开始攻灭六国,前221年,秦灭齐,统一中国;554年,西魏取得梁州、益州,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9年,隋灭南陈,统一中国。』西魏取得梁州、益州是在540年以后气候开始变暖的时期,这种两次相似的统一方式值得玩味。三国归隋的这次统一背后值得注意的东西还很多,比如北魏对基层的重组、关中本位政策。尤其是隋唐统一时期,关陇地区重要性的提升和维持,可能和隋唐温暖期关陇地区的气候有很大关系。
6、公元600年至公元1050年是一个大温暖期,这个温暖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隋、唐、五代、北宋。
隋唐时期八水绕长安,柑橘在长安可以结果。这个中古时代温暖期持续了约500年,比上古时代800年的温暖期短,但同样是一个辉煌的历史时期。隋唐是封建王朝的顶峰,这个时代的文化璀璨夺目,这个时代英雄辈出。和上个温暖期一样,朝廷都经略西域,长安洛阳都很繁华,政制都有创新、文化都很繁荣。
这个大温暖期中公元850-965年是一个较寒冷期。这个一百年的较寒冷期发生了唐末民变、唐亡、五代战乱。859年浙江裘甫起义,868年庞勋起义,875年王仙芝、黄巢起义、881年黄巢入长安,884年黄巢兵败自刎,唐末民变历时25年。907年唐朝亡,五代十国小乱世开端,979年北宋灭北汉,统一中国。公元966-1109年又是一个较温暖期,是为北宋(960-1127)年间。
7、公元1050年至1200年是一个寒冷期。
北宋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十二月二十,泉州大雪。北宋政和元年(1111 年),太湖全部结冰。公元1125年金灭辽,1127年金灭北宋。南宋淳熙五年(1178 年),福州荔枝全部被冻死。这个期间值得注意的是,金灭辽、宋发生在气候骤寒的一个时期(1110-1152年)[4]。在公元1050-1100年,埃及、墨西哥、英国、巴勒斯坦、法国在半个世纪先后发生了大饥荒。
8、公元1200年至1350年是一个温暖期。1209年开始,蒙古各部统一后开始对外扩张。1234年蒙古联宋灭金,1227年蒙古灭西夏,1278年,元灭南宋。1368年明灭元。从1127年靖康之变到1368年明灭元,中国北方被游牧民族统治了两百余年,比永嘉之乱后的大乱世稍微短一点。
9、1350年至1900年是一个寒冷期,广义的小冰期,也叫明清小冰期。
根据竺可桢的划分,这次小冰期里面比较温暖的时期有公元1550-1600年和公元1770-1830年,比较寒冷的时期有公元1470-1520年、公元1620-1720年和公元1840-1890年。其中有一个最寒冷时期是公元1650-1700年,期间汉水五次结冰,太湖与淮河四次结冰,洞庭湖三次结冰,鄱阳湖于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也结了冰。据说当时京杭大运河一年的封冰期长达109天。
长时间的寒冷会影响农耕社会的经济,导致税收减少,进而削弱王朝的权力。1350年前后气候变冷后就爆发了元末农民起义(1351-1367),1351年红巾军起义爆发,1352年朱元璋参加红巾军,1368年明军陷大都。1627年陕西澄城饥民暴动,明末民变开始,1644年李自成陷北京城,这17年处于1620-1720的较寒冷期。明亡和小冰期导致的饥荒有关,但饥荒肯定不是单一因素。公元1650年-1710年,日本、孟加拉、法国、爱尔兰、芬兰、波兰、爱沙尼亚先后发生大饥荒,有些地区饥荒还不止发生了一次。
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陕西等地发生饥荒,死亡人数达1300万人,有人分析这是因为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现象。在明清小冰期,马尔萨斯循环规律被学者们提到的次数非常多。
10、1900年至今是一个温暖期,生产率的提高和科技的进步让气候不再是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即便是现在的温暖期,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还是东部和南部,也没有恢复隋唐时的情况,用单一的气候因素来解释好像是比较乏力的。应该是因为地理大发现后,全球各地经济联系变得紧密,海洋变得重要了,加上气候变冷的因素,导致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东移、南移。也因为一些人为的生态破坏,比如明代修长城和近代的工业发展等,北方的地理环境难以恢复到隋唐时的温暖潮湿、水多林密。
注释:
[1][2][3]竺可桢,1972,《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院.
[4]章典、詹志勇、林初升、何元庆、李峰,2004,《气候变化与中国的战争、社会动乱和朝代变迁》,《科学通报》刊,中国科学杂志社.
[5]葛全胜、方修琦、郑景云,《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影响及其应对的启示》,《地球科学进展》月刊,中科院地理所.
谢选骏指出: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的西方真理能够解释中国历史的实际?根本不能。因为这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竺可桢成为共产党徒,历史唯物主义是其必由之路。
【30、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对历史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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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竺可桢写了一篇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联系挪威冰川学家画出的一万年雪线图和丹麦学者对格陵兰岛冰芯研究得出的1700年以来格陵兰岛气温图,根据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物候资料,指出中国五千年历史气候可以分为4次暖期和4次寒冷期。这篇论文影响很大,后来中国的历史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气候多受这篇论文启发。2004年12月《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气候变化与中国的战争、社会动乱和朝代变迁》的文章,文章中引述国外科学家根据树木年轮、湖泊钻孔、冰芯、珊瑚和历史文献得出的近1150年北半球气温变动曲线,将公元850-1911年划分成16个气候期,8个寒冷期和8个温暖期,联系中国战争记录,得出寒冷期战争频率较高的结论。从公元850年起,8个冷期有7个导致朝代的建立和灭亡以及国家大动乱。古代社会经济依赖农业和畜牧业,气候变化也会引起农产品产量的变化,进而影响王朝税收和人口。如果联系马尔萨斯循环规律,除了人口增长外,气候变冷也会加剧劳动生产率的下降,造成饥荒、战乱。
气候变化模型非常复杂,在大的时间尺度上,影响气候的因素非常之多。目前科学家已经提出的影响因素就有:地球轨道的变化(米兰科维奇循环)、大气层成分组成(二氧化碳、氧气、甲烷浓度)、板块运动(海洋、陆地在地球上的位置)、太阳的活动周期(黑子周期)、地月相互作用、陨石撞击、大火山喷发。地球在亿年时间尺度上的气候变化,有人认为还与太阳系在银河系中的位置有关。关于气候变化对人类历史影响的研究,欧美科学家研究的比较多,比如欧美科学家通过研究『温盐环流』,提出了北大西洋1600年气候周期。很多关于中国的历史气候研究也是国外科学家先研究出来,国内学者引进。
下面将中国历史时期分10个阶段,说说气候变迁对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上面论文中说到的会简略些。最后有张秦汉以来中国气候变化图,是中科院地理所《地球科学进展》月刊所载,注释和原图链接附后。
1、大约距今4200年前,即公元前2200年,发生了一次全新世气候变冷事件,古气候学称之为『4.2千年事件』。此次变冷事件是全球性的,持续了整个公元前22世纪,导致建造胡夫金字塔的埃及『古王国时期』的终结,陷入百余年的动荡和饥饿。在中国导致山东地区龙山文化南移,龙山文化原地被较为粗糙的岳石文化取代。
『4.2千年事件』结束之后,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2050年,全球气候变暖,冰川消融,引发了黄河中下游的大洪水。根据目前考古资料,二里头文化一期最早开始年代是公元前2080年左右,这个时间差不多是传说中的夏朝开始成型的时候,夏朝的形成原因可能就是,治理这次变暖后大洪水引发的对人力物力的组织管理。同时期大约在公元前2055年,古埃及也重新开始统一。
2、大约公元前1600年夏商换代,同时期古埃及底比斯王朝从前1650年到1555年也面临亚洲移民政权希克索斯王朝的威胁。《竹书纪年》记载,在约公元前1618年夏商更迭之时出现“黄色的青蛙、昏暗的调养、三个太阳、七月结霜和五谷凋零”的现象。根据现代考古和“风暴石碑”的记载,埃及也发生了地震、蛙灾、瘟疫、冰雹、有毒气体、蝗虫、河流枯竭等灾难。《国语·周语》载:“伊洛竭而夏亡。”说明这个时期中国也发生了河流枯竭的事。有历史学家把这些事和同时期希腊发生的『米诺斯火山爆发事件』联系在一起。据地质学家测定,米诺斯火山(又叫锡拉火山或圣托里尼火山)爆发事件大约发生在前1628-1645年间,这次火山爆发是有人类历史1万年来最大的火山爆发。大火山爆发影响了气候,导致了“火山冬天”,气温降低,作物减产死亡,引发饥荒、动乱。
夏商时期虽然换代时期发生了一些气候异常,但是整个夏商时期,气候其实是非常温暖的,已经有诸多文字记录和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个判断。代表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中出土了獐和竹鼠亚热带动物的骨骼。在河南安阳的殷墟中,出土了獐、竹鼠、貘、水牛、象等亚热带和热带的动物骨骼。河南的古称“豫州”,“豫”字就是一个人牵着大象的标志。[1]半坡遗址(距今6800-5300)和殷墟遗址(距今3400-3055)之间的时间间隔是很长的,在此不得不解释下『4.2千年事件』。按照冰期理论,『4.2千年事件』是全新世(距今11700年至今)间冰期的一个冰段,只是前22世纪气候有一个变冷和回升的过程。类似事件还有『5.9千年事件』和『8.2千年事件』。
3、公元前1059年武王伐纣,公元前1044年周朝建立。西周初年,气候还处在温暖期。《诗经》中作于西周初年的诗多次出现“兕觥”这种用犀牛角做的饮酒容器,《诗经·周南·卷耳》:“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豳风·七月》:“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也可看出,西周初年中原还有犀、象这种热带动物。
大约从周昭王和穆王时期开始,气候开始变冷。根据《竹书纪年》记载周孝王时汉水有两次结冰,分别发生在公元前903和前897年,《竹书纪年》又提到结冰之后就发生了大旱。[2]
这次寒冷期持续了大约1-2个世纪,可能长时间的寒冷影响了经济,削弱了周室,周孝王后动乱不断,前841年周厉王时发生“国人暴动”,前810年前后短暂宣王中兴,前771年周幽王时犬戎陷镐京。
4、公元前770年,春秋时代开始后,气候又进入温暖期。这次温暖期持续时间很长,大约800年,一直到公元第一个世纪。这次温暖期是中国上古的辉煌时代,春秋争霸、战国七雄、先秦诸子、秦王扫六合、楚汉之争、秦皇汉武,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璀璨绚丽,无数风流人物登上历史舞台,留下传世的文字、不朽的功业、动人的传说。这个时代可以看做是我们民族的少年时代,意气风发、力争上游。这个时期华夏走出混沌,出现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秦朝,也在汉代形成了汉民族国家的观念。
5、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是一个长达600年的寒冷期,这个寒冷期大约开始于公元初年,终结于隋朝初期。这个寒冷期包括三国、魏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大乱世。
王莽执政和两汉迭代时期处于温暖期向寒冷期过渡的较寒冷期(前30年-30年),值得一提的是,东汉处在这个大寒冷期的一个较温暖期,这个温暖期大约是公元30-180年。180年以后气候开始变冷,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拉开了大乱世的序幕。200年官渡之战,208年赤壁之战,220年三国开端。
勒内·格鲁塞所著《草原帝国》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亚洲的历史进程中,存在过两种支配力,一种是亚洲外缘的古定居文明(中国、印度、伊朗)的支配力,它以同化的方式一点一点地、不顾一切地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蛮夷之地”,从长远的观点看,同化的作用比武力更强大。第二种支配力是从这个大陆的心脏波涛般汹涌而来的、游牧民的猛烈的力量,这种力量的产生是因为他们处于饥饿之中,还因为贪食的狼总要以某些方式,随时搞到较好的、人们豢养的家畜』。
欧亚大陆的心脏指的是西伯利亚森林南缘的欧亚草原带,这个草原带上的游牧民族因饥饿而南下的时候,往往会改变定居文明的历史进程。游牧民族饥饿的原因是气候来到了一个寒冷期,原来适宜的温度带南移。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是公元四世纪欧洲开始的蛮族入侵,同时代中国发生五胡乱华。在欧洲,蛮族入侵引发的民族大迁徙大约于7世纪初停止,在中国,匈奴、鲜卑、羯、羌、氐北方游牧民族登上历史舞台,左右了中国三百年的历史进程,直到公元590年隋统一中国。欧洲和亚洲历史的这种同步,单一原因的解释是比较乏力的,但是气候因素是个关键。东亚和欧洲的气候变冷并不同步,不过趋势是相同的,欧洲有一定滞后性。[3]
大约在4世纪初,中国气候来到了一个极寒期,这时西晋统一中国不久。游牧民族的内迁从东汉气候变冷后就开始了,只是酿成永嘉之乱(311年)恰巧在这个西晋极寒期。在欧洲,公元350年,匈人突然出现在东欧草原灭掉阿兰国,此后一个世纪匈人在欧洲达到极盛,公元453年匈人首领阿提拉骤逝,匈人随之分崩离析,消逝在历史长河中。中国气候在公元500年左右又变得极其寒冷,公元493年北魏迁都洛阳,但并无证据表明北魏迁都与这次气候变冷有关。
六世纪末的气候变暖,伴随着华夏的重新统一。这次统一,气候是一个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气候变暖使北方的人口、经济相比南方更有优势。值得注意的是,隋的统一方式和秦国的统一有些相似,同样是先取得了蜀地,经过四五十年统一中国,甚至两次统一战争都用了十年左右。『前277年,秦国置蜀郡,前230年,秦灭韩,开始攻灭六国,前221年,秦灭齐,统一中国;554年,西魏取得梁州、益州,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9年,隋灭南陈,统一中国。』西魏取得梁州、益州是在540年以后气候开始变暖的时期,这种两次相似的统一方式值得玩味。三国归隋的这次统一背后值得注意的东西还很多,比如北魏对基层的重组、关中本位政策。尤其是隋唐统一时期,关陇地区重要性的提升和维持,可能和隋唐温暖期关陇地区的气候有很大关系。
6、公元600年至公元1050年是一个大温暖期,这个温暖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隋、唐、五代、北宋。
隋唐时期八水绕长安,柑橘在长安可以结果。这个中古时代温暖期持续了约500年,比上古时代800年的温暖期短,但同样是一个辉煌的历史时期。隋唐是封建王朝的顶峰,这个时代的文化璀璨夺目,这个时代英雄辈出。和上个温暖期一样,朝廷都经略西域,长安洛阳都很繁华,政制都有创新、文化都很繁荣。
这个大温暖期中公元850-965年是一个较寒冷期。这个一百年的较寒冷期发生了唐末民变、唐亡、五代战乱。859年浙江裘甫起义,868年庞勋起义,875年王仙芝、黄巢起义、881年黄巢入长安,884年黄巢兵败自刎,唐末民变历时25年。907年唐朝亡,五代十国小乱世开端,979年北宋灭北汉,统一中国。公元966-1109年又是一个较温暖期,是为北宋(960-1127)年间。
7、公元1050年至1200年是一个寒冷期。
北宋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十二月二十,泉州大雪。北宋政和元年(1111 年),太湖全部结冰。公元1125年金灭辽,1127年金灭北宋。南宋淳熙五年(1178 年),福州荔枝全部被冻死。这个期间值得注意的是,金灭辽、宋发生在气候骤寒的一个时期(1110-1152年)[4]。在公元1050-1100年,埃及、墨西哥、英国、巴勒斯坦、法国在半个世纪先后发生了大饥荒。
8、公元1200年至1350年是一个温暖期。1209年开始,蒙古各部统一后开始对外扩张。1234年蒙古联宋灭金,1227年蒙古灭西夏,1278年,元灭南宋。1368年明灭元。从1127年靖康之变到1368年明灭元,中国北方被游牧民族统治了两百余年,比永嘉之乱后的大乱世稍微短一点。
9、1350年至1900年是一个寒冷期,广义的小冰期,也叫明清小冰期。
根据竺可桢的划分,这次小冰期里面比较温暖的时期有公元1550-1600年和公元1770-1830年,比较寒冷的时期有公元1470-1520年、公元1620-1720年和公元1840-1890年。其中有一个最寒冷时期是公元1650-1700年,期间汉水五次结冰,太湖与淮河四次结冰,洞庭湖三次结冰,鄱阳湖于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也结了冰。据说当时京杭大运河一年的封冰期长达109天。
长时间的寒冷会影响农耕社会的经济,导致税收减少,进而削弱王朝的权力。1350年前后气候变冷后就爆发了元末农民起义(1351-1367),1351年红巾军起义爆发,1352年朱元璋参加红巾军,1368年明军陷大都。1627年陕西澄城饥民暴动,明末民变开始,1644年李自成陷北京城,这17年处于1620-1720的较寒冷期。明亡和小冰期导致的饥荒有关,但饥荒肯定不是单一因素。公元1650年-1710年,日本、孟加拉、法国、爱尔兰、芬兰、波兰、爱沙尼亚先后发生大饥荒,有些地区饥荒还不止发生了一次。
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陕西等地发生饥荒,死亡人数达1300万人,有人分析这是因为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现象。在明清小冰期,马尔萨斯循环规律被学者们提到的次数非常多。
10、1900年至今是一个温暖期,生产率的提高和科技的进步让气候不再是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即便是现在的温暖期,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还是东部和南部,也没有恢复隋唐时的情况,用单一的气候因素来解释好像是比较乏力的。应该是因为地理大发现后,全球各地经济联系变得紧密,海洋变得重要了,加上气候变冷的因素,导致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东移、南移。也因为一些人为的生态破坏,比如明代修长城和近代的工业发展等,北方的地理环境难以恢复到隋唐时的温暖潮湿、水多林密。
秦汉以来中国气候变化图[5]
注释:
[1][2][3]竺可桢,1972,《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院.
[4]章典、詹志勇、林初升、何元庆、李峰,2004,《气候变化与中国的战争、社会动乱和朝代变迁》,《科学通报》刊,中国科学杂志社.
[5]葛全胜、方修琦、郑景云,《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影响及其应对的启示》,《地球科学进展》月刊,中科院地理所.
参考:
4.2千年事件
火山冬天_百度百科
冰河時期
米蘭科維奇循環
饥荒列表
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影响及其应对的启示
2015年1月6日
编辑于 2015-01-07
我的公众号:远方青木(ID:YFqing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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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的大象,自中国建国开始,第一次向北迁移。
一群象的迁移路,吸引了全国人的目光。
不知道大象习性的人,可能不知道象群向北迁移意味着什么。
这是瑞兆中的瑞兆,意味着大陆国家的盛世即将到来。
大象是一种喜温动物,只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而且食量巨大,所以必须在湿润多雨,植被茂盛的地方生存。
因此,大象适合生活在赤道区域,亚洲大陆最适合大象生存的国家是印度,而中国只有云南南部等少数地方能让大象生存。
如果大象擅自向北迁移,一旦冬季到来之前回不去,那么就会冻死,同时饿死。
数百年来,甚至一千多年来,都是如此。
离开云南南部,大象活不下去,这是一个常识,因此我们的工作人员采取堵路的方式,慢慢的又把大象引导回西双版纳栖息地了。
但很久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大象曾经遍布中国,甚至河南这样和亚热带+湿润完全不着边的地方,都有大量的象群生存。
河南的古称是豫,一个人拿着长矛牵着大象的文字组合,这表示河南曾经有大量的大象。
在上古时代,河南曾经是全中国最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也适合农耕,被称之为中原地区,当了中国数千年的核心。
中国八大古都,一半都在河南,分别是洛阳、开封、安阳和郑州。
在河南安阳市,我们发现了殷墟故址,在里面我们发现了大量关于大象曾经在殷商时期的河南存在的证据。
其中三件,属于国宝级文物。
比如说,商代雕刻的玉象。
比如说,商代雕刻的象牙酒杯。
比如说,在殷墟祭祀坑里发现的大象遗骨。
而在《吕氏春秋·古乐》中曾明确记载:
“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商朝甚至还训练出了一只规模庞大的象军,最后被周武王击败,一路驱赶到江南。
大象军团最后参与了保卫商朝首都之战,你说河南有没有大象。
这是大象最后一次在河南露面,很快大象就在河南绝迹了。
周王朝也想饲养大象,可惜养不活,慢慢的大象就全部消失了。
老人口口相传,大象很厉害,但后代就是见不到大象。
慢慢的,中国人发明了“想象”一词。
大象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你自己去想吧。
为什么大象都消失了?
因为在商朝末年,全球气温骤降,生生的把河南的气温从亚热带给降成了温带,同时降雨量大幅减少。
大象在这样的河南,根本就无法生存。
商纣王被灭国,不仅仅是他自身昏聩的原因,最大的原因其实是当时全国粮食大幅减产,国内矛盾冲突尖锐,所以大乱必定爆发。
1972年,竺可桢老先生发表了一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的重磅论文,指出中国五千年历史气候可以分为4次暖期和4次寒冷期。
仅仅在知网上,就有2800篇论文是引用竺老先生的这篇论文所写,可谓是学术界的奠基之作。
关于中国气候变迁的证据非常之多,我简单列几个给大家看一看。
公元前903年,周孝王七年,史籍记载:
“厉王生,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
江、汉俱冻啊,长江和汉江全部都结冰了,长江被冰封的景象,你能想象么?
这一年,周厉王出生。
倒霉的周厉王接管周王朝没几年,国人终于扛不住了,吃不上饭,开始到处叛乱,周王朝自此丛盛转衰。
随后,中国的气温节节下降,到了周幽王那一代,周朝的底蕴终于耗尽了,春秋战国时代到来。
而在春秋战国时代及秦汉盛世里,中国来到了暖期,气温大幅攀升。
据《左传》、《诗经》等古籍记载,那时山东冬季经常无冰,齐鲁地区可一年两熟。
山东是什么地方?那是黄河入海口。
从长江被冰封到黄河冬季都不结冰了,你自己体会下这温差有多大。
等到了北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以后,淮河流域、长江、太湖,又全部结冰了,冰层厚度甚至“可通车马”。
还有一些寒期的证据,比如说1816年,中国嘉庆二十一年,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无夏年。
那一年,北京6月飞雪,7月霜冻,8月就入冬。
和被冤枉的小白菜没啥关系,纯粹是因为当时处于寒期。
明清时期,海南的琼山总共下过三次雪,历史均有记载,分别是明朝万历、清朝康熙和光绪年间。
现在广州飘个雪花都全国轰动了,海南下雪,你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温度么?
至于其他的史料也有很多。
比如说《晏子春秋》中说“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枳”,意思是橘子树没有办法在淮北结果。
但汉朝天文学家张衡的著作《南都赋》中曾明确写有“襄橙邓橘”的字样,证明在汉朝,河南可以种植橘子和橙子,而河南比淮北还要北。
晏子和张衡都没错,只不过一个是在描述西周末年,一个在描述秦汉盛世。
实际上,要是晏子多活几代人,到了春秋中期,他就能看到淮北的橘子树了,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气温已经上来了。
从超大周期上,我们现在都处于大冰期时代,人类的本质是冰期生物,恐龙的那个年代地球是没有两级的,比现在要温暖的多。
但在这个大周期之下,也分很多中周期,温度都是在上下波动的,甚至每一次小周期,都会引发王朝的灭亡,相关性非常之高。
只有清朝这一个例外,在气温暴跌后还熬了几十年没死。
但细究下来,太平天国当时已经基本把清朝主力消灭殆尽了,后来是在西方洋枪队的帮助下,外加海关关税暴增的背景下,清朝才勉强续命的。
如果不考虑外力干涉,太平天国那一波,清朝是扛不过去的,因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
研究温度和历史的关系之后我们会发现,国家完蛋不一定是因为气温下降,但气温下降一定会导致国家完蛋。
从图上看上下5000年中国的气温波动也就是在+2到-2之间,极限高温和低温差距不超过4摄氏度,最近1000年的气温上下波动不超过1摄氏度。
这么点气温波动,能引发王朝灭亡?
地球是一个水球,表面有大量的水分。
水不仅是生命之源,哺育着万物,而且比热容非常巨大,吸热能力很强大。
温度升高时,海洋会吸收大量的热。温度下降时,海洋会释放大量的热。
因为海洋的存在,地球的温差才会如此之小,变得适宜人类生存,不至于白天零上五十度,晚上零下五十度。
全球平均温度降低1度的意思,是全球的海洋已经释放出了极其巨大的能量后,地球依然无可奈何的整体降低了1度。
沿海的人类也许没什么感觉,但是在远离海洋的内陆,带来的结果可能就是最低温降低了十几度那么恐怖。
同时,气温降低时,全球的水蒸气大幅减少,带来的降雨活动也大幅减少。
而根据学者的研究成果,年平均气温下降1摄氏度,那么中国的年降水量平均要下降100毫米,而且越向北,降雨量下跌的越多。
在南方地区,降雨量每少100毫米,粮食产量就会降低10%。
而到了北方,这100毫米降雨量就更关键了。
我们都知道,400毫米降雨线是农耕的生死线,只有降雨量大于400毫米才能农耕。
但实际上,哪怕是放牧,也需要300毫米以上降雨量。
低于300毫米,就被称之为极端干旱,牧草一旦被啃食就很难恢复,所以这样的地方一般被称之为荒漠或者沙漠。
低于200毫米,则直接被称之为死亡沙漠。
年平均气温下降1摄氏度,大概相当于长城的范围要向南足足移动400里,这么一大片国土都不再适合农耕了,同时游牧民族也必须向南移动400里,否则他们也无法生存。
秦汉时期修建的古长城和明清时修建的长城,地理位置偏差如此之远,原因就是当时的气温不一样。
农耕民族的粮食产量大幅减少,人口不变,因此极易爆发内乱,大量的农民起义,国力严重衰弱。
而此时,游牧民族可用来放牧的土地也大幅减少,人口也不变,恶劣的生存环境迫使游牧民族必须频繁南下,和中原王朝爆发激烈战斗。
有些中原王朝干掉了农民起义军,但是被草原民族干掉了。
有些中原王朝干掉了草原民族,但是被农民起义军干掉了。
中原王朝的命运只有一个,那就是死,必死无疑。
能熬过气温暴跌这一劫的,历史上只有清朝,还是借了外力的帮助。
同样,当气温上升的时候,降雨线大幅向北移动,可用来农耕的土地大幅扩大,中原王朝一律处于盛世。
夏商时代是被古人念叨几千年的梦幻盛世,具体咋样咱们也不清楚,太久远了,资料甚少,那个时候也不是大一统王朝,就是个大部落。
但西周末年气温大降,礼崩乐坏的时候,大量中国精英特别怀念夏商时代。
而中原王朝最著名的两大盛世,秦汉盛世和隋唐盛世,则全部处于气温明显升高的周期之内。
而第四次气温大上升期,就是现在,今天的中国所在的位置,我们的气温正在急剧上升中。
气温升高有什么好处?
最大的好处,就是降雨线大幅向北移动。
最近几十年,中国一直在治理沙漠。
植树造林容易,但你想治理沙漠可真不容易,因为最核心的问题是水。
没有足够的水源,你就算植树造林了,也很快就会枯死。而有了足够的水源,沙漠自己就会绿。
只有在水源刚刚达到植物生死线的地带,植树造林外加严厉保护,才有用。
毛乌素沙漠,在上一轮暖期,也就是1000年前的唐朝时期,是水草丰美之地,牛羊成群。
在这片沙漠里,专家们出土了各种遗址,证明了这里曾经的繁华。
据专家估计,唐朝时期的毛乌素沙漠的年降雨量可达到600毫米以上,和今天的河南差不多,非常适合种植。
但最近的一千年,中国始终处于冷期,毛乌素沙漠的降雨量暴跌,跌到了牧草的生死线附近。
因为水很少,所以这里都是沙漠。
但因为还有点水,所以这里还有种活植被的可能性。
因此,国家选择了治理毛乌素沙漠,并对所有植被严加保护,希望遏制北京的风沙。
本来吧,工作人员在辛辛苦苦的治理毛乌素沙漠,千难万难才恢复一点点植被。
但最近20年,毛乌素沙漠的植被以一种近乎狂暴的速度在疯狂恢复,靠南端的一部分,已经快成为真正的森林了。
2003年,毛乌素沙漠查干巴拉地区的景观是这样的。
2018年,同一个地方,野草都长到人的腰这么高了。
整个毛乌素沙漠,如今已经快消失了。
除此之外,在黑龙江等地,专家观察到了肉植阔叶林,这种不应该出现在东北的不耐寒植物,如今已经大面积出现。
曾经在夏天连风扇都不用的黑龙江地区,今年夏天被热的要抢购空调。
而在2020年,800毫米降雨线首次强行翻越了秦岭,导致严重干旱的陕北、甘肃降雨量明显增多。
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大量的积水湖泊重新出现,以前的绿洲开始大面积恢复。
在黄河的上游,植被也开始大面积恢复,专家甚至在河套地区发现了兰花,一种对水分要求相当高的植物。
河套是古籍中有名的水草丰美之地,但那是以前,已经荒凉快1000年了。
如今,这里的水草大量恢复,甚至开始长兰花了。
也许,汉唐时期那鼎鼎有名的河套平原,能让我们这代的中国人重新目睹。气温和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
西藏地区曾经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王朝,叫吐蕃,连唐朝都送了一位公主去和亲。
但建国之后,在中央大力的扶持下,西藏的人口恢复了70年,如今也就300万人。
干旱寒冷的西藏,根本不太适合人类生存,为什么当初能出现吐蕃王朝。
你再细究点历史,会发现吐蕃这个词和唐朝是始终绑在一起的,唐朝消失后吐蕃也消失了,整个西藏已经1000多年没有出现过任何王朝了。
因为唐朝末年,整个中国的气温暴降3摄氏度以上,一直持续了1000多年都没有恢复到唐朝的温度。
中原地区粮食产量下降,可耕种的土地减少,但还能活下去。
西藏那里,王朝和人口直接就崩溃了,成为了人口极其稀少的半无人区,从王朝退化成了一个奴隶制大部落,1000多年都没有恢复元气,再也没有出现第二个吐蕃。
而在新疆西域等地的大量王国,命运连吐蕃都不如。
当初唐朝控制的西域,都是水草之地,农耕是不行,但通过放牧养活一个小王国还是没问题的。
如今,这样的小国全部都灭亡了,甚至连都城都被抛弃了,里面连一个活人都没有了,因为根本就无法生存。
千余年过去,楼兰古城周围,还是寸草不生。
因为楼兰古国周围的湖没有了,河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曾经水草丰美的罗布泊成了一片戈壁滩。
而在额济纳旗的居延海古湖盆,位于丝绸之路,汉唐时期曾经有繁荣茂盛的大片胡杨林,如今枯死千年,始终屹立不倒。
从繁盛到枯萎,千年前的胡杨树,默默的矗立在地上,见证了1000年的历史。
而如今的中国,气温重新回升,降雨带重新北移。
2015年的时候,中国科学家就开始预测全球变暖一定会给中国北方带来更多降水,极大的改善北方环境。
而2020年的时候,中国开始讨论,降雨线将北移,北方防汛怎么干?
全球变暖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风调雨顺的欧洲国家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但是对大陆国家,尤其是我们这样北方干旱少雨的国家,是有天大好处的。
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全球变暖,这本来就是地球周期的一部分,所以减排二氧化碳等议题根本就是个伪命题,特朗普曾经直接说这是个骗局。
虽然特朗普很不靠谱,但在说实话方面,他算是美国最实诚的总统了。
不过中国依然签署了气候协定,甚至成为了全球碳达峰的重要旗手,这又是为什么呢?
发达国家明显是拿碳排放量当成卡发展中国家脖子的工具,为什么中国要同意?
以前,中国是坚决不同意的,但现在中国同意了。
因为最近十年,中国北方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增多现象,而且一年比一年加速,整个北方的植被都在以一种令人目瞪口呆的速度在恢复。
这多出来的植被,按协议规定,每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都算是中国的,这个碳排放权是可以对外交易的。
而且,中国也在光伏产业实现了技术突破,市场份额也位居全球第一,处于绝对优势。
光伏的数量,已经多到了能拿来拼熊猫玩。
这么算下来,支持欧洲搞的这个气候协定,不仅能让中国占据道德高地,甚至可以让中国获取大量的经济利益。
因此,中国对气候协定的态度,从反对转变为了支持,最大的底气就是预判北方的植被会开始持续恢复。
虽然如今人类已经进入了工业时代,降雨量增多带来的粮食产量增多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
但如今又搞了一个什么碳排放权,植被可以源源不绝的给国家创造财富,这就有意思了,等于给中国送钱,中国干嘛不要。
另外,中国获得的好处还不止这点。
降雨量增多后,原本不适合居住的地方,会重新适合居住,这哪怕是对工业时代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整个上古时代,中华文明的中心都在黄河流域,这里孕育了中华民族,也孕育了中华文化。
但最近1000年,中国的人口中心和经济中心,都在长江流域,整整向南推移接近600公里。
中国历史上总共有三次大规模的衣冠南渡,黄河流域的中国精英大批迁往长江流域。
第一次,是西晋末年司马睿渡江,在南京建立东晋。
但很快,人口的精华又回到黄河流域了,唐朝选择在黄河流域建都。
第二次,是唐朝安史之乱,中原精英在南京定都,建立南唐。
很快,人口和经济中心又回到黄河流域了。
第三次,是北宋末年,宋高宗赵构渡江,以南京为首都,以杭州为行都,建立南宋。
这一次,人口和经济中心永远的留在了长江流域,再也没有回到黄河流域,迄今已经1000多年。
因为这1000年来,中国的气温始终没有回到汉唐时期的温度,北方荒凉破败,降雨稀少,承载不了太多的人口。
枯水期的黄河和小河一样宽,甚至隔三岔五就要断流,这样的水流量,明显和母亲河的历史地位对不上去。
唯一的原因,就是现在没有以前温度高。
远古时期黄河的水流量,不会弱于如今长江的水流量太多。
《孟子·滕文公下》写道:
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
换句话说,商朝末年,周朝初期,大象在中国地区彻底绝迹了,整个天下都找不到大象了。
古人以为大象是被周武王给杀绝的,但实际上是因为气温暴降导致的物种灭绝。
汉朝时期,中国的气温强烈反弹,温度暴增,但和商朝时期相比,气温还是差了一点点。
最大的证据,就是大象出现了三国时代孙权的吴国领土,也就是长江流域,而没有出现在曹操所在的魏国领土,也就是黄河流域。
在《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中记载:
“时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
孙权送了一头大象做贺礼,曹操身边的一帮魏国精英从小到大都没见过大象,非常好奇,想弄清楚这东西到底多重。
曹冲称象的故事,就是这么来的。
曹操为了驯养大象,还专门在邺城周边修了一个园子,被中国的专家学者经多方考证,锁定为河北临漳县岗村的毛象坡。
但最终,曹操没有养活大象。
而在最近1000年的寒冷期,气温远低于汉唐时期,导致大象连长江流域都呆不下去了,要缩到云南那里才能保命。
2020年3月,云南的大象暴动,莫名其妙的向北迁移,自新中国建国以来这种事从未发生过。
2021年7月,河南郑州暴雨,以前的年降雨量才600毫米,如今3天就下了600毫米,庞大的降雨量已经能和亚热带地区媲美了。
或许,云南的大象是感受到了什么,它们想回到曾经的豫州?
如今的地球气候,冰河时代这种大周期什么时候结束,因为缺乏资料还不好说,但是在1000年为单位的中周期上,地球是回暖的,在100年为单位的小周期上,地球也是回暖的。
我们极有可能重现汉唐时期的气温,黄河流域大量恢复植被,黄河水重新清澈,整个北方降雨量大幅增长,大量的戈壁和沙漠变成宜居的土地,极大的促进中国的农业实力和工业实力。
最后,我建议大家重新看一下这个图。
中华大陆的第四次盛世,即将降临,这种极其有利于大陆国家的气温攀升,是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周期,不是任何人类有力量阻挡的。
冷了1000年了,该变一变了。
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古代的汉唐之威,极有可能在如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手上重现。
作者:远方青木(ID:YFqingmu)
原文:象群北迁,降雨线北移,大陆国家的盛世来了。(发布于 08-09)
谢选骏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只能培养螺丝钉,产生不了文明的灵魂。
(另起一页)
【下部】
【气候变迁】
【31、“博物馆不是坟墓,它预言着气候变迁导致的物种灭绝和人类灾难”】
John Pickrell 2019/03/30 界面新闻
哺乳动物学家蒂姆·弗兰内利再次回到澳大利亚博物馆,他谈了谈博物馆在对抗气候变化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为何一股巨变即将来临。
蒂姆·弗兰内利:“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气候变迁的后果与人们如影随形。”摄影:Carly Carl/Guardian
蒂姆·弗兰内利(Tim Flannery)哀叹称,如今的澳大利亚年轻人已经无法再像自己年轻时那样体会到自然的奇迹了。
他在墨尔本长大,周边尚有残存的沙原植被群落(sandplain flora),“它是澳洲最大的植被宝藏之一。”他说。此地一度能在春天里见到漫天的花海,如今因为发展和燃烧机制(burning regime,生态学术语,对山火或森林起火的模式、频率及强度的总称——译注)的变迁而有大面积的退化。弗兰内利现年63岁,年轻时他还可以在菲利普港湾(Port Phillip bay)的北面游泳,更可以用简便的器具潜水,他表示,那里的水位如今也已经严重降低了。
他进一步指出,大堡礁在2016年及2017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白化(bleaching,珊瑚本为白色,依赖于与之共生的藻类植物供给营养,因此才显得五彩缤纷,白化即意味着共生植物的离去以及珊瑚的死亡——译注),引发了它是否还能保得住等一系列“严重问题”。“与一个世纪前相比,有大约70%的珊瑚礁已经死去了。”他说道。
按弗兰内利的解释,如果没有种群分布的详细记录,要确定气候变迁所带来的损失就是不可能的,他在1984年至1999年间曾在拥有192年历史的悉尼澳大利亚博物馆担任首席哺乳动物学家,最近他又回到了那里。
他说,博物馆绝不是“破旧的老古董”,而是在其中(指确定气候变迁的影响)扮演着相当关键的角色。“我们可以通过馆藏得知各种群原先居于何处以及何时来到此处,这笔财富十分宝贵,可以藉此理解气候变迁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新南威尔士州的人们需要明白自己手里正攥着一件无价之宝。”
弗兰内利在职业生涯里曾为超过30种新的哺乳动物命名,曾于2011年至2013年间担任澳大利亚政府的气候专员,他在今年1月重返悉尼,从事为期一年的特聘研究员工作。这份工作相当于博物馆事实上的气候变迁大使,由不具名的私人捐助者资助。
物种灭绝虽然很令人心碎,但弗兰内利说,让他夜不能寐、忧心不已的乃是其对人类的影响。
“过去三年来,由于极端气候事件,全球的饥荒有所加重,”他说,“坦白说,饥荒的回潮相当可怕。没有比全球食品安全更重要的事情了。”
促使公众关注气候变迁受害者的困境,例如澳大利亚的太平洋岛民邻居,乃是他此次回到博物馆的主要目标之一。
蒂姆·弗兰内利:“馆藏……是帮助我们理解气候变迁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的最重要一笔财富。”
摄影:Carly Earl/The Guardian
2018年,弗兰内利考察了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等国,发现类似的故事在各地不断重演。“一个又一个的村落被海水淹没。”他说。其影响轻则淹没足球场和农作物,重则摧毁村落和珊瑚礁资源。
年轻一些的岛民明白“澳大利亚要承担部分责任,因为我们做的实在太少了,他们对此十分愤怒”。按他的说法,目标在于“让澳大利亚国内能更好地理解气候变迁对我们的近邻所造成的一系列通常为灾难性的影响——同时也提升政府和个人的意识,令其知道我们可以开始采取一些措施”。
随着各种报告不断地警告变暖速率的加快,政府的不作为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譬如最近英国气象局就发布长期预报,称我们未来五年可能面临比工业化前的水平高1.5摄氏度左右的升温。
在长期时间里把升温控制在1.5度以内是全球各国已经达成共识的目标之一,它源自2015年联合国的《巴黎协定》。
“很不幸,我关注这种紧迫性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弗兰内利说,他相信这个临界点在未来几十年里将不可避免地被打破,我们可能已经得面临2度的升温幅度,“这无异于使一切走向灾难性的结局。”
他提议,与其变得“失落和沮丧”,不如重点关注那些我们仍然有能力予以避免的损害。“我们必须尽力、尽快地减少排放……以及发展技术,争取在2050年时把大气中的巨量二氧化碳清除出去。”
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技术——如巨型的海藻农场和加速硅酸盐岩石风化的工序——是他近来关注的焦点。“我们可以挽回一部分损失。我们将会直面升温2度的结果,但愿能在别处找到出路。“
虽然围绕气候变迁的科学而展开的争论在欧洲由来已久,但政治上的惰性依旧困扰着澳大利亚和美国,后者在特朗普上台以后更退出了巴黎协定。
“上个世纪以来,大堡礁有70%左右的礁石如今已经死亡。”蒂姆·弗兰内利说 摄影:Climate Council
但弗兰内利嗅到了一股巨变的气息——尤其在与气候变迁有关的灾难的兴起上,包括大规模的珊瑚白化事件;达令河里的大群鱼类死亡;干旱、热浪以及山火季节在持续时间和强度上也都有所增长。
身为澳大利亚科学院的专家组成员,弗兰内利参与了达令河鱼类死亡事件的调查,不久前,穆雷-达令盆地的管理者因在此事上忽视科学建议和气候变迁的威胁而受到了问责。
“人们非常吃惊,然而……他们本来应该愤怒,”他补充道,“后果会一年比一年严重,我们20年前向人们提出的警告如今正在成为现实。”
“对澳大利亚和美国来说,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人们尚且可以掩耳盗铃的时期……但如今的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人们必须与气候变迁的后果共处,谬论已经不再能混淆视听,我们即将亲历一场巨变。”
他所看见的变化之一,是农民的态度从以往的拒斥变为了主动呼吁采取措施。“人们经历了极端天气事件,已经不再视其为偶然现象,他们已经注意到它是气候变迁的长期轨迹之一部分,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今后就只会变本加厉。”他说。
今年初,澳大利亚政府正式承认了世界上首个因气候变迁而遭逢灭绝命运的物种——珊瑚裸尾鼠,一种生活在托雷斯海峡的啮齿类动物,因海平面上升而尽数被汹涌的风暴潮吞没。
澳大利亚的各大博物馆对于研究和保存藏品及记录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能够告诉我们曾有诸如此类的物种存在过,一系列变化和损失因此而有据可查。
不过,我们的许多博物馆仍然面临着资金不足的问题,澳大利亚博物馆在去年12月冻结了资金支出,以弥补因扩大巡回展出而增多的维护开销,其中包括一场预定于2021年举行的图坦卡蒙展览。
近几十年来,该馆以及其它博物馆的研究人员数量不断下滑,“但我们如今前所未有地需要博物馆所擅长的那些技术。”弗兰内利说。
澳大利亚博物馆收藏的重要记录包括以往“中头(Middle Head,悉尼港为环抱状,两端称为南头和北头,中间突出部分即为中头——译注)的岩壁沙袋鼠、玫瑰湾的赤褐色袋鼠以及——直到1970年代——沃克卢斯的东部袋鼬,此地是该物种在澳洲大陆的最后栖息处”,弗兰内利说。
现在,他希望能能够集中公民科学家的力量,就气候变迁对新南威尔士州环境的影响收集一系列数据。“观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时间点——如植物开花以及昆虫化蛹……是测度气候变迁的最佳方式之一,人们在自家花园里就可以做这件事。”他说。
(翻译:林达)
原标题:Tim Flannery: people are shocked about climate change but they should be angry
谢选骏指出:天国近了,你们必须悔改。
【32、“全球气候在变化,但并非一直变暖”】
科学新闻杂志 2008年8月第1期
“全球气候变暖”这句话,当今不时地在人们耳边回响。但近年来,特别是去年冬天,一些本来变暖和的地方却大雪纷飞、冰天雪地。我国南方也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冰冻现象,由于人们失去对出现寒冷的警惕,冷冻便给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即使如此,可还是仍有人喊2007年是暖冬,全球气候在变暖。近日,记者就气候变化问题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长安大学博士生导师李佩成教授。
记者:李院士,2007年11月20日您在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陕西省气象局举办的“陕西省应对气候变化学术沙龙”,和12月14日的“陕西省社会科学界首届学术年会”等有关场合作了“关于气候变化的哲学思考”报告,谈了一些您对气候问题的看法,引起了很大反响。今天请您谈谈全球气候是否正在变暖的话题。
李佩成:气候变化,特别是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世人惊议的话题,它不仅使部分人谈虎色变,而且使更多的人疑虑重重,甚至影响到部门决策和国家关系。气候变暖似乎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人们很想弄明白地球气候是不是在变化?是不是在变暖?什么原因引起了这些变化?是好事还是坏事?如何应对这种变化……?实话实说,这些问题我难以从专业上确切回答,因为我不是从事气候研究的专家,但因自己长期研究水旱问题,而水旱直接涉及气候变化,所以对气候变化的讨论很感兴趣。我想从哲学的层面梳理一下自己应有的基本认识,以便向有关专家学者们讨教。今天乐于和您交谈,仍然是这个意思——讨教。
记者:您能否首先谈谈全球气候是否在变化。
李佩成:运动变化是绝对的,地球气候一直在变。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同时认为“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气候也和世界上的其他事物一样,始终处在运动变化之中,这不仅是哲学的推理,而且为亿万年的史实所证明。
地球大约在50亿年前后形成为行星,大约在20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大气圈和水圈,地球气候史也大约为20亿年左右。考证认为,地球气候经历着时间尺度为几十年到几亿年为周期的气候变化,现在科学界公认的气候周期变化分三个阶段:
地质时期的气候变化,距今22亿~1万年,其最大特点是冰期与间冰期交替出现;
历史时期的气候,一般指1万年左右以来“冰后期”的气候;
近代的气候,是指近一、二百年有气象观测记录时期的气候。
记者:如此说来,气候变化是绝对的。那么地球气候不同时期的变化究竟怎样?请您就其分别作一说明。
李佩成:
1.地质时期的气候变化分为:
1)震旦纪大冰期气候,发生在距今约6亿年前,曾发生过世界规模的大冰川气候。
2)寒武纪—石炭纪大间冰期气候,发生在距今约3~6亿年,包括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和石炭纪四个地质时期,共经历了3.3亿年,当时整个世界气候比较温暖。
3)石炭—二迭纪大冰期,发生在距今2~3亿年。受这次冰期气候影响的主要是南半球。这时处于北半球的我国仍具有温暖湿润气候带、干燥带和炎热潮湿气候带,气候终年如夏,森林面积辽阔,是我国大规模煤田的形成期。
4)三迭纪—第三纪大间冰期气候,发生在距今2亿到200万年前,包括整个中生代的三迭纪、侏罗纪、白垩纪,都是温暖的气候,当时我国普遍处在湿热气候控制之下。晚第三纪末期世界气温普遍下降。
5)第四季大冰期气候,从距今200万年开始直至现在。在这次大冰期中,气候变动很大,冰川多次进退。在中国也发现不少第四纪冰川遗迹,定出4次亚冰期。在亚冰期内,平均气温约比现代低8℃~12℃,而在两个亚冰期之间的间冰期内,气温比现代高,极地约比现代高10℃以上,低纬地区比现代高5.5℃左右,这时冰盖消失,甚至极地冰盖也整个消失。在每个亚冰期之中气候也有波动,每个相对温暖时期一般维持1万年左右。目前正处于一个相对温暖的后期。大约在1万年前,地球各大陆的气候带和气候条件基本上形成现代气候的特点。
2.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
自第四纪更新世晚期,从距今1万年左右开始,全球进入冰后期。挪威的冰川学家曾作出冰后期的近1万年来挪威的雪线升降图(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近1万年来雪线升降幅度并不小,它表明这期间世界气候有两次大的波动:一次是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1500年的最适气候期,当时气温比现在高3℃~4℃(雪线升高表示温度上升);一次是15世纪以来的寒冷气候(雪线降低表示温度下降),其中1550~1850年为冰后期以来最寒冷的阶段,称小河冰期,当时气温比现在低1℃~2℃。图1中两条曲线——挪威雪线及中国温度变化线,二者显示中国近5000年来的气温变化(虚线)大体上与挪威雪线的变化相似。
根据对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等有关资料的分析,可以将5000年来我国的气候划分为4个温暖时期和4个寒冷时期:
第一次温暖期发生在公元前3500~1000年间,当时黄河流域有大象、水牛和竹子等,估计当时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年降水量比现在多200mm以上,是我国近5000年来最温暖时期。
第一次寒冷时期出现在公元前1000~850年(西周时期),据记载公元前903年和公元前897年汉水两次结冰。
第二次温暖期出现在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东周-西汉时期),气候温暖湿润,《春秋》中提到鲁国(今山东)冬天无冰。
第二次寒冰期是公元初年至公元6世纪(东汉、南北朝),据史记记载公元225年淮河结冰。
第三次温暖期是7~9世纪(隋唐时期),公元650、669和678年的冬季,长安(今西安)无冰雪,梅和柑桔能在关中地区生长。
第三次寒冷时期出现在10~12世纪(宋代),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结冰,公元1131~1260年杭州每10年间降雪最迟日期是4月上旬,比12世纪以前延迟1个月左右。
第四次温暖时期发生在13世纪(元代),公元1200、1213、1216年杭州无冰雪,长安重设“竹监司”管理竹类,显示气候转暖。
第四次寒冷期出现在15~19世纪末(明清时期),时间长达500年,估计17世纪的冬天温度要比现在低2℃左右。
由此可见,在近5000年的最初2000年间,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是最适气候期。从公元前1000年的周朝初期以后,气候有一系列的冷暖变动。其分期的特征是:温暖期越来越短,温暖的程度越来越低。从生物分布可以看出这一趋势,例如在第一个温暖时期,我国黄河流域发现有象;在第二个温暖时期,象群栖息北限就移到淮河流域及其以南,公元前659~627年淮河流域有象栖息;第三个温暖时期就只在长江以南,信安(浙江衢县)和广东、云南才有象生存。而5000年中的四个寒冷期越来越长,程度越来越强,从江河封冻可以看出这一趋势。在第二个寒冷时期只有淮河封冻的例子(公元225年),第三个寒冷时期出现了太湖封冻的情况(公元1111年),而在第四个寒冷时期在17世纪(如公元1670年),长江也出现封冻现象。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世界气温曾出现明显的波动上升现象,这种增暖在北极最为突出。1919~1928年间的巴伦支海的水面温度比1912~1918年时高出8℃。巴伦支海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过许多以前根本没有出现过的喜热性鱼类;1938年曾有一艘破冰船深入新西伯利亚岛海域,直到83°05′N,创造了世界上船舶自由航行的最北记录。这种增暖现象到20世纪40年代达到顶点。此后,世界气候又出现变冷现象,以北极为中心的60°N以北,气温越来越冷。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高纬地区气候变冷的趋势更加显著,例如1968年冬,原来隔着大洋的冰岛的格陵兰,竟被冰块连接起来,发生了北极熊从格陵兰踏冰走到冰岛的罕见现象。进入70年代以后,世界气候又趋变暖,到1980年以后,世界气温增暖的形势更为突出。
综上所述,从22亿年前地球气候的形成至今,全球经历了不同时期的气候变化,这些史实证明一条真理——地球气候一直在变化着。当代的气候变化态势,并未超出历史上气候变化的范畴。至于20世纪以来明显增暖的现象,它是气候变化长河中的一个波动过程,还是永远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仍然需要冷静思考,认真分析,不应匆忙做出结论。
记者:据您所谈,地球气候变化各个时期都会出现时冷时暖的波动现象,尤其在近代更加明显。这使人明白了今天的气候明显增暖可能只是气候的正常变化,不必为其杞人忧天。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气候的不断变化,甚至有时变化非常明显呢?
李佩成:矛盾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气候变化有着众多客观因素的推动,似不应过分归因于工业生产中的二氧化碳排放。
对于变化原因这个重大问题,我曾在20年前的《试论干旱》一文中作过论述,认为:一个大区域气候的形成和变化,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有的在地上,有的在地下,有的还在天上。可把这些因素列入表1:
上述因素通过形成五个圈层系统——大气圈、海洋圈、冰结圈、陆地圈和生物圈综合作用影响着气候,决定着气候变冷、变暖、变干还是变湿。
1)大气圈是气候系统中最为活动的组成部分。在外部参数的影响下,大气环流的稳定特性时间大约是一个月。
2)海洋圈活动性较差,由于水的热容量很大,因而海洋成为太阳能的巨大贮藏库。它既可贮藏能量,随后又以热的明显的或潜在的形式把所贮之能转入大气层中。其循环的稳定特性时间,在海洋上层变化于数日到几年,在深层为百年到几百年。
3)冰结圈是气候系统中比较稳定的因子,多数循环可能是数百年、数千年,甚至几十万年。但是,冰结圈尤其强烈地影响着辐射量,影响到水在地面的分布,从而对气候施加明显的影响。
4)陆地圈的影响因子包括土壤、河川、湖沼和地下水,它们都是水循环的积极干预者和参与者,它们的分布和状况影响着大气的辐射、热状况以及大气和大气溶胶的交换等。
5)生物圈主要表现为生物群落的数量,包括陆地和海洋中的生物界对水分循环、气体交换以及热动态的影响等。
通过对陆地圈、生物圈,尤其是对生物量施加影响,或通过以上各种方式间接地对其他系统施加影响,便形成人类影响气候的重要手段。
从上述可以看出:影响一个地区,或一个地区在某个时期气候变化的原因是众多的、复杂的。人们至今还不能确切地说明各种因素影响程度的定量关系。但是,存在着这些影响却是肯定的。同时可以断言:即使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从总体讲,自然因素仍然是影响气候的主导因素。人类活动至今仍然不足以影响地区性气候的基本属性,更不足以引起冰期或间冰期等巨大的气候变化。只是在相对较小的程度上,个别的、局部的气候变化,才被解释为人类活动的结果,如大面积的毁林开荒、毁草滥牧等。这就告诉我们,研究气候变化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应当从更广阔、更深邃的领域去分析和认识,从而采取适当的应对之策。
记者:听您这一段讲解,使人明白了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以前一提到所谓的气候变暖,就说主要是人类活动所致。看来这个提法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
李佩成:“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要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现在尚难肯定当代的气候变暖就是人类活动所致。
已如前述,气候是一个巨系统,它的发展变化受制于许多因素,而这些因素本身也是十分复杂的,多数因素存在于人类出现以前,而且至今不受人的支配。要定量地评价它们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至今世人尚无这种能力,只能说处在探索阶段,本文也无法说得具体,只能在有限篇幅内,引用一些有关专家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成果,作些推论,供大家参考。
这些成果包括:25万年来太阳夏季日照量变化图(见图2)、50万年间地球轨道及旋转轴倾斜参数图(见图3)、220年来太阳黑子数W变化图(Борисенков. Е. П, климат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человек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2г.)(见图4)、1.1万年来印度拉贾赫斯坦的平均降雨量图(见图7)、美国1900~1939年气候变迁图(卢纳.B.利奥波德,肯尼思.S.载维斯等著.《水》)(见图5)、纪元以来世界温度波动趋势图(见图6)、1万年来挪威雪线高度(实线)与5000年来中国温度(虚线)变化图(见图1)。
这些研究和观测成果,可以使人产生以下认识:
1)影响气候的因子是复杂多变的。而且由于这些影响因子变化的偶然性中包含着某种必然性,因此,气候变化也具有某种必然性;又由于影响因子的变化具有某种周期性和在周期内的相对稳定性,因此气候变化亦有周期性和相对稳定性。认识气候的这种变化性、相对稳定性和相对可知性,对我们应对气候灾害、利用气候资源是十分重要的。
2)影响气候变化的大因子人们尚难控制。如图2~4所示。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无力对气候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即使发生在地球本身的一些影响因素,如海洋、冰川和陆地上的山原分布等,也不是人们在短期内可以控制和严重改变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某地区的气候变化仍然主要受制于原有自然因素的影响。
3)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中国气候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波动与世界其他地区比较,虽然最冷年和最暖年并非完全一致,但彼此先后响应。因此,得不出外国气候变好、中国因为某种人为原因气候变坏的结论。
4)中国的历史气候有热有冷。从图1及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编绘的图6可以看出:若把图中温度“0”线视为现今的温度水平,则在殷、周、汉、晋时代温度低于现代;唐代以后,温度高于现代,最长的温暖期出现在唐代中期(公元811~1050年),约持续240年,当时在唐都长安可以生长柑橘。宋代以后,大约在公元1000年前后气候开始变冷,期间虽有波动,但变冷居于主导地位。
5)世界的历史气候有热有冷。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世界气温显著上升,在北极最为突出,1919~1928年的巴伦支海水面温度比1912~1918年高出约8℃;1940年开始虽有变冷现象,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气候又趋变暖,1980年后,世界增暖趋势更加突出,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并被一些人认为主要是由于人类活动中排放的CO2温室气体所致。
6)近代全球变暖是气候变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还是永远的趋势?尚存争论。但更大的可能是气候变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温室效应在全球变暖的趋势中是叠加于前述的诸因素中,还是单独在作用?作用有多大?亦有争论,但更可能只是一个尚未完全证明的叠加因素。
因此,有关温室气体排放使全球变暖的论点,至今只能作为科学研究的课题,而不能作为肯定的结论。
记者:温室气体排放是否使全球变暖?能变暖到什么程度?姑且不论。我想问的是气候变暖到底是坏事还是好事?
李佩成: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气候变暖是好事还是坏事要做具体分析。
前已述及,史实表明温暖的气候有其积极的一面,可以简要的归纳如下:
1)在寒武纪—泥盆纪大间冰期地球气候比较温暖,特别是石炭纪是古气候中典型的温湿气候。当时在中国,全国都处于热带气候条件下,森林茂密,形成大规模的煤层。
2)在6000年前的全新世温暖期,现今非洲的萨哈拉大沙漠当时为大草原;青藏高原当时降水非常丰富,湖泊水面比现今高出8~60米;古代四大文明古国,正好诞生在这一时期。
3)在图6中显示的公元600~1050年,是我国最长的一段温暖时期,比较风调雨顺,这对盛唐的出现不无关系。
4)在千年和百年尺度上气候变暖,往往是全球严重自然灾害较少时期。
有的学者还专门论述了未来气候变化与农业的关系。书中引述的资料表明,空气中CO2浓度的增加会提高C4和C3作物的水分利用率,还认为“气候变暖还可以由于生长季节延长,积温增加,因而可以采用生育期更长的品种以提高产量”。
对于未来尚难确定的变化,作者引述这些言论并非一定期盼气候变暖,而是建议对气候变暖问题深入研究和辩证思考,科学上切忌起哄和一家独言。
记者:与您的交谈得知气候总是在变化着的,有时缓慢一些,有时激烈一些。所以,请您谈谈,面对气候的明显变化,我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应对之策?
李佩成:具体矛盾具体解决,中国应寻求自己的应对气候变化之策。
已如前述,气候变化是永恒的主题,气候变化可能诱发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变化早为史实所证明,人们也早有对策。当今之际,人民更应居安思危,科学应对。为此,特提出如下建议:
1)坚持科学发展观,强化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努力探究气候变化的原因和究竟,特别应注重我国或我国不同地域气候变化的具体原因和表现形式,力争对未来气候做出比较科学的预测;
2)加强学科交叉和联合攻关,从不同角度研究气候变化可能给农业、工业、水资源、生态环境等带来的有利和不利影响及其应对措施;
3)加强气候及气候变化的科普宣传,使人们对气候变化具有正确的认识,以便沉着冷静地看待气候变化,作到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4)继续贯彻节能减排的方针,该方针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一为节约能源,二为防治污染,要把防治大气和水土污染置于更加优先的地位,努力造就大气安全、水土安全,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不要因为全球变暖原因的争论而影响节能减排方针的执行;
5)在小尺度上,人类强烈的活动可能对小气候或局域气候造成不良影响,从而危害人类自己。因此,在关注全球气候变化的同时,要加强人类活动影响局域气候的研究;
6)在大尺度上,由于影响气候的因素主要在天在地而不在人,因此,中国无力也无须承担全球气候变化的责任,既要提防把所有灾害都归咎于气候变化,从而放松对具体灾害的具体分析;又要防止有人把自然问题政治化、国际化、用气候变暖大做文章而宣扬新的“黄祸”论。
谢选骏指出:欧洲人的“黄祸论”已经被我的“黄俄论”取代了。
【33、《氣候緊急時代來了》:熱到爆、淹大水──人類還剩多久可以逃?】
閱讀最前線 2020/08/01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如果你早就認為未來會很糟糕,這本書或許會讓你發現未來比你認為的更糟。
台灣的盛夏,室外溫度動輒攝氏37、38度,一不小心就會被烈日烤乾。儘管快熱暈了,但和整個地球這百年的全球暖化相比,似乎不算什麼。
全球暖化,帶來的並不是天氣愈來愈熱而已,因為近年每到冬天,不少溫帶國家反而遭受更強烈的寒流襲擊,彷彿《明天過後》(he Day After Tomorrow)在現實中一再重演,許多反全球暖化的政客紛紛跳出來否認,卻不知「極端溫度」也在全球暖化的科學模型預測範圍內,稱之為「氣候變遷」比「全球暖化」更合理。
氣候異常成了常態,今年中國長江流域因連續豪雨,影響災戶好幾千萬,據說能抵擋萬年一遇大水災的三峽大壩,甭說千年一遇或百年一遇,連能否在這次幾十年一遇的災情中全身而退,現在也是問號。在長江流域水深火熱時,雲南、四川、山西等地卻出現影響上千萬人的旱災。澳洲和美國近年也頻頻發生森林野火,許多富人的財產也備受危脅。
如果不需要採信過去的天道說,指稱是因領導人無德而產生災異,當然也不一定是所謂大自然的反撲,因為我們對氣候變遷,需要採取的是科學的態度,探究科學上的證據,而非政治或經濟上的意識形態口水戰。然而,事與願違的是,美國現在主政的保守派,極力反對全球暖化的科學事實,右派部落客也把科學家搞得像是恐嚇大眾來騙取研究經費的陰謀家,好像連氣候都需要站對政治立場和符合經濟學規律!事實上,大眾其實都沒被騙啊,有誰聽說全球變遷而剉屎了?反倒是科研經費還不斷被刪減!川普幹譙中國隱匿疫情讓全球陷入危機、需要出來負責到底,那他對全球氣候變遷的否認,不也五十步笑百步嗎?
老實說,我也超想否認氣候變遷是人為造成的這件事,因為如果氣候變遷不是由工業革命後的人類活動造成的,那減碳就無濟於事了,乾脆自認倒楣、及時行樂。因此,當我遇到大氣科學或地球科學的專家學者,也想要挑戰他們,看看我們是不是還可以繼續歌舞昇平。只是我每次都感到很失望,因為看來絕大多數專家學者爭吵的,主要只是人類活動影響的程度有多大,以及後果有多悲慘。
那麼,究竟氣候變遷對我們未來會造成多大的衝擊呢?這恐怕很難輕易說清楚,這本《氣候緊急時代來了:從經濟海嘯到瘟疫爆發, 認清12大氣候風險與新生存模式》(The Uninhabitable Earth: Life After Warming),用清晰的論述讓我們見識到未來的地球,有可能被我們搞得有多麼不適宜人類居住。這本書的作者大衛.華勒斯-威爾斯(David Wallace-Wells)是長期關注氣候變遷的媒體人,有更強的與大眾溝通的能力。2017年,他在《紐約》雜誌上寫了篇同名的文章,廣為流傳,這本書算是擴充版。
在探討《氣候緊急時代來了》這本書的內容前,我還是想表達心中的真實願望——我超級期望這本書就是本純鬼扯的爛書,而你真的不必浪費時間閱讀。可是讀完這本書,我只能說我的期望完全落空了,因為這本書是理性地悲觀,我們很可能無法不面對書中提到的各種自然和政治災難。如果你早就認為未來會很糟糕,這本書或許會讓你發現未來比你認為的更糟。
然而,我還是希望《氣候緊急時代來了》的預測不會真的發生,我想作者應該也英雄所見略同,畢竟華勒斯-威爾斯在一定程度上是樂觀的。如果這本書,過了幾十年,被認為是本過度悲觀的書,那麼我們人類就得救了!
如果我們真把《氣候緊急時代來了》提到的各種我們不想發生的未來當回事,那麼,在全球科學家及政治家攜手合作之下,共同達成人類有史以來最了不起的成就,成功阻止全球變遷帶來的劇變,或者甚至更厲害地從大氣中抽走一個世紀以來增加的溫室氣體,那麼這本書即使在未來被罵翻是危言聳聽,我想作者也會感到非常欣慰;只是,我仍悲觀地覺得這段話是痴心妄想,連新型冠狀病毒這種近在咫尺的危險,都有人冒死開趴還堅持不戴口罩,遠在天邊的全球氣候變遷算老幾?好吧,我希望我錯到離譜。
《氣候緊急時代來了》最讓我感到膽戰心驚的是第二部為我們揭示,全球變遷所帶來的致命熱浪、糧食短缺、洪水氾濫、野火蔓延、極端氣候不斷升級、淡水枯竭、海洋垂死、空汙危機、氣候瘟疫、經濟瓦解、氣候戰爭和系統危機,簡直就是一部又一部的末日啟示錄。其實,這些書中內容也非多麼新鮮的新聞,因為各國主流媒體(除了只會狂播行車記錄器影片的台灣媒體例外)或多或少都有提到,只是沒有這本書一次都列出,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深入探討。
也因為華勒斯-威爾斯不是科學家,他沒有科學家講話多有保留的習慣和包袱,因此對造成這一切危機的政治問題,也都針針見血。我們在過去百年間利用科技創造出人類史上最巨大的財富,讓我們有種人定勝天的幻覺。只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大自然從來沒有讓人類活得更好的責任和義務,不是像你投票選出的官員或可以花錢當大爺的店家那樣,任你當奧客。我們其實還沒來得及對地球以及生物有足夠的瞭解時,就產生了難以逆轉的破壞,以致於我們甚至難以預估究竟會造成多大的災難。
如果未來這麼糟糕透頂,那我們是不是全都絕育以免殘害下一代?其實,華勒斯-威爾斯反而在寫作這本《氣候緊急時代來了》的期間生下了一個女兒。解鈴還須繫鈴人,雖然造成今天這一切排碳的是科技和政治共同作用的結果,可是華勒斯-威爾斯仍認為我們也還是可以採取科技和政治的手段來力挽狂瀾!
如果我們真的不希望大難臨頭,對我們的生活和經濟產生不可逆的打擊,不想像中國早期隱匿疫情那樣讓全球都陷入困境,這本《氣候緊急時代來了》將是讓我們有驚無險的好書,如果整個社會都像WHO那樣慢很多拍地處理疫情那樣地面對全球氣候變遷,那麼這次的疫情相較未來的全球變遷災難,就只是小巫見大巫了吧!
谢选骏指出:如果你们不悔改,也要这样灭亡。
【34、85%人民務農,卻只能種毒品?阿富汗早已被「氣候變遷」判了死刑】
近日被塔利班奪權的阿富汗,為氣候災難應對能力最差的國家之一。
黃嬿 科技新報 TechNews 2021.08.18
摘要
1.塔利班在阿富汗奪取政權,成為世界頭條。究其原因,其實並非美國撤軍,也非塔利班武力強大,而是阿富汗本身的脆弱不堪。
2.根據聯合國資料,阿富汗是全球最易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國家之一,也是應付氣候災難能力最差的國家之一。
3.氣候變遷下,阿富汗變得更熱、資源更稀缺,2012年以來,已有1/3阿富汗人遷移或流離失所。
4.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表示,阿富汗8成衝突都與土地、水和資源有關,這是全球變暖的直接後果。
美國花了20年對抗的阿富汗恐怖組織塔利班,最近奪取政權,成為世界頭條。其實讓塔利班最終宣告勝利的原因,並非美國撤軍,也並非塔利班武力勝過阿富汗政府,而是阿富汗本身脆弱不堪,間接助長恐怖行動力量,讓人民生存毫無希望的原因,就是氣候變遷。
阿富汗是內陸國,位於中亞通往南亞的歷史貿易路線,是世界的心臟。然而,阿富汗被聯合國視為世界最容易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國家之一,也是應付氣候災難能力最差的國家之一。
阿富汗屬大陸性氣候,境內多山,溫度因海拔有很大差異,南部乾旱地區的溫度經常超過35oC,降水量隨地形變化大,西南乾旱地區每年降水量通常不到150公釐,而東北山脈每年降水量超過1000公釐。世界銀行(World Bank)指出,20世紀阿富汗大部分地區升溫遠超過1oC,預計熱天和熱夜頻率增加,阿富汗中部和西南部地區的變暖最嚴重。
訂製專屬魅力策略,一眼看出領導者風範的關鍵是……
聯合國直指不規則融雪或降雨引起的乾旱和洪水,是阿富汗生計面臨的最大氣候危害。由於阿富汗3成國內生產總值來自農業,約85%阿富汗人主要靠農業維生,乾旱、洪水、雪崩、山體滑坡、極端天氣、大規模流離失所、衝突這些困惱阿富汗多年的事件,都將進一步惡化。報告預計,從興都庫什山脈到阿富汗第二大城市,位於南方的坎大哈的低地沙漠無一倖免。
阿富汗重要的水資源來源是融雪,春季和夏季冰川融雪讓阿富汗保持涼爽、淡水活力,但氣溫升高使山上積雪更早融化,融雪過快會增加春季洪水和夏季乾旱的風險。據國際山區綜合發展中心數據,到2100年,東西向橫貫阿富汗的山脈興都庫什的冰川量將減少90%。
農民早就感覺氣候不對勁,包括過去幾十年氣溫上升、雨越來越少,也越來越難以預測。即使下雨也沒有緩解多少,因乾燥地面不易吸水。
國際移民組織已預期更熱、資源更稀缺的阿富汗到來。報告指出,2012年以來,1/3阿富汗人遷移或流離失所,許多山區男性離家前往伊朗找工作,讓女性在傳統的父權社會成為一家之主。男性不是離開國家就是遷往城市,例如世界發展最快的城市之一,阿富汗首都喀布爾。
但即使在喀布爾也生存不易,近幾十年來,喀布爾人口激增,對水資源等資源造成更大壓力。《國家地理雜誌》描述,喀布爾供水系統只能為不到20%人口供水,清潔水對許多阿富汗人來說是奢侈品。
要說阿富汗有什麼經濟作物,大概就是毒品。阿富汗是世界最大罌粟種植國,全國大部分省都有罌粟種植,面積十分廣泛。阿富汗同時也是世界第一大大麻生產國,塔利班主要經濟來源就是抗旱的罌粟,南部遭逢乾旱襲擊的地區就是塔利班的大本營。乾旱和自然災害助長叛亂和武裝分子招募。某農民表示,塔利班很容易占領該區,因大家都很餓,許多家人在乾旱期間加入塔利班。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表示阿富汗8成衝突都與土地、水和資源有關,這是全球變暖的直接後果,無論今天是誰掌權,氣候變化已是阿富汗高地的死刑判決。
(原文:人民生存困難,氣候變化才是阿富汗的死刑判決)
谢选骏指出:阿富汗的死刑判决不是来自气候变迁,而是来自人口出生率太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极端贫困和道德败坏。
【35、2015-2019全球气候:气候加速变化】
2019年09月22日
创纪录的温室气体浓度意味着进一步变暖
2019年9月23日,日内瓦-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WMO),2015-2019年间,气候变化的警示迹象和影响(如海平面上升、覆冰损失和极端天气)有所增加,这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五年。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也上升到了创纪录水平,锁定了未来世代的变暖趋势。
这份WMO《2015-2019年全球气候报告》的发表亦在为联合国秘书长发起的“气候行动峰会”提供信息。报告称,自工业化前以来,全球平均气温已上升了1.1°C,比2011-2015年上升了0.2°C。
该气候声明(涵盖至2019年7月)是2019年联合国气候峰会科学咨询组框架下的主要科学机构-联合科学的一份高级别综合报告的一部分。报告对受气候变化加剧影响的地球系统状况、人类目前对此的响应以及对未来全球气候变化的预测进行了统一的评估。它强调了为限制潜在、不可逆转的影响而采取高瞻远瞩的气候行动的紧迫性和潜力。
WMO随附的温室气体浓度报告显示,2015-2019年,大气中二氧化碳(CO2)水平和其他关键温室气体含量均持续上升到了历史新高,CO2增长率比之前的五年高出近20%。CO2可在大气中滞留几个世纪,在海洋中滞留的时间甚至更长。来自2019年温室气体观测站资料子集的初步资料表明,到2019年底,全球二氧化碳浓度有可能达到甚至超过410ppm。
“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正在增加而非减缓,”WMO秘书长佩特里·塔拉斯说,他是此次联合国气候峰会科学咨询组的联合主席。
“海平面已加速上升,我们担心南极和格陵兰冰盖面积会急剧下降,这将加剧未来的上升。像我们今年在巴哈马和莫桑比克目睹的悲惨后果一样,海平面上升和强热带风暴导致了人道主义和经济灾难,”他说。
“挑战非常大。除了减缓气候变化,还需要更多去适应。根据“全球适应委员会”最近的报告,最有力的适应方式是投资于早期预警服务,并特别关注基于影响的预报,”他说。
“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非常重要,尤其是来自能源生产、工业和运输的排放。若要减缓气候变化并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这一点至关重要,”他说。
“要阻止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2摄氏度以上,追求水平需要增至三倍。要将升幅限制在1.5度,则需要增至五倍,”他说。
海平面上升:
在2014年5月-2019年5月的五年间,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速度达到了每年5毫米,而2007-2016年十年间为每年4毫米。这比1993年以来3.2毫米/年的平均速度快了很多。世界冰川和冰盖的陆地融冰随时间的推移增加了其贡献值,现在主导着海平面收支,而非热膨胀。
覆冰面积收缩:
在整个2015-2018年期间,北极9月(夏季)平均最小海冰面积远低于1981-2010年的平均值,冬季海冰平均面积亦是如此。冬季的四个最小记录均发生在这个时期。多年冰已几近消失。
南极:自2016年以来,2月(夏季)最小海冰面积和9月(冬季)最大海冰面积已远低于1981-2010年的平均值。这与之前的2011-2015年间和更长期的1979-2018年间形成了鲜明对比。2017和2018年,南极夏季海冰面积分别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和次低水平,2017年的冬季面积也是第二低。
南极冰盖每年损失的冰量至少增加了六倍,从1979-1990年的每年40吉吨增加到了2009-2017年的每年252吉吨。
自千禧年以来,格陵兰冰盖的冰量损失已大幅加快。
2015-2018年,世界冰川监测服务(WGMS)的基准冰川数据表明,自1950年以来,平均特定质量变化为每年-908毫米水当量,高于1950年以来的所有其他五年期。
海洋热量和酸度:
气候变化造成的多余热量90%以上储存在海洋中。2018年具有上层700米以上最高海洋热含量测量值,2017年名列第二,2015年第三。
每年,海洋吸收了约30%的人为CO2排放量,从而协助减少了额外的增温。然而,海洋的生态代价很高,因为吸收的CO2会与海水发生反应并改变海洋的酸度。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酸度总体增加了26%。
极端事件:
90%以上的自然灾害与天气相关。主要的灾害有风暴和洪水,它们也导致了最大的经济损失。热浪和干旱导致了人类损失、森林火灾的加剧和歉收。
热浪是2015-2019年间最致命的气象灾害,对各个大陆都有影响,并产生了许多新的温度记录。该报告称,自2015年以来,几乎每一项关于热浪的研究都发现了气候变化的标志。
最大的经济损失与热带气旋相关。2017年大西洋飓风季是有记录以来最具破坏性的飓风季之一,仅哈维飓风造成的损失就超过了1250亿美元。2019年3月和4月,印度洋上前所未有、毁灭性的背靠背热带气旋袭击了莫桑比克。
野火
野火极受天气和气候现象的影响。干旱大大增加了多数林区发生野火的风险,对长生命期火灾的影响尤为严重。有记录以来因野火造成的最大经济损失前三次都发生在过去四年。
在很多情况下,火灾导致了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中。
2019年夏季,北极地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野火。仅在6月份,这些火灾就向大气排放了50兆吨二氧化碳。这比2010年至2018年同月北极火灾释放的总和还多。2018年,加拿大和瑞典也发生了大规模森林火灾。南亚和亚马逊地区的不可再生热带雨林也发生了大面积火灾,这对全球碳收支产生了影响。
气候变化和极端事件
根据美国气象学会的公报,2015至2017年间,报告的77个事件中,有62个对事件的发生产生了重大的人为影响,包括几乎每一个关于重大热浪的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还发现,人类对极端降雨事件的风险有影响。
谢选骏指出:气候加速变化的背后是消费人口加速膨胀——极端气候和极端事件,常是人类的自作自受。
【36、德国环境部长:我们的星球危在旦夕】
联合国的气候报告发表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各国政府为遏制气候变化立即采取行动。德国环境部长舒尔茨发出警告说:“我们的星球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德国之声中文网)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发布警示性报告之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António Guterres)敦促各国政府承担其应付的责任。他说:“振聋发聩的警钟已经敲响,证据也已不容狡辩。” 他说:“温室气体正在令我们的星球窒息,正在使数十亿民众陷入危险境地。”
古特雷斯说:“人类社会的生死存亡,取决于政界、企业以及公民社会能否团结一致,通过具体的政治努力、措施以及投资,将气温升高的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他说:“在煤炭和其他化石燃料毁灭地球之前,我们必须为它们敲响丧钟。”他呼吁富裕和发展中国家为贫困国家提供资金,帮助他们因应气候的变化。他说,有关每年为贫困国家提供一千亿美元资金的承诺必须得到兑现。
古特雷斯说:“如果我们现在能够团结起来共同付出努力,气候灾难是可以避免的。”他表示,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再拖延或找借口了,今年11月格拉斯哥的全球气候会议上,必须为此提供答案。
德国环境部长:现在动手还为时不晚!
舒尔茨:“现在动手还为时不晚”
德国环境部长舒尔茨也表示,联合国最新发布的气候报告是要求各方立即采取行动的最后警告。这位社民党籍女政治家表示,我们的星球生命垂危,气候变化不再是未来的场景,而是紧迫的现实。德国正在经历着这一切:今年七月的暴雨洪灾以及过去几年以来的干旱。” 她表示,北美、西伯利亚和南欧的森林大火也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舒尔茨呼吁尽快退出煤炭、原油以及天然气能源,扩大太阳能以及风力发电的规模。舒尔茨说:“气候保护是项生死攸关的使命,能否将今后十年变成气候保护的十年,并将气温升幅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现在行动起来,还为时不晚。”
通贝里:我们必须勇敢面对
瑞典环保积极分子通贝里(Greta Thunberg)表示,本次气候报告的内容并不令她感到意外。通贝里在其推文中写道:“IPCC的报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令我们感到意外的内容,它只是再次证实了此前数千份调研和报告的内容,那就是我们的局势很紧迫。能否基于这些学术认知,采取勇敢的行动,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现年18岁的通贝里说,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是可以避免的,但前提条件是我们要意识到这场危机的严重性,而不是继续像今天这样不采取应对措施。
中国是全球最大碳排放国,但仍在不断新建火力发电厂。
中国:会履行气候承诺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而且排放量还在不断攀升。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虽然已经宣布,2030年中国的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实现碳中和,但每年中国仍不断有大量以煤炭为燃料的火力电厂投入使用。8月10日的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一位发言人回应记者有关气候报告的问题时表示:“中国会坚定履行气候承诺,坚持走绿色、可持续以及低碳的发展道路。”
谢选骏指出:德国贼心不死,依然用地球的名义发言。
【37、德國、鄭州洪災仍可能重演,超級電腦能預測極端天氣的強度與災害嗎?】
郭家宏2021-08-16
今年夏天,德國洪水與鄭州水患造成大量傷亡,北美西岸熱浪也造成近百人的死亡。隨著全球暖化的加劇,這類極端天氣的出現頻率仍會不斷上升,但頂尖氣候學家表示,現有的超級電腦不夠強,無法預測極端天氣強度與災害嚴重度。
現有的超級電腦不夠強,無法精準預測極端天氣的強度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是聯合國的跨政府組織,專門研究人類活動造成的氣候變遷。而超級電腦是研究氣候變化的基礎工具,攸關模型的預測準確度。但首席氣象學家 Julia Slingo 表示,IPCC 的超級電腦模型不夠好,需要一個國際中心來提升氣候模型的品質。
Slingo 認為,新的超級電腦的成本將達數億英鎊(約數十、數百億新台幣),但與極端氣候造成的損失相比,這成本微不足道。若沒有更強大的超級電腦,人類將持續低估極端天氣的強度與頻率,也無法精準預測氣象的性質。
多數科學家都同意,氣候變遷是地球面對的緊急狀況,但牛津大學教授 Tim Palmer 認為,如果要建立準確模擬極端氣候的氣候模型,不能只說地球處於緊急狀況,必須提出類似於歐洲核子研究中心(歐洲的主要物理研究中心)的承諾與遠見。
此外,研究人員也必須評估,地球特定區域是否每隔 20 年、10 年、5 年,甚至每年都會有熱浪與洪水等極端災害。目前技術仍無法如此的精準預測。
IPCC 的報告發布較慢,不適合處理快速演變的氣候環境
也有科學家認為,IPCC 的報告較為保守,認為該單位沒有充分注意臨界點、反饋迴路與離群預測的重要性,而極端的狀況往往被邊緣化,少列入討論。但劍橋大學教授 Mike Hulme 認為,IPCC 的研究趕不上天氣變化是有原因的,因為科學需要時間成熟,提出不確定性也需要適當的背景知識。
同時,前英國首席科學家 David King 也成立氣候變化顧問小組,以填補 IPCC 的科研空白。小組成員 UCL 教授 Mark Maslin 表示,IPCC 執行摘要必須得到 193 個國家的同意與簽署,而報告每 6 到 7 年一次,通常比文獻晚了 1 到 2 年。
Maslin 進一步說明,IPCC 的報告能提供全球科學家、社會科學家、經濟學家、政府基本資訊,但不適合處理快速演變的氣候環境。
氣候變遷加劇,極端天氣將成為新常態,為了降低傷害,全球科學家積極投資超級電腦等設備,期望實現更精準的氣候預測。但氣候的新樣態隨暖化不斷出現,現有的技術能精準預測嗎?
谢选骏指出:人算不如天算——人想机关算尽;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最后导致全盘皆输。
【38、德國出來混總要還,得天獨厚河運資源如今成水患煩惱】
藍弋丰|2021年08月17 日
今年 7 月中西歐豪雨造成多國大暴洪,德國災情最慘重,人命損失高達 184 死,財物、公共建設損失更無法計算,即將卸任總理的梅克爾 7 月時宣布通過重建災區預算高達 4 億歐元,至 8 月發現遠遠不足,北萊茵─西伐利亞邦總理阿敏表示,光本邦就需 130 億歐元,全國恐怕需 260 億歐元重建預算。10 日德國聯邦與各邦政府同意 580 億歐元重建預算。
梅克爾將這樣慘痛的損失歸咎於氣候變遷,每逢天災必怪罪氣候變遷似乎是個好理由,畢竟目前整個環地中海區域到處野火肆虐,看起來的確跟全球暖化有關,而土耳其和俄羅斯一邊野火肆虐一邊鬧水災,水深火熱看來也真夠極端了,但這真的能套用到德國災情嗎?
的確,德國大水災時測量到的雨量破當地紀錄,最高雨量紀錄是科隆斯坦海姆氣象站記錄到 24 小時雨量 154 公釐,遠超過先前紀錄 95 公釐,但台灣人看到德國為了這種雨量大驚小怪可會笑破肚皮,6 月 4 日台北台大氣象觀測坪就測得 1 小時雨量 209 公釐,比德國大水災一整天還多,要是下在德國,德國人可不曉得要躲到哪去了。
德國大水災的 7 月 14 日,萊因河支流阿爾河水位還低於 1910、 1804 年大水災水位,也就是怪罪到氣候變遷只是方便的理由,真正理由是德國疏於管理水利,越來越多建築與住家入侵氾濫平原、侵入河道,但沒有相對應的高強度防洪建設,甚至連警告措施都闕如。2002 年歐洲大洪水後,德國計畫建立全面性預警系統,2020 年 9 月測試時卻大多沒用,此次大水災也同樣無用,許多德國災民根本沒收到警告。
德國民眾本有充足的防災準備時間,因西歐大暴洪的大雨並非憑空出現。2002 年後歐盟決議建立歐洲洪水警報系統,2005~2010 年開始實地測試,2012 年後完全運作,此次西歐大暴洪,歐洲洪水警報系統根據氣象預報,早在 4 天之前就警告德國政府,德國民眾卻有很多到水災當天還渾然不覺,導致重大傷亡,本質上是官僚殺人。但梅克爾當然不肯承認執政失敗,探視災情時一律堅稱要全力對抗氣候變遷。
德國會遭受水患,就歷史發展來說,只能說「出來混總要還」,畢竟德國工業基礎就是建立在全國河川水利上,包括鋼鐵大廠蒂森(Thyssen)、軍火大廠克虜伯(Krupp),化工大廠拜耳(Bayer)、巴斯夫(BASF),都靠著萊茵河等水系河運與供水發展。德國境內水系如今仍是全歐洲最綿密,每年協助運輸約 2 億噸貨物,從糧食到燃煤、燃油,享用水的好處,自然也要蒙受水災風險。
德國 21 世紀至今含本次,遭受 3 次較大水災,第一場就是 2002 年歐洲大洪水,當時易北河氾濫水淹德勒斯登;第二場是 2013 年多瑙河與支流因河氾濫導致巴伐利亞受災,兩次水患損失約 420 億歐元。以這頻率,實在很難說極端氣候造成德國水災頻率明顯上升。
忽視依水發展的本質,無視水災風險,沒有做好相對應準備,才是德國遭受重大災情的真正原因。最好的證明,就是同樣的西歐大暴洪,對鄰國荷蘭造成的損害遠小於德國,而荷蘭可是半個國家都低於海平面以下的低地國家。差別就在於,荷蘭從立國開始就一路與水對抗共存,極為重視水的危險性。
西歐大暴洪在荷蘭才真是百年事件,默茲河在林堡的水位達百年來歷史最高點,林堡宣布緊急狀態,7 月 16 日朱利安那運河決堤,撤離 1 萬人,但應對得宜,沒有任何人死亡。全國財產損失控制在 4 億歐元,實際損害只有 2 億歐元,另外 2 億是計算業務停擺的經濟損失。
德國災後重建的關頭,適逢梅克爾卸任的政治大洗牌時間,或許也是重新思考政策方向的時候,該痛定思痛,不要老是打高空,高喊氣候變遷、極端氣候,成天與歐盟各國談判減碳,一邊喊著氣候風險同時,卻不腳踏實地做好水利管理、防災規劃、警告系統,改善對抗氣候風險的能力,每次出事,就推給氣候變遷。
德國甚至連災後重建都緩如牛步,2013 年受多瑙河與支流因河氾濫水災的巴伐利亞已過 8 年,災區如代根多夫都還無法恢復災前常態。若是真的極端氣候,水災來襲頻率大幅上升,以德國政府這副德行,梅克爾留下來的德國,恐怕會遍地都是水災後無法恢復的殘破土地。
谢选骏指出:侵略战争才能给人活力——看看二战之前的德国日本和二战之后的德国日本,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
【39、全球气候变迁,是我们害的吗?】
2016-07-19 趣味说科学
在地球漫长的历史中,全球温度总是反覆升降,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对近年来的升温紧张兮兮?人类当真是地球暖化的罪魁祸首吗?
很久很久以前,棕榈树在北极长得很茂盛,鳄鱼在阿拉斯加的海滩上晒太阳。那时候两极都没有冰,地球均温接近摄氏23度(现今的均温大约是摄氏14.6度)。那是在5,600万年前,「古新世始新世气候最暖期」(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的地球样貌。对地球来说,全球暖化不是什么新鲜事。
时至今日,地球已再度暖化。自从1880 年以来,全球平均气温已上升摄氏0.8 度,近期暖化确实在加剧,最温暖的10 个年头发生在2003 年之后,2014 年更是有史以来最温暖的一年。随着地球变热,海洋吸收了热量,使海洋表面温度比140 年前上升了大约摄氏一度。水温上升时体积会膨胀,海平面在过去一个世纪内上升了17 公分。像是玻里尼西亚的吐瓦鲁岛,这种原本已经位处低洼的太平洋岛屿,就为水灾频繁的侵袭所苦。
站在吐瓦鲁淹水的街道上。海平面上升已对当地造成威胁。
同一时间,全世界陆地上的冰河跟冰原都在融化。卫星量测结果显示,从1994 年之后,冰河已损失了4,000 亿公吨的冰。位于坦尚尼亚的吉力马扎罗山,白雪皑皑的峰顶逐渐缩小,据估计峰上冰河可能会在2030 年之前完全消失。冰河融化令人不寒而栗的副作用是冰层底下冒出来的尸体,包括过去数10 年来的山难罹难者,最近的坠机罹难者, 以及500 年前献祭的南美印加孩童。
海冰也在消失中,卫星观测结果显示,北极海冰的覆盖面积,每10年就缩小超过10%。近年来除了破冰船以外,其他船只也能够轻易驶入传说中的「西北航道」。
地球到底怎么了?
这些量测结果证实地球正在暖化的事实,但究竟是什么原因推升气温?在地球上一次重大暖化阶段,也就是古新世始新世气候最暖期,二氧化碳就是罪魁祸首。盘古超级大陆的分裂,触发了那一次的气候暖化:随着土地分裂,火山从裂口处涌现,频繁地爆发并喷出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与水蒸气、甲烷、一氧化二氮、以及臭氧都属温室气体。这些温室气体吸收来自地球表面释放的热把热留在大气中,使地球变得更暖和。在金星之类的行星上,温室效应剧烈,富含二氧化碳的浓厚大气,使行星表面温度升到灼热的摄氏460 度。相反地,像水星之类没有温室气体的行星,就没有办法阻止热量在夜间逸散,因此这些行星的温度就像荡秋千一样:水星日间温度高达摄氏400 度,夜间则会低至摄氏零下170度。若是没有温室气体,地球的表面平均温度将会低于冰点,日夜温差变化会相当大。
温室效应有助于地球保持适合居住的状态,不过根据地质记录显示,温室气体的组成比例即使只是有小小的改变,也可能会对气候造成很大的影响。一般认为在古新世始新世气候最暖期的形成期中,火山把大约50 亿公吨的二氧化碳喷入大气之中,导致在长达两万年的期间,气温暖化了大约摄氏六度,而这似乎没有造成什么不良后果。那么为什么大家要担心最近百年来全球平均温度上升了摄氏0.8 度呢?
答案在于气候变迁的速度。古新世始新世气候最暖期的升温过程中,地球每一个世纪暖化大约摄氏0.025度,然而今日地球的温度是每个世纪调高大约摄氏一度,速度是40倍。量测结果同时也显示,在21世纪期间,燃烧化石燃料每年将大约350亿公吨的二氧化碳排入大气之中,相对地火山每年只不过排放两亿公吨的二氧化碳而已。
燃烧化石燃料与改变地球气候之间的关系,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有人预测到了。瑞典科学家斯凡特·阿瑞尼士(Svante Arrhenius)在1896年就发现,工业革命改变了地球大气的化学成分,并计算未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会对地表温度造成什么影响。阿瑞尼士指出燃烧煤炭会大大增加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并且估算出二氧化碳浓度若是加倍,就会使地表温度上升大约摄氏四度,这跟现代气候模型所做的预测相去不远。不过阿瑞尼士与今日的科学家不一样的是,他认为这样所造成的暖化是件好事,可防止全世界进入新的冰河时期,并且有助于作物成长,养活迅速增长的人口。
工业革命后,全球暖化的速度加剧。
抽丝剥茧温室冲击
预测全球暖化还算直截了当的任务,不过要实际量测就不太容易了。这是因为地球气候受到许多因素影响,其中包括云层、雪冰覆盖、火山活动、海洋温度、宇宙射线通量、地球与太阳的距离、以及太阳黑子循环等等。所有这些因素一直都在变化,使得地球气候也跟着起伏不定。
举例来说,在菲律宾的皮纳土波火山于1991年爆发之后,火山灰云遮蔽阳光,导致全球温度隔年下降了摄氏0.4度。同时西太平洋定期暖化的「圣婴效应」,在1997年搞得天下大乱,在世界某些地区造成干旱,在其他地区却造成暴雨。要理解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对气温自然起伏所造成的冲击,实在是相当艰巨的工作,不过全球温度与二氧化碳的个别研究却指出,这两者确实有关联。
早在1938 年,英国工程师兼业余气候学家盖·卡兰达(Guy Callendar),就收集了分散在全球各地,147 个天气观测站取得的气温量测结果,尝试确认全世界是否确实在暖化。虽然他没有北极、南极跟各大海洋的资料,不过他指出地球在过去500 年间,暖化了大约摄氏0.3 度。
卡兰达的计算结果,再度引发了二氧化碳排放是否会改变地球气候的辩论。不过他的研究证据未能说服大众,部分原因在于全球暖化在1940 年左右停顿下来,温度直到1970 年代中期之前,一直都维持平盘。除此之外,大多数的人认为,海洋会把大部分多余的碳排放吸纳掉。
这种对碳排放掉以轻心的态度,到了1957年开始有了转变。美国科学家罗杰·瑞维勒(Roger Revelle)与汉斯·苏斯(Hans Suess)利用放射性碳定年法,设法追踪海洋中碳分子的生命周期。他们指出海洋吸收的大部分二氧化碳,几年后就会蒸发回到大气中。
不久之后,另一位美国科学家查尔斯·基林(Charles Keeling)于1958 年,开始在偏远的夏威夷毛纳洛峰观测站,测量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他的初步量测结果显示,二氧化碳浓度有很强的季节循环特性,每年夏天都会随着植物吸收二氧化碳而降低。不过到了1961 年,他已能指出二氧化碳浓度确实在稳定地上升当中。
众所皆知的基林曲线。
时至今日,基林的长期实验结果,为人类活动导致二氧化碳浓度增加的论点,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基林曲线」显示在1958年,二氧化碳平均浓度为315体积百万分率(ppmv),到了2014年春天达到401 ppmv的高峰。同时,对困在极地冰核气泡中气体的量测显示,在过去一万年间的二氧化碳平均浓度,介于275到285 ppmv之间,直到19世纪之后浓度才开始急速上升。二氧化碳浓度在大气中的上升趋势,同样反映在海洋中,海洋溶解二氧化碳导致表面海水变酸,酸度与工业革命肇始以来比较大约提升了三分之一。
基林在这个实验室里发展出「基林曲线」。
非自然气候变迁
但是单单是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并不能证明气候正在变迁,也不能说人类必须为此负责,必须要有更强烈的证据。全球温度在停顿35 年之后,到了1970 年代中期又开始上升。如今认为地球温度在这个时期受到抑制,是因为燃烧化石燃料所释放出来的粒子跟烟灰,把更多太阳辐射反射回太空所致。
在1980年代,对于全球暖化是否属实仍多有疑问,然而已有些振聋发聩之声。美国气候学家詹姆士·韩森(James Hansen)在1988年做出第一个气候预测模型,并在同年于美国国会作证中表示,「99%确定全球暖化趋势并非自然变异,而是二氧化碳跟其他人造气体在大气中积累的缘故」。有些政治人物相信全球气候确实受到威胁,其中包括拥有化学学位的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她在1989年联合国演说时曾表示,「眼前进入大气之中的二氧化碳正大量增加,这可能造成对未来更根本、范围更广且前所未闻的转变。」她同时也呼吁针对气候变迁缔结全球公约。
但是许多人并不相信这些预测,他们坚持气候变迁只是自然变异的一部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1988年成立,负责监控并评估气候变化的情况,但直到2007年IPCC才收集到足够的证据,最终确定自然变异极不可能造成我们所见的气候变迁(只有不到5%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在对上个世纪的气候进行数千次模拟之后,科学家发现今日的气候是自然出现的机率,每100次中只会出现五次。IPCC在2007年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中声明,「人类自1750年以来的活动,极可能(可能性超过95%)对气候造成明显的净暖化效应。」
人类活动与全球暖化的关联,虽然未获100% 证实,不过如今已足以使经济学家起身关注。英国政府经济学家尼可拉斯·史腾(Nicholas Stern)在2006 年发表评论,文中表示倘若任由气候变迁发展下去,其代价相当于全球每年损失至少5% 的国内生产毛额。相反地根据他的计算指出,若是采取行动抑制气候变迁,其代价大约是全球每年损失大约1% 的国内生产毛额。并非所有人都认同史腾算出来的数字,不过大多数人都认同现在处理气候变迁的代价,会比拖到以后再处理来得低廉。
如今主要担心的是,我们能够承担多大幅度的气候变迁。英国科学家詹姆士·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在1960年代提出盖亚理论,主张地球是个有生命的系统,生活在其上的生命跟周遭环境互动,以维持地球适宜居住。盖亚理论起初受到质疑,不过逐渐获得 认可,时至今日有些科学家开始担心,若对地球过分施压,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果。盖亚理论指出气候变迁并非总是平顺地发生,有可能会突然出现跳跃性的变化,我们把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称为「临界点」。举例来说,有人担心倘若北极太过暖化,会使得先前封存于永冻土中的甲烷冒出,这种温室气体产生巨幅增加的结果,有可能会发生得非常迅速,也许会导致无法逆转的气候变迁。
地球以前曾经经历过极端气候,有冰层一路延伸到赤道的情况,也有棕榈树在北极茂盛繁衍的情况。但是地球气候从未有如今这般,被迫以这么快的速度变化。瑞维勒在1957年时写道,「人类如今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地质物理实验。」时至今日,这场实验仍在进行中,而我们对其结果仍然所知甚微。
2015-12-01
对于全球变暖这件事,科学家们怎么看?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在这个寒风凛凛的冬天,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宣称,2015年或将成为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
地球在人类史上第一次超过二氧化碳410 ppm浓度
2017-05-03
该醒醒了。4月18日,地球冲破最新的气候变迁转折点。人类历史的第一次,测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为百万分之410 (parts per million,ppm)。
火山活动喷出温室气体导致远古地球“发高烧”
2017-09-04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一个国际科研团队发现,5600万年前一次剧烈的全球变暖事件,主要原因是北大西洋形成过程中的火山活动释放出巨量二氧化碳。这次地球“发高烧”被称为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持续了约15万年,其间全球气温上升了5摄氏度到8摄氏度。
封存在地底下大量的二氧化碳看来正在外泄中
2016-12-12
「二氧化碳」(carbon dioxide)温室气体,是主要导致地球暖化的头号杀手,然而,二氧化碳并不只是存在空气当中,它也被封存在地底深处。
研究:二氧化碳排放率 6600万年来最快
2016-03-22
根据今天公布的研究报告,人类将吸热型气体排入大气的速率,比6600万年前全球自然暖化速率快10倍。法新社报导,研究人员说,这样的速率远远超越5580万年前的剧烈气候事件,将让人类活在未知的危险环境中。
人类历史的第一次,测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为百万分之410
2017-05-03
该醒醒了。4月18日,地球冲破最新的气候变迁转折点。人类历史的第一次,测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为百万分之410 (parts per million,ppm)。
科学家首次揭示 煤炭是影响地球温度的重要因素
2017-10-10
煤炭的形成《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最新一篇研究报告指出,3亿年前煤炭形成之时,我们的地球差点变成冰冻星球,而今天,煤炭的燃烧却让地球过热。石碳纪以及二叠纪时期大片森林死亡石碳纪以及二叠纪时期,大片森林死亡,树木在生长过程中从大气中吸收的二氧化碳由此被被埋藏。
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再创新高
2015-11-10
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再创新高二氧化碳与水汽互相作用放大温室效应中国气象网讯11月9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温室气体公报》,2014年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再次突破记录,其中,二氧化碳浓度达到397.7ppm(1ppm为百万分之一)。二氧化碳浓度上升与水汽互相作用放大温室效应。
外媒:温室气体浓度创新高 森林吸碳能力下降
2014-09-11
参考消息网9月11日报道美联社9月9日报道称,联合国气候机构指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去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世界气象组织在一份年度报告中说,导致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是二氧化碳,去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平均浓度升至396ppm(1ppm为百万分之一),同比增幅为30年来最高。
你呼吸的空气中,二氧化碳达到“临界点”!专家说这会让气候剧烈变化!
我们的地球正在悄然发生着惊天动地的变化,这是我们能够感知的事实——两极冰盖日益减少,极端天气多发,不少地方的冬天甚至看不到雪,我们的地球正在变得不同寻常。地球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与人类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一部分的原因,来自于人类释放了过多的碳元素进入了大气中。
谢选骏指出:全球气候变迁不是我们害的吗?即使如此,全球气候变迁也将害死我们。
【40、第四纪大冰期遇全球变暖环境是冷是热】
2021-08-19 科技日报 孙明源
第四纪大冰期遇上全球变暖人类生存环境究竟是冷是热?
对于存在了46亿年的地球来说,一百万年也不过是须臾而已。但是对于人类社会自身来说,百万年尺度上的气候剧变是遥不可及的,9万年后才会到来的下一个冰期也无须担忧,但是,接下来一千年乃至一百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才可谓迫在眉睫。
地球因其宜居环境成为我们的家园,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颗温驯的星球,而只是在最近的几十万年当中恰好处于适合人类生存的状态而已。在地球的历史上,既有长达上千万年的严寒,也有持续数百万年的酷热和暴雨。地球的气温在数十亿年间一直在发生长时段的周期变化。因此,衡量全球变暖,需在人类视角下进行。我们关心全球变暖,是因为这一问题和人类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
地球尺度下的气候变化
人类如今正处于一次大冰期中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地质学讲师吴会婷介绍,在讨论地球气候变化时,“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地质学家把地球历史上大气和地表长期低温导致极地和山地冰盖大幅扩展,甚至覆盖整个大陆的时期称为大冰期。衡量大冰期的时间尺度是百万年。从地球形成以来,至少出现过5次大冰期,每次大冰期持续时间可达上千万年。在大冰期的极盛期,南北极冰盖的覆盖面积非常广,可超过地表总面积的30%。与之相对,在大冰期之间,地球处于地质学家所称的温室期,温室期的地球上没有任何大陆冰川(包括南北极)。
科学家估计,在地球46亿年的历史上,超过85%的时间是温室期。从这一角度来说,大冰期只是温室期的“插曲”,但正如前文所说,“插曲”一词是对数十亿年的时间尺度而言的。
吴会婷举例,大冰期的寒冷在“雪球事件”当中尤其典型。“雪球事件”指距今7.5亿—5.8亿年间,地球经历了持续超过千万年的大冰期,一些科学家推测,在这个时期,地球上的平均温度一度达到零下50℃,整个地球都被冰冻了起来。在“雪球事件”时期,只有少量生活在火山附近或未结冰海域的生物得以幸存。
虽然并不是每个大冰期都像“雪球事件”发生时这般寒冷,每个大冰期也都有自身的演化周期,并非一直处于盛期,但是地球气候的演化周期之长和波动幅度之大已经可见一斑。事实上,我们人类今天就处于一个大冰期,即第四纪大冰期中,南极洲和格陵兰的冰盖就是这一冰期的象征。在地球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光,也就是温室期当中,平均温度都比处于大冰期的当下高得多。而平均温度更低的情况在历史上的大冰期内也不罕见。
当我们把观察尺度从百万年降低到十万年时,就可以观察到大冰期内较小的冰期和间冰期。大冰期本身由许多较短的周期组成,其中相对较寒冷的时期被称为冰期,相对较温暖的时期则是间冰期。当前的人类生活在约1.1万年开始的一次间冰期当中,比起约1.8万年前的第四纪大冰期最盛时期,如今的年平均气温已经高了15℃。科学家预计,下一个冰期将在约9万年后到来,“千里冰封”的世界到那时会再度降临。
气候变迁周期受多因素影响
地球轨道变化、板块运动等均作用其中
作为古生物学方向的学者,吴会婷补充说,地质史上气候变迁对生物演化有着重大影响。例如20多亿年前的全球性成氧事件导致了真核生物的出现,2.5亿年前的超大型火山爆发事件,使得全球气温增高、海水缺氧和酸化等,造成当时地球上的生物大量灭绝,颠覆了全球海洋生态系统的面貌。
地球上为何存在大冰期—温室期这种以百万年计的周期,大冰期内部又为何存在冰期—间冰期这种以十万年计的循环?为了解释这些问题,科学家们已经提出了大量假说,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以南斯拉夫地球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米兰科维奇命名的“米兰科维奇循环”。米兰科维奇推测,冰期与间冰期的形成与地球轨道的变化有关,取决于离心率、地轴倾斜度、北半球夏至位置等因素。米兰科维奇提出的假说得到了后续地质证据的支持,已经成为科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至于大冰期的形成原因,科学界提出的可能影响因素包括板块运动、太阳系在银河系当中的位置等。以“雪球事件”为例,科学家推测这次大冰期的成因是板块运动带来的岩石风化消耗了过多的二氧化碳,而结束的原因则是成千上万年的火山喷发又释放积累了大量的二氧化碳。
和地球历史上这些漫长的周期和剧烈的变化相比,人类在数千年文明史当中经历的气候变化显得微不足道。比起天体和板块运动,人类活动对地球气候造成的影响看起来也像是沧海一粟。那么,全球变暖对我们来说为什么重要?“怀疑论者”“阴谋论者”的观点为何不可取?说到底,要理解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把观察尺度进一步缩小,站在人类社会的角度进行观察。
人类尺度下的全球变暖
我们的活动已改变气候正常变化轨迹
从长时段来看,天体和板块运动对地球气候变化的统治力是绝对的,比起它们的力量,地表生物就如同浮尘一般。然而,顽强的地球生命还是在自身演化中发展出了影响气候的能力。在气候变化以百万年尺度衡量的大张大合当中,作为整体的生物起到的作用或许只能说是重在参与。但是对于这些寿命只有几分钟到几百年不等的生物本身来说,一丁点气候变化就可以说是性命攸关了——人类也不例外。
安徽省地质博物馆、古生物化石科学研究所工作人员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了人类在气候变化史上的地位:在地球的历史上,有三类生物通过改变碳循环影响到了气候变化。首先出现的是光合作用生物(藻类),它们具备把二氧化碳转换为氧气的能力,固定了原始大气中90%以上的二氧化碳。随后出现的是分解者(土壤微生物),它能够分解植物纤维,把二氧化碳放回大气,使得碳循环得以建立。正是因为这两者的先后出现,地球上曾经出现过冰室效应,尔后又被化解。
三者中最后出现的人类,在最近200年方才获得影响气候的能力——进入工业时代的人类挖掘出地下的化石燃料,并通过大规模消费使其释放出二氧化碳。人类活动打破了地球生物数亿年来维持的碳循环,在200年内实现了自然界原本需要数千万年乃至数亿年才能完成的化石碳库释放——这就是“全球变暖”的起源。
在科学界,全球变暖问题也曾经历整整一个世纪的争议。科学家们难以论断,人类活动是否有能力对地球气候造成哪怕比较微小的影响,以及当下的气候变化是不是自然界周期的正常表达。然而到20世纪末,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确实存在,而且这种影响已经大到了改变正常变化轨迹的地步,全球变暖由此才成为科学界和政界的共识。
“我们发现,当下地球上生物物种数量、气候变化的速率和幅度,实则已经远远超过了地质历史时期曾发生过的最惨烈、最严重的生物大灭绝事件。”吴会婷说,“目前,科学家正在深入研究地球早期生命的起源演化过程同气候变化的关系,并用大数据分析趋势。”
近年来的一些研究表明,牛羊打嗝、放屁释放甲烷,野猪觅食破坏土壤都会增加碳排放。其中,畜牧业排放温室气体的问题已经得到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重视,野猪活动排碳则是科学家在2021年新发表的研究成果。不过,比起这些动物活动,人类对化石能源的消费才始终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导因素。
地质学家很少关注十万年以下尺度的研究问题。对于存在了46亿年的地球来说,一百万年也不过是须臾而已。但是对于人类社会自身来说,百万年尺度上的气候剧变是遥不可及的,9万年后才会到来的下一个冰期也无须担忧,但是,接下来一千年乃至一百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才可谓迫在眉睫。正是在属于人类的时间尺度上,人类造成的全球变暖才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保护环境,努力维持适宜的气候,力争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归根结底是在保护人类自己。
谢选骏指出:“牛羊打嗝、放屁释放甲烷,野猪觅食破坏土壤都会增加碳排放。”还有老鼠猫狗就不用说了。——由此可见,不仅人类,哺乳动物都会增加碳排放。
【41、东亚季风与人类活动同步变化的500年周期与太阳活动有关】
2020-04-08
2019年9月11日,Nature Communications发表了任务七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地球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吕厚远团队题为“Synchronous 500-year oscillations of monsoon climate and human activity in Northeast Asia”的研究论文,该论文利用玛珥湖年纹层沉积的花粉记录和考古遗址碳十四概率密度,揭示了约1万年以东亚季风与人类活动同步变化的500年周期,研究认为东亚季风约500年气候周期的驱动力与太阳活动活动有关。
在历史和史前时期,气候变化能否或如何影响人类社会文化、文明发展,近百年来,一直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领域争论的话题。人们认识全新世(约1万年以来)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灾变性气候事件:如洪水、干旱、地震、火山、冰筏事件等,对人类活动产生的重大影响;(2)周期性气候变化:如十年-百年际时间尺度的周期性气候振荡,可能与游牧迁徙、人口变动、战争频率、王朝更替等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有关;(3)社会弹性(social resilience):考古文化对气候事件或周期胁迫的敏感程度。由于周期性气候变化的过程、规律、机制在预报、预警方面的优势和需求,它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焦点之一。
迄今,对于周期性气候变化与社会变迁的许多研究成果,多来自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其时间和过程较准确可靠。但对于从全新世早期(农业开始的1万年前后)到晚期,在这段漫长的人类发展过程中,由于缺少精确定年的、高分辨率气候记录,缺少精确定年的人类活动和文化变迁的定量指标,一直是影响研究长期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关系的瓶颈。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吕厚远科研团队与云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合作,通过对中国东北地区约一万年来玛珥湖年纹层花粉记录(图1)和考古遗址碳十四年龄概率密度的分析,发现花粉记录的季风气候变化,以及碳十四概率密度揭示的人类活动,都存在约500年周期变化(图2),季风气候驱动的周期性的暖湿/冷干与人类活动的强/弱、以及与史前文化的盛/衰,几乎是同步变化的。在东北地区史前六个文化繁盛期中,除了红山文化对应了千年尺度的中全新世适宜期外,其它都明确地对应着500年周期的暖湿期(图3)。研究认为,叠加在全新世气候变化背景上的500年周期,深刻影响了东北亚地区史前文化的演替和发展,气候变化的500年周期与太阳活动引发的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的频率变化关系密切(图4)。这些发现不仅揭示了史前人类活动、文化演替与周期性自然气候变化之间存在明确关系,而且表明,在东亚季风区,温暖湿润的自然气候更有利于史前人类文化、文明的繁盛发展。
论文信息:Xu D K*, Lü H Y*, Chu G Q, Liu L, Shen C M, Li F J, Wang C, Wu N Q. Synchronous 500-year oscillations of monsoon climate and human activity in Northeast Asia[J].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9, 10: 4105(原文链接)
谢选骏指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有其气候基础,难怪古代星官学盛行。
【42、遏止气候变迁 研究:吃素未必最有效】
联合新闻网 2019-09-19
约翰霍普金斯宜居未来中心今天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偶尔吃吃培根三明治或吞下几颗牡蛎,可能还是可以协助因应气候变迁。
科学家在他们调查的国家中发现当中的95%,人们每天只吃一次肉、鱼或乳制品,对气候变迁和供水造成的影响,会比包括奶蛋素在内的素食饮食还小。
研究显示,部分是因为人类摄取牛奶、奶油和起司而饲养乳牛,不只需要大量能源和土地,还要为了种植饲料施肥和喷洒杀虫剂,排放造成地球暖化的温室气体。
约翰霍普金斯宜居未来中心(Johns HopkinsCenter for a Livable Future)研究员表示,摄取昆虫、小鱼和软体动物在内的饮食对环境的影响,跟蔬食饮食差不多小,但一般而言营养价值却更高。
他们在140个国家针对9种不同饮食习惯,从每周一天不吃任何肉类和红肉到海鲜素与全素,来估算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淡水用量。
许多气候运动人士和科学家都呼吁改吃蔬食,以遏止气候变迁和减少森林砍伐,因为生产红肉需要大量土地进行放牧和种植饲料。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问题小组(IPCC)上个月在报告中表示,2007年到2016年之间,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活动占人造温室气体排放量将近1/4。
但带领研究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Johns Hopkins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Health)助理教授纳赫曼(Keeve Nachman)表示,目前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法。
他告诉汤森路透基金会(Thomson ReutersFoundation),在印尼等中低收入国家的人民,要取得充足营养,平均来说需要摄取更多动物性蛋白质。
研究指出,这意味较贫困的国家要减少饥饿和营养不良等问题,需要提高与饮食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用水量,高收入国家则应该减少食用肉类、乳制品和鸡蛋。
谢选骏指出:成人少吃粮食,还不如少生孩子——养活百亿人口,是地球环境的不可承受之重。
【43、关注气候变化投资的六大理由】
十月 01, 2019
投资者为何需要关心气候变化?邓普顿环球股票团队的 Maarten Bloemen 和 Inflection Point Capital Management Inc 的首席执行官 Matthew J. Kiernan 就气候变化对投资的影响发表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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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最近的一份报告表明,气候变化的危险和快速发展的趋势已成毋庸置疑的事实。IPCC 是一个闻名遐迩的国际组织,由 195 名世界顶尖气候科学家组成,自一九八八年以来,一直在深入研究气候变化,并发布了一系列经过同行评议的报告。该组织在二零一八年底发布历时两年编制的最新综合报告,证实全球变暖的进程比之前模型预测的快得多。
报告进一步指出,最近十年里,暴风、洪水、干旱、森林火灾和海冰融化的数量屡屡打破纪录。报告还警告,全球气温升高平均值掩盖了某些地区更严重的变暖程度,尤其是北极和南极洲,在那里,冰川和冰的融化可能会对海平面上升产生灾难性影响。
重要的是,该报告还把在二零一五年具有历史意义的巴黎峰会上达成的比工业化前水平升温 2°C(或更低)的理想目标,提高到更严格的 1.5°C。但不幸的是,该报告警告,根据目前的排放轨迹,将全球变暖保持在或低于该水平所需的“碳预算”可能在短短十一年内就将耗尽。[1]
世界气象组织 (WMO) 最近的一份报告强调了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报告指出,仅在二零一八年,就有约 6,200 万人直接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其中包括 200 万被迫迁移的“气候难民”。[2] 此外,过去几年的趋势特别令人担忧;在连续下降两年后,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二零一七年和二零一八年都有所增加。二零一八年,排放增加 1.77%,比过去十年平均增长率高 70%。[3]
虽然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毫无疑问,气候正在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除了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外,它对那些做好了充分准备,能支持建设性地应对气候变化并可能借此从中获利的投资者也有重大影响。从根本上来说,我们认为,至少有六大有说服力的理由让投资者认真对待气候变化,我们将在下面一一予以概述。
1.应对全球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
大多数气候学家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目前的气温将会上升 3–4°C,远远超过《巴黎协定》设定的 2°C 目标和 IPCC 随后设定的 1.5°C 目标。即使取得实现国际气候目标所需的明显改善,也不保证一定就能成功。
按照建议的标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需要对整个能源价值链进行重大调整,使其朝着零排放和低排放燃料的方向发展。调整将不仅限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采矿、公用事业和制造业等受影响较大的行业,几乎每个行业和企业的竞争动态都会受到影响。调整所不可或缺的范围与规模将真正有颠覆性的变革。
不采取行动的代价是巨大的:投资公司施罗德估计,到本世纪末,我们目前 4°C 的气温上升轨迹将造成 20 多万亿美元经济损失。以现实情况作比较,这一永久性经济损失的规模为二零零八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之损失的三到四倍。[4]
对投资者而言,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最重要的意义或许在于:企业竞争优势的整个基础正在重新校正,能够以最少的碳排放创造最大经济价值的企业已开始获益。
主流汽车制造商转向低排放和电动汽车;建造和改造“绿色”节能建筑;提高包括风能和太阳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的市场份额和竞争力;石油巨头公开承诺大幅减少碳足迹;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对提高碳效率的追求。
只是,与任何重大产业结构调整一样,向低碳能源世界的转变既会成就赢家,也会造就输家,关键是投资者能否区分这两者。我们认为,在有关气候变化的讨论中,积极的一面往往被忽视。
在此列举两例,电动汽车市场仅在二零一七年就获得了 54% 的可观增长,[5]另外,国际能源署预测,到二零五零年,太阳能、风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将占所有新发电的 50%,而目前为 25%。相比之下,预计到二零五零年,化石燃料在发电中的比例将降至 29%,而目前为 63%。[6]
从整体能源结构调整中受益的企业可以分为两大类:解决方案提供商和具有转型性和适应性的企业。
解决方案提供商:提供直接或间接减少全球排放、提高资源效率和/或保护不受气候变化实际影响的产品和服务的企业。这类企业包括电动汽车电池阴极管制造商、低能耗照明设备开发商、智能电表制造商、海上风力发电站开发商/运营商和风力涡轮机生产商。该类别还包括低碳转型的推动者,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扩大了直接解决方案提供商的范围和力量,比如通信网络、加速能源效率解决方案的基于云的软件开发商、专门的废物和水处理工程师以及气候融资提供商。
具有转型性和适应性的企业:包括 1) 碳排放和资源强度相对较低的企业,比如制药企业,或 2) 排放或资源强度较大、但在降低碳排放方面取得行业领先进展的企业。这包括那些传统上属于高排放行业的企业,但在减排和资源利用方面的速度快于行业竞争对手,比如货运和物流企业,或购物中心房地产投资信托企业 (REITs)。
2.最大化风险调整后的财务业绩
我们相信,严谨的基础分析方法、对企业和行业的深入了解、与管理团队的合作,以及归根到底有效的选股,让我们能够识别和管理环境风险和潜在的机会。这包括重点持仓那些提供产品和解决方案,以帮助其他企业减少排放和提高能源效率,且价值被低估的企业,以及那些有效地向低碳未来过渡的企业。
多年来,根据主流投资“智慧”,考虑 ESG(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的任何举措,要么与财务业绩无关,要么实际上有损财务业绩。然而,学者们和曾持怀疑态度的实践者们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绩效研究,这种传统观点最近被彻底颠覆。[7]
此外,牛津大学对 200 多项独立研究的“二次研究”为 ESG 因素对财务业绩的影响提供了更多证据。主要发现包括:80% 的研究表明,良好的企业环境绩效带来更好的股价表现,88% 的研究表明,以传统的会计指标衡量,强有力的 ESG 实践促进更好的经营业绩。 [8]
研究表明,将重要的ESG 因素纳入投资分析可以提高风险调整后业绩,并且肯定不会降低风险调整后业绩。
这项研究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适当纳入强有力的 ESG 研究确实可以提高长期风险调整后回报。在当今所有繁多的 ESG 问题中,普遍认为气候变化才是最关键、影响最大,且具有多面性的问题。
此外,随着气候变化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气候变化将成为未来影响企业竞争力和股价表现的一大更关键因素。现在,投资那些在应对气候风险和机遇方面拥有领先优势的企业,应该能够很好地配置投资组合以迎接未来,因为该关键主题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投资者面临的各种气候风险:
气候变化正在给企业及其投资者带来至少四种风险。了解这些风险有助于我们评估各大企业如何有效地予以应对,从而提高获得长期成功的机会:
自然风险:气候造成的事件,比如暴风、洪水和干旱,已经破坏了重要的国际供应链。二零一一年的泰国洪灾对半导体企业造成负面影响算是一个较早的例子。气候变化最普遍、最严重的一大自然威胁是海平面上升。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海洋变暖以及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川和冰原融化的共同作用已使海平面上升约 3 英寸。
监管、政策和税收风险:越来越多且逾加严格的国家、地区和地方法规(比如更严格的排放控制、建筑能效标准和汽车燃油效率标准)正在影响从斯德哥尔摩到新加坡的企业,未来可能只会变得更加苛刻。同样,在欧盟的带头下,对碳排放征收更高的税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转型和竞争风险:气候变化已经开始改写一些基础工业的竞争优势规则。以汽车行业为例,在电动/低排放汽车市场中没有强大实力的企业将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在能源领域,拥有“不可燃碳”储量的企业(由于新的监管规定和不断变化的竞争格局)可能会陷入“搁浅资产”的困局,无法对这些资产进行有经济效益的开发利用。[9]
声誉风险:由于全球经济正在向低碳经济长期转型,新近活跃的利益相关者将给被视为“问题的一部分”的企业带来越来越严重的声誉损害。例如,一些油气巨头正面临客户和投资者的抵制,以及机构股东日渐疏离的情况。从化石燃料领域的大规模撤资已在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气候因素的影响并不总是带来不利风险。相反,它们也能带来有利的投资机会。针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投资方法,我们会同时关注这两个方面。
3.应对环境和社会迫切问题
截至二零一八年底,人类活动每年向大气排放 370 多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气候变化已经开始产生的不利环境和社会影响包括:
飓风、龙卷风、干旱、森林大火、热浪和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增高、强度增大。
海平面上升,沿海洪水增多。
人类、动物和植物的疾病向温度较适宜的新区域转移。
“环境难民”在从孟加拉国到中东再到非洲等地的广大区域屡见不鲜: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自二零零八年以来,飓风、沿海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现象,以及季节性天气模式的变化,平均每年使逾 2,000 万人流离失所。[10]
武装冲突加剧:例如,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美国军事专家认为,气候导致的干旱是“威胁扩增器”,加剧了达尔富尔、索马里、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区的暴力冲突。[11]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气候变化对环境、经济和社会的不利影响极有可能不成比例地影响到弱势群体。因此,在全球气候对话中,向低碳经济公正转型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
总体而言,对于确定这些挑战是否得到解决,投资者将发挥重要作用。
4.响应客户和利益相关者越来越严格的要求
近年来,投资者的态度和投资重点均已发生巨大变化。他们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以及对资产管理公司应对气候变化的期望都已提高。机构投资者团体提出的集体气候倡议增多是衡量投资者潜在影响规模的一大尺度。在这些机构中,规模最大且历史最悠久的是“碳披露项目”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现已更名为 CDP。CDP 是一个成立于二零零二年的非盈利组织,一直在对全球大企业进行系统的深入调查,以期说明它们的碳排放、碳管理制度、未来的减排目标、以及在商业机会上获利的尝试。
时至今日,CDP 汇集了全球大约 530 个主要投资者,这些投资者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 100 万亿美元,并从 7,000 多家企业接收信息进行分析。所以,可以说 CDP 是有关气候变化的全球最大、最可靠的企业数据来源。
气候变化机构投资者集团 (IIGCC) 代表着 170 多个主要欧洲资产所有者和投资者组成的合作联盟,他们的总资产超过 23 万亿欧元。除了在其成员中推动和传播最佳实践的活动外,IIGCC 及其秘书处还与欧洲委员会 密切接触,欧洲委员会可能是世界上关于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制定机构。IIGCC 是促成二零一五年《巴黎协定》的主力;如果没有它的积极参与和倡导,很难取得如此积极的成果。
同样地,拥有约 360 个投资者成员,总资产超过 34 万亿美元的“气候行动 100+”集团成立,其明确使命是向100家“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排放企业”施加压力,要求它们采取有意义的气候行动。
这三个组织都包括一些全球首屈一指且影响力显著的机构投资者,富兰克林邓普顿正准备加入。成为这些组织的成员将使我们能够接触到全球范围内不断改进的最佳实践,这将加强我们的分析能力和在政策方面的参与度。拿 CDP 来说,成员资格还有利于我们的分析师和投资组合经理能够直接获取世界上最大的企业特定精细数据集,定量和定性信息均包括在内。
千禧一代开始成为投资界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是零售需求急剧增长以实现可持续投资的强大驱动力之一。摩根士丹利最近对 1,000 名美国个人投资者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千禧一代偏好可持续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是普通投资者的两倍。从二零一五年到二零一七年,对这类解决方案“非常感兴趣”的千禧一代比例翻了一番,而且,高达 90% 的千禧一代希望在他们的退休投资计划中有一个可持续的方案。[12]
十年前,精明的投资者几乎不注意气候变化。如今,气候变化已成为资产管理公司及其客户面对的重大关键问题之一。
5.满足越来越严格的监管和透明度要求
随着公众和政府对气候变化日益关注,愈加严格的立法和监管纷至沓来,而且许多司法管辖区也对碳排放征税。事实上,在一九九七年至二零一七年的二十年间,全球气候变化法律的数量增加了 20 倍。现在,相关法律的数量已超过 1,200个。[13]
新法规的重点主要放在提高企业和投资者的气候风险敞口、碳排放和管理策略透明度上。对投资者来说,任何企业气候评估都是以可靠数据和企业信息的可获得性为先决条件。在许多司法管辖区,这种披露完全出于自愿,但正渐渐成为法律规定。
目前,要求投资者披露规范化气候数据的压力还没有像要求企业披露类似数据的压力那样大,但它的力度正在加大,且可能会持续。
法国能源转型法第 173 条无疑是雄心勃勃的新近法规之一,它要求该国的主要投资者对其投资组合中的气候风险水平进行年度评估并予以公布。瑞典的情况也类似,法律现在要求公共养老基金评估并公布其投资组合的碳足迹。
二零一八年,欧盟宣布有意明确要求投资者考虑 ESG 问题(包括气候变化),英国也在考虑类似的立法。
6.履行不断变化的受托责任
受托责任是投资者承担的一套法律和财务义务,是投资者对受托资产所有者的“谨慎责任”的一部分。受托人和/或投资经理对资产的最终所有人负有受托责任,负责对资产进行谨慎管理,并使管理完全符合受益人的最佳利益。这些责任的性质通常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判例法中也有详细阐述。
但值得注意的是,受托责任概念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随着社会价值观和优先事项的变化与演化,受托责任的范围和要求也在变化和演变。就气候变化(以及更广泛的 ESG)而言,受托责任的概念实际上正在发生彻底转变。
多年来,负责任和可持续投资增长的最大障碍之一是普遍认为(如果理解有误)解决 ESG 问题与投资者的受托责任不相容。实际上,投资者认为,ESG 考虑因素对企业的财务业绩根本不重要,因此认为纳入 ESG 考虑因素将限制投资者的机会集,从而损害收益,有悖受托责任。
我们现在知道,这种观点没有任何实证分析或证据,而是基于一些关于“ESG 投资”实际含义的错误假设。无论如何,这些观点不但普遍存在,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已载入法律法规。这些观点可以说是 ESG 投资成为主流的最大障碍。
不过,这一切已经开始改变,受托义务的概念正迅速从其早期概念中摆正过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样的观点:解决不了 ESG 问题会构成对受托责任的背离。现在,这种新的诠释已经开始体现在立法、监管和实际投资实践中。
Copyright[2019]。富兰克林邓普顿投资。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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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来源: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特别报告:全球变暖 1.5°C”,2018 年 10 月。
[2]资料来源:世界气象组织,“2018 年全球气候状况”,2019 年 3 月。
[3]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2018 年全球能源和二氧化碳状况报告》。
[4]资料来源:施罗德,Schroders Climate Dashboard,2018 年 10 月。
[5]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2018 年全球电动汽车展望”,2019 年 5 月。
[6]资料来源:出处同上,《世界能源展望》,2018 年。
[7]资料来源:AIMA Research,“ESG 不断发展的作用”;MSCI“,市场如何反映 ESG”,2018 年 7 月;J.P. Morgan,“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2018 年 3 月;道富环球投资,“IQ 洞见”,2018 年。
[8]资料来源:牛津大学,Gordon Clark 等人,“从股东到利益相关者”,2015 年 3 月。
[9]资料来源:“搁浅资产”是在影响力显著的非政府组织“碳追踪者”推广下而广为人知的概念。参见碳追踪者文章,《2013 年不可燃碳:浪费的资本和搁浅的资产》,2013 年。
[10]资料来源:联合国人权委员会,2016 年 11 月。
[11]资料来源:美国国防部,“气候变化的影响”报告,2019 年 1 月。
[12]资料来源:摩根士丹利,“来自个人投资者的新数据”,可持续信号,2017 年。
[13]资料来源: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 (Grantham Institu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 等,全球气候变化立法与诉讼趋势,2017 年。
谢选骏指出:投资者为何需要关心气候变化?因为,气候变化也是害虫扩张的“空前机遇”。
【44、關於「氣候變遷」,你必須知道的七件事!】
Hami書城 2017-04-17
我們需要能源──食物、燃料和電力──才能過現代化生活。數十億人口自然需要更多能源。但我們獲取能源的方式正在改變地球,進而對我們所有人造成威脅。我們能找到更好的方式嗎?氣候變遷並不是一場騙局或科學陰謀,而是一項巨大的挑戰,事實如下。
國家地理雜誌第185期_氣候變遷
▲地球的二氧化碳美國航太總署(NASA)的衛星一直在記錄地球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含量。這張圖像以2014年10月搜集的資料繪製而成。圖中,燃燒化石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呈渦旋狀,在北半球上方清楚可見。
1 全球正在暖化
2016 年的高溫打破了2015 年的歷史紀錄,而2015 年也曾經打破2014 年的紀錄。來自數千個氣象站、浮標以及船隻的溫度測量結果顯示,去年的全球平均地表溫度與20 世紀的平均值相較之下高了攝氏0.94 度。追蹤大氣層變化的衛星也已經記錄到明顯的暖化趨勢。
2 我們難辭其咎
聖嬰現象造成太平洋短暫釋放熱能,加劇了去年的高溫紀錄。但是沒有任何天然因素能解釋這半個世紀以來的暖化趨勢。太陽發出的熱會以11年為週期增減;火山噴發有時能讓地球降溫。與此同時,人類排放的溫室氣體卻形成日漸增厚的阻隔層,把熱能留在地球表面。
3 我們非常確定
九成以上的氣候科學家同意:碳排放會導致全球暖化。我們從1800年代開始就知道有溫室效應。瑞典物理學家斯凡特·阿瑞尼士甚至在1896年就預測,燃燒煤炭產生的二氧化碳會讓全球變暖。他當時認為這是件好事──而未來暖化的情況會多嚴重也有討論空間。但全球暖化是真的,而且很危險。
4 冰正在快速融化
去年夏天,大型郵輪水晶尚寧號航行通過沒有結冰的西北航道。幾天後,威廉王島外海的研究人員尋獲消失已久的英國海軍艦艇「驚恐號」的殘骸;這艘船是英國爵士富蘭克林的探險船,在1846年探索西北航道時受困在海冰中。北極地區大幅暖化,覆冰已經變薄,面積也縮小了(見下圖)。覆冰流失會加速暖化現象,因為陽光會被深色的海洋直接吸收,而不是被海冰反射回太空。
融化的海冰不會造成海平面上升,因為這些冰塊原本就在海裡;但陸冰融化就會了。全球各地的高山冰河正在後退中。自1900年起至今,海平面總共上升了20至23公分,造成沿岸的淹水情形大幅增加。舉例來說,颶風珊迪肆虐期間,水災和強風在美國東岸造成680億美元的損失。
最大威脅來自格陵蘭和南極大陸的冰原,因為這些地方的冰量足以讓海平面上升70公尺以上──而且正在融化中。地球在12萬5000年前只比現在稍微暖一點的時候,這兩個地方似乎就流失了很多冰原:當時的海平面比現在高6至9公尺。今天要是海平面上升這麼多,沿海城市恐怕會被淹沒。
北極海冰縮減中
北極海的海面每年冬天都會結冰,但這些海冰有愈來愈多會在夏天再次融化。到了9月仍為海冰覆蓋的區域已經大幅縮減。
國家地理雜誌第185期_氣候變遷冰原融化的速度有多快?
身穿紅色工作服的研究人員在格陵蘭的冰原上探測融冰形成的藍色水潭(下);NASA衛星資料顯示,自2002年起格陵蘭每年消失的冰原平均達2870億公噸。南極洲消失的冰原比較少,但也岌岌可危:西南極洲的冰原大多坐落於海床上,而支撐冰層的冰棚正在變暖的海水中日益碎裂,一座114平方公里的冰山崩裂到派恩島灣內就是例證(右)。導致海平面上升超過半公尺的冰河崩塌可能在數百年後才會發生,也可能只需數十年。
5 天氣愈來愈劇烈
天氣難以預測,但是會受氣候變遷所左右。氣候變遷不會造成特定一場乾旱或風暴,但會讓這類事件更加頻繁或減少。以熱浪而言,氣候變遷會大幅增加其發生機率。2003年在歐洲造成約7萬人死亡的異常熱浪,本來應該500年才會發生一次;但根據去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以目前的全球暖化程度,這種熱浪已經變成每40年就會發生一次。該分析指出,光是在巴黎,氣候變遷在2003年導致的超額死亡數就達506人(超額死亡數指較平常多出的死亡人數)。另一項近期研究顯示,如果任憑氣候變遷加劇,到本世紀晚期,波斯灣沿岸居民可能將因為高溫讓戶外變得太危險而有多日不能出門。
不光是高溫:全球暖化會增加空氣中的溼度,並帶走陸地和海洋的水氣。原本就缺乏降雨的區域,乾旱會更嚴重。降雨或降雪量也更有可能變得極端,看看2016年在巴黎或休士頓發生的水災就可知道。氣候變遷如何影響颶風和其他熱帶氣旋則較不明確。但是風暴的能量來源是海洋,因此海水溫度升高可能會讓風暴的威力更強,發生頻率則可能降低。
不天然的天災
綜觀全球,地震等地質災難的發生次數維持穩定;然而,被氣候變遷影響的地區卻愈來愈常發生天災。
國家地理雜誌第185期_氣候變遷氣候變遷影響深遠
敘利亞內戰迫使數百萬人離鄉背井,並造成數十萬人喪命,包括下圖中這名男孩,而戰事爆發的部分原因是歷史性的乾旱迫使農夫遷移到都市。2015年的一項研究指出,氣候變遷讓這類乾旱的發生機率增加兩倍以上。氣候變遷也讓玻利維亞的波波湖(右)暫時乾涸了,而在此以前,乾旱和分段截流就已經導致其逐漸枯竭。在其他地方如紐約市,空氣中的水氣增加導致降雪量增加──但春天的融雪也更早了。
6 野生動物已經受到傷害
氣候變遷危害的不只是北極最具代表性的掠食者,北極熊。2016年,科學家宣布最後一隻珊瑚裸尾鼠消失了,這種類似老鼠的齧齒動物只在澳洲托雷斯海峽的一座低矮島嶼上出現,而導致牠消失的原因之一是海水上升。有人稱此為哺乳動物因氣候變遷而滅絕的首次有紀錄案例,之後無疑會有更多動物步其後塵(請見下方數據)。
溫度上升導致部分動植物族群數量減少,迫使物種往兩極移動並改變遷徙與行為模式。南極半島的阿德利企鵝數量已大幅減少;名為紅腹濱鷸的北極岸鳥體型愈來愈小;海冰消失迫使數千隻海象爬上阿拉斯加的陸地。還有一整片區域都面臨轉變:從洛磯山脈到瑞士阿爾卑斯山的高山生態系日益沒有容身處。過去幾年來海水異常溫暖,也在全球各地的岩礁引發珊瑚白化及死亡。
有些物種將成為贏家。目前,大翅鯨在南極洲外海新近少了海冰的水域過得很好;海膽也展現強韌的生命力。但是氣候變遷並非人口擴張帶給其他物種的唯一威脅;我們也導致了自然棲地的破碎以及被破壞。有些物種能適應環境的急遽變化──但有多少物種能做到,又能維持多久?
47%
2016年的一項研究針對976個物種進行調查,其中47%已從活動範圍內較溫暖的邊緣地帶消失。許多棲地都發生了這種現象,表示它們未能適應氣候變化;動物發生「局部地區滅絕」的比例略比植物高。
1/6
氣溫如果上升超過攝氏4度,每六個物種就有一種會面臨全球性滅絕的危機。2015年的一項研究指出,我們若不減少排放溫室氣體,全球均溫可能在2100年就會上升4度。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地區如南美洲與紐西蘭受到的打擊會最大,因為自然地物(如山谷)會阻礙物種透過遷徙以適應氣候變遷。
非自然淘汰
在加拿大的奴納武特領地,一隻北極熊從因紐特人狩獵村落拿烏傑特外游過融化中的海冰。美國政府在2017年的一份報告中指出,溫室氣體排放是北極熊可能在2050年從許多分布區消失的首要原因。與此同時,大堡礁在2016年經歷了有紀錄以來最大規模的珊瑚死亡。長時間的白化現象造成一段700公里區域內67%的珊瑚死亡。在3月21日(左)至5月15日(右)這段時間內,溫暖的海水讓蜥蜴島外海的珊瑚群死亡殆盡。
7 我們能有所行動
自由市場往往因為可以很快獲得成果而為人稱道。在這個互聯的時代,想法也有類似的自由市場。所以問問你自己:如果氣候變遷並非嚴重的危害,為什麼會有195個國家簽署巴黎協議,承諾要努力將氣溫升幅控制在攝氏2度(華氏3.6度)以內?
儘管因為新任的美國政府威脅退出而蒙上陰影, 這項協議仍是希望的徵兆。下方圖表顯示的是另一種希望的徵兆:太陽能的成本正在大幅下降。即使不徵收碳稅(這是讓經濟體停止使用化石燃料最有效的方式),再生能源也可能很快就會成為更便宜的電力來源。2015 年,全球一半以上的新發電量來自再生能源。在美國,太陽能產業僱用的員工已超過燃煤、石油與天然氣產業的員工總和。
從化石燃料轉換至其他能源的過程才剛開始,每一小步都很重要:2016 年的研究指出,我們每排放1 公噸的二氧化碳,就會有3 平方公尺的北極冰層融化,這表示美國人平均每年造成49 平方公尺的冰層融化。每蓋一棟節能建築、每回收一輛高油耗汽車、每保護1 公頃的森林都有幫助。但如果全世界不趕快轉而使用無碳能源,這些努力帶來的幫助也有限。
乾淨能源,物美價廉
隨著太陽能板銷售量暴增,成本下降的速度比專家預期的還快,而這都歸功於科技進步和規模經濟。
單一問題, 眾多方案
摩洛哥塔費雅附近300 兆瓦的風力發電廠是非洲最大發電廠之一,非洲有機會跳過碳時代,直接進入再生能源時代。不過,風力與太陽能都會用到大面積土地,因此日本將太陽能板鋪設在池塘和屋頂上。核能發電占地較小且能全天候運轉,但有安全及核廢料的顧慮。美國喬治亞州的弗格特勒發電廠正在新建兩座反應爐,是美國自1979 年三哩島核洩漏事故後的首批新反應爐。照片中是其中一個反應爐的圍阻體結構。
2017年/4月 第185期
谢选骏指出:气候灾异的增速源于几百年来人口暴增十几倍的生物压力。但是,在多国竞争的恶性“发展”下,这一现况可能改变吗?
【45、海藻天然的“雨量计”】
2021-08-23 探索34
气象学家在研究一个地区气候变迁的时候,遇到一个大难题;他们无法确切知道该地区古代的降水量,因为古代可没有专职的气象部门,负责观察天气、测量降水,并做记录。
没料到他们后来发现,古人的这一疏忽竟被大自然巧妙地弥补了。造化之神功早已为后人准备了一支天然的“雨量计”,有了它,我们可以测出历史上几百,甚至上千年前的降水量。
这支“雨量计”就是海藻。
“性格”相似又有别的氢同位素
海藻是生活在海洋或者淡水湖泊中、门类广泛的水草的总称,包括我们熟悉的海带、紫菜和水绵。这些藻类可以通过光合作用合成脂类物质,其脂质中的氢元素则来自它们生活其中的海水或湖水。
氢元素在自然界有三种稳定同位素,分别叫氕、氘、氚。氕其实就是普通的氢,原子核里只有1个质子,由它和氧元素组成的水就是普通水,也叫轻水;氘原子核里含有1个质子、1个中子,几乎是氕原子核的2倍重,由它和氧元素组成的水叫重水;氚原子核更重,含有1个质子和2个中子,由它和氧元素组成的水叫超重水。重水和超重水是核聚变的主要原料。
在自然界,超过99.98%的氢元素都是氕;氘只占0.015%;氚更少,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忽略。在常温下,轻水容易蒸发,蒸发之后形成降雨、降雪又返回地面,而重水却不容易蒸发。因此在降雨和降雪中,基本上不含重水。
虽然氕和氘的物理性质不同,但因为它们是同位素,化学性质却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在一个水域,水里的氕/氘原子数比例和有机物中的比例应该一致。这是因为,这些氢元素最终都可以追溯到水中的氕和氘,它们经过一系列生物化学反应,被合成到有机物中去了,而化学反应对同一种元素的所有同位素是一视同仁的。
正是“降水里不含氘”和“有机物上所含氕/氘比例应与它生活的水域氕/氘比例一致”这两点,为用海藻测量古代的年降水量提供了科学依据。
古代降水量的信息哪里藏
海藻的生长范围广,几乎有水的地方就有海藻。当它们死后,就沉入水底;除了脂类物质,其身上的其他有机成分都被微生物降解了;而脂类物质降解缓慢,一般需要上千年,于是混入淤泥,成为水底沉积物的一种组分。
假如我们在所研究地区找到一个封闭的,既没有进口也没有出口的湖泊,那里的重水既不会蒸发,也不会流入和流出,所以湖泊里氘原子的总量应该在任何年代都大致保持不变。这样一来可以推算,该水域中氕/氘比例跟当地的降水量呈线性关系(见超级链接)。有了这个关系,如果再知道了古代湖水中的氕/氘比例,就可以反推出当时的降水量了。
那么如何知道古代湖水中的氕/氘比例呢?对了,这个信息就藏在湖底淤泥里由古代海藻死后留下的脂质中。我们只要从湖底钻取沉积物,取出其中一很薄的切片(保证这些沉积物是同一时代形成的),分析其脂质中的氕/氘比例,我们就可以获知当时湖水中的氕/氘比例;把这个数据代入降水量与氕/氘比例的线性关系,就可以得到古代的降水量。
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这块切片形成的年代呢?这需要利用另一项同位素技术,即碳-14测年法来完成。这是一项考古学上很常用的技术,这里就不介绍了。
这两项技术一结合,气候学家就可以重建该地区历史上各个时期的降水量了。利用海藻这支天然的“雨量计”,气候学家近年来重建了赤道地区近1200年来降水量的变化历史。他们吃惊地发现,在过去400年间,由于全球气候变暖,热带地区的降雨带在纬度上向北移动了5度,大约550千米。这说明温室效应的小幅度增加,就能够从根本上改变热带地区的降雨。随着大气温度的持续变暖,他们预测,到2100年降雨带还将继续向北移动5度。那时候,现在雨量充沛的某些热带地区将面临干旱的威胁;某些热带的作物和水果,如咖啡和香蕉等,将严重减产。
他们的工作再一次为气候变暖拉响了警报。别忘了,这里有一份海藻的贡献。
谢选骏指出:海藻能敌得过人类的纵欲吗?
【46、寒冷干旱的中国西北正在变暖变湿】
2019-09-19 新华社电(记者任卫东、谭飞、张玉洁)
寒冷、干旱是中国西北留给人们的普遍印象。但科学研究表明,西北正出现变暖变湿的新趋势。
陈宝福是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的一名司机,长期往返兰州市区与机场间。近几年,他发现这段路变了。
“以前这70多公里路基本上都是荒山。最近几年雨水多,光秃秃的山都变得绿茸茸。下雨的时候看去,有点南方的感觉。”陈宝福说。
在离兰州千里之外的敦煌,干旱的气候使得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保存千年。然而今年莫高窟两度因雨暂时关闭,石窟周围的戈壁沙漠竟然长了草。
人们发现的星点变化,早已出现在科学家的视野之中。
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院院士施雅风就敏锐地关注到西北降雨量增多的情况。他后来提出西北气候可能正由暖干向暖湿转型的推断。
“此后30年的情况证实了这一推断。我们运用全球气候模式,预测这一趋势将持续到21世纪中叶。”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特别顾问丁一汇说。
记者从陕甘宁青等省份的气象部门了解到,1961年以来西北呈升温趋势,大部降水增多。2000年后暖湿化更为显著。
以甘肃为例,1961年至2015年,平均每10年升温0.29摄氏度,降水东西有异,河西走廊每10年降水增加4毫米至12毫米。2018年甘肃省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0.7摄氏度,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偏多27.7%。
中科院等机构的研究显示,降水增多在西北的中西部地区尤为显著,如新疆大部、祁连山区、河西走廊及青藏高原。但在西北地区东部,降水增幅不明显,部分地区甚至略有减少。
此外,冰川融水量增加、河流径流量增加、湖泊水位上升等现象,也在西北大部出现。
自施雅风提出推断后,专家学者就开展了大量研究,试图解释为何西北会出现气候变化。
中科院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全球变暖驱动水循环加剧,可能是西北气候暖湿化的根本原因。
丁一汇说,对于西北而言,水汽主要来阿拉伯海和印度洋。随着北极变暖,来自北冰洋的水汽也在增加。在气流作用下,三个地方的水汽集中到西北,水汽输送加强,西北降水增多。
甘肃省气象局副局长张强介绍,西北地区对全球变暖的响应更敏感,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也更显著。如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祁连山,1973年至2016年平均每10年升温0.45摄氏度,明显高于全国和全球平均水平。
西北留给人们的普遍印象是荒芜。近年来,增多的降水加速了西北增绿、减少了农作物生长季旱情。
兰州区域气候中心的数据显示,2018年甘肃省降水量为近60年第二,全年水热匹配好,农作物主要生长季旱情为历年最轻。2018年甘肃省植被覆盖度为近18年最高,戈壁、荒漠面积减少,沙漠边缘外扩速度减缓,生态环境显著恢复。
兰州区域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韩涛介绍,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是衡量一个地区生态的综合评价指标。“近20年来,祁连山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呈波动上升,2018年达到最大。2018年指标升高面积占祁连山区总面积的39.8%。”
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适种区正向北、向高海拔地区移动。
看到这个商机,曾在城里经营酒店的何甲奇返乡创业,在海拔超1500米的天水市秦州区杨家寺镇建立农业合作社,带动贫困户脱贫。“现在高海拔地区也能种菜,错季上市菜价高,去年收入了146万元。”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副研究员李宗省认为,从短期看,抓住有利机会适当增加农业种植规模,对地方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
但不可否认的是,气候变化是“双刃剑”。
近年来,西北出现“旱涝并存并增”的新情况。2018年以来,黄河上游连续经历两个丰水年,多个水电站防汛形势严峻,个别水电站泄洪数月之久。
与此同时,极端天气事件也在增加。“随着气候变暖,暴雨山洪增多,且分散性、突发性显著,造成的灾害严重。目前亟待提高灾害防范减灾意识。”张强说。
李宗省说,气候变化为西北带来新机遇,但西北干旱的本底环境不会改变,应协调好可持续发展与水资源短缺的关系,尽可能满足生态用水需求,以应对新挑战。
有人评论:
今天新闻报道寒冷干旱的中国西北正在变暖变湿。而且不是最近才有的变化,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80年代中国科学院院士施雅风就关注到西北降雨量增多的情况,提出西北气候可能正由暖干向暖湿转型的推断。
这件事虽然不会影响今天盘面,但我认为对未来多年中国的经济文化格局会产生重要影响。
秦汉以前,以西安为首的西北地区是中国大量人口的聚居区,多朝古都,是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为什么后来慢慢落后于东南区域了呢?除了历史人文因素之外,还与天气因素有关。
我看到研究发现,秦汉以前,西北地区气候要比现在温暖湿润得多,后来气候越来越恶化,导致人口迁徙,经济凋敝。未来如果气候重新转好,西北地区有可能重新成为经济和文化中心,重现秦汉盛况。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西北地区的企业将潜移默化的发生改变,也将影响到他们的股价。虽然这一过程会很漫长。
谢选骏指出:股价股价,鸵鸟只看见屁股的价格——自己的脑袋却被流沙淹没了。
【47、極端氣候加劇 台灣110年來均溫上升1.6度 冬季最短僅20天】
021/08/10 旺報 李侑珊
台灣今年上半年發生百年大旱,曾文水庫上游在春季呈現乾涸現象。
台灣今年上半年發生百年大旱,曾文水庫上游在春季呈現乾涸現象。
極端氣候全球發威,科技部、中研院等學研單位今(10)日發布台灣氣候變遷評析更新報告指出,我國在過去110年間,平地年平均氣溫上升約攝氏1.6℃,且近50年、近30年增溫有加速的趨勢,夏季長度增加到約120到150天,近年來,冬季更縮短至約20到40天。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於8月9日公布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IPCC AR6)小組報告最終版草案(final draft of WGI AR6)。因應此報告的公布,我國氣候變遷科學團隊,包含科技部「台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計畫(TCCIP)」、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台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以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也在今(10)日共同發布「IPCC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之科學重點摘錄與臺灣氣候變遷評析更新報告」(以下簡稱IPCC報告)。
IPCC報告指出,根據本地觀測分析顯示,台灣自1910年到2020年的110年間,平地年平均氣溫上升約攝氏1.6℃,且近50年、近30年增溫有加速的趨勢。年總降雨量沒有明顯變化,但是在1961到2020 年間,少雨年發生次數明顯比1960年以前增加。
至於過去110年台灣的季節長度變化明顯改變,IPCC報告提到,21世紀初夏季長度增加到約120至150天,近年來,冬季更縮短至約20到40天。
IPCC報告推估未來,全球高度排放的暖化情境與理想減緩情境相比較,前者對台灣的衝擊程度將明顯大於後者。例如高溫達36℃以上日數,在最劣情境下,21世紀末增加約48天;理想減緩情境下,增加天數降為6.6天。年最大1日暴雨強度,在最劣情境下,21世紀末強度增加約41.3%,理想減緩情境下,暴雨強度增加幅度約為15.3%。
IPCC報告認為,依據國內外科研成果顯示,若全球達成2050年淨零碳排的目標,將能有效遏阻氣候中長期變遷,並降低未來子孫所受負面衝擊。另一方面,在全球暖化趨勢短期間,不容易立即降低的情況下,極端天氣與氣候發生頻率仍有持續增加的可能,台灣亦應同步持續強化因應氣候變遷之調適能力,以緩解災害衝擊。
谢选骏指出:台湾人是夏虫,不可语冰也。
【48、歷史上的大暖化:看千年前的氣候變遷,如何重新分配世界文明的版圖】
The Great Warming: Climate Change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Civilizations
作者:布萊恩.費根
出版社: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9/05
內容簡介
看歷史上的大暖化,如何重新分配世界文明的版圖?
千年前的氣候變遷,又如何讓法國葡萄酒獨步全球、讓蒙古帝國差點併吞歐洲!
●創新詮釋、巧妙結合「氣候史」與「文明發展史」的傑出作品!
昔日豐美的水草漸成荒漠,逼得成吉思汗的子孫一路向西征討,蒙古鐵騎踏過多瑙河直達奧地利,幾可稱霸歐洲!
寒冬日褪的歐洲,農作從勉強溫飽到豐收富饒,為近代歐洲的誕生揭開序幕;暴烈的乾旱席捲美洲和南亞,壯麗興旺的馬雅帝國和吳哥窟化為鬼城,燦爛古國就此埋沒於荒煙蔓草。
文明的去留,就像擲硬幣,正反機率各是二分之一。一千年前,地球經歷了一場至為關鍵、禍福相隨的升溫期。長達五百年的溫暖氣候,讓全球人類文明的消長因而翻盤:它讓歐洲步入興盛期、復活節島立起巨石像,卻也讓中國華北鬧出大饑荒、吳哥窟加速覆滅、馬雅文明土崩瓦解。
作者運用深厚的考古學知識,從北極區零星散布的古斯堪地納維亞人鐵釘、吳哥城淤積的灌溉溝渠、馬雅人荒廢的水山、日韓官員的櫻花紀錄中,交叉比對各種替代性氣候資料,找出各地氣候的相關證據,重現中世紀的大暖化現場!此外,作者更列舉北極、歐、亞、非與南半球等地的文明興衰,說明大暖化造成的正、負面影響,遠遠大於人類的想像。
[氣候決定了歷史?]
● 「蒙古」→〈氣候縮影〉:長年乾旱
成吉思汗稱霸歐亞、四處掠奪豐美草場,靠的竟是連年乾旱逼出無路可退的決心。他的孫子 拔都驍勇善戰,劫下保加利亞和14座俄羅斯城市,卻在直搗奧地利前,受命返國處理父親後事,同時間,低溫、多雨的氣候再臨蒙古乾草原,拔都征服西歐的野心驟然平息……倘若乾旱依舊,歷史是否終將大幅改寫、蒙古帝國將併吞全數西歐版圖?
● 「歐洲」→〈氣候縮影〉:溫暖、多雨
壯麗、磅礡的哥德式教堂的建造,也是拜「中世紀溫暖期」之賜。
氣溫較高的幾百年間,歐洲作物豐饒、生氣勃勃,大量的剩餘糧食,騰出了潛藏的勞動力,社會開始有錢雇用工匠、有錢榮耀上帝,打造出讓無數後代人嘆為觀止的藝術遺產!
● 「吳哥窟」→〈氣候縮影〉:洪水、乾旱
高棉神君大肆建造神廟與都城,依靠的是集權統治、龐大的人造供水系統,以及極度脆弱的地理環境。日漸淤積的人工水道,使得高棉帝國在連年的洪水、乾旱之下,步入慢性自殺,原先華麗、預示天堂歡樂的精采浮雕,如今只徒留人世的虛無、荒涼。
[「中世紀溫暖期」正是「21世紀全球大暖化」的最佳借鏡!]
千年前的人類以機動遷徙、食物來源多樣化、有組織地蒐集氣候常識,及遠距離貿易等對策,因應變動不居的環境。然而,各個文明的結局卻截然不同,我們唯有透過回顧歷史,才能梳理出其中的道理。
現在,人類也正處於氣候遽變的時代,但是當前氣候變遷的辯論,多半只鎖定在眼前的暖化、異常氣候及海平面上升等議題,幾乎沒有人回頭探究幾百年前的氣候變化。中世紀溫暖期的歷史告訴我們,暖化對人類與文明的影響好壞參半,人類應吸取歷史的經驗,善用眼前的機會,開發適應新環境的方法,以迎接充滿挑戰的全球暖化時代。
■作者簡介
布萊恩·費根(Brian Fagan)
美國考古學協會(SAA)「會長獎」得主
世界知名的考古學作家,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人類學名譽退休教授,著作等身,除了致力於將考古學知識推廣給一般大眾,也編有《牛津人類學指南》等教科書,廣為各大學使用,是進入人類學的最佳讀物。費根也身兼許多機構的考古學顧問、參與撰寫科普節目的腳本,如國家地理學會、大英百科全書、BBC、國家廣播網、時代雜誌等。
費根身為考古學家,熟悉古代文明, 1999年出版《聖嬰與文明興衰:洪水、饑饉與帝王》一書,開始闡述他連結氣候與人類歷史的獨特觀點,之後更完成《小冰河期》、《漫長的夏天》與本書等科普著作。費根自稱是「不怕被人譏笑的通才」(unashamed generalist),撰寫許多科普與通識書籍,比起一些刻意使用艱深難懂文字的學者,更讓人欣賞。台灣讀者對他毫不陌生,其針對一般讀者寫作的作品廣受讀者喜愛,《法老王朝》、《古代文明七十謎團》、《古代文明七十發明》都出自其手。
從考古與人類學,跨足氣候變遷,費根一直試圖連結氣候變遷與人類歷史。正如他所言,氣候決定論(climatic determinism)長期以來被考古學家與歷史學家所唾棄,他卻對一般人、甚至科學家對古代氣候變遷的輕忽,感到震驚與不解。他認為從歷史中,我們可以了解古代人類社會如何因應突如其來的氣候變遷與乾旱,作為借鏡。以往資料不全,氣候與人類社會的關聯被忽視,可以理解;現今從樹輪、冰芯、深海沉積物等取得的許多氣候資訊,則讓我們能夠真正地去連結歷史氣候變遷與人類社會的發展。「這是我們首次能正確評估氣候變遷對古代人類社會的衝擊,了解那是影響人類歷史的許多因素之一,甚至有時候是重要的因素。」
■譯者簡介
黃中憲
1964年生,政大外交系畢業,現專職翻譯。譯作包括《寂靜的春天》、《項塔蘭》、《帖木兒之後:1405~2000年全球帝國史》、《當中國買下全世界:全球資源布局戰的最大贏家,如何掌控世界商品的供需網絡》(以上皆由野人文化出版)、《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等。
目錄
推薦序 過去的未來:人類迫在眉睫的天誅(李匡悌)
推薦序 以古鑑今窺未來(許晃雄)
序章 歷史上的大暖化
地球上諸多社會的興衰,都受到中世紀升溫現象的影響。在氣溫較高的那幾百年間,氣候既造福人類,也危害人類。這段時期為人類如何因應氣候危機提供了諸多借鏡,揭示了氣候帶來的機會與浩劫,間接促成了現今文明版圖的配置。
第一章 暖化時期
中世紀溫暖期大大造福了歐洲,使其寒冬褪去、夏天延長,農作從勉強溫飽到豐收富饒,邁入了璀璨的中世紀盛期。
第二章 窮人的斗篷
中世紀溫暖期降臨,使歐洲的冬夏對比不再鮮明,冬天變得較暖和,作物生長季變長,夏天更熱,並促進人口成長、城鎮興起、農業改革、漁業興盛、森林砍伐與戰爭,為歐洲帶來嶄新的面貌。
第三章 上帝的連枷
歐亞之間的大草原綿延不絕,為策馬奔馳的蒙古軍鋪路,一路向西,眼看歐洲就要納入蒙古囊中,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卻班師回朝……若乾旱未及時終止,說不定蒙古帝國就能併吞歐洲。
第四章 摩爾人的黃金買賣
一千年前,身為黃金貿易賣方的摩爾人調整其社會,累積預測氣候的知識、組織祕密會社,以因應沙漠突如其來的極端氣候,兼有耐旱的駱駝,使伊斯蘭世界與西非之間的黃金貿易異常興盛,一場遍及全球的黃金貿易就此展開。
第五章 伊紐特人和卡魯納特人
中世紀溫暖期帶來較暖和的冬天,使斯堪地納維亞的穀類生長季變長,北方海域的結冰狀況也有改善,北極區浮冰群往後退,古斯堪地納維亞人開始冒險遠離海岸,前進北極區,遇上了白令海峽的伊紐特人,從而促成兩個世界的短暫相遇。
第六章 超級大旱時期
中世紀溫暖期期間,美國西部飽受超級大旱蹂躪,陷入貧乏和苦難,莫哈韋沙漠和「大盆地」變得不宜人居。矮松果減產、食物取得變得較不易、營居群只在走路可取得水源的範圍內搜尋食物;食物爭奪變激烈,社會關係緊繃。然而,靠著搜尋食物與水源分布的知識,他們存活了下來。
第七章 橡實與普埃布羅人
漫長而一再降臨的乾旱,讓加州與「大盆地」的橡實大量減產,楚馬什人以漁獲彌填補食物短缺;美國西南部查科峽谷的普埃布羅人,則選擇遷居他處,原先建造的神聖殿堂,淪為斷垣殘壁。
第八章 水山的統治者
在遙遠南方的中美洲,古馬雅文明正值巔峰。不幸的是,中世紀溫暖期的乾旱降臨,帶來慘不忍睹的破壞,造成數千人喪命;沒有雨水,馬雅人高聳的水山形同虛設,盛極一時的文明局部土崩瓦解,十室九空。
第九章 齊莫爾王國君主
就在怎麼看都不可能誕生文明的秘魯北部海岸,千百年間,接連有數個富裕國度興起。齊莫爾王國就是其中之一,靠著農耕、捕魚與長距離貿易,齊穆人化解了乾旱與艱困環境帶來的衝擊。
第十章 迎風航行的玻里尼西亞人
中世紀溫暖期期間,太平洋東部沿岸許多地區氣溫升高,陷入乾旱;與此同時,海上卻吹起罕見的西風,玻里尼西亞人因而得以向東航行,登上杳無人煙的玻里尼西亞諸島,更在最偏遠的復活節島上,立起神祕的巨石像。
第十一章 飛魚海洋與吳哥窟的覆滅
一千年前,南亞、東南亞,還有從尼羅河到中國的印度洋沿岸地區,有數百萬人生活在季風及季風與聖嬰、反聖嬰的複雜關係的擺布之下,造成尼羅河洪水水位降低、東非乾旱、西南季風強勁及印度洋航海路線改變。東南亞的高棉則建造了一個脆弱的人工環境,碰上季風區必然發生的超大旱澇,一旦受損即無法翻修,以致無法永續運作,宏偉的吳哥窟最終埋沒於荒煙蔓草之間。
第十二章 中國之患
漫長的乾旱、不規律的季風雨與突如其來的洪水,經常將糧食和生產糧食者摧毀殆盡。七千多年來,八十六萬五千平方公里的黃河流域一直是中國華北人民苦難的淵籔。在此,全球氣候力量左右了中世紀中國社會的禍福。
第十三章 無聲的大象
漫長乾旱是中世紀溫暖期潛伏的無聲惡徒,它是氣候房間裡的無聲大象,而不可測的南方震盪活動,則是這頭野獸破門而出的因素。一千年前的世界,全人類抱著保守的心態過活,敏於提防氣候變化的危險。中世紀大暖化的歷史提醒我們,人類最大的資產乃是善用降臨眼前的所有機會,迎向充滿挑戰的未來。
各界推薦
「以史為鑑,流暢、清晰地鋪陳問題,有助提升思考深度。作者以中世紀氣候巨變與人類文明之互動,特別是地理人文的變動,以及各地發展出的因應之道,引人正視全球暖化現象。暖化與否雖仍有爭議,但本書以史為鑑,流暢且清晰地鋪陳相關問題,有助於提升我們思考的深度。」
--開卷好書獎評審委員/王文基
「很有意思的一本書!
布萊恩·費根是位很有名的考古學家,他對古代文明非常熟悉,他的特長是研究氣候在人類文明史上所產生過的影響,跟人類對氣候的回應……作者告訴我們,氣候不斷在變化,哪些文明興起、哪些文明滅絕,就取決於你能不能應對這樣的變化。如果你不能預知、不能應對,可能就像吳哥、甚至是當時的唐朝,受到氣候的影響而覆滅。」
--中國《開卷八分鐘》節目主持人/梁文道
「堪稱是史學與地球科學的巧妙結合。
藉由中古歐洲暖化時期的歷史事件以古喻今,則堪稱是史學與地球科學的巧妙結合……布萊恩.費根精巧地以中古暖化時期的相關歷史陳述,來包裝他對暖化現象的看法:我們其實不需過度恐慌,老祖宗們不也應付得很好?」
--開卷好書獎評審委員/王怡修
「這不只是一部條理分明的人類世界史,更是集想像與龐大研究於一身的傑作。費根不僅透過全球化的角度,賦予中世紀新的定位,同時也指出可怕的氣候變化是無可辯駁的前兆。」
--《The Last Days of the Renaissance》作者/西奧多·拉布(Theodore Rabb)
「來自遙遠過去的警鐘。」
--《柯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
「氣候創造歷史,為時已久,歷史學家卻鮮少注意到這點。事實上,幾滴雨、氣溫改變個一兩度,就足以改變人類歷史。本書證明,人類雖然創造了歷史,但肯定並非全出於自己的選擇。」
--《Down to Earth》作者/泰德·史坦柏格(Ted Steinberg)
「巧妙結合了人類與氣候史,費根的專業知識,讓當前的氣候議題迎刃而解。」
--Booklist
「回首來時路,費根給那些遠眺去時路的人們一記警訊。」
--《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
Brian Murray Fagan (born 1 August 1936) is a prolific British author of popular archaeology books and a professor emeritus of Anthrop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谢选骏指出:抚今追昔,末日情怀。可惜台湾人缺乏历史感,只见其人而不见其生年——因而无法洞悉这位1936年出生的“前互联网时代”的作者,只会“看千年前的氣候變遷,如何重新分配世界文明的版圖”,却“无法理解工业文明之下地球的脆弱”矣。
【49、联合国报告指出 气候变迁将造成每年灾害数量上升】
2020年10月13日 美国之音
一名美国加州的消防队员查看山火火情。(2020年10月1日)
在热浪、全球暖化、森林大火、暴风雨、干旱和飓风数量上升之后,联合国气象组织警告说,到2030年,需要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的人数可能会增加50%。相比之下,2018年时,全球仅有1.08亿人需要此类援助。
世界气象组织(World Meteorological Agency)周二与合作伙伴发布的一份新报告表示,每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的灾难越来越多。报告说,在过去的50年中,超过11,000场灾害归因于天气、气候和海啸等与水有关的现象,造成200万人死亡,经济损失高达3.6万亿美元。
尽管灾害的数量和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都在飙升,但在过去这段期间中,每年因单次天气灾害造成的平均死亡人数却下降了三分之一,这是一项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
由16个国际机构和金融机构编写的2020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2020 State of Climate Services)呼吁各国政府将更多资金投入预警系统,以提高各国准备、应对和减轻此类自然灾害影响的能力。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彼得里·塔拉斯(Petteri Taalas)表示:“虽然新冠疫情引发了巨大的国际卫生和经济危机,要从中恢复需要数年时间,但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气候变化在未来数百年,将继续对人类生命、生态系统、经济和社会构成持续不断且强度增加的威胁”。
他说:“从新冠疫情大流行中恢复的过程,不啻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在面对人为的气候变化时,能够朝著更永续长存的方向,发展出复原及适应能力。”
谢选骏指出:美国之音睁眼瞎,只知“气候变化在未来数百年,将继续对人类生命、生态系统、经济和社会构成持续不断且强度增加的威胁”;不知“人口压力在未来数十年,将继续对人类生命、生态系统、经济和社会构成持续不断且强度增加的威胁”——如果人口减少,再加全球统一,何惧气候变化哉!
【50、联合国发出倾情号召 呼吁人类避免对气候造成“不可逆”影响】
By Reuters Staff
路透8月9日-联合国气候小组周一发出一项可怕的警告,称世界正危险地接近变暖失控的边缘——而人类“无疑”要为此承担责任。
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一份报告中科学家们警告,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水平已经很高,足以对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气候造成破坏。
当前酷热高温、大型飓风等极端性天气层出不穷,而且可能会愈演愈烈。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将这份报告描述为“人类的红色警报”,呼吁停止使用煤炭等高污染化石燃料。
“警钟震耳欲聋,”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在煤炭和化石燃料毁灭我们的星球之前,这份报告为它们敲响了丧钟。”
再过三个月,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将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在此次会议上,各国将面临压力,需要承诺采取更多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并为相关行动提供大量资金。
该报告借鉴了14,000多项科学研究,对气候变化如何改变自然界——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迄今最全面和详细的描述。
报告说,除非立即采取快速和大规模的行动来减少排放,否则全球平均气温有可能在未来20年内超出1.5摄氏度(2.7华氏度)的变暖极限。
到目前为止,各国的减排承诺还不足以降低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含量。
这一发现令各国政府和环保人士感到震惊。
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未来10年对于确保地球的未来将是“至关重要”的。
“我希望今天的IPCC报告将是一个警钟,在11月格拉斯哥举行关键的COP26峰会之前,世界从现在开始就行动起来。”
报告说,“明确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排放已经将全球平均气温从工业化前的平均水平推高了1.1摄氏度——如果没有大气污染调节效应,本来还会进一步提高0.5摄氏度。
科学家们警告说,比工业化前的平均温度上升1.5摄氏度以上,可能会引发失控的气候变化,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例如天气热到人们仅仅呆在户外就会死亡。
报告说,即使要减缓气候变化,世界也没有多少时间了。
如果全球在未来10年大幅减少排放,到2040年平均气温仍可能上升1.5摄氏度,到2060年可能上升1.6摄氏度,然后才会稳定下来。
如果全球不大幅减少排放,而是继续目前的轨迹,到2060年平均气温可能上升2.0摄氏度,到本世纪末可能上升2.7摄氏度。(完)
编译 郑茵/汪红英;审校 孙茉莉/王兴亚
Our Standards: The Thomson Reuters Trust Principles.
谢选骏指出:减排需要减少消费人口,否则无异于扬汤止沸矣!
【51、联合国气候变迁报告出炉 欧美呼吁立刻行动】
联合国报告显示全球气温上升速度快过预期。
The Australian 10:04AM Aug 10, 2021
(法新社巴黎9日电) 联合国机构「政府间气候变迁问题小组」(IPCC)今天公布报告,显示全球气温上升速度快过预期,欧洲各国官员纷纷呼吁全球携手,立刻采取行动,共同对抗气候变迁。
「政府间气候变迁问题小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在报告中表示,「巴黎协定」 (Paris Agreement)设定目标,要使全球升温限制在摄氏1.5度以内,但这项目标大约在2030年左右就会被打破,比「政府间气候变迁问题小组」在3年前推估的要快上10年。
德国环境部长舒尔兹(Svenja Schulze)随后表示,这份报告显示,拯救地球的时间正在流逝,呼吁国际社群合力对抗气候变迁。他表示:「报告清楚点明,当今的我们无法逃避许多气候变迁造成的后果,我们只能尽可能准备并适应它们。」意指7月侵袭德国的致命洪水,就是全球暖化导致的结果。
欧盟气候政策主席提孟思(Frans Timmermans)在推特发文表示,目前仍有时间阻止「失控的气候变迁」,但全世界必须实施零碳排政策。
他说:「现在阻止浪潮,预防失控的气候变迁还不晚,但我们现在必须果断行动,齐心合力。」
他强调欧盟正在推动上月揭晓的气候计划,目标是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在2050年前达到净零碳排目标。
提孟思推文说:「但这是一场全球危机:要守住摄氏1.5度升温目标,需要全世界净零碳排,并更快制定相关政策,以达成目标。」
他表示:「全世界必须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喊出『够了!』。」COP26将在今年11月召开。
他表示:「这份气候报告显示出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对抗气候危机的急迫性。」
即将主办COP26的英国表示,报告称摄氏1.5度升温目标将在2030年左右被打破,这是一项「很严重的警告…显示人类活动正在以令人震惊的速度损害这颗星球。」
英国首相强生(Boris Johnson)表示,这份报告「发人深省」,并呼吁全球尽快采取行动,因为「很显然接下来的10年是拯救地球未来的关键时刻」。
他表示:「在11月于格拉斯哥召开关键的COP26会议之前,我希望今天的报告会是一记提醒全世界必须立刻采取行动的警钟。」
他也表示英国正在「领先众人,过去20年间,英国是20国集团(G20)国家当中减碳速度最快的国家」。
美国总统拜登的气候变迁特使凯瑞(John Kerry)则表示:「IPCC的报告内容很直白,气候变迁带来的影响从极端高温、野火、暴雨到洪水,都只会持续强化,除非我们替自己和下一代选择另一条道路。」他表示:「全世界现在需要的是实际行动。所有主要经济体在这关键的10年必须承诺采取积极行动,对抗气候变迁。」
谢选骏指出:联合国报告不懂“全球气温上升速度快过预期”是因为“全球消费人口上升速度快过预期”——现在的肥胖人和奢侈品太多、产品换新率和一次性太高……我称此为“消费人口的爆炸趋势”。可是世界各国还在拼命提高“GDP”,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52、联合国气候变迁最新报告显示全球气温上升速度快过预期】
09/08/2021 肖曼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问题小组(IPCC)8月9日公布2014年以来关于气候变迁的首份重大科学评估,显示全球气温上升速度快过预期。欧洲各国官员纷纷呼吁全球携手,立刻採取行动,共同对抗气候变迁。
该报告确切显示:全球暖化速度比原本忧心的还快,而且几乎全可归咎于人类导致。预计2030年左右地球表面均温将比工业革命前水平高出摄氏1.5或1.6度。这比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问题小组IPCC在3年前预测的时间(2040年升温摄氏1.5度)提早了整整10年。
报告指出:大约自1960年以来,森林、土壤及海洋吸收了人类排放至大气中二氧化碳总量的56%。但这些帮助我们对抗全球暖化的自然“盟友”,正显示进入饱和状态的迹象。没有自然“盟友”的帮助,地球将早已成为炎热许多且较不宜居住之地。
报告显示:全球海洋自1900年以来已上升约20公分,且过去十年中上升速度加快至原来的近3倍。南极顶部冰盖崩塌和融化,尤其是格陵兰(Greenland)也出现这些情况,已取代冰川融化成为海平面上升主要驱动因素。如果全球暖化控制在升温摄氏2度,海平面在21世纪期间将上升约半公尺。在2300年前,海平面将继续上升近两公尺,为IPCC在2019年所作估计的两倍。由于冰盖的不确定性,科学家无法排除在最糟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下,海平面将在2100年前共上升两公尺的可能性。
这份IPCC报告强调新领域“归因科学“(attribution science)的惊人进展,这种科学能够量化人为全球暖化增加特定极端天气事件强度和/或可能性的程度。此类事件如热浪、飓风或野火。科学家在几周内就确认,若无气候变迁影响,今年6月摧残加拿大卑诗省(British Columbia)的创纪录热浪“几乎不可能”发生。
报告引述古气候学重大进展所发出的一系列警告,比如:地球大气层上次像现在一样温暖大约是在12万5000年前,当时全球海平面可能比现在高出5至10公尺,如果在今日发生,可导致许多主要沿海城市淹没。
科学家还发现:距今300万年前,当时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曾相当于今日水平,当时气温比今日高出摄氏2.5至4度,海平面则高出25公尺。
甲烷是排在二氧化碳之后的第二大温室气体,这次报告显示:目前甲烷浓度为至少80万年来最高。如果人类不能抑制甲烷排放可能会破坏“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的目标。
人为甲烷来源大致可分为两方面,其一是源自天然气生产、煤炭开采和垃圾掩埋场的气体逸出,其二是来自家畜和粪肥处理。
报告还指出:虽然地球正在全面暖化,从海洋到陆地乃至我们呼吸的空气,但部分地区暖化速度更胜其他地方。譬如,北极最冷日子均温的上升速度,据估计将比全球整体暖化速度还快约三倍。全球各地海平面都将上升,但许多沿岸地区海平面升幅可能将比全球平均高出至多20%。全球气候系统出现急剧反应及关键转折点的可能无法排除。
对于联合国机构“政府间气候变迁问题小组“(IPCC)9日公布的以上报告,欧洲各国官员纷纷呼吁全球携手,立刻采取行动,共同对抗气候变迁。欧盟气候政策主席提孟思(Frans Timmermans)在推特发文表示,目前仍有时间阻止“失控的气候变迁”,但全世界必须实施零碳排政策。他说:现在阻止浪潮,预防失控的气候变迁还不晚,但我们现在必须果断行动,齐心合力。
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将在今年11月召开。即将主办这一会议的英国首相强生(Boris Johnson)表示,这份报告发人深省,在11月于格拉斯哥召开关键的COP26会议之前,希望今天的报告会是一记提醒全世界必须立刻採取行动的警钟。他呼吁全球尽快採取行动,因为很显然接下来的10年是拯救地球未来的关键时刻。
美国总统拜登的气候变迁特使凯瑞(John Kerry)则表示:IPCC的报告内容很直白,气候变迁带来的影响从极端高温、野火、暴雨到洪水,都只会持续强化,除非我们替自己和下一代选择另一条道路。全世界现在需要的是实际行动。所有主要经济体在这关键的10年必须承诺採取积极行动,对抗气候变迁。
谢选骏指出:拯救地球必须建立全球政府。
【53、联合国全球议题·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是决定我们这个时代特点的问题,而我们正处于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气候变化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规模空前的影响,天气模式改变导致粮食生产面临威胁,海平面上升造成发生灾难性洪灾的风险也在增加。如果现在不采取紧急行动,未来适应这些影响会变得更加困难,成本也会更加高昂。
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温室气体
温室气体是自然产生的,可以阻挡部分太阳光反射回太空,使得地球温度适合生物居住,对人类以及其他数以百万计物种的生存至关重要。然而,在经历了150多年的工业化、砍伐森林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之后,大气中的温室气体的含量增长到了一个300万年来前所未有的水平。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也随之增加。
以下是一些已得到证实的基本科学关联:
地球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直接影响全球平均气温;
自工业革命时期以来,温室气体浓度持续上升,全球平均气温也随之增加;
大气中含量最多的温室气体,约占其总量三分之二的二氧化碳(CO2),主要由焚烧化石燃料产生。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专委)
由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共同建立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专委),旨在提供客观可靠的科学信息。2013年,气专委发布了第五次评估报告,提供了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更为清晰的证据。气专委报告结尾明确指出,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而人类活动是导致其发生的主要原因。
第五次评估报告
报告全面评估了过去几十年间的海平面上升及其原因,还估计了自前工业化时代以来二氧化碳的累积排放量,并制定了未来二氧化碳排放控制预算,以期将温度升幅控制在2℃以内。截至2011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约达排放控制预算的一半。报告还发现:
自1880年至2012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0.85℃。
海洋在变暖,冰雪量在减少,海平面在上升。自1901年至2010年,因气候变暖和冰雪融化,海洋面积扩大,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了19厘米。自1979年起,北极的海冰范围以每十年1.07×106平方公里的速度持续缩小。
鉴于当前温室气体的浓度以及排放水平,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将持续升高,高出前工业化时期的平均水平。世界各大洋将持续变暖,冰雪将继续融化。以1986-2005年作为参照期,至2065年,平均海平面预计上升24-30厘米,至2100年,平均海平面预计上升40-63厘米。即使停止排放温室气体,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大多数影响也会持续数世纪之久。
有证据表明,生态系统和地球气候系统可能已经达到甚至突破了重要的临界点,可能导致不可逆转的变化,这让人担忧。亚马逊雨林和北极苔原等多样化的生态系统可能因气候变暖和干旱而发生巨大的变化。高山冰川正在迅速消失,在最干旱的月份里,供水减少对下游造成的影响会波及很多世代。
全球升温1.5℃
2018年10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关于全球升温高于工业化前水平1.5℃的影响”特别报告。报告指出,要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之内,需要在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快速、深远和前所未有的变化。报告发现,与升温2℃相比,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不仅明显惠及人类和自然生态系统,还可与确保一个更可持续、更加公平的社会齐头并进。虽然之前的预测侧重于预计全球平均气温上升2℃时将造成的损害,但该报告显示当全球升温达到1.5℃时,全球将遭受许多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报告还强调,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而非2℃或更高的温度,可以避免一系列气候变化影响。例如,到2100年,若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而非2℃,全球海平面上升将减少10厘米。与全球升温2℃导致夏季北冰洋没有海冰的可能性为至少每十年发生一次相比,全球升温1.5℃则为每世纪发生一次。当全球升温1.5℃时,珊瑚礁将减少70%至90%,而当全球升温2℃时,几乎所有(多于99%)的珊瑚礁都将消失。
报告称,要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需要在土地、能源、工业、建筑、交通和城市中实现“快速且具深远影响的”转型。到2030年,全球人为二氧化碳净排放量必须比2010年的水平减少约45%,到2050年左右实现“净零”排放。这意味着需要去除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来平衡剩余的排放。
联合国法律文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大家庭奋斗在保护地球家园的最前沿。1992年,联合国召开地球问题首脑会议,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变化公约》),迈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步。如今,公约得到了几乎所有国家的批准,已有197个国家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公约的终极目标是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
《京都议定书》
截至1995年,各国已启动多轮谈判,加强针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回应,两年后,《京都议定书》正式通过。《京都议定书》具有法律约束力,要求发达国家缔约方遵守减排目标。《京都议定书》的第一个承诺期是从2008年到2012年,第二个承诺期从2013年1月1日至2020年截止。目前,《气候变化公约》有197个缔约国,《京都议定书》有192个缔约国。
《巴黎协定》
2015年,《气候变化公约》第21届缔约方会议在巴黎举行,各缔约国达成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以应对气候变化并加快行动、加大所需投资来创建一个可持续、低碳的未来。《巴黎协定》基于《气候变化公约》而制订,首次让所有国家共同致力于实现相同的目标,做出大胆努力以应对气候变化并适应其影响,加大力度支持发展中国家做出同样的努力。因此,《巴黎协定》为全球气候工作规划新道路。
《巴黎协定》的核心目标是:加强对气候变化所产生的威胁做出全球性回应,实现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将全球温度升幅控制在2℃以内;并争取把温度升幅限制在1.5℃。
在2016年4月22日地球日,175个世界领导人在联合国总部纽约签署了《巴黎协定》。这是目前为止同一天内签署国数目最多的一项国际协定。目前,已有186个国家加入了《巴黎协定》。
2019年气候峰会
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将于2019年9月23日召集举行气候峰会,将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世界领导人聚集在一起,支持多边进程,加大并加速气候行动和雄心。他还任命前墨西哥外交官路易斯·阿方索·德阿尔瓦为秘书长气候问题特别代表,负责领导峰会的筹备工作。峰会将重点关注气候行动可产生最大差异的领域——重工业、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城市、能源、灾害抵御能力和气候融资。世界各国领导人将就其正在采取何种行动,以及计划在2020年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做什么进行通报。预计,在2020年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国际社会将更新并有可能增加承诺。在气候峰会闭幕式上,秘书长说:“你们在势头、合作和雄心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需要更多具体的计划、更多国家和企业的雄心。我们需要所有公共和私营金融机构一劳永逸地选择绿色经济。”
诺贝尔和平奖
被联合授予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 (Al Gore) 和气专委,以表彰“他们积累和传播更多有关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的知识,并为应对此种变化所需采取的措施奠定基础”。
谢选骏指出:诺贝尔和平奖是一帖狗皮膏药——因为它治标不治本,只能假设全球议题,却无助于全球政府的建立。
【54、伦敦中小学生罢课示威 望政府重视气候变迁】
16/02/2019
为提高民众对气候变化的意识,欧洲多国掀起示威浪潮,成千上万名孩童和青少年集体罢课走上街头,呼吁各国政府重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问题,并采取行动加以减缓。
星期五上课日,英国伦敦的国会广场却聚集大批青少年和孩童,高举“捍卫未来”的标语,希望不再坐视不理,让当政者决定未来,而是身体力行提高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意识。示威者中不乏小学生。
七岁示威者哈里斯说:“就这一次,别再谈论脱欧,而是开始讨论气候变化。因为每天有近200个物种在逐渐灭绝。”
这场“为气候而罢课”的全球行动,在欧洲掀起浪潮,英国的行动组织就表示,全国有60个社群响应这次的示威。
罢课行动发起人安娜泰勒说:“我并不想罢课,因为我重视我的教育。不过我更珍惜我的未来。如果没有未来,去上课也没有意义。”
欧洲:为气候而罢课 各国掀示威浪潮
德国、比利时和瑞士等国家都可以看到青少年参与示威。德国首都柏林和法兰克福也有大批学生响应号召。
不过有评论不认同学生罢课示威,认为学生身体力行走路上学或少吃汉堡,或许更能达到爱护环境的目的。
谢选骏指出:示威游行喊喊口号容易,身体力行走路上学或少吃汉堡就做不到了。
【55、马达加斯加:非洲岛国滑向全球首个“气候变化导致的饥荒”,人们用蝗虫和仙人掌果腹】
BBC驻非洲记者 2021年8月26日
联合国表示,至少有50万五岁以下的儿童处于严重营养不良的危险之中。
联合国称,位于非洲东海岸的岛国马达加斯加正处于现代历史上全球第一次“由气候变化引发的饥荒”的边缘。在部分地区连续四年没有降雨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人正面临“灾难性”的饥荒和粮食风险。
这场四十年来最严重的旱灾重创了该国南部与世隔绝的农业社区,使许多家庭不得不寻找昆虫果腹。
“这些都是近似饥荒的情况,它们是由气候而不是冲突造成的,”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UN World Food Programme)的谢莉·塔克拉尔(Shelley Thakral)说道。
联合国估计,目前有三万人正处于国际公认的最高级粮食不安全水平——第五级。而且随着马达加斯加进入丰收前传统的“欠收季节”,人们担心受影响人数可能会急剧上升。
“这前所未有,这些人没有做任何事导致气候变化。他们并不用化石燃料……而他们却首当其冲地承受着气候变化的影响。”塔克拉尔表示。
在安博萨利(Amboasary)地区偏远的村落凡迪奥瓦(Fandiova),一些家庭最近向到访的世界粮食计划署团队展示了他们正在吃的蝗虫。
许多家庭不得不寻找蝗虫饱腹。
“我只能尽力地清洗虫子,但几乎没有水,”塔玛利亚(Tamaria)说。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
“八个月来,我和孩子们每天都只吃这个,因为我们没有别的东西吃,也没有降雨让我们能丰收,”她补充说。
“我们今天除了仙人掌叶,什么都没有吃,”三个孩子的母亲博乐(Bole)坐在干燥的土地上说。她说,她的丈夫和一个邻居最近都死于饥饿,后者给她留下了两个孩子要养活。“我能说什么呢?我们的生活就是寻找仙人掌叶,一次又一次,只为了活下去。”
改善水资源管理
虽然马达加斯加常遭遇干旱,并常受到厄尔尼诺导致的天气模式变化的影响,但专家认为,气候变化可能与当前的危机直接相关。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最新报告,我们看到马达加斯加的干旱程度有所增加。如果气候变化持续下去,这一数字预计还会增加。”
“在很多方面,这都可以被视为是人们要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论据,”在南非开普敦大学工作的马达加斯加科学家朗德罗·巴里马拉拉(Rondro Barimalala)博士说。
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检视同样的大气数据时,气候危害中心(Climate Hazards Center)主任克里斯·芬克(Chris Funk)证实了其与“大气变暖”的联系,并表示马达加斯加当局需要努力改善水资源管理。
“我们认为短期内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通常可以预测什么时候会有高于正常水平的降雨,农民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提高他们的作物产量。面对气候变化,我们并非无能为力,”他补充道。
马达加斯加南部一些较大的城镇也感受到了当前干旱的影响,许多儿童被迫在街头乞讨。
“市场上的价格正在上涨,涨了三四倍。人们都在卖掉土地,来换取买食物的钱,”在马达加斯加陶拉纳鲁(Tolanaro)慈善机构“Seed”工作的齐娜·恩多(Tshina Endor)说道。
她的同事隆巴·哈索瓦纳(Lomba Hasoavana)说,他和其他许多人开始睡在木薯地里,试图保护他们的作物不受急需食物的人们的伤害,但这已经变得太危险了。
“你可能会冒生命危险。我感觉这真的非常难,因为每天我都要考虑养活自己和家人,”他说。“现在的天气一点都没法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这都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谢选骏指出:马达加斯加是黑非洲的黄种人飞地,原本得天独厚,现在却被搞得满目疮痍,这是边缘地带的优势,还是种族混杂的恶果?
【56、马达加斯加狐猴濒临灭绝 气候变迁恐敲下“丧钟”】
2019年12月24日 中央社
美国研究人员在《自然气候变迁》(Nature Climate Change)期刊发表最新研究指出,至少有两种马达加斯加狐猴因森林砍伐而濒临灭绝,且气候变迁可能是将它们逼入绝境的“丧钟”。
据报道,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安模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Amherst)环境保育系学者摩瑞里领导逾20名研究人员,检视3组数据,以评估领狐猴(Ruffed lemur)的存活可能性。
第一组数据预估至2070年的雨林覆盖变化,基于两种可能情况:“严格”或“宽松”保护。自20世纪中叶以来,马达加斯加已丧失约40%的森林覆盖面积。
另外,研究人员也检视未来50年,气候变迁的可能冲击,再次评估从乐观(大幅和立即减少碳污染)至维持现况(没有改变)等可能情况。最后,他们还探究2070年,将剩下多少健康的雨林,以推估温驯的领狐猴是否可能在雨林大量繁衍,或是勉强幸存。
当地时间2019年3月5日,一只名叫“Poppy”的雌性冠冕狐猴,冠冕狐猴是马达加斯加的一种极度濒危物种。报道称,研究人员发现,即使受到“严格”保护,光是森林砍伐就会减少30%的领狐猴栖息地,在宽松监管的情况下,栖息地将加倍减少。气候变迁则可能导致栖息地缩减15%至75%。研究人员还预估,全球变暖和栖息地丧失的冲击综合起来,将造成毁灭性影响,50年内领狐猴栖息地可能减少95%。
领狐猴以水果为食,是马达加斯加雨林中,传播各种罕见植物种子的唯一媒介,它们的消失可能危害整个生态系统。
领狐猴及它们的表亲红领狐猴(Red ruffed lemur)因为遭捕猎、栖息地丧失、森林零碎化及入侵物种等原因,已被列入国际自然保育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极危”等级。研究人员警告:“这两种物种的损失,都可能对剩下的森林结构和完整性造成连锁效应。”
谢选骏指出:吃完了动物,就该吃人了。
【57、蒙古高原陷入可怕正反馈回路,或被永久重塑,改变东亚北半球气候】
提起撒哈拉大沙漠你会想到什么?黄沙荡荡,飞砂走石,到处是沙丘,遍地是砾石,极端干旱和酷热,几乎没有动植物,完全就是生命的禁区。然而一万多年前,撒哈拉还是葱翠的稀树草原,动植物们的天堂,直到公元前2500年,才最终变成了现在的模样。
所以地球上并不是什么东西都亘古不变,理所当然,很多时候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就会发生沧海桑田的惊天巨变。今天(11月27日),著名科学期刊《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称蒙古高原已陷入热浪和干旱的危险循环中,可能会发生永久性的重塑,彻底变成干旱贫瘠的荒原。
蒙古高原位于中亚和东亚,是一个半干旱的地区,有着广阔的山地、戈壁、丘陵和草原,平均海拔约1580米,包括蒙古全境,俄罗斯及中国内蒙古、新疆的部分地区,虽然一些地区气候环境较为恶劣,但仍然有很多人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在很多人印象中,蒙古高原就是绵延不绝的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气候极为稳定,怎么会变成干旱的荒原呢?
这项研究来自韩国、日本、中国、瑞典、美国一些大学及科研机构组成的国际科学家团队。研究人员分析了来自蒙古高原的西伯利亚落叶松和其他物种的树木年轮,以了解曾经发生的热浪、干旱及土壤的潮湿程度。这是因为针叶树对异常高温反应激烈,通过检查它们的年轮,就可以掌握它们对发生的热浪的反应。
研究结果让科学家们大吃一惊,在过去的260年里,蒙古高原的气候一直相对稳定,然而在最近的20年,这一地区的热浪和干旱已经越来越频繁,温度已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研究人员预测,蒙古高原发生的气候变化,将使该地区变得像美国西南部一样干旱和贫瘠。
研究人员认为,这和当前土壤过度干燥有关,更和人类排放引发的全球气候变暖有关。潮湿土壤产生的蒸发会让地表上方的空气冷却,但如果没有水分,热量就会直接传递到地面周围的空气中,这就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正反馈回路:土壤干燥产生高温,高温导致土壤更加干燥,进而产生更多的热量。
东京大学气候科学家Hyungjun Kim说,这一过程可能触发“不可逆转的反馈回路”,从而使该地区“朝着更热、更干燥的未来发展”,从而越过不可逆转的转折点,使该地区陷入永久性的干旱状态。研究人员认为,事实上,这个临界点可能已经过去了,因为“该地区的半干旱气候已进入一种新的状态,土壤湿度不再能缓解异常高的气温”。
而2014年来自中国的另一项研究已经表明,整个蒙古高原的湖泊面积正在不断缩小,过去六年中面积超过1平方公里的湖泊数量已经减少了26%,并且不光水体,土壤中的水分也在不断散失。
有人可能会想,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既然蒙古高原要变成荒原,反正谁也阻止不了,就由它去吧。问题东亚内陆的气候状况将通过全球大气环流影响北半球其他地方的气候,甚至更广阔的地方。而蒙古高原的附近就是青藏高原,那里同样有着皑皑白雪和辽阔草原,近年的研究已经表明,青藏高原的冰川已经大量消失,连珠穆朗玛峰都冰雪消融露出了死难在那里的登山者尸体,如果蒙古高原都变成了荒原,青藏高原还能够幸免吗?
参考:
Science:Abrupt shift to hotter and drier climate over inner East Asia beyond the tipping point,DOI: 10.1126/science.abb3368
Gizmodo:‘Feedback Loop’ in Central East Asia Threatens Disturbing Changes to Mongolia's Climate,作者/George Dvorsky
徐德文科学频道公众号:xudewen028,传播最新、最前沿、最有趣的科学,敬请关注。(编辑于 2020-11-27)
《“地形因素”对于气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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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区气候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纬度位置、海陆位置、大气环流、地形、洋流等众多因素的因素,其中纬度是基础性的因素,通过热量带来决定气候类型是属于热带、亚热带、温带、亚寒带还是寒带气候。大气环流包括气压带、风带和季风环流,是形成气候的最主要因素,而地形因素是一种加剧因素,使得全球气候类型的分布表现得更为复杂,具体来说,地形的影响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由于地形因素主导而形成独特的气候类型,那就是“高山气候”,我们知道随着海拔的升高,热量和水分都会发生变化,特别是热量条件,每升高1000米气温就会下降6℃左右,如果一个区域的海拔足够高,比如我国的青藏高原地区,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那么,青藏高原上的气候特征就会表现为“年均温低,年降水量少,气温的日较差大而气温的年较差小,光照强烈”。除了我国的青藏高原以外,世界上的一些高海拔地区,如埃塞俄比亚高原、阿尔卑斯山脉、落基山脉和安第斯山脉等地都有分布。
其次,地形对于气候中“降水”要素的影响,比如非洲赤道附近的东非高原地区,原本地处赤道附近,受赤道低气压带控制,盛行上升气流,降水丰富,形成热带雨林气候。但是由于是高原地形,海拔在1200米左右,由于海拔高气温有所下降,使得上升气流有所减弱,降水也就偏少,从而形成了“热带草原气候”。通过山地地形的迎风坡和背风坡来影响降水,是一种常见的地理现象,比如我国的台湾岛中部有南北走向的台湾山脉,使得台湾山脉东侧地区处在东南季风的迎风坡,降水丰富,而台湾山脉西侧地区处在东南季风的背风坡,降水较少。
再次,地形对于气候中“气温”要素的影响,海拔对于气温的影响是最为普遍的,比如西亚地区的伊朗,从纬度来看地处北纬30°附近,属于亚热带地区,但是由于伊朗高原海拔较高,气温较低,所以气候类型偏向于“温带大陆性气候”。比如,我国的四川盆地,由于盆地地形,四周高中部低,热量容易聚集,同时冬季的冷空气难以进入,成都平原地区的年均温比我国同纬度东部地区要来得高。(发布于 2019-10-23)
谢选骏指出:埃及文明既可以说是“尼罗河的赐予”,也可以说是“撒哈拉沙漠逼出来的”——关键在于人类的反应。
【58、面對氣候變遷 法專家:我們需要「可調節氣候」的建築概念】
科技環保城市建築新知 2016.05.12
環境資訊中心/特約記者李育琴(2016年4月29日)
氣候變遷不僅帶來自然環境的改變,人的生活型態、居住環境和人際關係也因極端氣候而面臨各種威脅,過去用冷暖氣來調節居住空間的方式,恐怕變得不再有效益。法國格勒諾布爾(Grenoble)國立高等建築學院教授帕斯卡·侯列(Pascal Rollet)日前受邀來台,分析氣候變遷對人們居住環境的影響,指出可調節氣候的建築型態是未來建築的解決方案。
侯列也在目前高雄駁二鐵道園區展出的「2015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中,提出以貨櫃建構公共住宅的設計概念「方舟100」。他表示,用貨櫃設計緊急應變計畫中災民的彈性生活空間,除了展現高雄的在地特性外,民眾也能透過這個展覽思考台灣未來居住空間的議題。
可調節氣候的建築概念 為建築增加一層皮膚
去年巴黎召開的聯合國氣候大會,侯列名列法國文化部建築諮詢顧問。他指出,極端氣候造成水資源短缺、海洋生物死亡和人居空間變小,面對這些衝擊,當今全球不平衡的能源使用方式必須改變,並要重新思考我們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有效降低未來地球和後代子孫所要承受的生存成本。
侯列說,在極端氣候的影響下,過往四季分明的法國,農業型態已經在改變。原本在法國南部種植葡萄釀酒的農場,開始到北部尋找土地,遷移農場。人們的生活方式也受到影響,根據統計,氣溫在一週間出現大幅波動,或一天之內天氣劇烈變化的情況,幾乎成為常態,過去用冷暖氣來調節居住空間的方式,變得不再有效益。
侯列指出,現在的建築必須要能更快速調適這樣的極端氣候,「就好像人的皮膚為人體調節外在氣溫一樣。」
可調節氣候的建築概念,是現代建築師的挑戰和創新突破,使用可調式太陽能板屋頂、回收可再生的循環材料、自然素材的建材等,在建築技術的作法上,設計讓空氣流動,多開窗帶動熱空氣上升排出,使用厚泥土牆把熱氣隔絕並保濕,使室內涼爽,或者為建築外層增加隔熱層,阻擋熱氣進入等等。
公共空間的設計也一樣,綠色植栽和溝渠製造水循環的概念,讓廣場等公共空間成為調節城市氣候的據點。
都市蔓延、耕地縮減 城市設計的解決方案
除了單點的建築,城市規劃、都市設計也面臨重新思考的時刻。侯列指出,在水資源短缺之下,人與人之間因爭水造成的衝突,為了尋找水資源人們開始遷移,形成大量移民湧入都會地區的情況,都對社會帶來衝擊。
隨著全球人口快速增長,聯合國預估2100年,全球人口將達到110億人,然而地球資源最多只能容納80億人口,實際上,與目前的人口數已經相去不遠。
人們為了追求好的生活環境,更集中在都會區,造成「都市蔓延」(urban sprawl)的問題,農業耕地跟著流失。因此,要思考如何運用空間產生足夠的建築單位,同時把都市耕作的概念帶進來。侯列說,結合農業景觀的城市,會是未來的都會風景。
可調節氣候的建築
目前在歐洲和法國的案例中,以100戶為單位的社區建築,透過舊建築空間改造,以創新建築技術、增加植栽空間並使用太陽能發電等,達到自給自足,侯列認為,這樣的解決方案是可行的。
舊+新 整合型建築改善居住空間
在台灣,居住空間的問題顯而易見。2014年,交通大學建築所團隊以台灣居住空間的解決方案,參加國際「太陽能建築十項全能競賽」(Solar Decathlon)而獲獎。他們提出的能源屋作品「蘭花屋」,試圖解決台灣常見的頂樓加蓋鐵皮屋的問題。該團隊指出,在都市熱島效應下,頂樓加蓋的鐵皮屋並不適宜人居,但卻是青年在房價高漲的城市中不得已的選擇。
「蘭花屋」透過改造鐵皮屋頂,加上新建築技術,不僅讓頂樓加蓋住起來舒適,也能達到能源自給自足,身為當時競賽主席的侯列說,年輕人的發想讓看起來戲劇化的案例有可能實現,因為他們已經在行動。
侯列表示,為了讓全球增溫控制在1.5-2℃以內,新建築就是要降低排碳,並且能夠生產能源。以整合型的建築設計概念,把舊建築的外層透過可再生利用的材質重新改造,如木材、玻璃、太陽能板等等,而改造舊建築的經費,則可用太陽能發電的收入來支應。
侯列強調,「比起鋼筋水泥的耗能建築,可再生材質的建築成本現在看來比較貴,但是卻可以省下未來面對地球災害的大筆成本。」
改變生活方式 追求能源平等
從能源使用的角度來看,目前全球各國人均用電量是不平等的。已開發國家每人每年用電超過5000 KW,包括台灣也名列其中,而如海地等低度開發國家,人均用電僅32 KW。侯列認為,這種過度耗用和不平衡的方式,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因此過度耗用能源的國家必須減低需求,根據研究,只有人均用電降低至2000 KW,全球能源供給才可能達到平衡。
「現在是時候重新思考我們的生活方式,」侯列說。改變人的移動方式,減少不必要的交通,在家工作;食物供給盡量採用在地而非跨國運輸;此外,都市設計以舊建築加上新的技術來改建,讓建築增加綠能生產和食物生產的功能。
谢选骏指出:奸商们“用加法来减排”,就像奸医们“用加法来减肥”——都是为了推销更多的商品,结果减排减得地球更热、减肥减得胖子更胖。
【59、气候报告发布:地球温度达12.5万年来最高水平】
IPCC
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评估表明,温室气体毫无疑问地推动极端天气事件发生——但各国仍然可以预防最坏的影响。
联合国针对气候科学现状提出的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中指出,现代社会对化石燃料的持续依赖正在以过去 2,000 年来前所未有的速度使全球变暖——其带来的影响已经很明显:创纪录的干旱、野火和洪水摧毁着世界各地。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8月9日发布的评估表明,如果温室气体排放继续下去,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该评估也明确指出,地球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今天做出的选择。
“证据无处不在: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情况将变得非常糟糕。”该报告主要协作者之一、加拿大环境部气候学家张学斌说。该报告于8月9日发布。
随着未来气温升高,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持续干旱这样的极端天气事件将加剧。
该报告由 200 多名科学家用几年时间编写完成,并在上周举行的线上会议上获得了 195 个政府代表的批准。此份报告是三份报告中的第一部分,旨在评估气候变化的情况,以及评估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所作的努力。这份报告是IPCC 自 1990 年以来第六次气候评估的一部分,它的发布距离下一次全球气候峰会(于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届时,各国政府将有机会做出承诺以扭转局势和减少排放。
过去一年中许多国家承诺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净零排放,如果这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那么世界将能实现 2015 年《巴黎协定》中规定的温度目标——将21世纪全球变暖限制在 1.5 °C以内。来自法国气候与环境科学实验室的气候学家、IPCC负责这份报告的物理科学工作组联合主席 Valérie Masson-Delmotte 说:“我们未来面临的气候取决于现在所作的决定。”
升温
相比于1850-1900 年地球的平均温度,目前全球表面温度升高了约 1.1 °C,这是自大约 12.5万年前最后一个冰河时期以来从未见过的升温水平。这是与 IPCC 报告共同发布、供决策者使用的摘要中,出现的直白事实之一。
该报告评估了在大气排放继续的情况下气温将上升多少,以及提供了气候学家21世纪以来最有信心的预测。研究人员用来进行预测的一个关键指标是“气候敏感性”,该指标衡量的是当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达到工业化前两倍的水平时,预计达到的全球长期暖化程度。尽管 IPCC 的最佳估计仍为 3 °C,但是此次报告通过现代以及古代气候记录等降低了该数字的不确定性,且与IPCC 上一次气候评估报告(于2013年发布)提出1.5–4.5 °C的敏感度范围相比,此次报告将范围缩小到了 2.5-4 °C。
气候敏感性范围的缩小,增强了科学家们对于预测地球在多种不同情景下所发生事件的信心。例如,IPCC 报告指出,在几乎不改变当今全球发展模式、温室气体适度排放情景下,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 2.1-3.5°C,这远高于2015 年各国签署的《巴黎协议》中制定的1.5-2°C目标。该报告预测,即便是在政府积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情景下,未来几年全球气温仍可能超过 1.5°C 的阈值,至本世纪末回落至该阈值以下。
“还有可能将全球变暖限制在 1.5°C 以内吗?答案是有。”该报告的主要协调作者、智利圣地亚哥大学气候与弹性研究中心的负责人 Maisa Rojas 说。“但是,只有立即、迅速以及大规模地减少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否则将全球变暖限制在 1.5°C是无法实现的。”
极端影响
该报告列举了气候变化对地球产生的一系列惊人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已在全球范围内显现。过去 10 年里,夏末北极海冰的覆盖率,比至少1000 年里都要低。全球范围内持续的冰川退缩程度在至少 2000 年内未有过。海洋也在以自 1.1万年前上一个冰河时代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速度升温。
除了这些令人警醒的测量结果之外,IPCC 报告还强调了一些在理解气候变化导致的区域影响方面最重要的科学进展,包括极端高温、降水和干旱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例如,极端干旱已经影响到全球各地,尤其是地中海以及非洲西南部地区。
张学斌说,随着未来气温升高,极端天气事件将变得越来越严重。报告称,陆地上如果全球温度比工业化前高 2°C,那么过去几个世纪每 50 年发生一次的极端温度事件,可能每四年就会发生一次。而且预计会发生更多复合事件,例如同时发生热浪和持续干旱。
“我们将不只遭遇单一的事件,而是将同时面临多个事件打击。”张学斌说。
不可逆转的变化
报告称,全球变暖对冰川、冰盖以及海洋等主体的影响将持续数百甚至数千年。它们尚未完全适应目前的变暖水平,更不用说未来的气温升高的影响。即使温度升高保持在 1.5 °C,预计未来 2000 年海平面将上升 2-3 米,当升温达到 2 °C 时,海平面上升高达 6 米,这将改变目前有着数亿人口居住的整个海岸线。
报告警告说,不能排除气候变暖会出现一些最严重的影响,如冰盖坍塌、大规模森林消失或海洋环流的突然变化,尤其是在接近本世纪末出现高排放和显著变暖的的情景下。但报告指出,所有气候变化预测中最大的不确定性是人类将如何行动。
尽管IPCC三十年来一直在警告全球变暖的危险,但各国政府尚未采取必要的行动来过渡到清洁能源并停止温室气体排放。但情况也许即将改变,因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开始看到气候变化给他们周围世界带来的影响,张学斌说。
“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人们的确感受到了。这份报告只是向公众提供了科学验证,告诉他们:是的,你感受到的是真的。” 他说。
而IPCC 报告还指出了更为重要的一点:现在采取积极行动,许多最可怕的气候变化的影响仍可避免。Roja说,变暖的每一度都至关重要。“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想法,”她说,“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
原文以IPCC climate report: Earth is warmer than it’s been in 125,000 years标题发表在2021年8月9日的《自然》的新闻版块上
原文作者:Jeff Tollefson
谢选骏指出:联合国是个寄生虫组织,只会空谈,不干实事。
【60、气候报告迈过哪些历史节点?】
2021年08月13日 中国环境报 张倩
如果点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官网日程,你会发现关于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报告已经进入第六个评估周期。此时距离IPCC发布第六次综评估报告(IPCC AR6)只剩1年零1个月(2022年9月)。
在这个评估周期里,IPCC报告工作组还会发布其他3份报告,分别是《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气候变化2022:减缓气候变化》和《气候变化2022:影响、适应和脆弱性》。
8月9日,作为第六个评估周期内4份重要报告的首份报告——《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以下简称“《报告》”)经两周线上审议,最终通过并发布。它的发布标志着新一轮的气候变化评估成果将陆续向世界公开。
报告为气候治理提出哪些新方向?
作为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的第一工作组报告,《报告》为阐释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提供自然科学基础,关注气候系统(包括大气、海洋、地表和冰冻圈)在气象观测中的变化过程和相互作用,以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气候建模、情景分析和预测以及气候归因为依据,阐明迄今为止驱动气候变化的自然和人为因素,旨在为决策者制定气候政策提供最佳科学支撑。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一些政府,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已久,常质疑气候变暖究竟和人类有多大关系,是自然因素造成还是人类活动所致。最新研究报告已经给出答案——约95%-100% 是人类活动造成,约0-5% 是自然因素所致。我想他们是时候敞开心扉面对科学了。”美国天体物理学教授Ethan Siegel说。
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发布的报告相比,此次报告对温升的评估将更加精确。此前的第五次评估报告使用了4条典型浓度路径(RCPs)来模拟未来的气候变化。但在新报告中,IPCC使用了5种不同的社会经济路径(Social-economics Pathways,简称SSPs),将更多可能的情景纳入到考察范围中来。
在5种路径下,到本世纪中叶,全球地表温度将继续上升。除非在未来几十年里采取深度减排措施,否则全球1.5℃温控目标乃至2℃目标将无法实现。具体而言,在最低温室气体排放情境下,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与1850-1900年间的水平相比,非常有可能升高1℃-1.8℃(最佳估算1.4℃)。其他排放场景下,全球平均温升预计将在本世纪中叶突破1.5℃,并持续升高,最高升温幅度可能达到5.7℃。
此外,《报告》特别关注了区域性的气候变化,1/3的章节都涵盖了区域性气候变化的内容。比如,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已经在影响全球所有地区发生的许多极端天气与极端气候事件,包括热浪、强降雨、干旱、热带飓风。具体而言,气候变化已经造成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等区域极端高温、极端降水的频次增加。
IPCC 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法国气候与环境科学实验室瓦莱丽·马森·贝尔莫特(Valérie Masson-Belmotte)女士表示:“这份报告是对现实情况的检验,让我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气候有更为清晰地了解,这对把握未来方向、采取行动以及应对方式都至关重要。”
回溯IPCC前五个周期报告:气候科学推动政策不断向前
气候变化的问题究竟能不能用科学的语言讲清楚,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如何将晦涩的术语、公式和数字转译成具体的公共政策,从来都不是易事。
关于气候变化的认知和态度,纷争不断,国际社会急需在科学上有权威性、在政治上有公信力的组织面向政府和公众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报告主流科学对于气候变化的认识与结论。因此,1988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应运而生。
1990年起至今,IPCC已发布了5次正式评估报告(第六份于明年发布)。回溯全球气候治理历程,不论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还是《巴厘路线图》《巴黎协定》,IPCC发布的每一次报告都起到了鞭策和推动作用。
1990年,IPCC发布第一次评估报告(IPCC AR1),确认了气候变化的科学依据。这份报告指出,过去一个世纪内,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上升了0.3 ℃-0.6℃,海平面及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也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这份报告里的主要发现推动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制定与通过,开启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治理进程。
1996年,IPCC发布第二次评估(IPCC AR2)报告指出,二氧化碳排放是人为导致气候变化的最重要因素,并表示气候变化带来许多不可逆转的影响。
这份报告有力地促进了包括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减排目标的《京都议定书》的通过。尽管《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和实施十分曲折,但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贡献难以磨灭。
2001年,IPCC发布第三次评估报告(IPCC AR3)。报告明确了观测到的地表温度上升主要归因于人类活动,称由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化的可能性为66%,并预测未来全球平均气温将继续上升,几乎所有地区都可能面临更多热浪天气的侵袭。科学论证以量化的数字不断加深人们的认知。
2007年,IPCC发布第四次评估报告(IPCC AR4)。报告称全球气候系统的变暖毋庸置疑,观测到的全球平均地面温度升高很可能是由于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导致(可能性达到90%)。
就在这一年,气候科学成功“出圈”,引起世界范围关注。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将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以表彰IPCC在推动人类气候合作方面的积极作用。诺贝尔奖委员会表示,气候变化在1980年代还只是一个假设性问题,但得益于IPCC近20年的贡献,到了1990年代,气候变化已经有了确切的科学证据,并在全球建立起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广泛共识。
2014年,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综合报告发布,这次评估报告以更全面的数据来凸显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在第五次评估报告的第一工作组报告中指出,人类活动“极有可能”(extremely likely,95%以上可能性)导致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大部分(50%以上)全球地表平均气温升高。
这份评估报告为《巴黎协定》制定提供了主要的科学支撑。巴黎气候大会(COP21)决议要求《巴黎协定》特设工作组将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作为参考来源以确定全球盘点所需的信息,并要求各缔约国依据IPCC的方法学及指标来核算各国的温室气体减排力度。
每一个评估周期,IPCC评估报告都以一组组科学的数据和模型、更精确的推演,不断丰富着气候科学的内涵,推动全球气候政策不断向前。
从报告到政策、行动:国情虽有别,但都需政府、公众共同参与
IPCC报告在全球和各国的治理进程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却不具有政策指示性和强制约束力。评估报告所反映的观点尽管与政策制定相关,可以为多数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和科研工作者提供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科学依据和具体的数据,可说到底只能算一份参考意见。
电影《后天》里有这样一个片段。科学家对副总统说:我们的气候系统很脆弱。但副总统回了一句:“我们的经济系统同样很脆弱”。同一份报告的输出成果在科学家与决策者眼中自然有所区别。更别说是有着不同国情、不同阶段气候治理水平和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他们对报告的解读和在政策上的“诠释”也存在着“世界的参差”。尽管国情各异,但气候治理的责任不能搁置。
随着IPCC报告迈入第六个周期,近几年来,全球多个地区极端天气发生的频次和强度不断攀升。
以近3个月为例。6月,德国、比利时等欧洲多国突发暴雨,引发洪水、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淹没大片房屋、街道,造成大量居民断电、断水,造成200多人伤亡。7月,中国河南郑州发生特大暴雨,强降雨给当地供水供电基础设施带来严重冲击,伤亡惨重。近日,印度也经历了50年来的最强降雨,持续暴雨引发了洪水、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一系列灾害,造成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至少138人死亡,9万人被迫转移。
洪涝的另一面是高温,南欧正在遭遇极端热浪袭击。8月3日,希腊和土耳其一些地区的气温超过46℃,突破当地历史极值,引发毁灭性火灾,目前造成上万人流离失所。
“气候变化已经在以多种方式影响着地球。我们所经历的变化将随着升温而加剧。”IPCC 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翟盘茂表示。
面对频发的极端气候灾害,各国应当正确认识到,气候风险早已从“黑天鹅”演变成“灰犀牛”,朝地球上更多的角落更频繁地奔袭。
气候科学不是伪科学。关于气候变化的推理论证值得各国反复推敲、琢磨。纸质的报告解决不了现实的气候困境。当一份科学指南公正地摆在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面前时,政府和公众都应作出正确的选择。
谢选骏指出:伪科学和伪政府缺一不可——这是环境灾难的双轨制。
【61、气候变化:联合国重磅报告“人类生存红色警报”要点汇总】
BBC 2021年8月9日
联合国发布重要科学报告表示,人类活动正在以前所未有,甚至不可逆转的方式改变地球气候。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警告说,在短短十多年里,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极端热浪、干旱和洪水,并突破一个关键的气温上升极限。
联合国负责人说,这份报告“对人类来说是一个红色警报”。
但是科学家们说,如果全世界迅速采取行动,灾难可以避免。
人们仍然寄希望于大量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能使不断上升的气温保持在稳定程度。
IPCC报告的五个要点
1、在2011年至2020年的十年间,全球地表温度比1850年至1900年高出1.09摄氏度;
2、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过去五年最热;
3、与1901年至1971年间相比,最近的海平面上升速度几乎增加了两倍;
4、1990年代以来全球冰川退缩和北极海冰减少的主要驱动因素“非常可能”(90%的可能性)是受人类的影响;
5、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包括热浪在内的极端高温天气变得更加频繁和强烈,而寒冷气候则变得不那么频繁和严重,这种状况“基本确定”。
未来的五大可能
1、如果所有排放情况都出现,2040年地球气温将比1850年至1900年的温度高出1.5摄氏度;
2、如果所有排放情况都出现,在2050年前北极将在9月出现至少一次冰雪全部溶化的情况;
3、即使温度只上升1.5摄氏度,一些“史无前例前所未有”的极端事件也会越来越多地发生;
4、到2100年,百年一遇的极端气候现象,在一半以上的潮汐测量地点至少每年出现一次;
5、许多地区的火灾天气将可能增加。
“不可逆转”
报告还明确指出,我们迄今经历的气候变暖已经使许多地球得以生存的支撑体系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在几百年到几千年的时间范围内是不可逆转的。
海洋将继续变暖并变得更加酸性。未来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山地和极地的冰川将继续融化。
在海平面上升问题上,科学家们为不同的排放水平建立了相关的统计模式。
结果是,本世纪末海平面上升约2米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到2150年海平面上升5米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这样的结果虽然不太可能,但到2100年时,沿海地区又会有数百万人受到洪水的威胁。
该报告的一个关键方面是温度上升的预期速度以及它对人类安全意谓着什么。
地球上几乎所有国家都签署了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制定的减排目标。该协议旨在将本世纪的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度以内,并努力将其控制在1.5度以下。
报告认为,把科学家能想到的所有排放情景都考虑在内,除非大量减少碳排放,否则这两个控温目标都将在本世纪落空。
报告认为,如果所有排放可能情况都出现,全球气温上升幅度将在2040年达到1.5摄氏度。如果在未来几年内不减少排放,这还将提前发生。
这一预测在2018年IPCC关于气温上升1.5摄氏度的的特别报告中就已经做出,现在这份新报告再次确认了这一预测。
人类影响地球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对科学家的研究结果表示赞同。他说:“如果我们现在联手行动,可以避免气候灾难。但是,正如今天的报告所说,我们既没有再延误的时间,也没有再找借口的空间了。我寄希望于各国政府领导人和所有利益攸关方确保第二十六届缔约方会议COP26取得成功。”
由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公布的这份气候评估报告共42页,题为《决策者摘要》。
这一报告是2013年以来对气候变化科学的首次重大评估报告,公布的时间距离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COP26的重要气候峰会不到三个月。在它之后,还将会公布一系列其他的气候报告。
IPCC是一个联合国机构,成立于1988年,旨在评估围绕气候变化的科学,并向政府提供科学信息。
IPCC的这份报告非常肯定地表示:“人类的影响使大气层、海洋和陆地变暖,这一点是明确无疑的。”
“在劫能逃”
英国雷丁大学的埃德·霍金斯教授(Ed Hawkins)是报告的作者之一,他说科学家们在这一点上已经毫不含糊说得极为清楚。“这说的是一个事实,我们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人类正在使地球变暖,这一点明确无误,无可争议。”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皮特里·塔拉斯(Petteri Taalas)说,“借用体育术语,可以说大气层已经受到兴奋剂的影响,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开始比以前更频繁地观察到极端气候的情况。”
该报告的作者们说,自1970年以来的50年中,全球地表温度的上升速度超过了过去2000年中的任何相同时间段。
这种变暖“在全球每个地区都已经造成了许多天气和气候的极端情况”。
无论是像最近在希腊和北美西部出现的热浪,还是像在德国和中国的洪水,在过去十年中,“这些极端情况的原因都越来越大地归咎到人类的影响”。
虽然这份报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晰地预测了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而且警告很多影响根本无法避免,但报告的作者们仍然告诫人们不要悲观宿命。
该报告的另一名作者、英国牛津大学的弗里德里克·奥托博士(Friederike Otto )说:让气候变暖放缓能最大程度的减少出现临界点的可能性,“并非只有死路一条。”
所谓临界点指的是当地球气候系统的一部分因持续变暖而发生突变。
对于政治领导人来说,这份报告是一长串警钟中的最新警告,但由于它离11月的COP26全球气候峰会如此之近,它的分量更重了。
谢选骏指出:人类的普遍心理是,“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结果后来就真的洪水滔天了。
【62、气候变化:九张图看懂全球变暖和你我的关系】
BBC 2021年7月18日
气候变化是今日国际头等大事之一,全球变暖带来的各种变化日渐显著。联合国提出一个地球变暖的上限 — 气温比前工业化时代最多高1.5℃,科学家指出,要达到这个目标,前提是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发生迅疾的、影响长远的、前所未见的改变。
联合国气候峰会和COP峰会是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回答之一。
但是,气候变化到底指什么?跟你我的世界有什么关系?
气候变化什么意思?
气候变化是什么意思?简单说,就是温室气体效应导致地球气温升高,全球变暖。这个趋势从19世纪中叶伴随工业化开始,持续不断。
关键问题是气温升高速度在加快,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同时,气候变暖对地球生态的方方面面造成的冲击日益显著。
世界气象组织(WMO)的数据显示,地球上现在的气温比工业化开始普及之前高了将近1℃。按照这个趋势,到2100年全球气温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3-5℃。
过去22年里,有20年出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2015-2018是气温最高的4年。
听上去微乎其微,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指出,如果不采取干预措施,将出现灾难性的后果:海平面上升,一些岛屿和沿海低地将被淹没;海水温度和酸度升高;农牧业将面临挑战。
温室效应和全球变暖
气候变暖跟温室效应有关——太阳光照到地球表面,再反射回天空,被大气层里的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吸收,然后向各处释放。这个自然发生的过程中,靠近地面的大气层和地球表面温度会升高。如果没有温室效应,地球上会天寒地冻,不适宜生命体生存。但是,数据显示人类活动使得排放到大气层的温室气体大增,加剧了温室效应和地球升温幅度。所以气候变化又被称为全球变暖。
从1959年到2019年,全球碳排放量逐年增多。
什么是温室气体?
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等都属于温室气体,但在气候变化中起作用最大的是二氧化碳CO2。
水蒸气形态的温室气体升温作用最明显,但这种气体在大气层里只会停留几天,而滞留时间较长的是二氧化碳。
1750年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大气层里的二氧化碳增加了30%,CO2浓度有史以来最高。
如果要把大气层里的二氧化碳含量降到工业化之前的水平,大致需要数百年。海洋可以吸收二氧化碳,但能力有限。
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主要来自化石燃料的燃烧。此外,开荒伐木也会增加碳排放、加剧全球变暖。
问题有多严重
几十年来,学术界认为在本世界末之前应该把地球升温幅度控制在比工业化前平均值高2℃的程度才算“安全”,才能避免“最坏情况”发生。
在现实中,如果把《巴黎气候协议》签约国各自承诺的碳减排总和计算在内,到本世纪末地球气温将升高至少3℃,世界气象组织的预测是升高3-5℃。
现在世界公认的“安全”程度是比工业化前平均值高1.5℃。
目前公认海平面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冰川、冰层融化加速。地球南北两级的冰盖面积在不断缩小。
卫星图片显示目前北极海冰面积跟1979年相比差距令人震惊,尤其是格林兰冰架不堪气温升高而坍塌,东、西南极冰盖面积在缩小。
英国议会环境事务审计委员会一份报告说,按照目前的气温升高速度,到2050年北冰洋夏季将再无海冰。
气候变化的影响也体现在植被和陆地动物的变化中,包括开花、结果时间提前,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改变。
非洲和亚洲95%的城市面临气候风险,扩张最快的城市风险最大。
这些风险包括气温显著升高,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增多、加剧。
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一项重要议题,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环境组织也在各自的领域努力。
不过,气候变化跟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切身相关。
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受气候变化影响,同样每个人都可以为减轻气候变化的冲击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给出不少有助于抗衡气候变化的生活方式选择:
少吃肉类、乳制品、奶酪、黄油,多吃本地水产和蔬果,减少浪费;
多乘火车、巴士,少乘飞机,能走路、骑自行车抵达的就不开车,开电动车;
多开视频会议,减少商务旅行;
少用烘干机,多用晾衣绳;
提高自家住房的绝缘保护,减少热量流失;
购物时有意识选择低碳商品
改变饮食结构是最直接的参与方式:
《科学》杂志曾发表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同一种食物对环境的冲击因生产过程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
比如牛肉,如果因为建养牛场而伐林开荒,那么这个养牛场的牛肉的碳排放就是自然牧场上的牛的12倍。
研究还发现,动物蛋白整体而言比植物蛋白的碳排放低。
这项研究也表明农牧业生产需要大幅度调整,以便符合碳减排的要求。
谢选骏指出:人类喜欢涸泽而渔、一网打尽,更喜欢报复性的消费——一旦权在握,便把令来行,其疯狂程度往往匪夷所思、极其病态。
【63、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影响亟待关注】
Nov 22, 2019 中外对话
最新报告发现,热浪、野火和农作物产量下降正在危及人类,而削减碳排放对公众健康的益处将是巨大的。
由世界卫生组织和清华大学等35个主要机构联合发布的“柳叶刀2030倒计时”第三次年度报告显示,全球变暖对世界人民健康的危害越来越严重。
报告称:“今天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的生活都将受到气候变化的深刻影响。如果不加快干预,我们的时代将面临快速的变化,这将决定人们各个生命阶段的健康状况。”
报告指出,人类每秒钟消耗17.1万公斤煤、1200万升天然气和18.6万升石油,文中说:“能源系统的碳强度保持不变,说明减缓和适应方面的进展仍然不够。”
热浪与林火
全球气温越高,气候也会越极端。就像2018年和2019年夏季炙烤北半球的热浪。而受极端气候影响最大的当属老人和孩子。
报告的联合作者、清华大学的蔡闻佳博士说:“中国的高温脆弱性很高,而且还在急剧上升。目前65岁以上的老人中有近三分之一面临高温危害的风险,较1990年增加了25%。”
“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帮助人们适应高温,特别是那些有潜在健康问题的城市老年人。但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中国与高温有关的死亡率可能会大幅上升。”
森林火灾是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过去十年,全球196个国家中,有152个国家受森林火灾影响的人口出现了增长。中国是继印度之后增长最快的国家:2015-2018年,中国受林火影响的人/天数比2001-2004年增加了1700万。
林火产生的烟雾中含有氮氧化物等有毒污染物,可能会对居住在顺风方向100公里 以外的居民造成伤害。森林火灾还会释放被树木锁住的碳,从而有可能 加剧全球变暖,进而导致林火季延长,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空气污染、疾病和营养不良
到目前为止,全球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仍然是使用化石燃料。在中国,2016年室外空气污染导致90万人过早死亡,其中超过19.9万例死亡与煤炭相关。
报告解释说,孩子受到的影响最严重,“因为他们的肺还在发育,所以污染空气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导致肺功能下降,哮喘恶化,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增加。”
这些影响是累积的、终生的:“在整个青春期及以后,空气污染(主要由化石燃料造成,并因气候变化而加剧)会损害心脏、肺和其他所有重要器官。这些影响会随着时间累积,并一直持续到成年。”
空气污染对疾病方面的影响令人担忧。从气候条件来说,2018年是有记录以来第二个适宜细菌传播的年份,导致世界各地腹泻疾病和伤口感染肆虐。霍乱、登革热和疟疾等疾病也更加适宜传播。
在粮食安全方面,该报告强调,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的粮食生产潜力一直在下降。具体来说,玉米下降了4%,冬小麦下降了5%,大豆下降了4%,大米下降了3%。随着全球变暖,这些下降势头将会加剧,从而推高食品价格。
当中国的生猪因为非洲猪瘟减少将近1/3,猪肉价格大幅提高,食品安全问题也成为了今年报告中的重点。
“净零”道路提升健康
尽管这份报告非常清楚地描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一些危机,但也提出了如果我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气候变化也能成为一个机遇。
如果我们改变饮食结构,摄入低碳排放的食物,比如主要摄入蔬菜,水果,全食谷物,豆类作物和坚果,那么这也将对我们的健康大有益处。
逐步淘汰内燃机汽车将提升城市中心的安全性和宜居性。长期来看,减排不仅能减轻气候变化,有益健康,“而且也能带来短期收益……比如降低空气污染引起的呼吸道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缺乏运动和肥胖相关疾病的减少(因为骑车和步行增加)”。
如果我们深入评估人口健康改善给国家带来的经济效益,任何对加快低碳转型成本的批评都会苍白无力。该报告估计,2018年的极端天气使世界经济损失了1336亿小时的潜在工作时间,比2000年多出450亿小时。
此外,2018年可再生能源行业直接或间接的从业人员约有1100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4.2%。报告称:“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就业增长超过7%,仍然是最大的雇主,中国占该行业就业的近三分之二。”
“尽管2018年煤炭使用量略有增加,但在中国等关键国家,煤炭在发电量中所占比例继续下降。”然而,这一趋势并不确定。北京方面最近发出的信号表明,由于对能源安全问题的担忧,中国仍旧在扩大煤炭发电产能。
作者提到了一些积极的方面,指出了全球公众对气候变化日益浓厚的兴趣,年轻人尤其关心这个问题。此外,作者还提到了医疗和卫生组织撤出化石燃料领域的投资。但他们敦促,如果要应对这一挑战,就必须做出更大的应对措施。
报告解释说,若要落实《巴黎协定》,就要让今天出生的孩子在31岁之前能够看到一个零碳排放的世界。要实现这一目标,从现在到2050年,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需要年均下降7.4%:“如果尽快采取强有力的政策行动来加速低碳转型,全球经济效益可能会最大化(成本也会最小化)。”
媒体在帮助决策者和公众了解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今年,《柳叶刀》的报告首次分析了中国阅读量最大的报纸《人民日报》,发现在2008年至2018年期间,平均每年发表2519篇有关气候变化的文章。然而,其中只有14篇(0.6%)与人类健康有关。
此外,中国媒体对极端天气事件的报道很少将其与气候变化联系在一起,而更倾向于关注受灾群众以及救灾行动。
该报告的作者呼吁下个月在马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气候谈判的与会者将健康问题置于议程的首位,帮助人们把气候危机与人类健康联系起来。
《气候变化与健康》
2018年2月1日
气候变化影响健康问题的社会和环境决定因素——清洁的空气、安全的饮用水、充足的食物和有保障的住所。
气候变化预计将在2030年至2050年间,每年多造成约25万人死于营养不良、疟疾、腹泻和气温过高。
据估计,到2030年时对健康带来的直接损失费用(即:不包括对诸如农业及饮用水和环境卫生等健康决定部门带来的费用)为每年20-40亿美元。
卫生基础设施薄弱地区(主要在发展中国家)最缺乏能力在无援助的情况下进行应对、做好准备和作出反应。
通过选择更好的运输、食物和能源利用方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通过减少空气污染,可使健康得到改善。
气候变化
过去50多年来,人类活动,尤其是燃烧矿物燃料,释放了大量二氧化碳和其它温室气体,使更多的热量滞留在大气层低层并影响了全球气候。
过去130年中,全球气温上升约0.85°C。自1850年以来,全球气候每30年都比之前任何一个十年连续回暖(1)。
海平面在上升,冰川在溶化,降水规律在变化。极端气候事件变得更加剧烈和频繁。
气候变化对健康有何影响?
虽然全球变暖可带来一些地方性好处,例如在温和的气候中冬季死亡减少以及在某些地区提高粮食产量,但气候变化的整体健康影响很可能主要是负面的。气候变化影响健康问题的社会和环境决定因素——清洁的空气、安全的饮用水、充足的食物和有保障的住所。
超常高温
超常高热的气温可直接造成心血管和呼吸道疾病患者死亡,尤其是在老年人中。例如,在欧洲2003年夏季的热浪中,记录了超过7万例额外死亡 (2)。
高温还使臭氧和空气中其它污染物的水平上升,加剧了心血管和呼吸道疾病的发作。
在超常高温中,花粉及其它气源性致敏原的水平也较高,可引起哮喘,而哮喘患者约为3亿人。持续的气温上升预计将使这一负担加重。
自然灾害和变化多端的降水模式
在全球,报告的气候相关自然灾害数量自1960年代以来已增加两倍以上。这些灾害每年造成6万多人死亡,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
不断上升的海平面以及越来越极端的气候事件将破坏家园、医疗设施及其它必要的服务设施。世界人口有一半以上生活在距海洋60公里以内的地区。人们可能被迫迁移,转而使包括从精神障碍到传染病等一系列健康影响的风险升高。
更加变化多端的降水模式可能会影响淡水供应。缺乏安全的水将影响个人卫生,并增大腹泻病的风险,腹泻病每年造成近76万五岁以下儿童死亡。在极端情况下,缺水会导致干旱和饥荒。到21世纪后期,气候变化可能会在区域和全球层面上增加干旱发生的频率和严重程度 (1) 。
洪水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也在上升,极端降水的频率和强度预计在本世纪将持续增加(1)。洪水污染淡水供应,使水源性疾病的风险加大,并为蚊虫等携带疾病的昆虫形成繁殖场所。洪水还会造成溺水和身体伤害,破坏家园并造成医疗和卫生服务供应中断。
气温升高和降水变化不定很可能会减少许多最贫穷地区的主要粮食品种生产。这将使目前每年造成310万人死亡的营养不良和营养不足流行率上升。
感染模式
气候条件对水源性疾病和通过昆虫、蜗牛或它冷血动物传播的疾病有很大影响。
气候变化可能会延长重要病媒传播疾病的传播季节并改变其地理范围。例如,气候变化预计将使中国发生钉螺传播的血吸虫病的地区显著扩大(3)。
疟疾受气候的影响很大。按蚊传播的疟疾每年造成近60万人死亡,主要是5岁以下的非洲儿童。作为登革热病媒的伊蚊也对气候条件高度敏感。研究显示,气候变化可使暴露于登革热的人数继续增加。
衡量健康影响
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健康影响进行衡量,只能是非常大略的。尽管如此,在仅考虑到一小部分可能的健康影响,并假设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卫生进展的前提下,世卫组织的一次评估结论是,气候变化预计将在2030年至2050年间,每年多造成约25万人死亡;其中预计有3.8万老年人死于气温过高,4.8万人死于腹泻,6万人死于疟疾,以及9.5万人死于儿童营养不良。
谁有风险?
所有人群都将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加脆弱。生活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其它沿海地区、大城市、山区和极地地区的人群尤其脆弱。
儿童,尤其是生活在贫穷国家的儿童,是对所产生的健康风险最脆弱的人群之一,并将在更长的时间内承受健康后果。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影响在老年人和体弱以及患有疾病的人群中也更为严重。
卫生基础设施薄弱地区(主要在发展中国家)最缺乏能力在无援助的情况下进行应对,做好准备和作出反应。
世卫组织的反应
许多政策和个人选择具有潜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产生附带的重大健康效益。例如,更清洁的能源系统以及促进安全使用公共交通和积极开展运动,例如以骑自行车或步行取代使用私人汽车,可以减少碳排放,并减少室内空气污染和大气污染的负担——后两者每年造成的死亡分别为430万和370万。
2015年,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一份新的世卫组织气候变化与健康工作计划。包括:
伙伴关系:与联合国系统内的伙伴机构进行协调,并确保卫生在气候变化议程中得到适当体现。
提高认识:提供和传播关于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所造成威胁,以及在促进健康的同时减少碳排放机遇的信息。
科学和依据:协调审查关于气候变化与健康之间联系的科学依据,并制定全球研究议程。
支持实施针对气候变化的公共卫生应对:协助国家进行能力建设,减少卫生方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在促进健康的同时减少碳排放。
参考文献
(1) IPCC, 2014: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In: Climate Change 2014: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I to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Edenhofer, O., R. Pichs-Madruga, Y. Sokona, E. Farahani, S. Kadner, K. Seyboth, A. Adler, I. Baum, S. Brunner, P. Eickemeier, B. Kriemann, J. Savolainen, S. Schlemer, C. von Stechow, T. Zwickel and J.C. Minx (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and New York, NY, USA.
(2) Death toll exceeded 70,000 in Europe during the summer of 2003. Robine JM, Cheung SL, Le Roy S, Van Oyen H, Griffiths C, Michel JP, et al. C R Biol. 2008;331(2):171-8.
(3) Potential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schistosomiasis transmission in China. Zhou XN, Yang GJ, Yang K, Wang XH, Hong QB, Sun LP, et al. Am J Trop Med Hyg. 2008;78(2):188-94.
谢选骏指出:“今朝有酒今朝醉,莫使金樽空對月。”——这种态度导致人类命运滑入沉沦,除非有外在的强制予以阻止。
【64、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真的是个好消息吗?】
2020 新知答主 2019-12-23
-编者按-
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中国西北正在变暖变湿,有文章认为这是一个发展西北农业的好机会。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在《知识分子》“气候大会特别策划”第6篇文章里,我们将会看到除了温度、降水,土质、种子、技术、市场需求以及陆地水分的收支情况都会对农业种植产生影响。西北地区一些极度干旱的地带,降水的增加很可能并不能对农业生产带来任何改善。实际上,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大到全国,会发现北方大部分地区的干旱情况下在近些年甚至有加剧的趋势。中国乃至全球的粮食安全已经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缺乏抵御气候变化能力的众多贫困人口,在未来恐将成为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
撰文 | 王春晖;责编 | 夏志坚
今年9月,一篇名为《真正的大事:寒冷干旱的中国西北正在变暖变湿》的报道引发了广泛关注。这篇报道通过列举数据说明了中国自1961年(有正式气象记录)以来,西北地区持续的升温、降水增多趋势,且2000年之后这一趋势变得更为显著。
这篇报道引述中科院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全球变暖驱动水循环加剧,可能是西北气候暖湿化的根本原因,同时也可解释西北大部分地区冰川融水量增加、河流径流量增加、湖泊水位上升等现象。文章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变化加速了西北增绿,减少了农作物生长季旱情,建议抓住有利机会适当在该地区增加农业种植规模,发展地方经济。
光、热、水等气候资源的长期变化,对现有的农业种植制度一定会产生影响。事实上,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中国农作物种植制度的变化,早在10多年前就受到了学者关注。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杨晓光教授和她的同事们在2010年开展的一组研究发现,在过去的30多年间,气温上升导致中国农作物多熟制(是指一年之内在同一地块上种植不同的作物,并至少可以收获两次或以上)可能种植的北界正在向北、向西移动,使得很多原先一年一熟的种植地区具备了一年两熟的热量条件 [1]。这就是农业上所谓的种植北界的“北移西扩”现象。现实中黑龙江的水稻种植已经发生明显的改变:在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原先积温较少的黑龙江北部地区,水稻种植区域明显北移,从而可能使种植制度界限变化区域的粮食单产增加。
农业领域把农作物生长发育期内某种特定指标温度(最常用的是≥10℃)持续期间日平均气温的总和称为积温。气候变化带来积温增加的现象,使得单位面积周年的产量在理论上可能会因此提高。现有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原先一年一熟的地区变为一年两熟或者一年两熟地区变为一年三熟,中国小麦、玉米、水稻的总产量可能会增加3%。
这似乎可以看作是气候变化带给中国农业的一个潜在的机遇,但我们能根据这些研究成果得出“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带来了好处”这样的结论吗?
01.气象 “暖湿化” 不等于对农业种植有利
种植制度资源的变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气候并非决定一个地区作物生长的唯一因素,其他资源如土质、种子、技术、市场需求、劳动力资源,甚至政策扶持都和农业种植息息相关。中国的地貌、温度和降水的区域差异非常之大,平均数值上显示出的气候“暖湿化”趋势对农业的影响也不能一概而论,很难确定它具体能为当地农业带来多大贡献。
对于西北地区一些极度干旱的地带来说,数据显示的降水增加值很可能不会对农业生产带来任何实质性影响,因为作物生长还要考虑温度、光照、蒸发量等各项综合因素,同期的高温或低温都会对作物生长造成不同的影响,需要长期跟踪调研。
事实上,仅根据气象数据中自然界降水量变化,很难对特定地区的 “干”、“湿” 特征进行定性——该方法本身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它既没有考虑陆地水分收支的情况,也没有考察人类活动(比如人类用水)可能带来的影响。
有学者通过利用由 GRACE 卫星数据计算得出的陆地水储量(TWS),加上大气降水、地表的蒸散发、径流和地下水情况,还有人类用水的影响等多种要素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尽管西北特定地区降水量有弱上升趋势,但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尤其东部(包括华北平原),依然处于干旱化时段,甚至在近些年有加剧的趋势 [2]。
如果站在更大的时空角度去考虑,气候变化对西北农业未来的影响也不容乐观:近些年青藏高原雪线上升,融雪增加,青海湖水位持续回升,这一系列变化对农业种植带来的貌似有利的条件,实际可能是非常短期的 “饮鸩止渴”。
由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今年9月25日发布的《气候变化中的海洋与冰冻圈特别报告》中指出,气候变化驱动的冰川融化会导致地表径流在初期激增,暂时增加供水(在亚洲、欧洲阿尔卑斯山和阿拉斯加,人们已经观察到年径流量的增加),但这种高峰水效应是短暂的,随着冰川水储存耗尽,水供应将不断缩减,甚至完全丧失。这一可以预见的地球环境危机给农业带来的危害是否会超过“暖湿化”理论上带给农业的好处,需要得到更多学界和公众的关注。
02.更多的危机和挑战
事实上,如果我们从更长的时间尺度,整体评估气候变化给中国农业造成的影响,会发现它带来的更多是危机和挑战,而不是机遇。
根据《农业应对气候变化蓝皮书(2016):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影响评估报告》所示,1961年——2010年,全国农业干旱灾害整体上呈面积扩大、频率加快的趋势。特别是21世纪以后,干旱成灾率平均达56%,其中华北产粮区和西南地区的干旱风险显著增加,已经开始严重威胁农业生产 [3]。此外,全国洪涝与高温热害总体上也呈面积增大和危害加重的趋势。
这份报告还特别提到气候变化(主要是变暖)所导致的全国农业病虫害、病害、虫害发生面积的扩大:从1961年到2010年分别增加了5.38倍、7.27倍和4.72倍。病虫害导致的全国小麦、玉米和水稻的单产损失远大于它们的单产增加速率;对于全国冬小麦、玉米和双季稻而言,病虫害的影响甚至高于气候变暖单独因素造成的单产减少。这些都严重威胁着我国的粮食安全与粮食自给率。
03.全球视角下的农业危机
从全球范围考察,农业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也正变得危机四伏。今年9月份,由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气候变化与土地:IPCC 关于气候变化、荒漠化、土地退化、可持续土地管理、粮食安全及陆地生态系统温室气体通量的特别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已经影响了全球粮食安全,全球升温2℃可能会引发粮食危机,并会进一步扩大南北(发展中地区和发达地区)的不平等差距。
比如尽管在亚洲的一些地区(包括中国北方),由于气候变暖和农业创新等因素,水稻产量得到了提高,但是在印度,研究发现从1981年到2009年,小麦产量因气候条件变暖减少了5.2%;整个非洲大陆的主要作物如玉米,小麦,高粱和水果,包括芒果等产量在近些年受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干旱天气条件的影响均有所下降,进而导致个别国家及地区的营养不良现象日益严重。
从人类日常生活的角度来说,“粮食安全” 意味着粮食供应量充沛且价格合理。当气候变化导致粮食供应发生缩减,食物价格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甚至可能带来饥荒和政治动荡。除了影响粮食安全,气候变化还会影响作物的营养价值 [4],这意味着人类可能需要吃更多的粮食才能获取同样的营养,否则可能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极端气候还会导致运输和供应链出现问题,影响地区性的粮食供应。这些因素都让粮食安全的形势更加严峻,其中发展中国家和穷人受到的冲击最大。
随着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日益显现,世界各地的农民未来几十年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而研究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造成的影响及相关的应对措施,势必会得到更多的关注。
不论是目前国际上热络的 “气候智能型农业”(climate smart agriculture, CSA),还是由联合国粮农组织所提倡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GIAHS),亦或是今年刚刚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峰会(纽约)上由中国牵头提出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都试图将农民的生计、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与粮食安全共同纳入考察范围,通过一整套综合的,而不是单一的解决方案来改革我们的农业,以增强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毫无疑问地球的气候——无论是大的时间尺度上的升温,还是当下即刻的灾害性天气事件,都在发生变化,而农业是对这种变化反应最敏感的领域之一。各种证据显示,气候变化正在深刻影响着中国及全球粮食安全,并进一步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我们的农业需要通过系统性的革新和升级来回应这一挑战,这意味着未来在相应研究领域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和智慧。
参考资料
[1] 全球气候变暖对中国种植制度可能影响 Ⅰ.气候变暖对中国种植制度北界和粮食产量可能影响的分析》*杨晓光, 刘志娟, 陈阜. 中国农业科学, 2010年。
[2] 《关于我国北方干旱化及其转折性变化》马柱国, 符淙斌, 杨庆, 等,《大气科学》2018年7月。
[3] 《关于我国北方干旱化及其转折性变化》马柱国, 符淙斌, 杨庆, 等,《大气科学》2018年7月。
[4] 《气候变化降低大米营养价值》 中外对话,2018.06.21
谢选骏指出:每个人的潜意识都觉得自己不死,每个社会的意识都宣传自己的优越,每种文明都用酒色财气来装饰自己的末日。
【65、气候变化或能影响雄性动物生殖能力,严重的可导致物种灭绝】
DeepTech深科技 2018-11-28
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想必大家都已有所听闻,但东英吉利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的一项新研究却发现,气候变化还可能会对雄性的生殖能力构成威胁。
在发表于《自然通讯》杂志上的论文中,研究人员指出,热浪(heatwave,持续性极端高温天气)会破坏昆虫的精子,并对后代的生殖能力构成负面影响。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由持续性极端高温天气对雄性生殖能力所构成的影响,或能解释众多由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所造成的影响,比如物种灭绝。
领导此项研究的东英吉利大学生物科学系 Matthew Gage 教授说:“我们此前就知道生物多样性正在受气候变化影响,比如热浪等极端天气事件会减少生物的数量,而过于剧烈的温度变化则有可能会导致局部灭绝,但造成这些现象的具体原因和具体的影响程度都很难说。现在我们的研究显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可能与精子有关,因为精子的质量对气候变化十分敏感。”
杀死精子的高温天气
研究人员首先将两组红色面粉甲虫(Tribolium castaneum)分别放置于模拟的高温环境和持续 5 天的热浪环境中,并观察高温对甲虫生殖能力的影响。其中,高温环境比甲虫的适宜生存温度高 5 摄氏度,热浪环境则比甲虫的适宜生存温度高 7 摄氏度。
结果表明,热浪显著减少了雄性甲虫的精子数量,而第一波热浪过后的第二波热浪则几乎杀死了雄性甲虫的全部精子。虽然热浪对雌性甲虫的生殖能力几乎没有影响,但由于雄性生殖能力下降,甲虫群体的整体生殖能力还是会因热浪而显著下降。
根据研究所收集的数据,第一波热浪会使雄性精子的数量减少约四分之三,即便还有约四分之一的剩余,但在生殖过程中已经很难成功进入雌性体内完成受精,与对照组相比大多数在受精前死亡。
除了精子的数量和质量会受到热浪影响,雄性甲虫的交配行为也会减半。论文第一作者 Kirs Sales 说:“影响的程度很惊人,但我们发现热浪还将对受热浪影响的甲虫的后代构成影响。”
还会影响后代
Kirs Sales 说:“数据表明,经历了相隔 10 天的两波热浪后,雄性甲虫不仅生殖能力近乎丧失,其后代产生的精子数量也不及对照组的 1%,寿命也较健康甲虫更短。鉴于自然界中的昆虫可能会‘连续’经历多次热浪事件,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健康雄性来扳回种群的生殖能力,就可能会造成物种灭绝。”
研究人员认为,极端气候对雄性后代的影响,可能是因为激烈的温度变化给初代甲虫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压力,而这种“经历”会通过表观遗传印记遗传给后代。
Sales 说:“甲虫通常被认为占构成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四分之一,因此我们的研究对于了解气候变化如何对生物构成影响非常重要。此前已有研究表明,热休克会对温血动物的雄性生殖能力构成负面影响,甚至还会导致哺乳动物不能生育。”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希望这项研究的结果能被整合到预测物种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模型中,帮助人们了解气候变化可能对地球生物多样性造成的破坏,并为有关的保护活动提供信息。
谢选骏指出:怪不得现在的男人越来越不像男人了——尤其在热带地区更是如此。这都是热休克的“天定胜人”。
【66、气候变化将如何影响病毒的传播?】
super医生 2020-04-06
在未来几十年中,生态退化,气温升高和极端天气事件可能会加剧病毒对人类健康的威胁。从过去的流行病我们知道,温度,降雨和湿度的变化可能对传染病的传播产生深远的影响。
例如,在1878年夏天,美国南部爆发了黄热病,这是一种通过蚊子间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病毒性疾病。约有100,000人感染了该疾病,多达20,000人丧生。一些估计使经济成本高达2亿美元。
黄热病是18和19世纪密西西比河下游流域城市的常见祸害。在短暂统治期间(从7月到10月),其破坏使一个特定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整个社会和商业利益都陷于瘫痪。
到1911年,雨水储存和卫生条件的改善,使蚊子许多以前的繁殖地被排除在露天雨桶和靠近房屋的蓄水池中。但是直到20世纪末,科学家们才意识到为什么在某些年份爆发比以往更严重。
在1793年和1905年之间,发生了9次毁灭性的黄热病流行。七个恰逢主要的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现象是每4年左右在南美太平洋沿岸生长的温水带。这种现象导致美国南部各州降雨过多,温泉温暖,夏季炎热。
这为文字传播黄热病提供了理想条件。与1878年流行同时发生的厄尔尼诺事件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事件之一。
品尝即将到来的事物
很难预测未来的气候变化将如何影响病毒感染的传播。这是由于气候,自然和人类活动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但是某些病毒感染的年度波动(例如季节性流感)和历史流行病(例如黄热病)提供了一些线索。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说法,人类活动已经导致全球升温超过工业化前水平约1.0°C。如果以目前的速度继续升温,那么2030年至2052年之间的温度将比这些水平高1.5°C。结果,可能会有更极端的天气,包括更多的干旱,洪水和热浪。温度,降雨和湿度的变化将对世界的动物和生态系统产生多种连锁反应。
在受影响的物种中将包括病毒的动物宿主,这些病毒也会感染人类(或有可能感染人类)以及传播它们的昆虫“载体”。
没有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中发挥了任何作用,但是关于不同天气模式的可能作用存在激烈的争论。尽管如此,关于气候变化驱动的人类活动的未来变化可能如何增加病毒从野生物种跳入我们的物种的可能性,仍有许多经验教训。
就像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感染一样,这些病毒在物种之间的飞跃会产生人类几乎没有免疫力的新疾病。
气候变化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全球环境变化之一,预计将对人类传染病的发生产生广泛影响。可以总结如下影响病毒传播的机制:昆虫载体;动物宿主;人类行为;免疫系统。
昆虫载体
叮咬传播病毒感染的昆虫(例如蚊子,壁虱和沙蝇)是冷血的。这意味着他们无法调节体温,因此外部波动会极大地影响他们。
温度突然大幅度升高可能会消除昆虫媒介,但可能会受益于较小的增量增长。例如,较暖的条件可能会改善育种条件,使食物更丰富,增加活动或延长其寿命。
从理论上讲,由于气候变化引起的温度升高可能会增加人类对昆虫媒介的接触或增加其咬食率。
昆虫可以生存和繁殖的气候条件范围有限。因此,气候变暖可能会导致其地理范围发生变化,或迫使它们以某种方式进化以适应气候变化。
这些变化可能导致“新兴传染病”,其定义为在过去20年中发病率增加或传播到新的地区或人群的感染。在过去的十年中,媒介传播的感染约占所有新兴传染病的30%。令人担忧的是,增加到30%代表着过去几十年的显着增长。
这种上升与1990年代期间发生的气候异常相对应,这为以下假设提供了支持: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疾病的产生,这些疾病具有对环境条件变化敏感的媒介,例如降雨,温度和恶劣天气事件。
降水变化
专家预测,气候变化将使某些地区的降雨量增加,而在另一些地区则减少,这将对媒介产生复杂,不可预测的影响。降水增加可能导致更多地区的静水开放。这些区域(例如水坑和废弃的容器)非常适合矢量的幼体阶段生长。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潮湿,潮湿的环境可能导致过去的黄热病和登革热暴发,两者均由蚊子传播。
在某些地方,干旱还会增加媒介繁殖的机会,因为河床干dry以留下停滞的水池,并且人类试图在臀部和水库中收集和储存更多的雨水。
专家认为,温暖的冬天,接着是1999年炎热干燥的夏天,通过复杂的生态变化网络在美国中部大西洋州爆发了蚊子传播的西尼罗河病毒。
除了增加死水繁殖的可能性外,生态变化还可能以其他方式扭曲了自然的自然平衡。例如,吃青蛙幼虫的青蛙和蜻蜓可能更少了。鸟类是该病毒的主要宿主,它们在缩小的水坑中的浓度较高,可能使它们成为咬虫的简单目标。
动物宿主
人们从动物身上捕获的传染病被称为人畜共患病。如果气候变化取代了野生动物,它们将带来人畜共患病。气候变化可能会改变栖息地,并使野生生物,农作物,牲畜和人类与他们接触和免疫较少的病原体接触。
例如,降雨和温度的变化会影响动物宿主(如蝙蝠,黑猩猩,穿山甲和鹿)所食用食物的供应。随之而来的人口规模和范围的变化可能使他们与人类更加紧密地接触。
有证据表明,这种情况过去已经发生。在1999年末和2000年初,巴拿马洛桑托斯州的科学家确定了中美洲首例汉坦病毒性肺综合征。这种潜在的致命肺部疾病是人畜唾液,尿液和粪便中排出的病毒引起的人畜共患病。
过多的降雨还可能间接促进肠病毒的传播,这种病毒每年影响全世界数百万人。人类通过粪-口途径将包括脊髓灰质炎病毒,柯萨奇病毒和回声病毒在内的肠病毒传播给其他人。
例如,气候变化可能导致土地上的山洪泛滥,并将人类污水排入大海。发生这种情况时,其中一些病毒可能会污染贝类,例如,导致人类疾病水平升高。
人类行为
在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估计,四分之三的新的或新出现的疾病都来自动物。正如一些阴谋论所暗示的那样,新型冠状病毒不是在实验室制造的。相反,其基因组与蝙蝠冠状病毒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并且与感染穿山甲的冠状病毒相似。
这与病毒通过华南市场上出售的穿山甲从蝙蝠传播到人类的理论是一致的。
尽管没有迹象表明气候变化在新冠肺炎的出现中发挥了任何作用,但它可能对人类活动产生连锁反应,使野生动物和人类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特别是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下。
例如,如果农作物因洪水,干旱,热浪或害虫的增加而歉收而牲畜灭亡,那么饥饿可能会驱使人们狩猎和食用更多的野生动物。
类似的情况可能导致1996年在加蓬北部明克贝森林深处的一个村庄出现了埃博拉这种特别具有传染性和致命性的病毒。爆发是由于村民杀死了一只吃黑猩猩的人。科学家将后来爆发于2007年的西非爆发与食用果蝠联系起来。
伐木和其他人类入侵对原始森林生态系统的破坏也可能增加其他病毒从野生动物跃入人类的风险。退化的栖息地蕴藏着更多可以感染人类的病毒。这可能是因为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放大了”其余物种中的病毒感染。
原则上,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可能会增加或减少疾病的传播。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经常会增加疾病的传播。
人类免疫
在北部纬度地区,流感流行往往在10月至5月之间发生,并在1月至2月达到高峰。通常,温暖的天气会减少流感的传播,这可能是因为人们不太可能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室内。
或者,较温暖和潮湿的环境可能会降低呼吸道病毒的生存能力。因此,气候变化可能会将季节性暴发推向北方,那里天气凉爽,干燥。
对于未来几十年的温暖状况是否会导致或多或少的严重流感流行,尚无科学共识。但是,气候变化可能会产生更微妙的影响。
例如,对1997年至2013年间美国的流感进行的一项分析发现,温暖的冬天紧随其后,第二年则是更严重的流感季节。
温和的冬季可能会降低“ 牛群免疫力 ”,因为感染这种病毒的人数减少了。这样,第二年病毒就更容易传播,从而导致更严重的爆发。
今温度的快速波动(这是全球变暖的特征)会损害免疫系统抵抗呼吸道感染的能力。秋天的快速变化的天气与随后的冬季更严重的流感爆发有关。
气候模型表明在气候变暖的情况下,北部中纬度地区的某些地区,秋季的快速天气变化将继续加剧,这意味着在某些人口稠密的地区,流行性感冒的风险可能会增加20%至50%在21世纪后期。
幼儿和成年人的免疫系统似乎特别容易受到温度快速变化的影响。澳大利亚儿童肺炎的高峰与气温骤降有关。
乐观的原因?
人们担心气候变化会带来更多的病毒性疾病爆发。但是,尽管爆发可能会变得更加频繁,但科学在应对这些疾病方面处于更好的位置。最新的技术进步意味着科学家可以以十年前无法想象的速度开发和生产诊断测试和疫苗。
然而,目前对新冠肺炎的反应令人沮丧地缓慢,这种情况在十年前会更糟,那时可能需要10-15年才能开发出疫苗。现在,科学家们希望在未来的12-18个月内接种针对该病毒的疫苗。
数据表明,尽管总体暴发有所增加,但在预防,及早发现,控制和治疗方面的全球改善在减少感染人数方面正变得更加有效。
谢选骏指出:我一直怀疑,武汉病毒的超级大流行,是全球气候变化的结果之一。
【67、气候变化如何影响海洋?】
海洋充当了全球变暖的缓冲器,但代价则是气候系统和海洋生态的稳定性。
大卫·亚当 2020-09-25
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加剧,全球都受到了影响。海洋发挥的作用十分关键,迄今为止吸收了人类活动产生的大部分二氧化碳和过剩的热量。但海洋也很脆弱。海洋如今正经历着一些重大的变化,气候变化对海洋的破坏似乎将进一步恶化。
1. 温度上升
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所蓄积的热量,其中约90%最终被海洋吸收。与海洋庞大的体量相比,海水温度的变化显得似乎微不足道——过去100年间,海洋表层温度只升高了0.5摄氏度。但即便是这0.5摄氏度也足以造成重大破坏,而且海洋变暖正在加速。
物质遇热膨胀,密度降低,体积变大,海洋也不例外。事实上人们认为1993至2010年间热膨胀导致海平面每年平均上升1.1毫米。在我们所看到的海平面上升中,热膨胀导致的占很大一部分。
据观测,1993年到2010年海平面每年平均上升3.2毫米。导致海平面上升的原因很多,原本储存在陆地上的水以降雪等形式进入海洋就是其中之一。图片:Manuel Bortoletti / 中外对话海洋
海水变暖也会影响其上方的大气。海面温度升高会增大飓风和热带气旋的威力,可能导致岛屿和沿海地区遭遇更多的台风和强台风。海水温度越高,溶解的二氧化碳量就越少,这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二氧化碳留在大气中,加速全球变暖。
和陆地一样,海洋温度上升也会产生破坏性的热浪。如果一个地区由于天气条件或水流的异常而连续五天出现海水异常温暖的情况,就意味着出现了海洋热浪。这一情况可以持续数月甚至数年。2013至2015年一场名为水泡(The Blob)的海洋热浪在北太平洋附近活动,造成美国西海岸100万只海鸟死亡。
2. 酸化
二氧化碳溶解在海水中会反应形成碳酸:虽然这是一种弱酸,但足以改变海水天然弱碱性的ph值。据估计,工业革命以来海水中溶解的二氧化碳已导致海洋表层的平均酸碱度降低了0.1,从8.2左右降至8.1(7为中性)。
这一变化听起来不大,但酸碱值是对数尺度的,0.1个单位实际表示酸度增加了近30%。这对海水的化学组成以及依靠海水的生态系统产生了一些显著的连锁反应。
对于贝类以及其他利用矿物碳酸钙来形成外壳和外骨骼的海洋生物而言,酸度增加是个非常糟糕的消息。海水酸度越高,海水中的碳酸钙浓度就越低,可供牡蛎、蛤、海胆、浅水珊瑚、深海珊瑚和钙质浮游生物等钙化生物使用的量就越少。更糟糕的是,海水化学组分的变化加速了现有碳酸盐结构的溶解。
珊瑚尤其脆弱。对澳大利亚大堡礁一小部分珊瑚的实验表明,人为降低海水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从而将海水酸碱度恢复到工业化前的水平,促使珊瑚钙化率提高了7%。随后科学家提高二氧化碳含量,将海水酸碱度降至本世纪末的预计水平,钙化减少了三分之一。
3. 冰层融化
许多科学家认为,随着气候变化继续发展,格陵兰岛和南极的大量冰盖必将彻底崩塌、融化,最终进入海洋,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数米。这需要时间,也许是几百年、几千年,但融化正在加速。根据联合国气候机构目前的预测,低排放情况下,到本世纪末海平面将平均上升61至110厘米。
到2050年,海平面上升可能导致至少3亿人的家园被海水淹没,其中大部分地区位于亚洲。
海水淹没邻近的稻田后,桑德班斯的村民正在修复受损的堤坝
海水淹没邻近的稻田后,桑德班斯的村民正在修复受损的堤坝。这个地势低洼的三角洲地区横跨印度和孟加拉国边境,据估计那里生活着450万人,尤其容易受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沿海生态系统也会受到影响。海滩和沙丘环境面临更严重、更频繁的浸泡和侵蚀,泥滩、沼泽等供鸟类繁殖的敏感的淡水栖息地则将被海水淹没。
极地冬天海水结成的海冰也会在夏天一年年地逐渐融化变薄,导致海冰整体覆盖和范围不断缩小。海冰融化对海平面上升没有显著影响,但却给以海冰为栖息地的生物带来了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北极熊需要借助海冰来捕猎海豹。研究表明,北极地区剩余约2.5万头北极熊中,大部分都在挣扎求生。研究发现,2001至2010年间阿拉斯加和加拿大东北部南波弗特海附近一个北极熊种群的数量下降了40%。
4. 洋流变化
洋流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目前这些洋流就是大型的全球传送带:气流从温暖的赤道吹向寒冷的两极时会带着表层海水一起流动。海水被寒冷的极地空气冷却后,密度增加,沉入深海,然后又被从表层新沉降下来的密度更大的水推回赤道(并在这一过程中变暖、密度降低、上升),如此周而复始,并同时运输和混合营养物质。
冰层融化会干扰这一系统,大量淡水涌入两极导致海水密度降低,下沉速度变慢。如果没有同样的下行推动力,整个全球大循环可能会减弱。2018年,科学家认为大西洋主要洋流的速度已经降低了约15%。一些研究预测到2100年情况可能进一步恶化,减速可能达到30%以上。
根据以往的情况,科学家称洋流变慢可能导致地球大气发生重大变化,进而影响天气。欧洲的冬天可能会更冷(电影《后天》所讲述的正是这种极端状况)。与此同时,南大西洋的海水可能会变暖,由于海面温度影响风和降雨,因而可能会破坏对亚洲和南美农作物至关重要的季风周期。
5. 缺氧
和我们在大气中呼吸氧气一样,海洋生物依靠溶解在海水中的氧生存。但气候变化正导致海洋中的氧气逐渐流失:1960至2010年间约1%到2%的氧已经流失,到2100年这一数字可能上升至4%。
导致氧流失的原因有几个。海水温度上升导致气体的溶解率下降,洋流遭到破坏则限制了氧气从海洋表面向深海的输送。
农业用地土壤中施加的肥料和其他营养物质进入河流并最终汇入沿海水域,导致问题越来越严重。对藻类来说,这些意外而来的食物让它们迅速生长繁殖,形成大片藻华——有时称绿潮或赤潮。藻华会带来很多问题,如释放对鱼类有毒的化学物质等。藻类死亡后沉入深海,分解藻华的微生物也会消耗周围水中的氧。
2018年夏季波兰北部的格但斯克海滩因爆发有毒藻华而对游客关闭
严重情况下,溶氧量可能大幅下降,导致深海部分地区成为不毛之地。2008年一项全球调查发现至少有405处这样的死亡区,而上世纪60年代仅有49处。受影响最大的也许是波罗的海。尽管努力限制周边国家的农业径流,但波罗的海仍有约7万平方公里的大面积死亡区——与爱尔兰面积相当。
6. 食物链崩溃
大到大型鱼类,小到蓝藻,已经面临过度捕捞和污染压力的海洋生物又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随着海洋变暖和洋流移动,一些海洋生物开始向海水温度较低的两极迁移。这些分布上的变化给以它们为食的物种(从试图捕捞金枪鱼的人类到寻找浮游动物的鱼类)带来了连锁反应。对于那些已经遭受海水酸化、氧枯竭打击的物种而言,资源转移的压力更让它们不堪重负。
食物网络错综复杂,任何变化都会带来难以预测的结果。有些地方的渔业可能会因为出现了新的高价鱼类而受益匪浅。但总体而言,这些变化带来的影响很可能是负面的。去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上世纪30年代以来,海水变暖已经导致可以通过可持续方式捕获的鱼类总量减少了4%。受影响最严重的是日本海,气候变暖导致当地渔业规模缩小35%,中国东海则下降8%。
随着全球人口不断增长,未来渔获量下降将威胁大部分人口的粮食安全。联合国数据显示,鱼类为31亿多人口提供了至少20%的动物蛋白。鱼类还是脂肪酸和微量营养元素的重要来源。目前全球消耗的蛋白质有17%来自鱼类,随着发展中国家收入的增长,鱼类需求预计将继续增加。
谢选骏指出:“大部分人口的粮食安全”属于得寸进尺的贪得无厌,终将毁灭全球文明的生态基础。
【68、气候变化受太阳活动影响吗?】
2014年08月12日 中国气象报
太阳给地球带来光明和温暖,带来日夜和季节的轮回,左右着地球冷暖的变化,为地球生命提供各种形式的能源。与地球上的风、雨、雷、电等天气现象类似,太阳也存在诸多不同时空尺度的活动现象,如太阳辐射、黑子、光斑、谱斑、耀斑、日冕物质抛射等,太阳活动则是这些现象的总称。那么,地球气候的变化会受到作为空间天气现象的太阳活动影响吗?
太阳活动与气候变化:一个古老的课题
早在1801年,一个名叫赫谢耳(Herschel)的欧洲人推测太阳活动可能与地球气候之间存在联系,并得出太阳黑子少时地球上降水量少的结论。这是关于太阳活动对地球气候影响的最早论述。在随后的两百年里,人们找到很多支持证据,表明太阳活动与某些气候要素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性。譬如,太阳黑子持续异常减少的蒙德极小期(1645年至1715年)在时间上正好对应于西欧“小冰期”的低谷期、北半球陆地表面温度与太阳活动周期长度之间具有很强相关关系,前者被1976年《科学》杂志所报道,后者则在1991年《科学》杂志上发表。
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为代表的主流观点认为,20世纪中叶以来的全球变暖极有可能是由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造成的。然而,有研究指出,IPCC的气候模型低估了自然因素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却夸大了人类活动的贡献。太阳活动是地球气候变化自然驱动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太阳活动对地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太阳活动与全球气温变化有一定相关性
在太阳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太阳黑子,它有明显的11年周期性变化。目前,有关太阳黑子数与地球上天气、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已有一些研究,并表明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
人类大约在400年前开始对黑子进行观测,对太阳的变化规律有了一些科学认识;现代意义上的对太阳活动的观测始于人造卫星上天之后,距今已有半个世纪的资料积累。在研究中,使用了两组数据,一组是百年时间尺度的,另一组是万年时间尺度的,分析了太阳活动和地球气温变化之间的周期性和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太阳活动和地球温度的变化具有共同的周期性;同时,太阳活动和温度变化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分析1880年至2012年间太阳黑子数与全球平均气温变化的周期性,发现两者有4个显著共振周期;用同样的技术方法分析太阳总辐照(太阳辐射经大气层吸收、散射、反射后到达固体地球表面的辐射能量)与全球平均气温的周期性,发现有两个共振周期。可见全球平均气温的变化是受太阳活动调制的。
万年尺度的数据是由分析树木年轮和南极冰芯中的同位素含量变化间接重构得到的。在分析万年尺度的重构数据时,也发现了类似的规律:太阳黑子数与南极局地气温有4个共同变化周期,并且太阳黑子的变化领先于地球温度的变化,而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变化则滞后于温度的变化。
太阳活动发生在约1.5亿千米之外的太阳大气中,气候变化则发生在地球上,这样的共同周期性是不是巧合?研究发现太阳活动与地球温度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在百年尺度上,11年滑动平均太阳总辐照与地球平均气温的相关系数为0.8至0.9,置信度大于99.9%。如果太阳总辐照和地球气温毫不相干的话,它们之间具备这么高相关性的概率低于千分之一。
太阳活动对地球气候的影响机制需进一步研究
目前,国际上广泛提出的太阳活动影响地球气候的理论机制主要有三种:太阳总辐射机制,认为太阳活动引起的到达地球大气上界的总太阳辐射变化,驱动了气候变化;太阳短波辐射变化机制,认为太阳紫外辐射变化能引起地球中高层大气物理、化学性质的变化,并通过行星波作用等将这些变化传递到对流层,进而引起天气、气候变化;空间天气机制,认为太阳活动影响地球空间环境中的各种粒子通量,通过对特定区域云微物理过程的影响,导致云层宏观特征变化,在短时间尺度上引起气象要素变化,长时间尺度上引起全球云量和云寿命变化,导致全球辐射平衡变化,驱动气候变化。
然而,太阳活动和气候系统都是高度复杂的体系,它们之间的关系也肯定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要寻找这样两个复杂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目前,科学家们仅仅做了一些简单的分析,尚未到定量评估的深度。从科学概念上说,相关不一定有内在联系,即使高相关也可能是由偶然因素引起的。
太阳活动与全球气候变化的联系,是一项很古老、涉及领域很宽广的交叉学科。其研究结果对于全球变暖研究有一定参考意义,它告诉人们:太阳活动对地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是有待加深认识并需要充分考虑的一个因素。
太阳活动除了太阳黑子外,还有太阳风、耀斑、日冕物质抛射、高能粒子等,这些不同的太阳活动对地球气候是否有影响、会如何影响、影响程度有多大?这些还需要空间天气和气象、气候专家进一步合作来回答。
谢选骏指出:我认为,“太阳活动”对地球气候变迁的影响,可能还不及“银河年”——地球经过不同的宇宙区域,就会经历“大年”、“大大年”的宇宙季节的变迁。这势必要比地球四季的换变更为剧烈。
【69、气候变化威胁下的洪水围城】
2020年06月30日
2020,对全球人民都是不好过的一年。疫情阴霾尚未消散,各种自然灾害接踵而来。
广州暴雨持续致水位上涨,增城区大量房屋被淹。
今年夏天,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洪涝遭害,洪水围城频频上演。
洪涝灾害造成26省区市受灾。据应急管理部消息,截至6月23日,洪涝灾害已造成广西、贵州、广东、湖南、江西、重庆等26省(区、市)1122万人次受灾,57.1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21.3万人次需紧急生活救助;9300余间房屋倒塌,17.1万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861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241亿元[1]。
对于没有经历过洪涝灾害的人,“洪水围城”或许很遥远。然而,对于正在或已经遭受影响的人,灾害带来的损失并不止于此,抽象的数字背后,是被洪水冲垮的房屋,淹没的农田,停滞的工作,甚至消逝的生命……
极端降水增多并非偶然
今年大范围的“洪水围城”,与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特别是极端降水增多有直接关系。本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落区重叠,导致汛情发展迅速[2]。
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等地出现强降雨。图源见脚注[3]
极端降水增多是偶然吗?我们先来看一个历史趋势。
1961年至2018年,中国年累积暴雨(日降水量≥50毫米)站日数增加平均每10年增加3.8%,极端日降水量事件的频次也呈增多趋势,平均每10年增加17站日[4]。
以此次受灾严重的广东省为例,广东省气候中心通过对1961-2017年广东86个地面气象观测站逐日降水资料的分析,发现57年间广东共出现1211次区域性暴雨过程,平均每年21.2次[5]。
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极端降水的频次和强度增加助推了中国面临越来越强的气候风险。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气候风险指数明显增高,1991-2018年平均气候风险指数(6.6)较1961-1990年平均值(4.3)增加了54%[6]。
极端降水增多并非偶然,我们在肆虐的洪涝灾后背后看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子。“当更大比例的年降水量以极端形式出现,我们需要更充分的准备来迎接更多的洪水侵袭——‘没有人对洪水感到惊讶’”[7]。
气候变化提升极端强降水发生概率
已有研究指出,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提升了类似极端强降水事件的发生概率[8]。2018年4至5月,广东、福建、贵州等地发生严重干旱。广东、福建等南方地区降水量较1951-2018年平均值低四成,地表温度偏高2.8摄氏度。分析结果显示,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使此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增加到近17倍[9]。
自1981年以来,全球年均温度以每十年以0.18℃的速度增长,2019年是过去140年中第二热的一年,全球陆地和海洋表面温度比平均值高0.95℃[10]。平均地表气温及变率的改变直接影响温度极端值的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水循环的过程,使部分地区高温干旱、暴雨洪涝等灾害事件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增加[11]。当夏季南海海温异常偏暖,南海低空出现异常偏南风,异常多的水汽向中国南方输送时,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极易发生洪涝灾害[12]。
特别对于城市地区,极端降水和洪水围城的风险除了来自气候变化,还与以城市化为代表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在城市化过程中,自然地表转变为以水泥、沥青、砖石为主的典型城市下垫面,地表反照率、蒸散、能量和水循环等发生变化,造成城市热岛、雨岛效应,使城市发生高强度暴雨的可能性增加。尤其是大规模城市和大面积建成区,大气水分和能量收支平衡受到影响,使对流活动增强,促进了极端降水的形成[13]。
城市下风口约50km的地区,降水平均增加18%,城市中心降水平均增加16%。图源见脚注[14]
洪涝灾害损失超乎想象
极端降水增多,给城市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带来的风险和影响不可小觑。
2010年住建部对351个城市的调研结果显示,2008-2010年有62%的城市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内涝[15]。2017年,全国共有104座县级以上城市进水受淹或发生内涝,广州、南京、长沙、吉林、榆林、桂林、九江等城市灾害严重[16]。受灾严重地区的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受损,甚至断水断电。
今年受灾省份多数位于南方地区,对本已遭受疫情打击的全国经济影响还未可知。据估算,2005年全球因洪水导致的经济损失达到近60亿美元。即便当前的气候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一数字到2050年仍将增长到每年520亿美元,而加入气候变化等因素,损失将高达1万亿美元。针对全球136个沿海大城市的研究表明,至2050年,广州将面临最高的城市洪涝风险,占GDP的1.46%。深圳、天津位列第5和第7位[17]。
洪涝及相关灾害造成的损失
除对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破坏和社会经济损失,人类生命健康损失更是难以估量。
应对气候风险下的洪涝灾害不能再等
传统观念中,人们视洪水视为天灾,但这并不意味着,洪涝灾害难以预防和应对。
从城市建设和管理角度看,加强城市雨洪管理势在必行。通过构建海绵城市、智慧城市,提高城市应对气候变化、极端降雨、维持生态功能的能力,同时为城市居民提供准确及时的城市内涝资讯、防灾避险方案。
作为普通居民,如果你面临洪涝灾害危险,需要即时查看天气、预警等通知信息,积极做好防灾避险;如果暂时处于安全区域,除了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也可通过力所能及的节能减排行为如低碳出行、减少使用塑料制品等等,为遏制气候变暖和极端天气尽一己之力。
全球气温还在攀升,局地洪水还在肆虐,静悄悄地等,可能不是最好的答案了。
参考资料:
[1] 应急管理部:2020年以来洪涝灾害致1122万人次受灾 http://www.gov.cn/xinwen/2020-06/25/content_5521702.htm
[2] 中国气象报社,中央气象台专家解读南方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http://news.weather.com.cn/2020/06/3338883.shtml
[3] 中央气象台 http://www.nmc.cn/publish/precipitation/1-day.html
[4] 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19)
[5] 伍红雨,邹燕,刘尉,2019,广东区域性暴雨过程的定量化评估及气候特征,应用气象学报,Vol.30(2):pp.233-244
[6] 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19)
[7] 世界气象组织,2020,世界气象日关注“气候与水” https://public.wmo.int/zh-hans/media/%E6%96%B0%E9%97%BB%E9%80%9A%E7%A8%BF/%E4%B8%96%E7%95%8C%E6%B0%94%E8%B1%A1%E6%97%A5%E5%85%B3%E6%B3%A8%E2%80%9C%E6%B0%94%E5%80%99%E4%B8%8E%E6%B0%B4%E2%80%9D
[8] Sun, Y., Dong, S.,Zhang, X., et al., 2018, Anthropogenic influence on the heaviest Juneprecipit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since 1961,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Meteorological Society, DOI:10.1175/BAMS-D-18-0114.1
[9] Zhang, L., Zhou, T., Chen, X.,et al., 2018, The late spring drought of 2018 in south China, Bulletin of the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DOI:10.1175/BAMS-D-19-0202.1
[10] NOAA, Global Climate Report - Annual 2019 https://www.ncdc.noaa.gov/sotc/global/201913
[11] 钱维宏,符娇兰,张玮玮等,2007,近40年中国平均气候与极值气候变化的概述,地球科学进展,Vol.22(7): pp. 673-684
[12] 孔锋,史培军,方建等,2017,全球变化背景下极端降水时空格局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和展望,灾害学,Vol.32(2):pp. 165-174
[13] Ibid.
[14] Liu,J., Niyogi, D., 2019, Meta-analysis of urbanization impact on rainfallmodification, Scientific Reports, Vol.9:7301
[15] 人民日报,2008-2010年,我国351个城市62%发生过内涝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0724/c1001-18580975.html
[16] 2017年全国洪涝灾情综述,中国防汛抗旱,Vol.28(8): pp. 60-65
[17] Hallegatte, S., Green,C., Nicholls, R., et al., 2013, Future flood losses in major coastal cities,Nature: Climate change,DOI:10.1038/NCLIMATE1979
谢选骏指出:洪水围城是因为没有修筑排水系统——不信看看北京故宫,很少遭到洪水淹没。
【70、气候变化最新发布报告,这就是智人的终结了吗?】
“有的物种,他活着别的物种就不能活。”而就算不考虑其他物种的安危,就算只是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过度纵欲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终究会让我们自己深受其害。
尼古拉斯·P.莫尼 黄月HY 2021/08/14 界面新闻
按:8月9日,在日内瓦发布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新评估报告指出, 科学家们一直在观测全球各个区域和整个气候系统的变化,观测到的许多变化为几千年来甚至几十万年来前所未有,一些已经开始的变化(如持续的海平面上升)在数百到数千年内不可逆转。报告预估,在未来几十年里,全球所有地区的气候变化都将加剧。从未来20年的平均温度变化来看,全球温度升高预计将达到或超过1.5℃,而变暖将加速水循环,可能出现更多的洪涝与更多的干旱。
气候变化的恶果正在显形。在河南暴雨洪灾之后,长江流域再次进入降雨期,被网友戏称为今年的第二个梅雨季。湖北随县的极端强降雨截至13日晨已造成8000余人受灾,21人死亡。我们当然不能说单次气象灾害一定由全球变暖导致,但正如IPCC最新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升温将不仅仅使人类进入一个更热的未来,那同时也是一个更涝也更旱的未来。所以,这就是智人的终结了吗?
在《自私的人类:人类如何避免自我毁灭》一书中,迈阿密大学生物学教授尼古拉斯·P.莫尼(Nicholas P. Money)专辟一章探讨了气候问题——《温室:人类如何搞砸》,这是倒数第二章,而终篇的题目是《感恩:人类如何谢幕》。从创始、孕育、伟大到谢幕,这一天似乎已不断迫近。
人类走向谢幕的路上几乎包含了我们地理课本讲过的一切: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灾害频率加剧、农业减产……不过,似乎气候变化已成为了大国博弈的角力场,或一直以来因太过宏大和遥远而被普通人漠视,尼古拉斯在《温室》一章中写道:“尽管正在进行中的地球毁灭故事牵涉一些相当邪恶的企业,但每个人都难辞其咎。”
中文版译者喻博雅在序言中引用了臧克家的那句诗歌,“有的物种,他活着别的物种就不能活。”而就算不考虑其他物种的安危,就算只是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过度纵欲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终究会让我们自己深受其害。如果别的物种难以为继,人类也就距离灭亡时日无多。
如果说道金斯《自私的基因》这个书名带有某种修辞或讽喻的味道,《自私的人类》则是一个清晰的、直白的、名副其实的判断。在这一则“警世通言”的终篇,尼古拉斯带我们走到智人文明史的尽头,一窥自私者那最终的谢幕。
《人类如何谢幕》(节选)
文 | 尼古拉斯·P.莫尼 译 | 喻博雅
能源生产和交通运输方面的创新,加上导致人口持续增长的农业和医学进步,迅速把我们带进了这个变暖的世界。这一危险后果是西方科学和工程学的产物,建立在弗朗西斯·培根的实验法原则之上,并将导致文明的崩溃和人类的最终灭绝。那么,对于这一令人痛心的结论,我们该作何反应?
若要预测末日,看上去可能的情况是,拥有任何一种享乐生活方式的人都会尽可能寻求长时间地维持现状,而在减少碳排放方面几乎不采取任何行动。如同18世纪的法国贵族,我们将一种漫不经心的社会风气发挥到了极致,沉湎于那些让我们感到最快乐的消遣。只要庆祝者能忍受炎热,就会有否认末日的节日。接下来不久,我们将远离喧闹的舞台和青春的欢愉,为可用的农田和淡水资源而战,围墙和栅栏将在大地上纵横交错,军队将被部署用于防止穷人的跨边境流动。
随着气温的上升,贵族们将以极地移民的身份寻求庇护,或者乘坐全副武装的远洋客轮启航。数以百万计的人将生活在地下城市以及任何能躲避阳光的地方。有关能吸收10亿吨二氧化碳的新方法这类令人眼花缭乱的报道将激起热情的涟漪,然后在下一个新闻周期中消散。渔业和农业将会崩溃,毒品将不会提供多少安慰,每个人最终都会蜷缩成胎儿的姿态,就像火山灰埋葬的庞贝受害者,在无法逃避的炎热中呜咽。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烟雾的升腾,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自私的人类:人类如何避免自我毁灭》
尼古拉斯·P.莫尼 著 喻柏雅 译
好奇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08
在21世纪初的这些年里,否认地球遭到破坏的声音出现了令人惊讶的反弹,尽管针对地球炎热的机制和进程的多层次科学证据所提出的反对意见听上去越来越滑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谈到这一现象的紧迫性时,那些接受这一事实的人会达成共识。2017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中西部的大多数玉米种植者认识到天气要比过去更难预测。他们做出的应对是减少耕作,种植最新的杂交作物,并实施其他战略来保护农田免受更频繁的干旱和洪水的影响。他们还增加了农作物保险。不过,他们仍然相当冷静,认为气候变化可能不会对农场的盈利能力产生显著影响,人类的聪明才智会解决这些未来将要面临的挑战。在有生之年目睹了农业领域惊人技术创新的劳动人民持有这种乐观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有迹象表明,预计短期内美国中部将出现更温暖潮湿的天气条件,这将有利于农作物的高产。
别处农民的日子更艰难。印度的谷物种植者目睹了自己的生计以及对一个更加凉爽、潮湿的未来的希望在持续了几个夏天的炎热中化为泡影。这些农民的自杀率上升了,我们已经具备在发展中国家制造精神卫生流行病的条件。加拿大北部的土著因纽特人社区和澳大利亚的麦农对生态破坏的反应没有那么强烈。这两个群体都经历了区域气候的显著变化,这给他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重大改变。调查报告称,这些人口正体验着与其环境的物理变化相关联的“生态忧伤”,他们对未来感到绝望。
即使是那些并未感受到气候变暖影响的人,也替子孙后代感到严重的担忧。在美国,由于不能“稍微更确定地知道会有一个合理的世界让孩子继承”,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表达了对生孩子的担忧。每少生一个婴儿,就会少一个受苦的人、少一份碳足迹。抑制消费主义可能有助于改善环境前景,却遭到了我们的基因反抗——还有那么多的人继续相信生命的意义在于制造婴儿。我们对目前的情况似乎无能为力,很可能也的确如此。
作家罗伊·斯克兰顿总结说,我们已经跨过了卢比孔河,技术性修复不太可能给地球降温,他建议我们“学着不是作为一个个体,而是作为一个文明去死”。按照类似的逻辑,加拿大医生亚历杭德罗·贾达德和默里·恩金在2017年的《欧洲姑息治疗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挑衅性的社论,建议我们将临终关怀的实践推广到整个人类文明。姑息措施包括进行必要的国际投资,以消除饥饿和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庇护所,并承诺进入一个节俭的新时代。他们认为,由自然资源减少所引发的冲突,可以通过将军费转移给全球维和特遣部队来加以控制。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在最好的情况下进行过合作的文明来说,这些行动看起来像是某种变通。诉诸民族主义——显而易见是自恋的一个例证——是我们人类更惯常的处理方式;而随着环境压力的增加,部落冲突也会增加。如果我们把人类推离自己想象的进化顶峰的位置,有没有可能即使在灯光熄灭的情况下,我们也能更好一点地相处呢?
为了论证在这个气候变暖的时代重塑人属的重要性,有必要重述一下本书的基本主题。我们生活在一个孕育了生命的“金发姑娘”星球上,它绕太阳运转了几十亿圈。动物是从在海洋中蠕动的类似精子细胞的微生物进化而来;大猿,也就是人科动物,出现于2000万至1500万年前;像我们这种名为人族动物的猿类更晚近才出现在非洲,而骨架纤细的现代人类则在不到10万年的时间里四处阔步行走。植物从二氧化碳和阳光的能量中装配它们的组织,我们通过吃它们和吃以水果和蔬菜为食的动物的肉来获得能量。消化系统释放出来自我们所吃食物的小分子,这些小分子通过血管运转到全身各处,以维持每个细胞的生存。还有一本杂乱无章的说明书对人体的构造和操作进行了详细说明,这本说明书上写着2万个基因,点缀在总长2米的DNA上。建造人体需要耗时9个月,包括给一个大脑袋安装线路,它会赋予主人一种自我感和自由意志的错觉。身体的衰老是不可避免的;大约几十年后,这个动物会停止运作并开始腐烂。
灵巧的身体与脑力的结合使得人类能够操纵环境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其他物种都不具有这种有意识的能力。手是至关重要的:那些有鳍和鳍状肢的高智能动物没有能力改造它们的环境。在很短的时间内,科学和工程学的进步为人口的迅速增长提供了支持,并通过燃烧化石燃料让现代生活变得奢侈,相伴而生的大气变化则导致地球表面变暖。
类似的事情或许已经在整个宇宙到处上演过。如果生命已经在其他星球上进化出来,也许有的外星人已经发展出相当于或超过我们的勤奋所能做到的技术的复杂水平。恩里科·费米问道,那为什么一切都这么安静:“大家都在哪儿?”1950年,费米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午餐时间提出了这个问题(或者很接近于此的问题)。爱德华·泰勒也坐在同一张餐桌上。这个故事具有惊人的讽刺意味。费米是“原子弹之父”,泰勒后来则成为“氢弹之父”。如果费米把抖包袱的时机安排得更好,他应该在接应自己的提问时看着泰勒,睁大眼睛说:“啊,是的,当然!”
宇宙的寂静(silentiumuniversi),又称大寂静(GreatSilence),存在许多解释,而物理学家费力地运用德雷克公式来估算与外星人接触的可能性。计算的变量包括形成恒星的速率(R*)和外星文明生产出可探测信号所需的时间长度L等。发展核武器可能是限制L的一种流行方式,但我敢打赌,对外星人来说,通过焚烧化石自杀是更常见的结局。
我想外星人教室里的孩子们会学到一个普遍规律,即任何生命形式只要发展出自我灭绝的技术,就会在短时间内灭绝自我。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步骤,可以与癌症的发展阶段——从病灶仅在一处的第零期到癌细胞扩散到其他器官的第四期——相媲美。正如我们在第七章遇到的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在生病期间所写的那样,“第四期的问题是,没有第五期这回事”。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已经在第四期徘徊了超过10万年。泽塔星球上的老师问道:“人类在地球上还能活多久?”教室里的孩子们纷纷热情地举起了面条状附肢。
每一代人都在减少能留给后代的收益方面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如果在20世纪70年代的我劝告我的父亲上班不要开阿尔法·罗密欧轿车,应该改骑骡子,这会很荒谬;而到了现在,既然开车造成的大气变化很明显,我们至少可以试着拼车,但这与资本主义的个人控制欲背道而驰。当我们考虑到破坏已经造成,现在停止排放所带来的任何好处在之后几十年内都不会感受到时,遏制碳排放的想法也是令人泄气的。有些网络评论员知道,即使现在停止所有的碳排放,地球也会继续变暖。于是,他们对此做出回应,说最好的办法是坚持排到底,如吉姆·莫里森所言,“在整个茅房起火之前”尽情享受;从而摧毁人类,让地球在我们缺席的情况下重新启动。
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将庆祝我们的离开。如果外星人用麦克风对准地球,就会探听到最近几千年来持续增加的动物惊叫声:在体育场、斗牛场和熊坑里遭受仪式化折磨的动物发出的呻吟和咕噜声逐渐增强,追加的音量则来自现代对猫、啮齿类和灵长类动物的活体解剖——极度惊恐的动物被绑铐在椅子上,受到各种仪器探测,这会耗尽天主教审判者的色情创造力。哲学家叔本华说:“人生若不以承受苦难为当下的直接目标,我们的存在则定然全无目的。”今天,这些恐怖做法的辩护理由包括善待动物的经济负担和进行实验的医学必要性。我们一如既往地倚仗于令人震惊的狂妄自大,这一直是我们的特点。
这种对其他动物缺乏共情的想法有悖于我们本能地热爱自然的观念,即“亲生命性”(biophilia)。哈佛生物学家E.O.威尔逊普及了“亲生命性”这一概念,他认为我们保持了在与非洲草原上的野生动物进行史前接触时感受到的共情。然而,这种行为的证据并不存在,这个概念也没有任何进化意义。人类对自然界的友善程度,就如我们对它的破坏所显示的那样。每个喜欢在小溪里翻动卵石的孩子都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后者一看到青蛙或挥舞着钳子的小龙虾就会惊恐地退缩。如果说有什么是本能的话,那就是追逐和杀戮的倾向。博物学的教育项目可以奇迹般地重塑儿童的行为,否则他们可能会成为终生的生物恐惧症患者;但只要有其他分心的事情可做,更多孩子会无视观鸟的魅力。
野生动物纪录片的制片人助长了数十年的一厢情愿,以为自己的节目可以挖掘对自然界的神秘敬畏,帮助拯救地球。在电视上体验热带雨林的壮丽景象让我们兴奋不已,节目结尾的简短片段显示伐木卡车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呼啸而过则让我们感到难过。做得更好的动物园以类似的方式接待游客,基于动物的娱乐价值展出它们,并在栅栏或玻璃上附上说明标签,列出它们的濒危级别。孩子们对着大猩猩尖叫,享受着冰激凌,然后坐车回家。关于动物园激发了人们对动物保护的持久热情的证据是站不住脚的。
保育生物学家可能会对其他形式的生命产生共情,但是,他们对地球的破坏几乎与他们患有生物恐惧症的邻居一样多。各处的慈善捐款也不会改变什么,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不过是给地球的葬礼装饰品。其中的困难之一是,过着现代简单生活方式的我们被动地给地球造成了最大的创伤。约翰·列侬说:“生活就是当你忙于制订其他计划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气候变化也是如此。在等待戈多时,爱斯特拉冈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弗拉基米尔回应:“这是你的想法。”
人类的自私自利让我们陷入了生物圈崩溃的危险境地中。身处这一历史关头就是身处一个不受待见的独有位置,就像公元79年恰好住在维苏威火山附近的罗马人的窘境。在14世纪目睹大瘟疫的人也同样感受不到一丝希望。像我一样,这场瘟疫中浑身脓肿的受害者相信他们面临的是文明的终结,也是他们自己的死亡,但至少现在的我们将不必担心永远的天谴。面对这种令人震惊的局面,或许我们最终会克服根深蒂固的自恋。无论是名人还是农民,没有什么能拯救你,将来也没有人会在这里惦记你的遗产。你可能卖出了数百万本书或者专辑,体育场里挤满了欣赏你运动英姿的粉丝,但很快就没有人会在意你了。
感恩——我的意思是对有意识的人生体验和我们短暂参与到自然界的感谢——似乎是最舒缓身心的做法。在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中,阿耳戈斯长老们的领队说:“高贵地赴死会让人得到一些恩典。”这话是说给意识到自己将被谋杀的卡珊德拉听的。在面对一个人的死亡时,总是要像这样做一些感恩的表达。文明正在走向灭亡,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点,那么感恩的价值就不应该受到轻视。我们现在对自然界这场盛大嘉年华的关注点应该有所不同:正视我们所干的糟心事。承认这些错误,我们就获得了一些解脱感,即使我们的受害者是整个自然界,而我们自己也在受害者之列。
在《失乐园》中,夏娃开始将死亡理解为对她堕落的惩罚,于是她建议与亚当做个约定:“我们为什么要在恐惧之下久久地战战兢兢?”(第十卷,第1003行)她为自己和他们未来的后代感到恐惧,并认为自杀将带来惩罚的终结,“如果这样,‘死亡’就将令他的胃口感到失望,就不得不用我们两个满足他饥饿的肠胃”(第990-991行)。最终,人类的第一对夫妻还是选择接受强加给他们的惩罚,同时继续准备成为父母。亚当和夏娃遵照了他们的规划。我们正在效仿他们的做法,不能或不愿改变方向。在天塌下来之前,我们中的任何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更友善地相互对待,并人道地对待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它们正在这个水汪汪的星球上与我们一起受苦。谁知道呢,如果我们变得更好,也许大千世界会继续运转,比我们所期望的时间更长。
本文书摘部分经出版社授权发布,注释部分从略,较原文有删节。
谢选骏指出:智伯不智,三家分晋;智人不智,自取灭亡——
《三家分晋:智伯的覆亡》
2020-10-02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任命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这是《资治通鉴》记载的第一件事。司马光为此发了一通长达千字的评论——“臣光曰”。评论说,此事表明周天子自己坏了规矩,导致政事日非。如果周天子屈服于压力,自己抛弃了礼仪名分,那天下的倾颓就是必然的了。
周朝政治秩序的崩溃,意味着这个时代的结束,司马光于是把它作为自己叙述历史故事的起点。为了交代事情的原委,司马光把镜头拉到了七十多年前,即春秋末战国初。当时,晋国的六卿是赵氏、魏氏、韩氏、智氏、范氏、中行氏六大家族。其后,范氏、中行氏两大家族被消灭,掌控晋国大权的是智氏、魏氏、韩氏、赵氏四大家族。其中尤以智氏家族权势最煊赫。到了公元前453年,即魏、赵、韩三家卿大夫晋升为诸侯之前五十年,却发生了三家联合消灭智氏家族的事情。
1、强霸的智伯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资治通鉴》习惯用“初”这个字开头,交代一段历史背景。智氏家族说一不二的大家长智宣子,决定选嫡子智瑶为嗣卿。族人智果反对说,智瑶虽有“五贤”:美鬓长大、射御兼通、才艺超群、善辩能文、强毅果敢,却有一个最大的弱点“不仁”,即缺乏仁德之心。为人刻薄寡恩,损人利己,不懂得笼络人心。智果认为,如果不能施政以仁,而自恃“五贤”强势治国,是不可能获得心悦诚服的拥戴的。智宣子根本听不进智果的劝告。
与此同时,赵氏家族也在考虑嗣卿人选。赵简子的两个儿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史记·赵世家》中,赵简子不止两个儿子)。究竟立谁为后?父亲打算考考他们。赵简子把两支写着“训戒之辞”(教导青年修身自勉之类的警句)的竹简,分别交到两个儿子手上,叮嘱他们要牢记在心并保管好竹简。三年之后,赵简子问他们,还记得竹简上的话吗?大儿子伯鲁忘得精光,竹简也找不到了。小儿子无恤却背得滚瓜烂熟,竹简也藏在随身的衣袖里。“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显然,赵无恤的谨慎、谦卑、细心,让父亲决定立他为接班人。此人就是赵襄子。
智宣子去世后,智瑶继位,世称智襄子或智伯。智伯主持国政,处事强霸。在一次酒宴上,智伯轻侮韩康子及其辅臣段规。别人怀恨在心,他却不以为意。
不久,智伯又以筹措军费的名义,要韩氏家族献出一座城邑。韩康子当然不同意。辅臣段规却建议答应智伯的要求,把祸水外引,他说倘若智伯得寸进尺,再把矛头指向他人,我们可以静观其变啊。韩康子觉得有道理,就给了智伯一座万户的城邑。
智伯果然胃口大开,又向魏桓子索地。开始魏桓子觉得智伯欺人太甚,要予以拒绝。可他的辅臣任章却建议采用“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的骄兵之策,麻痹智伯,并暗中结交利害攸关的盟友,共同对付智伯。何必让我们自己单独成为智伯的打击目标呢?老谋深算的魏桓子明白了任章的意思,也痛痛快快地给智伯送了一座万户之邑。
当志得意满的智伯进而“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的时候,却遭到了赵氏的坚决抵制:先祖留下的基业,怎么能随便割让给他人?智伯于是带上韩、魏军队一起攻打赵氏。
面对气势汹汹的智伯联军,赵襄子有三个战略要地可以避难:长子、邯郸、晋阳。长子城高池深,邯郸粮草丰足,赵襄子都不去,而是选择去晋阳!他说城高池深,说明老百姓的徭役繁重;粮草丰足,说明老百姓的赋税沉重,有什么可依恃的?先父在世时,命尹铎治理晋阳,轻徭薄赋,晋阳人心最可依赖!于是,赵襄子选择晋阳作为自己抗击联军的根据地。
果然,当赵襄子逃奔晋阳之后,智伯率领三家联军把晋阳城围得水泄不通,甚至决汾水以灌城。围城近两年,晋阳军民同仇敌忾,毫不动摇,“沈(同“沉”)灶产蛙,民无叛意!”
2、智伯的两个致命错误
在这个时候,智伯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刚愎自用,霸气逼人;第二,一意孤行,轻视对手。
智瑶乘车巡视。他坐在最尊贵的左侧位置;魏桓子“御”,在中间驾车;韩康子“骖乘”,在右侧持兵器护卫。三位卿大夫都是主君,关系却不平等!威风十足的智伯不无轻佻地说:“哎呀,我今日才知大水足以亡人国啊!”霸气的外露引起了两个盟友的忧虑,因为他们担心“汾水可以灌安邑(魏都),绛水可以灌平阳(韩都)也!”(有学者考证魏、韩的都邑与汾水、绛水的地理关系并非如此)
魏、韩二子的忧虑很快被智伯身边的谋士疵察觉。他提醒主公,魏、韩必反!智伯问,先生怎么知道呢?疵回答,从人情事理即可推知。晋阳城破在即,二子非但没有喜色,反而忧心忡忡,不就是担心唇亡齿寒,赵氏亡,难必及于韩、魏吗?
次日,智伯以此质问魏桓子和韩康子。二子矢口否认,说一定是有人充当赵氏的说客,想让您怀疑我们而放松了对赵氏的攻击。我们都盼望早日分享赵氏的田土呢,怎么会去做危险的傻事冒犯您呢?智伯相信了二子的辩解。
事后,疵质问智伯,主公怎么把我的话告诉二子了?智伯说,先生怎么知道呢?疵说,刚才他们出去的时候,迎面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就匆匆离去了。我猜一定是他们发现我读懂他们的心思了。智伯完全不理会疵的分析。
被围困在晋阳城的赵襄子决定反击。他秘密派人出城,游说韩、魏两家,告以唇亡齿寒,赵亡,难必及于韩、魏的道理。于是三家一拍即合,约定日期,采取联合行动,反攻智氏。
公元前453年的一天夜里,赵襄子突然对岸上的军队发动袭击,并掘开水坝,倒灌智氏驻军营地。智伯的军队大乱。韩、魏两军趁机从侧翼进攻,赵军从正面猛攻,大败智氏军队。智伯被杀,智氏家族灭亡,三家尽分其田土。五十年后,就有了本节开头周天子正式封魏、赵、韩三家为诸侯的事。
3、智伯覆亡的历史教训
智伯的覆亡,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司马光结合智伯之死,对领导者的德和才问题发了一通议论。他认为领导者的德比才重要,甚至认为宁可用无德无才的愚人,也不能用有才无德的小人。这里不无激愤之词。人究竟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孟子与荀子等儒家巨擘都争论不清。从今日角度言之,与领导者个人的道德修养相比,制度对权力的约束则更为根本。但是,在制度约束的前提下,选择什么人当领导者或接班人,其道德品质是关键。
司马光对于领导者的修炼有过很系统的论述。他曾上书提到“人君修心治国之要”,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仁”。仁就是要讲政治,并且善于把政治理想化为社会共识;同时,还得发展生产,重视民生,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真心拥戴。智伯利令智昏,贪得无厌,不仁之名,当之无愧!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是否魏、赵、韩三家就不贪婪,就比智伯更“仁德”?恐怕也不尽然。可是,赵襄子懂得,与城池、物资等相比,人心才是最可靠的保障,这说明赵襄子比智伯更懂政治。
智伯的问题,其实在他被选为接班人之时,就暴露出来了。智伯的“五贤”即五大优点,在古人看来并不是人君最重要的看家本事。《荀子·王霸》说:“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智伯的本事属于“自能”。唐人赵蕤的《长短经》在引用荀子这段话时,将其提升到人君“大体”的高度。智伯的五大优势,是“匹夫之能”。领导者关键的本事在于识大体(懂政治)、善用人(“以官人为能”)。智伯狂妄霸道,误判形势,轻视对手;决策上不明是非,不听谋士正确的谏言,这都是领导者的大忌。与智伯的粗疏相反,赵襄子在被父亲选为接班人的时候,就表现出过人的精明和细致。此外,智伯在外交上也犯了错误。他言语不谨慎,行为太张扬,引起了盟友韩、魏两家的疑忌,临时的“统一战线”霎时解体,己方三对一的优势,变成了与敌方一比三的劣势,焉能不败!
(本文摘自:《资治通鉴启示录》作者:张国刚)
谢选骏指出:司马光为何要写《资治通鉴》?《资治通鉴》为何要从三家分晋写起?因为按照我的历史分期法则,宋辽金元就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战国时代。所以,司马光和三家分晋“同一时代”。
【71、气候变迁加剧 过去6年史上最热】
DW.COM
随着创纪录的气温丶严重的干旱与加速暖化的海洋都证明全球碳排放量仍持续上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再次呼吁全球努力达到碳中和。他也疾呼,疫情有疫苗,但暖化没有。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2月2日在演说中表示,过去10年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10年,而冰层下降丶永久冻土融化丶大规模气候火灾与前所未有的飓风都只是气候变迁带来的一些后果。
德国之声中文网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2月2日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发表与地球的状况有关的演说,并在演说中提到气候变迁带来的严重威胁。他说:“地球的状态已遭破坏,人类正在向大自然发动战争。大自然会聚集力量与愤怒展开反击。”
古特雷斯在演说中提到世界气象组织 (WMO) 2日发布的报告《2020年全球气候状况》。他重申,过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几年,而冰层下降丶永久冻土融化丶大规模气候火灾与前所未有的飓风都只是气候变迁带来的一些后果。
古特雷斯表示,人类必须停止森林砍伐,因为这是加剧气候变迁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说:“人类应该停止掠夺大自然的资源,并让人类对大自然造成的伤害开始愈合。”
古特雷斯说气候政策未能应对挑战。他指出,2020年的碳排放量比1990年高出60%。他说:“我们正在走向于2100年全球平均温度上升摄氏3至5度的目标。”
然而,古特雷斯认为全球在2021年可以看到希望,并强调现在应该建立一个真正的全球联盟,实现碳中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全球必须在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的净零排放。古特雷斯指出,已经有超过110个国家承诺在这个日期间实现碳中和,而这些国家的总碳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65%。
他说,实现这个目标的核心是制定碳价格以及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融资和补贴,并鼓励使用与发展可再生能源。古特雷斯强调国际社会有发起全球气候运动的必要性。他说:“我们没有为地球所制的疫苗。”
过去6年史上最热
世界气象组织2日发布的报告证实,与过去同时期相比,2020年是目前为止第二热的一年。年度气候纪录详细列出了全球暖化所产生的现象:频频发生的严重干旱丶空前严重的飓风丶海冰退缩丶亚洲与非洲的暴雨和洪水以及广泛的海洋热浪。
全球气候报告最重要的部分是确认2020年全球升温的现象正在加速。虽然2016仍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但该年以一个非常强烈的圣婴现象开场,在这个阶段让更热的海洋提升全球温度。
4年后,虽然反圣婴现象使今年9月开始的气候变得比较凉爽,但这些高峰期的温度仍在继续。2020年1月至10月的全球平均气温比1850到1900年的基准温度高出约摄氏1.2度。
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指出:“2020年将成为有纪录以来最温暖的3个年份之一。过去6年,很可能是有记录以来最暖的6年。”
全球气候报告最重要的部分是确认2020年全球升温的现象正在加速。
在西伯利亚的北极地区,2020年的气温比平均温度高出摄氏5度以上。6月下旬在韦尔霍扬斯克的气温高达38摄氏度,暂时成为北极圈以北任何地方的已知最高温度。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塔拉斯 (Petteri Taalas) 表示:“我们看到陆地丶海洋与北极地区出现新的极端温度。野火吞噬了澳大利亚西伯利亚丶美国西海岸和南美洲的广大地区,使烟雾在全球范围内循环。”
温室气体仍在上升
气候危机:该不该放弃经济增长?
对于主流经济体而言,增长是核心目标,但环境污染、废弃物以及气候变迁成为经济增长的代价。有经济学家提议,是时候采取截然不同的经济模式。
该报告也称,为了减缓新冠疫情传播而实施的封锁政策仅导致2020年暂时的减少碳排放量。因此,2019年快速成长的碳排放量将出现“实际上无法区分”的减缓。由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浓度在2019年达到新高,而二氧化碳丶甲烷与一氧化碳的上升水平也大于前两年的上升幅度。
报告写道:“来自特定地区的实时数据显示,20202年二氧化碳丶甲烷与一氧化碳的水平继续上升。”这些增加是在按照全球暖化特别报告中提出透过迅速减少排碳量,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摄氏1.5度后出现的。
全球暖化持续加剧
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还写道,海平面上升的速度较快的原因是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层融化加剧。同时,超过80%的海洋面积在2020年至少经历过一次海洋热浪。其中,43%的海洋经历了被列为 “强”等级的海洋热浪。2019年也是有史以来海洋热含量最高的一年。
2020年,大雨和大范围的洪水影响了非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北大西洋则是出现30个命名风暴,创下有史以来命名风暴数量的最高纪录。此外,2020年南美洲内陆大部分地区受到严重干旱影响,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阿根廷北部丶巴拉圭和巴西西部边境地区。该报告指出:“气候和天气事件引发了大量的人口流动,严重影响了流动中的弱势群体,包括太平洋地区和中美洲。”
谢选骏指出:极端气候势必减少人口,至少也能降低人口出生率。
【72、气候变迁加速 全球每年500万人因异常气温丧命】
2021-07-08 侨报网综合
最新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气候变迁加速,异常炎热或寒冷的气温愈来愈常见,每年导致全球500万人丧命。科学家警告,如果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减,到了2040年代,这么极端的事件可能开始每5至10年就发生一次。6月29日,在纽约一处公园,一名男子坐在喷泉边纳凉。
全球每年500万人命丧异常气温
中央社援引彭博报道,研究员7日发表第一项结合温度变化和每年死亡人数增加的研究。他们说,2000年至2019年,全球总死亡人数中,有9.4%要归咎于极端气候。
研究员表示,虽然大部分人是死于严寒,但随着全球暖化,趋势可能变成多数人命丧高温。
研究报告作者之一、澳洲摩纳希大学(Monash University)教授郭玉明说,随着与高温有关的死亡人数增加,长期来看,气候变迁预料会增加死亡负担。北半球各地今夏已有数以百计人死于热浪。
过去20年是前工业时代以来最热的20年,有纪录之后最热的10年都出现在这段时间内。全球暖化持续加速,非营利组织气候行动追踪(Climate Action Tracker)估计,地球可能会比前工业时代平均温度上升3℃左右。
科学家预估,升温超过2℃,对地球众生来说将是一场灾难。
摩纳希大学和中国山东大学的研究员估算,每10万人中,因异常寒冷或高温而超额死亡的人数有74人。
这份报告刊登在刺胳针全球健康(The Lancet Planetary Health)期刊中,分析了各大洲共43国的死亡人数,结论之一是,在2000年至2019年之间,死于寒冷相关因素的人数减少了0.5%,死于高温相关因素的人增加了0.2%。
研究发现,归咎于高温的每10万人超额死亡率最高地区是欧洲;因寒冷而起的每10万人超额死亡率最高地点则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
另外,法新社和路透社引述另一项研究报道指出,太平洋西北地区(Pacific Northwest)上周的热浪夺去数以百计人命,如果不是气候变迁,几乎不可能发生。
科学家们7日发表第一项将美国和加拿大西部近期热浪归因于气候变迁的研究结果,他们说,气候变迁使得这个地区发生热浪的可能性增加了150倍。
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牛津大学气候科学家奥托(Friederike Otto)说:大家必须意识到热浪会致命,是迄今夺去最多人命的极端事件。这项研究由世界气候归因组织(World Weather Attribution)发表,而奥托是组织领袖之一。
科学家们估计异常气温是千年一遇的事件,但也认为,有鉴于今年夏初史无前例的高温,这类预测很难精确量化。
不过,他们警告,如果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减,到了2040年代,这么极端的事件可能开始每5至10年就发生一次。
美加数百人近日在高温热浪天气中不幸死亡
从美国西南部到西北部,再到加拿大,都在遭受创纪录高温侵袭,加拿大卑诗省曾连续3天刷新有史来最高温纪录。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7日发布气候观察研究报告表示,刚刚过去的6月是北美洲有史以来最热的6月,主要因为致命热浪近期席卷了北美部分地区,这也说明了全球暖化的影响。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6月29日卑诗省中部的利顿镇最高温度达到创纪录的49.6摄氏度。美国和加拿大近期也有数百人在高温热浪天气中不幸死亡。
根据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机构,北美洲2021年6月平均气温比1991年到2020年6月均温高1.2摄氏度。
就全球而言,2021年6月均温与2018年6月均温并列全球6月均温第4高。
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气候科学家尼可拉斯说:“这些热浪不是凭空发生的,是因为全球气候环境暖化,使得热浪更容易出现。”
尼可拉斯还表示,发生热浪的频率比以往更高、更密集,也维持更久,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谢选骏指出:现代人太太太娇气了,冷点热点都不行。结果就用机器来改变周围环境——一个人需要一座房子的恒温!地球能不发烧吗?
【73、气候变迁影响喷射气流速度 往东飞比往西快】
2016年02月18日 台湾民航资讯网
英国最新研究发现,气候变迁将导致英国往美国的飞行旅程时间加长。研究人员表示,全球暖化可能导致喷射气流(jetstream)加速,进而减缓英国往美国方向的飞行速度,整体的环球飞行时间也会“明显增长”。英国雷丁大学(TheUniversityofReading)研究人员认为,这项改变会造成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燃油需求增加,机票价钱也会水涨船高。
飞机搭“喷射气流”便车
喷射气流,又称高速气流,是一种出现在南北半球中高纬度西风带的高速气流带,伴随强而有力的风速,与推进地球上的天气系统息息相关。
由于中心风速有时可达每小时200至300公里,飞机也会“搭便车”,顺着这股由西往东的气流,减少从欧洲到北美的飞行时间;也因此,大西洋上的这条航道特别忙碌,每日有近600班航班经过。
过去研究已证实,气候变迁与乱流增加相关;在这项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一倍,模拟大气中的气流会如何改变,同时他们把结果套用到现今所使用的航班路线。结果发现,从纽约到伦敦的气流速度较平均快了15%。
往东飞行较划算
也就是说,从纽约飞往伦敦的速度快了近两倍,所需时间花不到5.5小时;相反的,从伦敦飞往纽约则慢了快两倍,所需时间拉长到近7小时。
一般来说,往返的飞行时间多少会差个几分钟,但这项研究结果则发现“差距将明显拉大”。主要研究者威廉斯(PaulWilliams)博士表示,“如果从环绕地球飞行来看,可以发现往东的飞行时间会缩短,而往西的飞行时间则会增加。”
“所以整体飞行时间会增加,也就是飞机会在空中飞更久,”威廉斯博士表示,“若以所有跨大西洋航线的飞机计算,每年会多增加2000小时的飞行时间,2200万美元(约合新台币7亿2000万元)的燃油花费,7000万公斤的CO2排放量。”研究结果指出,增加的CO2排放量等同於7000户英国家庭一年的排放量。
“我们知道是甚麽驱使喷射气流改变——温度差异,温暖的热带地区以及寒冷的极地地区的差异,”威廉斯博士表示,“我们也了解全球暖化与温度差异之间的关系,地球温度正在上升,我们相信喷射气流的速度也会相对增加。”
温度上升,气流速度变快
研究人员认为,随着气候变迁对於飞行航班造成影响,同时也会造成航空公司提高机票价钱。尽管这项研究仅针对伦敦飞往纽约这条航线,但其实结果可以适用於全球,因为喷射气流在南北半球都有。
其他同领域的科学家也对此研究结果表示认同,认为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我认为这项研究对於人类与气候系统微妙的关系,有重大的发现。”
伯明罕大学(UniversityofBirmingham)的莱克布什(DrGregorLeckebusch)博士表示,这个研究计画资料周全、研究结果也符合常理、易于了解。
谢选骏指出:人类扰乱了自然秩序——就制造灾难、暴殄天物而言,确实很容易做到“人定胜天”……例如,毛匪一枪就可以打死一个好人;但要再培养一个好人,就比登天还要难了。
【74、气候变迁有几个时期】
2021-05-27 气候百科
1、什么是气候变迁小考?
气候变迁指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一个或几个气候要素有规律地变化的过程,通常用不同时期的温度和降水量等气候要素的差异来表现。气候变迁的时间尺度往往是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甚至更长。
地球上各种自然现象都在不断变化之中,气候也不例外。据地质考古资料、历史文献记载和气候观测记录分析,地球上的气候一直不停地在发生周期性的变化。从时间尺度和研究方法来分析,地球气候变化可分为3个阶段。
(1)地质时期气候变化:是指距今22亿~1万年前的气候变化。这个时期气候变化的幅度很大,它不但形成了各种时间尺度的冰河期和间冰河期的相互交替,同时也相应地存在着生态系统、自然环境等的巨大变迁。按当前的科学概念,地质时期的气候变化是体现了大气、海洋、大陆、冰雪和生物圈等组成的气候系统的总体变化。
(2)历史时期气候变化:是指1万年左右以来,特别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气候变化,是近代气候变化的背影。由于历史时期可供考证的文物古迹、文字记载和气象观测记录更加丰富,所以用历史记载所得出的资料是弥补现代仪器观测资料年代太短的手段。
(3)近代气候变化:是指近200~300年以来的仪器观测时期。随着近代气象观测仪器的出现,可以普遍使用精确的气象观测记录来研究气候变化。
2、在历史时期地球上的气候有哪些变迁?
在大理(武木)亚冰期最近一次副冰期结束后约一万年的时期,称为冰后期,即第四纪全新世,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进入人类历史以来,气候仍然有波动,气温的升降起伏相当频繁,只是变化的幅度较小而已。实质上,这是地质时期气候冷暖交替变化的继续。冰后期的一万年中,共出现过4次温暖时期和4次寒冷时期,气候变动总的趋势是:温暖时期一个比一个短,温暖程度一个比一个低;四个寒冷时期正好相反,寒冷时间一个比一个长,寒冷程度一个比一个强。
竺可桢教授根据考古资料和历史记载,研究了我国冰后期后半期近5000年的气候变迁。他认为,此期在我国也可以相对地分出4个温暖时期和4个寒冷时期,其特点与世界冰后期气候变动的总趋势相似。
第一个温暖时期(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仰韶文化时代和河南安阳殷墟时代),我国黄河流域发现有象。第一个寒冷时期(公元前1000~前850年,周代初期),汉水两次结冰,之后紧接着大旱。
第二个温暖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初年秦汉时代),象群栖息北限移到淮河流域及其以南,在公元前659~前627年,淮河流域有象栖息。第二个寒冷时期(公元初~600年,东汉、三国到六朝时代),有淮河封冻的记载(公元225年)。
第三个温暖时期(公元600~1000年,隋唐时代),只在长江以南如信安(浙江衢县)和广东、云南才有象。第三个寒冷时期(1000~1200年,南宋时代)出现了太湖封冻的情况(1111年)。1178年福州的荔枝曾全部冻死。
第四个温暖时期(1200~1300年,元朝初期),在第三个温暖时期,今河南省的博爱和陕西的西安、凤翔都设有管理竹园的竹监司,到了南宋时因气候寒冷,竹子无法生长,竹监司被取消了(凤翔除外),到了元朝初期(1268~1292年),竹监司又重新设立,说明气候又转暖。第四个寒冷时期(1400~1900年,明末至清朝时代)。17世纪是我国最寒冷时期,特别是1650~1700年为最冷,在这50年中,太湖、汉水和淮河结冰4次,洞庭湖结冰3次。江西建于唐朝的柑桔园在1654年和1676年的强烈寒冬中被完全毁掉。在近500年的第四次寒冷期中,即欧洲所谓的“现代小冰期”,温度仍有明显起伏,其中有4次较冷期(即1470~1520年,1620~1720年,1840~1890年,1945起特别是1963年以后)和三次回暖期(1550~1600年,1720~1830年,1916~1945年)。
3、新石器时期的气候变化分为哪几个时期
过去认为全新世(Holocene)开始于1万年前(10kaBP),那是根据14C测定的,称为14C年。后来发现14C年要经过树轮校正,才能得到正确的实际的年代,即日历年。校正后全新世开始的日历年为11.5kaBP。全新世对于人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类的文明社会,当前社会的一切繁荣、富强、发展、进步都发生在全新世。因此,认识全新世的气候变化有重要的意义。为了说明全新世在地球历史上的地位,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地球气候的历史,至少近两百万年的历史。尽管这对于有46亿年历史的地球而言几乎只相当于一天中几分钟短暂时间。
大约240多万年前地球进入所谓第四纪,其气候特点是冰期-间冰期交替,地质学家称之为旋回。旋回的时间即周期以万年计,但是并不稳定。近70万年来以10万年周期为主。在南极的冰芯氧同位素变化中表现最清楚,在深海沉积、黄土堆积中也有一致的反映。一般认为冰期-间冰期旋回的形成与地球轨道要素的变化有关。由于这是米兰克维奇发现的,所以也称为米兰克维奇周期。最近一个旋回开始于约12万年前,那时地球气候与现代的温暖程度相当。到2.3万年前达到最冷,称为末次冰盛期。在每个10万年左右的冰期-间冰期旋回中,温暖时期是比较短暂的,一般约1—2万年。而更多的时间处于降温过程中。但是温度的下降不是直线的,而是由一系列的波动组成。直到20世纪中叶大多数科学家还相信冰期的气候是持续的寒冷。但是后来发现冰期中也有相对温暖的时期。认识到冰期气候的不稳定性是古气候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末次冰盛期之后处于冰消期,北美的劳伦泰冰盖,北欧的斯堪的那维亚冰盖相继瓦解。但是,就在气候已回暖到接近现代的情况下,又发生了一次激烈的气候波动,称为“新仙女木”事件。以北大西洋北部为中心,气候迅速变冷。但是寒冷仅持续了1千年左右,又快速后暖,所以称为气候突变。温度变化的幅度达到了冰期-间冰期旋回的3/4。这是末次冰期中最后1次气候突变。“新仙女木”事件之后,即进入全新世。
尽管在20世纪后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冰期气候的不稳定性,不再把冰期看成持续的寒冷时期,也不再认为第四纪仅有4—5次冰期。但是,仍认为全新世的气候温暖而平和,没有大的气候波动。1995年O′Brien等首先根据格陵兰冰芯中海盐与陆源尘粉的变化,指出全新世可能有一系列的冷事件。以后国际上开始了一系列的研究。最著名的是Bond等(1997)根据北大西洋深海沉积中冰岛火山玻璃和染赤铁矿等浮冰碎屑(IRD)确定的冷事件年表。冰岛及扬马延岛等地的冰川下滑到海中形成冰山,冰底携带了碎石颗粒,其中包括火山活动形成的玻璃和与赤铁矿摩擦而染红的碎石。当冰山融化时,冰底的碎石沉入海底。因此分析北大西洋深海沉积的IRD,可以判断何时有大量流冰倾泻入北大西洋,也就是冷事件。在爱尔兰以西的地区沉积率超过了10cm/ka,所以隔0.5—1.0cm取样,使得沉积记录的时间分辨率达到50—100年。根据Bond等的研究全新世共发生9次冷事件,小冰期约出现于0.4kaBP。
近年来一系列的古气候研究表明亚非季风区的降水量变化也同冷事件有关。当北大西洋出现冷事件时,季风降水减少,即弱季风事件。例如Gupta等(2003年)对阿曼湾沉积的研究就很有代表性。深海沉积中保存了浮游有孔虫的记录。有的有孔虫的纪录与海水温度有线性关系,而海水温度取决于涌升,涌升的强度则依赖于海表的风力大小,也就是季风强度。因此,人们可以从过去近万年的有孔虫记录来推测当时季风的强度,确定弱季风事件。近来用大气环流模式所做的模拟研究表明,THC减弱北大西洋变冷,可能是亚非季风减弱的原因。因此,冷事件与弱季风事件出现时间的一致,可能并不是偶然的。
实际上我国至少是最早注意到全新世气候不稳定性的国家之一。施雅风、孔昭宸主编的《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1992年)一书就明确指出4次冷事件,其出现的时间与Bond等在5年之后发表的北大西洋冷事件的14C年表十分接近。以后中国的诸多作者,根据冰芯、泥炭、孢粉、黄土、湖泊、冰川、雪线及考古资料做了大量的研究,并且有不少是高分辨率的古气候序列,证明全新世中国弱季风事件年表与北大西洋冷事件有很大的一致性。
全新世中的冷事件以及季风区的弱季风事件是与全新世的基本气候特征背道而驰的。全新世作为间冰期气候温暖湿润,但是不断为冷干气候事件打断。这些冷干事件一般只有几百年,短的也许只有1-2百年。但是对人类的社会发展却有很大的影响。8.2kaBP的冷事件就可能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因为,在全新世中各地先后进入新石器时代,人口也迅速增长。发生气候突变时,采集、狩猎不再能满足生活需要,再加上人口的压力,就可能成为推动农牧业发展的动力。据吴文祥、刘东生的研究5.5kaBP的气候变冷在四大文明古国:两河流域、埃及、印度及中国的文明中有重要的推动作用。4.2—4.0kaBP的气候变干正当两河流域的阿卡德王国解体、埃及处于混乱的第1中间期、印度哈拉帕文明衰落。中华古文明也处于交替时期,经过动乱,于公元前2070年建立夏朝。愈来愈多的证据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全新世大约出现于8kaBP、6kaBP以及4kaBP的3次气候突变有密切的联系。
4、在历史时期,地球上的气候有哪些变迁?
就我国而言,竺可桢教授经研究认为,我国在历史时期的气候可以分出四个温暖时期和四个寒冷时期,其特点与世界冰后期气候变动的总趋势相似。
1、第一个温暖时期(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仰韶文化时代和河南安阳殷墟时代),我国黄河流域发现有象。
第一个寒冷时期(公元前1,000年左右到公元前850年,周代初期),汉水两次结冰,之后紧接着大旱。
2、第二个温暖时期(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秦汉时代),象群栖息北限移到淮河流域及其以南,在公元前659年到公元前627年,淮河流域有象栖息。
第二个寒冷时期(公元初到公元600年,东汉、三国到六朝时代),有淮河封冻的记载(公元225年)。
3、第三个温暖时期(公元600年到1,000年,隋唐时代),只在长江以南如信安(浙江衢县)和广东、云南才有象。
第三个寒冷时期(1000到1200年,南宋时代)出现了太湖封冻的情况(1111年)。1178年福州的荔枝曾全部冻死。
4、第四个温暖时期(1200到1300年,元朝初期),在第三个温暖时期,今河南省的博爱和陕西的西安、风翔都设有管理竹园的竹监司,到了南宋时因气候寒冷,竹子无法生长,竹监司被取消了(风翔除外),到了元朝初期(1268到1292年),竹监司又重新设立,说明气候又转暖。
第四个寒冷时期(1400到1900年,明末至清朝时代)。十七世纪是我国最寒冷时期,特别是1650~1700年为最冷,在这五十年中,太湖、汉水和淮河结冰四次,洞庭湖结冰三次。江西建于唐朝的柑桔园在1654年和1676年的强烈寒冬中完全毁掉。在近500年的第四次寒冷期中,即欧洲所谓的“现代小冰期”,温度仍有明显起伏,其中有四次较冷期(即1470~1520年,1620~1720年,1840~1890年,1945起特别是1963年以后)和三次回暖期(1550~1600年,1720~1830年,1916~1945年)。
5、在历史时期,地球上的气候有哪些变迁
地球上气候的变迁:
通过对地层沉积物的广泛分析,证实整个地质时期地球气候曾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反复有过几次大冰期,其中最近的三次大冰期(即震旦纪大冰期、石炭—二迭纪大冰期和第四纪大冰期)为科学家所公认,在三次大冰期之间为温暖的大间冰期气候。寒冷的冰期同温暖的间冰期相比是短暂的,在整个地球气候史中,大部分时期(占90%以上年代)为温暖气候,比现在温和。
震旦纪大冰期,发生在距今约六亿年以前。亚、欧、非、北美和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都发现了冰碛层,说明这些地方曾发生过具有世界规模的大冰川气候。我国东部和中部广大地区,也有震旦纪冰碛层,说明这里也曾经历过寒冷的大冰期。
寒武纪—石炭纪大间冰期,距今约3~6亿年,当时整个世界气候都比较温暖。特别是石炭纪是古气候中典型的温和湿润气候,森林面积极广,最后形成丰富的煤矿,树木也缺少年轮,说明气候具有海洋性特征。在我国石炭纪时期全处在热带气候条件下,但到石炭纪后期,从北到南出现湿润带、干燥带和热带三个气候带。
石炭—二迭纪大冰期,距今2~3亿年,主要是在南半球,北半球除印度外,目前尚未找到可靠的冰川遗迹,当时我国气候仍有温暖湿润气候带、干燥气候带和炎热潮湿气候带三个气候带。
三迭—第三纪大间冰期,距今约200万年~2亿年。整个中生代气候温暖,到新生代的第三纪世界气候更趋暖化,格陵兰也有温带树种。三迭纪时期,我国西部和西北部普遍为干燥气候;到侏罗纪,我国地层普遍分布着煤、粘土和耐火粘土等,说明当时是在湿润气候控制之下。侏罗纪后期到白垩纪是干燥气候发展的时期,当时我国曾出现一条明显的干燥带,西起天山、甘肃,南伸至大渡河下游到江西南部,都有干燥气候条件下的石膏发育。到了第三纪,我国的沉积物大多带有红色,说明当时气候比较炎热。第三纪末期,世界气温普遍下降,整个北半球喜热植物逐渐南退。
第四纪大冰期,约始于200万年前。大冰期中仍然是冷暖干湿交替出现的,当寒冷时期,即亚冰期,气温比现代气温平均约低8~12℃,高纬度地区为冰川覆盖,如最大的一次亚冰期(里斯冰期),世界大陆有十分之二、三的面积为冰川所覆盖。当时北半球有三个主要大陆冰川中心,即斯堪的纳维亚冰川中心,其冰流曾南伸到北纬51°左右;格陵兰冰川中心,其冰流也曾南伸到北纬38°左右;西伯利亚冰川中心,冰层分布于北纬60°~70°之间,有时可达北纬50°附近的贝加尔湖。冰川扩张,气候带南迁,生物群落也随之南移,如里斯冰期时,北方动物南迁,在克里木的旧石器时代(距今25万年以前)地层中曾发现过北极狐和北极鹿化石。
两个亚冰期之间的亚间冰期,气候比现代温暖,北极气候比现代约高出10℃以上,低纬度气温也比现代高℃左右。原覆盖在中纬度的冰盖消失了,退缩到极地区域,甚至极地的冰盖也消失了。冰盖退缩或消失,气候带北移,生物群落也随之北移,如北冰洋沿岸也有虎、麝香牛等喜热动物群活动,喜暖植物可一直分布到北极圈。
当高纬地区处于冰期时,冰川覆盖扩大,极地高压增强,迫使极锋带南移到中纬度。在中纬度极锋带上气旋活动频繁,雨量丰富,内陆湖水上涨,如我国罗布泊在冰期时,湖水域比现代大4~5倍。反之,当高纬度地区处于间冰期时,大陆冰盖及极地高压向极区收缩,气候带北移,中纬度地区有些地方出现干燥气候,大约在一万年以前大理亚冰期(相当于欧洲武木亚冰期)消退,北半球各大陆的气候带分布和气候条件,基本上形成为现代气候的特点了。
在最近的一百万年中以寒冷气候为主导,即第四纪大冰期时期。北极地区的冰盖向中纬度地区大幅度扩张,最强盛的时候到达过北纬57度,某些地方冰盖的厚度达2千米。大冰期中间隔着温暖的间冰期,冷暖的气候变迁引起冰川的消长进退,对欧洲阿尔卑斯山的冰川地貌研究表明,第四纪冰期分为四个冰期,为三个相对温暖的间冰期所分隔。冰期与间冰期相比较,中纬度地区的山地雪线升降幅度可超过1200米。
6、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是什么?
从第四纪更新世晚期,距今1.1万年前后开始,地球从第四纪冰期中的最近一次亚冰期,进入到现代的亚间冰期,人们也称之为冰后期。这一段时间大体上相当于人类进入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关于这时期的气候,挪威的冰川学家曾做出近10000年来的雪线升降图,说明雪线升降幅度并不小,表明冰后期以来,气候有明显的变化。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记载,竺可桢将这些记载加以整理分析,发现我国在5000多年来的气候有4次温暖期和4次寒冷期交替出现。
在公元前3000~前1000年左右,即从仰韶文化时代到安阳殷墟时代,是第一个温暖期,这个时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最冷月温度约比现在高3~5℃。
公元前约1000年~前850年(周代初期),有一个短暂的寒冷期,温度在0℃以下。
公元前770年~公元初年,即秦汉时代,又进入到一个新的温暖时期。
公元初年~公元600年,即东汉、三国到六朝时代,进入第二个寒冷时期。
公元600~1000年,即隋唐时代,是第三个温暖期。
公元1000~1200年,即南宋时代是第三个寒冷期,温度比现代要低1℃左右。
公元1200~1300年,即宋末元初,是第四个温暖期,但是这次不如隋唐时那样温暖,逐渐由淮河流域移到长江流域以南,如浙江、广东、云南等地。
在公元1300年以后,即明、清时代以来,是第四个寒冷期,温度比现代要低1~2℃。
近5000年来,虽然是寒冷期与温暖期交替出现,但是总的趋势是由温暖向寒冷变化,寒冷期一次比一次长,一次比一次冷。在第二次寒冷期,只有淮河在公元225年有封冻。而在第四个寒冷期的1670年,长江都几乎封冻了。
有趣的事情是:挪威冰川学家用雪线高度表示气温升降,竺可桢用的是历史文献记载资料,结果却十分一致,说明冰后期以来的气候变化具有全球的普遍性,绝对不是一种巧合。近代的气候变化从1850年农业机械化开始以来,近100多年来的气候变化,我们称之为近代气候变化。近百年来气候变化的基本趋势是:1961年以后的世界气候与20世纪前半期相比有显著不同,而与19世纪后半期相类似。从19世纪末期开始,到20世纪40年代,是世界性气候增暖时期,增暖的趋势在20世纪40年代达到顶峰,以后温度下降,20世纪60年代后变冷更加明显,这次变化很可能是近10000年来的一次气候振动。
这种振动可以从大气环流变化中得到解释。根据英国气候学家拉姆巴的说法,从1895年开始,世界环流突然由经向环流占优势的时期,转变为纬向环流占优势的时期。从此,纬向环流不断加强。到1940年前后达到最盛时期;随后,纬向环流又逐渐减弱,经向环流又逐渐加强,到1961年前后,纬向环流显著减退,重新恢复成为经向环流占优势的时期。
在纬向环流强盛时期,气旋性活动增强,行星风系影响加剧,南北半球的气候带向两极方向移动。在纬向环流衰弱的时期,反气旋性活动加强,季风发达,南北半球高低纬度之间气流交换频繁。地球上的气候带向赤道方向移动。可见,世界环流模式的改变,对全球性气候变化的影响多么巨大。
7、全新世气候变化分为哪几个阶段?各有什么特征?
过去认为全新世(Holocene)开始于1万年前(10kaBP),那是根据14C测定的,称为14C年。后来发现14C年要经过树轮校正,才能得到正确的实际的年代,即日历年。校正后全新世开始的日历年为11.5kaBP。全新世对于人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类的文明社会,当前社会的一切繁荣、富强、发展、进步都发生在全新世。因此,认识全新世的气候变化有重要的意义。为了说明全新世在地球历史上的地位,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地球气候的历史,至少近两百万年的历史。尽管这对于有46亿年历史的地球而言几乎只相当于一天中几分钟短暂时间。
大约240多万年前地球进入所谓第四纪,其气候特点是冰期-间冰期交替,地质学家称之为旋回。旋回的时间即周期以万年计,但是并不稳定。近70万年来以10万年周期为主。在南极的冰芯氧同位素变化中表现最清楚,在深海沉积、黄土堆积中也有一致的反映。一般认为冰期-间冰期旋回的形成与地球轨道要素的变化有关。由于这是米兰克维奇发现的,所以也称为米兰克维奇周期。最近一个旋回开始于约12万年前,那时地球气候与现代的温暖程度相当。到2.3万年前达到最冷,称为末次冰盛期。在每个10万年左右的冰期-间冰期旋回中,温暖时期是比较短暂的,一般约1—2万年。而更多的时间处于降温过程中。但是温度的下降不是直线的,而是由一系列的波动组成。直到20世纪中叶大多数科学家还相信冰期的气候是持续的寒冷。但是后来发现冰期中也有相对温暖的时期。认识到冰期气候的不稳定性是古气候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末次冰盛期之后处于冰消期,北美的劳伦泰冰盖,北欧的斯堪的那维亚冰盖相继瓦解。但是,就在气候已回暖到接近现代的情况下,又发生了一次激烈的气候波动,称为“新仙女木”事件。以北大西洋北部为中心,气候迅速变冷。但是寒冷仅持续了1千年左右,又快速后暖,所以称为气候突变。温度变化的幅度达到了冰期-间冰期旋回的3/4。这是末次冰期中最后1次气候突变。“新仙女木”事件之后,即进入全新世。
尽管在20世纪后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冰期气候的不稳定性,不再把冰期看成持续的寒冷时期,也不再认为第四纪仅有4—5次冰期。但是,仍认为全新世的气候温暖而平和,没有大的气候波动。1995年O′Brien等首先根据格陵兰冰芯中海盐与陆源尘粉的变化,指出全新世可能有一系列的冷事件。以后国际上开始了一系列的研究。最著名的是Bond等(1997)根据北大西洋深海沉积中冰岛火山玻璃和染赤铁矿等浮冰碎屑(IRD)确定的冷事件年表。冰岛及扬马延岛等地的冰川下滑到海中形成冰山,冰底携带了碎石颗粒,其中包括火山活动形成的玻璃和与赤铁矿摩擦而染红的碎石。当冰山融化时,冰底的碎石沉入海底。因此分析北大西洋深海沉积的IRD,可以判断何时有大量流冰倾泻入北大西洋,也就是冷事件。在爱尔兰以西的地区沉积率超过了10cm/ka,所以隔0.5—1.0cm取样,使得沉积记录的时间分辨率达到50—100年。根据Bond等的研究全新世共发生9次冷事件,小冰期约出现于0.4kaBP。
近年来一系列的古气候研究表明亚非季风区的降水量变化也同冷事件有关。当北大西洋出现冷事件时,季风降水减少,即弱季风事件。例如Gupta等(2003年)对阿曼湾沉积的研究就很有代表性。深海沉积中保存了浮游有孔虫的记录。有的有孔虫的纪录与海水温度有线性关系,而海水温度取决于涌升,涌升的强度则依赖于海表的风力大小,也就是季风强度。因此,人们可以从过去近万年的有孔虫记录来推测当时季风的强度,确定弱季风事件。近来用大气环流模式所做的模拟研究表明,THC减弱北大西洋变冷,可能是亚非季风减弱的原因。因此,冷事件与弱季风事件出现时间的一致,可能并不是偶然的。
实际上我国至少是最早注意到全新世气候不稳定性的国家之一。施雅风、孔昭宸主编的《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1992年)一书就明确指出4次冷事件,其出现的时间与Bond等在5年之后发表的北大西洋冷事件的14C年表十分接近。以后中国的诸多作者,根据冰芯、泥炭、孢粉、黄土、湖泊、冰川、雪线及考古资料做了大量的研究,并且有不少是高分辨率的古气候序列,证明全新世中国弱季风事件年表与北大西洋冷事件有很大的一致性。
全新世中的冷事件以及季风区的弱季风事件是与全新世的基本气候特征背道而驰的。全新世作为间冰期气候温暖湿润,但是不断为冷干气候事件打断。这些冷干事件一般只有几百年,短的也许只有1-2百年。但是对人类的社会发展却有很大的影响。8.2kaBP的冷事件就可能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因为,在全新世中各地先后进入新石器时代,人口也迅速增长。发生气候突变时,采集、狩猎不再能满足生活需要,再加上人口的压力,就可能成为推动农牧业发展的动力。据吴文祥、刘东生的研究5.5kaBP的气候变冷在四大文明古国:两河流域、埃及、印度及中国的文明中有重要的推动作用。4.2—4.0kaBP的气候变干正当两河流域的阿卡德王国解体、埃及处于混乱的第1中间期、印度哈拉帕文明衰落。中华古文明也处于交替时期,经过动乱,于公元前2070年建立夏朝。愈来愈多的证据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全新世大约出现于8kaBP、6kaBP以及4kaBP的3次气候突变有密切的联系。
8、气候变迁的周期或时间尺度有哪些呢?
目前,被众多学者承认的时间尺度只有四种,其中两种是短尺度或短周期的,另两种是长尺度或长周期的。
气候变迁最小的周期是一天,白天得到较多的太阳辐射热,温度便高;夜间得到的太阳辐射热很少,温度便低。这是由地球的自转造成的。
气候变迁另一个比较小的周期是一年。由于夏季得到较多的太阳辐射热,温度就高;冬季得到较少的辐射热,温度便低。这是由地球的公转引起的。
较大尺度的气候变迁,其一是以2亿年~3亿年为周期,就是历史上大冰期和间冰期反复交替出现的气候变迁。这是由地球的黄赤交角自然大波动(10°~23.5°)所造成的。由于地球的“身子”或“斜”或“正”,各地接受的太阳辐射热也随之发生变化,从而引起气候变迁。
另一个是以平均约10万年为尺度的冰期与间冰期反复交替出现的气候变迁。这主要是由地球轨道三要素自然的小波动引起的。地球的黄赤交角除了有长周期的大波动以外,还有以4.1万年为周期的小波动;地球绕太阳运转轨道的偏心率也有以10万年为周期的变化;由自转轴在地球中的位置等因素的变化所引起的岁差有2.1万年为周期的变化,这三种变化综合起来使得地球的气候产生平均约10万年为周期的冷暖波动,从而出现冰期与间冰期的交替。
可以说,以上4种得到公认的气候变迁周期,都主要是由天文因素或地球轨道要素变化所决定的。
另外,有科学家发现气候还有以3200万年为周期的波动。他们发现,在过去2亿年~3亿年内,每隔3200万年便出现一次“寒冷期”。当然,这种“寒冷期”是非冰期中的寒冷期,与我们现在所处的大冰期相比,仍然是相当暖和的。徐钦琦认为,这是由地球的黄赤交角的“中波动”引起的。
除了上述5种尺度的气候变迁,还有10000年、1000年、100年、10年和3年~4年等多种时间尺度的气候变迁。可气候学家们对这些尺度的气候变迁了解得还非常少,恰恰是这些周期的气候变迁规律对近期气候预测有最直接的指导意义,要把这些尺度变迁规律完全掌握,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我们现在就根据上面提到的几种时间尺度的气候变迁规律,来预测未来各个时间段的气候。
从2亿年~3亿年的时间尺度讲,目前正处于第四纪大冰期之中。但目前究竟是处于大冰期的最盛期,还是没到最盛期,或是最盛期已经过了,这个冰期到底还将持续多长时间,这些都还没有人能作出正确无误的回答。所以从这个时间尺度方面对气候变迁无法进行预测。
从3200万年的尺度讲,最近的一次旋回是从3000万年前开始的,现在已经开始的“寒冷期”恰好与第四纪大冰期相重叠。这次“寒冷期”的最盛期应该出现在200万年之后,所以,根据有些科学家的观点,在未来200万年内,气候的总趋势将变冷,自然界中生物种类的数量也将减少。但是,科学家们对以3200万年为周期的气候变迁是有不同看法的,有人认为周期长度为2600万年或3000万年,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所以关于未来200万年内气候变迁的规律还无定论。
平均周期为10万年的气候变迁,科学家们目前研究得最为详细。对这个时间尺度的气候变迁而言,从间冰期向冰期过渡时,气温是逐渐地、缓缓地下降的,大约要历时9万年,两者之间没有十分清楚的界限。但是,从冰期向间冰期过渡时,气候变迁往往呈现突变的形式,表现为急剧升温,大约历时1万年,两者之间便出现了一条清楚的界限,国外学者称之为终止线。在距今1.1万年前后,出现了一条相当于最新的终止线,它标志着末次冰期结束了,随之一次新的间冰期就开始了,这就是现代间冰期。在过去1.1万年内,气候变迁如上述规律所描绘的那样,温度突变式地急剧上升。从地质学家的测量结果看,目前温度似乎已达到现代间冰期的顶峰,从此以后温度便应该下降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很多地质学家认为,未来气候变迁的总趋势是降温。不过,这只是一种可能性。
此外,根据天文学家的计算,在过去1.1万年内,北半球冬半年的天文辐射总量是逐渐增加的。在距今7000~5000年期间,太阳辐射量增长最快。在1950年,它刚刚达到其峰值(最大值)。所以,按照天文气候学第一定律(气温和冬半年的太阳辐射成正比),现代应该是目前这个间冰期中最暖和的时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据许多古气候学者研究,在距今7000~5000年前,世界上曾出现过一次“暖和期”,西方学者称它为“气候的最佳期”。这个时期正是我国黄帝大战蚩尤,大禹治理洪水的时代。当代的气候还没有达到“气候的最佳期”那么暖和的程度。这可能是由于海洋的“热惯性”等因素,使得温度的增加总是要比太阳辐射量的增加延迟20~70年。如果是这样的话,现代间冰期的最暖期还没有到来,这个最暖期大约会出现在20~70年之后。由于天文学家的计算都是以千年为单位的,所以这个最暖期可能出现在今后1000年内。换句话说,在未来的1000年内,全球气候可能将变暖,其暖和的程度可能会超过距今7000~5000年的“气候的最佳期”。这是又一种可能性。
令人遗憾的是人类对1000年、100年、10年、和3~4年等尺度的气候变迁规律及其成因的研究还非常差,所以,我国科学家徐钦琦在《天文气候学》一书中说:“对于下世纪的气候变迁的自然变化的趋势,我们只能说一句老实话:‘不知道。’”
未来可知吗?这个问题对人类具有永恒的魅力。
从本质上说,预知未来灾祥祸福的渴望发源于人类把握人生命运的本能,预测学的历史和人类的文明一样古老。
然而自然、社会和生活具有随机性、丰富性、多彩性和不确定性,从科学的角度预言未来不是绝对的,因为科学本身是开放的,人类不但通过科学解开一个个自然之谜,而且也在科学的视野中不断发现新的未解之谜。所以,无论是从科学的本性来看,还是从科学的发展来看,我们都不可能依靠科学完全把握未来。
谢选骏指出:“第四个温暖时期(1200~1300年,元朝初期)”的说法,与通常所谓“蒙古人因为饥荒而抢劫出征”的说法,互相冲突。
【75、气候变迁与教育 】
2021-02-19 搜狐
地球气候系统是由大气圈、生物圈、海水圈、冰雪圈以及地质圈组成的复杂系统,任何系统组成的改变皆可能引起地表平均温度变化,这些影响因素可分成自然与人为两部分,自然力量包括太阳辐射强度,火山爆发等,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增加,地表植被改变等则属于人为力量。「全球暖化」为20世纪初以来全球地面平均温度逐渐增加的现象,这个现象是否是人类活动或自然力造成,目前科学界看法分歧,尚无定论。全球变暖涉及复杂科学概念,除了与全球变暖有关的科学原理之外,对环境的冲击,以及减缓与调适方法等皆包括在内,国内目前推行「碳中和与节能减排」就是减缓与调适的一环。
全球变暖不仅是科学家关心的问题,也是教师与学生感兴趣的议题。许多调查显示:教师与学生对全球变暖存在许多概念:例如,臭氧层破洞导致全球暖化,全球变暖对环境的冲击过度夸大,以及忽视温室效应对地球环境保护的正面意义。造成以上概念的主要原因除了全球暖化涉及复杂科学概念,还有教师专业知识与能力不足及媒体过于简化的断章取义的报导,更主要的是研究与教育推广之间沟通不足。
全球变暖相关教学虽是环境教育的一环,但现行教育应该将「全球变暖」相关知识融入不同学科学习中。因各科教师所具备的专业知识不一,如何掌握教科书的学习重点?进行融入教学并非易事!全球变暖内容涉及复杂科学,教科书难以掌握「全球变暖概念」的复杂性以及由浅到深地将相关概念作完整性、关联性的介绍。
气候变迁、全球暖化、低碳生活等环境议题是现课程中重要的环境教育课程,其内容广泛的分散于各学科;因此,系统性分析全球变暖相关概念内容更能够检验各个单元融入全球变暖相关概念的适切性,进而落实全球变暖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意向的教学。
「全球变暖」教育
全球变暖教育属于气候变迁教育的一环,但特别强调人类活动所排放温室气体的影响,与能源教育亦密切相关。因此,以下分别从「气候变迁教育」与「能源教育」,「全球变暖教育」。
(一)气候变迁教育
有关数据显示,自19 世纪末小冰期结束后,全球地面平均温度出现逐渐上升的现象,「全球变暖」概念系在此背景之下产生。地球温度变冷或变暖在人类尚未出现之前就存在了,气候变迁是地球系统自然现象之一,但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变暖」却可能增强气候变迁自然循环下的变动范围。
气候变迁教育涉及的范围与概念相当多,其中以《 美国国家科学教师协会》 编定的气候变迁教材;美国海洋暨大气总署标明的《 气候变迁的科学素养》以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气候变迁教育组织 编定的《 气候变迁教育索引》为基础,建立「气候变迁」核心概念,这些概念整理如下:
「气候变迁教育」核心概念
单位主题气候变迁相关指标内容 单位主题气候变迁相关指标内容
全球气候变化资源促进环境教育主题包含5项:天气与气候之间的差别;地球如何获热和散热;地球气候变迁的原因;全球暖化造成的现象。
气候素养:气候科学的基本原则,学习气候变迁概念应具备的 7项应的具备素养:
(1)在地球的气候系统中,太阳为能量的最主要来源;
(2)气候为地球系统中许多的元素相互影响所形成;
(3)地球生物的生存仰赖气候,同时也影响着气候;
(4)在自然环境与人类的双重影响下,气候因时空差异而变化着;
(5)我们所了解的气候系统来自于不断地观察,理论研究与预测模式;
(6)人类活动的发展持续影响着气候系统;
(7)气候变迁将对于地球系统与人类的生命产生影响。
气候变化引物将气候变迁教育分为6个面向:
(1)天气与气候;
(2)气候变迁的自然与人为因素;
(3)自然界的温室效应;
(4)碳循环,温室气体与能量;
(5)温室效应的增强与人类造成的气候变化;
(6)气候变迁的影响。
气候变迁课程主题类别将气候变迁课程分为5个主题:
(1)天气与气候;
(2)地球如何获得热;
(3)气候变迁的原因;
(4)气候变迁造成现象;
(5)如何行动。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教育似乎是好的,但更好的是多余的人口不要出生。
【76、气候科学与政策的互动简史——直到那一年,人类才知道这件事与我们有关】
2018-10-17 IPCC
气候变化95%可能由人类活动主导的,怎么可能性还有零有整的?
气候变化问题在科学上说清楚了吗,各国政府对气候科学的态度是作为参考还是置若罔闻?
有人说,气候变化是一些国家限制另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阴谋;有人说,气候变化是左翼党派用来扩大政府权力而组织的骗局;有人说气候的变化是地球历史的常态循环;有人说我们需要全球变暖因为我们家乡这个星期非常冷。这些对气候变化的质(gou)疑(pi)和否(che)定(dan)已经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直到近十年才渐渐消停下来。2015年190多个国家与经济体通过的《巴黎协定》标志着人类整体上已经将“人类活动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导致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平均温度的上升”以及“全球平均温度的上升将导致灾害性的气候变化”这两个科学论断作为事实接受下来。纵观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人类社会对气候变化科学的接受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全球气候治理迈出的每一个大步都需要科学界重新帮助各国政府认定这两个事实。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到《巴厘路线图》、《巴黎协定》,IPCC发布的每一次报告都对新的气候协议起到了鞭策和推动作用。
科学界向政界阐述一个与政策制定相关的科学结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原因之一是很少有人去解读充满术语、公式与数据的科学报告,这增加了政策决策者理解报告结论的难度。而严谨的科学结论总是带着不确定性,政策决策者在面对这样的信息时立即采取有效行动的积极性有限。尤其是,当应对气候变化意味着需要全球在经济、政策、社会和技术层面进行剧烈转型的时候,这样的沟通难度就更大。在电影《后天》里,科学家对副总统说我们的气候系统很脆弱,副总统回了一句“我们的经济系统也很脆弱”。再加上国家间的不信任感,“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国的科学家”的观点并不鲜见。鉴于此,气候变化的讨论在国内和国外常常是一地鸡毛。因此,需要在科学上有权威性、在政治上有公信力的组织面向政府和公众用人话来报告主流科学对于气候变化的认识与结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就是在这种需求下诞生的。
自工业革命推动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工业文明以来,全球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需求迅速增长。与此同时,燃烧化石燃料对环境的影响也日益凸显,气候变化问题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1896年,瑞典科学家、诺奖获得者Savante Arrhenius指出,工业化过程将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并加强温室效应。在1957/1958国际地球物理学年,地球物理学家们发现,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人类测量大气二氧化碳含量以来,此含量已经有所上升。1972年2月于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期间,科学家再次发出警告称,如果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持续上升,到21世纪中叶,全球气温将有显著上升。这是气候变化首次作为国际议题被提上全球议程。此后,1985年于奥地利维拉赫召开了气候问题专门会议,科学家在会上提出各国政府应评估气候变化潜在的影响及采取应对政策的行动力度,呼吁对气候变化采取政治行动。1988年于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国际气候会议期间,科学家再次呼吁全球应尽快对气候变化状况进行评估,并立即采取保护大气的行动。
为了全面、系统性地评估气候变化的成因、潜在影响以及人类可采取的应对策略,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WMO)与联合国环境署(UNEP)合作建立了一个国际科学机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IPCC下设有三个工作组,分别对气候系统与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气候变化的影响与适应气候变化的方法以及减缓气候变化的可能性三方面进行评估。此外,IPCC还有设有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专题组,为各国编制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提供指南。IPCC附属于联合国,向联合国及世界气象组织的全体成员开放。
IPCC评估报告所反映的观点与政策制定相关,但不具有政策指示性。IPCC发布的评估报告可以为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制定者及其他各相关领域的科研工作者提供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科学依据和具体的数据。IPCC自身并不针对气候变化进行具体研究工作,也不对气候现象及气候变化进行监测,而是对全球每年出版的有关气候变化的研究论文进行审查,在全面、客观、公开和透明的基础上,提供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认知状况、气候变化原因、潜在影响和应对策略的综合评估。每一份评估报告都需要经历5年左右的起草、编纂与审议周期。来自全球各地的数以千计的顶级科学家及其他领域的专家将共同志愿编撰评估报告。经过科学家与各国政府审议后,评估报告将公开发布,供各国决策者、科研机构、智库、媒体与民间社会了解气候变化科学进展、影响与应对措施。
IPCC历次评估报告的主要结论
自1990年起,IPCC迄今已发布了五次正式的评估报告,并将于2022年前完成第六次评估报告的综合报告。
1990年,IPCC第一次评估报告
于1990年完成的IPCC第一次评估确认了气候变化的科学依据。该报告指出,过去一个世纪内,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上升了0.3℃-0.6℃,海平面及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也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如果不对温室气体的排放加以控制,21世纪末,全球平均温度将较工业革命前水平高出4℃。根据上述气候变化情景对其多方面影响进行了评估,并初步提出了应对方案,其中包括,全球应立即减少60%的人类活动所产生的长寿命温室气体排放,以将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当前的水平。本报告的主要发现推动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制定与通过,开启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治理进程。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于1992年5月9日联合国大会期间获得通过,并于1994年3月21日起正式生效,旨在推动全球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一定水平,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公约》为此后二十多年的国际气候谈判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引。自1995年首次缔约方大会于德国柏林召开以来,各缔约方每年都召开一次缔约方会议。此外,《公约》还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基于各自能力原则等国际气候治理的基本原则。
1995 年的第一次缔约方大会设立了柏林授权工作组,围绕一个让缔约方可以操作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开始谈判。而1996年IPCC发布第二次评估报告,有力地促进了包括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减排目标的《京都议定书》的通过。
1996年,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
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指出,二氧化碳排放是人为导致气候变化的最重要因素,并表示气候变化带来许多不可逆转的影响。报告还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条所述之“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提供了科学信息,并提出制定气候变化政策及落实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应重点兼顾公平原则。
《京都议定书》通过没多久就面临着夭折的危险。因为当时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虽然签署了《议定书》,国会却没有批准。结果在2001年3月宣布退出《议定书》。《议定书》的生效需要两个 55%,一个是 55% 的缔约方批准,这在 2002 年冰岛批准后达到;另一个是占总排放量 55% 的缔约方通过,因为美国退出了《议定书》,全球气候治理突然出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节点。在这个时候,IPCC 第三次评估报告发布,推动了国际社会在气候合作上继续前行的决心。随着俄罗斯在 2004 年批准了《议定书》,90 天后,《议定书》正式生效。
2001年,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明确了观测到的地表温度上升主要归因于人类活动,称由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化的可能性为66%,并预测未来全球平均气温将继续上升,几乎所有地区都可能面临更多热浪天气的侵袭。IPCC认为,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全球各地将遭到更多不利影响,而发展中国家及贫困人口更易遭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是2008年到2012年。所以UNFCCC需要在2007年启动关于2012年之后的安排的谈判。因此2007年IPCC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有一次引起的全世界的关注。当年,为了表彰IPCC在推动人类气候合作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提升全球公众对气候问题的重视,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把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IPCC和制作了《难以忽视的真相》的阿尔·戈尔。诺贝尔奖委员会表示,气候变化在1980年代还仅仅是一个假设性问题,但得益于IPCC近二十年的贡献,到了1990年代,气候变化已经有了确切的科学证据,并在全球建立了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广泛共识。
2007年,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
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称全球气候系统的变暖毋庸置疑,观测到的全球平均地面温度升高非常可能是由于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导致(可能性达到90%);而太阳辐射变化和城市热岛效应并非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根据IPCC的预测,到21世纪中叶,全球干旱影响地区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风险也将增加,极地冰川和雪盖的储水量则将减少。
2007年的《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会议启动了一个为期两年的行动计划,目的是在 2009 年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 COP15 上能够完成对 2012 年以后国际气候制度的谈判,这也就是著名的《巴厘路线图》。这个谈判被设计为“双轨”,谈《议定书》中发达国家的任务外,也就其他发达国家(其实就是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行动展开谈判。但是这一任务在哥本哈根遭遇了挫折,全球气候治理再一次陷入低谷。人们又再次转向IPCC寻求继续前行的动力。
2014年,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
2013年,IPCC发布五次评估报告的第一工作组报告,指出人类活动“极有可能”(extremely likely,95%以上可能性)导致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大部分(50%以上)全球地表平均气温升高。在报告的技术摘要中,IPCC指出可能性超过90%即表明“极有可能”。从第四次评估报告中的90%到本次评估报告中的95%,这一代表可能性数字的上升表明气候科学家比以前更加确信人类活动是造成1950年以来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IPCC还指出,气候变化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食品安全、公共健康等,并加剧全球水危机、贫困和饥饿等问题。此外,科学家们还表示,未来将难以对气候变化对某一特定地区的影响进行预测。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综合报告于2014年11月正式发布,本次评估报告以更全面的数据来凸显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IPCC指出,2007年至2013年间,全球海平面上升速度约为此前10年的两倍;即使按照各国最大力度减排的情景,到21世纪末,全球海平面也可能较20世纪末水平升高0.5米。IPCC还指出,过去三十年来每个十年的地表平均温度都高于1850年以来的任一个十年。本次评估报告指出,人类必须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才能在21世纪末将全球升温控制在高出工业革命前水平2℃的范围内。IPCC认为,如果各国立即采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实现这一目标的几率将高于66%;但如果全球到2030年才采取减排行动,实现这一温控目标的成本将大幅增加。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首次提出了全球碳排放预算(简称“碳预算”)的概念。IPCC表示,为实现2℃温控目标,全球可以排放的碳预算额度约一万亿吨二氧化碳,目前全球碳排放已经超过碳预算的50%。按照目前排放速度,全球将在30年内耗尽剩余额度。IPCC指出,如果要实现2℃温控目标以避免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影响,到2050年,全球应在2010年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基础上减少40%-70%,并于210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联合主席Ottmar Edenhofer表示,全球必须加大对低碳转型的投资力度,避免进一步延误减缓气候变化,并利用各类技术以限制减缓相关的成本。
本次评估报告的主要结论为各国在2015年达成新的气候协议提供了依据。2015年12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一次缔约方大会(COP21)期间,各缔约方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全球气候协定《巴黎协定》,承诺将采取行动以将全球升温控制在高出工业革命前水平2℃的范围内,并尽量控制在1.5℃范围内。决议要求《巴黎协定》特设工作组将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作为参考来源以确定全球盘点所需的信息,并要求各缔约方依据IPCC的方法学及指标来核算各自的温室气体减排力度。
IPCC 1.5℃特别报告
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提出了1.5℃温控目标,IPCC受托于2018年提供一份特别报告,说明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革命前水平升高1.5℃的潜在影响,并提供实现这一目标的温室气体减排路径。 2018年10月IPCC在韩国仁川发布了《IPCC全球升温1.5℃ 特别报告》。报告指出,较工业化前水平,目前全球温升已经达到了1℃,造成了极端天气事件增多,北极海冰减少,及海平面上升等影响。每一点额外的升温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升温 1.5oC 或更高会增加那些长期的或不可逆转的变化的风险。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oC 而不是 2oC 对人类和自然生态系统有明显的益处,有助于促进人类社会实现公平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与温升2°C相比,如果将全球平均温升幅度控制在1.5°C以内,全球海平面上升幅度将减少10cm,夏季北冰洋没有海冰的可能性将从十年一次降低为百年一次,珊瑚礁消失的比例从大于99%降低至70-90%。报告还提出了控制温升在1.5℃之内的路径、所需采取的行动和可能产生的后果。报告指出,全球应在土地、能源、工业、建筑、交通、城市等方面进行快速而深远的转型,到2030年全球CO2排放量应比2010年下降约45%,到2050年达到“净零” 排放。
从IPCC 1.5°C报告的最新结果可以看到,许多陆地区域的温升程度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贫困地区环境脆弱程度较高,风险承受和恢复能力较低,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大。为了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各界更需要加速开展行动,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之内。
此报告将为2018年12月在波兰卡托维兹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提供重要科学文件,届时各国政府将评议《巴黎协定》的执行情况以寻求提升应对气候变化力度的路径。
结语
由IPCC历次评估报告的结论可以看出,科学界已经明确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且由人类活动主导的事实。气候科学的进步促进了全球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共识,这一政治共识又进一步促使科学界在气候变化方面深入研究,以加深全球对气候变化的认识。此外,公众对于气候变化的认知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之一。2018年1月,IPCC发布了《气候变化传播原则手册》,旨在推动将复杂的气候科学议题在公众中进行有效传播,以提高公众对此议题的认知与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并非仅由某些国家的决策者而决定,更涉及所有国家的公众。将气候科学的最新进展及时有效地传递给公众,将使公众在接收到准确信息的基础上更为有效地参与决策。
当然,IPCC的报告有力推动了气候治理的进程,但是毫无疑问全球整体上目前对于气候变化的应对行动是远远不足的。1.5度报告发布后,一些关注潜水运动的公众号劝大家“看珊瑚要趁早”,外媒中也发出了“(气候行动《巴黎协定》的)渐近主义已死”的严厉评论。这体现了气候传播的另一个困境:在舆论中,从不信到绝望往往只有一步之遥。IPCC解决不了这个困境,这是政治领袖们展示自己的胆略和领导力的地方。
谢选骏指出:知道了也没救了,因为没有全球政府的统一对策、强制执行,再好的设计也是白搭。
【77、气候影响】
气候影响是指气候及其变化对人类生活、生产和社会活动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主要包括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其影响有好有坏,但如今人们多用此词语阐述对人类生活等社会活动环境的不利影响。气候影响的英文名称是climatic impact。
概述
气候影响是二十一世纪以来人们常见的讨论话题,是指地球上某一地区多年时段大气的一般状态及其变化对人类生活、生产和社会活动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气候影响的话题既是全球性的又是区域性的。南极圈的臭氧层空洞是全球性特点的重要表现,原因是在于空调中的常见物质——氟利昂的使用。各个地区出现的不同的自然灾害,例如洪水、高温干旱在不同的区域发生就是其区域性特点的体现。
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工业化进程加快,人口剧烈增长,矿质燃料和不可再生能源的过度开发,土地不合理利用,森林被大面积砍伐,导致大气中CO2、CH4、O3、氟氯烃化合物等温室气体剧增,全球气候发生变化。气候变化正直接或间接地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影响。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到各种自然和生物系统,如冰川退缩、永久冻土层融化、海平面上升、飓风、洪水、暴风雪、土地干旱、森林火灾、物种变异和濒临灭绝、饥荒和疾病以及中高纬度地区生长季延长影响到物种分布区域,生物种群结构与多样性,生态系统脆弱性等,气候变化超越了国界,危及所有的生灵,包括人类自身。
气候变化主要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多尺度、多方位、多层次的,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有全球性的,有区域性,有社会经济方面的,也有人口健康方面的,甚至还有政治军事方面的。有关的科学研究和事实表明:全球变暖对人类将是一场大规模的灾难。它会引起气候带北移,使全球降水量重新分布,冰川和冻土融化,引起海平面上升,从而直接影响水资源,还将在较长的时间尺度上波及全球植被分布、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土壤发育等,并将最终影响到生物物种的多样性。这些由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受人们的关注。
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造成森林生态系统退化和海洋生态系统的改变,气候变暖势必影响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生产力和边界。据考证,大气污染和酸雨使大面积森林被毁。联邦德国1982年受灾森林面积达0.57万km2,占总面积的8%,1983年上升到34%,1984年进一步扩大为50%。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我国森林面积也大量减少,长江上游森林覆盖率从原先的50%减至如今的8%,四川盆地森林覆盖率减至4%。
森林生态系统的退化和海洋生态系统的改变还会影响全球水资源的分布,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巨大危害。例如,频繁暴雨和海平面上升对红树林沼泽系统和珊瑚礁的影响。IPCC推断,若全球气温上升3-4 度,许多珊瑚礁系统将严重毁坏;冻原和北方森林的扩展,热带、亚热带和北方生态系统火灾将增加,这些变化必将引起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气候变化扰乱原有栖息地,有利于外来种的入侵,同时也使本地物种的分布生境发生迁移,从而影响了全球生物多样性。对农作物的影响一年中温度、降水分布是决定作物生长的主要因素,温度及由温度引起的降水变化将影响到粮食作物的产量和分布类型。气候变化对于粮食问题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中纬度地区,平均温度增加1℃至3℃,预估农作物生产力会略有提高,而低纬地区即使温度有1℃至2℃的小幅增加,农作物生产力也很有可能会降低。全球变暖还会使高温、热浪、热带风暴等自然灾害加重。全球进一步气温升高后,世界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和分布状况将有很大变化。
对水资源的影响
气候变化将加重当代社会的人口增长、经济变革和城市化对于水资源所造成的压力。山地积雪、冰川和小冰帽对于区域可用淡水起到关键作用。冰川物质损失和积雪减少导致可用淡水总量减少。气候变暖造成地区之间径流和可利用水量的进一步失衡,而暴雨、洪水、干旱等灾难事件将更为频繁和严重,进一步威胁人类的生存。
气候:人类历史中不可忽视的角色
气候变迁:影响古文明兴亡的重要因子
虽然这里诞生了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古巴比伦,但如今,大概没有人会认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一个适宜人类生存发展的地区:这里气候干燥、土壤裸露,布满了沙丘,而且如同其他荒漠地区一样,降水稀少且温差较大。然而如果让时光回转到古巴比伦文明初建之时,两河流域的气候却并非如此。
地质学以及环境变迁研究者认为,两河流域曾存在着湿润而非干旱的气候。在冰河后期最暖的时段,地中海附近大部分地区气候干旱。但由于西南季风的扩张和季风雨的滋润,在北纬34°到35°的伊拉克北部却存在着湿润的气候。地质学家通过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氨基酸差位异构分析以及花粉分析等一系列手段,确认了两河流域湿润气候的存在。因此,美索不达米亚在历史上曾是“天堂”,彼时这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非常好。在那个气候湿润的关键时期,古巴比伦成为了一个辉煌灿烂的文明。如果没有两河流域充沛的流量,古人如何获得足够的水源去灌溉农田?如果没有季风带来的降雨,在干旱荒芜的土地上是很难诞生灿烂文明的。
而古埃及的情况,人们可能更为熟悉。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称古埃及为“尼罗河的赠礼”,尼罗河定期泛滥为古埃及人民提供了可耕作的肥沃农田。然而尼罗河为什么会定期泛滥呢?气候因子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尼罗河的重要支流青尼罗河发源于埃塞俄比亚高原上的塔纳湖,上游处于热带山地多雨区,水源丰富。该河降水有强烈鲜明的季节性,河水流量的年内变化很大。春季水量有限,6月开始涨水至9月初达到高峰。11月至12月水位下降,以后进入枯水期。由于青尼罗河的这个特性,使得尼罗河下游每年都会定期泛滥,进而催生了埃及文明。
两河流域古文明和古埃及都是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衰落乃至灭亡的。很多研究表明,在这一时期,气候在大范围内变得干旱。处于两河流域入海口阿曼湾的沉积表明在这一时期有一个持续约300年的干旱时期,对金字塔附近棺木的树木年轮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古代文明无力抵御长期干旱的危害,因此,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它们的衰亡。
而处于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的古印度,有着得天独厚的湿润气候。过去,人们通常认为西方入侵毁灭了古印度文明,但事实上在雅利安人入侵之前,古印度文明早已开始衰落。气象学家在在印度发现了距今4000-3500年前强烈的干旱证据。因此气候突变成为古印度文明衰亡原因的一个可能原因。
气候事件:改变历史进程的自然“推手”
2007年,美国科学院院刊刊发了香港大学章典等研究人员关于气候变迁与战争相互关系的一份的研究报告。这项研究用数据论证了这样一个推论:战争发生频率和人口的变动,在百年尺度上与平均气温的变化周期相关。
这项研究认为,气候变冷将导致食物短缺,人类的生存环境压力增大。为了应对压力,最常见的形式是迁徙,或者说是流亡。由于成熟的农业社会在人口聚居地区会建立起政治疆界,这对于大规模的迁居起着限制作用,因而由气候变迁导致的食物短缺甚至饥荒引起大规模迁居发生时,其结果往往是发生战争。
在我国,气候变化导致的战争,最典型的莫过于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冲突。众所周知,在我国绵延不断的文明史中,位于北方的游牧部落始终与中原农耕社会构成一对矛盾。汉代的匈奴,唐代的突厥,宋代的契丹、女真乃至蒙古,明代的满洲……游牧民族始终威胁着农耕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在湿润温暖的气候下,无论是游牧地区,还是农耕地区,都处于相对宽裕的环境下。而一旦气候变冷,趋于干旱。由于游牧民族所处地区往往是高海拔、高纬度的寒冷地区,环境恶劣,资源匮乏。这些边缘地区总是首当其冲地承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他们的游牧范围向低纬度、低海拔的温暖地区转移。从而对农耕社会形成侵扰。
根据竺可桢所划分的我国历史上的四个温暖时期和四个寒冷时期,我们可以找到其中的对应关系。除第一个寒冷期外,从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第二个寒冷期,即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时代,相对动荡;第三个寒冷期从公元1000年到1200年,对应两宋时代,当时,两宋先后与辽、西夏、金、元等多个少数民族政权并立;公元1300年至1900年的第四个寒冷期,来自北方的清朝直接消灭了明朝并取而代之。与之相对,在气候温暖的时期,和平和繁荣更为常见: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均发生在温暖时期。
而那些时间尺度上更小的气候事件,则更加数不胜数,它们中很多都曾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历史进程。台风阻止了蒙古对日本的入侵,大西洋风暴摧毁了西班牙“无敌舰队”,拿破仑、希特勒的战争因俄罗斯的寒冷气候而失败。不过,这并不是人们所应注意的重点。我们应当认识到,气候在人类历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今后仍将继续下去。因而,全球气候变暖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又如何应对,是现今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谢选骏指出:《可兰》里描写的那个“下临诸河的乐园”,其实就是阿拉伯沙漠里的绿洲。
【78、气候与变迁】
熊金武 2017-05-13
中国人慎终而追远,希望通过历史去认识古人,汲取经验教训。认识古人不仅仅是知道其名字和事迹,更要理解其行为背后蕴含着的思想。中国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而之前的记述往往以神话和传说为载体。神话和传说承载着很多丰富的历史信息,不过如果21世纪的我们依然按照传说去思索古人,不免显得不够严谨。量化历史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古人。在此从中国文明源头的三皇五帝说起,从气候角度去理解古人的深意,也可以看到气候与中国古代文明变迁的关系。
三皇与农业革命
三皇五帝被认为开创了中华上古文明。“三皇”也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地位至高无上。“三皇”之名不见于经,说法不一。唯燧人氏、伏羲、神农出现的频率最高。《尚书大传》、《风俗通引》、《白虎通义》、《古史考》等古籍皆持有此说。那么,燧人氏、伏羲、神农为何能够尊为三皇呢?古人对三皇的推崇有何渊源呢?“燧人氏教人炮食,钻木取火,有传教之台,有结绳之政”(《三坟》)。显然,燧人氏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可谓改天换地,文明开张,宛如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从太阳神阿波罗那里盗走火种送给人类,故而古人尊其为三皇之首。伏羲除了“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外,还“结网罟以教佃渔”,“养牺牲以庖厨”(《三家注史记三皇本纪》)。按照这个描述,伏羲发展了渔猎畜牧业,且制定了新的婚姻规则。神农氏则“制耒耜、种五谷、尝百草”。其中最核心的是种植业。可以认为神农氏事实上推动中华文明进入了农耕文明时期。
人们常常把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作为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个大事件。农业革命,或称为新石器革命被作为人类从游牧走向定居农耕的分水岭;工业革命被作为人类极大程度上摆脱自然条件限制、走向更宽阔的发展道路的分水岭。经过农业革命,人类不再被动接受自然界的馈赠,而是用自己的智慧,满足自己的需求,创造新的世界。从燧人氏人工取火到神农氏发明农业的传说就是描述一个完整的农业革命过程。鉴于农业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如此重要,那么作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农业文明之一的中国,将带领人们摆脱蒙昧走向文明的燧人氏和神农氏列为三皇,可谓名副其实。
气候冲击与农业革命
三皇为何实现农业革命?传说中也有解释。钻木取火的过程是“燧明国有大树名燧,屈盘万顷。后有圣人,游至其国,有鸟啄树,粲然火出,圣人感焉,因用小枝钻火”(《拾遗记》)。也就是说归因于偶然性,圣人比较细心而发现了大自然的秘密。神农“种五谷”也有类似传说,或者“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绎史》),或者“其坠地者,帝及拾之,以植于囚”(《拾遗记》)。那么,农业革命的力量是外生的吗?这些传说中偶然性问题也可以另做研究,在此可以集中围绕农业革命起源去重新认知古人。
考古学上对农业起源存在两种不同的假说。广谱革命假说认为,外生的人口增长激发了新的食物品种的开发,为动植物的驯化打下了基础。与之相反,气候波动假说强调,全新纪早期气候反常导致了农业的产生。Quamrul Ashraf和Stelios Michalopoulos合作的论文“Climatic Fluctuations and the Diffusion of Agriculture”探讨了新石器时代农业传播的气候变化起源。适当的气候波动激发人类不断探索新的食物品种,同时更加有效利用本地物种特性,从而不断累积农业运作的默示知识;而一成不变的气候环境不能形成足够的压力,无法激励人类探索新技术来规避风险,极端的气候环境则不利于知识的累积。结果具有适度气候波动的地区,更容易把新石器时代的技术推到前沿,达到技术变革的临界值;在借助到农业技术时也更容易接纳和采用农业技术。历史数据也实证证实这个假说。
气候的空间差异很大程度由微地理特征的空间差异所决定,后者在一个地质期内不变,因此,运用1991年至2000年的不同地区气候数据可以代表古代气温均值和标准差。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地区发生新石器革命距2000年的时间长短与新时期革命的时间具有高度显著和稳健的驼峰状关系。也就是说,温差太大或太小的区域发生农业革命的时间越晚,气温差异存在但不极端的区域更有利于接受新石器时代农业传播。所以,世界上最早的农业文明一般分布在温带和亚热带,典型就是中东新月沃土地区。显然,中国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正好符合这种气候环境,这让中国先民更有利于创新农业技术,实现农业革命,为人类提供了水稻、小米等主要农作物。
当然,影响农业革命的不仅仅是气候,还有其他因素,如地理禀赋。Hibbs和Olsson在2004年的论文“Geography, Biogeography and Why Some Countries are Rich and Others Poor”认为,生物地理因素和纯地理因素对现代国家间生产效率差异有着重要的影响。农业革命出现了不需要进行食物生产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技术进步的加速。但是,这种变化在世界不同地区发生的时间不同。生物地理学上的差异和地理学上的差异,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新石器革命在不同地区发生的早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当代国家之间巨大的发展差异。
地理禀赋在几万年看来都是基本稳定的,而气候变化更加频繁,不仅仅在人类变迁历史上,更是在生物进化史上扮演了一个冲击的角色。
《南风歌》
中国古人早已知晓气候对社会经济影响。相传虞舜时期的上古歌谣《南风歌》可为一例:“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南风歌》对“南风”既赞美又祈盼,更充满了为民着想、以民之忧为己之忧的感情。圣人为何要赞美南风呢?这就离不开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
亚洲地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季风区。对于地处欧亚大陆东南部的中国而言,冬季亚洲大陆是冷空气的源地,形成冷高压,寒冷干燥的西北或东北季风最先到达中国北方,很快就向南推进到江淮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夏季陆地加热迅速,形成热低压,暖湿的东南风从四周海洋吹向低压中心。这种冬夏相反的盛行风向的变化,带来了明显的气候季节变化。东南季风给中国北方不仅带来了温暖的空气,更带来了水分。中国大部分地区水分和温度都受到季风强弱的影响。如果一年中广州降雨量更大,那么上海、北京、乌兰巴托以及朝鲜半岛大部、日本、俄罗斯远东地区一般都会有更大的降雨,且更加温暖。
对于农业社会而言,温度和降雨量直接关系粮食产量。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更有利农业丰收。气温每升高1度,粮食增收7.5%。 如平均温度降低1℃,中国各地气候相当于向南推移了200~300km;如降水减少100mm,中国北方农区将向东南退缩100km,在山西和河北则为500km。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年平均温度变化1℃或降水量变化100mm,中国粮食亩产将分别有10%的变化。这些数据显示,在农业技术进步比较稳定的社会里,7.5%-10%的产出增加或减少无疑的巨大波动。遗憾的是,气候冲击在历史上常被人类忽视了。
放眼全球,很多文明就是在极端气候变迁中消失了。例如世界上第一个帝国阿卡德帝国(前2334年-前2193年)曾通过军事征服,结束了持续了7个世纪的王朝争斗,疆域覆盖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但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突然衰落了。这个历史之谜经过后世对尘土堆积分析得到解答。分析结果表明该地区的气候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突然变得干燥,干旱可能引发饥荒。类似还有玛雅文明的衰亡也离不开干旱。
气候与暴力
气候变迁为何导致文明衰亡呢?气候影响一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不过一个重要的机制就是引发暴力冲突。气候风险造成的收入冲击,引发了人们相应的行为反应。这些反应既包括在微观层面的暴力,也包括农民起义、外族入侵、政权更迭等宏观层面的暴力。
在微观层面,弱势群体可能成为冲突的受害者,比如老人、女性、小孩和少数民族。第一,在很多文明都有过“弃老”行为。每逢灾荒,超过60岁的老人被迫或自愿到山洞自生自灭,这种洞也叫做寄死窖。第二,女性也总是成为被牺牲的对象,如溺婴、卖妻、杀巫。这些现象被当作某些地区或群体的特定文化,但其文化现象背后是否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呢?
13至19世纪间,欧洲有一百多万人因“巫术”被处死,其中大部分是死于16至17世纪。杀巫从12世纪开始,16世纪达到最高峰。Emily Oster的论文“Witchcraft, Weather and Economic Growth in Renais-sance Europe”认为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生存挑战是欧洲当时大规模杀巫的重要原因,而巫婆成为了经济状况恶化的替罪羊被杀害。尽管欧洲的杀巫在18世纪基本结束,但即使到最近几十年,一些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杀巫的现象。Miguel (2005)发现在坦桑尼亚的一个村庄中,差不多每隔五年就有一个巫婆被杀害,而这个巫婆常常是家庭中年老的女性,杀人者往往是巫婆的亲属。由于极端天气(旱或涝)造成食物短缺,使得相对于平常年份,灾荒年份要多0.085个女性被当作巫婆被杀害。第三,少数族群总是成为被迫害的对象,即使在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对在人口或宗教信仰上占少数的族群的暴力迫害现象仍然存在。Anderson、Johnson、Koyama三位作者在2015年的论文“Jewish Persecutions and Weather Shocks: 1100-1800”通过考察犹太人被驱逐和被暴力袭击的历史,认为气候冲击所带来的收入冲击,是造成犹太人这一少数族群经常受到迫害的重要原因。
在宏观层面,气候变迁会冲击国家稳定。Murat Iyigun、Nathan Nunn和 Nancy Qian的论文“Winter is Coming:The long-run intensifica-tion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conflict, 1400-1900 CE”构建了欧洲、北非、近东地区1400年至1900年数据,考察了气候变迁对社会冲突的影响。他们发现长期来看,气候变迁显著增加了冲突。气候变迁对冲突的影响效果随着气候变迁期限越长而扩大。
气候与王朝周期
中国古代就有天人感应说,“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中庸》),孔子曾说“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当然,天人感应的解释较为玄妙,而气候异常对国家稳定的冲击机制则更具有现实意义。其是理解中国过去2000年气候与经济关系中关键的一个线索“气候变化→丰歉→饥荒→农民起义”。如果做出一个历史上的气温变化和王朝兴衰的图,我们可以看到,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古代盛世往往是气温比较高的;五胡乱华、明清之际等大乱时期则处于气温比较冷的时期。政治领袖的魅力是否也因此受到气候的影响呢?气候冲击是理解中国古代王朝周期的重要视角。
一方面,气候异常引致饥荒,进而引发农民起义。典型代表就是明清小冰期期间的明末大旱。崇祯年间黄河流域连续10年(1632~1641)干旱,蝗虫遍地,粮食绝收,山西汾水、漳河均枯竭,白洋淀干涸。如此大旱自然容易引发民变。即使崇祯皇帝一再下罪己诏,认为“日月告凶,旱潦洊至,师旅频仍,疫疠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丛室家之怨者,又皆朕之过也”。可是气候的冲击岂是崇祯皇帝个人德行决定的?历史学家汪荣祖曾说“崇祯诚非亡国之君,诸臣亦未必深误其君。自然界之异变及其难以抵御之伟力,岂沧海一粟之人类所能旋转。”气候变化影响了农业社会的稳定。
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内乱往往与外患同时出现。原因就是整个东亚处于太平洋季风气候影响下。中国游牧民族和中原政权都会同时处于旱灾或涝灾。但是,游牧经济更依赖于降雨,游牧民族牲畜和人口的数量只能在正常气候条件下才能维持,气候的不稳定会对游牧经济产生危害,很小的气候变化就很容易打破“游牧经济均衡”。当降雨量很低时,草料将短缺,进而造成动物(主要的肉类食物)减少。此时,掠夺定居农业的邻居,中原政权,是其唯一的生存选择。Ying Bai and James Kai-sing KUNG的经典论文“Climate Shocks and Sino-no-madic Conflict”,就研究了这个问题,发现游牧民族征服的概率随着降雨稀少(以旱灾为代理变量)而上升,旱灾驱使游牧民族为了生存而进攻农耕汉族。于是,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王朝更迭更易。
王朝更迭往往归结为政治腐败、君王残暴等社会文化等“软因素”,少数民族与中原政权的战争也不必归结到文化、人性等难以捉摸的因素。但是这些因素或者变幻莫测,难以让分析更加深入,需要从历史现实中寻找答案。从经济、气候等角度,基于量化的方法事实上为理解人类长期历史变迁提供了一个更加确定的线索,而且这条线索是可积累性的,不断深化的。量化历史研究也因此可以证实或证伪既有的假说,也可以发现新知识,当然更有利于理解古人。
气候变迁不仅影响微观还影响宏观,不仅可以促成盛世,也可能引致政权轮替。鉴于此,或许我们更能够理解虞舜的《南风歌》。
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应对气候变化,中国人产生了一整套文化制度来应对气候冲击。或者如尧帝“敬授民时”,通过农耕时令,完善农业技术,组织更成熟的农业技术。或者如禹治水,对抗气候异常。或者如舜实行渔业、种植业和手工业多样化经营,“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从气候角度,我们也就更能够理解古人,理解三皇五帝。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谢选骏指出:“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南风歌》)——这种文体明显在春秋时代的《诗经》之后,不可能是“虞舜时期的上古歌谣”。由此可见,三皇五帝等古代“圣人”,确实出自后世的杜撰。
【79、氣候變遷的原因】
臺北市中正區公園路64號 氣象查詢
工業革命前的氣候變遷
在地球的歷史中有很多次的氣候變化,地球輻射平衡的變化是過去氣候變化的主要驅動因素。從冰期開始到過去近300萬年,有充分的證據顯示,這段期間的氣候變化與地球圍繞太陽的軌道的週期變化有關,也即所謂的米蘭科維奇循環(圖1)。這些週期改變了每個緯度每個季節接收的太陽輻射(但幾乎對全球年平均值沒有影響)。有許多研究顯示,北半球各大洲夏季日照量相當重要:如果低於某個門檻值,上一個冬季的雪在夏季就不會融化,隨著越來越多的雪積累下來,冰原就開始增厚。在冰河期,大氣中的二氧化碳雖然不是氣候變化的首要原因,但它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即由於米蘭科維奇週期最初引發的小幅冷卻,隨著二氧化碳濃度下降而被放大。在研究古代氣候的數值模擬中,只有在考慮到二氧化碳作用的情況下,冰期氣候的模擬才能產生令人滿意的結果。
過去氣候變化的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太陽能量輸出的變化。最近幾十年的觀測顯示太陽能量輸出在11年的週期中有略有變化(接近0.1%)。太陽黑子觀測(可追溯到17世紀)以及從宇宙輻射產生的同位素資料證明了太陽活動的長期變化。資料相關性和模式類比結果均顯示,在工業化時代開始前的1百萬年中,太陽變化和火山活動有可能是導致氣候變異的首要原因。
驅動冰期的週期與地球公轉橢圓形軌道的離心率、地球自轉傾斜角度和歲差(即以軌道上某一特定軌道位置上,地軸傾斜方向的變化)三種天文上的週期性變化有關。
近百年氣候變遷的原因
雖然有許多要素不斷影響著氣候,科學家已經確定人類活動已成為一個主要的作用力。人為引起的氣候變化主要是由於大氣中溫室氣體含量的變化造成的,此外大氣中懸浮微粒(又名:氣溶膠,氣膠)的變化,以及土地使用的變化等也是氣候變化的原因。人為排放的溫室氣體自工業化時代(大約1750年)起增加。目前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亞氮濃度已達到過去80萬年以來的最高點。這些人為排放的溫室氣體和其他人為活動的影響遍及整個氣候系統,被認為非常可能是20世紀以來氣候暖化的主因。IPCC於2013年發布的第5次評估報告指出,1951-2010年所觀測到的全球增溫,有一半以上極可能是由人類活動所致。
各項因素對於1951-2010年期間所觀測到的地表溫度變化產生的貢獻——其中溫室氣體是暖化的最大貢獻來源。而人為溫室氣體的最主要來源是燃燒化石燃料,向大氣中釋放二氧化碳。在這個時代,人類對氣候的影響超過了太陽活動、火山爆發等自然過程的變化帶來的影響。
1951-2010年期間對觀測的地表溫度變化的貢獻項目包括觀測得到的暖化程度、溫室氣體的貢獻、人為強迫的貢獻、自然強迫的貢獻、自然的內部動力變異的貢獻,其中人為活動產生的溫室氣體是主要的作用力。
1951-2010年期間各項因素造成的暖化程度評估——混合均勻的溫室氣體、其他人為作用力(包括氣溶膠的冷卻作用和土地使用改變的作用)、人為作用的總合、自然作用和內部動力變異(即在沒有作用力之下自然發生的氣候系統內部變異)所引起1951-2010年溫度變化程度評估。鬚狀為可能區間,橫條為中間點。圖中用黑色表示觀測到的地表溫度變化,在5~95%的不確定區間。暖化幅度的估算結合了觀測和氣候模擬的結果,合併的人為作用力的貢獻比分開評估溫室氣體和其他人為作用的影響能更清楚呈現人類對氣候的影響。
谢选骏指出:划时代的工业革命,以往被巴望成人类的福星,现在却现形为人类的灾星。
【80、氣候變化的原因、後果和證據】
民報新聞 2019年12月22日
氣候變遷是指氣候在一段時間內的波動變化,一段時間也可能是指幾十年或幾百萬年,波動範圍可以是區域性或全球性的,其平均氣象指數的變化。目前對氣候變遷討論最多的是關於環境政策,對當代氣候的影響,也就是說人為因素對氣候的影響,尤其是關於全球暖化問題。而對於當前發生的全球暖化,多數氣候科學家認為「人類活動極有可能是,導致近半個世紀的全球暖化現象的主要原因」。
氣候變化的原因
對氣候變遷影響的因素來自多方面,包括太陽輻射、地球運行軌道變化、造山運動、溫室氣體排放等(下文再討論)。由於地表許多間接影響氣候的因素反應較慢,如海洋溫度變化,冰山融化等,所以氣候變遷相對直接影響氣候的因素變化來說,可能要等幾個世紀,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顯現出來。
◆自農業發展以來,特別是工業革命開始以來,化石燃料燃燒、毀林、水稻種植、畜牧業、工業生產和其他人類活動有所增加。
◆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如二氧化碳、甲烷和水蒸氣,吸收地球表面發出的紅外輻射,然後重新輻射,從而造成溫室效應。
◆冰蓋、海冰、陸地植被、海洋溫度、風化速率、海洋環流和溫室氣體濃度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大氣的影響。然而,它們也都回饋到大氣中,並以不同的方式影響大氣。
◆地球軌道的週期性變化和相對於太陽的軸向傾斜(發生幾萬至幾十萬年)會影響太陽輻射在地球表面的分佈方式。
◆板塊構造運動改變了大陸品質的形狀、大小、位置和高度以及海洋的測深能力(bathymetry),對大氣和海洋的環流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太陽的亮度隨著恒星的老化而繼續增加,隨著時間的推移,太陽將越來越多的能量傳遞到地球大氣層。
氣候變化的後果
氣候變化影響天氣模式,氣象元素如溫度、濕度、風速、降雨及極端天氣事件可影響空氣污染物的排放、化學特性、沉積和輸送。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增加和溫度上升會延長花粉傳播季節,並提升花粉的濃度,導致某些人出現過敏和哮喘。
◆最熟悉和可預測的現象是季節性週期,人們調整他們的服裝,戶外活動,恒溫器和農業實踐。
◆人類社會在適應性變化方面已經發生變化,儘管有大量證據表明,面對迅速而嚴重的氣候變化,某些社會和文明已經崩潰。
◆氣候成分之間的複雜回饋在氣候系統中會產生「臨界點」,在氣候系統中,系統一個組成部分的微小、漸進的變化可能導致氣候突然變化。
◆生命史受到氣候變化的強烈影響,其中一些氣候變化從根本上改變了進化過程。
氣候變化帶來,除了最顯然而見的融冰、海水上升、全球暖化外,氣候變化實際上亦迫使生態系統,包括生存其中的動物與我們人類,在意想不到的方面適應它帶來的影響。以下是其中六個:
1.人類性行為減少
在少子老化的社會,出生率下降的原因多樣,除了因避孕方法普及和經濟衰退外,原來也關氣候變化事。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的研究論文發現,天氣熱影響性慾,減低出生率。但凡氣溫高於攝氏26.6度的夜晚,從該天起計8至10個月後的出生率,都比平均低0.4%。換言之,每一個氣溫過高的夜晚都會拉低美國整體出生嬰兒數約1,000 人。「1,000人」放諸美國人口來似乎只是滄海一粟,但根據推算,未來炎熱夏夜將由一年30天飆升至90天,每年會少10萬名嬰兒出生,若把全球各國出生率影響計算在內,數字只會更駭人。
2.夜不成眠
在城市生活,不論學生還是上班族多少受睡眠負債困擾。長期失眠、睡眠不足造成慢性疲勞,積累成疾長遠引致抑鬱症、心臟病、失智症、癌症等。若氣候變化趨勢持續,都市人睡眠不足的情況只會變本加厲。麻省理工媒體實驗室的預計,到 2050 年,每年每100個美國人就會多6個無眠夜,到2099年更會增至14晚。與其他氣候變化影響一樣,窮人往往是首當其衝的一群,負擔不起冷氣錢的家庭和怕冷又怕熱的老人最受影響。
3.熱到躁,人更暴力
所謂「熱到躁」斷不是說說而已,熱浪不單令我們心煩易怒,行事魯莽,而且更容易誤解別人的舉動含有敵意。事實上,炎熱地區的犯罪率確比其他地區要高。去年有研究調查近60個國家,發現天氣愈熱,發生暴力罪案機率愈高,而且預計未來全球氣溫每升攝氏1度,謀殺案就會上升6%。
4.飛機難起飛
在過去這個夏天,光是美國鳳凰城就有 40 班航班因天氣極度炎熱(不是霧霾或颶風)而遭取消。為甚麼?皆因熱空氣密度比冷空氣低,空氣愈熱,當中可供承托機身的空氣分子就愈少,飛機起風難度隨之增加。其實長跑道有助飛機產生更多升力,因此空氣密度低不一定會令飛機無法起飛,不過對於部分規模較小的機場如鳳凰城而言,就肯定是個難解的問題。
5.北極熊混種變灰北極熊
全球暖化,融冰不斷,原本主要出沒浮冰的北極熊被迫退守內陸,交配季節在陸地遇上灰熊雜居,混種成灰北極熊,褪去雪白毛色,換上灰熊的淺棕皮毛。有指這類天然雜交是北極熊在全球暖化中求生的權宜之計,因灰熊基因可適應較和暖氣候,而且兩熊雜交的後代會失去保暖用的厚重皮毛,使灰北極熊更耐熱。表面看來雖然有利生存,不過實際上真正的北極熊的存亡愈發岌岌可危,阿爾伯塔大學生物學教授Andrew Derocher指:「我也不想這樣說,不過從遺傳學角度出發,灰熊基因最終很大機會蠶食北極熊。」牠們侵略性強。
6.鯊魚襲擊有增無減
鯊魚襲擊人類的案例年年上升,科學家推算原因有二。一是海水溫度上升逼鯊魚北上,二是夏日延長令更多泳客到海灘戲水,兩者結合使發生鯊魚襲擊的機率大增。而鯊魚襲擊人類又使獵鯊漁民「出師有名」,激怒鯊魚,也是鯊魚襲擊案增加的主因。去年因受人類挑釁而發生的鯊魚襲擊案就有156宗。
氣候變化的證據
所有的歷史科學都有一個問題:當他們在時間上探索得更遠時,他們越來越依賴零碎和間接的證據。地球系統的歷史也不例外。跨越上個世紀的高品質儀器記錄存在於世界大部分地區,但記錄在 19 世紀變得稀少,在 18 世紀晚期之前很少有記錄。其他歷史檔,包括船舶的日誌,日記,法院和教堂的記錄,和稅單,有時可以使用。在嚴格的地理環境中,這些來源可以提供霜凍、乾旱、洪水、海冰、季風日期和其他氣候特徵的資訊,在某些情況下,這些氣候特徵可追溯到幾百年前。
幸運的是,氣候變化在自然界中也留下了各種各樣的特徵。氣候影響樹木和珊瑚的生長、動植物物種的豐度和地理分佈、海洋和湖泊的化學性質、寒冷地區冰的積累以及地球表面物質的侵蝕和沉積。古氣候學家研究這些影響的痕跡,設計聰明而微妙的方法來獲取有關過去氣候的資訊。
過去氣候變化的大部分證據都是間接的,因此古氣候學需要大量的調查工作。在可能的情況下,古氣候學家試圖用多行證據來交叉檢驗他們的結論。他們經常面臨相互矛盾的證據,但是,這和其他科學一樣,通常會導致對地球系統及其複雜歷史的理解加深。新的資料來源、分析工具和儀器正在變得可用,而且該領域正在移動。
氣候變遷的證據可以從各方面看出來,從19世紀中葉,就有全球大氣溫度變化的記錄,再早的情況雖然沒有直接的記錄,但可以依據間接的來源確定,如植被分布、積冰層的研究、古樹的年輪、海平面變化、冰川地質學等。
考古學研究
從古代人類分布,農業生產的方式,考古的發現,口頭傳說和歷史文獻中,可以發現歷史上氣候變遷的情況,氣候變遷曾經造成多個文明的毀滅。
冰川
南極沃斯托克站冰層研究檢測出過去450,000年中二氧化碳、溫度和塵埃變化情況。
冰川能顯現出氣候變遷的明顯證據,當氣候變冷時,冰川範圍擴大,氣候變暖時冰川收縮。冰川的變化會將影響氣候的因素放大,同時也對自然造成影響。1970年代,根據高空攝影,已經對全球的冰川情況完成詳細的記錄,記錄了覆蓋240 ,000平方千公尺的大約100,000個冰川,以前的估計全球冰川覆蓋面積應該是約445,000平方千公尺,世界冰川監測所每年收集冰川萎縮和物質平衡的數據,根據數據證實,全世界冰川在1920年代和1970年代是處於擴大狀態,在1940年代曾經萎縮,從1980年代中期到現在又處於萎縮狀態。物質平衡數據顯示冰川物質已經連續17年處於消失狀態。
最重要的氣候變遷是上新世中晚期(約三百萬年前)的冰河期和間冰期循環,最近的一次間冰期(全新世)已經延續了約11,700年。
植被
植被的變化也反映了氣候的變遷情況,哪怕氣候微小的變化,如果造成溫度和降水增加,植物生長茂盛,會固定二氧化碳。如果氣候急劇變化,會導致植物死亡和土地沙漠化。
冰芯
對冰芯鑽探分析,例如對南極冰層的分析,可以發現大氣溫度和海平面的歷史變化情況,對封凍在冰層氣泡中的氣體研究,也可以發現歷史大氣的二氧化碳含量變化情況,對研究古代和現代大氣狀態的區別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信息。
年輪氣候學
年輪氣候學是根據樹的年輪研究古代氣候變遷的學科,寬的年輪證明當時氣候濕潤,適合植物生長,窄的年輪證明當時氣候條件不好,不利於植物生長。
孢粉分析
孢粉學是研究當代和化石植物孢子和花粉的學科,根據孢粉化石可以分析古代植物種類的分布情況,不同種類的植物花粉形狀、結構、表面狀態都不同,花粉表面含有彈性物質,可以抵禦腐蝕,在河流、湖泊、沼澤等不同時代的沉積層中發現的花粉化石,可以確定植物分布的變化情況,由此推測當地的氣候條件變化。
昆蟲
在不同時期沉積物中經常發現昆蟲的化石,研究昆蟲種類的變化也可以推測當時氣候條件的變化。
海平面變化
用檢潮儀可以檢測海平面的變化情況,現在常用高度計和人造衛星軌道結合測量海平面的變化,海平面的漲落是大氣溫度變化和冰川融化造成的。
正在進行的氣候變化正在由空間、陸地表面以及世界海洋表面和之下的感應器網路監測。過去 200-300 年的氣候變化,特別是自 200 世紀初以來的氣候變化,由儀器或工具記錄和其他檔案記錄。這些書面檔和記錄提供了過去幾百年來一些地方的氣候變化資訊。一些非常罕見的記錄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研究儀器記錄之前的氣候變化的研究人員越來越依賴自然檔案,自然檔案是記錄過去氣候某些方面的生物或地質過程。
這些自然檔案,通常被稱為代理證據,是極其多樣化的。它們包括,但不限於過去植物和動物分佈的化石記錄、海洋和大陸以前狀況的沉積和地球化學指標,以及過去氣候特徵的地表特徵。古氣候學家通過收集湖泊、沼澤和海洋沉積物的核心或圓柱形樣本,來研究這些自然檔案。通過研究地表特徵和地質地層;通過檢查活樹和死樹核心或部分的樹環圖案;鑽入海洋珊瑚和洞穴石筍;深入南極、格陵蘭島的冰蓋和西藏高原、安第斯山等高原高海拔冰川;以及各種其他手段。提取古氣候資訊的技術不斷得到開發和完善,新型自然檔案得到認可和利用。
谢选骏指出:看来美国的枪击事件的空前爆发,也是气候灾难的一个体现——这个社会正在环境压力之下陷入疯狂状态。
【81、氣候變遷超乎你我想像 2070年恐有25億人活在高溫難耐環境】
楊穎婷 2020年05月07日
人類引發的氣候危機似乎將比預期來得更快又更嚴重。最新研究顯示,每當全球平均溫度上升攝氏1度,就會增加10億人流離失所,或是被迫生活在炎熱難耐的環境中。未來50年的氣候變化,恐怕將大於過去6000年的變遷。
研究團隊指出,若是碳排放量依然居高不下,導致氣候持續升溫,首當其衝的將是亞洲及非洲等氣候溫暖地區的貧窮人口。
氣候將異常炎熱
《衛報》(The Guardian)報導,人類引發的氣候危機將比原先預期的時間來得更早、情況也更加嚴重。根據最新研究結果顯示,每當全球平均溫度上升攝氏1度,就會增加10億人流離失所,或是被迫生活在炎熱難耐的高溫環境。
此次研究刊登於《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PNAS)。不同於普遍聚焦於氣候危機對物理學或經濟學的影響,此研究著重在檢視氣候危機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環境。
大部分人類生活在年均溫攝氏6度至28度的環境中,這是對於人類健康與作物生產的最理想溫度。但是隨著地球暖化,氣候急遽變化,有越來越多人的居住環境飽受極端氣候侵擾。
由於人類生活在陸地上,比起海洋動物更容易感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此外,未來的大部分的人口成長將集中在原本便已相對炎熱非洲及亞洲地區。若是21世紀末的全球平均氣溫上升3度,這樣的人口因素將導致人類生活在平均增加7.5度的環境中。
在那樣的情況下,全球將有30%人口將生活在均溫29度的炎熱環境。倘若全球均溫上升3度,預計首當其衝的將是印度、奈及利亞(Nigeria)、巴基斯坦、印尼和蘇丹等亞洲及非洲國家的逾25億人口。
亞非國家首當其衝
不僅如此,氣候異常還會加劇人口遷移的壓力,同時危及作物生產情況,也可能進一步引發糧食危機。
荷蘭瓦荷寧罕大學(Wageningen University)生態學者斯海佛(Marten Scheffer)指出:「我認為平均溫度超過29度是令人難以居住的。人們會需要遷移或者適應,但是適應能力又存在一定的極限。若是人們有足夠的金錢和能源,便能使用冷氣機、空運糧食,如此必定不會有問題。然而多數人的情況卻非如此。」
斯海佛提到:「我們知道大多數的生物棲息地受到氣溫影響。舉例來說,企鵝只會生活在冰冷的海域裡,珊瑚則是生長在溫暖的海水中。但是我們沒有預料到人類也相當敏感。」
對此,斯海佛進一步解釋:「我們以為人們有良好的適應力,是因為我們會穿著服裝、使用暖氣或冷氣。然而,事實上多數人生活的舒適帶正史無前例迅速變化。」
致力降低碳排放量
研究團隊表示,他們希望這項研究結果能夠敦促各國政府單位致力降低碳排放量,並共同解決遷移問題,因為每當全球均溫上升1度,被迫生活在炎熱地區的人口便會增加10億人。
共同參與本次研究的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教授徐馳說:「顯然我們將會需要一項全球性的解決方案,才能保護我們的孩子免於這種可預見的改變所帶來的社會緊張局勢。」
谢选骏指出:这25亿人能不能活到2070年都是个问题。反过来看,人类正在吸干生物圈,这也是“多行不义将自毙”。
【82、氣候變遷改變地景 西伯利亞南部沙漠反常綠化】
施慧中 編譯 2021-08-23
氣候變遷在全球各地造成乾旱、沙漠化,不過在俄羅斯、西伯利亞南部的圖瓦共和國,沙漠不但沒有擴大,還出現罕見的綠化現象。
駿馬奔馳在沙丘上,氣勢壯觀,這裡是西伯利亞南部的圖瓦人民共和國,老一輩居民從小看到大,15平方公里一望無際的沙漠,面積正逐漸被翠綠色的植物入侵覆蓋,前所未見的綠化現象,吸引科學家投入研究。
圖瓦州立大學研究計畫組長柯波汀指出,「當冷空氣從極圈下到這裡,遭遇過熱的蒙古高壓反氣旋,氣流碰撞的地方會形成強風,有時甚至帶有颶風的特徵,更重要的是會帶來強降雨。」
地球暖化導致調節氣候的洋流與氣團都出現變異,是這裡沙漠反常綠化的主因,圖瓦當地溫度升高,降雨跟濕度大為增加,看似乾枯的沙漠地表,底下蘊藏大量水氣,原本長在這裡的苦楊樹老樹叢,根系生長順著濕潤的沙地快速挺進沙漠地帶,冒出大量新苗,沙芥等植物也生意盎然。
圖瓦州立大學植物學教授普亞克指出,「很寬、很厚實的葉子,在春天的時候已經在開花了,從它的茂盛也可以看出,要讓這樣的灌木生長很可能需要大量的水分。」
科學家從去年開始密切觀測當地植物的發展狀況,測量新苗高度與分布,之後會在實驗室進一步研究,希望結果有助於改善其他地區的沙漠化危機,甚至逆生長變成綠洲。
而在圖瓦的阿爾泰-薩彥山脈地區,海拔1200公尺到3000公尺的高原,氣候變遷則帶來另一種地質變化.長年零度以下的永凍土逐漸融解,地表因為結冰而隆起的小圓丘塌陷變成熱融湖,面積越來越大,湖中有機物分解,又釋放大量二氧化碳或甲烷等溫室氣體,加劇暖化,凍土區的山坡地,也因為融解出現滑坡土石流,危及道路,未來可能整個地區都被淹沒。
圖瓦州立大學研究計畫組長柯波汀警告,「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地貌景觀都在改變,地貌的改變又加劇了氣候變遷,這是一種連鎖反應。」
西伯利亞南部山區正經歷1975年以來最嚴重的暖化,冬季均溫升高攝氏二到四度,夏季升溫一度,降雨量也增加了一成,讓水土流失更為嚴重.科學家持續在凍土區採集樣本,測量土壤溫度與地質變化,監控水中生物,化學特性,與周邊植物物種,全方位紀錄氣候變遷的影響,預計今年稍晚發表研究成果。
谢选骏指出:西伯利亚的地下魔鬼一旦出动,蒙古人、俄罗斯人之后洗劫世界的将是谁?
【83、全球变暖原因或是太阳而非二氧化碳】
2021-08-23 Alex Newman
一项研究显示,太阳可能是近几十年来地球气温升高的主要原因,而不是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CO2),这个结果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结论截然相反。
这篇同行评审论文,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二十多名科学家编写,得出的结论是,之前的研究没有适当考虑太阳能在解释气温升高中的作用。
这项新研究的发布正值联合国IPCC发布第六次气候评估报告,名为《AR6》,该报告再次声称人类二氧化碳排放是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报告称,人类的责任是“明确的”。
但新研究对这一假设提出了严重的质疑。
气候科学家和太阳物理学家们称,IPCC对二氧化碳的指责是“不成熟的”,他们在新发表的论文中认为,IPCC指责人类二氧化碳排放活动,造成气候变暖的结论,是基于“太阳总辐照量的片面和不完整的数据”。
多位作者在一系列电话和视频采访中告诉,事实上,全球气候组织在其有影响力的报告中,所包含的观点、研究和数据,似乎表现出刻意和系统性的偏见。
论文的主要作者罗南·康诺利(Ronan Connolly)博士在一次视频采访中告诉:“根据已发布的数据和研究,可以证明所有的变暖都是由太阳引起的,但IPCC使用不同的数据得出相反的结论。”
他补充说:“IPCC坚持要强行达成所谓的科学共识,因此他们似乎决定只考虑那些支持他们说法的数据和研究。”
从政策角度看,其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在这个涉及数万亿美元的领域,而且提出对全球经济进行重大重组之际。
论文研究了太阳和二氧化碳
根据这篇新论文,利用美国政府和其它来源的公开数据集,很容易解释近几十年来观测到的所有变暖现象,只需使用到达地球的太阳能的变化即可。
该论文认同,若使用联合国选择的数据将意味着人类将在很大程度上要承担气候变暖的责任,但该研究包含了多个图表,表明只要选择联合国没有使用的不同数据,就推翻了IPCC的结论。
这项由十多个国家的专家发表在国际科学期刊《天文和天体物理学研究》(Research in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简称RAA)上的研究,如果得到证实,将对IPCC及其关于人类二氧化碳排放是全球变暖唯一、甚至主要驱动力的结论,造成毁灭性打击。
虽然该论文呼吁进一步研究,以解决相互矛盾的数据和研究之间的差异,但作者们令人信服地表明,根据所使用的数据,大部分甚至所有的气候变暖完全有可能与人类无关。
这篇论文使用16种不同的太阳能估算值,称为“太阳总辐照量”,将这些数据与19世纪以来对北半球温度的25种估算值进行了比较。
例如,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太阳监测卫星“ACRIM”的太阳数据,与可靠的温度数据进行比较时,几乎所有的变暖都是太阳造成的,与人类活动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译者注:ACRIM,Active Cavity Radiometer Irradiance Monitor空洞变化辐射计及辐照率监测器,用于监测太阳总辐照率的变化)
然而,该研究论文的作者们表示,出于最阴暗的原因,联合国选择忽略NASA ACRIM的数据和其它数据,而支持假设人类对气候变化负责的数据。
联合国IPCC的报告,包括最近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一直将观察到的变化归咎于人类活动,如所谓的“温室气体”排放。科学文献中的许多研究都同意IPCC的立场。
然而,这项题为《太阳对北半球温度趋势的影响有多大?一个正在进行的辩论》(How much has the Sun influenced Northern Hemisphere temperature trends?An ongoing debate),引用了其它几十项研究,这些研究指出,太阳,而不是人类活动,才是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据论文作者们称,这些不同的科学观点被IPCC故意压制,没有反映在联合国IPCC的报告中,也没给予充分的解释。
IPCC的一位发言人否认了该联合国机构的错误行为,并表示新的研究报告在审议的最后期限后被接受出版了。
RAA的这篇论文显示,自19世纪末北半球开始收集可靠的数据以来,地球温度就已经有所攀升。
然而,联合国这份有影响力的评估报告还受到了另一个挑战,甚至IPCC使用的温度数据也受到了新论文和其它报告的批评。
除其它问题外,该研究还突出了IPCC使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数据来估算全球温度变化的方法存在明显缺陷。
作者们称,由于众所周知的“城市热岛”效应,加入城市数据会导致人为的温度上升偏差,这一点必须考虑进去。
基本上,由于人类活动和建筑,城市往往比农村气温高,因此,周围有城市发展起来的温度站会显示由城市化引起的人为温度上升,而不是全球变暖。
IPCC否认了这些问题,认为城市化在估算气温上升中,只发挥了非常小的作用。
为什么会有明显的偏见?
当被问及为什么这些观点被忽视,甚至被压制时,论文的主要作者康诺利认为,“确认性偏见”(confirmation bias)在起作用,“确认性偏见”指人只考虑支持他们偏见的信息,康诺利说这种偏见影响了所有科学家。
他说,虽然“确认性偏见”可能在IPCC选择要考虑和包括的数据及研究中起作用,但很难完全确定。他对IPCC只考虑“支持选定的说法”的数据和研究表示担忧。
康诺利补充说:“他们是故意这么做,还是仅仅是因为确定性偏见,很难说。但很明显,支持IPCC观点的数据被挑选出来,而与之相矛盾的数据被排除在外。”康诺利是环境研究和地球科学中心(CERES)的计算化学博士。
康诺利还表示,IPCC忽略了与其结论相矛盾的近期关键论文,甚至否认存在任何此类的新论文,尽管IPCC的主要科学家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引用了这些论文。
例如,2015年在著名的《地球科学评论》(Earth-Science Reviews)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相关论文:《重新评估19世纪以来日照变化对北半球温度趋势的作用》(Re-evaluating the role of solar variability on Northern Hemisphere temperature trends since the 19th century),该文得到了IPCC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中国研究员翟盘茂(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的正面引用。那篇论文指出,城市的热效应问题并没有得到适当的解决。
然而,IPCC在最新的评估报告中声称,“近期没有文献”会改变其结论,即城市化问题在全球陆表温度明显上升中所占的比例不到10%。
当被问及为什么在其最新报告中,没有提及2015年被其领导人引用的一份主要期刊上的研究、以及其它关键论文时,IPCC的一位发言人在咨询翟盘茂后告诉:“关于引用的决定取决于章节组的作者,而不是联席主席。”
联合国机构的一位发言人告诉,他要求翟盘茂答复,但在报告出版之前,不可能有任何回应。
在另一个例子中,IPCC歪曲了康诺利2019年参与的一项关于积雪覆盖的研究,错误地暗示该研究显示四季的积雪都在减少。事实上,这项研究表明,秋冬季的积雪更多,而目前的气候模型对四季的预测都是错误的。
康诺利认为,部分问题在于IPCC的使命是找到科学共识。
“这在开始可能是个好主意,但在科学界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试图强行达成一个草率的共识,遗憾地阻碍了科学的进步,这是无益的,并导致对结论的不合理信任。”康诺利在接受采访时告诉。
为了解释联合国报告中缺乏各种已发表的科学观点,该研究引用了研究人员和论文,提到“可能会干扰政治目标的科学结果是不受欢迎的。”
系统性偏见……还是蓄意欺骗?
另一位研究作者,宋威利(Willie Soon)博士回应了这些担忧,认为忽视太阳活动就相当于忽视房间里的大象。
这位CERES的天体物理学家痛批IPCC为“卡通科学而非科学”,实质上指责IPCC这个联合国机构在蓄意欺骗。
他在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系列采访中告诉:“我认为最新的IPCC报告将继续误导大多数毫无戒心的公众,让他们无法知道IPCC并未公平、客观地审查过去8年发表的所有相关科学文献。”
曾在哈佛大学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研究太阳和地球气候关系长达三十多年的宋威利,也对IPCC的《决策者摘要》(Summary For Policymakers,SPM)进行了抨击。
“毫无疑问,《决策者摘要》的报告草案又向所有人兜售了另一个公然的谎言,那就是二氧化碳导致了地球上所有的温度变化,尽管他们继续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新的全面的研究论文得出的结论是,所有这些结论不仅不成熟,而且实际上被混淆并误导。”
“我们的科学评审表明,日照量的变化是一个可信的重要因素,可以解释大多数温度计数据的观测变化,”宋补充说。“那么为什么IPCC现在还在玩这种幼稚的捉迷藏游戏,同时认为我们都可以永远被他们的小把戏议程所蒙蔽?”
宋说,他希望对太阳和气候之间关系的系统审查,能够帮助科学界回到一个“更现实的方法”来理解地球气候系统的变化。
“是时候制止IPCC滥用科学了。”他总结道。
顺带提一下,同样由于太阳活动的变化,宋认为全球气温可能在未来几十年下降。
什么是气候变化?
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地球物理学家、匈牙利科学院院士拉斯洛·萨卡教授告诉,新的评审论文是恢复“气候变化”科学定义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萨卡认为,在过去30年里,这个定义已经被扭曲,他认为科学界必须记住,科学不是基于权威或共识,而是基于对真理的追求。
这位地球物理学家解释说:“气候变化的定义在1992年被扭曲,与科学不符。”他指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将自然原因排除在气候变化的定义之外。
事实上,气候变化一词在过去,而且也必须再次,不仅包括人类造成的变化,还应包括几十年或更长时间内发生的温度、降雨、风暴等其它因素的自然变化。
萨卡在强调这项研究的意义时解释说:“模糊气候变化的传统定义,为将气候变化归因于人为排放铺平了道路。”
但是不应该如此。他认为,即使不是科学家的门外汉也应该努力发现真相。
他说:“如果人们能系统地询问政治家、决策者和记者,他们口中的气候变化是什么意思?就能够决定谁在浑水摸鱼。”
外界的观点
甚至IPCC的一些评审员也对主流说法表示怀疑,并支持宋威利和其他人的工作。
在联系到IPCC认可的评查员、澳大利亚的霍华德·布拉迪(Howard Brady)博士时,他称赞宋和该研究报告背后的其他作者的工作“可能是最好的”。
布拉迪承认自己缺乏关于太阳的专业知识,他抨击了IPCC及其模型。
他指出,除其它担忧外,IPCC“仍然预测会有更多的风暴,即使风暴正在减少”,“IPCC仍然称海平面在加速上升,而实际上海平面并未上升”。
多年来,许多IPCC的科学家都不同意他们同事提出的观点。
例如,已故的尼尔斯·阿克塞尔·莫纳博士(Nils Axel Morner)曾担任IPCC海平面审查员,他经常指责联合国机构出错,这些错误很可能是出于政治原因,而非科学原因。
联系的另一位对新研究和IPCC最新发布的报告有深入了解的外部专家,也表示了严重关切。
气候学家约翰·克里斯蒂(John Christy)是阿拉巴马大学亨茨维尔分校大气与地球科学的杰出教授,他指出:“IPCC报告显示了对模型模拟有很高的信心,但报告中也指出模型很难代表真实的大气状况。”
他解释说,IPCC称,它们的模型准确地描绘了所有影响气候的因素,在过去40年里,除了人类排放以外,没有任何其它因素可能导致气候变暖。
“这显示出傲慢和缺乏想像力。”克里斯蒂说,他还担任地球系统科学中心的主任。
这位世界知名的气候学家承认,他没有时间阅读这篇新论文或仔细审议最新的IPCC报告,他告诉,联合国的模型甚至不能再现过去150年的自然变化,如20世纪上半叶的自然变暖。
他说:“他们也高估了过去40年的变暖程度,同样,与现实世界不符。”
“如果它们没有足够的技能复制自然变化,并且在过去40年里过高地预测大气温度,那么它们又是如何被赋予这样的能力,如此‘明确’地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发生气候变化呢?”他问道。
克里斯蒂博士在他的结论中直言不讳地说:“未来,这些模型肯定自相矛盾。”
这限制了他们的结果“属于猜测性假设的范畴,而不是政策决定性工具”。
NASA和IPCC的回应
NASA气候问题代理高级顾问、戈达德太空研究所(Goddard 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所长加文·施密特(Gavin Schmidt)在被问及这篇新论文时直言不讳。
他说:“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任何明智的人都不应该在这篇论文上浪费时间。”
他没有回应关于新RAA论文中具体事实或推理错误的后续请求。
然而,即使是人为变暖假说的主要支持者施密特也承认,IPCC的模型是不准确的。
《科学》杂志援引施密特的话说:“即使是短期内,你也会得到令人疯狂的可怕和错误的数字。”
相比之下,IPCC通讯主管乔纳森·林恩(Jonathan Lynn)告诉,联合国机构对其结论仍然非常有信心。
当被问及这篇新论文及其作者关于IPCC错误地指责人类排放的断言时,林恩回答说:“IPCC并不寻求为任何事情责怪任何人或事。我们确实试图将气候变化归因于其原因。”
林恩指着IPCC新报告的第三章,呼应了该联合国机构的评估,即其审查的一万四千多篇论文表明,气候变暖是由人类排放推动的。
“2021年的新论文很可能挑战IPCC的基本结论,即二氧化碳和人类排放是最近几十年变暖的背后原因,”林恩在一份后续声明中补充说。“但是,如果该论文被纳入下一次评估,不太可能完全推翻这个基于其它数千项研究的结论。”
预计下一次IPCC评估将在五年多后进行。
IPCC新报告的作者之一吉姆·科辛(Jim Kossin)庆幸地说,由于该机构的调查结果,人们对气候变化“开始感到害怕”。
“我认为这将有助于改变人们的态度,”他说,“希望这会影响他们投票的方式。”
谢选骏指出:作者只懂全球变暖原因或是太阳而非二氧化碳,却不懂太阳促成变暖是要通过二氧化碳才起作用的。
【84、全球暖化、氣候變遷,2048年可能會沒魚可吃?人類文明將在2050年前毀滅?】
BY EMILY CHAN, YOYO SU, BIRDY LIU 2019年7月23日
「我們只有12年的時間可以限制氣候變化的災難。」還記得去年英國《衛報》下的這則標題嗎?氣候危機早已不是「新」聞,它是最令我們這一世代憂慮的生存威脅。隨著現今各種資訊的湧入,大多數的我們,甚至很難靠著零碎消息拼湊出現況的全貌。
2015年的《巴黎協定》中,195個國家承諾在2030年之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各國個別設定的目標,好將升溫限制在「遠低於」2°C,並「努力」將溫度上升限制在1.5°C以內。然而,當世界第二大排放國——美國在2017年宣布退出協議,原規定目標似乎變得更難達成了。根據聯合國2017年的一份報告,即使所有國家都達成目標,美國的退出仍將導致溫度在2100年之前上升3.2°C之多,可見目前設定的目標遠遠不足。
聯合國氣候變遷政府間專家委員會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提出的《全球升溫攝氏1.5度特別報告》將於今年秋天屆滿一年,當時這份報告發表了當前的全球暖化程度和影響,更引發一系列令社會大眾恐慌的全球新聞頭條。但同時專家也批評,針對氣候變化的報導已形成了「炒作週期」,媒體與環保倡議者提出許多所謂的「客觀事實」,甚至都被當成「福音」般被分享散播,卻沒有仔細分辨其中具體的細微差別和細節。
在探究這些世界末日預言的真實性前,或許你未曾想過氣候和環境議題與我們有多靠近、或許你已經對全球暖化的聳動標題到麻木,但至少我們都同意:必須想辦法阻止全球暖化惡化到高於前工業時代1.5°C,以避免災難性後果。雖然升溫1.5°C也稱不上「安全」,但仍遠比2°C以上的平均升溫來的好一些。
這次Vogue特別採訪2018年IPCC報告的合著者Debra Roberts博士、普利茅斯海洋實驗室科學家Nicola Beaumont博士,以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氣候科學中心副主任 Katharine Reich,帶你揭開這些新聞標題背後的事實真相,以及你我都必須正視現況,立即採取行動的理由。
1.「如果沒在2030年之前阻止會帶來地球災難的氣候變化,就再也阻止不了了!」
**報導內容:**美國CNN於2018年10月發表的一篇文章報導寫道:「世界各國政府必須在社會各層面進行『迅速、深遠、前所未有的改變』,以避免災難級的全球暖化」。
**科學事實:**2018年IPCC報告發現,到2030年之前,溫室氣體排放量必須下降 45%(與2010年相比),才能將升溫限制在1.5°C。即使達成這個目標,某些全球暖化造成的影響還是有可能「持久或不可逆轉」,例如生態系統消失、格陵蘭冰原融化。
不過,根據Debra Roberts博士的說法,我們不應該將2030視為轉折點。她解釋:「這種當2030年一切都會分崩離析的觀點完全錯誤,這個指標只是針對將全球暖化控制在升溫1.5°C以內,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必須採取的行動。」
** 目前狀況:**從最近的數據看來,簽署《巴黎協定》的國家大多數都沒有照計畫進行各自訂定的2030年目標。
2.「根據重要氣候報告所述,最早在2040年就極有可能面臨危機!」
報導內容:《紐約時報》同樣於2018年10月發表一篇文章,宣稱IPCC報告「描述了一個缺糧與野火問題更加嚴重的世界,以及最早可能在 2040 年就會發生的大規模珊瑚礁死亡,這個時間點落在目前全球人口中許多人的有生之年」。
**科學事實:**Debra博士解釋道,根據 IPCC 的報告,如果目前暖化的速度繼續不變,到2040年平均溫度將比前工業時代上升 1.5°C,導致「極端事件頻率增加」,包括洪水、熱浪、乾旱、野火。不過她強調,2040年並不是一個絕對的時間點,預測的升溫將對某些國家帶來更嚴重的影響,尤其是小島嶼。
**目前狀況:**在去年的IPCC報告之後,各界紛紛對世界各國政府呼籲採取更緊急的行動。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就敦促歐盟(世界第三大排放國)修改目前設定的2050年目標,希望在2040年之前就達成淨零碳排放。
3.「有一個新近提出的警告,說我們到2048年可能會沒魚可吃!」
**報導內容:**2017年12月《赫芬頓郵報》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的警告發表文章,指出「如果大家繼續以目前的速度捕魚,到2048年我們將無魚可吃」。
**科學事實:**2006 年針對海洋多樣性的一項研究發現,如果繼續以目前的速度過度捕撈,2048 年之前全世界的海產供應將會耗盡。這份研究已經引發一系列駭人的言論(包括我們的海洋將在30年內死亡),但其實研究的預測只是針對我們吃的魚種。「我們只檢視了大規模漁業。」該研究的共同作者之一Beaumont 博士解釋。
該研究發表後,地球環境有過重大變化,但目前尚未對2048年的預測進行重新評估,無法得知是更好或更壞。「從那以後,我們的漁業接受了更嚴格的管理。」Beaumont博士表示。然而,我們的海洋溫度、海洋酸化和海洋塑膠也有所增加,這些因素也會產生影響。
**目前狀況:**聯合國在永續發展目標之下,又制定了幾個針對海洋保護的主目標,其中包括在2020年之前保護至少10%的海岸與海洋區,並在2025年前大幅減少海洋汙染。Beaumont博士表示,每個人都可以藉由避免使用一次性塑膠和確保購買永續海鮮,貢獻一己之力。
4.「人類文明很有可能在2050年結束!」
**報導內容:**《獨立報》於2019年6月發表的文章中,宣稱根據一份令人擔憂的新報告:「現有的人類文明可能已進入滅絕前的最後幾十年」。
**科學事實:**今年5月澳洲智庫「突破國家氣候恢復中心」發表一份報告,對2050年提出一個最不樂觀的假設情境:「人類文明很有可能走到盡頭」。但是,該報告的作者沒有說明這種情況的可能性究竟多高,對此Reich副主任則表示:「重要的是,要知道這份報告並不是科學報告,作者提供的是未來的情境,對可能發生的事情做出某些假設,並不是對『會』發生的事情做出預測。」
雖然報告中的數字比大多數其他預測更為極端,但也有研究顯示出,我們可能會在下個世紀進入這種情境。例如,2050年的情境是基於全球升溫3°C 的假設而生,而IPCC曾表示,如果現在不採取緊急行動,我們將在2100年達到升溫 3°C。澳洲智庫的報告還描述了一個「有十億人因氣候變遷而流離失所成為難民」的世界,就目前一般的估計,則是將介於2500萬至10億之間。
**目前狀況:**聯合國呼籲各國一同努力達成2050年前實現淨零碳排放。根據IPCC的數據,必須在2070年以前達成淨零碳排放,才能將升溫控制在2°C。
「我們要永續發展!」關於環保,時尚界有說到做到嗎?
響應世界環境日,從生活中的簡單環保小習慣隨手做起!
來源:CNI
谢选骏指出:人类文明何时灭亡,只有上帝知道。
【85、全球气候变迁,是我们害的吗?】
2016-07-19 趣味说科学
在地球漫长的历史中,全球温度总是反覆升降,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对近年来的升温紧张兮兮?人类当真是地球暖化的罪魁祸首吗?
很久很久以前,棕榈树在北极长得很茂盛,鳄鱼在阿拉斯加的海滩上晒太阳。那时候两极都没有冰,地球均温接近摄氏23度(现今的均温大约是摄氏14.6度)。那是在5,600万年前,「古新世始新世气候最暖期」(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的地球样貌。对地球来说,全球暖化不是什么新鲜事。
时至今日,地球已再度暖化。自从1880 年以来,全球平均气温已上升摄氏0.8 度,近期暖化确实在加剧,最温暖的10 个年头发生在2003 年之后,2014 年更是有史以来最温暖的一年。随着地球变热,海洋吸收了热量,使海洋表面温度比140 年前上升了大约摄氏一度。水温上升时体积会膨胀,海平面在过去一个世纪内上升了17 公分。像是玻里尼西亚的吐瓦鲁岛,这种原本已经位处低洼的太平洋岛屿,就为水灾频繁的侵袭所苦。
站在吐瓦鲁淹水的街道上。海平面上升已对当地造成威胁。
同一时间,全世界陆地上的冰河跟冰原都在融化。卫星量测结果显示,从1994 年之后,冰河已损失了4,000 亿公吨的冰。位于坦尚尼亚的吉力马扎罗山,白雪皑皑的峰顶逐渐缩小,据估计峰上冰河可能会在2030 年之前完全消失。冰河融化令人不寒而栗的副作用是冰层底下冒出来的尸体,包括过去数10 年来的山难罹难者,最近的坠机罹难者, 以及500 年前献祭的南美印加孩童。
海冰也在消失中,卫星观测结果显示,北极海冰的覆盖面积,每10年就缩小超过10%。近年来除了破冰船以外,其他船只也能够轻易驶入传说中的「西北航道」。
地球到底怎么了?
这些量测结果证实地球正在暖化的事实,但究竟是什么原因推升气温?在地球上一次重大暖化阶段,也就是古新世始新世气候最暖期,二氧化碳就是罪魁祸首。盘古超级大陆的分裂,触发了那一次的气候暖化:随着土地分裂,火山从裂口处涌现,频繁地爆发并喷出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与水蒸气、甲烷、一氧化二氮、以及臭氧都属温室气体。这些温室气体吸收来自地球表面释放的热把热留在大气中,使地球变得更暖和。在金星之类的行星上,温室效应剧烈,富含二氧化碳的浓厚大气,使行星表面温度升到灼热的摄氏460 度。相反地,像水星之类没有温室气体的行星,就没有办法阻止热量在夜间逸散,因此这些行星的温度就像荡秋千一样:水星日间温度高达摄氏400 度,夜间则会低至摄氏零下170度。若是没有温室气体,地球的表面平均温度将会低于冰点,日夜温差变化会相当大。
温室效应有助于地球保持适合居住的状态,不过根据地质记录显示,温室气体的组成比例即使只是有小小的改变,也可能会对气候造成很大的影响。一般认为在古新世始新世气候最暖期的形成期中,火山把大约50 亿公吨的二氧化碳喷入大气之中,导致在长达两万年的期间,气温暖化了大约摄氏六度,而这似乎没有造成什么不良后果。那么为什么大家要担心最近百年来全球平均温度上升了摄氏0.8 度呢?
答案在于气候变迁的速度。古新世始新世气候最暖期的升温过程中,地球每一个世纪暖化大约摄氏0.025度,然而今日地球的温度是每个世纪调高大约摄氏一度,速度是40倍。量测结果同时也显示,在21世纪期间,燃烧化石燃料每年将大约350亿公吨的二氧化碳排入大气之中,相对地火山每年只不过排放两亿公吨的二氧化碳而已。
燃烧化石燃料与改变地球气候之间的关系,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有人预测到了。瑞典科学家斯凡特·阿瑞尼士(Svante Arrhenius)在1896年就发现,工业革命改变了地球大气的化学成分,并计算未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会对地表温度造成什么影响。阿瑞尼士指出燃烧煤炭会大大增加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并且估算出二氧化碳浓度若是加倍,就会使地表温度上升大约摄氏四度,这跟现代气候模型所做的预测相去不远。不过阿瑞尼士与今日的科学家不一样的是,他认为这样所造成的暖化是件好事,可防止全世界进入新的冰河时期,并且有助于作物成长,养活迅速增长的人口。
工业革命后,全球暖化的速度加剧。
抽丝剥茧温室冲击
预测全球暖化还算直截了当的任务,不过要实际量测就不太容易了。这是因为地球气候受到许多因素影响,其中包括云层、雪冰覆盖、火山活动、海洋温度、宇宙射线通量、地球与太阳的距离、以及太阳黑子循环等等。所有这些因素一直都在变化,使得地球气候也跟着起伏不定。
举例来说,在菲律宾的皮纳土波火山于1991年爆发之后,火山灰云遮蔽阳光,导致全球温度隔年下降了摄氏0.4度。同时西太平洋定期暖化的「圣婴效应」,在1997年搞得天下大乱,在世界某些地区造成干旱,在其他地区却造成暴雨。要理解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对气温自然起伏所造成的冲击,实在是相当艰巨的工作,不过全球温度与二氧化碳的个别研究却指出,这两者确实有关联。
早在1938 年,英国工程师兼业余气候学家盖·卡兰达(Guy Callendar),就收集了分散在全球各地,147 个天气观测站取得的气温量测结果,尝试确认全世界是否确实在暖化。虽然他没有北极、南极跟各大海洋的资料,不过他指出地球在过去500 年间,暖化了大约摄氏0.3 度。
卡兰达的计算结果,再度引发了二氧化碳排放是否会改变地球气候的辩论。不过他的研究证据未能说服大众,部分原因在于全球暖化在1940 年左右停顿下来,温度直到1970 年代中期之前,一直都维持平盘。除此之外,大多数的人认为,海洋会把大部分多余的碳排放吸纳掉。
这种对碳排放掉以轻心的态度,到了1957年开始有了转变。美国科学家罗杰·瑞维勒(Roger Revelle)与汉斯·苏斯(Hans Suess)利用放射性碳定年法,设法追踪海洋中碳分子的生命周期。他们指出海洋吸收的大部分二氧化碳,几年后就会蒸发回到大气中。
不久之后,另一位美国科学家查尔斯·基林(Charles Keeling)于1958 年,开始在偏远的夏威夷毛纳洛峰观测站,测量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他的初步量测结果显示,二氧化碳浓度有很强的季节循环特性,每年夏天都会随着植物吸收二氧化碳而降低。不过到了1961 年,他已能指出二氧化碳浓度确实在稳定地上升当中。
众所皆知的基林曲线。
时至今日,基林的长期实验结果,为人类活动导致二氧化碳浓度增加的论点,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基林曲线」显示在1958年,二氧化碳平均浓度为315体积百万分率(ppmv),到了2014年春天达到401 ppmv的高峰。同时,对困在极地冰核气泡中气体的量测显示,在过去一万年间的二氧化碳平均浓度,介于275到285 ppmv之间,直到19世纪之后浓度才开始急速上升。二氧化碳浓度在大气中的上升趋势,同样反映在海洋中,海洋溶解二氧化碳导致表面海水变酸,酸度与工业革命肇始以来比较大约提升了三分之一。
基林在这个实验室里发展出「基林曲线」。
非自然气候变迁
但是单单是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并不能证明气候正在变迁,也不能说人类必须为此负责,必须要有更强烈的证据。全球温度在停顿35 年之后,到了1970 年代中期又开始上升。如今认为地球温度在这个时期受到抑制,是因为燃烧化石燃料所释放出来的粒子跟烟灰,把更多太阳辐射反射回太空所致。
在1980年代,对于全球暖化是否属实仍多有疑问,然而已有些振聋发聩之声。美国气候学家詹姆士·韩森(James Hansen)在1988年做出第一个气候预测模型,并在同年于美国国会作证中表示,「99%确定全球暖化趋势并非自然变异,而是二氧化碳跟其他人造气体在大气中积累的缘故」。有些政治人物相信全球气候确实受到威胁,其中包括拥有化学学位的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她在1989年联合国演说时曾表示,「眼前进入大气之中的二氧化碳正大量增加,这可能造成对未来更根本、范围更广且前所未闻的转变。」她同时也呼吁针对气候变迁缔结全球公约。
但是许多人并不相信这些预测,他们坚持气候变迁只是自然变异的一部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1988年成立,负责监控并评估气候变化的情况,但直到2007年IPCC才收集到足够的证据,最终确定自然变异极不可能造成我们所见的气候变迁(只有不到5%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在对上个世纪的气候进行数千次模拟之后,科学家发现今日的气候是自然出现的机率,每100次中只会出现五次。IPCC在2007年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中声明,「人类自1750年以来的活动,极可能(可能性超过95%)对气候造成明显的净暖化效应。」
人类活动与全球暖化的关联,虽然未获100% 证实,不过如今已足以使经济学家起身关注。英国政府经济学家尼可拉斯·史腾(Nicholas Stern)在2006 年发表评论,文中表示倘若任由气候变迁发展下去,其代价相当于全球每年损失至少5% 的国内生产毛额。相反地根据他的计算指出,若是采取行动抑制气候变迁,其代价大约是全球每年损失大约1% 的国内生产毛额。并非所有人都认同史腾算出来的数字,不过大多数人都认同现在处理气候变迁的代价,会比拖到以后再处理来得低廉。
如今主要担心的是,我们能够承担多大幅度的气候变迁。英国科学家詹姆士·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在1960年代提出盖亚理论,主张地球是个有生命的系统,生活在其上的生命跟周遭环境互动,以维持地球适宜居住。盖亚理论起初受到质疑,不过逐渐获得 认可,时至今日有些科学家开始担心,若对地球过分施压,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果。盖亚理论指出气候变迁并非总是平顺地发生,有可能会突然出现跳跃性的变化,我们把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称为「临界点」。举例来说,有人担心倘若北极太过暖化,会使得先前封存于永冻土中的甲烷冒出,这种温室气体产生巨幅增加的结果,有可能会发生得非常迅速,也许会导致无法逆转的气候变迁。
地球以前曾经经历过极端气候,有冰层一路延伸到赤道的情况,也有棕榈树在北极茂盛繁衍的情况。但是地球气候从未有如今这般,被迫以这么快的速度变化。瑞维勒在1957年时写道,「人类如今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地质物理实验。」时至今日,这场实验仍在进行中,而我们对其结果仍然所知甚微。
2015-12-01
对于全球变暖这件事,科学家们怎么看?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在这个寒风凛凛的冬天,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宣称,2015年或将成为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
地球在人类史上第一次超过二氧化碳410 ppm浓度
2017-05-03
该醒醒了。4月18日,地球冲破最新的气候变迁转折点。人类历史的第一次,测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为百万分之410 (parts per million,ppm)。
火山活动喷出温室气体导致远古地球“发高烧”
2017-09-04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一个国际科研团队发现,5600万年前一次剧烈的全球变暖事件,主要原因是北大西洋形成过程中的火山活动释放出巨量二氧化碳。这次地球“发高烧”被称为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持续了约15万年,其间全球气温上升了5摄氏度到8摄氏度。
封存在地底下大量的二氧化碳看来正在外泄中
2016-12-12
「二氧化碳」(carbon dioxide)温室气体,是主要导致地球暖化的头号杀手,然而,二氧化碳并不只是存在空气当中,它也被封存在地底深处。
研究:二氧化碳排放率 6600万年来最快
2016-03-22
根据今天公布的研究报告,人类将吸热型气体排入大气的速率,比6600万年前全球自然暖化速率快10倍。法新社报导,研究人员说,这样的速率远远超越5580万年前的剧烈气候事件,将让人类活在未知的危险环境中。
人类历史的第一次,测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为百万分之410
2017-05-03
该醒醒了。4月18日,地球冲破最新的气候变迁转折点。人类历史的第一次,测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为百万分之410 (parts per million,ppm)。
科学家首次揭示 煤炭是影响地球温度的重要因素
2017-10-10
煤炭的形成《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最新一篇研究报告指出,3亿年前煤炭形成之时,我们的地球差点变成冰冻星球,而今天,煤炭的燃烧却让地球过热。石碳纪以及二叠纪时期大片森林死亡石碳纪以及二叠纪时期,大片森林死亡,树木在生长过程中从大气中吸收的二氧化碳由此被被埋藏。
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再创新高
2015-11-10
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再创新高二氧化碳与水汽互相作用放大温室效应中国气象网讯11月9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温室气体公报》,2014年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再次突破记录,其中,二氧化碳浓度达到397.7ppm(1ppm为百万分之一)。二氧化碳浓度上升与水汽互相作用放大温室效应。
外媒:温室气体浓度创新高 森林吸碳能力下降
2014-09-11
参考消息网9月11日报道美联社9月9日报道称,联合国气候机构指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去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世界气象组织在一份年度报告中说,导致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是二氧化碳,去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平均浓度升至396ppm(1ppm为百万分之一),同比增幅为30年来最高。
你呼吸的空气中,二氧化碳达到“临界点”!专家说这会让气候剧烈变化!
我们的地球正在悄然发生着惊天动地的变化,这是我们能够感知的事实——两极冰盖日益减少,极端天气多发,不少地方的冬天甚至看不到雪,我们的地球正在变得不同寻常。地球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与人类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一部分的原因,来自于人类释放了过多的碳元素进入了大气中。
谢选骏指出:全球气候变迁不是我们害的吗?即使如此,全球气候变迁也将反过来害死我们。
【86、如何绘制12,000年的天气图可以帮助预测未来的气候变化】
布莱斯·瑞
随着喷射流向北移动,英国有望在冬季出现更多的风暴和洪水。詹姆斯·麦克道尔
最后的结尾冰期大约在12,000年前,其特征是最终的寒冷阶段称为 年轻的树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仍大部分被冰覆盖,整个欧洲的山脉比今天有更多,更大的冰川。苏格兰西部有一个很大的冰原,不列颠群岛上的许多山脉上都可以找到冰川。
毫不奇怪,当时的气候更冷,尤其是在冬天,英国的温度降至-30°C或更低。尽管有如此寒冷的冰河时代冬季,但地球绕太阳运行的轨道却不同,这意味着夏季相对温暖,整个英国和爱尔兰,7月的平均温度在10°C至XNUMX°C之间。
然后,像现在一样,极地前喷流(高空快速移动的风带)对整个欧洲的天气产生了重大影响,使来自大西洋的降水(雨和雪)遍布整个大陆。但是,在书面气候记录之前,人们对降水的时间,数量和模式知之甚少。
气候科学家如何预测未来
我们的新的研究曾使用过“年轻树妖”时期存在的冰川来确定当时整个欧洲的降水模式和射流路径。我们确定了冰川地形 rain 从南部的摩洛哥到北部的挪威,从西部的爱尔兰到东部的土耳其,共有122个站点,这证明了大约12,000年前的冰川存在。
我们使用关于冰在地形上流动的方式的知识,重构了每个冰川的3D几何形状。 从重建的冰面,我们可以确定每个冰川的重要点,即 平衡线高度 通过年降水量和夏季平均温度与气候相关。
实际上,这是冰川的高度,在12,000月底积雪和融雪相等,可以看作是雪线。 结果提供了一张由喷射流控制的大约XNUMX年前的欧洲降水图。
射流天气
结果表明,英国,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大部分时间都比今天湿润,地中海,特别是东部的巴尔干,希腊和土耳其也较今天湿润。 在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整个欧洲的远东地区,天气相对较干燥。 这些潮湿干燥的地区使我们能够确定喷射流的位置。
我们推测喷射流越过了潮湿的地区,并带来了暴风雨(称为 中纬度洼地)我们在英国(尤其是苏格兰)都很熟悉,并且还可能引发其他更小,更强烈的风暴。 根据喷射流的路径,可以认为英国和爱尔兰的秋天和春季最潮湿,而冬天则比较干燥。
在葡萄牙,西班牙和地中海地区,冬季可能是最潮湿的月份,秋季和春季则比较干燥。这是我们第一次了解Younger Dryas期间整个欧洲的季节性天气情况,而且在我们记录气候观测的时期之外,对过去气候的这种瞥见确实很少见。
通常只有数值气候模型 揭示了过去的大气环流,风暴轨迹和降水的这种区域尺度的观点。数值气候模型通过将大气,地球表面和海洋在三维网格中垂直和水平划分为多个相互连接的单元来绘制天气和气候图,并求解复杂的数学方程式以确定能量和物质在系统中的移动方式。
伊比利亚半岛中部山脉的库尔珀-德翁布勒古冰川的3D重建。
改变射流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比较了12,000年前冰川衍生的降水和几个 古气候 (过去对气候的研究)计算机模拟。 数值气候模型极其复杂,但是仍然简化了现实,因此不同的模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不同意见的输出。
根据我们对古冰川的研究确定的总体降水模式与气候模型输出的某些部分一致,但与其他部分不一致-例如,没有一个气候模型可以确定英国,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地中海在过去是湿的。
为什么气候是英国的选举重点
我们已经看到迹象表明 随着气候变暖,喷气流可能正在改变 人们认为它可能会向北移动并起伏。 这些涟漪可能导致更多的极端情况,例如夏天的热浪和冬天的暴风雨和洪水。
为了了解未来气候将如何变化,我们依靠计算机模型,但是这些模型尚未就过去发生的事情或未来确切发生的事情达成共识。为了从持续的气候变暖中做出更好的未来预测,可以使用古气候数据集(例如,根据我们的研究确定的冰川衍生降水)来测试计算机模型。
如果这些模型能够更好地再现从过去的气候中重建的降水模式,尤其是在喷气流移动的时期,那么我们对他们对未来气候的预测的信心也会增强。
谢选骏指出:上文试图通过研究过去以便帮助预测未来。但事实上研究过去却往往无法预测未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你的研究活动本身就干扰了未来的发展。例如我发表了“现代南北朝”的研究成果,可能反而干扰了中国的统一。
【87、世界末日将到来?最大威胁是外太空】
2015-12-25 驱动中国
宗教预言与神话中的世界末日,主要是指地球文明的终结。但是科学上所谓的世界末日,是指宇宙系统的崩溃或人类社会的灭亡。一个时代的终结正在逐渐逼近。这一点得到了科学界大部分人和无数严谨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认同。
宇宙万物是循环的
有人一直担心,曾经在地球上生活的所有物种中,99%已经灭绝,人类很可能最终不能幸免于难。我们所在星球上的生物多样性是周期循环的,因为根据对最近5.42亿年海洋生物化石记录的完整分析,发现生物多样性在
世界末日将到来?
现在有很多证据显示,地球面貌将发生重大变化,有人从袭击或者影响人类的越来越强烈和不可控制的自然灾难中嗅到了世界末日的气息。
但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早就已经开始。宇宙万物都是循环的,人类(大约出现于500万至100万年前)历史相对于地球年龄(约在45亿年至46亿年间)是非常年轻的,而在地球历史上已经发生了数次末日大灾难,冰期就是例子之一,其中大冰期就出现了至少4次,最早的发生在2.7亿年至2.3亿年前,最近的大冰期则在4000万年前开始,大约在1万年前结束。
另一个世界末日的例子是发生在大约6500万年前的恐龙灭绝和世界大洪水。关于大洪水,并没有具体的时间记录。有人认为可能是公元前6000年的火山喷发引发了巨大海啸造成洪水泛滥,还有人认为洪水与大约7万年前印度尼西亚的多巴火山爆发有关,这次灾难导致地球温度猛烈下降和普遍降雨。
世界末日论过于仓促
如此看来我们不禁要问,这些灾难事件是不是在一定时间内会重复出现?对于这个问题有不少解释理论,而现在说世界末日将会因此而到来可能过于仓促。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人类的最大威胁应该来自外空间。
太阳活动是威胁之一,其中太阳大喷发的可能性很大,因此而弹射出来的高速行进的亚原子颗粒气流将轰炸地球。这是宇宙中经常发生的事情,因为科学家发现有些星体的亮度会增加20倍,可能就是因为出现了大喷发的缘故。
科学家还猜测过小行星撞击地球,它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并非不可能。举例来说,1908年一颗直径只有70米的陨石在西伯利亚坠落爆炸,释放的能量是广岛原子弹的1000倍。如果在太阳科伊伯带中运行的10万个直径超过50公里的天体中有一个砸到我们头顶上方,人类将无一幸存。二叠纪末期发生的大灭绝事件导致地球上95%的物种灭亡,这个灭绝率非比寻常,甚至超过了引起恐龙灭绝的那场灾难,那次似乎是因为小行星坠落引起的灾难导致地球上75%的物种灭亡。
世界末日“陨石撞击说”
伽马射线喷发是可能发生的另一个威胁。这个辐射是因为萎缩的行星相撞引起的,会以伽马射线方式释放巨大的能量,其强度甚至可以是太阳能量的1016倍。如果这种行星相撞事件发生的距离相对较近(在1000光年之内),地球大气层最初可以保护我们免受伤害,但是形成的氮氧化物会破坏臭氧层,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因此能够长驱直入,不但可能让人类患上皮肤癌,而且会破坏海洋中的浮游生物,而浮游生物是地球食物链的基础,并且是大气中大部分氧气的来源。
银河系有一千万个黑洞
另一个可能导致地球生命大规模灭绝的威胁也是来自外空间,那就是未被发现的黑洞。天文学家估计,仅在银河系就存在1000万个黑洞,肉眼看不见黑洞,它们发出的光芒因为巨大的重力而被“吞没”,它们像其他星体一样按轨道运行,因此接近地球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如果一颗“正常”行星靠近地球,我们能够预先知道,黑洞的靠近却不能预知,只有在行星甚至地球的轨道发生扭曲时我们才会察觉。运气好的话,地球将会在高度椭圆的轨道上运行,导致一些极端气候变化发生,运气差的话,地球的运行轨道会变得非常夸张,以至于脱离太阳体系,人类将陷入未知的命运。
世界末日景象
美国航天局天体生物学研究所最近抛出的一种理论认为,地球曾在过去与非常密集的巨大太空云相遇,导致地球上的物种全球大灭绝,太空云的经过造成全球范围的结冰。另一种可能性是地球与并不非常密集的分子云相遇,云中携带的粒子穿透了大气层,破坏了大部分臭氧保护层,因此造成了全球物种的灭绝。
谢选骏指出:“6200万年的神秘周期内增加和减少,没有人确切知道其中的奥秘。”——这个说法不确,因为据我所知,6200万年的周期就是银河年的季节——
网文《太阳系绕银心公转是否有“四季”之分?转到一定位置会有危险吗?》(科学船坞)报道:
地球上有四季之分,这是因为地球的自转轴与公转的黄道面并不垂直,存在一定的夹角,所以当地球公转到一定位置时,太阳光在地球上的直射位置就会发生变化,导致了北半球是夏季时,南半球就是冬季,因此出现了四季变化,这样的四季完整变化在一年中就会发生一次。
太阳系围绕着银河系的质心公转,公转速度:约217KM/S,大约2.25-2.5亿年完成公转一圈,根据太阳运动的速度与位置,可以计算太阳围绕银心公转的大致轨道。当然了,由于银河系中存在大量的星体,恒星密集的地方对太阳也施加较大引力影响,所以太阳系的公转轨道也是飘忽不定的。
太阳系公转轨道
若2.5亿年公转完成一圈,由于太阳已经诞生了50亿年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太阳已经完成20圈的公转了,由于银心处恒星非常密集,并且银心位置还潜伏着一个拥有400万太阳质量以上的巨大黑洞人马座A*,由于物质落入黑洞后会放出高能辐射,如果距离黑洞较近,显然将面临巨大的威胁,不过,银河系中心的黑洞相较于别的星系中心黑洞来说还是比较安静的。
太阳系
另外,由于太阳距离银心有2.6万光年之遥,中间分布着大量的恒星以及星际尘埃,黑洞的影响对于太阳系来说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太阳系围绕银心公转一圈,其周围的太空环境是没有大的周期变化的,因此也就不存在题目所说的那种情况了。
太阳系
不仅如此,银心黑洞对于太阳系施加的引力影响也是极为有限的。那有的人会问,为什么太阳系还围绕它公转呢?这是因为银心是大家共同的质心所在,质心,顾名思义就是质量集中的中心,质量集中的中心并不代表着那里占据着很多质量,事实上,人马座A*的质量只占银河系总质量的0.0005%左右,但是银心位置包括这个黑洞,那里的质量密度是极高的。那么多的星体围绕它公转,并非是它的引力影响,而是因为它是大家公转的质心。
有的人还会问,史上的五次生物大灭绝事件与题目说的有没有关系呢?
生物大灭绝
没有关系,五次生物大灭绝所发生的时间轴,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并且从发掘出的地质资料来看,五次生物大灭绝的原因要么是地球自身气候的剧变,要么是小行星或彗星撞击地球所致,与太阳系如何公转、公转到哪里是没有关系的。
谢选骏指出:慢一点下结论。“太阳系围绕着银河系的质心公转,公转速度:约217KM/S,大约2.25-2.5亿年完成公转一圈”——其四分之一年的一个季节,不正好是6200万年左右吗?这是银河年的一个季节,也是生物大灭绝的周期。
【88、台湾气候变迁科学团队:2060年台湾恐无冬天】
台湾“联合新闻”消息,联合国气候变迁小组(IPCC)前天发表重磅气候报告,放解全球面临增温1.5°C的困境。台湾气候变迁科学团队依照IPCC报告,昨天(10日)发表“台湾版气候变迁报告”,表示未来在最恶劣的情况下,最快2060年台湾就没有冬天。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由台湾科技部门、气象部门、台湾师范大学地科系、台湾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等组成的台湾气候变迁科学团队称,根据IPCC最新报告,若无法在未来几十年内大幅减少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排放,全球暖化在本世纪会超过1.5或2°C,将造成气候系统改变,包括极端高温、豪雨、干旱发生频率与强度增加等。
该团队回顾台湾本地气候观测发现,过去110年间,台湾平地年平均气温上升1.6°C,比全球平均1.07°C还高,且近50年至30年增温还有加速趋势,而年总降雨量没有明显变化。
展望未来气候更不乐观,台湾团队说,在最劣情境下,本世纪中、末的年平均温度,台湾将分别上升1.8°C、3.4°C;在减缓情况下,也可能会增加1.3°C、1.4°C。
台湾团队说,台湾“干愈干、湿愈湿”情况也将加剧,年总雨量到世纪末最多上升三成一,但不降雨日数增为一成二。侵台台风变少,威力却增强,世纪末侵台台风个数将减少五成五,强度增加五成。
台湾恐将失去四季。报道称,民众对“夏天愈来愈长、冬天愈来愈短”的感受也将愈来愈明显。台湾团队说,跟1990年前相比,台湾夏季长度已增为120天至150天,冬季减为70天,近年甚至剩下20天至40天。进一步推估未来到世纪末情况,台湾夏季甚至将大幅拉长为155天至210天,冬季降为0天至50天;且若在最惨情况下,可能在2060年就会完全没有冬季。
谢选骏指出:台湾现在就几乎没有冰雪,也算有冬天吗?难怪那里的人都穿着拖鞋上街。
【89、我們還有可能將全球升溫限制在1.5度嗎?】
聯合國IPCC氣候評估報告出爐,每個人都該了解的7大重點整理
MATT SIMON, WENDY CHEN 2021年8月16日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新發布的報告預測全球氣候變化將出現的災難性後果。不過報告也表示,若現在迅速採取行動還來得及。
愛地球,我們從日常開始。
2021, VOGUE跟你一起有意識的過生活。
最近,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提出一份關於全球氣候現況的最新報告,綜合了上百位專家研究出的1.4萬件科學文獻,科學家於報告中強烈表示人類儼然在點火燃燒地球,氣候將越來越熱、北極冰層將持續融化、乾旱與風暴也將加劇。未來看似是一場災難,除非我們立即大幅降低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量。
位於冰島的Kviarjokull冰河正在溶解中
將全球升溫控制在1.5度還有可能嗎?
IPCC副主席兼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資深氣候顧問巴瑞特(Ko Barrett)表示:「數十年來我們都知道地球在暖化,不過這份報告告訴我們近期的氣候變化不僅範圍擴大、迅速且每日俱增,是幾千年以來前所未見的情況。」,他於記者會上也說:「重點是除非我們盡快且大規模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限制地球升溫至攝氏1.5度或華氏2.7度,否則這將會是無法挽回的局面。」。
這個升溫門檻是《巴黎氣候協定》的目標,相較前工業化時代,將全球升溫的幅度侷限在攝氏1.5度內並積極避免攝氏2度的上限。IPCC最新報告指出目前已升溫至1.1度,若沒有採取任何手段,到了2030年代前葉至中葉便會來到1.5度。美國環保團體「突破組織」(Breakthrough Institute)氣候和能源負責人豪斯法勒(Zeke Hausfather)雖未參與報告,但他也表示:「前一份IPCC報告預估地球在2040年代才會來到1.5度的門檻,若是持續實施高排碳政策,我們在2040年代與2050年代前葉便會超過2度的上限。」
為什麼差0.5度的影響會如此嚴重?卡內基氣候地球工程治理倡議(Carnegie Climate Governance Initiative)執行主任兼前聯合國氣候變遷秘書長帕茲托(Janos Pasztor)表示:「1.5度和2度之間的差異很大,乾旱、熱浪、風暴、洪水、融冰和海平面上升的天災都將加劇。升溫2度已經很糟了,超過2度將會是更大的災難,我們也確實有機會往那樣的情況發展。」。
這份報告中提出5種不同的碳排情境假設,從極低碳排量至極高碳排量預測未來曲線。(在極低碳排量的情境下,大約在2050年將會達到碳中和並持續往下降。在極高碳排量的情境下,到了2050年將會增加兩倍。),換句話說,這份報告是根據人類社會減碳的速度來預測氣候的狀況。
全球都正遭受極端氣候影響
報告中以顏色區分的圖表也顯示氣候暖化的程度將如何影響全球溫度以及降水量,並標示出全球有哪些地區將出現極端的高溫、降水量與乾旱。從圖表也可看出幾乎是全球各個地區都有這樣的現象。
報告中也提到世界各地的都市區將遭受威脅,城市在白天時會吸收太陽的能量並在晚上慢慢釋放,導致都市區比周圍郊區的溫度更高。哥倫比亞安蒂奧基亞大學(University of Antioquia)副教授戈梅茲(Paola Andrea Arias Gómez)在記者會上表示:「我們觀測目前全球的極端熱浪所出現的頻率是以前的5倍,若是全球升溫達到2度,那將會是以前的14倍。」。
北極圈的升溫速度更是高過其它地區
不過更讓人擔心的是北極圈暖化太過迅速的狀況,直到最近科學家甚至認為北極圈升溫的速度比其它地區還要快2倍。愛丁堡大學全球變化生態學家麥爾史密斯(Isla Myers-Smith)長期研究北極圈,她雖未參與IPCC報告卻認為如今該地區升溫的速度已經快達3倍。實際上有許多因素會導致北極升溫,像是洋流變化以及反照率。當更多冰川融化並暴露底下的凍土,便會進一步使地區升溫、導致融冰更加嚴重。
IPCC報告中說明在2011至2020年間,北極海冰覆蓋的平均區域比1850年以來還要小,並且至少在過去的1000年裡,北極夏末的海冰面積比以往都少。
麥爾史密斯警告:「對冰凍的北極圈來說,升溫會導致永凍土解凍、海冰融化、冰川退縮,這不只會在北極圈形成連鎖效應,更會影響全世界。北極圈若在夏季出現熱浪將會導致全球出現更嚴重、面積更大的森林大火。發生在北極圈的事並不會只待在北極圈。出現在低緯度地區的熱浪都可能與北極圈暖化有關。」,北部地區的大火因為都在燃燒泥炭而釋放出驚人的二氧化碳量,導致氣候變化加速。
冰川消融增長,全球平均海平面在1901至2018年間已上升約20公分。(有趣的是,報告中提到1971至2018年海平面上升有一半的原因都來自海水的熱膨脹效應:海水升溫時會擴張。),羅格斯大學地球、海洋與大氣科學學院院長考普(Bob Kopp)於記者會表示:「無論我們降低碳排放的速度多快,我們很有可能在本世紀中葉看到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15到30公分。平均來說我們過去以為百年才會一見的高海平面,其發生的機率將增加10倍以上。」。
不僅野火、乾旱,全球暖化也將帶來更嚴重的水災
在極低碳排量的情境下,報告中預測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的幅度到了2100年可能介於約30至60公分。不過在極高碳排量的情境下,這個數字可能會是約198公分,到了2150年甚至會超過487公分。
1850-1900年均降水量變化與年平均總柱土壤水分變化
氣候暖化也會增加某些地區的降水量,上方地圖顯示相較於1850至1900年間,若氣候升溫1.5度、2度、4度,各地的年均降水量將會如何上升。而高緯度地區、太平洋赤道地區以及有季風氣候的地區,其降水量將會大幅上升。
你或許以為更熱的氣候代表雨量會減少,但事實上不見得如此。較熱的氣溫會導致更多陸地上的水氣蒸發、形成雨水,而且更暖的大氣層能容納更多水氣。更多的降水量不一定是好事,因為那會導致更嚴重的洪水,像是今年7月出現在歐洲地區的水災。
世界各地正因為人為影響造成氣候越趨極端
下方的圖表將世界地圖拆分成各個區域,並評估自1950年代起所觀測到的極端氣候次數(WNA代表北美洲西部,而WCE代表西歐與中歐)。紅色六角形顯示在41個地區所觀測到的極端高溫(沒有任何地區觀測到降溫,不過許多地區亦缺少相關數據),綠色六角形則顯示在19個地區觀測到的極端降水量(同樣的沒有任何地區下降,且缺少數據),而黃色六角形標示出12個地區出現的農業或生態區乾旱(僅1個地區有趨緩)。
全球各地觀測到的極端氣候變化
舉例來說在北美洲西部,科學家已觀測到高溫與乾旱現象的升幅,不過這個地區頻頻出現野火災情因此也不令人意外(野火產生的濃煙甚至堆疊到出現火雷雲的現象。)戈梅茲說:「我們發現全球以往每10年才會發生1次的乾旱,如今發生的頻率上升了70%。若全球升溫達到2度,發生這樣程度的乾旱將會是2倍或3倍的頻率。」。
地球暖化還有辦法改變嗎?
我們如此糟糕地對待地球,它卻在盡最大的努力拯救我們。當我們排放二氧化碳,海洋與陸地會吸收大部分的氣體:二氧化碳會融入海水,樹林會吸入氣體並釋放氧氣。若少了這些二氧化碳吸儲庫,氣候變遷會比現在更加嚴重。
極低到極高碳排量的5種情境
不過請仔細看上方的圖表,從左到右分別描繪出極低到極高碳排量的5種情境。圖表右側顯示排放到大氣層較高的二氧化碳比例,左側則顯示較低的碳排量。豪斯法勒表示:「壞消息是當地球升溫、排放到大氣層的二氧化碳增加,陸地與海洋的碳吸儲庫將減弱。」,當海水變得越來越酸性,便無法吸收大量的碳。他繼續說道:「當陸地上的環境條件變得越熱越乾,土壤能夠儲存的碳也會變少,因此野火會更頻繁地出現。」,野火肆虐土地時,樹木所吸收的二氧化碳又會立刻返回大氣中。
地球已無法拯救我們了,只有大幅減碳才能力挽狂瀾。報告中提到在極低碳排情境下,到了2081至2100年的全球均溫很有可能會上升1至1.8度。這絕對還是危險的,不過比起中碳排情境會躍升到2.1至3.5度還是好很多。在極高碳排情境下則會更糟糕:3.3至5.7度。
二氧化碳在大氣中的滯留時間非常久,它會存在幾百年之久才完全分解。因此即使人類從明天起突然停止排碳,地球依然會有幾十年的暖化時間。
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幫兇
報告也強調了另一個問題:人類也在產生另一種來自化石燃料的溫室氣體「甲烷」(牛打嗝時也會產生這種氣體)。甲烷造成氣候暖化的程度大於二氧化碳80倍,成為最具危害力的溫室氣體,不過甲烷大約在10年間便會消散。豪斯法勒說:「這是我們可以影響短期氣候變化的重要手段。你一旦釋放1噸的二氧化碳到大氣中,絕大部份的氣體會停留非常久的時間。不過你若釋放1噸的甲烷,大約過了10到12年左右便會消失。這代表我們若能夠減少甲烷的排放,大氣中的甲烷量幾乎會立刻下降。」。
因為二氧化碳的停留時間很長,科學家在研究各種從大氣中吸取氣體的方式,這個概念稱為「碳移除」。報告中僅簡短地提及這項研發,不過坦白說,這項技術至今還不成熟且未廣泛使用(有研究團隊在今年初呼籲我們應該緊急並大量地投資開發吸碳技術)。卡內基氣候地球工程治理倡議執行主任帕茲托表示:「他們強烈提出的重點是,這會需要時間。不只是要建立系統,還有這個動作對氣候的影響。」,更何況這個想法也會出現其它問題,舉例來說:既然全球每個國家都共享同一個大氣層,誰願意來支付這些技術的費用呢?
我們沒有時間等這樣的技術來拯救我們。智利大學氣候與韌性研究中心的院長哥拉迪(Maisa Rojas Corradi)在記者會問道:「我們還有可能將全球升溫限制在1.5度嗎?」
答案是可以。不過除非我們立即、迅速且大規模地減少所有溫室氣體的排放,否則全球暖化的總升溫不可能限制在1.5度。
谢选骏指出:科技似乎万能,结果造成了环境灾难。这就是西方文明的末日。
【90、现在我们地球的气候是处在“冰期”,还是处在“间冰期”?】
地理沙龙 2020-02-08
我们知道宇宙中的所有天体都是在运动之中的,“运动是绝对的,而静止是相对的”,其实不仅如此,可以说这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在不停的运动之中的,当然也包括我们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就是说组成自然地理环境的各类要素,包括地形、气候、土壤、生物和水文等要素都是在运动之中的。我们地球的气候就是在不停的变化之中,不仅仅是一个特定地点,或是区域,乃至全球的气候都在变化之中。
一个区域的气候是以气温和降水等气候要素来衡量其特征的,所谓气候变化,其实就是指气温、降水、光照、风力等要素的变化来体现的。从时间尺度来看,我们通常可以把地球气候的变化历史划分为地质时期、历史时期和近现代三个阶段。其中近现代气候,是指近一两百年以来,人类有气象观测记录的时期,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时期相对应差不多是工业革命以来到现在,这一时期地球气候的整体变化主要体现为“全球变暖”。
19世纪以来全球平均气温变化
而“历史时期”是指第四纪冰期结束后近10000年以来的地球气候变化,这一时期对应人类的发展历史大约是从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时期,对于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研究,我们主要是通过对于古代文字记载和考古发现来进行的,历史时期近5000年以来,全球气候有两次较大的波动,分别是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的“温暖期”,当时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大约3至4℃;另一次是从15世纪以来的“寒冷期”,其中大约1550年至1850年属于十分寒冷的时期,当时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大约1-2℃,差不多是对应我国的明清时期。
对于1万年以前的地球所有历史时期,我们称为“地质时期”,对于这一时期,人类几乎和动物也没有很大的差别,因此人类几乎没有对当时的气候进行任何的记录,所以人类主要是通过地质考古和研究来加以实现的。我们发现地质时期全球气候一直处在波动变化之中,冷暖干湿相互交替,变化周期长短不一。我们把地质时期气候寒冷的时期称为“冰期”,而两个冰期之间气候相对温暖的时期称为“间冰期”。
我们研究整个地质时期,总共经历了大约三次大的“冰期”,分别是震旦纪大冰期,距今大约7亿年前;石炭二叠纪大冰期(晚古生代大冰期),大约距今3.5亿至2.7亿年以前;第四纪大冰期,大约开始于距今约200至300万年前,普遍认为结束于大约1至2万年前。在这三次大冰期间间隔的2至3亿年时间,气温通常较为温暖,称为“间冰期”,比如在恐龙生活的白垩纪,距今大约1亿年以前,刚好间隔于石炭二叠纪大冰期和第四纪大冰期之间,当时全球气候表现为十分温暖。
第四纪冰期
从地球地质时期气候变化的特点来看,通常“冰期”持续的时间较短,而“间冰期”持续的时间较长,冰期的时间只占整个地球地质时期的十分之一左右。其中震旦纪大冰期大约持续了4000万年,石炭二叠纪大冰期大约持续了8000万年,而对于第四纪大冰期持续的时间科学家是由争议的。也就是说,如果按照第四纪大冰期始于200至300万年前,结束于1至2万年前,那么就只大约持续了300万年时间,在时间上与前两次大冰期差距明显。所以在自然的演化过程中可能第四纪冰期还会继续延续,但是由于人类工业革命的开始,在气候变化中加入了人类因素,地球平均气温已经迅速升高,因此地球的气候变化模型也就发生了改变,第四纪大冰期只能是结束了,现在应该已经进入到了新的“间冰期”,你觉得呢?
《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
水信息网 祝昌汉 2015-09-17
什么是气侯变化
气候变化是长时期大气状态变化的一种反映。气候变化主要表征大气各种时间长度的冷与暖或干与湿变化。冷与暖或者干与湿相互交替组成了不同的变化周期。但是,这些变化的周期是不严格的,一个周期内前后阶段往往不具有对称性,而且不同周期的长度还可以相差很大。气候变化就是这样一种比较复杂而且是周而复始地准周期变化。
气候变化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周期,气候变化的周期越长,变化的幅度越大。现代资料能分辨出几年周期的气候变化,是研究气候变率的基本资料。历史气候史料能反映几十至几百年的气候变化,是现代气候变化的重要背景。地质资料能反映上万年的气候变化,给出这一期间气候变化的总趋势。地质资料与史料虽然是古代资料,但是它们所反映的气候变化周期对现代气候变化有制约作用。
世界上任何事物,要知道它的未来,必先了解它的过去,气候也是这样。研究长时期内的气候变化是十分有意义的。长时期尺度的气候是较短时间气候状态的背景和分析依据。不知道过去的气候变化,就弄不清当前气候的来龙去脉,也就不能认识和评价现在的气候与预测未来的气候。
目前,我们比较关心的是近百年来的气候变化。近百年的气候变化已经可以用气象观测数据表示。近百年来全球气候变化最突出的特征是温度的显著变暖。几乎所有的温度观测记录分析都表明,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平均温度上升了大约0.6℃,增暖速率为0.5℃/100年。气候的变暖造成世界上许多的冰川消融,甚至消失,全球平均冰川物质平衡为负;近百年全球海平面平均也上升了15厘米,其中一半估计是由于海水的热力膨胀造成的,另一半是由于冰雪溶化造成的,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卫星观测表明,北半球春季和夏季的雪盖面积,从1987年以来已经减少了10%。这些间接的证据也都说明了20世纪气候在变暖。一般说,各地降水大致呈波动状。温度在30~40年代为最暖期,以后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又升到第二个高温期。
我国近百年来的温度变化与世界的平均情况基本相似,30~50年代是温度较高的时期,以后略有回降,到20世纪80年代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值。据中国气象局近来的统计资料,从20世纪50年代~80年代间,升温比较明显的是在我国北方,而长江流域和西南各省气温反而有所下降。升温最多的省份是黑龙江(0.7℃)、内蒙古(0.83℃)、北京(0.88℃)、河北(0.84℃)、吉林(0.65℃)、辽宁(0.64℃)、山西(0.65℃)等省(市);降温最多的是四川(-0.92℃)、湖北(-1.09℃)。因此,近百年我国的温度变化是北方升温趋势明显,南方不明显,有些地方甚至出现降温的情况。
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
人类活动是全球气候系统中的重要成员之一,也是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热门话题。由于近百年来全球气温有变暖的趋势,同时科学家们又注意到人类向大气中排放的微量气体浓度明显增加,因此,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等,是各国科学家、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
在人类出现于地球后的数万年发展过程中,绝大部分时间是被动地适应居住环境和相应的气候条件。在此期间,人类并未对环境和气候产生足够大的影响,气候仍在其基本因子的作用下变化着。但在世界工业革命后的200年间,地球上人口剧增,科学技术发展和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大,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和对气候的影响越来越大,地球表面及大气的自然状态受到破坏。由于砍伐森林和燃烧矿物燃料,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迅速增加,造成温室效应加剧。20世纪60年以来,氯氟烃等微量气体的增加,又加速了这一过程。同时,由于过渡放牧,破坏原始森林及自然植被改变了地表的物理状况,城市的扩展造成热岛效应,大气污染,平流层臭氧受到破坏使南极臭氧洞扩大。这些都直接或间接改变了气候系统的状况。目前,这种因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在数十年到百年时间尺度的气候变化中,其影响程度已可达到和自然因子影响同等的程度。因此,若不加以合理规划和控制,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将日渐加剧,不仅会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居住环境,还将危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人类活动对气候和环境的影响,许多可以后延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恢复。如何评价人类活动对气候环境的影响,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存利去弊,以改善人类居住环境和气候状况,确保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便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国处于世界气候脆弱带,全球变暖必将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人类活动给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不仅直接影响到气候的冷暖与干湿,而且对生态环境、经济贸易仍至国际政治关系产生广泛的影响,同时环境与经济的改变反过来又会影响到气候变化。可以说当前的全球气候变化是迄今人类遇到的一个最复杂的地球系统科学问题之一。世界气象组织主持制定的世界气候影响计划提出了气候对人类影响的十个研究方向:1.人类的健康和工作能力;2.住房建筑和新住宅区;3.各类农业;4.水资源开发和管理;5.林业资源;6.渔业和海洋资源;7.能源的生产和消费;8.工商业活动;9.交通和运输;10.各种公共服务。其中,由于气侯变化而引起的海平面升降、农业和粮食的供给、环境污染、生态系统变化、淡水资源以及人类健康等方面的影响问题最受关注。
人类活动引起的温室效应增强,是目前最为重要的全球环境问题之一。在寒冷地区的农业生产中,为使农作物如蔬菜等能够在寒冷气候中正常生长,经常建造玻璃(或透明塑料)房屋,将农作物种植在里面。利用玻璃可以让太阳短波辐射通过的原理,保持白天室内足够温暖的温度。又利用夜晚室内地面长波辐射被玻璃返回地面的原理,继续保持室内夜间温暖的温度。人们称这样的玻璃房屋为温室。大气中有些微量气体,如水汽、二氧化碳、氧化亚氮、甲烷等,能够起到类似玻璃的作用,即大气中的这些微量气体能够使太阳短波辐射的某些波段透过,达到地面,从而使近地面层变暖;又能使地面放射的长波辐射返回到地表面,从而继续保持地面的温度。人们把大气中微量气体的这种作用称为大气中的温室效应,而把具有这种温室效应的微量气体称作“温室气体”。据研究,如果大气中没有这些温室气体,地表平均温度要比现在低33℃。所以这些温室气体的存在,对于在地表形成今天这样适宜生物生存的温度是十分重要的。
自从工业革命(1750年)以来,人类由于使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以及加速毁林和破坏草原,大气中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的浓度分别增加了30%,145%,15%(1992年资料),这些变化主要归因于人类活动。许多温室气体可在大气中存在很长时间(例如,二氧化碳和甲烷可存在几十年到数百年),具有增温作用。因此,它们将在很长时间内起作用。
近百年全球变暖的证据,除气温外,还表现在诸多方面,近几十年的观测记录表明,从地表到对流层低层和中层均存在增暖特征,陆地土壤温度及海洋表层海温也在变暖。另外,探测资料还显示,对流层高层与平流层低层有变冷的趋势。此外,全球大部分陆地区域的日最低温度明显变暖,因此日较差明显减小。近百年全球海平面平均上升了20~30厘米;全球中高纬度冰雪融化,冰川范围向高纬度收缩,尤以北美与欧亚大陆北部最为明显,高山雪线也明显收缩。
气候变化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全球变暖对农业生产造成极大危害,在一些农业生产脆弱区,虫害增加和干旱可能造成粮食减产,从而改变粮食贸易格局。此外,全球变暖对自然地球生态系统影响也十分明显,由此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将非常严重,特别是对于生态脆弱区。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严格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的改变,将对粮食、燃料、医药和建筑材料等产生影响,危及人类生存。
全球变暖对水循环的影响,在脆弱的干旱与半干旱地区更加明显。例如,我国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近50年来有明显变干的趋势,一些河流和湖泊已经干枯。全球变暖将可能使华北地区变暖变干,造成该地区干旱加剧,水资源更加短缺。水循环变化,将改变农业、生态系统和其它方面的用水方式,这将对本已处于干旱状态的区域(如非洲撒哈拉地区)的农业和水力发电等造成严重后果。一些对水资源脆弱和敏感的地区,将可能承受不了这种压力。
全球变暖及相应的一系列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也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研究表明,随着全球变暖,夏季高温日数将明显增加,心脏病和高血压病人犯病和死亡率都将增加。气候的急剧变化,如寒潮爆发或春季强冷空气的入侵等,对人的健康会有影响,尤其是一些病人和体弱的人群。全球变暖引起的病虫害增加和细菌繁殖,对人类健康的危害极大。例如高温与高湿可能造成蚊蝇孳生,导致霍乱病、疟疾病和黄热病等发病率增加。高温与干旱可能导致一些传染病增加,这在人口聚集区危害更大。温度和降水的变化,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病媒传染的疾病和病毒性疾病的分布,使其移向较高纬度地区,令更多人口面临疾病危险。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医疗设备和药物条件较差,而面临更大威胁。
全球变暖造成冰雪大量融化和海水热膨胀,将加快海平面上升,改变海洋环流和海洋生态系统,对社会经济造成重大损失。全球海平面上升将直接危及到低岛屿、低海岸带,及地势低洼地区和国家,许多城市坐落在海岸附近,那里人口密集,工农业发达。海平面上升,海水可能淹没农田,污染淡水供应,还可能改变海岸线。
全球变暖将对人类居住环境、能源、运输和工业等部门产生影响。人类居住环境对于发展迅速的气候变化的潜在响应是脆弱的,世界上一些三角洲地区对海平面升高的响应很脆弱,这包括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孟加拉国的恒河三角洲、中国的长江和黄河三角洲、中印半岛的湄公河三角洲、南美的亚马逊河三角洲、美国的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等。海面上升、海水入侵,还将使巴西、阿根廷和中国等国家沿海人口密集的工业区经济蒙受极大损失。海面上升:降淹没耕地,迫使人口大规模迁移,同时还会影响渔业生产。
气候变化的适应对策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关心的问题。气候变化影响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活动反过来又影响到气候变化。因此,人类活动、气候变化与环境变化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和相互反馈的复杂过程,涉及到多学科的交叉;有关气候变暖及其影响等问题的解决,需要多学科的科学家、管理人员以及政府官员的共同参与。气候与环境问题无国界,世界各国只有积极参与,全球采取步调一致的行动,正确处理好资源、环境与发展问题,才能够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最终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面对全球变暖的形势,目前我们采取的对策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减少目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在技术上最切实可行的是广泛植树造林,加强绿化;停止滥伐森林。用阳光的光合作用大量吸收和固定二氧化碳。其他还有利用化学反应来吸收二氧化碳的办法,但在技术上都不成熟,经济上更难大规模实行。
其次是适应,这是无论如何必需考虑的问题。所以除了建设海岸防护堤坝等工程技术措施防止海水入侵外,有计划地逐步改变当地农作物的种类和品种,以适应逐步变化的气候。例如日本北部就因为夏季过凉,过去并不种植水稻,或者产量很低,但是由于培育出了抗寒抗逆品种,现在连最北的北海道不仅也能长水稻,而且产量还很高。由于气候变化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只要能及早预测出气候变化趋势,是能够找到适应对策并顺利实施的。
另外是削减二氧化碳的排放量。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各国首脑共同签署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要求,在2000年发达国家应把二氧化碳排放量降回到1990年水平,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因为近百年来全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绝大部分是发达国家排放的。发展中国家首先是要脱贫、要发展。发达国家有义务这样做。但是,由于公约是框架性的,并没有约束力。而且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直接影响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有些发达国家不仅没有减排,甚至还在增排,2000年根本不可能降到1990年水平。在1997年12月11日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大会上(日本京都会议),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展开了尖锐紧张的斗争。最后发达国家做出让步,难产的《京都议定书》终于得到通过,议定书规定,所有发达国家应在2010年把6种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一氧化二氮、甲烷和三种氯氟烃)的排放量比1990年水平减少5.2%。这虽与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到2010年减少15%,到2020年再减少20%的目标相差很大,但毕竟这是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减排协议。
谢选骏指出:房间里老鼠多了,就有耗子屎的骚味;地球上人口多了,就有人烟人味——那就是“热室效应”了。
【91、以藻固碳!解密台泥循環經濟秘訣】
永續智庫 2021-08-20
作為全球首家通過循環經濟認證之水泥業,台泥以三大獨門祕法,實踐循環經濟與生態復育。三大秘法包含,引進水泥窯協同處理、導入科學減碳技術,與使用低碳運輸技術。希望從人類文明與環境保護為出發點,注入水泥建材與組織發展,並將企業社會責任的DNA納入每一個營運環節。
2013年,知名已故導演齊柏林透過一個一個鏡頭拍出環境紀錄片《看見台灣》,透過罕見的鳥瞰視角,讓台灣人看見遭受污染的嗚咽河川、以及被濫挖掏空的破碎山頭。影片點燃了台灣公眾於「環境保護」與「經濟開發」天秤兩端的對話,而其所帶出的氣候變遷和環境資源破壞等議題,頓時也讓水泥產業成為眾所質疑的高污染產業。
事實上,水泥在人類發展歷史上長久以來扮演著極為重要的功能。早在古羅馬時代,人們就已學會將石灰與火山灰混合,並將其作為建築材料以搭建穩固的房屋或設施。直至今日,水泥產業成為台灣國防工程建設與民生基礎產業,更是除了水資源之外,人均使用量排名第二高的物質。
「水泥是人類文明的黏著劑。」台泥董事長張安平於近期一場論壇演講中如此評價台灣水泥產業的發展脈絡與特點。而張安平所掌舵的台灣水泥也在這波綠色經濟與設計思考的風潮下,順應著永續趨勢與國際社會脈動,正快速地轉型成為台灣循環經濟的一顆閃耀之星。
台泥讓水泥業從「眾所質疑」搖身成為「循環經濟超新星」
創立至今邁入75歲的台灣水泥(簡稱台泥),自1997年配合政府產業東移,以循環角度出發,將工業港、和平電廠、水泥廠緊密相連,並把不同產業原料、燃料和廢棄物互補利用,形成跨產業的循環經濟運作方式,打造最佳化的資源使用效益模式。
台泥於2018年成為全球首家通過BS 8001循環經濟認證之水泥業,2019年更以花蓮和平港電廠三合一循環園區為基地,主動打開工廠大門,啟動開放生態循環工廠計畫,並於2020年正式啟用生態循環工廠。
該工廠以太魯閣族語「DAKA」(意即「瞭望」)命名,於同年取得經濟部觀光工廠認證,截至2021年4月底,已累計325萬人次造訪。台泥DAKA園區涵蓋水泥廠、和平電廠與和平港;水泥廠的燃料與部分原料,透過海運的方式運至和平港,以減少陸地運輸碳排放,而和平電廠所產生的煤灰亦轉化成為水泥原料。這些「廢棄物不出廠區」的規劃,使其成為亞洲首座「港電廠三合一」的循環經濟園區,更是台泥獨創跨產業的循環經濟示範區。
2020年7月,CSRone永續智庫團隊實地造訪位於花蓮縣秀林鄉和平村的「台泥DAKA園區」,深入探訪台泥循環經濟、生態復育的獨門祕法。
台泥花蓮和平礦場採用「礦山豎井運輸系統」,減少運輸車輛碳排放的同時,也降低了塵土飛散而導致的空污/圖片來源:CSRone永續智庫。
祕法一:轉廢為能!生活垃圾轉為能源 廚餘變身土壤改良材
全球各產業皆風靡的「循環經濟」思維,是指利用現有或已經使用過的資源,創造出新的價值或商業模式。根據估計,這股搶攻「零廢棄」的市場約有高達一兆美元的商機。
台泥「轉廢為能」的方案,緣起於花蓮縣政府擬解決境內垃圾無處可去的困境,進而啟動台灣第一個水泥窯協同處理技術,將垃圾轉化為能源。花蓮縣每天平均製造超過100公噸垃圾,由於縣內掩埋場已達飽和,又沒有焚化爐,必須每年花費1.2億元跨境送到宜蘭利澤焚化。但今年2月,利澤焚化爐因故停收花蓮垃圾,目前包括花蓮市、吉安鄉和囤積之生活廢棄物已達上萬噸,面臨嚴重垃圾危機。
為此花蓮縣政府主動與台泥聯繫,希望能夠利用台泥水泥窯高溫,將廢棄物無害化、資源化的特點,幫忙花蓮縣處理生活垃圾的問題。該案並於2020年通過環評大會,創下台灣循環經濟里程碑。
水泥窯協同處理(Co-processing)目前已是歐、美國家解決生活和事業廢棄物問題的重要解決方案。依據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BCSD)研究指出,水泥窯平均超過1,300度的高溫可分解戴奧辛、污泥等有害與無害廢棄物,並且將其轉化為再生資源替代水泥原料、燃料。
相較於平均溫度700至800度的焚化爐,水泥窯擁有的五大關鍵優勢分別為:
1. 窯內平均1300度的高溫可將廢棄物徹底分解,底渣可作為水泥部分原料
2. 重金屬等有毒物質和成分會固熔於水泥熱料中,避免造成二次排放
3. 城市垃圾、廢輪胎、廢油、廢毒溶液、污泥等均可無害化處理
4. 垃圾氣化之熱能可作為水泥窯能源
5. 無須額外徵收或新增土地使用
台泥DAKA廚餘再利用中心蒐集廚餘並成為土壤改良材/圖片來源:台泥。
另一方面,台泥也於2021年2月啟動「好回收 好和平」計畫,除了在DAKA園區內設置電池、飲料杯與寶特瓶等智慧回收設備,鼓勵民眾一同加入環保行列之外,更設置廚餘處理中心,收集廠區內和周邊社區的廚餘,經益菌分解後成為土壤改良材,且免費提供周邊村民用於農作與植栽。
祕法二:高值化應用!鈣迴路技術捕碳、微藻養殖固碳
台泥於2019年12月正式宣告承諾「科學基礎減碳目標」(Science-Based Targets, SBT),並成為台灣首家傳統產業承諾該目標之企業。在科學為基礎的減碳目標設定之下,台泥率導入「生命週期評估」(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仔細盤點水泥產品從原料、製程、銷售、廢棄到回收的整體過程,以及其對於環境的實體與潛在之衝擊面向與程度。
由於水泥業的原料一加熱即產生二氧化碳,故在全球市場的「減碳壓力」和「綠色製程」的驅動下,台泥於2013年便導入工研院「鈣迴路技術」。這項技術是從水泥製程排放的煙氣中,透過氧化鈣吸附捕捉二氧化碳,並透過微藻養殖技術,來達成固碳的效益。這些所捕捉到的高純度二氧化碳可進而養殖「雨生紅球藻」,並培育較高經濟附加價值的「蝦紅素紅藻」。技術發展與應用至今,台泥年捕捉數百噸二氧化碳,並運用微藻養殖技術萃取蝦紅素,進一步研發美妝、保健原料。
祕法三:要經濟也要保育!台泥礦山生物多樣性復育累計達300種
台泥在原料開採的過程中,所使用的是對環境衝擊最小、較為安全的「平臺式階段開採」技術,同時也以較為低碳的「礦山豎井運輸系統」進行運輸。
除此之外,台泥也於生態保育上付出眾多努力。台泥自1996年便展開植生復育計畫,並攜手專業團隊針對各個地域進行園區生態圈復育計畫。
2017年,台泥與宜蘭大學園藝學系永續景觀研究室團隊合作,針對蘇澳廠太白山礦區進行生態復育工作,捨去速成綠化方式,積極克服水源灌溉、強風侵襲等困難,成功復育近百種原生植被,並成為台灣首座綠能生態復育系統。累計至今,台泥生物多樣性復育已達300多種、保育植物DNA約33,653種。
另一方面,台泥和平港亦於2019年獲得「生態環境永續物流鏈基金會」(ECO Sustainable Logistic Chain, ECOSLC)所頒發「生態港口認證」榮譽。打破過往人們對於工業港口「又臭又髒」的刻板印象,以「船舶排放汙水管理」、「貨物溢漏管理」、「減少港區逸散揚塵」、「疏浚養灘管理」等為目標,妥善維護港區的海洋優質生態環境。在和平港口中,參觀者透過肉眼便可見海中的熱帶魚和珊瑚礁優游自在的模樣。和平港海底的豐富生物,更使其獲讚「和平大堡礁」的美譽。
過去人們對於水泥業的刻板印象,總是圍繞著過度開採、破壞在地生態、空污製造者等負面評價。然而,以「處理人類文明與大自然之間複雜關係的綠色環境工程公司」自我定位的台泥,早已站在過往深厚的基礎,順應著時代綠色趨勢,擺脫這些負面標籤,轉而以「人類文明的黏著劑」自我期許。希望從人類文明與環境保護為出發點,注入水泥建材與組織發展,並將企業社會責任的DNA納入每一個營運環節。
谢选骏指出:“永续智库”的名头比“可持续发展”的口号还要牛鼻。但其实呢,一切发展都是不可持续的,除非那个发展的东西死了。
【92、应对气候变化 我们能做些什么】
2015-12-04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12月4日电 在巴黎,一百多位领导人出席了气候变化大会,这让人感到了各国对气候问题的重视,但也难免让人产生应对气候变化是“高端”事务的感觉。
但其实,公众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中也能帮助应对气候变化,少开一次车、少吃一点肉,都在为缓解全球变暖做出一点贡献。
行:少开车
首先,交通领域与气候变化联系紧密。近来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燃烧大量化石燃料而排放的温室气体,在大街上跑的各种车辆中,大部分都是烧汽油、柴油,它们不断地从尾气管中排出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少交通领域的排放,能有力帮助应对气候变化。
当然,车辆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工具,不能说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就让车辆都不上街了。但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尽量少开私家车,选择乘坐公共交通,一辆装载几十个人的公共汽车,排放量显然会低于几十辆小轿车。同时,多坐公交少开车还有助缓解道路拥堵问题。
住:重隔热
住的方面也和气候变化有很大关系。水泥和建筑行业是温室气体排放大户,这些行业可以通过改善工艺而减少排放。现在公众一般都不是自己盖房子了,但可以做的是,在装修的时候重视保暖隔热,通过加装隔热层和使用效率更高的供暖或空调设施,可以减少热量损耗,从而减少供暖、空调方面的能耗及排放。
此外,现代家庭的房间中都会有各种电器,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尽量选择节能型的。在房间中自然光线充足的时候,还可以尽量不开灯。这些做法不仅有助节能减排,还可以实实在在地减少电费账单,帮你省钱。
吃:少吃肉
许多人可能想不到的是,改变饮食习惯比如少吃肉也可以帮助应对气候变化。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说,畜牧业每年排放的温室气体量几乎占到全球排放总量的15%,而全球的肉类消费量仍在上涨,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会在目前水平上大幅增长76%。报告说:“如果全球选择健康的饮食方式,到2050年之前将能实现所需减排量的四分之一。”
让人们少吃肉可能会面临一个观念上的问题,因为对许多人来说肉类是重要的营养来源。但一个事实是,对生活水平已较高的人来说,多吃肉反而会带来健康风险。前不久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说红肉和加工肉制品会致癌,虽有争议但也说明一些问题。在保证基本营养的前提下,少吃肉既有助身体健康,也能帮助应对气候变化,又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
穿:戒奢侈
在穿衣等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只要能践行“勤俭节约”这个理念,也能帮助应对气候变化。比如服装在生产、加工和运输过程中要消耗大量能源,曾有研究估计说,在保证生活需要的前提下,每人每年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就可相应减排二氧化碳6.4千克。
节约能省钱、多坐公交可减少拥堵、少吃肉会有利健康,可以看出,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有助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往往还能带来其他方面的好处。采取这些行动既能响应各国领导人“高大上”的呼吁,又能“接地气”给我们带来切身利益,何乐而不为?(记者黄堃,新华国际客户端报道)
谢选骏指出:除了上述种种,应对气候变化你们还能做的,就是赶紧停止呼吸,不再传播“生产力至上”“GDP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列主义谬论——及其附带的武汉病毒和全球瘟疫。
【93、宇宙射线影响全球气候的变迁】
2003.07.09 明月编译
美国东部时间7月8日消息,最近,研究全球气候变迁的物理学家发表了一项具有争议性的报告:宇宙射线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大大超过了二氧化碳等产生温室效应的气体对全球气候的影响。这项报告不是解释二氧化碳等产生的温室效应的气体是不是全球气候变迁的原因,而是证明这些气体不是人们所认为导致全球气候变迁的直接原因。
负责这项研究的以色列耶路撒冷犹太大学物理学家尼尔·沙维夫(Nir Shaviv)教授和德国鲁尔大学气候学专家维泽教授研究指出,银河系掌握着地球气候变迁的秘密。银河释放的宇宙射线可以使地球大气降温。这些银河系充满宇宙尘埃濒临死亡的星球释放出的宇宙射线大大增加了地球大气层带电离子的数目。这有利于大气低云层的形成,可使地球大气层降温,直接影响地球大气层的变化。同时,沙维夫和维泽教授通过比较其他研究人员对全球大气层温度和过去5亿年二氧化碳含量的研究,建立了宇宙射线碰撞地球大气层的精确模型。他们推断在地球过去的岁月里,影响全球气候变迁的因素中有四分之三的因素是由宇宙射线造成的。在二十世纪以后,影响全球大气升温有一少半的因素是由二氧化碳等产生的温室效应的气体造成的。
然而,英国雷汀大学研究宇宙射线及全球气候的专家圣伊莱斯·哈里森(Giles Harrison)表示,太阳同时释放类似宇宙射线的物质。尤其是在太阳黑子数目最多——太阳极大期的活动周期。在沙维夫教授以上的研究报告中,缺少有关综合银河系的宇宙射线和来自太阳的热度等各种因素,对全球气候变迁的影响。
目前,有关此项研究的物理学家计划在实验室中利用粒子加速器建立模拟宇宙射线和模拟地球大气层的形成。这将有助于阐明宇宙射线是如何影响地球气候的变迁。
谢选骏指出:所谓宇宙射线,主要体现为银河年——西方的星相学与中国的星官学,早就发现这一点了。
【94、云南微史:生命、生物和气候灾难】
2015-11-25 朵云炊时尚志|南 子
《第一辑:观念与使命》
自序二:生命、生物和气候灾难
为了便于记忆和理解,人们编了一首地质年代歌谣传唱:
新生包含三四纪,六千万年喜山期;
中生白垩侏罗三,燕山印支两亿年;
古生二叠石炭泥,志留奥陶寒武纪;
震旦青白蓟长城,海西加东到晋宁。
自冥古宙(生命现象开始期)、太古宙(初始生物形成期)、元古宙(原始生物生成期)到显生宙(现代生物存在期),地球生物的生命现象经历了原核细胞、真核细胞、多细胞生物、动物、陆生植物、哺乳动物、人类的进化。3.8亿年前陆生脊椎动物产生,2.3-0.65亿年为恐龙时代,160万年前至今人类诞生。
假如这就是历史事实和生命真相,那么,在漫长的160万年间,人类经历了怎样的故事?
谦逊、优雅而睿智的房龙说:“(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问号的阴影下: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我们去向何方?……(其实)我们并没有走出多远。我们所知仍很少,但我们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我们能够相当准确地猜测很多事,……(就是说)关于第一个‘真正的’人我们所知少,……剩下的全是未解之谜。”
显然,房龙的态度和真诚打动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就让我们顺便猜测一下160万年间人类的成长吧!
在时间的迷雾中,既然选择相信宇宙大爆炸,不妨继续选择相信气候灾难对地球和人类的影响,以便响应“生物史从一开始就与气候史有着紧密的联系;气候的变化对于生物进化和生物多样性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样地,生物对于原始大气的极度变化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帕斯科尔·阿科特)”的观点。
通常的说法是,生命产生的历史占据了地球年代的86%,大约持续了40亿年(前寒武纪)。与外星人偶然在地球上播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讲述了与地球形成相伴生的“原始营养汤(有机分子)”最终生成蛋白质的故事。故事居然被实验证明。重要的是,实验通过人工模拟原始生命的产生条件,如冷热更迭、暴风雨、水蒸气及雨的凝聚。于是,科学家们把眼光投注于地质事件的不确定性(大陆漂移导致地表对太阳反射率不同)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以及对生命表现及其生物进化的影响。
据说,40亿年间,由于气候的极端变化,地球生物曾经实现了三次物种“大爆发”(云南晋宁“梅村生物群”、云南“澄江生物群”、云南“禄丰恐龙生物群”),并遭遇到五次毁灭性的灾难,如5亿年前的寒武纪-奥陶纪、4.3亿年前的奥陶纪-志留纪、3.85亿年的石炭纪、2.25年的二叠纪-三叠纪、6500万年的第三-第四纪。人们较为熟悉的是三叶虫和恐龙的大灭绝,不大熟悉的应该还有以下几个内容:
①认为大陆漂移、温室效应、冰期与间冰期、海进海退、火山爆发、彗星撞击等,是地球气候变化的原因,但面对最后一次灾难性的“恐龙灭绝”,众说纷纭之下,终于全面暴露出了人类的浅薄及其知识危机。
②在地球史上,没有一次灾难可与第四次灾难的惨烈性相比:超过200科的有机物在这场危机中消亡,其中绝大部分是海洋生物,陆地动物中三分之一的属彻底消失,其中陆地脊椎动物从38属减少到18属。
③志留纪时,一种貌似苔藓的藻类开始以先驱的身份登陆,直至泥盆纪发展成为陆生植被。
④石炭纪、尤其是石炭纪末尾(3亿年前),可以说是地球史上非常关键的时期,大陆聚集起来,沼泽与水下植物首次向大陆延伸,木贼、羊齿、貌似棕榈的针叶树郁郁葱葱,昆虫遍及全球的大繁殖势不可挡。
⑤白垩纪发生了一件在整个地球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事,那就是被子植物的诞生,全面取代了裸子植物,以草本、灌木和乔木的形态蔓延全球,借助风、雨、水流、昆虫授粉,从而实现了雌雄的分离与有性繁殖。
⑥5000万年前,喜马拉雅山开始逐渐形成,阿尔卑斯山已然成型,到第三纪末期,大陆基本上就是我们看到的样子了。
⑦始新世时,准备好的哺乳动物开始就位,迟至中新世,我们已知的存世物种全部登台表演。在第四纪的第一个时期(更新世,360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最早的原始人类:善于攀爬的人类(南方古猿)祖先露西。其实露西只是一个一米出头、大约20岁的溺水而亡的“女孩”。之所以把人类的始祖命名“露西”,是考察队员(1974年11月30日)发现“她”时正在通过无线电收听披头士乐队演唱“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这首歌。
⑧物种消亡的浪潮并非总是令人沮丧,一些物种的灭绝意味着另一些物种的生机,如同恐龙的末日迎来的是哺乳动物的黎明。
好的,让我们言归正传,看看第四纪冰期体中,究竟是哪四部分冰期影响着地球和人类。这些冰期包括阿尔卑斯冰期(120-70万年前)、民德冰期(60-40万年前)、里斯冰期(30万年前、20万年前和10万年前等三次)、玉木冰期(8万年前玉木一期、4.5万年前玉木二期、3.2万年前玉木三期、1.8万年前玉木四期)。显然,我们正处于最近的间冰期。
冰期与间冰期温度变化产生的重大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气候变化改变了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的地理分布。比如1.8万年前的冰期中,地球冰川体积最大时差不多是我们现在间冰期的3倍,这就意味着以前的海平面比现在的要低120米,现在各大陆之间被海水淹没的地方在过去大部分是以陆地相连接的。
二是连续不断的海进海退造成了海洋生物(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的灭绝,而酷寒又造成了陆地动物的灭绝;对人类的乐观派来说,环境越恶劣,越需要发明创造来解决问题。正是在里斯冰期,人类征服了火;整个玉木冰期,人类捕猎的组织、战略及技术实现了飞跃,精细的战略与分工合作,要求通达明晰的语言及其特定的符号;实际上,在第四纪连续的几个冰期里,人类完成了被称之为“新世界”(le Nouveau Monde,1492年提出)领域的全面征服。
普遍认为,现代人出现于15-30万年前,但没有人能够清晰地说明人与猿的关系,根因在于谁也分不清楚人与猿的本质区别。真相有待发现,赫胥黎也罢、达尔文也罢,关于物种起源及其进化,成为不得不接受的思想观点和流行时尚,甚至成为意识形态塑造的工具,比如唯物论。
不管怎样,在史前考古学家命名的“驯鹿时代(3.5-1.2万年前之间)”,尽管经历了极其寒冷的玉木三期、玉木四期两个冰期,为了生存, 人类的发明创造出现了井喷现象,为石器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充足的准备。1.8万年后,气候开始逐渐变暖,期间发生的“新石器革命(8000年前-3500年前)”三大非凡举措惊世骇俗:种植、定居和语言文字共生互助。毫无疑问,人类饮食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以肉食为主。质而言之,“新石器革命”的核心成就在于促进了人类劳动、生产和工作的一体化进程,由此奠定了文明社会的发展基础。
据说,12000年前,全世界有500万居民,距今5000年前达到1.5亿人口,可知人口激增背后的生产力发展究竟有多么惊人,这不仅意味着、而且显示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结成的新型关系成效卓著、功绩斐然。
如果说“宇宙大爆炸”勉强解释了时间的秩序,“气候灾难”则敷衍了生命景观。当气候遇见历史,生命、生物及其人类故事的地球时代,从此有了人类记忆和想象的空间,历史有了预言世界的成色和内涵,人生有了存在感和自我价值。(2015年2月1日)
谢选骏指出:“自我价值”是地球环境的杀手锏——人人都想满足私欲,地球立即陷入陆沉。
【95、真正的大事!寒冷干旱的中国西北正在变暖变湿】
北晚新视觉网 2019-09-18
寒冷、干旱是中国西北留给人们的普遍印象。但科学研究表明,西北正出现变暖变湿的新趋势。
陈宝福是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的一名司机,长期往返兰州市区与机场间。近几年,他发现这段路变了。
“以前这70多公里路基本上都是荒山。最近几年雨水多,光秃秃的山都变得绿茸茸。下雨的时候看去,有点南方的感觉。”陈宝福说。
在离兰州千里之外的敦煌,干旱的气候使得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保存千年。然而今年莫高窟两度因雨暂时关闭,石窟周围的戈壁沙漠竟然长了草。
人们发现的星点变化,早已出现在科学家的视野之中。
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院院士施雅风就敏锐地关注到西北降雨量增多的情况。他后来提出西北气候可能正由暖干向暖湿转型的推断。
“此后30年的情况证实了这一推断。我们运用全球气候模式,预测这一趋势将持续到21世纪中叶。”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特别顾问丁一汇说。
记者从陕甘宁青等省份的气象部门了解到,1961年以来西北呈升温趋势,大部降水增多。2000年后暖湿化更为显著。
以甘肃为例,1961年至2015年,平均每10年升温0.29摄氏度,降水东西有异,河西走廊每10年降水增加4毫米至12毫米。2018年甘肃省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0.7摄氏度,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偏多27.7%。
中科院等机构的研究显示,降水增多在西北的中西部地区尤为显著,如新疆大部、祁连山区、河西走廊及青藏高原。但在西北地区东部,降水增幅不明显,部分地区甚至略有减少。
此外,冰川融水量增加、河流径流量增加、湖泊水位上升等现象,也在西北大部出现。
自施雅风提出推断后,专家学者就开展了大量研究,试图解释为何西北会出现气候变化。
中科院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全球变暖驱动水循环加剧,可能是西北气候暖湿化的根本原因。
丁一汇说,对于西北而言,水汽主要来阿拉伯海和印度洋。随着北极变暖,来自北冰洋的水汽也在增加。在气流作用下,三个地方的水汽集中到西北,水汽输送加强,西北降水增多。
甘肃省气象局副局长张强介绍,西北地区对全球变暖的响应更敏感,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也更显著。如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祁连山,1973年至2016年平均每10年升温0.45摄氏度,明显高于全国和全球平均水平。
西北留给人们的普遍印象是荒芜。近年来,增多的降水加速了西北增绿、减少了农作物生长季旱情。
兰州区域气候中心的数据显示,2018年甘肃省降水量为近60年第二,全年水热匹配好,农作物主要生长季旱情为历年最轻。2018年甘肃省植被覆盖度为近18年最高,戈壁、荒漠面积减少,沙漠边缘外扩速度减缓,生态环境显著恢复。
兰州区域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韩涛介绍,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是衡量一个地区生态的综合评价指标。“近20年来,祁连山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呈波动上升,2018年达到最大。2018年指标升高面积占祁连山区总面积的39.8%。”
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适种区正向北、向高海拔地区移动。
看到这个商机,曾在城里经营酒店的何甲奇返乡创业,在海拔超1500米的天水市秦州区杨家寺镇建立农业合作社,带动贫困户脱贫。“现在高海拔地区也能种菜,错季上市菜价高,去年收入了146万元。”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副研究员李宗省认为,从短期看,抓住有利机会适当增加农业种植规模,对地方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
但不可否认的是,气候变化是“双刃剑”。
近年来,西北出现“旱涝并存并增”的新情况。2018年以来,黄河上游连续经历两个丰水年,多个水电站防汛形势严峻,个别水电站泄洪数月之久。
与此同时,极端天气事件也在增加。“随着气候变暖,暴雨山洪增多,且分散性、突发性显著,造成的灾害严重。目前亟待提高灾害防范减灾意识。”张强说。
李宗省说,气候变化为西北带来新机遇,但西北干旱的本底环境不会改变,应协调好可持续发展与水资源短缺的关系,尽可能满足生态用水需求,以应对新挑战。
中国西北地区
西北地区,中国七大地理分区之一。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及新疆。
行政区划上的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和内蒙古最西部,自然区划上的西北地区指大兴安岭以西,昆仑山一阿尔金山、祁连山以北的广大地区。西北地区荒漠广布,人口密度小,但国际边境线漫长,利于边境贸易。
网民哀嚎:
LTYN119
西北城市各地持续几十年的绿化,起到了明显效果,小时候我们这边塞戈壁一年都要刮几场昏天黑地的沙尘暴,但从2010年后,基本都没怎么刮过,有风但不会有沙了,因为持续的绿化,植被覆盖,几个大型人工湖泊的建成,是功不可没的,内地的亲友来了都说想不到戈壁腹地的古阳关,风景如此美,只有三十万人的城市,却有三个四A级公园。2019-09-18
百度网友6749b11
古代诗文说西出阳关无故人,原是因为砍伐战火森林植被损毁严重才导致水土流失,泥石流丛生,风沙侵蚀严重。人类无法耕种也无生活,所以才会出现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惨相。广植树木涵养水土,百年后即可西出阳关有故人了。黄河水灌溉,以恢复粮食和畜牧生产,应能恢复甘肃省两千年前的鱼米之乡,军事重镇的强大军事政治功能。这比十个蒙古国都强。2019-09-18
味胜醍醐
不要大惊小怪,观察个10年再说,专家说的屁话,跟全球变暖有何关系?阿拉伯的沙漠怎么不绿?还是因为我们种的树多。2019-09-18
youknow泡沫
阿拉伯是热带,纬度低。2019-09-19
cchen3546751
戈壁和沙漠是不一样的。2019-09-18
一路走来wx
难怪今年湖南热得要死,中秋节都38℃,还在世的人,无论年龄多大都没见过!湖南这是要变热带地区的节奏。2019-09-18
漢han
湖南今年有六伏,比常年多三伏。2019-09-19
中国父亲永远
气候变暖,整个地球都遭殃,中国西北也跑不掉。先给你块糖,吃后隔屁着凉。2019-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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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box3502
内陆气候干旱是长期的,短时间的降雨增多不代表永远会这样,所以要抓紧时间恢复植被,不要再干农牧开发的蠢事。2019-09-18
谢选骏指出:寒冷干旱的中国西北正在变暖变湿,那么湿暖的中国东南就要变成沼泽地带了。难怪年年洪水。因为共工来了!
【96、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环境问题观察”微信公众平台 2019-04-10
作者:竺可桢,中国科学院院士。
历史时期的世界气候是有变迁的。非常丰富的中国历史文献为研究我国古代气候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作者根据历史和考古发掘材料,证明我国在近五千年中,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时代到河南安阳殷墟时代,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在这以后,年平均温度有2一3℃的摆动,寒冷时期出现在公元前一千年(殷末周初)、公元四百年(六朝)、公元一千二百年(南宋)和公元一千七百年(明末清初)时代。汉唐两代则是比较温暖的时代。这种气候变迁是全世界性的。气侯变冷时先从太平洋西岸开始,由日本、中国东部逐渐向西移到西欧。温度回升时则自西向东行。充分认识历史上气候的变迁情况并掌握其规律,“古为今用” ,对气候的长期预报是有所补益的。
目次
一、考古时期(约公元前3000一1100年)
二、物候时期(公元前1100年—公元1400年)
三、方志时期(公元1400一1900年)
四、仪器观测时期(从公元1900年开始)
结论
前言
中国古代哲学家和文学家如沈括(公元1030-1094年)、刘献廷(公元1648-1695年)对于中国历史时期的气候无常,早有怀疑。但他们拿不出很多实质性事实以资佐证,所以后人未曾多加注意。直到现世纪二十年代,“五四”运动、即反帝反封建运动之后,中国开始产生了一种新的革命精神:一部分先进分子引入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的革命斗争;在这种新形势下,近代科学也受到推动和扩展,例如应用科学方法进行考古发掘,并根据发掘材料对古代历史、地理、气象等进行研究。殷墟甲骨文首先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有人据此推断在三千年前,黄河流域同今日长江流域一样温暖潮湿。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成绩毕竟是有限的;或因材料不足而作了错误的判断。例如,近三千年来,中国气候经历了许多变动,但它同人类历史社会的变化相比毕竟缓慢得多,有人不了解这一点,仅仅根据零星片断的材料而夸大气候变化的幅度和重要性,这是不对的。当时作者也曾根据雨量的变化去研究中国的气候变化,由于雨量的变化往往受地域的影响,因此很难得出正确的结果。
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了许多工厂、人民公社和研究机关,为科学研究创造了广阔的境界。更重要的是,我们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解除了对西方资产阶级科学家权威思想的束缚,我国科学事业得到蓬勃的发展。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二十世纪初期,奥地利的J·Hann教授以为在人类历史时期,世界气侯并无变动。这种唯心主义的论断已被我国历史记录所否定,从下面的论述就可以知道。
在世界上,古气候学这门学科好象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引起地球物理科学家的注意。在六十年代,曾举行过三次古气候学的世界会议。在这几次会议上提出的文章,多半是关于地质时代的气候,只有少数讨论到历史时代的气候。无疑,这是由于在西方和东方国家中,在历史时期缺乏天文学、气象学和地球物理学现象的可靠记载。在这方面,只有我国的材料最丰富。在我国的许多古文献中有着台风、洪水、旱灾、冰冻等一系列自然灾害的记载,以及太阳黑子、极光和彗星等不平常的现象的记录。1955年,《天文学报》发表了“古新星新表”一文,文中包括十八世纪以前的90个新星。这篇文章出版以后,极为世界上的天文学家所重视。1956年,中国科学院出版两卷《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包括公元前十二世纪到1955年之间的一千一百八十次大地震。这一工作除了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以外,中外地震学家都非常欢迎这两卷书。
在中国的历史文件中,有丰富的过去的气象学和物候学的记载。除历代官方史书记载外,很多地区的地理志(方志),以及个人日记和旅行报告都有记载,可惜都非常分散。本篇论文,只能就手边的材料进行初步的分析,希望能够把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主要趋势写出一个简单扼要的轮廓。
据手边材料的性质,近五千年的时间可分为四个时期:即一、考古时期,大约公元前3000至1100年,当时没有文字记载(刻在甲骨上的例外);二、物候时期,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1400年,当时有对于物候的文字记载,但无详细的区域报告;三、方志时期,从公元1400年到1900年,在我国大半地区有当地写的而时加修改的方志;四、仪器观测时期,我国自1900年以来开始有仪器观测气象记载,但局限于东部沿海区域。气候因素的变迁极为复杂,必须选定一个因素作为指标。如雨量为气候的重要因素,但不适合于做度量气候变迁的指标。原因是在东亚季风区域内,雨量的变动常趋极端。非旱即涝;再则邻近两地雨量可以大不相同。相反地,温度的变迁微小,虽摄氏一度之差,亦可精密量出,在冬春季节即能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而且冬季温度因受北面西伯利亚高气压的控制,使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温度升降比较统一,所以本文以冬季温度的升降作为我国气候变动的唯一指标。
一、考古时期
(约公元前3000一1100年)
“解放后”二十多年来,我国考古学家在我国的不同地区进行了广泛的发掘。西安附近的半坡村是一个最熟知的遗址。根据1963年出版的报告, 在1954年秋到1957年夏之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这个遗址上,进行了五个季节的发掘,大约发掘了10,000 平方米的面积,发现了40多个房屋遗址,200多个贮藏窖,250个左右的墓葬,近10,000 件的各种人工制造物。根据研究,农业在半坡的人民生活中显然起着主要作用。种植的作物中有小米, 可能有些蔬菜;虽然也养猪狗,但打猎捕鱼仍然是重要的。由动物骨骼遗迹表明,在猎获的野兽中麞(编者按:同獐)(又名河麂,Hydropotes inermis)和竹鼠(Rhizomys sinensis)……。书中认为,这个遗址是属于仰韶文化(用同位素测定为5600一6080年前);并假定说,因为水麞和竹鼠是亚热带动物,而现在西安地区已经不存在这类动物,推断当时的气候必然比现在温暖潮湿。
在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安阳,另有一个熟知的古代遗址—殷墟。它是殷代(约公元前1400一1100年)故都。那里有丰富的亚化石动物。杨钟健和德日进(P.Teilhar de chardin)曾加以研究,其结果发表于前北京地质调查所报告之中。这里除了如同半坡遗址发现多量的水麞和竹鼠外,还有獏(Tapirus indicus Cnvier)、水牛和野猪。这就使德日进虽然对于历史时代气候变化问题自称为保守的作者,也承认有些微小的气候变化了。因为许多动物现在只见于热带和亚热带。
然而对于气侯变化更直接的证据是来自殷代具有很多求雨刻文的甲骨文上。在二十多年前胡厚宣曾研究过这些甲骨文,发现了下列事实:在殷代时期,中国人虽然使用阴历,但已知道加上一个闰月(称为第十三个月)来保持正确的季节;因而一年的第一个月是现在的阳历的一月或二月的上半月。在殷墟发现十万多件甲骨,其中有数千件是与求雨或求雪有关的。在能确定日期的甲骨中,有137件是求雨雪的,有14件是记载降雨的。这些记载分散于全年,但最频繁的是在一年的非常需要雨雪的前五个月。在这段时间内降雪很少见。当时安阳人种稻,在第二个月或第三个月,即阳历三月份开始下种;比现在安阳下种要到四月中,大约早一个月。论文又指出, 在武丁时代(公元前1324?一1365年?)的一个甲骨上的刻文说,打猎时获得一象。表明在殷墟发现的亚化石象必定是土产的,不是象德日进所主张的,认为都是从南方引进来的。河南省原来称为豫州,“豫”字就是一个人牵了大象的标志。这是有其含义的。
一个地方的气候变化,一定要影响植物种类和动物种类,只是植物结构比较脆弱,所以较难保存;但另一方面,植物不象动物能移动,因而作气候变化的标志或比动物化石更为有效。对于半坡地层进行过孢子花粉分析,因花粉和孢子并不很多,故对于当时的温冷情况,不能有正面的结果,只能推断当时同现在无大区别,气候是半干燥的。1930一1931年,在山东历城县两城镇(北纬35°25′、东经119°25′ )发掘龙山文化遗址。在一个灰坑中找到一块炭化的竹节,有些陶器器形的外表也似竹节(龙山灰坑中发现一块炭化竹节,系根据当时参加遗址发掘的尹达同志的转达。龙山文化出土的一部分陶器器形似竹节,系夏鼐同志面告。)。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竹类的分布在黄河流域是直到东部沿海地区的。
从上述事实,我们可以假设,自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以来,竹类分布的北限大约向南后退纬度从1一3°。如果检查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各地的月平均温度及年平均温度,可以看出正月的平均温度减低3一 5 ℃,年平均温度大约减低2℃。某些历史学家认为,黄河流域当时近于热带气候,虽未免言之过甚,但在安阳这样的地方,正月平均温度减低3一5℃,一定使冬季的冰雪总量有很大的不同,并使人们很容易觉察。那些相信冰川时期之后气候不变的人是违反辩证法原则的;实际上,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同地质时期的气候变化是一样的,只是幅度较小而已。现代的温度和最近的冰川时期,即大约一二万年以前时代相比,年平均温度要温暖到摄氏七八度之多,而历史时期年平均温度的变化至多也不过二三度而已。气候过去在变,现在也在变,将来也要变。近五千年期间,可以说仰韶和殷墟时代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代,当时西安和安阳地区有十分丰富的亚热带植物种类和动物种类。不过气候变化的详细情形,尚待更多的发现来证实。
二、物候时期
(公元前1100年—公元1400年)
观测仪器以前,人们要知道一年中寒来暑往,就用人目来看降霜下雪,河开河冻,树木抽芽发叶、开花结果,候鸟春来秋往,等等,这就叫物候。我国劳动人民,因为农业上的需要,早在周初,即公元前十一世纪时便开创了这种观测。如《夏小正》、《礼记·月令》均载有从前物候观察的结果。积三千年来的经验,材料极为丰富,为世界任何国家所不能企及。
周朝建立(公元前1066年—249年)国都设在西安附近的镐京,就来到物候时期。当时官方文件先铭于青铜,后写于竹简。中国的许多方块字,用会意象形来表示,在那时已形成。由这些形成的字,可以想象到当时竹类在人民日常生活中曾起了如何的显著作用。方块字中如衣服、帽子、器皿、书籍、家具、运动资料、建筑部分以及乐器等名称,都以“竹”为头,表示这些东西最初都是用竹子做成的。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在周朝初期气候温暖可使竹类在黄河流域广泛生长,而现在不行了。
气候温和由中国最早的物候观测也可以证实。新石器时期以来,当时住居在黄河流域的各民族都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对于他们,季节的运行是头等重要的事。当时的劳动人民已经认识到一年的两个“ 分”点(春分和秋分)和两个“ 至”点(夏至和冬至),但不知道一个太阳年的年里确有多少天。所以,急欲求得办法,能把春分固定下来,作为农业操作的开始日期。商周人民观察春初薄暮出现的二十八宿中的心宿二、即红色的大火星来固定春分(《左传》襄公九年“晋侯问于士弱曰,吾闻之宋灾, 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对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 或食于咮,以出内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见《春秋左传正义》)。别的小国也有用别的办法来定春分的。如在山东省近海地方的郯国人民, 每年观测家燕的最初来到以测定春分的到来。《左传》提到郯国国君到鲁国时对鲁昭公说,他的祖先少皞在夏、殷时代,以鸟类的名称给官员定名,称玄鸟为“分”点之主,以示尊重家燕(《左传》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这种说法表明,在三四千年前,家燕正规地在春分时节来到郯国,郯国以此作为农业开始的先兆。我们现在有物候观察网,除作其他观察外,也注意家燕的来去。根据近年来的物候观测,家燕近春分时节正到上海,十天至十二天之后到山东省泰安等地。郯居于上海与泰安之间。据E·S·Wilkinson在他的《上海鸟类》一书中写道:“ 家燕在3月22日来到长江下游、上海一带,每年如此。” 显然三四千年前家燕于春分已到郯国,而现在春分那天家燕还只能到上海了。把这两个地点的同一时期(1932-1937年)比较一下(见表1)看一看它们有多少差别,那是有意义的。
表1列出的结果,正好同上面考古时期用竹子分布区域变化的方法所得的结果是一致的。
周朝的气候,虽然最初温暖,但不久就恶化了。《竹书纪年》上记载周孝王时,长江一个大支流汉水,有两次结冰,发生于公元前903和897年。《纪年》又提到结冰之后,紧接着就是大旱。这就表示公元前第十世纪时期的寒冷。《诗经》也可证实这点。相传《诗经·豳(编者按:同邠,音bin)风》是周初成王时代(公元前1063一1027年)的作品,可能在成王后不久写成。豳的地点据说是一个离西安不远,海拔500米高的地区。当时一年中的重要物候事件,我们可以从《豳风》中的下列诗句中看出来: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
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接着又说:
二之日凿冰冲冲,
三之日纳于凌阴。
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
这些诗句,可以作为周朝早期,即公元前十世纪和十一世纪时代邠地的物候日历。如果我们把《豳风》里的物候和《诗经》其他国风的物候如《召南》或《卫风》里的物候比较一下,就会觉得邠地的严寒。《国风· 召南》诗云,“ 摽有梅,顷筐塈之。” 《卫风》诗云,“瞻彼淇奥, 绿竹猗猗。” 梅和竹均是亚热带植物,足证当时气候之和暖,与《豳风》物候大不相同。这个冷暖差别一部分是由于邠地海拔高的缘故,另一方面是由于周初时期,如《竹书纪年》所记载过有一个时期的寒冷,而《豳风》所记正值这寒冷时期的物候。在此连带说一下,周初的阴历是以现今阳历的十二月为岁首的,所以《豳风》的八月等于阳历九月,其余类推(有人以为周正建子应与今日阳历相差两个月。但“ 周建子”不过是传统的说法。据《豳风》“七月流火”,大火星的位置加以岁差计算,和春秋时日蚀的推算,可以决定周初到春秋初期的历是建丑,而不是建子。参看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下册,533一534页,世界书局,1937年)。
周朝早期的寒冷情况没有延长多久,大约只一二个世纪,到了春秋时期(公元前770一481年)又和暖了。《左传》往往提到,山东鲁国过冬,冰房得不到冰;在公元前698、590和545年时尤其如此(见《左传》鲁桓公十四年,鲁成公元年,鲁襄公廿八年均载“冬无冰”)。此外,像竹子、梅树这样的亚热带植物,在《左传》和《诗经》中,常常提到。
宋朝(公元960一1279年)以来,梅树为全国人民所珍视,称梅为花中之魁,中国诗人普遍吟咏。事实上,唐朝以后,华北地区梅就看不见。可是,在周朝中期,黄河流域下游是无处不有的,单在《诗经》中就有五次提过梅。在《秦风》中有“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的诗句。终南山位于西安之南,现在无论野生的或栽培的,都无梅树(根据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辛树帜等同志的调查。关于本文中西安武功一带物候材料,全系西北农学院同志所供给,特此致谢。)。下文要指出,宋代以来,华北梅树就不存在了。在商周时期,梅树果实“ 梅子”是日用必需品,像盐一样重要,用它来调和饮食,使之适口(因当时不知有醋)。《书经·说命篇下》说“ 若作酒醴,尔惟麹糵;若作和羹,尔惟盐梅。”这说明商周时期梅树不但普遍存在,而且大量应用于日常生活中。
到战国时代(公元前480一222年)温暖气候依然继续。从《诗经》中所提粮食作物的情况,可以断定西周到春秋时代,黄河流域人民种黍和稷,作为主要食物之用。但在战国时代,他们代之以小米和豆类为生。孟子(约公元前372一289年)提到只北方部族种黍。这种变化大约主要由于农业生产资料改进之故,例如铁农具的发明与使用。孟子又说,当时齐鲁地区农业种植可以一年两熟(《孟子·告子上》“今夫麰麦……至于日至之时,皆孰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 并参阅,潘鸿声、杨超伯:《战国时代的六国农业生产》,《农史研究集刊》第二册,59页,科学出版社,1960年)。比孟子稍后的荀子(约公元前313一238年)证实此事。荀子说,在他那时候,好的栽培家,一年可生产两季作物(《荀子·富国篇》:“ 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 见王先谦《荀子集解》,商务印书馆,1936年)。荀子生于现在河北省的南部,但大半时间在山东省工作,山东之南江苏之北。近年来直到解放,在淮河北部习惯于两年轮种三季作物,季节太短, 不能一年种两季(根据江苏省1964年气象资料)。二十四节气是战国时代所观测到的黄河流域的气候而定下的(根据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那时把霜降定在阳历十月廿四日。现在开封、洛阳(周都)秋天初霜在十一月三日到五日左右(根据地理研究所1962年资料)。雨水节,战国时定在二月廿一。现在开封和洛阳一带终霜期在三月廿二日左右(根据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1955年资料。按战国时代原来所定二十四节气,雨水在惊蛰之后,到前汉才把雨水移到惊蛰之前。但无论如何,目前终雪总在战国时代雨水节之后。汉改雨水惊蛰先后见,宋王应麟《困学纪闻》284页)。这样看来,现在生长季节要比战国时代长三四十天。这一切表明,在战国时期,气侯比现在温暖得多。
到了秦朝和前汉(公元前221一公元23年)气候继续温和。相传秦吕不韦所编的《吕氏春秋》书中的《任地篇》里有不少物候资料。清初(公元1660年)张标所著《农丹》书中曾说道《吕氏春秋》云:“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也。于是始耕。今北方地寒,有冬至后六七旬而苍蒲未发者矣”,照张标的说法,秦时春初物候要比清初早三个星期。
汉武帝刘彻时(公元前140一87年),司马迁作《史记》,其中《货殖列传》描写当时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蜀汉江陵千树橘;……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 按橘、漆、竹皆为亚热带植物,当时繁殖的地方如橘之在江陵, 桑之在齐鲁,竹之在渭川,漆之在陈夏, 均已在这类植物现时分布限度的北界或超出北界。一阅今日我国植物分布图,便可知司马迁时亚热带植物的北界比现时推向北方。公元前110年,黄河在瓠子决口,为了封堵口子,斩伐了河南淇园的竹子编成为容器以盛石子,来堵塞黄河的决口(《史记·河渠书》)。可见那时河南淇园这一带竹子是很繁茂的。
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有几次冬天严寒,晚春国都洛阳还降霜降雪,冻死不少穷苦人民。但东汉冷期时间不长。当时的天文学家、文学家张衡(公元78一139年)曾著《南都赋》,赋中有“穰橙邓橘”之句,表明河南省南部橘和柑尚十分普遍。直到三国时代曹操(公元155一220年)在铜雀台种橘,只开花而不结果(唐李德裕(公元787一849年):《瑞桔赋· 序》:“昔汉武致石榴于异国,灵根遐布,……魏武植朱于铜雀,华实莫就”云云。见《李文饶文集》卷二十),气候已比前述汉武帝时代寒冷。曹操儿子曹丕,在公元225年到淮河广陵(今之淮阴)视察十多万士兵演习,由于严寒,淮河忽然冻结,演习不得不停止(《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初六年(公元225年)“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 旌旗数百里。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次有记载的淮河结冰。那时气候已比现在寒冷了。这种寒冷气候继续下来,直到第三世纪后半叶, 特别是公元280一289年的十年间达到顶点,当时每年阴历四月(等于阳历五月份)降霜(《晋书·五行志》下,并参看《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庶征典》卷一○三一一○六)。徐中舒曾经指出汉晋气候不同(徐中舒说:“《上林赋》以‘卢桔夏熟,黄柑橙楱’并称,橙楱均桔属,盖皆其地所产,与《史记·货殖列传》所称‘渭川千亩竹’皆西汉时关中气候和暖雨丰沛之故。”见《四川古代之文化》,《史学季刊》一期,1940年),那时年平均温度大约比现在低1一2℃。
南北朝(公元420一589年)期间,中国分为南北,以秦岭和淮河为界。因南北战争和北部各族之间的战争不断发生,历史记载比较贫乏。南朝在南京覆舟山建立冰房是一个有气候意义的有趣之事。冰房是周代以来各王朝备有的建筑,用以保存食物新鲜使其不致腐烂之用的。南朝以前,国都位于华北黄河流域,冬季建立冰房以储冰是不成问题的,但南朝都城在建业(今南京),要把南京覆舟山的冰房每年装起冰来,情形就不同了。问题是冰从何处来?当时黄淮以北是敌人地区,不可能供给冰块;人工造冰的方法,当时还不可能;如果南京冬季温度象今夭一样,南京附近的河湖结冰时间就不会长,冰块不够厚,不能储藏。在1906一1961年期间,南京正月份平均温度为+2.3℃,只有1930,1933和1955年三年降低到0℃以下。因此,如果南朝时代南京的覆舟山冰房是一个现实,那末南京在那时的冬天要比现在大约冷2℃,年平均温度比现在低1℃。
大约在公元533一544年,北朝的贾思勰写了一本第六世纪时代的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很注意当时他那地区的物候性质。他说:“凡谷:成熟有早晚,苗秆有高下,收实有多少,……,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齐民要术·种谷》,6页,参见《齐民要术今释》,第一分册,30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这本书代表了六朝以前中国农业最全面的知识。近来的中国农业家和日本学者都很重视这本书。贾思勰生于山东,他的书是记载华北—黄河以北的农业实践。根据这本书,阴历三月(阳历四月中旬)杏花盛开;阴历四月初旬(约阳历五月初旬)枣树开始生叶,桑花调谢。如果我们把这种物候记载同黄河流域近来的观察作一比较,就可认清第六世纪的杏花盛开和枣树出叶迟了四周至两周,与现今北京的物候大致相似。关于石榴树的栽培,这本书说:“十月中以蒲藁裹而缠之,不裹则冻死也。二月初乃解放。”(《齐民要术·种安石榴》57页,参见《齐民要术今释》,第二分册270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现在在河南或山东, 石榴树可在室外生长,冬天无需盖埋,这就表明六世纪上半叶河南、山东一带的气候比现在冷。
第六世纪末至第十世纪初,是隋唐(公元589一907年)统一时代。中国气候在第七世纪的中期变得和暖,公元650、669和678年的冬季,国都长安无雪无冰。第八世纪初期,梅树生长于皇宫。唐玄宗李隆基时(公元712一756年),妃子江采苹因其所居种满梅花,所以称为梅妃(唐曹邺:《梅妃传》,见《说郛》卷三十八)。第九世纪初期,西安南郊的曲江池还种有梅花。诗人元稹(公元779一831年)《和乐天秋题曲江》诗,就谈到曲江的梅(《元微之长庆集》卷六《和乐天秋题曲江》诗云::“十载定交契,七年镇相随。长安最多处,正是曲江池。梅杏春尚小,菱荷秋亦衰……。”并见《全唐诗》卷四○一)。与此同时,柑桔也种植于长安。唐大诗人杜甫(公元712一770年)《病桔》诗,提到李隆基种桔于蓬莱殿(见清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卷十)。段成式(?一公元863年)《酉阳杂俎》(卷十八)说,天宝十年(公元751年)秋,宫内有几株柑树结实一百五十颗,味与江南蜀道进贡柑桔一样。唐乐史《杨太真外传》说的更具体。他说,开元末年江陵进柑桔,李隆基种于蓬莱宫。天宝十年九月结实,宣赐宰臣一百五十多颗(唐乐史:《杨太真外传》,见《说郛》卷三十八)。武宗李瀍(编者按:武宗于会昌六年改名为炎,故《现代汉语词典》等只记“李炎”)在位时(公元841一847年),宫中还种植柑桔,有一次桔树结果,武宗叫太监赏赐大臣每人三个桔子(唐李德裕《瑞桔赋·序》,见《李文饶文集》卷二十)。可见从八世纪初到九世纪中期,长安可种柑桔并能结果实。应该注意到,柑桔只能抵抗-8℃的最低温度,梅树只能抵抗-14℃的最低温度。在1931一1950年期间,西安的年绝对最低温度每年降到-8℃以下,二十年之中有三年(1936、1947和1948年)降到-14℃以下。梅树在西安生长不好,就是这个原因,用不着说橘和柑了。
唐朝时代,生长季节也似乎比现在长。大约在公元862年,樊绰写的《蛮书》中:说曲靖以南(北纬24°45′;东经103°50′),滇池以西,人民一年收获两季作物,九月收稻,四月收小麦或大麦。现在曲靖一带的农民很难照样耕种,因为他们发现生长季节太短,不得不种豌豆和胡豆来代替小麦和大麦(根据云南省气象局1966年资料)。
唐灭亡后,中国进人五代十国时代(公元907一960年)。在此动乱时代没有什么物候材料可以做为依据。直到宋朝(公元960一1279年)才统一起来,国都建于河南省开封。宋初诗人林逋(公元967一1028年)隐居杭州以咏梅诗而得名。梅花因其一年中开花最早,被推为花中之魁首,但在十一世纪初期,华北已不知有梅树,其情况与现代相似。梅树只能在西安和洛阳皇家花园中及富家的私人培养园中生存。著名诗人苏轼(公元1037一1011年)在他的诗中,哀叹梅在关中消失。苏轼咏杏花诗有“ 关中幸无梅, 赖汝充鼎和”(《苏东坡集》第四册86页《杏》,商务印书馆国书基本丛书本)之句。同时代的王安石(公元1021一1086年)嘲笑北方人常误认梅为杏,他的咏红梅诗有“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看”(《王荆文公诗》卷四十《红梅》。并参阅宋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中华书局,1958年)之句。从这种物候常识,就可见唐宋两朝温寒的不同。
十二世纪初期,中国气候加剧转寒,这时,金人由东北侵入华北代替了辽人,占据淮河和秦岭以北地方,以现在的北京为国都。宋朝(南宋)国都迁杭州。公元1111年第一次记载江苏、浙江之间拥有2250平方公里面积的太湖,不但全部结冰,且冰的坚实足可通车(元陆友仁:《砚北杂志》卷上,见《宝颜堂秘笈》普集第八)。寒冷的天气把太湖洞庭山出了名的柑橘全部冻死。在国都杭州降雪不仅比平常频繁,而且延到暮春。根据南宋时代的历史记载,从公元1131年到1260年,杭州春节降雪,每十年降雪平均最迟日期是四月九日,比十二世纪以前十年最晚春雪的日期差不多推迟一个月。公元1153一1155年,金朝派遣使臣到杭州时,靠近苏州的运河,冬天常常结冰,船夫不得不经常备铁锤破冰开路(金蔡珪《撞冰行》:“船头傅铁横长锥,十十五五张黄旗。百夫袖手略无用,舟过理棹徐徐归。吴侬笑问吾曹说:‘昔岁江行苦风雪,扬锤启路夜撞冰,手皮半逐冰皮裂。’今年穷腊波溶溶,安流东下闲篙工。江东贾客借余润,贞元使者如春风。” 见金元好问编《中州集》卷一,中华书局,1962年)。公元1170年南宋诗人范成大被派遣到金朝,他在阴历九月九日即重阳节(阳历10月20日)到北京,当时西山遍地皆雪,他赋诗纪念(《范石湖集》卷十二《燕宾馆》诗自注:“至是适以重阳,……西望诸山皆缟,云初六日大雪。”)。苏州附近的南运河冬天结冰,和北京附近的西山阳历十月遍地皆雪,这种情况现在极为罕见,但在十二世纪时,似为寻常之事。
第十二世纪时,寒冷气候也流行于华南和中国西南部。荔枝是广东、广西、福建南部和四川南部等地广泛栽培的果树,具有很大经济意义的典型热带果实之一。荔枝来源于热带,比橘柑更易为寒冷气候所冻死,它只能抵抗-4℃左右的最氏温度。1955年正月上旬华东沿海发生一次剧烈寒潮,使浙江柑橘和福建荔枝遭受到很大灾害。根据李来荣写的《关于荔枝龙眼的研究》一书,福州(北纬26°42′ 东经119°20′)是中国东海岸生长荔枝的北限。那里的人民至少从唐朝以来就大规模地种植荔枝。一千多年以来,那里的荔枝曾遭到两次全部死亡:一次在公元1110年,另一次在公元1178年均在十二世纪。
唐朝诗人张籍(公元765一约830年)《成都曲》一诗,诗云:“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见《全唐诗》卷三八二。按宋陆游《老学菴(编者按:菴通庵。原文如此,在此不作改动,此后类似处理都如此。)笔记》卷五云:“张文昌《成都曲》云:‘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此未尝至成都者也。成都无山亦无荔枝。苏黄门诗云:‘蜀中荔枝出嘉州,其余及眉半有不。’”陆游只知道宋时成都无荔枝,但并不能证明唐代成都也无荔枝),说明当时成都有荔枝。宋苏轼时候,荔枝只能生于其家乡眉山(成都以南60公里)和更南60公里的乐山,在其诗中及其弟苏辙的诗中,有所说明南宋时代陆游(公元1125一1210年)和范成大(公元1126一1193年)均在四川居住一些时间,对于荔枝的分布极为注意。从陆游的诗中和范成大所著《吴船录》书中所言(参看陆游《老学菴笔记》和范成大《吴船录》),第十二世纪四川眉山已不生荔枝。作为经济作物,只乐山尚有大木轮围的老树。荔枝到四川南部沿长江一带如宜宾、沪州才大量种植。现在眉山还能生长荔枝,然非作为经济作物。苏东坡公园里有一株荔枝树,据说约一百年了。现在眉山市场上的荔枝果,是来自眉山之南的乐山以及更为东南方的沪州。由此证明,今天的气候条件更像北宋时代,而比南宋时代温暖。从杭州春节最后降雪的日期来判断,杭州在南宋时候(十二世纪),四月份的平均温度比现在要冷1一2℃。
日本虽与我国隔有辽阔达四百公里的日本海,但日本所记的物候仍能与我国物候相对比。日本保存有很可宝贵的物候观察记录。第九世纪以后,日本的皇帝和封建主,历年在西京花园设宴庆祝日本的樱花盛开,庆祝日期均有记载,直到十九世纪为止。这些记载可与现在的物侯记载相比较(表2)。
这个表表明,在大约一千年的记载中,京都樱花开花的平均日期,以第九世纪最早,以第十二世纪最迟。在这段时间,中国气候和日本气候的变化是一致的。但到十七世纪,在我国正值明末清初,气候非常寒冷,而日本的樱花如表2所示,反而比现在开得早,原因何在,迄今尚不能解释。
第十二世纪刚结束,杭州的冬天气温又开始回暖。在公元1200、1213、1216和1220年,杭州无任何的冰和雪。在这时期著名道士邱处机(公元1148一1227年)曾住在北京长春宫数年。于公元1224年寒食节作《春游》诗云:“清明时节杏花开,万户千门日往来。”(元李志常撰《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一,38页。见《榕园丛书》本)可知那时北京物候正与北京今日相同。这种温暖气候好象继续到十三世纪的后半叶,这点可从华北竹子的分布得到证明。隋唐时代,河内(今河南省博爱)、西安和凤翔(陕西省)设有管理竹园的特别官府衙门,称为竹监司,南宋初期,只凤翔府竹监司依然保留,河内和西安的竹监司因无生产取消了(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三十“凤翔府”司竹监条:“又按汉官有司竹长丞,魏晋河内园竹各置司宇之官。江左省。后魏有司竹都尉。北齐后周俱阙。隋有司竹监及丞,唐因之,在京北、鄂、盩厔、怀州、河内。皇朝唯有鄂、盩厔一监,属凤翔。”)。元朝初期(公元1268一1292年),西安和河内又重新设立“竹监司”的官府衙门,就是气候转暖的结果。但经历了一个短时间又被停止(《元史· 食货志》:“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怀(庆)、孟(津)竹课,频年斫伐已损,课无所出”云云。),只有凤翔的竹类种植继续到明代初期才停(见陕西《盩厔县志·古迹》,清乾隆时修)。这一段竹的种植史,表明十四世纪以后即明初以后,竹子在黄河以北不再作为经济林木而培植了。
十三世纪初和中期比较温暖的期间是短暂的,不久,冬季又严寒了。根据江苏丹阳人郭天锡日记,公元1309年正月初,他由无锡沿运河乘船回家途中运河结冰,不得不离船上岸(元《郭天锡日记》。杭州浙江省图书馆有手录稿,仅存公元1309年冬天两个月的日记。见《知不足斋丛书》第一集)。公元1329年和1353年,太湖结冰,厚达数尺,人可在冰上走,橘尽冻死。这是太湖结冰记载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元陆友仁:《砚北杂志》卷上)。蒙古族诗人迺(编者按:通“乃”)贤(公元1309一 1352年)的诗集中,有一首诗,描述1351年山东省白茅黄河堤岸的修补和同年阳历11月冰块顺着黄河漂流而下,以致干扰修补工作(元乃贤:《金台集》(见《诵芬室所刊书集》)集二《新隄谣》记述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河决白茅,氾(编者按:通“泛”)滥千余里,人民流离失所惨况,乃作此歌。中有“大臣杂议拜都水,设官开府临青徐,分监来时当十月,河冰塞川天雨雪,调夫十万筑新隄,手足血流肌肉裂,监官号令如雷风,天寒日短难为功”云云)。黄河流域水利站近年记载表明,河南和山东到十二月时,河中才出现冰块(见表3)。可见迺贤时黄河初冬冰块出现要比现在早一个月。
乃贤居住北京数年,在他的关于家燕的一首诗中(同上(编者按:即与上一条注释相同)《京城燕》诗,自注云:“京城燕子,三月尽方至,甫立秋即去。”并见陈衍辑《元诗纪事》卷十八),慨叹家燕不过是一个暂时的过客,“三月尽(阳历四月末)方至,甫立秋(阳历八月六、七日)即去”,停留那样短的时间,同现在的物候记载相比来去各短一周。从上述的物候看来,十四世纪又比十三世纪和现时为冷。第十三、四世纪时期,我国物候的变迁和表2的日本樱花物候又是相符合的。
气候的寒温也可以从高山顶上的雪线高低来断定。气候冷,雪线就要降低。在十二三世纪时,我国西北天山的雪线似乎比现在低些。《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述邱处机应成吉思汗邀请,由山东经蒙古、新疆到撒马尔罕,于公元1221年10月8日(阳历)路过三台村附近的赛里木湖。邱处机在游记中说,“大池方圆几二百里,雪峰环之,倒影池中,名之曰天池”(元李志常撰《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一,16页,见《榕园丛书》本)。这个湖的海拔高度是2073米,而围绕湖的最高峰大约再高出1500米。作者于1958年9月14日和16日两次途经赛里木湖时,直至山顶并无积雪。当前,天山这部分雪线位于3700一4200米之间,考虑到邱过这个地方时的季节,如山顶已被终年雪线所盖,则当时雪线大约比现在较低200到300米。中国地貌工作者,近年来在天山东段海拔3650米高处, 发现完全没有被侵蚀,看来好象是最近新留下来的终碛石。这可能是第十二世纪到十八世纪的寒冷时代所遗留,即西欧人所谓的现代“小冰期”。中国十二三世纪(南宋时代)的这个寒冷期,似乎预见欧洲将要在下一二个世纪出现寒冷。依据的研究,在欧洲部分的俄罗斯平原,寒冷期约在公元1350年开始;在欧洲中部的德意志、奥地利地区, H·Flohn以为公元1429到1465年是气候显然恶化的开始:在英格兰,H·H·Lamb以为公元1430、1550和1590年英国饥荒,都因天气寒冷所致。由此可见,中国的寒冷时期,虽未必与欧洲一致,同始同终,但仍然休戚相关。可能寒冷的潮流开始于东亚,而逐渐向西移往西欧。
三、方志时期
(公元1400一1900年)
到了明朝(公元1368一1644年),即十四世纪以后,由于各种诗文、史书、日记、游记的大量出版,物候的材料散见各处,即使搜集很少一部分已非一人精力所能及。幸而此种材料大多收集在各省各县编修的地方志中。我国地方志有五千多种。这些地方志,除仪器侧定的气候记录外,对于一个地区的气候提供了很可靠的历史资料。上节所述的物候材料只限于生物方面的证据,如气候对于植物生长和动物分布的关系,以及对于当地人民农业操作的影响,只能作为提示,很少直接证实气候确与现在不同。天气灾害直接与气候有关,当我们有以往的气候资料与现在的气候资料作比较时,我们就更有证据了。
各种气候天灾中,我们以异常的严冬作为判断一个时期的气候标准。如平常年里不结冰的河湖结了冰,这是异常的事情。全世界在热带的平原上是看不到冰和雪的,一旦热带平原冬天下雪结冰,这也是异常的事情。本节所讨论的就是这两种异常气候的出现。中国三个最大的淡水湖是鄱阳湖,面积5100平方公里,洞庭湖4300平方公里,太湖3200平方公里。这三个湖均与长江相连。鄱阳湖和洞庭湖位于北纬29°左右,太湖位于北纬31°一31°30′之间。对于河流冰冻,我们以江苏省盱眙的淮河和湖北省襄阳汉水为标准。南京地理研究所徐近之曾经根据这些河湖周围地区的方志作了长江流域河湖结冰年代的统计(表4),和近海平面的热带地区降雪落霜年数的统计(表5),两种统计一共用了六百六十五种方志。对于热带地区的降雪只参考了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方志。云南热带地区因海拔太高不包括在内。
在表4,十三世纪以前的资料很少,残缺很多所以只列为一行。二十世纪以来气候比较温和,直到1970年只一次江湖结冰所以只列为一行。第十四世纪以后,按一世纪的四分之一时间把资料列于表中(热带地区的降雪从十六世纪开始)。同时把日本诹访湖(北纬36°,东经138°)每个世纪的四分之一的年代中温和冬季次数和结冰日数列于表6以资比较。表6的最末一行,诹访湖的结冰日期,转引自文献。
从表4和表5,可以看出,在这五百年中我国的寒冷年数不是均等分布的,而是分组排列。温暖冬季是在公元1550一1600年和1770一1830年间。寒冷冬季是在公元1470一1520,1620一1720和1840一1890年间。以世纪分,则以十七世纪为最冷,共十四个严寒冬天,十九世纪次之,共有十个严寒冬天。虽然所列中国的江湖均位于北纬29一32°之间的亚热带地区,降雪日期限于热带地区,但表4和表5所示的寒温程序也互相吻合。这是因为三个湖和淮汉二河的结冰,和广东、广西的降雪,都来源于西伯利亚或蒙古的特别严冷寒流之故。根据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叶笃正的研究,这种寒潮主要是欧洲阻塞高压的分裂而向东移动的结果。
同日本诹访湖的记载作一比较,中日两地的气候是近于一致的。两系列都表明,十七世纪的严冬较多,只是日本严冬开始和结束的年代比中国提早四分之一世纪左右。例如该访湖在十七世纪公元1626一1650年已开始寒冷,而在中国则要到公元1651一1675年才寒冷。诹访湖在十五世纪末叶已很寒冷,而中国要到十六世纪初才寒冷,但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出现不调和的现象:当时中国甚严寒,诹访湖则异常温暖。这种不协调的情况,作者认为和达清夫《日本之气候》一书中所提到的下列现象是值得注意的。他说,在诹访湖记载期间,有一温泉喷出大量温水灌入诹访湖,这或许是使诹访湖温暖,影响到以后期间的冬季都不结冰。诹访湖面积只有14.6平方公里,所以易受一些地方因素的影响。
以中国冬季温度的趋势同欧洲的冬季温度的趋势作比较,其一致性比同日本的一致性更小。在欧洲,公元1150和1300年之间的温和冬季是最显著的,而中国十二世纪却是严冬最常见的世纪。中国在十七世纪的寒冷冬季与欧洲的俄罗斯、德国和英国却相同,但不是发生于同一个十年之中。两地寒冷冬季与温和冬季均维持五十年的光景,且互相转换,这倒是一致的。半个世纪寒温更迭出现,中国如此,欧洲也如此。这与总的大气环流变化有关,尤其与上面提到的阻塞高压的多少和强弱有关。
上面我们只谈到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期间冬季的相对寒冷,下面准备说一下这段期间的气候变化对于人类和动植物的影响。在这个期间,有一件事似乎是很清楚的,即这个五百年(公元1400一1900年)的最温暖期间内,气候也没有达到汉唐期间的温暖。汉唐时期梅树生长遍布于黄河流域。在黄河流域的很多方志中,有若干地方的名称是为了纪念以前那里曾有梅树而命名的。例如陕西鄜县(北纬36°,东经109°20′)西北三余里有梅柯岭,因唐时有梅树故名(《鄜州志·山川》,清道光时修)。山东平度(北纬36°48′,东经113°40′)的州北七里有一小山,称为荆坡,据说曾种了满山梅树(《莱州府志·山川》,清乾隆时修。并见《平度州志·山川》,清道光时修)。目前鄜州(编者按:前文为“鄜县”,此处为“鄜州”,疑为笔误。)、平度均无梅。河南郑州(北纬34°50′,东经113°40′)西南三十里有梅山,高数十仞,周数里,闻往时多梅花故名(《郑州志·舆地志》“山川”条)。现已无梅。解放后,郑州市人民政府在郑州人民公园栽种梅树已获得成功。郑州在1951一1959年期间,每年绝对最低温度在-14°以上,可以说是目前梅树的最北极限。
作为参考,这里提一下欧洲种葡萄的历史。公元1100一1300年间,英格兰南部和德国部分地区,葡萄园广泛分布。由于以后的严冬,特别是公元1430年的严冬最低温度降到-20°至-25°℃,葡萄种植就完全停止了。这寒冷期间直延到二十世纪初才开始回暖。公元1920一1950年期间,年平均温度上升半度至一度,生长季节同十八世纪相比延长了二三周;葡萄、杏、桃这类果品作物。在英格兰南部又种植起来了。英国物候的最长纪录是Norfolk地方Marshall家中五代子孙继续观测的记录,从公元1736年开始直至公元1925年,计190年之久。初春银莲花开花,在公元1891一1925年期间要比公元1751一1785年早开21天之多。可知英国二十世纪初比十八世纪温暖得多。
在这五百年间,我国最寒冷期间是在十七世纪,特别以公元1650一1700年为最冷。例如唐朝以来每年向政府进贡的江西省橘园和柑园,在公元1654和1676年的两次寒潮中,完全毁灭了(叶梦珠编:《阅世编》,载叶静渊《中国农学遗产选集》上编45页,四类第十四种“柑桔”)。在这五十年期间,太湖、汉水和淮河均结冰四次,洞庭湖也结冰三次。鄱阳湖面积广大,位置靠南,也曾经结了冰。我国的热带地区,在这半世纪中,雪冰也极为频繁。
在这五百年间,我国物候材料浩繁,非本文所能总结。为了与十四世纪以前的物候材料作比较,这里只选择最冷的十七世纪的两种笔记中所见的物候材料加以论述。一种是《袁小修日记》。明万历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公元1608一1617年)间,袁小修留居湖北沙市附近的日记。另一种是清杭州人谈迁著的《北游录》。叙述公元1653一1655三年间在北京的所见所闻。这两本书,详细记载了桃、杏、丁香、海棠等春初开花的日期。从这两个人的记载,我们可以算出袁小修时的春初物候与今日武昌物候相比要迟七天到十天。谈迁所记北京物候与今日北京物候相比,也要迟一、二星期。更可注意的是,十七世纪中叶, 天津运河冰冻时期远较今日为长。公元1653年,谈迁从杭州来北京,于阳历十一月十八日到达天津时,运河已冰冻(天津运河始冰日期见文献42页,北京开河日期见文献134页);到十一月二十日,河冰更坚,只得乘车到北京。公元1655年,阳历三月五,谈迁由京启程返杭时,北京运河开始解冻。根据谈迁的记述,可知当时运河封冻期一年中共有107天之久。水电部水文研究所整理了1930一1949年,天津附近杨柳青站所做的记录,这二十年间,运河冰冻平均每年只有56天,即封冻平均日期为12月26日,开河平均日期为2月20日。而据谈迁《北游录》所说,那时北京运河开河日期是在惊蛰节,即阳历3月6日,比现在要迟十二天。从物候的迟早,可以算出两个时间温度的差别。据物候学上“生物气候学定律”:春初,在温带大陆东部,纬度差一度或高度差100米则物候差四天。这样就可从等温线图中标出北京在十七世纪中叶冬季要比现在冷2℃之谱。
四、仪器观测时期
(从公元1900年开始)
风向仪和雨量计在明朝以前就应用了,到1911年,当时的中国政府才建立正规气象站。新中国成立后,气象事业空前发展,一个完好的气象预报站网已遍及全国各地。1900年以前,中国只有极少数地方有气象记录。明朝初期,量雨器分布于全国不同地区,1424年,朱棣(明成祖)下令地方长官每年向朝廷报告雨量,借以估量各个地区的农业生产,但此事不久即流于形式,以后也就停止了。
清代(公元1644一1910年(编者按:现今很多资料都把清代灭亡时间定为1911年。此处原为1910年,在此不作修改。),北京、南京、杭州和苏州有雨日的记载。北京从公元1724到1903年的记载,现在仍保存于故宫。这些记载只记录降雨时间的始末,没提数量;只凭肉眼观察,而非仪器测量。1932年,曾对这些记载作过一次分析,并写成报告发表。根据这个报告,由秋季初次降雪到春节末次降雪的平均日期,得出结论是,1801到1850年期间比其前1751一1800年期间和其后1851一1900年期间为温暖。这种情况,与表4和表5所列的资料相符合。
1593年,意大利伽利略(Galileo)发明气温表。其后不久,耶苏会(编者按:此应为“耶稣会”,此处名称可能是早期的翻译。)教士就把气温表引进中国。十八世纪中叶,耶苏会教士J·Amiot测量了1757一1762年的北京每日最低温度和最高温度,其结果发表于法国杂志,第六卷中。大约一百年后,在1867年,圣彼得堡(现在列宁格勒(编者按:1991年苏联解体,恢复圣彼得堡的旧名。))俄罗斯科学院派遣H·Fritsche到北京建立气象与地磁站。他在北京工作十六年,著有《东亚气候》一文。这些论文使我们知道北京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期间的年平均温度和月平均温度,现列表如下(见表7)。严格来讲,这些旧资料不能与现代的气象记载相比较,因为观测时间和仪器安置方法等同现在均不相同(如J·Amiot所用的温度计尚是列氏刻度的寒暑表)。由于这些资料是我们仅有的十八、九世纪的气温记载,所以只能依照其原有数值。
从表7看,以冬季三个月来讲,二十世纪中期的温度有显著的暖和。十二月、一月和二月的平均温度是-2.8℃,较1875一1880年期间的高0.9℃,比十八世纪中期高1.4℃。但1954一1964年间的夏季三个月的平均温度却比前两个期间的温度显著降低。这可能由于近年来中国东部大陆性气候减低,而海洋性气候增强,因为沿东亚海岸海洋上风速加大,增加海洋的影响之故。在北美洲东北部沿海近年也有这种趋势;大西洋沿岸洋流因南北温度差别加大而增加活力,使南北向的风速增大,遂使加拿大东北部冬季增温而夏季减暖。
在我国,北京是最早有温度表测定空气温度的,但记载不完全,中间有很大的间隙。除北京外,上海、香港和天津也有长时间的空气温度记载。为了与其他国家的古代温度相比较,做了十年的滑度平均值(图1)。其中香港因缺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温度,所以只能用各年实际温度,它的缺点在于使曲线参差不齐,忽上忽下,看不出这时代温度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十年滑动平均可以改正这个缺点,看图1即可清楚。曲线表明,上海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间,气候十分寒冷,大约比整个期间的冬季(指十二月、一月、二月,下同)平均温度4.6℃降低0.5℃。1897年左右,冬季温度达到平均数,随后超过了平均数。在平均数之上停留约十四年。约在1910年左右到1928年,温度又逐渐下降到低于平均数。接着冬季温度又趋向增高,直到1945一1950年,超出平均数达0.6℃。此后,温度逐渐减低,直到1960年回到平均数为止。在这期间,天津的冬季温度趋势,也是波浪式地摆动与上海的平行。但顶峰和底点比上海早几年到来,幅度也较大,而香港的曲线波动顶峰和底点则比上海迟滞,而且滑动平均温度的幅度较小。
从上海九十年左右的气温记录中,可以看出,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期间的温度为最低,1940年为最高。以上海和同纬度的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亚历山大和开罗两地,在同一期间滑动的十年平均温度(1900年最低,1936年最高)相比,可以发现在下降或衰退期间,上海比开罗早,气候有向西移动的趋势;在上升期间,上海比开罗迟,气候出现向东移的趋势。
上海八十多年左右期间的气候趋势,有些上下摆动的幅度达0.5℃或1℃,这是有很大的经济意义的。它直接影响植物和动物的生长,间接控制病虫害的发生,以及农业操作、农业生产都可能受到影响。所以, 重温一下过去的气候史,掌握气候的变化规律,预见将来气候的变化趋势,这对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具有重大意义。
在英格兰,G·Manley曾对英格兰中部1680到1960年的温度记载,按季和年的十年滑动平均作过研究。发现从1680一1690年低温期间开始,气温有上升趋势。1880到1950年期间,温度上升趋势尤其明显。此后, 温度有点下降。与上海、天津相比,英格兰的冬季温度在1930年以后,当天津、上海冬季温度尚在继续上升的阶段,而英格兰的气温则表现下降的趋势。从1260年到1814年,伦敦泰晤士河完全结冰共23次。其中最坚厚而可乘车马通行的是在1309一1310年和1688一1689年冬天。从1814年以后,泰晤士河没有完全冰冻过。苏联列宁格勒有1765年以来两百多年的气候记录。列宁格勒地球物理总台把这记录做了年滑动平均温度的研究,证明在此期间,列宁格勒年平均是3.9℃,最冷的十年是1780一1789年,平均年温是2.8℃;而最热的十年是1927一1936年,平均年温是5.4℃。以世纪而论,则以十九世纪上半期为最冷。从1890年以后温度一直在总平均以上。由此可知,从仪器记录所得出气候变迁,在欧洲各国比较一致,而与我国则在时间上有先后。
中国近八十年左右期间,温度变迁已使天山雪线和冰川的进退受到影响根据。1960一1963年中国科学院冰川雪线测量队的调查,证明在1910一1960年的五十年期间,天山雪线上升40一50米,西部天山的冰川舌后退500一1000米。东部天山的冰川舌后退200到400米。同时森林线的上限也升高。一些调查结果认为,现在覆盖在天山高峰的冰川是历史时代寒冷期间的产物,大约是1100一1900年的寒冷期所成,而不是第四纪冰川期的残余。
十年滑动的平均曲线,使我们看出了一个地方的气候变化趋势。其缺点是它掩盖了个别的严冬。下面我们就天津、上海和香港三地,最近七、八十年中的五个最寒冷冬季的平均温度作比较分析,见表8。
最低的平均冬季温度,虽然通常作为整个季节寒冷的最有代表性的标准,但同植物和人类遇着的最大天灾不总是符合的。在这段期间内,最严酷的天气,在华中和华东发生于1955年正月;但是没有列人表8中。因为在1955年,严酷的正月,接着就是温暖的二月,因此整个冬季,温度不是最低。
1955年正月期间,有连续从西伯利亚来的寒潮,华中、华南许多地方的绝对最低温度的纪录被打破了,如表9所示:
这一年,正阳关附近的淮河,从一月一日至二月十五日结冰。汉水从一月一日至二月二十日也结冰二十天。洞庭湖从一月三日至六日完全结冰三天。这是二十世纪洞庭湖、汉水和淮河结冰唯独一次有记载的事情。这个月的寒潮沿着京汉铁路走,因此,在这条道路上,温度降低是最大的。太湖在华东只是部分结冰。中国热带很多地方,甚至到海南岛的南部都下了霜。数十万亩的热带树木被冻死,广东的冬红薯这年完全毁灭了。
在这个期间,另一次严重寒潮人侵是在1936年2月受寒潮影响最严重的是天津。当时天津港口和海河出口处,从二月初到三月初都结了冰。这是当地老年人毕生的记忆中所没有过的,而且在此以后未再发生过。天津港封冻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由于1936二月的极端低温,平均温度一月为-6.7℃,二月为-4.4℃,比历年平均温度低2.5℃和2.7℃;二, 是由于东风的频数达28.3%,阻挡浮冰入海;第三,是由于1936 年二月,天津有过量的雪(1891-1949年期间二月最大的雪)。
为什么有些冬季气候温和寒潮很少,而有些冬季寒潮过多而成灾害?如果严重寒潮季节在一定期间再次发生,那么, 这种周期性是什么原因呢?有些气象学家相信,太阳黑子的周期与气候的周期有关系。日本和达清夫认为,十九世纪日本稻类作物,由于夏季低温而生长不好的几年,似与太阳黑子最大的几年一致。波兰的A·Kosiba认为,“北半球的极端严冬,是同太阳最活动的亦即太阳黑子最高年有严格的相关。(编者按:此处应有引号,原文缺)但是,这种相关,只是在短期内一个地区有效。如中欧的极端严寒冬季,在很多情况下,与北极地区的极端温暖冬季是同时发生的。
从表8就可以看出,天津、上海和香港的最寒冷冬季,均正好发生于1957和1863年,正是太阳黑子最大的年,这似乎支持了和达清夫和Kosiba的观点。但是, 如果我们顺着线索,追溯到十九世纪和十八世纪最寒冷的冬季和最寒冷的年代,把它们同太阳黑子最大的年相比,我们就可看出它们并非总是一致的。在表8中,如以上海而论,象1945和1878年这样寒冷的年份,实际见于太阳黑子最小的年。总之, 太阳的活动,如太阳黑子的多少,虽影响到地面上的气候,但其关系相当复杂,到目前我们还没能探索出一个很好的规律出来。
结论
四十或五十年前,欧美大多数正统气候学家相信,气候在历史时代是稳定的。根据当时奥地利的J·Hann的意见,如果有一个地方做了三十年的温度记载或四十年的降雨记载,我们就能给那个地方建立起一个标准。这个标准能够代表历史上过去和将来若干世纪的温度和雨量。这种见解,已为世界近数十年来收集的气象资料所否定。在我国,古代作家如《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农丹》的作者张标和《广阳杂记》的作者刘献廷,均怀疑历史时代气候的恒定性;且提出各朝代气候变异的事例,记载于上述书籍中。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道:“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乡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对于中国气候的发展史,中国的文献是一个宝库,我们应当好好地加以研究。
本文的研究,仅仅是一个小学生的试探,试图窥探中国的悠久气候史。在中国这样辽阔的面积上和五千年这样悠久的岁月里,人们易于在浩如烟海的二十四史和五千多部方志中找不出头绪而有所迷失。因此, 误解和矛盾是难免的,特别在考古时期和物候时期所提的事实,尤其如此。
本文对我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史的初步研究,可导致下列初步结论:(1)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一5℃。其间上下波动,目前限于材料,无法探讨。(2)在那以后,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其最低温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摆动范围为1一2℃。(3)在每一个四百至八百年的期间里,可以分出五十至一百年为周期的小循环,温度范围是0.5一1℃。(4)上述循环中,任何最冷的时期,似乎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寒冷波动向西传布到欧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时也有从北向南趋势,如图1所示。
我国气候在历史时代的波动与世界其他区域比较,可以明显看出,气候的波动是全世界性的,虽然最冷年和最暖年可以在不同的年代,但彼此是先后呼应的。关于欧洲历史上的气候变迁,英国C·P·E·Brooks是二十世纪前半期最有成绩的作者。我们把他所制的公元三世纪以来欧洲温度升降图与中国同期温度变迁图作一对照就可以看出,两地温度波澜起伏是有联系的。在同一波澜起伏中,欧洲的波动往往落在中国之后。如十二世纪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寒冷的一个时期,但是在欧洲,十二世纪却是一个温暖时期;到十三世纪才寒冷下来。如十七世纪的寒冷,中国也比欧洲早了五十年。欧洲和中国气候息息相关是有理由的。因为这两个区域的寒冷冬天,都受西伯利亚高气压的控制。如西伯利亚的高气压向东扩展,中国北部西北风强,则中国严寒而欧洲温暖。相反,如西伯利亚高气压倾向欧洲,欧洲东北风强,则北欧受灾而中国温和。只有当西伯利亚高压足以控制全部欧亚时,两方就要同时出现严寒。
挪威的冰川学家曾根据地面升降的结果,做出近一万年来挪威的雪线升降图。雪线的升降与一地的温度有密切关系。一时代气候温暖则雪线上升,时代转寒,雪线下降。以我国五千年来气温升降与挪威的雪线高低相比(图2),大体是一致的,但有先后参差之别。图中温度0线是现今的温度水平,在殷、周、汉、唐时代,温度高于现代;唐代以后,温度低于现代。挪威雪线也有这种趋势。但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00年,出现一个寒期为中国所无。尚有一点须指出,即雪线高低虽与温度有密切关系,但还要看雨量的多少和雨量季节的分配,所以不能把雪线上下的曲线完全来代表温度的升降。
最近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大学物理研究所W·Dansgaard教授,在格陵兰岛上Camp Century地方的冰川块中,以的放射性同位素方法,研究结冰时的气温,结果是:结冰时气温高时,同位素就增加,气温增加1℃,就增加。兹将W·Dansgaard所制近一千七百年来格陵兰气温升降图与本文中用物候所测得的同时间中国气温图作一比较,如图3所示。A表示从三世纪到现时的中国气温的波动。B表示同时期用同位素所测得的格陵兰岛的温度。图中两条线可说几乎是平行的。从三国到六朝时期的低温,唐代的高温到南宋清初的两次骤寒,两地都是一致的,只是时间上稍有参差。如十二世纪初期格陵兰尚有高温,而中国南宋严寒时期已开始。但相差也不过三、四十年,格陵兰温度就迅速下降至平均以下。
若以欧洲相比,则欧洲在十二、三世纪天气非常温暖,与中国和格陵兰均不相同。若追溯到三千年以前,中国《竹书纪年》中所记载的寒冷,在欧洲没有发现,到战国时期, 欧洲才冷了下来。但在S·G·Johnsen和W·Dansgaard的图表中就可以看出,距今三千年前格陵兰曾经一次两三百年的寒冷时期,与《竹书纪年》的记录相呼应。到距今二千五百年到二千年间、即在我国战国秦汉间,格陵兰却与中国一样有温和的气候。凡此均说明格陵兰古代气候变迁与中国是一致的,而与西欧则不相同。格陵兰与中国相距二万余公里,而古代气候变动如出一辙,足以说明这种变动是全球性的。作者认为这是由于格陵兰和我国纬度高氏不同,但都处在大陆的东缘,虽面临海洋,仍然是大陆性气候,与西欧的海洋性气候所受大气环流影响不相同。加拿大地质调查所在东部安大略省(北纬50°,西经90°)地方用古代土壤中所遗留的孢子花粉研究,得出的结果,也是距今三千年至二千五百年前有一次寒冷时期;但嗣后又转暖的情况,与中国和格陵兰相似。我国涂长望曾研究“中国气温与同时世界浪动之相关系数”,得出结论:中国冬季(十二月至二月)温度与北大西洋浪动的相关系数是正的,虽是指数不大,换言之,即中国冬季温度与北美洲大西洋岸冬季温度有类似的变化。总之,地球上气侯大的变动是受太阳辐射所控制的,所以,如冰川时期的寒冷是全世界一律的。但气候上小的变动,如年温1一2℃的变动,则受大气环流所左右的,大陆气候与海洋气候作用不同,在此即可发生影响。
本文主要用物候方法来揣测古气候的变迁。物候是最古老的一种气候标志;用和的比例来测定古代冰和水的古气温是1947年W·D·Urry的新发现,而两种方法得出的结果竟能大体符合,也证明了用古史书所载物候材料来做古气候研究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我们若能掌握过去气候变动的规律,则对于将来气候的长期预报必能有所补益。本文只是初步探讨,对于古气候说明的问题无几,而所引起的问题却不少。我们若能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指导,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古代物候、考古资料,从古代气候研究中作出周期性的长期预报,只要努力去做,是可以得出结果的。
谢选骏指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前提就是“成为党员”——
网文《竺可桢》报道:
竺可桢(Chu Kochen,1890年3月7日-1974年2月7日),字藕舫,又名绍荣、烈祖、兆熊,男,浙江绍兴人,中国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和教育家。
早年
竺可桢是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今绍兴市上虞区东关街道)人。1905年进入复旦公学中学部学习。1909年进入唐山路矿学堂预科土木工程系学习。1913年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夏,入哈佛大学学习。1918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教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中年
1920年到1925年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1925年,因东南大学派系斗争,竺可桢转任商务出版社编辑。1926年8月,竺可桢到天津,被张伯苓聘为私立南开大学教授,讲授地学、气象学。1929年到1936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
1936年4月赴杭州就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时,并未作长久计,“家”还在南京,这也导致了后来一部分日记的遗失。1937年1月13日,远东气象会议在香港开幕,到会代表20余人,中国派竺可桢出席,会期7天。4月4日,中国地理学会在南京开第四届年会,会上宣读论文25篇,大会由竺可桢主持。在此期间,养成优良学风,广揽名师,特别是延揽了众多中国科学社和前学衡社的成员,使浙江大学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时人称浙大为“东方剑桥”。在浙大的发展历程中,担任校长达13年之久的竺可桢先生可谓厥功至伟。他被公认为“浙大学术事业的奠基人,浙大“求是”精神的典范,浙大的灵魂”。校训“求是”即是由他提出,校歌亦是他请著名国学家马一浮作词、音乐家应尚能谱曲作成。
1945年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列入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介石推荐的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之一。1948年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蒋中正撤离上海,从舟山派蒋经国到上海去请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到台湾遭拒。10月16日,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筹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晚年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文革期间,竺可桢虽未受到较大冲击,但每日如履薄冰、提心吊胆。1974年2月7日,因肺病在北京逝世。竺可桢被公认为中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
言论
“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
“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养成一国之领导人材,一方提倡人格教育,一方研讨专门智识,而尤重于锻炼人之思想,使之正大精确,独立不阿,遇事不为习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惟其能运用一己之思想,此所以曾受真正大学教育之富于常识也。”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二十周年校庆演讲,《国风月刊》第8卷第1期(民国25年1月1日))
“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的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民国25年4月25日在浙江大学座谈讲话)
“科学的目标是在求真理。真理所在,虽蹈危履险以赴之,亦所不释。”
“科学家的态度,应该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丝毫不能苟且。”
“据吾人的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一)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
“研究科学之目的,固在探求真理,并非专重应用。但应用科学方法,利用厚生,至国家之富强之境,固亦不可忽视。”
家庭
竺可桢夫人张侠魂自幼努力学习,不仅爱好绘画,还写得一手势如劈玉的好字。本世纪20年代的中国始有飞机,男子尚且望而生畏,可勇敢好奇的张侠魂竟毫不犹豫,自报奋勇,一定要坐一坐,此举便使她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乘坐飞机的女性。竺可桢非常欣赏张侠魂的性格。就在张侠魂坐飞机的那段时间里,他写了一篇《空中航行之历史》的文章。这大概同张侠魂坐飞机一事不无关系。张侠魂与竺可桢于1920年在上海结婚。他们共同生活了十八年。据竺可桢的日记记录,张侠魂染上痢疾之后,他心急如焚,每天记录着妻子病情的发展情况,悉心照料,盼望妻子早日康复。可是病魔终于将爱妻从他的身边夺去,使他一人在孤独中彷徨。丧妻的痛苦折磨著竺可桢,侠魂的一切用品都在引起他对爱妻的怀念。一份手稿,件件衣物,触景生情,侠魂的音容笑貌在梦中陪伴着他。 经人介绍在1939年陈汲与竺可桢相识,并于1939年9月21日与他正式订婚。
重要著作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竺可桢全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 - 2012,ISBN 9787542851062
谢选骏指出:按照上文,竺可桢似乎是个国民党员,但其实,竺可桢还是个共产党员。看来不入地狱,就无法成为科学院院士了。竺可桢可以游走于国共两党的祸国殃民之间,显然是个毛贼东一样的变色龙,他的荣宠加身,良有以也。
【97、中国开始应对气候变化是否为时已晚?】
纽时STEVEN LEE MYERS, KEITH BRADSHER, 储百亮
2021年7月26日
在过去40年里,中国高速增长,在原本是村庄和农田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座城市。城市吸引了工厂,工厂又吸引了工人。经济繁荣使数亿人摆脱了曾经的贫困和农村的困境。
现在,为适应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这些城市面临着新的严峻挑战,在中国开始非凡的经济转型时,很少有人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进程使这一挑战变得更加难以面对。
没有一个天气模式事件可以直接同气候变化联系起来,但在上周,暴风雨淹没了中国中部的郑州和其他城市,截至周日,造成至少63人死亡,这反映了一种全球趋势——最近在德国和比利时发生了致命的洪水,在西伯利亚发生了极端高温和野火。中国的洪灾也凸显了伴随着该国经济繁荣的环境脆弱性,有可能会破坏这一繁荣。
中国历来都有洪水,但正如清华大学公共政策教授孔锋在2019年所写的那样,近年来中国各地城市的洪水是中国“城市问题的普遍表现”。
城市几乎在一夜之间膨胀,道路、地铁和铁路的大规模扩张意味着可以安全吸收雨水的地方越来越少——这打乱了科学家所说的自然水循环。
周六,郑州,士兵们帮助清理街道。
中国东部宁波诺丁汉大学地质学教授陈加信说,中国的城市(其中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大约93个)在中国领导人将气候恢复能力作为低于经济增长的优先事项时实现了现代化。
“如果他们有机会重新建设一座城市,或者规划一座城市,我想他们会同意让这一点变得更加平衡,”陈加信说。他也是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Water@Leeds研究所的访问学者。
中国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开始应对气候变化。习近平是首位将这一问题作为国家优先事项的领导人。
早在2013年,习近平承诺要在中国建立“生态文明”。2013年,他在日内瓦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要……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在过去20年里,中国城市的绿地面积增加了近五倍。它推出了一个创建“海绵城市”的试点项目,以便更好地吸收降雨,其中也包括郑州。去年,习近平承诺加快削减排放,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是政策上的结构性转变,可能在实践中也是如此。
1月,中国武汉。道路、地铁和铁路的大规模扩张意味着可以安全吸收雨水的地方越来越少。
问题是,现在是否为时已晚。即使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迅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那些已经排放的温室气体造成的变暖还是可能会产生长期的后果。
不断上升的海平面现在威胁着中国的沿海大城市,而越来越严重的风暴将打击像郑州这样的内陆城市,这些城市在匆忙规划的开发压力下不堪重负,建筑和基础设施有时建设得很粗糙。
甚至是在2012年遭遇过导致79人丧生的特大暴雨的北京,也仍然缺乏在强烈风暴中吸收降水所需的排水系统,哪怕林立于这座首都的显赫地标建筑象征着中国的崛起。
在郑州,官员们将上周的暴雨描述为千年一遇,不管做什么准备也挡不住。
即便如此,人们还是在问,为什么该市新修的地铁系统会被淹,随着水位不断上升,乘客都被困住,以及为什么三环路下方的“智慧隧道”被淹没得如此迅速,以至于车里的人几乎没有时间逃生。
周五,一名公园工作人员正在蝶湖公园清理水草,这是郑州一处用以缓解洪水的绿色空间。
鉴于中国的政治权力长期以来都与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联系在一起,气候变化日益严重的影响可能对共产党执政构成挑战。几年前,公众对北京和其他城市有毒空气污染的强烈不满最终迫使政府采取了行动。
“随着过去几天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我确实认为会有更多国人意识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并更多地思考我们应该为此做些什么,”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中国机构的气候分析师李硕表示。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这种心态调整更加容易。它已经让无数人口离开了农村,这些地区对经常发生的洪水的抵御能力要小得多。而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是数以百计、数以千计,而不是像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些灾难那样,达到数以百万计。
然而,郑州的遭遇凸显了未来挑战的严峻程度——以及简单解决方案的局限性。
这座城市曾经只是黄河一处拐弯以南的一个十字路口,但自40多年前中国的经济改革以来,它的规模呈指数级扩张。
而今,这里的摩天大楼和公寓延绵不断。该市人口自2001年以来翻了一番,达到1260万。
郑州洪水频发,连居民们都拿它开起了苦涩玩笑。“不必羡慕那些可以看海的城市,”据当地报纸报道,在2011年的一场洪水期间,网上流传的一条评论这样说。“今天,欢迎你到郑州来看海。”
2016年,郑州被选为16个试点城市之一,扩大绿地面积以缓解洪水——这就是“海绵城市”理念。
这一理念与美国城市规划者所说的“低影响开发”有点相似,就是将水从密集的城市空间引入公园和湖泊,让水在那里被吸收甚至循环利用。
在中国这一理念的推广者是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他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中国转向西方的设计,但那并不适合中国已经在经历的极端气候。城市都被水泥覆盖,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被“灰色的基础设施占领了”。
在他看来,中国需要“复兴并升级古老智慧”,就像古代农民曾做过的那样,为水和绿化留出自然空间。
官方报纸《郑州日报》的一篇文章称,在“海绵城市”项目下,郑州已建成排水管网5162公里,消除易涝点125处,并新建了大量绿地。
其中一处就是蝶湖公园,那里的人工湖环绕着垂柳和樟树。这里去年10月才开放。上周,它也被淹了。
“海绵吸水很慢,并不快,”该公园的维护工人戴传英在周五说。“如果水太多,海绵肯定不能吸光所有。”
甚至在上周的洪水之前,就有人对这个概念提出过质疑。2019年郑州遭遇洪水之后,党办报纸《中国青年报》感慨在这些项目上的巨额支出并没能带来显著改善。
也有人指出,海绵城市不是万能的。这种项目从不是为了应对7月20日郑州那样的暴雨,当时一小时降雨量达到了200多毫米。
“尽管对雨水管理来说,海绵城市这一方案是一个极佳的可持续发展方式,但在不断变化的气候中,它是否能被视为洪水危机应对的一个完善解决方案仍有待商榷,”位于苏州的西交利物浦大学设计学院(School of Design at 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院长康斯坦丁诺斯·帕帕达吉斯(Konstantinos Papadikis)说。
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工厂也排放出越来越多导致气候变化的气体,同时也严重污染了空气。与世界各国一样,中国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减少排放,以及为似乎越来越难以避免的全球变暖后果做好准备。
陈加信教授表示,在中国,气候变化问题在政治上并不像美国那样两极分化。这将使地方和全国政府必须做出的改革更容易得到公众的支持,而其中许多改革将是非常昂贵的。
“我知道对城市来说,土地使用的问题很昂贵,但我们现在谈论的是气候变化,”他说。“我们谈论的是下一代或是下下一代的未来发展。”
Li You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Steven Lee Myers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他自1989年加入时报,曾在莫斯科、巴格达和华盛顿多地进行报道。他著有《新沙皇: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崛起和统治》(The New Tsar: The Rise and Reign of Vladimir Putin)一书。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Keith Bradsher是《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曾任香港分社和底特律分社社长。他之前曾驻华盛顿报道国际贸易新闻,后驻纽约报道美国经济和通信行业,还曾担任航空业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KeithBradsher。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首席中国记者。他成长于澳大利亚悉尼,在过去3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居住在中国。在2012年加入《纽约时报》之前,他是路透社的一名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ChuBailiang。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亡羊补牢,永远不晚——因为一切都是“从零开始”的。但是“海绵城市”,却可能只是贪官污吏和红色党商私相授受、诈取工程包揽巨款的幌子。
【98、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和植被的变迁】
网文摘要 2021年8月24日
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和植被的变迁,气候变迁 根据近十几年来地理和考古研究的新成果,得知全新世中期曾出现过世界性气候回暖时期,在中国大致相当仰韶文化时期,故亦称为“仰韶温暖期”,距今8000~3000年。从3000年前开始出现了气温下降的趋势,一直持续到现代,而其间又穿插有若干次以世纪为期的气温回升和复降。
① 5000年以前的温暖湿润气候。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黄淮海平原)在5000年前处于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西安半坡遗址中发现了距今约6000年的獐、竹鼠和貉等动物遗骸,这些动物现今则主要生活在气候温暖湿润又多沼泽的长江流域。在京津地区当时则生存有一些现今见于亚热带地区的动植物,且以栎、榆等为主的阔叶林占优势。据天津、辽宁地区孢粉研究证明,在7000年前这一地区生长有今天见于淮河流域的水蕨。在京津地区以南的河南、山东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喜暖动物和竹类,推测当时黄河流域年均温较现今约高出2℃。距今8000~2500年,辽宁南部地区以栎和桤木为主的阔叶林占优势,气候温暖湿润,近似今天的山东半岛,这一温和气候带向北可延伸到黑龙江省的呼玛县一带,该地区地层的花粉组合中也有一落叶阔叶树桤树的优势带。
长江流域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孢粉分析结果证明,5000年前的气候普遍较今温暖湿润;如上海附近地区年均温约比现代高2~3℃,相当今浙江中南部气候。太湖地区自全新世中期以来,也处于气候热暖潮湿的环境之中。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见余姚市)的动物遗骸中发现了象、犀等现今生活在热带地区的动物。当时的气候大致近于现今华南地区的广东、广西南部和云南。新石器时代杭州湾年均温高于现今4℃以上。其他如长江中游洞庭湖周围、江西南昌地区及下游安徽安庆地区均有孢粉分析的结果,证明距今5000年前气候较今温暖。此外,中国西部内陆在仰韶时期气候也较温暖。天山北麓在全新世中期云杉的生长树线较今为高,云贵高原元谋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今活动在西双版纳的喜暖动物。西藏高原上地面堆积物孢粉分析结果也表明当时气候较今暖和。
总之,距今10000~5000年左右,从北起黑龙江南至长江流域以南的广大东部地区,处于温暖气候期。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水牛、象和貘等喜暖动物可证明,这种温暖气候期大致下延至公元前16~前11世纪的殷商时代。
②5000年以来的气候变迁。自后三四千年来,中国气候发生数次寒暖交替变迁的时期:第一,从公元前10世纪起的西周早期,约有一二百年气温有所下降,在相当于西周早期的遗址中,未见喜暖动物,同时在文献上也有江汉冻结的记载。约至公元前8~前3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气候又趋缓和。
《春秋》一书中记载到公元前698、前590、前545等年冬天鲁国都未有冰冻出现。据《荀子》、《孟子》等书记载,山东农业种植一年可两熟。这种温暖气候大致持续到公元前2~前1世纪,那时河南淇水流域和陕西的渭河流域都有大片竹林存在。第二,从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起,寒冷空气开始侵袭黄河流域,据《汜胜之书》和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齐民要术》两部农书中记载的农时,反映了当时黄河流域的气温较今为低。《晋书·慕容皝载记》记载到公元333~336年,从辽东湾西北岸至辽东湾东南岸沿海连续3年全部冰冻,估计年均温较今低2~4℃。到公元8~9世纪时黄河流域一度转暖。如在西安盛开只能抗御-14℃最低温度的梅花。冬季最高温估计较今高出2℃。第三,10~12世纪中国气候加剧转寒。
公元1111年(北宋政和元年)曾出现太湖全部结冰的罕见现象。在同一世纪里,还发生过苏州运河冰封和福州荔枝冻死的情况。至13世纪中又有一段时期回缓。如元初在河南怀、孟地区又恢复了北宋初年撤废的管理竹园的司竹监。但这一回缓时期为时很短,14世纪开始中国气候又转入严寒。1329年太湖结冰,厚达数尺。14~19世纪末,是一次世界性寒冷时期,即所谓小冰期。就中国而言,特别是15世纪以来,气候加剧转寒,至17世纪下半叶达到顶峰。据谈迁《北游录》中物候记载,推断当时北京冬季较今约低2℃。这种气候转寒的现象,在东北地区的黑龙江省和西南地区的云南省均有所反映。19世纪末气温又开始稍有转暖。
中国地理学家、气象学家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指出,距今5000~3000年,黄河流域的年均温较今约高2℃,冬季温度则高3~5℃,相当今长江流域。距今3000年至今,温度波动明显。周期约400~800年,年均温振幅约1~2℃,与历史事实基本相符。根据动植物地域分布的演变来看,5000年来温暖时期越来越短,温暖程度越来越弱,而寒冷时期则越来越长,强度也逐步增大。而这种变幅高纬度地带又大于低纬度地带。 5000年来旱涝状况与气候暖冷交替基本一致。有人将中国东南部地区近2000年来旱涝记载进行分析,以公元1000年为分界线,前期干旱时间短,湿润时间长,而后期则相反。而近500年来旱灾又多于水灾,以南涝北旱为常见。其中16、17世纪旱灾多于涝灾,18、19世纪涝灾多于旱灾,20世纪以来旱灾又明显多于涝灾,说明15世纪下半叶~17世纪末为干旱阶段,17世纪末~19世纪末是湿润阶段,而20世纪末又进入干旱时期,且干旱发生频次北方高于南方。
植被变迁
在五六千年前中国大部分地区覆盖有天然植被。直至晚近时期还有丰富森林植被的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区在当时分布着以寒温带、温带森林为主的茂密植被(见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长白山脉);两广丘陵山地和云贵高原南部地区,无论从孢粉分析或文献资料都证明,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这一地区山林翳密,草木畅茂,分布有茂密的原始森林和沼泽植被;在秦岭、大巴山、大别山、江南地区和闽浙山地及长江中下游平原,并包括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北部、中部、南岭山地、两广山地丘陵北部(见云南高原、贵州高原、江南丘陵、东南沿海丘陵)及青藏高原东南部等地,也是中国早期森林面积最大的区域。据出土遗物、孢粉分析,长江中下游平原距今8000~5000年前有亚热带森林及沼泽植被分布。秦岭山区在 3000年前仍存在大片原始森林。此外,在浙江余杭良渚、吴兴钱山漾、余姚河姆渡、湖北京山屈家岭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遗物亦反映了这一地区的森林、竹林和沼泽植被广布。文献记载当时会稽山地和四明山地有一片被称为“南林”的茂密森林。
进入全新世以来至二三千年前华北亦普遍分布有茂密的天然森林植被。辽南地区、燕山山地南部情况亦相类似。对北京平原的泥炭沼泽的孢粉分析表明,在全新世期间该地兼有森林、草原及沼泽等天然植被。在广大华北平原上亦普遍分布有森林、沼泽植被。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大量貘(四不象鹿)、野生水牛、象等喜暖动物证明该地有森林、草原和湖泊沼泽,正所谓“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与《禹贡》中所描述华北平原中部兖州“厥草惟繇,厥木惟条”的植被情况基本相似。又如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东南部,近几百年来森林破坏严重,而在2000年前却覆盖有茂密的森林和竹林。据《诗经》、《山海经·五藏山经》等先秦地理名著中记载,现今陕北、陇东山地及汾河下游霍山、中条山森林遍布,太行山区淇水流域的竹林则在西周时代已很著名。
除上述森林沼泽植被地带外,在中国大兴安岭南段、呼伦贝尔草原、东北平原和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西北部及青藏高原中部和南部,古代则是广大的草原地带。这一地区历来为中国游牧、渔猎民族的活动场所,这些民族过着“逐水草迁徙”、“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的经济生活。直至汉代,阴山山脉一带还是“草木茂盛,多禽兽”。北齐《敕勒歌》:“天苍苍、地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正是这一地区自然景观的生动描述。
此外,在内蒙古西部、宁夏、甘肃河西走廊、青海柴达木盆地和新疆等地,存在一长条气候干燥、植被稀少的荒漠地带。其中个别地区也分布有不少森林草甸。如河西走廊水草丰满,宜于畜牧。祁连山地、天山山地、阿尔泰山地都有成片天然森林(见祁连山脉、天山山脉、阿尔泰山脉)。就总体而言,人烟稀少,地势高寒,交通困难。
全新世以来,随人类活动影响,各地天然植被分布地区逐渐减缩,栽培植被代替了天然植被。但其原因、程度和过程,在各地区之间差异很大。
一般说来,当人类社会生产活动中出现了原始农业,即开始改变天然植被。但在铁器工具普遍使用之前,人类活动对天然植被的破坏仍然是有限的。如直至春秋时代,在古今植被状况变化最大的华北平原,人口仍然十分稀少。河北平原中部仍有一片宽阔的、空无聚落的地区。各城邦之间还存在瓯脱地带(即缓冲地带)。人为垦殖范围不大,对植被变迁的影响亦有限。其时黄河中游地区仍保持有良好的森林和草原,宁绍地区和四明、会稽山地在春秋时代大部分仍为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
战国开始铁器工具普遍使用,加上各国变法,发展农业,奖励垦荒、辟草莱。天然植被的破坏迅速加剧。在河南中部地区已“无长木”,山东丘陵西麓的泗水流域已“无林泽之饶”。今冀、鲁、豫3 省交界的东郡在公元前2 世纪已缺乏薪柴(《史记·河渠书》)。在以后的2000多年间,这一地区战争频繁发生,和平时期的大规模垦殖和战争时期的大规模焚毁相交替,使破坏的植被未能恢复。晋末十六国时代,长期战乱,大片农田荒芜,变为次生草地和灌木丛。同时水利系统破坏,盐碱遍地,灾害连年,农业也未获发展。隋唐统一时期,在华北平原大事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大片栽培植被替代了次生的草地和灌木丛。宋金以后黄河经常泛滥于河南、淮北之间,沙地和盐碱地比比皆是,已无良好的植被覆盖,天然植被破坏殆尽,更无森林可言。困而这一地区成为历史时期天然植被受到人类活动破坏最严重、影响最大的地区。
其次是黄河中游地区,除陕西渭河平原、晋南和豫西外,大部分在战国以前仍为畜牧区,森林和草原广布。秦汉时代大量汉民移入本区,设置郡县,发展垦殖,农牧界线一度北移至阴山以北和乌兰布和沙漠一带。河套地区因农业发达而被誉为“新秦中”,于是大片天然植被为栽培植被所替代。东汉以后虽因游牧民族的内徙,农牧界线大体上恢复到战国后期的情况,次生的草原和灌木丛又大片取代了栽培植被。但因气候转寒、干,已不可能恢复到秦汉以前的状况。北魏时代在河套地区也进行过垦殖,至隋唐盛世农牧界线再度北移阴山一线。唐元和年间(9世纪初)在河套屯田,垦田约1320公顷,以后又在陕北、银川平原开设屯田,黄河中游地区的植被又遭到大规模破坏。宋金以后本区的农牧界线长期维持在今陕西和内蒙古之间。由于宋、金、西夏间的长期战争,为修筑堡寨,屯垦戍边,廓清视野又大肆砍伐残存的森林。陕北一带“山林无巨木”,今环县境内在当时已“不产材木”(《续资治通鉴》卷51)。明代于长城以外地区,每年进行烧荒,植被几乎破坏殆尽,以至沙地不断扩大。
太行山中段地区古今植被变迁也很大。从商代开始许多政权的都城设置在太行山东麓,宫室的营建均取材于此。日久天然森林遭到大量砍伐。历代河北平原上每逢战乱、灾荒,饥民多入山为主,滥垦滥伐。北宋时,太行山区半为童山。至明代玉米、甘薯等作物传入,山区林木砍伐更甚。豫鄂川陕交界地区在古代是一片亚热带森林。元以前仍然人迹稀少。明初开始大量流民迁入,至明中叶进入郧阳山区的流民竟达200万口之多;清中叶又发生一次大批流民迁入的浪潮。流民进入山区后,伐木造纸、烧炭,种植玉米、甘薯,甚至开辟梯田,多年老林均遭砍伐,水土流失严重,是中国天然植被破坏较晚而程度极为严重的典型地区。此外有些地区天然植被破坏较晚,如东北长白山区在历史上长期是渔猎经济为主的部族居地。唐代渤海国虽有农业,但规模不大,辽、金、元时虽也在此兴办农业,然影响甚微。大规模的垦殖大体始于清代大量汉民迁入以后,但因为时不长,古今变化相对而言远不如前述地区显著。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时期的天然植被历经很大变化,其原因有自然本身的因素,更主要的是人类活动的影响。各地区植被变化的程度随人类活动频繁的状况不同而异,如华北平原因开发较早、人类活动频繁,天然植被已破坏殆尽,全由栽培植被替代,实质上意味着大片森林的砍伐。又如黄河中游、太行山区除了人为破坏外,又加上气候干燥等不利的自然因素,更使不少地区变成了荒山、荒坡和沙丘。西南、东北等地区由于开发较晚,人类活动相对而言较少,故至今尚保存较多的天然森林。总之,中国在4000多年中,植被覆盖面大为缩小,严重影响了生态平衡。
谢选骏指出:不仅要研究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和植被的变迁,更需要研究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和人种的变迁——种族是文明的锁钥。
【99、中国气象高官:气候变化事关国家安全】
德国之声中文网 2015年5月4日
目前,全球升温的步伐还在加快。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同时也受到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气象局局长周一表示,气候变暖威胁三峡大坝、南水北调等工程的安全与稳定。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刊物《学习时报》周一(5月4日)在头版刊登了对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的专访。他在采访中强调,中国必须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因为这"对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挑战"。他还表示,人类文明与气候环境紧密相关,一些古文明的兴衰已经非常典型地揭示了气候、生态、文明之间的密切关系。
郑国光指出,近60年来,中国地表平均气温升高1.38摄氏度,每十年平均升高0.23度,几乎为全球的两倍。他还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中国的重大工程也面临更高的风险,青藏铁路、电网、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生态工程的安全性、稳定性以及运营效率、经济效益也会受到影响。
南水北调或将无水可调?
气候变化会带来哪些风险?
作为调配中国水资源的重点工程,南水北调项目受到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据中国国家气象局内部通讯报道称,去年9月召开的一个"关注气候变化:挑战、机遇与行动"论坛上,中国国家气候中心的研究院姜彤就担忧地指出,调水区所在的长江、汉江流域水资源量可能减少,导致调水区无水可调;而华北地区水资源则有可能增加,导致受水区无人用水,"这些将增加工程的运行风险。"此外,气候变化导致的调水渠沿线地区的洪水、藻类繁殖,也会令整个工程面临更大的生态环境风险。
中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的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杨富强博士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也表示,气候变化已经导致中国的极端突发气候增多,并且造成了全国降水分布的改变。杨富强指出,气候变化对中国的水资源影响尤其显著:
"青藏高原上的冰川、冻土层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会加速融化。这将导致大量人口稠密地区面临水资源的危机。"
杨富强指出,不仅仅是中国会受到青藏高原水资源的影响。在亚洲地区,总共有27亿人口依赖于来自青藏高原的淡水资源。
环保型交通工具急需发展
在全世界范围内,随着风能和太阳能的推广,电的使用也越来越有利于气候。但是交通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却增加了,因为道路上行驶的汽车也日渐增多。因此,专家正在寻求新对策。
青藏铁路受威胁
中国国家气候中心的姜彤还曾指出,青藏高原的气温到2050年可能上升2.2至2.6摄氏度,这必然会直接影响到冻土层,从而威胁到青藏铁路的安全。他认为,青藏铁路的工程设计必须满足每50年升温1度的标准,但是现有的修筑技术还达不到这个要求,"必须考虑采用新技术。"
此外,气候变化还会令中国面临粮食减产、沙漠化加剧、雾霾天气增多等诸多问题。气候问题专家杨富强博士对德国之声表示,目前,中国在国家层面上尚未研究气候变化对经济发展的总体影响。
气候保护与经济发展是否矛盾?
去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晤期间,两国共同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按照该文件的计划,中国的二氧化碳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随后开始下降。为实现此目标,中国需要加快经济转型、加大对气候保护的投入。
杨富强博士介绍说,不同的治理措施有着不同的成本。"比如节能技术,旨在更高效地利用包括化石能源在内的各种能源。这都是很具有经济性的手段,不会导致显著的额外成本。"杨富强认为,相比一些成本相对较高的减排手段,经济效益好的气候治理措施"在当前中国,还远远没有用尽、用好"。
谢选骏指出:经济效益越好,气候治理越差——辩证唯物主义解不开的死结。
【100、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二○○八年十月·北京
目录
前言
一、气候变化与中国国情
二、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
三、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目标
四、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五、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六、提高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意识
七、加强气候变化领域国际合作
八、应对气候变化的体制机制建设
结束语
前言
全球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是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活动,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消耗能源资源,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引起全球气候近50年来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对全球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了明显影响,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重挑战。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低、气候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易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气候变化对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现实的威胁,主要体现在农牧业、林业、自然生态系统、水资源等领域以及沿海和生态脆弱地区,适应气候变化已成为中国的迫切任务。同时,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多重压力,应对气候变化的形势严峻,任务繁重。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充分认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考虑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国内与国际、当前与长远,制定并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中国把应对气候变化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结合起来,以发展经济为核心,以节约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为重点,以科技进步为支撑,努力控制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不断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进程,认真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气候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在国际合作中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一、气候变化与中国国情
最新科学研究成果表明:全球地表平均温度近百年来(1906—2005年)升高了0.74℃,预计到21世纪末仍将上升1.1—6.4℃。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平均温度的升高,主要是由化石燃料燃烧和土地利用变化等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主要包括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等)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所引起的。
中国气候变暖趋势与全球的总趋势基本一致。据中国气象局发布的最新观测结果显示,中国近百年来(1908—2007年)地表平均气温升高了1.1℃,自1986年以来经历了21个暖冬,2007年是自195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最暖的一年。近50年来中国降水分布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西部和华南地区降水增加,而华北和东北大部分地区降水减少。高温、干旱、强降水等极端气候事件有频率增加、强度增大的趋势。夏季高温热浪增多,局部地区特别是华北地区干旱加剧,南方地区强降水增多,西部地区雪灾发生的几率增加。近30年来,中国沿海海表温度上升了0.9℃,沿海海平面上升了90毫米。
据科学家的研究,中国未来的气候变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可能增加;降水分布不均现象更加明显,强降水事件发生频率增加;干旱区范围可能扩大;海平面上升趋势进一步加剧。
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面临巨大挑战。
——中国气候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适应任务艰巨。中国主要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季节变化幅度要比同纬度其他陆地地区相对剧烈,很多地方冬冷夏热,夏季全国普遍高温。中国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多集中在汛期,且地区分布不均衡,年降水量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中国生态环境比较脆弱,水土流失和荒漠化严重,森林覆盖率18.21%,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2%。自然湿地面积相对较少,草地大多是高寒草原和荒漠草原,北方温带草地受干旱、生态环境恶化等影响,正面临退化和沙化的危机。中国大陆海岸线长达1.8万多公里,易受海平面上升带来的不利影响。
——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发展任务艰巨。2007年底中国大陆人口(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达到13.21亿,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0%。中国城镇化水平比较低,2007年城镇化比例只有44.9%,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庞大的人口基数,也使中国面临巨大的劳动力就业压力,每年有1000万以上新增城镇劳动力需要就业,同时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目前每年有上千万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7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461美元,在181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居第106位,仍为中下收入国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中国仍然被贫困所困扰,目前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1479万人,刚刚越过温饱线但还不稳定的低收入人口有3000多万人。中国科技发展水平较低,自主创新能力弱。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是中国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
——中国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能源结构以煤为主,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任务艰巨。中国温室气体历史排放量很低,根据国际有关研究机构数据,1904—2004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约占世界同期的8%,人均累计排放量居世界第92位。2004年中国能源消费排放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50.7亿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远未实现,为进一步实现发展目标,未来能源需求将合理增长,这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的基本条件。同时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根本改变,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难度很大,任务艰巨。
二、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是最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国家之一,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农牧业、森林与自然生态系统、水资源和海岸带等。
对农牧业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中国农牧业生产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农业生产不稳定性增加;局部干旱高温危害严重;因气候变暖引起农作物发育期提前而加大早春冻害;草原产量和质量有所下降;气象灾害造成的农牧业损失增大。
未来气候变化对农牧业的影响仍以负面影响为主。小麦、水稻和玉米三大作物均可能以减产为主。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将出现变化;土壤有机质分解加快;农作物病虫害出现的范围可能扩大;草地潜在荒漠化趋势加剧;原火灾发生频率将呈增加趋势;畜禽生产和繁殖能力可能受到影响,畜禽疫情发生风险加大。
对森林和其他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中国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东部亚热带、温带北界北移,物候期提前;部分地区林带下限上升;山地冻土海拔下限升高,冻土面积减少;全国动植物病虫害发生频率上升,且分布变化显著;西北冰川面积减少,呈全面退缩的趋势,冰川和积雪的加速融化使绿洲生态系统受到威胁。
未来气候变化将使生态系统脆弱性进一步增加;主要造林树种和一些珍稀树种分布区缩小,森林病虫害的爆发范围扩大,森林火灾发生频率和受灾面积增加;内陆湖泊将进一步萎缩,湿地资源减少且功能退化;冰川和冻土面积加速缩减,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多年冻土空间分布格局将发生较大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
对水资源的影响
气候变化已经引起了中国水资源分布的变化。近20年来,北方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水资源总量明显减少,南方河流水资源总量略有增加。洪涝灾害更加频繁,干旱灾害更加严重,极端气候现象明显增多。
预计未来气候变化将对中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产生较大的影响,加大水资源年内和年际变化,增加洪涝和干旱等极端自然灾害发生的概率,特别是气候变暖将导致西部地区的冰川加速融化,冰川面积和冰储量将进一步减少,对以冰川融水为主要来源的河川径流将产生较大影响。气候变暖可能将增加北方地区干旱化趋势,进一步加剧水资源短缺形势和水资源供需矛盾。
对海岸带的影响
近30年来,中国海平面上升趋势加剧。海平面上升引发海水入侵、土壤盐渍化、海岸侵蚀,损害了滨海湿地、红树林和珊瑚礁等典型生态系统,降低了海岸带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和海岸带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引起的海温升高、海水酸化使局部海域形成贫氧区,海洋渔业资源和珍稀濒危生物资源衰退。
据预测,未来中国沿海海平面将继续升高。海平面上升还将造成沿海城市市政排水工程的排水能力降低,港口功能减弱。
对社会经济等其他领域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等其他领域也将产生深远影响,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损失,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付出相应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气候变化将增加疾病发生和传播的机会,危害人类健康;增加地质灾害和气象灾害的形成概率,对重大工程的安全造成威胁;影响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和物种多样性,对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产生影响;增加对公众生命财产的威胁,影响社会正常生活秩序和安定。
三、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目标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以保障经济发展为核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节约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为重点,以科学技术进步为支撑,增进国际合作,不断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为保护全球气候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坚持如下原则:
——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在发展中产生的,也必须在发展过程中解决。要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促进可持续发展,努力实现发展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赢。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这是《气候公约》的核心原则。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采取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措施的责任,但是由于各国历史责任、发展水平、发展阶段、能力大小和贡献方式不同,发达国家要对其历史累计排放和当前高人均排放承担责任,率先减少排放,同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发展中国家要在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过程中,采取积极的适应和减缓措施,尽可能少排放,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
——减缓和适应并重。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减缓是一项相对长期、艰巨的任务,而适应则更为现实、紧迫,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减缓与适应必须统筹兼顾、协调平衡、同举并重。
——公约和议定书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渠道。《气候公约》和《议定书》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凝聚了国际社会的共识,是目前最具权威性、普遍性、全面性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框架。应当坚定不移地维护《气候公约》和《议定书》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核心机制和主渠道的地位。其他多边和双边的合作,都应该是《气候公约》和《议定书》的补充和辅助。
——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转让。应对气候变化要靠技术,技术创新和技术转让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和支撑。发达国家有义务在推动本国开发和应用先进技术的同时,促进国际技术合作与转让,切实履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转让技术的承诺,使发展中国家拿得到所需资金,用得上气候友好技术,提高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全民参与和广泛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需要转变传统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中国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营造政府引导、企业参加和公众自愿行动的社会氛围,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公众的全球环境意识。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必须通过全球的广泛合作和共同努力才能解决,中国将一如既往地积极开展和参与一切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
2007年6月中国政府发布《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提出了到2010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目标,即: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政策措施取得明显成效,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不断增强,气候变化相关研究水平不断提高,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取得新的进展,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得到较大提高,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加强。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化能源节约和高效利用的政策导向,加大依法实施节能管理的力度,加快节能技术开发、示范和推广,充分发挥以市场为基础的节能新机制,提高全社会的节能意识,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努力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到201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相应减缓二氧化碳排放。
——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核电建设,加快煤层气开发利用等措施,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到2010年,力争使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总量(包括大水电)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提高到10%左右,煤层气抽采量达到100亿立方米。
——通过强化冶金、建材、化工等产业政策,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治理等措施,控制工业生产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到2010年,力争使工业生产过程的氧化亚氮排放稳定在2005年的水平。
——通过继续推广低排放的高产水稻品种和半旱式栽培技术,采用科学灌溉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研究开发优良反刍动物品种技术和规模化饲养管理技术等措施,加强对动物粪便、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的管理,加大沼气利用力度,努力控制甲烷排放。
——通过继续实施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资源保护、农田基本建设等重点工程和政策措施,到2010年,力争森林覆盖率达到20%,实现年碳汇数量比2005年增加约0.5亿吨二氧化碳。
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通过完善多灾种的监测预警应急机制、多部门参与的决策协调机制、全社会广泛参与的行动机制,加强极端气象灾害监测预报能力建设。到2010年,建成一批对经济社会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关键性作用的气象灾害防御工程,提高应对极端气象灾害的综合监测预警能力、抵御能力和减灾能力。
——通过加强农田基本建设、调整种植制度、选育抗逆品种、开发生物技术等适应性措施,到2010年,力争新增改良草地2400万公顷,治理退化、沙化和碱化草地5200万公顷,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
——通过加强天然林资源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的监管,继续开展生态保护重点工程建设,建立重要生态功能区,促进自然生态恢复等措施,到2010年,力争实现90%左右的典型森林生态系统和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得到有效保护,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比重达到16%左右,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5万平方公里,实施生态修复面积30万平方公里,治理荒漠化土地面积2200万公顷。
——通过合理开发和优化配置水资源、完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新机制、强化节水和加强水文监测等措施,到2010年,力争减少水资源系统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节水型社会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基本建成大江大河综合防洪除涝减灾体系,全面提高农田抗旱标准。
——通过加强对海平面变化趋势的科学监测以及对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的监管,合理利用海岸线,保护滨海湿地,建设沿海防护林体系,不断加强红树林保护和恢复等措施,到2010年,力争实现全面恢复红树林区,提高沿海地区抵御海洋灾害的能力。
加强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
——通过加强气候变化领域的基础研究,进一步开发和完善研究分析方法,加强对相关专业与管理人才的培养等措施,到2010年,力争使气候变化研究部分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有效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政策,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提供科学依据。
——通过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积极推进国际合作与技术转让等措施,到2010年,力争在能源开发、节能和清洁能源技术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加快先进技术产业化步伐,提高农业、水利、林业等部门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水平,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增强公众意识与管理水平
——通过利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和手段,加强气候变化方面的宣传、教育和培训,鼓励公众参与等措施,到2010年,力争在全社会基本普及气候变化方面的相关知识,提高全民保护气候意识,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通过完善多部门参与的决策协调机制,建立企业、公众广泛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机制等措施,逐步形成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相适应的、高效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
四、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中国积极推进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大力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植树造林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
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中国政府注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产业政策和专项规划,将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作为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努力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
——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2007年发布《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3个百分点,明确了支持服务业关键领域、薄弱环节和新兴行业发展的政策。旅游、金融、物流等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
——做强做大高技术产业。2007年发布高技术产业、电子商务和信息产业等领域的“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提出到2010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5个百分点。完善促进数字电视、软件和集成电路、生物产业等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快培育符合节能减排要求的新兴产业。信息、生物、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海洋等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振兴装备制造业成效显著,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建设取得长足进展。
——加快淘汰落后产能。2007年发布13个行业“十一五”淘汰落后产能分地区、分年度计划。2007年关停小火电机组1438万千瓦,淘汰落后炼铁产能4659万吨、落后炼钢产能3747万吨、落后水泥5200万吨,关闭了2000多家不符合产业政策、污染严重的造纸企业和一批污染严重的化工、印染企业,累计关闭各类小煤矿1.12万处。
——遏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出台新开工项目管理的相关政策规定,相继制定发布了高耗能行业市场准入标准,提高节能环保准入门槛,采取调整出口退税、关税等措施,抑制“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排放、资源型)产品出口。高耗能行业增速呈逐步回落趋势。
大力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能源节约问题,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长期坚持开发与节约并举,节约优先的方针。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2006—2010年)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提出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并作为重要的约束性指标。
——把节能减排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国务院成立了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全面部署节能减排工作。
——建立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国务院印发了《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及考核实施方案和办法》,明确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重点企业能耗及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实行严格的问责制。
——加快实施重点节能工程。2006年国家利用国债和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节能重点项目111个,形成1010万吨标准煤的节能能力。2007年国家利用国债和中央预算内投资以及中央财政资金,支持重点节能工程项目681个,形成2550万吨标准煤的节能能力;各级地方政府引导的企业节能技术改造形成6000多万吨标准煤的节能能力。2006—2010年,通过实施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可形成约2.4亿吨标准煤的节能能力。采用财政补贴推广使用节能灯5000万只的任务已在各地组织实施,近三年将推广使用节能灯1.5亿只以上。
——推动重点领域节能减排。开展千家企业节能行动,推动企业开展能源审计、编制节能规划,公告企业能源利用状况,启动重点耗能企业能效水平对标活动。积极推广节能省地环保型建筑和绿色建筑,新建建筑严格执行强制性节能标准,加快既有建筑节能改造,1.5亿平方米供热计量和节能改造任务分解到了各地区,在24个省市启动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试点工作。继续完善和严格执行机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中央国家机关开展了空调、照明、锅炉系统节能诊断和改造,完成了办公区所有非节能灯具的改造。
——提高能源开发转换效率。电力、煤炭领域推广使用高效节能设备,加快淘汰小火电、小煤矿。2007年,6000千瓦及以上火电机组供电煤耗由1980年的每千瓦时448克标准煤下降到370克标准煤;单位原煤产量能耗比上年下降5.9%,电耗下降了5.1%。
——实施有利于节能的经济政策。调整部分矿产品资源税,适时调整成品油、天然气价格,实行节能发电调度的政策,下调小火电上网电价,加大差别电价实施的力度,出台支持企业节能技术改造、高效照明产品推广、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等资金管理办法。出台鼓励节能环保小排量汽车、限制塑料购物袋等政策。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
——加强法制建设。修订《节约能源法》。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严格执行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控制标准的通知》。2007年来,发布火电、烧碱等22项高耗能产品能耗限额强制性国家标准。安排电动机、节能灯等16类终端用能产品的监督抽查。各地节能主管部门和节能监察机构依法开展节能行政执法。
经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2006年和2007年全国单位GDP能耗分别下降1.79%和3.66%。2007年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行业年耗能1万吨标准煤以上重点企业35种主要产品单位综合能耗指标中,下降的有33项,上升的只有2项,节能3830万吨标准煤。2006年和2007年累计节能1.47亿吨标准煤。
发展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
2005年颁布《可再生能源法》,制定可再生能源优先上电网、全额收购、价格优惠及社会分摊的政策,建立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支持资源评价与调查、技术研发、试点示范工程建设和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截至2007年底,中国水电装机容量达到1.45亿千瓦,年发电量4829亿千瓦时,电力装机和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其中2006年、2007年两年平均新增装机2600万千瓦,年均增长12%。风电规模成倍增长,装机容量超过600万千瓦,居世界第五位,其中2006年、2007年新增装机305万千瓦,年均增长148%。太阳能热水器集热面积达到1.1亿平方米,多年位居世界第一。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约为300万千瓦,生物燃料乙醇年生产能力超过120万吨。核电装机906万千瓦,比2006年增长30.5%。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由1980年的72.2%下降到2007年的69.4%,水电、风电和核电的比重由4%提高到7.2%。可再生能源总利用量约为2.2亿吨标准煤(包括大水电)。
根据国家《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国将继续积极推进水电流域梯级综合开发,在做好环境保护和移民安置工作的前提下,加快大型水电建设,因地制宜开发中小型水电。加快风电发展速度,以规模化带动产业化,提高风电设备研发和制造能力,努力建设若干百万千瓦级的风电场和千万千瓦级的风电基地。以生物质发电、沼气、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和液体燃料为重点,大力推进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积极发展太阳能发电和太阳能热利用,加强新能源和替代能源的研发与应用。不断加强对煤层气和矿井瓦斯的利用,发展以煤层气为燃料的小型分散电源。中国积极发展核电,推进核电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努力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核电发展机制;加强核电设备研发和制造能力,提高引进消化吸收及再创新能力;加强核电运行与技术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人才培训;实施促进核电发展的税收优惠和投资优惠政策;完善核电安全保障体系,加快法律法规建设。中国还将进一步推进煤炭清洁利用,发展大型联合循环机组和多联产等高效、洁净发电技术,研究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技术。
发展循环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循环经济,积极推进资源利用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从源头和生产过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近年来,循环经济从理念变为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迅速发展。国家制定《清洁生产促进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提出发展循环经济的总体思路、近期目标、基本途径和政策措施,并发布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废弃电子电器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即将颁布。
迄今已实施了两批国家循环经济示范试点,初步探索形成企业、企业间或园区、社会三个层面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废旧家电回收处理和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取得积极进展。完善废弃物综合利用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国债和中央预算内投资对发展循环经济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技术,特别是开发、示范和推广了一批对行业有重大带动作用的共性和关键技术。纯低温余热发电、干法熄焦、高炉炉顶压差发电、电石渣干法制水泥、高炉和回转窑消纳社会废物等一批适用技术得到广泛应用。2005年,中国钢、有色金属、纸浆等产品近三分之一左右的原料来自再生资源,水泥原料的20%、墙体材料的40%来自于工业固体废物。半导体制造、封装过程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也取得明显成效,电子信息产品制造过程温室气体排放处于较低水平。
制定促进填埋气体回收利用的激励政策,发布《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以及《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等行业标准,推动垃圾填埋气体的收集利用,减少甲烷等温室气体的排放。研究推广先进的垃圾焚烧、垃圾填埋气体回收利用技术,发布相关技术规范,完善垃圾收运体系,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提高垃圾的资源综合利用率,推动垃圾处理产业化发展,加强垃圾处理企业运行监管,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由1990年的2.3%提高到2006年的52%。
减少农业、农村温室气体排放
近年来,中国在减少农业和农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取得积极进展。迄今已在全国1200个县开展了测土配方施肥行动,引导农民科学施肥,减少农田氧化亚氮排放;推广以秸秆覆盖、免耕等为主要内容的保护性耕作,发展秸秆养畜、过腹还田,增加土壤有机碳含量;建立了草原生态补偿机制,落实草畜平衡、禁牧休牧轮牧制度,控制草原载畜量,避免草场退化。同时,大力发展农村沼气,推广太阳能、省柴节煤炉灶等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截至2007年底,全国户用沼气达到2650多万户,每年可以替代近1600万吨标准煤,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4400万吨。全国已建养殖场沼气工程2.66万处,推广农村太阳能热水器4286万平方米、太阳房1468万平方米、太阳灶112万台、小型风力发电机20多万台,建成一批秸秆气化、固化示范点,累计推广省柴节煤炉灶1.51亿户、节能炉3471万户。
推动植树造林,增强碳汇能力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通过持续不断地加大投资,平均每年植树造林400万公顷。同时,国家还积极动员适龄公民参加全民义务植树。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有109.8亿人次参加义务植树,植树515.4亿株。近几年,通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等措施,调动了广大农民参与植树造林、保护森林的积极性。目前,全国人工林面积达到了0.54亿公顷,蓄积量15.05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由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12%提高到目前的18.21%。2006年中国城市园林绿地面积达到132万公顷,绿化覆盖率为35.1%。据估算,1980—2005年中国造林活动累计净吸收约30.6亿吨二氧化碳,森林管理累计净吸收16.2亿吨二氧化碳,减少毁林排放4.3亿吨二氧化碳,有效增强了温室气体吸收汇的能力。
加大研发力度,科学应对气候变化
——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科学发展规划之中。2006年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把能源和环境确定为科学技术发展的重点领域,把全球环境变化监测与对策明确列为环境领域的优先主题之一。2007年制定《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工作在“十一五”期间的阶段性目标和到2020年的远期目标,对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研发、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和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战略与政策等方面进行了重点部署。
——加强人才与基地建设。经过近20年的努力,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初步形成了一支跨领域、跨学科的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专家团队,取得一批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建成一批国家级科研基地,基本建成国家气候监测网等大型观测网络体系。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先进技术的研发和示范,产学研结合加快了先进技术产业化步伐。
——不断加大对气候变化相关科技工作的资金投入。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政府资金渠道,并多渠道筹措资金,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气候变化的科技研发领域。“十五”(2001—2005年)期间,中国通过攻关计划、863计划和973计划等国家科技计划投入应对气候变化科技经费逾25亿元。截至2007年底,“十一五”国家科技计划(2006—2010年)已安排节能减排和气候变化科技经费逾70亿元。此外,还通过其他渠道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气候变化的科技研发。
——科技研发重点领域。中国已确定将重点研究的减缓温室气体排放技术包括:节能和提高能效技术,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技术,主要行业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与处置利用技术,生物与工程固碳技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清洁、高效开发和利用技术,先进煤电、核电等重大能源装备制造技术,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农业和土地利用方式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技术等。
五、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中国在农业、森林与其他自然生态系统、水资源等领域,以及海岸带及沿海地区等脆弱区,积极实施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取得了积极成效。
农业
国家制定并实施《农业法》、《草原法》、《渔业法》、《土地管理法》、《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草原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努力建立和完善农业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法规体系。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开展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扩大农业灌溉面积、提高灌溉效率和农田整体排灌能力,推广旱作节水技术,增强农业防灾抗灾减灾和综合生产能力。实施“种子工程”,培育产量高、品质优良的抗旱、抗涝、抗高温、抗病虫害等抗逆品种。
中国将进一步加大优良品种推广力度,提高良种覆盖度。强化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建立和完善动物防疫体系,加强动物疫病监测预警,提高动物疫病的预防和控制能力。开展草原退牧还草,草场围栏,人工草场建设,加强草原防火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和改善草原生态环境。开展水生生物养护行动,保护水生生物资源和水生生态环境。
森林等自然生态系统
多年来,中国通过制定并实施《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土保持法》、《防沙治沙法》和《退耕还林条例》、《森林防火条例》、《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努力保护森林和其他自然生态系统。国家正在积极制定自然保护区、湿地、天然林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推动全面实施全国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规划。
中国将进一步加强林地、林木、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管理,继续推进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湿地保护工程,推进森林可持续经营和管理,开展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建立健全国家森林资源与生态状况综合监测体系。完善和强化森林火灾、病虫害评估体系和应急预案以及专业队伍建设,实施全国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中长期规划,提高森林火灾、病虫害的预防和控制能力。改善、恢复和扩大物种种群和栖息地,加强对濒危物种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保护。加强生态脆弱区域、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与重建。
水资源
中国制定并实施《水法》、《防洪法》、《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编制完成了全国重要江河流域的防洪规划等水利规划,初步建立起适合国情的水利政策法规体系和水利规划体系,初步建成了大江大河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合理配置体系和水资源保护体系。同时,大力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截至2007年底,全国累计初步治理水土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有效保护水土资源,改善了生态环境。
中国将加快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流域综合规划等规划的编制工作,制订主要江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加快实施南水北调等跨流域调水工程,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提高特殊干旱情况下应急供水保障能力。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和统一调度,建立国家初始水权分配制度、水权转让制度以及水资源节约和保护制度。加强大江大河防洪工程建设和山洪灾害防治体系建设,基本建成以水库、河道、堤防、蓄滞洪区为主的大江大河防洪减灾工程体系和以管理措施为主的山洪灾害防治体系,进一步完善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建立洪水风险管理制度,提高抵御洪涝灾害的能力。对于生态严重恶化的流域,实施地下水限采,努力控制地下水超采,采取积极措施予以修复和保护。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对中国水资源的影响研究,加强大气水、地表水、土壤水和地下水的转化机制和优化配置技术研究,加强污水再生利用技术、海水淡化技术的研究、开发与推广。
海岸带及沿海地区
依据《海洋环境保护法》、《海域使用管理法》,以及《海气相互作用业务体系发展规划(纲要)》等,国家确定了海洋领域应对气候变化业务体系的建设目标和内容,建立了综合管理的决策机制和协调机制,努力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加强海岸带和沿海地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开展海气相互作用调查研究,深化海气相互作用的认识,初步建成海洋环境立体化观测网络,提高了海洋灾害防御能力。
中国将进一步建立健全海洋灾害应急预案体系和响应机制,全面提高沿海地区防御海洋灾害能力。建设完善海洋领域应对气候变化观测和服务网络,开展海洋领域对气候变化的分析评估和预测。建立海平面监测预测分析评估系统,进一步做好海平面变化分析评估和影响评价。提高近海和海岸带生态系统抵御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推进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技术研发以及推广力度,强化海洋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开展沿海湿地和海洋生态环境修复工作,建立典型海洋生态恢复示范区,大力营造沿海防护林等。加强海岸带管理,提高沿海城市和重大工程设施的防护标准,控制沿海地区地下水超采和地面沉降,采取陆地河流与水库调水、以淡压咸等措施,应对河口海水倒灌和咸潮上溯。
其他领域
中国加强了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监测预警能力建设,基本建立相应的气象及其衍生和次生灾害应急处置机制。强台风和区域性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防御取得重大进展,初步建立起气候与气候变化综合观测系统。
针对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流行病疫区的扩大,国家将进一步加强监测、监控网络,建立和完善健康保障体系。编制城市防洪排涝计划,提高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的标准。在重大工程的设计、建设和运行中考虑气候变化的因素,相应制定新的标准,适应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
六、提高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意识
中国一直重视环境与气候变化领域的教育、宣传和公众参与。近年来,国家通过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和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等先进理念,不断引导全社会提高应对气候变化意识,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全球气候变化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组织集体学习,强调大力提高全社会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和能力,营造全民应对气候变化的良好环境。国家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学校教育和新闻宣传的重要内容,利用各种手段普及气候变化方面的相关知识,提高全社会的全球环境意识。
中国已出版大量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出版物、影视和音像作品,创办中国气象电视频道,建立了资料信息库,利用大众传媒进行气候变化方面的知识普及,举办“气候变化与科技创新国际论坛”,召开“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等大型国际研讨会。从1992年开始,连续举办18届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2007年国家发布了《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包括家庭社区行动、青少年行动、企业行动、学校行动、军营行动、政府机构行动、科技行动、科普行动、媒体行动等九个专项行动,形成政府推动、企业实施、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节能减排的工作机制。通过创建“节约型政府机构”等行动,发挥政府机构和政府工作人员节能导向作用。实施企业节能减排宣传教育活动,发动职工参与企业节能减排管理。通过重塑家庭生活消费新模式,搭建节能减排社区平台,积极鼓励公民及社会团体自愿参与植树造林,采取全民限制和有偿使用塑料袋等活动,增强公民的节能减排意识。积极开展以节能减排为内容的学校主题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树立节能环保意识。近年来,一些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也以多种形式加入全民节能减排行动,发挥了积极作用。
循环经济代表着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国家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重要选择,在全社会大力提倡。近年来,围绕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系列宣传教育活动,使循环经济理念逐步深入人心,社会氛围更加浓厚。
中国将进一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教育和培训。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中纳入气候变化的内容,重点引导青少年树立应对气候变化意识,积极参与气候变化的相关活动;举办针对政府部门、企业界、咨询机构和科研人员以及社区的气候变化培训和研讨班等,提高其对应对气候变化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促使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七、加强气候变化领域国际合作
中国本着“互利共赢、务实有效”的原则积极参加和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发挥了建设性作用。近年来,中国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分别在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东亚峰会、博鳌亚洲论坛等多边场合以及双边交往中,阐述了中国对于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立场,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
中国长期以来积极参加和支持《气候公约》和《议定书》框架下的活动,努力促进《气候公约》和《议定书》的有效实施。中国专家积极参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为相关报告的编写作出了贡献。中国认真履行本国在《气候公约》和《议定书》下的义务,于2004年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并于2007年6月发布《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
在多边合作方面,中国是碳收集领导人论坛、甲烷市场化伙伴计划、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计划的正式成员,是八国集团和五个主要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对话以及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会议的参与者。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中国提出了“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倡议,并举办了“气候变化与科技创新国际论坛”。中国努力推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际社会的交流与互信,促进形成公平、有效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机制。
在双边方面,中国与欧盟、印度、巴西、南非、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气候变化对话与合作机制,并将气候变化作为双方合作的重要内容。中国一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非洲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明确提出,积极推动中非在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中国政府分别举办了两期针对非洲和亚洲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研修班,提高了这些国家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能力。
中国积极与外国政府、国际组织、国外研究机构开展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研究,内容涉及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减缓和适应、应对政策与措施等方面,包括中国气候变化的趋势、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农林部门的适应措施与行动、中国水资源管理、中国海岸带和海洋生态系统综合管理、中国的温室气体减排成本和潜力、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研究,以及若干低碳能源技术的研发和示范等。中国积极参与相关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如地球科学系统联盟(ESSP)框架下的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国际全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IHDP)、全球对地观测政府间协调组织(GEO)、全球气候系统观测计划(GCOS)、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国际地转海洋学实时观测阵计划(ARGO)、国际极地年计划等,并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的信息沟通和资源共享。
中国积极推动和参与《气候公约》框架下的技术转让,努力创建有利于国际技术转让的国内环境,并提交了技术需求清单。中国认为,《气候公约》框架下的技术转让不应单纯依靠市场,关键在于发达国家政府应努力减少和消除技术转让障碍,采取引导和激励政策与措施,在推动技术转让过程中发挥作用。对于尚在研发之中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技术,应依靠国际社会广大成员国的合力,抓紧取得突破性进展,并为世界各国所共享。
中国重视清洁发展机制在促进本国可持续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愿意通过参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合作为国际温室气体减排作出贡献。通过国际合作,中国进行了清洁发展机制方面的系统研究,为国际规则和国内政策措施的制定提供了科学基础,为各利益相关方提供了有益信息;进行了大量的能力建设活动,提高政府部门、企业界、学术机构、咨询服务机构、金融机构等推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开发的能力。完善了相关的国内制度,制订和颁布《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到2008年7月20日,中国在联合国已经成功注册的清洁发展机制合作项目达到244个,这些项目预期的年减排量为1.1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有效促进了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推动了能源效率的提高,极大加强了相关政府部门、企业、组织和个人的气候变化意识。中国认为,清洁发展机制作为一种比较有效和成功的合作机制,在2012年后应该继续得到实施,但应进一步促进项目实施中的公平、透明、简化、确定性和环境完整性,并促进先进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东道国应该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开发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八、应对气候变化的体制机制建设
中国政府于1990年成立了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机构,1998年建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为进一步加强对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领导,2007年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由国务院总理担任组长,负责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战略、方针和对策,协调解决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的重大问题。2008年在机构改革中,进一步加强了对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领导,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的成员单位由原来的18个扩大到20个,具体工作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承担,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并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成立专门机构,专门负责全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组织协调。为提高应对气候变化决策的科学性,成立了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在支持政府决策、促进国际合作和开展民间活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2007年国务院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建立健全应对气候变化的管理体系、协调机制和专门机构,建立地方气候变化专家队伍,根据各地区在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政策措施,建立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统计和监测体系,组织和协调本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为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实施,各级政府机构进一步完善产业政策、财税政策、信贷政策和投资政策,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形成有利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体制机制,增加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财政投入。完善有利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相关法规,依法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结束语
中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更为严峻的挑战。
中国将继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全面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
气候变化问题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中国愿与世界各国一道,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进行不懈努力,为保护人类共有的气候系统不断作出新贡献。
谢选骏指出:上文似是缓兵之计。因为,共产党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就是继续革命、继续破坏,坏事做绝也就成为好事了——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物极必反。真是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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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文明周期与气候变化显然有关,但也并非决定性的宿命关系——气候灾难可能导致文明的衰落,也可能导致文明的兴起。而且往往同一个气候灾难就导致某些势力的兴起和某些势力的陨落,例如明清之际的社会交替就是如此。而不同的文明因为各自的内外条件的不同,而在气候变迁面前的命运不同——就像有的人可以活一百年,有的人只能活一年;有的人首富,有的人赤贫;有的人称王,有的人死囚。
这就正如《圣经》所说,“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传道书3章1至4节)
(另起一页)
书名
文明周期与气候变迁
Civilization Cycle and Climate Change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最低
2021年9月第一版
September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80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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