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179卷： 对外战败导致改革开放

 对外战败导致改革开放

The defeat in the foreign war led to reform and opening up

2021年9月第一版

September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79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79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中国未来的走向也与国际事务息息相关，不可能脱节与孤立。因为从我的分析可以知道：即使“封建回潮的文化革命”也不是基于“闭关锁国”的，而是对于国际孤立处境的激烈反应。

正是因为我所说的“对外战争失败推动中国改革”，现在中国有许多人积极鼓动对日作战，其目的不是“抗日爱国”，而是像中共1930年代的“北上抗日”一样，是想通过外人之手，消灭本国的反动政府。

许多中国人预期，中共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根本经不起真正的战争，而在美日同盟面前一触即溃。这样，中国人民就会获得第二次解放。而中共也知道自己的纸老虎本质，所以一定会在日本“购买钓鱼岛”的行动计划前临阵退缩。

Synopsis

China's future direction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be disconnected and isolated. Because from my analysis, we can know that ev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f feudal resurgence” is not based on “closure of the country”, but a fierce response to the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isolation.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of what I call "the failure of the foreign war to promote China's reform". Now many people in China are actively instigating war against Japan. The purpose is not to "anti-Japanese and patriotic", but like the CCP’s "anti-Japanese war" in the 1930s. Eliminate the country’s reactionary government through the hands of outsiders.

Many Chinese expected that the CCP would not be able to withstand real wars at all, and would collapse in the face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In this way, the Chinese people will be liberated for the second time. The CCP also knows the nature of its paper tigers, so it will definitely back down before Japan's plan to "buy the Diaoyu Islands".

（另起一页）

【目录】

导论、全球疫情揭开中国的“新时代”

第一章

第一次鸦片战争导致太平天国等各种起义

第二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导致洋务运动

第三章

甲午战争导致戊戍变法

第四章

八国联军导致辛亥革命

第五章

一次大战导致北伐革命

第六章

抗日战争导致中共建政

第七章

抗美援朝导致历次政治运动

第八章

中苏论战导致文化革命

第九章

中苏冲突导致第二次洋务运动

第十章

全球新冷战导致中国新时代

后记、七年战争战败与法国革命爆发

（另起一页）

【导论】

【全球疫情揭开中国的“新时代”】

《曝解放军》“致命弱点”！韩媒：习近平也深知严重性》（自由时报 2021-10-09）报道：

中国10月起不断派出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南韩媒体《朝鲜日报》对此分析，解放军的“致命弱点”是“45年来零实战经验”，目前只有1位将军经历过战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深知严重性。

《朝鲜日报》国际资深记者李哲民（???）指出，从战机、战舰、战车和各种飞弹的数量来看，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强国。然而，中国军队“致命缺点”是缺乏“实战经验”，最近1次的实战发生在1978年2月至3月，当时解放军南侵，与越南进行大约4周的战事，中国苦吞败仗、损失惨重，估计有7000至1万人阵亡。

《朝鲜日报》报导提到，虽然现在的中国军队与当时不同，但解放军内部报告点出，“在紧张战场上，中国军队不具备处理高科技武器，以及展开三军联合作战能力”。

韩媒认为，这代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深知解放军“五无”的严重性，因为中共党媒《解放军报》自2015年起，多次提及军方有“五个问题”：军事指挥官缺乏对战场形式的自主判断力，无法有效理解上级指令，不能做出作战决策，无法部署部队，不能妥善应对突发事件。

此外，美国军方也知道解放军的这项致命弱点，目前中国军队中唯一有实战经验的将军，是今年已经68岁、曾参与过越战的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李作成，这与美军拥有无数作战经验形成强烈对比，美军在过去20年打过10场战争。

《朝鲜日报》发现，中国党报《人民海军》近日发表1篇文章增加士气，内容称“不要把缺乏作战经验当大事”，还举例经验丰富的英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打输德国，韩媒酸中国去年5月与印度在边境地区用棍棒、石头发生冲突，事件造成印军20人死亡，但有43名解放军阵亡，而中国先进的军武也不晓得究竟能力如何。

谢选骏指出：“从战机、战舰、战车和各种飞弹的数量来看，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强国。”——这可能诱使共产党中国向美国及其盟国（包括台湾也就是南朝中国）发起进攻；然而，共产党中国的“解放军的致命弱点是45年来零实战经验”，则可能使得满清甲午战败的历史转折得以重演。如果真的这样，那么中国大陆将被迫开启新一轮的对外开放。

据我2012年写作的《中共会在日本“购岛”行动前临阵退缩》所言——

1、太平天国（1850——1864年）是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战败的结果；

2、洋务运动是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战败的结果；

3、戊戌变法（1898年）是甲午战争（1894——1895年）战败的结果；

4、辛亥革命（1911年）是八国联军征服北京（1900年）的结果；

5、北伐战争（1927——1929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失利的结果（1914——1918年）；

6、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1949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中国受损的结果；

7、文化大革命（1966——1969年）是中国大饥荒、中共和苏共交恶（1959——1962年）的结果；

8、改革开放是中苏军事冲突、中美被迫缓和的结果（1971——1979年）；

9、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全面接纳中国作为和国际社会一员的结果（1979——2001年）。

显然，中国未来的走向也与国际事务息息相关，不可能脱节与孤立。因为从我的分析可以知道：即使“封建回潮的文化革命”也不是基于“闭关锁国”的，而是对于国际孤立处境的激烈反应。

正是因为我所说的“对外战争失败推动中国改革”，现在中国有许多人积极鼓动对日作战，其目的不是“抗日爱国”，而是像中共1930年代的“北上抗日”一样，是想通过外人之手，消灭本国的反动政府。

许多中国人预期，中共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根本经不起真正的战争，而在美日同盟面前一触即溃。这样，中国人民就会获得第二次解放。而中共也知道自己的纸老虎本质，所以一定会在日本“购买钓鱼岛”的行动计划前临阵退缩。

我们会发现：“对外关系失败推动中国改革”。

《观察：从鸦片战争到中美贸易持久战》（BBC 2018年5月24日）报道：

中美贸易战暂告一段落，但并未解决美国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如同鸦片战争一样，贸易战虽然告一段落，但中美的经济摩擦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中美贸易战暂告一段落，但并未解决美国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如同鸦片战争一样，贸易战虽然告一段落，但中美的经济摩擦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长期的贸易摩擦是否会演变为持久的贸易战？贸易战变成持久战是否会影响到中美国家间其它方面的关系？

回顾一下，1840年的鸦片战争前后世界发生了不平衡的巨变，新崛起的大英帝国不断扩张其全球影响，和当时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但闭关自守的大清帝国走入了修昔底德陷阱。

后人更多是从地缘政治、体制、道德、民族、技术差异和矛盾等比较直观的方面来解释近两百年前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对鸦片战争深层经济原因的研究似乎仍有不足。特别是，历史学者对鸦片战争前后为何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与以英国为代表的工业化大帝国在全球化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很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反思。

两大帝国爆发冲突的原因之一，在于当时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精英对中国的民族历史、文化和经济方方面面都缺乏基本认识，在语言、文化、历史、政治和社会的种种隔阂下，1793年大英帝国马戛尔尼出使大清帝国洽谈贸易的使命以失败告终。马戛尔尼给英国乃至整个西方（包括美国）带回一个从中国学到的新词，加入了牛津英语大辞典：磕头。

对中英两国来说，马戛尔尼的这趟外交使命不仅失败，而且为后来历史的灾难性发展留下根源。大清帝国的外交当时看似成功：迫使马戛尔尼在乾隆帝面前跪下了，皇帝对英国"蛮夷"那些"雕虫小技"不屑一顾，但实质上更为失败：这一跪为后来长达百年的炮声隆隆与山河破碎留下祸根。使团中很多人回到英国后，写出对中国印象非常不利的报告，给英国执政精英和公众对中国不少错误印象，特别是：对中国外交无法平等进行。

所以，美国对清史研究颇深的历史学家何伟亚（James L.Hevia）曾说过，英国人用文字和笔把中国消灭了。

这一东西方失败的外交沟通带来的恶劣影响至今，"磕头"一词仍在西方常常使用，被指向北京低头接受屈辱和不平等的待遇，见诸于西方媒体上讨论对华政经关系的文章中。

鸦片战争就是后来中英关系灾难性发展的标志性产物，其实质是两国从贸易开始的经济摩擦，走向社会制度和军事的冲突。大英帝国当年的这场贸易战可谓速战、速决、速胜。

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完后，十多年里又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其实已经和鸦片贸易关系不大。中国开放鸦片贸易后，几十年里崛起为世界最大鸦片生产国，同时也促发其国内民族主义觉醒和战乱。

鸦片贸易战的长远影响

众多历史经济学者已经从经济结构角度来看中英鸦片战争。当年流亡在伦敦的马克思是一位先驱者，他当年犀利地分析了这一贸易战争。

关于鸦片战争的经济原因，看看马克思当年的《鸦片贸易史》，可以从西方角度来观察其经济和政治原因："在1767年以前，由印度输出的鸦片数量不超过200箱，……中国法律许可鸦片作为药品输入，……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经达到2000箱。"

马克思指出了在国际关系中这种贸易和战争的本质："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禁止外国人输入和本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蹋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鸦片战争前的广州十三行是西方国家对大清帝国贸易仅有的渠道。

马克思在1858年发表的此文结尾通过经济推理预见到鸦片战争的结局："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同时允许在中国种植罂粟，英印政府的国库会遭到严重灾难。"

果然，中国开放了鸦片贸易的几十年后，一度成为世界鸦片种植最大国家。1882年鸦片不仅自给自足还出口创汇。历史学者调查称，1906年前后，四川一个省的鸦片产量，就占了全世界总产量的一半。这时候，外国输入中国的鸦片的利润和市场份额早已大跌。东印度公司贩卖鸦片的短期利益构成了大英帝国国际矛盾的长远代价。

鸦片战争的导火索是鸦片贸易，但核心是中英两国的贸易不平衡。当年中英两国在经济领域里的冲突未能通过经济和外交渠道解决，演变上升为一个试图凭借强大的军事（科技）实力的大英帝国以炮舰政策推行全球贸易，欺辱一个闭关自守、现代生产力低下的大清国，并打开后者的市场的历史。

在21世纪的新时代里，炮舰政策已经不为觉醒的、更文明的世界接受。贸易战却没有消失，反而因为全球化，在国家关系中反复出现。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都有剧烈的贸易战伴随其中。

美国贸易战史

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和军事头号强国，经历过无数次贸易战。最早从其作为英国的北美殖民地与英国开战走向独立，南北战争，到后来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冲突，不少都含有贸易纠纷导致战争的因素。

自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就开始出现持续的、不断加剧的贸易逆差问题。这些是在中国经济崛起之前就出现了。

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对其国内产业结构实行了重大调整，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逐步外移，在国内主要致力于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格局。

对外，美国为了保护本国消费业、农业与制造业和日本与欧洲发生过多次重大的贸易战争。比如70年代末和80年代对日本的汽车与摩托车贸易战，60年代到本世纪初对欧盟的鸡肉、香蕉和钢铁贸易战。

但是，这些贸易战的硝烟过后，即使是日本和欧盟都做出了让步，贸易逆差状况并没有改变。

中国的经济学者们指出，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根源是美国自身的经济结构和财政货币政策，即美元与黄金脱钩后，货币供应增加、金融自由化、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对美国国内推动房地产和股市泡沫，也支撑了美国消费急剧增加，大众普遍超前消费，国内需求大于供给，必然导致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产品。

对外美国又不断利用美元的国际"硬通货"地位弥补其国内生产不足，利用别国剩余储蓄来维持超出自身生产能力消费水平。由此造成了美国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而美国需要扭转对外贸易的逆差、保护本国产业、争夺全球资本之际，就会威胁树立贸易壁垒发动贸易战。

"论持久战"

由于阶级的出现，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中充满了战争，每一个民族都不知打了多少仗，或在民族集团之内打，或在民族集团之间打。在全球化时代下，国家之间通常已经难以再以炮舰政策解决贸易和经济分歧。贸易战不时成为一种常态。为了避免贸易战，出现了世界贸易组织（WTO），通过和平外交途径解决争议。

二战后世界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差异巨大。意识形态的斗争被用来表现这些差异，所谓的民主与独裁、自由与专制等等。究其核心实质，还是离不开经济斗争。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因为全球化的经济分工，导致了各国各地区在全球经济贸易链中不同的作用和位置。中国顺应全球化趋势，通过艰苦努力，使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直追美国在国际上的政经地位。从国家间竞争的角度说，美国感受到中国经济崛起的挑战。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指出，中国的崛起让美国担心失去其主导地位。他说："经验告诉我们，抱怨永远不会结束。大约10年前，有人抱怨中国经常账户盈余、汇率过低以及外汇储备太多。如今这些情况都已发生改变……中国国际贸易经常账户盈余占GDP比重已降至1.4%。但现在人们依然不满意，他们开始将矛头转向双边贸易失衡、强制性技术转移、产能过剩以及中国不断增长对外直接投资。今天的中国已经变了，变得更加成功、更加强大。外人抱怨中国的内容也变了，而唯一不变的是抱怨本身。"

沃尔夫认为中国应当制定长远的策略以应对美国日益高涨的敌意。是否可以理解为，这一长远的策略也是在论持久战？

中国和美国的互相认知与关系

中国和美国相隔太平洋，但相互了解程度远远超过当年鸦片战争时期互不认识的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中美两百年交往历史中有过侵略、战争，今天进入了互利互惠的和平交往时期。

作为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国，中美关系和平发展，天下相对太平。反之，全球动荡。

迅速崛起的中国认识到美国在当今世界上无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所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希望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避免走过去大国崛起受到旧的大国遏制打压、最终全面军事冲突的悲剧道路。

贸易战如果开打，可能严重损害中国半导体业发展，但同时也会让美国半导体行业利益受损。

中国认识到中美经贸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坚持将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希望中美相互尊重彼此重大利益，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和处理分歧。

在全球化形势下，贸易战已经变得"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即使是主张"美国第一"的特朗普政府也开始认识到双方的分歧并不一定就非是零和游戏，双方仍有很大合作空间。美国方面靠挥舞贸易战的双刃剑是不可能取得国家间竞争的速胜的。这是为什么中美双方目前避免了贸易战的爆发。

但中美两国的社会政治体制、文化和其它方面的种种分歧自然不是经过一次贸易摩擦就能够解决，而可能会长期存在下去，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时期显露，提醒着人们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持久战尚未结束。

谢选骏指出：如果说中英鸦片战争开辟了中国近代历史，那么中美贸易战是否也在开辟中国的“新时代”呢？也许这不算什么。但是“天公抖擞”的全球疫情，总该揭开一个新的格局了吧。

《中国是时候改变“零容忍”防疫政策了》（黄严忠2021年9月8日）报道：

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上个月在微信里说：“生在中国，我真是太幸运了。”他很自豪：国内最严重的新冠疫情在武汉暴发之后，中国已将每天的新增病例数减少到几十个。

美国的人口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日均病例却超过13万，与之相比，中国的病例数字本身可能并不令人担忧。但它们表明，中国的零感染政策已不再像设计的那样奏效。在疫情暴发之初，这一政策成功地减少了病例——并且被其他国家采用——但德尔塔变种改变了局面，它表明这一策略不再适用。现在是中国改变策略的时候了，因为这种高传染性的新变种带来的社会经济和公共卫生成本现在已经超过了收益。如果不进行改变，中国及其人民将遭受损失。

在其他国家疫情仍在肆虐的情况下，中国在2020年4月初已经成功地在其境内控制了病毒。它实施了零感染政策，在该政策下，即使在当地发现一个新冠病例，也会触发严厉的措施，以将当地病例重置为零。为了防止输入病例，中国实施了一些世界上最严格的国际旅行限制。

中国不是唯一一个对新冠疫情采取零容忍措施的国家。其他国家，比如新西兰，现在也没那么成功了。但很少有人会提出质疑，中国威权政府拥有无与伦比的权力和资源，几乎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有能力迅速消除新的病例，让该战略发挥作用。因此，该政策没有按预期奏效的事实，对中国和任何其他希望以同样方式完全消灭病毒的国家来说都是坏消息。

一年多来，这项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小范围和零星的疫情通常在疫情蔓延到其他地区之前就被平息了。当地官员依靠极端措施守则：他们启动了大规模新冠检测，使用二维码追踪和控制人们的活动，还围住整个社区进行强制隔离。

然后德尔塔变种出现了。7月20日，始于中国东部江苏省南京的疫情迅速蔓延到至少17个省份，这造成了自武汉以来最严重的疫情。目前，南京首例确诊病例已过去一个多月，而中国政府仍未能完全打破国内的传播链。根据政府的分类系统，截至上周日，全国仍有三个新冠中风险地区。在江苏的新冠疫情中心扬州，居民被禁止离家一个月，并接受了至少12轮强制性核酸检测。

这些高调和强有力的措施未能迅速结束这场疫情，凸显出零容忍做法的收益递减。

也有迹象表明，这种做法正在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扬州大约10%的病例感染源锁定在一个进行新冠检测的站点。

还有令人担忧的长期副作用。旷工率上升、员工生产率下降和供应链中断威胁着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长。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最近德尔塔变种疫情期间的严格封锁措施导致中国经济放缓，非制造业活动自2020年2月以来首次进入收缩范围。

一些中国卫生专家已经开始质疑这种零容忍策略，尽管政府对此不以为然。江西省一名教师在8月被拘留15天，原因是他建议扬州尝试一种不同的方法来控制疫情。被称为中国的安东尼·S·福奇(Anthony S. Fauci)的张文宏曾说中国应该学会与病毒共存，尽管后来他又改口了。

维持现有方法的一个理由是，为中国通过接种疫苗实现群体免疫争取时间。德尔塔变种使这个论点变得无关紧要。公共卫生高级顾问钟南山表示，中国可以通过大约80%的疫苗接种率实现群体免疫。但他似乎对中国疫苗有效率有着高到不切实际的估计。根据我的计算，在中国现有的疫苗方案下，达到群体免疫是不可能的。尽管疫苗接种仍然可以预防该疾病最严重的影响，但仍有可能继续出现一些病例。因此，难怪中国疾控中心的一名高级官员承认，即使在达到80%的疫苗接种率之后，中国仍可能继续暴发疫情。

而坚持当前的做法将把中国变成一个封闭国家，这可能是危险的。如果自然免疫水平较低，且疫苗对新变种病毒的保护效果较差，那么随着中国的开放，实现零感染将是不可能的。

中国承担不起永远关闭边境的代价。疫情还没有结束。鉴于全球范围内新冠疫苗覆盖率仍然较低和不均衡，以及德尔塔变种的猖獗传播，此次大流行可能还会持续两年或更长时间。

其他国家政府已经转向旨在“共存”而不是根除新冠病毒的政策。新加坡转而采取大规模疫苗支持下的分阶段和临时性重新开放的策略。就连澳大利亚这个可以说最热衷于追求零容忍战略的自由民主国家，现在也提出了重新开放的路线图。中国明智的做法是注意到这一点并做出调整。专注于预防重症和死亡并接种高效疫苗的战略，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最符合中国的利益。

[黄严忠(Yanzhong Huang)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著有《有毒政治：中国的环境健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挑战》一书。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谢选骏指出：上文认为，“中国承担不起永远关闭边境的代价”，但是他不懂，“中国更加承担不起开放边境的代价”。这就像鸦片战争前夕的局势一样——“中国承担不起永远关闭边境的代价”，所以招惹来了英国远征军；但是“中国更加承担不起开放边境的代价”，因为西方的病毒从此源源不断地进来了，带来一个全面瓦解的新时代。

【第一章】

【第一次鸦片战争导致太平天国等各种起义】

（一）

网文《第一次鸦片战争》报道：

第一次鸦片战争（First Opium War）英国经常称第一次英中战争（First Anglo-Chinese War）或“通商战争”，是1840年至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一场战争，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政府以林则徐虎门销烟等为借口，决定派出远征军侵华。1840年6月，英军舰船47艘、陆军4000人在海军少将懿律（Anthony Blaxland Stransham）、驻华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t）率领下，陆续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鸦片战争开始。

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并赔款割地告终。中英双方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开始向外国割地、赔款、商定关税，严重危害中国主权，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并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

背景

19世纪初，英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国家，并且建立了“日不落”帝国。而它在亚洲下一个主要的侵略目标就是中国。

自清朝初期到鸦片战争前夕，清朝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曾经的国势，从乾隆末年就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封建制度已严重地阻碍着新的现代经济的发展。明代中叶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非常缓慢。到鸦片战争前，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在全国成为普遍现象。吏治败坏，封建专制发展到了极点。清政府用“四书”、“五经”将人们的思想禁锢起来，对不满情绪或评议时政者，实行残酷镇压。国防空虚，军备废弛。对外关系上，清朝长期实行闭关政策，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对外贸易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随着清朝统治的日趋腐败和对人民剥削压迫的加重，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清王朝的统治面临深刻的危机，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列强扩张

正当清王朝日趋衰落的时候，英、法、美各国却在迅速发展。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英国工业的发展，工业产量急剧上升，“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殖民者奔走于全球各地”，努力寻找新的资源及产品生存空间。 

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殖民国家，到鸦片战争前夕，法国工业产量居世界第二位。美国在鸦片战争前夕工业并不发达，但它正处于上升阶段。19世纪30年代，美国正向南部劫掠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土地，排除欧洲在拉丁美洲的势力，全面控制市场，因此，美国在19世纪中叶没有足够的力量侵犯中国。美国充当了英国侵略者的帮手，追随英国侵入中国。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俄国从北面虎视眈眈注视着中国，随时准备夺取中国的领土。 

19世纪4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携工业革命的雄风，蒸蒸日上。欧美列强为了扩大商品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加紧了征服殖民地的活动，中国的周边国家和邻近地区，陆续成为它们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古老封建儒家奴化教育下的国家，自然成为殖民主义者侵略扩张选择的最佳对象。

起因·贸易顺差

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需要一个广大的市场作为货品出口地，而中国刚好符合此条件，能成为英国广大商品的倾销地。由于中国出产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奢侈品在欧洲市场十分受欢迎，英国人希望中国能开放贸易。但英国出口的羊毛、呢绒等工业制品在中国却不受青睐，乾隆皇帝甚至认为中国什么都不缺乏，没必要与英国进行贸易，这使中英贸易为英国带来庞大的贸易逆差（入超）。而英国在18世纪开始实行金本位货币政策，而清廷则以银作为货币，由于与中国的所有贸易需以银两折算，令英国需要从欧洲大陆购入白银作贸易用途，金银一买一卖，令英国人利润受损。税率方面，中国对英国的入口货需要抽百分之二十的高税率，使英国大为不满。 

鸦片输入

工业革命后，英国竭力向中国推销工业产品，企图用商品贸易打开中国的大门。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英贸易每年仍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贸易局面，英国采取外交途径强力交涉，未能达到目的，就采取了卑劣的手段，靠“毁灭人种”的方法，向中国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鸦片，以满足他们追逐利润的无限欲望。

虎门销烟

鸦片贸易给英国、英印政府、东印度公司和鸦片贩子带来了惊人的暴利。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使中国由二百多年来的出超国变成入超国。

“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鸦片大量输入，使中国每年白银外流达600万两，中国国内发生严重银荒，造成银贵钱贱，财政枯竭，国库空虚。

鸦片输入严重败坏了社会风尚，摧残了人民的身心健康。烟毒泛滥不仅给中国人在精神上、肉体上带来损害，同时也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造成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商业萧条和衰落。

鸦片贸易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引起了清政府和广大人民的重视。清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1821-1834年颁布禁令八次；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目睹社会危机，要求改革弊政，在中国严禁鸦片。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禁烟。

派“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林则徐前往广州负责执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虎门销烟。1839年3月，林则徐抵达广州后，勒令外国烟贩交出所有鸦片，并承诺不要再贩卖，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并于6月3日-6月25日将大部分法律上属于英国人的鸦片库存全部销毁。英国把禁烟行动看成侵犯私人财产，觉得不可容忍，促成战争的爆发。

1839年3月，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广州筹划禁烟。林则徐不假差役胥吏之手，知识界的士人与他同一阵线，召粤秀书院、越华书院、羊城书院三大书院六百四十五学子入贡院“考试”。这次名为考试，实为问卷调查，试题四道：“1.鸦片集散地及经营者姓名；2.零售商；3.过去禁烟弊端；4.禁绝之法。”自此林则徐掌握了所有烟商、贪官污吏之名单。在林则徐的主持下，将缴获的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全部销毁。在现场观看的广州城乡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过程·战前情况

1839年7月，九龙尖沙咀村发生林维喜案。英国水兵在村内醉酒闹事，打死村民林维喜，林则徐要求英国商务总监义律交出凶手，义律却自己轻判了事。

1839年8月15日，林则徐下令禁止一切贸易，派兵进入澳门，更进一步驱逐英人出境。此事因而成为鸦片战争的导火线。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以商务受阻及大英子民生命受到威胁为理由，作出“派遣舰队去中国海”的决定，虽然依据中国法律英国人无权在中国领土上存放鸦片。

1840年1月5日，林则徐根据道光帝旨意，宣布正式封港，永远断绝和英国贸易。1月8日英国“窝拉疑”号舰长宣布，自1月15日起，封锁广州口岸与珠江口。1月16日，维多利亚女王在国会演说，谓正密切注意英人在华利益及国家尊严。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已经引起我国臣民与该国通商关系中断，朕已极严重注意，并将继续注意这一影向我国臣民利益与王室尊严的事件。 

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英军总司令。

4月，英国国会对此进行激烈辩论，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下，最终以271票对262票通过军事行动，英政府始终未正式宣战，认为军事行动只是一种报复（reprisal），而非战争。 

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舰船40余艘及士兵4000人（包括第18皇家爱尔兰联队、第26苏格兰来福枪联队、第49孟加拉联队、孟加拉工兵团和马德拉斯工兵团等）的机动舰队从印度出发到达中国海面，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该舰队有战舰16艘（其中3艘为装备有74门大炮的大型军舰），蒸汽军舰4艘，运输舰船28艘。战争爆发后，英国从本土又不断增援。除去被替换回国的舰船外，到1842年8月战争结束时，侵华英军战舰达25艘，蒸汽舰船15艘，医院船、测量船、运输船共60余艘。

英国出兵的深层原因据罗兹·墨菲的分析，则是为了拥有与巨大的中国市场自由贸易的机会，从而能够直接进入中国市场。并且希望清朝政府能够承认英国是平等国家。而中国因传统的天下秩序、五服朝贡制度等非平等外交，以天朝自居的傲慢态度，使英国无法容忍遭受轻视或忽视和遭受排挤，中国的态度在当时已经进入近代世界的国际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英国将中国的拒绝看作是落后的表现，而部分西方人也有一种必要时诉诸武力把中国推向近代世界的使命感，认为这对双方都会带来利益。正是双方的自大，导致了正面冲突的爆发。

英军首次北上

战争爆发之初，中方只视英军为蛮夷，认为不具威胁。1840年6月，英军统帅兼全权代表义律领兵到达广州海面，并根据英国外相巴麦尊的指示，远征军封锁广州、厦门（今属福建）等处的海口，截断中国的海外贸易，并于7月攻占浙江定海（今舟山市），作为前进据点。此时，中国沿海地区，除广东在林则徐督饬下稍作战备外，其余均防备松弛。8月，英舰以惊人的速度攻城略地，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本来主张战争的道光帝，眼见英舰迫近，慑于兵威，开始动摇，1840年8月20日，道光帝批答英国书，令琦善转告英人，允许通商和惩办林则徐，以此求得英舰撤至广州，并派琦善南下广州谈判；同时，英方也以疾疫流行，秋冬将临，同意南下广东进行谈判。10月，琦善署理两广总督。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12月，琦善通过私人翻译鲍鹏与义律谈判，拖延时间。英军南下后，清廷下令沿海各省督抚筹防海口，并命两江总督伊里布率兵至浙东，准备收复定海。

义律失去耐心，决定战后再商。1841年1月7日，英军突然攻占虎门的大角、沙角炮台，清守军死伤700余人，帅船、拖船沉毁11艘。琦善被迫让步，1月25日与义律签订《穿鼻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第二天，英国军队就占领了香港岛。林则徐被发配新疆，他虽上书道光，力言必须禁烟和重视海防，但被道光斥为一片胡言。不过《穿鼻草约》由始至终并未经清帝批准，而琦善也没有盖用关防印，因此该条约不具法律效力。

民众抗击英国

鸦片战争期间，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广大人民，积极地支持和配合了清军作战，并自发地坚持反侵略斗争。侵略军所到之处，无不遭到当地人民的抗击。英军攻陷厦门，当地民众自动组织起来，袭击英军，迫使侵略军退守鼓浪屿。英军入侵浙江，浙江人民组织“黑水党”，狠狠地打击英军。侵略军进犯长江后，沿江人民以多种方式袭击英军，阻止英国舰队前进。 

虎门广州之战（1840.12～1841.8）

1840年12月，琦善与义律在广东开始谈判。由于英国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以及琦善擅自签订，使道光帝大为不满，道光帝便把琦善抄家革职，派奕山、隆文和杨芳赴广东指挥作战。1841年1月7日，英军也不满谈判的进展，义律先下手为强，出动海陆军攻占虎门的第一重门户——沙角、大角炮台，发起虎门之战。

道光闻讯下令对英宣战，派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并从各地调兵万余人赴粤。2月23日进攻虎门炮台，虽然部队英勇抵抗，但不敌英军，虎门炮台最终失陷。2月26日，英军又出动海陆军，攻破虎门横档一线各炮台和大虎山炮台，溯珠江直逼广州。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力战殉国。5月21日，奕山令水陆军1700余人，于黑夜分乘快船出动，挈火箭、喷筒，夜袭英船，掷火焚烧。5月22日早晨英军2400人反攻。清军溃退。5月24日，英军对广州发起进攻，一路占据城西南的商馆，一路由城西北登岸，包抄城北高地，攻占城东北各炮台，并炮击广州城。广州附近要地全失，18000多清军尽退城内，秩序大乱，在此形势下，奕山等竖起白旗求和，接受英方条件，签订《广州和约》，英国不但不率部撤离了广州，还勒索广州商家向英军支付了600万银元的赎城费。期间广州民间反英气氛炽热，英国侵略者的暴行，激起城北郊三元里一带民众自发武装起来进行抗英斗争。而奕山为了不被皇帝惩罚，便虚报战功，甚至将该战役的惨败说成大胜。

英军再次北上

英国政府对义律在广州所获侵略权益尚嫌太少，乃改派璞鼎查（Henry Pottinger）为全权代表来华，扩大侵略。1841年8月21日，璞鼎查率舰船37艘、陆军2500人离香港北上，攻破福建厦门，占据鼓浪屿（即第三次厦门之战），旋北进浙江，10月1日攻陷定海（1841年2月，英军以疾疫流行，放弃定海），10日陷镇海（今属宁波），13日占宁波。时英军兵力不足，遂停止进攻，等待援军。

厦门、浙东兵败后，道光帝又派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赴浙，并陆续调集兵勇以备反击。1842年3月，奕经以兵力已足，决定水陆同时反击，企图一举收复宁波、镇海、定海。3月10日夜，清军对宁波、镇海分别发起反击，接战均不利，纷纷撤回原驻地。进攻定海因风潮不顺而延期。3月15日驻宁波英军乘势反攻慈溪（今慈城镇）和城西大宝山等地，清军大败，退守曹娥江以西。道光帝见久经准备的浙东反攻又告失败，遂调盛京将军耆英赶赴江南，准备与英军媾和（见浙东之战）。

1841年5月29日，盘踞在广州北郊四方炮台的英军，闯入三元里骚扰抢劫。当地群众奋起抗击，打死英军数名。随后，全村男女老少在三元古庙集合，以三星旗为令旗，“旗进人进，旗退人退”，同时，还联络了附近的数千农民和手工业者，手持大刀、长矛，冒雨迎敌。而此时英军仅仅只有一个海军陆战队连。英军被困在牛栏岗，天降大雨，火药受潮，无法发挥出威力，展开肉搏战，一名英军死亡。英军派出两个水兵连，带着“雷管枪”（不怕雨天）前来增援。被围困两小时之后，英军撤退至四方炮台。第二天清晨，2万多民众高举三星旗，把四方炮台围得水泄不通。英军总司令传话给当地长官余保纯，如果不解除义勇包围，主力英军将攻打并尽屠广州城。余保纯清楚双方实力，也知道英军的枪炮不会永远受潮，于是劝退义勇，避免广州被屠，从此担上卖国贼的恶名，但实际上，从双方实力对比来看，这种做法很明智。三元里抗英后，广东人民又以“社学”的形式，组织武装力量，开展反侵略斗争。

清军溃退

英国政府认为《穿鼻草约》所获权益太少，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来华为全权代表，扩大侵略。1841年8月27日，英军再次北上，攻陷鼓浪屿、厦门、定海、镇海（今宁波）及乍浦（浙江平湖）。其中定海是第二次被攻破，总兵葛云飞及四千将士战死，英军也损失惨重。英军后来又攻打长江的门户吴淞，江南提督陈化成率军坚守西炮台，两江总督牛鉴欲求和，下令撤退被拒。牛鉴逃走，东炮台被攻陷，陈化成与部下死守西炮台，孤军作战，直至战死。吴淞的失利，使英军军舰开入长江。镇江驻防副都统海龄自闻乍浦、吴淞不守，认为汉人通敌，纵兵杀害汉人。7月21日，英军6600余人击败镇江城外绿营守军，越城而入，与1500蒙古八旗兵巷战，英军死37人伤129人，旗兵死约600人，海龄自杀。全城惨遭焚掠，废墟一片。镇江对岸的扬州绅商，惶恐万状，向英军交纳五十万两赎城费，免受军事占领。8月4日，英军直逼南京，清廷处于不利位置。

1841年9月30日至次年3月11日，英军分遣舰队还多次对台湾进行侵犯。由于守军准备充分，战术巧妙，取得了整个战争中罕见的胜利，仅俘获英军就有182人（见台湾抗英斗争）。

1842年5月，英军放弃宁波，集中兵力北犯。18日，攻陷浙江平湖乍浦镇。6月16日发起吴淞之战，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此后，英援军相继到达长江口外，璞鼎查不理耆英等人的乞和照会，以舰船73艘、陆军1.2万人，溯长江上犯，准备切断中国内陆交通大动脉运河。7月21日，英陆军6900余众，发起镇江之战，遭顽强抗击，被击毙击伤169人后攻陷镇江。8月4日，英舰进逼南京下关江面，随后英军从燕子矶登陆，察看地形，扬言进攻南京城。在英军坚船利炮的威慑之下，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两江总督牛鉴，妥协退让，委曲求全，被迫在静海寺、上江考棚等处与英军议和。在谈判期间，由于英军的恶行引发了地方性的靖江保卫战，侵略者死伤13人后败退（从台湾、靖江之战看来，当今记载的英军伤亡数字不无可疑之处）。

1842年8月29日，耆英与璞鼎查签订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是中国军民抗击西方列强的第一次战争，由于清廷和战不定，决策多变，将帅不善指挥，战法呆板，加之武器装备落后，终为英军所败。鸦片战争的实践表明，满清军队不能战胜欧洲军队。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 

南京条约签订

1842年，清政府被迫在南京的静海寺与英国政府议约，双方共在寺内议约四次。8月29日，清政府全部接受了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在英军旗舰“汗华”（亦译康华丽）号上正式签订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满足了英国大多数的要求。主要内容： 

割香港岛给英国。（丧失领土主权）

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设驻领事馆。（丧失贸易主权）

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元。2100万元的成分是： 600万赔偿鸦片，300万偿还英商债务，1200万英军军费。（大量白银外流）

英国在中国的进出口货物纳税，中国与英国共同议定。（丧失关税主权）

英国商人可以自由地与中国商人交易，不受“公行”的限制。（丧失贸易主权） 

1843年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增加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列强不欲英国坐大，纷纷与中国签订更多不平等条约。1844年7月3日，中美签订《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10月24日，法国与中国签订《黄埔条约》，享有领事裁判权和传教权等。1843年10月8日，中英签署了《虎门条约》，重新规定了英国所享有的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从1845年起，比利时、瑞典等国家也都胁迫清政府签订了类似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治上独立自主的中国，战后由于领土主权遭到破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影响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外国资本主义从中国得到了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两银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以及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特权，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独立主权。《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法国接踵而来，乘机索取特权，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此中国开始经受更加深重的苦难，中国人民面临着更为复杂曲折的斗争。 

政治

清政府开始一步步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随着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和贸易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逐渐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鸦片战争的胜败反映了当时东西方科技以军事为主的巨大差距，打破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美梦，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社会危机四伏，促使一批政治眼光比较敏锐的封建知识分子，进一步去探索和寻找中国社会摆脱困境与危机的良策。他们以传统经学为依托，以匡时救世为己任，对内主张整饬吏治，改革弊政；对外提倡学习西技，抵抗侵略，从而逐渐在地主阶级中形成一股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许多有学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开始对于西方科技的进步注意，并著书介绍西方事物。然而包括朝廷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因鸦片战争而改变对西方的看法，更不用说对于向来所轻视的“夷人”学习。清廷的战败并没有使其进行改革，反而继续行保守的闭关政策，引致后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才出现洋务运动等的自强救国运动。

经济

随着列强向中国倾销产品和对中国丝、茶等农副产品的收购，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原本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强烈冲击，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但是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一定程度上致使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

清廷对于《南京条约》的不平等性反应并不激烈，反而对中英两国文件采用平等体制感到不安。但是经济上，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同时也对外国开放了中国市场。

五口通商后，清朝海关及税率被英国控制，关税主权受到破坏，进口货只抽百分之五的低税率，外国商品大量倾销中国，无法保障中国国内工商业的发展。鸦片继续销售，白银外流，银价上涨，银贵钱贱的情况更加严重。英国输入中国的货品大增，1837年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总价值为90多万英镑，到1845年已到达239万4千英镑。随着外商在华投资建厂，刺激了国内一批官僚、地主和商人开始投资近代工业的欲望。

新开的五个条约口岸中，长江口的上海最接近主要出口物资丝绸和茶叶的产地，又位于江、浙富庶之区，同时是国内南北海运的中间站，原在广州的英美商人及其雇佣的买办蜂拥而至，开设洋行。英美法三国相继沿黄浦江设立租界，并不断扩展，形成上海公共租界和上海法租界。后来上海公共租界的中心道路为纪念《南京条约》开放上海而被命名为南京路。中国市场大门的打开，使得商品贸易首先在沿海地区展开，工商业日益充满活力，大批新兴城市兴起，打下了沿海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基础。

思想

鸦片战争后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抛弃陈腐观念，注目世界，探求新知，寻求强国御侮之道，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对封建思想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社会矛盾上，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变成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从反封建变为既反封建又反侵略。由此，中国从封建社会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伴随着经济上的深入，国外的先进文化也同时传入中国：自然科学冲洗着国人的封建迷信和愚昧无知；国外的生活方式开始融入上层社会的生活；民主自由平等思想也在中国国内悄然传播，为后来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开始打下思想基础。

评价

鸦片战争是中国抗击西方列强的第1次战争。英军以较少的兵力、较小的代价战胜了中国。究其原因，除了在客观上敌人兵器占有优势，战略战术运用得当，能集中大部兵力转沿海城市，占领经济命脉之地，战斗中常以正面攻击与侧翼包抄相结合之外，在主观上主要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随着鸦片的输入，统治集团中的大部分人越来越依赖这种毒品来消磨荒淫无度的寄生生活。他们既接受内外烟贩的收买，又依赖这种毒品的走私，从中取得利益。有些走私船，公然插着两广总督或粤海关监督的旗号，威风十足地从伶仃洋驶进广州。清廷的贵族大臣，则从广东和沿海官吏那里，获得丰厚的贿赂。甚至皇帝也收取大量的西洋奇珍，成为这种“通商”关系里最大的受益者。因此，在禁烟与反禁烟、战与和的问题上，他们始终摇摆不定，在整个战争中，始终没有坚定的方针。从皇帝到将军、督、抚，战守无策，没有切合实际的作战方法。当战争受挫时，他们立刻求和；和议不成，又空喊作战。当议和投降比打仗有利于维系摇摇欲坠的统治时，他们就屈辱投降。

政治上的反动和腐朽，带来了军事上的无能和腐败辽阔绵长的中国海岸线，长期疏于战备，有边无防。以八旗、绿营为主力的清军，长时期养尊处优，懒于训练，军心涣散，纪律松弛；将帅素质低下，军事思想保守落后，不会组织、指挥打仗。鸦片战争爆发后，许多将领不谙敌情，株守建筑落后的营垒要塞，一线防御，不顾纵深侧后；许多地区的守军，远远看见敌军即开炮轰击，未等敌军靠近，便一哄而散，逃之夭夭，甚至举起白旗投降。宁波、余姚、慈溪、奉化、上海等地，竟不战自弃。而以林则徐、邓廷桢为首的抵抗派在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虽有决心，有成果，但他们最终受到投降派的排挤打击，“徒有救国之志，而无尺寸之权”（诗人陆嵩语）。任用投降主义分子耆英、伊里布等去抵抗侵略者，无疑是缘木求鱼。

脱离人民、反对人民甚至镇压人民起来反抗侵略者——在民族自卫战争中，清朝反动政府不广泛动员、组织民众，单靠有限的军力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到处分兵把口，本来是敌寡我众的形势，但在实际战场上却成了敌众我寡的形势。甚至当中国人民自发地起来抗击侵略者时，他们却怕得要死，荒唐地指责他们“潜相煽惑”、“为害甚大”，横加反对、破坏、镇压，直至堕落到去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爱国人民的抗侵斗争。这样的反动、腐朽的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取得反侵略战争胜利的。

史书评价

赵尔巽等《清史稿》：远人贸易，构衅兴戎。其视前代戎狄之患，盖不侔矣。当事大臣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遂遗宵旰之忧。所谓有君而无臣，能将顺而不能匡救。国步之濒，肇端于此。呜呼，悕矣！

谢选骏指出：上文胡说“《南京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独立主权。……中国逐渐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因为上文是马列歹徒所杜撰，他们是苏联培养的汉奸，因此完全忘记了清朝是一个外来政权，中国的独立主权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两百年已经丧失了，而鸦片战争不过是清朝和英国这两个坏蛋之间的撕咬。说到底，林则徐就是个汉奸，他帮助满人镇压汉人，这么一个下三滥的福建人渣，怎么可能打赢鸦片战争呢？最多只是虎头蛇尾罢了——“虎门销烟”，真有虎头蛇尾的象征意义。在我看来，鸦片由伶仃洋输入，南宋在伶仃洋灭亡，两者在伶仃洋呼应，似有冥冥中的天理定数——似乎只有欧洲殖民者才能打败满蒙殖民者，让中国获得夹缝中的喘息和生存。而后来的日本和苏联，则是企图取代满蒙在中国的独占权利，为此还在中国发动了百年战争，至今没有停止。

（二）

网文《南京条约》报道：

《南京条约》（英语：Treaty of Nanking），是清国首个因对欧美战败而签定的条约。主要条款是满清割让香港岛和开放五口通商。

满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大清在对大英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双方代表在江宁府静海寺谈判并在泊于江宁府下关江面的英军旗舰汗华囇号上签署《江宁条约》。百年之后的1943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分别与英签订《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条约与换文》、美签订《中美新约》，废除一些不平等条约内容，例如治外法权。《南京条约》原件之一由英国政府保存；另一份正本由中华民国外交部保存于台北外双溪国立故宫博物院。

1839年3月，大清钦差大臣林则徐奉旨至广州严禁鸦片，与大英产生贸易、司法和外交冲突，使得英政府内阁在同年10月1日，决定派遣远征军至大清，从而引发第一次鸦片战争。

谈判过程

1842年8月4日，大英军舰驶抵江宁府下关江面，清政府代表在静海寺与大英政府议约，双方共在寺内谈判约4次。8月12日，砵甸乍（又译璞鼎查）提出：“让地通商一端，大清必将香港地方让与大英永远据守。盖大英之国体，既被大清之凌辱，理当让地方以伏其罪，而补所伤之威仪也。”

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清廷代表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大英代表砵甸乍在英军旗舰汗华丽号上正式签订《南京条约》。

同年10月27日，道光皇帝批准条约；同年12月28日，维多利亚女皇批准条约。

1843年4月5日，维多利亚女皇颁发《英皇制诰》。同年6月26日，耆英与砵甸乍在香港就《南京条约》换约，砵甸乍依据《制诰》，成为香港首任总督。同年12月2日，大英帝国授予砵甸乍GCB表彰其功劳。

南京条约的各项条款

大清和大英停战并缔结永久和平及对等关系。

清政府向英方开放五口通商，即沿海的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

清政府将永久割让香港岛予大英治理。

清政府向大英共赔偿二千一百万银圆，同时废除须经公行进行贸易的制度。

两国各自释放对方军民。

英军撤出江宁、定海军政府等处江面和岛屿。

两国共同订立进出口关税。

中英文版本误译

《南京条约》的翻译工作由英方人员担任，由于清政府缺乏通晓英语的外交官员，所以主要的翻译也是由英国的外交官马儒翰、郭士立和罗伯聃负责。由于当时的翻译条件并不如现在的成熟，因此，大清政府的版本和大英政府的版本在原文原意上出现差异，令英人迟迟未能进入广州城。

条约第二条的中文译文为：

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大英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君主派设领事、管事领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

英文版本为：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grees, that British Subjects, with their families and establishments, shall be allowed to reside, for the purpose of carrying on their mercantile pursuits, without molestation of restraint at the cities and towns of Canton, Amoy, Foochow-Fu, Ning-po and Shanghai, and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Great Britain, etc.,will appoint Superintendents,Consular Officers,to reside at each of the above-named Cities and Towns.

条约第三条中文译文为：

……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而英文条款为：

...the Island of Hongkong, to be possessed in perpetuity by Her Britannic Majesty, Her Heirs and Successors, and to be governed by such Laws and Regulations as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Great Britain, etc., shall see fit to direct.

英文版本中“in perpetuity”的中文正确翻译为：永远、永久；而中文版本中的“常远”的解释却有空间讨论。

割让香港影响

1842年至1898年，满清先后三次割让新安县城城外50公里的香港岛、九龙半岛及租借新界予英国，所谓香港割让。香港岛远在中原边陲，英国人曾埋怨它“荒芜、不卫生、无价值”，后来才发掘到它是优良港口。英属香港的法律不受清廷规管，由此成为兴中会的革命基地，对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助力甚大，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亦萌芽于英属香港。

近代史第一次割地

香港割让通常被表述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割地。（南京条约签订的1842年，澳门尚未被割让，只是自明代特许葡萄牙帝国商人的居住点）。而在近代史以前，割地的例子在史籍记载不少，有前燕割虎牢关以西予前秦，唐朝向西突厥和亲时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后晋割燕云十六州予辽国，南宋在绍兴和议割邓州和唐州予金国，等等。

关税

作为南京条约的后续，《中英五口通商章程》（1843年7月22日）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1843年10月8日）。大英相继取得了协定关税、治外法权（仿照中美望厦条约索取了领事裁判权，中外人民诉讼各按本国法律管理）、划定租界、片面最惠国待遇、军舰停泊口岸等外交权利，在与清国贸易时享有更多利益，清朝亦因大英的压力而开放国门，加速现代化，亦间接为往后清朝覆亡、中华民国成立埋下伏笔。

上海崛起

1843年至1844年，基于条约厦门、上海、宁波、福州、广州相继开埠。厦门、福州、宁波因地理限制，商务并不繁盛。而位于长江口的上海因最接近主要出口物资——丝绸和茶叶的产地，又位于江、浙富庶之区，同时是当时清朝政府南北海运的中间站，原在广州的英美商人及其雇佣的买办蜂拥而至，开设洋行。1853年起，上海开始取代广州，成为全大清最大贸易港口。英、美、法三国相继沿黄浦江设立租界，并不断扩展，形成上海公共租界和上海法租界。

传教

鸦片战争时，在清朝约有30万的地下天主教徒。基督教新教没有公开传教，只有20名英美传教士在澳门进行一些准备工作，例如翻译圣经以及编写字典。1846年，道光皇帝明诏弛禁天主教，归还原有教堂，天主教于是转而公开活动。耶稣会负责江苏、安徽和直隶东南部的传教工作，遣使会负责直隶的大部分和浙江、江西，多明我会则专门负责福建。来自英、美、德三国十余个新教差会也纷纷在五口设立教堂、学校、医院。其中美国归正会在厦门兴建了基督教在清的第一所教堂——新街堂，美北长老会的嘉约翰在广州创办了清朝第一所西医院博济医院。

谢选骏指出：虽然中外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有助于汉人脱离满人的奴役，但是这笔账将来还是要算的——如果有一天中国强大起来了，我希望也能割取英国一岛150年，作为对于香港割让的历史补偿。

网文《不平等条约》报道：

不平等条约的概念是由中国国民党在1920年代提出，当时西方的国际法知识中并未有此概念。中国国民党提出此概念的用意在于说明签订条约的国家多方中，一方（或多方）以武力或政治施压等手段，胁迫另外一方（或多方）签署的条约，由于缔约双方的谈判地位不对等，导致最后缔结的条约不平等，因此条约通常都会对某一方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产生侵害。不平等条约通常是停战的条件和结果，为了结束战争而签订的条约即为和平条约。

概念

西方国际法学之父胡果·格老秀斯之著作《战争与和平法》（1646）将不根据自然法的条约权利内容，分为平等与不平等条款两种，并举例：公元前迦太基与罗马的第二次和约，规定迦国若要对他国作战，必先得到罗马同意，这就属不平等条款。十七世纪的赛缪尔·冯·普芬多夫认为“不平等条约”即“条约中双方所允诺的事不平等或使一方低于另一方”。

十八世纪的法学家发特尔与窝佛也将条约分为平等与不平等，他们认为不论是否平等，条约均有效力。

十九世纪时中国获得西方国际法知识的主要来源：《万国公法》、《公法便览》、《各国交涉公法论》均未提及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不平等条约”的概念最先在1920年代由中国国民党提出——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其中有“与各国立不平等之条约。至今清廷虽覆，而我竟陷于为列强殖民地之地位矣。”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了政纲，在对对外政策方面，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偿还外债”的政策。

1924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主张。

1924年9月18日，中国国民党发表《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其中包括“要求重新审订一切不平等之条约”。

性质

“不平等条约”是与“平等条约”相对而言。平等条约一般是指签约各主权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自愿商定的权利义务对等的条约。而不平等条约是指最后缔结的条约，对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并不对等。最常见造成这情况的原因是其中一方（或多方）使用了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强压另外一方（即强加条约）。但亦有人认为不平等条约的缔结不一定牵涉武力，只要是条约内容是对各方并不对等即可。在这扩大的定义之下，不平等条约可以包括以下各种情况：

1、条约内容本来对双方平等；但由于未能预见的改变，造成实际执行上双方义务出现不平等

2、条约内容本来对双方并不平等；而无论实际效果如何使用，或威胁使用经济压力或武力来达至第二种情况

3、条约内容平等，但是使用经济压力达成

4、条约内容平等，但是使用武力达成

从此定义来看，许多20世纪前欧、美国家与其亚、非国家签署的条约都符合不平等条约的概念。而且欧、美国家内部战争后的许多和约（比如普法战争后的法兰克福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条约），也可以看作是不平等条约。而现代某些协定，虽然没有在武力下签署，亦可被解释为不平等。

在习惯上，不平等条约往往是指西方列强（后来也包括日本）在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初与亚洲国家之间签署，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条约。

近代部分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在其内部的构成民族之间曾经签订的武力强加条约，因为不属主权国家之间的问题，被认为是民族之间的内部事务而不属于不平等条约。

“不平等”三字已经“先验”地表示了道德判断，“不平等条约”的概念必然会引出抗争、解放、独立等概念。

与强加条约的分辨

不平等条约（unequal Treaty）和强加条约（imposed treaty）是两个类似的概念，都是关于在武力胁迫下签署的条约的名词。强加条约的概念出现较早，西方的国际法学自18、19世纪即开始出现类似的概念。不平等条约的称谓则是中国国民党于1920年代提出的，最初用来指西方与满清及北洋政府所签署的一系列条约。后来不平等条约的概念逐渐发展，在国际上亦有被其他国家使用。但现在法学上对何谓不平等条约还是没有很明确的定论。有些人认为不平等是指缔造条约的手段使用了武力或胁迫而造成不平等。在这种定义下，不平等条约基本上是等同强加条约的。但亦有些意见认为不平等条约是指条约的性质属于不平等，因此可能是在更多不同的情况下造成，而涵盖亦更广泛。

常见内容

各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内容经常包括：

战争赔款

割地

租界

单边治外法权（包括领事裁判权）

通商，开通通商口岸

提供片面最惠国待遇。

协定关税

划定势力范围

这些不平等条约有如下几个特点：

无论条约对缔约一方的主权伤害有多少，大多在缔约时遵循自近代外交学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游戏规则”（即便是形式上的遵循），即由两方的谈判代表先进行谈判磋商，对条约的文本进行确定，体现出条约本身是双方正式谈判的结果。

条约一般都会涉及主权、和战、贸易（或其他形式的）赔款，其中条约签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服务于本国贸易发展。有时也是作为大国之间的交易牺牲品，原宗主国（或对该国有相当影响力的国家）将从属于自己的国家的利益出让给第三方，借以换取本国的利益。

18至19世纪亚洲、非洲的不平等条约

习惯上，不平等条约一词经常是指西方列强（后来也包括日本）在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初与亚洲、非洲等国家间签署，带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色彩的条约。事实上，这些时期亦是出现了最多具有不平等内容的条约。（详见下文各国的不平等条约）

影响

这些条约主要影响有：

打开了闭锁的国门：

不平等条约中包含了许多贸易条款，包括通商，通商口岸的设立，最惠国待遇等等，使得闭关锁国的政府被迫打开了国门。（例子：黑船来航）

对于19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市场一体化的形成而言，不平等条约大多体现了当时自由资本主义的理念——尽可能的开拓海外市场，并将利益最大化。这并不等同于现在的市场经济理念：因为自由主义者的竞争往往不遵从法制和平等的理念，而代之以各种手段如倾销贸易竞争。虽然绝大部分经过工业革命而形成的工业化国家都会采用开放市场、向世界竞争的贸易手段。但对于一些不发达国家或者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严重的国家，大国往往利用强加的不平等条约，破坏阻碍自由竞争的因素。对于亚、非洲的国家而言，这种在存在经济实力巨大差距的自由竞争将不可避免的摧毁本国的独立经济，使本国经济开始逐渐受制于其他国家。

半殖民地国家：

对于被强加不平等条约的弱小国家而言，签订不平等条约对本国经济的发展是具有惊人影响的，强国的商品输出会对本国简单的手工业生产带来致命的打击：在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手工业的生产力远不及资本主义国家机械生产的能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手段导致本国市场打破自然垄断，促使市场融入世界，使本国经济日趋殖民地化；文化上输出被美国、欧洲所崇尚的价值观与道德观，造成对其他国家传统文化的冲击，西方宗教与科技的传入一方面促使有识之士对时局展开深入研究，但更多的是对广大民众的精神麻痹。这些现象使被迫签署不平等条约的国家逐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国家，有的国家甚至在政治上完全丧失了主权领导，成为彻底的殖民地。

经济畸形发展：

这是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结果之一。本国尚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很难同英、美等强国在市场上相竞争，没有利润的本国工业自然很难发展。这导致国家开始经济殖民化。而殖民地对于他们的宗主国而言，就是廉价原料、劳动力和广阔市场的代言词。这样，受制于不平等条约的国家只能是输出初级产品，而工业领域则近乎空白。20世纪50年代后世界范围的殖民体系虽然不断解体。但对于这些新兴的独立国家而言，其经济发展仍然是初级产品出口，进口工业成品的发展态势。经济命脉仍就由那些有能力控制贸易品价格经济强国所掌控。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对于部分国家（主要是非洲国家）直至现在依然没有改变，也成为这些国家独立几十年来经济未见好转的主要原因之一。

领土损失

时代终结的开始

这段时期的终结是由一次大战之后开始。随着“亚洲的觉醒”时期到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原（半）殖民地虽然未能够甩掉“三等国家”的矮帽子，但国际独立地位开始不断上升。欧洲各国此时又忙于应付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疮痍尚未痊愈，又添经济危机带来的巨大创伤。在中国，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开始实现关税自主与租界回收（详见下文的中国近代史不平等条约）。

但在欧洲地区同盟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战后德国丧失了本就不多的海外殖民地，又需要赔付高达200亿金马克的赔款；昔日横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帝国被《摩德洛斯协定》夺走了70%以上的国土，《色佛尔条约》则几乎将这个拥有400余年历史的国家彻底沦为殖民地。奥匈帝国也瓦解了。中国作为战胜国，《凡尔赛条约》却把之前被德国侵占的中国山东半岛主权出让给了日本。由于《凡尔赛条约》对弱小国家内政的肆意干涉，被认为是世界史上牵涉国家最多的不平等条约。在1917年，国土面积最大的俄罗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领导人列宁宣布废除同各国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既包括对其他国家不平等的条约，也包括俄国自己受到的不平等条约），虽然这个声明并没有百分百实行，但这件事情极大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对不平等条约努力的热情。

一战后的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极具霸主气质的德国现在被协约国踩在脚下，短时间内没有争霸世界的实力；美日在太平洋利益冲突成为世界不安定格局的中心。为了调和各方（也包括英、法、意等国）在内的利益，华盛顿会议应运而生。不愿看到日本独占中国带来的利益，以《九国公约》大幅削减日本的在华权利，为中国收回自民四条约丧失的部分主权提供了契机。

随着一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实力的减弱，一些具有强烈救国意识的国家开始藉着这样的机会发动权利收回的行动，但这些国家既不敢公开废除不平等条约，各资本主义国家也畏惧各国广大人民的力量，采用了秘密协定与偷换概念的方式，一方面废除一些已经没有多大用途的不平等协定，又采用新名词取代“最惠国”等具有强烈殖民色彩的权利。比如《中美新约》的美国国务院经济顾问就曾说：“1928年七月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想办法不使用中国所反对的‘最惠国’字样而保持美国的权利。我们在国务院想到这个和以后的条约中使用‘待遇不得有所差别’这一字句的方法。”，可见这些改定新约运动并没能真正触及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核心。

对于自道威斯计划后迅速崛起的德国而言，凡尔赛和约不啻为德意志民族的最大屈辱，在这种情况下上台的希特勒利用这一难得的机遇，极力煽动民族情绪，利用民众对《凡尔赛和约》的不满，建立自己的独裁势力，发动德国政府撕毁一战后签定的大量限制德国军事的不平等条约，与奥地利合并。面对着凡尔赛体系的破坏，英、法采用了绥靖政策，对德国的行为妥协，并希望借助德国再度强大的力量进攻苏联（但是，这一举动反而促使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在这种情况下的德国提出了“最后一项领土要求”：取得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英法一厢情愿地认为，德国将会在满足这个要求后与苏联决裂，便由英、法、德、意四国召开了慕尼黑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这次会议连带事后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慕尼黑协定被统称为“慕尼黑阴谋”。二战后捷克斯洛伐克与90年代后的捷克一直认为这个条约是大国之间擅自决定的，牺牲小国利益而满足自身要求的赤裸裸的不平等协定。

远在亚洲的日本也为了履行大陆政策，展开东北侵略（参见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国民政府采用了向国际联盟申请仲裁的方式回应日本的侵略，国联则判定东北应该以“国际合作为最善之解决”，令东北反而成为“国际公认”、名副其实的国际殖民地。

此后不久，影响到世界不平等条约体系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反法西斯同盟不承认与轴心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在同盟内部展开对各国不平等条约的再修订，一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国家取得了部分在条约中失去的权利，为身处亚、非、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带来了极大的振奋，对战后各国民族解放事业起到的推动作用。

二战后，亚、非两洲原先的殖民地国家开始了其民族独立运动，以独立国家的身份收回失去的主权；战后原先强大的英、法、德等国失去了足够强大的实力去维持在海外的殖民统治。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国家取得独立身份的要求之一。其中在非洲的独立运动十分广泛，1960年有17个非洲国家宣布独立，对非洲不平等条约体系产生极大冲击；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在其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宣布审查并废除自清末民初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1977年巴拿马与美国签订协议，废除《美巴条约》，代之以《巴拿马运河新条约》：取消美国永久占领巴拿马运河区的特权，1999年12月31日中午期满后，运河及运河区的主权及管理权将全部交还巴拿马，由巴拿马确保运河的中立地位。

为防止强国将废除的不平等条约再度加之于独立国家之上，1954年12月亚、非新兴独立国家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会议，为防止不平等条约的再度蔓延，维护独立主权，发表了《亚非会议最后公告》。经过一段时间后，形式上强加于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不平等条约及其特权在世界范围内基本上被废除。

各国的不平等条约

中国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这些条约的签订造成了中国社会性质的一个转变。通过不平等条约，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等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的破坏。签订合约之前，中国是个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而实施合约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更大规模地倾销商品以及掠夺原料，由商品输出模式逐渐转为资本输出。

虽然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不平等的，但不乏人表示实际上有很多条约强加条约实际上是平等条约，而且清政府也与朝鲜签订对朝鲜不利的不平等条约（甲午战争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强硬执行的领事裁判权对清政府影响十分大，外国虽然强索外国人在中国传教与居住的权力，但也不乏不了解实情的人批评这本来就是应该给予外国的。不少中国人认为通过战败合约外国强迫中国与外国建交、也被宣传不平等条约，但外国向中国强索租借地及海关管理权虽然是不平等条约， 不少租借地的经济文化繁荣程度往往远高于其周围的地区，也带来了新型、较佳的政治管理制度。因此某种程度而言上对中国有利；租借地的获取方式有许多种，被动掠夺占绝大多数，但也存在一些清政府官员及列强的不正当交易，因为可以获得收益、也可以减少与外国人的正面冲突；但租借长期来看对于中国统治者造成压力，因为租借地较佳的管理、自由度都较为完善。

然而，无论经济发展的如何快速，也无法改变不平等条约中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本质。领事裁判权“乃是外国侵略者强迫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一种非法特权，它的主要内容是：凡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其在中国的侨民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不论其发生任何违背中国法律的违法犯罪行为，或成为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的当事人时，中国司法机关无权裁判，只能由该国的领事等人员或设在中国的司法机构据其本国法律裁判”。据此，列强在领事区内或租界内成立行政管理机构，建立领事法院或领事法庭，派驻警察和军队，以充分行使对本国居民的管辖权。领事不仅审理本国国民之间的诉讼，而且依据被告主义原则审判当事人一方为驻在国国民的案件，同时对涉诉的领事馆雇佣的住在国国民也要求进行保护，严重干涉中国的司法主权。这种非法特权，是对一个主权国家属地优越权的侵犯，更是对一国独立司法主权的剥夺，是公然违背国家主权和国家之间权利对等的国际法基本准则的。

英国强迫中国接受鸦片滥用，是很没道德的，但当时英国人等各国都在滥用鸦片，当时鸦片全球的地位与现在的烟草相近：因为获益者的利益，而无法禁止，如台湾历史学家连横甚于1930年发表《新阿片政策讴歌论》（又称《鸦片有益论》，替台湾总督府延迟鸦片禁绝时间辩护。英国也是到了1912年方把鸦片当成毒品禁绝。在此之前，鸦片被大量投放入中国资本市场，且在市面上以极低的价格流通，低廉的成本造成了其比世界各地更高的滥用率；正如同目前中国人抽烟率极高、中国二手烟害广泛。

但是这些条约中的过低的关税确实是非常严重的不平等条约，这不但造成外国产品倾销，更严重的是提高了中国的失业率，进而伤害了群众的基本权利和利益，造成社会秩序的失衡。内河航行权及开放过多通商口岸也让中国人面对难以抵御的商业竞争。俄罗斯向中国强索大片土地，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对中国及中国人都不利。

目前，中国的史学界大多将自1949年以前签订的对外条约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0年－1860年）

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

这一阶段既是列强在中国建立殖民体系的形成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南京条约》的签定标志着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建立与初步形成。《南京条约》又与《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构成了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中最重要的奠基石。

南京条约（1842年（道光22年）8月29日，中国与英国，签约地点：南京）

虎门条约（1843年（道光23年）10月8日，中国与英国，签约地点：虎门）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1843年（道光23年）10月8日，中国与英国，签约地点：香港）

望厦条约（1844年（道光24年）7月3日，中国与美国，签约地点：望厦）

黄埔条约（1844年（道光24年）10月24日，中国与法国，签约地点：黄埔）

通过这三个不平等条约，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三个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三国在中国取得了如下权利：

取得自由对外贸易的通商权与片面最惠国待遇。

取得协定关税的权利。

取得在华传教、租地建房的权利。

取得领事裁判权。

取得部分中国领土的占有权。

这些不平等权利构成了中国最早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无论是今后的租界、内河巡航、高额赔款都不过是上述权利的延续、发展与补充。

1853年在上海的一场小刀会起义令英国人取得了控制中国海关的绝佳机会：

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1854年（咸丰4年）7月5日，签约地点：上海）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4年，英法为扩大在华权益再度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场持续4年的战争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条约：

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咸丰8年）5月28日，签约地点：瑷珲）

天津条约

中法天津条约（1858年（咸丰8年）6月27日，签约地点：天津）

中英天津条约（1858年（咸丰8年）6月26日，签约地点：天津）

中美天津条约（1858年（咸丰8年）6月18日，签约地点：天津）

中俄天津条约（1858年（咸丰8年）6月13日，签约地点：天津）

北京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咸丰10年）11月14日，签约地点：北京）

中法北京条约（1860年（咸丰10年）10月25日，签约地点：北京）

中英北京条约（1860年（咸丰10年）10月24日，签约地点：北京）

欧美各国从这次战争取得了一些新的条约特权：

胃口大开的领土要求（割让给沙俄的领土达150万平方公里，九龙半岛割让给英国）。

扩大对外贸易窗口的要求。

内河航运权。

鸦片贸易合法权。

内地自由行动权。

劳工出国权。

这一时期的不平等条约大多围绕着贸易而进行，对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的提高带来了大量的商品，在本国市场销售商品取得利润不能完全满足资本家的欲望，因而就要开辟新的海外市场。所以各国采用的都是自由贸易的经济方针，政府制定的对外政策无不以扩大贸易对象，实现商品输出为主要目的。打开中国的大门，建立殖民地，要求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都是这一方针的具体体现。面对顽固不愿开放的清朝政府，各国就采用了先以武力手段迫使中国政府谈判，再取得交易特权与商品市场。

第二阶段（1860年－1919年）

这张法国政治漫画中，列强正在分割中国这块大饼，桌前的人物由左至右分别是维多利亚女王（代表英国）、威廉二世（代表德国）、尼古拉二世（代表俄国）、玛丽安娜（代表法国）、一名武士（代表日本）

在《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清帝国进行了一场洋务运动的变革；在1860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清政府“内外祥和”，称之为“同治中兴”。但是，好景不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1876年因马嘉理事件签订烟台条约。1883年，法国为侵略越南而挑起中法战争，清军于马江海战大败后，在陆地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此时清政府主张趁胜求和。1885年李鸿章和法国公使巴德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这场战争显示了洋务运动的成绩，更暴露了洋务运动的严重不足。此时，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时期；他们制定了入侵中国的“大陆政策”，并通过不断扩军备战，一步步实施他们的计划。1885年，日本趁朝鲜内乱之际，与清朝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在一切就绪之后，1894年，日本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朽，战争迅速失败。1895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马关条约》

中德通商条约（1861年（咸丰11年）9月2日，签约地点：天津）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同治3年）10月7日，签约地点：塔尔巴哈台）

中英烟台条约（1876年（光绪2年），中国与英国；签约地点：烟台）

中法新约（1885年（光绪11年），签约地点：天津）

中英缅甸条款（1886年（光绪12年），签约地点：北京）处理缅甸事宜的条约。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1887年（光绪13年）12月1日，中国与葡萄牙，签约地点：北京）

藏印边境条约

中英藏印条约（1890年（光绪16年）3月17日，签约地点：印度加尔各答）

中英藏印续约（1893年（光绪19年）12月5日，签约地点：印度大吉岭）

马关条约（1895年（光绪21年）4月17日，中国与日本，签约地点：马关）

中日通商行船条约（1896年（光绪22年）7月21日，签约地点：北京）

因甲午战争后中国地位一落千丈，西方列强开始在中国国土划定土地进行租界，租界地条约：

中德胶澳租界条约（1898年（光绪24年）3月6日，签约地点：北京）

中俄旅大租地条约（1898年（光绪24年）3月27日，签约地点：北京。1898年5月7日在俄国彼得堡签订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时间：1898年（光绪24年）6月9日，中国与英国；签约地点：北京）

订租威海卫专条（时间：1898年（光绪24年）7月1日，中国与英国；签约地点：北京）

广州湾租界条约（时间：1899年（光绪25年）11月16日，中国与法国；签约地点：广州湾）

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迅速在中国北方兴起（南方也有类似性质的运动，规模较小）。义和团运动极端排外，在华北四处杀害外国人与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烧毁教堂。外国人纷躲入使馆避难。列强以保护侨民为名，英、法、美、俄、德、日、意、奥八国联合起来，组成联军，在天津登陆后，向北京进发。清政府则以“义和团可用”，让义和团及清兵在北京围攻外国使馆，于1900年6月21日并向十一国宣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清皇室仓皇离开；并以政府之前是被义和团胁持为名，由李鸿章出面跟列强求和。义和团则被中外联合剿灭。同时俄国更乘机占领中国东北。1901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同11国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对中国处以惩罚性的条款，包括容许外国在北京至天津驻兵，并对各国赔偿大额军费。李鸿章不久病死。这个条约进一步削弱清政府的统治。

辛丑条约（1901年（光绪27年）9月7日，签约地点：北京）

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1905年（光绪31年）12月22日，签约地点：北京）

中英续订藏印条约（1906年（光绪32年）4月27日，签约地点：北京）

满洲里界约（1911年（宣统3年）12月20日，中国与俄国，签约地点：满洲里）

民四条约（二十一条，民国4年（1915年）5月25日，中国与日本，签约地点：北京）

中俄蒙协约（民国4年（1915年）6月7日，中国与俄国，签约地点：外蒙古，恰克图）

《辛丑条约》签定时的合影。条约对中国处以各样惩罚性的条款。

第三阶段（1919年－1949年）

1927年北伐，收回了部分英国租界，这是中国第一次公开收回主权。图为国民革命军接管英国租界。

在这一阶段，在中国植根近80年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开始遭到动摇。十月革命后，苏联曾两次宣布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苏联实际上并没有归还中国领土。国内民主意识与救亡图存观念日益上涨，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此起彼伏，令当时的北洋政府受到极大压力。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抗议北洋政府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因此在法国召开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没有在损害中国权益的《凡尔赛条约》上签字。1921年，中华民国第一件平等新约《中德协约》，在北洋政府与德国谈判八个月后签署，争回领事裁判权与关税自主权。此后不久，随着联俄容共的实现，中国国民党领导进行北伐。自1927年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持续不断的收回权力与“改订新约”，使得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得到极大满足。

政府在二、三十年代虽没有彻底废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但已经对部分国家主权展开收回行动。其主要活动为：

收回租界：包括1927年1月国民政府下令收回发生一三惨案事端的汉口英租界、九江英租界；1930年10月1日收回英国占领的威海卫；1931年1月15日收回比利时在华租界。

收回关税主权：改订新约运动的成果之一；1933年国民政府实行新税则，标志着中国基本实现了关税自主。

废除领事裁判权与最惠国待遇。

但这一系列的活动并没有彻底废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这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国力依然不足以与世界强国对抗，政府担心废除不平等条约后，各国可能做出强烈反应，甚至是动用武力；政府需要有外国的经济、外交上的支持，不可能接受被国际孤立的形势。

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由于中国与意、日为交战方，因此废除了在华的不平等条约。1943年1月11日，美国和英国分别与中华民国签署《中美新约》、《中英新约》，自愿放弃在中国的特权。治外法权废除后，中国司法权才完全独立，因此中华民国政府定1月11日为“司法节”。1945年8月14日中国被迫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导致外蒙古独立。到1947年时，中国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九国的不平等条约已经陆续废除。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

淞沪停战协定（民国21年（1932年）5月5日，中国与日本，签约地点：上海）

塘沽协定（民国22年（1933年）5月31日，中国与日本，签约地点：塘沽）

秦土协定（民国24年（1935年）6月27日，中国与日本，签约地点：北平）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民国34年（1945年）8月14日，中国与苏联，签约地点：莫斯科）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民国35年（1946年）12月2日，中国与美国，签约地点：南京）

后续事件

1917年，德国和奥匈帝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中国的敌对国，而被废除不平等条约。

1917年苏联自愿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事后未完全兑现，亦无退还条约中获得的领土，且历届苏联、俄罗斯政府均否认这些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并且苏俄对华宣言明确写着就废除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条约、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定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并不包括之前的条约）。1945年2月11日美、英、苏联签定《雅尔塔协定》，其中规定：“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应予保持。”。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苏联不支持中国国内共产党；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内部事务的前提下，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1950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废除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52年，中华民国向联合国控告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不援助中共”等条件，联合国大会2月1日以25票赞成，9票反对，24票弃权，通过联合国大会505号决议谴责苏联，是为“控苏案”。1953年2月20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对国会正式否认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存在，中华民国政府2月23日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推翻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承认。2月25日，外交部正式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61年10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以9票赞成，0票反对，1票（美国）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联合国安理会166号决议，建议联合国大会接受蒙古国加入联合国。中华民国未参加投票表决。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630号决议案，接纳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中华民国未参加表决。2012年5月21日，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发表新闻稿，表示“一、民国35年我国宪法制定公布时，蒙古（俗称外蒙古）独立已为我政府所承认，因此，当时蒙古已非我国宪法第4条所称的‘固有之疆域’。”“二、外交部虽于民国42年提经立法院决议废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但并未完成宪法领土变更之程序。”“三、外交部在91年7月8日函示略以：“蒙古已为主权独立国家，且为联合国会员国之一。国际法上国家之承认，原则上属于‘无条件与不可撤回的’，当时承认之相关要件迄今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继承中华民国的国际法地位，在中华民国已经于1946年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基础上发展对蒙外交，1949年10月16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复函蒙古总理兼外长乔巴山，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均曾保留对唐努乌梁海的声索。1948年5月，中华民国驻苏大使傅秉常照会苏联外交部，声明唐努乌梁海为中华民国领土，但苏联方面并未理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过去未正式对唐努乌梁海的归属问题表态，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各国概况》（人民出版社，书号17001.36，1972年3月出版）指出：“苏联在1944年吞并了我国领土唐努乌梁海，中国政府没有承认”。另外，《辞海》等书籍亦作相同描述。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2001年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宣布“双方在两国边界尚未协商一致的地段维持现状”，至今仍未作出明确说明。中华民国政府则于2006年废止蒙古盟部旗组织法，2013年说明由于“务实考量国际局势与实际需求”，承认图瓦共和国为俄罗斯联邦主体之一。而网站上的俄罗斯地图也包含唐努乌梁海。

1943年，美国和英国自愿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

意大利和日本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中国的敌对国失去他们的特殊地位。

1946年，法国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附件一《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规定将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合并为长春铁路，由中苏双方成立机构共管，三十年期限后由中华民国收回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附件《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协定》，苏方同意不迟于1952年将长春铁路全部财产移交给中国政府。1952年8月，中苏双方发表《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同年12月31日，中国收回了长春铁路的全部主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重新接管关东州（包括大连、旅顺、金州及附属岛屿）。根据1946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占领旅顺军港，在大连商港享有特权，有效期限三十年。直到1955年，赫鲁晓夫将关东州的主权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英两国在1980年代开始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并签订《中英联合声明》，香港主权由英国移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1987年中葡两国签署《中葡联合声明》，葡萄牙根据声明于1999年12月20日移交澳门政权予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江泽民分别于1991年、1994年访俄，先后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了《中俄国界东段协定》、《中俄国家西段协定》；1999年叶访北京时两人又签署了《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议定书构成了以后中俄边界的法律文件。2001年7月江泽民再次访莫斯科，与普京签定《中俄睦邻友好条约》，以条约形式肯定国界线。

日本

美日亲善条约（神奈川条约）1854年、美国

日俄和亲通好条约（下田条约）1855年、俄国

安政五国条约

兰日修好通商条约1858年、荷兰

英日修好通商条约1858年、英国

法日修好通商条约1858年、法国

美日修好通商条约1858年、美国

俄日修好通商条约1858年、俄国

琉球

琉兰修好条约1859年琉球，荷兰

琉法修好条约1855年琉球，法国

琉美修好条约1854年琉球，美国

朝鲜/韩国

韩日合并条约1910年韩国，日本

第三次韩日协约（丁未七条约）1907年韩国，日本

第二次韩日协约（乙巳条约）1905年韩国，日本

第一次韩日协约（日韩新协约）1904年韩国，日本

韩日议定书1904年韩国，日本

仁川华商租界章程1884年朝鲜，中国

济物浦条约1882年朝鲜，日本

朝美修好条约1882年朝鲜，美国

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1882年朝鲜，中国

江华条约（日朝修好条规）1876年，朝鲜，日本

越南

第二次顺化条约1884年越南，法国

第一次顺化条约1883年越南，法国

第二次西贡条约1874年越南，法国

西贡条约1862年越南，法国，西班牙

法越凡尔赛条约1787年越南，法国

柬埔寨

第二次柬法条约1884年柬埔寨，法国

第一次柬法条约1864年柬埔寨，法国

缅甸

杨达波条约1826年缅甸，英国

泰国/暹罗

暹法条约（曼谷条约）1893年暹罗，法国

尼泊尔

尼泊尔印度友好条约尼泊尔，印度

萨高利条约1815年尼泊尔，英国

土耳其

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先后签署的穆德洛斯停战协定和色佛尔条约都被认为是不平等条约。惟由于土耳其独立战争的关系，该两条条约最终没有被执行，由洛桑条约取代。

埃及

英埃条约1936年埃及，英国

其他

维持现状协定1947年锡金印度

特里亚农条约1920年匈牙利协约国

谢选骏指出：“不平等条约”也罢，“强加条约”也罢，其实就是“城下之盟”，也就是一方迫使另方签订的——除非力量均衡已经改变，否则废除它们都是不可能的。“历史力学”如此说。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所有的不平等条约，最后都会遭到清算，甚至变成“位置互换”——例如现在离开鸦片战争还不到两百年（1840—2021年），但英国已经分裂萎缩，现在离开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间更短，但法国、俄国都是已经分裂萎缩——而且他们各自也都遭到不平等条约、强加条约的削弱。这就是历史的报应。

（三）

网文《太平天国》（维基百科）报道：

太平天国[b]是清朝道光晚年、咸丰至同治初年间建立的政教合一政权，创始人为洪秀全和冯云山。洪秀全与少年时代的私塾同学冯云山经过多年传播拜上帝会，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末至咸丰元年（1851年）初与杨秀清、萧朝贵、曾天养、石达开等人在广西省右江道浔州府桂平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桂平市金田镇金田村）组织团营举事，后建国号“太平天国”，史称太平天国之乱，并于咸丰三年（1853年）攻下江苏省江宁道江宁府城（今江苏省南京市），号称天京，定都于此，开始粗暴管治。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被湘军攻破，湘军同样纵兵屠城、奸淫掳掠，洪秀全之子兼继承人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虏。同治十一年四月六日（1872年5月12日），翼王石达开余部李文彩在贵州败亡，是最后一支打着太平天国旗号作战的太平军部队。

太平天国之乱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亦是伤亡最惨重的内战。总计伤亡人数无定论，各种统计从1000万至7000万人失踪，移民，死亡或受伤。[2]太平天国稳固行政版图在江苏、浙江、江西、安徽为主的江南繁华地区，治下人口大致接近3000万人口。太平军的足迹先后到过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山西、直隶、山东、福建、浙江、贵州、四川、云南、陕西、甘肃诸省，攻克过600余座城市，势力范围遍及十八省[3]。

因清朝推行薙发令，太平天国蓄发、披发，故太平军被称作“长毛”，清廷称其为“长毛贼”、“毛贼”、“发贼”、“发匪”、“发逆”等。又因洪秀全籍贯广东省广肇罗道广州府花县（今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道官禄布村），其他的太平军将士亦多起自两粤（即两广的广东、广西），故清廷亦称其为“粤匪”、“粤贼”，平定事件后，慈禧太后命令宫廷画师绘画《平定粤匪图》。民国十八年（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就《禁止诬蔑太平天国案》，函请内政部、教育部参考酌办，不久正式订立规定，“嗣后如有记述太平史实者，禁止沿用‘粤贼’诸称，而代以太平军或相应之名称”，从此将“太平天国”、“太平军”等称谓写入正史。[4][5]

国号

太平天国辛酉11年正月二十六日至二月十七日之间（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3月7日－3月27日），洪秀全曾实行“改政”。正月二十六日（1861年3月7日）把“太平天国”国号改为“上帝天国”，规定在玺印文字和各种文书内统要把“太平天国”改为“上帝天国”，但此事还没有来得及推广实行，洪秀全改变主意。二月十七日（1861年3月27日）再度实行“改政”，把“上帝天国”改称“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规定文书、印文都要在原来的“太平天国”四字之上加“天父天兄天王”六字[6][7]。

历史·拜上帝会

广东人洪秀全与冯云山之所以选择在广西举事，源远流长，“广西地方辽阔，群盗如毛，散则为民，聚则为寇，形迹既无可辨，党类几不胜穷[8]”，特别是广西紫荆山地区，“游匪外滋，土匪内迫[9]”。从宏观上看，“中国在1840年（道光二十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白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10]“一般的贫穷到达了极点，人们正在鬻妻卖子，许多人靠树皮为生。”[11]屡次科举失败并在广州目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洪秀全说：“以五万万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12]终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6月洪秀全在广东花县莲花塘吸收了第一个拜上帝会员李敬芳，随后少年时代的同学冯云山与族弟洪仁玕参加。洪秀全打造了一把斩妖剑，并作诗称“天父天兄太平时，保汝处处有饭吃。耕田首先在根苗，杀尽鞑子阎罗妖。”[13]又作“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手持三尺定山河，太平一统乐如何（又作“何如”）。”[14]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他与表亲冯云山、族弟洪仁玕从梁发《劝世良言》中吸取某些基督教教义，后来自行洗礼。是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到广西贵县一带传教，洪不久便返回广东，冯留在广西发展，在当地的信徒日增。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洪秀全和洪仁玕到广州跟随美国美南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圣经》，曾要求受洗，但罗孝全不同意洪秀全对以前大病时所见“异象”的见解，并认为洪秀全对教义的认识不足够，洪秀全又要求罗孝全按月付工资给他，被罗孝全拒绝，从而罗孝全拒绝为洪秀全洗礼[14]。洪秀全失望之余离开广州，前往广西桂平与冯云山会合。[15]

洪秀全与冯云山到达广西后以私塾教师为职业传教。洪秀全负责理论，“乱极则治，暗极则光，斩邪留正[16]”，“邀小的（恤王洪仁政）前往同打江山，并说拜上帝好”[14]；冯云山负责传教，“在紫荆山一带，热心传教，成绩颇大，至多人信教，甚至有全家全族来领受礼拜者，未几，远近驰名，而成为拜上帝会。[15]

拜上帝会将基督教圣经的《旧约》、《新约》分别修改为《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作为教条。拜上帝教会实行政教合一。拜上帝教的宗教规范还有《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原道醒世训》、《天父诗》等，号召人们信仰“皇上帝”（上帝耶和华），击灭“阎罗妖”（满族皇帝），为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而奋斗。

事实上部分清廷高层，如军机大臣穆彰阿甚至道光帝本人等都清楚地知道拜上帝会的存在，但听之任之，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的全国状元龙启瑞在其《上梅曾亮先生书》中这样记载：“宰相（穆彰阿）风示旨意，谓水旱盗贼不当以时入告。督抚受戒，莫敢复言，金田会匪萌芽于道光十四五年，某作秀才时已微知之，彼时不肯办盗，则所谓窥时相（穆彰阿）旨意是也。”

金田起义与定都天京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初，冯云山被紫荆山蒙冲乡石人村地方士绅王作新以“聚众谋反”罪名逮捕，送往广西桂平知县衙门囚禁。洪秀全逃亡外地，自称“找两广总督徐广缙营救”，后冯云山信徒集资贿赂某个来历不明但有实权的清朝官员，因而冯云山得到释放。

道光三十年（1850年）夏，洪秀全发布团营令，要求会众到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团营编伍，同年年底，太平军先后在思旺和蔡村江与清军展开战斗，由此开始了与清廷的武装对立[17]，初以“太平”为号，后建国号“太平天国”[18]，并实行公有财产制。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拜上帝会众万人在金田村“恭祝万寿”，后世人将这一天定为金田起义纪念日。3月23日，洪秀全在广西武宣登基称太平王[15][19]，后改称天王。参加金田起义者“有患难之村民，而且被官兵击散之贼匪，均视拜上帝会为逋逃薮，老幼男女携眷挟财产大队加入”[15]，“从者具（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20]，还有在械斗中失败的客家人。4月3日爆发了三里圩之战，冯云山“视死如归，赤身赴敌，立刻杀死黔兵二十四人，黔兵始大奔[21]。”

咸丰元年（1851年）秋，太平军占广西永安州（今蒙山县）。12月在永安城分封诸王，封原中军主将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东王，称九千岁，原前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西王，称八千岁，原后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南王，称七千岁，原右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北王，称六千岁，原左军主将石达开为翼王，并诏令诸王皆受东王节制[22]。太平天国在南王冯云山的构想基础上建立了初期的官制、礼制、军制，推行自创的历法——“太平天历”。

咸丰二年（1852年）4月5日，太平军自永安突围，北上围攻省城桂林，不克，继续北上，在全州蓑衣渡遭遇清军楚勇江忠源部拦截，南王冯云山被清军炮火击中，后伤重不治[23][24][25]。5月19日离开广西进入湖南省[26]，克道州、郴州。6月杨秀清与萧朝贵发布《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结果“湖南南部加入的洪门人数有五万多人”[27]。与此同时杨秀清制定了“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纷扰南北”[28]的作战方针。

咸丰二年七月（1852年8月），西王萧朝贵闻长沙兵力空虚，率偏师进攻，9月12日“辰刻进兵，杀死清朝大小官员数十人，清兵死者两千余人，尸堆如山，不料清兵炮打着西王胸膛上，穿身[29]”，阵亡。洪秀全、杨秀清闻讯后急率主力来到长沙城下，但此时清方已重兵云集，太平军攻长沙近三个月仍未能成功，撤围北上攻克岳州。传闻太平军在当地获得吴三桂秘密埋藏的大量兵器，所谓“祭起吴王炮药”正说此事[30]。

咸丰二年十月（1852年11月），湖北巡抚常大淳镇守武昌城，贴出告示：“兵法以清野为先，且广西湖南等省，皆因民房毁除未尽，致贼藏身，潜掘地道，前车可鉴。”[31]下令烧毁附近市镇，拆除城外民房，采用焦土政策。咸丰二年十一月十三日（1852年12月23日），太平军攻下汉阳，知府董振铎被杀；六天后，太平军攻下汉口，俘获1万首江船，装备其水师。咸丰二年十二月初九（1853年1月17日），石达开率领太平军攻克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举家自尽[32]:302、300[33]。太平军在武汉尝试建立“太平一统”的平等社会，吸引了一些贫苦大众，血腥镇压清兵、士人和一切反对者，破坏衙门、寺庙、学校和藏书楼，没收一切财产，存入设于武昌原丝绸货栈的“圣库”，并把居民编入25人为一组的军营，男女分营，又拉伕强迫当地人作搬运工或其他劳动[32]:302-303。有流氓假冒太平军劫掠，许多当地人反对男女隔离分居，也反对大型的公开布道。太平军先后将汉阳和武昌立为首都，但只短暂停留，大部分太平军沿江而下。清提督向荣于2月下旬夺回武汉三镇[32]:309、300。

咸丰三年正月初八（1853年2月25日）爆发了巢湖之战，太平军“伪为差弁，约期速进，陆建瀛信为实，急饬所部，溯流上，陆建瀛与翼长安徽寿春镇总兵恩长遂越道士洑，恩长战殁，尸顺流下，全军大骇，反棹急奔。”[34]太平军“革除了对鸦片烟的耽溺”[35]，“恨贼者虚，资贼者实，尤为可虑，或谓乡民处处助贼打仗。”[36]3月19日（咸丰三年二月十日）太平军攻克江宁（今南京），两江总督陆建瀛及副都统霍隆武阵亡。太平军在江宁城破后宣布悬赏旗人，能抓捕旗人者赏银五两，同时城内旗人妇女亦遭到屠杀[37]。

杨秀清称：“洛邑天下之中”，建议洪秀全定都洛邑。被一位湖南的老水手阻挠；老水手坚持要定都于金陵（又称江宁府，今江苏南京）。杨秀清后来居然听老水手的话，也赞同定都金陵，改名天京。[38][39][40]太平军将江宁改名“天京”并定都在此。英国人Brine Lindesay在1862年《中国太平叛党志》中这样评论建都南京：“南京的占领在太平军的战术上引起了一个全面的变化，清军借助这个不进不退的变化而赢得了大好时机，他们不再无望地尾随一支前进的和劫掠的大军之后，如今已经能够在一个或两个据点上集结他们的军队，因此，太平军也随即发现他们自己在南京和镇江被一支军队水路围攻，而他们要在战场上击败这支军队希望也不大。”这就是清朝集结全国绿营精锐组建的江南大营与江北大营。英国人F. A. Lindley在1866年英文版《太平天国》第一卷中指出：“南京的占领完全改变了天王的战术，他不再继续进行，由前进的恐怖来制衡满洲，却把他的党徒集合在南京及郊区周围，在同一时期从事组织有朝廷和法院的正规政府。”

北伐与西征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江宁（今江苏南京），易名为天京。此后由东王杨秀清策划，在5月派兵北伐及西征，北伐军目标为北京，西征军目标为长江中游地区。

咸丰三年（1853年）3月底清钦差大臣向荣在金陵城外孝陵卫建江南大营；4月16日，清钦差大臣琦善在扬州城外建江北大营。

咸丰六年三月一日（1856年4月5日），太平军再克扬州，攻破江北大营，“次早黎明，亲领人马同陈玉成、涂镇兴、陈仕章、吴如孝力攻土桥，破入土桥清军马营。那时清军大败，红桥以及卜著（朴树）湾、三岔（汊）河清营尽破，大小清营一百二十余座，清营那时闻风而逃。”[20]

咸丰三年四月一日（1853年5月8日），林凤祥、李开芳等奉杨秀清命令率两万余人从扬州出发北伐。清朝采取了正确的防御措施，销毁了全部黄河渡船，“黄河四十里之遥，并无船只，有鞑妖在对江把守，难以过江，离黄河二十里，亦无船只，粮料甚难”[41]，“二十八日尚未渡尽，未及渡河者尚有千余”[42]。

咸丰三年九月十一日（1853年10月13日）太平军进驻保定，咸丰帝集结华北清军主力与太平军决战，包括嘉庆帝五子惠端亲王“奉命大将军”绵愉部、嘉庆帝嗣外孙科尔沁部僧格林沁部、八旗察哈尔部、钦差大臣胜保部，并征召朝阳、阜新、赤峰、通辽四地大军，赐努尔哈赤御用大刀。北伐军虽然一度进至天津附近，但因孤军深入，被清军包围。咸丰五年二月（1855年3月），林凤祥在直隶沧州东光县连镇受伤被俘，不久被押到北京处死。李开芳在山东聊城茌平县冯官屯被俘，6月在北京被处死。

在湖南被曾国藩打败后，咸丰四年六月二日（1854年6月26日）太平军第二次攻下武昌，十八岁的陈玉成在武昌“舍死苦战，攻城陷阵，趫捷先登，缒城而上，以致官兵溃散，遂陷鄂省。[43]”

咸丰四年七月一日（1854年7月25日）曾天养率西征太平军与曾国藩湘军在湖南岳阳城陵矶进行第一次决战，太平军虎头军统帅曾天养、清军登州镇总兵陈辉龙、湘军水路各营总统褚汝航全部阵亡。1854年10月14在桂明、曾国藩的统帅下第二次收复武昌。1854年11月23日秦日纲率西征太平军与桂明、罗泽南、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湘军在湖北十堰田家镇进行第二次决战失败。

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855年1月29日），石达开、罗大纲率西征太平军与湘军在江西九江湖口县进行第三次决战，大败湘军。

咸丰五年（1855年）初，太平军反攻汉阳和汉口，4月3日，击破湖北巡抚陶恩培的军队，第三次攻下武昌。

咸丰六年五月（1856年6月），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步战汉兵，马战满兵，两交并战，自辰至午，得翼王带曾锦兼（谦）、张瑞（遂）谋等引军到步助战。清军满兵马军先败，次即向、张[所]领汉军亦败也。”[20]

咸丰六年（1856年）十二月天京之变后湖北巡抚胡林翼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收复武汉三镇，此役湘军罗泽南阵亡，武汉三镇都已成废墟，遍地瓦砾[32]:300、303

天京之变

咸丰三年三月十九日（1853年4月26日）香港总督文咸访问太平天国，他的翻译密迪乐[44]就从两个太平军船员的口中得知：“东王杨秀清是首要的军事权威和政治权威，他们说天王只是一个被承认的君主，他把他的时间用在编书上面，人们从来看不到他。[45]”咸丰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53年12月24日），东王杨秀清自称天父下凡（降乩），指责洪秀全杖责天王府女官，两天后即二十六日，杨秀清召集韦昌辉及秦日纲“到天王面前请宽心安福。”[46]洪秀全本人“深藏不出，秀清则盛陈仪卫巡行闾市，凡有军务，议定上奏（洪秀全）无不准者，每批旨准二字。属下伪官，惟奏谢恩赏，径达洪秀全，其余军务，悉秉奏秀清，听其裁处转奏。（杨秀清）自恃功高，一切专擅，洪秀全徒存其名；秀清叵测奸心，实欲虚尊洪秀全为首，而自揽大权，独得其实。[47]”“因此也许有人以为洪秀全早已死了，但一经询问，一致的证言咸谓其仍然健在，现深居城内。[48]”

至于北王韦昌辉，洪秀全认为他“爱兄（洪秀全）之心诚”[49]。但韦昌辉对杨秀清“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50]；北王韦昌辉对东王杨秀清“甚谄，舆至则扶以迎，论事不三四语，必跪谢曰：非四兄（杨秀清）教导，小弟肚肠嫩，几不知此。肚肠嫩浔州乡语，犹言学问浅也。[51]”而韦昌辉暗地里“请洪秀全诛杨秀清”[52]”，但洪秀全说：“暂且容他（杨），他服便罢。”[53]杨秀清曾去北王府，“杖昌辉数百，至不能兴。”以至于两人“相互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54]”

至于燕王秦日纲，咸丰四年三月（1854年5月），秦日纲的下人与杨秀清的下人发生矛盾，判官是石达开的岳父黄玉昆，黄玉昆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可勿杖，转相劝慰”，但杨秀清不同意该判决，命令石达开逮捕自己的岳父黄玉昆，“玉昆闻而辞职，燕王秦日纲闻之亦相率辞职。”结果杨秀清“杖日纲一百，玉昆三百，玉昆杖后，夜投水救起”[51]。李秀成认为“东王威逼太过，此三人（北、燕、翼）积怨于心，北翼二人，同心一怒于东。[20]”

“及破南省，（杨）众权独揽，虽洪贼亦拱手受成，北、翼贼无论矣，（杨）有去洪贼而自称天王意。”[55]洪秀全为以示庆祝，定于杨秀清生日（公历当年9月23日）时正式封万岁。洪秀全一面“所筑土城上密布枪炮，恐杨来暗算，一面遣腹贼至江西调北贼韦昌辉回金陵”[56]。与杨秀清有宿怨的韦昌辉在咸丰六年八月三日（1856年9月1日）深夜回到天京，与秦日纲在夜间入城，2日凌晨“率三千余人遽入南门，趋围东贼宅，自携数贼入，杀东贼及其妻小”[55]，史称“天京之变”。咸丰六年八月四日（1856年9月2日），韦昌辉将杨秀清首级交给洪秀全。

翼王石达开抵天京后，责备韦昌辉滥杀，二人不欢而散，韦昌辉又欲杀石达开，石达开见势不妙，当夜逃出金陵城外。在韦昌辉进攻洪秀全天王府的最后关头，天王府内的大量宫女参加了保卫洪秀全的战斗，“韦昌辉陈兵三千人于洪居前火攻（天王府），洪秀全乘墉与韦昌辉对垒，枪炮互施，逾时无胜负，洪居服役少女，悉使裹发、效男装，各持械启门，大呼出冲阵，北贼不意其速出，大惊，众遂溃，缚北奸送洪秀全，令肢解之。”[55]

石达开的“远征”

咸丰六年十月（1856年11月），石达开奉诏回京，被军民尊为“义王”，合朝同举“提理政务”，洪秀全碍于众议，被迫诏准。他不计私怨，追究屠杀责任时只惩首恶，不咎部属，北王亲族也得到保护和信用，人心迅速安定下来。尽管武昌在石达开回京后不久即因粮尽援绝而陷落，但在石达开的部署下，太平军稳守要隘，伺机反攻，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石镇吉等后起之秀开始走上一线，独当一面，内讧造成的被动局面逐渐得到扭转。咸丰七年（1857年）春天，李秀成与陈玉成击败清军秦定三部，北上六安、霍丘，与捻军会合，兵锋直指湖北。

天京之变后，太平天国合朝推荐石达开主持朝政，但洪秀全却忌惮石达开的声望才能，不肯授予他“军师”的地位，只封他为“圣神电通军主将义王”[c]，局势稍见好转后，又对他产生谋害之意[57]。为免再次爆发内讧，石达开被迫率数千人逃出天京，前往安庆。

咸丰七年八月（1857年9月），洪秀全迫于形势的恶化，遣使请石达开回京，石达开上奏表示不会回京，但会调陈玉成、李秀成、韦俊等将领回援，并以“通军主将”身份继续为太平天国作战。洪秀全诏准了这一方案，天京官方遂承认石达开此后的作战是太平天国的远征活动。[58][59][60][61][62]

此后，石达开先后转战于天京外围的闽、浙、赣等省，牵制大量清军，缓解了天京、安徽两地的军事压力。[63]

咸丰八年（1858年），清军乘太平天国内讧之后，重建江北、江南大营。4月，洪仁玕捻转到达天京，被封为干王。

咸丰九年（1859年）春，石达开入湖南，发动“宝庆会战”，欲取上游之势，再下趋湖北，配合安徽太平军作战[64]，并伺机分兵入川。彼时湘勇正计划分兵三路进攻安庆，闻石达开长驱直入湖南腹地，军心全线动摇，只得将因势利导，全力援湘。面对湘军的重兵驰援，石达开孤军作战，未能攻克宝庆，被迫退入广西休整。[65][66][67][68]

咸丰十一年八月（1861年9月），石达开自桂南北上，为北渡长江，夺取成都，建立四川根据地，转战蜀、黔、滇三省，先后四进四川，并于同治二年三月（1863年4月）渡过金沙江，突破长江防线。[69]但为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在紫打地陷入绝境。时任四川总督的骆秉章遣使入太平军中谈判。经协议，太平军自行遣散四千人，剩余两千武士保留武器随行，在石达开被押往成都后，清军背信弃义，两千太平军被屠戮。同治二年五月十二日（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在四川成都被凌迟。

安徽江北战场

咸丰八年四月七日（1858年5月19日），九江被湘军李续宾攻克。“林启容踞九江六载，号坚忍能军，塔齐布、罗泽南为名将，拼命力攻，亦卒不拔，食罄则婴城种麦以自给，其守愈暇，凡围城十有六月。”[70] 日本人宫崎滔天曾说：“睢阳而后有斯人。”[71]湘军彭玉麟参与克复九江后曾作诗：“尸涌长江水不流”。

咸丰八年八月（1858年9月），陈玉成李秀成太平军攻占浦口和扬州，歼灭清军江北大营，李秀成说：“陈玉成攻德帅（清军德兴阿部）之前，我攻德帅之后，德军大乱，死于甫〈浦〉口一万余人。”[20]安徽江北的湘军乘太平军东下，攻安徽、据太湖、扑安庆，李续宾湘军沿黄梅、宿松、太湖、潜山、石牌、桐城、舒城向三河镇进攻（即今天G50-G35-G4212-G3高速公路一线），进逼庐州（合肥）。陈玉成率兵救援，李秀成援军继进。1858年11月15日，陈玉成李秀成太平军与湘军在安徽合肥三河镇第一次决战，李秀成说：“我听闻金牛镇炮声不绝，是知开仗，我亲引本部人马向三河边区而来，斯时正逢陈、李两军迎战，离李将营前七八里交锋。我军即至，陈玉成见我军生力一壮，破李续宾阵门，阵脚一动，大败而逃”[20]，击毙李续宾（一说自缢）、曾国华。湘军从安庆外围撤走，安庆之围遂解。

第二次西征

咸丰十年（1860年）冬，太平天国决策层部署第二次西征，计划以陈玉成、李秀成两支主力分别从长江南北西上进攻武昌，以解安庆之围。

陈玉成解围心切，立即从安徽桐城出发，十一天内行军六百里，连取霍山、英山、黄州，兵锋直指武汉。此时，清军主力尽在安庆，武汉城防空虚。关键时刻，英国舰队司令何伯派参赞巴夏礼前往黄州觐见陈玉成，请求他不要攻打武汉，以维护大英帝国在武汉的商业利益。由于李秀成部进军迟缓，太平军并无把握在短期内攻下武昌，及湘勇加紧对安庆的围攻，陈玉成决定命部下赖文光率部队军队留在武昌附近，继续等候李秀成部，本人率主力返回安庆。

李秀成转进至湖北东南部，在附近地方招兵30万人，得知东线太平军作战不利，又听说陈玉成已经返回安庆，遂放弃进攻武汉三镇，改向东进军，与李世贤部共同攻下浙江大片土地。陈玉成与李秀成两人不和导致第二次西征无果而终，会攻武汉的计划就此功亏一篑。“伪天王弟洪军师到苏，即调停忠英二酋之误会也，贼中相互猜忌如此。”[72]

所谓“第二次西征”实际上是一个败招，因为湘军的补给基地是九江与南昌[d]，曾国藩也说：“力求破安庆一门，此外皆不遽之争得失。”

安庆二次决战

咸丰十一年（1861年）春，第二次西征后，太平军与湘军和多隆阿部清军在安徽安庆进行第二次决战。湘军的部署是湘军曾国藩、左宗棠、鲍超在安徽南部，湘军李续宜、胡林翼、清军多隆阿在安徽北部，两个方向向安庆进攻，陈玉成回救安庆，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黄文金等也来配合作战，失败，6月集贤关、赤岗岭失守，8月陈玉成与杨辅清等夺回集贤关，再救安庆，为清副都统多隆阿部所拒。9月，曾国荃攻克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来、吴定彩及全军1.6万余人全部阵亡。同治元年四月（1862年5月），陈玉成在安徽寿州被叛徒苗沛霖逮捕，押送清军兵部侍郎胜保，同年6月陈玉成被处死。

上海战场

江南大营是清朝为镇压太平天国集结起的最后两支直接听命于咸丰帝的野战军之一（另一支为科尔沁部僧格林沁野战骑兵）。全国各地素质较好的绿营官兵驻扎天京孝陵卫屏蔽苏杭财赋区成为江南大营。咸丰十年三月十二日（1860年5月2日），太平军与江南大营最后的决战打响，太平军“乘势扑至，内外夹攻，顷刻之间，得胜门至江边一带官军营垒五十余座全行失陷，陕西延绥镇总兵黄靖等均殁于阵，官兵死者数万人。”[73]“两日交锋，头一日胜富〈负〉未分，次日一战，自辰至未，（江南大营）张（国梁）军大败，死者万人。”[20]

江南大营的被歼宣告在华东地区、中南地区再无直接听命于清朝皇室的野战大军，清朝皇室不得不起用汉族地主私人武装湘军与淮军而尾大不掉。咸丰十年四月十九日（1860年6月8日）咸丰帝与曾国藩达成协议，咸丰帝授予曾国藩钦差大臣兵部尚书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华东地区所有军队均归节制，曾国藩经咸丰帝许可罢免咸丰帝此前任命的官员，包括皖南督办军务大臣张芾、闽浙总督庆端、浙江巡抚王有龄、江苏巡抚薛焕、江南团练大臣庞钟路、江北团练大臣晏瑞书，转而把湘军系统的军官扶上位。

其后李秀成太平军占领江苏，“克（无）锡次日，行营而下苏郡，初到阊门，将分困各门，看阊门街方等村百（姓）多有来迎，街上铺店民房门首具（俱）贴字样云：“同心杀尽张（国梁）、和（春）两帅官兵”。民杀此官兵者，因将丹阳之下到苏〈州〉，水陆民财，概被其兵抢掳，故恨而杀也。”[20]

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三日（1860年8月9日），李秀成太平军与华飞烈（Frederick Ward）和上海买办杨坊联合组建的洋枪队在上海决战。

在星期六，即8月18日，攻击开始了。叛军紧紧地逼近城下，他们已经预先驱逐了驻在城外的清军。可是在这里，他们却遭遇到我们山炮的散弹和手榴弹的剧烈射击；我们的水兵用他们的1853式恩菲尔德步枪，锡克人用他们旧式的褐筒也使他们蒙受了重大损害。叛军在发现他们的努力无望以后，便于夜间退却到射程以外的地区去了。在星期一，叛军又来攻城，全作单线行动，每人都拿着一面旗子，我们炮火的有效杀害使他们改变了进军路线，他们在英国居留地的郊区附近继续前进。就在这个地点，从我们海军炮兵所发射的火箭和榴弹有效地保证了他们的退却。夜间，快炮船‘先锋号’溯江前进，向他们的营地发射了一些13英寸口径大的炮弹。这个最后的军事行动达到了完全阻止太平军任何进一步攻击上海的结果，于是他们毁弃了营地，并且在射程以外的地区逐渐退却。[74]

（8月18日）叛军开进了空无一人的徐家汇，忠王就在这里设了司令部。午后，忠王的先头部队已迫近上海南门，同时，满载叛军的兵船也驶进了黄浦江。县城沿黄浦江的东段和南段是法国军队分防的地区，当叛军一出现，法军只要对准他们扫射一阵，足可阻止他们前进。 翌日，8月19日，叛军部队沿黄浦江入侵到城墙和上海法租界之间的城厢区（上海老城厢），防守主教大堂的12名法国兵，很有办法护卫圣堂。海军中尉勒伯勒东命令‘强力’号舰的海军登陆，向城厢区开炮，许多中国房屋着了火，抢劫者也逃得无影无踪。同时，‘强力’号由泰尔海军上尉率领。溯黄浦江而上，靠近董家渡后便向该地区的街道逐条扫射，一艘英国炮舰向上挺进得更远，这种示威很有成效，董家渡的混乱平静了。20日，忠王从徐家汇出发，企图进攻上海西门（今复兴中路西藏中路）及上海租界，这地区是由英国兵防守的；同法国兵昨天的炮火一样，英国人的炮火很快地迫使太平军后撤，并当场击毙了数百太平军。[75]

由于太平天国禁止鸦片贸易（洪秀全曾作《戒鸦片诗》：“烟枪即炮枪，自打自受伤。多少英雄汉，弹死在高床。”[14]）加上清政府与英、法、俄签署《北京条约》后，太平天国威胁到各国条约利益，西方各国对太平天国运动转向反对。1862年1月，清政府确立了“借师助剿”的方针，选择与外国军队联合对太平天国实施作战：由该年1月-6月，李秀成太平军与英法联军在上海决战。谭绍光太平军从吴淞包抄浦东，英法联军在高桥镇与太平军激战，原石达开部将吉庆元阵亡，太平军包抄计划失败。法国海军驻华司令卜罗德少将被太平军流弹击毙后，法军为了报复，占领上海柘林镇后，让清军杀伤村中数百名男女老幼和太平军军人。[76][77][78]

我（英法联军中一名英国军官）跟一大群人去看清军屠杀俘虏的太平军，这批俘虏是英、法两国军事当局交给清朝方面处死的。英法联军既然帮助清朝俘虏太平军，自然他们也赞同清方这样残暴地屠杀俘虏。这批俘虏，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从刚出世的婴孩，到80岁蹒跚而行的老翁，从怀孕的妇人，到10至18岁的姑娘，无所不有。清军把这些妇女和姑娘，交给一批流氓强奸，再拖回来把他们处死，有些少女，刽子手将她们翻转来面朝天，撕去衣服，然后用刀直剖到胸口。这批刽子手做剖腹工作，能不伤五脏，并且伸手进胸膛，把一颗冒热气的心掏出来，被害的人，直瞪着眼，看他们干这样惨无人道的事。还有很多吃奶的婴儿，也从母亲怀里夺去剖腹。很多少壮的男俘虏，不但被剖腹，而且还受凌迟非刑，刽子手们割下他们一块一块的肉，有时塞到他们的嘴里，有时则抛向喧哗的观众之中。 上帝纵使宽恕英国参加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但如何能饶恕它参预对无防御力的妇女和柔弱无知的孩子们的疯狂屠杀呢？我们从贫苦的英国人群压榨来的金钱，拿来帮助两手染着鲜血的恶徒们在中国作战，这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从中国得到黄金的买卖吗？[79]

陕西战场

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太平军安庆失守，陈玉成为召集人马、牵制清军兵力，派陈得才、赖文光、蓝成春等太平军将领，率两万余人远征陕西，进夺西安。

第三次西征

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陈得才率军经河南内乡进入陕西商洛地区。

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太平军北上秦岭子午谷，直逼西安城南三十里的引驾回（亦称尹家卫，今陕西西安长安区引镇），在三兆、杜曲大胜清军。清副都统乌兰都溃逃入西安城内，并令清军紧闭西安城门，坐困孤城待援，不再出战。太平军进攻西安城数次无果，未能攻破。不日，多隆阿、张得胜率清军包围庐州（今安徽合肥），陈玉成调陈得才等部回援东返解围。陈得才奉调东返，放弃夺取西安的计划，进驻蓝田厚子镇。四月二十四日张得才攻克渭南县城，击毙知县曹士鹤等人。四月二十五日击败尾追而来的清军，杀临潼军功安定邦。随后陈得才率部一路沿渭河东进，攻克华州、华阴等地，击毙团练首领陈茂经，击溃潼关守将哈连升的阻击。[80]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三日，太平军陈得才部东出潼关，进入河南，东去解庐州之围。

江南战场

同治元年五月（1862年6月），洪秀全命令各地太平军回援天京，太平军集结二十万人兵力，10月起大战湘军四十多天，未能取胜。天京无粮，据李秀成说原因是“在京时，当与合朝文武在我府会集，声言：众位王兄王弟，凡有金银，概行要买多米粮，切勿存留银两，买粮为首切等叙云云。合城文武遵我之言，果买米粮。那时洪姓出令，‘某欲买粮者非我洪之票不能。’要票出京者亦要银买方得票行，无钱不能发票也，得票买粮回者重税，是以各不肯买粮入京。固〈故〉积今日之患，国破实洪姓之自害此也。”12月，李秀成奉命北渡长江，由于无粮，太平军损失很大，“此举前后失去战士数万余人，因我一人之失锐，而国之危也。”[20]

“攻克苏州等县，非算李鸿章本事，实得洋鬼之能。其将尚〈上〉海正税招用其力，该鬼见银亡命。”[20]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日（1863年12月4日），苏州守将谭绍光被部下郜永宽等八人杀死，苏州被克复。淮军夺回苏州后，郜永宽等八人在常胜军首领查尔斯·戈登的协调下，已经是清兵的卧底，李鸿章曾答应保住他们的性命，但而后李鸿章违反不杀降的诺言，命程学启将郜永宽等八人斩首，还射杀千余名投降的太平军。不得不指出的是，苏州屠杀事件直接当事人李鸿章与清朝政府、淮军与清军，不能互为代表，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歼灭后，华东地区已经没有直接听命于清朝皇室的大军，淮军为李鸿章个人的募兵，清朝政府也不得不起用，李鸿章也只能代表他自己而成为实力派，游走于清朝政府与英国之间。

清上谕：果能于城池未下之先诚心归顺者，无论其从贼之久暂，均一律准其投诚。将军械、马匹呈缴后，该大臣等酌留所部，令其随同剿贼。倘有不愿随营，即饬地方官递送回籍，或妥为安插，毋令失所。携带资财，不准兵勇抢夺；如兵勇利其资财、私行杀害，即按军法从事。本管官不行查办，一经发觉，即着该大臣等从严参办

清将用银惹动洋鬼心，而攻我宁城，然后鬼子攻破宁郡，得赏银之后，又领赏银来打绍兴。所攻此两处，鬼子得银四十余万。宁波税重银多，是清瞒饷银，而请洋鬼，作为己功，打绍兴亦是如是，不然，亦不能攻我城池也。[20]

同治二年十一月二日（1863年12月12日）李鸿章淮军克复无锡，无锡太平军守将黄子隆是“广西藤县人，躯干矮小，狡勇非常，目光炯炯若电，诈称不识字，不多言，亦无供状，临刑时颜色自若。”[81]

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二日（1864年4月27日），陈坤书太平军与戈登常胜军及刘铭传淮军在常州激战。

太平军奋不顾死地抵挡，戈登的大炮队用榴弹炮和铁桶炮扫射都没有用处，城墙缺口处的第一批太平军被炮火扫光了，第二批太平军又立刻补上。[82]

残存的太平军奋勇力战，壮烈地牺牲了许多人，活着的仍死战到底，他们虽被迫退下城墙，穿过街道，但始终作着顽强的抵抗，寸土必争，最后只剩少数兵士，一直抵抗到统帅王府。护王在全部战役中，身先士卒，激励将士，奋勇力战，直到此刻他尚未受伤，他率领着几个军官和三四十个兵士，在自己的王府前面作最后的死战，护王这些部下虽无法战胜，可是他们坚决面对着敌人，为效忠于自己的高贵事业而死，这些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在护王周围倒下去了。这时，他单独一个人和大批敌人鏖战，排山倒海的敌人把他击倒在地，可是在他倒下去之前，许多敌人已死在他那柄大刀之下。我曾经与这位英勇坚强的首领相识，是我一生之中的光荣，我现在来哀悼他，虽然觉得无限悲伤，但同时也感到了骄傲。[83]

同治三年四月六日（1864年5月1日）常州被克复，陈坤书“昂然直立，拒绝投降，并愤然（对李鸿章）说道，要不是戈登及其军队协助你作战，我定叫你毫无办法从我手中夺取这城池。”[84]1864年7月南京最后的战斗打响，事前李秀成违反洪秀全命令，将南京城内部分分不到粮食的人口遣散到城外，“阖城男女饥饿，日日哭求我救，不得已，即已强行密令，城中寒家男妇，准出城外逃生，各门分〈放〉出足有十三四万之敷〈数〉。”而李秀成妻舅宋永祺劝降李秀成被补王莫仕暌当众揭发。[20]

此事此〈已〉过未久，有我妻舅宋永祺来在九帅营下，云同九帅部下司〈师〉爷谈及，劝我来降等（语）。其有兄弟，我不知其何名，在中堂辖下戴蓝顶子，可保于我。宋永祺所云此人我未见过，未悉其人，未见过其面，（是）以未敢定言。此人闻在泰州，未知真叚〈假〉。至宋永祺由九帅之营回转京内，（来）往十日有余，同郭老四同事。郭老四南京人。宋永祺与我谈及，云有此事，未见有九帅之文，其云不故〈过〉与九帅司〈师〉爷谈及，未有实情等语。此人好还〈玩〉饮酒，是夜（与）我谈及多言，次日与朋友饮酒太多，与人多语，即与陈德风谈及，云与忠王所言如此如此。陈德风半信半疑，行文前来问我，能有此事否。此日在我府会议粮务，补王莫仕葵〈暌〉、章王林绍璋、顺王李春发、王长兄长子洪和元、次子利元、干王长子洪葵元在我府内会议，正逢松王陈德风递到此文，本城文到，何人而有防内有私者乎？莫仕葵〈暌〉顺手将此文扯开一看，见此情由，各人在此，并踊来视，内言："问忠王真有此心否？"此时莫仕葵〈暌〉在此，问我曰："尔调宋永祺到场，我问来情，我为天王刑部，今有此事，尔即调尔妻舅宋永祺到场与我讯问，不然，我亦要先行启奏，尔做忠王，恐有不便"等情。后不得已，宋永祺又不能逃，莫仕葵〈暌〉发动人马在我府等候。此日夜宋永祺正到我府，与我家弟叙及此事，莫仕葵〈暌〉将其拿获，后又将郭老四并获。此时惹出大事，合城惊乱。我平日幸得军民之心，不然，误我全家久矣。朝臣其有忌意，不敢强为究我之罪也。后将宋永祺押入囚内，欲正其法。我与其亲戚之情，不能舍绝，然后将艮〈银〉用与莫仕葵〈暌〉，而后宽刑，不治其罪，奏旨轻办。此事连及我身，幸合朝人人与我情厚，不然，合家性命不到今日之亡。[20]

肉薄相逼，损伤精锐不可胜数。总兵陈万胜、王绍羲、郭鹏程等素称骁将，数日之内，次第阵亡，尤堪悯恻。而左路城头之贼，以火药倾盆，烧我士卒，死者甚众，大队因之稍却。其伪宫殿少女缢于前苑内者不下数百人，死于城河者不下二千余人。经过曾国荃亲讯，李万材供称，城破后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冲出，被官军马队追至湖熟桥边，将各头目全行杀毙，更无余孽。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凡伪王、伪主将、天将及大小酋目约有三千余名，死于乱军之中者居其半，死于城河沟渠者居其半，三日夜火光不息。至十九日尚有贼踞高屋之巅，以洋枪狙击官军者。事后多名外国军官回忆曾国荃所领湘军在城破后大肆抢夺天京圣库内钱财而互相攻击，杀害战俘！与太平军攻城后不抢杀成对比，曾国藩更为之多次下军令。但被部下无视。而上缴国库的钱财更与之后朝廷查核的数目不符，成为一大奇案。[来源请求] 我朝武功之盛，超越前古，屡次削平大难，焜耀史编，然如嘉庆川楚教乱，蹂躏仅及四省，沦陷不过十余城。三藩之乱，蹂躏尚止十二省，沦陷亦第三百余城。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芳守冯官屯、林启荣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余万贼无一降者，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然卒能次第荡平，刬除元恶，臣等深维其故，盖由我文宗显皇帝（咸丰帝）盛德宏谟。[85]

后期斗争

同治元年五月三日（1862年5月30日）天京被曾国荃包围，后洪秀全命洪仁玕外出催救兵，“各守疆土，招兵固宠，不肯将国库以固根本。于去岁十一月奉旨催兵解围，身历丹阳、常州、湖州。殊各路天兵惮于无粮，多不应命。”其时黄文金镇守湖州，“因道路不通，不能颁兵往援”，洪仁政也“就在湖州住下”，所谓因“道路不能”而不能往援，如确是实情，则是对援救南京不负责任的表现了。[14][86]

无功偷闲之人，各又封王，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之人，观之不分〈忿〉，力少从戎，人心之不服，战守各不争雄，有才能而主不用，庸愚而作国之栋梁。主见失算，封出许多之王，言如箭发难收，又无法解，言〈然〉后封王俱为列王者，因此之来由也。然后列王封多，又无可改，王加头上三点以为{小王}字之封，人心格而不服，各心多有他图，人心由此两举而散无涯也。[20]

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多日以野草充饥后病逝[87]，幼天王洪天贵福继位。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天京失守，随后湘军屠城，许多当地平民和太平军人被杀。谭嗣同《北游访学记》：“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现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谭嗣同《仁学》：“一经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捕盗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虏焚掠，无所不止，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如金陵其尤凋惨者也。”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创所所长郭廷以在其所著《近代中国史纲》亦引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记载曾国荃率湘军攻入南京城后的情景：“湘军‘贪掠夺，颇乱伍。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被戳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均被虏），老者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方。’凡此均为曾国荃幕友赵烈文目睹所记，总计死者约二、三十万人[88][89][90][91][92]。

洪仁玕、黄文金护送幼天王突围。当幼天王、洪仁玕等被俘、失散的前一天，康王汪海洋的大军从瑞金北上正进攻宁都州城，与幼天王一行相距只数十里。但事实是，近在咫尺，而幼天王一行竟孤立无援而败亡被俘，原因不大可能是汪海洋不知道幼天王之所在——败散的残军尚能得知与汪相距只六七十里，只要愿意，汪岂能探听不到数十里外蒙难的幼天王之所在？岂能做不到亲身或派出精兵去主动迎护？其所以没有，主要是对幼天王一行不重视，心目中没有幼天王一行的地位。洪天贵福等与汪相距不远，洪尽力想赶上汪，而汪则是“要往福建去”，其无意于幼天王可知[86]

李世贤是汪的主帅，其力量、威望远高于汪海洋，而李世贤早已对洪秀全、对洪族不满，对洪秀全的战略及某些政策不满。李世贤在幼天王一行进入江西之际却到了广东。英国驻厦门领事曾往访长谈，对李的才干和在军中的威信，极为推重。据称李极不满洪秀全，认为昏庸无道，只是因不愿意造成分裂他才没有公开反对，今则可以自行其志云云。处于这样的思想状态下，李世贤摆脱洪秀全还来不及，又怎会去迎接洪天贵福一行？李世贤、汪海洋对“迎驾”、“护驾”至少是不积极的。这应是当时洪仁玕、幼天王等总“赶不上”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86]

同治三年九月九日（1864年10月9日），洪仁玕在江西石城（今江西石城县木兰乡新河村古岭组）兵败被俘，十月二十五日（阳历11月23日）在南昌被杀。九月二十五日（阳历10月25日），幼天王洪天贵福在逃脱清兵追杀后四处乱走导致被盘出拿获，十月二十日（阳历11月18日）在南昌被凌迟处死。“偕王谭体元因埋银二万两，后变了百姓，想挖银子。”[93]

江北的太平军赖文光部与捻军合并，于1865年在山东菏泽高楼寨摧毁了中原最后一支直接听命于清朝皇室的野战军科尔沁部僧格林沁野战骑兵（另一支直接听命于清朝皇室的野战军为江南大营），这导致了长城以南广大中国本土已经没有直接听命于清朝皇室的大军，清朝皇室不得不重用湘军与淮军而尾大不掉。东捻军于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一日（1868年1月5日）在扬州东北瓦窑铺覆灭，西捻军于同治七年六月二十八日（1868年8月16日）在山东茌平徒骇河被李鸿章淮军消灭。最后一支留下太平天国年号的残余捻军袁大魁部，于同治八年（1869年）在陕北保安被左宗棠消灭。[94]

同治十一年三月（1872年4月），石达开余部李文彩部在贵州大塘覆灭，这是最后一支可以查证的使用太平天国旗号的反清武装，理论上是最后一支太平军。不少学者认为，应以李文彩部的覆灭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结束标志。[95]

疆域和行政区划

太平天国在建国后，改清廷“省、府、道、县”的行政区划方式为“省、郡、县”三级制，即取消“道”，改“府”为“郡”。

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之一干王洪仁玕曾数次声称太平天国欲划分天下为二十一个省，这二十一省当是指清朝所设的十八省和东北三省[96][97]，但太平天国各个时期的文献中提到的省却不止于此，另有苏福省、天浦省、桂福省和伊犁省（新疆）。

洪仁玕还曾宣布，太平天国将在江南省设十二郡，其他省每省设十一郡，但这一构想脱离实际，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落实[e]。

太平天国文献中提到过的省份分别是[98][99]

江南省（又称“天京省”，首府为天京，今南京周边地区）[f]

安徽省（首府为安庆）

江西省（首府为九江）

湖北省（首府为武玱，即武昌）

天浦省（仅含天浦一县，即江浦县。）

苏褔省（“福”字左侧的“示”字旁改为“衣”字旁，又作苏馥省。首府为苏州，即今日苏南东部）

桂褔省（“福”字左侧的“示”字旁改为“衣”字旁。辖区不详，有学者推测系苏福省之改称，但证据不足[100]）

浙江天省（首府为杭州）

湖南省

福建省

河南省

珊东省（即今日之山东）

珊西省（即今日之山西）

罪隶省（定于占领后改为“迁善省”，即直隶，今日之京津地区、河北大部及河南、山东小部分地区。）

广西省

广东省

芸南省（即云南）

四川省

桂州省（即贵州）

陕西省

甘肃省

奉添省（即奉天，今日之辽宁）

吉林省

乌隆江省（即黑龙江）

伊犁省（今日之新疆）

政治意识形态

太平天国洪秀全玉玺，原印边长19.6厘米，侧面雕双凤朝阳纹。对于玉玺的真伪及其文字应怎样读起，学界历来存有分歧——

1856年以前太平天国全部图书被命名为《旨准颁行诏书》包括24本：《天父上帝言题皇诏》、《天父下凡诏书》、《天命诏旨书》、《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天条书》、《太平诏书》、《太平礼制》、《太平军目》、《太平条规》、《颁行诏书》、《颁行历书》、《太平癸好三年新历》、《三字经》、《幼学诗》、《太平救世诰》、《建天京于金陵论》、《贬妖穴为罪隶论》、《诏书盖玺颁行论》、《天朝田亩制度》、《天理要论》、《天情道理书》、《御制千字诏》、《行军总要》。太平天国科举考试考纲为《旨准颁行诏书》，就是上述24本书。“但世间有书不奏旨、不盖玺而传读者，定然问罪也。”特别是“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101]“梵宫宝刹，必毁拆殆尽。”[102]

1859年洪仁玕被洪秀全任命为（文化方面）总裁，总揽文衡，聿修试典，陈玉成为副总裁，蒙得恩为又副总裁，考纲改为《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天命诏旨书》、《天条书》、《三字经》、《真圣主御笔改正四书五经》，武举加试《钦定武略》、《兵要四则》、射箭、刀法、大炮。[103]

太平天国爵位

太平天国最高爵位为“王”，又设有义、安、福、燕、豫、侯六等爵位，位居王爵之下。[104][105]

军事

太平天国的军队号称太平军，1850年7月为洪秀全建立。“太平军行伍中以湖南湖北的人为最多，少数是来自广西的。”[106][107]太平军按《太平军目》规定，在正副军师的统率下，有王、丞相、检点、指挥、将军；军中官品级次序是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其中伍长统辖4人、军帅管13156人。

太平军表定纪律甚严，按《定营条例》及《行营规矩》规定，必须遵守命令、爱护武器、保护人民利益、禁止私自藏匿金银物资等；作战号令按《行军总要》部署。前期执行甚严，后期日渐松弛，在有将军管理的地方军纪较好，外围军队军纪不佳。太平天国从广西转战到南京后曾在军中推行男女隔离的分馆制度，并将这一制度在首都天京推行了两年，其后全面废止。但在南京以外的太平天国占领区，仅于1852年初一克武昌期间在武汉短暂推行过，其他地区并未将此制度推行民间。

经济土地制度

在1853年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中，洪秀全规定平均分配土地，全国土地按年产的高低，分为上中下3级9等，上上田亩产1200斤，以下各等以100斤递减，第九等以下田亩产400斤。好田和次田搭配，按照每家人口、年龄分配，16岁以上男女每人分数量相同的土地，15岁以下者减半。土地所有权归天国所有。“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社会理想为“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108]

圣库制度是太平天国创立的第一个经济制度。这个制度是伴随着太平军金田团营而同时产生的，直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圣库制度也随之泯灭。太平军第一次攻陷武汉后，没收一切财产，存入设于武昌原丝绸货栈的“圣库”[32]:303。太平军中每军都设有圣库，定都南京后，在它的中央机构中设立“总圣库”、“总圣粮”，俱各正副、又正副官四员，“职同检点”。其下分设备典官任其事。

太平天国圣库的物资来源，约有以下五方面；一是造反初期持上帝全会众交给圣库的银粮衣物；二是打败清军或攻克城镇所获的战利品；三是各处城乡的员献及对富户派大捐、打先锋所得的财物[109]；四是“科派”、田赋与工商税的收入[110]；五是百工衙的生产品（如同今日的国营事业所得）等。天京城中设立的百式衙与诸匠营，是圣库物资的重要来源之一。

英国传教士麦都思[111]于1853年采访太平军记载圣库制度：

关于全军不发饷事，我复问：“各军人自有私产者否？”则答：“一概全无，如果查出某人藏有多过五两的款，即罪他不以此款归公而把他鞭笞了。所有财物一得到手即须缴入公库，而凡有私匿不报的都有背叛行为的嫌疑。”“那么，公库里面一定有许多财物啦？”“啊，十分富足，无数量的银子，都留为实行这大事业应用的。”又问：“如果人人不许有私财，他们自己想买点好东西吃时又怎办呢？”他说：“那是无需的，每一个伍卒的卒长都预备全体所需，放在桌上的时候，大家平等分享，即使最高级的军官的盘碗也跟最卑低级小兵一般。”[112]

外交

1853年4月27日—5月2日（咸丰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英国战舰HMS Hermes搭载第三任香港总督文咸爵士访问太平天国并与北王韦昌辉及翼王石达开展开会晤。密迪乐为翻译。文咸向英国外务大臣第四代克拉伦登伯爵乔治·维利尔斯报告：“从任何观点看，中立乃最为切要的办法。”[113]

1853年12月6日—13日（咸丰三年十一月六日至十三日），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访问太平天国。

1854年5月27日—6月1日（咸丰四年五月一日至六日），美国驻华大使麦莲访问太平天国。麦莲向美国国务院报告：“天王是不是会承认清朝与英国、美国、法国三国已签订的条约义务呢？这是极不可能的。[114]”

1854年6月20日—7月6日（咸丰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十二日），第四任香港总督宝宁访问太平天国并与东王杨秀清展开会晤。杨秀清说：“一俟平定时，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天下之内兄弟也，立埠之事，俟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115]”

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多次宣布不许太平军进入上海，否则武力相见，还命令驻沪领事不准收受太平天国的公私函件。

1862年5月9日，英国驻宁波领事夏富礼向英国公使卜鲁斯报告宁波太平军射击英法炮船的信：“太平天国竟宣称租界是他们的，不属我们，断然拒绝承认我们在租界区的权利，因为租界区属于天朝，所以它应该像中国其他的地方一样，绝对受太平军的管辖。”[116]

文化

太平天国也举办科举考试，但是试题不来自四书五经，而是来自洪秀全颁行的诏书。考试资格也相较于清朝宽松[117]。

民族

太平军早期的主体是客家人。在两广地区和广府人等民系长期为争夺生存资源而爆发土客械斗。

太平军中期经过湖南后大举扩军，兵员主体变成湖南人为主（参见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到后期，太平军以广西人为核心，湖南人为中层，基层士兵则以所到之处招募为主。

社会评价·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评价太平天国：“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即位于南京。朱明不数年．奄有汉家故土，传世数百年而皇祀忽衰：洪朝不十余年，及身而亡。无识者，特唱种种谬说，是朱（元璋）非洪（秀全），是盖依成败论豪杰也。”[118]“本会以异族潜乱，天地惨黩，民不聊生，负澄清天下之任，使朱明之绪不绝，太平之师不熸，则犹汉家天下，政由已出，张弛自易。”[119]“五十年前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专制，此等革命不算成功。”[120]“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121]

蒋中正评价太平天国：“往者，洪杨诸先民，崛起东南，以抗满清，虽志业未究而遽尔败亡，而其民族思想之发皇，轰轰烈烈，在历史上足以留一重大纪念焉。”[122]“太平天国之战争，为十九世纪东方第一之大战。太平天国之历史，为十九世纪在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123]

白崇禧评价太平天国：“吾国自晋而后，异族代兴赤县，神州迭遭蹂躏，满清崛起东北，入主中华二百余载，其间热血之士，慨华胄之胥溺、抱恢复之壮图，随时随地以发难者不绝记载，而促其亡，以启后人之思，莫若太平天国。按洪、杨诸子起自田间，揭竿举义，纵横十余省，历时十余年，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开科举，建国规模，亦巳粗备。虽胜败靡常，兴亡飙忽，然民族思想之磅礡，奇材异能之荟萃、革命建设之伟大，新制善政之措施，炳炳麟麟，至今犹有生意。”[124]

蔡元培评价太平天国：“洪杨之事，应和之者率出于子女玉帛之嗜好；其所残害，无所谓满汉之界；而出死力以抵抗破坏之者，乃实在大多数之汉族。是亦足以证其种族之见之薄弱也。”[125]

在中国大陆，由于太平天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相似性，太平天国一度成为一门显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资深的历史学者大多数都曾涉足这一领域，整理挖掘的文献资料和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总数上亿字，参与太平天国历史调查、研究、讨论的人群从专家学者到普通的公民。整体说来，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中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学者对太平天国的主流评价，其基本观点包括：

太平天国是在旧农民战争条件下的反对西方侵略反对封建统治的伟大的爱国农民战争。

太平天国深远的影响和激动人心的革命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伟大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的作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散落各地的太平天国将士在民间广泛地传播太平天国与西方侵略者和封建统治者斗争的业绩，激励著后来的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英勇的斗争。

太平天国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太平天国扫荡了清朝的八旗和绿营，清朝依靠汉族地主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的支援，维持住它的濒临绝境的统治。到太平天国失败后，全国兵权、财权都分握于曾国藩一系的湘军和李鸿章一系的淮军人物的手里，造成晚清中央政府无权、各省总督巡抚专政的局面。由于太平天国打破了清朝的统治机器，爱新觉罗氏的皇权陷于衰落，不可能再建立起坚强的中央政府，从而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权力。所以武昌起义，全国响应，太平天国不仅是直接影响了辛亥革命，而且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

太平天国揭开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并且提出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如准备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开学校，办报纸，兴士民公会，创行人民推举乡官，罢免行政人员的民主政治，打倒封建社会的偶像孔子，颁行天历，提倡“文以纪实”、“一目了然”的文体等，要把中国建立成一个与欧美国家“并雄”的新国家。

太平天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根据具体形势，顺应农民的愿望，采取“著佃交粮”政策，和向农民颁发田凭的措施，收到了“耕者有其田”的效果，使江南地区自耕农普遍增加，使农村生产关系发生了若干变动。自耕农的增加，是活跃商品经济的有利因素。而地主阶级经过革命的打击，不少人“视田业为畏途”，把部分资金投入工商业，成为民族资本的一个来源。太平天国革命沉重地冲击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出现。

太平天国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阻止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迅速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企图，使他们懂得中国人民不会默默挨打，从而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太平天国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在十九世纪中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亚洲各国进行侵略的时候，亚洲各国人民掀起了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而太平天国革命和印度民族大起义，则是这次亚洲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洪峰，它推动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

革命党

革命党人将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认定为民族革命，宣传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传统，故清末革命党人多利用太平天国来进行反满宣传，甚至伪造文献[126]：当时流行洪秀全拜谒明太祖陵的说法，然而洪秀全并不赞成天地会反清复明的主张。清末革命党人将朱元璋、洪秀全为其民族革命的两大先驱，让洪秀全拜谒明太祖陵的故事流传；南社诗人高旭伪撰石达开诗作20首，并刊行《石达开遗诗》一书，一时广为流布。另一位南社成员胡怀琛亦托名太平天国黄公俊作诗多首，后来胡本人承认黄公俊其人其诗皆系他一手捏造，目的就是为了鼓吹反满革命。这些革命宣传的效果，直至很多年后还能看出端倪。1929年，有人撰文指出，从石达开诗中可以看到两种主义，一是太平天国绝对的坚持民族主义，二是太平天国绝对的表现英雄主义。

经过清末革命党人的鼓吹，辛亥革命后人们对于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性质逐渐形成了共识。在后来很长一个时期里，这种认识一直代表着国民党人的主流观点。在国民党执政后的1928年，罗邕、沈祖基将其所辑《太平天国诗文钞》送请国府要人作序题词，蒋介石、于右任、白崇禧三序及于右任、李济深题诗均对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给予高度肯定和评价，蒋介石序说：“往者洪杨诸先民，崛起东南，以抗满清，虽志业未究，遽尔败亡，而其民族思想之发皇，轰轰烈烈，在历史上足以留一重大之纪念焉。”于右任序谓此书可“拟之'铁函井底《心史》'”，也旨在强调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性质。从这些作序题诗者的身份及其倾向，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内对于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具有高度的共识。

自三民主义提出起，太平天国革命就被认为是其民族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民国以后，这一观点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如李大钊评价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的地位时，便称他承接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系统”。1930年出版的杜冰坡《中华民族革命史》，上起1851年金田起义，下至1925年孙中山逝世，“前后约八十年，纯以民族革命为主眼”，其基本结论是：“中国之种族革命，洪杨革命种其因，辛亥革命收其果。”将辛亥革命与太平天国视为一脉相承的关系。然而，就在清末革命党人大肆鼓吹提倡太平天国民族革命说的同时，持异议者也不乏其人。1903年，维新派的梁启超对当时盛行的太平天国民族革命论就颇有几分不以为然：“吾见世之论者以革命热之太盛，乃至神圣洪秀全而英雄张献忠者有焉矣。吾亦知其为有为而发之言也，然此等孽因可多造乎？……即如洪秀全，或以其所标旗帜有合于民族主义也，而相与颂扬之，究竟洪秀全果为民族主义而动否，虽论者亦不敢为作保证人也。”革命派的蔡元培也发表过类似的见解：“洪杨之事，应和之者率出于子女玉帛之嗜好；其所残害，无所谓满汉之界；而出死力以抵抗破坏之者，乃实在大多数之汉族。是亦足以证其种族之见之薄弱也。”[126]

学者评价

梁启超：“吾见世之论者以革命热之太盛，乃至神圣洪秀全，而英雄张献忠者，有焉矣。吾亦知其为有为而发之言也，然此等孽因可多造乎？……即如洪秀全，或以其所标旗帜有合于民族主义也，而相与颂扬之，究竟洪秀全果为民族主义而动否，虽论者亦不敢为作保证人也。”[127]

马克思：1862年夏（当时太平天国还没有灭亡），马克思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128]

钱穆：“洪杨起事，尊耶稣为天兄，洪秀全自居为天弟，创建政府称为太平天国，又所至焚毁孔子庙，此断与民族革命不同。”[129]

学者周有光认为：“国民党歌颂太平天国，因为他反对满清；共产党歌颂太平天国，因为他是农民革命。2000年的电视剧《太平天国》，暴露一些太平天国的倒行逆施。《辞海》原称“太平天国革命”后来改为“太平天国运动”。全球化正在促使我们也重新认识历史。”[130]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浦江认为，“除去革命党人伪造的太平天国文献以及出自文学作品中的某些诗文之外，真正靠得住的其实只有起事之初以杨秀清、萧朝贵二人名义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后人往往将这篇檄文与朱元璋《谕中原檄》相提并论，视为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一个重要像征。如萧公权谓此文“以较朱元璋之谕中原，词气激扬，殆无逊色，吾人如谓朱檄为中华民族革命之第一声，此足为其铿谹之嗣响”。萧一山亦称此檄文“重在排满，未多倡教，用语颇类明太祖之讨元檄文，可见太平起义，仍以民族主义为号召，与天地会之反清革命如出一辙也”。但无论对此文有多么高的估价，它毕竟只是“揭举出种族革命的旗号”（钱穆语）而已，其像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能够说明的问题十分有限，单凭这篇檄文去断定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性质，结论未免太过牵强。”

刘浦江亦认为：“无论是太平天国革命还是元明革命，都没有太多的民族革命内涵，它们浓厚的民族革命色彩主要是由后人涂抹上去的……至于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标签，则可以说是清末革命党人一手打造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揭橥民族主义的大旗，并将其思想渊源追溯到太平天国及元明革命。但元明革命过于遥远，且除了一篇朱元璋的《谕中原檄》之外，也实在没有什么文章好做，而刚刚过去的太平天国运动则耳目相接，并且所针对的革命对象又同是满清政权，故太平天国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可堪利用的最佳历史资源。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想像由此而产生，一种新的太平天国史观被成功地塑造出来，并伴随着三民主义的广泛传播而逐渐融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126]

争议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例如北京中学教师袁腾飞指斥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性质类似，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封建腐朽政权[131]。洪秀全等人攻陷天京之后迅速堕落，使得太平天国前期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就此付之东流。再加上太平军在各地推行拜上帝教，打击和破坏古代建筑和古书的现象也非常普遍，根据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的供词，洪秀全曾向其弟洪仁玕索要所有杭州珍藏的唐宋元明古籍，读完后全部由洪秀全本人举火烧毁，或者读一本烧一本。太平天国此举被认为是要摧毁传统观念和文化，以推行他们崇尚的“拜上帝教”思想。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初审通过的高中《历史》必修一教材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历史意义和局限性并存，并鼓励学生设身处地地思考太平天国兴起的背景和覆灭的原因。同时，教材采用“绝对的平均主义思想”和“严重脱离实际，根本无法实现”来描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对《资政新篇》却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其“首次提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132]。

近年来也有评论认为太平天国在各地推行拜上帝教，以及“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133]“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是头领们利用迷信发动和发展起来的一支造反队伍。他的一套教义、教规、戒律，不但从精神到物质严厉地控制着参加造反者，而且断绝了一切可能的退路。它们的指归，在于由洪秀全个人占有天下，建立他个人的'地上天国'。这种洪氏宗教，披着基督教外衣，拿着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洪秀全造反获得局部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是以数以百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的，是以中国丧失近代的最后机遇而长期沦为帝国主义刀俎下的鱼肉为代价的。尤其可怕的是，这一切还被作为一首英雄史诗，向人们指点通向人间天堂的金光大道。”[134]是毁弃固有文化与“去中国化”运动的滥觞。

遗址及纪念馆

江苏省现存太平天国遗迹有太平天国天王府遗址（仅余石舫）（南京）、太平天国忠王府（苏州）、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南京）、太平天国护王府遗址（常州）等。

1951年开始筹建并于1956年10月1日在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某王府建立太平天国纪念馆，1958年5月迁至瞻园路128号（馆址曾为东王杨秀清住处、幼西王萧有和王府），1961年1月正式更名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现馆藏历史文物2140件，一级藏品33件套与大量原始档案资料、图书。

洪秀全在广东以前居住的房屋在金田起事后被清军焚毁。1961年，当时的广州市文物考古队在发掘房屋墙基后重建。建筑结构为泥砖瓦木，屋内有一厅五房，六间相连。房屋坐北向南，东西宽16.5米、南北深5.5米，每间房约13平方米。靠西边的第一间设置为洪秀全夫妇住房，室内仅有床、桌子和凳子。第二间房子正面挂有洪秀全太祖洪英纶夫妇画像，画像有洪秀全的亲笔题诗。此建筑1988年1月被中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1年11月对外开放的洪秀全纪念馆，位于花都市新华镇新华路52号。该纪念馆占地面积1.3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715平方米。内有文物70余件，图片238张。[135][136]

参见：太平天国壁画

另全国各地留存太平天国壁画一百多幅，浙江金华侍王府八十余幅，江苏南京二十多幅，苏州忠王府九幅，安徽安庆、绩溪等有少数几幅。随着时间流逝，太平天国壁画作品处于不断减少直至消失，南京堂子街壁画由发现时的二十多幅减至十八幅，罗廊巷由十幅减至两幅，如意里由五幅减至两幅，黄泥岗三幅壁画彻底消失。[137][138]

相关作品

电视剧

《太平天国》，1988年在香港无线电视首播，共45集。

《洪秀全》，1990年代广东电视台曾拍摄电视剧，共19集。

《太平天国》，2000年在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播，共46集。

《巾帼枭雄》，2009年在香港无线电视首播，共25集。

纪录片

《太平天国》，第一～第十集，香港凤凰卫视

《太平天国》，中国通史第九十七集，中国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

电影

《太平天国女英雄》，香港电影，1961年

《投名状》，香港电影，2007年首映。

小说

《洪秀全演义》（清）黄世仲，五十四回。

漫画

《太平天国演义》（日本）甲斐谷忍

参见

捻军

邪教、新兴宗教

白莲教、八卦教

天地会、三合会、大成国

小刀会、第二次鸦片战争

林文察

大明顺天国

注释

 太平天国天京陷落于1864年7月19日（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一般即作为太平天国的结束，但也有延伸到1868年8月16日（同治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捻军在山东徒骇河失败，或1872年5月12日（同治十一年四月初六日）石达开余部李文彩在贵州黔东牛塘覆灭作为太平天国结束的。

 其中“天”字的两横上长下短，此写法为《说文》、宋（明）体、《康熙字典》所采用[1]；“国”写作“囯”（内为“王”字），乃“国”字之俗体字，见于字书如《龙龛手镜》、《四声篇海》、《字汇》、《正字通》等。

 太平天国的政治体制是“军师负责制”，“军师”是政府首脑，掌握一切实权，主将只是听命于军师，在制度上并没有决策权，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卷二《太平天国的政体》

 《左文襄公家书》咸丰十年九月初四日左宗棠《给子孝威咸书》：“安庆获贼伪文，知逆首陈玉成有分两路上行之说，一扰皖北，一扰江西，我当率所部五千余人，由安仁、乐平扼懋源以固江西门户而通祁门之气。”

 从太平天国前期建立地方政权的情况看，湖北省曾建十二郡，安徽、江西均建十四郡，且尚未包含全省疆域，而天浦省的辖区只有天浦县一地而已。由于洪仁玕到太平天国的时间较晚，并不了解前期的情况，后期又长期身居天京，与地方行政的实践脱节，故他拟定的许多制度并未很好地结合太平天国的历史与现状，对现实情况与可操作性的考虑也存在不足。

 太平天国文书中的“江南省”有三种含义，一是指太平天国所设的江南省，二是指该省的省会天京，三是指原来的江苏省（也称江南省），因很多军民对新设立的行政区域不熟悉，故太平天国文书中对省名概念的使用新旧混杂，太平天国预计划江南省为12郡，但兵册中出现的江南省辖郡多达23个。又因太平天国常有以省会名代指省，或以省名代指省会的习惯，故“天京省”的概念也有两个，一是指天京省的省会，即天京城，一是指天京省，即江南省

参考文献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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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仁玕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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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文典《太平天国开国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太平天国官书《天兄圣旨》

 李秀成自述

 周天爵《致周二南书》，见《从编简辑》第六册，第4-6页

 太平天国官书《天命诏旨书》

 《洪仁玕自述》、《李秀成自述》、张德坚等《贼情汇纂》、苏凤文《平桂纪略》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 冯云山传》

 彭大雍、朱哲芳《太平军攻破全州与蓑衣渡之战》

 曾国藩《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记叙其事说：“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即咸丰二年，1852年）粤逆入楚，凡入天弟（地）会者，大半附之而去。”（《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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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逆纪略》：紫禁城者，乃前明故宫也，八旗驻防居之。贼破大城后，率众攻围，旗兵枪炮兼施，三逐至淮清桥，伤贼数千人。忽贼匪杨秀清传令准旗人拜降，因而旗兵渐懈，会城上火药被焚，贼遂乘虚入，将军率众巷战，自寅至申，旗兵几无孑遗，将军及都统俱战死，时十一日事也。后三四日，贼胁旗妇呼于门曰：“汝等妇人能以金银献者，免死。”于是藏匿之旗妇争出财帛以求生路，贼受财帛，驱之出汉西、聚宝各门，尽于桥上杀之，弃尸河内，水为之不流，呜呼，痛哉！初贼破驻防城时，旗人逃出者数百人，至东乡等处，贼乃出伪示，有擒得旗人者，赏银五两之说，遂有擒以献贼者，乡民亦愚也哉。

 李圭：《金陵兵事汇略》“始洪秀全破金陵，杨秀清建议北都洛邑，以为洛邑天下之中，独一老舟子桡其说，乃遂宅伪都于此。”

 《李秀成自述》说：“有一老年湖南水手，大声扬言：“亲禀东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南京乃帝王之家。”此水手是驾东王座舟之人，被该水手说白，故而改丛，后即未往。”

 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附记卷三，诒谷堂1875年版，第13页“洪秀全陷金陵，欲长驱北犯，斯时黄河以北未设防，赖一老舟子倡言，北路乏水缺粮，不如建伪都于南京，杨秀清等以为然，乃止。或云即苏州击毙之伪航王唐正才所言。”

 1853年6月20日《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朱锡琨北伐回禀》

 陈善钧：《癸丑中州罹兵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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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

 《石达开自述》

 《天父下凡诏书》二

 张德坚：《贼情汇纂》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

 涤浮道人：《金陵续记》

 《李忠武公遗书》：“客商有自下游回者，言金陵各伪王忌石逆之能交结人心。石逆每论事则党类环绕而听，各伪王论事，无肯听者，故忌之，有阴图戕害之意”，石达开《五言告示》：“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据史式的《五言告示初稿、改稿考》考证，这句话出自《五言告示》的初稿，在修改后的定稿中石达开出于维护大局的考虑删去了这句话）。

 咸丰七年九月德兴阿奏：又抄得石逆由安庆寄与洪逆伪章一纸，内有令贼党李寿成(即李秀成)会合张洛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贼数万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窜扰浙江等语……洪逆伪批，亦似外示羁縻内怀猜忌。”

 《东华录》咸丰卷载福兴奏：达开乃统全军分为六起，号称十余万，拟直攻苏杭，以分金陵之势。

 《李秀成自述》：“……今而远征未肯回者，因此之由也。”

 其他可以显示石达开远征期间与天京政权关系的太平天国方文件：太平天国历年历书及全部附有主要首领名衔的诏书；醒世词；太平礼制（新版）；朝天朝主图；幼赞王蒙时雍家书；誉王李瑞生供词

 其他可以显示石达开远征期间与天京政权关系的外方报道：艾约瑟牧师的报告——新近对干王的提问及答复（《北华捷报》1860年8月11日）；杨笃信：中国之叛乱（1861年）；《英国议会文件》1862.C.2976,亚历山大.米切的一封信；《英国议会文件》1861.C.2840,1862.C.2976巴夏礼的报告；美国传教师花兰芷牧师关于访问南京的报道（《北华捷报》1860年9月1日）

 《洪仁玕自述》：“翼王见大局如此不满意，乃决意离京远征……”“自我军两位勇猛王爵英王、翼王死后，我军确受重大损失……”

 咸丰九年骆秉章奏：“此股贼首闻系翼逆石达开，其党贼翼为张遂谋、赖裕新、傅忠信，诸逆首皆从前漏网之贼首。石逆在南安时，景德贼嘱其由赣吉取道北窜，与之合势，以窜皖鄂，石逆复称须由南安窜湖南，下趋鄂省，以取上游之势。此书为江西乐平绅团搜获，其蓄谋之狡毒如此”

 《华北捷报》第527期《艾约瑟等五名传教士赴苏州谒见干王和忠王的经过》：“报告提到，翼王石达开据猜想一直对天京的真圣主远而避之，但是据探明他仍旧与运动相连结，近曾于干王封王之际，派遣部下大批人马抵京向干王祝贺，并请求干王，嗣后所有的他奏议悉数经由干王递呈真圣主。他似乎在某些宗教观点上与真圣主意见各异。他对所统属的人民尽情抚慰，同时深得部下兵将的爱戴”（1860年）

 《北华捷报》第519期《艾约瑟等五名传教士赴苏州谒见忠王的经过和观感》：“他们说，广西现今在太平军手里，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正在征服四川，这个省实际上已在他们掌握中。”（1860年）

 咸丰十年湖南巡抚按察使翟诰奏：“拿获奸细供称，四眼狗陈玉成发给伪文，约石逆由广西犯湖南，陈逆即由六安、英山犯湖北，是以悉锐下窜……”（1860年）

 咸丰十年骆秉章奏：“石逆凶悍诡诈，冠于诸贼……且闻与四眼狗陈逆(即陈玉成)暗相勾结，图犯两湖，自不得不先其急”（1860年）

 容闳《西学东渐记》记走访丹阳太平军：“秦某又言攻略各地之情形……忠王、英王则居上游，方谋取猢北。石达开经略四川云贵等省……”（1861年底）

 《胡林翼年谱》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02页

 华翼纶《锡金团练始末记》

 萧盛远《粤匪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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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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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天贵福供词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卷六十八。

 1987年纪念太平军进军四川125周年全国学术讨论会纪要:“不少同志认为：太平天国纪年的下限问题，实质上就是承不承认石达开远征军的问题，承不承认石达开牺牲后他余部的斗争的问题。如果只以天京政权为准，则下限应断于1864年；如果承认改编后的捻军就是太平军，则下限可延长至1868年；如果承认石达开殉难后他余部的斗争，则下限还可以延长至1872年。因为石达开远征军余部李文彩部是在1872年4月才在黔东的牛塘失败的。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太平天国纪年的下限应该是1872年。”

 洪仁玕《诛妖檄文》：“鲜有以十八省之大被满洲三省所制为辱”

 《钦定英杰归真》记洪秀全语：“弟生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满洲狗之三省，以五万万兆之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

 华强《太平天国地理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江南春梦庵笔记》和《燐血丛钞》两书称太平天国划分天下为二十四省，但所载之省名与太平天国文书中的名称大相径庭，且当避不避，当讳不讳，据学者考证，这两部书实为伪史料，《燐血丛钞》的大部分内容均翻抄自《江南春梦庵笔记》，故这两部书的记载不足采信。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里第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史式《〈燐血丛钞〉考伪》，祁龙威《〈燐血丛钞〉辨伪》。

 史式《太平天国词语汇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黄再兴：《诏书盖玺颁行论》

 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附记卷二，第6页

 洪仁玕《资政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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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说：太平军占领南京之初，“传伪谕，令人进贡，给单，使贴门墙，则不入其家，否则搜出银十两、金一两者杀”

 张德坚《贼情汇纂》中记载：“贼粮所给，于上游悉用船运，不待言矣。然自癸丑五月上犯江西湖北，仅甲寅（1854年）九月至岁底，此数月中一清楚境，此外则帆樯如织，无一非虏粮之船，无一非接济江宁之船也。然而贼之他窜或有别意，于江广则专为虏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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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崇武等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

 罗玺纲：《太平天国史》-卷三十三-志第十二-科举附招贤

 《总理全集》下册105页

 《同盟会宣言》

 《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

 《太平天国战史序》

 《太平天国诗文钞》序

 《增补曾胡兵语录注释》序

 《翼王亭记》，1934

 《蔡元培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172页

 刘浦江《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兼论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的复杂纠葛》〈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

 《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20页

 来源：青海日报；作者：佚名；责任编辑：蔡信. 马克思评太平天国：只有破坏 给人民的惊惶超满清. 凤凰网>资讯>历史>中国近代史>正文. 2013年10月10日 [2013年10月10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年10月14日） （中文（简体））.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74页

 周有光《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炎黄春秋〉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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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1第11课《太平天国运动》导与练.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11-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16）.

 黄再兴：《诏书盖玺颁行论》

 潘旭澜《太平杂说》，天地图书，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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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胡玉梅. 漂泊的“天国遗珍”. 新浪网，来源：现代快报. 2008年8月5日 [2013-03-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简体中文）.

 作者：于峰，编辑：小乐. 南京城南几处太平天国遗址现状堪忧. 龙虎网，来源：金陵晚报. 2003-06-02 [2013-03-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5-09-08） （简体中文）.

书目

史景迁著. 《天國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 朱庆葆 等译.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孔飞力著. 《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 谢亮生 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Thomas Reilly 著. 《上帝與皇帝之爭——太平天國的宗教與政治》. 李勇 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魏正瑾、易家胜 编 (编). 《天國春秋》太平天國歷史圖錄，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 文物出版社. 2002年9月初版. ISBN 978-7-5010-1388-3.

菊池秀明：〈太平天国前夜的广西社会变动——以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档案史料为中心〉。

罗尔纲、罗文起撰《太平天国散佚文献勾沉录》中第一部分《图书册籍》前言中所加案语：“案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是一部大伪书，都不可信，故都不录。”

外部链接

维基共享资源中相关的多媒体资源：太平天国

维基文库中相关文献分类：太平天国

李炽昌：〈文明对话与文化比较——《圣经》在中国——太平天国对经文的诠释（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谢选骏指出：上文所引各种观点，都没有提到一个关键问题，我来说说——

太平天国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十二年（1850—1872年），但却预示了共和制度在中国至今的百年乱局（1911—2021年）。

具体说来，我认为太平诸王之间的关系，并非传统帝制之下的话君臣关系，甚至不及先秦王制的等级森严。而更加接近欧洲的君主制度，好像处在中国君主制度和现代共和制度之间的混合状态——例如，洪天王称为万岁，但其实并非独尊，因为其次还有九千岁、八千岁、七千岁、五千岁……这明显只是“量变”，而非“质变”也！这样的精神结构，很像共和制度，如何运作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呢？

《太平天国到底封了多少王，他们的结局又是怎样的》（搜狐 05-21）报道：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运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却极大地震动了大清王朝。

天平天国的封王是一大特色，对于一个全新的王朝来说，封王的人数过多并不是一件好事，直至太平天国被攻破，一共有2700个王，可以说天京城里遍地是王爷，但是这些王的结局却大都不是很好，不是死于敌人之手，更多的是死在了自己人手里。

首先就是天王洪秀全，他实际上是天平天国的皇帝，1851年称王，永安六王之一，崇号万岁，定都天京后，可以说是荒淫无道，原形毕露，最后于1864年天京被攻破前夕病故。

东王杨秀清，1851年封王，永安六王之一，崇号九千岁，从这就可以看出他的地位是仅次于天王洪秀全的，官职是正军师中军主将，这位帝国二号人物死于1856年天京事变，韦昌辉带兵夜袭东王府将其杀死。

西王萧朝贵，1851年封王，永安六王之一，崇号八千岁，官职是又正军师前军主将，在天京被清军攻下后，在突围之中战死。

南王冯云山，1851年封王，永安六王之一，崇号七千岁，官职是副军师后军主将，在湘江渡口时遭遇清军伏击而死。

北王韦昌辉，1851年封王，永安六王之一，崇号六千岁，官职是又副军师右军主将，他也是死在了天京事变这件事上。

翼王石达开，1851年封王，永安六王之一，崇号五千岁，官职是左军主将，天京事变后，愤然带兵出走天京，但是在1863年兵败大渡河被清军俘虏，最后死在了清军手里。

以上就是永安六王，也是天国的第一批王，不是一开始就跟着洪秀全造反的，就是才能过人立下战功的人物，可以说是含金量最高的王，接下来说的就是比较低的王了，就说几个有代表性的吧。

安王洪仁发，1857年封王，崇号显千岁，官职是殿前京内又正总鉴，1864年天京沦陷死于乱军之中。

福王洪仁达，1857年封王，崇号伦千岁，官职是殿前京内副总鉴，1864年太平天国天京沦陷被清军俘虏并处死。

干王洪仁玕，1859年封王，崇号福千岁，官职是文衡正总裁，1864年天京陷落后被江西巡抚沈葆桢俘虏处死。

以上三位还有一层特殊的身份，他们是天王洪秀全的兄弟，同时他们也是洪秀全的亲信，负责监视其他的王，也是掌握实权的王。

忠王李秀成，1859年封王，崇号荣千岁，官职是后军主将，这是一位很有才能的王，1864年太平天国天京沦陷后，护送洪秀全的儿子，也就是小天王出逃，不幸被曾国藩俘虏，据说他在写下数万字自述后被曾国藩处死。

1861年6月，洪秀全病逝，幼主洪天贵福即位，这个未经事的孩子登上了皇位，但当时的朝政都由洪秀全同姓的兄弟主持，幼主不掌实权。后来天京被攻陷，幼主在忠王李秀成的保护下四处逃亡，在混战中失散了。后被清军擒获，于1864年11月18日，幼主洪天贵福被凌迟处死，年仅16岁。

谢选骏指出：“永安六王”很像“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后来的2700个小王，很像是“历届中央委员”。

网文《太平天国王号列表》报道：

太平天国的王爵共分为五个等级，一等王为永安所封的天王、东王、西王、南王、北王、翼王六人，后来干王也被晋封为一等王；二等王为各地执掌兵权统帅的英王、忠王、侍王等人；三等王为康王、堵王、听王等重要将领；四等王位居三等王之下。地位最低的王爵没有封号，统称列王。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曾一度声称“永不封王”。但在后期，太平天国陆续册封各地执掌兵权的统帅以及其麾下将领为王。由于滥封王爵，最终封王达两千七百余人，王爵地位逐渐卑下。太平天国封号比较粗鄙，部分王号为之前职业，著名的有水路商贩出身的航王唐正才，和曾售卖春药的挺王刘得功。

天王家族

天王洪秀全〈一八五一年封，开国六王，万岁〉

幼天王洪天贵福

光王洪天光〈光王三殿下永岁〉

明王洪天明〈明王四殿下永岁〉

前期主要封王

东王杨秀清〈一八五一年封，开国六王，全称真天命太平天国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劝慰师圣神上帝之风雷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后师殿中军兼右军东王九千岁〉

幼东王洪天佑〈全称殿前统领转奏左辅正军师顶天扶朝纲王五殿下幼东王九千岁〉

西王萧朝贵〈一八五一年封，开国六王，全称真天命太平天国传救世主天兄基督太子圣旨圣神上帝之雨电右弼又正军师西王八千岁〉

幼西王萧有和〈全称殿前赍奏节钺右弼又正军师顶天扶朝纲幼西王八千岁〉

南王冯云山〈一八五一年封，开国六王，全称真天命太平天国天朝九门御林云师前导副军师殿后军南王七千岁〉

幼南王萧有福〈全称殿前公议前导副军师顶天扶朝纲幼南王七千岁〉

北王韦昌辉〈一八五一年封，开国六王，全称真天命太平天国后护又副军师北王六千岁〉

翼王石达开〈一八五一年封，开国六王，全称殿前吏部又正天僚开朝公忠又副军师顶天扶朝纲翼王喜千岁〉

燕王秦日纲〈一八五四年封〉〈癸好三年九月，封顶天侯，甲寅四年五月封为燕王，次年革去王爵，降为顶天燕。〉

豫王胡以晃〈一八五四年封〉〈甲寅四年五月，以护天侯进封豫王，旋因在皖北战败，革去王爵，降为护天豫。〉

幼豫王胡万胜〈全称殿前礼部正春僚顶天扶朝纲幼豫王强千岁〉

中后期重要封王

奋王罗大纲〈一八五五年殁后赠封〉〈先追封察天义，复追封奋王〉

抚王朱锡锟〈封剿胡侯，后追封为抚王〉

吴王梁立泰〈追封〉

干王洪仁玕〈全称殿前吏部正天僚钦命文衡正总裁僚部领袖开朝精忠正军师御林兵马建天朝使兼御林苑一天使兼又正捐库征粮使顶天扶朝纲开朝王宗干王福千岁〉

英王陈玉成〈全称殿前吏部副天僚开朝勇忠军师顶天扶朝纲英王禄千岁〉

忠王李秀成〈一八五九年封〉〈全称殿前吏部又副天僚开朝真忠军师御林兵马亲提调奉旨令专征剿忠义宿卫军顶天扶朝纲忠王荣千岁〉

侍王李世贤〈一八六〇年封〉〈全称殿前户部又正地僚开朝正忠军师顶天扶朝纲侍王雄千岁〉

辅王杨辅清〈一八五八年封〉〈全称殿前户部副地僚开朝悫忠军师顶天扶朝纲辅王威千岁〉

赞王蒙得恩〈一八六〇年封〉〈全称殿前户部正地僚顶天扶朝纲赞王耀千岁〉

章王林绍璋〈全称殿前户部又副地僚顶天扶朝纲章王寿千岁〉

助王黄期陞〈全称殿前黜疵崇醇钦命文衡又副总裁顶天扶朝纲助王订千岁〉

顺王李春发〈全称殿前礼部又正春僚顶天扶朝纲顺王欢千岁〉

护王陈坤书〈全称殿前礼部副春僚御林兵马提征顶天扶朝纲护王悦千岁〉

顾王吴如孝〈全称殿前礼部又副春僚顶天扶朝纲顾王干千岁〉

扶王陈得才〈全称殿前兵部正夏僚顶天扶朝纲扶王强千岁〉

对王洪春元〈全称殿前兵部又正夏僚顶天扶朝纲对王猛千岁〉

勤王林启容〈全称殿前兵部副夏僚顶天扶朝纲勤王茂千岁〉

弼王黄得用〈全称殿前兵部又副夏僚顶天扶朝纲弼王祯千岁〉

补王莫仕葵殿前刑部正秋僚顶天扶朝纲补王祥千岁

敬王林大居殿前刑部又正秋僚顶天扶朝纲敬王遂千岁

畏王秦日南殿前刑部副秋僚顶天扶朝纲畏王昌千岁

爱王黄崇发殿前刑部又副秋僚顶天扶朝纲爱王吉千岁

恤王洪仁政殿前工部正冬僚顶天扶朝纲恤王利千岁

就王黄盛爵殿前工部又正冬僚顶天扶朝纲就王兴千岁

报王秦日源殿前工部副冬僚顶天扶朝纲报王隆千岁

顶王萧朝富殿前工部又副冬僚顶天扶朝纲顶王康千岁

懿王蒋有福殿前京内正总鉴顶天扶朝纲懿王禧千岁

信王洪仁发殿前京内又正总鉴顶天扶朝纲信王显千岁〈一八五七年封安王〉

勇王洪仁达殿前京内副总鉴御林兵马哥顶天扶朝纲勇王伦千岁〈一八五七年封福王〉

巨王洪和元殿前京内又副总鉴顶天扶朝纲巨王显千岁“洪仁发之子”

崇王洪利元殿前京外正总鉴顶天扶朝纲崇王显千岁“洪仁发之子”

元王洪科元殿前京外又正总鉴顶天扶朝纲元王显千岁‘洪仁发之子’

长王洪瑞元殿前京外副总鉴顶天扶朝纲长王显千岁“洪仁发之子”

见王洪现元殿前京外又副总鉴顶天扶朝纲见王显千岁“洪仁发之子”

唐王洪瑭元殿前正总铸宝顶天扶朝纲唐王显千岁“洪仁发之子”

同王洪同元殿前又正总铸宝顶天扶朝纲同王显千岁“洪仁发之子”

次王洪锦元殿前副总铸宝顶天扶朝纲次王显千岁“洪仁发之子”

定王洪钰元殿前又副总铸宝顶天扶朝纲定王伦千岁“洪仁达之子”

汉王洪釮元殿前正开矿顶天扶朝纲汉王伦千岁“洪仁达之子”

玕王洪绍元

瑛王洪全福

瑛王洪全福（1836年－1904年）

琅王洪魁元

金王钟万信殿前又正总开矿顶天扶朝纲天二驸马金王“驸马”

凯王黄栋梁殿前副总开矿顶天扶朝纲天四驸马凯王“驸马”

捷王黄文胜殿前又副总开矿顶天扶朝纲天西驸马捷王“驸马”

柬王赖桂芳殿前京内总铸宝顶天扶朝纲柬王孝千岁

尊王刘庆汉殿前京畿统辖顶天扶朝纲尊王裕千岁

善王陈观意殿前京外各省统辖顶天扶朝纲善王盛千岁

守王方海宗殿前番镇统辖顶天扶朝纲守王丰千岁

从王陈得隆殿前京内统率天军顶天扶朝纲丛王生千岁

奉王古隆贤殿前京外统率天军顶天扶朝纲奉王定千岁

保王童容海殿前东方统率天军御林兵马左提征顶天扶朝纲保王安千岁

相王陈藩武殿前西方统率天军顶天扶朝纲相王享千岁

启王梁成富殿前南方统率天军顶天扶朝纲启王宁千岁

沃王张乐行殿前北方统率天军顶天扶朝纲沃王谧千岁

导王陈仕荣殿前春季统率天军顶天扶朝纲导王升千岁

遵王赖文光殿前夏季统率天军顶天扶朝纲遵王幸千岁

听王陈炳文殿前秋季统率天军顶天扶朝纲听王豪千岁

堵王黄文金殿前冬季统率天军顶天扶朝纲堵王花千岁

循王魏超成殿前京内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循王畅千岁

卫王杨雄清殿前东方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卫王好千岁

匡王赖文鸿殿前西方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匡王名千岁

襄王刘官芳殿前南方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襄王声千岁

奏王苗沛霖殿前北方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奏王和千岁

请王李开芳殿前春季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请王合千岁

求王林凤祥殿前夏季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求王协千岁

祝王吉文元殿前秋季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祝王洽千岁

嘏王卢六 殿前冬季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嘏王让千岁

觐王黄为正殿前京内雷镇天军顶天扶朝纲觐王逊千岁

宗王吉能胜殿前京外雷镇天军顶天扶朝纲宗王廉千岁

服王曾传忠殿前东方雷镇天军顶天扶朝纲服王法千岁

事王梁舆琛殿前西方雷镇天军顶天扶朝纲事王宽千岁

拱王杨张安殿前南方雷镇天军顶天扶朝纲拱王宏千岁

庆王秦日庆殿前北方雷镇天军顶天扶朝纲庆王广千岁

贺王秦日来殿前春季雷镇天军顶天扶朝纲贺王大千岁

望王黄文安殿前夏季雷镇天军顶天扶朝纲望王欣千岁

祜王蓝成春殿前冬季雷镇天军顶天扶朝纲祜王行千岁

孝王胡鼎文殿前诛奸助忠顶天扶朝纲孝王美千岁

学王胡海隆殿前斩邪留正顶天扶朝纲学王芳千岁

慕王谭绍光殿前斩曲留直顶天扶朝纲慕王丰千岁

来王陆顺德殿前斩恶留善顶天扶朝纲来王彩千岁

趋王黄章桂殿前斩假留真顶天扶朝纲趋王诚千岁

戴王黄呈忠殿前戮魔尊天顶天扶朝纲戴王纯千岁

铭王张力趋殿前灭妖救人顶天扶朝纲铭王固千岁

心王侯贤提殿前锄暴树仁顶天扶朝纲心王健千岁

首王范汝增殿前捕寇安良顶天扶朝纲首王灵千岁

解王蓝泰义殿前催下贡上顶天扶朝纲解王征千岁

贡王梁凤超殿前送往迎来顶天扶朝纲贡王长千岁

航王唐正才殿前济川涉远顶天扶朝纲航王撑千岁

挺王刘得功殿前燮理阴阳顶天扶朝纲挺王强千岁

纳王郜永宽殿前除害兴利顶天扶朝纲纳王远千岁

慰王朱兆英殿前劾私保公顶天扶朝纲慰王实千岁

归王邓光明殿前恒顶天日顶天扶朝纲归王□千岁

扬王李明成殿前诚对天日顶天扶朝纲扬王□千岁

梯王练业坤殿前顶天扶朝纲梯王真千岁

荣王廖发寿殿前顶天扶朝纲荣王劳千岁

宁王张学明殿前顶天扶朝纲宁王□千岁

奖王陶金会殿前顶天扶朝纲宁王□千岁

列王徐昌先殿前九门御林顶天扶朝纲列王□千岁

列王黄金凤殿前九门御林护驾顶天扶朝纲列王□千岁

列王刘得义殿前九门御林护驾顶天扶朝纲列王□千岁

康王汪海洋 一八六四年封赠

荆王牛宏升 一八六五年遵王华北封赠

鲁王任柱 一八六五年遵王华北封赠

卫王李蕴泰

幼沃王张禹爵 一八六五年遵王华北封赠

梁王张宗禹 一八六五年遵王华北封赠

梁王韩奇峰

翰王项大英

然王陈时永

成王陈聚成

直王林得英

佐王黄和锦

祐王李远继

纪王黄金爱

淮王邱远才 一八六一年封赠

勇王龚得树 一八六一年殁后赠封

偕王谭体元 一八六二年封赠

隋王杨柳谷

跟王蓝仁得

潮王黄子隆

湘王黄子澄

昭王黄文英

谟王袁宏谟

会王蔡元隆 “仁天义”

凛王刘肇钧

祥王黄隆芸

森王侯管胜

贵王陈得顺

比王钱桂仁 一八六四年封赠

肇王梁舆琛

志王陈志书

佩王冯真林

力王张潮爵

养王吉庆元

广王李恺顺

乐王谭应芝

比王伍贵文

宁王周文佳

郛王陈占榜

显王袁得厚

邹王周林保

燕王陈太常

享王刘裕鸠

穆王苏喜

誉王李瑞生

奏王赖世就

曹王黄金锐

康王汪安钧

武王汪有维

穰王黄绍忠

利王朱兴隆

兑王许连芳

松王陈德风

慰王朱兆英

比王钱桂仁

稽王吴玉堂

德王唐日荣

恋王赖昌永

周王汪起贤

节王覃瑞麒

梦王董金泉

麟王朱雄邦

甘王白晖怀

献王王文发

著王许茂才

藩王黄万兴

视王黄享干

拥王陈赞明

为王侯裕宽

有王黄盛干

愉王宾福寿

虔王姚克刚

式王萧三发

浓王李秀辉

开王赖永扬

模王萧朝兴

依王张兆安

祝王卢文从

颂王张善超

播王练顺森

念王方营宗

问王孙茂升

劝王万镇坤

丹王刘胜邦

重王黄四福

梁王凌郭钧

感王陈荣

怀王周春

幼怀王周祉福

怀王邱朝贵

陪王谭富

幼陪王谭标

沛王谭星

文王蓝朝柱

贤王蓝朝元

端王蓝朝鼎

献王黄玉秀

赞王赖阿养

凤王胡永祥

庄王吉志元

沐王何震川

汉王曾钊扬

周王汪麻子

列王 “李万财、徐朗、林彩新、黄益顺、黄匡顺、李海清、黄吉建、金友顺、邱国文、洪桂芳、邱万顺、侯严威、古宗成、方成宗、黄悰保、朱义德、林政扬、萧雅泗、傅振纲”

谢选骏指出：一等王像是政治局常委，二等王像是大军区司令、国务委员，三等王像是部委省市自治区领导，四等王像是大型国企负责人，五等王像是纪委……但是，这些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却是没有结构的、互不连结的……能不天下大乱吗？上面就是我的心得。

相比之下，太平天国的其他战略失误，都算是小伤。前人谈论已多，我就不一一重复了。

至于其他方面，拜上帝会是一个邪教组织，太平天国是一个反满不足、自满过多的运动。他们作战可以，但是不会治理，所以像“狗熊掰棒子”一样，掰下一个扔掉一个，永远是两手空空。——但是，就连这么一个东西，也带上了基督教的印记，这说明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导致对外开放”的程度有多么彻底！它不仅触发了太平天国等各种起义，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结构。所以我沉思，“崖山以后再无中国”——那是以伶仃洋为终结的；“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现代文明”——这是从伶仃洋为开端的。包括太平天国所举起的基督教旗帜，也是伶仃洋过来的……这里没有一种定数吗。从此以后，文天祥不必“零丁洋里叹零丁”了——因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帝国时代已经过去，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自由时代已经到来。

网文《过零丁洋》报道：

《过零丁洋》是宋代文天祥在1279年被俘经过零丁洋时所作的诗作。此诗前二句，诗人回顾平生；中间四句紧承“干戈寥落”，明确表达了作者对当前局势的认识；末二句是作者对自身命运的一种毫不犹豫的选择。全诗表现了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和视死如归的高风亮节，以及舍生取义的人生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崇高表现。

作品原文

《过零丁洋》⑴南宋 文天祥

辛苦遭逢⑵起一经，干戈⑶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⑷，身世浮沉雨打萍⑸。

惶恐滩⑹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7)。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8)照汗青(9)。

注释译文

作品注释

⑴零丁洋：零丁洋即”伶丁洋“。现在广东省珠江口外。1278年底，文天祥率军在广东五坡岭与元军激战，兵败被俘，囚禁船上曾经过零丁洋。

⑵遭逢：遭遇。起一经，因为精通一种经书，通过科举考试而被朝廷起用作官。文天祥二十岁考中状元。

⑶干戈：指抗元战争。寥（liáo）落：荒凉冷落。一作“落落”。四周星：四周年。文天祥从1275年起兵抗元，到1278年被俘，一共四年。

⑷絮：柳絮。

⑸萍：浮萍。

⑹惶恐滩：在今江西省万安县，是赣江中的险滩。1277年，文天祥在江西被元军打败，所率军队死伤惨重，妻子儿女也被元军俘虏。他经惶恐滩撤到福建。

(7)零丁：孤苦无依的样子。

(8)丹心：红心，比喻忠心。

(9)汗青：同汗竹，史册。古代用简写字，先用火烤干其中的水分，干后易写而且不受虫蛀，也称汗青。 

作品译文

回想我早年由科举入仕历尽辛苦，

如今战火消歇已熬过了四个年头。

国家危在旦夕恰如狂风中的柳絮，

个人又哪堪言说似骤雨里的浮萍。

惶恐滩的惨败让我至今依然惶恐，

零丁洋身陷元虏可叹我孤苦零丁。

人生自古以来有谁能够长生不死？

我要留一片爱国的丹心映照史册。 

创作背景

这首诗见于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当作于公元1279年（宋祥兴二年）。公元1278年（宋祥兴元年），文天祥在广东海丰北五坡岭兵败被俘，押到船上，次年过零丁洋时作此诗。随后又被押解至崖山，张弘范逼迫他写信招降固守崖山的张世杰、陆秀夫等人，文天祥不从，出示此诗以明志。

作品鉴赏

首联“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起一经”当指天祥二十岁中进士说的，四周星即四年。天祥于德祐元年（1275），起兵勤王，至祥兴元年（1278）被俘，恰为四个年头。此自叙生平，思今忆昔。从时间说，拈出“入世”和“勤王”，一关个人出处，一关国家危亡，两件大事，一片忠心。唐宋时期，一个人要想替国家做出一番事业，必须入仕，要入仕，作为知识分子必须通过科举考选，考选就得读经，文天祥遇难时，衣带中留有个自赞文说：“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就是把这两件事拴在一起的。圣人著作就叫经，经是治国安邦的。这两句诗，讲两件事，似可分开独立，而实质上是连结在一起的。干戈寥落一作干戈落落，意思相近。《后汉书·耿弁传》“落落难合”注云：“落落犹疏阔也。”疏阔即稀疏、疏散，与寥落义同。《宋史》说当时谢后下勤王诏，响应的人很少，这里所讲情况正合史实。

颔联接着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还是从国家和个人两方面展开和深入加以铺叙。宋朝自临安弃守，恭帝赵昰被俘，事实上已经灭亡。剩下的只是各地方军民自动组织起来抵抗。文天祥、张世杰等人拥立的端宗赵昱逃难中惊悸而死，陆秀夫复立八岁的赵昺建行宫于崖山，各处流亡，用山河破碎形容这种局面，加上说“风飘絮”，形象生动，而心情沉郁。这时文天祥自己老母被俘，妻妾被囚，大儿丧亡，真像水上浮萍，无依无附，景象凄凉。 

颈联继续追述今昔不同的处境和心情，昔日惶恐滩边，忧国忧民，诚惶诚恐；今天零丁洋上孤独一人，自叹伶仃。皇恐滩是赣江十八滩之一，水流湍急，令人惊恐，也叫惶恐滩。原名黄公滩，因读音相近，讹为皇恐滩。滩在今江西省万安县境内赣江中，文天祥起兵勤王时曾路过这里。零丁洋在今广东省珠江15里外的崖山外面，现名伶丁洋，文天祥兵败被俘，押送过此。前者为追忆，后者乃当前实况，两者均亲身经历。一身为战将，一为阶下囚。故作战将，面对强大敌人，恐不能完成守土复国的使命，惶恐不安。而作为阶下囚，孤苦伶仃，只有一人。这里“风飘絮”、“雨打萍”、“惶恐滩”、“零丁洋”都是眼前景物，信手拈来，对仗工整，出语自然，而形象生动，流露出一腔悲愤和盈握血泪。

尾联笔势一转，忽然宕进，由现在渡到将来，拨开现实，露出理想，如此结语，有如撞钟，清音绕梁。全诗格调，顿然一变，由沉郁转为开拓、豪放、洒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让赤诚的心如一团火，照耀史册，照亮世界，照暖人生。用一照字，显示光芒四射，英气逼人。据说张弘范看到文天祥这首诗，尤其是尾联这两句，连称：“好人，好诗！”诚然文天祥把做诗与做人，诗格与人格，浑然一体。千秋绝唱，情调高昂，激励和感召古往今来无数志士仁人为正义事业英勇献身。

名家评点

谢榛说：“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四溟诗话》

苏者聪：（首联）作者用“干戈寥落”四字，暗含着对苟且偷生者的愤激，对投降派吕师孟、贾余庆、刘启等一伙的谴责。“寥落”，一作“落落”，其意相反，则是指作者自己频繁的战斗生涯，但所揭示的内涵远不及“寥落”广阔。……（颔联）“身世浮沉”并非是指个人仕途的穷通，而是概括着作者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坎坷不平的一生。这一联对仗工整，比喻贴切，形象鲜明，感情挚烈。……（颈联）特别富有情昧，“惶恐滩”与“零丁洋”两个带有感情色彩的地名自然相对，而又被作者运用来表现他昨日的“惶恐”与眼前的“零丁”，可谓诗史上的妙笔。……（尾联）以磅礴的气势、高亢的情调收束全篇，表现出他的民族气节和舍身取义的生死观。《宋诗鉴赏辞典》 

作者简介

文天祥（1236—1282年），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公元1256年（宋理宗宝祐四年）举进士第一。公元1275年（宋恭帝德祐元年），元兵东下，于赣州组义军，入卫临安（今浙江杭州）。次年除右丞相兼枢密使，出使元军议和被拘，后脱逃至温州，转战于赣、闽、岭等地，曾收复州县多处。公元1278年（宋末帝祥兴元年）兵败被俘，誓死不屈，就义于大都（今北京）。能诗文，诗词多写其宁死不屈的决心。有《文山先生全集》。

谢选骏指出：第一期中国文明的自由精神死于《离骚》，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自由精神死于《过零丁洋》，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自由精神经历文革的打压尚未死去，让我们发扬光大。

【第二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导致洋务运动】

（一）

网文《第二次鸦片战争》报道：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语：Second Opium War；法语：Seconde guerre de l'opium），又称英法联军之役，是公元1856年至1860年9月22日英国与法国欲谋取在华更大利益，以亚罗号事件及西林教案为导火索，组织英法联军入侵大清的战争，被认为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延续；又被英国人称为“亚罗号战争”（Arrow War）、“英法对华远征”（Anglo-French Expedition to China）或“第二次英中战争”（Second Anglo-Chinese War）。此次战争时是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法国的波拿巴王朝时期、以及中国的清朝咸丰时期。

背景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英国原以为凭借中英《南京条约》所规定的通商关系，可以迅速打开中国市场，获取巨额利润。但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居于统治地位，以致洋货经常滞销。同时，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急剧增长，也直接排挤了其它工业商品的销售。英国既想尽量扩大鸦片贸易，又想大量销售商品，因而迫切要求中国增辟商埠，开放长江和内地贸易，减轻洋货转输内地的税收。当时法国也不满《黄埔条约》中关于只在通商城市设立天主堂的条款，力图取得深入中国内地传教的合法地位。

根据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第34条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候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根据《南京条约》中的利益均沾原则，英、法、美三国在1854年和1856年两次提出修约要求，俄国也趁机谋求利益；但四国的修约要求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允许，当时英、法正与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无暇东顾中国，“修约”问题也就暂时地搁置起来。

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以英、法、撒丁尼亚王国及奥斯曼帝国等国获胜和奥地利帝国威胁加入战争而告结束，俄国在战争中受挫，转向东方发展。同年，美国联合英、法两国，再次要求清政府“修约”。软硬兼施，一面扬言“各国条约章程，必求更改，否则恐致生事”，一面又表示愿将便于在内河作战的蒸汽炮艇卖给清朝，帮助清廷对付太平天国。最后，咸丰皇帝态度有所松动，同意“择其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变通一二条”，“以示羁縻”，“大段断无更改”，拒绝全面“修约”。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东民间反抗活动时有发生，《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官员可以住在城邑，由于当时两广总督耆英不遵守条约，令英国人七年来无法进入广州城。后来1849年履新的广东巡抚兼五口通商大臣叶名琛更对民间反抗活动采取默认态度，对一切外国的申诉置诸不理。加之新上任的皇帝咸丰极度反外。发生于1856年10月的亚罗号事件，成为英、法联合出兵中国的导火线。

战争爆发：亚罗号事件

英方描绘中国人在亚罗号上的粗暴行为，此被认为是英帝国的战争宣传。画作标题：《中国官员扯下了英国国旗！》

英方描绘中国人在亚罗号上的粗暴行为，此被认为是英帝国的战争宣传。画作标题：《中国官员扯下了英国国旗！》

1856年10月8日，广州发生亚罗号事件。广东水师在广州海珠炮台附近码头检查装有走私货物的“亚罗”号船，并逮捕了船上十二名有海盗嫌疑的中国船员。英领事巴夏礼称“亚罗号”曾在香港登记，要求释放全部被捕水手，为水师官员所拒。巴夏礼向公使包令报告中国水师在该船捕人时，曾扯落船上的英国国旗，有损英国的权利和荣誉，要求广州当局赔礼道歉、释放人犯。“亚罗”号是中国人苏亚成于1854年8月建造。苏亚成非法弄到一张港英执照，并雇用了一名叫亚罗的外国人在船上工作，便称“亚罗”船。1855年6月，该船转卖给另一中国商人方亚明。方又领取了一张自当年9月27日起有效期为一年的港英执照，并雇用一个英国人为船长。该船雇用的水手中隐藏着海盗，凭借港英执照作掩护，从事鸦片走私和抢劫等活动。广东水师上船搜捕时，该船执照已经过期。但根据1856年5月29日香港颁布的《船舶注册条例》第十条，船舶在途未返回母港前注册执照过期并不会影响其所受到的保护，因此在法理上该船仍为港英籍船舶。而两广总督叶名琛则认为逮捕船上海盗，纯属中国内政，英国无权干涉，因此拒绝了巴夏礼的要求。叶名琛谓：“亚罗”船为华人所有，船上并未张英旗，此后中国官兵决不无故捕人，英人亦不得售予华船执照。10月10日，即事件发生的两天后，叶名琛允放水手9人，但巴夏礼拒收。10月16日，包令照会叶名琛：“如不速为弥补，自饬本国水师，将和约缺陷补足。”包令再命巴夏礼抗议，限二十四小时承认其全部条件，否则武力从事。叶名琛对英态度强硬，拒绝承认扯落英国国旗、不赔偿、不道歉，只答应放人。此举令英国方面极为不满，复以英国企图修改《南京条约》亦遭清朝拒绝。10月23日，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迈可尔·西摩尔）率军舰三艘、划艇十余只、海军陆战队约二千人，向虎门口开进，揭开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序幕。

广州城战役

1856年10月23日，英军开始行动。英国海军上将迈可尔·西摩尔率领3艘英舰穿越虎门，叶名琛以为英军自己会撤，连日去校场看乡试马箭，下令广东水师后撤，亦不准开炮还击。24日英国军舰轰击广东南郊凤凰岗炮台，炮台守兵奉令走避，炮旋即被毁。25日英军连连攻陷海珠炮台以及商馆一带，并占据城外全部的防御工事直逼广州城。26日叶名琛关闭粤海关中断贸易，调集乡勇团练制造声势。27日，英舰炮击督署，叶名琛“危坐二堂，绝无惧色”。29日，英军攻入城内，抢掠督署后退出，叶名琛因上香免于被俘，向朝廷奏称“大捷”，又纵粤民火焚城外各国商馆及洋行，一艘自广州开往香港的英国邮船亦遭劫。1857年1月，英军焚烧洋行附近民宅数千家，后退出省河。

1857年3月，英国巴麦尊内阁通过一项增加军费和增援远东英军的提案。4月20日，巴麦尊任命原驻加拿大总督额尔金及其弟卜鲁斯为正副全权专使，率特别外交使团来华。同时，从本土和毛里求斯、新加坡、印度等英国殖民地共抽兵二千九百余人，组成远征军，以阿希伯纳姆为远征军海军司令，开赴中国。此外，英国照会法、美、俄等国，约其联合出兵。

另一方面，法国籍神父马赖于1856年2月29日因深入内地传教，被广西西林代理知县张鸣凤所杀害，法国方面极为不满，要求清廷赔偿道歉，但为叶名琛拒绝。法国遂以此为由联合英国出兵中国。法皇拿破仑三世任命葛罗男爵为特命全权专使，率领一支法国远征军开赴中国，令其远东印度支那舰队司令里戈·德热努依里海军少将率舰队配合葛罗的行动。英法欲联合美国，但美国仅以外交支持。而俄国外交代表以东正教团监护身份早先混入北京，后来则以调停人面目出现，借机渔利。

1857年9月英法联军抵达广东洋面。11月，英使额尔金、法使葛罗、美使列卫廉（英语：William Bradford Reed）与俄使普提雅廷齐集香港。12月12日，英、法公使额尔金、葛罗分别对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入城、修约和赔款，并限十日内答复。在发出最后通牒的同时，英法联军舰队攻打虎门口。因未遭广东水师的任何拦阻，故得以迅速突入珠江内河，兵临广州城下。15日，英法数十艘舰船集结于珠江主航道上，炮击广州城。海军陆战队迅速登陆，为攻打广州城夺取立足点。20日，联军舰队进泊广州城五仙门外的珠江水面。额尔金和葛罗分乘炮艇从香港赶到。次日与两国海军司令在法舰上召开作战会议，决定于24日正午再次照会叶名琛，限其在48小时内交出广州城，并将军队全部撤到城外三十里，否则武力从事。27日晚，联军工兵连、爆破连占领二沙尾，攻城迹象明显。时叶名琛正在督署为自己举办寿宴，叶迷信扶乩，宣称：“乩语告知，十五日（12月30日）后便可无事……”此时距联军最后通牒仅距一天。28日英法联军攻击广州，次日攻入广州城内，清军与联军巷战。30日，广东巡抚柏贵和广州将军穆克德讷率清军退出城外，广州为英法联军占领。

1858年1月5日，两广总督叶名琛为联军俘虏，被押往印度加尔各答，次年在囚禁中绝食而死。1月9日英法联军宣布与刚被复职的广东巡抚柏贵（实际为傀儡）共同治理广州，并于2月11日自行解除封锁和恢复广州的对外贸易，广州便一直由英法联军控制直到战争结束。

1858年3月，四国公使同往上海。两江总督何桂清要求他们返回广东。而四国公使决定集结军舰，北上天津。4月中旬抵达白河口。4月24日，再照会北京，限六日内派全权大臣谈判。直隶总督谭廷襄斡旋拖延。同年4月英法联军北上攻打大沽口（位于今天津市滨海新区）。

第二次英法联军·大沽口战役

1857年12月广州被攻陷后，英法军意图继续北进，强迫清朝签订条约。1858年2月，英、法、美、俄公使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于3月底以前派全权代表到上海举行谈判，否则，即向白河口进发。3月底清廷拒绝了四国的要求，四国公使决计率领由香港集中到上海的英舰十余艘、法舰六艘、美舰三艘、俄舰一艘，分批北上大沽口。

1858年4月，英法军舰载有2600多人抵达大沽口（天津市滨海新区）。5月20日联军以6艘炮艇掩护陆战队近千人向炮台侧面登陆，清军发炮反击，杀伤近百联军士兵。直隶总督谭廷襄却弃守逃亡，炮台守军孤立无援，清军约300多人战死，南北炮台陆续被联军攻占。5月26日联军沿河到达天津城。在英、法、美、俄公使的要求下，清朝于5月28日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议和。谈判期间，美、俄公使扮演“调停者”的角色，抢在英、法之前，与清廷分别于6月13日和6月18日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和《中美天津条约》。在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以前半个月，黑龙江将军奕山在沙俄武力威胁下，与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6月26日和6月27日，清朝与英法两国分别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登州、台湾、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扩大领事裁判权；对英赔款四百万两，对法赔款二百万两；修改税则等等。条约规定第二年在北京换约。条约签定后联军于1858年7月陆续南撤。经过第一次大沽口战役后，僧格林沁奉命加强防务，修复战后的炮台。

1859年6月20日英、法、美三国公使到达大沽口外，清政府要求英法公使往北方北塘登陆，并由清军保护到北京换约，但遭到拒绝，英法代表分乘部分武装护卫舰船再度抵达天津北河口，前往北京互换条约批准书。僧格林沁已经利用大炮加强了大沽炮口的防卫，而英、法军队对此则一无所知，在途经大沽炮口之时，遭到了清军的大炮开火攻击，巨大的轰鸣声让联军大吃一惊。双方不久便展开战争。1859年6月25日，英法联军发兵进攻大沽口，英海军司令贺布亲自带领12艘军舰从拦沙江开往海口，下午3时贺布下令攻击炮台，清守军也开始发炮反击，火力充分发挥下，过不久多艘英法军舰遭受损伤，贺布本人也受伤。下午4时有4艘联军军舰被击沉，过了一小时后贺布下令从海口南岸强行登陆，试图派出海军陆战队从陆上攻占炮台，但是英法海军陆战队运气太坏，登陆后不久就陷入河边浅滩的淤泥中步履维艰，沦为清军大炮轰击的活靶死伤枕籍。同时英法联军也遭到清守军及从新河来增援的骑兵攻击，到了晚上联军再继续进攻，但又有死伤。遭遇战持续了几个小时，英法联军死伤432人，四艘浅水炮舰被击沉，一艘重伤。经过一昼夜激战，联军遭到惨败，陆续离开大沽口，向南撤退到杭州湾。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第一次的胜利。

1859年9月，联军战败的消息传到伦敦，舆论大哗。英政府举行了四次紧急内阁会议，在巴麦尊的策划下，决定再次扩大战争。同伦敦一样，巴黎也煽起了新的战争狂热。经过协商，决定继续联合出兵中国。11月，英、法两国政府分别再次任命额尔金、葛罗为特命全权代表，以陆军中将格兰特、陆军中将孟托班为联军总司令，率英军约一万八千人和法军约七千人组成一支新的远征军，开往中国。 　

清朝俘虐英法使者、宣战与八里桥之战

1860年春，格兰特、孟托班分别率英、法舰队驶达上海集结，随后即开始第三次北上。4月21日，联军占领定海舟山。5月27日，英军占领大连，6月8日，法军占领烟台，封锁渤海湾。7月19日，联军完成攻击大沽口最后作战准备，7月26日，英、法舰队于渤海湾会齐后，向北塘方向开进。7月29日，英法援军大举来袭，自北塘登陆，迂回攻击大沽口炮台。在大沽口击败清军后，北上占领天津。8月23日清朝派钦差大臣桂良、恒祺与联军代表额尔金在天津议和，由于驻军北京问题导致议和失败。恒祺离开天津后，天津全部清政府官员四散撤离，天津由中国大商人代为管理。

9月2日，清政府再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到通州南张家湾议和。英法提出停战的主要条件为赔偿军费，先付给两国现款各三四百万两；撤走通州守军，两国公使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由巴夏礼随带数十人先行入京，察看沿途及京中住房；增辟天津为通商口岸，立即开市贸易等。咸丰帝感到停战条件过于苛刻，认为公使进京“拥兵而来，显怀莫测”，因而谕令桂良等“莫顾决裂”，拒绝英法所提要求。

9月6日，咸丰帝下达对英国与法国的宣战上谕，朱谕军机处和王大臣绵愉、载垣、端华、肃顺等；“严饬统兵大臣，整顿师律（旅），调集各路马步诸军与之决战。”9月10日，联军先头部队三千余人，自天津向通州方向前进。咸丰帝得悉英、法公使坚欲带兵径赴通州的消息，“决战”的决心又开始动摇，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取代桂良等为钦差大臣，由通州前往天津，同英法继续谈判，企图挽回“抚局”。双方在通州进行会谈，巴夏礼除坚持原先提出的条件外，又增加了互换和约时须面见皇帝亲递国书，以及将张家湾的清军全部撤退等要求。由于双方争执不下，谈判于17日彻底破裂。巴夏礼随后乘马离去。僧格林沁随后截获巴夏礼、罗亨利和士兵等39人（26位英国人，13位法国人）。这些英法使节遭到清国政府的凌虐，许多人在审讯时死亡，不过这段过程往往被中国历史记载所忽略。

9月18日，联军先头部队自河西务越过马头，推进到张家湾附近。咸丰帝再次下谕与英法决战。僧格林沁率马步军在通州列阵以待。与此同时，联军先头部队与清军在张家湾交战，清军败退至八里桥。随后英法联军与华北地区清军主力，包括科尔沁部僧格林沁野战骑兵、八旗察哈尔、索伦部、甘肃陕西调来的汉军八旗及绿营、京津地区八旗绿营在通州八里桥决战。僧格林沁部全军覆没，胜保战斗中重伤撤退。随后咸丰帝及皇后宫廷贵妃等人以北狩为名逃往承德避暑山庄。

结果：英法联军攻占北京

1860年10月5日，英法联军接近北京北郊，6日，英法联军士兵开始抢劫西北区的京郊皇家园林圆明园中的清漪园（万寿山）、静明园（玉泉山），抢得部分赃物公开拍卖，其余大部分归于私有，英女皇维多利亚女王和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亦各得一份。8日，此前被俘虏的巴夏礼等人获释。13日，英法联军从安定门攻入北京，此为西方军队首次占领中国首都。在圆明园，额尔金以被俘虏的39人中死亡20人为由，下令焚烧圆明园，作为对清朝皇帝的直接惩罚，英法联军再度抢掠，徒手搬运，无法搬走的如古瓷器和古铜器就地打碎。据保守估计被毁物总值300万镑。10月17日，额尔金及格兰特照会恭亲王，英方要求赔付因“监禁凌虐”而死人员银30万两，并拆毁圆明园宫殿。法使要求恤银20万两，给还各省天主教堂及传教士坟墓。限定：“10月20日照复，10月22日给银，10月23日画押换约”。10月18日，联军开始纵火。烟雾弥漫，连烧三天三夜。

10月16日，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进京。

火烧圆明园

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联军洗劫了圆明园。第八代额尔金伯爵得知英国谈判代表的遭遇，令英国第一步兵师的官兵放火烧毁圆明园，以教训咸丰帝。大火持续了两天，300多名太监和宫女葬身火海。联军在北京城郊抢掠烧杀近50天，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等均被付之一炬。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曾对此给予强烈谴责，认为此事为“两个强盗的胜利”。

事后英军贴出布告：宇宙之中，任何人物，无论其贵如帝王，既犯虚伪欺诈之罪，即不能逃脱其应有之责任与刑罚。兹为责罚清帝不守前约及违反和约起见，决于九月初五日焚烧圆明园，所有种种违约行动，人民未参与其间，决不加以伤害，惟于清室政府，不能不惩罚之也。

同时，俄国公使伊格那提也夫应恭亲王之请致书葛罗，正式调停。

签订条约：北京条约

1860年10月20日，清朝碍于劣势，皆接受英法所提之一切要求。10月23日，额尔金、葛罗又要求增加续定条约内容，清朝均予以接受。英法联军与满人，除了完成《天津条约》的换约外，加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以为《天津条约》的补充。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于10月24日和25日签订完毕。中英、中法《天津条约》批准书亦同时互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有：

一、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

二、辟天津为商埠；

三、准许外国人在中国招聘人口出洋做苦工；

四、割让广东新安县（今香港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九龙司）给英国；

五、交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堂，法国传教士在内地任意各省租买土地，建筑教堂；

六、赔偿英、法的军费各增加到八百万两。

1860年10月28日，咸丰帝批准《北京条约》，并命恭亲王等即转告俄公使，绥芬、乌苏里等处均照奇咭阔屯之例，借与居住。和约签订后，英、法联军于11月9日先后将军队撤出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结束。

中俄边界及中俄《北京条约》

1856年，趁英法联军进攻广州，俄国派普提雅廷为公使，与清政府谈判边界问题。1858年5月，俄国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乘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之际，以武力强迫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中俄《瑷珲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中国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予俄国，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作中俄“共管”。但清政府拒绝予以批准并处分了奕山。另一方面，俄国伺机介入调停，普提雅廷先于英法美三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

1860年11月，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开始撤离北京。俄国新任驻华公使伊格那提耶夫以“调停有功”为由，提出了新的领土要求。14日，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承认了此前一直拒绝批准的《瑷珲条约》，并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亦划归俄国；增开喀什噶尔为商埠，并在喀什噶尔、库伦设领事馆。同时，俄国还将由其提出的中俄西部边界走向强加给中国。1864年，俄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土地。

影响·清朝

战争失败，使清朝丧失大片领土。除割让给英国九龙半岛外，割让给俄罗斯帝国的领土总共达150万平方公里，形成后来中华民国的版图基础。

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全力镇压太平天国维持统治。《北京条约》完成签约后，英、法、俄等公使表示：只要清政府认真“履行条约”，就可以得到“任何援助”。1861年1月，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2年1月，清政府对太平天国事件确立了“借师助剿”的方针，引用外国军队来帮助其镇压内乱。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占领京城，火烧圆明园，对中国文化和心理都造成了沉重打击，满清王朝痛定思痛，决定“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洋务运动”，并随着太平天国的覆灭，清朝统治得以稳固，史称同治中兴。

战争失败，代表皇室的皇家园林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烧毁，咸丰皇帝遭受极大打击，不久病逝热河行宫。

战争期间，美国因国内爆发南北战争，当联军在北塘登陆时，美国公使应召回国，未及“趁火打劫”。但事后借口“利益均沾”条款，照样掠取了许多新的特权。

俄国

在东方取得港口海参崴（永不冻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长驻，后续建设西伯利亚铁路，巩固东方势力，在1894年甲午战争后，与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继续南下将中国东北划为势力范围与日本北上发生冲突，导致1904年的日俄战争。

日本

俄罗斯取得乌苏里江以东土地（日本称为沿海州），获得不冻港海参崴后续并兴建西伯利亚铁路，与日本只相隔日本海使日本饱受威胁，成为1919年日本趁俄国内战出兵远东共和国的原因。

圆明园遗址：1988年指定为全国重点文物，属古遗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焚毁，仅存遗址。1988年被中国政府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圆明园遗址的中部和东部成立“圆明园遗址公园”。

大沽口炮台：1988年指定为全国重点文物，属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位于天津市塘沽区，最初建于明代，清代继续维修扩充，维持北方海防。1859年英法联军入侵时，被大沽口炮台炮火重创，只得绕道北塘口进攻北京。1900年八国联军大沽口炮台失陷，根据辛丑条约清廷将炮台拆毁。

战役勋章

战后，大英帝国为了表扬军功，对于参战的海军与陆军人员授与了第二次中国战争勋章（英语：Second China War Medal）。勋扣（英语：Medal bar）有六种字样：

“中国1842”（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

“佛山1857”（1857年佛山水道之战（英语：Battle of Fatshan Creek））

“广州1857”（1857年广州战役）

“大沽口1858”（1858年大沽口之战）

“大沽口1860”（1860年大沽口之战）

“北京1860”（1860年攻占北京）

谢选骏指出：太平天国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产物，但是这批两广的蠢货却不会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创造的空前良机，联合英法一举端掉满蒙鞑子，相反却把机会白白给了满蒙鞑子，让他们联合英法消灭了自己。这其中的决定因素不是政治上的，而是宗教上的——因为太平天国所奉行的，乃是一种披着基督教外衣的萨满教，严格说就是一种邪教，它崇拜的是洪秀全而不是上帝，因此激发了基督教世界的愤怒。

（二）

网文《洋务运动》报道：

运动背景

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令清朝统治者惊惶失措。清朝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用领土、主权以及一系列经贸特权暂时满足了欧洲侵略者之要求，同时太平天国也进入低潮，局势暂时稳定。

清政府中一些大臣痛定思痛，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在中央执掌大权的两宫太后等人，认为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继承了魏源等“经事派”提出之“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摹习列强之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通过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以获得强大之军事装备、增加国库收入、增强国力，维护清廷统治，此等人因此被称为“洋务派”。

清咸丰十一年1月11日，咸丰帝批准了恭亲王，会同桂良、文祥上奏之《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之，“洋务运动”从此开始。

代表势力

在1861年3月11日设置中国首个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负责掌管对外事务，后来成为推动自强运动的主要机构。另为了应对外通商事务，于天津置三口通商大臣（1870年改为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将1844年在广州设立的五口通商大臣衙门（1866年改为南洋通商大臣，由两江总督兼任）迁至上海，掌管当地的对洋通商事务。1870年李鸿章出任北洋通商大臣后，总理衙门的作用渐减，几乎所有外交事务都由在天津的李鸿章处理。

军事工业

在洋务运动初期，洋务派以“自强”为口号，通过引进大机器生产技术，在各省成立了新的军事工业，以加强军事力量。如安庆内军械所（安徽安庆，曾国藩）、天津机器制造局（天津，崇厚）、江南制造总局（上海，李鸿章）、汉阳兵工厂（湖北汉阳，张之洞）、金陵机器制造局（南京，李鸿章）、福州船政局（福州，左宗棠、沈葆桢）和西安机器局（西安，左宗棠）等。但由于生产管理方式是官僚主义旧式管理，加上产品仅供政府使用，不计成本，使得这些军事工业的产品大多没有利润，因而很少有再继续投资扩大生产的。

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完全属于官办性质，其经费主要来源是海关关税、军饷和厘金。所生产的产品不经过市场流通领域而直接调拨给湘军，淮军与沿海各省军用。19世纪80年代后因为各局厂经费短缺，以往那种不计价格的调拨方式有所改变。例如南洋和广东先后向福州船政局订造兵船，均以协款名义先行预付船价半数左右。此后沿海各省中那一省需兵船就由何省筹款。并按照福州船政局为南洋代造快船成例办理。江南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的每年岁入中都有各省解还的军火费用。同时，各军火工厂的生产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军火市场价格的影响，如果所产某种武器成本和售价过多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就会停止生产。这说明虽然是官办的和不为交换而进行的军火生产，也无法完全规避价值规律的制约。因此，这些军事工业逐渐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

改革军队

如果说总理衙门成立，是洋务运动兴起标志，那么坚船利炮的诉求成为清中央政府的方针，也是洋务运动兴起的重要记号。因为洋务运动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中心内容，就是从坚船利炮引发出来的。

洋枪洋炮和轮船的使用与购求，不自1861年始，但它得到清廷认可和成为它的方针政策，却是这一年开始的。是年明确奏请购外国船炮，以期早平内患；清廷复谕说：“东南贼势蔓延，果能购买外洋船炮，剿贼必能得力。内患既除，则外国不敢轻视中国，实于大局有益。”并着赫德代为购办。

在东南前线镇压太平军的曾国藩根据切身体会，也说出了“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的话。于是购买外洋船炮全面展开。无数历史事实表明，生产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前进的跳跃，常常是从先进的军事技术发其端。两军对阵的主要目的是战胜敌人。为此，指挥员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寻求新式有效的武器，中国近代史上有颇为典型的事例鸦片战争，在战争中有些人对于英国的坚船利炮深刻印象，因而对优越的西方武器感兴趣。很能正视现实的思想开明的林则徐，除向洋人购买新式船炮外，还打算自己设厂制造。这虽因顽固派的反对而未能实行，但研制新型武器，几乎成为关心国家大事的先进士子们的主要话题和行为方向。十三行商人的潘仕成于1843年仿造美国水雷成功，梁章钜称“武器甚好，非夷人之巧心莫能制造，非洋商（指十三行商）之厚力亦莫能仿成。”

姚莹向俘获的“黑夷目”诘以造船炮之法，以为自己仿造作准备。掌云南监察御史福隆阿主张“讯众夷犯，令将该国制造火药与千里镜、西瓜炮等诀法，明白陈说。所获夷炮，如果轻而易携，即应募匠照制。”

19世纪40年代前、中期，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仿制新式武器，一时成为风气，士子群起钻研军事技术并著书立说者甚多，粗略统计有：郑复光的《火轮船图说》，江伸洋的《铸炮说·附台炮》，丁拱辰的《演炮图说》，丁守存的《西洋自来火铳制法》，黄冕的《炮台旁设重险说》，陈阶平的《请仿西洋制造火药疏》，等等。这些仿造与著述，反映了人们把西洋先进船炮技艺转为已有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也表明中国将西洋新技艺转为己有的愿望已有了实现的可能。这正是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体现。

社会往往不是按人们臆想的模式发展。中国近代史上的“师夷长技”，不是在“制夷”中兴起的，而是在“制百姓”开始认真实行的。甚至某种程度还是在造反军使用新式武器促使清政府仿而效之实行的。事实表明，在清军和太平军两大敌对阵营的战争中，双方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同步实行“师夷长技”。两军对阵，指挥官和士兵对于敌方武器锐利程度感触最为敏锐，追求新式而有效战胜敌人的武器，最没有保守观点。太平军为了制胜清王朝而“师夷长技”，清军为了制胜太平军而“师夷长技”，这是历史的必然。 观将这一必然的历史作一简单回顾。

1851年太平军在广西金田起事时，尚不知有先进新式武器，它的购置和使用洋枪洋炮是在1853年定都南京之后。其使用洋枪炮的具体思想虽无从查考和了解，但使用却是事实。两江总督怡良的一段话可以证明：

“据吴健彰（上海道道尹）禀称：盘获宁波钓船一只，内有夷人三名，洋剑一把，洋枪六千杆，洋刀四十把，洋硝一包、火药一罐，并在夷人身上搜出夷书一封，上有真命太平天国等字样，当即拆阅，查系英吉利奸商勒呐吐致镇江逆酋罗大纲一书，又附带上海逆首刘丽川逆书一件。讯据船户王阿莫等供称：系夷人雇装兵器至镇江卖给贼匪者。”

这段话清楚他说明，太平军于1853年已与洋人有联系并购求新式武器。事实上此后即不断有太平军使用洋枪的记载。例如：1856年曾国藩攻陷安福县时，“夺获洋枪炮械藤牌四百余件”；1859年，曾国藩说太平右军主将韦志俊向湘军投降时所带“器械甚精，洋枪甚多”；同年胡林翼奏称太平军杨辅清攻池州城“施放洋枪子落如雨。”1860年后李秀成经营江浙时洋枪洋炮就更多了，李鸿章说李秀成部“洋枪最多”，不为虚语。这些洋枪炮均为洋人所供给无疑。

据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93页上记载：1862年4月上海一家洋行供给太平军步枪3046枝，野炮795尊，火药484桶万余磅，子弹18000发。太平军的洋武器除向洋行购买外，从敌军那里缴获的也不在少数，如1860年李秀成在解青浦之围中，杀洋兵600余人，得洋枪2000余条、炮10余尊，以故，李秀成部的战斗力大增，当他于1862年率13万大军赴援金陵以解天京之围，轰击湘军时，“洋枪洋炮子密如雨，兼有开花炸炮打入营中，惊心动魄。”事后曾国荃向郭嵩焘叙述太平军洋武器的情况说：“贼之火器精利于我百倍之多，又无日不以开花大炮打垒年，洋枪队多至两万杆。”

左宗棠于1865年对此也有概括叙述：“从前贼匪打仗，并无外国枪械。数年以来，无一枝贼匪不有洋枪洋火，陈炳文赴鲍军门（鲍超）处投诚，禀缴洋枪七千余杆，而本部堂一军截剿湖州逆贼于皖、浙、江三省边境，所得洋枪亦不下万余杆。”上述材料表明太平军使用新式武器已相当普遍。这一方面固然说明时势之必然性，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种促使清军加快洋式武器购求的压力。清军中追求武器装备近代化，认真购求和使用新式武器并坚持下去加以发展扩大的，首推湘军和淮军。

曾国藩于1853年在湖南于湘乡于办团练于时，即派员赴广州购买洋式武器，1854年湘军水师已有夷炮六百余尊，并说“湘潭于、 岳州于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此后，胡林翼、彭玉麟等军将领均不时购求洋炮，其中多数用于水军。然而，曾国藩虽是较早倡导购置和仿造洋式武器者，但由于他是以封建卫道者自居，他意识到过多的使用洋式武器的后果将是“用夷变夏”，放进展不速，并屡戒其弟国荃少用或有限制地使用西洋武器。他只是迫于太平军的威胁和出于速胜太平军的考虑，才不得不源源起解新式火器给曾国荃。这种指导思想，就规定了湘军对洋武器的购求与使用进程是缓慢的。故总的看湘军武器近代化程度是很低的。

迅速而全面使用洋式武器当推李鸿章的淮军。李鸿章于1862年4月间率淮军从安徽来到上海，一与外国军队接触，即惊叹洋枪洋炮的“神技”，他致书曾国藩说：“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 实非中国所能及。”并推崇洋人的“战守攻具，天下无敌”。李鸿章要比曾国藩开明得多，他“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受辱”，以学习西人“秘法”。这样一种较为开明的视野，加上他所遇强敌李秀成部的洋枪洋炮最多，使李氏认识到“我军惟有多用西洋军火以制之”始克有济，促使他更“坚意要学洋人”。这就使李鸿章淮军的洋枪化的速度较之湘军要快得多。

据统计淮军1864年使用洋枪占全军80％以上，到1865年， 据李鸿章自己记载：5万人中“约有洋枪三四万杆”，基本上做到“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洋枪队”。反观曾国藩的湘军不及淮军远矣：湘军“每营五百人仅用抬枪小枪一百二十余杆”，而淮军“每营则用洋枪四百余，少亦三百余杆”。淮军于1864年且另设有洋炮队四营。淮军比之湘军的武器质优而量多，与淮军洋枪化武器相适应，练兵的方面也加以改变，这又是湘军所不能与之比拟的。

海军建设

洋务派派出大批官僚前往英、法、德、美等国采购军事装备，并成立了四支近代海军——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广东水师与福建水师。其中北洋水师购买的“定远”、“镇远”铁甲舰号称“远东巨舰”是当时远东吨位最大，火力最强的舰只，并在旅顺修建了新的军事基地。

镇远号铁甲舰是当时北洋主力舰，也是亚洲少见的铁甲巨舰，曾引起日本国民极大恐慌。

定远号铁甲舰是当时北洋主力舰，也是大清国北洋水师的旗舰，也是亚洲少见的铁甲巨舰，曾引起日本国民极大恐慌。

平远是福州船政局首次自行设计建造之全钢甲军舰，也是19世纪末中国造船工业的登峰之作。

民用工业

由于前期的军事工业耗费了大量银饷却没有明显成效，并且军事工业所需的原料也出现短缺，洋务派决定以“求富”为口号，再发展一批民用工业以筹集资金，这批民用工业的产品很多是以市场为导向，具有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特点。这些民用工业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输出。

例子

工厂名字 位置 负责人 别称

开平煤矿 河北开平 李鸿章

鸡笼煤矿 福建台湾鸡笼 沈葆桢

湖北织布局 湖北武昌 张之洞

汉阳铁厂 湖北汉阳 张之洞

兰州制造局 左宗棠 甘肃制造局

兰州机器织呢局 甘肃织呢总局

轮船招商局 上海 李鸿章

机器织布局 上海 李鸿章

教育事业·中国留美幼童

洋务派在全国修建了30余所近代新式学校，用来培养科学、军事、翻译人才，包括著名的在1862年建立于北京的翻译机构同文馆，还有培养翻译人才的广方言馆等。清朝在1872年至1875年间每年向美国派遣30名幼童留学，他们大多成为日后中国的重要人物。其中著名的如民国内阁总理唐绍仪与铁路专家詹天佑。担任副监督的容闳负责选召近代第一批中国留学生。

通讯事业

洋务派在1879年于天津和大沽之间铺设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其后于1881年开设电报总局，并铺设由上海至天津的电报线路。1874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在率兵奔赴台湾参战时感到修建现代通讯事业的急迫性，但奏报被守旧官僚否决。1874年，李鸿章在天津至大沽间修建电线，效果良好。1880年，他便提议修建天津至上海的陆路电线，经费由北洋军饷垫付，并按照轮船招商局的体制招股集资。同年修建电报总局与电报学堂。委派盛宣怀为总办，郑观应与谢家福为会办。

1881年，该线建成。

自1882年4月起，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企业，募集股本8万两，当年缴还官本6万两，5年后分年缴还2万两，其余垫款则以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及出使大臣有关公务的电报作为头等官报，从应受电报费中陆续抵缴，抵还完毕后，头等官报依然不收费，以尽商人报效。津沪间保护铁路而设立的士兵和巡路费用，5年内仍然由淮军军饷垫付。

天津至上海的电报开通后，英国代理公使威妥玛乘机要求建设上海至宁波，汕头等口岸的海底电线。电报开通后，李鸿章和总管理衙门反复函商，决定由电报总局接办上海至广东各口岸的陆上电线，以防止外夷的干涉。1884年，经历了一年前的金融恐慌后。上海至广东的路线竣工。电报总局由天津迁往上海，仍由盛宣怀督办。次年，至汉口的电报接通。此后电报事业逐渐扩充，几乎遍及各个主要城市，其中有些是官督商办的，也有的为官办。

电报总局成立后，营业发展很快。所拖欠的北洋垫款至1884年已由头等官报中扣抵而有余。但中法战争爆发后，头等官报日增而商报锐减，以至赔累不堪。

结局影响

自强运动给中国带来现代银行体系、现代邮政体系、新式教育（新学）、新式军队（满清新军）、新思想（共和）、铁路、重工业（矿山铁厂）等影响后世的成果。在文化交流、商务往来、科学技术上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洋务运动时期建立的机构和系统今天还能见到，如：邮政系统、电信系统、铁路系统、招商局、江南造船厂、交通银行等均由晚清延续至今。

自强运动维持三十多年，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败给日本，其重点项目北洋舰队覆没，洋务运动就此结束，最终失败。李鸿章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

自强运动虽然失败，但也有一定成就，影响日后中国的发展。洋务派抵制商品输出，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中国在洋务运动其间引进西学，促进思想开放。引入西方科技，令中国开始近代化。洋务派官员创办同文馆，培育不少人才；派出学生在外国留学，习得技能，这些学生对西方科技有一定认识，对中国日后发展有莫大帮助。

失败原因

洋务运动的失败原因：包括缺乏完整的计划、主事者识见不足、守旧人士的反对、官僚政风的败坏等，再加上经费受到皇室活动影响，进而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例如光绪帝亲政后，帝师翁同龢（守旧人士）就相当反对洋务运动，对洋务经费更是苛刻，并极力阻挠洋务运动的发展。洋务运动期间皇室活动的花费也很可观，例如同治帝、光绪帝大婚；同治帝、慈安皇太后大丧；慈禧皇太后寿辰修建颐和园等。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指出，所谓“洋务”乃由于西方社会注重效率，与中国传统社会习惯大相径庭。每一件兵器的使用，都受到传统文化、思想之约束，而这些都是在每一方面都受到影响。如开办各类实业工厂，社会上需要有各类商业组织作配合，如零件、银行、保险等等，但这些在十九世纪的中国都付之阙如；会计没有完善的管理概念，使会计账目不能有效核实；人事管制漫无标准，盖因传统文化欠缺现代人事管理思维。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认为，洋务运动的失败是注定的，西方化不可能是一个不彻底的过程，要么完全照抄，要么全盘否定。工具方面的西方化必然导致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因此，西方的科学不可能用来维护儒家文明，相反，必将削弱这一文明。而在当时大量的保守士大夫使洋务运动不可能进行全面的西方化，因而注定失败。

谢选骏指出：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的上述说法显然是错的，因为它看不见西方的科学在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后如何维护了儒家文明——天皇崇拜。虽然日本的天皇制度和中国的皇帝制度大不相同，就像日本的佛教不同于中国，日本的神道不同于中国的道教……但这毕竟更不是“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那么，它是如何与“工具方面的西方化”互相匹配的？实际上，天皇崇拜是被外部的美国原子弹打败的，而不是被内在的“工具方面的西方化”打败的。在我看来，洋务运动的失败，主要是旗人的作梗所致。他们要坚持类似共产党四项基本原则那样的特权，现代化改革就不能成功了。清朝的“旗人”，不就是现在的“党员”吗。

（三）

网文《西学东渐》报道：

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作为史学术语，通常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清末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跟部分前英国殖民地等西方思想的传入。

在这段时期中，中国人对西学的态度由最初的排斥和抗拒，到逐渐接受，甚至有人要求“全盘西化”。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借由来华洋人、出洋华人、各种报刊、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作为媒介，以澳门、香港、其他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应用科学、科技、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

西学东渐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

2、鸦片战争前后直到五四运动前后

第一阶段

明万历年间，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有所触动。此时的西方科学技术正要开始迅速发展，而中国这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相对放缓，部分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传教士在传播天主教的教义同时，也大量传入西方的科学技术。当时中国一些士大夫及皇帝接受了科学技术上的知识，但是在思想上基本没有受到影响。这一阶段的西学东渐，由于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废除利玛窦规矩，禁止祭祖），引起雍正朝廷及民间反感，导致禁教而中断，但较小规模的西学传入并未完全中止。

此时的西学传入，主要以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为主。1605年，利玛窦辑著《乾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编纂者称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当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由于只在少数的士大夫阶层中流传，而且大部分深藏宫禁，没有普及。

第二阶段

19世纪中叶前后开始，西方人再度开始进入中国，并以各种媒介带来西方的新知识。清道光十五年（1835），梁廷枏（1796—1861）受聘任《广东海防汇览》总纂和《粤海关志》总纂，得以浏览有关西方经贸与文化的大量资料，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介绍美国国情的专著《合众国说》三卷以及《耶稣教难入中国说》、《粤道贡国说》、《兰苍（伦敦，在此泛指英国）偶说》等著作，向国人介绍了西方各国历史与文化的真貌，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先驱。梁廷枏之后，又有魏源著《海国图志》，开国人眼界。

两次鸦片战争战败刺激大清朝廷在1860年代开始，推行了洋务自强运动，也促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再一次传入中国。当时的洋务派，主要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态度，而主要关注西方的先进武器以及相关的器械运输等，而未试图加以学习西方之学术思想，因此在这期间学术思想方面的传入主要借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媒体，以及洋务机构中为军事目的顺道译介的书籍。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大清当时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出现了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思想家。他们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知识传入中国，影响非常广泛。许多人以转译日本人所著的西学书籍来接受西学。五四运动时，左翼激进派知识分子接受了俄国马列主义，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西学东渐之一部分。民国初年，由于对政治的不满又进一步导致知识分子们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五四时期这种思想造成了很大影响。这一波西学东渐，一直持续到当代而未止，但本条目主要探讨至五四前后。

西学东渐的媒介

来华的西方人，包括传教士、商人、外交家、官员等，均对西学东渐造成影响。

传教士

在明末清初的一波西学东渐中，传教士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当时主要以天主教耶稣会为主的传教士（较晚亦有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的教士），在试图将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同时，引介了西方的科技学术思想，译著了大量的西方学术相关书籍。其中扮演起重要角色的有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人。利玛窦所撰写的《天主实录》、《坤舆万国全图》以及他与徐光启合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著作对中国乃至日本等东亚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19世纪的西学东渐中，天主教士随口岸的开放来往各地，基督新教的教士也开始进入中国。他们成立教会学校、医院，并开设印书馆、设立期刊、并译著大量各种书籍，对于西学的传入有很大贡献。例如麦都思的墨海书馆、韦廉臣和李提摩太主持的广学会，其翻译出版的书刊，是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了解西学的重要资料来源。

其他来华洋人

除了传教士之外，许多来华的官员、探险家等也成为传入西学的重要媒介，例如军人查理·乔治·戈登对于中国洋务时期军事的影响。主持海关总税务司的罗伯特·赫德对于西方管理制度的引入，以及译介书籍、最早西方军乐队的引入都有影响。

出洋中国人

旅行家及商人及外交官

明末清初有不少中国人随传教士到欧洲旅行，明朝时有香山县人郑玛诺（1633年—1673年）、南明朝廷永历皇帝使臣陈安德，清朝时有沈福宗（1657年－1692年）、黄嘉略（1679年11月15日－1716年10月13日）、樊守义（1682年-1753年）在康熙年间随四位传教士出使罗马，写成《身见录》（1721年）一书，描写欧洲政治制度、建筑、风俗等，对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有不少影响，许多对利玛窦等人著作存疑的中国学者，观点开始有转变。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满清使臣图理琛出使俄罗斯，看望那里的蒙古土尔扈特部落，1715年返京，1723年用满汉文字刊行《异域录》(上﹑下两卷)，介绍沿途所见山川形势﹑动植物分布﹑河流水文﹑村落居民﹑器用风俗等。乾隆年间的商人谢清高游欧后所著《海录》（1820年）则更广为人所知，记录欧洲的贸易、工艺、人民生活及世界地理。

鸦片战争以后，自行出洋的中国人更多，1849年商人林铖的《西海纪游草》，记述其至欧洲及美国的记游。近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王韬在1867年出游欧洲，1870年出版《法国志略》、《普法战纪》二书；1879年出游日本，写《扶桑游记》。商人李圭1876年至美国参与博览会，写下《环游地球新录》一书，成为中国人中首位环游地球一周的记述者，并对美国的学术科技的发展有所介绍。1883年至1884年文人张祖翼旅行英国，著有《伦敦竹枝词》作于1884年，记录了他在伦敦的各种感受，其中包括对英国议会政治的描述。

清政府也因为洋务运动的推行，1866年恭亲王派官员斌椿以及4名同文馆学生，跟随英国人赫德考察欧洲12个国家，斌椿著有《乘槎笔记》；1868年至1870年总理衙门记名海关道满人志刚随美国人蒲安臣首次正式出使欧洲及美国，著有《初使泰西记》。此外，早年同斌椿考察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之后多次出游欧洲，著有《航海述奇》共七部，对欧洲社会学术文化的描写更加深入。

光绪年间开始设立驻外公使之后，有更多重要官员和知识分子出使欧美并撰写游记，且由于公使较一般旅行者停留较久，因此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能更加深入，其中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包括郭嵩焘（著有《伦敦与巴黎日记》）、刘锡鸿（著有《英轺私记》）、曾纪泽（著有《使西日记》、《出使英法日记》）、黎庶昌（著有《西洋杂志》）、徐建寅（著有《欧游杂录》）、黄遵宪（著有《日本国志》）、薛福成（著有《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林乐知、蔡尔康《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等人。甲午战争后，中外交通大开，出洋变成很普遍的现象，因此不赘述。

留学生

近代中国的留洋学生起自于鸦片战争之后，早期的留学生，多为港、澳地区教会学校的学生，进一步出外发展，1848年至英国爱丁堡大学的黄宽，1850年至美国耶鲁大学读书的容闳等，即为早期留学生的代表之一。容闳在学习中，感受到中国社会文化的不足，因此回国后，即希望能有更多人出国学习西方事物，在他的争取提议下，终于在1872年清政府选派第一批留美幼童，次年并有第二批，他们在中学毕业后，主要以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等学习为主，虽然在1881年被改变政策的清政府招回，但他们对于西学的传入有所贡献，也影响往后的留学生的留洋，他们之中最著名的包括詹天佑、唐绍仪、梁诚等。

另一方面1875年开始，福建船厂及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也陆续被派至欧洲各国学习，对于晚清对西方海军的学习有所贡献，但其中最著名的严复反而不是在军事而是其他西学的传入有重大的影响。

相较于洋务运动期间留学生多为官派且人数少而零星，甲午战争之后，首先兴起了留日浪潮，大量官方资助及民间自行前往的留日学生出现，对于由日本学习西学有很大的助益。此外，1900年以后，由于美国归还部分庚子赔款作为留美的经费，使留美的留学生人数大为增加。留学法国则在1915年左右，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发起勤工俭学的运动，使许多人得以留法。

这些大量的留学生直接接触到西方的教育，得以更直接能将西学传入中国。1915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一批留学生创办了中国科学社及《科学》杂志，对系统地向国内介绍、引进西方科学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媒体

媒体是将少数知识分子所习得的西学，较快速地传布于较多人的方式，在近代的西学东渐之中，最主要的媒体有书籍、期刊、报纸等。

书籍的出版流通

西学书籍的翻译和著述，是西学东渐相当重要的媒介，关于各种出版的书籍和简介，见于后面的书籍列表以及各学科的相关内容，这里主要探讨书籍的出版和流通。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虽然出现了大量的由教士及士大夫合著合译的书籍，但这些书籍未能受到当时一般社会的重视，未能打入晚明已十分发达的商业出版界，因此虽然西学书籍有刻印出版，但主要仍仅流通于少数有兴趣的士大夫阶层。

19世纪初以来，首先开始大量出版西学书籍的是西方的教会组织。如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上海创建墨海书馆。墨海书馆出版了一批关于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如《新约全书》、《大美联邦志略》、《博物新编》、《植物学》、《代微积拾级》、《代数学》，还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是道咸年间译介西学最重要的出版组织，此外早期重要的西人出版社尚有美华书馆等。

1887年起，由传教事、外商组成的广学会是另一个重要的西学出版机构，其出版翻译的大量政治、科技、史地、法律等方面的书籍，尤其在1895年以后成为维新派如康有为等人思想的重要来源。

另一类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是由清政府在洋务运动的推行下所成立的，其中1865年成立的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最多，影响最大，尤以科学技术方面书籍最多，北京的同文馆，则以国际公法、化学、法律方面的书籍影响最大。除此之外，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天津机器局、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机构都设有翻译出版的机构。

中国民营的出版社始自于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由于商业性的考量，其出版重视较为通俗的知识介绍，以及配合新式教育的推而出版的新式教科书，同时由于其出版社分馆及销售点遍布全国，因此对于将西学新知传布于更广大的民众，有很大的贡献。其后于1912年成立与商务竞争的中华书局亦扮演着类似的角色。

书籍的流通方面，除了书局书店之外，各式的图书馆也在维新运动时期开始推展，希望能改变传统中国官藏私藏书籍而不善加流通的情形。最早是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各地成立学会并藏书向公众开放借阅，其中藏书除传统学术书籍外，增加了许多西学书籍。公共图书馆则要到1902年清政府规定各大学堂要设立图书馆，而1905年才有第一座大型公共图书馆在湖南成立，收藏大量西学书籍。其后各省也渐次成立。至民国时期，公私图书馆事业都更加发达，对于传布新学于民间产生不小作用。

期刊

杂志报纸由于是定期出版，相较于图书而言，对于传播最新的西方知识有重要的角色。第一阶段的西学东渐，尚无期刊的出现。

晚清早期的期刊多半是教会期刊。最早的中文期刊，是英国耶稣会教士马礼逊和米怜1815年于马六甲共同创立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虽然不在中国发行，但有不少流传入中国。中国本土则是1833年由荷兰教士郭士立在广州成立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内容介绍西方文化、新闻、文学等。其后数十年间陆续有传教士成立各种期刊，但大多延续时间不长（五年已算长），发行量影响力也都较小。1853年，理雅各和麦华陀在香港创办《遐尔贯珍》；1854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在宁波创办《中外新报》；1857年，墨海书馆伟列亚力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1862年，英国耶稣会士在上海创办《中西杂述》；1868年由美国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成立的《教会新报》（1874改名《万国公报》，广泛介绍西方各种知识，其延续时间长，发行量大，是晚清传播西学重要的媒介。1872年，京都施医院在北京办的《中国闻见录》是北京最早的期刊。此外1876年由英国人傅兰雅（原名John Fryer）在上海成立的《格致汇编》，是第一部科学专门的期刊，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具有重大影响力。

1895年甲午战争的刺激，使得大量各种国人所创的期刊兴起，多用于宣传西方政治思想及学术，最早包括康有为1895年成立的《万国公报》（与林乐知所创同名），1896年成立的《强学报》，同年梁启超成立的《时务报》等，这些刊物的发行量及影响力，都远超过早期的教会期刊，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年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之后1901年因火灾停刊，又创立《新民丛报》，同时革命派则在日本有《民报》，二报之间的互相争论，激发起读者们对于政治事务的热心参与以及许多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理论的的认识。

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得晚清政治性期刊的热潮减低，1915年成立的《新青年》，代表着新的一种，以文化的讨论为主要目的期刊，《新青年》以及其他类似的期刊，对于民国时期西方思想的传入产生的重大的影响。

报纸

报纸虽相较于期刊而言，多具有报导及商业性质而缺乏较深入的知识，但由于出刊时间快发行量大，有助于把西方知识和消息广传开去。影响力较大的报纸中，最早的是1861年由英商匹克伍德在上海成立的《上海新报》，其内容除新闻、商务消息外，也有西方科学技术等的介绍。1864年香港连续出版了《中外新报》、《近事编录》和《德臣西报》中文版《华字日报》。其后，另一西商美查（Ernest Major）在1872年成立《申报》，之后成为晚清民国的重要报纸，其内容虽然以新闻、奇闻为主，但也包含对西方思想及消息的报导，以及在读者投稿中对于中西文化接触问题的讨论（著名的是铁路与风水的争论）。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世界上第一家中国人创办的中文日报，王韬自任主笔，写下大量鼓吹变法自强的政论。

在1895年以前，新式报纸的影响力仍然仅限于沿海口岸地区。但在1895后以后，这些报纸的发行量大增，如《申报》增加版面，发行地区也增加之外，有更多的报纸开始出现竞争，包括上海的《新闻报》、《时报》，天津的《大公报》等。此外，尚有革命派的报纸如《警钟日报》，且各报纸开始渐由早期以文言为主，转而以较多接近口语的文字来吸引更多的读者，不少白话报也在晚清全国各地出现，这些对对于西方新思潮的传布产生重大影响。

新式学校

明末清初，教士艾儒略所撰的《职方外纪》（1623年）中，曾对欧洲国家的学校制度加以介绍，但未受当时士人的重视，也未影响中国的教育。

在晚清这波西学东渐中，西式的新学堂才开始逐渐建立，并成为学习西学重要媒介，早期的西式学校多为西方人，尤其是教会所设。最早的学堂为1839年在澳门成立的马礼逊学堂，其后在当时唯一的口岸广州也有类似学堂成立。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教会学校才广泛成立于各个口岸，1858年天津条约之后进一步发展至内地，成为早期西学在民间传布的重要管道。1876年徐寿、傅兰雅在上海创立的格致书院，是较早的一所教授西洋自然科学的学院。

在洋务运动中，为培育相关人才，清政府也开始成立新式学校，最早的是北京的同文馆以及上海的广方言馆，其后在全国各地成立天文、电气、医学、军事等专业的西式学堂，教会学校也在这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开始淡化学校的宗教色彩，都对西学的传播产生重大作用。

甲午战争的刺激和戊戌维新的鼓吹，于清末新政时期，使得新式学堂大量出现，大量传统的书院改为新式学堂，而1905年科举的废除，更使得传统的私塾失去了其主要作用而没落或转型，晚清新政中并正式采用西方学制来规范各级学校，其学习西学的内容也更为广泛。

港、澳及其他口岸租界的角色

澳门由于在明后期由朝廷让与葡萄牙人，因此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西方传教士常以澳门为中继站，而一些学术思想亦经由此逐渐传入中国内地，而许多与西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亦在澳门学习西方语言及文化。

1841年，香港在南京条约中割让给英国，使得香港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澳门作为中西之间桥梁的作用，移入香港的中国人在这里得以接触到英国的政体、法律、习俗、学术文化等，在这个环境下，产生了近代中国不少具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包括如王韬、何启、洪仁玕等人。

随着清朝与西方国家之间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各地通商口岸租界逐渐设立，产生了许多中西文化得以交流的管道，其中尤以上海租界最具代表性及影响力，居住在租界中的民众，较直接地接触到新的西方科技事物、西方式的政治法律体制、资本主义式的经济以及西式的媒体，也因此许多近代以来的新知识分子，都曾因在上海生活而受到西学的影响。此外，活跃于各个口岸的买办商人，因为商务的需要，成为较早开始接触了解西方语言文化习俗的一批人，如主张议会民主和实业救国的郑观应即是广东口岸地区商人出身。

日本在西学传入中国的角色

道光咸丰年间，中国原比日本早开始接触西方，因此日本人经常透过中国的译介（包括如魏源等人的著作）来了解西方。但随着日本人开始接触学习西学，包括明治维新的推行，使得在1870、1880年代时，对西学的学习开始超越中国，而为如李鸿章等人所注意。此外任日本领事的黄遵宪写于1887年的《日本国志》，介绍日本的历史及进步发展的情形，但未受时人重视。

甲午战争使更多人注意到日本人学习西方的成功，之后俄罗斯侵略中国东北，使清政府决定与日本友好，加上地缘之便，大量留学生到日本学习。由于文字的接近（当时日文汉字较现代日文的汉字更多），许多即使仅粗通日文的人，也能大致阅读甚至译介日本的西学译著，因此日本成为晚清（清末）民初时期（尤其在1895-1914年间），中国学习西方学术文化最重要的媒介。

例如维新派的康有为，在推行新政时，多引日本学习西方政体制度的例子来作范例。晚清影响思想界最大的人物之一梁启超，其大量介绍西学的文字便有许多得自于在日本期间相关译著的学习。日本对中国西学东渐的影响，更可由大量和制汉语的引用看出，包括如“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哲学”、“化学”、“物理”等重要的西方新概念词汇在内，共有数百个日本翻译的西方新词汇传入中国并广为应用。

1914年以后，由于日本对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引起强烈的反日运动，加上留学欧美的管道逐渐便利，人数增多且更受到重视，因此日本作为中国学习西学的中介角色就减弱了。

中国人对西学看法的变化

明末清初

明末清初西学的传入，使中国的少数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熊明遇、方以智、黄宗羲等，开始认识到西方学问之中有其优于中国之处，但这并未造成中国人对于中西学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变。西学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测量以及所谓的“西洋奇器”等，对于中国学术本身的影响冲击亦不大。

此外，当时最常见的一种说法，便是“西学源出中国”，认为当下一些中学不及西学的事物，其实是中国古代已有而传入西方，但中国本身反而失传的事物，如黄宗羲认为一些数学原理是周公时代西传的。王夫之认为西学大多是“剽窃中国之绪余”。钱大昕认为西方天学算学，是习自于在中国已失传的祖冲之的著作，这样的看法使得当时人能很安心承认并学习这些西方的学术。

晚清时期对西学看法的变化

晚清道光咸丰之交中国人与西方人接触时，除了大多数人根本不重视甚至排拒西学的存在之外，仅有少数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人，开始注意到西学有其优越之处，但基本上，他们仍不把西学看作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文化，从魏源的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来看，西学只能是“夷学”，其中虽有可取之处，但其地位远不及中国学术思想。

在洋务运动早期，大多数人仍存有这种类似的看法，但随着与西方接触的增加，“西学”一词逐渐取代了“夷学”，许多官员及知识分子开始正视西学，视之为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思想，并开始探讨应当如何融合二者的优缺点来帮助中国富强，当时在政界学术界都有重要地位的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成为晚清新式知识分子们最典型的西学观点，认为西学在器物上胜过中学，但在基本的思想道德人心和制度方面则不如中国。

这样的中学西学的观点，在晚清一度让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暂时取得一个安心于学习西学的模式，但在清末最后十多年已开始受到挑战。1893年，郑观应出版《盛世危言》，其中有“西学”一章，他认为“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他提倡实业救国，同时指出国弱民穷的根源在于专制政治，建议仿照西方国家法律，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将西学作为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

到了民国初年，当更多的人对传统文化不满开始视西学为“新学”，认为西学高于中学而应当取代中学时，便引发了进一步的论战。

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论战及影响

第一次正面的理论对峙是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开始的。论战的焦点是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评价和认识。《新青年》一问世，就大张旗鼓地宣传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而他们提倡的“所谓新者就是外来之西洋文化，所谓旧者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公开主张以西方文化来取代传统的封建文化。为强调西洋文明的先进，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把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加以比较后，概括了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的特点，他认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文中尽是以西方文化之长来映照中国文化之短，这样的态度和明显的取向，很快引起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从1916年开始，《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便以“枪父”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东西文化差异的文章，与陈独秀等人进行论战。他也采用陈独秀的比较方法，而其结论却完全相悖。他将西洋文明概括为动的文明，而将中国文明概括为静的文明。他说这两种文明可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却又“不可不以静为基础”。甚至西洋文明也必须由吾国文明，去救之弊，济之穷。他告诫国人不要受西方物质文明的“眩惑”，坚持要以儒家思想为是非之标准。他指责新思想新文化自西方输入，破坏了这一传统标准，于是造成了“人心之迷乱”少国是之丧失’，少精神之破产。陈独秀、李大钊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李大钊采纳“枪父”的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的说法，却又在价值取向上完全否定了枪父的论点。

紧接着，第二次大规模的论战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此时，传统文化已受到了猛烈冲击，西方文化已如“洪水”般涌入，新文化的传播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完全拒绝外来文化的论调已根本站不住脚。于是文化战线上又产生了一种中西文化“调和’，论。1919年秋天起，章士钊到处讲演，鼓吹新旧调和之说。他认为：“调和者，社会进化至精之义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杜亚泉等人也赶紧呼应这一论调，进一步提出、中国固有文明不但不能“革除’，而且这种调和，也只有把西洋文明“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这实际上仍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文化守旧论。李大钊在论战中从经济基础的决定因素方面分析了新文化必然取代旧文化，而不是与之调和的客观必然性。《新青年》、《新潮》、《民锋》、《每周评论》等杂志都积极参加了这场论战。这次论战一方面进一步传播了与封建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新文化精神，同时也大开了“全盘西化”论的先河。

关于中西文化的第三次论战是发生在1920年代初期。其主题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1918年，梁启超自欧洲归国，出版《欧游心影录》并发表了大量观感，主要观点是认为在欧洲一百年来的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却带来的许多灾难，要想解放“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的西方世界，只有依靠中国的古老文明。而梁漱溟于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而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他认为这三种文化系统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循序而进的三个阶段，并得出结论说：西方文化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紧接着“便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胡适等人立刻起而应战。胡适认为：“现在全世界大通了，当初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又来鞭策我们了。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疑的。”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则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参与这次论战。瞿秋白指出：“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而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两者都应为当代社会所摒弃，只有进行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

各学科的西学东渐

哲学

中国传统思想中一无西方严格定义的哲学的概念，而哲学的基础逻辑学也仅存在于少数如名家等古代思想中。

明末清初西方哲学开始传入，最由葡萄牙传教士傅泛际（Francois Furtado，1578—1653），撰写大量有关亚里斯多德哲学的介绍，内容包括知识论、理则学、形而上学等方面。此外中古神哲学家阿奎那的著作，也在清初节译至中国。

但西方哲学真正大量输入中国则要到晚清时期，早期尚未用哲学一词，到20世纪初，此名词由日本传来并被广为使用，标示哲学从儒学、经学等学科分出来探讨。当时的各期刊中有大量对古希腊哲学、及西方近代哲学的介绍。许多新观念如精神、物质、唯心论、唯物论等重要哲学概念也被引入中国，进化观念的传入更是对中国哲学思想产生重大影响。在逻辑学方面，最早的著作为1895年广学会出版的《辩学启蒙》，但其后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影响更大，对于西方的演绎及归纳逻辑都有介绍传入。在伦理学方面，在20世纪初大量由日文翻译相关著作。这些对于近代知諩分子们强调新的伦理道德观念有所影响。其中梁启超、蔡元培对于中国近代伦理学影响最大。

数学

中国传统所重视的数学大多用于天文历法方面，明末利玛窦所译天文书籍《乾坤体义》下卷的内容即多为算术。最早专门的西方数学著作的翻译，为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几何、测量方面的书籍尚有《测量全义》、《测量法义》等。割圆数的传入方面，有明末的《割圜八线表》及《大测》；在西方算术的传入方面，最早有利玛窦及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对数的传入，在顺治年间的穆尼格讲授，康熙时期官方编订的《数理精蕴》为集明末清初西方数学传入的大成。

19世纪中叶以后，介译西方数学的重要人物为数学家李善兰，他与墨海书馆的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麦都思，艾约瑟等人合译了包括《几何原本》后9卷，《代数术》、《代微积拾级》等著作，为符号代数及微积分首次传入中国。另一位数学家华衡芳则在1860年代以后与傅兰雅合作译了不少著髼，介绍了对数表、概率等新的数学概念。清末新式学堂中的数学教材即多取于两人的著作。到20世纪初，随着留外学生的增加，西方数学大量传入中国，至1913年北京大学成立数学门，为第一个专门的数学的学术教育单位。

天文学

在六朝隋唐时期，中国已经接触到一些西方天文学知识，但都是以印度为中介，伴随佛教传入。元代至明初传入的则以伊斯兰天文学为主。

明末清初时，传教士带来西方（欧洲）天文学，但其中最被重视的仍是中国传统认为是国之根本的历法。由于行用日久，大统历和回回历在许多场合中未能准确预测日蚀月蚀：

七年，钦天监奏：“闰十月朔，《回回历》推日食二分四十七秒，《大统历》推不食。”已而不食。十九年三月癸巳朔，台官言日当食，已而不食。帝喜，以为天眷，然实由推步之疏也。隆庆三年，掌监事顺天府丞周相刊《大统历法》，其历原历叙古今诸历异同。万历十二年十一有癸酉朔《大统历》推日食九十二秒，《回回历》推不食，已而《回回历》验。

因此明代朝廷中不少大臣主张改革历法，终于在崇祯二年(1629年)设立由徐光启领导的历局，进行《崇祯历书》的相关工作：

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日食，礼部侍郎徐光启依西法预推，顺天府见食二分有奇，琼州食既，大宁以北不食。《大统》、《回回》所推，顺天食分时刻，与光启妻异。已而光启法验，余皆疏。帝切责监官。时五官正戈丰年等言：“《大统》乃国初所定，寮即郭守敬《授时历》也，二百六十年毫未增损。自至元十八年造历，越十八年为大德三年八月，已当食不食，六年六月又食而失推。是时守敬方知院事，亦付之无可奈佑，况斤斤守法者哉？今若循旧，向后不能无差。”于是礼部奏开局修改。乃以光启督修历法。

因为历局涉及翻译西方天文学知识，所以在当时被称为“西局”，与反对改历的“东局”对立。《明史 历志》云：

是时言历者四家——大统、回回外，别立西洋为西局，文魁为东局，言人人殊，纷若聚讼焉。

间以邓玉函、汤若望等人掌钦天监，制新历法，正当新历完成之际，适逢李自成起义军攻陷北京，新历未能推行。至清初顺治年间才能推行，《崇祯历书》改名为时宪历。

除历法之外，天文方面著作有利玛窦口传的《乾坤体义》、《浑盖通宪图说》等，此外。尚有仪器包括地球仪、望远镜等传入。除此之外，当时西方最新的地动说以及伽利略的新发现如银河的解释、木星的卫星等发现都传入中国。

地理学和地质学

明末时许多地理学知识及技术随传教士传入。如利玛窦亲手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这幅“世界地图”上所绘的外国人占领的广大土地让明政府感到不解和恐惧，也让明政府重视起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此外艾儒略《职方外纪》对西方地理以及东西法路作许多介绍。到清初南怀仁制作《坤舆全图》。康熙时，传教士白晋对于清朝各地包括边疆地区作地理调查，最后制成《皇舆全览图》，其中使用先进绘制技术，包括以三角测量法，并标示各地的经纬度。

到了清末，西方地质学和地理学再次传入，许多尤其和西方人来到中国对矿产的考查有关。而中国的学者如华蘅芳在1873年，翻译《地学浅释》一书，为西方地质学的引入的重要著作。到20世纪，张相文及章鸿钊两人，撰写编译多部西方地理地质方面的专书及教科书，为中国地理学及地质学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在近代地理观念的改变方面，传统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除了邹衍所提出的大九洲说认为中国之外尚有其他世界，一般的天下观是以中国为中心，四周为外夷，但近代西学东渐中，与西方人的接触和新的地理书籍地图的译介，使得逐渐必须承认海外尚有更广大的世界，因此世界变大了，而中国由天下的中心成为世界甚至仅仅是亚洲的一部分。

生物学

明末清初，最早传入西洋生物学知识的书籍，是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所著《天主实录》，其书虽主要为为宗教书籍，但其中有当时欧洲生物学的介绍，内容包括各种动植物特征、习性、繁殖等，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亦有西方各种生物的介绍。较专门的生物学书籍，有康熙年间的耶稣会意大利教士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1606-1682）所译的《狮子说》、《进呈鹰说》等，系译自于亚特洛望地（1522-1607，Aldrovandi）所著的《生物学》中的段落。

晚清生物学的传入，较早的有生理学方面的《全体新论》、《合体阐微》等（参见医学段落），在植物学方面，有1858年李善兰和韦廉臣合译的《植物学》，对于植物的特性种类、器官都有详细介绍。

近代，西方生物知识影响中国最大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此为严复经由翻译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所著《天演论》而引介到中国，其不仅在生物学上具有重大意义，更对当时许多人的社会、哲学、历史思想产生重大影响。

物理学

在明末清初，西方物理学主要是随着传教士所译介的机械的相关知识传入，如明天启年间邓玉函讲述力学原理和应用的《奇器图说》。其后明末清初物理学家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一书，也多吸收西方物理学知识。

在第二波的西学东渐中，西方近代物理开始较有系统地传入，从1840年代以后大量相关译作出现，包括英人胡威立著《重学》，介绍西方力学一般知识和牛顿力学三大定律。《光论》介了光学知识，《声学》介绍了声学的原理。值得注意的是1899年王季烈译《通物电光》一书，是介绍X光的专书，距离威廉·伦琴1895年发现X光仅4年。1900年王季烈又与藤田丰八合译日本的《物理学》一书，是中国第一本系统介绍物理学的专书。

到20世纪初，随着留外学生的增加，出现了包括何育杰、李耀邦等第一批的物理学家，中国近代的物理学才逐渐建立。

化学

明末清初的一波西学东渐中，当时近代西方化学尚未建立，因此也未有明显的传入中国。

到了晚清，墨海书馆1855年出版英人合信所著的《博物新编》最早单介绍了西方的化学知识。1860年代以后，以中国化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贡献最大，徐寿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了《化学鉴原》、《化学术数》、《化学考质物体遇热改易记》等12本著作，徐建寅翻译的著作，包括《化学分原》、《电学》、《声学》、《造硫强水法》、《造铁全法》等二十多部书。徐氏父子在译书中，对于一些化学元素如铝、轻、养、淡、钾、镁、锰等的译名创造，并编写《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对于化学知识传入奠定基础。此外，同文馆也翻译出版《化学指南》、《化学阐原》等重要著作。然在晚清，对于西方化学仍以译介为主，直到民国初年，出现了包括任鸿隽、胡嗣鸿等化学家，中国的近代化学才算逐渐奠定。

医学

晚明最早西洋医学的传入始于隆庆三年（1569年），天主教耶稣会卡内罗神父（D. Melchior Carneiro）在澳门成立西医院，澳门即成为早期在中国西医发展的中心。明末清初，医学方面的著作有利玛窦的《西国记法》，内有西方的神经医学、及心理学等方面内容。艾儒略的《性学觕述》，除对神经学的描写更深入外，对人体各部位的功能有详细述叙。此外，毕方济的《灵言蠡勺》讲血液的功能、汤若望的《主制群征》讲人的骨骼、肉、心脏、脑、神经等，邓玉涵《泰西人身说概》介绍西方的解剖学，石铎琭的《本草补》，介绍西方的各种药物。清初的法国传教士洪若翰等，则以用金鸡纳霜治好康熙皇帝的疟疾闻名。但当时这些医学相关译著，常受神学影响，不少将医学与神灵魂等混为一谈。

19世纪开始西方医学再次大量传入。西方医学最早从香港、澳门及各通商口岸的西医院（以教会创办为主）开始影响中国各地。包括其附设医学校也成为传布西医的重要场所。中国自办的西医学校则始自1865年同文馆附设的医学科开始，其后又有北洋医学堂、北洋军医学堂等医学的专门学校。

在医学书籍方面早期以在华西人的译著为主，最早是合信在1850年代编译了五部医书，合称《合信氏医书五种》，对于西方医学中的内科、外科、妇科、解剖学等加以介绍。此外嘉约翰翻译多种临床外科为主的医书，傅兰雅则翻译了多种卫生学的著作。到20世纪初丁福保成立译书公会，大量由日文译医书，编成《丁氏医丛书》，其数量超过之前的译书，对于西医的介绍更为全面。除此之外，多种医学期刊在晚清出现，成为西医学传入的重要媒介，其中最早的是1880年嘉约翰成立的《西医新报》。

应用科学及技术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在应用科学技术方面除了武器（见军事段落）的输入之外，主要是机械制造方面，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邓玉函口述王征译绘的《奇器图说》，其中有当时大量西方机器的介绍及其制作方式、原理等的介绍。此外，熊三拔向利玛窦等人学习而撰的《泰西水法》介绍西方水利学，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即多抄录此书。此外，钟表等机械的制造传入也受到重视，利玛窦当时带来了国外的先进科技产品。像自鸣钟等，都让当时的明政府及士大夫们大为吃惊，但大多人仅视之为奇玩，少有研究其原理。

到了第二波西学东渐时，西方的各种技术大量传入中国，包括造船、铁路修筑、采矿、印刷、建筑、工业制造等，对中国的交通和经济生产等产生重大的影响。

政治学及政治思想

西方政治学及政治思想的传入始自清代后期。1840年代魏源的《海国图志》以及徐继畬《瀛环志略》中，都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加以介绍，尤其对民主制度加以称道。其后在1870年代王韬、郑观应等借由相关译介习籍，主张学习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甲午以前，西方政治学理论的介绍，只有如丁韪良译的《万国公法》，以及李提摩太译《泰西新史揽要》中对卢梭、孟德斯鸠等人学说的零星介绍。

甲午战争以后，知识分子们对西方政治思想理论兴趣大增。在民主思想方面，如卢梭《民约论》的第一章，在1898年由日译本翻出出版，至1902年出版全本。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则于1903年译出，密尔的《自由论》，由严复和马君武分别译出。在国家思想方面，有伯伦知理《国家学纲领》被译出。在无政府主义学说方面，包括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的著作和思想被大量译介。社会主义学说方面，包括《新民丛报》、《浙江潮》、《民报》等刊物对曾刊载相关介绍文章。这些学说的传入，改变了当时一整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使他们各自拥抱不同的西方政治思想，试图改变中国，对于中国政治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社会学及社会思想

社会学是在西方19世纪中叶新兴的学科，约1880年代，开始在《申报》、《万国公报》等媒体有介绍社会学及思想的文章，早期被称为“群学”。甲午以后以严复介译最多，尤以斯宾塞的著作思想介译最多，影响最大，其《群学肄言》一书即译自斯宾塞《社会学原理》的绪论。其后章太炎翻话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为最早的社会学完整著作。其后并有多部相关通论性著作译出。在晚清时，社会学被认为是应付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的重要学科而风行，而斯宾塞所主社会进化忧胜劣败的观念，更刺激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亡国灭种之忧。

经济学及经济思想

西方经济学，一直到19世纪末才逐渐传入中国，最重要的著作为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当时作《原富》），此外陈昌绪译的《计学平议》，普别介绍了英国的亚当斯密及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家，以及德国学派的李斯特等人的经济学说。宣统年间译介缩《经济学概论》一书，则有介绍奥地利学派的思想观点。而社会主义马克思等人的经济思想也在晚清被引介。

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引入，改变了中国传统“求义不求利”的经济思想，严复及梁启超等人开始主张求富生利对于国家民生的重要性，对于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及大量实业家的兴起产生影响。此外，孙中山则在求富之外，进一步吸收西方社会主义及土地平权思想，试图进一步解决资本主义可能产生的问题。

法学

西方法学的传入中国在清中叶以后开始，但早期主要关注的为外交上的国际公法，如丁韪良翻译《国际公法》一书。一直要到19世纪下半叶，才有一批人开始注意西方法律，并试图对中国传统法律有所修改。其中又要沈家本、杨度等人，试图参照西方法律，改进原本的《大清刑律》，最为重要。

军事

明末清初时，西方军事的传入以火器的传入为主。正德、嘉靖年间，明朝政府在广州与葡萄牙人爆发屯门海战等战争，虏获其火器（当时人称葡萄牙人以及其火炮都叫作佛郎机），仿制成功，在东莞制造，分发边防使用。其后利玛窦也曾对西洋火器与军事加以介绍。至万历晚期女真兴其于东北，明军向葡人购募火炮及军队，教士汤若望亦曾督导铸炮，获得不少战功。清朝方面亦在努尔哈赤死后，由被俘的汉人处取得技术，发展火炮，康熙时，更命南怀仁造新式大炮，以平三藩之乱，南怀仁并著有《神威图说理论》一书介绍西方武器技术。

晚清的洋务运动，更是以学习西方的军事为最主要的目标之一，包括武器的制作如船舰、大炮、火枪等的制作购买，新式陆海军的建立，无一不全受到西方的影响。而晚清时更有大量学生留日，学习西方军队的制度。这批留学生也成为晚清新式军队的骨干。

历史学

鸦片战争以后，受到西方的影响刺激，中国人开始对西方的历史产生兴趣。西方史学著作的翻译，早期有马礼逊的《外国史略》、慕维廉的《大英国志》。这些译著也影响到中国人对西方历史的著作如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畬《瀛环志略》，其后到1870-1880年代又有王韬的《法国志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至甲午战争之后，更是有大量由日本转译而来的西方历史和传记等书籍。

但历史学本身的影响而转变，则要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受到西方民族主义史学影响，主张为国家国民社会而非朝廷的新史学。而西方19世纪盛行的实证主义及科学主义史学，也在此时传入，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也对史学界有一定程度之影响（受影响之史家所组之学派谓之“史观学派”）。另外由美国传入之Robinson新史学（高度与社会科学结合之史学，由何炳松传入）亦有一定程度之影响力。到了民初时期，这些史学思潮逐渐落实于史学界，史学家们开始用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方式撰写中国史，中国现代史学逐渐形成。

近代的西学东渐，也造成中国人的历史认知的重大改变。中国传统史观是一元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是静态的，是以古代为尊的。但受到西方新的历史知识的影响，不得不承认西方亦有一自成系统的文明，甚至如古埃及年代更早于中国。而进化观念的传入，根本上改变历史时间的观念，由静态变为动态，由视古代为最理想的社会（实际上近代以前即有进化史观，如王充、杜佑、刘知几等皆主此史观，然影响不大），逐渐接受文明逐渐进步的想法。

文学

西方文学的东传，始自于晚清时期，尤以西方小说的译介最重要，包括林纾、包天笑、周瘦鹃、曾朴等人翻译了大量西方小说名著，其中林纾的影响最大。其所译的《茶花女》、《唐吉诃德传》、莎士比亚故事等等，在晚清拥有大量的读者，对于中国小说的发展有所影响。

音乐

西方乐器的传入最早在澳门地区，尤其在教堂之中，其后利玛窦便自澳门带西琴（为今日的大键琴）进呈，万历皇帝并命乐工学习。至清初，康熙特别喜好西乐，对于擅长音乐的教士徐日昇甚为喜好，由其带领演奏。并曾希望以西方律学来改进中国音乐，编成《律吕正义》一书。

到了晚清，最早西方音乐的传入包括宗教音乐、军乐、学堂乐歌等。由于基督教的传播，一些宗教歌曲成为最早开始传至中国人的西方音乐。西式军乐队，早期主要由在华西方人组成，如著名的海关负责人赫德所组成的乐队。中国自办的西式军乐队，则要到甲午战争之后的新军中才出现。

学堂乐歌是晚清之时，吸收西方及日本所流行的曲调，调上“进步”思想的歌词，以作为新式学堂学生学习所作的歌曲，但这种形式的音乐仅是学习西方音乐的部分形式。进一步对西方音乐有较深入的吸收创造学书，则要到五四运动以后了。

美术

西方美术的传入在明末清初以绘画为主，最早利玛窦曾以天主、圣母图像献于明神宗。其他传教士亦有携入西方图画，其画风以及女性的裸露曾受当时中国士人争议。到清朝康熙时，不少专较专门工于画的教士来到中国，开始在宫中教习中国人而产生较多影响。不少画家开始学习西画，乾隆时的耶稣会意大利教士郎世宁更融合中西画的画法作画。

对中国的影响

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简述如下：

学术影响

如上个段落所描述，西学东渐将西方近代各种学术上的新成果带入了中国，深深影响到各种学术的发展，而许多在传统中国不被重视甚至不存在的学科也在此影响下得到发展，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框架“经、史、子、集”完全被打破，许多传统的学术受到西学的冲击，有的逐渐没落，有的吸收西方学术而加以改进，到民国时期，整个西方式的学术体系架构大致成型。

思想文化影响

西学东渐所造成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和变化之大，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百家争鸣时代可以与之媲美。中国人经过西学的洗礼，对于世界、历史发展、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界万事的看法，都有了巨大的改变。而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的许多成分，则被以西方的标准重新估定其价值，部分诸子百家思想获得重新重视，而尤其是儒家思想及一些民间的风俗信仰文化，则受到强烈的批判。

政治影响

西方政治思想的传入，议会制、民主制度、新的国家概念、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等，对于晚清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包括戊戌维新的发起、晚清新政的推展、立宪运动的尝试、辛亥革命的爆发，民初议会制的推行、五四运动、联省自治运动、北伐统一，一直到后来的共产革命等，都受到这些西方思想的重大影响。

社会影响

西学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早期并不如西方的军事政治力量的侵略和资本主义式商品经济的传入来得直接，但随着晚清西方思想的力量渐增，仍对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社会方面其中最大的影响，便是由于晚清西学的优势逐渐超越中学，使得清政府必须废除八股文和科举制度，这使得传统四民社会中最顶层的士阶层，失去了其学而优则仕的管道，其所掌握的传统知识的作用也下降，因此有被边缘化的危险，而同时晚清西方商战思想的传入，提高了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更加促成传统四民社会秩序的瓦解。

此外，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及社会主义等的思想的传入，使得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家庭、家族、地域社会为中心的社会基层开始逐渐瓦解。

经济及日常生活影响

与社会的影响类似，在经济方面的影响也是逐渐发生的。包括新的经济思想的传入，使得一批知识分子愿意投入实业，而民族主义思想则有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成形。而新的科学、管理、金融等技术的传入及应用，更是逐渐整个改变了中国的交通运输、生产方式、商业交易等基本经济事物。

在日常生活方面，新的西方科技事物如火车、电、自来水、电影、广播、等等逐渐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另一方面，新的思想改变了许多传统日常生活中的习俗，包括一些被视为迷信的民间信仰、缠足风俗，传统式的婚姻等等都逐渐被废除。

西学东渐影响下的著作

西学东渐影响下的著作

时间 作者 著作 备注

17世纪（明朝时期）

1602年 利玛窦 坤舆万国全图  

1605年 利玛窦 乾坤体义 《四库全书》称之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

1607年 利玛窦、徐光启 几何原本 译欧几里得原著前6卷

1623年 艾儒略、扬廷筠 职方外纪 后收入李之藻《天学初函》

1624年 毕方济、徐光启 灵言蠡勺 译亚里士多德《论灵魂》，后收入李之藻《天学初函》

1628年 傅泛济、李之藻 寰有诠 译亚里士多德《论天》，注释本

1631年 傅泛济、李之藻 名理探 译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前10卷，第一次介绍西方逻辑学的著作

1634年 徐光启、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 崇祯历书（时宪历） 历时1629年-1634年

1641年 南怀仁 穷理学 译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后20卷

19世纪（清朝时期）

1807年 马礼逊 外国史略  

1823年 马礼逊 华英字典 中国第一本英文字典

1838年 郭实腊 万国地理全图集  

1840年 郭实腊 贸易通志  

1841年 陈逢衡 英吉利纪略  

1842年 魏源 海国图志  

1846年 梁廷柟 海国四说  

姚莹 康纪行  

1848年 玮理哲 地理图说  

1849年 徐继畬 瀛寰志略  

合信 天文略论  

哈巴安德 天文问答  

1851年 合信、陈修堂 全体新论 晚清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

裨治文（Bridgman） 大美联邦志略 墨海书馆出版

1854年 慕维廉 地理全志 墨海书馆出版

12人委员会 圣经（委办译本）  

1855年 合信 博物新编 墨海书馆出版

1856年 慕维廉 大英国志 墨海书馆出版

1857年 李善兰、伟烈亚力 几何原本 译欧几里得原著后9卷

1858年 王韬、伟烈亚力 西国天学源流  

1859年 韦廉臣、艾约翰、李善兰 植物学 译林德利原著，晚清时期第一部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的著作

伟烈亚力、李善兰 谈天 译侯失勒原著

李善兰 代微积拾级 译罗密士原著

1873年 王韬 英人培根  

傅兰雅、华衡芳 代数学 译著

傅兰雅、华衡芳 微积溯源 译著

1877年 慕维廉、沈毓桂 格致新法 介绍了培根《新工具》第一卷的内容，连载于《格致汇编》杂志

韦廉臣 希利尼原流备考 介绍了从泰利士到斯多葛派的希腊哲学，连载于《万国公报》

华衡芳、金楷理 测候丛谈 译侯失勒原著

1882年 颜永京 肄业要览 译斯宾塞《On　Education》的第一章

1885年 艾约瑟 西学略述  

艾约瑟 辩学启蒙 译耶芳斯为 Science Primer Series 写的小册子《Logic》

1889年 颜永京 心灵学 译海文《心灵学》

1894年 同康庐 中外地舆图说集成  

1898年 傅兰雅 理学须知 简要叙述穆勒《逻辑体系》(System of Logic)一书

严复 天演论 译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

20世纪（清朝末年）

1901年 严复 原富 译亚当·斯密《国富论》

梁启超 霍布士学案  

梁启超 斯片哪莎学案  

1902年 梁启超 卢梭学案  

梁启超 欧洲地理大势论  

梁启超 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  

梁启超 论希腊古代学术  

梁启超 亚裡斯多德的政治学说  

梁启超 意大利建国三杰  

梁启超 罗兰夫人传  

梁启超 雅典小史  

梁启超 倍根学说  

梁启超 笛卡儿学说  

梁启超 斯巴达小志  

梁启超 天演论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  

梁启超 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  

梁启超 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  

梁启超 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  

萧应椿 五洲述略  

1903年 严复 群学肄言 译斯宾塞《社会学研究法》

严复 群己权界论 译约翰·穆勒《自由论》

1904年 严复 社会通诠 译甄克思《政治史》

1905年 严复 穆勒名学 译穆勒《逻辑体系》的前半部分

梁启超 俄罗斯革命之影响  

1909年 严复 名学浅说 译耶芳斯《逻辑》

严复 法意 译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历时1904年-1909年

1910年 王先谦 五洲地理志略  

谢选骏指出：清朝的西学东渐堪称“落水狗的学问”。何以至此？可以对比一下日本的兰学与中国的西学——明末清初，“中日两国”先后闭关锁国，但是其中却有一个重大差别——中国的西学在满鞑子康熙乾隆之狗腿见他之下一下子就中断了，只剩下乾嘉学派苟延残喘。但是日本的兰学却不绝如缕，直到明治维新的发扬光大。这就是满鞑子奴役中国的一个效应。

再举一个例子，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很是流行，因为很能代表一种首鼠两端的折衷主义与混合主义——这与他显示和刘坤一联名上书，然后又畏怯退缩的态度，如出一辙，张之洞可谓一个典型的开明狗官。

清朝的西学东渐，不能像兰学那样是为了学习而学习的，相反是带着一种可耻的功利主义态度去学习的，因此也就不可能真正深入。更有甚者，清朝的西学东渐，还是被打倒在地之后才去被迫学习的，因此不可避免带着一种病态心理，混合着自卑与不甘，不肯好好学习，天天想走捷径。我以我称之为“落水狗的学问”。直到今天，国人还是这种态度，甚可悲也。

【第三章】

【甲午战争导致戊戍变法】

（一）

网文《甲午战争》报道：

甲午战争是清朝和日本在朝鲜半岛、辽东、山东半岛及黄海等地进行的一场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朝鲜称清日战争，国际通称第一次中日战争（First Sino-Japanese War）。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按照中国干支纪年，时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丰岛海战是战争爆发的标志。最终清朝于1895年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

历史背景

1887年的一幅讽刺画，清朝与日本争着钓一条写有“朝鲜”的鱼——1863年底，朝鲜哲宗逝世，神贞王后立宗室兴宣君李昰应之子李命福即位，改名李熙，是为高宗。当时高宗还年幼，奉生父李昰应为兴宣大院君（华人称之为“云岘君”），摄政。1873年，大院君下台，闵妃（即明成皇后）掌政。

“征韩论”自日本古代神功皇后征韩的传说以来，即为日本的一种政治主张。江户幕府时期国学进一步将其发展，幕末尊王派如水户派与吉田松阴等都提出这一主张。作为松阴的学生，木户孝允亦在1868年12月向朝臣岩仓具视提出这一观点。随后日本内战戊辰战争爆发，征韩论暂时搁置。战后明治维新开始，武士阶级统治被废除造成国内社会危机，征韩论被以西乡隆盛为首的士族守旧派再次提出。1873年，出访欧美岩仓使节团归国，认为日本远落后于世界，征韩为时尚早，并发动“征韩论政变”驱逐中央政府的征韩派，继续推动维新。随即造成大规模的旧武士暴动“佐贺之乱”（1874）与西南战争（1877）。然归国派并未否定征韩论，以牡丹社事件入侵台湾安抚旧士族，并在1875年利用云扬号事件与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西南战争后，大久保利通于1878年遇刺标志日本激进的维新运动开始冷却；征韩派的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发动的自由民权运动亦有发展。征韩论因此再度热议，逐渐成为当时日本东亚政策的重要内容。

清光绪元年（1875年），有艘日本军舰“云扬号”，停泊在朝鲜江华岛沿海附近号称进行海域测量，却在傍晚以补充淡水为由，未经向朝鲜政府申请，也未提前通知朝鲜守军，企图靠岸上陆。江华岛炮台守军发炮攻击。日舰“云扬号”全力反击，摧毁江华岛炮台并攻陷永宗城。（此事件又称为朝鲜的黑船事件）

1876年2月26日，日本与朝鲜在江华岛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又称《丙子修好条约》、《日朝修好条约》），朝鲜给与日本贸易特权并互相承认为自主独立的国家。

关于此事件的来龙去脉，罗惇融在《中日兵事本末》书中，详细记载：“光绪元年秋，日本以兵舰突入朝鲜江华岛，毁其炮台，焚永宗城，杀朝鲜兵，掠军械以去。复以兵舰驻釜山，要盟。方副岛种而之来议也，乘间语总署，朝鲜是否我属国，若为属国，则由我主朝鲜通商事。总署答以朝鲜虽我藩属，而内政外交，听其自主，我朝向不与闻……至是，日本以兵胁朝鲜，而遣开拓使黑田清隆为全权大臣，议官井上馨副之，赴朝鲜议约。二年春，约定认朝鲜为独立自主国，互派使臣，并开仁川、元山两埠通商，日舰得随时测量朝鲜海岸，中国视之漠然也。”

此条约在朝鲜造成保守党与维新派的斗争。保守党想维持“事大交小”传统的外交方式，维新派想因此脱离与中国的册封关系，与欧美结交来发展朝鲜。但中国仍控制着朝鲜朝廷保守的官员与贵族。

清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新旧党之争。朝鲜自江华岛事件后，国内维新派组开化党，是为新党；旧党则以大院君李昰应为首。因王妃闵氏一族与李昰应不睦，李昰应遂唆使兵变，焚日本使馆，杀日本中尉堀本礼造。日本因而出兵朝鲜，慈禧太后亦派兵朝鲜。敉平叛乱后，中国与日本皆驻军汉城。清朝将领吴长庆与袁世凯将昰应逮捕，囚禁于中国保定，1885年获释。

清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正酣，日本密令其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策划朝鲜维新派开化党人发动政变。竹添进一郎对金玉均、洪英植等开化党首鼓动“中法开战，中国将亡，贵国有志于改革之士，不可失此机……”，还主动帮开化党制定政变计划。12月4日洪英植等开化党人发动甲申政变，在王宫放火，引日军入宫。在朝鲜大臣奔向清军军营，“匍匐辕门，抚告哀衷”请求援助下，袁世凯率领二千名清军进入汉城，击败日军后攻入王宫，救出朝鲜高宗。高宗获救后，立即下令将擒获的洪英植等七人处死，并追捕朴永孝等人。

事件过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日两国代表李鸿章、伊藤博文于天津签订《中日天津条约》，中日两国均自朝鲜撤兵，并约定：“将来朝鲜如有事，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行文知会；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隔年，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清水师数艘军舰完工，便假借保养之名，到日本长崎军港涂油。当时日本完全没有和“定远”、“镇远”同级的铁甲舰，清军上岸后，又发生了清军与当地警察械斗的“长崎事件”。此事件造成日本反中情绪，也使日本加紧建设海军，包含雇用法国海军工程师白劳易设计针对“定远”、“镇远”大型铁甲舰的舰艇。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日本参谋部制定《征讨清国策》，计划武力攻占北京和长江中下游，将山东半岛到台湾的沿海地区及岛屿划归日本版图，肢解中国其他地方为几个小国，附属于日本，提出“以五年为期作为准备，抓住时机，准备进攻”，对中国进行一场“国运相赌”的战争。

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开始的10年扩军计划，建立了一支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近代陆军和海军，陆军常备兵63000人，预备兵23万人，海军排水量72000吨，包括各种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1890年和1892年日本举行两次大规模海陆军联合演习，并派遣间谍潜入朝鲜和中国。1890年，日本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在国会施政演说中，称朝鲜、中国东北和台湾是日本的“利益线”，是与日本“安危密切相关的地区”，宣称保卫利益线上“国家独立自卫之道”。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三月，朝鲜东学党南接派代表人物全琫准在全罗道聚众号召农民起义，发檄征讨日寇、驱逐权奸，史称东学农民革命。朝鲜高宗恐慌，向北京告急。四月，直隶提督叶志超奉令率军驰赴朝鲜，清军登陆驻屯于牙山，并按《中日天津条约》之规定电告日本。此时，朝鲜朝廷与全琫准已经议和并签署《全州和约》。日本得知朝鲜向清政府求援后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向朝鲜增兵。6月13日，朝鲜政府致信袁世凯，要求清兵撤离以避免日本军事入侵。清政府旋即同意了朝鲜的撤兵请求，并向日本提出双方同时撤军。日本则提出“日中共同改革朝鲜内政”，遭到清政府的拒绝。此后，日本改为单方面向朝鲜施压，要求朝鲜“改革内政”，否则动用武力。7月20日，日本向朝鲜发出3天内废除与清政府一切条约的最后通牒。在3日期限到达的7月23日凌晨，日军攻占了朝鲜王宫，推翻闵妃集团，逼迫高宗将国家大权转交给兴宣大院君，并成立了以金弘集为首的亲日内阁。日本旋即唆使金弘集政府废除与清政府的一切条约，并委托日本驱出清军。

北洋大臣李鸿章发觉事态不妙，急调总兵卫汝贵、提督马玉崑率军火速由大东沟登陆，进驻平壤；另调北洋陆军十余营分梯次渡海驰援朝鲜。

7月23日，方伯谦济远和林国祥广乙两舰抵达牙山，掩护运送清军的运兵船在朝鲜牙山登陆。

7月25日拂晓，两舰离牙山返航。早晨7时20分，在朝鲜丰岛海面，遭遇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吉野、浪速及秋津洲等三舰。日军不宣而战，发炮攻击济远和广乙（日方称济远先开火）。经过一番激烈炮战缠斗后，福建船政局自制炮舰广乙企图逼近日舰发射鱼雷，但在秋津洲、浪速压倒性的火力打击下受重创，船身倾斜，人员伤亡惨重，无力再战。此时载有第二波増援朝鲜清军1200余人、并悬挂英国国旗的英国高升号商轮和满载军械的操江舰先后驶来，日舰浪速及秋津洲改追高升及操江。广乙于是向海岸方向退出战斗，最后在朝鲜十八岛附近搁浅，纵火自沉。济远则悬挂白旗，然后更挂上日本军旗，向西弃二舰而走，日舰吉野在后追击，济远以尾炮向吉野还击，后得脱。

9时15分，日舰浪速发出信号，勒令高升号停船，英籍船长被迫停驶。浪速派代表乘小艇登船检查，询问船长：“高升号随浪速走，同意吗？”，英国船长回答：“如果您如此命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抗议下，服从”。人员回母舰后，浪速挂起信号旗命令高升号起锚，随其前进。船上官兵拒不投降，在高继善的领导下，接管高升号并禁止英人离船，英籍船长要求浪速再派代表前来。小艇接近高升号，船长与日方交涉要求驶回大连或旅顺，但日方未做回复。正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刻，日军挂出旗号，要求船上洋员离船，但是清兵禁止放下小艇，英船长用信号告诉浪速此状况并请其再派小艇来，浪速拒绝。

日舰浪速号随后开动，绕行高升号一周，下午一时，日舰浪速号向高升号发射一枚鱼雷，但鱼雷失效未击中。又用舰炮向高升号轰击，十数发之后高升号缓缓下沉，清军却以步枪向敌舰开火。浪速派出小艇营救出英籍船长，大副及另一名英国水手，法舰狮子号（Le Lion）营救出43人，德舰鼬号（Iltis）救上150人，英舰鼠海豚号（Porpoise）救起87人，德国籍北洋水师教习汉纳根游回岸上，其余八百余名清兵与中外船员罹难。下午2时操江舰被秋津洲追上俘虏，此即丰岛海战。此战后英国社会为之震动，但英国官方最后作出击沉高升号符合国际法结论而不谴责日本。

7月28日夜，日本陆军进攻牙山清军，发生激战，清军不支，退向平壤。

8月1日（阴历七月初一），光绪帝下宣战之诏。由于日军割断汉城至平壤的电线，光绪帝在宣战时尚未知哓成欢战事的正式消息。诏文特别强调日本不守国际法击沉高升号，盼能引起各国的共鸣。此时相当多的西方人认为清朝将会获胜。当时大众媒体不若现代发达，日本仍透过许多画报、版画等等的方式描写战况，并可观察记录者的意识，例如不同从军记者或绘者出版之图像。

北洋水师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配置有铁甲舰定远号及镇远号，各有12寸巨炮4门，航速分别为14.5节及15.4节。

然而之后到甲午战争之前6年没有再添置铁甲舰。在此期间，重修颐和园花费约八百万两白银。1889年光绪皇帝大婚，花费白银540万两，即三艘半定远级铁甲舰的费用。

1891年户部尚书翁同龢奏准暂停南北海军购买外洋枪炮船只3年。因此在开战时的北洋海军已经没有多少“大舰巨炮”优势可言，1894年中日火力对比分别是：口径20厘米以上火炮31门对15门，20厘米以下火炮230门对140门，速射机关炮244门对294门，鱼雷管39支对43支，船舰航速11.48节对12.84节，装甲巡洋舰3艘对1艘，防护巡洋舰3艘对8艘。

李鸿章在1879年10月27日的奏折中说：“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船数只游弋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由此可见，防御是建立北洋水师的关键动因。巨资订购的“定远”、“镇远”这两艘战舰的设计与制造，凸显装甲、吨位和重炮的优势，这也与李鸿章立足防御的建队思想密切关联。

1894年5月下旬李鸿章校阅北洋水师，奏称：“北洋各舰及广东三船沿途行驶操演，船阵整齐变化，雁行鱼贯，操纵自如……以鱼雷六艇试演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于驶行之际，击穹远之靶，发速中多。经远一船，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广东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夜间合操，水师全军万炮并发，起止如一。英、法、俄、日本各国，均以兵船来观，称为节制精严。”战争前夕，北洋舰队大沽、威海卫（今山东威海）和旅顺（今属辽宁大连）三大基地建成，英国观察员看完北洋水师操演后上书海军部，也认为北洋舰队战力不容小觑。后期因李鸿章解雇当时训练海军的英国人琅威理，引致北洋水师军纪出现问题，“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斗竹牌也。”

提督丁汝昌本陆将，且淮人，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而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姚锡光，〈东方兵事纪录〉

1888年原本预订购入300箱炮，后因为军费不足，北洋海军只购入3发炮，“从前拨定北洋经费号称二百万两，近年停解者多，岁仅收五六十万。”

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裴利曼特评论说：“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业已无可驶用。”

日本

东洋蕞尔小邦而能岁增铁舰，闻所制造专与华局比较，我铁舰行十五海里，彼则行十六海里。定、镇大炮口径三十零半生特（厘米），彼松岛等四舰则配二十四特大炮并放快炮，处处俱胜我一筹。现在英订购之头等铁甲船，又是何项新式。盖以全国之力专注于海军，故能如此，其国未可量也！——李鸿章

1882年，日本海军还只是鱼雷艇和二千吨以下的近海铁甲舰为主，无大型铁甲巡洋舰。

1885年，日本提出十年的扩军计划，意图超过北洋海军。在扩张政策的指引下，日本加快陆海军的军备步伐。为了对付北洋水师的重型铁甲舰，日本高薪聘请法国海军部的白劳易担任日本海军省顾问、海军工厂总监督官，专门负责建造在火力和速度上足以对付“镇远”和“定远”的“三景舰”（“松岛”、“严岛”、“桥立”），同时重金向英国阿姆斯特朗兵工厂订购快速巡洋舰。依据藤村道生在《日清战争》中的记述，日本海军为了弥补大炮的不足，建造小型快速的巡洋舰，并安装刚刚可以应用的小型速射炮。这种小型速射炮虽然是12厘米至15厘米粗细的中口径炮，但其发射速度却为原来大炮的8倍，在同一时间内发射出大量炮弹，如果快速使敌舰接近中口径炮的射程以内，便可完全削弱敌舰的战斗力。较之中方，日军的决策者认识到速射炮将成为击伤敌舰、击杀敌舰官兵的主力舰炮，并将其大量装备于日本海军的舰船上，这一战略预判在随后的海战中得到丰厚的回报。

1886年，法国海军工程师白劳易受雇建造4700吨级大型铁甲巡洋舰“松岛号防护巡洋舰”和“严岛号防护巡洋舰”。

1890年时，清朝北洋水师总排水量为27,000吨，而日本海军总排水量在17,000吨以上。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当时日本政府年度财政收入仅八千万日元。1893年起，明治天皇决定每年从自己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日圆，再从官员薪水里取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1890年时服役、排水量2,100吨的巡洋舰“平远”是北洋水师最后配备的新造舰，而在1892年服役并编入广东水师的“广丙”（1,000吨）排水量低于日本海军在1891年（明治24年）服役的6艘巡洋舰“松岛”、“严岛”、“桥立”、“千代田”、“秋津洲”、“吉野”，而此6艘排水量都已高于“平远”的2,100吨，其中四艘更达4,200吨。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时，日本海军舰队总排水量为72,000吨，多数有配置速射炮的新式舰艇。

战前日本实际动员兵力达240,616人，其中174,017人有参战经验，海军拥有军舰32艘、鱼雷艇24艘，排水量72,000吨，超越北洋水师。日本对清廷改革后的实力仍有顾忌，对于北洋水师不敢轻敌，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清国平时可征兵425万，战时可达850万人之多，“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

1894年10月，日本发布由日本中原通宗方小太郎撰写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檄文，利用清帝国的满汉民族矛盾，号召汉人反抗清政府，也有清军俘虏追崇日军。文中提到：“……满清氏元（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虽然，我国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

不过，日本国内同期仍存在反对中日战争的声音。自1884年甲申政变起，日本主战派开始崛起，面对国内狂热的开战主张，包括兴亚会主要成员胜海舟、宫岛诚一郎和渡边洪基在内都坚持反战主张。

过程

甲午战争始于1894年7月25日的丰岛海战，7月29日成欢之战，至8月1日清朝对日本宣战和日本明治天皇发布宣战诏书，1895年4月17日以签署《马关条约》而告结束。战争持续近9个月，依据战场转换及双方作战态势变化，大致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

丰岛海战、成欢之战、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 (1894年)

第一阶段，从1894年7月25日到9月17日。战争分陆战与海战双向进行，陆战主要是在朝鲜半岛上的平壤之战，海战主要是黄海海战。黄海海战是双方海军主力在黄海北部海域进行的战役规模的海战。亦称甲午海战、大东沟海战。此役北洋海军失利，自此退入威海卫，又执行李鸿章避战保船的命令，使黄海制海权落入日本联合舰队之手，对甲午战争的后期战局具有决定性影响。

陆面战斗在三个战场同时展开：大同江南岸战场、玄武门外战场、城西南战场。当时驻守平壤的清军9,500余人，日军也有16,000多人，双方战力相差甚远。日军第九混成旅团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攻，太原镇总兵马玉崑奋勇抗击，日军无功而返。

法国Le Petit杂志：法国炮舰Le Lion号救援沉没的高升号清军人员（1894年7月25日）。

同时9月17日（农历八月十八日）海军联合舰队进入黄海鸭绿江出海口以西约50公里处大鹿岛附近（今辽宁省东港市孤山镇外海）合击北洋水师舰队，这是1866年利萨海战后的首次大规模铁甲舰海战。售出军舰给清日双方的英国及当时各军事大国极为关注此场海战。

海战在中午时分开始，双方皆在11时15分和11时30分发现敌方。由于清舰是从朝鲜运兵回来，加上未装舷侧速射炮，侧面火力贫弱，而定远级的主炮都排在前方，所以舰队以一字形排开，日舰则是寻战而来，由坪井航三率第一游击队的吉野等四艘快速巡洋舰为前锋，伊东祐亨带领的本队慢速六舰在后成一字阵。12时清军下令变阵，排成尖峰形。13时开始炮击：时间不久，舰队中央成凹陷形。面对清军铁甲舰攻势，日舰被迫后退。

此时日舰包抄清军右侧，由于日舰较快加上清军指挥不当，右侧舰队被歼灭；丁汝昌之旗舰也被炮击，炮震力导致正在持双筒望远镜观看海面战局的丁汝昌从二楼高炸飞摔落甲板，左手臂骨摔断重伤。

定远号舰长接手指挥，下令全部舰只集中重炮攻击日本旗舰松岛号，14时松岛号包括舰长室在内中弹，但因为炮弹火药不足，没有爆炸（舰队司令伊东祐亨回忆）和沉没，日舰后退，伊东中将司令且即更换旗舰。当松岛号由友舰拉回日本时，全舰千疮百孔却未沉没，日军对此感到不可思议。

战斗中，致远舰冲出队列，试图撞击日舰吉野号，却伤势过重而沉没，管带邓世昌落水后拒绝救援，以身殉国（致远252人中245阵亡）。16时清军左侧舰艇中弹，背靠荒岛，一边灭火一边攻击日舰。灭火成功，日舰在没有优势下撤退。另一方面，日舰所有火炮皆无法击穿定远号等清军铁甲舰，清左侧舰队回救运送重炮弹予两舰，因此反而日舰多被重炮所伤。

伊东祐亨认为暂时无法击沉定、镇两舰，下令撤退。裴利曼特说：“日军不能全扫乎华军者，则以有巍巍铁甲舰两大艘也。”伊东的旗舰松岛号由于损坏严重，升起不再履行旗舰职务的旗号，日舰纷纷回护松岛，反失去全歼北洋水师的机会。李鸿章的奏折说靖远升旗召集各舰追击，17时30分日舰远去，清军下令停止追击。马幼垣指出，清军损失更重，弹药将尽，速度又慢，追击不合逻辑，而且马吉芬、戴乐尔的回忆录都没有提到追击，唯一支持的史料只有李的奏折。

此大东沟海战清军伤亡600余人，经远管带林永昇战死，经远沉没，致远管带邓世昌与舰同沉殉国；日军伤亡亦达300余人，济远和广甲逃离战场，济远管带方伯谦因此被处决，虽是罪有应得，但广甲舰长吴敬荣由于隶属广东水师，仅以革职论处。

激战5小时后，北洋舰队损失巡洋舰5艘，包括经远、致远、超勇、扬威和广甲，受伤4艘，但成功完成护航运载清刘铭传淮军12营陆军登陆鸭绿江岸。日舰仅伤5艘，先行撤离战场。战后北洋舰队未敢主动出击，日本联合舰队达到控制黄海制海权的目的。

9月15日，日军分三路总攻平壤，战斗至为激烈，高州镇总兵左宝贵中炮阵亡，随后玄武门失守，叶志超下令撤退，六日内狂泄五百余里，透露清陆军内部湘军、淮军严重对立；26日清军直抵鸭绿江以北。朝鲜全境为日本所控。9月23日李上折要求提取从1888年起打着海军名义筹备，实际一直被中央扣在手里生息以建颐和园的260万两银，获得150万两紧急军。

第二阶段：九连城之战、旅顺口之战和旅顺大屠杀

第二阶段，从1894年9月17日到11月22日。战场位于辽东半岛，以陆战为主。10月25日，日军在鸭绿江上搭浮桥抢渡成功，向虎山清军阵地发起进攻。清军守将马金叙、聂士成被迫撤出阵地。日军攻陷虎山。山县有朋即将第一军司令部移于虎山。鸭绿江防线决战刚要打响前光绪帝拿问平壤之战逃跑主将卫汝贵。圣旨到，造成清军全军崩溃。26日，日军占领了九连城和安东县（今丹东），同日日军在庄河花园口登陆，11月9日，攻占金州，10日陷大连湾，至此清军在鸭绿江防线全线崩溃。11月21日旅顺陷落，日军执行旅顺大屠杀，对城内进行4天3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超过二万人遇害。李鸿章曾经提出“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拼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往烟台。”但是受到丁汝昌的坚决反对，从而使得北洋水师继续困守在港内。旅顺口的防御工事，经营10余年，耗费白银数千万两，驻守兵力达14700人，日军仅用不到一天时间，付出426人的伤亡，就拿下这座重兵把守的要塞，清军则付出3600多人的伤亡。

第三阶段：威海卫海战、五复海城、营口之战和田庄决战

第三阶段，从1894年11月22日到1895年4月17日，有威海卫之战和辽东之战。12月24日，镇远退入威海卫时触礁，经抢修才不至下沉，但已不可再出深海作战，管带林泰曾引咎自尽。1895年1月20日，日本第二军共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荣成龙须岛登陆。30日，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南岸炮台。营官周家恩阵亡，炮台被日军攻占。2月3日日军攻陷威海卫城，刘公岛成为孤岛，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曾致书丁汝昌劝降。9日，日军少将大寺安纯被大炮击毙，是日军在甲午战争中军衔最高的阵亡者。10日，定远号弹药告罄，刘步蟾下令将舰炸沉，随后刘步蟾生吞鸦片自杀。12日，丁汝昌自杀。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在英国籍海军军事顾问建议下，由最年轻管带、日后民国第一任海军总长萨镇冰向伊东中将献降，济远，广丙，镇中，镇东等10舰为日军所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随后萨镇冰驾驶康济舰并载着丁汝昌等六人灵柩离开刘公岛。北线日军与清军满洲部队主力进行的战役有五复海城，与湘军、淮军、毅军进行的战役有牛庄之战（又名佯攻辽阳，实取牛庄之战）。日军佯攻辽阳，光绪帝中计，亲自下令围攻海城的清军主力救援辽阳，结果日军迅速调动进攻清军交通枢纽牛庄，围歼孤立在牛庄湘军主力。最终双方主力爆发田庄台决战，宋庆在清军主力被围歼前下令撤退。清廷被迫议和。

签署马关条约

1895年4月17日，清朝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结束。

后续事件：乙未广州起义和戊戌变法

甲午战争后期，身处海外的孙中山开始革命尝试。1895年2月抵达英属香港后，孙中山开始在日本商人梅屋庄吉帮助下，与日本驻香港领事馆领事中川恒次郎联络，请求武器及资金援助，并与同侪策划在广州起义。

曾在北洋海军担任过学堂教习、军舰大副等官职，参加过甲午大东沟海战的美国人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1860-1897，美国海军学院毕业）在1894年末因为大东沟海战中的战伤归国。由于美国社会舆论和当时的西方舆论一样，分辨不太清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委，只看到最后的结果，因此他在美国报刊上撰文并各处演讲，将他所亲见亲历的北洋海军的战斗情况介绍给大众，但被舆论当作疯子、狂人，认为是他头部的战伤使得他精神错乱。1897年2月12日，马吉芬自杀，留下“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此句出自圣经诗篇51:17）”的临终忏悔词，穿着一身北洋海军军服，盛殓在铺盖着黄龙旗的棺柩中下葬。

结果及影响

自此役后，清朝外交政策的焦点都在平复其结果，而日本外交政策的焦点则是确认其结果。——潘恩（S. C. M. Paine）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始崩溃的中华朝贡体系，在签订马关条约后，几乎彻底崩解。此战的结果不仅对当时的东亚局势做成深远的影响，甚至影响中日韩这三个国家于近现代的发展。

对清朝的影响

自鸦片战争至英法联军之役为十五年，自英法联军之役至日军初次侵台为十五年，自日军初次侵台，中经马嘉理事件、伊犂交涉以至中法战争约九年，自中法战争至中日战争亦为九年，其间中国多少尚可喘息苟延。中日战后，情势急转直下，外来的凶猛压力，跟踪而至，片刻未弛，直可谓危急存亡之秋。——郭廷以

清朝战败，只得向日本求和，签下《马关条约》。1895年间，光绪帝派李鸿章前往日本签约。条约指明，清朝须承认朝鲜为独立国，撤出朝鲜半岛。割让台湾、澎湖及其附属岛屿予日本。条约又要求清朝向日本开放多个中国内陆的港口城市，包括沙市、重庆、苏州、杭州。要求向日本赔款，日本便获得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其中三千万两为中国换回辽东半岛的费用）。还规定日本轮船可沿内河驶入上述几个通商口。日本货物在中国内地必须免去内地税。这使日本经济迅速发展，改变东亚地区由英国和俄国对立和争霸的原有格局，导致1902年的英日联盟及1904年的日俄战争。

甲午战争后所签订的《马关条约》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来对中国危害最大的不平等条约。条约签订后，台湾和澎湖沦为日本殖民地，巨额赔款亦加重中国人民负担及增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力量。允许在华设厂、增辟通商口岸便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三国的外交胜利，激起了世界各大强国在华实现帝国主义的野心。同时，事件也开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之端。1896年，俄国以迫日还辽有功，与清政府签署中俄密约。后来，密约泄露，列强争相划分势力范围、租界与租借地。俄国在1898年租下旅顺与大连两港口；德国则强占胶州湾。

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北洋水师的覆灭）标志着其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再次成为列强鲸吞蚕食的对象。同时，甲午战争也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此役后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急转直下，而日本则跻身为列强之一。马关条约之条款剥削中国，激起中国知识分子对国情的反思，清政府内部的改革派对自身弱点有更深认识，促使后来政治制度的改革，即1898年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之先声。

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如笼中之鸟，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康有为

日本海军在1895年甲午战争的胜利，基本上完全摧毁清政府的军事力量，严重地削弱经济实力，使中国元气大伤，日本也为了取得战争胜利及保持住胜利的成果，在中国内部制造混乱，对革命党人提供了大量的秘密资助，所以客观地说，日本海军的这次胜利为后来孙中山及其他革命团体领导的革命创造胜利的先决条件。

对日本帝国的影响

甲午战争是日本从“被压迫国”向“压迫国”过渡的转折点，因此在日本近代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战争，具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匹敌的意义。——藤村道生

与清朝开战前，日本国内朝野上下曾经对与中国开战感到紧张和困惑。甚至连明治天皇本人也曾经对是否与中国开战感到踌躇。但于战胜清朝后，随着不停的捷报与多次举办战胜祝贺会，国内的舆论风向便开始有所改变，“帝国万岁”等赞扬天皇的口号成为一时间的流行语。日本国内为了纪念这次战胜，也在国内多处树立纪念碑。同时在战斗期间，受到社会整体风气影响，青少年的日常娱乐和玩乐也几乎完全与战斗有关，甚至出现小孩子往中国人丢小石头的事情。

同时，新闻媒体也以大幅报道这次战争为契机，在日本国内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在当时，各家报社为了及时得到第一手的消息，纷纷往战场派遣随军记者，使国民首次透过新闻媒体得知战斗的最新情况。反之，那些没有对战斗进行跟踪报道的报社，也在这次战争后走向没落。各家媒体在报道有关战争的新闻时，经常使用把无名士兵“英雄”化的报道手法（忠勇美谈），以及以激烈的文字描述战况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吸引大量新的读者群，也让日本人首次意识到新闻和媒体这两种现代化的吸收资讯渠道。但是同时，媒体的报道只集中在报道片面的内容，使读者的价值观受到单一化的影响。例如说，当时的报纸与杂志便以这次战争为例，不断地提出“日本文化比中国文化先进”等民族优越论的观念，对日后一段长时间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看法产生严重的影响。

以甲午战争为契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第一次经历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对日本成为近代意义上的国民国家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战争过程中，国家机关不断重复地强调“国民”的义务和贡献，使得日本人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国家国民的一部分，应该不分地位地去支持军队，也是所谓的战争的“统合作用”。在这个统合过程中，作为军队统帅的明治天皇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他与开战时把大本营转移到广岛的举动，使日本国民强烈地感受到御驾亲征的威严。反之，战胜消息经过渲染，则对日本人观念造成极大的影响，也是从当时开始，日本国内开始产生蔑视中国的情绪，并一直延至后代。同时以此为契机，日本国内开始有人提倡脱离汉字文化圈，也同时为了日后的海外拓张，确立日语标准化教育的普及。同时，日本一直对俄国干预辽东半岛一事存有芥蒂，大力鼓吹发展军事工业，期待有打击俄国的机会。

以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发布（1889年）、撤除部分不平等条约（1894年透过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取消领事裁判权）、中日甲午战争（1894 - 95年）这三个事件为契机，日本的脱亚入欧论初步取得成效。同时，作为日本近代史上第一场获胜的战争，不论对日本国内还是对当时的欧美列强都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在日后的日俄战争结束后，欧美列强为了表示认同日本的国际地位，把日本设置在海外的外交代表机构纷纷升格为大使馆。

对朝鲜王朝的影响

朝鲜独立后，仍然一直受日本与俄罗斯帝国控制，本来于甲午战争前已经相互斗争的开化党（亲日独立派）与事大党（亲中派），在甲午战争后由开化党揽权。一度失势的事大党，于三国干涉还辽后，由明成皇后主导的亲俄派再度掌权，直到乙未事变明成皇后被暗杀为止。明成皇后被暗杀后，1895年日本以此为契机另立新皇后来掩盖，计划成立“大朝鲜帝国”。结果因俄、美、英三国公使坚决反对而没有实行。朝鲜高宗倒向俄罗斯，并于1897年10月成立大韩帝国。

1894年，日本江户末期至明治早期政治家胜海舟作诗《偶感》，定格甲午战争对于朝鲜之影响：“邻国交兵日，其军更无名，可怜雏林肉，割以与鲁英。”其中“雏林”指朝鲜古国新罗的首都鸡林（现庆州），暗喻朝鲜；“鲁”是当时俄罗斯的日语音译（魯西亜）的简称。在得知丁汝昌自杀后，胜海舟向报社投稿撰文祭奠，认为日本盲目追随欧美走殖民扩张的道路十分愚蠢，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应该成为受轻视的竞争对手，而应该成为日本对抗欧美的伙伴。胜海舟还预见到了三国干涉还辽时日本被国际围堵的窘境。

海军分析

丰岛海战和黄海海战两次遭遇日本联合舰队，北洋舰队被击沉多艘大型舰艇，但未能击沉一艘日舰，福龙号仅有的一次鱼雷攻击也未收战果。据传是丁汝昌“只识弓马”，一干管带也全用错炮弹，不用海战时的开花爆破弹，用穿甲弹甚至训练弹。

北洋海军的炮弹主要有开花弹（榴弹）和实心弹（穿甲弹）。开花弹产自天津机器局，仍使用黑火药填充。发射后，黑火药燃烧后产生的残渣会附着在膛线，还有大量白烟，需要重新清洁膛线及等待白烟散去才能再次开火。实心弹（穿甲弹）不使用火药，只用重力攻击敌方。而日军早已使用化学品黄火药制作的炮弹。而且天津机器局制作的炮弹质量粗糙，大小不一，铁质差。

丰岛海战中，日本吉野号被一枚济远舰150毫米口径火炮击中右舷，击毁舢板数只，穿透钢甲，击坏发电机，坠入机舱的防护钢板上，然后又转入机舱里。可是由于弹头里面未装炸药，所以击中而不爆炸，使吉野侥幸免于报废。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中“实有泥沙”，有的引信中“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当时在镇远舰上协助作战的马吉芬认为，“吉野”号能逃脱，是因为所中炮弹只是固体弹头的穿甲弹。据统计，在定远和镇远发射的197枚12英寸（305毫米）口径炮弹中，半数是固体弹头的穿甲弹，而不是爆破弹头的开花弹。

在直隶候补道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之后附有《北洋海军各员优劣单》、《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北洋海军存库备用各种大炮弹子数目清折》中统计，参加过黄海大战的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广丙7舰的存舰存库炮弹，仅开花爆破弹一项即达3,431枚。其中，供305毫米口径炮使用的炮弹有403枚，210毫米口径炮弹952枚，150毫米口径炮弹1,237枚，120毫米口径炮弹362枚，6英寸口径炮弹477枚。黄海海战后，又拨给北洋海军360枚开花弹，其中305毫米口径炮弹160枚，210、150毫米口径炮弹各100枚。在3,431枚开花弹中，有3,071枚早在黄海海战前就已拨给北洋海军。苏小东《甲午年徐建寅奉旨查验北洋海军考察》猜测：“至于这批开花弹为什么没有用于黄海海战，惟一的解释就是它们当时根本不在舰上，而是一直被存放在旅顺、威海基地的弹药库里。由此可见，造成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弹药不足的责任不在机器局，也不在军械局，而在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身上。”在中日双方开战后，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消极避战，“仍心存侥幸，出海护航时竟然连弹药都没有带足，致使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

北洋水师与联合舰队进攻火力对比之下，北洋水师舰速略逊一筹，但吨位、火力、装甲、重炮均占优势，如果炮弹配备到位必然可重创日舰。海战结束后，定远号、镇远号的护甲无一处被击穿。就平均船速而言，北洋水师较慢，为15.5节，联合舰队的本队15.6节也不快，但包括吉野号在内的第一游击编队为19.4节，大大高于北洋水师。戚其章认为英国的中国舰队司令埃德蒙·佛莱曼特上将说的“是役也，无论员兵素质、舰速或火炮射速、新式舰，实以日本舰队为优”是正确的。

清军舰炮威力虽大，但射速慢、操作不便、命中精度低，日本火炮射速快、操作便捷、命中精度高，两者相较，日本舰队在相同时间内的射弹量和命中率都要高于北洋舰队。

此外，北洋海军各主力舰都设有鱼雷管3-4具，但是，在黄海海战中，对联合舰队未曾实施鱼雷攻击，只有福龙号对西京丸号攻击未成。各舰炮弹数量未带足，海战时炮弹在五个小时内用尽。

军舰（炮舰）总数 30厘米重炮 20-30厘米大炮 15-20厘米轻炮 15厘米速射炮 舰艇排水量

北洋舰队 12 8 16 149 0 3.5万吨

日本联合舰队 10 3 8 160 97 4.1万吨

陆军分析

清军配备大量的德式武器，但标准并不统一，一旦一个武器对应的子弹用完，则无法使用其他武器的子弹。清军的弹药消耗数量也很大而且很不合理。如清军出发前往朝鲜，每支枪配有子弹150发，每炮配有炮弹50颗；后又从国内运送炮弹子弹，但仅击毙日军180人。日军人均仅消耗子弹8发。两国的陆上军事技术对抗体现在依据地利构筑的传统要塞防御系统与连发枪、榴霰弹、野战火炮组成的现代火力系统之间的对抗。应当指出，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清军在旅顺口和威海卫两地修建工事，构筑炮台，其工程之繁浩，构造之雄伟，耗费之巨大，堪称中国工程史的里程碑。然而，甲午战争的实践表明，两大要塞，一经日本军队的密集火力攻击便立即崩溃，旅顺口要塞不到一日即告陷落，而威海卫也仅仅坚守了一周时间。究其原因，根源在于清军使用低技术水平的防御系统来对抗高技术水平的攻击系统，在野战火炮大规模应用后，地理因素对于防御的作用日益弱化，建立有效的防御系统比建立同一水平的攻击系统具有更大的难度，需要投入更多的财力，因而也就更不容易成功。

清军的编制极为简单，日军则已有工兵与辎重兵的区别。清军士兵普遍训练不足，只会喊一声就往前冲，不考虑利用地形地物，从不用跪射、卧射等射击姿势，一律站着射击，开炮前还要先摇动大旗。

甲午战争中，日军因战斗阵亡人数仅为964人，1,658人死于疾病，25人死于自杀。但日军在条约签署后进入台湾的乙未战争，面对以猎枪、土制大炮为武器的民军，战斗死伤人数达4,600人以上。

战备分析

北洋海军将领大多数是福建船政学堂驾驶班早期毕业生，由于早期办学水平不足，他们在船政学堂仅接受简单的英文、算法、驾驶、测算、枪炮操法培训。1877年春，清政府在福建船政学堂第一、二届毕业生中选出12人的海军留学生，打算进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培训。但其中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三人到英国后仅上舰实习就结束训练。黄建勋、林颖启、江懋祉三人未通过入学考试，也只参与上舰实习，只有包括严复的六人入校。而留学生监督官李凤苞向朝廷禀报，成绩排名却是“甲等：刘步蟾、林泰曾、严复、蒋超英；乙等：萨镇冰、方伯谦、何心川、叶祖珪；丙等：林永升、马震东、黄元昊、黄建勋。”刘步蟾、林泰曾日后成为北洋海军的主要将领。进入北洋水师后，以刘步蟾为首的北洋“福建帮”管带群体，将对北洋水师严加训练的英国教官琅威理逼走。而在战争之中，光绪帝又给李鸿章压力，对军事行动胡乱指挥。

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已经完成全国范围内的普及教育，使得每一位应征入伍的士兵都具有中级以上的文化水平。明治政府以法国、美国为榜样，建立完善的教育体制，政府将全国分为八大学区，各设大学一所。每个大学区分32个中学区，每区设中学一所。每个中学区分229个小学区，各设小学一所。平均600人就有一所小学。在教育体制改革的同时，改革教学内容，着重灌输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和传授理论科学知识。中学就开有算术、地理、外国语、博物、地质学、天文学等课程。大学开设力学、文学、法学、医学等方面的课程。相对于中国海军留学生不到三年的留学期限，日本留学生获得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进行理论科学研究，这就为他们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可以肯定的是，经过这样完备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日本官兵，比中国洋务教育培养的人才具有更深厚的科学知识底蕴和军事素养。甲午海战惨败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中日两国将领军事素养上的差异是决定这场海战失误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对比中国大量外购装备，日本的军械生产已经开始走向成熟。这也导致清军在作战时弹药制式的不一致（日军自制枪械口径一致）。而面对原材料如铁矿的短缺，日本采用自行改进的意大利黄金式火炮技术，解决材料短缺问题。

日军战争罪行、旅顺大屠杀和万忠

战争期间，日军攻陷旅顺，执行旅顺大屠杀，对城内进行4天3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老弱妇孺无一幸免。

根据英国战地记者维利尔斯的报导，短短四天市内就有两万人遇害，只有埋尸的36名华人幸免于难，而这36人的帽子上还写着“此人不可杀戮”的标记。

《纽约世界报》记者詹姆斯·克里曼写道：“我经过各街，到处见尸体均残毁如野兽所啮。被杀之店铺生意人，堆积叠在道旁，眼中之泪，伤痕之血，都已冰结成块。甚至有知灵性之犬狗，见主人尸首之僵硬，不禁悲鸣于侧，其惨可知矣……”

谢选骏指出：甲午战争是两个恶棍之间的决斗，一个是衰朽的满清鞑子，一个是贪残的日寇鬼子。其结果，鞑子败了，鬼子赢了，打破了现状，大大推进了中国变革——最后导致了全面的瓦解和彻底的改组，其带来的野蛮化进程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二）

网文《马关条约》报道：

《马关条约》为大清帝国与大日本帝国于1895年4月17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日本明治二十八年）在日本山口县赤间关马关港（今山口县下关市下关港）签署的条约，又称《中日讲和条约》、《日清讲和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改称《下关条约》。清廷代表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和钦差全权大臣李经方；大日本帝国政府代表为首相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该条约的签署，标志着甲午战争的结束，并导致中国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予大日本帝国，造成往后50年的台湾日治时期；与此同时中国宣布放弃了对朝鲜数百年来的宗主国地位，导致多年后日本并吞朝鲜。辽东半岛割让后因三国干涉还辽未成。条约中文原本现典藏于中华民国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日文原本则藏于东京国立公文书馆。

背景

1894年朝鲜王朝发生东学党事件，清朝应朝鲜要求下派兵进入朝鲜半岛，并依照《中日天津条约》，知会日本有关行动。事件发生后，日军拒绝撤兵，后来更突袭驻守于朝鲜的清军。清政府被迫向日本宣战。由于该年是甲午年，故又称为“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其后清军战败，清政府向日本求和。

签约过程

1894年11月26日，即大山岩大将指挥的日本第二军在辽东半岛九连城登陆后不久，李鸿章即派遣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前往神户，试图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会面并召开和谈，但是遭到拒绝。次年1月31日，清朝的两名全权大使，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到达日军广岛大本营，与首相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会谈，次日日方以“清国全权委任状不完善”为由中断交涉。

3月15日日军攻打澎湖，3月25日占领澎湖。在之后的会谈中伊藤博文告知李鸿章澎湖被日军攻打的事。

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携带全权委任状，乘坐德国商船“公义号”抵达赤马关马关港（今下关港），随后与日方全权代表伊藤博文展开和谈，地点为马关著名的河豚料理店春帆楼。

3月20日双方进行全权委任状检视确认及简短问答。

3月21日开始进行停战谈判。

3月24日李鸿章在乘坐轿子前往春帆楼途中，被刺客小山六之助开枪击中左脸，血染官服，当场昏倒。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杀手趁乱躲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内。随行的医师马上替李鸿章进行急救，幸子弹未击中要害，李鸿章迅速康复。

3月28日伊藤博文担心国际舆论指责，同时唯恐李鸿章就此回国、中日和谈冻结，招致俄、奥、德、英、美、法等列强进行强行调解或干涉，是于此日告知李鸿章日方愿意停战，随即进行谈判并且完成停战谈判。

3月30日签订停战协议。

4月1日开始进行议和谈判，日方在议和谈判第一轮中提出《日清讲和条约》草案，主要要求包含：

签署《马关条约》的还是清朝政府，代表中国

确认朝鲜独立

向日本赔偿军费库平银三亿两；

向日本永久割让台湾岛、澎湖群岛与台澎附属各岛屿，以及北纬41度线以南的辽东半岛；

向日本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顺天、湘潭和梧州七处通商口岸；

长江、西江、吴淞江及运河等内河航行权范围；

日本驻军地点及所需军费。

李鸿章，清光绪二十一年、日本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期间

4月17日议和谈判期间，双方经历数次会面谈判及书面协调后，日方降低要求，将赔款缩减为库平银二亿两白银；缩减辽东半岛割让范围（由北纬41度线改为鸭绿江口-安平河口-凤城-海城-营口-辽河口一线）；减去顺天、湘潭、梧州三处通商口岸……等等。于1895年（明治28年）4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日本当地时间上午11时40分，中日两国全权代表在春帆楼二楼签署了《日清讲和条约》，即《马关条约》。

总理衙门档案记载，1895年5月8日中日在山东烟台顺德饭店换约。据查中方换约大臣伍廷芳和联芳（非联元）于5月6日从天津乘船到烟台，旋即被排在建于光绪17年的广仁堂内住宿。日本换约代表伊东巳代治于5月7日来烟台，下榻于德国人开的海滨旅馆（Beach Hotel）。7日及8日双方多次见面商谈。5月8日晚10时假一外国饭店（或为Strand Hotel，即德语的“海滨旅馆”，也称“大陆饭店”，有人误译为顺德饭店）正式换约。

按桦山资纪的“台澎交接完结报告”记载，6月1日16时李经方在John W. Foster陪同下，乘德国轮船公义号抵台。6月2日10时偕同翻译卢永铭、陶大均在基隆三貂角外海的日本轮船“横滨丸”上，与日本政府派任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海军大将会面。11时桦山回访。14时桦山派水野、岛村至公义号商议交接手续，21时完成签署《交接台湾文据》，交换有关交接物件之文书。6月3日0时30分公义号开船。

按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第七巻记载乙未战争过程，6月3日6时，日军从瑞芳出发，攻撃基隆。

签下《马关条约》后，李鸿章感慨道：“日本将成为终世之患！”李鸿章赴日谈判时，日方对光绪和李鸿章之间的联系了如指掌，对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敕命李鸿章的赔款二万万两白银的底线也十分清楚，于是在谈判中寸步不让，最终将损失降到最低。

台湾割让与日本后与中国大陆关系暂时被断绝，发展出台湾民族主义思想，其中有散文作家引用描述台湾的一句谚语“花不香，鸟不鸣，男无义，女无情”，创作改写为“清朝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对台湾所做的评语”；或被引用曰“台湾，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瘴疠之地，割之可也”。在相关研究及评论者指出，根据目前所有可见史料档案，未能发现李鸿章发表这段评语的纪录。相反，根据文件记载李鸿章在与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进行《马关条约》的谈判时曾声明“台湾已立一行省，不能送给他国”、“拟请所让之地，如果勒令中国照办，两国子子孙孙永成仇敌，传至无穷矣”等等。

主要内容

第一条：中国确认朝鲜国为独立自主国家，朝鲜对中国的朝贡、奉献、典礼永远废止。

第二条：下列地方之城垒、兵器制造所及国有物永远让与日本。一、辽东半岛。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三、澎湖群岛，即英国格林尼次东经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北纬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

第三条：两国各选派官员依据粘附本约之地图，共同踏勘并确定辽东半岛之划界。

第四条：中国支付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约3亿日圆）。

第五条：割让土地内居民能任听其迁移界外与变卖资产，唯条约批准2年后该地的居民酌宜视为日本臣民。

第六条：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口岸，及认可日本最惠国待遇。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和工厂及输入各种机器。

第七条：日本在3个月以内撤回中国领土内之日军。

第八条：中国承认日本占领山东省威海卫三年，待中国还清赔款后才交还，如果费用支付不全，日军不撤回，日军军费由中国负担。

第九条：中国对日本人俘虏，不可虐待处刑，也不可对协助日军的中国人士处刑。

第十条：条约批准日开始，停止交战。

第十一条：条约由中日两国批准，日本明治28年（1895年）5月8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生效。

赔款日本国内用途

赔偿金总计约3.6亿日圆，用途分配如下：

海军扩张费： 38.7% （约1亿3926万日元）

临时军事费： 21.7% （约7895万日元）

陆军扩张费： 15.6% （约5680万日元）

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 8.3% (3000万日元）

皇室财产： 5.5% （2000万日元）

台湾经费补充金： 3.3% （1200万日元）

教育基金： 2.7% （1000万日元）

灾害准备金： 2.7% （1000万日元）

八幡制铁所创设费： 0.2% （58万日元）

其他： 1.2%

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

由于《马关条约》中规定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该约签署后六天受俄国、法国及德国的干涉，称为三国干涉。同年11月8日，中、日双方又签订了《辽南条约》（《中日交还奉天省南边地方条约》），日本被迫同意归还辽东半岛，但清廷须缴付三千万两白银的“赎辽费”作为补偿。其后，俄国以“还辽有功”为名，向清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两港，将势力伸入南满洲及朝鲜半岛，1900年八国联军议和后不撤兵，成为1904年日俄战争的原因。

日本势力扩充

日本在甲午战后使朝鲜王朝脱离与清朝的藩属关系，朝鲜成立大韩帝国作为日本的卫星国，成为日本发展势力的前奏并导致于1910年正式吞并朝鲜，成为日本1930年代起进犯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及1940年代起进犯亚洲的侵略战争跳板。与此同时，由于台湾及澎湖群岛的割让，更增加了中国南方的军事威胁，并于1898年4月要求清廷将福建省永不割让给他国，成为日本势力范围。台湾则成为日本1941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犯中国大陆与南洋的中心，有一大部分的战斗群是来自台湾的机场与港口。

另外，马关条约所规定的赔款，为当时日本国家预算8000万日元的4倍强，相当于3亿6000万日元以上的银两。日本以赔款作为财源完成金本位制度。赔款的支付造成中国更贫乏。借由获取台湾稻米、茶叶、樟脑、蔗糖、林业开发，日本内地获得了资本主义所需的资本运作，使日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从边陲晋升到半边陲国家（1868-190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半边陲晋升到核心（1945-1970）。

利用甲午战争赔款，将原先设于京都的第三高等学校升格为京都帝国大学。

推动变法及革命

1894-1895年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令全国震撼，后续1895年的《中俄密约》，使有识之士明白单靠1850年起自强运动学习欧美船坚炮利技术并不足以抵抗外敌的入侵，继而提出政治改革的要求。维新人士康有为及梁启超在北京发起十八行省与台湾、奉天的公车举人连署签名，要求清廷拒和、练兵、迁都、变法，史称“公车上书”，后续因应1898年的各国强租军港及划定势力范围于是推动君主立宪的维新运动，结果失败史称戊戌变法，并成为八国联军侵华的原因，另一方面革命分子，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运动亦展开，主张推翻满清，建立共和政体。

对台湾的影响

1926年的中华民国全图，由于台湾已于1895年马关条约中被割让给日本，故当中并未包含台湾。

签约之时台民的反弹极大，据《清史稿》记载：“光绪……二十一年，弃台湾，省巡抚。”“日索交台湾益亟，朝旨命台湾巡抚唐景崧交台，台民汹汹欲变，并引公法力争。”

弃地已不可，弃台地百数十万之人民为异类，天下恐从此解体，尚何恃以立国？且地有尽，敌欲无穷，他国若皆效尤，中国之地可胜割乎？——唐景崧

由于干涉还辽的启发，两江总督张之洞有意请英、法等国干涉还台，然而各国在干涉还辽成功之后，已无强烈意愿再为台湾之事而得罪日本，因此引发抗日政府台湾民主国的出现。但终究因实力远不及日本而迅速瓦解。

在1897年（明治30年）5月8日住民去就决定日前，选择离开台湾的有6456人，为当时台湾总人口数约250万-280万的0.23%-0.25%。

依照该条约，台湾本岛及澎湖之主权被割让给日本，在实际与法理上都脱离中国。之后台澎就由日本统治50年，至二战结束始由中华民国政府接收统治。间接形成当今台湾地位归属问题及台海两岸长期分裂分治；加之期间中国历经的大变动（如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军阀混战、北伐、抗日战争等）台湾均未受太大影响，复加上日后中华民国政府在内战中败退、台湾地位归属又受冷战影响而未能妥善处理；造成今日相当一部分台湾人对中国大陆认同感薄弱，甚至认为与己无关，成为台湾内部国家认同和统独对立问题的远因。

半世纪的日本统治促成台湾人集体认同出现，使原本在清朝统治时，各族群间普遍存在的分类械斗逐渐消失。

日治时期于政治、经济、教育、医疗、文化等层面皆逐步现代化，与中国大陆在此后有着不同的发展历程，因此在战后台湾的社会形态与文化已与中国大陆产生一定程度的差异。加之日本施行如皇民化运动的同化政策影响与二战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治台施政，以及台湾人与外省人间的价值观落差，导致部分台湾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对日治时期产生一定的怀念。此外也影响了战后台湾对国家民族认同、台湾主体性、族群意识观念乃至台湾独立运动的兴起。台湾迄今仍对日本相当友好，和中国大陆及香港等其他华人地区，乃至于部分东亚国家形成强烈对比。1995年，就有若干主张台湾独立人士在台北举办游行，纪念与庆祝马关条约之签定及台湾脱离中国一百周年，认为这是台湾历史发展的契机。或作为反对台海两岸统一的依据之一。

单方面废止

1941年12月9日，中华民国政府发布《国民政府对日本宣战布告》，正式对日宣战。其中特别提出废除与日本之间的一切条约、协定等，《马关条约》随之也不被中华民国政府承认。

纪念馆舍

日本于1937年在下关春帆楼旁设置“日清议和纪念馆”，陈列议和资料及当时议和现场。

福冈市栉田神社内有战捷纪念碑柱。熊本市中心战前立有胜利纪念柱，二战后拆除。

谢选骏指出：《马关条约》成为日本持续勒索清朝和民国的缰绳，这是西太后和李鸿章留给中国社会的长期遗产。直到今天，其后遗症依然显著——台湾与大陆持续分裂，甚至形成了两个中国的南北朝分治。可以说，甲午战争不仅导致戊戍变法和台湾分离，还影响了整个现代中国社会的塑造工程，甚至决定了现代汉语的基本形态……直到可以预见的未来。

（三）

网文《戊戌变法》报道：

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戊戌维新、维新变法、维新运动，是大清光绪二十四年间（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戊戌年）的短暂政治改革运动，变法最初由慈禧太后默许、光绪帝主导，深入经济、军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多个层面，希祈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然而后期改革过于激烈，加上光绪帝有意通过维新派夺回权力，且有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建议将慈禧太后囚禁、暗杀等传闻，从而惹怒慈禧，加上以慈禧为首的清朝当权保守势力担心变法中的计划最终会导致中国被日本和英国瓜分，步上朝鲜乙未事变的后尘，因而发动了戊戌政变，戊戌变法仅经历了103日就告终。维新派首领康有为逃往天津，梁启超逃入日本驻北京大使馆，谭嗣同等维新人士陆续被捕杀害，光绪帝则被软禁于中南海瀛台，慈禧重新当政，引发了民间舆论支持孙文和黄兴等更为激烈的革命主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

背景：洋务运动

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清朝与世界的关系日益紧密。接踵而至的内忧外患，迫使清政府及一众知识分子醒觉到必须要改变以自强。同治年间（1861年）开始，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希望能够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式，改良生产技术。全国各地先后引入了外国新科技，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及架设电报网，培训技术人材；在军事上亦建立了远东最具规模的海军──北洋水师。

1895年，清朝在甲午战争败给日本，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大清因此割让了台湾及澎湖列岛，赔款二万万三仟万两银即二亿三仟万两白银。证明了洋务运动未能根本地改变清朝落后的境况。于是涌现出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

公车上书

翁同龢曾经支持康有为和梁启超两人发起的强学会，但是戊戌变法进入第5日，慈禧要求光绪下令免去他的协办大学士及军机大臣等职务，逐回原籍。

变法维新的要求开始于1895年于北京发生公车孝廉连署上书（公车上书）。当时齐集在北京参与科举会试的各省举人收到《马关条约》中，中国割去台湾及辽东，并且向日本赔款白银两万万两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动。4月，康有为和梁启超作出成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得到一千多人连署。5月2日，二人、十八省举人及数千北京官民，集合在都察院门前要求代奏光绪帝。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是由各省荐派，依照汉代孝廉乘公家马车赴京师接受考核之惯例，对“举人进京参加会试”又俗称为“公车”，故此称为“公车孝廉连署上书”，简称“公车上书”。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效果，但是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后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当中由康有为和梁启超二人发起的强学会最为声势浩大，一度得到帝师翁同龢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清朝高级官员的支持。

变法酝酿

1897年底，发生山东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且要求拓展九龙及新界。

1898年（戊戌年），康有为多番上书要求推行新政，但是康有为非四品官，无权力上书皇上。1月29日，经张荫桓推荐，康有为的奏折首次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转呈光绪，光绪命令允许康有为随时上书。于同日，康有为第6次上书。2月，康有为第7次上书，再次建议皇帝效仿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改革，并且呈上他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籍。皇帝之后每日阅读，并将康有为的著作呈览给慈禧。康有为的书加强了光绪帝对改革的决心。

5月29日，恭亲王去世，死前对光绪说：“闻广东举人康有为等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他逝世两日后，康有为以御史杨深秀名义呈上奏折，请求明定国是。6月6日，徐致靖上书《请明定国是疏》（康有为代拟）请求光绪帝正式改变旧法，实施新政。

1894年末，谭嗣同给其师欧阳中鹄写信谈及改革路径，具体到改革经费的筹措时，谭嗣同说：“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认为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毫无利于中国”，不如卖掉“供变法之用”。

康有为在戊戌年前后，也有将西藏、新疆等地卖给列强的想法。据翰林院编修夏孙桐在《书孙文正公事》中记载，朝廷重臣孙家鼐曾质问康有为的新政构想“万端并起”，经费将如何筹措；康有为的回答是：把西藏卖给英国，“可得善价供新政用”。然而康、谭其实并不懂国家之间买卖疆土是怎么回事。在康有为进呈给光绪帝的著作之一《日本变政考》里，康有为举了库页岛（日本人称桦太岛）划俄和阿拉斯加售美两个例子，来证明其卖疆土搞变法的理念是正确的。然而日俄《桦太千岛交换条约》并非如康氏所言，是日本政府在“卖地”，而是日俄两国的一次边界勘定。至于出售阿拉斯加，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卖钱来处理内政，其所得亦非如康有为所说，卖了“金钱数万万（亿）”（实际上仅卖了720万美元），更没有拿来“筑铁路、兴学校、购铁舰、增海军”。批评者指出，康有为在进呈给光绪的著作里如此扭曲史实，或是其本就一知半解，或是刻意曲解以引诱光绪赞同卖疆土搞变法——考虑到康氏毕生为学，如梁启超所言，常好博求异，为证成己论，不惜抹煞事实，曲解证据，恐后者之可能性更大。

明定国是

1898年6月10日，光绪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送呈慈禧审查，得到批准，于6月11日（农历四月二十三日）颁布《明定国是诏》，表明变革决心，百日维新由此开始。

光绪并召袁世凯来京，下旨进行新政整顿在军事上，陆军改练洋操，并开始一系列的改制：

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法可补我所未及。……今将变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朕不胜厚望焉。

然而，变法后第6日，亦即6月16日，光绪才首次召见康有为。据传康有为入殿前，碰到刚刚接到直隶总督任命的荣禄，荣禄问：“以子之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康有为答：“非变法不能救中国也。”荣禄问：“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有为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康有为觐见光绪帝时，开宗明义说：“大清快要灭亡了。”光绪答这是保守官员所累，康有为指靠那些官员推动改革，等如缘木求鱼，康有为用了大量的时间，力陈变革之必要。这是光绪与康有为首次会面、亦是唯一一次，数日后，光绪调任他为总理事务衙门章京行走，但是官位仅至六品，而康有为早于3年前已经是六品官。

随后在7月3日，光绪又召见梁启超，并且仅委派其出任六品官的办理译书局事务。梁启超获得任命后，离开北京，没有再次参与新政。在整场百日维新中，仅康有为见过光绪一次，其它人都没有见过光绪。

变法内容

光绪于公元1898年起用康、梁两人等推行新政，并以谭嗣同等四军卿架空原有的军机大臣，受到保守派的反对。

新政内容主要涵盖教育及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赠送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这令光绪倾向以明治维新为改革的蓝本。

教育改革

这是维新派最重视的地方，细节包括：

举办京师大学堂

所有书院、祠庙、义学及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

各省设高等学堂，府城设中学，州县设小学

鼓励私人开办学堂

设立翻译、医学、农、商、铁路、矿、茶务及蚕桑速成学堂

派遣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

废八股文、乡试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

设译书局

颁发着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

经济建设

康有为强调中国必须以工商立国，才能富国养民；另外因为官办企业多有弊病，故此也着重鼓励民办企业。

设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且在各省设分局

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奖励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清西各法切实开垦

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

在各地设立工厂

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

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命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

倡办实业，促进生产

军事

改用西洋军事训练

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

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

筹设武备大学堂

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枪炮

允许私人开设军事工厂，制造军火

政治

裁减冗官和重叠机构

设置京卿学士，以集思广益

准许地方官与士民上书

更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创设京师报馆

解除报禁（允许民间创立报馆）

按月分类列名每年收支

康有为还有好些未发表的新政，如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及教会、以孔子纪年、制订宪法、开国会、君民合治、满汉平等、皇帝亲自统帅陆海军、改年号为维新、断发易服及迁都上海等。根据康有为表示，自君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了光绪的同意。

慈禧默许

后世史家评价戊戌变法时，常形容光绪帝希望借此掌权，但是此种说法历来受到争议。6月15日，也就是戊戌变法进入到第5日，慈禧要求光绪连下三道上谕：一、下令免去帝师翁同龢的协办大学士及军机大臣等职务，逐回原籍；二，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三，任命慈禧亲信荣禄出任直隶总督。从6月16日到24日，慈禧又要求光绪任命崇礼为步军统领，怀塔布掌管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及鸟枪营，刚毅掌管健锐营，光绪并无军事大权。

从戊戌年农历四月一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在117日内，光绪皇帝与太后同住69天、请安68次、侍早膳32次、侍晚膳22次及侍看戏15次。百日维新期间，光绪12次前往颐和园请安。其时光绪下诏书时，亦多写有“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6月11日至9月20日，军机处一共向慈禧太后上呈折、片、呈及书等共计462件，单日最高纪录上呈29件。

康有为向光绪帝赠送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及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等书，这些书在光绪帝到颐和园向慈禧请安时，都曾向慈禧报备，慈禧也曾阅览过这些书籍，并询问光绪帝的意见。光绪帝对于康有为的变法十分赞同，而慈禧在经历甲午战争败给日本的惨痛教训后，默许康有为推动的改革。

当时的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刚毅、钱应溥、廖寿恒和王文韶，除了廖寿恒暗中支持改革外，其他大臣要不就顽固抵制或者明哲保身。军机大臣刚毅就因改革遭到光绪帝革除，让刚毅相当不满。甚至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哭诉，请求太后重新训政。不过当时军机大臣的任免，还是需由慈禧太后批准，因此有部分的军机大臣在变法中遭到革除，多少也是慈禧太后的默许。

6月16日，慈禧太后命咸丰帝老臣刑部尚书崇礼代理步军统领。6月25日，慈禧太后再命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刚毅管理健锐营。怀塔布跟刚毅重任军机大臣的原因，在于光绪帝变革过于急躁，官员革除不少，慈禧担心影响国家官员任免问题，因此慈禧太后不同意光绪帝革退某些官员。

发生磨擦

有评论指慈禧太后并非反对变法，但变法目的应以利于清室统治，延长清朝国祚为大前提，但康梁两人“改元易服，南巡迁都”的主张，被慈禧认定是“保中国不保大清”之举措。再加上康有为曾向光绪帝建言，命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并囚禁慈禧，遭慈禧听闻，故而断然发动政变，扼杀维新。

9月1日，礼部主事王照疏请光绪帝游历日本等国，以考察各国情况。怀塔布、许应骙不肯代送。王照弹劾他并到堂亲递，怀塔布不得已允许其代奏。许应骙则上奏弹劾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

9月4日，光绪下令将怀塔布、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阻碍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革职。王照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怀塔布的妻子与慈禧太后有亲戚关系，遂向慈禧哭诉。

9月5日，光绪召见谭嗣同，并命谭与刘光第、杨锐、林旭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9月11日，光绪帝召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

9月13日，光绪帝拟开懋勤殿，设顾问官，慈禧太后不允。光绪帝手谕杨锐以变法之难，命康有为等详细筹议。

9月14日，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抵北京。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经天津抵京。

9月16日（八月初一），光绪在颐和园召见统率新建陆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毕永年与谭嗣同议软禁太后事。

9月17日（八月初二），光绪帝再召见袁世凯，命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光绪命康有为即离京赴上海督办官报局，传通过杨锐带给康有为密诏。

9月18日（八月初三），御史杨崇伊上书慈禧，称大同学会蛊惑士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萌。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于9月18日去法华寺夜访袁世凯，透露慈禧联同荣禄，要废黜光绪；并说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住的颐和园。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也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离京前密告给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

荣禄曾表示反对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法，他在公元1898年9月20日回京，参与扼杀戊戌变法，为慈禧太后提供武力支持。

戊戌政变

9月19日（八月初四）傍晚，慈禧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大内。光绪帝自是日起迁居瀛台。康有为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英国公使相助，不成；又访伊藤博文，请游说慈禧太后。当晚黄绍箕劝康有为迅速离京。深夜，梁启超、康广仁等恳求康尽快出走。

9月20日（八月初五）凌晨，康有为携仆人李唐离京。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袁世凯，之后袁回天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当天深夜又接到荣禄密报，说光绪帝欲软禁慈禧。

9月21日（八月初六）凌晨，慈禧太后临朝，宣布戒严，火车停驶，率卫队软禁光绪帝于中南海涵元殿，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然后下诏慈禧训政。当天步军统领率兵围南海会馆宅，搜捕康有为未获，但在此拿获康广仁和康的弟子程大璋、钱维骥。之后又搜查了粤籍官僚张荫桓寓所，没有发现康有为，将张逮捕。

9月24日（八月初九），刚毅奉慈禧谕令开始搜捕四军机章京等变法份子。杨锐、林旭当日被捕。刘光第投案自首。杨深秀因诘问慈禧太后为何罢黜光绪帝，在闻喜会馆住处被捕。

9月25日（八月初十），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军机四卿”等新党不审而诛，学界对基本情况已经澄清。此事系由荣禄的僚属贻谷上疏所引发，这天贻谷上疏请求从速处置新党。

戊戌政变结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一律都被废止。废止的原因，则是牵涉康有为对外宣称的光绪帝“密诏事件”。因此事件，让已宣布训政的慈禧太后，受到各界质疑训政的正当性，担忧被事件所影响，于是之后便发生废光绪帝的“己亥立储”事件，遭到各国反对，使慈禧对外国列强不满而仇视洋人，所有新政因此终止。

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其他数十人被捕，包括称为“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于9月28日被弃市于菜市口法场。刚毅亲自监斩。徐致靖处以终身监禁（庚子之乱后得赦免）；张荫桓则流放新疆。

失败原因

早期的评论认为，戊戌政变的深层原因是满汉之争，慈禧并不一定反对维新，但变法与“满洲统治”这一根基相抵触，随着变法运动的激进化，康有为上奏在华东建设新都，剪掉辫子，改穿西式服装，改元维新（参《请断发易服改元折》），意味着脱离清兵入关后在北京周边设定的旗地、八旗等满人势力，转向对外开放之地上海，断发、易服、改元意味着对祖法即二百五十年来的清朝统治的全盘否定，因此唤起了满洲人的抗拒。当时一封致英国代理上海总领事白利南的信中称：“到光绪意欲改变中国辫子风俗的诏令一传出（据康说这是真的），旗人的不满达到顶点。对满人来说，割掉象征旗人征服汉人的辫子，等于否定旗人在中国的统治。

英国公使窦纳乐说道：“最近的一些事件确切表现出太后和旗人派对他们自身安全感到严重的惊恐，且视维新运动有害于旗人统治。维新新党的领袖都是汉人，在斥责康有为所组织的‘保国会’的上谕中，很有意义地指出，保国会志在保中国（国家）而不保大清（政权）。旗人在摧毁维新派时，能够博得多数汉族官员的赞同，或至少漠不关心，乃因为光绪采纳热心变法的青年一派的建议从事改革，不但危及他们的权力，甚至危及他们的地位。

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说：“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地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当今新探

香港大学博士区仲桃认为，慈禧与光绪早在康有为跟光绪策划百日维新前已逐步推行改革，康有为的出现某程度上“破坏”了原本改革的进程。康有为提出改革的背后有个人的考虑，而且手法激进，谭嗣同更认为所有变革要流血才会成功。此外，康有为跟日本关系密切，力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策划中日甲午战争的主要人物）当光绪的顾问，康有为等人更策动暗杀慈禧，事情败露后，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海外，而谭嗣同则拒绝离开。慈禧对于光绪要杀害自己的计划感到十分震惊，但在她有生之年对该事件绝口不提。另一方面，在国外的康有为竭力把慈禧和光绪描绘成今天一般人理解的模样。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雷家圣指出：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在戊戌变法期间到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就事件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杨崇伊的激烈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

伊藤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9月20日上书光绪：“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上书言道：

“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

雷家圣认为，这是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等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所以慈禧太后惊觉事态严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雷家圣亦认为“合邦”为外国的阴谋，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即曾与日本人联系，要与日本人联合召开“两国合邦大会议”。戊戌变法开始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建议中、美、英、日四国“合邦”，藉以对抗俄国，他指出，这在当时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李提摩太却向康有为提出这种建议，动机令人怀疑。康有为更向光绪建议要向李提摩太与伊藤博文“商酌办法”，则控制权将完全掌握在外人手中。因此李提摩太“合邦”的计划，可以说是一个外交的骗局，利用康有为等人对国际常识不足的弱点，诱骗康有为等人与光绪将交出军事、财政、外交等权力给外国人，任由外国操控宰割。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孔祥吉也认为：“拆穿了李提摩太的西洋镜，原来是一个赤裸裸的并吞中国的阴谋，……这一合邦计划幸好没有实行，倘若付诸实施，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无疑会成为对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属国和殖民地。”戊戌政变之后，慈禧下令逮捕康有为，将宋伯鲁革职拿问，后又处死杨深秀等戊戌六君子，均没有提到他们有卖国通敌之罪。当时英、日正在中国东北与渤海进行军事活动，雷家圣认为一旦公布英、日涉及合邦计划，无异与英、日反目成仇，因此只能以含混之罪名带过。

戊戌变法主要人物

袁世凯在1896年4月受到监察御史胡景桂的弹劾，指他在小站练兵时犯下“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等多条罪状，荣禄当时视察新军，为新军军容所动，力保袁世凯，袁世凯才得以留任，荣禄有恩于袁世凯，所以有观点认为袁世凯把谭嗣同的想法告诉给荣禄，结果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失去朝廷政权并遭软禁。

但据近年根据历史资料考证，慈禧及荣禄等早有废除新政的计划，已经有所部署和防备。袁世凯告密一事的真实情况亦有诸多疑点，戊戌变法时袁世凯倾向“维新”并未主动告密。9月21日（八月初六）清廷颁布训政诏书，慈禧太后全面掌握政权。如果袁世凯告密，谭嗣同作为劝言袁世凯劫持或杀掉慈禧的人，罪不可赦，但上谕中只是要求捉拿康有为和康广仁，并未下令逮捕谭嗣同。同时，时间和技术也是问题，袁世凯9月20日（八月初五）抵达天津已是日落，赶到荣禄处已是夜间，即便当时告密，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荣禄根本无法及时赶回北京。可见慈禧太后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根据袁世凯亲信张一麐所著《心太平室集》和荣禄亲信陈夔龙所记《梦蕉亭杂记》，真实情况应是9月21日（八月初六）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叛逆罪，于是将情况告知荣禄，而非主动告密。即便按照维新派原计划进行，袁世凯对于戊戌维新的成败是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仍有争议，因为以袁世凯当时掌握的新军战力，亦不足以对抗听命于荣禄驻扎于北京附近的众多部队。

对中国政局的影响

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被慈禧太后幽禁在三面环水的南海瀛台。康有为逃至香港，后转至加拿大，在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1899年7月20日）组织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颂扬光绪皇帝，鼓吹君主立宪，而梁启超则逃至日本，创刊《清议报》，丑诋慈禧太后。

在康梁两人出逃的时候，宫内传来康有为毒杀光绪皇帝的消息，后来又传光绪皇帝久病，由慈禧太后训政。民间议论纷纷，中外盛传光绪帝已不在人世。两江总督刘坤一警告道：“人情危惧，强邻环视，难免借起兵端。”时刘坤一挟两湖张之洞同电，而张之洞临时要求去掉名字。刘坤一遂独自具章，慈禧览毕无语。时任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亦称假若光绪帝去世，将为各国所不谅。结果大内允许法国使馆医生入宫中诊治光绪帝，云无大碍。

守旧派大臣恐光绪帝怨于将来，纷纷怂恿慈禧太后废掉光绪帝，再加上康有为逃亡海外后，宣称握有光绪帝密诏，使慈禧太后的训政受各界质疑，因此动了废掉光绪帝的念头，但议论未决。各国公使听闻消息后，于元旦入觐诘问理由。慈禧太后恐引起列强干涉，为测试列强态度，遂依荣禄建议，于1900年1月24日，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乃立端郡王载漪之子，15岁的溥儁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

不过该诏书一出，随即令天下哗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通电要求光绪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签名者有叶瀚、马裕藻、章炳麟、汪贻年、丁惠康、沈荩、唐才常、经亨颐、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人。同时发表《布告各省公启》，要求各省共同力争，“如朝廷不理，则请我诸工商通行罢市集议”。各国公使认为立储事件影响中国形势稳定，随之提出警告，拒绝入贺。

因为戊戌政变后，列强协助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往国外，使慈禧太后与守旧派大臣对列强产生怨恨。也因此对义和团采放任态度，终酿成八国联军入侵的大祸（见刘坤一等人发起的东南联保运动）。

戊戌政变后维新党人成为了被官府缉捕的罪犯，他们与革命党人在日本相会，当时宫崎滔天、犬养毅、以及其他热心“支那问题”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同在日本的“兴中会”（孙中山）与“维新派”（康有为），希望两党能携手一同造反。戊戌政变直接导致1900年夏维新派与革命党尝试合作，趁义和团事件及八国联军时发动自立军起义。此维新起义失败后，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推翻满清，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清朝亦画上句号。

谢选骏指出：康有为等维新党人，极其幼稚，反复无常，从“公车上书”反对议和到“戊戌变法”主张合邦，这一“出尔反尔”不是小人无度，就是小丑跳梁，简直无法理喻也不能原谅。但是话说回来，中国历史和近代史上比他们更加小丑的小人也大有人在，却都成功了……可见这并非戊戍变法失败的主因。戊戍变法失败的主因，还是因为家长制作祟，没能先发制人、实施斩首行为、诛杀慈禧妖婆。我从小看到这段历史就很纳闷，奇怪光绪为何没有一刀结果了慈禧，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历史其实就是这样可以随意颠倒的。光绪不杀慈禧，终被慈禧所杀，然后连同清朝一起陪了葬。

（四）

网文《立宪运动》报道：

立宪运动（1906年-1909年）是清政府继洋务自强运动（1861年-1895年）、维新运动（1898年）之后推动的第三次大型改革，目的在使大清帝国成为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

清政府在义和拳乱与列强干涉后实施“庚子后新政”，派遣大臣前往海外考察列强各国实施宪政内容。慈禧太后根据清宗室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和绍英五大臣的意见，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下诏预备立宪，阐述“仿行宪政”的涵义为“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1907年，清政府提出要在中央筹设资政院，在各省筹设咨议局。张謇、汤寿潜等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之后各地立宪公会纷纷建立。各地（特别在湖广、两江一带）主张立宪的政治团体陆续发表宣言，鼓吹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同时发起国会请愿运动，提出速开国会、颁布宪法、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等诉求。

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同时宣布“十年后实行立宪”。

1909年（宣统元年）九月，各督、抚次第奏报举行各省咨议局选举。

1910年（宣统二年）九月初一日，资政院举行第一次开院礼。资政院开议前后，国会请愿运动也进入最高潮。直隶、山西、河南、四川、福建等省先后出现数千人集会，要求督抚代奏请愿呈稿。湖北集会倡议“不开国会，不承认新捐”。北京方面，国会请愿代表团迭向资政院和摄政王上书，资政院除代奏请愿外并通过了陈请速开国会专折。在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压力下，十八个督抚、将军、都统由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联名奏请立即组织内阁、翌年开设国会。清朝廷震惊之下，于11月14日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为五年，国会开设之前先设责任内阁。

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十日），清政府废除军机处，发布内阁官制与任命总理、诸大臣。成员名单中过半数为清宗室（皇族）与满人，故被称为“皇族内阁”。立宪派、舆论对此多感失望，甚至引起不满，认为清政府实无诚意推行宪政，于是逐渐同情和倾向革命事业。

支持清政府的观点则认为在预备立宪时期，先行由皇族组织内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前期英国的内阁并不是由议会直接选举的结果，而是由国王根据个人好恶任免。对于长期处于皇权专制的中国而言，内阁成员在预备立宪的践行时期自然地最先由皇族担任。当时的内阁学士李家驹指出：当时中国唯一具有宪法性质的《钦定宪法大纲》并没有规定皇族不能组织内阁；日本宪法也没有类似规定（李家驹曾充驻日公使和出使日本考察宪政大臣）；奕劻内阁只是暂行阁制，具有过渡性质。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同年2月，清朝最后一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宣布退位，清政府垮台。

失败原因

立宪活动得以展开的一个直接原因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以君主立宪小国战胜俄国那样一个专制大国，给清廷上下以很大震动。“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朝野上下普遍将这场战争的胜负与国家政体联系在一起，认为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以专制而败，“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

于是，不数月间，立宪之议遍及全国。因为日本于明治十五年曾派员赴欧洲考察宪政。清廷遂于1905年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次年，五大臣先后回国，上书指出立宪有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建议进行“立宪”。但是，他们指出，“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日本于明治十四年宣布宪政，二十二年始开国会，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也”。1906年9月1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清廷颁发了《宣示预备立宪谕》，“预备立宪”由此而来。

立宪的变质与满汉之争

清末朝野党派对于在预备立宪缓急与责任内阁制的组成与权限，意见颇不一致，尔后也牵动了敏感的满汉之争。

1906年的变更官制，名为不分满汉，但在军机大臣、各部尚书十三人中，汉人仅有四人。次年，又将汉籍总督张之洞、袁世凯调入中央，以夺其权，接着查禁梁启超主导的立宪团体政闻社。

1908年10月，慈禧、光绪相继去世，溥仪继位，其父载沣摄政，更罢免袁世凯。设立军咨处（参谋本部）、海军部，分由载沣的两位弟弟载涛、载洵掌管。军机大臣原为满汉各半，至1910年汉人军机仅有一人。

载沣摄政与国会请愿运动的挫折

1908年12月2日，宣统皇帝即位，载沣摄政。第二天上谕督促百官在第九年内将立宪筹备事宜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立宪派也有相应动作，梁启超在国闻报发表多篇文章，阐扬国会、内阁的要义。

1909年秋，各省咨议局正式开幕。感于清廷立宪预备太久，排汉日甚。张謇以江苏咨议局议长身份，邀请十六省咨议局代表会于上海，组织咨议局联合会，以促请速开国会。

1910年1月，各省代表齐聚北京，以请愿书托由督察院代奏，请于一年内召开国会。清廷以国民知识不齐，加以拒绝。咨议局请愿代表乃扩大组织，联合各省政团、商会及海外侨商，各举代表，先后成立“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国会速开期成会”，于6月第二次请愿。同时递请愿书托督察院代奏的共有十起，但仍为清廷所拒。9月，中央的资政院成立，当时日俄第二次订立密约，图谋满蒙，日本吞并朝鲜，清廷外交更为危急，请愿团乃发动第三次大请愿，要求速开国会，并组织责任内阁，此次参与请愿的团体更为扩大。资政院议决支持请愿要求，多省督抚联电军机处，主张国会、内阁从速成立。京、津、保定、四川学生罢课响应。清廷迫于情势，才于11月4日宣布提前三年召开国会。但部分立宪团体并不满足，谋为“第四次大请愿”。清廷勒令解散各请愿团体，国会请愿运动被迫停止。由于请愿国会运动受到严重挫折，部分立宪派人士转而同情革命。

庆亲王内阁与清廷倾覆

1910年11月，清廷宣布提前三年召开国会时，声明将先成立内阁。1911年5月8日，载沣摄政下的清廷颁布《内阁官制》和《内阁办事暂行章程》，设立责任内阁，任命奕劻为总理大臣。内阁大臣十三人中，满人有八人，汉族官员五人。八名满族阁员中，皇族占五名。与过去各部尚书满汉各半惯例相比，汉族官员人数大减。反对者遂称此内阁为“皇族内阁”。同时，立宪派人士以咨议局联合会名义请都察院代奏，指“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国公例，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遭清廷申斥。武昌起事爆发后，由于各省纷纷响应，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对付革命派。袁则提出明年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等要求。清廷尚未同意，到10月29日，山西宣布独立，同日驻扎北京以东滦州的新军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协统蓝天蔚更发出电奏，提出年内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皇族不得担任国务大臣、宪法由国会起草、皇帝不得加以修正或否认等十二条要求。清廷在军事威胁下，被迫于11月8日取消皇族内阁。11日，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袁入京组阁，掌握了清廷军政大权，不久袁世凯与南京的民国临时政府妥协，逼清帝退位，以换取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大位。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清末的君主立宪运动失败，清廷亦告倾覆。

谢选骏指出：不论是戊戌变法还是立宪运动，都是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及其触发的列强瓜分之后遗症；而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后果，至今仍在支配中国的国运（两个中国、台海两岸、现代南北朝）。同时，中国的制度建设依然没有稳定的结果。这个双重线索，似乎指向了一个方向——1、那就是，彻底消除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后遗症、完成两个中国的统一，与2、中国的制度建设的稳定成熟、建立宪政的百年努力终有成果，将3、一同出现。那时候，中国才会走上正轨。

【第四章】

【八国联军导致辛亥革命】

（一）

网文《八国联军》报道：

八国联军是指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以军事行动攻入大清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奥匈帝国、意大利的八国联合军队。

八国联军军队的人数最早是三万人，后来增至约五万人。八国联军把北京分成不同的占领区，东四南大街以北由日军占领，东四南大街以东由俄军占领，东四南大街以西由意大利军队占领，皇城东北由德军占领，皇城东部由日军占领，皇城东南由英军占领，崇内大街以西东长安街以南由德军占领。西城由美军、法军、英军、意军占领，外城由英军、美军、德军占领，实行军事统治。日占区设立“安民公所”，德占区设立“华捕局”。八国联军直接造成义和团被消灭，以及京津一带清军的溃败，迫使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陕西西安；最终清廷与包含派兵八国在内的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付出赔款，签条约允许各国在北京驻军及构筑永久要塞。

1894年清朝甲午战争战败，1895年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除了巨额赔款，更向日本开放通航通商，各国工业品、传教士借机大量涌入，对中国传统的手工经济形成冲击。1897年11月1日山东省曹州府钜野县发生曹州教案，虽未查明凶手，但1897年11月14日德军借此强占胶州湾，俄罗斯、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列强亦随即武装争夺殖民地，驱逐当地清朝官员并巩固殖民地，清政府未能作出有效反制。1898年梅花拳拳师赵三多首次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

1899年10月17日，朱红灯率团民在山东省西北的平原县发生民教冲突，平原知县蒋楷前去弹压，18日在森罗殿与前来弹压的清军七百人交战，激战数小时，击毙击伤清军十余人，民团首次开始自称为“义和团”并广为接受，开始“扶清灭洋”活动，大举进京“勤王”，杀害外国人及恐吓中国基督徒，攻击外国使馆和机构，烧教堂破坏捣毁洋行与售卖洋货的商铺，并攻进天津租界，各国公使要求清廷取缔义和团，但未获回应。

1900年5月31日，“义和团”波及北京，东交民巷的各国大使馆多次要求“加强保护使馆”，并借此要求在北京驻军。清廷要求各使馆人员暂离京回避，各国不允，清朝被迫允许，英、俄、法、美、义、日六国从天津派水兵及海军陆战队349人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北京。6月3日，德、奥又派兵83人抵北京。

6月10日，北京使馆对外通讯断绝，各国驻天津领事及海军将领召开会议后，决定在清朝许可的军队之外，组成约2000人联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于次日乘火车前往北京。此时北京东交民巷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使馆区内被围者约三千人，当中二千人为寻求保护之华人，外国男性400人，女性147人，儿童76人。保护使馆的包括409名外国水兵及陆战队员，配备三支机关枪及四门小火炮。使馆内有足够水井及粮食。英使馆内更有小马150匹可供食用。

6月11日，前往接应西摩尔的日本驻清使馆书记杉山彬被刚调入京的清兵甘军所杀，开腹剖心并遭马蹄踏尸。

6月11日，西摩尔率领之联军二千余人，从大沽出发，经天津，欲进军北京。6月12日，义和团为保护北京拆毁天津到北京的铁路，与清军董福祥、聂士成部联合作战在廊坊和杨村之间包围擅自闯入的联军。数千团民及二千名清军（聂士成指挥之武卫前军）在廊坊袭击联军，联军死伤三百余人，义和团死伤人数不详。

6月14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率士兵攻击围聚在使馆周围的义和团拳民，下令见义和团民杀无赦，打死约30人。

6月15日晚，天津义和团决定以400余人开始攻进天津租界“紫竹林”。

6月16日，天津租界之对外电报中断。各国海军将领会议，决定占领大沽口炮台。17日留守大沽口清军击沉六艘军舰杀敌两百余人后，守将罗荣光中弹死亡，大沽口炮台失守。同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后，发出解散义和团民的上谕。

6月17日，慈禧太后收到一则情报，其中表示洋人不肯离京暂避，而以保卫使馆名义向北京大举派兵，亦为逼她归政光绪帝；于是太后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命留守派载勋任步军统领，会刚毅、载漪、载濂、载澜等亲贵统领义和团。在此前后，日本使馆书记生在前往永定门接应西摩尔联军时被清兵当作间谍处死。

6月20日，德驻华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国去清廷总理府衙门要求保护使馆区的情况下途中被清军神机营军官恩海伏击杀死。

6月21日，清廷以光绪帝的名义，正式公布“宣战诏书”，战争真正意义上爆发。号召全国军民抵抗侵略者；同时，还以银两悬赏捕杀洋人：“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义和团及官军（主要为荣禄手下之甘军）开始围攻使馆区。

清政府宣战后，俄、英、德、美援军数千人，闯入天津海河西岸紫竹林租界，对天津城及其外围发动进攻，义和团投入天津保卫战。董福祥率义和团一部进攻老龙头火车站，毙伤俄军500余名（一说112人），张德成率义和团及清军一部围攻紫竹林，以“火牛阵”踏雷区，冲入租界。聂士成部清军坚守城南海光寺一带。

7月9日，八里台一战，聂士成身中7弹，血竭而亡。

7月14日，联军伤亡900余人（一说882人）的代价，在发射毒气炮后攻陷天津。守将聂士成曾镇压义和团，一直与义和团有矛盾，认为义和团无组织纪律是拳匪，而义和团则被聂士成派上前线，遭联军机枪扫射，撤回时又遭聂军机枪扫射，死伤惨重，导致义和团在聂士成阵亡后偷袭其部后方。

8月14日凌晨，联军两万余人来到北京城外，发起攻打北京，进攻东便门、朝阳门、东直门，袁世凯为了保存实力避而不战。8月中从天津进至北京的部队其实只有七国（当中两国只为象征式的掌旗兵）约一万六千人。分别为：日军八千人，俄军四千八百人，英军（主要由印度人组成，还包括香港及威海卫华人）三千人，美军二千一百人，法军八百人（主要由越南人组成），奥军五十人，意军五十三人。董福祥率甘军在广渠门与英国军队作战，下午2时，广渠门被攻占，董后撤至东便门、朝阳门、正阳门一带继续顽强抵抗，击毙沙俄军团长安宁科夫。法国人佛甫爱加来、施米侬所写的《庚子中外战纪》记载，董福祥是保卫北京最为奋勇的一支部队。董福祥亲自提刀在正阳门督战，正阳门四层箭楼被大炮长时间轰击为两层。董福祥部分嫡系部队在保卫正阳门时战死，包括马福禄及其堂弟马福贵、马福全、侄子马耀图、马兆图，汉族、回族、撒拉族兵勇共三百余人。最后董福祥从彰仪门撤走，余部有人纵马劫掠。

8月15日，联军进抵北仓，受到清军马玉昆、吕本元等部及李来中所部义和团阻击，再次施放毒气，攻占北仓。联军付出死伤635人（一说400余人。其中日军近300人），毒气炮（“列低炮”）也被击毁。英军率先由广渠门破城窜入。14日，北京失陷。至15日当晚，联军已占领全城；在董福祥护卫下，慈禧太后、光绪帝和亲贵大臣仓皇离京，途中慈禧太后指定李鸿章为与列强议和全权代表。

9月，德国陆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出任联军总司令赴华。德军在北京陷落之后两个月才到达中国。

此后，俄军在攻占秦皇岛、山海关同时，集中庞大兵力，分五路对东北地区实行军事占领。10月中旬，德军统帅瓦德西率兵3万来华，攻占保定、张家口等地。但法、德联军在侵犯井陉、娘子关一带时，受到清军刘光才部的阻击后败退。八国联军大军增兵，全力清剿义和团，清军配合清剿。由京津出兵，分攻山海关、保定、正定等地，甚至进入山西境内。

12月22日，英、俄、德、美、法、日、义、奥以及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等十一国公使联合向奕劻、李鸿章递交《议和大纲》十二条。清政府于27日同意接受。

1901年1月15日，奕劻、李鸿章在《议和大纲》十二条上正式签字画押。2月21日，清政府接受了列强要求处死的十二人名单，即载漪、载澜、载勋、英年、赵舒翘、毓贤、启秀、徐承煜、徐桐、刚毅、李秉衡、董福祥等；到4月，列强要求严惩的地方官员，共达142人之多。

1901年5月11日，奕劻、李鸿章照会列强公使，接受四亿五千万两赔款总额的要求。5月23日，德皇威廉二世电召瓦德西回国，并转告各国政府取消他所担任的联军总司令职务。5月26日，清政府照准各国赔偿四亿五千万两，四厘息。

1901年8月8日，八国联军从北京撤退完毕。

1901年9月7日，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和文华殿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八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十二款及其十九个附件……条约规定：中国赔银4亿5千万两；北京使馆区及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交由外国驻军；禁止中国人民组织反对洋人组织等。

俄国入侵

海兰泡惨案中，俄军绑缚中国人准备屠杀——

八国联军进攻期间，消息传到圣彼得堡，沙皇尼古拉二世认为是侵略中国的大好机会，如同德国强占胶州湾，在积极参加八国联军之外，1900年7月16日，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居住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中国人被沙俄军队杀害，泅水逃生的不到百人。17－21日，俄军又先后将江东六十四屯居民万余人赶至黑龙江边枪杀或用斧头砍死，剩下的跳入黑龙江，只有极少人泅水得生。8月28日，俄军攻占齐齐哈尔，黑龙江将军寿山自杀；9月22日，占领吉林，28日，占领辽阳；10月1日，进入盛京（沈阳）。俄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1900年11月，俄国要求奉天将军增祺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要求把军事占领合法化，把俄国独占东三省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因遭清政府及列强反对而作废。俄军得到大量中国东北的金矿、煤矿和森林资源。

失地赔款：

1.付出庞大的赔款，并丧失多项国家主权，华北大乱之际，东南各省督抚自行宣布中立，从此清中央政府权威低落，汉族权臣抬头，客观而言，八国联军加速清朝的灭亡，后来美国向清政府减少约1千万两白银的赔款，退款主要用于中国向美国派遣公费留学生，清华大学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美国的两次退款，产生很大的国际影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也是战胜国，因此停止对战败的德、奥赔款支付；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跟美国的脚步，其中英、日、荷三国将庚款余额修改偿付办法，一方面间接促进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另一方面，加强列强对中国的控制，另外，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部分的庚款余额，苏联亦在1920年宣布放弃。

2.俄占满洲：俄国因为西伯利亚铁路已过半完工，趁机在八国联军时派出20万大军占领中国东北，并拒绝履行辛丑和约的撤军条款，展现出永久占领东北的企图。因为史无前例的庞大俄军及称雄亚洲的先进武器出现在东北亚（后来俄军又增至四、五十万），使俄国实质上成为东亚第一军事强国，打乱了列强势力均衡的地缘格局，英国遂在1902年结日抗俄（英日同盟）、鼓动日军发动1904年的日俄战争。俄军占东北也再次提升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民间发起抵制俄货运动、斥责俄国的违法违约，而清廷也在失地赔款的巨大压力和颜面尽失的背景下，强化改革西化的决心及行动。

经济方面

八国联军军事行动，以清政府与总共十一个国家签订《辛丑条约》为终。

其中规定清政府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这样巨额的赔款是紧接着《马关条约》向日本赔款白银两亿两之后，可谓雪上加霜。中国这时战争不断，内忧外患，早已国库空虚，国民总产值低落，要付清4.5亿的战争赔款只有分期偿还，并且还向有关各国银行借债还贷用以支付赔款），被称为庚子赔款。为了从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辛丑条约》规定，以海关税及盐税作为偿还赔款之用，但这两项税收为清朝政府最主要的一项财政收入。控制海关就基本上能够左右中国财政。赔款共分39年才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白银，翻一倍多，也使得中国在后来的几十年中的经济跌入低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翻不了身，经济实力极度落后。《辛丑条约》的赔款数额比较特别，列强要求赔款4亿5千万两，当时中国人口4亿5千万，用意就是要每个中国人都要向他们交1两白银的“罚金”；发生过反帝斗争的城镇，又被要求一律停止科考五年。巨额赔款使中国社会经济更加凋敝，人民生活更加贫困。中国因而彻底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给各国影响

1900年，非洲各英属殖民地政府响应英国召唤，协同八国联军北伐中国。在此期间，澳大利亚联邦宣告成立。因此，中国之战不仅是澳大利亚殖民军的首次亚洲之战，更是澳大利亚联邦的首次海外军事行动。

谢选骏指出：连非洲黑人和澳洲土人都参与了侵华战争，可见中国已在满鞑子胯下沦为世界倒数第一，这就是满鞑子必须灭绝的自然原因。所以十一年后的辛亥革命与其说是一个政治革命，不如说是一个自然过程。与此同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也是盛极而衰的西方文明的最后晚餐，仅仅十四年以后，这八个强盗国家（“列强”）就因为分赃不匀而大动干戈，终于玉石俱焚了。“西方的没落”来临了！一战以后，他们就开始吐了，那就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二战以后，西方就不仅仅没落了，而且解体了！纷纷吐出自己的殖民地来。

（二）

网文《东南互保》报道：

东南互保（The Southeast Mutual Protection）是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所策划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事件。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英国深恐波及属其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便策动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与列强合作，经买办官僚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由上海道台余联沅出面，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与清朝南方各省督抚达成“东南互保”协议，东南督抚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慈禧向十一国宣战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称东南互保。他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此举使得清廷颜面扫地，革命势力得到发展。 

东南互保是防止义和团运动向南扩展，抑止人民反抗斗争的产物，是东南督抚同帝国主义既妥协又矛盾的产物，也是东南督抚与清廷之向心和离心两个合力的产物。既使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免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同时亦使地方的政治与军事权力进一步扩张，中央的权力大为削减。并与之后辛亥革命各省在武昌起义后相继宣告独立，地方势力崛起、中央权力式微关系密切。

中文名东南互保外文名

事件背景

清朝建立后，以督抚为行省常设的长官，与六部平等出入。由于督抚权大责重，朝廷为了牵掣事权，又设置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布政使掌管官吏考核与财政统筹，按察使控制着司法事务。前者隶属于吏部和户部，后者隶属于刑部，都不是督抚的属官。两者分割了督抚的事权，而且便于户部控制一省财政。雍正帝还授予了两司专折奏事的权力，以便达到“与督抚有相制之势”的效果。而早在康乾之际就颁布了“则例”确定督抚的职责范围。同时清政府在统治中贯彻“以满驭汉”的用人原则，“康、雍两朝，专用满人为西北督抚，累朝膺间外重寄者。咸丰时兼用汉人，勋业遂著。清中叶以前，开疆扩土多靠满人。中叶以后，拨乱反正多就汉人”。咸丰之前，就已形成了“大小相制”、“内外相维”成熟的督抚政治体系，维护了君主集权和满族统治。

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清廷中央政府对全国的军事、政治、财政等均予以直接控制，各省督抚完全听命于朝廷，并无独立的军权和财权。但太平天国等一系列农民起义的爆发，逐渐使清王朝中央权威日益削弱，传统的中央集权框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八旗不堪征战，绿营弊病种种而屡战屡败。军事失利迫使清廷组建新的军队，咸丰三年（1853年），咸丰帝谕令在籍官绅举办团练，组织地方武装，对抗太平军。湘军制度代替了绿营制度，将帅自招的募兵制代替了兵部的世兵制。其归属也由兵部控制变为督抚掌握，拥有调兵权力的兵部名不符实，战时无兵可调。光绪末年，清廷更是一兵一卒全都要依仗督抚。

洋务运动兴起后，户部被迫允许督抚就地筹款。这样，督抚不仅保留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厘金、捐输等权力，而且财政收入途径进一步扩大，包括常例征收的剩余部分、部分关税、田赋附加、官业官股收入、发行纸币、铜元余利、举借外债内债。同时清廷被迫重用汉人，下放部分权力。曾国藩、胡林翼等督抚积极改变旧制，掌握了军权、财权和人事权，政令军令得以统一而行。但随着督抚权力的膨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失衡。于是，督抚势力膨胀的局面开始出现。

督抚实力的增强引起了统治集团的不安。为了防止汉人威胁清政府统治，清廷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力图通过整顿逐步收权。但旧制度已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其后从洋务运动到清末新政，与西方有关的内政外交几乎都由督抚操办，因此清廷不但没有收回在下移的权力，反而使更多的权力落入督抚手中。

甲午战争后，列强瓜分中国的局势愈演愈烈。由于各国外交官对清廷政情漠不关心，以致造成了外交官的沟通困难。而戊戌政变后，清廷忧虑慈禧太后掌权的合法性及地位。但西方则一味强调镇压义和团，同时公使团又对政变后的新政权及“己亥建储”持蔑视态度，由此误导清廷以为列强有推翻慈禧太后、复辟光绪的企图。实际上，列强的主要动力是大国地缘政治，以及防止别国侵占更多权益，政府更迭不是列强关注重心。

随着公使团与清廷误解加深，及在华外交官的表现，使清廷确信列强有复辟光绪的阴谋，由此造成慈禧太后不愿与公使团合作，并逐步改变对义和团的政策。当义和团蔓延到京津后，公使团作出了一系列错误判断和决定：在京的外国人并未受到威胁时就将卫队召进北京；组织西摩尔远征军去解救尚未被围的使馆区；自作主张在京城内剿杀义和团；决定夺取大沽炮台去解救远征军。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列强发动了夺取大沽炮台的战斗。至此，慈禧太后被迫宣战。

直接起因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后，目标直指外国教会势力。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一方面迫于列强的压力，对义和团“加意弹压”。另一方面，出于利用义和团泄私愤的目的，又对义和团“剿抚兼施，以抚为主”。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6月间，义和团运动声势日益高涨，已使得帝国主义恐慌不安。

同时，列强对清政府“剿抚不定”的政策极为不满。于是以保护使馆、帮助平叛为由，组成八国联军。时机紧迫，清政府必须在是和还是战的问题上做出抉择。在这个问题上，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却出现了重大的意见分歧。在义和团运动兴起、发展时期，清廷及地方官吏在对待义和团问题上，各行其是，甚至发展到清廷对于各地方官的“逆旨”行为都置若罔闻，概不追究。而这一时期，清廷政策的含糊与混乱，为盛宣怀联络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组织东南互保提供了条件。 

事件经过·督抚密谋

在清廷尚未向各国宣战之前，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邮政大臣盛宣怀等即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行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天子、太后不测，当由李鸿章出任总统支撑局面。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的名义，向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大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西班牙帝国、荷兰殖民帝国、比利时王国十一国同时宣战。当时宣战诏书下至各地方，邮政大臣盛宣怀下令各地电信局将清廷召集义和团民及宣战诏书扣押，只给各地督抚观看，并且电告各地督抚，不要服从此命令。而时任两广总督李鸿章听到消息后立马致电朝廷：“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此一电报也鼓励了东南各省督抚。时局日益糜烂，湖广总督张之洞随后提出“李鸿章大总统”方案：一旦北京不保，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李鸿章幕僚刘学询并去信孙中山谓：“李鸿章因为北方义和团运动想要广东省独立，想要以您为助手，请立马来广东协同进行。”

随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和广东巡抚德寿（往后李鸿章北上议和，由德寿署理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称东南互保，另外陕西巡抚端方、四川总督奎俊虽然没有加入东南互保，但是亦是支持东南互保。他们称皇帝敕令是拳民胁持下的“矫诏、乱命”，“乱命”一词是李鸿章精心选择的政治术语，李鸿章深知“如果不自量力而轻易尝试一战，恐怕数千年的文物之邦，从此到这里就结束了”，故在东南各行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以为“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衅不可开”“无论北方情形如何，请列国不要进兵长江流域与各省内地；各国人民生命财产，凡是在辖区之内的，都依照条约保护。”

签订合约

6月26日，在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支持下，由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上海道余联沅邀请各国驻上海领事举行会晤，并议定了“《东南保护约款》九条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从24日盛宣怀正式提出到26日正式订约，前后仅三天，可见其速度之快，各督抚要求之迫切。当然，东南互保运动是各督抚长期酝酿、谋求自保的结果，也是列强为避免两线作战、保障其在长江流域商业利益的选择。同年7月14日，闽浙总督许应骙签订《福建互保协定》。据盛宣怀的《愚斋存稿》记载，《东南互保章程》九条如下：

一、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

二、上海租界共同保护章程，已另立条款。

三、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总督张，允认真切实保护，并移知各省督抚及严饬各该文武官员一律认真保证。现已出示禁止谣言，严拿匪徒。

四、长江内地中国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静，各口岸已有的外国兵轮者仍照常停泊，惟须约束人等水手不可登岸。

五、各国以后如不待中国督抚商允，竟至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借端启衅，毁坏洋商教士的人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

六、吴淞及长江各炮台，各国兵轮不可近台停泊，及紧对炮台之处，兵轮水手不可在炮台附近地方练操，彼此免致误犯。

七、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允兵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此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设有督巡提用，各国毋庸惊疑。

八、内地如有各国洋教士及游历洋人，遇偏僻未经设防地方，切勿冒险前往。

九、凡租界内一切设法防护之事，均须安静办理，切勿张皇，以摇人心。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30日，一艘英国炮舰开赴汉口，盛宣怀立即根据《东南保护约款》，询问此行目的。英国领事说明并非是军事目的，并答应电告英国水师提督“以后不再派船入江，如有更调，必先知照”。正因为这一约款的某些内容有碍于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所以英国政府始终没有正式批准。7月4日，即约款订立的一周以后，英国首相向中驻英公使声明：“英国政府对东南督抚维护商教的措施予以极高的评价。英国乐于执行那些便于执行的条款。但是，英国政府绝不能把它作为对自己有约束力‘约章’来看待，因为它包含有英国不能委弃的条约特权，并且把中国政府理应承担的义务加诸英国政府。”德国、法国、日本、美国政府也先后表示同意实行部分条款，但不肯“明立条约”。7月13日，上海领事团照会上海道余联沅，各国政府不同意在约款上签字。西方列强不愿意因签字而束缚自己的手脚，恰恰证明这一约款具有遏制侵略的作用。

范围扩大

经张之洞、刘坤一发出号召，由盛宣怀从中斡旋联络东南各督抚纷纷加入“互保”。条约既定，盛宣怀首先给闽浙总督许应骙去信说：“粤督李鸿章、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三帅均‘已遵旨联络一气，力保东南’，洋人亦允不派兵相扰……闽、浙海疆同在东南，如钧处同此办法，即电商三帅联络，共保大局。”许应骙忙回电答应，并称：“敝处早经会各领事，力任保护，与江、鄂办法不谋而合。”当盛宣怀征询浙江巡抚刘树棠意见时，刘树棠则主动请求盛宣怀替其在章程上画押。南方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已经互保连网后，盛宣怀又电告袁世凯说；“粤、闽、浙、长江各省已与各国商定互相保护，各领事询山东如何，或以各国牵制一国何如？但须先任保护各国商民，盖与岘、香二帅商之。”袁世凯告诉盛宣怀他不仅同意加入互保，而且已经实施，他除在烟台“仿照南方各省出示派兵妥保护口岸”外，对于内地洋人则“均派兵护送烟暂避；教堂仍饬属保护，并言明倘有猝不及防，照数认赔。”盛宣怀又询问四川总督奎俊：“川中教堂甚多，如允保护，令其归并。”奎俊忙以同意列名回电。这样，“互保”的范围就扩至东南、中南乃至西南了。因而“维持秩序”范围已达半壁河山。 

事件结果

东南互保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建立，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因为西太后指派的练兵处襄办大臣铁良南下改革削弱了东南督抚的权力、核心人物刘坤一、李鸿章的谢世而瓦解，同光时期建立的满汉一体的政治格局也随之解体。清廷内部失去了一批可以平衡各种政治势力并在缓冲满汉矛盾的中心人物，导致了袁世凯势力的急剧扩充和企图重建权威的满族亲贵与袁世凯的斗争激化，最终造成北洋集团的一家独大。

各方反应

改良派汪康年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并没有放弃变革的理想和希望，相反在前段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交往面，为寻求变革的道路进行了更广泛的尝试。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汪康年先后向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上书进言，请其北上勤王，剿匪议和。但是东南督抚并没有采纳汪康年的建议，相反，对国会（中国议会）大相嫉恶。因为“国会”要求“保全中国疆土与主权；力图更新日进文明；保全中外交涉和平之局；入会者当以联邦交、靖匪乱为责任，不承认通匪矫传之伪命。” 而“其中又有以下三点宗旨：尊光绪帝；不承认端王、刚毅等；力讲明新政法而谋实施之。”表面上与汪派政治宗旨相似的东南督抚们，一不能容忍激进的变政主张，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力和辖区的利益，二不会同意北上勤王，诛杀端王、刚毅，因为他们“权力的合法化基础来自朝廷任命和西太后信任，同时又心存自保善终之意。”对汪康年的一再上书建言，他们不以为然。

汪康年亲自参加了东南互保的发起工作，他在参与发起并且在推动“东南互保”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据汪诒年记载，汪康年“闻诸国将遣兵轮入长江保护侨民，以为此时欲靖北方，非先保南方不可，非先与各国切实订约，使中外相安不可。遂赞助上海各官绅，商请两江、两湖总督委派江海关道与驻沪各国领事订约护保东南。”但由于汪派的宗旨与督抚的利益存在根本分歧，因此在请求各督抚率兵北上同时，汪康年等人企图联络民间会匪武装武力变政，先后派人到扬州、湖北等地联络民间武装。井上雅二指出：“中国国会与张、刘很难两立，若不破除东南互保，难于发动国民大运动，同时不能与各国共同协商。”

同时出于对东南督抚在国会中予以支持的希望，汪康年对“东南互保”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他在主办的《中外日报》中对东南互保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端逆，刚毅等盗窃兵柄、窥伺神器、征外兵、发伪诏、务使通国皆从其为贼而后逞志。幸而东南督抚，半皆老成，洞烛奸伪，相约共不遵奉，复与各国互订保护条约，于是东南十数行省，得以暂获安全，则一、二疆臣之力也。”

官办商绅

官僚买办看到北方的混乱局面后，担心义和团的南下和帝国主义的出兵干涉，会严重影响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也迫切需要社会安定，保住自己的经济利益。盛宣怀是其代表及东南互保的推动者与活跃分子。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起，实业家盛宣怀就受命督办铁路总公司，负责向外国借款。他在长江流域和京津地区都有着巨额投资以及庞大的洋务企业，而义和团所到之处无不破坏铁路电线，这些都是他发家致富的根本，直接触犯了盛宣怀的实业利益，同时他又是清廷的臣子。因此，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实力、保持与列强友好的关系和清廷勉强和平的局面，他主动充当东南互保的总导演，内外主导了东南互保。

盛宣怀利用丰富的政治资源、灵活的外交手段做着穿针引线和出谋划策的工作。义和团如日中天时，盛宣怀立即电告李鸿章、刘坤一等，邀其尽保宗社义务，联合安定西方各国的野心。一经提出，立刻得到了东南各督抚的响应。可时任长江巡阅使的李秉衡与江苏巡抚鹿传霖反对，最终盛宣怀将二人排挤出长江流域。

在联合的同时，盛宣怀将使西方列强暂时放下野心工作重点。而他与驻美公使伍廷芳、驻英公使罗丰禄、驻德公使吕海寰等洋务派人士大多私交甚好，因此他联合各驻外公使的力量，为对外交涉提供方便。盛宣怀还尽力促使列强坐下商讨并订立合约。他极力在帝国主义面前表示和谈诚意。随即，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表示无意介入，并对刘、张全力保护在东南地区的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表达谢意，各大公使也表示支持，盛宣怀对清廷驻外公使的催促对列强支持东南互保起到了一定作用。 

盛宣怀的一系列措施，博得了东南各督抚和各国之间的相互信任，最终东南互保一事得以实现。盛宣怀导演的这一场东南互保，使自身利益以及洋务利益得到了最大化的保留。

民间买办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17日，列强海军攻取大沽炮台，继而天津清军联合义和团围攻租界。6月22日，时任职轮船招商局的郑观应致函盛宣怀，清军和义和团对天津外国租界的进攻和北方战局的进展必将对南方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列强鉴于这种形势极有可能进行类似于瓜分中国的行动，特别是由于英国在上海，在整个长江流域具有重要的经济利益，因此随着形势的演变，英国军队极有可能在上海登陆，进而占据吴淞炮台，复派兵进入长江流域进行惊扰。果如此，东南大局不堪设想。他建议盛宣怀，经与有关方面协商，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各公司宜早筹备，将资产安全转移至外国名下，这样或许有利于保护。郑观应的建议当天已与商人徐润商量过，徐润所属各公司“亦拟换旗”，并告知各位董事商量妥善，各位董事意见不一，所以他在请盛宣怀予以定夺并示知。

东南督抚

早在宣战前夕，英国驻南京领事孙德雅曾拜访过刚从北京回来的刘坤一。在事后给上级部门的报告中，孙德雅声称：他所看到的这位两江总督，对主战势力的扩大感到非常沮丧。刘坤一私下里告诉孙德雅：慈禧的政府已经完了，她已经不能继续维持帝国秩序。

徐梵澄在“蓬屋说诗”第十六则中记载：“有云：‘臣罪侍东南，不敢奉诏。’南皮（张之洞）奋然掷烟枪而起曰：‘这老寡妇（慈禧太后）要骇她一下！改：臣坐拥东南，死不奉诏！”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张之洞致电刘坤一、盛宣怀“力请主剿，沥陈外兵必来代剿，大局将危”。张之洞十分担心各国出兵干涉。16日，为了劝说朝臣，他还致电慈禧宠臣荣禄：“从无一国与各强国开衅之理。且拳匪乃乱民妖术，无械无纪，断不能御洋兵”。认为中国万不可与各强国开战，并强调义和团无法抵抗洋兵。

除了致电同僚，张之洞也在密切关注各国对华的政策，竭力阻止各国派兵。18日，他致电驻英公使罗丰禄“已添兵弹压”。这表明一他为防止义和团南扩，已经增兵保境安民，无需各国插手；二伺机“与英联络妥商办理”。同时，直接上书反对开衅。20日，张之洞发表联合声明劝阻战争：“无国内乱民横行而可以治国者，无与六七强国开衅可以自全者”。清廷宣战上谕发出后，张之洞拒绝执行，认为端王载漪“矫诏”，并“秘而不发”。

由于倡导东南互保无异于“公开抗命”“欺君罔上”，张之洞积极在“向清”与“背清”之间寻求链接点。他抓住上谕中“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等文字，认为“东南互保”即为“联络一气”。这就把督抚擅自缔结和约变为政府授权下的合法行为，也为以后和谈提供了条件。其次，张之洞联络中国驻外使节，22日，致电各驻外公使称“长江沿海一带各督抚力任保护之责，诸国洋人均可无庸顾虑”。27日，驻德公使吕海寰致电“长江一带如果力任保护商教确有把握，决不派兵”，这表明列强的侵略重在商业利益。此时张之洞俨然代表政府，并实际上主导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张希望的东南互保也转达给各国政府，并得到列强的支持。

而议和本就是清廷的真实意图，等到“两宫西狩”后，慈禧任命李鸿章与庆亲王奕劻办理议和，并着张之洞奉旨“随时函电会商”。西方各国有“惩办祸首”和“两宫回銮”两项条件。张之洞对此表示同意，并上奏惩办主战派。为了满足列强要求，张之洞要求河南巡抚于荫霖惩处董福祥、毓贤，以获取支持。在处理“两宫回銮”上，张之洞主张洋兵撤后回銮。10月3日，他致电刘坤一：“暂未回銮者，因洋兵未撤，不免忧虑。幸陕非迁都，事定必回”。张之洞更是为慈禧辩解，认为联军侵华是因为“无端为群昏所误，遂致两京沦陷，二圣蒙尘”，把慈禧发动战争开脱为“为群昏所误”。最终，在张之洞的坚持下，列强放弃两宫立即回銮的要求。

西方列强

甲午战争后，各国进行资本输出，在东南地区拥有巨大侵略利益。然而，在义和团高潮的影响下，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2月开始，南方的反洋教情绪逐渐高涨。因而，列强担心如果义和团向南方蔓延，势必会造成商民逃散、贸易终止。所以，列强迫切需要与东南督抚达成协议从而保证长江流域的安定，以维护在这一地区的侵略权益。

英国在中国拥有巨大的政治优势和经济利益，长江流域已经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正当西摩联军为义和团和清军所阻的时候，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霍必澜急电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理伯爵，认为“长江流域的任何骚乱将会造成巨大的损失”。英国汇丰银行在给本国外交部的函件中，也强调上海的重要性。指出“英国在上海的货物和财产的价值估计有数百万英镑”而且“在英国国内退休的人们中，有很大一批人依靠从上海的财产中所得到的收入生活”，因此，“如果上海遭到破坏，将造成最严重的灾难”。所以，出于维护长江流域的利益考虑，英国不希望此地区发生任何骚乱。此外，英国还想阻止其它列强插手长江流域，达到其独占此地区的目的。当时英外臣向俄国建议说列强除组织联军在华北“统一行动”之外，还应“个别地及独立地在自己的利益范围内行动”。而一旦义和团运动向南发展，“英国可能没有办法叫别的国家不加干涉。”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电令金陵海关税务司韩森要其速与刘坤一商议维护东南各省秩序。而此行即是为了“清除干预的借口”，如果“任何国家进行干预时，英国就有理由叫他们干预”。英国为了达到既能够镇压义和团，而又能实现其独占长江流域的野心，便积极地利用东南督抚充当其政治工具，着手策划“东南互保”。

大沽口开战后，霍必澜奉命向刘坤一、张之洞提出派遣英舰开赴长江各口岸，并保证“在维持秩序时将得到女王陛下的支持”，同时，海军部训令上海舰队派出“仙女”、“红雀”舰分赴南京、汉口。因被张之洞视同“外人窥伺”之野心暴露，而遭到两总督婉拒。面对中方抵制，霍必澜坚持表示“赴汉口之脱乃黎（红雀号）、又赴南京之恩密赫（仙女号）两舰，均于廿一上驶，未便追回”，而英国政府则在原政策路线上有所回收，训令在长江海军高级军官“避免任何示威”。针对长江流域的军事干预未继续扩大，但已开赴口岸的军舰获得了继续驻留的理由，“英舰入江”被解释为一般性的“例行访问”。领事当局不甘心，后来又企图抢先控制炮台、兵工厂等战略要地。大沽开战后，英国当局又渲染列强攻占吴淞炮台的风险，继续向中方试探“归英代筹”的可能。

德国密切关注英国的举动，如果英国“真欲利用现在的混乱，把拥有两亿两千万居民的扬子江流域拉入英国势力范围之内”，那么英国“将冒孤立的危险”，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以扩充与保证贸易关系为其首要任务的国家将赞成英国之独占该庞大地区”。德国一向反对英国独占长江流域，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德国外臣就曾宣布“绝不承认扬子江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有伟大的利益阻止我们把扬子江放弃给英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7月下旬，英国外相表示希望把长江流域的一切军事行动单独保留给英国。德国政府获悉后，立即表示反对，要求共同保护上海租界，接着又主张由联军各国共同监视停泊在长江的清朝军舰。英德两国关系一度紧张起来。8月下旬，德皇威廉二世在接见到访的英王储时强调“长江流域在平等条件下对各国开放，不论对英国或德国，都是政治上所必需的原则。”

法国外长德加赛站在与英国完全反对的立场，他对英国顾虑很深，尤其在长江方面，很能牵制英国，几乎时时刻刻影响着英国的行动，这种形势，于维持东南的平静增加了不少间接力量。法国总领事白藻泰在上海相当活跃，也很有政治手腕。在长江地方的英国官商，最初原没有互保意思，疑虑很重，所以一再建议增派军舰，并且想占领江阴炮台，甚至希望南方各省自动请求英国保护，进而独占整个长江流域。白藻泰极为注重英国的行动，随时报告给本国政府，此外他也曾暗地里让中国士绅了解霍必澜的阴谋，而且暗中由福开森劝告中国不要受其愚弄。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25日，驻上海各国领事于中外会谈前一天举行的领事团会议中，白氏长江中立的提议，正是对英国的一种防御，当时就获得通过，奠定了各国尊重南省自保的基础，使各国对长江的态度获得第一个共同的协议。以后的发展，在各国共同行动上，差不多都是本着这个原则。白藻泰的意思，是利用各国来防止英国的扩张。

甲午战后，日本急遽扩充势力，政府、民间双重势力通过长期经营，拓展对华人脉，赢得清朝官绅普遍好感，而驻沪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尤为重要。其人勇于任事、擅长交际，为扩张权利不遗余力。义和团初期，以西德二郎为首的驻京使馆对局势有所误判。而小田切的报告，内容翔实且覆盖面广，西交民巷被围困后，沪领馆更成为外务省的情报来源。况且张之洞等倾心于日本调停，小田切在战时交涉中的作用越加显著。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以后，小田切一直关切英舰动态。当时日舰只有“赤城”舰在沪，小田切判断，一旦变乱波及，现有力量将不足以应付局面；“应向上海及长江方面派出帝国军舰数艘，向清国官民示我军力之绰有余裕，此为扩张我势力利益之最佳手段”。除组织本地日侨建立义勇队外，6月16、18、23日连续建议政府向上海增派军舰。与“赤城”舰协力保护“长江一线在华利益及臣民生命财产”。

日政府对军事干预的态度仍趋向谨慎，外相青木周藏发出训令，要求各地领事馆在时局危急时安排全体人员撤退，避免再蹈北京覆辙，相当保守，“此时日本政府对南方暂采守势，只企求与各国一致行动”。而英舰开赴长江，为是同样在长江流域有重大利益的日本所不乐见。小田切建议增兵，当他意识到政府策略与本人理想仍有差距，面对英人咄咄逼人又不甘轻易就范，于是转而试图利用订约互保来维持均势。这就是“东南互保”缘起之一。

朝廷主和派

辜鸿铭曾提议“江南独立”。据兆文钧《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一文记载，辜鸿铭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曾向张之洞提出江南独立计划。辜鸿铭说：我提出江南独立计划，暂作缓冲，……我们好乘机尽快整军备战，并唤起举国人民同仇敌忾，和敌人作长期战斗，保家卫国，北上勤王，争取获得最后胜利。

荣禄把抵制宣战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地方督抚身上。“宣战”甫经决定，他即私告李鸿章说：“对北京的谕旨不必继续予以重视。”荣禄态度的这一变化，引起了在京使馆各国使节的极大关注，他们认为：“荣禄正企图同汉族总督合作，并反对端王。”

事件影响

东南互保是清末各地官方实力派汉族人物首次公然反抗朝廷的典型事件。互保运动达成后，东南督抚利用它，作为对付外人的良好武器，阻止了列强的登陆，维护了山东、直隶以外地区的稳定。 

东南互保的达成对保全国力进而维护清廷统治来说意义十分重大，财赋全国第一的东南地区得以保全，就保住了清廷的半壁江山，“西狩”以后的一切供应，也主要依靠东南地区。互保运动虽然为大清帝国维持了半壁江山，使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得以免于义和团及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但也正因为东南督抚的避战互保才使得清廷威信扫地，其虚弱表露无遗，加速了清廷的“西狩”。清廷“西狩”之后，中央权威丧失殆尽，致以后地方权力愈加膨胀，终成尾大不掉的半独立局面。 

而除袁世凯外的清廷武卫诸军也在义和团运动与抗击八国联军中消耗殆尽，而山东巡抚袁世凯率领的最精锐的武卫右军，因参加互保运动，故而保存完整。此后，清廷为了缓和统治危机，进行了改革，反而壮大了袁世凯的势力，加速了自己的灭亡。各省亦因八国联军入侵而自觉需有自卫的武力需要，因此清廷治下各省及各实力人物由此开始军阀化，至辛亥革命时，各省外籍主官均被驱逐，即为此军阀化过程的结束，并由此拉开民国军阀时代的序幕。 

地方影响

东南互保的达成，对东南而言，地方上获得了完整无缺，避免了兵祸，保全了民命。由于实行互保，东南各省的社会经济非但未受破坏，而且还有很大的发展。《东南保护约款》的订立，稳定了包括上海在内的东南地区的局势，客观上有利于南方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由于北方战乱，东南地区稳定，所以不少绅商携资南下，一批纺织缫丝、面粉工厂又得以兴办，据统计，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上海、苏常等地新办工厂企业有62家之多。张謇的大生纱厂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开工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就盈利近20万元。义和团运动后，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固然与清政府推行“新政”、奖励工商业及民族资本家的实业救国息息相关，但若没有互保期间的物质基础也是不可能的。

同时，因东南地区的稳定，大批文化人士也纷纷迁居上海，以此作为避难的场所。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严复就是在战乱中从天津南下上海的。天津北洋大学堂的师生也因战乱，成群地拥入上海，教员王宠惠、陈锦涛等率学生进入南洋续学，南洋公学因之特设了铁路班。据上海租界人口统计，上海公共租界的人口总数由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29万多人增加到44万多人。《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第三条写道：“拟请租界工程局添办新扩各路工程，城内则令疏通河道，并且道台挑选精壮充当勇丁，务使闲民有事，可致消患无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上海市政建设的发展。

外交影响

东南互保的达成，意味着北方的清廷和义和团再也得不到东南的支持。它使列强免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倾全力对付清廷中枢，加速了义和团的失败。互保运动虽然阻止了列强的南下蹂躏，但也使列强在东南地区的经济实力未遭损失，而且有所增长。以洋纱的销售情况为例，长江下游的芜湖、九江、岳州、长沙、宜昌等七口棉纱市场在1894年至1898年洋纱的输入量平均每年为21万担，而1900年至1902年，年平均输入量达到了23万担以上。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年间，各国在长江流域投资兴办的厂矿企业约有40多个，资本额为6000多万元。

历史评价

对于“东南互保”的性质，传统观点认为，张之洞一派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与洋人勾结，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这是一种卖国行径；而现代则有其它观点认为，在当时之条件下，张之洞等人的行为起到了保境安民，为国家保存实力之作用。 

李侃：东南互保表现了东南地区当权的洋务派官员与西方列强合作抵制义和团的意向，并在推行过程中保全了西防侵略者在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利益，维护了这些地区督抚的势力。他们之间的互相勾结，破坏了东南各省人民反帝斗争的发展，同时有利于帝国主义集中兵力镇压义和团。

陈旭麓：东南互保对当时的中国产生过两重影响。一方面，它压抑了南方地区的反帝运动，另一方面，它又阻止了八国联军的南下蹂躏；一方面，它免除了列强在扑杀北方义和团时的南顾之忧，另一方面，它又使战胜之后的列强在处置中国时不能不正视驻守东南的几十万军队。 

吕思勉：朝廷权利之丧失既多，体面亦可谓丧失净尽了。是时东南诸督抚，和上海各领事订立互保之约，不奉北京的伪令。虽得将战祸范围缩小，然中央的命令，自此更不行于地方了……满清政府至此，遂无可维持，而中国国民，乃不得不自起而谋政治的解决。

王尔敏：庚子五月，拳乱起于近畿，仇洋杀教，围攻使馆，以致酿成巨衅，东北尤罹浩劫。而南方各省，得免于兵祸，保全半壁河山，实由于各督抚应付得力，其重要关键，则在南省立约互保的成功。 

戴玄之：东南互保使风雨飘摇的中国，幸免瓜分之祸。糜烂仅限于大河以北，东南半壁未睹烽烟。

吴文星：东南互保订约运动的倡行，是当时上海中外官绅盛宣怀、沈瑜庆、汤寿潜、蔡钧、沈曾植、余联沅、何嗣焜、福开森（J.C.Ferguson）、汪康年、赵凤昌等在盛宣怀的领导下，欲使张（之洞）、刘（坤一）等以实力镇压叛乱，维持地方秩序，向洋人承诺保护教堂，拒阻洋兵入侵东南各省之作为合理合法化的活动。

戴海斌：“东南互保”是一个包含了复杂原因和曲折过程的、动态的历史事件，而并非仅牵涉两个“章程”是否签字的问题。为今人所乐道的章程文本有其阶段性的意义，却很难用它来代表整个事件的面貌。以换文告终的“互保”交涉，对中外双方都算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但利益损害相对更大的，仍然是中方。对列强而言，拒签约款意味着在享受保护的同时，保留了将来自有行动的余地，而不必担负条约义务。尤其视长江利益为禁脔的英国，始终没有放弃军事干预的计划，最后英军登陆上海，以及法、德、日军接踵而至的事实，令本来抱有期待的中国人大失所望。稍后，日本强行出兵厦门，也是一次效仿英国而功败垂成的冒险。这一系列来自外部的冲击，尽管没有整体动摇“互保”格局，但清楚印证了列强国家对待中国的野心和傲慢，也提示了在中外权势失衡的前提下“互保”的脆弱性质。 

王树增：在大清帝国历史上，一半的朝廷命官居然公开指责朝廷的圣旨是错误的，并且明确表示坚决不予执行，这是帝国历史上无前例的一次大意外。这个意外至少可以说明：在洋人们以军舰大炮开路，同时裹挟着工业制品、科技成果、贸易观念以及社会文明等等附属物强行进入中华帝国的同时，也为这个古老的帝国带来了近代欧洲的政治风格。这种风格随着商品贸易和经济生活的日益活跃而悄悄地改变着帝国某些官员的思维方式，从而风蚀岩石般缓慢但却是无法逆转地影响了这个帝国的政治格局和统治模式。它标志着在封建帝国内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

费正清：在正式宣战之前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清廷正在沿着一条灾难性的路线行动。……各省当局虽然不能左右朝廷政策，却急于要保护他们的辖境不受拳民的破坏和外国人的惩罚。朝廷在6月21日宣战时，主要的省级官员——如广州的李鸿章、南京的刘坤一、武昌的张之洞和山东的袁世凯——都一致拒绝承认这个行动，坚决认为它是未经皇帝正当授权的“乱命”。他们封锁了宣战声明的消息，另外伙同闽浙总督同各国驻上海的领事非正式地约定，他们愿在管辖区内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和镇压拳民，而列强则要制止其军队进入他们的地区……整个中国东南半壁避免了义和团的灾难和外国人的入侵。这些督抚为他们的行动辩护的理由是：拳民和反动派已控制朝廷，所发纯系乱命；与几个外国列强同时开仗是件蠢事；各使馆中的外国人生命必须予以救护。他们敦促朝廷指派纪律严明的军队护卫各国使馆，并要继续承认和如期支付外国债款。这种种理由已经足以暴露出地方离心的倾向，但实权派荣禄与他们背道而驰。 

谢选骏指出：如果说八国联军是辛亥革命的预演，那么东南互保就是各省独立的预习了，由此拉开了“现代南北朝”的序幕。而李鸿章也就成了第一个“中国总统”了——这真可悲。因为李鸿章是一个胡扯“三千年一大变局”、签订《马关条约》的劣等狗奴。由此可见，中国总统这个名头，从一开始就带有一股贱人的味道了。只有像梁启超这那样的超级软骨变形记，才会说什么“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真乃臭味相投也。

伪朝满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它不懂五胡乱华、蒙古入侵，比这严重得多。后来以讹传讹，此语更衍化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用来开脱满洲鞑子霸占中国的恶果。

（三）

网文《保路运动》报道：

保路运动（Railway Protection Movement）又称铁路风潮。1910年（宣统二年），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逼清政府订立借款修路合同。1911年5月9日，清政府为了向四国银行团借款用来镇压革命，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四川修筑铁路的股东，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颁布 “铁路国有”政策以后，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因此招致了四川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反对，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清政府为了镇压革命，不惜丧失国家主权，将铁路收归国有，且大肆派兵屠杀保路人士，通过此举，全国人民充分看清了清政府卖国求荣的本质。

事件背景

1911年6月1日，为了偿还在上海橡胶股票风暴中向列强的借款，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联名向川督王人文发出“歌电”，告以度支部决定的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对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如川人定要筹还现款，则必借洋债，并将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此电明示，不许川省股东保本退款，而只允换发铁路股票，即政府不但收路，而且夺款。邓孝可原认为“政府接收路，并非接收款”，至此方知政府款路皆收。王人文收电后，知此电一宣，全省必大乱，于是竟压下不宣。盛宣怀、端方又径电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询问是否见到“歌电”，李即致电成都总公司索阅，总公司转询督署。王人文便只得抄示公司，电文公开，全省舆论大哗。同时，端方、盛宣怀等又迭催王人文派员清查铁路公司各地帐目，以便接收，查帐员遭拒。

事件经过

13日，四国借款合同寄到成都，罗纶起草文章，逐条批驳，并联合2400余人请求王人文代奏朝廷。邓孝可也勃然大怒。他以《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为题著文，痛骂“盛大臣卖国奴”。

铁路公司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马上组织保路同志会，不能等待特别股东会，连夜即发通知，翌日即宣布成立。

国家存亡

成都岳府街上水泄不通。大会开始后，罗纶、邓孝可、刘声元等相继演说，声泪俱下。罗纶登坛，向满场一揖，开口便说：“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言罢大哭，顿时满场号啕，连在场的警察也在哭。哭声长达二三十分钟。随后罗纶一拳砸在桌上，吼道：“我们要誓死反对！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致反抗，反抗到底！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台下同呼“赞成！”保路同志会就此成立，会长举蒲殿俊，副会长举罗纶。下分四股办事，为总务股、文书股、交际股、游说股。

大会临时动议，与会人员全体到总督衙门向王人文请愿，要求代奏。王人文出见群众表示同情，说只要于国计民生有关休戚的事，他无论怎样也应当据理力争。17日，王人文致电内阁：“本日未前，各团体集公司开会，到者约二千余人，演说合同与国家存亡之关系，哭声动地，有伏案私泣。”“惟哀痛迫切之状，实异寻常”。19日，王人文再奏说：“成都各团体集铁路公司大会，到者一千余人，讨论合同及于国家铁路存亡之关系，一时哭声震天，坐次在后者多伏案私泣，臣饬巡警道派兵弹压，巡兵听者亦相顾挥泪。日来关于铁路合同攻难之文字、演说纷纷四出，禁不胜禁，防不胜防。”同时上疏严参盛宣怀丧路权、国权，要求治以欺君误国之罪，并请将自己治以“同等之罪”，“以谢盛宣怀”。27日，他又把罗纶等2400余人签注批驳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的原件及公呈人全体姓名上奏，并附片自请处分。清廷申谕严饬，并将王人文革职。

铁路风潮

清朝末年掀起的保路运动也称作“铁路风潮”，是四川、广东、湖南、湖北等省人民反对清政府将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出卖给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

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奴役中国人民和掠夺中国财富，从19世纪末以来，开始对中国进行铁路投资，争夺铁路的修筑权。粤汉、川汉铁路是沟通南北和深入内地的两条重要干线，因而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目标。

征集“民股”

为了夺回这两条铁路的自办权，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人民，采用征集“民股”的办法，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项下附加租股、米捐股、盐捐股、房捐股等，来筹集筑路的资金。经过几年的筹集，不仅四省的绅商、地主成了股东，连一些农民也握有股票。粤汉铁路已开始修筑，川汉铁路从宜昌到万县的一段也已动工，从当时情况看，这两条铁路是可以靠自力修成的。但是，帝国主义不肯让中国自己修成铁路，就利用清政府财政困难进行要挟，迫使清政府订立了铁路借款合同，宣布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根据借款合同，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不但掌握了铁路权，而且还要以湖南、湖北两省的盐税厘金作为抵押，所以，所谓铁路“国有”，不但剥夺了中国人自办铁路的主权，而且实际上是把川汉、粤汉铁路完全拍卖给帝国主义了。广大人民在两路筹办时期内，吃尽了苦头，当他们看到清政府公然出卖路权，更加愤恨，许多绅商也因铁路国有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非常不满。于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爆发了。

武装起义

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人民。1911年5月14日，长沙举行了万人群众集会。接着又举行了长沙至株洲的万余铁路工人的示威，并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交租税以示抗议。在湖南人民的带动下，湖北、广东、四川的人民也都积极行动起来，保路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 其中，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等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为首的荣县军政府。这是在武昌起义之前建立起来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地方革命政权。这次保路运动，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统治，而且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为当时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因而它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前奏

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渐增长，收回铁路主权的呼声日益高涨。早在1903年9月，清政府为了推行“新政”，允谁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铁路、矿务、工艺、农务等项公司。此后，各省的铁路公司陆续成立，商办铁路开始兴建。1903年，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在四川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奏请自办川汉铁路，并于次年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随着各省铁路公司的成立，收回路权的斗争也开展起来了。湖南、湖北、广东3省绅商要求收回粤汉铁路主权的斗争，是全国收回路权斗争的发端。粤汉铁路收回以后，又展开了一场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是由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权和清政府卖国求荣而引起的。帝国主义为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十分注意夺取铁路修筑权。因为一旦窃取了铁路，不仅可以利用它调运军队，镇压人民的反抗，而且可以直接控制铁路沿线的城镇乡村和矿产资源。清政府本来就是靠帝国主义的刺刀来维持的反动政权，当然不敢得罪帝国主义。

责任内阁

1911年春，清王朝搬弄立宪骗局，成立所谓“责任内阁”。这个皇族内阁一出场，就在5月9日颁发“上谕”，实行所谓“铁路国有”政策，宣布各省原已准交商办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准备以“国有”为名，出卖全国铁路主权。5月18日，清政府任命满族贵族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要他去强行接收湖南、湖北、广东、四川4省的商办铁路公司。5月20日，皇族内阁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同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600万英镑的《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把湖北、湖南、广东3省人民在1905年收回路权运动中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赎回的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又重新出卖给帝国主义。它不仅侵害了广大人民、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因此，清政府的这种卖国政策，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愤慨。与粤汉、川汉两干线相关的湖南、湖北、广东、四川4省大举展开了保路斗争。

出卖国家主权

湖南的保路运动发起早、行动快。早在1908年冬，湖南全省就掀起了“拒债”、“集股”为中心的保路热潮。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公布后，湖南全省人民奔走呼号，抗议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1911年5月13日，湖南绅、商、学界各团体发出传单，抨击清政府的卖国行径。14日，长沙举行了各阶层人士参加的万人大会，决议拒外债、保路权。16日，长沙、株洲1万多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倡议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人民抗租税。18日，湖南各界人士聚集在巡抚衙门前，抗议卖国的“铁路国有”政策。在湖北，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后，各界人士奋起争路。宜昌到万县的铁路本已动工修筑，清政府迫令停工，筑路工人和商人立即聚集起来与之抗争。清政府调兵前来镇压，数千筑路工人抡起铁锤，挥动棍棒，同前来镇压的清军展开激烈搏斗，当场打死清军20多人。

在广东，广东粤汉铁路股东召开万人大会，一致抗议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提出“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并致电湖南、湖北、四川各省，谓“铁路国有，失信天下。粤路于十日议决，一致反对”。

在很短的时间内，湖南、湖北、广东的保路风潮连成一片，声势浩大。全国各地以及海外侨胞、留学生，也纷纷集会，并通电、写信予以声援。

群情激昂

在两湖和广东的保路斗争迅速发展时，四川的保路斗争也在广泛持久深入的进行。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铁路股东代表大会，会场群情激昂，大骂盛宣怀卖路卖国，决心为争回路权奋斗到底。会上宣布成立“保路同志会”，推举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大会还发表宣言，确定了“破约保路”宗旨，并通电全国，痛斥清政府的卖国政策。会后还派人到全省各地进行广泛宣传，通知各州县成立分会。四川省人民对“铁路国有”的卖路卖国的实质是很清楚而深恶痛绝的。所以，当时全川142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保路运动之中，保路同志会的会员不到10天就发展到10万人。

押解回籍

反动媚外的清政府对保路运动采取严厉的高压政策，责令各省官吏对参加保路运动的人“严行惩办”；各省派到北京请愿的代表，也被“押解回籍”。清政府的高压政策，加剧了人民对它的仇恨，而且从和平保路转向了武装斗争。这时，四川同盟会会员龙鸣剑与王天杰等认为革命时机已到。他们邀请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罗梓舟、胡重义、孙泽沛和张达三等在资州（今资中）罗泉井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武装起义。他们把“保路同志会”改称为“保路同志军”，在新津和华阳设立总部，并推定秦载赓和张达三分别负责川东南与川西北的起义工作。

这样，四川的保路运动比之两湖和广东更为激烈，群众基础更为广泛。在四川的农民群众中，哥老会有相当大的势力。在同盟会会员的宣传、组织下，使这场保路运动转向反清的武装斗争，而且形势锐不可挡。

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以及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消息传开，数万群众前来请愿，要求放人。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30多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当晚，曹笃和朱国琛等人裁截木板数百块，上写“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字样，然后将木板涂上桐油，投入江中，顺流而下，这些被人称为“水电报”的木板把消息传遍川南、川东各地，更进一步掀起了各地群众揭竿而起的革命形势。

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附近州县群起响应，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军，数日之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人，形成了群众大起义的局面。同志军围攻成都十几天，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指挥和作战经验，武器装备又不足，没能攻下成都，他们就分散进入地方各州县。

群众基础好

在四川的各州县中，荣县的群众基础较好，同盟会会员王天杰就在这里从事革命的联络和组织工作，并组织民团1000余人。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成为成都东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继川西的同志军起义后，川东地区的群众也纷起响应，占领城口县城以及大足县城。这时，西昌地区的彝族和川西北的藏族与羌族群众，也都加入同志军的行列，同清军作战。到10月上旬，同志军起义的烽火已燃遍了四川全省。

清政府获知成都被围和四川各地同志军起义的消息后，吓得手忙脚乱，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端方带兵到四川资州时被新军斩首），并命令曾担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还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但是，湖北新军被调入川，却造成了武昌空虚，给武昌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保路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党人的斗志，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为中国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申报》记载

1911年7月17日《申报》10版题名为《四川人之争路热》：四川保路同志会开会於成都铁路董事局，到者二千馀人，首由谘议局员程伯君演说，因借债而路亡，因路亡而国亡……演说力驳路归国有与借款合同之损失。

1911年9月28日《申报》4版题名为《川路滴滴血（八）》：“今政府未与协议，一旦收归国有，富者无端失此大利，心已不甘，路股七百余万金，政府又镶为己有，贫民减衣缩食之所积遂归乌有之乡，痛在切肤，情何能忍，于是倡议争路。而官吏阻之，遂不得已罢市罢课……。”

《申报》关于此次事件报道多达数百篇。

谢选骏指出：“清政府”的要害不是什么“卖国求荣”，而是一个依靠抢劫起家的匪政权到了晚年还想抢劫，还是已经力不从心了。保路运动反对满洲鞑子的社会主义国有化政策，虽然促成了辛亥革命，但半个世纪以后还是倒在了苏联鞑子的“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之下。这是因为，满洲鞑子是腐朽的苏联鞑子，而苏联鞑子却是新兴的满洲鞑子。从1949年开始，苏联鞑子在中国样样重复了满洲鞑子三百年前的整人运动。现在苏联已死，根基已断，一个依靠抢劫起家的匪政权到了晚年还想抢劫，那就十分危险。

（四）

网文《辛亥革命》报道：

辛亥革命是指发生于公元1911年（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的中国，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制的全国性革命。自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开始，至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帝退位为止。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统治，结束始自公元前221年秦朝时期共2132年的帝制， 开启民主共和新纪元，传播了民主共和观念，不仅结束此前立宪派实行君主立宪的努力，而且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与地方政治关系、国内各民族间关系等有重要的影响。

清末形势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发生第一次鸦片战争，部分中国官员及知识分子意识到，不变革已无法应对中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1860年代至1890年代（同治至光绪初年），清政府发起洋务运动改革，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试图兴办工商业来加强中国国力。相较于19世纪末日本的明治维新，洋务运动只停留于器物层面的改革，旧有的政治制度原封不动，依然坚守以儒家为主的文化道统，以致改革未够全面和彻底。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再败于日本，知识分子要求更深层改革。

自1895年公车孝廉连署上书，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体制内改革，提倡效法日本及俄国，在皇权下大幅改变政治及社会制度。1898年，得到光绪帝支持，维新派开展戊戌变法。103天以后，因清室保守派发动政变而流产。部分维新派人物流亡海外后，主张继续维持皇室，实行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将政治实权逐渐交出至民选政府，被称为“保皇党”或“立宪派”。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独揽大权，光绪帝被幽禁在中南海瀛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义和团运动引起八国联军侵华，清室“西狩”西安，国家遭受沉重打击，严峻形势迫使慈禧太后在回銮北京后，逐步推行清末新政，清政府中央高层一直内斗。1907年，岑春煊、瞿鸿禨一派与袁世凯、奕劻一派发生丁未党争，岑春煊、瞿鸿禨失势。醇亲王载沣、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也同袁世凯争斗。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慈禧太后，光绪帝相继去世，三岁的溥仪登基即位，年号宣统。隆裕太后实行垂帘听政，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任摄政王，隆裕太后与载沣共同掌握国家大权，载沣将袁世凯罢免。满汉官员相互猜疑，满洲重臣间的矛盾使中央政局更复杂。

清末新政中，清政府实行地方自治等活动，使地方督抚不仅需要像过去一样听命于中央，而且还要安抚地方士绅，照顾地方利益。地方督抚在太平天国起义后，因军事需要，权力日渐增大。1900年前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参加东南互保，更显地方督抚力量。他们在军政、民政、财政、外交等享有巨大权力，对中央有相当自主性。

而地方绅士中，岑春煊、端方、孙宝琦、肃亲王善耆等人支持并推动立宪，而铁良、瞿鸿禨、文海等则对快速推进立宪有保留。

清末中国实业不断发展，除大批官办工商业外，国家经济政策有一定自由，振兴实业，私有工商业兴盛，公私两界出现张謇、盛宣怀等大批工商界钜子。此外，清朝铁路运输不断发展新铁路。新式通讯设施、交通设施及邮政等也创新局面。这些新兴工商业及基础设施较少，中国广大地方仍没有摆脱旧有农业、手工业为主的经济模式。

清政府制定一系列法规，确立一套新经济制度，调整农工商、外资、外贸等政策；还成立商部专责制订经济政策。但国内经济与对外贸易形势不容乐观，使清政府很难推行新政。比如其推行禁烟运动，由于鸦片税厘已成清末财政收入主要税源，故禁烟运动加剧财政危机，使禁烟运动难以推行。

经济方面，清政府未能建立统一近代国家财政制度，面临财政危机。军费问题就是一个突出表现。清朝末年，军费紧张，各地军饷、军械等方面开支庞大，加以重建海军造成海军同陆军争夺经费，致使清政府在军队建设方面疲于应付。新建陆军及重建海军颇有成效，但加重政府财政紧张，也是辛亥革命中推翻清朝的军事主力。

辛亥革命时期的部分革命刊物：《民报》（同盟会机关报）、《革命军》、《訄书》、《警世钟》、《浙江潮》和《猛回头》。

清初由于统治者实行剃发易服等暴政导致满汉两族一度冲突频繁，清中叶以后，满汉两族之间冲突减少。随着清朝统治日渐衰弱，在太平天国起义中，满汉问题开始再度抬头。1890年代后，排满思潮再度大兴。明末遗老著作成为当时重要思想资源。原本并不著名的王夫之著作在清末被重新发现，成为当时知识分子重要读物。许多革命人士更藉反清复明思潮来鼓吹革命，最著名的反清宣传著作如邹容的《革命军》等对年轻的革命参与者们造成很大影响。虽然一些革命家如孙中山在种族革命之外强调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但清末革命最主要的源动力仍是排满、反满的思潮。由西方传来的民族国家概念也给知识分子带来新的启发。然而清朝覆灭后，革命者们的口号迅速从“驱除鞑虏”转为“五族共和”，以求统一分崩离析的中国。

随着西方列强势力侵入中国，西学东渐蔚然成风，欧美及日本的各种思想纷纷传入中国，通过严复等翻译家的介绍，使中国思想界局面大开。这些新思想使无论官员、士绅还是革命派人士都获得各自的思想源泉。与此同时，在乾嘉学派、永嘉学派、常州学派等学派的基础上，中国古代思想研究也获得新发展，出现康有为、廖平、俞樾、章太炎、孙诒让、皮锡瑞等知名学者，其中一些人还对西方思想有所了解，使中西思想获得一定沟通。在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论争中，学者们不断开掘公羊学以及诸子思想，发现和阐释大量中国古代思想。

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中国基督教、中国天主教通过西方传教士传播，在中国各地蓬勃发展，与中国百姓经济、政治及文化冲突，酿成许多教案。此外，俄国支持中国东正教发展。中国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遭到庙产兴学等运动打击，依然有很大影响力。中国伊斯兰教仍在各地广泛存在，一些学者开始“回儒对话”、“回耶对话”；同治陕甘回变后，中国西北地区逐步回复元气。新兴宗教不断兴起，一贯道等开始发展，日后广泛流传。宗教发展为中国知识分子及下层民众提供许多思想支持。

同时，中文新闻事业也欣欣向荣。租界外资《申报》、《字林西报》、《万国公报》，海外梁启超《清议报》、《新民丛报》，黄兴、章炳麟《民报》，国内于右任《神州日报》、范鸿仙《民立报》、狄楚青《时报》等报纸，当时有影响力。新闻报刊为海内外提供充足消息来源，左右政局，为各方重视。

19世纪末，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丘逢甲等开风气之先，排除顽固守旧势力，引进西学，创办新式学校。清政府碍于形势，于1905年末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全国推广新式学堂。1909年，科举考试停办，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主流。教育方式根本转变，为辛亥革命和国家建设培养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社会精英和宝贵人才。

1898年原辅仁文社领导人谢缵泰所绘时局图（黑白版）；彩色版乃于约1900-1904年之间由无名氏改绘而成。

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中国时称世界保和大会）召开；1907年，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召开。两次大会通过《海牙公约》。当时清政府内部认为大会实质上并不能起到裁兵作用，反而助长各国扩充军备，因此清政府陆军部和军谘处等部门坚持扩充军备，而度支部因财政紧张而极力反对。

1903年4月，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平定游勇，请求驻越南谅山法兵援助；同时向亨达利洋行筹借巨款，准备事平后用全省路矿等权益作酬，导致中国拒法运动。1903年4月，俄国撕毁《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妄图长期占据东北，并提出七项无理要求，导致中国拒俄运动。1904年底，《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期满，在旅美华侨等强烈要求下，清政府向美国政府要求改约，遭到美国政府严词拒绝，并要求续约，导致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1904年至1905年起，中国各地发生收回路矿权运动，著名的有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人民收回粤汉铁路，广东省人民争废广九路约，四川、云南、吉林省等地先后成立保路会，山东、河北、江苏省人民收回津镇铁路，浙江、江苏省人民收回苏杭甬铁路，山西省人民收回英国福公司攫取矿权等。

清廷救亡图存

1900年中国因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入侵，清廷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朝廷内部顽固保守势力受重创。自1901年起，在改革派呼吁下，慈禧太后同意推行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中提出的改革方案，是为清末新政。其中影响最大政策之一，是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四日（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废除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试，改办新式学堂。到辛亥革命前，全国有6万多所新式学堂。废除科举后，大量参加科举谋求官职的传统文人失去出路。

在国内外形势压迫下，特别是官僚、士绅要求立宪呼声中，以及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中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日本战胜君主专制的俄罗斯帝国刺激下，清政府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仿行宪政”。1907年，各地立宪派组成各种立宪公会，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颁布宪法，缩短预备立宪期限。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明确宣布“九年后实行立宪”。1909年，各省选举了以地方士绅为主的咨议局议员。1910年，随着资政院和各地咨议局相继成立，国会请愿运动再次进入高潮，清廷被迫宣布预备立宪期限缩短为五年，国会开设之前先设责任内阁。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十日），庆亲王内阁成立。

清末新政、晚清军事改革和清末民变

1913-1915年，北洋军训练情形，当时袁世凯正在加强备战，准备以武力解决南方军队。左后方飘扬的是五色旗。

1901年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1906年后易名为会议政务处，作为实施新政的中央办事机构。清末新政在教育、军事、法律、财政、行政等各方面均有革新。在教育方面，清政府大力推动新式学堂建设，力图用学堂教育取代过去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体制，通过庙产兴学及将书院改为学堂等方法，在全国广建学堂，并鼓励私人兴办学堂。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奉命拟定壬寅学制，于1903年颁布，但未能实施。1904年，清政府颁布实施张百熙、张之洞、荣庆拟定的癸卯学制。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科举从此走入历史。1903年10月，清政府颁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鼓励赴日本留学。后来清政府又为留学生设立考试，通过考试者授游学毕业进士、举人等。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1906年，度支部颁布《清理财政明定办法六项》，负责统一各中央地方衙门收支、统筹外债借还、考核各省银号以及规定对各省越时造报财政之惩处。1910年，编制第一次全国预算。1910年颁布《国币则例》二十四条，统一银币及铜币的重量和成色。

清朝末年，以八旗制度、汉人绿营为主的旧式军队已失去战斗力。平定太平天国时，主要倚靠地方团练武装。甲午战争后，因旧式军队已落伍，为免兵权旁落，清政府于1901年起决定全面改革陆军，计划在全国练新式陆军36镇，以取代八旗、绿营及地方防营。当中北洋新军6镇直属朝廷，由袁世凯编练的“武卫右军”扩编。其余各省亦由地方巡抚、总督负责编练新军。为培养新军军官，各地开办许多新军学堂。部分地方新军军官（如张之洞主持的湖北省和湖南省地区）大量为留学生；相反，北洋新军中留学生却极少。到辛亥革命前夕，已编好部队整编16镇和10余个协、营。

清末改革法律也有建树。1907年，清政府设修订法律馆，掌修订各项法律。1910年颁布施行《大清现行刑律》，1908年完成并于1911年颁布施行《大清新刑律》，废除酷刑 ，1909年和1910年分别起草完成两部《大清商律草案》，1911年起草完成《大清民律草案》。此外，清政府还初步建立了现代审判制度，创建了大理院、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和初级审判厅，实行四级三审制。法政学堂在各地建立，以培养法律人才。中国出现首批现代意义上的法官。

在行政改革方面，1906年9月，朝廷下诏订定新中央官制，设十一部。1905年，朝廷谕令釐定县级以下行政官制。1907年颁布外官制，削减督抚财权及军权；民政部统领全国巡警道。1908年，清廷开始筹备地方自治，设立城镇乡以至厅州县各级自治研究所，并拟定《各省咨议局章程》，定于1914年完成。各省咨议局于1909年陆续建立，中央资政院则于1910年成立。

清末新政改革需要较大金钱，财政不足导致政府巧立名目、强迫捐纳，加重平民生活负担，增加民变，社会动荡。清政府未处理好各项改革之间关系，未统一规划改革，使各项改革协调不足。

立宪运动

虽然早在戊戌变法期间及之前，魏源、洪仁玕、王韬、郑观应、康有为等人就先后提出过立宪，但立宪真正为中国官僚、士绅等广泛关注还是在20世纪初。1901年，原维新派领袖、后来的立宪派首领梁启超便曾发表《立宪法议》一文，鼓吹君主立宪制。在该文中，梁启超认为世界之国分为“君主之国”、“民主之国”两类，而世界之政分为“有宪法之政（亦名立宪之政）”、“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两类。“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国民谓之政体。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专制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梁氏疾呼“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他强调中国的君权自古即有限，只是未定宪法，“欲有限而不知所以为限之道”。而为限制君权与官权，就必明民权。故宪法与民权不可相离。然而实行立宪须“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日本维新在明治初元，而宪法实施在二十年后，此其证也。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语于此。”梁启超并定立宪六步，即下诏明定君主立宪政体、派重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法、开立法局拟定宪法草案、立法局翻译各国宪法及相关著作、宪法草案交由人民讨论五至十年后颁布定本、最终实行宪法。

日本自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到产生《大日本帝国宪法》和帝国议会和实现君主立宪制，特别是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胜利，刺激中国官僚、士绅等追求宪政。1874年，爱国公党递交的民撰议院设立建白书反映日本民间对开设民选议会的呼声，开启日后延续近20年的自由民权运动。其中，开设国会是争议焦点。1880年，成立国会期成同盟，发动国会开设运动，以大规模请愿给政府施压。在重重压力下，1875年，明治天皇颁布《渐次建立立宪政体之诏书》。1881年，在明治十四年政变中，颁布《国会开设敕谕》，承诺10年后开设议会。1885年，日本实行内阁制，第1次伊藤内阁成立；1889年，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开设帝国议会。日本实行宪政的步骤和朝野推动立宪方式成为中国朝野各界开展立宪运动的范例。

立宪运动直接刺激俄国。日俄战争中俄国惨败，于俄国1905年革命中受到地方自治会要求成立国家议会的压力，沙皇尼古拉二世于1905年8月19日（儒略历8月6日）同意成立俄罗斯帝国国家杜马，10月又颁布《十月诏书》，承认多项基本公民权利，并赋予国家杜马以立法权。1906年3月，举行俄罗斯帝国国家杜马选举，宪政民主党等多个政党参选；1906年4月23日（儒略历4月10日），在国家杜马开始运作前一天，沙俄政府颁布《俄罗斯帝国基本法》。由于中国国势衰微，日俄战争将中国满洲当作战场，清政府只能保持“中立”，这深深刺激中国满汉官员和民众。东亚蕞尔小国日本竟能打败庞大老牌强国俄国，使得此前认为俄国必胜、支持专制的一些中国皇族和官僚转变思想。特别是正当日本胜利被立宪派诠释为君主立宪对君主专制胜利之际，俄罗斯迅即改行宪政、召开国会，大大增加中国立宪派声势。立宪一时成为中国人眼中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灵药。

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为了解欧美日各国政治制度，实行立宪，清政府于1905年派出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赴各国考察。1905年9月24日，清廷派遣出洋考察政治大臣五人（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因在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遭遇革命党人吴樾刺杀，被迫延期。1905年10月26日，清廷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会同载泽、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团沿途获得所考察14个国家高规格接待。考察团回国后，向清政府提交一系列考察报告，载泽极力推崇日本宪政，端方、戴鸿慈奏折则由清廷通缉犯梁启超代笔。载泽和端方积极拥护宪政，使清廷决心实行预备立宪。考察团成员个人还出版一些书籍，使中国士绅官员对宪政和世界各国增加了解。

宪政编查馆

宪政编查馆是清末预备立宪时期一个官方研究机构，前身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1月25日）设立的考察政治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8月）清廷决定仿行立宪，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直属军机处，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兼任宪政编查馆大臣。该馆下设编制局、设计局、官报局，以及译书处、图书处、庶务处。其主要工作是翻译东西各国宪法，研究国情，办理有关宪政的折件，拟定有关法律。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清廷撤销军机处，改行内阁制，由奕劻组成庆亲王内阁，宪政编查馆改为法制院，隶属内阁。

宪政编查馆汇集一批对宪政颇有研究的专业人士。如1908年初，袁世凯、张之洞联名保奏杨度为四品京堂在宪政编查馆行走。胡思敬说：“宪政编查馆所颁宪法，汪荣宝、杨度所拟居多。”

资政院与谘议局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谕曰：“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中国上、下议院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派溥伦、孙家鼐为资政院总裁，妥拟院章，请旨施行。”并促各省速设谘议局，慎选公正明达官绅，由各属合格绅民，公举贤能为议员。张謇、汤寿潜等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之后各地立宪公会纷纷建立。宣统元年（1909年），各省谘议局纷纷设立。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初一日，资政院举行第一次开院礼。议员二百名，钦选、民选各一半。监国摄政王载沣代行莅选，颁谕嘉勉议员。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分别成为中国国会和省议会前身，容纳和培养大批中央和地方立宪派人士。

钦定宪法大纲与清廷的立宪规划

为打消清廷对立宪顾虑，载泽1906年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特别指出，“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日本于明治十四年（1881年，光绪七年）宣布宪政，二十二年（1889年，光绪十五年）始开国会，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也。”日本从宣布立宪到开国会实际过渡8年，故清廷以九年预备立宪。

革命党

革命主要组织有兴中会、共进会、文学社、华兴会、光复会、中国同盟会等。同盟会中还有丈夫团等小团体。

兴中会主要在华南地区一带开展活动，光复会在江苏省，浙江省，上海一带开展活动，华兴会主要在湖南省开展活动，文学社在湖北开展活动，共进会在长江流域开展活动，而后来成立的同盟会是全国革命力量的一个松散同盟，同盟会会员还在各地建立各种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各革命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元培、赵声、章太炎、陶成章等。

革命者的主要政治主张有推翻满清统治，恢复汉人江山，建立共和体制等。成立于1894年11月24日的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华兴会成立于1904年2月15日，提出“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成立，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其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被认为是民族主义，“创立民国”被认为是民权主义，“平均地权”被认为是民生主义。

但是革命党在宣传政治主张时，更多地是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样能煽动民众反满情绪，更重要是能最大程度团结各种力量。至于清朝覆灭后，采取什么政治制度，进行什么社会改革，当时的人都认为待革命成功后，再作考虑。

组织发展历史

1890年代，不少人开始主张以暴力革命彻底推翻由满人成立的皇朝及帝制，建立类似法国及美国的共和政体。最早主张革命的人多数集中在海外，以留学生、华侨青年为多。最早期的革命团体亦是在海外成立，当中由杨衢云、谢缵泰等为骨干的辅仁文社在1890年左右即成立于英属香港。而孙中山亦于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首次组织兴中会，为革命筹措经费。二者后来在1895年1月在香港合并，继续称为兴中会，并且于同年10月26日首次在广州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但并未取得成功。孙、杨二人亦因此而被通缉，并被香港当局禁止入境。1895年，孙中山于英国伦敦为清廷所绑架，事件成为国际新闻，孙亦因而闻名国际。杨衢云则在1901年被清吏在香港刺杀。

1900年，华北地区爆发义和团运动。清朝皇室在事件中的拙劣举措使其威信大幅下降。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国内知识分子更感受到中国正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自甲午战争起，中国派往海外留学生大量增加，当中以日本最多，1904年时一度达到二万多人，不少为官费留学。革命思想在留学生中广为散播，主张革命学生成立各种团体，发行刊物鼓吹民主革命。当中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在日本非常活跃。后来不少留学生归国，成为国内革命组织骨干。

1901年，忽有东西各报传闻清廷欲将广东省割让予法国，广东籍留日学生遂请冯斯栾、郑贯一、李自重、王宠惠、冯自由、梁仲猷诸人发起“广东独立协会”，主张广东省向满清政府宣告独立。1902年，章炳麟、秦力山、冯自由、朱菱溪、马君武、王家驹、陈犹龙、周宏业、李彬四、王私诚等在日本发起召开纪念南明灭亡二百四十二周年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1902年4月26日纪念会在横滨永乐楼召开，孙中山主持。1902年冬，叶澜、董鸿袆、张继、秦毓鎏、汪荣宝、周宏业、谢晓石、张肇桐、蒋方震、王家驹、嵇镜、吴绾章、钮翔青、萨端、熊垓、胡景伊、苏子谷、冯自由、金邦平等在日本组织青年会，成为日本留学界中最早的革命团体。1903年，拒俄义勇队被日本政府强令解散，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成员有秦毓鎏、萨端、周宏业、贝镛礼、叶澜、张肇桐、华鸿、陈秉忠、董鸿袆、翁浩、陈定保、胡景伊、程家柽、王家驹、郑宪成等。

同时，中国国内进步团体逐渐增加。1902年4月15日，蔡元培、黄宗仰、叶瀚、蒋智由、林獬等议定并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秋冬间在上海正式成立；11月，上海南洋公学墨水瓶风波后，11月21日，该会自设学堂爱国学社成立。1903年，《苏报》案爆发，章炳麟、邹容被捕，《苏报》和爱国学社被查封。1903年，云南周云祥等成立保滇会，抗拒法国殖民者在云南修筑铁路。

1904年日俄战争，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地区开战，清政府划出部分国土让两国交战而自称保持中立；传闻皇室内有人称清朝国土“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原出处可见于梁启超的著作《戊戌政变记》中，原文实际上为“我（清朝大臣刚毅）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必不畀诸家奴。”），令革命救亡呼声更高。各种革命团体亦于此时纷纷在国内出现。最主要有胡兰亭（武昌圣公会牧师）、黄华亭（长沙圣会公牧师）、胡厚斋（九江圣公会牧师）、刘静庵等组织日知会（1906年在武昌成立），黄兴等人领导华兴会（1904年在长沙成立，成员有黄兴、刘揆一、宋教仁、马福益等，以湖南省青年为主）和同仇会，以及龚宝铨、陶成章、蔡元培、魏兰等人领导的光复会（1904年10月在上海成立，蔡元培为会长。成员包括秋瑾、章炳麟、徐锡麟等，以江浙青年为主）。此外有更多各式各样的革命小团体，如江苏励志学会、强国会，四川公强会，福建益闻会、汉族独立会，江西易知社，安徽岳王会，广州群智社等。这些革命团体不一定互相隶属，而且多数带有地方色彩。但大体他们都有共同目标：谋求推翻满清、恢复汉人江山、建立类似美国的共和制国家。当中推翻满清诉求着重满汉之分；而要求恢复江山亦只限以汉人为主的十八省，东北三省、新疆、西藏及内外蒙都被排除。排满态度与中国各地方地下帮会“反清”传统相通。故此不少革命组织都有借助秘密会党势力进行革命。例如华兴会与哥老会，光复会与青帮，兴中会与三合会皆有密切关系；而孙中山亦为洪门致公堂会员。

1905年夏天，孙中山在日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8月20日于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在《民报》（原名《二十世纪之支那》，为华兴会机关刊物，同盟会成立后易名为《民报》）上阐述这一观点。同盟会积极宣传他们的思想，大力推动群众觉醒。《民报》在章太炎、陶成章等主编下，由胡汉民、汪兆铭等执笔，与主张保皇、由康有为、梁启超执笔的《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成为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同盟会在1907年虽曾一度再次分裂（孙中山因未经众议收受日本政府资助，导致光复会退出。孙中山与汪兆铭、胡汉民等于南洋另组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支部；黄兴则继续支持孙中山），但在革命中仍起极为重要的作用。

1906年2月，日知会在武昌召开成立大会，由刘静庵主持。到会的还有孙武、张难先、何季达、冯牧民等百余人。后来日知会成为同盟会湖北分会机关。

1906年起，陈去病等人在江南先后组织成立黄社、神交社、匡社等文学团体，1909年又组织成立南社，通过文学创作传播新思想。

1907年7月，部分同盟会会员在东京主张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刘揆一、焦达峰、张伯祥、孙武等人在东京成立共进会，并以孙中山为最高领导人。共进会性质及纲领与同盟会几乎相同，但不直接隶属同盟会。共进会是武昌起义的领导组织之一。

1911年1月30日，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推举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文学社为新军内青年军人组织，旨在通过渗透到新军中，掌握武装。文学社是领导武昌起义的另一个领导组织。5月10日，文学社在武昌小朝街设立机关部。5月11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召开第一次团体联合会议。6月14日和9月14日，又先后就两团体联合再三会议协商。7月31日，宋教仁、谭仁凤等在上海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

阶层和群体

有很多力量支持革命，包括留洋回国学生及知识分子、会党群众、海外华侨、新军、农民、游民、外国人等。

新兴知识阶层

新兴知识阶层以留洋学生和新式学堂学生为主。科举制度废除后，清政府兴办新学并鼓励留学，很多年轻士子或进入新式学堂，或留洋学习。在陶成章倡导下，很多士子捐官学军，到日本学习军事，如徐锡麟等。

1900年代，中国出现留日热潮，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已累计万人多，在日本留学生周围，集结一批反清中坚力量。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参加者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留日学生。比如其中四川籍留日学生有：四川泸县人金丽秋，陈漱云，杨兆容，李琴鹤，井研人金硕甫，重庆人杨沧白，富顺人谢持，叙永人赵铁桥等。在日本学习军事的同盟会成员还组织丈夫团。

留日学生在辛亥革命中有很大贡献。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除孙文外，如黄兴、宋教仁、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汪兆铭等领导和骨干都是留日学生。

废除科举制度，使新兴知识阶层出现和崛起。受过西方文化洗礼的新兴知识阶层，成为辛亥革命领导力量。

会党群众

在清朝末期，许多秘密会党，包括洪门、哥老会、三合会、洪江会等，是领导群众进行反清斗争主要力量。会党的会众包括地主士绅，农民，手工业工人，小商贩，士兵，城市平民和无业游民等。会党上层为地主士绅所把持，会党向来提倡“反清复明”的思想。

华兴会与哥老会，光复会与青帮，兴中会与三合会皆有密切关系；而孙中山亦为洪门致公堂会员。1908年前，革命党人着眼于联系和利用会党，准备通过会党会众发动反清起义，充当推翻清朝重要力量。

辛亥革命以后，孙文回忆当初寻找革命力量时说：“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的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

海外华侨

在辛亥革命中，海外华侨起到极其重要作用。他们在侨居地积极参加和支持同盟会，提供经费支援革命活动，还回到家乡建立革命组织，多次参加武装起义。1894年11月，孙文在檀香山设立兴中会，首批入会的20余人都是华侨。

辛亥革命的成功，海外华侨功不可没。在黄花岗起义中遇难的黄花岗72位烈士中，华侨占29人。

新军

1908年起，革命党人将发动群众起义重点转向新军。革命党人在新军内进行秘密革命活动，向士兵宣传革命。由于废除科举制度，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投入当时兴办的新军当兵，成为新军有生力量。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和许多青年骨干如刘尧澄（刘复基）、詹大悲、王宪章、张廷辅、蔡大辅、王文锦都投营当兵。

后来组织武昌起义的文学社、共进会很早就同新军建立联系。

外国人

除了中国人及华侨外，支持及参与辛亥革命的还有部分外国人；当中以日本人最积极参与中国革命。不少革命组织都在日本成立和运作；而中国同盟会亦在日本人支持革命下在东京成立，部分日本人更加入同盟会成为会员（甚至包括日本社会思想大家北一辉，后于日本二二六事件后被判死刑）。在多次革命起义中都有日本人直接参与，部分更在起义过程中牺牲。

立宪派与革命党的竞争

立宪派是清末支持以君主立宪，来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群体，但在辛亥革命中，许多人转为支持革命。1907年9至10月，清政府下诏筹设资政院和谘议局。这为士绅和商绅参政议政提供机会。1909年，各省谘议局成立，许多士绅、商绅通过选举进入谘议局，在谘议局中集结一批开明士绅。地方士绅力量在地方政治中有着越来越突出地位。这些士绅、商绅本来都是立宪派，后来推出第一个内阁是皇族和满族占多数，因此有立宪派人士对清政府感到失望。

对于“皇族内阁”的非议，当时的内阁学士李家驹提及以下三点：

1、当时中国唯一具有宪法性质的《钦定宪法大纲》并没有规定皇族不能组织内阁；

2、是日本宪法也没有类似规定（李家驹曾充驻日公使和出使日本考察宪政大臣，此说较权威）；

3、奕励内阁只是暂行阁制，具有过渡性质。

中国历史学博士李细珠指出，与其说奕勘内阁是因皇族亲贵太多，不如说是因清朝皇族亲贵为满族，满汉矛盾才是问题的焦点。

革命党的前期武装起义

从1895年至1911年，兴中会、华兴会以及后来的中国同盟会，还有光复会、岳王会等各种革命团体，联合三合会、洪江会等会党势力，共发动十多次反清武装起义。维新派的自立会也在1900年与兴中会合作勤王起义。这十多次起义虽皆昙花一现，但却在中国国内及海外种下革命种子。这些起义也与该时期中外关系密不可分。

1895年-1900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及同时期其他起义

第一次广州起义：1895年春天，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战败，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10月，以香港为中心的兴中会策划第一次广州起义，由陆皓东绘制青天白日旗。10月26日，杨衢云坐镇香港，孙中山率领郑士良、陆皓东到广州，准备一举而袭取广州。但是事机泄漏，清政府展开大搜捕，陆皓东被捕，不幸身亡。“第一次广州起义”宣告失败。孙中山及杨衢云则被清廷通缉。香港在清政府压力下，下令禁止二人于五年内再次入境。孙中山开始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国、英国伦敦等地宣传革命及筹措经费。

自立军起义：1900年，华北发生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6月进攻北京，东南互保形成。谭嗣同的生前挚友、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门生、唐才常在1900年初，于东亚同文会的支持下秘密组织“正气会”，对外则托名“东文译社”，又在1900年3月改名为自立会，因他的激进派立场遂能同时号召维新派、清军士兵、革命党、以及兴汉会里的各会党人员。这支力量中军人方面由秦力山、吴禄贞等人领导，会党方面则由身为哥老会龙头的毕永年来联系，康有为与梁启超负责向海外华侨募集饷糈，用以接济义师。1900年7月26日，在上海愚园招开中国议会，投票选出容闳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唐才常、汪康年、郑观应等十人为干事，决定以自立会为基础成立自立军，订在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时起事，北上营救光绪皇帝，建立汉人执政的君主立宪国家。唐才常事前获得孙文兴中会的支援，收揽孙中山的部分人手如毕永年、林圭、秦力山、吴禄贞、与“哥老会”等，最后却没有得到康有为原先许诺的金钱资助。由于张之洞向清廷输诚，英国又放弃支持起义从而促成张之洞独立的阴谋，致使事败，唐才常等12位起义领导人在汉口被捕，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斩首。自立军起义还未全面展开，便被张之洞彻底消灭，更使得兴中会来不及在广东发难响应。

惠州起义：1900年，孙中山决定发动军事起义。6月，孙与郑士良、陈少白、杨衢云、英国退伍兵摩根（Rowland J. Mulkern）及日本人宫崎滔天、平山周、内田良平等从横滨抵达香港，但被英国当局拒绝入境。9月25日，孙在日本黑龙会帮助下，经马关赴台湾。会见日本民政长官之后，得到日本台湾总督府官员承诺支持在广东举事。孙于是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10月8日，孙命郑士良等人于惠州三洲田（今深圳市三洲田）发动起义，也称惠州起义、庚子革命、庚子首义、三洲田首义等。起义军在三多祝发展至2万人。10月19日，日本政局变化，伊藤博文第四次组阁，下令台湾总督府不得接济起义军。起义军因粮绝弹尽而解散，不久在清政府镇压下宣告失败，史坚如、山田良政等被杀。孙被台湾日本当局送离境，回到日本。

1900年-1907年：萍浏醴起义及其他起义

大明顺天国之役：1903年1月25日至1月28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廿七日至卅日）由兴中会谢缵泰、李纪堂与原太平天国将领洪全福共同策划在广州起义，起义目标是建立“大明顺天国”，众人拟推容闳为起义成功后临时政府的大总统。该次起义因事泄而失败。

萍浏醴起义：1904年10月，华兴会黄兴联络湖南民间会党洪江会首领马福益，计划在农历十月初十日慈禧寿辰时在长沙发动起义，事泄遭清兵追捕，黄兴逃亡，马福益于1905年春在萍乡被俘，后在长沙被杀害。马被害之后，其门徒继续暗中联络，欲为马报仇。同时在1905年，华兴会与兴中会在东京合并为同盟会，继续策划反清起事。1906年春，同盟会派遣会员刘道一、蔡绍南等从日本回到湖南，联络洪江会，宣传同盟会纲领，确定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三处同时发动起义，萍乡方面以安源煤矿矿工数千人为主力。12月初起义爆发，各路起义军遍布附近几县，在几天内占领麻石、文家市、上栗市等重要市镇，推举洪江会首领龚春台为起义军都督，发布《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起义军声势浩大。清政府调集湘、赣、鄂及江宁（今南京）数万军队镇压，起义军失败，刘道一等死难，李燮和等逃亡。

黄冈起义：1907年5月，中国同盟会及三合会许雪秋、陈芸生、陈涌波、余纪成、何子渊等发动黄冈起义，一举占领黄冈城（今潮州饶平县）。许雪秋、陈芸生为新加坡华侨，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起义后，清潮州总兵黄金福立即带兵前往镇压，革命党200余人遭到杀害，历时6天的黄冈起义遂告失败。

七女湖起义：1907年，孙文派人到广东惠州发动起义，以响应黄冈起义。6月2日（阴历四月廿二），邓子瑜和陈纯等集合少数三合会党在距惠州20里的七女湖截获清军防营枪械，击毙巡勇及水师哨弁多人。5日，进攻泰尾，清守兵溃逃，起义军乘胜连克杨村、三达、柏塘等地，旋又在八子爷打败清营管带洪兆麟。归善、博罗、龙门各地会党纷起响应，队伍增至200余人。清水师提督李准急调兵镇压，起义军声东击西，使清军疲于奔命。后因黄冈起义失败，起义军得不到支援，遂在梁化墟解散。部分起义军流亡香港，大部分退入罗浮山区。

1907年-1910年：安庆起义与其他起义

安庆起义：1907年7月6日，光复会的徐锡麟在安徽安庆起义。徐锡麟时任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在毕业典礼当天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然后率学生军，连同陈伯平等与清军战斗，激战四小时后寡不敌众战败，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等被捕后被处死。秋瑾亦因而受牵连被斩首。

钦州起义：1907年8月，广东（今属广西）钦州的那彭、那丽、那矺等三乡反抗塘捐出现民变，孙中山命中国同盟会会员、原三合会首领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都督”前往联系，于9月率众成功攻取防城。之后图攻取钦州，未果，最后退到十万大山一带，王和顺返回越南。

镇南关起义：1907年12月2日，原三合会首领黄明堂受孙中山委派，以“镇南关都督”之名，在守军作内应下，攻占中越边境之镇南关炮台。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亲自在炮台指挥作战。广西提督调陆荣廷率四千人围攻，革命军退入山区。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到安南追查孙等人，孙转赴新加坡，待武昌起义成功才再次踏足中国。

钦廉上思起义：1908年2月，黄兴以越南为基地，以二百多人从越南进攻广东钦州、廉州，作战十四天。是为钦州、廉州起义。

河口起义：1908年4月发动于云南河口，丁怀瑾先潜入云南联络，4月30日黄明堂从越南率二百余人进攻云南河口，守军响应兵变。黄兴赶到参与指挥，后返回河内另组队伍支援，在越南老街，被法国警察怀疑为日本人，遭扣押递解出境。至5月26日清军攻陷河口，部分革命军退入越南。

马炮营起义：1908年11月19日夜，安徽岳王会成员熊成基、范传甲等趁太湖秋操，安庆城内空虚之际，发动安庆马营(骑兵营)和炮兵营新军士兵起义。苦战一昼夜，未能突破安庆城防后撤退至合肥后解散。熊成基只身逃往日本。这是新军第一次起义。

庚戌新军起义：1910年2月12日，黄兴、胡汉民及新军内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原岳王会会员）倪映典，乘广州警察与新军发生冲突，率广州新军起义，阵亡百余人，被捕百余人，另有百余人撤至香港，倪映典牺牲，起义失败。史称“庚戌新军起义”。

1910年-1911年：第二次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集赵声、黄兴、胡汉民、邓泽如等同盟会重要骨干参加庇能会议。以之前用会党为主力在边区起义皆未能成功，革命陷入低潮，议决集同盟会精英，在广州起义，和清政府决一死战。

1911年4月27日，赵声、黄兴等人在广州领导起义。起义队伍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最终因力量不敌而失败。后收殓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合葬，由此建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此次起义中，牺牲起义军不止此数。牺牲者多为中国同盟会精英。《蒋宋美龄给廖承志公开信》中所提“再者毋忘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对中山先生肝胆相照之日本信徒为我革命而牺牲者。”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碑》收72人姓名及1932年所立《补书辛亥三月廿九广州革命烈士碑》收陈文友等14人姓名，其中并无日本人名，不知其所据何来。然日本人梅屋庄吉确曾协助革命党人购置军械。此次起义失败后，蒋翊武、刘尧澄乃派詹大悲、杨玉如赴上海与宋教仁等谋划武汉大举。

廉州光复(1911年11月27日)：苏用武（苏干初）、邓世坤、邓世增、钟继业等十二三名广东合浦廉州中学堂师生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他们受到了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激励，积极筹备武装起义。苏用武与林翼中负责联络发动绿林中人起义；卜汉池与丁守臣前往灵山一带策动农民起义；罗侃廷、邓世增、李昆岩、钟继业等则在新军进行策反。一切准备就绪。在离预定举行起义日子只剩下三天的时候，邓世坤因劳累过度，在制造手雷的过程中，不慎引发爆炸，不幸牺牲。为免引起官方注意，同盟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提前在当晚（1911年11月27日）举行起义。罗侃廷、邓世增、李昆岩、钟继业等随即前往新军开展工作，与新军起义的同志一起，争取杨分统（廉州城防军杨尊任）反正，不果。他们当场把杨分统击毙，召集全体官兵宣布起义。同时苏用武率领其余同志占领府衙。各衙门官吏个个闻风丧胆、纷纷落荒逃窜。次日，合浦宣布革命起义成功，成立廉州革命政府——廉州都督分府，并任命陈武（即苏用武）为都督、李时钦为参谋长、邓益能（即邓世增）为军政部长、罗侃廷为财政部长、林翼中为交通部长、廖杏斋为民政部长。此役史称“廉州光复”，时1911年11月28日。

革命党海外活动

马来亚的革命活动

马来亚地区（包括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当时为英国殖民统治，称英属马来亚。辛亥革命前，由于马来亚地区是当时中国以外华人人口最多和最密集的地方，且当地华人拥有较雄厚的财力，故成为革命党和立宪派竞相争夺的地盘。革命党人在马来亚地区开展一系列革命活动。孙中山多次亲赴该地区并号召当地华人响应革命，这令马来亚地区成为革命活动的主要中心之一。当地侨商陈楚楠、张永福等成为南洋本地革命人物。1906年，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1907年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支部也在新加坡成立。决定发动黄花岗起义的庇能会议即于1910年在槟城阅书报社召开。与此同时，立宪派在该地区宣传卓有成效，保皇会领袖康有为等多次到该地区活动，使该地区成为海外立宪派重要中心之一。邱菽园（曾担任英属各邦保皇分会会长、支持过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等侨商先后成为保皇会骨干。

孙中山以及中国同盟会在马来亚地区展开革命活动并非一帆风顺。由于英国和大清保持外交关系，大清在新加坡和槟城设立领事馆成了革命活动阻力。此外，清政府也派外交官和特使到马来亚各地访问，受到当地华人欢迎。这些官员访问的目的主要是呼吁当地华人效忠大清，有的还售卖官衔以拉拢当地华人。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支部支部长胡汉民曾在《南洋与中国革命》中描述南洋华侨，“只要在满洲人底下作过小官儿的到南洋去吹，说道：‘我们家里三代都是一品大官，我也是身为显官，有阔气的顶戴的！’，这样一吹马上可以哄动华侨来崇拜你。”由此可见，当时马来亚地区华人思想保守。这种保守思想也使在该地区活动的康有为等海外立宪派领袖实行君主立宪制号召得到当地华人响应。

以康有为为首的海外立宪派和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由于对新政治制度构想差距甚大，故这两派以及更趋保守人士在南洋相遇时引发一番大论战。立宪派和革命党都创办自己报纸，在报上围绕着君主立宪与民主革命课题争论激烈。在论战中，当地华人社会上层是立宪派支持者，为使自己财产不受影响，维护已得利益而拥护立宪派。而一些中下阶层如店员、小商人、文教人士、矿工、胶工、贩夫走卒等平民百姓及会党群众则是革命党支持者。笔战最先在新加坡开始，《叻报》支持清政府，支持立宪派报纸有《南洋总汇新报》、《星报》、《天南新报》等。革命党方面则先后有《图南日报》、《中兴日报》、《星洲晨报》、《南侨日报》等支持。当时《叻报》与《中兴日报》和《南洋总汇新报》笔战成了南洋华文报纸第一次笔战。在马来亚方面，1906年，黄金庆创办《槟城日报》，是革命党在槟城创办第一份报纸。1910年12月10日，孙文、陈新政、庄银安等人在槟城创办《光华日报》。《光华日报》不但是革命党人在马来亚最重要机关报，也是马来西亚新闻史上以及世界华文报业新闻史上发行历史最久的华文日报。“光华”二字意味着光我华夏，乃孙文手定。

首届内阁的诞生

宣统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首届内阁成立。5月8日，清廷组成皇族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13名内阁成员中有8名为满族，有4名为汉族，有1名为蒙古族。而8名满族阁员中又有7名是宗室、觉罗，即皇族。由于有人认为该内阁是“皇族主导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制的精神，故被讥称为“皇族内阁”。

四川保路运动：各方势力的博弈

1911年5月8日，清廷成立皇族内阁，令各地立宪派大失所望，认为清朝统治者毫无立宪诚意。5月9日，清廷颁布铁路国有政策。宣布收回由民间出资建造的粤汉铁路、川汉铁路。这一举措引起湘、鄂、川、粤四省各阶层的强烈不满，掀起四省保路运动，尤以四川最为强烈。

5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正式成立。四川民间各团体推举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张贴文告，四处讲演，甚至上京请愿。

8月，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及附近各州县发动罢市、罢课。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8月24日，群众开展罢市罢课，9月1日，在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的号召下，开展抗粮抗捐活动。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领袖，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这一举措激起大量群众到四川总督衙门请愿，赵尔丰下令清兵弹压，打死30余名请愿群众，酿成成都血案。9月8日，成都附近农民在中国同盟会和会党组织哥老会的领导下组成保路同志军起义，围攻省城，与清兵交战，附近州县群众纷纷响应，几天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9月25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人领导荣县独立。清朝政府得知激起民变，成都被围后，非常惊恐，忙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并调渝汉铁路督办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一部分湖北新军入川，是时全国革命党人加紧活动，革命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湖北空虚，从而导发武昌起义。

四川保路运动是由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他们力图把运动控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内，要求人们只求争路，不反官府，不打教堂，更不得聚众暴动。同盟会虽然没有掌握保路运动的领导权，但他们执行“借保路之名，行革命之实”的策略，暗中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

武昌起义和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

1911年10月11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

湖北新军原为张之洞所练的“江南自强军”，中下层军官不少曾官费派日留学，因而遍布革命党人。当中以共进会及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渗透最广。保路运动酿成民变后，端方奉命率湖北新军入四川镇压。此时，武汉新军大部被调入川，武汉防务非常空虚，革命党人认为这是发动起义好机会。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大会在武昌召开，讨论通过“起义计划”。由双方负责人和新军代表60余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组建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共进会负责人刘仲文（刘公）被推举为政治筹备处总理。起义总指挥部设于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机关（张廷辅寓所），正值筹备处设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临时租用的住宅）。起义机关定为1911年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10月9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孙武被炸伤。俄国巡捕前来搜查时，孙武和刘仲文等人及时逃脱。后来刘仲文派妻子和弟弟返回去取起义的文件，旗帜等，不幸被俄租界巡捕捕获。湖广总督瑞澂闻得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闻讯后，决定当夜发动起义，并派人给各营送信。当日晚彭楚藩、刘复基在起义总指挥部被捕、杨宏胜在运送弹药的路上被捕，10月10日晨彭刘杨三人被瑞澂斩首，新军的革命党人人心惶惶。

共进会总代表、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熊秉坤等人决定提早起义，并拉来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晚七时许（确切事发时点已无可考证，只能确定是日暮以后午夜以前事发），共进会会员士兵程定国与正目金兆龙抱着步枪睡觉，且在身上藏匿子弹。被夜巡的哨长（相当于排长）陶启胜发现，痛骂“干什么，想造反啊！”，金兆龙回话：“造反就造反！你能怎样？”与陶启胜扭打，程定国乘陶不备，以枪托打伤陶，又从背后开枪，把陶启胜打成重伤，发出武昌起义第一枪。（旧说第一枪是熊秉坤所发，有误。）起义士兵首先发难攻占楚望台军械库，继而深受文学社和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影响的大部分新军共同响应。吴兆麟、熊秉坤率起义部队攻打湖广总督府，在武汉南湖炮队的炮击下，起义军在次日黎明前，占领总督幕府，湖广总督瑞澂乘船逃到上海。

10月10日深夜，正在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学习的辛亥革命元老、中国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六弟何贯中（中国同盟会员），第一时间得知起义发生，立即将同寝室的李济深等同学组织起来，潜出校外，将清军南下唯一大动脉漕河铁桥炸毁。漕河铁桥被炸，清军南下镇压起义运动行程被耽搁，大大支援湖北武昌起义军接下来的军事行动，更重要是为革命党人在全国范围内举事赢得充裕时间。

10月11日黎明，起义军聚集在湖北谘议局大楼会议厅，新军第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二营司务长蔡济民召集会议，商讨组建军政府和推举都督人选。除革命党人吴醒汉、徐达明等十余人外，还邀请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溶以及议员，还有旧军官吴兆麟参加。会议请汤化龙主持。吴兆麟提议由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担任都督，立宪派一致拥戴，部分革命党人也因为黄兴、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害，孙武被炸伤，蒋翊武被迫逃跑，没有更好人选表示同意，因此会议通过以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一说为总参议）。

11日上午，武昌全部遭到革命军占领。晚上成立谋略处。在谋略处主持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湖北军政府），公布军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用黄帝纪元，宣统三年改为黄帝纪元4609年。军政府建立参谋部、军务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谘议局大楼为办公地，十八星旗为军旗。谋略处以军政府名义发布《布告全国电》，《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电全国。

10月12日，革命党人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占领汉阳；随后赵承武率起义军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

武昌起义之后的全国革命

各省的革命及独立

湖北阳夏保卫战和宜昌起义

在武昌起义成功之后，清政府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攻击武汉三镇的江北汉口（夏口）和汉阳，随后启用早先被罢黜的原北洋军首领袁世凯，以稳定北洋新军。革命军开展阳夏战争，最终战败，11月27日退守江南武昌。在47天作战中伤亡约万余人，但仍能隔江坚守武昌。因此在这七个星期之内，中国15个省陆续宣布脱离清室独立。内地十八省中只剩下甘肃、河南、直隶三省效忠大清朝廷。独立各省主要以各省咨议局成员为主要领导，少数地区由革命党主导。

10月18日晚，宜昌新军第四十一标第一营排长、文学社会员唐牺支发动起义并光复宜昌。为减轻清军对武昌压力，唐于11月19日兵分四路直逼清驻防将军荆州将军府，25日围困荆州，12月13日，荆州将军连魁投降。

湖南

10月22日，湖南共进会会员焦达峰、陈作新，按照早先与湖北共进会立下相互响应起义约定，率领以会党和新军组成的队伍在长沙起义。湖南巡抚余诚格逃走，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被斩首。起义军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推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并发布《讨满清檄文》。随即派兵支援武昌。

陕西

10月22日，陕西同盟会会员井勿幕、钱鼎、景定成等人同陕西哥老会联合，发动会党和新军革命分子同时起义，经两天激战控制西安，护理巡抚钱能训逃走，西安将军文瑞投井自杀。西安满族居住区“满城”反击被灭。起义军成立秦陇复汉军政府，推举原日知会会员，新军队官张凤翙被为都督。

江西

10月23日，江西同盟会会员林森、蒋群、蔡蕙等人策动九江新军举行起义，胜利后即宣告独立，次日成立九江军政分府，推举第二十七混成协第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为九江军政分府都督。10月31日，南昌同盟会会员蔡公时等人率领新军发动起义并获成功，建立江西军政府，推举李烈钧为都督。

山西

10月29日，山西同盟会会员、新军标统阎锡山联合姚以阶、黄国梁、温寿泉、赵戴文、南桂馨、乔熙等人发动新军在太原起义，杀死山西巡抚陆钟琦，宣布成立山西军政府，推选阎锡山为都督。12月12日，革命军因抵抗不住清军曹锟部进攻，撤离太原。

直隶·辛亥天津起义

10月29日，直隶发生滦州兵谏与滦州起义。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三十九协协统伍祥祯、四十协协统潘榘楹、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三镇第五协协统卢永祥等，在直隶滦州打电报向清政府提出类似最后通牒的十二条，要求在本年内召集国会，由国会起草宪法，选举责任内阁，并规定皇族不得充当国务大臣。

云南

10月30日，云南同盟会会员李根源联合新军标统蔡锷、罗佩金及管带唐继尧等人率领新军发动重九起义，次日占领昆明，成立云南军政府，将云贵总督李经羲礼送出境，推举蔡锷为都督。

上海光复

11月3日，上海同盟会、光复会、上海商团的陈其美、张承槱、李平书、李英石、李燮和等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主要力量有张承槱、刘福标等人组织的青帮洪帮敢死队，李平书和李英石的上海商团武装，李燮和联络的吴淞地区起义军警，朱家骅、徐霁生等人组织的中国敬死团。4日，最后攻占江南制造局，上海光复；8日，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沪军都督府，推举陈其美为都督。

贵州

11月4日，贵州革命党人张百麟等的领导和发动新军和贵州陆军小学堂学生举行起义，随即攻占贵阳，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推举贵州新军第一标教官兼讲武堂堂长及贵州陆军小学堂总办杨荩诚为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

浙江

11月4日，浙江光复会会员驻杭州新军八十一标标统朱瑞，同盟会会员新军八十二标周承菼部军官吴思豫、吕公望、蒋百里、蒋百器、杨廷栋、吴肇基人等，及光复会王文庆率领从上海赶来的敢死队发动起义，从笕桥、南星桥出发进攻省城杭州。朱瑞、吴思豫、吕公望等率八十一标及光复会王金发敢死队攻占军械局。周承菼统八十二标和同盟会蒋介石、光复会尹锐志（女）所属敢死队攻占抚台衙门。杨廷栋率兵包围巡抚府，巡抚增韫被俘，5日，杭州光复。浙江谘议局议长陈黻宸、副议长沈钧儒及马叙伦等人，推举立宪派、前谘议局议长汤寿潜为都督。

江苏·辛亥南京起义

11月5日，江苏的立宪派及绅商怂恿江苏巡抚程德全在省城苏州宣布独立，成立江苏革命军政府，程德全自任都督。 11月25日，江浙革命联军进攻南京。12月2日，南京光复。

安徽

11月5日，安徽同盟会会员吴旸谷等率标炮营等也在当日起义，并向省城安庆进攻。立宪派则劝说安徽巡抚朱家宝独立，11月8日，安徽谘议局出面宣布独立，推举朱家宝为都督，王天培为副都督。

广西

11月6日，广西谘议局在省城桂林作出决定，与清政府脱离关系，宣布广西独立，原广西巡抚沈秉堃担任都督，几天后清军提督陆荣廷发动兵变夺取都督之位。

福建

11月9日，福建同盟会会员郑祖荫、彭寿松、许崇智、新军第十镇统制孙道仁率领所部在福州起义，向清军发起进攻，清总督松寿自杀，11月11日，福建宣告光复，福建军政府成立，推举孙道仁为都督。

广东

10月底，广东同盟会会员陈炯明、邓铿和彭瑞海等人在广东化州、南海、顺德、三水等地组织民军起义。11月8日，在胡汉民劝说下，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和新军第二十五镇统制龙济光同意反正，民军声势浩大，两广总督张鸣岐被迫召集各界代表在广东谘议局讨论广东独立问题，决定次日宣布广东独立。11月9日，陈炯明率部光复惠州，同日，广东宣布独立，成立中华民国粤省军政府。推举胡汉民为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经各方支持，组成一支北伐军共约8,000人，姚雨平任总司令，马锦春为副总司令。

山东

11月12日，山东烟台同盟会栾钟尧、宫锡德等“十八豪杰”同盟会会员发动起义，占领烟台海防营，烟台道台徐世光闻变携家眷逃到东海关税务司英国人梅尔公馆寻求保护。11月13日，“十八豪杰”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宣布烟台独立，成立山东军政府。次日，改称山东烟台军政分府，推举清海军舞凤舰舰长王传炯为烟台军政分府总司令。11月13日，在山东革命党人丁惟汾的劝说和代理新军第五镇统制贾宾卿等部分军官的胁迫下，山东巡抚孙宝琦同意山东独立，推举孙宝琦为都督。11月24日，孙宝琦又取消独立。

宁夏

11月17日宁夏同盟会支会发动宁夏会党起义，刘堂华兄弟率百人进攻夏府和巡抚衙门，高士秀和高登云率部攻占灵州，23日在宁夏府成立宁夏革命军政府，以刘先质为宁夏革命起义军督指挥，刘华堂为副指挥，革命军下设5标（相当于团）及四路防军。同时颁布《新政大纲》和《临时政纲》，以此布告安民，宣传民主革命之意。为巩固胜利果实，宁夏军政府立即照会山西军政府大都督阎锡山和陕西军政府大都督张凤翔，希冀“嗣后相助，以利军事”。

四川

11月21日，广安州组成大汉蜀北军政府。22日，蜀军政府在重庆成立。

11月22日成都召开四川官绅代表大会，决定独立并派出蒲殿俊等11人与四川总督赵尔丰的代表在在成都圜通银行进行谈判，27日四川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赵尔丰发表宣示四川自治文告，将权力交给新政府。立宪党人蒲殿俊担任都督，赵尔丰的嫡系部将朱庆澜任副都督。27日，进入四川的鄂军在资中反正，杀死上任途中的代理四川总督端方。

河南

12月22日，河南开封同盟会会员张钟端领导的河南仁义会起义行动被破获，次日张钟端被杀害。

奉天

11月17日奉天联合急进会成立，公推张榕为会长，柳大年、李德瑚、张根仁为副会长。

吉林

11月下旬，奉天联合急进会首领、同盟会会员张榕、张根仁派赵元寿来吉林组建吉林联合急进会分会。1912年3月15日，赵尔巽和陈昭常宣布承认“共和”，改东三省总督为东三省都督，改吉林巡抚为吉林都督。

黑龙江

武昌起义爆发后，黑龙江各学校推举代表组织学生联合会，进行黑龙江省独立运动。学生联合会在黑龙江全省中学堂召集全校师生开会，中国同盟会黑龙江支部负责人邓觉民发表演讲。会后，学生们上街散发传单。11月16日，黑龙江巡抚周树模秉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旨意，成立黑龙江国民保安公会并自任会长。黑龙江全省中学堂学生在革命党人策动下成立黑龙江国民联合会要求宣布独立。奉天联合急进会首领、张榕、张根仁等和保安会进行斗争。12月11日，革命党人组织省城学生到省属衙门前游行，高呼“黑龙江独立万岁”；12月18日，用全体名义要求巡抚周树模宣布独立。此后在民政司长宋小濂应对下，革命活动被瓦解，黑龙江独立运动失败。

新疆

12月28日，革命党人刘先俊、万象春、马万荣等率军中100多名哥老会会众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起义。1912年1月7日（农历辛亥年）晚，伊犁起义取得胜利。1月8日上午9时，新伊大都督府宣告成立，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清朝黄龙旗。万象春三十年后撰文回忆：“如果伊犁不起革命，清廷迁都事成，那时爰正貔貅，逐鹿中原，偏安西北，尚有可能。伊犁革命，格杀志伯愚，败走袁大化，载澜携眷逃奔库伦，甘督长庚解权卸位，不但阻遏清廷迁都成议，而且促迫宣统逊位。盖伊犁班革命同志对于民国之贡献，当不在武昌首义及各省响应之下矣。”

甘肃

1912年3月11日，黄钺联合革命党人向燊、陈贞瑞等发动秦州起义，在秦州宣布独立，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黄钺被举为都督。

革命的后续发展

11月8日，在同盟会会员策划和支持下，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于南京城外六十里之秣陵关宣布起义。徐绍桢与上海都督陈其美及苏浙起义军将领商定组建联军会攻南京，徐绍桢任总司令。11月11日，联军司令部在镇江成立。11月24日至12月1日，在总司令徐绍桢的统一指挥下，联军相继攻占乌龙山、幕府山、雨花台、天堡城等据点。后黄兴赶来加入指挥。12月2日一举攻占南京城（南京之战）。至此，长江以南全部为革命军据有。

11月中旬，进攻武昌的清海军反正。海军提督萨镇冰，与黎元洪是师生，舰队参谋汤芗铭与汤化龙是昆仲，被劝反正。11月中旬，各舰自武昌下驶九江，萨镇冰称病离舰赴上海治病，黄锺瑛任舰队司令，经九江林森劝说，舰队归附革命军。

列强的中立与调停

武昌起义后，鄂军都督府成立军事外交科、外交局等部门，最终合并为外交部，胡瑛任部长，王正廷任副部长，胡朝宗、夏维崧、石龙川、刘凤书、江华本、姚勉之、陶宗汉等分任秘书、科长、参议等职务，余日章为外交部驻汉交涉局局长。胡瑛向各国驻汉口领事馆送交照会。随着民军在汉口的军事成功，各国态度逐渐转变，10月17日上午，英、俄、法、德、日五国驻汉口领事推举英国领事葛福向鄂军都督府递交会衔公文，承认民军为国际法上的交战团体，各国将严守中立。

12月2日，通过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的斡旋，武汉革命军与清军达成停战协议。

荫昌督师南下

10月12日，清廷派荫昌率领北洋第一军（由陆军第四镇和陆军第二镇的陆军第三混成协、陆军第六镇的陆军第十一混成协编成，总统官由荫昌兼）、第二军（由陆军第五镇、陆军第三镇的陆军第五混成协、陆军第二十镇的陆军第三十九混成协编成，总统官为冯国璋）开往湖北镇压武昌起义（参谋长易乃谦，副官长兼总执法官丁士源），同盟会会员蔡德辰、陈雄等企图在京汉铁路正阳门西车站刺杀荫昌未果。10月15日，荫昌途经彰德会见袁世凯时，袁告诉荫昌切勿轻战。10月17日荫昌到达信阳指挥，但由于北洋两军系袁世凯旧部，不听指挥，镇压并不得力，同时湖南、山西、江西、陕西等省相继宣告独立。10月27日，清廷召回荫昌，派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剿抚，并改任冯国璋为北洋第一军总统官，任命段祺瑞为北洋第二军总统官，荫昌随陆军第八镇留在前线参加反攻。11月1日，袁世凯内阁成立，荫昌被任命为军谘府大臣暂管陆军大臣事务。

清廷内的政治纷争

据叶恭绰笔记曰，“武昌变起，瑞澂逃，荫昌督师而不甚负责。当时清廷即分两派：一派主张严申军令，用亲贵督师，以张挞伐；一派主张起用袁世凯。争不能决，乃奏请隆裕太后决定。太后主起用袁，议乃定。其后一切均由此发轫也。”袁世凯起用前后，清廷应对革命的方略产生重大变化。此前，清廷对湖北民军的态度是“一致主剿”，此后则出现“抚”的呼声。

袁世凯的起复与军事进攻

10月14日，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徐世昌和那桐保举，监国摄政王醇亲王载沣任命两年前被罢黜、现在彰德洹上村养病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10月14日派内阁参议阮忠枢持上谕和奕劻亲笔信同内阁统计局局长杨度一起抵达彰德，王锡彤、杨度及袁克定均劝袁世凯不要出山，袁遂托病不就，于10月16日上谢恩折。同时袁向阮忠枢提出出山条件即“节略八条”，大意为调兵、拨款、军谘府及陆军部不要“遥为节制”。10月15日，荫昌途经彰德会见袁世凯。10月22日，湖南省独立。10月23日，江西省九江独立。10月27日，朝廷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统率北洋军向武汉进攻。袁督师到鄂，驻节孝感萧家港。

清军在辛亥革命期间的军事部署与进攻策略

对北京的东西夹击：山西独立与滦州兵谏

10月29日山西独立。同日新军第二十镇在直隶境内发动滦州兵谏，提出解散皇族内阁等《十二条政纲》。

内阁更迭与重大信条十九条的出台：袁世凯逐步控制北方政局

内阁总理大臣爱新觉罗·奕劻称病上奏辞职。11月1日，摄政王载沣被迫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组阁。

11月2日，在攻下汉口之后，袁世凯便按兵不动，开始暗中与南方议和。11月3日清政府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11月6日，溥仪下罪己诏，释放革命党刺客汪兆铭、黄复生、罗世勋。11月13日，袁世凯带卫队抵京任内阁总理大臣。11月16日，组成袁世凯内阁。12月6日，袁世凯迫使醇亲王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位，退归府邸。12月16日，调冯国璋来接替禁卫军总统，解除良弼禁卫军第一协协统职，调禁卫军炮队支援围剿山西革命军，分散禁卫军力量，又用准备出征的名义把禁卫军调出城外，派段芝贵另编拱卫军，驻扎城里。北京完全被袁世凯所控制。到12月18日南北议和谈判开始之前，当时关内18省都发生过武装起义，其中湖北、湖南、陕西、江西、云南、江苏（含上海）、贵州、浙江、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共十三省宣布独立，只有直隶、河南、甘肃、山西、山东五省在袁世凯控制下之外，其中山西、山东、甘肃境内宁夏地区都曾宣布独立，后被袁军控制。

革命党在北京的军事活动

11月29日，直隶革命党人按照汪兆铭与袁克定约定，在北京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三处发起对紫禁城进攻。可是，晚上放火为号进攻时，遭到事先埋伏的清军包围，革命军先锋队队长陈雄、高新华自杀，李汉杰被捕，三天后遭凌迟处死。

南北议和

袁世凯在被清廷起复前夕，便会见过来访的革命党人朱芾煌。朱劝告袁世凯同南方议和以换取大总统之位，袁世凯权衡利弊，上台后采取剿抚兼施的策略，进而准备和南方开始谈判。

11月1日之后，袁世凯分别致信黎元洪和民军总司令黄兴。在分别收到二人复信，得到将获总统职位的保证后，于11月10日派旧部刘承恩、副官蔡廷干（海军正参领）作为私人代表，赴武昌议和。黎元洪迫于主战派压力，要求袁世凯倒戈北伐，并保证“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刘、蔡二人携黎元洪致袁世凯亲笔信回京复命。此后袁世凯通过攻克汉阳，大挫民军锐气，迫使民军方面不得不进行停战谈判。

11月26日，袁世凯通过英国公使朱迩典及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Herbert Goffe，1870-1939）向军政府和各省代表提出议和三条件：停战，清帝退位，选袁世凯为大总统。11月29日，袁克定密遣朱芾煌携汪兆铭函到武昌前线奔走协调停战，因事先未得通报，朱芾煌于11月30日被冯国璋拘捕，经袁克定营救，由汉口押送北京后当即被释放。11月30日，袁世凯再派密使刘承恩、蔡廷干赴武昌与黎元洪谈判。同日，各省代表自上海汇集至武汉，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各省代表第一次会议，同意与袁世凯议和。由于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表示，黎元洪必须能够代表各省，方可谈判议和。各省代表会议当日遂议决，以鄂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政务。12月1日，南北双方签订《武汉地区停战协定》，武汉地区于12月3日上午8时至12月6日上午8时停火三天。12月3日，武汉地区停火，进行休战谈判。此后南北双方先后签署过五次协议，将停战最终延续到1912年1月29日。

1909年3月27日英国驻华公使朱迩典爵士在北京紫禁城向新任摄政王载沣递交国书。图中左起第六人为朱迩典爵士，左起第四人为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其他人物还有谢立山（Sir Alexander Hosie）、Colonels Anderson、韦乐沛（Michael Edward Willoughby）、格雷医生（Dr. Gray）以及三名英国驻华使馆秘书.

12月7日，上谕“著袁世凯为全权大臣，由该大臣委托代表人驰赴南方，切实讨论，以定大局。”12月8日，袁世凯发布内阁咨文，派唐绍仪为总理内阁大臣的全权代表。12月9日，唐绍仪等离京赴武汉与黎元洪或其代表商谈大局。而南方各省内部则纷争不断。12月7日，黎元洪提名伍廷芳为议和全权代表，温宗尧、汪兆铭、王宠惠、钮永建为参赞，胡瑛、王正廷为湖北特派代表，组成议和代表团。12月9日，各省代表正式推举伍廷芳为民军议和全权总代表。由于各省代表受同盟会影响，已议决“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故他们不赞成黎元洪在武昌谈判的意见，而支持在南京谈判。12月11日，唐绍仪抵汉口，第二天过江到武昌会晤黎元洪，被告知要到上海谈判。原来，伍廷芳受张謇、赵凤昌等人劝阻，托英驻沪总领事请朱迩典爵士向袁世凯说项，令唐赴沪议和。于是，袁世凯12月13日电令唐绍仪“赴沪讨论”。张謇、赵凤昌等成为南方议和幕后主导。

12月18日，在上海南京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市政厅，南北议和会议开幕，参加会议的除南北议和代表外，还有英、日、美、德、法、俄6国驻沪总领事及外商代表李德立。在这第一次会议上，双方很快就承认共和达成一致，并在“召开国民大会表决国体”即所谓“和平解决”办法上达成共识，但对国民会议的召集、召开时间与地点、组成等问题争执不下。12月20日，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

同时，清军主和派将领见同盟会方面的黄兴即将取代黎元洪成为南方临时政府首脑，便由段祺瑞的参谋长靳云鹏派出私人代表廖宇春赴上海与黄兴谈判。参与谈判者有江浙联军参谋长顾忠琛，联军先锋队长朱葆诚、洪承点，文明书局经理俞复，北军红十字会会员夏清贻。12月20日，双方在文明书局签订五项条款：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之秩序。

南北议和的重要幕后人物赵凤昌

12月28日，袁率内阁大臣上奏，请召集临时国会公决国体。清廷召开御前会议，最终隆裕太后下懿旨，同意召集临时国会。12月29日，南北议和第三次会议召开，伍廷芳提出经过修订的《关于清皇帝之待遇》、《关于满蒙回藏之待遇》两项提议案，当日议决多项条款，其中首条即为“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

同盟会方面不满南北双方达成的召开国民会议议决国体，选袁为民国首任总统的共识。黄兴、陈其美、宋教仁遂于12月26日在上海哈同花园公宴总理孙文之时，酝酿举孙为大总统，并由马君武唤起舆论。12月27日，黄兴、宋教仁等赴南京，连夜召集各省代表会议，提出成立政府、采用总统制、改行中华民国纪年并用阳历等事宜，筹备选举临时大总统。

12月31日，南北双方代表唐绍仪、伍廷芳等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双方签署协议，袁支持清帝退位，南方各省支持袁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召开国民会议议决国体。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孙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11日、17日、19日，南京临时政府接连三次要求列强承认，均无一字答复。袁得知孙就任临时大总统后，1月1日致电唐绍仪，表示唐12月30日、12月31日以来行动超越权限，不能获得政府承认。唐绍仪当即请辞。1月2日，袁世凯准唐绍仪辞去和谈代表一职，并致电伍廷芳，否认伍、唐所订条款。

此后经张謇、赵凤昌斡旋，南北双方继续议和，主要讨论清室优待条件和南方履行承诺问题。此时南方议和的要角是孙。直隶咨议局、河南咨议局通过汪兆铭致电孙，首条即提出“清帝退位后，能否举袁为大总统？”。孙于1月14日复电保证“清帝退位，共和既定，袁有大功，为众所属，第一条件自无不能。”次日孙又致电伍廷芳，再次保证清帝退位，宣布共和之后，举袁为大总统。

1月16日东华门事件，袁遇刺，刺客属北方革命党，名义上为同盟会分支。1月18日，孙提出五条要约，命伍廷芳向袁转达。条款中有“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得北京实行退位电，即由民国政府以清帝退位之故电问各国，要求承认中华民国彼各国之回章”。孙还特意电邀伍廷芳、唐绍仪“入宁面商，以决大计”，伍、唐二人却拒不赴宁。至1月21日，孙连发五电给伍廷芳，不断修改要约，并通报黎元洪“现虽未列入正式谈判，而进行颇确。若清廷仍不肯就范，则再战有词”。1月22日，孙将修改后的要约公诸报端，向袁施压。袁以孙所提条件与此前南北议和谈妥条件不符，拒绝接受。伍廷芳因孙推翻此前谈判达成的协议，十分不满，故致电孙请辞议和代表一职。

为了增加对付袁的筹码，孙通过王勋与流亡日本的盛宣怀密商后，1月26日，民国政府、汉冶萍公司、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于南京签订《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草约》，合同规定“由公司借政府500万元应付现金若干，其余作为政府向三井购买军装之需（英文本作 ‘购买武器与军火’）”由于该约严重侵害中方利益，中外舆论一时哗然。该约未获参议院通过，并受到汉冶萍公司股东大会反对，故最终作废。

2月3日，孙会见充当日本政、经两界联络者森恪时称，“余等希望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而日本给革命以援助”。“万一数日间无足够资金以救燃眉之急，许多军队要离散，革命政府将遭瓦解的命运”，并称在阴历年底必须得到一千五百万元，否则将不得不把政权拱手交给袁。当天森恪即将经过孙、胡汉民修改的加急电报发给三井物产顾问益田孝，指出“孙答应租借满洲，日本为防止革命军之解散，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外，应立即借一千万元，以中止与袁世凯和议，故孙文或黄兴为了满洲之契约将到日本一行。孙文答应‘满洲之事如有意实行，在四日之内，汇一千万元并电告，即可与袁中止和议’。”2月5日、2月6日，孙又接连致电森恪催日方答复。日方因恐外国干预，故于2月8日通过益田孝复电森恪，未允提供一千万元军费，反而劝告孙、黄兴与袁世凯妥协。

南京临时政府与中华民国的成立

11月1日，清政府命袁为内阁总理，海外华侨，留学生和国内舆论界中有人认为“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主张争取袁世凯反正，推举其为第一任大总统。11月9日，黄兴致函袁，希望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主张给袁世凯“一个民选的总统”，避免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的悲剧。11月16日，孙文在巴黎也致电国民军政府，表示同意举袁世凯为总统。

武昌对上海：筹组中央政府的竞争

1911年11月，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和以沪军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为代表的上海集团，同时展开筹组中央政府的活动。11月9日，黎元洪以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名义，向独立各省发出通电，要求各省速派代表到武昌开会，商组中央政府事宜。11月11日，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等三省军政府都督电邀各省派代表到上海开会。11月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举行会议，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代表参加。武昌集团坚持会议要移到武昌召开。由于武昌最先发动起义，多省代表已抵达武汉，同盟会主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人也在武汉。最后，上海集团让步，议决各省代表赴武汉，定于30日在汉口召开会议，商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但每省在上海仍须留1名代表作为通信联络机关。

11月21日，各省代表陆续到达武昌。此时恰值清军攻陷汉阳，武昌危急。各省代表于11月30日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十四省代表二十四人，推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议决临时政府成立以前，由鄂军政府代中央军政府职权，鄂军都督代中央军政府大都督。12月2日，决定先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雷奋、马君武、王正廷为组织大纲起草员。并作出“如袁世凯反正，当共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决定。12月3日，会议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分三章共二十一条，即日由全体省代表签名宣布。同时决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确定临时政府为总统制共和政府。各省代表于七天内齐集南京，如有十省以上代表到达，即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

12月4日，宋教仁、陈其美等却召集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沈恩孚、俞寰澄、朱葆康、林长民、马良、王照、欧阳振声、居正、陶凤集、吴景濂、刘兴甲、赵学臣、朱福诜在上海江苏省教育总会举行会议，列席会议的还有章炳麟、赵凤昌、章驾时、蔡元培、王一亭、黄中央、顾忠琛、彭锡范。大会以投票的方式，议决公电孙中山归国主持大政，推举黄兴为假定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由大元帅主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决黄兴对于大元帅一职再三推辞，黎元洪却不愿屈居黄兴之下，表示反对，17日改推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在讨论国旗时，湖北代表提议用十八星旗，福建代表提议用青天白日旗，江浙方面提议用五色旗为国旗象征五族共和，红、黄、蓝、白、黑，象征汉、满、蒙、回、藏。最后形成以五色旗为国旗、铁血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海军旗的折衷方案。

革命党人的内讧

各地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内部因争权夺利而发生一系列重大的内讧事件。武昌方面，有武昌起义前后孙武等人领导的共进会和蒋翊武等人领导的文学社的内讧，在内讧中文学社力量大损，詹大悲东下，宋锡全被杀，后共进会拥戴黎元洪，文学社拥戴黄兴，此亦有湘鄂矛盾在内。上海方面，陈其美同李燮和争沪军都督；1911年12月12日，江浙联军司令部参谋长陶骏保在沪军都督府被陈其美杀害；1912年1月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于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被陈其美指使蒋中正刺杀。广东方面，新闻记者出身的广东都督陈炯明枪毙同样由新闻记者出身的民团总局副总办黄世仲，后以武力裁撤王和顺的惠军。广州《公言报》记者陈听香替王和顺打抱不平，遂被陈炯明以“依附叛军，妨害军政”等罪名逮捕并枪杀。

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与中华民国的成立

中国图书公司（China Printing Company）于1912年印制的月份牌，同时标出阴历和阳历。中华民国采用阳历作为国历，改变中国几千年的历法传统。

12月11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和汉口两地的17省代表来到南京，继续商讨建立中央政府事宜。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决定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总统，此时代表们分成支持在湖北立首功的黎元洪以及支持黄兴两派，相持不下。12月15日，代表获悉袁世凯赞成共和，决定暂缓选举临时总统，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

12月25日，孙文从法国马赛回国抵达上海。孙文由于有着比较高的威望，受到许多革命团体的支持，成为众望所归的总统人选。立宪派和旧势力也认为孙文是在争取袁世凯反正之前的总统人选。12月28日，在南京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预备会。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江苏咨议局会议厅召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临时大总统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一条：“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选出。参加选举的有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十七省代表四十五人，孙中山获得十七张有效票中的十六票，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黄兴获得一票，系湖南省代表谭人凤所投（一说浙江省代表所投）。

1912年1月21日，南京临时政府内阁召开第一次会议。

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率南京临时政府官员及南京临时参议院参议员出发赴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前，与总统府人员及参议员在临时参议院正门前合影。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1月2日，孙通告各省废除阴历，改用阳历，以民国纪年，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同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修改有关临时大总统及副总统的选举规则及职权的条款。1月3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推选黎元洪任临时副总统，并通过孙中山提出的临时政府内阁各部总长、次长名单，正式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下设十个部，陆军部总长黄黄兴兼任参谋本部总长，海军部总长黄锺瑛，外交部总长王宠惠，司法部总长伍廷芳，财政部总长陈锦涛，内务部总长程德全，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实业部总长张謇及交通部总长汤寿潜。此外，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法制局长宋教仁，印铸局长黄复生。1月11日，各省代表会议通过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为纲领，以南京为临时首都，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象征五族共和之意。1月28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成立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并选举参议员，推选林森、陈陶遗任正、副议长。

为争取列强外交承认，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发布《告各友邦书》：

（一）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有效，至于条约期满而止。其缔结于革命起事以后者则否。

（二）革命以前满清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其在革命军与以后者则否。其前经订借事后过付者亦否认。

（三）凡革命以前满清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其在革命军与以后者则否。其前经订借事后过付者亦否认。

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开征求国歌。1912年2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报上刊出一首题为《五旗共和歌》的国歌拟稿，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

清帝逊位，清朝灭亡

滦州起义与清朝官员意见的分歧

12月6日，袁世凯迫使醇亲王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位，退归府邸。1月2日，清将领姜桂题、冯国璋、张勋、张怀芝、曹锟、王占元、陈光远、李纯、王怀庆、张作霖等十五人电内阁，誓死反对共和，请饬各亲贵大臣将在外国银行所存款项提回，接济军用。同日，京东发生滦州兵谏与滦州起义。

1月3日，陆徵祥等驻外各使节电请清帝退位。1月5日，段祺瑞自汉口退驻孝感。1月7日，清第一军总参赞官靳云鹏自汉口到北京，谋联合各军，要求共和。同日，日本轮船密运步枪一万二千枝，子弹二千万发，机关枪六挺，山炮六门抵南京。1月10日，清军王怀庆镇压滦州起义。

宗社党：满洲贵族的最后抗争

1月11日，黎元洪下令北伐。由于局势恶劣，清庭于1月12日举行王公会议。爱新觉罗·奕劻主依优待条件交出政权；载泽、载洵、爱新觉罗·善耆及恭亲王溥伟反对，并与良弼、铁良、爱新觉罗·毓朗等决组宗社党与南方对抗。1月19日，宗社党组织君主立宪维持会，推举冯国璋为会长，散发《北京旗汉军民公启》，反对共和，指责奕劻。

全国政治的重心：袁世凯

1月16日，袁在下朝的路上，在东华门丁字街遭到京津同盟会分会组织的炸弹暗杀，炸死袁卫队长等十人，袁幸免于难。1月20日，南京临时政府向袁正式提出清室优待条件。1月22日，孙中山发表声明，只要袁赞成清帝退位，自即行辞职，让位于袁。袁得到这个保证后，便加紧逼宫。袁以利害游说和买通庆亲王奕劻和那桐，并以金钱贿赂隆裕太后身边受宠太监张兰德，威吓隆裕太后称大势已去，如果革命军杀到北京，则皇室生命难保，而若同意让位，则可有优待条件。

1月22日，英国公使朱迩典会同法、俄、日公使声明赞成清室退位。美国不愿干涉中国内政，不曾参加。

1月26日，在袁授意下，段祺瑞率北洋将领共47人联名致电内阁、军咨府、大清国陆军部和各王公大臣，提出民军已答应对清朝皇室、王族及满蒙回藏各族的优待条件，陈情“即此停战两月间，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境，我军皆无后援，力太单弱，加以兼顾数路，势益孤危”，要求“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到2月2日为止，联名增加到50人，故称《北洋五十将乞共和电》。

1月26日强硬派宗社党首领良弼在住宅门口被京津同盟会分会刺客彭家珍炸成重伤，三天后死亡。善耆、溥伟分逃大连、青岛。

1月29日晚，北方革命军总司令胡鄂公领导发动辛亥天津起义但遭到失败。2月7日上午，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遭到袁部下及天津英租界当局破获，大批革命党人被天津英租界当局逮捕。

清帝逊位与清朝的灭亡

1月29日，召开清廷御前会议，会上决定退位，以取得革命党人的优待条件。2月3日，隆裕太后授予袁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商定清朝皇帝退位条件。

2月4日，段祺瑞联合王占元、何丰林、李纯、王金镜、鲍贵卿、李厚基、马继曾、周符麟等共九人发出乞共和第二电，专致“近支王公、诸蒙古王公、各府部院大臣”，声言兵谏“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

清帝逊位诏书，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副署者有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署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署度支大臣绍英、学务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王士珍、署海军大臣谭学衡、司法大臣沈家本、署农工商大臣熙彦、署邮传大臣梁士诒、理藩大臣达寿

2月10日，南京参议院通过《清室优待条件》和张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诏书》。优待条件第一部分即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

一，大清皇帝尊号不废，民国政府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

二，民国每年拨四百万元供皇帝支出。

三，皇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

四，清王室的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并由民国派兵保护。

五，德宗崇陵所有产用经费由民国支出。

六，宫内执事之人，继续留用，唯不得招阉人。

七，皇室私有财产，由民国派兵保护。

八，禁军编入民国陆军。

除上述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八条外，还有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四条，及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七条。

2月12日，在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大臣的劝说和逼迫下，宣统帝溥仪的母后隆裕太后接受清室《优待条件》，发布《退位诏书》（逊位诏书），宣布清宣统皇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退位诏书》由张謇起草，并由临时参议院通过，但其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为袁手下所添加。至此，大清帝国正式终结，并被中华民国取代与继承。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宣告灭亡，中国两千年来的帝制也正式结束。

民国统一大庆典与孙总统祭明太祖

2月13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向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发出《辞临时大总统文》和《推荐袁世凯文》。

2月15日，南京举行民国统一大庆典。其中一项内容为孙率南京临时政府官员赴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孙发表《祭明太祖文》和《谒明太祖陵文》。在这两文中，孙回顾明太祖驱逐蒙古人，推翻元朝统治，使华夏摆脱夷狄统治获得光复的丰功伟绩，并将推翻满人的清朝建立中华民国视作明太祖业绩承续，以告慰明太祖在天之灵。

孙中山祭明孝陵时向文武百官讲话。后方挂有明太祖像，像下放有明太祖牌位，两旁摆放着五色旗及十八星旗。

1912年2月15日，孙文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各部部长、右都尉以上将校等在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与北京政府的成立

宣统退位后，1912年2月13日孙提出辞呈，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推荐袁接任。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袁任临时大总统，议决临时政府仍设在南京，并电袁前来受职；未受任前，政务仍由孙总统继续执行。袁世凯以北京兵变为由，坚持迁都北京。

3月8日临时参议院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通过内阁制对大总统的权力加以限制。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此时，孙中山在南京仍未解任，而袁世凯在北京已经宣誓就职，形成南北两个临时大总统的局面。

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解任。4月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4月4日临时参议院议决该院迁往北京，并且于4月8日休会。4月29日，北京临时参议院行开院典礼。5月1日，参议院改选议长，选吴景濂为正议长，汤化龙为副议长。

5月，北京临时参议院讨论国旗统一案。5月14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以五色旗左方上角占全旗四分之一置十九星旗为陆军旗，以五色旗左方上角占全旗四分之一置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商旗适用国旗，陆军旗和海军旗。该案咨达袁世凯时，袁提出仍以十九星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6月5日获得临时参议院通过。6月11日，此案由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令颁布施行。

妇女运动的兴衰

辛亥革命前后，随着政治气氛的宽松，一些具有新思想的女界领袖趁机发动女子参政运动，试图使中国妇女取得参政权，实现男女平等。民国元年（1912年）1月5日，中国社会党内女子参政同志会会长林宗素由上海前往南京，代表女子参政同志会拜会孙中山，希望得到孙中山对女子参政的支持。孙中山对“承认女子完全参政权”表示赞同。后该消息发表在《民立报》和《申报》上，引起中华民国联合会的章炳麟（会长）、程德全（副会长）、张謇（特务干事）等人的强烈反对，孙中山不得不称女子参政权须到“将来”方能实现。此后女界领袖唐群英（女子后援会会长）、林宗素（女子参政同志会会长）、沈佩贞（女子尚武会会长）、吴木兰（女子同盟会会长）、王昌国（女国民会会长）等人先后致信南京临时参议院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但女子参政权仍未列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引发女界大闹参议院事件。1912年4月8日，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成立，唐群英被举为会长。该会的宗旨是“实行男女平等，实行参政”。由于宋教仁等为实现“政党内阁”，故7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同盟会改组会议上迁就某些政团的要求，公然删除党纲中“男女平权”的内容。8月25日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唐群英痛斥宋教仁，并打了宋教仁一记耳光，林森也挨了唐群英一记耳光。1913年袁世凯继宣布解散国民党之后，又下令取缔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女子参政运动遭到无情镇压。

外国列强的支持

武昌起义之后，在中国有重大利益的外国列强保持观望态度，并试图从北京政权或武昌政权中寻找到最能符合各方利益的一派来支持。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民选国会正式揭幕，巴西即于是日首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其他各国继之。1913年4月9日秘鲁，5月2日墨西哥，5月4日古巴承认中华民国。1913年5月2日美国在列强中率先承认中华民国。1913年10月7日，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丹麦，瑞典共13国同时宣布承认中华民国。

北洋政府与南北矛盾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举行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典礼，此后于1913年内将总统府从铁狮子胡同的府址迁到中南海，并于1913年将宝月楼改建为新华门，作为总统府南大门，将中南海西侧路更名为府右街，新华门前的路更名为府前街。

从此至1928年间称为“北洋时期”，该时期的中华民国政府也称为“北洋政府”。

1913年2月，中国首次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进行国会选举。国民党所得议席最多，预备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袁被认为是背后策动暗杀者。7月，孙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但被袁击败。二次革命终于失败，国民党及国会终被袁强迫解散。1913年10月6日，袁经国会选举，正式当选中华民国总统。

袁就职后，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断绝一些革命党人分省独立的企图。同时袁积极与列国交涉，保全中国对蒙古和西藏主权。

但是袁世凯1915年废共和称帝，遭到反对，引发护国战争，袁旋即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袁病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中国进入各省区军阀割据时期。孙则在广州多次组织护法运动（即“三次革命”），中国出现南北分治局面。

影响

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参政者们对法律的理解分歧，例如孙中山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约法，民国初年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共和政体，推动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与共和的价值观得到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思想

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

经济

此外，辛亥革命后，除了袁世凯曾经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曾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已经有机会统一全国，但是共产党在中国不断与国民党对抗，加上日军侵华，令中国不能统一，直到1950年代，中国大陆才由中国共产党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阻碍。

社会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有限的。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的结果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辛亥革命只打倒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却未受根本性冲击。因为主导各地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地方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革命党的一些主要领袖如孙中山等人出身平民，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在辛亥革命后的生存条件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方令传统上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直到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大力展开的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才基本肃清这些地方势力。

辛亥革命对于18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最后一块外国在华租借地直到二战结束后由国民政府接收，而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最后一块殖民地澳门至辛亥革命成功近90年后的1999年才从葡萄牙收回。中国的人口剧增问题直到1979年开始实行一胎政策后才得以缓解。

民族关系和边疆地区

辛亥革命爆发前的革命组织，多以汉族为本位。他们提出“驱除鞑虏”后所建的民国，往往指单限于以汉族为主的十八行省（武昌起义时所用的十八星旗即为佐证）；满洲（黑龙江省、吉林省、奉天省）、内蒙古、外蒙古、新疆（时已为新疆省）和西藏都被排除在外，给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特别是他们的上层分子更是对革命、共和疑惧重重。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朝权威下降，自顾不瑕，列强更趁机支持边疆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因此边疆民族地区出现的乱局除了外国势力干涉的诱因外，这种主观认同的差异当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外蒙古独立与唐努乌梁海问题

辛亥革命后，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渐瓦解，在俄罗斯帝国驻库伦（现乌兰巴托）领事的策动下，外蒙古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访问俄国。11月30日俄、蒙军队包围清政府驻库伦的库伦办事大臣衙门，解除清军的武装，并将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12月28日，哲布尊丹巴在库伦登基，宣布“大蒙古国”独立，并自称日光皇帝，年号共戴。此独立未被当时的清朝政府和后继的中华民国政府承认。而唐努乌梁海则在1944年并入苏联，现属于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

内蒙古问题

在俄罗斯帝国及外蒙古的策动下，内蒙古各地也发生独立运动。胜福等人发起呼伦贝尔独立，被外蒙古任命为统辖呼伦贝尔大臣。乌泰则掀起东蒙古独立，被外蒙古封为进攻中华民国第一路军司令。1912年至1913年，北京政府先后召开东蒙王公会议、西蒙王公会议，稳定内蒙古王公，防止外蒙古独立波及内蒙古。

清帝宣布退位后，蒙古王公的态度虽然发生转变，但仍然是有条件的。在1912年1月29日的御前会议上，驻京蒙古王公表示：“若以中国国体而论，本宜于君主，而不宜于民主。惟今日全国人心既皆坚持共和，且各亲贵亦多赞成此事，我辈又何所用其反对。今惟全听御前会议如何解决，如决定共和，我蒙古自无不加入大共和国家。”

西藏问题与西姆拉条约

1910年，清朝借故由赵尔丰率两千军队，强行驻扎于拉萨，达赖因此前往印度避难，而清朝则再次取消其“达赖喇嘛”的封号。在大吉岭的达赖开始与英国人接触，希望通过英国、印度的帮助，使西藏获得更大的自治。随着辛亥革命爆发，各地发生兵变，赵尔丰在四川被杀，驻藏军队也采取行动，抓捕清朝的驻藏大臣，但在随后与藏军的冲突中，被缴械投降，后全部被遣返内地。1913年1月，达赖回到拉萨。袁世凯发电报，表示要恢复其封号，而达赖在回复中，则直接重申他对西藏的全权统治，这份声明甚至被部分西藏人看作“独立宣言”。内地对西藏的影响急转直下，而后西藏各地产生“驱汉事件”。为了防止内地军队再次入藏，噶厦开始从英国购置军火，绝大部分藏军都被部署到西康，这也导致西藏北部疆域无法得到有力的维持。由于军费开支的猛涨，更加剧西藏的内部矛盾。中华民国政府由于忙于战事，对西藏主要采取外交策略，特别是在国际场合不断地强调对西藏的主权，但西藏的实际统治者一直是位于拉萨的噶厦政府，直到1950年解放军进藏后西藏的实际统治权才再次被中国中央政府收回，但西藏噶厦政府直到195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外逃印度后才被中央政府解散，并在1965年被西藏自治区政府取代。1914年，在英、中、藏三方西姆拉会议上，英、藏双方签定协议，西藏噶厦将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割让给英属印度，也就是现在的印度阿鲁纳恰尔邦，对于此协议，中华民国以及后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拒绝承认。后因此中印两国于1962年爆发军事冲突，史称中印边境战争两国在藏南地区、阿克赛钦地区以及洞朗地区的边境对峙则时有发生。

新疆

辛亥革命爆发后，新疆地区哥老会起事，革命党人在伊犁成立军政府。原新疆巡抚袁大化任命杨增新为提刑按察使，训练穆斯林军队。后来袁大化逃离新疆，众人推举杨增新为督军。其后袁世凯任命杨增新为新疆都督，封其为一等伯。袁世凯死后，杨增新长期任新疆省长。他靠老练的政治经验与军事实力，平定哈密、阿克苏的动乱，分化并镇压各地哥老会与农民起事，并与伊犁军政府和谈达成统一；尔后逐步排除军政府人物的影响力，掌握实权。到他1928年去世为止的17年中，虽然杨增新名义上接受北洋政府的管辖任命，后来接受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但他是新疆的实际统治者。但在之后的20年里，由于苏联的干涉，在今天新疆喀什地区曾经成立过独立的国家，后被盛世才击垮，但新疆北部很多地区则一直处在苏联的控制之下直到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苏联才将这些地区归还中国，但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力直到1962年伊塔事件爆发并关闭苏联驻乌鲁木齐和伊宁领事馆后才被清除。

海外华侨华人

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华人介入中国革命活动是史无前例的。虽然革命活动主要在于挽救中国，但这一行动已对当地华人产生深远影响，大致可以归为：

马新华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马新华人团结力量的增长

新思想的涌现

政党政治的影响

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许多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转而支持孙。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华人开始剪掉辫子。在同盟会和孙号召下，当地华人也积极捐款支持革命。

辛亥革命后开启民族主义思潮，成为马来亚和新加坡华人维系与中国关系主要思想源泉。由于民族主义思想鼓吹，数以千计当地华人青年回到中国参加推翻清朝，给予革命党金钱援助。同时，也促进反对殖民统治的意志，不断壮大。

当孙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开展革命活动前，当地华人并不团结，常有帮派之间和不同籍贯族群之间的斗争。这阻碍革命思想传播，影响华人社会经济成长，并妨碍不同籍贯华人之间合作。

1906年，孙在吉隆坡主持中国同盟会支会成立仪式时发出警告，当地华人不团结最终将导致整个华人社会崩溃。因此中国同盟会展开各种宣传，如阅书报社、夜校、戏剧表演，使不同籍贯集团为孙的革命而一起工作，使不同籍贯华人有机会逐步相互了解与合作以解决共同难题。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正是灌输团结思想组织。此外，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学校传播标准华语打破以往使用方言教学惯例，使不同籍贯华人有共同媒介语。通过努力，华人团结精神和国民意识逐渐加强。

孙的革命思潮带为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带来新思想，冲击华人传统旧社会和旧传统。利他主义，舍己为群，平等和自由之观念因此不断传开。设立女子学校受到鼓励，女人被允许参加社会活动甚至参加革命。

1912年8月13日，国民党成立。在得到英国殖民政府许可后，国民党在马来亚成立国民党马来亚支部。由于英国殖民政府认为国民党并非与殖民政府对抗，1912年12月18日，又许可在新加坡成立国民党星洲联络支部。北京的国民党于1913年被解散后，其后继各党派在马来亚继续进行合法活动，直到1925年中国国民党注册被英国殖民政府吊销，理由是未根据社团法令提供所需资料。尽管如此，中国国民党并未停止活动，而是继续以秘密形式存在。中国国民党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活动，为日后中国抗日战争、马来亚和新加坡政治运动等带来深远影响。

评价

民国初年，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尚为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而兴奋，对辛亥革命成就有高评价。然而，由于共和民主没有真正实施，因此人们从不同角度作出反思。孙在1921年《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书》中提到“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它的政治后果正像在俄国如果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宁而就会发生的一样。”孙在遗嘱内也嘱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当时知识分子认为政治革命不足以救中国，因此要进一步发动文化改革。

1920年代以后，国共两党对于辛亥革命有较高评价。这种评价在1950年代以后的海峡两岸，仍为主流观点。

中国国民党视孙为中华民国国父，视辛亥革命为其领导成功的革命，赋予辛亥革命极高评价，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国家最重要关键。对辛亥革命积极评价是中国国民党内各派共识。如中国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何香凝，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讲话中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它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广大人民中传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促进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新发展。”

西方学者、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也有研究。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评价辛亥革命仅仅是“政体的变革”，而“基本上是一场失败”。历史学教授高慕柯（Michael Gasster）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大于它所有领袖的革命，是一次“没有真正领导者的革命”。

谢选骏指出：辛亥革命为何“没有真正领导者”？因为它不是社会革命，而是自然过程——中国历史上就没有超过三百年的朝代！唯一的例外东周，前770年至前256年，五百多年，却被春秋和战国所分割。而愚蠢的“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却不明此理，评价辛亥革命仅仅会用“政体的变革”一说，结果只能胡说辛亥革命“基本上是一场失败”。他不懂辛亥革命因为牵涉面太广，当然无法一蹴而就；不像美国革命任务单纯，所以可能快刀斩人。正如我论辛亥革命所说的——

根据对于“革命”正解，我们现在来看辛亥革命，可以三七开。也就是说，辛亥革命有两个方面是合理合法的，还有一个方面是无理非法的。

辛亥革命合理合法的两个方面：

其一，辛亥革命推翻旗人的“先锋队专政”做得对。因为八旗对中国的暴力征服是建立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一系列的种族灭绝的政策之上的，和日本侵华的“南京大屠杀”、苏联侵华的“土改镇反”一样，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旗人的残暴统治无理非法，必须终止。推翻旗人专政，就是恢复多数人统治。

其二，辛亥革命结束帝制做得对。因为帝制是建立在秦始皇野蛮的愚民政策和弱民政策的基础之上的，到了元明清时期更是恶性膨胀。结束帝制，就是恢复古代的文明、恢复政治的制衡。

辛亥革命无理非法的一个方面：

辛亥革命的“共和”只是造成了军事独裁，做得不对。

辛亥革命使得中国“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给破坏了，三纲五常的倒塌使得中国社会的结构趋于瓦解，在这个瓦解过程中先后出现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只能是军阀、土匪、流氓无产者建立的“国家”，再也无法维持一个文明的、有理的、合法的秩序，结果中国的野蛮状态日甚一日。

袁世凯假装要恢复“天地君亲师”，实际上是自己想做皇帝、当屠夫。

蒋介石假装要恢复“仁义礼智信”，实际上是自己想通过共和来实行独裁，后来还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做了袁世凯都没有做的“篡逆”之事。

毛泽东假装“要和一切传统实行做彻底的决裂”，却大搞宫廷政治、阴谋窃取了皇帝的强盗权力，做了蒋介石都没有做的“荒淫”之事。

邓小平以下，不说也罢。

因为，我希望中国出现“立宪君主制度”。

网文《东周为什么分为春秋和战国，叫东周时期，还是春秋战国时期？》（搜狐 2019-06-14）报道：

东周（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中国历史上的朝代，西周覆灭后，诸侯拥立原先被废的太子宜臼为王，史称周平王，定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东周的前半期，诸侯争相称霸，称为春秋时代。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联手灭智氏家族后，三家分晋，各诸侯相互征伐，称为战国时代。

这个时期在历史上是东周时期，只不过后来的历史学家把这个时期分为春秋和战国。

周平王东迁以后，管辖范围大减，形同一个小国，春秋时共有140多诸侯国。面对诸侯之间互相攻伐和兼并，天子不能担负共主的责任，经常要向一些强大的诸侯求助。在这情况下，强大的诸侯便自居霸主，中原诸侯对四夷侵扰则“尊王攘夷口号团结自卫。

周襄王十七年（前635年），发生子带之乱，周襄王不能平，求救于晋文公，文公诛叔带，遂为伯而得河内地。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年），襄王为晋文公所迫，于河阳践土会盟。周赧王时，国势益弱，分为东周国和西周国。周赧王八年（前307年），秦国借道东周攻打韩国，周人两边都不敢得罪，左右为难。

东周王城位于诸强国之间，不能同心协力，反而彼此攻杀。至周赧王五十九年（前256年），西周被秦国所灭，同年周赧王病死，东周覆亡。七年后，东周国亦被秦所灭。东周共传25王，历时515年，这一时期是中国的社会制度转变的时期，以铁器的广泛使用为标志。

鲁国史官把当时各国报导的重大事件，按年、季、月、日记录下来，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记录，简要概括起来就把这部编年史名为“春秋”。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成为儒家经典之一。《春秋》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的大事。

由于它所记历史事实的起止年代，大体上与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时期相当，所以历代史学家便把《春秋》这个书名作为这个历史时期的名称。为了叙事方便，春秋时期开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周平王东迁东周开始的一年，止于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战国前夕，总共295年。

春秋以后，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大诸侯国连年战争，当时人们就称呼这七大诸侯国为战国。《战国策·燕策·一》载苏秦的弟弟苏代说：“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可见当时七大诸侯国都有战国的称呼。到西汉初年，“战国”这个名词的含义还没有变化。到西汉末年刘向编《战国策》一书时，终于把“战国”作为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名称来使用了。战国时期开始于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即《史记》的《六国年表》开始的一年，止于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灭齐统一六国的一年，共255年。

谢选骏指出：为何再大的朝代也无法超过三百年？因为“七十年周期”的社会政治规律，遵循“起承转合”的“生老病死”，加起来不就是“不到三百年”吗。而短命的朝代，往往听不过一两个“七十年周期”。

【第五章】

【一次大战导致北伐革命】

（一）

网文《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报道：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自1917年8月通过《对德宣战案》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扩大了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机会，促进了中国工业，改善了出口贸易，“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及重要转折点”。战争后日本占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使中华民国丧失青岛港的主权，引发了中国学生运动、中国反日情绪以及中国民族主义，造成了五四运动，部分知识分子引进了马克思主义，派赴欧洲的一战华工则带回了劳工运动的经验。

伤亡

1917年8月，段祺瑞掌权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和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几乎拉锯终于通过《对德宣战案》，期望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和租界。中华民国派遣一战华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香港中转到西欧，在公路、铁路、矿山、农田、森林、兵工厂、弹药库和兵营工作，14万华工中，因在赴欧途中受德国潜艇攻击，或死于欧洲，约有5千人捐躯。战争期间，俄国从中国招聘了约16万以上的劳工，他们工作环境恶劣，待遇艰苦，据报有7千人在前线死于德军手下。

领土与主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在中华民国的势力均势瓦解，日本利用列强无暇他顾之际，欲使中华民国沦为其后，巩固其在东亚地区的利益。1914年9月，日本向德国宣战，封锁了德国租借地境内的青岛，计划从后方进攻德军炮台，要派军通过中华民国领土，并承诺日后将把胶州湾交还中华民国。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宣布中立，并禁止两军在中国领土交战，但在日本威胁下，承认山东东部为交战区。日本派军27000名在山东半岛北岸登陆，但没有集中兵力攻打胶州湾炮台，反而占领潍县，并西进占领至济南的山东铁路全线，随后占领青岛。德国投降以后，日军仍驻扎于铁路沿线。这时中华民国孤立无援，英国、俄国都默许日本的入侵，美国即使同情中华民国，也不愿与日本对立。

一战使中华民国一度丧失山东的权益，形成山东问题。1915年1月18日，日本呈交《二十一条》要求给袁世凯，保证如袁接受，日本将控制在日的中国革命党人。《二十一条》第1号，就是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经过长期磋商，美国随后介入反对，袁世凯坚决拒绝《二十一条》中第5号，5月4日谈判破裂，日本继而放弃第5号各条，于5月7日向中华民国发出最后通牒，威胁若不接受即开战。当时在南满与山东日军共有6万名，袁世凯自知并不具备对日开战的力量，5月9日终于接受。1917年1月，英国请求日本海军到大西洋助战，日本则要求英国支持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以及占有赤道以北的德国领地。日本向俄国、法国和意大利亦提出同样要求，四国都秘密承诺，日后在和会支持日本的要求。战后巴黎和会上，列强决定把胶州湾及德国在山东原先享有的一切权益，完全转让日本，中华民国代表团力争无效。直至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后，日本把胶州湾地区还与中华民国、将胶济铁路全部移交中华民国，并从山东撤出所有军队，中日方才解决山东问题。

民族情绪

日本入侵山东后，东南亚华侨开始抵制日货，其后波及全国。在日中国留学生提出抗议，全体回国，国内发起筹款运动，准备对日作战。《二十一条》前4号日本要求控制山东、满洲、内蒙、东南沿海及长江流域，而最苛刻的第5号，要求中国在政治、财政、军事和治安方面雇用日本顾问，而且至少一半军火要向日本购买，暴露出日本的侵略野心；反对声音全国可闻，群情激愤，几乎所有报纸都强烈抗日，29省都督向中央呼吁拒绝《二十一条》。1915年3月18日，上海公共租界举行反日集会，参加者数万人，开始抵制日货；抵制运动并传播到长江沿岸和北方其他城市，上海、北京、杭州、长沙、广州都成立了抵制运动的组织，使日本对华贸易遭受空前损失。5月7日和9日成为国耻纪念日，“勿忘国耻”的标语触目可见，贴于墙上，附于商标或印在信纸信封，各地举行不忘“民族耻辱”的示威和集会。部分知识分子原本立志参考日本模式推行改革，从此却与日本决裂。

一战引发中华民国人强烈的爱国与民族主义情绪，启动了对中国政治史和中国学生运动史都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二十一条》激发的屈辱感，使年轻人开始严肃思考民族存亡的问题，甚至思考传统文明应否作根本彻底的改革。1919年，巴黎和会决定依照战时日本与英国、法国、意大利的秘密协议，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这决定公然违背了公开外交、民族自决的威尔逊原则。5月4日，北京12所学校3千多个学生在天安门集会，反对凡尔赛条约，抗议北洋政府1918年与日本秘密勾结，允许日本继续占据山东。示威者袭击亲日官员，烧毁内阁次长的住宅，要打倒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北洋政府逮捕了数百名学生，唤起全国性的爱国运动，200多个地区爆发学生运动，上海商人罢市一星期，约40家工厂工人罢工。这是中国民族主义新的表达方式；结果中华民国代表拒绝了对德和约。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思想革命的催化剂，部分极度失望的知识分子，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转向信奉马克思主义。许多知识分子投身于文化改革，寄望以新文化运动挽救中国，主张解放旧思想、旧道德、旧价值和肯定人权，采用白话文和创作新文学。五四运动被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民族主义和文化改革，此后共同把中国带往新方向。

思想

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其十四点和平原则给中华民国带来希望

一战之后，“民族自决”的精神席卷了全球，直接巩固了中国民族主义。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倡政治理想主义，主张废止秘密外交，保障小国政治独立，民族自决，吸引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增强了中国人的希望。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和十四点和平原则，使许多人相信世界民主终于来临望战后列强会有公正裁决。当列强在巴黎和会上重新确立其殖民政策时，中国大失所望，使民族主义空前高涨。激进知识分子日益痛恨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中华民国的侵害，不再信奉英、美模式的民主体制，加速转向马克思主义。

一战导致许多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失望，战后部分欧洲知识分子持悲观情绪，认为战争是物质和科学文明的结果。战争的残暴与巨大伤亡，呈现西方“文明”与“野蛮”共存的现象，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由敬畏转为怀疑，由乐观转为悲观，有“西洋文明破产”之说，意识到西方文明的弱点。战前中国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再是思想主流，梁启超首先质疑“科学万能”的梦想，张君劢则指出西方文明在战后已受西方人怀疑，中国应珍惜自己的精神文明，引起知识分子间的“科玄论战”。

内政

一战一度增强了段祺瑞掌权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实力。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得到列国确认后，鼓励中华民国参战，并以西原借款利诱总理段祺瑞。1917年8月14日，中华民国通过《对德宣战案》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决定经济援助段祺瑞，同时禁止向南方国民党提供任何货款、武器或援助。1917年－1918年，日本向北洋政府提供八笔贷款，总数约14500万日元，约合7250万美元；贷款段祺瑞都用作扩充军备。段祺瑞亦巩固了在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中的势力，其参谋徐树铮成立安福俱乐部，实力强大，收买了许多国会议员，占据许多部门要职。日本虽然在财政上增强段祺瑞，但其政权1920年即被推翻。

外交

一战促使列强长期以来在中国维持的势力均衡濒于瓦解，为中国人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以及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提供有利的国际条件，中华民国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中华民国通过《对德宣战案》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收复自鸦片战争以来失去的国家主权，废除与德、奥两国所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两国在中国的租界，并终止支付德、奥庚子赔款，取消两国治外法权。中国战后跻身巴黎和会，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设，签订与奥地利条约，自动成为国际联盟的一员。中国代表拒签凡尔赛条约，敢于向西方旧世界说“不”，开创了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向列强抗争，维护中国主权的先例。驻美公使顾维钧成为起草国际联盟宪章的十五人委员会成员之一。中德两国1921年订立中德协约，则是近代中国与欧洲大国签订的第一份界定双边关系的平等条约。

社会

一战促进了中国劳工运动。赴欧一战华工中有近3万人是受过教育的，他们在欧洲组织工会，成立许多劳工组织，如工会、劳工社、储蓄会、读书会、自治会等等，谋求改善福利，得到基督教青年会和晏阳初等中国知识分子提供教育，举行过20多次罢工。华工受过工会组织洗礼，开始着重工人生活水平，回国后带回劳工运动的经验，组织和领导新工会，推动以后上海的工潮，五四运动期间协助上海工会的组织。在战争期间新兴的工业和企业，造就了新的商人阶层和劳动阶层，也促进了中国劳工运动的发展。

经济

中国本土企业趁著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振兴了经济的发展。19世纪后期开始，西方列强以特权在中国倾销其工业产品，中国工业没有什么扩张机会。一战期间，欧洲列强忙于军火生产，加上运输车船短缺，减少对中国的出口，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也十分少，为中国工业发展提供大好时机。在一战及战后几年，华资工业有显著增长：1913年有698家工厂，资本3亿3千万元，工人27万名；到1920年，工厂增至1759家，资本5亿，工人55万多名。为填补进口商品的不足，纺织、面粉、丝绸、火柴、水泥、烟草等华资工厂开始繁荣起来，烟草、面粉和纺织业的增长率，在1914－1920年分别达到37%、23%及17%，工业生产以年平均15%的速度高速增长，发展显著，可说是工业史上的黄金时代。来自欧美的进口机布因战争而锐减，1918年英国棉坯布出口中国减至战前的25%，日本棉布出口中国也因反《二十一条》的抵制日货运动而未能增长。结果中国的棉坯布进口量，在1916年减至1913的约60%，减少了800万匹。中国的织布业与纺织业都得以发展和成长，在低支纱（粗纱）领域增长尤其显著，市场地位超越了日本纱。但战时中国很难从欧洲获得机械设备，工业发展仍然有限。金融业方面，一战时中国资金减少来自国外的投资，中国银行开始蓬勃发展，1918－1919年就建立了96家新银行。

一战导致中国出口有所增长，战争提高了欧洲对食物和原料的需求，战后重建也需要更多原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落后的社会制度和政策被淘汰，促进了中国各行各业的发展。经济发生了质的变化。棉纱行业一些数据的变化很好地证明了中国打破传统的经济模式，通过吸收外资来改善经济。在上海，1919年的出口值比前一年提高30%，外贸总值从1918年10.4亿，上升到1923年16.7亿。由于进口减少，出口增加，中国的贸易收支得到改善，一战前1913年入超曾达2.1亿两，到1919年，由于出口激增，收支差距缩至1600万两。一战华工每人每月平均向中国汇款约20法郎，有助于中国的国计民生；华工受过训练，视野较开阔，战后回国，将简单的工业常识传布于国内，并促进中国的工业化。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于输入了“共产主义病毒”，结果害苦了中国社会，导致此后一百多年的剧烈颠覆，翻身运动瓦解了一切文明。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凯露BBC中文网记者2014年10月31日）报道：

青岛具有良港的优势，德国人出于战略考虑选择了青岛。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许多国家都纷纷举办各种活动，纪念和反思一战。

但提起一战，大多数的中国人可能不会立即把它同中国联系起来。可以说，中国人对一战的关注并不多。

当然，这与中国并无直接派遣军队参战，更多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正如中国历史学者、上海复旦大学刘平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其实一战给中国所带来的间接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其中影响中日关系的“二十一条”，“五四运动”的爆发，这些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件，都与一战有关。

青岛围攻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处于衰弱和分裂状态，虽然当时的北洋政府是清朝灭亡后被国际社会所承认的第一个中国合法政府，但它却无法阻止世界强国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

出于战略考虑，1897年德国开始占领山东青岛，并在那里建立德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

到1914年一战爆发时，青岛已经是一个具有巴伐利亚风格的现代化城市。

然而，一战的爆发改变了一切。日本称占领青岛可以削弱德国，符合协约国的利益，同时日本还表示德国在青岛的统治威胁着东亚的安全，于是对德宣战。

日本趁德国在欧洲战场自顾不暇，在英国军队的支持下围攻在青岛的德军，自此拉开了围攻青岛的序幕（The Siege of Tsingtao）。中国人也把这一围攻战称为日德战争。一战的战火正式蔓延到了中国。

1914年9月2日，日、英联军在青岛登陆，围攻青岛的战事正式开始。

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围攻后，德军虽然防守坚固但终于寡不敌众于11月7日投降。

然而，青岛并没有因此而回到中国的怀抱， 反而被日本接管。

中国考虑到战后自身的利益，也终于在1917年宣布对德宣战，成了不出兵的“参战国”。

中国劳工

中国虽然没有直接派军队参加一战，但是一战期间英、法协约国在中国招募了十四万劳工， 对他们进行基本的军事培训，并把他们分期分批地运送到欧洲战场。

这些劳工帮助修筑战壕、运送弹药、修理坦克等。有些华工甚至在乘坐赴往欧洲途中的船只时就遭遇到袭击，葬身大海。

而能抵达欧洲的华工许多人最后也客死他乡。至今，在法国和英国还能找到埋葬一战华工的墓地。

近年来，有关认可华工为一战做出贡献的呼声越来越高。还有英国华人呼吁为中国华工建立永久性纪念碑。

英国女电影导演海伦·菲茨威廉姆导演的短片《西线上的中国》，就是反映中国派遣14万名华工，帮助欧洲西线战场的故事。

现在中国华工的贡献开始慢慢得到认可，承认他们为协约国做出的牺牲和贡献

德国影响

德国占领青岛期间，给青岛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德国人还把饮食文化带到了青岛。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青岛啤酒（Tsingtao Beer）。

从1903年德国人在青岛建啤酒厂至今，已经拥有100多年的历史。

此外，德国对青岛，乃至整个山东省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青岛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德式风格的建筑。

青岛从一个小渔村转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青岛市档案馆的张蓉女士说，从积极一方面来看。青岛在德国占领期间从一个小渔村转变成当时一个较为现代化的城市。德国人在青岛的城市规划和建设、自来水、下水道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但另一方面，德国对青岛的占领毕竟是一种侵略和掠夺。

一战后，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会并签署《凡尔赛条约》

中日关系

日德战争后， 日本接手德国在青岛的全面利益，并没有像之前所承诺的那样把青岛归还给中国。

1915年日本还向当时的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并最终使袁世凯政府同意签字。

“二十一条”的签订也为日后紧张恶化的中日关系埋下了伏笔。

到1919年一战结束，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会，讨论战后和平并重新划分世界版图。

中国代表恳求将青岛在内的山东半岛主权归还给中国，但却被置之不理。英、法、意主张将德国的利益转让给日本，美国则提出暂交英、法、意、美、日五国共管，但遭到日本拒绝。

中国代表愤然离去，没有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

《凡尔赛条约》激怒了中国。消息传到中国后，引发了全国性的不满，进而爆发了“五四运动”。

可以说，中日间本已恶化的关系再次加剧。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日两国全面开战，即使到今天中日两国的交往以及外交关系仍然受到这些历史因素的影响。

由此可见，一战对中国以及整个远东地区的历史和政治格局有着深远和重要的影响。

一战也许是中国人首次进入近代国际舞台的开始。

谢选骏指出：邓小平等一战劳工最后虽然没有客死他乡，却因此而不得不入伙加入共产国际，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盘踞苏联的马列魔头。而后为了自身生存发展，持续向中国社会放毒，直至建立了国中之国，并且把中国分裂为二——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此之谓乎。

（三）

网文《凡尔赛条约》报道：

《凡尔赛条约》或《凡尔赛和约》（法语：Traité de Versailles；英语：Treaty of Versailles），全称《协约国及参战各国对德和约》（法语：Traité de paix entre les Alliés et les Puissances associées et l'Allemagne，英语：Treaty of Peace between the Allied and Associated Powers and Germany），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的协约国和战败的同盟国签订的和约。协约国和同盟国于1918年11月11日宣布停火，经过巴黎和会长达7个月的谈判后，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的凡尔赛宫签署条约，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得到国际联盟的承认后，《凡尔赛条约》于1920年1月10日正式生效。

在凡尔赛和约的众多条款中，最具争议性的一项莫过于第231条款。该条款迫使德国承认发动战争的全部责任。合约也限制德国的军事能力，使其割让领土，以及迫使他们支付巨额的赔款。在1921年时，德国所要负担的赔款高达1320亿德国马克（尔后减免至314亿德国马克）。当时许多经济学家，包含著名的约翰·凯因斯，都认为凡尔赛条约太过苛刻，赔款金额过于高昂并且容易产生不良后果。但是也有人反驳，例如法国元帅费迪南·福煦就认为凡尔赛条约所有条款根本没有彻底瓦解德国发动战争的所有潜力，因此条约的签订并不是和平，而只是一场20年停战协议而已。

由于山东问题（第156条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交予日本而非中国）和国内爆发五四运动等因素下，中国作为战胜国没有签署该条约，但与德国另签订中德协约。

背景

早在巴黎和会之前，法国、英国和美国已经表明了对和会的不同目的。法国因深受战争伤害及对历史上德国数次对法国的侵略主张严惩并尽可能的削弱德国；英国出于传统的政策考虑希望能保持一个相对强大并在经济上能够自立的德国以保持欧陆均势；美国则希望尽快建立一个能保证长久和平的体系并从该体系中获益，同时主张德国进行战争赔偿。

三个主要的协约国的目的是不相同甚至存在矛盾的，虽然三国都做出了让步最终达成了一致，但结果是各方都做出了妥协但却没有任何一方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德国没有被彻底削弱也没有得到安抚，这个结果预示着无论是对战胜国还是战败国，以至于整个欧洲甚至全世界都是个不安定的因素。

法国

法国为战争付出了巨大代价，500余万军民伤亡，而且西线战场绝大部分在法国。因此法国希望能取得德国工业的控制权以补偿自身损失。克列孟梭总理的观点也概括了法国民意。

战后法国军队迅速控制了鲁尔工业区的重要城市如盖尔森基兴等，造成大批居民无家可归，同时法国将该地出产的煤通过铁路运至法国。德国铁路工人组织了罢工来对抗法国占领者，其中约200人被法国当局处死。

克莱蒙梭的主张可以简单归为以下：德国对战争中法国的损失（包括人员、财产等）进行战争赔偿，将其军力削减至不再对法国构成威胁，象征性的惩罚德国军国主义以使德国再也不能恢复到1914年以前的政治格局，当众处死德国皇帝（在战争结束前退位并流亡至荷兰）。法国收回阿尔萨斯-洛林，建立莱茵兰非军事区，甚至要在法德之间建立一个“莱茵共和国”作为两国之间的缓冲国，由战胜国瓜分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将德国军力削减至较低水准。同时他还希望签订封锁德国海岸线的秘密条约，以便法国能控制德国的进出口贸易。因为这些严苛的条件，克莱蒙梭也得到了“老虎”的绰号。

英国

尽管英国本土在战争中未遭战火，但仍有许多英军士兵在战争中丧生，因此英国国内广泛的民意仍希望严惩德国。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支持惩罚德国，但在具体措施上较法国为轻。乔治认识到，一旦法国提出的条件全都得到满足就会成为欧陆的超级强国并破坏欧陆均势，这和英国意图维持一个均衡的欧洲的传统政策相悖。同时乔治对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政策感到忧虑，因为英国有庞大的海外殖民地。但他赞同签订秘密条约封锁德国海岸线。

一般认为乔治希望在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主张和克莱蒙梭严惩德国的主张中找到一条中间路线，但其政治地位相当微妙。乔治本人在赢得1918年大选时为迎合英国民众提出了德国需为发动战争负责的主张，同时联合政府中的保守党也要求严惩德国以保证其不再对英国构成威胁。在这种背景下，乔治竭力主张提高英国在战争赔款以及德国殖民地的份额。他和克莱蒙梭因英法两国都拥有庞大的海外殖民地，都不赞同“民族自决”政策。

同时乔治清醒的意识到过于苛刻的条件会激起德国强烈的复仇心理，这对争取长期的和平局面不利。另外德国还是英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过分削弱德国的经济同样会使英国经济受损，而他和克莱蒙梭都认识到此时的美国已经成为经济强国，而且在未来也会成为一个军事强国，所以“民族自决”主张在和会召开时被二者有意的忽略。

乔治的主张可归为如下几点：保证英国的海上霸权，瓜分德国海外殖民地以加强英国；削弱德国军力至较低水准；德国进行战争赔偿但不可过分以免激起德国的复仇心理；帮助德国重建经济。

美国

在1917年4月美国参战前后，美国国内盛行孤立政策，民众普遍认为应及早从欧洲事务中脱身。因美国在一战中通过贸易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并以此从债务国成为债权国，政府倾向于安抚德国并保证平等的贸易机会并顺利收回战争债务。

在战争结束前，威尔逊总统就提出了十四点和平原则，该建议比英法两国的条件都更宽松，更容易被德国民众接受。

美国民众普遍不希望再次发生世界大战，基于此威尔逊总统感到过分苛刻的条款会造成德国的复仇心理，战争将无可避免。因此他提出建立国际联盟以维持国际秩序，即国际社会提供保证以避免弱国遭到强国侵略。但欧洲强国普遍认为这种构想过于理想主义且不符合欧洲各国的实际。而且这种政策将会导致美国军事力量过分卷入国际事务。

威尔逊意识到为了达到建立国际联盟的目的，他的十四点建议需要做出妥协。而且他坚持“民族自决”政策，例如刚从一战后的德国和俄国中重新获得独立的波兰。同时他极力反对建立秘密条约，例如秘密军事联盟等。不过他同意要削弱德国军力到一个较低的水准。

威尔逊的十四点建议具体如下：

公开的和平条约应该以公开的方式缔结而成。

在各国领海以外的大洋和水域，有绝对的航行自由，不管是在平时或战时都一样。

尽最大可能地消除经济障碍，并在所有同意接受和平及协同维持和平的国家之间建立平等的贸易条件。

互相充分的保证各国的军备减少到符合保卫国家内部安全的最低程度。

各国对各殖民地的权利的主张，应该做自由，开明和大公无私的调整。

撤退现在在俄罗斯领土上的所有军队。

在比利时的占领军应该撤退，其领土应该恢复，并不得企图限制她与其他自由的国家同样地享有主权。

法国全部的领土应该获得自由。被侵占的法国地区应该归还。

意大利和原奥匈帝国的疆界必须依照民族特性加以清楚的确定。

东欧人民按照民族自决原则建立独立国家。

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及门的内哥罗独立。同时巴尔干诸国的政治及经济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应透过国际条约予以保障。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各民族自决前途。

波兰独立，并获得波罗的海出海口。

建立国际联盟以保证国际秩序。

谈判过程

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意大利的维托里奥·奥兰多、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以及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谈判于1919年1月18日在凡尔赛宫镜厅开始。1871年，德国取得普法战争胜利并统一德国后普鲁士国王威廉在此举行加冕为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来自38个国家的70名代表参与了谈判。战败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俄国因于1917年和德国单独媾和且布尔什维克取得国家政权，也被排除在谈判之外。

从1919年三月开始，谈判由五个战胜国（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日本）政府首脑和外长组成的“十人委员会”主导，该机构组成复杂，矛盾重重，难以做出有效决定。谈判过程中日本和其余各国外长先后退出十人委员会，实际上只剩“四巨头”，后意大利因对南斯拉夫的阜姆（现里耶卡）的领土要求被拒绝也退出时，最终的谈判由三大国（英国、法国、美国）的政府首脑，即英国首相乔治、法国总理克莱蒙梭、美国总统威尔逊把持，意大利首相维托里奥·奥兰多的作用微乎其微。德国甚至不准参与条约讨论。因为各国谈判目标不一致甚至存在冲突，每个决定都是经过“不愉快的妥协”后才能达成。亨利·基辛格称之为“美国式理想主义和欧洲式偏执狂之间的脆弱妥协”。

1919年4月29日由德国外长乌尔里希·冯·布鲁克多夫-兰祖伯爵率领的德国代表团抵达凡尔赛宫。5月7日德国代表团接受战胜国提出的条件，内容包括将德国领土分割一部分给邻国，战胜国瓜分德国海外殖民地，限制德国再次发动战争的能力等。但因德国被排除在谈判之外，德国政府认为以上条件不公并提出抗议，随即退出和会。

6月20日以古斯塔夫·鲍尔为总理的德国新政府成立，在23日德国国会举行的投票中支持接受条约者以237票比138票胜出，28日德国新外长赫尔曼·穆勒在和约上签字。1920年1月10日国际联盟宣告成立。

内容总览

约翰内斯·贝尔（德）于镜厅签署《凡尔赛条约》，其身前为各协约国代表。

1919年6月，协约国宣称若德国不签署条约，战争将继续进行。菲利普·谢德曼领导的政府无法在内部达成一致，而其本人亦不愿接受条约，故宣布辞职。新政府领袖古斯塔夫·鲍尔发出电报，表示愿意签署，但希望去除第227、230和231条。协约国方回应德国必须接受条约，否则其军队将于24小时内自莱茵河发动入侵。6月23日，鲍尔最终让步，发出第二封电报表示德国将很快派出代表团签署条约。1919年6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五周年纪念日，和约正式签署。条款内容大至战争罪行，禁止奥地利和德国在未经国联批准下合并，欧洲主要河流自由通航权，小至将一本古兰经归还予汉志国王。

领土变更

根据条约规定，德国失去了25,000平方英里（65,000平方千米）的领土和近7,000,000的人口，并被要求放弃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中获得的领土及允许其保护国独立。在西欧，德国承认比利时对莫里斯尼特拥有主权，并割让奥伊彭-马尔默迪地区控制权。在转交控制权六个月内，比利时将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这一地区将归属比利时或回归德国，并将结果上报国联，接受国联裁定。为补偿被毁的法国煤矿，德国将把萨尔煤矿的产出交予法国，并将萨尔的控制权交予国联；十五年后将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其主权归属。条约还废除了1871年的《凡尔赛条约》和《法兰克福条约》，由此阿尔萨斯-洛林亦回归法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主权归属亦将由未来的公民投票决定（见石勒苏益格公民投票）。

在东欧，德国承认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并将上西里西亚部分领土移交。德国亦承认波兰独立，并放弃“该领土所有权利及头衔”。上西里西亚部分领土被割让给波兰，而其余领土归属则将由公民投票决定。国境的具体规划将根据每个区域的投票结果及地理和经济因素考量决定。波森省（今波兹南）在大波兰起义时已归波兰控制，今将正式归属波兰。根据历史和民族因素考量，东波美拉尼亚将移交予波兰，由此波兰将获得入海权，称波兰走廊。东普鲁士南部地区的主权将由公民投票决定，而位于华沙和但泽铁路线中间的索尔陶地区则不经投票直接交予波兰。根据这一安排，波兰共由德国处获取51,800平方千米（20,000平方英里）的领土。梅梅尔将移交协约国及其盟国，由其处置。波罗的海沿岸的但泽及其内陆地区（包括维斯瓦河三角洲）将归予国联，由其建立但泽自由市。

国际联盟托管地

条约第119条要求德国放弃其前殖民地主权，第22条则将这些领土转变为由协约国控制的国际联盟托管地。多哥兰及德属喀麦隆被移交予法国；卢旺达及乌隆地被移交予比利时；德属西南非洲被移交予南非；德属东非被移交予英国。作为对德国入侵葡属非洲的补偿，葡萄牙获得位于前德属东非莫桑比克北端的基翁加三角地区。第156条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交予日本而非中国。日本亦获得了赤道以北太平洋的所有德国领土，而赤道以南的领土则归予澳大利亚（除德属萨摩亚归予新西兰）。

军事限制

条约对战后德国军队（国家防卫军）的发展状况做出了详细和复杂的限制。这些条款旨在使国家防卫军无法发动攻势，并推动国际武装解除。德国将在1920年3月31日前充分解除动员，其总军人数量不得超过100,000人，至多允许有7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师。条约还对师及其支援单位的构成做出了规定，并撤销了总参谋部的设置。军官学校被限制至3个，三军各有一个，征兵体系被废除。列兵及士官队伍将至少维持十二年，军官队伍至少25年，前军官不得参与军事演习。为避免德国产出大量培训士兵，准许提前退伍的人数将受限制。

支持陆军的平民官员队伍被裁减，而警察力量亦被裁减至战前规模，其增长水准同人口挂钩；准军事部队被禁止存在。莱茵兰地区将被去军事化，全区及莱茵河东侧50千米（31英里）内所有防御工事均将拆除且不得新建。黑尔戈兰群岛的所有军事设施和防御工事亦当拆除。德国不得参与军事贸易，所有武器的类别和数量受到限制，并不得生产或贮存化学武器、装甲车、坦克及军用飞机。德国海军只允许拥有六艘前无畏舰、六艘轻巡洋舰（吨位不超6,000长吨（6,100公吨）、十二艘驱逐舰（吨位不超800长吨（810公吨）及十二艘鱼雷艇（吨位不超200公吨），并不允许拥有潜艇。海军总人数不得超过15,000人，这一数额包括舰上、海防、信号站、行政、其他陆上队伍、军官及所有级别军人。军官和军士长数量不得超过1,500人。八艘战列舰、八艘轻巡洋舰、四十二艘驱逐舰和五十艘鱼雷艇将被解除武装。三十二艘武装商船亦将被解除武装并转为民用。第198条禁止德国组织空军（包括海军航空队），并要求德国移交所有与空军有关材料物资；而在条约签署六个月内，德国亦被禁止生产或进口飞行器及相关材料。

战争赔偿

第231条要求德国对“德国及其盟国之侵略行为”造成的战争损失和破坏负责。此后的条款要求德国对协约国进行赔偿，并于1921年建立“赔偿委员会”，评估德国的资源状况和赔款能力，听取德国政府的意见，并决定具体数额。在此之前，条约要求德国赔偿2000亿金马克，以黄金、商品、舰船、股票及其他形式进行支付。赔款亦可用于承担协约国占领的费用及为德国购置食品和原材料。

担保

为保证条约得到执行，莱茵兰及莱茵河以东桥头堡将由协约国军队占领，为期十五年。若德国未进行攻击性行动，军队将分阶段撤出；五年后将撤出科隆桥头堡及鲁尔河以北领土；十年后将撤出科布伦茨桥头堡以北领土；十五年后剩余军队将全部撤出。若德国未履行条款规定，桥头堡将立即被重新占领。

各方反应·战胜国的反应

法国认为自己没有完全得到满足，克里蒙梭在随后的大选中下台。从整体而言英国对条约比较满意，德国东部边界得到了一定的安全，如波兰的独立和但泽自由市的成立。在某种程度上英国甚至认为条约对德国过分苛刻，这可能导致德国的不满并成为未来的不稳定因素。美国认为条约是欧洲的麻烦所在，而且对德国过于苛刻。1919年美国国会投票决定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并拒绝加入国际联盟。

《凡尔赛条约》的主要目的是惩罚和削弱德国。中国基于山东问题和国内爆发五四运动等因素下，最终没有签署《凡尔赛条约》，但与德国另签订和约。

德国的反应

当德国了解到条约内容后，愤怒和屈辱感迅速在德国国内蔓延，德国人认为他们对发动战争未有责任而且他们已经战败，起初德国政府拒绝接受条约，德国海军以自沉舰艇的方式表达对条约的不满。

后来成立的魏玛临时政府陷入两难境地，总理菲利普·谢德曼被迫决定接受条约，随后陆军总司令兴登堡称德军已无力再战。1919年6月28日协约国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决定接受条约。

随后保皇派、民族主义者和前军队将领开始质疑条约。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家、社民党人、共产党人、犹太人被他们视为叛国者，因为这些所谓的“十一月罪犯”是魏玛政权的既得利益者。这种论调在德国投降后具有广阔市场，因为当时德国已经取得了东线的胜利并和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签订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而西线德军仍在法国和比利时境内。但实际上西线德军的春季攻势因给养不足而被迫停止，在批评者眼中这次失败被归罪于后方的罢工，尤其是犹太人。而他们却忽略了交战双方已经卷入了总体战中，前线的局部战术优势无法扭转德国在战略上的失败。尽管如此，这种论点在德国国内仍引起了广泛共鸣并被纳粹党作为宣传。

德国对条约的破坏

战后的德国经济非常脆弱，只支付了条约规定的赔偿金额中的一小部分，但即使这一小部分也给德国经济造成了极大负担并导致了近1/3的通货膨胀（德国记者兼作家赛巴斯提安·哈夫纳的著作《从俾斯麦到希特勒》笔下则描述当政的布吕宁政府实际上是刻意放任经济失控来达成摆脱赔款的目的）。条约规定德国以矿产资源和工业设备赔偿未能以现金支付的部分更激起了德国民众的不满。

以下是对条约比较明显的违反：

1919年德军总参谋部在形式上被解散，但其核心仍以“部队局”的形式存在和运作，并依据一战的经验继续完善德军军事学说、组织训练。

1922年4月16日魏玛共和国和俄国苏维埃政府在意大利拉帕洛签订拉帕洛条约，双方宣布放弃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及一战后向对方提出的领土和金钱之要求。而且，两国也同意外交正常化并“友好合作，在经济上互惠互利”。在双方于29日签署的秘密附件中规定德国可在俄国训练部队、试验凡尔赛条约中禁止的坦克和飞机等武器。

1935年3月希特勒宣布恢复征兵制并扩充德国军队，包括建立凡尔赛条约中禁止德国拥有的海军武器、装甲部队和空军。

1936年3月希特勒宣布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

1938年3月希特勒宣布德国与奥地利合并。

1938年9月希特勒在慕尼黑协定后宣布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部分。

1939年3月希特勒宣布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除苏台德地区的其余部分。

1939年9月德军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评价

一般认为虽然一战西线战事绝大部分发生在法国，法国因此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克莱蒙梭的政策仍过分激进，对德国过分苛刻。而且条约是胜利者强加于失败者的和平，是对德国的一种羞辱。时至今日史学界对此仍有不同观点。

凯恩斯在其著作《和约的经济后果》中说，这是“迦太基式的和平”，意即将战胜了德国的法国比作与在布匿战争中战胜了迦太基并将其彻底摧毁的罗马帝国。后来法国经济学家埃蒂涅·曼托索在给凯恩斯的公开信中发表了他的不同观点，并指出凯恩斯的战后预言并未成真，如凯恩斯预言欧洲钢铁产量会下降，实际上1929年的产量较1913年增加了10%，凯恩斯预言德国钢铁产量会下降，实际上1927年德国的钢和铁产量较1913年分别增加了30%和38%，且1913年的数据包括了战后德国割让的领土。又如凯恩斯预言战后德国国内储蓄不会超过20亿马克而实际上1925年的数字是64亿，1927年76亿。凯恩斯预言德国在条约生效30年内无法支付高于20亿马克的赔款，曼托索称在1933年至1939年间德国在重整军备上花费了7倍于此数的金钱。

近来又有一种观点称德国在条约中获益匪浅，如史学家格哈德·温伯格在其著作《手边的战争》中提到，由俾斯麦一手建立的德国政治体系不但未被摧毁反而得以保存，而且德国避免了战后被战胜国大规模军管（特别是和二战后的形势对比）。

现在回顾一下，在1919年时德国其实取得了较五年前战争爆发时更有利的战略态势，尤其是德国的东方，原来在经济和军事上都不断膨胀且亲法的俄罗斯帝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外交上孤立，内部纷争不断且卷入内战的苏维埃俄国。在南方，德国的前盟友奥匈帝国分裂为数个弱小的共和国，对德国的再次崛起已经无法构成威胁了。

英国军事史学家科热里·巴尼特声称，与德国所期待的一旦赢得战争后他们强加于协约国的和平条约相比，凡尔赛条约实际上是相当仁慈的。对比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俄国失去了1/3的人口，一半的工业，90%的煤产地以及60亿马克的战争赔偿。巴尼特同样认为德国在签订条约后的战略态势较1914年更好，以前在德国东方可以起到平衡德国作用的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消失，而且德国和新生的俄国之间有波兰作为缓冲。在西方只有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人口都不如德国的法国和比利时。巴尼特还认为英法两国应通过一种彻底摧毁俾斯麦一手创立的统一的德国并使其重新分裂为多个较弱小的政治实体的方式实现欧洲大陆的永久和平，只有这样做才能彻底解决德国给欧洲带来的麻烦，但英国并未达成自己参战的目的。

如果不以现代的战略或经济角度思考问题，凡尔赛条约在德国人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随后在纳粹党的培育下生根发芽，这也是希特勒一上台就开始明目张胆的践踏条约（例如Z计划）并赢得国内的一片喝彩的原因。史学家丹·洛林说，凡尔赛条约的连锁反应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其他观点

史学界对凡尔赛条约削弱并羞辱德国的观点有争议，一些观点如下：

凡尔赛条约中规定的裁军委员会名存实亡，德国的战争赔偿数额不断减少直至几乎取消，这笔财政负担和受害国的战后重建费用实际上从德国转嫁到了受害国身上。

与协约国相比，德国的经济和工业潜力受战争影响更小。虽然德国在战争中也受到损失，但1919年时德国经济较其邻国的优势比1913年更明显了。

一些对凡尔赛条约持否定意见的批评者们认为波兰的建立使德国免受其最大的潜在敌人俄国影响。1920年的华沙战役阻挡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向战后虚弱的欧洲前进的步伐，特别是此时的德国正面临着共产主义思潮的泛滥。

战后德国境内仍有以波兰语为母语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这种情况加剧了德意志帝国历史上持续不断的种族冲突。

战后德国保持了对巴尔干诸国的比其东南方的邻国更大的影响，而其他国家并没有努力改变这种状况。

简而言之，尽管德国在一战中失败了，但是仍然有在20年后再次主导欧洲局势的能力。

注释

 见战争赔偿章节。

 类似言辞亦在其他战败同盟国条约中使用，如《圣日耳曼条约》第117条（奥地利）、《特里亚农条约》第161条（匈牙利）、《纳伊条约》第121条（保加利亚）及《色佛尔条约》第231条（土耳其）。

谢选骏指出：一战之后的《凡尔赛和约》犹如二战后期的《雅尔塔协定》，都是强盗国家的分赃记录。这对战胜国来说也许是意犹未足，但对战败国来说却是衔恨不已。对于现代“中国”这样的名为战胜国、实为战败国的二流子国家，则是当头棒喝的羞辱，不仅打得他晕头转向，而且迫使他误打误撞，误入病急乱投医的绝路。

（四）

网文《五四运动》（维基百科）报道：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学生运动。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学生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上有关山东问题的决议，敦促政府不可签约，要求惩处相关官员。事情的缘由是，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本期望“公理战胜强权”[2]，能收回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但参会各国决定把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民众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积蓄的民族情绪爆发，学生高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3]，上街游行，并发展到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五四运动”这个概念一般还包括5月4日后一系列的全国性游行示威、罢课、罢市、罢工等事件，包括工商界参与的六三运动，导致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被罢免，最后中国代表团6月28日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4]。

关于“五四运动”跟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有不同看法[5]，一种意见认为二者基本是一个运动的两个阶段，可以统称为广义的“五四运动”，或者“五四新文化运动”[6]；另外一些意见认为二者有联系但应该区分开：自由主义者认为一个是文化运动，一个是政治运动[7][8][9]；或者一个是启蒙，一个是救亡[10]；蒋介石认为一个是崇洋媚外[11]，一个是爱国运动[12]；毛泽东认为一个是旧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个是新民主主义的开始，无产阶级开始参与，并在此后成为领导[13]。

五四运动是一场学生和知识分子发动的政治运动，基本达成既定目标，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思想和政治热情。五四运动本身得益于此前新文化运动对学生思想和组织的预备，又反过来帮助新文化运动进一步推广[14][15]，但也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的分化。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一大批人积极投入政治活动[16][17]，胡适等少数人继续坚持非政治化的文化运动[18][19]。非政治化的新文化运动广度扩大了，深度却停滞了[7][9]，许多政治思想则被引入[20]。五四激发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削弱了北洋政府统治。青年人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助成了北伐[21]，但国民党掌权以后自身也被学生运动所困扰[22]。在外来政治思潮的涌入中，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23]，并迅速扩大影响[24]，中国共产党成立，许多五四运动的参与者成为共产党领袖[25]。五四运动大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从1939年起，国共两党都各自规定五四为青年节，国民政府于1944年改为文艺节。[26]

对五四运动认识和评价众说纷纭，周策纵大致区分了自由主义者、国民党、共产党三大类立场，每一类里面还有不同看法和历史变迁[27]。大致而言，自由主义者肯定新文化运动，肯定五四运动本身[28]，但否定五四运动所引发的政治和革命浪潮，认为阻碍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7][9][29][30]；国民党方面，孙中山、蒋介石都提倡传统文化，否定新文化运动[31][32]，孙中山肯定五四[33]，蒋介石对五四运动态度很微妙，明著还是褒奖，强调其民族情绪，不谈其反传统的一面[34][35]，暗中尽量疏远[36][37]；共产党对二者都肯定，从陈独秀到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大大提高，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将文化革命推进到新阶段，开启了新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开始参与，并在此后成为领导[13][16]。

背景

《每周评论》关于山东问题

五四运动发生在一战后的全球革命浪潮之中[38]，俄国十月革命的结果激发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39][40]。时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在1919年3月爆发三一运动，同年3月2日，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在外来思想和影响交织影响下，本土传统的思想、文化、政治等都随之发生巨大改变。而五四之前很多国家都爆发了群众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这些事件都为运动带来催化剂作用[41][42]。

辛亥革命后政局与新思想发展

参见：中国学生运动史

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入中国并影响年轻一代，到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建立，这种影响随着《新青年》等刊物的发展以及白话文运动的推展，自由和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影响了学生以及一般的市民。社团组织在中华民国后发展，新文化运动中各种组织纷纷建立，出现包括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会、新民学会、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和工读互助团等组织，打下社会政治动员的基础。而同时间革命风潮导致政局一直极不稳定，由二次革命到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北洋政府就曾试图恢复帝制，失败后至1916年袁世凯去世，各地军阀相继各自对峙，期间爆发三次革命。而社会在曲折进步的同时，社会民众也日益不满持续动荡的时局[43][44][45]。

两个政府与多派系的角力

“五四运动”前后，北京政府总统、内阁、国会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故政治运作较先前为畅顺。当时政府领导者为大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钱能训，及“安福国会”幕后领袖段祺瑞。但政府仍深受各个党派、各地军阀的制约，政策因之时有变异。国会中段祺瑞操纵的“安福系”亲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亲英美派，研究系在五四前后一直煽动社会不满情绪，“文治派”与“安福系”也借机相互攻讦，以谋求自我派系之利益。是以“五四运动”绝对不可以单单理解为群众在爱国意识之下的自发行为；事件源起、扩大都深受党派斗争之影响。[46]

此时南方另有一政府，源于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开展三次革命，又称护法运动，誓师北伐，但1918年孙中山在内部矛盾中离职，广州军政府由桂系军阀掌控。1919年2月，南北曾经试图和谈，但并无结果。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五人中有一人为南方政府代表。孙中山寓居上海，那里是蒋介石的势力范围，并与在福建的陈炯明来往密切。而同时其他军阀都有参与角力，除了控制国会的皖系段祺瑞以外，还有直系冯囯璋，奉系张作霖，山西阎锡山，桂系陆荣廷等等，虽非独立，但都各自为政，关系错综复杂。这些错综复杂的派系在五四前后都有很多的运作，为运动推波助澜。周策纵认为：“新式知识分子在五四事件中能够成功，在诸多原因中，其中之一便是军事和政治派系之间的实力均衡”[47]。

文化进步与学术繁荣

参见：新文化运动

中国的教育制度在清末的新政中，学习西方及日本学制而改革。到了民初，高等教育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引进了开放的学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李大钊、朱家骅、陈独秀、章士钊、胡适、辜鸿铭（英国文学）、刘师培、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严复（翻译家）等被聘请于北大任教，同时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力。

在思想上五四前夕是一个空前开放的时代。中国近代以来，排外与开放两个思潮不断斗争，甲午战争震动中国，一方面开始有更多的人重视思想的引进[48]，另一方面也激发排外情绪，义和团事件是一次排外情绪大爆发，但此后转入一个越来越开放的年代，新政、宪政、基督教、进化论[49][50]、德先生、赛先生[51][52]，无政府主义[53][54]、马克思主义[55][56][57]、实用主义[58]，等等，各种外来思想纷纷进入中国。

在外来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传统文化被重新审视，出现了白话运动[59]，反儒家思潮[60][61]、整理国故[62][63]。

1915年以来，这些对内对外的思想运动到了一个新高度，称为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是这个运动的主要阵地，提倡民主与科学[64][65]。

中外关系和民族主义情绪

参见：山东问题

自从1895年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就在中国不断扩张势力。通过1895年甲午战争占有了台湾等地，使中国藩属国朝鲜独立，此后不断蚕食，于1910年吞并朝鲜。通过1905年日俄战争

1914年8月23日，大日本帝国加入英法协约国阵营对德意志帝国宣战，旨在夺取德国在东亚的殖民地，包括胶州湾。经70多日激战，于11月7日全部占领德国胶州湾租借地。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北洋政府在5月9日，接纳了其中大多数的要求，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协定，为新闻界所得知，并发布该协定，激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使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对于日本以及卖国政府强烈的不满，被认为这是国耻，同时也引发了不少反日的活动，这种情绪在五四运动中进一步发展而发挥作用。

但除了跟日本以外，五四前夕的中外关系大部分是空前的好。美国一直是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1868年签订蒲安臣条约，承诺尊重中国领土完整，1899年，美国发表门户开放照会，呼吁各国保持中国领土完整。义和团运动是一个中外关系的大倒退，但此后美国带头，各国主动放弃部分庚子赔款，中外关系大大缓和。1907年到1917年间，中英合作最终禁止了鸦片进口[66][67]，1912年12个国家签订了《国际鸦片公约》，基本解决一个历史遗留问题。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站在英法协约国一方向同盟国阵营德国及奥匈帝国宣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在跟英美法一同成了获胜的协约国后，中国民众欢呼“公理战胜强权”，跟这些国家的政府关系和民间观感可以说都是在一个空前友好的阶段[68][69]。

一战与民族工商业成长

清末以来，中国的工商业虽有所发展，但在西方产品的输入情形下，中国本土工商业的发展仍然有限，一战的发生使欧洲各国产业无力东顾，中国的工商业获得很大的发展，参与工商业的人口持续增加，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得以巨大发展，城市中的工商阶层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更显重要，在五四运动中，他们成为声援爱国学生的主要力量。[70]

相近运动

主条目：三一运动

在五四爆发前两个月，日据朝鲜爆发三一运动。朝鲜独立人士在首尔塔洞公园宣读《独立宣言书》引发数万名人民反日游行示威。三一运动很快席卷整个朝鲜半岛。有200万以上群众参加了上千起反日示威和暴动。[71][72]三一运动受到当时中国各界密切关注，得到当时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高度支持与赞扬，成为推进五四运动的思想动力[73][74][75]。三一运动被认为是加速了五四进程[73][76]，成为五四的行为楷模[74][77]。

前奏

天津学生支援北京

1919年1月18日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美国总统在会前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包括废除秘密条约、平等对待殖民地人民、成立国际联盟等，受到各国广泛欢迎，中国希望借此解决山东问题[78]

2月15日，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正式提交请求《山东问题说贴》，经双方多轮陈述，几经曲折，最后美国支持中国，英法倾向于日本，日本以退出国联相威胁，美国妥协。大会4月30日决定支持日本立场，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79]。代表团向政府直接报告结果的同时，代表团顾问梁启超则致电外交委员会的汪大燮和林长民：“对德国事, 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 因日使力争, 结果英、法为所动, 吾若认此, 不啻加绳自缚, 请警告政府及国民, 严查各全权, 万勿署名, 以示决心”[80][81]。

5月1日北京《中国时报》刊登中国代表团所报告之失败原因：“此次中国主张失败之原因，一由于1917年2月至3月间，日本与英法诸国有胶澳让归日本之密约，二由于1918年9月，我国当局与日本政府有‘欣然同意’之山东换文，遂使爱我者无从为力”[82]。

过程[85]

预备

5月2日晚，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议论巴黎和会事，气氛激昂，决定通知北大全体学生举行大会。[86]

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在北大法科（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大会，北大一千多人几乎全体出席，高师、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应邀有代表参加，北大校长蔡元培亦有知晓和私下支持。同学们争相发言，号召大家奋起救国，并要求严惩曹汝霖（交通总长，《二十一条》经手签订者）、章宗祥（驻日公使，签订胶济铁路协议）、陆宗舆（币制局总裁，1915年驻日公使，向日借款经手人）。最后定出四条决议：一、定于次日即5月4日协同其他兄弟学校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二、通电巴黎专使不准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四、联合全国各界一致奋起力争。[86]

五月四日

被学生烧掉的赵家楼

5月4日，上午10时，各校学生召开碰头会。教育部代表前去北大劝阻未果。下午1点许，北京大学等13所院校三千余名学生汇集天安门前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合约签字”等标语、口号。军警前来意图驱赶，见学生势大，旋即撤退。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印刷了5万份，广泛散发：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然后，总指挥傅斯年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队伍随即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巡捕房不准学生通过，学生派代表前往美、英、法、意使馆递送说帖，至美国说帖中这样说：“二十一条中日协约，乃日本乘大战之际，以武力胁迫我政府强制而成者，吾中国国民誓不承认之。青岛及山东一切德国利益，乃德国以暴力掠去，而吾人之所日思取还者。吾人以对德宣战故，断不承认日本或其他国继承之。...吾国与贵国抱同一主义而战，故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因为是星期天，并未见到各国公使本人。

东交民巷未能通行让学生很懊恼，临时决定前往位于长安街东端之北的赵家楼二号曹汝霖住宅，下午4点半左右到达，要求曹汝霖出来解释与日本缔结密约的原因。数十名军警把守，试图让学生后退。学生非常激动，翻墙打开大门涌入。学生未寻见藏匿起来的曹汝霖，发现了章宗祥，殴打了他，并捣毁家具，火烧曹宅，史称“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前来驱散，逮捕了32名学生。

运动扩大

“五四游行被拘留之北京高师学生七日保释返校”

五四运动时期清华学生在体育馆前焚烧日货

北京政府方面态度严厉。5月6日，总统徐世昌下令警察恢复秩序，“倘再有借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著即依法逮捕惩办，勿稍疏弛”。5月7日驱散社会团体的国耻日纪念活动。5月8日，训诫教育部，要其整饬学校。5月10日，学生提讯。5月14日，下令将用军力来镇压学生运动。5月18日，日本公使向外交部抗议，要求禁止学生的反日活动，日本军舰集中于天津、上海、南京等港口游弋，施加武力威胁。5月23日取消多种学生及社会刊物，5月25日，教育部下令学生3日内复课。

学生方面寸步不让，各校校方在短暂调停之后也与政府对立。5月5日，北京各校开会，重申要求。14所院校校长开会，着手争取被捕学生的释放，也劝告学生保持冷静。5月6日，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9日，北大校长蔡元培辞职，11日，教育总长傅增湘辞职，多所学校校长纷纷辞职。北京教职员联合会随之成立。被捕学生向法庭提交言辞激烈之声明。罢课开始是各校自行其是，到5月18日，学生联合会决定全体罢课，上书总统，发表公开宣言，提出六点要求：不可签字山东条约、惩办曹章陆、挽回蔡傅、撤销对学生压力、抗议日本留学生被捕、重启南北和谈。5月21日，总理钱能训回复，模棱两可地表示会“郑重进行”之意，随后有更多高压手段。学生进一步加强组织，设立义勇团、讲演团、各校自治十人团。学生运动从大规模集会转向多样化小型街头集会，发表演讲，鼓励抵制日货。

五四运动得到全国各界支持，影响了22个以上省份的200多个大小城市。大中院校的学生迅速响应，游行、示威、罢课、成立学生联合会，6月16日在上海成立全国性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全国的报纸、社会团体、工商团体纷纷表示支持学生。各方政治力量也都表示支持学生，南方政府、孙中山发表言辞激烈的声明，一些军阀、康有为等也表示支持和同情学生。

六三运动

6月3日，北京大逮捕，引发上海罢市罢工浪潮，进而扩展到全国，运动进入一个更激烈更广泛的阶段，这既是五四运动的一部分，也可以单独称作六三运动。

6月1日，总统徐世昌下令北京戒严，2号逮捕7名学生，学生非常愤怒，出动更多的人上街，3号逮捕400余人，4号逮捕700余人，政府不得不征用校舍作为拘留所，学生出动更多的人在街头演讲，做好了被捕的准备。1000余名女学生在总统府游行请愿，教师及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去监狱慰问，送去食物。6月11日陈独秀在街头散发他写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后来9月16日方获保释出狱。

5月下旬，上海学生与商人、工人积极联络，使得运动的参与面扩大了，成为运动的新的中心。5月31日，上海为在5月7日因伤去世的北大学生郭钦光举办追悼会，有10万名学生和市民参加。6月3日，北京大逮捕开始之后，上海学生与工商界领袖开会，并一家一家地走访商店，恳请支持。6月5日，上海大罢市开始，包括租界的商店也统统关门。上海工人也开始罢工，参加人数估计6万到10万以上。6月5日，上海各界成立“全国各界联合会”，亦称“工商学报联合会”。此后罢工罢市浪潮扩散到全国。

政府妥协

在全国各界的压力下，北京政府终于后退。6月5日，军警从校园撤退，6月9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辞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但没有被接受，6月13日，总理钱能训辞职，6月12号，各地的罢工罢市开始停止。

6月24日，政府通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改变此前要签约的指示，让他们自行决定是否签约。全国各界各方前后给代表团发了7000多封电报，强烈要求不可签约，巴黎华侨也组织游行示威强烈要求不可签约。对德《凡尔赛条约》中也包括废除中德不平等条约的条款，这是中国想要的。代表团跟和会沟通，看是否能签约但注明保留意见，不承认转让山东权益给日本相关条款，和会不允许，一直抗争到最后无果。最后，6月28日签约日，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87]。

影响

山东问题后续

参见：华盛顿会议

中国没有签署对德《凡尔赛条约》，到1919年9月15日方正式宣布终止与德国的战争状态。后来与德国单独谈判，于1921年5月20日签署《中德协约》，德国放弃《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所获一切权益，包括胶澳租借地。

1921年11月11日，美英法日中等九个一战战胜国在华盛顿举行华盛顿会议。在美国的调停下，1922年2月4日，中日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将胶澳租借地交还中国，胶济铁路交还中国，所驻日军撤离，等等[88]。2月6日，九国签订《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又称《九国公约》，声明"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适用在中国之门户开放，或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等[89]。

这是中国的一个外交胜利，至此，山东问题算是比较圆满地解决[90]。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与分化

五四运动大大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91]

出版：在五四以后的半年内，涌现出约400种白话文新刊物，许多旧杂志也改为白话文，介绍西方思想。新书和翻译大幅增长，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书翻了一番，从1919年的602种到1920年的1284种。

社团：成立各种团体、组织，五花八门、不胜枚举。各种演讲到处都有。许多知识界的名人访华，到各地访问演讲，比如杜威1919-1921、罗素1920-1921、泰戈尔1923年访华，等等。

文学：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学新时代。五四以后，中国出现了大小40多个文艺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出现了大批白话文文学家，如鲁迅、茅盾、叶圣陶、郭沫若、郁达夫、郑振铎等。

教育：1920年1月12日，教育部决定在小学国文教学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1921年10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壬戊学制），小学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两年，大学四至六年，以美国为蓝本。出现平民夜校。

艺术：出国学画的人逐渐增加，许多美术院校相继成立，油画得到推广，涌现出许多画家，以四大校长，即颜文梁、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的影响最大，还有方干民、吴大羽、卫天霖等人。

妇女运动：妇女运动进一步发展，1920年初，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岭南大学开放女禁，开始招收女生。女性就业机会增加，自由婚姻更加普遍，节育的思想传入中国等等。

新文化运动在发展的同时也开始分化。五四运动刚结束，7月份，胡适和李大钊就因为“问题和主义”而辩论起来[92][93]，陈独秀和一些《新青年》的同仁因为是否谈政治产生分歧[94]，最后陈独秀把《新青年》变成了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胡适等人另办了《努力周刊》，正式分了家。1922年知识分子们关于非基督教运动又有一次争论。此后各人愈行愈远。大致上，一派是坚持非政治化的自由主义者，坚持民主、自由，如胡适、傅斯年，这是少数派；另一派是参与政治的左倾人士[注1]，这里面又大致分两派，一派后来转向共产党，如陈独秀、李大钊，另一派转向国民党，如吴稚晖[95]。

五四运动大大增强了中国社会的反传统思潮，杜威在1921年这么评论说：“世界上似乎没有一个像中国那样的国家，学生如此一致和热切地追求现代和新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关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思想观念。同时也很少见到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有些辩论本来可以用来维护既成秩序和现状的，却一点也不被重视，事实上，完全没有用来做辩护”。但相对坚持传统的思想仍然还是存在，比如蒋介石、梁启超、梁漱溟。

学潮、工会与商会[91]

五四以后，学潮成为中国的一大难题和主要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之一，难以枚举。一项调查表明，1922年中国发生125次教育界大骚乱。学生也成立了很多学生组织，活动更加多样化、社会化、政治化。自由主义者表达希望学生回校学习[96][97]，左倾主义者则积极鼓励学生运动[98]。

五四以后，现代工会开始发展起来，罢工也增加了，到1925年发展为五卅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积极参与工人的运动。

五四以后，大城市中的商人们开始以各种方式组织起来。比如在上海，他们建立起马路商界联合会，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组织之一。

直皖战争与北伐

五四运动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势力的平衡。它削弱了段祺瑞的力量，1920年7月北方军阀爆发直皖战争，皖系段祺瑞下台，直系上台。

后来的国民党[99]、共产党都积极吸纳参加过五四的学生，毛泽东这么评价五四与北伐：“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100]

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

参见：共产国际与中国

五四之前，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少[101]，比如无政府主义[102][103]、马克思主义[104][105]、基尔特社会主义[106]，五四以后成为一股热潮12月，社会主义研究会在北大成立，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都是成员，各地都有类似的组织。1920年3月，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刘仁静等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五四的时候最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无政府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渐渐被排挤、衰落。[107]

五四运动引起了苏联的注意，认为这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机会[108]，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遣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先后认识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帮助成立了上海和广东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6月3日，马林来到中国，他发起并主持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参加过五四的青年学生成为共产党成员的重要来源。

非基运动与反帝运动

参见：非基督教运动

在五四之后日益浓重的政治气氛中，出现了非基督教运动和反帝运动，苏联带领中国共产党策划并发动了这两项运动，许多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积极地参与。

反对基督教的思想在中国一直就存在，义和团运动就是一次大爆发，但此后进入一个比较宽容发展的时期，孙中山、宋教仁都是基督徒，基督教青年会、中国内地会等发展很快，国语的和合本圣经1919年翻译出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次大会于1922年4月4日在北京举行。

五四之后共产国际带领中国共产党发起了有组织的非基督教运动，得到青年和知识分子的热烈回应。时任共产国际在华工作全权代表的俄国人利金，拟定了反对基督教运动之计划[109]。一些青年学生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的倡议和领导下，于1922年3月4日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设立章程，规定同盟以反对基督教为宗旨，并于3月9日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先驱》第四期发表特刊，发布《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及其通电，号召全国学生，起来反对将于4月4日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110]。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大多不信基督教，在五四之前许多对宗教持温和与学术性的批评态度，如陈独秀[111][112]，李大钊[113]、蔡元培[114]。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逐渐分成两派，其中一派受苏联影响，积极参与非基督教运动，对基督教发起严厉的批判，与几年前的温和批评相去甚远。1922年3月21日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等77人发表《北京各学校非宗教同人霰电》[115]，4月4日，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12人发表《非宗教宣言》；3月31日，周作人等5人则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116]，此后双方公开辩论若干回合[注 2]。

五四的宗旨是反日，不是广义的反帝[117][118]。反对帝国主义是列宁主义的重要部分[119]，五四以后在苏联的推动下，国内左倾政治思想[120][121]和民族主义思想不断发展，推动了反帝运动的发展。前述1922年3月的《非基督教同学同盟宣言》，反对基督教的理由就是因为它帮助“资本主义”“掠夺我国经济”，就是反帝的意思。1923年7月13日，中国学生联合会、全国总工会、全国商业联合会等组织在北京成立“反帝国主义大同盟”。此后成为中国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少数自由主义学者如胡适并不认同将西方国家都归为掠夺中国的帝国主义[122]。

评价——

毛泽东：[123]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

蒋介石：

我们试看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究竟是指什么？就当时一般实际情形来观察，我们实在看不出他具体的内容。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祇求解放自身不顾国家社会，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无抉择的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是太幼稚太便易，而且是太危险了！老实说：当时除了白话文对于文学与思想工具略有所贡献以外，其他简直无所谓新文化。当时所有的新文化运动在他所标揭的“民主”与“科学”两大目标来说，其本身简直是完全失败！不仅失败，而且将我们中国固有高尚的民族道德与伦理哲学，完全鄙弃，由是不三不四的思想与各种异端邪说，一齐传布出来，反而使中国真正的文化，有陷于无形消灭的危险！[124]

日本帝国主义者初则利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提出所谓“二十一条”，继又迎合北洋派的武力政策，成立政治借款，更缔结所谓“中日军事协议”，向中国的领土进兵。日军复擅自攻取青岛，并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路矿权利。这些国耻，违背我国民的希望，侮辱我国民的自信，激起我国民强烈的革命要求。五四运动就是这种要求最鲜明的表现。在国民强烈的革命要求之下，军阀官僚的政治，只有没落的一途。[125]

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都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的。他们对于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义以裨益中国的国计民生的。致使一般文人学子，丧失了自尊与自信。……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在客观上是与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应的；而在主观上更并无什么根，不过是人云亦云。……其结果他们的效用，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在这种风气之下，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才易于实施。这真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125]

胡适：[126]

五四运动完成了两项伟大的政治收获：第一，便是在全国舆论谴责之下，北京政府把三位知名的亲日高级官员撤职；第二，便是由于全国学生的强烈抗议和中国在巴黎留学生的强烈反对，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不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因此使所谓‘山东问题’能够在（1921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得以重开谈判而获得解决。

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的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这项学生自发的爱国运动的成功，中国的政党因此颇受启发。他们觉察到观念可以变成武器，学生群众可以形成一种政治力量。...1919年以后，国共两党的领袖们，乃至梁启超所领导的原自进步党所分裂出来的研究系，都认识到吸收青年学生为新政治力量的可能性而寄以希望。...当时所有的政党都想争取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其结果便弄得‘知识界里’人人对政治都发生了兴趣。因此使我一直做超政治构想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的影响也就被大大地削减了。

李泽厚：[127]

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关于五四运动应否包括新文化运动，历来有不同看法，本文同意二者有极密切联系而视为一体。

以专注于文化批判始，仍然复归到政治斗争终。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又一次与救亡、爱国相碰撞、纠缠、同步。中国近现代历史总是这样。不同于以前的是，这次即同步又碰撞带来了较长时期的复杂关系。

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这种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适当条件下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两者便极易一拍即合、彼此支援，而造成浩大的声势。五四运动正是这样。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

启蒙没有立刻被救亡所淹没；相反，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启蒙借救亡运动而声势大张，不胫而走。启蒙又反过来给救亡提供了思想、人才和队伍。

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体权利的注视和尊重。

五四之后，除了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救亡-革命这条道路以外，另一条继续从事教育、科学、文化等工作的启蒙方面，也应该得到积极的评价。

四人帮倒台以后，“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人的哲学”的呐喊又声震一时。五四的启蒙要求、科学与民主、人权和真理，似乎仍然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量而重新被人发现和呼吁，“拿来主义”甚至“全盘西化”又一次被提出来。这不是悲哀滑稽的历史恶作剧么？绕了一个圈，过了七十年，提出了同样的课题？

石齐平：[128]

根据英国科技史学者李约瑟的研究，在文艺复兴前，中国的科技从来就是领先全球的。但李约瑟未能解释何以中国会先盛后衰，我的解读是两个原因：自汉以下的“独尊儒术”，加上隋唐以下的“科举取士”，两者一结合，就使得中国几乎所有读书人一辈子皓首穷经，再也无暇钻研天下其他学问了。所幸，这两套约束先后在20世纪初获得解除。清末1905年废科举，民初1919年五四运动重新认识科学，自此以后，中国原本的科技力获得释放。民国时期大师辈出，改革开放以来科技领域频放异彩，此之故也。这一点，西方人不懂，中国人自己也多未懂，但慢慢会懂。

重要参与者

学生

北京

方豪，浙江金华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及其后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的首任主席。后在安徽、浙江等地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罗家伦，浙江绍兴人，字志希。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起草人。倡导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五四后留学海外，后来担任过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校长（1928年9月18日就职）。逝世于台北。

段锡朋，江西永新人，字书贻。北京大学学生会会长、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会长。逝世于上海。

王自治，甘肃正宁人，字立轩。北京大学学生，继段锡朋之后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会长。后长期在甘肃省任职，并从事教育工作，曾任甘肃学院（今兰州大学前身）院长。曾参加中国国民党。1949年后留在中国大陆，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后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后来因与王明等人产生矛盾而借机出逃。最后逝世于加拿大。

傅斯年，山东聊城人，字孟真。北京大学学生，五四游行总指挥。五四后游学柏林、伦敦等地。归国后致力于学术研究，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曾任台湾大学校长。逝世于台北。

邓中夏，湖南宜章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参与火烧赵家楼行动。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中共高级领导人。被中国国民党逮捕后杀害于南京。

许德珩，江西九江人。北京大学学生。后创立九三学社，任主席。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病逝于北京。

匡互生，湖南邵阳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首位冲进曹汝霖家者，也是火烧赵家楼的点火者。后为教育家。

易克嶷，北京大学学生。

夏秀峰，湖南新宁人，北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学生，北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学生代表，1919年5月2日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会议上写血书。后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

谢绍敏，贵州赤水人，北京大学学生，1919年5月3日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召开的大会上写血书“还我青岛”。

罗章龙，湖南浏阳人，北京大学学生。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

高君宇，山西静乐人，北京大学学生。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

罗隆基，江西安福人，清华学校学生。后为中国民主同盟主要领导人之一。

王造时，江西安福人，清华学校学生。清华学校学生评议会主席（清华学校学生运动的领导机构）。清华学校学生代表团成员，清华学校学生会第一任会长。曾经两次被捕（一次是在东安市场散发传单，一次是去向政府请愿）。

陈长桐，清华学校学生。

何浩若，清华学校学生。后加入中国国民党，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创办中央日报。逝于台湾。

闻一多，湖北蕲水（今浠水县）人。清华学校学生。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清华学校代表。后为诗人，学者，曾任西南联大教授。被暗杀于昆明。

瞿秋白，江苏常州人，后来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

郑振铎，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生于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铁路专科学校代表。作家。

耿济之，上海人，与瞿秋白同为俄专代表。翻译家，俄罗斯文学研究家，外交家。文学研究会重要创始人之一。与郑振铎同为《国际歌》的最早译者。

天津

杨兴亚，天津学生联合会总代表

张太雷，江苏常州人，北洋大学学生，天津学生联合会评议部部长。后来领导了中国共产党的广州起义。但在起义中被暗杀。

于方舟，直隶宁河人，原名兰渚，又名芳洲。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学生，天津各界联合会学生代表。后为中共天津市委创始人之一，1928年去世。

马骏，黑龙江省宁安人。又名天安，字遹泉，号淮台。回族。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后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孙越崎，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学生代表

周恩来，南开中学学生，天津觉悟社领导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曾长期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谌志笃

沙主培

山东省

张文英，山东省桓台县人，本名姬文，字文英，汉族。五四运动时期的山东省学生联合会主席以及留日学生救国团领袖，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曾担任天津永大和久利执行与总务主任二十三年，立项并支持研发出了侯氏碱法。

上海

何葆仁，复旦大学学生，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

周明栋，同济大学学生，上海学生联合会调查科主任，同济学生代表。

武昌

陈潭秋，湖北黄冈人，原名澄，字云先。中共创始人之一。

知识分子

蔡元培，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北京大学时任校长。

朱家骅，柏林大学博士，中国教育家，地质学家、学者，北京大学时最年轻的地质学教授、德语系主任。

李大钊，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首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胡适，中国近代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思想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梁启超，中国近代民主维新人士。

林长民，国民外交协会理事。

鲁迅， 中国近现代思想家、作家。

相关团体

北平欧美同学会：会长蔡元培、会员朱家骅、胡适等。

国民外交协会：1919年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北京大学英语专业学生张庭济担任英文翻译。2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少年中国学会：一些不满现状、主张社会改造的青年组成。根据马志尼在西方创造“少年意大利”创建。1918年6月30日发起，7月1日正式成立。发起人是王光祈、周太玄、李大钊、陈愚生、曾琦、雷宝菁、张梦九。王光祈是学会初期的主要负责人。学会存在达六年之久，先后入学会的有120多人。总会设在北京，在南京和成都设有分会，国内许多省份都有它的会员。在国外，旅居法国的会员最多。刊物：《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和《星期日》。1925年五卅运动兴起后，学会分裂，无形解散，停止活动。

新潮社：《新潮》（英文名称是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之意）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口号，与当时的《新青年》杂志相呼应。它是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团，主要发起人是傅斯年、罗家伦。该社1918年11月19日开始成立，19年元旦创刊《新潮》月刊，1920年8月15日正式改成学会。成立时会员21人，1919年底发展到37人。“五四”后不久，傅、罗先后出国留学，新潮社即停止活动。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会团，主要发起人是邓中夏、廖书仓等。1919年3月成立，1925年结束活动，会同曾发展到六七十人。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大学学生高崇焕、邓中夏等十九人发起。

民治主义同志会：1922年春天，由北京大学九个学生发起的。这九个人是王汝（后改名昆仑）、傅汝霖、锺汝中（后改名天心）、陈兆彬（后改名君朴）、邹德高（明初）、陈铭德、谭克敏、袁世斌、姜绍谟等。

实践社：发起人李寿雍、许孝炎、邓文（火军）等。除邓文于1926年同李大钊先生一同遇难外，其成员大部分均倾向于支持国民政府。

兴中学会：发起人童冠贤、王次甫、王礼锡等。此派以不左不右自命，后来王次甫加入新政学系，童冠贤则在蒋战败时，“人弃我取”地当上了政府的立法院长。学会经费由商震供给。

国民会议促成会：1925年5月1日在北京成立。

上海

国民社：1918年5月，中国留学生因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罢学归国后，在上海成立了学生救国团。1918年10月20日在北京成立国民社，1919年1月创刊《国民》杂志。国民社得到蔡元培、李大钊等的支持，团结了许多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会员近200名。

天津

觉悟社：为打破天津男女学生的组织分开局面，1919年9月16日创建。当时社员有21人，男女各半。其中包括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马骏、刘清扬、张若名、谌志笃等。这个组织比较严密，对外废除姓名，发展新社员必须有三名以上社员介绍，由全体社员讨论决定，他们用抓阄办法决定每人的代号，周恩来就是“伍豪”；邓颖超就是“逸豪”。1920年1月该社创刊《觉悟》，其中周恩来撰写《觉悟的宣言》等。后来周恩来、郭隆真等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捕，觉悟社转地下。

广州

孙文主义大同盟： 1927年1月26日广州成立，后改名孙文主义学会，因黄埔军校组织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又改为中山主义大同盟。 这个同盟是由八个青年发起的，即郭春涛、邓飞黄、李诚之、于振瀛、李世军、延国符、廖维藩、王炳钧，后来加入者有王立哉、范予遂、黄少谷（湖南人）等二百余人，后大部成员入汪精卫的改组派，并服务冯玉祥。

湖南

新民学会：共产党早期组织，1918年4月14日成立时，1920年底70余人。发起人毛泽东、蔡和森，包括李维汉、向警予、蔡畅、谢觉哉等。起初，“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1920年5月，毛泽东在上海半淞园主持在沪会员会议，讨论确定学会的态度是“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7月，旅居法国的会员在蒙塔尔集会，议定学会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后，新民学会便逐渐停止了活动。

四川

诚学会： 是四川学生邹附初、陈铭德、郑献征等所组织，是企图插手四川政局的地方性组织。大部分是民治主义同志会会员，与四川军阀刘湘等有联系。

延伸

时任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认为“五四运动期间推动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即使对于现今社会仍极具历史意义，形成数十年后知识分子的奋斗目标与社会改革方向。”“年轻学子不应被绝对真理或终极教条所左右，应培养自身独立判断思考与解决问题的实力，总统认为这象征着五四时代最重要的启蒙精神，相信这也将有助深化台湾民主经验的内涵，让我们的社会尊崇追求真实且不媚俗的精神。”“台湾以累积半世纪的民主经验，做出第二次的政党轮替，可以很自豪的说自己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也就是在五四所提倡的民主方面，交出第一张成绩单。总统认为这不只对台湾，对整个华人世界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谢选骏指出：五四运动激烈反对《凡尔赛和约》，与纳粹主义异曲同工，最后与苏联同流合污，更与纳粹党殊途同归——蒋介石在1930年代崇拜希特勒振兴国家，毛泽东在1960年代效法希特勒煽动民众——所以我说，用现代眼光看，五四运动可以说是一场恐怖主义运动。

（五）

网文《国民党改组》报道：

中国国民党，简称国民党，是中华民国主要政党之一，也是目前中华民国最大在野党、立法院第二大党，现中央党部位于台湾台北市中山区中仑，现任党主席为立法委员江启臣。最初前身为1894年11月24日成立于夏威夷共和国檀香山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后先后改组为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10日经孙中山于上海法租界改组而改用现名。从1928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完成国民革命军北伐并在形式上统一中国起，该党曾长期是中华民国的执政党，直到2000年总统选举落败而首次成为在野党，2008年到2016年二度执政，2016年总统选举败选后二度在野至今。以该党为首的泛蓝阵营，与以民主进步党为首的泛绿阵营并列为台湾两大政治阵营。

中国国民党的最早前身为孙中山等人于1894年11月24日在夏威夷檀香山成立的革命组织兴中会，试图以共和政体取代中国当时的君主专制政体－大清帝国。1905年兴中会联合其它革命团体于日本东京组成同盟会，孙中山成为同盟会总理。1911年由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后，次年1月于南京建立中华民国，同年8月，同盟会又和一些政团合并，以“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吾人于使人不忘其义”为由改称国民党。8月25日下午1时，国民党成立大会在湖广会馆召开，正式宣布国民党诞生。1913年初，国民党于首次国会选举中在参议院与众议院皆获得最多席次成为国会最大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却于3月20日被暗杀，舆论怀疑凶嫌受时任大总统袁世凯唆使，国民党遂发动二次革命却失败。11月4日，袁世凯勒令解散国民党，孙中山流亡日本。

1914年7月，孙中山于东京另组中华革命党号召继续革命，1919年10月10日，中华革命党在上海法租界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简称为国民党。1924年1月20日至30日期间，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领袖孙中山提出联俄容共，以取得俄共的军火与财力支援，同时引入俄共顾问，参与重组党务。并宣布党内改组完成。1925年，孙中山逝世，同年蒋中正领导黄埔军校师生发动国民革命军东征，占领广东，并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接受总理遗嘱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定的政纲，重申了“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大会议决继续执行联俄容共的政策。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国民党内部以蒋中正为首的清共势力和以汪精卫为首的容共势力发生宁汉分裂。

国民党从1928年北伐成功、国民政府统一全国。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军政时期结束，“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开始。1931年由于国民党内部分裂，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宁、粤、沪三方分别举行。1931年12月15日四届一中全会召开，宣告国民党统一。会议对宁、粤、沪三方大会选出的委员一概承认；中央政治会议不专设主席，改常委制。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副总裁汪兆铭主张与日军媾和。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会议决议，开除汪兆铭的国民党党籍和一切公职。1945年5月，国民党六全大会在重庆开会，推蒋中正连任总裁，并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

党纪誓词

党员誓词

蒋中正加入中华革命党时的誓词

凡中华民国国民年满十六岁以上，信仰三民主义，经地方党部检验合格且愿遵行党章及党员守则者，得依规定申请入党。而其宣誓词内容如下∶

“余誓以至诚，加入中国国民党为党员，信仰三民主义。遵行本党党章及党员守则，为建设台湾为人本、安全、优质的社会，实现中华民国为自由、民主、均富和统一的国家而奋斗。绝不参加或支持其他政党，如有违背，愿受党纪处分，谨誓。”

——中国国民党入党誓词

党主席誓词

党主席选出后，须在中央党部所在地宣誓就职，而其宣誓词内容如下：

“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秉持中国国民党建党精神和奋斗方向，深切体察民意，贯彻党内民主，凝聚党员心力，落实改革目标，以建构优质政党，并全力维护中华民国主权和尊严，有效监督国家施政，让本党浴火重生，奠定永续发展基础，再创辉煌荣景为使命。谨誓。 ”

历史上的政治主张

中国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1912年国民党的党纲有五条：（一）保持政治统一、（二）发展地方政治、（三）厉行种族同化、（四）采用民生政策、（五）维持国际和平。

中华革命党以讨伐袁世凯、“实行民权、民生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统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国民党之主义即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

谢选骏指出：国民党改组的动机是在孙中山病入膏肓、走投无路之下，所进行的绝望挣扎。既然对内革命无望，就对外勾结外敌列强，引狼入室，抢班夺权。国民党改组的方式，则使用联俄容共的策略吸收苏联的资助，壮大国民党的势力，打破中国政治的平衡，使之倾斜到孙文阵营。

网文《国民革命军北伐》（维基百科）报道：

国民革命军北伐，又称国民政府北伐、中国国民党北伐，是1926年至1928年间，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向北洋军阀发动之内战，因为国民革命军战场由南向北推进，故又简称“北伐”或“北伐战争”。

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由蒋介石担任总司令，起兵广东，连夺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至华中，国民政府内部因对苏联与中国共产党态度不同而分裂，北伐陷于停顿。宁汉复合后，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上，加入西北冯玉祥、山西阎锡山后，1928年6月攻克北京。奉系军阀、安国军总司令、安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张作霖从北京撤往东北，随后因皇姑屯事件被炸死，其子张学良于同年底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在北伐战争中，除了透过直属的国民革命军，也吸收中国各地反北洋势力，成功将北洋军阀及其掌控的北洋政府瓦解。北伐结束后，国民政府完成形式上的中国统一，成为中国在国际上唯一代表的政权。

历史背景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引发各地连串反清，是为辛亥革命，次年中华民国成立，南京的民国临时政府与北京的清廷北洋军领袖袁世凯达成南北议和，由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换得满清宣统帝逊位。为限制袁世凯，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政体。

1913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结束，代表南方革命势力的国民党取得议会多数。国民党干事长宋教仁在赴北京组阁途中，被暗杀于上海。国民党断言袁世凯是暗杀主谋，与其势成水火，发动一系列战争反袁及其后的北洋政府。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改元洪宪，25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在昆明宣布云南独立，发起护国运动。1916年贵州刘显世、广西陆荣廷响应，江苏都督冯国璋、江西都督李纯、浙江都督朱瑞、湖南都督汤芗铭、山东都督靳云鹏等五大帅联合逼宫，而且各国公使纷纷表示反对，3月袁世凯下令撤销洪宪帝制，6月6日忧愤而卒，袁世凯逝世之后，北洋军人各行其是，内部分裂，形成三股主要的势力：段祺瑞为首的皖系、曹锟为首的直系和张作霖为旁支的奉系。他们为控制北洋政府而多次混战。

1919年，孙将革命势力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代初，孙在苏联帮助下，组建黄埔军校，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中国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本属一种策略，并非放弃其原有立场，共产党党员在中国国民党中秘密组织党团，把中国国民党领导人分为左右两派，联络左派，打击右派，制造党派分裂[1]:39。1925年7月1日，在讨伐陈炯明后，蒋介石在广州改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为国民政府，以黄埔军校组建国民革命军。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全国革命形势，1925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州成立，组建国民革命军，为北伐战争准备条件[2]。在广州，革命政府根基尚未稳固，地方军阀仍然盘踞广东各地，尤以东江地区之陈炯明势力最强，威胁最大[1]:36。

1920年，曹锟与段祺瑞爆发直皖战争。1922年，发生第一次直奉战争。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张作霖击败直系吴佩孚。10月，冯玉祥发动甲子兵变，推翻直系大总统曹锟，驱逐废帝溥仪，并电邀孙北上共商国事。孙抵达北京前，冯玉祥事先与张作霖商定，邀段祺瑞入北京任“临时执政”摄行大总统，终止《临时约法》和取消中华民国初年国会。[来源请求]12月4日，孙抵天津，受到盛大欢迎，因劳累并受风寒，身体感觉不适。12月31日，孙扶病至北京，发表《入京宣言》，及对欢迎民众之书面谈话。孙坚持召开民选的国民会议以解决国是，段祺瑞却主张召开军政商学实力派组成的善后会议。

1925年1月1日，孙因病发住进协和医院治疗，1月20日以后，病势严重，不能饮食，经西医诊断为肝癌末期，救治无效。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逝世。早在孙中山生前，不少中国国民党员已反对改组，孙死后中国共产党员势力扩张，反共人士被迫离开广东[1]:39。11月，旅居上海、北京等地之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邹鲁、谢持等在北京西山举行会议，决定取消容共政策，另设中央党部于上海，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不予承认，指为非法，中国国民党遂开始分裂[1]:43。

1925年2月1日，善后会议召开。同月，蒋中正率黄埔军校师生共三千人攻打陈炯明，巩固广东国民政府根据地。国民革命军东征打败陈炯明，至1926年初，广东全省底定，李宗仁也统一广西，并归附国民政府，两广革命根据地统一，奠定基础发动北伐战争[1]:36。1925年7月，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改组，并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编黄埔学生军和辖下各地方部队。中国国民党成立国民政府，组织国民革命军，并得到苏联派遣顾问及提供武器弹药等援助[1]:36。同时，加大收编南方各省降部，何应钦、谭延闿、程潜、吴铁城、唐生智等中国近代著名人物，均于此时加入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直至1926年7月，国民政府共收编扩充国民革命军至八个军。

江浙战争

1925年10月，吴佩孚、孙传芳指挥直系军阀于长江流域争夺北洋政府领导权，向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发动反奉战争。1926年4月，国民军撤出北京和天津，退往河北西北部及山西北部，驻守南口、多伦一带；直军、奉军和晋军组成联盟进攻国民军，双方在南口一带激战，到8月国民军不敌，退往绥远、甘肃；吴佩孚亲自率领主力部队全力对付国民军而无暇南顾，牵制北洋军阀大量兵力，予北伐军以可乘之机[1]:43。北洋各军阀在长江流域实力削弱，无力顾及国民政府。

在国民政府北伐之前，当时中国政治和军事形势呈现多方格局，国民政府控制两广一带。1926年奉系张作霖称霸于北方，号称兵力35万[1]:36。张作霖掌控北洋政府，并辖有华北、东北等地。直系吴佩孚再起后，割据中原，兵力约20万[1]:36。吴佩孚占据湖南、湖北和河南三省以及河北、陕西部分地区，同时握有京汉铁路。在东南方面，孙传芳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兵力约22万[1]:36。孙传芳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控制苏浙沪赣等地。三大集团形成鼎足之势，其兵力虽远超广州国民政府，但彼此对立，未能团结一致；此外，国民军倾向革命盘踞西北，而湖南军阀唐生智又愿意归附，都有利于北伐[1]:36。阎锡山掌握山西。

孙中山一贯主张发动北伐战争以统一中国，在1917～1924先后组军发动三次北伐（第一、二次护法运动和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皖奉粤联军）。但却先后失败于1918年的南北军阀议和与七总裁制、1922年的六·一六事变及1924的广州商团事变。[1]:43。

国民革命军北伐

北伐经过

参见：1920年代中国

苏联对北伐的态度

1920年代，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最大威胁始终是日本，因此从中国各路势力中寻找反日派系并大力扶持，是苏联外交的核心。在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各路军阀中，奉系和皖系残余是亲日派，直系军阀与日本关系最差但其同时对苏联也颇为冷淡，政治倾向亲英美。因此，此时苏联的扶植对象是北方的冯玉祥和南方的汪兆铭、蒋中正（国民党内高层最反苏的许崇智、胡汉民因廖仲恺被刺案已被迫下野），积极参与筹备国民政府北伐。不料，1925年10月10日，江浙军阀孙传芳（直系）突然联合皖、赣、苏、闽组成五省联军起兵反奉，并邀同为直系军阀吴佩孚出山，吴通电受14省拥戴就任讨贼联军总司令起兵讨伐奉系张作霖。这一事件使苏联对北伐态度立即逆转，接替鲍罗廷担任联络的季山嘉表示强烈反对北伐。蒋中正对苏联的态度变化大感意外，但他并不了解，季山嘉的态度实际上是莫斯科的意见。因为全力策划反奉战争的莫斯科担心广州国民党发动北伐，会使南方军阀吴佩孚、孙传芳腹背受敌，从而使反奉战争半途而废，最严重时甚至可能逼迫直系奉系军阀合流共同对抗北伐军。因此，刚一听说国民党有北伐计划，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就明确告诉其在中国的代表称：“我们强烈谴责北伐。”[3]。

中国共产党对北伐的态度

根据文献记载，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党史等，中共当时支持和积极配合在广东的国民政府准备北伐[4][5]:256[6][7][8]。2月，在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会议提出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主张[9]:41。3月，蒋怀疑中山舰叛变，逮获中共党员，又限制中国共产党员在中国国民党中之活动，鲍罗廷力主暂时退让，汪精卫称病出国，蒋掌握大权，仍采容共政策[1]:39。1990年代起有学者对于以前有观点称陈独秀反对北伐提出反对意见，列出证据认为总的来说陈独秀是赞成北伐的[7][8][10]。

誓师北伐

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

1926年5月，湖南代理省长唐生智归附国民政府[9]:41。5月，北伐军先遣部应唐生智请求进入湖南，进展顺利[1]:37。与此同时，随着湖南形势的恶化，吴佩孚命叶开鑫为湘军总司令，率部进攻唐部[9]:41。至5月底，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八旅和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叶挺独立团先期入湘，增援唐生智部，打开北伐前进道路[9]:41。以防御吴佩孚军队进攻。6月初，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第八旅分别在渌田和金兰寺等地击溃叶开鑫一部，双方对峙于渌水、涟水一线[9]:41。

1926年6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迅速出师北伐案[9]:41。7月4日，在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陈述向北洋政府发动北伐的理由，其中提到：“统一政府不成立，则外祸益烈，内乱益甚，中国人民之困苦，亦将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中国人民将无噍类矣。”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9]:41。宣示北伐之目的是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寻求中国之统一和独立自主[1]:37。在苏联顾问帮助下，决定采取集中兵力行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先歼灭吴佩孚军，然后消灭孙传芳军，最后消灭张作霖军[9]:41。初期策略是：“先打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1]:37国民政府以两广为基地，以主力进军湖南[9]:41。北伐军兵分三路：主力部队进攻湖南、湖北；中路进入江西；东路驻守广东东部，伺机进入福建[1]:37。北伐初期反帝国主义运动，以英国为第一对象，日本初持静观态度，蒋亦曲意联好[11]:576。北伐军兵力约10万人，由蒋介石担任总司令[1]:37。中国共产党在扩大会议上与第三国际指示中，均强调中国共产革命的根基是解决农民问题。在北伐中，中国共产党组织农会，扩大工农运动，迅速扩张势力。国民政府内分裂成左右派。

进军湖南、湖北

北伐军在准备进攻武昌的阵地前

1927年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接管位于汉口的英国租界

在民众大力支援下，北伐军进展迅速[1]:37。1926年6月初，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第八旅分别在渌田（今湖南安仁北）和金兰寺等地击溃叶开鑫一部，双方对峙于渌水、涟水一线[9]:41。陈铭枢部与张发奎部分别由高州和琼崖两地开拔援湘。7月﹐北伐军攻下长沙，贵州、四川等军阀宣称归附[1]:37。7月上旬，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二师和叶挺独立团及第七军、第八军分别在安仁、永丰（今湖南双峰）地区集中后，分路并进[9]:41。第四军克醴陵，第八军三个师占湘潭，另两个师和第七军一个旅攻宁乡[9]:41。7月11日，国民革命军进占长沙，迫叶开鑫部退守汨罗江北岸。8月，北伐军攻下湘北重镇岳州，吴佩孚匆忙率兵南下增防[1]:37。8月12日，国民革命军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直取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国民革命军第三军集结醴陵、攸县，对江西警戒；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师为总预备队，随主力跟进[9]:41。8月19日，第四军攻克平江，向通城进击；第七军占领浯口，向羊楼司进发[9]:41。8月22日，第八军攻克岳阳[9]:41。叶开鑫部万余人退据粤汉铁路上的要隘汀四桥，吴佩孚急调一个混成旅和一个团驰援，企图凭险固守[9]:41。8月26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六个团发起攻击，激战一昼夜，不克[9]:41。吴佩孚亲临督战，下令“退却者杀无赦”，双方互有胜负，湖北汀泗桥几度易手。8月27日，张发奎亲督三十五团，和叶挺独立团迂回吴军侧后，突然猛攻，占领汀泗桥。吴军前后受攻击，退守贺胜桥[9]:41。吴佩孚亲率两个师增援[9]:41。

8月30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与吴军展开激战，第八军首先攻入吴军阵地，其他各部随即扩大战果，取得贺胜桥大捷。8月底，北伐军攻下通下往武汉之险要门户汀泗桥和贺胜桥，吴军兵败如山倒，从此一蹶不振[1]:37。吴军退守武汉[9]:41。9月1日，第四军、第七军逼近武昌，9月3日、9月5日两次攻城不克，遂封锁围困[9]:41。这时，汉阳守军一个师起义，吴佩孚率一部退往河南信阳。第八军9月6日进汉阳，9月7日占汉口，主力乘势进占武胜关[9]:41。10月初，武昌守军曾两次突围失败。10月8日，守卫城南的吴俊卿第三师准备投诚，10月10日，他打开城门迎接北伐军入城，[12]:238当日，叶挺独立团首先攻占蛇山，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昌，二万多守军全部被歼[1]:37-38[9]:41。生擒刘玉春、陈嘉谟，至此吴佩孚在武汉军力被全部消灭[13]:12。北伐军占领两湖，声威大振[1]:38。

进攻江西

北伐初期，孙传芳按兵不动，拟坐收渔利，到北伐军攻下长沙，才派兵增援江西，同时令闽军进犯广东[1]:38。8月下旬，孙传芳见吴军濒于崩溃，决定从江苏、浙江、安徽调兵十万，会同驻江西部队两万余人，向南浔铁路沿线和江西湖北边境集中，企图截断武昌至长沙铁路，攻取湖南、湖北[9]:41。蒋于击破吴佩孚后，决进取江西，兵力约五万人[11]:550。北伐军进抵武汉后，也调兵进攻江西，与孙军发生激战[1]:38。在江西南部，第二军第五师和第五军第四十六团协同独立第一师攻占赣县（今赣州市）后，沿赣江北上。在江西西部，第三军和第二军主力出萍乡，连克宜春、万载、分宜，在新喻(今江西新余)与孙军激战后，分别向高安、樟树（今樟树市）进发。在江西西北部，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先后攻占修水、铜鼓、高安[9]:41。孙军虽在兵力上占有优势，但指挥不统一，未能协力作战[1]:38。9月19日第六军第十九师乘势攻占南昌，遭孙军反扑，加之增援的第一军第一师又在牛行（今属南昌市）战败，乃于9月24日退向奉新[9]:41。蒋加派援军2万人。

10月上旬，第二军主力攻占樟树、丰城，第三军歼灭孙军一部于南昌西山万寿宫地区；由湖北东南部进入江西西北的第七军，在箬溪重创孙军一个师后，攻占德安，形成了围攻南昌的态势[9]:41。由于孙军回师救援，国民革命军各军又未协同，德安得而复失，第六军攻永修失利，第三军在牛行、乐化受挫。这时，第二军和第一军第二师冒然第二次进攻南昌失利，被迫于10月13日撤退[9]:41。南昌又为孙军夺回。国民革命军吸取教训，决心集中兵力先破南浔铁路之敌，尔后再图南昌，并调第四军由湖北入江西[9]:41。10月20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在第二军配合下攻克临川（今抚州），截断江西福建通路[9]:42。10月，蒋下命令进入福建部队，攻破周荫人主力后，调往江西参战；先后攻克樟树、丰城、建昌、德安、永修、抚州，孙传芳乞和，蒋拒绝[13]:12。11月2日开始第三次进攻南昌。第七军再克德安，第四军攻占马回岭，两军又在德安南面的九仙岭击溃孙军两个师，截断南浔铁路[9]:42。11月，攻克九江，南昌守军负嵎顽抗，蒋亲临督战攻克，孙传芳在江西军力被全部消灭[13]:12。永修、乐化等地孙军溃逃，在滁槎附近被歼一万五千人；11月8日，国民革命军攻占南昌，歼灭守军万余人[9]:42。蒋通电各省促人民自决[13]:12。孙军残部败退安徽南部及江苏浙江一带[9]:42。孙军大溃，精锐尽丧，为北伐以来规模最大战役[11]:550。

占领福建

孙传芳军驻福建的五省联军福建总司令周荫人部四个军三万余人，为策应江西作战，进军粤东，试图将国民革命根据地连根拔除。然而消息于进军前已透露[14]。

1926年9月，蒋命令潮汕部队进攻福建[13]:12。10月上旬，攻占广东蕉岭、松口、饶平等地[9]:41。由于周荫人于直隶出生，对闽系来说是客军而非地主，因此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决定主动出击击溃其主力，同时蒋介石也派遣李大超前至闽军中收买分化[15]。10月中旬，何应钦整合广东保安团与黄埔军校在学生作为防御主力，第一军第三师谭曙卿则作为攻击矛头，于10月9日和第十四师主力进袭击周部后方，占领永定，然后回师松口；此时，周部第二军两个师在蕉岭起义，并配合作战，歼灭周部第三军[9]:42。在福建方面，由于闽军平日横行霸道，民怨极深，各地民军蜂起[1]:38。由于周部于福建之风评不佳，在永定战斗之役遭受国民革命军与城内民众的联合夹击崩溃，仅带少数侍卫逃出。是日，第十四师冯轶裴则于击溃闽军刘云峰旅。此役国民革命军俘虏4,000人，缴获4,000余支枪械与十多门火炮。周部第四军和第二军残部退往长汀[9]:42。北伐军势如破竹，闽军望风而逃[1]:38。10月13日，第一军于梅县松口战斗击溃刘俊、李宝珩旅，在不到一星期，周荫人主力已损近半。受此影响，曹万顺与杜起云两旅于10月17日接受国民政府收编建议，倒戈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何应钦则升任为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挥军福建。10月下旬，第十七军由上杭沿汀江两岸向北推进，在由江西入福建的第十四军第二师配合下，相继占领龙溪、晋江、莆田、永泰，逼近闽侯[9]:42。

蒋令入闽部队在攻破周荫人主力后赴赣参战，先后攻下樟树、丰城、建昌、德安、永修、抚州。11月，先后攻下漳州、泉州，福建全境平定[13]:12。12月初，自江西东部入福建的第二军第六师进占建瓯，切断福建、浙江孙军的联系[9]:42。驻福建海军第一舰队起义，于12月2日决定接受广东国民政府改编。周部驻闽侯一个旅投诚，国民革命军于12月9日占领闽侯，周部退往浙江[9]:42。东路军于12月间占领福建全省，向浙江挺进。

攻取南京

主条目：南京事件 (1927年)

行进至上海附近的北伐军

孙传芳连遭失败，求援于奉军。张作霖企图乘机夺占孙、吴的地盘，几一部接防江苏、安徽北部，一部入河南增援吴佩孚[9]:42。孙传芳收集残部八万余人，分布在沪宁铁路、沪杭铁路沿线和安徽南部地区[9]:42。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为肃清长江下游之敌，分三路进军[9]:42。中路军（分江左军和江右军）分别由湖北、江西沿长江向安徽、江苏推进，主攻南京；东路军由福建、江西分路入浙江，进军淞沪，助攻南京；西路军由湖北入河南，钳制北面之敌[9]:42。1月上旬，东路军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在富阳遭孙军一部反击，退至衢县（今衢州）[9]:42。1月27日，第一军协同第二十六军反击，在龙游附近击溃孙军，2月上旬，进占金华、兰溪，继而在桐庐和富阳击败孙军，2月18日占领杭县（今杭州）[9]:42。2月底，国民革命军占领浙江全境。3月上旬，东路军开始进攻淞沪，至3月20日，一部经太湖以西进占武进（今常州），截断沪宁铁路，主力连克松江、吴县（今苏州），逼近上海[9]:42。3月21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区委员会决定于当日把工人罢工转入工人武装暴动。计其武装：手枪二百五十支、手榴弹二百枚。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激战两天一夜占领上海后，东路军才开进市区[9]:42。中路军(第二军、第六军)的江左军由湖北东部向怀宁（今安庆）挺进，孙军陈调元、王普等部相继起义，怀宁不战而下。中路军的江右军从江西境沿长江南岸东进，相继攻克芜湖、当涂，3月23日占领南京[9]:42。3月24日南京事件发生，造成英国2人，美、法、日、意各死1人。美国受伤3人，英、日各2人受伤。蒋拒绝孙传芳求和。3月底基本消灭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军队[16]:472。

夺取政权与国共分裂

主条目：宁汉分裂和中国国民党清党

自北伐展开后，中国共产党员加紧夺取领导权，与中国国民党斗争日趋激烈，1927年2月在鲍罗廷控制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设武汉，议决削减蒋权力[1]:39。1927年3月10日至3月17日，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后，其执监委暨候补委员80名中，中国共产党员约居三分之一，亲共之左派亦居三分之一，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部长暨其秘书，共产党员亦占一半以上，至此国民政府已由苏联顾问与中国共产党势力全权把持[17][18]。在北伐军进攻上海时，中国共产党策动工人起事，企图夺取上海政权，引起商民疑虑[1]:39。3月24日，发生南京事件，国民党中右派势力称[19]中国共产党策动部分国民革命军针对英美日领事馆及外国教堂、寺庙、学校、医院、商店、住宅进行烧杀打劫等排外运动，英、美军舰出于报复部分中国的这种行为，向南京开炮，中国军民死伤无数。

鲍罗廷并在武汉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凭借掌握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进而取得政治主导权，以所谓“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打倒新军阀”为理由，于1927年3月10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通过“统一革命势力”、“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等反蒋方案，随即在蒋北伐途中剥夺蒋主席职务，降其为普通委员[20]。蒋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表明不接受该决议。

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推进，严重威胁著着帝国主义[21]:1465；蒋决定“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22]:467；先后在赣州、南昌、安庆、九江等地发动清党，蒋即表示：不用武力或任何群众暴动改变租界之地位[21]:1465。4月，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指责中国国民党内之中国共产党员受共产国际指使，破坏国民革命，要求对“中共首要”采取紧急处理，清除党内中国共产党分子[1]:39。4月12日，蒋在上海发动清党（或谓四一二政变），4月18日另立南京国民政府[9]:42。设“清党委员会”，实行武力清党，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缉捕中国共产党员[1]:39。鲍罗廷也秘密策动郭松龄将军反对张作霖。中共土地改革路线为：“有土皆豪，凡绅必劣”。张蒋两人1926年秋天就开始秘密接触，两人分别派唐生智和杨宇霆作为代表，展开秘密会晤，达成共同驱逐共产国际势力协议。4月6日，“南京事件”后不到两周，蒋于北伐途中清党，张作霖即于北京搜查苏联大使馆，逮捕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等，表明与国民革命军皆反共，不必互相为敌[23]:233-237[24]:472-474。张作霖得到公使团同意，搜查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公处，逮捕58名中国人。在搜出的秘密文件中，竟发现莫斯科苏联共产党打电报给当时尚是革命政府顾问的鲍罗廷[25]:65。还清查出苏联企图赤化中国之千余文件[26]，查获并向外界公开共产国际发来大量指示、训令、颠覆材料（与冯玉祥合作企图取代北洋政府文件、红枪会及煽动农民纪录、中国共产党文件等，“苏联文证企图汇编”），证实苏联全面指挥颠覆中国政府的运动。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则强烈谴责中国国民党粗暴侵犯苏联使馆尊严，并认为此事件乃“帝国主义的挑拨，中国政府已沦为帝国主义者工具”。4月19日，苏联召回北京驻华代办及大使馆职员[27]:65。4月，汪精卫回国，秘密前往武汉，武汉国民政府迎汪复职，“四一二事变后”开除蒋介石党籍，下令讨伐；南京国民政府也调兵遣将，对武汉政府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史称“宁汉分裂”[1]:39。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9]:42。此时武汉政府仍受鲍罗廷及共产党员控制，共产党员在湖南、湖北积极推行工农运动，组织工人罢工和没收地主土地，引起军人反抗[1]:39-40。当时，入河南奉军五个军约十万人，分布在西平以北铁路线及开封、郑县等地，企图南犯[9]:42。国民革命军由唐生智率三个纵队五万余人，从驻马店地区分路北进[9]:42。

继续北伐·江淮

1927年5月兵分三路渡江进攻徐州[13]:14。李宗仁率左路军5月11日由芜湖渡江，白崇禧率中路军5月15日由南京渡江，何应钦率右路军5月20日从镇江和江阴渡江。[28]6月12日进驻徐州，本欲乘胜追击，但6月下旬武汉国民政府的唐生智率军东征南京，蒋介石从徐州调兵回防，结果8月6日在徐州战斗中败于直鲁军，得而复失。[28]孙传芳乘机率安国军沿津浦铁路南下，渡淮河，攻占滁县、宝应。8月26-27日，孙传芳分由浦口、大河口、扬州三处渡江，反攻南京栖霞山。[28]8月31日，在决定性的龙潭战斗孙军大败，残部二三万人分乘小船或泅水渡江退回江北，南京自此平定。[28]

河南

1927年5月中旬，第二纵队歼灭奉军七个团占领西平、漯河；第一纵队击败奉军一部于上蔡，迫其一个旅投降[9]:42。奉军约七万人，企图在临颖决战[9]:42。5月27日，第二纵队发起进攻，受挫，第一纵队驰援，奉军伤亡逾万，向北撤退[9]:42。5月28日，唐生智部占领临后，分别向郑县、开封挺进[9]:42。冯玉祥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后，进军甘肃、陕西，转师东进，5月27日攻克洛阳，6月1日与唐生智部会师郑县[9]:43。6月，克复郑州、许昌[13]:14。6月7日，清江浦克复，孙传芳通电下野[13]:14。6月2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开封，奉军败走河北、山东[9]:42。不久，吴佩孚率少数卫队逃往四川[9]:43。7月，“云南易帜”[13]:14。四川刘湘通电归附中央[13]:14。

二次北伐后中华民国情势，蓝色部分为南京国民政府控制力较高区域，其他部分多由地方军阀武装控制

统治中国

参见：1928年中国和济南惨案

1927年8月13日，由于作战失利，南京国民政府蒋中正下野辞总司令职，8月19日宁汉复合。[1]:40。9月10日，国民革命军在全椒打败安国军。安国军一路北撤。1927年12月3日至12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预备会，会议最后一天恢复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进南京呈报正式复职[13]:15。此时北方冯玉祥和阎锡山均愿意归附[1]:40。蒋致电冯玉祥、阎锡山及各将领准备北伐[13]:15。2月2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并命统归蒋指挥[13]:15。

1928年4月，蒋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及李宗仁共同讨伐张作霖[1]:40。国民革命军所向克捷，连续攻克郯城、台儿庄、郓城、韩庄、临城、枣庄[13]:15。第三军团在鱼台失利，蒋电令各军赴援。[13]:16张宗昌下总退却令，惟孙传芳纠集余部，尚图顽抗。[13]:16是月下旬，屡次攻克巨野、嘉祥，经西关攻克济宁、滕县、界河、鱼台、汶上、邹县、大名。[13]:16连续攻克宁阳、兖州、曲阜、金乡。[13]:16连续攻克莱芜、平阴、泰安、肥城。[13]:16张宗昌部败退滦州，孙传芳在北京宣布下野，张、孙残部向国民革命军投降。

日本为干涉国军北伐，借口保护侨民，派军登陆山东，进驻济南，伺机寻衅[1]:40。日本于1928年4月19日决定再次出兵山东暗助军阀张宗昌，4月21日驻天津的3个步兵中队抵达济南，4月25至27日，日军又连续在青岛登陆，沿胶济铁路运兵济南市，到4月28日，驻济日军已达3,000余人。日军在邻接济南城的济南商埠以纬四路为中心线，划为东西两个警备区，构筑工事，收容日本侨民。1928年5月1日，攻克济南，日军出阻，造成五三惨案，国民政府外交特派员蔡公时遇害[13]:16[29]。国民革命军当时在北军仍掌握制空权下，由第一军团刘峙指挥之顾祝同第九军所辖之第三师，首先攻入济南城内，各路会师完成任务，5月2日蒋总司令抵达济南并要求日军撤退，日军应允并撤出工事。蒋严戒北伐军勿予还击，并严令入济南部队，于5月3日夜退出城郊，派员与日军师团长福田商约束部队，未得要领[13]:16。蒋同时命令济南驻军一律撤出，免生冲突。5月4日、5月5日，日军仍继续放枪发炮，并引张宗昌以飞机炸北伐军司令部。蒋为完成北伐，忍辱负重，勿予计较，限令北伐军星夜渡河，仅饬留李延年步兵团驻守[13]:16。不料5月3日上午贺耀祖部队与日军双方发生冲突。5月6日，蒋移节党家庄，继续提兵北进，并吁召汪精卫、胡汉民回国，又切告奉系早日觉悟，日本阻碍北伐之阴谋，于是粉碎[13]:16。另从外交交涉，向日军司令及日本外交部严重抗议，要日军同时撤出济南，请英美协助调停。北伐军连续攻克平阴、禹城、石家庄、临沂、德州、定县、张家口[13]:16。蒋无视日本侵略者，与冯玉祥在济南以南党家庄车站会晤，绕过济南继续北伐。克复保定[13]:16。

北伐结束

主条目：东北易帜

1928年五卅惨案发生后，5月9日，张作霖呼吁双方南北双方停战，合力对抗日本侵略，在通电中表示“佥以国内苦战，外侮趁虚而入”应“以侮释嫌，合力抗外，必得世界之同情，对内更多符多年国民之要求”。他表示愿意派人到南京召开善后会议，商讨统一问题。[30]:377-3785月底，国军包围京、津地区[1]:40。6月3日晚，张作霖撤离北京，退出山海关外。张作霖坐火车抵达沈阳附近皇姑屯车站（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的三洞旱桥）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刺杀[1]:40。张作霖身负重伤，稍后死亡，为皇姑屯事件。6月8日，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商震部开入北京，[30]:382光复京、津，宣布北伐结束，将北京改名北平[1]:41。两周后，张作霖儿子张学良赶回沈阳，继任父职，东北局势复趋稳定[1]:40；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三省易帜，全国出现形式上统一局面[1]:41。

国民革命部队详细资料请参考北伐部队情况条目。北伐前全国兵额约140万，北伐后增至230万人，军饷开支超过国家全部收入，所以亟需裁军，以减少军饷支出[1]:44。

评价

中国共产党认为：“国民革命军指导员的英勇奋战，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援，才迅速发展并取得伟大胜利，基本消灭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沉重打击北洋军阀的统治。”[9]:43

包遵信认为，“北伐”只是孙中山《建国大纲》中所设想军政、训政和宪政三步骤中的“军政”，是以武力扫除一切施行宪政之障碍，统一中国是孙中山希望在中国实现宪政第一步。

北伐及背后的共产国际势力，引起当时一些中国名人的恐惧及厌恶，梁启超、王国维等保皇派勉强接受辛亥革命但称北伐“毫无道德”。[31]，反清派章太炎也将北伐视为“叛国行为”。

注释

 因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开展第一次国共合作，所以该时期国民革命军北伐也有共产党军队的一定程度的参与，但四一二清党之后，国共合作破裂，南昌起义爆发后，国民党不再允许中共方面及其党员所指挥军队参与国民革命军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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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五日给孩子的信中写道：“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完全拿来报私怨，他们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旗号，其实真的土豪劣绅，早已变做党人了，被打者只是无告的良民）主持的人，都是社会上最恶劣分子，半年以来的两湖、最近两个月的江西凡是稍为安分守己的人，简直是不容有生存之余地。这种罪恶当然十有九是由共产党主动，但共产党早已成了国民党附骨之疽——或者还可以说是国民党的灵魂——所以国民党也不能不跟着陷在罪恶之海了。”

谢选骏指出：从毫无道德的“叛国行为”中能够产生“宪政”，这似乎是天方夜谭——因为如此宣称的包遵信，是个被同党开除的共产党员，有其反复不定的党派偏见。实际上，看似主动的北伐，其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衍生出来的被动结果。不论布尔什维克革命暴乱、反对凡尔赛的五四运动还是国民党的改组、北伐军掀起的内乱，都是一根线上的几个蚂蚱。

【第六章】

【抗日战争导致中共建政】

（一）

《中国抗日战争》（维基百科）报道：

中国抗日战争，或称日本侵华战争；国际称第二次中日战争[注5]（英语：Second Sino-Japanese War）；史称八年抗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17年改称十四年抗战[11][注6]。指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日本与中国之间发生的战争，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东亚战事的主要部分。中日战场主要位于中国境内，同时也包括缅甸北部等邻接地区[13]。战争时间若从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对日正式宣战算起仅4年，为二战期间太平洋战争中同盟国陆上战斗部分；自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算起则有8年，宣战文告中有“之前四年余神圣抗战”一句，故称“八年抗战”，为中日全面冲突；若追溯自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东北算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止，则战争总共14年。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在100天内占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14]:608。次年3月1日，日本帝国参谋本部及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一新政权，定名为“满洲国”[14]:612。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军从卢沟桥进攻平津地区，不久华北地区沦陷，中日全面开战。8月13日淞沪会战，中日在上海及周边大规模会战。12月13日，南京保卫战南京失守，日军主导南京大屠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统计20万至30万人遇难；中国首都迁至重庆，为中国战时陪都。

1941年12月8日，日本舰队突袭太平洋美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其他地区日军亦四出攻击，美国、英国与日本互相宣战，中国亦正式对日本及德国、意大利宣战[15][14]:689。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元首发表《开罗宣言》，宗旨在于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1945年7月26日，美、英与中国对日本发出《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命日本无条件投降[14]:712-713。同年8月14日，日本天皇敕令，保证实行波茨坦公告规定之条件；9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投降，中日战争告终[14]:715。

中国抗日战争于二次世界大战中有显著影响，使日军约百万的主力部队被牵制于中国战场[16][17]，而无法向北进攻苏联配合纳粹德国的要求牵制苏联兵力，使得苏联远东部队调往欧洲得以保卫莫斯科，并调派精锐兵力支援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事，减轻其他同盟国在各个战场的作战压力；虽然日军占领东南亚及印尼等地，但日本海军无法登陆澳大利亚阻断同盟国印度洋石油供应链的计划以失败告终[18]。抗日战争间接帮助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反攻[19]，令日本无法和德国配合共同进攻苏联，亦间接改变苏德战场双方的兵力对比，红军之所以能够全力对付德军，也是因日本必先通过击败中国，才能完全配合在缅日军进而入侵英属印度及其它地区，甚而打破当时日本和德国及意大利战略合作的构想及打通欧亚大陆的目标[20]。

名称

这场战争在华人社会常称为“抗日战争”、“八年抗战”，简称“抗战”[21]，亦称“第二次中日战争”、“抗日卫国战争”。台湾史料常称为“中华民国抗日战争”[22][23][24]，中国大陆则通常称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25]，并于2017年将“八年抗战”改称“十四年抗战”[26]。当描述的主语为日本时，则称为“侵华战争”、“日本侵华战争”或“日军侵华”。

日本方面，纷争爆发之初称为北支事变，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时，9月日本近卫文麿首届会议官方称战争为“支那事变”（日语：支那事変／しなじへん Shina jihen）[27][28][29]。

中国方面认为此举用以规避“战争”字眼，构成“中日双方从未正式宣战”的理由，并在1941年偷袭珍珠港成功以前，成功以此避免作为重工业物资主要进口国的美国执行美国中立法“禁止出口战争原材料（war materials）至任何交战国”的措施，以免日本国内军备工业断炊[29]。而日方表示之所以没有被称为战争，是因为没有宣布国际法要求对国家发动战争的意图[30]。

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东条英机内阁将其纳入为“大东亚战争”的一部分，更名为“日支战争”（日语：日支戦争／にっしせんそう Nisshi sensō）[31]。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6月，在中国抗议下，以外交部总务局长名义提出“关于中华民国的称呼”，要求避免使用“支那”，次官通报《关于避免支那称呼的事》传达给各省次官等，日本禁止继续使用“支那”这个词称呼中国[32]，日本陆军省军事科长田中新一上校在8月14日的内阁会议上称：“北支事变应该改称为日华事变。因为由于对方是扩张主义者，所以我方的不扩大是不可能的。”（日语：「北支事変は日華事変と改称すべきだ。相手が拡大主義だから我が不拡大は成立たない。」）[30][33]，遂改名为“日华事变”，而“支那事变”一词仅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在历史书中出现[34]。

日本高等学校学习指导要领从1951年（昭和26年）修订开始，中学学习指导要领社会课编从1955年（昭和30年）修订开始，从1957年（昭和32年）开始全社会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使用日华事变。从1975年（昭和50年）开始，教科书中出现“日中战争”（日语：日中戦争／にっちゅうせんそう Nicchyū sensō）[注7]，但学习指导要领仍然是“日华事变”。随着强调日本对华“侵略”的倾向与使用“日中战争”的称呼成比例增加，历史的认可也对该称呼产生重大影响，且随着中日联合声明，1970年代“日中战争”普及，“日华事变”不再使用[32]。

在国际上，出于中立性考虑，“第一次中日战争”指中日甲午战争；而将“抗日战争”称作“第二次中日战争”（Second Sino-Japanese War）[13]。

战争背景

参见：大陆政策、牡丹社事件、北京专约、甲午战争、二十一条、济南惨案、国民政府和1920年代中国

战争背景

日期 事件 后果

1880年代 大陆政策 日本确立向东亚大陆扩张之国策，以夺取东亚大陆的丰富资源和发展空间[35]。

1874年 牡丹社事件 大清与日本签订《北京专约》，使日本据此认定琉球并非中国之藩属国，日后通过琉球处分事实吞并琉球国。

1894年 甲午战争 大清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大清承认朝鲜独立并放弃其宗主国地位，赔款二亿两白银，割让台湾全岛、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予日本。

1900年 八国联军之役 大清与十一国签署《辛丑条约》，赔款重多，割让山东半岛部分地区予德国使之建立租借地。

1905年 日俄战争 日本同俄国签订《朴次茅斯和约》，俄国所占之旅顺、大连转让与日本。大清与日本通过不平等条约之《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承认日本所获得的利益。

1911年 辛亥革命 中华民国宣布建立。12月，以袁世凯为首的清政府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展开南北议和。次年2月，溥仪宣布退位，清朝灭亡。中华民国继承清朝法统。

1914年6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 日本第一步即以参战国姿态出兵山东半岛，夺取德国租借地、长春、旅顺间之铁路及其支线，及附属利益让与日本。

1915年1月7日 北洋政府要求日本撤兵 日本拒绝撤兵，并对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

1915年5月8日 二十一条 袁世凯政府承认日本《二十一条》大部分要求，并于5月25日签订《中日民四条约》。

1928年5月 济南惨案 日军借口革命军对济南城内的日本侨民进行抢劫、屠杀12人，而出动军队展开报复，杀害中国军人与民众六千余人，其中，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派遣济南的外交处处长兼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署内职员17人被日军杀害。

1928年6月 皇姑屯事件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日本战犯时，因事件中被暗杀者张作霖的身份，将此事视为日本侵华的起点。时张作霖为中华民国安国陆海军大元帅，行使大总统职权，为中华民国国家元首。

1874－1928 《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全岛、澎湖列岛予日本、日本与俄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由俄国手中转移辽东半岛旅顺、大连、长春至旅顺间之铁路及其支线，及附属利益；《凡尔赛条约》将德国租借地转移给日本；日本获得朝鲜的宗主权并最终通过《日韩合并条约》兼并朝鲜半岛。

工业革命后，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传统农业国家，在政治、军事上皆面对西方列强的威胁。日本在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推动日本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而主政中国的清政府在同一时期开始推行的洋务运动并未完全成功。至抗日战争结束，中国亦未能完成国家的工业化。

治维新后，日本国力日渐强大，在各种因素之下，日本对外扩张，确立“大陆政策”。此后，日本亦进入瓜分中国的列强行列。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制造牡丹社事件，事后与清政府签订《北京专约》[36]:77-79。1878年，日本设立直属于天皇的参谋本部[36]:76-77。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清政府求和，订立《马关条约》，依照条约：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赔款二亿两白银，割据台湾全岛、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并开四处商埠与日通商；随后，俄国立即联合德国、法国等，要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满清政府，增加赔款3千万两，此为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因此种下日俄之间仇恨，而引起1904年之日俄战争[37]:81900年，中国发生庚子拳乱，引起八国联军事件[37]:9。中国纷争不断，积弱不振，成为日、俄两国觊觎侵夺目标[38]:1。

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与日本订立《朴次茅斯和约》，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有各种优越利益，及监督保护之权；俄国将旅顺、大连让与日本；俄国筑长春、旅顺间之铁路及其支线，及附属利益让与日本[37]:10。

1914年7月，七月危机，随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日本因与英国同盟关系，对德国宣战；中国则宣布中立[37]:10。日本第一步即以参战国姿态出兵山东半岛，夺取德国租借地；进而兵临济南，占领胶济铁路全线[37]:10。日本随后在龙口登陆，竟完全越出租借地区，以及中国政府所划之日德交战区域，进占潍县，兵临济南，其间日军征收物资，役使人民，把中国视同敌人一般，直到德国在青岛守军完全降服后[37]:10。

1915年1月7日，中国北洋政府认为战事已告一段落，照会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要求日本撤兵[37]:10。日本大隈重信内阁训令驻华公使答复中国日本拒绝撤兵，另外再令其向袁世凯直接提出分为五号之《二十一条》要求[37]:11。1月18日，五号《二十一条》条约由日本驻华公使亲手交到袁世凯手里，打破国际惯例[37]:11。5月7日，袁世凯政府承认日本二十一条要求[37]:16。

1929年中国与苏联的战争中，东北军一败涂地，致使此后张学良对日军采取彻底的退让路线。

1928年5月，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试图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炮轰济南城，与中国北伐军发生交战，造成济南惨案，杀害国民政府外交部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17人[39]。

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朱毛会师后不断发展壮大，在湘赣粤闽等地建立起多个“苏区”[40]:50。

1931年－1937年

九一八事变

主条目：1931年中国和东北抗战

1931年9月18日，由于张学良未料日军大举进攻[41]，令王以哲不加抵抗，故日军轻取沈阳。事后，蒋为“安内”而忍耐，并寄希望于国联。

1931年6月19日，日本参谋本部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策大纲》，决定在一年内侵占中国东北，旋命令关东军执行[42]:296。关东军、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东京策划入侵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43]:247。6月25日，为进犯中国东北寻找借口，日本制造“中村上尉事件”[42]:296。1931年7月1日，日本警察在万宝山地区屠杀中国农民，制造“万宝山事件”，并煽动朝鲜排华[42]:296。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动用3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42]:296。7月6日，张学良密电东北政务委员会[44]:24：“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我要求割地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避免冲突，以公理为周旋。”[45]:3875。传“8月16日，蒋介石以“铣电”密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42]:296，但为张本人一贯否认，“瞎说，瞎说，根本没有这种事情”，至今也未发现蒋有所谓的“不抵抗指令”[46]:195-220。1931年9月6日，张学良从北平发“鱼”电给东北边防长官公署军事厅长荣臻[47]，与东三省政务委员会代主席臧式毅[48]:488：“查现在日方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健，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49]:125[50]9月6日，张学良电令驻沈阳北大营旅长王以哲称：“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同日张学良电臧式毅、荣臻称：“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45]:3915同日，日本在东北召开领事会议，准备发动事变[37]:27。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变”，攻打沈阳北大营中国驻军，“九一八”事变爆发[42]:296。当夜11时15分，日本关东军自动将南满铁路柳条沟段铁桥炸毁，诬指为东北军所为，开始攻进沈阳北大营[51]:97。时张学良方滞留北平，严令驻军王以哲旅不作抵抗，日本军遂于9月19日晨6时占领沈阳[51]:97。东北军在“少帅”张学良指示之下，不予抵抗[52]:12。齐齐哈尔江桥抗战。东北三省遂全部失陷[37]:28。

1932年中国和一二八事变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在上海奋勇抗敌阻击日军

1932年，蒋重返南京主持政府后，就开始秘密准备抗日[52]:19。1月2日，蒋发表演讲，指陈宣战之弊害[53]。第一次淞沪会战，发生于1932年1月28日，又称“一二八事变”，日方称“第一次上海事变”[54]。“九一八事变”后，日方为转移国际视线，并压迫国民政府屈服，在上海不断挑起事端[54]。1932年1月28日晚11时半，日本海军司令官盐泽以发动事宜准备就绪，乃命日军向上海闸北区、虬江路、青云路、天通菴等地进犯，中国驻军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以守土有责，遂奋起抵抗[51]:99。淞沪抗战开始[42]:296。2月1日，日本军舰炮轰南京；2月4日，国民政府召集各界领袖，在洛阳举行国难会议，惟军政负责人仍留南京，至12月政府正式迁还[14]:611。2月3日，蒋抵洛阳，会商对日抗战计划，2月5日由洛阳往郑州，行经黑石关以东至汜水之间，观察地形[55]:126。2月8日，以最精锐之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五军，驰沪增援，仍以第十九路军名义加入战斗[51]:99。2月14日，张治中奉命率第五军到上海增援[42]:296。陈铭枢第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率领下奋起抵抗[54]。日军三度增兵，四易主帅，前后出兵10万人，战线延及吴淞、太仓、嘉定一带，日机并轰炸苏州、杭州，军舰亦逼近南京威胁[54]。3月2日，第十九路军因后援不继，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发表撤退通电[42]:296。

战役历时33天，3月2日，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第十九路军腹背受敌，被迫全线撤退；其后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宣布停战[54]。3月19日，中国在上海英国领事馆与日方举行会议，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五款[51]:100。主要内容如下：划上海为非武装区，规定中国在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无驻兵权，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在该地区则可以驻兵[42]:297。日军返回战前原驻地，国军暂留现驻地位[14]:611。5月19日，蒋下令调十九路军开往福建剿共[42]:297。是役参战日军约6万人，国军约7万人，武器虽远逊于日本，仍能力战月余，士气民心之旺，博得各界赞佩与同情[14]:611。11月，蒋在参谋本部下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悄悄展开与德国军事和经济合作[52]:19-20。

满洲国和1932年中国

1932年1月16日，郑孝胥、臧式毅等在沈阳举行“满洲善后大会”，筹备组织日本傀儡国满洲国[51]:101。3月9日，傀儡组织举行建国典礼，以清朝逊帝溥仪为“执政”，定年号为“大同”，定都于长春（改名为“新京”），重要机关或由日本人任顾问，或由日本人充要职[51]:101。郑孝胥任国务总理[42]:296。由驹井任“国务院”总务厅厅长，总揽大权，日本人分任次长及司长把握主权，各机关均有日本人[37]:28。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于是时对外国干涉提出威吓[37]:29。6月14日，日本政府对“满洲国”予以承认[37]:29。8月8日，日本派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为驻“满洲国”特派全权大使及关东长官，其权力等于总督[37]:29。9月13日，日本武藤信义为大使，于9月15日与其总理郑孝胥签订“日满协定书”，许日军驻扎东北，确认日本人在东北之权利与利益[51]:102。于是攫取东北盐税、邮权，及关税，东北遂沦入日本人铁蹄之下[51]:102。

由于国际社会对日本在中国东北侵略态度放任，日本扶植“满洲国”傀儡政权得以出笼[54]。1934年3月1日，满州国发布日人代拟之“满洲国组织法”[51]:101。溥仪在长春由“执政”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42]:297。

1933年中国、山海关战斗、热河战役和长城抗战

1933年长城抗战中，手持大刀的中华民国士兵

1933年1月1日，日军进攻山海关，中国守军何柱国所部安德馨营英勇抵抗，经两昼夜激战，全部殉国[42]:297。日本关东军在山海关炮击榆县城，中国守军奋力还击，与日军巷战[56]。1月3日，日军攻陷山海关[51]:100。随后日军加紧西进，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部署3路进犯热河，东北军守凌源腹背受敌，退守长城要塞喜峰口[56]。3月1日，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扣留军用汽车偷运鸦片输送天津，3月3日夜竟率所部满载私物潜逃[51]:101，不战弃守承德[42]:297。3月4日，日军以120名骑兵先头部队占领承德[42]:297，热河各地随之陷落[51]:101，日本将热河并入满洲国[57]:8。3月6日，蒋由汉口乘车北上，3月7日到郑州；3月8日抵达石家庄；3月9日到保定；3月25日，蒋才乘机离开[58]:357。3月8日，政府通缉汤玉麟，命军政部长何应钦驻节北平，驰调国军北上增援[51]:101。3月9日，日军抢占喜峰口，傍晚，奉军长宋哲元令，第一〇九旅旅长赵登禹率兵跑步驰援抵达战场；考虑到日军日间火力优势，宋哲元派赵登禹带队夜袭，并将第三十八师董升堂团也交赵登禹指挥[56]。3月10日，第二十九军赵登禹旅在喜峰口与日军激战[42]:297。3月11日深夜，赵登禹亲自带“大刀队”500人只带大刀和手榴弹分两路雪夜行军，于3月12日凌晨夜袭日军，砍死砍伤逾千人，缴获坦克11辆、装甲车6辆、大炮18门、机枪36挺、飞机1架，500名大刀队员仅23人生还[56]。此后，日军继续进攻，突破中国守军的长城防线[57]:8。中日两军在长城爆发军事冲突，虽然中国军队在几次战斗中占上风，但在日军迂回包抄下，北平、天津受到威胁，因而签订《塘沽协定》，中国军队撤到长城以南[52]:12。5月31日，黄郛遣代表熊斌与日方代表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协定》[51]:101。

1933年5月，日本关东军派遣伪军刘桂堂部、张海鹏部、李守信部，共约1万6千多人向察哈尔进攻[59]:126。5月26日，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42]:297。6月22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康保[42]:297。一个月后，伪军反攻重占多伦[59]:131-135。

华北事变

“华北五省自治”示意图。日方以排除反满抗日势力为由，对各省威逼利诱，策动华北独立，被阎锡山以公开信揭穿图谋。最后，中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河北、察哈尔部分自治。

主条目：1935年中国和华北五省自治

1934年11月7日，蒋在绥远会见荣王、德王、潘王等蒙人与党政人员，并对各主席和边外将领指导一切[58]:366。

1935年与1936年，中国为保卫华北，两度不惜一战[14]:659。1935年4月起，日军开始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60]。日本军方以动武威胁，迫使中央政府党、政、军人员和机关撤出河北省、察哈尔省，并要求中方取缔军民排日行为[52]:12。6月27日，察哈尔省政府代主席秦德纯接受关东军特务长土肥原贤二之条件，撤退张家口驻军及中国国民党党部，解散排日机关，协助日本人在内蒙活动，允许不向察哈尔省移民，是为“秦土协定”[14]:634。7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协定》[57]:11。从此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继驻平政务委员会之后，同归终了，国民政府失去对河北省之统驭力[14]:634。国民政府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出任委员长，第二十九军各师师长分任北平、天津等市市长[52]:13。土肥原贤二催宋哲元与商震宣布自治[14]:637。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受南京国民政府节制之地方行政机关；但对日本军部，宋哲元等人就是下一个溥仪[52]:14。

1935年11月9日，上海公共租界发生日本海军中山水兵射杀事件。11月，土肥原贤二操纵多个汉奸组织联名致电北平宋哲元、河北商震、山东韩复榘、山西徐永昌、绥远傅作义、察哈尔张自忠等，要求开放政权，允许“自治”[61]。11月24日，河北省蓟州密云区兼滦州榆关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日军唆使下[14]:637，在通县通电全国，宣布脱离国民政府独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4]:637宣告成立，殷汝耕担任“委员长”[60]。12月25日，殷汝耕又宣布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辖25县[14]:637，自任“政务长官”[60]。1935年12月18日，国民政府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对抗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日本军方所期盼之“自治”政府完全失去设立之根据，土肥原扰攘数月之分离华北阴谋只得暂时搁置[62]:378。1937年7月，日军相继攻陷北平、天津，在日军指令下，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席王克敏等人在北平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也被并入[60]。

1936年中国、绥远抗战、红格尔图战役和百灵庙战役

1936年11月，傅作义部在绥远战斗

1936年5月12日，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察哈尔省原政府委员德穆楚栋鲁普亲王（即德王）在日军支持下，宣布成立“蒙古军政府”并自任“总裁”[60]。11月，德王自组织内蒙古军政府，“西北蒙汉防共自治军”改称大汉义军，并一再侵攻绥远[63]:51-66。1936年11月26日，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部克复蒙军盘踞之百灵庙，是五年来中国首次攻势[14]:639。战争最终以晋绥军大获全胜而告终，大汉义军在此次战争中几乎全军覆没，并最终被撤销编制，日本方面因为此次严重失利而减少了在总攻中使用日伪军的次数[64]。陈诚率军赴援，称：“人所待我者为不战而屈，今后我决战而不屈。”[14]:639

攘外必先安内

1934年，中共依苏联指示长征，冀取得物资；蒋中正则藉“剿共”控制西南

国民政府铁道部修建的粤汉铁路，1936年完工

德国帮助整编的中央军

开战时中国仅有305架战机

主条目：安内攘外、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和分离主义

参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共和国、洛川会议、国民革命军集团军序列、八路军、新四军和七二一方针

蒋提倡的“先安内，后攘外”国策，即先剿平中共和地方割据势力，再凝聚力量抗日，与国内激昂的民族主义浪潮背道而驰[52]:20。

1931年起，留俄国际派掌控中国共产党大权，观念和目标并不切合中国实际状况，仍然高谈无产阶级革命，企图占领都市，继而使各省独立[65]。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于苏联国庆日在中央苏区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江西瑞金[66]。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67]。

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中华共和国”，李济深任主席，废除中国国民党[14]:615-616。11月2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曾与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订立同盟协定，双方停止军事行动；第十九路军允尽力消灭福建与苏区间一切障碍势力，双方恢复商品贸易，并采互助合作原则；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赞同福建境内革命之一切组织之活动[14]:624。

中国军队拥有庞大陆军系统，从1933年起陆军装备、编制整顿[42]:53。

1935年，蒋加快备战，首先在全国各地推行“新生活运动”，灌输民众“军国民教育”；接着，国防设计委员会改为资源委员会；借着追剿“长征”红军，中央军政进入西南各省；统一货币，实施“兵役法”[52]:20。8月1日，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是关于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之崭新纲领，又称《八一宣言》；宣言果断放弃中共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直执行之左倾关门主义的“反帝下层统一战线”策略，首次提出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之主张[68]:93。12月9日，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的彭涛等人通过“北平学联”发动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69]。学生1,000余人出动示威，反对自治运动，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与军警冲突，数人被捕[14]:641。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正式将“反帝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发展为反日反蒋、上层与下层双管齐下之统一战线策略[68]:93。

1936年，蒋暗中和中共谈判，积极和各个地方军系谈和，完成中央军30个师整编[52]:20。5月，日本破坏海关缉私，并增兵华北，中国一再提出抗议[70]:33。日本总想待中国内变，但是不若其所希望，两广问题不但未引起内战，反使团结加强[14]:659。9月，基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放弃反蒋方针，确立“逼蒋抗日”[68]:93。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趁蒋中正亲自到西安指挥剿共之机，发动西安事变，对蒋“兵谏”，震惊中外[71]。斯大林闻讯后下令限十日内释放蒋介石，毛泽东对于苏联不杀蒋介石的命令感到愤怒[72][73]:238。最后，中共派周恩来赴西安同中国国民党协商解决问题，在宋子文、宋美龄斡旋下，蒋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而获释，国共两党表面上联合抗日，成为日后影响中国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关键因素之一[74]。12月23日，日本首相广田弘毅在枢密院报告，如果国民政府以容共为条件，与张学良妥协，日本即断然排击[14]:659。国内各股势力都愿意服从蒋指挥，共同对抗日本；促使蒋必须一改从前暗中准备抗日之态度，采取更强硬立场回应日本挑衅[52]:20。中共在西安事变后乐观认为：“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使中央军不敢猛进，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之局面。”[75]:37

1937年－1938年

1937年初，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再与冀察政务委员长宋哲元谈判华北经济问题，以南京不同意日方要求，仍无结果[14]:659。日本有“甲等师团”17个陆军常备师团，加上各特种部队，兵力约40万人；有后备军人动员体系，完全编组后备师团，兵力可达400万人[52]:21-22。4月，日本再增兵平、津；外务相、大藏相、陆军大臣、海军大臣会议，决使华北成为防共、亲日、亲满地区；报纸声言扩大塘沽协定及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不令华北“中央集权化”，甚至有驱逐第二十九军之说[14]:659。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就模仿普鲁士参谋本部建立参谋作业；战术灵活，战场部署不苟，单兵战斗基本动作完全按照教典展开；炮兵测量与步兵、装甲部队协同作战熟练，空中火力到位[52]:21-22。战争开始时，日本在军事和经济方面都占有强大优势，计划采用速战速决之作战方针，甚至提出“三个月灭亡中国”；面对日军强大攻势，在中国形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订全国抗日军事方针，建立全民族抗战之政治、军事体制[76]:164。中国在抗战爆发前夕，陆军共138个师，180多万人，部队编制、器械和训练落伍，战力低落，没有后勤动员能力；部队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原来地方势力之武力，靠主官个人关系维系士气，没有国家观念；政府国军德械师只有8万人；军队现代后勤、医疗和训练体系建立不久，个别省区部队装备是民初单发枪械，停留在清末水平[52]:22。战争初期，日军凭借军事装备，相继占领北平、上海、南京等城市，控制主要交通点线；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利用广阔国土空间，采取逐渐消耗乃至消灭日军之防御作战方针，挫败日军速战速决之计划[76]:164。日本舰艇有285艘，排水量1,400万吨，空军飞机2,500架；中国舰艇有50多舰，排水量5万7千吨，空军飞机500架[52]:22-23。

面对日本侵略，在中国抵抗日本侵略之战争中，正面战场之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日军之进攻，在淞沪抗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保卫战等多次大规模战役中显示中国军民之决心[76]:164。可见，倘若不是中国百般忍让，全面战争早就发生；倘若不是日本要在华北制造另一满洲国，全面战争或将再延迟相当时日[14]:659。

1937年中国、七七事变和庐山声明

1937年5月，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在热河承德，田代皖一郎在天津分别召开会议，加紧压迫绥远、华北[14]:659。6月初，近卫文麿组阁，广田改任外相，一意将就军人；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扬言，为对俄作战，应先予南京政府以武力打击[14]:659。6月以来，驻丰台日军演习渐增至三至五日一次，初为虚弹射击、昼间演习，后竟实弹射击、实行夜间演习，且有数次演习部队竟要求穿宛平城而过[45]:5457-5458。

1937年上半年以前，中国军队在华北前线驻防只有第二十九军1个军兵力，分散于张家口、北平、天津及平绥铁路、北宁铁路沿线，兵力十分单薄[42]:53。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辖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特务旅、2个保安旅，总兵力约10万人[42]:56。

7月6日，驻丰台日军不顾大雨、道路泥泞，在芦沟桥铁路桥东北龙王庙演习场地，以芦沟桥为攻击目标，进行攻击演习，至宛平城东门外要求通过宛平城到长辛店地区演习，遭中国军队拒绝，双方交涉至晚间，日军退回丰台[45]:5463。在日本的寺平副官依然坚持下，日军包围卢沟桥，开始从东西两门外炮击城内，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吉星文奉命率团反击，是为卢沟桥事件或七七事变[36]:307-308。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晚7时30分，驻丰台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至芦沟桥西北龙王庙附近演习，晚10时40分宛平中国军队突然听到城东北日军演习响起枪声，数名日军到宛平城声称丢失一士兵，国军拒绝其进城搜查要求，日军立即包围宛平城，并开枪示威；北平东交民巷日本华北驻屯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据清水节郎报告，即令丰台一木清直大队长带领第三大队前往卢沟桥指挥战斗，夜12时，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电话通知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第二十九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当即答复，“芦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丢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引起误会”[45]:5463-5464。日本则称为“北支事变”[36]:317。7月8日凌晨2时，冀察政务委员会派宛平县长王冷斋与松井久太郎交涉，当时失落之日军已归队，4时日方代表要求宛平城内国军从东门撤至西门，由日军占据东门再行调查被拒；谈判期间，4时50分日军向宛平城开炮轰击，国军第二十九军吉星文第二一九团金振中营开枪还击，中国抗日战争揭幕[45]:5464。“七七事变”在日方看来，仍然算是许多大小冲突之一；日军在宛平县郊演习，姿态耀武扬威，还要求进城搜索，全是在制造借口，压迫中方让步；实际上，日本并不将中国放在眼里，军部设定假想敌是苏联；东京根本没有打算在中国扩大战事，只打算巩固华北势力范围，扩大日本利益；但华北、东北日本少壮军官却嫌打打停停太缓慢，主张再给中国“一击”，令中国就范；七七事变后，日本内部“扩大”与“不扩大”两派相持不下；扩大派占上风，东京下令增兵华北[52]:12-13。

7月8日，蒋在当日写下：“倭寇在芦沟桥挑衅：一、彼将乘机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三、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四、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52]:19中共中央发表通电，向中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扺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68]:94

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在山东老家，几天后才赶回天津坐镇；宋为保存实力，不愿拿地盘和部队与日本硬碰，想透过与日方交涉保持局面，尽量委曲求全；于是宋搁置部下之备战计划，不顾南京电报，和日军私下洽谈停战协议；宋为“表示谈判诚意”，下令撤除北平沙包和拒马[52]:18。

7月17日，蒋写道：“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弥战祸乎。”[52]:21蒋发表《对于芦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第二次庐山讲话），正式表明准备全面抗战的方针[36]:328-329。

7月14日，毛泽东等致叶剑英电，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缓线国防。”[68]:94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及红军将领，请蒋严令第二十九军保卫平、津、华北，动员全国海陆空军，驱逐日寇出中国，红军愿在其领导之下为国效命[14]:662。中国共产党首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电呈蒋，愿在领导之下，为国效命[51]:120-121。蒋之严正表示得到中国各地势力支持，陕北中国共产党及红军、四川川系、广西桂系、山西晋系、西北马家军、云南滇系等军政将领一致表态拥护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共同抗日[36]:330-332。

平津作战

日军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1940年731部队在吉林省农安县进行人身活体实验。

日军于7月25日攻占廊坊车站[36]:334。7月26日，日本总攻北平、天津，第二十九军缺乏战备，奋力抵抗[52]:27。月底，日军进占天津、北平，第二十九军主力退守保定一线，余部由张自忠率领接受日军条件而困居北平，平津作战结束[36]:335-344。

7月27日开始，日本军根据参谋总长之命令组建派往中国战场之化学部队；此后，又培训各部队中从事化学战之人员，并在中国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76]:134-135。据统计，日军使用化学武器超过2,000次，有9万余中国军民受害，其中国军士兵受伤4.7万，死亡6,000；八路军士兵受伤3.7万，死亡1,500；平民与战俘伤亡1万余人[76]:135。

7月31日，蒋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14]:662-663，只有抗战到底，与倭寇死并[14]:662-663。8月初，蒋复宣示抗战方针，随时随地抵抗，使日本人战而不取；各地重要军事将领，如广西白崇禧、山西阎锡山、四川刘湘、云南龙云、中共朱德等，不论以往与蒋有何意见，均会集南京[14]:663。8月7日，蒋召开国防党政联席会议，各地方军事领袖都出席参加，蒋在会上宣示，战事一起，“各省与中央须完全一致，各无异心，各无异言。”[52]:33与会人员全体起立，一致赞成[52]:33。

战争动员

战争之初划分5个战区，以第三战区为重心，保卫京沪杭，至1945年增至12个战区

1937年8月8日，日本曾拟有《停战条件》及《国交调整案纲要》，准备谈判[14]:663。8月12日，中国中央政府决设置国防最高会议，推蒋为陆海空军总司令，以军事委员会为统帅部[14]:663。国民政府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51]:111。推蒋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统率全局，领导对日抗战[51]:112。8月15日，日本正式下动员令，编组上海及华北派遗军[14]:664。8月16日，改以蒋为大元帅，组织大本营；南京失守后，大本营撤销，仍由军事委员会总揽军事[14]:663。8月20日，中国划分南北各战区[14]:664。8月20日至25日，中共召开洛川会议，确立抗战方针[77]:32：“创造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78]同日，毛泽东则命令八路军跨越山西至河北，支持傅作义部队作战，却事后透过无线电告知前线指挥官，早先命令纯粹为宣传，事实上八路军应尽量放慢移动速度，“每天移动五十里（徒步25公里），每行军三天，休息一天。”[79]:40-41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改编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及陕北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68]:96。八路军辖3个师（第115、120、129师），计3万人，师长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副师长为聂荣臻、萧克、徐向前，政治委员聂荣臻（兼）、关向应、邓小平[14]:665。全军共4.6万人[68]:97。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从第115、第120、第129师各抽一部共9,000余人，组成直隶中央军委的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萧劲光任主任[68]:97。9月11日，按全国统一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番号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由正副总指挥改称正副总司令，但八路军称呼仍被指战员和群众习惯沿用[68]:97。

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任命北伐名将叶挺为军长；尔后，由中共中央提名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又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68]:97。新四军辖4个支队，计1万余人，支队长为陈毅、张云逸等[14]:665。全军共1.03万余人[68]:98。

8月28日，日本宣布封锁中国港口，对沿海一带，中国苦无海军，仅由陆军固守[37]:75。日军曾炮轰厦门[37]:75。9月6日，日军攻赤湾，威胁香港，日舰巡行于伶仃洋面，港粤航行陷于停顿[37]:75。

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共赴国难宣言》[51]:121。宣示服从国民政府领导，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且派遣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到南京[52]:33。9月23日，蒋为中共共赴国难宣言发表谈话：“……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52]:34-35中国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80]:323，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36]:355-357[80]:323[81]。

淞沪会战、八一四空战和四行仓库保卫战

1937年北平芦沟桥事变后，蒋为长期作战，将日军入侵方向由北向南改为由东向西，同时也为引起国际社会注意日本侵华，在上海主动攻击日军；中日两国不宣而战，由地区冲突真正升级为全面战争[54]。蒋对麾下称：“上海这一仗，要打给外国人看看。”[52]:337、8月之交，中国部分军队已开抵上海附近，并计划封锁江阴要塞，使长江日本船舰无法逃脱；行政院秘书黄濬受日本收买，泄露消息，汉口一带日舰、日侨先期退出[14]:663-664。7月中旬，日本驻上海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建议东京，不宜将战场局限于华北，应同时攻取上海、南京，分散中国兵力，制其死命[14]:664。7月下旬，长谷川清借口陆战队1名失踪，布防上海闸北[14]:664。8月9日，中、日士兵在上海机场冲突[14]:664。8月11日，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接南京电话：“进军上海”[52]:39；8月12日，国军德械师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分别出现在江湾、闸北[52]:37。

1937年8月13日上午9时15分，淞沪会战揭幕[14]:664。国军第八十八师先头部队在八字桥遭遇日军，双方互指对方先开火[52]:39。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中首场大型会战，是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之战役[82]。中方称“八一三战役”，日方称“第二次上海事变”[54]。中日双方约有100万军队投入战斗，战役持续3个月，日军宣布死伤4万多人，国军统计死伤30万人[54]（日军死伤实则近10万人[83]）。上海日军初仅陆战队1万人，中国陆军4万人，空军轰炸日本军舰；此后双方陆续增兵，国军虽不惜牺牲，终不抵日本炮火[14]:664。据学者李君山统计，30个国军德械师，有21个师先后派到淞沪战场[52]:42。

日军机13架轰炸杭州[14]:664。日本军机分批袭杭州及广德机场，时国军第四大队各机甫自周家口抵笕桥机场，即紧急升空作战，由大队长高志航率机27架，分途拦截，结果击落日军九四式轰炸机3架，后世称八一四空战[84]:283-286。中国空军取得九比零战绩，1940年国民政府明令订8月14日为空军节[52]:40。

1937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宣布自卫抗战[14]:664。中国可供作战飞机仅220余架[14]:664。中华民国空军分批出击上海敌军事据点及船舰，并以驱主力防卫首都南京[84]:283-286。8月23日，日军松井石根率两个师团登长江南岸，上海战事从市区攻防转为大规模阵地战[52]:40。第一阶段，日军刚登陆，国军在长江沿岸强攻图打击日军；第二阶段，9月11日起，国军因伤亡过大改采守势，将主力撤到浏河－罗店－蕴藻滨－江湾一线，日军转守为攻，主攻罗店，国军死战不退；第三阶段，日军在北线进展，南面防线突出，一部向南回转，欲包抄国军后路，鏖战苏州河[52]:42。9月中旬，国军退守第一预备阵地；日军约10万人，国军约30余万，制空权则在日本之手[14]:664。日本启动后备动员体系，共12个师团抵上海[52]:42。战役后期，国军败退，上海将失守[82]。由于国军抗敌死伤极为惨烈，战史学家喻之为“血肉磨坊战争”，甚至被喻为“中国版凡尔登战役”[54]。9月28日，国际联盟谴责日本暴行[52]:54。9月下旬，国军退守第二预备阵地；10月26日，主要阵地失陷，退向上海西部[14]:664。10月，国府决议迁都重庆[54]。10月下旬，日军迂回包抄后方，国军主力开始撤向苏州河南岸[52]:45。10月21日，国军以广西军队为主力兵分三路总攻顿挫，日军立刻跟纵逆袭；10月26日，蒋亲自下达“固守”命令，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手令：“著第五二四团中校团附谢晋元，率该团第一营（加强）杨瑞符部，于本晚先在北火车站附近，占领阵地，掩护师主力转进后，迅速进入四行仓库固守待命。”[52]:49谢晋元率领由约430人组成一个加强营，固守四行仓库；他们从此成为上海“孤军”[82]。10月27日，最多三万民众在苏州河畔四行仓库观战；10月29日，由女童军杨惠敏冒险送入之中国国旗在四行仓库顶楼升起[52]:50。

11月7日，日军组成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同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52]:55。日军2个师（第10军）登陆杭州湾，国军全线西撤[14]:664。11月9日，国民政府发表自上海撤退之声明：“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金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14]:64111月11日，国军撤出上海[52]:55。11月12日夜，上海沦陷，淞沪会战结束[54]。11月17日，蒋于陵园官邸召开第三次会议，独排众防守南京，陆军训练总监唐生智表示愿意防守首都[52]:63。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言，决不为城下之盟[14]:664，“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更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吾人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特此宣告，惟共勉之。”[52]:59由于苦战之后，实力丧失十之六七，无法遏止日军前进，预设之长江至苏州、嘉兴及江阴至无锡国防线不守[14]:664-665。除军队耗损，淞沪会战后期毫无章法之撤退令战线完全崩溃，令日军得以长驱直入，间接导致南京保卫战提早开战[54]。东京大本营主张不进攻南京，设下追击“统制线”，限制日军在苏州、嘉兴以东之线；日军前线将领则主张“暴支膺惩（惩罚暴戾的支那）”，认为只要逼迫中国，占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就能屈服中方求和，逐渐成为日本舆论主流；12月1日，东京大本营颁布《大陆命第八号》，正式下达“敌国首都南京攻略”之命令[52]:62-63。根据相关研究，日本陆军自1937年7月7日至12月31日至少在华东死亡24,026人，其中战死至少18,344名，战伤死至少3,554名，病死至少2,093名，事故死至少35名（实际死亡人数很可能远高于上述数据）[85]。

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

1937年11月下旬，松井石根5万部队兵分6路，进兵南京[52]:63。12月3日，数十架日机飞临南京上空，中国空军只剩下两架零件完整能起飞之战机，乐以琴、董明德驾驶美国造“霍克III型”双翼驱逐机迎战，乐以琴殉国，年仅23岁[52]:63-64。12月8日晚，日军全线突破中国军队的外围防线，直逼南京城[86]:99。 12月12日，中国首都南京陷落，12月24日，杭州继之[14]:665。攻陷南京后，日军入城大肆搜捕中国士兵，第6师团奉命“不论妇孺，一概格杀”，又以“未和中国宣战”为由，中国士兵不具俘虏资格，默许集体杀戮、施暴[52]:66。12月13日南京失守后，日军遂进行震惊世界之“南京大屠杀”[54]。当时南京各国记者（包括日本随军记者）报导：民众被迫自掘坟坑，然后日军以机枪集体射杀；中国人遗体堆叠山高，成堆抛入长江[52]:66。日军进入南京后，大肆劫掠、奸淫、屠杀，被掳官兵、平民妇孺，或遭集体扫射或被砍死，为时一周[14]:665。国军第七十三军七十七师排长徐朝禄少尉见到“沿街满是尸体，还有好多赤裸的女人及女孩，被日本人用刺刀从下体挑得肚破肠流，躺在那里。”[52]:66日军用绳索，将数百名徒手士兵或民众捆绑在一起，用机枪扫射，或用汽油焚烧[87]:31-32。由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底，日军在6个星期内，屠杀至少20多万人[52]:68。在张纯如《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南京浩劫》里，列出不少机构和学者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之研究数据：根据当时南京之埋葬纪录，最少也有20万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录得死亡人数为26万；南京军事法庭提出遇难者总数在30万人以上，在中国被普遍接受[88]:169。12月15日，蒋发表《为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52]:6512月17日，中支那方面军举行南京入城式[86]:103。而根据日本陆军内部资料，自1937年11月8日至12月13日止，日本华中方面军总共死伤两万六千多人[89]。

华北作战

主条目：平绥铁路沿线作战、平汉铁路沿线作战和太原会战

华北日军占领北平后，一方面以主力沿平汉铁路进攻河北保定、沧州、石家庄、德县一线；另以一部在主力右翼，沿平绥铁路北攻南口[14]:665。1937年日军在关东军参谋长坂垣策划下，以相当大兵力主攻南口，中方由汤恩伯部之王仲廉师苦守，8月9日，日军开始正式攻击[37]:94。察哈尔境内日军南攻张家口，激战16天，8月下旬，南口失守，张家口亦陷[14]:665。8月31日，日军中国驻屯军与到达的国内援军编组为华北方面军、第1军和第2军[86]:82。9月，日军为确保华北主力侧翼安全，以第5师团、察哈尔派遣兵团分东、西两路从北面进攻山西。日军进陷山西大同[14]:665。9月13日，李服膺部在天镇、阳高一线守护不力，大同弃守[37]:95。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平型关、雁门关一线组织防御[86]:83。

太原会战

主条目：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和太原保卫战

平型关战役中，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缴获的军需物资

1937年10月，国军第179旅开赴前线，太原市民夹道送行

1937年9月24日，日军攻占重镇平地泉。第八路军朱德部奉命增援，与山西王靖国部配合两方夹击[37]:96。9月25日，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被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以东设伏，经过激战，该部日军1,000余人被全歼，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80]:323；击毁汽车100辆、大车200辆，缴获步枪1,000多支、轻重机枪20多挺、战马53匹[90]。甫经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之红军林彪师会同晋军、陕军重创4,000日军于晋北平型关，为中国在北战场之首次胜利[14]:665。9月26日，中国军队歼敌一个联队，日军向蔡峪口溃退，中国军队继伏重兵于平型关之土沟，待其增援之两联队经过，尽予以歼灭，遂成平型关大捷[37]:96。蒋致电嘉奖[80]:323。9月26日起，日军于连云港与中国军队发生炮战，图在墟沟登陆[37]:75。9月27日，中国军队乘胜攻灵丘，两败日军[37]:96。10月2日，日军占领连云港外东西岛[37]:75。

10月初，卫立煌率国民革命军第十四集团军从河北石家庄转赴晋北增援，并负责指挥忻口会战[86]:87。忻口正面中国守军与处于日军后方第十八集团军密切配合，多次重创日军，使日军在晋北苦战[36]:434-452。10月26日，日军左纵队进抵娘子关侧后，中国守军主力仓促后撤，日军当日攻破娘子关，并追击溃退的中国守军[86]:91。中央军及晋军破之于忻口，军长、师长战殁，而战地不为之动[14]:665。

10月，日军一支西陷绥远省城归绥，一支南犯太原[14]:665。11月2日，晋东方向日军占领昔阳，形成与晋北日军会攻太原之势，忻口中国守军当夜南撤保卫太原[36]:470-475。日军改自河北攻晋东；11月9日，日军占领太原[14]:665。

8月8日，蒋分析国军作战态势时认为：“全部战略之弱点，乃在山东，应设法补救。”[52]:82南口之战告一段落后，日军循平汉铁路南下：9月，攻陷河北保定；10月，攻陷石家庄；11月，攻陷河南安阳；另一路由津浦铁路南下，攻陷德州[14]:665。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不战而走，12月27日放弃济南。青岛以陷于海陆夹攻，守军于炸毁纱厂后西撤[14]:665。1938年1月11日，蒋由武昌飞开封，召集第一战区、第五战区团长以上军官会议，演讲“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要求各将领要铲除保存实力、拥兵自重之亡国思想，演讲完毕，当场下令逮捕韩复榘[52]:83。1月14日，经国民政府法院将韩复榘判处死刑，之后枪决[91]。

根据利用日方官报死者名单所做出之研究，1937年日军至少在华北战死8,177人、战伤死1,164人、病死546人、事故死87人、原因不明死去1人，总共在华北至少死亡9975人；在内蒙至少战死112人、战伤死13人、病死5人，总共在内蒙至少死亡130人，合计1937年日军在华北与内蒙至少死亡10,105人[92]（然华北战场实际战死者数量应该有更多的上修空间，因为根据日军之后的机密文件显示，当场战死的人数往往是伤重不治者的十多倍[93][94]，所以华北战场实际的当场战死人数应比8,177人多出不少）。

黄河花园口决堤，中断下游局地交通，迟滞了日军，也致数百万民众受灾

主条目：1938年中国、徐州会战、兰封会战、台儿庄大战和花园口决堤

1938年2月，津浦铁路北段日军（华北方面军）深入鲁南，南段日军（华中派遣军）越过淮河，企图合犯徐州[14]:665。面对徐州北面门户洞开，李宗仁调整部署，同白崇禧商定改为节节抵抗、诱敌深入，吸引日军孤军南下，相机将敌围歼[52]:85。3月，南来日军进攻临沂，为时8日，伤亡颇大[14]:665；在津浦铁路南段，张自忠第五十九军（30,000人）强行军不到24小时到临沂近郊沂河西岸，3月12日分两路强渡沂河，同时庞炳勋第三军团（第四十师5个团，13,000余人）从临沂杀出，坂本支队（第5师团第21旅团为主力）向北溃退[52]:86-88。3月17日，国军第二十二集团军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3,000多人殉国；3月18日，濑谷支队（第10师团第33旅团为主力，配属炮兵、工兵、装甲车之“战斗群”，约万余人）攻下滕县[52]:85-86。徐州东北台儿庄攻守尤为激烈，为时4周[14]:665。濑谷支队以第63联队组成“台儿庄派遣队”，3月24日开始进攻台儿庄；同日蒋带白崇禧到徐州，隔日白崇禧向蒋建请调来有德式反战车炮之中央炮兵第十团；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第三十一师池峰城部守台儿庄，至3月31日全师伤亡超过七成，孙连仲挂电话给池峰城：“士兵填完了，你就填上去，你填进了，我就来填进去！”[52]:88-89。中国以4倍兵力，截断日军补给，歼其16,000人，日军于4月7日后撤，证明其并非无敌[14]:665。4月7日，汤恩伯第二十军团（10个师，72,000人）大败坂本支队；同日李宗仁、白崇禧下令全线反攻，汤恩伯军团、孙连仲集团军反攻大破濑谷支队，重创坂垣师团[52]:91-92。3月16日至4月15日之“台儿庄会战”，中国军队约29万人和日军约5万人在徐州台儿庄激战一个月，中方伤亡5万余人，毙伤日军2万多人；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曾3次赴徐州视察督战[90]。捷报传到武汉，10万人上街游行庆祝[52]:95。南京失守后之士气为之重振，人心尤为兴奋[14]:665。日军两个师团伤亡近2万人，中方死伤3万余人[52]:95。日军改向山东、河南之交与安徽北部进攻[14]:665。5月17日，李宗仁主动放弃徐州，国军主力撤出[52]:95；月底，河南兰封、归德相继失陷，日军攻打襄阳、樊城[52]:106。5月，国军放弃徐州，战场移于豫东[14]:665。历史学家黄仁宇称：“不是先有国军才有抗战，而是因为抗战才造就出国军”；4月25日，李宗仁呈蒋四月敬电：“前次台儿庄作战，孙总司令连仲指挥所部，固守台儿庄各村落，虽敌屡以主力，集中炮火，猛烈攻击，皆能不恤伤亡，沈着应战，并时反击，予敌以重创，使汤军团及张轸师，达成包围，把握胜利。汤军团长恩伯，指挥主力，迂回枣、峄，行动敏捷，侧击敌军，果敢攻击，获取胜利之基础。该总司令、军团长，忠勇奋发，指挥洽当，寔已开国军胜利之途径，树袍泽奋斗之楷模，恳予特别褒奖，以励有功，至所部各级官长作战功绩，已令查明呈报，以资分别奖叙。谨电呈鉴核”[52]:96。

1938年6月5日，国军不守开封[14]:665。国军掘毁郑州以东花园口黄河堤防，洪水向南泛滥，人民损失惨重[14]:665-666；6月9日决口成功，开始放水[52]:109。总计淹没40余县，河南民宅冲毁140余万家，陆沉800余万亩，安徽、江苏耕地陆沉1,100余万亩，倾家荡产者480余万人[14]:666；夺去89万民众性命[52]:109。日军进攻郑州、南窥武汉之企图为之滞延[14]:666。

华中华南作战

薛岳指挥第九战区激战13昼夜，歼敌1万4千余

主条目：武汉会战和广州战役

武汉为南京撤退后最高统帅部所在地，亦为日本次一攻击目标[14]:666。1938年2月以来，日本空军不断轰炸，遭到坚强抵抗：2月8日，中国空军及苏俄义勇军击落日机14架，中国大队长李桂丹战殁；4月29日，击落日机21架，中国损失9架，苏俄损失2架[14]:666。6月15日，日本海军溯长江西上攻陷安庆，会同陆军突破江西马当要塞[14]:666。7月25日，九江失守，武汉外围会战开始，日军分3路前进[14]:666。

9月底，日军主力第106师团孤军深入到江西九江德安县万家岭地区，国军第九战区部队由薛岳指挥下属10万将士，在南浔铁路战场与日军约28,200人激战13昼夜，歼敌1.4万，日军前所未遇重挫[90]。

10月12日，日军4万人登陆大亚湾，10月21日占领广州[14]:666。10月24日，国军主动退出武汉，武汉会战结束；11月11日，日军占领岳阳；11月12日长沙大火，20万人无家可归[52]:114-115。《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由于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和单纯防御之战略方针，致使中国大片土地相继沦陷”[95]:472。蒋致孔祥熙十一月皓电：“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用人失察，防范疏忽，致长沙大火人民受殃，着即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52]:117尤其是武汉失守以后，抗日力量严重削弱[95]:472。

1938年－1941年

1940年日军占领区

参见：国共关系和中国通货膨胀 (1938年-1950年)

中国敌后军民展开“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即散兵作战）等广泛之游击战争，牵制与消耗日军，并在1940年进行“百团大战”；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相互配合抗日持久战，使战线延长[76]:164。日军虽然占领大片中国国土，但无力全面进攻中国，无法实现征服中国之目的；于是，日军在正面战场采取局部军事打击以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之策略，把军事进攻之重点转向后方，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作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英等盟国成立中国战区，在中国建立空军基地，中国则出兵缅甸联合盟军对日作战[76]:164-165。

分而治之

参见：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37–1940)、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汪精卫政权、潘汉年和1939年中国

日本建立的傀儡政权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主席德王和日本占领军

1943年，日本召集汪精卫（左三）、张景惠（左二）等参加大东亚会议

组建76号特务组织，被戴笠称为“抗战以来罪大恶极之巨奸”的李士群

1937年，“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60]。1937年12月14日，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席王克敏等人在北平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并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60]。1938年3月28日，北洋军阀段祺瑞心腹梁鸿志任“行政院长”之“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60]，并与日本订立条约[96]:21。1939年9月1日，日本人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和察南自治政府合并，在张家口成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1941年改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德王任“主席”[60]。1940年3月29日，汪精卫政权成立于南京，汪精卫自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主席之位为林森预留[57]:15；陈公博、周佛海等分据要津，“维新政府”取消，北平“临时政府”改名“华北政务委员会”，由日本直接控制，非汪之权力所及[14]:679。

日本于1937年12月22日向中国提出更苛刻“和谈”条件，并声称“蒋介石须在规定的时期内派遣和平谈判代表至日本所指定的地点”[97]，蒋乃中止与日本谈判[98]:1473。

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决定：“如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与此政权签订调整两国邦交关系的协定，协助新生的中国的建设。对于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或使它归并于新的中央政权。”[99]:385-386。1月16日[57]:13，近卫文麿发表由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之〈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公然宣布“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100]:386，而与各省政府主席签订和约[14]:676。1月18日，国民政府发表〈维护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的声明〉，严正表示“必竭全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101]。同年底，第三次近卫声明发表[57]:14。

1938年1月，孔祥熙继蒋为行政院长，3月，蒋任中国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任副总裁，汪难免有不快之处[14]:677。12月19日，汪夫妇与追随者从重庆出走，先到昆明，然后转往河内[52]:149。12月29日，汪致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请依近卫之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3点，与日本恢复和平[14]:678。1939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革所有职务，国民政府下令严缉民族叛徒[14]:677。3月，汪在河内遇刺，未中，再宣布和平是中国独立生存之要道，急于自立政府[14]:678。汪一行人在日方协助下，5月抵达上海，6月转赴东京[52]:153。12月30日，日、汪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参与其事之高宗武及陶希圣竟逃往香港，将全文披露，证明汪之卖国证据，日、汪大感狼狈[14]:678。1939年9月12日，日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西尾寿造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任总参谋长[57]:15。1940年3月26日，汪精卫伪组织在南京成立[70]:41。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的保护下来到南京，以“还都”的名义于3月29日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96]:132。蒋严正驳斥，明令通缉[70]:41。

中共代表潘汉年在袁殊引荐下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岩井英一会面，岩井要求中共与日本、东南局双方情报相互交流，潘汉年答应会帮“岩井公馆”（专门搜集重庆、英美情报的单位）在香港搜集关于英美、国军的资料[102]:96-113。随后岩井英一协助潘与汪政府的影佐祯昭会面，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基本共识[103]。1940年在经过饶漱石同意之下潘汉年与李士群取得联系，开始与新四军展开交流合作[104]。1941年潘汉年住进李士群的私人寓所[105]，同年李士群成功捕杀国民政府最大地下抗日组织（上海区书记齐庆斌），戴笠：“李士群阻挠国府在沦陷区实施各种政策，凡足以献媚日敌者，无所不用其极。另在杭州设无线电台，专侦察我军事行动，实为抗战以来罪大恶极之巨奸。”[106]陈恭澍对李士群与中共联手感到痛心：“七十六号（汪政府下以李士群为首的组织）”是杀人不眨眼的，他们是一伙汉奸、强盗、流氓及共党份子组成的罪恶集团，以往人们以为“七十六号”只是一个罪恶的渊薮而已，但很少人了解，它还在暗中掩护共产党地下活动，并协助共党份子直接、间接打击国民政府抗日工作人员[107]。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说，“事实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国民党的意图”[108][109]。1943年6月25日，陈布雷呈给国民政府中央的电报指出：“共党潘汉年现充新四军代表，由李士群之拉拢，在京沪江淮一带公开活动与敌伪交往频繁，延安代表冯延寿（实际上其为饶漱石的人）（化名）在南京与日军及汪精卫洽商政治停止摩擦、军事停止冲突、物资相互交换等。”[110]1943年9月5日，毛庆祥呈给国府中央的电报：“敌方（日本）极力献媚苏俄，企图完成联俄联共政策，尤其希望在中国联络共产军牵制国民革命军作战之兵力，现奉日军命令汪逆精卫会见八路军毛泽东代表进行谈判，而潘汉年早与汪伪正式谈判妥协，且由汪伪介绍潘汉年与日军领袖见面，东条认为此举是与东军联俄互相配合之行动，但驻南京之日军总司令长官畑俊六大将则坚持反对联合。”[111][112][113]。

深入内陆

主条目：重庆大轰炸、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1939年中国和1940年中国

1938至1944年，日军轰炸重庆达数百次之多

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的日本士兵

1941年6月5日的轰炸致多达4000位民众死亡

为动摇国民政府抗战决心，迫使其屈服投降，从1938年到1943年，日军出动大量飞机，对成为中国抗战政治中心之重庆持续数年“战略轰炸”，使许多民众遭轰炸而牺牲[76]:132。1939年后，日本空军对中国后方轰炸远及于西北兰州、西安、西南之昆明，而以重庆为主要目标[14]:686-687。总计日军对西南大后方，投弹60,174枚；重庆受创最烈，尤其是5月3日至5月4日，落弹上万枚，伤亡惨重[114]:32。特别是1941年6月5日，日军出动24架飞机分三批轮番轰炸重庆，空袭时间长达5个小时；十八梯大隧道内由于避难民众人数过多，通风不畅，致使1,200名左右之避难市民被活活闷死；这就是“六五大隧道惨案”[76]:132。此一年之内，总计各地被空袭2,600余次，人民死者28,000余，伤31,000余，房屋被毁138,000余间[14]:687。除少数边远省份外，中国各省均曾遭到日机轰炸；这种不区分军队与平民目标之无差别狂轰滥炸，给民众生活带来深重灾难，人们长期生活在恐怖之中[76]:132。

日本为巩固已有据点，维护水陆运输线，扩大占领区，严密封锁中国对外交通，1939年至1941年，一再发动攻势[14]:686。重要战役，一为两次赣北之役：第一次在1939年3月，日军约50,000人，进犯南昌，国军约20万迎击，一周后南昌陷落；第二次在1941年3月，日军约4万，国军倍之，激战于南昌以西地区，为时2周，日军颇有损失[14]:686。二为两次鄂北、豫南之役：1939年4月，国军在各战区反攻，5月，武汉日军5万分路进攻，为10余万国军所遏阻，成相持之势[14]:686。历史学家吕芳上称，1940年枣宜会战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与敌激战九画夜，命令部队死守阵地，没子弹用刺刀、用大刀、用石头、用石齿与敌缠斗、拼个死活，以原始身驱对付现代武器[52]:5。1940年5月，日军再度进犯，兵力约增加一倍，中国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阵亡，6月日军占领宜昌，截断四川、湖南间水运[14]:686。三为两次湘北之役：1938年11月，日军自湖北侵入岳州，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下令纵火，长沙全市几化为灰烬，1939年9月日军10万来攻，10天后为国军20余万拒退，为第一次长沙大捷[14]:686。长沙会战结束后，白崇禧在衡山军事会议上分析，日军有“快”、“硬”、“锐”、“密”4项优点；国军在反击时，应以稳定对快速、坚韧对强硬、伏兵对锐利、严明对机密[52]:162。

1939年2月10日，日军占领海南岛[70]:39；6月发动潮汕战斗占领潮安、汕头；11月，登陆钦州湾；兵力约5万人，西趋广西，袭陷省城南宁，完全断绝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间之交通[14]:686。11月15日，日军70艘登陆艇在北海湾龙门港登陆，很快占领南宁；12月4日，占领昆仑关；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要收复昆仑关，向蒋申请调用中央军第五军任主攻[52]:155。12月，国军16万于南宁东北昆仑关大举反攻，历时两月[14]:686。12月18日，国军反攻，血战近两周夺回昆仑关[52]:157。而在1939年10月下旬时，时任陆军次官的阿南惟几在省部联合会议上发言表示，已经有数十万名日军阵亡于中国战场（病死与意外身亡者应不含在内）[115]:46。

日本对外扩张政策，分南进与北进[14]:684。1939年5月起诺门罕战役，苏军在朱可夫统领下以寡离众，击溃日本关东军两个师团[52]:155。7月，日本决定南进，为处理“中国事变”，更须解决南方问题，断绝越南、缅甸与中国交通[14]:684。

1940年，日军出兵侵入越南，威胁英荷南洋帝国[37]:257。6月，乘法国在欧洲战败，迫令维希法国停止滇越铁路为中国运输物资，中国通海口之交通线全断[14]:684。7月，英国政府为讨好日本，竟封锁中国唯一国际边道滇缅公路，使中国作战物资之出口完全断绝[37]:257。后因美国对日态度趋于强硬，3个月后，始行重开[14]:684。自此中国深感财政困难，通货膨胀不已，军民生活日益艰苦，直到1944年秋间，实为中国抗战最艰苦阶段[37]:257。9月，六万日军登陆安南北部进攻滇桂[70]:41。而日军同样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如东条英机在1941年10月14日的发言当中，就承认日军已经有数十万人在华作战阵亡（应不含病死与意外身亡人数）[116][115]:611。另根据日本战后研究，在华日军作战阵亡或因重伤残废无法再度返回战场：1937年至少5.1万人，1938年至少8.9万人，1939年至少8.2万人，1940年至少4.2万人，1941年至少4.1万[117]:204-205。

敌后战场

主条目：中国敌后游击队、三光政策、中国抗日游击挺进军、冬季攻势、中条山会战、太行1941年冬季战役、忠义救国军、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和百团大战

敌后区游击司令刘震东

敌后特务烈士郑苹如

国民政府1938年11月划分的十二个作战区域，分别为第一战区、第二战区、第三战区、第四战区、第五战区、第六战区、第七战区、第八战区、第九战区、第十战区、鲁苏战区和冀察战区[118]:409-410。

为孤立抗日力量，日军强迫大批老百姓迁徙到其划定之变相集中营，建立“集团部落”，使许多地方成为“无人区”，以此割断民众与抗日军队之联系[76]:133。日本严格禁止老百姓在“无人区”居住和耕作；而在“集团部落”内部，则实行“米谷统制”政策，农民自己加工粮食之工具也被没收；日军规定农民生产之一切粮食果品统归大仓，严禁私留或者买卖，否则受到严厉惩罚；生活在“集体部落”之老百姓已经失去一切人身自由[76]:133。

日本军制造“满洲国”后，万里长城成为它与华北地区之所谓“交界”地带；从1941年秋到1942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八路军沿长城一线建立带状之抗日根据地；日本军感到威胁，在“满洲国”军配合下，把居民强行迁移到集团部落，将原来之村庄烧毁，不愿意迁移之居民则被屠杀，结果在沿长城一线建立500公里以上之无人区；因此，大量农民失去家园，因饥饿与疾病而死亡[76]:133。1940年10月2日至11月30日间，日军在扫荡八路军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区与太岳区时，下令：“这次作战，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凡是敌人地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下毒。”[119]

1939年华北日军总共有6,637人战死、16,758人战伤，1940年华北日军则有6,337人战死，13,200人战伤[120]，上述伤亡都是国共游击武装力量在敌后作战所取得的战果。

国共争夺敌后战场

参见：十二月事变、黄桥战役、皖南事变、抗日战争时期国共战役列表和国共摩擦

1940年，第89军在黄桥战役中被歼；三个月后，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被歼。国共互相指责

1939年11月26日冬季攻势晋系阎锡山爆发十二月事变，11月28日薄一波领导的山西新军宣布起义脱离晋系编入八路军120师、129师编制，促使冬季攻势担任主力的第二战区处于混乱[14]:682[86]:389。12月冬季攻势，国军动员80个师，55万兵力，各战区分别收复包头、信阳、沁阳等城市；隔年更攻入开封、新野、襄阳、福州等地；日军反攻回复原来战线，日本军部检讨时认为：“……我军未依期望进展，掌握主动，致使中国军队能发动此一顽强之攻势，直可视为事变以来陆军最为黯淡之时期。”[52]:162

1940年3月，国军由山西南部经太行山至河北向日军发动攻势，八路军在距离日军50英里外的情况下发动抗击朱怀冰、石友三的6万国军，八路军取得上风[86]:390[121]。在华中地区，国共双方则发生竹沟惨案、平江惨案等事件，中共处于不利地位[86]:388。1940年10月，新四军与苏鲁战区之国军游击队在江苏泰州黄桥镇冲突，消灭苏北国军[52]:171。苏北地区的中国共产党新四军与当地驻扎的国民革命军发生黄桥战役，一举击溃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所属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九军[86]:391。军事委员会命令新四军一律开赴黄河以北作战；命令期限一再展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指挥第三十二集团军上官云相部包围新四军主力10,000多人[52]:171-172。1941年1月4日至12日，新四军在皖南泾县遭国军包围（皖南事变），军长叶挺以下5,000人被俘，副军长项英被杀，番号撤销；中国共产党称为第二次反共高潮，自行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并要求恢复该军番号，惩办与事变有关人员，撤退华中国军，平毁陕甘宁边区封锁线，废除一党专政，再要求承认中国共产党之抗日政权，维持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现状，八路军、新四军编为6个军，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国、共代表分任主席副主席[14]:682。最后中共统一整编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为7个师[86]:400。

1941年－1945年

主条目：1941年中国、1942年中国、1943年中国、1944年中国、1945年中国、太平洋战争和南方作战

1941年，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不仅使中国孤立无援，更公然分裂中国东北与外蒙古国土

美国取消在华治外法权

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署《日苏中立条约》、《共同宣言》，其宣言内有：“……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122]:4681-4682。中国共产党出于此条约有利于打破德日包围苏联的局势，为国际局势考虑，表态全力支持。但其态度难以为民众所接受[123]:8-9。4月1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声援两国条约，并重申日苏两国条约并未变更中国领土权，反而确保了两地的安全[124]。国民政府外交部王宠惠部长发表声明，强调东北四省及外蒙均为中华民国之领土，《苏日共同宣言》对中国绝对无效[86]:757-758。

1941年7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禁止对日本输出石油等战略物资，冻结日本在美财产，并要求日军撤出越南[52]:178。珍珠港事件发生两天后的12月9日，中国正式向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宣战[125][126]。因此中国与英国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并与英美等国签订废除部分不平等条约，令重庆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上升[127]。

1944年春季，中国军队在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战场发动攻势作战；至1945年夏季，共歼灭日伪军47万余人，攻克城市70余座，收复大片国土[76]:165。

中国内陆战区

主条目：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和厂窖惨案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的日军阵地

1942年1月第三次长沙会战，国军第十军阵地

1943年夏，第六战区中国军队在三峡地区行军

1939年9月至1944年8月期间，中国军队与日军在第九战区有过4次大规模会战，日军先后出动66万人次、共伤亡10.7万人，国军出动100多万人次、共伤亡13万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直到1944年5月第四次长沙会战，激战月余，日军才攻陷长沙[90]。1941年1月16日，日本陆军中央部制定了《对华长期作战计划》，企图在年内在不减少现有兵力，对重庆国民政府采取高压的军事态势，利用国际形势变化尽早解决中国作战[86]:338。1941年9月，日军第二次来攻，4天后退却，此为第二次长沙之捷[14]:686。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目的在消灭第九战区作战主力，在9月28日攻入长沙，10月1日日军主动撤退；国军由西、北、南三面增援，损失严重[52]:177。第二次长沙会战于1941年9月6日爆发，历时33天，日军攻占长沙，之后迅速撤离，国军趁机收复失地，双方恢复战前状态[86]:345。阿南惟几为策应日军夺取香港作战，再次进兵长沙，薛岳领导国军节节抵抗，削弱日军攻势后往两翼撤退，诱使日军抵达长沙城下，两侧国军切断日军补给线；1942年1日日军不支后撤，遭国军拦截袭击，损失惨重[52]:177。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开战以来，同盟国取得的首次胜利，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128]:99。

1940年起，有说法表明中共根据地开始从事特货鸦片种植销售，1942年鸦片收入成为中共边区经济最重要收入来源，1944年更达到总财政收入30％的规模，透过此类贸易赚得许多金子、法币等[129]:461-483[130]。美国驻华代办艾哲逊于9月4日在重庆以呈国务卿1541号函，述瑞典人加斯塔夫·苏得邦谈话：“在山西共产党地区种植鸦片所得之金钱，用以垫支共产党的岁收，维持共产党发行的货币，和购日本占领区的商品……大部分鸦片似乎是在敌人控制的区域内出售或易货”[131]。中共以晋北及陕北鸦片栽种区域最广，并以武装部队护送[132][133]:41-117[134]:263-298，将鸦片统一收购运至耀县及柳林销售[135]:79-80，国民政府曾于1943年4月欲派内政部陕豫甘宁绥区烟毒检查团赴陕北调查，遭萧劲光拒绝[136]:1452-1455

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会战，在打通浙赣铁路，摧毁沿线机场后撤退[128]:99-111。

1943年5月9日至12日，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畑俊六的率领下，在湖南益阳南县厂窖镇屠杀平民3万余，强奸妇女两千多人，烧毁房屋、船只无数，史称厂窖惨案[137][138]。

中缅印战区

主条目：中缅印战区、缅甸战役和滇湎路战役

1942年，正在组装M1榴弹炮的中国远征军

1943年6月，中国远征军于怒江畔作战

日本方面不满足于控制东南亚的油气资源，同时注意到滇缅公路对中国战场的意义[57]:362。原本中英两国军队预定在曼德勒筹划与日军会战[128]:45，但是日军先夺取了英军控制的仁安羌，使得英军开始向印度方向退兵，于是日军迂回至中国军队背后，令中国远征军右翼暴露，结果联合作战破局成为各自溃退惨剧，远征军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残部被迫自野人山回国或撤往印度，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六军撤退回国[128]:46-49。

史迪威重一隅而忽略全局，与中国全面抗战之战略观念不同；遂公开反抗蒋之命令[51]:131。1943年6月24日，史氏因要求撤换杜聿明军长不获中国政府同意，乃不经预告，于二日后将中国战区作战之美国第十队轰炸机，全部调埃及助英军作战[51]:131。其后史氏曾拒绝将租借法案下拨给中美商业组织之中国航空公司两架运输机转交中国空军，不肯向华盛顿代转中国前线500架飞机之作战计划，反对美军1000桶飞机汽油之借用[51]:131。史氏甚至要求担任中国三军统帅，美援武器直接援助中共，大为中国朝野所不满[51]:131。

战事逆转

主条目：开罗会议、常德会战、滇西缅北战役、长衡会战、桂柳会战、湘粤赣战役、豫西鄂北会战、湘西会战和桂柳反攻作战

1943年冬常德会战

1944年夏，国军第十军在衡阳保卫战中奋战47日，7600位将士身亡

1945年春，湘西会战日军重挫，中国转入反攻。图为雪峰山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元首在埃及开罗发表新闻公报《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自1895年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128]:488。1943年11月，日军进攻常德，战斗一直持续至12月20日，日军一度攻占常德，但在中国军队反击下最后撤退[128]:120-130。

1944年1月4日，支那派遣军向东京大本营提交作战计划，准备大规模进攻，打通平汉铁路及粤汉铁路，破坏美国在中国空军基地；1月24日，东京大本营批准作战计划，正式名称是“大陆打通作战”，行动代号为“一号作战”，动员兵力51万，轰炸机200架配合作战，调集2年用空军弹药，军用马匹67,000头[52]:223-225。为了取得东南亚地区的物资，日本于1944年4月发起豫中会战，击溃汤恩伯在河南省的大军，打通了平汉线之河南至武汉段[57]:841。4月23日、5月1日、5月25日，先后攻陷郑州、许昌、洛阳[52]:225。6月19日，日军攻破长沙[52]:235。6月2日，第十军进驻衡阳[52]:241。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率部顽强抵抗47天，最终城破[57]:848。第十军堀壕灌水，作背水一战之决死阵势，能夜战，常逆袭，日方称为“勇敢之重庆军”[52]:243。华中日军与华南日军又联手发起桂柳会战，一路占领广西，打通湘桂铁路，最后打到贵州省独山，震动重庆[57]:1032-1033。11月11日，桂林和柳州同时失守；12月5日，日军攻陷独山；12月10日，第二十九军军长孙元良率900余人，跑步抵达独山，挡住日军攻势[52]:272-274。

正面战场之中国军队在1944年缅北滇西反攻作战中也取得胜利，并在6月收复柳州后，制订反攻计划；日军被迫开始收缩战线[76]:165。1944年5月，由卫立煌指挥的中华民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日军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抢通中印公路[128]:551-555。1945年1月，中缅国军会师南坎[70]:46。中印公路首次通车，蒋决定命名为“史迪威公路”，自兹由印度运入作战物资，得以畅通，印度输油管亦接通至昆明[70]:46。

1945年2月以后，盟军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于是为了消灭美军在中国的飞机场以维持大陆交通线的通畅并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集中全力于本土防卫，1945年3月起日军先后发动豫西鄂北会战和湘西会战[57]:1034。在湖北，3月日本军向西北部发动攻击，于4月8日攻陷老河口[128]:559。“湘西会战”从1945年4月9日起，止于6月7日，是中国抗日战争中最后一场会战；日军为争夺芷江空军基地，共投入5个师团10万兵力，国军由何应钦亲自指挥9个军26个师18万兵力，战线长达200余公里[90]。战场位置在湖南省中西部，此战又称“芷江攻略战”[139]。日军攻入湖南西部，但是在中国军队抵抗之下，日军遭受挫败而退回原阵地[57]:1035。双方参战总兵力28万人，战线长达200公里[139]。国军在会战主力王耀武指挥下，取得雪峰山大捷，会战以日军战败而结束，歼敌3万余人[90]。在湖南战场上中国军民一寸山河一寸血之浴血奋战，激起中华民族战胜日军之信心和勇气，日军自此逐步收缩战线[139]。湘西会战之胜利，标志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由防御转入反攻阶段[90]。

1945年7月27日，国军反攻，收复桂林[70]:46。策定反攻广州计划，完成一切部署，陆军总司令部推进桂林[70]:46。8月，美国第十航空队调增中国[70]:46。

疆独崛起

主条目：伊宁事变、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北塔山事件和苏联入侵新疆

1944年，苏联和中共帮助东突厥斯坦建国

1944年9月，苏联驻伊宁县领事公开支持肯定“伊宁解放组织”，随后该组织在迪化市、阿山、塔城县、阿克苏等地建立分支机构，为之后的三区革命创造了有利的基础[140]。

11月7日，东突解放组织特别选在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发动大暴动“伊宁起义”[141]。11月8日，穿着哈萨克共和国军服的士兵乘坐十多辆马车，车上架有机枪封锁伊宁城北司令部桥头，阻止国民革命军增援[142]。11月12日，暴动者在封锁伊宁市区后，开始针对汉族屠杀[143]。11月12日，爆发伊宁事变（中共誉之为三区革命，中华民国称为“叛乱”），在伊犁、塔城、阿尔泰三个地区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伊力汗·吐烈（乌兹别克人）说：

“醒来吧！醒来的时代到了。真主是我们的信仰，穆罕默德是我们的圣人，伊斯兰是我们的宗教，东突厥斯坦是我们的祖国。……按真主‘给暴虐以惩罚’的意志，我们相信真主无疑的诺言。我们伊犁人民团结起来，用棍棒铁锤起来反对横暴的政权而起义了，短时间内把汉人政权推翻后建立我们的伊斯兰政府。汉族血腥压迫的旗帜将被我们踏在脚下成灰烬。我们举起祖先留下来具有宗教意义的月芽、星星标志……所谓‘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谬论，制造假历史的骗子们，应该听清楚，永远记住以下事实：他们不要忘了，东突厥斯坦英雄的儿女们曾用棍棒攻击他们，汉族忍受不了这种打击。中国的官吏和帝王为了自己的土地和政权，建筑了三千五百公里万里长城，像害怕鹰的兔子一样跑到长城里面。这些事实虽然被汉族政府历史学家所隐瞒，但全世界历史可以证明这一事实。太阳是不能被衣襟遮盖住的。……[144]”

1945年1月5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宣布脱离中华民国而独立，和国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副主席阿奇木伯克·霍加，总司令阿列克山德洛夫[145]。4月，曹达诺夫·扎义尔成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民族军政治部部长，在事后肯定苏联动员部队参与伊宁起义的贡献[146]。9月，国军新编第46师徐汝诚到达迪化前线，第八战区副司令郭寄峤进入新疆[147]。9月13日，国府吴忠信、朱绍良、郭寄峤分析情势：“三区叛乱军已推进到玛纳斯河，距迪化仅两日路程，目前屯兵玛纳斯西，有向迪化进攻之势。现守迪化之军队仅六营，援军由青海或兰州最快八到十日才能到达。”[148]

暴动期间中国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东北日报》、《边疆服务》等报刊则对国民政府压迫新疆少数民族、残酷剥削政策进行报导，并联合中共中央共同声援伊宁事变的民族起义[149]。新疆暴乱的革命者（如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伊斯哈克拜克·木农阿吉）自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民族军”或“11月革命”[150]。中共1950年以前称新疆暴动者为“伊犁当局”、“伊塔阿三区”，在伊宁事变领导者“空难死亡”后改称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三区革命”[151][152]。

日本投降

主条目：终战诏书、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仪式、芷江受降和雅尔塔协定

日本签订降伏文书翌日（9月3日），蒋中正走出官邸，参加抗战胜利大游行

9月9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受降

9月16日，香港重光

1945年7月26日，中国蒋委员长（未被邀请与会）、美国总统杜鲁门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波茨坦发表声明，对日本提出最后通谍，促其宣布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使用三国巨大之陆海军全部力量，使日本武力及其本土完全毁灭[37]:225。三国予以日本“最后之打击”[153]。日本始终认为如果无条件投降，等于毁灭日本；公告中虽有将来可依日本人民的意志，成立一个倾向于和平及负责之政府之字句，然而未提及日本最关心之是否保存天皇，因之不肯接受[154]:715。

1945年8月6日，为避免采取大量伤亡的登陆战以及在先苏联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美军在日本广岛市投下第一枚原子弹，8月9日又在长崎市投下第二枚原子弹[57]:1245、1250。8月8日，苏联根据雅尔塔秘密协议宣布对日作战，随后出兵中国东北，相继占领朝鲜北部[76]:165。8月9日，中国各个敌后根据地军民开始大规模反攻作战，取得重大战绩[76]:165。8月10日下午7时，日本政府正式向中、美、英、苏四国发出《日本请降照会》[155][57]:1256。下午7时50分，日本政府请降书，已请由瑞士、瑞典转达盟方，日本愿意接受盟方《波茨坦宣言》之各项规定，无条件投降，但仅要求保留天皇，仍为日本元首[37]:227。晚上8时许，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经中央通讯社收获，发布号外，“顷刻震动全市，街头人山人海，遍处欢呼呐喊……超过十万以上之男女老少市民……奔赴国民政府暨中央党部前欢呼，向蒋主席致敬……”[156]:668-669同日，在延安总部，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大反攻第一号命令[157]，令山西、河北、山东、绥远军队进向察哈尔、热河、辽宁，配合苏联及外蒙军作战，亦即抢先进入东北[14]:720。8月13日，毛泽东对干部演说[14]:720。8月14日，朱德、彭德怀电陈蒋，公开表示抗拒统帅部8月10日给予该军驻防待命之命令，8月15日朱德又自称“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致电冈村宁次饬其命令所属日军投降，受降地点及代表指定：一、华北在阜平地区，由聂荣臻负责；二、华东在天长地区，由陈毅负责；三、鄂豫两省，在大别山地区，由李先念负责；四、广东在东莞地区，由曾生负责[158]:404。

在中国军民和苏美盟国打击下，日本已无力继续战争，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76]:165。1945年8月15日晨，同盟国由瑞士政府之通知，获悉日本天皇已颁敕令，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各项规定，宣告投降后，遂同时公布日本无条件投降[37]:230。是日正午，日本昭和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70]:46-47[57]:1280。8月15日15时，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致电冈村宁次，饬其命令所属向中国共产党投降[51]:147。朱德另电冈村宁次，命令日军分别向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广东）中共将领投降[14]:721。最终日军拒绝朱德的要求，同盟国则完全不予理会。8月16日，日本大本营向全体陆海军发布命令，停止战斗行动[128]:681。于1944年接替汪精卫担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之陈公博，宣布解散伪国民政府，汪精卫政权宣告灭亡[60]。 日本既已宣布无条件投降，盟国遂委任麦克阿瑟将军为盟军最高统帅，接受所有日本皇军投降（all Japanese armed forces by the Emperor）[注 8]，并负责主持占领日本本土，日投降代表团由首席代表河边虎四郎参谋总长率领，于8月19日乘飞机至马尼拉，签订投降条件[37]:234。国军按照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于《一般命令第一号》所划分之受降范围，中国战区受降范围应为中国（东北除外，归苏军受降）、台湾以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委员长接受日本全面投降[37]:234。8月17日下午5时32分，冈村宁次覆电表示服从指示[37]:234-235。

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发表声明：“八月十四日日皇所发表的投降声明，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给武装部队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尚未布，而且日本军队还在继续进行抵抗，因此，日本实际投降尚未发生。我们只有在日皇命令其军队停止敌对和放下武器，而且这个命令被实际执行的时候，才承认日本军队投降了。鉴于以上各点，远东苏军将继续对日攻势作战。”[159]8月9日，苏军占领德王府，8月23日，八路军攻克张家口，“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宣告结束[60]。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向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投降[14]:715，中国派徐永昌参加签字见证[70]:47。9月8日，何应钦由芷江飞南京，9月9日上午9时，代表最高统帅，主持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37]:237。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投降，八年中日战争告终[14]:715。按盟军指令，中国战场上的日军必须立即向国民政府投降，但中共中央则不这么认为，除热河、察哈尔之张家口、山海关等6都市由苏联军所占据转交给中共外，其余重要都市多未进入和平状态，战事仍然持续[160]:218-222。

8月，设置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以陈仪为长官[70]:47。10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奉麦帅下达之命令接受在台日军的投降并接管台湾[161][162]。10月25日，驻台日军在台北公会堂完成受降仪式[163]，随后陈仪发表广播宣告恢复对台湾、澎湖列岛之主权[164]。

参战方

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张自忠，屡建功勋，在枣宜会战中力战殉国

至1945年3月，国军共有31个集团军，106个军、316个师[165]。

常州以东到上海一带是“忠义救国军”控制，名义上司令官是戴笠，在上海郊区和黄浦江对岸一带游击，由青帮和洪门组成，暗杀间谍和汉奸，牺牲100多人；1938年8月13日“忠义救国军”潜入日军虹桥机场升起一面中国国旗[166]:268-269。

冈村宁次于1939年时曾表示：“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于四亿中国民众，也不是以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二百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中央军。在历次会战中，它不仅是主要的战斗原动力，同时还严厉督著逐渐丧失战斗力意志而徘徊犹豫的地方杂牌军，使之不致离去而步调一致，因此不可忽视其威力。黄埔军校教育之彻底，由此可见……有此军队存在，要想和平解决事变，无异是缘木求鱼。”[52]:163在1938年-1945年，国民革命军中尚有战斗力的部队40%均为川军，川军实际战斗人员甚至超过了中央军。

东北抗日武装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陷初期以旧军队为基础的自发抗日武装力量，人数最多时曾达五十万人，但在日军强大兵力的进攻下，缺乏统一领导而又成分复杂的义勇军，于1933年即大部陷于瓦解。一部退入关内，一部分由中共领导组成东北抗日联军，继续坚持斗争。

八路军、新四

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红一方面军改编为第115师，红二方面军为第120师，红四方面军为第129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留守南方的红军部队和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67][168]:59-61。

新四军完成训练后，分成4个师，分别命名为：团结师、前进师、勇敢师和抵抗师，于1938年4月27日离开皖西颖水根据地，开赴前线，5月10日抵达南陵，5月16日分成小股力量沿南京－芜湖铁路潜越敌人防线，首次同日军交战[166]:240。

华侨

著名的南洋华侨机工队活跃在滇缅公路上，保证了抗战物资的运输畅通[169][170]:339。

美国援华

抗战初期，美国不愿卷入中日战争；1937年9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禁向中日两国运送军火[171]。直到战争进行17个月，即1938年12月，中国方到美国1,500万美元借款，以桐油抵偿[14]:669。外交人员几经努力，1942之前美国对华提供1.7亿美元贷款[171]。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全力援华，1942年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无偿援助，并根据《租借法案》向对华租借大量军事物资，包括“驼峰空运”[171]。

美国派员到中国参战，包括“飞虎队”、美军第14航空队和第20轰炸机队，以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171]。飞虎队正式名称为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缩写AVG），因为飞机头部画上鲨鱼头，而未见过鲨鱼之昆明市民称作“飞老虎”而得名[172]。1937年初，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飞行员陈纳德获聘为中国空军顾问；1941年4月，苏联撤走航空志愿队，陈纳德遂成立以美国机师组成之美国志愿航空队，从租借法案争取到约100架战机，并在美国招募约100名后备役军机机师及200名地勤人员[172]。志愿队员月薪750美元，击落日机1架，给奖金500美元[14]:685。

1942年6月，根据《中美租借协定》规定，国府分别派遣中国空军机师赴印度和美国受训；1943年10月，中美混合联队（Chinese-American Composite Wing）成立，隶属于美国第14航空队指挥[173]。

1942年1月，日军大举进攻缅甸，5月切断中国最后一条对外交通线滇缅公路；6月，中美两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中国正式成为“租借协定”受援国[174]。4月，中美决定开辟“驼峰航线”，为中国抗日战争及美国在亚洲战场补给油桶、弹药、药品、食品和黄金等物资；美国空军第10航空队和中国航空公司共同承担“驼峰”空运任务，其中以美国空运为主[174]。驼峰航线上600多架运输机几乎全天候运转[174]。自1942年起，驼峰航线开辟，从喜马拉雅山脉东侧（横断山脉等高寒山区）由印度飞往中国，至二战结束，中美两国至少642架飞机失事或失踪，1,382名机组人员牺牲；向中国运送物资65万吨，占外援物资总量八成[174]。驼峰航线不仅地形险峻复杂，气候堪称世界上最恶劣，天气制约著空运数量；经常有暴风雨、湍流猛烈、横风每小时160至240公里，结冰严重[174]。有时气候急变影响飞行，使货物甩出飞；结冰把机翼压变形，令飞急降数千英尺[175]。数据显示，在1941年到1945年之间，援助中国物资81%是透过“驼峰”空运，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玛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丽江白沙机场，进入中国云南和四川，总航程约800公里[174]。航线经过高山海拔4,500至5,500米左右，最高海拔7,000米以上；由于当年飞机设备落后，机上没有加压装置，机员需要极大耐力[174]。

美国开辟中印空运之初，仅供给美国14航空队之需要，直到1944年春季之后，方始运作战物资，至于美国对中国之援助，空军方面获得数百架飞机及配件和燃油，陆军则获得29个师轻装备，其价值约为5亿美元，若按美方援助盟邦之物资2,800亿美元计算，或相等于装备588个装甲师或2,000步兵师，中国所占者实在微乎其微[37]:257。所有上述援助合计，中国在抗战中所获美援总额达16.02亿美元，是所有国家中对华援助最多[171]。

1937年4月，国共和解已成，苏联表示愿给中国以军火借款，中国反应冷淡[14]:669。8月21日，苏联同中华民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71]，第二条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协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以施行。”另有口头声明，在中日关系未恢复前，苏联不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中国不与第三国订立防共协定，苏联允3个至6个月内，实行参战[14]:669。

苏联对华出售重型武器曾超德国，并先后分别对华贷款3笔，共计2.5亿美元[171]。据统计，抗战开始至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中国利用苏联信用借款购买飞机904架（包括轻重轰炸机318架）、坦克82辆、汽车1,516辆、自动牵引车602辆、各种火炮1,140门、机枪9,720挺、步枪6万枝、步枪子弹16,700多万发、机枪子弹1,700多万发、炸弹31,100颗、炮弹187万多发[176]:486-491。

不久，朱可夫率苏联顾问团到中国[14]:669。苏联协助培养了部分飞行员、领航员及地勤人员[177]。

1937年11月，苏联给予中国以5,000万美金借款，用以购买飞机，苏联空军志愿队“正义之剑”继至[14]:669。

1938年1月，中国派孙科赴莫斯科，商谈中苏同盟不成，苏联反向日本提议解决两国悬案，日本未加理睬[14]:669。1938年冬，第二批志愿队来华，其中有当时被授予苏联英雄的雷恰戈夫，先后在武汉和台北给予日军重创[177]。苏联空军志愿人员先后来华共700多人，其中200多人在华牺牲；从1937年8月至1941年，苏联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共击毁日机1,049架[171]。

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签订，苏联对中国援助全面停止[171]。国民政府对于苏日中立条约表达了严厉的批评，中国共产党则认为，根据苏联的和平中立政策，无论与日本订约与否，苏联都是不准备侵入东四省的；同时表示，必须收复全国一切失地、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社会主义的苏联必然会支持中国[178]。

日本把几十万关东军守在东北，准备大量化学武器一旦和苏联发生战争时用，直到2000年之后，还有中国人因为地下化学武器泄露而伤亡[179]。

直到1945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但中国却因此同意外蒙古公投独立、允许苏联在东北和新疆享有特殊权益，整个东北工业设备被苏军洗劫一空，损失20亿美元惨重代价[171]。

中德军事合作（1928年－1941年）

主条目：中德关系 (1911年－1941年)

国民革命军中央教导团，又称德械师士兵

中德军事合作早在1928年11月就展开，中国国民政府聘用德国顾问团；“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日趋紧张，1934年起，德国顾问团协助国军创建3个“示范师”，组建10个炮兵营，并组建工兵、汽车、高射炮、海岸要塞、电信、炮兵航空观测队等专业化部队[180]。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开始时，中央军是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其中最精锐部清一色是德式装备；国军从武器到兵工厂几乎全部来自德国，甚至连防御计划也是德军顾问制定[180]。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德国协助中国整训30万精锐部队，并出售大量军火物资；与此同时，中国还从德国购买大量军火物资，特别是1937年底中日激战期间，德国不但未像其他国家一样限制对华出口武器，反而加紧对华军火运输[180]。但日本步步进逼，始终未能成功[181]。截至1938年8月，至少有1.44亿马克（约5,816万美元）之德国军火物资运抵中国[180]。1938年2月希特勒宣布德将正式承认“满洲国”；4月德国禁止对华军售，并召回全部在华军事顾问，随后更召回驻华大使[180]。但德国军火在中国抗战初期依然有重大影响。中德合作令国民政府军装备大大改进。“八一三淞沪会战”时有大约70名德军顾问直接参与指挥国军各级部队；在上海到南京之淞沪战场上，尽管蒋介石将所有德式训练之中央军精锐全部投入战斗，却仍遭惨败[180]。外国舆论对于中国军队英勇智谋，亦再三赞誉；虽训练犹未充足，装备犹未齐备，外人以为不能支持一周之阵地，竟能抵抗十周[14]:664。

英国援华（1941年－1945年）

英国在19世纪时在中国拥有庞大利益；但是1930年代在东亚已是鞭长莫及，而且要与北非和西欧的德军作战。抗战初期中国多次向英国求助都被拒，蒋甚至亲自向英国大使卡尔表示，中国政府可以提供20万人替英国保卫香港，依旧被英国拒绝[171]。

1938年10月，中国华南、华中相继失守，英国在华势力范围基本为日本控制，英国开始援华；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对华提供财政援助货款共1,550万英镑，其中三分之二是1940年后提供[171]。英国对中国抗战支援基本上只限于道义，对中国的帮助包括开通滇缅公路和为驼峰航线提供基地。英国对华军援微乎其微[171]。

日军

主条目：侵华日军

出云号装甲巡洋舰1937年在上海参与淞沪战役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参与侵略中国的日本军各部队包括中国驻屯军、关东军、华北方面军（北支那方面军）、上海派遣军、华中方面军（中支那方面军）、驻蒙军、华南方面军（南支那方面军）、中国派遣军（支那派遣军）、参加攻击中国东南沿海和长江沿岸的日本海军部分军队[182]:87。

皇协军

参见：满洲国军、华北治安军、冀东伪军、蒙疆伪军、南京和平建国军和兴安军

对于东北方面，1940年时的满洲国军人数正规军约10万余人（30个旅）；武装较好的警察队约5万名以上，‘兴安军’约1万名以上[183]。

1945年初，仅汪精卫政权统治区就有皇协军40万余人[184]。

战争结束

主条目：日本投降

战后影响

参见：中国抗日战争牺牲者列表、中日关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

战后统计

经过14年之冲突，中国士兵至少伤亡300万人，可能另有一百万人因病及营养不良而亡故；阵亡士兵有九成以上是蒋的部队；炸死、烧死、饿死、淹死、被枪打死之中国人民还有900万人；不同时期，前后有数千万人成为难民，很多人颠沛流离死在路途中，不少人则在难民营过世[185]:23-24。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共伤亡3,500万人，财产损失6,000亿美元，中国人民为民族之独立解放付出重大代价；中国战场牵制日军陆军兵力之60%以上和大量海空军力量，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卓越贡献；中国国际地位也因此而提高[76]:165。中国在战争中所承受的损失极大[186]:32。另外有统计，中国抗日战争直接伤亡合计可能达2,062万人，合可累计之战争直接伤残人口，军民伤亡3,480万人[187]。1947年2月15日，联合国提出报告草案，详述中国八年所遭战争破坏：据估计战争死亡人数逾900万，由于战争死于疾病及受伤人数达数百万，劫后余生者亦陷于穷困和流亡；交通遭巨大破坏，教育受严重损害，工矿业十损其九，灾荒和瘟疫波及广西500万人、湖南1000万人[45]:8287。附：中国政府历年来公布的抗战军民受伤及死亡数据：（1）1946年底，国民政府公布军人伤亡331万多人，人民伤亡842万多人，共计1,173万人。 （2）1947年5月20日，国民政府对1946公布的抗战伤亡人员总数进行了修订，军人作战伤亡3,227,926人，军人因病死亡422,479人，平民伤亡9,134,569人，总计人口伤亡12,784,974人。（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日本侵华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作了初步估计1,000万人和500亿美元以上的财产损失。 （4）1985年公布战争中的伤亡人数为2,100万人以上。（5）1995年，公布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

国方统计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的激烈巷战

中国抗日战争时任国军参谋总长之何应钦在《开战之前敌我兵力比较》中，对比“七七事变”中日军力，开战之初，日本兵员总数为448.1万人，其中现役兵、后备役兵、预备役兵为战斗兵，数量199.7万人，补充兵人数248.2万[188]。陆军常备师团17个，海军舰艇190万吨位，空军飞机2,700多架[188]。据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后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约为455,700~700,000人[189]。（不包括印缅战场上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和美英协同歼灭的约16万日军，及苏军在东北消灭的日军。）

中国抗日战争中开始之初，国军陆军现役兵170多万，补充兵约50万；海军舰艇11万吨位，不足日本十分之一；空军仅有战机305架，各式飞机加起来共600架[188]；75毫米以上之火炮只有800多门，其中重炮只有48门[190]。1937年，中国飞机、大口径火炮、坦克、汽车年产量为零；而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设备能力为年产3万辆）[190]。据台北中央日报社出版《蒋总统秘录》第十一册第122页载：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军与日本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38,931次小型战斗[191]:64。据中华民国国防部1946年统计，国军作战伤亡322万7926人、病亡42万2479人，总计损失365万0465人[192]:243[193]。军令部统计自七七事变以来陆军阵亡131万9958人、负伤176万1135人、失踪13万0126人，空军阵亡4321人、负伤347人，海军舰艇全部损失，损失战机2468架[194]:36-37[37]:253[193]。据日本统计，“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总兵力212万人，中国派遣军有62万人；到日本投降，日军总兵力约700万人，中国派遣军有105万人[195]:222。日军八年在中国战场之伤亡，负伤131万8670人，阵亡177万9774人[37]:253。根据日本统计，日本军在整个二战死亡约185万至186万人，其中中国战场死亡约40万4千6百人，其中中共武装打死3万多人；苏军打死关东军约8万多人，太平洋战争南方军约死亡125万人[195]:221-222。至于1983年读卖新闻社所出版的《战争：中国侵略》所给出的数据是自1937年7月7日至战争结束为止，总共有七十多万日军死于中国战场[196]。

中国先后征发兵员1,400万人，伤亡官兵320万人，人民生命牺牲以千万计，财产损失约4,880亿美元[14]:715。国民政府兵役部门实征壮丁总数为13,922,859人[197]:114。据蒋纬国《抗日御侮》一书记载：“抗战八年，国民政府兵役部门征兵近1,400万，至于游击区、沦陷区、壮丁，则由战区司令长官自己设法招募”。此外“凡属军事所需之工事、道路、机场，均由民工以义务劳动方式，参加土工作业。八年抗战各战区工事之构筑，军用道路之开辟，被炸桥梁之抢修，以及敌军可能利用之道路的破坏，先后所发动之民工，当在10,000,000人以上。”[198]:120 据1943年7月中华民国驻英大使顾维钧转述，英国方面认为“我国抗战公报多夸大不足信，尤以报告敌人伤亡数目为最，此次湘鄂一役所称敌方伤亡三万，超过不啻十余倍云云。”[199]:118据何成濬日记记录，薛岳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后由于虚报战绩过于夸大，被同侪将领“笑斥”[200]:59。军令部长徐永昌对国军将领普遍虚报战绩的现象感慨：“由谎报一点看我国军人无耻，可谓达于极点。”[201]:242日军和中共军队一般会将内部报告和对外宣传区别对待，内部报告较为真实，不过日军官方战报同样往往也偏离事实极远，其"大本营发表"的内容都是经过军部言论统制机关加工的，此词语在日本现在已成为"说谎"的代名词[谁说的？][202]。例如枣宜会战日军资料声称仅伤亡一万一千多人，然而根据日军内部极机密档案统计，1940年5月与6月的中国派遣军死伤多达四万以上，其中大部分应该伤亡于枣宜会战[203]。又如在日本陆军高层的报告当中，日本第21军在1939年4月所发动的四月作战仅阵亡14名，受伤39名[204]。然第21军所送交的战时旬报当中，就自承仅参战的第104师团至4月20日就阵亡105人，受伤253人。而另一参战的第18师团则仅在4月15~20日就阵亡36人，受伤142人[205]。然四月作战在4月28日才告终止[204]。另外根据日军第5师团师团长今村均在1940年3月的报告称该师团自1939年11月16日登陆至隔年3月9日仅死亡1,161名（战死与非战斗死亡皆算入）、受伤2,719名[206]，然而日军第21军参谋长根本博却在战时月报上给出第5师团仅于1939年12月19日至隔年1月底就至少战死1,282名、战伤2,800名的数据，足见今村均的报告很明显与事实有严重落差[谁说的？][207]。即便今村均在报告中大幅压低伤亡人数，然而依旧承认第5师团至1940年2月上旬接收补充人员4,700多人，根据日本陆军运输资料其中有3,389人约在1940年1月下旬抵达[208]，也就是说另有1,300~1,400名补充人员在2月上旬补充第5师团因为战死与重伤后送回国所产生的缺额（轻伤现地住院应不在内），而此时的第5师团正在进行宾阳作战，足见此1,300~1,400名补充人员几乎都是补充因宾阳作战战死与重伤后送回国所造成之缺额（轻伤现地住院应不在内），而2月上旬第5师团接受补充的当下宾阳作战还在持续进行当中，若将接受补充的当下尚未列入纪录的战死与重伤后送回国者以及补充后所承受的战死与重伤后送回国者和轻伤现地住院者算入，第5师团在宾阳作战伤亡人数便多达好几千名，足见宾阳作战给日军之伤亡甚众（该作战除第5师团外，还有近卫混成旅团、第18师团、台湾混成旅团参战[209]），然日军第21军司令部却报告该军仅战死295人、受伤1,307人[210]。除此之外，华北方面军于战果报告中提出该方面军于1941年仅阵亡2,352人，受伤5,001人[211]，然根据华北方面军战时月报，该方面军于1940年11月至1941年10月间可确认之作战伤亡共计为阵亡4,599人，伤重不治264人，受伤10,338人[212]。1941年7月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在其上奏裕仁天皇的报告中里面给出华北方面军1939年9月至1940年11月共有7,679人战死的数据[213]，然而1941年1月华北方面军军医部给出的报告数据却显示该方面军1939年9月至1940年11月战死人数是8,161人[214]，明显多田骏少报了482名战死者，且该份报告对于中条山会战的伤亡报告根据华北方面军几份战时月报与医疗报告推估也是明显失实[谁说的？][215][216][217]。

共方统计

在长城处作战的八路军士兵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共作战125,165次，毙伤日军52万463人、伪军49万130人，俘虏日军6,213人、伪军51万2933人，日军投诚746人、伪军反正18万3632人。缴获长短枪68万2831支、轻重机枪1万1895挺、各种炮1,852门[218]。缴获和摧毁的辎重统计为：击毁飞机57架、坦克69辆、装甲车164辆、火车头301辆、汽车和摩托车6,080辆；缴获汽车、摩托车347辆，马30,448匹[219][220]。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之〈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人员损失统计〉，中共军队八年损失统计为：伤290,467人，亡160,603人，被俘45,989人，失踪87,208人，共计584,267人[221]。2015年7月14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吹风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研究成果作介绍[221]。李忠杰称，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占各国伤亡人数总和三分之一；按照1937年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221]。

战后审判

主条目：1946年中国和1947年中国

正在进行审判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现场

战后，盟国在东京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但由于日本跟美国的政治协商成功，所以只对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宣判有罪，而对已经逮捕的其他数十名重要战争嫌疑犯陆续予以释放[222]（当时日本天皇不需要上庭作供或辩护）。对于裕仁天皇的处置，在1943年开罗会议上，西方代表曾有在战后废除天皇一设想，罗斯福对此咨询蒋中正意见，蒋中正则表示“应让日本人民自己决定”[223]:147。战后美日同盟的形成，最终使裕仁逃过一劫[224]。1947年2月24日，香港法庭判处第一名日本战犯野间贤之助死刑[45]:8295。1948年4月20日，中国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向哲濬对法庭表示：中国政府要求对凡在对华战争中发生重要作用之日本战犯，予以“严厉与公正”之处罚，这种处罚并非在报复，而实在为杜防日本侵略之重演[45]:8578。12月23日，日本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7人，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绞刑[45]:8759。

1946年4月12日，江苏高等法院以叛国罪宣判陈公博死刑确定。6月3日，发由苏州狮子口执行枪决[225]。1947年3月10日，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侵华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南京大屠杀主谋、华南派遣军司令官，中将军衔）死刑；判决书宣布：“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同年二十一日，亦即谷寿夫部驻京之期间。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及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45]:8308。1947年5月19日，南京大屠杀日本主犯之一田中军吉由日本押解到上海[45]:8357。6月17日，日本战犯米村春喜、下田次郎行刑[226]。国府成立战犯法庭，由石美瑜任审判长[37]:258。1949年1月26日，原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上海被国府国防部军事法庭宣布无罪，引起全国人民的激愤[227]。中国共产党对此向南京国府提出强烈抗议，得到国内舆论的广泛赞同[228]。1月31日，南京政府遵从东京麦克阿瑟命令，将日本侵华战犯260名连同冈村宁次等九人一起送往日本；2月4日抵东京[45]:879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6年4月宣布，对在押的日本战犯从宽处理。6月至7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审判无一人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同年，其他1017名被认为罪行较轻、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被免予起诉释放回国[229][230]。1964年3月，在中国服刑的最后一批日本战犯共3人被特赦释放。

和平条约

主条目：旧金山和约、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51年台湾、1952年台湾和1972年中国

周恩来也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合法性[231]。

在中日《台北和约》及旧金山和约中，日本声明放弃台湾、澎湖群岛、西沙群岛及南沙群岛之主权[232]。最早从美国政府内部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后，美国在冷战期间希望国民政府放弃外岛[233]:153。另外一派学者则认为中日和约是与中华民国签定的，主权当然是归还给中华民国政府，而且约文第三条指出日本有关台澎包括债权之内的财产之处置对象为“在台湾及澎湖之中华民国当局及居民”[234]。

从1979年开始，日本对华ODA贷款总额超过3万亿日圆[235]。

领土变更

更多信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联合国大会505号决议和琉球独立运动

中国收回了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并接管在马关条约中割让给日本的台湾、澎湖，二战同盟国为首的美国在战后为维持在台湾的战略利益而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

国际关系

抗日战争是自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全面胜利战争，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以上，拖住60至80万可能派遣到太平洋之日本部队，减少美国在太平洋战区之压力[236]，使苏联避免东西两线同时作战之不利[237]。中国抗日的贡献也使中国成为五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238][239]。

中国方面

抗日战争对中国影响很大[240][241]。随着中国领土被日本占领，中国金融、军事、教育、工业、人口等都有很大改变[242]。

经济损失

参见：中国通货膨胀 (1938年-1950年)

1947年6月4日，国民政府发表抗战损失统计，中国抗战直接损失达310亿美元[45]:8367。

人口及难民

抗战八年，国民政府兵役部门实征壮丁总数1392万2859人[243]:114。其中有的随国民政府迁都而调整与移动[244]，也有的不愿转移而被日本占领[245]。据蒋梦麟回忆录称有1,400万壮丁被国军拉夫后死于饥饿疾病[246]。

国共军事

经历八年抗战后，国共两党军事实力对比大变，中国共产党军队由战前约9.2万人[247]:12猛增至约127万人[248]，另有268万民兵[249]。“解放区”面积达104.8万平方公里，拥有1.255亿“解放区”人民[250]。国军则由抗战初期的170万[251]:89增加到524万陆军[252]。因此抗日战争对国共内战结果有关键影响[253]。国军把整个运输力量集中到长江沿岸，从而影响后来到国军败于中国共产党[254]:169-170。

抗日国军后人、谢晋元之子谢继民认为，中国国民党在八年抗战中，坚持抗日是主流，过分强调支流，不符合历史事实，“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大业没有好处。”[258]

“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奋勇作战。|2005年，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59]”

谢晋元之子谢继民与台湾学生交流中，听到“我们台湾，你们中国”之说法[260]。

蒋介石于1950年6月11日在圆山军官团演讲时提到：“在抗战以前，不论什么事，我们总是平心静气，忍辱负重的和他们交涉，想法使他们能够了解我们是同文同种的国家，决不能兄弟阋墙，自相残杀，否则只有同归于尽。后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公开占据了我们的东三省，到了七七又发动卢沟桥事变，我们迫不得已，才起来全面抗战。但是我们抗战的目的，只是打不平，希望战争结束，彼此立于平等的地位，做一个亲善的兄弟之邦，真正达到共存共荣的目的，最后我们抗战胜利，在日本宣布接受条件那一天，我立即发表文告，声明今后中国对日本决不报复，以后一切处理，都一本宽大原则予以优待；这就是要贯彻我们抗战的初衷，实现总理的外交政策。经过我们这一次抗战之后，大部分日本人就都感悟中国真是他们一个兄弟之邦，而一般有识之士，更深切了解，亚洲如果没有一个独立自由的中国，日本决不能单独存在。我们只要日本军民真正觉悟到这一点，中日之间就有了合作的基础；同时我们自己也要认清，如果亚洲没有一个独立自由的日本，中国也是不能单独存在的。现在事实摆在眼前：日本经过八年战争，已经彻底失败了，我们虽然获得一时的胜利，但是因为苏俄指使共匪作乱，到如今也是彻底失败了。这两个国家现状，实在都等于亡国，过去所谓“同归于尽”的话，不幸而中了。现在中日两国既已明白日本不能侵略中国，中国亦不可敌视日本，两国必须亲睦合作，才能达到共存共荣的目的，至此 总理的外交政策，亦才有实行的可能了。

……我这一次决定请日本教官来担任我们军事训练。这些日本教官自到台湾以来，对我们各方面的贡献，十分诚挚，他们都知道中国今日的灾祸，无异是日本的灾祸，复兴中国的工作，就是复兴日本的工作，所以他们在这里担任教官，和在日本训练他本国学生一样的精诚，因此我们脑筋里再不可留有过去的敌意，更不能存一种轻视的心理，以为他们是打败仗的，不值得我们的尊重。我们要反省在抗战中我们究竟凭什么来打败日本？老实说我们抗战的胜利，一半是靠着总理的主义和正确的国策，一半是靠着友邦美国的援助，才有此徼幸的胜利。难道日本真是被我们打败的么？现在我们国家在这样存亡危急，到处受人欺凌，被人侮辱的时候，而日本教官反肯冒险来台，且能以其一片至诚，来帮助我们反共抗俄，教授我们作战的精神技术，以及其他各国所不能学得的学问，愿与我们共患难、同甘苦、同仇敌忾、同舟共济，那我们更应该特别优礼他们，尊敬他们。……|蒋介石：《革命实践研究院军官训练团成立之意义》”

中华民国政府也在2008年《中华民国年鉴》中评论抗日战争：“从民国26年到34年，为8年全面对日抗战时期。影响抗战阵营最大的因素是中共，共军的主力用在敌后扩张基地，国民政府除全面抗日外，还要防止中共的扩张。战争初期沿海各省及华北、华中、华南相继撤守。民国30年珍珠港事变后，抗日战争变成同盟国对抗轴心国的战争，中国和盟邦并肩作战，不仅中国战场的情势日趋稳定，而且派遣远征军支援缅甸战场。8年抗战使中国社会发生很大的变迁，民众在抗日宣传中获得国家观念，强化了民族主义，这种主义后来被中共用来对抗美国；民众为逃避战火，造成重大的人口移动，减少省际的隔阂，有助于社会的整合和政治的统一。但战争使各项产业萧条，尤其田园荒芜，生产减少，农村经济衰退，造成许多退伍而不愿归田的人，成为政府和社会的负担。”

史学研究

美国历史学者兼政治传记作家、《蒋介石传》作者布赖恩·克罗泽曾经和日本军事作家末至磨争论过，他认蒋以大撤退争取时间之战略是正确也是成功，但政治后果却对蒋长远不利，使大片土地由中国共产党游击队渗透，并表现出抗日英雄主义气概[261]:6。

日本方面

参见：满蒙开拓移民、葫芦岛日侨大遣返、1948年中国和1949年中国

陆军总部确定计划后，即下令各战区、各方面军、及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遵照实施，国军遂依计划空运、车运、水运及徒步各种方法，由各方面向各要点推进，日军则于国军到达后即遂次集中，并同时解除武装[37]:244。

从1945年9月11日起，到10月中旬止，日军大部业已集中缴械完毕，经过情形十分顺利，只有苏北、山东及华北方面，因受阻碍及交通关系，致未能完全按照预定之日期完成，直到1946年2月初，这些地方始缴械完毕[37]:244-245。

当时受降之后，日军及日侨共为2,039,974人，另外还有韩籍俘虏及韩侨与台胞10万余人，分别集中于中国大陆，及台湾、海南岛越北各地，由塘沽、青岛、连云港、上海、厦门、汕头、广州、海口、三亚、海防、基隆、高雄等12个港口出港归国[37]:245。并由美方使用85艘登陆艇、自由轮100艘，及部分日本船只担任输送；此一遣俘工作，由1945年10月底开始，直到次年6月底始遣送完毕[37]:245。中国为遗返日军及日侨，曾调配船舶30万吨[262]:169。中国政府紧缩一般交通，为日军及日侨动员火车轮船[263]:202-203。自1946年5月7日至12月31日，由葫芦岛遣返日侨合共158批，计1,017,549人；1947年6月25日至10月25日，又遣返12批，计29,627人；1948年6月4日至9月20日，再遣返3,871人[264]。

从葫芦岛被遣返的日本人

尽管日军没有带武器，仍然维持原有军队系统，而且归还一度被接收，但在指挥上必需器材、飞机、汽车、脚踏车，致使日军顺利获得遗返[265]:201。日军及日侨从中国回日本所持行李太多，阻碍日本铁路运输[266]:169。中国也曾给日军及日侨增配火车[267]:169。

1947年1月7日，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宣布：留中国各地约300万日本侨民、日本战俘已遗送完毕[45]:8260。2月4日，中国向日本追还善本古籍首批10箱运返，尚有108箱待运[45]:8280。

2月24日，远东委员会决定授权麦克阿瑟将已指定之日本工业设备，先行分配30%与中国及菲律宾，作为初步赔偿，由日本负担所有拆卸、搬运费用；中国及菲律宾则负担运输船只及其他费用。2月25日，中国、美国、苏联等国商讨日本赔偿问题[45]:8295。

3月7日，日本赔偿物资约达1000万吨，中国可获得30%[45]:8305。4月3日，美国政府发言人宣称：美国政府已训令麦克阿瑟于短期内依照临时计划，提前将30%日本赔偿品给中国、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缅甸与马来联邦各国，中国可得15%[45]:8327-8328。

4月5日，据《大公报》南京电：美国政府授权麦克阿瑟以日本赔偿物资之30%提前分配，其中中国应得之5%，将达130余万吨；驻日盟军总部已将65家机器厂及12家火力发电厂之名单公布，为先行拆迁之赔偿物资之一部分，供中国、美国、荷兰、菲律宾之选择。中国之运输计划已拟就，第一批赔偿物资将分两次运回，所需费用将达8,000余亿元；须俟远东赔委员会之通知到达，即可派员前往拆运[45]:8329。4月7日，中国海军总部副参谋长高如峰谈称：关于日艘六十四艘平均分配中、美、英、苏四国一事，海军总部已接获通知，刻正遴选官佐士兵，候令赴日接收[45]:8330。4月1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日本驱逐舰级军舰140艘，将立即平均分配与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是为根据1943年四国宣言，对239艘军舰之首次分配[45]:8332。4月18日，远东委员会决定：“日本应保留足以使其维持1930年至1934年间生活水准之工业动力。”[45]:83374月19日，国民政府特派商震为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兼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45]:8337。4月22日，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部派马德建、姚玙赴日接收日本赔偿中国之军舰[45]:8338。6月27日，首批日舰抽签分配：中、美、英、苏各得8艘，下月将由日本分驶各国[45]:8375。根据美、英、苏、中四国协议，解散日本海军所得战舰92艘，四国平分，中国获23艘；7月3日，日本赔偿中国首批军舰8艘抵达上海[45]:8378。7月17日，日本赔偿舰只第二次抽签，中国共得8艘8,000余吨；7月26日自日本启碇，7月28日到达上海[45]:8384。

4月，因中、美、英、苏、法、荷、澳、加、印、新西兰对日要求赔款数目超过日本资产之总额，麦克阿瑟宣称，必须坚持二原则：一、充许日本留存维持最低国民生活水准之产业；二、水准以上之资产，由各国分配[45]:8345。

5月1日，国民政府派秦汾为赔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决定将日本赔偿物资分上海、南京、塘沽、汉口、广州、青岛、广州湾、葫芦岛、马尾、厦门、营口、石灰窑、基隆、高雄14地起卸；赔偿物资包括机床、造船器材、钢铁、化工原料、电力以及轻金属等[45]:8346。5月5日，中国驻日本代表团赔偿组长吴半农与其他7国赔偿代表赴日本南部视察掠夺物品[45]:8349。5月12日，中国赔偿及归还代表团组成，吴半农为团长，负责处理日本赔偿事宜，和盟军总部赔偿执行处及民间物资保管组联系，执行赔偿事宜[45]:8353。

6月2日，上海各报在《日本野心未戢》之标题下刊载法国通讯社东京消息，日本希望获得“跟美国共同托管琉球群岛，在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外有捕鱼权及在台湾有特别移民权”等项权利[45]:8367。6月7日，台湾省议员、国大代表联席会议，电请蒋妥筹对策，坚决反对日、美共管琉球群岛及台湾特别移民权等无理要求；同日，台湾旅沪同乡会代表旅沪同胞发表通电，请政府采取有效措置，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野心复活[45]:8368。6月21日，中国财政部、经济部、外交部及中央信托局、资源委员会、侨务委员会等，共同组成赴日商务考察团，潘序伦任团长[45]:8373。

1948年9月27日，日本政府外务省报告流落东北日军近况，称在东北中共军中之原日军官兵总数约6万人[45]:8683。1949年2月23日，日本归还战时掠夺中国最后一批铜币、镍币700余吨，由“海辽”轮装运回中国[45]:8827。

日军遗留化学武器

主条目：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

参见：化学武器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5年，中国已发现各种日遗毒气弹约200万发，毒剂约100万吨，分布在中国十几个省，遭受直接伤害者达2000余人[268]。2003年侵华日军遗弃在华化学毒剂泄漏事件，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在8月12日表示要妥善切实地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规定的废除义务，还说日本政府将同中国方面密切合作，诚实地应对这次事故[269]。

自2010年起，陆续在南京、武汉、石家庄采用移动式销毁设备销毁保管于上述三地及其周边的日遗化武并顺利结束作业[270]。

战争纪念

参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国军历史文物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国史馆和中国抗日战争阵亡将士纪念建筑物

2015年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阅兵仪式上的99A坦克编队

衡阳抗战纪念城

位于七七事变发生地宛平城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南岳忠烈祠

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将9月3日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71][272]，1955年起改为“军人节”[273]。

1951年8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将9月3日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74]。1965年9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办“首都各界人民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大会；1985年9月3日，举办“首都各界人民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大会。1995年9月3日，举办五十周年大会。2005年9月3日，举办六十周年大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为抗战老战士颁发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2014年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75]，并于每年的9月3日举行国家纪念活动，将原本的“政府规定”规定的胜利纪念日升格为立法机关“法律条文”，同时将12月13日设为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276]。2014年12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南京举办首个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主持公祭。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9月3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办首都各界人民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大会上进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同时，国务院规定，当年9月3日为公共假期，全国休假一天予以纪念[273]。

1980年代起，出于统战的需要及对历史事实的认同，开始宣传国军的作战，如台儿庄战役等[277]。近年中国大陆各版本历史教科书虽然近来有所改变，并明确指出国民政府负责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但是中共负责敌后战场的作战，在抗战中为“中流砥柱”之地位和作用的官方论述仍然存在[278]。在此之前，中国大陆教育主要强调全面抗战为“八年抗战”，在2017年1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文，明确了中小学教育强调抗日战争为“十四年抗战”[279][280][281]。台湾学者认为是共产党为抢占话语权[282]。

1999年10月25日，台北市中山堂前“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纪念碑”落成[283]；2015年7月2日，中华民国中央银行委托台湾银行发售“纪念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七十周年”新台币硬币组合[284]。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亦曾出品数部描述国军正面战场的电影[285]，如《血战台儿庄》（1986年）、《七七事变》、《铁血之血战南宁》、《铁血之昆仑战役》、《太行山上》（2005年）、《我的团长我的团》（2009年）和《八佰》等[286]。近年来中国大陆社会对对存在“手撕鬼子”等夸张情结的“抗日神剧”有很多争议[287]。

台湾抗战题材影视作品主要拍摄于中华民国同日本、美国先后断交后的一段时期，主要作品有《八百壮士》（1975年）、《笕桥英烈传》、《英烈千秋》（1976年）等。1995年在华视首播42集纪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在2011年，台视和三立电视播出为纪念中华民国建国百年而拍摄的电视剧《勇士们》的第一单元（即该剧前五集）有提及抗战历史。此外在2015年，台湾的公视也推出了纪录片《冲天》，以讲述抗战时期的国军飞行员；此外民视节目《台湾演义》和东森电视台也相继推出了有关于抗战的纪录片。

另外，与中国抗日战争有关的音乐作品有：《出发》、《上战场》、《中国一定强（中国不会亡、歌八百壮士）》、《全国总动员》、《知识青年从军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我是中国人》、《伟哉黄埔》、《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288]、《长城谣》、《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在太行山上》[289]、《到敌人后方去》、《黄河大合唱》、《抗敌歌》、《旗正飘飘》等。

注释

 包括国民政府的武装力量国民革命军（含实际受中共领导的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国共双方各自控制的敌后游击队，如忠义救国军、东北抗日联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华南游击队、台湾义勇队；民间自发组织的抗日武装力量，如少年铁血军、华北国民抗日军、东北抗日义勇军等；另外还包括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韩国光复军。

 中日战争初期，苏联曾派遣航空部队与军事顾问至中国，如苏联航空志愿队，战争后期亦对日宣战，进攻满洲国。

 参加滇缅战役。[1]

 此数据包括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及华南游击队。

 此处的“第二次”，是相对于1894年清日甲午战争而言。

 此处的十四年，系从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算起。[11][12]

 而将国际上统称的“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称为“日清战争”。

 《一般命令第一号》第一条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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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网文《第二次国共内战》（维基百科）报道：

第二次国共内战发生于1945年至1950年间[7][8]:20[9]:240[10]:1-2，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抗日战争末期至结束后，就中国一系列问题进行重庆谈判[需要解释目的为何？]，但在以失败告终后，双方为争夺中国的统治权而引起的内战。[11]

关于战争性质双方观点各异：就中国共产党的观点而言，[12]:4923[13]:743，称此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亦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12]:4923，简称“解放战争”；就中国国民党的观点而言，该战争是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叛乱[14]，称这场战争为“动员戡乱”、“戡乱”、“戡乱战争”或“抗共卫国戡乱战争”。

第二次中日战争结束前后，国共间的冲突一直持续著[15]:704。国共双方在重庆展开谈判并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然而谈判很快破裂，内战全面爆发。在战争初期，国军一度取得优势，占领共产党所控制的张家口和延安等战略要地。然而到1947年初，在土地改革等政策帮助下，共产党逐渐开始以局部反攻以对抗国军的重点进攻。及至1947年中，在重点进攻后，共产党取得战争的主动权，战局逆转。解放军在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中迅速击败国军主力，随后发动渡江战役，并最终控制整个中国大陆。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国民党与中华民国政府则迁往台湾。中国大陆教科书认为1949年4月23日渡过长江占领南京标志着战争的胜利，而西方史学界则一般认为1950年8月万山群岛战役后内战才逐渐平息[16]。

1950年3月，西昌被解放军占领[17]。11月，新疆反共复国军亦于青海、甘肃一带战败，此后仅有零星“起义”或“反叛”发生。国军在缅甸境内、靠近滇省处部有一支部队，即泰缅孤军，1961年在中缅边境爆发最后的陆上战役江拉之战，1975年6月中止游击战。双方长期在中国大陆沿海爆发冲突，互有胜负。1979年1月1日，徐向前宣布停止对金门炮击，至此两岸双方结束了军事冲突[18][19]。然而随着两岸政治情势的变化，军事紧张局面亦时有发生。

这场战争大幅改变中国的政治版图和社会结构，并由此展开海峡两岸关系。中华民国政府的有效统治范围也因这场战争限缩至台澎金马地区和部分南海诸岛[20][21][22][23][24]。

背景·国内因素

国共摩擦和1945年国共冲突

1945年8月15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共同敌人——日本宣布投降。两党过去积累的历史矛盾以及对国家前途的分歧更加彰显[25]:1-2。蒋介石（下文简称蒋）和毛泽东（下文简称毛）为争取政治主动，都高姿态谋求和平。8月14日，蒋为便于解决与中共歧见，电请毛前往重庆[26]:721。毛斥之为“完全欺骗”[27]:524。8月16日，毛覆蒋，俟对朱德要求表示意见后，再考虑相会问题[26]:721。斯大林以苏共中央名义给毛一通电报，要他与蒋合作，毛则大发雷霆，说莫斯科为什么不许他革命[27]:524！8月20日，蒋再电敦促，说明朱德要求不能接受[26]:721。8月23日，蒋三次去电敦促[26]:721。8月24日，毛称愿与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26]:721。毛说：“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时赴渝。”[28]:128月25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解放民选政府及抗日军队，制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地区，公平合理整编军队，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26]:721。经过再次研究，反复权衡利弊，毛始决定应蒋之邀[28]:13。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必须作出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让步的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陇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由中共占优势；东北行政大员由国民党派，中共去干部；如果这些还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28]:14。国民政府依盟军指示代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接受日军降权，但中国共产党认为不只国军才能受降，重庆统帅部不完全代表中国人和中国的抗日军队，中共以实际的抗命行动，争取部分席位代表全中国接受日本投降，双方军队在华北、东北多处冲突[29]:1141-1146。

日本投降前夕，国民政府军队主力集中于后方，在长江以北、平汉路以东几乎没有政府正规军存在，在长江以南、粤汉铁路以东仅有第三战区的部队[30]。

到1945年4月，共方控制了大部分华北农村地区，根据地总人口约9,550万，并建立起一支可以与国民政府一争的军队[30][31]:10-43。在社会方面，由于战争之破坏，作为社会安定力量之士绅阶层解体，而由于失产失业者增多，向为中国共产党所依恃之流民也增多，这是解放军能够迅速膨胀起来之重要原因[15]:724。

国民政府的战略和行动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8月9日，蒋曰：“今日接俄国已对日宣战之消息，忧虑蕞集，而对国家存亡之前途，与外蒙今后祸福之关系，以及东方民族之盛衰强弱，皆系于一身。能不战栗恐惧乎哉！”[32]:618月11日，蒋命令日军只能向他指定的部队投降，同时要求国军受降并收复战略要地，对中共军队则命令“原地驻防待命”[33]。8月23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向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令，要求日军维持占领区，保证交通线通畅以待国军到达，命令日伪军队攻击新近被中共军队占领的地盘。在国际上，由于美国担心中共势力扩大，国民政府在受降上受美支持。此外，国民政府在日本投降前与苏联签订盟约，以接受外蒙古独立以及承诺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换得苏联承诺东北属于中国，不支持中共[34]:1-3。

张治中致蒋〈反对内战万言书〉说：“现在国际关系，虽然复杂，但无论何国，似均不愿于此时发生战争。我国如欲凭借任何一国之力量，企图促使国内问题之解决，自非任何友邦所希望。我国经历八年余之苦斗，始获得今日之国际地位，如于抗战甫告胜利结束之今日，内部再有战争；且为一时不易结束之战争，国际友人对我国之观感如何，不难想像。我国经八年之长期抗战，民穷财尽。今战争结束，举国人民所欢欣仰望日夜祈求者，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倘战争再度爆发，必益增人民之痛苦，违反人民之愿望。今日人民之厌恶战争，渴望和平，将汇为不可遏止之时代巨流。以今日之国军士气与态度而论，亦不能继续作战，以职所接触之若干将领中，其不愿战争之心理，甚为普遍；且今日多数之国军，实亦不能作战。”[35]:735-736

9月20日，蒋说“共毛”是“恶贯满盈，死有余辜。”[32]:618-619

10月1日，蒋说“何能革命，怕死取巧，实不值一笑。”[36]:8

10月11日，蒋说“昨夜共毛谈话。……乃觉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矣。”[36]:113

国民政府要求日伪维持治安，引起广泛不满。在抗战后的内战期间，政府接收官员腐败，导致民怨。中国国民党接收大员贪腐被认为是触发台湾二二八事变最直接原因，在被讥讽为劫收的接收之外，伪币因为政府的错误政策急遽贬值，受占领地区人民因此受到直接的经济损失，加上政府对汉奸惩处的范畴太过广泛笼统，以及对前受占领地区人民居高临下的态度相对比，民众对国民政府在战后复兴时期的表现感到失望[31]:10-43。

10月12日，重庆《中央日报》社论：“假如中国真的发生内战，那就是悲剧的演出。这一来，不止望和平建设如凶年望岁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将陷于绝望的深渊，中国本身的安定，固将无法确保，同时全世界也将蒙其恶劣的影响。我们过去五十年的革命流血，和八年余的抗战牺牲，也就换不到任何代价了。”[37]:26312月31日，蒋认为毛之来渝，乃因中苏“盟约发表，共毛落胆，几乎无所措手足。而俄史亦令其来渝谈商。故其不得不有此一行。”[38]:275

1946年1月4日，蒋指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说：“在共军根基未固之前，一举铲除。”[38]:317

国军打败仗原因甚多：⑴政府分裂内斗、腐化贪污；⑵财金紊乱、经济崩溃；⑶士兵厌战、官压民变[39]:109-132；⑷：①抗战后中央对非中央系部队歧视与待遇不平，化编或调边远地区作战，引起不满或叛离；②借战后“整军”，裁非中央系军官近30万人，编“军官总队”，使此有战场经验干部心有怨气，后多被解放军所用；③处理百万伪军不当，杀官夺兵，或以“汉奸”、“敌伪”，驱之投共；④因高级将领派系分明，能打仗将领——关麟征、薛岳不用，用刘峙指挥淮海战役，焉有不败之理；⑤有些曾受中央敌视将领，紧要关头投共——如高树勋、韩练成、吴化文、卫立煌、何基沣、张克侠、张轸、程潜、陈明仁等，中国大陆陷共前许多地方将领为求生存，更无论点，且国军最高统帅部及各级指挥单位，多有中共地下党潜伏，随时为中共提供详细情报，如参谋次长刘斐、作战厅长郭汝瑰，又以统帅部直接指挥作战，刘、郭参与机密指挥，所以每战必败[40]:19。

中共的战略和行动

1945年9月上党战役中，中共军队围攻长治。

1946年应中共要求，广东东江纵队乘美国运输舰前往烟台整编，后参与山东内战。

1945年8月10日，毛泽东通告所属：“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准备对付内战。”[28]:18月13日，毛说：“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因此：“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28]:4-5。毛说：“蒋介石要放手发动内战，也有许多困难。第一，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二百多万民兵。第二，国民党统治地区的觉悟的人民，是反对内战的，这对蒋介石是一种牵制。第三，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大赞成内战。”[41]:15。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透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指示日军，在中国（除满洲外）、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越南境内所有日军，必须立即向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委员长及其代表投降。对此，冈村宁次表示绝对服从。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总司令名义致牒英、美、苏驻华大使，声言国民政府无法代表中国接受日、伪军投降，唯有延安总部才有权代表参加受降工作。接着，朱德致电冈村宁次要求日军分别向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中共将领投降，但最终遭到日军拒绝，盟国则完全不予理会[26]:721。中国共产党拒绝蒋原地待命的命令，所属部队向日伪全线反攻，同时命令日军除了被国军包围的部分向中共军队投降[34]:1-3[42]:185。8月24日，毛指示军事部属：“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28]:13。斯大林以苏共中央之名义致电毛说：“日本投降，国共应言归于好，共商建国大计。如果继续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28]:138月30日，毛提出“拥护蒋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28]:18。至8月26日，共产党已占领大小五十九个城市和乡村，日伪军队根据国民政府的命令向中共进攻，到9月底攻占了20多个城镇[31]:10-43。8月29日，中共中央即指示晋察冀和山东方面之负责人，迅速派遣干部和部队到东三省，以控制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建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43]:185。9月17日，遂即提出“东北为我势必所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之战略方针[44]:278-279。在塞北平绥等地，八路军阻挠国军受降，双方发生激战。9月，中共放弃原来占据平汉铁路以东计划，正式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准备放弃江南各根据地，并将部队撤到江北，大力发展东北和华北根据地，为将来发展打下基础。9月13日，中共中央通知其各地党委说：“⑴我们与国民党初步交换意见的谈判，已告一段落，国党毫无诚意，双方意见相距甚远，谈判将拖延一时。⑵蒋对具体问题表示：政府法统不容紊乱，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国大要速开，旧代表有效，但可增加名额，容纳各方，容纳各党派参加政府。⑶关于两党关系的重要问题：对军队只允编十二个师，需完全服从命令，按指定地区集中。对解放区民主政府，则表示含糊。”[45]:276[28]:23八路军中的原东北军将领万毅、吕正操、张学思等部和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进军东北，准备接受日、伪军投降。8月30日，八路军曾克林部在一支苏军配合下攻克山海关。曾克林的先头部队在东北短时间内就接受大量军火，招募大量人员。10月25日，毛在延安抗大七分校报告说：“我们解放区，华北、华中、东北、陕甘宁边区共有一万万五千万人口地方，一百三十万军队，二百五十万以上民兵。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军队共有八十万，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还不算在内。已经打了好几仗，头几仗他们都没有争到面子，仗还要打下去，恐怕半年还说不一定。”[28]:41黄克诚率新四军第3师3.5万余人9月中旬从苏北出发，11月底到达东北[46]。

据中共中央11月4日之指示，进兵东北情况及计划如下：“最先入东北之李运昌部，已由五千人扩充至八万人，惟战斗力弱。正规军入满者约五万人。在途中者尚有五万人，十一月中旬可到，约计十万人。为内线作战之主力。另外约十一万人将于十二月下半月可到热河、辽宁、冀东地区，外线作战。”[47]:401-402从1945年8月到11月底，中共中央先后调派中央政治局委员4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6人到东北工作，从各战区调集主力部队达11万人，另外还从延安和各战区抽调2万多名干部到东北，迅速扩大和整编20个师，并建立10个军区[48]:181。同时，罗荣桓带领中共军队在山东的主力部队6万余人大量渡海到达东北。原来要南下的刘转连部第359旅，也改派往东北。同时，中共中央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

关于平汉路方面，中共中央军委给刘伯承、邓小平等指示是：“十一月中旬重庆军事会议秘密决定沿平汉路北进，顽军除原有各军外，拟新增以下六个军：计七十三军（美械三个师）戌中旬驻湘潭。十军（美械两师）戌中旬驻常德、邵阳各驻一师。八十八军（川军）戌下旬尚在浙东。二十八军（湘军）戌下旬在天目山（皖南）。七十一军（美械三个师）戌上旬在全州，近有改开东北讯，待证。新一军（美械三师）戌中旬似在芷江。估计在十二月底能赶到新乡者，只有七十三军与一百军。下次平汉路战役，主力可能是该两军及原驻新乡地区之八十五军、三十二军。根据各种情况判断，平汉路更大战役可能在十二月底及来年一月上旬。”[49]:461。

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起草《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要求晋察冀和山东解放区，必须迅速派大批干部和部队到东北一切重要地区去工作，海陆并进，越快越好，不要声张，控制广大乡村和苏军未曾驻扎的中小城市，建立地方政权与地方部队，放手发展。

1945年下半年国共主要冲突列表

战斗名称 大致时间 爆发原因 实况上党战役 9.10-10.12 阎锡山部队占领中共收复之襄垣、潞城，在长治接受日军投降，中共军队发起进攻 阎锡山部队10个师被歼，长治被中共攻占 津浦战役 10.15-12.14 中共阻止国军沿津浦路北上接受日军投降 中共军队攻占山东大片地区，山东华中两“解放区”连成一片 平绥战役 10.18-12.14 傅作义部队在绥远受降，中共为打通华北东北交通 中共军队围攻归绥、包头两城一个半月，未能攻克最后撤退

平汉战役 10.24-11.2 国军沿平汉路北上接受日军投降，中共军队阻止其北进。 中共军队合围国军7个师，全部歼灭

山海关战斗 11.15 乘美国运输舰前往东北的国军到达大连时，被苏联及中共军队拒绝登陆，后转到葫芦岛仍无法登陆只得转在秦皇岛登陆。后在进发至山海关时遭遇中共军队阻击。 国军突破中共军队阻击，穿越山海关，攻占锦州 国际因素

1945年8月12日，苏联对日宣战后，150万苏军全面进入中国东北、库页岛南部和南千岛群岛，迅速击败日本关东军，日本扶植之满洲国灭亡。

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为换取苏联出兵东北，减少美国牺牲，未告知国民政府赋予苏联大连国际化、苏联在大连港特权、苏联租用旅顺港设立海军基地以及苏联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特权。顾柏克（Anthony Kubek）认为国共斗争是美苏斗争之缩影，而在国共斗争中，美国政府受到一批亲共人士影响，支持中国共产党之“联合政府”谋略，为国民政府拒绝后，即不再热诚支持国民政府，在国共谈判中，处处翼护中国共产党[15]:723。

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中国同意外蒙古进行公民投票决定前途（事实上即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换取苏联将东北交还给国民政府，并承诺不支持中共。苏联以远东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为统帅，指挥数十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及外蒙，日军毫无抵抗，8月21日其关东军在哈尔滨向苏军投降，59万4千余人悉被苏军俘走[32]:286。苏军分为三路进入满蒙，右翼兵团攻向张家口，中央兵团进至承德及平地泉，左翼兵团沿中东铁路南下长春、沈阳，一支入旅顺，一支进抵山海关[50]:873。

10月1日，苏联驻重庆大使彼得洛夫谒见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时称：苏军现已开始撤退，大部分将于10月下旬撤退，11月底可全部撤完，苏联政府授权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与国方统帅部确实商洽东北军政事宜，地点为长春，时间为10日至15日[36]:3。10月12日，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与外交特派员蒋经国、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等一行到达长春，是日蒋经国向蒋函呈抵达长春情形：“⑴熊主任与儿于今（十二）日午后三时安抵长春，苏军曾派代表来机场迎接。⑵定明日与马林诺夫斯基正式会谈，我方拟提出撤兵，恢复交通，接收行政，以及大连登陆四问题。⑶东北行政系统尚完整，儿意我方必须在苏军撤退之前，将行政接收完毕。⑷苏军对本党活动，最近公开表示不满。……⑸共党力量，在东北尚未发生重大作用，但苏军在暗中确有支持共党之行动。⑹今年东北大丰收，各地尚安定，民心思汉，爱国之热情，实高过于关内。”[36]:125-12610月13日，蒋经国向蒋函呈：“⑴彼方不愿我军海运登陆。……⑵强调反苏之秘密组织，必有其他意思与作用。⑶对于经济问题，避开不谈。”[36]:137到10月21日夜间，苏联长春电台广播反对美军在华北登陆[36]:270。直至10月26日前，即在长春城郊作大规模之军事演习，限制行营活动，封闭中国国民党长春党部，并以中国共产党员张庆和接充长春警察局长，意在阻止国府之接收也[36]:297。

同时11月国军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登陆秦皇岛抵达山海关附近，亦受到阻挠，经向马林诺夫斯基交涉，希在营口、葫芦岛登陆，马称苏军已自该地撤退，第十八集团军入据矣，彼概不负责，亦不干涉[50]:875。11月6日，蒋经国分析苏方态度突变之原因，认为系受美苏关系及国共冲突之影响，因恐我军进入东北之后，将支持美国在东北之利益；甚至未来战争中，我军有被美国所用之可能，故不愿我国大军开入东北；但根据条约，苏方不得不撤兵，同时亦无法禁止我军开入东北，故决定造成混乱局面，使我中央一时不能接收东北[36]:430-431。蒋介石在11月7日记道：“俄国之阴谋，毒辣极矣！彼既扼住吾人之咽喉，不使稍有呼吸之间隙。……所有约言，一概不认，始则大连，继则葫芦岛，最后则营口，先诺而后背约。……今既于东北各海口不能登陆，只能由山海关陆路前进之一途。此后对东北，只可如俗语所谓‘死马当活马医’而已。必须先收复关内与内蒙，而后再图东北也。”[36]:435-436

12月底，按照波茨坦公告，苏联、美国、英国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关于中国，三国达成协议中国应该建立一个统一民主的政府，该政府应该有广泛参与，和内战停火。三国都同意不干涉中国内政。苏联外长指出，苏联驻东北军队已经完成对日军的缴械和遣返；应中国政府要求，苏联驻东北军队的撤回将推迟到1946年2月。美国国务卿指出，苏联在华北驻军的主要任务是实施对日军的缴械和遣返。在中国军队能独立担负责任后，苏联驻军将立即撤回[51]。

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中华民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有关文件

通过对日作战，苏联控制中国东北及蒙疆（内蒙古）的部分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欲接管东北，以便与中国国民党继续斗争。而斯大林则为了避免和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国民政府进一步加深冲突，拒绝毛泽东的要求，决定在中国推行“联合政府”政策，并一度向国民政府提出协议，支持国民政府接管东北，换取苏联在东北的经济利益，并不得让美国势力进入东北。然而由于国民政府拒绝苏联方面的要求，苏军于1946年在撤离东北回国之前为中共抢占东北的真空地带提供很多便利条件[52]。部分学者认为：苏联按时参战，占领东北，允许中共占领大部分乡村地区，阻止国府重返东北，还把大量日军装备送给中共军队，使蒋介石在内战中必须走向军事失败[53]:9；蒋解散30万曾为日本人效力之伪军，在东北把他们全部释放，结果补充共产党方面力量[53]:10。苏联红军曾经把缴获自日本关东军的部分日本武器移交给中共将领林彪的东北野战军[54]。在东北，苏联自日本关东军手中接收转交给中国共产党武器装备[55]:91-92。历史学家张玉法认为，1947年，在战况不利下，中国共产党曾请求苏联给予援助[15]:703。张玉法认为国共之间是一个国际战争，苏联不断给予中国共产党以武力和外交支援；美国则为迫使国民政府改变政府之形式，援助少而责难多，终使国民政府实力与声望每况愈下，不仅丧失与中国共产党从事军事对抗之力量，也丧失与中国共产党谈和之条件[15]:711。中国共产党之发展，自始受到苏联支持[15]:723。但也有美国学者认为，苏军一方面允许共产党和八路军接管农村，另一方面却让蒋中正官员接收满洲所有的城市，并保护了他们好几个月[56]。

内战期间苏联向中共提供物资统计

时间 发货地点 机枪 步枪 子弹 其他物资

1945年11月2日前[57] 沈阳 4000 11~12万 各种炮一批

1945年11月2-6日[58] 沈阳、哈尔滨 1000 3.6万 800万 部分炮；手榴弹15万；运输机6架；火车2列；大衣2万；皮鞋3万；兵工厂1座

1945年12月初[59] 旅顺 100 近万 飞机40余架

1946年3月[60] 朝鲜 3万

1946年4月[61] 哈尔滨 1万 10万 1000门炮

1946年5月[62] 朝鲜 115 43万 炸药1万箱

1946年6月[63] 朝鲜 50 5000 300万 本月另有一批，不详

1946年7月15日-8月7日[64] 朝鲜 688 12145 1000万 167掷弹筒、7门炮、11164刺刀、43588发炮弹、22万斤炸药、火药500箱

1946年9月[65] 图们 100多节火车弹药

1946年9-10月[66] 安东 朝鲜北部日军储存之武器弹药，数十艘汽船每日往返运输

1946年12月到1月[67] 苏联 1.51亿卢布各式物资[68]（含300万匹布、560万吨米和棉纱、3300吨汽油、500辆卡车、700吨炸弹等）

1948年2月到12月[69] 苏联 3.35亿卢布各式物资[70]

1948年辽沈战役前 满洲里等地 仅我们（苏军）两个方面军转交的武器就有3700门火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0挺机枪，近680个各种军用仓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一些舰艇。稍后又转交给他们大批的苏制武器。[71]各种枪炮、坦克，以火车运输数日。[72]武器弹药的制式不同，有……捷克式和苏式。[73]

1949年7月到12月[74] 苏联 4.21亿卢布各式物资[75]

政治协商与军事调处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在重庆签署《双十协定》。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飞机上向欢送的延安军民挥手告别。

1945年9月，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举行酒宴欢庆抗战胜利。

主条目：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和马歇尔调停

当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国民政府有余力压制中国共产党之发展，但因世界大战刚结束，战争已为世人所厌恶，国民政府只好在美国之压力下与中国共产党和谈[15]:723。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等赴重庆开始国共两党就和平建国等问题举行会谈，并先后签订《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和《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12]:4923。历史学家张玉法认为，中共在和谈中，一面扩张，一面争取国际上及国内各小党同情，实力大增[15]:723-724。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举行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和平解决国内问题之五项协议[12]:4923。毛泽东率代表团就国家前途与蒋介石等谈判。蒋、毛直接会谈8次，据《毛泽东年谱》记载，为8月29日、9月2日、9月4日、9月12日、9月17日、10月9日、10月10日、10月11日[28]。8月28日，蒋自记：“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50]:815-816

8月29日，毛方记：“下午，同蒋介石第一次直接面谈。蒋介石表示一切问题，愿听取中共方面意见，并重提所谓中国无内战的说法。毛泽东列举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的大量事实指出，说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最后蒋介石提出谈判三原则：⑴所有问题整个解决；⑵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须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⑶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28]:17蒋方记：“七时（下午），再赴莲屋亲访毛泽东，约谈一小时，普通应酬也。”[32]:378“考虑与中共谈判方针，公自记曰：⑴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⑵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⑶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回访毛泽东于莲屋，与谈约一小时而别。公自记曰：‘普通应酬也’。”[50]:799

9月2日，毛方记：“晚八时半，与周恩来、王若飞去林园赴蒋介石的晚宴，在座的有孙科、吴铁城、张群、王云五、张伯苓、傅斯年等。宴会后，同蒋介石就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组数目和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代表等问题，直接商谈。”[28]:20蒋方记：“晚宴毛泽东后，并与之单独谈话。”[32]:423蒋又记：“此时对共党应以主动与之妥洽，准予整编共军为十二个师，如其真能接受政令、军令，则政治上当准备委派共党二人，并予以一省之主席，以观后效。”[50]:820

9月4日，毛方记：“下午五时，应蒋介石邀请，参加在军委会举行的庆祝抗战胜利茶会。会后，毛泽东和蒋介石直接商谈”、“同日，蒋介石将其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正式指定他们四人为谈判代表，要他们拟具对中共九月三日所提方案的复案。”[28]:20-21蒋方记：“约见共党毛泽东在办公室谈话片刻，直告其周恩来所提方案与态度，皆应根本改变也。彼诺之。”[32]:467

9月12日，毛方记：“同周恩来应蒋介石之邀，去林园共进午餐，餐后与蒋介石直接商谈。”[28]:23蒋方记：“正午，约毛泽东谈话，约半小时，余以至诚与大公，允其所有困难，无不为之解决。而彼要求编其二十八师之兵数耳。”[32]:531-532

9月17日，毛方记：“应邀赴林园同蒋介石共进午餐，张群、吴国桢、赫尔利在座。餐后，同蒋介石直接商谈，双方的争执，仍在军队和政权问题。”[28]:25蒋方记：“正午，约毛泽东、赫尔利谈话，并摄影。据岳军言：恩来向其表示者，前次毛所对余言可减少其提军额之半数者，实乃指其四十八师之数，已照共匪总数减少一半之意也。果尔，则共匪诚不可与言矣。以当时彼明言减少半数为二十八师之数字也。其无信不诚，有如此也。”[32]:588

具体谈判主要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毛与周恩来、王若飞研究谈判新方案，表示对国方之让步，于9月19日向国方代表提出，要点是：“⑴国、共军队的比例为六与一之比。⑵关于军队驻地和解放区，第一步，撤退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等八个地区之共军，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地区之军队撤退。所有共军集中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及陕甘宁边区等七个地区。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之调整而合并。⑶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陕甘宁边区之主席，山西、绥远两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岛三个特别市之副市长，由共方推荐。北平行营由中共主持，并仿东北行营例，设政治委员会，由中共负责。”[28]:27-2810月17日，毛说：“因为国民党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者在他的过道上，我们在那里，人家就不能安心睡觉。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争。在这一点上，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76]:18

9月21日，谈判陷于僵局，休会5天，赫尔利找毛谈话，要求中共交出军队，要么破裂，毛说还要讨论[28]:28-29。

10月9日，毛方记：“同周恩来、王若飞应蒋介石夫妇邀请，赴林园共进午餐，宋子文、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在座。餮后，毛泽东与蒋介石直接商谈。蒋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泽东表示不能同意。”[28]:32蒋方记：“毛泽东来辞行。公自记经过及所感曰：‘毛泽东今日来作别，与之谈约一小时。先问其国、共两党合作办法及其意见如何？彼吞吐其词，不作正面回答。余乃率直告他：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战争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应负其责也。彼口以为是。’”[36]:80-81

其后，9月27日、9月28日、10月2日、10月5日，先后进行4次会谈；10月8日，双方代表就周恩来起草之《会谈纪要》交换意见，10月10日双方代表签字，10月12日公布之[77]:622-623。

10月11日，毛方记：“晨同蒋介石作最后一次直接商谈。蒋介石表示在解放区问题上不再让步。毛泽东告诉蒋介石：周恩来、王若飞将在重庆继续商谈。”[28]:32蒋方记：“今晨八时，约毛泽东早餐后，余再与之恳切对谈，阐明数次谈话要旨，明告其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所迁就；否则，不成其为国家之意，坚决表示望其了解也。客去后，……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36]:113毛回到延安当天，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报告重庆谈判之经过说：“国民大会与解放区问题未解决，对我们重要的是和平与解放区问题。蒋介石不给解放区几个省主席，省以下可以给。我们乃提出维持现状，将来解决。”[28]:3312月6日，据国方情治机构之情报，毛返延安后即召开集中决政治局委员聚会，报告其在重庆谈判情形，略谓：“此次谈判，涉及问题很多，均以党中央所提之十二条原则为依据。我们认为争取我党的合法地位很重要，国民党则注重于我党的军队和政权两项，所以一再坚持军令政令的统一，以求达到取消我党的军权和政权。史大林同志的话很正确：‘中国的革命，是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如果我党的军队和政权被取消，即使党能合法存在，又有什么力量呢？所以军队和政权，是绝对不能放弃的。”[38]:54-55

从1945年8月到1946年12月，将近有一年半时间，由美国居中调解，调解失败；从1947年1月到6月，由民社党、青年党等居中调解，调解也失败[15]:704。

10月8日，国共双方代表就周恩来起草之《会谈纪要》交换意见，并修改定稿，预定10月10日签字[28]:31。毛在重庆各界欢送会中说：“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的。”[28]:31-32达成和平解决争端的意向，决定在年底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具体问题。毛说：“不能否认，困难是有的”[28]:32。

10月10日，毛方记：“晚上，同周恩来、王若飞赴林园蒋介石官邸辞行，毛泽东与蒋介石直接商谈。当晚毛泽东宿林园。”[28]:32蒋方记：“翌（十）日午，亲至其寓所话别时。毛忽要求准彼于当晚来宿林园。公料知其必另生枝节，但仍表示欢迎之意，略谈辞出。当晚九时许，毛果来宿林园，又与谈约半小时”[50]:848、“昨夜（十）毛共谈话，忽提政治协商会议以缓开为宜，并称回延安准备召集其所谓‘解放区民选代表会议’后，再定办法。又称国民大会提早至明年召开亦可。余闻之，殊为骇异。乃觉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矣。余于此不能不和婉明告其果如所云而行，则国民大会无期延误，我政府势必因此失信于民；但如政治协商会议能在本月底开会协商，则国大会议，政府可迁就其意，改期召开，然至十一月十二日，不能不下召集明令，确定会期，示民以信也。余又明示其政协会即使不能如期开会，则政府不能不于十一月十二日下召集令也。余谈至此告辞，约其明晨再谈而别。”[36]:112-113

10月12日，毛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地党委之指示说：“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至于“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28]:34-35

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共发动上党战役[78]，意在打击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增加共产党的谈判筹码。这次战役歼灭了国民政府地方实力派之一阎锡山所属的晋绥军11个师的部队，在上党战役中失败。

1946年1月，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民盟、中国青年党等代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围绕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和宪法五个问题展开讨论，最终达成五项协议。协议规定，政府改组后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规定国府委员里国民党占半数，另外半数由其他党派和社会贤达组成，重大议案须2/3多数委员支持通过；在执政纲领上，通过了以中共草案为基础的《和平建国纲领》，一致同意和平实现民主宪政；一致同意整编国共军队，实现军队国家化[34]:36-42。2月25日国共双方达成双方军队整编方案；3月6日，毛泽东提出部队分两期复员，第一期复员1/3，第二期再复员1/3。当时中共军队共130万人，两期复员，只余40多万。由于兵员裁撤过多，导致共产党军队在国共内战初期处于不利态势[79]。

双十协定后，国共冲突仍未停止，尤其平绥战役中，傅作义军队在包头、归绥仍被围困至12月。为尽快停战，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在美国总统特使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的调停下商谈停战令。双方围绕赤峰、多伦地区归属问题争执一番后，国府做出让步，以迎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1月10日，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与1月5日达成之《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同时公布，停战命令规定于1月13日24时起全国一律停战；张群、周恩来签订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协议，规定：军调部设北平，设委员会三人，国民政府代表郑介民，中共代表叶剑英，美国驻华代办罗伯逊充任主席，各有表决、互让权，事宜须经三人一致通过，三人不能协议之问题，应提交军事三人小组决定之[80]:7951-7952。2月1日，蒋介石与周恩来会谈，蒋介石表示政府仅派张治中一人出席军事三人小组，张群不再参加；周恩来转达毛泽东关于军党分立、国共长期合作之意见，并谓毛泽东将参加联合政府[80]:7970。2月，国共达成整军方案，决定统一整编国共军队为国军，协定划定全国驻军服务区，各军队集结在此统一整编；整编以12个月为一期，分期缩编部队，直到完成全国60个师的目标。3月下旬，苏军撤离东北，国共为争夺东北开始爆发内战。3月27日，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代表吉伦于重庆怡园正式签订关于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调处停止冲突协定[80]:8019。但该协定已对激烈进行的东北内战无实际约束力[81]。

1946年5月，国共双方在四平激战

苏军从东北撤离后，国共在东北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1946年3月1日，苏联向国民政府表态决定自东北撤军。4月6日苏联撤军后，中共军队迅速抢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中心城市，国民政府则在美国帮助下将大批精锐部队运至东北，向中共军队大举进攻，东北局势急剧恶化。由于中共军队在苏军撤退后一个半小时，对原本由中苏共管的长春发动攻势，并在4月8日占领长春[82]:202-203，国民政府认为此举率先违反了1月停战令[83]，导致4月时东北长春干线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

5月10日，马歇尔向蒋介石建议：“政府在军事上有确切而严重的弱点，共军则占战略之军事优势；且中国人民渴望和平，而世界各国人士亦渴望和平。……余谨提供此一意见；即某种妥协，必须获得；且应迅速获得。否则，中国无论在军事上、财政上，及经济上，将陷于混乱之状况。”[84]:123-124

林彪部主力30余万，集中于四平街附近，企图阻止国军前进[85]:154。国军杜聿明部迫于情形，自5月起在东北发动反攻[85]:154。5月3日，国军克复本溪，激战于四平街一带，5月19日克复四平街[85]:154。5月22日，东北民主联军完撤出长春[80]:8057。第二次四平战役后，林彪所部被重创，国军一直追击到松花江畔。5月23日，国军克复长春，5月28日克复吉林，6月5日直逼哈尔滨[85]:154。6月6日，蒋颁发第二次停战令[86]:48。在马歇尔压力下，蒋介石同意东北休战15天，后来又延长8天。从6月5日起，蒋先后向中共提出五项要求，解放军必须退出：（一）陇海路以南的一切地区；（二）胶济线全线；（三）承德及其以南地区，以及冀东沿海；（四）东北除黑龙江、兴安两省、嫩江省中部北部及延吉地区以外之所有各省；（五）六月七日后中共在山东、山西两省从伪军手中解放的一切地区；并声明中共如不退出上述地区，则国民政府不能考虑停战问题[87]:494。7月，蒋徇调人之请，两次颁令停止冲突，并主张召开五人小组，商谈政治问题，与三人军事小组同时进行，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86]:48。休战期间，蒋要求中共必须放弃苏北、胶济铁路、承德、古北口和哈尔滨，遭到中共拒绝[34]:56-58。11月，蒋颁布第三次全面停战令[86]:49。

1946年3月，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宪法草案修改提议案引起中国共产党激烈反应。重庆与南京的国共谈判与全国性的军事冲突同时进行，两者互相影响。在中国国民党内，“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团体到1948年1月在香港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选李济琛为主席，谭平山、何香凝、蔡廷锴等为中央常务委员，反对国民政府，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15]:724。但中国共产党仍然能在国统区公开活动，并在重庆发行《新华日报》，此时内战仍未以国共公开决裂方式爆发。同时期，在美国总统杜鲁门支持下，马歇尔下令自1946年7月29日到1947年5月26日，美国对国民政府实行武器禁运[88][89]。在1946年夏至1948年2月、3月间，美国为迫使国民政府容许中国共产党参加政府，无一械运来中国[15]:723。1948年夏间，美国始给予4亿5千8百万援助，但指定用于军事仅有1亿2千5百万元[15]:723。战争结束后，魏德迈将军在美国国会作证，杜鲁门政府1947年决定停止进一步的培训国民政府军队，并对国民政府实施武器禁运，西方记者与决策者不断指责和批评中国国民党，这成为国军士气低落并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90]。中国共产党在美国之同情和苏联之实质支持下，势力日增[15]:723。

此后，作为预备行宪的看守国民政府为以宪政吸引民心与中共对抗，而在1947年4月依据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正式改组，“结束一党专政”，容纳制宪各党进入政府。到1947年6月底，国民政府放弃谈判政策，开始全面军事对抗中国共产党[15]:704。7月18日，国民政府取消中国共产党国民大会代表及国民政府委员保留名额及参政员名额，此后国军即全面攻击解放军占领区[15]:704。在政界，于1947年10月28日被国民政府解散之中国民主同盟，由沈钧儒等在香港重建起来，宣言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合作[15]:724。1947年11月21日至11月23日，国民政府举行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1948年3月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以差额选举方式选举产生了首届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5月，中华民国政府开始运作，“国民政府”正式走入历史。

土地改革

主条目：土地改革运动

1950年，土改工作队向农民宣传新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1946年，贫农批斗地主

1950年，歌剧《白毛女》中白毛女与小白毛的形象，中共方面将该剧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广泛巡演，成为解放区文艺创作的标志性作品。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二五减租办法。1946年公布《土地法》，依照该法政府应当从地主赎买土地分给贫农，以实现孙中山所倡导的“耕者有其田”。然而这个政策在实际操作中仅仅停留在宣传层面。其后在节节败退丢失大片国土的1948年，政府又为了得到统治区的民心而在立法院通过了《土地改革方案》，以切实贯彻耕者有其田的目标，然而该政策仍只在极少数地区试行。直到国府已无力回天的1949年，政府才宣称终于完成在全国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的一切准备，计划到1952年在大陆地区基本完成这个目标。然而此时全国一半以上的区域已经处在中共控制之下，使得这一计划在中国大陆的实施最终成为无法实施。而针对中共占领区的土改运动，行政院则在1946年10月公布《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主张对中共已分田地之地区，国军占领后不强迫农民归还地主土地，而采“继续佃耕，减轻地租”的办法。办法指出，“绥靖区内之农地，其所有权人，非自耕农时，在政府未依法处理前，准依原有证件，或保甲四邻证明文件，保持其所有权，并应由现耕农民继续佃耕。绥靖区内佃租额，不得超过农产正产物三分之一”。然而，受中共打土豪政策影响下的地主及其民团在跟随国军还乡之后，以各种手段收回其损失，导致大规模出现地主及民团屠杀驱赶贫民的现象，令国民政府的民心进一步丧失。

中共方面则一改抗战时期减租减息政策，大力实施土地改革。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解放军总部号召打倒蒋介石[12]:4923。基本办法是在农村按照土地多少划分贫农、中农、富农、地主。地主富农土地被没收，地主要受到批斗，因此起初使得广为贫农佃农的支持。然而在1947年底土改高潮时，连中农的土地也要被分割没收。以至解放区农村出现恐怖气氛，据晋绥地区报告，“一般群众恐慌，生产情绪低落，灾情加重，并发生严重外跑现象。不仅地富逃亡，甚至中贫农逃亡也不少”[91]:608。甚至有村庄连贫中农之东西都没收，“用盐水把人淹死在瓮里，还有用油从头上烧死人的”。人心惶惶，不可终日[92]。

有鉴于此，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作报告，提出土改总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强调“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哪怕只发生一户中农被错当成地主来整，我们也必须十分注意纠正”其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在1948年春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容许中农保有较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区别新富农和旧富农，对老区新富农按富裕中农待遇；对开明士绅应予照顾，对大中小地主应有所区别；坚持少杀人，严禁乱杀人；明确土改的地区差别，即老区只进行适当调整，半老区按《土地法大纲》进行土改，新区第一步土改不触动富农；明确地主、富农和中农的划分标准；保护已分配土地的私有产权；要求纠正关于土改的“左”倾宣传等等[93]:1267-1274。据此，各根据地在1948年内普遍进行了纠正土改的工作，主要是纠正侵犯中农利益的做法。最终使得农村民众，特别是占据多数的贫困农民的民心最终倒向中共一方[94]:353-354。

得益于土地改革的推行，中国共产党得以通过基层组织直接向农民收取农业税，这使得中国共产党财政收入在整个战争进程中均高于国民政府。其中，1949年中共财政收入更是达到粮食304亿斤[95]，约合11亿美元，而同期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仅有9000万美元[96]。中国共产党财政收入达到同期国民政府的十二倍，极大加快战争进程，支援解放军作战，导致解放军迅速取得胜利。

通货膨胀与经济崩溃

1946年，美国《生活》杂志拍摄的中国国统区街头画面，儿童饥寒交迫在街角死去。

受内战影响，国统区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致使寄一封信需用到邮票243枚，共计邮资204万7800元。

1949年，中华民国中央银行发行的十万元面额金圆券。金圆券于1948年原定发行20亿元，至1949年6月，发行额已达130.3万亿元之巨。巨额金圆券钞票标志国民政府经济失败。

主条目：中国通货膨胀 (1938年-1950年)、法币、金圆券和中华民国国库黄金运送台湾行动

中国抗日战争所带来之经济崩溃和社会解体使国民政府恢复秩序之努力归于失败[15]:724。由于战事不断持续，国民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只得通过印发货币弥补财政赤字，令法币急剧贬值。并与期间多次发生黄金挤兑风波，令国民政府黄金储备大幅度减少。由于通货膨胀和支付不断增加，国民政府库存之金银及外币，在1945年底为9亿美元，1946年5月降为6亿美元，1946年底降为4亿5千万美元，1947年10月降为3亿美元，1948年4月降至1亿1千万美元[15]:724。1947年初，法币发行总额为3万5千亿，至7月增至10万亿以上[85]:159。1948年7月29日，蒋在莫干山召开会议研究发行金圆券事，谓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计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措施[97]:352。8月19日，蒋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同时停止发行法币；并在各地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86]:56。蒋发表谈话，呼吁同胞奉行法令，拥护新币制，以福国利民[86]:56。并公布“金圆券发行法”，主要内容为：一、金圆券发行采用十足准备，其中必须有40%为黄金、白银及外汇，其余以有价证券及政府指定的国有事业资产充当。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公分（公分即克），由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总额定为20亿元；二、金圆券一元折合法币300万元[85]:159。

国民政府开始发行新货币——金圆券，名义上可以无限兑换黄金。初期政府以行政手段强迫民间以黄金、外币兑换。但由于没有严守发行限额，肆意滥发，从而造成更为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令民间经济陷入巨大混乱。结果金圆券至1949年7月停止流通。金圆券只使用了10个月左右，贬值却超过2万倍。令城市居民，特别是城市中产阶级所受的经济损失极巨，使得民国政府失去了原来最重要的支持者，亦是民国政府在国共内战中迅速失败原因之一。1949年下半年，民国政府又发行银圆券。但由于在大陆统治进入末期，加之无足够银元为担保，该货币很快在流通中被拒收。内战末期，国民党将政府国库中的黄金运往台湾，成为退守台湾初期中华民国政府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

而在中共一方，由于在国共内战中的顺利进展，使得各个分散的解放区迅速连成一片。为适应形势的发展，中共亟需一种统一的货币替代原来种类庞杂、折算不便的各解放区货币。1947年4月，中共中央宣布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统一华北各解放区财经政策，调剂各解放区财经关系和收支，同时着手开展统一货币的工作。1947年10月成立了以南汉宸为主任的“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着手中国人民银行的筹建工作。终于在1948年12月1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同日开始发行统一的人民币。在进入上海后，中共迅速在上海全市推行人民币，并从全国抽调大量物资以稳定物价，最终结束了上海乃至全国的恶性通货膨胀。

学潮蜂起

上海同济大学学潮，国府军警持水龙头镇压。

1946年以后，各地学生不断发动反饥饿运动，在国民政府镇压下，他们又提出“反压迫”之口号[15]:724。随着战争发展，在中共之领导下，国统区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之运动也逐步高涨[12]:4923。中国共产党在战场后方通过秘密地下党员，策动学潮，著名的有1947年5月，上海、南京等地大学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此次游行学生与军队冲突酿成血案[98]。此外，与中国共产党互为友党的中国民主同盟在1947年10月被取缔之前也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积极参与学潮，配合中共的斗争[99]。1947年5月30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所写时评，高度评价国统区学生运动，认为是解放军作战之外第二条战线[80]:8364。

1948年8月15日，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指控称，“职业学生一年半以来制造学潮109次，耽误课业506天，学潮漫及18个重要都市”[100]。

1946年底至1949年10月主要学潮

时间 爆发地点 原因 实况 备注

1946年12月

（沈崇案） 北平 北京大学预科女生沈崇被美国士兵强奸 全国性反美运动 中共领导[101]

1947年5月

（五二〇运动） 南京 物价上涨，公立大学所发伙食费不够 全国性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中共领导[98]

1947年5月

（六一惨案） 武汉 物价上涨，公立大学所发伙食费不够 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 中共领导

1947年10月 杭州 浙大学生会“于子三”参与地下党被捕死于监狱 全国各地学生抗议政府逮捕屠杀学生 中共领导[102]:163

1948年1月 上海 同济学生自行选举自治会，被校方开除学籍 同济大学学生赴市政府请愿 中共领导[103]:143

1948年3月 北平 民国政府查封中共地下党组织华北学联 万余学生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营火晚会 -

1948年4月 北平 民国政府逮捕华北学联学生 五百学生在政府北平行辕请愿 中共领导[104]:170

1948年6月 沪津 美国决定扶植日本经济 上海万余名学生游行示威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天津北洋大学拒绝美国救济粮 -

1948年7月

（北平七五事件） 北平 北平市参议会决定重新考核东北流亡学生在北平临时大学之入学资格。次日谈判后，中国青年军向离场学生开枪，8名学生死亡。国府方面则称政府和学生互相开枪对射[105][106]:177 一万学生前往李宗仁官邸请愿抗议 中共领导[107]:26

情报与宣传

1947年2月前的重庆曾家岩民生路新华日报社，办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

除此之外，中共在国府高层安插大量的情报人员，包括刘斐、熊向晖、郭汝瑰以及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等大批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所组织起的绵密情报网[108]，令国民政府几乎所有重要作战情报皆为中共提前掌握，严重影响国军作战。

1947年2月被查封之前，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出版《新华日报》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思想。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时，《新华日报》每天都登有新华社发的中共军队胜利战报，每天辟有专栏刊登启事[109]，将中共俘虏的国军将官公布在报纸上让家属认领。此事引起国统区普遍恐慌。据《新华日报》编辑回忆说，“有反动派对此不满，表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怪事，在打仗的时候，竟允许敌人在自己的区域发宣言、发战报，进行宣传？’……想以此作为迫害我们的借口……敌人对新华日报的稿件更加紧了控制。新华社的稿件不准登，前线的胜利消息不准登……。我们有时也作些不损原意的改动，更多的时候根本不理睬，该登的还是照样登。敌人对我们毫无办法。”[110]:41同时，重庆地下党秘密发行《挺进报》以取代新华日报，大量散播中共军队在前线胜利的消息，并组织工潮，学潮和农村暴动。1949年9月，昆明银行从业员联谊会发表告社会人士书，反对征兵征粮，反对苛捐杂税，反对蒋桂系统军队入云南[80]:9002。

原本国民政府也同样拥有具有一定能力的特务机构军统局与戴笠等众多特工干部，对中共进行谍报和渗透的工作。不过随着戴笠意外丧生后，军统局在中国共产党安插的情报人员也因失去内外联系而随之被埋没和倒戈，至此国民政府所有的谍战与政战系统彻底崩溃，为后续的国共内战战争中的崩盘带来一定的影响。

受降、接管

1946年，国军部队于接管日占区城镇后在街道上成队列行进。

参见：政治协商会议

1945年7月，国共双方便爆发了爷台山战役（英语：Yetaishan Campaign）。1945年8月，美军在广岛投掷原子弹之后，苏联军队出兵中国东北。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111]:32。国共军队为争夺受降权开始爆发内战。8月下旬，阎锡山部队在长治地区接受日本投降。上党战役，共方参战兵力为31,500人，并有5万民兵助战，国方部队13个师38,000人，从8月下旬到10月8日，国方除4,000余人逃走外，全部被歼，被俘官兵17,000人，包括军长史泽波及副师长以上将领10余名，并攻占县城6座，共方伤亡4,000人[112]:341-343。邯郸战役，为国方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下之冀察战区司令高树勋，率领其新编第八军和两个纵队及河北民兵万余人，于10月30日在河北磁县马头镇投靠中共，成立民主建国军，高为总司令，致使第三十军、第四十军于10月31日至11月2日被歼，马法五以及副军长、4个师长以下官兵2万余人被俘[113]:417-419。同时，国军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华北推进受降。中共军队则予以阻止，内战之火愈演愈烈[114]:238。

内战爆发

1946年，通过美国运输船向东北开进的国军部队。

1946年，在四平城内集结的国军部队。

在苏联的默许之下，解放军渗透进入东北，而国府认为东北问题属于主权外交问题，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占领。

11月，根据中苏协议，国军进入东北接管，但受到苏联阻挠。辗转登陆后，在山海关遇到中国共产党阻击，东北爆发内战[115]。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停止军事冲突协定，规定双方军队自1月13日午夜起就地停止军事行动[12]:2015。在马歇尔调停下，国共下令停战。中国共产党履行协定，中国国民党在下达停战令前，密令军队“尽速抢占战略要点”，接着又调动军队进攻解放区[12]:2015。3月开始，随着苏军撤离东北，国共再度大打，全面争夺。4月，国军在四平与林彪东北民主联军发生激烈战斗，5月初，国军新六军突破东北民主联军防线，18日占领四平[116]。蒋利用停战机会，在关外，以“接收主权”为名，增兵东北，抢占战略要地，形成“关内小打，关外大打”，据不完全统计，从1月13日至5月20日，国军向解放区发动大小进攻3,635次，使用兵力258万余人，强占解放区村镇2,077个，县城26座；蒋在将近十个月打打谈谈之后，自以为完成发动全面内战之准备[87]:494。在马歇尔施压下，6月初，国民政府发布第二次停战令[117]，兵力上的对比是：中国共产党军队在1945年9月拥有61万正规军，66万地方部队和数百万不脱产民兵（另有一说这是内战开打时的数字）[118]。以满洲国军为代表，最高峰时在编人数超过80万的伪军[119]:31，有相当高比例又是被双方军队收编大部分加入国军，小部分加入解放军[120]，这些改编都是在日本投降后几个月完成的[121][122]。到1946年6月国民革命军拥有军队430万，能够用于机动作战的高素质部队200-220万[123]:374[124]:12[125]:450[126]:93。在国民革命军中，一直存在着有装备精良训练充分的部队，和受差别待遇的，人员素质和装备水平都低、军纪也较坏的杂牌部队并存的现象，后者经常与中央系部队互相敌视，难于统一指挥[127][128][129]:33[130]:182[131]。

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中华民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有关文件

国军全面进攻

主条目：重点进攻

停战谈判中断，国民政府并于1946年6月26日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掀起内战[87]:494，公开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区[12]:2015。1946年6月，蒋在美国支持下，调动160万正规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军反击[132]:472。面对蒋全面进攻战略，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之作战原则[87]:494-495。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以歼灭国军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之积极防御之战略方针，领导解放区军民还击，经过8个月作战，迫使国军放弃全面进攻之计划，于1947年上半年将进攻重点放在山东和陕北[12]:4923。1947年3月，蒋集中兵力向陕北、山东重攻，不久被粉碎[132]:472。

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在其完成各项军事部署后，于1946年6月26日，公然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2]:4923。停战有效期刚过，国军在刘峙、程潜的统率下，以20万优势兵力攻打在湖北、河南边界宣化店被包围的李先念部6万中原解放军，李先念率部提前突围[133]。全国内战爆发开始，蒋实行全面进攻战略，使用其正规军百分之八十，即193个旅，158万人之兵力，企图首先消灭中原解放军，然后攻占江苏、安徽，再攻华北，“在三个月或六个月内解决问题”；全面进攻重点在华东战场，并实施军事、政治和经济相结合，地方团队、还乡团等与正规军相配合之总体战[87]:494。

7月，国共就苏北政权的谈判陷入僵局，此时国军为保卫南京侧翼安全，向苏中和苏北的新四军驻地发动进攻[134]:2。国军5个整编师共15个旅约12万人，企图由南通至泰州一线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攻[12]:1489。解放军发起苏中战役，中共称之为“七战七捷”[12]:1489。粟裕、谭震林指挥19个团3万余人，从7月13日至8月27日，连续作战七次，均获胜利[12]:1489-1490。在一个半月中，歼灭国军6个旅及5个交警大队，共5万余人[12]:1490。12月中旬，粟裕部在运动战中歼灭国军第六十九师。而国军则占领苏北全部城镇，把解放军压过陇海线。

在山西，解放军在7月下旬发起攻势。7月20日，解放军为攻占大同，围困应县国军。8月，解放军贺龙部开始围攻大同[85]:154。傅作义部全力增援大同守军。9月14日，傅作义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克复集宁，解大同之围[85]:154。此时国共在集宁处于胶着状态，中国共产党迟迟未能攻克大同，故解放军主动撤退。10月初，应马歇尔要求，国民政府下达第三次停战令。停战令期限刚过，中共军队主力在大同。10月11日，国军第三十六集团军奇袭夺取中国共产党华北区中心城市张家口[85]:154。正在斡旋国共冲突的民主人士梁漱溟看到国军攻占张家口的报纸后称“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去。”[135]

在河南，8月10日，刘邓大军三个纵队突袭陇海线，占领砀山和兰封之间百余公里铁路，随后国军调集大军反攻。9月初，解放军撤退同时在定陶全歼国军整编第三师，但是国军整体呈攻势没有改变。在东线鲁西南地区，国军进展较为顺利，在晋南地区，胡宗南部队受阻，整编第一师第一旅被陈赓部围歼。10月下旬，国军占领25座县城，完成华北南线作战，中国共产党晋冀鲁豫部队被压制在黄河以北。四个月来，国军占领解放区105座城市，却损失32个旅，约30万人兵力[87]:495。11月1日，国军登陆烟台，鲁南各地相继收复[85]:154。解放军撤退让中国国民党误以为胜利在望。然而解放军人数实际上未减少，很快展开反攻。1月，国军进指陈毅部于鲁南，由徐州绥靖主任薛岳指挥[136]:313。初战，国军马励武、周敏英两军（整编第二十六师，整编第五十一师另第一快速纵队）于枣庄、峄县地区，为解放军所败（国军损失5万余人），2月间虽陈诚亲赴徐州指挥（以20个旅从苏北，以3个军从鲁中，两面夹击临沂），激战半月，临沂遂告克服，陈毅终告撤退（佯败于南线国军，弃守临沂，主力隐蔽兼程北上）[136]:313-314。2月下旬陈毅部反于莱芜区，将李仙洲（北线国军第二绥靖区副总司令）部（3个军7个师约5.6万人）包围解决[136]:314。

1946年制宪国民大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

194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召开记者会，谴责制宪国大召开，宣布自己将返回延安。

1947年3月7日，政府代表张治中在南京送董必武等中共驻京人员乘坐美飞机撤回延安。

1946年10月11日，国军进据张家口，战事虽告一段落，战争并未停止[137]:75。蒋把占领一些地方当作“胜利”，尤其是占领张家口后，立即下令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并积极准备突袭延安，继续向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解放区进攻，其主要战场仍在华东之苏北和山东[87]:495。中国共产党和民盟要求追究中国国民党破坏和平的责任。中国国民党坚持于1946年11月中召开制宪国民大会，而周恩来称，“国民大会一旦召开，他就回延安”[133][138]。在部分人看来，国民大会前中国共产党能否提交名单已经成了问题关键。在马歇尔拒绝调停情景下，10月26日，梁漱溟代表第三方面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但经周恩来施压又撤回此案[139]:207。11月11日，国民政府通知第三方面，国民大会代表报道人数达到法定人数，无论中国共产党是否参加，均预定在11月15日举行。第三方面中的民社党和青年党决定参加国大，民盟则拒绝参加并开除民社党出民盟，这一分裂标志着第三方面调停失败。11月15日，制宪国民大会开幕，蒋为取得军事上配合，拟定结束苏北战事作战计划[87]:495。

1946年，中国共产党实行总动员，公开进攻榆林、辽宁，并大举进攻苏北，旋又加紧破坏北宁路[86]:49。中国共产党东北民主联军发动攻势，林彪、罗荣桓部队经由土改和创建根据地，兵源大增，经1946年兵力逐渐占据优势，且装备精良，故一直以攻势为主。同年夏，关内各地国军虽迭获胜利，东北地区由于防地辽阔，兵力不足；加以交通被解放军所破坏，乃形成被动之形势[85]:162。

1947年2月底，林彪部渡松花江南下，5月初大举发动猛攻，5月17日攻占怀德，5月21日攻占公主屯，孤立永吉、长春、四平街[85]:162。据中国共产党称，直至1947年4月，歼灭国军4万余人，攻占城镇11座。

1947年1月31日，延安总部公布1946年7月至1947年1月战争几项重要统计：七个月中，共歼灭国军56个整旅（师）、其中1月份歼国军12个旅；毙、俘其将级军官103名，其中俘获87名，俘获后逃跑4名，击伤12名[80]:8276。国军攻占解放区城市199座，共军攻占国统区城市100座[80]:8276。

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经过八个月作战，国军损失正规军66个旅（师）共54万余人，非正规军17万人，合计71万人，攻势受到严重挫折。

国军重点进攻与解放军局部反攻

1947年全国战场战事概况。

1947年3月10日，中国共产党首都留守处人员从南京返回延安3天后，国军胡宗南兵团从洛川沿成榆公路进攻延安。

1947年5月中旬，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在孟良崮战役中全师覆没，师长张灵甫阵亡。

1947年，毛泽东撤离延安。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中共中央机关分为中共中央前方委员会、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分散办公。

1947年3月10日，各路国军20万在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挥下，分由洛川、宜川向延安进攻，中国共产党调动5,000兵力[140]，凭借地雷和伏地堡垒顽强抵抗，国军3月19日攻入延安[85]:158。解放军争取中共中央自动撤离延安，国军攻入空城。国军称毙伤解放军1万6千余人，俘虏解放军1万余人[85]:159，中国共产党方面则称伤亡甚微。3月18日中共中央主动从延安撤退并随彭德怀西北野战军2万余人开始在陕北高原进行游击战，即陕北战役。期间，解放军获得青化砭、羊马河、沙家店等战斗的胜利。

在山东南部，新投降中共的郝鹏举再度反水。郝鹏举率领2万人归附国军[85]:158。1946年11月15日，国民大会开幕，蒋为取得军事配合，拟定结束苏北战事作战计划，又调集31万人企图与解放军华东主力在临沂地区决战，结果四个月战事又以损失41万5千余人而告失败[87]:495。1947年4月初，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打通，国军包围解放军陈毅部于沂蒙山区[85]:158。顾祝同率领60万国军进攻。由于国军采用齐头并进战术，将军队控制在一个范围内，导致解放军游击战术无法奏效。但粟裕提出以山东解放军主力决战方式粉碎围攻的方式最终被采用。4月30日，据新华社统计，国军在4月份被解放军折损合10个半旅，夺占国军驻守县城48座[80]:8345。5月16日，华东野战军围攻孟良崮，至下午5时，全歼整编第七十四师3.3万人[80]:8355。在孟良崮战役中，整编第七十四师全军覆没，师长张灵甫阵亡。5月19日，蒋介石飞徐州，与顾祝同研讨山东军事，决定各部暂驻原防，全面整训，改正战术，准备最后决战[80]:8356。

5月初，胡宗南国军经过3个多月战斗，仍未接触到中共中央，并在青化砭、羊马河、沙家店连续败于解放军彭德怀部。在华北地区，国军兵力空虚，聂荣臻组建晋察冀野战军机动作战。自1947年5月起，解放军徐向前、彭德怀等部开始围攻太原，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坚守[85]:164。

6月，国军继续自鲁南向北进攻，国军分兵驻守所占城市从而被解放军包围。6月6日，解放军攻陷热河赤峰[85]:162。6月16日，国军被迫放弃安东省会[85]:162。解放军开始进攻辽宁沈阳[85]:162。6月，解放军猛攻四平街，国军守军陈明仁部坚守月余，歼敌甚众，蒋特电嘉勉[86]:51。6月28日，最高法院检查署下令通缉毛泽东，7月4日国民政府通过“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变方案”，以对付中国共产党[15]:704。至7月，林罗部围攻四平，血战未克，兵力受损。

6月18日，胡琏整编第十一师占领中共山东指挥部所在地鲁中南麻镇。此时因刘邓军在鲁西进攻，国军被迫自鲁中回援，陈毅粟裕部队乘机进攻南麻整编第十一师，但因连降大雨，解放军弹药受潮，攻击出现困难，久攻未克。此时国军再度调集大军围攻，陈粟部因多处军队有遭遇合围危险，伤亡较大，因此放弃围攻，撤至黄河以北惠民。

国军在山东地区的重点进攻，于1947年9月达到高潮。国军整25师在9月扫荡胶东，占领莱州，中共在山东的根据地出现动摇之势。然而国军并未将这种进攻势头保持下去，胶东的精锐部队在随后分兵前往大别山和锦州，山东共军度过了最艰难时期。国军在陕北地区的进攻，则在夏季达到高潮，时榆林战役国军成功挫败共军，而毛泽东在陕北辗转躲藏，几经危险，曾考虑前往哈尔滨躲避。

同年夏天起，解放军逐渐掌握优势，开始主动反击。6月30日，国民政府司法院最高检察署通缉毛泽东、周恩来等。经过一年内线作战，解放军粉碎了国军全面进攻，基本挫败其重点进攻。战争第一年，解放军歼灭国军112万人[12]:4923。国军总兵力由1946年6月的430万下降到373万，官兵士气下降，113个旅被歼灭或受到过歼灭性打击，用于机动作战兵力寥寥可数。经过一年作战，解放军总兵力由127万上升到195万，正规军扩展至近100万人。

解放军战略进攻与国军重点防御

1947年10月，国民政府宣布取缔中国民主同盟，中共及民盟强烈声讨。

1948年全国战场战局概况。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呼吁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尽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建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国立交通大学教授在立法委员选举中投票。

1948年1月和8月，蒋先后采取分区防御和重点防御战略方针[132]:473。不久在解放军打击下，其政权迅速崩溃[141]:689。从1948年9月起，军队主力在解放军接连发动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中被歼灭[132]:473。

1947年6月30日，解放军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主力一部挺进中原，将战争引向国统区，在外线大量歼敌；以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武装继续在内线作战，箝制和消灭敌人，收复失地[12]:4923。在中原地区，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部队夜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正式标志解放军揭开战略进攻序幕。7月1日，刘邓渡河后包围郓城国军整编五十五师，此时陈粟军从国军缝隙处南下，进攻费县，威胁兖州。同时刘邓大军又攻克郓城、曹县，并将羊山集处国军整编六十六师合围。7月底围歼羊山集整编第六十六师。8月，国军肃清胶济铁路沿线解放军[85]:158。8月21日胶济铁路全线打通，8月23日国军在河南收复汝南、新蔡[15]:704。

8月，刘邓大军在国军大部队围攻下，南下中原，进攻国军薄弱地带。8月19日，全军渡过黄泛区。8月22日，华中解放军陈赓部自豫西新安、渑池、陕县等地分道偷渡黄河，穿越伏牛山，一度攻陷嵩县、洛宁、登封、临汝、鲁山、方城等地，遭国军围剿，复渡河回豫北[85]:162。8月23日强渡汝河，8月26日乘淮河洪峰之间渡河，进入大别山战略锁钥区。追击国军因淮河水涨而被阻淮河北岸。与此同时，陈赓、谢富治兵团在茅津渡处渡河成功，紧逼洛阳。8月，在毛泽东指示下，陈粟军队重新南渡黄河，发起进攻。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白崇禧成立九江指挥部围剿。

在陕北战场，彭德怀部队在1947年8月初围攻榆林，钟松整编第三十六师北上救援。随后彭德怀围点打援，发动围攻钟松的沙家店战役。刘戡全力救援，钟松逃脱。

8月开始，东北野战军发动秋季攻势，大量歼灭国军部队。此一全面攻势，苏联原不赞同，斯大林曾透过刘少奇要中共采取游击战争，暂置大城于不顾，但周恩来认为发动全面攻势之时机已经成熟，解放军乃于全国各地对国军展开攻势[15]:706-707。

此时解放军东北有林彪，黄河下游有刘伯承，山东东部有许世友，山东西部有陈毅，河南西部有谢富治，陕西北部有彭德怀，另有罗瑞卿、徐向前等部亦在华北各地攻城掠地[15]:707。中共中央于9月1日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提出“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战略进攻方针；接着三路大军跃进大别山，成“品”字形展开，态势东摄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使蒋由进攻战略改为防御战略[87]:496。9月2日，解放军攻陷湖北麻城[15]:705。9月底，国军分别自龙口、烟台登陆，山东战事告一段落[85]:158。9月20日在安徽先后收复舒城、六安、庐江、桐城和霍山，9月24日及9月27日在山东先后克复莒县和龙口，10月1日及10月5日又在山东先后克复烟台和威海卫[15]:704-705。

10月，彭德怀再度围攻榆林，国军无兵可调，蒋致电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求援，马鸿逵命整编第十八师支援榆林，彭德怀再度围点打援。宁夏军与彭德怀部队在元大滩激战，双方伤亡惨重。最后彭德怀撤退。

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联名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80]:8429，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之号令[87]:496。主要内容是：组成民族统一阵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内战罪犯；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治其田的制度；承认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的条约[12]:3717。同时，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分别在中共党内和在军队中开展，提高全党、全军战斗力[12]:4923。

10月，因华北国军增援东北，解放军乘机向保定，石家庄进攻。11月23日，解放军攻陷安徽武穴[15]:705。国军11月1日在吉林收复永吉，11月18日在湖北收复黄梅[15]:705。11月12日，聂部攻克石家庄。为统一指挥，国民政府于1947年11月30日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匪总司令”，指挥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绥远五省军队[15]:706。傅作义率主力部队沿平保线寻机作战。聂部围点打援，机动歼灭国军，国军第三十五军两个师部阵亡。徐向前在山西南部发起运城战役，12月国军全部被歼灭。此时国军在晋南仅剩临汾一座城市。

1947年底，蒋中正不得不承认“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于是又被迫由全面防御转为分区防御，把战略集团分别安在徐州、沈阳、北平、汉口、西安五个中心战场上[87]:496。由于苏联不断援助中国共产党，到1947年11月，美国亦恢复对国民政府援助[15]:705。12月25日至12月28日，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在陕北米脂杨家沟召开，共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及陕甘宁和晋绥两解放区主要负责人19人参加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分析解放战争转入进攻后之国内形势，指出中国人民之革命战争已经到达一个转折点，总结军队作战经验，提出十大军事原则，并进一步阐明革命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会议准备在新形势下夺取胜利[12]:3715。

1948年，为国军处境险恶之一年[136]:315。从本年起，国军在各战场，均陷于被动[136]:315。解放军在东北，在山西、河北、察哈尔，在山东、河南、陕西各区，都陆续举行反攻[136]:315。由于解放军全面反攻，及国军不断失利，于是各战场形势，都发生根本变化[136]:315。

1948年1月，国民政府任命卫立煌为“东北剿匪总司令”，同时命令各省设保安司令部，确保各省治安[15]:706。在东北战场，1948年初，林罗部队再度发动冬季攻势，国军精锐部队新五军遭围攻，导致国军遭受重创。2月，林罗部以强大兵力第四次围攻四平，经过血战攻克四平。此时东北的国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林彪部队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处于完全机动地位。此时，北宁线被解放军切断，国军只能依赖空中补给，国军试图撤退，但是空运问题难以解决。

2月下旬，陕西战场国军刘戡部，由延安撤退，转进西安时，在宜川、黄陵之间中伏，全军覆没，师长严明战死，刘戡自杀[136]:315。因中共包围延安刘戡败退西安时，解放军彭德怀部在宜川围点打援，刘戡第二十九军主力阵亡。1948年2月底，刘邓部队自大别山区出击。解放军陈赓部再度渡河南下，3月12日攻陷洛阳，复陷豫西各县，扰及鄂北一带，7月17日攻陷襄阳[85]:163。陈赓、谢富治兵团乘中原国军兵力空虚，进攻洛阳，两进两出，两次歼杀国军守军。陈赓、刘伯承两部，于春、夏先后击灭邓县、镇平、内乡等数十万强悍善战之民团，消除在豫、陕、鄂边区行动之障碍[136]:316。3月间，山东战场胶济铁路西段，及周村、淄川、博山、威海卫等，全为解放军许世友、谭震林两部攻占[136]:315-316。

4月，解放军刘邓部队进攻阜阳。4月底，彭德怀全歼渭河以北地区国军并掌控延安，奉命驻守黄龙地区。国军亦于撤退途中，损失甚重，从此渭河以北地区，无力控制[136]:315。4月27日，潍县之第九十六军覆没，军长陈金城被俘[136]:316。

5月，渤海胶东鲁中三个战场，解放军把它连成一片，济南完全陷于孤立[136]:316。在华北地区，5月中旬，解放军攻克临汾。5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原野战军，发动宛东战役，击溃国军第十八军。经过近一年战斗，中原地区战事转向对解放军有利，国军日趋被动。

6月22日晨，由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统帅之整编第六十六师和所属第十三旅及河南保安第一、第二旅三个保安团阵亡。刘陈所部与粟裕部会攻开封，守将李仲莘战死，攻陷开封，中原战场储备之武器粮草尽为解放军所夺去[136]:316。别路解放军粟裕部，于6月23日攻陷开封，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莘阵亡[85]:163。期间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及两广纵队和中野第十一纵队对西援之邱清泉部使用运动防御攻克兰封，中野第九纵队及豫苏皖军区一部袭占中牟阻击东援之郑州孙元良部。华野第十纵队中野第一、第三纵队阻击胡涟部于上蔡以北，华野山东兵团包围兖州苏北兵团攻克海州以西[136]:316。因开封为粟裕攻克，蒋中正随即命整编第五师及第83师邱清泉向开封攻击前进，以整编第七十二师、第七十五师、新编二十一旅自睢县杞县迂回进至开封；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与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在睢县杞县太康民权之间夹击区军团，并命中野第三、第八纵队与上蔡地区第十纵队和杞县两广纵队阻援。6月26日，开封复被国军邱清泉、孙元良兵团所收复，追剿陈毅部于黄泛区，激战十余日，解放军伤亡近8万人，乃向陇海铁路以北退却[85]:163。第三、第八纵队撤离开封退至通许县，区部进抵睢杞间停止不前。开封郊外国军与解放军发生激战[86]:55。继而粟裕部伏击区寿年兵团于睢阳，区部损失甚重，区寿年被俘[136]:316。27日夜粟裕部合围区寿年兵团；29日晨成功将整编第75师、新编第21旅包围于龙王店，将整编第72师包围于铁佛师，阻援部队控制杞县王固集一线夜阻援军在杞县以东及西南地区阻击邱清泉。至7月1日全歼区军团[136]:316。

在军界，有李宗仁、白崇禧一派之桂系，仍然自树势力[15]:724。为统一华中各省军事，6月底成立“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命白崇禧为总司令[15]:708。

6月30日，邱清泉部第五军自豫东杞县被中原野战军围困之区寿年、沈澄年部，国共两军展开激战；为保障粟裕、陈士榘、张震所部之睢杞作战，中原野战军于是日起至7月1日在西平以西阻击国军吴绍周兵团，并予之以重大杀伤，迫使邱清泉整编第十八兵团向吴绍周兵团靠拢[80]:8629。解放军自攻占开封后，一方面学会攻城战术，一方面增强攻坚信心[136]:316。于是解放军之战略战术，都获得重大修正[136]:316。

6月至7月，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发动豫东战役，歼灭整编第六十六师一个旅，第七兵团兵团部及下辖的整编第七十五师，确定了解放军在中原地区的优势地位。山东兖州为解放军攻陷[86]:55。刘伯承于攻克开封后，旋即率部进袭襄樊，7月16日，攻下襄樊，守将康泽被俘，鄂西北尽攻陷[136]:316。至此国军中原战场防御体系，已支离破碎[136]:316。7月以后，形势日趋严重[85]:164。

毛泽东在1948年8月称“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142]:135晋冀察边区和冀鲁豫边区已经打通，到8月间合并为华北解放区，而且到7月以后，华北、华中两解放区已在江淮河汉间造成并肩作战之整体[15]:708。两年内战后，蒋190万正规军被分别牵制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五个战场上[87]:497。

国共战略决战

主条目：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和济南战役

1948年至1949年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战局概况。

解放军东北野战军进攻锦州城垣。

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在日制九七式中战车掩护下向沈阳沿线进攻。

淮海战役中，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坦克部队使用美制M3A3斯图亚特坦克配合步兵攻击。

战争第二年，解放军歼灭国军152万人，并攻克大批国军重点设防城市，为与国军战略决战创造条件[12]:4923。国军到1948年6月底总兵力保持365万。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年共损失80余万，归队45万，动员110万农民参军，80万俘虏兵补充入部队，达到280万。战争随即进入第三年。

蒋于1948年8月上旬召开南京军事会议[143]，决定实行重点防御战略方针，并准备撤出东北，确保华中，企图收缩战线，集中兵力，依托战略要点之坚固阵地坚守防御，同时组成强大兵团机动作战，以攻为守；为此，裁并绥靖区，减少机关，扩大机动兵团，并在大后方加紧二线兵团编组训练[87]:497国军不断失败，军事上及政治上信心逐渐动摇，加以金圆券改革不过一月，即又开始贬值，于是败北主义更加盛行于文武百官之间[136]:316。在战略指导上，蒋以中原战场为全战局之枢纽，为集中兵力确保华中，决定坚决保持三角（即徐州、汉口、西安）、四边（即陇海铁路、兖州以南津浦铁路、郑州以南之平汉铁路及宝鸡至成都公路）、十三点（即开封、郑州、济南、商邱、南阳、襄阳和樊城、确山、信阳、汉中、安康、钟祥、宜昌、合肥），形成东西呼应[87]:497。

1948年9月16日，解放军集中兵力10余万围攻济南，因国军第八十四师吴化文部叛变，至25日城陷[85]:163。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被俘[86]:56。陈毅、粟裕等部围攻济南，正当战事发展至高潮时，吴化文军在城外阵前哗变投向中国共产党[136]:316。济南国军所部10余万人全部解甲[136]:316。解放军攻克设防坚固的要塞济南。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解放军连续进行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歼灭国军主力，解放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12]:4923。在三大战役中，国军总兵力损失150万人以上，精锐兵团几乎覆没。

1948年春，东北人民解放军林彪部连续在东北发动七次攻势，2月7日攻占辽阳，2月26日攻占营口，3月14日攻占四平街，3月19日攻占永吉，国军集中兵力坚守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地区，补给全赖空运接济，因运输量有限，三地食粮燃料奇缺，长春每日饿毙者不下百人[85]:162。

9月中旬，林彪部猛攻锦州及义县，企图切断国军关内外联系[136]:317。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贻误戎机，大为解放军所乘[85]:162。

10月16日，解放军攻克锦州，东北剿匪副总司令范汉杰、兵团司令卢濬泉及所部数万人，除伤亡外，全部被俘[136]:317。10月17日，长春守军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所部投向中国共产党[136]:317。10月18日蒋飞临沈阳，指示东北作战计划，仍未能迅速挽回颓势[85]:162。10月23日，解放军攻陷长春，东北剿匪副总司令郑洞国被俘[85]:162。新编第七军军长李鸿等亦率部投降[136]:317。10月28日，廖耀湘兵团在彰武打虎山被围歼，廖被俘[136]:317。

11月2日，解放军攻陷沈阳，卫立煌先期飞北平，部分国军突围撤至营口，经海运南下，东北尽失，国军先后犠牲精锐达30万人[85]:162。国军自沈阳、营口撤出东北[86]:56。沈阳守军周福成，率部投向中国共产党[136]:317。接着解放军相继开入东北各要津[136]:317。

先是国军鉴于东北全盘失败，故将关内各战场孤守据点之兵力尽量撤回，以图缩短战线[136]:317。秋后，郑州至连云港间各孤点尽行放弃，准备退守江南[136]:317。但中途遭解放军牵制，以致行动暴露[136]:317。11月，解放军进攻徐州[86]:56。国府任命刘峙为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指挥，自动放弃郑州、开封等据点，调动40万重兵与之决战[85]:163。

11月初，粟裕及刘伯承两向徐蚌地区发动攻势[136]:317。双方大战展开，因国军彼此缺乏联络，未能尽量发挥作战功效[85]:163。黄百韬兵团原定11月5日开拔，向大运河以西撤退[144]:305。11月8日，第三绥靖区司令何基沣、张克侠率部哗变[136]:317。遂致国军在徐州北部防线开了一个缺口，由山东南部地区南下之解放军粟裕部，便轻易迅速通过缺口，于11月9日直插到徐州东侧，挡住黄维兵团退路[144]:305。伙同原在南面之陈毅主力，对黄百韬兵团两面夹击[144]:306。11月14日，东线黄百韬兵团被解放军粟裕部包围于碾庄附近[85]:163。11月22日，江苏邳县之碾庄失守，司令官黄百韬自杀殉职[86]:57。

当碾庄战役恶化时，国府急调华中黄维兵团（约15万人）赶往支援[136]:317。黄维部行至宿迁双堆集[136]:317。11月24日起，杜聿明指挥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由徐州出动，连续几天向南攻击，由于解放军凭借工事，顽强抵抗，进展缓慢[144]:325。由固镇北攻之李延年兵团，情形也一样[144]:325。12月1日，蒋召见第十二兵团副司令胡琏，令其立即飞赴双堆集，协助黄维指挥[80]:8741。

11月27日，南线黄维兵团被解放军刘伯承部包围于蒙城、浍河、涡河之间双堆集，至12月6日所部瓦解，黄维被俘，副司令官胡琏突围以出[85]:163。12月15日，除胡琏率领一部突围抵蚌埠外，黄维兵团全部被歼[136]:317。

11月30日，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及徐州机关和部分青年共30万人向徐州西南方向撤退[80]:8740。12月1日，徐州剿匪副总司令杜聿明率孙元良、李弥及邱清泉等兵团向西转进[136]:317。徐州国军为避免包围，于12月2日自动弃城南撤，至永城东北之青龙集、陈官庄间地区，遭粟裕麾下解放军30余万要击，伤亡极众[85]:163。

12月6日当晚，孙元良兵团全部被打垮[144]:338。孙元良和两个师长突围而出，两个军长、师长被俘，部队大部溃散，勉强收容几千人，编成一个师，拨归邱兵团第七十二军[144]:338。自12月19日起大雪纷飞，一直下了十多天，空投大受影响[144]:338。时值天气严寒，连日雨雪，加以国军掩护大批随行难民，接济困难，遂感不支[85]:163。1949年1月6日，解放军看见招降无效，就发动猛烈总攻[144]:338。苦持至1月10日，解放军挟大规模兵力进攻，国军阵地卒被突破，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杜聿明被俘，兵团司令邱清泉身亡，李弥、孙元良等突围以出[85]:163。解放军使用运动战进攻突破国军人海战术阵地，李弥、孙元良全军覆没仅以身免[145]。国军所部连机关眷属共40万人，除战斗身亡外，全部解甲[136]:318。此役，双方参战人员共一百多万人；经2个月以上之激战，国军所有精锐部队，损失几尽[136]:318。解放军总共伤亡13.4万人[146]。自此以后国军陷入于绝对劣势中[136]:318。解放军乘势往南攻陷蚌埠、临淮等地，进而威胁南京[85]:163。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开入北平，平津战役结束。

1949年，中华民国空军向太原守军空投物资，此时太原已成为孤城。

1948年底，华北野战军杨成武部在新保安合围歼杀傅作义精锐国军第三十五军。林彪所部数十万精锐进入关内，合聂荣臻、贺龙等部解放军，以近百万之众对北平、天津采取大包围形势[85]:163。12月21日，东北野战军迅速南下，攻占咸水沽，切断平津国军海运退路。1949年1月初，东北野战军完成对北平、天津和塘沽分割包围。1月7日，解放军开始猛攻天津，国军警备司令陈长捷部奋力抵抗，至15日攻陷天津城，解放军死伤在万人以上[85]:163。解放军死伤23,799人，国军11,270人阵亡、俘虏116,935人、投降2,772人。

时傅作义以所部精锐损失重大，又鉴于淮海战役失利，故信心开始动摇，战事演变至此，已有孤城落日之象[136]:318。1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天津发动总攻。1月15日8时，俘虏陈长捷。天津归入解放军之手[86]:57。北平仅剩下傅作义守军20万人。傅作义经过第三方苏静、邓宝珊等人与中共接触，达成和平协议。

继天津失陷之后，傅作义在中国共产党多方游说下，率所部30余万人并将北平、察哈尔和绥远地区，先后交予中国共产党[136]:318。1月22日，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北平局部和平”，解放军无阻进入北平，除少数学人事先由国府派飞机接运至南京外，国府官员多未能及时撤出[85]:163-164。1月31日，国军出城接受解放军整编。于是长江以北，除武汉一隅外，完全易帜[136]:318。国军在北方仅剩下太原、安阳、新乡、归绥若干据点。

1948年底至1949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动员了十数万北方干部前往南方地区准备接管政权。尽管战局对中国共产党十分有利，但其动员机制已经触碰社会瓶颈，因此发生了较多的逃亡事件[147]

渡江战役

主条目：渡江战役

参见：蒋介石、李宗仁、太原战役、广东战役和广西战役

1949年4月至10月中国战场战局概况。

1949年，解放军装备的美制M3A3斯图亚特坦克在长江附近行军。

1949年，国军在吴淞上船撤往台湾。

1949年5月16日，解放军进驻汉口。

1949年1月，蒋介石召集陆、海、空军将领会议，指示以战求和之方针，应随时提高警觉，免被共产党所乘[86]:57。是年初，由于各战场军事逆转，已非人力所能改变，加以政治情势迫促，为适应和谈要求，蒋于1月21日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职务[136]:318。惟其大势已去，人心瓦解，城下之盟，又非国府所能接受[136]:318。1月26日，解放军进入六合县城。近逼首都南京。

2月5日，行政院迁移广州办公，南京只保留代总统办公室[85]:169。3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夺取全国胜利及其以后之基本政策[12]:4923。4月1日，张治中等飞抵北平，4月5日上午9时“和谈”预备会议开始[85]:169。国共双方在《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基础上经过磋商。4月15日，和谈第二次正式会议，周恩来将修正后之《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限张治中等4月20日签字，并表示不论战争或和平，届时解放军一定渡过长江[85]:169。但在中国共产党规定的和谈截止日，国府认为：“将政府高层数人直接列为“战犯”，这是政府方面无论如何不可能接受的。”4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发表声明，指斥中国共产党之《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歪曲事实[85]:170。国府最后拒绝签订和平协定[12]:4923。4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总攻击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于是解放军林彪、彭德怀等部，亦分别对武汉及西安进攻[85]:170。地下党组织江阴要塞起义，要塞司令戴戎光投向中国共产党，解放军遂在荻港渡过长江南下[86]:59。百万大军横渡江南，渡江战役爆发。4月22日，解放军刘伯承部占领芜湖[85]:172，4月23日，解放军第35军进入南京城[12]:4923。接着，解放军分路追歼国军残余部队[12]:4923。同日，国军撤离南京，李宗仁置一切职责于不顾，飞往桂林[85]:170。李宗仁迟迟不至广州处理公务[85]:171。李宗仁与白崇禧组织华南防线。4月24日，太原城破，国军巷战惨烈，负伤杀敌者有之，与楼共焚者有之[85]:164。4月底，解放军林彪部直趋武汉[85]:173。

5月4日，解放军陈毅部攻陷杭州[85]:172。同日，李宗仁返抵广州[85]:171。5月14日，林彪、罗荣桓等指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第四十三军，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100多公里地段上强渡长江；次日，第12兵团突破团风至田家镇国军江防阵地[80]:8912。5月15日，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移衡阳办公[85]:173。国军撤守武汉[86]:59。5月16日，解放军四野第12兵团第四十军占领汉口，武汉国军第五十八军及警备部队均撤走；同日夜，占领大治、鄂城、阳新等城[80]:8916。5月17日，解放军四野第四十军占领汉阳、武昌；同日，第12兵团第四十三军占领九江[80]:8917。5月20日，国军胡宗南部撤离西安[85]:174，陇东各地尽为解放军所有[85]:174。5月21日，解放军刘伯承部攻陷南昌[85]:173。解放军陈毅部围攻上海，解放军伤亡近6万人[85]:172。至5月27日，国军主动向舟山、台湾方面撤退[85]:172。解放军攻占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之后向东南沿海进军。同月，驻青岛美军开始撤离。

6月1日，国军撤离崇明岛，解放军占领江苏[148]:519。6月2日，解放军攻占青岛；国军刘安琪第二十一兵团在美军撤出青岛后，登舰往台湾基隆；同日，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及人民政府成立；向明为军管会主任，赖可可、谭希林为副主任，马保三为青岛市市长[80]:8932-8933。6月3日，以太原陷落，青岛已失去军事价值，加以孤悬华北，防守不易，国军自动放弃，全部军民物资撤至台湾，解放军遂据有整个华北[85]:164。6月5日，广东省政府派第四编练司令官欧震兼任广东省保安司令部代司令；国军增防江西吉安，在陕西宝鸡成立前进指挥所[80]:8935。7月16日，解放军林彪部占领宜昌[85]:173。长沙外围展开争夺战[86]:60。7月26日，占领株州；7月29日；占领常德[85]:173。7月底，解放军第一野战军20万人入甘肃[85]:175。

1949年8月1日，湖南省政府主席、国军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与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通电归附中国共产党[85]:173。8月4日，程潜与陈明仁宣布参加中国共产党。8月5日，国府任命黄杰为湖南省政府主席，自动放弃长沙，集中国军于衡阳附近[85]:173。8月16日，第二野战军占领赣州[85]:173。8月17日，解放军陈毅部攻陷福州[85]:173。国府任命汤恩伯主持福建军政，汤氏集中主力于厦门[85]:173。8月23日，蒋鉴于局势严重，飞往广州，与李宗仁、阎锡山等筹划战守事宜[85]:174。8月24日，蒋飞重庆，主持西南军政人员会议[85]:174。国军失守兰州[86]:61。

9月，龙云在云南发动政变，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飞往重庆谒见蒋报告云南省情况[86]:61。9月1日，国军罗广文部增防陇南，支援胡宗南，加强陕南防御力量；国军胡琏兵团重占兴宁，加强防卫汕头、厦门[80]:9001。9月2日，国军重占粤东普宁、陇南礼县[80]:9002；解放军占领西宁[85]:175；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分三路进攻宁夏：北路由兰州出发，沿黄河西岸，经景泰、营盘水一线进军中卫；中路沿黄河东岸经靖远，向中宁前进；南路于9月10日由固原地区出发，进军中宁[80]:9002。白崇禧在衡阳指挥所部署决战计划，企图诱歼衡阳以东解放军，达成持久作战之目的，即集结有力兵团，于粤汉路南段，引诱解放军于衡郴地区包围歼灭；9月9日起以张淦兵团向汝城、桂东、安仁一线反攻，是日国军克资兴、汝城附近之文明[80]:9006-9007；9月10日，国军在番禺附近击败解放军游击队[80]:9007。9月11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防守景泰、靖远之第九十一军、第一二〇军等部于兰州失守后，沿河西走廊西撤，是日到达张掖[80]:9007；空军出动大批飞机猛炸上海、杭州[80]:9008。9月2日，解放军第六十四军进军宁夏途中歼敌一个骑兵团，解放同心县城；解放军进占青海北部亹源、大通县城[80]:9008。9月，解放军在衡宝战役、广西战役中消灭白崇禧集团主力[85]:173。9月20日，解放军分三路来攻厦门，伤亡惨重[85]:173。9月21日，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通电投向中国共产党[85]:175。9月25日和9月26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率领所部7万余人在迪化分别通电归附中国共产党，新疆不战而和平易手[85]:175。9月28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占领银川[85]:175。第一野战军占领陕、甘、宁、青四省。

1949年10月5日，解放军占领韶关[85]:173。10月8日，解放军占领衡阳[85]:175。10月12日，国府宣布自本日起西迁重庆办公，广东省政府则移设海南岛[85]:173。10月13日放弃广州，至10月底广东为解放军所占领[85]:173。10月17日，国军自动放弃厦门，集中兵力固守金门[85]:173。解放军陈毅部渡海攻占厦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主条目：开国盛典和开国大典

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在解放军全面进军的同时，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共产党与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及各界代表在北平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完成建国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建立新政权，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定于1949年10月1日建国。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首都定于北京（由北平改名）；以后中国历次宪法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12]:3716。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以后历次宪法均作同样规定[12]:3715。同时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2]:3716。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成立政权，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86]:61。下午2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毛泽东就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就职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周恩来就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朱德就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下午3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0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由马叙伦、林伯渠等人提议，将10月1日定为国庆日。

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定》，规定了每年的十月一日为国庆日。

解放军向全国进军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占领兰州后进驻国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

1950年，位于重庆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的尸体。国府在败退前集体处决其监狱内的政治犯和中共俘虏。

1949年10月23日，解放军发出进军川黔的作战命令。10月25日，解放军第10兵团就准备挟胜攻金门；攻方7个主力团共2万人，而守方李良荣第二十二兵团也有2万人[149]:10。解放军第28军3个团9,000余人自古宁头登陆，遭国军围歼，为年来战争国军之最大胜利[85]:173。亦是战争中解放军唯一有营以上成建制损失的战斗。

11月1日，解放军展开西南战役，从湖南、湖北进军西南。同日，李宗仁由重庆飞往昆明[86]:62。11月3日，第三野战军登陆浙江舟山群岛中的登步岛时再次失利，被国军歼敌三千。11月6日，国军称登步岛大捷[86]:62。11月14日，蒋介石自台湾飞抵重庆[86]:62。同日，解放军占领桂林[85]:175。11月15日，解放军占领贵阳[85]:175。11月20日，李宗仁出走香港。11月25日，解放军攻陷柳州、梧州[150]。11月29日，政府再由重庆西迁成都；11月30日，解放军攻占重庆[85]:175。同日，解放军占领南宁[85]:175。白崇禧移其总部于海口，黄杰率领所部退入越南[85]:175。

12月7日，政府决定迁往台北，并于西昌作为国共内战大陆战场的大本营，于成都设置防卫司令部[85]:176。12月9日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在昆明公开通电归附中国共产党[85]:176。受卢汉影响，贵州省政府秘书长何朝宗在次日以贵州省代主席名义宣布贵州起义，号召贵州国军部队投降新政府。11日，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起义。解放军和平解放云南、四川两省。12月16日，解放军占领川南乐山，12月18日占领剑阁[85]:176。刘文辉占据雅安欲阻截国军退路，成都有被围之虑，国军乃于12月26日撤守[85]:176。胡宗南移其总部于西昌，继续作战[85]:176。12月26日，国军撤出成都[86]:62。12月27日，解放军攻克成都，西南战役结束，此役解放军围歼国军93万，国军在中国大陆最后一支重兵集团被消灭。12月28日，经过激烈的新渡口战役，解放军第181师横渡涪江天堑占领三台，旋即夺取绵阳。

1950年1月，解放军刘伯承、陈赓、贺龙等部10余万人，沿川康公路入西康，接连攻陷雅安、康定等地，与国军激战于宁南、会理一带[85]:177。3月7日，国军一度克复康定，及解放军大举进攻，乃于3月27日主动撤离西昌，将守城部队空运到台湾[85]:177。3月27日，解放军进入西昌县城。4月初，西昌战役结束。3月5日，第四野战军展开海南岛战役，以木船为主要航渡工具横渡琼州海峡，于5月1日攻占海南岛。5月，国军撤离海南岛，并主动放弃舟山群岛，15万国军及大量物资转运台湾[86]:64。登步岛后来也被解放军攻克。到1950年6月大规模作战行动基本结束[12]:4923。历时近4年，解放军共歼灭国军807万余人，取得了战争的胜利[12]:4923。1950年至1953年的全国大剿匪，亦彻底消灭国府在中国大陆的残余势力。

1950年10月6日至10月24日，解放军发动昌都战役。解放军贺龙、彭德怀、陈赓等部，分别自西康、青海、云南进军西藏，10月19日占领藏东地区政治、经济中心昌都，消灭藏军万余人[85]:177。解放军打通入藏道路。

1951年2月，西藏当局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前往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维汉等谈判。1951年5月23日，代表团在北京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同年12月1日解放军张国华、范明等部会师拉萨，至翌年2月占领江孜、日喀则等城市[85]:177。西藏和平解放。至此，中国共产党基本控制整个中国大陆。

东南沿海岛屿争夺

1950年初，解放军发动海南战役，解放军登船准备渡过琼州海峡。

1950年末，解放军在浙东沿海备战。

在东南沿海，解放军在1949年8月发动舟山群岛战役。由于解放军以陆军起家，缺乏足够海空军专业部队与武器装备，在训练上如登陆战等方面经验不足，1949年10月在金门战役被国军全歼，11月登步岛战役失败，一时之间不敢贸然作战。11月10日，毛泽东给第三野战军、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电报，并告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饶漱石，部署定海作战：“舟山群岛共有敌军五万人，并有颇强的战斗力，你们以两个半军进行攻击是否足够？鉴赏金门岛及最近定海作战的兵力，部署，准备情况及攻击时机等项问题。如果准备未周，宁可推迟时间。提议你们派一要员直赴定海附近巡视检查一次。”[151]:137国军虽然在陆军战斗方面损失惨重，但在海空军当时仍优于解放军，甚至还能派遣空军轰炸上海或突袭福建沿海岛屿。不过随着国军集结主力部队驻守台湾，并在东南沿海收缩战线以增强国军在金门及马祖的防卫，加之解放军陆续组建起海军、空军，因此，解放军开始逐步攻占与台湾距离较远的沿海岛屿。12月31日，毛泽东同意努力争取进攻海南岛，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解放军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应速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并且不要希望空军帮助[151]:203。1950年春天，解放军发动海南岛战役。双方经过多日交战，解放军攻占海南岛。3月28日，毛泽东给粟裕确定先打定海再打金门之方针，待定海攻克后拨船拨兵去福建打金门[151]:282。夏天，解放军发动万山群岛战役。而舟山群岛与万山群岛的国军最后也在失去制空权及以集中兵力固守台湾优先的策略下，相继撤离当地，解放军陆续进占万山群岛和包括登步岛在内的全部舟山群岛。8月25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电报第四野战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参谋长赵尔陆，并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第三书记方方，台湾极有可能向潮汕及海陆丰举行登陆袭击，必须加强侦察，务使解放军在登陆袭击之前，获得可靠情报；加强兵力，考虑从西面抽调一部兵力（例如一个加强的师）及一部炮火加强东面，确保潮汕及海陆丰沿海防线，并派一个军级指挥部去担任指挥，遇敌袭击时能坚决歼灭之[151]:480-481。

1951年1月13日，毛泽东请陈毅考虑对厦门增加防御兵力，加强防御工事，加强炮兵及高射炮，储备粮食弹药，派去得力指挥人员，并确须预筹由中国大陆向厦门之增援计划，务达击退进犯国军，确保厦门之目的；请通知叶飞（时任解放军福建军区司令员）速筹对策电告[152]:24。1955年，解放军发起一江山岛战役，攻占浙东沿海的一江山岛和大陈岛，国军组织了大陈岛撤退。[153][154]2月13日至26日，解放军陆续占领大陈岛、渔山列岛、披山岛、南麂列岛，从而占领了浙江沿海的全部岛屿[155]。

金门炮战

主条目：八二三炮战

1958年，爆发金门炮战，中华民国国军成功守卫金门。至此中国大陆沿海仅剩下福建沿海的金门、马祖及乌丘屿被国军控制。1979年，受国际环境影响，解放军停止对金门炮击，[156]。

自1953年至1961年，双方在东南沿海空战18次，海战21次。[157]

国光计划

主条目：国光计划、海威行动、东引海战、东山海战、乌坵海战、黑猫中队和黑蝙蝠中队

国光计划是蒋中正于1961年至1972年积极筹措的秘密军事作战计划。旨在于推翻中共的暴政，光复民国。

1961年，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叶翔之开始策画“海威”行动，即将特种作战、情报人员空投到中国大陆秘密行动。蒋介石认为：“如果空投3000-5000人的突击队，断然可以在大陆点燃推翻中共暴政的革命运动。”

1962年，蒋介石研判：在5、6月间大陆逃港难民最高潮之际，闽粤洪水成灾交通断绝时，在“镇海附近将军澳登陆反攻”是反攻大陆的最佳选择。于是，他要求要求美方提供5架C-123运输机、16架B-57轰炸机、20-25艘坦克登陆艇，以支持国军小股部队在香港附近登陆。白宫决定推迟半年交付。10月，中华民国与美国联合举行“天兵二号”空降作战军演。12月29日，9支国军武装部队空降广东沿海，次月1日在广东建立基地。1963年11月19日，反共游击队分两批在福建霞浦海尾与南日岛登陆。[158][157]

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资料显示，从1962年10月至1965年1月，“共歼灭国民党武装特务40股，594人”。到1965年，参与“海威”行动的1800名国军，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生还。[159]

1965年是国光计划模拟推演最多年的一年，先后爆发了东引海战、东山海战和乌坵海战。6月17日，蒋介石前往陆军军官学校召集军方中层以上军官开会预备发动反攻，所有军官都已预留遗嘱。期间为求保密，另以D日（D-Day）作为正式攻击发起日期。8月6日凌晨，海军剑门、章江军舰执行“海啸一号演习”任务，预计运送身上穿着解放军制服的陆军特种情报队队员在大陆沿海先南往海南岛进行欺敌战术，而后再北上东山岛海域欲进行渗透以侦测登陆作战所需情报，并且由空军协力支援。然而两艘军舰从高雄左营出发后就已经受到解放军的监视，解放军鱼雷艇已早在东山岛海域附近兄弟屿进行伏击，双方于凌晨01:30激战一夜至清晨06:00，剑门舰和章江舰遭击沉，殉难官兵近二百人，是为“东山海战”。

国军空军还长期深入大陆领空，配合美国中央情报局，执行高空夜间侦照与电子侦测任务。

云南边境游击战

主条目：泰缅孤军

1951年1月国府成立“云南反共救国军”，李弥为总指挥，2月杜鲁门批准“白纸方案”，与泰国一起秘密支援李弥进攻云南。李弥曾复克云南8个县，后因装备严重不足而退回缅境。1958年发生八二三炮战,游击队实施“西安计划”反攻大陆，从中国西南牵制中共。1959年，国府拟定“兴华计划”，期望将滇缅边区建设成“陆上第一反攻基地”，并着手修建机场。1960年，缅甸总理访问北京，于10月在北京正式签订“中缅边境条约”，中共与缅甸开始联合对“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展开清剿行动。台湾对此次战役非常重视，蒋经国于12月20日亲至边区视察。1961年缅甸再度向联合国提出控诉，国府在美国压力下决议撤军，国防部于5月15日下令撤销游击队番号。国军滇缅边区游击部队完成第二次撤台后，仍有前滇缅边区游击队第三、五军、滇西行动纵队、滇南行动纵队留驻滇缅边区，执行突击云南省任务，箝制共军，维护台海安全。1965年国防部情报局为利执行大陆情报工作，发展敌后游击武力，蒋经国核准重建滇边游击部队，后1975年6月因国际压力裁撤。[160]

战争统计

1948年11月，解放军总部发布《惩处战争罪犯命令》。同年12月27日，新华社引述“陕北某权威人士”言论，公布第一批共43名内战战争罪犯名单。

关于国军

有关第二次国共内战中解放军歼灭国军的确切总人数，长期以来，军事历史学家和军史资料均沿袭采用解放军总部发布的统计数字和说法：共歼灭国军正规军554.247万人，非正规军252.888万人，总计歼敌人数为807.135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记载有《人民解放战争敌我兵力损失对比表》，其中歼灭的国军人数如下：

一、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国军伤亡42.6万，被俘67.7万，起义1.7万。合计：112万。

二、1947年7月到1948年6月：国军伤亡54万，被俘95.3万，起义2.8万。合计：152.1万。

三、1948年7月到1949年6月：国军伤亡57.2万，被俘183.4万，投诚24.3万，起义13.1万，改编27.1万。合计：305万。

四、1949年7月到1950年6月：国军伤亡17.3万，被俘112.3万，投诚39.1万，起义67.1万，改编2.2万。合计：238万。

五、以上合计：国军伤亡171.1万，被俘458.7万，投诚63.4万，起义84.7万，改编29.3万。合计807.1万。投诚、俘虏和击毙旅级或少将以上高级将领1686名，这里记载歼灭国军总计807.1万，与1950年解放军总部公布的数据完全一致。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代出版的《人民解放军野战军战史丛书》的统计情况是：

第一野战军歼灭国军正规军51.9万人，消灭国民党游杂武装12.9万人，总计歼敌64.8万人；

第二野战军歼灭国军正规军及地方部队230万人，消灭国军游杂武装100万人，共计歼敌330万人；

第三野战军消灭国军正规军、地方保安部队、武装交警部队及游杂武装共计247万人；

第四野战军歼灭国军正规军188万人，消灭国军游杂武装135万人，共计323万人；

华北野战军歼灭国军正规军、非正规军及游杂武装101万人。解放军总部公布的战报807万统计数字，只统计了这一时期（1946.7－1950.6）所消灭的国军正规军的总人数。其他时间段的数字没有统计到解放战争中去，其次，毛泽东认为：“所谓蒋政权，也就是表现在他的军队上”。国府是依赖它的正规军和地方部队而存在的，国军残余游击队的存在当然是蒋介石的一种辅助力量，对中共一方有一定威胁，但对双方政权不起决定作用。因此，毛泽东规定：“伪军、还乡队、保安团不算敌人的正规军，不在新华社的统计之内”。《人民解放军野战军战史丛书》的解放军总计歼灭国军为1065.8万人的统计的解放战争的时间段是从1946.7月至1950年6月四年消灭国军正规军和含游杂武装的总数[161]。

整个战争期间，国军起义总人数达114万（不含投诚），占国军总兵力800万正规部队的14.25%。驾机起义达43架；大小舰艇73艘，地区性起义面积达553万平方公里。战争期间，有约400万国军战俘加入解放军序列（不含起义）[162]:853，1948年解放军中的国军俘虏兵占了解放军全军30％左右，到了1949年更是达到70%到80%，极大的充实了解放军的实力[163]。

关于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所载，解放军损失如下：

阵亡26万人

失踪和被俘19万人

85万人负伤

伤亡合计130万人（含支前民兵）[164]

影响

人才外流

国共内战前后，部分人士离开中国大陆，其中部分人前往香港，大部分前往台湾，少量前往美国。出走的有名的知识分子包括胡适、查良镛、唐德刚、梅贻琦、钱穆、吴大猷、朱家骅、凌鸿勋、李先闻、吴敬恒、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王世杰、王宠惠等。

国际关系

国共内战结束后，美国调整对华政策，杜鲁门总统在1950年1月5日宣布美国不会防卫台湾，但对台湾进行经济援助[165][166][167][168]。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派出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使海峡两岸进入分治。中国大陆则加入由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成为东西方冷战的前沿阵地。

两岸分治

主条目：两岸分治

随着国共战争大势底定，战争的规模趋于中小型。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以“联美反共”为主轴，对内实行白色恐怖和高压的特务统治，以防备解放军的攻台作战，对外坚定与美日等西方国家站在一起；而中共亦因为防备美国与台湾当局的攻势，采取了长期的封闭政策和“一边倒”的亲苏联的外交政策以对抗。

在西南，解放军攻占成都后，一路追击已经无法大规模组织战斗的剩余国军。国军第九十三师一路往边界逃亡，最后到达泰国、缅甸边境的三不管地带，在当地形成一股势力，即“泰北孤军”。1954年，因缅甸政府向联合国提出抗议，国府开始逐步将第九十三师及眷属撤往台湾。而在泰国北部之部队，仍有相当数量的人不愿离开，表示要从这里打回中国大陆去，他们主要为云南籍官兵，因为身处缅甸，离家较近。最后因为协助泰国政府平定山区的泰国共产党游击队，获得泰国国籍，在泰国得以合法永久居留与生活。

福建经济

福建省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成为国共对峙的军事前线，也是两岸唯一成为分治状态的省份。两岸对峙严重影响了福建的经济发展，1950年代至1970年代由于军事考虑，福建省的重大民生建设项目较少，使得经济较为落后。1980年代后随着两岸关系一度缓和、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基础设施建设的进行等因素，才使得经济状况开始改善[169]。

注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审订教科书认为1949年4月23在渡江战役中攻占南京标志着战争的胜利，而西方学者一般认为1950年8月万山群岛战役后战争才逐渐平息。在青海与中缅边境的战役分别于1958年和1961年结束，海上冲突则至1979年止，1991年中华民国政府单方面宣告停止动员戡乱。

 尽管武装对抗于1979年基本结束，但中国大陆方面认为双方从未签署和平协定，法理上战争尚未结束；台湾方面则于1991年宣告动员戡乱时期终止，结束两岸间的敌对状态。[4]:269[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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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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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看到，国民党管共产党叫“共匪”，共产党管国民党叫“蒋匪”，为什么不叫“国匪”？因为共产党自己就是“国民党匪帮”——共产党的主要成员都是国民党员工，都是孙中山的喽啰，一样受到苏联的培训和智慧。在中医以上，国共两党都是祸国殃民的汉奸。它们之间的第一次内战，引来了日本侵华；第二次内战则为瓜分日本留下的占领地区……真的令人发指。

“1948年解放军中的国军俘虏兵占了解放军全军30％左右，到了1949年更是达到70%到80%”——这清楚说明了，国共两党实属是蛇鼠一窝、狼狈为奸的难兄难弟。让后人好生怜悯它们“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窝囊和不幸。

（三）

网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维基百科）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是指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前称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而举行的仪式，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后定10月1日为国庆节[1]。

历史背景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国际形势变化，特别是冷战局面开始，国共合作局面也结束；掌握政权之中国国民党凭借美国之援助发动与中国共产党之内战，但是由于缺少民众尤其是农民支持而遭到彻底失败[2]:182。中国的第二次国共内战进行到1949年下半年，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控制了大部分的中国大陆的领土。中国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率部退到台湾岛，毛泽东领导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2]:182。9月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与社会各界人士在北平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决定建立一个国家名称不同于中华民国的“新中国”，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新国家的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定于1949年10月1日举行建国仪式。

9月2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上宣布：“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3][4]

前期准备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会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方针[5]:9。按照《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毛泽东就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就职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周恩来就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朱德就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随后，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委员，分别乘车驶向天安门[5]:9。当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时，天安门广埸上30万群众立即欢呼[5]:11。下午2点55分，仪式正式开始[6][7]。

仪式时间与地点

集美解放纪念碑“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人民政府成立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上升旗”浮雕。

集美解放纪念碑“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人民政府成立朱总司令在北京天安门前阅兵”浮雕。

仪式于公元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

参加人员

主持仪式的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等人。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尚与中华民国政府维持“外交”关系，这些国家并没有派代表出席这次仪式。唯一的外宾观礼团为9月30日刚到的以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法捷耶夫、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为首的43人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8][9]。

参加仪式的还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全体代表，工人、农民、市民、学校师生、机关工作人员、城防部队等约三十万人。

仪式过程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们为表达对独立新生国家之喜爱，称其为“新中国”；首都设在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政务院总理是周恩来[2]:182。

仪式开始

下午3时，开国大典开始，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10]。

仪式高潮

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使用的喇叭，现藏军事博物馆。

毛泽东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5]:11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1949年10月1日15:00（当地时间），毛泽东于北京天安门

升旗仪式

毛泽东按下电钮，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天安门广场缓缓升起，背后为长安左门（现已被拆除）。

接着，毛泽东按动电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旋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升起，全场肃立；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28年奋斗历程[5]:11。此前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定为国旗的五星红旗的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升起。广场上响起欢呼声，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升旗结束后，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项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5]:13

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开国大典的新闻。

阅兵

设立了阅兵指挥机构。朱德任阅兵司令，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唐永健、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刘仁、北京市总工会主席肖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团市委）书记肖松等为副总指挥，下设阅兵指挥所负责处理阅兵的各项具体事宜。

开国典礼仪式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建国后第一次阅兵。

开国大典及阅兵的伴奏为华北军区军乐队、军乐团总指挥为罗浪。五星国旗升起时奏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开国大典54门礼炮鸣放28响，寓意为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分为54个大单位，从中共建党到建国历时28年。由华北军区特种兵纵队组成一个礼炮团，位置在天安门东南角，特纵战车团参谋长韩怀志任礼炮队指挥员。108门山炮分成两组，一组发射、一组装填，交替工作。卸掉弹头的炮弹的发射药筒口用油纸封堵。当毛泽东主席亲手摁动电钮，在天安门广场升起五星国旗时，第一声礼炮响，然后大约每隔34秒鸣放一响。

礼炮鸣放完毕，朱德乘阅兵车在聂荣臻的陪同下去东长安街检阅了各军种的队伍，然后驱车回到天安门上，宣布阅兵式开始。受阅部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199师、炮兵第4师、战车第3师、骑兵第3师、中国人民中央公安纵队第1师第1团（原华北军区独立第207师第619团于1949年9月4日改称）、空军1个飞行中队以及海军部队代表等1.64万余名官兵组成，共动用飞机17架、火炮119门、坦克和装甲车152辆、汽车222台、军马2344匹（全部换上新马掌）[11]。受阅方阵到天安门主席台的东侧时，在口令的指挥下敬礼。方阵成员向主席台转头行进注目礼，同时将枪支上举，行持枪礼；主席台上的军人以军礼回敬，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举手回礼。出场按照海、陆、空顺序历时150分钟。

巡游

仪式之后，在场人员举行了巡游。

各方反应·中华民国

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于1949年10月9日在台北市发表《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國慶紀念告全國軍民同胞書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元旦告全國軍民同胞書

作者：蔣中正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九日於臺北〔要旨〕

一、共匪擅改國體、國號、國旗、國歌、全國同胞必軫念中華民國締造的艱難、益感救亡圖存責任的重大。

二、北平偽政權係俄帝傀儡，其性質與偽滿無異。

三、俄帝製造偽政權，乃對中國的直接侵略，即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端。

四、深信公理必勝強權、正義就是力量，中國為獨立自由的戰爭必獲最後勝利。

〔本文〕

自　國父領導國民革命創造中華民國以來，每逢國慶日的前夕，我全國同胞都是歡欣鼓舞來慶祝這神聖莊嚴的紀念日。但在今日國慶日的前夕，我陷在匪區的同胞，卻只有悲憤沉痛來紀念今年的雙十節了。回想三十八年前的十月十日，武昌起義全國響應，革除了二千年的君主國體，推翻了二百六十年的滿清專制，纔有中華民國的誕生。而中華民國成立以後，我革命志士，愛國同胞，又在第二次革命討袁護法、和北伐抗戰諸役之中，奮鬥犧牲，纔保障了中華民國的國體國號，更確定了中華民國的國旗、國歌。綜計這三十八年革命建國的歷史，已使中華民國成為我全國同胞共同生活最高的組織，和民族精神無上的象徵；而中華民國的國體、國號、國旗和國歌，在我全國同胞的生活與情感上，思想與行動上，都有其深固不拔、永久不磨的根柢。乃今日中共匪黨嘯聚了一些民族敗類、無恥漢奸和賣身投靠份子，扮演了所謂「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不到十天的短時間內，執行了共產國際預定的計畫，宣佈了蘇維埃極權主義的國體，廢除了中華民國的國號，採用了俄國式的紅旗，改變了我四億五千萬國民同聲誦唱的國歌。我淪陷匪區的同胞，久在黑暗鐵幕之下，本已不堪受其暴力的迫害，而今日又是目不能見國旗，耳不能聽國歌，其喪家亡國之痛，更不知如何忍受了。我後方和海外的同胞，在此國際風雲緊急，國家危機嚴重的時期，軫念中華民國締造的艱難，必感救亡圖存責任的重大。中正雖以在野之身，仍當從我全國同胞之後，竭盡我國民革命的天職，繼續為剿共救國革命建國而奮鬥。際此中華民國國慶的雙十節，謹掬我悲痛悃忱，為全國同胞特進一言。

中共匪黨的武裝叛亂，不是為了爭奪政權而顛覆我國的政府，而是受了俄國的驅使，來滅亡我們的國家，所以他採取的手段，就是俄國併吞東歐各國的手段。四年以來俄國策動東歐各國的共黨，第一步在所謂「新民主主義」之下，提出「聯合政府」的口號，以欺騙民眾；第二步在所謂「人民民主專政」之下，成立他極權主義的所謂「中央人民政府」的組織，以控制民眾而達成他歸降俄國的目的。中共匪黨知道他要帶領中國人民降附俄國，不僅要遭受人民的反抗，並且要引起他匪黨內都的叛離，所以他早就進行了克服國家思想和民族感情的鬥爭。最近七年以來，匪黨發動了他嚴厲的整風運動，接著又實行了他殘暴的三查運動。這些運動，直接是對自由生活家庭倫理和國民道德的清算，間接就是對國家思想和民族感情的打擊，到了共產國際情報局斥責狄托主義之後，中共匪黨纔推行了「四個學習計畫」，正面向民族主義宣戰。今年四月初，他更進一步發表了他在三次大戰中替俄國打仗的宣言，七月初他又提出了向俄國一邊倒的謬論，信誓旦旦的為俄國利益而服務了。

但是，中華民國的國體是人民自由權利的保障，中華民國的國旗是國民革命的象徵，中華民國的國號是凝結人民的愛國感情，中華民國的國歌是代表三民主義建國的宗旨，中華民國國慶的雙十節，紀念我中華民族對於民主共和締造艱難的歷史。這一切都是我革命先烈和殉國軍民無量數血淚之所凝結而成的史詩，亦即為我四億五千萬同胞民族感與祖國愛寄託的所在。只要有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插在我們中國領土之上，那就是我黃帝子孫獨立自由的標識。所以袁世凱不敢公開改用中華帝國的年號，汪精衛也不敢改換青天白日的國旗，他們雖都受了帝國主義的操持，仍懍然不敢對我民族精神輕於觸犯。今日中共匪黨竟對我中華民國，從實質到形式，肆意侮辱，完全改變了。由此可見中共匪黨殘民快意，賣國求榮的罪行，非袁汪諸賊所可比擬；也可見俄國侵略主義的狂妄凶頑，肆無忌憚，更在日本軍閥之上了。

中共匪黨這次在北平揭幕的戲劇，完全出於俄國侵略主義者的導演，下面兩點就是充分的證明：第一、從他們所製造的理論上看，毛匪澤東在七月初間把匪黨的專制主義和賣國行徑歸納成一個「公式」，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與國際人民民主力量團結一致」。於是所謂「人民政協」，製造了他所謂「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和「人民政協共同綱領」，其所依據的原則，也就是「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和「聯合蘇俄和人民民主國家」，仍舊是毛匪所提那一套的「公式」。要知道他所謂「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共產匪黨的專政，而其所謂「人民民主國家」，就是共產國際鐵幕之內，實行獨裁，降附俄國的一些國家。我們認清了這一點，就可以看出共黨匪徒扮演「人民政協」所製造的政體，就是「學習」極權主義的專政，去做俄國的附庸；更可以瞭解他們所謂「工人階級領導」，就是「共產黨領導」，而與真正的勞動民眾，毫無關涉。他們所謂「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共產黨獨裁，而與民主政治背道而馳。四年以來，莫斯科使用這詭辯的理論，和模稜兩可的名詞，掩飾了併吞東歐各國的侵略行動。毛匪澤東今日的「公式」，不過是沿襲莫斯科侵略東歐製造傀儡的手法，來執行他滅亡我們國家，奴役我們人民的命令。第二、從他們所採取的程序上來看，本月一日毛匪澤東在其所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成立時，宣佈了一個「公告」，所謂「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甫徑發表，立刻把所謂「公告」分送各國領事館。到了第二日，俄國政府外交次長葛羅米柯就發表聲明，表示「承認」毛匪的偽組織了。十八年前，土肥原製造偽滿洲國，東京與長春之間，還有正式文件往來；今日俄國製造北平偽組織，莫斯科與北平之間，卻只憑電臺的新聞廣播，其表演更是匆忙草率，而一切都是預定的計劃，尤為顯明的事實。俄國侵略主義者企圖使用這簡短單調的戲劇，無非要在外交上混亂民主國家的耳目，在軍事上急劇準備三次大戰的戰場。而朱毛匪首們要把我四億五千萬同胞，供與俄國當砲灰，要把我一千二百萬方公里錦繡的河山，獻給俄國作戰場，要把我中華民國國民寶貴的生命財產與豐富的資源，作為他們共匪賣身投靠的抵押品；這比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以助長他的帝制自為，汪精衛簽訂「日支關係調整要綱」以促成他的傀儡組織，更加寡廉鮮恥，更是喪心病狂。

同胞們！俄國如果征服了我們整個中國，無異如虎添翼，世界人類必將永無和平之時。而朱毛匪首如果斷送了我們整個中國，為虎作倀，把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禁錮於鐵幕之內，替俄國做奴隸牛馬，我中華民族必將永無翻身之日。俄國侵略主義的發展，固然是整個世界人類安危禍福的關頭，而我中國不幸，正首當其衝，中華民國領土主權為其所毀損，國體、國號為其所廢棄，而國旗變色，國歌無聲，我四億五千萬同胞永為無聲無色的亡國之民。際此存亡生死之交，我全國同胞救國自救之道，祇有徹底剿共，堅決抗俄。凡是淪陷區的同胞，祇有自動團結，嚴防奸匪的破壞，埋頭苦幹，保持可用的力量，堅持等待我國軍的救援，準備接應我國軍的反攻。中正負責保證，無論今後戰局如何艱危，環境如何險惡，而我國軍必將在短期間內完成相當的準備，發動積極的反攻，以告慰於我淪陷區內同胞，而決不致有片刻的貽誤。凡是我大後方自由區的同胞，更應提高警覺，一致奮起，須知「覆巢之下，決無完卵」；只有團結一致，共同奮鬥。此時正是我們同胞同舟共濟之會，必須共礪同仇敵愾之心，拼命才能保命，毀家才能保家，擁護政府，奉行法令，再接再厲，剿滅共匪，不屈不撓，反抗暴俄，勿貪一時的苟安，勿計個人的利害。生為自由之人，死在自由之土，決不甘心做異族的奴隸。只要俄國的傀儡奸匪朱毛一日盤踞中華民國寸土，我們即一日不能放棄反抗侵略的責任。

中正在此必須指出，俄國侵略主義者承認中共匪黨偽組織，不僅破壞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並且撕毀了美英蘇三國雅爾達協定。不僅是對國際法的損害，並且是對聯合國憲章的背棄。俄國這一次的舉動，除了德國納粹主義者之毀棄凡爾賽和約，義大利法西斯主義者之違反國際聯盟公約，日本軍閥之破壞九國公約以外，再沒有任何事件可與倫比。今日北平偽組織完全是九一八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者一手製造偽滿洲國的歷史的重演。誰都知道，偽滿的成立乃是中國對日本軍閥侵略軍事直接應戰的前奏，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四年以來，中共匪黨武裝叛亂全面發展，已使中國的危機比之於九一八至七七事變六年之間更加嚴重了。今日俄國，不顧一切公開導演他傀儡劇於北平，不但使共匪叛亂暴露其侵略戰爭的本質，亦且是俄國已不惜其本身以國際戰爭的戎首自居了。率直的說：今日偽「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與俄國及其附庸的承認，就是俄國對中國直接從事侵略戰爭的信號。這是洞若觀火的事實！縱令世界各國瞠目無睹，掩耳不聞，而實際上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從此開始了。中國從不願藉世界人類共同的戰禍來解決中共問題。即至今日，我們仍竭盡其所有的力量，阻遏共匪的赤燄；務使西太平洋與東南亞洲不為其所延燒。但是世界民主各國如不及時為集體安全而努力，則莫斯科黷武主義者製造三次大戰的野心，決不會有何止境。今日他在遠東製造世界戰爭，已經到了圖窮匕見的階段了。

中正領導中國國民革命，與共黨匪徒相持，至今歷二十五年；深知蘇俄侵略遠東的政策，與帝俄時代毫無二致。而中共為莫斯科第三國際的間諜，不是中國國內的政黨。蘇俄之併吞外蒙，掠奪新疆，窺伺東北，完全是帝俄時代侵略行為的延長；而民國十四年以來，中共匪黨對我中國國民黨之內在滲透、外來侵侮，對北伐之事前阻撓和中途分化，對抗戰之表面參加而實際破壞，都是國際侵略主義的陰謀策畫。抗戰結束以後，共匪更在莫斯科侵略主義者策畫之下，企圖以全面武裝叛亂，顛覆我政府，劫取我領土主權。所以我們歷年剿匪戰爭的意義，直接的固為剷除共匪的叛亂，間接的就是反抗俄國的侵略。

而反共抗俄，實為我中華民國存亡、三民主義成敗的決定關頭。中正秉承　國父遺志，領導國民革命，自不能不引為我畢生最大的責任。但是這一深切的認識與嚴正的立場，每不為國際與國內所理解。尤其是我戰時盟友的美國，在最近四年間，就有一些人士認定中共的匪黨是農民民主和土地改革的政黨，認定中共所謂「聯合政府」是民主政治的要求，並且否認了中國共產黨與莫斯科之間有主奴的關係。這一誤解，竟使美國對華政策與我們政府的戡亂政策，至今還在互相扞格之中。但是我們同胞可以相信，美國是講公理重信義的國家，而且今日是領導民主，反抗強權的世界領袖，只要我們中央政府剿匪戰事一日不停止，東北領土主權一日不恢復，美國即一日不能背棄其國際信義，諉卸其政治責任，決不是見利忘義，背道棄信的國家所可比擬，至於國內一些自命為自由民主主義的人們，更直接間接幫助共匪，在政府區域發展其反內戰的運動；政府為剿匪而動員，特別是征兵征糧，到處遭受這一運動的阻礙。最近幾個月來，這些民族的敗類，無恥的漢奸，更利用「和平」的美名，粉飾其媚共投俄的罪行，反共鬥爭的陣管，因而動搖，而士氣民心亦為之頹喪。但是我們中國的反共鬥爭雖在此內外交謫之中，遭受了一時的挫敗，只要我們不顧一切的犧牲，百折不回，奮鬥到底，對於遠東安全，世界和平，自有其重大的貢獻和決定性的意義。同胞們！今日侵略強權已不能掩飾其原形，賣國奸賊已不能隱蔽其醜態；共匪倉皇的公告與莫斯科匆促的承認，惟一的效果就是對於中共匪徒之為俄國侵略中國領土主權，危害遠東安全和平的工具，提出了最後的證明！而我們反共戰爭，並且是世界反侵略、反共產鬥爭的前哨，也就大白於天下了。

同胞們！自中共匪黨偽組織成立，而俄國及其附庸國家予以承認，而國際危機益形迫切，世界和平亦從此絕望了。一個世界不能一半奴隸，而一半仍能保持其自由；也不能一半是戰爭的毒燄，而一半還有和平的福音。我們的反共戰爭，還有廣大的自由領域為其根據，還有億萬的愛國民眾一致擁護，而在匪區之內，更有無數民眾迫切的希望和策應。故今日我們決不承認是根本失敗了，而且我們確信最後必能完成光榮的勝利！我深信公理勝過強權，正義就是力量。我們深信為爭取中華民國獨立而戰，為保障人民自由而戰，為國際正義世界和平而戰，其戰爭必得到最後的勝利！凡不願做俄國的奴隸牛馬，而自認為黃帝子孫的中國國民，都要共同一致，同心一德，在青天白日國旗之下，國民革命大義之前，竭盡一切可用的力量，堅持反共產國際侵略，反極權主義暴政的鬥爭，以恢復我們中華民國的領土，保障我們中華民國的主權，歸還我們民主自由，保持我們光榮歷史；使中華民國的國體、國號、國歌以及雙十節的國慶，與天地並存、日月爭光！惟有如此，方能上慰我創造中華民國的　國父和為中華民國而犧牲的軍民先烈在天之靈！

中華民國萬歲！

三民主義萬歲！

谢选骏指出：国共两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然是蛇鼠一窝，谁统治谁，结果似乎大同小异。但是，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在这里也是存在的——因为这两党虽然同出苏联门下，一个是亲儿子，一个却是干儿子，不是一个血统。就像历史上的南北朝一样，虽然都是下层的军阀出身，但却有不同的血统，因此具有不同的文化。日后的发展也大相径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只是“现代南北朝”的半壁江山，但毕竟还是抗日战争所赐——导致中共得以在大陆统一红区而宣告建政的，正是日本军阀这个“开路先锋”。因此，中共的诸多政策也继承了日寇，例如没收民间企业、粮食定量供应、良民证控制、奴化教育等等。

【第七章】

【抗美援朝导致历次政治运动】

（一）

网文《朝鲜战争》（维基百科）报道：

朝鲜战争，是朝鲜半岛上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权与大韩民国政权之间的战争，其中朝鲜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军队支持，韩国由联合国（主要是美国）的军队支持。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在边境地区的冲突和南部的叛乱之后，朝鲜入侵韩国开始，于1953年7月27日在签署停战协定后停战。

朝鲜半岛自1910年起被日本统治，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随后根据与美国协议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接受日本投降，占领朝鲜半岛。在1948年，在联合国韩国问题临时委员会的监督下选举出韩国政府，苏占区随后也成立政府[注 26]；南北双方均自认为是朝鲜半岛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时对整个朝鲜半岛声称主权，拒绝承认以北纬38度线划分的苏美对日受降分界线为边界；在1949年，苏、美占领军先后撤军，分别将各自占领区移交给北、南政府。在冷战初期的紧张国际形势背景下，南北双方都企图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沿三八线两边各自囤驻军队；自1947年起双方频繁发生小规模武装冲突。1950年6月25日凌晨4点，朝鲜人民军以反击侵略为由越过三八线大举进攻韩国，一般以此为朝鲜战争之起点。[53]

它是冷战的第一场大规模“热战”。战争爆发后，美国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注27]，苏联则拒绝在安理会参加美国起草的朝鲜问题决议案的讨论。当年6月下旬，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常任理事国苏联缺席的情况下相继通过第82号和第83号决议，声明此举为“北朝鲜部队”对大韩民国的武装攻击，并敦促其立即停火，要求朝鲜军队撤回38度线[57][58][59][60]。6月27日美国正式参战[61]:5210。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下通过第84号决议，由联合国成员国的16个国家的军队和5个国家的医疗力量组成的“联合国军”参与朝鲜战争，对大韩民国（ROK）提供军事和医疗协助。其中美国提供88%的战斗人员，占据主导地位。联合国军受美国统一指挥，行动向安理会报告，而非听命于联合国秘书长[62][63][64]。由此，朝鲜战争演变为卷入数十个国家的国际武力争端。随后苏联空军秘密参战。

朝鲜人民军在战争首两个月占尽优势，三日内攻陷韩国首都汉城，大韩民国国军遭受巨大损失，不断后撤。至8月，朝鲜军队已抵至釜山环形防御圈。朝鲜人民军至9月初把美军及韩国国军驱至釜山一隅[61]:5210。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迅速扭转战局，切断人民军退路，朝鲜陷入不利地位，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日成向东方集团请求协助，苏联也积极施压中华人民共和国参战[65][66]，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多次向联合国发出警告，指出若联合国军越过38度线侵入北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中立政策可能改变；周恩来还谴责美国飞机进入中国大陆领空，轰炸安东市[67]。

10月初，联军向北开进越过38度线。10月1日，韩国国军越过三八线；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印度政府转告英美，若英美军队越过三八线，则“我们要管”[注 28]。10月3日下午，美国国务院称，周恩来讲话缺乏“法律依据”，次日又称不要低估美国的决心。10月5日，经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结束了之前的犹豫不决后，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出兵进入朝鲜。10月7日，联大通过第376号决议，重申统一朝鲜半岛的目标尚未达成[注 29]，当日美军正式越过三八线；10月8日，毛泽东签发命令，组织部队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参战，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10月19日，联合国军夺取包括平壤在内的大部分地区，逼近中朝边境。同日晚，首批中国人民志愿军越过鸭绿江，开始激烈的攻防战斗[68]。中国人民志愿军长驱直入，在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第三次战役中连续击败联合国军，将战线推回三八线甚至一度接近三七线，并于1951年1月4日攻占汉城。1951年1月13日，联合国提出停战建议，但战争双方均未对此回应。联合国军在此后的第四次战役和第五次战役中阻滞志愿军的进攻，使战线在开战一年后再次回到三八线并陷入胶着。朝、中部队连续五次战役，把敌军从鸭绿江边逐回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国于1951年7月接受停战谈判[61]:5210。苏联首先主张停火，中国大陆与美国表示赞同并开始停战谈判。在谈判期间，美国先后发动多次攻势，均被朝、中击退[61]:5210。但边打边谈下，战线也被联军推到三八线附近，双方构筑堑壕，并在上甘岭和金城等地展开拉锯。

1953年5月朝、中军队发动夏季攻势后，双方于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朝鲜停战协定》[61]:5210。当时战争双方的实际控制线多在三八线以北，朝鲜与中国方面曾要求以三八线为停战分界线，而联合国军方面要求基本以实际控制线来定[69] 。6月7日，大韩民国总统李承晚拒绝美国领导的停战，并撤出开城韩国停战谈判代表团[注 30]。不过谈判仍继续进行，1953年7月27日，参战四方中的三边——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联合国军——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停战协定，宣布停战。协定建立朝韩非军事区作为缓冲区，并就战俘遣返问题作出安排。随后，南北双方仍继续保持外交冲突和军事对峙，持续至今[注 31]。

朝鲜战争停战逾25年后，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之后，随着冷战缓和，各方重新考虑在朝鲜半岛的政策，联合国和大多数国家逐渐改变为同时承认以停战分界线划疆而治的朝鲜、韩国两个政权，而不介入双方的领土争端，联合国于1991年同时接纳南北双方为会员国。

朝鲜战争是当代最具破坏性的战争之一，战争死亡人数约为300万，平民死亡比例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越南战争。它几乎摧毁了朝鲜半岛的所有主要城市，双方都进行了数以千计的屠杀，包括韩国政府大规模杀害数以万计的疑似共产主义者，以及朝鲜对战俘的酷刑和饥饿。朝鲜成为历史上被轰炸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名称

这场战争在不同国家或地区有着不同的名称：朝鲜称之为“祖国解放战争”[70][61]:5210。；韩国称之为“韩国战争”[71]、“六二五事变”（六二五 事變）[72]或“六二五动乱”（六二五 動亂）[73]；中国大陆和日本称之为“朝鲜战争”（日语：朝鮮戦争）[74][75]，而其中前者将1950年10月25日起中国人民志愿军参与的部分称为“抗美援朝战争”[76][77]；台湾、香港、澳门和新加坡称之为“韩战”[78]；而美国同样称之为“朝鲜战争、韩战”（Korean War），或者“朝鲜冲突”（Korean Conflict）[注 32]。此外，由于朝鲜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两大战争之间发生而相对不被重视，在美国和英国亦以“被遗忘的战争”（The Forgotten War）指代该战争[79][80]。

背景

参见：朝鲜半岛历史和盟军托管朝鲜时期

朝鲜半岛位于亚洲东部，与中国、现今俄国的远东地区、日本相比邻。17世纪以来，特别是丙子战争后，统治朝鲜半岛的朝鲜王朝是清朝的藩属国，定期向清朝朝贡。19世纪，日本国力变强，势力进入朝鲜半岛；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击败清朝，将其势力逐出朝鲜半岛，至此日本和俄罗斯开始争夺朝鲜半岛的控制权。1896年，大韩帝国成立，朝鲜改称韩国；同年日俄两国达成了罗伯特诺甫-山县协议，以三八线平分朝鲜半岛势力。1904年，日本与俄罗斯帝国爆发日俄战争，并战胜俄国，从而彻底控制朝鲜半岛，后来更在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中并吞朝鲜半岛，大韩帝国正式灭亡，并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英三国首先在开罗会议提出朝鲜独立的主张，后来美国和苏联又在德黑兰会议上同意朝鲜半岛在“适当的时候”应实现独立[81]:第一章[82]。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通过中立国表示愿在保证天皇地位的条件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美国随即开始草拟以北纬38度线（即三八线）为界、美苏分别占领朝鲜半岛南北的计划。8月15日，杜鲁门致电斯大林，通报已由他批准给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有关日本武装部队投降细节“总命令第一号”，内容之一是以三八线为分界线，确定美苏在朝鲜半岛之受降区域[83]:37。日本天皇广播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提交苏联，16日得到苏联认可的回复，即刻列入《一般命令第一号》，并于17日由美国总统杜鲁门核准签发。8月24日，灭了满洲国的苏军占领朝鲜半岛北部后在三八线停止进军[82]，撤回此前空降南方包括汉城（首尔）的空降兵。9月8日首批美军在仁川登陆，并成立驻韩美国陆军司令部军政厅进行统治。三八线以北面积占朝鲜半岛总面积的57％，人口占40％；南部占总面积的43％，人口占60％。朝鲜半岛北部为工业区，南部则是主要的农业粮食产区。[84]美国一开始任用日本殖民时期的行政人员，激起朝鲜人的不满，之后驻韩美军开始起用美国人替代日本人[81]:第一章。北部地区则以金日成为首成立朝鲜劳动党（由朝鲜共产党和新民党合并而成）[84]。1946年2月8日，在苏联占领当局主持下，召开北方各道、市、郡人民委员会代表及各政党组织代表大会，成立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权机关，金日成当选为委员长[83]:49。

1946年2月，美军占领当局成立“民主议院”作为临时权力机构，李承晚为议长[83]:49。为平息民众对托管和军政府之不满，美国军政府于12月成立临时立法议院[83]:54。由于南朝鲜地区的民众对美军托管统治大为不满，爆发多次示威游行，加上二战后美国进行军事裁减，管理南朝鲜越来越吃力。1947年11月14日，美国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在苏联因中国代表权问题抵制联合国的情况下，联合国大会通过112号决议，决定由联合国韩国临时委员会（后改称联合国朝鲜问题委员会）监督，在美苏管辖区同时举行选举，然后美苏军队撤出朝鲜半岛，由当地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85][86]但苏联拒不承认这一决议，并拒绝委员会进入其管辖的朝鲜半岛北部地区[84]。1948年4月，济州约3万人被韩国军警杀害（济州四·三事件）[87][88][89]。1948年5月，美军占领的朝鲜半岛南部在联合国委员会的监督下选举国会，在左派组织抵制下，选举投票率是95.5%[90]。8月15日，亲美的李承晚当选总统。1948年8月大韩民国宣布建国。同年9月9日，在苏联的支持下，北方选举金日成为内阁首相，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苏联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立即予以承认。12月1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195号决议，承认大韩民国是“唯一依法选举之政府”[91][92]。由此，朝鲜半岛形成两个意识形态上敌对的政权。但根据历次大韩民国宪法以及历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都认为朝鲜半岛上只存在一个国家，国家目前正处于分裂状态之中，击败对方、统一国家是双方努力追求的目标。

战前南北对峙

1948年2月，朝鲜北方正式宣告朝鲜人民军建立，并在平壤举行第一次阅兵式[83]:54。而南方则将自己的军队称作“大韩民国国军”（韩国军），其由美军政时期的南朝鲜国防警备队（陆军前身）和海岸警备队（海军前身）合并而成，共8个师。1950年春时的总兵力为9.8万人。韩国国军受旧日军影响较大，核心将领除个别来自满洲国军以外，主要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大部分军士曾在日军中当兵，士兵除了曾在日军中服役的以外，还有原日治时期的警察[93]:11。仅有少数官兵出身自韩国光复军或是中国国民革命军（包括改组后的中华民国国军）。

1948年底和1949年6月，苏美占领军先后撤离之后，南北方围绕统一的矛盾日益激化，互相以小分队袭击对方边境，在分界线附近经常发生小规模战斗。此外，韩国还组建了专门的特种部队到北朝鲜地区搞刺杀爆破挑起战争等行为。由于李承晚声称要北上统一朝鲜半岛，美国严格限制对韩国的援助种类。韩国国军中配有500名美军顾问，武器仅装备轻武器和轻型火炮，没有飞机和坦克等重型装备。美国希望韩国国军能够抵御北方的攻击，但限制其主动对北攻击的装备能力[94]。韩国的军事部队建立于1946年，与此相比，自1946年起在苏联帮助下组建、1948年2月成立的朝鲜人民军，有几千名经苏联培训的军官、及苏联提供的现代化武器装备，每个师约配有15名苏军顾问。至1949年6月，朝鲜人民军的步兵共有3个师和1个旅。1949年4月，苏联情报认为在5月美军撤离后，韩国准备在6月北伐。斯大林在给予朝鲜军事援助的同时，建议朝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寻求兵员上的支持[95]。朝鲜向中共中央请求让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在中国大陆参加国共内战的朝鲜族回国，得到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同意。从1949年7月至1950年8月，在解放军中服役的朝鲜族部队近5万人先后返回朝鲜加入人民军。[注 33]到战争前夕的1950年春，朝鲜人民军规模约13.5万人，装有苏制T34坦克和重型火炮[98]:26。到6月战争爆发前，朝鲜的总兵力扩充到10个师、1个坦克旅、1个摩托车团、1个炮兵团和1个高炮团，共17.5万人[96][97]。人民军的核心力量为从苏联和中国大陆返回的官兵，日本陆军和满洲国军队出身的极少[93]:10。

1949年，金日成奔走于莫斯科和北京间要求联合发动战争“解放韩国”，根据苏联解密档案，在金日成再三要求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林彪部队将朝鲜族的2个师的兵员包括其最基本的轻装武器交给访问中国的南日大将。这些兵员是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时期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族；此前由于解放军攻击金门失败，林彪的部队原先准备南下作战，这批朝鲜兵员拒绝服从南下命令，因此被单独抽调并编组。回到朝鲜后，编入朝鲜人民军供金日成调遣，由于这些兵员本身具有的作战经验，最终凭借其战斗能力和经验，成为金日成进攻韩国的主力部队。

1950年1月以来，在苏联和美国相继撤出在朝鲜和韩国的驻军后，朝鲜与苏联密切协商，并使斯大林“同意朝鲜领导人对局势的分析和准备以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设想”[99][100]。毛泽东的俄语翻译师哲日后在其著作中称，1950年5月中旬，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当时金日成被迫按照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的要求，向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通报对南朝鲜开战的意图，而毛泽东认为此时打仗时机不好。[100]斯大林随后也给毛泽东电报，希望他调几个师的兵力到东北，布防于安东－沈阳一线。毛泽东则同样要求苏方提供几个师的武器。斯大林回复称，装备问题可以帮助解决一些，但要求中国大陆尽早布置兵力。师哲称战争爆发时，毛泽东并未事先得到消息[100]。但何清涟等人认为，自90年代以来，美国和俄罗斯解密朝鲜战争的资料，其中一些资料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扮演的角色并非如此。而当时朝鲜并未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规划，毛泽东无法知道精确的进攻日期和进攻计划，导致战后双方关系陷入不稳与摇摆，这点还是可以肯定的[101]。

1950年5月，韩国进行新的一轮大选。李承晚的政党只保住210个席位中的22席。1950年6月7日，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日成向朝鲜半岛南北人民发出呼吁，要求在8月5日至8月8日在全朝鲜半岛举行大选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并且号召为此目的于6月15日至6月17日在海州市召开协商会议。6月11日，北方的三名代表越过三八线，打算向韩国各政党领导人递交和平统一国家的呼吁书，被韩国政府逮捕。随后三名代表因拒绝发表变节声明而被处决[102]。

战争爆发前，朝鲜和韩国方面的军事力量对比为：兵力2:1，火炮2:1，机枪7:1，半自动步枪13:1，坦克6.5:1，飞机6:1，朝鲜人民军方面占据绝对优势[99]。

战争爆发经过

朝鲜人民军在1950年6月25日至9月15日的进攻

一队美军士兵驻守在釜山环形防御圈的洛东江河畔，准备阻止朝鲜人民军的进攻

朝鲜人民军南攻

在苏联支持下，金日成在1950年6月25日发动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在三天之内攻下韩国首都汉城。1950年6月25日（星期日）凌晨，在猛烈的炮击准备后，朝鲜人民军全面攻击三八线以南的大韩民国国军。四小时内，朝鲜人民军的坦克和步兵突破韩国国军防线，直趋汉城[98]:27。金日成为掩饰战争是由朝鲜一方所发动，于是在广播中声称是韩国侵略朝鲜：李承晚政府“在美国操纵下”突然向三八线以北地区全面武装侵犯，朝鲜人民军是在反击“强盗卖国贼李承晚”的挑衅[103][104][98]:26。而事实上，当时韩国国军不但装备贫弱，又在三八线的军队约二分之一尚未进入战备状态（四个师中，每师只有1个团2个营进入战备），也缺乏对全面战争的准备。这同时导致韩国国军在战争初期遭受重大损失，战线快速南移[105]:21。

美国参战

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于1950年6月24日深夜收到美国驻韩大使馆的报告[98]。于6月25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第82号决议[106][107]，“断定”“北朝鲜部队对大韩民国施行武装攻击”，“构成对和平之破坏”，“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促请北朝鲜当局即将军队撤至北纬三十八度”（从1950年1月到8月1日，苏联因抗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加入联合国而联合一些国家抵制安理会，缺席并弃权[98]:30。）。6月25日晚，美国总统杜鲁门授权在朝鲜半岛北纬38度以南地区出动美国海军、空军部队攻击朝鲜人民军，沃尔顿·沃克将军奉令率美军第八集团军阻击[98]:31。

虽然杜鲁门总统在1950年1月5日宣布美国不会防卫台湾[108][109][110][111]，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的演讲也不把台湾列入美国防卫圈之内[112][113]。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改变政策。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出兵朝鲜半岛和台湾：

对韩国的攻击已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使用武装的侵犯与战争。它无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发布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部队的占领福尔摩沙[注 34]，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 因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福尔摩沙的任何攻击。作为这一行动的必然结果，我呼吁在福尔摩沙的中国政府停止所有针对大陆的空中和海上行动。第七舰队将确保其得到执行。福尔摩沙未来地位的确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与日本的和平解决或联合国的审议。[114]

美国决定派出海军和空军到朝鲜，进攻朝鲜人民军[115]:110；同时杜鲁门命令美第7舰队开进台湾海峡[98]。

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八十三

1950年6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83号决议，“鉴悉联合国韩国问题委员会报告书所称北朝鲜当局既未停止敌对行动，且未将其军队撤至北纬三十八度，是以极需采取紧急军事措施，以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传悉大韩民国吁请联合国立即采取有效步骤，以保持和平与安全，建议联合国会员国给予大韩民国以击退武装攻击及恢复该区内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需之援助”[116]。

6月28日，美军作战飞机进入朝鲜半岛投入战斗[98]:1。该日凌晨，在未发布公告的情形下，汉江大桥即在韩国陆军工兵队爆破下摧毁，500至1000人遇害；上午，朝鲜人民军攻入汉城，汉城国立大学附设医院内共700至900人遭到朝鲜人民军虐杀。6月29日，杜鲁门授权部队对北纬38度以北地区进行海空打击[98]:34。6月30日，杜鲁门总统命令美国陆军参战[117]:6。

7月1日上午11时，由驻日本九州的美军第24步兵师第21步兵团第1营的两个连组成的史密斯特遣队经空运抵达釜山附近的机场。这是战时首支美军地面部队进入朝鲜半岛[98]:6。7月2日，美军在釜山登陆[117]:6。7月5日晨，史密斯特遣队在汉城以南爆发的乌山战役中阻击朝鲜人民军主力第4师南下的坦克部队。这是美军地面部队在朝鲜战争中的首次作战[98]:8。

史密斯特遣部队抵达韩国大田，准备抵抗南侵的朝鲜人民军

联合国军参战

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组织统一司令部之决议，美国驻远东部队总司令麦克阿瑟被美国总统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117]:6。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下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115]:111。安理会通过第84号决议，“建议………会员国将此项部队及其他援助置于美国主持之联合司令部指挥之下”，“请美国指派此项部队之司令”，“授权联合司令部斟酌情形，于对北朝鲜人民军作战时，将联合国旗帜与各参战国旗帜同时使用”[118]。

7月8日，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115]:111。6天后，李承晚将韩国国军指挥权交给麦克阿瑟[98]:32。

此后几个月，来自18个国家的军队陆续到达朝鲜半岛援助韩国[98]:33。其中英国首相艾德礼于7月24日派遣一个旅的英军前往韩国，并于7月30日发表支持美国的声明[119]。当时美国有9个师在朝鲜战场，而欧洲只剩下6个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英国国会上说，他“特别担心西欧常规防御力量岌岌可危。俄国至少有80个步兵师，西欧只有12个，俄国有25个到30个装甲师，我方只有两个。”[117]:101

在朝鲜挥军南下的混乱中，朝韩双方都犯下严重的战争罪行，朝鲜的政治人员有系统地逮捕、处决韩方的公务员、军警及反共主义者，而韩国国军也在溃败中大规模屠杀被认为有通敌嫌疑的左派分子，被统称为保导联盟事件的全国级屠杀中的受害者据信在20万人以上[120]。

中苏双方的回应

巡逻中的中国东北边防军士兵正向鸭绿江对岸瞭望，此时鸭绿江朝鲜一侧正遭受美军轰炸。

苏联在1950年6月27日发表公报，表示苏联不会在朝鲜半岛与美军对抗[121]。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第7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认为这是“针对中国领土的武装入侵……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122]。同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称：“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115]:111还说：“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115]:111在7月初，得知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消息后，周恩来明确向斯大林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在东北集结9个师，如果朝鲜人民军被打败，会迅速派遣部队入朝帮助朝鲜同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作战。7月，毛泽东调几个军到东北，摆在鸭绿江边，加强东北边防[115]:111。7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南军区将兵团调鸭绿江边，改编为东北边防军，以保卫东北地区安全[117]:6。7月7日和7月10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提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两次会议，研究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7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毛泽东当天批示：“同意，照此执行。”[115]:111

8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要适当选择，不能不准备；同日毛泽东审阅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之报告，报告称准备派出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方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安全，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115]:112。8月5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要求东北边防军在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准备9月上旬能作战[115]:112-113。

9月25日，聂荣臻称：美军过三八线中国决不会置之不理[123]:11。9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举行建国一周年庆祝大会上报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15]:11410月3日，周恩来同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谈话：“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115]:115

联合国军进攻（1950年9月–10月）

联合国支援韩国国军在1950年9月15日至10月24日的进攻

仁川登陆

主条目：釜山环形防御圈战役和仁川登陆

1950年9月15日，仁川登陆成功

朝鲜战争初期，韩国国军节节败退，朝鲜人民军不到1个半月时间，就占据朝鲜半岛百分之90以上地区和百分之92以上人口[117]:6。1950年6至7月间，韩国国军接连失守汉城、大田、木浦、晋州。韩国及联合国军退到釜山附近洛东江一带[124]。朝鲜挟连胜之余威，放言“要在8月15日的解放周年纪念日完成祖国统一”，于8月初对联合国军的釜山环形防御圈发起8月攻势，9月初又再次发起攻势，但朝鲜军此时已因连续作战耗损严重，因此攻势钝挫。

为解釜山之围，麦克阿瑟将军提出在仁川进行登陆计划[125]。9月15日，美军7万余人在仁川港登陆[115]:113。美军在麦克阿瑟指挥下，在仁川港大规模登陆，朝鲜人民军大部被切断在朝鲜半岛南部，损失严重，被南北夹击[117]:6。两栖部队向仁川进行攻击，成功登陆[126]。此时朝鲜主力几乎全集结在釜山前线，对美军的侧面两栖攻击全无招架之力，转瞬溃败，9月25日，联合国军重夺汉城[127]。朝鲜人民军主力退路被切断，被迫战略退却[115]:113。

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

参见：平壤-元山战役

9月27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与总统杜鲁门都同意麦克阿瑟越过三八线的建议，但是总统要求麦克阿瑟：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主要军队都不会参战的情况下才可进行[128]。10月1日，韩国第一批部队终于进入朝鲜作战[129]。同日，麦克阿瑟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联合国军在韩国已经集结33万兵力[115]:114-115。10月3日下午，美国国务院称：周恩来讲话缺乏法律和道义根据；10月4日，美国国务院称：不要低估美国的决心[123]:11。10月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376号决议案，呼吁朝鲜半岛统一[130][131]。然后美国指挥的联合国军授权打开越过三八线的绿灯[132][133]；10月9日，美军第一骑兵师越过三八线，向平壤推进[129]。10月19日，美军进占平壤，朝鲜政府迁往江界市[134]。

1950年10月18日，在元山港附近韩军扫雷艇中鱼雷发生爆炸

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1950年10月–12月）

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在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1月8日的进攻

美军支援韩国155mm自行火炮，当时联合国军跟中国大陆、朝鲜联军相比在装备上有绝对优势，火炮比例为40比1

联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半岛局势逆转，北京几乎每天都通过广播警告美国，如果跨过三八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出兵。9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政协国庆大会上发表措辞强硬的讲话。10月1日，韩国第一批部队进入朝鲜。同日，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日成致信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出兵援助朝鲜的请求，金日成在信中指出：“目前战况极端严重，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135]同日，斯大林向毛泽东发来电报，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你们如欲支援朝鲜，至少应将五六个师迅速推进至三八线，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师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指挥员统率。”[136]10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原拟派林彪率兵入朝，林彪托病推辞；毛泽东便决定派彭德怀挂帅出战；会议决定10月4日召开扩大之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115]:117。

虽然不少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认为共和国成立仅一年，国内百废待兴，无力参与大规模战争[137]，但毛泽东支持介入，周恩来亦同意[138]。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出兵援朝[139][140]。同日，受毛泽东委托，邓小平将彭德怀从北京饭店接到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毛泽东把挂帅出兵之重任交给彭德怀时，彭德怀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115]:121。10月8日，根据朝鲜政府要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出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之命令，命令中宣布“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7]:6。同日，周恩来和林彪代表中共中央，秘密飞往苏联同斯大林商谈；10月11日周恩来林彪联名致电毛泽东，苏联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提出飞机、坦克、大炮，但是苏联空军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115]:123。毛泽东电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139]。因为美国飞机轰炸丹东的文物市场，中国大陆领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美国空军不断侵入领空，轰炸边境城镇[117]:6。但朝鲜如被美军占领，将会更直接威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利益[65]。

当时的口号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41]。中国人民志愿军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边防军改编而成[139]。10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在听取周恩来和彭德怀汇报后，最后敲定志愿军入朝作战时间，当晚9时电令邓华等：“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十九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115]:126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率先从辑安（今集安市）渡鸭绿江进入朝鲜半岛作战。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战争初期，这一名称让联合国军误以为这不过是一支小规模的志愿者队伍[81]。后来联合国军弄清志愿军是建制的正规部队，只是使用完全不同的番号后，也默认“志愿军”这一名称，以将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避免将战争升级。10月21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115]:128。同日毛泽东致邓华等电：“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115]:12810月23日，毛泽东电令邓华等第13兵团领导人迅速与彭德怀会合，在彭德怀领导下决定战役计划：“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两三天内敌即可能发觉是我军而有所处置，此时如我尚无统一全军动作的处置，即将丧失战机。”[115]:129

美国一直认为中国不会出兵。10月3日凌晨，美国部队大规模进入朝鲜前，周恩来紧急召见印度共和国驻华大使潘尼迦，要他转告美国政府：“若美军跨过三八线，侵略北朝鲜，我们不会坐视不顾”，杜鲁门不相信他。[142]。10月15日杜鲁门在威克岛会见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再次向杜鲁门保证，“中国和苏联出兵干预的可能性非常小，中国在东北有30万军队，只有五六万人可以渡江作战。如果中国人试图推进到平壤，他们一定会遭到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伤亡”，麦克阿瑟说他希望能在圣诞节之前撤回第8集团军。但实际上中国初期出兵达到30万[143]。

第一次战役

主条目：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

参见：温井战斗和云山战斗

1950年10月19日晚，以彭德怀为司令，中国人民志愿军从安东（今丹东）、河口（即宽甸县长甸镇河口）、辑安（今集安）等多处地点秘密渡过中国大陆与朝鲜界河鸭绿江。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在1950年10月25日打响。当天志愿军第40军第118师在北镇对联合国军发起突袭，用了一个多小时夺回温井。10月25日，志愿军1个团歼灭南朝鲜军1个加强营大部（次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该日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144]）；11月1日至11月3日，志愿军围歼美军第1骑兵师第8骑兵团大部于云山[115]:130[145]。

联军并未料到中国人民志愿军会在联军越过三八度线进入朝鲜的情况下发动进攻，而且此前联军也没有收到任何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跨过鸭绿江的情报。联军被打得措手不及，全面撤退至清川江以南。11月4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休整部队，结束第一次战役，准备再战；11月5日，毛泽东覆电同意，并提出组织第二次战役之指导思想[115]:131。11月5日，毛泽东致彭德怀、邓华电：“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尔后该兵团即由你处直接指挥，我们不遥制。”[115]:13111月6日起，“联合国军”开始进攻试探；彭德怀要各部队从清川江边节节后退，故意向敌示弱，丢弃破旧枪械；11月25日，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115]:132。

在撤退的过程中，由于李承晚政府与军方将领的贪渎侵吞物资，40万以上的韩军于缺乏给养的寒冬中撤退，演变成一场死亡行军，导致9万军人于沿路上因饥寒而死[68]。

第二次战役

主条目：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

长津湖战役后由兴南港撤退的美军摧毁无法带走的物资和港口设施

发生于1950年11月25日－12月24日。11月25日，在西面战线，志愿军第13兵团于清川江战役攻击并击退韩国国军，然后击退美军第2师。 [146]联合国指挥部、美国第八集团军在土耳其旅掩护下成功撤退。11月27日，在东面战线，志愿军第9兵团在长津湖战役突袭美国北极熊团（3,000士兵）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12,000-15,000海军陆战队员）并一度加以包围；但美军仍在空军和第10军掩护下成功突围循海路撤退，此战美军战死、失踪、受伤及冻伤约15,000人并迫使其展开大规模撤退，但未能达成歼灭美军的目标，同时志愿军第9兵团20、27军各师也在美军优势火力与后勤不继之下遭到重创，死亡近五万人，其中冻死冻伤减员高达9000余人（多数是因为缺乏御寒装备），20、27军战斗力丧失，不得不回国休整，再也没有回朝鲜参战。对志愿军的后续攻势有不利影响[147]。麦克阿瑟命令东西两线军队于12月3日开始向三八线总退却[115]:133-134。12月24日，全部从兴南港以193艘军舰装载军人、平民和大量武器装备运达南部的釜山。

11月30日，美军第八集团军被志愿军第13兵团驱离朝鲜半岛的西北部，至12月中旬，退回三八线以下[148]。12月6日，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收复平壤[115]:134。12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朴一禹并告金日成、高岗电：“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115]:134-135

12月23日，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上将死于车祸[149]，美国委派李奇微中将接替任第8集团军司令。

围绕38度线的战斗（1951年1月–6月）

第三次战役

主条目：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

1950年12月31日，中朝军队全线进攻，突破联合国军防线，使其于1951年1月2日全线撤退；中朝军队1月4日进占汉城，1月5日渡过汉江，1月8日占领仁川[115]:137。至1月2日，志愿军已突入联合国军防御纵深15至20公里，将联合国军部署打乱，联合国军被迫全线撤退。由于志愿军与人民军的进攻，联合国军于1月3日15时开始撤离汉城。1月4日，第39、第50军及人民军第1军团各一部进占汉城。至1月7日，联合国军已退至三七线南北之平泽、安城、堤川、宁越、三陟一线，作战过程中大批韩军和少量美军因撤退不及被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歼灭，而联军的重兵集团却并未遭歼灭；彭德怀认为联军是在有计划地南撤，企图诱敌深入，重演仁川登陆故伎，故命令志愿军停止追击，战役遂于1月8日结束。

1951年1月13日，联合国提出停战建议，但毛泽东认为志愿军有能力将联合国军逐出朝鲜半岛，他在给彭德怀的指示中称现在停火“将给政治面上以很大的不利”，要求趁热打铁，统一朝鲜半岛。但由于军需紧缺，志愿军已难以即刻推进[150]。

联合国第一委员会在讨论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停战建议的答复后，有24国认为它等同于要求“联合国放弃联合国宪章，间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没有侵略，联合国安理会与大会决议防卫韩国是错误的”。委员会在1951年1月30日否决12个亚洲和阿拉伯国家提出的“关于在朝鲜停止敌对行动、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及其他远东问题召开7国会议”和“包括志愿军在内所有外国军队退出朝鲜半岛，公开选举民族自决”的提案和苏联的修正案。

联合国大会在1951年2月1日以44票赞成，7票反对，8票弃权，通过第一委员会草案，成为第498号决议[151]，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介入朝鲜是侵略行为，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停止对抗联合国军，退出朝鲜半岛。

1951年2月2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指责美国操纵联合国，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参加，且在超越安全理事会的权限的情形下，通过美国诬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案。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该提案是“非法的”，“诽谤的”，“无效的”，并呼吁美军停止侵略朝鲜的行为，声称要将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底。

此后不久，双方再次在朝鲜战场陷入大规模交火状态。

第四次战役

1951年美军155mm自行火炮在向汉城北部开火

主条目：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

李奇微中将接任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后，着力提高士气，增强情报工作，采用阵地战步步为营，发挥空军炮兵的装备优势，不以夺取领土为最终目标，而以消耗对方有生力量为主[143]。他于1951年1月25日发动上任后首次攻势“霹雳行动”，志愿军被迫撤退到汉江以北。1月25日起，“联合国军”乘志愿军和人民军尚未得到充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全线进攻；中朝军队开始第四次战役，积极防御[115]:147。1月28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城两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人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允许的。”[115]:1472月，联合国军组织23万人和大批飞机、坦克、火炮，向志愿军全线进攻[117]:12。2月11日晚，志愿军发起横城反击战，牵制住砥平里的联合国军，计划进攻横城西北的韩国第八师，由此打开缺口，向原州的美军防线进击，志愿军取得胜利。志愿军利用横城反击战迫使韩国第三、第五、第八师以及美军第二师一部和空降一八七团开始后撤，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志愿军在整个战场上面临的压力。横城反击战后，除了砥平里的联合国军，东线联合国军出现全线动摇的迹象，并开始不同程度的后退[152]。

2月13日，志愿军发起砥平里战斗。温玉成将军指挥志愿军第39、第40、第42军五个师中的八个团约6,000人，向横城以西砥平里美军第二步兵师23团（弗里曼团）发动猛攻。弗里曼团有团属坦克中队、一个野炮营及法国步兵营[153]，兵力约4,500人，拥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和装备火力方面的优势，志愿军的八个团遭受重大伤亡，至少是联合国军伤亡的两倍多，进攻失败[154]。美方资料美军伤亡301人，42人失踪，美军称砥平里战役为“朝鲜战争的盖茨堡战役”“第二次仁川登陆”，对美军士气鼓舞极大[155]。

1951年3月7日－4月4日，美军进行撕裂者行动。3月7日，“联合国军”集中20多万兵力，几百架飞机支援，全线进攻中朝军队；中朝军队节节抗击，3月13日主动撤离汉城，到3月底移到三八线以北，4月21日第四次战役结束[115]:150。在3月14日晚上至15日，韩国第1步兵师和美军第3步兵师重占汉城，标志着1950年6月以来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该首都易手。

由于缺乏现代化空军编制，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没有所谓前线与后勤的区别，整个战线曝露于美军的猛烈空袭之下，只能利用夜战突击，并在夜间以大量民工抢修道路与桥梁，随炸随修，修复后又再遭炸毁。严苛的环境逼得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曾在2月20日搭机返回北京，排闼直入毛泽东住处，进言前线之困难。毛泽东向彭德怀提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156]

第五次战役

主条目：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

1951年4月，联合国军开始掌握一定的优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国内增援兵团于4月16日陆续抵达后，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总兵力首度超过联合国军，在数量上处于上风[157]。4月11日，麦克阿瑟被解职，由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接任；4月2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起第五次战役[115]:151。4月22日，志愿军以20万兵力[158]发动第五次战役至29日攻势结束，志愿军再次向南进攻至汉城附近。5月16日黄昏，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以9个军兵力突破联合国军防线，开始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经过5天激战，击溃韩国国军第五师和第七师，歼敌1.7万余人；志愿军180师在这次作战中担负穿插任务，只带7天干粮和部分弹药[117]:7。之后，志愿军进一步打击韩国国军。志愿军1个军只有198门火炮，不及美军1个师（476门）一半；志愿军仅有800辆汽车，已被美军飞机炸毁600辆[117]:8。5月20日，美军和韩国国军凭借高度机械化，很快堵塞志愿军打开之缺口，5月21日彭德怀电告毛泽东并指示各部队停止追击；美军待志愿军“礼拜进攻”（进攻一星期左右）后，就用“磁性战术”大举反扑[117]:8。在志愿军的全面攻势结束后，联合国军开始发动攻势，逼进铁原、涟川，志愿军63军奉命坚守铁原，减缓了联合国军的进攻速度。最终，志愿军全线撤退约40公里后在铁原一线拼死阻止住联军的进攻，联合国军第二次跨进三八线，美军的弹药量是平常五倍密集炮击，被称为“范弗里特弹药量”，单一炮兵营在24小时内就射击12,000发以上进行无间歇炮幕，志愿军奉命孤军断后的第三兵团60军180师陷入重围，损伤过半，剩余5,600余人突围至三八线以北[159]。由于师党委会通过全师分师分散突围[117]:8-9，师大量官兵牺牲，数千人被俘，占朝鲜战争中全部志愿军被俘人数1/3以上[117]:11。6月10日，第五次战役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从此，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15]:153。6月中旬，毛泽东告诉邓华，要他负责传达新指导方针：“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在军事上概括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方针[115]:159。

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战役结果统计是歼灭联军8万2千多人，为五次大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志愿军伤亡是8万5千多人，尤其是后期的撤退行动中，伤亡达1万6千人，其中损失最惨重的是第180师，负伤、阵亡和失踪的总数字为7,644人[160]。联军方面的战役结果统计是，4月攻势期间歼灭敌军75,000人[161]，韩国方面的统计则是五月攻势期间歼灭敌军100,000人，总战果超过20万人。

麦克阿瑟被解职

主条目：杜鲁门总统解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与李承晩

杜鲁门政府与联军前方指挥官麦克阿瑟的意见产生很多冲突。美国国务院起草杜鲁门总统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举行谈判之建议声明，开始同其他参战国磋商，并于1951年3月20日通知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但是，麦克阿瑟在3月24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敌方现在一定痛苦地知道，联合国军如果决定放弃把战争局限于朝鲜境内容忍努力，而扩大我们的军事行动到中国的沿海地区和内地基地，这就使中国遭受军事上即将崩溃的危险。”[117]:101-102。杜鲁门希望避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苏联产生直接冲突，不想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162]。中国抗美援朝总会发言人发言藐视麦克阿瑟，杜鲁门得知麦克阿瑟声明，认为：“这是对我作为总统和最高统帅而发布的命令的公然违抗。”“实际上，麦克阿瑟的举动等于用最后通牒来威胁敌人，等于说盟国的全部优势力量可以用来攻击赤色中国……在我们的盟友中果然马上就发生了这样的影响。世界各地的首都所发出的询问函电纷至沓来。”[117]:102麦克阿瑟则以军事上的胜利为优先，在朝鲜半岛的行动很多都未得到华府的首肯，有些甚至违背华盛顿的决策[163]。4月10日，杜鲁门总统责成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给麦克阿瑟发出照会：“我以总统和最高统帅官名义，非常遗憾地免去阁下的驻日联合国军司令官、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美远东军司令官、远东地区美陆军司令官职务。请阁下将指挥权立即移交给李奇微将军。”[117]:1024月11日，这项命令是麦克阿瑟在无线电广播中与全世界民众一起知悉的[164][165]。被解职以后的麦克阿瑟在全美受到英雄式的欢迎[166][167]，1951年4月19日，麦克阿瑟在国会大厦发表题为《老兵不死》的著名演讲[168]。但是这股热潮并未持续到1952年麦克阿瑟参与共和党总统初选。

1951年5月18日，为了制止朝鲜侵略，联合国大会通过美国提出的联合国大会第500号决议，要求联合国成员国对中国大陆与朝鲜实行禁运[169][170]。

相持与谈判（1951年6月–1953年7月）

第一次停战谈判

双方举行第一次停战谈判

经历一年的大规模冲突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通过顾问、前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以私人身份单独会见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117]:103，于1951年5月31日与6月5日两次秘密会面，双方都表示希望停火[171][172][173]。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建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主张交战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军队撤离三八线[115]:160。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之《和平的代价》广播节目里发表演说，建议朝鲜战争交战双方停火谈判，双方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117]:103：

“目前最尖锐的朝鲜武装冲突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苏联人民认为，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几乎同时发表声明表示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当日《人民日报》中发表社论表示“我们中国人民完全赞同这个建议”，而美国总统杜鲁门则在田纳西州参加航空工程研究中心落成典礼上发表演说表示美国“愿意参加朝鲜半岛和平解决的谈判”。

美国官方文件显示，美国政府方面的反应相对谨慎但很迅速[174]，在确认马立克是代表苏联官方立场，并得知参加联合国军的各国大使均一致同意谈判后，28日，召开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JCS）和国务院联席会议，会上，助理国务卿迪安·鲁斯克建议由李奇微通过广播向对方发出派代表参加和谈的邀请，除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上将表示反对外，这一提议得到JCS其他成员的支持，第二次JCS-国务院会议很快批准广播稿并发给李奇微，29日，修改后的广播稿被总统批准后，立即被发给李奇微。美国政府授权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在当邀请朝鲜与中国大陆代表磋商停战谈判之可能[117]:103。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人民军和志愿军举行停战谈判；还提出在停泊元山港之一艘丹麦伤兵船上会谈[115]:160。6月30日早8点整（东京时间），李奇微向志愿军与人民军发表广播声明：

“本人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与贵军谈判下列事项：因为我得知贵方希望举行停战会议，以停止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并愿停战协议的实施。我在获得贵方愿意的答复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愿提议此会议在元山港一只丹麦医疗船上举行。”[117]:103

7月1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名覆电李奇微，声明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并建议谈判地点为三八线以南之开城[115]:160。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于7月1日通过电台答复道[175]：

“你在本年6月30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收到了。我们授权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1951年7月10日至15日和你的代表会晤。”[117]:103

美国政府授权李奇微，在停战谈判期间，可以陆地、两栖、空中、空降和海上作战，以支持谈判[115]:160。毛泽东和周恩来准备谈判，决定由邓华、解方为彭德怀代表出席谈判会议；同时决定派出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率领、包括乔冠华等停战谈判工作组立即赴朝鲜[115]:160。7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军队在三八线部署：一方面加强正面防御阵地第一线兵力，防止敌军大规模进攻；另一方面，加强侧后方兵力，防止敌人从朝鲜半岛蜂腰部东西两岸突然登陆[115]:160。7月5日，李克农率领停战谈判工作组从北京前赴朝鲜，行前李、乔冠华与毛泽东长谈；7月7日，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停战谈判代表团到达开城[115]:161。毛泽东几乎投入全部精力指导谈判准备工作，亲自起草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致李奇微多次覆函，亲自审阅修改准备谈判接洽之新闻稿，草拟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关于停战协定之草案，并征询金日成、彭德怀和斯大林；并关照准备谈判会议场所、双方代表宿舍布置、各种用具、设备和食品，中方代表团成员到达谈判地点具体时间等[115]:161。

7月8日，双方提出正式代表名单：韩美方面为首席代表、美国远东海军司令官特纳·乔伊中将（美），远东空军副司令官劳伦斯·卡迪·克雷吉空军少将（美），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霍迪斯（亨利·霍治）陆军少将（美），参谋长阿利·伯克海军少将（美）和韩国国军第一军军长白善烨少将（韩）；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代表为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第二集团军长南日大将（朝），人民军李相朝少将（朝）、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中）、志愿军参谋长解方（中）和张平山（朝）[117]:103-104。7月10日11时，在朝鲜开城，停战谈判正式开始[117]:104。会议开始后，双方就议题交换意见，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一、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在此线南北各十公里以内建立非军事区；二、协商战俘遣返问题；三、在短期内撤走朝鲜境内的全部外国军队[117]:104。韩美并没有接受这一建议，要求将停火分界线放置在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控制的地区，并要求其将军队撤至当时的实际控制线以北的金城、金化、市边里、伊川、洗浦里、淮阳、通川一线，给予联合国军方面1.2万余平方千米的土地作为“海空优势补偿”，遭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176]。第一次谈判破裂[175]。7月26日，双方通过谈判议程：一、通过议程；二、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四、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115]:168。

双方妥协

联合国军在1951年1月9日至

为获得停战谈判的有利条件，联合国军和韩国国军于1951年8月18日－9月18日和9月29日－10月22日分别发动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分别进攻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西线和东线防线。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转入防御，同时还遭到洪水灾害，很多防御工事被毁。经过两个月的激战，联合国军占领646平方千米土地，平均每个月推进约2公里。10月25日，联合国军代表同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重开谈判，地点改在位于开城东南8公里之板门店[115]:171。10月30日至11月下旬间，志愿军发起局部反击战，占领280平方公里土地，并巩固开城地区的防御。11月27日，双方就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区问题达成协议：“以双方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自由此线后退两公里以建立停战期间的非军事地区。如军事停战协议在本协议批准后30天之后签字，则应按将来双方实际接触线的变化修正上述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175]12月11日，开始谈判战俘问题，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主张依照日内瓦公约规定遣返全部战俘，美国则称“自愿遣返原则”，拒绝全部遣返[115]:173。12月12日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代表提出全部遣返双方战俘之方案，但联合国军方面3个星期不予答复；1952年2月，朝鲜和中国大陆方面又建议全部战俘被遣返后不再参加朝鲜战争，以便让他们回家过和平生活[117]:115。

由于双方的条件悬殊，停战谈判整整进行两年。1952年5月7日，格洛克将军在随从参谋白纳特中校陪同下，飞抵日本东京羽田机场，准备接替李奇微将军担任美国远东军司令官、联合国军司令官[117]:138。5月12日，李奇微将指挥权移交给格洛克将军[117]:149。王树增提到：“在这两年中，在双方的防御线上，密集地部署着200多万人的大军，构筑世界战争史上最漫长的、最复杂的、最坚固的防御工事。联合国军的防线由部署严密的火炮阵地、坦克群以及步兵组成，数层阵地使其纵深达300公里，每一层防线都构筑永久性的工事和堑壕，每一层防线都制定周密的空军支援预案，形成一个火力强大的立体防御网络，这条防线被称做‘一道不可逾越的死亡深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防线上，数十万官兵开始建设世界上最浩大的地下防御工程，其土石方总量能开凿数条苏伊士运河、沿着对峙线自西向东，数百公里的防线上，深埋在地下的永久式坑道和交通壕蛛网般四通八达，由于武器装备上的差距，在联合国军拥有空中优势及火炮优势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采用广泛的地下工事群保存了部队，并有效的阻止了联合国军尝试北进的企图。[177]5月，朝鲜停战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双方达成协定；至此，只剩下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没有解决[115]:173。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为谋求战俘问题解决，两次提出折中调整方案，都遭联合国军代表拒绝；7月13日，联合国军代表提出一个遣返方案，其中遣返人民军战俘占应被遣返总数80%左右，遣返志愿军战俘只占应被遣返总数32%[115]:174。10月8日，朝鲜停战谈判联合国军首席代表哈里森单方面宣布无限期中断板门店会谈[117]:208。

喋血岭与伤心岭

主条目：朝鲜战争1951年夏秋季战役

在1951年8月18日－9月18日的夏季攻势中，为了确保休战后获得更为有利的阵地线，自8月18日起，韩国国军第1军对丁字峰、美军第10军对喋血岭和昭阳江东岸地区同时开始攻击，这是夏季攻势的前期作战。进攻比雅里西南方的983高地和773高地的韩国国军第1军第5师第36团（临时配属美军第10军第2师指挥），遇到朝鲜人民军将领方虎山的坚决抵抗。朝鲜人民军与大韩民国国军在983、773高地的反斜面上展开一场短兵相接的血战，几天下来，整个山顶都被鲜血染红了，看到这种凄惨战况的美军记者，不由得喊出“Bloody Ridge”（喋血岭）这个名字。到8月27日，韩军被迫撤退，所夺取的各个山顶又被朝鲜人民军占领。联合国军改由美军第2师第9团接替韩国国军第36团攻击喋血岭，该团于8月31日和9月1日从正面攻击，仍然没有成功。朝鲜人民军躲在反斜面的坑道内，在美军将要前进到山顶阵地时，突然予以猛烈射击，因此每次美军都遭到重大损失。9月5日喋血岭终被美韩联军攻下，在从8月18日到9月5日攻击喋血岭的3周时间内，联合国军所受的损失是战死326人、负伤2,032人、失踪414人，共计2,772人。依美军第二师估计，中国大陆、朝鲜共伤亡15,000人[178]。

范弗里特上将在喋血岭的攻击开始陷于僵局之时，就设想在中、东部战线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作战，以求停火后有一条更加坚固的防线。但是喋血岭的损失报告却给了他很大震动，如果按照原来的计划实施，将会遭到的损失和物资消耗是无法承受的，于是美第10军转为夺取喋血岭正北方的851—931—894高地群，此高地群从主脉向东西延伸出的无数支脉会使人想起鱼的背骨而感到毛骨悚然。目击这个山峰战斗的美军记者喊出“Heartbreak Ridge”（伤心岭）这个名字。美军的攻击从9月13日凌晨5时30分开始，先进行30分钟的攻击准备射击，然后美军第2师第23团开始前进。中午时分，美国人发现他们“闯进黄蜂的窝巢里”，朝鲜人民军在之前一直静静的山背上同时喷射出交叉炮火，美军第23团突击连受到机枪交叉射击和手榴弹攻击，还受到火炮和迫击炮的集中射击。第23团两个营除退到山谷间避开直射火力，挖战壕防身外，别无他法。直到黄昏，第23团也没有发现一个朝鲜人，只是被打的抬不起头来，官兵们直言是“重蹈喋血岭的覆辙”。9月16日，美军第23团詹姆斯·Y·亚当斯团长派出预备队从两翼同时攻击，以减轻正面部队的压力，但这次攻击也被朝鲜人民军“像铁桶那样的火网”所阻，一步也未进展。9月20日新任第2师师长罗伯特·N·扬格少将下令参加过喋血岭作战的第9团夺取位于伤心岭两侧的1024和867两个高地。1024高地被夺下，但因其距离伤心岭有7公里远，因而对朝鲜人民军反斜面的坑道战术的压制效果不大，而且新换上来的朝鲜人民军第15团顽强守住867高地。扬格师长仔细地研究这次攻击，作出结论报告说“这是一个大失败”，并于9月27日决定中止这次攻击，待10月初在新的构想之下再攻击，自联合国军于1月转入反攻以来，困难的攻击是不少，可是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也没能夺取阵地，以致停止攻击，还是第一次。此时朝鲜人民军也受损过度、疲累不堪，匆匆将阵地移交给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便撤走休息。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向采取灵活、多变的运动战，反对死打硬拼，后来为了迂回作战，主动放弃这片高地。此役美军第2师伤亡3,700多人，美方估计中国大陆、朝鲜此役伤亡25,000人[179]。中国大陆估计整个朝鲜战争1951年夏秋季战役作战中，中国大陆与朝鲜共毙伤俘联合国军16.8万余人，自身则伤亡3.3万余人。这次作战，迫使美方不得不恢复停战谈判，并放弃其原来的要求。志愿军战士在战斗中创造的马蹄形工事是坑道工事的雏形，为以后建成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提供了重要经验[180]。

上甘岭战役

主条目：上甘岭战役

中国人民志愿军，1952年

1952年10月14日凌晨，联合国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发动金化以北的上甘岭之战。美国在上甘岭地区发动空前激烈之“金化攻势”；金化，位于三八线中段，是从汉城地区进攻平康平原必经之铁路枢纽，因而是攻势中必争之地[115]:175。双方在表面阵地上进行拉锯战。多次反复争夺的结果，两方面皆死伤惨重。前后历时43天，在3.7平方公里的地区，共发射炮弹超过230万发，岭上泥土平均被炸翻出至少3米。中国人民志愿军军队伤亡情况遽增，不过仍倚靠有系统建设的坑道工事阻止美军的攻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统计，志愿军阵亡4,838人，伤6,691人[181]。根据联合国军方面统计，联合国军阵亡1,461人，伤4,700余人[182][183]（另一说是伤亡9,000余人）[184]:318。

夏季进攻战役

参见：朝鲜战争1953年夏季战役和金城战役

1953年2月22日，联合国军司令格洛克致信金日成与彭德怀，建议双方交换伤病战俘[117]:211。3月22日，周恩来致毛泽东电：“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格洛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一〇九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助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115]:1813月28日，金日成、彭德怀覆函格洛克，同意交换病伤战俘，并建议立即恢复谈判[115]:182。3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提出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政府共同研究之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115]:182-1834月6日，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方面联络官朝鲜人民军李相朝少将与联合国军方面联络官美国约翰·C·丹尼尔海军少将就双方遣返伤病战俘问题举行会谈，4月7日双方交换伤病战俘估计人数，4月11日完全达成协议[117]:212[185]。4月中旬，毛泽东向邓华提出：“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115]:183。4月23日，毛泽东对邓华关于举行夏季战役反击之几点意见批语：“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则可于五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115]:1834月24日，李承晚转告艾森豪威尔，如果达成允许志愿军继续留在鸭绿江以南之任何协议，他就决定将韩国军队退出联合国军，在必要时将继续单方面作战[115]:184。4月26日，朝鲜停战谈判恢复，南日将军之提案遭到联合国军首席谈判代表哈里森拒绝；5月7日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再次提出解决遣俘问题之八项提案：一切坚持遣返之战俘，予以直接遣返，其余不直接遣返之战俘，全部交给印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五国组成之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管[117]:215。双方因战俘问题再次在谈判桌上陷入僵局。5月1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动夏季进攻战役，目的是“消灭敌人，配合谈判，吸取经验，改善阵地。”[117]:216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20兵团第19兵团和第9兵团在火炮掩护下从西线、中线、东线、三路出击，从正面突破联合国军地下坑道防御工事，经激战，除个别支撑点内的联合国军守突围外，其余均为志愿军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声称先后毙伤俘联合国军4,133人，志愿军伤亡1,608人。志愿军提前发起夏季反击作战，迫使美国在5月25日基本接受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之提案，夏季反击作战第一阶段结束[115]:184。

5月27日起，志愿军发起夏季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攻势，原定打击美军为主，改为打击韩国国军为主[115]:184。志愿军第19兵团、第9兵团、第20兵团及朝鲜人民军先后对韩国军团以下兵力防守的51个支撑点进攻作战65次，共歼灭联合国军41,203人，志愿军伤亡19,354人。志愿军突破联军阵地正面达12公里，纵深达6公里，为第三次进攻创造有利条件。至6月中旬志愿军共毙、伤、俘敌军4.5万多名，突破敌阵地正面达12公里，纵深达6公里[117]:216。

6月6日，艾森豪威尔致信李承晚，敦促他接受停战协议，并提醒他，武力统一朝鲜，只是一个“梦想”[115]:184。6月8日，美方接受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关于战俘遣返问题之方案，朝鲜停战谈判之最后一项问题，终于达成协议，并公布于世[117]:216。6月15日，停战谈判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按照双方实际控制线划分军事分界线工作即将完成[115]:184。志愿军和人民军发布命令：“从六月十六日起，各部队一律停止主动向敌人攻击，但对敌人向我发动的任何进攻，则应坚决地给以打击。”[115]:1856月16日，李承晚覆函艾森豪威尔，拒绝接受停战协议[115]:185。6月19日，韩国扣留2.7万名朝鲜人民军战俘[117]:216。6月21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115]:1857月13日至27日展开第三次进攻，即金城战役，这次进攻以打击韩国国军为主。志愿军和人民军于7月13日发动金城战役，几天内歼敌5万人[117]:216。志愿军在朝鲜金城以南地区，对韩国国军防守的坚固阵地实施的进攻战役。此役志愿军第9、第19、第20兵团及人民军对韩国国军作战45次。在7月13日展开进攻至16日转入防御，仅3天时间便将战线从正面向前推进192.6公里。联合国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出动8个师兵力反击1000余次，但在付出巨大代价的情况下，至27日金城战役结束前仅占领巨里室北山一个阵地。中国大陆宣称志愿军在金城战役中予韩军汉城师以歼灭性打击，重创联合国军3个师，共歼灭联合国军52783人，志愿军伤亡2.3万人。7月19日，美方发表声明，保证实施停战，并向韩国施压；随后韩国政府被迫发表声明，接受停战协议[115]:185。7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1953年7月25日祝贺志愿军夏季反击作战胜利电报稿上加写：“希望全军指战员防止骄傲，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以后，仍应提高警愓，一面自己严格遵守协定，一面防止敌人可能作出破坏的挑衅。”[115]:186

通过夏季战役，向南扩展阵地240公里，将战线拉直。整个夏季进攻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声称志愿军伤亡5.3万余人，志愿军毙伤俘联合国军12.3万余人[186]。联合国军声称在七月联合国军伤亡29,629人，志愿军伤亡72,112人[187]。

空战

主条目：朝鲜战争空战

1950年朝鲜战争初期，美国空军动用远东地区44个中队共657架飞机参战。朝鲜人民军仅有20架战机，很快就失去作战能力[188]。当时中国大陆空军和海军初创，无法与美军抗衡，美军完全控制制空权和制海权[117]:8。8月，斯大林派遣苏联空军138架飞机进驻沈阳，如此可以迅速飞往朝鲜，出现失利也可以飞回中国大陆境内躲避追击[189]。

苏联秘密介入

主条目：米格走廊

涂装朝鲜空军标志的米格-15比斯战斗机。亚利桑那州空军纪念博物馆收藏。[190]

美军F-86A战斗机

1950年11月1日，先期进驻沈阳的苏联空军米格-15战斗机在鸭绿江上空朝鲜境内与美空军首次交战。苏联空军歼击航空兵独立第64军，辖2至3个歼击航空兵师、1个独立夜航歼击机团、2个高炮师、3个探照灯团以及1个航空工程兵师、其它保障部队和分队。每个部队自抵达战区后平均8至12个月换防一次。该军的平均人数为26000人。有不少来自总参、各军兵种机关的军官因在此军工作积累经验。自1950年至1953年，第64军总共轮换了空军和苏联国土防空军的12个歼击机师（26个团）、2个独立夜航歼击机团、4个高炮师（10个团）、2个航空工程兵师、3个高射探照灯团和2个海军航空兵歼击机团，以及部分保障部队。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顾问斯捷潘·阿基莫维奇·克拉索夫斯基空军上将指挥，1952年7月。第64军承担保卫鸭绿江和中国大陆与朝鲜边境线以南75公里以内战略目标和交通线的任务。在这一阶段，美军参战的飞机（含作战飞机及非作战飞机如运输机、联络机等）已经达到14个大队、1100余架飞机，机数虽多，但大部分为螺旋桨式飞机，喷气式战斗机仅有平直翼的F-80，性能上远远不如苏联空军的米格-15。11月8日，美国空军司令范登堡下令派遣F-84E和F-86A各一联队至朝鲜半岛参战。第4战斗机联队的F-86经海上运输，大部分进驻日本，仅以一中队进驻汉城附近金浦机场，在12月15日第一次执行任务[191]:246-248。以双方需要飞行的距离来看，美军的F-86在米格走廊平均停留时间在20分钟左右。12月，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进驻丹东，直到1951年1月首次参加空战[192]。

在1950年末至1951年初，在朝鲜半岛的西北部，从鸭绿江以南至清川江之间的空域，苏联空军的米格机对联军飞机造成相当威胁。美国飞行员开始以“Mig Alley”称呼这个区域（此名为中文媒体翻译成米格走廊），认为进入这个空域就要展开宛如后巷（英语：back alley）中的混战[193]。米格走廊中最神秘的力量是苏联飞行员，斯大林命令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负责向中国大陆派遣航空兵师，苏军参战人员一律身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194]。尽管斯大林要求严格保密，要求飞行员在无线电交谈中避免使用俄语，但作战时并不实际，联军其实自苏联加入空战的行列之后，很快自监听无线电通讯当中知道苏联的介入，不过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联军方面也选择缄默的态度，以免战事扩大。当时美国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从远东视察回国后公开宣称：“共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空军力量之一”，将空中对手名义限制在志愿军空军内，以免暴露苏联飞行员大批参战的真相[195]。

苏联空军认为米格-15初战对美军轰炸机的威胁使1950年11月美空军炸毁6座鸭绿江战略桥梁和10座朝鲜城市的目标未能实现[188]。美空军认为是由于地缘政治的限制，让轰炸机不能飞入中国大陆境内以及攻击来自中国大陆境内的防空炮火，造成执行任务的困扰。但在后来的持续轰炸中仍陆续将大部分桥梁炸毁[191]:220-230，并对修复的桥梁重复轰炸。米格走廊的有限区域以及大多数空战都集中在这个范围之内，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南下建立前进机场的意愿也不高，主要目的是阻止联合国军轰炸。中苏并不想用有限的战机资源与联合国军战机拼消耗，而是以联合国军在朝鲜的轰炸机主力B29为首要目标，击落或迫使其放弃任务提前投下炸弹返航，同时又必须分出一部分力量掩护攻击战机。从战果上来看，美军无法确保朝鲜半岛制空权，1951年4月12日，3-4个中队36至48架B29在近100架F80与F84掩护下，试图轰炸位于安东的鸭绿江桥梁，遭遇30架米格15攻击，3架被当场击落，7架严重受损，轰炸任务中断。经此“黑色星期四”，美国空军暂停了近3个月的大型轰炸机轰炸。1951年10月23日“黑色星期二”，联合国军再次组织了21架B29分2队在约200架F80、F84、F86和英制流星喷气式战斗机掩护下，试图轰炸朝鲜北部新建的野战机场，遭遇近150架米格15拦截，约50架米格突破护航战机防线；其中一中队9架B29因护航战斗机迟到4分钟，在米格15围攻下，6架被击落或坠毁；另一中队12架B29尽管有战机护卫，亦有损失。22日至27日6天之内，5架B29被当场击落，6架严重受损，返航中坠毁或降落后报废，另有10余架受弹。10月22日至27日的大规模空战影响到其后数十年的美空军战略布局，10月28日，美空军司令部越过各级指挥系统直接向前线的B29飞行员下令，停止大型轰炸机集群日间战略性轰炸，部分机组是在朝鲜时间凌晨于跑道上等待起飞时接到空军司令部的直接命令：后将轰炸机使用改为夜间小批量战术支援，将战略攻击力量的重心由轰炸机集群转向核武器威慑，并开始重视载弹量较少但更灵活的对地攻击机和多用途战机的作用。在朝鲜，美军试图以轰炸切断中国人民志愿军运输线的战略企图，最终未能实现。

中苏空军自1951年起配合作战，最初由有经验的苏联飞行员与美战机缠斗，掩护志愿军飞行员攻击轰炸机和对地攻击机。200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前司令员王海在其自传《我的战斗生涯》中写道：“朝鲜战争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还相当年轻、弱小，空战主要是苏联空军打的。”[196] 随着经验积累，志愿军空军在朝鲜战场有效发挥自己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统计，志愿军空军在战争中共出动起飞2457批26491架次，有212名飞行员击落击伤过联合国军飞机。整个志愿军空军宣称共击落联合国军飞机330架，志愿军空军被击落231架飞机，116名飞行员阵亡[197]。据苏军总参谋部统计，第64航空兵军战斗出动共64300架次，参加空战1872次（有6462名飞行员对敌射击），击落飞机1106架，其中“佩刀”651架；另外还有153架飞机，其中40架“佩刀”被地面炮火击落。苏方军官亡142人（其中飞行员126人）、士官和列兵亡133人，飞机被击落335架，被击毁火炮6门、探照灯1部，在朝鲜战争中参与轮战的苏联军人为40,000人。美国方面的资料宣称一共布署647架F-86到韩国战区[198]，总共损失231架，其中有飞行员本人或编队其他成员证实于空战中当场坠落的确定空战损失73架，不明原因34架，以及其他包括故障等原因的损失。考虑在作战中受损而未能回到基地的情况，如重伤后迫降损毁记作损失，重伤后于机场迫降损毁记作技术故障，因而空战损失的数字必会高于73架[199]。 F-80美国流星式总共损失277架，占参战总数的约1/3，其中确定空战损失14架，确定空战战果17架。 F-84雷电战斗轰炸机亦承担了战术攻击任务，总共损失335架，确定空战战果8架。

美方最初称在朝鲜空战中击落484架MiG-15，被击落48架F-86，近代重新统计后改为确认空战被击落103架F-86，其中92架是被MiG-15击落，确认空战击落379架MiG-15；MiG-15:F-86空战交换比在60年代媒体中一度宣称为14:1，后在数十年中定为10:1，后改为7:1，近代改为约4:1。[200][201][202]因联合国军机群通常处于数量优势，且MiG-15以拦截轰炸机为首要目标，主要战术以较少的MiG-15冲入联合国军机群，扰乱其队形，迫使其放弃轰炸任务。极少出现规模接近的MiG-15与F-86机群纯粹消耗性空战。战后美方成立海军战斗机武器学校（通称Top Gun），专门加强缠斗训练。

由于苏联空军受到的命令是不可以南下远离鸭绿江的地区作战，因此苏联空军绝少有战术性对地任务。志愿军后来还是用刚刚创建不久的空军和海军掩护陆军攻占朝鲜西海岸的大和岛、小和岛等十多个岛屿，并在这一过程中三次轰炸大和岛，其中第二次是人民解放军空军首次夜间轰炸。这是志愿军空军规模较大的战术性对地任务[203]。

核武威胁

1950年7月下旬，朝鲜战局对美极为不利，美国为防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参战，派遣10架未带核武器的B-29轰炸机到关岛，并将消息通过《纽约时报》广泛传播开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核威胁，但最后美国因国内外压力将B-29轰炸机调回国[204][205]。

1950年10月1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建议着手研究对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核打击的目标问题。11月30日，杜鲁门总统在记者会上答问，美国会采取一切步骤围堵共产党在朝鲜半岛的扩张，包括使用原子弹[206][207]。12月初，美国飞机模拟核袭击朝鲜首都平壤。1951年4月，9架B-29轰炸机携带核弹头派往关岛，继而飞至冲绳岛，并举行公开的核战演习。6月初，美军侦察机侵入中国东北和山东上空，收集关于空袭目标的情报[205]。

1952年12月2日至5日，刚当选美国总统之艾森豪威尔到朝鲜前线视察，回国后称，要以行动，而不是言语，来打破僵局[115]:176-177。12月，毛泽东对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1952年12月4日报送之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之方针任务报告之批语：㈠“应肯定敌以五至七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五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四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㈡“第二个登陆危险区是通川元山线，第三个危险区是镇南浦汉川线。”㈢“决不能许敌在西海岸登陆，尤其不能许其在汉川鸭绿江线登陆。”[115]:17712月20日，毛泽东任命邓华兼任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梁兴初为副司令员[115]:178。1953年1月20日，艾森豪威尔又一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核威胁，声称为结束战争，不惜扩大战争和使用核武器[205]。

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发表国情咨文，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第二天同参加联合国军各国代表会谈，说服他们支持封锁中国；4月底，在毛泽东指导下，反登陆作战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从三八线到东西海岸，直到中国东北，构成纵深防御[115]:179。2月11日，美国开始计划对朝鲜开城地区使用战术核武器。最终由于战争结束而未实施[205][208]。

停战板门店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117]:217。同日22时生效[61]:5210。主要内容：划定军事分界线，双方各由此线后退2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双方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并从规定地区撤出一切军事力量；停止自朝鲜半岛[注35]境外进入增援的军事人员、武器和弹药；协定生效60天内，双方直接遣返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其余战俘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处理；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协定生效后3个月内召开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事项[61]:5210。双方签署《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的停火协议[209][210]。协定附有“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附件[61]:5210。谈判的最终结果是在三八线附近以1953年7月27日22点整双方实际控制线南北各2公里宽设立非军事区，由于参战双方签署的是停战协定而非和平条约，因此从国际法上来讲，当时这场战争尚未结束。

2009年5月27日朝鲜军方发表声明，宣布朝鲜退出朝鲜停战协定，将不再受军事停战协定约束[211]。2013年3月5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于声明中宣布，朝鲜将不承认《朝鲜停战协定》[212]。

2018年9月18日，大韩民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签订《平壤共同宣言》，事实上宣布战争状态结束[213]。

伤亡情况

1953年3月23日，第一批遣返的被俘美国军人

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早期的统计50万余人次，阵亡、病故171,687人[214]，2010年10月26日，中国抗美援朝纪念馆经过10多年全国走访查实，朝鲜战争期间全国志愿军战士阵亡共183,108人[215]。2010年6月26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在“朝鲜战争六十年暨半岛形势研讨会”上表示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阵亡114,084人，负伤383,218人（因包含两次以上负伤而存在重复统计）；患病后送入院治疗455,199人（因包含多次住院同样存在重复统计）；战场失踪25,621人。加上参战人员中伤病和其他原因的死亡，中国人民志愿军方面在战争中共死亡183,108人[216]。2014年10月29日，中国大陆民政部、总政治部清查确认，将尽可能多的士兵列入烈士后，得到抗美援朝烈士为197,653名，卫生勤务保障战线共救治伤病员838,417名，其中伤员383,218名，治愈归队217,149名。[46]

空军方面，参战的苏联空军10个航空兵师共损失米格15和La-11战斗机335架飞机和120名飞行员。苏联4个高射炮兵师和2个探照灯团共68人牺牲、165人受伤、损失高射炮6门和探照灯1台。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共损失231架飞机和126名飞行员。

联合国军方面，美军伤亡约14万人次。其中阵亡美军36,570人，负伤10万余人次，扣除多次负伤后的负伤人数不详。“美国战役纪念碑委员会”在美国华盛顿“朝鲜战争老兵纪念碑”上刻有54,246的总死亡数字，包含因车祸等原因死亡的1万余人，现在这组数字依旧刻在纪念碑上。联合国军总共死亡628,833人，受伤1,064,453人，失踪470,267人。其中美军死亡54,246人，受伤103,284人，失踪8,177人[217][注36][注37]。据1955年美国国防部报告，美军7,190人被俘，其中93%（6,656人）是陆军。[218]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数据，运动战时期志愿军毙伤美军91,503人，俘6,319，降149人；其它联合国军6,136人，俘1,238人；韩国国军50,654人，俘29,278人。阵地战时期志愿军毙伤美军198,352人，俘749人，降1人；其它联合国军20,343人，俘250人，降2人；韩国国军304,966人，俘8,254人，降283人[219]。志愿军共击毁击伤坦克2,006辆，汽车3,165辆，装甲车44辆，飞机10,629架，各种炮583门。缴获坦克245辆，汽车5,256辆，装甲车51辆，飞机11架，各种炮4,037门，各种枪73,262支（挺）[219]。

战俘处理

主条目：朝鲜战争的战俘遣返问题

至1951年6月，联合国军共俘虏朝鲜战俘152,500人、志愿军战俘21,300人。共产党将战俘仍然看作战斗人员，在战俘营中成立了严密的组织，与联合国军进行斗争。[220]战俘最初一起被送往釜山收容所混合关押，后来由于两方之间发生矛盾，联合国军就将战俘按照国籍分开[4]。釜山战俘收容所是美军1950年下半年动工修建，主要关押伤病战俘，共有9个战俘收容所和2个战俘监狱及水牢，每个收容所可以关押1,500名左右战俘；居住环境比1951年4月和1952年5月修建之巨济岛战俘营和济州岛战俘营好[117]:27。

1951年5月30日，大批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俘开始被移往巨济岛战俘营[4]。中国人民志愿军有21,400人被俘，被俘人员中连排级军官有600人左右、营级30余人、团级5人、师级1人，主要被关押在巨济岛等地。[221]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2万多人被俘，有6,673人返回中国大陆，有1.4万多人到台湾[117]:3。战俘主要被关押在巨济岛、釜山，后来又大批转运到济州岛。在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俘的营地内，普遍爆发反共和亲共战俘之间的要求遣返和拒绝遣返的血腥斗争，得到美军以及韩国、中华民国政府支持的反共战俘首领最终占得上风。1952年4月8日，美军对战俘的去向进行“甄别”。朝鲜战争老兵冉宏图称，在甄别前夜，反共的战俘首领以挖心等方式杀害多名倾向于遣返的战俘。张泽石在其《战俘手记》一书中，提到一个叫李大安的战俘带着一批台湾特务、变节分子残害亲共战俘，李大安用匕首挑着挖出来尚在跳动的心脏到处去恐吓其他战俘。最后，14,000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俘没有在甄别时选择遣返。冉宏图回忆，其实许多人内心并不愿意去台湾，有战友不想去台湾觉得被刺了字也不能回中国大陆而绝望跳海自杀。[222]1952年5月7日[117]:139，亲共战俘发动巨济岛事件，绑架战俘营长官杜德并迫使他承认虐待战俘后加以释放。美军战斗部队随即镇压这些营地，造成大批战俘死伤的惨案。亲共战俘在联合国军战俘营内也建立组织，使用包括活埋在内的手段处决妨碍斗争的战俘。[223]1953年4月20日，朝鲜战争交战双方开始交换伤病战俘，至4月27日美方共遣返志愿军伤病战俘1,030人，人民军伤病战俘5,640人；朝鲜、中共方面共遣返美军、英军和韩国国军等伤病战俘684人[117]:213。除了战俘之间的血腥斗争，另有数千名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俘死于传染病。从1953年8月5日至9月6日，联合国军共遣返志愿军战俘5,640名[117]:225。

联合国与韩国的被俘人员

参见：大韩民国国军战俘

1950年底，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靠近中国边境的碧潼选址建立战俘营。碧潼战俘营位于位于鸭绿江和支流形成的一个半岛上，三面环水。开始只收容管理韩国国军以外的联合国军战俘，1951年3月之后，鉴于朝鲜人力物力的困难，韩国国军战俘也由志愿军管理。4月，志愿军政治部成立志愿军战俘管理处，下设4个俘管团和2个俘管大队，其中2个俘管团收容管理韩国国军战俘，另2个俘管团和2个俘管大队收容管理美、英、法、土耳其、菲律宾等10个国家的联合国军战俘[224]。至1951年6月，碧潼战俘营共有美军战俘2000余人，英军战俘800余人，土耳其战俘200余人[225]。由于严寒、极度的物质匮乏以及美军战俘中普遍的心理崩溃，在1950年至1951年的冬季和春季，战俘营内的美军战俘死亡一千余人，而其他国家战俘则少有死亡[225]。随着志愿军空军开始保卫后方交通以及停战谈判的开始，战俘营的物质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志愿军纪录大规模的战俘死亡在1951年夏得到遏制。1952年11月15日至2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于碧潼战俘营举办了一场模拟奥运会，参赛运动员皆为联合国军战俘，之后对此进行了宣传。

战俘遣返

1953年，交战双方达成《停战协定》。7月成立战俘遣返委员会。8月5日，交战双方开始交换战俘[117]:217。至1953年9月，人民军和志愿军方面向联合国军交还重伤病战俘684人、直接遣返的战俘12773人（其中韩国战俘7862人、美英法等国战俘4911人）；联合国军向人民军和志愿军方面交还重伤病战俘6670人（其中志愿军战俘1030人、朝鲜战俘5640人）、直接遣返的战俘75,823人（其中朝鲜战俘70,183人、志愿军战俘5,640人）。9月9日，由印度、捷克斯洛伐克、瑞典、波兰、瑞士五国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正式成立，印度中将蒂迈雅中将当天到达朝鲜半岛任主席[117]:225-226。按照朝鲜停战协定，在停战协定生效后60天内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朝鲜设立之“中立区”中看守，然后由战俘所属国家派人向战俘进行90天解释工作[117]:226。余下的不直接遣返的22,604名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俘（其中志愿军战俘14,704人、朝鲜战俘7,900人）与359名联合国军及韩国战俘（其中美军战俘23人、英军战俘1人、韩国战俘335人）被转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在中立国监督下，战争双方派出代表对战俘解释，由战俘自己选择去向[184]:514。

解释期间，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俘被送往北营。在战俘转移到中立区的第一天，反对共产党战俘就当着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印军主席蒂迈雅（K. S. Thimayya）中将的面，几乎把两名向印军寻求遣返的战俘活活打死。被彻底震惊的蒂迈雅意识到，这些战俘首领将以严酷的纪律阻止任何人在解释期间遣返[226]:122。反共的战俘首领通过暴力恐怖严密控制绝大多数战俘，成功抵制解释工作。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直到10月10日才正式开始对战俘之解释工作[117]:229。到90天解释期结束的1953年12月23日，仅有10天时间被用于解释。22000余名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俘中经过解释的只有3166人，这3166人中仅136人要求遣返，但同期却有数百名战俘冒着生命危险逃出营地要求遣返，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因此认为，“战俘在表达愿望时所必须采取的这种不正常方式，使人们很自然地怀疑到全体战俘都不是自由的个人。”[227][226]:199反共的战俘首领们从韩国和中华民国政府获得指令，设法“肃清潜伏匪谍，提防分化阴谋”[228]。在印度军队看管期间共有38名战俘死亡，其中多数因为被怀疑有遣返倾向而被反共战俘杀害，其中最著名的是谋杀张子龙案。据遣返的战俘控诉，反对共产党战俘挖出张子龙的心脏以恐吓希望回国的战俘[229]。美国记者极力否认此事，称其为共产党的污蔑[230]。在解释期满后，中立国委员会又为战俘摆脱反对共产党首领的控制提供两次机会：1953年12月31日，印军对战俘“点名”，131名战俘趁机提出遣返；1954年1月20日至21日，在印军向美军移交战俘时，又有104名战俘抓住最后的机会逃脱战俘首领的控制。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其提交的报告中认为，未寻求遣返的战俘并不都是出于自愿，而是因为他们被在战俘营内长期灌输的恐惧所控制。蒂迈雅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毫无疑问将会有更多的战俘要求遣返[226]:205。而那些要求遣返的战俘，毫不意外地被美、台的宣传机构贴上“共谍”的标签[231][230]。

1953年12月23日，联合国军单方面终止对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俘的解释工作。尽管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强烈要求延长解释期限，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印度主席也认为延长解释期限是合法和必要的，并承认绝大多数战俘尚未经过解释程序，但由于联合国军拒绝协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投票决定对战俘的解释工作结束，并将剩余战俘移交给联合国军[232]。联合国军方面战俘经过解释后，有224人拒绝遣返[224]。1954年初双方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的命运分别为：志愿军战俘440人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14,235人前往中华民国，12人前往印度；朝鲜战俘188人返回朝鲜，7,604人前往韩国，74人前往印度；美军战俘2人返回美国，21人前往中国；英国战俘1人前往中国；韩国战俘8人返回韩国，325人前往朝鲜，2人前往印度[184]。

返回中国大陆的7000多名志愿军战俘中有6064人被集中到位于昌图县金家镇的归国者管理处。至1954年3月，92%的战俘被开除中共党籍、共青团团籍、解放军军籍，其中约4600余人只被承认被俘前的解放军军籍，30多名干部和少数伤残人员转业，其他战俘则全部复员，复员的战俘的档案中被注明“控制使用”[233]。1980年，在返回中国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向全国人大申诉后，中共中央下发“中发（1980）74号”文件即《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中国大陆官方开始对志愿军战俘重新审查、正确处理，如战俘张泽石得以平反、恢复党籍军籍，还成为2011年感动中国候选人[234][235]。

抵达台湾的志愿军战俘在台湾被称为“反共义士”受到隆重的欢迎[236]，中华民国政府专门划出“义士村”供他们居住，政府还将1月23日定为“自由日”进行纪念。欢迎之后，由蒋经国主持、谷正纲办理，对来台战俘进行思想改造和审查，包括自我清查反省，刺血字、写血书、举行向蒋中正宣誓效忠仪式等。[237]被清查及自首的4410名曾加入中共党团的战俘被注记档案后交接编单位，其中被认为情节严重的15人被移送“感训”。[4]在战俘营时，中华民国方面曾向战俘承诺去台后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不肯去台湾的则可以选择前往中立国，但这一承诺并没有兑现[238]。战俘们被逐个审查后，补入国民党军基层。[222]据去台战俘赵英魁回忆，到台湾之初，有的战俘因不愿意当兵而遭到干部的不断纠缠而自杀，还有的战俘抱怨“国民党不守信用”，遭“政治战士”检举，被捕后以“从事非法组织意图叛乱”的罪名被判死刑或徒刑[239]。1958年8月28日，金门炮战爆发，有前志愿军战俘带枪浮水游到厦门。冉宏图也想逃跑，但由于企图早被发现而未果。频繁出现的逃跑事件，使国民党当局又针对战俘开始了新的政治攻势。冉宏图就曾被要求参加国民党，但他拒绝了。[222]

除去返回大陆和前往台湾的志愿军战俘以外，在中立区解释结束后，有12名志愿军战俘选择前往中立国印度，其中2人后来返回中国大陆。[240]

战争罪行

对朝鲜平民的屠杀

韩国学者金荣范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唯一没有屠杀平民的队伍，而朝鲜战争中其他参战方，朝鲜、韩国和美国都有针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行为。根据屠杀者的身份，对平民屠杀可分为三类：右翼（韩国国军、警察、右翼团体）对本国平民的屠杀、左翼（朝鲜人民军、游击队及左翼团体）对本国平民的屠杀，以及美军对朝鲜半岛平民的屠杀[241]。

“据报有大批的平民要么全部是朝鲜人民军，要么由朝军控制，正试图渗透我军阵地，军队已经要求对所有难民人群扫射”。（韩国及原南朝鲜军政厅）

1950年，保导联盟事件

参见：保导联盟事件、济州四·三事件和江华岛屠杀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半岛的南方和北方被美苏分别占领。南方在处于美国军政的时期，出于政治对立原因的大规模屠杀已经开始。如美军犯下的南原屠杀，1946年10月数千民众遭到屠杀。1948年4月，南朝鲜劳动党在济州岛发起的起义遭到南方军警镇压（济州四·三事件），韩国国军在全岛的大屠杀一直持续到朝鲜战争结束，美军也卷入其中，至少3万无辜平民遭杀害。韩国国军以“讨伐共匪”的名义，对劳动党的支持者和被怀疑为“通匪分子”的平民展开屠杀，而被左翼游击队认为反共的平民也会受到报复。双方的对立在战争爆发后进一步升级[241]。

战争初期，韩国在战场上节节失利的情况下，对被认为“通匪”的人士展开屠杀，对象主要是保导联盟成员和政治犯，目的是预防他们加入朝鲜。韩国国军在保导联盟事件中屠杀10万人以上，其中绝大多数实际与共党关系极浅甚至毫无关系，保导联盟事件是韩国当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事件[241][242]。

仁川登陆后，韩国国军在收复的本国领土以及随后占领的朝鲜城乡组织“治安队”、“灭共团”等组织，对朝鲜劳动党党员和被怀疑为亲共人士的平民进行大规模的清查和处决。在智异山一带，人民军残留部队与韩国国军之间作战时，很多居民被双方以“反动份子”或“通匪份子”的名义杀死。尤其是韩国国军在“坚壁清野”计划下的“敌性部落”焦土化计划，为屠杀平民提供借口[241]。

战后韩国政府一直试图掩盖其屠杀行为，直到1980年代及90年代其政府结束军事统治，才开始承认在战争犯下屠杀平民的暴行[243]。

朝鲜及原北朝鲜人委

朝鲜人民军在战争初期的两三个月占领朝鲜半岛南部大部分地区期间，在各地甄别，对韩国政府官员、军官、警察、宪兵、资本家、商人及相关人士侦察和审判，屠杀了12万9千名右翼人士、军警家属、公务员等。被屠杀者中很多人是被认为是右翼人士而被杀害[241]。朝鲜人民军在1950年6月28日攻陷汉城（中文今译作首尔）当日，即发生了韩国平民、伤兵及医生遭到人民军部队集体虐杀的汉城国立大学附设医院屠杀事件，700至900人遇害[244][245]。

美军仁川登陆后，朝鲜人民军在撤离的过程中也多次犯下集体屠杀的罪行。例如，朝鲜人民军撤离大田时，曾大肆屠杀平民[注 38][246]。

朝鲜人民军还绑架了43,000名韩国平民，其中大部分受过良好教育，其目的是利用他们在战后从事建设以及消除反共份子[247]。

美军

参见：老斤里事件、信川郡大屠杀和朝鲜战争细菌战

韩国学者金荣范将美军在韩国地区内的屠杀事件分为三类：在交战地区对平民枪杀、炮击；将正有平民通行的桥梁炸毁或放毒；对平民的轰炸和扫射；交战中的机枪乱扫[241]。

1950年朝鲜战争中遇难的朝鲜妇女

美军屠杀行为中最为人知的是老斤里事件，美国陆军第1骑兵师部队在老斤里屠杀近300名难民（韩国政府在2005年发表的数字是163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不久后又在倭馆和马山真北面先后杀害数十名难民。美军的解释是，为了防止难民群中可能混有人民军，上级下达“可疑的避难民，无条件射杀”的命令。美军为了防止人民军坦克部队跨渡洛东江，炸毁倭馆桥，当时桥上的数百名难民大部分被炸死或被淹死，幸存的难民在游向河岸时遭岸上美军机枪扫射，很多人丧生。美军炸毁庆尚北道高灵郡的德胜桥后，军机立刻对洛东江边和村庄里的避难人群展开轰炸和扫射。美军步兵和战机多次扫射平民，造成无辜的死亡。例如在昌宁郡的草幕村，在马山的一个村庄，在马山的珍北面梨木里，都有大量平民被杀。[241]

2001年韩国有议员展示40年前国会调查报告显示，美军曾在朝鲜战争初期屠杀大批无辜平民。[248]美军在韩国境内盲目的空中轰炸与机枪扫射，造成平民的大规模死亡。金荣范认为，虽然有的轰炸可能属于误判，但根据后来公开的资料，有些轰炸是有意为之，因为发现有人民军潜伏在百姓当中。朝鲜政府指控仅1950年7月，美军在韩国的13个市、道共屠杀42008人。[241]2008年，韩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经过两年的初步调查，要求对美军1950年至1951年期间在韩国制造的超过200起屠杀平民事件展开调查。[249]“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员说，委员会成立2年多来，已收到数百人提供的线索，要求对美军1950年至1951年期间制造的超过200起屠杀平民事件展开调查。韩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又译“追求真相和解历史整理委员会”）历时2年半，根据解密档案文件资料和目击者讲述，完成针对美军在朝鲜战争初期多次屠杀无辜平民的首轮调查，揭开历史真相。美国军方在压力之下对此展开16个月的调查。五角大楼最终承认大屠杀事件，称“老斤里事件”是“一桩悲剧”美联社3日公布部分调查结果。“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员说，委员会将敦促韩国政府代表受害者向美国索赔。[250]

1950年9月10日，美军仁川前向月尾岛用凝固汽油弹轰炸。[251]

朝鲜方面报道，美军在1950年10月中旬到12月底的“北进期”，共屠杀17万多名平民。[241]例如黄海道信川郡的屠杀。朝鲜指控这个郡里美军屠杀三万五千余人并说美第八军司令向士兵号召“朝鲜人，哪怕是个幼儿，老人，你们的手也不要打颤，杀呀！”。[252][253][254]

1949年的《日内瓦第四公约》[255][256]规定：处于冲突一方权力下的敌方平民应受到保护和人道待遇，禁止破坏城镇、乡村（第五十三条指出：但为军事行动所绝对必要者则为例外）、杀戮、胁迫、虐待和驱逐平民[256]。战后1977年《日内瓦公约》的《附加议定书》[257]，首次明确禁止大规模轰炸平民[258]。美军在朝鲜大规模空军轰炸和海军炮击[241]。据朝鲜的不完全统计，截止1952年5月，有18000名14岁以下的儿童死于联合国军的轰炸[259]。1952年夏，为了迫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屈服，美军从7月11日起发动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除了军事设施，城市和乡村也成为轰炸目标[224]:250。7月11日，联合国军出动战斗轰炸机1200架次、B-29轰炸机52架次轰炸平壤，平壤电台称轰炸造成1500座建筑被毁、6000余居民死伤[260]。到8月中旬，持续的轰炸已造成1万多平壤平民死伤[259]。8月29日，联合国军又对平壤发动更大规模的轰炸，出动飞机1403架次[260]。除了平壤，其他77座朝鲜城市也遭到轰炸。朝鲜方面说：“从平壤到农村，所有的城镇都变成废墟”，“任何还能被破坏的东西都没有了”，“每天伤亡的人数比争议中的遣返人数还要大”[261]。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等国政府多次谴责美军对朝鲜无辜平民的轰炸，称其为“违反国际法与人类道德常规的罪行”[262]。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方指责美军在两国边境地区进行细菌战，说细菌战致使大量的平民死亡。[263][264][265][266][267][268][269][270][271]。中外历史学者对细菌战是否属实，看法并不一致[272][273][274][275][276][277]。美国则全盘否认细菌战的指控。苏联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多次否决由国际红十字会或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的提案[278]，而世界和平理事会及受到中朝邀请的六位六国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进入北朝鲜和中国大陆调查，则认定美军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279][280]。

对战俘的罪行

美军

中国大陆、朝鲜战俘指控美军拿战俘进行化学毒气和细菌原子武器试验，后来爆发著名的“巨济岛事件”。[281][页码请求][282][283][284]。联合国军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军官控制了部分战俘营，制造暴动，据联合国军称仅使用催泪气体。[184][285][286]。

中国大陆记录的美方罪行还包括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两国红十字会代表的人身安全，如用枪撞击和殴打他们。最终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奈德林宣布解散联合红十字会小组协调组，终止联合访问[287][页码请求][288][289]。

美国是1941年《日内瓦公约》的签字国，但美国国会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后才批准此公约，因此战争期间公约对美国并没有法律约束力[290][291]。朝鲜声称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从未履行过日内瓦公约。

美军曾对女性志愿军战俘强迫脱光检查、脱光衣服电刑、性骚扰、强奸。[292]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报导到1951年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战俘死亡总数就已达13,814人。在板门店接收战俘时看到的景象触目惊心[288][289]，归国战俘还描述美军派出台湾特务潜入战俘营，在战俘营内成立准武装性质的“战俘警备队”。据称对战俘刺字，用罚爬、罚跪、吊打、往肛门里灌辣椒水、裸体塞进装碎玻璃的汽油桶里在地上乱滚、甚至生生掏出其他战俘心脏逼迫其他战俘吃掉等酷刑虐待不愿接受“转化”的志愿军战俘。在甄别前夜，72号战俘营的战俘林学逋号召回国并高呼“毛主席万岁”，被李大安割下刺字处的皮肉后又被剖心而死。第71号战俘营在巨济岛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遭到美军开枪。美方禁止志愿军战俘在1952年8月1日解放军建军节和8月15日抗战胜利纪念日举行升旗仪式，还枪决不服从管理的部分战俘。10月1日清晨6时，巨济岛战俘营中同时升起10面五星红旗。美军用包括坦克在内的武器向战俘营进攻。最终志愿军战俘死亡56人，负伤109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一致谴责美军虐待战俘[281][293][294]。美国记者引用国际红十字会报告，宣称：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弗雷德里克·贝里（Frederick Bieri）在战争期间多次访问联合国军战俘营，有时没有事先宣布，以监察联合国军是否遵守日内瓦公约。他询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战俘对战俘营待遇是否满意，并察看战俘饮食与在医院接受的医疗。国际红十字会将他的报告送往朝鲜政府，声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战俘抱怨受到任何虐待[295]。国际红十字会表示：从1950年7月到1953年8月，国际红十字会共访问韩国的联合国军战俘营160余次；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宣称会遵守日内瓦公约，而国际红十字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多次请求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仍然拒绝依日内瓦公约，让国际红十字会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的战俘营[296][297]。

1950年绞杀战期间，美军飞机将防护薄弱的战俘营作军事打击目标。多次轰炸位于中国大陆与朝鲜边境通往中国人民志愿军关押联军的战俘营补给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报道造成80%以上的补给毁于联军轰炸，甚至直接空袭战俘营[298]，将炸弹投入战俘营内，造成伤亡。[298][299]美方指出这是由于朝鲜拒绝明显标识战俘营，或是给出战俘营的准确经纬度，所以无法避免[300]。

朝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联军战俘被遣返后报告大量虐俘案例。联合国大会于1953年12月3日通过804号决议，称：对于朝鲜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多次使用非人道手段对待联合国军及朝鲜平民之行为之报告与消息深表关切。

对于谋杀、残害及虐待战俘与平民或犯其他暴行之政府当局一律予以谴责，因此种行为破坏国际法之原则，违反人类品德之基本标准，有损人权及人格尊严与价值。[301][302]

朝鲜人民军有屠杀美军战俘的记录。包括1950年7月的斗满屠杀事件和8月17日的303高地屠杀，45名美军战俘双手被反绑后，被朝鲜人民军用机枪射杀[303]。1950年的顺天隧道屠杀是在平壤将失守前，朝鲜人民军将180名美军战俘用火车向北运送，其中68人于10月30日在顺天隧道被朝鲜人民军分批射杀，其余战俘则死于疾病与营养不良[304]。

1950年冬至1951年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营中43%的美军士兵死于饥荒和疾病[305]，有联合国军战俘则认为，“战俘营都在鸭绿江旁，很易取得补给，管理方是故意少发粮食造成饥荒以为共产主义宣传作准备”[305]。麦克劳林少校第一个冬天在战俘营体重减了66磅，他估计那一年有1700名战俘死亡[306]。有英国战俘指其煮食野草，全身浮肿得“站起来时脸是瘦的，手和下身都肥肿起来”[307]。《韩国暴行！：被遗忘的战争罪行1950-1953》（Korean Atrocity!: Forgotten War Crimes 1950-1953）一书则指控美军战俘在战俘营中被饿饭和殴打的事例。美方《敌军工作史料》中指出，美军战俘“在碧潼每天死亡三人”、“晚上没有被子盖”。据费席尔的回忆，他被人夜以继日地拷打，以强迫获得细菌战的供词[308]。

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对朝鲜战争中美国战俘遭遇到的暴行举行听证会，美国战争罪行调查组长陶德中校作证称，在1953年11月底之前，依保守计算，美军战俘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战争罪行而死亡的人数是5639人。美方埃伯特（Abbott）中校作证称，“军医将美军战俘受伤的手臂缝入鸡肝，再缝合伤口，声称这会帮助伤口愈合。而他看到的是多数战俘因此伤口溃烂，痛苦不堪”。听证会的报告，列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犯下的战争罪行与危害人类罪，指出对于美国战俘遭遇到的暴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朝鲜政府同样有罪，应该负责[309]。英国战俘德里克·肯声称因在战俘营多次越狱逃跑，被捕获他的志愿军军官殴打，单独禁闭，威胁要杀他。直到停战协定签订前一天，因为他要求与访问战俘营的国际红十字代表见面，被威胁不遣返他回国。英国女王因为他对敌人坚决不屈而授勋给他[310][311]。美国记者威尔弗雷德·贝却敌曾前往看管美军的战俘营采访，作报道称“比得上瑞士度假村”[312]。有回国的联军战俘批评威尔弗雷德·贝却敌的言论，并且有战俘声称贝却敌直接协助对战俘的审讯[312]。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战俘进行洗脑”，到1953年时，7190名美军战俘中有70%批评美国参战，而不合作的战俘则遭到殴打、被迫跑步、跪在雪地里被泼冷水等惩罚[247]。

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回忆录《朝鲜战争》正面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善待俘虏，和朝鲜人民军虐待甚至射杀俘虏完全不同[313]。停战后的1953年8月，双方互访战俘营，据中国大陆报导，国际红十字会联合国军代表参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俘营后表示：“超乎预想，提不出太多的疑问”[314][31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认为在志愿军战俘营中的美军战俘死亡是因为美军在朝鲜与中国大陆边境进行细菌战，致使战俘营瘟疫爆发；空袭战俘营，导致物资短缺造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认为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责，是试图将美军袭击战俘营和细菌战造成的后果，栽赃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头上[316][317]。此外，美国总检察长小赫伯特·布劳内尔曾经公开说过：“美国战俘在朝鲜囚禁期间，如与共产党合作，将面临可能执行死刑的叛国罪的指控。”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资深参议员小理查德·罗素写了一份声明称：“那些与共产分子合作的、在假口供上面签字的人，应该迅速被清除出军队，而不是给他们以荣誉。”除了美国政府和军方制造的威胁与压力外，战俘还要承受使其家人蒙羞的巨大心理压力。这被认为是许多美国战俘指控“中国虐待战俘”，或者回国后推翻其此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利说法的原因。[318][319]

影响与纪念

韩国经济在战后遭到严重破坏，李承晚在战后仍然以统一为目标，不重视经济发展，不断计划随时再和朝鲜方面开战。四一九革命后，李承晚总统下台，局势依然并没有缓和。此后朴正熙总统执政期间更出现“实尾岛事件”，双方敌对的气氛并没有因领导人转换而改变。朝鲜和韩国的领导人进行过几次会面谈话，但碍于双方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方面的根本差异，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的进展。

韩国在1994年于汉城（现已改名首尔）开放韩国战争纪念馆，展出包括朝鲜战争在内的历次韩国战争史料。2009年的朝鲜战争纪念日，首尔清溪川广场悬挂联合国以及世界各个出兵参战国的国旗以感谢其在朝鲜战争时期对韩的大力援助，其中包括中华民国国旗，以感谢中华民国当时的援助（中华民国国军当时愿意派兵参战，被美拒绝[320]，转以非战斗方式援助）[321]。

2020年10月，韩国国防部长官徐旭表示“韩国战争分明是南侵战争”，“是（北韩）受到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唆使后侵略南方的战争”，“联合国军在危急关头拯救了我国。”这是韩国高官就韩方所认为的中国大陆歪曲历史事实首次作出的表述[322][323][324][325]。韩国外交部则提及联合国安理会曾发布要求朝鲜立即将军队撤回38线以北的决议[326]。JTBC记者走访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的纪念朝鲜战争爆发70周年展览时，注意并提出展览未提及金日成发动战争之事[327]。

朝鲜

1958年11月22日，以金日成首相为首的朝鲜政治代表团访问中国大陆。

在这场战争中金日成得到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巨大帮助[196]，虽然朝鲜在战前希望达到的统一祖国和其他的目标并没有实现[328]，但正是由于这场战争，金日成得以继续统治朝鲜。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朝鲜政治稳定，外交上和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结盟，经济发展创造所谓“千里马速度”，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优于韩国。但由于朝鲜经济是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环，结构单一，缺乏可持续性，故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冷战宣告结束之后日益艰难，人民生活质量不升反降。1990年代朝鲜经济崩溃。在金日成死后，他的儿子金正日独裁权力巩固。朝鲜人民的生活条件依然十分艰苦。国际社会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韩国不断对朝鲜提供经济援助。

过去60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双边关系虽然曾经出现过多次矛盾与纠纷，例如金日成在1956年同时肃清朝鲜劳动党内亲华的延安派与亲苏联的苏联派，而在1960年代，朝鲜在中苏交恶后在敌对的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左右逢源，来回摇摆，保证自身的最大利益[329]，但总体上两国关系仍然是较为稳定的友好关系[330]。同时尽管朝鲜与前苏联也有过多次矛盾，但双方关系总体上也较为稳定[331]，直到苏联解体前夕苏联与韩国建交导致苏朝断交[332]。

为了纪念这场战争中来自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帮助，朝鲜政府于1953年8月建立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原在平壤市中心区解放山洞，后迁至西城区和普通江区交界的普通江畔，再迁至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塔园区。该馆有80多个陈列室，展示自抗日时期至朝鲜战争的有关文物及史料，1959年10月25日志愿军赴朝参战9周年纪念日朝鲜政府建成友谊塔。该塔坐落在平壤市区牡丹峰西北侧的山岗上。1984年10月25日扩建。塔高30米，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塔身由1025块花岗岩和大理石砌成，象征着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纪念日。塔身正面嵌有“友谊塔”三个朝文镏金大字，每字重40公斤。塔顶有一铜坯镀金五角星，重500公斤。塔正面镌刻着纪念碑文，两侧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两国军民并肩战斗的石雕。

2013年7月25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军委委员长兼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恩为建于平壤荷花池洞的参战烈士墓剪彩。27日，朝鲜政府在平壤金日成广场组织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纪念停战60周年，中国大陆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为首的几名政府官员陪同朝鲜领导人观看，中国大陆和朝鲜双方还各自安排一些战争老兵参加。阅兵式上出现一些身穿朝鲜战争时期军装的方阵和战争老兵车队，后面的群众游行队伍还举出志愿军参战时的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在2018年7月27日，根据朝鲜央行相关消息，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发布政令，宣布发行《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币。《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币分为金银铜镍币。纪念币正面是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及纪念塔图案，外环郑重的刻着“1953-2018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5周年1953-2018”字样，以及防伪珠点等。背面中央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徽，上方写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银行”，下方写有“主体107（2018）年”字样，金银币左右两边和中间分别标有纪念币纯度、重量和面额。金币为999纯金制造，发行量65枚；银币质地为999纯银，发行量650枚。铜币发行量1000枚。镍币发行量1250枚。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 逃亡者

主条目：脱北者和越北

自1950年代初朝鲜战争结束以来，朝鲜人民中不断有越境逃至韩国的难民。1990年代以来，由于朝鲜经济困难及迫害，形成北方逃南者的趋势。从朝鲜逃亡至韩国或其他地方的人又称为“脱北者”。自从1950年代初朝鲜战争结束以来，超过九千名朝鲜民众逃到韩国。2007年初，这个数字突破一万。韩国统一部的发言人表示，从1990年代以来，逃亡难民大批增加。仅2002年到2006年，就有七千名朝鲜民众逃到韩国。很多朝鲜人先是偷渡到中国或俄罗斯（少部分为蒙古），然后转到韩国或其他国家（少部分为日本）。

美国

在朝韩非军事区的美军军官

美方纪录美军在朝鲜战争中阵亡33,686人、受伤103,284人和被俘4,714人，共约14万人[30]。中国大陆方面声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阵亡、受伤和被俘共397,543人[25]。美国虽然没有达成韩国统一的目标，但是达成捍卫日本和促成北约合作的目标。朝鲜战争鼓励美国采取冷战围堵政策，为美国进一步扩大亚洲防卫圈铺路。这些冷战政策最终导致美国企图阻止越南落入共产主义手中。战争也使改进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变得复杂，两国相互隔绝长达25年，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才得以改善[333][334]。

朝鲜战争期间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五星上将布莱德雷说，假如按照麦克阿瑟的战略计划，把在朝鲜的战争延伸到轰炸中国东北和封锁中国海岸，那将会是在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335][336][337]。

1995年华盛顿特区建立朝鲜战争纪念碑。经历越南战争洗礼之后的美国人，几乎已将这场战争遗忘，故此朝鲜战争又被称为“被遗忘的战争”（The Forgotten War）。

2013年7月2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朝鲜战争结束60周年之时发表演讲，他认为这场战争的最后赢家是联合国军：“那场战争并非平手，而是韩国赢了。当5000万韩国人生活在自由、强劲和民主与世界最蓬勃的经济体之一时，朝鲜的落后、镇压与贫穷与其形成鲜明而且强烈的对比[338]。这就是胜利，这就是前人留下的遗泽[339]。”[340]

此外，战争促进美军内部的民族融合，有超过10万名黑人士兵加入军队至朝鲜半岛作战，这是美军首次大规模地将黑人与白人士兵混编于同一单位[341]。

美国至今仍在韩国驻有两万八千人的军人。（参见：驻韩美军）

苏联

战争对苏联的影响十分复杂，一般认为苏联是最大赢家，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成功逼迫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兵对抗美国等盟军，也借此出售大量二战剩余军事设备赚取资金物资，中华人民共和国直到1965年才清偿完所有欠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战后又“用英语抱怨”苏联是“死亡贩售商”（merchants of death），在朝鲜战争期间出售大量劣质枪炮弹药给中华人民共和国[342]。而对于整个冷战格局而言，苏联成功地将美国的注意力一定地吸引至远东地区，从而使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对下降；同时也造成美国深陷战争泥潭，经济实力有所降低，为苏联实现两国之间的“平起平坐”提供契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

苏联通过朝鲜战争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资本主义阵营、尤其是美国战斗到底的决心[344]，打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变成第二个南斯拉夫的顾虑[345][346]，从1952年起开始大规模援助中国大陆建设全面的工业基础，这些援建项目以及1954年定下的几十个工业项目被合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助中国大陆的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国大陆打下冶金、石油、矿山采掘、煤炭、发电、电力装备、机械制造、纺织、造纸、制糖、航空、航天、交通铁路、国防兵器制造等全面的科研生产基础，中国大陆从此开始独立自主门类齐全的工业化建设道路，并最终自主研发核武器。1954年，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华谈到关于旅顺港交还中国事项，据赫鲁晓夫本人的回忆，毛泽东因刚刚停战，最初曾对苏军在当时要撤走表示犹豫，担心美国人可能会利用苏军撤出之际发动进攻。后得到赫鲁晓夫的若发生敌对性进攻行动，苏联会提供帮助的承诺后同意苏方撤军。同时在谈判后苏军对中方人员进行了大量培训并移交了大量海陆空三军设备[347]。

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的抗美援朝纪念馆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与西方列强的战争中屡次陷入惨败或极其被动的局面，朝鲜战争使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大大增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就此形容：“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348]朝鲜战争也大大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形象。英国的大卫·斯科特教授在其著作《中国站起来了：中国与国际体系》中援引众多发表于1950年代的评价。其中提到，约翰·G·斯托辛格称，“1950年以后，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变成敌对的，威胁性的，始自朝鲜战争”；肯尼斯·杨格称，“几乎没有疑问的是，朝鲜战争提升了红色中国在整个东南亚的声望”；美国托派伊罗生总结道，朝鲜战争使人“震惊”，“带来中国作为战士与敌人的新形象”。理查德·L·沃克称，“朝鲜战争的重要结果之一，是红色中国作为一个军事强国的声望就此建立起来”[349][350][351][352][353]。同时，朝鲜战争期间，美军一线作战部队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意志亦曾赋予高度的评价[354]。

参加朝鲜战争对于朝鲜的意义在中国大陆包括志愿军老兵及其后代中在停战几十年后开始出现激烈争论，中国大陆和朝鲜两国对待此次战争认知方面的分歧在21世纪开始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而逐渐凸显。2000年，一批志愿军老兵访问朝鲜，回来后表示看到“他们仍然在水深火热中，很痛心。”[355]曾经参加过朝鲜战争，经历过第五次战役的志愿军老兵、军事史作家刘家驹在结合自身经历和研究后认为朝鲜战争是“在斯大林的指导下，毛泽东的参与下，满足金日成吞并韩国的野心发动的战争”，是“一场为了金日成‘火中取栗’的‘侵略战争’”，“我们中国人给他挽救了半壁河山，也留下了祸根。”在围绕中国大陆因朝核问题而制裁朝鲜引发的两国论战中，中共官方媒体一改往日隐去朝鲜发动战争的做法，由《人民日报》海外版于2017年5月点明“如果不是金日成要统一半岛，半岛怎么会爆发战争？……中国承担了朝鲜当年‘任性’与妄动的大部分成本”[356]。新华社网站2020年10月刊登的署名文章陈述：“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是两个有联系却有区别的概念；朝鲜战争是世界上对朝鲜半岛上发生的那场国际局部战争的称呼，抗美援朝战争则是中国对自身参加朝鲜战争的定义。对于中国来说，朝鲜战争本不应该打（这却不在中国控制能力之内），抗美援朝战争却不能不打；根据战争爆发前和战时苏、中、朝三方往来电报和一些内部文件，“深刻地说明了新中国入朝参战是反侵略和保家卫国的正义一方”。[357]

2020年10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金银纪念币1套，其中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念币1枚[358]。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仍健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老兵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359]。10月23日，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出席并发表了讲话。[360]。习近平表示，“抗美援朝战争”是为了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扩张”[361]。同时中国共青团和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表示朝鲜战争是内战，是因为“美国的介入”而演变成国际战争。

中华民国

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曾于6月29日致电给麦克阿瑟，表示愿意出兵三万三千人和三十架战斗机支援，但受到麦克阿瑟的拒绝，时任中央日报董事长董显光表示麦克阿瑟也曾有意接受中华民国的提议，但是因为英国及英联邦军队不愿与中华民国国军合作而被参谋部拒绝（英国已于更早之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在《麦帅回忆录》和《蓝钦使华回忆录》里则透露，麦克阿瑟于7月31日曾访台两天，并且发现中华民国军队多素质不高：陆军平均年龄超过四十岁、多用一次大战时期的武器、且大多是文盲，难以熟悉新装备的使用；空军有一半左右的飞机必须待料检修，油料和弹药大约也只够战时的一两个星期使用；海军舰艇有半数失去作用，基隆的码头甚至有一舰艇改为“水上招待所”对外营业。认为中华民国政府自顾不暇，遂打消此念头。[362]

对于当时迁移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而言，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第七舰队巡逻台湾海峡，以防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进攻台湾，或是中华民国国军反攻中国大陆，这也致使台湾地区分治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参战直接导致中（共）美关系破裂，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国际长期孤立；美国同时认识到当时仍在联合国并代表“中国”保有安理会席位的中华民国对牵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重要性，因此将台湾重新纳入防御体系。日后美国主张协防台湾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1955年台湾决议案》即是基于朝鲜战争的影响。美国也因此改变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态度，继续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以及支持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直到七十年代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升温后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通过为止。

朝鲜战争期间，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曾多次提议派中华民国国军前往朝鲜半岛参战，亦曾获得麦克阿瑟支持[363]，但遭到联合国、美国和韩国李承晚反对，然而中华民国仍有进行物资援助[364][365]，且因朝鲜战争的缘故获得美援。许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俘在选择遣返目的地时选择台湾，鼓舞了国军士气，他们抵达台湾的那天也被定为一二三自由日[366]。

后来朝鲜战争被一些史学家称为“国民党的西安事变”，意思是西安事变救了共产党，朝鲜战争救了国民党[367]:770[368]:263。

日本

美国为了对抗共产主义的扩张，对日政策转变为将日本变成美国的强大盟友[369][370]。日本表面上并未参战，但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秘密派遣扫雷舰参加战斗，而日本与朝鲜战争最明显的关系是战争期间美军在日本大量的物资采购，对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经济复苏产生决定性的促进作用，奠定日本之后成为经济强国的基础[371]。驻日盟军总司令也中止原本支解日本财阀的计划[369][372][373]。同时，由于美国对日本战争期间的物资供应的依赖，不得不重新任用战前日本国内各行业的领导者。很多二战战犯都相继复出，重新扮演日本政商各界的重要角色[374]。

英国

2014年12月揭幕的伦敦朝鲜战争纪念碑

英国是反共阵营的重要国家，再加上身为美国的盟友，在若干议题上（例如马来亚爆发的反英运动）需要换取华府方面的支持，因此在外交及军事上都采取对抗朝鲜的行动。1950年7月，英军进入朝鲜半岛，此后赴朝鲜半岛服役的英国军人共计超过9万[375]。

10月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介入朝鲜战争，这种政策受到挑战。对外，伦敦担忧与中国大陆的敌对会危及英国在华利益，甚至使共产阵营对香港等远东殖民地构成威胁；对内，二战后元气大伤的英国因为武装政策及军费开销而使国库吃紧，冲击民生及社会福利预算。而在韩国总统李承晚公开指责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及澳大利亚等英联邦派兵国“影响麦克阿瑟遭到撤职”[376]，之后英国民众对李氏及韩国第一共和政权的腐败、专制产生极大反感，舆论立场也逐渐转向反战。

工党及艾德礼内阁的朝鲜战争政策失去民心，党内也因为舆论压力及预算问题爆发分裂，这些因素使得工党在1951年的国会大选中落败。而选前抨击工党将英国拖入朝鲜战争泥淖的保守党，则在丘吉尔的带领下取得执政权。丘吉尔重新上台后，迅速改变立场，推动停战政策，使英国得以从朝鲜半岛的难题抽身而出，同时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不再支持美国[377]。

战后的英国是联合国军组成诸国中最后一个于首都立碑纪念者，伦敦朝鲜战争纪念碑在2013年11月奠基，2014年12月3日进行揭幕典礼[378]。

撤军问题

撤军问题其实从1951年7月双方开始谈判之前就提出。本来中共是想将撤军问题也纳入谈判议程，但是美国方面坚决反对。为了尽快停战，毛泽东经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后，同意将撤军问题留待停战实现后再谈判解决，而不将其作为停战的前提条件。但是1953年7月停战后，原定应在三个月内召开的高一级政治会议（解决撤军问题、统一问题、和平协议等重大问题）却未能召开。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朝鲜问题也是无果而终。1958年2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决定于当年年底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3月15日，撤军开始。10月22日，司令员杨勇、政委王平率领志愿军总部官兵撤军回国。10月26日，志愿军已全部撤离朝鲜[379]。

美国对韩国的经济援助

从1945年到1961年间，美国与联合国向韩国提供了3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在为韩国经济提供投资融资，保持国际收支逆差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向世界各国提供了大量援助，以重建世界经济和防止共产主义扩张。美国对大韩民国的经济援助，最初是由朝鲜政府成立后不久于1948年12月10日签署的一项条约发起。

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成立了一个名为联合国韩国重建局（UNKRA）的新组织，该组织于1950年12月1日成立，并通过美军采购了食品，向韩国平民提供了大量援助。到了1954年，援助金额已达到4.5亿美元。援助的物资和细节各不相同，包括旧衣服、面粉、毯子、床、米、盐、荞麦、卫生盒、橡胶鞋和焦糖。在美国的援助物资中的玉米面袋，背面都用韩文写着“美国人民捐赠”。这些援助由美国国防部于1953年7月1日至1955年6月30日成立的对外活动办公室（FOA）和1955年下半年接管的国务院国际合作办公室（ICA）监督。从1953年到1961年，该援助总额为17.4亿美元，占所有援助的最大份额。在首尔成立了由韩国和美国政府的一位代表组成的联合经济委员会后，该委员会就整个经济问题与韩国政府进行了磋商，而韩国政府有义务接受委员会的建议。

韩国经济得以在战争结束后很快复苏，主要得益于美国和联合国的免费援助。1953年，经济援助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达到10％。在195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最高13％。当时，有90％的投资资金来自外国援助。战后至1960年代，韩国经济实现了4-5％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援助力量，而韩国获得的援助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多[380]。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看到——毛泽东这头蠢猪，上了斯大林的贼船，瘟病得的不轻，从此药不能停了——毛贼不仅在朝鲜死了唯一健在的儿子，导致他后来的接班困难，和文革预防性的清算内战……而且由于韩战的爆发，使得中共趁机展开各种抽风一般的政治运动，整整屠杀了三十年，直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才告一段部落。所以我可以总结说——抗美援朝揭开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序幕，用战争来掩护屠杀，不仅是共产党“阶级斗争”的伎俩，也是纳粹党“种族清洗”的伎俩——正如“二次大战揭开了希特勒灭犹运动的序幕”。区别在于，纳粹党杀的是外国人，共产党杀的是本国人。

（二）

网文《镇压反革命运动》（维基百科）报道：

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1950年代初，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主持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大规模政治运动[1][2][3]。镇反运动对中华民国政府及中国国民党残余势力、特工以及传统会党、帮派、土匪等地方武装势力进行了镇压，具体方式包括处决、劳改、送监等[1][3]。据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于1954年的官方统计，镇反运动中共有260余万人被捕、130余万人被监禁、71.2万人被处决，其中包括诸多冤假错案[3][4][5][6][7]。1996年的官方文件显示镇反运动镇压了157万多人，其中87.3万余人被判死刑[3][4]。外界则估计有100-200万人遭处决[5][8]。

发展过程

1950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认为：华东地区多数都是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950年2月，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6][9]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动用军队开始“全国大剿匪”及镇反运动。但中共政权刚刚上台，西南华南许多地区尚未占领，财政金融混乱，经济恢复的任务相当繁重，加之还要进行的土地改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对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非常之谨慎。对于土改，毛提出暂时不动富农的土地，他说：“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完全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当前一切工作的重心是“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毛解释说：“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毛泽东还提到中共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战争已经带来了很多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因此，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在城里是“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同时“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通过举办各种大学和使用知识分子，使他们不反对我们。而在农村，则是要通过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拥护我们。总之，“就是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至少不要使他们反对我们。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准备入朝作战。10月9日，毛泽东让罗瑞卿、彭真等人到中南海，要求他们连夜起草一份镇压反革命的文件，这就是著名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即“双十指示”。毛泽东认为[10]，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因此，“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刘少奇说，“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于1950年10月10日通过《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双十指示），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镇反运动。1950年10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活动；罗瑞卿在会议上做报告说，会门（以一贯道为主）是当时最大的反革命组织，中共在东北已从组织上打垮会门，华北已进行过若干重点取缔，但潜伏势力依然存在。接下来中共在老区要直接镇压会门，在新区则先针对会门领袖，为直接镇压制造条件。[11]

双十指示发布前后，各地出现各种暴动。

1951年

鉴于镇反运动开始时候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

只要有勾结帝国主义，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叛变，持械聚众叛乱，参加特务或间谍组织，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或利用会门，抢劫、破坏公私财产和公共设施，投毒杀人，伪造公文证件，煽动群众对抗政府和挑拨团结，制造散布谣言，以及偷越国境、劫狱越狱、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项行为，甚或意图之一者，不论“已遂”、“未遂”，均可定为“反革命罪”。

使得“反革命罪”的解释变得更宽泛，处刑标准有更大的自由度。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曾发出指示要求将镇压对象“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12]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量刑标准和法律审判程序，加之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中央的杀人指标，这一指示某种程度上是一纸空文。镇反运动不可避免地、极其严重地扩大，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

1951年4月30日，毛泽东批示说[13]：

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这样，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而后要怎样办都可以。

1951年5月8日，此意见在中共中央通过的决定中被正式表达[14]；由此发明了“死缓”这一刑罚[13]。1951年5月10日至5月15日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总结贯彻“双十指示”以来镇反运动的情况，贯彻中央谨慎收缩方针，部署当前斗争任务。毛泽东、彭真等中央领导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决议中宣布：“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5月，中共中央决定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1951年10月，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15]

1951年9月11日至17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检查了贯彻、执行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的情况，总结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经验，研究、部署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任务。1951年底后，镇反运动逐渐让位于三反五反运动。195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检查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的执行情况，研究确定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完成镇反运动任务的部署，并研究建设公安部门政治工作的问题。镇反运动到1953年才逐渐结束。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了部分人员。

历史影响·运动结果

镇反运动中，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被取缔，袍哥、青帮、洪门等帮会组织在中国大陆被彻底消灭。[16][17]

1954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的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262万余人，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0,000余名。”以被处决人数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占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四二。[3][4][5][6][7][18]

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死刑。[3][4][6] 外界有学者估计镇反运动处决了100-200万人，甚至更多。[5][8]

镇压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与抗美援朝战争三者同时进行，彼此协调。在1950到1953年间，中国共产党总共对于2-5百万人进行了军事清洗，部分被捉拿关押，部分农村武装力量反抗而变成地方上的内战，所有反抗在1953年后平息。中国共产党因此铲除了反对者，巩固了新生的政权。

冤假错案

在镇反运动中，许多中华民国国军投诚官兵和中共地下党员也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杀”、“管”、“关”[19]，如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早年追随中共，投身地下党推翻国民党活动，八年抗战期间亦因中共指派随宣传团集体参加了国军，第二次国共内战后期并策动桂北国民政府军政人员起义成功，却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80年代获平反[15][20]。1949年抗日名将池峰城策动军统北平站长徐宗尧起义，率所部参加“北平和平解放”，4月因“历史遗留问题”被关押审查，1955年3月16日池峰城在北京狱中病逝，1983年5月12日北京市公安局予以池峰城平反。武侠小说家金庸的父亲查枢卿、梁羽生的父亲陈信玉也是在镇反期间被处死的（80年代平反）[21]。

1957年5月22日，反右运动前夕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而该委员会须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即“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罗隆基随后被毛泽东划为右派，且至今未获改正。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许多在运动中被错误打倒的人士长期未获平反，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平反冤假错案。[15][22][23]

历史评价

这场政治运动存在较大争议。部分异见人士认为，镇压反革命运动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犯下的第一宗滔天罪行，目的是巩固新政权，不顾人民生死，自相残杀。[24][25] 但是中国共产党官方及部分民间学者则认为，中国共产党基本肃清了敌对势力分子，维护了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展奠定了基础。[26]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看到——毛泽东是个猪狗屠户——他杀起人来是按照“农民过年杀猪宰羊”的模式进行的，其表现才会是为了追求数字而杀人的。在毛泽东这个小地主眼里，中国人民全是他代表斯大林匪帮绑架来的俘虏，比农民的猪狗都不如——因为猪狗毕竟还是农民自己辛苦养大的，而人民不过是斯大林-毛泽东匪帮夺取到手的意外之财，当然可以随意挥霍，毫不怜惜。

（三）

网文《三反五反》（维基百科——报道：

“三反”（1951年）“五反”（1952年）运动是1951年至1952年间，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高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的两场以“反腐败”、“反贪污”等为名义的政治运动[1][2][3]。运动期间较为著名的口号包括“打老虎”、“打苍蝇”等[1][2][3][4]。

“三反运动”斗争矛头指向共产党内部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各级部门，其目的在于通过肃清和惩戒一切贪污腐败分子的办法，消除中共取得政权后干部中出现的拜金主义和权力寻租，避免重蹈历史上农民起义军进城后迅速瓦解、失败的覆辙[3][5][6]。

“五反运动”则是因为三反运动在进行中，寻找贪污腐化根源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将矛头指向了促使众多干部腐化的私人工商业阶层，其中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共认为，私人工商业者对干部行贿，骗取国家财产，于是需要在工商界开展整肃运动[5][6]。这场运动主要在工商业相对发达的上海等地进行[7][8]。

三反五反运动对上海、天津、重庆等地区的经济状况造成了一定冲击，也造成了诸多冤假错案，有许多资本家和商人被迫害自杀，亦有许多人士被处决或折磨致死，中国大陆资产阶级走向消亡[2][7][9][10][11]。仅在上海一地，从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9][10]。 邓小平等人发现在运动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并致电中共中央；最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三反五反运动于1952年10月结束[2][11][12][13]。

历史发展

“三反”运动始于1951年末的东北地区，其主要目标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前中国国民党党员及无党派官员[15]。“五反”运动始于1952年1月，其主要目标为国内的资产阶级[15]。

“三反运动”开始后，各地‘奸商’行贿、逃税、勾结腐蚀共产党干部的信息开始在报纸上出现，一些工商业人士开始响应政府号召，写坦白信和检举信。

一些城市开始进行“四反运动”（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力、反偷漏税），上海工商联组织‘四反运动委员会’。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转发了北京市委《关于在工商界中争取多数，开展‘五反斗争’的报告》，“五反运动”由此开始陆续在全国展开[16]。

1952年2月5日，上海副市长潘汉年做‘五反运动’动员报告，严厉指责资本家‘忘恩负义、对党和政府猖狂进攻’。随后《大公报》受命发表消息批评上海工商联对运动领导的软弱无力，军管当局公布汉口路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借抗美援朝之机，囤积西药，行贿官员，以劣药充抵合格品的罪行，激起民愤[17]。

自此开始，上海‘五反运动’由上海市委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主持领导，工商联及其大小资本家威信丧失，报刊开始铺天盖地的刊登检举揭发信件，上海开始逮捕工厂经理、市面经理、商店经理、行商掮客等工商界人士[17]。

运动影响·官方描述

“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8][18]。

经济冲击

华北第一大商埠天津，自“三反”以来，商业批发减少一半，运输减少四成，银根紧，市场交易不畅，粮食成交下降达一半，生产下降，税收减少三、四成。天津市委在给中央的报告里诉苦道：“一部分直接受到影响的劳动人民已在叫苦。如不采取措施，经济上的萎缩现象还要发展，时间过长，则元气损伤过大。”[2]

重庆一些工厂商店歇业停工，钢铁、机器、建筑、卷烟、针织等业目前均极度困难，生产停顿，累计有两万工人失业。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向中共中央发去措辞严厉的电报，指出重庆很多市民已陷入无食缺食之境地，开始对“三反五反”运动表示不满。[2]

而上海“三反”以来，失业工人增至十三万人，比1950年初经济形势最糟时还严重。事实上，直到1952年底，因运动导致的经济形势恶化尚未好转。打贪污得到退赔和“五反”得到的退补，还不够堵运动造成的窟窿。[2][19]

死亡人数·自杀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出现大量冤假错案，部分地区动用各类私刑逼供，包括打人、骂人、捆人、戴高帽子、挂牌、罚站、罚跪、刮鼻子、加手铐、坐老虎凳、不准睡觉、火筷烙手等，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或自杀[19][20][21][22]。

仅上海市一地，从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受迫害而自杀者达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其中有很多商人和资本家是全家多口人一起自杀[9][10]。上海及华东在沪一些单位因“逼、供、信”，仅3月13日至23日的10天时间里，就造成60人自杀[20]。

据广东省1952年3月初统计，至3月7日，全省已发生69起自杀事件，39人死亡；另据统计，仅广州市委系统，就有33人自杀[20]。

据江苏苏北区委1952年6月统计，“打虎”追赃中自杀死亡39人，逃跑33人；而截止到1952年2月19日，江苏南京市自杀者26人，其中12人自杀未遂，还有八人的家属自杀[20]。

四川江津地区使用吊打和肉刑逼供，造成58人自杀[20]。

山东青岛市大搞“逼、供、信”，“据全市不完全统计，打死与自杀已死者达172人。”仅青岛纺管分局、四方铁路机车厂、港务局、对外贸易局、卫生局等五单位就有54人被打死或自杀，另有50人自杀未遂，还有26人被打致残[20]。

部分受迫害而自杀的知名人士包括：

邓小平的连襟乐少华在“三反”运动中被错误批判，1952年1月15日，乐少华在寓所内自杀身亡[23]。

中国航运大王卢作孚被“运动”后，于2月8日吞服安眠药自杀[24][25]。

冠生园创始人冼冠生于1952年4月被工人围困在办公室里两天后，于4月21日跳楼自杀[26]。

处决

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左面挂牌者）和张子善（右面挂牌者）在保定人民体育场公审，后迅速执行死刑[27]。

三反五反运动中，有部分人士被判死刑，遭到处决[11][21][27]。1952年最初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拟定贪污1500万元人民币（合新人民币1500元）即可处死刑，但后来据彭真报告，贪污这个数目的干部太多、范围太宽，恐怕杀绝中级干部，故改为贪污3000万元（合3000元新人民币）者处死刑，但彭真认为该底线依然过低（据报告，贪污1亿元以上者也大有人在），于是在通过此条例时附带了一个说明：“究竟贪污数目多少可处死刑，请毛主席决定。”[21] 但毛泽东根据各方面报告，发现贪污十亿八亿甚至几十亿元者，还是大有人在，未避免大开“杀戒”影响人心、危及政权，故最终出台的《惩治贪污条例（1952年4月）》只规定将贪污1亿元以上（旧人民币）且情节特别严重者（譬如有反毛思想言行者[21]）处以死刑[21][28]。在“三反”运动中被判处有期徒刑的贪污犯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死缓9人）[11][29]。

1952年2月10日，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被枪毙（参见：刘青山张子善案）[21][22]。但刘、张二人从遭逮捕、受审判到获刑均无相关法律依据，死刑由毛泽东拍板、党员干部投票支持[27]。周鲸文则认为，刘青山主要是因反党反毛而被枪毙，其他贪污数目更高的成百上千人都免于被处死，譬如对于只贪污而拥毛者，没收其贪污款项，给以轻微处罚了事[21]。

其它影响

南三行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办者陈光甫1949年后先到香港观望中国政局的发展，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时明确拒绝共产党的北上邀请、确定留在香港，继续经营在香港注册的上海商业银行，后又定居台湾直至去世[30][31]。

知名经济学家、会计学家顾准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32]。

张爱玲目睹1951年的武训传批判运动和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后，于1952年7月拒绝夏衍的挽留、赴香港“继续因抗战而中止的香港大学学业”[33][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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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看到——毛泽东就是《智取威虎山》里的“座山雕”原型——他要庆祝生日就下山抓个“百鸡宴”，他的部队的需要军粮就要劫夺民财、勒索赎金、公私合营甚至“社会主义改造”、“集体化”、“人民公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苏联就是匈奴、鲜卑、突厥、辽、金、元、清、日本等“北方入侵”的蛮族集团，而毛泽东集团就是为其带路的汉奸部队——他的公私合营、人民公社，是满鞑子“圈地运动”的翻版。他他的移风易俗、文化革命，就是满鞑子的“剃发易服运动”。

（四）

网文《反右运动》（维基百科）报道：

反右运动的盲目极端化，最终导致一连串冤假错案。

反右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于1957年发起的第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大型政治运动，是在“整风运动”过程中又掀起了“反右运动”[1][2]。前者“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内的整风，后者“反右运动”主要结果是给中共党内外大量人员确定了“右派”身份[2][3]。毛泽东发动并主导了反右运动，而邓小平、彭真等中共高层也参与其中并扮演了重要角色[2][4][5]。

在反右运动中，按照中共官方在拨乱反正时期的统计数据，全中国大陆552,973人是被直接划为“右派分子”全面批斗，包括“三钱”之一的钱伟长、知名经济学家顾准以及后来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6][7][8][9][10]。此外，解密档案显示还有140余万人被贴上“中右分子”的标签，亦遭到批斗和迫害[8][9][11][12]。还有许多人被划作“内控右派”、“疑似右派”、“右倾”等[11][13][14][15][16]。反右运动中，被迫害的对象轻则遭撤职降职、开除党籍团籍、被下放到农村或工厂中进行劳动改造，重则开除公职、集中关押、判刑收监等，部分人士含冤自杀、被处决或受折磨而死[9][12][17]。

反右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该运动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党派、学术界以及知识分子等各界人士造成了极大打击，更因公器私用的利欲导致了诸多冤假错案的产生，自此中国大陆进入了由中国共产党实质性一党专政的时代，民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在没有反对派制衡的情况下，也为中国大陆此后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连串争议巨大的政治运动埋下伏笔[1][6][18][19][20][21][22]。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主导了拨乱反正并开始了改革开放，承认在反右运动的执行过程中有“扩大化”的错误（即“反右扩大化”），而中国大陆政府也给大批“错划右派”者予以“改正”平反，但最终有96人成为未获改正的右派（“维持原案，只摘帽子，不予改正，不予平反”），其中中央点名确定5人，地方91人[23][24][25]。故整场运动中不谈非正式，仅所谓“极少数”的右派人士的平反资料来看，就被错误扩大化超5700倍、错划比率占99.99%[9][25]。

运动历程·双百方针和整风运动

参见：延安整风

“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样呢？哪有那么干净的！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么！周谷城、张治中以及上述人物，他们政治上准确的身份是左派还是右派，是很明确的。这些‘右派朋友’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毛泽东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谈话，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一个月以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知识分子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可是到了1956年10月，正好匈牙利十月事件发生，毛泽东对于政权恐怕不稳固感到担忧。同年11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于1957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26]。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再次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27]。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建议改进。新闻界也跟进，刊出各种声音。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此举让知识分子们觉得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

转为反右运动

期间由于有人提议：“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局势已是“一触即发”，“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该下台了”；并且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共产党认为该言论出自章伯钧[28]）；“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请共产党下台”[29]，“一党执政有害处”，要开放“海德公园”（注：英国伦敦的一个公园，人们可在此自由发表言论）[30]，各个民主党派，都有首脑人物向中共提出，既然是共同执政，中共有自己的武装部队，那么民主党派也要有自己独立的武装部队等等。毛泽东面对越来越多批评的言论，认为这些言论将危及中共在中国政治中的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曾表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31]”于是，毛泽东决定违背承诺，展开反击。1957年中共开始了反扑的行动，这即是后来所谓的“反右运动”[32]。

1957年6月1日，储安平发表《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批评中共存在党天下思想[33]。1957年6月6日，毛泽东阅读陆定一呈送的《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简报中提及北京大学有学生写文章表示中共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有人想逼毛主席下台。而在当天下午举行的党外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卢郁文当众宣读自己收到的匿名恐吓信，恐吓信作者在信中表示“我不理解有人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我们应当深思，我们对共产党的批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出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李仲公也表示，自己因为批评了对中共提意见的人，也收到了一封匿名恐吓信。同样在当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6月7日，毛泽东在会见胡乔木和吴冷西时表示，卢郁文收到的匿名恐吓信，给自己提供了一个反击右派的绝好机会。毛泽东还表示，自己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发动反击右派斗争[34]。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35]，其中说：“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当天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提到给卢郁文的匿名信表明有人试图借整风运动进行阶级斗争，并指出“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但是社论在最后还指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34]。

1957年5月中旬至6月初，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36]一文，6月12日批发全党。文章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向顶点[30]。”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另一篇社论（据说是毛泽东亲笔写的）《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提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同年7月1日，毛泽东又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37]，其中写道：“民盟在百家争鸣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整个春季，中国天空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注：指章伯钧、罗隆基）同盟……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30]。”

1957年9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份子问题的指示》：“既然他的言行同党外右派份子一样,就没有理由不根据一视同仁的原则，把他同样划为右派份子，并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因为这种党内右派份子，他们的党龄愈长，职位愈高，对党的危害就愈大。因此,对那些同党外右派份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 决不应该因为他们是党员而有所宽容，决不应该漏掉真正的党内右派份子。”

右派的标准

1957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中包括辨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文“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其中“右派分子”的标准，包括：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另有“极右分子”的标准：

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简言之，反对共产党及其主要政策的是右派，其中领导人物为极右分子。《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文汇报》的罗隆基、浦熙修都被批判。

反右的扩大化

与其它后来被中国共产党自己否定的政治运动相比较，反右运动本身并未被中共视为错误，官方最终仍然保留了极少的右派分子。但中共承认执行过程中有“扩大化”问题，即“反右扩大化”：在具体执行中，尤其是在运动的后期，很多单位将标准简单化，为下级单位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造成许多人被冤枉。“一个单位应有5%的人定位右派分子，甚至在只有很少几个知识分子的单位和没有人鸣放的单位，这个指标也得完成。”[7]

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国共划分右派份子552,973，其中改正了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但学界认为此人数统计低于实际人数[6][9][11][15]。据解密档案显示，还有大约140多万人被列为“中右分子”（即中间偏右，类似“候补右派”）[7][8][11]。此外，还有“内控右派”、“右倾”、“疑似右派”等各类划分[11][13][14][15][16]。

中国独立记者高瑜对右派分子进行分类：“作为右派的主体，我认为主要是这样几部分人：一个是以‘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物，和储安平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第二是以刘宾雁、戴煌为代表的一大批全国各地的新闻出版界的党内知识分子；第三类呢，是以林希翎和北大的‘五一九运动’为代表的青年学生；第四呢，是以冯雪峰、丁玲、艾青、吴祖光、钟惦棐、萧军为代表的文艺界的领导和著名文艺家；第五类是教育界、科技界的著名的教授、科学家。以上五部分人都是中国当时和未来的精英人物。摧毁他们，就是摧毁了中国。从此中国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党派，中共内部和各行各业开始逆向选择。”[13]

趋于平静

在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正在反右运动中的中共领导人们认为在经济计划上也要克服“右倾”，即要相信群众的力量，用比资本主义更快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1958年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加上同年在农村迅速开始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合称“三面红旗”。全国的中心任务从反右转移到了大跃进，反右运动逐渐停止。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因为批评大跃进运动而受到批判，引发主要限于清洗军队中彭支持者的反右倾运动。

运动结果

右派受迫害

参见：夹边沟农场

1957年的青岛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了处理右派的原则：一是“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一是“要搞个劳动教养条例，除了少数知名人士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38]。邓小平在7月23日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关于右派问题，“组织处理不忙，人大、政协、党团都不忙处理，等人大改选再说”，“但要积极做准备工作，统战、宣传、组织部赶快研究，12月必须拿出方案。政协、人大，包括省市，11月拿出方案，统战部负责”[39]。7月2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核批准[40]。8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个决定，同时发表社论解释：

“ 对于这些坏分子，一般地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是无效的；采取简单的惩罚措施也不行；在机关、团体、企业内部也决不能继续留用；让他们另行就业又没人愿意收留他们。因此，对于这些人，就需要有一个既能改造他们，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办法。根据人民政府长期的研究和考虑，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就是最适当的也是最好的办法[41]。 ”

1958年，中共中央对划定的右派分子按照罪行的轻重作出六种处理，由重到轻依次为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被处以前两类处罚的右派分子被迫离开原来的工作，到边疆、农村、监狱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于超负荷的劳动和不久之后到来的全国性的饥荒，这些被发配的右派分子大量死亡。留在城市的右派分子则被处罚从事没人愿意做的体力劳动，如清扫厕所等，或者在被歧视的情况下继续原来的工作。个别人由于不堪侮辱自尽。一般来讲，受到中央点名的，在国际国内有一定影响并在中央人民政府担任领导职务的大右派，如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受到冲击较小，大多是降低待遇，撤销行政职务等，而来自基层单位默默无闻的众多右派分子，很多都经历了比较悲惨的命运，譬如林昭[42][43]，一些人因此客死他乡。从1958年起，一些右派们逐渐被取消此身份，叫做“摘帽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右派”和“摘帽右派”被再次冲击。在经历过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整治运动后，加上时间因素，二十年后活到1978年右派平反的仅有十万余人。

一党专制

自此，知识分子再也不敢批评共产党及其政府，中共也不再允许来自党外的批评，政治斗争从共产党对党外势力转变为共产党内部不同路线的斗争。在各个民主党派方面，经历过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到“引蛇出洞”的骤然转变，各党派参政议政不复1950年代初期的热情，在政治生活中不敢发声，造成这些政党一步一步愈发边缘化，造成了中共一党专制的局面。[8][19]

运动影响

大跃进和文革

经过反右运动后，中共的政策重新回到以政治挂帅，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路线上来，它标志着从抗美援朝结束之后几年内中国大陆快速而和谐的发展的结束，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告一段落，今后工作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的政策中止，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从此压过了经济的发展。

自此，中国共产党人对“右”唯恐避之不及，“紧跟”毛泽东的指示，政治路线从此严重左倾。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反右运动中的变化为之后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笔[1][22][44]。反右运动为接下来的大跃进运动中将要实行的各种政策转变有效地消除了可能面对的来自中共党内或者农业专家的反对的声音。而大跃进运动则是三年困难时期的直接原因。也有部分学者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与反右运动有直接关系。

“摘帽”与“改正”平反

“文化大革命”前，上海市根据1959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摘掉确已悔改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先后分5批摘掉了大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些人被称为“摘帽右派”。

1977年，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工作，并开始着手进行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胡耀邦组织中央党校的教师编写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作为社论在1977年10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以整版的篇幅刊登；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这两篇文章在全中国大陆取得了空前的反响，宣告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始。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调任中组部部长。1978年春，统战部、公安部、中组部、中宣部、民政部在山东烟台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反右运动遗留问题的处理。在烟台会议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保守派认为对于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的群众和干部，只要摘掉右派帽子，妥善安置不再歧视就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平反关于右派的冤假错案；但是胡耀邦等同志认为，必须对反右中的冤假错案予以彻底的完全的平反。最终保守派的意见占据了上风，1978年4月8日中共中央批复了统战部上报的《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将其作为1978年的第11号文件转发全党。这份文件指出“1957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对于错划的右派要落实政策妥善安置，在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但是报告没有提到对错划右派的平反。1978年5月2日，上海市对本市尚未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1471人全部摘掉了右派帽子。

烟台会议后，胡耀邦继续推动对右派的全面平反，1978年5月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展开，保守派的势力受到压制。在这样的背景下，五大部在北京召开了关于右派问题的第二次会议，会议上的交锋仍然激烈，但是主张完全平反右派问题的主张最终得到支持，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因该文件编号为[1978]55号，有被简称为“55号文件”）的通知中指出：“对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方针。已经发现错了的，尽管事隔多年，也应予改正。”相比于5个月前的请示报告，实施方案对落实右派安置政策作出了明确和细化的规定，最重要的是，实施方案指出：“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处分。”1978年11月，中共上海市委批转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统战部、公安局、劳动局、民政局关于贯彻中共中央《贯彻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的通知的实施意见，要求各单位做好改正工作。1979年，中共上海市委先后批转市委统战部等5部门《关于错划右派改正后若干具体问题处理意见》和《关于对“中右分子”审查安置等问题的批复》等文件。到1980年9月，复查改正工作基本结束，上海市共改正16297人（1957年后，机构及人员变化很大，该数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上海市的与仍属上海市管辖的人员中的复查改正数），其中市级爱国民主人士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106人，改正104人（彭文应、陈仁炳2人未被改正）。[45]

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总计不足百人。

中国共产党1981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给反右运动定性为：“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年支持和主持反右的邓小平在80年代对反右运动也持这一看法[46]。被平反的右派中很多人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或得到升迁，如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在运动结束后，除了少部分被开除出队，全部进行经济处理。从发给每月十来元基本生活费到连降几级工资，所有右派分子的家庭经济都受到重大打击。家人因被牵连无法获得安排工作，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家庭陷入长期困境。右派分子基本都是知识分子，子女在升学就业受到政治歧视，教育程度很少超过初中。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对错划右派分子改正时，并没有给与经济补偿或赔偿。

右派平反过程中下发的部分文件

经由11号文件和55号文件所下发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通知书。

经由55号文件所下发的改正通知书。

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后，撤销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处理，恢复政治名誉和工资待遇的通知书。

未被平反人士

主条目：未获改正的右派

1978年，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发布《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对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对确实划错了的，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47]

拨乱反正时期，至1980年剩下5,000余名右派，即“未获改正的右派”[48]。最终，根据中共中央的资料，包括中央指名的5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地方各省市指名的若干人，共计96人未被改正[23][24][25]。

中共定调

拨乱反正期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于1980年2月23-29日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时说[49][50]：“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

1980年3月，邓小平在讨论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到（收录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51][52][53]：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到[52][54][55]：

“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谈论有关八六学潮的问题时再次提及此事。他说（收录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56]：

“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有太过火的地方，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刘政认为[18]：

“正当人民代表大会建设和工作健康发展之时，1957年夏季掀起了一场反击右派的政治运动。从此民主政治建设的良好开端和有益探索中断了。人民代表大会建设和工作受到严重损害。”他认为，“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实行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由于对右派分子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加上采取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的方式，而不是主要依靠法制去进行，这就使这场斗争严重的扩大化了。……由于反右派斗争极严重地扩大化，同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以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主观愿望相反，给国家的政治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人民代表大会建设和工作也因此受到了严重损害。”

其他评价

新华社原副总编穆广仁认为，“反右运动排除了政治上的同路人、合作者，清剿了文化艺术界学术界的精英，夭折了思想界的哲人，摧毁了建设祖国急需的大量知识分子的前途，给中华民族、给共和国带来沉痛的国殇。但它更加深远的影响，是铸成了阶级的（严格地说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党专政和领袖专政。”[8][19]

中共中央党校原科研办公室主任杜光认为，反右运动是“中国民主革命力量与新专制主义政权的第一次对决”、“是一场专制统治者为了扑灭民主力量而有意挑动起来的民主革命”。杜光认为，“当时，民主力量面对的是一个“斯大林加秦始皇”的专制暴君。他仗恃着高度集权的政党和一党专政的国家机器，从诱使知识分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通过“整风”运动，一步一步地把知识分子推向“鸣放”的高潮，然后“聚而歼之”，把足以威胁专制制度的民主力量一网打尽。”而作为结果，反右运动“摧毁了中国的民主力量，造成了中国民主革命长达20年的沉寂。”[57]

徐贲教授认为，“在1949年以后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事件中，反右和文革可有说是留下最深、最持久社会创伤的两次灾难。”[20][58]

学者高伐林认为，反右运动“是对中国知识精英的精神摧残和扭曲、对中华民族创造力的毁灭性打击”、“造成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元气大伤，阴影笼罩几代人”。[21]

学者朱正认为，“当年‘右派分子’发表的言论，基本上都是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法治的、民主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些主张，如果1957年不是横加批判，而是认真听取，采纳其中可以采纳的部分，那么，后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道德面貌都会有很大的不同，‘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就不会发生，这几十年的历史就会是另一番面貌 。既然“反右派”运动将这些言论作为打击对象，那就不难判断，这场运动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必要的还是有害的。”[22]

学者刘宾雁认为，“反右派运动，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历史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报复。二十余年来连篇累牍的批判知识分子之软弱的文章，忽视了一个巨大的事实，那就是广大工农群众的蒙昧在五十年代成为毛泽东暴政的强大后盾……”[59]

学者傅国涌认为，“如果说，毛泽东是反右运动的始作俑者，邓小平则是反右运动的前线总指挥、具体实施者，他的头衔就是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因此，我们可以理解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55号文件虽决定为错划的“右派”改正，却最后保留了几个标本不予改正，以示反右的正确性”、“邓小平心中一直有个挥之不去的‘反右’情结，这件事的决策者虽是毛，而他本人就是执行者，他连毛都不愿否定，何况否定自己。”[52]

《美国之音》认为，“就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人数来看，反右斗争成为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焚书坑儒尤为不及的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镇压活动”、“反右运动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致命一击，使得几十年后这两个群体基本上处于‘集体失声’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和中国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灾难，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6][60]

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认为：“毛这步棋估计错了。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毛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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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熙回忆录：走向混沌（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李梧龄回忆录：不堪回首──泣血年华（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吴永良回忆录：北大荒生活记实（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看到——右派总的来说都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所谓的反右运动就是共产党过河拆桥的结果。毛泽东“引蛇出洞”是事后聪明的说法，其实他是担心斯大林的“死后鞭尸”的命运落到毛泽东自己的狗头上，而采取的“防患于未然”的“除草运动”——这又是一个小地主的伎俩。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共产党的恐怖开始松弛了，于是社会上有人敢于吐露心声，私下里告诉我——“‘反右’之后大家就寒心了。”在我看来，反右之前，共产党还维持着“一个残暴的新政权”的两面性，大家还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改好；反右之后大家终于明白，这不是一个政权，而是一个黑洞——它会吸引靠近她的所有东西，然后一概吞噬。

【第八章】

【中苏论战导致文化革命】

网文《中苏论战》报道：

斯大林、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经常对中国事务采取指手画脚的态度。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斯大林操纵的第三国际曾经多次给中国共产党错误指示，险些让中国共产党毁灭。解放后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多次提出与中国共建一支海军、建立长波电台事情，被毛主席拒绝，不久苏联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就分化了，双方先是论战，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苏联终于下决定撤走了所有苏联驻华专家以及一切援助。

内容简介

20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之间展开了国际共运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战，旷日持久，历时十年，又称“十年论战”。

1960年6月，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后，苏共领导人、苏联报刊以及苏共影响、控制下的一些共产党发表许多决议、声明和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还进一步采取一系列步骤，把中苏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相继撤走全部在华的专家，撕毁协定和合同，并于1962年4月至5月间，在中国新疆维尔自治区制造了伊犁暴乱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从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连续发表7篇文章，答复和反驳受苏共影响而对中国加以指责的一些共产党。文章留有余地，没有直接点出苏共领导人，同时对问题涉及的范围也有相当的限制。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来信中，特别提出了苏共拟定的“三和”、“两全”、“三无”的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6月14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了与苏共根本对立的总路线。指出：中苏不是在某些问题上的原则分歧，而是对当代世界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上的原则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是要不要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分歧。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分歧。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分歧。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分歧。这使得赫鲁晓夫极为不满。

1963年7月，为改善两党两国关系，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公开信》，对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攻击，并且在国内各大报刊展开了对中共的攻击，将中苏两党争论公开于世界。苏方毫无诚意，于7月14日发表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采取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肆意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为了说明真象，辨明是非，不得不详加答辩。这样，两党之间便进行了一场公开论战。随之，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后来又陆续发表了苏共中央的许多重要文章、讲话和决议。同时希望对方也能这样做，不要对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搞封锁。此后，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陆续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坚持维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反对党与党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点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并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世界历史教训。

中苏论战是中苏关系史和中共党史上一个十分重大而复杂的历史事件。这场论战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中苏关系的破裂，强化了毛泽东的“反修防修”思想，与旨在完成“反修防修”任务的“文化大革命”有着直接的联系。

中苏论战当事人之一邓小平评价这段历史时说：中苏两党的分歧首先是由苏联挑起的；把中苏分歧拿到国际会议上并组织对中国的突然袭击，把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撕毁中苏签订的所有协议、合同，从中国撤走全部苏联专家，把中苏之间的分歧首先公开在全世界面前的，都是苏共。“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这方面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于面对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的发展，用新的思想、观点去认识、继承、发扬马列主义。

由来

1950年2月14日，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结成了全面的同盟关系。然而，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却发生了逆转：党际的友好变成了公开的论战、国家关系上的同盟变成了互相拆台和攻讦，贸易急剧下降，军事摩擦不断，1969年双方更是发生了直接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影响

中苏论战，是60年代中国际共运中的重大事件，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的发生，是中苏国家关系迅速恶化的产物；是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尖锐化的结果；就中国方面来说，也是中国共产党“左”倾指导思想急剧变化的结果。

实质

中苏论战的实质，既是国家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也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一场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之争。论战对全局指导上日益“左”倾的中国政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不仅迅速发展，而且进一步系统化、体系化，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中苏关系的研究成果·西方学者的研究

西方学者对中苏关系的研究，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冷战史领域。从总体上看，西方学者从历史纠纷和现实利益的矛盾角度，分析中苏关系的演变。他们站在较“中立”的立场上，使用中苏两国的解密档案和西方情报部门掌握的相关材料，充分利用了实证史学和比较政治的方法，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近年来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作品又可以进一步分成两种，一是白人学者戴维德·梅尔斯(Davidllan Mayers) 的《劈开磐石 :对抗中苏同盟的美国策略》、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的《我们现在明白了：重思冷战史》、高沃龙( Garver. John) 的《对手与盟友》、迪特·海茵茨希(Dieter Heinzig) 著《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等；二是华裔学者的研究成果，如:陈兼的《毛泽东的中国和冷战》、张曙光的《毛泽东的军事浪漫主义：中国和冷战》和《经济冷战》等。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对美国在中苏关系变化过程中扮演角色的研究是西方研究的主要特色

苏联(俄罗斯)学者方面。在过去他们主要是站在大党大国主义的立场上，认定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恶化了中苏关系，或者将问题的责任归咎于中国领导人的失误。公认的最为权威的苏中关系著作是鲍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 80 年代合著的《中苏关系1945～1980》，出于意识形态对抗的需要，该书虽然资料丰富、逻辑缜密，但是立场僵化。值得注意的是，90 年代以来，该书的主要作者鲍里索夫(真名为罗曼宁 О. Б. Рахманин)，连续写了两部苏中关系著作《中苏关系的历史思考》和《二十世纪的俄(苏)中关系》，同过去相比，其观点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加注重从客观的历史角度，而非主观的意识形态立场探讨中苏关系变化的原因。类似的作品还有库里克（Б. Т.Кулик的）《苏中分裂:缘起与结果》，作者作为中苏关系的亲历者，对50年代到60年代的事件和问题进行了逐一梳理，对于我们理解中苏关系破裂的苏联方面原因很有帮助。此外，俄罗斯的中青年学者瓦斯科列谢斯基 ( А. Д.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的《俄罗斯与中国:国家关系的历史与理论》、巴拉诺夫（E. П. Бажанов的）《苏中关系》也都体现了俄罗斯对中苏关系研究的发展。

中国学者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中共在中苏大论战时期的观点，认定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是中苏关系逆转的根本原因。80 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中苏关系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大进步， 随着国内外有关历史档案材料的解禁， 不仅一些回忆性的书籍和文章增多， 一些学者也开始从国家战略的矛盾、国家利益的冲突、意识形态的论战、领导人的观念意识等更加全面的角度去分析中苏关系逆转的原因，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以师哲的《在历史巨人身边》、李越然的《中苏外交亲历记》、吴冷西的《十年论战》等为代表，一些中苏交往亲历者的回忆录陆续出版。同时，一些学者不忘深入挖掘中苏关系的有关史料，沈志华、李丹慧整理出版了俄罗斯解密档案《苏联历史档案汇编》，并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述，对中苏 关系中的一些重要历史事实进行了澄清;牛军、杨奎松等学者从中共党史研究的角度对中苏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此外，外交学院的曲星教授以外交研究的方法对中苏关系的变化的国家利益、国家战略背景等因素作了全面的研究，北京大学的孔寒冰教授则对中苏关系演变对中国60——70年代国内政治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谢选骏指出：我认为所谓的“中苏论战”基于一种“社会生物现象”——中共作为苏共的“儿子党”（毛泽东亲自招供），比苏共的诞生晚了一个时代，苏共起源于1898年3月13日-15日创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中共是苏共1921年才招募组建的。这个二十三年的岁差，足以形成父子关系。再者，苏共的国家建立于1917年，而中共的国家建立于1949年，二者的岁差更大，达到了32岁，几乎可以形成祖孙关系了！虽然中共在1932年开始乡村割据，但那只是土匪座山雕一类的格局，不足以形成国家性格。到了1949年中共统一了大陆红区之后，初期的野蛮性犹如初生牛犊，迅速和苏联“苏联老大哥”的老谋深算发生了冲突。因为苏联不是老大哥，而是共产老子和共产太祖，对中共的态度就像蒙古人、满清人、日本人对待汉奸一样。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毛泽东慑于其大家长的淫威而唯唯诺诺，斯大林一死，儿子当就开始造反老子党了，中共龟孙子就要革苏联狗爷爷也就是所谓“苏修”的狗命了。这就是谢选骏所看到的“中苏论战的社会生物学机制”。

（二）

网文《文化大革命》（维基百科）报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称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场政治运动，于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间发生在中国大陆境内[2][3][4][5][6]。因其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故也被后世称为“十年动乱”[7][8]或“十年浩劫”[9][10][11][12]。此前，三面红旗的挫败造成了三年大饥荒中数千万人的死亡，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而一般认为，文革始于1966年5月16日出台的《五一六通知》，由毛泽东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动，毛以“反苏修、反美帝”为口号，以革命名义攻击“走资派”，尝试重回党核心[5][13][14][15][16]。文革在此后的一两年内达到高潮，红卫兵在中国大陆进行全方位的阶级斗争[17]，造反派大规模夺权、建立革委会以取代党政机关，大规模武斗导致全面内战[18]，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达到顶峰[19][20]，此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政治运动席卷全国[21][22][23]。中共右派及温和派人物权力多遭剥夺，民间黑五类及子女遭到广泛迫害，而当政极左派亦互相攻击争权，期间内斗导致原定接班人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死亡，党内四人帮势力逐渐扩大并与毛、周等人保持周旋[6]。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新修订了宪法，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职务被废除，平息了之前的争议，“毛泽东思想”以及文革四大等继续文革的内容被写入《七五宪法》[24][25]。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继承者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一举粉碎四人帮，持续十年的文革结束[6]。

据各方估计，文革期间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十万至2000万不等[26][27][28][29][30]，从北京的“红八月”起，诸多地区发生了大屠杀，包括广西文革屠杀（及大规模人吃人事件）、内蒙古内人党事件、广东文革屠杀、云南文革屠杀、湖南文革屠杀等[31][32][33][34]，亦爆发了二十世纪世界上最重大的人为技术灾难“河南“75·8”水库溃坝”[35][36]。文革期间的武斗以及官方鼓励的批斗、抄家及告密等过激行为，使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沦亡[37]、整体经济受严重影响[38]、受迫害人数以千万计[26][39]，亦有大量文物古迹在“破四旧”中遭红卫兵破坏[40][41][42]。众多中共中央领导人被视为走资派而遭迫害，如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十大元帅彭德怀及贺龙、政治局常委陶铸等人被迫害致死[43][44][45][46]，邓小平、陈云等人被下放，习仲勋、薄一波等人被打倒监禁，而半文盲农民陈永贵却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47][48][49]。此外，中国的科研教育也受到重大冲击，知识分子成为被首要打倒的对象之一，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受到广泛的批判和迫害[50][51][52][53]。“两弹一星元勋”中，姚桐斌被毒打致死[54]、赵九章受迫害自杀身亡[55]，其他著名知识分子如老舍、傅雷、熊十力、田汉、翦伯赞、吴晗等也受迫害身亡，钱学森等少部分人则因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1966年特别列出的一份名单而受到保护[56][57]。与此同时，文革期间高考停止，上千万知识青年进行了上山下乡运动[58]。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文革结束及一连串政治斗争后，中共中央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启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进行改革开放，并修订了《八二宪法》，而文革藉毛泽东的权势推动路线斗争的极左派下台后多被整肃，逐渐消减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色彩[59][60][61]。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党并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开全盘否定文革，并将其确立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造成全面而严重的危害”[62][63][64]。至今，文化大革命的部分问题和对毛泽东的评价在世界各地仍然具有极大的争议性[65]，文革遗毒残留，而中共并未彻底清算文革、同时限制反思也一直饱受批评[66][67]；总的来说，中国和中共官方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定性[68][69]，而自由派人士认为毛泽东应该对此负主要责任[70][71][72]。

主条目：反右运动、中苏分裂、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斯大林模式作为中国国家建设的蓝本。[73]1953年至1956年中国共产党人满怀信心以斯大林模式的蓝本进行中国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时，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共开始全盘否定斯大林，国际反共和去斯大林化的呼声迭起，中国受到苏联及美国的全面国际孤立。毛泽东遂以反右、阶级斗争扩大化、防修反修重新捍卫斯大林模式。

中共通过五年计划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由于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照搬苏联经验，体制上存在等级工资制与干部特权等问题，故毛泽东希望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反右运动”等自上而下的改良来削弱行政官僚摄取的工业化红利。随着政治体制自身改革的失败，毛泽东决定发动由体制外民众力量推动的“文化大革命”来对抗官僚主义。

总之，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防修反修就成了毛泽东关注的焦点。1957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南京讲到“所以，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 [74][75]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作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强调权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由他挂帅。[76]

1958年11月，在准备和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反复号召全党认真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澄清“大跃进”中的思想混乱，毛泽东在他那篇著名的《关于读书的建议》中，要求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委、县四级党委的委员认真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两本书，每本用心读三遍。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9年上半年，在学习斯大林著作的基础上，毛泽东把学习的重点转到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上。毛泽东在所列“庐山会议讨论问题”中，第一条即读书。“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读者范围，由中央委员到县委书记，都要读。”[77]1959年7月，五省干部开始学习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78]

1959年11月，国家主席刘少奇召集了九次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学习讨论会，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问题时指出：“教科书没有分清专政和民主的方法，没有明确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只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把国家组织和教育群众的职能叫做‘专政’，那么就可以对群众粗暴了。专政只能对反革命。从国家职能的发展趋势来看，专政的作用越来越少，组织教育的职能越来越多。国家专政对内的作用越来越缩小，组织教育群众的职能一万年也有。”“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就没有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它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这里只讲一致，不讲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无冲突，但可以减少冲突，预防冲突。没有对抗性矛盾，处理得不好，也会冲突起来的。”“社会主义是向着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短暂的阶段，这是对长期的共产主义而言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几十年或者更长些，而共产主义可能有几万年、几十万年。这样看，思想就解放了。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利用许多资本主义的旧形式，如商品、价值、货币、银行等，都是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斯大林同志在两个问题上，扭扭捏捏。一是矛盾问题，讲社会主义有矛盾，好像心虚得很；一是对采用资本主义的旧形式问题。他对生产资料是商品不敢承认，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劳动力是商品，不承认剩余劳动时间，不讲有盈利。现在教科书承认了剩余劳动时间，不承认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剩余价值。自然，剩余价值的形式和性质都发生了变化。劳动力的本质不是商品，也还是采取了商品的形式。剩余价值是有的，但不是个人占有，是社会占有，或劳动者集体占有。不要回避这些问题，回避了，反而讲不清楚。”[79]1959年12月毛泽东组织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

大跃进及其批评

大跃进、反右倾运动、三年困难时期和七千人大会

1959年开始，中国大陆进入了当时被官方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结束后被称为“三年经济困难”的时期，粮食产量严重下滑，全国大部分地区陷入饥荒之中。官方表示很多人“非正常死亡”，据各方估计有1500万-5500万人死于饥荒[80][81][82]。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中共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和处理；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党、政、军日常工作进行决策和处理。毛泽东在经济领域退居决策二线，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与中央书记处负责人邓小平[83][84]在内的一些决策者改变了大跃进中的一些政策，部分恢复大跃进以前的体制，解散公社，实行三自一包。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农村人民公社的“共产”风、浮夸风，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85]公社开始退还社员自留地、粮食、房屋、农具、家具、生猪、家禽。1960年8月14日李维汉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为六个民主党派的中央全会扩大会议所举行的报告会上讲话指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向工商界、知识界和各民主党派成员提出了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的需要，同时也提供了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的可能和条件。希望我们大家不做一个言行不一致的自由主义者，而做一个毛主席的老实学生。”[86]

中国大陆人口数量变化图。可以看到在“大跃进”期间出生率的大幅降低和死亡率的显著提高。

1959年7月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庐山召开，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87]庐山会议原本是要整顿在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极“左”错误，但是在会议后期出现了分歧。7月14日， 国防部长彭德怀写了一封“横直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信”，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要阻止斯大林晚年的危险”。[88]彭德怀的批评意见与一年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意见十分相近，而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毛泽东收到信后分发给各小组讨论，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赞同。7月23日，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意见的毛泽东，经权衡党内具有压倒性趋势的肯定彭德怀的意见，认为信件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毛泽东怒责彭德怀：你是反中央，晚年”，这是彭、张谈话一个重要把柄。胡乔木说，毛主席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斯大林错误方面，这是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恶毒的污蔑。胡乔木引述恩格斯《论权威》中的相关文字，说明党需要领导者个人的威信，是党和人民宝贵财富，必须保卫，决不能破坏。这显然是指要维护毛泽东权威而言的。[89]庐山会议至此峰回路转，开始批判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和右倾。会议结束后，彭德怀被罢官，宣布彭黄张周为“反党集团”，一批同情彭的意见的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各地党的地方委员会先后召开常委会、党委书记会、党支部书记会和工业战线上的党员厂长、支部书记会，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两个文件，采用大放大鸣大字报的方式，揭发、批判右倾问题。参加“反右倾”斗争的党员，从领导开始，个个作自我检查，搞人人过关，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提出的不同看法，作为右倾情绪加以批判。[90]

在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中，中国大陆经济陷入了非常的困境。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指出，在1960年，中国大陆人民继续高举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1958年和1959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取得了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胜利。[91]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国家主席刘少奇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说。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来统一思想。由于毛泽东的态度，会议报告对经验的总结，就只能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宣布由陈伯达牵头，胡绳和吴冷西等参加，担负具体的报告起草工作。刘少奇反复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92]

中国共产党主席和中国国家主席斗争

为了解决灾荒，刘少奇允许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毛泽东认为这就是资本主义。两人矛盾在1962年不可挽回地爆发了。[93]

1962年1月，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央决定这次扩大的会议参加者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地）、县、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及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共7078人，又称“七千人大会”。1月18日，彭真在发言时称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彭真接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94]而1月19日会议一开始，陈伯达就抢着发言，称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

后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在这次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作了自我批评，他说：“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承认中央犯了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毛泽东提到了国家变修的可能性，他说：“我们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是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毛泽东还讲道：“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注 1]

刘少奇的报告表示，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1月27日刘少奇在向大会解说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时，提出“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96]1月29日下午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于在大会上发言指出：“我感觉到，我们的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

七千人大会以后，2月21日至23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被人称作“西楼会议”。在会上陈云做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刘少奇提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会议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坚决的全面的调整：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从1961年初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约2000万、城镇人口2600万。[97]1962年上半年各地出现了有关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做法。毛泽东批评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主张，是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表现，是刮“单干风”。1962年7月，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98]

以阶级斗争为纲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北京正式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五人不参加全会。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毛泽东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批判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把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对1960年以来我国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形势所作出的估计，说成是只讲“黑暗”、不讲“光明”的“黑暗风”，是右倾机会主义；把有些地区为了反对平均主义而采取的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和邓子恢等支持这种责任制的意见，视为刮“单干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彭德怀为了澄清1959年庐山会议上强加于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按照党的组织原则，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信申诉和为受错误处分的干部平反，视为“翻案风”、“平反风”，是对1959年反右倾的“一风吹”。会上，康生首先提出，李建彤写的历史小说《刘志丹》有严重政治问题，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曾为小说《刘志丹》提出过意见，是利用小说反党，为高岗“翻案”，是个“反党集团”。[99]全会接受了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的基本观点，并将它写进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公报指出：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外国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外国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100]

公报还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中苏论战

主条目：中苏分裂和九评苏共

在中苏论战中，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九篇对苏联共产党公开信的评论，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已经篡夺了苏联的党和国家权力，苏联“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在第九评中总结了十五条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政策，其中第二条说：“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四清运动和突出政治

《毛主席语录》，原本是1964年林彪在军中发行的，1966年8月文化部召开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发会议后，便流行开来[101]

1963年，在与欧美共产党争论激化的同时，国内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口号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又称四清运动。到了第二年，林彪便号召军队学习毛泽东语录，“突出政治”。

文革的舆论准备

1965年11月10日，在毛泽东的指示及其夫人江青等人的策划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将矛头对准了明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60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评》文认为该剧借古讽今，通过描写“平冤狱”为被打倒的彭德怀翻案，而剧中的“退田”情节则是为单干风和三自一包做舆论准备，并认为全剧实质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此文一出引起极大震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转载。支持吴晗的北京市长、当时负责中共文化宣传工作的彭真带头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于1966年2月草拟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等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局限于纯学术范围。然而与此同时江青则在上海活动，宣称文艺界已经“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而同时林彪则通过解除罗瑞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一事，基本掌握了军队的主导权，为江青出面的文化方面的斗争做好了保障。共青团九届三中全会公报通过了《关于在全国青年中更好地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议》。在1966年4月举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决定：以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会议期间，陈伯达等人起草了《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102]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前夕，《解放军报》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指出应该全面“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随后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再度将矛头对准“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彭真、吴晗等人。

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被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者篡夺了[103]，据此毛泽东提出的所谓“四个存在”理论，[104]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展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05]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说道：“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106]:583

发展过程

参见：文化大革命年表

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07]

第一个阶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结果是刘邓走资派被打倒下台，毛泽东重掌大权，其心腹林彪在中共九大上被确立为接班人。

第二阶段：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此间当权的势力之间发生内部争斗，林彪失势并因企图篡位而坠机身亡。

第三阶段：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林彪死讯渐渐为人所知，邓小平再度被四人帮批斗，华国锋在毛泽东生前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毛泽东逝世后，他粉碎四人帮，使得文革得以结束，华国锋成为新的中国最高领导人。

文革爆发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7日，毛泽东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他在信中描述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许多地方与大跃进的内容相似，其中所含的“社会大治”的设想，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所要追求的目标之一[108]，16日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党内走资派篡权”的阴谋论在党内最高层已经到达一个顶点，已经达到严重妄想的程度。该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109]《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会议还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先由彭真、陆定一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原五人小组上报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批准，《二月提纲》也被废除。[110]“五一六通知”发布和“二月提纲”被撤销，往往被视为文革正式开始的标志。不过“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在此之前是作为党内二级机密文件，只有达到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才能接触。[111]会议同时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职务，不过对于他们犯下的错误的通告同样也是机密文件，并不公开。

5月18日，在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发表长篇谈话，谈到古今中外的政变实例，称中央内部有人要政变，“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112]林彪还开始倡导个人崇拜，称 “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113]同日，《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邓拓自杀，由康生接管改组这一共产党的喉舌。当年开始，教育部、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教育战线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中央批示指出：目前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教育方针。要求中小学停开历史课，合并政治与语文课，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114]由于原来负责北京市、中共文化宣传、解放军、中央文书等重要职务的四人被撤职，其下的大批党员干部也受到牵连，而林彪、康生等人则开始逐渐获得实权。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头版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与此同时由于中下层并不了解高层发生剧烈人事变动的原因和内情，康生等决定采取手段“发动群众”。康生派遣自己的妻子曹轶欧赴北京大学调查工作，并专门会面了曾在延安结识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115]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甚么？》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此时一直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大举赞扬这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1日亲自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由于毛泽东的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于当晚八时，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经陈伯达、王力、关锋修改的头版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呼吁民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同时还发表的有聂元梓等六人撰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号召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等打倒。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仍挂副部长名义）。当时，原中央宣传部连同前已改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称为“三旧”。[116]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一群学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用生命和热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1966年8月《人民日报》转载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打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宣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北京城里尽朝辉》[117]。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等高校的校长被公开批判[来源请求]。

当时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在此之前已经长期不在北京，由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中央一线工作。在这种非常局势之下，刘少奇在六月初主持中央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试图减缓基层被挑动起来的革命情绪。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八条规定”，包括不应影响工作学习、不得打人等，口头传达下去。这时毛泽东在杭州，对于刘少奇给他的请示汇报，没有明确回复。6月6日的《解放军报》刊登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其中提到“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剥削制度，逐步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乘专机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有关工作，毛泽东拒绝，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的问题，但是同意了向北大派遣工作组的想法。[118]

派工作组是共产党在对“有问题”下属机构进行接管的传统办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运动中，刘邓依然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队下基层大兵团作战，结果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后来被认为是“形‘左’而实右”。现在他们依然按照传统的党的领导的方法理解文革，认为是“四清”运动的继续，所以想到还是派工作组。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站在党委一边，把起来造反的造反派镇压下去，结果引起很多激进分子“造反派”的不满，激起很多矛盾和争斗事件。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119]。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和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谈话中说：“我们都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他还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120]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121]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其中指出，不论高小或初中都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8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122]

学者认为，此时中国可能还没有人意识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对象是最高层的刘少奇等人，而误以为只是反右四清等运动的延续，所以他们的目标仅仅是中下层敢于发表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等。日后“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在1967年5月承认，自己当时也绝对没有想到“五一六通知”中“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123]而副总理薄一波在当时对工作组讲话时，就认为目前已经把牛鬼蛇神引蛇出洞了，现在就可以一网打尽，显然也完全误读了当时的形势。[124]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

7月18日，毛泽东在畅游长江后，终于从武汉回到北京。当天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看了一些学校反工作组的材料。19—23日，文革情况汇报会上毛泽东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125]2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达《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同时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并于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当众宣布这一决定。会上，刘少奇承认，文化大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他也不晓得；邓小平的发言承认，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当日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声称“造反有理”，毛泽东表示同意。

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刊于报刊

8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上，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再次指责中央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原定在8月5日结束，但在当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令会议日程被延长，内容也很快转向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文中说：“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实际矛头已经直指过去50天内执政的刘少奇。毛泽东同时将之前缺席了一周会议的林彪从大连召回北京，林彪随即于8月8日发表针对刘少奇发表了言辞激烈批判，并与其在5月18日关于彭陆罗杨等人“错误”地言论，一起印发大会。[126]

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来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一语首次出现于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十六条”里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并做出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第十条“教学改革”提出：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其中第九条规定：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直到明年暑假。[127]

8月12日，会议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11人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为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林彪则第一次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此后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出现，成为毛泽东形式上的接班人，而比之资历更高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的副主席身份不再被提及。会议还正式确认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5月对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撤职的决定，更高层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点名批判。

10月，中共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着重指责刘少奇、邓小平“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邓小平是批判对象，自然出席了会议。他在检讨时直言不讳：“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在这次会上，林彪拖着惯有的长音煞有介事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128]

红卫兵与大串联

在中共高层权力大规模调整的同时，5月底出现的红卫兵于此同时大规模壮大。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6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废除高考制度。[129]从此中国的大学十多年内无法正常招生，而在校的中小学生也失去了继续就学的必要。

由于得到毛泽东对“造反有理”的支持，之前各级政府党委试图控制局面的措施反而可能被视为镇压革命，于是对于红卫兵的管制全面撤销。有大量“革命师生”从各地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革命”，至8月十一中全会期间，北京市有数万名外来学生，仅清华大学校园内就住下了7000人。[130]8月12日，文革小组提议劝导学生返回居住地进行革命，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反而决定鼓励红卫兵运动，并安排亲自接见在京红卫兵。

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至11月期间，毛泽东又陆陆续续会见了超过1100万红卫兵，并且由红卫兵代表为其佩戴红色袖章，成为全面支持红卫兵活动的最有力表示。从此全国便进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串联并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开会演说辩论，对各地的事物进行改名活动，以“破四旧”的名义冲击寺院、庙宇、教堂等，大肆砸毁文物，破坏古迹，焚烧书籍、字画。同时针对被视为“剥削阶级”、“反动派”的个人开始抄家，攻击学术权威、知识分子，大批学者、知识分子被殴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杀。除了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外，全国红卫兵还进行了大串联。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外地师生来京观摩文革运动者，交通费与生活费由中央财政补助，这个通知使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大串联达到高潮。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

这一期间受到波及的人不计其数。比丘、比丘尼、修女、神父、牧师、传教士等被公开批斗，学生当众殴打、侮辱教师，还有教师遭到以粪淋头等极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为有亲戚在国外，被红卫兵以有“海外关系”等罪名批斗抄家。8月与9月，北京市共有33，695户家庭被红卫兵或自称红卫兵的人员抄家，红卫兵在一个多月内获得了十万三千两（约5.7吨）黄金、三十四万五千二百两白银、五千五百余万人民币现金，以及六十一万余件古玩玉器等。在上海，仅8月23日至9月8日期间就有84，222户家庭被抄家，其中1，231户为教师或知识分子，红卫兵除获得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外，还获得了三百三十四万元美金、价值三百三十万万元人民币的其它外币、二百四十万万民国银元，以及三亿七千万元的人民币现金或凭证。据1966年10月的党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称，至此之前全国的红卫兵仅黄金就获得了一百一十万余两（约65吨），并将这称为充公“剥削阶级”的不义之财。[131]

针对出现了许多人被打死的事件，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内容是：“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再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8月22日，毛泽东厌恶当权派利用国家机器大肆逮捕学生，发布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规定警察不得干涉、镇压“学生革命运动”，致使治安恶化。在这段后来被称为“红色恐怖”的打人无罪时间内，据官方统计仅在北京就发生1700多起死亡案，在市郊的大兴县更是发生屠杀，三天之内用包括活埋等手段杀死了325人[132]。

在1966年10月为期近三周的中央党会上，刘少奇、邓小平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并分别作了自我检讨，内容向全国印发，这也成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过刘邓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职。11月8日，那个张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又与另外10人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带领5000余人在北京城区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巨幅标语，贴上了天安门城墙。1967年1月1日，北京20几所高等院校学生和一些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集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动下，北京各学校也纷纷打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刘、邓”的大字报。[133]与此同时，六年前就已经被“打倒”的彭德怀被押送回北京，与彭真、罗瑞卿等一起接受批斗。

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住处的院墙上张贴“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大标语。三日晚，在戚本禹等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六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谎称刘少奇女儿车祸致残，将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扣押并批斗（后在周恩来干预下释放）。[134]

1967年3月上旬，陈伯达、康生在军以上干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开始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5月8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长篇批判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5月11日专门发出中共中央通知，说这篇文章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135]

全面夺权与文攻武卫

一月风暴、文攻武卫、二月逆流和七二〇事件

1966年11月以后，原来以教师和学生为主的红卫兵运动开始向工厂和农村扩张，上海率先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由年仅三十出头的工厂职工王洪文领导，很快取代了各种红卫兵组织。1967年1月3日，张春桥与姚文元从北京赶赴上海，支持王洪文等工人运动的首脑夺取了上海的党政大权，陈丕显、曹荻秋等原上海市委领导被批斗。这次事件被称为“一月风暴”，也成为全国“夺权”行动的开始。1月8日，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誉，《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给上海的“贺电”。11日，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1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3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决定》要求：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要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即“三支两军”。11月5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九大和整党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136]全国多个省区市的领导机构被“革命群众”夺权，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往往无法履行原有的政府机关职能，导致中央和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陷入瘫痪。同时由于没有明确的原则和规则，夺权的形式与内容也是无奇不有，比如北京市就在同一天内被三股不同革命群众先后夺权，黑龙江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最后就是夺权前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而中央某部委居然还向康生写信申请批准被夺权。[137]月中，原本负责港澳事务的廖承志被红卫兵夺权。

文革时代艺术家并将毛泽东的形象应该是“红、光滑、发光”的表现方式来显示毛泽东本人是光的主要来源，无产阶级专政的代表：无产阶级专政为文化大革命主要的意识形态及口号之一，表现在数张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宣传海报中，在1949年文盲率为80%到1964年文盲率降为57%的历史背景下，以海报图文的方式去对大众宣传特定想法及口号，[138]。

与此同时，在中央，陈伯达、江青等开始将斗争对象转移到当时中央第四号人物、主要协助周恩来维持社会和生产秩序的陶铸。此后虽然毛泽东对于陈伯达、江青随意针对文革小组同僚的行为提出指责，并且要求他们在小组内自我批评，但是并未插手陶铸被“打倒”。

不过毛泽东对于陈、江的批评是这些在文革开始后权力日大的活跃人物第一次重大受挫，也促使一些不满其做法的中共元老做出了联手抗争。2月11日和2月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两次中央碰头会议上，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七位国家和军队的最高层领导对当时混乱的局势感到不满，发表反对造反运动的强硬谈话，与张春桥等人当场发生激烈争论。此后张春桥召集姚文元、王力，先与请病假的江青会面，随后于当晚即会面毛泽东，汇报了这些元帅副总理的发言。最终毛泽东认为这是从根本上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这次事件则被张春桥等称为“二月逆流”。[140]此后虽然这些领导人并未立即被正式停职，但实际上国务院、政治局在少了他们以后已经无法继续正常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实际已经取代了政治局的地位。到该年5月，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已经完全公开化。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风潮已经蔓延至南面受英国统治的香港，这种风潮直至同年12月才告结束（参阅六七暴动）。

与此同时，各个红卫兵组织之间的矛盾也日益严重。3月份，中共中央就不得不发出通知，停止一切串联活动。4月6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开批斗刘少奇。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江青批示“反革命运动”，乘机指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支持左派，有些红卫兵开始抢军队的权。此后，全国冲击军队、抢掠武器、枪支的事件不断发生，武斗由群体互殴升级为枪炮对打，全国进入内战状态。重庆大武斗中甚至使用了自行反坦克炮、火箭炮、坦克、军舰、重型登陆艇等重装武器。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九五命令》，规定不准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解放军对抢夺行为有权自卫反击。大规模武斗一直持续到1968年8月份才渐渐平息下来。

上山下乡与清理阶级队伍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清理阶级队伍和上山下乡运动

1967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其中规定：春节后各地小学一律开学。在外地串连的小学教师和学生应当返回本校。五、六年级和1966年毕业的学生，结合文化大革命，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一、二、三、四年级学生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学习一些算术和科学常识。[141]196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 这个指示除了要求各地由中央统一规划建造毛泽东塑像外，还提到：“各地编印了一些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材料，甚至将别人的讲话、诗词也编进去了。中央重申：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印，不得出版发行。[142]

1967年4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戳穿〈修养〉再版的恶毒用心》[143]：

一九六二年，国际国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异常激烈。《修养》的作者、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真的在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吗？不！他是打着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幌子，来攻击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妄想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从而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否定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以便他篡党夺权，取而代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思想，反对毛主席，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殊死斗争，是一场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社会主义的你死我活的大搏斗。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从此掀起“抓叛徒”的恶风（这件错案已于1978年12月16日宣布彻底平反）。林彪、江青等还诬称有一条所谓“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重大冤案。在“抓叛徒”活动最猖獗的时候，5月17日，江青还利用三十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抄件，妄图诬陷、攻击周恩来。[136]

1967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重要文章，要求各单位“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十八日，《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名词，对刘少奇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144]

196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里程碑　热烈欢呼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来的伟大胜利》指出：“当前，中国亿万革命群众，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特别是对他那本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阴险的《修养》——这本书被贩卖到全世界，取名为《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进行彻底的批判。这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因为这个人是当前在中国这个世界革命中心扛着修正主义和对帝国主义的投降主义破旗的旗手，他的这本书就是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的纲领。”

196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中国赫鲁晓夫》指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表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始终是一个政权问题。在资产阶级方面，挂帅的人物始终是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的“理论”是他提供的，反革命的活动是他策划的，他是中国一切反动势力的总后台。”

1967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赫鲁晓夫的镇压群众运动、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不仅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还打击广大要求革命的干部起来革命，甚至直接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当他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总攻击面前，陷入穷途末路的时候，又施展故技，把他在土改运动中那一套“搬石头”，以及四清运动中要干部“大换班”、“统统罢官”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全盘搬到文化大革命中来了。他不仅到处散布“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而且公然叫嚷要中央文革小组“退到二线去”。甚至丧心病狂地鼓动反革命分子“多活动一点，多写一点反动标语，多发表一些反动言论”，猖狂地直接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他靠了边以后，还继续以各种形式，通过他安插在各地的爪牙，挑动武斗，制造混乱，同无产阶级继续进行较量。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继续。

1968年春天，在全国兴起了一股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浪潮，当时的口号就是“三忠于四无限”，毛泽东已经被神化。《参考消息》转载的苏联“斯大林小组”《文化革命真相》的长篇文章指出：“文化革命是以毛泽东和林彪为首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反对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原则性斗争。这场斗争是中共同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高岗、饶漱石集团；一九五八年彭德怀集团）长期斗争的合乎逻辑的继续和结果。这场斗争之所以困难和艰巨，是因为中国的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和国家里夺取了发号施令的岗位。”[145]

不过此时的毛也已经发现局势有些失控。全国武斗日益严重，打死、打伤的人不计其数，接近于开始一场内战。7月27日，中央派出“工宣队”进驻各高校，试图停止武斗，实际采取的正是两年前刘少奇、邓小平等因之获罪的措施。但在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子蒯大富无视工宣队，甚至下令抵抗，打死五人，情况已经非常严重。8月26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达全国：“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武斗才逐渐平息。10月，毛泽东提出干部下放，于是全国各地大批被打击的干部下放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新党章，提请接下来的中共九大批准，第一次将林彪正式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而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则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10月17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央决定，攻击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146]

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时候，愤怒地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在建党路线上推行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他们指出，中国赫鲁晓夫大肆推行他的所谓“六论”，就是妄图用修正主义来腐蚀工人群众，腐蚀我们的党，扼杀党和党员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蜕化变质，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服务。他们表示，一定要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彻底批倒批臭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指引下，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纯洁，更加朝气蓬勃。

随后人民日报揭露刘少奇攻击毛泽东的亲自树立起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肆贩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黑货，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刘少奇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派是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走狗，反动派的帮凶。[147]1969年3月15日《红旗》社论《关于总结经验》一文中开宗明义写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场政治大革命。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亿万革命群众粉碎党内修正主义派别的伟大斗争。这场政治大革命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尖锐反复斗争的必然结果……就可以知道苏修这次的武装挑衅不是偶然的，正同美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一样，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本性也是不会改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打倒了刘少奇等一小撮美帝、苏修的代理人，使苏修妄图通过“和平”手段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梦想彻底破产。[148]

毛泽东在大会上的发言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邓小平，使其得以去江西的一家拖拉机场工作、反省，而没有得到毛泽东维护的另外两名元老刘少奇、贺龙则不得不面对更加严酷的待遇。刘少奇被匿名关押，缺医少药，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的一座封闭的旧银行中因肺炎去世，1967年后就未能与其见面的妻子王光美被继续关押至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149]而元帅贺龙则连基本的饮食饮水都得不到供应，“贺龙专案组”还刻意造成错误用药，促使其于1969年6月9日在北京解放军三〇一医院去世。[150]这次全会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革对于中共政治局面的影响，中央委员会1966年十一中全会后仍然在世的87位正式中央委员中，仅有40人被邀请出席十二中（其余多数已经被“打倒”），1956年及1958年八大选举的96名候补委员中，仅有19名参加了会议，其中10人被补选为正式委员，替换已去世的10名正式委员（其中两人自杀身亡），才使得出席人数达到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最低标准。而与此同时，又有74名非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被邀请参加了大会，主要来自文革开始后得势的中央文革小组、“夺权”成功的各省市的革命委员会、实际控制局势的解放军机构等，也使得大会成为中共历史上罕见的与会非委员人数超过委员的奇观。[151]

12月，毛泽东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这是鉴于青年情绪激动难以稳定控制的考虑，于是将这些人清除出城市，人选以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后来称为“老三届”）为主，中国上山下乡运动开始。

5月起，按毛泽东的要求，全国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对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非官方的数据认为，此间全国有3000万人被斗，50万人死亡。[152]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成了“一打三反”运动。由中共各级组织正式领导，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对相当多的人进行了死刑，有期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的惩罚。27岁的遇罗克就是在1970年3月5日，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在北京被公审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国家主席存废之争与九一三事件

林彪、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七一工程纪要

“我们不仅为有着我们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周恩来在中共九大上的发言[153]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九大正式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谓“斗、批、改”的新任务，宣告“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154]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过程中，林彪、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155]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作为党的接班人列入《党章》[156]。国家主席刘少奇已经被打倒，主席一职悬空，周恩来继续保持党内第三的位置且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担当处理国家日常事务大权[157]。

九大会议由林彪作政治报告。原政治报告草稿为陈伯达所写，题目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58]。该题目遭到毛泽东反感，后由张春桥起草政治报告，林彪在会上宣读。而中共官方指出，林彪对张春桥起草的报告不满，宣读时磕磕巴巴，照本宣科[159]。张的报告中不断引用毛泽东语录，再度批判“刘少奇反革命集团”，还赞扬了军队的作用。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修改党章。新的党章中明确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从此毛泽东与林彪的名字就一直联系在一起。会议还选举了中共的新领导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江青、林彪集团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周恩来维持了自己的地位，至于陈云等一些中共元勋则全都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而有资料称，周恩来在九大期间地位上升，并几乎成为党的第二副主席[160]。

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因刘少奇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开除出党，国家主席职务空缺。到了1970年因面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宪法需要修改以容纳文革纲领。1970年3月，毛泽东在收到周恩来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之后明确与汪东兴说，“宪法中不要写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161]。3月8日晚，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中央政治局一致拥护毛泽东的建议[162]。整个过程中，林彪仅有一次单独表态，即在1970年4月11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163]。周恩来向政治局转达了林彪的建议，“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163]。

由于按照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在除毛泽东外多数政治局委员要求设立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毛泽东再度以个人权威压倒集体决议，以《三国志》中，孙权劝曹操称帝的故事为典故，声称“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164]九届二中全会上，事情再度出现转折，康生、周恩来、陈伯达等人再度要求设立国家主席[165]。周恩来建议设立国家主席是为了外事活动，如毛泽东不愿意参加外事活动，可以授权他人进行。宪法修改小组的康生对撤销国家主席反应激烈，他认为撤销国家主席违背民众愿望，但又不能违反主席的指示，导致他们修宪小组压力很大。陈伯达表示毛泽东任国家主席是对人民的鼓舞。[165]林彪仅表示附和[165]。

有学者认为[166]，国家主席问题涉及国家体制，多数政治局委员对于涉及国家大事的重大问题有激烈反应完全可以理解。而撤销国家主席职务这样的更改国家体制的提议，毛泽东应光明正大地说明原因和理由，但他一直未能做出解释，反而指责反对者有阴谋[166]。中共的史料对此也指责反对者，即林彪觊觎国家主席职务而引起毛泽东怀疑[167]，“林彪阴谋设立国家主席以篡党夺权”[168]。

有学者认为[166]，据中共承认[169]，毛泽东最早公开指出林彪有篡夺国家主席野心是在1971年8月南巡期间[170]，而中共迄今认定林彪有篡夺国家主席野心的唯一证据[166]是吴法宪在1971年10月21日对中央专案组揭发叶群对他的谈话[171]。该学者认为，根据这两个时间可以得出毛泽东是在得到证据两个月之前就开始怀疑林彪阴谋夺取国家主席职务的结论。

关于毛泽东与林彪关系恶化的原因，目前有两种对立的说法。中共官方说法是林彪觊觎国家主席，篡党夺权的野心引起毛泽东怀疑，后林彪袭击毛泽东专列未果，仓皇出逃。而有学者则提出相反的观点[157]，认为是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与张春桥的文人相斗，引起了大会成员对张春桥的怒讨。而偏袒张春桥的毛泽东则怀疑这种大规模声讨（毛泽东语“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运转之势”[172]）是林彪背后指使，故引起毛泽东批判陈伯达，矛头对准林彪，毛林关系由此恶化。这个观点认为国家主席问题仅仅是为遮掩批斗张春桥事件引发毛林关系恶化的一个借口[157]。

高文谦等学者则明确指出[157]，毛泽东在1971年8月绕过党中央直接向南方的地方干部揭发林彪问题，并采取“掺沙子”“抛石子”等办法斗争林彪，均成为后来林彪出走事件的直接原因。

受到挫败的林彪，虽然并没有被直接点名批评，但毫无疑问他也已经意识到，其在党内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及其儿子林立果与其亲信组成了代号为“联合舰队”的秘密组织，并在林彪等人的根据地上海制订了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取自“武装起义”的谐音）。纪要内明确提出“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林彪的计划是要利用空军为主导武力夺权，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一举逮捕所有要员，获得全国的政权。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形成割据局面。

有学者对此说法提出质疑[173]，认为迄今尚无任何证据证明林彪参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制订，甚至连林彪亲信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均不知道该纪要的存在。该学者提出一个论点，即“似乎死了的（指飞机上摔死的），都是‘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者，而活着的，却没有一人见过这个‘纲领’。”[174]。

不过林彪的计划并没有实现，政变失败了。根据香港《明报》几星期后的报导，1971年9月8日至10日之间，毛泽东曾在上海险些遭到一系列袭击。在此之前公安部就已经接到情报，称林彪正在预谋一起重大政治阴谋，一批军中林彪的亲信正在接受特殊军事训练。而上海的袭击阴谋则完全证实了该情报。此外还有其他各种传闻，称毛泽东在往北京的火车上险些遭袭，甚至有人到毛泽东寓所行刺。这些传闻是否属实不得而知。

据中共官方表述，9月13日晚，林彪等人仓促从隶属海军的山海关机场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准备逃往苏联伊尔库茨克，飞机在没有副机长和领航员且跑道灯未开的情况下强行起飞，在进入蒙古国领空几百公里后在温都尔汗坠落，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驾驶员潘景寅在事故中丧生，是为“九一三事件”。而在同一天，北京的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林彪事件。直到9月14日林彪坠机的消息才传到北京。当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国庆庆祝活动也被取消。

近年来，有学者发现林彪飞机的飞行轨迹是从山海关至苏蒙边境后折返蒙古，在蒙古坠毁[175]。林彪出走事件因整个事情扑朔迷离，其出走原因，出走过程，出走目的，出走性质仍然争议极大[176]。

四人帮及文革后期

四人帮、批林批孔运动、批黑画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周恩来之死和四五运动

林彪之死，一方面使毛泽东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身体状况急剧变差；另一方面国家也失去了原定的接班人。

1972年9月，毛泽东将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北京，次年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就成为名列周恩来之后的党的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似乎有意培养为接班人。十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77]从此，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178]

1973年，十大党章删去了九大党章中有关林彪为接班人的内容。十大党章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且强调“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179]

当时苏联以“人性论”来反对“阶级论”，以“人道主义”来代替共产主义，以和平主义来反对革命战争。苏联出版了一系列专门著作和论文，宣传尊儒反法。吹捧孔孟的“人道主义”，大骂法家“反人道主义”，被中国说成是要用孔孟之道给林彪撑腰打气，从内部颠覆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180]苏联学者说孔子提出了"世间和平和安宁"的思想，孔子学说中包含着“民主思想”。[181]

1973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和国民党都是尊孔的。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批语说：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182]江青等人便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苏联攻击批林批孔运动是“反对国内的国际主义力量”。[183]在国际上宣传孔子是“最理想社会和国家制度的政治理论创始者”。[184]1974年1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孔老二的亡灵和新沙皇的迷梦——评苏修尊孔反法的卑劣表演》一文指出：苏修尊孔反法是为了反华。而林彪这个“超级间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重要时刻，一面大肆吹捧孔老二，一面阴谋策划反革命政变。《“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中供认，他要投靠苏修，找“保护伞”，并肯定他们的反革命“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人民日报》随后发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指责“林彪叫喊中庸之道‘合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攻击反修斗争‘做绝了’，妄图投降苏修，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185]《文史哲》杂志指出：“文化大革命是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把批林批孔这个头等大事抓好，就一定能够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更加蓬勃发展。”[186]

这场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批判宣扬“上智下愚”维护等级制度的孔孟之道，毛泽东曾经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赞扬秦始皇，并且针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写了一首诗表示异议，而四人帮把此事提升为“儒法斗争”。批林批孔运动很快被篡改为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运动。林彪死后，周已经成为四人帮在毛泽东死后获取政权的最主要障碍。“批林批孔运动”虽然是对着死去的孔丘和林彪，周恩来却强调林彪“左”的错误，而此时中国普通老百姓经过长时间的政治运动，对各种新的批判运动也失去了兴趣。四人帮的“批林批孔”并不是很成功。

1974年10月，周恩来入院后，中央委员会委员邓小平获任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其后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实际负责政府日常工作，工作方向就是延续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

1975年2月，毛泽东不顾“四人帮”的反对，坚持把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重新推上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来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并支持邓小平领导开展全面整顿，用意在于尽可能挽回“文革”造成的损失，恢复经济和国家政权正常运转[187]。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到后来发展成为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全面纠正“文革”错误的大动作。人民日报发表毛的指示《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到了9月，毛泽东也病重，毛泽东把他的侄儿毛远新由沈阳调回北京陪在身边当上传话人。

1976年，是文革关键的一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但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却受到政府压制。从第二天开始，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就已经出现了纪念周恩来的花圈，向纪念碑前送花圈，这在过去是从未出现过的，全国都有自发的纪念活动。1月15日，是周恩来的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188]。

2月，情况再度改变。自认已经没有了障碍的四人帮开始打击邓小平，经毛泽东批准，搞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针对的正是邓小平。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

3月底，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南京三·二九事件”，并迅速扩展到全国。4月4日清明节，从3月底开始北京群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逝世，同时也有人是对四人帮的抗议。人们还自行在纪念碑上张贴悼词，并送来花圈。广场上还逐渐出现了一些直接针对四人帮的批判性文章。到4月5日，已经有大约200万人来过广场。由于担心有人放火焚烧堆积在纪念碑四周的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警察在夜间把花圈收走。对立情绪演变成烧毁汽车和房屋，于是要求各单位禁止本单位人员去广场，并下令广场上的人群离开，当夜，广场上剩下的200余人不肯离开，被北京市委组织的工人民兵拘留甄别后遣散。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四五天安门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定性为反革命活动，撤消邓小平的一切职务，同时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天安门事件直到1978年冬才完全平反。

毛泽东之死和粉碎四人帮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毛泽东逝世前的五个月给华国锋写了三句话：“慢慢来，不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四人帮在上海组织民兵，有夺取政权之意。[189]

9月1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简称“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说：“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当前要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社论发表以后，江青给张春桥打电话：“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发表出去以后，有什么反应没有？我已对文元同志强调，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要反复宣传。”在姚文元的再三再四指示下，北京、上海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新华社《内部参考》、《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等连篇累牍地宣扬“按既定方针办”。据从9月17日至30日的不完全统计，上述6种报刊就登了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消息和文章236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把“按既定方针办”做了通栏大标题。《光明日报》在报眼毛主席语录栏，连续9天刊登“按既定方针办”；从9月17日到10月4日的17天中，有45篇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文章和消息被塞进“按既定方针办”的内容，就连一些专刊专页的文章和诗歌散文，也被强加上“按既定方针办”的话，达到了“四人帮”所要求的让“按既定方针办”覆盖报纸版面的目的。 9月21日《文汇报》头版头条大标题是《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支持毛主席的既定方针》；9月24日《解放日报》一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驻沪三军上海民兵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学习与批判》杂志在第10期刊出该刊记者写的《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上海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10月2日，华国锋在乔冠华9月30日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送审报告上批道：“此发言有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话，我查了一下原件，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以下简称《永》），文中说“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190]

1976年10月6日——《永》文发表的第三天，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支持下，以通知四人帮成员开会为名，由汪东兴负责的警卫部队8341部队就地逮捕四人帮所有成员，对其进行“隔离审查”。立即派以刘西尧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光明日报》，接管了报纸的宣传大权；继而宣布对《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即总编辑）莫艾隔离审查，责成莫艾交代《永》文发表经过和他同姚文元的关系。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成为最高领导人。这次事件被称为“粉碎四人帮”。

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于中共第十一大宣布，“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191]

文革后续·过渡时期·华国锋上台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直到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华国锋在十一大上的政治报告[192]

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继任最高领袖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成为中共党内排名第一的领导人，并在同年10月发生的怀仁堂事变后被补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成为最高领导人。10月10日，邓小平亲自写信给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要求恢复工作。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洪文、张春桥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193]

1977年8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决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全会一致认为，华国锋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华国锋先后接替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的职务，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领导人。中共十一大选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为副主席，五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194] 在此次会议上，华国锋还宣布“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但仍以肯定的态度对待文革。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揭发了他们篡党夺权、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宣告“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192]。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 因此，今后依然要以两个阶级、 两条道路斗争为纲[192]。

华国锋虽然成功击溃了四人帮，但是由于他的权力来源只是毛泽东的遗言“你办事，我放心”六字以及汪东兴等支持，面对着邓小平这一批元老，华国锋的经验、政策、革命历史也比不上邓小平，故华国锋忧心会被这些元老夺去大权，所以他奉行的依然只是毛泽东的政策及方向，他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195][196]

邓小平取代华国锋

参见：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逐渐夺回在中共内的领导权

1975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对文革进行了1975年整顿。[197]1975年11月起，毛泽东、四人帮等人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1976年4月，邓小平因为“四五天安门事件”被撤职。

1977年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被恢复撤职前的一切党政军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他的支持者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198]。同年8月，邓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1978年3月，邓小平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1978年5月，邓小平把握机会，由他最亲密的战友、当时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负责，在《光明日报》发表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初创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该文在全国引起广泛讨论。他们巧妙地利用毛泽东的语录，来为自己造势，当时凡是支持该文实用主义论点的，都是邓小平的支持者，而党内大部分人确实接受了该观点（唯一没有表态的是华国锋和毛泽东的亲信汪东兴）。7月1日，建党节时，邓小平成功地公开了毛泽东1962年为“大跃进”在党内作自我批评的谈话，表明即使是毛泽东也会犯错误，间接批评“两个凡是”。到了9月，邓小平已经开始公开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了。[199]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华国锋被迫在会上作自我批评，承认“两个凡是”的错误，而汪东兴也被批判并被免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会上还重新评估了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为其平反，确认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同时支持邓小平当权的陈云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9年1月胡乔木在中央宣传部会议上指出康生对毛泽东的四个存在理论进行了篡改，强调党的历史不等于就是路线斗争的历史。[200]

1980年2月，邓小平的亲信胡耀邦和赵紫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被视为邓小平政敌的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在会上辞职，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年9月，赵紫阳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接替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而抵制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陈永贵被解除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981年6月，华国锋迫于以邓小平和陈云为首的中共元老的压力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由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本人接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而华国锋仅象征性保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至此邓小平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有限清算文革·对四人帮的审判

主条目：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

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1981年1月，最后判决江青和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戚本禹18年（1967年就入狱），迟群18年，刘庆棠17年。对自1970年就被捕入狱的林彪集团成员的判决结果是：黄永胜、陈伯达、江腾蛟18年；吴法宪、李作鹏17年；邱会作16年。

拨乱反正

主条目：拨乱反正

文革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开展了对文革的清理运动，譬如揭批查运动，对文革中积极参与的人进行了抓捕、审判。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积极进行了平反冤假错案，但是期间亦有打击面过大、冤假错案及选择性办案的情况。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原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等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人被平反，[201]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的另一亲信赵紫阳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华国锋迫于形势，辞去国务院总理一职，由赵紫阳接任。

1983年，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整党的决定。邓小平讲话要“清理三种人”，即在文革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五月十日新华社报道，中共天津市委会同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党组等有关部门作出决定，解散由“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和造反起家的人为核心的707所党委。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为这篇报道加的按语说，原中共707所党委，组织上严重不纯，政治上思想上顽固对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已经变质，完全丧失了一个党组织应有的作用。

1984年3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彻底否定“文革”就要坚决清理“三种人”》。4月2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1984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发出第9号通知，明确强调要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202]《红旗》发表评论员文章《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八月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各单位发出《关于在部队中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教育的意见》。强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从思想、政治和组织上拨乱反正的一个根本问题。

争议及局限性

主条目：拨乱反正 § 局限性和争议和文革遗毒

在拨乱反正期间，中国共产党并未彻底清算文革、同时限制反思文革也一直饱受争议[66][67]。1980年代，中国大陆又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左倾运动。有学者认为这些运动是继文革之后再次发生的左倾运动、是文革的“回光返照”[203][204][205]。也有人认为，虽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革，但该决议并未彻底清算文革的罪错、未能进行深度反思，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对文革彻底清算将会影响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故一直未能开展[66][67][206][207]。

此外，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历来充满争议。1979年起，以魏京生为代表的异议人士发动了“西单民主墙”运动，在北京西单地区张贴标语、大字报，批评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但受到了邓小平等人的打压[208][209][210]。另一方面，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务虚会期间，会上会外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有人批评十一届三中全会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种是党内和社会上又产生了摆脱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倾向。3月29日，北京市革委会发布通告：“凡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泄露机密，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标语、海报、大字报、小字报及书刊、画册、唱片、图片等，一律禁止。”4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关于处理北京、上海等地七个由坏人控制、把持的组织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指出，自1978年10月以来在北京、上海及其他大中城市陆续出现了一些自发性组织，极少数组织为反革命分子和坏人控制。[211]

文革中还发生了许多大屠杀事件，而其中的直接领导者和部分主要犯罪分子并未受到法律的审判，或者仅受到了轻度的处罚（如有期徒刑或开除出中国共产党），这在部分地区引起民愤，亦有民众前往北京上访[212]。与此同时，1980年代起，巴金等知名学者曾公开呼吁要建立“文革博物馆”，让后人记住这段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防止历史重演；该呼吁获得不少民间人士的支持，但一直未得到中共中央的回应[213][214][215]。

后果及影响·人道主义灾难·死亡人数

1966年8月，桑颇·才旺仁增少将及其妻子遭受严酷批斗7年后，该少将于1973年被迫害致死。

文革期间，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方式主要包括：大屠杀（包括官方处决）、武斗、私刑、自杀、批斗，等等；根据目前的资料，各方统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十万至2000万不等[26][27][28][29][30][39][216][217][218]。1975年8月，河南驻马店爆发了二十世纪世界最重大技术灾难“河南“75·8”水库溃坝”，据估计造成数万人至24万余人死亡[35][36]。

根据中国人民日报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以及其它文献记录，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披露，文革期间“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26][28][217][219][220][221]

依据美国知名政治学教授鲁道夫·拉梅尔于1991年所著的《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文革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773万1千人，即每1万人口里死亡96人[222]。

依据作家张戎和知名历史学家乔·哈利戴于2005年所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文革期间至少有300万人非正常死亡[223]。

依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于1996年联合编著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文革期间共有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其中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另有703万余人伤残[224][225][226]。

依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永发于2001年所著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保守估计文革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172万以上[39][227]。

依据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安德鲁·G·魏昂德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授苏阳于2003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他们研究了1520份中国1987年后公开的县志，估计文革期间在中国农村地区：75-150万人非正常死亡、相似数量的人口永久伤残、3600万人遭到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228][229]。

大屠杀和人吃人事件

参见：中国大屠杀列表和中国食人史

习近平父亲习仲勋遭批斗（1967年9月于西北农业大学）

文革期间的大规模屠杀包括：广西大屠杀（及大规模食人事件）、内蒙古内人党事件、广东文革屠杀、云南文革屠杀、湖南文革屠杀、北京文革屠杀（红八月）、江西瑞金大屠杀、青海二二三事件、宁夏青铜峡事件，等等[230]。广西和广东的屠杀情况较为严重，有学者指出广西65个县的公开县志中有43个记录屠杀事件、其中15个县的屠杀人数超过1000人，而广东57个县的公开县志中有28个记录屠杀事件、其中6个县屠杀超过1000人[231]。且许多官方公开的县志中所记载的死亡人数低于官方机密档案里的统计数据，存在掩盖事实和混淆真假的问题[232]。这些屠杀多是地方共产党机构、政府机关、民兵甚至军队实施或组织实施的，屠杀的死者主要包括“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及其亲属，以及反对当地政府官僚的群众组织成员；而云南沙甸事件屠杀案的死者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231]。据保守统计，文革中全国发生的大屠杀造成至少30万人死亡[233][234]。

在广西文革屠杀中，依据1981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组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成立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官方最初承认的被屠杀者就不少于10万人，亦有干部和民众私下里认为是15万、20万或50万[31][32][218]。1984年，依据中共中央特别调查组最终统计，广西文革期间有名有姓有地址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8.97万人，全区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人：其中，两派武斗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余7.9万多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32][218] 调查组发现，在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仅1968年，广西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至少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至少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31][32]。

在云南沙甸事件的屠杀中，1975年7月底至8月初，解放军的镇压屠杀最终导致约1600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300名儿童[230]

在湖南道县大屠杀中，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7696人被他杀，1397人被逼自杀，2146人被致残[235][236]

在北京文革屠杀（红八月）中，根据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报》，在1966年8-9月间，仅仅在北京地区就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另有33695户被抄家、85196个家庭被驱逐出北京[216][237]；而在北京大兴县，从8月27日至9月1日爆发了“大兴事件”，数天内先后有325人遭屠杀，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238]。

武斗、批斗及政治清洗

文革期间，自1967年“一月风暴”起，造反派大规模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以取代党政机关，而后诸多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事件，中国大陆进入全面内战状态，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239]。严重的武斗事件包括四川泸州武斗事件、重庆大武斗、徐州大武斗、北京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等等。据估计，1967-1968年间，武斗共造成了30-5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28][216][226]。

此外，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人在文革期间遭到批斗，由群众组织的批斗大会时常举行，批斗方式包括剃阴阳头、戴高帽游街、抄家、喷气式批斗等等[39][240]。文革期间全国至少10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这些被赶出城市的人们，在农村没有住房，没有土地，孩子不能上学，生活十分悲惨[241]。批斗导致许多人被迫害致死或者自杀，其中有学者估计仅文革初期就有10-20万人自杀[28][216]。

与此同时，政治清洗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大批人员受到牵连，除了在屠杀中直接死亡的人口外（包括官方处决），亦有许多人因遭受私刑而导致永久伤残、甚至被迫害致死。1968-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简称“清队运动”）、1970年代的“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爆发了大量冤假错案，其中仅清队运动期间就有至少50万人非正常死亡[28][216][233]。

1967-1969年，在内蒙古内人党事件中，上百万人被定性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成员，其中有数以万计的人被屠杀或遭私刑迫害致死，受害者大部分是蒙古族，依据1980年对于该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有34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22人死亡、 81808人致残[242][243][244]。

1968-1969年，在赵健民云南特务案中，原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被诬陷为叛徒、特务，该案件导致138万7千余人受到牵连，1万7千余人被屠杀或遭私刑迫害致死，另有6万1千多人致残[245]。

在冀东“李楚离案”中，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被诬陷为叛徒，受迫害入狱七年，该案件牵扯8万余人，共有3000余人被屠杀或遭私刑迫害致死[28][246][247]。

1967年，在山东枣庄“反党叛乱反革命事件”（又称枣庄“七·二五”、“七·二六”武斗事件）中，据官方数据，私设监狱共500多处，共有10万6百59人遭到毒打，打伤后留有后遗症者2425人、致残692人、被打死逼死至少94人[246][248][249][250]。

红卫兵暴乱

参见：文革遗毒

文革时期宣传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海报：“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文化大革命广泛影响了当时的中国人。文革频繁的政治运动令经济活动近乎停顿，同时也消耗了不少的资源。文革期间的红卫兵数量达数千万，而1966年8月起红卫兵进行了大串联，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全国停课、停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全国铁路系统承载巨大压力[251][252]。1967年8月，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 串联活动才基本上结束，而也有观点认为大串联停止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不愿意屡番接见红卫兵而决定打发红卫兵“上山下乡”接受改造[251][253]。

“红卫兵”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给当时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带来了难以挽回的恐怖灾难[237][254][255]。红卫兵武斗时期所破坏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迹难以统计，而他们所带来的破坏不仅是对于中国历史文物及伦理道德的摧残，他们也影响了人民生活及社会秩序，交通、生产为之大乱[237][255]。他们在各地互相串连，彼此交换经验，并免费供应食宿，分别建立了所谓的“革命造反派的核心组织”；为了“破四旧”，他们闯入了知识分子、富人及官员们的家中，焚书、羞辱甚至毒打杀死屋主；学校也为他们所占据，教师成为他们批斗的对象，甚至被打成“牛鬼蛇神”；寺院、宫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等也成为红卫兵的破坏对象[237][255]。

领导层动荡

文革对全国行政区划的变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行政区划变动最小的时期。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1967年4月版介绍，截止1966年底全国共有22个省、5个自治区、2个直辖市，29个自治州、1个行政区、171个专区、7个盟，170个市，2127个县级单位（其中2005个县、66个自治县、52个旗、3个自治旗、1个镇）。到文革结束时，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1977年3月版介绍，截止1976年底全国共有22个省、5个自治区、3个直辖市，29个自治州、1个行政区、174个专区、7个盟，185个市，2136个县级单位（其中2013个县、66个自治县、53个旗、3个自治旗、1个镇）。

文革初期由于当时的河北省会保定政局动荡，1968年1月28日，郑维山、李雪峰署名向中央呈报《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情示报告》中提出把省会迁到石家庄，次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即批准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并同意河北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市。1968年2月3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在石家庄市成立，石家庄从这一天起遂成为河北省会。省革委的成立和省会的确定，自申请到批准，再到完成，前后仅用七天时间，速度之快，是相当惊人的。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以后，中共中央从备战的角度考虑内蒙古的辖区过于狭长，就像南美的智利一样。北京军区防御不便，就决定把内蒙古的东三盟分别划给东三省归沈阳军区管辖、西三旗分别划给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归兰州军区管辖。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经过调整后，面积由118万平方公里变为40多万平方公里，面积大大缩小。这次行政区划变动主要是着眼于军事防御角度来考虑，再加上内人党事件的爆发。文革结束后，国务院1979年5月30日批准内蒙古自治区恢复1969年7月以前行政区划，以上行政区划于1979年7月1日起划回内蒙古自治区。

经济状况

参见：备战、备荒、为人民和1975年整顿

对于文革期间的经济发展，各界的估计和评价一直存在较大争议[256][257][258][259]。文革期间，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巨大冲击、企业生产和管理混乱，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时任副总理邓小平等人的努力对国民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保护和恢复作用[256][260][261][262]。1977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估计，“文革”十年造成了5000亿元的国民收入损失，相当于建国30年内所有基建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263]。依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文革期间中国有5年的经济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不超过4%，还有3年为负增长：1967年为负5.7%，1968年为负4.1%，1976年为负1.6%[263]。对于文革后期1974-76年间的经济发展，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华国锋在1978年2月的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发布了《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提道：“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263][264][265] 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等官方机构的数据，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156美元，81%的人口为农民，全国文盲人数将近2亿、文盲率达25%[266][267][268]。而在一同时期，在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中，人均GDP的平均值为490美元[266]。1966年-1976年，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经济建设口号，期间包括国防工业在内的国家生产性建设投资占总投资的82.8%，远超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消费的投资；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水平由636元下降到了605元，全国居民的年平均消费水平十分低下，仅从125元增长到了165元，增长缓慢[256]。

1966年的大庆油田

文革期间，以压缩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消费为代价，包括国防军事在内的生产性建设获得了一定的发展[256]。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其中，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259]。生产方面，1966年-1976年，钢产量增长33.5%，原煤产量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259][269]。农业方面，1965年-1976年，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1965年-1977年，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58％和643％；1965年-1975年，全国机井数增长935.89％[259]。此外，文革期间，华北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大庆油田的扩建，刘家峡水电站投入使用，葛洲坝的开工；1966年到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倍以上[259]。1972年以后，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四三方案》为中心，投资几十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从国外引进了26个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建成了北京石化总厂、上海石化总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等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259]。

科学技术

参见：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和两弹一星

反右运动和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被视为反动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广泛的批判和迫害，甚至被贬低为“臭老九”[51][52][53]。文革期间，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中国科研发展受到了重大冲击，许多科研项目停滞、科研队伍解散[57][270][271]；仅在青海省核基地一处，截止1971年9月就有四千多名职工受到迫害和审查、310多人伤残、40多名职工自尽、5人遭到枪决[272][273]。1968年，“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被毒打致死、“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自杀身亡，而“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于1968年不幸空难逝世后，其太太李佩（中国语言学家）被隔离审查、自杀未遂[54][56][274][275][276]。此外，包括“两弹元勋”邓稼先、 “氢弹之父”于敏在内的许多科研工作者及其家属受到政治迫害，钱三强和太太何泽慧一起被下放到陕西的五七干校[277]，部分拥有英美留学背景的科研人员被污蔑为“间谍”或“特务”，只有钱学森等少部分人因为周恩来于1966年特别列出的一份名单而受到保护[57][278][279][280]。

截止1968年底，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被打倒，全国范围内共有229人被迫害致死[281]。而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就牵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其中被刑讯逼供、残酷迫害的科研人员和领导干部达607人，2人被打死、另有6人自杀[263]。数学家熊庆来1969年被迫害致死，华罗庚被抄家3次、研究手稿散失，陈景润不堪造反派的侮辱曾跳楼自杀未遂[282][283][284]。包括数理经济学家周华章、计算机学家周寿宪在内的至少8位曾留学美国的顶尖科学家被迫害而自杀[285]，其他著名知识分子如熊十力、田汉、老舍、翦伯赞、傅雷、吴晗等人被迫害致死或自杀[286][287][288][289][290]。

另一方面，在文革的困境中，科研人员和科学工作者依然取得了一些科技成果，较为重大成果的包括：“两弹一星”中的导弹、氢弹以及人造卫星，第一艘核潜艇，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第一颗返回式卫星，陈景润有关哥德巴赫猜想的定理，袁隆平等人的早期杂交水稻成果，以及第一代血源性乙肝疫苗[259][291]。其中，第一艘核潜艇于1958年起就开始研制，期间经历了大跃进、中苏交恶、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1960年初大多数科研人员营养不良、全身浮肿，文革时期“白天养猪、修猪圈、接受批判”，晚上才有时间进行科研[262][292]。而文革严重冲击了企业生产，导致送往核潜艇研究所的科研设备粗制滥造，可靠性差、达不到设计和使用标准[262][292]。

社会影响·文化教育

参见：反动学术权威和臭

十年文革令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高考）取消。文革开始后的数年内，中国各级、各大教育机构基本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图书馆藏书被焚烧，在校园内发动武斗，教师被当众羞辱、打骂，一切教学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识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数被下放进行体力劳动，有些则遭到残酷对待，财产被没收。许多知名学者不堪羞辱，选择自杀。根据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报》，在1966年8-9月间，仅仅在北京地区就有1772人被打死，其中包括许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另有33695户被抄家[216][237]。

1968年，毛泽东在一次批示中表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一段话被称为《七二一指示》。1970年开始，许多大学按照这个指示招收“工农兵学员”。 工农兵学员由各地各界单位推选，选择对象主要是家庭背景贫穷、政治思想激进的二、三十岁的青年，与本身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质基本无关，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学以下文化水平。工农兵大学生去各大高等教育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以毛泽东思想改变教育系统，即将激进的思维强加到各大院校中。[293]

在基础教育方面，文革初期中小学生也纷纷停课闹革命，中小学生组成所谓“红小兵”代替了原先的少先队，提倡“阶级教育”。陆续复课以后，对中小学教材进行了删砍、合并，中小学教科书出现“政治化”、“形式化”， 大大削弱了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而毛泽东著作、毛泽东语录以及其他大量的迎合当时政治斗争需要的材料被选入教材，原有各学科的知识体系被打乱。文革早期一度取消了考试，城市中小学毕业考试一律不举行， 采取民主评定办法考核成绩，而后强调“开卷考试”、“开门考试”。[294][295]

青年与知识分子

参见：上山下乡运动

同年龄的老三届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继续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只有少部分人在文革后接受高等教育。知识青年下乡，对农村开发建设起著微小的作用，但是由于知识青年在乡间所受的教育不多，演化成知识青年务农的怪现象，对中国教育资源、人力资源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而由于农村的建设作用不大，20世纪中国大陆的农村依旧贫穷落后，其农村建设也不如邻近的日韩和台湾。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与红卫兵运动，曾经被苏联的一位评论家指为“师事托洛茨基的”，为了争权夺利，竟不择手段的利用青少年。[296]

中华文化传统

在此阶段，提出了“破四旧”、“开门搞科研”、《七五宪法》中提出的“人民代表以工农兵为主体”[297]等众多新观点，提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人身攻击。很多历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辈遗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红卫兵砸烂；大量的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工作者被迫下乡，甚至在文革期间受迫害而死。

民族与宗教

参见：内人党事件和沙甸事件

文革期间，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受到限制，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发起武装起义，但受到镇压，譬如1975年在云南回族聚居区发生的沙甸事件。在西藏地区，红卫兵曾前往扎什伦布寺的佛塔将在该寺曾存放的五世至九世班禅的遗骨挖出肢解抛弃。文革后，十世班禅大师只得把残存不齐的从五世至九世班禅喇嘛的灵骨聚集在一起[298][299]。

文物古迹损毁

主条目：文化大革命时期文物古迹损毁列表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有大量文物被焚毁，古迹等也遭到摧毁破坏，给中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300][301]。文革中的千古暴政“破四旧”活动将中国城市与乡村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文化古迹和遗产当成封资修的东西彻底破坏和毁尽[300][301]。即使连“和平解放”的古北京城的大量古迹也惨遭破坏[302]。中国的许多名胜古迹没有在战争中毁灭，却在文革破四旧中破坏砸毁。而有部分古迹因时任总理周恩来派兵保护，敦煌莫高窟、北京故宫、西藏布达拉宫等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得以幸免。

对外关系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 § 输出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 § 文革外交

文革时期的中国与当时相对开放的苏联彻底决裂，两国关系严重恶化成为后来中美建交的远因，但外交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大陆不仅对外输出革命，亦强硬对外输出意识形态，甚至认为“毛主席是世界领袖”，导致与数十个国家关系紧张，与部分国家恶化到断交的地步，包括中非、印尼、加纳[303][304][305]。譬如，文革期间，中国通过各驻外使馆、领馆，对外宣传中的极左做法，并向当地华侨和国民强行散发毛主席著作、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品； 许多中国驻外大使、参赞几乎全部奉调回国参加政治运动，许多人受到批斗，驻外使馆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甚至有外宾也被要求要面对毛泽东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进行“汇报”、“请示”[303][304][305]。在国内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焚毁蒙古驻华大使专车事件、王府井“围攻外宾事件”等重大外交事件。

此外，文化大革命也在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影响，“造反有理”这句口号被全世界所有对现状不满的人使用[306]。 文革影响了当时的阿尔巴尼亚、朝鲜、法国、埃塞俄比亚、荷兰和智利等一些左翼势力强大的地区[307][308]；其中，受毛泽东和文革的影响并得到中方资助的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于1975-79年初进行了红色高棉大屠杀，造成约200万人死亡、占柬埔寨总人口的四分之一[309][310][311]。

菲律宾：1968年菲律宾共产党按照毛泽东思想重建，其领导人活跃于菲律宾1970年的动乱时期一季风暴中。自那时起，菲共领导的菲律宾共产主义叛乱延续至今。

印度：1967年爆发了受中国革命道路鼓舞的纳萨尔巴里起义，由此开始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及其前身领导的纳萨尔毛派叛乱对抗印度政府至今。

土耳其：1972年，崇尚人民战争思想的土耳其革命工农党左派正式组建土耳其共产党/马列，主要活动于土耳其东部，土耳其毛主义叛乱由此开始。

柬埔寨 民主柬埔寨：在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下和中国的资助下，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发起类似的大清洗运动，这场被称为“柬埔寨大屠杀”的种族灭绝运动最终在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之后结束，据估计造成了150万至300万柬埔寨人的死亡，约占当时柬埔寨总人口的四分之一[309][310][311][312][313][314][315][316]。

日本：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引发了日本文艺界的强烈反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曾经居住于中国东北十数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安部公房、三岛由纪夫、石川淳四人于1967年联名发表声明反对文革[317]。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长宫本显治在文革前夕访问中国，因拒绝与中共一同批判苏联而导致日中共产党决裂。部分支持毛泽东思想与文化大革命的日共党员独立或被开除出党，成立了日本新左翼中的数个毛泽东思想派别（日语：毛沢東思想#日本）。新左翼领导下的日本学生运动中，有学生于东京大学事件期间在大学正门挂起毛泽东肖像并涂写文革口号“造反有理”[318]，亦有学生高举《毛主席语录》向防暴警察扔自制的燃烧弹。

英属香港：在文革期间爆发多次由共产党领导的激进左派工人罢工运动，之后演化成六七武装暴动，引发北京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303]。

葡属澳门：因澳葡政府拒绝氹仔坊众学校重建项目，发生一二·三事件。

法国：1968年，发生全国性动乱五月风暴，工人、学生高举《毛主席语录》游行[319]。

美国：各高校学生佩带红袖章示威[320]。成立于1966年的美国黑人民权组织黑豹党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之一，也曾高举《毛泽东语录》游行[321]。

澳大利亚：大学汉语系的学生自制红卫兵袖章卖钱，生意兴隆[322]。

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政府于1966年11月以复兴文化之名义开展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抵制文化大革命，并组成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总统蒋中正则多次发表谴责演说，甚至已经指示中华民国国防部令五十万国军备战，战斗机天天升空演习，准备反攻大陆，据说蒋也以前黄埔军校校长身份与学生林彪保持信函连络；后因美国拒绝提供中华民国作战战略物资补给，趁大陆“文革”来“反攻大陆”作战之举方停。

朝鲜：在1964年秋，苏联勃列日涅夫上台之际，朝鲜与苏联恢复了关系。与苏联决裂的中国对此表示不满。1966年起，中国领导人以及红卫兵谴责金日成是修正主义者，朝鲜则批评中国的领导人是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中朝两国甚至互相召回大使，两国关系跌至冰点。但是，中国对毛泽东的崇拜之风反而使朝鲜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加以强化，朝鲜和中国一样在强调独立思想体系。[323]

改革开放

主条目：改革开放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济复苏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文革平反后，中共认为改革开放是完成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并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直接步入长期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词来掩饰实质上的路线变动。[324]

21世纪

参见：文化大革命发动五十周年

文革至今仍没有得到官方清楚的过程呈现、事件记录，缺少多角度多主体的讲述，更遑论全面分析和吸取教训。而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工作，大多是在海外进行的。有关文革的记录和研究成果，大多在海外出版。中国国内的记录、研究特别是发表仍然是一个禁区，即使以个人回忆录方式呈现对那段历史有所涉及的作品，也是相当有限的。[325]

2012年3月1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表示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温家宝还表示如果中国不进行政治改革，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再次发生。[326]

有学者指出，中国第五代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许多言论和举措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复辟，推崇个人崇拜、煽动民族情绪、背离宪政主义，还有人认为这有可能将中国推向第二次文化大革命[327][328][329][330][331][332][333]。

历史评价

中国共产党官方

1980年，意大利知名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在北京对邓小平进行了专访，当问到文革是否是一场内战时，邓小平认为[334][335]：

还能说不是吗？人民分裂成两派，互相杀戮，又因为老干部给打倒了，那些自称“造反派”的人便更形猖獗，像林彪和四人帮那一伙。啊，许多人在那场战斗中死了。

当问到文革造成了多少人的死亡时，邓小平指出[334][335]：

很难估计，因为有种种不同的死因，况且中国又那样大。不过，请听着，这么多的人死去，就算不计当时发生的其他悲剧，单是死亡人数就足以说明文革的错误。……我可总结地说，毛主席的过错是政治性的过错，这样讲并不减低他所犯过失的严重性，更不能说是为这些错误有所辩护；可是，讲到政治过错是一回事，讲到林彪或者四人帮的罪行却是另外一回事。是的，毛主席的确纵容了林彪和四人帮，他们利用他的政治过错来篡夺权力……

自从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中国官方始终对于文化大革命采取否定的态度。其长期正式的说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指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指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并指出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相当责任。文革爆发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毛泽东对国内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功绩，使他的声望达到高峰，成为人民心目中的“伟大领袖”，在这一背景下，社会主义的精神受到严重打击与背叛[62][63]。

毛泽东时代后，在中共官方的话语体系中，文化大革命成为了一种混乱、无序的比喻。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在1989年5月20日北京市颁布戒严令时，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就使用了“文化大革命”一词来形容持续进行的学生示威运动，以此成功说服最高层动用军队进入北京城。[336]

2002年，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部张志明：“文革结束以来，一直有种很权威的观点，认为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如果中共一直沿着八大确立的路线走下去，中国社会就会顺利实现现代化、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进步目标。我个人认为，这一结论要想成立，至少要有一个大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当时中共主要领导人必须在“以苏为鉴”的反思中，在认识上真正超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即在经济体制方面，必须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体制方面，必须改变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为法治模式。事实是，当时中共主要领导人对斯大林错误的反思仅仅限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层面，不仅没有怀疑到苏联模式的合理性，不仅没有触及到制度层面，而且对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关于斯大林的错误是制度问题的观点还进行了批驳。”[337]

2009年，新华社发表评论，认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了大的弯路。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338]。

温家宝在2012年卸任国务院总理前最后一次两会记者会上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339]

2018年，中国官方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大大淡化了文革对国家的负面影响和毛泽东的责任，引起外界关注中共对文革的定性是否有改变。[340]而2019年9月27日，新华社在一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回顾该国历史的文章中继续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内乱”[341]。2019年版的历史教科书恢复了一部分原来的定性，删除了很多2018版中中性的词语。书中提到“……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342]2020年版的历史教科书则完全恢复了40年前官方对于文革彻底的否定，用词非常严苛，和2018年以前的版本几乎相同：“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343]

正面吹捧

1967年，毛泽东在《红旗》杂志第1期姚文元的一篇长文所加的批语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344]

1968年4月，《人民日报》公布了毛泽东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345]毛泽东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1977年8月，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上报告：“鉴于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教训和我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毛主席以无与伦比的伟大革命气魄，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没有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我们党取得了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反复争夺中夺回了被他们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面地、正确地贯彻落实扫清了道路。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我们党取得了直接依靠亿万人民群众战胜党内走资派的丰富经验，广大干部和群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了识别政治是非和政治骗子的能力，他们在反对‘四人帮’的艰巨复杂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觉悟性和识别力，就是最生动的证明。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为普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在伟大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更加深刻地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在世界上，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新鲜经验，大大增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胜利信心。毫无疑问，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随着历史的前进，越发显示它的灿烂光辉。”[192]

文革参与者朱永嘉[346]：毛泽东经常思考的是如何防止苏联这种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所以才有放手让群众起来揭露我们的阴暗面，让群众来鉴定和检验我们党的各级领导，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的状态。但是通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场群众运动的结果是打倒一切，伤害了许多领导干部，文革结束以后势必出现反复，通过文革并没有达到如何建立自下而上监督各级领导之制度的目的。且不管其成败，这个问题迄今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尚未根本解决的问题。[347]

文革参与者黄廉[348]：“在我看来，毛主席敢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敢于暴露共产党当权之后的种种阴暗面，是他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着无比的信任，否则绝对不敢发动群众对走资派进行如此深刻和全面的揭露，文革是把一切共产党掌权后的消极面和社会矛盾，特别是把当权派的真面目，统统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这是全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最大胆、最辉煌、最有魄力的篇章，除了毛主席之外，没有任何执政者敢于动这样的手术。”[349]

高默波：在精英们制造的历史中，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可对高家村的农民来说，“文革”却是毛泽东时代的黄金时期。“文革”是教育的最好时期，因为正是在这时高家村第一次办起了一至三年级的小学。于是这个村历史上第一次全部学龄儿童入学。“文革”时也是卫生的最好时期之一，因为赤脚医生制度使农民看病方便且便宜。[350]

负面批判

1966年10月，蒋中正（蒋介石）：“权力斗争是真，其余都是假的。”[351]“殊不知自从三十年代以来，经过了大陆这十七年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斗争失败之后，到了今天，所谓‘马列主义’，就变成了‘毛泽东主义’；所谓‘阶级斗争’就变成了毛泽东在党内排除异己，互相倾轧的权力斗争；所谓‘社会革命’，就变成了残害人民、斫丧民族、荼毒社会的毛泽东思想的‘文化大革命’。”[352][353]“它自己亦就揭开了它‘马列主义’的外衣，暴露出它黄巢、李闯、流寇和晚清义和团拳匪的本来面目与野蛮手段，抹煞了你们共产党内‘行政’的和‘军队’的组织，撤销了你们‘宣传’的‘文化’的和‘教育’的系统，根本上乃是要摧毁中国文化，扫除知识分子，破坏现代文明，并想以其‘人民战争’的法宝，来统制亚洲和世界人类，效法其二十年前希特勒的所为，这就是它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造反’的本质与作用。”[352][353]

1971年，林彪之子林立果的亲信于新野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描述文革期间的现状：“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中国便出现了以《班主任》、《伤痕》等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流行，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对于文革暴露批判的潮流。著名作家巴金在从1978年开始撰写的《随想录》中，对于文革也进行了反思。并且在此后不断地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在2005年春，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塔山风景区上，民间组织的文革纪念馆（汕头文革博物馆） [354]正式开放，但直至4月17日，经《汕头都市报》报导后才引起注意[355]。

2006年，胡平认为文革是：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在大跃进中遭到惨重的失败，结果是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之后大权旁落，他不甘权力被架空加上恐惧死后，因为经济的惨烈失败，如斯大林一样被党内同志清算，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夺权[356]。

2013年，中国大陆官方的人民网、中华网以及腾讯网等媒体转载《中国青年报》张鸣的文章，该文章认为，“在20世纪的人类历史中，任何国家，有过我们这样的文革吗？唯一可以比拟的，就是德国的纳粹时代。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却连个像样的历史回顾、像样的反思都没有”、“不反思文革的社会，也许还是一个食人部落。这样的部落，无论人们的外表多么光鲜，采用多么现代化的文明果实，终究还是没有人性的食人部落。经历了文革，国人没有反思，就走不出食人部落，人人就都可能食人，人人也都可能被食。”[357][358][359]

2013年，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说：“刚刚日子好了一点。1959年、1960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过了1962年开始好转，还没几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搞得乱七八糟，又把知识分子搞倒一批。国家命运前途。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么一个文明古国，搞得这么乱七八糟。”[360]

袁腾飞评价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革时代：“谁想杀人就可以杀人，人人都可以杀人，所以20世纪最黑暗的一幕，真的就是发生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国土上，并不遥远，结束了刚刚40多年，我们很多人都忘掉了。还有人高呼万岁，这是很可怕的。”[361]

文革确保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进一步领导，逐渐脱离实际而个人专断，凌驾于中央之上，使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受到严重破坏。也说明毛泽东政府之间常态性上下沟通不良，两两无法掌握底细，欺瞒误报、讯息缺乏的现象颇为常见，引发错误政策而后又无法及时发现。[362][363][364]

大量文物遭到破坏而无法保存，许多被推倒的建筑后来也只能所费不赀的重建。[365][366] 在文革时期，文化教育被轻视、不用考试是当时教育的特点，而学生生活是无休止的政治学习（学习对象有《毛泽东语录》、最新指示、《毛选》）和停课闹革命、街头运动等内容，教育品质极低。[294][367] 同时造成中国此时科技开始严重落后。[281][291]

文革相关作品·学术著作及期刊

（部分知名著作，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中国季刊》，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季刊，1960年创刊。

《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莫里斯·迈斯纳著，1977年出版。

《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1988年出版。

《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刘青峰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初版。

《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徐友渔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当代中国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的学术半年刊，1990年创刊。

《超凡领袖的挫败》，王绍光著，1995年出版。

《文革大屠杀》，宋永毅著，2002年出版。

《文革受难者 ——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王友琴著，2004年出版。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马若德、沈迈克著，2006年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卜伟华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史云、李丹慧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

《记忆》，美国华文记忆出版社出版的学术季刊，2008年创刊（2019年升级为学术期刊）。

《为毛主席而战》，何蜀著，2010年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当代中国研究所，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

《文革时期中国农村的集体杀戮》，苏阳著，2014年出版。

《脱轨的革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魏昂德著，2015年出版。

《文化大革命：人民的历史，1962-1976》，冯客著，2016年出版。

《天地翻覆》，杨继绳著，2016年出版。

《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余汝信着，2021年出版。

纪实文字或回忆录

（部分知名作品，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随想录》，巴金著，1980年出版。

《文革之子》，梁恒、朱迪思·夏比罗（Judith Shapiro）著，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

《一百个人的十年》，冯骥才著，1991年出版，记录了遍及全国的数十位平民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

《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张戎著，1991年出版。

《红色纪念碑》，郑义著，1993年出版，记述广西文革屠杀期间的大规模人吃人事件。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志绥著，1994年出版。

《牛鬼蛇神录》，杨小凯著，1994年出版，纪录了他在文革囚禁时期认识的社会各色人物。

《文化大革命博物馆》，杨克林编，香港东方出版社，1995年4月初版。

《牛棚杂忆》，季羡林著，1998年出版。

《杀劫-镜头下的西藏文革》，唯色著，台湾大块文化公司，2006年1月21日初版。

《没有墓碑的草原》，杨海英著，2009年出版，记录文革期间内蒙古地区的屠杀事件。

《血的神话》，谭合成著，2010年出版，叙述文革期间湖南道县大屠杀。

《清华蒯大富》，韩爱晶著，2011年出版。

《张春桥狱中家书》，2015年出版。

《戚本禹回忆录》，戚本禹著，2016年出版。

《我家：我的哥哥遇罗克》，遇罗文著，2016年出版。

文学创作

（部分知名作品，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作者不详，文化大革命初期（1969年秋）在红卫兵中流行的诗文[368]。

《天雠》厦门第八中学红卫兵凌耿著，1970年代美国《纽约时报》印制出版，描述福建文革实况以及全国红卫兵大串联至北京的长篇小说。

《尹县长》陈若曦著，1974年出版，短篇小说集。

《反修楼》咚咚编著，1979年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文革中篇小说著作集。

《人啊，人！》戴厚英著，1980年出版，长篇小说。

《将军吟》莫应丰著，1980年出版，曾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纪实小说。

《芙蓉镇》古华著，1981年出版，描述了文革期间农村人的生活，曾获茅盾文学奖。

《平凡的世界》路遥著，1986年出版，曾获得茅盾文学奖。

《黄金时代》王小波著，1991年出版，中篇小说。

《活着》余华著，1993年出版，余华的代表小说之一。

《一个人的圣经》高行健著，1999年出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的第二部长篇小说。

《亮剑》都梁著，2001年出版，小说后半本大量描写了文革运动。

《血色浪漫》都梁著，2004年出版，长篇小说。

《兄弟》余华著，2005年出版，小说上部描写宋钢与李光头两个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

《三体》刘慈欣著，2006年出版，书中描写大量文革情节，以叶哲泰的遭遇影射文革期间物理学家叶企孙先生遭受到的迫害。

《生死疲劳》莫言著，2006年出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代表作之一。

《启蒙时代》王安忆著，2007年出版，长篇小说。

电影

（部分知名作品，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早春二月》（1963年，谢铁骊导演，柔石原著，谢铁骊编剧，孙道临、谢芳、上官云珠主演）

《再见中国》1974年：唐书璇导演及编剧，描述文革时中国大陆知青因不同理想而逃亡到香港，影片曾被香港政府以“影响与邻近地区关系”禁映[369]

《创业》1974年 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编剧：大庆、导演：于彦夫、演员：张连文（饰周挺杉）、李仁堂（饰华程）。

《枫》1980年 峨嵋电影制片厂摄制，编剧：郑义、导演：张一、演员：徐枫（饰卢丹枫）、王尔利（饰李红钢）。

《戴手铐的旅客》1980年 导演：于洋 编剧：纪明 马林 演员：于洋、邵万林，赵子岳，马树超，葛存壮

《苦恋》（1980年，彭宁导演，白桦、彭宁编剧，刘文治、黄梅莹主演）

《天云山传奇》（1980年，谢晋导演，石维坚主演）

《皇天后土》（1980年）：中央电影公司（台湾）出品，描述中国大陆文革时期种种荒谬情况，主要演员有秦祥林、刘延方、郎雄、柯俊雄、胡慧中、归亚蕾

《小街》1981年 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编剧：徐银华 导演：杨延晋 摄影：应福康、郑宏 美术：刘藩 作曲：徐景新 演员：郭凯敏（饰夏）、张瑜（饰俞）

《牧马人》（1982年，谢晋导演，朱时茂主演）

《芙蓉镇》（1986年，谢晋导演，阿城、谢晋编剧，刘晓庆、姜文主演）

《末代皇帝 (电影)》（1987年，柏纳多·贝托鲁奇导演，Mark Peploe编剧，片中溥仪晚年时期提及到文革批斗的情形）

《棋王》（1992年，徐克、严浩导演，严浩、梁家辉编剧，梁家辉、岑建勋主演）

《霸王别姬》（1993年，陈凯歌导演，李碧华、芦苇编剧，张国荣、张丰毅、巩俐主演）

《蓝风筝》（1993年，田壮壮导演，萧矛编剧，吕丽萍、濮存昕、李雪健、郭冬临、郭宝昌、张丰毅主演）

《活着》（1994年，张艺谋导演，余华原著，芦苇编剧，葛优、巩俐主演）

《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年，姜文导演，王朔原著（《动物凶猛》），夏雨、宁静主演）

《天浴》（1998年，陈冲导演，陈冲、严歌苓编剧，李小璐、洛桑群培主演）

《巴尔扎克与小裁缝》(2002年，法国籍的华人戴思杰执导之电影，由周迅、刘烨和陈坤主演)

《八九点钟的太阳》（2004年，卡玛、白杰明、高富贵导演）

《长恨歌》（2005年，关锦鹏导演，杨智深编剧，梁家辉、郑秀文主演，改编自王安忆的同名小说）

《我虽死去》（2007年，胡杰导演，文革“红八月”期间卞仲耘之死的纪录片）

《山楂树之恋》（2010年，张艺谋导演，艾米原著《山楂树之恋》，尹丽川、顾小白、阿美编剧，周冬雨、窦骁主演）

《我11》（2012年，王小帅导演，王小帅、Lao Ni编剧，刘文卿、闫妮、乔任梁、王景春主演）

《归来》（2014年，张艺谋导演，严歌苓原著《陆犯焉识》，邹静之编剧，陈道明、巩俐主演）

《闯入者》（2014年，王小帅导演，王小帅编剧，吕中、秦海璐、冯远征、秦昊、石榴主演）

《狼图腾》（2015年，让·雅克·阿诺导演，让·雅克·阿诺，约翰·科里，芦苇编剧，冯绍峰、窦骁、巴森扎布、昂和妮玛和尹铸胜主演，改编自姜戎同名小说）

《芳华》（2017年，冯小刚导演，严歌苓编剧，黄轩、苗苗、锺楚曦主演）

《无问西东》（2018年，李芳芳导演，李芳芳编剧，章子怡、黄晓明、张震、王力宏、陈楚生主演）

《一秒钟》（2019年，张艺谋导演，张艺谋、邹静之编剧，张译、刘浩存、范伟等主演）

电视剧

（部分知名作品，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燃烧岁月》（1990年，郑伊建，刘青云主演）

《还看今朝 (天网)》（1990年香港亚洲电视电视剧，韦家辉监制，黄日华、任达华主演）

《暴雨燃烧》（1991年香港亚洲电视电视剧，韦家辉监制，任达华、关咏荷主演）

《大地之子》（1995年中日合作电视剧，上川隆也主演）

《福贵》（2005年中国大陆电视剧，朱正导演，改编自余华原著《活着》，谢丽虹编剧，陈创、刘敏涛主演）

《风筝》（2013年柳云龙执导中国大陆电视剧，由柳云龙、罗海琼、李小冉领衔主演）

《彭德怀元帅》（2016年中国大陆电视剧，由宋业明执导，董勇主演）

注释

 5年以后，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说：“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95]

参考文献

 邓书杰、李 、吴晓莉、苏继红. 动荡年代（1960－1969）（中国历史大事详解）. 吉林: 青苹果数据中心. 2013-12-16: 全册 [2016-10-11]. ISBN 780702295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3-03） （中文（中国大陆））. 本书记录了中共中央上海会议决定继续“大跃进”，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人民解放军参加援越抗美斗争，“文化大革命”，二月抗争等发生在1960年—1969的重大历史事件。

 莫里斯·迈斯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1969. 马克思主义文库. 《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2016-10-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18） （中文）. 随着1962年9月毛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表的讲话、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和对政治思想领域控制的加强，大多数以讽喻形式进行的抨击中止了。毛在当时清楚地看到，在中国，文学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嘲弄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继而正式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王凡西. 附录一：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马克思主义文库. 《毛泽东思想论稿》. 2015-03-30 [2014-11-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5） （中文）. 中共内部在“文化大革命”前后所存在以及所形成的诸般力量间的相互关系，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规模与声势，和它规定的目标之间就是大不相称的：仅仅为了“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竟得叫全中国数千万大中小学生一律停课整年，竟得耗费无法估计的国币，去运载、供养这些小将们串连全国；竟得将全中国的文艺乃致党政机关搅停顿纷乱，翻天覆地；竟不惜将中共内部完整统一的神话拆穿；竟不顾一方面美帝，另方面苏修的恶意称快，大肆反华宣传，竟……这是无法令人相信的。如果事实真如中共毛系所说，他们付出了如许代价而仅仅为了这么小的一个目标，那么，毛泽东这回不是在用牛刀杀鸡，而简直是在以原子弹轰炸舢舨船了。天下决无此理，因而也决无此事。毛泽东们必须发动如此规模的“大革命”运动来打击“当权派”，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那个被打击的对象决不是小的，决不是一小撮，而是大的，甚至是很大的一大伙。

 李慎明. 毛泽东本人如何看待自己一生包括“文化大革命”？. 人民网. 2015-03-30 [2016-1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9-30） （中文）. 1976年6月13日，病重的毛泽东对华国锋等四位守护在自己身边的政治局委员交代后事时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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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网-文史频道. “文革”历史绕不开的戚本禹：打倒刘少奇的幕后推手. 人民网-文史频道. 2016-01-11 [2016-1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11） （中文（中国大陆））. 1967年8月份，一些过激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造成重大的外交事件。毛主席下令将王力、关锋隔离审查。江青、陈伯达、康生立即出来大骂王力、关锋是隐藏在中央文革的“变色龙”和“小爬虫”，宣扬他们一贯与王、关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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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世20年后，前副总理陆定一骨灰近日迁入八宝山革命公墓. 网易. 2016-10-09 [2016-1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1-12） （中文）. 据中红网报道，前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同志的骨灰，经中央批准，已于2016年9月29日迁入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新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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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A. 中国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和图片集. 丁力、莫雨. 2016-09-14 [2016-1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22） （中文（中国大陆））. 今年9月9日是毛泽东40周年忌日，也是中国文革发生50周年。那场始于1966年5月的政治运动，在之后的十年中让整个中国陷入动荡。40年前毛泽东病故，结束了中国文革和文革派的权力。本网更新了文革大事记和图片集，文字有增加，图片有增删，有的比较小的照片换成了高清照片。本文首发于今年5月16日，后来增加了不少图片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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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7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把政治思想教育摆在首位》。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党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是对群众最大政治关怀》：“广大军民热烈欢呼这一大喜事，纷纷表示：要更好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学得更好，用得更好，彻底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中共中央决定加速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的消息公布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奔走相告，热烈庆贺我国人民的这一大喜事，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又一伟大胜利。广大群众和革命干部纷纷表示，要更好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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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帝修反的走狗　社会主义的叛徒》：“这部由叛徒刘少奇自导自演，并通过他的老婆王╳╳出马督阵炮制出来的毒草影片——《访问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反面教材。通过影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拼命鼓吹“议会道路”，大肆贩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黑货，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影片中的许多事实证明，刘少奇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派是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走狗，反动派的帮凶。……这时，叛徒刘少奇借“出访”印尼的机会，学着苏联赫鲁晓夫的腔调，恶毒咒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疯狂地攻击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充当了国际上反华合唱队的应声虫。在“访问”印尼期间，刘少奇打着“国家主席”的招牌，以介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为幌子，大肆攻击毛主席亲自树立起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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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玉振. 中共“九大” 轶事. 人民网，原载《党史纵览》. 2008-06-08 [2009年2月].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3-07） （中文（简体））. 作为报告人的林彪只和陈伯达商量过起草报告的问题，他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也很不满，在九大上只是照本宣科，甚至出现了多次磕磕巴巴的情况。

 回首文革(13)：文革忠臣周恩来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在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有意让周恩来也担任党的副主席，周恩来一口谢绝，为的是突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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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汪东兴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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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谈话可广泛见诸中共官方史书，例如人民出版社，中国历史，1992年，即叶群对吴法宪讲的：“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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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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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新闻中的相关报导：美国举行纪念文化大革命40周年研讨会，中国不准本国学者参加

维基教科书中的相关电子教程：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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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上文有关“文革”的资料严重残缺不全，例如我所撰述的数十篇有关文革的文章就没有一篇列入。而且上文完全没有挖掘到文革发生的两个重要原因——1、中苏论战导致文革；2、中共文革是其建国后第17年发生（1949—1966年），对照一下将会看到一个惊人的雷同：苏联肃反也是在其建国之后17年发生（1917年—1934年）！这表明了一个“历史力学”所造就的“社会生物现象”——一个新生的野蛮政权，开始进入其疯狂发育的青春期精神病了。而苏联肃反到斯大林变成僵尸才告一段落，那时苏联已经36岁（1917年—1953年）了，已经没有力量瞎折腾了。中共文革的余波到毛泽东变成僵尸才告一段落，那时中共才（1949年—1976年）27岁，结果在其40岁（1989年）又折腾出一个六四大屠杀——这不是邓小平的主动进攻，而是其不得已的战略防御。。所以我说，文革与肃反，也是一个主题共通的“社会生物现象”。

【第九章】

【中苏冲突导致第二次洋务运动】

（一）

网文《中苏交恶》报道：

中苏交恶（俄语：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又称中苏决裂，是指冷战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发生的外交、军事关系上的疏远甚至对峙冲突。

中苏分歧同时覆盖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层面。有鉴于两者的军事地理及历史关系复杂，双方的矛盾基本不可避免。冲突开始时间尚无定论，但大致缘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的中苏论战，中共党内部分党员对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感到不满，此后中共在发动大跃进并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苏联方面依然逼还债务，1961年周恩来率团出席苏共二十二大时与苏联方面激烈辩论不欢而散，并拒绝参加此后的苏共二十三大。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中苏两国关系彻底冻结。

中苏冲突在军事上接着发挥了作用，在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达到顶峰，中国与苏联在边界部署了重兵提防对方，此后中国开始谋求与非社会主义阵营的美国发展关系，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和中美建交后中国立即开始改革开放，经济上的一边倒政策也正式终结。

中美建交后的中苏关系一直很紧张，并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至1989年六四事件前夕，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正式访问中国，中苏关系才得以正常化。随后苏联于1991年解体，中苏大部分时间都在对立，然而时过境迁，新的格局也形成了，目前由中俄关系继承了中苏关系。

中苏矛盾缘起·前奏

中苏矛盾萌芽于1930年代中共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领导人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不符合缺少城市工人阶级的中国的国情（在城市发动工人阶级的革命全被国民党镇压，因国民党重军驻守在城市），而决定发动农民进行革命。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斯大林始终不认为毛泽东的方法适合中国革命，而支持瞿秋白、李立三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领导中国共产党，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委员会之外。遵义会议及延安整风后，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后成为中共中央主席，而代表苏联路线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逐渐退出权力中心，自此毛泽东全面执掌中共。即使如此，直到1938年，斯大林仍然不愿意承认毛的领导地位。毛泽东认为，共产国际并不了解中国，而他的成功并不是靠斯大林的支援而是靠自己的奋斗，更明言“我们努力解放中国肯定不是为了把本国交给莫斯科”。赫鲁晓夫回忆称，斯大林曾认为毛泽东是个“仿造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解有限，缺乏国际眼光，局限于自己的革命经验。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苏联军队向日本宣战，出兵占领中国东北。期间苏联把20亿美元的工业设施当作“战利品”掠走，并没收了30亿美元的金条和8.5亿满币。苏军把部分日军武器交予中共军队，却不让他们控制东北。

抗日战争结束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希望中共和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合作。1945年苏联和中国国民党主导的国民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令毛泽东很不高兴。国共内战期间，苏联虽然为中共提供一些武器，却未有全力支持中共。毛泽东事后认为，是因为没有听斯大林要他和蒋介石合作，革命才胜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成为首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奉行“一面倒”的外交政策，即向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靠拢，歌曲《莫斯科-北京》还成为建国初期家喻户晓流行歌。1950年，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开始对中国提供大量技术援助，如援建武汉长江大桥等多项建筑计划，以及著名的156项重点工程，输出各种技术与人才，“莫斯科-北京轴心”因此形成。毛泽东还于1952年赞扬这个轴心是“持久的、牢不可破的、战无不胜的”。

尽管如此，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却有很大的分歧。中国认为“毛泽东道路”，即像中国革命一样，“由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族反帝联合战线”及“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展持久的武装斗争，从农村包围城市”，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道路”，这理论“不仅对中国和亚洲具有意义，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也具普遍意义”，更认为中国革命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经典”。苏联却不认同毛泽东的言论，认为应遵从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指引的道路，亚洲人民以中国革命看作样板非常危险。

分歧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其目的主要是废除1945年条约，重新签订中苏同盟条约。斯大林最初反对“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苏联租用旅顺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苏联同意从那里撤军。后来，在毛泽东的强硬态度面前，斯大林不得不同意签订新条约。苏联有关部门反复考虑，数易其稿，在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之前起草了12份有关条约和协定，其中规定，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期限内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于1950年开始。最后，经过双方讨论确认的协定规定，缔结对日和约后，不迟于1952年底，苏联军队撤出旅顺海军基地；1952年8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会谈，除了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计划和朝鲜战争问题，延长苏联在旅顺基地驻军也是讨论的内容之一。会谈中斯大林指出，延长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期限的倡议应由中方提出。我们在那里是客人，而客人是不提这种问题的。于是，周恩来建议以互换照会的方式，由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相应的请求。9月15日，中苏交换了《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

1953年斯大林死后，1954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华，并在1955年把军港旅顺归还中国。斯大林的去世使苏联党内围绕继承人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赫鲁晓夫特别需要得到中共的支持。因此，在1958年兼任部长会议主席之前，赫鲁晓夫主要是利用党的渠道向中国通报各种情况，以求得到中国领导人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通过这条渠道推动向中国提供大量经济的和军事的援助。交还旅顺口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1956年，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提出“三和路线”。之后苏联和从前斯大林批判的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建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搬走了压在中共头顶上的石头，但其对个人崇拜的批判，让毛泽东很不高兴。一般认为，赫鲁晓夫对马列主义中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的修改，让中共不悦。但沈志华认为，事实上，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时，中共还强令北越代表接受与南越划北纬17度线而治的提案。因而苏共二十大时，中苏还未因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妥协而产生分歧。

1958年4月和7月，中共要求苏联提供承诺给予的核武器及核潜艇，苏联则提出要在中国领土上建设用于军事的长波电台，和在中国领海和中方组建联合舰队作为交换。在建设长波电台问题上，毛泽东认为这牵涉主权问题，提出中方出一半资金，苏联出另一半资金和全部技术，但长波电台主权属于中国，被苏联拒绝；而组建联合舰队一事，毛泽东则认为苏联企图军事控制中国。中国当时海军十分薄弱，即使组建联合舰队也无能力共享苏联的海岸线。毛泽东后来在回忆这件事时说：“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赫则无法理解毛的激烈反应，特别是苏联刚答应提供给中国潜艇技术的前提下，他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间在互相供应、合作上不存在任何困难，而我们竟连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

沈志华认为，事实上毛泽东之所以对联合舰队之事大发雷霆，是为了把赫鲁晓夫骗到北京。在赫鲁晓夫秘密访华与毛泽东会谈之后，毛泽东突然提出就这次会谈发表一个联合公报。8月3日的联合公报强调：“双方就……解决国际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而其实双方在会谈中并没有谈及任何“国际问题”。而就在联合公报发表后的8月23日，解放军炮击金门。美国和中华民国方面自然认为这是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共同商量好的军事行动。然而，事实上，毛泽东从未向赫鲁晓夫透露过炮击金门之事，在炮击金门之前赫鲁晓夫一直被蒙在鼓里。毛泽东其实是狐假虎威，赫鲁晓夫被毛泽东利用了。这件事后来成为中苏分歧的重要诱因。

苏联对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的反对

131工程地下防核爆避难区，1968年，中苏边境局势紧张，国家准备应战，毛泽东下令汪东兴在鄂南为他修建战时住房，防核战争地下指挥部。

大跃进早期，苏联是一直支持的。但在1958年，苏联对人民公社运动则较为谨慎。赫鲁晓夫对人民公社的不同看法，开始由西方媒体曝出。1958年12月17日，《华盛顿邮报》刊载文章披露了美国议员休伯特·汉弗莱12月4日在克里姆林宫与赫鲁晓夫的谈话，汉弗莱就中国公社问赫鲁晓夫苏联是否打算追随中国的榜样时，赫鲁晓夫称，公社制度对苏联不合时宜。赫鲁晓夫还表示，公社支队这个词也用错了，“公社”一词缘起法国大革命时代，是一种城市形态而非农村形态。他接着说，中国制度实际上是反动的。苏联曾尝试过公社，但行不通。随后《纽约时报》在阿那斯塔斯·米高扬访美期间发表索尔兹伯里撰写的特稿《米高扬说，公社在苏联的实验中失败了》，其中称苏联放弃了最近在共产中国所建立的那种纯粹公社的工作。

苏联报刊从1959年开始公开报道苏联领导人对人民公社的看法，1959年7月21日，《真理报》刊载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南省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讲话中称，公社在苏联建立过于草率，“尽可能干，按需拿”这样的公社“没有什么成绩”。集体农庄才是农民“亲切的家”[11]。值得注意的是，波兰报纸发表时，删去了此段话，而真理报则全文发表，党史研究者林蕴晖认为，这明显是讲给中国“兄弟”听的。

中国历史学家沈志华认为，中苏决裂的原因在于到1958年底，“毛泽东不仅坚信中共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正确途径，而且感觉到，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但苏联觉得如果赞成人民公社，就会欺骗国际工人运动，因此1959年7月《真理报》发表了赫鲁晓夫检讨了苏联1920年代在农村建立公社的错误，此举激怒了正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毛泽东。

意识形态冲突/台海危机

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引发第二次台海危机，事先未通报苏联。9月24日，解放军意外获得了中华民国空军发射的响尾蛇导弹，但一度拒绝移交给苏联，引起苏方不满。1959年6月，苏联以正在和美国等国家谈判达成禁止核子试验的协定为由，停止对中国大陆的核项目的援助。8月中印边境纠纷，未经和中国沟通苏联塔斯社发表对中印冲突中立的声明，拒绝支持中国。9月底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峰会，进行和解。苏联此举是为了消减核战争的威胁，并且由于中国的大跃进而认为中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共则由此认为苏共在西方面前退缩。9月30日，赫鲁晓夫访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活动，其间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发生争论。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秋）

1960年初，中苏均表示要团结，但要对方改正做法。4月22日，中共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公开点名批评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矛头则指向赫鲁晓夫。同年在莫斯科举行的81国共产党大会上，以及1961年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共否定斯大林、主张“两全路线”，还公开批判和中共关系密切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教条的斯大林主义，号召推翻霍查。中共代表周恩来当场予以严厉批评与驳斥，并率代表团提前回国，以示抗议。中共认为“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中国认为否定斯大林是丑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给帝国主义者以可乘之机；苏联则认为要解除个人迷信给苏联带来的沉重影响，让苏联更好地发展。1961年底苏联和阿尔巴尼亚断交。

赫鲁晓夫回忆他之所以从苏共二十二大起逐渐开始批驳毛泽东的做法，不仅是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还因为中方在边界谈判中漫天要价。

U2事件

1960年5月1日，苏联击落了一架美国U2侦察机，发生了U-2击坠事件，美苏紧张关系升级，中国借机重申美帝国主义侵略本性不改的说法。6月初在北京召开的第11届国际工会大会理事会上中共积极的组织活动批判苏共立场，随后6月底苏共在五十多个国家共产党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围攻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抨击中国的大跃进，试图在理论上压服中共。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外交部，限期召回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销毁部分技术图纸，从而撕毁了与中国合作的几乎所有经济合同。中国认为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逼债”，并把三年困难时期部分归咎于此。事实上，苏联撤走专家的确是中国继续大跃进“炼争气钢”、坚持大跃进的错误做法的原因之一。早在1958-1959年，中国已普遍出现了轻视、不尊重苏联专家，认为其思想保守的情况。

和平共处问题上的分歧

简言之，苏共认为，现代核战争会导致世界大战和人类的灭亡，使共产主义的胜利变成毫无意义之事，故和平共处是唯一选项，而拥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经济竞赛中彻底战胜资本主义。中共则认为，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在战争中将灭亡的是帝国主义，而不是人类，社会主义将获得胜利。周恩来更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即使核武器可能消灭“三亿中国人”，世界也会“剩下两千万美国人、五百万英国人、五千万俄国人和三亿中国人”。世界革命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关键。中共认为苏共是修正主义、分裂主义，苏共认为中共是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

1962年，毛泽东批判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退缩，认为赫鲁晓夫“从机会主义蜕变为投降主义”，苏联则认为中共的立场会导致核战争。同年初夏，约6.7万中国公民从新疆边境逃亡苏联，称为伊塔事件。当年发生的中印战争中，苏联支持印度。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来信中，特别提出了苏共的“三和”、“两全”和“三无”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6月14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了与苏共根本对立的总路线。1963年7月5日至20日，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在会谈期间，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的复信进行全面系统的攻击。为此，毛泽东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亲自主持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即“九评苏共”，两党之间的论战达到顶峰，中共认为在苏联修正主义已经上台。

领土争端

中国于1858年的《瑷珲条约》与1860年的《北京条约》两条不平等条约中被帝俄夺取大量领土。后来苏联煽动外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外蒙古成为苏联一个卫星国。毛泽东认为中国还未向苏联清算中国向俄国的失土，却惹来苏联谴责毛泽东像希特勒般寻求“生存空间”。中国方面声称，从1964年到1969年3月，苏联共侵犯中国边境4189次。

1964年2月23日至8月22日，中国和苏联在北京东交民巷40号进行了边界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副团长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苏方代表团团长为帕维尔·泽里亚诺夫、副团长为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伊利亚·谢尔盖耶维奇·谢尔巴科夫。5月初，泽里亚诺夫乘飞机回到苏联和赫鲁晓夫会谈，赫鲁晓夫同意全面迎合中国。7月初，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中苏同意在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的地段，以两江主航道的中心线为界。中国一侧的400多个争议岛屿，以及约600平方公里的争议水面划归中国。珍宝岛等岛屿均归属中国。但7月10日，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会面，一日本代表就要求归还被苏联占领千岛群岛征询毛泽东的看法。毛泽东讲：“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名义上从中国划出去，实际上就是受苏联控制。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见就是都不要划。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两千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两亿。你们日本人口有一亿，可是面积只有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符拉迪沃斯托克、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所以你们那个千岛群岛，对我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的。”7月13日，日本多家主流媒体报道了此事。

7月30日，苏方要求将会议地点设置莫斯科。8月15日，曾涌泉提出，若苏方不让步，中方有权采取其他方式解决问题，苏方将此解读为“毛泽东几乎是利用战争做了暗示”。9月2日，苏联《真理报》转载了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会谈的内容并配有评论，从而进一步刺激了毛泽东。 8月19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发表讲话，称6月达成的协议和毛泽东7月10日谈话是“令人憎恶的文件和建议”。 8月22日，苏联代表团回国。9月15日，赫鲁晓夫在与日本代表团会面时说：“中国各个朝代的帝王，是不逊色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如果谁把战争强加于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全力以赴地与其战斗。我们拥有足够有力的、可以说是无可限量的战争武器。”毛泽东于是表示要准备防止苏联入侵的战争，9到11月，总参战役勘察组前往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做战役勘察，尤其勘查了苏联入侵东北时的进攻路线。

中苏方面皆声称乌苏里江中珍宝岛是自己的领土，而中国方面称苏联在占领中国领土。1969年3月，中苏两国于珍宝岛爆发两次大规模冲突，中方称为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事实上首次冲突中，中国军队突袭苏军，而苏军在第二次冲突中报复。其后两国再于黑龙江八岔岛和新疆边界线上发生冲突。

赫鲁晓夫下台后

反修论战白热化后，中共原本计划连发“十评”文章，但未料到九评发出后，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突然下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此时中共对赫氏下台的真实原因以及苏联新任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政策趋向还不清楚，毛遂决定利用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的契机，派出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苏联祝贺，摸清苏共新领导的政治意向，寻求避免中苏彻底决裂的途径。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以各种方式向苏联传递重修于好的信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刘少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人联名给苏共新领导人，包括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烈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发去贺电，电文公开见报，中国报刊暂停论战，开始正面介绍苏联新的建设成就。11月5日，毛、刘等人再次联名发去节日贺电，7日刘少奇与邓小平出席了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在伟大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

11月5日，周恩来、贺龙、康生、伍修权、刘晓、潘自力、乔冠华等一行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受到柯西金等的欢迎，下榻列宁山政府别墅。稍事休息后代表团开始紧张的活动，礼节性地拜访了苏联各位新领导和各国代表团，并接受回访，利用一切机会与苏联方面接触，传递期望改善关系的信息。11月7日，在苏联政府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对贺龙元帅提到“中苏关系所以不好是因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关系不好，我们已经赶走了赫鲁晓夫，也该你们赶走毛泽东了，这样，我们的关系就没有障碍了，可以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了”，并与贺龙发生争吵。随后，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当即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提出抗议。勃列日涅夫则解释说马利诺夫斯基喝醉了，酒后胡言。周恩来则认为是酒后吐真言，要求苏方正式道歉。苏共领导人未立即回应。周恩来随即率领代表团全体成员退出宴会厅表示抗议。第二天，勃列日涅夫代表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道歉。而苏中关系因此继续恶化。周恩来一行回来报告苏联并没有改变路线的趋势，中共继续批判苏联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

1965年2月，苏联总理柯西金访问越南时取道中国北京，协调双方援越抗美的立场，争取和平解决越南问题，中方拒绝了苏联有关建议。

双方军事策略

随着中苏冲突的加剧，中国对苏联军事行动表示出了深切的担忧，并进行广泛的备战活动。珍宝岛冲突后，华沙条约组织采取了与对抗北约同样的对抗威胁针对中国，苏联则一度考虑对中国进行核打击。

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中苏没有断交，但除了中国允许苏联经中国给越南战争中的北越运输物资之外，两国关系彻底冻结。1967年，红卫兵攻击了苏联驻北京使馆。

珍宝岛事件

1967年，中国成功试爆氢弹，西方舆论普遍认为氢弹实验是针对华约集团的核威胁的一次重大反击。

1967年1月，发生莫斯科红场中国留欧学生被殴打事件。

1967年冬至1968年初，在中苏边界发生七里沁岛事件。

1968年，苏联在新疆附近大量增兵。在1961年时，苏联在那里有12个不满员的师和两百架飞机，在1968年增至25个师、1200架飞机、和200枚导弹。同时苏联和蒙古达成协议，苏军帮助蒙古的南方边防，并在那里驻军（达兰扎尔嘎朗、宗巴音）。1968年8月，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中国把苏联称作“社会帝国主义”。中国在越战期间将大量军队从南方转移到东北、华北、西北地区。

1968年10月，与苏联克格勃有关的《伦敦晚报》记者维克多·路易斯到台湾秘密访问十天，路易斯见到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蒋经国，提出苏联想与台湾联合进攻中国大陆的想法。

1969年3月，中苏双方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开始大规模修建人防工事。

1969年4、5月间，维克多·路易斯紧急要求台湾提出所需武器的清单。1969年6月，路易斯急邀台湾指派人员赴欧洲与苏联联络，并称一旦战事开始，不便联络。希望台湾在下次会见时开出所需军备清单。路易斯声称武器不必直运台湾……而可在台湾反攻时运达登陆地点。苏联需台湾反攻详细计划。例如如何利用苏联军事基地的具体方式、在何种区域所需何种和数量的武器等。台湾登陆期间苏军会制造与中共的边境冲突事件。出于对苏联与路易斯的提防，蒋介石拒绝与路易斯进行有关武器援助种类的谈判。

1969年8月，中苏双方在新疆的铁列克提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很多西方观察家认为两国开战在所难免。

1969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的葬礼后路过北京，和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秘密会晤。之后局势得到缓解。

1969年10月20日，中苏两国外交部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正式举行，谈判未取得任何进展。苏联向中苏边界增兵。中国开展“深挖洞、广积粮”的全国性战备运动。

1970年代，为了震慑中国，苏联方面派出“东京急行”轰炸机机队，除绕飞日本外，更迫近中国华东沿岸。

中美苏三角关系

1975年，邓小平与来访的美国总统杰拉德·福特夫妇会谈

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秘密访华，为1972年尼克松访华铺平道路。苏联闻讯之后也和尼克松展开峰会，中美苏形成三角关系。

1970年代初，虽然中国继续批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的陈兵达到了1969年时的两倍，但两国关系逐渐缓和下来。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之后，中苏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国际上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

在美国和越南之间的战争停止之后，中南半岛上的越南、老挝站在苏联一边，而中国支持柬埔寨。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中国和越南之间爆发中越战争。苏联谴责中国，但没有诉诸武力。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和美国、巴基斯坦联盟支持阿富汗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同年，中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续约。中国还和一些西方国家抵制了在莫斯科举办的198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与苏联交好的国家也一并受到中国的排斥，如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就曾被指为“背叛了革命”“实行法西斯统治”。

和解

1982年，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前不久在塔什干发表演说“塔什干讲话”，对中国语气友好，被认为是中苏解冻的早期讯号。在勃列日涅夫及其两位继任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的葬礼上，中国分别派出黄华、万里、李鹏率领的官方代表团与苏方接触。当时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认为中苏关系正常化要苏联解决“三大障碍”：从中苏、中蒙边境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要他向新近掌权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传话；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迈克·华莱士采访时再次表明这一态度。

随着苏军在中苏、中蒙边境的驻扎大幅减少和从阿富汗撤军，中苏关系得以改善。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和上海，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北京发生了六四事件，苏联为此表示遗憾；1991年5月15日至1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回访莫斯科。

解体后续

1991年，社会主义集团之间的互动浪潮，因为苏联的解体而结束了，在苏联解体之后，分裂成多个新建立的国家，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先后建立外交关系，但这中间因为有当年历史因素存在，中国与前述的各个加盟国之间，还尚待解决并取得共识。

1993年，中俄双方基本解决边境问题；1996年，中国、俄罗斯及四个位于中亚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元首开会，形成上海合作组织的雏形；在叶利钦和普京两位总统先后访华之后，中俄宣布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5年，中俄举行第一次合作军事演习。2008年10月14日，俄罗斯将半个黑瞎子岛归还中国，官方宣布两国边境问题“彻底解决”。21世纪以来，由于国际地缘政治气候的变化，东欧各前苏联卫星国与中国，中俄两国关系，加盟国之间关系，均日益密切。中国的注意力集中在台海问题、南海问题和中印边境问题上，而俄罗斯则重点关注北约东扩和境内恐怖组织及分离主义势力。

谢选骏指出：中苏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战导致了中苏全面交恶于国家关系领域，最后走向了武装冲突的道路。中共比苏联更加好战，但是实力却有所不及。正如我已经论述过的，这是由于中共与苏联两个政权的“岁差”造成的社会生物现象上的行为落差所导致的。随着两个政权逐渐步入百年，势必慢慢缓和，以至于和光同尘矣。

（二）

网文《中苏边界冲突》报道：

（如无特别说明，此条目中的“中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苏边界冲突——冷战的一部分。

日期    1969年3月2日-9月11日

地点 中苏边境

结果 边界争端最终通过边界条款解决

参战方  中国 苏联

指挥官与领导者

中国 毛泽东(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苏联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苏共中央总书记)

兵力

814,000人  1,180,000人

伤亡与损失

41人阵亡，68人受伤，1人失踪（中国数据） 59人阵亡

194人受伤（苏联数据）

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是发生于1960年代中苏交恶高潮时期，一系列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武装军事对抗。其中珍宝岛保卫战几乎导致了中苏之间爆发全面性战争。

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失败后，中苏关系持续紧张。1967年底至1968年初，在七里沁岛发生一系列小规模冲突事件。同年8月，苏联领导华约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及提出有限主权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是个极其严重的挑战，1969年连续的边境冲突，也终促成中美1970年代的和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亦于1971年进入联合国，并取代此前由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的席位。

事件经过

1969年3月2日苏军发现中方有人上岛，便派出边防巡逻队上岛驱逐对方，被中方伏击，打死打伤数十人。3月15日和17日，中苏双方的边防部队在此再次发生武装冲突。苏军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飞机和当时的秘密武器“冰雹火箭炮”。中国人民解放军使用了反坦克炮、无后座力炮、40火箭筒等轻武器和岸上的纵深炮火。双方都声称是对方蓄意挑衅，先开火。其后中方打退了对方的进攻，战斗之后中方控制全岛。这次战斗中方称为“珍宝岛保卫战”或“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3月15日的战斗中中方军队将一辆已经侵入中国境内，行进于封冻江面上的苏军当时最先进的T-62坦克装甲击伤，迫使其乘员弃车。在该日的战斗中，苏方指挥官边防总队长列奥诺夫上校阵亡。

3月17日为争夺坦克，双方互对炮击，但均没能将这辆坦克拉回。3月21日苏方不愿让中国获得这个当时最先进的坦克，遂派出爆破组试图炸毁坦克被击退。之后苏军用炮火把坦克下的冰层击破，坦克沉入乌苏里江。

4月，中方派出海军潜水员将这辆坦克打捞出来，之后坦克被放在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并以此为原型作为中国自制坦克的蓝本。

战斗损失

在额尔古纳河与阿穆尔河的一些有争议的地区。珍宝岛在湖北部的东南。在3月的冲突中，中国部队阵亡约20人，伤65人。苏联方面伤亡不详。整个事件中国部队共计约60人阵亡（包括在4月之后的T-62坦克争夺过程中阵亡的42人）。

后续事件

中国政府于1969年5月24日发表声明：中苏边界问题演变到今天的地步，不是中国方面的责任。但是，中国政府仍然准备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反对诉诸武力。

苏联政府于1969年6月13日发表声明称：沙皇专制政府虽然崩溃了，但俄罗斯国家的边界不应该毁灭，即便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同日，美国国务院新任情报和研究署主任写一份有关中苏边界冲突的报告给国务卿，其标题为《北京政府在沿着中苏边界中的战术意图》。

塔斯提事件（孙龙珍事件）经过

1969年6月10日，中苏边界西部地区的新疆塔城地区塔斯提河畔（巴尔鲁克山），苏联边防部队与中国牧民的发生冲突，中国女牧民孙龙珍被苏军开枪打死。附近赶来的中国边防部队开火还击，冲突升级。

战斗损失

苏联方面18人死亡，数人负伤。中国军队据报无伤亡。

事件后果

随着东部边界的冲突，紧张的局势蔓延到了中苏边界的西部区域，即新疆一带。

八岔岛事件事件经过

1969年7月8日，在八岔岛进行航标作业的苏联河流铁道工人与中国知识青年发生口角，苏联方面鸣枪示警未果，导致冲突爆发。八岔岛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同江市八岔乡西北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在八岔赫哲族乡境内（1969年时属于抚远县管辖）。

战斗损失

苏联方面一艘巡逻艇沉没。17人死亡，6人负伤。中国方面未知。

后续事件

双方政府都在当天迅速地向对方提出了抗议照会，把八岔岛事件视为珍宝岛冲突后的又一个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前兆。

铁列克提事件经过

1969年8月13日，中苏在西部边界铁列克提地区再次发生武装冲突。苏军出动直升机掩护坦克装甲部队，在炮火支援下和在铁列克提地区巡逻的两个中国边防军巡逻分队交火，其中一支巡逻分队28人（包括3名随军记者）被围全部牺牲。

战斗损失

中国部队阵亡28人，被俘1人，后被遣返。苏联方面阵亡2人，伤10人。

后续事件

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曾建议对中国实施核打击。1969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葬礼后路过北京，与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会晤。之后局势得到缓解。因为双方都愿意防止大规模军事冲突。根据此次会谈时所达成的谅解，1969年10月20日，中苏两国外交部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正式举行，谈判未取得任何进展。苏联向中苏边界增兵。中国开展“深挖洞、广积粮”的全国性战备运动。中苏关系也长期无法改善，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后两国关系才得以改善。

谢选骏指出：1989年的苏联已经七十二多岁（1917—1989年）了，行将就木，所以其言也善，摆出一副乐善好施的样子。而中共政权还是四十岁（1949—1989年），虽然打家劫舍已无余力，但还是醉心于搜刮，绝对不肯还政于民，只是想借重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声望来转移焦点、缓和国内局势。结果不行，于是恼羞成怒，大开杀戒。

（三）

网文《1969：中苏战争即将爆发？——从珍宝岛事件到缓和对美关系》（杨奎松）报道：

有关珍宝岛事件与中国缓和对美政策的关系问题，无论在中苏关系史上，还是在中美关系史当中，都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今，大概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同意说，珍宝岛事件对中国改变对美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问题是，珍宝岛事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它本身是否被赋予了外交意图？事件对中国外交政策影响的程度究竟有多大？中美关系随后的缓和，是毛泽东运用外交战略即“英明决策”的结果呢，还是审时度势而进行的一种实用主义的外交选择？[1]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当越来越多的资料说明1969年3月间发生的战斗中国是主动者之后，似乎更加增强了涉足这个问题研究的学者对毛泽东运筹帷幄的崇敬心理。[2]但是，在谈论这场战斗的外交目的同时，许多关键性的环节却被研究者们忽略了，包括1969年秋冬发生的那一段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战争恐慌。

事实上，1969年确实是关系到中苏两国乃至世界和平的命运攸关的年头。中苏之战几乎转瞬即发。如果我们不能梳理清楚珍宝岛事件所导致的这一系列严重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后果，只是先入为主地为毛泽东的预见性寻找根据，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毛泽东发出警告：“要准备打仗”

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文化大革命已经闹了差不多整整三年时间。中国在“造反有理”的鼓噪声中很快闹成了一个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局面。到了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时，就连多次表示“不怕乱”的毛泽东也开始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该结束了？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他自问自答地说：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究竟什么叫到底？我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天就差不多了[3]。宣布开始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看成是毛泽东打算1969年基本结束文革的一个信号。

但是，天下大乱，要想达到天下大治，就没那么容易了。想不到的是，内乱未平，外患又起，中苏边界这时又开始发生严重冲突事件。一时间，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中苏边界磨擦早在1964年以前就开始了。由于1959年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偏袒印度，并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撤退了所有专家，中止了一切援建项目的合同，两国关系交恶，双方已不止一次地就边界问题相互指责。不过，边界问题的升级，很大程度上还是1964年以后开始的。[4]1964年，为解决两国边界争端，中苏开始举行边界谈判。此前，赫鲁晓夫于1963年12月31日有意向世界各国首脑散发了一份公开信，名义上是呼吁用和平方法而不要使用武力来解决边界问题，实际上是暗含着指责中国的外交政策。对此，《人民日报》首先于4月26日发表评论文章，尖锐抨击赫鲁晓夫“放弃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和边界问题”的呼吁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效劳的新骗局”[5]。而毛泽东在7月10日与日本社会党人士谈论反帝反修时，更进一步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外蒙古、千岛群岛、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德国、波兰、芬兰的一部分，“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新疆、黑龙江划过去。……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两千多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前，已经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帐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帐呢。”[6]毛泽东真的是想和苏联清算历史疆域的旧帐，索要那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吗？当然不是。海阔天空、广征博引，是毛泽东特有的一种谈话方式。注意到这样谈论领土问题，可能引起误解之后，9月10日，毛泽东借着与法国客人谈话的机会，专门解释了自己的意图，强调旧事重提，其实只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并没有改变边界现状的意思，目的还是想要以目前边界现状为基础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7]但苏联军方正想加强自身的地位，于是借机大作文章，不仅公开扬言要保卫神圣的苏联边界，而且推动政治局批准大规模向中苏边界地区调兵遣将，甚至与蒙古订立新的互助条约，重新派军队进入蒙古，帮助没有常备军的蒙古镇守中蒙边界。这样一来，过去那些在旧的边界条约中本来有些就含混不清的地段，很快就成了双方军队磨擦和冲突的导火线。两国边界纠纷迅速增加。

进入到文革期间，中苏边界纠纷主要集中到东段边界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靠中国一侧的两个小岛，即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的归属问题上。大部分冲突都发生在这里。冲突多半是由苏方挑起的。据前苏联驻华外交官叶利扎维金回忆，1966－1967年仅苏联驻华使馆就不止一次地主张在这个地区“对中国人上岛给予回击”。一方宣称这些江心岛是自己的领土，坚持上岛，一方必欲将对方赶走，并想方设法“给予回击”，冲突的发生自然愈演愈烈。

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1968年1月5日。那一次苏军出动装甲车冲撞上岛从事正常生产活动的中国边民，当场撞死、轧死中国边民4人，造成了中苏边界纠纷中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此事之后，苏军行动收敛了一些。但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成功之后，特别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开始筹备中共九大之后，两国边界纠纷重又加剧起来。1968年12月27日，苏军出动装甲车登上珍宝岛，拦截中国边防巡逻队，并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巡逻人员。紧接着，1969年1月23日，双方再度在珍宝岛上发生斗殴，中方28人被打伤，部分武器被抢。从2月6日到25日，双方在珍宝岛又连续发生了五起类似事件。7日，苏军人员甚至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发射了6个点射。

终于，3月2日，中苏两国的边防部队在珍宝岛上发生了两国间第一起边界武装冲突。15日又再度发生更大规模的激烈冲突，双方甚至动用了重武器。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珍宝岛事件。

珍宝岛之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苏联，都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莫斯科那边反华示威接连不断，中国使领馆被围，汽车被砸。在中国，仅在3月4日到12日不足十天的时间里，29个省市自治区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就已达到1.5亿人，4亿人次以上。[8]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从听取珍宝岛作战汇报之初，毛泽东首先强调的就是要准备打仗，而且要准备大打。从3月5日起，他不止一次地提出，中苏之间有爆发战争的严重危险，号召全国人民“要准备打仗”。[9]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更突出强调了战争准备的问题，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有大打、早打、打常规战，甚至打核大战的足够思想准备。[10]

毛泽东说：珍宝岛一仗破除了迷信

对于珍宝岛事件，中苏两国当时的反应和认识颇为不同。在中国方面，这一事件除了促成了战备热潮以外，它更多地其实成了被用来唤起全党全军战斗意志的动员令。

珍宝岛事件后中方的内部通报突出强调了苏联入侵的危险，指出：“近年来，苏修大量增兵中苏边境，集结了一百多个师的庞大兵力，占全国总兵力的百分之四十多，将近二分之一。苏修还把蒙古变成一个反华的巨大的军事基地，调集大量军队进驻蒙古，部署在中蒙边境上”。[11]当然，苏联当时在军事上的优势并不仅仅在边境兵力的人数上。从90年代的有关研究成果看，苏军部署在中苏边境上的军队其实不足当年所说的一半，但不论是常规武器、核武器，还是两国的综合国力，中国都比苏联弱得多。中国军队这时的轻重武器大都还是四十年代设计的。仅以珍宝岛之战为例，“中国军队只有徒步的步兵和部分炮兵、工兵，既无坦克、装甲车，也无空中支援；苏军步兵则全部摩托化，不仅有占优势的炮兵，还有大量坦克、装甲车及空军飞机和直升机可直接用于支援作战，因而在技术装备、火力上居于绝对优势。”甚至，中国方面当时为作战部队配备的75毫米无后座力炮和40毫米火箭筒，连苏军的主战坦克都打不透。[12]毛泽东对此不是不清楚的。无论在听取汇报时，还是在中共九大的发言中，他都突出表扬了前线指战员的勇敢牺牲精神，强调对苏联要破除迷信，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必要时要准备把敌人放进来打，让它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毛泽东说：珍宝岛战斗已经证明了，没有打过仗的也可以打仗，没有优势装备照样可以打胜仗。说我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装甲车，三没有用指挥车，打了9个小时，敌人三次冲锋，还不是都被我们打垮了。说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但主要是靠勇敢，要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就破除了迷信。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的经验都证明，可以对付。[13]毛泽东的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人民解放军一向是讲觉悟、讲勇敢的。作为一场自卫反击战，尽管中国方面火力及装备上都还处于劣势，但珍宝岛这场仗无论战斗组织还是作战结果，也都比较成功。当时的一些介绍材料对这场仗是这样说明的：3月2号8点40分，我边防巡逻队30人分成两个组，前往珍宝岛进行巡逻。刚出来，苏修就发现了，他们立刻从两个方向派出来一辆卡车、两辆装甲车、一辆指挥车和70个人上岛围堵我们。9点17分，尾追我第一巡逻组的敌人置我警告于不顾首先开枪，我边防战士就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人，我必犯人”的教导，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给敌人以严重的杀伤。第二巡逻组一听枪响，也马上开枪，一下就报销了对方7个。打到9点50分，战斗就胜利结束了，打死打伤敌人60余人，其中打死50余人，击毁敌人装甲车、指挥车、卡车各一辆，击伤装甲车一辆。

3月15日，苏军增加了大量的坦克、装甲车和大口径火炮，据说可能有一个摩托化步兵团、一个坦克营和4个大口径炮营。但是，战士们根据毛主席“不斗则已，斗则必胜”的教导，也做了充分准备，先于14日夜上岛并在江叉埋设了反坦克地雷。敌人15日凌晨3点出动6辆装甲车、30多人上岛，我又派更多兵力上岛增援。到8点2分敌人发起了第一次冲击，激战了一个多小时，我击毁了敌人装甲车两辆，敌人的残兵退回到了自己的岸上。9点40分敌人又在岸上炮火和坦克炮火的掩护下发起第二次进攻，我沉着应战，集中火力干掉了敌人两辆装甲车，击伤一辆，并击毁敌人一辆坦克，又炸毁敌人一辆坦克，打了两个多小时，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以后，敌人在中午1点35分用岸上的大口径火炮和坦克、装甲车的火力向我方岸上猛轰了两个小时之久，到3点13分又出动10辆坦克、14辆装甲车和100多步兵向岛上进攻。战士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敢把敌人放近打，三百米不打，二百米不打，八十米不打，七十米不打，放到五十米，突然开火”。我们岸上的火炮也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借有利时机猛烈开火，一下子打掉了敌人1辆坦克，4辆装甲车，击伤两辆，大量地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然后又猛轰敌方岸上的边防站和掩蔽所，一顿猛轰就打死了他们的上校边防总队长伊凡诺夫和一个中校。这一天打死了他们60多人，击毁坦克两辆、装甲车七辆，击伤坦克两辆、装甲车4辆。[14]可以看出，珍宝岛之战在中国方面确实是解放军以劣势装备同苏联军队优势装备的一次较量。在这场较量中，解放军指战员们的勇敢牺牲精神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在当时“文化大革命”那种极其特殊的气氛中，出于精神鼓动目的而进行的舆论宣传，却多少有些走向了唯意志论。由于毛泽东强调了要破除苏联的迷信，结果，在许多宣传材料中，不仅两军装备和火力上的差距成了无足轻重的事，而且从“政治挂帅”的观点出发，苏联军队也被形容成一支“政治上蜕化变质，战斗中贪生怕死”的军队。称“苏修侵略军钻在‘乌龟壳’里，他们是瞎子和聋子，只能在战场上乱爬、瞎滚”，夸大作战的战果显然也是为了证明这一点。说我们英雄的边防战士，有毛泽东思想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一个个和造反派一样”，很容易就把苏修的“乌龟壳”打成了一堆废铁。说是“靠政治、靠人的觉悟，靠勇敢，一句话，就是靠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战无不胜。[15]

毛泽东指示：到此为止，不要再打了

珍宝岛之战以后中国方面的一连串反应，给人的印象是，苏联入侵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但根据近年来中俄两国披露的各种档案资料，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发生在中国领土珍宝岛上的这场仗，不仅是中苏边界长期冲突的继续，而且是中国方面一让再让，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有计划、有准备地发动的一次边界自卫反击作战。

早在1968年1月5日苏军有意在七里沁岛挑起流血事件两周后，考虑到即将到来的中苏边界会谈，中央军委就曾于24日电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等单位，主张用军事斗争配合外交斗争，明确提出了针锋相对，后发制人的方针，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有利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一旦受到苏军攻击，退让无效，即可采取相应的自卫措施，争取“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根据中央军委的建议，沈阳军区曾专门从值班部队中抽调了部分精干人员进入七里沁岛附近，秘密做好了反击的准备。可是，恰值东欧国家形势不稳，苏军一时收敛了在东部边界的越界行动，结果中方准备好的这次反击行动未能实施。[16]珍宝岛1969年的反击准备，其实仍是1968年七里沁岛反击准备的继续。由于1968年12月28日，特别是1969年1月23日珍宝岛再度发生严重事件，根据中央军委一年前指示的精神，黑龙江省军区首先提出了反干涉斗争的自卫还击斗争方案，主张派精干部队上岛潜伏，在苏方以武力强行干涉我巡逻分队执行任务时，给其以沉重教训。正值九大召开前夕，黑龙江省军区的报告虽经沈阳军区同意，上报中央后仍经过了慎重的考虑。直到2月以来苏军挑衅更加严重，总参谋部和外交部才分别于2月19日同意了黑龙江省军区的斗争方案，总参谋部并给予了具体的指示。[17]经中央军委批准后，沈阳军区迅速进行了周密的战斗部署，由此才发生了3月2日和3月15日的自卫反击作战行动。

据当年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回忆，这次自卫反击战实际上经过中央批准，早有准备，15日的战斗并且是从北京直接指挥的。当时正准备开九大，大军区首长均已来到北京，因此，中央军委专门在京西宾馆开设了一个房间，架设了专线，由陈锡联负责直接与前线联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负责掌握国际方面的情报，随时向周恩来汇报，并由周恩来下最后决心。陈锡联说：为了最初的战斗，我们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一个连二三百人，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和配备，打得干脆利落。3月2日战斗结束后，“我们知道他们要来，就在江叉口大量埋了地雷。他们首先从西边来了辆坦克，我们给炸了，他们不敢走了。从正面来了30多人，炮火掩护。我们当时在岛上也没有什么人，但炮火都准备好了。在一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岛上，几十辆车、十几辆坦克、装甲车，我请示总理：现在是开炮的时候了，得到总理的同意，我就让开炮。打了有半个小时，珍宝岛变成一片火海，把他们的车辆都打了。他们没有再增援部队，也用炮向我们射击，我们也用炮回敬他们，打了一会儿，那天的战斗就结束了。”[18]3月15日战斗结束，毛泽东听取汇报时，很高兴，一再讲，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了。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但同时也明确提出：到此为止，“不要打了”。[19]因此，此后珍宝岛的边防部队除了用炮火封锁不让苏军拖走那辆被反坦克地雷炸毁的T62坦克以外，在岛上只留了少量部队，让苏军前来收拾战场，没有再和苏军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即使苏军随后一度出于报复的目的，对珍宝岛进行了狂轰滥炸，中方也没有进一步采取使对抗升级的步骤。联系到3月22日毛泽东的讲话，就更加明显。毛泽东当时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讲：对这次边界事件，我是比较乐观的。2日的冲突，他们上边的人也不知道，政治局也没有讨论，同我们一样。就连珍宝岛在什么地方，许多人也不知道。因此，他明确主张，九大政治报告对这次边界冲突，不要讲得那么严重。[20]可以看出，珍宝岛之战从中国方面来说，直接目的不过是想给苏方以教训，以使其收敛挑衅行动。其中既不包含任何准备与苏联开战的意图，也未必有诱敌深入的意思。毛泽东所谓“不要打了”的说法，本身就显示出他不想扩大事态。

但奇怪的是，毛泽东一面限制自卫反击战的规模，指示“不要打了”，一面却又在哪里大讲特讲“要准备打仗”，要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甚至要准备让苏联打进来。与此同时，他又解释说，“要准备打仗”，是指“无论哪一年”，我们都要准备打仗。“不管他来不来，我们（都）应该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21]周恩来在这时的会议上也明确要大家不要为战争而过分担心，说苏联近期不可能发动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因为它的东部地区尚未开发，还没有建立起进攻的可靠基地。当然，他也说，通过珍宝岛的战斗，也暴露出苏联士兵不会近战夜战，炮兵的作用也不大。至于它在装甲车和坦克上的技术优势，在我反坦克手段加强后也不难被削弱。[22]言外之意，战争打不起来，就是打起来，也不怕。

苏联采取报复行动，战争危险迫在眉睫

不论中国决策层对珍宝岛之战的后果如何考虑，珍宝岛一仗确实是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是出乎莫斯科意料之外的，打得苏联人一时目瞪口呆。从俄国近年公布的档案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反应与中国方面当时的反应很不相同。

战斗最初打响时，苏联决策层似乎满腹狐疑，有些摸不清头脑。他们一面向东欧国家共产党发出了情况通报，对中国边防部队有预谋的近距离袭击苏联士兵的作法进行了强烈的谴责[23]，一面暗中部署有限的报复行动，但其领导人却仍旧继续出访，似乎没有考虑到冲突扩大的严重可能。

根据国防部的部署，苏军负责前线指挥的边防总队指挥官列昂诺夫上校15日凌晨3时左右派遣部队悄悄登岛潜伏，也想打中国巡逻队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上午战斗打响后，就发现中方潜伏的比他还早，准备得比他还充分，自己的兵力和火力都不占太多优势。鉴于这种情况，他急忙电告上峰请求援兵，结果层层上报，报到莫斯科，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去了印度，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刚刚登上去匈牙利的火车，竟没人能够拍板调兵。直拖到中午时分，国防部值班人员才好不容易与勃列日涅夫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可以增援的指令。[24]而等援兵出动，当天的战斗早已结束，列昂诺夫也被打死了。

珍宝岛之战在莫斯科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苏共政治局紧张磋商，一些人忧心忡忡，弄不清中国方面是否有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意图，另一些人则火冒三丈，尤其是政治局里的军人情绪特别激昂。这边苏联外交部力主电示其驻华大使馆迅速开始组织从中国撤侨，首先尽快撤退妇女和儿童，以防战争突起。那边格列奇科大声疾呼应当“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扬言至少应该首先无限制地使用西方称为“巨型炸弹”的几百万吨级炸弹，必要时甚至应当考虑对中国的核基地先发制人地实施核打击。[25]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高频通讯装置直接打电话给中国外交部，要求接通毛泽东或周恩来，不想被正因“苏修”公然武装侵略我珍宝岛怒火中烧的接线员臭骂了一顿。[26]柯西金放下电话又急忙给苏联驻华使馆的临时代办打电话，要他代为联络。但随后中国外交部给苏方的正式通知，仍旧拒绝了柯西金关于通过电话直接交谈的建议，要求对方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27]29日，苏联政府发表公开声明，一面扬言要用武力对付中国的挑衅，一面又暗示事情仍有协商解决的可能。[28]然而，无论是对于苏联军方在珍宝岛的炮击行动，还是对苏联政府接连发出的声明和照会，中国方面很长时间都没有给予答复。不仅如此，中国的舆论还大力宣传“要准备打仗”。这种情况进一步刺激了苏方强硬派的神经。苏联军方的《红星报》公开发表文章，声称要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的核打击。苏军决策层一方面紧急向中苏东段边界大批调运军队，一方面暗中部署，寻找机会，要对中国方面实施更大规模的报复行动。

关于对中国采取何种报复行动的规模问题，在苏联最高决策层始终存在着尖锐的争论。5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一项措辞强硬，指责苏联挑起珍宝岛事件，讨好美帝，蓄意反华，但主张边界停火、恢复谈判的公开声明。[29]苏共政治局领导人对此看法不一，格列奇科等坚持报复，不惜与中国开战，而柯西金强调高层接触，缓和关系，避免把中国逼上梁山。[30]基于一种妥协，苏方于7月26日通过外交渠道秘密提议两国总理直接会晤[31]，但苏联军方对此断言：“中国人只有实际上感到最可怕的威胁－苏联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才会坐到谈判桌前来”。[32]结果，中国方面始终没有做出反应。[33]因此，苏联军方经过长时间策划的报复行动得到了批准。苏方此次的报复行动避开了其运力较弱的东段边界，而是在对东段边界的增援已经大致到位的情况下，精心选择了自己补给线较短，而中国方面交通不便、鞭长莫及的中苏西段边界作为实施其报复行动的地区。

8月13日，经过一连串试探性的挑衅之后，苏联军队300余人在直升飞机2架和数十辆装甲车辆的掩护下，预先埋伏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边界线苏方一侧，待当日进行正常巡逻的只有30余人的中国边防巡逻队进入其伏击围时，突然越过边界发动突袭。经过4个小时的战斗，一举歼灭了这支中国巡逻队。[34]采取如此严重的报复行动，苏方是做了大战的准备的。因为，在众多苏联领导人看来，长期坚持“枪杆子里出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毛泽东，完全可能采取极端行动。苏联报刊为此一直在宣传中国有发动战争的企图。因此，在军事思想上早就信奉先发制人的观点的苏联最高决策层，自报复行动之后，不仅加紧战争准备，而且已经考虑到采取先发制人的作法。8月18日，苏联驻华盛顿领事馆的代表显然是受命探询美国政府的态度的。他几乎是毫不隐讳地问美国政府的有关人士：如果苏联打击中国的核设施，美国将会采取何种态度？随后，苏联秘密通知其东欧盟国，宣称它有可能先发制人地打击中国的核设施。[35]与此同时，苏联《真理报》也发表编辑部文章，制造舆论。它告诫全世界务必认识到中国的危险，并扬言：“在当前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有效的致命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如果爆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36]尽管中苏两国事实上可能都没有向对方开战的意图，但事情走到这种地步，战争的危险却真的迫在眉睫了。任何一种微小的错误，都可能引燃这个已经处于高热中的火药桶。

形势估计严重，中共中央急谋应对之策

事态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看来也未必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珍宝岛事件后，在中国最高决策层内部其实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以林彪为首的，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组的意见，他们深信苏联会借机报复，对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估计较高；另一种是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为代表的一些老帅们的意见。还在2月19日，鉴于美英报纸有消息说苏联要出兵中国，苏联也在远东秘密进行军事演习，使深信苏联的战略重心在欧洲的毛泽东感到难于理解，于是提议四位老帅“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珍宝岛事件刚一爆发，毛虽然估计上比较乐观，相信打不起来，还是一度提醒四位老帅可以研究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提出他们的看法。但事件过去一个月后，毛已不大在意这一点了。[37]直到6月间，即新疆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前，周恩来才又具体部署了这件事，安排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和美苏的动向，判断苏联有无发动对华战争的可能。[38]而四位老帅7月11日得出的第一份研究报告的基本倾向是认为大战一时打不起来。[39]这个看法显然比较符合毛泽东的估计。因此，苏联突然选择在补给困难的遥远的新疆地区采取如此严重的报复行动，同时又如此明显地急于想要实施核打击，不能不让毛泽东深感意外。

事情很清楚，不管毛泽东怎样强调“要准备打仗”，主张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事实上中国并未真正做好战争准备。除了接连召开过一系列战备会议，如5月上旬的战略工作座谈会，6月下旬至7月上旬召开的“三北”地区作战会议，以及军委办事组座谈会等，林彪等人极力强调国防开支要成倍增加以外，具体的大战准备实际上尚未开始。[40]毛泽东、周恩来都不止一次地讲，让苏联人打进来比较有利，可以使它陷在人民的包围中间；就是核战争也没什么可怕，中国地广人多，苏联丢几颗原子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何况我们也有原子弹。但是，在东北可以打人民战争，在新疆怎么打人民战争？真要丢原子弹，先得把人口疏散开来才能发挥地广人多的长处，现在人口和大工业都还大量集中在大城市里，真的打核战争，岂能不吃亏？毛泽东这时也感到了原子弹的威胁，明确讲：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41]不难看出，毛泽东几个月前讲“要准备打仗”，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国内动员的需要，相信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了，相信有备才能无患。事态一下子发展到如此严重，得知苏联确有先发制人的可能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相当紧张，意识到先发制人是苏联传统的战略观念，苏军武装入侵捷克本身就是一个例证，表明它随时也都可能发动对中国的陆空袭击，甚至是实施核打击，对此必须急谋应对之策。

8月27日，在得知苏联正向东欧国家试探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反应的消息之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紧急发布文件，宣布成立由周恩来任组长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迅速组织疏散城市人口，迁移工厂，号召厂矿企业职工和城市居民自力更生，立即开始深挖洞，广积粮，以备核大战之需。[42]8月28日，中共中央又紧急发出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令》，特别要求新疆党政军民随时准备对付苏联的大举进攻，防止突然袭击。[43]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也命令东北、华北和西北的部队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形势如此紧张，以致9月3日中国党仅有的几个执政党朋友、越南党领导人胡志明逝世，周恩来也只能急匆匆于4日赶去吊唁，当天又急匆匆赶回北京，连追悼会都无暇参加。

中苏总理机场缓和，毛泽东怀疑苏联阴谋

正在这战云密布之时，突然从河内传来了一个苏方有意缓和的讯息。

6日，苏联总理柯西金率苏联代表团去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在河内停留期间，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受命请越南外交部亚洲司代为征询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李先念，柯西金希望能够在11日返加途中经过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44]李先念得到消息后，当即要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报告了北京。尽管这个时候又有消息说，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位工作人员同美国同行谈话时又再度发出战争威胁，扬言中苏冲突不可避免[45]，毛泽东虽然颇多怀疑，反复考虑，还是在10日表示了赞同的意见，只是强调地点只能在北京机场，形式只能是非正式的路过停留性质。由于答复的时间迟误，中国驻越南使馆10日8时收到电报时，柯西金的飞机早已起飞。不得已，这边越南方面通知苏联大使传递消息；那边周恩来当天晚上指示外交部召见苏联临时代办叶利扎维金，告知中国方面赞同安排两国总理会晤的提议，周恩来愿意在北京机场会见柯西金。[46]

终于，刚刚飞抵塔什干的柯西金得到了消息，迅速改变了航线，经伊库茨克飞往北京，从而使两国总理得以于11日在北京机场进行了为时三个半小时的会晤。

在这次会晤中，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要求柯西金明确解释有关苏联要先发制人地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核打击的传言。他坦率地说：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的水平，你们最清楚。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对于边界问题，周表示：中国方面提出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并不是想要废除历史上的那些边界条约。我们所主张的，不过是在承认历史条约的前提下来考虑并解决有争议地区的问题。至于中国的战争威胁问题，周更明确解释说，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47]会谈的气氛比较坦诚。双方在互派大使、扩大贸易和两国间通车通航等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最后，周恩来提议以两国政府换文的形式把会谈成果肯定下来，柯西金表示同意。但柯西金刚刚飞离北京，中国外交部就给苏联大使馆打电话说，明天，9月12日，中国报刊刊登两国总理会晤的消息时，将要删去已经协商好的文稿中的一句话，即“会谈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48]而柯西金回国后，也通知中方说，他们已经对边防部队下达了避免冲突的指示，没有必要再与中国政府就此换文了。

不管双方最高层在审定这次会谈的内容时采取了怎样一种态度，高度紧张的战争形势照理说是出现了明显的转机。18日，周恩来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议双方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49]26日柯西金复函周恩来，建议“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苏中两国间的空中界线”，并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的国家间的专项协定。[50]战争的乌云正在渐渐散开。

但是，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转折，中国方面的反应却十分复杂。联系到苏联方面一系列军事和外交行为，林彪等人深信其中必有阴谋，毛泽东也深表怀疑。就在9月13日周恩来上报了与柯西金会谈的全部材料之后，中共中央于9月16日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了讨论。结果，估计苏联有意施放烟幕弹的意见占了明显上风。在第二天公布的庆祝国庆20周年的口号中，毛泽东亲笔加上了从现在起就要准备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特别是要反对打核战争的口号。[51]

紧接着，18日、22日，中共中央又接连举行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不少领导人明确认为，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为其大举侵略施放烟幕，如同珍珠港事变前日本派特使来栖去美国迷惑罗斯福一样。他们的根据是，柯西金在谈话中并未保证不向中国发动核战争；其返回莫斯科时，只有二三流人物到机场迎接，说明柯西金的缓和承诺不代表苏共政治局；苏联外交官仍在宣称中苏冲突无法避免，苏联国防部官员的说法和其他渠道的消息都显示，苏联战略火箭部队确已做好出其不意地打击中国的部署。[52]毛泽东明显地支持了这样的判断。会议为此决定了一系列紧急战备措施。据此，周恩来一面通知外交部等各部委要迅速拟定疏散隐蔽重要机密档案的方案，一面开始进行战备动员。他在22日紧急召集的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上讲话称：“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准备打仗，这是一个新的战略部署。要真正做到有备无患”。[53]

9月30日，为预防苏军乘中国国庆节像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发动突然袭击，林彪指示全军进入一等战备，并下令疏散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给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配发武器，防备敌机空降。他同时还主张马上放掉密云水库的存水，以免苏方轰炸大坝冲淹北京，后仅为周恩来反对而作罢。[54]鉴于苏联边界谈判代表团即将来京参加预定10月20日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中共中央根据苏联当时的战略动向和一些情报资料，再度怀疑苏联很可能会把谈判作为向我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55]因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政治局的决定，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在谈判开始前几天已全部疏散完毕。毛泽东去武汉，林彪去苏州，周恩来率留守北京的负责人以及总参谋部转移到西山可以防御原子弹的战备指挥中心办公。[56]17日，刚刚撤到苏州的林彪又擅自指示在京的黄永胜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随即，不仅全军或进入前沿工事，或紧急疏散，而且许多大中城市也紧急进行了防空演习和大规模疏散行动。仅军队疏散就达94万余人，4000多架飞机和600余艘舰艇。[57]联系到当时大批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所有高等学校下放地方或迁往外地，重要档案纷纷秘密运往西南存放，各大中城市大挖人防工事，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相继被卷入到这一紧急战备行动之中，整个气氛之紧张可想而知。

然而，战争并没有到来。

战争形势促成了对美外交的主动

1969年有关中苏战争的这场“虚惊”，牵扯面之广，影响面之大，实为建国以来所罕见。但是，这场虚惊倒也带来了两点好处，一是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一是一向敌对的中美两国因此有了接触的可能，并由于这种接触很快走向了建交的过程。

九大前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全国已经开始进入“斗、批、改”阶段，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已经成立，但因派性而造成的武斗之风仍未停息，并还有进一步扩大蔓延的可能。据此，中共中央7月23日专门发出布告，要求武斗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武斗组织，上交武器，拆除一切战斗据点，依法惩办坏人，实行归口在联合。[58]而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8月13日新疆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后，内乱问题成为战备的严重障碍。因此，中共中央8月28日命令不得不以更严厉的措辞和更坚决的态度重申7月布告的内容，严令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解放军。[59]这一命令迅速发生效力，各地出现了传达贯彻命令的高潮。当时诸如武斗、派性、分裂、无政府主义等直接危及稳定和战备的因素，都受到了相当的打击，社会秩序有所恢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毛泽东希望全国因此动员起来的设想。

关于对美接触问题看来也是中国在珍宝岛事件后取得的一个意外的收获。严格地说，毛泽东的对美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其世界革命理念与国家利益的双重基础上的。随着60年代中苏两党日趋对立，毛对美战略中更多地掺入了革命的色彩。文革的进行，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强化了他对美国的敌视态度。一直到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经过毛泽东修改和审定过的政治报告仍旧一方面说明美帝苏修如何“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一方面突出强调它们共同反华的本质，强调警惕它们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尽管刚刚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高度紧张，报告却按照毛泽东的主张，继续强调说：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但是，毛泽东并非对这种四面出击式的战法毫无顾虑和担心。还在九大期间，当毛还不特别担心苏联大举入侵之际，他就已经在谈论“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这样的话题，显示出对那些长期依靠中国的世界各国革命党和革命组织不死不活，对中国毫无帮助的不满，继而主张以后要减少对这些党和组织的援助。[60]这表明，毛泽东推动世界革命的热情已经在明显降温。

随着苏联入侵的危险日渐加剧，毛泽东不能不重新对美、苏的作用进行评估。过去，他始终相信美国是中国以及一切革命人民的最大威胁，苏联不过是起着“帮凶”的作用。现在，这样的认识在现实当中多少有些行不通了。当6月初，瑞典大使问周恩来，美国和苏联哪个对世界和平和对中国的安全威胁最大时，周的回答已经变得含糊其辞了。他说：“现在还在发展，还要看”。显然，中共中央的估计正在发生变化。

在九大结束一个多月之后，周恩来开始强调进一步分析国际形势的必要性。[61]他为此具体安排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四位老帅一边在工厂“蹲点”，一边就有关的国际问题进行一些深入的讨论，说比较成熟的意见可以上报毛泽东。当然，无论毛还是周，他们这时的这种安排看来还不像一些研究者所强调的那样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周恩来甚至不急于要老帅们拿出什么结果来，每个月只要求他们议上个两三次，这使得老帅们的研讨多少有点“神仙会”的架式。[62]而从四位老帅根据几次讨论于7月11日才最后形成的第一份书面报告中，也可以看出，即使是老帅们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分析，这时也还脱不开美苏“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这样一种政治化的分析模式。只不过，老帅们比较敏锐地感觉到，美苏的争夺还是主要的，它们勾结起来反华和单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暂时似乎都还不大可能。[63]对美国政策的重视，仍旧是源于美国方面的主动。在四老帅7月11日的研究报告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方面几乎没有可能将美苏截然分开。他们判断美苏战略重心在欧洲，不大可能对中国开战，但也不能不强调要作好美苏突然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充分准备。毕竟，美国与中国仍处于尖锐对立之中。[64]

7月以后的情况则明显不同了。7月21日，美国国务院主动宣布放宽对华贸易和去中国旅行的限制；26日，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派人转交了一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写给周恩来的信，要求访华，并对中美二十年交恶表示遗憾；7月底，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出访期间公开表示，继续孤立中国对亚洲不利；8月8日，美国国务卿在堪培拉公开发表谈话，声称美国始终在努力打开同中国来往的渠道。与此同时，巴基斯坦等方面都有消息传来，称美国政府有意与中国方面进行接触。针对这种情况，四位老帅显然注意到利用美苏矛盾的问题。只是，他们的研究继续断定，美国此举更多地其实是想要利用中苏矛盾来向苏联施加。与其让美国抓住这根稻草，不如保持高姿态，对其接触要求置之不理，再憋它一个时候。因此，一直到新疆铁列克提事件发生，与美国接触的问题并未提出。[65]铁列克提事件后的严重形势，是促使老帅们，多半也是促使毛泽东和当时的外交部门想到并提出打美国牌问题的关键性原因。8月底，面对战争威胁，老帅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三国时诸葛亮“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和二战时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例子。外交部显然也有类似的想法。只是，考虑到当时与正处在反美前线的越南的关系，特别是考虑到改变对美政策的重大政治后果，外交部提出，有关利用美苏矛盾的原则可以提，但如何利用，不宜具体，尤其现在不宜恢复中美大使会谈。因此，老帅们在9月17日的第二份报告中，仅仅强调了对美、苏斗争，原则上要坚定，策略上要灵活，主张选择适当时机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当然，据说陈毅曾考虑，如果有机会单独向周恩来汇报时，将以他个人名言提出争取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更有利于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的想法。[66]但没有证据表明他确实去向周恩来提出了他的建议。

无论如何，在估计苏联可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严重形势下，四位老帅注意到美国政府表现出来的缓和姿态，率先提出了打美国牌的设想。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经过反复权衡之后，也认识到了这一策略手段的战略意义，因而下决心摆脱一切束缚，批准同美国接触并全面缓和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不少研究者喜欢引用毛泽东这个时候的护士长吴旭君的一段回忆。回忆称，在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毛看完一份报告，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好题目，好作文章了”。吴问道：“你是指中苏分裂了，美国人高兴吧？”毛答称：“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了‘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吴说：“中苏分裂，大减少了欧亚两个大国对美国的压力及联合向美国进攻的可能性。这就会改变美国现有的战略理论，从而最终会影响其外交政策及对中国的态度。对吗？中、美、苏三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对吗？”毛说：“又等，又不等。随机应变。这是需要由双方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67]

这段对话往往被简单地看成是毛泽东故意安排了珍宝岛冲突“打给美国人看”的最好的诠释。但严格说来，这段对话的真实性或者说确切性多少令人怀疑。因为吴作为一名护士长，如此老练地与毛讨论外交战略理论问题，颇难让人相信。同时，这段对话究竟讲在什么时候，3月？4月？6月？8月？也是一个问题。讲在不同的时间，情况也就不同。

事实上，既使毛真有这样的考虑，多半也应当是在7月得到美国转变对华政策的信息之后，而不会是在这之前。因为，在这以前，中国方面得到的消息清楚地表明，美国政府方面的态度还是完全敌对的。即使在珍宝岛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官员还在继续声称中国是亚洲和平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美国必须设法对付中国这一潜在威胁。[68]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相信毛泽东会有这种欣赏的表示。相反，在7月美国显露出愿意缓和对华关系的意图之后，特别是8月铁列克提事件发生，战争危机迫在眉睫之后，毛泽东迅速改变看法，捕捉到并设法抓住这个机会不放，以便通过与美国的缓和来达到牵制苏联，避免战争的目的，倒是更合乎逻辑。尽管这样做仍旧未必是毛泽东内心深处所希望的，但考虑到这次战争危机毕竟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毛泽东对其严重性的估计也是空前绝后的，他毅然抛弃意识形态的顾虑，重新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拾起统一战线、“以夷制夷”的的法宝，是可以想象的。

1969年秋冬战争形势和战争估计之严重，确实超出后人的想象。周恩来在中南海办公室的工作台历，日复一日地记录着他每天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20日至1970年2月这几个月的时间却令人惊异地出现了空白。只有了解上面这段历史的人才能理解，这其实是当时战争危机的产物。是战争的危机迫使周恩来撤离他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1970年2月基本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正常工作。

但即使在进入到1970年之后，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入侵的危险仍旧严重存在。他反复强调：要“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这一年2月15日至3月21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也仍旧把对付国外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大规模入侵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当然，这个时候的战争估计到底同1969年秋冬有些不同了。不过，这场虚惊到底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差不多在整个1970年，中国对苏联入侵还都处于高度戒备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经历过战争年代，善于审时度势的毛泽东抓住这一千载一时的外交机遇，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1969年12月初，中国驻波兰外交人员受命开始了与美国外交官的直接接触。与此同时，据说基辛格也下令美国驻波兰大使设法同中国驻波兰外交官进行接触。不论双方接触的具体经过如何，中美两国政府于一个月后，即1970年1月8日，正式宣布华沙大使级会谈将于20日重新恢复。在重新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国代表受命正式通知美方，中国政府愿意在更高级别或通过其他渠道深入商谈两国关系问题。

不难看出，正是在珍宝岛事件后这样一种极其特殊的背景下，中国对美国的大门渐渐地打开了。

[1]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比较引人注目的有前中国外交官熊向晖的回忆：《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载《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俄国学者冈察洛夫和乌索夫为前苏联驻华公使A.叶利扎维金回忆《柯西金同周恩来在北京机场的会谈》一文写的前言与评述，载（俄）《远东问题》，1992年第5期；中国学者徐焰的《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5期和李丹慧的《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与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第5期。

[2]从熊向晖到叶利扎维金到李丹慧，中俄两国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尽管语言的表述方式可能略有不同－即这一事件是毛泽东为拉拢美国而采取的重要步骤，而中美缓和的实现则是这一战略运用的成功结果。

[3]转见金春明、席宣：《“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页。

[4]自1960年中苏开始交恶以后，两国边界纠纷自1964年10月以前共发生1000余起。但自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两国边界纠纷猛增到4189起，增加了一倍半。转见《中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

[5]《人民日报》，1964年4月26日。

[6]《毛泽东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日本社会党中左派人士的谈话》，1964年7月10日。

[7]《毛泽东接见法国技术展览会负责人及法国大使的谈话》，1964年9月10日。

[8]见《人民日报》，1969年3月13日。

[9]《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的讲话》，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等。

[10]见《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

[11]《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介绍材料》，1969年（油印）。

[12]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中共党史资料》，1994年第5期。

[13]《毛泽东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9年4月14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

[14]《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介绍材料》，1969年。

[15]《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介绍材料》，1969年。

[16]参见徐焰前引文，并见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17]参见注12.[18]《陈锡联采访录音》，1995年7月。

[19]《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的讲话》，1969年3月15日；陈锡联采访录音。

[20]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当代中国研究》，1997年第4期。

[21]《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28日。

[22]转见冈察洛夫、乌索夫的前言与评述，《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第2期。

[23]参见Christian F.Ostermann，East German Documents on the Border Conflict，1969，Cor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Winter，1995-1996，p.189－191.[24]冈察洛夫、乌索夫的前言与评述。

[25]参见舍甫琴科：《与莫斯科决裂》，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194－195页；Ostermann前引文，p.187.[26]参见前引陈锡联采访录音；Ostermann 前引文。

[27]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

[28]见（苏联）《真理报》，1969年7月4日。

[29]见《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

[30]舍甫琴科前引书，第194－195页。

[31]冈察洛夫、乌索夫的前言与评述。

[32]转见（俄）《共青团真理报》，1992年2月15日。

[33]周恩来9月11日在与柯西金谈话时明确讲，当时那个时候“我们不能接待您”。

[34]徐焰前引文。

[35]见亨利。基辛格著：《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201页。

[36]见《真理报》，1969年8月28日。

[37]从已有的资料情况看，毛最初提要四老帅研究国际问题是在1969年2月19日。珍宝岛事件爆发后，毛在3月22日又再度提到这个问题，问陈毅等人“你们研究国际问题怎么样了？”4月19日，毛又在中共九大召开期间的一次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提出，希望老帅们在国际、国防问题上提出意见。但到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谈话时，毛虽然又谈到四位老帅的问题，却没有再提研究国际和国防的问题。而是讲，希望他们去研究有关各工厂的问题，看看那里的领导权是不是真的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了。《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的讲话》；王永钦前引文。

[38]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01页；王永钦前引文；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中共党史资料》，第42期。

[39]熊向晖前引文。

[40]参见郑谦：《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中共党史资料》，第41期。

[41]转见熊向晖前引文。

[42]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1969年8月27日。

[4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令》，1969年8月28日。

[44]见《王幼平日记》（未刊稿）。

[45]基辛格前引书，第202页。

[46]同前引王幼平日记。

[47]《周恩来与柯西金会谈纪要》，1969年9月11日；叶利扎维金前引文。

[48]叶利扎维金前引文。

[49]《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21－322页。

[50]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23页。

[51]《人民日报》，1969年9月17日。

[52]参见熊向晖前引文。

[53]王永钦前引文。

[54]《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25页；郑谦前引文。

[55]参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72页。

[56]《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29页；郑谦前引文。

[57]参见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125页。

[58]郑谦前引文。

[59]《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17页。

[60]《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的讲话》，1969年3月22日。

[61]周恩来明确讲，毛认为对国际形势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01页。

[62]周在老帅们的“国际问题研究小组”活动安排情况的报告上特别说明，老帅们的任务一是下放蹲点，二是讨论国际形势，三是评论国防问题。时间安排是每周三天蹲点，其余时间看材料，每月只讨论三天即可。熊向晖前引文。

[63]熊向晖前引文。

[64]熊向晖前引文。

[65]熊向晖前引文。

[66]熊向晖前引文。

[67]吴旭君：《毛泽东的心事》，《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4－645页。

[68]熊向晖前引文。

本文章来自冷战中国网网站http://www.yikuaite.com

谢选骏指出：中苏冲突使得中共头目们像是得了神经病，天天强迫老百姓挖掘防空洞，而且还夜夜通过政治学习强迫洗脑，说苏联最有可能在节假日发动袭击。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四）

《尼克松访华意义不亚登月》（时代在线记者 马欢）报道：

CNN前记者齐迈可制作的纪录片《改变世界的一周》中，当年这些亲历尼克松访华的记者与前外交官们，透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1972年2月21日星期一上午11时半，乘坐空军一号，美国总统尼克松及其大批随员抵达北京，开始为期一周的访华之旅。

对于还不熟悉中国的美国人来说，这次访问的意义，不亚于去月球访问。也正是因为这次不同寻常的访问，中美两国从此进入了全新的交流阶段。

40年过去了，当那些亲历者再次回忆起这改变世界的七天，也许将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诠释它。CNN前记者齐迈可制作的纪录片《改变世界的一周》中，当年这些亲历尼克松访华的记者与前外交官们，透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预先设定的握手场面

人们都不会忘记那个经典的场景，尼克松总统走下飞机，向周恩来总理主动伸出手来，两人握手长达一分钟，很快，此画面经由电视信号传遍了全世界。

事实上，在总统的专机抵达以前，美方记者团90多名记者，早已在机场待命。他们当中，既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样的电视媒体，也有《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样的纸质媒体，都是尼克松本人从200多名报名者中挑选出来的。

合众国际社记者德克·霍尔斯泰德回忆说，“他们（美方）拥有两架白宫包租的707客机，一架是TWA707型机，命名为‘你好一号’；第二架是‘泛美帆船’，它被命名为‘你好二号’。”

“空军一号”17日从华盛顿起飞，先到夏威夷停留数日，再抵达上海。和此前预计的一样，21日上午11时30分，尼克松的专机终于降落在了北京的天竺机场。

选择在11时30分这个时间，也是尼克松精心安排的，按照中美时差，此时恰好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天晚上10时30分，也正是电视观众最多的时候。尼克松选择在这一时间的目的无疑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见证他所创造的这一历史时刻。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丹·拉瑟注意到，尼克松在飞机落地之前，就已经开始小心翼翼做准备了。“当尼克松总统走下飞机的时候，我心里非常清楚，他肯定考虑到了。我不知道他是否在镜子前面练习过——但是他肯定考虑过当舱门打开的时候他确切地应该怎么做，从飞机上走到扶梯底端确切有多少步，在扶梯底端握手的程序应该是怎样的等问题，”丹·拉瑟说道。

尼克松夫人身上的红色大衣也格外引人注目。这也是精心考虑的因素之一，由于在当时，大多数人的衣服都是灰、棕和黑等颜色，尼克松夫人这件红色的大衣显得格外显眼，传达出一种热情和友好的感觉。

在舱门打开的那一刻，尼克松夫妇挽着手走出专机。随后，总统尼克松抢先一步走下舷梯，主动向周恩来总理伸出右手，两只手有力地紧握在了一起。通过电视的转播，全世界都看到了尼克松和周恩来的历史性握手。

令美国人惊讶的是，当时机场上人并不多。只有一些大标语，大多同尼克松无关——“中国共产党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还有一支不足500人的仪仗队，他们唱着一首30年代的红军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没有鲜花，没有礼炮，也没有红地毯，对于曾去过世界各国的美国总统来说，这样的欢迎似乎显得有些冷清。

“这和去年十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到达北京时形成鲜明对比，那一次有30万人参与欢迎，”当天的《华盛顿邮报》报道说， “据说尼克松从机场往北京的路上，没看到迎接的人群，有些失望。”

按照国家元首待遇，中方高奏两国国歌，周恩来陪同尼克松检阅了三军仪仗队。

总统车队沿寂静的街道驶入城市。在美国记者们的眼中，当时中国的面貌也让他们深感惊讶：柏油路面的道路、灌溉渠道、庞大的集体农庄以及公路两侧整齐的树木，毕竟，这个国家对于他们来说，那时还太过于陌生了。

“中国居然有树木！”一个记者这么写道。 不过在他们看来，街道异常冷清。所有的居民仿佛都到别处去了，除了与他们随行的中方工作人员，很难找到普通的中国人采访。

茅台酒差点点燃白宫

抵达钓鱼台国宾馆休息不到3小时，尼克松就出乎意料地被请到毛泽东的书房，两国领导人交谈了整整一小时，在座作陪的除了翻译以外，只有周恩来和亨利·基辛格。次日早晨，毛泽东和尼克松会晤照片，刊登在了《人民日报》头版上。

当天晚上，周恩来总理为总统举办招待晚宴。熟知尼克松饮食习惯的人都知道，这位总统并不热衷中国菜，在白宫时尼克松常就着番茄酱吃低脂的白干酪，他也喜欢品尝昂贵的牛排、葡萄酒和法式大餐。

事实上，在还没有抵达北京之前，这位总统就和助理们在“空军一号”上阅读厚厚的文件与资料，商讨如何与中国人在餐桌上打交道。美国人被告知，也许中方会招待他们鱼翅、燕窝、海参、蛇或其他他们从没见过的食物。

不过当晚，这些想象的东西并没有出现。中方合乎礼节地安排了一次盛大的宴会。赴宴的人数达到了900多人。

2011年1月，在纽约曼哈顿饭店，美方试图去还原这一次宴会的菜肴，去纪念这一特殊时刻。负责该事宜的厨师唐先生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尽管尼克松访华让全世界瞩目，但周恩来招待总统的晚宴，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令人兴奋。

“事实上在那个时候中国并不知道美国人喜好，”唐先生说，“但为了考虑他们的口味，当晚的菜肴中还是加了烧猪肉和中式香肠这种并不常用作国宴的菜肴。此外，中方特地准备了两道有虾的菜肴，尽管虾并不是北京菜常用的材料，但是他们听说美国人喜欢吃虾，就加上了。宴会上也有黄瓜片、番茄片，夹着菠萝的烤鸭片，以及面包和黄油，他们还知道美国人不爱喝热水，特地提供了冷开水。”

当然，宴会上也有传统的中式菜肴，比如鱼翅汤、香菇芥菜、清炖竹笋汤，以及糖醋鱼。

当晚，当周恩来总理举起筷子时，这意味着晚宴正式开始。在现在可以看到的电视画面中，尼克松总统努力用筷子将菜肴夹到自己的盘子里，小心翼翼地看了一下，然后放到了自己的嘴中咀嚼。全世界都通过这个画面看到美国总统品尝中国菜。

基辛格在《白宫岁月》一书中，回忆起这一次的宴会时表示，“宴会的气氛十分欢快，不仅一道道菜无休止地端上来，而且桌旁的每个中国人都按照中国的习惯注意使每个美国人的碟子里随时堆满了食物”。

令美方头疼的，不是美食，而是茅台酒。在基辛格看来，这种烈性酒“不做飞机燃料太可惜了，是因为它太易燃”了。负责为尼克松安排日程的秘书表示，在与周恩来碰杯祝酒之前，尼克松已经被提醒不要真正喝中国的烈性酒茅台，只要举起杯来碰一下嘴唇即可。

基辛格还透露，尼克松结束访问中国回到华盛顿以后，曾经向他的女儿特里西娅演示过茅台的厉害，他把一瓶茅台倒在碗里，点着了火，火并没有熄灭，碗炸开了，吐着火苗的茅台流满了整个桌面，差点就在白宫酿成火灾。

此后的每天晚上，尼克松和夫人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历时三小时的隆重宴会，他也要硬着头皮学着用象牙筷子夹着中国菜，用茅台酒干杯，一边听着中国乐队演奏《小伙子比雷》和《她将绕过山边来》之类的曲子。其间，他们偶尔也观看乒乓球、羽毛球和体操表演。

革命样板戏

据《纽约时报》透露，为了淡化媒体对政治的关注，尼克松在此次访问中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中国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当中，希望借由美国的媒体，去展示一个全新的中国，然而，在面对一些中国式的文化现象时，美方不免感到尴尬，比如观看革命样板戏。

“有一件事我想提一下，所有活动中最难以处理的，这就是《红色娘子军》的表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导演从来没有看过这种革命歌剧的表演。”来自美国广播公司记者团的协调员罗伯特·西根塔勒回忆当时的场景。

马克·弗兰克尔是《纽约时报》记者，他回忆起看这部革命样板戏时的情形：“我忘了这个歌剧的名字，只记得内容是红色娘子军战胜了资本主义魔鬼之类。资本家的走狗之类的称呼很普遍。尼克松以恭恭敬敬的态度看完了这个剧目……”

对于尼克松来说，这样的体验是此前从未有过的，他两旁陪坐着周恩来和江青。当《红色娘子军》结束时，他仍然礼貌地鼓起掌来。后来，当有记者问起他的意见时，尼克松努力地想找出一些正面的东西加以评论。

CNN前记者齐迈可制作的纪录片《改变世界的一星期》中，也披露了尼克松在接受当时美国电视台采访时的画面。

尼克松当时说道：“这个芭蕾剧是……当然了，大家都知道，它在传递一些信息，这也是它的目的之一……我曾看过世界各国的芭蕾舞剧，包括苏联的和美国的，这个剧确实与我看到过的任何芭蕾舞作品具有同样的高水平。”

“坐轿子得不到太多锻炼”

除了每天与周恩来等领导人举行会谈，尼克松夫妇行程中也包括了游览的环节。当然，游览全部是按照计划进行的。

尼克松夫妇参观了北京的紫禁城，看到明清历代皇帝从太和殿到紫禁城宫门时乘坐的精雕细刻的轿子，他就评论说：“老坐轿子，就得不到太多的锻炼。”

在攀登了具有2200年历史的中国长城之后，他对包围着他的众多美国记者说，“这是伟大的城墙”。随后他又补充说：“我们看着这道城墙，不禁想到我们绝不要任何这类城墙存在于各国人民之间。”

他也和周恩来同乘一架白色的伊柳辛客机飞往杭州。在那个700年前马可·波罗称之为世界最伟大的城市里，游览园林，泛舟于历史悠久的西子湖上。

就在尼克松总统有许多会议安排之时，尼克松夫人的行程也非常紧凑，她要参加许多活动，要去参观北京四季青人民公社，观看了在公社小学的课堂，参观了针灸诊所，也要参观养猪场。

大部分时候，中方都会播放一些美国人并不了解的中式歌曲和革命歌曲，但是偶尔也会让美国人吃上一惊。芭芭拉·沃尔特斯是这一次访华记者团当中唯一的女主播，她表示，第一夫人去访问学校的时候，意外地发现，这里的学生也知道《牧场是我家》这首歌。

对于那个时候的美国人来说，中国的每一块土地都是新鲜的。不过，也许两国太久没有那么近距离交流过，无论在语言还是文化沟通上面，都存在着障碍。

《纽约时报》刊登了马克斯的记者手记《崎岖之路》，就列举了语言障碍、文化障碍以及意识形态的障碍等。他提到过一件特别尴尬的事情，是关于尼克松的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的年轻助理的，她名叫黛安·索耶，现在是美国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主播。

据回忆，当这支美国记者团上了汽车，准备离开酒店前往机场的时候，一个中国服务员突然从酒店里跑了出来，他拿着女士穿的连裤袜，显然很焦急。

“他以为有人把这东西遗忘在他们房间里了。最后，黛安·索耶在车上走过去认领了东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埃德·弗维说道，‘我猜测她原来只是要扔掉这个东西的……服务员可能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人扔掉一双完好的连裤袜。’”

作为尼克松访华纪录片《改变世界的一周》的制作人，齐迈可（Mike Chinoy）是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CNN）前驻亚洲记者，1987年至1995年，他在CNN北京分社担任记者，多年的报道经验，也让他比一般的西方媒体人对中国有着更浓厚的兴趣。如今，不再是记者的他在南加州大学中美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

在制作《改变世界的一周》这部历史纪录片中，齐迈可和他的团队历时三年，找到了数十位当年随同尼克松访华的记者、政府工作人员和外交官。这部影片借由这些历史见证人之口，来回顾当年的情形。与此同时，影片也从美国媒体的视角，展现和剖析那改变世界格局的一周。不少珍贵的历史视频均是首次发布。

为了纪念尼克松访华四十周年，美国驻广州领事馆特邀齐迈可携片，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进行巡映，并举行相关的即场专家讨论。在交流中，齐迈可也就该片的制作事宜，发表了诸多的感受。

时代周报：制作此片的初衷是什么？

齐迈可：“我想通过采访这些亲身经历者，写一些有趣的历史细节和故事。把这些制作成片，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尼克松访华这一历史事件的背景，以及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友好发展带来的贡献。

事实上，我对中国的了解就是从这些1972年的记者们的报道中获取的。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大学生，我开始对这个古老的国家发生极大的兴趣。

时代周报：尼克松访华七天里，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齐迈可：首先是尼克松政府与基辛格保密的功夫，直到尼克松公开宣布将访华，人们才知道有基辛格先行秘密访华这回事；其次是中美两国独特的外交方式。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他与周恩来总理整整相处了一个星期，他们每天都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参加社交活动、一起谈判，现在已经没有人再这样做外交了。

不仅如此，这项非同寻常的旅程也打开了美国记者了解中国的大门，让美国媒体有很好的机会如此近距离地了解中国。如今，中美关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到美国旅游、做生意、学习，也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来中国，两国的内在联系不断加深，已非1972年可以相比的了。

时代周报：影片中有很多不常见的照片、视频，你是如何得来的？

齐迈可：很多珍贵的照片和视频，都是接受采访的那些记者们提供的，所有人都很兴奋，他们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都很激动。能找到当年这么多当事人、记者进行采访录制也是不容易的。我也去了尼克松在加州的纪念馆找了资料。有些照片在版权上存在着一些争议，比如它究竟是属于尼克松家族的，还是美国政府的。不过令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影片最后给大家展示了很多从未披露的珍贵史料。

（感谢美国驻广州领事馆、美国大使馆《新交流》杂志为本文提供相关资料）

谢选骏指出：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毛泽东背叛了他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为自己所谴责的刘少奇那样的内奸、工贼、叛徒。随着中共的内外政策急剧转变，中共开始走向成熟的“超级修正主义”，比苏修还要修的厉害，“对外开放”的“卖国求荣时代”开始了。这都是由于毛泽东败于苏联的“边境冲突”所引起的系列后果。后来华国锋的“洋跃进”、邓小平的“打越南、亲美屁”，都是顺着毛僵尸握手尼克松的死亡之吻。

（五）

网文《1976年，毛主席为何邀请下台的尼克松访华？》（2021-01-13 ）报道：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世人称之为“破冰之旅”。那么，时隔4年之后，1976年尼克松受毛泽东邀请访华就较鲜为人知了。当时，尼克松已经因为“水门事件”辞职，在美国声名狼藉，是一位“很不光彩”的总统，这时候毛泽东为什么还要邀请他访华，其中有何背景和意义？

1974年8月9日，尼克松被迫辞职后，带着落寞和疲惫回到加利福尼亚。几天后，他意外收到了周恩来的电报，电报表达了良好祝愿，同时，周恩来还希望尼克松再次访华。两个月后，当尼克松因患静脉炎住院时，毛泽东亲自打来了电话。毛泽东通过翻译告诉尼克松，他认为尼克松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中国在任何时候都欢迎尼克松来访，这让心绪不佳的尼克松感到无比温暖。

1975年8月中旬，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给尼克松带来了毛泽东语气更为迫切的邀请：如果尼克松的身体状况允许的话，毛泽东希望尽早见到他。这个邀请使尼克松的中国之行的愿望更加强烈起来。他马上给国务卿基辛格打电话，说只要福特不反对，他就准备于9月份动身前往中国。然而，基辛格认为，如果辞职不满一年的前总统在福特本人访华之前就再度访华的话会让新政府很难堪。尼克松觉得基辛格的话很有道理，便同意再等一段时间。不过他向基辛格暗示：这种等待不会太久。

中国政府与尼克松一直保持着接触。在尼克松尚不能立即动身的情况下，中国邀请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访华。戴维是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孙子，和朱莉都是总统的后代。福特访华返回美国几天后，中国给朱莉夫妇打来电话，告诉他们，毛泽东有可能会见他们。这一消息使朱莉夫妇十分激动兴奋，他们马上就同意了。12月29日凌晨，朱莉和戴维飞抵北京。他们带来了尼克松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遗憾的是，周恩来当时正因癌症住院，并且生命垂危。

到北京后46小时，即距1976年元旦来临不到1小时之际，毛泽东就会见了朱莉和戴维夫妇，地点在毛泽东的书斋里。在寒暄的时候，毛泽东端详着他俩，问：“总统先生的腿怎么样了？”“好多了。”朱莉回答。“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还要爬长城呢！把这个话转告总统先生。”戴维插话说：“他已经不是总统了。”“我乐意这么叫他。……”毛泽东转而对朱莉说，“马上写封信给你爸爸，说我想念他。”“我这句话，可以登报。”他补充说。戴维沉吟道：“现在，在美国，反对我岳父的人很多，还有人强烈要求审判他。”“好，”毛泽东说，“我马上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然后加重语气说：“马上。”毛泽东又转向朱莉：“信里再加上一笔，说我等待你父亲再次来中国。”

临走时，中国政府托朱莉夫妇转交给尼克松一份礼物。这个礼物是一只装在精美丝盒里的生日蛋糕。

朱莉和戴维离开中国后不到一个月，1976年2月6日，新华社播发了一则《公告》，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先生和夫人于1976年2月21日，即在第一次访问4周年之后，再次访问中国。他们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这一消息不但轰动了美国，而且引起世界瞩目。因为美国总统福特刚刚于1975年12月1日至5日访问了中国，不到2个月，为什么中国政府又邀请这位“不光彩”的前总统访华？1976年又是美国大选年，2月24日福特将在新罕布尔州共和党预选中争取候选人资格，为什么中国政府安排尼克松于2月21日到达北京？对此，人们产生了种种猜测。

1976年2月21日晚10点16分，尼克松乘坐中国政府派到美国的专机到达北京。新任命的代总理华国锋、外交部长乔冠华、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等几十名高级官员迎接他。

尼克松下榻在18号国宾馆(钓鱼台)，这与他4年前作为总统来访时的安排一样。第二天，中国政府为他举行国宴。一切都和4年前一模一样：一样的布置，一样的尊敬，一样的礼仪，就连餐桌上的10道菜也和当年一模一样。宴会临近结束时，尼克松起身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全世界人民的未来取决于我们两国为世界各国的安全稳定，以及为人类的和平事业而做出的通力合作。而这种合作必须是可靠的，可能的，并且是富有决心的。”尼克松继续说：“当然，或许有人以为单凭签署一个原则性的声明，或举行一次外交会议就能带来永久和平，这一看法未免过于天真。’显然是指1972年发表的中美上海公报。

宴会后的第二天上午，尼克松去拜访了毛泽东。后来，在回忆录中尼克松介绍了当时的情形：

“1976年我再次到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经严重恶化了。他的话听起来就像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是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震颤性麻痹症的袭击使毛泽东的动作全部僵化了。……在我们会晤结束时，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搀着他陪我走向门口。在电视灯光和摄像机要记录我们最后的握手时，他却推开了助手们，自己站在那里向我们告别。”

他们的会谈进行了1小时40分钟。会见结束时，尼克松送给毛泽东一只由已故美国烧瓷大师博姆烧制的瓷熊猫，毛泽东则以绿茶代酒为他干杯。

2月23日下午，新华社还发表了毛泽东同尼克松握手时的照片。按多年惯例，毛泽东会见外宾时不让外国记者在场。外国媒体立即根据新华社的上述消息发出电讯，并转发了照片。美联社称：“毛泽东主席今天中午会见了理查德·尼克松，使这位前总统重温担任总统极盛时期的情景。”合众国际社称：“这是尼克松和这位82岁高龄的中国领导人的第二次会见，第一次会见是在4年前他抵达中国后不久。”路透社称：尼克松同毛泽东“进行了1小时40分钟会谈”，“只比福特总统去年12月同毛的会谈少10分钟。”

美国三大电视网也迅速播放了中国摄影师拍摄的《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彩色纪录片。

会见后，尼克松回到宾馆，向接待人员兴奋地说：今天能同毛泽东就当前国际重大问题进行长时间的广泛的交谈，感到非常愉快。他说：“使我惊讶的是，毛主席如此高龄，思想仍如此明晰敏锐，对当前国际重大问题仍如此关切注意。历史上何去何从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精神和思想的活力。毛主席就是充满思想活力的伟人。”

以后的两天里，尼克松主要是与华国锋继续会谈。华国锋和其他的中国领导人一样，不满意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展缓慢。

3月5日，世界各地14名“中国问题专家”在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聚会，研究尼克松访华的意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安德鲁·内森博士说：“中国人邀请尼克松是既向美国也向苏联发出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说，我们肯定利用美国作为对俄国的抗衡力量。尼克松是传递这个信息的理想人物，因为他曾是利用美国抗衡苏联的政策的象征。”英国伦敦大学《中国季刊》主编迪克·威尔逊说：“我认为，将来在世界史中回忆起尼克松的，主要是他对华工作，而不是水门事件。”他说：“中国人认为尼克松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所做的事情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他们是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的，而不是像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那样在日常的基础上看事物。”

尼克松第二次访华半年后，毛泽东在患病后经过多方医治无效，于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

9月14日，《人民日报》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表声明》为题，刊载如下内容：

声明说：“毛泽东主席逝世了，终年82岁，结束了他毕生的长征。他是一位具有非凡勇气和思想坚定的人，他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几天。”

尼克松说：“作为代表完全不同的哲学和观点的领导人，我们1972年在北京会见时都认识到，中美友谊已成为对于我们两国的利益都是必不可少的了。”

“我对于他不仅对本国人民的问题，而且对世界形势的客观现实都有深刻的了解这一点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们在那时建立的新关系应当归功于他的这种高瞻远瞩。”

“在今年7月2日(按：应为23日)我最后见到他时，他再次表现出了这种高瞻远瞩的眼光。”

毛泽东逝世两个月后，1976年11月美国举行了大选。人们普遍认为，在职总统福特享有种种有利条件，定能赢得大选，结果他却败给了民主党候选人卡特。有人分析，这与毛泽东破格邀请美国“不光彩的前总统”尼克松访华有关。可以说，毛泽东邀请下台的尼克松访华的举动，乃是外交史上的又一次神来之笔。卡特上台后，进一步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改变了福特政府的对华政策，认为“中美两国建立合作关系会大大加强远东局势的稳定，并有利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同苏联竞争，从美国战略地位考虑，美中关系正常化是十分可取的”。经过双方努力，两国政府于1978年12月16日晚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这为尼克松访华以及同毛泽东的会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谢选骏指出：垂垂待毙的老狗毛泽东，为何不顾一切地邀请罪犯赴宴？显然，这是为了大家一个信号：对于救命恩人，毛贼也要哄抬市价予以酬谢。

（六）

网文《改革开放》（维基百科）报道：

改革开放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提出和创立，是在1978年12月18日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后，开始实施的一系列以经济为主的改革措施，可总结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1][2]。改革开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重大决策，起始于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时期，改变了中国大陆自1949年后经济上对外比较封闭近30年的情况，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高速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3][4]。中国人均GDP从1978年的115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10276美元，达到中等偏上国家的收入水平，GDP总量达14.4万亿美元[5]。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等人提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6][7]。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为首的中共改革派人士积极领导并推动各项政策落实，得到叶剑英及不少中共元老支持，不过党内亦有不少以陈云、李先念为首的保守派成员反对，甚致欲阻止，因此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与陈云为首的保守派进行了一场长达17年（1978年 - 1995年）的政治斗争，最终使得改革开放成为中国不动摇的基本国策之一[8][9][10][11]。期间，改革开放逐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构成邓小平理论，并于1997年中共十五大被纳入中共党章、加以确认。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在1993年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改革开放中的“对内改革”实行混合经济模式，农业上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大包干”），允许私有企业不再由国家管有，容许外商投资等政策。1978年前，中国大陆实行计划经济，由党和政府控制和管理社会资源。改革开放以两个阶段引进市场经济原则：第一阶段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进行，主要涉及废除农业集体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外资开放本地市场和允许本地企业家开创事业，但大部分工业仍然由国家拥有和营运；第二阶段于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进行，其政策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国有企业承包制度，政府不再控制物价，并废除部分保护主义政策，尽管如此，国家仍然控制银行业和石油工业等关键行业。此外，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

改革开放中的“对外开放”使得众多海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也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企业开辟了海外市场[12][13]，同时在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建议下，中共也停止了对外输出革命[14][15][16]。期间，在沿海地区诞生了深圳、厦门、珠海等一批经济特区，在中国大陆对外经济交流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17][18]。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改革开放以来，出于政治以及其他原因，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向中国提供了包括无偿援助在内的各种形式的长期援助[19][20][21][22][23][24][25]，香港、澳门和台湾也对中国大陆提供了大量资金、技术、人才和理念等支持[26][27][28][29][30]。截止2009年，中国接受发达国家的无偿援助近67亿美元（约469亿人民币），其中日本是中国的最大援助国，截止2010年日本对华援助占中国总外援比例的66.9%[19][20][21][24]。

另一方面，改革初期的价格双轨制、物价闯关、军队经商等政策较为失败，中国社会还出现了官倒、腐败、特权等问题，经济改革也遇到了原有政治体制的阻碍[31][32][33][34][35]。对其中部分问题，邓小平等人在1980年代前期修订《八二宪法》、确立“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后，自1986年起曾试图进一步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但最终因为“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爆发而失败，该事件也导致改革开放的进程放缓甚至停滞，直至邓小平九二南巡后才重新提速[32][36][37][38][39]。此外，中国大陆发展过程中也缺乏自主技术、缺乏创新能力、对外依赖度过高，并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40][41][42]。经济数据造假现象也屡见不鲜，特别是夸大了经济增长数字[43][44][45][46]。还存在贫富差距扩大、城乡发展不平衡、房地产泡沫等诸多问题[47][48]。

有媒体和学者认为，改革开放至习近平时期发生了部分本质性的变化，习反对部分改革政策，低调地回退了许多邓小平时代的改革政策，共产党重申对包括经济在内的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控制权，出现政治体制倒退[49][50][51][52][53]。2018年，汉学家裴敏欣认为，自1980年代改革时代开始以来，中国经济目前是最不开放的[54]；2020年官方亦提出以所谓“内循环”为主体以及“自力更生”[55]。与此同时有海外媒体认为习近平时期中国领导层内部出现路线斗争和分歧[56][57][58]，中国政府也推出了多项改革，包括废除劳教体制[59]、修订《环保法》[60]、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61]、完善审计制度[62]等，试图改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累的种种社会问题；同时设立国家共同富裕示范区试图探索出解决中国社会目前尖锐的贫富差距、区域差距等社会问题的方法[63][64]，中国政府也继续效仿当年设立经济特区的办法推出了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贸港、雄安新区等经济改革试验区[65]。

历史背景·早期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原则和体系借鉴苏联模式，实行“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即注重发展重工业、执行计划经济及财产国有化[66]。1953年出台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推动公社为基本经济单位，在农村由公社集体管理农地和农业生产，部分公社更集体拥有农地和生产资料[67]。人民公社随着第二个五年计划（亦称“大跃进”）落实在各地成立。人民公社制度的目标为移除私有拥有权，所有私人财产必须上缴人民公社，使农民失去生产动力[67]:18。第二个五年计划导致中国经济大幅下滑，亦引致大规模饥荒和减产。1962年，在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领导下，农村人民公社进行改革，其核算单位分为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67]:18，及推行“三自一包”，此制度沿用至文化大革命。后来随着国家主席刘少奇与党主席毛泽东之间出现分歧，前者在文革中更被打倒受迫害致死，政策被迫中止。

文化大革命

参见：文化大革命和拨乱反正

中国在革命时代经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其经济在七八十年代严重落后同地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67]:27。尽管中国197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达3624亿元，比1965年的1716亿元[68]增加了一倍多，年均递增率达6.8%，并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但民生工业基础薄弱、效率与品质低落，缺乏创新多样。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依然不高，科学技术也整体上比较落后。而文革后，中共更出现了执政危机和信任危机。在各种不利的情况下，邓小平第二次重返中共领导层、进行了1975年整顿，而1977年第三次复出后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务，掌握党政军的主要权力，进行了拨乱反正，并尝试在各方面改革当时国内的经济体制，将市场经济引入中国的经济体制。

改革计划经济

参见：三大件 (生活用品)

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的表征，自1950年代开始的计划经济虽然在建国初期能够恢复经济和推动初步发展，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弊端也日渐明显：对国内经济的控制使政府和企业的职责不分，无视价值规律与市场调节的作用；一切以计划为纲，无法适应消费群体的需要，制约商品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生产商品的数量都在计划之中，购买商品还需要相应的商品票（如购买就需要有相应的粮票、鞋票、煤票、香烟票、布票、肉票、油票、糖票、豆制品票、火柴票、肥皂票、鸡蛋票、自行车票等等的票证上千种。若按发行单位分，有全国通用、地方用、军用），造成消费者即使有钱也难以买到需要的商品。

为尽快提升经济发展速度，邓小平与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开始逐一解决这些问题，并试图改变人民心目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的根深蒂固的印象。这场改革运动的目的是以维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不变为前提，改变生产过程中不适应生产发展的管理体制和政策，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这场改革的经济方面在农村率先取得突破，随之迅速在全国各经济领域内推行。

发展历史

1978年至1984年

参见：拨乱反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史

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三驾马车”

Deng Xiaoping.jpg Hu Yaobang 1953.jpg Zhao Ziyang (1985).jpg

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

组织与人物

国家领袖 邓小平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胡耀邦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元首 叶剑英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 李先念（国家主席）

政府首脑 华国锋 → 赵紫阳（国务院总理）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三人被并称为领导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三驾马车”[69]，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全会彻底否定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方针，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决策[70]:237-238。同时，全会还作出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重新审查了中共历史上的一批重大冤假错案，重新评价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邓小平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纲领性讲话中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71][72]:278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端，此次全会以后，中国党和政府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1979年，在中共中央“指导下”，全国农村逐步开始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即“分田包产到户，自负盈亏”[70]:315-316。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大平正芳一行期间，强调了“四个现代化”，并提出了实现“小康”的概念[73][74]。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引用了“小康”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二十世纪末的战略目标； 在"小康社会"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是指在温饱的基础上，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达到丰衣足食。[73][74]

邓小平的首项改革措施在被全球许多共产党长期忽视的农业领域率先展开。在1970年代后期，食品的供应和生产非常缺乏，政府人员甚至认为于大跃进时期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三年困难时期可能会再度出现[75]:8。邓小平反对实行农业集体化，他坚持强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人民公社的集体土地划给了农民。在新政策的保护下，只要将合同规定的部分粮食缴纳给政府，农民就可以正式管理他们自己的土地[76]:355。这一举措使得1975年至1985年期间的农产量增加了25％，为其他领域的私有化创造了先例[76]:355。与苏联经济改革时自上而下的模式相比，邓小平改革时自下而上的方法被认作中国经济成功转型的重要因素[77]。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城市工业的改革也开始实行。政府引入了价格双轨制：1979年国有企业改革展开后，即便超过了计划配额，国有制工业依旧可以按照计划和市场的双重价格销售商品，这一措施解决了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短缺。此外，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的工业责任制允许个人或团体通过合约管理企业，这进一步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发展。被中国共产党收购的私营企业首次被允许经营，它们在工业产出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升高[75]:10。价格的灵活性业有所提高，服务业规模扩大[75]:11。

深圳，改革开放中最为成功的城市和经济特区之一，它因发展迅猛而被称为“一夜崛起之城”，其发展速度被称为“深圳速度”。

自国民党时代以来，中国首次开放了外商直接投资。邓小平为外国投资设立了一系列经济特区。与其他地区相比，阻碍经济增长的官僚法规和干预措施对这些特区的影响相对较小，这些经济特区因此相对自由。这些地区成为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引擎[75]:11。经济特区的数量与规模持续扩大。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78]:13，此后中国政府创办了更多的特区。此外中共解禁个体户和乡村家庭工业，恢复城乡小商品市场。1979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约10万户，1981年，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达101万[79]。

1980年，中央75号文件规定不准雇工。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一场承包鱼塘的争论》一文，讨论雇工是否算剥削。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的经济学家林子力认为，根据资本论的定义，雇工达到八个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属于剥削。1983年1月，中共中央对出现较多雇工的情形提出"三不"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79]

1984年至1989年

参见：百万大裁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 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时代

（中共八大元老）

邓小平

组织与人物

国家领袖 邓小平 (中央军委主席、中顾委主任）

胡耀邦 → 赵紫阳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元首 李先念 → 杨尚昆（国家主席）

政府首脑 赵紫阳 → 李鹏（国务院总理）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80]。政府还在经济领域开放了更多地区：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设立海南省、建立海南岛经济特区的决议；中共中央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金三角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3月18日，国务院进一步扩大了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范围，决定将杭州、南京、沈阳等140个市、县划入经济开放区，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全部对外开放[81]。1992年8月，重庆、岳阳、武汉、九江、芜湖等5个沿长江城市，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太原、合肥、南昌、郑州、长沙、成都、贵阳、西安、兰州、西宁、银川等15个省会城市对外开放[82]。

香港回归纪念塔

1984年6月22日、23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谈话时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之内，大陆地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中国城市改革自此全面展开，重点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实行百万大裁军，改革开放初期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路线，军队和军人在中国社会的地位有所降低。

1986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七五”计划，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又称“八六三”计划。《纲要》确定了7个领域中的15个主题项目，作为今后发展高技术的重点。12月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

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会见荷兰首相吕德·吕贝尔斯，谈及《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83]:234-235。1987年9月，深圳率先试行土地使用有偿出让，出让了一块5千多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限期50年，揭开了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序幕[84]。10月25日至11月1日举行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指出：“由于‘左’的积习很深，由于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这种积习，所以从总体上说，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时期的主要任务。”[85]:16代总书记赵紫阳做《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12月，深圳市公开拍卖了一块国有土地的使用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首次进行的土地拍卖[84][86]。同年，中央5号文件中去除了雇工数量的限制，"三不"原则改成十六字方针："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79]。

此期间的一个显着的发展是国家控制权力下放，让当地省级领导人尝试如何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名义上由地方政府控制的乡镇企业也逐步开始私有化。

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在1985年、1988年和1992年成为问题[87]:105。另一方面，私营化在1992年以后开始加速，私营部门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也在上升。中国政府对民营经济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入：1984年和1988年时，中国政府将它称为国家部门的“补充”，例如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11条增加"国家允许私营企业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发展。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79]。不过到了1999年，私营经济被定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75]:19。

1989年至1992年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 政治体制改革和六四天安门事件

后邓小平时代

江泽民，李鹏

组织与人物

国家领袖 江泽民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元首 杨尚昆 (国家主席)

政府首脑 李鹏（国务院总理）

“……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83]:303-308——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级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年6月9日

1989年4月15日，曾为改革开放主要执行人之一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引发了北京学生的悼念活动[88]:274[89]。悼念活动数日内演变为全国性抗议示威活动，参与者的诉求也变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解决官员贪腐、政府问责、扩大新闻自由与结社自由等[88]:274[90][91]。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四二六社论，定性此次事件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动乱”。随后北京天安门广场等地爆发了大规模游行、抗议、示威、请愿以致绝食活动。直至5月20日，官方宣布在北京戒严，由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戒严令，集结军队向北京进发。

6月4日凌晨，解放军戒严部队开进北京，以武力强行驱散示威学生及群众，此次活动结束，后被称为六四天安门事件。此次事件，一方面引发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谴责和制裁，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恶化；另一方面使得当时以总书记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失势，中国国内反改革开放的保守势力抬头，在当时对中国改革开放继续进行下去构成了很大威胁，并使改革开放面临着中断夭折的危险[92]:11；中共领导层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防止“和平演变”为名，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在此期间已经停滞甚至倒退。苏联等东欧共产党国家全面崩溃也加剧了形势的严峻性。 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前三年（1989年至1991年）疏远乔石、李瑞环等中间偏右派，靠拢左派[93]。政治上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在经济领域，他依靠姚依林、宋平，全面执行陈云的鸟笼经济路线，搞“治理整顿”，打击地方、乡镇经济。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已经卸任所有职务的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份视察武昌、深圳、珠海、广州、上海，并发表重要的“南巡讲话”（后官方改称“南方谈话”，又称九二南巡或邓小平南巡）[94]这些讲话要求中国共产党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声称“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95]，并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九二南巡成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又一个转折点。此后不久，经济改革政策复苏，政治改革进程则基本停止。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83]:370-371、“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83]:372、“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83]:372、“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83]:373、“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83]:375、“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83]:375、“发展才是硬道理。”[83]:377、“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亚洲“四小龙”），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83]:378、“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83]:380——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1992年3月9日至3月10日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讨论中国改革和发展，强调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会议认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为此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96]:1。政治局全体会议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勇于创新，敢于试验，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判断姓“社”姓“资”，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96]:2。

1992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对省部级干部进修班讲话，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重要谈话精神，表明“左”的表现主要是停留在过去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原则、某些本本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过去对社会主义一些不科学认识上，或者停留在改革开放前那些不正确思想和政策上，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客观实际，因此不容易接受改革开放，甚至认为搞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仍用过去那种“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来影响以至冲击经济建设为中心；表现右主要是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制造政治动乱，企图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正确方向[96]:35-40。历史上“左”错误泛滥时间长、影响深，带着一些革命色彩，容易迷惑人，需要提醒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防止“左”干扰，是妨碍生产力发展原有模式和做法主要阻力[96]:41。同月，李瑞环宣传贯彻邓小平重要谈话，说经济建设中心地位一百年不变，思想政治工作不能搞“自我中心”、两个中心或多中心，妨碍和干扰经济建设发展；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强化为经济建设服务，自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通过各种方式、方法和途径，使群众了解自己利益与责任，自觉为自己利益而奋斗[96]:47-54。同月，荣毅仁（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坚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邓小平提出，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改革开放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使中国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同时提出“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穏步协调地发展”[96]:57-62。

在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进党章。1992年后，改革开放的路线基本确定，中国从上到下进入了一个周边国际环境基本和平，国内社会维持稳定，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阶段，“八五”计划、“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均得到了全面实施和基本完成。

1992年至2002年

参见：邓小平南巡

江李朱体制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Jiang Zemin St. Petersburg.jpg Li Peng.png Prem. Rongji at a Press Conference (1999) (cropped).jpg

江泽民，李鹏，朱镕基

组织与人物

国家领袖 江泽民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元首 杨尚昆 → 江泽民 (国家主席)

政府首脑 李鹏 → 朱镕基（国务院总理）

历史

议会任期 1992年至2002年

就任组阁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

卸任组阁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

前任 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继任 胡温体制

90年代初，邓小平强迫中顾委主任陈云、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等保守派元老退休并开始实行彻底的改革[87]:114。邓小平在生前经过精心挑选后，将他的接班人定为两位热情的改革者——江泽民和朱镕基。同时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后中国国企陆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97]。1992年，邓小平进行了著名的九二南巡，使得因为六四天安门事件而放缓甚至停滞的改革开放重新提速。受该因素影响，虽然邓小平于1997年逝世，改革开放依旧得以进行下去。[39][98]

此后，政府于1997年和1998年展开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除了少数大型垄断企业，所有的国有企业都遭到了清算，原属于国企的资产均被出售给了私人投资者，工人则大量下岗失业。1997年香港政权移交；1999年澳门政权移交，港澳都回归到中国的版图。

2001年至2004年间，国有企业的数量减少了48％[99]:573。此同时，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还降低关税、削弱贸易壁垒、制订更开放的法规；对银行体系进行改革；废除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福利制度（如公费医疗、福利分房等）；将军事企业和解放军强行分离[87]:116；减轻通货膨胀；于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些举动引起了一些群体，尤其是私有化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不满[87]:128，但也为中国创下了良好的经济格局。

到了2005年，内资民营经济在GDP中比重占到了49.7%，外商和港澳台的比重占到了15%左右[100]。这一比重在此后继续扩大[101]。同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亚洲最大、世界第二的经济体[102]。但是，在石油业[103][104][105][106]和银行业等行业，国有垄断企业仍然存在[107]。

2002年至2012年

参见：胡锦涛、温家宝、胡温体制和对温家宝的争议

胡锦涛－温家宝体制

（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

Hu Jintao Cannes2011.jpg Wen Jiabao - World Economic Forum Annual Meeting 2009.jpg

组织与人物

国家领袖 胡锦涛（中共中央总书记）

政府首脑 温家宝（国务院总理）

历史

议会任期 2002年至2012年

就任组阁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

卸任组阁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

前任 江李朱体制

继任 习李体制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倾向改革的江泽民和朱镕基等领导人开始卸任领导职务，倾向保守的胡锦涛和温家宝开始逆转原先的改革措施。观察员发现该届政府的政策加入了更多“平均主义”和“民粹主义”成分[87]:129。胡温政府增加了对医疗保健部门的补贴和控制[108]；停止了私有化的进行[109]，中国经济被自由派媒体评价为整体呈现出了“国进民退”的趋势[110][111]。

为应对2007年-2008年环球金融危机，温家宝于2008年出台四万亿投资计划，这项投资造成了产能过剩[112][113]、通货膨胀[114]、巨额地方债务[115][116]、银行坏账、生产率水平下降等问题，中国的经济结构为此遭到了长期破坏[117]。许多学者都对其持负面评价[118][119]，只有林毅夫等极少数学者支持该计划[120]。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大量资金流入商品房市场，房价暴涨了数倍[121][122]，诱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123]。

评论者认为朱镕基时代三大改革所积累下的财富在胡温体制下消耗殆尽[124]。拥有特权的国有部门是政府投资的主要受益者，在新体制的推动下，大型“全国冠军”发展迅猛，拥有了与国外大公司展开竞争的能力[109]。

但得益于四万亿投资计划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时，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并成功举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奥运会，胡锦涛温家宝执政十年，中国经济规模扩大了4倍[125]。

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按国际汇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3][4]。

2012年至今

参见：习李体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习近平个人崇拜和对习近平的争议

习近平－李克强体制

（现届中央领导集体）

Xi Jinping March 2017.jpg Li Keqiang (cropped).jpg

组织与人物

国家领袖 习近平（中共中央总书记）

政府首脑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

历史

议会任期 2012年11月开始

就任组阁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

前任 胡温体制

长春街头的中国梦主题园艺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开，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上台执政。随后，中国共产党扩大控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导致至少288家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反映了中共新的企业管理政策[53][126][127][128][129]。与此同时，习近平、王岐山等人发动了大规模的反腐行动以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等政治运动，但也有“选择性反腐”和权力斗争的质疑[130][131][132]。

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由贸易区最先挂牌成立，成为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9月，习近平到访哈萨克斯坦，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习近平在同年10月于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把“一带一路”升级为国家战略[133][134]。此后“全面深化改革”在各种政府文件和新闻中出现，被媒体解读为“中国改革新程的总纲领”[135]。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与前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相比省略了开放二字，或许意味着持续了三十五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1978年至2012年）已经结束[136]，但以习近平为领导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却声称中国仍然会坚持改革开放，习近平也在诸多公开场合宣告中国将继续对外开放，且会加大开放幅度[137][138]。此外，外界和部分体制内人士则认为习的改革路线并没有遵循邓的政治体制改革道路，且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属于政治倒退，重新回到了毛泽东时代的体制，即党的最高领导人独揽大权的寡头政治以及“党领导一切”[49][139][140][141][142]。

2017年4月，中国设立雄安新区是中国第19个国家级新区[143]。中国政府对外宣传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其主要任务是成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

201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开始推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将部分国务院机构虚级化，由中共的党内机构承担实际职责。有学者和媒体认为本次机构改革是中国政治回归改革开放前“党政合一”的体制，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国务院权力被削弱，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政府的领导[49][140][141][144]。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国家主席和国家副主席任期限制。有观点认为此举终止了邓小平时代开始实行的“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不但破坏了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更让习近平有机会成为继毛泽东之后的终身领导人和独裁者[139][145][146][147]。但也有支持观点认为，这样会使中国的政局长期处于稳定状态，让改革发展的相关政策不会因为政治不稳定而影响实施，对中国接下的发展来说，具有非常积极有效的影响[148]。习近平在会见外国政要和中国官员时曾经解释，他“个人反对”终身制，修宪废除国家主席连任限制是因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这两个实权职务都没有限制连任次数，为了避免他担任的三个职务之间存在任期冲突才推动修宪，不过他并没有说明他会不会担任第三届或者更长任期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149]。同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表彰了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向他们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向10名国际友人颁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150]。

2019年8月9日，中国设立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151]。2019年，中国大陆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5]。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52]。6月1日，中国国务院及中共中央正式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计划将海南打造成自由贸易港[65]。包括海南自贸试验区在内，截止2020年中国大陆共设立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2020年中国大陆人均GDP为10839美元，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迈进，GDP突破100万亿人民币[153]。

2021年6月10日，中国设立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试图找出能解决中国目前遇到的收入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等发展难题的道路[63][64]。6月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赋予海南更大的自主权。法案中涉及自贸港内居民权变更、接入全球互联网、出入境政策及封关等深化改革创新与开放等内容。

对内改革·农村改革

参见：三农问题

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纪念馆

在改革前的时期，中国农业的绩效极差，粮食短缺现象十分普遍[154]:478。中国大陆农村地区自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建立了全国范围的人民公社，将农民手中的一切个人财产与生产资料划归公有，生产生活的指导权过于集中，并且在产品分配上采取了较为绝对的平均主义来分配，造成“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局面，虽然这种体制在产品相对充裕时可以有效地减少自然灾害为个人带来的损失，但也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1978年，中国安徽省面临旱灾，当地凤阳县小井庄、小岗村等地的农民决定实行包产到户，均分小队下辖的土地与劳动工具，展开自负盈亏的农业生产——这在人民公社下是属于私分共有财产的重罪。然而这两个村在当年的农业收入中就创造了惊人的成绩，这件事情不久就被上报至中共中央，虽然中共中央在1979年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依然规定不得私分田地，但这种行为早在1978年安徽、四川两省便已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并取得了在灾年农业生产超过往年的成绩。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的讲话中公开支持了这项措施。不久，在中国所有的农村都开始强制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的体制转变，这种决定在坚持土地最终所有权为国家的情况下，许可农民自行生产、自负盈亏，只缴纳部分农业产品。并鼓励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副业，向专业化、商品化的方向继续发展，并废除了不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体制。 名义上新体制使农业生产得到大发展，农村开始富裕起来；实际数据表明，改革后，农业产量增速放缓，农业基础设施成为无人料理的公共物品，随着农业生产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发展，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拉大，由于信息不对称，孤立的农民无法了解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无法形成对农民有利的农产品市场，农业收入下降；而原有的农村乡镇企业被乡镇领导私自占有后迅速发展起来。

同时，人民公社的解体也导致了原本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迅速消失，造成了中国农村和城市地区的进一步分化。并且在包产到户以后，小农经济不再适合农业集体化，公社时期大规模建造的水利灌溉设施，由于无法召集大规模人力维修，而不断破损。同样在公社时期的大规模新垦高产、稳产田运动，也无法继续。集体化的消失也打断了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逐渐开始发展的机械化，在另一个层面上使得农村更加落后。不仅如此，公社解体后，傍依公社生存的部分乡镇企业也无法继续经营，最终全部破产或者通过改制而私有化。

多数人认为中国农村的改革取得的成效使得当时占全中国人口70%以上的农民逐步摆脱了贫困，并促使部分农民先于其他地区先富裕起来。同时农业的改革虽然在初期颇有成效，但随着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逐渐深入，农村的发展开始低于城市地区的发展速度甚至至今两者之间已经有了巨大的差距，这导致中国出现了令世界关注的贫富分化现象——这在强调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是难以想象的。由于步入20世纪，90年代来中国政府并没有对农村地区贫富分化抱以足够的关注，事态逐步成为中国迅速发展，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全面复兴的最大障碍——三农问题。

自2002年以来，中国最高行政文件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强调三农问题对中国建设的影响，中国政府也开始重新调整农业地区的政策。

2006年，中国废止农业税条例，中国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历史终于结束，经改革开放农业改革，中国农村经济发生了质的变化。

城市改革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营经济）占据了90%以上的工业总产值。而且企业的生产经营脱离市场，一切产品生产由政府下达订单；而掌握企业主导权的并不是工厂厂长，而是国家委派的干部——公方代表或上级党委委派的党支部书记。无论是国营企业还是极少部分的私营企业，工人一律不得被辞退，也没有相应的破产措施，部分亏损严重的企业只得由国家背负这些不良资产。缺乏竞争、不负盈亏的企业主观上没有研发新科技、扩大再生产的动机，结果在同期世界上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都抓住了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导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农村地区6年多的改革令中国的领导人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巨大动力，转而着手对中国城市经济进行改革。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发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城市改革的开始，并在1985年全面展开。

邓小平在1977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便提出以科学技术带动社会生产力。1985年的改革更进一步打破了原有的计划经济理念：政府一方面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遣返私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场经济中的许多观念，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政府认可了私营企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和所处地位，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进一步发展以带动中国经济，打破了中国经济公有制成分一枝独秀的局面；抽回公方代表，逐步放宽私营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将企业纳入宏观经济的管辖范围内，与市场调节作用相结合；对于生产盈利不再坚持一刀切的均分政策，转而以按劳分配为主要的分配方式，以不再坚持共同富裕为代价换来了企业的生产活力。对国有经济成分进行改组，由政府绝对控制经营转为政府拥有企业的绝对决策权，将一半经济活动权下放给企业，支持并鼓励负债企业兼并或破产——这极大地动摇了工人心目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形象，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政治地位极高的工人群体被改革开放引入的政策所冲击，伴随着各地国营企业的关闭，全国约有数百万工人失业。中国政府引入下岗再就业政策（譬如“红帽子工程”），大量减少了失业人口，缓解了工人的不满[155]。

城市改革取得的进展一度成效不大，反而在原有计划经济理论遭到抛弃的情况下引发了国内民众的思想混乱。加之1985年以来政府不断放宽思想言论控制，原先身为“封资修大毒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开始被部分知识分子所接受，对西方民主的向往与追求成为日后两次大规模民众运动兴起的原因之一。1989年后，政府再度放缓城市改革步伐，转而开始控制国内混乱的思想。1992年过后，政府再度对城市的体制进行改革，并不断将各种政治决策公开化，并设立听证会以便于民众参与政治决策。

自1989年发生“六四事件”后，苏联、东欧和东德共产主义阵营随之垮台，中国政府的立场日趋保守，政治改革步伐放缓，党内也出现了重提阶级斗争观念的声音。为维护改革开放的大局，邓小平再度出面，南下巡视中国数个设立经济特区的省份，发表了事后称为“南巡讲话”的发言，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利用个人威望重新将改革开放的政策稳定下来，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政策的“两个基本点”之一。这场讲话确保了今后中国政府既定国策的稳固，也逐步将中国经济实力带上一个又一个新台阶。

服务业

20世纪90年代，金融业自由化[156]:339。中国于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服务业被解释为可开放的，外商投资获准；零售、批发和分销的限制也已经结束[157]:657。银行业、金融服务业、保险业和电信业也向国外投资开放[157]:658-659。

中国的银行业由四家大型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主导，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低效和垄断的[158]:522[159]。中国最大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银行。由于国家管理效率低下，这些金融部门被普遍视为中国经济的累赘[160]:866。不良贷款主要由地方政府和无法盈利的国企出于政治目的进行[158]:523，尤其是保持低失业率的政治目标，是金融体系和经济的一大拖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随后对这些银行展开了资本重组。2000年，这些银行在GDP中的比重高达22％以上；到了2006年，它们在GDP中的比例下降到了6.3%，总额约为1,600亿美元[158]:528。观察家们建议通过银行体系私有化来解决该问题，4家银行在股市上市时，这一建议得到了部分执行[158]:530。由于中国的两大金融交易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只占到GDP的11％，因此在筹集资本方面相对无效[158]:514。

到20世纪80年代，广告在实现邓小平推进的现代化目标的作用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中国政府仍然在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理想上大作表面文章，但这并没有抑制消费主义的增长[161]。

对外开放·外交政策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

1978年11月，邓小平出访新加坡，与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举行会谈，并谈到改革开放要借鉴“新加坡的经验””[162][163]。期间，邓小平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承认并改正了两个错误：一是改变保守自闭，主张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二是接受李光耀的建议，不再搞革命输出，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对外关系[14][15][16]。此前，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尤其在毛泽东时代）在东南亚地区大力输出共产主义革命，援助了包括印尼共产党、马来西亚共产党、越南共产党、柬埔寨红色高棉、老挝共产党、缅甸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共产党组织和游击队，导致部分地区排华情绪严重，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15][164][165][166]。改革开放后，为了对抗苏联，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依然对柬埔寨红色高棉提供了长期军事援助[167][168]。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邓小平又提出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善于守拙”、“有所作为”等中国的外交战略，后被归结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八字战略方针[169][170][171]。

经济特区

深圳下四区被划为特区而大幅成长大厦高楼林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9年以前对外贸易值只占经济比重很小的一部分，这一情况源自于毛泽东“内无内债、外无外债”的政策。但一些海外华侨的主要集散地广东、福建经常有一些华侨在自己的祖籍所在地开办工厂。1979年，中国政府决定放宽对对外贸易的限制，给予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的三来一补特殊政策。1年后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及福建省厦门四个地区宣布改制为对外经济特区。

1979年1月31日，深圳蛇口工业区正式建立，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个试验区，在袁庚等人的领导下逐渐发展出了“蛇口模式”、诞生了知名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此后向全国推广[172][173]。1984年1月，邓小平首次考察深圳，肯定了“深圳速度”，认为“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174] 1980年代，在袁庚的推动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商业保险机构——平安保险，先后在蛇口成立[173]。

位于深圳市蛇口工业区的知名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参考的发展经验，将加工装配、合资经营作为主要的外贸形式，并许可了少量外商独资企业存在，意图从中学习领先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经营方式。改革开放的四个试点城市的发展模式在1984年邓小平南下巡视时被给予充分肯定。在1984年进一步开放了广州、上海、天津等14个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并将环渤海地区、长江、珠江、厦漳泉三角洲地区辟为经济开放区。对外开放的4个试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深圳从一个泥湾村落发展为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不相上下的繁荣都市。其余三地也成为80年代初中国经济的巨大亮点。随后开放的14个城市也取得年均10%以上的经济增长。1988年，感受到对外贸易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后，中国政府将海南单独设省后全省对外开放，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开放区。同时对外开放的地点也随着沿海向内陆地区发展。而现在各省各市均有权规划土地，并在国务院批准后设立对外开放区。这成为刺激中国经济起飞的一大因素。

不过改革开放初期，出于对共产政权的不信任，加上中国自1949年开始，在对外交流方面，接近锁国状态，很少人对当时中国有所了解。因此中国改革开放涌来的外资，最初是以香港资金（港资）占最大比重，达百分之八十[175]。直至2011年全年，名义上港资仍占外资比例达66.3%（投资金额770.11亿美元），是内地吸收外资的最大来源地[176]（实际上一部分港资来源于其他地方，包括中国内地本身）。

国家级新区

国家级新区是承担中国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的综合功能区[177]。国家级新区属于城市新区的范畴，是依托旧有城区建立的新城区，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依托的城市一般是中国具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心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在行政级别上，国家级新区由国务院批复，相比由所在城市政府批复成立的省市级城市新区，其产生背景和开发建设具有国家意志的属性。因此，其行政等级普遍高配一级或半级，以调动更多的资源[178]。 至2020年中国共设立19个国家级新区，国家发改委要求各个国家级新区围绕1至2个重点问题开展体制机制创新探索，形成可推广的经验，以便推广到其他区域[179]。

1992年10月，浦东新区成为中国政府批准的第一个国家级新区，曾经改革开放的前沿，如今是中国金融产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全国唯一以金融、保险和证券及商贸为主要产业的国家级开发区。2021年6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拟授权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浦东新区法规[180]。

2017年4月，雄安新区成为中国大陆第19个国家级新区，中国政府对外宣称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该新区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181]。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贸区

自由贸易园区是指在主权国家或者地区的关境以外，划出特定的区域，准许外国商品豁免关税自由进出，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新的试验田，实行政府职能转变、金融制度、贸易服务、外商投资和税收政策等多项改革措施。截止2020年，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中已有21个被批准建立自由贸易实验区[182]。中国政府赋予了试验区相当大的自主权，包括在试验区放宽外商投资建设各种限制，放宽土地使用权限，允许自贸试验区自己推出税收政策等[183]。

作为第一个自贸试验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2013年8月正式成立[184]，该试验区成立时，以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为核心，辅之以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和洋山港临港新城，将大力推动上海市转口、离岸业务的发展，推动货币兑换自由。

位于中国东北的黑龙江自贸试验区目标是打造对俄罗斯及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中心枢纽，提出了加快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和建设面向俄罗斯及东北亚的交通物流枢纽。

西南的云南自贸试验区目标是打造“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互联互通的重要通道，建设连接南亚东南亚大通道的重要节点，推动形成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开放前沿，提出了创新沿边跨境经济合作模式和加大科技领域国际合作力度等。

自由贸易港·海南自由贸易港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中国政府计划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更进一部建设的自由港[65]。相比之前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贸港被赋予了更大的权限，实行零关税，封关管理[185]，更大开放金融，农业，教育，科研，医药，体育，航天，文物等领域的资本准入[186]，《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案》发布后，更赋予了海南自贸港更大的自治权和不违宪前提的立法权[187]。中国政府甚至一度试图在海南自贸港"试水”博彩行业发展赛马[188][189][190][191]，结果期间引发极大的争议[192][193]，最终被海南省自行否决[194]。

国际合作

作为对外开放的一部分，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国际和区域合作组织。

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权[195]。

1991年，中国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196]。

2001年，中国在美国等国的支持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197]，外贸开始快速发展，并在2014年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198]。

2001年6月，中国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6国一同创立上海合作组织[199]。

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

2013年，中国官方提出“一带一路”项目，其范围涵盖中国历史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行经的中国大陆、中亚、北亚和西亚、印度洋沿岸、地中海沿岸、南美洲、大西洋地区的国家[200]。主要目的是投资开放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非洲等地的基础设施，开发当地市场加强与当地的贸易以改善中国对西方欧美市场的依赖，同时保障中国粮食和能源的供给安全，消耗中国的过剩产能，同时带动中国中西部的发展，提高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201]。（相关内容：丝路基金、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2016年1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在北京开业。

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峰会在中国杭州市举办，这是中国首次举办G20峰会[202]。

2020年1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订，该协定是由东南亚国家联盟十国发起，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与东盟有自由贸易协定的五国共同参加，共计15个国家所构成的高级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超越了欧盟自由贸易区成为世界上最大自由贸易经济区域。

外部援助和投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受外援

发达国家

1978年5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考察团前往欧洲五国考察，包括法国、德国、瑞士、丹麦以及比利时，前往学习发展经验、介绍中国市场[203][204]。1978年10月，邓小平率团访问日本、考察学习，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此后中日两国之间各领域、各层次的交流和合作迅速增多[205][206]。邓小平在访日期间谈到：“首先承认我们的落后，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 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我们向一切发达国家请教。”[205][207] 1979年1月，中美建交，而据报道邓小平在访美期间曾提到，“战后凡是跟着美国走的都富起来了，战后凡是跟美国作对的都还很穷”[208][209][210][211]。

改革开放期间，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法表示支持、并提供了包括无偿援助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援助，截止2009年中国接收的无偿援助近67亿美元（约469亿人民币）[19][20][21][22][23][24][25][203]。其它欧洲国家也积极参与对华援助，仅在2002年-2006年间，欧盟就计划向中方提供2.5亿欧元的无偿援助（5000万欧元/年）[212]。与此同时，众多海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截止2006年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00多家进入中国市场，也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企业开辟了海外市场[12][13]。

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援助

国家 援助开始 援助终止 援助内容

 日本 1979年 2018年

截止2018年10月，日本宣布终止对华援助，近40年来日本通过其政府开发援助计划（日本对华ODA），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援助国，对华援助总额达3.65万亿日元（折合约230亿美元），还包括众多技术、理念和人才的支持[20][21][213]。其中，中国的三北防护林、北京首都机场、北京地铁一号线、重庆轨道交通单轨二号线、中日友好医院、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等项目均得到日本方面的援助[19][20][21][214]。

截止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而根据日本外务省官方数据，日本通过ODA向中国提供了33164.86亿日元（约2638亿元人民币）的开发优惠贷款、1557.86亿日元（约124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1739.16亿日元（约138亿元人民币）的技术合作资金，总金额高达36461.88亿日元（约2900亿人民币）；日本对中国的援助占中国总外援的66.9%、涉及项目达200余个。[24]

1972年，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美国 1980年

2020年，美国对华援助削减了52%，从2019年的6200万美元削减到了2020年的3000万美元[215][216]。

截止2019年6月，依据美国政府数据，2018年美中贸易逆差达4100多亿美元，而中国政府数据显示为1500多亿美元[217]。

截止2012年，美国对华援助总额约为5.56亿美元，涵盖藏人社区文化保存、艾滋病预防与治疗等30余种援助项目[24]。1999财年-2012财年，美国对华援助总额约为5.36亿美元[24]；其中，2001年，在美国的协助下，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18][219]。

截止1998财年，美国对华援助达1941万美元[24]。

1979年，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德国 1982年 2010年

（传统）

截止2019年，德国向中国提供的发展援助已达100亿欧元[23]。

截止2011年，德国向中国提供了12.1亿美元无偿援助、中国成为了德国政府对外无偿援助的最大受援国[24][220]。

2010年起，德国正式停止对华传统援助，但德国经合部仍通过其区域合作基金对华开展合作[220]。

1982年10月13日，中德两国政府签署了技术合作总协定，德国政府开始对华提供无偿援助[220]。

1972年，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221]。

 法国 2004年

截止2009年，法国开发署向中国提供的无附带条件贷款总金额达5.52亿欧元，主要用于能源、公路、铁路、电站等项目建设[24]。

2004年10月，中法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与法国开发署合作框架协议》，法国开发署每年对华提供总额约1.2-1.5亿欧元不附带条件官方发展援助贷款，主要用于改善全球大气环境领域项目[24]。

1964年，法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英国 1997年 2011年

（传统）

2021年，英国将把对华援助预算削减95%，仅剩不到100万英镑，将从1800万英镑减少至90万英镑（约合813万元人民币），用于“资助开放社会和人权的项目”[222]。

截止2013年，英国向中国提供的无偿援助达2.3亿英镑（折合人民币达23亿元），中英已开展合作项目24个，领域集中在卫生、教育和环境及气候变化三个领域 [24][223]。

2011年3月，英国宣布结束传统对华发展援助，6月两国政府签署新型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但英国国际开发事务部的数据显示，英国2012年仍然向中国提供了2740万英镑（约合2.7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援助[24]。

1999年，中英两国政府签署《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224]。

1998年，英国国际发展部制定的《英对华无偿援助新战略》，国企改革、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普及教育四个领域为其援助重点[224]。

1972年，英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港澳台

改革开放以来，香港、澳门和台湾也对中国大陆提供了大量资金、技术、人才、理念等重要支持[26][27][28][29][30][225]。香港资金雄厚作出最多的贡献包括：内地的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内地批准的第一家合资、合作企业，第一家五星级饭店，第一条合资兴建的高速公路，第一块土地的拍卖等等，在改革开放史上占了重要的印记。中国改革初期，以香港资金（港资）占最大比重，达百分之八十[175]。

台商亦开始以外商名义或较为低调的方式进入大陆投资，有更多台商以港资或香港注册公司名义进入中国投资。

直至2011年全年，港资仍占外资比例达66.3%（投资金额770.11亿美元），是内地吸收外资的最大来源地[176]。港澳在广东省的投资项目超过10万个，实际利用资金1200亿美元，占广东省实际外来资金的三分之二，其中绝大部分投资来自香港。促使粤港澳形成了以广东为加工制造基地、港澳为购销管理中心的独特格局。数以万计的港澳投资企业在广东各地蓬勃发展，数以百万计劳动力受雇于港澳投资企业。珠三角地区形成了具竞争力的动态化产业集群、开放型，影响世界的加工制造业基地。深圳市投资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和年出口1000万美元以上企业中，约80%是港商投资或参与投资的。2017年，深圳国内生产总值比1978年增长了11426倍，南方最重要的高新技术研发和制造基地。香港资金的投资，迅速推动广东从农业为主的省份发展成工业发达的经济大省。广东的国内生产总值从改革开放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省份排名第第5位逐渐成为第1位，至1989年起保持至今。

广东省因贪污已落马的副省长万庆良说“广东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一部粤港澳合作的历史。广东30年的发展离不开港澳强有力的支持，离不开港澳资企业率先进入广东，率先投资、率先发展。香港人澳门人不仅带来了资金、技术、人才，为内地输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理念，更新了管理文化。”较为熟悉的例子是港铁公司，促进了许多领域的观念更新。中国改革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缺乏优良的货运设施和海外贸易网络，而香港当时已经是亚太地区重要的贸易中心，拥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硬件设施和一流的贸易人才。目前，香港是内地第五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在资金、技术输入的同时，香港资金更为改革开放输入了许多先进的发展理念、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促进了观念更新，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提供了借鉴。国外有专家认为“内地市场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香港这样一个成熟的、国际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可以借鉴，并为改革的启动和深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226]霍英东投资兴建的内地第一家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不仅是因为宾馆硬件设施完备，更重要的是从一开业便打破当时的惯例，对所有普通市民开放，其服务意识、管理模式，都令当地政府官员和市民大开眼界，引发观念的更新，对广东服务业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极大推动作用。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在接受采访时总结说“内地的现代化建设就是一条有效利用外资尤其是港澳台资金的资本积累和发展之路。内地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绩，每一天的变化，都有港澳同胞的奉献。”四名港啇投资的华南城国际工业原料城是占地1.5平方公里的工业原料及成品交易中心，集信息交流、展示、交易、仓储、货运、配送以及金融结算功能于一体，其规模之大、经营范围之广，堪称国内之最。随着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签署了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后，港资在内地的投资领域不断拓宽，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快速发展。香港智经研究中心主席胡定旭认为，“CEPA开启了香港和内地生产要素进一步流动的大门，制度安排为经济整合提供了更大的空间。”[226]

 台湾资金

台湾对中国大陆地区投资巨大，尤其是1989年六四事件后导致西方禁运、当时在中国投资方只有台湾，但由于两岸尚处于对抗时期，台湾对两岸经贸往来限制严格，有许多台资与港资合资的方式到中国大陆地区投资，甚至直接就在香港注册后以港资的名义来到大陆。初期的投资集中在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行业，像制伞、制鞋等。1989年，台资对中国大陆投资项目只有540个，协议金额仅5.5亿美元，实际利用资金更低至1.5亿美元。台湾于1990年正式公布《对大陆地区间接投资或技术合作管理办法》，有条件开放台商间接对大陆投资，促进了台商对大陆投资的发展。它们以“台湾接单、大陆加工生产、产品外销”为经营模式，平均外销比率达85%。

台湾实际开始大规模投资始于1993年邓小平南巡后。1992年到1994年，台商对大陆投资项目计2.3万家，协议金额200多亿美元，实际投资额75.8亿美元。从1993年台商赴大陆投资第一波高峰开始到两岸经贸论坛，台商在大陆投资的企业已达6万家，累计投资金额约2000亿美元[227]。目前大陆是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 2014年两岸贸易额为1983.1亿美元，较2013年增长0.6%，其中大陆对台出口462.8亿美元，自台进口1520.3亿美元，大陆与台湾贸易逆差达到1057.7亿美元[228]。

成就及影响·综合国力

中国生产商标（MADE IN CHINA）已经占据世界民生商品20%以上，成为世界工厂——邓小平以及他的理念的继承者及其他改革派人士顶住了来自国内保守派的进攻，成功地将改革开放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基石之一，并不可逆转地将中国带入世界经济中，与世界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从1978年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一个尚有2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与世隔绝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经济繁荣，有着活跃市场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减少了当时世界近1/5的贫困人口。中国也在迈向工业化的道路上飞速前进，成为新的世界工厂。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家力量大幅增强，2019年GDP超过14万亿美元，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达到中等偏上国家的收入水平，国际地位和军事实力显著提高。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众多机构预测中国GDP将会在2030年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崛起无疑是21世纪国际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意识形态

支持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开始出现变化，人民观点逐渐多元化，“网络民意”的现象大量出现。不过，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开放之余，认为为了和平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而不愿意对意识形态，政党政治做太大的改革变动。在言论自由方面，与之前有一定程度的放松。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代领导人，继承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一些质疑，支持者认为，从政府公布的一系列数据表明：公有制经济仍占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仍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并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表明了中国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在苏俄前期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允许社会主义存在部分资本主义、恢复市场、货币关系，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恰恰表明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是正确的。

不过也有批评家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摒弃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转化为一个资本主义政党，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专家认为中国现状更像是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国家；不过，“中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政府”也常被外国专家和领导人提及。北朝鲜则一度批评中国是走了“修正主义”的“错误路线”；以越南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是积极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经验。另外，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共内部左右两派的分歧扩大，中国要实行多党政治，只需将中共一分为二。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有些人认为应该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有些人认为应将中国转变为社会民主主义国家。

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使中国大陆的经济快速增长，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计算增长33.5倍，年均增长9.5%，平均每8年翻一番[229]，从占世界经济1%到2017年的15%，仅次于美国的21%，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扣除价格因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17年比1978年增长22.8倍，年均实际增长8.5%；外汇储备全球第一；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家和出口加工制造国。

债务地图=（外汇和黄金储备）-（债务外国人）（资料来源：201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

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成功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民营经济产值在总量上已经超越了国有经济，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重的重要拉动力量。2007年，中国GDP总量超越德国；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经济大国。2018年，中国GDP折合13.6万亿美元，2019年超过14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则达25.5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引进外资同样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中国为全世界吸引外资金额最多的国家（港、澳、台资金的引入亦被算作外资），而对外贸易规模也位居世界第一，同时中国成为美国国债（除美国本国以外）最大债权国。

从开始改革开放的1978年到201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25美元增长到10276美元，增长超过45倍，东部部分沿海省市等人均GDP已突破两万美元，对于14亿人口的体量人均能突破一万美元，表明中国经济规模和影响力巨大。[5] 2007年，广东省GDP总值超越台湾，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GDP总值超越台湾的省（个人平均仍远低于台湾）。2012年之后江苏、山东、浙江、河南的GDP也先后超越台湾，其中广东达到两倍以上，2018年四川和湖北的GDP数值也超越了台湾。 2019年，中国外汇储备约3万亿美元。中国多项经济产品产量达到世界第一。四十年来中国的城市人口比例已从20%上升到60%以上，而实际上由于大量农业人口进城打工，所以中国实际上的从事非农业人口比例更高。但很明显的，中国已经从一个农业大国成功转型为工业化国家，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创造的GDP占比经济总量的90%+。

海外影响

改革开放对于海外的影响（特别是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深远。如越南的革新开放政策几乎就是翻版的改革开放政策；古巴在2019年的宪法公投中通过了新宪法。新宪法明确古巴政府承认私有财产，并认可外国投资。同时也对政治制度做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230][231][232][233][234][235][236]；即使是依旧施行计划经济制度的朝鲜，也参考了中国改革发放初期的经济特区模式先后建立了开城工业园区、罗津先锋经济特区和新义州特别行政区。金正恩上台后，朝鲜的私有经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总体来说经济开放的程度依旧非常小[237]；老挝则是早在1986年就施行了改革开放。不过因为受越南的革新开放政策影响，导致其大量国际投资进入越南而并非老挝。导致其经济发展非常缓慢[238]。

政治和社会·政治体制改革

主条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 政治体制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运动、西单民主墙和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美国华盛顿）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俗称“8.18讲话”），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议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提倡民主集中制，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全面修宪建议[239][240]。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八二宪法》，该宪法也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部宪法，收入了许多宪政主义的内容和条款，为改革开放奠基[32][36][37][38][39]。

随着改革开放的加速，中国社会出现了官倒、权钱交易、腐败、特权等种种问题，经济改革亦受到了原有政治体制的阻碍[31][32][33][34]。1986年上半年，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改革”并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和制定，同年9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成员包括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31][35][241][242][243]。9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244]。10月，中央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成立[245]。

邓小平的政治改革出发点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实行党政分开、提高行政效率、革除官僚主义弊端、推动经济制度进一步改革等，但不能照抄西方的宪政制度，他强调“要搞一个增强行政效能的体制，讲民主必须要和法制联系起来讲，把法制搞起来，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我们的行政机构应该很有效能。 ”[243][246][247][248] 其他人士还公开提出了“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司法独立”等西方宪政主义的架构[243][246]。虽然这些与邓小平等人的中共官方改革观点可能有所不同，但在当时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下，并没有受到过多的抑制与打压[243]。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赵紫阳在其报告中提出并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和设想[31][243]。198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成立[245]。

但随着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爆发，80年代后期的政治体制改革失败，赵紫阳、鲍彤等中共中央改革派高层被撤职、而权钱交易、腐败、特权、垄断等问题并未得到持久、有效的解决[37][38][243]。经济方面的“改革开放”进程也因六四天安门事件而放缓甚至停滞，直至邓小平九二南巡后才重新提速[32][37][38][39]。

2012年后，习近平等人开始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中国官方认为，从邓小平等人提倡的政治体制改革，到习近平等人提出的政改，是“政治体制改革在深化”、“走出了新路”、“硕果累累”[249][250]。但外界和部分体制内人士则认为习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遵循邓的政改道路，并且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属于政治倒退，重新回到了毛泽东时代的体制，即党的最高领导人独揽大权的寡头政治以及“党领导一切”[49][139][140][141][142]。此外，2018年习近平等人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和国家副主席的任期限制，有观点认为此举废除了邓小平时代开始实行的“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破坏了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更让习近平有机会成为继毛泽东之后的终身领导人和独裁者[139][145][146][147]。

政治运动

主条目：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工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1980年代出现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政治运动。1983年开始的严打，在提升社会治安的同时，也造成了诸多冤案，引发了一定争议[251][252]。1983年，中国大陆的左派保守势力主导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在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的干预下平息[253]。1986年底-1987年上半年，八六学潮爆发、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一职，左派保守势力借此主导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而后赵紫阳说服了邓小平，才结束这场运动[254]。

自中共十八大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共也发起了多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譬如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反腐行动，包括原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内众多高级官员被审查和起诉。2018年1月起，开始实施计划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运动，目标是打击黑恶势力和盘踞基础政权的村霸[255]。其后又发起了整肃中共政法系统官员的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运动。目前习近平时代的政治运动都宣称以打击腐败和整肃官僚为目的，但外界质疑此举为“选择性反腐”和权力斗争，是针对内部反对者的“大型清洗”[130][131][132]。

经济社会问题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 主要争议与不足、中国矿难列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 § 数据统计与质疑和中国住房问题

空气污染：湖北武汉的雾霾天（2016年）

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是仰仗“中国模式”这一论断是一种谬论和误导，中国并非一个创新型国家，其体制存在着威权主义、欠缺自由等诸多缺陷，而自主创新能力依赖于自由，故该模式并不能可持续发展[40][41][42][256][257]。与此同时，各大权贵家族垄断主要行业、控制国家财富[258][259][260]；并存在大量“裸官”，许多中央高层的子女或亲属移民海外或拥有外国绿卡[261][262][263][264]。

此外，中国官方以及部分海内外学者均指出，中国大陆经济数据存在长期造假问题，特别是夸大了经济成长的数据[43][44][45][46][265]。一位香港评论员则将中国的去自由化视为中美贸易战的一部分[266]。而美国声称中国政府正在向中国的国有企业和私人公司提供不公平和歧视性的竞争优势[267][268]。

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还出现缺乏自主技术、贫富差距扩大、经济区域差别大[269]、城乡发展不平衡、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环境污染、教育文化事业、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贪污腐败蔓延，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社会风气不好，社会治安环境亟待改善[269]等等诸多较为严重的问题，其中中国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首位。部分具体问题如下：

中国的发展模式缺乏自主创新技术，高新技术产业长期缺乏关键自主技术，存在对外依赖度过高的问题[270][271][272][273][274]。

中国的贫富分化现象较为严重，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12月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8、属于高，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自1990年起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35上涨到了2015年的0.5[47][275]。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269]。而中国大陆还出现了“农民工问题”，2010年以来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许多社会低收入人群逐渐构成了新兴的“蚁族”阶层，而城乡发展不平衡也属于突出问题，1996年起“三农问题”被正式提出[48][276][277][278]。而且，0.4%的人口掌握了70%财富，而美国5%人口掌握60%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269]。

20世纪90年代起至2019年，中国大陆主要经历了四次越发严重的产能过剩，钢铁、煤炭、冶金等行业供大于求，造成大量企业亏损[279][280][281]。

2010年以来，中国大陆各大城市的房价飙升等问题也日趋严重[282][283][284]。

社会事业严重滞后。在经济发展中社会事业发展被忽视了，比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事业滞后。2003年在抗击SARS中表现较为突出，暴露出医疗卫生薄弱特别是农村。2004年中央及时总结教训，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重新认识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应该是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不仅经济要发展，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都要发展；而且经济与政治发展要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也要协调，经济与自然发展同样要协调，等等，这样才有可持续的发展。这些年GDP快速增长，财税大量增加，许多地方大造高楼大厦，经营城市，改造旧城，成了一种潮流。政府机关的大楼造得漂漂亮亮，但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农村小孩上不起学，还要搞“希望小学”。不少城镇居民买不起房子，居住条件很差，等等。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起来[269]。

发展方式粗放。高投入，高消耗，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吃老祖宗和下几代人的饭，才换来GDP的增长速度[269]。

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饮用水短缺现象严重[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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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Public Opinion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改革开放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提出和创立”，这是一个伪命题——第一，中共的改革开放是由毛泽东向美国屈膝投降的历史转舵而开始的。第二，邓小平是毛泽东江西苏区的集团里的，因此也不是中共第二代，和胡耀邦一样，还是第一代打天下的赤匪；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才算是第二代领导人。因此可以说——邓小平、胡耀邦是中共第一代的第二任第三任领导人，华国锋、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则是中共第二代领导的第一任、二任、三任、四任、五任。但是不管第几个代第几个任期——所谓的“改革开放”都是在中苏冲突中碰的头破血流之后，中共不得已才开始的一条病急乱投医的“投降主义路线”。

【第十章】

【全球新冷战导致中国新时代】

（一）

网文《第二次冷战》（维基百科）报道：

第二次冷战[35][36]（英语：Second Cold War[37][38]），亦称冷战2.0[39][40]（英语：Cold War II[41][42]）或中美新冷战[43]（英语：Sino-American New Cold War[44][45][46]）、新冷战[47]，指的是自1999年北约第一次东扩以来在对立的地缘政治集团之间再度发生的政治与军事紧张局势：自201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之间不再维持和平合作共同发展，重新开始陷入有克制的全面对抗，如同1947年至1991年美国与前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第一次冷战时期一样，故而得名。

一般认为，第二次冷战的一方是美国及其盟友，另一方是中国[注 24]及其盟友[48][49]，中国客观上与俄罗斯实施协作[50]，英国广播公司认为，两国已经发展成为“准盟友”关系[51]；两国有联手防范“颜色革命”[52]和“三股势力”的需求；另一方面，欧盟、海合会[来源请求]、韩国[53][54][55][56][57][58]等美国的传统盟友也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在政治、经济、外交上出现一定独立性，但仍然保持军事上的协同关系；此外，中国、美国、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各国还需要合作面对非常规的国际性的挑战，如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伊斯兰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第二次冷战的特色在于，相较于第一次美苏冷战主要是意识形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军事方面的竞争，第二次冷战各方在意识形态、政治外交、经济贸易、军事（包括网络战、代理人战争和混合战争）、科技文化（如目前中美贸易战中的中美“科技冷战”）、影视审查（如2021年4月起中国大陆对日本动漫的“先审后播”）、外太空和网络空间等各个层面全面实施对抗，很多对抗发生在各个国家内部，而并非国家外部；加上几乎全世界的国家因为都与中国大陆保持较高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往来，所以很多国家都为了国家自身利益的问题，在该问题上都表示谨慎态度。

沿革·冷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塑（1991年-1999年）

1980年代后期，世界各国出现了争取民主化的浪潮。当时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国家，在1989年为集中爆发期的一系列革命中纷纷倒台；大韩民国、中华民国等一批实行威权主义的美国盟友也逐渐转型成西式民主；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力日升及其政府在紧急关头稳定住了国内情势，西方国家认识到中国的威胁性，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结束1972年以来对中国的以利用为主的特殊关系；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苏联，不仅共产党失去了权力，而且国家在1991年解体；美国成为仅剩的一个超级大国，开始长期的一强独大。冷战以美国的彻底胜利告终。

冷战结束之后，原先的共产党国家逐渐西化，主要是经济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然而在后苏联国家并不顺利：在部分国家，投机的高官和政商新贵互相勾结，成为寡头，使得普通群众成为西化的受害者。经济转型比较成功的国家，一是采用政治上迅速肃清原政权的势力，经济上在迅速向西方开放，并学习其经验的国家，如波罗的海三国；二是政治上继续由共产党领导，在经济上实施受控的缓和的自由化的国家，如中国。东欧各国的西化和经济转型基本上在2007年宣告完成。

共产党消失后，其继业者基本上不能维持对国家各地的集中管理，各地骚乱频发。尤其是在多民族国家，本来在一个国家下的兄弟民族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反目。在捷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人积极要求独立并成功[59]；在外高加索，出现了三个微型国家；在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阿尔巴尼亚人、波斯尼亚穆斯林在塞、克、波黑、科索沃大打出手[60]。在部分骚乱严重的国家，原共产党政权出身者重新领导国家，实行威权统治，如白俄罗斯。

作为超级大国及其盟友之间的对抗的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对美国而言，其对手永远需要被遏制甚至消灭至对其不再有威胁。俄罗斯和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对手。美国虽然表列了一些“暴政据点”、“邪恶轴心”和“流氓国家”，但这些国家只是短期内对美国内政外交不利，且美国有能力使用制裁和局部战争等方式消除其威胁，而俄罗斯和中国有能力对美国发动直接挑战，且美国不能保证能完全抵抗这种挑战，又不能诉诸武力，因为这相当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故美国对俄罗斯和中国只能采取遏制其发展能力和战略回旋空间的方法。

美国在欧洲积极推动北约东扩，将北约推到俄罗斯的国境线前[61][62]；在亚洲强化岛链以防止中国三军出海[63]，同时与日本、韩国、东盟列国等结盟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美国在非洲、中东和拉美扶持亲美国的势力，一方面防止自己后院起火，另一方面稀释中国在这些区域的影响。经济上，在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成功摆脱恶性通货膨胀后，美国拒绝提供过多援助，使得俄罗斯陷入经济衰退[64]。宣传上，自由电台和自由亚洲电台向俄罗斯、中国和旧大陆的其他与美国相对抗的国家进行富有争议的广播服务，作为意识形态战争的工具。冷战早期提出遏制策略的乔治·凯南在1998年称北约东扩为“新冷战的开始”，并预测“俄罗斯将逐渐做出相当不利的反应并将影响到其政策”[65]。

危机再临（1999年-2014年）

1999年3月12日，原属共产集团与华约组织成员国的波兰、匈牙利及捷克三国正式加入北约，北约自1991年冷战结束以来首次接纳新成员国并向东扩张。2000年初，亲西方的叶利钦突然辞任俄罗斯总统，克格勃出身的普京接任，并且逐渐疏离西方。2001年初，中国海南岛发生撞机事件；同年9月11日，美国本土遭遇了恐怖袭击。部分学者，如英国作家爱德华·卢卡斯[66]、复旦大学教授王义桅[67]等认为这一系列事件之后，人类实际上已经进入新冷战状态。

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内政外交政策被认为是与前任迥异：普京更倾向于使俄罗斯变得强大，以至再次成为超级大国[68]，全然不似叶利钦般顾及西方国家的感受。英国历史学家马克斯·黑斯廷斯曾在他的文章《我们是否要在本世纪和俄罗斯战斗？》中描述普京是“斯大林的精神继承者”[69]；《时代》杂志对普京的评价则是“沙皇再世”[68]。

在1993年至2001年的一系列军事危机之后，中国在21世纪的前10年，终于有机会重新启动因经费不足而长期中断的军事科技研发。随着中国积极入世，承接中低端产业，中国的经济在2001年之后，呈腾飞态势；甚至A股崩盘和国际金融危机都没能阻挡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中国虽然部分开放但仍相对集中的经济体系，又使得中国经济的飞跃能够迅速的在财政收入上体现出来，进而反哺科技，尤其是航天、信息产业、高端制造业和武器产业。到2013年，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强人[70]习近平接手的是一个拥有五代机、航空母舰、空间站、独立自主的互联网、全球最大规模的高速铁路系统、全球唯一的全门类工业产业链、一系列初具规模的民族品牌、世界第二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国家：与世纪之交相比，中国再次实现了飞跃，成为21世纪第一个有能力改变国际局势的地缘政治事件[71]。

九一一袭击事件后，美国政府利用民意并联合盟友和全世界其他有相似目标的政治势力（甚至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发动反恐战争[72]。美国并借机发动伊拉克战争以铲除反美的萨达姆政权[73]，在伊斯兰世界各国扶持亲美势力，挑动阿拉伯之春[74]，并进而促使利比亚反美的卡扎菲政权倒台。但旷日持久的美国在中东行动使得美国大量军力被集中在西亚、北非、印度洋，无暇顾及俄罗斯和中国的快速发展，尤其难以遏制中国。在2001年，这种判断是正确的，因为中国的在役海空军装备仍然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水平，以当时空军大量的歼-7、歼-8、海军大量的052、053，甚至无力巡航南海，遑论突破岛链；但到了2013年，中国已经在理论上拥有突破第一岛链的能力[75]，美国的军事重心却仍然被拖在阿富汗、叙利亚，顾此失彼。而中东长期的战乱也引发难民危机。

一些地缘危机、主要是朝鲜半岛和原苏联地区的危机，开始逐渐激化。在朝鲜半岛，朝鲜第二代领导人金正日虽然表面上接受国际社会的调解，但暗地里由于国际社会不能满足其需求，仍然继续其核武器和导弹的开发计划，导致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几近破裂；而且由于朝鲜开发核武器的试验基地位于朝鲜最东北，亦最靠近中国和俄罗斯的咸镜北道，使得中俄都因为自己的安全受到了切实的威胁而不再支持朝鲜，朝鲜因而陷入彻底的孤立——讽刺的是，朝鲜早年试图向全世界开放的窗口罗津也在咸镜北道境内。金正日最后在全球制裁导致的内外交困中因心脏病突发而猝死。2013年，由于美韩进行了针对朝鲜的名为“关键决断”联合军演，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宣布从韩美联合军演的3月11日起，《朝鲜停战协定》全面作废。

原苏联地区的危机则更加激烈。苏联为了保证中央权威，在各个加盟共和国都设置了与主体不连接的飞地，或者主体民族是其他民族的民族聚居区：俄罗斯的车臣、鞑靼斯坦、阿塞拜疆的阿尔察赫、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之间、乌克兰的东部俄罗斯族人聚居区、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地区，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长久来看，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的领土纠纷和内部民族矛盾将成为更大规模战争的导火索。2008年8月1日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发生数次交火[76]，8月8日凌晨格鲁吉亚展开全面军事行动并很快控制了2/3以上的南奥塞梯地区，包围了其首府茨欣瓦利[77]。俄罗斯军队于8日进入南奥塞梯地区，9日展开军事行动很快控制了茨欣瓦利[78]，并在随后几日占领了南奥塞梯以外的格鲁吉亚领土和军事基地[79]。在国际各方的调停下，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分别于15日和16日在停火协议上签字，俄军于18日开始撤离格鲁吉亚[80][81][82]，战争结束。南奥塞梯战争爆发后，欧美等国纷纷谴责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破坏其领土完整，俄罗斯则指责格鲁吉亚对南奥塞梯居民进行屠杀。战争结束后，俄罗斯于8月26日承认南奥塞梯以及另一个单方面宣布独立的格鲁吉亚地区阿布哈兹独立[83]，格鲁吉亚于9月2日与俄罗斯断交[84]。

国际金融危机是促进第二次冷战降临进程的另一重要因素。面对金融危机，美国[85]和中国[86]分别抛出近万亿美元的救急方案，但经济救急方案后来被证明只是兴奋剂式的方案——很多结构性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有激化的趋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而后各国普遍出现了经济疲软、通货紧缩、贫富差距加大[87]、失业率增长、债务增加[88]、房价上涨[89]、购买力下降。各国国内不同阶层之间、不同分工的国家之间，愈发割裂开来，孤立主义、民族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开始盛行，甚至法西斯主义也开始重新抬头，经济全球化进展受阻。2017年-2021年唐纳德·特朗普执政期间，“特朗普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

新冷战前夜（2014年-）

当前主要军事联盟

2010年2月7日，俄罗斯的邻国乌克兰选举亚努科维奇为总统。该总统在2013年，转而采取亲俄的外交政策，停止加入欧盟的努力[90]，转而寻求加入欧亚联盟，导致部分乌克兰人选择示威[91]，致使亚努科维奇于2014年2月下野[92]，流亡俄罗斯[93]；而新政府采用过分的手段消除俄罗斯的一切影响[94]，又使得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克里米亚诸州先后发动示威，其中克里米亚更径自宣布独立和加入俄罗斯[95]，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也成立了独立政府，在俄罗斯的支持下与乌克兰政府军交战，交战中有载有艾滋病学专家的民航飞机被击落。这促使乌克兰更加靠近西方，而美俄、欧俄关系彻底恶化[96]。《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认为克里米亚危机是第二次冷战的重要开始标志[97]。

传言称习近平视美国为中国的头号敌人[98]。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出席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时说，中国大陆很可能会在6年内攻打台湾，并企图在亚洲地区取代美国影响力[99][100]。吉迪恩·拉赫曼认为，年轻世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成长，趋于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101]。而在2016年，随着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之后，美国亦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特别是在2018年美国对中国发动的中美贸易战则是加速了新冷战的步伐。2019年6月，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很多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的态度非常反感，同时不少有中国背景的香港民间组织忽然冒起，对示威者进行殴打、痛骂和歧视。因此美中多次陷入舆论冲突；2020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两会中提出“制定港版国安法决定”，并于6月底表决通过，7月1日生效，招致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强烈反应并意图制裁，当中美国参议院在7月1日通过香港自治法，众议院则在7月2日通过此法。国务卿蓬佩奥同日宣布，将对有份参与破坏香港“一国两制”及“高度自治”的中共前任及现任官员（包括其非美籍家属），实施签证限制，引起中国强烈反对及不满。

2020年初爆发的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蔓延至全球200多个国家与地区，多国采取封城方式，使经济活动几乎停摆。而中美两国交相指责彼此为疫情源头，美国认为中国应为一开始的隐瞒疫情负责，甚至提出向中国索赔，中国外交官则否认中国是疫情源头，与中美关系更加恶化。4月27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刊发国际锐评：《散播“政治病毒”的蓬佩奥正把自己变成人类公敌》[102]。5月20日，白宫发布《美国对中国之战略报告》，全面抨击中国的掠夺性经济政策、军事扩张、虚假宣传和侵犯人权等。有评论将其比拟为乔治·凯南在1946年发布的8000字电报。[103]6月3日，美国交通运输部宣布计划从6月16日起禁止中国客运航班飞往美国，中美直飞航班中断。[104]

朝鲜半岛方面，在2018年朝韩3次首脑会晤、朝美首脑会晤之后，双方关系开始破冰，一度意图推进和平条约甚至统一。而在2020年6月，朝鲜全面关闭了朝韩之间所有通信联络渠道，并于16日将朝韩联络大楼炸毁[105]，次日又宣布将军队重新部署至两国之间的非军事地区、增员炮兵部队、恢复边界各种军事演习[106]。朝韩关系再次跌入冰点。而在印度次大陆，中印两国也于6月间在实际控制线附近大打出手，双方皆有伤亡。

2020年7月21日，美国要求中国在7月24日16时前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强烈谴责，并表示将做出反应[107]。7月24日，中国宣布撤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设立和运行许可。[108][109][110]

维基新闻中的相关报导：蓬佩奥称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个破产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真正信仰者——

202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前总统尼克松的纪念图书馆发表演说《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指责中国造成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扩散并实施暴政威胁美国和世界各国的经济、自由、国家安全和民主，呼吁改变中共威胁自由世界的行为[111][112]。蓬佩奥亦批评“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个破产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真正信仰者”（英语：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is a true believer in a bankrupt totalitarian ideology），呼吁中国人民改变中共[113]。此次蓬佩奥的演讲被BBC视为开启第二次冷战的新铁幕演讲[114]。

2021年5月4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说，美国不是要遏制中国，但是中国政府正变得对内越来越压制、对外越来越咄咄逼人，美国与盟友要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115]布林肯又否认中美正进行“新冷战”的说法。[116]6月，拜登签署行政令，将包括华为、中芯国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等59家中国企业列入投资“黑名单”，禁止美国人与这些中国公司进行投资交易[117]。2021年6月23日，美国限制对五家中国实体实施出口[118]。

主要国际关系·跨大西洋关系

主条目：美国－欧盟关系、美英关系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欧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的政治体，并且在国际政治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欧美的盟友关系在世界许多其他地方都发挥了影响力[119]。但由于欧盟并非单一制的政治实体，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外交政策，使得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

美国和欧盟也在一些问题上也有分歧，例如美国小布什总统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欧洲三大国一致反对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甚至法国，德国，英国开辟与伊朗进行非美元贸易的新渠道来避免伊朗面临的美国制裁；特朗普的单边主义还不断要求北约的欧盟成员国提高北约开支中的出资份额[120]，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则力挺建立欧洲独立军队来防范美俄[121][122]。

俄美关系、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和叙利亚内战

美俄全球军事基地分布

在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领导下，两国关系在1999年春天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之前总体上是温暖的，此后关系显著恶化。[123][124]2014年，由于乌克兰危机、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俄罗斯军事干预叙利亚内战的分歧，以及2016年底俄罗斯干预2016及2020年美国大选和涉嫌干涉叙利亚内战，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2014年实施的相互制裁仍然有效。

英俄关系

亚历山大·瓦尔杰洛维奇·利特维年科、英国前俄罗斯间谍毒杀案和2021年黑海事件

在21世纪初期，特别是在2006年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中毒之后，两国关系变得紧张，自2014年以来，由于乌克兰危机，被英国和西方世界的许多人视为充满敌意。中毒事件发生后，28个国家驱逐了涉嫌充当外交官的俄罗斯间谍。[125]2021年6月23日，在俄罗斯声称已向英国海军驱逐舰HMS Defender鸣枪警告后，[126]两国卷入了海上冲突点，后者声称该驱逐舰已侵入黑海水域。然而，英国在回应中拒绝承认其船只在俄罗斯水域，而是说它在乌克兰海域范围内，因此也否认受到任何警告性火力的影响，而是声称俄罗斯正在进行炮击锻炼。

俄罗斯－欧盟关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乌克兰－欧盟关系、俄罗斯－乌克兰关系和北溪2号

欧盟各成员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各有不同。最新的欧盟－俄罗斯战略伙伴关系在2011年签署[127][128]，但是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和顿巴斯战争以后2015年遭到欧洲议会的挑战[129]。

2021年2月俄罗斯政府驱逐瑞典、波兰和德国驻俄外交机构相关人员。[130]2021年4月30日，俄罗斯外交部禁止8名欧盟及其成员国官员入境俄罗斯，其中包括欧洲议会议长萨索利。[131]

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南海争议、2018－2020年中美贸易战、美台关系、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两岸关系和与台湾关系法

参见：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其目的是使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富裕、强大、统一的中国；而美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格局。因此，即使中国大陆实现改革开放，美国从中得利，但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依然存在。当前，两国关系十分复杂，既非完全的敌人又非正式的伙伴，敌对与合作并存[132]。多数人认为中美两国在历史上没有领土争议的包袱，美国在科技上具有全球领先地位，但政治上等原因对彼此的不同看法，总体讲，是合作多于冲突，共同利益远大于彼此分歧。2011年的《中美联合声明》确认中美双方将共同努力，建设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是中美双方对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和表述。2012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主题，这一概念被高调推出[133]。现时中国将两国关系称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而中美两国则被部分西方学者称为两国集团（G2）或中美国[134]。但自唐纳德·特朗普上台后，双方的关系因为国家利益和国际政治之间的冲突加大并急速恶化，尤见持续至今的2018年中美贸易战。到2021年5月，受COVID-19疫情影响，中美关系已降至近几十年来最低点。[135]6月底，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宣布离任返国，直到7月底前，两国均未有大使驻节于对方首都，这是双方建交以来首见的特殊情形，亦为正式关系持续破裂的最新迹象。[136]

中俄关系

主条目：中俄关系、上海合作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集安组织和上合组织成员国

中俄目前并非盟友关系，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中国表示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137]，至今中国地图出版社和自然资源部的世界地图上都将克里米亚划为乌克兰领土。但在2019年后，两国关系已经发展成为准盟友关系，并为日后可能发生的第二次冷战结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138]

中国与亚欧、印太地区国家的关系

中国与英国、欧盟、澳大利亚、印度、日本、朝鲜半岛（朝鲜、韩国）、东盟交好，一方面是为了使英国、欧盟、澳大利亚、印度、日本、朝鲜半岛（朝鲜、韩国）和东盟在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中美冷战时保持一定的中立，避免中国自己届时再次陷入全面孤立的窘态，另一方面是为了今后一带一路协作发展，以及横跨整个亚欧大陆的合作共赢的关系。

中英关系

主条目：中英关系

1841年起，英国在中国建立多个殖民地，当中以香港的地位至为重要。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后，深圳河和中英街成为中港边界。由于两次阿片战争、冷战、香港前途问题等，中英关系历经波折。近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英日益深化对华合作，双方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磋商与对话加强，两国高层亦保持互访。[139]

中欧关系

主条目：中国－欧盟关系、欧盟对中国武器禁运、中欧班列和中欧投资协定

中国与欧盟之间维持稳定的合作关系。从2007年起，双方开始谈判提升关系到新的合作伙伴层面，目前已经有20多个项目的谈话和协定签署，涉及环保、教育等领域[140]。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视欧盟为一带一路的终端节点，同时欧盟亦视中国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因而双方皆相当重视[141]。中国与欧盟的主要国家，如法国和德国，都维持有较高层次的战略伙伴关系。但双方在人权、价值观及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始终存在。在2019年中香港反修例运动、2020年春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的爆发以及港版国安法实行后，两边关系逐渐紧张。2020年8月31日和9月1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出访德国期间批评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奇尔访台，威胁要让捷克“付出沉重代价”。这番言论招致欧盟各国批评，使中欧关系进一步恶化[142]；但是双方依旧在经济领域加强合作，2020年12月30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视频连线与欧盟领导人[注 25]及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晤，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143][144]。

不过在2021年3月22日，欧盟各国外长就新疆再教育营问题，批准对四名中国官员和一个实体进行制裁[145]。随后，中国提出对等反制措施，宣布制裁欧洲多国议员与学者，以示报复[146]。由于不满被反制裁，欧洲议会随后临时取消了一个有关中欧投资协定的审议会。路透社认为，中欧双方互相施加制裁后，协定命运堪忧。[147][148]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大使表示，“若有人执意要搞对抗，责任所在，不敢有负国民，别无选择，惟有奉陪。”[149]根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称，有不具名的分析人士认为，“北京罕见地强硬做法，等于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150]据Politico，部分被制裁的欧洲议员“威胁阻止协议的批准”，并称，“中国针对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政治与安全委员会以及欧洲智库人员的行为将严重阻碍欧洲议会对该协议的批准”。[151][152]2021年4月29日，据南华早报报导，《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因不获欧洲议会主要政党支持而暂时搁浅[153]。

2021年5月4日，欧盟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兼贸易专员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克里斯对法新社表示“鉴于目前欧盟对中国实施制裁而中国实施反制裁包括针对欧洲议会成员的反制裁，这样的环境不利于批准协定”，双方外交关系恶化，“我们目前在某种意义上已中止欧盟委员会的政治接触活动”。东布罗夫斯克里斯这一言论被外界解读为欧盟委员会实际上“已中止”推动欧中投资协定[154][155]。但欧盟发言人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媒体报道东布罗夫斯克里斯的表述时剥离了其具体语境[156]。

2021年5月20日，欧洲议会以599票赞成、30票反对、58票弃权，通过冻结《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批准程序，直到中国取消对欧盟政治人物的制裁为止[157]。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克里斯回应欧洲议会的批评时表示：“中国的制裁并未为达成协议创造有利的环境”，同时立法会也提出，除了要求取消制裁之外，欧盟在决定批准数十亿美元的交易时，将考虑中国的人权状况[158]。这项决议案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目前是欧洲议会的官方立场[159]。

2021年7月8日，欧洲议会通过一项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动议。欧洲议会认为，除非香港、新疆、西藏、内蒙古以及中国其他地区人权得到改善，否则欧盟以及成员国领导人不要出席2022北京冬奥会[160][161]。7月15日，英国下议院同样通过了一项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动议，建议英国政府及其代表拒绝参加北京冬奥会。英国下议院认为，除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结束在新疆的暴行，解除对英国议员、公民和实体的制裁，否则2022年冬奥会不应在一个被指控犯有大规模暴行的国家举办[162]。

中澳关系

主条目：中澳关系

中国和澳大利亚都是亚太经合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的成员国，贸易关系非常密切，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则是中国第八大贸易伙伴。在2017年之前，两国政府的高层经常互访。之后，澳大利亚政府反对中国在南海争议、新疆人权问题等方面的作为，并忧虑中国借助代理人和基建项目扩大在澳大利亚等大洋洲国家的影响力，因此推出多项法案和措施进行遏止，又提出对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展开独立国际调查，中方批评澳方固守冷战思维和偏见，视中国为威胁，因此进行各种毒害双边关系的行径，两国关系自此陷入低谷。

中印关系

主条目：中国－印度关系

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数位列世界前二，建交七十年来，两国关系的发展伴随着冲突与合作，主要受三大因素不断干扰，即历史情结、地缘竞夺及大国博弈[163]。由于中印两国有着近2000公里的漫长边界和总面积超过12万平方公里领土纠纷，1962年爆发了边境战争，两国关系严重倒退；接着就是中、苏对抗和印、苏结盟，两国关系持续冷淡。直到1976年，两国恢复互派大使。2003年6月，瓦杰帕伊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双方签署《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确认发展长期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

目前，中国是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而印度是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1993年起，两国签署多个协定以维护地区和平，但仍不时爆发对峙、冲突。

中日关系

主条目：中日关系、日台关系、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驻日美军、日美安保条约、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问题、东海油气田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南京大屠杀、对日民间索赔、慰安妇和日本亲中团体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起伏不定，呈现“剪不断，理还乱”的情形。但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并非完全是美国的原因。两国之间复杂的关系史以及两国政府和民众相对于背离的历史认知（主要是在于抗日战争中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也占据了很大的因素。在昭和末平成初（1989年至1995年）和平成末令和初（2018年至今）中日关系都相对较好，而小泉纯一郎六次参拜靖国神社以及2012年的日本单方面国有化钓鱼岛都曾使得中日关系变得冷淡。但中日双方都有意改善双边关系，如在2020年因应东京奥运会，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打算在4月份邀请习近平以国宾的身份访问日本。但却因为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以及港版国安法问题而遭到延后。2020年8月28日，安倍晋三宣布因健康原因辞去日本首相职务，导致习近平延后访日的行程增加了不确定性。[164]

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

主条目：中韩关系、中朝关系、朝韩关系、朝鲜战争、三八线、朝鲜核问题、驻韩美军和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事件

中国与朝鲜半岛交往的历史几乎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和朝鲜历史，关系长达二千多年。但中国与朝鲜、韩国的现代关系史，始于“二战”以后。“二战”以后朝鲜半岛分裂为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两个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因“国共内战”，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后在中国大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国民党战败后退居台湾。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社会制度差异、朝鲜战争爆发等诸多因素，位于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位于半岛南部的大韩民国一直处于敌对关系，与半岛北部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保持友好关系状态。一方面，中华民国政府从1948年开始承认“三八线”以南的大韩民国政府；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承认三八线以北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朝鲜半岛合法政府，并一直认为朝鲜半岛应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来统一。但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伴随1970年代末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全面实行现代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重视国际环境的稳定，同时关注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定。1992年8月24日，中韩正式建交。建交后两国关系即进入蜜月期。1992年9月27日，时任韩国总统卢泰愚在两国建交仅1个月后，便率庞大访华团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等领导人。[165]。双方在北京发表了《中韩新闻公报》，并签署了《中韩贸易协定》、《中韩投资保护协定》、《中韩关于设立经济、贸易、技术联合委员会协定》、《中韩科学技术协定》。自建交以来，韩中关系不断提高，双方高层互访频繁，经贸、文化、人员往来迅猛发展。1997年12月，金大中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关系提升为“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又被提升为“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5月，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访华时，两国关系被再次升级为“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3年6月，朴槿惠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与中方的习近平、李克强和张德江分别会见，双方发表《中韩面向未来联合声明》，中韩关系急剧升温。直到韩国决定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两国开始有交恶迹象。[166]不过随着2017年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访问中国以后，两国关系开始趋于缓和。

中国也跟朝鲜持续的保持友好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曾经形容中朝“保持传统友好合作关系”[139]。中国曾在朝鲜战争中大力支持朝鲜，并于1961年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与朝鲜建立互助同盟关系。而中国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自2000年代末期以来，朝鲜在经济、贸易方面越来越依赖中国[167]。并持续至今。不过在朝鲜核问题上，自1990年代起，中国开始关注朝鲜的核计划，反对朝鲜进行核试验，并赞成联合国安理会推行多项制裁朝鲜的决议。但中国在安理会决议案通过后会为朝鲜经济“开后门”。中国这么做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自朝鲜战争后，在三八线以南的驻韩美军因可能的朝鲜政权垮台而推进至中朝边界，另一方面是让中国对朝韩关系上保持绝对的影响力。不过也因为安理会的制裁问题，中朝关系在2017年趋于紧张。但自2018年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经举行了5次会谈，中朝双方也恢复了频繁的高层互访，两国关系出现缓和的迹象[168]。

中国与东盟的关系

主条目：东南亚国家联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南海争议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有极为密切的政治、经济往来。加之东南亚大部分的国家都加入了东盟，因此双边的政经往来极为密切。在政治上，东盟每年都会举办东盟十加三会谈。在经济上，于2010年1月1日全面生效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拥有19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近6万亿美元，贸易总额达4.5万亿美元。因此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169]，也是继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全球第三大的自由贸易区。如果加上已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那么两个协议加起来的总体贸易额会超过欧洲联盟。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的自由贸易区。另外伴随着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战略政策，中国大举投资东南亚国家，这其中以马来西亚，柬埔寨，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国的投资居多。而东南亚国家几乎全部加入了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投行，使得双边不论是在政治或者是经济上，都有密切的往来。但是，中国与部分靠近南海的东南亚国家有着主权争议，虽然双方都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但对主权争议的解决影响不大。

美国与印太地区盟友的关系

主条目：四边安全对话、日美关系、韩美关系、澳大利亚－美国关系和中华民国与美国关系

参见：马拉巴尔 (海军演习)和美国对台军售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实际控制台澎金马地区，并获得美国支持[170]多次击退解放军，反对及打击共产或社会主义，维持台澎金马地区实质控制至今。迄今美方仍固定向中华民国出售防卫性武器。同时也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维持双方关系。

东亚其他双边关系

主条目：朝美关系、朝韩关系、朝鲜半岛冲突和日韩关系

20世纪90年代，韩朝双方开始频繁的接触与对话。1998年金大中就任大韩民国总统后，对朝推行“阳光政策”，韩朝关系出现突破。金大中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2000年6月在平壤举行了历史性的首次朝韩首脑会晤，并联合发表自主解决国家统一，加强双方合作与交流的《南北共同宣言》。2003年开始的卢武铉政府在“阳光政策”基础上推出“和平繁荣政策”。卢武铉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于2007年10月举行了第二次韩朝首脑会晤，并发表《南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荣宣言》。

2008年，韩国保守派李明博执政后，韩国调整了对朝政策。双方关系从此转冷。2017年，朴槿惠因崔顺实事件被弹劾后，新任韩国总统文在寅借举办2018年平昌冬奥会之机，与朝方改善关系，同年与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了3次首脑会晤，被外界视为两国关系破冰的迹象。然而到了2020年，脱北者团体向朝鲜散发反朝传单，引起朝鲜当局不悦，关闭位于开城工业地区的南北共同联络事务所并实施爆破[171][172]，韩朝关系再次回落至冰点。

日本和韩国是海上邻国，二战结束后都与美国结盟。尽管如此，两国关系仍持续紧张和不友好，相互之间存在强烈的互不信任和一些争端。这些争端包括：对连库尔岩（独岛或竹岛）的领土主张、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对日本帝国对待殖民地朝鲜的不同看法、以及日本拒绝谈判韩国要求其为虐待朝鲜而道歉或赔偿的要求。日本外务省2018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删除了前一年将韩国称为“日本与日本共享战略利益的最重要邻国”的说法。[173]2021年，韩国退出它在其最新的国防白皮书中将日本描述为“合作伙伴”。[174]这些紧张局势使美国推动建立反对中国作为共同敌人的战线的愿望和努力变得复杂。[175]

根据2014年BBC World Service的民意调查，13%的日本人对韩国的影响力持正面看法，37%的人表示负面看法，而15%的韩国人对日本的影响力持积极态度，79%的人表示负面看法，使韩国排在中国之后，成为世界上对日本负面看法第二大的国家。[176]由于中日两国关系的高度对立性，两国被各种媒体评论家描述为处于“冷战”状态。[177][178][179]

其他地缘政治关系

两岸关系、台湾问题、第二次国共内战、一个中国、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台湾独立运动和反分裂国家法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实际控制台澎金马地区，并获得美国支持[180]多次击退解放军，反对及打击共产或社会主义，维持台澎金马地区实质控制至今。两岸关系历经第二次国共内战、朝鲜战争、冷战、台湾经济飞跃、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台湾民主化、台湾本土化运动和中国崛起等国内、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后，中华民国的外交空间急遽受到压缩。1987年台湾开放两岸探亲后，两岸关系一度缓和，两岸官方、民间交流逐渐恢复。解严以后，台湾本土化运动兴起，而统独问题使得两岸关系逐渐成为两岸政府和民众之间的重大敏感议题[181][182]。进入21世纪后，海峡两岸的经贸活动已相当紧密，并拥有一定程度的物资及人员流通自由。2008年中国国民党籍的马英九就任总统后，两岸恢复官方交流。2015年11月7日，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会面[183][184]，作为两岸关系的重大进展[185][186]。2016年民主进步党籍的蔡英文就任总统后，表示不接受九二共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两岸官方交流中断[187][188]。2016年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机经常绕台湾岛飞行，中华民国大陆委员会称此举是针对台湾的施压与骚扰[189]，尤其是2019年解放军军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事件，令两岸关系持续紧张。

当前，海峡两岸的关系不仅关乎双方利益，还牵涉到亚太区域的情势，乃至中美两大世界强权的战略布局以及全球安全，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之一。同时，由于两岸长期分裂，致使双方体制及价值观的歧异，台湾兴起的台湾主体意识亦与中国大陆主流的中国统一意识形成碰撞，使得海峡两岸关系愈加复杂。

中国大陆与香港关系

主条目：中国大陆与香港关系、香港回归、一国两制、中港矛盾、占中运动、反修例运动和港版国安法

1997年，随着香港回归中国。港英政府结束了153年对香港的统治。两地虽分治多年，存在长期的价值观及制度差异，但基于一国两制，回归初期中国大陆与香港关系没有太大问题。然而进入2010年代后，双方矛盾逐渐被放大，经历2014年的占中运动，在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达到最高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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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新冷战是一个全球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大陆与自由世界的对抗中。但是，全球新冷战无疑催化了

“中国新时代”。反过来，“中国新时代”也加剧了全球新冷战。

（二）

《中美关系：世界正在进入新冷战时代吗？》（劳拉·特里维廉BBC记者，发自纽约2020年9月23日）报道：

特朗普与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分别发表预先录制的讲话

联合国迎来成立75周年纪念之际，当初促使联合国诞生的二战后全球秩序根基却出现了动摇。

就像联合国前任秘书长潘基文所观察到的那样，多边主义正陷入严重的混乱。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令美国对从巴黎气候协定到伊朗核协议等各种多边协议多加藐视，而与此同时，中国却明显地将自己摆在了联合国新后盾的位置上。

但是，中国的影响力增加是有代价的，而如果北京投入更多的资金来资助世界卫生组织（WHO）等联合国机构，那么它将希望因此而有更多的话语权。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提到了联合国正面临的一个触及根本的时刻——他指出，当初建立联合国的那些人知道团结的价值，因为他们经历过战争和过往的全球疫情。

这次世界各国领导人远程相聚，当中充满着焦虑——美中对抗对全球稳定性而言意味着什么？

法国总统埃曼努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说话时语气当中的迫切感已经无可掩盖。他在预录的讲话当中表示，今天的世界不能全由中美对抗来定义。

这场对抗已经令两国从贸易到科技等每一项事务上紧张较劲，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尖锐——特朗普总统的辞令越发升级，用他在世界事务中的平台声讨他口中的“中国病毒”。

距离美国大选尚余不足40天，抨击北京成为特朗普竞选战役的重心。现在正在进行的看起来是一个编排好的行动，通过敲打中国，指其输出病毒，来转移人们对美国总统对疫情爆发处理手法的批评。

一个美中争夺霸权的两极世界，会最终走向军事冲突吗？很明显，联合国秘书长对于前景是忧虑的，他呼吁警惕下一场“冷战”的到来。

“我们正走向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古特雷斯说，“我们的世界不能承受这样一个未来，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将全球撕扯至全面断裂——各自有自己的贸易和金融规则，以及自己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体系。科技和经济上的分裂将无可避免地带来地缘策略和军事方面的决裂。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一局面。”

这次有关“大决裂”后果的公开讨论，显示了世界的变化有多快，以及外交人员正如何奋力跟上这个节奏。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场线上的大讨论当中还宣布：“中国无意跟任何国家打冷战热战。”

这一陈述是很说明问题的。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加剧了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以至于外界对这一切将走向何方作出各种猜测。

一名有经验的外交官员在周二（9月22日）告诉我说，联合国的一般性辩论一直都被视为是有创造性的混乱场面。

当世界领导人齐聚一堂，私下会面时，真正的外交接触就完成了。而现在，这位资深外交官悲哀地说，就只是一片混乱，大家在口头上问谁说了算，以及哪个世界领导人心里装着超出狭隘的一己利益之外的东西。

联合国秘书长观察到，全球大流行疫情令全世界的不公义浮现出来。他说，人们在受苦，我们的星球在燃烧；他恳求世界各国领袖将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看作是敲响一个警钟，以及应对未来挑战的一次演练。

但是，在古特雷斯这场指出团结就是自利的讲话之后不到一小时，特朗普总统就宣称，全世界领导人应该仿效他的例子，将自己的国家放在最优先位置。

假如他当选连任，他的单边主义将会更加明确，而联合国将很可能会被华盛顿进一步边缘化。

美国对于北约（NATO）的投入度是否也会减弱？假如是乔·拜登（Joe Biden）当选总统，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缓和，但是美中最根本的对抗仍然会存在。

世界正在重整，而现在的问题是，旧的多边主义秩序将如何适应，以及谁来领导重整的世界。

谢选骏指出：BBC相当愚蠢，因为在这之前两年，我就宣告了新冷战的开始——

（三）

《谢选骏：第二次冷战今天正式揭幕》（2018年3月27日 来稿）报道：

美国不仅和英国联手，而且比英国出手更重狠，再加上英国拒绝祝贺习近平当选终身主席和美国对中国大陆全面制裁——在在显示第二次冷战已经正式揭幕了。如果这次英美及其盟国能够再次成功地将中俄（这次已经不是苏中了，而是以中国为首了）封锁在铁幕之内，使之逐渐萎缩崩溃被迫再度开放，那么就会迎来“第二次历史的终结”，否则，英美的霸权即将成为历史的烟尘了。

显然，共产党中国也意识到第二次冷战已经来到，尽管上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但心里暗自高兴却是肯定的——因为，冷战有助于对于国内的控制，所谓“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捉鸡”是也。就像第一次韩战以后，中国国内局势的急剧恶化，并且持续了二三十年，是类似的道理。

《美国发大狠！突然驱除60名俄罗斯外交官》（ 2018-03-26 VOA）报道：

美国政府3月26号星期一宣布，驱除在美国境内的60名俄罗斯外交官员，并且关闭俄罗斯驻西雅图领事馆。这些人员限7天之内离开美国。

星期一早上白宫举办背景简报会，多名川普政府资深官员解释这项举措的原因跟详情。资深官员说，配合美国的盟国回应前俄罗斯间谍谢盖尔.思科利帕以及其女儿尤利娅，在英国遭到俄罗斯政府以神经毒气杀害一事，美国今天驱除60名俄罗斯驻美国的官员，包括48名俄罗斯使馆官员，12名驻联合国官员，并且关闭俄罗斯驻西雅图领事馆。

资深官员表示，美国政府认为60个人都被认定是俄罗斯的情报官员，在美国从事刺探与搜集情报工作，驱逐他们将可以大幅削弱俄罗斯在美国以情报来颠覆美国的能力。而驱除12名俄罗斯驻联合国官员，也合乎联合国的规定。

川普总统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上星期通过电话。英国此前已经驱除23名俄罗斯驻英国外交官员。普京政府否认跟神经毒气案有关系。此前白宫一直不愿证实此案与俄罗斯有关，川普总统本人也避免提到。川普政府资深官员今天表示，这是因为之前证据还不明确，甚至调查中一度认为神经毒气是由美国提供的，但到现在已经证据充分，所以联合美国的盟国一起制裁。

川普总统与普京总统上星期二（3月20号）通过电话，不过资深官员不愿证实两人是否讨论到3月4号前俄罗斯间谍在英国遭杀害，以及今天发布的驱逐决定。白宫随后发出声明，表示关闭俄罗斯驻西雅图领事馆，是为了阻断俄罗斯情报人员刺探附近的潜水艇基地以及波音公司。

美国资深官员说，希望俄罗斯人民能够了解，美国的行动并非针对俄罗斯人民，而是针对俄罗斯政府。不过在简报会上有记者询问，川普政府是否将考虑制裁普京本人，资深官员则未作出正面回应。

谢选骏指出：美国不仅和英国联手，而且比英国出手更重狠，再加上英国拒绝祝贺习近平当选终身主席和美国对中国大陆全面制裁——在在显示第二次冷战已经正式揭幕了。如果这次英美及其盟国能够再次成功地将中俄（这次已经不是苏中了，而是以中国为首了）封锁在铁幕之内，使之逐渐萎缩崩溃被迫再度开放，那么就会迎来“第二次历史的终结”，否则，英美的霸权即将成为历史的烟尘了。

对此，共产党中国将如何反应呢？

已有共产党喉舌出来发言了——

《英俄这次斗法很严重 川普正变得更加凶狠》（2018-03-21 占豪）：

英国最近与俄罗斯因俄叛变间谍被生化攻击案而关系急剧恶化。关于这一事件的性质是可大可小，非同小可！

可大可小是因为，这种事如果放在两国关系好时，大概就神不知鬼不觉抹过去了；哪怕关系不好，如果不适合宣扬，也顶多外交斗几句嘴，见不得真章。然而，如果有背景、有某种特殊利益取向，那么这事就会往大了闹。

这一次，英国展开对俄罗斯、对普京的“暴跳如雷”，本质上就是一个借题发挥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外交策略选择，是英国根据当前行事所做的外交策略选择。

这事到底谁干的其实一点不重要，因为一个出卖了300个自己同事的间谍对国家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出事是早晚的，不会有任何一个间谍机构会放过这样的叛徒。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人为了某种特殊目的拿此事做文章，这个俄罗斯叛徒只是一个牺牲品而已。

英国和俄罗斯这次斗法，特蕾莎·梅给24个小时让普京把事情说清楚本身就是无法说清楚的。如果普京辩解了，不但越描越黑，丢了国格，英国也会继续坚持自己的看法，并且驱逐俄罗斯驻英使节的24小时最后通牒时，已经意味着无论普京做什么，英国接下来要做的都是一个结果。

面对英国驱逐俄罗斯23名外交人员并冻结俄罗斯在英国的国有资产，俄罗斯果然如其外长拉夫罗夫所说将很快采取反制措施。最终，俄罗斯同样驱逐了英国23名外交人员，并且直接关闭英国驻圣彼得堡总领馆、终止英国文化协会在俄活动等3项措施予以回应。

在笔者看来，英国这次行动，本质上一次调整自己外交策略，在美国展开对俄罗斯新一轮围剿之前扮演急先锋的角色以获得与美国更亲密的关系以及获得更多美国的优惠政策资源，是一次和美国在战略上保持一致的“站队”式行动。

在这种背景下，英国采取了冷战结束以来对俄罗斯外交官最大规模的一次驱逐令，同时英国宣布官方抵制俄罗斯世界杯（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只是不会有任何王室代表和内阁大臣参加，有种就不让英格兰队参赛），媒体对此的评论是“对抗甚于冷战”。

英国此时采取如此极端的措施，只能说明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就是如此，那么接下来美国对俄罗斯将会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在中东、东欧都可能采取强力行动以对付俄罗斯。

根据之前蒂勒森访问土耳其的表态，美国甚至愿意与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建立一个30公里的缓冲区以进行妥协，这已经表明美国在中东叙利亚正准备对俄罗斯下手。而现在，美国又换了一个支持撕毁伊核协议的蓬佩奥当国务卿，这意味着接下来白宫很可能撕毁伊核协议。如此，接下来美国必然联手包括以色列、沙特等国对付俄罗斯、伊朗和叙利亚，向土耳其出让30公里缓冲区的利益，就是想卸掉土耳其这边的压力。

一边准备在中东强力出手，一边又释放准备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信号，同时还在半岛问题上进行妥协，这一切的一切都表明，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的态度正变得更加凶狠。从俄罗斯最近频频放出包括核动力导弹等大杀器看，普京早已感受到了这一点，并且已经准备好了与西方血拼！

这种状态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俄罗斯打“新冷战”又近了一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俄罗斯打“新冷战”，本质上是美国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政策走向。

当时，奥巴马政府推动对俄“新冷战”趋势，其根本原因是：如果美国不先搞定俄罗斯并掌控欧洲，那么美国就不可能对中国进行彻底围堵，美国的霸权面对世界多极化趋势就无能为力。正是在这种格局下，美国必须挑起欧俄“新冷战”，破坏掉欧盟和俄罗斯的关系，才能达到目标。于是大家看到，2013年12月，美国启动了对乌克兰的街头革命，最终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政权倒台。亚努科维奇政权倒台后，俄罗斯为了自保，很快吞并了克里米亚，并让东乌克兰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俄罗斯也因此与欧盟的关系陷入恶化，欧俄新关系彻底被冷冻，美国破坏欧俄关系发展的目的达到，并继续向俄罗斯与西方的“新冷战”继续推进。

简单说，如果最终美国实现“欧俄新冷战”从而达到俄罗斯和西方的冷战这个效果，那么美国就有机会拖垮俄罗斯。一旦俄罗斯垮了，美国或收编、或让俄罗斯陷入内乱，然后就可以腾出手联合西方全力对付中国了。如果真的俄罗斯倒了，那么美国必然联手西方全力对付中国，中国将会面临巨大困难。真到那时，可能会再次爆发全球性的冷战。

基于上述逻辑再回头看英国和俄罗斯关系的严重恶化，就不得不倒抽一口冷气：原来，背后的戏份这么大！也就是说，如果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继续围着美国的指挥棒走，那么走向全面对抗、走向“新冷战”是完全可能的。如果美欧与俄罗斯形成“新冷战”，全球“新冷战”的概率也会进一步增加。

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全球“新冷战”在什么条件下会形成呢？笔者认为有三个条件：

一、当美欧与俄罗斯彻底陷入“新冷战”，并且俄罗斯被美欧逼得陷入崩溃。

如果美欧与俄罗斯陷入“新冷战”，并且俄罗斯被逼得基本陷入崩溃之时，美国必然转向全力对付中国。基于此，中国决不能让俄罗斯倒下，要让俄罗斯有能力与美国怼下去，这不但有利于俄罗斯，更有利于中国和世界，中国要坚定地站在俄罗斯身后，为俄罗斯提供足够的支持。

二、当美国已经完成对欧盟和中国周边主要国家的联盟。

美国要想展开对中国的“新冷战”，必须把欧盟和中国周边主要国家全部纳入到自己的意志当中。现在，美国正在做的就是这些，其核心思想就是“美国优先”。

三、当美国重新勾勒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

美国勾勒出一个新的以美国为中心、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体系，那么当政治、军事上可以对中国展开围堵的时候，美国就会利用自己新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展开对中国的全面围堵，推动全球“新冷战”。

从现在情况看，经过一年时间的摸索，特朗普好像正在重新回到奥巴马原来的方向，推动“新冷战”。虽然，特朗普最烦奥巴马，并且推翻了几乎所有奥巴马的政策。但现实情况是，特朗普要解决美国继续维系全球霸权的问题，就必须聚集更多的资源，而要聚集资源就得不断制造各种矛盾，并且激化矛盾，从而最终让各方对美国的挑战力量自我消耗，当所有消耗足够时，美国的霸权力量也就恢复了！

过去，奥巴马从遏制中国的“亚太再平衡”到针对俄罗斯下手；现在，特朗普，一边勾勒“印太战略”，一边对俄罗斯下手。

世界大动荡，才是刚刚开始！当几乎所有的大国都在直接、间接制造动荡时，只有中国在继续谋全局、谋发展、谋人类命运共同！中国的这些战略方向，最终会发挥出巨大威力，会得到更多认同，大家拭目以待！

网民哀嚎：中国现在是人畜无害小白兔。一旦称霸，会比美帝凶狠万倍。

谢选骏指出：显然，上文显示，共产党中国也意识到第二次冷战已经来到，尽管上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但心里暗自高兴却是肯定的——因为，冷战有助于对于国内的控制，所谓“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捉鸡”是也。就像第一次韩战以后，中国国内局势的急剧恶化，并且持续了二三十年，是类似的道理。

（四）

《中美关系：“冷战”的陈旧概念能否涵盖这场大国之争》（乔纳森·马库斯2021年3月18日REUTERS）报道：

拜登（Joe Biden）上任后，白宫与中国高层即将到来的会面，标志着首次面对面的机会，可以用来衡量这两个重要大国彼此关系的变化。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国家安全顾问杰克·苏利文（Jake Sullivan）将于本周四（3月18日）在美国阿拉斯加与中共最高外交官员杨洁篪以及外交部长王毅会面。

拜登团队对此会面并不抱有幻想。会议召开前，布林肯就指出，此次会谈并非“战略对话”，“目前无意进行会议后的一系列后续工作。”他说：“这些后续活动若要展开，需先奠基于我们在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上，看到了实际的进展及成果。”

中美关系已经降至多年来的最低点，而且看起来还会变得更糟。

苏利文被任命前，与拜登的首席亚洲顾问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共同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直言不讳地指出，“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骤然结束了。”

此外，将美中关系描述为新的“冷战”似乎变得司空见惯。起初，冷战是指美苏之间长达一代人的对抗。这在20世纪下半叶投下了阴影。

但现在，我们如何定位美中关系变得十分重要。因为，它有助于确定我们将问什么样的问题，以及我们会得到的答案；它还是政策制定时的标尺，帮助我们选择或者屏蔽一些路径。

“历史类比”常被认为能有助于弄清选择，背景和难题，但也有其他人认为这方法可能适得其反。因为，历史不会这样重演，差异可能大于相似之处。

和美苏冷战的相似以及不同

如果说“冷战”意味着一场巨人之争，涉及两个不相容的政体之间，国家权力方方面面的全方位抗衡。那么，当下中美对抗，确实回应了过去美苏之间的对垒。例如，1961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

正如本月早些时候，拜登政府提出的“临时外交政策战略”所指出的，更具“自信”的中国“是当今唯一有可能结合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提出持续挑战之竞争对手 ”。

必要时挑战中国，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合作，是当下白宫的口头禅。

中国采取相似立场，表明希望与美国有建设性关系，但同时中方继续在维护自身利益上，采取更高压的手段：镇压香港民主，毫无愧疚的压迫维吾尔族穆斯林（布林肯称为“种族灭绝”）。

北京也很少浪费机会指出美国制度的弊端。

它抓住了前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任职期间对新冠大流行的灾难性处理，以及美国国会山的那场暴乱，借此宣扬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因此从表面上看来，用“冷战”这个标签描绘美中关系是合适的，但实际操作上真的是如此吗？

当年冷战期间，苏联及其盟国很大程度上与世界经济隔绝，并受到严格的出口管制。

但现在与过去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目前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素，其自身的经济与美国的经济高度融合。

美苏冷战期间，科技是重要的方面，两大阵营在武器装备和太空竞赛中竞逐。现在，新的中美竞争，也涉及推动和将推动我们的社会在未来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技术，例如人工智能和5G。

但当下的全球情况也不同了。中美竞争目前的焦点之一在通讯业的5G技术。过去冷战期间，世界被分为两个静态营地，外加一个重要的不结盟集团。西方通常认为该中立集团有利于苏联。

但今日，我们有一个本质上多极的世界。而自由世界秩序却遭受前所未有之威胁。这也让中国能找到支点，施加自己的世界观。

从根本上来说，冷战模式十分危险： 因为它是种零和（zero-sum）的政治斗争，双方都否认对方的合法性。

尽管当时美国和苏联很少开战，但他们在世界各地的代理人（国家或政府）在众多冲突中丧失了大量生命。

最后，一方被击败。苏联这套体系退出了历史大潮。

因此很多人担心，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可能会导致双方误判，特别是让北京为了避免在这场对垒中落败，找到更多理由，而采取可能造成灾难的行动。

不过，中国也不是当年的苏联。

中国明显更加强大。彼时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在鼎盛时期约为美国的40％。但十年内，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与美国相同。

可以说，中国是自19世纪以来，美国所面临的最强大的对手。也许在未来几十年中，双方都将要处理这种竞争关系。

比冷战更危险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时代的根本性斗争。因此，我们必须将陈腔滥调和错误的历史比喻放一旁：这不是“第二次冷战”，实际上，它危险多了。

在许多领域，中国多年来已是美国的强劲竞争对手。尽管它还不是全球超级强国，但在中国认为与自身安全最相关的领域里，中国已成为美国的军事对手。

拜登面对的中国问题也十分复杂。

他的外交政策显示了许多矛盾点：如何迫使北京引入更公平的贸易规则，民主制度或人权准则，同时又和对方在气候变化和确保亚太地区稳定方面合作？上述问题都将与双方如何处理战略性竞争关系有关。

尽管美中竞争的性质不可低估，但也不应夸大其词。

像所有老生常谈一样，“中国崛起”或“美国衰落”，这些出于懒惰而使用的词汇有其道理，但并不能说明整个故事：美国能否从特朗普带来的混乱中恢复，并振兴自己的民主？它能否说服盟国，使美国永久地回到世界舞台上，扮演众人可靠的角色？或者，美国能否迅速扩展自己的教育和科技影响力？

从许多方面，北京已经悄悄超过了华盛顿。

然而，中国的专制，是否会阻碍其国家经济发展？它能否应对经济增长放缓，以及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能否长期保持中国社会对它的忠诚和支持？

中国有很多优势，但也有很多脆弱之处。美国有很大的弱点，也有非凡的活力和重塑自我的强大能力。

但是，正如新冠大流行所显示的，在中国发生的事，不会只停留在中国内部。中国现在是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至关重要的全球参与者。

系好你的安全带吧！这将是个动荡的旅程。而且，一切才刚开始。

谢选骏指出：蠢猪说，“这不是‘第二次冷战’，实际上，它危险多了。”——其实连小孩子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它危险多了。”但是，蠢猪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危险多了，也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新冷战还是第二次冷战，并不是第三次冷战或第三次世界大战！

（五）

网文《客座评论：美中新冷战是美苏冷战的1.5版》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日前推出了全面抗中的《2021战略竞争法案》，这份长达近300页的法案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华政策上走向强化对抗的裡程碑式法案，用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法案的起草人之一鲍勃·孟南德斯的话说，它“让我们的国家终于可以在权力、政治、外交、经济、创新、军事甚至文化等每一个维度上去面对中国的挑战”，可以把它看作美中新冷战成形的一个标志。

Symbolbild USA-China-Handelskrieg

（德国之声中文网）从2018年算起，美中的对抗已近4年，但对美中对抗的性质，舆论一直存在分歧。特朗普时期尤其后期的美中关系，明显滑向冷战状态，因为华盛顿公开宣称其目标是对准中共及其党魁习近平，把中共比作冷战时期的苏共，号召中国民众和中共切割。美苏冷战的一大显著特征就是意识形态较量。美国在杜鲁门时期出台了冷战宣传的纲领性文件《史密斯一蒙特法案》，在意识形态上发起了对苏宣传攻势和心理战。特朗普后期与此类似，只是手段和程度不如冷战时期。

拜登当政后，鉴于美中关系跌到谷底，坏得似乎不能再坏，外界一度认为华盛顿会缓和两国关系。拜登在多个场合确也表示，美中非对手，不会进入冷战，他把中国定义为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但拜登政府实际延续了前任的强硬色彩，甚至在很多方面对中国的打击和围堵比特朗普更狠。特别是3月以来，华盛顿频繁开展盟友外交，协调盟友的对华政策立场和行动，在新疆和台湾等问题上已经取得盟友的支持和配合。这也符合美苏冷战时期的另一特征，即建立阵营围堵对方。

事物都有自身的发展逻辑。中国人讲究势，一旦某种趋势形成，要改变或扭转它就很难，直到实现了这种趋势的结果。拜登政府或者至少是拜登本人，或许没有和中国打一场新冷战的意图，但双方围绕名为竞争实则对抗的布局及采取的手段，已经导向冷战轨迹。在这种形势下，美参议院外委会推出战略竞争法案，既是此种逻辑发展的结果，也是美中今后对抗进一步加剧的起点。从法案的动议看，它是美国第一份跨党派共同制订对华战略方针的重大法案，体现了美国两党及民众共同抗中的共识，因此可以把它看作新冷战正式形成的标志。

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在地缘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全力遏制苏联的势力扩张，如建立联盟体系，实行出口管制，加强控制高新技术转移，以及上面提及的宣传战和心理战等以打垮苏联。战略竞争法案也将动员多种外交、经济和战略工具抗衡中国，如在人权与民主、台湾与印太事务、科技竞争上和中国对抗。法案也要求美国官员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给予更多援助，扩大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涉足范围，以及以更有力的发展投资银行应对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等。值得一提的还有，法案规定在2022至2026间，每年提拨3亿美元给“对抗中国影响力基金”，以对抗中共在全球的“恶意影响”。故说它是一份全面的抗中法案并不为过。

比起政府的政策，西方民主国家国会出台的法律对行政部门具有约束力。尽管战略竞争法案现在只是参议院外委会通过，但国会两院通过该法案应无意外，时间不会很久，届时拜登政府就必须执行法案。虽然如何行使法案的权力，做到哪一步，行政部门具有一定的裁量空间，但目前的美中关系无疑不允许拜登政府在执行这部法案时打过多的折扣，而在中国民族主义高涨以及自视可以平视美国的情况下，也几乎可以肯定会遭到中国的反击，从而势必使得双方的关系雪上加霜，跌入新冷战。

事实上，一些美国学者对战略竞争法案的评价是“无关‘竞争’，而更像是对中国的冷战宣言，并以最负面的方式阐述任何中国的行动或意图”，这些学者担忧最终可能导致美中合作空间的缩小，甚至激化更加对立的两国关系。北京已作出强烈反应。全国人大外委会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直批该法案充斥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用心险恶，损人害己。

美中不可避免地进入新冷战无疑是中方不乐见的。然而，此冷战不是美苏冷战的简单翻版。后者乃以美苏为主的两大集团和阵营的对抗，是一场交集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对阵，或者是以意识形态形式体现的地缘政治对抗，其意识形态的特征非常明显。美中冷战虽也带有思想和制度的意识形态因素，但意识形态的对抗程度要弱于美苏冷战。

除此外，尽管双方都在拉帮结派，但它更近似于美中的单打独斗。虽然美国的盟友体系要远强于中国，可其盟友也不是事事听命于华盛顿。这点和美苏冷战亦有很大不同，原因一在于美国的力量相对于其全盛时期有所下降，二是全球化形成的复杂的国际关系使得美盟友和中国之间形成了某种程度的互相依存，特别是在经济和气候方面。这使得盟友在涉及中国的人权和民主事务上同华盛顿会有一定配合，在其他领域则会视自身与中国的厉害关系决定对策。换言之，美国的盟友在对华立场和政策上有一定的独立性，尤其是其欧洲盟友，这种独立性更强。

其实，即使对美国而言，要完全和中国切割也是做不到的，经济领域尤如此。另外，事关全球和多边事务也要求双方合作。人文交流和人员往来虽然比以前受限，但完全切断亦不现实。所以华盛顿按照“竞争、合作、对抗”三部曲处理对华关系。这是美中冷战又一不同于美苏冷战之处，后者只是在各自阵营循环，双方的经济和人文交流很少。

故美中冷战可称为美苏冷战的1.5版。未来它是否会升级为美苏冷战的2.0版，完全复制后者，只要美中和世界有起码的正常思维，这种可能性应该不大。但由于台湾问题的存在，不排除美中由冷战转向热战，这是美中新冷战的特别危险的地方，需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DW.COM

客座评论：世界或正形成美中两大冷战阵营

尽管拜登多次表示，美国不会同中国打新冷战，但3月以来的美中对抗表明，双方除了直接对抗外，也在加紧建立各自阵营，类似冷战时期世界两大阵营的局面或正出现。  

专访：“美国不会容忍中国与之平起平坐”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多年前预测，中国的崛起将导致美中之间的冲突。他在近日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再次针对美中对立的未来发展做出预测。  

谢选骏指出：有蠢的还有更蠢的，有“第二次冷战不是第二次冷战”的，还有“第二次冷战是冷战1.5版”（美中新冷战是美苏冷战的1.5版）的——这些花腔虽然嘈杂，但却掩盖不了“战争气氛”的到来。

（六）

《美国如何赢得与中国的冷战？》（BRET STEPHENS

2021年3月30日）报道：

在第一次冷战中，美国和盟国拥有针对苏联及其卫星的秘密武器。

它既不来自中情局(CIA)，也不来自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或者洛斯阿拉莫斯的武器实验室。这个秘密武器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之所以帮助了西方，是因为它使俄罗斯帝国背负了一个无法运作、不受欢迎的经济体系，无法跟上自由市场对手的步伐。“他们假装发工资，我们假装工作”——这则关于工人阶级天堂的工作生活的经典俄罗斯笑话，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一个拥有成千上万个核弹头的政权会退出历史舞台。

现在我们正进入第二次冷战，这次的对手是中国。这个结论来自本月在安克雷奇举行的中美高层会议，双方明确表示，他们不仅有利益冲突，而且还有不相容的价值观。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直斥中国威胁“维护全球稳定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中国最高外交官杨洁篪回答说，美国必须“停止在世界其他地方推进自己的民主”。

几天后，中国和伊朗签署了一项为期25年、价值4000亿美元的战略协议，其中包括有关联合武器开发和情报共享的条款。挑战美国主导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很难有比这更直接的交锋了。

也许情况会好起来。但是，对此寄予希望是愚蠢的，更不用说认为拜登政府的和解行为能起什么作用——除了给北京壮胆。不管你怎么看特朗普政府或奥巴马政府，并不是他们促使中国粉碎香港的民主制度，或残酷折磨新疆的维吾尔人，或在南海违反国际法，或帮助朝鲜颠覆国际制裁，或使用军力欺凌邻国，或开展网络战争和工业间谍活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打击美国目标——包括本报。

因此，值得思考的是，这一次我们的秘密武器可能是什么——如果有的话。并非像贸易制裁或海军实力这种我们可以施加给中国的外在优势，而是该政权无法摆脱的内在劣势，因为它是该政权与生俱来的部分。

这样的候选武器我想到三个。

首先是民族主义。自从中国领导人放弃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以来，民族主义一直是该政权合法性的两个支柱之一（另一个是生活水平的提高）。民族主义解释了北京对邻国的海域和领土主张、其庞大的军备、对台湾不断升级的威胁，以及屡屡导致其他国家对其善意渐失的现象——即使是它想要示好的国家。

但是，坚定民族主义带来的问题是邻国怎么反应。日本正在大举增加军备，把中国当成头号对手。澳大利亚正在采取行动来遏制中国的影响力，虽然情势略显尴尬。越南越来越靠近美国。华盛顿无需鼓励民族主义以从中受益。但为了巩固这种默默的控制，政府所能做的最合适的事情就是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议，该协议被特朗普政府不假思索地毁掉了。

第二是个人崇拜的政治。自毛泽东以来，没有其他领导人像习近平这样巩固过政权。在某些方面，这使中国的威权主义更加有效，在面对类似新冠病毒这样的危机时，比起西方的混乱不堪的治理，威权主义的效果似乎令人羡慕。

但是习近平无法克服超级集权与生俱来的弱点。个体拥有的权力越多，整个政权就更易受到他的错误判断的伤害。他越努力投射出无懈可击的形象，就越有可能隔离掉不悦耳但必要的信息。而且，他越是切断内部的异议渠道，就越能激起他试图镇压的那种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的觉醒。习近平正在制造的正是那些有朝一日可能会破坏该政权的批评者和敌人。

最后一个是中国正在进行的不断扩大的运动，目的是规范、监督和控制神——不是指至上的权力，而是指一种内在的声音。

中国领导人（包括表面上较为开明的那些）一直在猛烈镇压精神和宗教运动——无论是法轮功、伊斯兰教、藏传佛教还是独立的基督教会——因为宗教培养了不受政治控制的道德良知。

但是，道德良知是历史上没有任何政府能够强迫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西方采用宗教自由原则是明智的。而且乔·拜登(Joe Biden)应该在每一个机会——包括邀请达赖喇嘛以及其他中国信仰领袖访问白宫——强调与习近平的这一本质区别。

以上这些并不是说遏制北京不需要积极建立同盟、施加经济压力并保持强大的军事威慑力。但是，当我们想象如何给第二次冷战带来和平的结局时，思考中国的政权会如何自取灭亡是有帮助的。

谢选骏指出：看看上文的自供状——上次西方害怕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俄罗斯帝国。由此推测，这次西方害怕的不是文革再来，而是中国真的崛起了。所以，正如西方欢迎共产主义拖垮了俄国，西方也应该欢迎极权主义即将拖垮中国！

【后记】

【七年战争战败与法国革命爆发】

“对外关系失败推动改革”，并非中国特有，而是许多后进国家都有的，例如法国对英战争失败而导致大革命、西班牙对拿破仑战争失败而导致拉丁美洲独立，德国一战失败而导致纳粹主义、俄国一战失败而导致共产主义，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失利而走向解体——一如中国抗日失败而导致苏联入侵和共产党扩大红区到整个大陆。

网文《七年战争》报道：

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是英国-普鲁士联盟与法国-奥地利联盟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战争于1756年5月17日开始，1763年结束，持续时间长达七年，故称七年战争；其影响覆盖了欧洲，北美洲，中美洲，西非海岸，印度和菲律宾群岛。

这场战争由欧洲列强之间的对抗所导致：18世纪，英国与法国、西班牙在贸易与殖民地上相互竞争；同时普鲁士与奥地利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体系内外争夺霸权，从而引发了战争。

1763年法国，西班牙与英国签订的《巴黎和约》(Treaty of Paris 1763)，以及萨克森，奥地利与普鲁士签订的《胡贝尔图斯堡和约》 （Treaty of Hubertusburg）共同标志着战争的结束。这次战争在欧洲以攻城战，对城镇的纵火，以及造成惨重损失的野战而著称。战争总共造成了约900,000至1,400,000人死亡。

战争过程

1756～1763年，英国、普鲁士同盟与法国、奥地利、俄国同盟为争夺殖民地和欧洲霸权而进行的战争。又称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汉诺威等少数德意志邦国参加英普同盟，瑞典、西班牙和萨克森等大多数德意志邦国加入法奥俄同盟。主要参战国的战略企图各不相同：英国试图打击和削弱法国，扩大殖民地，建立海上霸权；普鲁士企图吞并萨克森，并将波兰变为其附属国；奥地利企图削弱竞争对手普鲁士，夺回西里西亚；法国力图吞并英王的世袭领地汉诺威，遏制普鲁士的崛起，保护海外殖民地；俄国企图夺取东普鲁士和波兰，向西部扩张领土；瑞典则要夺取普属波美拉尼亚。此次战争是法国大革命前欧洲各大国卷入的最后一次欧洲大战，战场遍及欧洲、北美、印度和海上。欧洲是陆战的主战场，主要是反普同盟各国同普鲁士交战；在北美、印度和海上，主要是英、法之间作战。

战争爆发时，普鲁士军队约20万人，训练有素，战斗力强，但四面受敌，战线太长，兵力不足，其主要盟国英国仅能对其提供财政援助；法奥俄同盟战争潜力雄厚，总兵力约63万人（法军21万、奥军9万余、俄军33万），但彼此战略目标各异，步调不一，行动迟缓。针对这种情况，普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决定采取先发制人、各个击破方针，首先打击萨克森。

1756年8月28日，普军主力9.5万人突然侵入萨克森，10月击败前来增援的奥军，迫使萨克森投降。次年4月，普鲁士进军波希米亚（今捷克），5月在布拉格附近击败奥军，但6月在科林地区被道恩伯爵指挥的奥军击溃。普军被迫放弃布拉格，撤回萨克森。与此同时，法军10万人在哈斯滕贝克附近击败汉诺威军队，法奥联军一部6.4万人从西面逼近普鲁士。同年5月，俄军7万人开始进攻东普鲁士，7月先后占领梅梅尔和提尔西特，8月底在大耶格斯多夫地区击败普军。9月，瑞典军队1.6万人在波美拉尼亚登陆。面对险恶形势，弗里德里希二世频频调动军队，抗击各路敌军，并亲率普军2.1万人，于11月5日在罗斯巴赫之战中击败法奥联军，以损失550人的微小代价取得歼敌8000人的战果；12月5日在洛伊滕之战中采取斜向冲击法，再败奥军，歼敌2.2万人。

1758年1月，俄军重新发起进攻，占领东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今加里宁格勒），并向普鲁士腹地推进。弗里德里希二世率主力迎击。8月25日，俄普两军在奥得河畔的措恩多夫激战。俄军伤亡约2.3万人，普军伤亡1.4万人。年底，俄军撤回本土过冬。

1759年7月，俄奥两军联合行动，会师奥得河地区，尔后向普鲁士腹地进攻。8月12日，弗里德里希二世率普军5万人在法兰克福附近库讷斯多夫与俄奥联军9万人会战。普军仍沿用斜向冲击法，遭惨败，损失2万余人。与此同时，英军在汉诺威的明登击败法军。9月，奥军占领德累斯顿，并于11月迫使1.2万普军在马克森投降。从此，普军元气大伤，转入战略防御。由于奥、法与俄国存有分歧和矛盾，因而未能乘胜扩张战果，使普鲁士获得喘息之机。

1760年6月，普军在兰茨胡特被奥军击败，但8月在利格尼茨附近取胜。10月9日，俄军一度在扎哈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切尔内绍夫的率领下侵占柏林（柏林会战），但对战局影响不大。11月3日，普军在托尔高之战中击败奥军主力，战局出现转机。在海上和海外战场，英、法两国争夺激烈。1756年5月，法国舰队在地中海梅诺卡岛海战中击败英国舰队。

1757年，英军攻占孟加拉。1758年后，法国因深陷欧洲战场，在海上和各殖民地的争夺中连遭失败。1759年，法国舰队先后在拉古什和基伯龙湾被英国舰队击败。1760年，英国占领法属加拿大、路易斯安那部分地区和西班牙殖民地佛罗里达。

1761年，英国占领法国在印度的主要据点本地治里等地。至1762年初，交战双方已精疲力竭，普鲁士几乎濒临绝境。同年1月，俄国彼得三世即位，主张与普媾和，5月宣布退出反普同盟，归还俄军占领的普鲁士领土。同时，瑞典也退出战争。普鲁士方转危为安。7月，普军在布克斯多夫击败奥军。此后，各国相继停战议和。1763年2月10日，英、法两国签订《巴黎条约》，法国将其在北美、西印度群岛、非洲和印度的大片属地割归英国。15日，普鲁士与奥地利、萨克森签订《胡贝尔图斯堡和约》，规定西里西亚仍归普鲁士所有。战争至此结束。

评价

此战之后，英国成为海上霸主，法国进一步受到削弱，俄国加强了欧洲强国的地位，普鲁士在德意志的特殊地位得到巩固。战争中暴露了以平分兵力和切断敌方交通线为主要特征的警戒线战略和呆板的线式战术的弱点，显示了野战歼敌的优越性。

战争影响

英国是在七年战争中最大的赢家，法国在《巴黎和约》中被迫将整个加拿大割让给英国，并从整个印度撤出，只保留5个市镇，英国成为了海外殖民地霸主，迈向日不落帝国的格局。但英国将这次的大帝国战争（法国-印第安战争）的战费转嫁在北美殖民州身上，引起了当地居民的不满。七年战争完后13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

法国

《巴黎和约》成为了法国君主制时期的最屈辱的事件之一。法国放弃了印度、加拿大、密西西比河东岸。虽然法国仍然拥有密西西比河西面的纽奥良和瓜德罗普岛，但是这次失败标志着法国失去了新大陆。法国的外交策略黯然失败，声望也显著下落。这次战争亦使路易十五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并且在他死后成为了法国的最不得人心的国王之一。间接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埋下伏笔。

奥地利

奥地利继上次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后再次不敌普鲁士。玛丽娅·特蕾西娅而后一直对叶卡捷琳娜大帝和腓特烈二世有敌对情绪，并在晚年致力于反对瓜分波兰以保持奥地利公国稳定。

俄罗斯

俄罗斯在七年战争中巩固了其在东欧的势力。俄罗斯沙皇在战争后期的倒戈行为引来奥地利和法国的一片骂声、却赢得了普鲁士的友谊；日后叶卡捷琳娜皇后罢黜不守信义的前沙皇彼得三世、自己登基为女皇，史称叶卡捷琳娜二世；并更趋于向西扩张，踊跃于瓜分波兰。俄罗斯名将鲁缅采夫亦在此战中成名。

普鲁士

腓特烈因为俄罗斯在战争后期的沙皇倒戈至普鲁士才保住了西里西亚，使他获得“军事天才”及“大王”的荣誉；

自弗雷德里希·威廉一世以来崛起的普鲁士，此时俨然已经是欧洲的第五个列强。但是巨大的战争也使王国本土成为一片废墟，不过战后的腓特烈全力投入重建和平和经济的工作让普鲁士的地位变得稳定。然而他的后继者弗雷德里希·威廉三世则秉持不战政策，对于军队的建设从一个极端倒向了另一个极端，因此后来普军在耶拿战役被拿破仑打的溃不成军，直到俾斯麦的出现才重新让普鲁士强大。

七年战争包括30余次会战，它对军事学术的重大影响主要在于：它暴露了当时欧洲军队盛行的分兵把口式的“警戒线战略”和以威胁敌军补给线为主要目标的“机动战略”以及呆板的线式战术的缺点。这些战略战术是封建雇用军时代的产物，适合于军队人数少、代价昂贵（补充不易，打掉了非常可惜，因而必须千方百计避免决战，保存实力）、对补给线依赖性极大等特点，并且曾经在17世纪以来的一些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到七年战争时期，随着各国经济承受能力的提高，军队人数增大，火力加强，后勤补给制度也不单靠补给线，因而一味照搬过去的战略战术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新的历史条件呼唤集中兵力、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决战战略来取代警戒线战略和机动战略，同时呼唤便于利用地形地物发扬火力、保存自己的比较灵活的战斗队形和战术来取代死板的线式战术。不仅陆上作战的线式战术有这个问题，海上作战的线式战术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七年战争在这些方面提供了新的经验。仔细分析这次战争中某些会战的胜负原因，可以看出几十年后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中臻于完善的决战战略和疏开队形的端倪。

谢选骏指出：从“全球史”的角度看，七年战争其实是一场“全球大战”，其参与国家虽然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包括了欧洲以外的国家，但是其战场却是遍及全球的。这样的一场全球大战，不仅直接导致美国独立革命的兴起，而且直接导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网文《美国革命（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报道：

美国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是指在18世纪后半叶导致了北美洲十三个州的英属殖民地脱离大英帝国并且创建了美利坚合众国的一连串事件与思潮。美国独立战争（1775年－1783年）是革命的其中一部分。

然而革命在莱克星顿（Lexington）与康考德（Concord）打响的第一发子弹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并且在英国于约克镇投降之后还持续下去。 关于美国革命的内涵与范围，有不同的解读方式。普遍而言大家同意革命大约起源于法国印第安人战争（1754年—1763年），然后结束于1789年乔治·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

发生背景

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写道：“战争开始之前革命就已经带来了影响，并且已经存在于人们的心中。”

内涵与范围

有不同的解读方式。普遍而言大家同意革命大约起源于法印战争（The French and Indian War 1754～1763）的时候，然后结束于1789年乔治·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关于美国革命的两个极端的观点之一是，美国革命事实上根本不能算是革命，因为它并没有大幅地转变整个殖民社会，而只是将一个遥远的政府替换成一个当地政府而已。这个观点的相反观点则是，美国革命是一场独特且激进的历史事件，其带来的改变对于世界历史拥有深远的冲击。大部分观点则是位于这两个极端之间。

红色区域是革命之前的十三个殖民地，粉红色区域为法英战争之后大英帝国控制的地区，橘色区域为西班牙控制的地区。

1760年代初期，大英帝国在北美洲掌控有大片土地。除了原本的十三个殖民地以外，七年战争的胜利也让英国获得了新法兰西（加拿大）、西属佛罗里达、以及密西西比河以东美国原住民的土地。而和法国先前的印地安盟友之间的战争（朋提阿克暴动），即使没有征服，至少也平息了其西部的边界。绝大部分的白种殖民者都将他们自己视为英王统治下的臣民，和居住在大不列颠岛上的人拥有同样的权利与义务。

政治思想

启蒙运动提升了哲学思想的地位，并且开始用根据观察和独立理性思考而来的观点，来取代那些传统权威的观点。科学革命带来的成就开始对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与观念产生重大的影响。出版品和传播速度的增加，让思想相近的人可以在各种议题上面展开全新的交流与讨论。洛克这些早期思想家的作品成为了像孟德斯鸠这些人的分析研究对象。一些美国开创者的自然神论以及他们认为合适的政府体系，都是来自于启蒙运动中政教分离与关于自由的观点。

宗教潮流

美国的“大觉醒”是先前在欧洲发生的宗教复兴的延伸。这股新的宗教潮流认为个人意识和经验，才是宗教经验中最有价值的地方，而不是教会所传布的资讯。这使得浸信会教派的观点开始在殖民地中蔓延开来。这也是第一个对英国殖民地造成全面性影响的事件。

事件经过·走向反抗

在英法战争（1754年至1763年）与朋提阿克暴动之后，新即位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决定全面检讨北美洲这块地方。为了让大英帝国更加稳固以及带来更多利益，英国颁布了新的经济与土地分配政策。殖民地人对这些政策的不满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与日俱增，对美国革命的发生有很重大的影响。

经济争议·1760年－1770年

英国的国家财政在战争期间升高到警戒的程度，因此在1760年开始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用来向殖民地取得更多的财源。这些政策被认为是正当的，因为殖民地上的人享受了战争胜利而所带来的成果。

理论上，英国其实已经透过了《航海法案》（Navigation Acts）在管理殖民地的经济了，不过长久以来普遍的逃税行为是被宽容的。藉由“协助命令”（Writ of Assistance，一种开放式的搜索许可证）的使用，公权力才被严格落实。1761年一位麻萨诸塞州的律师詹姆士·奥提斯（James Otis）抗议“协助命令”侵犯了宪法所赋予殖民地居民的权利。他输掉了这个案子，然而约翰·亚当斯之后写道：“美国独立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生的。”

1764年英国首相乔治·葛兰维尔（George Grenville）所颁布的《食糖法》（Sugar Act）和《货币法案》（Currency Act）让殖民地陷入了经济困难。为此而来抗议行动包括了英国商品的联合抵制，而殖民地居民也认为只有他们自己的殖民地议会，而非英国国会可以向他们课税，于是出现了一句流行的口号：“没有代表权不能征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殖民地于是组成了一些联络委员会来发起抗争。在最初的几年，各个殖民地的抗争比较是各地方的活动，而非整个殖民地的集体行动。不过葛兰维尔的政策逐渐将他们集结起来。

美国革命初期的一个里程碑，是葛兰维尔为了提供北美驻军的经济来源，在1765年通过的《印花税法》（Stamp Act）。《印花税法》要求所有殖民地的印刷品如法律文件、许可证、商业契约、报章、小册子和纸牌等都要贴一分或五十元不等的印花税。

为此殖民地的抗议行动蔓延开来。每个殖民地中都成立了被称为“自由之子”（The Sons of Liberty）的秘密结社，他们使用宣传、恐吓和群众暴力来阻止《印花税法》的实施。这场骚动在“印花税法会议”中达到高潮，而该会议在1765年10月向英国国会递送了一份正式抗议。英国国会撤销了《印花税法案》来作为回应，然而也意有所指地在1766年的《宣示法案》（Declaratory Act）中声明国会对殖民地拥有合法威权力，“无论是在何种事务上”。

不久，1767年英国国会就通过了《唐森德法案》（Townsend Acts），对一些进口到殖民地的日常用品征税，包括玻璃、颜料、铅、纸和茶。殖民地领导人对这些英国进口商品发起联合抵制，因而发生诸如波士顿茶叶事件等对来自英国的进口货进行拒绝入口、损坏等行为。一艘属于殖民地商人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的船只自由号由于涉嫌走私，在1768年6月10日被波士顿的海关局查扣。忿怒的抗议行动让波士顿海关局向伦敦报告说波士顿已经处于暴动状态。

英国军队在1768年10月开始登陆波士顿。紧张情势不断升高，最后在1770年3月5日爆发了波士顿屠杀（Boston Massacre），英国士兵对着愤怒的暴民开枪，打死了五个人。像山谬·亚当斯（Samuel Adams）这些革命鼓舞者便利用这个事件来激起群众反抗，不过在那些士兵接受审判后，紧张情势就缓和下来了。

《唐森德法案》在1770年被撤销，理论上殖民地进一步的血腥冲突是有可能避免的。然而，英国政府把《唐森德法案》中对茶叶的征税保留了下来，作为某种象征性的政治宣示，表示英国还是有权利对其殖民地征税。对革命者来说，只有他们的殖民地代表可以对他们征税，在这个原则之下就算是一个税也足以让他们起而反抗了。

独立战争·1775年—1783年

在“七年战争”（1756年-1763年）中，为争夺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英国与法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英国虽然打败了法国，控制了北美大部分地区，但因长期的战争而导致财政困难。于是，英国政府不断地向北美各殖民增加税收，并实行高压政策，对殖民地进行蛮横的压榨和残酷的剥削，英国希望北美永远做它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竭力压制殖民地经济发展，并从殖民地搜刮更多的财富。殖民地人民不满英国的盘剥和束缚，双方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导致战争爆发。

这场战争主要是始于为了对抗英国的经济政策，但后来却因为法国、西班牙及荷兰加入战争对抗英国，而使战争的范围远远超过了英属北美之外。同时，许多印地安人为双方打仗。

1775年4月19日，波士顿人民在莱克星顿上空打响了独立战争的第一枪，莱克星顿的枪声拉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

1776年7月4日，发表《独立宣言》，宣告脱离英国独立，成立美利坚合众国。

1777年9月19日，萨拉托加大捷是世界史上著名的战役，是北美英属殖民地十三州独立战争的转折点，在战斗中英军死600人，美方死300人。美国历史上称这次遭遇战为弗里曼农庄大捷。

1781年10月，英国殖民军主力在约克镇被击溃，被迫媾和。

1783年9月英美签订《巴黎和约》，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

1784年1月14日，美国国会批准对英和约，美国独立战争正式结束。

独立战争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确立了民主体制，有利于社会发展，对拉丁美洲和法国大革命起到了推动作用。

革命结果·制宪

1777年大陆会议制定的并于1781年批准施行的《邦联条例》规定，由当时13个独立州组成邦联制国家。邦联政府的权限很小，不能有效地行使国家职权。鉴此，邦联国会于1787年2月邀请各州代表到费城召开制宪会议,修改《邦联条例》。

1787年宪法规定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联邦权力高于各州权力，采用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原则,肯定了民主共和政体。这部宪法由序言和7条正文组成。第1条包括10节，规定美国国会的组成及其职权。第2条包括4节，规定总统的职权和产生办法。第3条包括3节，规定美国联邦法院的组成及其职权。第4条包括4节，主要内容是规定各州的权利。第5条主要是规定宪法修正案提出和通过的程序。第6条主要是规定联邦宪法和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为全国最高法律，各州法官均必须遵守。第7条规定宪法经9个州批准后生效。根据这部宪法，美国成为一个拥有统一的中央政权的联邦，以代替过去松散的邦联。虽然各州仍保有相当广泛的自主权，但新宪法使联邦政府的权力大为加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有利于巩固北美独立战争的成果，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

经过长时间的秘密讨论，直至1787年9月17日才通过新的宪法草案，交由各州批准。全国围绕新宪法的批准问题展开广泛的激烈讨论。1789年3月4日召开的美国第1届联邦国会宣布《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正式生效。

华盛顿就任

华盛顿在1789年成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其同时也成为全世界第一位以“总统”为称号的国家元首），在接连两次选举中都获得了全体选举团无异议支持，一直担任总统直到1797年。

美国革命就此结束。

事件解读

关于美国革命的内涵与范围，有不同的解读方式。普遍而言大家同意革命大约起源于法印战争（1754年—1763年）的时候，然后结束于1789年乔治·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关于美国革命的两个极端的观点之一是，美国革命事实上根本不能算是革命，因为它并没有大幅地转变整个殖民社会，而只是将一个遥远的政府替换成一个当地政府而已。这个观点的相反观点则是，美国革命是一场独特且激进的历史事件，其带来的改变对于世界历史拥有深远的冲击。大部分观点则是位于这两个极端之间。

谢选骏指出：不论对美国革命的评价如何，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美国的“八年革命”是欧洲“七年战争”的直接后果。因为英国夺取了北美殖民地，才使得所有矛盾集中到了自己身上，因为法国失去了北美殖民地，所以才会倾力支援美国革命，虽然这个革命是反对君主制度的。而没有法国的帮助，美国革命可能成功吗？

网文《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年美国独立的革命战争） 》报道：

美国独立战争（英语：American Revolutionary War，1775年—1783年），或称美国革命战争、北美独立战争，是北美十三州殖民地的革命者反抗英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战争，以及其他几个欧洲强国之间的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是始于为了对抗英国的经济政策，但后来却因为法国加入战争对抗英国，而使战争的范围远远超过英属北美殖民地之外。

由于英国一直以来对殖民地进行剥削，对北美殖民地经济的发展起到严重阻碍作用，为了对抗英国的经济政策，北美人民奋起抗争。始于1775年4月的莱克星顿枪声，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了由托马斯·杰斐逊执笔起草的《独立宣言》，宣告了美国的诞生。

战争背景·经济原因·英国对北美的治理

波士顿惨案、印花税条例、唐森德税法、波士顿倾茶事件

1607年，英国人来到北美大西洋沿岸，开始建立第一个殖民地弗吉尼亚。经过不断拓殖，到18世纪30年代，英国人已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建立了13个殖民地。在此期间大批移民移居北美，其中大多数是英国人，也有不少来自欧洲其他国家。

1770年的费城——殖民地的统治模式是依照英国政体建立的，每个殖民地都有自己的总督和议会。总督代表英国对殖民地进行统治，拥有行政、经济和军事大权，可以否决议会通过的法案。

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经济发展较快。同时也存在着许多落后的经济成分。18世纪中期，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经济发展迅速，北部工商业发达，造船业是主要的工业部门之一；中部盛产粮食，生产的小麦和玉米都远销欧洲市场；南部种植园经济盛行，黑人奴隶是种植园的主要劳动力，除生产稻米外，主要种植烟草和棉花等经济作物。北美生产的很多产品甚至能在国际市场上与英国产品一争高低。

英国由于工业革命的开始，除了更进一步要使北美成为原料供给地和工业品的市场外，还迫切要求毛皮贸易和西部工地。因此，英国极力阻止殖民地向西部发展，把殖民地局限于阿巴拉契亚山以东地区。英国的西部土地政策加深了殖民地和宗主国的矛盾，助长了殖民地的反英情绪。

同时，北美又是英国国内工业制成品倾销的市场，是供应英国国内工业生产的原料基地，它保证了英国贸易额的顺差，使英国新贵族获得巨额利润；英国宗主国还采取不同的殖民统治形式，尽量割裂各个殖民地，企图长期保持其在北美的殖民地制度。但是，由于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各殖民地内部之间联系的加强，独立自主地发展统一经济，以摆脱殖民地经济依附于宗主国的要求日益强烈。

英国剥削的加剧

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为争夺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英国与法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英国虽然打败了法国，控制了北美大部分地区，但因长期的战争而导致财政困难。于是，英国政府不断地向北美各殖民增加税收，并实行高压政策，对殖民地进行蛮横的压榨和残酷的剥削，英国希望北美永远做它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竭力压制殖民地经济发展，并从殖民地搜刮更多的财富。

英国议会于1764年4月通过《殖民地通货条例》和《糖税法》，前者宣布殖民地发行货币为违法行为；后者修改了海关条例，禁止产自外国的朗姆酒进口，提高葡萄酒的关税，对咖啡、蓝靛、纺织品等货物征收新税，并加大了对走私行为的打击力度。1765年2月又通过《印花税法》，它规定法律文件、契约文件等都要支付印花税。

1767年，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提出将英国的土地税由20％减至英国15％，由此产生的差额则依靠从殖民地取得收入来加以弥补，并建议对殖民地的进口商品征税，这一建议获得议会通过。《唐森德税法》立即遭到北美殖民地的反抗，英国政府同殖民地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177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茶叶法》，以挽救英属东印度公司的破产。《茶叶法》允许东印度公司将茶叶直接向北美出口，每磅茶叶只征收3便士的茶叶税，东印度公司的茶叶不通过英国或北美批发商，而是通过其指定的代理商出售。这样做就使得东印度公司在殖民地的茶叶销售价格较低，殖民地的守法商人和走私商人都无法与英货的代理人竞争，从而垄断殖民地的茶叶市场，这种垄断只利于效忠英国的商人。

《茶叶法》遭到坚决反对，殖民地人民阻止卸货或者封存茶叶，尤其是波士顿人在亚当斯的领导下，于1773年12月16日，在波士顿湾夜袭了3艘茶船并将价值约9000英镑的90000磅茶叶倾入海中，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英国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惩罚性的法令：《波士顿港口法》、《马塞诸萨政府法》、《司法法》和《驻营法》，接着，英国议会又通过了《魁北克法》。这些法令规定了关闭波士顿港并禁止其沿海贸易；改变马塞诸萨殖民地的特许状，以任命的参事会取代选举产生的参事会。加强总督的权力；被控在镇压骚乱或执法过程中犯有杀人罪的人可在英国审讯；英军可自由驻扎在旅馆或无人居住的建筑物中；把密西西比河以西和俄亥俄以北的土地并入加拿大。这些强制法令严重侵犯了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被称为“不可容忍的法令”，它们剥夺了殖民地人民的政治和司法权利，《魁北克法》加剧了北美殖民地人民在宗教上与英国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英国同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激起了他们的联合反抗。

1774年9月，在费城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大陆会议是北美殖民地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朝着全国性地方政权方向发展的开始。会议宣称强制法令是违宪的，拒绝服从，号召殖民地组织军队，中断同英国的一切贸易，会议还起草了《权利宣言和怨由陈情书》，向国王递交了请愿书，但没有公开提出独立的要求，承认英国议会有权管理北美的商业。大陆会议还成立了大陆协会，对英国进行贸易抵制。

面对北美殖民地的反抗运动，英王及英国政府决定采取武装镇压的方式，乔治三世失去了与殖民地和解的机会。

北美民族意识的崛起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英属北美各殖民地的经济来往日益密切，初步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同时，在长期的交流、融合过程中，英语成为来自各殖民地的共同语言，逐渐产生了共同的文化。在此基础上，美利坚民族开始形成。民族意识逐渐觉醒。18世纪上半期，启蒙思想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得到传播，涌现出一些杰出的思想家，如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民族和民主意识日趋增强。

随着法国、西班牙在北美势力的衰退、印第安人对殖民地居民威胁的减少，英国决定在北美部署常备军，而且把驻军规模由5000人扩大到10000人。1765年英国颁布《驻军条例》，要求殖民地为英军提供住房以及所需物资。殖民地的居民认为驻军增加了他们的负担，是把原本应该由英国负担的军费开支转嫁到了自己头上。另外外部威胁已大大减少，殖民地的居民认为驻军就更无必要，他们就怀疑驻军是针对他们的。

1770年3月5日，在波士顿市，英国驻军士兵对抗议群众开枪，打死数人，制造了“波士顿惨案”，激起了当地反英情绪的高涨，总督被迫从波士顿撤出军队。

战争起因·莱克星顿的枪声

1775年4月19日，驻波士顿英军托马斯·盖奇及其英军前往列克星敦，企图逮捕波士顿的反英领导人亚当斯等人并摧毁民兵基地康科德的军械库，往返途中在莱克星顿附近遭民兵伏击，损失286人。莱克星顿之战揭开美国独立战争序幕。

1775年5月10日，第二次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会议仍希望避免与英国彻底决裂，会议通过了《橄榄树请愿书》，表示仍效忠英王，向他保证“我们无意结束我们之间长期的和幸福的存在的联合”，乔治三世再次拒绝接受它，却颁布诏谕，宣布殖民地处于叛乱状态。英王派外国雇佣军镇压美洲殖民地，这样，北美殖民地彻底放弃了与英国和解的希望，走上了与英国完全决裂的独立道路。

为了联合抗英，北美第二次大陆会议于6月14日决定，建立各殖民地联合武装力量即大陆军，任命华盛顿为总司令。

战争经过·第一阶段

提康德罗加之战、邦克山战役、魁北克战役、波士顿战役、沙利文岛战役、华盛顿堡攻城战、特伦顿战役、普林斯顿战役、哈林高地战役、怀特平原之战、本宁顿之战、哈伯德顿战役、奥里斯卡尼之战、白兰地溪战役、弗里曼农场之战、泡利战役、日耳曼敦之战、萨拉托加大捷、蒙茅斯战役

1775-1778年为战争的第一阶段，主战场在北部，英军占据优势。战争开始后，英军主动进攻，企图迅速扑灭殖民地的革命烈火。其总的战略是：海军控制北美东部沿海，以陆军分别从加拿大和纽约南北对进，打通向普兰湖、哈得孙河谷一线，以孤立反英最坚决的新英格兰诸殖民地，然后将其他殖民地各个击破。大陆军因力量薄弱，除战争初期远征一次加拿大外，基本上处于守势，采取待机破敌，争取外援的方针。

1775年5月，各殖民地民兵主动进攻，并围困波士顿。6月17日，殖民地民兵在波士顿外围邦克山战斗中首战告捷，歼灭英军1000人。

1776年3月，威廉·豪指挥的英军被迫从波士顿撤至哈利法克斯待援。8月底，豪率英军3.2万人，在海军舰队配合下进攻纽约。华盛顿率1.9万人与英军打阵地战，结果损失惨重，被迫于11月率余部5000人撤往新泽西，英军占领纽约。当年圣诞节前夕和新年之夜，华盛顿利用英军疏于戒备之机，奇袭特伦顿和普林斯顿得手，俘敌近千人，士气大振。

1777年夏，约翰·伯戈因率7000英军从加拿大南下，企图与豪会师。但豪未按计划北上，反而率军1．8万南下，于9月夺取了大陆会议的所在地费城。伯戈因孤军深入，行至萨拉托加地域时，遭到1．2万美军和游击队的围攻，5000英军被迫于10月17日向美军投降。

萨拉托加战役成了这场战争的转折点，促使法国、西班牙、荷兰先后对英宣战。形势的变化，迫使英军于1778年6月放弃费城，决心退守纽约。随之，北部战争便出现了僵持的局面。以萨拉托加大捷为标志，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主战场逐步转向南部地区。

第二阶段

萨凡纳战役、直布罗陀大围攻、查尔斯顿战役、维克斯豪斯战役、卡姆登战役、王山之战、布莱克斯托克农场战役、考彭斯战役、吉尔福德之战、切萨皮克湾海战、约克敦战役

1779-1781年为战争的第二阶段，主战场转到南部，美军以弱胜强。英军新任统帅克林顿上任后，利用南部“效忠派”较多和靠近西印度群岛的有利条件，调兵遣将，决心将英军主力转移到南部，企图对美南部诸州各个击破，并依托沿海基地和纽约遏制北部。

北美大陆军则力图与法国陆海军配合，控制沿海基地，同时积极开展游击战，打破英军的计划。

1778年2月法美签订军事同盟条约，法国正式承认美国。1778年6月法英开战，西班牙也于1779年6月对英作战。年底，英军攻取佐治亚州首府萨凡纳，揭开了在南方发动强大攻势的序幕。

1779年秋，南方美军司令林肯会同德斯坦指挥的法国舰队进攻南部英军主要基地萨凡纳，受挫。

1780年春，克林顿率领1．4万英军对查尔斯顿实施陆、海两面包围，迫使林肯部5000余人投降，并缴获军舰4艘，使美军遭受了整个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损失。事后，克林顿率英军一部回师纽约，留下康沃利斯指挥7000英军控制南方陆地和沿海。这就为南部民兵游击队活动提供了方便。大陆会议委派格林为南方美军司令，谐同摩根到南方开展游击战，先后于1781年1月和3月，在考彭斯和吉尔福德等地大胜英军，迫使英军从内地向沿海撤退。同年8月，康沃利斯率南方英军主力退守弗吉尼亚半岛上的约克敦。10月19日，华盛顿统率美法联军一万六千余人对约克敦实施围攻，歼灭英军主力七千余人，取得了这次战争的决定性胜利。约克敦战役胜利导致了英国内阁的倒台。

俄国于1780年联合普鲁士、荷兰、丹麦、瑞典等国组成“武装中立同盟”，打破英国的海上封锁。1780年12月荷兰进一步加入法国方面对英作战。

1781年的吉尔福德之战中，英军伤亡惨重。在大陆军和民兵的持久消耗下，英军渐感力量不支。

1781年4月，英军在康沃利斯率领下，实行战略收缩，向北退往弗吉尼亚。8月，康沃利斯率7000名英军退守弗吉尼亚半岛顶端的约克敦。此时在整个北美战场英军主要收缩于纽约和约克敦两点上。1781年8月，华盛顿亲率法美联军秘密南下弗吉尼亚，与此同时，德格拉斯率领的法国舰队也抵达约克敦城外海面，击败了来援英舰，完全控制了战区制海权。9月28日，1.7万名法美联军从陆海两面完成了对约克敦的包围。

在联军炮火的猛烈轰击之下，康沃利斯走投无路，于1781年10月17日即伯戈因投降的第四个周年纪念日，请求进行投降谈判。10月19日，8000名英军走出约克敦，当服装整齐的红衫军走过衣衫褴褛的美军面前一一放下武器时，军乐队奏响了《地覆天翻，世界倒转过来了》的著名乐章。

约克敦战役后，除了海上尚有几次交战和陆上的零星战斗外，北美大陆战事已基本停止。

战争结果

1782年11月30日，英国新政府与美达成停战协议。1783年9月3日，双方在巴黎签订和约《巴黎和约》，英国被迫承认美国独立。

和约共10条，和约第一条规定：“英王陛下承认合众国为自由、自主和独立的国家”。内容还有：确认美国疆界东起大西洋沿岸，西止密西西比河，北接加拿大五大湖区，南至佛罗里达北界；两国人民从此永久和平，停止在海上、陆上的一切敌对行动并互释战俘；英从美境内所有港口、地区、港湾撤出全部军队和舰只等。该和约的签订标志着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使美国获得完全独立，这是美国人民通过长期的民族解放战争换得的胜利成果。

战争影响

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对欧洲大陆及拉丁美洲地区的现代民主革命起了推动作用。它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确立了民主的近现代政治体制，对以后欧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也起了推动作用。

美国独立战争没有解决土地问题，也没有解决奴隶制问题，使得独立后的美国南北方朝着两种不同的经济道路发展，最终导致美国内战（南北战争）的爆发。

《独立宣言》受启蒙运动的影响，1787年宪法及其所确立的新型政治体制——联邦共和制与三权分立，是人类文明的可贵遗产。

战争评价

美国独立战争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它的胜利，给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打开了一个巨大缺口，为拉丁美洲殖民地民族独立战争树立了范例。它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联邦总统制共和制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同时又铲除了殖民时期旧制度残余的长子继承法、续嗣限定法和代役税，奴隶制契约也基本上废除。从而为美国的发展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谢选骏指出：没有法国、西班牙、荷兰的助力，美国无法独立——英国对外战败，才不得不把美国开放给全球社会。从此以后，美国成为一个“向所有人类开放的伟大国家”。

网文《法国大革命（1789年法国革命）》报道：

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是指1789年7月14日在法国爆发的革命，统治法国多个世纪的波旁王朝及其统治下的君主制在三年内土崩瓦解。

法国在这段时期经历了一个史诗式的转变：过往的贵族和宗教特权不断受到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及上街抗议的民众的冲击，旧的观念逐渐被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民主思想所取代。关于法国大革命结束的时间，世界史学界看法众多，难成共识。在法国，普遍将雾月政变作为大革命结束的标志。

1794年7月27日，法国大革命中的市民革命宣告结束。1830年7月，巴黎人民发动七月革命，建立了以路易·菲利浦为首的七月王朝，至此法国大革命才彻底结束。

历史背景·经济方面

18世纪是法国经济由于通货膨胀而日益恶化的时代，通货膨胀使得社会购买力下降，18世纪80年代地主因欠收加租进一步削减农民的收入。国内最大的地主罗马天主教会教廷对谷物征收什一税。什一税表面上减轻了国王税项对民众的压力，实际上对每天都饿着肚子的穷人而言是一座大山。

国内设置的关卡则限制了国内的经济活动，在间歇性作物欠收时成为运输障碍。资料显示，贫户家庭在面包上的支出在1788年占家庭收入的一半，1789年则达到80%。商品滞销，农民涌入城市造成高失业率，都使得社会开始动荡不安。

法国由于路易十五时代的过度参战又未能打赢（特别是七年战争）而导致国库空虚，以及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带来的财政压力。当时法国国债总量高达20亿法郎。由于战争债务带来的社会负担，加上君主体制下的军队无能，为给退役老兵提供社会服务所拖累。同时贵族阶级，尤其是住在凡尔赛的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的奢华生活大大加重平民百姓的经济负担。老旧而效率低下的财政系统无法负担政府债务，而不合理的税务制度又让这一切雪上加霜。

革命发生的原因之一是1788年春法国的旱灾。1788年法国还没有从发生在三年前的干旱中恢复过来，上次干旱因饲料不足出现了大规模的屠宰牲畜的情况，造成以牲畜的排泄物为主要肥料的法国农田肥力不足大量闲置。

1788年7月13日，周长达40毫米的冰雹连续敲打着农田，造成大量土地收成全无。同年冬天，法国处于严寒状态。这致使法国大革命前夕，面包的价格大幅度上涨（从正常情况下的一个4磅面包8苏到1789年底的12苏），患病人数和死亡率上涨，大规模的饥荒和普遍的营养不良。饥荒甚至蔓延到欧洲的多个地区，而且政府缺乏足够的运力致使食品无法运往灾区。

启蒙运动

17世纪及18世纪欧美地区发生了一场思想及文化运动，认为这个宇宙的秩序是可以透过理性来掌握的。人类历史从此展开在思潮、知识及信息上的“启蒙”，开启了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发展历程。德国哲学家康德以“勇于求知”的启蒙精神来阐述人类理性的角色。他认为启蒙运动是人类的最终解放时代，将人类意识从不成熟的无知和错误状态中解放。18世纪初期启蒙运动的主要人物是伏尔泰、孟德斯鸠，学风谨严。至该世纪后期，学风为之一变，狄德罗、卢梭、蒲丰以及孔狄亚克、杜尔哥、孔多塞等都是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家，致力编辑该世纪伟大成就之一的《百科全书》。

由启蒙时代带来的愤恨和渴望，以及由此而生的社会和政治因素也是法国大革命产生的重要原因。这包括对专制王权的愤恨；那些和荷兰、英国等国的商业城市有联系的，也因为荷兰爆发爱国者起义失败吸引了荷兰流亡人士，无形中助长了法国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和商人对贵族特权和统治的愤恨；农民、工人以及市民阶层对传统贵族领主特权的愤恨；对神职特权者的愤恨和对宗教自由的渴望，相对贫困的乡村低等教士对贵族主教的愤恨，和由此延伸的对天主教的愤恨，受新教徒控制的小兄弟会修士会对其它宗教机构的影响；对自由以及共和制度（尤其是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的渴望；以及国王解雇财政顾问中被视为人民代表的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以及后来的雅克·内克尔。

启蒙运动为打倒法国旧制度的法国大革命等社会运动提供了自由的革命思想，孟德斯鸠的主张对取代旧的君权神授的王朝体制有重要作用，孟德斯鸠主张，新的共和国政制体制需要有以理性为基础的宪法。

法国革命前的等级

在路易十五当政时期（1715年—1774年），由于人民极度不满国王的统治，不断遭到各种抨击。这形成了启蒙运动，涌现出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一大批思想开明的人物，天赋人权、君主立宪、三权分立、主权在民等思想应运而生，并且日益深入人心。

在革命前，法国的居民被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天主教高级教士。（国王不属于任何等级）第二等级：贵族。第三等级：包括资产者、农民、无产者在内的市民、下层人民，除第一第二等级外的其他阶层。马克思主义匪帮后来宣传说新旧等级势力之间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对革命推波助澜，但实际上法国的贵族头衔是开放的，有能力及有钱的第三等级人群都有机会成为贵族。1700年至1789年间，法国社会增加了约5万个新贵族。但是随着政府财政陷入危机，封爵的价格也越来越高。

谢选骏指出：因此我认为，法国大革命不是什么“阶级斗争的结果”，而是“政府财政破产的结果”。例如，虽然没落的贵族对新兴的贵族十分不满，但贵族本身也有投资商业、矿业、地产等行业，因此市民阶层财富与贵族财富的概念界限在18世纪以后变得模糊了。“法国大革命是市民阶层和贵族等级之间的冲突”，只是马列歹徒为了抢班夺权而捏造出来的不实之词。

直接起因

18世纪法国部分地区已相当发达，出现许多手工工场，个别企业雇佣数千名工人并拥有先进设备。金融资本雄厚。资产者已成为经济上最富有的阶级，但在政治上仍处于无权地位，农村绝大部分地区保留着旧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并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

由天主教教士组成的第一等级（1st Estate）和贵族组成的第二等级（2nd Estate），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特权阶级。其他公民如农民和城市平民组成第三等级（3rd Estate），处于被统治地位。特权阶级的最高代表是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六（Louis XVI）。18世纪末第三等级同特权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特权阶级顽固维护其特权地位。在第三等级中，农民和城市平民是基本群众，是后来革命中的主力。资产者则凭借其经济实力、政治才能和文化知识处于领导地位。

1789年5月5日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召开三级会议，企图对第三等级增税，以解救政府财政危机。第三等级代表则要求制定宪法，限制王权，实行改革。路易十六企图增税，并召开了国家级会议（stati generali）进行投票决定。投票一开始分为两种，一种为阶层投票（per ordine），即一个等级一票；另一种为选择出一些代表进行投票（per testa）。前者极其不公，共三票，国王基本相当于拥有两票，所以按第二种方式进行，第三等级（terzo stato）选举出代表和第一第二等级进行投票决定。

原本在人数上第一第二等级占优势，然而有部分第二等级的贵族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投给了第三等级，所以第三等级以十七票的微弱优势取胜（第一等级291票，第二等级270票，第三等级578票）。事已至此，路易十六却出尔反尔，强行要求加税。于是6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宣布成立国民议会，7月9日改称制宪议会。当时路易十六调集军队企图解散议会，激起巴黎人民的武装起义，即有了之后的攻占巴士底狱。

革命历程·攻占巴士底狱

路易十六在1774年登上王座时，代表法国3个等级的三级会议已经有15年没有召开。1789年5月5日，由于财政问题，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召开三级会议，国王希望在会议中讨论增税、限制新闻出版和民事刑法问题，并且下令不许讨论其他议题。而第三等级代表不同意增税，并且宣布增税非法。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宣布成立国民议会，国王无权否决国民议会的决议。于是路易十六关闭了国民议会，宣布它是非法的，其一切决议无效，命令三个等级的代表分别开会。

1789年7月9日国民议会宣布改称制宪议会，要求制定宪法，限制王权。路易十六意识到这危及了自己的统治，调集军队企图解散议会。7月12日，巴黎市民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支持制宪议会。次日，巴黎教堂响起钟声，市民与来自德国和瑞士的国王雇佣军展开战斗，在当天夜里就控制了巴黎的大部分地区。7月14日群众攻克了象征专制统治的巴士底狱，释放七名犯人，取得初步胜利。这一天后来成为法国国庆日。

在法国巴黎市区的东部，有一个巴士底狱广场。200年以前，举世闻名的巴士底狱曾经耸立在这里。巴士底狱是一座非常坚固的要塞。它是根据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的命令，按照12世纪著名的军事城堡的样式建造起来的。当时的目的是防御英国人的进攻，所以就建在城跟前。后来，由于巴黎市区不断扩大，巴士底狱要塞成了市区东部的建筑，失去了防御外敌的作用。到18世纪末期，它成了控制巴黎的制高点和关押政治犯的监狱。

1792年8月10日，巴黎市民攻下王宫

巴士底狱高100英尺，围墙很厚，有8个塔楼。上面架着15门大炮，大炮旁边堆放着几百桶火药和无数炮弹。它居高临下，俯视着整个巴黎，活像一头伏在地上的巨兽。凡是胆敢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著名人物，大多被监禁在这里（伏尔泰曾经两度被投入巴士底狱）。巴士底狱成了法国专制王朝的象征。

1789年，法国爆发了大革命。巴黎的警钟长鸣，工人、手工业者、城市贫民纷纷涌上街头，夺取武器，开始了武装起义。法国人民早就痛恨国王、教士和贵族。教士是当时法国社会的第一等级，贵族是第二等级。其他各种人都归入第三等级。第一、第二两个等级的人数不过20多万，只占全国总人口的2%～3%。但是，他们有钱有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就是他们的总头子。他同僧侣、贵族狼狈为奸，弄得民不聊生。

18世纪后期，国王和他的大臣们眼看国库空虚，就用尽一切办法搜刮钱财，好继续吃喝玩乐。为了这些，他还在1789年召集已经停止了15年的“三级会议”来筹款。可是，第三等级的代表识破了国王的诡计，他们趁开会的时机，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限制国王的权力，把三级会议变成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第二，改变按等级分配表决权的办法，要求三个等级共同开会，按出席人数进行表决。国王路易十六听了这些要求，暴跳如雷，认为第三等级大逆不道。他偷偷把效忠王朝的军队调回巴黎，准备逮捕第三等级的代表。消息传出来以后，巴黎人民群情激愤，怒不可遏。于是，酝酿很久的一场大革命就这样爆发了。

1789年7月13日这一天，手执武器的人群攻占了一个又一个的阵地，巴黎市区到处都有起义者的街垒。到了14日的早晨，人民就夺取了整个巴黎。最后只剩下巴士底狱还在国王军队手里。

“到巴士底狱去！”起义队伍中响起了呼喊声。起义者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涌向巴黎的最后一座专制堡垒。

守卫巴士底狱的士兵从房顶上和窗户里向起义者开火，塔楼上的大炮也开始轰击。

冲在前面的起义战士被暴风雨般的火力压住，无法接近巴士底狱，大家就从周围的街垒向巴士底狱还击。他们没有大炮，只有从各处寻来的一些旧炮，甚至几百年前铸造的长满铁锈的古炮也加入了战斗行列。他们没有炮手，只有一些自告奋勇的人出来开炮，一个名叫肖莱的卖酒人居然成了炮手。然而，这些古炮和旧炮在被战斗激发起昂扬情绪的起义者手里，终于发出了轰鸣。一排排炮弹撞击在监狱墙上，打得烟雾弥漫，砖屑纷飞。可是因为围墙太厚，还是无法攻破，而起义者已经有了伤亡。

1个小时过去了，战斗没有什么进展，围攻巴士底狱的人却越来越多。人们十分着急，有的人干脆拿着两个火把，勇敢地冲到拱门前，把要塞的卫兵室和军人食堂点着了火，可是对于要塞和塔楼还是毫无办法。一个假发制造师想用火把点燃要塞的硝石库，但没有成功。有人喊道：“用磷和松脂混在一起，烧敌人的大炮！”但是炮位太高，根本够不着。

这时候，从阵地后面又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我们现在需要真正的大炮和真正的炮手！”于是大家镇静下来，都在等待着，张望着。两个多小时以后，一门威力巨大的火炮被拉来了，有经验的炮手也找到了。不一会儿，猛烈的炮火射向巴士底狱。一部分守军终于举起白旗投降了。吊桥徐徐放下，起义群众冒着另一部分拒降的守军射来的弹雨，冲了进去，解放了被关押的七名囚犯。

攻占巴士底狱成了全国革命的信号。各个城市纷纷仿效巴黎人民，武装起来夺取市政管理权，建立了国民自卫军。在农村，到处都有农民攻打领主庄园，烧毁地契。不久，由人民组织起来的制宪会议掌握了大权。这一年，制宪会议颁布了“废除一切旧义务”的“八月法令”，紧接着又通过了著名的《人权宣言》，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了“人身自由，权利平等”的原则。

君主立宪派

代表在起义中夺取巴黎市府政权，建立了国民自卫军。国王不得不表示屈服，承认了制宪议会的合法地位。此时制宪议会实际上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在议会中君主立宪派起主要作用。制宪议会通过法令，宣布废除君主专制制度，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规定以赎买方式废除贡赋。

1789年8月26日通过《人权宣言》，宣布“人们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10月份国王再次筹划利用雇佣军推翻制宪议会失败后，王室被迫从凡尔赛宫迁到巴黎，制宪议会也随之迁来。巴黎出现一批革命团体，其中雅各宾俱乐部、科德利埃俱乐部在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

1790年6月，制宪议会废除了亲王、世袭贵族、封爵头衔，并且重新划分政区。成立大理院、最高法院，建立陪审制度。制宪议会还没收教会财产，宣布法国教会脱离罗马教皇统治而归国家管理，实现政教分离。

1791年6月20日路易十六乔装出逃失败，部分激进领袖和民众要求废除王政，实行共和，但君主立宪派则主张维持现状，保留王政。7月16日君主立宪派从雅各宾派中分裂出去，另组斐扬俱乐部。

9月制宪议会制定了一部以“一切政权由全民产生”、三权分立的宪法，规定行政权属于国王、立法权属于立法会议、司法权属各级法院。

1791年9月30日制宪议会解散。

1791年10月1日立法议会召开。法国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

法国大革命引起周边国家不安，普鲁士、奥地利成立联军攻打法国。由于路易十六的王后、奥地利皇帝的妹妹玛丽·安东尼特泄露军事机密给联军，使法国军队被打败，联军攻入法国。

1792年7月11日立法议会宣布祖国处于危急中。以无套裤汉（平民）为主体的巴黎人民再次掀起共和运动的高潮。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领导反君主制运动，于8月10日攻占国王住宅杜伊勒里宫，拘禁了国王、王后，打倒波旁王朝，推翻立宪派的统治。

吉伦特派统治

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后，吉伦特派取得政权。9月20日法国军队在瓦尔密战役中打败外国干涉军。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于9月21日开幕，9月22日成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吉伦特派执政期间颁布法令，强迫贵族退还非法占有的公有土地，将没收的教会土地分小块出租或出售给农民，严厉打击拒绝对宪法宣誓的教士和逃亡贵族。

1793年1月21日，国民公会经过审判以叛国罪处死路易十六。

吉伦特派当政以后，把主要力量用于反对雅各宾派和巴黎无套裤汉。从1792年秋季起，人们不满他们的温和政策，要求打击投机商人和限制物价。以忿激派为代表的平民革命家要求严惩投机商，全面限定生活必需品价格。而吉伦特派却颁布法令镇压运动。

处死路易十六

与此同时，法国军队在1792年10月后已经打到了国外。欧洲各国非常害怕，在1793年2月，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荷兰、萨丁尼亚、汉诺威、英国成立了反法同盟，对法国进行武装干涉。然而吉伦特派无力抵抗外国军队，巴黎人民于5月31日—6月2日发动第三次起义，推翻吉伦特派的统治，建立起雅各宾专政。

雅各宾派专政后，平定了被推翻的吉伦特派在许多地区煽起的武装叛乱。

1793年6月3日—7月17日颁布3个土地法令，使大批农民得到土地。6月24日公布1793年宪法，这是法国第一部共和制的民主宪法，但是由于战争未能实施。7月，改组并加强作为临时政府机关的救国委员会，并把投机商人处决。10月底，他们把吉伦特派及其支持者斩首，包括布里索、罗兰夫人、科黛，美国革命家托马斯·潘恩也被捕入狱。

1793年底—1794年初将外国干涉军全部赶出国土，国内的叛乱也基本平息。

1794年3—4月雅各宾内部开始了激烈的斗争。使雅各宾派趋于孤立，人民也开始反对恐怖政策。

7月，国民公会中反罗伯斯庇尔独裁的力量组成热月党，于1794年7月27日（法国新历共和二年热月9日）发动热月政变，推翻罗伯斯庇尔并将他斩首。

热月党人统治

1795年10月镇压保王党战役后，根据新宪法，热月党人于10月26日解散国民公会，成立新的政府机构督政府。恐怖时期结束，但政局仍然不稳。

1796年—1797年，督政府派拿破仑·波拿巴远征意大利取得重大胜利，军人势力开始抬头。

1797年立法机构选举时，许多王党分子当选。督政府为打击王党势力，宣布选举无效。

1798年立法机构选举时雅各宾派的残余势力大批当选，督政府再次宣布选举无效。这种政策历史上称为“秋千政策”。

1799年英国又组成第二次反法联盟，以西哀士为首的右翼势力要求借助军人力量控制局面。11月9日（共和八年雾月18日）拿破仑·波拿巴发动雾月政变，结束了督政府的统治，建立起临时执政府，自任执政。法国大革命高潮结束。

革命结局

1.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失利后，路易十八在外国军队保护下复辟了波旁王朝，恢复了国王的部分权利，同意君主立宪制作为政体。之后由于查理十世大肆血洗革命者，1830年7月巴黎人民发动七月革命，经过3天战斗，攻下王宫，国王查理十世逃往英国，建立了以路易·菲利浦为首的七月王朝，至此法国大革命彻底结束。

2.揭示自由、平等、博爱精神永留于法国的蓝、白、红三色国旗，成为法国大革命留给世界的文化遗产。

3.自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以来，法国每年7月14日大革命爆发纪念日都会在巴黎举行大规模的阅兵仪式。

4.法国大革命彻底地推翻了法国封建专制。

革命派别·吉伦特派

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后，吉伦特派取得政权。9月20日法国军队在瓦尔密战役中打败外国干涉军。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于9月21日开幕，9月22日成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吉伦特派执政期间颁布法令，强迫贵族退还非法占有的公有土地，将没收的教会土地分小块出租或出售给农民，严厉打击拒绝对宪法宣誓的教士和逃亡贵族。1793年1月21日，国民公会经过审判以叛国罪处死路易十六。

雅各宾派

吉伦特派把主要力量用于反对以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为首的雅各宾派（The Jacobins）和巴黎无套裤汉。从1792年秋季起，要求打击投机商人和限制物价的群众运动高涨起来。以忿激派为代表的法国平民革命家要求严惩投机商，全面限定生活必需品价格，以恐怖手段打击敌人。吉伦特派却颁布法令镇压运动。1793年2—3月，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组成反法联盟，加强武装干涉；国内也发生大规模保王党叛乱。4月，前线的主要指挥、吉伦特派将领迪穆里埃叛变投敌。在革命处于危急的时刻，巴黎人民于5月31日—6月2日发动第三次起义，推翻吉伦特派的统治，建立起雅各宾派专政。

雅各宾派颁布《雅各宾宪法》，废除封建所有制，平定吉伦特派叛乱，粉碎欧洲君主国家的武装干涉；但仍保持反劳工的《列·霞飞法》和《农业工人强迫劳动法》，并镇压忿激派和埃贝尔派。

热月党人

但不幸的是，雅各宾派过激和恐怖的政策，使它走向分裂和内讧，陷于孤立的罗伯斯庇尔也未能完全守护住法国革命的成果，而反法同盟一而再地被各欧洲君主拼凑起来，它们一轮轮地围剿法国革命，企图恢复法国波旁王朝的专制政治。

1794年3—4月雅各宾内部开始了激烈的斗争。马拉被暗杀，罗伯斯庇尔以搞阴谋的罪名处死了雅各宾派中与他政见不和的丹东、埃贝尔等人，使雅各宾派趋于孤立。1794年6月4日，国民公会全体代表一致推举罗伯斯庇尔为主席，6月8日，他主持了庆祝新信仰的最高主宰仪式，当他出现在群众面前时，群众高唱赞美歌，热烈地向他祝贺。罗伯斯庇尔的威望空前高涨。

1794年7月27日（法国新历共和二年热月9日），雅各宾派中被罗伯斯庇尔镇压的右派势力发动热月政变，逮捕了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建立热月党人统治。热月党人于10月解散国民公会，成立了新的革命政府——督政府，他们清除了罗伯斯庇尔时期的革命恐怖政策和激进措施。而罗伯斯庇尔被逮捕，第二天被送上断头台，死时只有36岁。

拿破仑派

但国外围剿革命的势力仍是浊浪滔天，此时，督政府中又一个新的政治明星应运而生，他就是拿破仑，1796年—1797年，督政府派拿破仑·波拿巴远征意大利取得重大胜利，军人势力开始抬头。在“雾月政变”中，年轻的拿破仑执政，担负起了扫荡欧洲君主专制势力、最后巩固大革命成果的重任。

法国的革命力量就是这样一波一波地行进，一批人完成了特定阶段的历史使命，就被历史无情地淘汰，如此行进直到革命的成功。这次革命摧毁了法国专制制度；也震撼了欧洲旧的君主专制体系，推动了欧洲各国的革命。

革命意义编辑 语音

法国大革命是采用暴力手段矛头直指国王的权力，法国在这段时期经历着一个史诗式的转变：过往的贵族和宗教特权不断受到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及上街抗议的民众的冲击，旧的观念逐渐被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的民主思想所取代，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法国的君主专制统治，传播了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震撼了整个欧洲的君主专制制度并给以沉重打击，《人权宣言》与《拿破仑法典》为其他欧洲国家的宪法制定提供了范本。

革命影响·对国内

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广泛而深刻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从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到热月政变，法国大革命经历了五年的历程，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在三次起义中，人民群众都显示出伟大的力量，一再把革命从危机中挽救过来，并推动它进一步向前发展，它彻底地结束了法国一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

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法国君主专制统治，传播了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对世界，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最彻底的革命，它摧毁了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传播了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其间所颁布的《人权宣言》和拿破仑帝国时期颁布的《民法典》（后改名《拿破仑法典》）被称为新社会的出生证书，在世界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次革命也为此后的各国革命树立了榜样，因此具有世界意义。

法国大革命对影视界也有较大的影响。因其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因此有了许多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有关法国大革命的电影。如《悲惨世界》、《乱世冤家》、《贵妇与公爵》、《黑郁金香》、《再见，我的皇后》、《大革命之夏》、《绝代艳后》等，它们都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

组织原因

1、法国自路易十四以来即是欧洲中心，法国的国内局势关系到欧洲各国的利益；

2、法国王室自路易十四以来即是欧洲王室中心，法国王室及贵族与刚刚兴起的欧洲民族国家的王室和贵族关系密切；

3、法国革命的对象是王权及贵族专制制度，关系到欧洲各民族王国王室及贵族核心利益；

4、法国革命发展过于迅速，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及王后玛丽的殒命极大震撼了欧洲各国王室尤其是哈布斯堡王室及曾经遭遇过类似情况的英国王室；

5、法国王室是天主教廷的最大支持者，法国王室的遇难极大震撼了天主教世界；

6、英国与法国之间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法国自路易十四起就是欧洲大陆的霸主，英国希望法国的混乱局势能够持续下去，以便更好地削弱法国；

7、欧洲主张民主的力量还比较弱小，大部分民众仍然支持刚刚兴起的各国民族王权，难以认同处决国王的法国革命；

8、法国革命前国力处于下滑状态，革命后法国的力量迅速强大起来，引起各国的警觉，处于欧洲中心的法国也对外输出革命，促使各国王室立即组成同盟反对法国。

谢选骏指出：上述文字是马匪的杰作，而马匪向来善于宣传蛊惑——它胡说“资产者已成为经济上最富有的阶级，但在政治上仍处于无权地位”，但是实际上在十八世纪的法国，银行家已经可以购买一切，远远比21世纪的中国大陆还要“进步”——甚至连国王都要向他们借钱！至于“农村绝大部分地区保留着旧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并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一说——也完全没有根据，因为连中央集权的巴黎政府都陷入了自由交换的漩涡，外省的土地主又怎么可能置身事外呢？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被公认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一部经典之作。在这部著作中，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与后果提出了一种开创性的解释。这种解释并没有给出一种完美的结论，而是提出了引发后来者思考与探索的问题。

托克维尔明确指出：“它（大革命）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也同样会坍塌……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这段话可以说是表达了托克维尔解释的核心思想：大革命乃是旧制度下社会演进的结果。

在深入研究旧制度的权力结构之后，托克维尔指出：“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他发现，旧制度乃是向今天人们所说的“现代性”过渡的转型阶段，是两种体制的复合体，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残余，另一方面是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正是这种社会转型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法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促成了大革命的爆发。这种因果联系恰恰与人们想象的那种“压迫愈重、反抗愈烈”的方式相反，而是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发生的。

托克维尔通过比较研究，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一个吊诡现象：“有件事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就欧洲而言，法国当时并不是封建权利最深重的地区，相反，它却是封建权利压迫最轻的地方。这是因为法国早已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农民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而且已变为土地所有者。但是，正因为如此，农民对残存的封建权利就更难忍受。作为土地所有者，农民才会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感到痛苦和愤慨；贵族不再拥有统治领地的权力，贵族的特权乃至他们本身的存在也就愈加可疑。也就是说，不是贵族个人变得穷凶极恶，而是封建制度的瓦解引起社会心理的变化：“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们说得有道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不过，相比之下，托克维尔认为，各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之所以加剧，主要是中央集权制的作用。

与许多人的看法相反，托克维尔认为，中央集权制不是大革命的产物，而是旧制度的产物。法国在大革命前已形成欧洲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在王权中央形成了一个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于一身的统一权力机构，有中央政府派出的各省总督总揽了地方政府的全部权力，中央集权制的政府几乎达到了对全国的全面绝对控制；更有甚者，旧制度实行官员保护制，专横地庇护大小官员。这样，中世纪各地区、各人民团体和个人的政治自由权利也统统丧失了。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托克维尔显然是把政治专制与行政集权混为一谈了。

托克维尔承认，这种中央集权政府是旧制度的一项成就，是旧制度下“所有活着、动着、生产着的东西”的“新的根源”，也是旧制度中唯一在大革命后保存下来并且能够适应新社会的政治体制。但是，他也发现，这种单一的中央集权制既是旧制度时期社会动力之源，也很容易成为千夫所指之的。“由于中央政权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个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府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结果，这就导致了人们对中央集权政府的绝对依赖，而这种绝对依赖又很容易转变为另一个极端：当中央政府不能满足人民心愿时，便产生人们对中央政府的极端仇恨。由此托克维尔得出结论：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地位，是法国多次革命的主要条件之一。

托克维尔还发现，正是中央集权制的发展，造成法国阶级分离的加剧，使法国社会变成一点即炸的火药桶。首先，三级会议的停开，使得第三等级与贵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没有联系。其次，与一般人们想象的相反，贵族的种种免税特权不是中世纪的遗存，而是中央集权制发展的结果。王权逐渐剥夺了贵族的政治权力，但是，为了安抚与王权对立的贵族阶级，作为一种交换，“自15世纪到法国革命，免税特权一直不断增长。”贵族享有的各种特权尤其是免税特权彻底导致了资产者与贵族的不平等和互相孤立。第三，为了获取免税特权，资产者设法住进城市并在城市中获得职位，这就导致了资产者和农民的分离。第四，农民成了被遗弃的阶级。不仅其他阶级都离弃农民，而且政府对农民极其冷酷无情：把各种捐税徭役负担强加给他们，以严酷的司法对待他们。各阶级之间彼此隔离的恶果，一方面是“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但）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实行分而治之，最后陷入孤家寡人；另一方面是，分裂的不同阶级彼此形同路人甚至仇敌，“在被重重障碍长期隔绝之后彼此重新接触时，他们首先触到的是他们的伤痛处，他们重逢只不过是为着互相厮杀。”

在分析促成大革命爆发的众多直接因素时，托克维尔论及思想文化、宗教习俗、民族特性等，但是他主要强调启蒙运动和王权改革所起的作用，由此进一步揭示了诡异的历史现象背后的历史因果链条。

启蒙思想为大革命做了准备，这是常识。民主派把大革命视为启蒙思想的正义原则的实现，保守派则把大革命归咎于文人的蛊惑。与他们不同，托克维尔所要探讨的是启蒙思想的思维特征及其得以产生和传播的社会条件。

托克维尔发现，启蒙思想渗透着“抽象的文学政治”，主张“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这种文学化政治思维之所以形成和传播，是因为法国缺乏政治自由。与英国不同，法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形成两个明确分割的区域，作家们没有参加社会实践，因此他们只会高谈阔论。热衷普遍性的理论，对于文人来说可能是美德，但对于政治家来说则很危险。至于为什么这种文学化政治思想会支配法国的政治生活，托克维尔则主要不是分析启蒙思想家和其他文人的作用，而是强调旧制度下法国人的普遍精神特征。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国度里，普通人身受旧制度种种弊端之苦，但看不到医治具体社会病的药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维：“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贵族、市民阶层因长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缺乏政治经验，因此对于那种文学化政治理论的危险性毫无所知。贵族甚至把那些文人待为座上宾。国家高级官员也只精通行政事务，而不懂得治国安邦的根本法则，不能理解和预见社会潮流的动向及后果，因此也盲目地接受时髦的政治言辞。结果，全体法国人都“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了”。

1789年7月14日的巴士底监狱暴动

旧制度政府推行不彻底、半途而废的改革反而刺激大革命的爆发，这是托克维尔的一个独到而重要的发现。他指出，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作为末代王朝却是迄当时为止社会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他认为，尽管整个社会机器破旧简陋，但是这背后有两台发动机在推动公共繁荣，一是以上层阶级为标志的整个民族的觉醒，二是“依旧强大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与我们的“常识”相反，在托克维尔笔下，路易斯十六政府乃是一个开明君主政府：国王实际上尊重和服从公众舆论；政府鼓励经济发展、实施公共工程；路易十六还尝试改革，屡试屡败、屡败屡试。但是，恰恰是路易斯十六政府的局部的开明、改革措施加速了大革命的爆发。托克维尔描述了这其中的微妙之处：

政府发起各种公共建设事业，与政府有金钱关系的人数惊人地增长，许多人萌发了发财暴富的欲望，但是，专制政府的财政管理不善使得宫廷的劣迹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与政府关系最密切、最维护政府的那批工商业市民阶层也就变成了最激进的改革要求者；

国王和政府官员公开讨论社会政治弊端，国王屡屡试图减轻下层民众的负担，如废除农民的劳役制和手工业的行会，再如为消除额外增派而实行军役税公开措施，甚至要废除贵族的免税特权，这些口惠而实不至、半途而废的改革只是起了唤起民众不满情绪的作用；

波旁王朝任意侵犯民众的私有财产，对所欠私人借款拖延抵赖，在饥荒时期强行实施征集制、食品强制出售和最高限价等措施，对穷人实行严酷而不公平的司法措施等等，这些都是政府现身说法对民众进行革命方式教育；

大革命前夕（1787年），路易斯十六政府对司法部门、省级行政机构进行改革。这项改革“希图一举变革旧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积年沉疴”，但是改革打乱了原有的权力秩序，使得每一个公民仿佛觉得“国家政府突然间更换了所有官员，更新了所有准则……所有法国人感受到了一种微小的特殊波动。”在这种人心普遍浮动不安的情况下，“最后一击便使它（国家）整个动摇起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托克维尔总结说：“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革命之后

冲塌神圣罗马帝国大厦的力量来自西方。

1789年法国爆发了革命。从中世纪早期延续至今的封建社会制度被荡涤。三权分立和人权保证了所有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普鲁士和奥地利企图以武力对这个邻国的事务进行干涉，结果惨遭失败，引起了革命军的反攻。在继承了法国大革命遗产的拿破仑军队的冲击下，神圣罗马帝国最终土崩瓦解。法国占领了莱茵河左岸。为了赔偿这些地区前主人的损失，进行了牺牲较小的，尤其是宗教的侯爵领地的大规模土地重划：根据1803年的帝国代表联席会议的决定，大约400万臣民换了君主。中等邦国坐享其成。它们中间的大多数于1806年在法国的庇护下结成莱茵邦联。同年，弗兰茨二世皇帝退位，神圣罗马帝国就此寿终正寝。

法国大革命并未蔓延至德国。虽然在过去的年月里这里一再有个别人士试图消除贵族和市民阶层之间的界线，也有重要人物将西边的变革当作新时代的开始来欢迎，但是革命的星星之火却无法跃至德国，因为同中央集权的法国相反，帝国的联邦制结构阻碍着新思想的传播。除此之外，革命的发源地法国对德国人来说，乃是敌人和占领国。同拿破仑的斗争实际上变成了一场新的民族运动，最后上升为解放战争。社会变革的力量对德国不无影响。首先在莱茵邦联诸国，然后是普鲁士开始进行改革（同施泰因、哈登贝格、沙恩霍斯特、威廉·冯·洪堡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其目的是最终拆除封建障碍，建立一个自由的、担负起责任的社会：废除农奴制、实现营业自由、城市自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普遍服役义务。但是，许多改革方兴未艾就半途而废。公民在大多数情况下仍不得参与立法；只有几个主要在德国南部的邦君迟疑地制定了宪法。

利用断头台杀害异己

1791年—1794年雅各宾派专政期间，巴黎设置断头台，三年内被斩首的“反革命分子”达7万人之多，但不少并非保皇党成员，只是反对雅各宾派的人士。断头台遗址即今日巴黎市中心协和广场。

热月党的统治

热月党人于1795年解散国会，成立新的政府机构督政府。恐怖时期结束，但政局仍然不稳。

1796年督政府派拿破仑·波拿巴远征意大利取得重大胜利，军人势力开始抬头。

1797年立法机构选举时，许多保皇党分子当选，督政府为打击保皇党势力，宣布选举无效。

1798年立法机构选举雅各宾派的残余势力当选，督政府再次宣布选举无效。这种政策历史上称为秋千政策，督政府日益独裁。

拿破仑时代的开始

1799年英国又组成第二次反法联盟，以西哀士为首的右翼势力要求军人控制局面。11月9日（共和八年雾月18日）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结束了督政府的统治，建立执政府，自任执政。法国大革命结束，开始拿破仑时代。

特点——

1、广泛彻底

从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到1830年7月革命，至此法国大革命才彻底结束。法国大革命历时41年，漫长而曲折。就其规模而言，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人民群众在三次起义中都显示了伟大力量，每当在革命的转折关头，都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使革命得以彻底进行。

2、成果卓著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结束了法国一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在法国初步确立了共和国的政治体制。这场大革命还震撼了欧洲的君主专制制度，给它们以沉重的打击。

3、影响深远

这次革命扫荡了法国的专制势力。在经济上为法国的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它对法国社会的思想观念、文化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场大革命的彻底性更为以后的各国革命树立了榜样，它动摇了欧洲其他国家君主专制制度的基础，因而具有世界意义。

4、规模最大

同时代其他国家和地区革命激烈的程度与影响的广泛、深远程度均不及法国大革命，因此说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是革命时代规模最大、最彻底的一次革命。

谢选骏指出：这个托尔维克，大致狗屁不通，因为他是个法国人，而法国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像样的历史学家。

下面略举一二——

1、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各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之所以加剧，主要是中央集权制的作用。与许多人的看法相反，托克维尔认为，中央集权制不是大革命的产物，而是旧制度的产物。

谢选骏指出：托尔维克这个法国人看不清法国的民族性——

在我看来，中央集权制既不是大革命的产物，也不是旧制度的产物，而是法国民族的产物，不仅如此，还是整个拉丁语系的产物——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罗马尼亚的中央集权，比法国不遑多让，甚至还要突出。

2、托克维尔总结说：“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谢选骏指出：托尔维克不知好歹，他所说的“好”，其实就是“腐败软弱”。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末代皇帝都是好皇帝”。

3、法国革命在近期受到美国革命的影响，在远期受的是荷兰革命、英国革命的影响，但却比这三个日耳曼语系社会的革命更为惨烈——这是法国的”夹在拉丁语系和日耳曼语系之间边缘处境“决定了的。这种”高卢-拉丁-日耳曼“的三重质料，撕裂了法国社会，让这个一贯首鼠两端举棋不定的社会，陷入了不断翻身的历史折腾。

4、进一步的观察将不难发现，不仅法国这样的杂种国家如此，其他发生大规模内乱的国家也是这样——英国同样具有三重混血——凯尔特、日耳曼、诺曼底，俄国具有蒙古、突厥、罗斯的三重混血，美国具有亚太、欧洲、非洲三重混血，中国遭受突厥、辽金元清的千年迫害以至于边缘化为亚洲的野蛮社会。

（另起一页）

书名

对外战败导致改革开放

The defeat in the foreign war led to reform and opening up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最低

2021年9月第一版

September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79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