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178卷： 1980年代中国游记

1980年代中国游记

China Travel Notes in the 1980s 

2021年9月第一版

September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78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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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收集了三十篇中国城市游记和二十篇中国思潮游记——它们综合了当代资料和半个世纪以来的观感，形成奇妙的时空对话。

Synopsis

This book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collecting 30 Chinese city travel notes and 20 Chinese thought travel notes respectively-they combine contemporary data and perceptions over the past half a century to form a wonderful time-space 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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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部分】

【1980年代的中国城市】

01、桂林漓江触发了天人合一的陶醉

02、柳州的水车和春夏秋冬的循环之书《五色海》

03、贵阳的路上充满鬼气的群山

04、昆明西山龙门的雕刻家比米开朗基罗更加精彩

05、西双版纳的大象都逃亡到老挝去了

06、个旧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荒唐的党八股

07、南宁更像广东而不像广西

08、湛江人多为少数民族

09、广州人用死猫操办结婚宴席

10、惠州的建筑人文很像台湾

11、汕头的水货市场带动改革开放

12、福建的厦门是南北朝的分界线

13、福州人为什么要偷渡——海洋中国的大本营

14、衢州拥有孔门的正宗

15、金华有破败的乡镇和山水的秀色

16、海口是个典型的“殖民地”

17、三亚的海湾环抱天空

18、1982年的顺德像一个建筑工地

19、北戴河的海鲜十分危险

20、秦皇岛记录了秦始皇梦想的长生不老

21、三江县的风雨桥的恐怖故事

22、香河县的假古董天下第一

23、深圳是香港的经济殖民地

24、中英街和香港是被日本人收回的

25、石家庄有其特殊的“官道”

26、雄安的水产品都是用尸体的水泡出来的

27、山海关没有“名人题字”的恶习

28、毛泽东和他的狐群狗党像毛毛虫一样渺小

29、株洲布满了毫无特点的公房和工房

30、在毛泽东故居可以随地大小便

【第二部分】

【1980年代的中国思潮】

01、理想之花，淹没在六四的血泊中

02、城市病来自僵尸症

03、“国内改革”必须借助国际力量才能成功

04、中国依然处于内战状态，为何旧政权颠扑不破

05、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没有粮票无法出门旅行

06、游客为了解决生理问题，把“毛房”变成了“茅房”

07、英国强于苏联，所以香港强于大陆内地

08、中国共产党无法像东欧和苏联共产党那样得到善终

09、“妇女联合会”就是一个最大的中共娼妓组织

10、吴国光是条共产党开除的落水狗

11、自由派的政治改革像无家可归的党内乞丐一样自生自灭了

12、“改朝换代”的历史法则就是“死亡——再生”的生命法则

13、一百年内都看不到一部象样的中国电影

14、中国大陆的电影界确实是个太监世界

15、胡耀邦赵紫阳终究也还是邓小平党徒

16、政治的口号就是魔鬼的诅咒

17、毛泽东邓小平是卢布美元的哈巴狗

18、解放军海空扩张必然死路一条

19、匪区的作家不会言语

20、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治！

附录、李泽厚是大陆思想界的活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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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1980年代的中国城市】

【01、桂林漓江触发了天人合一的陶醉】

网文《桂林（广西壮族自治区下辖市）》报道：

桂林，简称桂，是世界著名风景游览城市、万年智慧圣地、全国重要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中国老工业基地，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对外开放国际旅游城市、全国旅游创新发展先行区和国际旅游综合交通枢纽，截至2019年，全市下辖6区10县、代管1个县级市、总面积2.78万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162平方千米。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桂林市常住人口为493万人。 

桂林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属桂林郡。1201年，著名诗人王正功赋诗“桂林山水甲天下”。甑皮岩文化是史前中国多元一体进程的文化源流之一，甑皮岩发现的陶雏器填补世界陶器起源空白，是中国制陶技术重要的起源地之一。桂林是广西重要高校集聚区，拥有广西师范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桂林理工大学、桂林医学院、陆军特种作战学院等16所高校。ESI学科1%入选高校4所，入选高校位居广西第一，第四轮学科评估32个学科入选。“万年智慧圣地”是桂林历史文化新名片。

历史沿革

考诸典籍，“桂林”之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其《海内南经》有“桂林八树，在番隅东”的记载。“桂林”之名，始于秦代，桂林郡因当地盛产玉桂而成名。 

桂林是具有万年历史的人类智慧圣地，甑皮岩文化是史前中国多元一体进程的文化源流之一，代表了距今12000—7000年间古人类在亚热带和热带地区的一种最佳适应方式，承载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史前文化交流发展的重要历史信息。

广西自古属于中国汉地十八省之一，桂林是原广西省省会，自广西建省800年以来为广西政治、文化、经济、军事中心，桂林在民国新桂系统治时期是全国模范省的省会，抗战时期作为我国抗战文化中心，被誉为文化城。 

夏商时期

夏商周时期，这里是“百越人”的居住地。

春秋战国时期，岭南称百越之地，桂林属百越的一部分。

秦汉时期

公元前214年，秦王朝征服百越，在岭南设置桂林郡、南海郡和象郡。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开凿灵渠，沟通湘、漓二水后，桂林便成为“南连海域，北达中原”的重镇。秦始皇统一岭南后，桂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地位越来越突显。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军50万，南下统一百越，在兴安开凿了可与长城并称的灵渠。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今桂林设始安县，隶属荆州零陵郡。东汉改属始安侯国。三国先属蜀，后归吴。甘露元年（265年），置始安郡始安县，郡县治所都在今之桂林。南朝改为桂州。

隋唐时期

隋唐时属岭南桂州总管府。唐武德四年（621年），李靖修城于独秀峰南。

贞观八年（634年），改名临桂县，属桂州始安郡。光化三年（900年），属静江节度。唐初地方设州、县。岭南45州分属广州、桂州、容州、邕州、安南5个都督府（又称岭南五管）。655年以后，5府皆隶于广州，长官称为五府（管）经略使，由广州刺史兼任。

光化三年（900年）始，属静江使度。

五代十国先后属楚和南汉的桂州。

从南朝开始，桂林逐渐成为岭南西部的政治中心。

宋元时期

宋时，前属广南西路桂州，后属静江府。宋代地方行政制度分路、州（府、军）、县三级。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桂州成为广南西路的省会。

宋高宗绍兴三（1133）年，因高宗即位前受封“静江军节度使”，将桂州视为潜邸，桂州升为静江府。

元时，元世祖至元十三（1276）年，元军攻占静江府。十五年，升静江府为静江路，并为广西两江道治所，故桂林在南宋、元时期又称为“静江”。

明清时期

明朝，朱元璋的侄孙朱守谦被封为靖江王，藩国桂林。明洪武五年（公元372年）修建府第，洪武五年，明朝政府改静江府为桂林府，布政使司、府、县三级地方政权的治所仍置于桂林。

明王朝在桂林城区修建了靖江王府，后筑靖江王城。靖江王袭14代，历270余年。靖江王城虽历经战火，城内建筑只剩残基石栏，但用大青石筑成的城墙保存完好，为全国唯一保存完好的古代藩王城址。

清世祖顺治六（1649）年，清军攻占桂林府，仍置广西布政司于此，后广西巡抚同驻。清代沿明旧制，桂林仍是广西全省的政治、文化中心。清代在原靖江王城内建起的广西贡院，铸造了广西古代教育史上的辉煌，至今王城的城门上仍镶嵌着“三元及第”、“状元及第”、“榜眼及第”等牌匾。 

民国时期

民国时属广西省，民国历史上长期为广西省会。

民国元年(1912) 1月21日 ，省会从桂林迁往南宁。 4月19日，驻桂林议员成立临时省议会。 形成“桂林议会”和“南宁议会”。8月28日，广西省会由桂林迁设南宁，获得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的批准。

民国21年(1932)，以新桂系为首的李宗仁、白崇禧主政广西，出于抗战的准备和安全的考虑， 计划将省府迁回桂林。

民国25年(1936年)，10月1日广西省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部迁回桂林；同时省会从南宁迁回到桂林；桂林成为新桂系军阀统治的省城，省立广西大学从迁至桂林雁山西林公园；桂林公安局改为省会公安局；11月广西省银行总行迁桂林营业。

民国27年，抗日战争爆发，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工厂内迁，桂林人口骤增。抗战时期桂林是仅次于重庆的大后方重镇，桂林成为华南地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西南抗日重镇，桂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报刊的中心，时称“文化城”。

1914年改名桂林县。1944年11月至1945年7月28日，为日寇占领，光复后仍为广西省辖市。

地理环境位置

桂林市位于南岭山系西南部，地处湘桂走廊南端，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地处东经109°36＇50″—111°29＇30″，北纬24°15＇23″—26°23＇30″，境域南北长236公里、东西宽189公里。北部及东北部与湖南省交界，东南部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接壤，南部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及来宾市毗邻，西部及西南部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相接，总面积2.78万平方公里，占广西壮族自治区总面积的11.74%。

桂林市位于南岭山系西南部、桂林—阳朔岩溶盆地北端中部，处在“湘桂夹道”中。地形为西部、北部及东南部高，中部较低。以中山或低中山地形为主，山峰海拔多在1000米，越城岭主峰猫儿山海拔2141.5米，称华南第一峰。平乐县海拔低至97米。山峰与盆地间的相对高差为600～1600米，坡度20°～45°。市区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地形，海拔标高300～600米，相对高差200～300米；南北两端为低缓的丘陵。岗垄丘地形，海拔标高160～200米，相对高差10～20米，中部为典型的岩溶地貌，峰奇水美，呈现为岩溶峰林及地势开阔平坦的孤峰平原和河谷阶地，地面海拔标高150～160米，峰顶标高200～300米。

气候

桂林地处低纬，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境内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光照充足，热量丰富，夏长冬短，四季分明且雨热基本同季，气候条件十分优越，唐代诗人杜甫以“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赞誉桂林的气候。桂林三冬少雪，四季常花，（1981—2010年）年平均气温接近19.1摄氏度。7、8两月最热，平均气温为28摄氏度左右，1、2两月最冷，平均气温为9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偶尔降到0摄氏度以下，年平均降水日数166天，连续降水最长日数30天，年平均降雨量1887.6毫米，年平均相对湿度为76%。全年风向以偏北风为主，平均风速为2.2～2.7米/秒，年平均日照时数为1447.1小时，平均气压为995.1百帕。

水文

桂林市处于西江支流的桂江流域，集雨面积19288平方公里。桂江上游的漓江和湘江有运河（灵渠）沟通。境内漓江流域面积12565平方公里，干流长295.27千米，实测多年平均径流量为128.95亿立方米，多年平均流量408.9立方米/秒。桂江下游马江站，多年平均径流量为175亿立方米；汛期流量为145.2亿立方米，占年径流量的81%；平均含沙量为0.13千克/立方米，侵蚀模数为129吨/平方公里。漓江自北向南蜿蜒流淌，其主要支流有桃花江、小东江、南溪河、良丰河（相思江）、宁远河。长江水系的支流分布在市东北部的资源县，在区内流域面积8283平方公里，占广西总面积的3.5%。在流域面积内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30条，总径流量为93.1亿立方米，占全区总径流量的5%，径流深1124毫米；主要河流有湘江和资水，流入湖南的洞庭湖，归流长江。

自然资源

动物资源：

桂林市境内野生动物繁多，陆栖脊椎野生动物约545种，其中两栖类36种，爬行类58种，鸟类375种，兽类76种。属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动物69种，包括黄腹角雉、白颈长尾雉、金雕、蟒蛇、豹、云豹、林麝7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植物资源：桂林市森林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70.91%。各县森林覆盖率达55.3%～78.8%，龙胜县是广西第一个绿化达标县。全市建有森林旅游景区50多个，主要分布在龙胜、资源两县和花坪、猫儿山、千家洞、海洋山自然保护区和10多个国有林场中。

桂林市有高等植物1000多种，包括银杉、银杏等名贵树种；自然植被以马尾松为主，市区以桂花树为主，桂花是桂林市的市花。林业主产杉木和毛竹，桂林市森林面积121.56万公顷，森林储蓄量3774.42万立方米，每年可提供木材40余万立方米、毛竹1600多万根。

矿产资源：桂林市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已发现可利用矿产48种，其中查明有一定资源储量并开发利用的矿产40种。在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中有17种位居全区前列。其中，滑石矿质量居世界前列，探明资源储量居全国前列；铅锌、铌钽、花岗岩、石灰岩、大理岩、重晶石、矿泉水等资源前景较好；滑石、大理岩、花岗岩、石灰岩、萤石、矿泉水及鸡血石等具有较大开发潜力。

人口

2019年末，桂林市户籍总人口540.60万人，其中城镇人口206.62万人；常住人口511.23万人，其中城镇人口260.20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0.90%。常住人口出生率12.37‰，死亡率6.51‰，自然增长率5.86‰。

桂林有壮族、瑶族、回族、苗族等十几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达73.47万。

地方文化综述

桂林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区，汉、壮、苗、瑶、侗、回、京、彝、水、满等多个民族和谐相处，多民族融合的地域民族文化构成了桂林城市文化一个重要特征。淳朴的民风、独特的地域文化，诸如农耕、游牧、节庆、服饰、饮食起居、婚丧、建筑、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

智慧圣地

桂林是具有万年历史的人类智慧圣地，是世界上具有三处万年古陶遗址（甑皮岩、大岩、庙岩）的城市，也是中国发现洞穴遗址最丰富、最集中的城市之一，甑皮岩发现的“陶雏器”填补世界陶器起源空白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考古学术机构誉桂林为“万年智慧圣地”。

2016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考古专业机构认为：桂林甑皮岩先民是具有高智商的智慧人，双料混炼技术是万年前人类的发明，桂林是万年人类智慧圣地。2017年6月22日至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桂林举行“中国南方史前考古暨桂林父子岩遗址发掘学术研讨会”，专家们一致同意将桂林命名为“万年智慧圣地”。2017年6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桂林举行了“万年智慧圣地”揭牌仪式。桂林甑皮岩文化是史前中国多元一体进程的文化源流之一，代表了距今12000—7000年间古人类在亚热带和热带地区的一种最佳适应方式，承载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史前文化交流发展的重要历史信息。

甑皮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桂林市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万年智慧”的历史文化名片。

桂林市辖区共发现史前遗址169处，是中国发现史前文化遗址点最丰富、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大岩、螺蛳岩、新岩、象鼻岩、父子岩、塔山等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建构了桂林史前文化基本序列，填补桂林史前文化多项空白，彰显了万年来桂林先民开发桂林山水胜地的智慧，建立了岭南岭北史前文化交流融合的新坐标，为研究桂林融入“多元一体”中华文明进程提供了最新的考古证据。

灵川狗肉有“天下第一美味”之誉。狗肉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有滋阴补肾，祛寒健胃等大补之功，以秋初至春末食之最佳。灵川狗肉烹调工艺独特，从选狗、杀狗、切狗烹调到品尝皆有讲究，食后余香满口，通体舒泰，令人百吃不厌，回味无穷。

著名景点

桂林漓江位于华南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属珠江水系。漓江发源于“华南第一峰”桂北越城岭漓江见闻猫儿山，猫儿山是个林丰木秀，空气清新，生态环境极佳的地方。漓江上游主流称六峒河；南流至兴安县司门前附近，东纳黄柏江，西受川江，合流称溶江；由溶江镇汇灵渠水，流经灵川、桂林、阳朔，至平乐，汇入西江，全长437公里。从桂林到阳朔约83公里的水程，称漓江。

象鼻山原名漓山，位于广西区桂林市内桃花江与漓江汇流处，山因酷似一只站在江边伸鼻豪饮漓江甘泉的巨象而得名，被人们称为桂林山水的象征。象山以神奇著称。其神奇，首先是形神毕似，其次是在鼻腿之间造就一轮临水明月，构成“象山水月”奇景。因此，象鼻山是桂林的城徽山，是桂林旅游的标志山，它坐落在桂林市中心的漓江与桃花江汇流处，形似一头巨象，象鼻和象腿之间是面积约一百五十平米的圆洞，江水穿洞而过，如明月浮水。

靖江王城坐落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漓江西岸，是明朝藩王靖江王朱守谦的藩王府，始建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洪武二十五（公元1392年）年建成，靖江王城外围有国内保存最完好的明代城墙。由于靖江王城地处桂林市城市中心地区，因而有“阅尽王城知桂林”之说。

桂林两江四湖景区指由漓江、桃花江两条江与杉湖、榕湖、桂湖、木龙湖四个湖泊构成的桂林市环城水系。江湖烟波淼淼，岸畔绿柳依依，山光水色莫不令人感慨万千。入夜灯火璀璨，更是美不胜收，妙不可言。徒步其间，可观赏各式精美大小桥28座、精典景观计100处。两江四湖环城水系是桂林城区的灵魂。绸缎似的江，翡翠般的湖，给中外游客的感受是，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两江四湖成为桂林城区的主打名片：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国家AAAA级景区、广西十佳景区。

芦笛岩位于桂林市西北郊，距市中心5公里，是一个以游览岩洞为主、观赏山水田园风光为辅的风景名胜区。芦笛岩洞深240米，游程500米。洞内有大量绮丽多姿、玲珑剔透的石笋、石乳、石柱、石幔、石花，琳琅满目，组成了狮岭朝霞、红罗宝帐、盘龙宝塔、原始森林、水晶宫、花果山等景观，令游客目不暇接，如同仙境，被誉为“大自然的艺术之宫”。从唐代起，历代都有游人踪迹，现洞内存历代壁画77则。自1959年发现并开发后，如今已建有餐厅、茶室、水榭、湖池、曲桥，并设游船，广植花木，成为中外游客游览桂林时必至的旅游热点。

七星景区位于桂林市区漓江东岸，漓江支流小东江畔，距市中心1.5公里。占地面积约134.7公顷，绿化覆盖率达84%，是桂林市面积最大、历史最悠久、景致最多最集中的综合性景区。历史文化的精深博大在七星汇聚，自然与人文的完美融合在七星展现，堪称桂林山水与文化的缩影、桂林城市绿肺，集桂林山、水、洞、石、庭院、建筑、文物之大成，是桂林山水精华景观的缩影。

东西巷是桂林明清时代遗留下的唯一的一片历史街巷，空间尺度宜人，是桂林古历史风貌的观景区，包含了正阳街东巷、江南巷、兰井巷等桂林传统街巷。体现了桂林的历史文脉。

会仙湿地被誉为“漓江之肾”，是漓江流域最大的喀斯特地貌原生态湿地，具有保持水源、净化水质、蓄洪抗旱、维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的环境调节功能和生态效益。湿地内岛屿星罗棋布，山水相得益彰，集“山、水、田、园、林、沼、运”等景观要素于一体，以其岩溶湿地之典型、山水景观之秀丽、历史文化之深蕴而著称。该湿地风貌及其周边环境不仅在广西是独一无二的，在全国乃至全球峰林岩溶平原风貌中也极为罕见，是极具研究价值的典型湿地。

古桂柳运河又称桂柳运河、桂柳古运河、相思埭，开凿于唐代长寿元年（692年），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与灵渠同为广西古代的两大运河。古桂柳运河穿过会仙湿地，河源于桂林市临桂区会仙镇狮子岩，汇分水塘，东流至相思江，入漓江；西流折入鲤鱼陡至永福洛清江汇柳江。千百年来，古桂柳运河曾经发挥航运和灌溉的重要作用。

龙脊梯田地处海拔1916米的崇山峻岭深处，梯田海拔最高处1180米，最低380米，垂直落差800米，面积71.6平方公里；分为金坑和大寨瑶族梯田观景区、平安壮族梯田观景区，主要景点十几个。她以磅礴的气势、流动的线条，变幻的神韵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而享誉中外，为天下梯田之望尘莫及，堪称“世界之最”和“天下一绝”，是桂林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游客接待床位3000多个，为桂林黄金旅游线路之一。

大圩古镇是广西古代“四大圩镇”之一。大圩古镇始建于公元200年。古老的大圩老街顺着漓江绵延2公里长，不宽的街道上铺着青石板，石板路两边是保存完好的老房子。大圩古镇在漓江东岸，父子岩东南，磨盘山北，距桂林23公里水程。史载，古镇始建于北宋初年，中兴于明清，鼎盛于民国时期，距今已有千年历史，远在600年前，大圩以其“大”，成为广西四大圩镇之最。大圩古镇曾名长安市、芦田市，通称大圩。汉代已形成小居民点，北宋时已是商业繁华集镇，明为广西四大古镇之一。其商业初兴于宋，曾设税官；中兴于明，清光绪三十一年《临桂县志》称“水陆码头”，抗日时期有“小桂林”之称，赶圩人数高达1万余人，泊船多达二三百艘，地方商业文化积淀深厚，特色鲜明。

阳朔西街，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阳朔县的一条步行街。位于阳朔古镇中心，宽约8米，长近800米，略呈东西走向，东到滨江路，西到蟠桃路，中间与县前街、城中路交汇。历经1400多年，是阳朔最古老最繁华的街道，也是阳朔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明城墙、碑刻、古寺、古亭、名人故居、纪念馆等这些古老的建筑保存皆较完整。西街，曾是孙中山先生演讲的地方，艺术大师徐悲鸿也曾居于此，15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曾在此留下足迹。

灵渠，古称秦凿渠、零渠、陡河、兴安运河、湘桂运河，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境内，于公元前214年凿成通航。灵渠流向由东向西，将兴安县东面的海洋河（湘江源头，流向由南向北）和兴安县西面的大溶江（漓江源头，流向由北向南）相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有着“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的美誉。

天湖位于全州县华南第二高峰真宝顶东侧，13座水库犹如一面面透亮的明镜，点缀在崇山峻岭间，相互贯通，互成补充天湖柔美秀丽，具有独特的高山气候，夏季清凉能避暑，冬季银装素裹可赏雪。有大片原始森林，众多奇花异草和野生动物。既有杭州西湖“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湖光山色，也有洞庭湖“茫茫五百雪域”美称，是狩猎、避暑、观日、赏花的理想胜地，在广西区内唯此一景。遇晴日，遥空如洗，波光粼粼，烟霞浩淼，云水相吻，游人如置蓬莱仙境。

银子岩溶洞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贯穿十二座山峰，属层楼式溶洞，洞内汇集了不同地质年代发育生长的钟乳石，晶莹剔透，洁白无瑕，宛如夜空的银河倾斜而下，闪烁出像银子、似钻石的光芒，所以称为“银子岩”。洞内特色景点数十处，最为著名的景观有三绝：雪山飞瀑、音乐石屏、瑶池仙境；三宝：佛祖论经、混元珍珠伞、独柱擎天。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里被展示得淋漓尽致，故被誉为“世界溶洞奇观”。

谢选骏指出：桂林布满了奇形怪状的山峦，令人耳目一新。我去过那里两次，一次是自己去的，一次是陪着家父去的。所以桂林的著名景点我都去过三次了。因为第二次是跟着单位一起旅游的，后来又多呆了几天，等着家父到桂林一起碰面再游一遍。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充满了怀念。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在阳朔的漓江——那可以触发一种陶醉，无法用语言描述……姑且称之为“ 天人合一”……

【02、柳州的水车和春夏秋冬的循环之书《五色海》】

网文《柳州》报道：

柳州，简称“柳”，广西壮族自治区地级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重要中心城市，广西副中心城市，总面积18596平方千米。截至2019年，全市下辖5个区、3个县、代管2个自治县。

柳州地处广西中部偏东北，是沟通西南与中南、华东、华南地区的重要铁路枢纽，素有“桂中商埠”之称，是与东盟双向往来产品加工贸易基地和物流中转基地城市，西南出海大通道集散枢纽城市，“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门户的重要节点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西江经济带的龙头城市和核心城市，是广西最大的工业基地，是面向东部、南部沿海和东南亚的区域性制造业城市，中国唯一同时拥有四大汽车集团整车生产基地的城市。2020年柳州市生产总值为3176.9亿元。

柳州别称壶城、龙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国最早古人类之一的“柳江人”发祥地，有2100多年建置史，古属百越之地。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属桂林郡。秦末汉初柳州属南越国地。西汉元鼎六年，在此设郁林等郡，置潭中县，为柳州建置之始。

以柳州为圆心的250千米半径范围内，集中了广西80%以上的4A级旅游风景区，与毗邻的桂林市共同构成享誉世界的大桂林旅游风景区。柳州拥“柳州奇石甲天下”，被誉为“中华石都”。柳州是壮族歌仙刘三姐传歌圣地，传说刘三姐在鱼峰山唱歌感动上天而得道成仙，山歌世代在鱼峰山脚下缭绕。壮族的歌、侗族的楼、苗族的舞、瑶族的节堪称柳州民族风情四绝。

历史沿革

柳州是南中国古人类“柳江人”的发祥地。古人类文化遗址有白莲洞遗址（旧石器晚期──新石器早中期，距今约30000─7000年）、大龙潭鲤鱼嘴遗址（新石器早中期，距今约7000年）、蛮王城遗址（父系氏族公社时期，距今约4000年）以及柳江两岸台地、蓝家村台地、九头山、甘前岩等古人类文化遗址。

先秦时期，柳州属百越之地，有西瓯、骆越等百越分支。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命屠雎为统帅，发兵五十万，开始进行长期的秦攻百越之战，与译吁宋、桀骏率领的西瓯军遭遇第一次战争付出惨重代价，屠雎身亡。灵渠修通后，发动第二次战争，于公元前214年最终统一岭南，设置桂林郡、南海郡、象郡，柳州地域属桂林郡，但秦政权对地方控制力并不强。

秦朝灭亡后，公元前204年，秦将领南海郡尉赵佗击并桂林郡、象郡，建立南越国。柳州地域属南越国。

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冬，汉朝将领路博德平定南越国，在岭南设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朱崖等9郡，柳州地域设置潭中县，属郁林郡，为柳州建城之始。县城址位处今柳州市鱼峰区驾鹤山附近。潭中以地处潭水（今融江、柳江、黔江）中游得名，辖及柳江、柳城、鹿寨、象州、融水、来宾等县地。地方主要由当地人管辖，土司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改土归流”时期，柳州九头山汉墓为这一时期代表。

新朝（公元9—23年），改郁林郡为郁平郡，潭中县为中潭县，县隶属关系不变。 

东汉（公元25—220年），复郁林、潭中名称。 

三国孙吴凤凰三年（274年） ，从郁林郡分出桂林郡（治所武安县即今象州县境），潭中县属桂林郡。

晋太康三年（282年）潭中县从县治所升为桂林郡治所。

南朝宋，潭中县隶属依旧。

南朝齐（479—502年），桂林郡治所迁武熙县（今象州县），潭中县仍属之。南朝齐建元二年(公元480年)从潭中县分置齐熙郡，隶广州，同时置辖齐熙县，郡、县均治今融水苗族自治县县城，辖及今融水等县地。

南朝梁大同六年（540年） 十二月，潭中县属始安郡（治今桂林市），后属马平郡，潭中县为马平郡治所。

南朝陈（557—589年）潭中县隶属依旧。

隋开皇十一年（591年），潭中县改名桂林县，属象州，州、县治均设于今象州县。同年又析桂林县置马平县，县治所设于今柳州市柳北区雀儿山附近“双山”。大业元年（605年），撤象州，马平县属桂州。大业三年（607年），桂州改称始安郡，马平县属之。

唐武德四年（621年），置昆州，马平县为昆州治所，后昆州又改为南昆州，属岭南道。贞观八年（634年）以州境内柳江更名为柳州。天宝元年（742年），改名为龙城郡。乾元元年（758年），龙城郡复名为柳州，并沿用至今。柳州城址位于今柳州市城中区东南滨江一带。

柳州始置时领马平、新平、文安、贺水、阳德等5个县。同年，改阳德县为循德县，改文安县为乐沙县。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柳州析出贺水县改隶澄州。贞观七年(公元633年)，柳州废省乐沙县(治所在今柳江县白沙)入新平县，并划辖原隶龙州之龙城县。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柳州废省新平县(旧治在今柳州市南)入马平县。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柳州增置辖洛封县，并将循德县析出划归严州。次年，柳州增辖原属桂州的象县。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柳州增划辖原隶严州之洛容县。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柳州洛封县更名洛曹县。故唐末柳州辖马平、龙城、象、洛曹、洛容等5个县。辖及今柳州、柳江、鹿寨、柳城、宜州等市县地。 

五代时期，柳州先属楚，后周时属南汉，建制依旧。

宋朝时期，柳州属广南西路，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移治柳城，即今柳城县旧柳城。柳州初领马平、龙城、象、洛曹、洛容等5个县。淳化元年(公元990年)，析出洛曹改隶宜州。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省象县入洛容县。宋末实辖柳城、马平、洛容等3个县。辖及今柳州市及其柳江、柳城、鹿寨等县地。

元朝时期，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柳州设安抚司，隶属广西道宣抚司。次年，广西道宣抚司改为广西道宣慰司，上隶同年置的潭州行中书省。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柳州改为柳州路，置总管府。治柳城。始终领辖柳城、马平、洛容等3个县，辖及今柳州市及其柳江、柳城和柳州地区的鹿寨等县地。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潭州行中书省改为湖广行中书省，广西道宣慰司随之改隶。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广西道宣慰司又改为广西两江道宣慰司。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广西两江道宣慰司又改为广西等处行中书省。

明朝时期，明洪武元年（1368年），柳州更名柳州府，府官署从柳城迁回马平县，马平县从宋代以前的州治所上升为府治所，柳州府直辖马平、洛容、柳城、怀远、来宾、融、罗城等县以及象、宾等州，其中，象州又领武宣县，宾州又领迁江、上林等县。柳州府隶属广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

清朝时期，柳州府隶属广西省，初领马平、洛容、柳城、罗城、怀远、融、来宾、武宣、上林、迁江等10个县以及宾、象等2个州。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柳州府析出宾州直隶广西省，并析出武宣、来宾、上林、迁江等4个县改隶宾州。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柳州府复划辖原隶宾州之来宾县。故清末柳州府实辖马平、雒容、罗城、柳城、怀远、融县、来宾等7个县和象州。辖及今柳州市区、三江、融安、融水、鹿寨、象州、来宾和罗城等县(自治县)地。

民国2年(1913年)2月，国民政府公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各省一律裁府与州、厅，省下设道，改行省、道、县三级，由道领县。6月，设置柳江道，柳江道治马平，辖马平、怀远、宜山、安化、象、河池、雒容、罗城、柳城、来宾、迁江、天河、融、思恩等14个县，南丹1个土州，忻城1个土县，永顺正、永顺副、永定等3个长官司。民国16年，废道，各县由省直辖。民国19年(1930年)9月，广西省政府公布《修正广西民团组织暂行条例》。鉴于是年省局混乱，广西独创民团制度，设置民团区，柳州民团区辖马平、柳城、融县、三江、中渡、榴江、雒容、象县、来宾等9个县。民国20年(1931年)1月1日，马平县改名为柳州县。

民国23年(1934年)3月10日，广西全省在原桂林、平乐、梧州、柳州、南宁、百色、天保、龙州等8个民团区，划设8个行政监督区。柳州行政监督区治宜山，辖柳州、柳城、融县、三江、中渡、榴江、雒容、来宾、象县、河池、南丹、天河、罗城、忻城、东兰、思恩、宜北、宜山等18个县。11月，柳州行政监督区析出来宾县、象县分别改属南宁行政监督区和梧州行政监督区管辖。民国25年11月，柳州行政监督区析出宜山、东兰、河池、南丹、思恩、忻城、宜北、天河等8个县，改属庆远行政监督区管辖。同时增辖原属桂林行政监督区之百寿县，并迁治柳州。次年9月，柳州行政监督区之柳州县易名为柳江县。至民国29年3月，柳州行政监督区计辖柳江、柳城、融县、三江、罗城、中渡、榴江、雒容、百寿等9个县。

民国29年(1940年)4月由柳州行政监督区改设的第四行政督察区，治柳江。初辖柳江、柳城、融县、三江、罗城、中渡、榴江、雒容、百寿等9个县。民国31年(1942年)3月，第四区改为第二区，合并增辖民国29年4月由庆远行政监督区改置的第七行政督察区及其忻城、宜山、河池、南丹、思恩、宜北、天河、天峨等8个县，还划辖第五区之象县、来宾、迁江等3个县，并析出原第四区的百寿县直隶广西省政府，析出原第七区的东兰县划归第五区管辖。同年7月，第二区又增设瑶山金秀设治局。民国36年，第二区裁撤瑶山金秀设治局。次年10月，第二区析出宜山、罗城、天河、思恩、宜北、河池、南丹、天峨等8个县改属第十区，同时，增辖原属第三区之武宣县。民国38年7月，第二区又析出武宣、来宾、象县等3个县改属第十三区，析出融县、三江等2个县改属第十五区。至是年9月止，第二区实辖柳江、柳城、中渡、榴江、雒容、迁江、忻城等7个县。

地理环境位置

柳州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北部，地处北纬23°54′～26°03′，东经108°32′～110° 28′之间。东与桂林市的龙胜县、永福县和荔浦市为邻，西接河池市的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和宜州市，南接新设立的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象州县、兴宾区和忻城县，北部和西北部分别与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和贵州黎平县、从江县相毗邻；总面积18596平方千米。市区面积约为1016.75平方千米，2013年末建成区面积约为237.42平方千米。总面积18618平方千米，其中市区面积3555平方千米。

柳州市地貌

柳州市区地形平坦，微有起伏，海拔在海拔85至105米之间，东、西、北三面环山，具有典型的岩溶地貌特征。由于柳江穿流市区及气候、岩性、构造的影响，形成河流阶地地貌、岩溶地貌迭加的天然盆地。

柳江自北向南绕呈半岛形的柳北半岛，又向北，向东北又绕行向西南，最后向东南流出，故柳北半岛素有“世界第一盆景”的美誉。山峰点缀于城市之间，著名的有鱼峰山，马鞍山，鹅山，箭盘山，文笔峰，雀儿山等。城南有都乐岩，为喀斯特地貌溶洞典型。

气候

柳州市地处桂中北部，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柳州市的大气环流主要是季风环流，夏半年盛行偏南风，高温、高湿、多雨，冬半年盛行偏北风，寒冷、干燥、少雨。夏长冬短、雨热同季，光、温、水气候资源丰富，但地区差异较大，北部各县具有较明显的山地气候特征。太阳辐射量年平均为95～110千卡/平方厘米，南部多于北部，一年中以7～8月最高，1～2月最低。日照时数平均1250～1570小时。

气温自北向南渐增，年平均气温北部18.1～19.4℃，其余20.1～20.7℃，年际变化北部小于中、南部，最高年与最低年相差1.3～2.0℃。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7.2～10.4℃，历史上极端最低温度为-2.5～-5.8℃，高寒山区可达-8℃以上。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27.2～28.9℃，历史上极端最高气温为38.6～39.5℃。年总积温5700～6800℃，南北相差1100℃。年总降雨量1345～1940毫米，但地区分布和季节变化很大。雨季一般始于四月下旬，终于9月上旬初，这期间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70%以上。雨量分布，北部多于南部，山区多于平原，融水县贝江流域为柳州市的一个多雨中心，年降水量可达2000毫米以上。多年平均蒸发量1600～1700毫米，自南向北渐减，南部超过1700毫米，大于降水量，为半湿半干状态，而北部的降水量多超过蒸发量，气候湿润。

柳州市气象灾害主要有：春季低温阴雨和干旱，夏季的暴雨洪涝和雷雨大风，局部地方春夏之交季节有冰雹，秋季寒露风和秋旱，以及冬季的寒潮霜冻害。

人口数量

2019年，柳州市户籍总人口393.5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05万人。常住人口407.80万人，比上年增加3.63万人，其中城镇人口266.80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5.42%，比上年提高0.68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50.29%，比上年提高0.34个百分点。出生人口4.48万人，出生率11.43%；死亡人口2.04万，死亡率5.21%；自然增长率为6.22‰。

民族构成

柳州是一个多民族相聚而居的地区，壮族和侗族是柳州最古老的原居民族，分别源于先秦百越之地不同的越人支系。柳州居民的民族构成达30余种。居住着：壮族、汉族、苗族、侗族、瑶族、回族、仫佬族等48民族，少数民族占全市总人口数的52%以上。有2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和融水苗族自治县。另有少数民族乡5个：三江侗族自治县的同乐苗族乡、高基瑶族乡；融水苗族自治县同练瑶族乡、滚贝侗族乡；柳城县古砦仫佬族乡。壮族主要分布在柳城、融安、鹿寨等县和城区；苗族、侗族和瑶族主要分布在融水、三江两县；仫佬族主要分布在城区和柳城县。

民族文化遗产

柳州具有浓郁的乡土文化和民族文化气息。柳州市是壮族、汉族、瑶族等民族聚居的城市，几千年来一直是汉族和岭南各土著民族经济和文化交流、融合的汇集点，具有浓厚的民族传统文化沉积。柳州地区辖鹿寨、融安、三江侗族自治县、融水苗族自治县和古亭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等6县1区。总面积26811平方千米。居住着壮、汉、瑶、苗、侗、仫佬等18个民族，总人口313.96万人，其中壮、瑶、苗、侗等少数民族人口占68.41%。壮族的歌，瑶族的舞，苗族的节，侗族的楼，展示了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柳州人善于以歌来表现自己的生活和劳动，抒发思想感情。青年男女恋爱有情歌，婚嫁有哭嫁歌，丧葬有哭丧歌，互相磐考比赛智力有磐歌，宴请宾客有劝酒歌和节令歌，祈神有求雨有祈祷歌；教育儿童有儿歌和童谣。三月三是壮族人民的传统节日，对歌又是三月三的一项主要活动，因此又称为“歌圩”亦称为“歌节”。

文化遗产

柳州保存有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全广西范围的3项，具有丰富的民族特色和城市自身积淀的文化特征。

风景名胜综述

柳州是广西拥有国家级A级景区的城市第二多的城市，旅游人口及收入位列广西第三位，是区内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市区内有众多优质旅游资源，拥有两个国家级重点公园景区——柳侯公园和大龙潭风景区。

三江侗族自治县和融水苗族自治县以及融安县是柳州市重点旅游县，旅游资源丰富，拥有众多国家A级景区，如： 石门仙湖景区，贝江风景区，双龙沟景区，三江大侗寨景区，三江程阳风雨桥，马胖鼓楼，丹洲古镇等，以及鹿寨县的中渡古镇，香桥岩等旅游资源。

柳州八景

根据清朝乾隆时期《马平县志》记载。柳州古代八景分别是南潭鱼跃、天马腾空、笔峰耸翠、鹅山飞瀑、罗池夜月、东台返照、驾鹤晴岚、龙壁回澜。明崇祯七年（公元1637年）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曾在柳州寻访“罗池夜月”，说明柳州八景得名应不晚于明代中期。

谢选骏指出：作为一个现代城市，1986年的柳州没有特色；但是1986年的柳州人文景观，却结合了原始与现代，具有一种特别的韵味。我特别怀念那时候的一切，怀念那里的水车，那仿佛是我的哲学思考的象征——春夏秋冬的循环之书《五色海》……那永恒之水，比太阳还要古老，来自宇宙的深处，流过人类的灵魂……

【03、贵阳的路上充满鬼气的群山】

网文《贵阳（贵州省辖地级市、省会）》报道：

贵阳，简称“筑”，别称林城、筑城，是贵州省辖地级市、省会，西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地处黔中山原丘陵中部，东南与瓮安县、龙里县、惠水县、长顺县接壤，西靠安顺地区的平坝区和毕节地区的织金县，北邻毕节地区的黔西县、金沙县和播州区。截至2020年，贵阳市下辖6个区、3个县、代管1个县级市，总面积8034平方公里，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贵阳市常住人口为598.7018万人。2020年，贵阳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311.65亿元，同比增长5.0%。境内有山地、河流、峡谷、湖泊、岩溶、洞穴、瀑布、原始森林、人文、古城楼阁等32种旅游景点。 

历史沿革地名来源

“贵阳”之名较早见于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郡在贵山之阳故名。贵阳因为在贵山的南面所以得名。因贵阳古代盛产竹子而闻名，故用“竹”的谐音“筑”来作为贵阳的简称。

一说由于贵阳气候常年多阴雨，民间有“天无三日晴”的俗语，贵阳是因为“阳贵”得名。另一说则是这里的地名源于贵山，因为山南为阳故名贵阳。

贵阳名源于贵山，贵山又称贵人峰，贵阳虽因贵山之阳得名，但贵山所处何地则一直存在争议。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版《贵州图经新志》记：“郡在贵山之阳，故名贵阳”，“贵山在治城北二里”，“白崖山在贵山之麓”，“白崖山在治城北二里”。《名胜志》载：“城北二里有贵山，蜀道所经，一名贵人峰。”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的《贵州通志》则注明贵山为城北五里，相应的地图亦标注贵山在贵阳城东北外，即茶店北面杨柳井的玉马山。1697年编辑的《新补康熙贵州通志》又记贵山在城北五里。《贵阳乡土地理》记载：“凤凰山之南、茶店之北，一锐峰插霄，曰贵山。”《贵阳府志》则曰：“去城十二里，锐峰岌嶪，秀插层宵，相传贵州得名以此。山腹有洞，麓有九十九泉。” 

建制沿革

春秋时期，今贵阳属牂牁国辖地。战国时属夜郎国范围。两汉时期隶属柯郡。

唐朝，在乌江以南设羁縻州，贵阳属矩州。

宋代，称贵阳为贵州，宣和元年（1119年），更矩州为贵州。

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置顺元路宣抚司，翌年改为宣慰司；二十年（1283年），置贵州等处长官司，为顺元路治，先隶四川行中书省，后隶湖广行中书省；二十九年（1292年），顺元、八番两宣慰司合并，设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于顺元城（今贵阳）。

明洪武四年（1371年），设贵州宣慰使司，司治贵州（今贵阳）。六年（1373年）12月，置贵州卫指挥使司。十五年（1383年），置贵州都指挥使司，下领贵州等十八卫。二十六年（1393年），又置贵州前卫。永乐十一年（1413年），置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贵州建省，贵阳成为贵州省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隆庆三年（1569年）3月，改新迁程番府为贵阳府。万历十四年（1586），置新贵县，附郭，隶于贵阳府。二十九年（1601年），升贵阳府为贵阳军民府。三十六年（1618年），析新贵县、定番州地置贵定县，仍隶贵阳军民府。崇祯四年（1631年），废贵州宣慰司，析宣慰司水东地置开州。明末，贵阳军民府辖新贵县、贵定县、开州（今开阳县）、广顺州（今长顺县）、定番州（今惠水县），亲领4个长官司。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设贵州巡抚驻贵阳军民府。康熙五年（1666年），移云贵总督驻贵阳。二十六年（1687年），省贵州卫、贵州前卫置贵筑县，与新贵县同城，改贵阳军民府为贵阳府。三十四年（1695年），省新贵县入贵筑县。乾隆十四年（1749年），贵阳府辖贵筑县、贵定县、龙里县、修文县、开州、定番州、广顺州和长寨厅（今属长顺县）。光绪七年（1881年），增辖罗斛厅（今罗甸县）。

民国三年（1914年），废贵阳府设贵阳县，贵州分为3道，贵阳县属黔中道，为道治；移贵筑县驻扎佐，旋移息烽，改名息烽县。

民国九年（1920年），废黔中道，贵阳县直隶于贵州省长公署。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别全省为8个行政督察区，贵阳县属第一行政督察区。次年，贵阳县直隶于省政府。

民国三十年（1941年）7月1日，撤贵阳县设贵阳市，另置贵筑县驻花溪。

地理环境位置

贵阳位于贵州省中部，地处东经106°07′至107°17′，北纬26°11′至26°55′之间。东南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瓮安、龙里、惠水、长顺4县接壤，西靠安顺地区的平坝县和毕节地区的织金县，北邻毕节地区的黔西、金沙2县和遵义市的播州区。总面积8034平方公里。 

贵阳市地势地貌

贵阳地处云贵高原黔中山原丘陵中部，长江与珠江分水岭地带。总地势西南高、东北低。苗岭横延市境，岗阜起伏，剥蚀丘陵与盆地、谷地、洼地相间。相对高差100—200米，最高峰在水田镇庙窝顶，海拔1659米；最低处在南明河出境处，海拔880米。中部层状地貌明显，主要有贵阳-中曹司向斜盆地和白云-花溪-青岩构成的多级台地及溶丘洼地地貌。峰丛与碟状洼地、漏斗、伏流、溶洞发育。较平坦的坝子有花溪、孟关、乌当、金华、朱昌等处。南明河自西南向东北纵贯市区，流域面积约占市区总面积的70%。 

贵阳地貌属于以山地、丘陵为主的丘原盆地地区。其中，山地面积4218平方公里，丘陵面积2842平方公里；坝地较少，仅912平方公里；此外，还有约1.2%的峡谷等地貌。境内主要山峰有：青龙山，在清镇市南部、城关镇东隅，面积10.5平方公里，海拔1333.5米。

气候特征

贵阳市海拔高度在1100米左右，处于费德尔环流圈，常年受西风带控制，属于亚热带湿润温和型气候，年平均气温为15.3℃，年极端最高温度为35.1℃，年极端最低温度为-7.3℃，年平均相对湿度为77%，年平均总降水量为1129.5毫米，年雷电日数平均为49.1天，年平均阴天日数为235.1天，年平均日照时数为1148.3小时，年降雪日数少，平均仅为11.3天。

贵阳夏无酷暑，夏季平均温度为23.2℃，最高温度平均在25-28℃之间，在最热的7月下旬，平均气温也仅为23.7℃，全年最高温度高于30℃的日数少，近五年平均仅为35.8天，大于35℃的天数仅为0.3天；紫外线强度仅在中午很短的时间内达到4级，其余时间均为弱或很弱；夏季雨水充沛，约500毫米，夜间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70%。贵阳冬无严寒，最冷一月上旬，平均气温是4.6℃。

水文

贵阳处于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地带。以花溪区桐木岭为界，桐木岭以南的河流属珠江水系，以北的河流属长江水系。贵阳市域境内10公里以上河流共98条，其中长江流域90条，珠江流域8条，主要河流有长江水系的乌江、南明河、猫跳河、鸭池河、暗流河、鱼梁河、谷撒河、息烽河和洋水河以及珠江水系的蒙江。

土壤

贵阳境内土壤以酸性黄壤为主。与石灰岩、白云岩、砂岩、页岩等交错分布。形成酸性土壤，也发育了各种酸性土壤植物群落。

自然资源

土地资源：贵阳全市土地总面积804667公顷。其中，耕地271941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33.8% ；园地7452公顷，占0.93% ；林地273653公顷，占34.01% ，森林覆盖率39.19% ；牧草地26670公顷，占3.31% ；水面15419公顷，占1.92% （坑塘水面1213公顷，养殖水面223公顷，水库水面9477公顷，河流水面4490公顷，湖泊水面16公顷）；建设用地（含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和水利设施）63017公顷，占7.83% ；未利用地113163公顷（其中：荒草地36278公顷，裸岩石砾地71462公顷，田土坎41294公顷，裸土地615公顷，滩涂267公顷），占14.06%。

生物资源：贵阳境内地带性植被为中亚热带湿润性常绿阔叶林，城区原生植被已经完全被破坏。以壳斗科、樟科、山茶科为主的阔叶林，在乌当区百宜乡、花溪区高坡苗族自治乡等远郊区及三县一市边远深山尚有小面积残存。

贵阳境内有普通无脊椎动物7个门类，100余种；脊椎动物202种（亚种），其中鱼纲50种，两栖纲11种，爬行纲15种，鸟纲85（亚种）种，哺乳纲（亚种）41种。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各类动物急剧减少。贵阳市远郊和3县1市深山中尚存少量国家各级保护动物。计有：大鲵、鸳鸯、红腹锦鸡、穿山甲、八哥（鹩哥）、林麝、弥猴等及多种蛇类、蜥蜴类动物。

贵阳境内历史上植物资源极为丰富。仅1958年，在贵阳境内采集到藻类植物标本就有24科、40属、62种。其中大部可食用或药用。

1978年，贵阳市查明的菌类植物中，可食用的伞菌就有37种，以长裙竹荪、木耳、牛肝菌、松乳菇、多汁乳菇、羊肚菌、大白菇等为常见食用品种。药用菌以灵芝、紫芝、茯苓较常见。

苔藓植物有128种，分属42科，80属。现城区已经不多见。蕨类植物有23科，37属，63种，其中绝大多数可以入药。紫箕、蕨菜的嫩芽可以做菜，根中的淀粉是珍贵的保健食品。

种籽植物有316种，分属87科，187属，常见的用材植物有马尾松、杉木、柏树、侧柏和各种栎树等，珍稀树种有青岩油杉、南方铁杉、云贵鹅耳枥等数十种。药用贵重品种有厚朴、杜仲、黄柏等。此外，还有多种油脂植物和芳香植物。比较珍稀的观赏树有南方红豆杉等。各种可药用的草本植物有127科，近700种。20世纪60年代在城内山上即可采集到多种药用木本、草本植物。

2016年，贵阳市森林覆盖率达到46.5%。有森林公园11个，其中国家级1个，省级10个。

截止2019年，贵阳有国家Ⅰ级古树314株、国家Ⅱ级古树744株、国家Ⅲ级古树2648株。

水资源：

贵阳市水资源主要源于天然雨，全市年天然径流546～640毫米，平均每平方公里产水56.3万立方米，水资源总量为53.4亿立方米，占全省水资源总量的3.9%。

矿产资源：贵阳的主要矿产有煤、铝土矿、磷矿、硫铁矿、水晶、石英砂岩、石灰岩、白云岩、重晶石、石膏和铅锌矿等20余种。其中铝土矿和磷矿在国内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铝土矿、磷矿是贵阳地区优势矿产，其他如重晶石、水晶、石英砂等有较大开发前景。

截至2020年，全市已探明矿种52种，主要有煤、铁、硅、重晶石、大理石、耐火粘土、铝钒土、磷、硫、汞等矿产资源。铝土矿保有储量3.01亿吨，占全国的五分之一，矿床主要集中在修文县和清镇市，有特大型、大型、中型矿床9个，其中，清镇市猫场铝土矿储量1.5亿吨，为国内著名特大型铝土矿。铝矿品位高，三氧化二铝含量平均在70%左右，铁含量平均小于5%，铝、硅比平均为7.87。磷矿4.64亿吨，是全国三大磷矿基地之一，全国70%的优质磷矿集中在贵阳。煤炭储量9亿吨，“一市三县”及3个郊区均有分布；铁矿2396万吨，硫铁矿2878万吨，汞（金属量）2683吨。

人口民族

2019年末常住人口497.14万人，年平均人口492.67万人。年出生率13.44‰，死亡率5.15‰，自然增长率8.29‰，城镇化率达76.13%。

黔灵山公园是一座综合性的游览公园，位于贵阳西北角，因素有“黔南第一山”之称的黔灵山而得名。距市中心1.5公里，面积426公顷，是国内大型综合性城市公园之一。

谢选骏指出：贵州的山脉太太太诡异了，怪不得人称“鬼州”呢。在开往贵阳的火车上，看到夕阳淹没在充满鬼气的群山之中，真的有些苍茫惊悚，令人产生不想久留的感觉——和瑞士与意大利交界处阿尔卑斯山区，异曲同工……至于贵阳城内，除了花溪和黔灵山，则没有给人留下特别的印象。我的一位来自贵州的同学曾经告诉过我，贵阳特别肮脏，百货公司门口竟有秽物……所以我特别留意了一下，没有他说得那么严重。

【04、昆明西山龙门的雕刻家比米开朗基罗更加精彩】

网文《昆明（云南省省会）》报道：

昆明，别称春城，是云南省省会、滇中城市群中心城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截至2019年，全市下辖7个区、3个县、代管1个县级市和3个自治县，总面积21012.54平方千米。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昆明市常住人口为8460088人。 

昆明地处中国西南地区、云贵高原中部，具有“东连黔桂通沿海，北经川渝进中原，南下越老达泰柬，西接缅甸连印巴”的独特区位，处在南北国际大通道和以深圳为起点的第三座东西向亚欧大陆桥的交汇点，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开放的门户城市，位于东盟“10+1”自由贸易区经济圈、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圈、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圈的交汇点。

昆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早在三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滇池周围生息繁衍；公元前278年滇国建立，定都于此；765年南诏国筑拓东城，为昆明建城之始；明末时期，南明永历政权在昆明建都。昆明属北亚热带低纬高原山地季风气候，为山原地貌，三面环山，南濒滇池，沿湖风光绮丽，由于地处低纬高原而形成“四季如春”的气候，享有“春城”的美誉。

历史沿革

拥有2200多年的建城史，滇池地区拥有3000年的文明史。约3万年前，即有人类生活在滇池地区。

数万年前昆明人的祖先就已在这一带过着茹毛饮血、穴居野处的原始生活。约四千至七千年前，滇池一带已有了定居的农业民族，从事“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和狩猎、饲养畜禽等多种经营活动，并已能纺纱、织布。滇池地区和稻谷种植至今至少已约有数千年的历史。 

新石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滇池地区氏族部落林立，以百濮人为主。氐人、羌人等游牧民族由陕西、甘肃、青海、四川一带越过金沙江进入滇池地区以后，与当地濮人融合形成滇族，促进了滇池地区的开发和发展。 

前三世纪（纪元前298～277年间），楚国大将庄蹻率众入滇，抵滇池地区，与当地部落联盟，建立了“滇国”，自称“滇王”，其故城在今晋宁县晋城镇。“庄开滇”带来了楚国和中原内地先进的文化、技术，对促进当时以滇部落为主的滇池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战国至东汉初，滇池周围的“滇人”建立滇国，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滇文化”。

西汉王朝建立后，积极谋求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前109年（西汉元封二年），汉武帝征发巴蜀地区士卒，滇王被迫归降。

汉王朝以滇池地区为中心设置了益州郡，郡治与滇王驻地同在今晋城附近。郡下设县：昆明为谷昌县，昆阳为建伶县，晋宁为滇池县，安宁为连然县，富民为秦臧县，宜良为昆泽县，把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推行到了西南边疆，标志着古代云南接受中央王朝直接统治的开始。郡县制度的施行，有力地促进了滇池地区奴隶制社会的解体。汉族移民和中原内地先进技术、文化的传播，使滇池地区的经济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蜀汉诸葛亮平定南中后，改益州郡为建宁郡，“郡治仍益州郡之旧”，任用“大姓”为地方官吏，实行促进民族团结的政策。

271年（晋武帝泰始七年），晋王朝把南中四郡（建宁、云南、永昌、兴古）从益州（治成都）分划出来，设立宁州，与益州同列，为全国十九州之一。东晋以后，“方土大姓”爨氏势力逐渐强盛，成为滇中地区的统治者。339年（成帝咸和十四年），晋王朝封爨琛为宁州刺史，并承认其世袭地位。

历经南北朝隋初的二百多年间，在中原政治动乱、民族纷争的形势下，爨氏对昆川一隅的统治，保持了“力役齐平，教化清静”的较为安定的社会局面，使滇池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到梁末隋初爨瓒、爨震时代，滇池地区已是“户口殷众，金宝富饶”、“多骏马、犀象、明珠”，成为当时西南在经济上较为繁荣和富庶的地区。

617年唐朝建立，先后在云南设置了九十二州。滇池地区为九十二州的主要部分。

618年 ，唐任命爨氏子孙爨弘达为昆州刺史，治理属县，治所仍设在益宁城。唐代中叶，蒙氏势力在洱海地区崛起，建立南诏国。

697年，昆明归附武周，武则天将其置窦州。

746～747年，蒙氏皮罗阁进兵安宁攻灭爨氏。

765年蒙氏阁罗凤（南诏国国王）命长子凤迦异（凤伽异）于昆川置拓东城，并令其驻守。拓东城就成为了当时南诏国的东部重镇。拓东城的开辟，为古代昆明的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发展成为南诏的第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往来广西、贵州和安南（今越南）的重要通道，在当时大西南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与东南亚的国际交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765年南诏国筑拓东城，为昆明建城之始。大理国时称鄯阐城。拓东城、鄯阐城分别为南诏国、大理国的东京。

937年，大理段氏夺取南诏政权，建立大理国，统一了云南，在拓东城的基础上设鄯阐府（善阐府），为大理国八府之一。府治沿袭拓东城。段氏政权在其内部经历了较剧烈的社会变革，释奴隶，免徭役，进一步瓦解南诏的贵族统治，解放了社会生产力。鄯阐府的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繁华的市中心逐渐移至盘龙江以西（今金碧路、三市街）一带，大理国国主也经常驻节于此。段氏统治者在鄯阐营造宫室园林，兴修水利，到大理国末期，鄯阐城已发展成为滇中一座“商工颇众”的繁华城市。

1253年（元宪宗三年），元军攻占云南。

1276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赛典赤主滇后，把军事统治时期所设的万户、千户、百户改为路、府、州、县，正式建立云南行中书省。置昆明县，为中庆路治地（昆明命名即始于此），并把行政中心由大理迁到昆明。自此，昆明也正式作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元朝统治时期，经过初期的军事掠夺和民族镇压之后，逐渐代之以定赋税和改善民族关系的政策，并大兴民屯，整修水利，订立租赋，免除徭役，“开云南驿路”，“驰道路之禁，通民往来”。元朝官吏在昆明地区挖海口河，疏通螂螳川，降低了滇池水位，不仅解除了昆明城市的水患，还“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扩大了农田面积。并修金汁河、松花坝，引盘龙江水灌溉滇池东岸农田；还从内地引进养蚕技术，发展丝织业，使农民和手工业者“收利十倍于旧”，使滇池地区的政治经济在元朝中期有了新的发展。

1381年（洪武十四年），明朝进军云南后，改元代“路”一级行政区划为府，仿内地建制，设置云南承宣布政使司和都指挥使司。明代，大量移民进入云南，昆明汉族人口首次超过本地土著居民。明末清初，李定国等农民起义军、永历帝、吴三桂先后在昆明或建立政权、或建立皇宫。

清朝后期，自鸦片战争，特别是1885年（光绪十一年）中法战争以后，法、英等帝国主义势力迅速侵入云南。1884年（光绪十年）创立的云南机器局，成为昆明近代工业的开端。之后，造币厂、制革厂、官印局、电报局、邮政局等官办企业也应时而生。

1900年（光绪廿六年），昆明开始出现商办企业。

1905年（光绪三十年），清朝把昆明辟为商埠。

1905年，昆明自辟为商埠及1910年滇越铁路的修通，使昆明成为一个开放城市。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滇池出现小火轮，市内也开办有“人力车公司”。

1910年（宣统二年），滇越铁路修通昆明。进一步加强了昆明作为全省商业、贸易中心的经济地位和交通枢纽地位。到1911年（宣统三年），全市已有火柴、面粉、玻璃、香烟、五金、制茶、皮货加工、西药加工、火腿罐头等十多种行业，最多的为火柴业，已有厂商四家。此外，还有四十三处煤、铅、铜、铁、碗花（钴）等矿产的小规模开采。 

1911年的“重九起义”，推翻了清朝在云南的统治。

1915年，昆明爆发“护国首义”，全国响应。

1919年，设云南市政公所，为昆明设市的发端。

1922年，改设昆明市政公所。

1928年8月1日，成立昆明市政府。抗日战争时期，昆明成为支撑中国抗战的经济、文化、军事重镇之一，成为著名的“民主堡垒”。

1937年，抗日军兴，外地的工厂、学校内迁，大量的资金、设备和人才流入昆明，促进了昆明经济的短暂繁荣。国民党中央和云南地方的官僚资本纷纷在昆明设置和开办工厂企业，如中央机器厂、炼铜厂、电工厂、发电厂、53兵工厂、电力制钢厂、纺纱厂、烟厂等相继建立。

行政区划沿革

自民国来，昆明市行政区域几经调整，由4.49平方千米扩大到21473平方千米。

民国二年（1913年）4月，“废府存县”，裁去云南府，保留昆明县，由省政府直接领导。昆明城区在建制上仍属昆明县，但划归省会警察厅管辖。民国八年（1919年），省长唐继尧“废督裁兵，实行民治”，把省会所在地划出来为市，设云南市政公所于翠湖的湖心亭，为市政机关萌芽。当时，昆明为开办市政较早的省会之一。

1920年，云南市政公所即撤裁。1922年8月1日，恢复成立市政公所，划定省会区域，脱离昆明县，隶属于市，并按历史地理关系命名为昆明市。市政公所直接受省政府的监督，督办由省长任命。昆明市政公所管辖区域东西长5.4里，南北宽6.3里，面积4.49平方千米，行政上分为6个区。 

1934年，昆明市政府呈准将昆明县附近市郊村落大小27村划入市区管辖。市辖区域总面积19.25平方千米。

1939年11月，云南省政府正式批准昆明市为云南省政府直辖市。

地理环境位置

昆明位于中国西南云贵高原中部，位于东经102°10'～103°40'，北纬24°23'～26°22'，市中心位于北纬25°02'11"，东经102°42'31"。南濒滇池，三面环山，滇池平原。昆明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乃至中东、南欧、非洲的前沿和门户，具有东连黔桂通沿海，北经川渝进中原，南下越老达泰柬，西接缅甸连印巴的独特区位优势。总面积21012.54平方千米。

昆明市地貌

昆明市中心海拔约1891m。拱王山马鬃岭为昆明境内最高点，海拔4247.7m，金沙江与普渡河汇合处为昆明境内最低点，海拔746m。市域地处云贵高原，总体地势北部高，南部低，由北向南呈阶梯状逐渐降低。中部隆起，东西两侧较低。以湖盆岩溶高原地貌形态为主，红色山原地貌次之。大部分地区海拔在1500～2800m之间。

气候

昆明属北纬低纬度亚热带-高原山地季风气候，由于受印度洋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日照长、霜期短、年平均气温15℃，年均日照2200小时左右，无霜期240天以上。气候温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四季如春，气候宜人，年降水量1035mm，具有典型的温带气候特点，城区温度在0～29℃之间，年温差为全国最小，这样的气候特征在全球少有，鲜花常年开放，草木四季常青，是著名的“春城”、“花城”。昆明全年温差较小，市区年平均气温在15℃左右，最热时月平均气温19℃左右，最冷时月平均气温8℃左右。历史上年极端气温最高31.2℃，最低-7.8℃。由于温度、湿度适宜，日照长，霜期短，所以鲜花常年不谢，草木四季长青，昆明“春城”的美誉由此得来。

昆明日温差较大，紫外线强度较高，一天之中有四季，有遇雨变成冬之说，在冬、春两季，冬季日温差可达12～20℃，夏季日温差为可达4~10℃。 

昆明气候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1.春季温暖，干燥少雨，蒸发旺盛，日温变化大；2.夏无酷暑，雨量集中，且多大雨、暴雨，降水量占全年的60%以上，故易受洪涝灾害；3.秋季温凉，天高气爽，雨水减少。秋季降温快，天气干燥，多数地区气温要比春季低2℃左右。降水量比夏季减少一半多，但多于冬、春两季，故秋旱较少见；4.冬无严寒，日照充足，天晴少雨。5.干、湿季分明。全年降水量在时间分布上，明显地分为干、湿两季。5～10月为雨季，降水量占全年的85%左右；11月至次年4月为干季，降水量仅占全年的15%左右。

昆明市虽位于北纬亚热带，但境内大多数地区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素以“春城”之称而享誉中外。其特点一是春季温暖，干燥少雨，日温变化大。月平均气温多在20℃以下。二是夏无酷暑，雨量集中，降雨量占全年雨量的60%以上，平均气温22℃。三是秋季温凉，天高气爽，雨水减少，霜期开始。四是冬无严寒，日照充足，天晴少雨。每月晴天平均在20天左右，日照230小时左右，雨日4天左右，全月降雨量仅占全年的3--5%。

人口

2019年年末昆明市常住人口 695 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511.52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为 73.6%。

昆明市人口以汉族为主，占全市常住人口的86.16%。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的13.84%，万人以上的少数民族有8个，即彝族391337人，占总人口的7.7%、回族146922人，占总人口的2.9%、白族71443人，占总人口的1.4%、苗族45013人，占总人口的0.89%、傈僳族17289人，占总人口的0.34%、壮族13835人，占总人口的0.27%、傣族13101人，占总人口的0.27%、哈尼族10649人，占总人口的0.21%。全年出生人口58796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23‰。

历史文化地名由来

“昆明”一词作为地名，在唐代以前很难稽考。关于“昆明”一词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大多数学者认为，“昆明”最初是中国西南地区一个古代民族的族称。

“昆明”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写作“昆”、“昆弥”或“昆淋”。早期并非城市名称，而是居住在中国西南地区即今日的云南西部、四川西南部的一个古代民族的族称。

见诸记载，“昆明”一词的出现，可追溯到汉武帝时期。当时的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写道：“西自同师（今保山）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由此可见，“昆明”一词是古代云南一个少数民族的族称。 

“昆明”作为地名出现，则是在唐代。“武德二年，于镇置昆明县，盖南接昆明之地，因此为名。”按此处置昆明县，非今之昆明，乃四川定笮镇（今盐源县境）。唐代为什么把定笮镇命名为“昆明”，记载当中已写得很清楚，系它接近昆明之故。此处昆明仍指昆明族而言，盖汉唐以前，昆明族大部定居云南西部地区。直到南诏、大理国时期，乌蛮、白蛮兴起，昆明族居住的地方，为乌蛮、白蛮据有，昆明族才东迁滇中，聚居于滇池周围。宋宝祐二年（1254年），元灭大理，在鄯阐设“昆明千户所”，“昆明”始作为地名出现，延续至今。“昆明”一词的含义，晋常琚解释说：“夷人大种日昆，小种日叟。”这句话可解释为人口众多的昆明族。

风景名胜

石林风景名胜区，位于路南县境内，距昆明市86千米，景区由大、小石林、乃古石林、大叠水、长湖、月湖、芝云洞、奇风洞7个风景片区组成。全县共有石林面积400平方千米，是一个以岩溶地貌为主体的，在国内外知名度较高的风景名胜区，被人们誉为“天下第一奇观”。

九乡溶洞是国家级风景区，地点位于昆明市宜良县，景区距离宜良有40多千米的路程。据说九乡何以得名，人言人殊。九乡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是云南省新兴的以溶洞景观为主、溶洞外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民族风情为一体的综合性风景名胜区。

滇池位于昆明市南的西山脚下，其北端紧邻昆明市大观公园，南端至晋宁县内，距市区5km，历史上这里一直是度假观光和避暑的胜地。滇池形似弦月，南北长39km，东西宽13.5km，平均宽度约8km。湖岸线长约200km；湖面面积300k㎡，居云南省首位，湖水最大深度8m，平均深度5m，蓄水量15.7亿，素称“五百里滇池”。是中国第六大内陆淡水湖。

大观楼位于昆明市区西部，距市中心约6km。始建于康熙年间，因其面临滇池，远望西山，尽揽湖光山色而得名。入园后可游览涌月亭，凝碧堂，揽胜阁，观稼堂等楼台亭榭。园中最具观赏价值的大观楼临水而建，楼高三层，其中题匾楹联佳作颇多。由清代名士孙髯翁所作180字的长联，垂挂于大观楼临水一面的门柱两侧，号称“古今第一长联”。

大叠水瀑布位于路南县城西南20千米，大叠水瀑布又名飞龙瀑，号称"珠江第一瀑"。瀑布的水源系南盘江的支流巴江，落差88米，最大流量达150立方米/秒。有公路相通至叠水电站，舍车步行二三千米便可到达。景区中群山耸立，植被丰富，满目青翠。清水河峡谷陡峭险峻，幽深古雅，处处散发着大自然深处的浓郁气息。西山

西山是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AAAA级景区、国家滇池旅游度假区核心景区之一，位于昆明市西郊15km，由华亭山、太华山、罗汉山等组成。它峰峦连绵40多千米，海拔1900～2350m。相传古时有凤凰停歇，见者不识，呼为碧鸡，故也称碧鸡山。又因形状像卧佛，也叫卧佛山。

翠湖位于昆明市五华山西麓，占地面积352亩。湖东北有“九泉所出，汇而成池”，故又名“九龙池”。堤畔遍植垂柳，柳枝拂面，湖内多种荷花，藕花飘香，旧有“十亩荷花鱼世界，半城杨柳抚楼台”之联，被誉为“城中碧玉”。有亭、台、回廊、曲桥等建筑，其建筑精致玲珑，亭阁均有匾对，歌咏园中的景观。

金马碧鸡坊位于昆明市中心三市街与金碧路汇处，雕梁画栋精美绝伦，东坊临金马山而名为金马坊，西坊靠碧鸡山而名为碧鸡坊。北与纪念赛滇池的“忠爱坊”相配，合称“品字三坊”，成为昆明闹市胜景；南与建于南诏的东西寺塔相映，显示了昆明古老的文明。东坊临金马山而名金马碧鸡坊始建于明朝宣德年间，至今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

东川红土地被专家认为是全世界除巴西里约热内卢外最有气势的红土地，而其景象比巴西红土地更为壮美。东川红土地指的是位于昆明市东川区西南40多千米的新田乡、有一名叫“花石头”（在109千米程碑处）的地方，这里方圆近百里的区域是云南红土高原上最集中、最典型、最具特色的红土地。

云南圆通禅寺位于昆明市区内的圆通街，是昆明最古老的佛教寺院之一，已有1200多年的建寺历史。同时它也是昆明市内最大的寺院。它始建于唐朝南诏时代，初名补陀罗寺。元朝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建圆通寺，元朝皇帝“赐玺书嘉”。扩建工程历时18年，直到元延祐六年（公元1319年）才告完成。明朝时，圆通寺得到扩建，山顶又新建接引殿。清朝时也得到多次重修。

真庆观初名“真武祠”，始建于元代，是海内外道教界知名的道观。真庆观也是历史上昆明市区占地面积最大、保存明清两代建筑最多、较完整的道教古建筑群。

历史悠久的官渡镇位于昆明东南郊，是昆明地区著名的历史文化古镇之一。官渡古镇大门（大牌坊）位于昆明东南郊 8 千米处，地处滇池北岸、宝象河下游，占地 17 平方千米。官渡古镇文化古迹众多，人文景观丰富，在不到 1.5 平方千米的面积内就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五山、六寺、七阁、八庙等多处景观。 

谢选骏指出：昆明在云贵高原，所以天看起来特别低……昆明人看起来很温和，但是回民却很凶恶。长途车的司机非常顽劣，我后来搭了一辆顺风车回到了昆明，价码是我负担司机的全程饭费，大约一周左右才能从景洪到昆明！昆明最有名的故事就是西山龙门的开凿者——

网文《昆明西山龙门的雕刻者是谁》（文化杂谈 2020-02-18）报道：

昆明是春天的城市，有“四时无日不开花”的美称。这个高原上的边城，以它温和的气候和美丽的姿容吸引着无数的中外客人。人们到了昆明，常会听到这样的顺口溜：“不玩西山，等于没有到昆明；不登龙门，等于没有到西山。”的确，西山是昆明风景的代表；而龙门呢，要算是西山名胜之最了。

昆明西山龙门，耸立在万仞悬崖之上，当人们登临龙门达天阁的时候，远眺繁华的市区，俯瞰茫茫的滇池，顿觉眼界开阔，心旷神怡，如同置身神都仙境。特别使人倾倒的是浩大而制作精巧的龙门石雕艺术。你瞧：在那上顶苍穹、下临深渊，在鹿子、岩羊都不敢攀附的峭壁竖岸之上，开凿蜿蜒的隧道、开阔的石窟，雕刻仪态若动的神像、建立挺拔俊秀的龙门牌坊，是多么不容易啊！关于龙门的雕刻者，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西山脚下，在滇池岸边的一个小村子里，有一个贫穷的青年石匠叫陈彼邪，他外朴内秀，心灵手巧，手艺特别高超。陈石匠雕琢的各种物像，个个栩栩如生，博得乡亲们的赞扬，因此他也博得不少姑娘的爱慕。后来，陈彼邪与邻村的刘姑娘好上了。他俩心心相印，海誓山盟。可是陈彼邪手艺再好，也毕竟只是一个石匠，他心爱的刘姑娘，被外村有财有势的人家相中了。姑娘虽不愿，但幼弱的小鸡怎能敌得过凶恶的老鹰，终究被逼嫁了。刘姑娘含着眼泪过日子，不久就活活地屈死了。临死时，她还呼唤着石匠的名字呢！

陈彼邪知道这不幸的消息后，犹如遭到晴天霹雳，人一下子失去了力量。尽管许多人同情他、关心他、安慰他、奉劝他，可是，陈彼邪忠于爱情的心就如同忠于他的石匠手艺的心一样，要他忘掉原来的姑娘就等于要他抛掉石匠手艺，那是不可能的。陈彼邪把对刘姑娘的爱，全部倾诉到他的雕刻艺术中去了。他将愤忿的心情投入石刻艺术，暂时忘却了人间的肮脏与不平。艺术就是他的情侣，他决心永不成家。

不久西山道教圣地三清阁的道士们决定开山凿道，让人们登到最高处，尽览湖光山色，同时来三清阁烧香拜神。陈彼邪带着石匠工具和简单的行李，加到这工程的施工行列里。开始，道士和石工们只是把他当做一个普通的劳力看待，可是不几天，他们就被这个沉默的青年人吸引住了：每天，星星不落他就起床，月亮露脸他才收工；他舞锤使錾像姑娘们摆弄绣花针一样轻巧熟练，他凿击岩石的叮当声，或轻或重、或快或慢，像是敲击乐器一样地动听；他做的石活，该直的地方像箭杆一样直，该弯的地方像车轮滚出的印子一样弯得自然，该平的地方像刨子刨过一样平展；他还根据对石壁险势的观察，提出在最高最险处开凿龙门的大胆创意。大伙看得出来，这青年不是来求生活的，他是个有心志的人啊！

西山上的茶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龙门工程一凿一凿地进展着；滇池里的潮水落了又涨，涨了又落，那蜿蜒蛇行的石隧道一寸一寸地延伸着。参加凿石的工匠换了一批批，三清阁里的道士换了一个个，只有那年青的石匠还在默默地坚持着。他手里的钢凿不知磨秃了多少根，铁锤不知用坏了多少把，不知过去了多少个年月，他额头上爬满了皱纹，鬓发上布满了清霜，年轻的石匠成了老人。

岁月不负有心人，渐渐地，那方正的石窟凿成了，那栩栩如生的文昌像、关圣像、魁星像雕出来了，龙门牌坊在陡崖上耸立起来了！再把魁星手里的那支笔雕出来，整个龙门工程就可以完工了。这天，陈彼邪怀着喜悦的心情，为了今天，花了他整整一辈子的心血，不知是由于心情太激动还是由于年老眼花，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陈彼邪雕刻魁星手中那去笔时，那笔头“嗒”的一下被雕断了。一件凝聚了十几年心血汗水的完整艺术品，竟然在最后一笔留下了瑕疵，这对严肃的艺术家来说，是多么痛心的事，是多么巨大的打击！这冷酷的现实，使老石匠勾起了旧时如烟如云的回忆。今生在尘世里不能得到团圆，难道在艺术世界也不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么？陈彼邪老泪纵横，沮丧悲戚至极，他凭栏仰天长叹一声，便纵身跳进悬崖下的滇池水中……

而今，龙门魁星手中的那个笔头，是后人用石膏给补上去的。据说陈石匠羽化后，立即被鲁班祖师神接走了。老石匠走了，几百年过去了，但是，他的青春和爱情与河山同在，他的生命与龙门石雕艺术同放光彩，他的故事永远传诵在人们的口上，印在人们的心中。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说清楚的是，这些道路围栏石室石雕，都是在原石整体上一气雕凿出来的，所以，这个错误是无法补救的！而这个故事竟然把献身艺术的雕刻家描写为失恋者，太太太低俗了。

《昆明5处摩崖石窟 西山龙门保护最好》（2021年05月10日 昆明日报 ）报道：

文物普查工作者在龙门石窟进行现场测量清理。

“西山龙门石窟位置险峻，紧贴悬崖，面朝滇池，可以算得上是全国比较有特点的石窟景点了。”4月23日，在西山风景名胜区游览龙门石窟后，吉林游客张俊明觉得不虚此行。

日前，由昆明市文物局开展的全市石窟寺专项调查结果出炉，昆明有安宁法华寺石窟寺、西山龙门石窟寺、禄劝三台山摩崖石刻、晋宁北方天王摩崖石刻、东川麻栗坪石窟观音造像5处列入省级调查和研究工作计划，摸清了昆明石窟寺文物资源的“家底”，为昆明市后续保护管理和利用提供基础和依据。

昆明5处摩崖石窟　全由民间自发开凿

记者从云南省文物局获悉，截至今年3月底，云南共梳理出石窟寺（含摩崖造像）资源共计44处，包括新发现9处，分布于昆明、昭通、大理、迪庆等11个州市。其中，石窟寺12处，摩崖造像32处。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馆员吴沄介绍，目前，《云南省石窟寺（含摩崖造像）专项调查工作报告》已通过省级验收，云南省对石窟寺保护的措施建议也上报国家文物局，下一步，云南将按照国家的批复要求开展后续保护工作。

“石窟寺是中国重要的文物类型，云南省石窟寺集建筑、雕塑、壁画、书法等艺术于一身，体现了多民族文化融合、地方性文化丰富、宗教文化多样的特征。”昆明市博物馆考古部副主任李培聪介绍，在昆明通过省级验收的5处石窟寺（摩崖造像）中，安宁法华寺石窟寺、西山龙门石窟寺、禄劝三台山摩崖石刻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晋宁北方天王摩崖石刻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东川麻栗坪石窟观音造像为一般登记文物。

“在我国比较有名的石窟中，敦煌、云冈、龙门石窟的开凿往往集中了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甚至由当时政权来组织实施。云南最为著名的大理剑川石宝山石窟，就是唐宋(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地方政权组织开凿的，历经多年开凿而成。”李培聪介绍，昆明的5处石窟寺（摩崖造像）面积虽然较小，但时间跨度从宋代到清代，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地域风格显著，全部由民间自发开凿，展现了老百姓的巧手与智慧，是社会各阶级精神活动的集中反映，对研究昆明地方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西山龙门石窟 保护措施最完善

通过昆明石窟寺专项调查可以发现，西山龙门石窟在保护现状、安防措施、利用开发等方面都“一枝独秀”：不仅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和防雷设施，还获得了旅游收益和文化传播效益。记者在实地探访西山龙门石窟中发现，景区内配备了30名文物消防人员，可随时出警，沿途还有工作人员，随时对游客有序参观进行提示和疏导。

西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负责人班国瑞介绍，按照门票总收入5%—10%标准，景区每年投入50万至100万元用于石窟保护修缮工程，“西山龙门石窟集自热风光游览和历史文化体验于一体，是昆明著名的人文景观，我们在开发石窟旅游中当然首先要做好保护。” 班国瑞介绍，景区每天都会安排专人对古建筑、文物进行检查并登记。

然而，昆明另外4处石窟寺（摩崖造像）的保护现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市文物局发现，它们均未安装防雷系统。其中，东川麻栗坪石窟观音造像的消防、安防设施均未建设。

东川麻栗坪石窟观音造像始建于明末清初，为依山崖下石灰岩溶形成的孤行溶洞开凿而成，当地村民称此窟为“硝洞”。李培聪介绍，麻栗坪石窟观音造像虽然文物保护等级不高，但其身躯皆呈圆形，体态精美、雕刻精湛，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文化和社会价值。

可惜的是，东川麻栗坪石窟观音造像目前损坏和脱落现象较为严重，碑文也被溶蚀得几乎看不清楚文字。“麻栗坪石窟观音造像位置偏远，远离城市，交通极为不便，且地方政府财政极为困难，加上文物管理部门人手严重不足，因此我们无法聘请专职的安全保卫人员看守，只能委托所在乡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及村委会代管。”东川区文管所所长唐秀峰无奈地表示，“该石窟位于大牯牛寨山主峰西北坡悬崖下，我们开车到戛德麻栗坡村还需要走一个多小时山路才能到达，只能实现一个季度进行一次消防安全巡察。”

日前，《云南省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方案》提出的“开展安宁法华寺石窟等中小石窟寺抢救性保护”引起社会关注。安宁市文管所所长武显介绍：“法华寺石窟各时期的造像与摩崖石刻因为地处人烟稀少的野外，且石窟本身为红色砂岩，自身存在日益严重的风化和渗水问题外，人为的刻字涂鸦以及其他直接性的破坏行为更需要多加防范。以后我们会对离平台地面较近，容易遭受破坏的卧佛、晚照石刻等文物重点进行监控保护，防止进一步被破坏。”

现在，安宁法华寺石窟寺、西山龙门石窟寺、禄劝三台山摩崖石刻、晋宁北方天王摩崖石刻均已开始编制文物保护规划。唐秀峰表示，东川麻栗坪石窟观音造像距紫霞宫景区和省级历史文化名镇汪家箐石板房的直线距离仅有2公里，石窟也将为当地乡村振兴、乡村旅游发展带来良好契机。昆明石窟寺（摩崖造像）将如何进行保护？有哪些保护难点和创新点？本报将持续关注。（记者王姗报道 昆明市文物局供图）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探究一下，为何西山龙门得到了最好的保护？在我看来，显然，是那位自杀的雕刻家，对此发挥了典范的催眠作用……他的一生，比米开朗基罗更加精彩。

【05、西双版纳的大象都逃亡到老挝去了】

网文《景洪》报道：

景洪市，隶属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南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部，景洪北接普洱市，东北接普洱市江城县，东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西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南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112.39公里，总面积6867平方公里，辖2个街道、5个镇、5个乡。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景洪市常住人口为642737人。 

景洪市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境内森林覆盖率为85.04%，城市绿地覆盖率为48.96%。澜沧江—湄公河纵贯全境，是中国进入东南亚各国和对外交流的一座重要港口城市。云南省政府把景洪市定为参与中、泰、缅、老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国际合作经济区计划的中心城市。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

历史区划

景洪，傣语意为“黎明之城”，古称“勐泐”、“景陇”，旧称“彻里”、“车里”。

公元一世纪以前，今景洪地为古代傣族联盟国家“勐达光”（汉译“哀牢国”）属地。

公元69年，“勐达光”（哀牢国）归附汉朝、其地设永昌郡，由汉朝派郡守与“诏达光”（哀牢王）共同治理；公元76年，“诏达光”（哀牢王）与汉朝郡守发生矛盾、起兵反汉，汉朝军队与“勐达光”军队多次激战，部分傣族先民为躲避战乱、迁至“勐达光”（永昌郡）南境与各种蛮族部落杂错而居；今景洪地得到进一步开发。

公元299年，晋朝所辖永昌郡不韦县（辖今隆阳、施甸、昌宁等地）境内的傣族起兵反晋，永昌郡治由不韦县迁至永寿县（辖今镇康、永德、耿马、沧源等地），同时在永寿县南部增设南涪县（辖今西盟、澜沧、孟连、勐海、景洪等地）；今澜沧江以西的景洪地属永昌郡南涪县。

公元420年，东晋灭亡，之后的宋（南朝）、齐（南朝）、梁（南朝）等中国内地王朝逐步退出云南高原，陈（南朝）代梁（南朝）后，中国内地王朝彻底放弃云南高原；今景洪地的傣族先民以“勐”（盆地）为单位、各自形成独立小邦。

公元738年，“勐舍”（巍山盆地）傣族入主洱海盆地建立“勐舍龙”（汉译“南诏国”）政权；公元765年，“勐舍龙”（南诏国）在“勐谷”设银生节度、统辖“勐谷”及其以南地区；今景洪地属银生节度茫乃道。

公元902年，“勐舍龙”（南诏国）政权被汉裔权臣篡夺，失势的“勐舍龙”傣族贵胄被迫带着家眷、奴仆迁离洱海盆地，有一部分经“勐舍”、“勐谷”等地迁至“勐舍龙”南境；今景洪地的傣族人口得到增加。

公元937年，前“勐舍龙”（南诏国）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入主洱海盆地建大理国，沿“勐舍龙”旧制在“勐谷”设银生节度；公元1096年，大理国废节度、都督等军事辖区，调整为八府、四郡、四镇；今景洪地先属银生节度、后属威楚府。

公元1180年，“勐谷”境内傣族首领诏真率属民南下、驱赶北上的孟高棉势力，将孟高棉势力控制下的傣族“勐”（地方）统一起来、组建联盟国家“勐泐”（汉译“景陇国”）；“勐泐”（景陇国）建国初期，尊大理国为“勐货相”（宝石之国）、自称“勐货罕”（金子之国），后期逐渐疏远大理国；今景洪地为“勐泐”（景陇国）的统治中心。

公元1292年，元朝远征“勐庸”（汉译“八百媳妇国”或“兰纳国”）途中灭“勐泐”（景陇国）；公元1296年，元朝云南等处行中书省在“勐泐”设车里军民总管府；今景洪地属车里军民总管府。

公元1382年，“勐泐”（景陇国）归顺明朝、其地设车里军民府；公元1384年，车里军民府改为车里军民宣慰司；今景洪地属车里军民宣慰司。

公元1570年，车里军民宣慰司宣慰使召应勐将其辖地划分为12个“版纳”（区块）；今景洪地的“景咙”、“勐罕”为1个“版纳”，“勐龙”为1个“版纳”，“勐岭”、“勐旺”为1个“版纳”。

公元1659年，清军攻下云南，仍置车里宣慰司；今景洪境3个“版纳”分属车里宣慰司。

公元1913年，民国政府普洱道在车里宣慰司辖地置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分设8个区行政分局、与车里宣慰司所属傣族官员共同治理地方；今景洪境有3个区行政分局，驻车里的第1区行政分局（辖今景洪市中）、驻勐龙的第4区行政分局（辖今景洪市南）、驻普文的第7区行政分局（辖今景洪市北）。

公元1925年，普思沿边行政总局调整为普思殖边督办公署，分设8个区殖边督办分署、与车里宣慰司所属傣族官员共同治理地方；今景洪境有2个区殖边督办分署，驻车里的第1区殖边督办分署（辖今景洪市中南）、驻普文的第7区殖边督办分署（辖今景洪市北）。

公元1927年，普思殖边督办公署8个区殖边督办分署改设7县和1行政区，与车里宣慰司所属傣族官员共同治理地方；今景洪境的第1区殖边督办分署改设车里县（辖今景洪市中南）、第7区殖边督办分署改设普文县（辖今景洪市北）。

公元1929年，裁撤普洱道及普洱道所属的普思殖边督办公署、设立云南省第二殖边督办公署，原普思殖边督办派往车里宣慰司属地的汉族流官改隶云南省第二殖边督办；今景洪境的车里县、普文县由汉族流官和傣族土官共同治理。

公元1933年，普文县并入思茅县，汉族流官的影响力上升、傣族土官的影响力下降；公元1938年，云南省第二殖边督办裁撤，云南省府派出行政督察专员分区管理各县，车里县仍由汉族流官和傣族土官共同治理。

公元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车里宣慰司；今景洪境的车里县成立人民政府。

公元1953年，车里县、镇越县、佛海县、南峤县、宁江县勐阿区和勐往区、思茅县普文区、六顺县整糯区、江城县康平区整董乡，由原隶属地划出、并入新设立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将辖地重新调整为12个县级版纳；今景洪境为版纳景洪（前车里县澜沧江以西部分）、版纳勐养（前车里县勐养区、六顺县整糯区）、版纳勐旺（前思茅县普文区、镇越县象明区、江城县康平区整董乡）、版纳勐龙（前车里县勐龙区）。

公元1957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原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将所属12个版纳归并为5个版纳；今景洪境为版纳景洪（原版纳景洪、版纳勐养、版纳勐龙、版纳勐旺）。

地理环境位置

景洪市位于云南省南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部，距省会昆明560千米，是全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处东经100°25′~101°31′，北纬21°27′~22°36′之间，国土面积6867平方千米。东邻江城县、勐腊县，西接勐海县、澜沧县，北连普洱市，南与缅甸接壤，紧邻老挝、泰国，国境线长112.39千米。东西横距98千米，南北纵距112千米。

景洪市地形地貌

景洪市在横断山系纵谷区南端，地处澜沧江大断裂带两侧，具山原地形，北高南低，两侧高，中部低，山峦叠嶂，沟壑纵横。最高海拔2196.8米，最低海拔485米。市府所在地海拔552.7米。境内北高南低，境内山脉走向多由西北至东南。北部是无量山尾梢，有菠萝大山、三达山、关坪山、曼岔大山、基诺山等；西部是怒山余脉，有安麻山、路南山、广三边山、勐松西山等。在迤逦的群山和奔腾的河流之间，镶嵌着景洪坝、勐龙坝、橄榄坝、勐养坝、勐宽坝、普文坝、景讷坝、勐板坝、勐旺坝、勐宋坝等10个坝子，被称为“山国里的平原”。较大的坝子有勐龙坝，面积79平方千米；景洪坝，面积77平方千米；橄榄坝，面积65平方千米。最高点在西部的路南山主峰南勒角梅，海拔2196.6米，最低点在东南部南阿河汇入澜沧江处，海拔485米，城区海拔552.7米。景洪城位于澜沧江和流沙河之间，澜沧江由北向南穿越而过，小磨公路从东到南、昆洛公路从东到西越境而出。

水文

景洪境内河网密布，沟壑纵横，共有江河71条，属澜沧江水系。澜沧江发源于青海高原唐古拉山北麓，由西藏东部流入云南，流经迪庆、怒江、大理、保山、临沧、普洱等州市，自普洱市小橄榄坝入景洪，从市境东南方向流出境。市内流程158千米。澜沧江流经景洪这一段，史称“九龙江”，境外则称湄公河。

气候

景洪市是全国少有的湿热地带，属北亚带季风气候，常年高温多雨，静风少寒，基本无霜。一年分干、湿两季，当年11月至翌年4月为干季，5～10月为湿季。2019年，景洪市气温偏高、降雨偏少，光照充足，总体呈现高温少雨、干旱偏重的异常气候年景，降雨呈现雨量少、降雨日数少、强降水天气少特点，高温、降水等多项纪录打破历史极值。年内主要气象灾害为春夏连旱、大风冰雹、年末低温霜冻等，其中春夏连旱异常偏重导致森林火灾等衍生灾害突出。

2019年，景洪市年平均气温23.8℃（打破历史最高记录），比常年同期偏高1.2℃，比上年略高0.9℃；年极端最高气温41.3℃（打破历史最高记录），出现在5月19日，年极端最低气温5.7℃，出现在12月10日。

2019年，景洪市年降雨量为815.2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321.4毫米，偏少28.3%，比上年同期偏少532.2毫米，偏少39.5%。年内各级降雨日数：≥0.1毫米降雨日数101天，较常年少39.7天，较上年少67天；≥10.0毫米中雨以上降雨日数27天，较常年少9.4天，比上年少25天；≥25.0毫米大雨以上降雨日数8天，较常年少2.5天，比上年少5天；城区≥50.0毫米暴雨以上降雨日数3天。日最大降雨量为70.3毫米（7月5日）。最长连续无雨日数29天，出现时段为1月20日至2月17日。最长连续降雨日数7天，出现时段为7月20日至26日，过程雨量35.3毫米。

2019年，景洪市年日照时数2412.4小时，比常年同期偏多240.9小时（11.1%），比上年同期偏多527.9小时（28.0%），年内有1月、3月、4月、6月、7月日照时数比常年同期偏少，其余各月均比常年同期值偏多。 

土壤

景洪市在热带、亚热带生物气候和不同地形的条件下，土壤的发育具有明显的地带性、区域性特性。共有6个土类、13个亚类、36个土属、65个土种。以赤红壤、砖红壤为主，土层深厚，自然肥力高，是全国第二大黑土区。2008年，景洪市利用土地面积956.94万亩，占景洪全市总面积的92.9%。

自然资源

水资源：景洪水资源丰富，属澜沧江水系。景洪市水资源丰富，地表水资源量32.69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14.32亿立方米，水资源综合利用率为8.2%。初步探明的矿藏资源有铁、锰、煤、锡等20多种，出露的热泉群、矿泉点15处。

植物资源：景洪境内有高等植物3890种，264科，1471属。其中可供利用的经济植物1200多种，珍贵名木树种340多种，列为国家级保护的有52种。各种植物生长在一起，形成高矮不一，互相依存，有着多种层次的自然群落，一般的有1-5层，多的达7-8层。植物密度大，种类繁多，每公顷林地就有几百个树种。走进“植物”王国，进入原始森林，就能见到“见血封喉”的箭毒木，“植物界的舞蹈家”的跳舞草、“植物的绞杀者”的榕树，高达六、七十米有几十层楼高的望天树等各种热带雨林珍贵植物。在各种植物中，药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有芳香健胃药砂仁，健胃驱虫药槟榔，有制造国产血蝎的主要原料龙血树，制造云南白药的主要原料七叶一枝花等大量中草药1000多种。2019年，通过一系列措施和建设，景洪市森林资源呈双增长的良好态势，森林面积584536公顷，比上年增长0.002%。全年新增造林面积23295亩，森林覆盖率达85.04%。 

动物资源：景洪境内的动物中，仅脊柱动物就有500多种，其中鸟类390余种，兽类60余种，分别占全国的1/3和1/4，列为国家级保护的有38种。两栖动物47种，爬行动物68种，占全国两栖爬行动物总类的1/5以上。野象受到重点保护，数目在不断扩大，其他被国务院列为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还有金钱豹、印支豹、野牛、白颊长臂猿、猕猴、大灵猫、巨蜥、蟒蛇等几十种动物。 

人口

景洪市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方，有傣族、哈尼族、拉祜族、布朗族、彝族、基诺族、瑶族、壮族、回族、苗族、景颇族、佤族、汉族等13种世居民族和20余种外来民族。2019年，全市常住人口547700人，比上年增长0.7%；总人口(户籍)432646人，比上年增长0.7%；132385户，其中城镇人口213350人，占总人口49.31%；女性218865人，占总人口50.59%；少数民族人口304529人，占总人口70.39%。其中：傣族144658人，占总人口33.28%，为主体民族；哈尼族78058人，占总人口18.05%；基诺族23978人，占总人5.54%，为人口较少民族。

风景名胜综述

景洪民族文化资源多姿多彩，有傣族的“贝叶文化”，哈尼（爱尼）族的“无文字文化”和基诺族的“热带丛林文化”等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民族节日有傣族的“泼水节”、哈尼（爱尼）族的“嘎汤帕节”、基诺族的“特懋克节”、拉祜族的“拉祜扩节”和瑶族的“盘王节”。

景洪是1981年国务院发布的全国44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之一。1998年又被评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并先后被评为国家园林城市、森林旅游城市、“国际王牌旅游目的地”等，“雨林景洪，柔情傣乡”已成为叫响世界的城市名片。全市有A级旅游景区8个；星级酒店11个，高端休闲度假酒店6家，4个大型旅游文娱演艺中心；89家国际国内旅行社；辖区内酒店共有约4.6万个接待床位数。

主要景点

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是西双版纳最大的综合性生态旅游景点之一，公园融汇了独特的原始森林自然风光和迷人的民族风情。园内有北回归线以南保存最完好的热带沟谷雨林，孔雀繁殖基地、猴子驯养基地、大型民族风情演艺场、爱伲寨、九龙飞瀑、曼双龙白塔、百米花岗岩浮雕、金湖传说、民族风味烧烤场等十大景区五十多个景点，突出体现了“原始森林、野生动物、民俗风情”三大主题特色。公园地处昆洛国道旁，距景洪城区8公里，园内森林覆盖率超过98%。

谢选骏指出：西双版纳的泼水节……大家都乱泼一起，毫无章法，充满了恶作剧的气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橡胶林，树皮上割一下，乳白色的胶就流了下来——割胶的口子必须是斜的，这样橡胶才会慢慢流下来。如果横着割胶，那就会乱流；如果竖着割胶，那就会猛流——都是不可以的。1981年的西双版纳，没有什么旅游景点。各个山头不断冒烟，都是垦荒者的踪迹；原始森林所剩无几，听说残余的大象都逃亡到老挝去了。

【06、个旧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荒唐的党八股】

网文《个旧》报道：

个旧市是中国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下辖市，位于东经102°54′至103°25′、北纬23°01′至23°36′之间。“个旧”是以彝语“果作”的音译演化而来的，意即种荞子、吃荞饭的地方。国土面积1587平方千米，下辖2个乡、4个镇、4个街道。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个旧市常住人口为419314人。 

个旧是以生产锡为主并产铅、 锌、铜等多种有色金属的冶金工业城市，是中外闻名的“锡都”。当地以产锡著名，开采锡矿的历史有约2000年，是中国最大的产锡基地，同时是世界上最早的产锡基地。

历史沿革

西汉属益州郡贲古县。东汉属益州益州郡贲古县。

三国蜀汉属益州兴古郡贲古县。西晋属宁州兴古郡贲古县。东晋至南朝梁属宁州梁水郡贲古县。北朝周属南宁州。

隋隶南宁州总管府。唐初属剑南道黎州，唐南昭国属通海都督，宋大理国隶秀山郡。

元至元十三年（1276），设蒙自县，属临安路，个旧是蒙自县属五乡中的一乡，同时也是蒙自十二里中的上六里之一，称个旧里。

明朝为一林庄，归临安府蒙自县所辖。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在个旧设厂称“个旧厂”，专收锡、银课税。

光绪十一年（1885），设个旧厅，建立衙署，专管矿务。

民国二年（1913）4月，个旧厅改为个旧县，隶蒙自道。

民国18年（1929），废道后直属云南省。

民国31年（1942）属第三行政督察区（驻建水县）。

民国37年（1948）属第五行政督察区（驻建水县）。

民国38年（1949）第五区驻地迁个旧县。

地理环境位置

个旧地处云贵高原的南端，位于东经102°54′至103°25′、北纬23°01′至23°36′之间，市区地处阴、阳两山之间。面积1587平方公里。

个旧市气候特征

个旧属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水充沛，四季如春，年平均气温16度，夏季极限最高气温29度，零下气温极少见。

地形状况

最高海拔2740米，最低海拔150米，市区海拔1688米。

自然资源

矿产资源：个旧的地下蕴藏着十分丰富的矿产资源，已探明的锡、铜、锌、钨等有色金属储量达650万吨，其中锡的保有储量90多万吨，占中国锡储量的1/3。此外还有铍、铋、镓、锗、镉、银、金等稀贵金属，霞石储量约30亿吨，为全国霞石储量之冠。个旧不仅锡矿储量丰富，其它有色金属资源也十分丰富。个旧的矿藏资源种类多达28种。

生物资源：个旧由于海拔差异大，立体气候明显，动植物资源也十分丰富。个旧森林覆盖率32.3%，有乔木420种，经济林11种，竹子5种，野生药材200多种，野生花卉270余种，珍稀植物有云南金花茶、望天树、桫椤、董棕、云南穗花杉、柄翅果、多歧苏铁等9种，珍稀动物有长臂猿、云豹、麝、水獭、巨蜥等11种。其中，被称为“生物活化石”的红河多歧苏铁，为蔓耗热带雨林中所独有。

人口

2017年末，全市户籍人口384363人，其中：男性191415人，女性192948人。少数民族人口162892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2.4%。出生人口4324人，死亡人口5040人。

旅游景点

老阴山景区

曼耗风景名胜区

飞霞洞

黑马井汉墓群

倘甸新石器文化遗址

金湖

文学林

丫沙底温泉渡假假区

宝华公园

尼格蓝色温泉

合田民俗村

金湖文化广场

绿水河热带雨林

戈贾森林公园

沙甸大清真寺

龙园水上娱乐中心

谢选骏指出：个旧的小火车很有意思，铁轨窄窄的，充满了异国情调。不过在其他方面，这个城市没有任何特点，而且完全不像少数民族地区。这让我再次感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一个多么荒唐的党八股。

【07、南宁更像广东而不像广西】

网文《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报道： 

南宁，简称“邕”，别称绿城、邕城，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北部湾城市群核心城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北部湾经济区中心城市、西南地区连接出海通道的综合交通枢纽。全市总面积2.21万平方千米。截至2020年11月，全市下辖7个区、4个县、代管1个县级市。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南宁市常住人口为8741584人。 

南宁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同时也是一个以壮族为主的多民族和睦相处的现代化城市。

历史沿革

南宁古属百越之地，东晋大兴元年（318年），建晋兴郡，为郡治所在地，南宁建制从此开始，至今已有1700年历史；唐朝贞观年间（632年），更名邕州，设邕州都督府，南宁的简称“邕”由此而来；元朝泰定元年（1324年），邕州路改名为南宁路，取南疆安宁之意，南宁得名始于此。

南宁历史悠久，古代属于“百越之地”。越族分枝繁多，史称“百越”，其中西瓯和骆越两个支系，就是南宁壮族的先民。

秦始皇二十三年（前214年），秦朝统一岭南，置桂林郡、南海郡、象郡。南宁属桂林郡辖地。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赵佗建立南越国，南宁为其辖地。

西汉王朝建立后。推行州郡县制。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率军平定赵兴的南越国后，在岭南设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朱崖等9郡，南宁属郁林郡领方县辖地。

三国时，南宁属吴国辖地。吴把领方县改名临浦县。并从原属交州改属广州。这样，南宁便属广州郁林郡临浦县，一直延续到西晋。

东晋时，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年）。从郁林郡分出晋兴郡，下辖晋兴等4个县。南宁为广州晋兴郡晋兴县，晋兴郡治设在晋兴县城，即今南宁。这是南宁第一次成为既是县级又是郡级治所。是南宁建制的开始（一说为隋开皇十四年即公元594年，另一说为西晋太康五、六年即284年、285年，下同）。

南朝时，宋、齐、梁、陈四个王朝先后更替，南宁隶属郡县均与东晋相同。隋统一南北朝后，开皇十八年（598年），将晋兴县改为宣化县，南宁为宣化县治所，归郁林郡统辖。

唐武德四年（620年），在宣化县置南晋州，领宣化一县，州县并存。武德五年，宣化县析出宣化、晋兴等5县隶属南晋州。贞观六年（632年），又将南晋州改为邕州，州治在南宁，这是南宁简称“邕”的由来。永徽（650-655年）后，以广州、桂州（治今桂林）、邕州（治今南宁）、容州（治今容县）及安南五州隶岭南五府经略使，名岭南五管，以广州刺史充经略使，驻广州。天宝元年（742年），改邕州为朗宁郡。乾元元年（758年），复改朗宁郡为邕州。咸通三年（862年），分岭南道为东、西两道。岭南东道，治所设在广州；岭南西道，治所设在邕州（今南宁）。统辖原属邕管（统管邕、横、贵、宾四州）、容管（今容县）、桂管（今桂林）三管之地。这就是说，南宁在唐朝时已成为省级治所。

五代十国时，南宁为南汉国地，仍属邕州，归楚。

宋朝统一全国后，邕州隶属广南西路，下辖宣化、武缘等7县，南宁仍为邕州和宣化县治所。

元朝至元十六年（1279年），改邕州为邕州路，今南宁为路总管府治所，下辖宣化、武缘两县，并管左右两江溪峒。泰定元年（1324年）为庆边疆之绥服，寓南疆安宁之意，改邕州路为南宁路。南宁得名，即始于此。

明朝洪武二年（1376年），改南宁路为南宁府，今南宁为府治所。隶属广西布政使司。

清朝时，改广西布政使司为广西省，省会设在今桂林市。南宁府此时隶属于广西省分巡左江道，所辖州、县基本沿袭明朝。南宁既为南宁府治又为左江道治和宣化县治。

清宣统三年九月（1911年），南宁宣布独立。

民国元年（1912年）废宣化县，以南宁府长理事，直属广西军政府，后改称广西省政府。1913年隶属于邕南道，1914年邕南道改南宁道，民国31年4月（1943年），原第八、第九区合并为第四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在南宁。

民国期间，南宁历经两次迁省：第一次迁省：1912年10月，广西省临时议会通过决议，广西省会改为南宁。第二次迁省：1936年10月，广西省会由南宁迁至桂林。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

地理环境位置

南宁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偏西，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及广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总面积 22112 平方千米，其中建成区面积242平方千米。南宁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毗邻，地处亚热带，北回归线穿域而过，介于东经107°45′～108°51′，北纬22°13′～23°32′之间，地理坐标东经108°22′，北纬22°48′。全市总面积2.21万平方千米。

南宁处于中国华南、西南和东南亚经济圈的结合部，是环北部湾沿岸重要经济中心。面向东南亚、背靠大西南，东邻粤港澳琼、西接印度半岛，是华南沿海和西南腹地两大经济区的结合部以及东南亚经济圈的连接点，是新崛起的大西南出海通道枢纽城市。

地貌

南宁市地形是以邕江广大河谷为中心的盆地形态。这个盆地向东开口，南、北、西三面均为山地围绕，北为高峰岭低山，南有七坡高丘陵，西有凤凰山（西大明山东部山地）。形成了西起凤凰山，东至青秀山的长形河谷盆地。盆地中央成为各河流集中地点，右江从西北来，左江从西南来，良凤江从南来，心圩江从北来，组成向心水系。盆地的中部，即左、右江汇口处，南北两边丘陵靠近河岸，形成一天然的界线，把长形河谷、盆地分割成两个小盆地，一是以南宁市区为中心的邕江河谷盆地；二是以坛洛镇为中心的侵蚀――溶蚀盆地。

南宁市地貌分平地、低山、石山、丘陵、台地5种类型。平地是南宁市面积最大的地貌类型，面积为1037.33平方千米，占全市面积57.78%，分布于左、右江下游汇合处和邕江两岸。低山总面积82.64平方千米，占全市面积4.6%，分布于市区西部边缘的凤凰山，为一穹窿山地，一般海拔300米―600米，坡度25度―40度；位于市北部的高峰岭，为一列褶皱低山，呈东北东――西南西走向，一般海拔250米―450米，坡度20度―40度。石山面积46.7平方千米，占总面积2.61%，主要分布于西北部边缘和坛洛镇一带，分峰林石山和孤峰石山两大类，峰林石山海拔300米―400米，谷地海拔120米―160米；孤峰石山一般海拔200米―250米，平地海拔80米―100米。丘陵总面积279.86平方千米，占全市面积15.59%。台地多为第三系的侵蚀面，微切割，起伏和缓，海拔在120米以下，是低平的古剥蚀面，一般呈缓坡起伏而顶面齐平的地貌。

气候

南宁位于北回归线南侧，属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阳光充足，雨量充沛，霜少无雪，气候温和，夏长冬短，年平均气温在21.6度左右，极端最高气温40.4度，极端最低气温-2.4度。冬季最冷的1月平均12.8摄氏度，夏季最热的7、8月平均28.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达1304.2毫米，平均相对湿度为79%，气候特点是炎热潮湿。相对而言，一般是夏季潮湿，而冬季稍显干燥，干湿季节分明。夏天比冬天长得多，炎热时间较长。春秋两季气候温和，集中的雨季是在夏天。南宁一年四季绿树成荫，繁花似锦，物产丰富。“草经冬而不枯，花非春而常放”之说也是名副其实。 

水文

南宁市主要河流均属珠江流域西江水系，较大的河流有邕江、右江、左江、红水河、武鸣河、八尺江等。郁江在南宁及邕宁区境内称邕江，河道全长116.4Km，上游从距南宁水文站38Km的永新区江西乡同江村开始（俗称三江口），下游至邕宁区伶俐镇那车村止，为南宁市重要饮用水水源河流，流域面积73728 平方千米，多年平均年径流量418亿立方米，年平均流量1290 立方米/秒，最大流量20600立方米/秒，最枯流量为95.6 立方米/秒 ，多年平均含沙量0.24Kg/立方米，平均侵蚀模数95.6t/平方千米。邕江南宁市河段河床宽约485m，深约21m，平均水面宽307m，枯水水深8m～9m。邕江的上游分别为右江和左江。右江发源于云南省广南县云龙山，流经西林县、田林县、百色市、田阳县、田东县、平果县、隆安县进入南宁市，河长707Km，流域面积38612 平方千米，多年平均年径流量172亿立方米，多年平均含沙量0.36Kg/立方米，平均侵蚀模数252t/平方千米。 

自然资源

水资源：南宁市水资源较为丰富。南宁市地处亚热带，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多年平均降雨量在1241毫米～1753毫米之间，其中南宁市区为1310毫米，上林县为1753.2毫米。南宁市辖区河系发达，河流众多，流域集水面积在200平方千米以上的河流有郁江、右江、左江、武鸣河、八尺江、清水河、良凤江、香山河、东班江、沙江、镇龙江等39条。最大的河流是郁江，流过邕宁区，也流经横县。右江的下游经过隆安县，在南宁市宋村附近与左江汇合形成郁江。郁江（南宁水文站）平均天然径流量397亿立方米，其中入境水量382.5亿立方米。熔岩地区地下伏流发育，地下水资源丰富，根据地下水调查和分析，南宁市辖区多年平均地下水量模数为每平方千米11.1万立方米，多年平均浅层地下水资源补给量为25亿立方米。地表径流为156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为556亿立方米左右。各江河的多年平均含沙量较少，绝大多数测站均为每立方米0.1公斤～0.5公斤。

矿产资源：截至2012年，南宁市已勘查发现矿产资源63种，主要有：能源矿产褐煤、无烟煤、石煤，地热（热矿水）黑色金属矿产铁、锰、钒、钛；有色金属矿产铜、铅、锌、铝土矿、镍、钴、钨、铋、钼、锑；贵金属矿产有金、银；化工原料非金属矿产有磷、硫铁矿、芒硝、砷、泥炭、重晶石；冶金辅助原料非金属矿产萤石、耐火黏土；建材和其他非金属矿产压电水晶、熔炼水晶、滑石、叶腊石、石膏、水泥用石灰岩、建筑石材用灰岩、高岭土、膨润土、陶粒用粘土、砖瓦用黏土、玻璃用砂、玻璃用砂岩、水泥配料用砂岩、粉石英、水泥配料用黏土、砖瓦用页岩、水泥配料用页岩、饰面用花岗岩、建筑用花岗岩、方解石、硅灰岩、建筑用砂（河沙）；水汽矿产矿泉水等。优势矿产有钨、银、钒、铜、金、石灰岩、花岗岩、芒硝、耐火粘土、滑石、水晶、砂岩。平势矿产有煤、锰、铝、铅、锌、硫、铁矿、膨润土、高岭土、石膏。探明矿床590处，其中大型矿床9处，中型矿床9处，小型矿床28处；有矿山564个，已开发利用的大型矿床4处，中型矿床9处，小型矿床557处，年产矿石2000万吨。

动物资源：截至2012年，南宁市自然分布的野生脊椎动物有31目90科208属272种，其中两栖类19种，主要有大鲵、棘胸蛙、虎纹蛙、泽蛙、大绿蛙、斑腿树蛙等；爬行类42种，主要有蟒蛇、山瑞鳖、大壁虎、大头平胸龟、乌龟、百花锦蛇、金环蛇、银环蛇、眼镜王蛇、五步蛇、滑鼠蛇等；鸟类151种，主要有原鸡、林三趾鹑、凤头鹃隼、雀雕、猛隼、小鸦鹃、草鴞、长尾阔嘴鸟等；哺乳类60种，主要有黑叶猴、猕猴、小灵猫、大灵猫、林麝、苏门羚、黑熊、穿山甲等。国家公布保护的一、二级野生动物主要分布在广西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西龙山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广西龙虎山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广西三十六弄—陇均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广西弄拉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西津湖水库。

植物资源：南宁市地处亚热带南缘，北回归线从北部武鸣区、上林县、马山县及大明山穿过，地形多样，有平原、盆地、丘陵、山地，以平原和丘陵为主。良好的水、热条件孕育着丰富的植物资源。2011年，全市有维管束植物209科、764属、3000余种。其中：蕨类植物42科、84属、250种；裸子植物7科、9属、18种；被子植物160科、671属、1755种。乔木树有600种以上，以壳斗科、茶科、杜鹃花科、樟科、胡桃科、木兰科、大戟科为优势。国家公布保护的一、二级野生植物主要分布在广西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西龙山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广西龙虎山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广西三十六弄-陇均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广西弄拉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2007年，在龙虎山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中国特有植物，被《中国物种红皮名录》收录的极危树种——龙州锥。

人口

南宁市是一个以壮族为主体、多民族聚居的城市。居住着壮、汉、瑶、苗、回、满、侗、水、仫佬、布依、毛南、京、蒙古、傣、黎、僳、拉祜、俄罗斯、彝、土、仡佬、高山、土家、朝鲜、白、藏、纳西、畲、锡伯、维吾尔、哈尼、景颇、普米、阿昌、德昂、柯尔克孜、哈萨克、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布朗、保安、东乡、裕固、佤、羌、塔塔尔、基诺等48个民族，其中人口总数超过1000人以上的依次为壮族、汉族、瑶族、苗族、仫佬族、侗族、回族、满族、毛南族、土家族等10个民族。壮族是世代居住在本地的土著民族；汉族为秦汉以后陆续迁入；回族为元朝以后迁入；瑶族和苗族大多为清代以后迁入；其余民族多于解放后陆续从全国各地迁来。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南宁市常住人口为8741584人。

历史文化

方言：南宁城区人通用粤语邕浔片南宁白话（汉语方言），郊区部分使用平话， 壮族使用壮语（分别属于南部方言邕南土语和北部方言邕北土语）。整个南宁市最通行的是南宁白话以及混杂粤语元素的普通话，各族人民大部分能使用普通话。

宗教：南宁市主要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全市教徒约10000多人，宗教教职人员近百人。

地名由来：东晋大兴元年（公元318年），从郁林郡分出晋兴郡，郡治设在晋兴县城即今南宁，这是南宁建制的开始，距今已有1680多年的历史。唐朝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唐太宗定名为邕州，南宁简称 “邕”由此而来。元朝泰定元年（1314年），中央政府为取南疆安宁而定名改为“南宁”，南宁由此而得名。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设南宁为自治区首府；至此，南宁之名一直沿用至现今。

风景名胜：早在宋代，当时的文人墨客就评出了古“邕州八景”（望仙怀古、青山松涛、象岭烟岚、罗峰晓霞、马退远眺、弘仁晚钟、邕江春泛、花洲夜月）。随着历史的变迁、城市的建设发展，古八景中的许多景观已成记忆中的往事。南宁十大景观（扬美古风、青山塔影、明山锦绣、望仙怀古、伊岭神宫、南湖情韵、龙虎猴趣、邕江春泛、凤江绿野、九龙戏珠）。南宁有大小公园、游园、风景区、广场等供人们游玩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50多处；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顶蛳山贝丘遗址），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6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16处。

谢选骏指出：南宁的江水很大，可是我只能坐火车从南宁到湛江……因为这样比较迅速。南宁是广西的首府，但是它说的话却是接近广东的粤语，而与广西北部的桂林属于完全不同的西南官话。而且明显，桂林人和南宁人分属两个不同的人种。南宁的气候也很闷热潮湿，更像广东而不像广西的桂林。

【08、湛江人多为少数民族】

网文《湛江（广东省地级市）》报道：

湛江，广东省地级市，旧称“广州湾”，别称“港城”，位于中国大陆南端、广东省西南部，属于热带北缘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亚热带作物及海产资源丰富。湛江市总面积13263平方公里，下辖4个市辖区、3个县级市、2个县。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9月，设市级建置，定名湛江市。因历史上曾属椹川县，境内曾设椹川巡检司，因而得名。1983年9月，实行地市合并、市领县体制，湛江市为省直辖的地级市。湛江位居粤、琼、桂三省（区）交汇处，是中国西南各省通往国外的主要出海口，亦是中国大陆通往东南亚、非洲、欧洲和大洋洲海上航道最短的重要口岸。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湛江市常住人口为6981236人。

历史沿革·市名由来

今湛江市区原为清代遂溪、吴川两县属部分陆地、岛屿以及两县间的麻斜海湾（今湛江港），于1899年11月沦为法国殖民地，时称“广州湾”。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9月，中国收回，设市级建置，定名湛江市。因历史上曾属椹川县，境内曾设椹川巡检司，因而得名。古“椹川”亦有称为“湛川”的。亦有一说，因湛江地域原分属遂溪、吴川，湛江是“椹川”与“鉴江”各取一字而成。

建置沿革

据出土文物考证，今湛江辖地远在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夏、商之间），已有人类居住。

春秋战国时期，本地为百越南境。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今湛江辖地入中国版图，归属象郡。

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南部徐闻、雷州、遂溪属交趾部徐闻县；北部吴川、廉江分属交趾部高凉县和合浦县。以后，南部三县先后属交州、越州、合州、南合州、东合州。

唐贞观八年（634年），改东合州为雷州，统管雷州半岛三县，直至清代；北部两县先后属广州、罗州、化州，至明清属高州。

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1899年11月）法国胁迫清政府签订《中法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将遂溪、吴川两县属部分陆地、岛屿以及两县间的麻斜海湾（今湛江港）划为法国租界，统称“广州湾”，划入法属印度支那联邦范围，设广州湾行政总公使署，受安南总督管辖。海陆总面积共约2130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518平方公里。首府初设于麻斜市；民国元年（1911年）废麻斜市，行政首府迁西营市（今霞山）。

中华民国成立后，五县先后属广东省高雷道、南路行政区、南区善后委员公署、南区绥靖公署。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起，南部三县先后属广东省第八区、第十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吴川先后属第七区、第十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廉江先后属第七区、第十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2月，日本侵略军武装占领广州湾，曾建立极为短暂的日伪政权。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9月21日，广州湾由中国收回，以原范围划设市治，定名“湛江市”。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2月15日成立湛江市政府，为省辖市，并隶属广东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3月改隶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5月，改隶第十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公署设于湛江。

地理环境位置

湛江位于中国大陆南端、广东省西南部，介于东经109°40′～110°58′，北纬20°13′～21°57′之间，包括整个雷州半岛及半岛北部的一部分。东濒南海，南隔琼州海峡与海南省相望，西临北部湾，西北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合浦、博白、陆川县毗邻，东北与本省茂名市的茂南区和电白、化州县接壤。市区位于雷州半岛东北部，介于东经110°10′～110°39′，北纬20°51′～21°12′之间。辖区总面积13263平方公里。 

湛江市地形地貌

湛江的陆地大部分由半岛和岛屿组成，地势大致是中轴高，东西两侧低，南北高而中间低，起伏和缓，多为平原和台地，以北部廉江县境内的双峰嶂（384米）为最高点。全市土地总面积中，平原占66%，丘陵中30.6%，山区占3.4%。陆地水面（包括水库、山塘、池塘、江河）占6.4%。 

湛江所辖五县四区均面向海洋，海岸线总长2023.6公里，其中大陆海岸线1243.7公里、岛岸线779.9公里，海岸线系数（海岸线长度与国土面积之比）为0.16，即每平方公里国土的海岸线长162米。

湛江北部低丘陵区，地势最高为廉江市北部、西北部，以海拔80～250米的低丘陵为主，有湛江最高点双峰嶂（海拔384米）与数十座100～300米的峰岭并排，形成一道屏障。其余山地多呈扁馒头形小山丘，沟谷较宽，丘陵疏矮，起伏不大，坡度8～15度，相对高度在30米以下，海拔高度在50～100米之间，少数达150米。丘陵渐靠河谷，亦渐为低矮。其中穿插的沟谷，切割明显。

湛江的半岛缓坡台地，三面临海，台地略有起伏，无明显峰谷，地势较平缓，坡度3～5度。在大片缓坡地之间有水田、小溪或冲刷沟等切割。以火山喷发遗迹的小山较高，地势向四周逐渐变低。较高的山岭有螺岗岭（海拔223米）、仕礼岭（海拔226米）、石卯岭（海拔259米）、石板岭（海拔245米）。螺岗岭以南地势平缓，东西部皆为台地，台顶平坦，周边较陡。

湛江的沿海平原区，以河流冲积的滨海平原为主，部分为滨海台地，地势平缓，起伏极微，坡度1～4度。滨海平原海拔0.8～3米。

湛江主要岛屿有东海岛、南三岛、硇洲岛、特呈岛、调顺岛、东头山岛、南屏岛等。湛江东海岛面积达289平方公里，为广东省最大的岛屿，是中国第五大岛屿。湛江南三岛面积164平方公里，为广东省第二大岛屿，是全国第七大岛屿。

土壤

湛江既有热带土壤基本类型，也有滨海地带土壤分布，共有赤红壤、砖红壤、滨海沙土、滨海盐渍沼泽土、滨海盐土、潮沙泥土、沼泽土、火山灰土、菜园土、水稻土等10个土类，以红壤居多，湛江因此有“红土地”之称。其分布大体是北纬20°40′以南地区为砖红壤，占土地总面积一半以上，是该市最主要的土壤类型；北纬20°40′以北地区为赤红壤；沿海地区为海滨沙土、滨海盐渍沼泽土和滨海盐土；九洲江和鉴江沿岸两侧为潮沙泥土。

气候

湛江地处北回归线以南的低纬地区，属于热带北缘季风气候，终年受海洋气候的调节，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在22.7℃～23.5℃，由北向南递增，南北相差1.5℃。年平均雨量1395.5～1723.1毫米，年平均日照时数1714.8～2038.2小时。4～9月为多雨季节，8月雨量最多；10～3月雨量较少。低压、热带风暴、台风登陆影响较为频繁。据气象局统计，从1960～2018年，登陆本市的台风52个，每年平均0.9个。

全年平均日照时数1980.2小时，比上年增长4.7%；全年平均降水量1789毫米，增长5.7%。年末全市大型水库蓄水总量7.28亿立方米，下降6.2%。

水文

河流水系

湛江境内河流较多，但大部分源流短，水量小，落差不大。全市集水面积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有鉴江、九洲江、南渡河、遂溪河；集水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干支流有40条；属独流入海的22条。

海洋水文

湛江东部海区潮汐，属于不规则半日潮，在1个太阳日（24小时50分）内出现峰—谷、峰—谷的潮候，即有两次高潮两次低潮，两峰的高低、两谷的深浅也不一样。其规律：一月之中，“二十五六潮长，至朔而盛，初三大盛，之后渐杀；十一二又长，至望而盛，十八大盛，后又渐杀，大抵视月之盈虚为候”。

湛江西部海区（北部湾）潮汐，属于典型全日潮，其特点是在1个月内有二分之一以上的日子每天只有一个高潮和一个低潮，在一个太阳日内完成一个潮汐循环。在一个月里，每当月亮偏北和偏南最甚的日子过后几天，潮差特别大；反之，逢月出正东和月没正西的日子过后几天，潮差特别小。每一潮潮期起止时间为14天，除三、九月份各有3次大潮，其他月份每月为2次大潮。最高与最低潮差4～5.5米；最大潮汐流速100～150厘米/秒，最小潮汐流速30～55厘米/秒。

琼州海峡潮汐，属于规则混合潮。东西向的琼州海峡，略似一条带形的内陆航道，东西的两个出口，加上每年东南、西南、东北的季风等气象因素和海峡沟底凸凹不平地形的影响，形成“南潮北汐”不相同，涨落时刻、潮的大小也不相同。 

自然资源：土地资源：湛江市土地总面积132.63万公顷，其中国有土地39.26万公顷；集体土地93.37万公顷。土地利用情况：耕地46.6万公顷，园地14.76万公顷，林地29.74万公顷，草地1.14万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15.31万公顷，交通运输用地3.14万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20.82万公顷，其他用地1.12万公顷。 

矿产资源：湛江矿产资源较丰富，已发现矿产42种，矿产地337处，其中探明资源储量的矿产34种，矿产地319处。能源矿产4种，金属矿产12种，非金属矿产15种，水气矿产3种。优势矿产有滨海稀有稀土砂矿、玻璃用砂、银矿、高岭土、泥炭、硅藻土、玄武岩、地下水、矿泉水、地热等。

水资源：湛江多年平均地表径流量89.85亿立方米，入境径流量97.37亿立方米，总径流量187.22亿立方米，人均2553立方米，耕地亩均2675立方米。全市水资源总量为190.17亿立方米，人均2594立方米，亩均2717立方米。从地区分布看，雷州最多，为25.52亿立方米，最少是吴川，为5.84亿立方米。全市可供开采地下水30.03亿立方米。1960年，建成雷州青年运河，总长5000多公里，以农业灌溉为主，其中，鹤地水库 最大水面面积122平方千米，总库容11.44亿立方米。

植物资源：湛江市天然林主要种类有52科76种，主要的有樟科、番荔枝科、桃金娘科、桑科、红树科、无患子科、柿树科、楝科、大戟科、壳斗科等。比较名贵的树种有胭脂、沙罗、樟木、苦楝、土沉香、红椎、酸枝、箭毒木等。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4个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一，总面积2万公顷，有红树林15种，包括红海榄、木榄、秋茄、角果木、榄李、桐花树、白骨壤等。此外还有银叶树、海芒果、黄槿、杨叶肖槿等半红树林种9种。

动物资源：湛江主要的脊椎野生动物种类有25种以上。其中爬行动物纲如鳖、龟、蛤蚧、马鬃蛇、金环蛇、南蛇、银环蛇、眼镜蛇、蟒蛇等7科9种；动物鸟纲如禾花雀、毛鸡、斑鸠、麻雀、野鸡、鹧鸪、猫头鹰、翠鸟等6科7种；哺乳动物纲如华南虎、山猪、水獭、穿山甲、刺猬、松鼠、黄鼠狼、狐狸等9科9种。

人口

2019年末，湛江市常住人口736.0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8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323.5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43.96%，比上年末提高0.95个百分点。全年出生人口10.48万人，出生率14.26‰；死亡人口3.53万人，死亡率4.81‰；自然增长人口6.95万人，自然增长率9.45‰。有少数民族44个，总人口4.22万人。以壮族居多，占全市少数民族户籍总人口的76%；人口较多的还有苗族、瑶族，分别占全市少数民族人口的5%和4.9%。这些少数民族绝大多数分布于廉江、徐闻、雷州、吴川、遂溪等各县（市、区）农村。

宗教信仰

当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并存。民间多信仰妈祖（即天后）、雷首、海山公、关公等。在农村，初一十五、初二十六都要祭祖先敬神灵。

方言特征

湛江是省内方言最为复杂的市。全市除流行普通话外，粤、闽、客三大方言均有分布。

湛江方言的来源和分布，与本地人口的来源有关。古时，湛江一带土著民族为少数民族，操少数民族语言。唐、宋、元、明几代，大批汉人从福建之莆田、漳州及浙江一带迁至雷州半岛，带来了早已形成于福建一带的闽语，后发展为本地人数最多的居民。由于人多势众，闽语成了雷州半岛最通用的语言。几乎在闽语传入雷州半岛的同时，早已形成于西江一带的粤语亦开始传入本市，较早传入的有梅菉、吴川、廉江等地。而较迟传入本市的方言是客家语，在明清时期（以明朝为主，特别是陈璘平定瑶乱时期），由福建汀州府及本省韶州府、潮州府、惠州府（后从潮州府分出嘉应州）的客家人（当时并未有客家一说）迁至廉江居住而带来。闽、粤、客三大方言传入本市后，由于迁民们缺少与原地区的交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受到地方语言环境的影响，各方言均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形成了各自的特色。粤方言发展为湛江粤语、吴川话、廉江粤语等，闽方言发展成雷州话（或称作黎话、雷话），客家方言发展成啀话（或写作涯话、哎话）。

湛江市辖4区5县（市）

赤坎、霞山两老城区操粤语，周围农村操雷州话；

麻章区大部分操雷州话，小部分操粤语；

坡头区操粤语吴川话为主，极少数操雷州话；

吴川市分别操吴川话（吴化片粤语）与梅菉话等高阳片粤语；

遂溪大部分操雷州话，市区操粤语；

廉江主要操粤语、客家语，极少数操雷州话；

雷州、徐闻主要操雷州话，客家语及粤语零星分布。

此外，一些方言交界处和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城镇还成为双语区和多语区，居民可以同时操几种方言。

该市之粤语种较为复杂，各县（市、区）以至各县（市、区）不同区域都有较大差异。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高阳片粤语，二是吴化片粤语。

高阳片粤语又可分为湛江市区粤语、梅菉粤语、廉江粤语、遂溪粤语、龙头塘粤语等口音。市区粤语其声母、韵母与广州话基本相同，因而专家将其列入广州话，其与广州话之不同是声调和腔调差异较大，开口可辨。梅菉、廉江、遂溪等地粤语与广州话声、韵母大部分相同，其较明显的特点是带有高州、化州话的边擦音声母，且边擦音声母的字较多，因而有人将其列入“高（州）阳（江）话”。吴川话亦属粤语种其中一部分，列为吴化片，其声、韵、调均与广州话有一定差异，吴川话习惯以吴川吴阳音为代表。

雷州话各地亦有差异，大体以各县（市、区）为片，分徐闻音、海康音、遂溪音、廉江音、郊区音等，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语调、腔调方面。如徐闻话略带海南话腔调，只有吸气塞音声母。廉江的雷州话较之海康话“生硬”，音长不够。各地雷州话亦存在一些常用词不同音的现象，但各地之间均可通话。因雷州府历来设于雷城镇，故习惯上人们以雷城话为代表。

涯话（啀话）即客家话，属客家语种其中一部分。与粤东北一带客家语的语言相差不大，主要差异是常用语方面带本地特色，音调亦略有差异。湛江的涯话与同为粤西的阳江、茂名一带的涯话亦较相近。2012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把湛江的涯话归入客家语粤西片。湛江的涯话以廉江石角话为代表。

谢选骏指出：1981年我在湛江的时候，觉得当地人对外来的人十分冷漠，原来他们多为少数民族——“以壮族居多，占全市少数民族户籍总人口的76%；人口较多的还有苗族、瑶族，分别占全市少数民族人口的5%和4.9%。”由此可见，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分裂了中国！人为地制造了社会分化，虽然有利于阶级斗争的党国专政，但却不利于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

【09、广州人用死猫操办结婚宴席】

网文《广州（广东省辖地级市、广东省省会）》报道：

广州（Guangzhou），广东省辖地级市，简称“穗”，别称羊城、花城，是广东省省会、副省级市、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广州都市圈核心城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国际商贸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截至2019年，全市下辖11个区，广州市总面积为7434.40平方千米。2020年广州市常住人口为18676605人。

广州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广府文化的发祥地，从秦朝开始一直是郡治、州治、府治的所在地，华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科教中心。从公元三世纪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明清时是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大港，也是世界唯一两千多年长盛不衰的大港。

广州被全球权威机构GaWC评为世界一线城市，每年举办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吸引了大量客商以及大量外资企业、世界500强企业的投资。

历史沿革

广州简称穗，别称羊城。位于广东珠江三角洲北部，濒临南海，为西江、北江、东江三江汇合处。 广州又称“羊城”、“穗城”。相传古代有五位仙人，骑五色羊，各携带一串谷穗降临此处，仙人把谷穗赠给居民，祝福此地五谷丰登、永无饥荒。后仙人飘然而去，留下五羊化为石头。因此，后人又称广州为“羊城”、“五羊城”、“仙城”、“穗城”。广州由秦汉起至明清2000多年间，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到唐朝时，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称为“广州通海夷道”，其航程从广州起，经南海、印度洋，直驶巴士拉港，到达东非赤道以南海岸，这是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到唐宋时期，广州已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东方大港，并首设全国第一个管理外贸事务的机构——市舶使；明清时期，广州更是特殊开放的口岸，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曾是全国惟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被迫开放广州、上海、宁波、福州、厦门五个通商口岸，广州一口通商的局面从此结束。

秦朝，广州一直是郡治、州治、府治的行政中心。在秦末汉初与唐末，广州曾经两次出现过割据的小国，秦末期为南越国，赵佗（秦的南海尉）自立为南越王，广州成为南越王都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111年）。唐代末期刘岩（又名刘龚）据广州称帝， 国号南汉（公元917年至971年）以广州作都城（当时称兴王府）。广州地区自秦代（公元前214年）定为南海郡开始，历代以来它的行政管辖地区，最小的范围也据有现广东省的中部与北部，最大的范围包括现广东、广西的大部地区。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在广州地区设南海郡。 当时南海郡尉任嚣在现中山四路旧仓巷附近修建城廓，称为“任嚣城”，广州为郡治所在地。秦汉时南海郡行政管辖范围北至观坪石，东至福建的漳浦附近，西至湛江，面积约14万平方千米，后赵佗续任南海郡尉。秦朝为了巩固在岭南的统治，从中原迁居五十万居民到岭南。秦末汉初时，赵佗自立为南越武帝，并把管辖范围扩展到雷洲半岛与广西、桂林地区，以及越南北部。

汉武帝于公元前111年平定了南越国后，把原赵佗割据地区划分为九郡（后缩为七郡），广州仍称南海郡，归属交趾部后称交州， 南海郡行政范围缩小。交州治所在地曾移至广西梧州，广州城曾一度较前衰落。东汉末年，广州属于吴国，公元216年吴国交州刺史步骘把交州治从梧州迁回广州，公元226年并将交州改为广州，广州之名由此开始。汉代广州地区行政范围面积约10.5万平方千米。

晋代，广州仍称南海郡，为州治所在。但南海郡行政管辖范围比汉代有所缩小， 已将东部梅县、潮汕、惠阳等地区分出；晋代南海郡面积约4.6万平方千米，南、北朝与隋代，广州仍为州治，郡治所在，州郡范围略有变化。

唐代，广州称为广州都督府，是岭南道的道治与都督府治所在地；广州都督府行政界线南至宝安、中山，北至清远， 西至四会；怀集，面积约4.2万平方千米。唐末期刘岩在广州称帝， 号称南汉国，广州为兴王府，并在广州地区设置咸宁、常康二县， 以模仿帝都长安。

公元970年，宋平南汉后，废兴王府仍称为广州（以后一直沿用广州名称），广州为广南东路路治地（简称广东。广东省之称自此开始）。广州行政区域范围面积约4.3万平方千米。元、明、清各朝代，广州先后称广州路（元代），广州府（明、清时），均为省治地（元代广东省称广东道， 明代称广东布政司，清称广东省）。行政区域范围虽有变化，但不大，直到清代广州府行政区域面积约3.1万平方千米。

解放前， 国民党统治时，广州定为市，仍为省会所在地。广州市行政区域范围较前各历史时期大为缩少。南至河南全岛与芳村，东至车陂，北至白灰场，面积为248平方千米。

地理环境

广州地处中国南部、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中北缘，是西江、北江、东江三江汇合处，濒临中国南海，东连博罗、龙门两县，西邻三水、南海和顺德，北靠清远市区和佛冈县及新丰县，南接东莞市和中山市，隔海与香港、澳门相望，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中国的“南大门”，是广佛都市圈、粤港澳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的核心城市。

广州位于东经112度57分至114度3分，北纬22度26分至23度56分之间。市中心位于北纬23度06分32秒，东经113度15分53秒。

地形地貌

广州属于丘陵地带，地势东北高、西南低，背山面海，北部是森林集中的丘陵山区，最高峰为北部从化市与龙门县交界处的天堂顶，海拔为1210米；东北部为中低山地，有被称为“市肺”的白云山；中部是丘陵盆地，南部为沿海冲积平原，为珠江三角洲的组成部分。

气候

广州地处亚热带沿海，北回归线从从化穿过，属海洋性亚热带季风气候，以温暖多雨、光热充足、夏季长、霜期短为特征。全年平均气温20-22为摄氏度，是中国年平均温差最小的大城市之一。一年中最热的月份是7月，月平均气温达28.7℃。最冷月为1月份，月平均气温为9～16℃。平均相对湿度77%，市区年降雨量约为1720毫米。全年中，4至6月为雨季，7至9月天气炎热，多台风，10月、11月、和3月气温适中，12至2月为阴凉的冬季。全年水热同期，雨量充沛，利于植物生长，为四季常绿、花团锦簇的“花城”。 

水文

广州市地处南方丰水区，境内河流水系发达，大小河流（涌）众多，水域面积广阔，集雨面积在100平方千米以上的河流有22条，河宽5米以上的河流1368条，总长5597.36千米，河道密度达到0.75千米/平方千米，构成独特的岭南水乡文化特色。

自然资源

生物资源：广州栽培作物具有热带向亚热带过渡的鲜明特征，是全国果树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包括热带、亚热带和温带3大类、41科、82属、174种和变种，共500余个品种（其中荔枝有55个主要品种），是荔枝、龙眼、黄皮、乌（白）榄等起源和类型形成的中心地带。蔬菜向以优质、多品种著称，有15类127种370多个品种。花卉包括鲜切花类、盆栽植物类、观赏苗木、食用与药用花卉、工业及其它用途花卉、草坪、种苗等七大类。传统品种和近年引进、开发利用的新品种3000多个。

矿藏资源：广州市的地质构造相当复杂，有较好的成矿条件。已发现矿产47种，矿产地820处，其中大、中型矿床22处。主要矿产有建筑用花岗岩、水泥用灰岩、陶瓷土、钾、钠长石、盐矿、芒硝、霞石正长岩、萤石、大理岩、矿泉水和热矿水等。辖区内能源矿产和有色金属矿产十分短缺，呈零星分布，规模较小，品位不稳定。

人口：2019年末，广州市常住人口1530.59万人，城镇化率为86.46%。年末户籍人口953.72万人，城镇化率为79.90%；全年户籍出生人口13.98万人，出生率14.86‰；死亡人口4.83万人，死亡率5.14‰；自然增长人口9.15万人，自然增长率9.72‰。户籍迁入人口21.05万人，迁出人口4.30万人，机械增长人口16.75万人。

语言：广州方言，中国南方地区的重要方言之一。广义的广州方言又称“广府话”、“白话”，属粤方言广府片，是粤语的代表方言，通行于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粤中和粤北部分地区，以及广西东南部。狭义的广州方言指广州话，专指广州市区通行的粤语。

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增城区、花都区、从化区、白云区等区，其中增城区客家话居民约占全区户籍人口的40%左右；花都区客家话人口约占全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从化区客家话人口约占全区总人口20％；白云区客家话人口约占全区总人口7%左右等。

谢选骏指出：广州是一个繁荣的城市，但它在有些方面不像中国——1981年我的“研究生论文调查”期间去过那里，赫然发现，小街背后竟然一个婆婆在剥皮死猫，我问她这是干什么用的？她竟然告诉我她的女儿当天结婚，她们的风俗是要吃猫！这真让我感到“非中国”也。在文革之前的大饥荒年代。南通人也有捕获猫狗来吃的，但那是用来充饥的。甚至1962年我还看见南通人在大街上，在一种用来做“缸爿”（一种烧饼）的炉台上，剥皮老鼠准备食用——南通的老鼠特大，不连尾巴都足有半尺多长。南通人再野蛮，也不会用死猫作为结婚庆典的必备佳肴，而广州人竟会……这让从此我对他她们刮目相看了，总有一种毛毛的感觉。回想1959年我在北京的时候，家父去广州参加“广交会”，据他说看到广州人这样吃猴子的大脑——饭店服务员把一只活蹦乱跳的猴子，塞入特制的桌面以下的夹层里，然后打开桌面的小盖子，猴子憋急了就伸出脑袋来，然后就被店家卡住，然后剃光了猴毛，然后打开猴子的脑壳，直接倒上佐料在猴头里面，搅拌以后，生吃下去！与此同时，猴子因为动弹不得，早已苦不堪言，苦苦挣扎使得这些客人更加兴奋了……家父把这个事情当作天方夜谭来说，不过对照之下，我觉得“广州人用死猫操办结婚宴席”，要比“广州人生吃猴脑”，更加“邪性”，简直可说是“令人发指”了。

【10、惠州的建筑人文很像台湾】

网文《惠州（广东省辖地级市）》报道：

惠州，广东省地级市，地处粤港澳大湾区东岸，背靠罗浮山，南临大亚湾，境内东江蜿蜒100多公里，是珠江三角洲中心城市之一。总面积11347平方公里，下辖惠城区、惠阳区、惠东县、博罗县和龙门县，设有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两个国家级开发区。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惠州市常住人口为6042852人。

惠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隋唐已是“粤东重镇”，至今1400多年，一直是东江流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在古代即有“岭南名郡”、“粤东门户”之称，简称鹅城。惠州是中国近代抗争史的前沿阵地，曾建立华南抗日战争的主力部队—东江纵队。东江中下游的中心城市，处在客家文化、广府文化和潮汕文化的交汇地带，各种文化相互交融、兼收并蓄，广东汉剧、渔歌、山歌、舞龙、舞狮、舞春牛、瑶族的舞火狗等各种文化活动盛行 。

惠州还是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和集散地之一，旅居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居客家四州之首，被称为客家侨都。惠州是广东三大族群客家人、潮汕人、广府人融合得最为成功的地方，也是客家人从陆地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的重要通道之一。客家人是惠州人中人数最多的群体，客家文化是惠州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外许多客家华侨的祖籍地就是惠州。从唐到清末1000多年间，共有430多位中国名人客寓或临履惠州，留下了许多让世人为之骄傲的历史文化遗产。2020年惠州市地区生产总值为4221.79亿元。

历史沿革

今惠州市境列入全国行政区划始于秦代。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置傅罗县、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改称博罗县，三国时吴国行政区划制度与汉相同，其县内区划情况未见记载。

331年（晋咸和六年），博罗县析置海丰县，336年（晋咸康二年）又析置欣乐、安怀两县，483年（南朝齐永明元年）析置罗阳县。503年（南朝梁天监二年），析南海、东官两郡地置梁化郡，辖欣乐、博罗、河源、龙川、雷乡等5县。507年（梁天监六年），怀安县并入欣乐县、罗阳县并入博罗县，梁化郡辖县依旧。588年（南朝陈祯明二年），欣乐县改名归善县。梁化郡辖归善、博罗、龙川、河源、雷乡（龙川县析置）等5县。

589年（隋开皇九年），废梁化郡置循州，州治归善，辖归善、博罗、河源（省龙川入）、新丰、兴宁（省雷乡入）、海丰等6县。设循州总管府，初治龙川，590年（开皇十年）迁至归善。598年（开皇十八年），新丰改名休吉，循州辖归善、博罗、河源、兴宁、海丰、休吉（新丰改）等6县。607年（隋大业三年）废循州，改置龙川郡，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省休吉入）、兴宁等5县。

唐代，于622年（唐武德五年），龙川郡复名循州，辖循、潮（州）2州，先后隶广州（总管府、大都督府）。循州领归善、博罗、海丰、安陆（海丰析置）、河源、石城（河源析置）、兴宁等7县。627年（唐贞观元年），龙川县并入归善县，罗阳县并入博罗县，齐昌县并入兴宁县，石城县并入河源县。循州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兴宁等5县。690年（唐周天授元年）废循州，置雷乡郡，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雷乡（析兴宁县置）等5县。742年（唐天宝元年），改雷乡郡为海丰郡，郡治归善县，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雷乡、兴宁等6县。758年（唐乾元元年）废海丰郡复循州，辖归善、罗阳（博罗县改）、海丰、河源、雷乡、齐昌（兴宁县省入）等6县。

917年（南汉乾亨元年），罗阳县复名博罗县。循州析置祯州，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等4县。

宋代政区划分基本沿袭唐制。971年（北宋开宝四年）北宋灭南汉后，仍称祯州，辖4县不变。1020年（宋天禧四年），祯州改名惠州。1120年（宋宣和二年）赐惠州为博罗郡，1133年（宋绍兴三年）博罗郡复称惠州，仍辖4县。

元代实行行省辖路。1279年（元至元十六年）改惠州为惠州路，仍辖4县。1286年（元至元二十三年）循州路降为州，并入惠州路。惠州路因此加辖龙川、兴宁、长乐3县，共辖7县。其中，1295年（元元贞元年）长乐县改隶惠州路，1324年（元泰定元年）复隶循州。

明初政区因袭元制。1368年（明洪武元年），改惠州路为惠州府，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等4县。1369（洪武二年），撤销循州，其所辖龙川、兴宁、长乐3县并入惠州府。1518年（明正德十三年），析龙川、河源地置和平县，1569年（明隆庆三年）析归善、长乐地置永安县，析河源、翁源、英德3县地置长宁县，均属惠州府，惠州府辖10县。1633年（明崇祯六年），析河源、和平、长宁、翁源等4县地置连平州。惠州府辖归善、博罗、长宁、永安、海丰、龙川、长乐、兴宁、河源、和平等10县和连平州（领河源、和平两县）。

清代基本沿明制。1646年（清顺治三年）底清军入主惠州后，惠州府所辖州县未变。1731年（清雍正九年），析海丰县坊廓、石帆、吉康3都置陆丰县，惠州府辖连平州和11县。1733年（雍正十一年）长乐、兴宁两县改属嘉应直隶州后，惠州府辖1州9县。

民国初年实行省、县二级制。1912年（民国元年）改归善县为惠阳县（1914年1月由内政部通令更定）。1914年（民国3年）1月，实行省、道、县三级制后，惠阳县、博罗县隶属广东省设潮循道（原惠潮嘉道），龙门县隶属粤海道。

1920年（民国9年）12月，仍恢复省、县二级制。1921年1月，在惠州设立东区，属临时性政区，辖惠阳、博罗等县。1925年7月全国地方行政区划分为省、行政区、县、市4级。广东省分设6个行政区，东江行政区辖惠阳、博罗等25县。1926年11月，废除行政区。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规定由省直辖县、市。不久，广东全省划为东、西、南、北、中5个行政区。同年3月复设东区，辖博罗、惠阳等县。后惟屡设屡废，并无定制。

1936年（民国25年）9月，广东省设置第四行政督察区，公署驻惠阳县，辖惠阳、博罗、海丰、陆丰、河源、紫金、新丰、龙门等8县。1940年3月，公署移驻河源，加辖东莞、增城、宝安，共11县。1947年，广东省政区再作调整，行政督察区分省政府直接督察区和专署行政督察区。专署行政督察区为省政府派出机关，不是一级地方政区。专署行政督察区第五区辖惠阳、博罗、海丰、陆丰、河源、紫金、龙门等7县。1949年（民国38年）2月，广东省政区又作调整，惠阳、博罗、东莞、宝安、中山等5县属第二行政督察区，龙门县则属第六行政督察区。

地理环境位置

惠州市位于广东省东南部，属珠江三角洲东北、东江中下游地区。地处北纬22°24′―23°57′、东经113°51′―115°28′之间。市境东西相距152千米，南北相距128千米。东接汕尾市，南临南海，并与深圳市相连，西南接东莞市，西交广州市，北与韶关市、西北与河源市为邻。与周围六市政区界线846.49千米。市政府驻惠城区江北。

全市土地面积11347平方千米，海域面积4519平方千米，海岸线长281.4千米，是广东省海洋大市之一。半岛与海湾相间，良港较多。岛屿罗列，有大小岛屿162个。 

惠州市地质

惠州市所处大地构造单元属华南褶皱系。地层岩性多样，以花岗岩等岩浆岩为主，地质构造褶皱和断裂发育。断裂构造的展布，以东北向为主，主要有罗浮山断裂带、紫金—博罗断裂带、莲花山断裂带。岩性多样形成种类多样的土壤。变质岩类主要分布于莲花山大断裂带、紫金—博罗断裂带北部、罗浮山山麓部分，发育的土壤一般土层在1米以上，质地较细，黏粒含量较高，磷、钾养分较丰富。红色砂页岩主要分布在博罗、惠东等地，由不同粒径的砾石、砂、黏粒组成，土层一般浅薄。河流冲积物遍布各地，土层深厚，质地较均匀，黏粒含量和土壤养分较高，适应性广。海滨沉积物主要分布在沿海的惠东、惠阳等地，土壤土层深，养分含量丰富，潜在肥力高，但含盐量高，有的还可能受酸、碱危害。

地形地貌

惠州市北依九连山，南临南海，为粤东平行岭谷的西南段，地貌类型复杂。地势北、东部高，中、西部低，中部低山、丘陵、台地、平原相间，在丘陵、台地周围以及江河两岸有冲积阶地。其中，中低山约占全市陆地面积的7.7%，丘陵占26%，台地占35%，平原阶地占31.3%。

北部和东部有天堂山、罗浮山、白云嶂和莲花山集结形成的中低山、丘陵，多为东北—西南走向、平行排列的中低山。境内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30余座。惠东的莲花山海拔1336米，为全市第一高峰。

中部和西部主要为东江、西枝江及支流侵蚀、堆积形成的平原、台地或谷地，主要有惠州平原、杨村平原和西枝江谷地。

南部连南海，海岸线曲折多湾，全长281.4千米，属山地海岸类型，岬角、海湾相间排列，形成复杂的侵蚀—堆积基岩港湾海岸。在大亚湾黄鱼涌一带尚有红树林分布。海底地形特点是湾底呈槽形，底平、水深。

在龙门平陵、龙江、永汉及博罗公庄一带见喀斯特岩溶地貌。 

气候

惠州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地处低纬度，北回归线横贯惠州市。雨量充沛，阳光充足，气候温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降水量2200毫米，年平均气温22度，7、8月份惠州降雨较多，9、10月份天气晴朗。

水文

广东三大水系之一的东江及其支流西枝江横贯境内，境内水库容量超过16亿立方米，是供给香港、深圳、广州等地的主要水源。

自然资源

土地类型多种多样，耕地、林地、草地、水面、滩涂样样齐全，利于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水力资源也相当丰富。境内有集雨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34条，总长约1500公里。

广东三大水系之一的东江、西枝江横贯其中。浅层地下水量33亿立方米，水质总体良好。是供给香港、深圳、广州等地的重要水源。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60.32万千瓦，有很大开发潜力。海域中有浅海面积560.4平方公里，可供开发养殖面积137.33平方公里。海区内有鱼类400，贝类200多种，甲类100多种，刺皮类60多种，藻类30多种，具有较大的经济和捕捞价值。适宜建设海港码头的海岸线长28.4公里，可建泊位126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76个。惠州港为华南地区的天然优良深水港。

已探明储量的矿产有40多种，主要有无烟煤、铁矿石、锡矿、钨矿、钾长石、高岭土、铅十锌、萤虫石、石灰石等。铌钽、石灰石、水晶、汞等矿产储量居广东省前列。

惠州市森林资源丰富，2011年底惠州市森林覆盖率60.4%。

人口

2019年末惠州市常住人口488.00万人，人口密度430人/平方公里，人口出生率13.58‰，死亡率3.49‰，自然增长率10.09‰。户籍人口389.7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228.15万人，乡村人口161.59万人。

截至2010年11月1日，居住于市境内的民分属于54个民族（56个民族中，保安族和珞巴族暂无），其中汉族人口最多，占总人口的97.59%；少数民族人口占2.41%，主要有壮族、苗族、土家族、瑶族等。

客家民俗

惠州客家文化，既有其来源地梅州、赣南、闽西客家的传统，又善于吸取广府、闽南文化的精华，形成独特的风采。如惠州山歌虽然源于梅州，但受当地土著歌谣的影响，曲调没有梅州山歌那么圆润柔和，却显得高亢豪放。东江美食也独具一格，与梅州美食有所不同。

惠州还是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和集散地之一，旅居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居客家四州之首，被称为客家侨都。

客家歇后语，善用比拟、双关、夸张等艺术手法，把客家方言形象化了，既丰富又生动，令人忍俊不禁。

惠州客家山歌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其歌词基本上七字一句，四句一首。通俗易懂，生动形象，情真意切，反映了当地风土人情，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客家地方剧――汉剧

广东汉剧与粤剧、潮剧并列为广东三大剧种。汉剧别称外江剧，已有300多年的历史，素有“南国牡丹”的美称。惠阳汉剧团是在1963年以龙川的东江汉剧团为基础，吸纳了来自汕头、韶关和梅州等地的汉剧汉乐人才组成的文化团体，曾经成功地演出了《秦香莲》、《海瑞罢官》等汉剧。1984年该团撤销。但许多艺人仍满怀对客家传统地方剧的执着追求，自愿组建了惠州市汉剧乐研究会，力争让这朵客家艺术奇葩重放异彩。

方言

惠州市境内主要通行汉语方言，也有少数人讲瑶语或畲语。龙门县北部的蓝田瑶族乡有讲瑶语的，但已逐渐汉化；惠东和博罗有少数人讲畲语。

境内通行的汉语方言主要有客家话、福佬话（闽语）和白话（粤语）。各方言的分布大致与周边的方言环境相一致。客家话是惠州市第一大汉语方言，这与市境固有的人文历史背景和长期与其北边的客家地区梅州、韶关、河源等地密切往来有关。东边的汕尾市主要讲闽语，故市境的东部地区有讲闽语的。西边的广州市、东莞市主要讲粤语，故西部地区有讲粤语的。另外，博罗、龙门还有一部分人讲“本地话”。

客家话是惠州市第一大汉语方言，分布在惠州下辖各县（市、区）的大部分地方，包括惠城区和惠阳区的所有乡、镇，龙门县和惠东县的大部分乡、镇、场以及博罗县的大部分乡、镇。市境讲闽语的居民主要集中在惠东县和惠阳区。讲粤语的居民主要分布在龙门、博罗两县以及惠东、惠阳的个别村、镇。

随着社会的前进和新事物的不断涌现，惠州市境内的汉语方言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新词的引进和一些旧词的退出。同时，客家话、福佬话和白话词语也在交流中相互吸纳应用。这样就使得几个方言的一般词汇都有一定的变动。由于普通话的推广和较多外来人（特别是外省人）的进入，惠州市境内使用汉语方言和普通话的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惠城区内，变化相当大，在公共场合，方言的使用率已大大低于普通话的使用率。各县城内方言的使用率也有降低趋势。

风景名胜

惠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名胜古迹颇多，主要景观有惠州西湖西山顶上的泗洲塔、平湖北畔的元妙观，城区桥西东城基3号的文笔塔、桥西上米街北门渡口所的古城墙，罗浮山中的冲虚古观、酥醪观，惠东平海镇的平海古城、多祝镇皇思扬村等。北宋时期大文豪苏轼被贬谪到惠州留下多处遗迹，其待妾王朝云病逝就葬在西湖边的孤山。 

景观景点

惠州市具有旅游开发潜力的景点多达900多处，属景点高密度分布区，并具有资源多样性的特点，集山、江、湖、海、泉、瀑、林、涧、岛为一体，融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身，有“岭南第一山”罗浮山、城市型湖泊西湖、农村型湖泊泰荣度假村；自然景观占惠州市旅游资源的75%，在惠州旅游业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惠州西湖风景名胜区位于惠州市市区，由西湖景区和红花湖景区组成，总面积20.91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3.13平方公里，集观光览胜、休闲健身、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 

自然景观

惠州市境内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有13座（最高的莲花山海拔1336米），有旅游特色奇山16座：罗浮山、南昆山、象头山、九龙峰、莲花山、白马山、五马归槽、白云嶂、红花嶂、蟹眼顶、坪天嶂、乌禽嶂、斧头石、仙人寨、桂峰山和三角山，其中开发和建成旅游风景区有罗浮山风景区、南昆山国家森林公园和惠东九龙峰。

在市境内，有大大小小湖泊、水库130多个，其中主要有西湖、白盆珠水库、天堂山水库、显冈水库、花树下水库、角洞水库、红花湖等。

谢选骏指出：惠州不像共产党统治区的千篇一律，特多中式小楼，启人思古幽情。那里的人还有一些特定的服饰，而且他她们的仪态也和其他地区的汉人有所不同。这是我在1981年看到的。十几年以后，我去台湾旅行，才惊觉台湾南部的乡镇的建筑很像惠州！而且两地的乡民也有类似的神情——都说台湾是福建闽南的天下，怎么也和广东惠州很像呢？

【11、汕头的水货市场带动改革开放】

网文《汕头》报道：

汕头，简称“汕”，广东省地级市，潮汕四市之一，汕潮揭都市圈城市之一，经济特区。位于韩江三角洲南端，北接潮州，西邻揭阳，南濒南海，与台湾隔海相望，境内韩江、榕江、练江三江入海，是中国大陆唯一拥有内海湾的城市。全市下辖6个区、1个县，总面积2199平方千米，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汕头常住人口为550.2031万人。 

汕头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门户、广东省域副中心城市、中国沿海开放港口城市、中国著名侨乡，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投资环境百佳城市、中国品牌经济城市、国家知识产权工作示范城市、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中国文具生产基地、国家交通枢纽城市。素有“华南要冲、海滨邹鲁、美食之乡”美称。

汕头是潮汕人重要的祖籍地、聚居地之一，潮汕文化重要的发源地、兴盛地之一。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有潮人的地方无疑就有潮汕文化的存在。汕头潮汕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分支，有中外文化兼容的特点，以潮汕方言、潮汕英歌舞、潮剧、潮菜、潮绣、工夫茶、潮汕工艺、潮汕抽纱、潮汕民居、潮汕善堂、潮汕商帮、潮汕木雕、迎老爷、出花园、三山国王等特色文化为代表。汕头市海外华侨及港澳台同胞500多万人，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9年3月，汕头获得2021年第三届亚洲青年运动会举办权，为继北京、广州、南京、杭州后第五个获得洲际综合性运动会举办权的中国城市。

历史沿革地名由来

“汕头”名由“沙汕头”简称演变而来，用作潮汕地区行政区名称始于1956年、止于1991年，现指汕头市。

汕头市人文历史悠久，根据出土文物考证，潮汕已有一万年以上的人类生活史，八千年的史前文化史和人类文明，五六千年的文明史。 

夏商周三代属百越地，夏商时期属海阳国（南瓯国），商朝时为南越地。

秦朝至三国隶属南海郡揭阳县。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设揭阳县，隶属南海郡，自此，潮汕地区始有正式行政建制。南海郡揭阳县域包括今广东省汕头市、潮州市和揭阳市，以及汕尾市部分、梅州大部、福建省漳州南部一带。

晋朝至清朝，隶属广州义安郡、潮州府。

晋咸和六年（331年）将揭阳县划分为海阳、潮阳、海宁、绥安4县，隶属东官郡。

晋义熙九年（413年）析东官郡置义安郡，以秦汉揭阳县地域置义安郡，郡治驻海阳县，辖海阳、绥安、海宁、潮阳、义招5县。

隋开皇十一年（591年），以原义安郡地域置潮州，州治驻海阳县，潮州府辖海阳、绥安、海宁、潮阳、义招、程乡6县。

唐承隋制，仍称潮州，唐朝潮州辖海阳、潮阳、程乡3县，州境今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汕尾市部分、梅州市大部。唐朝以来潮汕凭借地缘优势成为海上商贸门户。汕头北片的市区唐末五代时期便有灵聚庵存在。

宋朝时砂尾（今金砂乡）已形成聚落，沟南、鱼洲亦已有居民。北宋宣和三年（1211年）析潮州海阳县重置潮州揭阳县时，汕头市北片属其辖区；汕头市南片的濠江古为潮阳县建制的招收都，宋时增设了砂浦都，此时招收都、砂浦都仍然属潮阳县管辖。

元朝光华埠一带已有较大渔村，称厦岭。

明初设蓬州千户所，所治广东省潮州府揭阳县蓬洲都夏岭。明嘉靖年间潮州府新置澄海县时，汕头市北片脱离揭阳县，改属潮州府澄海县，因沙脊向海伸延，百姓设栅捕鱼，称沙汕；汕头市濠江区仍属潮州府潮阳县。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析海阳县怀德乡之上外莆、中外莆、下外莆3都，揭阳县延德乡之鮀江、鳄浦、蓬州3都，饶平县之苏湾都共7都，置澄海县，隶属潮州府，其县治设于下外莆之辟望村（今澄城）。

清康熙年间于潮州府建沙汕头炮台，雍正年间简称汕头，汕头素有“百载商埠”之称。清咸丰八年（1858年）辟潮州府澄海县鮀浦司沙汕头为通商口岸。

民国元年（1912年）置南澳县。

民国元年（1912年），海阳县更名为潮安县。

民国元年1914年属广东省潮循道，道治在汕头，曾一度改驻潮州城，辖境今汕头、潮州、揭阳、汕尾、梅州、惠州、河源7市。

1921年3月，沙汕头设立汕头市政局。

1921年7月，汕头市政局成立汕头市政厅，与澄海县分治。

1930年，汕头市政局设汕头市，隶属广东省政府。

1936年，属广东省第五区，署治驻潮安县，后迁往汕头，第五区辖境今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和丰顺县。

对台历史

《资治通鉴·隋纪五》、《陈稜传》和《东夷传·流求国》明确记载了陈稜、张镇周率领万余隋军从义安郡扬帆出发经略流求，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成功拓展海洋生存空间，挺进第一岛链的出发地，义安郡在诸地方志中是最耀眼的亮点。

唐代以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和对台的主要通道，海运和贸易的发达。

明朝以来，潮州府南澳岛成为东南沿海通商的必经泊点和中转站，全中国唯一的海岛总兵府，对与台湾合作发展意义深远。明万历年年间南澳成为郑成功东征驱逐荷夷、收复祖国宝岛台湾的重要基地，是他一生光辉的发祥地。

地理环境位置

汕头位于东经116°14′至117°19′，北纬23°02′至23°38′之间，韩江三角洲南端，东北接潮州饶平，北邻潮州潮安，西邻揭阳、普宁，西南接揭阳惠来，东南濒临南海，面积2064.4平方千米。汕头处于“大珠三角”和“泛珠三角”经济圈的重要节点，是厦漳泉三角区（注：即厦门、漳州、泉州沿海经济开放区）、珠三角和海峡西岸经济带的重要连接点，拥有亚太地缘门户的独特区位优势。市区距香港187海里，距台湾高雄180海里。汕头港临近西太平洋国际黄金航道，距香港、台湾高雄均不足200海里。

地形地貌

汕头地貌以三角洲冲积平原为主，占汕头市面积63.62%，丘陵山地次之，占土地面积30.40%，台地等占总面积5.98%。汕头市地处海滨冲积平原之上，处在粤东的莲花山脉到南海之间，境内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整个地形自西北向东南依次是中低山——丘陵，台地或阶地——冲积平原或海积平原——海岸前沿的砂陇和海蚀崖——岛屿。东北部有莲花山脉，西北是桑浦山，西南有大南山。东南部沿海沿出江口处为冲积平原或海积平原和海蚀地貌以及港湾和岛屿的分布。韩江、榕江、练江的中、下游流经市境，三江出口处成冲积平原，是粤东最大的平原。

汕头依海而立，靠海而兴，市区及所辖各县（区）均临海洋。汕头海岸线曲折，岛屿多。汕头市海岸线和岛岸线长达289.1千米，纳入汕头市海洋功能区域工作面积约1万平方千米，是陆域面积的5倍之多。汕头市有大小岛屿40个，最大的海岛是南澳岛，岛西部高峰海拔587米，是汕头的最高峰。南澳岛也是广东省唯一的海岛县，周围有南澎列岛、勒门列岛、凤屿、虎屿等。

气候

汕头境内大部分属亚热带，处于赤道低气压带和副热带高气压带之间，在东北信风带的南缘。汕头市地处亚欧大陆的东南端、太平洋西岸，濒临南海。冬季常吹偏北风，夏季常吹偏南风或东南风，具有明显的季风气候特征。北回归线从汕头市区北域通过。

汕头市温和湿润，阳光充足，雨水充沛，无霜期长，春季潮湿，阴雨日多；初夏气温回升，冷暖多变，常有暴雨；盛夏虽高温而少酷暑，常受台风袭击；秋季凉爽干燥，天气晴朗，气温下降明显；冬无严寒，但有短期寒冷。汕头年日照2000～2500小时，日照最短为3月份。年降雨量1300～1800毫米，多集中在4～9月份。年平均气温18℃～22℃，最低气温在0℃以上；最高气温35℃～38℃，多出现于7月中旬至8月初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期间。冬季偶有短时霜冻。

水文

汕头市水资源主要由大气降水、江河径流和地下水所构成。地表径流主要源于大气降水，多年平均径流深790毫米，多年平均径流流量16.42亿立方米。境内主要河流有韩江、榕江、练江、濠江和雷岭河等。

韩江，流域面积30112平方千米，全长470千米，上游梅江和汀江在三河坝汇流为韩江，过潮州市流入汕头市区和澄海市，从五个口门出海。潮安站多年平均径流量254亿立方米，最大年径流量478亿立方米 (1983年)，最小年径流量112亿立方米(1963年)，下游五个出口均筑有拦河桥闸御咸蓄淡，韩江丰富的过境水量，为我市的主要供水水源。

榕江，流域面积4408平方千米。主流南河和支流北河在揭阳市双溪咀汇合为榕江，向南流经潮阳市，在关埠注入牛田洋海域。全长175千米 （潮阳市境段长60千米，面积334.21平方千米，属潮感河段）。榕江多年平均年径流量35.6亿立方米。三洲南岸引榕和潮水溪（引榕）为潮阳市榕江片农业和乡镇供水的重要水源。

练江，流域面积1353平方千米，长72千米。发源于普宁市境内，流经潮阳市、过海门湾桥闸出海。潮阳市境内面积838.5 平方千米。练江多年平均年径流量10.4亿立方米潮阳市境内已建有中型水库7宗、小一型水库18宗及一批小型塘库，总库容2.56亿立方米它在防洪、排涝、灌溉、供水、发电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除害兴利效益。

濠江，流域面积137平方千米，长16千米。位于汕头市区，乃是港湾潮汐通道。

雷岭河，发源于潮阳市雷岭镇，流域面积444平方千米，潮阳市境内面积61平方千米，下游流经惠来县出海。

韩江、榕江和练江流经汕头市的多年平均过境水量共263.23亿立方米。 

自然资源

水资源：根据2017年7月政府官网显示，汕头多年平均浅层地下水量7.39亿立方米。 汕头建成江海堤围91宗，总长864千米，其中海堤303千米；建成各类功能的水闸613座，其中大型水闸8座，中型水闸15座；建成水库山塘524座，其中中型水库8座，小型水库192宗；建成万亩以上灌区17宗；建成机电排灌装机4.64万千瓦；打井47437眼；已开发水电站63宗，小水电装机1.74万千瓦，年发电量3766万千瓦时。全市水利工程年供水量达15.44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71.99万亩，治涝58.87万亩。

土地资源：根据2017年7月政府官网显示，汕头市土地总面积2179.95平方千米（326.99万亩），其中城镇村、工矿及交通运输用地85.15万亩，耕地57.02万亩（如包含可作为耕地考核地类34.49万亩，则汕头市耕地为91.51万亩），园地、林地、草地115.15万亩，水域、水利设施用地及其他土地69.66万亩。

矿产资源：根据2017年7月政府官网显示，汕头市所属区域已找到矿产42种，共有矿产地180处。从已有区域地质勘查成果来看，汕头市区域地质的显著特征是中生代侵入岩花岗岩类发育，第四纪海陆交互相及海相沉积发育，与之相关的矿产资源种类颇多，分布较广。与内生成矿作用相关的钨锡多金属矿主要分布在澄海、潮阳等地花岗岩类分布区，与外生成矿作用相关的石英砂、锆英石、钛铁矿等主要分布滨海地带。区内的矿产以钨、稀土、玻璃用砂、建筑用花岗岩、饰面用花岗岩及矿泉水、地下热水等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其勘查开发前景甚好。锡、金、钛铁矿、锆英石、独居石及高岭土、耐火粘土等具有找矿潜力。广泛分布的花岗岩及石英砂、粘土是重要的建筑原料资源。

海洋资源：根据2017年7月政府官网显示，汕头市可供开发的港口有103处，仅南澳岛可供开发的深水港就有7处，市区的珠池、马山、苏埃、广澳等4处港址可建1—10万吨级码头泊位69个。

有多处港湾和大片浅海滩涂，10米等深线内浅海滩涂面积74.3万亩，可利用面积46.8万亩，200米等深线内渔场面积5.3万平方千米，适宜海水养殖，滨海盛产海盐。近海已知的鱼类有471种、虾蟹类17种、贝类30多种、藻类近20种。

风力资源：根据2017年7月政府官网显示，汕头南澳岛是广东省第一大岛，由于海峡的喉道效应和迎风地形的突起受到的动力抬升作用，使南澳岛具有十分丰富的风力资源，有“风县”之称，成为全国三大风力发电场之一。

其年平均风速8.54米/秒，年有效风速累计时数7215小时和年平均有效风能功率密度678瓦/平方米；尤其是东半岛果老山的平均风速高达10.14米/秒，计得年平均风能功率1153瓦/平方米，其风速之大在全国所有风场中名居首位，其风能之强高于北欧、北美100～500瓦/平方米的均值，风场电力资源实测值达到世界气象组织对全球风能资源划定10个等级的第7等级。荷兰风能专家在该岛考察，誉“南澳风况属世界最佳之列”。 

人口民族

2019年末，全市常住人口566.48万人，当年出生人口7.72万人，出生率13.52‰，人口自然增长率9.01‰。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2576人，相当于全省的4.5倍。 

民族

汕头常住人口中，汉族占了99%，另有极少量少数民族。汕头市常住人口中共有30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约5000人，占总人口不到0.1%。

方言

汕头市的主要方言为潮语-潮汕话，潮汕话流行于汕头市所属各区县，潮汕话在汕头从音系划分可分为韩江片和练江片两种口音。韩江片是汕头地方方言的代表音，主要流行于澄海区、金平区、龙湖区；练江片主要流行于潮阳区、潮南区、濠江区。

潮语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隋唐以后至宋代，潮汕地区开始较大规模的开化，使当地方言受到中原汉语的影响，朝着汉化的方向演化。唐宋时期的闽方言，不断吸纳外来语言因素，逐渐形成一支独特的方言。宋代以后，随着大规模的移民入汕头地区经济的开发，文化不断发展，加快了潮汕方言从闽方言中分化出来的步伐。明代以后，潮语完全从闽语分化，成为一支独立的次方言。

潮剧是中国10大戏曲剧种之一，源于宋元南戏的一支，形成于明代，解放后发掘整理的传统剧目1000多个。流行于粤东、闽南及东南亚各国。古朴典雅的潮州音乐，是中原古乐与潮汕民间曲调长期渗透融合形成的地方音乐体系，演奏形式包括弦诗乐、细乐、庙堂乐、笛套古乐、锣鼓乐等，有潮乐弦诗曲牌千首以上，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潮州大锣鼓曾获得世界青年联欢节金奖。英歌舞是粤东潮汕地区流传的一种民间舞蹈艺术，属汉族广场情绪舞蹈，是由107位身着传奇色彩服装的男子组成的民间舞蹈，被誉为“中国民族舞蹈的根”。潮阳是英歌舞最为盛行的区。

宗教

汕头民间信仰浓厚，多神崇拜，宗教与民间信仰交织特征明显；佛、道教交织信仰且历史悠久。汕头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五大宗教齐全。至2012年，汕头市经批准设立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共446处，汕头市教徒总人数近10万人，宗教活动场所和教徒人数分别占全省七分之一和十分之一。

另外，汕头是天主教汕头教区所在地，教区辖汕头、潮州、揭阳、汕尾天主教四市教务工作，教徒约13万人，占全省天主教徒一半以上。信教群众中，伊斯兰教信仰人口较少，约为500人，最多时近千人，且仅有1临时活动点。道教信众也较少，有5处活动场所，但一些信奉者介于道教和民间信仰之间，难以准确统计。基督教信众近4万人，有教堂等活动场所76处。天主教信众2万余人，有活动堂点48处（汕头教区计12万余人，包括汕头、揭阳、潮州、汕尾4市）。佛教活动场所317处，经常去宗教活动场所参加活动的佛教信众近4万人，但准确信众数字难以统计。从信仰人口和活动场所来看，汕头是一处佛教信仰比较浓厚的城市。同时，基督教信仰也有一定规模。

谢选骏指出：潮汕人是从闽越人那里分化出来的，所以和福建人一样很会钻营……汕头的水货市场发达极了，1981年那里就充满了走私的手表和电器……还有透气的化纤蚊帐……这都是香港人的“贡献”，那时候台湾人还没办法参与进来。这也是历史研究者们的一个盲点所在——忽略了现代中国的“南北朝格局”。苏联和东欧，就是因为没有类似港澳台和海外华侨的所构成的“南朝”，而无法进行深入的“经济改革”。但这样的经济改革，却又延缓了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改革。

【12、福建的厦门是南北朝的分界线】

网文《厦门（福建省辖地级市）》报道：

厦门，简称“厦”或“鹭”，别称鹭岛，是福建省辖地级市、副省级市、计划单列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经济特区，东南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港口及风景旅游城市。截至2020年，厦门市全市下辖6个区，总面积1700.61平方千米，建成区面积397.84平方千米。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厦门市常住人口为5163970人。

厦门地处中国华东地区、福建省东南部，由本岛（厦门岛）、离岛鼓浪屿、西岸海沧半岛、北岸集美半岛、东岸翔安半岛、大嶝岛、小嶝岛、内陆同安、九龙江等组成，陆地面积1700.61平方千米，海域面积390多平方千米。厦门通行闽南语厦门话，与漳州、泉州同为闽南地区的组成部分。

厦门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物流枢纽、东南国际航运中心、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两岸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合作示范区、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和两岸贸易中心。截至2018年，厦门的综合信用指数在36个省会及副省级城市排名第2，营商环境居副省级城市第1位，外贸综合竞争力居全国第5位，厦门港集装箱吞吐量位居全球第14位。

历史沿革

远古时，厦门为白鹭栖息之地，故又称“鹭岛”。

先秦时期，厦门属百越之地。《汉书·地理志》记载，百越的分布“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

西晋太康三年（282年），置同安县，属晋安郡，不久裁撤，并入南安县，直到600多年后才再次设县建制。

唐贞元十九年（803年），析南安县西南部置大同场。光启二年（886年），王潮克泉州为刺史。此后王潮、王审知兄弟先后为威武军节度使，同安为其治地。

闽国开平元年（909年），王审知为闽王，立闽国，都福州，大同场为其辖地。龙启元年（933年），升为同安县，再次设县，属泉州，州驻地在晋江县。

南唐保大五年（947年），南唐灭闽国。同安地为王潮和闽国治地至此共历时61年。保大七年（949年），南唐升泉州为清源军（辖今泉州、莆田、厦门、漳州）。

北宋乾德元年（963年），宋改清源军为平海军，以陈洪进为节度使，同安县属平海军。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陈洪进纳土于宋，同安县始随平海军纳入宋土。同年，复平海军为泉州。

南宋淳祐年间，“三都”地区划属福建路漳州府，为龙溪县永宁乡新恩里，辖域为今海沧区海沧街道、新阳街道、嵩屿街道、海沧农场及集美区南部部分地区。

元朝，属泉州路同安县；“三都”属漳州路龙溪县。

明朝，实行里都图制，厦门为嘉禾里，下设四个都，每个都下辖两个图。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永宁卫的中、左两个千户所移驻嘉禾屿，并筑厦门城，此后遂以中左所作为厦门岛的代称。永历九年（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郑成功改中左所为思明州，所辖境域包括厦门岛、鼓浪屿、浯洲（大金门）、烈屿（小金门）等岛屿。

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军攻占思明州。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福建水师提督移驻厦门，翌年设立台厦兵备道（雍正五年改为台湾道），管理台湾、厦门两地政务。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泉州府海防同知移驻厦门，“三都”地区属漳州府海澄县。雍正五年（1727年），分守兴泉道移驻厦门。雍正十二年（1734年），兴泉道改称兴泉永道，管辖兴化府（今莆田）、泉州府和永春州；“三都”所属海澄县属汀漳龙道，管辖汀州府（今长汀）、漳州府、龙岩州。至此，厦门成为福建东南沿海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 

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厦门成为《南京条约》中规定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1843年11月2日），厦门正式开埠。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1902年11月21日），清政府正式批准《厦门鼓浪屿租界土地章程》，鼓浪屿成为“万国租界”。

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兴泉永道改名为南路道，辖区不变，后增辖金门县；“三都”地区属汀漳道海澄县。民国三年（1914年），南路道改名厦门道；“三都”地区属汀漳道海澄县。同年4月，厦门岛、金门岛及附近的岛屿（不包括鼓浪屿）从同安县划出成立思明县。民国四年（1915年）1月，分出金门、大小嶝设金门县。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设厦门特别市，旋废。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月，“闽变”失败后，厦门特别市政府和兴泉省、龙汀省随之撤销，厦门恢复思明县建制，与同安县、海澄县均属福建省政府直辖。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同安、思明县属第五行政督察区（驻同安），海澄县属第六行政督察区（驻龙溪）。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4月，以厦门及鼓浪屿等7个岛屿设厦门市，撤销思明县设禾山特种区，与同安县同属第四行政督察区（驻同安，辖今泉州、莆田、厦门）；“三都”所属海澄县属第五行政督察区。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厦门沦陷。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恢复厦门市政府建制，设中心（后改思明）、开元、鼓浪屿、禾山4区，直属福建省政府管辖。

地理环境位置

厦门市位于北纬24°23'～24°54'、东经117°53'～118°26'，在中国东南沿海，福建省南部，与漳州、泉州相连，地处闽南金三角中部。厦门市由厦门岛、鼓浪屿及其众多小岛屿、岛礁和同安、集美、海沧、翔安、杏林湾、马銮湾、同安湾等组成，陆地面积1700.61平方千米，海域面积约390多平方千米。其中厦门岛面积约为157.76平方千米（含鼓浪屿），是福建省的第四大岛屿，全岛海岸线约为234千米。

地形地貌

厦门地形以滨海平原、台地和丘陵为主。厦门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地势地貌构成类型多样，有中山、低山、高丘、低丘、台地、平原、滩涂等。西北部多中低山，其中位于同安与安溪交界处的云顶山海拔1175.2米，为全市最高的山峰。从西北往东南，依次分布着高丘、低丘、阶地、海积平原和滩涂，南面是厦门岛和鼓浪屿。云顶山为厦门市最高峰，云顶岩为厦门岛最高峰，日光岩为鼓浪屿最高峰。

厦门海域包括厦门港、外港区、马銮湾、同安湾、九龙江河口区和东侧水道。厦门港外有大金门、小金门、大担、小担等岛屿横列，内有厦门岛、鼓浪屿等岛屿屏障，是天然的避风良港，其海岸线蜿蜒曲折，全长234千米，其中12米以上深水岸线约43千米，适宜建港的深水岸线约27千米。港区外岛屿星罗棋布，港区内群山四周环抱，港阔水深，终年不冻，是条件优越的海峡性天然良港，历史上就是中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

气候

厦门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和多雨，年平均气温在21℃左右，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降雨量在1200毫米左右，每年5～8月份雨量最多，风力一般3～4级，常向主导风力为东北风。由于太平洋温差气流的关系，每年平均受4～5次台风的影响，且多集中在7～9月份。

自然资源

水资源：厦门属于淡水资源匮乏的海岛型城市，城市日常用水80%取自九龙江，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12.47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513立方米。已发现的温泉或地热异常点有14处，地热点水温一般为50摄氏度至60摄氏度，最高达90摄氏度，总允许开采量为33002立方米/天。水中一般含有二氧化碳、硫化氢、偏硅酸、氟、溴、氡等化学成分，具有很好的开发利用价值。

土地资源：厦门市土地总面积1700.61平方千米，其中以低丘、台地类型为主，占土地总面积的62.5%，其次是平原和滩涂，各占14%和7.7%。耕地土壤类型有6个土类、11个亚类、21个土属、42个土种，多分布在海拔50米左右的低丘、台地和平原，坡度多在25度以下，红壤和水稻土占耕地总面积的78%以上，土壤肥力中下等，中低产田占总面积的比重较大，约占总耕地面积的60%以上。

矿产资源：厦门市金属矿藏资源比较缺乏，已发现的金属矿床、矿点有钍、铁、锰、铜、钨、铅、钛、钼、锌等。花岗岩和砂料是厦门最主要的非金属矿产资源，分布广、储量大、经济价值高，花岗岩地貌和沙滩同时又是厦门市重要的旅游资源。具有较大开采价值的非金属矿产还有高岭土、耐火黏土、砖瓦黏土等，大都分布在同安区和翔安区。

生物资源：厦门有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各类海洋生物近2000种，其中有经济价值的常见鱼类157种、软体动物89种、甲壳类动物127种、藻类139种。厦门海域内的文昌鱼和中华白海豚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鲎为福建省重点保护的珍奇动物。

人口民族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厦门市常住人口为5163970人。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461.73万人，农村人口54.67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89.41%。男性人口272.05万人，女性人口244.35万人，性别比为111.34:100（女性为100）。

厦门市人口中汉族占绝大多数，南宋末，元军攻占厦门后，始有蒙古族人进住。明、清时期，回族因经商、从军等原因进住厦门；清初，满族随清军进住厦门，但进住人数均不详。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厦门的回族人口约500余人，清末增至1000余人。民国期间，许多回民迁出，回族人口减至200余人，抗日战争后有100余人。

截止2008年9月，厦门全市共有49个少数民族，畲族和回族人口最多，其中常住少数民族人口2万多人，外来暂住少数民族人口1万多人。在市区聚居的少数民族不多，仅有2个民族社区，分别是湖里区钟宅畲族社区和翔安区陈塘回民社区。

南普陀寺，位于厦门市思明区，始建于唐末五代，初称泗洲院。北宋僧文翠改建称无尽岩。元废。明初复建，更名普照寺。明末诗僧觉光和尚迁建于山前，殿堂院舍齐备，住僧常达百余众，清初又废于兵祸。清康熙二十二年（1684年），靖海候施琅收复台湾后驻镇厦门，捐资修复寺院旧观，又增建大悲阁奉观音菩萨，并以之与浙江普陀山观音道场相类比，更名为南普陀寺，此后数百年来，经历代主持景峰、省己、喜参诸和尚多次重修扩建，至民国初年，已构成三殿七堂俱全的禅寺格局，成为近代闽南最具规模的名刹。

厦门大学被誉为“中国最美大学”，校园衔山含湖、面朝大海，背靠万石植物园，一侧是南普陀寺，一侧是白城沙滩，与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隔海相望。包括群贤楼群、建南楼群、芙蓉楼群以及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在内的厦门大学早期建筑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环岛路，是环绕厦门岛的城市干道，宽60米，双向6车道，为城市一级次干道。机动车道18-24米，非机动车道6-7米，人行道6-8米，绿化带80-100米。白城到黄厝段，1997年2月动工，1998年9月8日竣工。黄厝到前埔段，1999年9月8日竣工。会展中心至香山段，1999年9月动工，2000年9月竣工。2001年5月至2002年12月开通香山至五通段。

胡里山炮台，位于厦门市思明区，系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全国AAAA级旅游景区，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年，总面积7万多平方米，城堡面积1.3万平方米，分为战坪区、兵营区和后山区，炮台结构为半地堡式、半城垣式，具有欧洲风格，又有我国明清时期的建筑神韵。胡里山炮台是中国洋务运动的产物，历史上被称为“八闽门户、天南锁钥”。

同安影视城，位于厦门市同安区，是一座仿北京紫禁城建造的宫殿，总占地面积1000亩，首期投资达1.35亿元，2009年荣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成为同安区首家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厦门园林植物园，俗称“万石植物园”，位于厦门岛东南隅的万石山中，背靠五老峰、南普陀寺、厦门大学，紧邻中山路商圈。始建于1960年，占地4.93平方公里，是福建省第一个植物园，是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集植物景观、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于一体，是国家首批AAAA级旅游区，是省、市和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福建省首批环境教育基地与保护母亲河生态教育基地。

厦门园林博览苑，位于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湾，规划片区总面积6.76平方千米，其中陆域面积3.03平方千米。主要包括主展区、生态湿地公园、水景及水上运动、温泉度假村等商业配套设施。园博苑片区规划以半岛、岛屿的形式进行总体布局，由九个岛屿和两个半岛组成。其中五个为展园岛屿，四个小岛为生态景观岛。

青礁慈济祖宫，又称东宫，位于厦门市海沧区青礁村，始建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为纪念保生大帝吴夲而建，是厦门市重要的民间信仰场所和历史文化古迹。青礁慈济祖宫于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被列为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1年被国台办授予海峡两岸交流基地，2012年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北辰山，俗称北山岩，是厦门十二道名著风景之一，地处厦门市同安区东北隅，在同安五显镇境内，毗邻南安，距同安城区12千米。1998年被福建省政府评为省级风景名胜区，景区总面积12.2平方千米。为低山丘陵、花岗岩地貌，以十二龙潭瀑布为主要特色。北辰山人文古迹众多，自然景观优美。北辰山的广利庙又名“忠惠尊王庙”，是百姓为纪念被五代十国后梁太祖朱温封为“闽王”的王审知而建造的。相传农历二月十二日，是“闽王”成仙之日，前后五日，北辰山庙会盛况空前，游人香客如织，鞭炮声与戏曲声不绝于耳，成为独特的民俗景观。北辰山上的“仙宫”尚存有宋、明、清三朝石刻。从北辰山顶飞流而下的瀑布有近千米长，且数千年不干涸。山体由于受水流的长期冲刷而形成一条峡谷和12个从上至下顺势分布的水潭，被称为十二龙潭。北山十二龙潭是厦门二十名景之一。此外北辰山还有仙姑洞、仙女瀑、水天洞、闽王王审知衣冠冢、山门、石龟、石牛、石船、石轿等景观。

金光湖，位于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内田村，距同安城区23千米，厦门市区60千米。林区山形如“湖”状，四周六条山岭和两座小山交相环抱，构成“金”字形，旭日初生、叶露晶莹、金光闪闪，故名“金光湖”。金光湖被誉为“闽南的西双版纳”，林海茫茫，野生动植物品种繁多，不胜枚举，林区总面积7768亩，最高海拔845米。

天竺山森林公园，位于厦门市海沧区东孚镇，园内有森林植物200多种、野生动物40多种，珍贵野生动物有金钱豹、林麝、果子狸、狐狸、豹猫、锦鸡、青羊、杜鹃等。园内人文景观60余处，其中古迹6处，景点58个。史载，唐十三代皇帝唐宣宗李忱曾在此修度3年。并留下浴龙池、浴龙桥、皇帝井等古迹。森林公园内规划建设风情度假区、高级度假酒店区、体育公园区、动物园区、现代农业科技园区、闽台果蔬花卉区，游客还能在皓月湖垂钓。可森林游览、登山探险、狩猎、野营休憩等。

五缘湾湿地公园，位于厦门市湖里区五缘湾，占地85公顷，是厦门最大的公园，也是最大的湿地生态园区。五缘湾湿地公园内具有水栖和湿生植物带、水生植物群落、芦苇及湿地区域植物群落，并种植有台湾相思树、木槿、银合欢、睡莲、红树林等植物；栖息在湿地中的鸟类包括9科25种湿地水鸟和17科29种山林和农田鸟类。

野山谷生态乐园，位于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境内，距离厦门市中心45千米。旅游区由六大野趣景区构成，分别是热带雨林叠瀑探幽区、金溪峡谷探险区、银溪峡谷野外生存体验区、千亩茶园观光区、森林别墅休闲区、原木游戏娱乐区。旅游区境内因两条长年奔腾不息的金溪、银溪环谷相抱，构成闽南地区罕见的峡谷景观。

观音山海滨旅游休闲区，地处厦门城市总体规划“三环三辐射”道路网主骨架的第一环—环岛路上，位于环岛路北段香山至五通段，项目占地面积37.5公顷，建筑面积近7万平方米，绿地面积22.4万平方米，停车位1000个。休闲区东临大海，与金门岛遥遥相对，拥有2.8千米长的美丽海滩，大型海滨游泳场；西邻观音山国际商务营运中心区、厦门软件园二期；北与翔安隧道相连，南接香山国际游艇码头、厦门国际网球中心及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谢选骏指出：厦门很崎岖，1981年我在那里静静看着鼓浪屿对面的台湾辖区。这里现代南北朝的最前线——虽然两边的人种其实是一样的。表面上看，福建的厦门是南北朝的分界线，但是根据我的研究，现代南朝其实不仅包括港澳台和海外华侨，还包括长江以南的大陆各省——它们虽在政治上遭受共产党控制，但在经济文化上却是倾向于自由的，所以，大陆的经济改革也是先从长江以南的地区发动的。而今日之厦门之所以能有这样的规模，也是1978年开始的“南北合一”的历史运动所赐。所谓“南北合一”，也就是“中国大陆的台湾化”。

【13、福州人为什么要偷渡——海洋中国的大本营】

网文《福州（福建省辖地级市、福建省省会）》报道：

福州市，简称“榕”，别称榕城，是福建省省会，国务院批复确定的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心城市之一、滨江滨海生态园林城市。全市共辖6个市辖区、1个县级市、6个县，总面积11968平方千米，建成区面积416平方公里。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福州市常住人口为8291268人。2020年，福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020.02亿元，比上年增长5.1%。

福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最早在秦汉时期名为“冶”，而后因为境内一座福山而更名“福州”。建城于公元前202年，历史上曾长期作为福建的政治中心。福州马尾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中国船政文化的发祥地。

历史沿革

福州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晚期昙石山文化至中原商周时期的黄土仑类型表明闽族先民们已在此以渔猎、采集，或从事原始农耕，使用磨制石锛、石斧、石刀等石器；已掌握纺织、制陶等生产技术和相应的装饰艺术。战国秦汉，福州闽族先民与越王勾践后裔融合形成闽越族地方政权。1992年、1998年、1999年，分别在鼓屏路钱塘巷西口基建工地、屏山菜市场基建工地、欧冶池畔省财政厅基建工地，发现汉代文化堆积层，出土有汉代龙凤纹瓦当、万岁纹瓦当、布纹砖、筒瓦、板瓦堆积和建筑基址等；与此同时，在新店古城村发现汉代城址遗迹等，都为《史记》有关闽越国都冶城的记载提供新的实物佐证。

自汉武帝平定闽越，迁民于江淮之间后，福州这一繁荣的地方王国曾一度凋零衰落。晋太康三年（282年），太守严高筑子城，凿西湖、东湖灌溉农田；东晋衣冠士族与百姓南渡，许多姓氏举族入闽，带来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福州经济、文化的复苏与发展。福州城郊就发现众多的晋代与南朝的墓葬；1982年，福州怀安窑址发掘，出土3000多件器物，发现有南朝款识的窑具。唐开元十三年（725年），升福州为都督府，府治设在州城内（今鼓屏路），福州之名始用至今。唐末，王审知主闽，建闽国，在子城外筑罗城和南北夹城，北面横跨越王山（即屏山），并将南面九仙山（即于山）、乌石山围入城中，开凿了绕护罗城南、东、西三面的大壕沟，奠定“三山鼎峙，一水环流”的独特城市格局，福州从而有“三山”别称。

宋治平二年（1065年），张伯玉知福州，编户植榕，绿荫满城，使“榕城”福州声名远播。其后，蔡襄、程师孟、曾巩、赵汝愚、梁克家、辛弃疾等诸多名人相继主政福州，励精图治，促进经济文化发展，福州遂享有“海滨邹鲁”的美誉。宋末、明末福州两度成为临时国都。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随着洋务运动兴起，福州船政成为中国近代海军摇篮，又是中国近代文教和科技人才的摇篮之一。

远古至南北朝

据考古发掘，福州的新石器文化可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的平潭壳丘头文化与公元前3000年的闽侯昙石山文化。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史籍开始出现“百越”、“闽越”的称谓。《汉书·地理志》记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这一时期，福州的居民乃是古闽人，或是闽越人。公元前306年越国灭亡后，南逃的部分越国贵族与福州当地居民融合。公元前222年，秦朝设闽中郡（今福州隶属于它）。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无诸被正式封为闽越国国王，今福州冶山一带的冶城建都，又称东冶，乃福州建城之始。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朝灭闽越国，部分闽越人被强制迁徙到江淮一带，冶城衰落。直到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才在此设立冶县。三国时期福州为东吴的造船中心之一。晋太康年间晋安郡首位太守严高修筑了福州子城，开凿东湖、西湖以及运河（即晋安河），奠定后世福州城的雏形。308年（永嘉二年），即“五胡乱华”之际，晋安郡成为八姓入闽的中原汉人移民重要定居地。 

隋唐五代

隋唐时期，福建的政治经济中心从闽北转移到福州一带。唐开元十三年（725年），原闽州改名福州，福州之名肇始。中唐以后，福州的经济和文化教育大幅进步。中晚唐中原动荡，北方汉人持续移民入闽。乾符六年（879年），福州城一度被黄巢军队攻占。景福元年（893年）王潮、王审知的光、寿州军占领福州，并以福州为据点统一福建，开创闽国，并带来中原移民潮，被称作“十八姓从王”。开平三年（909年），王审知建立闽国、定都福州。保大三年（945年）闽国被南唐所灭，开运四年（947年）吴越击败军阀李弘义而控制福州，直至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北宋吞并吴越、占领福州为止。

福州城在五代非常繁荣，城池的扩建将乌山、于山、屏山圈入城内，从此福州也得名“三山”。此时的佛教在福州的发展也很迅速，中国南方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华林寺大殿就建于这一时期。福州族群也在隋唐五代时期逐渐形成。

宋元

宋代是福州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人口、经济、文化都达到一个高峰。开宝七年（974年）和熙宁二年（1069年），刺史钱昱和程师孟先后扩建城池。庆历四年（1044年）蔡襄任福州知州期间大兴水利。治平二年（1065年），福州太守张伯玉在福州遍植榕树，“榕城”之名由此而来。福州的城市内河水网体系也在宋代形成。宋代福州人口众多，经济极其繁荣，为宋朝六大城市之一，南宋时人口超59万，其中城内人口超10万。宋代福州的农业高度发展，还是宋朝造船业的中心，其商品经济发达、海外贸易发展迅速。文化上，两宋时期福州一共出了文状元10名，武状元11名，进士2247名，福建是中国出状元最多的省份，福州占福建大部分，奠定福州科举文教在中国领先的地位。

德祐二年（1276年），蒙古军队攻占临安后，南宋益王赵昰以福州为行都称帝，改年号景炎，十一月，蒙古军队攻占福州，赵昰从海路南逃。元代福州大部分时间作为福建首府，元末1359年到1362年，发生亦思法杭兵乱，亦思巴奚军一度占领福州。

明清

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军队占领福州。从明代起，福州一直是福建的首府。明初的福州造船业发达、航海技术先进。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福州三十六姓开始迁居琉球，而郑和舰队选择长乐县太平港作为停泊基地、物资采办地及开赴西洋的起点，很多学者认为郑和舰队的宝船即是福州制造的福船（古代木质海船代表），而大批干练的福州籍水手则活跃在郑和舰队中。此后福州海外贸易逐渐复苏，成化十年（1474年）成为福建市舶司的所在地。福州还是中国和琉球交往的枢纽，福州柔远驿专门用于接待琉球使者、商人。

嘉靖年间福州府倭患甚重，戚继光曾两度入闽平定倭寇。自明朝晚期起，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国同福州的接触渐趋频繁，天启四年（1624年）底，艾儒略将天主教传入福州。隆武元年（1645年），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都称帝，改元隆武，隆武二年（1646年），清军击溃隆武政权后攻占福州。 

清初，清军与郑成功一度在福州地界进行拉锯战，康熙十三年（1674年）至康熙十五年（1676年），耿精忠又据福州反清。动荡的局势导致清政府施行海禁、迁界政策，强迫福州沿海居民内迁，重创福州沿海的社会经济，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迁界政策取消。明清两代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使福州城大规模发展。清代中前期，福州中国重要的海洋贸易中心，其主要贸易对象是琉球和日本，多有福州府人移民琉球和日本。经济的繁荣也使人口猛增，到了19世纪道光年间，有欧洲人估计福州城市人口可能已经达到50万。

鸦片战争之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福州作为五口之一正式开埠。自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南台岛的英国领事馆建立起，先后有17个国家在福州设领事馆。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基督教新教开始在福州传播，并在此后创立了许多教会学校和福州最早的报纸和期刊。洋务运动兴起后，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在马尾设立福建船政局（后改福州船政局）以建造现代舰船，并开设福建船政学堂培养相关人才。随后福建水师成立。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在马尾港发生的马江海战导致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晚清的福州是中国较为现代化的城市。清朝立宪运动后，福建省咨议局于宣统元年（1909年）在福州开幕。宣统三年（1911年）11月9日，福建同盟会击败清军，占领福州，成立福建军政府。

近现代

民国二年（1913年），福建的二次革命失败后，福州军阀争权、政局动荡，各派系军阀先后进驻福州掌握福建省的行政权，直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12月13日，北伐军占领福州并结束福州的军阀统治。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和国民党内部分反蒋中正的势力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定首都于福州，蒋中正随即率军进攻福建，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月16日占领福州，闽变失败。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4月21日至民国三十年（1941年）9月3日以及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10月4日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5月18日期间两度占领福州。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福州设市。

地理环境位置

福州位于欧亚大陆东南边缘，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福建省中东部的闽江口，与台湾省隔海相望。位于北纬25°15′~26°39′，东经118°08′~120°31′，西邻南平、三明，北接宁德市，南接莆田市，东濒东海，居于亚太经济圈中国东南的黄金海岸。全市陆地总面积11968平方千米，其中市区面积1786平方千米。2018年，福州市海域面积10573平方千米，海岸线长1137千米。城市建成区面积约为357平方公里。

地形地貌

福州地貌属典型的河口盆地，盆地四周被群山峻岭所环抱，其海拔多在600~1000米之间。东有鼓山，西有旗山，南有五虎山，北有莲花峰。境内地势自西向东倾斜。全市总面积12154平方千米，其中市区总面积1786平方千米。南部为福州盆地的大部分；北部为山地，从西南向东倾斜；西部为中低山地；东部丘陵平原相间。山地、丘陵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72.68%，其中山地占32.41%，丘陵占40.27%。鹫峰、戴云两山脉斜切南北，闽江横贯市区东流入海。

气候条件

福州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气温适宜，温暖湿润，四季常青，阳光充足，雨量充沛，霜少无雪，夏长冬短，无霜期达326天。年平均日照数为1700~1980小时；年平均降水量为900~2100毫米；年平均气温为20~25℃，最冷月1~2月，平均气温达6~10℃；最热月7~8月，平均气温为33~37℃。极端气温最高42.3℃，最低-2.5℃，2013年福州成为四大火炉之首。年相对湿度约77%。常出现热岛效应，又福州为盆地地形，夏季中午气温高达36℃以上。主导风向为东北风，夏季以偏南风为主。7~9月天气炎热，是台风活动集中期，每年平均台风直接登陆市境有2次。最佳旅游季节为每年4~11月。

福州冬季一般无雪。有时在鼓山等海拔较高地区有零星降雪。不过冬季有雨，气候相对较为湿润。

福州四季气候特征

春季（3~5月）常阴雨绵绵，气温变化较大，是一年中阴雨天最多的季节。有春雨期（3~4月）和梅雨期（5月）之分，春雨期天气冷热多变，有的年份还会出现倒春寒天气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梅雨期温度显著升高，湿度大，雨水多。

夏季（6~9月）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是出现局地热雷雨天气和热带风暴、台风活动最集中的时期。

秋季（10~12月）天高云淡，日照充足，湿度减小，温度适宜。

冬季（1~2月）雨量一般较少，气候温和，极少有零下低温出现。

自然资源

矿产资源：福州较特殊的区域地质，形成了独特的矿种结构。已探明的地下矿产资源近四十种，以建材原料非金属矿为主，叶蜡石、标准砂、型砂、建筑砂、饰面用花岗石、高岭土、明矾石等储量多、品位高、分布广、埋藏浅，具有相当大的经济价值和开采前景。其中，叶蜡石的保有储量居中国首位；可广泛用于工业生产，且是工艺美术制品的重要原料。市郊的寿山石从南朝开始用于工艺雕刻。

植物资源：福州市林地面积7792平方千米，占全市总面积的65%，现有森林总面积947万亩，林木总蓄积量1680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57.8%，绿化程度达88.6%。

福州地区维管束木本植物，共有109科、428属、945种。及亚变种，约占全省木本植物总种数（1900余种）的48%，种类不少，但资源量不大。在树种结构上，针叶林明显多于阔叶林，两者大致为75∶25。针叶树中以马尾松和杉木为主，其中马尾松尤为突出。阔叶树中以壳斗科为主，如米槠、苦槠、甜槠、栲等，其次为樟科，如樟、楠等。桑科榕树分布也较普遍。

地热资源：福州市市区地热总储量达9800立方米，是中国三大温泉区之一。福州盆地的地热田是福建省最大的地热田，其泉脉广、温度高、水质优、流量大、埋藏浅，且分布在市区中心。 

水资源：福州市水资源十分丰富。闽江是全省最大的水系，发源于武夷山脉，在水口镇流入福州境内；自西北向东南流经闽清、闽侯、市区、长乐，分别从长门水道和梅花港水道注入东海。闽江全长530千米，在福州境内150千米；流域面积60992平方千米，在福州市境内8011.27平方千米。境内主要支流有安仁溪、梅溪、大樟溪、大目溪、新店溪、营前溪等。福州市区水道密布，主要有晋安河、白马河、光明港、安泰河等30多条内河，都与闽江沟通，水质良好。此外，连江县的主要水系是鳌江；福清市的主要水系是龙江。

福州市本地产水资源为101.59亿立方米，入境客水量达546.9亿立方米，总计水资源量为666.49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高达1.25万立方米。

海洋资源：福州市，2018年的海域面积为10573平方千米，海岸线总长1137千米，占福建省岸线总长的三分之一。沿海多天然良港，可兴建1~20万吨深水泊位的天然良港有100多个：福清湾、罗源湾、兴化湾久负盛名，是全国少有的深水港湾。东部沿海的海坛岛面积251.4平方千米，是福建省第一大岛，中国第五大岛。岛上的三十六脚湖，湖面积达2.1平方千米，是全省第一大天然淡水湖。其它较大的岛屿有南台岛、江阴岛、琅岐岛、粗芦岛、川石岛、大练岛等。淡水养殖鱼类有120种，海洋鱼类500余种。 

人口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福州市常住人口为8291268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7115370人相比，十年共增加1175898人，增长16.53%，年平均增长率1.54%。

福州汉族人口居多，汉族人口占全市人口总数的98.69%。全市有43个少数民族，约8.87万人，占1.32%，其中畲族人口4.7万人，约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52.86%。超过千人的少数民族有畲族、回族、满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9个民族。城区少数民族人口9000多人，主要有畲族、满族、回族。

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相对比较集中，有罗源县霍口乡和连江县小沧乡2个畲族民族乡。有民族行政村85个，其中畲族村79个，主要分布在罗源、连江、永泰、晋安、福清一带；回族村5个，分布在福清市一带；满族村1个，分布在长乐区。有民族自然村358个，其中罗源县151个、连江县55个、永泰县76个、福清市29个、晋安区14个、闽侯县8个、闽清县2个、长乐区1个、马尾区1个。

福州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名山、名寺、名园、名居繁多，独具滨江滨海和山水园林旅游城市风貌。拥有三坊七巷、平潭海坛、鼓山、青云山、十八重溪等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福州市有150多处著名历史古迹，其中三坊七巷、林则徐墓、福州华林寺、乌塔、马尾船政遗址、福清弥勒岩、昙石山文化遗址、罗源陈太尉宫等已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福州碑林”的鼓山摩崖石刻、江南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华林寺、“天下四大名碑”之一的“恩赐琅琊王德政碑”、李阳冰乌山摩崖石刻、记载明代郑和航海史料的“天妃灵应之记碑”。

人文古迹

福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地段分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风貌区、历史建筑群三种类型，分类进行保护。主要历史地段包括三坊七巷、朱紫坊、上下杭3片历史文化街区，烟台山、乌山、屏山、于山、冶山、西湖、马尾、林浦、螺洲、洪塘、阳岐、闽安、南屿等13片历史风貌区，大桥头台江汛、泛船浦、马厂街、公园路、禅臣花园、福建私立协和大学、鼓岭等7片历史建筑群。

谢选骏指出：福州人个子高高的，完全不像厦门人——由此可知福建内部就有不同的种族。中国南方各省好像都是这样，被人为地分割，不同的种族和语言硬凑在一个省内，而相同的语言和种族反而要分置在不同的省区——大概就是为了更好地“统御”、分而治之吧。

网文《福建人为什么要偷渡》（猴头姑 2009-12-11）报道：

国内的人一点也不了解外边的情况，甚至一点也不了解国内。福建的人爱往外跑的原因很多。一是他们那里有移民的传统和习惯。二是他们那里有别的地方没有的气侯和条件。短了几句话根本说不清楚。反正福建人是很独特的，换个地方的人做不到。我专门了解了偷渡的福建人的情况。我可以列举出几百种原因，说明为什么福建人那么多的去偷渡。可叹，我们的新闻媒体不是太无能，就是太爱讲假话。我们的制度又是那么糟糕。看到网友对这样的事乱加议论，我就气。　

你们以为偷渡的福建人是那么有钱的吗？真是荒谬！可是没有钱又怎么付得起那么高的偷渡费呢？这就是福建人最特殊的地方，别的地方的人，别的地方人种文化（？）和福建人根本就不一样。比如说福建人自己没钱，可以向亲属、朋友，甚至邻居借，可以去找一些开银背（地下私人银行，往往是高利贷的。）的去借。在别的地方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信誉的问题最难解决，但是福建的人能做得到。这是福建人能够走得出去的最先决的条件。别的地方的人，有钱的用不着走就能活得很舒服，不想走。没钱的想走走不了。走是一个方面，还有去了一个国家，怎么落脚。对一个没有文化，没见过世面的人，到一个本土的大城市，走到街上还犯晕。跑到一个连语言都不通的陌生国度，身份又是非法的，刚开始怎样落脚，都是问题，更别提找工作糊口，以后还要挣大钱了。别的地方的人连想都不敢想。但是福建人能够做得到，你说是不是他们太独特了？！

说实在的，若是其他的地方的人有可能走，当他们从亲戚朋友那里了解到国外的情形后，没人不愿意走，说死了也要走。能在互联网上发议论的人，尤其对公共事物感兴趣的人，大部分是城里人，经济条件较好，有文化，有身份，有地位，或是有在城市的生存能力。完全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可以高谈阔论，可以怎么样的。从来没人教你们算一笔帐，你们买一斤大米才一块多一点。一亩田地一年最多能生产多少斤大米？两千多斤不少了吧？现在中国很多很多的地方人均耕地不足一亩。一年下来产值才多少？会算吗？再扣去种子化肥农药的成本，还能剩下多少？当然，农村也有五小工业，也需要劳动力。但是，在中国进入工业化的时候，大工业的高效率使得产品生产出现过剩。在市场竞争空前激烈的情况下，农村小的企业想生存都难，别提什么效益了。而小企业都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吸纳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最多，可想而知他们每年能有多少收入了。再加上基层政权的高度腐败，挥霍浪费，多少苛捐杂税要负担到企业和农民的头上，他们能过得下去吗？他们没偷没抢就已经是很不错了。你还能怪罪他们去偷渡，出了事情给中国人丢脸？肚子不能保证，要脸干什么，拿屁股当脸又能怎样？换了你，你也如此，除非你有决心去死。

我问那些偷渡者，你们不跑不行吗？他们说既使现在能勉强活，也要为将来着想，我们没文化，要是不称年青，闯出个天下来，将来谁养我们？他们知道偷渡的危险性，但是倒霉的机会被媒体给夸张了。外国人一是命值钱，活得舒坦，没法理解我们活得有多难。二是他们也不欢迎我们去，所以他们的报道对偷渡说消极的一面太多。中国的报道，要给国家面子，表面上都说我们不应该，活得好好的，为何要跑？多危险哪。　

我想福建偷渡风那样厉害，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生活艰难，事先偷渡者成功发财的示范效应，沿海有偷渡的方便条件，遵守契约、互助性强、有冒险精神、肯吃苦耐劳等等的地方人文特点，海外关系多，偷渡行为和海外的人口贩卖集团、国内的黑社会组织有高度关连，形成高度组织化，高效率的作业系统等等，等等。　

在国外，福建人有自己的地下银行，福建打工者把每月的收入交给他，他一个电话打过来，这边一两个小时就把钱送到打工者的家了。这种效率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服务机构都办不到的。几乎每个打工者都利用这种服务，因为他们是非法在留，不能到处跑，去银行很可能被警察发现而遭逮捕和被遣送回来。那样的话，他就完了，欠下的高利贷没法偿还，会有人去逼死他全家。从相反的一面说，犯罪集团也是有最效率的，哪个打工者赚了大钱，随时可能在国外遭到绑架，国内这边要赎金，因为犯罪是跨国的，那边的警察根本不知道有事情发生，这边人又不在国内，案子也没法报。不给钱亲人在那边真是没命了，所以只好给，没钱也要借。（要不是福建人的话，可能根本没法借到，因为周围的人不会借他，还款的信誉没法保证，也难找到银背。）

福建人到哪里都有自己的一个小社会，政府和法治没法深入其中，却是黑社会的温床，暗杀、绑架、卖淫敲榨之类的事层出不穷。过去，有一个好莱坞电影叫《龙年》，讲的就是这样的事，曾遭华人的激烈反应，中国政府还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其实事情就是这样的。若我们早对此有足够的认识，采取有效的办法预先防范，不让跨国黑社会集团形成大气侯，今天事情何以至此地步？咳！坏就坏在中国的面子文化上，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到头来还是害了自己。纸能包住火吗？你越想要面子，到头来就更没面子。你的人命怎么就那么贱？人家的猪猡都没出过这样的事故，48条人命啊！　

不想再说什么了，有的人还直嚷嚷着要打仗，打得起吗？没打仗人还养不活呢！　

附：《华侨的历史》colchen00报道：

两广、福建地区汉人的先祖许多是历史上从黄河，长江流域因生活，战乱所迫南迁的“客家”。他们凭着自身勇于开拓，吃苦耐劳的禀性，开发了相对落后的中国南疆，变他乡为故乡。明末清初开始，又前仆后继出台湾，下南洋，在艰苦的条件下，为东南亚的开发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使今天华人在东南亚经济文化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一百多年前，也有大批的华工（特别是广东台山人〕来到美国，修铁路，开餐馆，洗衣店，以辛勤的劳动谋生。现任华盛顿州长的骆家辉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在其州长就职演说中，用了很大篇幅叙述华人早期在美遭受虐待却艰苦奋斗的历史，摧人泪下。也就是这样一群华侨，支持了孙中山的革命，参加过抗日战争，如今许多人仍然捐款办学，报效桑梓。

这群被唤作“猪崽”流落异乡的人，不仅要面对旅程和谋生立足的艰辛，在政府一方，清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海禁，对私自出洋的老百姓格杀勿论，大概也是认为这群偷渡海外讨生活的贱民太有损天朝大国的脸面了吧。在他们之中，象这58人一样死于非命，死而湮没不足道者又何只千万！

今天这些义无反顾出洋谋生的福建人，只是秉承了他们先祖敢闯敢拼，走遍天下的血性，作着和他们前辈一样的事情，却遭到这么多的贬斥和嘲笑，生怕划不清和他们的界限。我为这58个中国人而哀哭，因为从明末清初到现在，四百年了，中国人没能改变自己窘迫的民生，而面子大于人命的心理也一成不变地保持着。同时我也为着他们那种一成不变的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的精神而感振奋，就如我想起他们早年开辟疆土的祖先。

《大地恩情》

河水弯又弯，冷然说忧患

别我乡里时，眼泪一串湿衣衫

人于天地中，似蝼蚁千万

独我苦笑离群，义愤郁心间

若有轻舟强渡，有朝必定再返

水涨水退，难免起落数番

大地倚在河畔，水声轻说变幻

梦里依稀满地青翠，但我鬓上已斑斑

谢选骏指出：福州是海外中国的缩影，也是海洋中国的大本营——因为福建三面都是山区，只有一面外向大海，不去不行的。

【14、衢州拥有孔门的正宗】

网文《衢州（浙江省辖地级市）》报道：

衢州，为浙江省地级市。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浙江省西部，钱塘江上游，金（华）衢（州）盆地西端，地理坐标为位于东经118°01′一119°20′，北纬28°14′—29°30′。市域面积8844平方公里。衢州南接福建南平，西连江西上饶、景德镇，北邻安徽黄山，东与省内金华、丽水、杭州三市相交，有“四省通衢，五路总头”之称。下辖柯城区、衢江区、江山市、龙游县、常山县和开化县。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衢州市常住人口为2276184人。

衢州以“南孔圣地·衢州有礼”为城市品牌，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生态山水美城、开放大气之城和创新活力之城。

孔氏南宗家庙位于衢州市柯城区府山街道新桥街中段北侧，为中国仅有的三座孔氏家庙之一，素称“南宗”，该庙占地面积14000平方米，建筑面积7490平方米。距今约有700多年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北宋末年，金兵南侵，宋高宗赵构仓促南渡，建都于临安，孔子第48代裔孙孔端友，负着孔子和孔子夫人的楷木像，离开山东曲阜，南迁至此，后敕建孔氏家庙，为宗庙。

孔氏南宗家庙既是官庙，亦有家庙功能，是衍圣公南迁后祭祀孔子先圣的地方，且比拟曲阜而建，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极高的文物价值。当然因南渡后，特别是让爵后，地位下降，更没有如山东曲阜那般显赫，但它仍然发挥着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祭祀先圣，二是育人。

1996年，孔氏南宗家庙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孔氏南宗家庙被命名为“浙江省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市情概况

衢州市位于浙江省西部、钱塘江源头、浙闽赣皖四省边际，市域面积8844平方公里，辖柯城、衢江2个区，龙游、常山、开化3个县和江山市，人口258万。

衢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始建于东汉初平三年（192），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一千八百多年的建城史，1994年被命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文脉绵延流长，有江南地区保存最好的古代州级城池衢州府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衢州府城墙，复建的天王塔院、文昌阁等历史文化古迹。衢州是圣人孔子后裔的世居地和第二故乡，是儒学文化在江南的传播中心，历史上儒风浩荡、人才辈出，素有“东南阙里、南孔圣地”的美誉，位于市区的衢州孔氏南宗家庙是全国仅有的两座孔氏家庙之一。衢州还是围棋文化发源地，早在东晋时期就有樵夫王质在烂柯山遇神仙下围棋的故事，这是我国围棋起源最早的文字记载，烂柯山也被誉为“围棋仙地”。

衢州是一座开放大气之城。南接福建南平，西连江西上饶、景德镇，北邻安徽黄山，东与省内金华、丽水、杭州三市相交，历来是浙闽赣皖四省边际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素有“四省通衢、五路总头”之称。境内航空、铁路、公路、水运齐全，民航直达北京、深圳、昆明、青岛、重庆、济南、海口、大连、成都、贵阳、西安、广州等12个城市，衢州港龙游港区、衢江港区正式开港，杭衢游轮正式开通，杭金衢、杭新景高速和黄衢南、龙丽温高速形成“两横两纵”路网框架，全长215公里的美丽沿江公路全线贯通，浙赣铁路、杭长高铁、衢九铁路横贯全境，2020年9月27日衢宁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衢丽高铁加速推进，在衢州逐步形成“米”字型铁路枢纽，是全省首个县县通高铁（动车）、高速公路的地级市，衢州坚持借势借力、开放开发，着力打开有形、无形两个大通道。有形大通道就是由高铁、高速、航空、航运等构成的现代综合交通网络体系，其中杭衢高铁建衢段已于2019年12月6日正式启动征迁，计划2022年建成通车，届时衢州与杭州的时空距离将缩短至40分钟左右，实现枢纽接枢纽、西站通西站、高地到高地、通达变通勤。无形大通道就是杭衢创新合作机制，打造杭衢山海协作升级版，全面融入杭州都市圈、创新生态圈，加速杭衢同城化、一体化，2018年10月25日正式加入杭州都市圈。

衢州是一座创新活力之城。1985年从金华地区分设，复建地级市。

历史沿革

夏商属百越之地。《汉书·地理志》记载，百越的分布“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

春秋初为姑篾国，后为越国姑蔑之地，战国时属楚。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灭楚，平定江南，于吴越之地置会稽郡，今衢州属会稽郡之太末县（一作大末）。

西汉高祖六年（前201年），为荆王国地。十二年（前195年），吴国地。景帝四年（前153年），诛吴王刘濞，复属会稽郡。

东汉初平三年（192年），分太末县置新安县。为衢县建县之始，仍属会稽郡。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析新安县置定阳县。

三国吴国宝鼎元年（226年），新安县改属东阳郡。

晋朝太康元年（280年），因与弘农郡新安县同名，改新安为信安，因信安溪得名，一说溪以县得名，仍隶东阳郡。

南朝宋、齐、梁三代，信安县隶属不变；陈永定三年（559年），置信安郡，领信安、定阳2县，隶缙州。

隋朝大业三年（607年），太末、定阳2县并入信安，隶东阳郡。

唐朝武德四年（621年），分婺州于信安置衢州，并分置须江（江山）、定阳（常山）2县，衢州州名始于此，以路通三越而得名，信安遂为州治；同时，析太末县之西设白石县并置濲州，州领太末、白石2县，白石为州治之所；七年（624年）废衢州，并定阳，须江、白石、太末4县入信安县，隶婺州；贞观八年（634年），从信安、金华2县析置龙丘县；武后垂拱二年（686年），复置衢州，辖信安、龙丘、常山3县，属江南道，信安为州治；如意元年（692年），分龙丘县之西置盈川县，衢州辖信安、龙丘、须江、常山、盈川5县；证圣元年（695年），分须江、定阳、弋阳3县置玉山县，隶衢州；天宝元年（742年），改衢州为信安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衢州，同年，玉山县改隶信州；衢州仍辖信安、龙丘、须江、盈川、常山5个县，信安为州治，隶浙江东道；大历十四年（779年），改隶浙江西道；建中元年（780年），复隶浙江东道；二年（781年），又改隶浙江西道；贞元三年（787年），复隶浙江东道；元和七年（812年），废盈川县入信安；咸通中（860~874年），改信安为西安，因西溪得名，仍隶衢州。

五代十国衢州属吴越国（907~978年），州治倚西安，辖西安、龙游、常山、江山4县；后唐长兴二年（931年），吴越改龙丘为龙游。

明朝太祖己亥年（1359年亦即元至正十九年），改衢州路为龙游府，治所西安；丙午年（1366年亦即元至正二十六年），又改龙游府为衢州府，西安倚廓，隶浙江等处行中书省（洪武九年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金衢道；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建越王府；宣德二年（1427年），越王府除。明成化八年（1472年）龙游洋埠等部分地析出，与遂昌八、九两都，金华汤溪、蒋堂，兰溪游埠等置汤溪县，隶属金华。

清代沿袭明制，仍为衢州府，隶浙江省金衢严道；顺治八年（1651年），浙闽总督移此；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裁撤，西安县仍为府治外，又为金衢严道治所；宣统三年七月（1911年8月7日），裁西安县并入衢州府，由府兼理县事。

民国辛亥革命后（1911年11月7日），成立衢州军政分府，兼理县事；五年（1916年），裁道，翌年复设，道尹仍驻衢县；十六年（1927年），设第一特区县政督察专员公署，驻衢县；1948年，衢县属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属址移金华，辖衢县、龙游、常山、江山、开化、遂昌、金华、兰溪、东阳、义乌、永康、武义、浦江、汤溪。

地理环境位置

衢州市居浙右之上游，控鄱阳之肘腋，制闽越之喉吭，通宣歙之声势”。川陆所会，四省通衢。地理坐标为位于东经118°01′15″～119°20′20″，北纬28°15′26″～29°30′00″。东西宽127.5千米，南北长140.25千米，市域面积8844平方公里。

衢州市地形地貌

衢州市境域为金衢盆地西段，北东向延伸的走廊式盆地奠定了地貌的基本格局，其特征为以衢江为轴心向南北对称展布，海拔高度逐级提升。衢江两侧为河谷，外延为丘陵低山，再扩展上升为低山与中山。东南缘为仙霞岭山脉，有境内最高峰大龙岗，海拔1500.3米。西北及北部边缘为白际山脉南段与千里岗山脉之部分。西部多丘陵低山。中部河谷平原，低丘岗地交错分布。东部以河谷平原为主，地势平缓。境内最低处为龙游县下童村，海拔33米。地貌类型以山地丘陵为主。境内丘陵山地面积达7560平方千米，占土地总面积的85.44%。境内山地面积4336平方千米，占土地总面积的49%，分布在盆地外侧西北缘和东南缘。其中低山约2400多平方千米，中山约1900多平方千米。其形态较为复杂，流水侵蚀作用显著，加上盆地的分隔，山岭走向复杂多变且延伸短促，坡陡谷陕，岭谷交错，地形破碎。

衢州市全境横跨北东一南西向的江山一绍兴深断裂，分属扬子准地台和华南褶皱系两个一级大地构造单元．地质环境复杂，构造形态多样，地层及岩浆岩发育良好，是省内最具地质特色的地区。境内地壳，经历了地槽一地台一陆缘活动三大发育阶段，形成了相应的碎屑沉积岩、海底火山喷发岩为主的海相、滨海相碎屑岩、碳酸盐岩为主的陆相火山喷发岩和陆缘粗碎屑堆积三大沉积建造系列。出露有中元古代至第四纪地层，其中除前震旦系、泥盆系、三叠系、侏罗系和第三系部分或全部缺失外，其余各时代地层均有存在，共有12个系27个统58个组。地质构造属江南古陆南侧，华夏古陆北缘，即跨越两个一级构造单元，中部为钱塘江凹陷地带。地势特征为南、北高，中部低，西部高，东部低，中部为浙江省最大的内陆盆地－金衢盆地的西半部，自西向东逐渐展宽。

气候

衢州市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全年四季分明，冬夏长、春秋短，光热充足、降水丰沛、气温适中、无霜期长，具有“春早秋短、夏冬长，温适、光足，旱涝明显”的特征。全年冬季风强于夏季风，最多风向市区、常山为东北偏东风向，龙游、江山为东北风，开化为北风。境内地貌多样，春夏之交，复杂的地形条件有助于静止锋的滞留，增加降水机遇。盛夏之际，台风较难深入境内，影响较小，静热天气较多。

衢州市年平均气温为16．3℃（开化）～17．4℃（市区）。1月平均气温4．5℃～5．3℃；7月平均气温27．6℃～29．2℃；>10℃活动积温5152～5508℃，持续时间237～248天，历年平均初霜日期11月19日，终霜日期3月5日，无霜期251~261天。境内极端最高气温41．8℃（常山天马镇），极端最低气温-11．4℃（龙游县龙游镇），海拔440米的梧村，曾记录过-13．9℃。

衢州市降水量从1月份开始逐月增加，春季受华南静止锋影响，各地3月~4月份雨量在395毫米～440毫米，占全年的23%~26%。5月初到6月底，正值春末初夏季节替换，雨量、雨日剧增，总雨量在500毫米～610毫米，是全年降水量最多又最集中的时段，容易引发洪涝灾害。7月上旬开始，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全市进入盛夏高温季节。9月份以后，冬季风势力增强，降水量逐渐减少，10月到翌年2月降水量全市在370毫米～392毫米，为全年的21%～23%。7月、8月、9月三个月的总降水量全市为337毫米～407毫米，占年降水的20%~22%。这时期由于气温高、蒸发大，容易发生旱情，又称为干旱期。

水文

衢州市境域为钱塘江上游。河流为雨源型山溪性河流，源近流短，、过境水量少，天然入境水量26.2亿立方米，出境水量124.77亿立方米。径流受季风控制，季节变化大，水位受降水影响，暴涨暴落。侵蚀切割深。境内河流主要属钱塘江水系。流域面积8332.9平方千米，占全境土地面积的94.2%。与赣、闽交界处，有部分小溪流入长江鄱阳湖水系的乐安江和信江，流域面积515.8平方千米。出境水量119.64亿立方米流入钱塘江水系，5.13亿立方米流往长江鄱阳湖流域。河网结构为羽状。山区性河流河床狭窄，比降大，上游多“V”型峡谷，多瀑布。河流汇入盆地底部，河床展开．渐趋平缓，多浅滩。从开化城关到出境全长170余千米，有浅滩‘198处。衢江上游马金溪比降约1‰，河宽60一120米，衢江下游河床比降为0.5‰，河宽达300米。境内河流水流湍急，侵蚀强烈，自净能力强。受降水控制，径流季节变化大。水位易。涨易落。其流量、水位、泥沙、水质都有季节性变化的特点。境内河流年均流量月分配过程呈单型，汛期大，枯水期小。季峰出现在梅雨期。洪峰流量与枯水流量相差悬殊。

自然资源

矿产资源：衢州市矿产赋存种类多，全市已探明储量的矿产32种，矿产地96处，其中大型矿床5处，中型矿床15处。 已探明矿产中居全省前列的有石煤、石灰岩、黄铁矿、叶蜡石、大理岩、耐火粘土、铀矿等。位居全国前十位的有石煤、石灰岩矿。主要矿产及累计探明储量有：煤813万吨，石煤7.37亿吨（预测总量61亿吨）、石灰岩5.81亿吨（预测总量31.3 亿吨）、黄铁矿3345万吨（有省内最大的硫铁矿生产矿山）、叶蜡石270万吨、莹石301万吨、大理岩1726万立方米，耐火粘土181.9万吨、含钾砂岩702万吨，磷矿494万吨、钒矿（石煤层中伴生五氧化二钒）310 万吨、铀矿4500吨。此外，金属矿产也探明部分储量：铜矿2.22万吨（2处）、铅矿（5处）2.91万吨、锌矿（5处）8.89万吨、钨矿（2处）1842吨、锡矿（2处）1927吨、银矿（伴生）153吨、黄金（2处）84公斤。 天然饮用矿泉水源地3处。

生物资源：境内植物区系兼有南北相承的特征，动植物种类繁多。南部有木本植物87科、634种，蕨类植物9科、22种，草本植物36科、100余种；北部有木本植物91科、610余种。珍稀树种多，南部山区有属国家保护的银杏、金钱松、香果树、厚朴、小叶黄杨、浙江红花油茶等珍贵树种24种，北部还另有莲香树、浙江楠、木荷樟树、水青冈等珍贵树种40多种。野生动物有30多种。

水资源：境内水资源总量98.57亿立方米，其中地下水20.59亿立方米，占总量的20.9%，地表水77.98亿立方米，占总量的79.1%。钱塘江水系入境水资源26.1亿立方米，包括马金溪0.96亿立方米，江山港0.24亿立方米，乌溪江24亿立方米，灵山港0．9亿立方米，出境水资源为124．67亿立方米，含流入钱塘江119.5亿立方米（其中有龙游直接流至兰溪市的0.19亿立方米），流入长江鄱阳湖水系的5.13亿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源4347立方米。其中开化县人均占有量最高，为8258立方米，龙游县人均占有量最低，为2836立方米。全市耕地平均每亩占有水资源6482立方米。年平均径流量的地域分布与年降水量基本一致，即南北山区最大，高值中心的年径流深1400塞米。据普查，境内理论水力蕴藏量合计65.57万千瓦。其中，常山港占24.3%，江山港占29.7%，乌溪江古19.2%，灵山港占3.9%，衢江干流占9.7%。全市可开发的小水电装机容量为25.44万千瓦，平均年可发电量为7.65亿度。 

人口

截至2019年末，衢州户籍总人口257.63万人，其中男性人口131.31万人、女性人口126.32万人，分别占总人口的51.0%和49.0%。

地方文化语言

衢州地区方言属吴语处衢片（另一说为柯城区、衢江区、龙游县属吴语金衢片，开化县、常山县、江山市属于吴语上丽片），通行府城衢州话。其中各地又有细分柯城分市区和城郊；衢县分大南乡、小南乡、西乡、北乡等；龙游也分县城、南乡和北乡等。在衢江区高家镇说衢州话，上方镇讲龙游话；衢州市区小南门村江山移民多，年长者也通讲江山话；开化华埠镇由于非本地人多故通用华埠官话；而江山廿八都更多，仅镇内就有14种方言之多。衢州地理复杂、历史事件（战争、移民等）众多因此而方言众多，多受北部吴语、皖南徽语、江西赣语、闽北方言的建州语等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复杂多样，其中江山方言堪称是汉语活化石保留了不少古代词汇，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宗教信仰

衢州有世界三大宗教的教堂、庙宇和道家的庙观。

佛教：衢州市区原有天宁寺、卫宁寺、毂宁寺、弥陀寺、祥符寺、白莲庵等。现存天宁寺、大洲西山寺、东岳殿、九华山灵鸠寺、烂柯山宝岩寺等。

基督教：衢州市区有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两派，一处在蛟池街，一处在府山上。史上还有著名的“衢州教案”。

道教：衢州市区有天妃宫、神农殿、周王庙等。

古舍书院

蒙山精舍：南朝——齐（479~502年），徐璠之、颜延之于太末县创建蒙山精舍，课授生徒。著名学者徐伯珍（璠之之侄）继承叔父之志，迁蒙山精舍于九岩山，从学者众。这是衢州有史料对授学的最早记载。

克斋讲舍：又名衢麓书院，址在今讲舍街，衢师所在地。朱熹等曾讲学于此，明嘉靖年间，李遂为太守，政务之余也曾在此讲学，后五县之民，集资为李遂塑立铜像于讲学之所。

清献书院：位于城北书院村，南宋咸淳（1265~1274年）郡守陈蒙于赵忭故居创建书院。

鹿鸣书院：原西安县学，位于市区县学街，县治北面。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衢州知府谢最淳于县学东创建鹿鸣书院。先后多次修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改为求益书院。1902年并府学（正谊书院）为衢郡中学堂。

景濂书院：明嘉靖三十年，理学家周积回家乡江山县所创建的书院。

正谊书院：原衢州府学，位于府山西南麓。康熙四十七年，知府杨廷望改普润庵（尼姑庵）为府学，初名爱莲书院。乾隆十年（1745年），知府胡文缚重修，易名为正谊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改为衢郡中学堂。

柯山书院：（梅岩精舍）梅岩，位于烂柯山麓，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年）毛友、郑可简、郑待问等在此筑室，称梅岩精舍，南宋淳祐六年改为柯山书院。理学大师徐霖、历史学家马端临等先后担任山长（即校长），是宋元时期全国著名书院。

包山书院：位于开化县马金包山之麓，始建于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年）。淳熙三年（1176年），芳名学者吕祖谦、朱熹等人曾在此举行“三衢之会”，影响深远。南宋时期，其与广信鹅湖、南康鹿洞、遂安瀛山书院并称江南“四大书院”。

谢选骏指出：孔氏南宗在北宋末年，由孔子第48代裔孙孔端友，负着孔子和孔子夫人的楷木像，离开山东曲阜，南迁至此，敕建孔氏家庙。因此可以说是正宗。但是由于南宋败于蒙古，结果蒙古人树立的伪孔，反而成为了正宗。就连朱元璋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声称恢复了中华，却没有恢复孔门的正宗。至于满洲鞑子和民国政府以下，就更不用说了。这很像日本天皇的南北朝之争，最后也是由北朝的强权战胜了南朝的正宗。孔门的南宗有无可能得到历史复兴，重获正统的地位？

【15、金华有破败的乡镇和山水的秀色】

网文《金华（浙江省地级市）》报道：

金华，浙江省辖地级市，古称婺州，长江三角洲中心区27城之一，自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建县，因其“地处金星与婺女两星争华之处”得名金华；位于浙江省中部，下辖2个区、3个县，代管4个县级市，总面积10942平方千米。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金华市常住人口为7050683人。

2011年金华-义乌都市区被确定为浙江省的第四个大都市区。 金华文化属吴越文化，金华人属江浙民系，使用吴语。在福布斯公布的2012年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中，金华位居全国第33位，并且入围大陆创新能力最强25个城市之一。2013年1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建部列金华市为第一批智慧城市试点。同时，金华还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十佳宜居城市之一、G60科创走廊中心城市。

历史沿革

金华建制久远，因位于金星与婺女（星）分野，而得名金华。

夏商时金华地属百越。《汉书·地理志》记载，百越的分布“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

春秋时属越国，战国后期越国为楚国所灭，遂属楚国。

秦、汉为乌伤县（治所在今义乌境内），属会稽郡（绍兴）。东汉设长山县。

三国吴宝鼎元年（266年）以会稽郡西部设东阳郡（以郡在瀫水（即衢江）之东、长山之阳得名），治长山（今金华市区），属扬州，领长山（今婺城区、金东区、兰溪）、乌伤（今义乌）、永康、吴宁（今东阳）、丰安（今浦江）、太末（今龙游）、新安（今柯城区、衢江区）、定阳（今常山）、平昌（今遂昌）9县，治设长山。晋延其制。

南朝梁绍泰二年（556年）置缙州，陈天嘉三年（562年）撤缙州，东阳郡改名金华郡。“金华”一名源于“金星与婺女争华”之地。

隋开皇十三年（593年）改置婺州。大业三年（607年）复置东阳郡。

唐武德四年（621年）复改婺州，并分置衢州。天宝元年（742年）改婺州为东阳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婺州。宋延其制。

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改婺州路。至正十八年（1358年）朱元璋攻取婺州路，改宁越府，至正二十年改金华府。

明成化八年（1472年）析遂昌、金华、兰溪、龙游县部分地置汤溪县。金华府领金华、兰溪、东阳、义乌、永康、武义、浦江、汤溪8县，故有“八婺”之称。

民国二年（1912年）废府。民国四年（1914年）置金华道，辖区扩及原衢州、严州府。民国十七年（1927年）废道，各县仍直属于省。民国期间，行政督察区序号、辖县、专署驻地时有变换。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设磐安县，划缙云县之5乡，永康县之3乡，天台县之飞山乡，东阳县等都乡，为磐安县境。

地理环境位置

金华市位于浙江省境中部界于东经119°14′-120°46′30″，北纬28°32′-29°41′。东邻台州，南毗丽水，西连衢州，北接绍兴、杭州。南北跨度129千米，东西跨度151千米，土地面积10942平方千米。市区位于东阳江、武义江和金华江交汇处，面积2044.7平方千米，2010年建城区面积66.7平方千米。

金华地处金衢盆地东段，为浙中丘陵盆地地区，地势南北高、中部低。“三面环山夹一川，盆地错落涵三江”是金华地貌的基本特征。市境的东、东北有大盘山、会稽山，南属仙霞岭，北、西北接龙门山及千里岗山脉。山地内侧散布起伏相对和缓的丘陵，以江山——绍兴断裂带为界又分为北部丘陵和中部丘陵，市境的中部，以金衢盆地东段为主体，四周镶嵌着武义盆地、永康盆地等山间小盆地，整个大盆地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西面开口，由盆周向盆地中心呈现出中山、低山、丘陵岗地、河谷平原阶梯式层状分布的特点。盆地底部是宽阔不一的冲积平原，地势低平。将军岩海拔22米，为金华市最低点。 

金华市境内千米以上的山峰有208座。位于武义与遂昌交界处的牛头山主峰，海拔1560.2米，为金华市最高峰。境内山地以500－1000米低山为主，分布在南北两侧。

金华市境的东、东北有大盘山、会稽山，南属仙霞岭，北、西北接龙门山及千里岗山脉。仙霞岭山脉从闽、赣交界的武夷山延伸入境，至武义县、婺城区南部和永康市境，向东北延续为大盘山和天台山脉，山体多由火山岩和花岗岩构成。大盘山是钱塘江、曹娥江、椒江和瓯江部分支流的源地和分水岭。

会稽山为天台山支脉，主体朝东北方向伸展，西南段延伸至东阳北部和义乌，山体主要由火山熔岩、碎屑岩构成。主峰东白山位于东阳、诸暨、嵊州交界处。龙门山界于富春江与浦阳江之间，分布在浦江、婺城区和金东区北部、兰溪及义乌西缘，山体主要由中生代火山熔岩和碎屑岩构成，局部为花岗岩和石灰岩，其余脉金华山呈块状山地，北隔墩头盆地与龙门山脉相连。

千里岗山脉由赣东北怀玉山脉延伸入境，余脉至兰溪与建德市交界处，山体由沉积碎屑岩组成，中心部分为千里岗砂岩。延伸入境的山系受华夏构造控制，山脉大多呈东北一西南走向，同时受东北一西南和东西向断裂带的切割，延伸出来的众多支脉纵横交织，山形破碎、峰岭交错。

气温气候

金华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总的特点是四季分明，年温适中，热量丰富，雨量丰富，干湿两季明显。春季气温回升快，但气温变化不定，春末夏初雨水集中，时有冰雹大风；夏季长而炎热，且雨热同步上升，常有干旱；秋季凉爽，空气湿润，时间短；冬季晴冷干燥，大气层结稳定。年度总的光热水条件优越，但时空分布不均匀。盆地小气候多样，有一定垂直差异。由于季风气候的不稳定性，干旱、洪涝等灾害性天气频繁。

金华市年平均气温（1953-2005年）呈“～”型曲线变化，尤其是80年代后期起年平均气温呈明显上升趋势，如金华年平均气温53平均值为17.5℃，1984年为16.6℃，2005年为18.2℃。2012年平均气温为16.7℃（浦江）～18.2℃（永康），金华、东阳、永康地区偏高0.1～0.3℃，其他地区偏低0.1℃～0.4℃。

金华年降雨量较为充沛，但雨量的季节变化和年际变化、地域差异都很大。季节降雨量分布呈单峰型，为春雨多、梅雨量大，夏秋冬雨量少。金华年总降雨量平均为1424毫米，多数年份降水量均在正负20%距平范围内振荡，降雨量最多年份出现1918年为1918毫米，降雨量最少年份出现1978年为963毫米。

2012年降水量1839.9毫米（永康）～2052.3毫米（浦江），全年总雨日170天（兰溪）～192天（武义），偏多18.1（兰溪）～27.2天（永康），其中金华市区年总降水量1952.5毫米。 

自然资源

矿产资源：金华市境内发现的矿产有56余种，可供开发利用的有32种。矿产以非金属居多，其中以萤石储量最为丰富，是国内主要产地之一，分布成群成带，探明储量及有地质根据计算的总储量在3000万吨以上。主要分布在武义、永康、义乌、东阳、金东等县（市、区），共有大型萤石矿床（矿石储量在200万吨以上）3处，武义后树居首位，中型矿床（矿石储量大于50万吨）30处，小型矿床60处及矿点矿化点292处。其次为石灰岩，主要分布于金华——兰溪之间的金华山南坡，储量约为2亿吨。金华九龙——山口岩矿储量0.8亿吨。沸石资源主要分布于金华汤溪、永康中山、东阳马宅一带。

金华市探明或基本探明储量的矿有萤石、石灰石、凝灰岩和粘土矿、金、银、铜、铅、锌、煤、石煤、铀、磷、石墨、珍珠岩、方解石等15种。其中主要已经开发利用的矿产有萤石、水泥用灰岩、砖瓦用粘土、建筑石料、建筑用砂、饰面用花岗石、粘土岩、蒙脱石粘土岩、珍珠岩、沸石、钾长石、高岭土、陶瓷土、金银矿、煤、矿泉水、地热水等18种，其中萤石、水泥用灰岩、饰面用花岗石、建筑石料、钾长石、矿泉水、地热水等为该市优势矿产。

植物资源：金华市在植被分区中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地带。植物资源有1500余种，其中森林树种440种，草本植物约300余种，农作物品种资源800余种。属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树种有银杏、金银松、鹅掌楸、凹叶厚朴、香果树、青檀、浙江楠、半枫荷、花榈木、天竺桂和短穗竹11种。森林活立木蓄积量1279.8万立方米，占全省的11.6%。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野生纤维、淀科糖类、油料、鞣料、芳香油植物及木本药材等几百种。粮食作物有水稻、麦类、豆类、薯类以及高粱、小米等400余种。

金华市境内经济作物主要有棉花、油料、甘蔗、瓜类、蔬菜、茶叶、水果、蚕桑、药材、花卉及苎麻、席草、莲子、板栗、香榧等共70多类400余种，其中义乌的糖蔗、青枣，武义的西湖蜜梨、宣莲、米仁，兰溪的乌桕、大青豆，浦江的桃形李，金华的佛手、举岩茶，东阳的东白茶、席草，东阳、磐安的药材“浙八味”中的白术、白芍、元胡、元参，永康的五指姜、黄花菜等是地方优质品种。另有引进藤稔葡萄、果桑、草莓、脐橙、超丰早1号水稻、泗棉3号棉花、彩色棉、春秋54白菜、姬松茸食用菌等优良品种。 

动物资源：金华市野生动物约有鸟纲12目23科100余种，哺乳纲8目13科30多种，爬行纲2目6科20余种。金华市属国家一类保护动物有穿山甲、大灵猫、金钱豹、云豹、鬣羚，属二类保护动物有天鹅、猕猴、鸳鸯、大鲵（娃娃鱼）等。

金华市主要畜禽种类有猪、牛、羊、兔、鸡、鸭、鹅及蜂等，金华两头乌和兰溪花猪、永康灰鹅等为地方优质品种。其中主要经济鱼类有青鱼、草鱼、鲢鱼、鳙鱼、鲤鱼、鲫鱼以及长春鳊、三角鲂、团头鲂、鲴鱼、鳜鱼、鳇鱼、泥鳅、黄鳝、鲶鱼等30多种。此外还有甲鱼、河蟹、河蚌、螺等水生动物。并有引进加州鲈鱼、杜洛克猪、伊沙鸡、非洲驼鸟等优良品种。

水资源：金华市域内江河分属钱塘江、瓯江、曹娥江、椒江4大水系，流域面积分别为9332.73平方千米、949.71平方千米、341.6平方千米和293.96平方千米，分别占金华市总面积的85.49%、8.69%、3.13%和2.69%。集水面积在100平方千米以上的江溪有40多条。

人口民族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金华市常住人口为7050683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5361572人相比，十年共增加1689111人，增长31.5%，年平均增长率为2.78%。全市共有家庭户2830918户，集体户222682户，家庭户人口为6382068人，集体户人口为668615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25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45人减少0.2人。全市人口中男性人口为3716342人，占52.71%，女性人口为3334341人，占47.29%，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 111.46，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比，上升了3.96。

金华市境内除俄罗斯族、裕固族、塔塔尔族和珞巴族4个少数民族无常住人口外，其他少数民族都有常住人口。其中万人以上少数民族共有5个，按人数多少排列分别为苗族、布依族和土家族、侗族和畲族，总人数为13.18万人，占少数民族人口数的72.2%，占金华常住人口的2.5%。少数民族主要集中在义乌市、永康市、浦江县和婺城区等地。

上山文化：上山遗址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渠北和三友村之间。遗址面积约2万多平方米，发现于2000年，2001年至200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浦江博物馆对上山遗址进行了三期发掘，获得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在上山遗址的上面几层，发现了有跨湖桥文化特征的灰黑陶等器物，小黄山遗址也有类似发现，表明上山文化类型要早于跨湖桥文化类型。

上山遗址的最早发现是在2000年的秋冬之交。在首次发掘中，出土了许多石球、石磨盘，且在夹炭陶片中发现了大量稻作遗存，这意味着上山人当年已经开始种植水稻。早期稻作遗存也是上山文化最为重要的发现。

2003年2月初，上山遗址挖掘出的文物年代距今已约8600年至11400年，比河姆渡文化还早3000年。上山遗址的发掘不仅把长江下游的稻作历史上溯了2000年，同时也证明钱塘江地区是世界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

谢选骏指出：我最早知道金华，是通过它的火腿。从小看着那么漂亮精致的金华火腿，心想那个地方肯定也是这样精致漂亮。可是等我到了金华，却没有办法把它的城市和火腿挂上钩——因为再1981年，那里是一个极其破败的乡镇！好在那里有家“新华书店”，所以我钻了进去，在里面消磨了一个小时。不过话说回来，在去往金华和离开金华的汽车上，却饱览了山水的秀色，那倒是我终生难忘的。

【16、海口是个典型的“殖民地”】

网文《海口（海南省省会）》报道：

海口，别称“椰城”，海南省省会，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城市，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城市，位于北纬19°31′～20°04′，东经110°07′～110°42′之间，地处海南岛北部，东邻文昌，西接澄迈，南毗定安，北濒琼州海峡，是海南省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中心和最大的交通枢纽。

海口地处热带，热带资源呈现多样性，是一座富有海滨自然旖旎风光的南方滨海城市。自北宋开埠以来，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海口于1926年12月9日建市，1950年4月23日解放。1988年4月13日，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海口市定为海南省省会。

海口由本岛海南岛（部分）、离岛海甸岛、新埠岛组成，总面积3126.83 平方千米，其中，陆地面积2284.49平方千米，海域面积861.44平方千米。海口气候舒适宜人，生态环境一流，常年位居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全国16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排名榜单之首，城市绿化覆盖率达43.5%，被世界卫生组织选定为中国第一个“世界健康城市”试点地。截至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287.34万人，通行闽南语海南方言。

海口拥有“中国魅力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十大美好生活城市、中国最具投资潜力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文明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等荣誉称号，荣获由住建部颁发的年度“中国人居环境奖”，2018年被联合国国际湿地公约组织评定为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

历史沿革地名由来

“海口”一名最早出现于宋代，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意为南渡江入海口处的一块浦滩之地。海口历史上隶属琼山县，名称沿革有宋代的海口浦，元代的海口港，明代的海口都、海口所、海口所城，清代的琼州口等。

建制沿革

先秦时期，海口属百越诸部之骆越，秦末属南越国。

西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海南置珠崖、儋耳二郡，海口地属珠崖郡玳瑁县。

西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罢儋耳郡入珠崖郡。

西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汉元帝采纳贾捐之议罢去珠崖郡，此后在雷州半岛先后设置朱卢县、珠崖县。

东汉建武十九年（43），置珠崖县，隶合浦，海口隶之。

三国吴大帝赤乌五年（242），海南改设朱卢、珠官二县，海口市属珠官，后隶朱卢县。

晋太康六年（285），海口地属合浦郡朱卢县。

梁大同中（535～546），置崖州，海口地属崖州。陈同梁制。

隋大业六年（610），在岛南置临振郡，在西北和北部置儋耳郡和珠崖郡。海口地属珠崖郡颜卢县。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置崖、儋、振三州，改颜卢县为颜城县，海口地属颜城县。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改颜城县为舍城县，析舍城县置琼山、平昌二县，海口地属琼山县。

唐太宗贞观五年（631），置琼、崖二州，海口地属崖州舍城县。

五代十国期间，海南属南汉，全岛划为五州（琼、崖、儋、万、振）十三县，海口属崖州舍城县。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海口隶属琼山县，称海口浦，为商船聚泊之港口。

元时先后属隶属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广西等处行中书省。

明洪武元年（1368），海口地属广西行省琼山县。二年（1369），省琼山县。三年（1370），复置琼山县，海口地属广东布政使司琼州府琼山县，称海口都。不久，分设海口一都、二都。

明洪武七年（1374），设海口千户所。二十八年（1395）筑海口城，称海口所城，为海南后卫千户所。

清初沿明制。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雍正七年（1729），设水师营，县丞署移置海口所。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全岛沿海设十处海关，海口为总口。

清咸丰八年六月二十七日（1858年6月27日），正式签订中法《天津条约》，另有《和约章程补遗》，增开琼州、潮州等六口。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雷琼道为琼崖道，海口地属琼崖道琼山县，称海口所。清末设海口商埠警察局。

1912年，全琼分设十三县，称琼崖十三属，海口地属琼山县，称海口镇（亦称海口所城）。

1919年，琼崖镇守府迁设海口饶园（今解放东路和平影城范围内）。

1920年，改设琼崖善后处，公署仍设在饶园。

1926年12月9日，广东省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海口从琼山县分出改设市政厅，始称海口市。辖下有第一、第二、第三警察区。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特别市组织法》和《普通市组织法》。普通市要求人口达20万人以上，当时海口、汕头、江门三市人口未达标，是否保留三市的行政资格，省政府委员会会议曾有大讨论。

1929年8月23日，会议通过将海口市政厅改为海口市政局（同时改市政局的有江门、梅菉、九江）。

1930年5月，国民政府另颁《市组织法》，废除《特别市组织法》和《普通市组织法》，提高了设市标准。海口市政局条件不具备。

1931年2月13日，广东省政府第五届委员会第144次会议通过撤销海口市政局，地域归琼山县管辖。

1934年，海口划为琼山县第十一区，区公所设在瀛海书院（今博爱路市蔬菜批发部）。

1939年2月10日，日军侵琼，其陆军和海军从长流天尾港登陆，国民党守军抵抗失败，中午海口沦陷。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地理环境位置

海口市地处海南岛北部，北濒琼州海峡，隔18海里与广东省海安镇相望；东面与文昌市相邻；南面与文昌市、定安县接壤，西面邻接澄迈县。海口市东起大致坡镇老村，西至西秀镇拨南村，两端相距60.6千米；南起大坡镇五车上村，北至大海，两端相距62.5千米。总面积3126.83 平方千米，其中，陆地面积2284.49平方千米，海域面积861.44平方千米，海岸线136.23千米。 

海口市地形略呈长心形，地势平缓。海南岛最长的河流——南渡江从海口市中部穿过。南渡江东部自南向北略有倾斜，南渡江西部自北向南倾斜；西北部和东南部较高，中部南渡江沿岸低平，北部多为沿海小平原。全市除石山镇境内的马鞍岭（海拔222.8米）、旧州镇境内的旧州岭（海拔199.9米）、甲子镇境内的日晒岭（海拔171米）、永兴镇境内的雷虎岭（海拔168.3米）等38个山丘较高外，绝大部分为海拔100米以下的台地和平原。马鞍岭为全市最高点。地表主要为第四纪基性火山岩和第四系松散沉积物，呈较大面积分布，滨海以滨海台阶式地貌为主，西部以典型的火山地貌为主。全市地貌基本分为北部滨海平原区，中部沿江阶地区，东部、南部台地区，西部熔岩台地区。

气候环境：海口市地处低纬度热带北缘，属于热带季风气候。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常青，温暖舒适。全年日照时间长，辐射能量大，年平均日照时数2000小时以上，太阳辐射量可达11～12万卡。年平均气温24.3℃，最高平均气温28℃左右，最低平均气温18℃左右。年平均降水量2067毫米，年平均蒸发量1834毫米，常年风向以东南风和东北风为主，年平均风速3.4米/秒。

水文条件：海口市主要河流有17条，其中南渡江水系7条，南渡江干流从海口市西南部东山镇流入境内，穿过中部，于北部入海，入海口段从西向东主要分流有海甸溪、横沟河、潭览河、迈雅河和道孟溪。支流有铁炉溪、三十六曲溪、鸭尾溪、昌旺溪（南面溪）、美舍河和响水河；独流入海的有9条，分别为演洲河、五源河、荣山河、演丰东河、演丰西河、罗雅河、芙蓉河、龙昆沟和秀英沟，另外有白石溪流从文昌市境内出海。

海域面积：海口市北面临海，海域面积861.44平方千米，海岸线136.23千米。平均水温25℃，最高34℃，最低17.2℃。透明度1米，最大达2米。浅海盐度29.6%～31.8%。大部分海底平缓，以软泥为主，泥沙次之；靠近沙滩海岸一带海底以细沙为主。近海水质富含有机物质和无机盐。60～100米等深线以内的海域面积约200平方千米，10米等深线以内的浅海、滩涂面积上百平方千米。

海口市大部分海岸坡度平缓，岸线开阔连绵，沙岸带沙细洁白，有假日海滩、白沙门海滩、西秀海滩、粤海铁路通道南站码头海滩、盈滨半岛海滩、东寨港海滨海滩、桂林洋海滩等海滨风景区和游乐区。港湾与近海还有少许岛礁和潮滩。近海海水清澈，常年风轻浪平，有多处较为适宜的傍岸泳区。

自然资源

水文资源：海口自产水资源总量为19.07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折合地表径流深为830毫米。海南岛最长的河流南渡江从海口市中部穿过入海。南渡江主流在市区长75千米，流域面积1300平方千米，年径流量60.99亿立方米。

境内还有凤谭、铁炉、东湖、凤圮、云龙、丁荣、岭北、玉凤、沙坡等水库，总库容量超过15000多万立方米。海口市地处南渡江下游河口河网地带和休眠火山口地带，潜水、承压水分布广泛。潜水含水层以南渡江三角洲潜水和玄武岩孔隙裂隙潜水为主，分布范围分别近800平方千米、400平方千米，水位单位涌水量分别可达14.6/秒、30升/秒。地下承压水处于雷琼盆地，含水总厚度达200米～350米，老海口、秀英两段可采量共27万立方米/昼夜。地下热矿泉水处于琼北自流水盆地东北部新生代厚层，分布面积约200平方千米。

土地资源：主要土壤类型有玄武岩砖红壤、火山灰幼龄砖红壤、沙页岩砖红壤、带状潮沙泥、滨海沙土。土壤土种共8个土类，12个亚类，43个土属，110个土种。

矿产资源：境内已探明矿产资源20种，其中能源矿产有石油、天然气、褐煤、低热值油页岩（油炭质页岩）、泥炭等5种；金属矿产有铝土矿、钴土矿、褐铁矿等3种；非金属矿产有高岭土、耐火粘土、砖瓦粘土、硅藻土、膨润土、沸石、浮石、建筑用玄武岩、建筑用砂等9种；水气矿产有饮用天然矿泉水、热矿水、地下水等3种。具备明显优势和开发潜力的矿产资源主要有饮用天然矿泉水、地热水、地下水，以及建筑大宗用的河砂、玄武岩石材、砖瓦粘土等；比较重要的矿产资源有钴土矿、铝土矿、褐煤、低热值油炭质页岩、高岭土、耐火粘土等。地热资源丰富，地热田控制面积约4km2，分布在350～700米深度内，水温39.5℃～49℃，矿化度1克/升～2.3克/升。

动物资源：境内有野生陆栖脊椎动物199种，其中红胸角雉、山鹧鸪、海南虎鹭等5种为海南特有种；列入国家一、二类重点保护名录的有蟒蛇、唐鱼、海南山鹧鸪等13种。海洋渔业资源主要有鱼类、虾类、蟹类、贝类等。其中鱼类有 100 多种，常见且质优的鱼类有马鲛鱼、黄花鱼、鲻、金线鱼、石斑鱼、海鲤鱼等；虾类有斑节对虾、沙虾、青虾等；蟹类有锯缘青蟹、小蟹、花蟹、膏蟹、梭子蟹等；头足类与贝类有乌贼、墨鱼、鲍鱼、泥蚶、牡蛎等；大型藻类主要为长茎蕨藻、麒麟菜、马尾藻等；传统药用海洋生物有海蛇、海马、海龙、海参、海胆、海星、海兔等。

植物资源：海口市处在全国橡胶、胡椒等热带经济作物产区，拥有林地9.58万公顷，约占土地面积的42%。地上有野生植物1980种，其中海南特有的有40多种，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的有苏铁、坡垒、海南黄花梨等3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的有黄檀、粗榧、土沉香、见血封喉等10多种。乔木、灌木180多种，其中80多种属经济价值较高的树种，诸如橡胶、椰子、棕榈、龙眼、荔枝、菠萝密、咖啡、黄皮、莲雾、槟榔等。药用植物1200 多种，其中较著名的有巴戟、益智、砂仁等。海洋植物资源主要有海藻、江篱和红树林等。

人口民族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海口市常住人口为2873358人。

海口市的常住人口中，有汉族、黎族、苗族、回族、满族、瑶族、蒙古族、朝鲜族、土家族、布依族、傣族、侗族、壮族等48个民族，截至2016年，汉族人口占98.6%，少数民族人口占1.4%。

景区景点

五公祠：又名“海南第一楼”，国家AAA级旅游景区，位于海口市国兴街道，这片木建筑群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清朝光绪十五年（1889年）重修，纪念的是唐宋两代被贬职而来海南的五位名臣：李德裕、李纲、赵鼎、李光、胡铨。五公祠中的各个古迹既有自己的独特风貌，又形成一个协调的整体，蔚为“瀛海人文”之壮观。近旁有学圃堂、五公精舍、观稼堂、苏公祠、拱桥、荷池、风亭、琼园等，构成了一组风雅别致的古建筑群落。

海瑞墓园：位于海口市丘海大道39号，占地面积76亩，1996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成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亦是海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海瑞墓园始建于明朝万历十七年（1589年），是皇帝派许子伟专程到海南监督修建以纪念清官海瑞的刚正不阿，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整个墓园，鸟语花香，流水潺潺，绿草如茵，葱郁苍翠的椰树、松柏、绿竹四季常青。陵园内有海瑞文物陈列室，供人瞻仰。

海口石山火山群国家地质公园：位于海口市西南石山镇，距离市区仅15千米，既是4A级景区，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世界地质公园，属地堑一裂谷型基性火山活动地质遗迹，也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全新世（距今1万年）火山喷发活动的休眠山群之一，这里保存了36座环杯锥状火山口地貌遗址，其中马鞍岭火山口海拔222.8米，乃琼北最高峰。该景点具有极高的科考、科研、科普和旅游观赏价值。

谢选骏指出：海口是个典型的“殖民地”——只有自然特点，而无文化特点。那里是热带，因而盛产椰子、珊瑚、胡椒，具有明显的“异国情调”，像是东南亚，而不像是中国。海南岛的土著黎族性格温和，比汉人还要容易西方化，与原教旨的回民形成了两个极端的光谱。

【17、三亚的海湾环抱天空】

网文《三亚》报道：

三亚市，是海南省地级市，简称崖，古称崖州，别称鹿城，地处海南岛的最南端。三亚东邻陵水县，西接乐东县，北毗保亭县，南临南海，三亚市陆地总面积1921平方千米，海域总面积3226平方千米。东西长91.6千米，南北宽51公里，下辖四个区。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三亚市常住人口为1031396人。三亚是具有热带海滨风景特色的国际旅游城市，又被称为“东方夏威夷”。

历史沿革

“三亚”因三亚河（古名临川水）有三亚东西二河至此会合，成“丫”字形，故取名“三亚”。三亚历史悠久，在明代《正德琼台志》已有“三亚村”、“三亚里”的记载。

根据考古材料，最迟在1万年前，海南岛就开始了人类的活动。先秦时期三亚属百越诸部之骆越。

秦始皇时期设置的南方三郡，崖州就是其中之一的象郡。

西汉元封元年（前110年），序列于中国版图。

隋大业六年（610），朝廷析海南岛的西南部地区，在临振县的基础上，设立临振郡。

唐武德五年（622）改临振郡为振州，下增设临川县；贞观二年（628）析出延德县的一部分增设吉阳县。天宝元年（742）改振州为延德郡。至德元年（756）改称宁远郡。乾元元年（758）恢复振州名称。

五代十国时期，振州建制仍旧，但领属有所减少，只存宁远、吉阳二县。

宋开宝五年（972）改振州为崖州；熙宁六年（1073）改崖州为珠崖军；政和七年（1117）珠崖军改名吉阳军。

明洪武元年（1368）改吉阳军为崖州；正统四年（1439）废宁远县名，其政区直接并入崖州。从此崖州为散州建制。

清朝建置沿明朝。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升崖州为直隶州，领万安、陵水、昌化、感恩四县。

民国元年（1912），撤销崖州，改名崖县。

民国8年（1919）广东省政府宣布把西沙群岛划入崖县政区。

1949年至1950年，为榆亚特区。

地理环境位置

三亚市地处海南岛最南端，地理坐标介于北纬18°09′34″~18°37′27″、东经108°56′30″~109°48′28″之间。东邻陵水县，北依保亭县，西毗乐东县，南临南海。三亚市陆地总面积1921平方千米，海域总面积3226平方千米。

地形地貌

三亚北靠高山，南临大海，地势自北向南逐渐倾斜，形成一个狭长状的多角形。境内海岸线长258.65千米，有大小港湾19个。主要港口有三亚港、榆林港、南山港、铁炉港、六道港等。主要海湾有三亚湾、海棠湾、亚龙湾、崖州湾、大东海湾、月亮湾等。有大小岛屿40个，主要岛屿10个。 

三亚拥有200万平方千米的南海，自己的海岸线长度是209千米，管辖的海域面积5000平方千米，拥有土地面积是1919.6平方千米。

三亚市区三面环山，北有抱坡岭，东有大会岭、虎豹岭和海拔393米的高岭（狗岭），南有南边岭，形成环抱之势，山岭绵延起伏、层次分明；同时，山脉的延伸将市区分成若干青山围成的空间，为城市不同地区提供了各具特色的空间景观环境。三亚面临南海，海湾较多，众多海湾各有佳景。处于市区的大东海、小东海、三亚湾与市民生活的关系最为密切。

三亚气候背景分析

三亚地处低纬度，属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25.7°C，气温最高月为6月，平均28.7°C；气温最低月为1月，平均21.4°C。全年日照时间2534小时。年平均降水量1347.5毫米。 

水文

三亚市境内有中、小河流12条，集雨面积500平方千米以上的有宁远河、藤桥河；集雨面积100平方千米以上的有三亚河、大茅水、龙江河；集雨面积100平方千米以下的有九曲水、六道水、烧旗水、文昌水、东沟溪、茅彭水。根据三亚市水资源分布情况，可分为中、东、西部三个水系。

中部水系以三亚河为主，包括大茅水。已兴建了4座中型水库，即汤他、福万、半岭和水源池水库。中部水系以福万、水源池、半岭水库为城市供水源。东部水系以藤桥河为主，包括藤桥西河和藤桥东河。流域面积705.46平方千米，已在藤桥西河下游修建了赤田水库。西部水系以宁远河为主，该河流域面积1093平方千米，为三亚第一，海南第四大河。正在其干流由山区向平原过渡处建大隆水库，总库容达4.27亿方。三亚市地表水年总径流量11.5亿立方米，地下水动储量1.42亿立方米，有丰富的地热资源：南田神州第一泉，凤凰山庄，半岭温泉，崖城玉井温泉等。此外有林旺落根田洋热泉。

自然资源

水资源：三亚市地表水资源多年平均降雨深度604毫米，半径流系数0.43，年总径流量11.5亿立方米，半径深度604毫米，半径流系数0.43，年总径流量11.5亿立方米，丰水年（P=10%）的年径流量18.2亿立方米，平水年（P=50%）的年径流量10.8亿立方米，枯水年（P=90%）的年径流量5.8亿立方米。集雨面积1905平方千米，多年平均降雨量1417毫米。从保亭县流入藤桥镇的年径流量为平水年4.576亿立方米，枯水年径流量2.288亿立方米；从乐东县、保亭县流入崖城镇的年径流量为平水年1.671亿立方米，枯水年年径流量0.794亿立方米。降水量西部比东部少，径流分布自内地向沿海递减。

矿产资源：截至2015年底，三亚市境内矿产资源有29种，其中金属矿产11种，非金属矿产14种，能源矿产1种，水气矿产3种，以建材非金属矿产颇具优势。开发利用的矿产有：铁、磷、钛、石灰石、石英砂、大理石、花岗石、水晶、金、建筑石料等10种。其中石灰石、石英砂、花岗岩储量均在亿吨以上，磷、钛、铜、铁等矿品极优，金矿品位最高达每吨12.2克。三亚附近海域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南海天然气资源约占全国天然气贮量的1/3，现已探明崖13—1和崖13-2两口高产天然气流井。前井日产天然气120万立方米，后井日产天然气25万立方米。据估计，天然气储量约340-1182亿立方米，可采量519.88亿立方米。井年产量可达50亿立方米，可供气15-30年。

植物资源：三亚市植物资源较为丰富，截至2016年底，境内有植物种类1838种（含栽培品种516个），其中蕨类有22科72种，裸子植物7科26种，被子植物98科1740种；在被子植物中，有双子叶植物1341种，单子叶植物399种。

动物资源：三亚市境内野生动物资源较丰富，有关调查资料显示，截至2016年底，境内分布的陆生野生动物多达300余种，其中兽类50种，鸟类300余种，属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有云豹、孔雀雉、海南山鹧鸪、白鹇、蓝背八色鸫、黄嘴白鹭、穿山甲、猕猴、水鹿、黑熊、小灵猫、水獭、海南兔等。 

海洋资源：

三亚境内海岸线长度209.1千米，有19个港湾，大小岛屿40个。海洋生物种类繁多，有鱼类1064种，虾类350种，蟹类325种，软体动物700种，其中经济价值较高的有402种，鲨鱼翅、海参、石斑鱼被誉为“崖州三珍”。珊瑚保护区面积85平方千米。 

人口民族

截至2020年末，三亚市户籍人口669346人，比2019年末增加34977人。其中，男性337699人，女性331647人。按民族分，汉族403653人，占总人口的60.3%；黎族241936人，占总人口的36.2%；回族10737人，占总人口的1.6%；苗族4255人，占总人口的0.6%；壮族2608人，占总人口的0.4%；其他民族6157人，占总人口的0.9%。按区域分，海棠区81668人，吉阳区206620人，天涯区274513人，崖州区106545人。

三亚市是汉族、黎族、苗族等20多个民族聚居的地方。先秦至西汉时期，海南岛上分布着古百越人的一支——骆越。根据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分析证明，骆越人即是黎族的先民。

三亚市有宗教教派三个，即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三亚市有宗教信徒11466人。其中：佛教信徒550人，僧人66人，居士86人；基督教信徒3200人，牧师1人；伊斯兰教信徒7716人，其中阿訇33人。经政府批准登记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九处：一是佛教的南山寺；二是伊斯兰教清真寺6处：南寺、南开寺、古寺、北大寺、西寺、东寺；三是基督教教堂2个：红沙教堂和南边海渔村教堂。

风景名胜

亚龙湾位于中国最南端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三亚市东南28千米处，是海南最南端的一个半月形海湾，全长约7.5千米，是海南名景之一。亚龙湾沙滩绵延7千米且平缓宽阔，浅海区宽达50-60米。能见度7-9米。海底世界有珊瑚礁、各种热带鱼、名贵贝类等。年平均气温25.5°C，海水温度22-25.1°C，终年可游泳，被誉为“天下第一湾”。

天涯海角风景区

位于天涯区的马岭山脚下，距三亚市区约26千米。其前海后山，风景独特。步入游览区，沙滩上那一对拔地而起的高10多米，长60多米的青灰色巨石赫然入目。两石分别刻有“天涯”和“海角”字样，意为天之边缘，海之尽头。“天涯海角”就是由此得名的。

鹿回头山顶公园位于三亚市南部3千米的海边小山上，伸向南海、状似坡鹿。这里三面临海，四季山青，以其美丽的神话传说闻名于世。主峰海拔275.1米。鹿回头山顶已建设成一座美丽的山顶公园，并根据这个美丽的传说在山上雕塑了一座高12米，长9米，宽4.9米的巨型雕像。三亚市也因此被人们称为“鹿城”。

西岛又名玳瑁岛，西瑁岛，位于三亚湾国家自然保护区内，西岛面积2.8平方千米，居民3千多人口，世代打渔为生，是海南省沿海仅次于大洲岛的第二大岛屿。

落笔洞旅游风景区属三亚市八景之一。在三亚市荔枝沟境内，距三亚市区约15千米。洞在印岭的一座奇特独秀的小山峰上，为天然石灰岩溶洞。洞口高约12米，宽9米，深18米，洞顶逐渐升高约22米。洞的中央，有两根钟乳垂吊。传说古时笔尖水滴不断，人若能手接此水，便会文思敏捷，挥笔成章，或发财致富，延年益寿。洞底地上数块平面大石形如砚台，传说此乃“神仙”用的笔砚，“落笔洞”由此而得名。

谢选骏指出：三亚有三个事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个是那里的海湾（亚龙湾）环抱天空，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光芒万丈，海天一色，很像是古代衙门里的那种“旭日东升”图景。二是那里有很多回族女人在兜售货物，但是她们却包裹着黑色的头巾，和周围的环境极不协调。还有一个是鹿肉，极其粗糙，并不好吃。但是当地人却把它当作珍品，拿来待客。

【18、1982年的顺德像一个建筑工地】

网文《顺德区》报道：

顺德区是广东省佛山市五个行政辖区之一。位于广东省的南部，珠江三角洲平原中部，广佛同城的西南边界、广佛肇经济圈的南部，是佛山市与广州市联系的重要核心区域之一。顺德毗邻广州、中山、江门三市，南近港澳；面积806平方千米，下辖4个街道、6个镇，205个村（社区）。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全区常住人口3229090人(第七次人口普查)。 

顺德位于珠三角广府文化腹地，自古经济发达，商业繁荣，文教鼎盛。顺德是粤曲、粤剧的发源地之一，是“中国曲艺之乡”。顺德美食文化源远流长，天下闻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美食之都”的称号，并有“中国厨师之乡”美誉。顺德自古人文昌盛，北宋至清末出过文状元3名，武状元1名，文武进士762人，文武举人2397人；孕育了清代诗书画三绝的黎简和画坛怪杰苏仁山，以及李小龙、李兆基、郑裕彤、罗定邦、伍宜孙、梁銶琚、陈冯富珍等杰出人物。

建制沿革

先秦时期，顺德属南越地。秦朝，顺德属南海郡。秦末汉初，顺德属南越国。自隋朝，被编入南海县。唐代的顺德开始出现市集。顺德古称咸宁县。

五代十国时期，南汉刘岩政权割据岭南时，乾亨元年（917）改广州为兴王府，并仿唐代首都长安建置，分新会县为咸宁、常康（在兴王府附郭）（即民国南海县）二县及永丰、重合二场，以拱卫都城。咸宁县治所在今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简岸路村。

宋开宝四年（971），潘美平南汉；五年，并咸宁、常康二县与永丰、重合二场及番禺、四会为南海县。广东咸宁县仅仅存在了56年。到了宋朝就已有人定居，譬如区内的碧江村就是当时建立，并以造纸和腌笋闻名。南宋末年，民众随同朝廷逃难，使顺德人口快速增长。

明朝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黄萧养起义爆发。起义失败后，为加强统治，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朝廷将南海的东涌、马宁、鼎安、西淋四都和新会的白藤堡（1958年10月复归新会县）划出，置顺德县，取“顺天明德”之意，县治太艮堡，并改名大良。明、清两代由广州府管辖。

民国时，全县分为十区。1914年6月，后属粤海道管理；1920年，废道后直属省。

地理环境位置

顺德位于珠江三角洲平原的中部，正北方是广州市，西北方为佛山市中心，东北连番禺，东南连南沙，北接南海，西邻新会，南界中山市。距广州32千米、香港127千米（69海里）、澳门80千米。地处东经113度1分、北纬22度40分至23度20分之间，面积806平方千米。 

顺德区地形地貌

顺德大部分属于由江河冲积而成的河口三角洲平原，地势西北略高，海拔约2米，东南稍低，海拔0.7米，分布着一些零散的小山丘。顺德四周岭环列，最高山为西部龙江镇的锦屏山，其次为东南部旧寨的顺峰山（即睡半岗）。

水文特征

顺德境内河流纵横，水网交织。主要河道有16条、段，总长756千米。主要河流依地势从西北流向东南，河面宽度一般为200至300米，水深5至10米。主要水道有西江干流、平洲水道、眉焦河、南沙河等。多数河流河床较深，利于通航、灌溉、养殖及发电。

气候特征

顺德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绝大部分地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南，气候类型为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暖多雨。

顺德全年无霜期达350天以上，降水充沛。年降水量在1600毫米以上，少有冰雹，终年无雪。降水有明显的季节变化，主要集中在4－9月，约占全年降水量的80%，尤其在夏季，常常伴随着台风登陆出现大雨到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因而，洪、涝、旱是影响佛山的主要自然灾害。冬季的寒潮及早春的低温阴雨也对农业生产构成一定的影响。此外，对顺德影响较大还有台风带来的风灾，这里平均每年要受2－3次台风带来的狂风侵袭，多集中于7－9月间，风力可达12级以上。

人口

2019年末，全区常住人口278.3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85万，增长2.90%。其中城镇常住人口比重98.58%。

据户籍人口统计，年末全区总户数44.94万户，比上年末增加2.44万户。总人口151.6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39万人。全年出生人口21382人，出生率1.44%；死亡人口6809人，死亡率0.46%；自然增长人口14573人，自然增长率0.98%。年末户籍人口的主要构成：男性占48.66%，女性占51.34%；18岁以下人口占23.0%，18-60岁人口占60.6%，60岁及以上人口占16.4%。

自梳女产生于清朝后期，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独有的特殊群体。据《顺德县志》记载：当时，顺德蚕丝业发达，许多女工收入可观，经济独立。她们看到一些姐妹出嫁后，在婆家受气，地位低微，因此不甘受此束缚，情愿终身不嫁，于是产生了自梳女。珠江三角洲其它地区的自梳女情况与顺德相仿。1950年落成的冰玉堂原本是顺德均安镇沙头村自梳女的住所，被称为珠三角地区自梳女历史的重要见证，记录着自梳女这一独特群体的历史和文化。 

谢选骏指出：1982年的顺德，完全是一片工厂区，而且给人一种乡镇企业、社办工厂的感觉。整个城市像一个建筑工地，那里的女人好像特别能干，跑前跑后地张罗一切。

【19、北戴河的海鲜十分危险】

网文《北戴河（国际重要湿地）一般指北戴河区》报道：

北戴河区，隶属于河北省秦皇岛市，地处河北省东北部、秦皇岛市西南部，介于东经119°24'08”~119°31'58"，北纬39°47'48”~39°53'17”之间。东、南临渤海，西、北与抚宁区接界，东北与海港区毗邻。辖区东西最大距离11.2千米，南北最大距离10.15千米，行政区域总面积112.45平方千米。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北戴河区常住人口为130104人。 

北戴河古称渝水。殷商、西周，北戴河区境域属孤竹国。西汉，始置案县，仍属辽西郡。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1月26日，北戴河地区解放，建海滨区公所，属河北省秦榆市。1954年2月，改海滨区公所为北戴河区。

建置沿革

殷商、西周，北戴河区境域属孤竹国。

周惠王十三年（前664年），孤竹亡，属燕国。

秦，属辽西郡。

西汉，始置案县，仍属辽西郡。

东汉时，属临榆县。

三国时，属魏幽州辽西郡。

西晋时，属幽州辽西郡阳乐县。

东晋十六国时，先后为前燕、前秦、后燕、北燕之地，均属辽西郡。

北朝、北魏、东魏时，属平州；北齐时，属平州北平郡。

隋代，属辽西郡柳城县。

唐代，属河北道营州柳城县。

辽代，为中京道润州海滨县。

金代，改隶于北京路宗州海阳县。

元代，属辽阳行省大宁路瑞州。

明初，属山东行省平滦府。明洪武二年（1369年），改隶北平行省；明洪武四年（1371年），改名永平府。明永乐元年（1403年），属北京行部；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直隶京师，属永平府抚宁县。

清代，属直隶省永平道永平府抚宁县。清乾隆二年（1737年），改属永平府临榆县。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将北戴河海滨辟为避暑区。

民国初，属直隶省津海道临榆县。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6月，北戴河避暑区改称北戴河海滨自治区。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3月，北戴河海滨自治区划界独立，直隶河北省。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1月26日，北戴河地区解放，建海滨区公所，属河北省秦榆市。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4月28日，改秦榆市为秦皇岛市。

地理环境位置

北戴河区地处河北省东北部、秦皇岛市西南部，介于东经119°24'08”~119°31'58"，北纬39°47'48”~39°53'17”之间。东、南临渤海，西、北与抚宁区接界，东北与海港区毗邻。

地形地貌

北戴河区地处剥蚀平原，局部分布着低山和滨海低平原。地势低平，略呈西高东低，北高南低。地形属于低山丘陵，南丘陵北平原，境内最高峰联峰山位于北戴河区中西部，海拔152.10米，最低点赤土山村，位于北戴河区东部，海拔1.5米。

气候

北戴河区境内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其特点是四季分明。多年平均气温11.1℃，1月平均气温-4.8℃，极端最低气温-26℃（2010年1月6日）；7月平均气温24.8℃，极端最高气温39.2℃（2004年6月11日）。最低月均气温-8.9℃（2000年1月），最高月均气温27℃（1997年7月）。平均气温年较差29.6℃，最大日较差23.6℃（2006年3月16日）。生长期年平均224天，无霜期年平均200天，最长达224天，最短为176天。年平均日照时数2536小时。0℃以上持续期265.6天（一般为3月7日～11月27日）。年平均降水量601.4毫米，年平均降水日数71.7天，最多达95天（1985年），最少为47天（2006年）。极端年最大雨量918.4毫米（1986年），极端年最少雨量347.7毫米（2001年）。降雨集中在每年的5月至9月，7月最多。

水文

北戴河区境内河流戴河属冀东沿海河流水系，是境内独流入的河流。境内总长13千米，流域面积32平方千米。河流总长度35千米，河网密度0.5千米/平方千米，流域面积290平方千米，年径流总量0.51亿立方米。戴河发源于抚宁县，经榆关向南流入北戴河区境内，于河东寨村注入渤海。戴河年均流量1.6立方米/秒。

自然灾害

北戴河区主要自然灾害有洪涝、干旱灾害等。

暴雨平均每年出现2.5次，具有4~5年和9~10年的周期性，俗称为“十年一大水，五年一小水”。7月中旬至8月中旬为暴雨集中期，占全年暴雨日的70%，其中以7月下旬出现最多；由于海洋的影响，有87%的暴雨出现在夜间。最严重的一次发生1993年9月21日，狂风暴雨挟冰雹袭击全区，最大风力10级以上，雨量达50.5毫米。1000余棵树木被拦腰折断或连根拔起，楼顶被狂风全部掀掉和部分掀掉的有100余处，农作物受灾面积133.33公顷，7条供电线路有5条断电，直接经济损失1200多万元。

干旱灾害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2000年，全年降水仅515.20毫米，6月和9月分别降水17.70毫米和16.50毫米。玉米为主的粮食作物受灾840.67公顷，其中绝收426.40公顷，减产50%以上的414.27公顷；经济作物受灾面积368.67公顷，减产50%以上的200公顷，果树受灾213.33公顷。

人口

截至2018年末，北戴河区户籍人口96792人。全年出生人口754人，出生率为7.98‰，自然增长率为3.45‰，符合政策生育率为99.73%。常住人口121950人，城镇化率为91.09%。 

截至2019年末，北戴河区户籍人口96753人。全年出生人口702人，出生率为7.41‰，自然增长率为2.72‰，符合政策生育率为99.72%。常住人口125683人，城镇化率为92.25%。 

历史文化地名由来

北戴河古称渝水。清光绪年间，因沙河流经戴家山头，故改为戴家河，简称戴河。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修建津榆铁路时，命名北戴河火车站，因此得名。 

文物古迹综述

北戴河秦行宫遗址位于秦皇岛市北戴河区金山嘴路8号，是秦始皇东巡时兴建的大型行宫建筑群中的遗址之一，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国家文物局列为“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佐证了秦皇岛地名的由来。

北戴河近代建筑群，分布在北戴河海滨自西联峰山到鸽子窝沿海，19世纪末，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和津榆铁路的开通，特别是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北戴河海滨成为“允许中外人士杂居”的避暑地后，中外人士纷纷在北戴河建别墅以消夏度假。截至1949年，北戴河海滨共有别墅719栋，总建筑面积29.57万平方米。2006年，北戴河近代建筑群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戴河区景点简介

鸽子窝公园又称鹰角公园。占地三百余亩，面积20多万平方米。由于地层断裂所形成的临海悬崖上，有一巨石，形似雄鹰屹立，故名鹰角石。该石高20余米，过去常有成群鸽子朝暮相聚或窝于石缝之中，故名鸽子窝。公园最为吸引人之处就是观日出，日出时，万籁俱寂，水天相连，色彩变幻；红日涌出一霎，水上水下红日相接，瞬间跃出水面，霞光、阳光洒满山峦沙滩，犹如覆盖上了一层金色的纱幕。

碧螺塔酒吧公园位于北戴河海滨小东山，主建筑碧螺塔为海滨东山地区最高点，它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海螺形螺旋观光塔。公园被指定为海上垂钓基地、沙滩篝火基地，并组建了潜水游艇俱乐部，有海上海鲜排档、海上迪厅、空中酒吧街、沙滩篝火等休闲娱乐项目，公园举行各类主题篝火晚会、酒吧沙龙、沙滩排球、沙滩足球、拔河对抗赛，以及各类夏令营活动。

奥林匹克公园建于2005年，位于滨海大道南段东侧，占地面积17.3万平方米，以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绿色奥运为设计理念，通过浮雕、雕像、喷泉、冠军手足印等形式展现奥运发展史。

联峰山公园始建于1919年，位于剑秋路西侧、西海滩路北侧，是秦皇岛历史上第一座公园。景区山海相映，花木繁茂，环境幽雅，可登山揽胜、林中探幽、寻史访踪，氧吧洗肺。

老虎石海上公园建于1944年，位于保二路和中海滩路交汇处南侧，占地面积49.5亩，因海中一处近岸礁形状似虎而得名。

秦皇岛野生动物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1995年开园，位于北戴河风景区，坐落于绿树、金沙环碧海的海滨国家森林公园内，占地5000余亩，园内放养着100余种4000余头（只）动物，包括长颈鹿、斑马、麋鹿、野驴、野马、亚洲象、非洲狮、东北虎、白虎、棕熊、猩猩、丹顶鹤、绿孔雀等，其中很多是世界珍禽、名兽和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

谢选骏指出：北戴河充满了海洋气息！它的海滩号称是中国最好的。那里的海鲜很多，不过太太太危险了！临去国的时候，我去了最后一次，在一个摊位上尝了一点海鲜干货，不小心忘记把口水吐掉，结果一夜绞痛，剧烈腹泻，感觉差一点死掉，好像把这辈子吃的东西都排除干净了——像是哪吒三太子的“剔骨还肉“……于是我得到了一个信息，“这次是走定了”……

【20、秦皇岛记录了秦始皇梦想的长生不老】

网文《秦皇岛（河北省地级市）》报道：

秦皇岛，简称“秦”，别称港城、临榆，是河北省地级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环渤海地区重要的港口城市，著名的滨海旅游、休闲、度假胜地。陆域面积7802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805平方公里。截至2019年，全市下辖4个区、3个县。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秦皇岛市常住人口为3136879人。 

秦皇岛因秦始皇东巡至此派人入海求仙而得名，是中国唯一一个因皇帝帝号而得名的城市，因《浪淘沙·北戴河》而闻名遐迩，汇集了丰富的旅游资源，是驰名中外的旅游休闲胜地，山海关区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秦皇岛作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拥有13所高等院校，八十余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5万名在校大学生，人才密度居全省首位。

历史沿革

秦皇岛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东巡“碣石”，刻《碣石门辞》，并派燕人卢生入海求仙，曾驻跸于此，因而得名秦皇岛。

卢龙县武山喀斯特溶洞出土的文物证明，五、六十万年以前，这里便有人类居住；山海关区孟姜镇的小毛山新石器遗址，山海关区高建庄的将军台新石器遗址，又证明了新石器时代，这里的先人已掌握了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创造了较高的文化。

有文字记载，秦皇岛境内最早出现的地名就是《禹贡》中记载的碣石，属冀州。地处古碣石地区的秦皇岛，在商代，属文明昌盛的孤竹古国，国都便在今卢龙城附近；商被灭后，孤竹又归属周朝；至公元前664年，齐灭孤竹，孤竹古国历经1100百多年。孤竹是东北古国。

从6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商族开始到明朝1381年前的4000多年，秦皇岛地区一直属于辽西，明山海关的修建把秦皇岛与东北分割，但文化上仍然是东北辽西文化。

商周时期，为孤竹国中心区域，春秋时期晋灭肥，肥子逃奔燕国，燕让肥子在此地建肥子国。战国时期，此地属燕国辽西郡。秦汉时期，这里是东巡朝拜和兵家必经之地。秦始皇第四次出巡到碣石，刻碣石门。并派燕人卢生、韩终、侯公、石生等方士入海求仙人和不死之药，秦皇岛由此得名。

春秋战国时，这里属燕地。肥子奔燕，并被封于今卢龙城西北建住侯国，成为燕国最富庶之地。

秦始皇统一中国，分天下三十六郡，此地属辽西郡。

西汉时，属幽州。抚宁北部及青龙属北平郡，在抚宁城西设骊城县治，卢龙、昌黎、秦皇岛市区属辽西郡；在卢龙城北设肥如县治，在昌黎城附近设絫县治。

从东汉到三国魏，再到西晋，秦皇岛都归属幽州辽西郡。东汉，曾在今卢龙城北设肥如县治，在抚宁榆关处设临榆县治。西部属肥如县，东部属临榆县。三国魏时，在卢龙城北设肥如县治，城东设辽西郡和阳乐县治。西晋，郡治和阳乐县治设在城东，卢龙城北设肥如县治，榆关处设临榆镇，今卢龙北部及青龙大部为肥如县地，昌黎西部为海阳地其余为阳乐县地。

东晋十六国时，此地先后为前燕、前秦、后燕、北燕之辽西郡，郡治在抚宁城西。南北朝时，归属平州。北魏，卢龙城北设平州、辽西郡、肥如县治，卢龙城设北平郡、新昌县治；抚宁城西设阳乐县治。东魏，仍在卢龙城北设平州、辽西郡治，州郡治为一城，在卢龙城则设北平郡治。北齐，在卢龙城北设州治，在卢龙城设郡治，郡下设肥如县和新昌县。

隋统一南北朝，分天下为五十七郡。秦皇岛市以今戴河、榆关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半部及青龙为辽西郡的柳城县地，郡县治在今辽宁省朝阳市附近；西半部，初属平州，领新昌、肥如两县，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又有肥如入新昌，到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名卢龙，郡县治设在今卢龙城。 

唐代，这里分属两个州。榆关以西为河北道平州，唐初为北平郡，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改为平州，治所设在今卢龙城，领肥如县（治所在卢龙城）、临榆县（治所在抚宁榆关）。是年，肥如改名卢龙，更置抚宁县（治所在抚宁城）。

武德七年省临榆、抚宁县，归卢龙县，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又设临榆县，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改名石城县，天宝二年（公元742年），平州改为北平郡，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复为平州。开元二年（公元714年）至开宝二年（公元743年），在卢龙城始设安东都护府，开宝二年（公元743年）改设卢龙军。榆关以东及长城以北属河北道营州柳城县地，州、县治在今辽宁省朝阳市附近。今榆关为榆关守捉城。

五代十国，此为营州、平州之地。梁和唐时，在卢龙城设平州、卢龙县治。同光三年（公元925年），契丹占据了营、平等州，晋、汉、周时，一直为契丹所据，后契丹改国号辽。

辽时，榆关、戴河以西属南京道，在卢龙城设平州、卢龙县治，并设辽兴军；在昌黎城设营州、广宁县治，并设邻海军；在卢龙城南望都县治；抚宁城时为新安镇；营州及各县都隶属平州，榆关、戴河以东及长城以北属中京道，在山海关设迁州、迁民县治，并设兴善军；在抚宁海阳镇设润州、海阳县治，并设海阳军。

金灭辽后，今秦皇岛市境为金地。榆关、戴河以西属中都路平州。在卢龙城设平州、卢龙县治，并驻守兴平军；金初，昌黎城仍为广宁县治，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改名昌黎县；同年，升新安镇为抚宁县（治所在今抚宁城）；辽时的望都县仍保留，金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改名海山县。榆关、戴河以东及长城以北属北京路瑞州，在今抚宁海阳镇设海阳县治，山海关为迁民镇。

元时，榆关、戴河以西属中书省平州，元太祖十年（公元1215年）改平州兴平军为兴平府。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将兴平府升为平滦路，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因这一带常有水患，遂将平滦路改名永平路，路治及卢龙县治皆设在今卢龙城。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将抚宁（治所在今抚宁城）和海山（原海山县治址）并入昌黎县（治所在今昌黎城），一年后，撤消昌黎县，复置抚宁县和海山县，到元四年，又将抚宁、海山省入昌黎县；至元七年，复置抚宁县，昌黎、海山省入抚宁；至元十二年，又复置昌黎县，榆关、戴河以东及长城以北属辽阳行省大宁路，南部由瑞州总管府管辖，在海阳镇置大宁海阳千户所；北部属卢山县。 

明初，此处为永平路，隶属山东行省，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改名平滦路，改隶北平行省；洪武四年改名永平府，并设府治；永乐十九年，直隶京师。府下辖秦皇岛市范围内的卢龙县、昌黎县、抚宁县，县治皆在今县城址。其时，抚宁县管辖范围东至山海关外，北辖青龙县南部。洪武四年，在府治南建永平卫，在山海关设山海卫。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在抚宁城北设抚宁卫，在府治东北建东胜左卫，后入府南新建卢龙卫，后入永平卫。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又添置燕河营路、台头营路、石门寨路、山海关路，隶属蓟州总兵，各路驻守参将。

清代，这里隶属直隶省通永道永平府，在卢龙城设府治，下辖卢龙县、昌黎县、抚宁县，县治皆在今县城。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在山海关始置临榆县，割抚宁深河以东土地归临榆县。现青龙满族自治县的东部属临榆县，中部属抚宁县，西部属迁安县。清初，在山海关设山海关副都统，直至清末。同时，还保留山海卫、抚宁卫。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设山海关镇总兵，台头营协驻守副将山海关路、石门寨路、燕河营路，各驻守参将。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裁山海关总兵，改设副将；山永营游击改设山永协副将；裁义院口副将，改设把总；裁台头协副将，设都司，后又改操守；山海关路、石门寨路参将改设都司；裁黄土岭参将，改设操守；燕河营路参将改设守备。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抚宁卫并入山海卫，乾隆二年废山海卫。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裁山海关副将统归山永协，顺治十三年设蒲河营都司。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山海关路都司改为游击，道光二十八年移驻永平府。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矿务大臣张翼奏准开秦皇岛为商埠，陆续修建运煤码头，从此，秦皇岛的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

中华民国成立后，裁卢龙县，保留永平府及昌黎县、抚宁县、临榆县，属直隶省。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恢复卢龙县建制，撤消永平府，卢龙县、昌黎县、抚宁县、临榆县，属直隶省津海道，各县治均在今县城，管辖范围同清代。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撤消津海道，直隶省改名为河北省，卢龙县、昌黎县、抚宁县、临榆县直属河北省管辖。第二年，在青龙双山子镇设都山设置局，筹建青龙县。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在大杖子镇（今青龙镇）正式建立青龙县，割迁安县和抚宁、临榆两县长城以北的绝大部分为青龙县地，属热河省管辖。同年《塘沽协定》签定后，此地为所谓的“非武装区”。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在通县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卢龙县、昌黎县、抚宁县、临榆县隶属之，各县先后成立伪县政府。从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起至解放，在此地建立了双重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冀热辽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自己，打击敌人，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威胁通往关外的京奉线，并作为向东北进军的基地，1942年建立了青（龙）抚（宁）临（榆）绥（中）凌（源）联合县办事处，和迁（安）卢（龙）抚（宁）昌（黎）联合县办事处等抗日民主政权。1943年，上述两个联合县办事处分别改建青（龙）凌（源）绥（中）联合县、临（榆）抚（宁）昌（黎）联合县、迁（安）卢（龙）抚（宁）昌（黎）联合县、昌（黎）乐（亭）联合县，次年，又建抚（宁）昌（黎）联合县路南办事处，同年4月，将迁卢抚昌联合县改建为卢抚昌联合县，划出迁安县，年底，又改建为卢抚昌青联合县。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联合县撤消，恢复各县制，青龙县委、县政府在青龙镇建立，随后又迁至双山子，1949年底迁回青龙镇；抚宁县委、县政府在深河建立，后迁至台营、后石河，1949年初迁回抚宁城；临榆县委、县政府在山海关建立，后迁至蚂蚁沟，1948年迁至抚宁海阳镇；昌黎县委、县政府在昌黎荒佃庄建立，后迁至今乐亭姜各庄，1948年迁回昌黎城；卢龙县委、县政府在卢龙城建立，后迁出县城。

地名来源

秦皇岛之名的起源地是指今海港区东山，这是一座由风化花岗岩组成的剥蚀性残山，海拔20余米，方圆不足平方千米。与陆地连在一起的东山，在200多年前，还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岛屿，直到19世纪末，随着港口的建设，岛屿才与陆地相连，成为大陆的一部分。

秦皇岛相传因秦始皇东巡至此而得名。秦皇岛之名最早见于明英宗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杨琚《秦皇岛》一诗，其中有“古殿远连云缥缈，荒台俯瞰水潺湲”之句。

明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永平府志》中有关于秦皇岛的记述：“秦皇岛在抚宁县东七十里，有山在海中，世传秦始皇求仙驻跸于此”。万历年间，蒋一葵在《长安客话》中记述的更为详细：“关（山海关）南六里有孤山，屹然独立于海上，四面皆水，俗呼秦皇岛……俗传秦皇至此山见荆，愕然曰：‘此里师授吾句读时所用朴也’。下马拜，荆皆垂首向地，如顿伏状，至今犹然。石上有秦皇下马迹，因名秦皇山”。之后，地方史志和文人诗作中多有记述。到清代，又有秦王岛之说。秦王岛之名最早见于康熙八年《抚宁县志》，其中有“秦王岛误秦皇岛，在县东七十里，四面皆水，惟岛居中，唐太宗征高丽驻跸于此，岛上荆条伏生。相传秦王下拜，伏。”秦王岛之名传说与李世民征高丽回师途中经此地有关。至此之后，一直到民国年间，地方史志和文人诗作中，则将秦皇岛与秦王岛并用。

地理环境位置

秦皇岛位于河北省东北部，南临渤海，北依燕山，东接辽宁，西近京津，地处华北、东北两大经济区结合部，居环渤海经济圈中心地带，介于北纬39°24′~40°37′，东经118°33′~119°51′之间，东北接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建昌县和朝阳市的凌源市，西北临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西靠唐山市的滦州、迁安、迁西、滦南四县市，南临渤海。北距沈阳市387千米，东距大连市210千米，西距首都北京市265千米，距天津市218千米，距石家庄市479千米。 陆域面积7802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805平方公里。

秦皇岛市地形地貌

秦皇岛市位于燕山山脉东段丘陵地区与山前平原地带，地势北高南低，形成北部山区－低山丘陵区－山间盆地区－冲积平原区－沿海区。北部山区位于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境内，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都山、祖山等4座。

低山丘陵区主要为北部的山间丘陵区，海拔一般在100－200米之间，集中分布于卢龙县和抚宁区，该区是秦皇岛市甘薯、旱粮及工矿区。山间盆地区位于秦皇岛市西北和北部区域的抚宁、燕河营、柳江三处较大盆地，该区是粮食作物的主产区。

冲积平原区，主要在海拔0－20米区域，分布在抚宁区和昌黎县。沿海区，主要分布在城市四区和昌黎县，该区域是秦皇岛市重要沿海旅游资源区，有山海关、北戴河、南戴河等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是中国著名的避暑胜地。

气候

秦皇岛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因受海洋影响较大，春季少雨干燥，夏季温热无酷暑，秋季凉爽多晴天，冬季漫长无严寒。全市平均气温11.1℃，平均最高24.8℃，最低零下8.9℃，年平均降水602.3毫米，空气年平均相对湿度为61%。

自然资源

水资源：秦皇岛市有流域面积大于500平方千米河流6条，大于100平方千米河流23条，大于30平方千米的河流54条。滦河在秦皇岛市境内流域面积3773.7平方千米，地下水资源量7.45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16.40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12.54亿立方米、地下水7.45亿立方米、两者重复量3.59亿立方米）。兴建各类水库：含桃林口水库283座，总库容14.86亿立方米。不含桃林口水库282座，总库容6.27亿立方米。

海洋资源：秦皇岛海区地处渤海西部，辽东湾两翼。海岸线东起山海关金丝河口，西止昌黎县滦河口，总长162.7千米。所辖海区15米等深线海域面积1000平方千米。全市现有捕捞作业渔场1万平方千米，有适宜发展养殖的浅海80万亩，滩涂2万亩。

矿产资源：秦皇岛市境内矿产资源较为丰富，种类较为齐全。截止到2013年，已发现各类矿产56种，已开发利用的26种，已探明储量的22种。优势矿种有金、铁、水泥灰岩及非金属建材，其中铁矿规模较大，储量达27515万吨，水泥灰岩储量达7.5亿吨，玻璃用白云岩1.5亿吨，青龙满族自治县为中国“万两黄金”县之一。

动物资源：秦皇岛地区的动物区系属温带森林——草原农田动物群，是迁徙动物途经地与停留地，尤其是候鸟迁徙的必经地，动物资源比较丰富，共有陆栖脊椎动物4纲29目85科417种，其中候鸟有369种，被誉为世界“四大观鸟基地”之一。列入国家一类保护的鸟类有白鹳、白鹤、金雕、丹顶鹤等7种，国家二类保护鸟类54种，省级保护鸟类28种；其它省级保护动物6种。

植物资源：秦皇岛市山区属燕山山脉东段，山区植被完好，有广阔林区。主要树种有油松、华北落叶松、侧柏、栎树、山杨等20余种。

林业用地435951公顷，有林地面积267664公顷，森林覆盖率34.45%，在全省列第二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有林地构成中，经济林111626公顷，用材林23972公顷，防护林125811公顷，特用林6255公顷。现有国营林场6个（海滨、渤海、团林、都山、老岭、山海关），总经营面积48.82万亩，有林地面积20.54万亩。全市果树种植面积达105万亩，其中，2004年发展优新果树面积66.7万亩。

昌黎、抚宁、青龙三县区被国家林业局确定为全国经济林建设先进县区；昌黎、青龙两县及山海关区还被国家林业局分别授予“中国葡萄之乡”、“中国苹果之乡”和“中国大樱桃之乡”的称号。

人口

截至2020年末，秦皇岛市户籍人口300.18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18万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9.69%，比上年末提高1.54个百分点。

秦皇岛市有汉族、满族、回族、朝鲜族、蒙古族、壮族等42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主要集中在青龙满族自治县，抚宁区西河南村是河北省的朝鲜族聚居村。

谢选骏指出：秦皇岛大概是秦王政所到最远的地方，也是秦王政所到最少的地方吧，最后他却以此留名了。但是这个地方也因为秦始皇的名声而引人驻足了——不是因为他政治上的残暴，而是因为他曾梦想长生不老。秦皇岛记录了秦始皇重复着人类古老的垂死挣扎，因此也就为它自己焕发了古老的青春了。

【21、三江县的风雨桥的恐怖故事】

网文《三江（侗族自治县）》报道：

三江侗族自治县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地处东经108°53′～109°52′，北纬25°22′～26°2′，是湘、桂、黔三省（区）交界地，属于亚热带南岭湿润气候区，山地谷地气候区。

三江侗族自治县总面积为2454平方千米，东连龙胜各族自治县、融安县，西接融水县、贵州省从江县，北靠湖南省通道县、贵州省黎平县，南邻融安县、融水县。县城古宜镇距离柳州市203千米，距桂林市167千米。2017年，辖6个镇、9个乡。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三江侗族自治县常住人口为321538人。

三江侗族自治县著名景点有：石门冲自然生态景区、程阳八寨景区、丹洲景区等。

建制沿革

三江县始建于宋崇宁四年（1105）。于融水县三口寨置怀远军，后改为平州，并置怀远县。

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复置于老堡。

明万历十九年（1591）县治迁至丹洲。

民国三年（1914年）易名为三江县。

民国廿一年（1932）迁至古宜。

1949年11月18日三江县城解放，12月18日成立县人民政府。

1952年12月3日成立县级侗族自治区。

1955年9月改为侗族自治县。

1996年，三江侗族自治县面积2441平方千米，人口32.5万人。辖3个镇、13个乡（其中3个民族乡）：古宜镇、丹洲镇、斗江镇、林溪乡、周坪乡、高基瑶族乡、和平乡、老堡乡、程村乡、梅林乡、富禄苗族乡、洋溪乡、良口乡、同乐苗族乡、独峒乡、八江乡。县政府驻古宜镇。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三江侗族自治县总人口304149人，其中：古宜镇21565人，丹洲镇15764人，斗江镇18890人，周坪乡19066人，程村乡7096人，和平乡6738人，老堡乡15243人，高基瑶族乡6727人，良口乡24008人，洋溪乡15932人，富禄苗族乡21475人，梅林乡9820人，八江乡27640人，林溪乡22019人，独峒乡36986人，同乐苗族乡35180人。

地质地貌

三江侗族自治县境内沉积岩分布极广，丹洲群、震旦系分布区占三江侗族自治县面积的95%以上，中生界白垩系在北部程阳呈点状分布，东部与龙胜交界处有少量雪峰期火山喷发岩，河口附近个别超基性岩体，中部及南部露出少量基性岩、闪长岩及煌斑岩；三江县地处江南古陆南缘，属九万大山穹褶带和龙脉褶断带之间，曾经过多次地壳运动，褶皱断裂非常发育。

三江侗族自治县境地貌分为残余山地、陡崖窄脊山、V形谷、河从丘陵河流谷地、残余山前梯地等六种层次一级地貌。

气候

三江侗族自治县境处于低纬度地区，属中亚热带、南岭湿润气候区；全年平均气温为17℃至19℃之间，南北气温相差1℃至2℃；雨热同季，寒暑分明，晨昏多雾，四季宜耕；一年四季，春多寒潮阴雨，夏有暴雨高温，伏秋易旱，冬有寒霜。

3月中旬至5月中旬为春季，5月中旬末至9月下旬为夏季，9月下旬至11月底为秋季，12月初至下年3月为冬季；全年以1月最冷，平均为7.1℃；7月最热，平均为27.4℃。

三江侗族自治县各地年平均雨量在1493mm；三江侗族自治县雨量分布南多北少，东多西少；夏季为降雨高峰季节，占全年42—48%；春季为降雨次高峰期，占全年30—35%；秋冬两季降雨较少。

三江县属日照偏少地区，年实际日照数平均1333.3小时；三江县属季风气候区，全年风向以东北偏北风为多，其次北风和东北风；历年平均雾日79天；年平均无霜期321天；年平均隆雪5天；年平均结冰7.2天；年平均相对湿度为81%。

水文

三江侗族自治县境内有七十四条大小河流纵横交错，“三江”得名于境内的三条大江，即榕江、浔江与苗江。 

三江侗族自治县境内河流纵横，属珠江上游西江水系的一部分；三江侗族自治县大小河川74条，全长68km；其中有16条主要河流；集雨面积50km2至100km2以下有8条，100km2以上的8条，主干河流有3条；溶江，县内长91km年径流量102.5亿立方米，支流有苗江、大地河、晒江河、小宾河、高露河、大年河、八洛江、西江河。浔江，县内长63km，年径流量5.8亿立方米，支流有斗江、林溪河、漾口河、八江河、洒里河、燕茶河融江县内长91km，年径流量102.5亿立方米，支流有西坡河、板江、田寨河。县境内没有地下河，地下水补给来源于大气降水，补给与消耗基本平衡，一般泉水终年不断。

土壤

三江侗族自治县属红壤地带，但随着山地海拔高度的不同，分为红壤地带黄红壤地带、黄壤地带；三江侗族自治县垂直分布规律大体是500米以下的丘陵为红壤地带性土壤，500米至800米为黄红壤地带性土壤，850米以上为黄壤地带性土壤。土壤总的特点是：土体肥厚，多为壤土；有机质含量高。

自然资源

矿产资源：2012年，三江侗族自治县境内已发现的矿种有石煤、铁、钒、锰、铜、铅、锌、钨、锑、金、磷、钾、金刚石、重晶石、石英岩、辉绿岩、蛇纹石、矿泉水、板岩、千枚岩、长石石英砂岩、黄斑岩等。其中查明有资源储量的8种。 

土地资源：2012年，三江侗族自治县土地总面积2454平方千米，其中农用地21.08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85.9%。在农用地中：耕地1.304万公顷，占农用地的6.2%；园地0.7698万公顷，占农用地的3.63%；林地17.68万公顷，占农用地的83.87%；牧草地1.327万公顷，占农用地的6.3%。

水资源：2010年，三江侗族自治县水资源总量24.7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7005立方米。降水量在空间和时间上分布有差异：东南部多于西北部，如东南部的和平、丹洲等乡镇年降水达2200多毫米，西北部的林溪、独峒、同乐、洋溪、富禄等乡年降水只有1400毫米。春夏降水量较多，秋冬降水量较少。

森林资源：三江侗族自治县森林植被的垂直分布上大体是海拔500米以下为常绿阔叶林带，经济林以油茶林为主；海拔500～800米，生长有栲类、栎类、酸枣、拟赤扬、楠木、枫香、光皮桦等；海拔800米以上山地，多为水源林和灌木丛为主，原升植被为阔叶林，主要树种有山毛榉、青岗栎、麻栎、荷木、枫木、山槐等，山顶为苔藓短曲林带；海拔1000米以下为山地，阔叶林一旦受破坏后生长着马尾松、盐肤木、野溱、杜鹃、白栗、毛茅等组成次森林，荒山则生长五节芒、铁芒箕、纤毛鸭咀草、野古草、四金脉等禾草群丛，还有胡枝子、继木灌丛；林下植物以蕨类的黑白科为主，间有小竹类分布；人工植被主要是杉木林、竹林、油茶林等。

动物资源：鸟类：发现较多的有斑鸠、鹧鸪、竹鸡、毛鸡、画眉、飞喜鹊、乌鸦、啄木鸟、猫头鹰、金鸡、寒鸡、麻雀、戴帽鸟、苦楝鸟、云雀、秧鸡鸟等。其中金鸡（又名锦鸡）寒鸡（又名白鹇）属于国家保护鸟类。

兽类：兽类品种有：毛冠鹿、猕猴、大灵猫、小灵猫、苏门羚、穿山甲、水獭、狐狸、田鼠、果子狸、黄腹、竹鼠、红腹松鼠、花鼠、青鼬、毫猪、野猪、黄鲸、貂猫、华南兔、猪獾等。属国家保护动物的有：猕猴、大灵猫、苏门羚、穿山甲水獭等。

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有：青蛙、诏蛙、棘胸蛙、雨蛙、鹰嘴龟、金钱龟、鳖、山瑞、蟹、娃娃鱼、眼镜蛇、蟒蛇、金环蛇、银环蛇、黄飘蛇、水蛇、竹叶青蛇、干芋苗蛇等。

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侗族婚礼一般在春节期间举行。“回门”即送新娘回娘家，送新娘回娘家时新郎不得随行，而由新郎家的兄弟姐妹和亲朋好友挑着彩礼，组成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送亲的队伍越长，表示新郎家的家业越兴旺。晚上，送亲队伍中的未婚青年和新娘寨子上的未婚青年通常会聚在一起聊天，寻找意中人，谓之为“坐夜”。

每逢中国传统佳节大年初一，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独峒乡唐朝村的侗族民众，便聚在一起举行独特的传统避邪节——“赶贼节”活动。

另外，还有赛芦笙、踩歌堂、抬“官人”、“多耶”、行歌坐夜、“月堆瓦”、“不落夫家”、“偷亲”（偷婚）、“送买转“（送新娘回门）、“勾亲”、程阳八寨集体婚礼、拦路歌等习俗。 

“禾花鲤”即在稻田里混养，不放任何合成饲料喂养的鲤鱼，鱼肉鲜嫩香甜而得名。主要产地以良口乡晒江村和洋溪乡信侗村为中心的榕江河一带。

“三江竹笋”产在有“广西竹乡”之称的三江县。所产的各类竹笋脆嫩、味美、多汁。

“归东野葡萄”，因出产于三江县同乐乡归东村而得名，成熟期为每年8月下旬，熟后留其树上桂果1到2个月。果子不落、不裂、不烂，果皮蓝黑色，易着色，成熟一致，颜色美观，品质优良。“归东野葡萄”籽少肉多，可食率在90%以上。

谢选骏指出：侗族的风雨桥真是漂亮！这本来是让行人歇脚的地方，但无意之中却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可是不幸风雨桥下流淌的，却有厕所里的污水——侗族人把厕所盖在河边，然后用污水养鱼。他们喜欢把与鱼打上来以后用盐腌制，然后作为货币使用。每家每户的财产是按照咸鱼的数量计算的，例如陪嫁和彩礼，都是赠送咸鱼。那种鱼干非常苦涩，咸的舌头发麻，一顿饭也吃不了火柴盒那么大的一块。想想鱼的来历，不吃也罢。据说待客的美味之一是鼠肉稀饭——不过我没吃过。与此可以参照的是，1985年前后，我在三江侗族自治县进行田野调查时，就发现这个美丽的“风雨桥之乡”，也是文革吃人事件的中心地带。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并不孤立——例如江苏南通，在土改的时候就曾发生吃人事件。家父有位同事的爷爷，1950年代的初期土改时期作为地主被共产党的民兵打死了，并且把地主的心肝挖出来炒熟了，作为下酒菜消费了！这个事件曾经作为“南通人野蛮”的经典论据，但或许也是“共产党野蛮”所致——见仁见智。

【22、香河县的假古董天下第一】

网文《香河县》报道：

香河县，隶属河北省廊坊市，地处华北平原北部，四面与京津接壤，素有“京畿明珠”之美誉。总面积448平方公里，下辖9镇、3个街道办事处，3个省级工业园区，1个省级农业高新技术园区，共300个行政村，综合经济实力位居廊坊市前三甲、河北省第十二强，是首都经济圈乃至环渤海经济圈中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黄金板块。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划出香河县之东境置宝坻县。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香河县常住人口为449038人。 

历史沿革

香河县历史悠久。据孙小营村窑地发现石斧证明，这里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聚居生息。

商代以前归属，无文字记载。

西周灭商后，封召公奭于燕（都蓟，今北京），香河县境属燕国。

春秋、战国时为燕地。

秦并六国，建三十六郡，划燕地为上谷郡、渔阳二郡，此时属渔阳郡。

西汉，置雍奴县（天津市武清区城关镇东北），香河为雍奴县东北境地，属幽州渔阳郡。东汉，属幽州渔阳郡。幽州并冀州，属冀州渔阳郡。

三国，为曹魏之领地。

西晋，隶幽州燕国。东晋，十六国相互争战，纷纷建立割据政权，此地先后为后赵、前秦、后燕辖地。

南北朝时，属北魏幽州渔阳郡。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北魏分东、西魏，属东魏。武定八年（550年），隶北齐东北道于渔阳郡。承光元年（557年），改隶北周幽州（总管府）渔阳郡。

隋开皇三年（583年），废渔阳、燕郡，属幽州。大业三年（607年），改属涿州。

唐贞观元年（627年），“分天下为十道”，雍奴县为河北道幽州都督府（后升大都督府）之辖县。天宝元年（742年），复设郡领县，雍奴县改称武清县，香河属范阳郡武清县地。

乾元元年（923年）李存勖称帝，遂属后唐。

公元936年，辽后唐，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此地属契丹。

契丹会同元年（938年），于武清孙村置榷盐院，为贮盐新仓。后居民集聚，渐成井肆，遂由武清、漷县、三河划出部分地域置香河县。时县境较阔，约辖今香河、宝坻、宁河县地，隶南京道析津府。

宋宣和四年（1122年），金攻克辽南京（今北京），香河属金。宣和五年，金以燕京（辽称南京）及涿、檀、易、顺、景、蓟之地还宋，香河随之归宋，徽宗赐（香河）名清化县。宣和七年，（1125年），金尽取燕山府及所属州县，清化县复名香河县，属中都路大兴府。

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划出香河县之东境15000家置宝坻县。承安三年（1198年），宝坻县升置盈州，香河隶之，后盈州废，仍属中都大兴府。

元太祖十年（1215年），克金中都，香河始归元之属地。元九年（1272年），属大都路大兴府。元十三年，升漷阴县为漷州，香河县属大都路漷州。

明洪武元年（1368年），香河属漷州，属山东行省北平府。洪武二年（1369年）改隶北平行省北平府。洪武十年二月至十三年二月，香河县归属漷州。永乐元年（1403年），属北京行省顺天府，永乐十九年（1420年）改属京师顺天府。

清顺治元年（1644年），属直隶省顺天府。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顺天府设四路厅，香河县属东路厅。

民国元年（1912年），香河县属直隶顺天府；民国三年（1914年），改顺天府为京兆地方，香河属之；民国十七年（1928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将京兆并入河北管辖，香河属河北省；民国三十年至民国三十四年（1941年至1945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相继成立了联合县民主政权；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11月），香河、武清、宝坻联合县成立，香河东、南部地区隶冀热区行署第五专属领导；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月），香河县西北部地区属通（县）、三（河）、香（河）联合县，隶冀热辽区行署第十四专属；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各联和县撤销，恢复原县制。香河属冀东区（行署）第十八专属；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7月），香河解放。

地理环境位置

香河县地处河北省中部略偏东，位于燕山南麓平原，介于东经116°51′～117°12′，北纬39°37′～39°51′，县界总长138.8公里，东西最长25.5公里，南北最宽23.5公里，总面积448平方公里，位居河北省廊坊市东北部。四周相邻5县（市），东与天津市宝坻区毗连，南隔青龙湾河与天津市武清区相望，西与北京市通州区为邻，北与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接壤。全境呈枫叶形。

香河县气候

香河县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季（3～5月）：少雨、多风、蒸发大，日照充足，回暖快，易于干旱。夏季（6～8月）：高温高湿，雨水集中。秋季（9～11月）：雨量骤减，天气晴爽。冬季（12～2月）：寒冷干燥，日照短，雨雪稀少，多北风。

水文

香河县四面环河，属海河水系。全县有主要行洪河道4条，分别为北运河、青龙湾河、潮白河、引泃入潮河，全县流域面积442平方公里，河道总长66公里，此外境内还有凤港减河（龙凤减河、鵏池河、窝头河、牛牧屯引河等支流小河分布其间，加上干渠、支渠，初步建立起香河县洪、涝、旱、碱综合治理的水利工程体系。

人口

2012年，香河县总人口331049人。年内出生人口4420人，人口出生率13.88‰，人口自然增长率7.59‰。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香河县常住人口为449038人。

风景名胜

香河县天下第一城外仿明清时期北京都城的城垣风貌，采用“缩地不缩景”的方式，按照1：1的比例复原了老北京“内九外七”的城垣格局。由周边5公里的空腹城墙、22座错落有致的城楼、国传统文化风格的建筑群和独具匠心的皇家园林组成的景园内，国际会展中心、五座星级酒店。

国家足球训练基地

中国足球协会训练基地，位于河北省香河县境内。距北京78公里。基地一期占地面积200.3亩，总建筑面积2万多平方米，由A、B、C三个建筑主体及部分附属设施组成。建有国内一流的天然草皮足球场5块，有堪称国际一流的人造草足球场一块。其中还有灯光足球场一块，400米6道塑胶的田径场一块，室外塑胶网球场两块，并建有可提供运动员、教练员及入住基地宾客休闲、垂钓娱乐的4000平方米水面的人工湖。

香河家具城共有金钥匙、鑫亿隆等27座单体家具展馆，总面积220万平方米，规模居北方最大、全国第二。城内参展企业6000多家，汇集全友、爱依瑞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1000余种。

谢选骏指出：“香河县天下第一城外仿明清时期北京都城的城垣风貌，采用‘缩地不缩景’的方式，按照1：1的比例复原了老北京‘内九外七’的城垣格局。”——这肯定是一个假古董，为了招揽游客的生意而特制的电影城。而1986年我去那里的时候，整个香河县城只有一条街，还有一些农贸市场。

【23、深圳是香港的经济殖民地】

网文《深圳》报道：

深圳，广东省辖地级市，简称“深”，别称鹏城，是广东省副省级市，国家计划单列市，超大城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城市。全市下辖9个区，总面积1997.47平方千米，建成区面积927.96平方千米。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深圳市常住人口为17560061人。 

深圳地处中国华南地区、广东南部、珠江口东岸，东临大亚湾和大鹏湾，西濒珠江口和伶仃洋，南隔深圳河与香港相连，是粤港澳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之一、国家物流枢纽、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中国三大全国性金融中心之一，并全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深圳水陆空铁口岸俱全，是中国拥有口岸数量最多、出入境人员最多、车流量最大的口岸城市。

深圳最早的前身为广州宝安县，深圳之名始见史籍于明朝永乐八年（1410年），1979年成立深圳市，1980年成为中国设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新兴移民城市，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被誉为“中国硅谷”。

历史沿革深圳地名由来

深圳最早的前身属于广州宝安县，深圳于清朝初年建墟。当地方言俗称田野间的水沟为“圳”或“涌”。深圳正因其水泽密布，村落边有一条深水沟而得名。

深圳的经济特区发展史虽只有40多年，拥有着6700多年的人类活动史（新石器时代中期就有土著居民繁衍生息在深圳土地上）有着6000多年的人类开发史和海洋经济发展史、1700多年的城市史、600多年的海防史、悠久的广府民系和客家移民史。历史上，深圳前身宝安县（新安县）原有四个民系杂处，客家、广府、福佬与疍家人，其中客家人居多。

先秦时期，广东地区居住的是被称为“南越”的少数民族(百越的一支)，包括壮族、畲族和疍家等。深圳是南越部族远征海洋的一个驻脚点。居殖在深圳沿海沙丘谷地区域的南越部族以捕鱼、航海维生，甚少农垦。

自秦朝即为广东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214年在岭南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谪徙秦人50万开发。时属南海郡的深圳，便融入了秦代的中原文化，后为南越国地。西汉、东汉此地属于交州（管辖广东、广西、越南大部）南海郡。西汉设郡前属越地、南粤地（南越地）。

深圳最早的前身为广州府宝安县，宝安作为县建制始于公元331年（东晋咸和六年）。朝廷置辖地六县的东官郡，辖地大概为现今的深圳市、东莞市和香港等范围。郡治在宝安县（南头）。

深圳在宋朝时期是南方海路贸易的重要枢纽，属于广州府宝安县。盛产食盐、香料。至元朝，又以出产珍珠著名。

深圳的前身又曾名为新安县。公元1573年，中国明朝政府扩建东莞守御千户基地，建立新安县，并建县治于南头，辖地包括现今的深圳市及香港区域。经济以产盐、茶叶、香料和稻米为主。

公元1394年（明洪武二十七年），在今深圳境内设立了东莞守御千户所及大鹏守御千户所。有600多年历史的南头古城，曾是晚清前深港澳地区的政治中心。

清代隶属广肇罗道广州府。1842年7月至1898年4月期间，中国清政府与英国相继签订《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港岛、九龙和新界割让、租借给英国。至此，原属新安县的3076平方千米土地中，有1055.61平方千米脱离其管辖，深圳与香港从此划境分治。 

抗日战争时期，南头沦陷，宝安县政府临时迁往东莞县。

地理环境地理

深圳市是中国南部海滨城市，毗邻香港。位于北回归线以南，东经113°43′至114°38′，北纬22°24′至22°52′之间。地处广东省南部，珠江口东岸，东临大亚湾和大鹏湾；西濒珠江口和伶仃洋；南边深圳河与香港相连；北部与东莞、惠州两城市接壤。全市面积1997.47平方千米。

深圳市地形地貌

深圳全境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大部分为低丘陵地，间以平缓的台地；西部为滨海平原。境内最高山峰为梧桐山，海拔943.7米。 

气候

深圳位于广东省中南沿海地区，珠江入海口之东偏北，所处纬度较低，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由于深受季风的影响，夏季盛行偏东南风，时有季风低压、热带气旋光顾，高温多雨；其余季节盛行东北季风，天气较为干燥，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22.4℃，最高气温38.7℃（1980年7月10日）、最低气温0.2℃（1957年2月11日）。雨量充足，每年4~9月为雨季，年降雨量1933.3毫米，年降雨量最多纪录2662毫米（1957年），年降雨量最少纪录913毫米（1963年）。日照时间长，平均年日照时数2120.5小时，太阳年辐射量5225年兆焦耳/平方米。常年主导风向为东南偏东风，平均每年受热带气旋（台风）影响4~5次。

春季影响深圳的冷空气势力开始减弱，天气多变，常出现"乍暖乍冷"的天气。初春仍有较强的冷空气影响，少数年份在2月下旬仍可出现寒潮天气，且雨水较少，多数年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干旱。夏季在副热带高压的稳定控制下，常出现炎热天气，是极端最高气温出现的时期。同时夏季也是深圳降水最为丰沛的季节，深圳的降水各地区差异很大，容易出现局地性的洪涝灾害和短时雷雨大风天气。秋季是深圳的少雨干旱时期，多秋高气爽的晴好天气。由于雨水少，蒸发大，因而秋旱容易发生且发展迅速，深圳几乎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秋旱发生。冬季是深圳最冷的季节，经常处于干冷气流的控制之下，气温达全年最低，降水稀少。

水文

深圳依山临海，有大小河流160余条，分属东江、海湾和珠江口水系，但集雨面积和流量不大。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千米的河流有深圳河、茅洲河、龙岗河、观澜河和坪山河等5条。

截至2017年底，深圳有水库24座，其中中型水库9座，总库容5.25亿立方米。位于市区东部的深圳水库，总库容4000多万立方米，是深圳与香港居民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

地下水资源总量6.5亿立方米/年，年可开采资源量1亿立方米。天然淡水资源总量19.3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500立方米，约为全国和广东省的1/3和1/4。

自然资源

截至2017年底，深圳耕地总资源2446.7公顷，水果种植面积9946.7公顷，林业用地7.97万公顷。盛产龙岗鸡、南头荔枝、南山桃、石岩沙梨、金龟桔和龙华方柿等农副产品。沙井蚝是深圳的另一大特产。栖息、繁衍的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有虎纹蛙、蟒蛇、猕猴、大灵猫、金钱豹和穿山甲等；经济价值较大的两栖类动物5种、爬行类动物23种、鸟类30种、兽类33种。

人口

历史上，深圳前身宝安县（新安县）原有四个民系杂处，客家、广府、福佬与疍家人，其中客家人居多。深圳最早的客家人始于何时？目前尚无翔实可证的资料，但大批量客家人进入深圳，则是在“迁界事件”发生之后的清康熙乾隆年间。

深圳的广府人自宋元之交从东部迁入深圳，主要居住在罗湖、福田、南山、宝安等地区。广府人散居于龙岗，平湖可谓是龙岗区广府民系最为集中的街道，在辖区12个社区里，有2个讲客家话，10个讲平湖围头话。唐安史之乱后，纷扰随之而来，每逢战争，岭南就成了“避风港”。这个过程中，广东南雄珠玑巷成了南迁的重要中转站，而广府人落户平湖也正是历史必然。

顺治十八年（1661年）至康熙七年（1668年）实施迁界，“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准入口”，将沿海居民内迁50里、再迁30里。康熙八年（1669年）新安县复界，其他地区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才得以复界，原居民回归者甚少，于是招垦粤东等地的客家人入籍新安县。粤闽赣和东江流域客家人，尤其是梅州、惠州等地的客家人，在优惠招垦政策的感召下，纷纷奔赴滨海深圳，掀起了恢复生产、开荒垦殖、重建家园的新高潮。 

2018年，深圳流动人口增量达到49.83万人。

截至2019年末，深圳常住人口1343.8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1.22万人。其中常住户籍人口494.78万人，增长8.8%，占常住人口比重36.8%；常住非户籍人口849.10万人，增长0.1%，占比重63.2%。

深圳市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单一的民族成分，发展到2002年已拥有55个少数民族，是继北京之后全国第二座汇聚齐56个民族成分的大城市，被国家列为全国12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建设工作试点城市之一。2013年，全市少数民族人口109万人，超过上海、北京、广州，成为全国少数民族人口聚居最大的城市。年内，深圳市1万人以上的少数民族有12个，常住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是壮族，其次是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回族、布依族、满族、彝族、朝鲜族、蒙古族、黎族。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深圳市常住人口为17560061人。

历史文化

南头古城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前宝安县政府所在地，始于东晋，已有近1700年历史。从东官郡到所城，再到新安县，南头古城成为深港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见证了东晋以来深圳地区的历史变迁、兴亡更替，是深圳和香港的历史之根、文化之源。南头古城主街风貌以岭南广府建筑风格为基调。

深圳的广府人自宋元之交迁入深圳，主要居住在罗湖、福田、南山、宝安等地区，广府文化是清朝以前深圳文化的主流文化，也是深圳传统建筑的主要来源，深圳地区现存的传统建筑有相当一部分含有大量来自广府文化中心地的传统文化因素。平湖是龙岗广府文化最集中的区域。作为广府人的栖居地之一，平湖有许多老围。其中在平湖当地，建围最早、最出名的是伍屋围、大围、松柏围。三座老围位于平湖街道凤凰社区和平湖社区，建于明朝中前期，距今五六百年。其中，松柏围数十栋120余间清代建筑，以房子顶部的镬耳形封火山墙最为醒目，是龙岗地区清代广府建筑的范本。

客家人是来自于中原的汉族，是由于战乱迁徙至闽粤赣这一个特定的区域，文化方面与当地的土著居民融合而成的一个具有独特客家方言系统、独特文化习俗和情感心态稳定的汉族支系。清初“迁海复界”政策有关，客家人大批量进入深圳，大都是来自今梅州市的梅县、兴宁、五华等县，带来了客家传统文化因素。深圳是客家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交融点，许多客家遗迹都可以显示出滨海客家的海洋文化特点。为进一步加强客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深入探讨深圳客家历史文化与创新发展，呼应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第七届客家文化高级论坛暨首届客家文化创新论坛”日前在深落幕。此次共有100多名来自海内外的客家研究专家、学者、客籍知名人士和企业家前来参加。22日上午市领导和专家学者代表致辞，下午进行了分组讨论，还特设一个青年论坛和企业论坛。

深圳本地方言主要分为西部和南部的宝安粤语、北部和东部的龙岗客语、东南部的粤客混合语（大鹏话）三大块。宝安粤语的语音、词汇、语法都有本土特色，不同于广州和香港的粤语，以南头话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深圳西部珠江东缘沿江一带及南部与香港新界交界处。龙岗客语属于粤东客语西向延伸的一个分支，以龙岗客家话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深圳的北部、中西部和东部大片地区。大鹏话属于粤语和客语的混合型方言，其地域分布范围主要在深圳最东缘的大鹏半岛，包括大鹏和南澳两个街道。

深圳以普通话为主流语言。大多公共服务机构、专业人士和工商业界人士都能用英语提供服务，大多数青少年能讲英语。深圳的新移民来自全国各地，与原居民（原宝安县居民）形成了一个“多方（言）杂处”的语言环境。现代汉语方言按照通常的分类有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七大方言。这七种方言在深圳境内普遍存在，川调、湘语、吴音、闽声等随处可闻。 

深圳境内原居民所使用的方言主要有客家方言和粤方言，还有个别潮汕话方言点。境内客家方言和粤方言又各有特点，呈现出“五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异常复杂的局面。深圳客家话内部从语音角度看，大致有横岗话、布吉话、葵涌话和观澜话等四种类型。深圳粤语，根据其不同的语音特点，可以分为五种类型，即中路白话、东路白话、西路白话、渔民话和大鹏话。南山区南头至宝安西乡为中路白话，福田区、罗湖区为东路白话(又叫围头话)，深圳粤语还包括珠江口沿江东岸的渔民话(又称基围话)，还有被认为“不白不客”的大鹏话(方言基础是粤方言，但同时有客家话的一些特点)。深圳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深圳的北部、中西部和东部大片地区，粤方言主要分布在深圳西部和南部地区，这是大致的分布；事实上各区不少街道两种方言并存。

民俗

深圳原居民民风淳朴，保留了较多的民间习俗。自秦汉中原汉族人进入岭南到两晋时期，深圳地区已大致完成从原生状态的民俗向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汉民俗的转变。约至宋元之间，岭南地区形成了以不同方言和习俗为主要界定标志的广府民系、客家两大民系。深圳市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杨宏海也认为，客家文化中有一种重要文化传统就是崇文重教，崇文重教就是崇尚文治，重视教化；血缘是根，文化是魂，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观，已深深地扎根于客家群体之中。

深圳客家人不仅以罕见的勤劳与坚韧，建起了数以百计规模宏伟的客家围屋，而且把“崇文重教”观念与耕读传统带到深圳，积极兴办教育，从传统私塾到办起“光祖学堂”“振能学校”“广培学校”等新学。

300多年来，深圳客家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辛勤垦殖，开枝散叶。每当民族危难之际或重要的历史关头，深圳客家人都能挺身而出，敢为人先，创造奇迹。从“复界垦殖、九龙海战、李朗开放、庚子首义、东纵抗日、蛇口试管”这六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与时间节点，可以梳理出一部深圳客家简史，从中演绎出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折射出深圳客家人在这片神奇土地上的独特贡献。

谢选骏指出：1982年我第一次去深圳，那时候看见刚刚造起了几座商业大厦，都是香港资本的项目，但是已经有了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都没有的新气象。这都是香港的“历史性贡献”。三四十年以后，香港已被掏空，人老珠黄，精血无存了，所以遭到了遗弃。可是当初，要是没有香港，所谓的经济改革将是无源之水也。例如深圳，其实就是香港的经济殖民地。

【24、中英街和香港是被日本人收回的】

网文《中英街》报道：

中英街，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街道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北区交界处，背靠梧桐山，南临大鹏湾，由梧桐山流向大鹏湾的小河河床淤积成，原名“鹭鹚径”，长约250米，宽约3—4米，深圳香港各占一半，街心以“界碑石”为界，与香港一街相处，需办理通行证才能进入“中英街”，故“中英街”被称作特区中的“特区”。

中英街有步行街、环城路、海傍街、横头街、碧海路等5条街道与道路，主要建筑有入口广场、入口处建筑、骑楼、街道转角处建筑、转角广场、榕树林荫道、回归广场、天后宫广场、滨海观景道、中英街标志塔公园、海滨绿水长廊和中英街雕塑墙，街边商店林立，体现出“一街两制”的历史景观和文化风情。

2012年6月8日，中英街被国家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2004年，中英街被评为“深圳八景”之一。

历史沿革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9日，在英帝国主义武力逼迫下，李鸿章与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在北京签订了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条约规定将九龙半岛及附近海域租给英国，期限为99年。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刻立的“光绪帝二十四年年中英地界第×号”的界碑，将沙头角一分为二，东侧为华界沙头角，西侧为英（港）界沙头角，故名“中英街”。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3月16日，中英两国的勘界人员来到了沙头角，从海边开始沿着河道进行测量和勘界，在测量好的点位竖立了木质界桩，界桩上书写着：“大清国新安县界”。同年3月18日，沙头角勘界结束。界桩在沙头角一条干涸的河道上一字排开、向前延伸着，把沙头角一分为二，变成了“新界沙头角”和“华界沙头角”。勘界后不久，有人在河床两侧搭建房屋，陆续出现了摆摊做生意的乡民，这里逐步形成了一条小街的雏形，它就是中英街前身。 

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25日，香港人称为“黑色圣诞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从深圳沙头角进犯香港，驻港英军无力抵抗，当时的香港总督杨慕琦无奈宣布投降。香港被日本占领，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占时期”，中英街随即首先被攻占。

1951年2月15日，广东省政府开始实行边境管理，所有人员均须从正式口岸凭深圳市的公安机关签发的《出入境通行证》进出境。“中英街”非正式口岸，因而开始限制人流往来。加之建国初期中英关系仍比较紧张，中方开始执行政治边防和军事边防政策，港英政府则在“新界沙头角”实行“宵禁”，中英街变成了边防禁区。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英街以毗邻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免税店物美价廉的优势，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被内地人誉为“购物天堂”。

从1986年开始，黄金首饰成为中英街的销售热点，华界一侧的金铺从最初的3家迅速发展到47家。1988年，“黄金热”达到高潮时，中英街一天有3家金铺同时开张，当时整条街共有89家金铺。在销售总额方面，中方店铺1979年是590万元；1984年已突破亿元大关；1988年5月至10月期间，中英街黄金饰品的销售量达5吨，销售额达6.5亿港元；1988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共15.7亿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中英街修建的建筑， 为低层和中层（2—6层）。中英街两侧的城市建设不均衡，中英街中方建筑以多层建筑为主，港方建筑以一层为主。

20世纪90年代初，中英街创下日接待游客近10万人的纪录。

香港回归祖国之后，中英街商贸业出现了衰退，在新世纪之初走向转型之路。中英街提出了“旅游、观光、购物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发展定位。

进入21世纪，盐田区政府投资开展中英街风貌改造，修葺建设了骑楼、古塔公园、回归广场等中英街十大景点。

2005年，中英街恢复了“中英街八景”。

2014年，中英街大型浮雕墙《让历史告诉未来》项目完工。 2014年12月16日，中英街管理局宣布成立，2015年1月5日正式揭牌运作。它是经市编委批复，区编委发文成立的盐田区人民政府派出机构，负责管理中英街辖区（沙头角边境特别管理区）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文明、城市管理等各项事务，服务社区居民、企业和游客，由盐田区政府赋予相应行政管理权和行政执法权。

2016年，“沙头角鱼灯舞民俗博物馆”在中英街落成开馆。

街道格局

中英街，背靠梧桐山，南临大鹏湾，长约250米，宽约3—4米，深圳香港各占一半，街心以“界碑石”为界，街边商店林立，深圳一侧有临街商铺136间，香港一侧68间，有来自五大洲的产品，品种齐全。因到特区的人要到深圳市公安局办理一张“前往边境特别管理区通行证”，才能进入“中英街”，故“中英街”被称作特区中的“特区”。

中英街有步行街、环城路、海傍街、横头街、碧海路等5条街道与道路，主要建筑有入口广场、入口处建筑、骑楼、街道转角处建筑、转角广场、榕树林荫道、回归广场、天后宫广场、滨海观景道、中英街标志塔公园、海滨绿水长廊和中英街雕塑墙。

建筑特色

中英街，由梧桐山流向大鹏湾的小河河床淤积成，原名“鹭鹚径”，与香港一街相处，有“一街两制”的历史景观和文化风情。

中英街定位为“商贸旅游区”，计划打造成历史氛围浓厚、爱国主义教育特征鲜明、商贸旅游的历史文化名街。中英街计划打造“一界一墟一巷七街”。“一界”即深港边界，“一墟”即东和墟记忆街区，“一巷”即沙栏吓村特色客家窄巷，“七街”即穿插在东侧老建筑中的七条老街。

主要景点

中英街历史博物馆于1999年5月1日建成开放，是一座反映中英街百年历史沧桑的地志性博物馆，建筑面积1688平方米，常设展览共设置四个展厅，展出内容以百年中英街历史为主线，以中英街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载体，以中英街史料和本馆藏品为教材，挖掘“3·18”沙头角勘界日历史资源，开展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英街历史博物馆的主要职责是负责“中英街”文物的保护、收藏与研究工作；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承担全区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和利用职能。每年接待各类观众约20万人次，主要参与承办了“中英街3·18警示日”，组织举办“深圳市沙头角鱼灯节”、“疍家文化周”、“中英街文化体验营”、“非遗”进社区进校园等大型活动。2012年，“香港国民教育基地”在中英街历史博物馆挂牌。2013年，中英街历史博物馆被深圳市党史办确定为深圳首批8个党史教育基地之一。2015年，中英街历史博物馆被评为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中英街共有八处界碑，这8块界碑中1、2号界碑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英国单方面换石碑后留下的，3至7号界碑被日军丢掉，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国民党政府同港英当局是共同重竖3至7号碑。它们既是中国贫穷落后、清王朝腐朽没落和外国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重要历史物证，又是中国改革开放、香港回归祖国并实行“一国两制”和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见证。1989年6月29日，界碑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进入中英街后街边的这口古井，该井为清代康熙年间迁来沙头角拓荒的客家人所建，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当地人们饮用的水源，中英街两边的人们中还流传着“同走一条街，共饮一井水”的民谣。“饮水思源”，古井对当地居民有着养育之恩，也牵连着居住在中英街两边居民的乡情和亲情。它不仅是沙头角历史发展的见证，也是中英街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见证。

古榕树位于中英街第四号界碑旁，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树干苍劲，枝繁叶茂，由于树树根长在深圳一方，叶枝覆盖香港一方，因而构成一幅奇妙的景观，被喻为“根在祖国，叶覆香港”，成为许多文人墨客进行采风和文艺创作的题材。这棵古榕树与第四号界碑形影相依，构成了中英街上一道自然与人文相互映衬的特殊风景，同时也见证了中英街的百年沧桑和屈辱历史。

警示钟设立在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广场，与中英街界碑相互映衬，是中英街新的一景。警示钟记叙了中英街割占、抗争、变迁、发展和回归一百年来的历史。钟身上刻着“勿忘历史，警钟长鸣”八字，提醒人们牢记中英街屈辱的历史，告诫后人必须铭记深刻历史教训：国家落后挨打。

历史人文综述

自清代以来，沙头角一带的居民基本上以客家人为主，他们居住在此已有300多年历史，当地民众定居以后，为追忆先祖迁徙跋涉之苦，使得所建的客家宗祠成为祭祀的宗亲议会、聚会的重要场所；而海上捕捞作业，自然条件变化莫测，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故沙头角原居民修建有天后宫和吴氏宗祠，这两处建筑是当地民风民俗的重要历史遗存。

中英街，作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沙头角”的核心区，不仅有中英街界碑、吴氏宗祠、天后宫等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有鱼灯舞、客家山歌、天后宝诞等国家级、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谢选骏指出：1985年我深圳大学参加学术会议，结束以后会议组织去了中英街，看到了那里的“一边一国”——两边的商贩分属大陆人和香港人，但是他们可能是说同一种语言的客家人，只是被不同主权国家拆散了——但是因此，他们的样子也就变得不同了。我们被告知，可以在中英街两边走动，也可以去对方香港地界的店里购买东西，但被警告不得离开视线的范围，不能进入对方店面之后的地方……

“中英街共有八处界碑，这8块界碑中1、2号界碑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英国单方面换石碑后留下的，3至7号界碑被日军丢掉，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国民党政府同港英当局是共同重竖3至7号碑。”——这说明，香港是被日本人收回的！而后又被国共两党继续出卖给英国半个世纪，直到1997年。这才是中国国耻——“打赢了二战”却要奉还香港给英国，比日本人都不如。

【25、石家庄有其特殊的“官道”】

网文《石家庄（河北省地级市、省会）》报道：

石家庄，简称“石”，旧称石门，是河北省省会，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京津冀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截至2020年，全市下辖8个区、11个县，代管3个县级市，总面积14464平方千米（含辛集市），建成区面积338.16平方千米。截至2020年11月1日，石家庄市常住人口为11235086人。 

石家庄地处中国华北地区、河北省中南部、环渤海湾经济区，是河北省的政治、经济、科技、金融、文化和信息中心，中部战区陆军机关驻地，是国务院批准实行沿海开放政策和金融对外开放城市，也是全国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北方重要的大商埠、全国性商贸会展中心城市之一、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永久举办地、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组成部分。

石家庄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建市，时名“石门市”，1947年更名为石家庄市。1968年河北省会迁至石家庄市。京广、石太、石德、朔黄四条铁路干线交汇于此，是中国铁路运输的主要枢纽之一，被誉为“南北通衢，燕晋咽喉”。石家庄是国家首批科技创新示范城市、国家半导体照明产业化基地、国家卫星导航产业基地、国家动漫产业发展基地、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基地。

石家庄是全国文明城市、国家森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旅游资源丰富，名胜古迹众多，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0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座。西柏坡是国家5A级景区，被称为“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2019年，当选“中国十大夜经济影响力城市”。2021年3月，被评为国家卫生城市。

历史沿革

夏禹时期，为冀州地。

春秋时期，域内先后建有鲜虞国（都城在今正定新城铺一带）、鼓国（都城在今晋州城西）、肥国（都城在今藁城区城西南城子村一带）。

战国时期，鲜虞人建立中山国（都城在今平山县城北下三汲一带）。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全面推行郡县制，属巨鹿郡（郡治今巨鹿县）。

西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始置恒山郡（郡治今元氏县西北）。

汉文帝初，因文帝名恒，讳改恒山郡为常山郡。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6年），改秦时东垣县（县治今石家庄市东古城）为真定县，并于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置真定国（都城在今东古城）。

三国时期，为魏地，分别属常山郡、安平郡、赵国、巨鹿郡、中山国。

西晋统一后，分别属冀州常山郡（西晋郡治由今元氏县西北移至东古城，东晋郡治由东古城移至今正定镇）、中山国、巨鹿郡、赵国、博陵国。

隋代，分别属恒山郡（后改恒州，郡治真定，今正定镇）、赵郡（郡治平棘，今赵州镇）、信都郡（郡治今冀州市）、高阳郡（郡治今定州市）。

五代时期，属河北成德军节度使，域内有镇州（州治今正定镇）、赵州（州治今赵州镇）、定州（州治今定州市）、祁州（州治今无极镇）。

宋代，属河北西路（路治今正定镇）。

元代，属中书省真定路（路治今正定镇）、保定路（路治今保定市）、广平路（路治今永年县）等。

明代，属京师正定府（府治今正定镇）、保定府（府治今清苑县）。

清代，属直隶省真定府（府治今正定镇，清雍正元年改正定府）、保定府（府治今清苑县）、赵州（州治今赵州镇）、定州（州治初属祁州，雍正十二年改今定州市）。

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仍沿清制。

民国3年（1913年），裁府设道。

民国14年（1925年）6月24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命令直隶省建立“石门市”，实行市自治制；8月29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又以1273号指令批准将石（家）庄、休门合并，取首尾各一字，更名为石门市，组建石门市政公所，筹建市制。

民国17年（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取消所有市政公所，废除原来的“市自制”。至此，建市工作遂告搁浅。

民国27年（1938年）1月15日，侵占石门后的日本军组建伪石门市政公署筹备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民国28年（1939年）10月7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以秘字第1027号指令，正式批准设立石门市。

民国36年（1947年）11月12日，石门市解放，12月26日石门市更名为石家庄市。

地理环境位置

石家庄地处河北省中南部，东与衡水市接壤，南与邢台市毗连，西与山西省为邻，北与保定市交界，位于首都北京西南方向，距离北京市主城区283千米。南北最长处148.02千米，东西最宽处175.38千米。位于北纬37°27′～38°47′（误差±1′），东经113°30′～115°20′（误差±1′）之间，截至到2017年，石家庄市实际总面积13504平方千米（不包括河北省直管辛集市面积960平方千米），其中，8个建置区面积2220平方千米。

地貌

石家庄市域跨太行山地和华北平原两大地貌单元。西部地处太行山中段，面积约占石家庄市总面积的50%。东部为滹沱河冲积平原，辖区内大地构造，属山西地台和渤海凹陷之间的接壤地带，地势东南低西北高，差距大，地貌复杂。西部太行山地，海拔在1000米左右，地势高耸，京广铁路以东为华北平原的一部分。东部平原，按其成因属太行山山前冲洪积平原，海拔一般在30-100米，其中辛集市北庞村海拔28米，是辖区内的最低点。

气候

石家庄地处中低纬度亚欧大陆东缘，临近太平洋所属渤海海域，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太阳辐射的季节性变化显著，地面的高低气压活动频繁，四季分明，寒暑分明，雨量集中于夏秋季节。干湿期明显，夏冬季长，春秋季短。春季长约55天，夏季长约105天，秋季长约60天，冬季长约145天。空气年平均湿度65%。春季降水量偏少，常有4级偏北风或偏南风，3、4月份气温回升快；夏季，受海洋温湿气流影响，6、7、8、9月降水占全年降水量的63%-70%，天气比较潮湿，7月和8月份三伏天期间空气湿度高达100%；秋季，受蒙古高压影响，晴朗少雨，温度适中，气候宜人，空气湿度平均为78%。深秋多东北风，有寒潮天气发生；冬季，受西伯利亚冷高压的影响，盛行西北风，气候较冷，天气晴朗少云，常出现降雪。

石家庄年总降水量为401.1-752.0毫米。其中西部山区雨量为628.4-752.0毫米；其它地区为401.1-595.9毫米。冬季常降鹅毛大雪，总雪量为19.2-26.8毫米。大雪虽给交通带来一些不便，但对小麦越冬起到保护作用，为春季返青提供了有利的水分条件。春季降水偏少，总雨量为11.0-41.7毫米。夏季雨量大，十分集中，降雨量为500多毫米以上。年总日照时数为1916.4-2571.2小时，其中春夏日照充足，秋冬日照偏少。

水文

石家庄市辖区内河流分属海河流域大清河水系和子牙河水系。主要行洪河道6条，其中北部的沙河、磁河木刀沟属大清河系，中南部的滹沱河、洨河、金河、槐河、羜河属子牙河系。总流域面积3.35万平方千米。

自然资源

水资源：截至2013年，石家庄地表水资源量为7.81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为17.18亿立方米，扣除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的重复计算量，全市水资源总量为21.51亿立方米，比2011年增加1.91亿立方米，比多年均值21.16亿立方米增加0.35亿立方米。供水量全市供水量31.89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供水量5.95亿立方米，占18.7%；地下水供水量25.94亿立方米，占81.3%。

矿产资源：石家庄的矿产资源在河北省占用重要地位，居中国首位的有碎云母；居河北省首位的有8种：矽线石、电石灰岩、长石、砖瓦用页岩、饰面用角闪岩、铝土矿、玻璃用砂岩、水泥用灰岩。石家庄的优势矿种有20余种：金、铁、煤、水泥灰岩、电石灰岩、制碱灰岩、冶金用白云岩、玻璃用石英砂岩、耐火黏土、白云母、石英、长石、蛭石、滑石、矽线石、石棉、石油、天然气、建材及饰面石材等。 

截至2013年，石家庄发现矿种有59种（包含亚种为61种），矿产地423处，其中大型矿产地28处，中型矿产地62处，小型189处。已经开发利用矿产资源28种，主要有煤、铁、金、云母、建筑石料用灰岩、建筑用砂等。金属矿产可分为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贵金属、放射性、稀有稀土金属等几大类。 

石家庄煤炭资源主要集中在井陉县，其次是赞皇、元氏两县。煤种有肥煤、焦煤、无烟煤、气煤等。石油、天然气资源主要分布在辛集市、晋州市凹陷中。已探明油田或构造有：河庄油田、河庄西油田、台家庄油气田、南小陈油田、晋40断块、赵兰庄构造。

截至2013年，石家庄煤炭保有储量为9107.8万吨，主要分布在元氏县和井陉矿区。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主要分布在辛集市、晋州市，油气田地质储量5.1亿吨，含油面积3.04万平方米，天然气储量19.2亿立方米。

生物资源：截至2013年，石家庄已查明的植物资源2500余种，其中药用植物资源230余种。拥有耕地59万公顷，林地面积506万亩，其中生态防护林237万亩，果品经济林249万亩，速生丰产用材林2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21.8%。

土地资源：石家庄土地资源类型多样，适宜性广，光、热、水土条件适宜，土地利用率和生产率高，但地域差异明显，土地后备资源不足。石家庄土地资源类型按土地利用现状划分，根据中国统一规定，结合全市实际情况，采用二级分类系统。共分8个一级地类，36个二级地类。石家庄东、西部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明显差异，按地貌类型和土地利用主导方向，分为西部山区林木地，中部山麓、平原建设用地区和东部平原农业地区三个地区分区。石家庄市土壤类型主要有山地草甸土、棕壤、褐土、潮土、盐土、风沙土、新积土、粗骨土、石质土、沼泽土、水稻土等11个土类，22个亚类，81个土属，270个土种。

人口信息

截至2020年末，石家庄市常住人口为11235086人。全市常住人口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163788人相比，增加1071298人，增长10.54%，年平均增长率为1.01%。

石家庄市是一个少数民族散居城市。截至2018年底，全市有少数民族成份50个（无门巴族、塔吉克族、保安族、塔塔尔族、德昂族），占全市总人口1.09%。其中，回族人口居多，占少数民族人口52.79%。人口在1000人以上的少数民族有土家族、壮族、苗族、朝鲜族。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特征，少数民族超万人县（市、区）有6个，分别是无极县、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长安区、藁城区。全市有3个民族乡，即无极县高头回族乡、藁城区九门回族乡、新乐市彭家庄回族乡，占全市少数民族人口24.31%。17个民族村共有少数民族，占全市少数民族人口32.55%，分别分布在无极县（6个）、藁城区（3个）、新乐市（3个）、正定县（5个）4个县（市、区）。

正定古城墙位于正定县，始建于北周，初为石筑。唐宝应元年因滹沱河溢水灌城，城日以圮，进行拓建。明正统十四年扩建为周长二十四里，高三丈二只，上宽二丈的土城。隆庆五年真定知县顾授始将土城改为砖城，于万历四年竣工。四城门东曰迎旭，南曰长乐，西曰镇远，北曰永安，并均附有月城和瓮城。后世重修或改建也均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在预防水患和军事防卫上起了重要作用。

隆兴寺位于正定县中山东路北侧，是国内现存时代较早、规模较大而又保存完整的佛教寺院之一。隆兴寺始建于隋开皇六年（586年），原名“龙藏寺”。

柏林禅寺坐落在河北省赵县县城东南角，最早建于汉献帝建安年间，古称观音院，南宋为永安院，金代名柏林禅院，自元代起即称柏林禅寺。晚唐时，禅宗巨匠从谂禅师在此驻锡四十年，大行法化，形成影响深远的“赵州门风”，柏林禅寺因此成为中国禅宗史上的一座重要祖庭。明清两朝，中央朝廷管理赵州地区佛教事务的机构——僧正司设在柏林寺。

赵州桥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城南二千米，建于隋开皇至大业初年（公元595—605年），由杰出匠师李春设计建造，是世界现存最年代最久、保存最好、科学水平极高、艺术形象极美的古石拱桥，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自古即为“天下雄胜”，“现代钢筋混凝土拱桥的祖先”。

嶂石岩位于河北省石家庄西南100千米的赞皇县境内，面积120平方千米，海拔1700多米，地貌称嶂石岩地貌。世界最大的天然回音壁，坐落在景区中部。东邻京广铁路和京深高速公路，北连石太电气化铁路和石太高速公路。

苍岩山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东南，距石家庄市70千米，海拔1000余米，是中国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西游记》《卧虎藏龙》《木乃伊3》《鸡毛信》《大国医》《花木兰》许多影视镜头都在这里拍摄。

驼梁位于平山县西北部，东距石家庄市138千米，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革命老区平山县西北部。

平山温泉位于平山县温塘镇，距石家庄市60千米。是中国重点温泉之一，水温高达60-90度，面积约100余亩。含有硫磺等30多种化学物质，性质属高热弱碱性氯化物硫酸盐氡泉，医疗价值极高，对心脏病、风湿病、皮肤病有独特疗效。

秦皇古道距石家庄30千米，井陉县城东5千米，是山西、陕西通京的交通要冲，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古驿道长约百里，贯穿太行山、建在山岭沟谷之中。秦将王翦伐赵之战；汉将韩信以少胜多的背水一战；唐将郭子仪、李光弼歼灭叛将史思明、平定安史之乱等战例都发生在这里。

谢选骏指出：石家庄到处都是政府机关和附属单位，除此之外它完全没有特点，但它的双排林荫道确实特别宽敞，像是一种特殊的“官道”。据说石家庄是日本人发现并设计与建设的，用来作为统治华北的大本营，因为它的地理位置特别居中，具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线路。

【26、雄安的水产品都是用尸体的水泡出来的】

网文《白洋淀（安新区境内）》报道：

白洋淀，属海河流域大清河南支水系湖泊。是保定市、沧州市交界143个相互联系的大小淀泊的总称，总面积366平方公里，平均年份蓄水量13.2亿立方米，是河北省最大的湖泊。位于太行山前的永定河和滹沱河冲积扇交汇处的扇缘洼地上，从北、西、南三面接纳瀑河、唐河、漕河、潴龙河等九条较大的河流入湖，通过湖东北的泄洪闸及溢流堰经赵王新河，汇入大清河。

白洋淀受湖体地形、气候变化、人类生产影响等因素，历史上时缩时扩，20世纪后叶－21世纪初缩减幅度较大，1980年代曾干涸，1988年大雨使白洋淀湖区恢复。

白洋淀历为战国燕赵、宋辽边界，争战不断；民国以前白洋淀是沟通保定、天津之间的重要航道。湖区的传统产业是渔业及芦苇产业，20世纪后，随着中国国内旅游业的兴起，逐渐成为旅游胜地，并于2007年评定为中国5A级旅游景区。

2017年以前，白洋淀为河北省保定市及沧州市共辖，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雄县、安新县、容城县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至此，白洋淀大部为雄安新区所辖，成为雄安新区发展的重要生态水体。

名称演变

白洋淀最早见于记载的名称或为“祖泽”，《水经注》记有大埿淀、小埿淀，也即大渥淀、小渥淀（渥，当与大清河古称渥城水有关，安新境内古有渥城），西晋时称掘鲤淀，左思在《魏都赋》中提到“掘鲤之淀”。唐李善注：“掘鲤之淀在河间鄚县西”。北魏时称西淀，北宋至明嘉靖间称西塘，并出现“白羊淀”名。宋代在宋辽边界开修塘泺作为塘泊军事防线，一段“……合大莲花淀、洛阳淀、牛横淀、康池淀、畴淀、白洋（羊）淀为一水……”，这是白洋淀之名较早的历史记载中出现，《宋史·河渠志》：“……令注白羊淀矣”，当时“白羊淀”已成为白洋淀诸淀的总称了。明代以后，人们见到淀水汪洋浩渺，势连天际，遂演化写成“白洋淀”。为史载容城、雄县、安新间九十九淀之一，此后称“白洋淀”。清代，统称西淀，清代文献“大清自雄入，迳张青口（文安县），口西西淀，口东东淀。”因白洋淀本淀面积居诸淀之首，故今总称白洋淀。

形成演变

白洋淀形成于第三纪晚期，成于第四纪，是河北平原北部古盆地的一部分，古雍奴薮的遗迹。白洋淀在地质构造上是属渤海凹陷（新华夏沉陷带）的一部分。早在海西运动时期曾两度下降，最后在第三纪末才沉没于海水之中，形成当时的北京湾。由于黄河和海河水系冲积扇和三角洲的成长发育，河北平原逐渐出露水面，冲积扇和三角洲上的坡流与分流，彼此汇合于冲积扇或三角洲的边缘地带，使洪水漫衍的低洼处储水成为湖洼。这些洼地和湖泊成不连续的带状分布，如东淀、白洋淀、文安洼、大浪淀、千顷洼以及沿海的一些其他洼地等。

白洋淀形成以后，由于水文气候的变化，海陆进退交替，人类开发利用等，致使古白洋淀经历了时而扩张，时而收缩的演进过程。在距今万年左右的全新世，古洼地湖泊又经历了时而扩张、时而收缩的演变过程。早全新世后期（距今10000－7000年），由于东南的热气团进人，雨水多、泥沙多，加之海面上升，干涸的洼淀再度扩张。到中晚全新世（距今7500－2500年），气候变得温凉、干旱，淀水变浅甚至收缩干涸。

唐以前，白洋淀地区人类影响较小。《新唐书》有：“鄚州有九十九淀”的记载。洼淀相连，一片泽野。宋初，在宋辽边境的白洋淀地区大建塘泺作为军事防线，使白洋淀范围一度扩大。而宋代的屯垦开发、元代对大运河的改造，使海河宣泄不畅的情况加剧，河北地区洪涝灾害频发。元在北京建大都，燕山、太行山上游森林植被的破坏。水土流失加重，流域泥沙增多，加速了白洋淀的淤积。

明代移民屯田加剧淀区缩小，白洋淀几度干涸，到明代弘治年间，白洋淀有些淀泊已经淤成平地，“地可耕而食，中央为牧马场。”明正德年间，杨村河决口，唐河决入白洋淀。形成了徐、漕、萍、一亩、方顺、唐、滋、沙九河入淀，白洋淀才具备了现代的规模。为防洪水泛滥，建设了大规模的堤防。尤其是南岸的千里堤的建设，对白洋淀的水面格局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明代清代，继续对白洋淀进行治理，特别是保天运河的开通，至乾隆28年（1763年）白洋淀东、西淀的界限正式确定下来，“大清自雄入，迳张青口（文安县），口西西淀，口东东淀。”到了清末，政府无力大规模开展水利建设，白洋淀地区水旱灾害频繁，加快了其衰废过程。民国以后，对海河流域的治理着重于下游航道的治理，中上游河道淤积严重，也加快了中流洼淀的淤积。白洋淀面积进一步缩小。到了近代，1950年代初白洋淀总面积为567.6平方公里，到了2010年代减少到366平方公里。

位置境域

白洋淀位于东经115°45′－116°07′，北纬38°44′－38°59′之间，是大清河流域中部的天然湖泊，是华北平原上为数极少的淀泊之一，工程素有“北国江南”“华北明珠”之誉。淀区四周以堤为界，东至清河口，南至千里堤，西至四门堤，北至安新北堤。淀周堤长215公里（任丘境内23.9公里）。东西长39.5公里，南北宽28.5公里，2009年测量，白洋淀水域面积108.8平方公里（水位7.09米），总面积336平方公里（大沽高程10.6米时），蓄水量1.024亿立方米。地面景观以水体为主，淀底高程一般在5.5－5.6米之间，3700余条的纵横沟壑将整个淀区分成大小不等的淀泊143个。其中万亩以上的淀泊7个（白洋淀、烧车淀、马棚淀、羊角淀、池鱼淀、石塘、小北淀），千亩至万亩内的24个，百亩以上的大淀99个，百亩以下的淀44个。其中白洋淀面积最大（本淀面积19899.0亩，位于安新县关城正南），以此命名。

在行政管辖上，白洋淀原分属于保定、沧州两市的安新、雄县、任丘、容城及高阳五个县市管辖。安新县辖白洋淀西部水域，面积312平方公里，占85%；雄县辖白洋淀东北部水域，面积18.3平方公里；任丘市辖东部水域，面积64.8平方公里。其余少量部分为北部容城县、南部高阳县所辖。2016年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在此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淀区大部归入雄安新区辖区之内。2018年4月任丘市与雄县召开移交会议，鄚州镇与七间房乡、苟各庄镇因毗邻白洋淀由雄安新区雄县托管。任丘市不再辖白洋淀水域。

水文特征

白洋淀内有堤分割。湖底高程3.6米，湖面高程10.50米，面积366平方公里，最大水深6.0米，平均水深3.6米，容积10.38亿立方米。

上游各支流中潴龙河为白洋淀的主要补给水源，多年平均径流量7.75亿立方米、其次为唐河（5.9亿立方米）、白沟引河（4.9亿立方米）、府河（1.69亿立方米）、漕河（1.19亿立方米）、瀑河（0.59亿立方米）等。上述各河以唐河含沙量最大，倒马关站（1959－1980年资料），年平均含沙量为9.73公斤/立方米。其次为拒马河，（紫荆关站年平均含沙量为2.92公斤/立方米），沙河（潴龙河上游）阜平站年平均含沙量为2.22公斤/立方米。水温7月最高，平均20℃以上，1月最低为O℃，冰期10－50天，最长可达90天。

1960年代时白洋淀水质优良，无色无味，清澈见底，矿化度低（400毫克/升）。酸碱度适中（PH值7－8），可用做工农业及居民生活用水。淀内底土松软，淤泥厚积，饵料丰富，是鱼虾繁殖的良好场所。20世纪的60年代以后，白洋淀受到工业排污影响。水污染日趋严重，曾导致鱼虾、蟹等死亡。

自1960年代，白洋淀入淀径流和淀内蓄水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据记载，白洋淀在20年间曾经历了六次干涸。1983年到1988年曾出现连续五年的干淀。直到1988年的一场大型降雨，才使白洋淀得以重新蓄水。20世纪90年代后，通过人工调控白洋淀的水量，较好地解决了干淀问题。

根据2014年到2017年河北省环保厅发布的《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白洋淀的主要水污染物已经从化学需氧量和高锰酸盐指数，变为化学需氧量和总磷。经过多年治理，2018年白洋淀淀区水质与上年相比改善效果明显，主要污染物总磷、氨氮浓度同比分别下降35.16%、45.45%。 

水系构成

白洋淀，是海河流域大清河水系中游的缓洪滞洪区，位于九河下梢，承担着9条河流的洪水调蓄。白洋淀，及其上游几大支流，共同构成海河流域大清河水系的南支。

古代九河是指徐、漕、萍、一亩、方顺、唐、滋、沙九河，后因水系或名称变化而不同。现代地理是指潴龙河、孝义河、唐河、清水河、瀑河、府河、萍河、漕河、白沟引河。随着海河治理工程的建设完成后，入淀河系已发生变化：新盖房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和白沟引河的开挖，使原来不入淀的大清河北支也经由此入淀；唐河新道的建成，切断了金线河与清水河的入淀通道；府河清污分流，清水入淀，污水排入唐河污水库。孝义河、萍河属于平原河流，常年干枯断流。因此白洋淀实际只有六条河流入淀。在入淀的各河流上，修建了许多防洪、除涝、调节、灌溉工程。据统计有百万立方米以上的大、中、小型水库53座，千亩以上灌区36处，大、中型扬水站44个，灌溉面积440万亩，流域的水资源入淀径流量逐渐减少。下游由枣林庄闸和赵北口溢流堰控制泄洪，自赵王新河入大清河。

上游支流

府河，《水经注》称沈水，又名清苑河，明代，1368年保定路改名保定府后称府河，位于白洋淀西部。府河上游有一亩泉河、候河、白草沟等支流。一亩泉河为主流，与众多支流汇合后称府河。府河在灵雨寺东分出一支护城河。主流向东有黄花沟、金线河汇入。与唐河汇合后入藻杂淀（藻苲淀），全长62公里。府河码头曾是保定城水路交通的枢纽。流经地区历史文化丰富。

潴龙河，位于白洋淀南部，因“猪化龙而成河，故名猪龙河，后改猪为潴。上游以沙河为主，并有滋河、浩河、孟良河等流入，于安国市军诜村北汇流后，始称潴龙河，向东北流经安平县、博野县、蠡县、高阳县，至安新县高楼村北注入马棚淀。入淀口在千里堤与四门堤之间。

唐河，因流经唐县而得名唐河，位于白洋淀西部。发源于山西省浑源县南翠屏山，战国时期，在今肃宁西入黄河，东汉至唐流经今灵丘、来源、唐县、定县、博野、蠡县、高阳入安新境内，流经安新镇南，东入雄县、霸县达天津入海。后又分别在1330年、1472年、1517年、1801年几次改道入淀，1966年又辟新道（唐河新道）由建昌改韩村入淀。

孝义河，又名大西章河、段家庄乾河，位于白洋淀西南。为唐河口之间平原排沥河道，源于安国黄台村，经安国、定州大辛庄、入蠡县潘家营村汇月明河、万安村汇温仁分干河，再经高阳、安新同口村东流入马棚淀，全长90公里。

漕河，古称徐水，位于白洋淀西部，源于易县五回岭。漕河源于徐水县釜山曹河泽，清末，有古徐水和漕河汇流，经漕河铺而得名。漕河经管头村、再汇甘河净之水，经龙门峡谷、龙潭汇水峪沟、马连川河、白堡河、杨庄河、泥沟河入徐水到达安新县东马村南入藻杂淀（藻苲淀），全长110公里。

瀑河，位于白洋淀西部，分南瀑河、北瀑河。又称为雹河、鲍河。北瀑河流经容城县河北庄村入萍河，到安新县三台入藻杂淀（藻苲淀），后因於堵而废弃。南瀑河为泄水支流，由徐水大因东经安新县寨里村南入藻杂淀（藻苲淀），全长73公里。

萍河，位于白洋淀西部，古称平水、萍泉河。源于定兴南幸村，流经徐水县田村铺汇十五级沟，经下河西汇鸡爪河，到容城县河北庄汇入北瀑河，至黑龙口萍河桥入安新县三台南藻杂淀（藻苲淀），全长30公里。

白沟引河，白沟河为拒马河之下流，位于白洋淀东北部，古白沟河曾因流经白沟镇而得名。先由容城县至雄县西入黄湾河，又经安新县进淀入四角河后因改道由雄县故贤村决河南逆流经安新县大阳村入烧车淀。白沟引河为人工河，在1970年开挖，沟通了白洋淀与大清河北支，经容城境内留通村入淀。

另外，高碑店境内的紫泉河、仓上河、白沟河、斗门河水由北向南汇集，经拒马河倒虹吸注入白洋淀。

下游支流

赵王河，《畿辅通志》记载，赵王河是同治十二年河道叶伯英所开。为使西淀（白洋淀）泄水畅通，自烧车淀（白洋淀北部）起，穿过十二连桥，至大港淀东南，顺千里堤至苟各庄，人工开挖的新河，称赵王河，后并入老赵王河。直到新中国成立，赵王河都是白洋淀唯一的泄水河道。1960年代又开辟赵王新河、枣林庄分洪道，分赵王河为上、中、下三段。

地理环境

气候条件：白洋淀地处暖温带半湿润大陆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多风，降水稀少；夏季炎热多雨，降水集中；秋季晴朗微风，昼暖夜凉，秋高气爽；冬季寒冷干燥，降水稀少。年平均气温12.2度，极端最高气温40.7度，极端最低气温零下26.7度。年平均降水量529.7毫米。全年日照时数2578.3小时，年无霜期平均195天，年平均风速1.7米/秒。土壤为4个土类，21个土属，128个土种，其中潮土分布最广，沼泽土和褐土次之，水稻土再次之。

地貌特征：白洋淀位于华平平原北部，京津石三点所构成的三角形的中心位置上，流域地形复杂，山地、丘陵、平原和洼地俱全，总地势自西向东自然形成山区、平原和洼地三大地貌类型。具体到白洋淀，总地势自西北向东南略有倾斜，地势平坦，地面坡度为1：2000，西半部最高海拔10米，东半部最低海拔5.5米。

白洋淀河淀相连，沟壕交错，水村园田星罗棋布，沿边筑堤（主要堤防170公里）围埝。堤内洼地连片，堤外淀水荡漾，形成了半水半旱的独特地理特征。

自然资源：白洋淀水域辽阔，水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淀内有芦苇12万亩，年产量7500万公斤，是本县的重要特产，经济价值高，可编织苇席，加工苇箔，造纸，制作工艺品，故芦苇有“铁杆庄稼”、“寸苇寸金”之称，是淀区居民的重要经济来源。2001年，安新县被河北省评为“芦苇之乡”。淀内有近10万亩荷花，鱼、虾、蟹、贝、莲、藕、芡等水生动植物品种繁多，鱼类有17科54种，以鲤科鱼类最多，经济鱼类约占64%，主要品种有鲤鱼、鲫鱼、草鱼、鲂鱼、鲶鱼、乌鳢等，并盛产元鱼、青虾、河蟹等名优水产品，是全国有名的“鱼米之乡”，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淡水养殖基地。鱼、苇在华北地区久负盛名。

安新县地处太行山与渤海相连接的凹陷地带，是冀中平原潜山油藏形成的主要地域，白洋淀边白庄潜山油田和刘李庄油田并称雁翎油田。安新境内蕴藏着丰富的地热资源，储藏面积350多平方公里，储量150多亿吨，并且埋藏浅、水温高、水质好、自喷力强，具有很高的医疗保健价值和科学实用价值，适合发展温泉生态养殖、温泉保健旅游等项目，开发前景广阔。

旅游资源：白洋淀的旅游资源，除水体本身外，湖中的岛屿、温泉、水生植物（荷花、芦苇等）是很好的自然生态旅游资源。淀周的几条大堤，是优秀的水利风景资源。此外，周边的历史文物遗迹也很有内涵和吸引力。主要有：

鄚州药王庙：遗址位于鄚州镇古州村北1公里处白洋淀堤外。曾被誉为“天下第一大庙”（明、清两代）。大庙初建于元代，为扁鹊祠及衣冠冢。明万历二十年重修后始具规模，康熙年间被大火焚毁，山门及围墙等亦于1966年拆除。其址在白洋淀开挖中已成为河道。1992年，任丘市委、市政府重新选址修建了扁鹊祠。扁鹊祠南北长250米，东西宽80米，占地约30余亩，主体依次由山门、宫门、扁鹊祠、扁鹊墓四部分组成，在这条中轴线两侧，相对称建有东西配殿、名人书画展览室、文物陈列室等。

雄县宋辽边关地道，位于保定雄县祁岗和邢村周边地区，为北宋雄州、霸州北部边防防守工事，自雄州瓦桥关至霸州益津关修建七十华里。1993年公布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古地道内结构复杂，内有迷魂洞、掩体、翻板、翻眼、放灯处、通气孔等。已发现的地道有两部分：祁岗地道位于雄县双堂乡祁岗村中心，邢村大台地道位于雄县小步村乡邢村南二百米处。地道为青砖结构券顶，由通道和洞室两大部分构成。最大的洞室长8米，宽3米，高3米，通道最低矮处仅0.6米。

康熙水围行宫，位于白洋淀文化苑北侧，是清代康熙皇帝到白洋淀巡幸、水上围猎驻跸休憩宫殿式建筑的水上行宫，坐北朝南，对称排列。由万岁宫、千岁宫、御书房、御膳房、寝宫组成，供皇帝水围之余，召见臣工、阅审部院奏章、发布谕令、从事政务，以及读书、娱乐、憩寝等所用。原建筑早毁。2003年进行重建。

晾马台明月禅寺，位于白洋淀北容城县晾马台乡晾马台村西北角，晾马台遗址的土台上。始建于唐代（642-712年）。五代时期至清朝乾隆年间，明月禅寺被毁多次，仅存千年古柏和“明月禅寺石碑”等遗迹。1992年，容城县人民政府向地区行政公署申请修复开放明月禅寺。由唐玉先生引资重建大雄宝殿，于九六年竣工。赵朴初先生为大殿手书“大雄宝殿”四字。

黑龙口燕长城，位于容城县城西南13公里的小里镇黑龙口村东200处。此段长城当地人称"界堤"。据考察，系战国时燕国南长城的一段，残长200余米，高0.5－2米。夯土筑成，每层厚约17厘米，顶宽4米，底宽6米。1984年7月，容城县文保所在文物普查时发现此段长城。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和北张村一古碑记载，这段"界堤"是战国时期燕、赵两国的分界线，也是燕国长城的一段。燕国南长城的黑龙口、赵北口、张青口等处，均为当时关隘。《历年通鉴辑览·卷九》载：燕昭王元年（前311）秦使张仪说楚、韩、齐、燕连衡以事秦。张游说燕昭王："赵以效河间，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攻燕，易水长城非王之有矣"。据此可知，在燕昭王时，已有易水长城之称，建筑年代要早于公元前311年。1987年8月，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治理开发水利工程

白洋淀上承九河，为海河流域蓄滞洪区，起着保护天津和周边市县安全的作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史上，主要是洪涝灾害，因此都十分重视水利工程建设。

古代水利工程

有记载的对白洋淀的治理开发始于唐代。明万历本《任丘县志·山川》记载：“长丰渠……在县西北，……引水东流通漕溉田，开元（唐玄宗年号）刺使卢恽开”。又称：“鱼陡（音bei），县南五里，亦名通利渠，唐令鱼思贤开，以泄淀水，得地二百余顷。”

到了宋代，出于军事斗争的需要，在宋辽边界开始了大规模的修堤筑埝，开塘泊蓄水工程。《宋史·河渠》载，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三月，征调河北诸州一万八千人在边界开塘汩蓄水。沿雄州、鄚州、坝州及平戎军（治在今文安西北），破虏军（治所在今坝县信安），顺安军（治所在今安新安州）一带修筑堤埝六百余里，开泊合淀，“自坝州引滹沱水灌之”，水“深不可行舟，浅不可涉渡”。既灌溉屯田水稻以充军需，又限制契丹骑兵以拒敌。宋真宗咸平至景德年间（998―1007年），在宋辽边界进一步开修塘泺，汇聚缘边诸水形成一条东起沧州界，西至保定的塘泊防线。其中，有两段即在今白洋淀区域。一段“东起雄州、西至顺安军，合大莲花淀、洛阳淀、牛横淀、康池淀、畴淀、白洋淀为一水，衡广七十里，纵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六尺，或七尺。”另一段“东起顺安军，西至保州，合齐女淀（一写齐安淀）、劳淀为一水、横广三十余里，纵百五十里，其深一丈三尺或一丈”。上述第一段塘泊中提到的白洋淀，在端村、淀头以南、圈头以西，因其面积最大，故后来以其名指代雄州以西诸塘泊。《宋史·河渠志》记载了当时主管缘边塘泊的太监杨怀敏于庆历五年（1047年）给宋仁宗的密奏：“知顺安军刘宗言闭五门、幞头港、下赤、大涡、柳林口漳河水不使入塘，臣己复通之，令注白洋淀矣”。

随着开塘泊屯田政策的实施，白洋淀范围也有所扩大。《宋史.唐介传》记载，沿边塘水岁溢，害民田。中人（太监）杨怀敏主之，割邑（任丘，时唐介为任丘令）西十一村在猪涨潦，介筑堤阑（拦）之，民以为利，曰唐堤。另据《新安县志》记载，今白洋淀西部的四门堤，北部的新安北堤，皆筑于宋。相传为北宋名将杨延昭为防御契丹而筑。

清代加速了白洋淀堤防的治理。康熙五年（1666年）直隶巡抚“发币万金”在安州筑堤120里。三十五年（1696年），命原河道总督任新勘查各处堤工，派内阁学士观保修筑完固。又三年，命直隶总督吴赫“出资效力”，修筑新安堤工。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派其弟允祥和大学士朱栻勘查直隶水利。他们提出，“治直隶水利必自淀始。凡古淀之尚能存水者，均应疏浚深广”、并“多开引河，使淀与淀相通。已淤为田畴者，四面开渠，中穿沟洫。洫于渠、渠达于河于淀。而以现有淀内河身疏瀹（yue）通畅，为众流之纲。经纬条贯，脉脉相通，泄而不竭，蓄而不盈。而后圩田种稻、早涝有备”。雍正四年（1726年），在大渥淀疏渠、汇水、营田。光绪六年（1880年）县令赵秋亭修筑千里堤。直隶总督奏请朝廷拨赈米六千石。江苏义账局严作霖助赈银三万余两，修筑了任丘境内千里堤“七十二里有奇”。堤基五丈、顶一丈，高九尺。以后，又多次修筑白洋淀周围堤埝，使之成为长堤环绕的北方湖泊。

现代水利工程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通过小白河将黄河水补给到白洋淀。自河南省濮阳市渠村引黄闸取水，全部为自流引水，流经豫冀两省23个县（市、区），最终进入白洋淀。白洋淀引黄泵站位于雄安新区雄县七间房乡大树刘庄村引黄入冀补淀工程末端的入淀口处。2018年9月中旬开工建设，采用7台套立式潜水轴流泵，6用1备。2019年1月21日泵站的主体泵房施工全部完成，7组水泵机组安装到位，具备了通水条件。白洋淀引黄泵站是雄安新区设立后的首个永久性水利工程。

枣林庄枢纽，位于任丘市与安新县交界处枣林庄村南，是白洋淀出口的控制工程。具有调节白洋淀水量，发挥调洪、蓄水、灌溉和航运等综合效益的作用。建于1070年。由25孔泄洪闸、4孔节制闸、100吨船闸和赵北口溢流堰等4座建筑物组成。设计泄洪能力2700立方米/秒，相应十方院水位10.5（大沽高程）米。校核水位11.35米，相应泄量4140立方米/秒。 

堤防。白洋淀四周堤防环绕，东有千里堤，北有新安北堤，西有障水埝和四门堤，南有淀南新堤，堤防总长202.62公里。

白洋淀千里堤，又叫千里长堤，位于白洋淀东南沿岸。空中俯瞰，有如长蛇蜿蜒于冀中平原，聚集天下灵气，福佑淀区儿女。它是任丘、安新、容城、文安、大城、雄县、霸州、天津等九县市的防洪天然屏障，全长250公里，为国家一级堤防。堤顶平均宽8米，高12-14米。堤内青石护坡、甚为坚固，堤内树木大多以垂柳为主，堤外树木葱茏、村落相依。据清史记载：“千里堤始建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乾隆五十四年培修，起自清苑、历高阳、河间、任丘、雄县、霸州、大城等十一州县，长十三万余丈，合七百七十六里”。多年来，由于河道变迁，堤防决口，几经修筑。通常所说千里堤特指任丘境内百余华里堤段。历史上著名的白洋淀“六大美景”之一的“长堤烟柳”，便出自千里堤的任丘的西大坞堤段。

新安北堤，位于白洋淀北部，西自安新县三台镇山西村大桥起，南折向东，沿藻笮淀北岸经涞城，崔公堤、留村，南至安新县城南环城，向北折而东经宋庄、大张庄，北经南河、大阳，一直往东入容城留通村，至雄县十里铺。北堤全长46.2公里，其中安新县占32.4公里。保护着三台、安新、漾堤口、大王四个乡镇的37个自然村。北堤前身是公元前314年燕昭王为防御赵国，筑起的一条长达五百里的易水长城，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燕长城”。同时也阻止了淀水北泛，奠定了白洋淀的北界根基。到了宋代，北宋名将杨延昭为御辽，以燕长城遗址为基础，在白洋淀北界筑起一条沿淀通往霸州的堤防（又名长城堤、六郎亘）。明代又增高加宽、清朝继续加固修复，解放后，政府加大修复力度形成牢固的堤防。

障水埝，是白洋淀西部的堤坝建筑，上接瀑河北堤到容城县黑龙口东萍河桥止。

围垦农耕

白洋淀湖区的围垦始于宋代的屯田制度。宋辽时期，在建塘泺为防线的同时，在湖边屯田，以实边防。明成祖朱棣曾带兵在留通淀、荷花淀筑台田；明代，为补充白洋淀人口，永乐年间从山西洪洞县和古北口小兴州向安新县大量移民。移民大规模的水利改造、扩寨建房、建村、筑堤挖沟，实施屯田开发。弘治元年（1488年）白洋淀淤积为平地，百姓在淀内耕种，官府在淀中央办过牧马场。

湖区生产

白洋淀人民依托淀区优越的水资源条件，发展了独具特色的水经济。白洋淀水域辽阔，水源充沛，水质清新，川流不息，流域内河淀相通，河海相连，淀洼不分，使其具有江河平原动物区系与海河水系鱼类的共同特点，水产品的产量、经济价值均极高。白洋淀是华北地区重要的水产品基地，白洋淀盛产鱼、虾、蟹、贝、芦苇、莲藕、芡实、菱角等。

植苇种蒲编织是白洋淀区百姓经久成习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方式，由此“日进斗金”，饭稻羹鱼。自唐宋至明清，白洋淀的苇席、苇箔贡额巨大。故淀区上下家家以织席捕鱼为生，成为传统。

1950年代，白洋淀面积有567平方公里，群众主要以水产为生。是京津保重要的淡水鱼基地，产鱼8850吨。仅安新一县，1949年到1965年，平均年产鱼1146万斤，渔业年平均产值285.37万元。历史最高的1954年从事渔业的劳动力达1.9万人，全年鱼虾产量1770万斤，产值531万元，占安新县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17.8%。

1950年代有苇田14万余亩，年产芦苇0.75亿公斤。最多时织席近700万片，打箔30万片，产值3000万元，占安新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白洋淀总收入的75%。1960年以后，蓄水越来越少，特别是进入1980年代以后，连年干涸，致使水生生物遭到毁灭性破坏。芦苇产量日趋下降。

白洋淀沿湖的安新、任丘、雄县、容城、高阳五县市的家禽养殖十分发达，其中安新县区域的鸭养殖最为集中。据安新县畜牧水产局统计，2008－2013年安新县平均鸭存栏数在137.7万只左右，主要在湖心岛和沿堤外养殖，淀内养殖存栏数年平均41.3万左右。随着白洋淀羽绒行业的发展及居民对肉蛋的需求，鸭养殖业成为白洋淀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

石油开采

白洋淀地区石油储量丰富，东部为任丘油田，位于白洋淀畔任丘市。1975年由华北石油勘探部打成第一口日产千吨的油井任4井，标志着中国最大的碳酸盐岩油田被发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石油工业部部长的康世恩同志提议新油田定名为"任丘油田"。任丘是华北油田总部的所在地。

安新县境内有华北油田采油一厂同口、雁翎、鄚州、高阳三个采油作业区和一个输油作业区，所辖范围内共有联合站、采油站、计量站、接转站36座，油水井646口。

雄县岔北、岔中、岔（东）南三个采油作业区所辖范围内共有联合站及转油站4座，计量间63座，共有1370口油水井，地下含油面积58.3平方公里，地上面积82.3平方公里，与其配套的井场道路、输油管线、电力系统等也都包括在了雄安新区内。

地热开发

雄安新区的地热资源具有埋藏浅、温度高、水质好、易回灌等特点。自南西向北东，地下水源热泵适宜性逐渐变好，雄安新区的核心区均为适宜区和较适宜区。雄安新区雄县是地热开发利用程度最好的地区，安新县和容城县的地热开发利用程度相对较低，潜力巨大。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到2017年，雄县已经实现地热供暖覆盖90%以上的供暖区，城区基本实现了地热集中供热全覆盖，雄县成为中国第一个“无烟城”。在国内率先做到地热尾水100%同层回灌，实现“只取热不取水”的可持续利用目标。雄县地热资源已广泛用于生活取暖、养殖和观光疗养等领域，以温泉利用为特色的各类大型宾馆、饭店、洗浴、旅游等行业快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谢选骏指出：1991年我路过白洋淀，看见水面上一垛垛的东西，就问当地人这是什么？他们说这是坟头！而且是土葬的，不是火葬的！我问他们怎么会把死人埋在水里？他们说因为“政府”不准用土地安葬，只好埋在水里！我说那白洋淀的水产品岂不都是用尸体的水泡出来的？他们说那没有办法，反正当地人自己不会吃白洋淀里出产的东西的。但是，现在却有人要在那里设立雄安新区，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呢。

【27、山海关没有“名人题字”的恶习】

网文《山海关（天下第一关）》报道：

山海关，又称榆关、渝关、临闾关，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东北15千米处，是明长城的东北关隘之一，在1990年以前被认为是明长城东端起点，素有中国长城“三大奇观之一”（东有山海关、中有镇北台、西有嘉峪关）、“天下第一关”、“边郡之咽喉，京师之保障”之称，与万里之外的嘉峪关遥相呼应，闻名天下。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筑城建关设卫，因其依山襟海，故名山海关。山海关城周长约4千米，与长城相连，以城为关，城高14米，厚7米，有四座主要城门，多种防御建筑。包括“天下第一关”箭楼、靖边楼、牧营楼、临闾楼、瓮城以及1350延长米的明代平原长城等景观。

1961年3月4日，万里长城－山海关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12月，长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地理位置

山海关位于明长城东端，是明长城唯一与大海相交汇的地方。向北是辽西走廊西段，地势险要，为古碣石所在地，所以史家又称其为“碣石道”。关城北倚燕山，南连渤海，故得名山海关，冀辽在此分界。

历史沿革

山海关古称榆关、渝关、临渝关、临闾关。古渝关在抚宁县东二十里。北倚崇山，南临大海，相距不过数里，非常险要，在1990年以前被认为是明长城的东北起点（现已发现的明长城的起点于辽宁省丹东市宽甸县虎山镇——虎山长城）。

隋开皇三年（583年），筑渝关关城。

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征高句丽，自临渝还。

五代后梁乾化年间，渝关为契丹所取，薛居正指出：“渝关三面皆海，北连陆。自渝关北至进牛口，旧置八防御兵，募士兵守之，契丹不敢轻入。及晋王李存勖取幽州，使周德威为节度使，德威恃勇，不修边备，遂失渝关之险。契丹刍牧于营、平二州间，大为边患。”

后唐清泰末年，赵德钧镇守卢龙，石敬瑭在太原叛乱，并求援于契丹，耶律德光许之，其母述律后曰：“若卢龙军北向渝关，亟须引还，太原不可救也。”

宋宣和末年，渝关为女真所得。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中山王徐达奉命修永平、界岭等关，带兵到此地，以古渝关非控扼之要，于古渝关东六十里移建山海关，因其北倚燕山，南连渤海，故得名山海关。

山海关长城历经洪武、成化、嘉靖、万历、天启、崇祯六朝修筑，耗用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前后用二百六十三年时间，建成了七城连环，万里长城一线穿的军事城防系统。

明末女将军秦良玉镇守过山海关。李自成与吴三桂在此激战。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山海关。

民国十一年（1922年）夏，直、奉军阀大战于石河西岸，1924年秋再战于山海关外的关家坟、威远城、姜女庙一带。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日寇占领山海关。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九月，八路军冀热辽部队配合苏联红军攻占并解放了山海关城。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山海关保卫战。所有这些战争，对山海关关城和东罗城城墙均造成程度不同的破坏。

1958年，在山海关南门西260米的南城墙上，开21米宽的城墙豁口作为通道。

1961年，山海关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墙体内修建互相连通防空洞，墙体现有砖砌洞口。

从1956年到1994年，先后修复了镇东楼至威远堂和镇东楼至靖边楼的城墙，修复了靖边楼、牧营楼和临闾楼，城墙主要修复内容为：修复了靖边楼和镇东楼之间青砖内墙及镇东楼和威远堂之间的毛石内墙，修复了垛口墙和宇墙，修复了靖边楼和临闾楼之间外墙体，补墁靖边楼到镇东楼之间的城面。

为便于前往天下第一关，1980年在南门东正对一关路开35米的城墙豁口一处。

1987年为协调古城风貌，在豁口处修建券门洞四座，中间二座相同，洞高6.8米、宽6米，长16米；两边二座相同，洞高5.9米、宽5米、长16米。

1987年，包括山海关在内的中国长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建筑形制

山海关的城池，周长约4千米，是一座小城，整个城池与长城相连，以城为关。全城有四座主要城门，并有多种古代的防御建筑，是一座防御体系比较完整的城关，有“天下第一关”之称。以威武雄壮的“天下第一关”箭楼为主体，辅以靖边楼、临闾楼、牧营楼、威远堂、瓮城，东罗城、长城博物馆等长城建筑。

主要建筑

山海关关城始建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是山海关长城的中心，呈不规则梯形，西北和西南转角处呈圆弧形，未设角台。关城城垣周长4727米，城高14米，厚7米。东墙为长城主线，关城东西南北四面各建有四座城门，东门为“镇东门”，即“天下第一关”，西门为“迎恩门”，南门为“望洋门”，北门为“威远门”，四门城台上均建有城门楼。关城四门之外均筑有瓮城，偏侧开门。城墙的东南、东北隅处于长城主线，各建有东南角台和东北角台，角台上分别建角楼，是关城转角处防御性建筑，镇东楼南北两侧还建有临闾楼、牧营楼和新楼。在关城的东南、西北和西南隅各设水门一座，墙外有护城河环卫。

城门

山海关城门有四个，东称“镇东门”，西称“迎恩门”，南称“望洋门”，北称“威远门”。四门俱存，东门即为“天下第一关”，保存最为完整。城门台上座有天下第一关城楼，天下第一关城楼，实乃箭楼格式。经实测：城台高12米，城楼高13米，东西宽10.1米，南北长19.7米。楼分两层，第一层高5.7米，第二层高8米。城楼建筑，上为歇山重檐顶，顶脊双吻对称，下为砖木结构，四角飞檐上，饰以形态各异的脊兽，造型美观，栩栩如生。

瓮城

山海关城四座城门的外部均有瓮城，现仅存东门瓮城，周长318米，瓮城门向南开，与第一关券门成直角形。

瓮城西面墙长85米，北墙长83米，东墙长72米，南墙长77米，城高13米。瓮城墙上宽度，西为15米，东为9.7米。 

东罗城

现存东罗城位于关城东门外，东侧与东城墙相连，现存城墙为明万历年间（1584年）所建。有关东罗城的最早记录为明万历二十七年的《永平府志》卷之二《建置志·城池》编。

万历十年拜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的张佳胤所撰写《山海关罗城记》，对修筑东罗城的缘由及始筑时间作了明确的叙述，按此记载，东罗城是在明中期北部防御局面遭到严重破坏，整个北方防线南移，山海关长城由明初的内边重镇，变成御敌外边的历史背景下，为确保山海关主城不受攻击，构成彼此呼应、重关锁隘的防御布局，时任山海路参将的王守道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春开始修筑。

万历十二年（1584年）二月，永平兵备道副使成逊会同山海关兵部分司主事王邦俊，在王守道所筑夯土城墙由于战事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将外墙体下部垒石，上部包砖，对内墙体仅做局部补砌，到当年五月即竣工，形成东罗城的规模。东罗城墙体城砖大多印有“万历十二年真定营造”、“万历十二年德州营造”、“万历十二年建昌车营造”、“万历十二年抚宁县造”等10种铭文，也印证了现存罗城城墙为万历十二年的修筑。

随着清王朝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统治策略由明王朝的军事防御改为政治拉拢、怀柔政策，用宗教和思想统治的办法，代替对长城的修筑，致使长城的防御功能逐步淡化，山海关东罗城也逐渐成为繁华的商业城镇，作为华北与东北的交通要道，信息和商品集散地而发挥作用，城墙维修基本停止。

现存东罗城东门即为关门上建服远楼，城门之外有一长方形瓮城护卫。另外两座城门，南门渤海门，北门为衮龙门之上的门楼早已坍毁，无可考察。东南、东北转角各设角台，上建敌楼。罗城设南北二水门，东北南三面护城河环卫。

西罗城遗迹

据《临榆县志》载：“西罗城，傅大城之西关外，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巡抚朱国栋请建，工未毕，通改革中止。门一，在城西，曰‘洪宸’。城未建时，即有拱宸楼，不知何年始建。因土筑易圮，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副将杨元改用砖石。”今“拱宸门”及西罗城均毁。

北翼城拱门遗址

翼城分别距关城南、北二里，建筑形制相同。据《临榆县志》载：南北翼城城墙均高“二丈有奇”，城“周三百七十七丈四尺九寸”，城南北各有一门。为“明巡抚杨嗣昌建”。

今两座翼城皆毁，仅存残址。

其他建筑

在关城东南角旧有奎光楼，东北角旧有威远堂，东罗城南北两隅，筑有牧营楼，临闾楼。以上四楼早已毁掉。关城中心，还有一座高二丈七尺，方五丈，穿心四孔的钟鼓楼，此楼解放前就已破烂不堪，解放后因阻塞交通，于1952年拆除，后复建。

关城西门原亦有楼，与东门天下第一关城楼规模相同。亦有匾额题字“祥霭榑桑”，系清乾隆九年（1744年）御书。因年久失修，早已残破不堪，于1953年拆毁。

关城南门楼的规模和东、西两门楼相同。匾额题字“吉里普照”。明嘉靖八年（1529年）修建。因年久失修，亦破损严重。于1955年拆毁。

关城北门上有门楼，明朝天启六年（1627年）建，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员外郎邵可立、副将刘孔尹重建。建后城楼多次遭受火灾，故废弃未修。

文物保护

1952年，“中国政府”组织开展了居庸关、八达岭和山海关长城维修工程，这是“新中国”第一批长城保护维修工程。

1961年3月4日，万里长城－山海关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12月，长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2003年，山海关古城保护开发工程于启动。

建筑价值

山海关古城是明万里长城上的重要的军事城防体系，东门镇东楼气势雄伟，因地处要隘，形势险要，又是万里长城东起第一关，故称“天下第一关”，是山海关古城的标志性建筑；在其左右两侧分别建有靖边楼、牧营楼、镇东楼、临闾楼和威远堂，五座敌楼，一字排开，均匀分布在一千多米长得长城线上，称为“五虎镇东”；城中心建有钟鼓楼，关城街巷呈棋盘式布局，城外四瓮城拱卫，形成重城并护之势；外层筑有罗城、翼城、卫城、哨城等，展示出中国古代严密的城防建筑风格。

瓮城是长城建筑中最珍贵的城，虽规模不大，却有重要作用。一是如遇敌人侵扰，可将关门作为二道防线，制敌于“瓮中之鳖”；二是从建筑上看，城外瓮城回护，形成重城并守之势，坚固雄伟，体现长城防御工程的特色。

军事价值

天下第一关为万里长城东部起点的第一座关隘，是关内关外的分界线，是明朝京师——北京的重要屏障。是以展现明代重要关口和平原长城为主的历史遗迹人文景区。山海关为军事重镇和战略要地，明宣德年间曾在此特设兵部分司署，为明兵部的唯一分设机构，具有独特的军事与政治价值。自其设立至明朝覆灭，二百多年间，共有90位兵部分司主事于此。

山海关距离北京大约只有280千米，而且两地之间的地形以利于骑兵冲杀的平原为主。正因为山海关的特殊地理位置，关乎明王朝京师的安全，所以，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山海关逐渐赢得了“天下第一关”的称号。而“天下第一关”中所谓的“第一”，不仅指山海关地处万里长城最东端，更表明了它扼守辽西走廊，护卫华北平原的重要地理价值。

历史价值

由于处在中原农耕文化和东北游牧文化的枢纽位置，山海关在明清时期的商贸地位尤为显著，中原和少数民族商旅往来频繁，山海关既是军事重镇，又是商贸重镇。

山海关及其建筑在明朝为防止东北女真族的崛起和元朝的残余势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清朝入主中原后，山海关一带长城失去了军事防御作用，但仍然是东北和华北的交通要冲。清朝成为皇帝到沈阳祭祖的必经之路，也是文人雅士登楼揽胜的场所。

逸闻轶事巨匾之谜

“天下第一关”巨匾约6米长，1.5米宽，上书“天下第一关”五个正楷大字。笔力凝重，骨气遒健，气势豪壮，应该是出自某位书法大家之手。但匾上除了五个大字外，并没有留下任何落款。

天下第一关

有关这块巨匾的书写人，大致有四种说法：

一说是明代成化八年进士、山海关人萧显所题。此说见于清光绪四年编纂的《临榆县志》。但书中在有关记载的前面，却加上“相传”两字，显得不十分肯定。而在当地的民间传说中，有关萧显题匾的故事却活灵活现，说是他大笔挥毫之后，叫人把巨匾挂上城楼，一看，却发现“下”字少了一点，怎么办？正当围观者议论纷纷之际，只见萧显抓起一块麻布，揉成一团，沾上墨汁，往上奋力一抛，恰好就打到了点儿上，这一下，匾额就更显得气势不凡了。此说虽然有趣，但一个读书人，能否有如此精准的眼力和非凡的臂力，恐怕，只能是人们想象中的夸张与浪漫了。

二说是明代嘉靖年间武英阁大学士严嵩所题。此说见于1933年出版的《榆关抗战史》。书载明代严嵩所题的匾，每字大1.7米见方，一向藏放在关城东南角的魁星楼中。日寇攻破山海关时，将其掠往东京，并公开陈列。从当年所拍摄的老照片上看，该匾的“第”字，写成“竹”字头。而现存山海关的这块匾，其“第”字，却分明写成了“草”字头。以此推论，巨匾真迹很可能有两块，分别为萧显和严嵩所题。但有人遍查明清两代的各种地方志，全不见有关严嵩的记载。也许，因为严嵩是臭名昭著的奸相，世代精忠报国的山海关人，对此全都讳莫如深，避而不谈吧？

此外，还有清代山海关人余一元及谭从简所书的两种传说。但这两说均不足信，因为早在明代中叶的《永平府志》中，就明确记载山海关上已有“天下第一关”之巨匾。因此，余、谭二人即便题过匾，也只能是依照前人的留墨摹写罢了。那么，真正为现存巨匾题字者，又该是谁呢？有待后人研究。

谢选骏指出：山海关没有“名人题字”的恶习，结果反而让由此恶习的现代中国人寝食难安了。这是因为，越是猪狗不如的领导人，越是喜欢到处题字；就像越是赖皮的猪狗就越喜欢到处乱啃。在我看来，“名人题字”糟蹋了文物古迹，破坏了自然风景，这样的陋习就好像小民的信手涂鸦，也应该一律革除。事实上，正是“名人题字”带动了“小民涂鸦”——始作俑者，其有后乎。

【28、毛泽东和他的狐群狗党像毛毛虫一样渺小】

网文《长沙（湖南省辖地级市、省会）》报道：

长沙，别称星城，湖南省辖地级市、省会，特大城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长江中游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全市共辖6个市辖区、2个县级市、1个县，总面积11819平方千米，建成区面积567.32平方千米，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长沙市常住人口为1004.7914万人。2020年，长沙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142.52亿元。

长沙地处中国华中地区、湘江下游、长浏盆地西缘、湖南东部偏北，东邻江西省宜春、萍乡两市，南接株洲、湘潭两市，西连娄底、益阳两市，北抵岳阳、益阳两市。长沙是全国“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江经济带重要的节点城市。也是综合交通枢纽、国家物流枢纽，京广高铁、沪昆高速铁路、渝厦高铁在此交汇。

长沙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屈贾之乡”、“楚汉名城”、“潇湘洙泗”之称。有马王堆汉墓、四羊方尊、三国吴简、岳麓书院、铜官窑等历史遗迹。凝练出“经世致用、兼收并蓄”的湖湘文化。长沙既是清末维新运动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策源地之一，又是新民主主义的发祥地之一，走出了黄兴、蔡锷、刘少奇等名人。

长沙是中国（大陆）国际形象最佳城市、东亚文化之都、世界“媒体艺术之都”。打造了“电视湘军”、“出版湘军”、“动漫湘军”等文化品牌。长沙有高等学校51所，独立科研机构97家，两院院士73名，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4家，国家重点工程实验室15个；有杂交水稻育种、“天河”超级计算机、国内首台3D烧结打印机等科研成果。

历史沿革

长沙历史发展，可追溯到远古时代。据考古判断，在距今15-2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长沙地区即有原始人类活动。新石器时代，已形成氏族及部落。

殷商之世，长沙属扬越之地，是百越部落的分支。

春秋战国时期，长沙属楚国黔中郡。

秦设长沙郡，为秦初全国三十六郡之一，长沙自此列入中原政权的行政区划，郡治湘县。 

西汉置长沙国，治临湘县，辖临湘、罗、连道、益阳、下隽、攸、酃、承阳、湘南、昭陵、茶陵、容陵、安成13县。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改长沙国为填蛮郡，改临湘县为抚睦县。

东汉复置长沙郡，改抚睦县为临湘县，仍为郡治，上隶荆州。辖临湘、攸、茶陵、安成、酃、湘南(侯国)、连道、昭陵、益阳、下隽、罗、容陵、醴陵13县。

三国时期属东吴。

吴晋南朝，临湘县析出湘西县，临湘县为长沙郡首邑，南朝宋开始，湘西县为衡阳郡（长沙郡析出）首邑，上隶荆州或湘州（西晋怀帝永嘉元年即公元307年分荆、江二州置）。

公元589年，隋统一中国，废州郡，行州县二级制，长沙郡改潭州，辖长沙、衡山、益阳、邵阳4县。临湘县（省湘西县）改称长沙县，为潭州州治（大业三年隋一度改潭州为长沙郡）。

唐武德三年入唐版图；贞观元年设十道，潭州（天宝元年即742年，潭州改为长沙郡，至德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即758年1月19日复改为潭州）属江南道，辖长沙、衡山、醴陵(武德四年分长沙县立)、湘乡(武德四年析衡山县置)、益阳、新康(武德四年析益阳设，七年又并入益阳)等6县。开元二十一年分十五道，潭州属江南西道。

后唐天成二年六月十七日（927年7月18日）马殷“以潭州为长沙府”，长沙为楚国都城，周太祖广顺二年（952年），南唐边镐陷长沙，湖南政治中心移至朗州（常德）。

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二月，入宋版图，至道三年（997年）分全国为十五路，潭州为荆湖南路路治。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分长沙县5乡及湘潭县2乡设善化县，与长沙县同附廓，潭州辖长沙、善化、浏阳、宁乡、湘潭、湘乡、益阳、安化、湘阴、醴陵、茶陵、攸县等12县，直至民初，长沙城为路、州及长善二县治所。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正月初一（1276年1月18日），长沙入元版图，设安抚司。十四年设潭州行省，十八年二月初九（1281年2月28日）迁潭州行省于鄂州，称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徙湖南道宣慰司治潭州路。天历二年三月初九（1329年4月8日），文宗以“潜邸所幸”，改潭州路为天临路，辖长沙、善化、衡山、宁乡、安化5县，醴陵、浏阳、攸、湘乡、湘潭、益阳、湘阴7州，长沙、善化两县依郭。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吴王朱元璋甲辰年九月二十四日）（1364年10月19日）徐达领兵至潭州，改天临路为潭州府。

洪武五年六月，潭州府更名长沙府，辖长沙、善化(洪武十年省入长沙，十三年五月复置)、湘阴、湘潭、浏阳(洪武二年降为县)、醴陵、宁乡、益阳、湘乡、攸、安化11县及茶陵州，府城依旧设于长沙、善化两县，上隶湖广布政使司。

清顺治四年四月初八（1647年5月12日），高士俊领兵入长沙，长沙纳入清版图，沿明制设长沙府，上隶湖广，仍辖12州县。康熙三年（1664年）湖广省设右布政使司、湖南按察使司于长沙，偏沅巡抚移驻长沙。清雍正元年（1723年）改湖广右布政使司为湖南布政使司。清雍正二年（1724年）改偏沅巡抚为湖南巡抚（仍隶湖广）。长沙（府）城自此为湖南省会。长沙府上有盐法长宝道。乾隆时长沙府城不仅为巡抚治，亦为布政、提学、提法三司，巡警、劝业、盐法、长宝四道治所。

民国元年（1912年）4月，并县归府，长沙、善化二县合并为长沙府直辖地。

民国二年（1913年）9月，改定旧长沙府附廓首县裁府改县，长沙府直辖地改为长沙县。

民国三年（1914年）6月2日，湖南划为四道，长沙县属湘江道（即原长宝道，1916年裁撤武陵道，其中11县划归湘江道）。1914年废都甲设乡镇，长沙县辖7乡11镇。

民国九年（1920年），长沙设市政厅，年底设市政公所。省会警察厅设东、南、西、北、外东、外南、外北、商埠8个警察署（区）。当年废除“道”，县直属省。

民国十九年（1930年）7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攻入长沙，成立长沙市苏维埃政府。年底，长沙城分设东、南、西、北、外东特、商埠6个区，下辖158街团，街团下辖甲、牌、联（结），5家为1联，2联为1牌，10牌为1甲。

民国二十年（1931年）5月，裁商埠入西区。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5月，裁商埠入西区。8月11日，市县分治，析长沙县城区设长沙市，国民政府行政院同意长沙设市，是第14个设为行政区划的市，也是第7个设市的省会，面积48.5平方千米。11月3日，废除街团制。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4月29日，划长沙市为4个区，按东南西北顺序命名为一、二、三、四区，每区分4坊，每坊设2至4保，共58保，40～60户为一甲。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上属湖南省第一行政督察区。8月11日，改区坊保甲4级制为镇（乡）保甲三级制，原4区为8镇，市郊为4乡。“文夕大火”后缩编为城南、城北两镇及两乡。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8镇4乡改为4镇4乡。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2月，设城东、城南、城西、城北、文艺、金盆、岳麓、会春8区。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9月，有83保1843甲。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辖8区82保1838甲。长沙为湖南省省会。

地理环境位置

长沙位于湖南省东部偏北，湘江下游和长沙盆地西缘。介于东经111°53′～114°15′，北纬27°51′～28°41′之间。东邻江西省宜春、萍乡两市，南接株洲、湘潭两市，西连娄底、益阳两市，北抵岳阳、益阳两市。东西长约230千米，南北宽约88千米。幅员面积11819平方千米。

地质特征

长沙市境内地质特征是：地层出露齐全，花岗岩体广布，地质构造复杂，各个地质历史时期的地层在长沙市均有出露，最古老的地层大约是10亿年以前形成的。约6亿年前，长沙是茫茫大海，但海水不深。以后，海水逐步由东而西退出，浏阳、长沙与望城大部分地区升出海面，成为江南古陆的西北缘。距今约1.4亿年，长沙地区海浸结束，上升成为陆地，由于地壳运动与地质构造的影响，形成长条形的山间坳陷盆地——长（沙）平（江）盆地。新生代开始，整个长平盆地上升为陆地。距今约350万年前，地球上发生第三次冰期，浏阳保留冰川地貌遗迹。

地形地貌

长沙市地貌总的特征是：地势起伏较大，地貌类型多样，地表水系发育。长沙市东北是幕阜～罗霄山系的北段，西北是雪峰山余脉的东缘，中部是长衡丘陵盆地向洞庭湖平原过渡地带。东北、西北两端山地环绕，地势相对高峻，中部递降趋于平缓，略似马鞍形，湘江由南而北斜贯中部，南部丘岗起伏，北部平坦开阔，地势由南向北倾斜，形如一个向北开口的漏斗。城内为多级阶地组成的坡度较缓的平岗地带，湘江中的橘子洲长5千米。

长沙市东有连云山、大围山、九岭山等呈东北—西南走向作雁行状排列，峡谷平行相间，海拔800米以上山峰有50多座，其中长沙西有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峰13座，全市最高峰七星岭海拔1607.9米，岳麓区洋湖垸海拔 21.6 米，为长沙市最低点，最高点与最低点相差1586.3米。在平岗区有孤峰高耸，与周围平地显现较大的高低差异。

气候

长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特征是：气候温和，降水充沛，雨热同期，四季分明。长沙市区年平均气温17.2℃，各县16.8℃—17.3℃，年积温为5457℃，市区年均降水量1361.6毫米，各县年均降水量1358.6～1552.5毫米。长沙夏冬季长，春秋季短，夏季约118—127天，冬季117—122天，春季61—64天，秋季59—69天。春温变化大，夏初雨水多，伏秋高温久，冬季严寒少。3月下旬至5月中旬，冷暖空气相互交绥，形成连绵阴雨低温寡照天气。从5月下旬起，气温显著提高，夏季日平均气温在30℃以上有85天，气温高于35℃的炎热日，年平均约30天，盛夏酷热少雨。9月下旬后，白天较暖，入夜转凉，降水量减少，低云量日多。从11月下旬至第二年3月中旬，节届冬令，长沙气候平均气温低于0℃的严寒期很短暂，全年以1月最冷，月平均为4.4℃—5.1℃，越冬作物可以安全越冬，缓慢生长。

土壤

长沙土壤种类多样，可划分9个土类、21个亚类、85个土属、221个土种，总面积1366.2万亩，其中，以红壤、水稻土为主，分别占土壤总面积的70%与25%。其余还有菜园土、潮土、山地黄壤、黄棕壤、山地草甸土、石灰土、紫色土等，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

水文

长沙市的河流大都属湘江水系，除了湘江外，还有汇入湘江的支流有15条，主要有浏阳河、捞刀河、靳江河和沩水河。支流河长5千米以上的有302条，其中湘江流域289条。按支流分级：一级支流24条，二级支流128条，三级支流118条，四级支流32条；另有13条属资江水系；形成相当完整的水系，河网密布。长沙水文特征：水系完整，河网密布；水量较多，水能资源丰富；冬不结冰，含沙量少。 

自然资源·矿产资源

长沙矿产种类繁多，尤以非金属矿独具特色。共查明的有铁、锰、钒、铜、铅、锌、硫、磷、海泡石、重晶石、菊花石、煤等50余种，有全国独有的菊花石，储量居全国首位的海泡石，生产规模居全省第一的永和磷矿等。其中大型矿床10处，小型矿床16处，矿点300多处。

植物资源

长沙植被以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主，有自然生长和引进栽培树102科、977种，其中常绿树462种，落叶树515种，乔木457种，灌木414种，竹藤类106种。主要林木有松、杉、栎、樟、楠、椿、茶、油茶、柑橘、毛竹等。

水资源

长沙市境内年平均地表径流量82.65亿立方米，径流深550～850毫米。湘江流经长沙市的常年径流量年均692.50亿立方米，全年可通航。长沙市水能蕴藏量24.53万千瓦，地下水总储量9.35亿立方米/年，仅利用16.72%。最大的水库为宁乡县境内的黄材水库和浏阳市境内的朱树桥水库。

人口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长沙市常住人口为10047914人，是我国14个特大城市之一，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7040952人相比，增加3006962人，增长42.71%，年平均增长率为3.62%。

2010年，长沙市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回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门巴族、赫哲族、裕固族、鄂伦春族、乌孜别克族等54个少数民族，共计7.35万人，其中过万人的少数民族有土家族、苗族。

城市象征

香樟树为一种常绿乔木；原产于中国东南沿海，隋唐时即传入长沙地区。据园林、文化部门普查，长沙市200多株古树名木中，古樟占了三分之一，有86株，高居首位。圆通寺（今琅梨镇长沙县农机厂）的古樟，树龄近千年，胸径达2.28米。1985年11月30日，确定香樟树为长沙市市树，  

杜鹃花与报春花、龙胆花合称中国三大名花，而且位列其首，长沙地区的气候和土壤十分适合杜鹃花的生长，长沙人称杜鹃花为“映山红”。1985年11月30日，确定杜鹃花为长沙市市花。 

地名由来

“长沙”之名最早见于3000多年以前的西周。此后历朝历代，长沙均为湖湘首邑和南方重镇，新中国成立后，长沙作为湖南省省会，成为国务院首批颁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长沙一名是怎么得来的，历来众说纷纭，史籍记载各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说：

一、得名于长沙星

《史记·天官书》云：“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二十八宿中轸宿有一附星名为“长沙”，古人按星象分野的理论，将长沙之地以应长沙星，认为长沙地名源于星名，故长沙又有“星沙”之称。

二、得名于万里沙祠

万里沙祠一说最早见于晋阚马因所著《十三州志》：汉“有万里沙祠，而西自湘州，至东莱万里，故曰长沙。”此后，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援引《东方朔记》云：“南郡有万里沙祠，自湘州至东莱可万里，故曰长沙。”唐杜佑《通典》中潭洲“秦为长沙郡”的自注亦云：“有万里沙祠，故曰长沙。”于是以后的各代地方志，多引此说作长沙得名之源，并加以阐发考释，认为长沙在古代有祭礼沙土之神的活动。

三、得名于“沙土之地”

长沙的地质结构为以石英砂岩、砂砾岩、粉砂岩及页岩等为基础，经过长年的外力作用，地层崩塌的岩石，经风化和水流的冲刷，使大量的砂、石都聚积于地表，特别是现长沙市区所在的湘江河谷地带，分布着大片的沙滩，沙洲等，每当枯水时节，这些洲、滩露出，向人们展现出成片的砂土，尤其是沙粒长大，“白沙如霜雪”，这种景象很是引人注目，故古籍中多有称长沙为沙乡或沙土之地。如唐大历间长沙太守张谓著《长沙土风碑铭》引《遁甲记》云：“沙土之地，云阳之墟。”又《路史》曰：“沙，为长沙；云阳，为茶陵。”又《元和郡县志》云：“《禹贡》荆州之域，春秋为黔中地，楚之南境。秦并天下，分黔中以南之沙乡为长沙郡，以统湘川。”

四、得名于长形的沙洲

长沙湘江中的水陆洲，长约5000米，宽约100米，是一较有特色的地理景观。

五、得名于“蛮越”语“祭礼女神的地方”

在楚国“南平蛮越”之前，长沙居民属“蛮越”族。在蛮越语中，“长”是“祭坛”的意思，“沙”是“女神”的意思，而不是“沙土之神”。“长沙”在蛮越中的含义就是“祭祀女神的地方”。至今，壮、侗诸民族聚居区还有女神崇拜的风俗，他们的成语中有“未立村塞，先立长沙”之语。

结论

后经过各时代文人学者的研讨，第一、二种说法逐渐被否定。而第三说和第四说的依据基本相同，都是突出长沙的地物特征，相对较为可信。长沙地名，应是先民们根据长沙古代的自然环境特征而逐步确认，最后约定俗成，流传后世；理应“始于洪荒之世”，至西周时被确认。至于第五说，虽无定论，但亦可作为一家之言。

地方特产

长沙最重要的特产是“长沙三绝”，即湘绣、棕编（另一说为中国红瓷器）和菊花石雕。

湘绣的起源和发展都在长沙县（今开福区沙坪一带），为四大名绣之一。长沙也建有湘绣博物馆以供研究、参观和销售。

菊花石雕，其中重要的菊花石产于浏阳大溪河底岩石层中，天然生有白色的菊花图案，其雕品为长沙的一大特色。

中国红瓷器最早出现于1100年前的晚唐长沙窑，但包括之后出现的瓷器在内，都没有纯正的红色。1998年底，尹彦征在长沙才研制出纯正的红瓷器，并在长沙隆平高科技园建立了中国红陶瓷工艺园。

浏阳有“花炮之乡”的美称，其生产的花炮在中国和世界各地都有销售。

风景名胜主要景区

国家AAAAA（5A）级旅游景区：岳麓山—橘子洲旅游区（包含岳麓山、橘子洲、岳麓书院、 新民学会旧址四个景区）；花明楼（含刘少奇纪念馆、刘少奇故居等）。

国家AAAA（4A）级旅游景区：长沙世界之窗、湖南省石燕湖生态旅游公园、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湖南省博物馆、雷锋纪念馆和天心阁，长沙洋湖湿地公园。

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岳麓山风景名胜区（包括岳麓山、岳麓书院和橘子洲）。

国家森林公园：黑麋峰国家森林公园、天际岭国家森林公园和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

国家水利风景区：长沙湘江水利风景区（湘江风光带）、长沙市千龙湖生态度假村。

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湖南湘绣城

国家级重点开发基地、绿色低碳示范新城：梅溪湖国际新城（桃花岭、梅溪湖、象鼻窝。

长沙历史文化古迹

长沙由于八年抗战、文夕大火和文革破四旧，导致长沙城区古建筑古文物几乎损失殆尽。完整保存的麻石街仅存4条。历史街区：太平街、潮宗街、化龙池、小西门、天心阁历史文化街区。

（长沙地下文物丰富，重要的考古发现有长沙马王堆汉墓，宁乡炭河里遗址的青铜器，长沙走马楼简牍，春秋战国楚墓，铜官窑等。）

谢选骏指出：上面罗列的这些古董，我觉得都是假的，因为我1981年访问长沙的时候，这些东西和地点都是不存在的。那时候我看见的中国，才是原汁原味的中国：一片荒芜。而现在呢？则是修旧如新，弄假成真了！我当时也去了“橘子洲头”，想看看毛泽东《沁园春·长沙》里的风景，但是我站在湘江大桥上看完之后，却觉得毛泽东和他的狐群狗党，简直像毛毛虫一样渺小。这也难怪，长沙本来就是野蛮民族是祭祀“女神”也就是魔鬼的地方，结果培育出了毛泽东一伙不男不女的东西，毛泽东肯定是个两性人，否则她怎么会没有一点点胡子呢？从神秘主义的角度说，毛泽东是白骨精的化身，长沙就是她的起点。

【29、株洲布满了毫无特点的公房和工房】

《株洲（湖南省辖地级市）报道：

株洲，古称“建宁”，湖南省辖地级市。位于长沙市东南部40公里处，湘江下游，东接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吉安市永新县及井冈山市，南连省内衡阳、郴州二市，西接湘潭市，北与长沙市毗邻。株洲市辖天元区、芦淞区、荷塘区、石峰区、渌口区5区，攸县、茶陵县、炎陵县3县，代管县级醴陵市，此外设立有云龙示范区，总面积11200平方公里。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株洲市常住人口为3902738人。2020年，株洲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105.8亿元。 

株洲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重点建设的八个工业城市之一，是中国老工业基地。京广铁路和沪昆铁路在株洲交汇成为中国重要的“十字型”铁路枢纽。株洲是长江中游城市群成员、长株潭城市群三大核心之一，是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一部分。此外株洲还拥有国家绿化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文明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荣誉称号。2020年9月2日，被交通运输部评为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城市。2021年1月29日，入选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的2020年度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地区名单。

建制沿革·地名由来

株洲古称建宁，后又名槠洲，最早见于南宋人文集。“株”字可能取自株田之“株”。株洲、株田相距数里，五代时株田已较著名。“洲”字取自古人以湘水两岸为 洲之“洲”。联缀而成地名。一说因地多槠木，且“槠”、“株”同音，故又名“槠洲”。自南宋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正式定名株洲后，株洲之名沿用至今。

历史沿革

远古时期，株洲地区就有先民生息繁衍，炎陵县鹿原陂安葬着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神农氏。据考古发现，在株洲县漂沙井黄霞垅磨山有6000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大溪文化遗址，以及叠在其上的4000多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

春秋战国时期，株洲属楚国之黔中郡。

公元前223年，秦灭楚，株洲属黔中郡。

公元前202年，建长沙国，株洲是长沙国领地。

东汉建安十九年（214年），孙权割湘南县以东和醴陵、修县沿湘江东岸地带置建宁县，筑县城于今株洲市庆云山解放街、南湖街沿建宁港两岸，属长沙郡，乃株洲建县之始。

三国吴太平二年（257年）建宁县治从槠洲迁驻淦田（今株洲县淦田村，现存有建宁故城）。

三国吴宝鼎元年（266年），建宁县治又复迁槠洲。

公元265~420年，晋一统中国，建宁县治仍驻槠洲，属古荆州长沙郡。

公元420年~589年，南朝齐时期，建宁县属湘州长沙郡。

隋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废建宁县入湘潭县。

唐武德四年（621年），复置建宁县，属南云州（州治在今攸县县治）。

唐贞观元年（627年），废除南云洲，取消建宁县。建宁县域划归湘潭、醴陵两县。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设株洲厅。“株洲抚民厅”位于现芦淞区樟树坪。

民国元年（1912年），清亡，存在近五年的“株洲厅”建制被取消，株洲再度纳入湘潭县管辖。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设湘潭县株洲镇。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湘潭县株洲镇和白关乡、昭阳乡合并为株洲乡。

1949年8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株洲，8月12日成立湘潭县株洲区人民政府。

地理环境位置

株洲市位于湖南省东部，湘江下游。东界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永新县及井冈山市，南连本省衡阳、郴州两市，西接湘潭市，北与长沙市毗邻，总面积11200平方公里，介于北纬26°03’05”～28°01’07”，东经112°57’30”～114°07’15”之间。

株洲市地形地貌

株洲市境位于罗霄山脉西麓，南岭山脉至江汉平原的倾斜地段上，市域总体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北中部地形岭谷相间，盆地呈带状展布；东南部均为山地，山峦迭障，地势雄伟。水域637.27平方公里，占市域总面积的5.66%；平原1843.25平方公里，占16.37%；低岗地1449.86平方公里，占12.87%；高岗地738.74平方公里，占6.56%；丘陵1916.61平方公里，占17.02%；山地4676.47平方公里，占41.52%。山地主要集中于市域东南部，岗地以市域中北部居多，平原沿湘江两岸分布。

气候

株洲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光热充足，风向冬季多西北风，夏季多正南风，无霜期在286天以上，年平均气温16°C至18°C，是名副其实的膏腴之地，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为湖南省有名的粮食高产区和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长江流域第一个粮食亩产过吨的县（市）就产生在株洲代管的醴陵市。

水文

株洲市域的河流长度5公里以上的341条，30公里以上的19条，100公里以上的7条，均属湘江水系。湘江干流在株洲市域内全长89.6公里，占湘江总长的10.46%。市域内湘江一级支流较大的有洣水、渌水；湘江二级支流长度在100公里以上的有洮水、攸水、澄潭江、铁水等4条。

自然资源·矿产资源

株洲境内物产资源丰富，已探明的矿产有煤、铁、钨、铅、锌、锡、铀、铜、铌、钽、稀土、萤石、石膏、硅石土、高岭土、石灰石、花岗岩等40余种，为有名的有色金属之乡。丰富的农产和矿藏资源，加上气候、土壤、地质、植被所具有的多样性特征，为多层次开发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已发现矿产44种，矿床（点）360处，其中大型矿床3处，中型10处，小型103处。矿产资源赋存具共伴生矿产多、单一矿产少，资源和矿产地分布相对集中的特点。铌、氧化钽、高岭土、铸石用辉绿岩、冶金用石英岩等5种矿产资源储量居全省之首，煤、铁、锡、氧化铌、细晶石、陶瓷土、普通萤石、熔剂用灰岩等8种矿产资源储量居全省2-5位。

2016年，株洲市已发现矿种44种，探明资源储量矿种20种。其中，能源矿产5种，金属矿产16种，非金属矿产22种，水气矿产1种。实施地质勘查项目（含续作项目）31个。

植物资源

株洲市域的植物种属古老，种类繁多，群落交错，分布混杂。自然分布和引种栽培的约有106科、296属、884种。其中珍稀乡土树种约有40余种。株洲市共有古树名木3万余株，其中500年以上的国家一级古树245株。株洲市森林覆盖率42.2%，活林蓄积量1179.85万立方米。炎陵县桃源洞有原始森林面积10万多亩。

土地资源

根据2014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株洲市耕地208995.71公顷（313.49万亩）；园地7594.16公顷（11.39万亩）；林地686259.47公顷（1029.39万亩）；草地27445.15公顷（41.17万亩）；城镇村及工矿用地91472.72公顷（137.21万亩）；交通运输用地20559.4公顷（30.84万亩）；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59425.89公顷（89.14万亩）；其他土地23002.97公顷（34.50万亩）。按三大类分，株洲市农用地962821.95公顷（1444.23万亩），建设用地106962.59公顷（160.44万亩），未利用地54970.93公顷（82.46万亩）。 

水资源

株洲市境内有洮水水库，总库容达5.25亿吨，多年平均水量达8.36亿吨，多年平均可供城市水量6.64亿吨，水库的水量足以满足株洲城区的用水需求。水库水量充沛，库区植被良好，没有工业污染，水质全年达到了Ⅱ类标准。 2014年，市内可用水资源量约为102.3亿立方米，年度用水量为23.8亿立方米。全市范围内，有中大型水库4座、中型水库14座、小型水库946座。共建成装机500千瓦以上水电站167座，总装机54.7万千瓦。 

人口民族

2019年末常住人口402.85万人，比上年增加0.77 万人。按城乡分，城镇人口273.59万人，农村人口129.26万人；按性别分，男性205.93万人，女性196.92万人。年末城镇化率为67.91%。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株洲市常住人口为3902738人。株洲属散杂居民族地区，有46个少数民族，常住少数民族人口2.3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0.56%，城市民族工作社会化、多元化、繁杂化。

株洲有“火车拖来的城市”之称，是中国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京广、沪昆2大铁路干线在这里十字交汇，株洲站是中国客货运输特等站之一，平均每3分钟接发列车一次，日接发车达230趟之多，日均客流量1.6万人，2015年株洲火车站总共发送旅客584.9万人。株洲北站是全国最重要的12个路网性编组站之一，同时也为特等站（原双向三级七场），日均办理车16000辆，解编11000辆，株洲为铁路双特等站城市。

历史文化

株洲方言（湘语-新湘语；赣语、客家话）：株洲主城区方言介于长沙方言和湘潭方言之间，但县市方言受赣客方言影响较大，比较难懂，五里不同音，难以沟通。一般而言，湘东地带的山区方言多半为赣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及当地土话相互融合而成，成分较为复杂，如醴陵话，整个来说很难把它归入湘语或赣语，可又都同时具备湘语和赣语的一些特点。

风景名胜

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的安息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新潇湘人文八景、株洲方特欢乐世界 、云龙新区、华中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第四代主题公园、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炎陵县十都镇。保存着中国南方地区面积最大的10万亩原始森林，景区内珠帘瀑布区域空气负氧离子含量达13.6万个/cm3，为亚洲第一。

历史遗址

恐龙化石遗址可以见证株洲境域亿万年的沧海桑田；漂沙井磨山文化遗址、茶陵枣市独岭坳文化遗址、炎陵龙渣瑶族寨址等可以见证株洲至少六千多年的人类活动史；五代马王故城遗址、北宋金州故城遗址、三国建宁古城遗址、南宋茶陵城旧址、容陵侯故城、阴山县故城、攸县故城、三国吴建宁县新城遗址、醴陵古城遗址等古城遗址可以见证醴陵两千多年的城市聚落发展史；醴陵南桥鞭炮作坊遗址、楠竹山窑址、窑下湾砖窑址、沩山窑大遗址，炎陵桃岭窑址、洞下窑址，茶陵中瑶窑址、陵窑背窑址、陵窑塘下窑址，株洲县窑堆子窑址等古窑遗址可以见证株洲古代手工业的繁荣。

谢选骏指出：株洲是个工业城市，我1981年研究生毕业论文调查期间经过那里，那里布满了毫无特点的公房和工房，污染相当严重，根本没有上面所讲的这些风景。所以我估计，这些古迹风光都是“新近开发的旅游项目”。“历史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不仅是当时的人制造的，而且也是后世的人们捏造的。制造本来就是捏造，捏造何尝不是制造？

【30、在毛泽东故居可以随地大小便】

网文《韶山 （湖南省辖县级市）》报道：

韶山市，隶属湖南省湘潭市，位于中国中南部，湖南省中部偏东湘中丘陵区。韶山地处湘潭市市区以西，北、东与宁乡市麻山乡、朱石桥乡、三仙坳乡毗连，东南与湘潭县良湖乡、楠竹山镇接界，南与湘乡市龙洞乡、白田镇、金石镇接壤，西与湘乡市白田、金石镇相邻。行政区域面积247.33平方公里。辖清溪镇、银田镇2个镇，韶山乡、杨林乡2个乡，韶山市政府驻清溪镇。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韶山常住人口为103357人。

历史沿革

“韶”乃虞舜时乐名。《书·益稷》曰：“箫韶九成，引凤来仪。”史载：韶山，相传舜南巡时，奏韶乐于此，因名。（《湖南省志·地理志》引《嘉庆一统志》卷354）《辞海》据此诠释韶山：“相传古代虞舜南巡时，奏韶乐于此，故名”……山有八景，风景优美。虞舜，远古时代父系氏族社会后期的部落联盟首领。

姓尧，号有虞氏，名重生，世称虞舜。他是继尧之后被中华民族世代推崇的又一明君圣主。他为尧所器重，尧不但把盟主的尊位禅让于他，还把两位爱女娥皇、女英许配与他。舜继位之后，为造福人类，开拓疆土，辞别爱侣，甘冒苦辛，渡黄河，涉长江，深入荆楚蛮荒之地，探测山川利弊，规划拓垦宏图。南下途中舜与侍从宿营韶山，侍从们为舜帝载歌载舞，随着优美的音乐舞蹈，山崖翕然，山鸣谷应，声震林木，凤凰闻乐展翅，嘤嘤和鸣。山间胜境，人间盛会，亘古传诵。日久，人们便把舜帝欣赏过的音乐称为韶乐，把他赏韶乐的山岭叫韶山。

区划沿革

秦至晋未属湘南县。南齐属湘西县。

隋开皇九年并入衡山县。唐天宝八年改衡山县为湘潭县，自此至宋。元湘潭县升湘潭州，韶山归湘潭州。

明代属湘潭县移风乡居义里；清代为湘潭县的第七都；光绪十九年〔癸巳〕冬月十九日（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于湘潭县七都韶山冲上屋场。民国时期先后属湘潭县西二区，第九区、清溪乡和银田乡、清田乡。

1925年2月，毛泽东偕夫人杨开慧回韶山组织领导农民运动，先后在毛氏宗祠、李氏宗祠、庞氏宗祠等地创办了20余所农民夜校，并在韶山冲建立中国农村最早的党支部之一中共韶山支部。

到20世纪30年代末，中共潭湘区委（下辖湘潭、湘乡）为适应对敌斗争需要，决定一分为二，划为韶山和白田两个区委。韶山区委下辖湘潭县清溪乡（即今韶山）和湘乡县湘西乡。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共潭湘宁边区县工委在韶山成立，1949年5月，更名为中共宁乡县工委，韶山党组织隶属关系随之改变。

1949年8月15日，韶山解放。新中国建立以后，韶山建制曾多有变化。

地理环境位置

韶山市位于湖南省中部偏东的湘中丘陵区，地理坐标为东经112°23′52〞-112°38′13〞、北纬27°51′40〞-28°1′53〞。位于湘乡、宁乡、湘潭交界处、距湘潭市40公里，距长沙市120公里。处于湘潭市市区以西。北、东与宁乡县麻山乡、朱石桥乡、三仙坳乡毗连。东南与湘潭县良湖乡、楠竹山镇接界，南与湘乡市龙洞乡、白田镇、金石镇接壤，西与湘乡市白田、金石镇相邻。行政区域面积247.33平方公里。

地形地貌

韶山属于湘中低山丘陵区。地貌基本格局奠定于株罗纪末期的燕山运动。以后随着地壳运动的间歇性缓慢上升与流水下切，形成了韶河溪谷与阶地，以及挺拔的韶峰山脉与丘岗剥蚀面。总的地貌轮廓是以韶峰山脉和韶河、石狮江两水为骨架，构成西部隆起，往东及东南倾斜的地势，山、丘、岗、平原齐备。全市最高点韶峰，海拔518.5米，最低点六亩洲海拔48米；高程差470.5米。其类型分类比例：溪谷平原占31.77%、岗地占31.88%、丘陵占22.35%、山地占14%。韶山山脉由南往北，曲折延伸，于韶山冲内虎踞龙盘，遂构成众多的冲、洞、谷、壑等，成为旅游价值的风景点。韶峰，顾名思义，韶山的最高峰，海拔518.9米。韶峰位于韶山西南角，距毛泽东故居约5公里。韶峰是南岳衡山第七十一峰，比第七十二峰的长沙岳麓山高出两百多米。狮子山横亘于韶山市中部，距韶山冲10里。

韶山市地图

地质

境内地层发育较全，地质构造复杂。山峦起伏，溪水潺潺，冲土段相连。境内地层有板溪群、震旦系、寒武系、下奥陶系、泥盒系、石炭岩系、二迭系、下三迭系、下侏罗系、下第三系；西部有印支期花岗侵入体，地质构造形迹成涡旋状，为韶山银田寺旋扭构造。

水文

韶山河流属于湘江水系，均经涟水入湘江。全市5公里以上的小河有9条，全长103公里，其中以发源于韶山山脉的韶河最大。韶河原名云湖河，曾经是九曲十八弯。

气候

韶山地处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冬冷夏热，夏热期长，严寒期短。年平均气温16.7℃，较四周县市略低，年极端最高气温为39.5℃。一月份平均气温为4.4℃。7月最热，月平均气温28.9℃。韶山年平均降水1358毫米，最多年份达到1719.9毫米。雨季在4月15日前后开始，7月10日前后结束，春夏多雨，秋冬干燥。韶山日照偏多，年日照达1717小时，年平均日照百分率为39%，分布趋势与气温变化基本一致。

自然资源·植物资源

境内自然植被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系组成为壳斗科、樟、冬青科、山茶科、蔷薇科、芸香科等，共65科280多种，山林之胜，前人咏为“峰高青碍目，树远翠迷天”。

韶山市共有乔木、灌木25科230种，其中乔木176种，灌木藤类54种，乡土树种180种，引进树种50种；有草场13万余亩。林地资源面积91.61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43.6%。其中：有林地76.94平方公里，未成林造林地4.77平方公里，灌木林地6.74平方公里，疏木林地2.98平方公里，迹地0.09平方公里，苗圃0.09平方公里。草场13万余亩。

水资源

韶山水域面积14.22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6.8%。其中：河流水面约0.99平方公里，水库水面1.61平方公里，坑塘水面8.85平方公里，沟渠2.31平方公里，水工建筑物0.46平方公里。

动物资源

韶山曾经是虎豹风生、龙蛇出没之地。滴水洞、虎歇坪、滑油潭、石旗冲历来是藏龙卧虎之地。1949年前后尚有华南虎约10多头，豹多头，1957年后虎渐绝迹，1963年后豹无踪影。有野猪、獾、狐狸、麂、花面狸、山羊、娃娃鱼、龟、鳖、雀、喜鹊、画眉、鹰等。

土地资源

韶山市的土地总面积为247.3平方公里，其中：耕地：年末实有耕地面积60.28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28.6%。当年增加耕地面积0.07平方公里，其中：新开荒地面积0.07平方公里。当年减少耕地面积0.17平方公里，其中国家基建占地0.06平方公里；乡村基建0.002平方公里。人均耕地0.89亩。

韶山未利用土地面积达9.80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4.7%。其中：荒草地1.99平方公里，裸土地0.14平方公里，裸岩、石砾地0.10平方公里，田坎7.39平方公里，其它0.18平方公里。

韶山居民点及工矿用地面积达23.62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11.2%。其中：城镇1.12平方公里，独立工矿用地2.60平方公里，农村居民点19.35平方公里，特殊用地0.55平方公里。

韶山交通用地面积3.50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1.7%。其中：铁路0.44平方公里，公路1.44平方公里，农村道路1.62平方公里。

矿产资源

根据2016年官网显示，韶山市已发现矿产12种，有储量的矿产7种，矿床规模均属小型或矿点。铁、锰分布于韶山乡花园村、永义乡永义亭附近及杨林乡、永义乡铁矿体出露地表3层，地质贮量为118.188万吨，属小型，中品位。杨林乡谭家冲铁锰矿为火成的淋滤型褐铁锰矿，地质贮量36.23万吨，量少，不集中，矿质高，同时伴生锌、铅等。

煤：分布在银田镇锡丰、凤家、茶园等村，与湘潭县交界，含可采煤2-3层，地质贮量1300万吨，地下水较多，矿区东端为气肥煤，灰分低，热量为7642千卡/公斤，如意乡东部石湖村一带煤矿含煤3-4层，可采两层。

矽砂：分布在如意乡杨湖村、韶山乡花园村。

石灰岩：韶山乡朝阳村、如意乡如意村、心村、银田镇余家冲、大坪乡邹家冲均有分布。银田镇锡丰村余家冲石灰岩，地质储量234万吨（已采40万吨），矿厚35米，含氧气量52%，矿床长300米，厚38米，深25米，容量3.2克/毫升。

海泡石：分布于银田镇。

砖瓦粘土：分布在银田镇茶园村和青石村，储量32万吨。

水泥用灰岩：分布在银田镇余家冲、大坪韶新村，储量120万吨，小型。 

人口民族

至2014年4月，韶山共有土家族、苗族、瑶族等22个少数民族，毛泽东家族具有这些少数民族血统。

历史文化

《韶乐》是一部歌颂、宣传舜帝九功之仁德，集诗、乐、舞为一体的尽善尽美的乐舞。从夏朝韶乐至清代，中和韶乐失传，《韶乐》经历了4000多年的延绵史，韶乐神秘，韶乐奇妙，是“华夏第一乐章”。

乐舞：韶乐所使用的乐器是严格按文史考证作为远古至明、清宫廷雅乐《韶乐》所使用的乐器制作演奏的。使用的乐器有甬钟、四虎缚钟、歌纽钟、歌缚钟，编馨铜鼓、木鼓、陶鼓、建鼓、悬鼓、鼗鼓、雷鼓、路鼓、灵鼓、古琴、古筝、古瑟、萧、笛、排箫、埙、 笙、枳 、缶（4种）、石、相、铃、土号、角共36种200余件。舞蹈有文舞—长袖舞、羽毛舞、牛尾舞和武舞（盾牌舞）。

舜文化

舜帝是中华民族史祖五帝之一。《汉书·古令人表》对舜帝的标准称谓是：“帝舜是虞乐”。舜是孝德的化身，一生“苦忧人”，“只为苍生不为身”，四千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景仰称颂。舜是中国道德文化的鼻祖，舜文化之魂可称为“德为先，重教化”。舜死于苍梧之野，葬于湖南九疑山。舜帝二妃娥皇、女英，是尧的两个女儿，闻舜已死，赶至洞庭湖君山，便南望痛哭，随后投湖殉节，化为湘祀女神。

湖南是舜帝南巡的主要区域，其主要路线是围绕湘江流域进行的，并留下了很多动人故事和美丽传说。韶山是舜帝南巡的主要地区，韶山因舜在此奏《韶乐》化解一场恶战而得名。

社会风俗

韶山民风野蛮，冬至炕熏腊肉流行于全省各地。湖南人喜食腊肉，冬至开始杀年猪，除留部分鲜食外，大部分制成腊肉留着长年食用，于是毛泽东死后也被腌制。其制作方法是：先将猪肉（最好带皮）或牛肉、鸡、鸭、鹅、鱼、兔肉等用盐或拌以五香、八角粉腌四、五天，待晾干后，以锯木、谷壳、花生壳、桔皮、柚皮等烧烟熏烤，或挂在柴火灶上，让冷烟熏烤，称“冬腊肉”——毛泽东纪念堂里的僵尸就是一例。

喝凉药茶又称喝凉茶，流行全省各地城乡。湖南夏季炎热，气候干燥，容易受热中暑发疹或生疮疖痱子，人们常以一些清热解暑、利尿解毒的草药，诸如金银花、淡竹叶、夏枯草、车前草、香薷、薄荷之类，加上石膏等矿物药，煎水或开水冲泡，代茶喝，以防暑解热，祛湿消毒，强身健体，称“凉药茶”，或“凉茶”。

米粉，是湖南省内尤其是常德市、湘西、湘南一带的风味食品和小吃。依据加工方法不同，有“肠粉”、“切粉”、“滤粉”、“榨粉”，统称“米粉”。食用时按烹调方法的不同，又有各种各样的称呼。将米粉加各种配料、佐料（醋是必不可少的）凉拌而食，称“凉拌粉”；将米粉放在滚水锅中烫热，捞起，不放汤，加配料、佐料，称“冒热粉”；加汤，称“汤粉”；用油炒，称“炒粉”；用小锅将米粉和配料一起煮，称“煮粉”。根据配料不同，有“瘦肉粉”、“牛肉粉”、“鸡杂粉”、“螺蛳粉”。不加肉菜的叫“素粉”。湖南人喜好米粉，或赶圩、或进城，每每选中吃米粉，饭店、宾馆、招待所早餐供应米粉，在家待客乃至未婚男女在圩镇上见面，如果双方满意，便由男方请女方吃米粉。

清朝、民国时期，湖南民众夏天穿广式文衫或用苎麻织成的夏布短衫，冬天穿用家织上布做成的大襟衣，男女长裤一般为白裤头，大裆宽裤筒，穿着不分前后，以棉线带做裤带。妇女普遍穿短领偏襟衣。家庭经济富裕的成年男子夏天多穿绸缎、士林布短 。

清末民国时期，未婚女子多戴瓜子型耳坠，手带银圈；中年妇女戴玉镯；富家妇女手带金、银、藤手镯和戒子以及串珠镯，颈带金、银项链；一般妇女常带铜质顶针，以便做针线活，亦起装饰作用；部分小孩耳吊“长命”耳坠、颈带银项圈或挂“长命锁”，上镌“长命富贵”、”易养成人”字样；乡间女子未婚的梳长辫，扎红头绳，已婚的挽髻，上插鲜花，俗称素打扮。

50—70年代，城乡妇女以艰苦朴素为荣，不重首饰，戴各种手饰者少。

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条件改善，城镇妇女时兴首饰，戴各式各样的戒子、耳环、簪子、手镯、项链较为普遍，饰品质地有金、银、铜、玉等。农村女子已有一定数量的人戴之。

花鼓戏源出于民歌，逐渐发展成为一旦一丑演唱的花鼓戏初级形式。

早期的花鼓戏，只有半职业性班社在农村作季节性演出，农忙务农，农闲从艺。光绪以来，这种班社发展较快，仅宁乡、衡阳两县就有几十副“行箱”，艺人近200人。训练演员采取随班跟师方式，也有收徒传艺的，称“教场”或“教馆”，每场数十天，教三、四出戏。过去，由于花鼓戏经常遭受歧视和禁演，各地花鼓戏班都曾兼演当地流行的大戏剧目以作掩护，这种戏班称“半台班”或“半戏半调”、“阴阳班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分别成立专业剧团，进入城市剧场公演。据1981年统计，湖南省有花鼓戏剧团54个，并成立了湖南省花鼓戏剧院。1957年，湖南省戏曲学校成立，设有花鼓戏专科。

毛泽东故居位于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土地冲上屋场，坐南朝北，系土木结构的“凹”字型建筑，东边是毛泽东家，西边是邻居，中间堂屋两家共用。总建筑面积472.92平方米。主要景点是毛泽东故居、铜像广场、滴水洞。

毛泽东诗词碑林位于韶峰半山腰，距毛泽东故居约3公里，1991年动工兴建，1993年正式对外开放，总占地面积约2万平方米。

毛氏宗祠是韶山毛氏家族的总祠堂，始建于1758年，1763年建成。建筑系砖木结构，青砖青瓦，建筑面积约700平方米。

毛泽东纪念园位于毛泽东故居西侧约500米的层山叠岭之上，纪念园最初定名为“毛泽东之路景园”。景园的构思显然受到了全国许多大城市“世界之窗”微缩景观的启示，整座景区建成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占地约二十万平方米，大小建筑近百处，集纪念、教育、游览等多种功能于一体。

毛泽东铜像重3.7吨，像高6米，基座高4.1米，通高10.1米，象征着“10.1”国庆，更象征着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

滴水洞，位于韶山冲西边的角落里，与主席故居相距3公里。滴水洞天，是韶山风景中一个著名的景点群，由滴水幽壑、虎歇坪、龙头山等自然风光与滴水洞一号等建筑组成。

韶峰有八景，即韶峰耸翠、仙女茅庵、胭脂古井、塔岭晴霞、石屋清风、顿石成门、凤仪亭址、石壁流泉。

相传舜帝南巡时，命在此演奏韶乐，美妙动听的音乐响起，瞬间百鸟和鸣，凤凰翩翩起舞。舜帝在九嶷山升天后，凤凰又飞回韶山。韶山的百姓便在凤凰栖身的梧桐树旁，修造了一座“凤仪亭”。如今，凤仪亭坐落在仙女庵的后面。

《毛氏族谱》中有《仙女庵记》记述仙女茅庵两种传说。仙女庵建造在韶峰半山腰上，如今草庐茅舍依旧，大门门楣上依稀可见庵名。

传说舜帝二妃娥皇、女英在此路过，见一泉井，水平如镜，便对水梳妆，一不小心，胭脂掉落井中，顿时井水呈粉红色。胭脂古井即由此而来。

石屋，又称“玉石宫”，坐落在韶峰北侧的鳜鱼峰上。

顿石成门相传为梦公所立。梦公为一道姑梦后所生。梦生子从小未见过也不知谁是他的生身父母，由一采药老人带养并供其习文练武。梦生子长大投军参战，立有战功后解甲归田，孝顺养父。一日，梦生子默念生身父母，跪拜天地，忽闻一声霹雳，他所站立的两块褐石猛涨数丈之高，撑天而立，有如天门。生母出现与养父相认，梦生子也在石门下拜见亲娘。顿石成门之景由此得来。

传说韶峰旧时有一条专吃生灵精血的蜈蚣精，整日喷发毒雾，使得这一地区浮云阴沉、乌烟瘴气、不见天日，于是太乙真人用宝塔将它镇服，此后天空出现了美丽的彩霞。此塔位于韶峰南山腰，塔岭晴霞因此得名。毛泽东就是蜈蚣精转世投胎到了北京的。

韶峰东面有一处瀑布，人称石壁流泉。相传是鱼龙女凿石引泉而得名。

黑石寨景区位于韶山风景名胜区北部，景区内群山起伏，绿水滢滢，植被丰富。景区内有青沟里水库、红旗水库、韶山鹿场、杨林鹿场、黑石寨等景点。境内景区最高海拔500.9m，最低海拔118.8m，总面积30平方公里。

狮子山景区位于韶山风景名胜区的东部，有如意亭、大塘湾、板凳岭、坪顶岭、燕子洞、四仙抬宝、雄狮吞日、乳桐庙等景点。

韶山这个名字的由来非常久远，早在上古时期，三皇之一的虞舜开始南巡，途经此地时，见层峦叠嶂、山清水秀，便下令在此安营扎寨，欣赏这如画的美景。

谢选骏指出：1981年我做了一个毕业调查，顺路看看韶山这个贼窝。我后来的妻子也是当时的女友，她在我行前问我为何要去韶山这种被人冷落的地方，当时正值“1980年审判四人帮现场”全国直播的第二年，毛泽东的名声很臭，达到了历史新低。我只好说想去那里撒泡尿，另外勘探如何挖掘毛泽东的祖坟——因为毛匪挖了全国人民的祖坟，我要为人民寻求一个公道，对等处理毛泽东家族！她笑着没有说话，买了一本《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文集》送给我，让我在路上读着。

网文《舜囚尧，禹杀舜，<竹书纪年>真这么毁三观吗？》（2021-03-29 网易）报道：

279年的西晋，也就是晋武帝司马炎太康二年，有个叫不准的盗墓贼，盗掘了一个位于今日河南省的魏王墓，他在被抓的同时也让墓里的大批竹简出土。

由于不准盗墓的时候，用部分竹简点火照明，造成了一些内容缺失，司马炎下令整理编辑余下的竹简，整理后共计十三篇，叙述上启五帝，下至魏襄王二十年的历史。

最后负责官员把史书纪录的部分整理好，并将之命名为《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多记晋国与魏国之事，一般将此书看成是魏国的史书。其成书年代大概在《史记》之前200年左右。

近年网上流传竹书纪年毁三观的话题，让广大网友对儒家思想、尤其是孔子和司马迁等人极尽嘲讽。

1、舜将尧囚禁起来，后又流放，甚至不让尧的儿子丹朱去见他。按照这上面的记载，古代圣王尧舜之间的禅让，竟然是政变，而不是儒家所称赞的“德治天下”，“任人唯贤”。

2、舜即位后清洗政敌，杀掉了尧的几名心腹，并污蔑对方称之为“四凶”，这里面就有大禹的父亲鲧，于是大禹暗中积蓄力量，据夏地抗击舜，击败舜之后将其流放苍梧至死，大禹死后，儿子启即位，伯益密谋篡位，被启杀死。

3、伊尹放太甲于桐，尹乃自立，暨及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根据《史记》所记载，商朝太甲被伊尹囚禁3年后，伊尹见太甲改过自新，便郑重的将国家交给他。太甲复位后，沉痛接受教训，成为了一个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圣君。但是根据《竹书纪年》是：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杀掉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

这部书里记载的历史，有很多地方不同于《史记》，甚至部分内容用一个词来形容最为贴切——大逆不道。

到底历史真相如何，首先要搞清楚现存《竹书纪年》分为“古本”和“今本”两个体系。

真正的《竹书纪年》也就是原版的盗墓贼挖出来的那个版本，在宋代以后就佚失了。

相传到明万历年间，时著名藏书家范钦的藏书阁里，出来了一本《竹书纪年》——这个就是《今本》。既然原版都丢了又怎么知道原版是如何记载的呢？

清道光进士朱右曾，把自晋以降、明以前的诸古史典册中，凡索引过《古本竹书纪年》的内容都搜集了出来，他发现和《今本》不一样，于是编撰成了一本书，叫《汲冢纪年存真》。这是“复活后”的《古本竹书纪年》，俗称《存真》。

后来，王国维对此书注解，写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简称《辑校》。

此后，两书合并统称《古本竹书纪年》。“古本”为辑佚本，其纪事起于夏代，终于公元前299年，无规整的体例。

“今本”纪事起于黄帝，终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6），有较为完整的体例。

从此，《古本》为正，《今本》为“伪”。但是，由于《今本》也不完全是伪书，里面有不少内容与明以前的索引也一致，因此，1981年，内地学者方诗龄与王修龄又在《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的基础上编撰出版了《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简称《辑证》。这个版本是目前流传最广的。

1.无论《古》《今》本，压根就没有尧舜禹互杀的故事，《古本竹书纪年·五帝纪》记载的就是禅让，和《尚书》《史记》基本一致。

2.启杀益？《尚书》未提及益禅让给启，《史记》有。

3.根据出土的甲骨文记载，伊尹在整个商代一直受到尊崇，也有伊尹放逐太甲又迎回的记录，似乎正史的记载更为信服。

谢选骏指出：无论真相如何，看来逆贼毛泽东显然相信了尧舜禹互杀的故事，否则他就不会频频作乱、涂炭生灵了。但是报应都会来到——1981年，在毛泽东故居的堂屋居然可以随地小便。我亲眼目睹这是真的。我希望将来可以拆掉这个肮脏的鬼地方，还给中国一个长期的干净的和平。

（另起一页）

【第二部分】

【1980年的中国思潮】

【01、理想之花，淹没在六四的血泊中】

《1980年代：中国本土电影最辉煌的时光》（2014-09-18 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综合）报道：

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使文艺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中国电影在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后，逐步走上了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道路。中国电影在享有国家政策和经济上的双重保障的基础上，在没有市场压力的情况下，在解除了思想的禁锢和文化的封闭状态之后，焕发出前所未有的艺术生机。

大众文化中的“电影热”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视节目相对单一，电视机的普及率远不如现在；大众文化娱乐的消费形式也不够丰富，文学、戏剧、电影等较为传统的文化消费形式还居于主要地位。再加上漫长饥饿期的“铺垫”，国人对于电影的渴望几乎是报复性地反弹，当时的热门电影一票难求，据说在影院门口还出现过挤死人的悲剧。2012年，中国电影的总观影人次接近5亿，而在80年代初，这个数字居然能达到骇人的数百亿——当时的票房系统还没有联网，具体数字统计尚有困难，可能与真实情况存在出入，即便如此，观影人群的规模之大，恐在世界影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80年代的电影热，给了国人一次全民性的精神洗礼，看电影、评电影甚至拍电影，都成了普罗大众追捧的时尚。一个被后人多次提及的典故是：咸阳棉纺厂工人张艺谋在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时，因年龄超标而被拒之门外；张艺谋大胆地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写信，在黄镇的亲笔批示下，张艺谋最终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并于1982年顺利毕业。他与他的电影学院同级同学，日后成了闻名遐迩的“第五代”。

当时还出现了大量的“现象级”电影，许多作品引发了民众广泛的讨论。譬如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庐山恋》，迄今还在庐山电影院里放映，是全世界放映场次最多、单片放映时间最长、用坏拷贝数最多的电影。用现在的标准衡量，一部电影能有两个星期的街谈巷议就是“话题”大作了，而跟80年代的一众“大片”比起来，这绝对是小巫见大巫。

“电影热”不仅表现在电影院的火爆，也表现在电影期刊、杂志的火爆上。1979年复刊的《大众电影》，在80年代初的发行量曾逼近1000万册，这在中国传媒史上是一个天文数字。《大众电影》当时的封面、封底照片，都是亿万青年模仿的“时尚偶像”。而电影文化的广泛传播，也表征着时代精神的解冻和复苏，关于电影的种种讨论，其实就折射出社会文化脉络的整体变迁。随着《庐山恋》中那轻轻一吻的光影飞扬，标志着对浪漫爱情、男欢女爱的大胆追求不再是禁区。而就在一年前，1979年第5期的《大众电影》在封底刊登了英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王子与灰姑娘接吻的剧照，一时引发了轩然大波，在短短两个月内，编辑部接到了超过2万封读者来信，对此事进行激烈的辩论。

80年代的中国，信息流动仍显凝滞，大众文化的自我传播技能尚不完善。此时，电影就成为塑造城市大众文化底色的主要载体。甚至可以说，电影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时尚的风向标。仍以《庐山恋》为例，女主角张瑜在片中一共换了43套衣服，比现在大片里的女主角换得还勤，几乎每套衣服都成为了女观众追捧的热点，甚至有女青年连续观看了数十遍《庐山恋》，就为了记住里面的衣服样式，出了影院便依样画葫芦做衣服——电影在普通人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基本电影格局的奠定

在“十年浩劫”的文化“废墟”上，中国电影迎来了一次全面复苏。首先是对电影艺术手段和理念的大胆探索，在当时铺天盖地的“文化热”裹挟下，中国电影也表现出旺盛的艺术生命力，而其集中表征，就是“第五代”的隆重登场。

1983年，张军钊拍出了《一个和八个》，被认为是“第五代”的发轫；尔后陈凯歌接连拍出《黄土地》《大阅兵》《孩子王》三部影片，田壮壮拍出《猎场扎撒》《盗马贼》，吴子牛则交出了作品《喋血黑谷》《晚钟》。到1988年，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金熊奖，把第五代导演在80年代的辉煌推向了最高峰。应当说，大陆电影在世界影坛的地位，主要是由第五代导演的这批电影所奠定的。

在第五代导演风生水起的同时，被蹉跎了数十年创作生命的第四代甚至第三代导演也同时发力。张暖忻的《青春祭》、《沙鸥》，谢飞的《本命年》，吴贻弓的《城南旧事》，杨延晋的《小街》，黄蜀芹的《人·鬼·情》，第四代导演集体呈现出了一批力作。与第五代导演更多地从民族文化的深处挖掘主题不同，第四代导演的作品更多呈现出与“伤痕文学”类似的“伤痕电影”特点，主旨大都是为了展现“文革”给个人、民族所造成的悲剧“伤痕”，重点在于对那个不堪回首年代的暴露、批判及时过境迁后的心灵抚慰和启蒙反思。不过“伤痕电影”的集大成之作，还得算第三代导演谢晋的“反思三部曲”（《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这三部电影对“文革”伤痕的审视、反思及批判力度，在当时都达到了里程碑式的高度。

与此同时，商业类型片也在80年代取得了长足发展。所谓“商业片”这个概念，也是在80年代中期成为热词的，当时对“类型片”的概念讨论并不多，但类型片创作的萌芽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80年代的中国电影，既有《珊瑚岛上的死光》、《霹雳贝贝》为代表的科幻片，又有《神秘的大佛》、《东陵大盗》等动作片，以及《银蛇谋杀案》这类带有虐杀色彩的连环谋杀案电影。事实上，整个80年代的商业片浪潮风起云涌，其宽度、广度以及模式探索都为中国商业类型电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87年，商业片的创作达到阶段性的高峰，《神鞭》、《京都球侠》、《金镖黄天霸》、《黄河大侠》、《二子开店》、《最后的疯狂》等各种类型片的出现，全面掀起了电影院的商业娱乐高潮，影史上称之为“87年商业片热潮”。不过，商业片的泛滥也不免带来一些问题，一时间，各种“拳头”和“枕头”横飞，不少电影厂职工开始拍摄不在影院公映的“录像带片”，甚至出现了《人奶魔巢》这样的“cult”电影（即表面以抗日为幌子，实则卖弄色情），可见当时的商业片也是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由此，评论界也就商业片问题展开了大讨论。

在艺术电影和商业片迅猛发展的同时，以宣传主流意识形态为主要目的的“主旋律电影”开始登上银幕。1987年，官方正式提出了“主旋律电影”的创作要求，此后，一批以中国革命史为主要题材的史诗式大制作电影渐次登场。1989年的《开国大典》便是当时“主旋律电影”的集大成之作。

总地来看，艺术电影、商业电影、主旋律电影构成了80年代中国电影创作的“三分天下”，也奠定了时至今日中国大陆基本的电影格局。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电影的商业属性在增强，但除了以票房为最主要目的的商业类型片外，一批主要诉求为海外电影节和国内小众文艺放映渠道的“艺术片”，以及主要承担官方宣传功能的“主旋律片”仍都存在，只是其地位和作用，已不能与80年代的境况同日而语。

对外交流的“电影之窗”

随着对外开放大幕的开启，电影迅速嗅到了外来的气息，由于它在大众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电影甚至承担了某种文化“急先锋”和“宣讲队”的作用，在80年代的对外交流中，电影就像是给封闭已久的国门开了一扇窗户。

首先是国外电影的放映，除了新片，一批尘封已久的外国老电影重新上映，极大地开拓了国内观众的眼界。当时普通观众尚不习惯听原声看字幕，于是给了配音演员极大的用武之地，使得“译制片”成为一时之选，也让不少电影配音演员成为了幕后偶像。譬如《佐罗》，在阿兰·德龙迷倒一代中国女观众的同时，也让童自荣成为了一代人心目中的“国民声优”。当然，相较而言还是镜头前的明星更容易引发观众的追逐，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高仓健，他的“亚洲硬汉”形象在80年代的中国红极一时，女观众纷纷为之倾倒，男观众则忙不迭地竖起衣领，模仿偶像作派。如果说，张瑜、刘晓庆等国内演员的走红更多地带有“邻家”气质，阿兰·德龙、高仓健等国外明星，则更多地带有遥不可及的偶像光环，也塑造了新时期国内明星文化的质地——所谓“追星族”，早在80年代已蔚然成风。

通过外国电影，国内观众不仅看到了耳目一新的生活方式，体验到了截然不同的民族文化，同时也进一步了解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可以说，一批译制片起到了“开启民智”的作用。譬如《卡桑德拉大桥》，便是一部带有浓厚“冷战”背景的动作片，其间还夹杂着恐怖分子、鼠疫细菌等桥段，完全具备时下好莱坞大片的形态。可以说，《卡桑德拉大桥》是多年后好莱坞大片进入大陆的预演，而片中所呈现的西方“花花世界”，相信让不少人心向往之。而在《卡桑德拉大桥》后，《第一滴血》、《超人》等电影相继在国内上映，它们所塑造的银幕英雄形象，以及对视觉奇观的渲染，对观众和电影创作者形成了极大冲击。

当内地的国门甫一打开之时，得天独厚的血缘、文化纽带让香港影人最先进入了内地。曾在国内掀起新时期最早（也是最广泛）功夫片热潮的《少林寺》一片，就是由香港导演张鑫炎执导。事实上，早在80年代，就有许多港台导演进入内地，与内地影人合作，拍摄了一批时下称为“合拍片”的电影作品。香港大导演李翰祥执导的《火烧圆明园》，云集了两岸三地众多明星，它所奠定的古装大片风格，到如今还在不断被模仿。此外，香港导演徐小明导演了《木棉袈裟》、《海市蜃楼》等片，火爆一时；澳门导演吕小龙则执导并主演了《长城大决战》，邀请了当时炙手可热的“体操王子”李宁客串演出，还请来了日本演员担纲片中的日籍角色，可谓一部结合文体明星的“跨国大片”，此片上映后轰动全国，取得了极佳的票房。

与此同时，伴随着录像带的传播，内地一些城市在80年代末已开始出现录像厅。而大量未能在影院公映的海外电影（主要是港片）开始集中登陆录像厅——香港电影就这样夹杂在港产流行文化的大潮中，迅猛向内地涌入。《英雄本色》中的兄弟义气，《倩女幽魂》中的人鬼缱绻，《监狱风云》中的黑幕重重，以及《赌神》为代表的一批“赌片”都成为内地观众耳熟能详的影像记忆，周润发、张国荣、刘德华等香港电影明星从此开始进占大陆电影市场，并在相当长时间里独领风骚。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陆）电影，迎来了一次全面的繁荣发展态势，电影成为大众文化中的焦点领域，国产电影在艺术探索、产业发展和宣传教育等诸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电影创作、评论、商业等各维度的人才储备初步建立，同时，电影领域的对外交流也领一时风气之先，电影承担起了文化传输载体的重要功能——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电影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高峰时期。

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电影从一种文化事业逐渐转化为文化企业，电影的性质和运作体制都发生了重大改变，电影生产从过去的完全政治行为变成了一种与政治息息相关的经济行为。从此，经济利益成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动力和运行目标。

80年代电影界的最后一个热点，是关于娱乐片的探讨。电影的娱乐功能自“左翼电影”开始受到压抑，“十七年”及文革时代被压至最低点。改革开放初期，娱乐片作为“题材样式多样化”中的一类片种出现，以其数量上的不可觊觎和质量上的差强人意引起电影界的争论。这场争论在80年代似乎并没有明确的结论，但观众对电影娱乐功能的需求却日益增强。

中国式娱乐电影：武打片

娱乐片对中国电影的第一次冲击是以武打形式发起的。1980年张华勋导演的《神秘的大佛》是国产片中较早的一部武打片，它以寻宝为主题，在其中穿插凶杀搏斗情节，情节曲折且富于传奇性，作为开端作品，导演为影片确立了伸张正义、弃恶扬善的文化价值框架。影片在当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其中老一代批评家梅朵的意见基本代表了当时对此类影片的主流看法。他认为，“这部影片，不仅情节纯属编造，谈不上什么教育意义，武打场面也不见功夫，没有美感。影片创作者的兴趣主要放在制造恐怖气氛，对观众进行感官刺激上……我们既然反对西方影片中的暴力和色情，为什么要拍摄这样的影片，以制造恐怖气氛、进行感官刺激为目的呢？这又会对我们的观众、尤其对我们的青少年产生什么影响呢？”尽管受到主流批评家指责，但影片本身却受到了众多观众的欢迎。

真正掀起商业浪潮的是《少林寺》。影片以逼真的武打场面与善恶有报的因果剧情，充分满足了观众的观影快感。影片由香港中原公司启用李连杰等大陆武术运动员在大陆拍摄。李连杰后来变成为国际武打明星。影片上映后引起的轰动，使武侠电影争论的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这一阶段的武侠影片积极靠近现实主义手法，试图把武侠电影提升为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品，演员选择真正的武术运动员，以真功夫对抗港台武打片的“花拳绣腿”，在主题上尽可能使主人公的功夫展示具有伸张正义、变现民族气概等意识形态目的。当然，也因此限制了武侠电影对娱乐性的诉求，只能靠真实感较强的武打奇观来吸引观众。

不过，由于一批香港与大陆合拍的武侠电影的出现，这些武侠电影还是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武打电影类型的发展。

喜剧片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喜剧电影的复苏繁荣时代，喜剧电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观众最为喜闻乐见的电影类型之一，也是中国八十年代社会心理和审美文化的一面与时同行的哈哈镜，同时还是八十年代电影批评的争议焦点所在。在八十年代的喜剧电影文本中，可以品读出中国喜剧电影和喜剧文化或隐或显的印记，以及中国喜剧电影此后发展的可能性。

《咱们的牛百岁》：笑声中完成的意识形态同化

影片《咱们的牛百岁》讲述了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中，共产党员牛百岁带领懒汉组社员：“惹天祸”牛其、“三只手” 新良、“懒汉”田福、“浪荡鬼”牛天胜、“破鞋”菊花共同奋斗、脱贫致富的故事。

影片的叙事系统中，基本的戏剧冲突是新时期初期农村中落后消极的生活观、价值观与农村新经济政策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片中人物个性鲜明又富有喜剧性格，他们围绕牛百岁这个核心人物上演一个个妙趣横生的事件，引起一连串生活矛盾冲突，随着这些矛盾冲突在笑声中一一化解，影片的基本戏剧冲突也得以解决。影片由此完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认同的使命。影片中的五位后进农民各有不同恶习，影片从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人物之间风趣诙谐、性情流露的对话来挖掘人物内在的幽默感和性格中入情入理的喜剧因素。如影片中“懒汉”田福被演员陈裕德油滑憨傻的言行刻画得惟妙惟肖。田福好吃懒做，却以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为由心安理得。工作组实行联产到劳制度之后，田福在田里被施肥的拖拉机追得连滚带爬，仰倒在地，他狼狈地骂道：“什么人兴这么个法子，动不动就包，就分！优越性一点都没有了。”这一段落，田福的滑稽动作自然发生，埋怨之词情动于衷，将一个懒汉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苦恼与不适刻画得生动诙谐。

影片还注重运用巧合、误会、夸张、闹剧、嘲弄、讽刺等喜剧手法来创造喜剧情境，制造喜剧效果。秋霜与菊花之间隔墙吵骂，先是指桑骂槐、冷嘲热讽，继而恶语相加，互不相让，这场闹剧情境中两人忿忿不平的犀利眼神、泼辣尖刻的损言秽语，把乡村妇女之间的对骂渲染的生动热闹、声色俱备。之后百岁深夜归来，秋霜火气未消，要与他“划清界限”，百岁劝解无效，只好蜷曲着身子躺在炕边，秋霜却朝百岁的屁股上蹬了一下，说：“锅里有馅饼，还要人家一口一口地喂你呀？！”夫妻之间的猜忌、吃醋、怄气、体贴就浓缩在这一蹬一嗔之间，令人忍俊不禁。影片中如此喜剧情境还有很多。片中戏剧冲突的铺叙和强化以及矛盾的化解、人物的塑造大多在喜剧情境中完成，且喜剧情境的设置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特色，影片在观赏的娱乐性与艺术的真实性之间取得巧妙平衡。

从叙事结构来看，影片《咱们的牛百岁》大体符合新时期十年喜剧片主流的情节模式链，营造氛围——出现矛盾——制造笑料噱头——误会或巧合法——大团圆结局。线性主体情节叙事，封闭式的大团圆结局、适应当时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在笑声中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传达，温情、乐观、昂扬、讽喻的喜剧风格，这是八十年代初期生活喜剧影片的审美特征。这类喜剧影片因为对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响应、民间性的审美取向，深得当时激昂岁月中娱乐还相对贫乏的中国电影观众特别是农民观众的喜爱。

《顽主》：后现代喜剧的萌芽

生于八十年代的人，如果以观赏的眼光而非研究的态度去看八十年代的诸多喜剧电影，可能会觉得有些太沉重，有点虚假，还有些乡土气过浓。但面对《顽主》，确能产生某种共鸣，因为影片浓郁的都市感，还有后现代的诸多手法，影片透露出的调侃人生的味道，如今我们喜爱的冯小刚电影中可以找到《顽主》的诸多印记。

《顽主》被称作是中国电影后新时期的揭幕之作，代表了喜剧的幽默方式从传统走向现代。它在题材、人物、喜剧手法、视听语言、叙事结构和叙事风格上的创新尝试对于日后中国喜剧电影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影片《顽主》中出现的人物，都是已经完全融入都市生活的现代人，片中三位男青年于观、杨重和马青创办了宗旨为“替您排忧、替您解难、替您受过”的“三T”公司。影片的叙事都是围绕他们三人的工作、交友、奋斗、迷茫展开。

影片以“三T”公司作为审视现代都市芸芸众生情绪情感、生存状态的透镜。在公司一项项工作的开展中，各色人物轮番亮相，有薄情寡义不负责任的肛肠科医生，有幼稚迷惘、热情开朗的百货公司售货员刘美萍，有怨气冲天、颐指气使的雇挨骂丈夫的妻子，有欺世盗名、蝇营狗苟的所谓“作家”宝康，有道貌岸然、色厉内荏的德育教授赵尧舜，有假仁假义、乘伪行诈的“孝子”。这些人物在影片中作为个体呈现出一种原生态的存在，《顽主》因此成为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描摹，成为真正的都市民间喜剧。而这场喜剧中一一亮相的角们，暴露出道德的虚伪、心灵的猥琐……

新时期以来，喜剧影片表现完全意义上的现代都市人的庸常生活，《顽主》可以算第一部。影片大胆使用一些新的喜剧手法。影片在刻画这些人物形象时，以漫画式的速写笔法，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人物的幽默形象，绘写出人物的性情。

《顽主》与新时期以来的多数喜剧不同，在这部影片中，没有贯穿影片的基本戏剧冲突，甚至也可以说几乎找不到真正意义的矛盾冲突。三个男青年的坚守职业道德的个人奋斗成为影片主导价值观。为配合影片的调侃风格和都市情绪，影片的视听语言较之以往也有很大改变。影片前后的插曲均是节奏感十足的摇滚乐曲，一些段落画面切换迅速，使影片的叙事充满了节奏感和韵律感。

《顽主》作为一部喜剧电影，不再是时代的乐观凯旋曲，不再是娱乐的消遣物，它的喜剧性中夹杂着荒诞、戏谑、还有些失落、悲凉、孤独，当喜剧变为现代人的一种生存的智慧和愉悦的享受时，喜剧电影便开始成为真正的现代喜剧。

谢选骏指出：从文化废墟中生出理想之花，淹没在六四的血泊中。但是，历史不会定格，而会蜿蜒前行，直到抵达命定的目标！

【02、城市病来自僵尸症】

《1980年代的上海“城市病”》（浦东开发谢国平/文 2017-10-23）报道：

如果要打一个比方，80年代后期畸形发展的上海，看上去是个“顶天立地”的巨人，其实是个“健康欠佳”的病人。除了患上“城市病”，长期计划体制下所产生的“路径依赖”也使得上海不得不承受更大的困难。因为这种艰难，日后上海就有了开发浦东——建设“新上海”，减轻“老上海”的压力的强烈冲动。

上海五项全国“倒数第一”

1987年12月10日清晨，大雾弥漫，黄浦江上的轮船全部停航了，上万人挤在黄浦江陆家嘴轮渡站焦急地等待过江上班。当大雾散去，轮渡船开航时大量的人群拥挤着往船上赶，秩序开始混乱，而偏偏人群中又混杂各种自行车。你挤我挤，人难走，自行车更难走。突然，一个中年男子连同他的自行车一起被汹涌的人流挤倒，紧接着2个、3个、4个人被挤倒……倒下的人挣着要爬起来，但向前拥挤的人群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着，发疯似地踩着那些倒地的人冲向前方，此时，前面轮渡的闸门已经关上，但后面的人还在向前冲去。一起惨祸就这样酿成了。

踩死16人，重伤30人，近百人被挤伤。陆家嘴轮渡线惨案震惊中外。

陆家嘴轮渡站惨案发生不久后，次年，突如其来的疫病大流行，让上海进入了非常时期。

1988年的日历刚刚翻过，上海出现了甲肝流行，开始时每天发病100人左右，后来上升为每天发病1000人左右，到1月底，每天发病10000人左右，到2月1日达到最高峰发病19000人。最后，全市共有近30万人染病，按照医学上的规律，没有进入临床，但身上携带了甲肝病毒的患者是其四倍，这意味着上海有150万人携带了甲肝病毒。那时上海的人口为1200万。

天降大任于斯，这时作为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来到上海，出任上海市市长。

天灾人祸让朱镕基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从1988年4月到6月，60岁的朱镕基绝大部分的夜晚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他的妻子劳安曾经说：上海甲肝没病死人，倒是把市长快累死了。那时，人们在电视上看到朱镕基那张消瘦的脸很少有笑容。

接连发生的重大事件，让人们不得不深入思考，上海怎么了？显然，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上海出现了因为城市建设落后而发生的“城市病”。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上海人都知道，那时的上海困难重重。老百姓有一句口头禅：“上海搞不好了”。而知识分子则说：上海滩真的要“瘫”了。

1980年10月3日的《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沈峻坡的文章《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文章占了半个版的篇幅。报纸还加了很长的编者按。《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一文中开门见山列举了上海在经济上至少有十个全国“第一”之后，文章又列举了上海五项全国“倒数第一”：

一、市区平均每平方公里有4.1万人，城市人口密度之大，为全国之“最”；

二、建筑密度高达56%，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拥有道路仅1.57平方米，绿化面积仅0.47平方米（像一张《解放日报》那么大）。建筑之密，厂房之挤，道路之狭，绿化之少，均为我国大城市之“最”；

三、上海市区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居住面积为4.3平方米（包括棚户、简屋、搁楼在内），4平方米以下的缺房户有918，000多户（其中困难户、结婚户、特困户、外地调沪无房户共69，000多户），占全市户数60%左右，缺房户比重之大，为全国大城市之“最”；

四、上海平均每万辆车一年死亡人数为42.5人，车辆事故为全国大城市之“最”；

五、由于三废污染严重，上海市区癌症发病率之高为全国城市之“最”。

文章质问：十个全国第一和五个全国倒数第一，在上海同时并存，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上海在取得重大进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出现了不少矛盾，主要是综合平衡遭到了破坏，比例失调相当突出。

此文一出，反响强烈。文章戳到了上海的痛处。报社收到300多篇来稿，当天的《解放日报》零售脱销。

造成这种城市畸形发展的原因很多，比如城市发展没有边缘的约束，摊大饼式地四面扩张，久而久之，城市布局严重不合理和城市运行严重不经济，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可以说是这种表现的经典案例。

曾在1981年至1985年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退位后曾遗憾地说过这样的话：“在我当上海市长的期间，我上对得起朝廷（喻中央政府），每年上海上缴国家财政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但下对不起黎民百姓（喻上海市民）。每天早晨我看到马路上有那么多的煤球炉在生火，到处是烟雾腾腾，那么多马桶在马路上刷洗，我真感心痛，上海实在没有多余的资金来改善和发展市民的生活了。”

也因为一直心存这种内疚和深深的不安，汪道涵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就筹划要开辟一个上海新区，以解决上海在城市发展中的困难。而这种内疚和不安也深深地埋藏在上海的不少领导干部心中，日后成为浦东开发开放的一种巨大的原动力。

如果要打一个比方，畸形发展的上海，看上去是个“顶天立地”的巨人，其实是个“健康欠佳”的病人。上海患上了城市病，病得喘不过气来。

当时的舆论界有这样几个比喻：

一是上海城市形态像一只夹花的“大饼”。几十年城市建设“摊大饼”式扩张，造成住宅、工厂、商业、学校等无序地混杂在一起。“螺蛳壳里做道场”成为那时上海人住房最形象的说法。狭窄的空间也挤压了上海人的视野和心胸。“斤斤计较”成为外地人嘲笑上海人的一个形容词。

二是上海城市容貌像一个作坊式的“大家庭”。全国各地向上海输送能源、原材料，供上海通宵达旦地加工生产。在大量工业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的同时，废水、废气、废渣留在了上海。一个曾经的国际大都市却成为一个大作坊，既是作坊，又是民居，市民生活环境日益恶化。1988年，朱镕基出任上海市长后叹苦道：“现在一天我们收到100多封人民来信，都是讲粪便横溢、垃圾成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简直就要爆炸了。”

三是上海城市功能像一个心肺衰竭的“老人”。无序扩张和基础设施的无限制利用，使得上海的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如人之心肺衰竭。上海像一头老牛被鞭子不断地抽着，生产能力被无休整地榨取，更遑论环境保护。

“80年代后期上海得了严重的‘城市病’，道路拥挤，空气污染，人均绿化全国倒数第一；80万只煤球炉，还有80万只马桶。”曾任浦东新区宣传部长的邵煜栋回忆道。后来的上海市领导还把到2000年消灭上海的80万只马桶和80万只煤球炉，解决市民住房难作为军令状。

往事不堪回首，即便是一个上海人，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也难以理解，即便在那个时代，初到上海的外国人也无法理解在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曾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城市怎么会有这样的状态！

“路径依赖”使得上海承受更大的困难

那年头的上海市长真不好当。真是天时不济。摆在朱镕基面前的是一连串让人尴尬的数字：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物价年平均上涨率只有1.3%。而到了80年代后期实行双轨制后，大量的原材料价格上涨，然而上海产品的生产、销售、定价还是被计划之手牢牢控制住。计划定价，一件棉毛衫的利润只有2分钱，企业还有什么活路？

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也发表记者的文章，直言上海：一边是几千种商品价格上涨，一边是地方财政收入的连年滑坡。

让上海人更加失落的是在整个20世纪，上海综合经济实力一直领跑全中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30年中，上海始终是中国的工业和财政支柱，居共和国经济长子之位。 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经济发展开始陷入困境。如1978年到1988年，上海的国民生产总值由7.9％降为4.7％；国民收入由8.2%下降为4.9％，工业总产值由13％下降为6％，出口总额(口岸)由29.7％下降为9.7％；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由14.9％下降为5.9％。  

这一时期，上海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产业结构以国有企业为主。在1979年从安徽凤阳小岗村掀起并席卷全中国的农村改革大潮并未使上海直接受益，而城市改革，上海又比中国的其他城市晚了5年。承包、租赁及用工制度等改革已在重庆、武汉、沈阳、广东抢得先机，上海却没有动作。

上海曾被称为中国计划经济的堡垒，到了80年代后期，中国出现了计划和市场的双轨制，计划和市场不断地博弈着，引发了许多奇特的现象，一段时间内，长期计划体制下所产生的“路径依赖”使得上海不得不承受更大的困难。

朱镕基是从国家经委来到上海的，到任后他发现自己手中没有钱，没有物。这时的上海已经成为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单功能城市。1952年，上海第三产业占工业总产值的50%，到1978年，这一比例降到了18.6%，

上海没有矿产资源，原先生产需要的原材料是由国家统一计划调拨，但是双轨制后上海只好拿桑塔纳、彩电、冰箱去和兄弟省市换原材料，甚至连猪肉都要换，市府开会时还要通报猪肉库存。

经济学家、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姚锡棠清晰记得当年市长汪道涵经常召集各部委开会，每次总会说到一个话题“今年的原材料缺口怎么办”。

姚道出了其中的原因：上海有技术、有人才、有传统、有经验，唯独没有原材料。之前是依靠国家全力保障上海。1978年改革开放，南方城市以广东为代表经济迅速崛起，苏浙沿海也迸发强大活力，各地经济都在快速发展，都需要大量的原材料。上海的原材料显然更加紧缺。

称朱镕基为经济专家并不过分，他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时，兼任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朱镕基曾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这一头衔并非虚戴，他带过四个技术经济的博士生。但是上海的经济状况也给他——清华博导出了难题。

因为这种艰难，日后上海就有了开发浦东——建设“新上海”，减轻“老上海”的压力的强烈冲动。

（本文节选自《中国传奇：浦东开发史》，该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谢选骏指出：土八路1949年一进城，上海就得了病。因为土八路不懂城市治理，只懂外行领导内行的瞎指挥。当然了，解放军头目们也得了病，那就是腐化堕落的肥胖症，其典型就是毛泽东标本那样的僵尸。所以我说，城市病来自僵尸症！

【03、“国内改革”必须借助国际力量才能成功】

《1980年代的政治改革為什麼會失敗？》（吳偉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2014年12月22日）报道：

編者按：上個世紀80年代是中國的一個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終於結束，在人們的肉體和精神被禁錮壓抑多年之後，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圍噴涌而現。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說是中國當代歷史上最浪漫的年代。源於中共黨內一批開明派的努力和試圖衝破舊體制窠臼的勇氣，80年代的這場政治改革雖然很快在黨內保守勢力的圍剿下失敗，並在1989年那場舉世矚目的事件後徹底終結，但它影響之深遠，恐尚無出其右者。

紐約時報中文網特開設「中國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談」專欄，邀請當時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執筆人之一吳偉先生就那段歷史撰寫系列文章，希望通過這個專欄，不僅留住公共記憶，也通過歷史照亮今天和未來。此為第四十二篇。

1980年代這場發生在中國的政治改革，儘管它是由中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通過，表面上看也是由執政黨中央主持的，但也只進行了一年半的時間。它的失敗，從根本上說，是當時中共黨內不同政治力量之間實力對比和相互博弈的結果，也是黨內保守力量力圖扭轉十三大改革開放方向的結果。

第一，鄧小平對政治體制改革態度的變化是關鍵因素。

在80年代的中國搞政治體制改革，鄧小平是個關鍵因素。70年代後期，再次復出的鄧小平逐漸在中共黨內樹立起了自己的權威。這種權威雖然遠不如毛澤東當年那樣「絕對」，黨內還有陳雲、李先念等老資格領導人與之分庭抗禮，但隨着鄧推動經濟改革的發展和深入，他的權威日重，鄧在黨內的話語權逐漸大大超越了其他元老，成為中共黨內第一人。當時，由於對改革開放的態度不同，中共黨內形成了以主持一線工作的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力量，及以陳雲、李先念及後來的李鵬、姚依林等為代表的兩支不同的政治勢力，被外界稱為黨內的「改革派」與「保守派」。而主張既要搞改革開放，又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鄧小平，就成為凌駕於兩派政治力量鬥爭之上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砝碼。

鄧小平是80年代這場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張者和推動者，他為這場改革確定了目標和內容，也划出了底線。而他選定來設計和操作這場改革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卻並沒有使這場改革局限於鄧所主張的行政改革範圍，而是把改革的重點放到了推動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上來。當1989年初夏，鄧小平認為是趙紫陽主持的政治改革催發了民主大潮（學潮），趙有可能利用這場民主大潮，進一步推動政治改革，甚至有可能危及到中共的一黨專制的時候這就觸犯了鄧的底線。

作為改革開放推動者的鄧小平，與黨內元老陳雲、李先念等保守勢力，在對改革的態度上有着很大差別，在個別時候甚至是對立的。但是，這並不妨礙和他們後來在對待六四學潮和扼殺政治改革問題上站到一個陣營里。因為，在維護共產黨一黨專制這個問題上，他們的態度並沒有差別。這種結合，反映了黨內傳統的政治勢力不甘心放棄舊的統治方式，堅持維持極權統治的堅定態度。

鄧小平與趙紫陽這兩種政治改革「路線」之間的重大差別，是鄧小平出手中止這場改革的根本原因。雖然這場改革是鄧自己提出並發動的，但當他一旦發現它的主持者趙紫陽已經走得太遠，趙主張的民主和法治的「路線」可能危及到中共一黨獨裁體制的時候，他只有與黨內保守勢力聯手，將它扼殺掉。

第二，黨內高層保守勢力的強大。

中外歷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是在改革力量與反改革力量的博弈中進行的，都會遇到守舊勢力和既得利益集團的強烈反抗和阻撓，這種情況已經被歷史所反覆證明。

回顧1980年代整個改革歷史，可以看到，當時黨內高層中保守和反改革的力量是強大的，他們對趙紫陽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的阻撓也是不遺餘力的。1986年底胡耀邦被迫辭職和「反自由化」的風潮之後，鄧力群手下的一些左派就開始往主持政治改革研討的趙紫陽、鮑彤及中央政改辦身上潑污水，說這是在搞「自由化」；後來又是鄧小平看了「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初稿後，說「是不是也搞了點三權分立」；就是到了十二屆七中全會上，對《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爭論仍然很大，思想難於統一，趙紫陽不得不放棄了在全會上通過這個設想的想法，最後改為「原則同意」。

中共十三大換屆後，在主持一線工作的五位政治局常委中，有了兩個極為頑固的保守勢力代理人李鵬和姚依林，這使黨內保守勢力有了直接插手，影響、干預趙紫陽主持的中央工作的可能，高層內部保守勢力與改革力量的鬥爭就開始更加表面化，尖銳化。1988年下半年在「價格闖關」問題上的爭論、「倒趙風」的颳起，以及後來圍繞對學潮問題處理上的爭論，都表明了這一點。趙紫陽是中國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線操作者和主持者，黨內保守勢力知道，要扭轉改革的方向，必須把趙搞下台。中共十三大上，保守勢力推出的總書記人選鄧力群被差額選舉差掉，他們認為是趙紫陽搞的鬼，心中更加怨恨趙。他們知道，只有搞掉趙紫陽，他們的代理人才能掌控中央的領導權，扭轉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因此，他們從沒有放棄搞掉趙的努力。

1988年底到1989年初，當鄧小平提出的旨在打破物價雙軌制的，由市場決定價格的「物價闖關」遇阻，趙紫陽被迫承擔責任之後，黨內保守派元老李先念、王震等人抓住機會，開始在鄧小平面前大進讒言，要求鄧撤換趙紫陽，颳起「倒趙風」。特別是1989年4月學潮起來之後，李鵬，姚依林利用鄧小平害怕民主大潮、擔心危及黨的統治地位的心理，先是推動鄧給學潮定性，然後又一步步把學潮推向死胡同，導致鄧最後做出武力鎮壓的決定。他們站在與趙紫陽的「民主和法制」主張對立的立場上，以趙紫陽「支持動亂」為由，藉助鄧小平的力量，搞掉了趙，也打斷了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

第三，黨內中高層普遍缺乏「從革命黨向現代政黨轉型」的思想基礎。

80年代政治改革的失敗原因還有重要的一條，是執政黨內的思想準備遠遠不足，全黨，特別是黨的中高層幹部普遍嚴重缺乏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實現「從革命黨向現代政黨轉型」的思想基礎，因而改革沒有得到全黨，特別是中高級幹部的理解和支持。

當時黨內的中高層幹部，大都是在中共高度集中統一的體制下被培養和成長起來的。他們習慣於「階級鬥爭」，習慣於「黨的一元化領導」，習慣於「輿論一律」，習慣於依靠行政手段而不是法治手段去進行國家和社會治理，習慣於原有的那套高度集權的一黨專制體制，習慣於同這種體制相適應的那一套理論、觀念。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還沒有也不可能認識到「領導」與「執政」、法治與人治、專制與憲政等理念方面的意義與區別。一句話，當時在黨的中高層幹部中，還基本上沒有現代政黨所應有的執政意識，遠沒有形成進行政治改革所需要的思想基礎。

1987年6月之後，政治改革開始在黨內下「毛毛雨」，重新發表了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工作也大大加強。但是，從趙紫陽的「5.13講話」，到10月的十三大召開，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總共只進行了短短的五個月。強大的歷史慣性、體制慣性和思想慣性不可能在短短几個月的時間裡得到扭轉。此外，受幾個月前還在進行的那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影響，政治改革剛剛還是政治禁區，「自由化」的帽子還在黨的意識形態主管部門和一些保守派領導人手裡拿着，準備隨時給人戴上，這就使得「寧左勿右」的思想在黨內仍然有巨大的市場。

十三大以後，政治體制改革在趙紫陽的主持下開始實施，受到黨內相當一部分中高層領導幹部的明拖暗抗，阻力重重。特別是在黨政分開、建立公務員制度、新聞改革、社會團體獨立化、人大中的黨派活動、以立法方式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等方面，不能不說是步履維艱，有的甚至被篡改或變形。一些改革措施首先黨中央各部門就不配合。這些阻力，最根本的，是觀念和利益的問題。幾十年傳統的黨的一元化領導的觀念，強大的體制慣性，及權力集中於黨組織給黨的各級幹部帶來的利益，使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改革的阻力。

第四，趙紫陽主持中央工作的權力並不穩固，且有脆弱性。

從表面上看，這場政治體制改革的主持者趙紫陽，身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掌握着主持中央工作的大權，但實際上，在中央高層，他的力量十分脆弱。80年代黨內高層的特殊情況和政治態勢，決定了以他為首的改革力量無法真正掌握中央的人事權、決策權和執行權。因為，趙紫陽要推行任何重大問題都要經過中央常委討論，必須得到鄧小平的支持，而且都要通過中央各個職能機構去執行。

作為黨內最具權威的元老，鄧小平是凌駕於改革派和保守派之上的一個特殊的存在。80年代前期，趙紫陽與鄧小平的配合基本是默契的，在鄧的支持下，趙紫陽的經濟改革操作也是成功的。趙紫陽在十三大後雖然當了總書記，他要把政治體制改革進行下去，仍然需要鄧小平的支持。沒有鄧的支持，趙什麼事情也幹不成。當然，從實際情況看，在1989年初以前，鄧小平對趙也一直還是支持的。

但是，並不是有了鄧小平的支持，趙紫陽就可以放開手腳，沒有顧忌了，鄧小平對改革的支持也要受到他身邊保守派元老的制約。而且鄧小平的支持，有他的政治底線，這個底線，就是所謂的「四項基本原則」，就是不能危及黨的統治地位。由於鄧小平在「垂簾聽政」，趙紫陽在實施改革過程中，要時時顧忌到鄧小平的這個底線，防備保守勢力的明槍暗箭，這就使他不可能放開手腳。

從趙紫陽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以及《李鵬六四日記》中可以看到，十三大後進入中央常委的李鵬、姚依林這兩個黨內保守勢力在中央常委中的代理人，時時在對趙紫陽虎視眈眈。1988年「物價闖關」失敗以後，他們就試圖以「決策失誤」為名嫁禍於趙紫陽；從學潮一開始，他們對趙紫陽的主張就是持懷疑和不合作的態度；他們通過各種小動作，以各種方式對鄧小平的決策施加影響，企圖借用鄧小平的力量搞垮趙紫陽。在這種情況下，趙紫陽的位置不可能是穩固的。他做任何事情，都首先要考慮到鄧小平的反應，考慮到會不會被保守勢力抓住把柄。他必須十分謹慎小心，用「如履薄冰」來形容也不為過。

中央各主要部門負責人不得力，是趙紫陽推行政治改革過程中遇到的一個十分頭疼的問題。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辭職以後，掀起了大規模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黨內保守勢力藉機掌控了中央各要害部門。十三大前後，趙紫陽為了改變這種格局進行了巨大努力，比如藉助鄧小平的力量，改變了長期由鄧力群掌管宣傳輿論大權的局面，撤銷了鄧主管的中央政策研究室等，但中央組織、宣傳等部門由保守勢力所掌控的情況並沒有得到根本改變。那時候，中央組織部長是宋平，宣傳部長是王忍之，都是保守勢力的主要幹將。趙紫陽沒有，也不能形成自己的改革派的核心班底。在保守勢力的壓力下，他既不可能大張旗鼓地安排自己矚意的改革派幹部擔任關鍵部門的重要職務，也沒有可能把那些佔據重要崗位但成為改革阻力的幹部撤換掉。1996年在接受楊繼繩採訪時，趙紫陽說：「重要人事問題不是我這一層所能定的，耀邦時也是如此。有時連參與意見的機會也沒有。『六人小組』也沒有決定權。他們只能到幾個老人那裡聽取意見。小平、陳雲兩人達成一致意見以後就能定下來。鄧小平認為這個人不錯，就調上來，認為不行，就讓下去。毛主席當年也是這樣。『趙孟能使貴之，亦能賤之。』這是東方政治，也是中國政治的特點。這是無法改變的。我當總書記，組織部長我能動嗎？宣傳部長我能動嗎？不能。」（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第547頁）

第五，以趙紫陽為首的黨內改革派沒有得到社會力量的響應和支持。

由於在當時條件下搞政治體制改革的特殊敏感性，趙紫陽一方面要防備來自黨內各方面的明槍暗箭，同時也要防止由於政治體制改革「吊高社會上民主化的胃口」，影響社會的穩定。因為一旦過分「遷就民主化的情緒」（鄧小平語），出現難以控制的局面，就會成為黨內保守派攻擊、甚至中止政治體制改革的口實，甚至影響到他個人的地位的穩定。

正是因為考慮到這種情況，趙紫陽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操作不得不相對封閉，再加上保守勢力的虎視眈眈，又必須和鄧小平「保持一致」，這些因素致使趙紫陽、鮑彤等政治改革的主持者沒有，也不可能把有些改革措施的意圖對黨內、對全社會公開，說得那麼明確、那麼直白，致使社會上的改革力量對此缺乏了解，朝野嚴重缺乏互動。

從另一個角度說，由於中共高層政治生活的不透明，社會上的多數知識分子和民眾並不了解趙紫陽主持的執政黨中央內部圍繞改革產生的激烈鬥爭，不了解趙在政治體制改革中所面臨的艱難局面，和他所起到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而對趙主持政改的推進緩慢有怨氣和不滿。這就使趙在推進改革過程中得不到社會上的廣泛響應和支持。1988年底到1989年初，社會上的激進民主派發出一個又一個的上書、呼籲，使得主持中央工作的趙紫陽受到日益加大的兩方面的壓力，一方面他面臨「倒趙風」，在黨內保守勢力的壓力下，他不得不謹慎小心應對；另一方面，他又要面對社會上日益高漲的民主要求的壓力。這種壓力，既是他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助力，但也是他作為執政黨的總書記，必須維持社會局面基本穩定的一道難題。這個時候的趙紫陽，用一句中國俗語來形容，真的是「風箱里的老鼠，兩頭受氣」。

中國80年代政治體制改革的失敗，主要是由的黨內各派力量對比等客觀原因所致，但也有其指導者主觀方面的因素。雖然這些因素不可能改變事情最後的結局，但對改革進程和事態發展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是趙紫陽對鄧小平過於信賴，對鄧的態度轉變估計不足。上個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趙紫陽是依靠鄧小平的信任和支持，從四川到北京，從經濟改革到政治改革一路走過來的。長期的改革實踐中鄧小平對他的支持，似乎使他對鄧產生了一種過份的信賴。他自信自己是了解鄧小平的，鄧小平對他也是了解的。雖然他知道，鄧對他的支持是有底線的，他也自信自己能把握好這個底線。但從當時和後來披露出來的實際情況看，他還是過高地估計了鄧小平對他的信任，過高地估計了他主持下的中央對整個局勢的掌控力。實際上，以往鄧對他的支持，不是對他個人的支持，而是因為他能堅定地執行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主張。在政治體制改革中他會不會繼續得到鄧的支持，要看他主持的改革實踐會不會觸及鄧的政治底線。當1989年5月局勢的發展觸及到了鄧的底線，鄧就果斷出手，在鎮壓了那場學潮，中止政治體制改革的同時，趙紫陽也因抵制戒嚴，反對武力鎮壓，而被鄧小平廢黜。

二是改革力量對圍繞改革進行的黨內外鬥爭複雜性和殘酷性認識不夠，準備不足。十三大的召開，和各項改革方案的提出，一開始民心還是比較順的。但是隨着形勢的發展，價格改革遇阻，政治改革也困難重重。經濟雖然保持了較高的發展速度，但物價上漲幅度仍然較高；價格雙軌制的漏洞、對公權力缺乏制度約束和輿論監督所滋生的腐敗，引起民眾強烈的不滿情緒；政治體制改革的進行為人們提供了較為寬鬆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但也讓一些人產生了對民主發展的急進要求，社會不穩定因素在增加。

對這種情況，趙紫陽、鮑彤和他們的部下們看到了，並組織了社會突發事件問題研究，也預見到了發生社會動蕩的可能性。但現在回頭看，當年對這項工作似乎重視程度不足，沒有把它作為一項重中之重的課題抓緊抓好。而且，對策性研究也沒有開展，特別是沒有對可能出現的黨內矛盾激化做出預測，並把它與社會動蕩的過程與後果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做出真正能對解決社會動蕩、同時也避免黨內矛盾激化提供操作層面上的應對預案。

當然，這些只能是後話。當時黨內高層錯綜複雜的政治局勢，和趙紫陽、鮑彤們面臨的政治環境，使他們不可能放手把黨內高層鬥爭擺到桌面上，在政改研究室這樣一個中央正式機構中進行研究。當時出現的「小艦隊」說法，已經讓趙紫陽、鮑彤們警惕、避嫌，「動亂問題研究」沒有展開和抓緊，沒有與黨內鬥爭相關聯，大概也與此有關。

三是在輿論宣傳指導方面發生失誤，一些關鍵時刻導致不良後果。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政治公開」原則，從方向上說是正確的，有利於民主政治的發展。但是，在複雜的改革過程中，透明度、公開性又是一把雙刃劍，在某些情況下會造成相反的「給改革添亂」的結果。現在回過頭來看，在改革過程中，公開化也要有所選擇，有所為有而所不為。但遺憾的是，由於條件、環境、經驗的限制，改革的領導者們當時都對這種「雙刃劍」的作用認識不足，從而導致了在一些關鍵時刻上的輿論引導失誤。1988年8月，政治局通過了「物價闖關」的決議直接發佈了會議消息，結果導致全國性的搶購風潮，「闖關」不得不中止，為保守勢力颳起「倒趙風」提供了口實；1989年5月16日，趙紫陽與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引發嚴重後果，問題也是出在由中央電視台全文播出上，當時恰恰是學潮的關鍵時刻。如果這個講話僅僅在會見時講一講，或在報紙新聞中提到幾句，也不至於引起那麼大的社會反響，以致一些保守派元老找到借口指責趙紫陽，促使鄧小平下決心拿下趙紫陽。

趙紫陽領導部下們在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後來處理1989年學潮的過程中，出現一些失誤，也很正常。他畢竟是人，不是神，這些失誤多與他的性格特點有關。趙紫陽在幾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對黨內權力鬥爭的尖銳、複雜與不擇手段有深刻認識，但他在進入權力核心之後，卻從不用「陰謀論」來看問題，不願意用政治權謀去解決高層中的矛盾。他處理工作中的問題往往對事不對人。他對自己的政治對手也總是寬容、大度，不願意將一些矛盾公開化、尖銳化。在當時複雜的高層人事關係和政治鬥爭中，他往往因考慮到「避嫌」、「影響」而放棄主動進攻。特別是對鄧小平、陳雲這兩位「老人家」，他從不願意傷害他們，即便是有不同意見，也往往採取策略的方式提出，爭取求得他們的支持。在與鄧或陳有分歧，而且已經證明趙的主張正確時，趙也從不利用這種機會，去加強和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即使在擔任中央總書記之後，他仍然不想主動抓權，建立自己改革力量的班底。

當然，對於當時黨內保守勢力過於強大，也許趙紫陽當時的一些擔心和顧慮不無道理。80年代政治體制改革失敗，根本原因是出在黨內政治力量的對比上，改革力量不夠，這是毫無疑義的。但趙紫陽這種性格弱點對他主持的政治改革，對後來學潮的處理，也不無影響。鮑彤後來曾經對筆者說：「紫陽作為一個從政經驗豐富的政治家，他當總理、當總書記是遊刃有餘的。但他在性格上也有一個弱點，就是缺乏主動進攻精神，缺乏在尖銳複雜的政治鬥爭中大刀闊斧、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而大膽爭取的精神。這種性格上的弱點，對一個普通人來說，可以評價為『忠厚』，但對一個政治家說來，在關鍵時刻可能就是致命的。」

吳偉，現代歷史學者，1980年代由鮑彤主持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執筆人之一。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体制内改革是无法成功的。不仅如此，纯粹的“国内改革”也无法成功。任何改革都必须借助国际力量，进行全范围地搅动，才能有所突破、大获成功。

【04、中国依然处于内战状态，为何旧政权颠扑不破】

《1980年代的中国改革逻辑》（2018-05-14 郑永年）报道：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整部世界近代史在高度浓缩之后，在短暂的时间里突然在中国大地放大呈现出来。今天和未来的人们可以在这40年的中国，或多或少找到近代以来的大多历史变革主题，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经济、社会、政治、技术、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急剧变化，使人眼花缭乱，在没有理解甚至意识到一项变化的时候，另一项就发生了。

在意识层面，所有近代以来的“主义”或者“意识形态”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发展空间和相当的支持力量，正如在城市空间不断冒出来的各种奇形怪状的建筑物那样。不过，很多变化很可能仅仅只是假象，有“乌托邦”，也有善意和良愿。

然而，不管怎样的变化，中国还是中国，并且越来越中国。在开放状态下，各种变革都成为可能，但各种变革必须得到中国实践的检验。诚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强调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们可以追求各种自己以为是“真理”的东西，但是否能够成为中国的“真理”，就需要被中国的实践所检验。各种表象掩盖不了真实的中国，更不用说是替代了。

变革并非只是这40年的主题。无论是客观环境对变革所构成的压力，还是变革者的主观意愿，这40年远远比不上近代中国。那个时代，传统中国不仅被遥远的西方国家所打败，而且被昔日的学生日本所打败。因此，那个时代的人们呼出了“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感叹。人们也找到了被那个时代视为必然的变革方向，那就是从小农经济到工业经济、从帝制到共和、从经学到科学。

不过，所有这些变革并没有成功，中国陷入了长期的战争、革命与“继续革命”。等到下一次变革便是1980年代的事情了。不过，也正因为近代变革没有成功，浓缩了的历史和变革动力最终在80年代爆发出来，造就了今天的中国。

变化的是中国，不变的也是中国。变化什么？变化多少？如何变化？如何在变化中维持不变？如何在不变中求得必要的变化？这些问题谁都可以试着回答，谁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但最终决定这些答案的便是政治。政治谁都想参与，谁都可以凭自己的能力来影响政治，但政治必须有一个主体，没有了这个主体，不管什么样的变化最终都会归于失败。

近代中国方方面面的变革的失败并没有必然性，但从帝制到共和的失败，就决定其他方面失败的必然性。没有了变革的主体，谁来掌控变革呢？自80年代以来的变革是有主体的。有了这个主体，中国重新出发进行变革，拾起了近代留下了的变革主题，一路走到了今天。

也就是说，在所有方方面面的变革中，政治变革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必须是主体。今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或者说一个转折点，政治的变革的重要性是显见的。当人们说今天进入了“新时代”，就假定了过去的一个“旧时代”的存在。所以，人们必须理解如何从“旧时代”走到“新时代”。“新时代”的“新”在哪里？在理解这个转型的时候，人们不仅要理解学术上所说的“宏大真理”（各种“主义”），更要理解“小真相”（即实际所发生的）。

如果光看“宏大真理”，就容易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在客观的变革之上，就很难理解和评介客观的变化。在理解中国政治变革逻辑的时候，“小真相”甚至要比“宏大真理”更为重要。“小真相”发生在实践领域，正是众多的“小真相”才把“宏大真理”转化成为现实。

不同时代的认知不同

的确，学界关于“政治变革”的“宏大真理”，并不能解释中国这40年的政治变革逻辑。大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政治变革，因为他们倾向于把中国的政治改革定义为西方式民主化。抱持这种认知的学者在中国本身也不在少数，很多人也是希望中国走上西方式民主化道路，并且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以“是否民主化”来评介中国的实际政治变革的。

不过，具体的政治实践则反映出全然不同的情况。在过去40年里，政治变革实际上是主体性变革。不承认政治变革就很难解释所有其他方面的变革和转型。中国政治不仅适应了由其他变革所带来的新环境和新挑战，而且还通过自身的变革来引领其他方面的变革。很显然，政治主体的这种领导能力，把当代变革和近代变革区分开来。

在下一个层面，在不同时代，人们对政改的认知的确是不同的，不同的领导层和不同的环境导致了不同的认知，不同的认知又导向不同的改革。这样，人们便可以区分出三个时代来，即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012之后的“新时代”。这三个时代呈现出不同的政治思维和不同的政治变革逻辑。

其中，80年代和90年代尽管也有不同的政治变化，但都属于同一个变革范式，可以称之为“旧时代”。中共十九大提出“新时代”的概念，但从十八大到十九大是一个大背景，没有这五年的变化，很难出现“新时代”，因此这个“新时代”要从2012年十八大算起。

80年代的政治变革逻辑是什么呢？政治变革首先取决于一个时代的政治思维。要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思维，首先就要理解政治思维者或者思考者。80年代的政治思考者是邓小平、陈云、彭真这一代。尽管邓小平称这个群体为“第二代领导人”，但这个群体很难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区分开来。他们同样积累了革命的经验和党内政治生活的经验。有了共同的经验，他们之间就可以有共识；有了共识，再有改革的集体努力。

 就国内环境而言，这一代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发展。共产党闹革命的目的也是近代以来所有政治精英的目的，那就是“富国强兵”。当这一代人走上政治舞台的时候，他们的共识便是要彻底改变当时仍然面临的“贫穷社会主义”局面。

 就国际背景而言，美苏两大阵营仍然对峙，但英美开始了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核心的经济变革，国际局势相对和平。新一波全球化开始，欧美呈现出很强的发展势头。邓小平的判断是：“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中国领导层把这种国际格局视为自己的“发展机遇”。无论是关于“球籍”的讨论还是走向海洋文明的讨论，都是当时改革动力的直接反映。

 计划经济如何改革？市场经济是改革方向吗？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现存的答案。邓小平因此形象地把改革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从1978年仍然流行的“计划经济”概念，到改革初期的“商品经济”概念，再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确立，中国足足花了14年的时间。

 在实践层面，中国参照的主要是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尤其是匈牙利的改革经验和亚洲国家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尽管经济“意识形态”的变革十分缓慢，但现实层面的变革方向是明确的，即走向市场经济，体现在从农村改革、经济分权改革再到城市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国家部委从1981年的100个（大多是主管国有企业的机构）减少到1988年41个，更体现了市场化的大方向。

邓小平政改要解决实际问题

 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领导层也在探索政治上的变革。从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邓小平对政改发表了一系列的看法，可以视为当时领导群体的共识。总体来看，这些改革并没有受当时关于“政治民主化”的“宏大真理”的影响，而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国政治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是说，改革不是为了实现“政治民主化”的理念，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小真相”）。改革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法制。法制一方面是针对社会而言，另一方面是对党内政治生活而言。改革开放前的“继续革命”，导致所有这些方面的法制大破坏，尤其是党内斗争毫无规则，大量的干部惨死于政治斗争。

 第二，干部类型和干部录用制度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干部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标准，以适应上述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第三，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这项包括几个方面。首先要解决领导人个人和体制之间的关系，“文革”前个别领导人破坏体制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其次，选拔中青年干部，解决接班人问题。再次，和接班人问题相关，也需要解决老干部的退休问题，例如设立设顾问委员会作为废除领导终身制的过渡办法。

 到80年代中后期，政改聚集了相当的力量。这不仅因为中国社会有了民主化的要求，处于一线的年轻一代领导层，也在不同程度上认为民主化是可以接受的政改。80年代中期之后，政改加速。在领导体制方面，明确提出了“党政分开”的改革思路。这一思路认为类似“文革”那样的大灾难的出现，是领导人个人高度集权的产物，而个人集权又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造成的。

 再者，政治变革不仅是为了保护已有的经济改革成果，而且也是为了克服改革的阻力和提供改革的动力。在社会层面，当时戈巴乔夫的《新思维》在中国社会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知识界的共识是中国要走西方式民主道路。

 如果人们深入细节就会发现，80年代早期和80年代中后期的政改是不一样的。早期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小真相”），而中后期则滑向“宏大真理”（追求民主的价值）。总体来看，“小真相”的改革相当成功，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干部录用制度和领导人退休制度都得以确立。但“党政分开”的改革不仅没有成功，而且很快就出现致命性问题。“党政分开”的改革促使“党”“政”成为两张皮。

 此后很长时间的机构改革，基本上都是政府机构的改革，而党的领域并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改革。政府不断改革，党的领域没有改革，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尽管党的领导不能动摇，但现实中，因为没有进行党的任何改革，党的领导一直被弱化。在80年代后期，当党本身要通过“民主化”的改革来改变自己的时候，危机的爆发变得不可避免。

 以“党政分开”为主题的政改，到1980年代末戛然而止。“党政分开”在现实中演变成“党政分裂”。当掌控党政机构的不同领导人之间发生严重分歧的时候，党政分裂变得不可避免，而这种分裂也就是执政党的最大危机之根源。之后，邓小平重组中共领导层。尽管邓小平的侧重点仍然是“领导集体”，但无论是80年代的经验还是现实的需要，都已经在呼唤一种新的政治变革思维了。而这种新的思维，促成了政治变革从80年代转向到了90年代。

谢选骏指出：作者看到了中共国的“党政分开”在现实中演变成“党政分裂”，但是他却未能说明中共国的“党政分开”为何在现实中会演变成“党政分裂”——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他并不懂得中共国和苏联、东欧的共产党国家的基本不同——整个中国依然处于南北朝的内战状态，所以南朝的旧政权“中华民国”依然存在，就像历史上经历了五胡乱华后幸存的东晋以及宋齐梁陈。为何这个旧政权一直颠扑不破？因为共产党中国这个红区，至今没有回归中华正统！

【05、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没有粮票无法出门旅行】

《80年代的中国人都吃什么？》（2020-11-15 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报道：

爸妈小时候吃什么？

1980年的中国，好吃！

爸妈总说现在的饭菜没有小时候好吃，以前总觉得是因为回忆滤镜加持，直到我被1980年的美食纪录片馋哭了。事实证明，哪怕物资再匮乏，但在吃这件事上，我大天朝人民绝不认输，不信你看。

“当年的锅巴要两个人抬着走”

“螃蟹一个个比拳头都大”

“网红小笼包的队伍不输喜茶”

“是真的熊掌”

豆瓣评分9.3的美食纪录片

这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美食的纪录片，是由日本日本龟甲万株式会社策划，岩波映画制作。一共五集，分别介绍了北京，广州，江浙沪和四川这四地的饮食文化以及中式料理的烹饪技艺。

北京·宫廷之味

清朝乾隆皇帝被称为顶级美食家，他的长寿秘诀被归功为长期食用燕窝。宫廷膳食里记录了熊掌、鱼翅、燕窝等美食，养生和口腹之欲一个都不落下。

吃个豆腐都帮你开出一朵花再画上水墨画，舍不得下筷的摆盘，每一道都像是在做艺术品。

平民吃什么

80s百姓吃的也不是我们想象的样子，到东来顺吃羊肉，一盘抵现在三份。切肉师傅也都是百里挑一的技术人才，重金挖都挖不到，师傅的跳槽档期都排到一年后了。

北京隆福寺小吃店从早上6点开到晚上7点半，一直是爆满状态，一天1.3万人流量，放在现在也是很惊人的。

江南·大鱼大肉包邮区

江南这集是从淮扬菜开始的，富饶的鱼米之乡，把大鱼大肉做成精致的模样，看着就是一种享受。

代表江南的名菜

有着250年历史的松鹤楼里，这道松鼠鳜鱼是代表江南的名菜。介绍时说这道菜曾获得乾隆皇帝的好评，有一种国民食神代言人的既视感。

金华火腿是用乌土猪的整个后腿腌制后存放的，一串串挂在门口散发鲜艳的光泽，是当年名贵的增鲜调味品。

鱼要吃XXXXL号

青鱼

鮰鱼

刀鱼

在没有激素饲料的年代，青鱼、鮰鱼居然都是一镜头装不下的肥美壮硕。中间镜头不经意扫过了一筐刀鱼，放在今天一条就是一打人民币啊。

富得流油的江南人，一到秋天是不会放过大闸蟹的。一边赏菊一边吃蟹，吃完正好用菊花瓣洗手去味。

广东·最热爱美食的地方

影片中认为广东是最舍得在吃上花时间的一个省，并称它是“全中国最热爱美食的地方”，极高的赞美，看来广东菜很符合编剧的口味。

从早到晚饮茶

和现在一样，80年代的广州人就很喜欢喝早茶，泮溪酒家从庭院到包房的桌子，都是坐满了人。

整容级料理

百花争艳鸭

珠海丹心

金盏银盆

麒麟鲈鱼

这些菜的原材料是虾丸、海参、蟹黄、鱿鱼、鸭肉...经过整容级摆盘，已经完全看不出原材料的影子了，精致的样子出一本摆盘美学都不过分。

真材实料佛跳墙

没有多余的佐料和水分，佛跳墙的配料都是真材实料。

纯手动烤乳猪费的不只是时间，要让每一面受热均匀，全凭师傅的手感。明晃晃油亮亮的外皮，抑制不住拼命咽口水。

四川·人均中华小当家

四川篇开头用很大的篇幅介绍了辛香料，种类之多隔着屏幕都感受到了编剧的震惊：“四川料理是以常识无法想象地大量使用多种香辛料”。

家常便饭都馋人

取景地选了一户普通人家，男主人下班后买了只熟鸡回家，一边敲打一边剔骨切片，最后调好蘸料就是一份鲜美的棒棒鸡了。对比现在下班后直接叫外卖的生活，多了很多人情味。

配上自家腌制的四川泡菜，饭都能多吃两碗。还有记录了麻婆豆腐、水煮牛肉、豆瓣鱼、回锅肉等家常菜，在家吃顿便饭都拿出中华小当家的气势。

40年的时光滤镜

中国美食博大精深，虽然是三四十年前的纪录片，但低饱和度+高糊分辨率也掩盖不了那些美食的诱人色泽。从平民菜到国宴一应俱全，看剧一定要配饭，不然太饿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蠢猪竟不知道，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并未脱离饥荒，那时没有粮票是无法出门旅行的。

【06、游客为了解决生理问题，把“毛房”变成了“茅房”】

《1980年代的中国人如何看待金钱与快乐？》（2021-01-19 界面文化）报道：

作为一位美国的非虚构写作者，保罗·索鲁（PAUL THEROUX）比何伟来中国更早，早在1980年代，他已经在中国记录下了当时社会热火朝天的景象。他在上海人民公园英语角和苦练英语的青年聊天，在北京夜校教书鼓励满怀希望的年轻人，在昆明翠湖公园看人们唱《梁祝》，称赞他们是全中国最快乐的人。

保罗·索鲁对80年代中国社会的书写有其自己的风格。他并非一个友好的天真的外来者，在看不懂中国人的笑容时，在吐槽火车上的食物时，他显得不耐烦和暴躁，但他也特别愿意记录下旅途中自己的严苛与无聊，这使得他的记录超出了旅行风光和猎奇叙事的范畴。

与旅游观光相比，他更在意日常生活，他称自己的写作方法是记录一切看到的细节：看到一个人打开钱包，保罗会数数他有多少钱；乘坐出租车时，他会查看司机在面板上贴着的照片；看到有人在读书或杂志，他就记录下他人阅读的标题；他看到标语会抄下来，看到告示尤其是犯罪告示时，也会想办法翻译。

近日，后浪引进的保罗·索鲁作品《在中国大地上》出版（原名Riding the Iron Rooster）。我们此前已经讨论过何伟的中国记录，从保罗·索鲁的80年代至何伟的90年代，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前者的书写因此可与何伟的纪实形成对读，并使我们在这样的对读中从另一视角认识中国。

保罗·索鲁，美国旅行作家，出生于1941年，以火车旅行文学著名，代表作有《火车大巴扎》《老巴塔哥尼亚快车》等。

金钱观

勤俭节约失色，缺乏与贪婪往往一体两面。

此前我们已经讨论过，何伟的纪实中国系列体现了他对于金钱问题和阶级流动的敏感。他观察中国人对金钱的态度，人们频繁而公开地谈论工资，议论商品的价格，讲述自己如何被罚款。在何伟的观察里，中国人看似是贪婪的，但这种贪婪值得探究。

金钱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并不是以积极的形式出现，而是以消极的形式体现，也就是说，中国人对钱看似“贪婪”的态度实际上来源于匮乏——与其说钱能带来更多机会，不如说资源实在有限，钱能够抵偿诸如超生、换工作等“自由”选择带来的损失。

保罗·索鲁来到中国之后，对于80年代中国的第一印象是由物价和汇率构成的。《在中国大地上》目录后专附有一页说明，是一条关于汇率的提示：“我初到中国时，1美元可兑换约3元人民币，但后来在旅途中涨到了4元。”

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记录下了中国人的工资。从工厂工人的工资、市场小贩的收入，到体制内“领导”、退伍军人的津贴，他不光在在意数字，也注意到了工资差距的原因：工资级别很重要，计划/市场也有分别。

在大同机车厂参观时，他了解到工人的基本工资依级别而变——工人级别越高，挣得越多，工资构成是每月100元加上奖金和激励。在王府井大街的外文书店里，他偶遇一位退伍军人，得知对方每月的退休金加津贴总共271元。他还在北京自由市场调查了小商贩的收入，发现他们每月可以挣500元~700元，足够买“三大件”（指的是电冰箱、录音机和彩电）。

在上海人民广场，他遇到了大学毕业在纺织厂担任工程师的“勒罗伊”，每月挣80元，正在积极预备换去喜来登酒店工作，那里每月的薪酬是250元。当然，他打听别人工资的过程也并非总是顺利。在与上海一位宣传处长见面时，他得知对方自1954年开始至1979年都没有涨过工资，便提出质疑，对方不予回复，只是笑笑，索鲁知道自己问得太多了。

《在中国大地上：搭火车旅行记》[美]保罗·索鲁 著 陈媛媛 译后浪·九州出版社 2020-12

对于中国彼时的消费水平，保罗·索鲁也打听得相当清楚。和大同机车厂的工资依据级别区分一样，宾馆的住宿也有内外标准的不同， 在北京，他住宿的酒店每晚160元，这是专门招待外国人的酒店，当时的中国旅馆一晚上只要3块钱，“一般来说，外国人总要比中国人多付三四倍的钱。”北京的澡堂是最便宜的消费之一，每人只收6毛钱，还提供一块肥皂、一条浴巾和一个床位，可以待上一整天。

在通往广州的列车上，他与一位姓赵的青年男子闲聊，男子抱怨女友吃饭点了肉和鱼，花费20块，这是他一个礼拜的工资，之后他不仅没饭吃了，还心疼到失眠。在桂林，索鲁自己也“被迫”吃了一顿由娃娃鱼、麂子等组成的违禁大餐，账单是200元。

记录下这笔高昂的开销，他再一次进行了类比：200元这相当于这些年轻人4个月的收入，足够老外买一张桂林到北京的机票，两辆中国最好的飞鸽牌豪华自行车加起来也不过是这个价钱。

保罗·索鲁持续地进行换算，将中国人的工资、消费换算成人们愿意购买的物件，换算因此也是他观察中国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最为直观地显示人们为了某件事愿意付出多高的代价。——与何伟写到人们为了生育和工作的意愿支付罚款一样，索鲁笔下的罚款与意愿也有“等价交换”的意味。

在云南边陲的火车上，他碰到一个背着小孩的年轻妇女，她在生了一个女儿之后又超生了一个儿子，超生罚款的数额是1000元，“这些人真是穷得难以想象，”索鲁记录道，“他们满脸皱纹，衣衫褴褛，手上的皮肤都已开裂，头上的帽子皱皱巴巴，脚上的拖鞋破烂不堪，”而她为二胎而付出的罚款相当于大多数城镇职工一整年的工资。

除了观察记录，保罗·索鲁对中国人金钱观和消费意愿的书写，还有中国作家的文本作为支撑。他援引王蒙的小说《高原的风》，故事讲述了新中国消费意识兴起下的家庭生活，教师老赵改变了他在六七十年代的简朴生活作风，不仅买了新房，还添置了彩电冰箱，觉得生活堪称完美，而他的儿子还想要录像机、门铃、摩托车和橡皮船。索鲁写道，摩托车、橡皮船似乎是他能想到的最奇怪的购物清单之一，但它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物质的渴望。

对物质的迷恋和狂热，反过来又与素来宣扬的艰苦朴素形成了反差，这种反差不仅在商业气息浓郁的广东体现在可以谐音为“一切向钱看”的标语上，在当时“缺乏繁荣气息”的西北大地，他也观察到商业机遇正前所未有地刺激着普通人，他想，“这个社会向来崇尚简朴，但简朴的人却可能最容易变得纵情享乐。”换言之，从他当时观察的情况来看，缺乏与贪婪往往是一体两面。

精神面貌

最快乐的是翠湖边上唱《梁祝》的人。

保罗·索鲁喜欢观察人，在乘坐欧亚列车前往中国的过程中，他就已经周游列国并观察着各地人们的精神面貌。在柏林，他看到人们在肉摊前流连，喜欢“浏览”而不是购买，人们盯着食物垂涎欲滴而继续往前走，场面非常“色情”；在华沙，他看到人们虽然受着贫穷饥饿的折磨，但仍然保持着尊严而且友好谦恭。

在中国走南闯北之后，他发现最幸福的人们是在昆明翠湖公园唱《梁祝》的群众，“即便是最瘦削的老先生和最年迈的老太太，他们的动作表情也都非常生动，而且他们都很爱开玩笑。我在中国见过的所有人当中，他们是最快乐的。”

在他看来，与昆明翠湖边唱戏的人相比，整个中国的人都没有那么快乐。首先，他们也没有那么令人满意，索鲁不只一次在书中抱怨中国人讲话大声，喜欢随地吐痰（他对中国人吐痰声音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他说与吐痰相比，清嗓子才是更要命的）、盯着人看，把厕所弄得乱七八糟，同时也注意到这些人的羞涩、懦弱、谦卑与天真。

在西安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他观察分析他的中方陪同方先生，将他当作中国普通人的精神样本。方先生大概是书中最不受欢迎的人物之一，他被派来跟随索鲁，是麻烦、不信任与不自由的象征。但他跟随索鲁也是出于工作需要而并非自愿，他是俄语专业人员，英文单词根本不认识几个，在无法与索鲁交流的时刻，他并不吝惜对索鲁微笑，那内容复杂的笑容反而让他更加低落。

“他像许多其他的中国人一样——性格保守、相信宿命，明明感到难过还要故作坚强。……他们忘记了自己曾发明过机械钟，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让我们来看看过去一百年都发生了什么：太平天国运动、欧洲和日本侵略、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还有大跃进和所有其他政治运动。有谁会感到好过呢？毫无疑问，正是因为这些突如其来的痛苦，才没什么人显示出对未来的信心。”

虽然用词刻薄，保罗·索鲁对方先生的观察并不是缺少同情的，他关心1980年代中国人复杂笑容背后的真实心境，并试图从历史中寻找原因，这一点在他与知识分子的交谈中最为明显。在上海，他与一位复旦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交谈，这位学者曾在1930年代留学英国，也曾在1966年~1972年间入狱三年。他看到潘教授有着所有进过监狱的人都有的特征，狱中艰苦孤独的生活并没有削弱他们，相反，他们变得更加直言不讳甚至不以为然。

潘教授在席间说，“中国人只对两件事感兴趣，那就是金钱和权力，因为美国在这两方面比谁都强，所有中国人愿意和美国做朋友，”索鲁记录道，说这话时，潘教授有着深深的犬儒主义感，那是一种凄凉的绝望（with the ultimate cynicism, a bleak despair）。

这种凄凉的绝望感有时也笼罩于他与他人的交谈中，比如在上海，他还访问了当时复旦大学的校长谢希德，他们有一段关于文革期间师生关系的回忆——在开往呼和浩特和兰州的324次列车上，女大学生向他分享了她的梦，梦中爸爸以不同的方式杀死了弟弟。

他也看到了中国人对一些事物的迷恋以及迷恋本身的矛盾和荒谬，虽然有时候这些观察难免包含某种文化误解和偏见。他在呼和浩特逛鸟市，发现号称对鸟痴迷的人会将鸟限制在金丝笼子里，或者吃掉它们。他写道，这并不是迷恋鸟，他们渴望鸟儿，却并不会对鸟有感情。

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乌鲁木齐，他看到市场里人们交易着野生动物，相信它们的皮毛、内脏、生殖器具有治疗养生的功用，索鲁认为，中国之所以对动物缺少感情，是因为自己也居住在逼仄的环境之中。“中国人自己都常住在逼仄而不舒适的环境里，所以几乎不能指望他们对于生活条件差不多的鸟类报以怜悯之心。事实上，中国人生老病死的方式，与他们的动物极为相似。”

Riding the Iron Rooster Paul Theroux Ivy Books 1989

最为苛刻的指责发生在《开往广州的快车》一章，他遇到的一位国际友人指责道，当下的中国人已经丧失了“共同奋斗”的理想，自由市场体制刚刚设立几年，人们着急地抓着能够抓到的机遇，奉行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再友善、不再礼貌，陷入精神空洞与破产（spiritually hollow and bankrupt）之中。

这段对国人“精神空洞”的批评是索鲁直接引用他人言语，并不是他自己的观点，然而类似指责在书中还有多处隐晦表达。一个目的地可能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当地人对此却没有感觉无话可说。在新疆古城高昌，保罗·索鲁试图寻找能解读古城历史的人，却心愿落空，当地人对高昌的了解不会比他更多。

何伟的书写继承了这种“有今天没明天、一切向前看”的观察，在《寻路中国》中，何伟追问为何人们的生计几经变化（从何伟熟悉的魏家身上，他看到这些从“安利”推销到旅游业的转折通常是草率的）并解释道，就一代人而言，中国经济的土壤就像鄂尔多斯的土壤一样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什么都在变——规则在变，经商行为在变，日常中的种种挑战也在变。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们先做后想。”

反观光

“中国人的本色早就隐匿在了重修的废墟之后。”

虽然浏览过了中国最热门的风景名胜诸如兵马俑、长城、峨眉山、悬空寺等等，也拜访过毛泽东故居这样的革命圣地，保罗·索鲁依然反对观光——既反对为了观光修建的相关设施，也反对观光包含的享受休闲之意。他不止一次在书中强调，去景点参观毫无意义，不仅是因为当时中国景点的重修过于粗糙，他批评悬空寺的修复没有复原原貌，有些俗艳粗糙，桂林的岩洞也是俗气得有点“迪士尼”的风格，导游生搬硬套的讲解更让他失去耐心。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观光看不到真正的中国人的本色，旅游地是为了吸引游客短暂的注意力而设立的，真正的生活被淹没了。“中国人的本色早就隐匿在了他们重修的废墟之后，没人能近距离观察得到他们的生活。” 

他所见到的最好的景致并不在旅游目的地，而在火车沿途。在西部列车越过戈壁荒野时，他声称中国最美的景致就在丝绸之路北部沿线上；峨眉通往昆明的列车穿越隧道时，他又感慨，这里才有中国最美的景色。真正的中国往往存在于一些不起眼的小地方，他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要像急行军一样，匆忙地从一个城市前往另一个城市。

说到这里，我们也不妨一提索鲁对荒野的追求以及相应地对人口密集的都市的偏见——他曾在路过浙江农田的火车上感慨中国缺少真正的荒野，可见的土地都被用来耕种粮食，在西部才见到了令他吃惊的空旷景象，在成都他也抱怨中国的大城市不适合闲逛，因为高楼密集让行走的人觉得自己微不足道。

保罗·索鲁显然不是一个享受型的旅行作家：他要坚持的火车旅行在中国陪同者方先生看来都过于艰苦了；他注重记录旅途中的严苛与无聊，与风景名胜相比，他更在意旅游商店或者厕所；与城市景点相比，他更喜欢访问工人文化宫和跳蚤市场——并非不重要的不符合预设的素材，而是了解目的地与当地人的真实窗口。

火车也不仅是交通工具，也是旅行本身，他记录下火车餐，这通常是旅行美食爱好者都无法忍受的；还有列车员的坏脾气和官僚习气，他注意到他们总是还没到站都急着要他交床铺，遇事绝不通融，甚至让他体验到了“官僚体制的虐待狂的意味”，当然后来他也了解到列车员常常处于过劳的状态。

他明明不喜欢马戏和杂技，可还是在莫斯科和上海分别访问了马戏团。第一次是看演出，看完之后感慨自己实在太愚蠢了，“很难想象哪个教育普及的公正社会乐于培养马戏演员”；第二次是纯粹的访问，上海杂技场演员介绍的一切都让他想起《动物农场》。

在湖南韶山的毛泽东故居，他前往纪念品商店，发现这里没有在卖任何与纪念主题相关的商品，他也意识到，空空如也的景象本身就证明着历史的变化。可以说，与发现或欣赏什么相比，旅途中的不舒服与挫败，真实地记录了他曾亲身经历的中国的80年代。

谢选骏指出：上述作者没有注意到，在湖南韶山的毛泽东故居没有厕所，所以游客为了解决生理问题，不得不随地大小便，结果把“毛房”变成了“茅房”——我在1981年的毕业旅行时亲眼见过。那时毛猪刚死四年多，真是“人走茶凉”、“今非昔比”也。游客为了解决生理问题，把“毛房”变成了“茅房”——就像妇女为了解决生理问题，把“毛选”变成了“手纸”，让毛匪这个色情狂娱乐至死，而且永世不得安宁。

【07、英国强于苏联，所以香港强于大陆内地】

《1980年代的中国香港比内地强在哪里？》（2021-05-02 厉羽萱）报道：

香港，坐落在中国南部沿海，被誉为“东方之珠”。提到香港你会想到什么？是香港人说的一口地道的广东话，是港式饮茶，是繁华的商业区，还是迪士尼游乐园，又或者是成龙、周星驰等一批国际闻名的港星。

总之，无论在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香港都作为一颗璀璨的明珠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今香港是一个高度繁荣与现代化的国际都市，它能够与纽约、伦敦并称为“纽伦港”，并成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一千一百多公里的土地上养育着近八百万人口，成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在人口和经济如此发达的条件下，香港自然而然地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享有极高声誉的城市之一，在各种组织评选的世界城市排名中常年名列前茅。

尽管如今的香港看起来如此光鲜亮丽，实际上它的历史并不简单，甚至堪称坎坷。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秦朝统一全国时期就有部署驻扎在这里，但是几千年来香港由于远离中原并未受到有效开发，基本处于荒岛状态。

直到晚清时期，中英鸦片战争清廷失败，签订的《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香港逐步得到开发，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显现出自己独特的优势。直到一百五十多年之后的1997年香港终于回归祖国，在一国两制的体制下进一步发展，才成为一个世界瞩目的大都市。

纵观香港历史，纵使常年受到外国侵略者的殖民统治，但其发展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早早地被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利用开发，在上个世纪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

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在经济、科技、文化、旅游等方面发展格外迅速，以经济金融发展最为显著，相较于刚刚踏上改革开放之路的中国内地，对比更加强烈。那么80年代的香港对比内地具体强在哪些方面呢？

香港较同时期的内地强在哪些方面？

比较两个地方发展的程度，首先想到的就是经济，而其中最直观的一个指标就是GDP。以1980年为标准，香港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了288亿美元，而同年内地经济发展最好的城市上海的GDP只有208亿美元，其他地方更是远低于这一数值。

提及人均GDP，虽然香港人口众多，但人均生产总值仍然达到了惊人的5700美元，完全可以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相媲美，而大陆的人均GDP只有194美元，上海也只有1819美元。这一比较的结果不言自明，两地的经济发展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香港的经济水平要远高于内地。

经济总量的天壤之别之下，并不是简单的生产总量之别，而是更深层次的经济结构与生产结构的差别。香港不同于内地，由于长期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重要枢纽，无论在城市建设还是世界交融上都起步较早，相应地代表着现代化趋势的工业化也起步很早，早早地摆脱了以第一产业为支柱产业的生产模式。

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工业化转型，60-70年代其第二产业比重迅速增大，紧接着随着世界产业结构的转移，80年代很快又开始了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在这一时期经济金融服务业比重大幅增长，更为现代化的产业诸如金融、房地产、旅游等第三产业交织上升。

以股票交易为例，香港证券交易的历史起源于1866年，1891年的香港经纪协会成为香港第一个正式的股票交易场所，20世纪又接连建立了三家交易所。经历了长足的发展之后，1980年四家合并到香港联合交易所，其金融体制已经高度统一且系统成熟。

相比之下，内地位于上海和深圳的两家证券交易所在1990年才得以设立，从时间上已经远远晚于香港，因此80年代的香港在金融体制和金融服务上都远远领先于内地。

作为现代城市建设的模范，香港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显然要领先于同时期的内地。英国殖民者在香港长达一百多年的统治中，将西方城市建设的经验运用在这片土地上，构建了世界领先的城市基础设施系统，因而香港也以具备“世界水平”的城市基础设施网络而引以为豪。

基于香港环山绕海的自然环境和国际都市的发展目标，香港在城市发展中格外注重交通发展。二战后的前二十年，公共住宅和淡水库的建立满足基本需求，20世纪70-80年代经济繁荣发展，相应的公路和地下铁路的引入适应了卫星城和新城人口的快速增长。相比之下内地的景象则是自行车在大街小巷中游走，基础设施和公共交通系统仍然相当滞后。

除了经济金融这些现代化指标外，香港在社会生活等方面相较于内地也呈现出极大的生机和活力。旅游业与金融、工商、贸易物流等一起被称为香港经济的四大支柱，在经济发展中作用巨大。香港的旅游业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兴起，但受限于港英时代主要服务于商业人士。

1955年香港成立“发展旅游业委员会”，标志着香港现代旅游业的开端，自此游客大增，到了80年代，旅游产业进一步走向大众化综合发展的快速车道，除了欧美和东亚地区的游客外，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到香港旅游和探亲的人员进一步增长，其年均增长率达到了近10%，因而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另外不得不提的一点就是香港高度繁荣的文化产业。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期，香港被誉为“亚洲电影王国”和“东方好莱坞”，曾经创下年产超过300部港产片以及港产片票房年收入12.4亿港元的纪录，我们耳熟能详的很多著名影星如成龙、李小龙、周星驰等人都起步或成名于这一时期。

又如粤语乐坛中涌现出的谭张争霸到四大天王，电视剧上TVB的风靡一时，香港文学的繁荣，漫画产业的兴盛，每一行都可以举出至今仍广为流传的名人轶事，他们都是当时那个年代香港文化产业盛极一时的见证人。

80年代的香港为何创造辉煌？

众所周知，上世纪70-80年代的亚洲经济新兴体中，有四个地区最为瞩目，他们分别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在较短的时期内他们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为世界公认的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因此被称为“亚洲四小龙”，香港就是其中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此时的世界经济正处于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潮流中，这一时期美国、日本集中力量发展钢铁化工、汽车电子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将服装、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亚洲和拉美国家转移。

香港和新加坡类似，在此时经历了以传统的转口贸易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时期，抓住机会利用自身劳动力丰富廉价且具备优良港口的优势，实现了一波飞速的经济增长。

紧接着80年代中期就进入了后工业化或服务经济时代，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一、二、三产业比重调整明显，进出口贸易、金融等行业成为服务经济的重要行业。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香港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到80年代已经呈现明显的经济服务化趋势。此时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互为条件，相互促进，使得香港的经济增长保持在10%的较高水平。

尽管可以看出80年代的香港在发展状况上远好于内地，但不能忽略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甚至可以说中国大陆才是香港取得辉煌的决定性原因。

提到80年代，自然会想到大陆地区刚刚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在经历了自建国以来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30年后，中国第一次真正敞开大门，面向世界。开放初期大陆实际上面临着很多困难，其中既有制度上的陌生，也有文化上的阻隔。

这时香港的优势就体现出来。因为一直处于英国管理之下，香港保持了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很多特征，内地与香港一江之隔，成为一个面向世界的窗口，受到额外的重视。

1984年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谈判，并发表联合声明，一国两制设想即将在香港得到实践，这无疑为香港未来发展注入一针强心剂。自此之后双方的交流日益密切，无论是经济往来，文化交流，还是来自内地的商人、游客都为香港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香港本身就具有绝佳的自然地理条件，维多利亚港是世界三大天然良港之一，自此之后，背靠大陆，面向世界的香港发展如日中天，同时具备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使得香港成为世界级的交通和经济枢纽。

结语

对于香港如何能在80年代创造辉煌，人们还有很多评论，诸如香港在处于英国统治期间受到西方现代化影响，更易于踏上快速发展道路；与内地分隔而较少受到内地混乱的影响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香港的繁荣，不过总体上香港的迅速发展仍然要将之置于内地-香港-世界的大视野下看待。

如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全球化的发展，香港的独特优势已经不再明显，但这绝不应成为抱怨的理由，认清现状，把握机会，才是香港与内地在新时代共同发展的正确选择。

谢选骏指出：1980年代的香港是英国殖民地，1980年代的大陆是苏联殖民地——而英国强于苏联，所以香港比大陆内地强在这里，直到2021年的现在也还是如此！因为大陆社会，至今未脱马列桎梏，依然做驴做马。

【08、中国共产党无法像东欧和苏联共产党那样得到善终】

《1980年代的中國！崛起與幻滅的時刻》（2019/05/28 華視新聞）报道：

六四天安門事件屆滿三十年，萬事都有因果，六四並非突然出現的單一事件，往前推的話，其實從1966年毛澤東文革就有脈絡可循，1978年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埋下伏筆，接著1986年安徽學潮在中國遍地開花，最後引爆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80年代的中國，因為群眾對改革，對民主一度抱持希望。但也有專家說，80年代的中國正要從文革廢墟中站起，最後又在權鬥和武力鎮壓下幻滅，透過專題我們一起了解，北京之春如何從1978年西單民主牆萌芽，在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粉碎。

1978年的中國，是世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當時中國10億人口，有將近8成生活在貧窮線下；1978年的中國，來北京工作的貧苦工人們，把對現狀的不滿，對未來的期待寫成字報，貼在西單體育場外的牆上，而貼字報是文革時期，延續下來的習慣，連停刊的政治雜誌，也被知識份子轉貼在牆上，後來鄧小平打算鎮壓民主牆，被稱為民主鬥士的魏京生，挺身捍衛因此兩度被捕入獄。

在獄中多次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出獄後魏京生流亡美國，民主牆不只是一面牆，更是眾志成城的展現，因為在那種惡劣的環境下，大家都知道，一個人是很容易被掐掉的，大家聯合起來，就不容易被掐死，這是一種本能，所以形成很多小組織。

在破敗貧窮的壓力下，中國不得不改革，1978年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是中國實際上的領導人，隨即宣布改革開放，「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在鄧小平的思維當中，他認為政治且慢，經濟可以先走，「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無產階級立場最堅定。」

經歷了1966到1976年的文革十年，中國百廢待舉，留下紅衛兵滿街跑，就怕形成另一股勢力推翻共產黨，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把學生送回學校，當鄧小平提出拼經濟的改革開放，同為領導核心的胡耀邦和趙紫陽，似乎又比鄧小平，更傾向進行政治改革。

兩人對學生運動抱持開放懷柔，在胡耀邦跟趙紫陽的路線來講，可能在政治上有一些顧忌，有一些忌諱，已經踏到鄧小平的底線，改革開放進行十年，中國經濟的確出現巨大變化，同時也出現社會貧富不均，官場貪污腐敗的問題，當年重返學校念書的紅衛兵，已成了知識份子。

80年代中國思想界、學術界、出版界，出現空前自由，連軍隊國家化、多黨制等敏感議題，都能被公開討論，而且年年都有學潮，1985年距離北京3000公里的新疆，爆發烏魯木齊12.12事件，

美國維吾爾人協會主席伊利夏提：「這個學生運動一開始，維吾爾這些學生領袖，專門去漢族學生的宿舍，告訴他們，我們這次要求的是民主，這裡面包括的就是，要求中國政府停止，在新疆的核試驗」，學潮一波波，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比較能夠接受不同的聲音，學生們更大膽的舉辦聚會，社會有種開放的氣氛。

1986年最大一波安徽學潮，擴散到上海北京，每天都有好幾萬學生上街頭，這波學潮平息後不久，胡耀邦被迫辭職下台(1987)，換趙紫陽上台(1988)，這是六四事件的伏筆，隔年胡耀邦過世，引爆六四事件(1989)。

如果把八九的事情，放到這十年的光景來看，得出結論是悲劇是必然發生的，因為改革的力量，不足以阻擋反改革或保守的力量。

如果六四事件是必然，那麼從1978年西單民主牆邊的工人，到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似乎都曾短暫感受過北京之春，那種政治環境可能引起了，一些過分的期待，過度的期待，很可惜，期待並沒有轉變成事實，期待沒有變成事實，反而成為悲劇，而這場悲劇直到現在，中國政府都還不敢去面對。

谢选骏指出：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是亲共改革势力的幻灭时刻——它注定了中国共产党无法像东欧和苏联共产党那样得到善终。

【09、“妇女联合会”就是一个最大的中共娼妓组织】

《19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文学中被遮蔽的人物形象——从“娼妓”与“娼妓制度”的辨正谈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1期　张惠苑 2021年01月22日）报道：

内容提要：自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来，“娼妓制度”被混同于“娼妓”，造成了当下文学研究界对“娼妓”形象正当性的质疑。作家在创作娼妓题材小说，或有娼妓在其中的小说时，经常纠结于人物构象与政治话语之间，失据于微妙的迎合与迟疑的倒转关系，无法聚焦“娼妓”形象内在性的塑造。由此，有必要辨正“娼妓”和“娼妓制度”这两个概念，重塑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娼妓形象”，以独特的角度让文学回归“一般人学”。

关键词：1980年代 城市文学 娼妓 娼妓制度 改造话语

自古以来，娼妓就是一个与中国城市共生的“边缘人”，寄生于城市的经济繁华，构成消费文化的奇妙图景。她（他）们用身体感知城市，窥探魅惑而罪恶的城市隐匿故事。正如马积高所言：“妓女的发展尤其与社会制度和城市的发展有密切联系……妓女的形成更明显地带着阶级压迫的性质，而其盛衰与集散则以都市的盛衰为转移。”①历代作家也以两类基本形式呈现了这一群体：一类是描写妓女的文学作品，另一类是富有才华的妓女创作的作品。从这些数量庞大的作品中，人们不难发现，妓女形象是城市或都市生活中最具有生命力的形象之一。到了现代，文学中的娼妓形象日趋多元。总体上呈现两种趋势，其一，借用贺萧用“嵌入”②这个词来形容“娼妓”这一形象进入“文本”的形式，这一人物形象主要的功能就是承载与注释。比如郁达夫《茫茫夜》《秋柳》中的娼妓形象是主人公颓唐情绪的承载者。这一人物形象的悲剧性，与主人公的情绪形成呼应。而沈从文《丈夫》、蒋光慈的《徐州旅馆的一夜》，无论是被丈夫还是家庭送出或者逼迫成为娼妓，这类人物形象都在注释20世纪20-30年代中国颓败的乡村现实。其次，也是最为难得的是中国现代的娼妓形象中，人们在这一类人物形象身上看到了长期被压抑的中国女性的本体意识，以一种扭曲的形式释放出来。比如丁玲的《庆云里的一间小屋》、老舍的《月牙儿》、曹禺的《日出》、沈从文的《水手》展现的女性对身体内在性的觉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将饥饿与性欲作为人最基本的需要，通过一个绝境中挣扎的女性诠释得淋漓尽致、血肉丰盈。

1949年后，因为文艺方向转向，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形象日趋简化，直至萎缩。除了陆文夫《小巷》以外，“娼妓”作为被改造的对象，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在文艺作品中被悄然而自觉地抹除。1980年代伊始至1990年代情况略有变化。霍达的《红尘》、苏童的《红粉》、王安忆的《妙妙》似乎暗示以娼妓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在逐渐复苏。但是，面对这类题材作品，文艺批评家和研究者们有意选择忽略或绕开。其背后隐藏的问题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作为一种合法形式的“娼妓制度”不再存在，但“娼妓”是否随之消失③？人们是否混淆了“娼妓”和“娼妓制度”这两个概念？作家能否在作品中借助娼妓形象言情叙事、表达人类的精神变迁？通常而言，意识形态不会从学理上辨正这两个敏感的概念，文艺批评界很多人不愿提及这个“烫手山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制度上废除了“娼妓制度”，很多人把它等同于特殊人群的消除，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娼妓题材小说创作和研究的尴尬。即使合法存在于改造话语下的娼妓题材小说，也难登大雅之堂。人们甚至毫无觉察地将“娼妓制度”包含的性剥削等同于“娼妓”这类边缘人之恶，忽略了制度改造本身失之对人与历史的全面观照。因此，“娼妓”与“娼妓制度”理应得到辨正，1980年代以来，以“娼妓形象”为题材的创作及其相关文艺批评得以正名也就水到渠成。

一、1980年代以来文学中娼妓形象研究的尴尬

1980年代以来对城市里的这一人群——娼妓——的研究在命名上一直很尴尬。这种尴尬首先表现在对这一人群研究的规避。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很多研究者的目光大多投向古代妓女和近现代娼妓的研究，参与进来的学科有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

目前，文学领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态度比较暧昧，基本上不直接触及当下。陈思和编的《文学中的妓女形象》一书是新时期较早关注娼妓这一形象在文学中的表现的著作，但是陈思和在编者自序中表达了编选的遗憾：“我倒是很想再选一些反映当代中外社会妓女题材的作品，但是由于这方面的书读得很少，即使读过也觉得难以书写成个人命运，（如《王桢和玫瑰玫瑰我爱你》）于是也只好暂时付阙了。”④陈思和认为真正的“妓女题材”的文学作品应该不是简单地写妓女，而是妓女作为身份与她的命运直接发生关系。⑤在当时，文学作品中并没有符合这一要求的作品。但是，这本书出版不久（1990年出版），1991年苏童的《红粉》、1996年王安忆的《我爱比尔》，都是非常典型的妓女题材作品。可是学界之后的研究，直面1980年代以来书写娼妓作品的成果却很稀少。可用的规避方式不少，如用身体叙事置换一些承载这些叙事的典型群体“娼妓”，如杨秀芝、田美丽的《身体·性别·欲望——20世纪八十年代小说中的女性身体叙事》、李自芬的《现代性体验与身体认同——中国现代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王侃的《历史·语言·欲望：1990年代中国女性小说主题与叙事》等。或者逃避当下的妓女形象，在近现代的妓女文学或者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娼妓“合法”的情况下讨论妓女的形象问题。如董丽敏《身体、历史与想象的政治——作为文学事件的“50年代妓女改造”》、[日]江上幸子《近代中国的“主体妓女”表象及其夭折——探求于民国时期多种媒体中》、程亚丽《从“神女”到“凡女”——论20世纪妓女叙事的话语变迁》。也有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讨论了1980年代以来的娼妓问题，但大多遮遮掩掩、语焉不详。唯有雷鸣《新世纪小说妓女的谱系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直面了新世纪以来小说中的妓女问题，且在命名上用了“娼妓”“妓女”等概念。其他如群像研究，有王路的《沉沦的快感和拒绝的美丽——1990年代女性文学的一种价值景观》，以及书写妓女形象的作家创作论，如李遇春《乔叶小说创作论》……都触及了当下的妓女，特别是城市生活中的妓女问题。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突破有限，文本分析略显单薄。质言之，无论是以妓女为主要人物的创作，还是随之而来的文艺批评，都难言丰富。

吊诡的是，1980年代以来文学作品中对这一形象的书写却从未中断。笔者做了统计，从1980年代以来就有34部以“娼妓”作为主要人物形象的城市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删选原则以描写娼妓的生活为叙事线索，故事呈现空间以城市空间为主，排除了一些仅仅把娼妓嵌入其中却表现其他主题的作品。从这34部作品的作家构成来看，苏童、霍达、王安忆、严歌苓、林白、盛可以、乔叶、艾伟、邱华栋、孙惠芬、吴玄等，从年龄上涵盖了文学界老中青三代；从创作实力上看，覆盖了成熟稳重、中坚以及新兴力量。从作品质量上看，很多作品无论在文学评论界还是读者层面，都已经得到肯定，甚至具备了经典化的可能。比如苏童《红粉》、王安忆《我爱比尔》、严歌苓《舞男》、盛可以《北妹》。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连续两届（第三、四届）都颁给了娼妓题材的小说，即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和邵丽的《明惠的圣诞》，也可以间接证实这一点。

一边是规模和质量突出的娼妓题材小说的涌现，一边却是文艺批评界的谨小慎微、欲言又止。其背后纠结的原因无非是在改造话语中“娼妓”这一人群已经随着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而消除，当然，继续沿用这个概念，或者关注这样的人群在意识形态的话语中不具有合法性。但实际上，无论现实生活还是文学作品中，这类人群都没有消失过。问题就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清理的是什么？笔者以为作为罪恶的“娼妓制度”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后不复存在，也不再具有合法性，而作为具有历史文化属性的人群“娼妓”，哪怕法权层面不复存在，但在文学书写中，她们仍然可以“在场”，不可能随着制度的废除而自动消失。人们的头脑由于意识形态的植入式刻画，导致对“娼妓”“娼妓制度”概念辨析不清，间接造成了这一领域文学研究的合法性危机。在文学创作中，从表现社会主义娼妓改造的三部作品对改造话语的反转，我们也可以看到“娼妓”与“娼妓制度”在政治和普通民众中间模糊不清，造成了文学作品中人物命运的巨大反转。

二、1980年代以来娼妓形象对改造话语的倒转

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改造话语下娼妓题材的作品有三部：陆文夫的《小巷深处》、苏童的《红粉》、霍达的《红尘》。这三部作品都以娼妓的命运作为叙事主线，故事发生的时空背景都在1956年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后。在三部作品展现娼妓命运的背后不难看出，由于“娼妓”与“娼妓制度”概念辨正不清，造成在文学创作与接受层面人们对“娼妓”缺少人文主义的关怀。这种人文主义关怀的缺失投射到文学中，表现出娼妓形象对改造话语的反转。主要表现在作品对改造话语反讽性接受和娼妓形象对改造的抗拒。其次，两个概念辨正不清，造成在娼妓题材小说中，纠结于形象与政治话语之间微妙的迎合与倒转的关系，而不能聚焦于“娼妓”形象内在性的塑造。三部作品的内在人物形象与政治话语的内在冲突，已经预示了1990年代以来文学作品中“娼妓形象”回归本体，挣脱意识形态话语束缚的趋势。

（一）污名化背后：改造话语的误读

曾经担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政务接管委员会副主任的曹漫之在回忆上海取缔娼妓时说：“一方面，娼妓是压在社会最底层苦难最深的阶层……另一方面，妓女身上又集中了人世间，最腐败、最无耻、最恶劣的种种习性，妓院是恶势力泛滥的场所。”⑥对于娼妓的人格二重性，当时改造者确定娼妓改造的政策基点是，“明确妓女是需要极大同情的对象，在改造方法上却要借助强制执行的某些特殊手段。我们不是慈善家的善心来解决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肮脏问题，而是用强制改造的手段，达到既彻底清楚一切污泥浊水，又能最终解放一切改造对象（包括妓女在内）的目的。我认为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人道主义”⑦。回顾当年取缔娼妓的政策初衷可以看出，改造者判定妓女具有正反两个面向：被压迫的与腐朽堕落的。应该说，这种认知是客观的，但是在治理手段上人们普遍将妓女的两面性与娼妓制度(妓院)合为一体：“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肮脏问题”，应该用强制性手段彻底清除。“强制性的特殊手段”彻底清理“一切污泥浊水”的背后是将娼妓等同于娼妓制度一并清理了。官方话语措辞上的缝隙，加上沉淀已久的历史偏见，为后来人们对娼妓改造的误读埋下了伏笔。

这种误读首先表现在社会主义改造话语被民众反讽性地接受了。来看看改造话语如何从挽救他人的政治话语变成了对他人污名化的手段。《红尘》中德子媳妇是在改造话语的诱导下说出了自己受侮辱与受损害的历史。她本应该是改造的成功典范，在“诉苦大会”上倾诉自己的历史应是“改造话语”的应有之义，但是结果却是，德子媳妇非但没有被当作社会主义改造成功的典范，反而招来了四处蔓延的恶毒的流言蜚语——被污名化。人们无法区别历史和权力构造出来的娼妓制度和德子媳妇之间的关系。前者攫住了德子媳妇，德子媳妇天生与其他妇女一样并不“肮脏”，面对阶级压迫和制度形势，她无从选择，被投入了“火坑”。正如福柯所说：“在语言被小心净化和大家不再直接谈性的情况下，性落入了话语的掌控之中，话语不断地捕捉它，不让它有丝毫躲藏和喘息的机会。”⑧德子媳妇的尴尬，反衬了“改造话语”的反讽性。传达和代表改造话语的街道主任没有对自己的阶级姐妹表现出任何同情和理解，而是当之为政治运动的工具和手段，利用完了，利用和篡改政治话语的面目立刻显现。当德子媳妇眼泪汪汪请求街道主任安排自己在毛主席灵位前痛痛快快哭一场时，街道主任脸色一沉回复：“咱们街道上革命群众都死绝了？让一个臭窑姐儿来给毛主席守灵？”⑨当年在诉苦大会上，街道主任发现德子媳妇是“一棵‘四清’运动的好苗子”，训斥德子不懂阶级感情：“他大嫂说的这些个苦处，你就不动心？亏得你还是她的爷们！”⑩此时的面目与当年形成巨大反差。

更具有反讽性的是这位政治阐释者本身就是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人。她有一个逃到台湾地区的丈夫，后来和自己的小叔姘居。“文革”结束了，街道主任并没有被这段在当时足以遭到灭顶之灾的政治污点牵连。面对自己的姘居问题，街道主任理直气壮地叫嚣：“谁瞅见咱俩睡一个炕啦！”11反而是被改造后政治清白、洁身自好的德子媳妇成为了“文革”时胡同里最先被打倒的。面对同一类型历史，被污名化的德子媳妇在道德的审判下成为了堕落与污秽的象征。而同样有非法性关系的街道主任甚至能理直气壮地面对自己的历史，不惧道德审判。面对德子媳妇，她完全不站在女性立场上，先摆出革命者的同情面目，套出德子媳妇的历史之后，马上转变嘴脸，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以历史为武器对德子媳妇进行致命一击。

而作为胡同里改造话语的接受者和传播者，群众对改造话语的理解和阐释也违背了政策的初衷。在《红尘》中诉苦大会上，街道主任面对群众几经启发打开不了局面。德子媳妇的隐私一披露顿时让大会达到了高潮。面对德子媳妇这样的窑姐儿，像马三胜这样的群众，唤起不是对旧社会人吃人的仇恨和对受害者的同情，而是自己压抑了30多年的性冲动。面对着自己垂涎已久的德子媳妇的身材、肌肤、做派，他感到的是“兴奋与满足”，并且想进一步领略德子媳妇曾经的“本色”。在这样的情景下，曾经成功的改造话语被证明非但没有挽救被损害的群众、没有唤醒蒙昧的群众，在改造话语下人性的丑陋与复杂性反而展露无遗。德子媳妇被娼妓制度攫住的屈辱没有得到同一阶级出身的群众丝毫的同情，群众人性上受压抑的、分裂的一面却在德子媳妇身上得到了扭曲的补偿。反讽效果让人啼笑皆非！

其次，因为公众面对这一人群所表现出的偏见与恶意，让娼妓在改造中表现出挣扎与抗拒的姿态。这种姿态主要表现在对改造话语的拒斥。从改造气息扑面而来的那一刻，“红旗和标语在几天之内覆盖了所有街道以及墙上的美人广告，从妓女们衣裙上散发的脂粉香味在卡车的油烟中很快地稀释”12，代表改造话语执行者的医生与士兵，没有表现出对这一卡车妓女丝毫的同情与怜悯。苏童继续写道：“工人们挥舞纸旗唱着从北方流传过来的新歌，有人指着翠云坊过来的卡车溜笑，还有一个人从队伍里蹦起来，朝卡车上的人吐了一口唾沫。” 从引文可以看出，一个无产阶级站起来的新时代，作为旧社会受苦受难的“姐妹”娼妓，并没有迎来新的生活，得到平等对待。被“污名化”的这类人，也就是“妓女”，按理，“妓女”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构成部分应该翻身大解放，却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洪流中成为“革命对象”。这显然与“社会主义改造”相悖，也是缺乏对娼妓与滋生娼妓的阶级背景、制度安排辨正认识的结果。她们像寄生在这座城市机体上的“蛆虫与垃圾”，被装载在“卡车”上接受强制性的身体检查和劳动。代表改造者的医生，像“劁猪”一样检查她们身体，“淡漠细长”的眼睛流露出冷漠。“士兵”像清扫城市垃圾一样，将这群娼妓赶上卡车。意图逃跑的秋仪和小萼又撞上了出场时极为尴尬地蹲在草丛里“方便”的士兵，粗言秽语，浓重的蒜臭味，整个改造执行者的形象都极具反讽性。他们无法掩饰对改造对象的嫌恶，但他们自己并没有展现出与被改造的对象完全对立的特性。因此，互为镜像的改造者和被改造者之构图预示着这场改造必定存在戏剧性的效果。

改造者本身对被改造者的偏见与拒斥，而被改造者更是表现出他们对这场改造的茫然与拒斥。《红粉》中主人公秋仪和小萼代表了用决绝的姿态和身体欲望颠覆和反抗具有权威性的“政治话语”的改造。秋仪是以最直接的方式表现出对改造的反抗和排斥，最先疑惑改造的彻底性。即将要接受改造的小萼还在惦记晒在喜红楼竹竿上随风飘动的水绿色内裤没有收的时候，秋仪就说谁知道还回不回来呢。更有甚者，秋仪在 “身体检查”过程中以“放屁”这种恶搞的方式反抗女医生冰冷的身体检查。秋仪从装着接受改造的妓女的卡车上跳下来，“很快从地上爬起来，她把高跟鞋踢掉了，光着双脚，一手撩起旗袍角飞跑，秋仪跑得很快，眨眼工夫就跑出城门洞消失不见了”，秋仪光着脚，撩起旗袍飞跑的姿态，正是对一种即将到来的改造话语的直接反抗。正是这个姿态，刷新和丰富了这类人物形象的书写方式。小说中秋仪在当代娼妓书写史上具有标志性，她是为数不多的能从“嵌入式”娼妓叙事中脱颖而出的娼妓形象。由于对自己的命运有清醒的认识，她拒绝改造，宣告改造失败。作为国家历史话语附属的娼妓主体性以一种决绝的姿态脱颖而出，她不再是丁玲笔下《庆云里的小屋》中蜷缩在被子里自言自语的一个内缩在自我体内的形象，而是一个反抗的、独立的娼妓文学形象。而小萼则最初接受改造但最终用身体嘲讽了改造，宣告改造的失败。正如张之沧所说：“我们的身体承载着我们的境遇，承载着我们的人生。我们的身体完全能够担负起平生拥有的各种经验，而且在任何时刻能够给予我们一些新东西，或一种新的和更为复杂的手段和步骤。”13小萼是一个以身体承载人生和境遇的人，沉湎于身体的愉悦。正因为身体的主宰性，也让她的身体成为反抗改造的手段。当改造在公共空间进行，小萼恢复了正常的社会名分，即改造形式上完成了，但一回到私人空间，与男人的床笫愉悦，小萼又重拾了自己的身份。这种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之间的撕裂宣告改造在精神和肉体上都没有产生健全的作用。

改造话语在改造者和围观群众反讽性的接受，以及污名化环境中娼妓反抗姿态的背后，是人们对娼妓认知与接受的双重偏误。在这两部小说中，在制度层面社会主义娼妓改造是成功的，但从娼妓命运的扭转和对大众启蒙上来说，这场运动难以彻底成功。没有真正的人文主义关怀的政治运动，误读性的接受、人性的乖张等侵入其中，就是难免的了。而作为主角，娼妓的反抗则显示了复杂人性的挣扎。

（二）“娼妓形象”的困境：纠结于改造话语

因为“娼妓制度”掩盖了“娼妓”本身，造成了在改造话语下的三部娼妓题材小说中，娼妓形象因为纠结于政治话语，而无法聚焦于形象本身。不过，这种“形象”塑造的困境，在小说中却展现为人物形象挣脱意识形态话语的态势。然而，大部分作家在创作中、文艺批评家在研究中仍然纠结难解、进退失据。

从1952年的《小巷深处》、1986年的《红尘》到1990年代的《红粉》14，妓女形象开始有了突破意识形态话语的倾向，改造时代的注脚渐渐转向反权威的“倒转话语”。正如Shannon Bell 所说：“妓女的话语可成为对霸权话语和反霸权话语双方的倒转话语”，“它可对双方话语作出反应、进行挑战、又加以侵犯”，“倒转话语是被隶属于霸权话语的主体之话语”。“我”正是“被隶属于霸权话语的主体”，她的话语是对“霸权话语”进行挑战的。15从《小巷深处》《红尘》到《红粉》隐约可见对“改造话语”的反讽性倒转；作家笔下的娼妓在历史事件中对正统运动从注释性的接受转换为有意挣脱，甚至以反讽的形式出现。被遮蔽的“娼妓”作为人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开始逃离此前攫住自我的话语，试图完成身份的重塑。

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发表在1956年《萌芽》杂志第10期上，在改造话语下，用娼妓的命运来印证伟大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陆文夫创作《小巷深处》时这种用心是非常明显的。小说中主人公徐文霞由17岁雏妓成长成为工厂的技术后备力量，还有了新的爱情，被社会主义新人张俊感召和接纳。尽管遇到曾经的客人朱国魂的纠缠，但是徐文霞还是勇敢地面对了自己的过去。在最后“性急的擂门声”中，我们听到了社会主义新人对徐文霞过去的接受。这个光明的尾巴虽然略显生硬，说教的痕迹明显，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具有感召力：旧社会的受害者徐文霞在一个新的时代中获得了新生。

到了1980年代，改造话语中的娼妓书写，从书写方式、作品中个人命运与历史事件的关系，相对于以往主题先行的作品，有了明显的转变。研究界对于这种转变的认识存在着分歧。董丽敏认为1980年代对社会主义改造娼妓书写的转变是对社会主义经验的搁置，甚至遗弃，并直言：“将‘50年代妓女改造’的这一系列文学文本搁置在历史脉络中加以考量，可以发现，在书写历史经验方面这些文本传达当代文学一种耐人寻味的倾向：那就是，越接近于当下的文本，其对于‘50年代妓女改造’态度就越是隔膜，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历史经验的回应/处理能力就差。文学书写——主要是80年代以后的文本与50年代的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裂。”16的确，相比于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霍达的《红尘》和苏童的《红粉》在娼妓命运与“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事件的关系上，书写方式发生了较为明显的改变。在笔者看来，这一“改变”不应是“断裂”。因为陆文夫创作的《小巷深处》还在延续传统娼妓题材小说“嵌入式”的写作方式，即小说创作的意图是借“娼妓”而言他。徐文霞这样的娼妓只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注脚”，她的命运与她发生关系的人物设置，都是这场政治运动的注脚。“嵌入式”的“娼妓”题材小说，硬伤明显。首先，它们遮蔽了小说中人物命运的其他可能性，更不用说人物本身主体感受的多样化。其次，故事情节生硬，欠缺说服力。当读者为《小巷深处》徐文霞的纠结和矛盾而紧张、同情的时候，故事结局的仓促让人措手不及。男主人公“张俊”从知道“徐文霞的历史”到“接受徐文霞的历史”用了不到一个傍晚的时间。接受之快让读者错愕，曲折地暗示了作者的顾虑。

1980年代初的《红尘》与《红粉》不应该被认为是对历史事件的“妖魔化”和“断裂”17。它们只是突破了意识形态对小说创作的束缚，对历史事件有了更多的阐释。其中最为宝贵的是，这两部小说重新凸显了人性。“历史事件”不再是用人物去注释和阐释的主题，而成为了展现人性复杂与多面的场域。1980年代初的霍达的《红尘》中作为改造成功的“德子媳妇”，融入了新社会，在北京四合院里德子夫妇相濡以沫的夫妻生活成为了胡同里人们羡慕嫉妒的对象。可是，德子媳妇的幸福和不能言说的历史，成为了她悲剧命运的导火索。在街道主任以“诉苦”的名义诱导下，天真的德子媳妇说出自己的身世。这个秘密很快为整个胡同居民提供了宣泄的机会。对德子媳妇异样的做派垂涎与嫉妒的感受最终演化为污名化下的暴力，德子媳妇的悲剧由此开始上演。在改造话语下，《红尘》以德子媳妇这个形象为焦点，反思了在集体无意识下人性的丑陋与恶，这种丑陋与恶正好利用了改造话语。

从这一点上来说《红尘》克服了《小巷深处》先天的不足，也看到了娼妓题材的文学作品从《红尘》开始，已经有摆脱“意识形态”话语控制的端倪。而《红粉》中，在改造场域中，相较于以往的同类题材，无疑真实地还原了“娼妓”的独特性。在摆脱“意识形态”话语控制上，它比《红尘》更加明显。因为，小说中苏童力图用鲜明生动的“娼妓”形象跳脱“改造话语”对形象的破坏。关键就在于这种形象一定要立得住，能突破以往“嵌入式”书写娼妓的文学表现模式，真正想要塑造饱满真实的“娼妓”想象。相对于其他人群书写，秋仪和小萼突破了我们以往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刻板化塑造的“逼良为娼”的娼妓形象。两个久经风尘、最具职业化的娼妓形象，填补了当代娼妓文学的空白。一个是“十六岁进窑子就没怕过什么，挖×算什么？挖心也不怕”18的秋仪，一个是“天生是个贱货”19的小萼，在她们身上，展现的是女性在无可摆脱的命运面前，必然的堕落与绝境中的自我拯救。这里的拯救不是外在的社会改造能够给予的。秋仪用母性重新树立了自己生存的信念，小萼无法超越身体的欲望，展现作为女性的娼妓无法克服的内在性，导致命运走向另一端。

从《红尘》到《红粉》我们可以看到1980年代以来娼妓形象对改造话语的反讽。接受改造的，改造成功的德子媳妇死了。其悲剧之因就是因为她相信改造，相信新社会，说出了自己不堪的历史。而秋仪和小萼作为改造失败的对象，却获得了新生，秋仪收养了小萼的孩子，用母性拯救了自己。小萼丢下孩子，随着男人私奔而去。不是因为她“天生就是一个婊子”，而是她克服不了女性的内在性，身体本能的召唤让她离不开男人。

作为1949年后三部最早的“娼妓题材”小说，作家们不约而同选择在政治语境中讲述娼妓的故事，但是面对同一历史事件，书写方式和接受态度不尽相同。在“迎合-纠结-反讽”的叙事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无法再被遮蔽的形象——“娼妓形象”。1949年以来这一形象与新制度之间建立起来的注释性关系，让这一形象在文学书写中不能回归一般“人”。在文学书写上作家们一度呈现犹疑状态，使得娼妓作为“人”陷入与政治事件反讽性的关系。虽然这种书写方式的潜力仍然巨大，但从文学创作的发展来看，1990年代以后娼妓题材小说已经不可能羁绊在这种叙事模式之中。

综上所述，如果不辨正“娼妓”与“娼妓制度”之间的区别，不明确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是对“娼妓制度”的取缔，“娼妓”形象从来就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娼妓”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就无法从现实和学理层面抹去。同理，人们对娼妓题材小说的研究和创作仍旧会处在无“正当性”的困境。继之而来，我们无法延续历史悠久的青楼文学的传统，无法正确阅读1990年代以来不断涌现的以娼妓为题材的作品，无力透视具有现代城市品格的娼妓形象。更重要的是，娼妓形象背后的人性及其命运的多元与变异也无法被合法书写。

三、“娼妓”与“娼妓制度”的辨正

自古以来娼妓人群的演变到其附带的文化因子不断在时间的纵轴中复现、延续。即使在当下时空，作为城市现代性演变的一个重要表征，娼妓作为边缘群体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应该说，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没有什么形象能比“娼妓”更能暴露当代城市文化的异形，戳中现代城市最敏感的神经。

这里要辨正“娼妓”这个概念的正当性问题。虽然在1956年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在意识形态话语中娼妓这个职业已经消亡，导致在1980年以后“娼妓”这个概念在政治话语中被有意规避。但是这种有意规避的背后，存在“娼妓”“娼妓制度”两个概念的混淆问题。应该明确，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消灭的是“娼妓制度”而不是“娼妓”。在意识形体话语中，“娼妓”作为一种提法，是指归属于旧社会旧制度中腐朽落后、堕落、丑恶的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特指一种人。1956年被政治话语抹去的“娼妓”提法背后存在认识误区，那就是将“娼妓”和“娼妓制度”混淆。从学理上说，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的是在中国有3000多年历史的“娼妓制度”，而不是“娼妓”。

首先， 需要从历史的演变和词源来考察“娼妓”，就像王书奴所说：“现在我们既极端主张废娼，但尚不明白娼妓的现在及过去，则将来废娼问题怎么能圆满解决？”20

历史文献中对 “娼”“妓”的众多记载中，最初，“娼”“妓”都特指具有一定“技术或者技能”的人而且男女不分。如《说文解字》中释道：“妓，妇人小物也。”也就是意指卑下低贱的女人。但是，“妓”字右边的“支”含有“技能”之意。“娼”字与“妓”字在《说文解字》中有同样的意义。“倡”（“娼”）与“唱”属于雷同的字，原意指放声歌唱的人。因此，“妓”和“娼”本来都意指具有歌曲技艺的妇人。宋丁度《集韵》说：“倡，乐也，或从女。”明人《正字通》说：“倡，倡优女乐，别作娼。”21“娼妓”的情色意义，是这类人群不断演变而附加最后固定而成的。如斋藤茂说：南朝顾野王编撰的辞书《玉篇》的解释，“娼，婸也”，“婸”是“淫戏”的意思，因此“娼”的意思从“淫戏”的原义上又发生了进一步变化。甚至即使没有技艺，只是陪客人同床寻欢的女子，也称为“妓”“娼”。“娼妓”的性含义来自战国时期楚国宋玉撰写的《高唐赋》（《文选》卷十九）中写道，楚王游高唐，因疲倦入梦，梦见巫山神女，神女与楚王结为姻缘，临别神女说：“旦为朝云，暮为行雨。”这些“性行为”附着在“娼妓”概念上，没有完全与当下“身体”买卖的娼妓概念含义相同。武舟对“娼妓”一词演变的论断：“隋唐至清妓女几千余年间都是以官妓、家妓和私妓并存的格局延续发展，直到近代引入西方公娼制度之后才抛弃传统，彻底走向堕落。”22笔者认为此论比较可靠。

而1956年以来 “娼妓制度”从新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层面消灭了。“娼妓制度”不仅指的是国家层面认可官方监督，且有专门的部门和辅助部门对这一行业进行管理。此前，私人以一种生意经营娼妓，有自己的行业规则，独特的经营方式和公开的经营空间，也有纳税受保护的义务和权利。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从官方到民间将这一整套娼妓制度连根拔起，从法律上不允许这种经营方式存在。1956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对娼妓制度的铲除是非常彻底性和有效的，应该说，完成了前人一直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

娼妓制度在中国与娼妓漫长的历史共存。王书奴概括娼妓三个时期：巫娼时代23（奴隶娼妓或官娼并进）、家妓和奴隶并进时代、官妓鼎盛与私人经营娼妓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相应的对妓女进行管理的方式。春秋时期，齐管仲开始设“女闾”，而国家经营娼妓自汉代始。家妓产生于魏晋南北朝，到了唐代官妓鼎盛，中国妓女开始呈现系统化和组织化的特点，并有教坊制度。为了管理官妓，还设立“宜春院”官署。到了清代从裁撤“京师教坊乐”开始到推行“除贱为良”。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重申禁令。自此唐宋教坊制度（官妓）彻底废除，娼妓业进入私妓为主的时代。清代到近代娼妓管理一般采用“官督商办”的近代公娼制度。到了民国“娼妓之多，冠于全世界”24。南京政府为了彰显中央政府形象和执政能力，开始禁娼，采取一系列措施：废除与救济相结合，对私娼医治继续教育，开办收容所等。但并未解决娼妓问题，最后又回到公娼制度上来。

通过梳理中国娼妓制度的变迁史，不难发现，管理娼妓在中国有着漫长的历史。到社会主义改造前，娼妓制度甚至有官方综合管理体制和娼妓自身的行业规则。这样一来，官商达成默契，实际就是承认了娼妓的合法性。但是，娼妓制度的命运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发生了转换。不过，“娼妓”却并没有随着娼妓制度被废除而自动退出社会生活。正如郭艳英所说“随着解放战争号角的吹响，部分妓院宣布停业或关闭，妓女也纷纷脱离妓院转业，妓院呈现萎缩状态。但由于历史的惯性，公开的娼妓和遍布社会各个角落的暗娼并未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彻底消失，还有许多妓院依然公开营业。娼妓问题依然是新生的政权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25

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或受制于作家、批评家的认知能力，娼妓与娼妓制度这两个概念有意无意地被混淆，造成了1980年代以来的娼妓题材小说研究与创作的困境。希望通过厘清这两个概念，能让198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作品中这一重要的文学形象，以最为真实的姿态呈现在读者和研究者面前。研究当代城市文学作品绕不开这类人物，自古以来她们以边缘人的姿态寄生于城市，成为城市隐晦的必然存在。城市的经济繁荣为她们的生存提供了经济基础，城市空间的多层与折叠性为她们提供了私人可隐秘的空间。从娼妓的“稳固”而又“顽强”的“边缘属性”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文学作品中书写“娼妓”这一形象的不可避免性，由此，娼妓形象也势必成为城市文学研究绕不过去的人群形象。确立娼妓书写和研究的正当性，可以使文学成为普遍的“人学”，以更加真实的方式切近人的命运，其意义自不待言。

[本文为“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编号：Z20JC064）、“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省优势特色学科培育项目”（项目编号：18JYXK043）、“浙江省教育厅2018年度高校访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项目编号：FX201805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马积高：《初版序》，武舟《中国妓女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461页。

②贺萧曾经对妓女嵌入式进入文学和历史的记忆做如下

评述：“妓女以‘嵌入’的方式被代入历史记载：她们嵌入了塑造他们的故事的人和历史，嵌入了他们的权利争斗之中。但此处说的‘嵌入’并不意味着静止不动。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具体的、可检验的文本印记、事实上成了变动的过去的构成部分，那是被写进历史的人和事件与书写历史的人之间一系列游移不定的关系；我作为历史学者加入到这层层关系中来，只可算是最近泛起的涟漪。文人学士们自然不会将其赞赏性的或劝诫性的文章看成为‘历史’；他们宁愿称之为回忆录、文学、对当局的劝诫甚或是历史传奇故事。这个事实本身只会使我们警觉地认识到，各种文类之间的疆界是游移不定的，而这种不确定性对于形成如今在20世纪末被我们笼而统之地称为历史记载的那些书面文字，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美]贺萧：《危险的愉悦》，韩敏中、盛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3页。

③正如陈毅同志所说：“将来在中国的词语中，‘妓女’这个词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名称！”参见曹漫之《上海娼妓改造史话》，《上海娼妓改造史话》，杨洁曾、贺宛男编著，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4页。

④⑤陈思和：《文学中的妓女形象》，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⑥⑦曹漫之：《上海娼妓改造史话》，《上海娼妓改造史话》，杨洁曾、贺宛男编著，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3页。

⑧[法]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⑨⑩11霍达：《红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8、197、213页。

12、18、19苏童：《红粉》，《苏童作品精选集》，燕山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114、120页。

13M.Sheets-Johnstone. Giving the Body its Du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206.转载自张之沧《论身体认知的逻辑》，《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第1期。

14《红尘》发表于1986年3月《花城》杂志。

15[日]江上幸子：《近代中国的“主体妓女”表象及其夭折——探求于民国时期多种媒体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期。

16董丽敏：《身体、历史与想象的政治——作为文学事件的“50年代妓女改造”》，《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17“《红尘》 用 80 年代的以‘个人’为核心的‘启蒙’叙事观念来处理 ‘50 年代妓女改造’，无疑是在宣告，这一代的书写者更关注的是其作为历史后来者的感受，更强调的是建构 80 年代 ‘后社会主义’的合法性；而有意无意地将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凝固化、单一化同时也是妖魔化了。就《红粉》而言，文学书写为何会与历史事件之间形成巨大断裂，其间的缘由似乎更复杂一些。”董丽敏：《身体、历史与想象的政治——作为文学事件的“50年代妓女改造”》，《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20、21、23《妓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2、4-6页。

22《中国妓女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第7页。

24《娼妓问题之检讨》，《东方杂志》（第32卷17号），转引自张超《民国娼妓盛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

25《新中国成立初期娼妓改造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4页。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谢选骏指出：上述作者不懂，共产党虽然消灭了“社会娼妓”，却把更多妇女纳入了“共党娼妓组织”——“妇女联合会”就是一个最大的娼妓组织。共产党破坏了中国的家庭组织，把妇女赶上街头、田间，把她们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莺和野鸡。外人不懂，说中国女人都是“虎妈”，其实她们都是“党奴”。即使港澳台和海外，也是如此。

【10、吴国光是条共产党开除的落水狗】

《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报业的变迁》（冯媛 北京《财政》杂志编辑）报道：

党报的升降沉浮

商业性报纸在崛起

报业发展陷入困境

1994年2月5日《人民日报》称，该报今年的“订数下降比预计要少得多”。这年人民日报的订数实际下降是20％左右。同时，全国16家主要报纸和5种主要杂志合计期发数比去年减少了18.6％。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国际部办的一份消闲性小报《环球文萃》订数上升了38％。在主要报纸发行量下降的同时，1993年底，中国大陆的报纸种数却从1991年底的1500多家上升到2039家。许多报纸从4个版扩大到8个版，有的扩大到16个版。 

这是中国大陆报业变迁的一个主要特徵：党报的地位在下降，商业性报纸的发行量在增长，报业的结构在变化。本文在粗略地考察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报业变迁的时候发现：中国大陆的报纸种数在八十年代前期有过急速的增长，平均不到两天就有一份报纸创刊，原来一统天下的党报到1988年时只占报纸种数的25％。八十年代后半期，商业性报纸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年发行量最高时（1988年）占全国报纸年发行量的24.19％。到了八十年代后半期，在报纸种数继续增加的同时，报业的发展却在萎缩──报纸的发行量连续几年呈负增长。旧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越来越窒息着中国大陆报业迈向多元化的进程。经过“六.四”后的一度倒退，1991年下半年后，受到日益发展的自由经济的刺激，大陆报业又开始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其结果，是商业性报纸进一步繁荣，党报也加快了商业化的趋势，并出现了资本介入报业的苗头。党报官报的商业化使它们和意识形态以及和既有的报业管理体制的也发生了冲突。 

党报的升降沉浮 

进入八十年代后，人民日报的发行量逐年下降。这份1948年创刊时发行3.1万份的中共中央机关报，1952年发行19万份，1956年发行88万份，1958年发行140万份，1965年151万份，1966年220万份，1976年“文革”结束时期发量为538万份。1979年最鼎盛时期发600余万份，年发量占当年全国报纸年发总量的16.74％。1980年，期发540万份，此后逐年下降，1982年为420万份，1986年为378万份；从1989年起，降到了290多万份，年发量则占全国报纸年发总量的5.71％（关于这一时期人民日报的发行量，《中国新闻年鉴》中的数字是不准确的）。1994年初，期发数又下降了近20％。 

再来看其他党报。党的机关报（这里简称党报）在中国大陆，曾经有过一花独放的昔日辉煌。那是在“文革”前期（1966-1970），全国八亿人口只剩下40余种报纸之时。“文革”结束后，报业缓缓解冻。70年代末开始，科技报、经济报、农民报、青少年报陆续复刊、创刊，1981年，党报在全国451家报纸中约占一半。 

据1985年3月1日调查，从1980年以来，全国共有1008家报纸创刊，占当时1776家报纸（其中发行局限于企业、大学等单位内部的报纸约有500家，本文下面提到报纸种数和发行量时，将只指公开发行的报纸）的56.8％，平均不到两天就有一家报纸创刊。这千余家新创刊的报纸中，各级中共党委机关报只有120余家。 

报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而勃兴的势头，到了80年代后半期，越来越受到新闻纸计划供应的限制，受到缺乏训练有素的编采人员等基本条件的约束，也受到公费订阅等旧的报业运行机制的掣肘。1987年，政府为“缓解纸张供应等矛盾，让报纸布局更合理”，对报业进行了整顿，2059家报纸中，1482家获准登记公开出版发行，400多家报纸仍为内部发行，近150家报纸寿终正寝（其中有几家是因为“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被令停刊）。 

由于1987年上半年“反自由化”的来去匆匆，中共“十三大”的召开使政治环境更加宽松，所以1987年这次报业整顿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官员甚至还承认“党的机关报在整个报业结构中所占比例过大，有些可以改为非机关报，突出侧重点和个性”（《中国新闻年鉴（1988年版）》第三页）。在这种情况下，1988年报纸种数又增加许多，达1628家，而党报则由426家减少到407家，其比重也为十余年间最低的一年──占全国报纸总数的25％。 

1989年“六.四”之后，报纸种数增加的势头戛然而止。1989年10月4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压缩整顿报刊和出版社的通知》。理由是：报纸发展过热，速度发展过快，带来了结构重复，编采队伍的培养提高难以在短期内跟上，一部份报纸质量偏低。到1989年底，共压缩了190家报纸，其中广播电视报占34％，教学辅导类占33％，文化艺术类占46％，经济信息类占19％。1989年底，报纸总数减少到为1496种；1990年，这个数字降至1442。党报比重则回升为28.15％。 

80年代中国报业在结构上由单一走向丰富，昔日唯我独尊的党报，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种数中所占比重一度只占四分之一（1988年）。但从各类报纸的发行量来看，党报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反而在80年代末期有所巩固。在报纸种类日益丰富、指令性订阅对农村和基层党组织的控制渐渐松弛的情况下，人民日报订数日益萎缩，但党报总的发行量1980年以后仍在继续增加。1984年的邮发报纸中党报比1980年增加6％以上；中央及省级党报从1980年起，虽有下降，但地区、市、县的党的机关报除1981年下降7.82％外，每年都以20％的速度递增。1984年比1980年增加74.42％。1985到1989年间，不少大报下降幅度较大，而地市县党的机关报的发行总量仍有所上升，期发总数保持在1000万份以上。1981年，党报的期发总数约占全国各类报纸期发总数的40％，1984年占21.05％；1987年，进一步降到16.63％，但是，1990年则回升为18.43％。而从年发总数上看，党的机关报从来都占多数──1988年比重最低时仍占35.33％，1989年上升到40.02％，1990年又进一步升到43.37％。 

商业性报纸在崛起 

党的机关报在报业王国中的地位固然依旧显赫，但它毕竟更多地囿于高楼深院，被置于办公室中，与市场无缘，与老百姓无缘。对农民而言，刊有致富信息、实用技术的农业科技类报纸颇受欢迎。《湖南科技报》期发量高时（1985年）达170万份。新闻界曾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浙江的农民跑到江苏去，不惜用高出定价5倍的钱买江苏的《致富报》；有的农民自费订阅十余种报刊，不仅自己因此受益，还帮助邻居脱贫。 

尽管中国最广大的人口分布在农村，但报纸的主要读者却集中在城市。当全国千人日均拥有报纸60份时，北京、上海、天津则分别达289份、251份、183份；贵州、云南只分别有27份和37份。城市读者大致分两个群落，一个主要消费公费订阅的报纸，这个群落以机关干部、各级领导和一些专业技术人员为主；另一个群落则是自己花钱买报订报，他们造就了商业性报纸，造就了报纸市场。城镇居民乐于购买晚报和其他消闲性报纸，如广播电视报、周末报、文化艺术报，这些报纸没有太强的意识形态色彩，通俗而娱乐性强。 

本文所谓商业性报纸，包括晚报、广播电视报、文摘报（虽然文摘报有相当一部份是公费订阅）、以零售和自费订阅为主的文化艺术报、体育报、健康保健报、家庭社会生活报。 

虽然目前中国大陆约50家晚报中半数左右本身亦同时兼任当地党的机关报，但其商业特点仍然十分鲜明：比较有可读性，比较贴近日常生活；其90％左右的发行量由读者的自费订阅和零售支撑。 

“文革”前，中国大陆只有十余家晚报，总发行量不超过100万份；“文革”中晚报无一例外地被停刊，1979年11月后，才陆续恢复和发展。1983年，全国晚报日发行量（期发数）540万份；1988年底则一度突破了1000万份。大多数晚报读者是不看党的机关报的，相反，党的机关报的读者常常兼看晚报。据1986年调查，27.5％的人民日报读者同时也看晚报。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时也弃“喉舌”而不顾，热衷于“软而且短”的晚报。远至毛泽东，曾经宣称不看《南方日报》（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而看《羊城晚报》；近至王震，也告诉北京晚报的记者：“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是北京晚报的读者。” 

1989年初，报业经济危机迫使中国大陆报纸一夜之间提价一倍、二倍甚至三倍，报纸订户平均减少了35％左右。自费订阅为主的晚报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其中四家历史最长、影响甚广、发行量最大的晚报损失尤其惨重，《羊城晚报》下降了94.7％，《北京晚报》下降了41.5％，天津《今晚报》下降了33％，上海《新民晚报》下降了28.6％。但是尽管如此，这四家晚报的发行量仍然领先于它们所在的城市的党的机关报之上。在其他一些同时出版党的机关报和晚报的大中城市，也是晚报的发行量较高或其增长速度较高。 

80年代以前，全国有10家左右广播电视报，1984年以后，迅速增加到四、五十家。1988年最鼎盛时达74家。其期发总数1985年在全国报纸期发总数中占16.18％，此后基本是持续上升，1990年为19.51％。年发总数也由1985年的5.50％增加到1990年的7.57％。 

再来看其他以文化艺术、社会生活、婚姻家庭、卫生保健、体育、文摘等方面为各自侧重的商业性报纸。这里，我把它称为消闲类报纸。这些报纸刊期较长，以周报为多。消闲类报纸可以说是80年代的产物。在此之前，仅有1952年8月创办的山西阳泉报的周末刊，以及70年代末由第二汽车制造厂厂报主办的《车城周末报》。到了80年代，《中国青年报》于1981年元旦推出《星期刊》，江苏的《周末》于次年继之而起。但以后两三年间几乎后无来者。1984年底、1985年初，市场上泛起一股“‘小报’冲击波”，这些小报以通俗文艺故事、侦破、匪警故事、涉及性等禁区的文章大打“擦边球”，使中央和地方党委如临大敌，很快被禁止。1985年下半年后，这些“小报”大多消声匿迹。 

在此前后，格调高一些的消闲性报纸开始崭露头角。以1984年出版的《南方日报》周末版《南方周末》为先导，消闲报群脱颖而出。如南京的《周末》发行量达46万份；辽宁的《卫生与生活》期发量66万份；广东的《足球报》期发80万份；人民日报出版的《讽刺与幽默》画刊这时由100万份升到119万份；上海出版的《报刊文摘》期发量高达202。46万份（文摘类报纸有一部份是公费订阅）。至于这些消闲报的种数，最保守的估计也不低于37种。1985年，这类报纸增至84种，其比重已在全国各类报纸中占6.97％，超过了农民报、政法报、青少年报等。1987年，消闲报突破了100种；因为报纸整顿，1988年有所下降，但次年又回升到100种。此后，一直到1992年，种数基本稳定。虽然消闲报的比重在报纸总数中只占7％左右，但其期发总数的比重已达11％以上。年发总数为4％左右。 

1987、1989年几次压缩整顿报纸，消闲报的发展出现了波动。就在消闲报发展停滞之际，老年报异军突起，给商业性报纸增加了一支力量。1985年以后，老年报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这与中国一些城市已经或正在跨入老龄社会的进程相吻合。1985年以前，大陆只有两家老年报──黑龙江的《老年报》和广东的《老人报》，其分别为周刊和半月刊，期发量不过7、8万份。到1987年，已有11家老年报，期发总数67万份。1989年，增至16家， 期发总数136万份，年发5000多万份。在1988年以后中国报纸发行量走下坡路的大背景下，这样的发展势头，应该说是很猛的。 

商业性报纸在向读者展示社会现实、披露事实真相方面，在观念更新、开启民智、扫除蒙昧方面，在树立公民权利法制观念方面，在舆论监督、扩大公开性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虽然它们也常常表现出哗众取宠、迎合低级趣味等商业性报纸的通病。这些报纸对读者的影响，远远胜过板起面孔说教的机关报。 

商业性报纸在80年代的崛起，使中国报业发生了微妙而又深刻的变化。它们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了人们不可或缺的信息和文化消费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份报纸真正成了商品。1957年，复旦大学新闻系──中国最有影响的新闻系系主任王中教授因提出报纸是商品等“大逆不道”的观点，被认为是和毛泽东关于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思想唱反调，被打成右派，蒙冤二十二年。如今，历史已经使一部份报纸完全成为商品而出现，尽管它们在中国报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有限，但其影响和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它们使报纸上的声音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喉舌”腔调，报纸不再仅仅是政府的传声筒、政治气候的晴雨表，不再只是公费订阅的宣传品。它们使中国大陆报业开始了多元化的进程。 

报业发展陷入困境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报业虽然在80年代有较大的发展，但又无时不受到政治和经济两方面严格的制约。这反映出中国的报业正陷于多元化的趋势和集权化的管理的矛盾之中。 

报业的变化表明，党的机关报独霸天下的时代已经结束，报纸层次渐渐分明、丰富。但是，应该说，上述变化又属于在党报体制内的结构性调整。党的机关报的比重虽然下降，但几乎所有的行业报、专业报、青少年报、妇女报工人报、农民报、经济报，乃至许多商业性报纸，又都是党和政府或它们直接领导的团体的机关报（虽然1993年以来一些报纸抗命发表新闻的事时有所闻，且当局并未像以前那样严加查处）。有时，甚至非机关报也希望跻身于党报之列，晚报就是明确亮出“党旗”的一例。1990年全国38家晚报中21家兼为党的机关报，其余的也不甘落后，强调姓“党”，并以在1989年的“反革命动乱暴乱”中“立场坚定”、受到党委的肯定而无比自豪（见《中国新闻年鉴》1990年版）。 

80年代中国报业一个尚未引起人们注意的矛盾现象是，1988年以前，报纸种数迅猛发展，其速度创历史记录；但是报纸发行量的年平均增长率却在降低，不但低于历史水平（除“文革”前期，即1966-1970），也低于80年代全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据中共中央宣传部80年代中期的一份研究报告，1976年至1985年，我国报纸发行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7％，而同期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1.7％，居民消费水平年平均增长率为8.4％，城镇化水平年平均增长率为7.0％。1988年至1990年，报纸发行量年平均增长率竟呈负数（1988年比1987年下降1.01％，1989年比1988年下降19.78％，1990年比1989年下降9.20％）。与此相关，报纸的人均占有量也在波动中下滑。全国千人拥有报纸量1981年为94份，1987年增长到167.5份，此后却下降到1989年的138份；全国千人拥有日报量1982年为45份，1987年为49份，1990年为35份。（另据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出版的《“七五”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1989年和1990年，全国报纸年发行量倒退到了与1983年相差无几的水平；1986年至1990年，报纸出版量平均年增长-5.7％，在近60项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的发展速度表中，是五项负增长的指标之一；1990年每百人每天拥有报纸量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3.8份，而80年代中期，这个数字为5.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为发展中国家提出过有关大众传播业发展的“最低限度标准”：每百位居民有10份日报，5台收音机，2台电视机和2个影剧院座席。依这个标准，中国的收音机和电视机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最低限度──在80年代中期，中国每百户居民拥有83.5台收音机和32.1台电视机，在收音机普及率最低的贵州省，每百户居民也平均有40.7台，电视机普及率最低的河南省，每百户居民也有14台。（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平均每户人口为3.96人）。 

相比之下，中国居民的报纸占有量却不到最低标准的一半。报纸的发行量、人均占有量是一个国家新闻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在这个标志面前，中国的报业是严重滞后，而不是“发展过热”、“过多过滥”。但是，直到1992年年中，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负责人还认为中国报纸是“数量很多，结构庞杂”，说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报纸发展的政策，仍将是紧缩（见《新闻战线》1992年第四期王强华文）。 

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时，报业发展速度却明显减缓、甚至出现负增长，这个反常现象，是中国党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上持开明态度、而在意识形态上固守传统立场的反映。过去报纸一直被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长期以来报业运转靠的是中央计划经济和行政手段的方式──同级党委的领导、取舍新闻时政治标准第一、公费订阅、财政补贴、新闻纸计划供应、邮发合一；报纸主要不是新闻纸，而是政治宣传品。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新形势面前，报纸的社会功能、管理方式、经营体制、读者需求都有了变化，新闻改革的步伐跟不上时代的要求，两种政策、两个体制的摩擦导致了报业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危机。旧的一套已经越来越不灵了，但还不肯改弦易辙；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已经播下的新机制的种子，却难以生长。 

建国之初，1950年2月，全国共有281家报纸中，党的机关报有100余家，人民团体报纸58家，私营报纸55家。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特别是反右以后，中国的报业结构就是党报一元化了。而中共的党报体制，又是比照列宁的俄国党的党报体制而形成的。这就是机关报体制──喉舌体制，党报受党委的紧密领导，是党委的传声筒。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曾经出现过另外两种党报模式，一种是马克思恩格斯办的《新莱茵报》，党报和党的领导机关合二而一；还有一种是德国党的模式，即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党报均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中央和党报没有领导被领导的关系，党报可以监督、批评党中央。相比之下，机关报体制是最少独立性、最难于实现舆论监督和最缺少新闻自由的一种党报体制。从40余年间中国报纸种数和各类报纸比重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报业从多元到一元再走向多元化的曲折历程。在各行各业中，新闻界是最早发出改革的呼声的，也是率先实行改革的；但是到后来，报业的改革、发展却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族进步的要求；“六四”之后，甚至一度成为整个中国改革事业的掣肘因素之一。 

1990年下半年，大陆报界沉寂了一年多之后，开始出现一种新现象──“官办、官订、官看”的党的机关报和各级政府部门办的报纸，出版起周末版、月末版来。经过1991年的发展，到1992年初，这类周末版、月末版已达200余种，几乎各中央级报纸、三分之二的省委机关报、一多半的中央部委机关报都有了自己的周末版月末版。到1992年年中，更是出现了“大报办小报，小报养大报”的奇景。毕竟随着行政经费的日益紧张和报纸种类的增多，公费订阅的市场也出现竞争了，官报党报也不再是皇帝的女儿了，仅凭“党性”、“指导性”维持不了局面；为了争取订户（哪怕是公费订户），党报必须塑造一种新形像。党报和商业性报纸两相对峙后，又以周末版为契机，出现了两水合流的迹象。在竞争中，党报在继续当“喉舌”的同时，为了增加信息量和可读性，还竞相扩版，一时间，各大报纷纷由对开四版变为对开八版乃至更多。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党报官报的商业化，使它们和党的意识形态、既有的报业管理体制之间也发生了冲突。为迎合市民口味，官报党报办的“特区”──周末版月末版和小报，往往比一般商业性报纸还有过之。如文化部主办的《中国文化报》月末版曾在头版以几乎整版的篇幅发表《刘晓庆侃裸》，并配上模特儿的裸照，招徕读者。1993年春，13家报纸的周末版（其中中央级报纸占多数）因此被高层点名批评。周末版和扩版热表明，中国报业的发展虽然受到外在的压制，但也受到市场需求的强烈刺激。一旦放松控制，报业将再次勃兴。 

1993年，中国大陆甚至已经出现了民间资本介入报业的现象。一些境内外企业或直接投资与报社组成股份制单位，或与报社合组经营公司，或出资赞助报社以换取在报头上注明“某某企业协办”，或承包、收买和租赁版面。尽管有的做法很快被明令禁止，但它们既然在自由经济已大大发展的形势下出现，便会设法继续生长，并将对中国未来的报业性质发生影响。 

1993年底，中国大陆的报纸种数已从1991年底的1543家增加到2039家；平均每一天半有一家新报纸创刊（1994年1月7日，香港《明报》第9版）；1993年，有十家报纸的广告收入超亿元。而且，进入90年代以来，报纸的总的发行量也在缓慢回升，结束了80年代后期的倒退局面。 

注： 

（1） 本文的原始数据，除注明出处的外，均来自历年《中国新闻年鉴》。由于统计口径和统计方法的不尽一致，且由于错排甚多，《中国新闻年鉴》上的数据时有矛盾之处。对此笔者作了校正，并如文中所按，根据自己搜集的第一手资料，剔除了《中国新闻年鉴》中明显谬误之处。 

（2） 中国大陆目前尚无统一的报纸分类法，加上统计资料不完全，关于各类报纸的一些比例不能做到十分准确，望读者体察。 

（3） “商业性报纸”一词，乃根据吴国光先生的建议采用。

谢选骏指出：吴国光是条共产党开除的落水狗，但他不思悔过，还用“商业性报纸”来粉饰共产党领导的造谣机构。

【11、自由派的政治改革像无家可归的党内乞丐一样自生自灭了】

《吳偉訪談：1980年代與當前改革的異同》（儲百亮2014年1月13日）报道：

吳偉是一位前體制內官員。上世紀80年代，他曾深度介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主導的有限政治改革。吳偉也曾擔任趙紫陽高級幕僚鮑彤的秘書。1989年，當鄧小平不再支持趙紫陽並下達了向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示威的學生開槍的命令後，那些改革就此告終。吳偉在六四之後被拘並被調查，之後進入出版和商業活動。他持續密切關注中國政治，去年在香港出版了《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一書。

在一次採訪中，61歲的吳偉討論了他在80年代的經歷，以及這些經歷如何用來理解目前中國領導層正在進行的市場改革的動機，及國家主席習進平治下的社會調整。採訪節選如下：

問：

習進平說黨承諾實質性的經濟和社會改革。你在1980年代參與了中央領導的改革項目。和現在相比，當時的改革條件和社會環境有哪些不同？

答：

當然有很大的不同。這個不同表現在許多方面。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整個社會背景方面的差異。八十年代改革是在解決「四人幫」後，由胡耀邦主導真理標準討論，帶來思想大解放的基礎上引發的。人們通過總結文革的歷史教訓，對毛澤東遺留下的這套理論，這套經濟和政治體制進行再認識，得出了中國不改革這沒有出路這樣一個結論。中國的整個民心、老百姓，包括知識界，也包括鄧小平和多數在文革中吃了苦頭的中共黨內高層領導人，大家基本上都是這麼一個認識。因而，推進改革是全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共識。黨內雖然有少量反對改革的保守力量，但是從總體上說，改革得到了全社會，包括中共黨內的普遍支持。人們至今仍然把八十年代看做是改革開放的黃金年代。那時候確實是民心齊。

而現在呢，人們普遍最關心的，不再是改革，而是在看你執政黨能不能解決腐敗問題，能不能解決社會分配不公。現在的改革，不再是民眾的改革，只是官方的改革，是官方為緩和社會矛盾，維持一黨政權的合法性而進行的權力再分配的盛宴而已。與八十年代相比，民眾對於改革的關注度和支持度都已經大幅度下降。

八十年代時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凡是執政黨強調改革開放時，輿論環境都相對開放；凡是執政黨強調反自由化時，輿論環境就相對收緊。近一年來的情況卻是有點弔詭，當局在強調改革的同時，卻加緊了對輿論的管控，輿論界被壓製得很厲害，各大媒體，知識界的精英們大都感覺進入了一個輿論環境的冬天。連近年來興起的互聯網和微博，也開始進入半死不活的狀態。知識界，和社會底層民眾已經基本失去對改革的話語權。沒有話語權，也就談不上支持或者不支持改革了。而且，整個中國的思想界，現在已經處於半撕裂狀態。

問：

鑒於這些不同，你認為可以從80年代的改革中吸取哪些教訓？

答：

八十年代的改革和現在的改革還有一個重大差別，就是八十年代執政黨能夠和敢於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是和經濟體制改革幾乎是同步進行的。當時那場政治體制改革，本身就是由執政黨所主持的和領導的，是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提出和推動的。他認為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下去。那個時候對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黨政分開，黨內民主這些問題，鄧小平都是完全支持的。雖然趙紫陽提出的政改方案在很大的程度上超出了鄧小平所建議的內容，但鄧小平仍然沒有反對，沒有表示不同意見，只是說注意不要搞三權分立，他對政改方案表示了完全贊成的意見。

我覺得，從鄧小平1980年講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到後來的1987年黨的十三大通過的政治改革方案，這在他的思想上都是一脈相承的。我認為，鄧小平開始時在他的內心裡對政治體制改革應該是贊成的，是想試試看的。雖然他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但是他同樣認為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這條路是走不通的。

不錯，後來也是鄧小平支持黨內保守勢力，扼殺了這場由他親自提出的政治改革。其中的原因，不是鄧從一開始就反對搞政改，而是他通過一年多的政改實踐，看到了搞政治改革可能出現的後果，會超過他所能承受的底線。他發現這場改革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放出來的是民眾的民主要求和情緒這個「魔鬼」，這已經超過了共產黨所能允許和控制的範圍，有可能威脅到共產黨的執政地位。1989年的學潮，讓他直接感覺到這種危險，加上當時學生採取了不妥協策略，為了維護共產黨統治地位的穩定，他堅決出手鎮壓了學潮，也由此中斷了中共執政史上唯一一次政治改革。即便如此，鄧小平也沒有徹底否定八十年代的政治體制改革，他仍然堅持說，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也不改」，只不過他後來對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字也不再提而已。

問：

在你的書中，你描述了1988年的一次黨內學習會，會上準確地預測，對黨的控制最主要的威脅將來自學生抗議。

答：

1988年下半年，鮑彤主持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做過社會動向預測，曾經預計到中國可能在1989年的上半年發生一定的社會動蕩，甚至可能達到中等程度的社會動蕩。那一年，趙紫陽主持的中共中央在物價闖關這個問題上發生了失誤，出現了搶購風潮。同時，知識界，包括學生中的很多人對政治體制改革推進緩慢、雙軌制下滋生腐敗表達了強烈不滿。根據這樣一些社會動態，我們判斷出現新的學潮和一定程度的社會動蕩將是難免的。而且從當時國際上的情況，尤其是東歐國家進行改革的經驗來看，也表明明改革中會出現相當大的不穩定因素。

對這個問題，趙紫陽提出要中央研究室做專題研究，並提出對策方案。研究也搞了，對策也提了，但是說實在話，現在回過頭看，我認為重視程度是不夠的。那個時候，執政黨對於處理改革過程中發生大規模社會動蕩缺乏認識和經驗。特別是沒有能預計到黨內不同意見的爭論會走向對抗與尖銳化。我感覺，趙紫陽當時根本就沒有想到黨內會出現問題，後來恰恰是這個問題，成為導致鎮壓學潮、趙被撤職，和政治體制改革中止的主要原因之一。做為一個總書記，趙是一個開明的政治家，但是他又不是一個非常成熟政治家。他一直認為鄧對他主持的改革是支持的，但他沒有去想鄧小平不支持他的時候會怎麼樣，沒有對於黨內鬥爭尖銳化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也許在他內心裡想到過這些問題，但在當時條件下，他沒有，也不可能對任何人，包括鮑彤在內，敞開了講這些問題，更不可能讓他的幕僚們去研究這個問題。

問：

和1980年代末相比，你如何評估當前發生社會危機的可能性？

答：

我認為，發生社會動蕩的條件，現在和八十年代有很大差別。首先，那個時候整個社會心態與現在不同，人民普遍是要求改革、支持改革的。雖然通過1988年物價闖關的失敗，人們對危機來臨的預感有所加強，但人們對價格雙軌制所帶來的腐敗是深惡痛絕的，對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是支持的。那個時候的中國人剛剛從文革中走出來，人們對於腐敗有很強烈的反感，對於腐敗的承受能力還不很高。現在與那時不同。過去20多年，已經經歷了國有企業改革，權貴對國有資產的掠奪，完成了權貴利益集團對於經濟的瓜分，執政黨、官場和整個社會已經走向深度腐敗，人們心裏面對於腐敗現象已經習以為常，或者說承受能力增強了，在這種情況下，雖然社會矛盾、官民矛盾、社會分配不公在加劇，但人們對許多事情已經見怪不怪，換句話說叫做承受能力大大增強，直接以街頭行動進行反抗的情緒從總體上已經弱化。和那個時候相比，發生大規模社會動蕩的可能性反而要低得多。

第二，1989年發生的社會運動，知識精英和學生是主體。但現在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由於近年來當局對於公眾輿論的打壓，大多數民眾和知識精英都進入了一個「貓冬」的階段，絕大多數人都進入了所謂自律狀態。經過六四鎮壓以後20多年的所謂「加強對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及就業的實際壓力，整個學生的心態和八十年代的更是沒有辦法相比。學生的政治參與程度和參與要求都大幅度下降。從這個角度說，社會爆發中等規模或者大規模的社會動蕩的可能性也大幅度下降。

第三，經過1989年鎮壓以後，社會上以大規模街頭運動進行反抗的可能性也大幅度降低。從目前情況看，各種社會群體性事件的主體都是底層民眾，或因強拆、或因腐敗、或因司法不公等原因而引起，表現出地域性、行業性、局部性的特點。我認為，六四鎮壓在人們心理上形成了一個恐懼的陰影。加上當局近年來用強力實行維穩，加強了對有組織化維權的鎮壓，造成了人們對公開參與表達不滿的行動產生了心理上的一種恐懼。從另外一個方面說，當局對於發生社會動蕩的可能也極為恐慌，他們要把發生有組織社會反抗運動的所有萌芽都扼殺在胚胎狀態。這一點，從他們不顧輿論壓力，堅持以刑事罪名對許志永、王功權等新公民運動的參與者進行審判這一事實就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我認為，儘管現階段中國「到處都布滿了乾柴」，發生小規模社會動蕩的可能性廣泛存在，但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動蕩，如果沒有有重大社會影響的突發性事件引爆，在現有條件下幾乎不可能。

問：

你認為當前中央領導是否吸取了八十年代改革的經驗教訓？

答：

我感覺他們對80年代的改革並不是很了解。特別是他們沒有去研究當時的那場政治改革，為什麼要搞黨政分開，為什麼要發展民主和法治，為什麼要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他們也沒有興趣去了解。

現在中共的權力集中程度已經比八十年代大大進了一步，已經演化為一種維穩體制。他們不敢談民主，不敢提憲政，更不敢用憲法、法律和制度去「把權力關在籠子里」。這種心態與鄧小平相比，已經是大退了一步。當年雖然是鄧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雖然他對於改革是有底線的，但在80年代的改革當中，鄧小平並不是不敢碰政治問題。他提出了黨政分開，提出了反對權力過分集中，提出了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等等。對政治改革問題，當時他是敢碰的。而現在的執政黨中央雖然偶爾也講到政治改革，但那隻不過是鞏固黨國體制的一個障眼法而已。

問：

你如何評價去年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內容？

答： 

當前進行的所謂改革，是黨的改革，而不是民眾的改革。它是以維護黨權、全面維穩為最終目標的。決定公布之後，曾經引起一些人的歡呼，認為比八十年代的改革大前進了一步。說實施，決定在經濟改革方面的一些提法、一些具體的問題上有沒有進步？我說，有進步。但總體上說，我對於這個改革不看好，因為這個改革，除了經濟上為了維持增長不得做些調整之外，在其他方面沒有多大進步，特別是在政治上輿論控制上是大大倒退了的。在經濟改革方面，從總體上說，我認為它是一個矛盾的東西。它提出仍然要堅持公有製為主體，仍然要加強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對國企壟斷問題卻隻字不提。中國現在整個經濟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國企壟斷。國企是權貴利益集團的大本營。雖然三中全會也提出了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看起來好像是個進步，但實際上，這和國企的主體地位是矛盾的。有國企的特殊地位存在，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根本不可能得到充分實現。在自由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每一個市場主體——企業的地位應該是平等的。如果在市場環境當中有　壟斷地位存在，說誰是主體，誰不是主體，那麼企業的平等地位是不存在的。

另外，要真正把改革進行到底的話，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也是繞不開的，鄧小平早就明確說過這個問題。改革過程中，有大量的既者利益者、既得利益集團在妨礙改革措施的落實。不下決心解決利益集團的阻礙，改革無法深入；要利益集團問題，又不得不拿自己的官僚隊伍開刀。改革的半途而廢是可以預期的。在堅持現有意識形態之下，現有的黨國領導體制之下，進行所謂經濟改革，只能是有限的市場化，而不可能是完全市場化。當這場改革走到一定的程度，妨礙了中國的各種利益集團生存的時候，改革就會面臨兩種選擇，或是半途而廢，或是下決心徹底打破原有的經濟、政治體制。前者，意味着改革失敗，後者，則意味着中國真正走上轉型之路。

儲百亮(Chris Buckley)是《紐約時報》記者。本採訪用中文進行。

谢选骏指出：邓小平的体制改革，是换汤不换药；自由派的政治改革，是乌龟变王八。在我看来，换汤不换药容易，所以邓小平的体制改革成功了，其结果就是六四大屠杀。而乌龟变王八则是做梦，所以自由派的政治改革只能是缘木求鱼——他们的“乞求对话”，只能像无家可归的党内乞丐一样自生自灭了。

【12、“改朝换代”的历史法则就是“死亡——再生”的生命法则】

《吴伟：1980年代政改与赵紫阳的政治遗产》（新世纪 NewCenturyNet2015年1月17日星期六）报道：

赵紫阳（一九八七年八月在甘肅天水）

今年1月17日，是赵紫阳逝世10周年。他的名字，与中国80年代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是当年那次政治改革的实际设计者和实施的主持者。从80年代初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开始，直到1989年"六四"之后因反对武力镇压学潮而被撤销职务的10年间，以及在此后被幽禁的长达近16年的岁月里，他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问题做了深刻地研究和思考，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和政治遗产。

中国向现代宪政民主转型的一次勇敢尝试

1986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进入城市，进入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济主体的多元化，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但同时，改革也遇到了旧有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阻碍。以坚持"两个基本点"而著称的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开始大声疾呼政治体制改革。

经邓小平提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著名的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主持了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其后的改革操作。正是由于赵紫阳的主导，使这场由邓小平提出的原本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演变成了使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向现代宪政民主转型的一次勇敢的偿试。

1986年9月，赵紫阳主持"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并授命鲍彤组建研讨小组办公室，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顶住了党内左的势力发起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干扰，于1987年10月的中共十三大上，通过了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此后，在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主持下，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直到1989年6月，改革因天安门广场那场镇压而被迫中断。

这场步履维艰的改革，从研讨到展开，也不过只进行了两年半多的时间，但是它仍不失为中国政治和社会向宪政民主转型的一次有益探索。

有人认为，这场改革的性质，只不过是一场带有行政改革性质的体制改良。但是，我认为，中国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双重性质。如果仅仅把它归结为一场体制改良，有些过于简单化。因为，仔细分析起来，当时有两条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改革的发动者邓小平对这场改革的主张，与它的实际主持者赵紫阳的主张及其在这场改革操作中所采取的一系列实际举措，有着重大差别。

在改革的出发点上，邓小平是着眼于为经济体制改革开路，认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下去"，试图在保证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做出改变的前提下，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而赵紫阳则着眼于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通过民主和法治的途径，限制党的权力，建设法治国家。

在改革的目标上，邓小平提出三条：第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主要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是调动基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180页）。而赵紫阳则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发展民主。他认为，政治改革必须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与人对立的问题，必须解决执政党与民众对立问题，必须解决人民在这个制度下没有自由的问题。从政治改革研讨一开始，赵紫阳就接受了鲍彤和研讨办公室的提法，将"建设高度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为了让邓小平能够接受，赵紫阳、鲍彤提出，同时把邓小平提出的表述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这就是后来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的表述：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在改革的内容上，在研讨之初，1986年9月，邓小平就规定："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的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7页）

赵紫阳在十三大报告征集修改意见报告上的批示

赵紫阳在十三大报告中同样强调了"党政分开"，但他对"党政分开"的解释是： "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这一阐述与邓小平以解决多重领导、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的"党政分开"的重大不同在于，强调党的活动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强调"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的转变"；强调党不再"领导一切"，而是转变为现代政党政治通行的执政原则：实行政治领导，即"出主意、用干部"，通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实现党的主张。

另外，在十三大报告中，赵紫阳还提出了在除人民代表大会之外的国家机关中取消党组、地方党组织属地化、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选举制度、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审判、依法保障公民各项基本权利；提出了"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原则，保障公民权利，建立人民监督和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等一系列问题。在《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中，又对实现这些方面的改革一一提出了具体措施。中共十三大之后，赵紫阳在领导经济、政治改革的过程中，又相继提出了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廉政建设、在建设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同时建设民主政治新秩序等问题。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邓小平和赵紫阳在政治体制改革主张上的重大差别，使这场改革具有了双重性质，甚至有两条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准确地为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定位，理解为什么是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动者邓小平自己亲手扼杀了这场改革；也才能在今天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赵紫阳政治遗产。

80年代政治改革失败的原因

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是由中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表面上看也是由中共中央主持的，但也只进行了一年半的时间。1989年6月，政局的突然变化，打断了这场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自我改良进程，许多已经开始的改革被迫中止，许多已经在拟议中准备出台的改革措施胎死腹中。在此后的几年里，已经实施的许多改革又重新回到起始点，甚至进一步，退两步。这场政治改革之所以失败，总起来说，就是赵紫阳说过的一句话：改革的力量不够。它是当时中共党内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实力对比和相互博弈的结果，也是党内保守力量力图扭转十三大改革开放方向的结果。

邓小平与赵紫阳两种政治体制改革主张之间的重大差别，是邓小平出手中止这场改革的根本性原因。虽然这场改革是邓小平自己提出并发动的，但当他一旦发现它的主持者赵紫阳已经走得太远，赵紫阳主张的民主和法治的目标可能危及到中共一党独裁体制的时候，他只有将它扼杀掉。

党内高层保守势力的推波助澜，也是一个极为重要原因。回顾1980年代改革历史，可以看到，作为改革开放推动者的邓小平，与党内高层中陈云、李先念等保守力量，在对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上，是有着巨大差别的，在很多时候甚至是对立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和他们后来在对待"六四"学潮和扼杀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站到一个阵营里。因为，在维护共产党一党执政体制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态度并没有差别。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首先，包括邓小平和一些老人，他们虽然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有不同意见，但在政治体制上看法却基本一致。都不主张改动原有的政治体制。生怕政治体制上的任何真正的改革，会向共产党的权力挑战，会削弱共产党的权力，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81、277页）

回顾这场改革的全过程，可以看到，从1986年10月研讨和方案制定的时候开始，党内高层的保守势力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阻挠和破坏就已经开始了。尽管有邓小平的"尚方宝剑"，方案设计仍然不断受到党内强大的保守势力的干扰和阻挠。先是1986年底胡耀邦被迫辞职和"反自由化"风潮中，就有人开始往赵紫阳和鲍彤及政改办身上"泼污水"，说政改办是在搞"自由化"；后来又是邓小平看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稿后，说"是不是也搞了点三权分立"；就是到了最后到十三届七中全会上，"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争论仍然很大，赵紫阳不得不放弃了在全会上通过这个设想的想法，最后改为"原则同意"。

十三大虽然通过了报告中的政治体制改革部分，但在其后的落实过程中，仍然阻力重重。特别是在党政分开、建立公务员制度、新闻改革、社会团体独立化、人大中的党派活动、以立法方式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等方面，不能不说是步履维艰，有的甚至被篡改或变形。

赵紫阳后来回忆说："我深感政治体制必须相应地进行改革，当然不是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而是根据中国国情，逐步地实行民主的、有监督的共产党执政制度。权力绝对不能垄断，权力必须有监督，人民群众有这样的要求，形势有这样的需要，十三大也原则上提出了这样的改革。但是，要真正着手政治体制改革难度非常大，党内那些老同志几乎没有人支持这种改革。所以十三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81页）

政治体制改革阻力的来源还来自其他几个方面。一是党内相当一部分中高层领导干部的明拖暗抗，比如中央一层的政法委撤销后，地方各级迟迟不动；二是党中央各主要职能部门的不配合，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中组部在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方案中，取消十三大报告中"将公务员分为政务、业务两类"的划分，牢牢抓住主要干部的任命权不放。三是党内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准备不足。这其中最根本的，是观念和利益的问题。几十年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观念，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组党的各级干部带来的好处，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改革的阻力。

中共十三大以后，党内保守的老人集团在一线的代理人李鹏、姚依林等人不遗余力地阻碍、破坏十三大通过的经济、政治改革方案的实施。当邓小平提出的"物价闯关"遇阻，赵紫阳被迫承担责任之后，他们抓住时机开始"倒赵"。1989年4月学潮起来之后，他们站在赵紫阳的"民主和法制"主张对立的立场上，推动学潮一波波向极端发展，最后又以赵紫阳"支持动乱"为由，借助邓小平的力量，搞掉了赵，制造了六四血案，也打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终止了赵紫阳主导的这场使中共向民主政党、现代政党转型的尝试。

鲍彤纪念赵紫阳逝世十周年

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选择

近年来，有人在总结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时说，导致这场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时机并不成熟。笔者不能笼统地赞同这种观点。因为，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选择者和实际主持者，并不是同一个人。失败了的，不是邓小平要搞的那个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赵紫阳的政治改革，而它的扼杀者，也正是这场改革的发动者——邓小平。

赵紫阳后来在他的回忆录《改革历程》说："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71页）相信如果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仅限于邓小平提出的几方面内容，改革是有可能成功的。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认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不但是成熟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他已经掌控了这个党，这个国家。

但是，问题在于，邓小平选择来制定和执行他的政治体制改革主张的，是赵紫阳。他们在政治体制改革理念上的差异，导致了邓小平与赵紫阳在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和内容上的差异，也导致了政治体制改革在赵紫阳的主持和操作下，远远超出了邓小平的设定的目标和内容，向改变党的执政方式，限制党权、公权，加强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保障民权的方向发展。

根据这一看法，笔者认为，不能笼统地讲当时政治体制改革时机选择成熟或不成熟，这样讲混淆了邓小平与赵紫阳两种政治体制改革主张的差异，抹杀了赵紫阳是在邓小平的选择下不得不接受了这项任务的事实。当时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的选择，而不是赵紫阳的选择。而邓小平要赵紫阳来主持这场改革，赵没有选择，也无可选择。

当赵紫阳仓促上马，来主持这场改革的研讨和实施的时候，如果他不是按照自己的理念，而是完全按照邓小平的主张亦步亦趋，那他完全可能顺利完成任务，继续当他的总书记，但那就不是赵紫阳了。也正因为如此，当1989年学潮袭来的时候，邓小平拒绝了赵紫阳"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和党内的保守势力一起，扼杀了这场民主运动，也终止了他亲自提出和发动的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因为，这已经不是他所要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赵紫阳的以民主政治为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

赵紫阳的主要政治遗产

赵紫阳的一生，曾经经历了两次"大彻大悟"。第一次，是他经过十年文革，对中共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进行反思之后，从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信徒，转变为一个以民本主义为思想特征的改革者；第二次，是他经过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和改革实践，特别是经过1989年的那场巨变，使他从体制的改良派转变为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

经过这场失败了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在失去自由16年中对中国政治问题所作的反思，赵紫阳为中国政治转型留下的遗产是丰富的，笔者认为，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要建立起"使人民享受充分的民主"的政治制度

赵紫阳在他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和实际操作的那几年，已经开始逐步跳出了中共传统体制和观念的束缚，逐渐开始认同现代政治理论和观念，认同宪政民主和现代议会制度。

据赵紫阳的秘书李湘鲁回忆，早在刚刚进入高层领导核心圈子的1980年9月，赵紫阳就说过："社会主义还应该使人民享受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必须十分珍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对社会主义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资产阶级民主是社会主义的起点，请注意这一点……"。后来在1987年2月14日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会议上，赵紫阳更明确地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感觉到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这终究是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百年也要回答。人类社会的民主应该是越来越发展，一些条件不具备我们可以说清楚，但绝不能让人感觉到共产党害怕民主，不敢讲民主。"

在赵紫阳的晚年，离开了政治权力核心之后，他对自己的一生，对他所为之奋斗了几乎一辈子的这个党和这个制度做了彻底的反思，他说："1989年我下台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过去对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议会民主制，认为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比西方议会制更高级的、更能体现民主的形式。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6、297页)

第二，要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逐步走向现代政党政治

赵紫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那几年我对政治体制改革逐渐形成的概念，即执政的地位不变，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也就是说，在共产党领导的基本框架下，更多地允许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同时逐步以法治代替人治，把宪法已经原则规定的许多好东西通过具体法律一一落实。"（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6页）

当年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中有一条最基本的内容，叫做党政分开。赵紫阳主张的党政分开，与邓小平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的"党政分开"有本质的不同，它是以实现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为目的的，其基本涵义，是"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是"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些主张，在实质上，就是要解决共产党凌驾于宪法、法律和国家政权之上的问题，解决实际上存在的共产党中央决策和宪法名义上的全国人大和政府决策这样两个决策中心的问题，实现国家权力重归人民代表大会。《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中提出的撤销党委中与政府重叠的部门，撤销各级行政、司法机关中的党组，撤销各级政法委，实现党的组织属地化，把国家公务员分成政务、业务两类，中共组织部门不再掌握政府系统人事大权，改革人大选举制度，逐级实现真正自由选举等等，无一不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顺理成章的就是在开放人大中实现党派活动、党派竞选；权力重归民意机关及其选举出的行政、司法机关；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要受到民意的制约，也有下台的可能，也要开放党禁。只不过，后面这些内容，赵紫阳、鲍彤等都已经意识到了，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说出来的而已。后来他在回忆录中明确地说："总之当时设想，在共产党继续保持执政地位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更好地容纳社会的政治参与。社会上各个方面，各种利益集团，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我们虽不实行多党制，但要尽量地容纳和扩大其他各种力量的政治参与。"(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5页)

当他离开权力核心成为一名囚徒，经过长期的反思之后，他对中国应该走向现代政党政治就更进一步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赵紫阳说："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现中央不考虑这一点，不愿看到这一点。"（《杜导正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第178页）

第三，保障公民权利，建设法治国家

赵紫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我那两年形成的政治改革的总的观点"之一，就是"人治的问题要改变，真正做到法治。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3页）

他在十三大报告中强调："法制建设必须贯串于改革的全过程"， "形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新规范，逐步做到：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制度化，国家政权组织内部活动制度化，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关系制度化，人员的培养、选拔、使用和淘汰制度化，基层民主生活制度化，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化。总之，应当通过改革，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步一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他认为，"这是防止"文化大革命"重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赵紫阳强调，要"改善执法活动，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十三大以后，赵紫阳主持的中央决定，撤销中央和各级政法委，以保证法院、检查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检查权，保证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自己的职权。同时，赵紫阳还主张，要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规范政府行为，规范企业行为，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形成"商品经济新秩序"和"民主政治新秩序"。

在建设法治国家问题上，赵紫阳特别注重强调，"要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他认为，"这非常重要。我在88、89年就有这个想法。我们的宪法是一部好的宪法，但在保障公民权利上没有具体的实体法和程序法，所以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能保障实现，落实不了。我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也谈到这一点。我说很多东西我们宪法上都有规定，但实现不了。所以必须要有具体保障其实现的法律。譬如说，结社、集会、游行、请愿、罢工都应该有具体的法律。"(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5页) 为此，他在十三大报告中特别指出，要"抓紧制定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法律，建立人民申诉制度，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

在当时长期舆论管制、媒体管制的情况下，要保障公民权利，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使公民有言论自由。赵紫阳提出，要有领导、有限度地开放舆论。他说："允许不允许独立办报？现在所有的新闻媒体都由党和国家垄断，这不是办法。当然那时我也没有想完全放开，但有领导地放开一些会有好处。党和国家所控制的媒体不愿发表的东西，总还有别的媒体可以发表，那也好呀。蒋介石时代还有民办报纸嘛！虽然不能说开放报禁，但舆论要适当放开。(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5页)

第四，通过制度化限制公权力，防止腐败发生

邓小平在当时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是为经济改革开路。他的"两个基本点"，在经济上放开，政治上收紧的主张从来就没有变过。市场经济加独裁政治，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权力腐败、权贵集团形成和社会分配不公。邓小平没有去想这一点，而他选择执行他改革主张的赵紫阳却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赵紫阳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最终是建立市场经济制度，那么与之相适应的，就必须在中国同步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法治国家。不建立民主制度，不实行宪政和法治，执政者的权力受不到监督，那么中国就有发生大面积腐败的可能，中共很可能就此失去执政的基础和合法性。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存在不受限制的权力，执政者走向腐败就是必然。当时还在台上的赵紫阳虽然还没有完全跳出共产党传统理论和观念的圈子，没有明确说出"不限制公权力，腐败就是必然"的结论，但他在1988年初已经看到了发生腐败的危险性，并且由此提出了"经济要繁荣，政府要廉洁"的口号，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要抓廉政建设的问题，后来在他又提出"通过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问题。1989年5月他又提出了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取消特供、设立人大廉政委员会等，并把这些，都看做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的措施。

第五，建立协商对话制度，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解决社会矛盾

改革，从本质上说，是各种社会利益的再分配，是各种利益关系的再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也进入实施阶段，利益关系的调整致使一些旧有的社会矛盾趋于缓和，但新的矛盾也在不断产生。解决矛盾的方法，需要随着改革的发展和深化而不断出新。这个出新，在赵紫阳看来，就是要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创造出一套解决社会矛盾的新的方式方法来。这其中，用社会协商对话来解决执政党、政府与民众之间、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具有不同利益的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就是赵紫阳本人亲自提出的一个重大举措。

早在十三大之前，赵紫阳就曾多次谈到社会利益集团和社会协商对话问题。1987年5月20日，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六次会议上，赵紫阳在谈到如何解决各种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时，明确提出了要搞社会协商对话。他说，社会协商对话是个很好的办法，很多重大问题可以与社会组织对话。我们除了政协，还应有更多的渠道进行协商。要有代表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同政府对话的渠道。对话虽然麻烦些，但是搞通了就能取得群众的支持，平时麻烦一些不至于出了事不可收拾，不然就会有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形式出来。对话要有渠道、组织形式，要制度化、法律化、经常化。重大问题，要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

中共十三大把赵紫阳提出的"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载入了大会报告。报告说："必须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 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1988年3月中旬，在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赵紫阳再次指出："协商对话的总题目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正确的方针，不是激化矛盾，也不是回避矛盾，而是及时地、恰当地处理矛盾或缓解矛盾。许多社会矛盾可以通过改革得到解决；但在改革过程中也必然会产生新的利益调整和摩擦。因此，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协商对话要为保证各项改革措施的顺利实施服务，为协调社会矛盾服务，为巩固安定团结服务。"

赵紫阳之所以在制定和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过程中，亲自提出并一再强调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社会协商制度"，与他在那些年的思想变化过程有关。那个时候的赵紫阳，已经对传统的那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恶痛绝。

他认为，共产党执掌政权以来的最大错误，就是不断进行所谓"阶级斗争"，不断以"敌对势力"的思维去看待执政之后的各种政治势力和不同意见，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矛盾。他认为，在和平条件下，执政党所从事的是整个国家的管理，所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的各种利益群体。党和政府所要做的，不是通过压制、打击甚至剥夺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部分的利益，而是要通过协商和妥协的方式，协调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以此保持社会的稳定、改革与发展。为此他主张，必须通过协商对话，让各种社会利益群体都能够充分发表意见，通过妥协的方式照顾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最大利益。

就在最后的那场如何对待学潮的问题斗争中，赵紫阳也从没有放弃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方式，通过协商对话的途径，解决解决政府和民众的冲突，并试图通过和平解决这场学潮，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赵紫阳在1989年五四"亚行"讲话中提出著名的"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是在和平条件下，在中国现实社会历史条件下，解决社会矛盾，应对社会突发事件和冲突，防止其进一步走向激化和对抗，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一条最好途径。这条途径，一反中共过去处理党内、国内政治矛盾方式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反映了中共党内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一部分坚持改革开放的领导人要求以民主立国和依法治国的一种全新的政治思维，全新的治国理念。

第六，用逐步过渡的方式完成中国的政治转型

在赵紫阳晚年，他经过长期思考，已经明确提出了中国政治转型的目标应该是建立现代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度。但他并不认为中国可以一步就可以跨越到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而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他认为，"根据中国的情况，在过渡期，为了能过渡得好，至少是在一定时期，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仍然是一种正确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出发点，一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二是有利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变化，顺利地过渡到比较成熟的文明的民主政治体制。也就是说，第一不可仓促，冒然地全部搬过来；第二必须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绝对不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防止任何不利于甚至阻碍向这个目标前进的倒行逆施。"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8页)

赵紫阳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是他政治改革思想的一大特征。在他当年主持改革研讨时，对此的态度就十分明确。研究当年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七次会议记录，特别是鲍彤领导的中央政改办的讨论记录，可以看到，近年来我们在政治改革讨论中经常提到的民主宪政、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党派政治等问题，在当时的政治改革方案研讨过程中都讨论到了。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纳入方案时，就要有取有舍。在这种艰难的选择中，政改方案的研讨者们不得不首先选择服从于邓小平这个"中国最大的实际"。这个方案首先必须考虑到党内高层的承受能力，特别是邓小平等老人的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或许只能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向前走一小步，但只要这个步子迈出去了，这一小步就可能会成为中国向民主社会转型的一大步，就有可能像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造成一种难以逆转的趋势。应该说，对这种逐步渐进式的改革方式，赵紫阳、鲍彤和政改办的大部分同事们在当时都是明确的。

第七，向宪政民主制度过渡的关键在执政党

在赵紫阳的晚年，他已经充分认识到，能否实现向民主化的和平转型，关键在执政党。赵紫阳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执政党必须过两个关：一是开放党禁、报禁，当然这种政治开放也可以采取逐步的形式，但这一关必须过；二是党内的民主关。在共产党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用民主的方法对我们党进行改造。""关键是共产党领导集团有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信念，然后再因势利导，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实行。但是也不能完全靠执政党的自觉，必须有社会舆论各方面的推动；也不能一切都不动，完全等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具备了条件，在哪一天来宣布实行议会民主政治。这应该是一种渐进的逐步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政治体制上不断改良、改进，使之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推动。究竟如何过渡，我在前面讲的改进共产党执政方式所列举的那些内容都是应该做的，尤其是在初期阶段。"(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8-299页)

即便是在自己成为国家囚徒的晚年，赵紫阳对他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这个党仍然寄托着希望，他真诚地说："我们希望在相当时期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便有领导、有准备、有秩序地在稳定状态来完成这种过渡。至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究竟能保持多久，这要看随着社会的开放，政治的开放，共产党同其他政治势力竞争的结果。如果我们一切都很主动，一切都搞得很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可以保持很久。但这不能靠宪法的规定来垄断这个执政地位，而是要靠自己去竞争。"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9页)

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民主转型的经验表明，由执政者主动进行政治改革，果断放弃集权体制，是有可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也有可能得到成功的。1980年代台湾、韩国等向民主社会成功转型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大陆1980年代那场由赵紫阳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证明了这一点，并且，也为执政党主动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当然，顽固坚持极权统治，拒不进行民主改革的当政者也有许多，但其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民众和历史所抛弃，这种结局，也是有目共睹。为了减少国家、民族、民众在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动乱造成的痛苦和损失，避免由此产生的经济上的滑坡和国力上的倒退，应该承认，赵紫阳所主张的由体制内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政治改良，是实现向民主化转型的一条社会成本最小的道路。

当年赵紫阳和鲍彤在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时期，就曾经设想过，经过三至四届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和整个国家体制向民主制度的转变。赵紫阳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谈的想法和他在当年主持政治体制改革时的主张，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

第八，通过政治改革实现向宪政民主转型是唯一的出路

从1980年代的这场政治体制改革被中止至今，20多年已经过去了，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向极端化发展，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绝对控制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严重。虽然在发展经济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经济上的市场化和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化，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出现了体制性的腐败，导致了权力的市场化、资本化和私有化，导致了权贵利益集团的形成。于是，贫富鸿沟扩大，权贵贪婪掠夺，官员腐化堕落，大量社会问题产生，社会矛盾加剧。随着权贵利益集团的产生，权力腐败加速，也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群体事件此起彼伏。

进入21世纪以后，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中国开始进入"维稳压倒一切"的"准紧急状态"。与此相适应，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迅速向"党国一体化"的"维稳体制"演变，集权程度更加趋向极端。这些情况，赵紫阳都看到了，在他的回忆录《改革历程》、宗凤鸣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杜导正的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中也都有记录。

赵紫阳认为，这种情况表明，"经济上放活，政治上收紧"，以经济发展代替政治改革的政策完全是一条死路。通过政治改革，实现中国社会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转型，是唯一的出路。"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中国"必须切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朝着这个目标进行改革。"这个目标，就是"最终要过渡到议会民主政治"(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8、299页)。

赵紫阳为中国政治转型留下的历史遗产是丰富的，这里概括的只是其中的主要方面。如果要对其进行一个总的概括，笔者认为可以这样说：就是以民本主义、民主主义为基本政治理念，通过和平转型和逐步过渡的方式，完成中国从极权政治向宪政民主的转变，从一党独裁向现代政党政治的转变。

（注：本文作者吴伟，中国现代史学者，80年代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鲍彤的秘书，《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鲍彤在80年代曾担任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谢选骏指出：上述文章所说的“中国向现代宪政民主转型的一次勇敢尝试”，其实就是一次“乌龟变王八”的胡闹——这完全违背了“改朝换代”的历史法则！也违反了“死亡——再生”的生命法则！

【13、一百年内都看不到一部象样的中国电影】

《1980年代中国电影呈现“知识”命运的变化》（中国新闻网2011-08-19）报道：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作为消解“文革”反智化做法和启蒙社会的重要工具和力量，“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就是力量”一时到处传诵，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市场性及消费性力量的急速增长，人们的价值观在迅速调整变化，“知识”的命运也开始一波三折。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折射着当时的社会心理变迁，呈现着“知识”命运的变化，并应和着“命运变迁”的时代主题曲，在剧烈的社会转型中开始自己由高峰向低谷的命运。

“知识”与八十年代电影

王海洲（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在“功利”和“实用”价值的考量下，“知识”在当时的中国颇受推崇，知识与反动不再挂钩，反而到处传诵着“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就是力量”的神话。这种情况下，虽然知识分子被塑造成类似于《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黑炮事件》中的赵书信那样的悲剧型尴尬人物，但是“知识”仍然炙手可热，引人趋之若鹜。

八十年代，一批知识分子，凭着中国干部政策的调整，凭着年轻化、专业化这些新的概念，由默默无闻的技术人员、学校教师，提拔进入党政部门的管理岗位，摇身一变成为管理一方、独当一面的干部，在经历了“文革”之后，在新时期继续演绎着“学而优则仕”的千古神话。“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思维惯势并没有根除，但是少数人因为“知识”或“文凭”改变自身命运的事实还是从实用主义意义上对八十年代的“知识神话”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电影作为特定时代大众心理的一个折射，基本呈现着这种社会心理。“知识神话”在八十年代初期是一腔热血真心报国的非功利主义心态，年轻人会羞愧于自己没有报国技能，从而珍惜光阴、提升自身素质，如《小字辈》中的众青年，如《逆光》中的廖星明；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知识神话”的功利色彩逐渐浓厚，随着个人意识的觉醒，知识开始和“财富”、“命运”、“前途”等东西相连，“在知识爆炸、信息更新的时代，人类对科学的渴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伴随着向知识进军的潮流，千万张本科的、专科的毕业文凭，从高等学府、电大、函大、夜大飞向毕业生的手中。鲜红烫金的文凭，从梦想到现实，是一座用理想、智慧和汗水凝结成的桥梁”，人们起码在心里不再认为自己仅仅是长城一块砖，任由组织随便搬，而是希望通过拥有“知识”、“文凭”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八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想象还是在精神层面和计划经济背景下进行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进入欢欣鼓舞的新时期，但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导致社会价值重估，知识分子的收入在八十年代从相对意义上讲是落后了，而在1987年后，随着城市改革的推进，随着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的发展，随着物价飞涨，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实际是恶化了。可以说，随着物质生活的发展和消费的兴起，当知识分子的精神释放达到高点的时候，也恰恰是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急剧下滑的时代。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当知识分子物质贫困化和自我塑造精英化的时候，这些社会趋向，在电影创作中，却很少涉及，电影创作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已经同当时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潮拉开了距离，甚至开始借师王朔小说解构知识分子形象。当知识分子在为中国人的精神建构和社会建构高谈阔论的时候，知识分子精英化的时刻，中国电影在想着如何娱乐化、进而大众化，形成这样一个局面的原因是，电影界正在因为整个中国文化消费氛围的转变而进行痛苦的自救，当时的情形是，电影市场在滑坡，观众人数在锐减。

娱乐片是中国电影在生存压力下的一个被动选择，电影通过娱乐片可以间接展现当时的大众心态，但是直接表现大众生活的作品确实少了、反映时代文化价值的作品少了。当知识分子需要电影作为传播手段为自己张扬理念的时候，电影界却在为了自己的生计蒙头赚钱。而且，关键时刻，还在知识分子背后反戈一击，拍摄了大量的“王朔电影”，在银幕上对知识分子冷嘲热讽，进行精神打击，电影成为“王朔热潮”的有力推手，“王朔神话”的强力塑造者，而这些影片在社会大众对“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审视的转折关头，在急速坠落的“知识精英”背上重重一击，通过大众文化的方式从趣味上对“知识”嬉笑怒骂，加速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通观新时期十年的电影作品，知识分子的形象塑造数量极为有限，就这些少量的关于“知识分子”和“知识”的银幕表述而言，又显示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现实中的知识分子要启蒙社会，但是银幕上的知识分子，却难以充当重任，陆文婷、赵书信自身难保，自身的主体价值难以确立，缺乏启蒙别人的条件和合法性；赵尧舜倒是一心要启蒙青年人，但在影片中他也是一个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因为他的形象被漫画化，所以他的启蒙话语也就是一场语言游戏，缺乏行动感召力。但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影片又表现了对“知识”的肯定，这在青年与“知识”的关系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把“知识”看做为时代青年的标签，青年要找到好工作、找到好对象、改变命运，都要与知识挂钩，但此时的知识更多的应该物化为“文凭”，从而显现出对知识追求的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但当《大学生轶事》宣告“文凭神话”破灭的时候，大学生的命运坎坷也预示着新的社会问题在孕育。

八十年代中后期之后，中国电影的发展趋向开始和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潮有所不同。从文化品格上讲，在走向九十年代的途中，知识分子的精英化意识逐渐加强，审视民众、启蒙民众、干预社会、设计中国未来的意图逐渐明确，与民间的距离逐渐拉开；而电影界从第五代萌发之初的精英尝试之后，逐渐向民间化、大众化靠拢，走向“娱乐片主体论”。整个八十年代，也是中国电影观众总量由高峰向下跌落的时期，市场促使电影界选择了与当时主流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趋向，这是一种电影工业自救的策略。但是，电影界在八十年代后期的娱乐化，却在当时受到一些质疑，最终使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电影的娱乐片冲动获得了一个十分吊诡的历史结论。

《盛夏和她的未婚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 1985年

 导演：秦志钰 主演：肖雄等

影片的主人公是春风副食品商场大肉组的售货员盛夏。六年前，盛夏刚从插队的农村回到北京，立即被知识神话所击中。结婚前夕，盛夏做出决定，参加高考，宁可不要孩子、不要婚姻。但是，付出如此大代价的盛夏仍然高考落榜。盛夏没有气馁，又参加自学高考。最后，盛夏因为自学考试成绩优良被作为榜样人物登上《北京日报》，但当满怀喜悦的盛夏抬眼望去，看到前未婚夫携妻子带着他们的小孩漫游在香山公园，目睹此景，盛夏不免伤感，但是内心知识的充盈，使她继续走在自学成材的路上。

盛夏是知识追求狂，这是一个特定年代的特定人物，她为了获得文凭和知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可以欣慰的是，虽然她的追寻之路极为坎坷，但是她毕竟部分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这也足以促成她的心灵世界的平衡，这也使她面对柯平一家的时候能够克服内心的窘迫，这是“知识就是力量”的典型再现。

 《嘿！哥们儿》 长春电影制片厂 1986年

 导演：王凤奎 主演：周里京等

主人公是北京的胡同青年肖彪，他两次参加高考，两次落榜，无奈和妹妹东佳在市场上卖羊肉串谋生。影片就像让卖肉的盛夏胸怀大学梦一样，让这个街头小伙的文凭梦更为宏大，两次高考不中，肖彪决定放弃，他要自学大学课程，直接去考研究生。他在街头，是一个卖羊肉串的小贩；回到家中，沉浸在书的海洋，他就成为一个追寻知识梦、文凭梦的学子。

肖彪正是通过对知识的吸收和梦想的追求，使他的境界从卖羊肉串的境地升华到心灵自由翱翔的精神领域，继续演绎着“知识就是力量”的神话。肖彪与吴教授的女儿吴雪洁互有好感，但是双方家庭地位身份的差别使这段情感之路似乎不再可能延展，但是，肖彪依靠自己的论文赢得了吴教授的称赞。在肖彪这里，知识不仅给予他自身以力量和希望，还感召着他身边的人，他的哥们，耿海，本来是一个浑浑噩噩的青年，在他的感召下走上了上进的路。

 《父与子》 长龙影视公司摄制 1986年

 导演：王秉林 主演：陈强、陈佩斯

该电影是喜剧系列故事片《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第一集。老父望子成龙，费尽心计；小儿游手好闲，出足洋相，影片从一个家长与儿子的互动关系展开故事，核心焦点是高考。父亲希望儿子考上大学，但是，高考当日，二子因为考前抱佛脚，体力透支过大，竟然在考场上睡着了，鼾声大作，扰乱了整个考场。无奈之下，老奎只得借来手推车将二子拉回家，结束了二子的高考之旅，也终结了老奎的望子成龙之梦。这个影片把叙事核心定位在二子的前途上，把父母的价值判断定位在全力支持儿子考取大学上面，这从一个侧面折射了八十年代对知识、文凭的一个态度。有意味的就是这个由陈强、陈佩斯父子主演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系列电影很快就拍出了续集，1987年拍出了第二部《二子开店》、1988年拍出了第三部《傻冒经理》。这个系列电影起步的年代，正好是“知识神话”、“文凭神话”开始褪色的时期，影片不经意间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拐点，文化方面的意义值得重视。

 《大学生轶事》 北京电影制片厂 1987年

 导演：杜民 主演：智一桐、迟蓬、梁天等

影片给出的两句宣传词，值得玩味，“报国无门，青年唯借酒浇愁；呼吁有人，学子得立命之所”，由此展开了一个有关“文凭神话”破灭的故事。八十年代中后期，一个由于计划经济、统一分配而屏蔽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开始在渐渐显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政府对各种资源的控制开始放松，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自主权在扩大，合资企业和刚刚萌发的私有经济则享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用人自主权，政府机关在逐渐试行公务员制度，相反的是，每年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在增加，而政府手中掌控的可以提供给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职位没有增加、甚至在萎缩，所以文凭带来的就业幻象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渐渐褪色。

《大学生轶事》写的是华夏大学的300多名毕业生，毕业一年，仍然没有找到工作，这些大学毕业生只能靠卖冰棍、蒸包子、替人写状子等零工散活来谋生。虽然生活困窘，但他们对生活的希望没有破灭，对社会的热情仍然高涨，正像残疾学生小陈表达的那样：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活，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先，算不得好汉！

华夏大学毕业即失业的这些大学生的“穷且弥坚，不坠青云之志”的精神感染了一个来访的记者，她决心反映青年大学生的待业（失业）问题，帮助他们早日实现报国之梦。记者在当地反映问题，但是被当地政府以计划、指标等借口给推托，而且还给她买好机票，礼送回京。大学生仍然在待业。女记者回到北京，对大学毕业生的前途仍然关切在心，她将情况写成了内参向上汇报。上级了解了情况之后，责成该市解决问题。该市领导对此事消极应付，300多名82届毕业生只给了27个自然减员指标，这些岗位不仅专业不对口，还在选拔毕业生的时候给予刁难。此种情况下，学生们有梦破之虞，他们被激怒了，他们决定不再忍受、不再等待，他们写好了请愿信，准备游行。事情闹到这个地步，老校长赶到，制止学生的过火行动，批评大家游行示威是“文革”的闹法，大学生年轻气盛，应该有激情，但是激情应该用在庆祝中华民族的振兴与腾飞上面，而不是向政府施加压力。大家一起忆起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冠时，大学生们是如何的游行、狂欢，老校长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大学生们决定取消游行，转派两名代表去北京向中央领导理性反映情况。在北京，国务院负责同志接见了学生代表，新华社《经济参考》刊登了华夏大学毕业生集体待聘的广告，很快，华夏大学变成了人才交流市场，待业了整整一年的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去圆他们的报国之梦。

这部《大学生轶事》在其出品的年代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但这是八十年代少有的一个以悲观的叙事基调展现八十年代大学生、八十年代青年生活的影片。今天看来，这个影片的价值也应该重新发现，影片宣告，实用主义意义上的“知识神话”破产，有知识不一定就有力量，不仅知识分子的命运面临着挑战，知识的前景在时代突变的关头也面临着考验，大学生的人生前景从此也不再是阳光灿烂。（作者：王海洲）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报道十分眼瞎——1978年到1981年读研究生的时候，文学系里的同学们议论说，“二十年内不能看中国电影”，当时我就对他们这些“前辈”说，“可能一百年内都看不到一部象样的中国电影。”现在2021年了，已经四十多年过去了，果然如此，连半部像样的中国电影也没有出现。

【14、中国大陆的电影界确实是个太监世界】

《电影的尊严——80年代中国电影中的文革叙事》（2018年《澎湃–思想市场》，为纪念张一导演而作）报道：

一、

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张一导演去世，发文纪念者不多。张一先生有两部值得纪念的“文革”题材影片：《十月的风云》（1978）和《枫》（1980）。“《十月的风云》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是第一部正面反映与‘四人帮’做斗争的影片，从题材到人物都给人新鲜感。”（王晓玉《中国电影史纲》）。电影史学者往往如此讲述。这样的讲述让我们仿佛看到了电影人的主见，看到他们的可选择性和个人主体性，事实当然并非如此。

《十月的风云》完成于1977年9月，但其前期工作在文革结束前就已经开始了，它贯彻的是文革的政治指示。这样的指示是普遍的：1976年年初，文化部要求每个制片厂拍一部“反走资派电影”。有的影片在1976年10月前已拍摄完成，比如峨影厂1976年9月审批通过的《寄托》是反走资派的，本来打算在10月1号放映，后来停映，珠江电影制片厂有一部《野马河之歌》也是同类影片，在10月的时候已经完成计划的65%，厂里面决定停拍。

过去反对的可能现在要去支持，过去支持的现在要按新政策加以推翻，对于1976年10月正在进行的项目来说，若不停拍就很尴尬，但电影人自有其利用电影技术应对的办法——《十月的风云》因为胶片尚未运转起来，改一下剧本就可以了，一部反“走资派”的电影被修改为反“四人帮”的电影。陆绍阳在《中国当代电影史：1977年以来》说：“经过这样的乔装改扮后，《十月的风云》倒是抢了头彩，成了中国电影中第一部表现和四人帮做斗争的影片。”

《十月的风云》在1977年10月1日放映，一共放映15个月，观众达6700万人次，其拍摄成本36万元，利润23万元，峨影1977年全年利润34万，《十月的风云》使得峨影第一次扭亏为盈。以上资料乃是笔者查峨影厂史得到的。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南疆春早》遭遇了类似的情况，在文革结束时已经拍完了，它采用的方法是在后期配音时更换台词，以使得影片不报废。五年前笔者采访王好为导演，遇到了她的丈夫李晨声先生，他是本片的摄影师。我问他，后来变换台词的难度大吗？

“不大！你想想，国外的电影到了中国成为译制片，我们都能给配上台词，所以对于电影来说，对着嘴形改台词很容易。但是当时的情绪要匹配，比如把对走资派的斗争变成阶级斗争，情绪必须还是一样的。”

 通过对口型、改台词来应对的影片，这并非孤例。当我将这段历史在某次讲座中讲述出来的时候，年轻的听众发出笑声，这笑声让我感到欣慰，因为大家并未将这一切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电影人的人格在这里不复存在，他们成为工具，其个体主体性在这里简直无法要求，这可以看作是此前多年反人道主义的一个结果。

二、

今年（2018年）九月初，笔者又有机缘讲述八十年代电影专题——1980年前的四年算是序幕，正好涉及了这一切。专题从“80年代电影如何讲述文革”谈起，其实我很不愿意从这里开讲，又实在难以回避。不列举那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从其他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

1980年代的电影多是现实题材——这有历史的必然，若未做特别的说明，现实题材电影的故事发生时间，观众一般将其定位在院线首映的时间，于是80年代电影中的人物，从青少年到中老年人，其童年、青春时期乃至壮年，都深深扎根于颠簸动荡的文革历史中。80年代电影讲述文革有其必然性，并非仅仅是接受命令或赶风潮，尤其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电影叙事，更必然要涉及文革。儿童片是一个例外，它们可以不承载文革历史的负担。

电影中的文革叙事作为一个衡量的文化指标，具有几个方面的意义，可以借此观看政治环境的开放性，可以考验电影人的功力，考验其思想的深浅和情感的恰切与否，考验他处理历史的能力。这关乎人的尊严和电影的尊严。

文革结束后不久，各个电影厂都收到通知，对于所有打算投拍的剧本都要报文化部（送电影局）审查——文革中是送政治局审查，之前拍摄完成的影片则要进行认真的复查。1977年7月文化部发布对一些影片的处理意见：有邓小平形象的电影能上映则上映，有四人帮的镜头都要剪掉，影片中有“批邓”的词语也要一律剪掉。

上一年电影为“四人帮”服务，第二年就开始炮制与“四人帮”英勇做斗争的故事。1976年6月的《反击》是一部反邓、反右倾翻案风的电影，本片由北影厂制作、李文化导演，它在1977年被北影厂作为反动影片加以批判，而李文化导演在1978年的5月就开拍了反四人帮的影片《泪痕》，转型十分迅速。

1976年之后两年的创作，其创作机制其实与文革中大略相似。美学上也是如此：强烈的二元对立的冲突，表演上的亢奋，一个被简化了的强行解释的现实世界，甚至用光也是以前的方式。这两年电影的结尾也多是展现四人帮被打倒后的喜悦和前景，是承继了文革电影的政治要求：不能写悲剧，只能写光明。

由此观之，则1979年后大量涌现的“伤痕电影”的确是一次革命，因为它重在写伤痕，带着泪水和控诉。虽然很多影片可能加了一个短促的光明的结尾，比如张一导演的另外一部重要影片《枫》——号称文革后唯一专门讲述“武斗”的电影，结尾的时间是文革结束后，画面上是一片灿烂的桃花，但它仍然难以掩盖其整体的悲剧感，它诉说着青年人在路线斗争下毫无意义的死亡。

“伤痕电影”的艺术品格和电影语言，今天来看显得比较粗陋，但它在“文革”后电影史当中的可贵之处，在于其中包含着一定程度的自发性和自觉性，其中有电影人真切的情感参与，故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电影的尊严。当然这尊严我认为是打了折扣的，因为优秀的伤痕电影多由伤痕文学引导而来，比如电影《枫》来源于同名的伤痕文学。“伤痕”二字则来自于卢新华的《伤痕》，这篇小说不过是简单朴素的文字，一样具有催人泪下的力量，因为它的背后是沉重的历史在诉说。而某些伤痕文学中浸满的悲苦眼泪，是积蓄已久的不可遏制的倾泻，可以看作民意的纯粹表达，它对于推动当时的文化僵局发挥了作用。

1981年6月《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布之前，可以看作一个文化阶段，这个阶段是探索期——并非电影界所谓的语言探索，而是此一阶段政治观念都在探索当中，而这影响了电影内容的呈现。在1976年10月宣布“文革”结束的时候，“文革”并未被否定，阶级斗争也一样没有被否定，关于“文革”的一切如何评价，上层也在摸索，这就为创作者提供了一定的表达空间，他们在被给予政治定论之前，可以触及一些重要的边界。张一导演的《枫》以及彭宁的《苦恋》就是产生于这一背景。

《苦恋》1980年底就拍完了，其中有激烈的控诉：“爸爸，您苦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本片的层层审查一直延续到1981年6月《决议》之后，它最终未能获得通过，几乎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今天我们看不到它的拷贝，数年前笔者曾去多处查找，遍寻未获。

《枫》是在1980年的9月份由电影局审查通过并全国发行的，在所能见到的当时的文革叙事中，《枫》的反思较为彻底。一对恋人彼此相爱却又因路线不同而血战，当两位青年悲剧发生之时，电影不停地将镜头切到广场上的红卫兵接见，这其实就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1980年前后电影的普遍局限。

这普遍的局限是什么呢？这其实是关乎文革题材电影的一个持久的争论，这争论一直延续到1987年对谢晋《芙蓉镇》的批判。伤痕电影里的人物一上来就陷入巨大悲剧，但这悲剧的制造者是谁？这其实既涉及历史判断，又是一个电影剧作的艺术问题。对此前辈学者已有所论述，他们指出早期反思文革影片的剥夺者是匮乏的，剥夺者在《沙鸥》中是雪崩，在《青春祭》中是泥石流，在《如意》中是无名恶势力和心脏病。但是《枫》的那个蒙太奇和关系镜头，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悲剧的来源。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它的“非毛”化的表达在当时具有开拓性。这是张一先生的这部影片在电影史上具有独特性的原因之一。

三、

六中全会发布的《决议》对于“文革”相关的一切做了定论，它彻底否定了文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关闭了探索的空间。“四人帮”成为所有悲剧的起源，而同时又无法展开深入思辨，事实上悲剧的起源被抽象化了，这种政治限制导致了80年代伤痕电影叙事的本体缺陷。由政治限定导致的某一个时期艺术表达的先天残缺，后来者不可以不察。

1981年之后文革叙事很快衰落，原因有几个方面，过于深入的反思将带来合法性的危机，另一个原因则是审美疲劳，当时有人说“家里死了人不能老是哭”。

再有则是文革结束虽然短短几年，而人们的新社会生活已经展开，人们已经获得了电影叙事的新素材。其实在1981年年底，领导们就已开始批判爱情至上了，因为电影里的戏剧冲突已由政治驱动转为爱情驱动了。同时展开的是一个官方引导的电影潮流——改革电影，另有在一侧冒然生长起来的娱乐片。《神秘的大佛》是80年代初期一部票房过亿的娱乐片，放映后被黄健中等三人写匿名文章揭发，张华勋导演愤怒地展开调查，发现最后的原因之一却在于《苦恋》：揭发者认为《苦恋》这种严肃影片不被通过，却通过《神秘的大佛》这类低俗的娱乐片，简直就是堕落嘛。

历史自有其曲折难解之处，1984年后逐渐兴起的文化反思电影（如谢飞的《湘女萧萧》、黄健中的《良家妇女》）一方面是是受寻根文学的启发，另外也与文革相关：

“就我个人而言，青年时期经历了文革，而青年时期的经历永远是一个作家的创作源泉和对象。写文革和文革前后社会的变化，可能是我比较大的志向，但那时几次传出话来不让写文革，文艺界便转而注目离得较远的题材，想通过剖析传统文化，揭示封建社会对民族性的影响。”

以上引自谢飞导演《沉静之河》这本书。在做80年代电影研究的时候，我曾请教于谢飞导演，他说一定要留意80年代的电影思潮是和当时政治运动的起伏完全一致的。而田壮壮导演曾经说，伤痕电影其实是赞美了文革后的社会现实。这些话该怎么理解？他们应该是指出了当时的电影并未实现人的自由表达，电影仍是政治实用主义的工具。就这个问题，笔者曾在别的文章中有所分析：当时电影人虽然是听将令，是遵命和奉命，但并非完全的违心，因为那是一个有着官民广泛共识的年代。

80年代的电影史是一部完全被动的历史吗？这是我曾论证过的一个问题。当笔者做八十年代电影的专题研究时，着重使用了个体主体性作为一个衡量的指标，后来我忽然领会到，80年代是电影厂集体主义大工业环境下的制作，我这不是将独立电影的衡量指标运用到错误的地方来了吗？而又根据种种论述，八十年代不是唤回人道主义和个体主体性的年代吗？

在广泛求证后，我发现八十年代中国电影中有一个潜在的电影民主化思潮，而且发展出丰富的成果。所以我最终的观点是，一切强制性力量仍然要经过创作者个体身体的转换，“我愿意强调在老制片厂体制下主体也曾有一定的发挥空间，这就让我们不把80年代电影仅仅看作一个体制内的被动产物，而是将之看作一个个体与体制禁锢奋斗的战场，这也是在说明，当时的电影人对中国电影文化的成长和电影主体人的进化、对于突破意识形态枷锁，负有一定的责任。”（《米家山的八十年代》）在对史蜀君导演的研究中，我是从“第四代导演”的代共性中寻求其个体性魅力，“若非如此，八十年代还有什么值得纪念？”

今年8月份和来自汉密尔顿大学的王卓异先生交谈，他说他刚写了一篇文革时期电影的文章，我则觉得这个时期的电影对我来说太单调了，因为政治压力太大，所以主要就是一部接受规训的历史，他说，不不不，那个时代的电影也是电影人和相关力量彼此对话中逐渐形成的一个面貌。我听到后特别高兴，因为在他这里找到了共鸣。若文革时期是如此，更遑论八十年代？

以上所说，其实是一个原理性的问题，也与本文的话题相关。八十年代初期后文革叙事逐渐衰落，相关片子越来越少，但于另外的精神性方面，却在1985年出现了一个飞跃。1985年峨影厂拍出了《小巷名流》，上影厂拍了一部《张家少奶奶》，这两部作品往往被忽略，尤其是后者，是我经常向朋友推荐的电影。再加上1986年的《芙蓉镇》，我觉得这些影片开掘出了新的人文精神，它们把人从文革叙事的彻底的被动性、虚假的主体性中解救了出来。

他们展现了人在那个极端环境下仍然可以“营造”、“设计”自己的生活，而非完全被动地等待外力的宣判。《小巷名流》里朱旭先生扮演的司马寿仙富有幽默感，电影让这个人物对现实的荒诞有了理解力和超越性，所以当时有人批评本片美化了知识分子，夸大了他们的力量。

按照社会逻辑以及历史经验，这种知识分子的营造力并非全无存在的可能，而这样的人物设计其实表达了创作者对于极端社会中人类状态的理解，并不需通过举实例来证明其合理性。

《芙蓉镇》的秦书田不仅保全了自己的性命，而且也暗中帮助了他人，最后还和胡玉音在被批斗期间生了孩子。在西方曾有相似的情景：犹太人最中意的集中营题材电影是《美丽人生》，父亲在集中营里通过游戏让儿子心灵获得了健康成长，《辛德勒名单》并未受到热烈欢迎，是因为他们不喜欢犹太人被表现为一群单纯被拯救的受动者。但是当汉娜·阿伦特表达集中营中的犹太人为自己的悲剧负有一定责任——因为他们仍然有自救的空间——的时候，她却激怒了几乎全部的犹太人，包括以赛亚·柏林。这是一个相似的话语情境。

文革结束后，秦书田官复原职，原著中秦书田回到了文化馆继续当馆长，谢晋导演电影中的秦书田却拒绝了调令，选择留在芙蓉镇卖米豆腐。这个结尾的改动据说是接受了阿城的建议，但是无论如何，最后的定夺者还是谢晋。送调令的人说：“你现在官复原职，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了。”秦书田说：“堂堂正正做一个人，那是和胡玉音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对权力召唤的拒绝，对于体制的不信任，增加了电影的光辉，它在80年代的文革叙事中绝无尽有。

但学术界并未因此而满足，《芙蓉镇》仍然受到大批判。批判的焦点之一，就是上文我们所提到的：如何处理迫害者。钱理群认为《芙蓉镇》意图拍成史诗而难以成为史诗，它人性表达上十分成功，而在历史解释方面完全失败了。普遍的批评是谢晋用道德判断代替了历史判断。李国香是芙蓉镇的领导，她的道德缺陷似乎成为《芙蓉镇》悲剧的主要来源。

谢晋的被批判与他个人的历史问题有关，但若就事论事，其实学者们未尽公正。《芙蓉镇》结尾处，秦书田偶遇当年的迫害者李国香，李国香正要去省里上任，她对秦书田说：“你这次平反，字还是我签的。” 迫害者反而得到升迁，这种批判性对于此前的文革叙事也有着巨大的超越。

而若说弊端，丛连文导演的《小巷名流》存在同样的问题，它的故事场景和《芙蓉镇》一样是一个基层小镇，文革中的一切行径仿佛来自于小镇社会的自我循环，仿佛小镇的社会伦理机制忽然间自行崩塌了，它用全部的笔墨描写了小镇的人性问题，用道德败坏的加害者来解释这场政治悲剧。而以笔者的观点来看，文革悲剧里面，基层社会当然也负有责任，虽然这个责任指控并不完整。

这个问题，一直到第五代的巅峰之作《蓝风筝》、《霸王别姬》、《活着》的时候才得到彻底解决。三部影片拍成于90年代初，但它们是80年代启蒙精神的产物。《蓝风筝》有一个细节：单位分派了右派指标，为此召开会议，一个人临时去了趟厕所，回来就被指定为右派。它传达了政治运动的冷酷、随意、荒诞。三部影片不约而同地将悲剧的来源指向了更高的力量，个体人性的缺陷有时候也会加速悲剧，但它只能在局部发生作用，八十年代文革叙事的单调的善恶对抗模式在这里被超越了，它仿佛具有了令人满意的丰富性。

这三部影片都是中外合资，至今还处于半地下或全地下状态，也许正因为如此，它的表达相对清澈和完整，而这一阶段的创作者对历史的认知水平，也的确有所提升。

四、

我们的应该对80年代的最后几年加以说明。1985年到1986年的文革叙事有了飞跃，但1987年1月1日开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2月底贺敬之在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上指出，“伤痕电影”丑化了党和社会主义的形象，之后电影里面的文革叙事更为熹微。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出现了两部恐怖片，都以文革冤魂作为恐怖元素。1989年第五代导演的《黑楼孤魂》讲述了文革中一个女孩被人杀害，一个录音师到地下室录音时总能录到冤魂的恐怖声音，录音师从中了解到本剧组的导演正是那个杀害女孩的人；而在黄建中1993年的《雾宅》里，宅子的新主人半夜总能听到拷打的声音，原来新主人曾经是一个红卫兵，它为了霸占院子将原主人迫害致死，于是院里面总能听到凄厉的哭喊。1979年后文革叙事中有形象有性格的实体性的人物，到后来只好化为了无头无脸的鬼魂。

当“文革”成为娱乐片中的叙事元素，有的学者贬低这种做法，认为这仿佛是将文革娱乐化了，但我认为这证明了文革历史与人们内在世界的顽强关联。当文革叙事的道路被阻塞，它们会通过其他方式涌现。这两部影片是集体潜意识的表达，那些没有解决的一切仍然在暗处等待，人们对此并未释怀。也许导演们的创作和剧本细节的设计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这难道不正是蕴含于偶然中的必然？

本文的宗旨在于叙述八十年代前后电影文革叙事的概貌，考察文革叙事史中饱含着的电影人的被动性或主体性，观看他们的屈辱与担当。其实我是在写作过程中听闻张一导演去世的消息，十分巧合，于是将文字略作调整，权且以本文来纪念他。（2018年10月9日）

谢选骏指出：谈论1980年代而回避其中的高潮部分——1989年的“未完成的革命”，可谓“下头没有了的”太监行为。“80年代中国电影中的文革叙事”还有，那么“90年代中国电影中的89叙事”还有吗？没有了！下头没有了！这是因为，中国大陆的电影界，确实是个太监世界！

【15、胡耀邦赵紫阳终究也还是邓小平党徒】

《吴伟：关于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历史经验》（FRIDAY, JANUARY 31, 2014）报道：

鲍彤一书中写到：“邓小平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双重关系，既是提倡者，又是扼杀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这场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和赵紫阳的主张并不完全相同，从其后发展的过程看，甚至可以说是有两条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

1980年代的中国，曾经进行过一次由执政党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它的发起者是当时党的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而实际主持者是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纵观这场改革的全过程，可以发现，赵紫阳在改革的出发点、目标、具体措施等方面，与邓小平有着重大差别。正是由于赵紫阳的主导，使得这场由邓小平提出的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演变成了使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转型的一次勇敢的尝试。也正是由于这种双重性质的存在，才使得原本支持赵主持和推进这场改革的邓小平，后来转变了态度，联手党内的保守势力扑杀了这场改革。

这场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可借鉴的东西。特别是在20多年以后，中国再次面临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重新回顾和研究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这段历史，总结它的经验教训，对于凝聚朝野的广泛共识，明确当前中国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基本方式和约束条件，作出合乎中国现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际状况的路径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赵紫阳与邓小平的两条“政治体制改革路线”

鲍彤先生在他为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写到：“邓小平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双重关系，既是提倡者，又是扼杀者。”[1]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这场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和赵紫阳的主张并不完全相同，从其后发展的过程看，甚至可以说是有两条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2]”，即邓小平主张的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路线”，和赵紫阳主张的以改变党的执政方式、建设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正是由于这“两条路线”的存在，使1980年代的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了双重性质。

只有看清80年代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双重性质，我们才能准确地为它定位，理解为什么是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动者邓小平自己亲手扼杀了这场改革；也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赵紫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遗产，和更深刻地认识80年代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原因及历史教训。

之所以说当时有两条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是因为：

首先：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不同；

从1986年邓小平主张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更多地是从为经济体制改革扫除障碍的角度，考虑和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1980年，为了“解决华国锋问题”，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此后，他就没有再过多的关注政治体制改革，而更多的是着眼于经济改革方面，这段时间在他的讲话和谈话中，很少再涉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搞经济改革的出发点是什么？当然是为了救党，救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到文革结束前，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搞经济改革，民众生活不下去，党就丧失了执政的合法性，“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了“优越性”。

1986年，当经济改革从农村进入城市，触及到原有的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和政府管理体的时候，他发现改革遇到了障碍。原有的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党政机构，特别是国家计委及其他主管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很多情况下是体改委在那里搞放权，他们在那里就搞收权；表面上说的是简政放权，实际上却是阳奉阴违；各级党政机构叠床架屋，政出多门，双重决策，严重影响政府的行政效率。这种情况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他认为，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为继。[3]

在赵紫阳主持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研讨过程中，邓小平也一再提示赵紫阳，要注重提高政府效率。1987年5月，他看了十三大报告初稿，对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提出了“说是不搞三权分立，你们是不是也搬了一点”的质疑，强调说：要使行政机构能够有效地工作，不能过多干扰行政机构的工作。决定了就办，这是我们的优势，这个优势不能丢。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我们要搞一个什么样的体制？要搞一个增强行政效能的体制，机构要精简。我过去讲过三条，仍然是必要的。民主还是个手段，讲民主必须要和法制联系起来讲，把法制搞起来，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我们的行政机构应该很有效能。这些话表明，邓小平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出发点在于提高政府效能，而不是发展民主。

赵紫阳在谈到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时说：“我认为，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4]

实际主持这场政治改革的赵紫阳，对这场改革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过程。一开始，他与邓小平的看法大体上相同。他在回忆中说：1985、1986年，“我从经济改革方面认识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那个时期我一直有个想法：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超前不行，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太滞后也不行。因为经济体制改革越深入，党内守旧势力的阻力就越大。没有政治方面的改革，经济改革很难深入下去。而且没有政治方面的改革，支持改革的力量也很难充分发挥作用。改革中遇到的各种社会矛盾，没有政治改革也很难得到妥善解决。”

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1986年9月，赵紫阳被邓小平点将，在担任总理的同时，主持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工作。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辞职，赵紫阳代理党的总书记以后，接触政治领域的事情多了起来，他的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进一步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为经济体制改革开路，发展到“尽量地容纳和扩大其他各种力量的政治参与”。这个时候的赵紫阳，经历文革十年的“大彻大悟”，已经对共产党传统的那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恶痛绝，从而转变为一个民本主义者。他认为，政治改革必须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与人对立的问题，必须解决执政党与民众对立问题，必须解决人民在这个制度没有自由的问题。他说：这时候，“我深深感到党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必须从根本上设法解决。而离开知识界的政治参与，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他知道，在当时党内保守势力极为强大的条件下，改变共产党一党专制是不可能的，而只能另辟蹊径，从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入手，通过民主和法治的途径，限制党的权力。他“当时总的想法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改变，但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另外，人治的问题要改变，真正做到法治。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他说，“这两个概念实际上也就是我那两年形成的政治改革的总的观点”[5]，即他设计和推进政治改革的出发点。

其次、邓小平与赵紫阳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上有重大差别；

推动这次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的目的在于兴利除弊，试图在保证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变的前提下，革除体制中的官僚主义弊端，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他为政治体制改革规定的目标有三条：第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是调动基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6]

不错，邓小平在一些场合也谈到过民主，特别是在80年代初期，他多次提到要扩大党内和社会上的民主，废除家长制，肃清苏联影响的问题。但如果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就势必要触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而“邓的信条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允许挑战，高度集中的集权政治、专制制度是他特别欣赏和喜爱的。因而他讲的民主，废除领导人特权，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是空话而已。当他感到形势逼人、专制体制受到威胁的时候，他连这方面的事也不会谈了。”[7]

邓小平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在中国搞什么民主，相反，他认为，在中国，是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乱糟糟什么事也办不成。为了维护稳定，要充分利用专政这个武器。“邓非常欣赏和喜欢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那种集一切大权于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集权统治的政治体制，厌恶和鄙视分权制衡的制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凡事只要一下决心，就能够不受牵制地立即执行，这是我们的优势，要保持这个优势。“邓把不受牵制，不搞制衡，权力绝对集中，作为我们总的优势。”[8]

正是基于这种看法，1987年5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时，明确谈到：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凡是影响稳定、正常秩序的东西都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口号应该是效率、稳定，而不是民主。

受命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和主持这项改革的赵紫阳，其指导思想与邓小平的看法，却是有不同的，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只能是发展民主。据他的前秘书李湘鲁[9]回忆，早在1980年9月，赵紫阳就明确谈到“发展民主”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还应该使人民享受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必须十分珍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对社会主义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资产阶级民主是社会主义的起点，请注意这一点……”[10]。后来在1987年2月14日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会议上，他更明确地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感觉到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这终究是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百年也要回答。人类社会的民主应该是越来越发展，一些条件不具备我们可以说清楚，但绝不能让人感觉到共产党害怕民主，不敢讲民主。”

这个时候的赵紫阳，作为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他不可能不考虑邓小平这个“中国最大的实际”，不可能直接挑战邓小平的权威，违背邓为政治体制改革划出的框框，而只能在这个大的框架下，尽可能将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引导到改变党的执政方式、限制党的无限权力，扩大人民参与，为今后走向民主政治创造条件上来。他从研讨的一开始，就接受了鲍彤和研讨办公室的提法，同意将“建设高度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他也赞成鲍彤和中央政改办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是“实现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转变，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正是由于赵紫阳的主张和支持，这“两个转变”基本上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共识。为了让邓小平能够接受，赵紫阳、鲍彤和政改办在研讨中，在政治体制改革目标上搞了个折衷，这就是后来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的表述：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这样，既体现了邓小平要的效率，也体现了赵紫阳的主张，要搞民主。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也总结了他那几年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并说：“这些想法有的已见诸文字或谈话，更多地已经写进十三大的政治报告，当然有些不能写得那样明确，有些当时还不能写进去。这就是1986-1989那几年我对政治体制改革逐渐形成的概念，即执政的地位不变，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也就是说，在共产党领导的基本框架下，更多地允许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同时逐步以法治代替人治，把宪法已经原则规定的许多好东西通过具体法律一一落实。”[11]

第三：赵紫阳主持实施的改革措施远远超出了邓小平划定的范围。

在改革研讨之初，1986年9月，邓小平就为这次政治体制改革划定了内容，他说：“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的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12]此后，他又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谈到这几个方面的内容。

从赵紫阳所作的十三大报告第五、六部分及《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为这次改革规定的内容中可以看到，政治体制改革措施的第一条，就是“党政分开”。但报告对“党政分开”的解释是：“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赵紫阳对“党政分开”的这一阐述，与邓小平以解决多重领导、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的“党政分开”的重大不同在于，强调党的活动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强调“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的转变”；强调党不再“领导一切”，而是转变为现代政党政治通行的执政原则：实行政治领导，即“出主意、用干部”，通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实现党的主张。另外，在十三大报告中，还提出了在除人民代表大会之外的国家机关中取消党组、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选举制度、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审判、依法保障公民各项基本权利；提出了“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原则，和建立人民监督和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提出了“形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新规范，逐步做到：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制度化，国家政权组织内部活动制度化，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关系制度化，人员的培养、选拔、使用和淘汰制度化，基层民主生活制度化，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化”[13]等一系列问题。在《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中，又对实现这些方面的改革一一提出了具体措施。中共十三大之后，赵紫阳在领导经济、政治改革的过程中，又相继提出了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廉政建设、在建设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同时建设民主政治新秩序等问题。

从这个方案中可以看出，它已经完全超越了邓小平主张的行政改革的范畴。这个方案虽然目标有限，内容有限，程度也有限，并且只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但从总的方向说，它符合世界民主潮流的大势，符合中国广大民众对实现民主宪政的期盼和要求，也符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在那个短暂的时期内，它创造了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打破了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格局，强调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削弱党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取消党对文化的审查制度，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开展社会协商对话，协调解决社会矛盾；取消党对司法的直接干预；通过建立公务员制度来淡化党管干部；探索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以及建立党内民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规则等。从大的方面讲，在赵紫阳主政的那几年，中共的一党专制在逐渐削弱，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也在逐渐弱化，而民主和法治建设逐步开始走上正轨，公民各项基本权利的实现与保障也有了相当进展，党内政治生活开始走向民主化制度化，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改革开放的情况也在逐渐改变。因而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发展是有益的，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的。

赵紫阳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所做的这一切，六四之后大都被邓小平和党内的保守势力所中止，甚至进一步退两步。赵紫阳的大部分主张也被作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证据，全盘否定。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邓小平和党内保守势力，看到了赵紫阳所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大大唤醒了民众的公民意识与权利意识，发展下去有可能危胁到中共的一党专制；看到了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大超越了他们所能许可、接受和容忍的范围，任其发展下去，“党将不党，国将不国”。据《李鹏六四日记》记载，1989年5月19日上午，邓小平在他家中召开有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及除赵紫阳外的其他中央常委、中央军委负责人参加的会上说：“这次动乱，问题出在党内。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名义上看是李鹏和赵紫阳，实际上是我（指邓小平）和赵紫阳。”“赵紫阳是说得多，做得少，历来借我的名，搞自己的一套，借改革开放搞自己名堂。”[14]其中“说得多，做得少”这话不客观，但后面那一段用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我认为，倒是并不算错。

这一事实也可以从反方面证明，赵紫阳所主持操作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不再是邓小平所主张的那个“政治体制改革”。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赵紫阳真的中规中矩地按照邓小平的那一套行政改革的路线，来搞“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这场“改革”很有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成功，至少不会导致后来改革被中止、他人被撤职的结局，但，那就不是赵紫阳了。

从方案设计开始，直到1989年的六四，政治体制改革被镇压的枪声所终止，赵紫阳和他的部下们在发展民主政治、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方面，方向是明确的，态度是坚定的。就在最后的那场如何对待学潮的问题斗争中，赵紫阳也从没有放弃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方式，解决解决政府和民众的冲突，并试图通过和平解决这场学潮，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赵紫阳在五四亚行讲话中提出的“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是在和平条件下，在中国现实社会历史条件下，解决社会矛盾，应对社会突发事件和冲突，防止其进一步走向激化和对抗，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一条最好途径。这条途径，一反中共过去处理党内、国内政治矛盾方式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反映了中共党内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一部分坚持改革开放的领导人要求以民主立国和依法治国的一种全新的政治思维，全新的治国理念。这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创造。

1980年代这场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它的实际主持者是赵紫阳，而不是邓小平；改革实践中所施行和准备施行的一系列措施，也是按照赵紫阳、鲍彤们的主张进行的。有鉴于此，我为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定位是：它由中共党内一批有远见、有民主意识的开明领导人主持进行的使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变、由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向宪政民主体制转变的一次有益偿试。它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它对中国的改革，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留下的影响和意义却不可低估。

那么有人会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既然赵紫阳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与邓小平的看法相左，为什么邓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时，会表示“完全赞成”十三大报告和《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支持赵紫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认为，这也很好理解：第一，赵紫阳主持制定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其中体现了邓小平的“效率、活力、积极性”的主张；第二，赵紫阳提出的改革方案，大都有党的传统说法和邓小平过去讲过的话作为依据，特别是以邓小平1980年的8·18讲话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邓小平在发展民主方面，80年代初讲过许多话。虽然这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时他不再讲这些话了，但赵紫阳、鲍彤们把邓小平的这些“压箱底”的东西翻出来，写到方案里，邓小平也不好说错，他总不能自己反对自己；第三，邓小平同意改革方案中按赵的主张去写，但不一定真的同意赵紫阳去做。本书前面谈到过，当赵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民主党派在人大设立党组时，邓就让人给赵传话说：“讲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作用，只是讲讲而已，怎么能当真？”[15]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邓小平在改革之初，并没有意识到赵紫阳发展民主的主张会有那么大的动员力和影响力，它唤醒了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导致了1989年的民主大潮，直接危及到了中共的一党专制制度。

六四镇压的发生之后，邓小平坚持“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不改”，说明他仍然不承认报告有错；但是此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却偃旗息鼓，“一个字不提”，又说明邓小平看到并且惧怕赵紫阳这套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与措施可能发生的后果。此后，他虽然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提出了“谁不搞改革谁下台”，但也仅仅指经济体制改革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则只字不提。这种“跛脚的改革”，直接导致了以后20年市场化过程中公权力的腐败、权贵利益集团的产生、政府公信力不再，党的执政合法性根基流失。这种情况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邓小平消极接受六四的教训，政治与经济改革“一手软、一手硬”的必然恶果。

二、由执政党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会失败？

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尽管它是由中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表面上看也是由中共中央主持的，但也只进行了一年半的时间。1989年6月，政局的突然变化，打断了这场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进程。许多已经开始的改革被迫中止，许多已经在拟议中准备出台的改革措施胎死腹中。在此后的几年里，已经实施的许多改革又重新回到起始点，甚至进一步，退两步。这场政治改革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当时中共党内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实力对比和相互博弈的结果，也是党内保守力量力图扭转十三大改革开放方向的结果。

这场改革失败，客观原因当然是主要原因，总起来说，就是赵紫阳说过的一句话：改革的力量不够。具体分析起来，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态度的变化是关键因素；

本书前文曾经分析过，在80年代的中国搞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是个关键因素，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16]。

1970年代后期，再次复出的邓小平逐渐在中共党内树立起了自己的权威。这种权威虽然远不如毛泽东当年那样一言九鼎，党内还有陈云、李先念等老资格的领导人与之分庭抗礼，但随着邓所推动的经济改革的发展和深入，邓小平的权威日重。在形式上他并没有担任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在党内的话语权逐渐大大超越了其他元老，成为中共党内第一人。当时，由于对改革开放的态度不同，中共党内形成了以主持一线工作的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力量，及以陈云、李先念等为代表的元老派两支不同的政治势力，被外界称为党内的“改革派”与“保守派”。而主张既要搞改革开放，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邓小平，就成为凌驾于两派政治力量斗争之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砝码。在整个80年代的历史当中，中共政治路线上的几次大的摇摆，都与邓小平态度的变化有关。[17]

邓小平是80年代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者和推动者，他为这场改革确定了目标和内容，也划出了底线。而他选定来设计和操作这场改革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却并没有使这场改革局限于邓所主张的行政改革范围，而是把改革的重点放到了推动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上来。当1989年邓小平看到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催发了民主大潮，赵有可能利用这场民主大潮，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甚至有可能危及到中共的一党专制的时候，这就触犯了邓的底线。

作为改革开放推动者的邓小平，与党内元老陈云、李先念等保守势力，在对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态度上有着很大差别，在个别时候甚至是对立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和他们后来在对待六四学潮和扼杀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站到一个阵营里。因为，在维护共产党一党专制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态度并没有差别。这种结合，反映了党内传统的政治势力不甘心放弃旧的统治方式，坚持维持极权统治的坚定态度。

所以，我认为，邓小平与赵紫阳两种政治体制改革“路线”之间的重大差别，是邓小平出手中止这场改革的根本原因。虽然这场改革是邓自己提出并发动的，但当他一旦发现它的主持者赵紫阳已经走得太远，赵主张的民主和法治的“路线”可能危及到中共一党独裁体制的时候，他只有与党内保守势力联手，将它扼杀掉。

第二、党内高层保守势力的强大；

中外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是在改革力量与反改革力量的博弈中进行的，都会遇到守旧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抗和阻挠，这种情况已经被历史所反复证明。六四镇压决策的成因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被扼杀的动因是复杂的。在这其中，除了邓小平的因素以外，党内高层的保守势力伺机而动，推波助澜，也是一个极为重要原因。

回顾1980年代整个改革历史，可以看到，当时党内高层中保守和反改革的力量是强大的，他们对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阻挠也是不遗余力的。从1986年10月研讨和制定改革方案的时候起，高层的保守势力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阻挠和破坏就已经开始了。尽管有邓小平的“尚方宝剑”，方案设计仍然不断受到党内强大的保守势力的干扰和阻挠。先是1986年底胡耀邦被迫辞职和“反自由化”的风潮，就开始有人往赵紫阳和鲍彤及政改办身上泼污水，说政改办是在搞“自由化”；后来又是邓小平看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稿后，说“是不是也搞了点三权分立”；就是最后到了十二届七中全会上，对《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争论仍然很大，思想难于统一，赵紫阳不得不放弃了在全会上通过这个设想的想法，最后改为“原则同意”。赵紫阳后来回忆说：“要真正着手政治体制改革难度非常大，党内那些老同志几乎没有人支持这种改革。所以十三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首先，包括邓小平和一些老人，他们虽然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有不同意见，但在政治体制上看法却基本一致。都不主张改动原有的政治体制。生怕政治体制上的任何真正的改革，会向共产党的权力挑战，会削弱共产党的权力，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地位。”[18]

中共十三大换届以后，在主持一线工作的五位政治局常委中，有了两个极为顽固的保守势力代理人李鹏和姚依林，这使党内保守势力有了直接插手，影响、干预赵紫阳主持的中央工作的可能，高层内部保守势力与改革力量的斗争就开始更加表面化，尖锐化起来。赵紫阳是中国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线操作者和主持者，党内保守势力知道，要扭转改革的方向，必须把赵搞下台。读者想必记得，在胡耀邦被迫辞职以后，党内保守的元老们就希望推出邓力群当总书记，作为他们在一线的代理人。这个企图因邓小平选择了赵紫阳而没有实现。中共十三大之后，他们选择的邓力群被差额选举差掉，他们认为是赵紫阳搞的鬼，心中更加怨恨。李鹏、姚依林进入中央常委会，使他们在中央一线班子中有了代理人。他们知道，只有搞掉赵紫阳，他们的代理人才能掌控中央的领导权，扭转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因此，他们从没有放弃搞掉赵的努力。

1988年底到1989年初，当邓小平提出的“物价闯关”遇阻，赵紫阳被迫承担责任之后，党内保守派元老李先念、王震等人抓住机会，开始在邓小平面前大进谗言，要求邓撤换赵紫阳，刮起“倒赵风”。特别是1989年4月学潮起来之后，他们知道机会来了。李鹏，姚依林利用邓小平害怕民主大潮、担心危及党的统治地位的心理，先是推动邓给学潮定性，然后又一步步把学潮推向死胡同，导致邓最后做出武力镇压的决定。他们站在与赵紫阳的“民主和法制”主张对立的立场上，以赵紫阳“支持动乱”为由，借助邓小平的力量，搞掉了赵，制造了六四血案，也打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终止了赵紫阳主导的这场使中共向民主政党、现代政党转型的偿试。

第三、党内中高层普遍缺乏“从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的思想基础；

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党内的思想准备远远不足，全党，特别是党的中高层干部普遍严重缺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从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的思想基础，因而改革没有得到全党，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理解和支持。

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中共的极权体制与公权力的腐败尚未发展到当今这种严重的程度，各种权贵利益集团也还没有形成。当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党内中高层中所遇到的阻力，来自既得利益方面的还相对较小，大都还是来自于观念层面。

赵紫阳说：“我深感政治体制必须相应地进行改革，当然不是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而是根据中国国情，逐步地实行民主的、有监督的共产党执政制度。权力绝对不能垄断，权力必须有监督，人民群众有这样的要求，形势有这样的需要，十三大也原则上提出了这样的改革。”[19]但是，在当时能够形成这种观念的人在党内中高层中少之又少。

当时党内的中高层干部，大都是在中共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下被培养和成长起来的。他们习惯于“阶级斗争”，习惯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习惯于“舆论一律”，习惯于依靠行政手段而不是法治手段去进行国家和社会治理，习惯于原有的那套高度集权的一党专制体制，习惯于同这种体制相适应的那一套理论、观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领导”与“执政”、法治与人治、专制与宪政等理念方面的意义与区别。一句话，当时在党的中高层干部中，还基本上没有现代政党所应有的执政意识，远没有形成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需要的思想基础。

1987年6月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在党内下“毛毛雨”，重新发表了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工作也大大加强。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进行了透彻的阐述，并要求全党进行学习，统一认识。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总共只进行了短短的几个月。强大的历史惯性、体制惯性和思想惯性不可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得到扭转。此外，受几个月前还在进行的那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影响，政治体制改革刚刚还是政治禁区，“自由化”的帽子还在党的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和一些保守派领导人手里拿着，准备随时给人戴上，这就使得“宁左勿右”的思想在党内仍然有巨大的市场。这些情况都导致党内，特别是中高层干部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准备严重不足。

十三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在赵紫阳的主持下开始实施，但是雷声大雨点小，因为受到党内相当一部分中高层领导干部的明拖暗抗，阻力重重。特别是在党政分开、建立公务员制度、新闻改革、社会团体独立化、人大中的党派活动、以立法方式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等方面，不能不说是步履维艰，有的甚至被篡改或变形。一些改革措施首先党中央各部门就不配合。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组部在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方案中，取消十三大报告中“将公务员分为政务、业务两类”的划分，牢牢抓住主要干部的任命权不放。地方党委的改革同样如此。中央一层的政法委撤销后，地方各级迟迟不动；基层党组织属地化几乎被搁置。党内的这些阻力，最根本的，是观念和利益的问题。几十年传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观念，强大的体制惯性，及权力集中于党组织给党的各级干部带来的利益，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改革的阻力。

第四、赵紫阳主持中央工作的权力并不稳固，且有脆弱性；

从表面上看，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持者赵紫阳，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掌握着主持中央工作的大权，但实际上，在中央高层，他的力量是十分脆弱的。80年代党内高层的特殊情况和政治态势，决定了以他为首的改革力量无法真正掌握中央的人事权、决策权和执行权。因为，赵紫阳要推行任何重大问题都要经过中央常委讨论，必须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而且都要通过中央各个职能机构去执行。

80年代初，是邓小平亲自点将，把赵紫阳从四川调来中央工作。在此后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邓与赵的配合基本是默契的，在邓的支持下，赵紫阳的经济改革操作也是成功的。此后，邓小平再次点将，由赵紫阳主持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工作，并接替胡耀邦担任中央总书记。作为党内最具权威的元老，邓小平是凌驾于改革派和保守派之上的一个特殊的存在。赵虽然当了总书记，他要把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下去，仍然需要邓小平的支持。没有邓的支持，赵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的。当然，从实际情况看，在1989年初以前，邓小平对赵也一直还是支持的。

但是，并不是有了邓小平的支持，赵紫阳就可以放开手脚，没有顾忌了。邓小平的支持，有他的政治底线，这个底线，就是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不能危及党的统治地位。由于邓小平在“垂帘听政”，赵紫阳在实施改革过程中，要时时顾忌到邓小平的这个底线，防备保守势力的明枪暗箭，这就使他不可能放开手脚。

从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以及《李鹏六四日记》中可以看到，中共十三大后进入中央常委的李鹏、姚依林这两个党内保守势力在中央常委中的代理人，时时在对赵紫阳虎视眈眈。在“物价闯关”失败以后，他们就试图以“决策失误”为名嫁祸于赵紫阳；从学潮一开始，他们对赵紫阳的主张就是持怀疑和不合作的态度；他们通过各种小动作，以各种方式对邓小平的决策施加影响，企图借用邓小平的力量搞垮赵紫阳。在这种情况下，赵紫阳的位置不可能是稳固的。他做任何事情，都首先要考虑到邓小平的反应，考虑到会不会被保守势力抓住把柄。他必须十分谨慎小心，甚至用“如履薄冰”来形容也不为过。

中央各主要部门负责人不得力，是赵紫阳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十分头疼的问题。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辞职以后，掀起了大规模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党内保守势力借机掌控了中央各要害部门。十三大前后，赵紫阳为了改变这种格局进行了巨大努力，比如借助邓小平的力量，改变了长期由邓力群掌管宣传舆论大权的局面，撤销了邓主管的中央政策研究室等，但中央组织、宣传等部门由保守势力所掌控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那时候，中央组织部长是宋平，宣传部长是王忍之，都是保守势力的主要干将。赵紫阳没有，也不能形成自己的改革派的核心班底。在保守势力的压力下，他既不可能大张旗鼓地安排自己瞩意的改革派干部担任关键部门的重要职务，也没有可能把那些占据重要岗位但成为改革阻力的干部撤换掉。1996年在接受杨继绳采访时，赵紫阳说：“重要人事问题不是我这一层所能定的，耀邦时也是如此。有时连参与意见的机会也没有。‘六人小组’也没有决定权。他们只能到几个老人那里听取意见。小平、陈云两人达成一致意见以后就能定下来。邓小平认为这个人不错，就调上来，认为不行，就让下去。毛主席当年也是这样。‘赵孟能使贵之，亦能贱之。’这是东方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这是无法改变的。我当总书记，组织部长我能动吗？宣传部长我能动吗？不能。对宣传部长王忍之我很不满意，我还骂了他一次。我只能骂骂而已，我换不了他，因为有人支持他。”[20]

第五、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改革派没有得到社会力量的响应和支持。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赵紫阳主持的搞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来自社会力量的真正理解和支持，形成有效的朝野互动。

由于在当时条件下搞政治体制改革的特殊敏感性，赵紫阳一方面要防备来自党内各方面的明枪暗箭，同时也要防止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吊高社会上民主化的胃口”，影响社会的稳定。因为一旦“过分迁就民主化的情绪”，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就会成为党内保守派攻击、甚至中止政治体制改革的口实，甚至影响到他个人的地位的稳定。他的个人地位问题当然不是他要考虑的主要因素，但他的地位变化将直接影响到他要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就让他不能不重视这个问题了。

正是因为考虑到这种情况，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操作不得不相对封闭，再加上保守势力的虎视眈眈，又必须和邓小平“保持一致”，这些因素致使赵紫阳、鲍彤等政治改革的主持者没有，也不可能把有些改革措施的意图对党内、对全社会公开，说得那么明确、那么直白，致使社会上的改革力量对此缺乏了解，朝野严重缺乏互动。

从另一个角度说，由于中共高层政治生活的不透明，社会上的多数知识分子和民众并不了解赵紫阳主持的执政党中央内部围绕改革产生的激烈斗争，不了解赵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所面临的艰难局面，和他所起到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而对赵主持政改的推进缓慢有怨气和不满，在有些时候赵甚至和邓小平、李鹏等一起成为民众发泄不满情绪的对象。这就使赵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得不到社会上的广泛响应和支持。1988年底到1989年初，社会上的急进民主派发出一个又一个的上书，一个又一个的呼吁，使得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的赵紫阳受到日益加大的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他面临“倒赵风”，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压力下，他不得不谨慎小心应对，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维艰；另方面，他又要面对社会上日益高涨的民主要求的压力。这种压力，既是他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助力，但也是他作为执政党的总书记，必须维持社会政治局面基本稳定的一道难题。这个时候的赵紫阳，用一句不敬的中国俗语来形容，真的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了。

特别是在1989年5月17日之前的那段时间，赵的亚行讲话许诺与学生对话后，由于李鹏等人的掣肘，中央常委内部意见无法统一，对话无法兑现时，学生们发动了天安门广场上的绝食。这种做法不但把主持中央工作的赵紫阳逼到了墙角，让他的“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更难实现，使李鹏等人的强硬主张更显得理直气壮，而且成为邓小平下决心拿下赵、实行戒严的理由。19号以后，当学生们知道中央内部这种激烈斗争的情况时，已经迟了。

尽管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尽管后来邓小平有“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不改”之说，尽管党内的许多有识之士、党外的广大知识分子、各阶层民众多数支持执政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由于关键时刻邓小平政治态度的变化导致党内改革与反改革力量对比变化、对学潮的武力镇压，以及此后形成的政治高压等复杂的政治因素，再加上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无法充分的“接地气”，形成朝野的有效和及时的互动，在关键时刻得不到来自社会力量的有力支持，赵紫阳很快成为“孤家寡人”，他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很快被中止，中共党内主张进行政治改革的力量在与强大的传统政治势力的博弈中败下阵来，也就成为必然。

三、关于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失败的主观因素

总结一场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改革的失败原因和经验教训，仅仅从客观方面进行还是不够的。虽然说中国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主要是由的党内各派力量对比等客观原因所致，但这场改革的失败也还有其指导者主观方面的因素。虽然这些因素不可能改变事情最后的结局，但起码对改革进程和事态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是赵紫阳对邓小平过于信赖，对邓的态度转变估计不足；

邓小平是一个老辣、坚定、政治手段强硬的实用主义政治家，在政治上他有自己的底线，在用人上，他同样极少受个人感情左右，而是一切以政治利益为先。胡耀邦曾经对他，对老人集团重返政治舞台有恩，但1987年初他对胡耀邦问题的处理并没有顾忌这一点；杨尚昆是他的主张的忠实执行者和在军队的代理人，但后来90年代他对杨尚昆、杨白冰[21]问题的处理同样出手果断。这些都证明，在邓小平那里，政治问题是从不掺杂感情因素的。

作为党的总书记，中央工作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主持人，赵紫阳对邓小平的这一政治性格，似有认识不足。上个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赵紫阳是依靠邓小平的信任和支持，从四川到北京，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一路走过来的。长期的改革实践中邓小平对他的支持，似乎使他对邓产生了一种过份的信赖。他自信自己是了解邓小平的，邓小平对他也是了解的。虽然他知道，邓对他的支持是有底线的，他也自信自己能把握好这个底线。但从当时和后来披露出来的实际情况看，他还是过高地估计了邓小平对他的信任，过高地估计了他主持下的中央对整个局势的掌控力。实际上，以往邓对他的支持，不是对他个人的支持，而是因为他能坚定地执行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主张。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他会不会继续得到邓的支持，要看他主持的改革实践会不会触及邓的政治底线。当1989年5月局势的发展触及到了邓的底线，邓就果断出手，在镇压了那场学潮，中止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赵紫阳也因抵制戒严，反对武力镇压，而被邓小平废黜。

即使到了最后的关头，赵紫阳仍然希望邓小平能改变动用军队的主张。在1989年5月18日，邓小平作出戒严决定的第二天，他致信邓小平，再次陈述自己修改4·26社论的的意见，希望邓予以考虑[22]。当然，这一方面说明赵仍然想为学潮的和平解决作最后的努力，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也说明赵此时仍似乎还没有最后看透邓小平。直到被软禁几年以后的1996年，他在与杨继绳谈话时，依然认为“‘六四’前邓对我是信任的”，认为“小平和我分手没有耀邦那么长的过程，只是‘六四’”，邓小平说他是“自己暴露的”[23]。他在自己的回忆录《改革历程》谈到他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时，仍然认为邓是“误会”[24]了他。

事实并不是如此。实际上，邓小平对赵紫阳的态度变化并不仅仅、甚至主要不是因为他与戈尔巴乔夫谈的那番话。邓对他的信任在1988年下半年以后，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李鹏六四日记》中透露了李与丁关根的一次谈话，谈到了邓小平对赵紫阳态度转变的过程，笔者认为这一记载是真实的。李鹏在1989年5月28日日记中说：“晚上，我和丁关根同志谈话。他对小平同志的想法比较了解。丁关根对我说，去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工会代表大会时，李先念同志找邓小平同志，谈了赵紫阳的一些问题。小平同志当时已看清楚，赵是搞自由化的人，迟早非下台不可，但由于影响太大，一时又找不到合适人选，所以下不了这个决心。今年一月份，小平同志同你谈话，讲了‘格局不变’，就是还不要动赵紫阳的意思。耀邦逝世，学潮起来，4月25日小平同志与你们谈话，为动乱定性，态度明朗。但有人颇有怨言，邓为此发了脾气，说关键时刻我不能不出来讲话。5月17日上午，先念同志去小平同志处，与邓谈话，虽然已有让赵下台的意思，但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下午开会时，听了你们的发言，看你们态度坚定明朗，小平同志才作了戒严决定，批评了赵，但还没有说格局要变，要赵下台。到5月19日，因赵主动辞职，要撂挑子，小平同志和陈云、李先念、彭真等几位老同志一起商量，才下了最后决心，让赵紫阳下台，并建议由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25]这段记载表明，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信任变化经历了两个阶段。早在1988年下半年，这种信任就已动摇，他就“已看清楚，赵是搞自由化的人，迟早非下台不可”。后来邓几次说“大格局不变”，并对赵说什么要他“搞两届总书记”，什么要“把军委主席交给他”，都只不过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替换，下不了最后决心的缓兵之计而已。后来耀邦逝世之后，学生要求为耀邦正名，赵紫阳认为“没有理由不同意学生悼念”，这让邓小平“更加看清了赵紫阳这个人”。此后，赵紫阳不同意对学潮的定性，提出修改4·26社论，反对戒严，就促使邓小平下了最后决心。

二是改革力量对围绕改革进行的党内外斗争复杂性和残酷性仍显认识不够，准备不足；

这场改革是对原有政治体制进行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带有根本性的变革，改革在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矛盾极其复杂。这其中，党内各种力量对改革的承受能力与社会上对改革的迫切要求之间、党内保守的元老集团及他们的代理人与改革力量之间、党内改革力量与社会上的改革力量之间、党内高层领导人之间、党内各主要部门之间，乃至社会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无不充满了各种分歧和矛盾，有些甚至是不可调和的。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相互制约，盘根错节，构成了改革的复杂性。在20多年后的今天回头看，纵然主持改革的赵紫阳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能够通过他的努力将许多矛盾冲突缓和乃致化为无形，但是他仍然对一些重大问题发生的可能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对一些偶发事件产生了现在看来是较为明显的应对失误。

赵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干部，经历过战争时期，也经历过建国历次政治斗争和文革，他对党内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都会有相当的认识。但是，在担任代理总书记和总书记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也许是由于邓小平对他一直支持，也许是由于他能够对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障碍较为轻松的化解，使他在应对党内保守势力的政治对手时有些过于自信和轻敌，在个别时候对形势产生误判。这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89年4月胡耀邦追悼会之后，许多人建议他不要去朝鲜访问，但他坚持认为追悼会后学潮应该会慢慢平息，留下了处理形势的三点意见后，仍然坚持赴朝[26]，结果让李鹏等人抓住时机，向邓小平汇报，导致4·26社论的发表，失去了平息学潮的最佳时机。

另外，对于中共十三大后国内政治局势发展的复杂性和严重性，赵紫阳、鲍彤及中央政改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们也同样存在估计和准备不足的问题。十三大的召开，和各项改革方案的提出，一开始民心还是比较顺的。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价格改革遇阻，政治改革也困难重重。经济虽然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但物价上涨幅度仍然较高；价格双轨制的漏洞、对公权力缺乏制度约束和舆论监督所孳生的腐败，引起民众强烈的不满情绪；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为人们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但也让一些人产生了对民主发展的急进要求。各种社会矛盾也开始逐渐尖锐起来，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加。

对这种情况，赵紫阳、鲍彤和他们的部下们看到了，并组织了社会突发事件问题研究，也预见到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27]。但现在回头看，当年对这项工作似乎重视程度不足，没有把它作为一项重中之重的课题抓紧抓好。而且，对策性研究也没有开展，特别是没有对可能出现的党内矛盾激化做出预测，并把它与社会动荡的过程与后果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做出真正能对解决社会动荡、同时也避免党内矛盾激化提供操作层面上的应对预案。

1988年底之后，党内保守的元老势力刮起“倒赵风”，李鹏一伙也在政治局内部发动向赵紫阳的进攻。特别是后来围绕处理学潮的两种方式的对立，使党内高层内部的政治斗争更加表面化、尖锐化起来，赵紫阳的地位受到空前的挑战。这个时候，赵紫阳的地位问题已经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关系到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能否进行下去的关健因素。如果当年能意识到这一点，在小范围内组织力量，把党内外局势发展的各种可能性摊开来，进行研究，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些处理预案，对事态的发展也许会有相当的正面作用。虽然形势的变化是复杂的，预案不可能做得那么具体，而且也不一定能改变事情最后的结局，但起码不一定会发生先是被社会上的急进民主派、后来是被李鹏一伙一路牵着鼻子走的情况。

当然，这些只能是后话。当时党内高层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和赵紫阳、鲍彤们面临的政治环境，使他们不可能放手把党内高层斗争摆到桌面上，在政改研究室这样一个中央正式机构中进行研究。当时出现的“小舰队”说法[28]，已经让赵紫阳、鲍彤们警惕、避嫌。之前的“动乱问题研究”没有展开和抓紧，没有与党内斗争相关联，大概也与此有关。但是，现在回头看，在学潮爆发以后，党内高层内部保守势力同改革力量围绕处理学潮问题斗争的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李鹏一伙已经打定主意要搞赵紫阳下台，赵不下台他们就得下台。他们不顾客观事实，戴着“阴谋论”的有色眼镜，在胡耀邦追悼会后不久就置疑是“赵紫阳发动的学潮”，“目的是打邓倒李保赵”[29]；后来又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直接把“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指挥部”、“坏人”、“动乱黑手”、“阴谋策划”的帽子戴到了鲍彤及其部下头上。赵紫阳、鲍彤们谨慎也好，避嫌也罢，都改变不了他们的政治对手的决心和这场政治斗争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应不应该、可不可以放手一搏？

三是改革的指导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应对失误；

即使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成熟的政治家，在历史关键时期，面对纷乱复杂的政治形势，也未必就会应对的滴水不漏。回顾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实施，直到1989年六四前这段时间，赵紫阳在大的方面事情上处理游刃有余，但在一些问题上处理也有失误。比如在政治体制改革指导和推行方面，没有按照十三大报告确定的原则坚持到底，推进的力度也嫌不够。

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是中共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是在中共党内具有最高约束力的文件。在其实施过程中，十三大报告应该成为赵紫阳、鲍彤们手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最有力武器。他们应该有可能以此为依据，变软约束为硬约束，加大力度，强力推行。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寄希望于各部门、各省市自觉贯彻。面对重重阻力，他们在一些问题上做了让步。比如，没有能顶住来自保守势力方面的压力，在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问题上，默认了中组部取消了公务员分为政务、业务两类的划分。这本来是十三大报告中规定的，以全国党代会已经通过为由，应该是可以顶住的；又比如，中央政法委撤销之后，应该比照中央的做法，要求地方各级全部撤销政法委。

对1989年学潮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也有失当之处。这其中，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应该中止访朝之外，还有从朝鲜回来之后，没有立即追究李鹏等人对4·27大游行处理不当之责，反而被李牵着鼻子，落入追查其子“倒彩电”的陷阱，失去了处理大局的主动权；在与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本想为邓小平做一件好事，却没有料到这个谈话公开之后的产生的负面效果，等等。这些问题处理上的失当，也许不能改变事情最后的结局，但起码对改革进程和事态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四是在舆论宣传指导方面发生失误，一些关键时刻导致不良后果；

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原则。这一原则从方向上说是正确的，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但是，在复杂的改革过程中，透明度、公开性又是一把双刃剑，在某些情况下会造成相反的“给改革添乱”的结果。现在回过头来看，在改革过程中，公开化也要有所选择，有所为有而所不为。但遗憾的是，由于条件、环境、经验的限制，改革的领导者赵紫阳和他的助手鲍彤，以及中央政改研究室的“高参”们，当时都对这种“双刃剑”的作用认识不足，从而导致了在一些关键时刻上的舆论引导失误。1988年8月，政治局通过了“物价闯关”的决议，但没有考虑到舆论宣传后果，直接发布了会议消息，结果导致全国性的抢购风潮，“闯关”不得不中止，为党内保守势力刮起“倒赵风”提供了口实；1989年5月16日，赵紫阳与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引发严重后果，问题也是出在由中央电视台全文播出上，而且当时恰恰又是学潮的关键时刻。如果这个讲话仅仅在会见时讲一讲，或在报纸新闻中提到几句，也不至于引起那么大的社会反响，以致邓小平找到借口，说这是赵把他抛了出去，很快下决心拿下赵紫阳。

五是没有及时向社会交底，引导社会上的改革力量与党内改革派形成有效互动。

任何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都需要有一定的社会中下层基础。中国80年代这场政治体制改革，是有相当群众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党内外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之后，得到了党内外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热烈支持和拥护。但是，能不能和如何利用社会上这些改革的力量支持、推动这场改革，在改革的指导者那里却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

一方面，鲍彤和他的部下们担心过多地宣传民主，会“吊高民主派的胃口”，引发社会动荡，从而采取了对社会力量不接触的封闭政策，没有看到封闭政策并不能解决“吊高胃口”的问题，反而使社会上的改革力量不能很好理解党内改革派的目标与各项措施，及改革过程中的艰难，形成了党内改革派与社会改革力量的“两张皮”，互不理解，形不成有效的互动。另一方面，由于这种不交底的封闭政策，社会上的改革力量几乎很少能了解和理解赵紫阳主导的党内改革力量在推动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和艰难，在急于求成的心理作用下，发动了社会运动，力图以街头抗争广场政治的方式推动政治改革，却没有料到，极端的不妥协的广场运动，反到把党内改革派逼到了墙角，也成为六四镇压和政治体制改革被中止的重要成因。

现在回头看，如果从1989年初出现各种上书的时候开始，能够及时主动采取一定的方式，如利用“三所一会”这类这些半官方的改革力量，或是动员社会上一些支持改革的知名人士做一些工作，向社会知识界交底，并晓以改革大局的利害，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知识界的不满，延缓甚至化解学潮的发生。在后来戒严前后，据说有人开始做朝野的沟通工作，但已经迟了，广场上激愤的学生已经处于不可控状态。当然，这都是马后炮。现在谈到这个问题，只不过是作为教训总结，以利将来而已。

赵紫阳和他领导的部下们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后来处理1989年学潮的过程中，出现这些失误，也很正常。他毕竟是人，不是神。分析起来，这些失误多与他的经历和性格特点有关。紫阳是一位谨守政治道德底线的政治家。虽然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对党内权力斗争的尖锐、复杂与不择手段有深刻认识，但他在进入权力核心之后，却从不用“阴谋论”来看问题，不愿意用政治权谋去解决高层中的矛盾。从本书的叙述和已经问世的许多人的回忆中[30]，可以看到，他处理工作中的问题往往是对事不对人。他对自己的政治对手也总是宽容、大度，不愿意将一些深层的问题摆到桌面上，使矛盾公开化、尖锐化。在当时复杂的高层人事关系和尖锐的政治斗争中，他往往因考虑到“避嫌”、“影响”而放弃主动进攻，经常回避一些尖锐的矛盾与分歧。特别是对邓小平、陈云这两位“老人家”，他从不愿意伤害他们，即便是有不同意见，也往往采取策略的方式提出，争取求得他们的支持。在与邓、陈有分歧，而且已经证明赵的主张正确时，赵也从不利用这种机会，去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从四川到中央，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赵紫阳一直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似乎是产生了一种对邓的政治依赖，即使在担任中央总书记之后，他也仍然不想主动抓权，建立自己改革力量的班底，缺乏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自觉。

当然，在当时党内保守势力过于强大的情况下，也许赵紫阳当时的一些担心和顾虑不无道理。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失败，根本原因是出在党内政治力量的对比上，改革力量不够，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赵紫阳这种性格弱点对他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对后来学潮问题的处理，也应该说不无影响。鲍彤曾经对笔者说：“紫阳作为一个从政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当总理、当总书记是游刃有余的。但他在性格上也有一个弱点，就是缺乏主动进攻精神，缺乏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大刀阔斧、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大胆争取的精神。他很少利用各种机会，特别是在形势对自己有利时，去加强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当然，在当时条件下，他能做的事情有限，但他在很多明明是可以进一步的时候，考虑的却是‘要避嫌’。这种性格上的弱点，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可以评价为‘忠厚’，但对一个政治家说来，在关键时刻可能就是致命的。”

四、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选择”之辩

近年来，有人在总结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时说，导致这场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时机“并不合适”[31]。笔者不能笼统地赞同这种观点，因为这种说法，没有看到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二重性。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选择者和实际主持者，并不是同一个人。失败了的，不是邓小平要搞的那个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赵紫阳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它的扼杀者，也正是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动者——邓小平。

在1986年前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迫切需要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央向地方和企业放权，从而也迫切需要对政府机构进行改革，提高效率。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一场行政改革是必要的。这也正是邓小平在当时提出和推动者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正如邓小平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化的成功。因为事情要由人来做，你放权，他收权，你有什么办法？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同经济体制改革互相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是搞不通的。”[32]相信如果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仅限于邓小平提出的几方面内容，这场改革是有可能成功的。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认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不但是成熟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他已经掌控了这个党，这个国家。

但是，问题在于，邓小平选择来制定和执行他的政治体制改革主张的，是赵紫阳。

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是为经济改革开路。他的“两个基本点”，在经济上放开，政治上收紧的主张从来就没有变过。市场经济加独裁政治，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权力腐败、权贵集团形成和社会分配不公。邓小平没有、也不会去想这一点，而他选择执行他改革主张的赵紫阳却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赵紫阳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最终是建立市场经济制度，那么与之相适应的，就必须在中国同步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不建立民主制度，权力不受监督，那么中国就有发生大面积腐败的可能，中共很可能就此失去执政的基础和合法性。

在当时实行的价格双轨制之下，这种可能已经开始变为现实。当时的赵紫阳虽然还没有完全跳出共产党传统理论和观念的圈子，没有明确得出“不限制公权力，腐败就是必然”的结论，但他在1988年初已经看到了发生腐败的危险性，并且由此提出了“经济要繁荣，政府要廉洁”的口号，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要抓廉政建设的问题，后来在他又提出“通过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和民主政治新秩序”的问题。1989年5月他又提出了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取消特供、设立人大廉政委员会等，并把这些，都看做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

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是邓小平，而主持和实际操作的却是赵紫阳。他们在政治体制改革理念上的差异，导致了邓小平与赵紫阳在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和内容上的差异，也导致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在赵紫阳的主持和操作下，远远超出了邓小平设定的目标和内容，向改变党的执政方式，限制党权、公权，加强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保障民权的方向发展。

根据这一看法，笔者认为，不能笼统地讲当时政治体制改革时机合适或不合适，这样讲混淆了邓小平与赵紫阳两种政治体制改革主张的差异，抹刹了赵紫阳是在邓小平的选择下不得不接受了这项任务的事实。在当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的选择，而不是赵紫阳的选择。而邓小平要赵紫阳来主持这场改革，赵没有选择，也无可选择。当赵紫阳仓促上马，来主持这场改革的研讨和实施的时候，如果他不是按照自己的理念，而是完全按照邓小平的主张亦步亦趋，那他完全可能顺利完成任务，继续当他的总书记，但那就不是赵紫阳了。也正因为如此，当1989年学潮袭来的时候，邓小平拒绝了赵紫阳“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和党内的保守势力一起，扼杀了这场民主运动，也终止了他亲自提出和发动的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他不这样做，那也就不是邓小平了。因为，这已经不是他所要的和行政改革划等号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赵紫阳的以民主政治为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

即便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一党专制条件下自上而下地进行一场政治改革，它的时机成熟与不成熟，也不可能是来自于某个领导人或主持者主观的选择，而是多种主客观因素合力的结果。1980年代中国这场政治体制改革之初，从邓小平的角度看，时机是成熟的，但主持改革的却是赵紫阳。从赵的角度看，时机就不一定成熟，因为他想搞的改革，与邓小平不完全一样，但他却不得不搞下去，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的主张，也是当时全社会的呼声，是中国发展的需要和大势所趋，也中国的一个历史性机会。赵紫阳明知“改革的力量不够”，会遇到各种阻力，但他不会放弃这个机会。他要抓住这个机会，为中国，也为这个党的未来搏一次。我想，这大概就是赵紫阳当时的心中所思所想。

前面提到的这篇文章中认为“这次改革的启动时机并不合适”的一个重要根据，是认为“1987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闯物价关’的前夕，整体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任何重大政治措施的出台，最佳时机显然是经济的上行期。但是这次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不是在一个稳定的上行期，而是在一个困难重重的门槛前提出的。……如果这次改革启动于1985年，也许会是另外一番风景。”[33]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似是而非。

本书前面的叙述中已经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的时间始于1986年10月，启动于1987年10月的十三大，而“物价闯关”启动于1988年5月。从这个时间表中可以看到，政治体制改革启动在先，而“物价闯关”在后，而且启动“闯关”的主张同样来自于邓小平。赵紫阳作为总书记，无论他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当然，赵当时是赞成的），都必须贯彻邓的这个提议。“物价闯关”失败，成为后来发生社会动荡的一个基础性因素；赵紫阳被迫为此承担责任，也成为党内保守势力“倒赵”的一个口实，这种情况确实成为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不利条件。但在这个问题上，赵紫阳同样没有选择，也无可选择。

在人类历史上，一些事件的产生确实有偶然因素，但任何重大社会运动的发生，无不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所谓时机成熟，只不过是相对的，在更多时候改革的发生，都是被迫的，很少能由得改革势力进行从容地选择。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就成熟了吗？这种成熟以什么为标志？改革，作为统治集团内部要求改变现状的势力，对旧有的政治体制和统治方式进行的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也从来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都要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有时候这种影响甚至会是决定性的。笼统地讲时机成熟与不成熟，意义不大。

五、赵紫阳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与他的政治遗产

80年代中国的这场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存在邓小平与赵紫阳两条“政治体制改革路线”，但改革实际上是在赵紫阳的主持下进行的。中共十三大报告第五、六两个部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主要内容，以及十三大以后赵紫阳提出的加强廉政建设、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和民主政治新秩序等思想，都体现了赵紫阳对当时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认知，构成了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丰富内涵。虽然在当时的改革实践中，这些内容有些得到了贯彻，有些未来得及实施，有些被歪曲以至篡改，在1989年六四后又大多倒退回到原来的起点甚至更糟，但它作为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治改革方案和内容体系，是赵紫阳留下的政治遗产的主要部分，对于今天中国启动新的一轮政治体制改革，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仍然具有重大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内涵和赵紫阳留下的政治遗产是丰富的，其中有一条最基本的内容，叫做党政分开。有人说党政分开是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34]，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的肤浅的，它只看到了邓小平的主张，却没有看到赵紫阳的主张。赵主张的党政分开，与邓小平的“党政分开”有本质的不同，它是以实现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为目的的，其基本涵义，是“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是“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其实质上，是要解决共产党凌驾于宪法、法律和国家政权之上的问题，解决实际上存在的共产党中央决策和宪法名义上的全国人大和政府决策这样两个决策中心的问题，实现国家权力重归人民代表大会。赵紫阳和他的主要助手鲍彤提出的撤销党委中与政府重迭的部门，撤销各级行政、司法机关中的党组，撤销各级政法委，实现党的组织属地化，把国家公务员分成政务、业务两类，中共组织部门不再掌握政府系统人事大权，改革人大选举制度，逐级实现真正自由选举等等，无一不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顺理成章的就是在开放人大中实现党派活动、党派竞选；权力重归民意机关及其选举出的行政、司法机关；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要受到民意的制约，也有下台的可能，也要实现党内的民主化。只不过，后面这些内容，是赵紫阳、鲍彤们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说出来的东西而已。

在当年那场改革已经过去20多年今天，有人仍然不能正确地理解赵紫阳和鲍彤们当年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涵，不能正视赵紫阳与邓小平的政治分野，仍然硬是要把赵紫阳和邓小平扯到一起，说邓小平当年是“误解”了赵紫阳，邓和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或许持这种说法的人是出于好心，是“爱护”赵紫阳。但是我认为，以这样理由为赵紫阳辩护，实际上是贬低了赵紫阳，没有看到赵与邓的本质差别，没有看到，或是不愿看到赵紫阳已经开始冲破共产党的传统体制、观念，开始逐渐转变为一个民主主义者这样的事实。

赵紫阳与胡耀邦都是中共党内改革力量的杰出代表，都认同普世价值，但他们也有不同。这个不同，最大的一点，就是赵紫阳在他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和实际操作的那几年，已经开始逐步跳出了中共传统体制和观念的束缚，逐渐开始认同现代政治理论和观念，认同宪政民主和现代议会制度。而胡耀邦却缺乏认识这些问题的机会和历史条件。笔者的这一判断，是有根据的，根据就是赵紫阳和鲍彤当年提出的那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研究当年政治体制改革留下的那些资料，可以看到其中大量的向宪政民主发展的政治指向。党政分开、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在人大中开展党派活动、改革选举制度、发展基层民主、实现社会团体自主化、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法律化、开展社会协商对话，实现和保障司法独立等等，无一不是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发展的第一步。鲍彤曾经说过：“十三大的方案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是改革的第一步。”只要走出了这第一步，后面的东西就呼之欲出了。

如果说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过渡，或许当时还只是赵紫阳和鲍彤们脑子里的一个影子，他们还没有直接意识到，或许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与党内复杂的政治环境，他们还无法明确、直接地表达出来的话，那么在赵紫阳的晚年，他经过对自己一生，特别是对他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以后及此后15年的反思，就得出了明确的结论。

赵紫阳的一生，曾经经历了两次“大彻大悟”。第一次，是他经过十年文革，对中共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进行反思之后，从忠实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变为一个以人为本的民本主义为思想特征的改革者。这个时候的赵紫阳，还没有完全跳出共产党传统意识形态的框框束缚；第二次，是他经过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和改革实践，特别是经过1989年的那场巨变，使他从体制的改良派转变为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在他的晚年，离开了政治权力核心之后失去自由的15年中，他对自己的一生，对他所为之奋斗了几乎一辈子的这个党和这个制度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对其作出了否定性的结论。他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35]

但是，赵紫阳并不认为中国可以一步就可以跨越到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而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他认为，“根据中国的情况，在过渡期，为了能过渡得好，至少是在一定时期，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仍然是一种正确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出发点，一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二是有利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变化，顺利地过渡到比较成熟的文明的民主政治体制。也就是说，第一不可仓促，冒然地全部搬过来；第二必须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绝对不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防止任何不利于甚至阻碍向这个目标前进的倒行逆施。”[36]赵紫阳还说：“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现中央不考虑这一点，不愿看到这一点。”[37]

关于如何实现向现代政治和议会民主转型的问题，赵紫阳说，“关键是共产党领导集团有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信念，然后再因势利导，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实行。但是也不能完全靠执政党的自觉，必须有社会舆论各方面的推动；也不能一切都不动，完全等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具备了条件，在哪一天来宣布实行议会民主政治。这应该是一种渐进的逐步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政治体制上不断改良、改进，使之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推动。究竟如何过渡，我在前面讲的改进共产党执政方式所列举的那些内容都是应该做的，尤其是在初期阶段。”[38]这就是说，他认为他在中共十三大上所提出的“总体设想”在过渡的初期仍然是适用的。

赵紫阳主张的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是他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一大特征。这一点，在他当年主持改革研讨时，态度就十分明确。研究当年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七次会议记录，特别是鲍彤领导的中央政改办的讨论记录，可以看到，近年来我们在政治改革讨论中经常提到的民主宪政、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党派政治等问题，在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研讨过程中都讨论到了。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纳入方案时，就要有取有舍。赵紫阳、鲍彤和政改办的研究人员们在这个时候，对于邓小平要的效率，与党内外对发展民主的要求这个矛盾，已经看得很清楚，而且也确实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在这种两难的选择中，政改方案的研讨者们不得不首先选择服从于邓小平这个“中国最大的实际”。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次改革，是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因此，这个方案首先必须考虑到党内高层的承受能力，特别是邓小平等老人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能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向前走一小步，但只要这个步子迈出去了，这一小步就可能会成为中国向民主社会转型的一大步，就有可能像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造成一种难以逆转的趋势。十三大这个方案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不断有新的内容推出，不断发展变化的。如果我们把现在要做的而且能做的提出来，邓小平们现在不能接受的，或是将来才有条件做的先不去讲，留到十年后再讲再做。自然规律是任何人都难以抗拒的。党内的这些老人们，总有一天要退出历史舞台。现在走出这第一步，几年后下次党代会上再走下一步可能就会阻力小很多，而再下一步可能就更好走一些。应该说，对这种逐步渐进式的改革方式，赵紫阳、鲍彤和政改办的大部分同事们在当时都是明确的。

当年赵紫阳和鲍彤在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时期，就曾经设想过，经过三至四届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和整个国家体制向民主制度的转变。赵紫阳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谈的想法与他在当年主持政治体制改革时的主张，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

综上所述，如果对80年代那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涵和赵紫阳的政治遗产的主要内容进行一个概括，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以民本主义、民主主义为基本政治理念，通过和平转型和逐步过渡的方式，完成中国从极权政治向宪政民主的转变，从一党独裁向现代政党政治的转变。

六、再一次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当今中国转型的必由之路

从19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被中止至今，20多年已经过去了。这期间，中共在许多场合，多次宣称，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几乎未见任何动作。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向极端化发展，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绝对控制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严重。虽然在发展经济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经济上的市场化和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化，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出现了体制性的腐败，导致了权力的市场化、资本化和私有化，权力腐败加速，权贵利益集团的形成；贫富鸿沟扩大，权贵贪婪掠夺，官员腐化堕落，社会矛盾加剧，群体事件此起彼伏；民众的维权意识、公民意识、民主意识日臻成熟，互联网等新传播手段越来越被民众所广泛利用，形成越来越巨大的舆论场；国内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完全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并且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当局的经济和政治决策；中共的执政基础和政治合法性经过不断流失已经所剩无几，进入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中国开始进入“维稳压倒一切”的“准紧急状态”。与此相适应，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迅速向“党国一体化”的“维稳体制”演变，集权程度更加趋向极端。当局中的一部分高层领导已经不再有原来老一代领导人曾经有过的政治权威，和那种改革的愿望和激情，有的甚至丧失了一切信仰和责任感，宁愿“抱着炸弹击鼓传花”。当局拒绝改革而实行的“维稳”政策，加剧了公权力与民众的矛盾，这种矛盾在许多地方开始走向对抗。如果继续拒绝进行政治改革，党的执政基础将进一步流失，各种社会冲突将更加严重，一点点火星都可能引起一场大的社会动乱，甚至引发社会革命。

这些情况，赵紫阳生前都看到了，在他的回忆录《改革历程》，及宗凤鸣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等书中也都有记录。

赵紫阳认为，这种情况表明，现阶段执政党所坚持的“经济上放活，政治上收紧”，以经济发展代替政治改革的政策完全是一条死路。通过政治改革，实现中国社会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转型，是唯一的出路。赵紫阳的这些看法，不能不说是诛心之论。

向民主化社会转型，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必然和迫切要求，但是这条路怎么走，还要看形势的发展和各派政治势力能否形成基本的共识。为了减少国家、民族、民众在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动乱造成的痛苦和损失，避免由此产生的经济上的滑坡和国力上的倒退，应该承认，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做法，和赵紫阳所主张的由体制内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政治改良，是实现向民主化转型的一条社会成本最小的道路。

赵紫阳认为，能否实现向民主化的和平转型，关键在执政党。世界上许多国家进行民主转型的经验表明，由执政者主动进行政治改革，果断放弃集权体制，是有可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也有可能得到成功的。1980年代台湾、韩国等向民主社会成功转型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大陆1980年代那场由赵紫阳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证明了这一点，并且，也为执政党主动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当然，顽固坚持极权统治，拒不进行民主改革的当政者也有许多，但其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民众和历史所抛弃，这种结局，也是有目共睹。

目前，关于政治改革目标和路径选择问题，在国内的学者中间有不同的主张和激烈的争论。特别在能不能指望执政党在社会压力下主动走上民主改革之路这个问题上，分歧很大。但无论分歧有多大，这其中除去主张通过革命推翻现政权的极端民粹派和主张全面倒退回到毛时代的极左派之外，进行渐进性的政治改革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基本共识。进一步凝聚这种共识，保持和加大对执政当局的改革压力，极为重要。

目前执政党内的政治形势，与20多年前赵紫阳主持那场政治体制改革时相比，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最主要的表现，一是党内传统的保守力量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明显减弱。虽然仍然有已经退下来的“老同志”的影响，但相比邓小平时代的强人政治，老人对执政一线的领导人影响力已经减弱；二是党内一批受过高等教育、具有现代意识的新生代力量进入了高层领导核心；三是一大批出生于20世纪50、60年代、了解中国社会底层状况、具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中青年干部已经进入党的各级领导层。这其中就包括一部分具有改革意识的所谓“太子党”。这些情况，为重新启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了一种可能性。能否变成现实，既取决于国内外的政治环境变化，社会矛盾尖锐化对当政者的压力，也取决于中国新生代领导人有没有对这个国家负责、对这个国家的十几亿民众负责、对这个党负责的魄力和责任心。

六四过后的1989年6月23日，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前那次政治局扩大会上的“自辩发言”中，对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讲了一段话，值得引在这里。赵紫阳说：“一党领导必须能够解决民主的问题，能够解决对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消极的，不健康的，以致某些腐败现象的有效监督等问题，一党领导才能增强生命力。因此我想我们党必须适应新时代和新情况，学会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办法去解决新问题。例如，要加强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加强与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完善并改进选举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用具体法律来保证和规范言论自由，允许经过合法申请和批准的游行，等等。总之，要使人民切身感受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享受到真正而切实的民主和自由。这样，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增强对人民吸引力、凝聚力，它的优越性才能更加显示出来。因此，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就必须适应在民主和法制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和生活。适应民主，意见纷纭，表面上是‘乱’。但是，有了在民主和法制范围内的正常的小‘麻烦’，就可以避免大乱。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今后，党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方面，要表现在积极领导人民进行民主和法制建设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真正的法制国家。而且，民主的旗帜如果我们党不去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觉得，我们迟早要走上这一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主动地走，因为我看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党的地位已经大为削弱的时候去搞政治改革，局面很难控制。我想，我们应当在党的领导地位相对巩固的时候，主动的去搞民主建设。这样就可以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发展一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当然既使这样做，在民主和法制建设过程中，仍然会有一些痛苦、摩擦、甚至震荡，但这绝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危机，在我们党经过一番自我调整、自我完善，更加适应新时代要求以后，将会以崭新面貌，朝气蓬勃地率领全国人民前进，我主观上认为，这是真正为党和国家的前途着想。”[39]这段真诚、平实、在理、发自肺腑、真正为共产党着想的话，值得每个中共党员，特别是中共新领导人认真读一读，想一想。

当然，在目前政治和社会环境下，赵紫阳当年主持制定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不可能完全照搬。即便当政者在形势的压力下有改的愿望，改革的路径和方案也需要在执政当局、社会各阶层，左中右各派政治势力取得基本共识的基础上，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进行调整和修正。但方向必须明确，这就是“最终要过渡到议会民主政治”[40]。

荣剑先生在他的《改革和革命：中国何以选择》一文中谈到了对执政党说来，改与不改的五个约束条件，也就是中国政治改革的边界条件：一是改革有可能动摇国本，动摇现有的执政格局，至少要对现有权力格局作出重大调整；二是改革有可能对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巨大冲击，至少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三是改革必将意味着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算，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直接关系着原有统治体系的合法性问题；四是改革必将意味着传统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如何避免社会分裂、动荡、报复和失序，是对新的宪政体制的严峻挑战；五是改革必将意味着传统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的方式将迅速终结，如何避免民族分裂、继续维护中国统一，是对中国制度和文化的根本考验。[41]这些约束条件，是对执政党新一代领导人的改革决心和对局势的掌控能力的直接挑战和考验。

最近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习近平、李克强等新一届领导人接掌执政党和国家权力，并作出了进一步推进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表示。但在中共十八大报告报告中，又提到了“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的问题，已经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内容也大都是肤浅的，停留在口号宣示阶段，没有多少做得重视的具体措施，与十三大的改革措施相比照，有相当大的距离。会后，党的领导人把能否解决腐败问题，甚至提高到“亡党亡国”的高度，但却仍然没有对社会上大声疾呼的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明确表明态度。对这种情况，知识界和国内民众普遍感到失望。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情况或许也可以理解，毕竟十八大报告是在上一届领导人的主导下形成的，是党内高层政治老人们的愿望和对改革承受力的反应。只有当新一代领导人真正站稳脚跟，逐步摆脱传统的老人干政问题之后，才能真正看出他们对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态度。习近平最近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42]这些话讲得不错。所以，不妨继续谨慎观察，不但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通过渐进式改革，推动中国政治和社会转型过程，这是中国知识界多数人的共识。但是，能不能走上这条路，不取决于人们的善良愿望，而是取决于社会危机和爆发革命的可能性对执政党形成的压力。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共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机遇。在现阶段，不能指望中共高层再出现一个赵紫阳。只有当革命成为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执政党头上，才会逼迫他们走上改革之路。所以，改革一日不成，就不能轻言放弃革命。

现在国内学者中流传一句话，叫做“五年看改，十年看埋”。这就是说，历史留给这个党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现在，中共政权已经面临空前的合法性危机，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如果执政党的新一代领导人还想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做点事情，如果不希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葬送在这一代人手里，如果不希望这个国家重新陷于动乱之中，那么，就应该抓住历史机遇，拿出实际行动，主动顺应浩荡的世界民主潮流，回应人民的、历史的要求，对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进行民主化改革。必须真改，而不是假改。如果执政党不能在十年，也就是两届党代会期间内起步，坚决、认真而不是敷衍地推进政治改革，向民主政治转型，任凭政治和社会局面继续糜烂下去，那么，中国发生社会革命的可能性极大。

（相关简介：吴伟，前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曾参加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和实施全过程。本文摘自作者新近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一书，本刊此次发表时有改动。）

[1]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开放出版社2007年1月版，序。

[2]这里的“改革路线”一词，不是在中共以住的“两条路线斗争”意义上使用的，或许更确切的说法，应该叫做“改革路径”。

[3]参见本书第二章第3节：邓小平坐不住了：“政治体制不改不行”。

[4]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71页。

[5]参见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92－293页。

[6]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180页。

[7]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76页。

[8]以上参见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74－276页。

[9]李湘鲁，1980年至1987年任赵紫阳秘书。此后赴美国留学。1989的初回国任中信国际问题研究所负责人。现在国内经商。

[10]李湘鲁：《微斯人，吾谁与归？——追忆紫阳》，网文。

[11]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96页。

[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7页。

[13]以上参见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共十三大上的报告》，1987年10月25日。

[14]《李鹏六四日记》2004年征求意见版，第118－119页。

[15]参见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75页。

[16]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成语。萧何，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56～前195)的丞相。韩信经萧何举荐被刘邦任为大将军，为汉朝的建立立下很大功劳；刘邦担心在自己百年之后，政权旁落，萧何又设计，除去韩信。故宋代洪迈的《容斋续笔·萧何绐韩信》中说：“信之为大将军，实萧何所荐，今其死也，又出其谋，故俚语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语。”比喻事情的成功和失败都是由这一个人造成的。

[17]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邓小平的‘左右互博’”。

[18]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81、277页。

[19]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81页。

[20]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12月修订版，第547页。

[21]杨白冰（1920－）：原名杨尚正，重庆潼南人，中国军方高级将领，前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弟弟。1988年被授上将军衔。为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曾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担任过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等职。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杨尚昆一起，在当时被称为“杨家将”。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杨白冰曾经提出“为改革保驾护航”。后被认为是欲架空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后被邓小平下令解除具体工作，保留军委委员职务。1993年，杨白冰正式退役，不久后退休。

[22]参见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49－50页。

[23]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12月修订版，第548页。

[24]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68页。

[25]《李鹏六四日记》2004年征求意见版，第178页。

[26]鲍彤在后来与笔者交谈时认为，赵紫阳在胡耀邦追悼会后去朝鲜的行程不变，有可能是4月20日赵紫阳向邓汇报时，邓的意见。目前尚无其他资料佐证，暂且存疑。

[27]参见本书第十二章第2节，“动乱问题研究”。

[28]参见本书第十二章第5节，“小舰队”的说法从何而来？

[29]参见《李鹏六四日记》2004年征求意见版，第61、64页。

[30]参见蔡文彬主编：《赵紫阳在四川》，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张博树主编：《赵紫阳的道路》，晨钟书局2011年6月版，等。

[31]参见米鹤都：《中共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第28－31页。

[32]《邓小平理论全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81页。

[33]米鹤都：《中共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第30页。

[34]参见米鹤都：《中共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第29页。

[35]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96、297页。

[36]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98页。

[37]杜导正：《杜导正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天地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178页。

[38]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98－299页。

[39]赵紫阳：《关于‘六四’事件的自辩发言》，载《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367－368页。

[40]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月第二版，第299页。

[41]参见荣剑：《改革和革命：中国何以选择——在2012清华法政哲学论坛上的演讲》，见2012年10月31日《共识网》。

[42]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新华网。

本文首发于第50期《领导者》

谢选骏指出：胡耀邦虽然因为86学潮而下台，赵紫阳虽然因为89民运而落马——他们及其同伙终究也还是邓小平党徒。他们连匪党党籍都还保留，更别说尝尝铁窗的滋味了——在这种意义上，胡耀邦、赵紫阳连落马贪官都不如，和共产党都不算“敌我矛盾”，又何足挂齿哉！

【16、政治的口号就是魔鬼的诅咒】

《口号里的中国：80年代红遍全国的标语》（经济观察报于青 郭小为2014-05-26）报道：

[摘要]在社会思潮的变化中，理科男成为了女子择偶的首选；而1980年代的出国潮中，理工科学生也比文科生更容易获得国外奖学金。学好数理化的浪潮，从上到下席卷中国。

口号里的中国：80年代红遍全国的标语

标语“再穷不穷教育 再苦不苦孩子”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首发时间：1981年

提出者：北大学子

地点：北京大学校园

流传范围：各大高校校园

1981年3月20日深夜，围守在广播边上的北京大学学生们屏住呼吸，等待中国男子排球队的最后战果。在争夺世界杯排球赛决赛资格时，中国男排先输掉两局，后又扳回三局，战胜南朝鲜队（当时对韩国的称谓），进入世界杯。赛果一出，北大11座宿舍楼里的4000多名学生全都跑到楼群间的空地上，沿着宿舍楼和未名湖边游行边喊：“中国万岁！”“向我国排球健儿致敬！”

据《中国体育报》报道，这一口号来自原北大中文系学生刘志达，“谈及此事，刘志达淡笑言之，这一口号是他带头呼出的。这也是‘五四’时期北大学生的‘振兴中华’口号的延续。而共同的‘策划’还有同班的李春”。

3月29日，中国男女排球队都来到北大，全校师生为他们庆功——男排队员都被举起来往前“飞”，女排队员则签名签到手软。

同时，这个口号也由北大学子推广到了全国。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首发时间：1970年代末

提出者：无从稽考

地点：无从稽考

流传范围：全国范围民间口口相传

1978和1982年，陈景润两次去国际数学大会做45分钟的报告演讲，青年们喊出这样的口号：“学习陈景润，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攀登科学高峰。”在1982年的电影《人到中年》中，一个父亲对孩子赋予的愿望是：长大当个科学家。

而在国家层面，中共中央、国务院也通过全国科学大会制订了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号召全国“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文革”结束后，社会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至经济建设。“文革”10年间无数社科领域学者的不堪命运，让人们不敢轻易选择。改革开放更让国人见识到“外面的世界”——一个由先进技术构造起来的现代工业世界。想要摆脱贫困与落后，发展技术是最主要的出路。

在社会思潮的变化中，理科男成为了女子择偶的首选；而1980年代的出国潮中，理工科学生也比文科生更容易获得国外奖学金。学好数理化的浪潮，从上到下席卷中国。

摸着石头过河

首发时间：1980年

提出者：陈云

地点：北京

流传范围：全国范围的媒体用语及民间口语

在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说：“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听到后，对“摸着石头过河”表示赞同，并提出要“坚决地试，大胆地闯”，“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邓小平的翻译张维为看来，中国模式的一个哲学基础是实践。“这也是邓小平的主张，即摸着石头过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简单来说，“中国模式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与“摸着石头过河”一起构成改革开放3条经验的，还有“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政策的决策人作出决策，大家就应该无条件服从，无条件去完成”。现在，这3条经验依然不断成为争论中心。

2012年5月，时任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的王荣就在《人民日报》上发了这么一篇文章：“当前推动改革比过去30多年任何时期都更加艰难。‘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的时代已逐渐过去，理性改革和决策问责的时代正在到来。”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首发时间：1980年代初

提出者：无从稽考

地点：无从稽考

流传范围：以学校为主体的教育系统

1980年，我国每万人口只拥有在校大学生16.4人，同期美国为542人，日本为207人，苏联为197人，印度为66人。1985年，我国每万人口拥有科技人员75人，而1980年的苏联为1100人，1978年的南斯拉夫为1400人，1979年的瑞典为2600人。

1982年，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到我国劳动者总数的10.5%；高中老师里，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也只有一半。在全国第3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文盲半文盲占到23.6%。而在1979年的日本，5471万名就业者中，高中以上学历占到六成以上。

1970年代末，我国教育经费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除个别年份，从未超过3%，而同等经济发展程度国家的平均教育经费投入水平是3.3%。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80年代，中国开始推进初等教育的全面普及。

1985年5月15日至2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公布，将“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并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个富有时代特色的标语，现在依然挂在很多贫困地区的水泥墙上。口号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到1990年代，中国初等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依然是占有全国人口2%的边远贫困地区适龄儿童，以及每年200余万小学生的辍学。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首发时间：1978年9月20日

提出者：邓小平

出处：天津视察

流传范围：相当广泛，从城市到农村墙上刷的标语中出现率极高。城市中有“个体户”，农村里有“万元户”，都是这条口号下的受益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再次提出了“先富”的思想，当时的提法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部分人”，包括“企业、地区、社员”。邓小平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会后，邓小平关于“先富”的说法被表述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一批相信凭自己双手就能致富的人践行了“先富”行动。活跃在城乡的个体户脱颖而出，当年一部电影《雅马哈鱼档》便是彰显个体户劳动致富的代表作；到1983年，义乌小商品的盛名已经传遍大江南北。

1985至1986年间，邓小平分别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新西兰总理朗伊，在天津听取汇报和进行视察等不同的场合，都阐述了这个政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给世界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角度。一大批“万元户”，甚至“暴发户”出现，刮起了“发财致富”的旋风。

理解万岁

首发时间：1985年

提出者：刘勇

地点：北京

流传范围：全国范围的新闻媒体及民间语文

1983年，即将从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刘勇选择穿上军装。1985年5月，22岁已成为高级军官的刘勇从南疆战场归来，参加共青团中央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的“保边疆、献青春”演讲报告团。在给北京的大学生题字时，他写下了著名的“理解万岁”四个字。

后来刘勇专门出了本书讲这个事儿，他在前言里写：“当时只有一个强烈念头，就是希望后方青年能够懂得同龄人在前线流血牺牲所蕴含的精神实质，知道绿色的军装里也有五彩的心灵。前线官兵们谈论理解，不是为个人乞求‘怜悯式的理解’，而是希望得到后方人民在更高层次上的理解。”

1985年5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以“理解万岁”为题的专题评论，这个口号立刻传遍全国。对于口号的走红原因，中文系出来的刘勇分析得非常准确：“改革开放后，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生活巨变和观念碰撞时期，整个社会各年龄层、职业层的隔膜随着社会生活的巨变而加深。青年不屑老者的生活方式，年长者对年轻人的思想行为嗤之以鼻。渴望理解成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尤其成为乐于接受新生活方式和新观念的青年人的心理需求。‘理解万岁’的流行，消弭了多少时代隔阂，也说明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在对待自我、他人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曾激励当代中国青年在历史转折时期逐步走向成熟。”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首发时间：古希腊时期

提出者：无从稽考

出处：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联合国人权宣言第7条

流传范围：一句法律原则成为了流行的口号，公检法机关的墙上这句话和“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出现频率最高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法学界开展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治与法治的讨论。

法的阶级性问题成为当时的讨论热点。学者们对长期以来处于主导地位的“法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的提法提出质疑。在解放思想的原则下，承认法的社会性、人民性和继承性，限定了法的阶级性的适用领域，成为了大部分人的共识。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全面修改1978年宪法，并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真当时反复强调，宪法修改必须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曾被写入“五四宪法”，但在“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中都被去除了，“八二宪法”又重新恢复了该条规定。不过提法变成了“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1986年2月19日下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了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等六人的强奸、流氓罪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对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执行死刑的命令。

这六个人都是当时的干部子弟，即“官二代”。判决的结果引起了民众的热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重新成为人民维护自身权利的法律武器。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首发时间：1977年

提出者：来自民间

地点：北京

流传范围：毕业生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口号最早提出时，是面向“文革”前的应考青年。1977年恢复高考，面对在十年积累起来的570万考生，这个口号就又被提了出来——要知道，最后录取的只有22万多大学生，落榜的540多万怎么办呢？考上大学的就等大学毕业报效祖国，没考上大学的一样可以在工作岗位上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贡献。

除了工作，“两种准备”还有另外的选择：自学，或者业余学习。1979年的《人民日报》详细分析了中国在当时面对的教育困境：“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加上教育战线长期遭受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师资、校舍、设备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困难，高等学校的招生数量不可能大幅度增加。因此，考生多，录取人数相对比较少，将是高等学校招生工作长期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这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现状在高等学校招生上的反映。”

凤凰网总裁乔海燕曾经在《华尔街日报》写过这个口号：“‘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做人，要一颗红心，心要红，要正，两种准备，一个清白，一个糊涂，该清白时候就得清白，该糊涂时就得糊涂。”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它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中国足球、中国高考、中国股市……30年后，它依然是典型的中国式生存哲学。

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首发时间：1962年7月2日

提出者：邓小平

出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怎么恢复农业生产”

流传范围：发端于1962年的名言在1980年代蔚然成风，虽然并没有以标语的形式流传下来，但在新闻报道，街头巷议中时常出现

这句流传大江南北的“不管黑猫白猫……”的著名口号，竟然是以讹传讹的误读。邓小平于1962年第一次提出的时候，说的是“黄猫”。

那一年，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发生了饥荒和自然灾害，一些农民自发产生了包产到户、责任田等各种各样的生产形式，这有违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变化引起了党内的争论。

邓小平引用了老乡刘伯承时常说起的一句四川谚语：“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后来，这句话被讹传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并在“文革”期间被斥为“唯生产力论”，遭到批判。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思想”成为时代风气，经济政策也随之改变，“白猫黑猫论”成为中国将社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的一个理论标志。自此，个体正当的利益得到了正名的机会，激发了全民的生产潜能，在乡镇企业、特区、私营经济等诸多方面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猫论”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响亮口号。

1986年1月6日，邓小平再度当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被摘登在《时代》周刊上，成为世界人民知晓的名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首发时间：1978年

提出者：邓小平

出处：全国科学大会

流传范围：这句口号，最热门的出现地点是科研部门、学校、厂矿等单位

早在“文革”结束的前一年，邓小平指导起草的《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里，就以马克思“生产力包括科学”的论述为依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点。

“文革”结束，百废待兴。彼时的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发展到高潮阶段，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为代表的高新技术蓬勃发展。而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始阶段，科技水平，生产力水平与世界相比大为落后。

在此大背景之下，中国亟需提高科技水平，迎头赶上。邓小平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论点，并阐述道：“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

1985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正式提出改革科技体制，并开始实施“星火计划”，意在促进经济振兴，让科技的“星星之火，燃遍中国农村大地”。

1988年，邓小平在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谈话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后来这一论点，成为“科教兴国”战略的理论基础。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首发时间：1978年12月13日

提出者：邓小平

出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流传范围：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阅兵游行中的一条口号。这句口号流传面非常广，覆盖了全中国

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就确立了毛泽东倡议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基本要点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并从客观实际中引出其固有的而非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件的内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凭着这个思想路线，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政权。

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面临重建、振兴的艰巨任务，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某些领导人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提出了“两个凡是”，使党和国家的工作总体上受到严重阻碍，出现了两年的徘徊状况，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要抉择。

邓小平针对许多干部群众仍然深受“左”的思想束缚和禁锢的状况，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具体而言是四个方面的问题：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讲话拉开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序幕，也成为普通民众在新时代里新的政治指南。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首发时间：1980年

提出者：袁庚

出处：深圳蛇口港

流传范围：1980年代任何一个建筑工地、大型工程现场都不可或缺

1980年，香港招商局为加快蛇口港施工进度而实行奖励制度，引起了一场争论。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袁庚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管”。后来，这句话被浓缩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以鼓励加快推进蛇口工业区的建设。

尽管自1978年后中央已开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这句话引发了极大的争议，甚至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复辟”。袁庚坚持自己的想法，也付出了极大的勇气，在1983年下半年和谷牧副总理谈起这个口号时，他甚至说：“我是准备戴‘帽子’的。”

1984年1月26日，67岁的袁庚在蛇口迎来视察深圳的邓小平、杨尚昆一行，写在蛇口工业区入口处标语牌上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获得了邓小平的首肯。这句在今天看起来很平常的口号，像“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对当时国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效率观念。

邓小平的首肯给袁庚吃了一颗“定心丸”。蛇口工业区被特批“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做主”，“蛇口模式”成为改革开放的示范窗口，到1992年年底袁庚离休时，这句标语的背后，留下的是身家200亿的蛇口工业区。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首发时间：1979年

提出者：王文一（清华大学学生）

出处：清华大学化工系77级2班班会

流传范围：学校

“真理大标准”的讨论不仅引起了党内的思考，也燃起了刚恢复高考不久的大学生对于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讨论热情。

1979年的新学年伊始，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谢新佑组织召开班会，一名叫王文一的学生提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一口号。这个口号一经提出，马上在化工系77级2班全体同学心中产生了共鸣。

1980年3月20日，刚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报》对化工系77级二班进行了报道，“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句口号也成为文章的标题。随后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高度肯定了这句口号，全国许多媒体也纷纷予以转载，由此，这句口号走出了清华校园。对于那些经历太多磨难和失落的77级78级大学生来说，这句朴实无华的话，重新树立起了他们对生活的信心。

对于《中国青年》杂志刊发的一篇署名为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作者在文中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困惑，不少大学生开始用“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实际行动，来回应“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严肃的问题。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报道不懂——政治的口号就是魔鬼的诅咒！它用煽情的字句，刺激废垃的愚公，产生变态的冲动，杀人于无形之中！当然，这些愚公最后也会死的很惨，沦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毛泽东语录）。

【17、毛泽东邓小平是卢布美元的哈巴狗】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共对外交战略的调整》（王巧荣　2014年04月22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报道：

新的外交战略在中共十二大正式确立之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及中国外交实践的不断发展，这一战略的内容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1984年5月，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若昂·菲格雷多，对中国的新外交战略作了进一步解释，他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是真正的不结盟。[8]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最具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9]1986年3月，赵紫阳在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的报告中，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归纳，报告提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并说，中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世界经济繁荣。[10]

至此，十二大确立的新的外交战略，通常称为“独立自主外交战略”的内容日臻完善。主要是：1.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2.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决定自己的立场。3.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包括结盟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建立和发展各方面的关系。

中共调整外交战略的依据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共对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主要依据是：上世纪80年代初国际格局及中美苏三角关系的新变化、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发展方向、中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的深刻认识和及时把握及对中国正在坚持的外交战略重新审视。

（一）国际格局及中美、中苏关系的新变化是此次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客观依据。80年代初，国际格局虽然仍是美苏两极对峙，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陷入了被动，国力削弱，对中国的威胁有所减弱。美国由于摆脱了越战的包袱，实力有所恢复和增强，特别是里根政府上台之后，提出了“重振国威”的口号，增加军费开支，实行强硬的对苏政策，加剧了与苏联的争夺，也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美国和苏联之间的较量由此前的苏攻美守转入僵持、互有攻守的局面。中国作为国际格局中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块头大，分量重，如果加在美苏任何一方，都会使国际战略力量失去平衡，而不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而且对中国也不利。国际格局中的这种新变化使中国政府不能不去重新审视并在外交上做出相应调整。

在美苏关系趋向紧张的同时，中美、中苏关系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中美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波折、困难和摩擦。先是美国在两国建交后不久即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对刚刚建交的中美关系造成冲击。后是美国总统里根入主白宫后，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几乎引发中美关系的倒退。1982年中美发表“八一七”公报才使中美之间因美国售台武器所引起的一场危机有所缓解。中美关系经历的这些波折和摩擦，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美国一些势力关于中国的一些片面看法，引发了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对美政策的思考。另一方面，中苏之间露出一缕缓和的曙光。苏联为了应对美国的战略攻势，开始寻求缓和与中国的关系。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就中苏关系发表讲话，表示希望改善中苏关系，呼吁中苏应该实现关系正常化。中美苏三角关系的这种微妙变化，为中国在美苏间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提供了机会。

（二）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的发展方向有了新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国际局势的判断认为，由于帝国主义战争根源的存在，战争的危险性是一直存在的。一度认为大战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并在国内作好早打、大打及打核战争的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领导人对战争问题的看法开始有所变化。虽然仍坚持“世界战争不可避免”，但不再认为“迫在眉睫”，而是强调有可能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干部会议上表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11]1981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听取军队同志汇报时指出：我看大仗几年打不起来。美苏两霸在战争问题上，谁也不敢先发动。我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造成人为的紧张。[12]基于对战争可以被延缓的判断，中国领导人考虑把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平的环境作为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目标。

（三）国家利益优先次序的变化是此次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又一客观依据。

国家利益是指主权国家全体人民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和精神要素的综合。包括如下内容：国家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集中表现在保护国家有形本体的存在上。包括维护本国领土完整、人民生存不受外来势力的控制侵略等方面利益。这是一个国家首要的、根本的利益。国家的经济利益表现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社会繁荣等方面利益。政治利益主要表现为主权独立、国际地位及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利益。文化利益表现在意识形态的维护，历史文化传统的保持，民族认同感的确立和维系等方面的利益。各种国家利益在不同条件下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在一定条件下，当某种国家利益成为更紧迫实现的需要时，这种国家利益在排序上就先于其他种类的国家利益。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实行改革开放，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十二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具体的战略部署，提出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13]中国要实现这样的经济建设目标，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希望至少有50年到70年的和平时间。[14]国家的外交战略是国家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国家的总体战略服务的。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工作的重心，意味着发展利益上升为国家利益的核心。相应的中国外交目标也要从重点维护国家传统的安全利益转移到实现和维护国家的发展利益上来。

（四）“一条线”战略在中国外交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不利的一面。

首先，制约了中国外交的回旋余地，使中国外交上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受到一定的影响。“一条线”战略与“一边倒”战略一样，都是以战略关系划线。“一条线”战略强调“联美抗苏”，突出了中国与苏联的敌对关系，美国却利用其与中国的战略关系与苏联又争夺又对话，使中国在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居于被动地位。其次，“一条线”战略不利于中国安全环境的进一步改善。由于中苏相邻，“一条线”战略下，中国处于反苏霸权的前沿阵地，使中国的安全环境受到挑战。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采取“以苏划线”的做法，使中国与苏联集团、对苏联有好感及在中苏间保持中立的国家的关系变得或敌对，或复杂化，或与中国疏远，这对于中国安全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新的外交战略在中共十二大正式确立之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及中国外交实践的不断发展，这一战略的内容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1984年5月，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若昂·菲格雷多，对中国的新外交战略作了进一步解释，他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是真正的不结盟。[8]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最具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9]1986年3月，赵紫阳在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的报告中，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归纳，报告提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并说，中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世界经济繁荣。[10]

至此，十二大确立的新的外交战略，通常称为“独立自主外交战略”的内容日臻完善。主要是：1.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2.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决定自己的立场。3.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包括结盟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建立和发展各方面的关系。

中共调整外交战略的依据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共对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主要依据是：上世纪80年代初国际格局及中美苏三角关系的新变化、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发展方向、中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的深刻认识和及时把握及对中国正在坚持的外交战略重新审视。

（一）国际格局及中美、中苏关系的新变化是此次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客观依据。80年代初，国际格局虽然仍是美苏两极对峙，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陷入了被动，国力削弱，对中国的威胁有所减弱。美国由于摆脱了越战的包袱，实力有所恢复和增强，特别是里根政府上台之后，提出了“重振国威”的口号，增加军费开支，实行强硬的对苏政策，加剧了与苏联的争夺，也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美国和苏联之间的较量由此前的苏攻美守转入僵持、互有攻守的局面。中国作为国际格局中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块头大，分量重，如果加在美苏任何一方，都会使国际战略力量失去平衡，而不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而且对中国也不利。国际格局中的这种新变化使中国政府不能不去重新审视并在外交上做出相应调整。

在美苏关系趋向紧张的同时，中美、中苏关系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中美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波折、困难和摩擦。先是美国在两国建交后不久即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对刚刚建交的中美关系造成冲击。后是美国总统里根入主白宫后，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几乎引发中美关系的倒退。1982年中美发表“八一七”公报才使中美之间因美国售台武器所引起的一场危机有所缓解。中美关系经历的这些波折和摩擦，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美国一些势力关于中国的一些片面看法，引发了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对美政策的思考。另一方面，中苏之间露出一缕缓和的曙光。苏联为了应对美国的战略攻势，开始寻求缓和与中国的关系。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就中苏关系发表讲话，表示希望改善中苏关系，呼吁中苏应该实现关系正常化。中美苏三角关系的这种微妙变化，为中国在美苏间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提供了机会。

（二）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的发展方向有了新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国际局势的判断认为，由于帝国主义战争根源的存在，战争的危险性是一直存在的。一度认为大战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并在国内作好早打、大打及打核战争的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领导人对战争问题的看法开始有所变化。虽然仍坚持“世界战争不可避免”，但不再认为“迫在眉睫”，而是强调有可能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干部会议上表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11]1981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听取军队同志汇报时指出：我看大仗几年打不起来。美苏两霸在战争问题上，谁也不敢先发动。我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造成人为的紧张。[12]基于对战争可以被延缓的判断，中国领导人考虑把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平的环境作为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目标。

（三）国家利益优先次序的变化是此次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又一客观依据。

国家利益是指主权国家全体人民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和精神要素的综合。包括如下内容：国家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集中表现在保护国家有形本体的存在上。包括维护本国领土完整、人民生存不受外来势力的控制侵略等方面利益。这是一个国家首要的、根本的利益。国家的经济利益表现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社会繁荣等方面利益。政治利益主要表现为主权独立、国际地位及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利益。文化利益表现在意识形态的维护，历史文化传统的保持，民族认同感的确立和维系等方面的利益。各种国家利益在不同条件下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在一定条件下，当某种国家利益成为更紧迫实现的需要时，这种国家利益在排序上就先于其他种类的国家利益。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实行改革开放，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十二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具体的战略部署，提出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13]中国要实现这样的经济建设目标，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希望至少有50年到70年的和平时间。[14]国家的外交战略是国家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国家的总体战略服务的。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工作的重心，意味着发展利益上升为国家利益的核心。相应的中国外交目标也要从重点维护国家传统的安全利益转移到实现和维护国家的发展利益上来。

（四）“一条线”战略在中国外交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不利的一面。

首先，制约了中国外交的回旋余地，使中国外交上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受到一定的影响。“一条线”战略与“一边倒”战略一样，都是以战略关系划线。“一条线”战略强调“联美抗苏”，突出了中国与苏联的敌对关系，美国却利用其与中国的战略关系与苏联又争夺又对话，使中国在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居于被动地位。其次，“一条线”战略不利于中国安全环境的进一步改善。由于中苏相邻，“一条线”战略下，中国处于反苏霸权的前沿阵地，使中国的安全环境受到挑战。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采取“以苏划线”的做法，使中国与苏联集团、对苏联有好感及在中苏间保持中立的国家的关系变得或敌对，或复杂化，或与中国疏远，这对于中国安全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中共调整外交战略的历史意义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共对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战略发展史上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调整，这次调整不同于之前中国外交战略由“一边倒”到“反帝反修”、再到“一条线”、“一大片”的调整，它是中国外交战略思想、战略目标及战略途径的全面调整，由此而确立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中国经济建设创造了相对有利的环境。

（一）中共对外交战略的调整是中国外交战略发展史上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调整。

本次调整不同于之前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它是对中国外交战略指导思想、战略目标及战略途径的一次全面调整。新中国前30多年，虽然依据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中国外交战略经过了“一边倒”到“两条线”再到“一条线”、“一大片”的调整，但这些调整只是战略实现方式上的调整，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及战略途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新中国前30多年，中国的外交战略主要是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指导。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渊源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思想。《宣言》把这一思想的基本内涵解释为：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各国无产阶级的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15]

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思想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主义思想，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联系在一起。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起，国际主义便是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新中国前30多年的时间里，国际主义也是中国的外交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期间，中国外交战略虽然也是以维护和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为目的，但是中国外交决策者更多的是从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视角来理解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在国家利益中更多强调意识形态、阶级利益。中国外交战略的目标是维护国家的生存安全、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并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战略途径主要是通过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敌人。

十二大调整后的中国外交战略，虽然仍包含一定的国际主义的内容，但开始把国家主义作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强调国家利益是中国外交的根本出发点，在国家利益中发展利益上升为国家的核心利益。调整后中国外交战略的目标是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战略途径是通过开展全方位的外交活动，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促进国家利益的实现。因此，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所具有的里程碑意义一样，中共十二大所确立的外交战略在中国外交战略发展史上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二）中共确立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真正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独立自主的力量。

中国实行独立自主外交战略克服了中国之前所实行的“一边倒”及“一条线”这类结盟或准结盟战略所存在的一些弊端，使中国能够切实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捍卫国家的根本利益。美苏两国的争霸是当时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中国对于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行径，不论发生在哪里，不论是谁，都给予了坚决的反对。这大大增强了反霸的灵活性和斗争效果。如苏联对越南在东南亚地区搞霸权活动的支持及对阿富汗的入侵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对此，中国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反对苏联的霸权行径，并把苏联放弃这种霸权活动作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两大条件。中国对于美国在加勒比海及南美的霸权行为也进行了批评。这就有力地制约了霸权主义和破坏世界和平的行为，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同时，中国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处理国家关系，把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放在首位，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坚决抵制任何有损于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行为。

（三）中共确立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为中国经济建设营造了一个相对有利的环境。在独立自主外交战略的指导下，中国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都得到了发展。

中美关系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两国关系总体上保持了平稳发展的态势。主要表现是两国领导人互访增加，从1984-1989年，两国高层互访不断。两国经贸关系也在不断加强，到1988年，中美贸易总额达到100.4亿美元，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占当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0％。[16]

中美关系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是两国在高技术、军事领域里前所未有的合作与发展。如：1983年6月21日，美国政府宣布放宽对华技术出口的新规定，将中国从美国出口管制类的P组国家改为V组，把中国列入了与美国友好的非盟国一类。[17]11月，美国政府又发布对华技术出口具体指导方针，同时宣布取消向中国出口价值达20亿美元的尖端技术产品的限制。[18]1983年9月以后，中美两国军事领导人多次进行互访。中美两军在兵种、军事指挥和后勤等领域的交流也逐步展开。其中特别是在1986年11月，美国第七舰队司令莱昂斯上将率3艘军舰访问了青岛，[19]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访问中国的美国舰队，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同时，中苏关系也逐步缓和，并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国政府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讲话，并在中共十二大的报告中对此做出了正式回应，表示：如果苏联当局确有诚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采取实际步骤解除对我国安全的威胁，中苏两国关系就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20]从1982年10月，中苏两国就消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问题进行了12轮的政治磋商。期间，两国关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发生在1982年11月、1984年2月和1985年3月葬礼外交，为双方高层接触创造了条件，进而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创造了良好的氛围。与此同时，两国之间的一些重要往来也逐步恢复。1984年9月，中国外长吴学谦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借出席第39届联合国大会之机，在纽约举行了会晤。[21]1984年底，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正式访问中国，双方签订了《中苏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和《中苏成立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的协定》。[22]1985年7月，中国副总理姚依林访问苏联，双方签订了贸易协定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23]1989年2月，经过双方的努力，阻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基本得到解决，同年5月，两国关系正式实现正常化。苏联作为一个对国际局势有着关键性影响力的超级大国，同时又是中国的邻国，中苏关系的改善使苏联对中国北部安全的威胁逐步减轻，这就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

中美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中国与美国结盟的西方国家如日本、西欧国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与他们、特别是日本经贸关系的发展，对于缓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资金、技术需求上的压力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随着中苏关系的改善，中国与苏联的盟国及友好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特别是苏联亚洲盟友如蒙古、老挝及越南关系的逐步改善，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开始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需要指出的是，本次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从中共十二大开始后，经历了一个持续发展过程，前面所谈新的外交战略内容的发展与完善即反映了这一过程。因而，本次调整的成效是逐步显现出来的，在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虽然开始与美国拉开距离，但“一条线”外交战略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仍然比较大，中苏两国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前8轮政治磋商之所以进展缓慢，苏联方面原因固然是主要的，但中美准结盟关系的影响也是一个主要的方面。80年代中期，本次外交战略的调整基本完成。此后，中国全方位外交取得的成就开始与日俱增。

四、结语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共对外交战略进行了调整，首次明确提出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其基本内容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 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包括结盟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建立和发展各方面的关系。这一调整是建立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国际格局的新变化、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及其发展方向、中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的深刻认识和及时把握的基础之上的。本次调整不同于之前中国外交战略由“一边倒”到“反帝反修”、再到“一条线”、“一大片”的调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战略发展史上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调整，它是中国外交战略思想、战略目标及战略途径的全面调整，由此而确立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中国经济建设创造了相对有利的环境。

[1]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6-377页。

[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5页。

[3]《黄华同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举行会谈》，《人民日报》1982年8月21日。

[4][8][9][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29、500、520、350、428页。 [5][13][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40、14、42页。 [6][7]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5页。

[10]《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62页。

[11][12][14]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页。

[15]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291页。

[16]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646、641页。

[17]《美决定放宽向我国出口高级技术产品》，《人民日报》1983年6月23日。

[18]刘连第、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页。

[19]《美国军舰抵达青岛访问》，《人民日报》1986年11月6日。

[21]《中苏外长将在联大会议期间会晤》，《人民日报》1984年9月6日。

[22]《姚依林和阿尔希波夫签署三个文件》，《人民日报》1984年12月29日。

[23]沈一鸣：《中苏签订长期换货和付款协定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人民日报》1985年7月11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毛泽东是条跟着卢布走的哈巴狗，后来要不到卢布了，就开始向美国转舵。邓小平是条跟着美元走的哈巴狗，现在要不到美元了，就向着自己的影子转舵——还厚着脸皮把这叫做“内循环”，就像毛泽东青黄不接的时候那样自嗨“自力更生”。正反饿死的是别人，养肥的是自己。

【18、解放军海空扩张必然死路一条】

《喧嚣的北京：1980年代中国文化启蒙》（荏苒 2019-02-24 ）报道：

毛泽东去世后的中国，经过短短几年的调适，就走出了文革的阴影，告别革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呈现出一幅令人惊奇的思想启蒙与自由民主的“阳春”景象。

现任中国国家主席王岐山，1980年代曾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之一，该丛书第一笔启动资金就来自于王岐山。

百花齐放的文化启蒙

文革结束后，中共党内改革派为清除文革遗毒，围绕如何诠释毛泽东思想，发动了一场全民参与的真理标准讨论。受此鼓舞，长期被压抑的中国知识分子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激情，进而发展成为一场全民思想解放运动。

文学领域得风气之先，以反思文革为名，揭露与控诉文革的“伤痕文学”，反思文革乃至前三十年一切政治运动的“反思文学”，缅怀逝去青春的“知青文学”等悉数登场，一批富有现实主义或批判性的文艺作品问世。由作家白桦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苦恋》，讲述了海外归国画家凌晨光一家文革中悲惨的遭遇，1982年还曾被台湾导演搬上大荧幕，并入围当年金马奖最佳影片提名，成为台湾反共电影最后的余晖。

文学领域的反思与批判，无疑为中国知识分子冲破文革束缚，推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后又一次思想启蒙奠定了基础。整个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掀起了结社热、丛书热、书院热、民办研究所热，探求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为经济与政治改革造势。

在中共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王元化、王若水、顾骧首先在理论上突破了禁区，提出了“人道主义和异化论”，王元化创办的《新启蒙》杂志虽仅出版了4期就被查禁，“新启蒙”之名却不胫而走。陈一谘等人则认为中国改革的关键在农村，1980年在胡耀邦支持下发起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后发展为赵紫阳的智囊机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仍从事农村研究的陈锡文、周其仁等人则划归杜润生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后发展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所，王岐山是首任所长。这些智囊机构对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发挥了重要影响。

走出体制的知识分子陈子明等人，更关注现实的经济社会问题，发起了“就业组”，后发展为中国第一个民间智库——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是1986年后中共政改在民间的推手之一。北京社经所1988年从中共党内改革派手中接办的《经济学周报》，很快就与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齐名，成为改革派的重要舆论阵地。

也有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出版丛书进行启蒙。金观涛、刘青峰主编了《走向未来》丛书，向国内介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艺术与文学的最新发展，王岐山是丛书编委之一。据《读书》前主编沈昌文披露，该丛书第一笔资金就来自王岐山资助的5,000元（1984年约合2,268美元）。

甘阳为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宣称“继承发扬传统的最强劲手段恰恰是反传统”，专注于介绍20世纪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李胜平、陈子明主持出版了《二十世纪文库》，丛书挂名主编则是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冯友兰、张岱年、朱伯昆、汤一介等成名已久的学者，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以弘扬与复兴国学为己任”，被称之为“新儒家”。

还有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以1988年央视制作的六集纪录片《河殇》为代表，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彻底批判态度，主张全盘西化。在掀起“河殇热”的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争议。实际上，自近代至今主张中国“全盘西化”的思潮始终存在，但历史与现实已经证明这是一条死胡同。

1980年代，在体制内外知识分子的合力下，思想解放之风吹遍中国，人道主义、自由民主、科学主义精神等思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社会呈现出一派文化启蒙的气象。

谢选骏指出：《河殇》的蔚蓝色，追随《神话与民族精神》的指引，推翻压在中国身上的共产党国歌《义勇军进行》鼓吹的“长城精神”，面向海洋文明进行全球扩张——而上述的“文化启蒙”竟说“这是一条死胡同”。由此看来，现时进行的“解放军海空扩张”必然也是死路一条，断无生还之理也！

【19、匪区的作家不会言语】

《回望<我们的80年代>》（2020-01-06 中国青年报）报道：

著名作家梁晓声、张抗抗、韩浩月今天下午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与《我们的80年代》一书的作者、编辑家汪兆骞，和读者共同回望1980年代文学的黄金期，思考当下，展望未来。

《我们的8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文人》所记的聂绀弩、王蒙、蒋子龙、陈忠实、冯骥才、路遥、梁晓声、张抗抗、莫言、铁凝、王朔、阿来等这些中国当代的文人、作家，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其人其文，见证了20世纪80年代的光芒与梦想，人性与文学的复苏和无限可能性……

“好的文学作品，是写人间烟火。”在现场，汪兆骞与青年读者分享了他的阅读经验和体会，“我在大学读书期间，就注重阅读并认真做读书笔记，参加工作后还不断地翻阅，这对我编辑工作和写作有很大帮助，收益终身。”

看到有很多青年读者关注文学与写作，梁晓声感到十分欣慰。他说，到场的年轻人听到今天的分享是幸运的，尤其是从事媒体工作的年轻人，不断吸取养分，有利于更好地提升自己。

张抗抗认为，汪兆骞的这本书“重现1980年代的光荣与梦想”，作者介入式的写作，读起来更觉亲切。“文学与人的关系是文学滋养人，人能创作文学。”在张抗抗看来，1980年代的启蒙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今天依旧需要重读1980年代“黄金期”。

作为70后作家，韩浩月认为，1980年代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精神对他有着深刻影响，阅读这本书也是寻找那个年代文学精神的过程。

谢选骏指出：我们的八十年代？这是语法错误。我来教教这些这些鬼作家，你们应该说的是“八十年代的我们”，而不是“我们的八十年代”。大家看看，这些共产党作家，连基本的中文都不会，却可以称霸于大陆文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不是国家，而是“匪区”。匪区的作家不会言语。

【20、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治！】

《中国印象：英国摄影师记录的1980年代光与影》（2019年8月8日 BBC）报道：

1985：5位打扮前卫的年轻人在上海外滩。

1984年，英国摄影师肖君（Adrian Bradshaw） 以学生身份到达北京，此后30多年他不断地以影像记录中国。不久前，他刚出版了摄影集 《门，开了：80年代中国》。这个摄影集从肖君拍下的两百万张照片中筛选出精华，记录了80年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及浮光掠影。

上海三轮车上的打伞男子（1985年）。

北京（1985年）：“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宣传标语正在被替换。

肖君说，当时庞大的红色宣传标语牌开始逐渐被外资的电器商品广告替代，虽然当这些电器在当时商店中还不常见。这是要表示，中国也开始买得起进口商品了。

1985年，上海小孩看到高鼻子的外国人的惊喜模样。

“当时中国还不常见到外国人，即便曾经是中国最摩登的上海。”

阿里（1985年）。早在1979年，阿里就曾访问北京，还受到了邓小平接见。

1985年，肖君担任拥有世界拳王头衔的阿里（Muhammad Ali）随行摄影师一周，那次经验让他决定定居中国。

肖君说：“当时我被交待担任阿里拜访中国的随行摄影师。阿里当时被中国视为可帮助北京在将来举办奥运会的对外宣传人物。”

北京马克西姆（Maxim's de Paris）餐厅时装秀——1985年法国皮尔卡登在北京马克西姆（Maxim's de Paris）餐厅举行时装秀。

“这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的第一场时装秀，观众的眼光与表情实在令人印象深刻。”

正开始发展的上海浦东（1985年）。

“当时大河的另一边还十分荒凉，连座桥都没有。现在上海有媲美纽约的摩天大厦，千百条道路，地铁以及隧道连接了这座城市。”

上海游乐园（1985年）。

“也许这些小孩，后来成为中国的太空人？当时没人想到这事会发生。”

一个随身携带的收音机引起众人围观。上海（1985年）。

“电子产品当年在中国是地位的象征，无论我到哪里，都有人问我手上相机的价格。”

合肥市集（1986年）。街头市场的大批商品大同小异，但买卖双方可讨价还价。

“这是市场经济开始实施的年代，当时的农民如果提高生产力，就能赚更多的钱。”

北京（1985年）。一名男子正跳入水中消暑。

“80年代还没有空调，气温有时高达40度，人们会在户外待到很晚，或是去玩水。”

1985北京紫禁城，演员在拍摄现场等待。

“我首次与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导演碰面，是他为末代皇帝来北京紫禁城勘景的时候。我们在城里行走，导演告诉我他从小就如何着迷那些旧王朝如何结束，而新的体制将代替前者的故事。”

80年代

肖君去年在英国的摄影展说，“1985年，我只有20岁，中国当时超过一半的人口都在25岁以下。他们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为中国发展注入了活力。”

作家查建英在整理80年代历史时提到，“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年代。”

她又说，“大家因为封闭了很久，觉得自己太落后了、需要补课，都是用一种恶补的态度在学习，充满激情和感谢。那些书某种程度上变成一种符号，代表了一种和我们以前几十年贫乏瘠瘦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套价值，这个价值是我们憧憬、好奇、想要了解、想要认同的一种东西。”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报道胡说1985年上海很少见到外国人，其实我1973年5月就在上海福州路的中国书店附近见到了许多趾高气昂的白种人，他们可以随意进出各种地方，而中国人却不可以——此情此景，使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推翻那个腐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治！

【附录、李泽厚是大陆思想界的活雷峰】

《李泽厚与 80 年代中国思想界》（《开放时代》2011 年第 11 期）报道：编者按：2011年9月3日至4日，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在北京大学临湖轩召开“80 年代中国思想的创造性：以李泽厚哲学为例”国际研讨会，三十余名国内外学者与会，李泽厚先生提交了书面发言。本刊以“李泽厚与 80 年代中国思想界”为题，择要刊发此次研讨会部分内容。顺序及标题为编者另拟。以下内容已经过大部分发言者审订，高建平、李公明、钱理群、黄子平先生未审阅其发言内容。开场白杜维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我认为我们这次讨论会很有意义，李泽厚提出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就是“该中国哲学登场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不要再追问中国有没有哲学，西方的宗教和哲学是分开的，和我们太不相同，将来中国哲学会怎么样，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救亡和启蒙是大问题，“救亡压倒启蒙”也是大问题，但是不管是救亡压倒启蒙，还是启蒙压倒救亡，我们不加反思地认为我们追求的启蒙就是西方的启蒙，以科学和民主为代表，因此“启蒙是救亡唯一的路”。这种思路需要扩大，还有很多人类不可或缺的价值必须认真考虑。还有一个“西体中用”的问题。这是李泽厚提出的观点，以西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为主导，讲的是体和用的关系，但跟张之洞所讲的不同。

再有关于转换和创造。不是创造的转换，而是转换性创造，这是个很深刻的问题。另外是儒学四期的问题。他认为“三期说”似乎有些过于简单，“四期说”是强调汉代的重要性。历史本体论的长处和短处在什么地方？“情本体”提出的问题是从什么角度出发？从经验变成先验，有没有可能？另外，能不能够从历史建构理性？能不能从文化心理积淀建立本体？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大问题。我想，哲学上有两个思考问题的不同方式：一种是综合考虑各种问题；另外一种就是集中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最后形成了一条有各种可能性的思路。李泽厚的思想框架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建构起来，经过转化创造，在回应他人的批评和自己的学术发展，自觉地重新修订，建构，我认为这在中国哲学界并不多见。我们组织这个会议，主要是想重新了解 80 年代思想界的创造性。而以哲学的创造性为主，李泽厚先生毫无疑问是一个重点。我们对他的学术进行同情的了解，同时也进行批评的认识，可以让我们回顾 80 年代波澜壮阔的思想状况，同时也可以为我们的学术和思想工作提供参考。一、80 年代氛围中的李泽厚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80 年代“文化热”：主流思想及其超越我们会议的题目是“80 年代中国思想的创造性：以李泽厚哲学为例”，我像中学生做命题作文那样，仔细研究了这个题目，它既要考虑 80 年代思潮的内容、特征及产生的背景，也要以李泽厚的思想为例子、为中心说明 80 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主要潮流和成就。

和这个题目有关的，我想以李泽厚为例评论 80 年代中国主流社会思想的得失，即成就与不足。我注意到，今天会议上谈的，都是李泽厚的成就，没有批判性的反思。而不谈不足或缺陷，我觉得是一种缺失。

我在提交会议的论文中论述了 80 年代思想界代表人物的时代局限，以及 80 年代之后直到今天，中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分析了后来的思想、观点在精神上对于 80 年代的继承，以及在内容上对 80 年代的超越。这种超越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我认为，只有在超越中发展的背景下，才能深刻把握80 年代的思想，包括李泽厚的思想，才能对他作出准确的定位和评价。我认为，因为中国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传统，因为刚刚脱离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时代背景，因为面临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任务，所以 80 年代思想界的主要任务是从思想文化方面为经济、政治改革开路。只有理解了“借谈文化讨论政治”这种大家都心照不宣的目的，才能理解当时为什么那样谈问题，恰当估量 80 年代思想界的创造性。如果脱离了这个语境，以中国近代大思想家、大学问家为参照，那么我们根本没有“思想的创新”可言。以纯粹思想看，80 年代大陆主要思想领袖、文化英雄的重大贡献其实借鉴了海外华裔学者和汉学家的观点，也谈不上有多少思想的创新。

李泽厚在 2006 年接受采访时说，80 年代的“文化热”实际上是以文化代替政治。大家带着很大的激情讨论文化问题，关注的其实是改革开放的问题。总的来说，80 年代思想理论界完成了时代赋予他们的任务，这就是破除以阶级斗争、专政理论或继续革命为核心的旧意识形态，大致树立了以人性或人道主义为旗帜的新观念，我就是用这个标准来看待 80 年代思想成就的，我的评价也只是在这个范围内，而不是以古往今来人类文明纯粹思想学术的标准。

80 年代思想最有高度和深度、最成体系、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无疑是李泽厚，这得益于他在理论上巨大的吸纳综合建构能力。我认为他的基本思想观念明显来自马克思，这使他的观点在 80 年代当时的总体水平上，具有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实际上 80 年代存在很多超前的思想，但是当时的总体水平没有能力接受，后来这些思想才会显现出来。李泽厚的思想基本来自马克思，只有这样，他才能被广泛接受、广泛赞扬。

不过，他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是在于，与其他思想家相比，他扩大了自己思想的资源，丰富了马克思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说，比起其他理论家，他没有画地为牢，而是从马克思主义阵地向外跨出了小半步。这主要包括：第一，他吸收利用了现代西方哲学的思想成果，比如利用卢卡奇、葛兰西等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来拓展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用结构主义来改造单因决定论和丰富认识论。

第二，他拥有相当丰富的中国思想史资源，这是其他思想家所没有的。

第三，他充分吸收了康德的哲学思想资源，将康德的主体性思想置于自己理论体系的核心。他摒弃了认为黑格尔哲学是西方哲学最高成就的旧说法，这种说法曾经统治我国哲学界很多年。虽然这一点对于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来说是常识，但是在中国当时的环境中，要提出这一点，需要相当的勇气和洞察力。记得当年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一个西方哲学研讨会，李泽厚提出“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引起震动。在中国，当时这简直是石破天惊之论。

第四，他把美学置于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位置，这大大增强了他学术的新颖性和丰富性，同时这也投合了一般人喜好文艺的气质。他受到广泛尊崇，与中国人喜欢文学艺术的气质有关系。李泽厚无疑是 80 年代对年轻一代影响最大的人，他自己也在 90 年代的一次访谈中说，80 年代每一个有思想文化追求的大学生，都是看他的书成长的。我要说，这句话基本正确，我同意，但是也有例外。而且我还要说，他的影响既包含了革新方面，也包含了局限性。李泽厚比所有人高，但是他的高度是一个时代的高度，这个影响既包含他思想的创造性、革新性，也包括李泽厚本人思想的局限性。我们《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一些成员专门讨论过李泽厚的观点，他在他的代表作《批判哲学的批判》前言中说，分析哲学和存在主义是当代资产阶级哲学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们感到这种说法很好玩，不知道李先生现在的观点是否还是这样，也不知道《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再版时是不是删去了这些话？李泽厚的观点被一些年轻的学者视为貌似新，实际旧，有年轻学者指出，虽然李泽厚最大的成就是提倡主体性，但他强调的是整体的主体性，而不是个体的主体性。当然我还是要说，年轻一代的观点、影响力远远不如李泽厚，因为他们大多还是刚毕业的研究生，还没有什么资格和话语权，但这绝不意味着李泽厚是 80 年代思想最顶峰的人物。

到了 90 年代，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思想文化也相应转型，社会中心问题从“要不要改革”，变成了“要什么样的改革”，公正问题牵动所有人的心；人们的兴趣也从安身立命的终极价值关怀转向了社会政治制度安排的原理原则，从人文修养转向了社会科学。90 年代思想文化最活跃的领域在政治文化方面，我认为，90 年代以后，思想界最大的进步是人们明确认识到宪政民主是未来要争取的目标。相比于 80 年代，90 年代之所以有这种巨大的超越，在于 80 年代的理论家在社会制度安排的原则问题上缺乏自己的看法，他们满足于《共产党宣言》中这句抽象空洞的话：“（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80 年代的文化英雄和思想领袖对政治改革的终极追求没有明确、具体的看法，说到最后，就归结到《共产党宣言》这句很空洞的话。这句话我们非常熟悉，它就只有这么一个模糊抽象的概念。

下面我具体分析他们的不足是怎么造成的。在我看来，以李泽厚为代表的 80 年代思想家的局限在于他们知识结构的偏颇和眼界的狭隘，以及教育经历方面的缺陷。80 年代的根本问题是政治，但是他们的专长在美学、文学方面，没有人熟悉政治理论，所以他们谈美学、文学及有关的问题得心应手，谈到政治就比较捉襟见肘，他们在这方面的思想资源很少。

80 年代的一些大家，如周扬、王元化等人是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当中锻炼成长的，其中还有人受到了延安党文化的影响。李泽厚、刘再复是上世纪 50 年代在新中国教育路线下受培养的，他们既不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也不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们对世界政治文明的进程是陌生的，对人类普世价值是隔膜的；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限于马克思主义，其中最有学问的人，涉及了一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社会主义，还有俄罗斯文学，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拿手好戏。他们使尽浑身解数想解放思想，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即超越了毛泽东主义，达到了马克思的原点。他们以为这就是人类思想文化精华的全部，却不知道自己翻筋斗并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他们对于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知识界在探索宪政民主时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是无知的，他们很可能没有读过萧公权、张佛泉等人的著作。而且他们未见得摆脱了 50 年代中国正统的意识形态，从而把胡适的自由主义传统看成是一笔正面的政治思想遗产，他们很可能还认为胡适是唯心主义者，甚至是一个反动的学者。至于研究借鉴现代台湾自由知识分子为争取民主宪政作的努力，这种工作不是他们做的事情，而是 20 年后下一代人做的事情。

现在，李泽厚不再是青年学生的导师，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说明中国进步了，整体水平提高了。当然，我还是认为，与许多人的断言相反，李泽厚并没有退下中国思想文化舞台。有太多人对李泽厚并不是那么了解和尊重，他们过早地断言李泽厚退下了中国历史舞台，李泽厚没有发言权了，我觉得不是这样。李泽厚最近的著作和谈话显示了他思想的敏锐性和现实性。他不再是导师，但还是一个充满智慧、关注中国现实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来自历史、经验、日常生活的智慧，这种智慧是很多在西方念了不少洋书的人在考察分析中国现实问题时根本没有的。李泽厚有来自传统、来自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文化的智慧，这些都无人可及，这使他在关于“国学热”、少儿读经、启蒙这些问题上有着清醒的看法。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喧嚣一时的时候，他为国人敲响了警钟。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院）：我觉得友渔有的地方对李泽厚不是很公平。我们应当避免那种政治中心主义或者政治自由主义评判的标准。如果把李泽厚讨论哲学的辩证智慧看作“妙不可言的戏法”，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思想论述的层次不同。对自由主义者很简单，作明确的政治实践的选择，到底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专制，什么是个人，什么是国家。而李泽厚讲的辩证的关系是哲学中的一些基本关系，最典型的是感性和理性。我们不能不承认感性和理性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不能说只选择感性或只选择理性。所以，不能够要求把任何讨论都还原到政治实践的选择上来比较。哲学的问题，就是比较复杂、比较深刻，越深刻的问题越复杂。比如个人权利的问题，自由主义以个人权利为本，但是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思想，就是在今天的自由主义内部也受到很多的辩论、讨论。我觉得不同哲学层次的讨论，应该开放、区别，这样可能对李泽厚更公平。

高建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形象思维讨论在 1979 年以后被重提的意义形象思维这个问题看似很小，其实曾经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可以这么讲，50 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到60 年代，讨论的整个大的脉络过程是从美的本质到形象思维。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李泽厚、朱光潜还是蔡仪？1966 年第 5 期《红旗》杂志有一篇文章，形象思维被宣布是唯心主义，违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猖狂向党进攻，这样一来，谁也不敢说了。“文革”后，1977 年 12 月 31 日的《人民日报》和 1978 年第 1 期《诗刊》同时登了毛泽东给陈毅的一封信，早已去世的老人给他老朋友谈诗的一封信。究竟有多大意义？意义很大，一下子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李泽厚写了三篇文章，蔡仪写了三篇文章，朱光潜写了三篇文章；一个月内，湖南大学编了形象思维的资料集，三个月后出版；九个月后，我们社科院钱锺书、杨绛等很多人全力以赴地干，九个月里面，关于形象思维写了 50 万字。那时候还是手工排版，非常不容易，但大家就是对它那么有热情。为什么？因为大家觉得终于找到了文艺界想做点什么事的抓手。“文革”后，我们怎么办？现在终于找到一个东西，毛泽东有一封信，找到一个抓手，大家想一起干。这个很重要，我们现在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形象思维讨论在这个之前，而且完全是在不同的层面起作用。关于形象思维讨论的基本内容，李泽厚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从形象到形象，不脱离形象，但是充满着情感在里面，充满着情感，不脱离形象，是形象本身的一种提炼。这个过程能不能不脱离形象？在当时思想的模式中，其实很多人私下认为，这个好像不对。“猖狂向党进攻”这个话是不是太尖锐？表象—概念—表象这个过程似乎不可违反，但是李泽厚是从形象到形象，中间不脱离情感，中间很多人争论，朱光潜有个微妙的态度，但是在 1978 年的讨论中，朱光潜在很多书中谈这个，朱光潜晚年花了很多时间就想证明这个东西。

后来形象思维慢慢过时，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很多人有各种不同的观点，这是对艺术本质认识的三步。一开始的时候，认为艺术是认识，归结为认识论：当把艺术看作是一种特殊认识的时候，形象思维的意思是把艺术看做一种特殊的认识；当说艺术不是认识的时候，形象思维过时了。这个时候，李泽厚发表了文章《形象思维再续谈》，对形象思维判了一个死刑，形象思维从此划时代地终结。李先生的原话是这样：“思维这个词在极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严格意义上，形象思维正如机器人，并非人一样。”李泽厚一直是形象思维最积极的倡导者，从 50 年代开始，到 80 年代，说形象思维是机器人，不和人一样，这样导致了形象思维逐渐的消退。当然这是一个过程，80 年代的“美学热”，走了一个相反的过程。50 年代、60 年代美学大讨论从美的本质到形象思维，80 年代是从形象思维到美的本质，形象思维被宣布为过时。这当然和一些认识有关系，对于形象思维的科学理解，能不能继续以人脑科学解决这些问题？当然这个和苏联体系有关系，但是是否需要这么彻底地走？

对于我们 70、80 年代所有的讨论，我现在很愿意回到一些细小的问题，看它们怎么过来的，我们重提 80 年代精神的时候，应该看它怎么过来的，我觉得形象思维被宣布不科学以后，逐渐淡化，实际上留下了丰富的成果，我们以后很多文学理论、美学讨论都跟这个有关系，比如第一思维和人类学的研究，直接导致人们对原始人思维的兴趣，导致后来对人类学的重视，一直进入到文学研究之中。尤西林（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形象思维论的问题，不仅仅是作为特定人文学科的文艺学论题，而且是涉及人文科学公理及其表达式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和苏联的特殊遭遇与政治深度相关。形象思维理论享受很高的政治待遇，主管文教的省委书记发表文章、进行宣判。在苏联，是以苏共中央书记处的规格讨论形象思维理论，对布罗夫的形象思维研究专著竟然有决议，以这么高的规格讨论，这是极不寻常的，反映了高度政教合一的体制下，对所有涉及思维核心的概念都要审查。理性的问题涉及意识形态本身的一个判断问题，他竟然敢在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思维核心概念之外有一个并列的，不需要政治思维，竟然通过形象也能够思维社会的本质，这是极为危险的，布罗夫理论跟赫鲁晓夫自由化有关，苏联十年后才承认他。

李泽厚在他最后那篇关于形象思维理论的文章结尾说了一句重要的话，这句话就是“形象思维不是认识，而是情感，艺术本质并不能以形象思维来判断认识”。他最本质的问题是情感，这个问题涉及情本体，实际是情本体非常早的一个表达。

高建平：重大的政治活动将形象思维放进了政治语境。当时，坚持形象思维，对于艺术家们来说是很直观的东西，后来受到种种打压。好在从俄国找到一些政治上正确的人，比如政治上正确的别林斯基、高尔基，这些人究竟有多重要，这本身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在苏联当时的语境中，他们政治上正确。但是提这些人，用他们的观点论证形象思维，是当时文艺理论非常现实的组成部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从朱光潜到李泽厚、钱锺书他们后来对这个词那么兴奋的原因，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某种心照不宣的东西。后“文革”的时候，大家用一个词改变我们整个文学理论的生态，怎样走出“文革”文学理论的话语体系，用什么方式，找到怎么样的突破口，怎么样往前走一步。

海因利希·盖格（HeinrichGeiger，德国天主教学术交流中心）：李泽厚：“大传统”观念与《美的历程》在 70 年代至 80 年代早期，也即在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慕尼黑大学学习汉学、哲学、中国艺术和考古学期间，中国对我而言是某种不真实的存在。因其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哲学传统和她美妙的艺术，我把中国理解为一个遥远而神奇的国度。当我阅读由文物出版社 1981 年出版的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中国美学研究》的时候，我如同进入了一个希望之地——一个熔铸传统与现代的美丽畛域。他的书让我这样一个西方人忘记了对 20 世纪历史的恐惧，我想对于中国人或许也有同样的效果。从《美的历程》中文版的出版到德文版受到德国公众的欢迎，即在 1981 年到 1992 年期间，我对中国美学的学术兴趣也发生了转变。一方面，当我发现李泽厚先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著述者时，我更增加了对他的崇敬之情。从 1955 年至 1980 年，他共发表了 36 篇论文，而 1981 年又有 4 篇论文问世；另一方面，也就是在同一时期，我认识到我必须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研究李泽厚先生的著作，当我阅读到1979 年发表于《美学》杂志的《康德的美学》时，我意识到了这一事实。1983 年，在一次题为《关于中国美学的几个问题》的讲座中，李泽厚先生反思了《美的历程：中国美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并且通过解释澄清了他的这部著作可以作为一次尝试，它试图揭示中国美学对今天世界的影响，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他的这次演讲发表在《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而此篇是其中我最欣赏的论文。为此我还撰写了《伟大体系的实用性：基于李泽厚的论文对中国美学狭义和广义的思考》。

再说李泽厚与康德。康德对美学的贡献在于他把美学提升到理论和实践的高度，或者说达到认知和道德的领域，李泽厚的著述也适用这一点。康德致力于确证自然秩序、道德秩序以及道德与自然和谐的观念。因此，对于康德而言，自然、艺术和道德领域对应人类经验中非常真实的三个领域：自然对应于知性能力，艺术对应于判断力，道德对应于理性能力。李泽厚在强调自然秩序和道德秩序的和谐上保持了与康德的基本一致。但是如果深入研究，我们发现他对美学的处理是非常儒家性的，这就意味着“自然”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独立于其他两个相互区别的领域即艺术和道德。根据儒家美学的看法，“自然”必须理解为道德和艺术成就的最高原则，道德和艺术在最高层次上就等于“自然”。康德认为人的直观能力依赖于对象的存在，并且只有人的表象能力被对象刺激才是可能的。在这一点上李泽厚的美学是非常接近康德的。在他的论文《论美感、美和艺术》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观点：美学应该建立在对“客观现实的美”和“人类的审美感和艺术的一般规律”的研究基础上。他强调说，这个事实与我们是通过逻辑或直观的审美方式无关，重要的是我们在事物与他人的关系中来看它们。而且“美的直觉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理学或心理学的概念”，在考察一个独立的人格时，它是一个社会生命以及文化教化的历史结果。

在东方的美学传统中，最高的知识是直觉知识，这种知识是前概念的。美的直觉一方面是通过分离与对象的主观自由，另一方面是由于脱离主观限制的自由而达到的。认识到这一事实，我们就能看到来自康德、黑格尔的重要影响，以及同样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对李泽厚美学的影响。在他的论文《论美感、美和艺术》中，他说“普列汉诺夫的传统应该继续”，美感必须服务于人类。依据我自己的看法，康德美学对李泽厚的主要影响在于它的普遍性概念。通过《美的历程：中国美学研究》这部著作，李泽厚提供了对于鉴赏判断力的普遍性问题的解决方案。李泽厚指出依然有某种东西能够作为普遍的指涉，也就是心理状态。这不仅仅指我个人的心理状态，而是与之有关的某种普遍性的东西，某种可以运用于你我的东西。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根据李泽厚的看法，审美主体的心理状态是在考察一个独立的人格时出现的，它是一个社会生命以及文化教化的历史结果。因为这样一个目的，他融会了马克思和康德。

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美的历程》与 80 年代文化启蒙当年作为大学生，《美的历程》这本书曾经对我有非常大的激励作用。我现在把我对个案研究初步的想法提出来，向各位请教。回顾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知识界的状况，人们有理由把李泽厚的著作放在重要的位置，无论我们今天学术界对这部著作的评价如何，他对历史的极大推动谁也无法否认。我翻阅了一下直到今天对于《美的历程》这个著作的评价，可以分两种情况：一个是继续介绍阐释这个著作的内容和思想，但是这阐释和内容的发挥没有更多创造性的问题意识显示出来，更多只是读者感想；第二，这本书当年出版以后，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影响了 77、78、79 级的学生，但是也出现一些问题，正因为影响巨大，有一些问题容易被忽略，我们应该研究每个历程的传播历史和思想效应。其中一个问题，我想研究他是怎么塑造我们 80 年代的读者群，以及怎么在中国形成这样一个思想效应的？更应该讨论的是，他所塑造的这样一种思潮，在 80 年代当时整个思想解放氛围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认为《美的历程》是 80 年代文化启蒙工作中最有代表性、最有哲学意味的文化启蒙。根据李泽厚自己的介绍，这本书写作的过程非常快，1979 年交稿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思考是 50 年代就开始了。《美的历程》应该属于 50 年代～70 年代中国文艺美学最高的阶段，它的写作、出版、传播，实际是中国文艺美学从 50 年代以来发展、反思、飞跃的产物，标志着 80 年代美学方面的最高成就。其后有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美学的热潮；第二，美学热潮之后出现的“文化寻根”。这构成了 80年代文化启蒙的工作。关于美学怎样与思想启蒙发生作用，我觉得是有两只手：一只手通向理论美感的区域，像关于美的问题、人性问题；另一只手拉扯的是生活的现实现象，包括服装、流行歌曲、发型等等。所以当我们谈到李泽厚《美的历程》具有明显的面向生活的性质的时候，我觉得对当时的年轻人而言，具有在生活里个体主观自由的解放获得了理性上的支持这么一个重大的作用。“文化寻根”谈到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怎么被推向思想的前沿，美学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平衡的作用，这既是面对西方思潮不断汹涌澎湃，对中国主体文化的支撑，也是在一种理性的、关于阶级、人性理论的带有非常审美感性色彩的思想，所以我认为在中国文化主体意识非常强烈的时候，这样一个审美文化无论如何不能被忽略。关于《美的历程》研究的重要性，我想到一个问题，在我们的艺术历史研究里面，它的的确确可以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当我们今天读美术史学，这么多年来我都把李泽厚《美的历程》介绍给学生。有很多教授，早期批判李泽厚“积淀说”的，说你这么做是不是表明当年的情结不能放下来？我说不是。我给学生推荐书目，并不是说里面所有的理论都是正确的，相反，我们必须了解当时的文化寻根，怎么样推向中国文化的主体，而美术部分是怎么起到应有的作用，我是关注这样一个知识形成的过程。关于《美的历程》的知识生产周期，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讲，非常重要。1980 年《大美学》发表李泽厚的《杂记》，我当时还在读书，读艺术考古学，选择了一个题目：《半坡纹饰的造型、演变》，当时我已经更多是从半坡的考古材料寻找依据，但是对李泽厚书里关于再现表现、写实符号的说法，怎么样也看不下去。我在我的课程论文里面，很认真地介绍了李泽厚思想，结合半坡的材料和阅读的经验，结果这个论文获得了最好的成绩。

三年以后，我到广州美院教美术史之后，我第一次教中国美术史原始时代部分，我就把这个书当年的阅读经验传授给学生。我在学生的论文里面，当发现对这个学说真的有个体经验阅读和反思的时候，我就欣然给了高分。后来我才发现，这就是一个《美的历程》传播知识的生产周期。我相信我的这种现象，在很多大学的中文系、人文学院、艺术学院的老师里，恐怕有一定的代表性。这样我回答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对于启蒙的反思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方面？我请问一点，我们怎么样寻找一种知识生产的场所，一个合适的支撑点？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学者的学术圈里面，作为一个理论，作为一个著作出版，这是远远不够的。当代的知识传承，特别是当一个学说要为民族安身立命的时候需要传播，这样才能成为人们愿意接受的知识体系。

从当年我们经历的这个周期来看，是不是有启发意义呢？当时我有这样一个说法：我们从这样一个走红的美学读本所经历过的完整的学院派的周期，这个周期是指从阅读到学习，再从学习到教学，完成了文化传播到知识生产的过程。这样一个事情，对于今后我们做人文科学或者人文方面的研究，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知识体系转化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通过知识的传承能够接受下来的事实，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后来，到了 80 年代后期，出现了批判黑格尔、批判李泽厚的思潮。当我们介绍公共理性的时候，我们自以为通过公共理性打倒了李泽厚，现在想起来，我们自己从 80 年代走过来的一个文化启蒙的问题，中国审美文化的主体性建立问题，远远不是依赖一个公共理性就能够解决的事情。所以现在重新看我读《美的历程》的过程，读书的时候接受，教学的时候一直作为一个学生阅读的书目，我觉得这里面包含这样一个过程。

关于对李泽厚的批判的历史文献回顾。1990 年 2 月，《明报》月刊发表我的《为什么要批判李泽厚？》。那个时候比较敏感，我用的是一个笔名，主要谈在李泽厚的思想学说、著作传播过程中，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对他的批判究竟起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对他个人而言，他会受到影响，比如淡出、各种活动的减少，甚至对他的心情都有影响。在思想解放时期，你无法想象不受到思想批判和围剿。当时批判他的文章很多，但是没有人专门把这些文本收集起来，这是李泽厚个案研究里面要做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应该重视他思想传播过程中对他的批判。

我重点说说中国审美文化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今天或者未来中国人在心理上安身立命的核心部分。《美的历程》的成功是否具有某种启示的意义？明末清初，从董其昌到“四王”，他们对传统的改写，这样一套理论，确实在明末清初表现出文化创造性。这个文化创造性表现在画家、文人终于发现他们所从事的艺术创作活动在精神上是什么意义、是怎么回事，认为不应该再用以前的画风、画像等外在的东西来约束自己的心灵。我觉得，这样的创造性问题，带来的就是一个主体性，所以，后来有很多西方学者对王原祁的绘画里面注重石头、山石的结构表示惊讶，他们甚至把王原祁称之为中国的塞尚，说这么具有立体观察能力和表现意识的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怎么能够培养得出来？我想这里很关键的一点，还是跟“四王”继承了董其昌精神上的信念，即对自我的信心，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

当我们在 50 年代以后，一直到 70 年代远期，仍然以批判董其昌、批评“四王”作为美术史最主要部分的时候，我们忽略了很多东西，也回避了很多东西，在绘画领域里面表现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创立和传承性的问题。这样，我试图把董其昌、“四王”与李泽厚的创造性工作做一个联系，当年董其昌、“四王”的时候没有学院派，但他们有弟子，他们拥有一种稳定的思想文化的氛围，保证这个东西成为这部分文人安身立命的东西。

到了清代末、民国初的时候，陈独秀他们看得很清楚，他们说，“四王”的命不革，中国画绝对没有前途。到了 80 年代的时候，中国画穷途末路这样一个论调的兴起，也同样是针对绘画文化领域里面某一种文化价值观念所发出来的一种误解的声音。

我刚才谈到，我如果继续做《美的历程》研究的话，我想就会把从董其昌到“四王”的个案与《美的历程》以及李泽厚的审美理想、他力图在中国文化里面所创立的主体性的问题，结合起来，我们就会获得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启示。为什么我们后来会那么拼命地批判董其昌、批判“四王”？直到今天，国内外越来越多人为董其昌和“四王”正名的时候，仍有很多人对他们思想的进步性表示不理解、不同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吴重庆（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从社会主义新传统看 80 年代中国思想界我在 80 年代是受惠于李泽厚先生的思想的。我想结合 80 年代的生活经验，回过头来看 80 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我主要是想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在 80 年代对传统文化的一片声讨声中，对传统文化深切同情并予以相当肯定的李泽厚先生的一系列著作，为什么会在当时一纸风行？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把 80 年代跟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有所连接，所谓承前理解。事实上在1978 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政策时，为了克服社会主义的危机，“改革”被塑造为新的意识形态，并在八九十年代逐渐得到大多数人的信奉，人们于是在有意无意间割裂了改革前后的历史联系，并由此确立改革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正当性。这妨碍了我们对 80 年代的理解。

我报告的题目是“从社会主义新传统看 80 年代中国思想界”。有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传统”？社会主义的新传统是什么？对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来说，从共产主义运动到社会主义实践，历时近一个世纪，从高层精英到基层民众，彻底地卷入，蔚为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社会运动。这么持久、这么广泛、这样深入的社会改造实践，即使激荡年代已去并遭污名化，也不可能不留下其履迹——精神遗产，即社会主义新传统。我试图将社会主义新传统归纳为：第一，诉求平等；第二，群众参与；第三，信奉社会的整体性改造；第四，追寻生活意义。经历过社会主义年代生活的人，或者是没有经历过、哪怕是在 1978 年以后出生的人，也多多少少带有上述四种理念，较为准确地说，它在程度上可能强烈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群，这是社会主义留给中国人的精神烙印。

社会主义新传统的四项内容是相互联系的，即在平等的诉求下，群众得以参与到社会的整体性改造运动之中，并由此确立个人的生活意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民来说，个人生活的意义总是与集体、国家、未来紧密相连，人们信奉人生的意义价值应该寄托在一个正确的历史方向中，或者正确的政治选择上，就是国家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方向，或者我们要通过个人的努力来推动这样一个方向。1978 年改革所确定的方向，使得人们一时间丧失掉了精神寄托，此前确立的人生意义被认为是错误的，这对敏感于追寻生活意义的青年一代尤其造成严重的精神断裂与意义危机。

基于平等的诉求，每个人都可以追问：我的生活意义在哪里？如果在一个传统社会里，社会有等级、有秩序，不至于导致每个人都问这个问题。但是对经历过社会主义实践的中国来说，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包括今天的中国人。在社会主义新传统的背景下，人们对生活意义的追寻则特别强烈。我们还记得80 年代初那一场卷入了三四千万中国青年人的人生大讨论。1980 年 5 月，《中国青年》刊出了潘晓的来信，追问“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潘晓在信里问的问题是，“我整个人生的寄托方向及支点没有了”。没有的话，我们经常会说，你不要理想，你作为一个很平淡的日常人，你去生活。潘晓说，朋友也靠不住了，父母跟我又有冲突，恋人也背弃了我。他即使还原到完全世俗的层面，也没有办法应对，人生的支点突然就没有掉了。

1980 年 6 月《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和《工人日报》开始刊登来稿来信讨论潘晓的追问，这个讨论持续了大半年时间，从 1980 年 6 月到 12 月。潘晓的追问在千千万万青年人中引起强烈共鸣，据说《中国青年》编辑部每天都得用几个大麻袋接收这场讨论的读者来信。可以说，人生意义感的失落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青年人的共同问题。

贺照田在《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见《开放时代》2010 年第 7期）一文中指出，面对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当时中国思想界没有很好承接并回应青年人生活意义感的消失或者坍塌的问题，潘晓的人生讨论被架构到新启蒙思潮中去理解了，没有触及困扰个体的精神深层问题。我想当时的伤痕文学、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讨论以及新启蒙思潮等，都只是在声讨“文革”时期的非人道状态及专制文化，可以说，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回应其实是配合了改革的意识形态，包括后来的《河殇》，也是要进一步确立改革的意识形态，认定 1978 年前后中国历史的割裂。

潘晓所代表的年轻一代人生意义感的失落是真切的，思想界却无心也无力接引。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泽厚的书，特别是《美的历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在一定程度上对应了潘晓提出的问题，部分地满足了年轻一代的精神需求。所以，尽管那时候思想界对传统文化的声讨也在同时进行，但李泽厚的书却广受欢迎。徐友渔先生提到，李泽厚《美的历程》的表述很有文艺气质，中国人又有文艺的倾向，很容易契合、对接上去，我觉得这是一个表面的判断。

关键是李泽厚在著作中所探讨的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心理积淀说”，给读者带来的阅读愉悦不仅是感官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个体似乎可以借助李泽厚所揭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在对传统文化的想象和神游中体会到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中国人，我们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熏陶、塑造下的中国人，还是有集体安顿心灵的地方的。当时我读《美的历程》的切身感受，就是这样一种感受，这种感受并非儒家讲的修身养性，而是安身立命。

也可以进一步引出，在李泽厚先生的著述中，除了启蒙的线索，是不是还有一种立命的追求在里面？套用他“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的说法，有没有“启蒙与立命的双重变奏”？走进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的大门，墙上挂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字匾。我个人现在的感受是，李泽厚先生在 80 年代的著作中反映出来的，多少带有点“为生民立命”的味道，他的文化—心理结构、心理积淀说，还有主体性实践哲学、情本论，多多少少带有重建中国人的意义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努力。

杜维明先生提倡启蒙反思，也有人提到我们要有一个“大启蒙”的概念。我觉得与其来反思启蒙、拓展启蒙，不如直接来说立命的问题。之所以需要反思启蒙，因为启蒙无法解决立命的问题，在现代性的框架下，人的精神安顿并无合适的处所。在反思现代性的今天，提出“启蒙与立命的双重变奏”，也许是合乎时宜的。

今天，在中国社会大面积溃败和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意义感丧失之际，谈到儒学复兴，需要更加突出儒学“为生民立命”的维度。从李泽厚先生的思想在 80 年代获得热烈回应的情况看，儒学如果能够展现其“为生民立命”的功能，那么，所谓的儒学复兴，并非不可能。

杨煦生（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1911 年之际，传统宗法社会开始崩溃，接下来救亡、抗日、国共，战争不断，这时候，精神性安顿的渴望被放到一个次要的地位。1949 年以后，主流意识形态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未来世界的描述，确实有很强的、为底层民众“解决”意义需求的作用。到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在原有的意识形态开始转型的时代，李泽厚的成功，一方面是审美问题对政治功利主义的超越，一方面就是以《孔子再评价》为代表的对传统意义的重新诠释，恰恰提供了一种超越原有意识形态的东西，并且在我们的无神论国度，发挥了一点指向某种“准精神家园”的引导作用，这可能是李泽厚在 80 年代被 50 后、60 后接受的原因。

1985 年是一个界点。《孔子再评价》是一个标志性的成果。但在“文化热”中，当时我们这代人对李泽厚的传统转向，还是有相当的不解的。读了《孔子再评价》，我们说，你正从一个中年哲学家变成中年儒家（这句话的原创权大概出自于英年早逝的历史学者林伟然），他哈哈大笑。我说我感觉你现在正为你的学说的世界意义在牺牲它的现实意义，他表示，我们将来看。

二、启蒙：超越救亡，告别革命刘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启蒙与救亡的变奏：孰是孰非？今天我想关注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启蒙与救亡。从当代分析传统的历史哲学来看，启蒙与救亡的变奏应该是一个“历史叙述句”，在一定意义上被作为中国近代发展史逻辑的归纳。大家都知道在 1986 年《走向未来》创刊号这个文章后部，他把“创造性转换”逻辑性反转为“转换性的创造”，认为这个创造应该通过社会体制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两方面来转换。其实很多人提出质疑，首先是知识产权不归他，应该为美国女学者舒衡哲，1984 年她在海外发表《长城的诅咒——现代中国的启蒙问题》，在里面更早提到救亡与启蒙冲突。当时关键词是“救国”，还没有用“救亡”这个词，她的核心观点是：中国第一次启蒙的时段是 1915～1921 年，中国启蒙不同于欧洲启蒙，特别不同于法国启蒙，启蒙的重点首先是摆脱封建伦理。后来她又提出一个“后政治”启蒙的问题。

更有趣的是，李泽厚把他 80 年代看过的英文资料都给我，我发现了舒衡哲给他那篇文章的复印件，这个复印件给他的时间是 1985 年 12 月 16 日，李老师读了这个文章，在重要的地方、讲救国的地方做了标记。而舒衡哲本人也声称，1982 年她在卫斯廉语言大学讲座的时候，最早提出这个东西，并且在 1986年正式的书里面，使这个观点确定下来，1986 年这本书正式出版的时候，她改书名为《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与 1919 年五四运动的遗产》。舒衡哲 1980 年在北大学习后曾见过他，1982 年李泽厚受邀到美国又见到舒衡哲，他们有很多思想的撞击，但是，李老师说过两句话，第一句话，说舒衡哲抄袭我倒是可能的；第二句话，谁抄袭谁的问题此后我跟她再见面，她从来没有说过这些事。但是我觉得事实就是事实，我们只能给出两个判断，第一个是或然性的判断，“启蒙救亡说”可能被异曲同工提出的可能性非常大，尤其是 1980 年始他们的几次畅谈，可能两个人有一个思想上的交锋，我感觉可能是一个模糊的共识，但1979 年李泽厚就提出了这个观点，当时还是潜意识，后来两个人用不同的观点讲述了这个想法。另外一个是必然性的判断。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启蒙救国，其实变奏这个说法，就是李泽厚说的，但是差异在于李泽厚更明确提出了压倒说，这是李泽厚明确提出的，而且从早年反帝成为压倒性主题，就是近代史一开始，他就明确确定救亡压倒启蒙，这是其一。

第二，李泽厚试图把这种压倒说贯穿到整个近代史发展逻辑当中，而舒衡哲并没有野心，现在我更加认为其实中国是一个未完善的启蒙运动，这是哈贝马斯的观点，就是现代性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中国的现代性更是如此。这里面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其实他们的视角不一样，舒衡哲更多是从历史到思想，而李泽厚更多是从思想到历史的不同的眼光。

但是我个人认为，其实在他们之前，美国汉学家史华兹在研究严复的时候，更早有了启蒙救亡思想的萌芽，从他主编的书《五四运动的思考》里面开始就有。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启蒙与救亡的历史逻辑到底怎么样？这就是从严复、邹容到陈天华，谁来启蒙、谁来救亡的问题。我们回到 1964 年史华兹的书《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那本书讲，在严复的关注中，占突出地位的仍是对国家存亡的极大忧虑，这些自由主义原则可能有它自己抽象的内在价值，但是引起严复最强烈反响的就是它作为达到富强手段这一直接价值。所以我们再回到严复 1895 年《原强论》当中，他也讲了很多类似的想法，比如他强调要富强压倒自由，外竞压倒内竞，其实质也是接近于我们说的救亡压倒启蒙。

但是从严复的论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救亡压倒启蒙，哲学上看，这到底说了一个什么哲学的问题，更高层次在说什么？其实，我个人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根本问题，对中国来说，我们到底要的是国家富强，还是个人自由？就是国富和自由哪个重要？这可能是近代以来思想史的核心问题，严复内心深处尽管选择了自由，但是他认为富强的目标在现实中始终是高于个人自由的。在情感上我们向往自由，但是在理智上我们毫不犹豫接受富国强民的基本目标，这恐怕是很多现代知识分子一个内在悖论的东西。换句话说，李泽厚的启示来自哪里？在中国大陆，启示来自反帝压倒反封建，这种观念李泽厚在 70年代末就已经形成，对反帝反封的阐释，可以看作启蒙救亡的一个基本的来源。特别是 1979 年《历史研究》第 6 期的《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当中已经非常成熟地表露了这种思想，这种思想从历史上来说，按照李泽厚的观点，表露为讲求启蒙的邹容与讲求救亡的陈天华之间思想的对峙，李泽厚在 1979 年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他的这篇文章后来修订很多，增加了这么一句话：如此紧迫痛切的民族种族的危机感，如此愤慨激昂的救亡呼声都证明了“救亡爱国”成为了压倒性的主题。如果说，在严复心目中，还纠结着我们要担当一个启蒙者还是救亡者的矛盾的话，那么，严复选择了前者，邹容想担当理想化的启蒙者，陈天华则是一个现实化的救亡者。

我们今天不必争论它的知识产权是谁先提出来的，我们更应该去追问，救亡和启蒙哪个理论对近代史有更多的新意，哪个对后代产生了更多、更重要的影响。但是事实在于，其实从严复开始，到邹容、陈天华，这些历史当事人都已经表述了这样的思想，而李泽厚这些人反倒是一些历史的阐释者。但是双重变奏的逻辑在于，启蒙在中国，从对立面来说，首先面对反封，进而从正面来说，才能实现科学民主、德赛先生的问题，而中国的救亡首先面对的是反帝，从正面来说有追求独立的民族解放的问题。反帝运动在近代历史上始终成为当务之急，然而，反封直到如今，这个问题恐怕还难以解决，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情况。

最后我想提另外一个新观点，也是李老师提出的观点，在五四运动 70 周年时，他提出“启蒙就是救亡”的观点。在中国，启蒙无非是对西方德赛先生思想的追求；而在西方语境中，更多和个人自由有关。在中国还有反封反帝的话题，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要获得解放和独立，需要民族解放的运动，首先面临反帝的任务，而反帝的最终目标不仅是民族国家（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走向国富民强，还有一个独立之后必然选择的“后发现代化”社会目标的问题，所以史华兹在一本书里面讲，启蒙时代关键的主流似乎在社会政治秩序中寻求人类困难和罪恶的根源。而它的乐观主义基于这样的假设：一个理性与自然协调的新社会制度能够建立起来。然而问题在于谁来建设？这是史华兹提出的非常重要的问题，谁来做启蒙者？在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观念当中，存在这样的基本共识——启蒙乃救亡唯一的途径，这决定了中国社会设计者在文化启蒙观念上一个方法论的缺陷，就是林毓生讲的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特别强调文化变革先于政治、经济等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和前导性。把现在我们 20 世纪 80 年代当做“第二次启蒙”，似乎也是证明启蒙在中国是一个正在进行时，启蒙并未结束。李泽厚在五四运动 70 周年时提出“启蒙就是救亡”的观点，他说如果过去革命年代是救亡压倒启蒙，那今天启蒙就是救亡，争取民主、自由、理性、法治，是使国家富强和现代化的唯一途径，他所期待的启蒙走向是多元、渐进、理性、法治。我们知道，近代史意义上所谓救亡就是通过军事斗争的手段和途径完成救亡，完成压倒启蒙的任务，但是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说甲午战争促进了维新变法，八国联军进京又逼出了预备立宪呢？显然历史是不会假设的。

我们看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统区，国民党统治还是有启蒙的余绪存在，而在完全军事动员的解放区，非常遗憾，缺乏启蒙的内容，但是从 1936 年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做了一个“再来一次启蒙运动”。在这场启蒙运动中，出现了两个倾向，尽管其主要思想取向都是与五四运动的情感主义拉开距离的理性主义。一个倾向是张申府代表的自由主义倾向，另外还有陈伯达代表的所谓新哲学派的倾向，这两者是不同的，但是为什么这场新启蒙运动很快就夭折了呢？我觉得恐怕还是当时抗日战争救亡的重任压倒了启蒙的主要任务，正如启蒙者张申府认为，这就是中国团结救亡、民族解放、争取自由、民主政治的时候，这个顺序，团结救亡、民族解放、争取自由，最后才是民主政治，这跟李老师非常类似。按照这个组合，救亡和解放较之自由和民主无疑逻辑在先。

另外我想如果理解启蒙，我们再扩大视角到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说其实启蒙有两次，第一次是古希腊，第二次是 18 世纪。他说欧洲启蒙，后来的 18 世纪面对的对象是宗教，启蒙时代往往成为宗教批判的代理，但是除了对待宗教态度之外，欧洲启蒙还有一个重要的对象是科学，而科学在古希腊和文艺复兴之后，在 18 世纪的再次启蒙当中，角色是恰恰相反的：在古代，启蒙最终导致了对科学的反对；在近代，启蒙则完全依赖于科学。

中国式启蒙的特殊性在哪儿？中国式启蒙一方面没有宗教性的困扰，我们更多使用实用理性的文化去做事；另一方面，我们虽然在口头上接受科学精神，实际上接受是何其难也！进一步来看，特殊性更在于，无论中国是启蒙什么、如何启蒙，都要面对传统文化积重难返的问题。所以说，无论是创造性的转换抑或是转换性的创造，这恐怕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很多最基本的问题。

但是，在救亡基本任务完成以后，继续革命不但没有使得启蒙被推动下去，在一定时期内，却使传统的旧意识继续登场，比如说“文革”十年，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启蒙不彻底的结果。我写过一篇文章《如何重思文革的基本矛盾？》，在启蒙的意义上，不仅启蒙者，还有被启蒙者的自我建构变得非常重要，这样就回到康德意义的启蒙——掌握你自我的理性。

当代中国进行的启蒙在很大意义上，恐怕是回到 30 年代，而不是回到五四运动，那已经夭折的新启蒙文化，个人自由问题在中国仍要放在集体背景上来解决我们原子主义的问题。救亡在今天的意义上，我们说“启蒙就是救亡”，这个“救亡”已非解放或独立意义上国家民族的救亡，而是指向一个更新意义上的文化救亡。另外市场经济在逐渐建立，民主体制也在逐渐完善，但即使这些任务都完成之后，什么样的中国社会才是一个“中国性”的社会？照此意义来讲，“启蒙就是救亡”所言说的还是一种很理想的乌托邦的状态，其实他还是期望着在国家富强和个人自由之间做到一个相互的补充而已。如果我们再看李泽厚的思想，如果我们不把它放在一个思想史的语境上，而是放在哲学史的语境上，究竟如何定位李泽厚？特别是从比较哲学的角度来看，李泽厚最像西方的哪一位学者？我个人觉得李泽厚最像杜威。我把他看做是中国 80 年代哲学思想界的杜威。为什么这么讲？第一，从经验论上，他们都反对先验主义，但是杜威讲的自然经验主义与李泽厚讲的自然人化，杜威的经验的自然主义与李泽厚讲的人的自然化是何等相似。

第二，从社会观上，杜威和李泽厚都以人类物质生活作为基础，但是杜威强调有机体与环境互动的反射弧，李泽厚强调社会客观性的集体实践的历史进程。

然后是在实践观上，杜威强调实践的“做”与“受”的统一，李泽厚强调实用理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普遍必然的生产实践。

最后是符号上，杜威强调把符号作为集体意识，而李泽厚也关注动作思维和符号生成。不同的地方是：杜威强调以生物适应不同的环境。

李泽厚超越杜威的地方在于：第一，强调制造工具本源，从而使实用理性具有超生物性。

第二，强调历史积淀和文化对心理的积淀，从而走向人类学历史本体。

第三，设定“准先验”的物自体作为经验和信仰的来源，这个是他通向儒家的地方，他拿这个与本土儒家的“天道观”做了一个最终的接轨。

所谓“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想法可以再往前推 30 年，去年李老师回来的时候，给我一个手稿。作为第一个读者我觉得这个里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的源头，他所有的哲学根源在这个手稿里面出现了，后来他叫《积淀论手稿》。李老师是理论上的轻骑兵，论证的时候，没有那么深入。在这个早期手稿中，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学的唯物主义，这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源头。他在里面大量使用“实践理性”这个词，但并未用“实用理性”这个词。第一次提出了“积淀”这个概念，但是有一个括弧，“积淀”是“积累沉淀”的缩写。他大部分的哲学思想都来自这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恐怕要上推 30年，但李泽厚本人并不认同人道主义的观念。这个里面有一个尚未出现东西，就是“情本体”，尽管在他 80年代的书里面已经出现了，但这个是他晚期的思想，这个不是实践理论的思想。正是情本体思想，使得李泽厚认为这个恐怕该出场了，正是它代表中国哲学该出场了。

干春松（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李泽厚，告别革命我从两个角度来讨论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说。一是他对康有为的讨论，二是他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讨论。

从我自己的阅读来看，在思想史上，李泽厚最看重的人，或者说他持续发生兴趣的人可能就是康有为。对此，也可以从他对自己学术历程回溯里面得到印证。他说他从 1950～1958 年主要研究兴趣就是康有为和谭嗣同。1958 年他出版了《康有为和谭嗣同思想研究》，在 80 年代以后，他看上去把注意力转移到美学上，但他依然对康梁的思想有很大兴趣。

1980 年前他写了一篇《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文中比较了康有为、孙中山对中国发展道路影响的不同。这篇文章还没有完全脱离前期康有为的思想研究的范式。1990 年之后出版的他与刘再复先生的对话集《告别革命》一书里，他们大量地提到康有为。2006年，李先生还发表了《漫说康有为》，对康有为的思想做了粗线条的评述。我做这个回溯，目的是要说明，从 1950 年到现在漫长的研究过程中，康有为几乎是他经常在写、在谈论的一个关键人物。值得提出的是，他谈论的方式在不断地变化，这个变化，他自己也承认，即 1950～1958 年的讨论的主题词是革命和改良，立场是褒革命和贬改良，即要说明革命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虽然，他比同时代的许多人更同情改良，为此还跟汤志钧先生有过争议，但是他的基调就是褒革命、贬改良。他有很多分析特别有那个时代的影子。比如他说，康有为代表地主阶级的思想，采用了当时流行的阶级分析方法。由此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康有为的阶级立场导致他不能摆脱传统的儒家思想对他的禁锢，因此他的政治立场必然倒向改良，反对革命。

但是在 1980 年前后，在发表于《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一文以后，他开始不断地反省他早期对康有为的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文革”以后，他对康有为的评价是越来越高。他认为康有为所选择的是英国式的改良方式，这种方式可以避免暴力革命，保持社会相对稳定和和谐，避免由革命所造成的破坏。与推崇英国革命相比，他所要贬低的是法国革命的方式，因此，他对不同的启蒙形态进行了辨析，即对苏格兰启蒙、法国启蒙方式的辨析。从这样的角度来展开对康有为改良思想的讨论，具有巨大的超前性。现在，很多人阅读康有为著作的时候，没有太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完整地阅读康有为著作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康有为有长期的流亡和游历的经验，他去过英国、法国、希腊、意大利、美国、墨西哥等国家，其中，墨西哥的经历对他刺激很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从美国和墨西哥的不同发展程度看到，落后国家单纯地模仿西方发达国家并不必然导致国家的富强。通过墨西哥的例子，康有为坚定了他一直坚持的推崇改良、反对革命的社会变革方式。康认为，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变革的方式，不应该采取急遽的、破坏性的方式。李泽厚在 80 年代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是对康有为的重新认识。当然康有为有一部分论述没有被李泽厚注意到，就是他对德国经验的了解，使他一直坚持“虚君共和”是中国的合理的政治形态。德国的经验让康有为觉得，有俾斯麦这样的宰相很重要。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康有为内心的期许，他自己的期许，光绪皇帝可以是一个很“超脱”的皇帝，但是他只要作为“君”的位置性存在就行了，而他自己则期待成为俾斯麦这样的宰相，这样的搭配，可以让中国变成一个后发崛起、超越英法的局面。这是康有为的看法。

李泽厚对康有为的评论，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他对中国思想版图的描述。在李先生的思想史谱系的划分里面，康有为被他视为是中国自由思想源头，而不是一般所说的严复。李泽厚除了早期短暂认为谭嗣同在哲学上比康有为更深刻以外，80 年代以后，基本上肯定近代中国最深刻、最有洞见的人就是康有为。

当他把康有为作为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源头的时候，他同时又描述了他自己和康有为思想的关联。他说康有为是“西体中用”思想的先驱。他举了一个《大同书》的例子，说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强调，现代工业生产重视社会经济生活，因此，决定社会本质的是生产工具。《大同书》中强调家族、国家对于个人幸福的破坏，很大程度上，与儒家重视家族的传统不同。我这么说的目的是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李泽厚认为他是康有为“西体中用”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的话，那么，李泽厚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思想谱系中呢？他到底是不是愿意把自己划到 80 年代自由主义思想的脉络里面？吊诡的是，自由主义是早期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支持力量，我们能否把一个支持“虚君”的、坚持儒教的康有为与猛烈攻击他的陈独秀他们放入同一个世界谱系中去呢？

从李泽厚对康有为研究的一个线索里，我们还可以引出一个线索，就是康有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因为，所有的近代史作品都会将《大同书》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联系起来。李泽厚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议题，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里面，有一篇五六十页的长文《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那篇文章里面，他对 1976 年之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分了三个阶段：1918～1927 年、1927～1949 年、1949～1976 年。他认为 1918～1927 年，当时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和李大钊。李泽厚说那个时候，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中的唯物论思想，但是同时掺入了民粹主义、道德伦理主义和实用主义。他说道德伦理主义和实用主义成为以后几个阶段重要的基调。1927～1949 年，这个时段所设定的代表人物是瞿秋白和毛泽东。李泽厚认为这个阶段和第一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即这个阶段特别强调辩证法，这个时期，毛泽东写了大量的哲学著作，比如《实践论》、《矛盾论》等。在这个阶段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主观能动性。1949 年以后，他认为毛泽东继续强调主观能动性，但是毛泽东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跟实践层面的一些实际有所疏离。这导致了毛泽东的思想里缺乏了经验层面的制约，这就是毛泽东对能动性的强调缺乏限制。另一方面，毛泽东的思考越来越倾向于思想道德层面的问题。

李泽厚讨论这样一些问题，显然不是为了单纯地梳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而是要展开自己的理论创造，他将之命名为“改革的马克思主义”。

他认为中国和世界一样，都在发生变化，所以需要有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他分析了改革开放初期几种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论域。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另一个是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还有一个就是当时逐渐开始传入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他认为这三种马克思主义，包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都不能符合当时中国的需要。他指出，当时的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发展经济，所以，当刘再复问他，“改革的马克思主义”的提出是否有主动为邓小平改革路线做论据的时候，李泽厚表示承认。他承认就是要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做理论支持。他认为邓小平的好处在于强调“吃饭第一”，把中国人吃饱来代替毛的“造反有理”的一套，而且在方法论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中国传统的心理和思维方式的体现，即实用理性的体现。

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历史观建构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冲突。一方面，他特别强调历史决定论，就是在什么样的阶段，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另一方面，他又肯定主观能动性，强调主体性哲学那一面。认为个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很重要的作用。这样，历史决定论和个人的作用就呈现出尖锐的矛盾，历史阶段有不可逾越性，但依然会强调个人在历史创造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个历史的创造者。这样一个框架里面，他发展出一套他的历史本体论的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概念是“度”。目的就是要在历史的规律性和个人能动性里面，找到一个平衡，这个平衡就是度，这个度是实践理性的表现，这个度不是先验的、不变的、绝对的理性，而是理性和经验之间的一个复杂的混合物。从康有为和“改革的马克思主义”中，李泽厚自然地得出，中国的发展是要告别革命，提倡改良。他也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路线图。他认为中国发展循序渐进地体现为四个阶段：第一是经济发展，第二是个人自由，第三是社会正义，第四是政治民主。这个路线图是受到批评的，他在《告别革命》一书里面，有很多具体的论述。这四个阶段受人质疑，是因为他把经济发展和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分开，分为不同的阶段的东西。对这样一个说法，李泽厚做了一个辩解，他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保持国家稳定非常重要，因此政府干预和思想自由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的度。这样李泽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必要的权力体制，所以我觉得，当他宣扬英国式的改良，就是有一个君主存在的时候，令人感觉里面有一种强调权威的东西，这种自由不是真正英国式的自由主义。

李泽厚认为，中国的发展要告别革命，之所以要告别革命，是为了让社会获得一种平顺、良性发展轨道。但是我的疑问是，如果经济发展不能有效导致其他改革目标的实现，那么如果社会正义和政治民主、个人自由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得到顺利的展开，或者说，当某一种权威阶层没有继续改革动力的时候，那么，革命是否也可以是一个选择呢？这个问题，是我本来想问李泽厚的问题，可惜他现在不在现场。伍晓明（新西兰肯特伯雷大学）：启蒙救亡都是大话题，也都是大话语，我有一个担心，如果我们接着这个命题说，不能够跳出一步的话，我们整个思考会从根本上受到局限。为什么这样讲？救亡的话语只是当时的（各种意识形态）话语之一，如果李泽厚现在开始更多地肯定康有为，就是说他想当时也可以不革命，当时并没有那么危急的救亡问题，或当时中国也可以有一条不同的路，那么李泽厚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开始质疑了所谓的救亡话题，因为救亡话题当时是一个话语。不应该将这个话语等同于对现实的“客观描述”，假使真能有所谓“客观描述”的话。救亡话语在那儿说，中国即将亡国，但是否如此？究竟哪些问题？多严重？中国要亡到什么程度？如何救？这些是我们首先需要考察的问题。这个救亡话语本身首先需要被问题化、复杂化。

启蒙这个概念，至少在汉语语境里，也是一个需要首先问题化和复杂化的问题，我们的“启蒙”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你可以说是科学、民主，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这个话语本身还是需要首先来解读。我们如果想讨论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我们今天能不能既接着这个话题说，又能够跳出这个话语？它其实有意无意地给我们一种限定，这是我的担心。这只是我的一个评论而已。刘悦笛：在表面意义上，救亡启蒙与“告别革命”是两个相互对峙的东西，但其实内在逻辑是相通的。最开始的时候，尽管强调救亡压倒启蒙，但是思想重心仍在如何启蒙上面；到了提出“告别革命”理论的时候，内在诉求就是不希望革命影响启蒙进程；最后就是“启蒙就是救亡”的观点，直接将启蒙与救亡等同起来。李泽厚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一个纯粹启蒙者，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启蒙者。另外一个与杜维明老师直接相关，我们怎么反思启蒙？我认为，我们不能抛掉启蒙，而是要“扩充启蒙”，然后把中国的要素放到里面，走向“大启蒙”才是明智之途。我们还是在启蒙中，现代性尚未完成，启蒙需要中国的拓展，而不是中国的消解。

杨煦生：中国现代性面临的一个巨大缺口，就是在器物、制度这些层面之外，还需要某一种精神性的立法。在西方，这种精神性的立法，在康德的实践理性、黑格尔的自我醒觉（如果我们分解一下 Selbstbewusst-sein，那么“自我醒觉”显然胜于通译的“自我意识”）层面，有基本明确的基督教背景。而在中国，这个背景却不甚明晰。所以，李泽厚的意义，除了今天谈得很多的救亡、启蒙、革命这些关于社会历史转型的问题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对精神性层面的执著。他的矛盾，在于在“吃饭第一”、“工具制造”优先、“造反有理”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他自己也特别强调的问题，那就是关于内在精神性的建立的问题。

李公明：在李泽厚研究过程的里面，当年提出来的救亡、启蒙这样一个概念，当时的讨论已经终去，今天我们讨论，李先生提出问题，你是不是还坚持一种道德革命，坚持启蒙救亡这种东西的时候，真的有同样的概念混在一起的危险？所以我倒不觉得，你应该提出问题，如果李先生在，你会问他，你现在是不是坚持“告别革命”，因为革命这个概念已经很复杂，你问知识分子是告别革命还是支持革命？他会首先问你这个革命是什么语境中的东西，应该问你在现在目前价值判断的立场怎么样，至于怎么样改良，那是第二个问题，所以李泽厚研究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把过去的思想延续到现在和未来，分出不同的时段，这个必要性相当重要。

杜维明：在“五四”的时候，因为亡国灭种的忧虑，所以要救亡。今天面临的是道德沦丧、市场社会，跟那时候所讲的确实有语境的不同。另外，关于杨煦生讲的内在精神性建立的问题，韦伯讲得很深刻，韦伯一生考虑最多的就是宗教问题，尤其是宗教在现实政治经济中的问题。但是，他自己承认对宗教他是“音盲”。可是我认为他有强烈的终极关怀，有强烈的精神素质。可是他的精神性和终极关怀是隐性的，外人不易察觉。

为什么我现在认为“救亡唯一的道路就是现代西方的启蒙”大有问题，应该说有两大问题：第一个是终极关怀问题。马克思主义不强调修身哲学。我认为冯契最大的贡献之一是“智慧说”，就是把儒家的修身哲学和马克思的社会实践结合在一起。我所考虑的问题，不是有组织形式的宗教，而是指宗教性、精神性追求。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认同问题。我是谁？我们是谁？今天族群、语言、地域、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常常都与认同有关。可是现代西方的启蒙心态对宗教和认同问题的了解很不够。三、李泽厚哲学的张力与创造性杨煦生：李泽厚的当代精神史意义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个场合，把一些跟李泽厚相关、受到李泽厚启发的问题提出来，向大家请教。

昨天谈到李泽厚的定位问题，杜维明先生讲到，李泽厚是“做哲学的，而不是研究某一种哲学的”，他是一个以生命从事哲学活动的人，这种说法很准确。自从“哲学”这个词在现代汉语中出现，就从来是一个名词，没有动词和动名词形态。我们知道，在德语中则有动词形态的 dasPhilosophieren。孔子所谓的“志于道”者，大概最接近这种意思，可惜在现代汉语中没有一个相应的简明的表达方式。一个从事哲学工作的人首先该是一个“志道者”。把自己的生命置于这么一种情态，让生命成为这么一种跟时代共同历险、共同焦虑的过程，正是李泽厚的特点。应该说这个特点不少学者不同程度地都具有，但是其表现形态却是各异。因为在现代，特别是我们这个专业分工貌似很森严的科层化时代，思想家型人物、思想者都往往得先拥有一个貌似学者专家的职业。古往今来，“思想家”都并不是一个职业，而在现代学界，哲学家一般也往往只能以某一种哲学的研究者的身份出现。80 年代以来，学界一直经历着经商、从政、乘桴浮海、脱离体制走向民间各种浪潮，一直经历着分化。当然还有很多人坚持在原来的思想领地和专业领地上。这些人中，有很多人成了专业教授、成为专家，而有的人只是在“专家”的面具底下从事着他们的思想活动。这是典型的现代现象，在这个意义上，李泽厚是坚持得最好的思想家。他拒绝或者回避了非常多的东西，他一直从事着坚韧的、甚至可以说是悲壮的思想活动和哲学活动。

我想讨论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在李泽厚思想的统一性和丰富性之间，从其思想在特定时代语境中的广泛社会效应的角度来考察李泽厚独特的思想命运，以此透视李泽厚的当代精神史意义。在这次会议的讨论中，我有一个印象，我们更多注意一个比较统一的李泽厚。当然有一个“吾道一以贯之”的李泽厚，他本人也非常强调思想的连续性和一贯性。然而，作为李泽厚的学生，从 80 年代以来，我一直更多体会着的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李泽厚，并且作为他的思想成果显现出来的很多悖论，起码在他目前的精神努力中、在当前学术界的努力中，是未必就能够立刻得到解决的。这种悖论色彩，从表层看，首先与李泽厚的丰富性紧密相关，或者一体两面。而正是在此基础上，李泽厚的学术活动和思想活动获得了奇特的广泛社会效应。自从 80 年代至今，李泽厚的思想命运一直如此。不像很多学者的工作，只在一个狭窄的专业学术圈内发生效应。李泽厚在此特别幸运——假如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思想界的状况，自 80 年代直至今日，我们很难找出提出这么丰富、不是立刻可以解决的问题的思想者。正因为他的这种丰富性跟矛盾性的紧密纠结，使他的思想成果和思想活动，成为一个我们无法回避、必须直面的问题——假如我们想清理当代的思想史、当代的思想问题的话。我认为，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会议之所以召开的一个重要动因。

为什么李泽厚有这种罕有的幸运（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幸运又是这个时代所有真诚的思想者都共同享有的）？如何在总体的时代语境中理解这些？我总是品味陈寅恪在王国维墓前那一句很突兀的话，“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什么偏偏是三千年？为什么不是两千年（秦汉以降）？为什么不是两千五百年（从孔子以降，换句话说，从轴心期的“轴眼”以降）？陈寅恪的话可能不是一个很准确的表述，但大略而言，以三千年立论，指的应该正是西周时代。假如我们从陈寅恪的话出发，中国文明自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我们不妨把所有这些理解为广义的社会规则的确立和制度建设，理解为一种人向社会立法的行动，为社会、个体生活提供意义、提供归属感和家园感的活动——礼乐制度以及与此同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成为中国文明的制度范式。到了 20 世纪，这一切全面坍塌崩溃了。以前汉季佛教东来，唐代景教、伊斯兰教入华等等，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导致冲突和碰撞，但无法改变中国文明的基本范式。独独 20 世纪，所有的痛苦和危机都被西来的现代进程毫不留情地放大了：一方面是制度性的冲击。从 1912 年的民初“约法”，到 1949 年开始的“土改”，1958 年的“人民公社”，到 1978 年的改革开放，这个古老文明制度层面的方方面面都面临崩溃和改塑。一方面则是与制度危机紧密关联的意义危机。从生存哲学和宗教哲学的角度，意义危机可能与人类相始终。但是，20 世纪中国的意义危机的惨烈程度，我们不妨想想梁巨川和王国维，便可窥一斑。

所以，可以这么简单地说，不管自觉程度如何，20 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任务，事实上一直是两端——立法（Gesetzgebung，为现代转型进行制度建设）和立义（Sinngebung，为生活世界建立意义）。对制度难题和意义危机的问题意识，应该说在 80 年代重新萌发并日益明晰化，这才有“文化热”和“美学热”以及在 90 年代的延伸如“国学热”和“自由”、“新左”之争等等。就问题实质而言，不论 80 年代也好，90 年代也好，都不过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中不断刷新的制度问题和意义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李泽厚穿梭劳作于美学与思想史、康德与马克思、儒家传统与西方课题、历史与伦理、心理—情感本体与社会—工具本体、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这些表面上非常难以调和的论域和论旨之间，并不断彰显强化这些问题。而对所有这些问题最集中、最简便的表述，就是他“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的“三句教”。从专业哲学的角度，这“三句教”疑窦甚多。什么叫经验变先验，怎么变？历史怎么建立理性？心理如何成为本体？这三句话、三个命题，本身都包含了大量悖论式的难以逾越的东西。这背后大概可以让人窥见他的雄心——把制度建设和意义设定都融于一种思想努力、一个体系之中。

我们想用一个世纪甚至是用数十年的时间，重蹈或者跨越西方几百年的进程。我们用这么短的时间，自觉地或者被迫地面对整个西方、世界史近现代以来提出的所有问题，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很窘迫的问题，这也是李泽厚特别幸运、特别矛盾的地方。现在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李泽厚“解决”了这些问题中哪一个，而在于，他的思想活动，让所有这些问题的矛盾性、悖谬性困扰着我们，成为社会和大量的思想者必须直面的问题。作为一个思想者来讲，他的思想历险有此社会效应，意义就非常巨大。这像王国维的“可信”与“可爱”的问题，一直困扰着 20 世纪以来的诚实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李泽厚以他的敏感、他的理论洞见、他的坚韧，不断变换各种方式回到他所关心、所提出的问题，根据当下特殊的语境，不断重新面对这些问题。正是这样，他把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很多矛盾和困境不同程度地凸显了。从专业学院哲学的角度，“工具本体”和“情感本体”的问题，的确很难论证。当然很多地方可能不够明晰，并且他的努力，多多少少有点悲壮的地方——他致力于把各种不同的论域聚拢在一个体系里解决。不论其悖论色彩有多浓，我个人认为，李泽厚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融合康德与马克思的尝试（这里的“康德”和“马克思”都不妨看成一种便于表述的象征符号），以及在中国当代语境中将马克思主义传统与中国的儒学传统进行创造性融合的努力。用李泽厚自己的话说，“要用中国传统来融化马克思、康德（把他的先验理性改成经验通过历史累积而成）……并用中国传统来丰富它，这非常重要”（李泽厚、刘绪源：《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8 页）。具体从学理上说，康德哲学把人类的整个精神能力分成感性（Wahrnehmung/Sinnigkeit）、知性（Verstand）和理性（Vernunft）三个层面，又把纯粹理性与科学认知、实践理性与道德立法、判断力与审美能力相对应。在德国观念论的传统中，关于“人”的批判和探索，是从一个观念的理想角度出发的，这一部分在康德的体系中是静态的，也就是说，康德把人类的精神能力以一种理想化的、体系化的和结构化的方式展开。非常粗疏地说，李泽厚将马克思与康德融合的努力，在我看来，其“秘密”正在于：第一，通过马克思（以及为马克思提供了动态历史时间逻辑的黑格尔）将康德的那种具有典型观念论色彩（idealistisch）的理想的“人”历史地加以展开。所以他坚信，经验是可以变先验的，人性的先验结构终究是人类历史实践和工具制造历程的作品。故而有所谓的“历史本体论”或者“哲学人类学的历史本体论”。第二，将荣格宏观的“集体无意识”观念和“原型”理论与皮亚杰微观而动态的儿童心理建构历程的理论相融合，个体生命的心理进程与人类总体的文明历程是可以互相契印的。故而有了“积淀说”和近年来特别集中讨论的“情本体”问题。李泽厚用这种马克思／黑格尔式的方式，把萦绕康德终身的那个伟大的“人”的问题通过心理学给历史化了。他对历史的痴迷执著，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强悍的历史信仰。他对先验问题的距离和警惕，跟这种信念息息相关。

在用中国传统来“融合”、“丰富”康德与马克思的重要论旨的这个方面，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他的“思想史三论”，“美学三书”，以及《己卯五说》也成为一种很独特的东西。李泽厚三卷的思想史论著，为什么不用“思想史”，而用“思想史论”？为什么《美的历程》不是一部一般意义的“审美意识史”而是一部“审美理想史”？我们不妨先简略断言，在这个领域，李泽厚开辟了一种精神史的范式，尤其以《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和《美的历程》作为标志。与他的清醒的历史意识相应，中国文明的古老精神历程，一直是在动态的建构之中。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李泽厚是一个普遍主义者，甚至还多少有点他自己所警惕的文化本质论的色彩（如果我们粗陋地对待《试论中国的智慧》这样的篇章的话）。所有这些，注定了李泽厚的思想成果不能不充满悖论式的矛盾。正也是这种矛盾，使他常常成为我们的一个问题，他让我们跟他遭遇了很多很难逾越的沟壑，这是他最大的问题，也是他最大的幸运，这也是李泽厚今天之所以成为问题的意义的所在。如果我们从学理的角度，发现了李泽厚思想成果中的悖论色彩，那么这种学理上似乎悖谬的思想建构，恰恰泄露了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生活中的有待克服的巨大的悖谬和荒诞！正如李泽厚所坚信的，所有这些都必须由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活动和社会实践来回答。谢遐龄（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哲学——从理论理性进展到实践理性以李泽厚为例讨论 80 年代中国思想的创造性，要偏重于大陆改革开放引发的思想解放的创造。如果聚焦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到底创造了什么东西呢？非常凑巧，今年年初，《上海文学》连载李泽厚和刘绪源对话集的几个部分，这个对话集取名是《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李泽厚以他非常敏锐的眼光提出我国哲学界近年千呼万唤的中国哲学。看 80 年代的创造，聚焦点是创建当代中国哲学。80 年代创造性的意义是接续前辈的创造。

之所以叫做接续，因为早有前辈创立，中间又中断了。那么谁中断了？借用冯友兰先生的子学—经学模型，我们假设，中国哲学中断是被新经学所中断。新经学的意图是担当中国哲学，虽然新经学不足以挑起这副重担。加之它的排他性太强，导致中国哲学的发展中断。李泽厚当时发表《批判哲学的批判》，他表现的创造性，挣脱了新经学狭隘的眼光，通过与世界思想家广泛的对话，接续了中国哲学的创建。因为这个题目具有根本性意义，应该说本人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很粗浅，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或许过分大胆。为什么一定是讲哲学呢？因为这么多年观察整个社会的演变和思想的发展，我认定，哲学问题如果没有解决清楚，许多问题的根本性判据就无法确立。所以说，哲学研究是能把中国社会面临的困境理清楚的基础。

哲学，我认为，现在我们要跳出“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国哲学应该涵盖中西，而高出中西，类似于康德对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综合。他对二者的综合是创立先验论，超越它们。这个综合不是把两个加起来，而是提出一个新的东西，涵盖二者。现在我们要建立的中国哲学，应该是这样一个，既不是中体西用，也不是西体中用，而是比中和西都要高的东西。

所以，要综合所有已知的世界思想的资料，尽可能寻求一个统一的完满解读这个资料集的方案。哲学应该是活的，所以我粗略地分成三个大端入手：一个是怎么看待知识，就是我们面对的世界，特别是妥善解读中、西两方的哲学资料；再一个，既然是中国哲学，就是汉语的自我反思，这个汉语是当代的汉语——因为通过语法和数理化教学，汉语和国民思想已经掺杂进大量西方因素，大大西化、面目全非了；第三，就是对我们现在的生活、人际关系或者社会各项制度有清楚的了解和洞察，充分认识到中国社会结构的西化程度。这三个方面，都应该在哲学研究中得到重视，充分表现。

五四运动以来，民主、科学深入人心。“民主”二字引发无尽量的争端。民主一词比较简单，当代生活已经扩展为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和公民社会四项。前三项已经得到文件的承认，公民社会现在也正在写入文件的过程中。当局步步接受，耗力巨大，成就不小。但是我们换了衣服，身体没有法子换。接受了名词，是不是会有实际的变化？我觉得这个问题就聚焦在一个问题，涉及启蒙到底是启什么蒙？在我看来，这个启蒙的要点是有问题的。启蒙本应该聚焦于实践理性，但是我们以往的启蒙并没有抓住这个要点。所以，我发言的副题就是怎么样进展到实践理性。

从大家都看得见的事实观察，我们知道，今天中国国民堕落的速度非常快。其原因就是只有理论理性觉醒，没有实践理性觉醒。我举一些经济学家的代表言论说明。有的经济学家认为，道德就是掠夺者通过角力行动达到彼此相容共生的平衡状态。这些经济学家看道德，完全是从理论理性的角度，全然不知实践理性。李泽厚的创新和贡献有两点很突出：一个是解释马克思的思想，强调了实践；第二是突出主体性。我认为李泽厚的《主体性论纲》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

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在当时起了极大的解放思想作用，但也有令人感到遗憾的地方。在这本以讲康德哲学为题的书里面，讲到马克思的实践，对实践做了阐释，篇幅不少，但是重点讲制造工具的实践，有心理主义倾向，表现出来仍然是理论理性的色彩较浓。突破的同时，没有完全挣脱旧体系的影响。对马克思的误解从列宁开始。列宁称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而成，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序里面明确讲，研究经济范畴，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要用抽象力代替二者。这个学说是从康德区分自然、自由两个领域的学说发展来的，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上来就区别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把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经济学结合在一起。而按照列宁的说法就是要运用以显微镜和化学试剂为代表的理论理性思路研究社会历史问题。这个理解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深。毛泽东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以阶级斗争解释历史。这是局限在理论理性的领域看问题。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代表作应该是《资本论》，讲劳动生产社会结构。这是他早年“异化劳动”学说的实证化，就是把“异化”这个哲学说法，实证化为经济学理论。马克思经济学（也可看做社会学）是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法哲学中的一部分延伸、扩展出来的，这属于实践理性的领域。但是李泽厚当年没有涉及康德的法权哲学。李泽厚的书中反复强调劳动，在克服把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为阶级斗争史方面有积极作用，但是未涉及法哲学，对实践理性的阐述不够。

《资本论》第二章讲交换，一开篇大谈意志，充分显示马克思思想的德国唯心主义基础，表现马克思的深厚哲学功底：马克思正视实践理性。但是，我国对自由意志（也就是实践理性）阐述是不够的，以致到今日，我们一般的老百姓把自由理解为为所欲为地满足欲望。而康德对自由的阐释是指对感性、欲望的管制。这是对实践理性的了解，在我们这儿很少有人知道。

《实践论》也是一个代表。《实践论》有大智慧，主要是两句话：一句是讲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还有一句是讲要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必须亲自参加中国革命的实践。这是《实践论》主旨所在，继承了中国思想传统，前面一句话是禅，后面一句话是从禅语化出来的。所以这里面运用的心智能力是直感判断力。然而，《实践论》这篇文章是用洛克知识论的语言叙述的，也就是说，是从理论理性的角度讲的。可见我们整个的哲学思考只知道理论理性，不知道实践理性，更不知道直感判断力。实际上直感判断是我们思想的传统，关于这一点，牟宗三先生“智的直觉说”讲得相当清楚。相比李泽厚，牟宗三讲康德哲学突出实践理性，对大陆产生了积极影响，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讲中国思想，从我们大陆人的角度，是统一的中国，所以也必须把牟先生包括进来。杜维明院长把牟先生的研究介绍到大陆，对中国哲学有很大的贡献。

所以 80 年代，中国思想在哲学上最大的进展，是从只知道理论理性扩展到了解心智能力三分。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起了重要的开启作用，然后牟宗三著作被介绍过来使得人们对实践理性有了具体、细致、深入的理解。我想，80 年代的创造性是不是可以认为是从理论理性进展到实践理性？关于主体性问题。当时人道主义、新启蒙风行天下。有位马哲派的学者说，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观点。为什么呢？“以人为本”可以作为政治理论，但是它不是政治学的理论，更不能作为哲学理论。哲学要求从根基建构理论。我们现在接受西方逻辑哲学的思路，要求出发点是简单概念，不能是复合概念。人不是简单概念，而是复合概念。所以人不能成为哲学的出发点。当时的各种论点，最好的还是李泽厚的主体性说法，但是这个说法，还不够高。黑格尔在《法哲学》中讲主体时说，主体也可以是动物，人格、人格性是更高的概念。从哲学看，需要进一步解决的是，承载主体性的主体是什么？主体是怎样建构的？主体怎样进展到人格？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认真的解读。这涉及启蒙的方向。在这里又碰到实践理性的问题。主体的建构在康德是实践理性自我意识。“意识”这个概念按现在的翻译，其实译成“观照”更好。自我意识就是反观（观照自身）。实践理性反观自身就创建了道德主体。康德这个学说和阳明思想的“良知返照”高度一致。牟先生把阳明良知返照说发挥得很透彻，对中国哲学建设是重要贡献。但他误读康德，是其不足。

所以道德主体之建构，回过头来讲，中国的启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现在讲启蒙有一个误导，好像晚清才有启蒙。我认为从程朱理学开始就是中国人的启蒙时代，宋明新儒学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它的最高成就就是良知自我反观。这与实践理性、自我意识基本相当。中国思想家那时就追求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主张的人格性相当的良知明觉。我们 80 年代以来这点没有抓住。80 年代讲思想解放，现在我们要提的问题首先是：如果 80 年代是新启蒙，这个启蒙要挣脱什么？要追求什么？解放思想解放的是什么？是解放了思想，还是解放了情欲？改革开放的动力是神性还是魔性？我们现在反思回顾的时候，要提出这样的问题。

尤西林：李泽厚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现代转型我们喜欢用文化讨论概括 80 年代，但是实际上，文化讨论涵盖有政治文化，政治有一个很集中的领域，就是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作为执政党的政教合一形态，具有社会存在的性质，并不是纯精神的意识形态。80 年代发生了历史转型，这个变化表面看是执政党自身的意识形态变革造成的，包括我们熟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内问题的讨论，但是重要的是，在整个讨论和这样一个变化过程中，有一种新的话语方式出现，这个就是我要说的人文科学公理问题。这种人文科学公理逐渐取代了意识形态的独断论裁断模式。这一历史转变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执政党的现代化具有同样根本的意义。我要强调的是，从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发展生产力，这一执政党意识形态具体内容转变固然关系根本，但是，意识形态话语方式的转变比意识形态内容的转变更为根本。而人文科学公理并非意识形态的派生物，它比意识形态有更深层的现代关系。这也可以表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现代转型。在这一转型中，人文科学学者在一定意义上比意识形态专家起到了更加重大的作用，李泽厚即是一个代表。李泽厚通过美学意义论（情本体）、社会存在论（工具本体）、现代性人性论（主体性）哲学，以及将人文学科的专业性与现实评论出色融合的思想史研究，深广影响了当代中国人文科学公理的话语方式，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现代转型的代表性人物。

传统上，前现代威权的意识形态，类似于中世纪社会生活和精神结构的体制政教合一，在“文革”达到了顶点。“文革”之后，80 年代文化讨论的显著现象却是大量学科的知识传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大量引进，其实质意义不仅是要取代极“左”意识形态内容，而且为包括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思维提供现代的表达方式。而在此之前的意识形态专家和领袖对马克思主义解释权的垄断独断，却是党内与全社会的权威表达方式。苏斯洛夫的意识形态解释甚至可以威胁到勃列日涅夫的总书记地位。但是在 80 年代出现了以学术史的方式陈述论证问题，这成为包括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文化的话语方式。21 世纪今天的中国公共话语已经普遍援引学科学理，这是当代中国公共话语最重大的转变，也是 80 年代文化讨论主要的贡献之一。此前由于权威意识形态占据着人文科学位置，不仅具体的、特定的人文学科如文学、艺术、宗教学、伦理学不独立，而且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如遗传学、心理科学也没有独立地位。所有的学科都被意识形态直接或间接支配，作为一种最终根据，所有的学科都要回溯到意识形态，以之来说明本学科工作的根据。这个情况远超过梁启超所说 20 世纪初叶思想界巨无霸的进化论。当人们以学科专业的方式来谈论社会问题，就实现了吉登斯所说的专业学科承担社会思考判断与政府决策根据论证的现代性转变。

80 年代所有的学科知识引进背后都有对现代化有作用、有意义的价值取向。这样的时代精神会聚焦到中世纪政教合一结束以后现代社会一个结构性的精神文化定位，那就是人文科学作为最高的价值的指引。它潜在指导着各门人文学科，然后又由人文学科对社会科学包括法学和经济学这些学科的价值规范，以及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运用，构成了社会意义的有机体。这样一个变化，我们知道发生在 19 世纪末期，出现了 Geisteswissenschaften，狄尔泰、胡塞尔到海德格尔强调 Geisteswissenschaften 的“科学”性质，其意向是，在中世纪以宗教来对人心进行教化和管制这种不言自明的地位被取消之后，还是否可能存在超越了原子自由主义所导致的虚无主义的一种更高精神追求和社会统一体的东西？这已成为西方反思现代性的领域，如阿伦特、哈贝马斯所强调，康德美学实质要完成一部政治哲学，而这个政治哲学就是通过审美共同体，然后达到社会的克服自由主义原子涣散状态，使它达到一种更高的统一。这个在晚清民初已经是明确的意识，从王国维、梁漱溟开始，梁启超一直到蔡元培。李泽厚的特殊影响力和他的美学主业有一定关系，他和高尔泰使美学在中国现代转型中成为激进的一翼，所以他成为“文革”之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重建的关键人物。我去年曾经在一个会议上提及，他类似卢卡奇在西方的地位。当然，审美救赎主义自身在今天已经受到反省。

我注意到，包括余英时先生，国内外学者不喜欢谈人文科学。林毓生先生讲，人文学科绝对不可以叫人文科学，这当然是强调人文思想抗衡科学主义的特性，但在上述德国思想界对科学理念的坚持中，它不是牛顿、伽利略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人文主义最早以德文在 19 世纪出现，其对立面不是神学，而恰恰是与经过现代化洗礼的自由主义神学结合的产物，作为现代性反思，他们面对的是工商科技主义，他们反对科学独占王冠，而强调把“人文”叫科学，不是自然科学为范型的 science，而是费希特知识学所强化的 wissenschaft。Geisteswissenschaften 结合了诸多人文学科而是复数，它继承了希腊以来哲学爱智的终极真理的信念。如果在现代性的时代，没有终极真理的信念，就会堕入原子个人主义的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人文科学并不能取代宗教，变成一个命令式的教义，而是吸引人们进入对最高境界的向往，必须有这样一个理念方向，而不可以降格为特定专业性的人文学科。“学科”的拉丁词本来就是支撑自然科学的概念。

有一个可能会引起的问题，意识形态的终结，使我们的执政党进入现代执政党的轨道和发展，但大家会说现在禁令性的东西越来越多。其实今天的禁令已经不具有韦伯所说的“魅力”，它是技术性对策行为。这一变化起始于胡乔木的文献，那个文献就是关于人道主义的批判，这个文献是一个转捩点，也是整个80 年代文化讨论的转捩点。这个文献实际上在继实用主义以一种弱化和消极的方式放弃威权意识形态之后，以一种强势、相反的方式要维护第二国际式的意识形态，不允许把它解释为以人为本的价值本体人道主义，但在否定了马克思人道主义的理想后，也就失掉了崇高。“马克思《手稿》热”与“美学热”同时迅速衰落，此后才出现了“文化：中国与世界”，思想界从美学与马克思主义大规模转向了西学，然后出现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这也是一个小的标志，是对审美救赎主义的终结，转向了基督教即现代性的精神渊源层面。

这两个事件的勾连关系，表面上造成意识形态威权性的衰落，但是却为执政党开辟了一个更光明的前景，那就是，不是再作为前现代的无限威权意识形态的政教合一统治党，而是作为一个现代的执政党，即作为有限责任的政府，以人文科学公理论述方式阐释与指导社会意义。但若放弃这一基点也就仅仅成了行政机构而不再是政党，人文科学公理化程度已成为执政党避免韦伯所说的现代化行政科层化结局的关键，而马克思的人文理想则是执政党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性质的意义制高点。当然即使威权意识消失了，中国仍然没有摆脱精神的危机，这就是我们面临着西方一样的更加深重的现代性带来的虚无主义的问题，正因为这样，人文科学的使命并没有终结。

刘康（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李泽厚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我们说“80 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创造性：以李泽厚为例”，其实李泽厚不是为例的问题，他是中国 80 年代思想的一面旗帜。借用福柯的说法，他是一个话语的发明人。李泽厚发明了一种说话的方式，但是他对于语言问题一直很纠结，有抽象的层面也有具象的层面。一个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就是，李泽厚的思想通过什么语言来传播？我今天发言题目是《李泽厚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李泽厚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可比性？我讲的是可比性的问题，不是他与西马学者的交接。李泽厚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交接非常少，他曾经跟西马代表人物杰姆逊讲了三个小时，但基本是各谈各的，没有交接。我的第一个看法是，应该把李泽厚作为一个思想家来理解。他是一位跟马克思永远纠结在一起的思想家，不管是“后马克思主义”还是“新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脱不开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是李泽厚思想的根基，是他思想的烙印。他自己从来不否认，一直说自己是后马克思主义。他这个看法跟西方马克思主义说法比较一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语言表述上都说他们是后马克思主义或者新马克思主义。李泽厚思想产生的时代环境、时代背景，或者他的语境是什么？他在那个语境下发明了什么话语方式？这是我们今天来理解李泽厚的一个重要角度。我们要把他的知识做一个历史还原。这种还原切忌从某种抽象的“普世价值”出发，来挑剔李泽厚的局限、偏颇、狭隘，说他不懂宪政等等，这就像指责孔子为什么不会发微博一样荒谬。李泽厚的文本很复杂，有不同层面的社会文本、政治文本。各种政治运动、社会思潮都需要作为文本来解读，要通过文本解读的方式来理解他的复杂性。这么多文本中，有很多漏洞和缝隙，要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来分析。李泽厚在某种程度上像福柯，经常在各种各样文本缝隙中间钻来钻去，思考一些大的问题，福柯在别人看来莫名其妙的事如精神病、性变态等找出一些很有意义的东西来反思西方文明和现代性。李泽厚不搞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他喜欢宏伟叙事、大叙事，比如提出实践主体、物质实践、工具制作、吃饭哲学，这都是大事。我们怎么定义李泽厚？他就是一个提出很多问题的话语发明家或曰思想家。这基本上是福柯的一个说法，如果我们参考后现代思维角度的话，思想跟本质的东西要靠话语才能串联，思想肯定是一个行动的思想，是话语的社会行动或社会实践。我的第二个看法，李泽厚的话语的特征是什么？他的话语不是一个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话语，而是一个审美—历史的话语。他把哲学的问题、人类的问题审美化了、历史化了，他用一个审美眼光讲历史，从历史的角度讲政治、讲社会。李泽厚提了很多问题，从哲学思辨和逻辑推论的角度、从形而上的抽象哲学学理角度来看，他的许多论断确实是经不住推敲的，但是他的思路不是这种“纯学术”和抽象思辨式的，他的思路是审美、历史的。大家耳熟能详的李泽厚的著名观点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大家都在不厌其烦地争论是救亡压倒启蒙还是相反？救亡和启蒙的二元对立是不是太简单化了？几乎没人重视“双重变奏”这部分。但在我看这才是最有意思的部分，涉及这一话语表述的形式和结构。这里他用了一个音乐的比喻，音乐话语是艺术和审美的话语。“双重变奏”这种音乐、艺术、文学的比喻在 80 年代的“文化热”里比比皆是。大家在提出很多重大问题时，往往都用文艺的比喻和修辞。比如风靡一时的艺术性、政论性的电视片《河殇》，你可以说它学理上不严谨，但在 80 年代“文化热”中的作用巨大。80 年代末的政治风波跟这种激情澎湃的话语形式难道没有关联？李泽厚毫无疑问是审美和文艺性话语的发明者。最后要讲到李泽厚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应性。如果有对应，是什么？首先，李泽厚实际上关心的都是当代问题，是一个社会积极干预的思考者。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他不是个哲学家，他对所谓哲学、所谓本体论或终极关怀等的思考，都是从现实社会的问题出发。李泽厚是中国少有的最具问题意识的思想家、理论家。用美国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杰姆逊的话来讲，李泽厚关心的是理论，而不是哲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杰姆逊认为理论关心的都是当代问题、实际问题，哲学研究的是思辨和抽象的问题。李泽厚针对都是中国的“文革”、五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在这点上，李泽厚的思想路径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平行相似就好理解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从卢卡契开始，关心人的异化的问题，到后来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问题进行批判，一面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另一面批判斯大林的专制独裁式的苏式“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西马的重要思想家阿尔都塞指出，他的理论思考本身就是实践，是通过理论思考来干预社会变革的实践。

西马与中国有没有实际的交接？当然有。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鼎盛时期，中国与西马有非常密集和深刻的思想交接。这就是 60 年代～70 年代，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思想成了西方社会风潮的主导思想。现在在西方活跃的思想多半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其中有这么一批人，即福柯讲的话语的发明家，在 60 年代～70年代都是左翼的社会活动家，是激进的青年学生。福柯、德里达、杰姆逊，最后回到书斋，回归校园，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问。但实际上他们关心的问题永远是一个当下和历史的、政治的问题。需要一提的是，在这些左翼思潮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另类的普世价值，跟其他另类的激进思想一样，挑战、质疑西方现代性普世价值。

现在要讲李泽厚。他的思想在 60 年代～70 年代跟西方左翼思潮并无交接。但他的思路总体上跟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相似，值得我们关注。他们有没有局限？在结束时，我讲一点他们的局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是：他们自始至终一直走的都是批判、否定的道路，他们从来没有提出积极参与社会重构，他们觉得自己在社会革命运动上失败了，结果退回书斋里，他们选择了体制化、边缘化的道路，很多时候沦落为行为艺术的表演者，街头卖艺的状态，如这些年在西方和中国都很火的齐泽克，基本上是个娱乐化的学术明星。

李泽厚也走了一个边缘化的道路。他是自我流放，这当然跟中国的现实政治有关。李泽厚现在也在与时俱进，但他提出的问题与当下中国社会有多大关系？另外一点，李泽厚虽然是话语的发明家，但他的话语远不够强大，因为他的话语没有形成一个体制、一个制度。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阿尔都塞、法兰克福学派到齐泽克，全世界都在传播、讨论他们的思想，这是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话语传播机制或学术机构。西方话语在今天的世界依然占支配地位，但李泽厚比较可惜，他基本上丧失了这个机制。这个是李泽厚所处的时代的局限，不能完全归结于他自己。我一开始就讲李泽厚的思想靠什么语言来传播？哈贝马斯的思想翻译成各种文字在全世界学术界广泛讨论，中国有没有这样的思想？今天在世界上孔子的思想引发了新的关注，四五十年前毛泽东的思想很流行，但就学者而言，中国今天还没有一个人的思想引发世界关注。

李泽厚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八十高龄的人，思想依然是三四十岁的状态，睿智而有锋芒。他现在提出来一个新的说法：中国哲学要登场。这个说法很与时俱进。我们现在中国要登场了，哲学要登场，究竟怎么个登场法？安身立命？新儒家？还是后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强求李泽厚先生，毕竟他创造的是 80年代的话语，而不是现在一个更加复杂时代的话语。

刘悦笛：李泽厚这个人，从思想比较的角度到底像谁？刘康老师说像福柯，其实恰恰不像偏执的福柯，李泽厚本人也说福柯较之马克思太过浅薄，而他更像强调社会根源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但如果从他思想的“总体性”上来看，他更像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者卢卡奇；如果从 80 年代“思想导师”的地位上说，他更像法国存在主义思想家萨特；如果从哲学的“实用理性”角度来看，他则更像杜威。还有人说他像中世纪的一个思想导师阿伯拉尔，是思想寥落时代的孤星。

李泽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让哲学走出语言牢笼（书面发言）上次你问我答，讲了好些我思想几个阶段之类，其实几十年来，一直萦绕着我的，是如何突破语言的问题。

20 世纪是语言学的天下。卡尔纳普反对形而上学，把哲学归结为句法研究；维特根斯坦把哲学弄成语言用法的纠误；分析哲学成为英美的哲学主流几十年。欧陆亦然，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德里达说“文本之外无他物”，等等等等。上世纪这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统领了一切，气势极盛，把杜威、怀特海这样一些颇有见地的大哲学家也挤到了边缘。在学术界也几乎是公认语言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关键所在，现代高科技的数字语言也似乎充分证实了、推动了这一点。所以哲学这一潮流也席卷了许多学科，影响遍及全球。

但是，我一读中国传统典籍，却非常惊异地发现，中国古代哲人对语言采取了非常审慎、严格、怀疑甚至告诫的态度。《论语》中充满了“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巧言令色鲜矣仁”、“听其言而观其行”、“刚毅木讷近仁”以及“天何言哉”那样的话；《老子》则有“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禅宗更是“不立文字”，读无字书。如此等等，使我困惑。

我想这大概涉及一个根本问题。我一直不大相信语言是人的家园或人的根本。我想用中国传统使哲学走出语言。

首先，差异是如何来的？我把它归结为“太初有言”与“天行健”即“太初有为”，前者是《圣经》、希腊哲学的 Logos，后者是中国的“天道”和巫史传统。这就是 Logos—理性—语言—两个世界，与行动（天行健）—生命—情理—一个世界的区别。我希望这个中国传统（不说“哲学”二字也罢）在未来的生理学—心理学亦即脑科学高度发达的帮助下，来个现代化的转换性创造，盼它引领哲学，走出语言的画地为牢，从而登场世界。

当然，问题在于，能走出语言吗？人的一切活动包括我所强调的使用—制造工具的实践活动，也脱离不开语言，特别今天有许多高科技领域的工具实践活动本身也就是语言。这就要回归到我认为比语言更根本的“生”——生命、生活、生存了。中国传统自上古始，强调的便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这个“生”或“生生”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这个“生”首先不是精神、灵魂、思想、意识和语言，而是实实在在人的动物性的生理肉体和自然界的各种生命。其实这也就是人的“活着”。人如何活主要不是靠讲话（言语—语言），而是靠食物。如何弄到食物也不是靠说话而是靠“干活”，即使用制造工具的活动，说话只是人活着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干活”却是必要兼充分。当然说话在干活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极端重要，但无论如何毕竟是第二位的。这就是当年（上世纪 60 年代）我为什么要从人类起源来探究这个“走出语言”的可能出口。

这是否真是出口呢？今天请大家批评。我只是提出问题，但我以为这是个重要问题。我在好多书里都讲“回到康德”，包含了一些不同的意思，有不同的内容和含义。既然你提到了，趁此机会我概括梳理一下，当然也只是非常简单地说一说。

1979 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讲的“回到康德”，是从黑格尔的总体、理性、必然，回到个体、感性、偶然，同时也由社会回到心理。

2008 年出版的《批判》第六版的“回到康德”加上了一层意思：从近现代强调的特殊性和现实性，回到康德的普遍性和理想性。

2006 年出版的《李泽厚近年答问录》中，则强调康德的辩证篇，区分先验与超验，反对超经验地运用范导理念造成先验幻象，同时谈了由列宁回到伯恩斯坦。

我们上次和这次再谈“回到康德”，那是要重复突出研究心理和人性。这“心理”、“人性”不是休谟式的经验心理学，而是先验心理学，是从哲学上说的心理的结构和形式。它落实到经验证实是未来脑科学的课题。

可见，“回到康德”并非真正回到康德的先验哲学，而是恰恰相反，把康德翻过身来，即以马克思工具本体来做康德心理本体的物质基础，而这基础，又是以人的物质生存—生活—生命亦即中国传统的“太初有为”为核心和出发点的。这和上面说的由 Logic—理性—语言为核心和出发点的西方哲学，就有很大区别。

说到底，还是上次说的“三句教”：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学而第一”，从上面说的“走出语言”和“回到康德”可以看出，在逻辑上，这是由外而内，由工具本体而心理本体，用中国话说就是“由礼归仁”，重视历史（经验）和教育（广义），“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无论就人类或就个体说，均如此。

不知你有没有想过，《论语》开篇，为什么是“学而第一”？

其实不光《论语》，《荀子》也以“劝学篇”为首，这反映了中国古人一种很基本的思维。前面我说了，“由礼归仁”，这就是由文化而心理，是“文化—心理结构”，而不是“心理文化结构”。记得上世纪 80 年代芝加哥大学邹谠教授问我：“你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常说的是心理文化结构。”我说“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其实这也就是“积淀说”。

我不赞成用心理或从心理出发解释文化，例如用同情心、恻隐之心来解释道德；我也反对道德直觉主义，不管把“直觉”、“同情”说成是先验或超验（如康德和牟宗三），还是把它们说成是“动物本能”（如今日的社会生物学把人称为“裸猿”）。我强调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有不同于神性和动物性的人性，人之所以拥有动物所没有的各种能力和情感，是人类自己通过历史和教育创造出来的，人造就了人自己。人所以能如此造就，是因为“学而第一”。

这里一个重要环节是：外在的经验、知识、伦常制度，常常是一时一地即暂时的（历史的一种含义）、相对的，但所造成的内在心理形式结构却是积淀的（历史的另一种含义）、长久的，甚至是绝对的。例如为群体而自我牺牲的外在状貌是千差万别、颇不相同的，但积淀的心理形式却是相同的，前者（伦理内容）是外在的、相对的（如尽忠守节），后者（道德形式）是内在的、绝对的（如理性命令）。这也正是我要明确区分伦理（人文）与道德（人性）的根本原因。而所谓“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则是指个人道德自觉形式（同一心理）中的两种不同的内容（伦理）。

可见，“学而第一”也就是通过学外在的人文（礼）而建立起内在的人性（人）。“苟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就是这个意思。

我说了这许多，有些我们后面还会谈到，到时或许还可以再做些“论证”。王柯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让哲学走出语言牢笼，这无疑是一个有趣的说法。但如果把语言抛开，又怎么去做哲学？我记得 2004 年，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与李泽厚等国内外一些学者开会时，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也问过李先生。他对分析哲学倒是评价不低，认为中国学者研究哲学，最好要学一学分析哲学的一些论证和分析方式，这样就会把所想说和所要说的东西表达得清楚一些。但他随后也指出，不能把哲学思考限定在语言里面，他不认同海德格尔所谓“语言是存在之家”这类太过绝对的说法。我想，在座的各位都熟悉这样一种现象：在传统上，中国学者写文章，大多是给圈内同仁阅读的，通常，相关的背景知识与推理过程几乎略去不论，直接就跳到结论部分。这样做省事是省事，但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大而化之的文风，现在看来这种写法的学理性和科学性多多少少成了问题。因此，提倡学习分析哲学的研究套路，是很有必要的，这实际上也是对语言哲学或分析哲学肯定的一面。但不能“画地为牢”，把“语言转向”后的语言哲学当做哲学的全部。其实在西方，情况也不完全是这样。1998 年我在多伦多大学时，就碰到几位研究哲学的，有的认定康德之后的哲学不值得研究，有的则认为罗素之后，英美哲学没有值得关注的东西。我自己觉得，这些说法都是根据个人的兴趣和标准而发的，难免有些偏颇，但却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语言哲学不是哲学的全部。这本来是一个常识，无需大惊小怪。譬如研究美学，这需要哲学思辨，也需要艺术感觉，尤其在分析和欣赏具体作品方面，更是如此，经常会遇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但如果仅仅将作品分析限定在语言里面，从符号到符号，从抽象到抽象，从逻辑到逻辑，把整体性的生命体验和直觉性的审美体验抛在一边，把诗性的智慧与灵思妙悟抛在一边，那就如同把一幅美的人体肢解成干巴巴的碎片，结果肯定是没有多少“审美”的味道了。杜维明：不是说转向本身出了问题，而是这个转向把很多了不起的大思想家边缘化了。李泽厚提到了怀特海、杜威，如果说怀特海、杜威，是不是就不要说胡塞尔或海德格尔了，牟宗三则对康德特别关注，有时甚至说康德之后皆不足观矣！当然陆象山直承孟子也有类似之处。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牵涉到用哪一种语言，乃至语言本身的问题。道家不只把语言当做工具，也是思想的最终源泉；而维特根斯坦说，能讲得出来的就要讲得清清楚楚，不能讲就保持缄默。GaliaPatt-Shmir 专门讨论过周敦颐的《通书》，就是从维特根斯坦的问题切入，其实也就是最终体验能不能说的问题。

我们说“用语言”，哲学家的工作必须通过精致的语言。但是还有一些非哲学家或者超越哲学家的、塑造人类文明的大师，比如孔子、苏格拉底、耶稣和佛陀，我们应当如何通过语言来了解他们？另外，我们需要从语言的牢笼里跳出来。但是这个牢笼本身具有模糊性，把模糊的地方弄清楚，这是哲学上的基本功。但是目前没有办法弄清楚的模糊性，需要保存，不能武断地扬弃。维特根斯坦讲有两种问题：一种是可以解决的问题，另外一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李泽厚讲的人生意义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的，但是还要不要面对呢？如果没有这种意识，还研究什么哲学？语言学的转向和知识论的转向，使得英美哲学逐渐走向越来越技术化的道路。而我们需要重新反思：我们是否应该有自己的转向？任何一种哲学思考，都有一个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一个人可能扎根在某一个时段，但是普世的价值不应该扎根在一个时段。21 世纪应有各种具有普世价值的地方知识？李泽厚所做的工作是不是具有全球意义的本土哲学？他自己如何定义自己？

我们的讨论，就是要使过去能够被重新激活，使过去成为未来的记忆，通过我们现在的努力。假如中国哲学能够走出来，80 年代的哲学会成为我们未来的记忆，而不只是过去的回忆。王柯平：讲到哲学转向，我们曾问过李先生：你说哲学要走出语言，然后该往哪里走？他说要走进心理。从他的整个思想结构来看，他所说的“心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心理学，而是文化心理与社会心理。前者可以接着他所提出的“文化心理结构”来谈，后者关系到现实的社会文化心理问题。李先生一直感叹心理学水平太低，因为脑科学水平不高，所以常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脑科学与心理学研究进展上，有时还用有关基因遗传学的“双螺旋模式”来预见科学突破的可能性，这是一种良好的意愿，虽然有一些玄虚。而社会文化心理，是就目前人的存在现状、困境以及心理疾病等社会问题来谈的。这意味着哲学不应只限于玩弄文字游戏或概念游戏，而且要关注人生，关注人的现实生存状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thehumancondition”。这样有可能给现代哲学研究打开一条新路子，注入一些新活力，避免把哲学做得像一架 conceptualskeleton，一架概念骷髅，那肯定没有多少人待见。

杜维明：我没有办法接受这种观点。为什么？我不相信脑的研究可以解决心灵哲学的问题。心理学目前还没有达到取代心性之学的高度。

余论：知识分子承前启后的社会担当尤西林：李泽厚作为思想家、学者给人深刻印象有两点：一是他独立的个体思想方式，二是对时代深层精神大问题的把捉意识。后者极其重要，不需要刻意持守一门一户，中国问题自然会诞生中国思想与中国哲学。李泽厚风格之魅力并非流行的所谓审美生动云云解释，而是在其高度专业学术化语言深处自然质朴传达出的人文激情，这使他同时与那些肤浅的情绪宣泄和无问题意识、无人生深情的纸面讨生活学者（孔门所说“为人之学”和阳明所说“口耳相传”之学者）区别开来。

值此人文精神空前沦丧时代，我们不会也不可能像前现代的宗教人士，给社会造成一个意义共同体、一个意义的系统，而应该像李泽厚，立足于本时代，把脉、体会自己本民族深切的精神危机和意义渴求，做出自己创造性的回应。

李泽厚是个体活动，但是我们也完全可以通过某些学术机构进行协调性、群体性、跨学科的精神文化事业，以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相结合的更具有实践意义的工作。我们如何能够从立足于本学科专业，共同指向人文科学的意义阐释，在我看来这也是李泽厚给我们提供的最高经验：我们不仅要研究李泽厚的理论术语和概念系统，如果我们有更高的责任，就应该使自己比他更有勇气地正视与更深切地理解这个时代的问题，同时以更加融通的专业方式说出来。

杜维明：我顺着尤教授说。知识分子要建立一个群体，而且要具备批判的自我意识。知识分子都应该参加，这不是一个学科建立的问题，也不是人文科学能够在现代学科上面有突出贡献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工作，不论这些工作的规模大小如何，都有其自身的意义，都很重要。但既有群体性又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是开展公共领域的先决条件。

最后我谈谈对李泽厚先生的一个理解，这个侧面一般人不熟悉。他在 80 年代重新进入儒学的领域，是他思想上的深化。1982 年 2 月 26 号李泽厚到卫斯廉大学访问，我们前面提到的舒衡哲让我做一个学术报告，关于儒学和人文精神，请李泽厚先生做评论，而且要求他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做一个批判。但使我和到场听众都感到惊讶的是李先生内心深处对儒学的体会和认同，李先生对儒学的认同不是一般的认同，而是一种既开放又多元的认同。

《孔子再评价》是 1984 年出的。1984 年《孔子再评价》出版后，年轻人对他的批评非常厉害。1986 年，李先生在复旦大学一个很重要的关于儒家的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叫做《我为什么不是新儒家？》，他后来发表了很明确的说法：第一，他注重儒学，要突出荀子，因为荀子是孔子的真传；第二，他特别重视董仲舒、重视汉代，也特别重视朱熹，而对王阳明一派却提出异议；第三，他对当时新儒学做了一个判断，说新儒学是现代宋明理学；第四，如果儒学真的要发展，就要向西方学习，而西方最突出的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据我的理解，他这几点，很多从事儒学、而自称“新儒家”的人，都不会断然反对。

<b>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我退休 8 年以后，基本不参加学术会议了。我对李泽厚先生确实没有任何研究，我对哲学一窍不通，我非常紧张，不知道到底要讲什么。

我想了几个问题：第一，李泽厚按自己排的话，80 年代，他是属于第二代学者，第一代就是冯友兰、朱光潜他们，我们的导师都是第一代学者，他是第二代学者，当时我是被称为第三代学者。实际我自己应该算是第二代，我刚才算了一下，李泽厚先生是 1930 年出生，我是 1939 年出生，我们都是 30 后，他是头，我是尾，但是上大学的时候，我是 1956 年上的大学，跟李先生都是 50 年代的。

当时研究生第三代人，最佩服第一代，对第二代一般不是太瞧得起。李先生自己也说过，他那一代和我这一代是最糟糕的一代，这个不是谦虚的说法，恰好，李先生在这一代脱颖而出，而且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现在真正研究李先生的话，大概要考虑这个问题，从他成长的过程，这代人，有几个特点或者几个弱点：第一，他是在批判“封资修”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知识结构非常重要，李先生这点比较好，他的知识结构相对合理一些，至少比我们合理，这可能是他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第二个特点，他跟马克思主义、跟革命有非常深刻的关系。大家谈到李先生是马克思主义者，归根到底他和马克思主义摆脱不掉，我自己有非常深刻的感觉，我们这代人跟马克思主义、跟革命没办法摆脱。对我们来说，我们在其中，革命的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跟我们的生命都是有一定关系的，我们不可能采取决绝的态度来对待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问题，又要摆脱它，也知道它的问题在哪里，但是无论从思想各个层面，很难摆脱。

当然我们这代人有几种选择，有一种僵化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些人过分轻率地和马克思主义告别，但是李先生不这样，我自己不这样，而是跟马克思主义有非常缠绕复杂的关系。从李先生身上看出来，我们非常艰难的任务，一方面批判马克思主义，从当中跳出来；另一方面，在更高层面接受某些东西。我觉得李先生这个是比较成功的一个点，但是他既批判马克思主义，同时在更高层面上继承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些方面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这代人还有一个特点，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有很强的政治意识、人文关怀。中国革命有一个特点，把最边远的地方都卷入历史潮流，不可能离开历史潮流。你们可以批判有些人有历史情结，我完全理解，我们就是在历史大潮中成长起来的，我们跟历史、马克思主义都有非常复杂的关系，同时又有很强的社会关怀、人文关怀。他是面对现实的一个人，面对现实问题做理论的一个思考，大概是这一代的一个特点。李先生好在哪里？这个特点是他的弱点，但是李先生发挥得比较好。有人感觉李先生很悲壮，我理解他的艰难和悲壮、无奈，很多真是无奈的。我从我的体会来感受李先生的意义和价值，如果把李泽厚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来说，可能对这个人 50 年代以来的成长背景，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完全理解他的一些东西。

回过头看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历史，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 80 年代，影响思想文化界全局的有李泽厚，但到 90 年代，李泽厚没有了。当然有人提到王元化先生，但是他不是全局性的影响，只是局部的，不像李先生那样全局性的影响，甚至对青年的影响。这样的人物只出现一个，而且应该说，李先生所发挥的影响主要在 80 年代，到了 90 年代，他的影响越来越弱，当然这跟他离开国内本土有关系。李先生很痛苦，因为学者和现实的联系是天然的，脱离本土，对李先生是很大的损害。我们回顾这几十年，我们现在能举出来的就是李泽厚，这样一个全局性影响的就这一个，而这一个，还有很重大缺陷，这是什么原因？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我想，我们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我分了几种类型：第一个类型，就是批判型的知识分子，即公共知识分子，有他们的社会理想、价值理念，就是当下受到很高评价的；第二，实践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文化具体建设、教育、有很强实践性的知识分子；第三，专业化的知识分子，管理自己专业，对自己专业发展有很大贡献，这个也是社会需要的。这三种知识分子在中国都有，但是缺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而这种知识分子是最需要的，就是真正的思想家、哲学家。因为我们现在正是一个信仰缺失、价值混乱的时候，需要有真正的哲学家、思想家，能够为社会提供新的思想价值观念、新的理想，所以在我看来这是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最基本的是这个问题，倒不在前面的批判、实践、专业，但是我们中国最缺少这样的知识分子。尤西林先生说的也是这个意思。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最大贡献，是解决社会的精神问题，特别是当下中国的精神危机。中国有各种危机，我认为精神危机是最重要、最基本的。我们知识分子应该用自己的专业来回应精神危机问题，给这个时代提供一个精神性、建设性的东西，这就是思想家、哲学家。我觉得我们现在缺的是思想家、哲学家，我们至少要李泽厚式的，所以从我的观点，虽然我对李泽厚不很满意，我想要更高、更全面，但是至少，我们需要李泽厚这样的思想家。我们今天开这个会，最重要的意义在这里，就是呼吁这样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出现。

尤西林先生希望形成一个有影响的群体，我现在觉得这个比较难，即使思想家、哲学家也需要群众形成。这个问题我比较悲观，我看不出有这样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出现。我们不要谈大师，我们要谈思想家、谈李泽厚式的思想家。我们需要李泽厚式的思想家，李泽厚式的哲学家。我们不是超越李泽厚，我们要达到他的水平，我觉得这可能是当下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很迫切的问题。

最后顺便讲一点，如果放大来讲，我们讨论 80 年代的中国思想，还有一个很大的维度我们关注不够。我现在在做的研究工作，就是研究中国民间思想。我觉得，中国从 1957 年开始，有了自觉的民间思想运动，这个运动一直是延续的，从 1957 年到 60 年代，到“文革”，特别是“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开始、80 年代初期，以西单民主墙和民间刊物为中心，同时也是社会思想文化运动。1980 年以北大竞选为中心的大学校园竞选，提出中国改革的各种设想，都有很高政治思想内容，其中也有一些思想的成果，但不是特别多。以后，这里的中国民间思想运动的转折点是在 1981 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一个取缔民间组织和民间刊物的通告，我觉得这是一个转折点。当时高层内部有争论，如何看待这些不同意见异端的思想群体，或者这种组织，最后还是禁止了民间刊物和民间组织。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这个转折之后，民间思想依然存在，只是在灰色地带存在，当时主要方式是通过一些刊物或者编委会，“文化中国”、“中国与世界”、“走向未来”这些丛书，还有湖北的《青年论坛》，还有王元化的《新启蒙》，以刊物、丛书方式存在的，是灰色地带的。

到了新时期，现在有三大民间运动，一个是文学运动，一个是网络，再一个是社会组织、志愿者组织，我觉得这是当下中国三大民间运动，都有很多知识分子参与。这方面民间思想很有很大的发展余地，特别是网络。网络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这是需要我们关注和研究的。我从反右开始，到“文革”，现在正在做 80 年代民间思想，我希望年轻人做 90 年代和 21 世纪以后的民间运动，将来建立中国思想史，特别是中国现代思想史。我们不能只有一个正史，还需要一个民间思想史。这两者关系很复杂、很有意思，这是一个很宽阔的研究领域，我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参与，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很多宝贵的思想资源。我们中国由于政治原因，强力割断了，很多思想达到相当的高度，又要从头开始。80 年代对“文革”时期全盘否定，使“文革”时期的思想都被遗忘了。“文革”时期有一些思想达到相当的高度，当时云南有一个工人，讨论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什么会出现特权阶级？当时他提了一个概念，叫“权力资本”。那是在 70 年，我极其震撼，这种思想极其可贵。至少有不少思想可以让我们往前进，我们老是切断，一切从头开始，而且都忘掉了。我们每一次都要从头开始，用政治强迫切断、强迫遗忘，是我们的思想史不太令人满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民间思想会给我们提供今后研究的思想资源的基础，这里面蕴含了非常可贵的精神，这个精神的财富，要考虑到当时各种条件的复杂性。如果从纯粹学理角度看当年的文本，会觉得很幼稚，但是这种精神财富非常重要。

黄子平（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从 80 年代至今，30 年来，有一个人的书出一本我买一本，目录也不看，只有一个人，就是李泽厚。很多书买了也没有看，但是很多是反复看，这个很有意思，有一些我不能进入，有一些对我来讲一直有很大的启发。

当年我插队的时候，也乱看书。那个时候是我们的启蒙时代，可以看出来，我们的资源非常可怜，非常狭窄，要说 80 年代思想界的创造性，创造性的资源何在？只出一个李泽厚，也可以理解，我们开玩笑，当年那么多压抑十年的民间思想家，每天早上从北大宿舍双人床上下来，都有十几个体系产生，当然第二天就破产了。李泽厚突然在好几个领域发表他这些丰富的著作，谢遐龄经常提到三本“史论”，我经常看，他里面有一篇《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三个人费劲地弄，他一瞥就完了，我们非常震撼。精神危机在我们这种非常狭窄的文学史上，我们都觉得得到了某种思想的支撑，但是我自己综合地来回想，这几个形象思维、美学、人类学本体论等等的话，好像多多少少有一个我自己体会到的焦点，经过这么一个灾难浩劫以后，人怎么样活得像个人样，可能要聚焦到这样一个焦点。因为我们确实活得非常狼狈、非常窝囊，活得非常咬牙切齿，终究活得不像个人样，所以他的形象思维、美，都可以归结到他的“度”，如果把这个度降低到不那么本体论的话，就是人怎么进入他的生活世界。当年大家都是李泽厚粉丝的时候，有很多传说，关于他 50 年代在北大念哲学系的时候，不上课，整天穿着西装，不打领带——这在 50 年代是非常显眼的生活姿态。在燕园里面走来走去，然后娶了一个舞蹈演员。传说当然是八卦，但它后面的是优雅、风度，跟当时我们文学界有一种说法，就是要“换一种活法”，是联系在一起的。“四一二”大屠杀之后，鲁迅做了一个演讲，讲的就是“魏晋风度”，他为什么在这么一个背景下突然讲风度，讲那时候人在一个乱世怎么样活着，怎么样活出优雅的姿态，现在回过头想，这跟我们对所谓人、仁义等儒学里面最主体性的概念那么感兴趣有关。

我特别想在这方面做一些思考，就是风度的问题，怎么样优雅的问题。现在的确是道德沦丧的时代。一种人是白痴，一种人是混蛋，改革开放之前，是个白痴的时代；改革开放之后，是混蛋的时代，能捞一把就捞一把。后来用政治来分析的话，左派是白痴，居然相信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在等着我们，右派是混蛋；现在倒过来，现在右派是白痴，觉得市场经济可以解决一切，左派是混蛋。用两分法看我们的时代，如何恰如其分地活着，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杜维明：有一句话我要先引述一下：“我始终不是学问中人，想了许久我是什么人？我大概是问题中人。”这个是谁讲的？梁漱溟。问题意识是非常重要的，李先生为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不一定能解决，但他提出的问题对我们有理论也有现实的意义。如果他的问题成为我们的问题，而我们的问题又成为大家的问题，那么真正具有时代性的“公论”就为期不远了。

（百度学术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paper/show?paperid=ca3b8a16778c06352d081ffad9785bec&site=xueshu_se）

谢选骏指出：“文革后，1977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和 1978年第 1 期《诗刊》同时登了毛泽东给陈毅的一封信，早已去世的老人给他老朋友谈诗的一封信。究竟有多大意义？意义很大，一下子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李泽厚写了三篇文章，蔡仪写了三篇文章，朱光潜写了三篇文章；一个月内，湖南大学编了形象思维的资料集，三个月后出版；九个月后，我们社科院钱锺书、杨绛等很多人全力以赴地干，九个月里面，关于形象思维写了 50 万字。那时候还是手工排版，非常不容易，但大家就是对它那么有热情。”——看看看，这些酸腐头顶的“闻人”，好像特别喜欢闻臭豆腐，领导一声令下，他们就像苍蝇一样闻风而动，冲着“老人家”的僵尸就扑了过去。后来李泽厚《美的历程》，也是这种出自对于毛僵尸的怀念，因为他们毕竟都是湖南的师范生，最喜欢不懂装懂地“哼哼教导”。至于李泽厚后来摇身一变为“告别革命”，则是给六四屠杀的洗地辩护。果不其然，共产党这不投桃报李，虽然时过境迁多年，毕竟还在江胡时代的最后一年，以“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出面，在北京大学临湖轩给他召开“80年代中国思想的创造性：以李泽厚哲学为例”，予以奖励！时为2011年9月3日至4日。离开六四屠城已经22年矣！在李泽厚身上，我们看见了泥鳅一样的狡猾，但容我直言，这绝不是哲学，更不是什么“思想的创造性”——这不过是察言观色、揣度上意、见风转舵、身体力行、刻苦操练的连串表现……这和紧跟形势的功利主义者雷锋的马屁如出一辙，异曲同工。因此我说，“李泽厚是大陆思想界的活雷峰。”正好，原名雷正興的雷锋（1940年12月18日－1962年8月15日），也是一个湖南人！毛泽东的“好战士”不仅有雷锋，还有一个李泽厚——因为他们都是一路货。

这就是他们的“公论”？

（另起一页）

书名

1980年代中国游记

China Travel Notes in the 1980s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最低

2021年9月第一版

September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78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