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358卷 2000年代筆記 Notes of the 2000s

 硅基时代第五十八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58

2000年代筆記

Notes of the 2000s

2024年10月第一版

October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58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58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本卷五十篇，是2000年到2010年期間所搜集的資料以及進行的點評，内容廣汎，許多資料已經消失在互聯網上了，這裏存在的，只是孤本。其中體現的那個時代的風貌，與二十年後的今日，已有很大的區別。但是作爲一種歷史資料，卻變得更有價值了。

Executive summary

The fifty articles in this volume are the data collected and the comments made between 2000 and 2010, and the content is extensive, and many of the information has disappeared from the Internet. The style of that era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oday, 20 years later. However, as a kind of historical data, it has become more valuable.

（另起一页）

【目錄】

01、1980年代的思想碎片

02、奥运圣火与海盗行为

03、《君主论》笔记

04、漢字是民族整合的利器

05、南方自由文学“领军”：采尼

06、一个美籍华人和家属在中国的非人遭遇

07、人民解放军为何以人民为敌？

08、比较元大都的北京和曼哈顿的城市规划

09、海外人血馒头也须终止

10、从林昭悲剧看中共这个嗜血集团的劣迹

11、培根的《迷信》也是一種迷信

12、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人权宪章”

13、顾准不懂皇帝就是僭主

14、“反封建”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倒行逆施

15、毛匪文件：《中国向何处去？》 

16、曹长青是移花接木、造谣生事的丑闻作家

17、说说我对曹长青的看法

18、假人批假人——曹长青批金溥聪造假

19、评《帝国与传播》

20、科学家證實“諾亞方舟”的故事 

21、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并非什麽理論問題

22、格尔木加速地球生態的毀滅

23、共產黨比满清人更加需要最後的革命

24、二十年后，俄罗斯还剩多少人

25、揭《六四真相》一书造假

26、精英不是一個壞東西

27、平权制度导致文化革命、社会堕落

28、德国人为何喜欢接纳移民了

29、天安门的鲜血冲毁了柏林墙

30、看了《河殇》，人们想的是中国有希望了

31、尼采和他妹妹的暧昧关系

32、商代晚期中原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 

33、文本中心和读者中心是互相转化的

34、虚拟货币立足于博傻理论（Greater fool theory）

35、《论剽窃》及汪暉剽竊案

36、爲何《河殇》以后苏晓康的创作明显地走上了歧途

37、南通西大街猶如古裝戲裏的鬼城

38、明朝与清朝两场不同中日之战的比较

39、傅国涌真面目——他给女友的信

40、《狼图腾》乃是現代思想的闡釋

41、學術腐敗也需要百年接班

42、蘇珊桑塔爲何在共產黨中國熱賣

43、测定骨密度有助於健康

44、克尔凯郭尔尴尬的一生成就了名聲

45、近东文明对古希腊的深刻影响

46、甲申三百八十年祭

47、蒙古簡史及其反思

48、岂有文章倾社稷，卻有岂有文章覆政權

49、伽达默尔逝世

1）伽达默尔無緣得見我的思想主權

2）伽达默尔依然是個“存在”的囚徒

3）伽达默尔的理解能力達不到《莊子》的“得意忘言”、“得魚忘筌”

4）我看伽达默尔的前半期和後半期之分裂

5）伽达默尔不愧爲語言大師，很能詭辯

6）可憐蟲們不敢駁斥海德格爾、讓他無地自容

7）伽达默尔做不到無師自通、有神天賦

50、《薄伽梵歌》屬於“前基督教的魔鬼崇拜”

後記、基督的精兵拒絕“海归”

（另起一页）

【01、1980年代的思想碎片】

《1980年代的思想碎片》2005-3-16抄

（1）

关于某种现象（生活方式、文化表现、社会事件、运动……）具有“历史意义”的的提法，无一例外地都是评价，而非“描述”。

对于出现不久或正在发生的现象，我们怎么能判断它的“历史意义”呢？显然，强行作出的判断已流为一种“预言”，即希望。这种希望是如此的古老－－它的产生也许比人类原始时代的神话还要早。它也许就是神话和一切文化的动因。

即使对久已消逝而成为“历史”的现象，它的“历史意义”届十分可疑：

一、它决定了历史的轨迹吗？

二、它决定了历史的样态吗？

三、它真的具有它现象所无的力量吗？

四、否则，它的“历史意义”何在呢？……

现代人的精神病征，是过度沉缅于“历史”的玄想，从而忘记了现实或放弃了对现实的责任。更有甚者，是假借历史之名，以攘夺现实。

“历史”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已取代了古代人生活中的“神灵”。现代人以“历史”的名义下犯下的罪孽，要远远多乎古代祭坛上的血污。而有关“历史”的种种观念，操纵列代人生活的程度，也远在古代神话之上。

（2）

要消除现代心理的不安全感，必先降低现代生活的紧张程度－－这是防止现代国际政治的危机趋于爆炸性的一条“幽径”：它很富于自然韵味，但也很难畅通……

要想逍遥在这幽径上，必须恢复受到压制的健康本能－－必须解开业已缚住我们全部身心的“历史意识”。

（3）

人所背负的历史（基督徒们十分形象地称之为“十字架”）越重，他对现实的感受力也就越低下。在历名意识弥漫的头脑里－－自然和人生的缘色也都变得灰暗了。从这种意义说，历名意识是灰烬。是人的健康本能的火焰，燃烧了（“加工过”）自然与人生的素材后，遗留下来的残迹。如果我们不愿沦为它的奴隶，它对我们就是有毒的。

对于中国这样年迈但又渴望重上舞台的文化实体重而不仅是政治实体），“纯朴的健忘”是必要的。

（4）

所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做不到的－－人怎么可能在新的斗争到来之前、新的需要满足之前，就知道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呢？精华与糟粕－－这是斗争的结果，即判断；它怎么可能成为斗争的前提条件呢？

“纯朴的健忘”则使我们远离没落时代的荒沼中生出的这一切枝蔓的无聊羁绊。我们不刻意地“取”什么，也不精心地“弃”什么－－我们只是从我们（而非他人）的环境起步，根据我们经过千万年的考验发展起来的全部潜能，创造自已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体系。其它，都是水到渠成的细微末节……

（5）

元代著名戏剧家王实甫在一代名作《西厢记》中定道：“顾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给予千百万彼此爱慕的男男女女，以良好的祝福。但大团圆的美满，并非世界的结局－－有情人终成眷属后又会怎样呢？这是善于思考的灵魂首先关注的问题。

发展结果无非有二：

一、彼此恩爱，白头到老。成为模范夫妇。

二、眷属的情义日益淡薄，最终只有形式，而无内容。

大团圆是社会和谐的一幅田园风景画，它是以文化为基础的自然状态的再度实现——人工的、“高级的”、“螺旋式上升的”。

自然状态是无文化的。再度的自然状态，则是反文化的。古今一切创造性文化，都是危机的产物，都是在追求和谐、幸福（更高级的、以文化为基础的“自然状态”）的过程中，留下的“巨人足迹”。在古代神话奇妙的原野上，常有庞大而矫健的“巨人”来往憧憧……他们创造着、他们耕耘着、他们神秘地生成着－－在我们的地球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人类的母亲们一旦有幸触碰了这些“足迹”，就能实现超乎自然程序的“感孕”，降生下英雄的种族。……

巨人，就是打破自然状态和蒙昧幸福的创造之星，巨人的足迹，则是他们的煌煌业绩，在人们心目中留下的印证。这样的“足迹”，在地质层中是找不到的。巨人的骨骼化石，也从未发现过。

追求幸福、追求和谐－－其原动力是不幸福、不和谐。如果万般造化皆已圆满，那又有什么创造之可言？

（6）

儒与道，堪称中国古典文化精神的两大营垒。我们且看其代表人物是如何描述人在历史场中的节律：

十有五而志于学——逍遥游

三十而立——齐物论

四十而不惑——养生主

五十而知天命——人间世

六十而耳顺——德充符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大宗师

八十而……——应帝王

（《论语·从政》和《庄子·内篇》的对应）

孔子说出的六个节律和庄子道破的七个节律之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参差之处仅仅在于，孔子所说，是线形的演进；庄子所道，则为环形的变通。孔子之言所缺乏的“应帝王”之境，正是庄子之环的环节所在。即，“应帝王”沟连了“逍遥游”（“志于学”）与“大宗师”（“从心所欲不俞矩”）两个境界，玉成了一个节律之环。

志于学，是当心灵处于初次萌动的时刻，在种类似《逍遥游》所描述的无名冲动的激励下，文化精神开始确立自身指向的运动。

逍遥游的时代，青春勃发，欲览天涯海角而后已。

庄子启发了我们，我们则得离开庄子远去。

第一、“应帝王”－－死亡与再生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应帝王》

当浑沌死去的时候，历史场的新分化运动也就随之兴起了。

在庄子那里，浑沌之死的神话是作为一个偶然的失慎所造成的悲剧出现的。其含义，是为了再度强化那段有关理想心灵的描述－－它恰恰位于这段神话之前－－“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于无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这种极度的“虚心”以神秘主义的装束，包裹着一棵苦于世变的心灵。对于这棵心而言，避免伤害的唯一方式，就是使自已丧失心灵的功能：“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用物，就是不伤，就是在不可测度的乱世中保持存在。

在庄子的价值表上，浑沌是一个理想，而不是一个负担。庄子对浑沌的理解与我们相反：我们把浑沌理解成无序，庄子则把它理解成极顶的有序－－有序到了可以不要任何外在秩序的程度。

在我们看来，庄子的理解作为一个社会理想来说，是有害的；作为对历史场的描述来说，则是不真实的。因为历史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场而存在，即在于它的变易性、新颖性、和不稳定。和光同尘以达到浑沌的地步，就丧失了历史的本性。如果以此作为社会理想来加以追求，必使社会组织趋于萎缩、解体；社会功能趋于退化、衰竭。因为，各种组织的成长、功能的发达，都是建立在求异而非求同的基础上的。

推重浑沌无疑是否定生命。当浑沌接近生命的七窍时，他自身却死了。这一生死的矛盾无疑是震撼人心的。它是哲学的盐，但却是矫情的。

第二、“大宗师”－－生成的力量

意而子见许由，许由曰：“尧何以资汝？”“意而子曰：“尧谓我，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许由曰：“而奚为来轵？夫尧既已鲸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矣，汝鼗何以游夫遥荡恣转徙之途乎？” －－《大宗师》

庄子的哲学热情（虽然他反对生活的激情，但在思想上绝不冷漠）使他把“天”与“人”对立起来。他好象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无论多么人为（文明）的东西，也都逃不出天（自然）的樊篱”。“人”，不过是“天”的特化罢了。在较低的层次上，这一区分不失为哲学思考的起点：“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大宗师》）但在更透彻的境界里，拘泥于这一界限不恰是应了“杞人忧天”的古语吗？

如查不把“人”看作“天”的一部分，不把文明看作自然的一个回声，那么，又该如何理解“天”与“自然”？如何想象它无所不包？基督徒认为上帝是无限的，斯宾诺莎认为神是无所不包的，那么，上帝是否包括人类的罪恶与痛苦？庄子其实是十分了悟这个道理的，他认为，“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大宗师》）大地是绝对的、原生的，而人的形、生、老、死，息、佚、劳、载，却是相对的、派生的。

认识是一回事，说服又是一回事。为说服他人计，哲学家们常常显出自已的矛盾。

子祀、子舆、子犁、子来等四友，取得了“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的认识，却免不了要去慷慨激昂地斥责和他们持有不同见解的人－－道家的独断论一点不比儒家的含糊。在哲学的旷达中，隐藏着寻常的恐惧。这种恐惧的深刻程度可从以下窥见一斑：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

“坐忘”作为一种养生法（近乎瑜珈）是有价值的；但作为一种生活哲学来奉行，则不能无憾。

（7）

《在历史场中徘徊－－人类文化精神的节律》

序

人在历史场中。

场，既给人以力量，又给人以限制。勤奋的人是在历史场中的人，懒惰的人是在历史场中的人；生成的人是在历史场中的人，死灭的人是在历史场中的人。

场是封闭的主宰。跨越此场即意味意进入彼场，等距地介于两场之间即意味着可怕的飘浮状态，由此场向彼场的航渡，是充斥撕裂感的转换。没有一个人能超离于场，正如没有一种思想能超离于神经和脑。人们划地为牢。

人是以希望为日课的生灵。

希望结出的各种硕果，组构成纷然粲然的文化现象。希望之象，终于成了被圈定在场中的人们所仰赖的心眼食粮，甚至是胃口的食粮……它激起文运的昌隆与塌陷，它送走旦复一旦的历史，它是人生的环形跑道。

有人说，历史是受到某种规律的制约，人类甚至能凭借自身的努力去揭示这些规律的秘密并把握它。有人说，历史是有规律的，但人类却无法真实地揭示它，甚至不能毫无偏见地谈论它。有人说，历史根本没有规律，而有关规律的种种观念，纯粹是我们头脑的化合物。－－这是个莫衷一是的时代？但不管怎么说，历史还是激起了我们某种强烈节律感（如果说不是“规律”的话）。“历史的脉搏”这种神话式的拟人化修辞，就恰恰产生于人类的历史感或历史节律在人身上产生的共鸣。

实存的历史不可复现了。人们只能根据自已的观念去推想、根据自已的经验去复原那个业已消散了的现象世界。其结果，便是得出了历史的景观。文献学、考古学所力图达到的就是这些。作为观念逻辑和经验延伸的历史，是这样一种富于魅力的东西：

在社会文化场中徘徊的人们根据生存压力所创造出来的精神电流。

正是因为这样，一代代人的历史景观才无一雷同。逝者如川，来者如云。

历史，既是人的存在，也是人的本质，既是人的陷阱，也是人的摇篮，既是人的光明，也是人的阴云。

历史场中的人，就呈现为，人类文化精神的节律。

生物场中的人，是相当稳定的，他受遗传的规定。但文化精神却是流变不居的。文化精神生发于人类，又回归于人类；但却是超越于任何一个个体，仅仅回归于它自身的。

文化精神在人类上面流过，象麦浪在麦子的根茎田地上面流过。

麦穗是有形的实存。麦穗的移位体现出大规模的节律。但实存的移位，则呈现为一连串非形迹的感觉，它是流变不居、难以把持的麦浪。

历史场中的人，“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历史场中的人，其感受与行为受到无形的文化精神的有形流动波纹的节制。他是被节律的波纹所塑造的，他感受、体认文化的精神气氛，他传送这种气氛，他又以自已在历史场中的活动影响这种决定了他生存形态的气氛。

庄子不是平庸的哲学家。他的命运使他的精神不仅是属于历史，而且也属于现实。它可以变通人们的生活。

庄子第一个起来，用他的文章去弥纶历史的节律。他以《庄子·内篇》的七章序列，暗示了一个很少为人所知的精神节奏，这个序列，其实也就是生长适应在历史场交叉力量射击之下的人们，所传出的精神步骤。

  逍遥游

  齐物论

  养生主

  人间世

  德充符

  大宗师

  应帝王

从“逍遥游”到“应帝王”的环形表象系列，用以烘托个人精神的发展历程，生动而妥贴。因为个人的生命被死亡隔断。描述它，孔子式的线形笔触甚至已能胜任。而庄子式的环形笔触甚至点到了生命转形之际的秘境－－“应帝王”。以“应帝王”的和光同尘为机枢的这一环形系列，也可用以描绘某些相续相沿的具象精神（如一种文化的精神）或可以被重新赋予生命的文化现象的发展历程。－－特别当它应用于古代文化的时候。

然而，当一个现代的心灵试图用庄子式的环形系列去分享人类文化精神的节律，他无疑是会感到很大的失望的。

首先，他会在庄子的世界中看到战国时代深刻疲惫的众多迹象；而对此，业已感到类似氛围的他是唯恐祛之而不及的。他还没有疲惫到庄子那样的深度。因此，他需要的是呼唤未然的力量，而不是悲叹已然的衰竭。

其次，他在庄子的环形系列中发现了对文化行为的描述－－从逍遥游到应帝王的进程，是由动向静、由宏观向微观、由表层的动态到深层的动态的连锁滚动。但是，文化精神的生成却往往采取了相反的途径。它是从深层的动态射向表层的动态，从微观而发育成宏观，总之，是由静而动的。

比如“学习”这种文化行为是由宏观而折入微观的；但“创造”灾种精神运动却是由微观而诉诸宏观。微观的是一棵心，宏观的是一片场地。

（8）

玄装的启示有无现实意义呢？

工具的价值－－译文，除了不同的性质以外，独创性它不是文献崇拜的产物。它是生活的溪流凝成的“真如”（知）。

玄装与禅宗……

不可能在（传统）文化因子的（废墟）荒原上建立新文化。

（一）对周武帝的灭佛，前人过多地从经济上着眼，其实，这里不能无视意识形态民族化的问题。

（二）民族的心灵终究会起来反抗的。（蒙古喇嘛对俄国使团说……你们的神打败了我们的神……）

（9）

历史上一切深刻的思想家都曾经试图论证那个时代的文明，已陷于不同程度的病态中，而困于其中的生灵已经遭受荼毒。悲观论者，把这病推到一切时空之中，甚至，他还会视宇宙为疾患，把现象世界看作灵魂的迷津。禅宗思想家们，在这方面同样跋涉得很远很远了。

“非世所医”的“大病”是生命的宿命？整个世界都病了，它又怎么能为人治病呢？所以，山水和食物一样，孝医治不了人的疼痛。朋友与男女，坐而论道与起而行动，都无法根治它。

对“病”，可以有多种理解。静化者可能认为生命的动欲与苦痛是一种病。乌托邦分子可能视而不合理念的生活是一种病。而意志主义与行为论者，则以意志的不能贯彻为病。医生则需要合乎医学观念的诊断与说明。总之，病是多样化的。

但不思考的生灵（众生）是不懂得“病”的，因为“病”是一个判断。思想家（思考的生灵）知道了人是在病中存活这一宿命，因为他有病，他忧虑，他的思想来自他的病与忧虑。众生有病，诸佛（重行忘却了思想的生灵），也有病；众生迷失于病，诸佛超然于病，思想家处于迷失与超然之间，他在寻求迷津，寻求超渡，如果他渡过去了，渡过了忘川，他就返真归璞了。他不再思考，他不是众生，而是佛。很少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达到佛的境界，如果他达到了，便能超渡众生？

修行的道路即超渡之路，是通向涅般即彼岸的。但是，正确的超渡之路却只有在抵达了彼岸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是多么使人警惕的思想！前头没有路，人类不相通……

众生是靠种族相沿的方式，自我实现的；自我实现的外部表征是宁静与满足。但超然者却不追逐肉体的翻版，他找觅心灵的逍遥。只有在涅槃即获得了“正果”之后，他才发现了“正修行”之路，他又怎能把这“人生最大的秘密”告诉来者呢？真理是无法预知的。

（10）

自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组织优势出现在中国海岸之日起，一股文化异流就开始注入传统的中国文明，开始导致了综合的化学反应。中西文化形成的涡流，强大摆布了中国的总体生活，无可否认，我们至今仍然卷在这一涡流激起的形形色色的浪花之中。

（11）

毛泽东与忽必烈的比较——

一，毛在种族上是汉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国际组织在中国的代表；

忽必烈是由蒙古大本营的核心中直接产生的。

二，二十世纪的文明扩散和民族解放大背景，因此连法西斯轴心国甚至西方老一辈殖民国家都必须培植各国代理政权，斯大林当然也无法脱离这一背景

叁，毛的阶级鬥爭居委会，比忽必烈的民族压迫保甲制更注重文攻，即宣传技巧和洗脑運動，思想改造和肉體折磨結合。

四，毛对中国社会的改造，比忽必烈对中国社会的征服，所造成的解构作用更大，所以，明朝复国比较简单，而未来中国则需要重建，较民族复国远为困难——如消除知识分子的奴化、农奴制、工奴制。

五，自忽必烈蒙古瘟疫征服中国以来，汉人已经异化了，并逐渐习惯外来统治，所以才有满清二六七年的稳定，和第二蒙古帝国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国际阵营来自东北地区的顺利接管，因为这种对外来统治的屈服习惯，我们也就可以把毛畜当作佛祖一样来拜，以致毛泽东死了以後，还能发出毛僵尸热。

（12）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此一“国号”的外来性质，（从易北河到朝鲜越南的第二蒙古帝国蘇聯的各部分通用“人民共和国”）

二，其治国方式是权不是法，是初一与十五不一样的政策与运动，而不是有制度的国家生活，因为它是外来的、强加的。

三，杀俘虏（镇反）、宰肥鹅（叁反五反）、整肅同路人（反胡风肃反）、杀鷄取蛋（社会主义改造与农业集体化）、士人文字獄（反右）、全民忠字舞（文革）、对本国首都的军事征服（六四屠城）、国家财产的私相授受（国企改革）甚至它的政治继承人方式，无一属於中国传统，而是明显移植于外来的斯大林主义模式。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是“江西苏维埃共和国”和“陕甘宁边区”在版图上的简单扩大，是在外来的思想军事政治经济的力量之下，有计划支持的一场红色割据，依据了中国农村的殘破特点，而自然生长形成的类似黄巾军和太平軍那樣的军事统治。

五，迄今五十年，中共无法形成内在制度，其原因，是要逃避任何国家制度哪怕是专制制度对无限权力和隨機治国所存在的限制。所以，要想确立中国社會内在的而不是外来的国家生活，必须切断这一隨心所欲的暴力循环。

（13）

“天下是我们打出来的”，是非常危险的綁匪欲念之表达，比起两千年前的孔孟思想，都是极大的退步。不仅比孔孟是退步，甚至比秦政亦是一大退化，而是陈涉刘邦之类的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为秦政毕竟是贵族政治之遗绪，它承认天下的自在性，也即文明的传统价值，而不希求与一切传统思想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如刘邦在儒冠中撒尿，毛泽东的破西旧之类。

（14）

我們陷入的无君世纪，也是满清遗民的“後清”时代，袁世凯和北洋南洋的军阀，蒋介石和国民党，毛泽东邓小平和他们的共产党，都由这样一個时代生态所决定，其中最矮小的邓小平，還最殘暴——他生於西元一九〇四年，须知他七岁的时候，头上还拖着满韃子的猪尾！

（15）

狗食文人鲁迅的一句名言說，中国历史上只有两种时代，求为奴隶而可得的时代和求为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正是基於这种满清遗民心态之自白。

显然，对中国历史的这种划分，仅仅适用於蒙古和满清等蛮族入主的时代，而不适用於先秦與唐宋！

先秦與唐宋的中国，是思想自由的中国，是社会民主的中国，是文明開化的中国。

（16）

五十天民主（这是我对八九民运的概括）的失败，正如九十年前的百日维新一样，是必然的，前提性的，并非偶合的，失误性的，对此，用西方式的民主运动如攻占巴士底獄，如一八四八年革命模式，均无以解之，只有诉诸中国式的党锢之祸，方能得到近似的比况。

党锢之祸的起源，是从统治阶级内部最後一次调整社会结构的努力，党锢之祸的爆发，证明统治秩序已陷入难以回避的天命移易──革命，历史上每次党锢之祸之後，皆继之以摧枯拉朽的全民起义……实为社会结构的总崩溃，受治而非自治的子民纷纷游离，即由於此。

就中国社会而言，一个步入末路的政权之不能复兴，正如一位朽翁之不能返老还童，即如同治中兴这类罕见的幸运，亦不过推迟了革命，使地方割据主宰此後百年的中国，而同治中兴的可能，还基於党锢之祸这一课的阙如，使统治阶层内部的分裂尚未导向社会结构的崩溃。

党锢之祸中的头等角色，不可能在下一轮革命中扮演头等人物，因为这两个运动的性质如此歧异，以致难以互通。

作为那个庞大军营一项“游戏”和调味品。

何况在新文化的光芒下－－“现代化”的来临终究只是个时间问题呢！

（17）   

新锁国政策－－决不是要把中国带回满大人及共大人的时代去；而是要把中国带到新未来。中国若欲作为现代文明的救助出现：势必经过百年的闭门苦修。对于中国，这是隐退；对于世界，这意味着更好地复出。

（18）

罗马尼亚化也就是軍事革命——正严重威胁着东欧的民主进程，如果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并取缔之，也就是对西方式法治与民主原则的一个致命打击，激进的极端主义与反动的极端主义，很有可能分裂社会，并使和平主义的改革进程最终失败。

在古代中国传统和毛主义现实之间寻求一致性，有助於揭示中国不变的特性，以预测未来中国的走向……例如，“民主集中制”即是以斯大林主义者语汇表达的古老中国传统之一，即“圣听的裁决”，这只能对应於西方传统中的“开明专制”。

（19）

共產黨们根本就不把中国人放在心上，所以他们搜刮出成千上万的民脂民膏，输往境外，去进行他们所谓的世界革命即国际投資的联合行动！

中国为什麽这样穷？

因为意识形态的指向错了！民族目标被模糊了！

中国为什麽这样穷？

被国际资本（政治资本的集权主义和经济资本的自由主义）给吸干了！

我们要把中国人重新放在心上！

（20）

人説“中国的希望在於世界”，我看著也绝不等於“中国的希望在於国际”——任何国际，都无法以中国人的利益为利益。中国人应该抛弃对一切国际的幻想，哪怕是自由民主人权的国际阵线！

国际主义决不能成为听命於外国思想的藉口！

【02、奥运圣火与海盗行为】

《奥运圣火与海盗行为－－余秋雨<狼山脚下>，阉割历史文化》

2003年9月26日

2003年8月的一天，我在纽约的一家中文电视台看到了与“奥运圣火”相关的一幕，中央电视台的采访车在北京幽暗的长安街上行走，不知怎么就让我想起了1976年周恩来的灵柩在同样一条街道上同样缓慢行驶的镜头。这时，车上的一对男女记者唤出一位矮瘦的老人，进行了所谓“历史文化对话”，这位老人显得有些激动紧张而被动，结果让对话变成了结结巴巴地“审问”。

记者介绍说，“这就是余秋雨教授，《文化苦旅》的作者，《文化苦旅》是一部反思历史的散文”。

余秋雨说“……”，好像没有能够让人记得住的内容。

似曾相识？我想起十几年前的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上，也曾经有一位类似的文化人登台演出，那就是也以古装题材走红的画家“范曾教授”。

范曾教授的名字让人们想起围绕着他进行过的大量笔墨官司，如出走巴黎事件、私下回国事件、沈从文事件等等，这也是和余秋雨教授很是想像的，例如最近刚刚发生的“上海著名编辑家金文明与上海著名散文家余秋雨”之间的笔墨官司。

“今年3月11日金文明在山西书海出版社发表《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一书，20余万字，揭开余秋雨散文中130多处文史差错，尚未正式出版就引起了轰动。……争论的缘起十分简单，曾参与《辞海》编纂，担任过《汉语大词典》编委，做过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总编辑，退休后又被聘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特约编审的金文明，从一个余秋雨散文爱好者的角度，发现了余秋雨散文中很多文史差错。写成多篇文章在《咬文嚼字》上发表，希望余秋雨能够在以后的版本中改正。但是，金文明后来发现，余秋雨对批评的态度是公开拒绝，而这些错误并非一般的细节问题，有的是余秋雨整篇文章的立论基础，因此他将近几年来阅读余秋雨散文记录下来的文史差错进行了整理，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辨，写成了《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在这本书中，他指出了余秋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和《霜冷长河》三本散文集中126处差错，7个有待商榷之处，每一处指正都有史料佐证，这本22万字的书共引用了170种古籍，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考证。”许多新闻这样报道。

也不知到底怎么回事，于是我想，今天正好有空，又从来没有看过余秋雨的散文，于是就上网查查，不知有无所得。网上还真的找到了免费的《文化苦旅》一书，这就给了我一个读它的理由。自从1989年尤其是十年前网络时代开始，我再也不花钱买书，并且身体力行废除版权的主张，因为在我看来，版权尤如海盗行为，它好像无耻的圈地运动，把人类的知识据为己有，又像是白人海盗入侵美洲、非洲、大洋洲（当然亚洲也是在劫难逃），极为荒唐地宣称自己“发现”了这些土地，就好像他们之前这些土地无人居住一样。他们的“发现”正如我们的“版权”一样，都是为了窃贼般的贪欲服务的，是为了垄断知识的利润。

我经常问一些朋友：针线是谁发明的？鞋子是谁发明的？

没有人知道，但这些东西肯定有人发明，决不会自动产生出来。

但是没有人知道。大家只知道电灯是爱迪生发明的，电话是贝尔发明的，等等，因为这位些人离我们很近，还没有被忘记。但是这些人终究也会被忘记的，也许再过一百年，也许再过一千年，也许再过一万年。毕竟针线和鞋子的发明，少说也有两万年的历史了，有西伯利亚黄种人祖先在岩画上留下的的遗迹为证。

出于对古老的无名的文化英雄的尊敬，我把一切依靠写作来牟利的行为，视为曲线剽窃，把版权的把持视作谎言的证明，正如文革期间收缴各种图书仅供领导人阅读的“革命行动”，仿佛蟊贼在践踏人的良知。

话说回来，打开目录，看见《狼山脚下》一文，心想“是否江苏省南通市的那个狼山呢”，因为笔者先父不幸，曾在一九六零年代被下放南通，故笔者也跟着“不幸”，在那个封闭的小城里被圈养了下半个毛泽东时代。不幸虽是不幸，但对于南通的了解，却足以阅读余秋雨的“狼山脚下”，从而在侧面测验一下“金余之争”的是是非非。

果然，余秋雨写作的狼山就是南通的狼山。

然而余秋雨的《狼山脚下》的第一句就是一个常识错误：“狼山在南通县境内，并不高，也并不美。”

“狼山在南通县境内”，已经是1949年以前中华民国统治时代的老皇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以来，南通建市，狼山地区归属南通市，就像是纽约的皇后区归属纽约市而不是纽约州。狼山所在地区行政区划上属于“狼山镇”和“狼山旅游度假区”，当然，现在的南通市之外还有南通县，但与狼山无关。可见余秋雨写作狼山的资料，大约是从“解放以前的老书”上抄来的，要么就是余秋雨认同中华民国，至今以遗民自居，不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单位。不过，余秋雨又是著名的共产党干部，因此这样的政治立场就更加令人费解。

笔者小时，不下十次从城里步行到江边爬山，去一趟的行程当时号称“十八里”，现在的南通旅游网说是“狼山风景区是江苏省著名的六大风景区之一，位于南通城南六公里处的长江北岸”。而连同骑车、坐车前往，笔者往返总计二三十次，甚至还汉同伴在山下的长江边上游过泳，来来回回的路上，商店工厂学校的招牌都写着“南通市”某某单位，哪里有一处“南通县”？

《狼山脚下》的第二句就又是一句不实之词，尽管可能是白色的，只是为了勾引读者的兴致：“我去狼山，是冲着它的名字去的。”根据《狼山脚下》通篇所载，在在表明该文作者余秋雨不是一个真的去过狼山的人，因为他对狼山缺乏亲临其境者必然拥有的某些知识和经验！除了上面说的，他难道没有见过满街的“南通市”的招牌外，下面还可略举几条：

一，《狼山脚下》从“江淮平原”的角度“反思”狼山的命名、南通的文化，说明余秋雨根本没有去过南通：

“在富庶平展的江淮平原上，各处风景大多都顶着一个文绉绉的名称。历代文士为起名字真是绞尽了脑汁，这几乎成了中国文化中一门独特的学问。《红楼梦》中贾政要贾宝玉和一群清客为新建的大观园中各种景致起名题匾，闹得紧张万分，其实，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干过这种营生。再贫陋的所在，只要想一个秀雅的名称出来，也会顿生风光。名号便是一切，实质可以忽略不计，这便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毛病之一。记得鲁迅说过，只要翻开任何一部县志，总能找到该县的八景或十景，实在没有景致了，也可想出“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的名目，于是，一个荒村，一所破庙，一口老并，也都成了名胜。

这个县，立即变得古风蕴藉、文气沛然，不必再有长进。鲁迅激愤地说，这种病菌，似乎已经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不在亡国病菌之下。

我愿意把事情说得平和一点。起点名字本也无妨，便于人们寻访和辨认，但一切都调理得那么文雅，苍劲的自然界也就被抽干了生命。自然的最美处，正在于人的思维和文字难于框范的部分。让它们留住一点虎虎生气，交给人们一点生涩和敬畏，远比抱着一部《康熙字典》把它们一一收纳，有意思得多。

早就这么想着，突然看到千里沃野间愣头愣脑冒出一座狼山，不禁精神一振。这个名字，野拙而狞厉，像故意要与江淮文明开一个玩笑。”）

因为只要去过南通的人就会发现，南通的语言文化与“江淮平原”的，完全不同。南通话，既不是泰兴、扬州、盐城那种“江北话”，也不是崇明、上海、苏州那种“苏南话”，而是某种怪异独特的方言，笔者曾在旅途中偶然发现，这种方言与安徽南部的方言相似，但到底是不是，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南通专区有六个县，其中西北部的海安、如皋、如东，属于江北方言区，而东南部的海门、启东属于苏南方言区，只有南通县和南通市操持独特的南通方言，而南通方言区（南通县和南通市）住民的文化和性格也与江北方言区（海安县、如皋县、如东县）和苏南方言区（海门县、启东县）完全不同，甚至在长相和种族方面，这三个区域的人们也一眼就可以辨认出来。江北方言区的人多是方脸，苏南方言区的人多是尖嘴，而南通方言区的人多是胖脸。由于彼此通婚，中间形态十分丰富，结果也偶成个别佳人的诞生。如果说一个短期旅行者（像余秋雨自称那样），无法了解南通方言的复杂性，那倒也是情理中事，但是作为口操上海方言的人，余秋雨应该听得出（如果他真的去过南通）“狼山牌普通话”（这是排外而欺生的南通人，用来嘲笑讲说普通话而带有浓重南通口音的腔调）和上海牌普通话的巨大差别，狼山牌普通话在排外的南通是笑料，不像黑色的狼山鸡那样因为高产而受到敬重。不过余秋雨既然没有去过南通，为要吸引读者的旅游兴致，又要冒充去过南通，不得不东拉西扯一顿，难怪编辑字典的金文明咬住他不放。

二，《狼山脚下》从“山形像狼”的角度“反思”狼山的命名、南通的文化，说明余秋雨根本没有去过南通：

起这个名（狼山－－引者）的由头，有人说是因为山形像狼，有人说是因为很早以前这里曾有白狼出没。

不管什么原因吧，我只知道，就在很早以前，人们已受不住这个名字。宋代淳化年间，当地官僚终于把它改成“琅山”。幸亏后来又被改了回来，如果仍叫琅山，那多没劲。

这又是根本没有去过狼山的人才写得出来的文字。因为狼山的山形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像是狼，也不像是任何有模有样的动物，山色更不是白色的，而是黑色的（种满松柏）。整山的形色像是一座端端正正的香炉，山顶有一座宝塔号称“支云塔”，尽管“支云塔”的雄伟名号在高度意义上是夜郎自大（一百多米就自称“支云”），体现了南通人那种“封闭的势利的小气的狭隘的排外的保守的沾沾自喜的”地方性格，且对猥琐的生存现况也是极度反讽，但“支云塔”供奉着的“大圣菩萨”，还算不上佛教的偶像，而是民间信仰的某种变形。尽管那位汲汲于名利而显得有点反复无常的南通籍画家范曾，曾经烧烤了几块“十八高僧壁画”来作宣传，也不能抹煞这一事实。

更奇妙的是，狼山左边（东方）有两座小一点的山：军山、剑山；狼山右边（西方）有两座小一点的山：马鞍山、黄泥山；五山相连就更像是一字排列江边的香炉，所以狼山上的庙宇自称“洞天福地”，而把狼山命名为“紫琅”，以保佑南通永无旱涝灾害。

其实无旱无涝是因为南通接近长江入海口，甚至在七十年代，文革无神论的“破四旧”之后，南通还有一家著名的照相馆叫做“紫琅照相”。“紫琅”，取其和香炉有关；而“琅山”和什么有关？和金石？若然则与“山形像狼”风马牛不相及了。共产党员、无神论者余秋雨不谈“紫琅”且回避狼山上的宗教活动也许情有可原，但对历历在目的“五山”却是浑然不知，他是真的到过狼山，还只是把二手资料拼凑成文，岂不一目了然？

三，《狼山脚下》从“归结一下万里长江的不羁野性”的角度“反思”狼山的命名、南通的文化，说明余秋雨根本没有去过南通：

（狼山蹲在长江边上。长江走了那么远的路，到这里快走完了，即将入海。江面在这里变得非常宽阔，渺渺茫茫看不到对岸。长江一路上曾穿过多少崇山峻岭，在这里划一个小小的句点。狼山对于长江，是欢送，是告别，它要归结一下万里长江的不羁野性，因而把自己的名字也喊得粗鲁非凡。）

其实，狼山命名为狼，与其说长江有什么关系，还不如说是和南通人自己的外在遭遇、内在性格有关。

当初，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也许安徽南部，也许别的什么地方，但肯定不是江苏本地）南通人，要生生插入江北方言区和苏南方言区之间的缝隙而始终没有遭到同化，相当不易。所以南通人号称“沉隐”而富于心计，不是没有道理的。南通人喜欢械斗，文革前后最为典型的南通人也就是郊区的农民，经常在南通军分区的策动下带着铁棍进城武斗，击伤击毙不少城里学生。或许可以认为南通人崇尚狼性，在南通话里，“促狭”是一个经常用到的词汇，它用来描述那种工于心计、像狼一样阴险残忍的地方性格，这个中性词并不带贬义，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欣赏和敬畏。

南通人崇尚狼性，还表现在，在南通话里，“精”不仅仅是“精明”、“小气”，还是背信弃义、见风转舵、落井下石、世态炎凉，而这些都被南通性格视为正常的甚至是生存能力的证明。在这种奇特的地方性格支配下，南通话里的“恶”这个词汇变成了一种赞赏（虽然还没有到赞扬的地步），比普通话的“厉害”更为积极，因为用南通方言说“厉害”十分拗口，所以用“恶”来代替“厉害”的概念，不足为奇。例如当南通人说某个人很“恶”时，不是贬义地说他凶恶、罪恶、邪恶，而是赞赏他“能干”、“好斗”、“不好欺负”。这显然体现了一种非常原始的人性（地方性格），好像是在“善恶的彼岸”。显然，这种“促狭”的崇尚“恶”的地方性格和长江的博大不仅毫无关系，而且正好相反。

南通这种地方性格，可以从南通人崇拜的历史人物得到印证。

1，康九侯，南通话称男孩为“侯”，排行第几就是几侯，康九侯就是康家老九。传说他飞墙走壁，善使双枪，击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无数，解放前夕随同国民党撤退台湾。1962年蒋介石预备反攻大陆，但是红旗下长大的已被共产党洗脑十几年的南通学生，竟然十分崇拜康九侯，绘声绘色地盛传他即将统帅部队回来，铲除赤色豪强（其实是革命干部）。

2，某土匪抗日武装领袖，传说他平日奸淫掳掠，战时消灭皇军（其实是日寇），一次大吃螃蟹八十余只，结果中了蟹黄之毒而身亡。

3，张謇，清末最后一任“恩科状元”，兴办近代产业，晚年事业不振却迷于享乐，在德国医生医疗手术的扶助下，娶了十八岁的村姑为姨太太，可惜房事过度，力竭逝世。

4，明代姓曹的一位屠户，在倭寇入侵时操刀杀敌数十人，力竭而死，死后在“曹公祠”里受到供奉，此祠在前往狼山的半途，旁边就是“倭子坟”小山，据说埋葬着曹公屠宰的大量“大和民族”（就是倭人，“和”、“倭”同一）。

位于善恶的彼岸、且充满狼性，也许并非坏事，当年称霸地中海世界的罗马人就是喝狼奶长大的！当然现在南通人也许永远失去了成为罗马人的机会，但这并不妨碍南通人的聪明才智可以超出文明人的想象力：就在今年，南通市政府竟然发明了一套办法对付环保，那就是允许污染程度较低的工业单位可以把自己没有完成的“环境污染额度”出售给其它污染严重的工厂，这样整个南通还可以获得环保模范的称号，同时又可以赚进大把银子！

也许在这种文明人类望尘莫及的“狼山智慧”下，就可以在“共同污染”（如此注解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上，把“全体南通人民”更彻底地拖进现代化的深渊了。

狼山智慧在宗教方面的体现也很有特点，其取巧的能耐几乎可以与“奴隶社会”产生的西藏的喇嘛教相提并论：

狼山轮藏殿又称轮车殿，源于南通人感到佛家“经目繁多，人或不能遍阅，乃就山中建‘大历龛’，一柱八面，实以诸经，运行不碍，谓之藏经。”轮车高约七米，上达殿顶，下接地面，一柱八面，其柱为巨木构造，重达万斤。车上绘有花卉景物、佛经故事。上层四面雕塑“七大如来法相”，下层设八大力士雕像，内置五部佛教经典。其神奇妙用在于，南通人传说每推一圈，等于念完一卷经文，“可谓佛门法宝”，推转轮车，费力不多，功德无量！

四，《狼山脚下》说“人们一旦登上山顶，看到东边远处是迷朦的大海”，说明余秋雨根本没有去过南通：

狼山才100多米高，实在是山中小弟，但人们一旦登上山顶，看到南边脚下是浩荡江流，北边眼底是无垠平川，东边远处是迷朦的大海，立即会觉得自己是在俯视着大半个世界。狼山没有云遮雾障的仙气，没有松石笔立的风骨，只有开阔和实在。造物主在这里不再布置奇巧的花样，让你明明净净地鸟瞰一下现实世界的寻常模样。

余秋雨大约并不知道，狼山属于南通市，南通市的东南面还有海门、启东两县，与原属南通、现属上海的崇明县（长江江心岛）隔江相望，如此一来，狼山与海之间隔有海门、启东、崇明三县，狼山又不是一万米、一千米，而只有一百米，怎么可能看到大海？“迷朦的大海”完全是没有登过狼山的余秋雨自己的臆测！是从旅游小册上摘录下来的广告词，例如“狼山的确是长江口的第一山，南眺长江，东观沧海，北瞰平原，悦目怡情，荡人心旌”之类。是加工第二手资料的余秋雨为了抒发其“我想，长江的流程也像人的一生，在起始阶段总是充满着奇瑰和险峻，到了即将了结一生的晚年，怎么也得走向平缓和实在”的感慨，而杜撰出来的“海空一色”。余秋雨以为，既然狼山山顶有“登高一呼，山鸣谷应；举目四顾，海阔天空”的一幅石刻对联，就一定能“眺望大海”，其实差矣，那只是一百米就号称“支云”的吹牛，是南通智慧，是不能认真对待的。

是为了迎合“狼山离入海口还有一点距离，真正的入海口在上海。上海，比张謇经营的南通更走向现代，更逼近大海。

……狼山脚下的江流，也随之奔走得更加忙碌，奔向上海，奔向大海”的广告，这是否要证明，上海人是比南通人更加到位的南通人？如此广告，难怪“惊破了沿途无数坟地的宁静”。

为了呼应“对外开放战略”，余秋雨大谈所谓“只有在南通，在狼山，才望得到大海。只有在长江边上，才能构成对大海的渴念”，为此，他不惜颠倒历史，把《河殇》第六集“蔚蓝色”对于大海即航海文明的呼唤拿来正话反说：

（我们记得，如果那个故事成立，千年前的骆宾王随口吐出过“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的诗句；如果是宋之问自己写的，或者是别的诗人帮着写的，也同样可以证明中国古代文人对大海的依稀企盼。这番千古幽情，现在要由张謇来实现了。

他正站在狼山山顶，山顶上，有一幅石刻对联：登高一呼，山鸣谷应；举目四顾，海阔天空。

于是，他下得山来，着手办纱厂、油厂、冶铁厂、垦牧公司、轮埠公司，又办师范、职业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剧场、医院、气象台，把狼山脚下搞成一块近代气息甚浓的绿洲。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他这一宏伟实验的种种遗址。）

明眼人可以看出，余秋雨例举的“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的心境，并不是航海文明动态进取，而是内陆文明的静态观止，是唯美的，而不是功利的，与与张謇“看到了大海的湛蓝”即看到了现代工商业文明，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用“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来说明“可以证明中国古代文人对大海的依稀企盼”，并把西化的张謇和千年前的骆宾王、宋之问相提并论，简直驴唇不对马嘴，是典型的“余秋雨式的误读”，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滥用。

这种“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式的滥用下，余秋雨可谓病极乱投医，不论是谁写的，或者是别的诗人帮着写的，也不论具体含义究竟为何，“同样”拿来“可以证明”。

证明什么呢？证明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有对于大海的企盼？证明《河殇》的蔚蓝色宣告是多此一举？其实，余秋雨这是伪证明。因为余秋雨恰恰不能证明，却反证了《河殇》蔚蓝色的宣告是必要的。道理十分简单：中国两千年来帝国时代的内陆文明的性格已经决定，“中国文人自古以来”的“对于大海的企盼”，只是唯美的、静观的，是和“长城精神”一致，而和“海盗精神”无缘的。关于这一点，笔者早在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山东文艺出版社）一书中，已经专门讨论过了。后来《河殇》的基本思想，就是从该书移植嫁接的。

五，《狼山脚下》说“狼山脚下还有另一座墓，气派大得多了，墓主是清末状元张謇”，说明余秋雨根本没有去过南通：

（狼山脚下还有另一座墓，气派大得多了，墓主是清末状元张謇。张謇中状元是1894年，离1905年中国正式废除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只有10年，因此，他也是终结性的人物之一，就像终结长江的狼山。）

这个墓园，就是所谓“啬公墓”，因为张謇号称“啬公”。据说这块墓地是张謇生前亲自看中的，总面积达一百亩。站在这里朝南眺望，正南面对的剑山状似香炉，两侧的军山气象台和狼山支云塔像是一对烛台，“风水极佳”。

“啬公墓”距离狼山好几公里，要“眺望”才能看见狼山，但到了余秋雨笔下，竟然成了“狼山脚下”！此狼山又不是峻极于天，仅仅一百零七米的狼山，其“山脚下”何至于在好几公里之外呢？这该不是余秋雨不会遣词造句，而是他确确实实没有去过他口口声声去过的南通？

金文明曾经指出，“《文化苦旅·狼山脚下》一文中，将《康熙字典》错成《康熙词典》了，我撰文批评了他，这是铁案，大家都可以查看他原文，却又在‘回答’里把水搅浑，反说我指责他杜撰了《康熙字典》四字中的‘字’字，这么一来反倒是我转换成了他在《狼山脚下》中的无知角色，他却金蝉蜕壳而去，真是操纵舆论，上下其手的高手啊。”

如果金文明早一点知道《狼山脚下》的错误不只误植， 那他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就会更加有趣了。根据我们的前述探讨，我相信，如果不仅拘于文献考辨，而且也从实地来考察余秋雨游记散文中的虚假成分，一定会有几倍的收获。

笔者曾在网络讨论中见到以下文字：“先生对这两天金文明与余秋雨的文坛之争有何高见？”

“余秋雨属于布尔迪厄所说的那种‘媒体知识分子’，他们的声誉不是来自界内的成果，而是来自媒体的炒作。而媒体炒作的结果（知名度），又势必会影响到界内的评判。如此一来，学术标准让位给了媒体标准，学理的评判屈从了大众的好恶……所以对余（还有一批这类人）最好是不要去关注他们。”

（藏策 2003年7月09日 22时32分59秒。有理。 xrd 2003年7月10日 07时47分42秒）

但是，完全不理也是不行的，因为其恶果显然为害甚广。

笔者在网站《品茗新作》（http://www.pinming.net/xsxz/xsxz0020.htm）中找到一篇中学生习作，显示余秋雨的错误很可能变成下一代的“文化”：

《我读文化苦旅－－狼山脚下》（盐城中学高一（6）班 时扬 2001年02月10日）報道：

记得还是很小的时候随父母一起去过狼山。岁月无情地腐蚀着我的记忆，使得狼山在我的印象中变得越来越淡。今天，有幸读到余秋雨先生的《狼山脚下》，模糊的记忆一下子清晰了许多，记忆的阀门又一次被打开。

在作者的笔下，狼山并不高，也并不美。可是它却能吸引无数的游客去参观、游览。这是为什么呢？也许这个问题可以从原文中找出答案：“在富庶平展的江淮平原上，各处风景大多都顶着一个文绉绉的名称……于是，一个荒村，一所破庙，一口老井，也都成了名胜。”

仔细想想，还真有这么一回事儿。今年暑假去北京旅游，当然忘不了要参观一下故宫。什么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什么御花园、西六宫……跑得两腿都发麻了。忽然看见一块小牌插在路边，上面写着“欢迎参观‘珍妃井’”。哎，这个井倒挺有意思，于是不顾双腿的麻痛，顺着路标，走了好一会儿才进了一个小园子。园子里有一口很小、很普通的井，四周用铁栏杆围着，上面写着“珍妃井”。啊？难道这就是珍妃井？这与家乡的水井不是一个样吗！失望之余，只感到两腿发软，瘫坐在地上，再也无心看这口井的由来、介绍了。

想不到作者还真留心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看到这里，我不得不佩服作者的观察和感受竟如此细致。

文中说“狼山”这个名的由来有两个说法。一是山形像狼，二是很早以前那儿曾有白狼出没。在没读这篇文章之前，我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说法。可是文章之后，我又觉得前一种说法似乎更加可靠。因为我看中了文中的一句话“狼山蹲在长江边上。”一个“蹲”字把一座死山给写活了。狼山就像一匹昂首呼嚎的巨狼。

作者仅有细致入微的观察，还有形象生动、简洁有力的文笔。这些都是我应该学习的地方。

记得小时去狼山时，觉得山很高，有点怕，不敢上去，后来在父亲的鼓励下上了山。在半山腰，面对着浩瀚的长江奔腾不息地驰入大海，我又被长江的气势给震慑住了。我怕自己会一不小心被卷入那湍急的长江水中，我怕这山会经不住江水的冲击，卷入长江，流向大海……后来，仔细一瞧，我仍然站在原地，狼山依然屹立……

今天，再一次读到狼山，我明白了。狼山正要归结一下万里长江的不羁野性，所以才把自己的名字也喊得粗鲁不凡。狼山，要用它威严的气势欢送长江，告别长江。狼山，有着与狼一样的野性，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你长江只要还流过这里一日，我狼山就要屹立这里一年。”同样，做人，好像也应该有一点这样的精神。

另外，作者在文中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也花了很大笔墨。这使得枯燥无味的游记一下子充满了吸引力，能吸引读者不断地往下读。这也是十分重要的写作手法之一。

看来，这次读《狼山脚下》真是太对了。 

有理由担心，毛泽东们的“破四旧”，正由余秋雨们的“立四新”予以完成。在如此标新立意的阉割下，培养起来的“四有新人”会是何等模样，我们不必再有什么不切实际的期望了。

正如全国各地的的古迹二十多年已经被“重修”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了，中国历史文化也在余秋雨等辈的“缅怀”下，被阉割了。现在，还要让这样的人物来迎送“奥运圣火”，那是何等意味？

那是否真像周恩来的灵车再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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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万一余秋雨确实去过南通而不是为了作文就杜撰谎言呢？”也许有的读者会这样反问。“那么就要请教他本人了，何以去过南通还会写得如此离谱呢？”真是欺中国之无人乎！）

【03、《君主论》笔记】

“读《君主论》”（2004年5月12日）報道：

1．主国有多少种类？ 是用什么方法获得的？

[从古至今，统治人类的一切国家，一切政权，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君主国不是世袭的就是新的。在世袭君主国里，长期以来君主的后裔就是那里的君主。这样获得的领土，或者原来习惯在一个君主统治下生活，或者向来是自由的国家；而其获得，或者是依靠他人的武力或君主自己的武力，否则就是由于幸运或者由于能力。]

2．世袭君主国 

[我认为，在人们已经习惯了在君主后裔统治下生活的世袭国里保持政权，比在新的国家里困难小得多。因为君主只 要不触犯他的皇宗皇祖的制度，如遇有意外事件，则随机应 变，这就足够了。因此，一位君主如果具有通常的能力，依 此方法，总是能够维持他的地位的，除非遇有某种异乎寻常 的格外强大的力量，才可能被篡位。但是即使他被夺权了，当 篡夺者一旦发生祸患的时候，他就能够光复旧物。]

3．混合君主国

［但是在新君主国里，就出现重重困难。首先，如果它不是全部是新的，而只是一部分是新的 （从整个来说，它可以 称为混合国），那里的变动主要是来源于一切新君主国所固有的困难。君主由于他的军队和新占领之后带来的无数的其他损害，常常不可避免地开罪于新的属民。］

新君主国所遇到的困难，首先是“征服”的困难。“征”与“服”不仅是相对独立的两个过程，而且又必须保持连续性。所以困难在此产生。“征战”的时候，将领和士兵是主体，但是征战胜利结束后，此主体中唯独有一人上升为君主，其余的，不可避免的要改变自己的状态。所谓状态是指征战胜利一方与失败一方关系的变化。原来两者之间的敌对关系，突然变为共同效忠一个君主了。所以在第二步“服”，即使被战胜一方彻底降服同化的过程中，征战者与被征服一方的矛盾加剧。简单的说，就是原本各为其主的两拨儿人，忽然同为一国之臣了。

其次呢，是两个不同的集体忽然合为一体之后的矛盾。通常表现为，一个国家通过战争征服并占领了另一个国家，那么，如果这两个国家的语言，习俗和制度都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那么骚乱发生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因为各自都有维护自己过去文化惯性的趋势，纵然其中之一是被降服的，但是自从战争结束之日起，胜败虽然已经决定，但是仅仅限存于“征战”阶段，第二步是否成功，仍然是未知数，而且环境和条件都起了相当大的变化。往往人们容易忘却的就是“胜败”之是第一部分的结果，而误解“胜利果实”永远新鲜不会腐烂。胜利者的姿态更是容易激化潜在的矛盾造成新的冲突，而这个时候，双方的势力之比已经发生变化。

历史上，征服另一个国家后的君主，通常对被征服国的统治采取两种方法。一是派遣军队驻扎在被占领国，另一个办法就是殖民。其中派遣军队会是上面谈到的第一种矛盾，即占领者和被占领者之间的矛盾加剧。殖民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当然是文化和习俗的差异，还有就是民族情感上的无法接受。

4．为什么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的大流士王国在亚历山大死后没有背叛其后继者

［有史以来的君主国都是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统治的：一种是由一位君主以及一群臣仆统治—— 后者是承蒙 君主的恩宠和钦许，作为大臣辅助君主统治王国；另一种是由君主和诸侯统治—— 后者拥有那种地位并不是由于君主的 恩宠而是由于古老的世系得来的。］

这两种不同的君主国体系决定了后继事业的难易程度。前者自然难于后者。因为后者，诸侯国中，百姓对“王侯”的统治在意识上有先天的认可。当然，称王称侯的过程是不易的，但是维持却相对于大臣管理百姓要简单许多。

5．对于占领前在各自的法律下生活的城市或君主国应当怎样统治

［如果被征服的国家，象上面所说的那样，向来习惯于在它们自己的法律之下自由地生活的话，那么想要保有这种国家有三种办法：其一是，把它们毁灭掉；其二是，亲自前往驻在那里；其三是，允许它们在它们自己的法律之下生活，同时要它们进贡并且在那个国家里面建立一个对你友好的寡头政府。］

斯巴达依靠寡头政治控制雅典和底比斯，失败。罗马灭了迦太基和努曼齐阿，成功。统治不同法律下生活的城市，成功的办法是毁灭或者驻扎。并且，这里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同样都是热爱自由的民族。没有自由和民主传统的国家和民族不符合以上分析。

6．论依靠自己的武力和能力获得的新君主国

7．论依靠他人的武力或者 由于幸运而取得的新君主国

Common Sense: 通常来说，靠自己武力和能力获得的新君主国别依靠他人的武力或者由于幸运而取得的新君主国要容易维持得多。

8．论以邪恶之道获得君权的人们

屠杀市民，出卖朋友，缺乏信用，毫无恻隐之心，没有宗教信仰，是不能称作有能力的，这样的获得君权的方式，只能称做邪恶之道。

对残暴手段的使用，有两种情况。一是妥善的，二是恶劣的。前者是指为了自己的安全，偶而使用残暴手段；后者呢，恶劣的使用意思是指，尽管开始使用残暴手段是寥寥可数的，但是，其后与时俱增。采取第一种方法的人，如果本身的事业代表顺势，那么会得到神的宽恕与人的帮助，而另一种恶劣方法的使用，会最终导致其难以自保。因为恶势总是会受到反向的回击的，对某一时段来说，这种回击是从各个方向包围的；而从长期纵向来观察，因果报应虽然属于一种纯粹人世的逻辑，但是这种关系绝对明显存在于人世的恶的事件发展中。

任何的征服行为都不可以无限拖延下去，因为其中无可避免的包含了邪恶的因子。毕其功于一役是上上策。

9．论市民的君主国

一个平民取得君主的权利，可能是由于人民的赞助，也可能这赞助来自某些有强大实力的贵族。那么在这个市民登上君主之位时，曾经的支持将会左右他的政治倾向。由于贵族与民众之间总是有无法调和的本质的矛盾，所以，这样的君王有可能是会镇压人民，也有可能将贵族送上断头台。由人民支持的君主似乎更容易保持其地位。原因是人民的推举与贵族的扶持，对君主在感觉上是不同的。贵族的扶持往往只需要一个傀儡，因为他们本身具备实力。而人民的推举则总怀有真心拥戴的感情。

10．应该怎样衡量一切君主国的力量

11．君主力量的衡量首先在于他是否必须依靠某种外国势力的支持才能维持。如果是这样，他一定不是一个强大的君主。其次是，在国内他是否有可以自己完全调动的军队，这种军事实力是否强大等。君主必须拥有强固的城市以及没有积怨的人民。君主必须是安全的，然后才能说到力量对比。

许多时候，精神上的强大超过武力和经济实力的作用。因为谈到精神上的力量是以人类智力所无法达到的高度上来评判一个国家。是超越人类能力的支持。

12．论军队的种类与雇佣军

雇佣军是一种无益有害的军队。

13．论援军混合军和本国的军队

另一种无益有害的军队是外国援军。

“一个君主如果不能够在他的国家里看出滋生的忧患，他就不是真正英明的君主。而能够有先见之明的总是少数。”

“世界上最弱和最不牢固的东西，摸过于不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础的权力和声誉了。”

14．君主关于军事方面的责任

和平时期未必需要整军经武，但是君主永远不要让自己的思想离开军事训练问题。训练思维的另一个方法是阅读历史。

15．论世人特别是君主受到赞扬或者受到责难的原因

16．论慷慨和吝啬

谢选骏指出：這是二十年前的筆記，那時網上的資料很少，不像現在已經多如牛毛了。我辛辛苦苦搜集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終於留下一個跨時代的記錄。（2024年9月24日）

【04、漢字是民族整合的利器】

《民族整合的经验是中华文化的精髓》（直心 2002年7月20日）報道：

本文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去研究，为什么中国在近百年左右落后了，挨打了，西方社会为什么先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日本人那么快就接收了西方文化，为什么日本民族吃苦耐劳，遵守纪律，创造出第一流的生产力而中国却要慢一拍。

我认为，西方社会之所以在近二三百年之内先进，和它们的文化实际上是无关的，和所谓的哲学思想啊，理性思维都是无关的。一些知识分子在这方面越搞越深其实是误入歧途，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西方社会的先进，完全是一种偶然性。什么偶然性呢？即偶然发现了蒸汽机，即发现了利用地球上的不可再生能源，煤的使用。而以此为起点，后面的发现能量的原理，再发现石油并利用石油这种不可再生能源，到最后利用原子能这样一种不可再生能源，西方社会的先进就是注定的了。

其实，瓦特发明蒸汽机和什么物理学原理啊并没有什么关系，完全是一个偶然的发现，这个偶然的发现里当然蕴含着必然性，这必然性是人类社会总有一天会发现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的。正如中国的四大发明和物理学的基础原理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一样。

而率先掌握了不可再生能源的民族当然就是强大的民族，因为，民族之间的冲突归根到底，归到物理学那儿，其实也就是能量的冲突。而且，掌握了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的民族当然就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甚至包括哲学领域，都会有一个调整，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如果今天突然将地球上的所有不可再生能源抽掉，那么同样的西方文化的西方国家就不会是中国的对手。我的这个想象的试验很有意思，它证明了中国人之所以落后无需去反思一些根本无关的东西。

而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技术当然会向全球或快或慢地推广，而其它的许多社会许多文化当然也就或快或慢地根据这种技术来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调整。从物理学的角度看，这种扩散和调整的周期是以百年为单位的。因此，回顾中国过去一百到二百年左右的历史，中国的调整其实并不算慢。甚至，这种调整的速度根本就无可能快，文化的调整本来就无可能快。

有人会问，日本为什么那么快呢？其实日本也就快了那么一点，无非就快了那么五十年左右，而从人类的历史长河来看，五十年也就是短短的一瞬，因此日本也就是快了那么一点而已。

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和一个人的生命相比却是漫长的，这就容易使人产生一种心态，好象特别慢的样子。但是这个速度的调节是快不到哪里去的。甚至可能通过物理学算出一个技术扩散导致文化调整速度的公式来。当然，我不打算在本文中谈数学，但是建立一个数学模型并不是一个太困难的事情。

还是要谈日本为什么会快那么一点点。原因很简单，日本是单一民族的国家，而中国则是一个多民族的集合体。

在文化的调整中，单一文化的民族的调整是注定要比多民族集合体要快得多。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一个文化，当然全民族上下一心团结奋斗，很快就能够实现文化的转型。

而象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多文化的结构则不然。实际上说到多民族，我还不止说到中国的众多的少数民族，实际上汉族基本上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多民族的集合体，因此也是多民族的集合体。南方人和北方人，东部人和西部人，甚至相邻的两个县，甚至翻过一座山头，这人民的习惯就完全地不一样。我因为当过兵，在部队里认识过各种地方来的人，包括少数民族同胞，因此我知道所谓的中华文化根本就不是一个文化，而是非常多个文化。

在这样一个众多民族众多文化的集合体中，大谈什么中华文化的劣根性啊，什么中国人丑陋啊都是很可笑的，如果说丑陋，也还是要问是哪个地方哪个民族的人丑陋？因此，一些记者对于我国的一些城市里的不良现象很生气，为什么日本没有，很简单，多文化的集合体看上去就是乱七八糟的样子。

现在说到中华文化中的一个非常强的品质，那就是对于各个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整合能力，即各种风俗文化习惯大相径庭的人民居然能够在一起和睦相处地生活的整合技术。正是由于这种整合技术是地球上人类最先进的管理技术，导致了中华民族的强大。

而这一点也正是西方文化的致命伤。就是说，西方文化的要害，在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整合技术不行。

为什么罗马帝国最终衰败，它的衰败和倒塌实际上是整合技术的衰败，说明了罗马帝国内的各个不同民族最终无法尿到一个壶里。不然的话，无非只是发生革命，改朝换代，而不会导致整个帝国都没有。

而西方的封建社会时期，各个国家之间不断发生战乱，这些战乱却不会导致统一，也是因为西方文化缺少整合技术。我们知道一些欧洲国家在历史上经常发生战争，不是你战胜了我，就是我战胜了你。可是奇怪的是，按中国的逻辑，战胜者理应吞并战败者。可是实际上就是不行。最后战胜者的惯例就是让对方割地赔款，即使这样也不愿意管理对方。即使管理，也管理不长久。

比如英国，凭借着它率先发明了蒸汽机之后，它到处侵略成为日不落大帝国。整个地球上到处都是它的地盘。那么，为什么不建立一个巨大的非常庞大的国家呢？这实际上是英国的错误，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英国文化的整合技术不行。因此到后来甚至连它在美洲的殖民地都保不住，而专门成立了美国。

人类已经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每一次大战都有战胜国和战败国。那么，战胜国为什么不将战败国干脆就吞并了呢？如果吞并了，不就再也没有另一次世界大战了么？不是人类之间会少死许多人么？之所以不吞并，实际上就是缺少吞并的技术。

如果全地球的人类成立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国家，那么就是永久和平的时代，所有的核弹都将会被销毁，因为它们没有用处。而之所以没有成为一个国家，完全是因为西方文化中的致命伤，即缺少整合技术而引起。

虽然美国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了，也似乎在民族整合中有了一些成效，但根据美国学者莫伊尼汉的研究，美国的各个少数民族也还是基本上尿不到一个壶里，白人和黑人实际上也还是油水的关系。

而对于单一民族的国家如日本，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前途。你纪律性强，团结一心，生产率高，举国上下一致行动，那又有什么用？只要你无法将其它的民族统统杀光（而这已经被法西斯的实践所证明是做不到的），你就必须学会整合同其它民族间的关系。

实际上西方文化也花了老大的功夫来探索地球上不同文化的人的整合技术，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总的看来是失败的，无论是拼命地拿着美元或者日元去大干援助的事，还是其它的一些亲善的行动，最后都是失败的。而实际上这中间的一些整合的技术是来自于中国的。在发现中国之前，美国人只知道将印第安人都杀光。

而人类间不同文化的整合技术的顶尖技术，是中国的政治统治技术或者艺术，确实能够使各个民族能够和睦相处，且相互之间逐渐的融合。

而现在阿拉伯的民族也正处于整合和调整期的过程中。有过几次团结一致的尝试，比如埃及纳赛尔的尝试，利比亚的卡扎菲的尝试，伊朗的尝试，萨达姆的尝试，等等。我认为阿拉伯国家可能还是需要一些革命，需要在一些革命中涌现出一些杰出人物，最后地整合阿拉伯民族。这个过程在随机过程理论中出现个一两百年的中误差仍属正常。

实际上，侵略也应当分两种，不应当一提到侵略就认为是坏的，违反道德的。如果侵略造成了吞并，而且侵略国是实实在在地将被侵略国的全体国民看作是与它的国民完全一样的享受同等权利的国民，我认为这样的侵略就不坏。而象日本这样和其它民族根本就处不到一起的民族的侵略，就一定是坏事，除了被侵略国被屠杀奴役和掠夺，不会有什么别的好处。

我认为，如果中国有能力的话，开始努力地和周围的国家商谈合并事宜是一件好事。比如和南北韩商谈一下，是不是合并成一个国家，或者看看能不能和日本合并成一个国家，甚至和整个东南亚合并成一个国家。也不必非要动武，也可以好说好商量。这里的技术决不应当使用西方文化的一切作法，如非要搞什么大选或者多党制，而中国的一国两制的做法却可以广泛使用，所谓的合并首先是建立一个团结的机制，却不急于改变任何地方人民的生活方式。至少在军事上建立一个统一的保卫机制是好的。因此，甚至和俄罗斯商谈能不能合并成一个国家也是有可能的。

人类社会最终的趋势一定是合并，如果不合并又何来共产主义？如果不合并就改变不了帝国主义到处横行霸道的局面。

谢选骏指出：人説“民族整合的经验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我看“漢字是民族整合的利器”。所以越南朝鮮想要獨立，就不得不要首先廢除漢字了。不僅中國如此，阿拉伯世界也是這樣，多虧了一本《可蘭》强迫背誦，才出現了一個“阿拉伯民族”！

【05、南方自由文学“领军”：采尼】

《南方自由文学“领军”：采尼——回复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发起人、组织者、领头人”黄相荣》

黄翔

迫害和伤害都是可怕的，两者互为区别又相互联系。前者是社会性的，后者是小人所为；如果伤害和迫害联盟，那就不仅仅是小人的性质所决定的了。

最近接到一些朋友的电话和传来的文章，一篇是《中国诗歌天体星团访谈录——访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发起人、组织者、领头人黄相荣》，一篇是《也谈黄翔其人其诗——再访诗人黄相荣》，出现在国内《诗生活网》及《星星》诗刊等网上，这两篇文章以“行天”名义发表，其实，许多人都知道，“行天”、“黄相荣”是一个人。这两篇文章都是赤裸裸冲着我来的，使我这个喜欢诗歌和书法、习惯用钢笔书写和以线条艺术作为诗歌的另一种表达形式的人深为震惊，一个人怎么能这样做人？怎能这样毫不遮掩地耍赖、撒谎而毫无羞耻感？怎么能够这么精神失常、莫名其妙地朝人泼粪？我并不愤怒，但深为一个人竟堕落到这种程度感到心痛！这使我想起余秋雨的文章《历史的暗角》，小人耍起泼来玩命，先泼你一身脏水，把是非颠倒让你成为他的同类，就象拉进一个泥潭翻滚得谁的面目也看不清。朋友们说，会有人为此不平而鸣的，不要去理睬，介意这种事，以后他会没完没了纠缠，这种事还会出现的，难免会有人幸灾乐祸！但一声不吭也不是办法，不了解情况的人会认为你默认，只好迫不得已作一次回答，虽然我实在没有这么多无聊的时间和精力。许多当事人还活在世间，聪明的读者也会自有分辨。我仅希望发表黄相荣这两篇文章的《诗生活网》、《星星》诗刊网也给我同样平等的权利。我不知道这是否会给你们增添麻烦，在此我只好深表内疚。

下面是我就黄相荣或行天发表的文章中对我的诬蔑和诽谤所作出的回答：

《中国诗歌天体星团》是1986年为参加北京大学首届文学艺术节而出现的一次以“肢体语言的表达和行为主义的书写方式”（这是我个人的诗学主张）为主体的一次文学活动。这次文学节组委会主要负责人是张伟、郁文。当时作为钱理群的学生的张嘉谚正在北大进修并参与了这次活动的筹备，在他的建议下，由北京大学文学节正式邀请了我和哑默并在文学节的活动中安排了我、哑默和张嘉谚的讲座。这次突发行动是由诗人哑默公开出面一手策划，包括组织人马、主要筹资、联系印刷厂、负责排版和监督印刷，由于特殊的敏感原因，他都让我退居其后，我只受其委托负责选稿和审稿，因为我年龄大、创作时间早，自然是选择我而不是黄相荣来做这件事，包括应北京大学首届文学艺术节之邀赴京，哑默都委托我领队，他是临近文学节开幕式时才赴京的。

“中国诗歌天体星团”是我起的名字，前言《中国诗歌天体星团说》也是我的作品，准备现场散发的传单内容也是我的“反革命”杰作，我还写了一篇文学讲座稿《大爆炸！大爆炸！大爆炸！直面当代中国文化》，并专门去扯了一长段黄布亲自用斗笔书写了一幅横标《中国诗歌天体星团星体诗人大爆炸》。在北大、北师大、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鲁迅文学院文学大爆炸开始之前，由我领头唱起了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奔赴“前线”，在五大高等院校，我很自然作了即兴演讲、朗诵并回答提问，因为黄相荣谈不出什么，又有口吃，话都说不清楚，只好拼命喊口号，特别是在鲁迅文学院，我想不管是来自深圳的那位青年女作家，还是来自广西漓江出版社的那位女编辑以及所有当时在场的人，今天都还健康地活着，他们决不会忘记向他们作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演讲、谈人生、谈诗学、谈宇宙情绪哲学并答复提问的人是谁？他们决不会把黄翔错当黄相荣！仅在北师大我因嗓子哑了（我是因为演讲、朗诵声音哑了，并非黄相荣捏造的患了感冒而在一边旁观），由秋潇雨兰和行为主义诗人马贼（又名马哲，本名薛德云），朗诵了我的诗《出生》、《母性》、《裸女》和《子宫》。在北师大“爆炸”开始之前，曾由我哑着嗓子宣布说，“请安静，请安静，请理解一个不能作声的人痛苦的沉默。”然后蹬蹬走上讲台，在教室的黑板上写下如下字句：“当今的诗坛是猛兽的诗坛，是饿狮澎湃的诗坛，是猛禽扑食小兔的诗坛……”。这些在我至今不能在国内出版的纪实性自传和百万字长篇半自传体小说中均作了简洁或详细的纪实，分别以《自我爆炸》和《天体星团大爆炸》命名。我的作品现均已在美国、台湾和香港等地出版共十五部，为我一生幸存的几百万字的书稿，人们一读就会有感觉，根本不用作者作多余的饶舌说明，也不用别人劳心费神徒劳叽喳，这是一个人生命体验和人生经历的本真表达，和穷尽一生的对自由书写的执著追求！限于篇幅，这里只好作简略交代。

因“天体星团”受到审讯的，有哑默、王强、薛德云（马哲），还有一个张嘉谚，他因此而中断在北大的进修，全部手稿和研究资料也被人搜走，人家没有涉及一个叫黄相荣的人，因为他曾叫喊“我就是尼采，我就是希特勒！”办案人一直把他当成尼采，误记为采尼。而且因为他患有哮喘病，严重时变为肺气肿，因吼叫过度把老毛病引发了，所以最后他没有参加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爆炸”，对我喘息着说“对不起，我得先走一步，我不行了！”因而中途“告病还乡”，临时由北京去了丰台的一个亲戚家。在此次活动中，始终坚持到底的是王强、薛德云、赵云虎、王付、秋潇雨兰和我，还有一个始终寸步不离现场的张嘉谚。最令人难忘和感动的两个青年诗人，一个是王强，一个是马贼（马哲，也即薛德云），在北京五所高等院校“文学大爆炸”结束后，他俩意犹未尽，继续南下，去了上海、南京等地的大学，有过极为有趣和精彩的“肢体语言的表达”和“行为主义的书写”，他们的故事只能由他们自己谈，希望读者以后终能读到。马贼因此次“爆炸”而失去自由，现在他已皈依佛门，王强仍然还在坚守民刊阵地，在北京办《大骚动》。

所以，因“天体星团大爆炸”而入狱的除了我，另一人就是马贼。我因此次事件直接受到追查，其结果就是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审判，时间是1988年5月20日，审判长是退休或早已作古的王鹤亭，案由是“天体星团大爆炸”，罪名是“扰乱社会秩序”，“主犯”或“首犯”是黄翔！那时候，“著名诗人”采尼或黄相荣先生你在哪里！？你怎么不跳出来给我澄清冤枉，说主犯就是你，申明你是这场诗歌运动或行为主义艺术事件的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军”，这不是“犯罪”，是诗歌！是艺术！是喧嚣灵魂的外化，是人类思维和表达形式的直接抵达和临场！你应该呼吁他们放了我，不要把我送进劳改队“脱胎换骨”，因为诗人的心性永远改变不了天生的纯粹和本真！你泼我一身粪，并且还在串谋着继续泼，你可以公开发表，你可以在网上畅通无阻，而我是一生因诗歌的梦幻和热情六次被投入大狱的人，至今被人全面封杀，作为一个“诗人”，你切切不能在处于弱势的受害者身上再血淋淋的捅上一刀，特别是对一个你曾给他热情洋溢地写过信、叫过他老师并且曾将你的《悲哀的黄昏》改为《死去的黄昏》的人！不要在迫害的基础上再加上伤害！你是83年登门拜师认得我以后才开始写诗的,而不是如你满口胡言所说的“我黄相荣写诗的时候，黄翔是什么鸟？”，我并不象你所说的有胡乱留下写作时间的“习惯”，相反的，你是83年开始写诗而75年还是个“昏子”，我儿子和他这一辈人，听到你这样胡打乱说，直想搧你的嘴巴让你清醒一点！同你勾在一起的另一位，原来怀有创作一套“哲学体系”的理想，但一看世界上的体系都被人弄完了，而且弄起来也很费劲，见我写诗似乎轻松，从此改了行。那是68年以后的事情。你们串通一气恶意朝我泼污水，年轻人，我现在不会愤怒了，但心里很痛，你知道当年人家是怎样审判我的吗？他们连你叫黄相荣都不知道，因为你曾吼叫说“我就是尼采，我就是希特勒”，希特勒他们知道，尼采他们没听说，他们把你当尼采，记不清这个陌生的名字，误叫你采尼。办案的是省公安厅那个如今已被判处死缓的前厅长郭政民们的下属，一处或七处处长徐伯恩，成员有一个叫筒智爵，另一个是个比较通情达理的青年公安叫彭年。他们找过你问话有可能，但并没有把你视为要犯审讯你，因为审讯是要象张嘉谚、哑默、王强和后来判了刑的薛德云一样失去自由的，而你从未失去自由，反而加入了“作家协会”。而且整个审讯过程中，人家根本从未提及黄相荣的名字，他们只知道一个叫“采尼”的人。下面是当年的一段审讯对话：

“你同采尼是什么关系？徐伯恩问。

我一听心里就明白，他连尼采也搞不清楚，误把他当成了与我有关的案犯，

但我故意装傻说：哪个采尼？我不认识！

你会不认识吗？他不是你的同案犯吗？

哦？你说的是尼采？

是的，正是他，是尼采。他脸红了。其实，他并没有明白，他把高叫“我就是尼采！我就是希特勒！”的黄相荣当成了尼采（他叫为“采尼”），我仍然给他来个将错就错，逗着玩儿。

他现在地下。我用食指朝地下指了指（意思是尼采死了）。

呵，你们还搞地下活动？徐伯恩一脸惊异中夹杂着几份喜色，感觉意外发现了新的犯罪线索。

他现在国外，也许在德国莱茵河畔的某处地方。

他这一次吃惊不小，一脸恼怒的神色，他猛地一拍桌子，大声朝我喝斥：

好哇！你还胆敢里通外国，罪加一等！

他……我故意朝这个从贵卅山区某个被人称为“威纳黑”（这是威宁、纳雍、赫章三个边远贫困县份的简称）的地方提升上来的工农干部嗫嚅着。他已经死了。

嗯嗯，死了？畏罪自杀！妄想逃脱罪责，自绝于人民！死了也要把人挖出来，他埋在什么地方！？

他声色俱厉地追问。

不—知—道！我怒目圆睁，怒气冲冲地朝他大叫！我的叫喊是这么突然，把他吓了一跳，一边眼镜滑落下来，挂在鼻梁上。见他这付狼狈相，我一字一顿地朝他说：

尼—采—是—个—德—国—哲—学—家！接着我加快语气，噼哩叭啦说，他早就死了，他死的时候你和我都还没有钻出老娘的肚皮！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你要追究他的罪责，你办了护照到德国调查去！

徐伯恩一脸尴尬，哑口无言。

……

就是这么肤浅！这么荒唐！这种荒诞的现实存在就是我曾有过的欲哭无泪的生命痛苦经历，而这件事就同吼叫“我就是尼采！我就是希特勒！”的黄相荣联系在一起，你屁事没有，你承担什么？胡说我把责任推给你，你这个“领军”怎么不自告奋勇去坐牢？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是我而不是你，为此付出了三年铁窗生涯的代价，刑满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我的人生权利何止剥夺一年！我至今在国内还一本书都不能出版，你如今洋洋自得，自视为“官方作家”，又给自己扣上一顶民间诗歌运动“领军”乌纱帽，你“采尼”实在喜欢得不得了，就一直戴下去好了，没有人与你争！反正现在已经没有危险，牢我已经帮你坐了。而且你确实喊了那么多口号，也总得有点回报！“天体星团大爆炸”时间过去那么久了，不知你为何今天要丧心病狂乱泼污水？你的行为意味着什么，负有什么不能见人的使命？你及与你相同性质的人心里最清楚。后来徐伯恩就这么莫名其妙翻车死了。我失去自由后，我妻子张玲（秋潇雨兰）曾孤身一人上北京在思想文化界奔走呼号，也曾找过刘再复，我赴美后，前文学研完所所长刘再复也在美国，他曾告诉我，他曾同现国家主席胡锦涛一起坐飞机去新疆开会，在飞机上曾向胡谈及此事，当时的贵卅省委书记胡锦涛也曾过问此事，省公安厅厅长郭政民回复说，黄翔的问题很复杂。但时至今日已经证明，到底是谁有问题，谁的问题最复杂，谁是真正的罪犯！？诗人只是一介书生，性情中人，而无论是社会败类和一味依附权势的小人或诗小人都是他的自然天敌！

有时候，小人的伤害比公开的迫害更不择手段，更厚颜无耻！黄相荣写出这两篇文章之前，曾扬言说他背后有的是人，不知他这么傻乎乎的咋呼是什么意思，这是否同一个“诗人”的品性相协调！？小人集群，结党营私，并不是个简单的事情，使我感觉这是一场预谋和阴谋！受你专门挑唆另一前“启蒙社”成员，同你串在一起搅浑水，蓄意混淆视听，还胡编乱造了一份贵卅诗歌备忘录什么的。这人此次没有完全露面，但以前曾在海内外对我造谣中伤，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但却自损形象，暴露了自已的品性。我这里无意提及他的名字，我甚至对他处于生活底层和社会弱势的处境，从内心里有一份理解甚至悲悯，虽然我自已是一介书生、两手空空，却一直动念如何有机会对他相助，仅管他已经一再伤害我，但我仍然希望人与人是兄弟是朋友！黄相荣有一天特意把他接了去，马上利索地打开电脑，指着上面的文字让他看，并且高声朗读，以期激怒他，结果，那人马上“对号入座”，恨得咬牙切齿誓死要写文章怎么怎么的。当我获知这种情景后，心里真不好受，真是哭笑不得，人的心怎么这么狭隘，我的那些昔日的朋友和兄弟已经到如今这般年岁，怎么还不能面对浩瀚宇宙生命直面生死、解读虚无？！坦率讲,我虽然眷恋人世,但却常常有一种摆脱不了的对人生无奈的忧郁……暮日人生,故园对我是一道亮色,往事和老友都令我十分怀念。他们怎么啦,他们从电脑上看见的，那的确是我的作品,半自传体小说,人名是虚构的,情节是综合的,有虚有实,这是个人创作的自由,别的人包括昔日的朋友也有同样的自由,而我在我的纪实性自传或回忆性自述中,我都如实地谈到自己和别人。坦荡面对吧，朋友，不要害人害己，也不要与罪恶同伍或中小人下怀，要不了多久，我将重返故园看看。此事可疑的是，黄相荣为何要如此这般，他并不是电脑专家，如果没有“特殊”、“专业”水平，是不可能搜索出美国这边的出版社正在编辑但还末公开上网的资料，而且他还能掌控我服刑的劳改队的资料并由此胡说八道，我在劳改队，分配到教育科，和其他犯人一起办油印《育新人报》，我是个被强制改造的囚徒，在被迫服刑期间，人家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难道我能让人家找借口扣一顶“抗拒改造”的罪名，乘机加刑甚至置我于死地？！那里是用刺刀和枪杆来对付你，你黄相荣到劳改队试试看？！你这样做，真是不打自招！让人感觉你这样的“诗人”很古怪。一个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其性质我想心明眼亮的读者自会识别！

黄相荣小我二十多岁，他根本无从了解我个人漫长的人生经历和写作经历。而诗人哑默同我结识已是1968年，在此之前我们各自早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活和创作，不用等到黄相荣出世才同他一道有这份精神爱好和追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早年的作品如今年代遥远，但理应可见出个人人生经历和时代留下的印痕。同哑默结识后，才有了“野鸭沙龙”，主要成员有我、哑默、孙唯景、周渝生、李光涛、肖承经、曹秀清（南川林山）等人，这些人是比较固定的，其他的人都带有不定期的流动性。我文革时期的诗，他们都是最早的听众，这些人中哑默一直保持记日记的习惯，他此类记事日记有十来本，今天已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1968年以前，我已多次失去自由，生活飘落无著，没有固定的朋友圈子，更没有志趣相投的诗友，自己写自己的，很孤独！我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那时候的写作属“公社田”作品（“公社田”与“自留地”都是“野鸭沙龙”当时用以区别官方报刊作品和个人自由写作的常用语，其中哑默是一个长期坚持秘密写作的人，他这一类写作开始于我们认识之前的1963年），都是发表在贵卅省级刊物《山花》上，同年8月份发表《喷香谷子从天下》（外二首），9月份发表《我们是一支夜战的队伍》，10月份发表《心里注满了“十一”的阳光》（外一首），之后还发表了《英雄赞》，当时发表我作品的《山花》编辑是唐春芳、沈耘，当时情况陈佩云、涂尘野和虻歌均知晓。1958年12月应邀参加贵卅省文学创作会议，当时应邀与会的有同期发表作品的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罗绍书（后调贵卅省文联），还有一位是他的同校同学、早他两年发表作品的廖公弦（现已经作古），还有一个重点培养的铁路工人汪勤，那时候，我还是个学徒工人，当年正处大跃进时代，官方培养黄声孝一类的工人作家，所以我曾是培养对象。在会议期间，不是我们提出要求申请参加作家协会，而是作为受培养的工农兵作者，人家发表给我们填，所以这才参加贵卅作协。第二年的1959年3月，因为向往“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和牧羊姑娘，“无组织、无纪律”，自行对生活作出自由选择，独自去了青海湖和德令卡大草原，由此生活和创作大变。在柴达木流浪期向，鲜活的感受勃发了鲜活的热情，创作有《画柴达木》、《阿尔金生活》等组诗，后来存放少年友人、曾一起进厂学徒的李树芳处，他怕派出所查夜发现，末经我同意独自作出处理，一把火烧了。我在柴达木被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畏罪潜逃”名义抓回，当时原所在单位贵阳五金厂人事科办公室墙壁架上夹有一份贵卅省文联的公函，通知将我从贵卅作协除名。这是我个人的经历，这无所谓“吹嘘”，相反我还羞于提及，比如说我1958年8月第一次发表的作品，曾选入同年的全国诗选，笔名“艾朗”，现特向造谣中伤者黄相荣“汇报”，有据可查！我甚至被劳动教养后，经当时被打成右派并在公安文工团任编导的原军区诗人钟华主动推荐，还发表过一首《哈瓦那—北京》，所用笔名“北洁星”，同期还创作有长诗《卡斯特罗》。六十年代开始，我写作了《长城》《独唱》《自由市场》（当时自由市场可以用票证换食物，我写的是打成右派后生活沦落的知识分子在这里兜售学者的人格和教授的尊严）。进入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写作了《预言》、《白骨》、《野兽》、《火炬之歌》、《我看见一场战争》、《火神》、《不，你没有死去》、《长城的自白》、《世界在大风大雨中出浴》、《天空》、《尘象》、《鹅卵石的回忆》、《爱情的形象》、《中国，你不能再沉默》、《诗人的家居》、《我的奏鸣曲》等诗和组诗以及我的早期诗论《留在星球上的札记》等大量作品，这些作品的主题为反对偶象崇拜和个人迷信、歌颂天安门事件、呼吁人权和生命自由、歌唱大自然和爱情等。从1959年以后，我的作品就受到封杀，1979年以后，进一步受到封杀至今。因为长期的压抑，作品不能发表（并非黄相荣所蓄意歪曲投稿不中、杳无音息，当不了官方作家，而是被人受命封杀、无人敢登，至今我的作品都不能出版，“二十二条军规式”的莫名其妙的禁令仍末解除），所以我才冒天下之大不韪于1978年同几个朋友一起去北京点火，呼吁民主和人权，以大字报和油印民刊形式自行公开发表我的《火神交响诗》，这次自由生命的自我爆炸和行为主义的书写形式，其主攻目标是反偶象崇拜、反个人迷信，率先公开批判和否定文化大革命，挑战极权主义，这在当时是要掉脑袋的，只有白痴才诬为所谓“政治投机”，本人直至现在都蔑视社会政治功利追逐，奉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的人生态度,追求精神独立和生命大自由！黄相荣认识我已经很晚,同我是两代人,第一次登门叩访时年纪小，难免一脸诚惶诚恐,怯生生的坐在小板凳上竟陷下去起不来,我把他拉起来时感觉他口吃,说话吉吉巴巴却很真诚感人,几天后就给我来了一封长信,视我年龄上为父辈,精神上为师长,落款为“永远是你的学生黄相荣”。他当年这封信我儿子赴美时无意间将它与大批书信、手稿卷在一起，居然混出海关，“定居”美国。这种事很正常，相信我当时象黄相荣一样的年纪，也会一样傻得可爱，不想今天的黄相荣却已判若两人。我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无非是提醒他，我们不仅仅是生理年龄的悬殊，还有文品和人品。如果你没有忘记，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我第四次坐牢时，我弟弟黄杰出于信赖将两包手稿封存好，委托你与哑默分别帮助保存，结果我还没有出狱，存放你处的手稿已被揭封，我出狱之前，你迫不及待地铅印出版了一期《金字塔》，并事先到处放风说我抄袭你的作品，但是知情人将你的诗作与我的作品对照，无处不见我的作品的投影。我出狱后，得知此事，痛心不已，为了你的卑鄙无耻曾给了你一拳，从此我们断了交往。如果你稍有羞耻心，今天真不该再一次暴露你的本来品性。话就点到这里为止，年青人，我怎么可能“没有创作力”，竟会模仿和抄袭你的东西！？我这一生心空中连“大师”的幻影也不存在，无论是政冶或是文化威权，从不顶礼膜拜，高呼“万寿无疆”，生性是一个放火烧神庙的人，一个追求生命大自由的人，有何神圣的阴影将我作为一个人的生命及其精神创造笼罩！？我的创作不仅是几个阿拉伯字的外在标志，写作时间是次要的，它主要是凸显我不同人生阶段的内在生命体验，留下不同时期的人生痕迹。这要由作品本身来说话，并依据作品作出鉴定。你说你看不到我一生的创作主线，竟如此弱智，那么我告诉你，纵横贯穿我一生的主线就是两个字：“自由”！你说许多学者不了解我，而妄加评论，为人不要信口雌黄，说话要言之有据，认真治学的人决不象你想象的那么小儿科，头脑那么简单，因为我的作品都是封杀数十年未公开出版的东西，没有几个人的情况象我这样，这只是人生悲剧的特例，所以凡是翻译和研究我的作品的人，都会详细占有资料，并在研究和比较的基础上进行核实，作出公允的结论。一位翻译我的作品的美国朋友，和一位研究我的早期作品即文革前后的创作的日本女士前后为此花了许多年时间，并曾亲自专程赴贵卅，走访当事人，了解和核实历史材料，甚至曾出版英文版《沈从文传》并为我的英译本作序的金介甫（他的中文名字）也曾在赴贵卅时特地与我的老友哑默一会。国内外学者所发表的研究文章都是严肃认真的，尤其是国内的学者更体现一种勇气和良知，他们完全可以保持老滑世故的沉默，因为谈我对他们麻烦多于好处，不要随意非议于人。我们最初相处也曾有过美好的回忆,记得我们一起曾共坐一条小木船,在烟波浩渺的阿哈大水库上飘呀飘,当船飘至两山之间的一个峡谷时,我们共同目睹了今生的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迹——忽见一条好大好长的巨蟒横于两山之间,世间怎么竟有这么大的蛇？它只能是龙,一定是龙！这是一种吉祥的征兆,虽然命运是如此不可捉摸,也无从把握。但这个异象曾为我们共同目击,此时想起它,仿佛置身在另一种时空,朝下俯瞰大地上的人类,你们是否应该学会怎样消除此前人与人之间的一切芥蒂,为此,我愿意在此文结束前,遥隔太平洋最后仍然给你一个美好的祝愿：成蛇钻草,成龙腾空。一个人终究成为什么，也许决定于自身的选择，也许是不可违拗的宿命。

补记：

我因一部在美国出版的百万字的长篇小说《自由之血》上下卷，竟引来一场围剿。这部书还没有在大陆出版，因为对我的禁令直到目前还没有解除。它在国内竟意外地引起一帮人在网上咋咋呼呼，是误读？是妒忌？是“对号入座”，还是受命于人？！对我这部书究竟如何评判，见仁见智，但我不主张人与人自相残杀、包括精神残杀，更反对参与此种受控于无论是谁人的可耻行径！现在我奉劝一些心理虚弱的人，千万不要以为我是在为你做传，我写的是小说，是一种综合文体，主人公有我自己的真实经历，但也有其作为一个人的各种“可能性”，比如说“人神鬼兽”兼具；至于一个已逝时代的群像，人名是虚构的，情节是综合的，虚实相间。这是我个人的创作自由，别人也同样可以有这样的自由。小说和自传可互为参照，但性质上却是有别的，作品中不存在对任何人的刻意攻击或诽谤，它的火力和主攻方向面对是人类自由的天敌――一切种种使每一个个体生命作为生命个体不能“生而自由”的东西……竟为这样的一部作品还未在大陆正式出版，就受到群起而攻之，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幸还是不幸？！我孤零零的一个人面对你们，我无惧于四面受敌，哪怕我面对的是一种不可告人的阴谋，是某种蓄意而为的非个人因素……

其中参与搅浑水的一位前“启蒙社”成员竟同人狼狈为奸，恶毒谩骂我是“叛徒”，我叛党？叛国？叛自由？叛民主人权、还是全部宇宙人生和生命之身？！我仍然不提他的名字，但我举出下面两个关于这个人的事实，其人心性就一目了然：

1．1978年11月24日，“启蒙社”成员第二次上京，此次主要仍然是张贴“启蒙”大字报和散发《启蒙》民刊，内容是《评“火神交响诗”》和由我亲笔书写的两条大标语（关于毛的三七开和否定文革的），当时参加这次行动的有我、李家华（路茫）、杨在行、方家华、莫建刚，还有一位临时参与的人叫郑继联，公开的名单有8人，其中有黄杰但他人未去。大家在天安门广场走着，正寻找和选择张贴大字报的地点，突然此人不见了，一会儿一辆公共汽车从我们身边开过，那人从车窗探出头来打招呼说，我在前面等你们。妈的！耍滑头。大家心中明白，这样做只是为了大家在冒风险干事的时候，你躲在一旁，远远看着，有危险，你走，没有危险，你上！我当即非常愤怒地大声叫他下车，然后杨在行、方家华、莫建刚、郑继联和我站住等他走近，我微笑着望着他，待他走进突然脸色一变，左边一个耳光，右边一个耳光，他捂着脸没有还手，脸上却留下了十个手印！这一记“历史性耳光”，使我们由此结怨。多年后，曾参加“天体星团”的秋潇雨兰曾谴责我，即使是选择当叛徒，也是他的自由。我为此早已向他表示道歉，现在再次表示内疚，此其一。

2．当时这人扬言要搞“政党”，而我崇尚“百科全书”式的启蒙运动，也即自由精神运动，承传和弘扬“五四”新文化精神，他要结党分庭抗礼，早于徐文立提出组党要求，思想超前，但缺乏胆量，因意见不合同我分裂，另组社团，我被抓后他也被抓，他是关在重庆渣滓洞转过来的，剃了光头，预感前景不妙。当时管“启蒙社”一案的，是公安局政治保卫处主任张雪银。他装“失足青年”，对张说：“老张伯，我上了黄翔的当，我受了黄翔的骗，我今后要走‘正道’，不走‘邪道’，同黄翔断绝关系！”这竟是他日后嘻皮笑脸地当着我和别人讲的，秋潇雨兰也在场。我对他这样做，既从他的个人心性上看他，也从人性的普遍性去理解，因为他是个弱者，在高压下无可奈何，所以我对他并不介意。但他后来果然不同我来往了，在国内出了书，参加了作家协会贵州分会，沾沾自喜，所以他说我是“当不了官方作家而自视为民间立场”，而对我自传中提到的早年发表作品并参加作协一事，莫名其妙也用来攻击我，竟视为“吹嘘”。其实对我来说，这只不过是我的人生经历，实事求是，我并不将它视为什么，不想他如此介意！悲哉！

后面附一份《半个世纪的烛光》供读者参照。我也会将详述或简述“天体星团”的小说或自传章节供大家阅读（自传是纪实的，小说凡重大历史事件及主人公主要经历也为纪实，其它为综合或虚构）。我的幸存作品现已在美国、台湾、香港等地全部出版，而在国内我还在“第22条军规”的禁锢之中。我期望终有一日被解除全面封杀的禁锢，让我享有平等的话语权利，相信我的作品终有和同时代人见面之日，别人读后一切自有分晓。我也期望读者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批评、指正，而不是由一些肩负特殊使命的人，不择手段地混淆公众视听！

3.那位前“启蒙”社的成员,因“启蒙社”的问题被捕,释放后,参加了“作家协会”,不但断绝了同我的往来,也回避参加民刊活动,自觉成了民刊活动的局外人,他根本不具备写作“贵阳诗歌备忘录”的资格和条件。他在他所写的所谓“备忘录”中,诬我写有《风雨茶花》,有赞美专制、出卖灵魂之嫌,他所举作品名称和写作时间都纯属胡说八道,其实这是文革前“四清”运动中,工作组整我的黑材料,是人家故意向他透露,让他出来放风的,所以在许多年以前,根据当时人家的需要,他一直一口咬定我是反邓的,作品中写有攻击邓副主席的内容,现在又倒过来,说我歌颂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自相矛盾。其实我所写的是文学作品，不针对具体的人和事，而且写的不是《风雨茶花》，而是《茶山青年》，其中主人公之一名“茶花”，写作的时间也不是1968年前后，而是1963—1964年间，写作的题材是茶山青年的生活和爱情，写作的地点是贵卅省湄潭茶场，主人公之一的茶花的原型是从遵义下茶场的女知识青年艾幼君，其中贯穿著我们的恋爱故事，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远没有发生，任何文学作品中也没有出现高唱颂歌的热潮，这都是文化革命以后的事。当时我已经受到迫害、劳教获释的人，受到社会歧视，被视为“劳释犯”，迫于生活，走投无路，先去公社小煤窑拉煤，后又被迫去了湄潭茶场。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被人从档案中发现，被视为“混入贫下中农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手稿和书信均被工作组抄走，成了黑材料，其中就包括了《茶山青年》。当时工作组负责人是贵卅省农业厅下来的一个女干部，叫胡和声，她从收走我的材料中意外发现“四个念念不忘”，这既是我写给艾幼君的情书内容，也是我表达知青爱情生活的创作素材，但胡和声认为这“四个念念不忘”思想很反动，把它当成了整我的活材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被进一步认为“与林副主席唱反调”，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对我实施所谓“群众专政”，我被打得浑身是伤，这种令人不堪忍受的暴力蹂躏，使我在其后的1968年写下了《野兽》一诗！后来中央16条下来，工作组公开对我宣布平反，退回和当众烧毁黑材料（其实是转移了）。到了1970年，我被工作组转移的手稿和信件，作为黑材料又由湄潭茶场转到了我后来所在的贵阳针织厂，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我又再一次被据此打成现行反革命

“林副主席”的四个“念念不忘”是：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念念不忘突出政冶。

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我的书信和手稿中被人发现并一直揪住不放的“反动内容”主要也就是“四个念念不忘”：

要念念不忘你的父亲为什么成了历史反革命，晚年生活凄风苦雨。

要念念不忘你母亲为什么受人歧视，失去工作，连病也治不起而活活死去。

要念念不忘你这么小小年纪就读不起书，而被迫失学。

要念念不忘你为什么从城市遣送农村，每日起早摸黑，过著你的年纪不应该过的沉重、劳累的生活。

这位前“启蒙社”成员一直认为我“思想反动”，没有象他一样“走正路，而不走邪路”，其实我的书信手稿当时所流露的思想感情，也只是一个长期受到阶级偏见歧视的所谓“出身不好”的人的一种普遍感情而已，但至少其中并不存在他所故意歪曲事实的恶毒中伤：一会胡说我“攻击邓副主席”，一会又倒过来捏造我“为毛和文革唱颂歌”，其目的在于不择手段丑化我。他前后自相矛盾，两种说法都出于中伤，无根无据，这只是这个猥琐和污浊兼具的人，智力贫乏的想象，其言行本身反而自行暴露了他的品性！长期以来我很奇怪，他从何触及到我的档案中的“黑材料”，他散布我的谣言的目的是什么？其背景是什么？他是由于天生的媚骨还是出于平庸的本性？我想有一点他心中很明白：他说话可以畅通无阻，而我的嘴巴被人堵住！

我一直为他感到害羞，至今不忍提及他的名字，让他还有点尊严活下去，如果一旦公众全知道了他是谁，并且通过我几近湮灭于世和终见天日的几百万字的作品照出他苍白的谎言，他将怎样来承受和面对人世间巨大的耻辱呢？我真禁不住想为他流下忏悔的眼泪！！愿上帝宽恕他！！！

2003年10月23日夜

于美国新泽西太阳屋

谢选骏指出：人説——南方自由文学“领军”：采尼；我看所謂“自由文学领军”，無非都是東施效顰的騾子學馬叫……從五四運動以來，一直如此。

【06、一个美籍华人和家属在中国的非人遭遇】

《一个美籍华人和家属在中国的非人遭遇》報道：

爸爸、妈妈：

您们好！

今天我带著沉重、悲愤，哀伤而又有点兴奋的复杂心情通过网络给您们写信。以此方式来表达我对亲人——我的妹妹万敏的纪念，来诉说一个人民公仆的父亲和一个历尽苦难的母亲的万般无奈；也诉说一个美籍华人（我）对祖国爱莫能助的无奈。

没想到就在我准备返回美国进行实质性操作时，噩梦突然降临到我家，您们的爱女、我的不可多得的妹妹在求助无门下因不堪忍受身为政府干部的丈夫陈可进长期的暴力虐待，不幸身亡，继而又在当地某些政府干部策划下被偷葬，使我们全家无法送葬，践踏了我们全家族人的基本人权。

噩梦岂能让我们忘记2003年4月5日（清明节）那个阴沉沉的日子。在中国湖南宁乡县大成桥福泉村石克组有一个饱受家庭暴力的弱女子，我们的亲人万敏被逼死了，继而又于4月7日被宁乡县公安局大成桥派出所伙同大成桥乡政府村委策划偷葬了。

一、妇女儿童权益组织、干部或领导的作为

１、村妇女主任（陈恶魔之婶）多次出现在其侄陈挥舞菜刀要杀死万敏，阻止其去告状和回娘家的场合（万遗书记录，家庭社会调解员见证），她对媒体说万敏不幸是其性格使然。

２、乡妇幼办主任单方了解某些人性扭曲者向县妇联汇报万敏不幸是玩麻将所致。此卑鄙邪恶者依旧在行权。

３、县妇联在调查中力阻有关方面去万家求证。 

４、宁乡县妇联副主席视我讨公道行为是因为我固执。

５、省妇联副主席等官员对我父母说：“你儿子是在美国呆久了，受了西方影响，才纠缠人权不放……”

６、今年5月，我在长沙考察时顺道询问省妇联主席有关万敏母女不幸之公道，主席很干脆地对我说：“你去找省委，以后不要再找我们。”呜呼，殊不知，湖南妇女儿童竟如此无助啊。

７、2003年七月，我上访中国妇联后，中国妇联在彭佩云名誉主席多次督促下给我回信：“据目前长沙市妇联汇报情况，我们认为宁乡调查处理基本是客观的……”

８、婴儿是无辜的，出生就是一条生命，应享有人权，失去母爱将成问题少年，引发许多社会问题。有关方面，尤其各级妇联对其不重视。无只言恻隐之心。

二、新闻媒体的作为

１、湖南政法频道专题节目报导万敏母女不幸及湖南日报子报家庭导报、当代商报等披露并呼社会关注无果；

２、《潇湘晨报》、《长沙晚报》子报《东方新报 》记者们为追求新闻效应竟不择手段将两岁婴儿不幸用真名真像片刊出并恶意片面报导母女不幸，未究其因。更甚《东方新报》记者公开找我要钱得逞后才予认在万敏不幸半月后恶意报导，事发时叫其采访遭拒，近日《潇湘晨报》记者竟有脸在网上说“希望黄静案推动司法改革”；

３、我想与上面两报刘少龙、钟姓两记者对薄公堂，律师说我非孩子父母, 不是合法诉讼人；

４、曾报导此事的有关媒体对“偷葬”，“陈是政府干部”、“美籍华人”只字不提乃新闻自由之现，难怪全球自由新闻查中国列倒数第六；

５、胡主席多次强调媒体镜头要多对准百姓而非官员，我多次向中国知名媒体：香港凤凰卫视、新华社、焦点访谈、人民日报、法制日报、中青报、中妇女报、人民公安报、南方周末等反映，请为人权、为正义、为良知疾呼，或是曾为“南方周末某记者一篇曾为新闻来，又为新闻去”的文章吓得他们明哲保身，将已责推至湖南群工部；他们可为“赵燕事件”大做文章而避而不谈我们的不幸。

三、湖南司法机关不立案作为

１、宁乡县公安局刑侦人员在不幸后的万敏身上找到有破案、定案重要依据----记录陈暴行遗书挂号信回执单，拿回公安局半个月，错过对万尸检可能受严重性伤害，直至媒体采访要求做节目才供出回执单的失职行为是如此从容；

２、某副检察长对我说：“万敏属非正常死亡，一定有个说法。

３、地方司法机关无视万敏受虐事实书不予立案。

万受虐书：

A）身孕4个半月因照顾陈不周被打；（万敏生前反映）

B）产后6天的万敏朴实地跟陈商量祝贺女儿诞生酒席节俭办，陈硬不顾自己入不敷出的收入要大办，争吵之余当众将手中一只鸡甩死并将万下体打得血流如注，虽经在场我母劝告，陈仍粗暴抱走6天生命女儿，并凶狠对万狂喊：“滚出去！我只要女儿！”并侮辱我母对我母吼：“你过不惯就回去！”（陈一家人及近邻都知且被媒体采访了）

C）婴儿50多天哭闹不止，陈无法可施将其狠击一拳致唾液、奶液四喷（幸亏被两床棉被力阻才免一死），万痛心责骂陈不是人，竟遭陈木凳痛击数次，导致万伤痕累累上医院求诊10多天才勉强康复（陈嫂伴去的），但心灵之伤随日后的暴虐每况愈下。，（被击时不分黑白的陈父躺在隔壁闻万救命声不营救，事后对我父及邻居说，恐儿对其动粗，陈父对媒体说万被打是因玩麻将。万敏不幸后，陈的舅舅叫陈父从20里之外的情妇处回，他说与他无关。平日两儿子都不叫他吃饭，村民说万的不幸祸根即他。）

D）陈长期对万身、心、性暴虐（遗书记录多次暴力恐吓强奸），多次在多人场合拿起菜刀要杀死万敏以达到控制万回娘家、去法院告状离婚的目的，并常对万说：“只要你离婚，全家同归于尽，反正我也不想活了。”如此长期遭恐吓、虐待的老实内向的万患上了严重精神衰弱，白天精神恍惚，靠长期服安眠药助睡。以上事实万遗书记录，有关方面已查证，陈认同，宁乡结论书肯定。

E）陈拿刀压在枕头下，阻止万敏离婚（万生前告诉父母）。

陈的不良记录：

1）中学时以行恶打架出名，有学校处分记录（学校求证，旁人信为证）

2）曾与嫂起争执拿菜刀相向（万生前告诉家人）

3）陈不如意时多次将家里门、电器、万的嫁妆砸烂。

4）两年前陈骑摩托去我家刻意不下车将村老实农民水管压破，不但不致歉，不接受老实农民提出赔的要求，反当著众人怒吼：“我没见过你们文佳冲有狠的。”并搬起大石头欲砸对方。（多人见证）

5）万被偷葬时，陈被派出所藏起来，据悉其参与了偷葬。（多人见证）

6）陈入不敷出，经常用多种方式从万处骗钱花，其中一次多达8000元，不如意就动粗，家庭两年多开销几乎全花万的钱。

8）陈少年失母，自小无良好家教和良好学校教育，初中毕业花钱混了张中专文凭，回乡不择手段买户口买工作混进干部队伍，生性孤癖、自卑、自闭、虐待成性、不学无术、满脸凶相（有时陈见小孩哭，对万说只要小孩有三长两短，我叫你全家赔葬，）。

9）万不幸后仅三天陈利用自己干部身份打通派出所信用社关系非法取走万的全部财产。

10）山东邹城女播音员死在副市长家床上，医学定论无性行为，高兴过度致死，副市长被开除，万敏受虐事实不足致开除陈，岂心情不同处理不同？

４、陈家父子仅隔14年，同出一辙逼死两个无辜妇女，“青出于蓝”的陈更终身性伤害只有50多天生命的女儿都不予法制；

５、在今天文明的中国，司法对那些在光天化日下置起码人性、人权于不顾抬著死者飞跑不让我家族知道，如此嚣张、如此邪恶与强盗、土匪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行为从容以待。此恶不除，法何以正？民何以安？党何以威？

６、不久前公安部某副部长去宁乡县公安局调研之后上级公安定性宁乡公安局由不合格晋升为合格。

四、湖南方面无视偷葬践踏人权

1）爸爸您追那些灭绝人性抬著吾妹飞跑者达几百米远，并几乎哀求对其说好话……

2）当身临其境的我和被关的亲人至今都不知吾妹身葬何处的切身之痛的事实众人悉知。

3）邪恶者们以聊天为幌子把我家族部分成员关起来促偷葬成功。

4）事后当地多个老农说：“我长到这般年纪，首次遇重双日用如此惨无人道之作，一定会有报应的。”

5）乡下做法术者对我们说：“我多次用镜子反照避重双日之不吉，偷葬非我意。”

6）事后众村民及公安内部知名人士，见证偷葬践踏人权之实，非“重双日”使然。

我们多次向中央有关方面反映要求湖南省成立省市专案组以避地方复杂关系去宁乡查明真相并促：

1）宁乡干部职能部门开除陈工籍、干籍；

2）责检察机关对陈依法刑事判决，并民事赔偿我家25万元；

3）依法对策划偷葬参与偷葬者判决，并责赔我家各种损失80万元，对在职者予以撤职；

4）追究宁乡县公安局刑侦队有关人员严重失职行为责赔16万元；

5）严惩保护伞——宁乡县回龙铺镇、黄材镇做伪证领导。

6）开除负面影响极大的村、乡妇女主任；

7）加强对村、乡、县市妇女干部或领导的妇女儿童法意识；

8）对那些在“以暴抗暴”上大做文章而不究其因的法盲强化教育；

9）追究《潇湘晨报》、《长沙晚报》子报《东方新报》邪恶报导行为；

10）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

11）恳请有关部门对我家人予以关注。

以上11点均未获重视。

祝爸爸、妈妈保重！

儿 建强 书于美国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联系电话： 001-847-6797210

E-MAIL：Jianqhappy@yahoo.com

谢选骏指出：人説“一个美籍华人和家属在中国的非人遭遇”——我看二十年都過去了，現在你們還好嗎？

【07、人民解放军为何以人民为敌？】

1989年7月，距离6月4日的街头大屠杀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北京依然笼罩在坦克与机关枪组成的火力网之下。

一天，我从魏公村的“中国大剧院”旁边骑车经过，忽然发现自己处在杀气腾腾恩的火力网里面了。原来那天王震等“中央领导”要去戏院看戏，于是解放军指战员们就三个人一组在街头为“首长”们站岗，他们背靠背地持枪对准路上经过的每一个行人！后来我经过天安门广场，看到了相同的肃杀景象：战士们三人一组，以战斗队形持枪瞄准路过的行人，当时那种情形，如果哪位路人向解放军们竖起中指或是其他让他们不高兴的动作，我想士兵们一定会开枪射击的。实际上那些天里，北京一直还有零星的枪声。

后来这些年，我的脑海一直浮现解放军们黑洞洞的枪口，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人民解放军为何以人民为敌？

后来我在历史研究中找到了答案：研究“人民解放军为何以人民为敌”，一定要到人民解放军的起源中去寻找。

我们知道，人民解放军起源于“南昌起义”中的北伐军叛乱部队，而北伐军则使苏联顾问一手训练的。如此看来，人民解放军为何以人民为敌毫不奇怪，因为北伐军和解放军的历史使命就是代表苏联对中国进行征服。

虽然解放军和北伐军的军纪比北洋军要好，但是和汉人和汉化的满人所训练的北洋军不同，解放军和北伐军的头脑里，却是苏联人灌输的马列主义病毒，时刻准备着，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指令而对自己的同胞开枪射击。在这一点上，解放军和北伐军，一点不比北洋军的前身湘淮军阀、绿营军、吴三桂等等汉奸部队来得逊色。

毛泽东自命“向西方寻求真理”，其在军阀建国方面的先行者孙中山，为建立私人武装向日本寻求军事援助、为建立党派武装向苏联寻求军事训练，是众所周知的。那么他本人在这方面向孙中山学得了一些什么法宝？他所统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从何而来的？换言之，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行者？或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是哪支部队？”

经过慎重的历史研究，我们发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向上可以追溯到北伐军，再向上可以追溯到八国联军中的“华勇营”。这三支部队的一脉相承在于：都是外国训练用来服务于他们在中国的战略目标的。

由于华勇营这支部队是在中国组建的，按照英国当时以组建地为部队命名的惯例，便把这支部队称为“中国军团”；威海人则按中国习俗称之为“华勇营”。该军团的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国的正规部队调任，士兵则在中国招募。招募范围，完全违背了“只在威海卫招兵”的承诺，扩大到了山东、直隶等地。在军团内部，除了乐队、译员、卫生队之外，还设置了长枪连、机枪连、炮队和骑兵队。这支部队经过正规的英式训练之后，分别驻扎在威海卫各地，担负租借地内部治安和对外防卫任务。

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行动中，华勇营作为中国雇佣军被编入德、英两军之中，他们“表现优异”，尤其是英军中的华勇营更是赢得了西方舆论的高度评价，在西方军史界声名显赫；正如中国人民解放军组建的志愿军，在社会主义阵营入侵资本主义世界的朝鲜战争中，同样表现优异，赢得了举世瞩目，甚至连解放军的日本和苏联的教官们都对此刮目相看。

华勇营的表现，推翻了西方人对华人“不能打仗”的偏见，“证明了中国人所需要的只是优秀的领导人而已”。解放军的表现，再度印证了这一点，还证明中国人已经获得了厉害的领导人，从此西方世界还对红色中国感到了某种恐惧。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相关的史实。

据英国外交档案记载，十九世纪末英国租占中国山东的威海卫，其初衷是将威海建成英国海军在远东的军事基地，与盘踞旅大的沙俄抗衡。但《租威海卫专条》签字后，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清楚地认识到，威海卫海军基地的陆防任务面临巨大压力。当时英国兵力匮乏。英国人和布尔人在南非地区争夺领土，迫使英国不断向南非增派兵力，过多的殖民地分散了英国的陆军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遂决定在华组建中国雇佣军，担负威海卫的防务。

1898年11月，英国陆军部派员到香港和上海招募译员、号手等专业军士，然后去威海卫招募士兵，组建中国雇佣军团。在中国的土地上，利用中国人组建一支效忠于异国的军队，此举遭到了清政府的强烈反对。英国辩称“在威海卫招兵组建军队，是为了维护租借地的安全，不会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使用该部队”。

到1900年5月，英军终于建立了一支人数六百多、年龄在二十三至二十五岁之间的华勇营。该部队编制齐全，设置长枪连、机枪连、炮队和骑兵队，以及乐队、译员、卫生队。英军不惜投入，其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国正规军中调任，并配置精良装备，清一色的马丁尼—亨利式来复枪，甚至还有当时最先进的马克西姆机枪，这在当时的西方正规军中，亦未能成建制装备，可见英国对该支雇佣军期许之高。

这批用高饷精选出来的士兵，体格强健，平均身高五英尺七英寸、胸围三十五英寸，在当时华人中亦属高个。带兵英国军官评论他们“坚忍、耐心、聪明”，是“十分优秀的行军者和挑夫”，能“吃很少而走很远”。华勇营的所有士兵都签约三年，同意被派往全球任何地方执行任务。士兵们每天训练达四、五个小时，军事素质迅速提升，尤其六百码射击成绩十分优秀。《中国与八国联军》（Arnold Landor, China and the Allies, New York: 1901）一书评论说：“考虑到这些士兵此前的素质，英国人能在短期内将他们训练成一支劲旅，的确是天才。”但二十多年后的事实证明，苏联人同样可以把散兵游勇和乡下土匪训练成英勇善战的北伐军和工农红军。

有意思的是，几年后当八国联军交还天津时，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不准中国在此驻军，天津长官袁世凯既要遵守条约，又不能放任津门只有外国驻军，应对之策就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北洋一部改造成警察部队，钻了《辛丑条约》的空子，堂而皇之地进驻了天津，解决了满清在国防与外交方面的一大难题。 

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威海卫英军华勇营的出色表现，令他们赢得了英国军方更大的赞许。当时在兵力上捉襟见肘的英国，只能从澳大利亚、印度、新加坡和香港抽调殖民军或雇佣军来华，参与八国联军行动。于是只得把华勇营正式纳入英军建制，并换上了英国的陆军军装，按照英国当时以组建地为部队命名的惯例，华勇营从此也被称为“第一中国军团”（the 1st Chinese Regiment）。

在中国土地上组建一支由中国人为主体效忠于异国的军队，特别是在必要时，让其为异国的利益而与自己的同胞作战，其忠诚度和战斗力在英国内部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但中国军团在历次战斗中的表现，令英国殖民者兴奋不已，正如威海卫殖民官员在谈及威海卫时称：“如果不提及中国军团，便不可能全面描述威海卫，它的建立与成功，证明了英国官员在对付亚洲佬方面的天才。”这种态度和心理想必得到后来据上的列宁、斯大林等新沙皇的深刻共鸣。他们利用中国人的巨大牺牲，满足了共产国际的世界战略上的需要。

中国军团这个华勇营组建不久，便执行了第一次战斗任务：镇压威海人民的武装抗英斗争。先是于1900年3月26日，武装驱散姜南庄村崔寿山组织的抗英集会，并逮捕了崔寿山等三名抗英领袖。5月5日与5月6日，又分别在报信村和道头村枪杀二十九名抗英群众。对中国军团的表现，驻威英国陆军少校F·C特纳写给陆军的机密军事情报中是这样评价的：“1900年与划分界线有关的麻烦中，军团前往镇压当地的骚乱，表现得完全可以信赖。”行政长官道华德在写给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信中则称：“在5月5日、6日的两次攻击事件中，中国军团表现得非常出色，我们为他们的英勇行为感到钦佩。”巴恩斯的骄傲之感则更是溢于言表：“中国军团在战斗中毫不逊色地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他们为和自己的威海老乡对抗感到骄傲，这无疑证明他们完全可以值得信赖。”更重要的是：“他们守纪律，听从指挥，勇敢，吃苦耐劳，射击水平很高，吃饭不挑食物，只要数量充足就行。”

接下来的1900年6月中旬，英国驻华海军司令兼八国联军统帅西摩尔中将率八国联军进军北京，途中遭到了云集天津的义和团和清军的抗击。西摩尔为补充军源，及早消灭清军，便调中国军团增兵天津。 

6月21日，刚刚镇压完威海卫抗英民众的四百多名华勇营士兵乘坐英舰离开威海卫前往天津。

6月22日，华勇营一九二名士兵和十名军官乘坐英舰“奥兰多”号，于凌晨五时抵达天津大沽口。此前一天，英舰“恐怖”号已将第一批香港皇家炮兵（炮手多为印度兵）和香港军团（由华勇和帕坦人Pathans组成）的三八二人送到。需要提及的是，在当时参加八国联军的英军中，华勇营、香港军团和新加坡军团中的华勇们构成了英军的重要力量。在英国陆军部情报处（Intelligence Department, War Office）编写的战史《1900—1901年在华军事行动官方记录》（Official Account of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in China 1900-1901, London: 1903）中，充满这几支部队如何协同作战的记录。

6月24四日中午，香港军团和威海卫华勇营各两个连共四个连，护送海军提供的十二（吋）口径大炮及弹药增援联军。道路泥泞，华勇营基本承担了苦力工作，负责拖曳大炮，并安放在僧格林沁四十年前为抵挡英法联军而修建的濠墙（Mud Wall，即天津人说的墙子）上。当他们冒着弹雨进入法租界时，受到了联军守军的欢迎，但也有人对这群“中国人”进入自己的阵地表示不满和担心。

这种担心很快一扫而光。6月27日，华勇营协助俄军对清军驻守的东局子军火库也就是天津机器局东局进行攻击。当十二（吋）口径大炮引爆弹药库时，天空出现了几百米高的蘑菇云。随后，德国租界的一些商铺发生火灾，华勇营两度受命灭火。 

到达天津后以编号为“英军第一军团”的名义编入到英军作战部队序列，并立即参加了攻城战斗。6月27日攻占了满清的北洋军火库，7月9日攻占了满清的海关署军火库，7月13日和14日占领了天津城。在天津作战中，中国军团甚至是“参加最后攻城战并占领天津城的英国军队的唯一代表”。天津战役后又直接向北京进军，参加了解救外国驻京公使馆的一系列战斗。

当年随军团参加战斗的英国下级指挥官巴恩斯在其所著的《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中宣称：“中国军团远征作战次数比任何部队都多。即使不算解决威海卫出现的麻烦，天津之战有我们的份，解救北京有我们的份，以及1900年8月到独流和夭折的北仓，这些远征都是我们干的，没有其他军团参加。” 

7月初，华勇营和香港军团的主要任务是清剿渗透到租界附近的清军和义和团狙击手。在一次战斗中，香港军团受到清军炮火的猛烈压制，二死三伤，在华勇营紧急增援后才得以脱身。随后，华勇营新驻地受到清军猛烈的针对性炮击，造成极大的恐慌。华勇营的布鲁斯少校（Major Bruce）带队携炮出击，但不敌清军炮火，布鲁斯少校头部和肝脏中弹，华勇营另有两死五伤，协同作战的英国水兵也有五人重伤。 

7月9日，联军发起了一次大规模攻击，由一千名日军、九五○名英军、四百名俄军和两百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加。是役，满清直隶提督聂士成中弹身亡。华勇营的任务是护卫和协同香港炮兵，向西局军火库也就是海光寺军火库发起炮击。在他们的掩护下，日军迅速攻占清军阵地。转移阵地时，华勇营必须拖曳笨重的大炮穿过被清军火力覆盖的小桥，一不小心大炮就会滑落桥下。桥上缓慢移动的华勇营受到了清军猛烈射击，驻守濠墙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则进行了还击，压制了清军火力。事后，美军军官在答复华勇营感谢信时说，只要是女王陛下的军队，不管什么肤色，美军都把他们看作亲密战友。过河后，酷暑和体力透支摧垮了香港炮兵中的印度士兵，只有华勇营还继续拖曳大炮向预定阵地集结。事后，英军司令对于华勇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每日画报》（The Daily Graphic）对此次行动进行了报导，但把功劳都归于那些中途放弃的印度兵，还令华勇营的英军军官们耿耿于怀。 

7月14日，华勇营协同日军敢死队，终于攻破天津城墙，“光荣地成为参加最后攻击并占领天津城的英国军队的唯一代表”，巴恩斯如是说。占领天津后，华勇营奉命为北京远征军征集船只。他们的种族优势在此时得到充分发挥，沿着北河，居然征集了将近一百条大船和相应的船工。巴恩斯很得意地说，华勇营对当地百姓礼敬有加，赢得了民心，不少人愿意为这支英军而不是其它“洋鬼子”提供服务。

8月4日下午二时，联军向北京开进，华勇营抽调了一百人护送香港和新加坡皇家炮兵部队。次日，华勇营和香港炮兵协同日军进行北塘战役，由于日军推进过于迅速，英军的炮火不少都落在了日军队伍中。如此一路攻击前进，到8月15日晨，华勇营终于开进了前门。在自己的首都，华勇营进行的最后一场战斗是将大炮拖上城墙，协同美军攻击紫禁城，得到美军的欢呼。

攻占北京后，华勇营的任务主要是发挥种族优势，在英占区站岗放哨，又干回了警察部队的本行。当时八国联军中，不少国家出动的多是殖民地雇佣军，如法军实际是由越南雇佣军组成，因此，在局势基本稳定后，看各种肤色的洋兵便成为北京一景，只是大多数人不知道，最强大的英军士兵实际多是自己的同胞。 

华勇营作为一支单独的作战单位，参与了1900年8月28日早上7点八国联军部队在故宫举行的占领仪式。各连选派代表参加八国联军在紫禁城内举行的大阅兵，在受阅的英军队列中，香港军团与华勇营最后出场。对于这次不寻常的典礼，《中国与八国联军》（Chinaand the Allies,纽约1901年版）的作者兰达（Arnold Landor）描写说：“管乐队留在院子里……最后是威海卫兵团。部队所过之处皆有雷鸣般的欢呼声响起，到了中国兵团这儿多少有些减弱──因为这似乎与联军格格不入，中国人也可以被派去打中国人。作为一个优秀军团，人们对他们目前的处境感到悲哀。”这位西方人没有料到，“中国人被派去打中国人”将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主旋律。中国人专门杀害中国人的“阶级斗争”，甚至不幸成为中国的国策。

正如奉行阶级斗争的部队，也会根据上级指示推行“军民鱼水情”的战术；华勇营也会在洋人教官的部署下开展“军民共建”一类的活动，以便更加有效地推行殖民统治。

紫禁城阅兵后，华勇营便根据联军的统一部署，分别进驻京畿的几处军事要地。在有“津门首驿”之称的重镇河西务（Ho-hsi-wu），华勇营英军军官巴恩斯负责统一指挥联军各部队，其中一三四名英军中，就有七十人来自华勇营第四连，他们成为这个“京东第一镇”的主力部队。

巴恩斯有意识地发挥华勇营的特性，大抓“军民共建”，因此河西务一地比八国联军的其它驻地更早地进行了战后恢复。令英国人最为得意的是，华勇营在该镇运河畔的哨卡旁，恢复了一个农贸集市，允许当地人在此摆摊，销售鸡蛋、家禽、水果、蔬菜和杂货等。这个市场成为战后最先恢复之处，天气好的时候，摊位能有两大排，聚集五百人以上进行交易。巴恩斯并不讳言，在战争的恐怖气氛下，中国人之所以敢于来此，就在于他们将这个由华勇营看守的地区当作“自己人”的地盘。

对于这个市场，华勇营视若禁脔，不容其它军队插手，全力维护秩序。有几次，出来溜达的德国兵随意地从摊点上白拿梨子或葡萄，华勇营就会出手干预，德国人只能乖乖地付钱埋单。

而酗酒的日本士兵也被华勇营“修理”过两次。第一次，华勇营撕下他们的肩章，扣留军帽，日军马上派了一名翻译来道歉。第二次，一名日军骑兵再次扰乱市场，在被华勇营撕下肩章、扣留军帽后，华勇营军官将日军派来索要军帽的翻译赶了出去，要求日军军官亲自前来道歉。日军军官奉命而来，按照巴恩斯的说法，日军道歉态度诚恳得让他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华勇营在河西务镇的表现，显然吸引了战乱后当地百姓的关注，另一个离此十多英里远的镇子，还专门派了个“庞大的代表团”，来请求将自己的镇子纳入华勇营的保护范围。收割时节，华勇营得到指令，尽力劝说躲藏在外的河西务镇农民回家收割庄稼，以应对战后可能的饥荒，并答应保护当地人免受他们最害怕的俄军的侵害，但在华勇营控制范围之外，俄军照样杀戮无辜百姓，大大影响了“劝农”的效果。大量的高粱被迫烂在地里，巴恩斯只好自嘲说：好在这些没收割的高粱地能继续成为当地妇女躲避俄军的最好隐蔽所，因为俄军是臭名远扬的强奸犯。同样的，驻守在通州的华勇营第五连，也和当地民众“打成一片”，甚至有村庄主动要求华勇营派兵长驻，以防止频繁的土匪骚扰和劫掠。

8月的一天，华勇营一部从水路行进换防时，一名中国士兵失足落水，当时已是深夜，且水流十分湍急，英军军官惠泰克（Whittaker）冒险跳下水去，救起了这名士兵。事后，惠泰克被皇家人道协会（Royal Humane Society）授予铜质奖章（该会第三一一九五号事例）。皇家人道协会是一家官方慈善机构，专门表彰奖励英帝国内拯救他人生命的见义勇为者，至今仍活跃在包括澳洲在内的英联邦国家。

由于在天津战役中的“勇敢善战”，英国陆军部特别以天津城门为图案，为华勇营设计了军徽，镶嵌在帽子和衣领上；并在威海卫卫树立了一块刻有二十三名阵亡官兵姓名的纪念碑。1902年，英国政府还不远万里派专人来华，从“中国军团”中挑选了十二名官兵，代表“中国军团”去英国参加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爱德华七世向华勇营官兵颁发了勋章，以表彰他们在平定义和团战争中的牺牲，这是英国历史上最早为中国人颁发的军事勋章。同年，这支部队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猛增到一三二零人。

当时组织中国军团的不仅有英国人，还有德国人。2008年1月号台湾《传记文学》撰文记载，在德国柏林的帝国军事博物馆，有一件特殊文物：一个雕刻着圈龙图案的军用皮带扣。这是1900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行动的德国远东特遣队中的中国雇佣军“华勇连”的装备。其实，德军在远东特遣队中设立“华勇连”之前，就已经于1899年在其殖民地青岛的海军陆战队第三营中建立了“华勇连”。德国王子海因里希（Heinrich）当年巡视青岛时，对这支中国连队十分看重。

《中国与八国联军》一书也记录了组建这支雇佣军的艰难：直到1899年初都没有一人应征，到1899年3月才招募到了十名士兵。德国人的遭遇也类似。

1899年的9月和10月，德国人在青岛为华勇连征兵，但两百多个报名的人当中，可用的只有大约七十人，历尽艰难才达到了一百二十名步兵和二十名骑兵的规模。随后，英国人和德国人都发现，他们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这些农民士兵的散漫。据英军的资料，华勇营士兵的父母经常会来驻地把他们带回去，“这些士兵们似乎没有个人主见”，开小差、退伍现象很普遍。德国华勇连也一样，逃兵不断，而且扰民事件时有发生，德国人自己评价：”他们的行为更多的是起了伤害作用。” 

比德国人明智的是英国人随后调整了策略，发动“高饷”攻势，将招募对象由单纯的农民转向了清军的退役官兵，成效显著。据《中国与八国联军》记载，这些退役军人比一般农民拥有更好的战斗素质、体能和纪律性，而且“没有家庭牵累，随时能为金钱卖命”，这些穿上洋装的清军老兵不久就成为“最优秀的士兵”。

英国人的高军饷及带兵者的廉洁，在普遍低饷并且“喝兵血”贪污成风的中国，大大提高了军人的社会地位，“好男”亦可当兵。亦令中国有识者看到，新式军队首在制度之新，厚饷可起“养廉”作用，“饷薄则众各怀私，丛生弊窦；饷厚则人无纷念，悉力从公”……袁世凯在《上督办军务处原禀》等文件中如是说。（《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后来袁世凯得以编练新军，亦效仿英军，不仅高薪，而且设法杜绝军官克扣，发饷一律绕开了各部队的主官，由粮饷局会同各营粮饷委员，出操时公开点名发放，后世以为这是袁练的北洋军拥有战斗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与英军威海卫卫华勇营相比，青岛德军海军陆战队第三营中的华勇连则因为时间短、表现不理想，没能留下更多的文字数据。参加远东特遣队的另一支华勇连，也似乎只在德国军史上留下了一个番号、博物馆的皮带扣以及军史爱好者在德语网络论坛中的专业小众话题。

同样在山东招募和训练雇佣军，英德两军成效反差巨大，德国人的无能成为英国人的嘲讽对象。1900年9月22日出版的《宽箭报》（The Broad Arrow），将英、德同在山东半岛组建的这两支雇佣军的反差巨大的表现做了对比后，认为保守、僵化、不够独立的德国人在民族性方面不如英国人，这证明了“英国教育体系”的胜利，并且否定了德国人比英国更注重责任的说法。1901年1月12日的《每日画报》认为，只有英国人才能将华人训练成战士，德国人在这方面很失败。1901年7月17日的《泰晤士报》则说，英军华勇营的成功证明英国人在训练殖民军方面的能力是独特的。

1900年底，德军青岛海军陆战队华勇连已经有一半人做了逃兵，只剩下五十六名步兵和十二名骑兵，他们随后被改编为青岛的第一支警察队伍，连队番号被取消。至于在德国远东特遣队中的华勇连，军史中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消失在茫茫史海中。

此外，威海卫英军华勇营得以比青岛德军华勇连留下众多史料，要得益于英军军官巴恩斯（Arthur Barnes）的有心，他在华勇营服役期间记录了大量日记，并在1902年出版了回忆录《服役华勇营——中国第一军团，1900年3月-10月在华北地区的作战记录》（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A Record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First Chinese Regiment in North China from March to October 1900）。在这本现已成为古珍本（old and scarce book）的回忆录扉页，巴恩斯留下的献辞是“永志不忘”（LEST WE FORGET），可见巴恩斯对华勇营的推崇与怀念。

在巴恩斯回忆录中，通篇充满了对这支“勇敢的军队”的赞颂，而且不断地表白其赞颂是“绝对客观公正的”，“尽管华勇营背叛自己的同胞、皇帝及本国军队，在异国官员的指挥下，为异国的事业而战，但他们毫不逊色地承担了自己的义务，不应该再受到诋毁。”其实按照后来居上的北伐军和解放军的观点看，华勇营叛离的对象乃是满清政权，作为第一批剪掉了猪尾巴辫子的现代革命者，华勇营战士们的行为是十分符合世界潮流的。 

英军华勇营在短短八年内，获得了西方媒体的极大关注和高度赞赏。《泰晤士报》在1901年的一篇评论中说：“无论将来如何，谈及华勇营的积极战斗精神时，他们当然会拥有勇敢无畏的口碑。”《中国与八国联军》一书也对华勇营在巨大压力下依然十分沉着冷静，给予了高度评价。华勇营与服从满清政权的同胞们的对抗，激怒了当地人。华勇营不少士兵的家属都收到了恐吓，士兵们要求英方在必要时需给其家庭提供庇护，但华勇营军心依然稳定。德军在青岛的华勇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敌对的中国政府官员对这些士兵的家人进行了压迫和恐吓，说如果这些人不马上离开这支部队的话，他们将遭受最严厉的惩罚。”与英军华勇营不同，德军的华勇连没有顶住这一压力，遂不断瓦解。这一现象也许可以部分说明，为什么德国后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被英国及其盟国所击败。显然，英国人比德国人更有统治能力，更知道怎样团结其他民族一起前进，这绝不仅仅是“善于欺骗”可以一语带过的。同样，在这个问题上，同操英语的美国人显然也比苏联人更得人心，所以能熬过冷战，维持自己的势力范围不被对方瓦解、摧毁，反而能够在1970年代成功策反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

1900年9月1日，英国人在上海最早创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刊文评述华勇营，认为其在天津的表现，足以推翻人们对华人无能的偏见，“威海卫华勇营的历史证明了，中国人所需要的只是优秀的领导人而已”。

《字林西报》拥有庞大的由西方在华政界、宗教界和商界的知名人士组成的撰稿人队伍，主要发行对象是外国在中国的外交官员、传教士和商人，是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它对华勇营的评价，已经上升到了对英国殖民政策及中国民族进行评价的层面，并视华勇营为英国殖民政策成功的典范例证。

英国本土的媒体，也纷纷对华勇营给予了好评。1900年12月4日出版的《每日快报》（The Daily Express）附和了《字林西报》的观点：“毫无疑问，在欧洲军官的训练和带领下，只要树立了勇气的榜样，中国人就能成为优秀的军人。”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在“抗美援朝”中，中国志愿军能和联合国军“打了一个平手”？

除了人海战术的因素，苏联提供的训练和武器装备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志愿军的前身就是“中国工农红军”，连名字都是苏联提供的。中国工农红军也等于华勇营：中国=华；工农红=勇；军=营。中国工农红军=华勇营。

同样，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勇营；中国人民=华；解放=勇；军=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勇营。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由中国人民组成的解放军，这支军队本质上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大军（解放军）所指挥的中国支队；正如华勇营是八国联军的一个支队。而且解放军早在红军时期就由共产国际一手训练，正如华勇营由八国联军一手训练。到1979年，由于脱离苏联控制日久，解放军已经很不自信，以至于讨伐越南都要先让邓小平跑到美国访问后才敢开始行动。

反观华勇营的命运，也是被国际大势牵着鼻子走的。1902年，英日缔结同盟条约，英国得以将军事力量集中于欧洲，加上不少英国议员对威海卫卫华勇营年耗巨资有所不满，经过激烈辩论后，决定予以裁撤。华勇营的解散，不像一些历史研究者所说那样是由于逃兵严重，而是出于远东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英国殖民战略的调整。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在旅大取代了俄国的位置，来自俄国的威胁随之消除；1905年8月英日又第二次签订了同盟条约，英国对日本的戒心也随之解除。至此，随着外来威胁的消失，威海卫的防御压力大为减轻；同时界内秩序也逐步稳定，治安压力得到缓解。内外防范压力的减弱，使华勇营—中国军团失去了存留价值，解散军团的建议再次被提出。到1906年6月，这支名盛一时的雇佣部队最终被完全解散。华勇营解散之后，大部分士兵转往南非当警察，部分士兵留在当地充任巡捕或加入满清新军。

正好此前几年的1901年9月，流离颠沛的清廷已经下达了编练新军的谕令，全国新军编练正式开始；并于1903年12月4日设立了练兵处。新军完全按照德国营制、操典进行训练，用新式武器装备，拥有步、骑、炮、工程、辎重等兵种；各级军官大多由武备学堂毕业生充任；对新兵的招募，按照西方国家的入伍要求，有年龄、体格及识字程度等规定。练兵处从1903年12月设立到1906年11月合并到陆军部，共存在三年时间。

满清新军和旧军之间的最大不同，乃是旧军换汤不换药，只是手持洋枪洋炮的古代军队，无论训练、编制、指挥都落后于时代。而新军则全面改革，无论训练、编制、指挥都全面西化了。新军虽然首开军队国家化的努力，但是最后归于失败，依然沦为军阀私人部队。因为新军效忠的对象，从一开始就是清廷，而不是现代意义的国家。

北伐军和解放军也大体沿着华勇营和满清新军的道路，先是作为效忠某党的党派军队，后来也就不免沦为私人军队。某“党”在这里正式作为清“廷”、英“军”的替代物出现的。说到底，英军是英国“人”组成的，而华勇营不过是英国“狗”组成的。华勇营的士兵，获得不了英国公民权，无法选择自己的领导人。

谢选骏以此纪念“六四大屠杀”十九周年。

2008年3月10日

【08、比较元大都的北京和曼哈顿的城市规划】

在美国国家建筑博物馆，一位听众向我提问：“你认为中国的城市与西方的城市，有什么不同？”

“这不是一个好问题，”我回答，“真正的好问题是：汽车产生之前的城市，与汽车产生之后的城市，有什么不同？汽车产生之前的城市，是步行者的尺度；汽车产生之后的城市，是汽车的尺度。这之前与这之后，东西方的城市在尺度上没有太大的差别，而尺度是城市最重要的东西。”

我用电脑演示了两张地图，一是元大都的胡同，二是纽约曼哈顿的街道，“你看，它们都是矩形路网，从平面上看，几乎是同一个城市，代表了汽车产生之前人类城市的一种理想状态。可是，汽车产生之后，这种高密度的路网和宜于步行的街道，就在许多城市消失了。”

一年前，我应美国国家建筑博物馆之邀赴华盛顿演讲，题为《向老城市学习》，其中提及元大都与曼哈顿的故事引起了听众们的兴趣。比较这两个城市的想法始于 2005年我第一次踏上曼哈顿的街道时，发现这里的路网与老北京惊人地相似，都是横平竖直的方格状，而且“格子”的大小也差不多。

曼哈顿的标准路网是：东西向的街道（street）长244米，南北间隔61米；老北京的标准路网是：东西向的胡同长700多米，南北间隔70多米。这两个城市，路网匹配的功能也高度一致：横向排列的街道或胡同，以居住为主，闹中取静；纵向排列的街道（曼哈顿称avenue），以商业为主，车水马龙。中国古人追求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并非胡同独有，在曼哈顿的横街里，也是寻得到的。

曼哈顿的路网比老北京要密一些。其实，北京也有200多米长甚至更短的胡同，但它们都不够“标准”。700多米之所以成为胡同的标准长度，是因为元大都的宫城就是这么宽（明紫禁城东西宽753米，比例承自元大都宫城，因包砖面，宽度可能加大）——以宫城为“模数单位”规划都城，是中国古代皇帝“化家为国”意志的表现。

1267年，忽必烈（1215-1294）营建元大都，历二十余载而成。此前，中国城市在北宋年间（约11世纪中期）经历了一场变革——废除了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以来封闭的里坊制，拆除坊墙，沿街兴办商业，形成了《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繁华都市景象。作为中国古代在平地上创建的唯一一座街巷制都城，元大都的路网不同于过去的里坊制城市（坊内采用十字形或一字形内部道路），它以南北等距离的胡同横贯街坊，直通两侧的干道。

曼哈顿的矩形路网规划于1811年，是欧洲殖民地城市的后继之作，其鼻祖可追至1573年的墨西哥城规划。那一年，西班牙国王菲力普二世（Philip II，1527-1598）以法令规定墨西哥城以方格路网布局，奠定了西班牙殖民地城市的模式。这种路网在十七、十八世纪被英法殖民者广泛应用于北美城市——1682年威廉·潘恩（William Penn，1644-1718）设计建造的费城即为代表。

忽必烈、菲力普二世以方格路网给元大都、墨西哥城打底子，是因为这种路网十分方便切割与售卖土地。以元大都为例，胡同内以8亩为标准住宅面积，等分起来，易如反掌。高密度的方格路网，还能提供大量的临街面，增加商业与就业机会，提高土地利用价值。1900年，纽约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市就业人数的比重超过 50%（那时纽约尚以制造业为王），1980年上升至81.8％（其中，金融、管理和专业服务部门占34.6％），即与这种路网相关。1949年，北京62.5平方公里的老城区能够供养130万人口，就有这种路网的贡献。

1913年，福特公司以流水线装配T型汽车，小汽车开始进入家庭。这之后，扩大街坊、减少十字路口、建设快速路，成为欧美城市规划的新潮。这股力量险些毁掉了曼哈顿的街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市民抗争，高速路才没有被插入市中心。取而代之的是发展地铁等公共交通的计划，这使曼哈顿的传奇得以延续。在这里，城市的立面（建筑高度）不断攀升，城市的平面（街道肌理）却依然如故，城市的品质（充足的就业机会、街道上的乐趣等）一如既往；攀天大楼还与地铁保持着良性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客流，后者支撑了前者的生长。

北京则步入“汽车城市”的后尘。1950年代以来，它在兴建高层建筑之时，以宽大的路网，对城市的平面进行了改造：街道两侧的围墙又被修了起来，如同北宋之前的坊墙；沿街商业不再被鼓励，它们被点状分布的大型购物中心“收编”，后者如同唐代长安城的东市与西市——城市形态似乎回到了一千年前的里坊制。如此大拆大建旨在方便交通，却使北京沦为世界上最拥堵的城市之一。在这颗星球上，还没有哪个城市能以小汽车交通为主宰而获得成功。

“北京与曼哈顿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美国国家建筑博物馆，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城市的平面比立面重要，街道比建筑重要，交通政策比交通工程重要；人性化的尺度是一种重要的城市遗产形式。”

谢选骏指出：人説“比较元大都的北京和曼哈顿的城市规划”——這使我想到了“曼哈顿的城市规划是建立在‘犧牲紐約整體利益的基礎之上的’”。因爲我發現，紐約沒有地鐵環綫，所有的郊區地鐵都必須通過曼哈頓中轉！

【09、海外人血馒头也须终止】

《“中国人权组织”刘青、焦柏固应该辞职联名信—— 刘青 Liu Qing 是对民运“团结凝聚”的主要危害》（2004年3月19日：報道：

四川联络人：许万平（abcd19492001@yahoo.com.cn,xwp19612003@yahoo.com.cn）贵州联系人：莫建刚（mjg781011@yahoo.com.cn）廖双元北京联络人：王林键（beilisha@tom.com）纽约联络人：赵 兴（赵建新 pisa1478@yahoo.com,zhaojiangxing@cdjp.org） 

联署名单见后 

尊敬的罗伯特．Ｌ．伯恩斯坦先生Mr. Robert L. Bernstein: 

尊敬的《中国人权》理事会各位理事： 

Robert Bernstein，Joseph Birman，柏杨（Bo Yang），Greg Carr，郑心元（Hsin-Yuan Cheng），张湘湘（Cheung Xiangxiang），方励之（Fang Lizhi），郭罗基（Guo Luoji），Arthur Helton，Marie Holzman（侯藏明），Sharon Hom，胡平（Hu Ping），黄默（Mab Huang），Robert James，关卓中（Cheuk Kwan），Joel Lebowitz，李录（Li Lu），李晓蓉（Li Xiaorong），Perry Link（林培瑞），刘宾雁（Liu Binyan），刘青（Liu Qing），陆铿（Lu Keng），Harold Hongju Koh，Paul Martin，Robin Munro（罗宾），Andrew Nathan（黎安友），Nina Rosenwald，阮铭（Ruan Ming），Orville Schell（夏伟），苏晓康（Su Xiaokang），丛苏（Tsung Su），Anne Thurston（石文安），王丹（Wang Dan），王瑜（Wang Yu），Al Waxman，Susan Whitfield，萧强（Xiao Qiang），于浩成（Yu Haocheng），张伟国（Zhang Weiguo）前言 海外“职业民运”严重阻滞了民运全局的发展和救援，早已引起了海内外的严重不满。 

我们之所以公开批评 New York《Human Rights in China 》纽约“中国人权”主席刘青 Liu Qing，是为了让世人知道民运危局的不良“品格根源”和毫无制约的“权力根源”。 

刘青利用“职业民运”和他的“不良品格”，早已构成对民运的主要危害。美国朋友和一些理事被他常年蒙蔽了。 

悠悠民运数十载，有根脉传统，有精神积淀，有严整理论，有道德勇气，有队伍集结，有民众基础，有济济人才，有国际气候，有代表人物。但是，“彼强我弱”的对比态势没有基本的改变，这是为什么！？ 

著名评论家林保华正确地指出：中国海外民运这些年来的不争气，一个原因是被中共渗透的特工挑拨离间；一个是私心杂念太重。 

当下的民运，哪位是“运筹帷幄”“决战决胜”的民运主帅！？哪几位是“互相敬重”“生死与共”“团结一致”的“领袖集团”！？ 

这就是专制所需要的最终结果——充分利用并扶持民运的“卑劣人格”，极力破坏民运的“权威凝聚、团结统一”，把民运分裂为无数个小团伙，从内部攻破堡垒。 

民运危机深重。这就是当前的民运局势。说“私心杂念太重”，是言轻了。 

人权民主运动（并非文革造反运动）从民主墙起，“抗击专制”已经26年。今天，“民运建设”对我们提出了多年来的尖锐现状：在民运“政治领域”“反分离、反内争”；在“人道救援”领域“反侵吞、反私分”，已经势在必为。 

“抗击专制”“建设民运”，这两大任务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绝非冲突。 

目前，无论刘青如何造势筹备“6、4”15周年，转移批评暴露他的视线。但是，刘青永远无法回避如下两个问题！ 

一是刘青依仗“职业民运”，为害“民运道统”，损害民运“团结凝聚”的“内争分离主义”需要公开批评清理。 

二是刘青与焦柏固共同侵吞、私分救援款的错误，充分表明他们不适于职业救援工作，应该辞职、撤职。 

共产党维系政治统一，整治贪污腐败，敢于杀头、坐牢、开除、撤职！但是，民运却没有纪律和制度惩罚内部的“政治内争”和“侵吞、私分”行为！！ 

这样的民运何以肩负宪政大业！？ 民运可以没有一切规则吗！？ 第一个问题 1994年，在肯尼迪人权奖颁奖大会上，代替领奖人刘青根据公认的民运史说： 

魏京生 Wei Jing sheng 和任畹町 Ren Wan ding 都是民主墙的重要代表，民主墙对中国有重要意义，它就象屹立于中国政治领域的一道界墙，展示了勃勃生机和富有希望的未来。 

魏京生和任畹町就是这一划时代事件中的两个杰出人物。 魏京生在民主墙前第一个指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第五个现代化"即民主化。任畹町则与他的伙伴们起草了19条"中国人权宣言"，成立了"中国人权同盟"，开创了中国人争取人权的局面。 

民运史表明，“民运代表”的意义有多大，对它的觊觎和争夺，就有多剧烈。 

虽然，魏京生和任畹町在素养和资源上有各自的弱点和短处，但是，由于相互补充，使得他们仍旧发挥着重要的现实作用。 

92年，刘青在接手纽约“中国人权”后做了些有益的工作。 纽约“中国人权”的原始文献上载有“第五个现代化”和“中国人权宣言”。不必否认他多年来为“中国人权”所做的工作，也不要怀疑他的民主初衷。 

但是，随着“借别人发光”羽翼丰满的刘青，背离了“民运史”的公认评价和“团结凝聚”，蜕变为民运“不良人格”的样板。 任畹町原来是“中国人权”的“执行主任”之一。在“中国人权”的专用笺和新闻稿件上，“执行委员会”“执行主任”中有6人。任畹町的原名任 安（有户口依据）列名其中。此外，还有萧强、王渝、苏菲、傅新元、刘抱朴。 

虽然，任畹町是普通的“执行主任”。然而，在所有的“理事会”成员和“执行机构”中，任畹町作为“中国人权宣言”的作者及“同盟”曾经的发起领导者，应该最具代表性、典范性。这并非他个人的荣辱。 

为了抵赖撤消任畹町“执行主任”的错误，刘青造谣否认任 安是任畹町，说是另外有一个任 安。有必要查明，刘青有没有以任 安名义冒领劳务报酬之事？ 

因为，在91-92年的历史上，刘青焦柏固在国内就有截流、私分他人大笔援助款的贪财行为。（见后）这对专职“人道救援”来说，是不能允许的错误。 

在“中国人权”工作的刘青焦柏固同样敢于这样做！ 应该追查，经过刘青手的国内“民主党”及其它一些款项，去向不明。 99-2000期间，赵南从日本得到直接用于国内的3万美圆援助款，被刘青要去私吞。定有国内所不知的重重黑幕。 

刘青不但将任畹町（原名任安）的“中国人权”“执行主任”一笔购销，剥夺了任畹町对此组织的“执行权”“发言权”。而且，在“中国人权”的网页内隐没了“民运道统”的基础性文件“中国人权宣言”和“第五个（民主）现代化”。这无疑是对民运精神凝聚和传统继承的直接危害。不是简单的“名利”之争。 

即使用今天民运的文化看，“宣言”所表现的政纲水准和现实价值也没有过时。 

不仅如此，在民运内部和外国友人的面前，刘青等人极力防止人们知道“中国人权宣言”和作者。 刘青在推动民运的“失忆”。 

刘青，还有其他人，长期在国际友人面前，在“自由亚洲电台”，在“美国之音”，在民运的一切场合，欺骗舆论，传播谎言说：任畹町是“四五论坛”的秘书，是“人权同盟”的7大常委之一，我（刘青）是民主墙的总头儿。 

如果刘青以任畹町曾经是“四五论坛”的成员为荣，倒也罢了。但并非如此。伪造历史是为了营造现实。他对人称民主墙的“三套车”魏、任、徐的过眼烟云，一直释怀不下。 

刘青不仅配合了专制政府断绝“民运道统”的“反民运战略”需要，也是刘青畏惧他人拥有民运历史资源和遗产，不良人格的卑劣暴露。这个数十年前任畹町“信手沾来”“不足称道”的“人权宣言”，成为刘青的心病。 

78年底，任畹町最早曾经是“四五论坛”的三个主要发起成员徐文立、赵南之一。但为时很短，早已退出。刘青是迟来的弟辈。 

“四五精神”是由共产党命题宏扬的“精神”。是悼念中共首脑的“精神”，是中共党内这个集团打倒那个集团的“精神”，是人民同情这个集团反对那个集团的“精神”，是人民自发的“文革造反”“精神”。显然，“四五精神”是非“人文”非“自由主义”的。 

在民主墙下，随着“四五运动”的平反和“中国人权宣言”“第五个现代化”的问世，彪炳“四五精神”已经完全过气、落伍。 

徐文立在名义和事实上是“四五论坛”的头子，是史料与活人的公论。刘青一直争高下，争这种陈旧、过景的“四五品牌”有多大价值呢！ 

刘青死抱着已经被历史验证是错误的民主墙时期的所谓“不同意见”，至今，还指责魏京生当年的正确抗争是“冒险”。 刘青当年见识有限，接受“政府指导”，宣扬“中国不存在人权问题”，也是正确的吗！？ 

当年，魏京生锐眼独具，勇敢抗争，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发出了镇压的信号。刘青个人代表“四五论坛”贴出反对“声明”，且不说是错的，重要是刘青受了“政府指导”的。 

民主墙其他所有人入狱，都各有“罪状”，绝不是魏首先入狱造成的结局。再说，为民主而入狱，还要怨恨别人吗！哪次民运不是被打击！？需要我们沉痛反思的是，在分裂状态下被打击，还是在团结状态下被打击！ 

“民运分离主义”在歪曲、编造历史的同时，总是停留在错误的往事回忆中解释历史。这是坐牢长了带来的普遍心理疾病。 

刘青虽然支持了魏京生“海外民运联席会议”的组建。但是，不久，为刘青所大不满。时常说，“民主墙时期，我是联席会议召集人都没称主席，要说，现在搞联席会议，我应该是主席”等等。还说，我也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被提名者。意图取代魏公认的真实的民运代表性地位。 

当然，魏京生违背美国经贸和政治利益的僵化的不当战略，被刘青利用，是他自己的责任。 

昔日的民主墙“联席会议”仅仅在刘青家中，是松散的联络、讨论组织，同样“不足称道”。 

刘青仅仅长于“事务性”工作，缺失民运战略思考和理论思辩，从根子上，就是“后知后觉”者。但是，他营造自己是“民主墙”人中，是水平最高的。民运中国人，有谁相信呢！？ 骗美国人而已。 

刘青不听从国内忠告，自成一体，专门听信“不良人员”的挑拨离间，在海外肆意否定、贬损（不是郑重探讨）国内“民主党”组党。不听劝阻，将“救援款”交到“私分、截流”者手中。什么人找什么人。 

刘青企图垄断奖项和援助提名，常说，谁得奖，给谁钱，一句话。并以此拉拢人。如此的思想品德，是不宜从事“职业民运”的！ 

在海内外，刘青修改民运史，封杀“中国人权宣言”，损害“民运道统”；干扰任畹町在国内“建设民运文化”；私下议论、诋毁魏京生；在国际场合，不配合魏京生的民运外交；推行所谓“纽约是民运的延安”，不与国内协调的错误方针；不但表现出“力所不及”的“支配”欲望，而且，导致海内外民运的长期分离状态，任由统治者“分化瓦解”鱼肉国内。 

上述一切，是因为刘青一直占据“中国人权”执行主席的位置，任期和权力无人制约，私欲膨胀！而且，聚集、助长了同样品德不良的追随者。 

刘青不具备“职业民运”大局统筹的基本素养和品德。 

刘青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已经工作了整整12年！应该让贤了。 

刘青从口头上，从电脑资料上，封杀“人权宣言”和它的作者，对民运，有什么好处吗！？是不是把民运的原始财富全部毁灭，赤条条“光屁股”，民运才光荣才能募集更多的钱呢！？民运人的历史作为，早已不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民运全体的财富了。 

民运离了谁都转。但是，它是一步一个脚印“转”出来的。一切“过去时”的“脚印”都是固有的。刘青就是要抹杀这“固有的”不可替代的脚印。 至今，无法想象，海外利用接近国际社会和财力上的优势，说假话，搞欺骗的人格变异会如此地堕落。 

96年，任畹町对魏京生的诺奖争议同“伪造民运史”，同“重建民运史”，同“否定民运史”，同“觊觎、窃夺民运历史功绩与代表地位”的“分离分裂主义”，是根本不同的，是两个“民运代表”人物之间的“名誉公正”之争，是“反造神”的原则之争，是“79是不是不如89”的理义之争。 这个问题，早已解决。刘青自比魏京生，挑拨离间，徒劳。 

综观民运“内争”的各种类型，其特征，一概是从“民运史领域”开始的。 已经被我们所揭示。 

刘青搞“内争”是属于隐蔽型的。没有理论，也形不成理论。但有始终如一的为害目标和日常言行。 

从“民运史领域”开始搞“内争”的人，主要是海外“职业民运”。这是第二个特征。 

这两个特征相互关联。因为他们要维持“职业饭碗”，首先要“有名”才有钱。接着，必须改写历史，自编历史，埋没他人。这就回答了民运为什么“内争不止”难以“凝聚”的首要原因。为了重建与“中国人权”协调统一和“根脉接续”，2000-2001年，任畹町两次向刘青和“中国人权”理事会发电，根据需要，希望恢复他在“中国人权”组织的“职业化”，发挥更大作用。 

但是，刘青不但没有向理事会如实反映任畹町的报告，并且说，纽约“中国人权”的成立和国内民运没有关系！ 

在外国注册成立的“中国人权”，竟然同中国本土民运没有关系，这是什么逻辑!是不是自毁民运的政治资源！？难道民运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丰厚得“流油”吗！？ 

长期“偏安海外”，是一些“职业民运”的生活模式。结果，是配合“反民运战略”遏止民主的早日到来。 

纽约“中国人权”不应该是“中国人权宣言”和“同盟”的专属品，但是，即使在美国注册的“中国人权”，它应该是中国本土民运在海外的一个代表机构和延续。绝不是纯粹美国人的机构。 

任畹町作为“中国人权宣言”的作者，是纽约“中国人权”“执行主任”的事实证明，纽约“中国人权”与中国人权运动具备有机地内涵关系，象征关系和法统关系，是海内外民运协调统一的一种标志。 

今天，在国内的民主人士可以受聘“反动的”“自由亚洲特约评论员”，可以受聘“反动的“议报”，可以任职“反动的”“国际笔会”，既是象征，也为实用，对推进中国民主，难道有什么坏处吗！？ 

这并非个人的荣辱。刘青的上述言行，究竟是利于民运，还是害于民运！？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 92年，刘青是怎样被看中接任纽约“中国人权”执行主席的呢？ 如果说，刘青有什么名气和贡献的话，就是他为营救魏京生而入狱。在83年劳教期间，他偷带出来的“沮丧的回忆”在港台发表。书中除了披露他的被捕原因和监狱非人生活，还根据民运史公论，介绍了任畹町魏京生的民运业绩和贡献。92年的魏京生任畹町两人尚在狱中。 

刘青意图取代魏京生，封杀任畹町的非分目的，是很难满足的。希望他痛彻检查自己，不要为虚假的支持者所迷惑。 

本土民运“中军主力、原动机制、主角角色”的所有"社会民主派"同志，应当深切意识本土民运的“主体性”“本位性”“光荣性”。坚决摈弃以海外为“后台”的倒置立场，抵制拉拢，要对得起所有在狱的朋友和家属。对海外损害民运大局的一切错误现象提出严肃批评和清理。 我们曾经对任畹町说，民主墙时期，“四五论坛”成员的刘青思想还很不开化，顺着中共报纸说“中国不存在人权问题”。他现在主持“中国人权”是剽窃了我们“人权宣言”和“同盟”的政治经济资源及声誉。并且抱怨任畹町对刘青的宽容和袒护。 

可是，任畹町回答说：在“中国人权”的名号上，我们不要有“专属权”思想。民运不分先后，允许他转变进步。但是，刘青从“私利”出发，否定“中国人权”同国内人权民运的内涵和既定关系，背叛了民运的原始积淀、精神财富、光荣传统，是会暴露的。 

我们和隐匿、否定、伪造民运史的争论，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刘青是最近公开的一个案例。 

第二个问题 1991-92年，刘青在国内时，和现在的“中国人权”助理焦柏固共同侵吞、私分了任畹町夫人张凤颖的70万日圆款。严重的是焦柏固既是“张凤颖救助款”的提案人，也是交送人，还是私分、侵吞者！有理由推断，焦柏固设计提案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起了侵吞之心。 

刘青至今不诚实，把他92年5月1日在徐文立家转交给张凤颖的另一笔6万日圆和70万混淆起来。并且，造谣给了张凤颖10万。就是说，在10万元里，刘青又截流了4万！ 

张凤颖只收到6万日圆，是有收据有证人的。同时，贺信彤也只收到6万。 

98年2月，刘青焦柏固合伙侵吞、私分案发后，任畹町一家大度宽容了刘青和焦柏固的不良行为。但是，“宽容”他们的侵吞、私分行为，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抵赖这种行为！ 

严重的是，今天，刘青和焦柏固，这两个品德不良的人，工作在同一个“人道救援”岗位上！难道是正常的吗！！刘青焦柏固二人是什么关系？是不是长期保持“侵吞、私分”的共犯关系！ 

对于这样明显的不良政治搭档，“中国人权”“理事会”是否知道！？“理事会”如何处置！？民运能够容忍，无人过问吗！？海外“职业民运”已经到了什么德行的地步！！ 

焦柏固无论作为助理，还是接任纽约“中国人权”执行主席，是绝对不可允许的！ 

98年，王亭芳任会长的“在日中国人团结联合会”披露了91年，刘青和现任刘青“助理”的焦柏固私自截流、私分了日本朋友指名给任畹町夫人的70万日圆救助款。91年任畹町在狱。 

王亭芳在98年第5（6）期《中国之春》上"流走的是声音 沉淀的是历史"一文写到： 

日本“中团联”理事会决议生效之曰起，70 万曰元专项援助款的法定受益人是任畹町夫人张凤颖。 焦柏固、刘青受委托，其义务只是将钱如数送达受益人手中。 然而，从三方的情况介绍看，事实并非如此。任畹町身陷牢狱，张凤颖及女儿流离失所，刘青理应责无旁贷地将款及时送到任夫人的手中。 但是，刘青对孱弱无援的孤儿寡母隐瞒事实真相的作法，有违中国人最起码的伦理道德。 焦柏固并非“中团联”重要成员，（连理事都不是）不负责司管“在曰中国人团结联合会”的社会捐款” 。 “中团联”理事会讨论评估了焦柏固“关于援助任夫人购房款的提案”，并且通过和委托焦柏固实施，仅此而已 。 焦柏固擅自同意刘青私分捐款的提议，改变自己提案的初衷和理事会议的精神，显然违背了最基本的组织规则 。 [ 以上摘自98年第5（6）期《中国之春》，王亭芳"流走的是声音 沉淀的是历史"] 

98年，海外要追究刘青焦柏固的法律责任，任畹町一家宽容大度。刘青自然十分感激。但是，除了抵赖，他编造说“用到了比任畹町夫人更困难的人”，没有一句歉意。 

比刘青诚实的王军涛夫人侯小天的传真件证实，70万日圆由刘青、焦柏固、侯小天三人分掉。侯小天和张凤颖长期保持着友谊并帮助她。事实上，当时，也没有“比任畹町夫人更困难的人”。 

92年9月1日香港《联合报》夏雨虹特稿公正地指出：在6、4事件后，受到牵连的民运份子家属中，任畹町一家的遭遇堪称最为凄凉。 

官方为了便于监视任畹町的妻儿，不准自租房屋，迫使她们92-95年，在北京四郊搬了七处家，妻儿经常被软禁。 

92年4月15日，任畹町妻儿住右安门外友人家。5月21日被官方安置在丰台岳各庄。同年8月自行搬到朝阳区楼梓庄。9月18日搬到三里屯友人家。11月16日被当局送到通州区扬富店。93年底迁至杨庄。 

有美联社92·5·15电："任畹町妻张风颖被逼迁求助无门"；明报92·5·10电："住所被封闭 母女俩分离 任畹町妻要绝食争取公安准示威"；成报92·5·10电："任畹町妻子威胁绝食抗争"……为证。 

为捍卫人权，任畹町妻儿四次被拘，绝食抗议。92年11月16日，终于静坐在当局政府门前，再次引起舆论和民主社会的严重关注和干预。95年初，任畹町家必须入住北京市政府配发的监控住房 。 

98年，刘青在答辩里承认，直到他92年去美国之前，还没有找到“比任畹町夫人更困难的人”。可见，这只不过是一句掩盖私分援助款的借口而已。刘青至今的一系列表现，没有基本的悔悟。对此，任畹町夫人张凤颖发表声明说，"大家曾经遭了那么多难，这70万日圆虽然是我名下的钱，一分钱都没有拿到手，然而，能用到朋友们身上，事情弄清了，也是一种了结。"（张只收到70万日圆以外的一笔6万日圆） 当事人王亭芳先生在"流走的是声音 沉淀的是历史"文中赞叹："我深深地为张风颖的精神折服"，折服于"一个蒙遭多年苦难平凡的妇道人家，尚且有如此崇高的境界"。 

"任畹町先生二次入狱14年（应为11年）的铁窗生涯，为中国的人权民主事业付出和牺牲的何止是70万日圆"！ 

至此，刘青和焦柏固共谋侵吞、私分张凤颖的70万日圆款，已成定论，不容狡赖。 第三个问题 民运劣势依旧，四分五裂，壮士扼腕，危机重重。刘青危害民运的“职权”和“不良人格”，为民运提供了恶劣典范。 

焦柏固有接任“中国人权”执行主席的极大可能，是民运不能允许的！他目前的“助理”职务应该尽快停止。我们希望刘青不应再对任畹町“以己度人”。更不应该造谣诽谤。 

茉莉曾经调查“中国人权”的救援情况，是十分必要的。 

本土是民运根基，应该改变以往海外为主，本土为辅，海外吃香、本土受苦的极为反常局面。国内外民运对纽约“中国人权”有当然地监督权、批评权、罢免权！ 

为了民运走出“分化瓦解”“四分五裂”的惨境 ，我们的口号是“反分离、反内争、反侵吞 、反私分”。 为此，我们建议，改选忠于民运史实的张伟国先生（网络新闻工作者、现中国人权理事）做“中国人权”的执行主席，“中国人权宣言”的签署人原“人权同盟”领导成员赵建兴（赵兴）做执行主任。他现为美国缅因洲居民。当然，他们应该接受应有的资格审查。 我们希望增加理事 许行、严家祺、徐文立、刘晓波、洪哲胜、李洪宽、茉莉、蔡咏梅、凌锋、白夏（Jean Philippe BEJA，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等人。 联络及联署签名 四川联系人:许万平 （abcd19492001@yahoo.com.cn, xwp19612003@yahoo.com.cn）张明、何兵、蒋世华、雷远海。 

贵州联系人：莫建刚（mjg781011@yahoo.com.cn）李家华、方家华、李任科、廖双元、吴郁、张重发、陈德富、黄燕明。 

北京联系人：王林键（beilisha@tom.com）李伟、龚达、齐诗、李广利、宋义、钦 欢、蒋福建 

纽约联系人：赵兴（赵建新 pisa1478@yahoo.com,zhaoxing@cdjp.org,） 

考虑到问题的是非性和留有情面，不宜更多人联署。但是，不能忽视以下在狱者及活动人士，无疑是民运前途发展的参与者、关注者。而且，是潜在的联署人。应该列名如下： 

任畹町、齐诗、龚达、李 伟、李广利、宋 义、钦 欢、王林键、蒋福建、韩 罡、 陈旅、孙 延、（居巴西）颂先（马里兰）、方 圆（澳洲）张国华、叶国柱、张存珠、王林海、王屹峰、向南夫、金 成、王建军、王美茹、杨 靖、华惠齐、刘焕文、王志新、高玉祥、王国齐、刘建新、陈青林、王立明、钱玉民、于林峻、李家华、方家华、莫建刚、李任科、廖双元、吴 郁、张重发、陈德富、黄燕明、孙光全、曾宁、薛德云、陶玉平、孙庭华、刘飞跃、王凤山、郭新民、程 凡、杨天水、车宏年、冷万宝、贾 伟、 全 力、肖利军、王德丰、田晓明、杨世勇、李 维、宁先华、杨亮、邓焕武、许万平、何 兵、张 明、蒋世华、雷远海、阎家鑫、王明、李运生、陈延龄、陈 健、王振军 、陈一兵、陈鼎明、王治晶、李小龙、薛正标、 陈晓昶。 

秦永敏（民主党案处刑12年） 刘贤斌（民主党案处刑11年） 李大伟（民主党案处刑11年患严重肛瘘、疝气和胃炎） 颜 钧（网络文章案处刑2年） 张善光（处刑10年）查建国（民主党案处刑8年） 高洪明（民主党案处刑7年）吴义龙（民主党案处刑11年） 祝正明（民主党案处刑11年） 毛庆祥（民主党案处刑8年） 朱虞夫（民主党案处刑7年） 王金波（民主党案处刑4年） 王泽臣（民主党案处刑6年） 安 均（处刑4年）何德普（处刑8年） 欧阳懿（处刑2年）刘凤刚（逮捕在押） 徐永海（逮捕在押） 王文江（出狱，98民主党案重病伤者）齐志勇（6、4伤残者）张存珠（胡适根自民党案，出狱，子患精神病）佟适冬（98年民主党案，湖南大学物理学教授）胡适根（91年自民党案，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牟传珩 燕鹏（金鹏） 岳天祥（民主党案）胡明君（民主党案）陈增祥（民主党案）孔佑平（网络文章案、逮捕在押）姜力君 （网络文章案、逮捕在押）赵常青、李旺阳、陈忠和、萧诗昌、徐伟、靳海科、杨子立、张宏海、 姚福信、萧云良、佘万宝、王森、呂新華、徐　光 、廖石華、劉世遵…… 参考文件 1·任畹町 Ren Wan ding：纪念 1979·1·1 《中国人权宣言》25周年附：《中国人权宣言》附件：“中国人权宣言”及同盟史料、评论 2·任畹町等：当代民运以自由和热血迫使中共仅仅将“人权”字眼载入专制宪法——25年“人权”入宪路 回望“中国人权宣言”及“同盟” 

3·“八四纲领”——任畹町八九民运四篇演讲词：“和平改造八位一体·四元目标再造宪政” ──原题 论我国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造与历次民主运动的历史功绩（政体改造论） 

4·任畹町的住房是怎么来的？有没有和中共“妥协”？是怎样坚守本土“不躲不跑”“法庭抗辩”的？和魏京生争议的内容是什么？是不是“国安”用钱租用了五星级酒店开记者会？ 可以说得清清楚楚 摘马俚缨《任畹町评传》 编后 民运不应惧怕被“不良人格”挑起的“内争”，而要勇于迎战各种内部矛盾。此信为真诚的同志，回答了对“四反”不必要的“亲痛仇快”担忧，“怕西方不给钱”的担忧。年年的“救援款”到哪儿去了？！相反，是否参与“四反”是对民运责任心、正义感的考验。要“强健肌体”，就不能“因噎废食”。 

民运历经93年民联、民阵合并反而分裂的内争，历经98年“圆桌会议”对局“联席会议”的内争，历经海内外98年组党的内争，大浪淘沙，澎湃汹涌。然而，民运坚强成熟，巍然屹立，又迎来了去年“时评网络”运动的高涨。民运远非“弱不经风”。 我们是反“内争”的真正制止者，今天的“四反”能够安全面对险恶风浪。 

在与“反民运”的长期角斗中，民运积累了丰富的识别、应对经验。民运的“内部斗争”总是与“反民运”的“外乱”紧密交织在一起。“民运黑帮”的破坏定然从两个方面进行。 

第一是“道貌岸然”，正面伪装。以“民运弱小”“大敌当前”“一致对外”等堂皇名义，反诬民运的正直之举是搞“内斗”。 包括被“四反”指名的批评对象，也会就势“倒打一耙”，阻挠对他们的暴露。不要太天真，我们把“四反”对象当同志，人家会拿我们当敌人呢！ 

第二是直接攻击。“民运黑帮”定然顺势推舟，将民运健康严肃的“止乱”扩大为庸俗的“内斗”，营造”民运“争权夺利”之假象；将民运“凝聚团结”的紧迫战略，诬之为“个人崇拜”等等。包括被“四反”指名的批评对象，也会利用“民运黑帮”“浑水摸鱼”来掩盖自己。 

我们勇于面对不良现象，才能承担本土民运的义务和职责。 我们奉告，对“四反”的“污蔑诽谤”者，别露了马脚。 

author：任畹町 source：投稿 last updated：03/18/04 visited：8 printed from: CDJP Overseas Headquarters & CDP East America Division Websiteweb address this page: http://www.cdjp.org/gb/article.php/210 

谢选骏指出：人説——“中国人权组织”刘青、焦柏固应该辞职联名信——刘青 Liu Qing 是对民运“团结凝聚”的主要危害。我看——這另类人血馒头必须终止！因爲堡壘都是從内部攻破的！内部吸血鬼比外部敵人，更爲有害——而且這倆往往“内外勾結”。

【10、从林昭悲剧看中共这个嗜血集团的劣迹】

《从林昭悲剧看中共这个嗜血集团的劣迹》（柳萌 2006年4月30日 北京）報道：

1968年，“十年浩劫”的巅峰年，“清理阶级队伍”席卷神州，血色恐怖笼罩大地。其时我虽曾叩开过地府之门竟被阎王老儿赶了回来，然而和我同时考入北京大学的苏州同乡彭令昭即林昭，却遭摧折魂归了离恨天，是日4月29。

已经三十多年了，这位烈女子的事迹和精神尚被有司淡化和忘却着。林昭的苦难始自右派帽子。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的校史陈列室内仍只字未提反右，倘没掀起过反右运动，林昭怎会被戴帽──监督劳动──坐牢──遭枪决！在百年校庆时出版的编年史式的《北京大学纪事》中，说反右只进行到1958年1月，共抓了699个右派。都过去四十年了还要少报右派人数、压低右派比例。且不说到该年1月是否已远越过了700大关， 1月底以后北大可仍毫不停步地在划着右派，我和周围一些同学就是在那以后被戴的帽，虽然1958年1月即将被贬的校党委书记奉命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代表党承诺过“反右到此结束，今后一个不抓”。长袖善舞的“阳谋”家们一向出尔反尔。他们更不敢提及，那场暴戾的反右，直接和间接杀死了多少北大人。第一个贴出〈胡风绝不是反革命〉大字报的刘奇弟，和林昭同年级的物理系学生，戴帽后在1961年遭吊打冻饿而瘐毙狱中，是较早的遇害者之一吧。林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北大学子的代表，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北大人的骄傲。即使1957年以后，即使在“文革”期间，魑魅魍魉横行时林昭也没有不说话。钳制住知识份子的嘴巴，首先是青年学生的嘴巴，中国就只剩下万岁声了。嘴巴堵不住就处以弃市！ 

在长达八年的牢狱生活中，林昭进行了十分惨烈的抗争，用她那柔弱之躯猛烈地撞击着牢笼的黑暗，正义和邪恶间斗争的剧烈程度远非外人所能想像。仅举一例：林昭曾被二副手铐交叉背铐达半年之久！“从未为我减轻些，譬如暂时除去一副。天哪，天哪，这是真正的地狱，人间何世？”狱警叫嚣“我不制服你这黄毛丫头我们就不相信！”林昭在狱中“备遭摧折，屡被非刑；百般惨毒，濒绝者数！”但她的斗志却更形高昂。除了残留的林昭日记、信函外，感谢林昭的胞妹彭令范女士、同学张元勋先生，录下了林昭狱中抗争的点滴，使世人得窥一斑，或可推知全豹吧。诚如1978年5月4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撰写的社论所说：“他们采取了野蛮的蒙昧主义和暴力镇压手段来践踏科学与民主。……他们完全是一群野兽，把封建法西斯制度中的一切最黑暗最野蛮的暴力镇压手段，全部拿来对待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精华。”

林昭入狱前的书信和写作，以及在狱中墨写和血写的文字，尤其是用鲜血和发卡主要书写在撕开的白被单条上的数十万字的上书、进言、声明、论述、诗歌、散文等文稿，包括一百多篇的〈牢狱之花〉、〈提篮桥的黎明〉、〈思想日记〉等等，无不高歌着还我人权、还我自由。林昭以血作墨，手臂上满布了取血的切口，以记录下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斗争，付诸后人，为我民族。她的最后文稿是：〈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坐穿牢底血写数十万抗争文字，古今中外是否绝无仅有？如果那些文稿还存留于世，相当部分也仍被锁在了有关部门的铁柜之中。据说林昭的专案材料有一房间，其中的四大箱甚至讲要绝密封存五十年。现在人们虽只看到些残缺不全的劫后余物，那个“大写的人”也已巍然站立于前。激扬文字搏击专制，“不自由，毋宁死”的浩然正气诚力透纸背，高山仰止令人肃然起敬。

反右前林昭就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大校内刊物等处发表过不少诗作。在狱中她更书写了很多今体、古体的悲愤诗和明志诗，例如：“啊，大地／祖国的大地，／你的苦难，可有尽期？／在无声的夜里，／我听见你沉重的叹息。／你为什么这样衰弱，／为什么这样缺乏生机？／为什么你血泪成河？／为什么你常遭乱离？／难道说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竟永远不能在你上面升起？”对这些问题她回答和感叹道：“狐鼠纵横山岳老，脂膏滴沥稻粱贫。”、“劫里芳华不成春，秋风秋雨愁煞人！”、“忧乐苍生夙愿真，壮怀激烈照天陈。／吞毡谁复思侯汉，蹈海我终不帝秦。”、“祗应社稷公黎庶，哪许山河私帝王？／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林昭进一步高义明志“愁不能辍，愤不忍说／节不允改，志不可夺／书愤沥血，明志绝粒／此身似絮，此心似铁／自由无价，年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这些诗句虽不是引自林昭妹妹的文章，但它们是切合林昭的思想轨迹的：“枉言正道是沧桑”、“蹈海我终不帝秦”！自己虽已命如游丝却仍心宇浩茫思祖国悲人民，那气吞山河的爱国主义之激情，那摄魂夺魄的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之誓语，诗中的“帝王”能不害怕？人言燕赵多慷慨之士，弱女子林昭却以她的吴侬软语唱出了黄锺大吕。且听她另一首用血写的诗作“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揩吧！擦吧！洗吧！／这是血呢！／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以血明志，热爱祖国，忧怀苍生，悲愤交加呼天抢地，这境界当已高过关汉卿的“枉作天，难为地”之责问了吧。在万马齐喑的可悲时期发出如此铿锵之声的能有几人，真个是我以我血荐轩辕，为我中华文明！若把林昭比窦娥，义冲云霄的浩然之气岂窦娥血溅白绫之冤气可以比拟。

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当年和林昭同在中文系新闻专业，但低了二级）在评论他的充满理想主义的学姊时，称颂她是受难的殉道的圣女。确是，在林昭的血书中一方面沸腾着青春热血的激情反抗，同时也沉积了深邃透彻的理性思考。例如，林昭提出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整的自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林昭设问“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的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定要诉诸流血呢？”她的回答是“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不能以权力去建立”。于是，我们在顾准之外看到了另一位先驱者，戴着右派帽子的顾准比林昭晚6年被迫害致死。先驱者在身受空前的暴力摧残之时，却反对以暴易暴。为了全民族能获得完整的自由，林昭把自己的血献在了祭坛上，但是她不希望别人再流血。这具有何等崇高的人格力量和伟大的思想价值呵。或者用林昭自己的说法，“这是有一点宗教气质──怀抱一点基督精神”的，她把自己称作“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

我们这个国家昨天今天明天直至长远，需要壮士烈女，需要刺杀吴王僚的勇士专诸，需要起兵苏州带走八千子弟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需要击鼓抗金的梁红玉，需要抗击权奸“九千岁”的“五人墓”中的义士，需要奔走呼号反抗清王朝的顾炎武，更需要“大陆青春代自由战士”（林昭自称）的林昭。因为“以死抗争有时反能产生震撼灵魂的效果”（巴金语）。林昭清楚她面对的是残暴的镇压机器，她曾向探监的母亲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我一定会死在他们手中！”但她“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万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会被击碎的！”是的，顽石是能够被击碎的，君不见朱元璋、在苏州称王的张士诚、还有李自成、洪秀全，这些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顽石，不是或子孙或本人就轰然倒塌了么，因为他们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若尽是胆小谨慎明哲保身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倘遍布歌功颂德趋炎附势寡廉鲜耻吮痈舐痔沐猴而冠的奸佞小人，这个民族早就趴下了。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学校园里出现了全国第一批帮助党“除三害”的大字报，其中沈泽宜和张元勋合作的政治诗〈是时候了〉吹响了“五一九运动”的号角。在这之前，林昭是个热爱共产党的用功学生。她不像谭天荣、刘奇弟、张元勋那样尖锐，林昭和我们这些后划的右派分子都有一个认识过程，这也是个“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过程。开始时我们接触到那些从未听到过从未看到过的话语，震撼得灵魂出窍，阳光下竟还存在着如许阴影和丑恶，叫人不得不去思考。不过对刘奇弟的扬白幡以招魂等过激形式，当时我实难接受、甚为反感。很快地，周围一些朝夕相处的同学受到了相当粗暴的很不讲理的批斗，他们被说成了别有用心，这叫我们难以接受，就像林昭所说“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还没容我等缓过气来，那些同学就被说成了敌人，敌人可不是闹着玩的，怎不叫人发急，林昭的日记上出现了“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我们的日记上记的都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不像《雷锋日记》那样是写给别人看的。即使那些同学说错了话，年青人犯错误上帝也原谅的，为什么我们伟大的党对“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如此往死里整，世界之大就容他们不得？

在我们自己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前，我们的主要“问题”是为被划者争发言权，不赞成那种蛮横的、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的围攻群斗。毛主席不是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吗，不是讲毒草只有让它放出来才能锄除之以肥田、既教育本人又教育大家吗，为什么不让人家讲话？不是讲他老人家也有几个右派朋友吗，怎么我们一接触右派同学就是立场问题？《人民日报》6月10日社论〈工人说话了〉，工人当然可以说话，但我们学生也可以说话呀，而且老实讲一般工人说不出那样的话来，显由他人捉刀……。这些话很快就没法公开说了，只能写在日记上，或私下里发发牢骚。它们是否被告密，不得而知，反正整个反右运动是黑幕操作。

于是，我们就像林昭的要好同学张玲所言“不识水性却胆敢弄潮，立即陷于没顶”。此时，林昭给妹妹的信中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维系我的一切全垮了，比牛虻不信蒙泰里尼还惨……”。我没有在林昭妹妹的回忆文章中看到过这封信，我相信它是林昭的亲笔，即使为他人冒作，那也确切地表述了我当时的心情。我也产生过和林昭相似的自杀之心，是我那不识字的妈妈用她温暖的双手拉住了我，使我推迟了十年才付诸行动。戴帽以后，我这个须眉浊物甚为惭愧，远不如林昭那样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以命相拼了。也许毕竟我原是学生团总支书记，受党的“教育”多了些？骤然重击下，茫然失去了自我。铺天盖地，泰山压顶，时时处处人人都在声讨着右派的狼子野心，报纸广播大字报所有的媒体都在述说着右派得逞将临亡党亡国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可怕局面，我是否在客观上帮助了社会上的右派？无休无止的检举、揭发、批判、斗争，还有反省、检查、交代、认罪，我是否也确实错了？既然不死，总得给极度躁动的灵魂找个安顿。虽然我觉得即使是同学中的“极右分子”，他们的话也不无道理，我只得用“不了解情况”来糊弄自己。至于对我自己，始终觉得自己是共产党的基本群众，绝不可能反党。我怎么来欺骗自己呢？只得强按下良心的抗争，用组织性来压服自己。组织上把我划为右派，总是有它的道理的。于是我往下掘地三尺往上追溯三代（可怜我只能上挖一代，我早年丧父，父亲过世时是个不识字的工人，压根儿没见过祖父，升斗小民更不会写有什么家史，除了听说祖父是小学堂打锺人外不知道其他情况），可是挖来挖去我找不出自己反党的缘由哪，找不出不符合毛主席教导的行动啊，老天爷你帮我制造制造吧！不说了吧，这是写纪念林昭的文章。我只是想留给世人以林昭戴帽前后的另一戴帽人的心路历程，以作参照。长歌当哭，以祭林昭。

林昭是受难的圣女，刘奇弟等人的遭遇也十分惨烈。在遭看押前刘奇弟曾说过“我是遵照着我的良心和情感做事……什何勉强的分析都将是教条和生硬的”。也许是老天爷没有假刘奇弟以时日，也许是学物理的人稍欠文才，刘奇弟的遗作寥若晨星，叫人如何宣扬他。更主要的是否是，刘奇弟的同学也都是学物理者，也许是不会写、不敢写、甚至是不愿写、不肯写出什么来。陈平原先生在《老北大的故事》中说过大意如下的话，理、法二院对老北大可能意义更形重大，但是出尽风采的是文学院和文科师生。我无意贬抑林昭的高大形象，不过出于同一缘由进行了殊死斗争而走上不归路的北大右派学子尚有多人，他们同样值得凭吊。安息吧，我的苦难的右派兄弟姊妹。中国知识份子是否一向命蹇时乖？主体虽是工农，谁来宣传、鼓动、组织、领导工农？井岗山时期打过“AB团”，枪杀了大批自己人，连胡耀邦都虽未死也脱了一层皮，他自己说原是个“小胖子”身心交瘁就此被整成了“小瘦子”。延安时期更是主要针对青年知识份子发动了“抢救”运动，多达80％的投奔革命者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中记述说她和她老公杨述差一点儿就送了命。不幸的是，后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长的杨述，反右期曾是北大物理系的工作组组长，杨组长划定了多少北大右派？笔者则是杨组长亲笔划定的最后一个右派，黑名单上紧挨着我的下一同学，幸免于难没被戴上右派帽子，二十一年后戴上了院士帽子。杨述先生的手上是否沾有刘奇弟的血迹？作为过来人，他真的认为我们这些青年学生要反党？为虎作伥的杨先生自要负责。然而他又能负多大的责任？至少不是始作俑者。他只是那部机器的操作者之一，投人者不往里投人，自己将被投入。悲哉，中国知识份子。

我总认为，倘若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受到了遏制，就不可能肆无忌惮地在1958年推行大炼钢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也不会导致1959年以指定彭德怀、张闻天等党内功臣为反党分子起始的反右倾整肃，并加剧了1958年已经开始的饥荒。三年的全国大饥荒，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据李锐在其《庐山会议实录》（1995年1月河南人民出版社）第334页所提供的资料，当可推算出1958年起三年内中国的人口净减了五千三百万，即使不考虑那之前的高出生率，全国饿死了多少万人！饥荒尚未完全结束，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勉强检讨话音方落，又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被反复强调成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然后是“四清”、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着响起了以批“海瑞罢官”为领唱的一片批判声，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终致暴发了“无髪（法）无天”的十年“大革文化命”。这一切，难道不都是反右派运动的必然延续？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没有消停过。1957年以前的事情，也许可矫用巩固新政权之需来解释，不过思想领域的批判尚只限于高层知识份子，而且没有忘记第一个五年计划制订的经济建设。1957年，批判的武器终于蜕变为武器的批判，露出了峥嵘。意味深长的是，彭德怀元帅在1957年是坚决主张反右派的；1958年则由其主持斗出了以粟裕大将和另一位国防部副部长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并迫使刘伯承元帅挂印而去；一年后他自己竟也落到了十分悲惨的境地。这也从另一侧面证实了林昭的先验“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

其实在1957年之前，1955年的反胡风集团及其延伸“肃反”运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对特定人群作了“反右”式演习，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指鹿为马、无中生有等等十八般武艺都搬出来操练了一番，以备二年后使用。我们在北大也经历了“肃反”，但它没有伤及北大元气，毕竟这里不是作家协会或政府机构，学生们的年龄也够不上当“胡风分子”或“旧政府人员”。中国知识份子往往以山野之心度庙堂之腹，无能无奈而且轻信。1957年春，我们听到了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传达，毛泽东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新概念，强调了要坚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早在1956年4月已提出文艺上要百花齐放，学术上要百家争鸣）以及（中共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方针。它也是个助党整风的动员报告。于是引发了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虽然同在1957年2月已密令各级党委要密切注意知识份子的动向。4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说，鉴于执政党内某些人的表现，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法是和风细雨。于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各个部门竭尽全力要人“鸣放”。4月30日到5月中旬，毛泽东还亲自多次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号召他们对党和政府的缺点错误，大胆提出批评建议，以帮助党整风。于是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北大学子无不欢欣鼓舞，早就模糊了“肃反”情景，跃跃欲试着响应党的号召。谁知，距2月27日不到3个月的5月15日，毛泽东就下达了“发给党内阅读”的〈事情正在起变化〉，首现了中国式“右派”称呼，并说“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5月18日周扬即按此文布置了文艺界的反右。教育界更是在劫难逃，北大则首当其冲。陷阱已经挖好，虚“席”以待，就等着5月19日北大的傻小子们来跳了。林昭虽没有立即跳进去，但是阴森的“阳谋”仍在继续着，她在良心的躯使下终于跳了下去，并且送了命。

“引蛇出洞”后的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再发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刊出毛泽东起草的〈这是为什么〉，正式向全国发布了攻击右派的号令。至于6月19日公开发表的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通篇的主旨已和早先大相径庭，加进了判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出现了引蛇出洞、“阳谋”等等说法。7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公然声言反右派是搞了“阳谋”，“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这就是“反右”和包括“肃反”在内的1957年以前历次运动的不同之处，耍了“阳谋”！

据说北大当年有八千人员，不管是抓了699个右派也罢，是抓了1500个右派也好，都已超过了毛泽东原先规定的5％的右派比例。这些右派分子到“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伟大领袖殡天后的1979年都获得了平反。不是“摘帽”是“平反”，或曰“改正”，也即北大党组织承认当年搞错了，全错了。其实全国又何尝不是如此。但是死者已不能复生，逝去的青春也不再回来，还有风气的恶化，诚信的缺失，良心的扭曲，道德的沦丧，人心的崩溃，……，岂一纸改正书能够挽回。林昭这样的栋梁之材则被夺去了为国效力的生命。更为莫名的是，一个个右派分子虽说是抓错了，但是反右派运动仍是正确的！还有比这更荒唐更可怕的说法吗。可怕之处在于，倘若肉食者们再搞个什么运动，隔了多少年后继承人也是给苟活的受害者和冤死者家属一纸改正书，轻描淡写岂不又是什么事也没有了！八国联军、侵华日寇、反右派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不是伤害北大最烈的四大事件？可怜的北大。隐藏并篡改自己的历史，更是和最高学府的地位及作用极不相称，可悲的北大。文天祥称颂过秉笔直书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如今的北大呢？都即将进入21世纪了，用董狐那样的笔“实录”下百年校史，不见得一定会像成百上千年前的封建“史官”般送命吧。至少是不能造假。史实有道是薪火相传，永不熄灭，林昭不死！

“阳谋”践踏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底线。中国历朝历代讲究“君无戏言”，用国家的名义诱骗人民“引蛇出洞”实闻所未闻。朝野皆知，诚信乃社稷之本，夫子曰“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即使就经济言，长达21年后直到1978年，虽然该年还进口了21亿美元的粮、棉、油（占进口总额的五分之一），但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仍大体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人均棉、油占有量则低于1957年的水平。对1978年前的国民经济，中共中央讲是“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就社会整体说，1957年的阴霾飘荡至今没有逸散吧，君不见贪官酷吏遍宇内、社会道德大沦丧，马克思说“统治阶级思想是统治思想”，悲夫。民族悲剧一幕幕绵延，总未得清算。巴金预言“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陆定一临终前曾忏悔“我们的宣传部那许许多多年的工作，还不是整完了一个人再整一个人。”但他没有讲述对任一个人的整人经过或手法。记得1957年春，陆定一曾到北大开学生座谈会，号召我等要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五不怕”，以帮助党清除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除三害”（号召我们学生是帮助党“除三害”，而非帮助党“整风”）。后来得知，“五不怕”并非陆定一的创造，他只是鹦鹉学舌进行传达。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虽非织网者，也是下网者之一吧。“文革”伊始他自己也被罩进了罗网，身受其害，“十年浩劫”期结束，出狱后则垂垂老矣，终于说了些差强人意的话语。 

要说，一些右派分子显然存在着性格上的缺陷，也非人人品德高尚。至于改革开放以来，原先的右派帽兄们更是发生了分化，吃一堑长一智，有的人急于翻身，识时务者飞黄腾达了。例如，有人准备纪念一下反右三十周年，据说参加筹备座谈的二位先生予以了报告，导致方励之（北大物理系毕业生）等三人被再次开除出了共产党。后来，二位先生大大的升了官。长江截流日，有人在庐山顶上目睹了八辆小车夹一辆中巴载着“国家领导人”进行“视察”，好不威风。另一位则在1989年夏秋之交，第一个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在全国政坛上谴责了反革命暴乱。

去岁仲秋时节我和老伴再去祭扫了林昭的墓地。墓在苏州灵巌山南麓安息公墓老区最高层的左端，占地约二平方米。半米多高的墓碑正面刻着“林昭之墓”，背后节录了林昭遗诗“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林昭 一九六四年二月”。墓左侧的翠柏已经成荫，右侧为其父母合葬处，左后紧贴的香樟树长高到八九米了，四周皆浓绿遮天。墓后渐去渐高的灵巌山坡亦郁郁葱葱，间或染杂着点点鹅黄嫣红。如此清静幽雅之地，林昭在天之灵当会觉得还是故乡美吧，侬（吴语，即“你”）本洁来还洁去。中国佛教莲宗（即净土宗）十三祖印光法师、及其弟子“文革”期护法园寂的灵巌寺方丈妙真法师（1959年林昭曾在灵巌寺养病小住，期间和妙真方丈多有酣畅淋漓的交谈）之舍利均安卧于灵巌山间，林昭有高僧同行亦可稍解寂寞吧。荆妻奉上山花一束，心香一炷以祭奠墓中烈女子，余默立碑前对这位我们二家旧居相距不足百米的同乡兼北大同学能说些什么呢？于无声处听惊雷。斯时，雨丝飘忽，秋风肃杀，勾想起了另一位先烈就义前一刻写下的诗句“秋风秋雨愁煞人！”秋瑾和林昭，一居西子湖畔一宿灵巌山麓，得天地之灵气，升人间之正道，为山河壮色，替民族增彩，伟哉女中豪杰，“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1907年7月15日，33岁的鉴湖女侠被公开杀害于绍兴轩亭口。全国大哗，各式报刊包括外电，立即加以报导，继之以评论、唁文、挽联、通电、抗议、谴责、追究责任，秋瑾的年表、演讲、诗文、照片、墨迹等等也涌现了报端，接着出现了大量歌颂秋瑾的诗歌、小说、戏曲。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秋瑾遇难后不足百日，山阴县令自缢身亡；绍兴知府屡图调官而被各地抵制，只得改名换姓；浙江巡抚不久也抑郁而死。秋瑾就义后四年清王朝覆灭。林昭被秘密杀害后十三年，媒体才在长篇报导审判“四人帮”时举例而首次讲述了几句林昭事。当年评说秋瑾“自由为彼而生，彼为自由而死”，六十年后36岁的林昭也“彼为自由而死”了。秋瑾自是我们古老民族的伟大英雄。然而那时，清王朝已摇摇欲坠朝不保夕，国人皆曰可杀宫里的那个老太婆。林昭进行抗争时，个人迷信方兴未艾，金轮冉冉正在上升，当其时有几人的认识能有林昭那么深邃？更可贵的是又有几人能有那么坚定的斗争勇气？就这一意义上说，林昭当已超越了秋瑾吧。

扫墓途中遇一干部一工人，和林昭素昧平生却也来探谒其墓。听山间农妇绍介：晓得的，北京的大学生，作孽喏，年纪轻轻标标致致还没成家呢，冤死的；经常有人来上坟的，上星期还来了一批学生仔。是呵，民心不可欺，真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哲人康德讲“我不能说违心的话，但我可以不说话。”林昭没有说违心话也没有不说话，林昭没有不说话更没有说违心话，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这需要何等坚硬的骨头，何等坚定的信仰。1962年林昭曾保外就医八个月，在那样的高压气氛下她写信给陆平（“一二九”运动时的学生领袖，中共地下党员，1958年春接任北大党委书记，后兼为校长），林昭仍还在、竟还敢责问校方不是像老校长蔡元培那样去保释学生，而是把大批右派学生送去监督劳动；更可贵的是她仍高昂着头颅，以右派一员的身份坚决否定了反右运动，宣称“要以最后一息献给战斗”。旋被收监后林昭更形坚定地反对了现代造神运动，总说实话且不改口，坚持真理绝不妥协。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岂能容尔岂可容尔。林昭遭捕后5年才以“反革命”罪予以判决，是20年徒刑，再3年却被改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我猜想引用的是“文革”期新鲜出炉的《公安六条》中的“恶毒攻击”罪吧，从重从快。林昭在狱中被宣判执行时，喉部勒着绳子、嘴里塞进了锥形橡皮塞子，双重措施以防她张口进行“反革命宣传”，监狱当局胆小如鼠呵。没有开庭审理，枪杀现场除了刽子手外别无他人。家属事前不知道，后来也没有看到遗体。林昭遇害后，有关部门却上门向她母亲索要了五分钱子弹费！使林昭妈妈骤闻噩耗肝肠寸断猝然昏厥。要母亲掏钱购买枪杀自己子女的子弹，狠毒如斯，谁言中国人缺乏创造力。1960年林昭被捕后不足一月，其父深感绝望而自尽身亡，在他认为家中最进步最有才华者被毁后“我们家全完了”；1968年林昭遭难后，其母悲情难抑且遭逆子虐待，多时踯躅街头寻找爱女有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终致栽倒在公交站点抢救无效故去；林昭妹妹后来中年赴美，艰苦奋斗，现虽生活无虞，但孤身一人每每念及亲人故土，未免深陷忧郁悲切之中。呜呼，家破人亡。

我想起了另一女子张志新，虽然她和林昭有相同的悲壮终极，然而她的觉悟比林昭迟、遇害比林昭晚、认识比林昭浅、才华比林昭低。张的要害是反对所谓“四人帮”，但她缺乏像林昭那样透彻的民主和人权理念，以及被钉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血拯救世人的基督精神。我无意贬低张志新，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张志新被追认为烈士而林昭不能，就因为张是共产党员？这是共和国的烈士，不隶属于某个政党。我也想起了又一个遭杀害的女子刘胡兰，且不说“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烈士纪念碑高耸入云，下令和执行残杀刘胡兰的凶手早已伏法，下令和执行残杀张志新及林昭的凶手呢！？

林昭的大舅，曾任中共苏州独立支部书记，后于1927年在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任上遭国民党当局杀害。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少女时就追随兄长投身大革命，是苏州最早穿上军装的女子，抗战期间被中央政府任命为敌占区专员，因而坐过日本人和汪伪的监牢，后在“国大”代表任上帮助建立了中共地下电台并联络提供情报等等，对大部队过江颇有贡献，最后则担任了民盟苏州市委常委和苏州市政协委员。林昭的父亲彭国彦先生，耿介孤高一书生。在此家庭耳濡目染，林昭很早就追求革命，也被列入过黑名单，后来报考了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具短训班和工作队性质，实行“供给制”，因此林昭若还健在，将享受“离休”待遇），并激情满怀地参加了江南土改，1952年她在日记中说“在心里默念着我们伟大领袖──亲爱的父亲的名字，而写下我的誓言。”直到1957年那张大字报出现之前，林昭一直是个接受正面教育的热爱共产党的进步青年。后来的反差实在太大了。1964年林昭在狱中，就她所受的革命家教作诗〈家祭〉说“三十七年的血迹谁复记忆？／死者已矣，／后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泪。／舅舅啊！／甥女在红色牢狱里哭你！／在《国际歌》的旋律里，／我知道教我的是妈，／而教妈的是您”。不知迫害过林昭的衮衮诸公读此烈士后人的诗文时作何感想。

1982年4月，林昭遇难14年后，这位烈女子才得以魂游故里，在父母墓旁安了个衣冠冢，距抗金英雄韩世忠、梁红玉墓不远处。又过22年，2004年4月林昭方魂兮归来，骨灰入墓，总算是依偎到了母亲的怀抱。骨灰盒中还放有原置于衣冠冢里的林昭的一绺头发和生前用过的一方丝巾。林昭蒙难始自为张元勋等二同学的大字报〈是时候了〉受围攻而打抱不平，她抗争的是人人应有发言权。若干年前张元勋在张贴于网上的〈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中说，当年辩论时林昭对黑暗中的诘问者高声回答“我是林昭！怎么？你又是谁？竟是如此摆出一个审讯者的腔调！你记下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收集在《林昭，不再被遗忘》书里的同名文章中没有“三十六”三字。也没有下述的感慨）。张元勋在长文的末尾说“林昭在1957年北京大学的论战中用‘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自报家门，她遇难之时正是三十六岁，罹‘口舌之灾’，二者竟在她的名字的破解中不幸言中！”（三十六即双十八，十字一竖插入八字成为木，因此三十六也可解构为双木“林”。笔者无意采信推背图式的谶语。1957年那个夜晚，林昭是否就自己的名字说过三十六那个数目，已成张元勋的孤证。张先生在正式出版物中未列入这一部分，是否表明他原先没有想到“名字的破解”？）36岁的罹难者，36年后骨灰方入土为安，二个36了，笔者当否也引用张元勋网上长文的结语？“真可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信哉！如是我闻！阿弥陀佛！”

林昭的诗作已收入《北大风──北京大学学生刊物百年作品选》。选集中也有胡适、鲁迅、朱自清、刘半农、高长虹、沈从文、汪曾祺等大家的作品。安息吧，安息公墓里的林昭魂，人们不会忘记你。君不见，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浩浩荡荡前来向你致敬，跟随你不是“以暴力去建立，甚至不能以权力去建立”一个“真实而完整的自由”中华。

谢选骏指出：林昭的悲劇在於，她曾經追隨共產黨，最後卻被共產黨殺害。難怪柳萌這個“跟黨走”的老右派對此心有戚戚焉。

【11、培根的《迷信》也是一種迷信】

《迷信》（◎培根 [英国]2005年1月4日）報道：

宁可没有神的观念，也比怀有与神不相称的观念为佳。因为前者只是无信仰，而后者是对神的亵渎。迷信实质上是有辱神明的。关于这一点，普鲁塔克说得好：“我宁愿人家说世上从没有过普鲁塔克这么一个人，也不愿人家说从前有过一个普鲁塔克，他的儿女一生下来他就把他们吃掉了。”后一句话是针对诗人们关于大地之神塞特恩的说法。

对神的亵渎越大，对人的危险也越大。无神论把人交给理性，交给哲学，交给骨肉之情，交给法律，交给名誉心等等。所有这一切，即使世上没有宗教，也可以把人们导向一种外在的道德观。但是迷信摒除这一切，而在人们心中建立起一种绝对的专制统治。因此，扰乱国家的从来不是无神论，因为无神论使人谨慎警觉，除自身福利之外别无非分之想。我们看到历史上那些倾向于无神论的时代，如奥古斯都称帝于罗马之世，都是太平的年代。

但是迷信却使许多国家陷于混乱，它把人类的命运寄托于九霄云外的统治，而这新的第九重天却强使人间的政府法制脱离常轨，而以它的运行为转移。迷信的主体是民众，在迷信盛行的时代，智者总是跟随着愚人，而理性则是按照一种颠倒的次序，被用来适应实际的需要。

在特兰特召开的天主教全体大会上，经院派学者占有很大优势。会上有些高级传教士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们说经院派中人好比是天文学家。天文学家为了解释天体的运行，假设了离心圈、本轮以及诸如此类的轨道，虽然他们明知道这些东西是不存在的。经院派学者编造了许许多多奥妙复杂的原理定律以解释教会的所作所为，也属于同样的情况。

造成迷信的方法有：悦人耳目的典礼仪式；过于重视外观的法利赛式的虔诚；过分的尊崇传统，这只能给教会加重负担；传教士为私人的野心和财富而使用的种种计谋策略；过于钟爱“好的用心”，以至为专横跋扈或标新立异大开方便之门；以人间事理推测神明的旨意，结果只能产生杂乱的幻想等等。最后，迷信还利用了历史上出现过的那些野蛮时代，尤其是灾祸横生的年代。

不用面罩遮掩的迷信是畸形丑恶的，譬如一只猿猴长得越是象人，越是显得丑恶。而一种迷信越是类似宗教，也就越发丑恶可憎。一块好肉会生  蛆，良好的仪式和戒律也会腐化成繁文缛节。有时人们以为对于以往奉行的迷信背离最远就是最好，这样往往产生一种相反的新迷信。所以要留心别把好的同坏的一起丢掉，就象清除体内积毒时处理不当一样。而当改革者是一般民众时，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马所拉》（Masorah）希伯来语音译，意为"传统"，是犹太教根据《圣经·旧约》文句和读音的口传传统写成的《圣经译注集》。公元前６世纪犹太人被掳往巴比伦后，开始形成这一传统。为防止对《圣经》的篡改或删节，连原文中的句数和字数都有计算，称《圣经·旧约》原文共23203句。公元６－９世纪，一些专门从事编辑这些传统著作的犹太学者被称为"马所拉学士"，经他们译注和鉴定的《圣经》称"马所拉本"，是具有权威性的版本，甚至被视为《圣经》原本的善本。

《塔木德》（Talmudh）犹太教的第二部经典是《塔木德》（希伯来语音译，意为"教导"，又称口传《妥拉》，出自《申命记》第11章第9节："你们将用它来教导你们的孩子"）。其权威性仅次于《圣经·旧约》。对犹太教而言，《圣经·旧约》是永恒的圣书，而《塔木德》则是犹太教徒生活实用的经书，旨在给犹太人提供宗教生活的准则与处世、处事、为人道德规范。

《塔木德》被看作是犹太教的基本法典，因为其中包括民法、刑法、教法、规章条例、传统风俗、宗教礼仪、各种社会道德的讨论与辩论、著名犹太教学者的生平传略等。《塔木德》也被视为一部犹太教精神的百科全书，因为拉比们在辩论中调动了各种论据。书中有脍炙人口的格言、民间故事、传说、逸事集、双关语、梦析，还有包括神学、伦理学、医药学、数学、天文学、历史学、地理学、植物学等方方面面的日常科学知识。其中的民间传说，如：巴山王巨人奥格的传说，夸张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塔木德》继承并发展了《妥拉》的训诲和《先知书》的社会理想，又反映出犹太教怎样适应不同的时代，甚至在宗教法这个最难变革的领域中，也能根据现实生活的经验，而不是凭法律条文的逻辑去做出新的解释。"首要的不是精研律法，而是实践"的主题思想贯穿在全部《塔木德》之中。在犹太经学院里，人们学习《塔木德》比学习《圣经·旧约》更要认真，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之为长老，除非他通晓《塔木德》，即使他对《圣经·旧约》烂熟于心也不行。掌握《塔木德》的传统方式是借助评论不断地阅读它，就它与他人争辩，提出更进一步的解释，直到它成为熟悉的领域。传统的西方词汇目录、索引等方式是最近才开始采用的。今日在《塔木德》研究领域中，在以所熟悉知识为主的传统学者和以批判观点而不是知识为主的现代学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鸿沟。

《密什那》（Mishnah）希伯来语音译，源自其词根Mishnah（意为"重复"），《密什那》意为"通过重复学习或教导"。它是犹太教口传律法集《塔木德》的前半部和条文部分。公元2世纪末-3世纪初（171-217年）犹大亲王（亦称圣者拉比犹大）掌管乌沙犹太教公会。当时犹太教除《妥拉》成文律法外，还有数百年来拉比诠释律法而形成的大量的"口头法规"。这些法规是拉比们根据律法条文在实际生活案例上具体应用，教导犹太人"可行什么"和"不可行什么"。在犹大亲王的主持下，把自以斯拉时期以来一直收集的所有关于律法的评论汇集在一起，加以分类、整理和补充，经20多年时间，编成一部希伯来文巨著，称为《密什那》。这部带有辩论性评论集按一系列论文的内容编为6个分卷，共63篇。内容包括犹太教的教规、诫条和婚姻、家庭、宗教生活等守则。书中每一条亦称一条"密什那"，以相关事物为名，如："安息日的密什那"。比如：针对"摩西十戒"中"记住安息日，保持它为圣日"的诫条，和在《圣经》里所说在这一天特别禁止的唯一工作形式是禁止点火。一些照本宣科的人简单地理解为：遵守律法的犹太人在所有的安息日的，应坐在寒冷黑暗的房间里。而"安息日的密什那"解释说：《妥拉》的真正含义是犹太人遵守安息日，将安息日作为礼拜和喜悦的圣日。应使犹太人家庭在安息日过得更令人兴奋。因此在一周的第七天，可以雇非犹太人来生火、点灯，做特殊的饭菜。如果一个非犹太人点亮一盏灯，一个犹太人可以使用这一灯光；但是他自己为此目的点亮灯是禁止的。根据"安息日的密什那"，安息日是一个快乐的日子，家中最好的食物要供安息日用。这一天要穿上最好的衣服，即使是在非常时期，也不例外。在安息日人们还要受到拉比们的照顾。总之，《密什那》强调：犹太人一方面为保持律法圣洁，要慎重地走出每一步；另一方面在遵守律法的基础上，还要使生活过得更为舒服，并尽可能与律法保持一致。

《塔木德》的大部分内容包括对《密什那》详尽的讨论，引用各种各样拉比的观点作为证明和争辩的总结。这些辩论以《圣经·旧约》经卷为权威，所采用的每一段经文是否准确合用要公开辩论。辩论的质量可以说是相当独出心裁的，有关哲学和伦理问题的辩论是敏锐透彻的。而在另一些时候，只是随机应变而已。

《先贤箴言》（Pirgue Abioth）希伯来文原为pinkeabot。古代犹太教贤士言论集。贤士指该都著名圣哲、拉比或宗教领袖，包括从摩西开始到希勒尔家族中的许多成员。此书内容是反映犹太教宗教观点的格言，如："得美名者为真富，识《妥拉》者获永生"。原书被编入《密什那》第四卷内。近代学者认为它是从伦理学角度探讨犹太教口传律法释义的《密什那》小品论文集。

《巴莱沓》（Baraitha）犹太教内不列入正典的学说的统称，意为"典外之说"，主要指未曾列入《密什那》的坦拿学说，流行于公元10-220年间。

《革马拉》（Gemara）"革马拉"是阿拉米语音译，意为"补全"、"完成"，表示它补全《密什那》的遗漏部分并加以完成。它不仅是《密什那》的诠释和评注，还包含了大量与《密什那》原文没有直接联系的材料。包括：律法诠释、伦理格言、布道文稿、历史记述和神话故事等。构成《塔木德》的后半部和释义部分。主要用阿拉米文写成，后人往往单称之为《塔木德》。

《密什那》编成之后，犹太人生活与学习的中心渐渐从加利利移向巴比伦。自公元前596年，不少犹太人一直生活在那里。尽管这一地区的琐罗亚斯德教徒曾偶尔迫害过犹太人，但是巴比伦犹太人的生活要比加利利犹太人的生活轻松、容易、更相适。在巴比伦的犹太人社团中关于上帝律法的讨论一直在延续。公元3世纪时，《密什那》已流行于巴比伦的犹太人中。但巴比伦的一些犹太教学者认为《密什那》有其局限性，因为它的许多解释只适于巴勒斯坦传统，没有结合巴比伦的实际情况，也不包括已有的其他律法材料和补充的口传法规，还完全忽略了补充的宗教律法《哈拉霍特》。他们便着手整理这些补充材料，并进行诠释，终于在公元5世纪末编成另一部阿拉米文的口传律法释义汇编《革马拉》。《革马拉》是《密什那》和《妥拉》的释义、补编和附加评论，它是处理犹太人生活每一领域的文献集。几乎与此同时，巴勒斯坦的学者也对《密什那》编出不同评注的《革马拉》。《巴勒斯坦革马拉》大约在公元3-4世纪形成于巴勒斯坦提比哩亚"太巴比列"，记载了这一时期在加利利，特别是提比哩亚犹太经学院的讨论。《巴比伦革马拉》形成于巴比伦苏拉犹太经学院，约自公元3-5世纪完成。于是相同的《密什那》加上不同的《革马拉》，就形成两套《塔木德》，即：《巴勒斯坦塔木德》与《巴比伦塔木德》。两部《塔木德》都用阿拉米文夹杂些希伯莱文写成。然而《密什那》经卷则全部采用希伯莱文。两部《塔木德》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都对同样的问题提出攻击，交换个人的见解。这两部《塔木德》经常互相引用，但在结论和解释上有一些不同之处。《巴勒斯坦塔木德》完成于公元425年。这部《塔木德》整体规模大约为《巴比伦塔木德》的三分之一。它在意大利、埃及等与巴勒斯坦密切相关的地方影响较大。《巴比伦塔木德》是两部《塔木德》中较大、较有影响的，约有250万个词汇。它完成于公元500年。由于它比《巴勒斯坦塔木德》约晚一个世纪，因此它的内容丰富，更适用于情况变化的社会环境，权威性也更高。自从犹太教在穆斯林帝国繁荣兴旺后，在那里《巴比伦塔木德》一直处于优势。现今犹太学校均采用它为标准本，其权威性超过《巴勒斯坦塔木德》，有争议时以它为准。

《托萨佛特》（Tosfot）希伯来语"增补""附加"之意，是一部解释和评注《巴比伦塔木德》的辞典式著作，其中包括中世纪犹太学者对《塔木德》的30个段落所做的系列评注，成书于12-14世纪的著名美因茨经学院。

《律法之书》（Sefer Hathalachot）研究《塔木德》律法汇编。由11世纪著名《塔木德》评注家艾萨克·本·雅各·阿尔法西所著。全书主要用阿拉米文写成，部分章节使用了阿拉伯文。《律法之书》实际上是《塔木德》的缩写本，因而有"小塔木德"之称。书中略去了《塔木德》对《哈加达》的所有评论，浓缩了对《哈拉哈》的讨论，只集中讨论适宜于作者所处时代的宗教律法。它的另一特点是对《塔木德》中未曾进行专项讨论，却被多次提及的有关律法进行梳理、归纳，最后集中起来，冠以"次要律法断案"的标题，使人们明了在碰到这类问题时如何依法行事。书中还根据作者对法典的精深理解，突出作者对《巴比伦塔木德》各项裁决的观点，使作品带有鲜明的时代感，更有利于为同时代人所接受。自它问世以来，一直被看成是犹太教法典的一部经典之作，作为中世纪犹太学者断案的一种标准，长期指导犹太人的生活，并成为后人对《塔木德》进一步研究的新起点。

《拉比拿单箴言》（Abothde Rabbi Nathan）犹太教典籍，成书于公元6世纪《塔木德》问世后，由《先贤箴言》发展而来，引证古代犹太教律法学者大量言论，论述该教的伦理观点。

《米德拉什》（Midrash）希伯来语"解释"、"阐述"之意。犹太教解释、讲解《圣经·旧约》的布道书卷。公元2世纪时已有雏形，6-10世纪全部成书。全书按《圣经·旧约》各卷的顺序编定，对之进行通俗的解释与阐述，分别称为该卷的"米德拉什"。但每篇可有单独名称，如："《出埃及记》的米德拉什"等。《米德拉什》的内容分为两种：《哈拉哈》（意为"规则"）讲解经文中的律法、教义、礼仪与行为规范，说明律法如何应用在现实生活中，具有较高的权威性，文体庄重严谨。《哈加达》（意为"宣讲"）阐述经文的故事、寓意、逸事、传奇，及奥秘的含义等，亦受尊重，但更有趣味性。《米德拉什》对于了解犹太教有重要的价值，它是犹太教的通俗性典籍。犹太教家庭的孩子从小就要学习《米德拉什》。

《米德拉什》是一部恢弘的、各种成分混杂的文献，在时间上覆盖了若干个世纪，在内容上则来源于庞杂的资料，其中有些是属于中世纪的。在《米德拉什》中，拉比们将新的观念引进犹太教中，并声称他们只是揭示那些早已存在经卷中之物。如：灵魂的观念没有在《圣经·旧约》中发现，但是却出现在《米德拉什》中，上帝被谈到和被接受的方式也改变了，在早期《圣经·旧约》的叙述中，阿杜乃是在戏剧性的状态中向犹太先祖和摩西显现。如：在燃烧的荆棘中或冒烟的山上。以后先知们被天使般的使者拜访，或他们有时听到体内发生的一位神的声音对他们讲话。在《米德拉什》中，上帝则以更为超越、很少拟人的方式出现。出现在这个世界和人类中的这位上帝被称为"舍金纳"（Shekhinah）。他在创世时，为把忠诚、慈善和仁爱的行为带给人类而来到地球中，但是由于人类的恶行，他又撤回天上，因为地球上已没有他居住之地。《米德拉什》有时把对舍金纳之爱的保护描绘为一个闪闪发光的带翅膀之物。

《哈拉哈》（Halakhah）希伯来语音译，原意为"规则"。犹太教口传法规。本指《妥拉》中各种律法条文在实际生活中如何实行的说明，口传下来构成《米德拉什》的一部分，作为犹太教徒日常生活的守则。后泛指犹太教所有律法，包括《塔木德》中的律法规则。

《哈加达》（Haggadah）由犹太教讲解《圣经·旧约》中的各种传奇、逸事、历史、民俗故事和叙述性的布道两部分组成，口传下来构成《米德拉什》的一部分。《哈加达》的基本内容约在公元２世纪固定下来，最早的单行本出现于８世纪。《哈加达》已成为保持犹太教传统的一个文化读本，也是向犹太儿童进行犹太史教育的一个课本。其体裁大都为宗教诗文、寓言和民间故事，属于拉比文学。例如：《圣经·旧约》中关于亚伯拉罕童年的记载很少，犹太教士讲解《圣经·旧约》时，经常穿插一些关于亚伯拉罕早年的传奇故事，这些故事被称为"哈加达"。《哈加达》惯用比喻或诗意风格，主张让人欢娱、舒展身心、驱散疲乏。饱学之士往往在严肃的研究之后，任其想象力自由驰骋。这就是《哈加达》的魅力和有趣之处。《哈加达》内容的阐释并不被认为是互相排斥的，同一句话可以被认为具有各种各样的、甚至互相相容的阐释。它们可以同时存在，不必从中做出任何抉择，因为人的拯救并不依赖于这个结果。对于犹太人来说，重要的事情是人们如何行动，而不是如何信仰。在犹太教会堂里的祈祷词有些出自《哈加达》，有些犹太教礼仪也出自《哈加达》。如，必须在一年一度的逾越节家宴上宣讲的《哈加达》故事，突出了庆祝逾越节的主题：对获得自由的一种庆祝。在《巴比伦塔木德》中30％的内容出自《哈加达》。以下的故事就是一例。

公元70年圣殿被罗马人摧毁，标志了犹太教所罗巴伯第二圣殿时期的结束。犹太教中心转移出巴勒斯坦，而精通熟习摩西律法的法利赛派律法师，在犹太社会里取得了领导的地位，被犹太群众尊称为“拉比”。拉比希伯来文读作rabbi，意为师傅或教师，在社会上是受尊敬的宗教知识分子。他们教导犹太人学习律法、遵行律法外，还对律法进行诠释、评注。这一时期的犹太教被称为拉比犹太教。犹太教公会在这一时期内属于罗马政权辖管下的犹太人最高的立法与司法机关。公会的首领由罗马授权的有名望的拉比担任。

从公元70年到公元七世纪这长达六百余年的拉比犹太教时期，犹太教最重要的发展是《塔木德经》（Talmud）的形成。《塔木德经》是犹太人的口传律法总集，是仅次于希伯来圣经（即旧约）的第二经典。

《塔木德经》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公元171～217年间，犹大亲王犹大拉比（RabbiJudah）是乌沙犹大教公会的首领。其时。犹太教除希伯来经典的成文律法外，数世纪犹太拉比诠释律法的成果，汇总成为大量的“口传法规”，这些法规是根据成文律法条文在实际生活案例上的具体应用。这些口传的律法教导犹太人“可行什么”和“不可行什么”，才是符合摩西的律法精神的。在犹大亲王的主持下，集中犹太拉比的社团，将历来有一百多位卓越有名的拉比的十三部法规文集的成果，加以分类、整理与补充。经过二十多年集体的辛勤工作，编辑成功一部以希伯来文写成的空前巨著，取名为《密西拿（Mishna）。这部《密西拿》是公元三世纪初年（公元200～210年间）出现的犹太教口传律法总集。这部律法总集共包括六大卷六十三篇。其分类名称如下：

（1）“种子”（共11篇），记载与农事有关的条例；

（2）“节期”（共12篇），记述宗教节期与奉献的有关规定；

（3）“妇女”（共7篇），记载关于订婚、结婚、离婚、誓约等；

（4）“损害”（共10篇），记载借贷、借约、刑事等事项处理；

（5）“圣物”（共11篇），记关于献祭与捐赠条例；

（6）“洁净”（共12篇），阐述洁与不洁的礼仪规定。

公元三世纪后，《密西拿》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逐渐发生一些问题或漏洞，并不能适合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于是促使其需要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特别是巴比伦犹太中心的高级拉比，他们认为这部《密西拿》有其很大的局限性，它的许多解释只属于巴勒斯坦的传统，没有结合巴比伦的实际情况，也没有完全包括已有的律法材料和补充的口传法规。于是他们又整理这些补充材料并加以诠释评注，编成了另外一部律法的释义汇编，称之为《革马拉》（Germara）。“革马拉”的含义是“补全”，表明它补全《密西拿》的遗漏部份。所以《革马拉》实际是《密西拿》的释义和补编，但它是用阿拉米文写成的，两部份在书页上左右并列。《密西拿》与《革马拉》合在一起，成为一部更大的巨著，称为《塔木德经》（Talmud），在汉文译名亦作《塔尔木经》或《他尔目经》。

公元四世纪中叶完成的《塔木德经》亦称《巴勒斯坦塔木德经》或《耶路撒冷塔木德经》，它的内容仍不够完整，它反映巴勒斯坦犹太教的重要史料。巴勒斯坦基督教的兴起与发展，促使巴勒斯坦的犹太教学术研究走向没落。这时巴比伦的犹太拉比，继续进行增订与编纂工作，公元五世纪末完成了《巴比伦塔木德经》。《巴比伦塔木德经》比《巴勒斯坦塔木德经》更加充实完备，它是一部反映巴勒斯坦和巴比伦犹太人一千年左右年代里的宗教、文化、政治生活的巨大著作，长达二百五十万字。内容包括圣经训诫、历史神话故事、诗歌、寓言等等，其中道德伦理训诫和宗教律法礼仪占很大部份，这一部份称为《米德拉西》（Midrash），意为释经集，旧约圣经各卷都有各自的米德拉西。

希伯来经典（即旧约）是犹太教的圣经，犹太人常称之“律法和先知”前者是摩西的律法，后者是三大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与十二小先知书（合为一卷）。《律法和先知》是不可废去、不可更改的。而《塔木德经》则是犹太教宗教生活准则的“圣经”，它包括犹太人生活的全部准则与道德伦理的规范。

《塔木德》统辖指导犹太教徒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被拉比确认的规条达六百一十三条之多。以“你当…”开始的条款为二百四十八条，“你不得…”开始的条款为三百六十五条。

十二世纪西班牙就出现了一个号称“第二摩西”的犹太神学家摩西·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公元1135～1204）。迈蒙尼德生于西班牙科尔多瓦，出身医生，是萨拉丁苏丹的御医，以后定居于埃及。迈蒙尼德努力使犹太教义和当时的科学、哲学相协调，他推崇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他的著名作品《困惑指南》（“Guide for the perplexde”）指引当时处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影响下的犹太人，如何坚定自己的宗教信仰。迈蒙尼德突破犹太教的繁规缛节，提出一系列上帝存在的论证。他归纳犹太教信仰的十三条款，被后世犹太教广泛接受。犹太教原无公认的成文信条，迈蒙尼德的十三条款后来具有了信条的性质。这十三条款如下：

（1）创造主创造一切并管理一切；

（2）创造主乃独一无二真神；

（3）创造主无形无体无相；

（4）创造主是最先的，也是最后的；

（5）创造主是独一值得敬拜之主，此外别无可拜之物；

（6）先知一切话语皆真实无误；

（7）摩西是最大的先知，其预言是真实的；

（8）犹太律法是神向摩西所传，不能更改；

（9）律法永不改变，也不会被取代；

（10）创造主洞察人的一切思想行为；

（11）创造主向遵守律法的人赐与奖赏，向践踏律法的人施与惩罚；

（12）弥赛亚必将来临，要每日盼望，永不懈怠；

（13）相信死人复活。

摩西·迈蒙尼德对中世纪犹太宗教有他重要的贡献，曾被誉为是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民族领袖摩西之后的“第二摩西”。迈蒙尼德对基督教的圣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公元1224～1274〕的神学思想有很深刻的影响。

近代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犹太人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 l729～1786）。摩西·门德尔松1729年生于一个贫困的从事抄写律法经文《妥拉》的家庭，他从小就学习《妥拉》、《塔木德》，长大钻研摩西·迈蒙尼德的哲学，后在柏林学习德语和拉丁语，结识了当时有名的基督徒戏剧作家戈特霍尔德·埃·莱辛。莱辛的名剧《犹太人》和《智者纳坦》的主题都是为犹太人和犹太教辩护的作品，劝导基督徒要友好公正地对待犹太人。在莱辛的鼓励下，门德尔松写出《哲学讲话》的论文，在当时柏林科学院举办的论文比赛中获一等奖。门德尔松被德国皇帝提升为“有特权的犹太人”，享受不受驱逐的特权。门德尔松主张并倡导犹太人掌握欧洲的文化，借以取得犹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并提高社会地位。门德尔松主张信仰应以理性为基础，他认为犹太教仅仅是犹太人所特有的律法与礼仪，它并没有独特的信仰体系，所以犹太人应放弃文化孤立的传统，广泛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在门德尔松的推动下，形成了一股犹太人的“哈斯卡拉”运动，“哈斯卡拉”希伯来文意为“启蒙”，“哈斯卡拉”即犹太教正统派的启蒙运动。它不反对犹太教，反对的是犹太拉比的权威，和传统保守的生活方式，反对专门注重《塔木德》的传统教育而提倡传播新知识，学习现代新的生活方式。“哈斯卡拉”运动促使犹太教的开放与世俗化，反对狭隘与保守。马克思称犹太人的“哈斯卡拉”运动使犹太人的神成为世俗的神和世界的神，（《马恩全集》第1卷第449页，《论犹太人问题》）。

摩西·门德尔松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他把《摩西五经》（即《妥拉》）翻译为德语，使犹太人掌握欧洲的语言，作为进入更广大世界生活的门径。门德尔松全名摩西·门德尔松，他继十二世纪的摩西·迈蒙尼德之后被誉为希伯来民族历史进程中十八世纪的“第三摩西”。

谢选骏指出：人説“宁可没有神的观念，也比怀有与神不相称的观念为佳。因为前者只是无信仰，而后者是对神的亵渎。”——我看這是“培根的迷信”。因爲上帝能夠無中生有，人們卻是不能無中生有——所以如果“没有神的观念”，也就無從產生“与神相称的观念”了。

【12、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人权宪章”】

《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人权宪章”》（2009-11-20 佚名）報道：

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人权宪章”出于第一波斯帝国的创立者居鲁士大帝之手。西元前539年，居鲁士在各神庙祭师和居民的合作下，和平地进入巴比仑帝国的首都巴比仑城。进城之后，他释放了被巴比仑前王掳掠来的各国奴隶，让他们回到自已的故乡。被释放的奴隶总数已失传。光犹太人一族，就达四万二千人之多。现在的犹太人，几乎全是这些人的后裔。在奴隶回国时，居鲁士允许他们带回所崇拜的诸神偶象及神庙中的金银祭具。这在《圣经旧约》中有细致入微的记载。犹太人做事非常认真，连收回的一瓢一碗都记录在案。居鲁士在加冕演说中回顾了事情的始末，并把演说全文用楔形文字铭刻在一座橄榄形的石柱上。1879年，这座石柱在巴比仑废墟Urr城出土。经过二千五百多年的沧桑，石柱上的铭文还是非常完整。这篇铭文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人权宪章。原柱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另有一块复制品陈列在纽约联合国大厦。1971年，联合国曾用五种官方文字出版铭文的释文。我找不到中文的官方释文，依英文本翻成中文。以下是这部“人权宪章”的译文。

我，居鲁士，是大神Bel和Nabu爱护的永继不绝的皇族贵胄、伟大的亚森（Anshan）之王Teispes的后裔、伟大的亚森之王Kourosh之孙、伟大的亚森之王Cambyases之子、四方之王、Sumer和Akkad之王、巴比仑之王、正义和公平之王、伟大之王、世界之王。

我的大军已经和平地进入了巴比仑城。在万众欢呼之中，我于巴比仑皇宫设置了王座。感谢大神马丢克（Marduk），使心胸开阔的巴比仑民众拥载我。我会每天礼拜大神马丢克。

不允许任何人威胁Sumer和Akkad的土地。我密切地关注着巴比仑城和城中神庙里的居民的需要和意愿。我已经解除了强加于巴比仑公民身上的不当的枷锁，他们破损的家园已经得到修复，他们的苦难已经成为过去。大神马丢克欣尝我的所做所为，他仁慈地祝福我、我的虎子Cambyases和我的部队。我们一千遍一万遍地赞美他的神力。

上至里海下至印度洋的四方诸王，来自西方国度营帐里的诸王，都携带丰厚的贡品来到巴比仑，吻我的双足。从口口（原文剥落），到Ashur、Susa、Agade、Eshnuna诸城邦，从Zamban、Meurnu、Der诸城邦，到远至Gutium地区和比Tigris更远的圣城，众神的圣殿早已颓坏荒废。我已召集所有这些城邦的居民，让他们去修复自已的神庙。（巴比仑前王）Nabonidus甘冒众神之主的大不违，劫夺Sumer和Akkad的神像到巴比仑。我已遵从大神马丢克的嘱咐，把神像和平地送回到他们喜爱的原居地。

我祈求现在于自已的圣殿中安居的众神每天在大神Bel和Nabu前为我祷告，保佑我活得长久。我祈求众神能告诉我主大神马丢克，居鲁士王崇敬您，他的儿子Cambyases（以下剥落）。

现在，在上帝马兹达的帮助下，我载上伊朗、巴比仑和四方诸国的王冠，并声明，我敬重帝国境内各国的传统、风俗和宗教。只要我活着，绝不允许我的任何总督或部下轻视或侵犯这些传统、风俗和宗教。从此时起，除非上帝马兹达授权于我，我不把我的皇权强加于任何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接受或不接受我的皇权的自由。如果任何国家拒绝我的皇权，我决不诉诸战争。只要我是伊朗、巴比仑和四方诸国之王，我决不允许任何国家压迫另一国家；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将取消他或她的权力，并惩罚压迫者。

只要我还是皇帝，决不允许任何人用暴力无尝地夺取他人的动产或不动产。只要我活着，我将阻止无报酬的强迫劳役。今天，我宣布，任何人都有选择宗教的自由。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权利，我的人民有在各地居住、求职的自由。

任何人都不应当因为亲属的错误而受到惩罚。我禁止使用奴隶，我的总督和下属有义务在他们管辖的地区内禁止把男人和女人当做奴隶进行交换。这种交易应该在人世间永远禁绝。

我祈求上帝马兹达保佑我成功，使我能为伊朗、巴比仑和四方诸国尽我的义务。 

附注2：马兹达克运动

五世纪未叶出现在波斯的马兹达克教（Mazdakism，和拜火教的另一别称Mazdaism仅一个字母之差，很容易混淆），史称摩尼教的支派，但也不妨看做拜火教的一个异端。拜火教持善恶二元论，善恶对立，界线分明。马兹达克也持善恶二元论，但善恶相混，善中有恶，恶中有善，连上帝也不例外。马兹达克出身于拜火教教士家庭，本身是一个高级教士。他声称受到上帝的启示，要对拜火教进行改革，经他改造过的拜火教称为马兹达克教。

马兹达克教本身的资料已经全部失传，今人对马兹达克教的了解，大都是通过它的意识形态上的敌人，拜火教、基督教、以及后来的伊斯兰教的记述才知道的。从这些记述看，马兹达克推动的不仅是一场宗教改革运动，也是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当时波斯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教士和贵族占有大部分财富，而平民一贫如洗。马兹达克宣称所有的人“生而平等”，但社会上弱肉强食，对财富的占有极端不公平，而造成人与人的不平等。为了实现所有人“活而平等”，马兹达克主张每一个人应有均等的财富。他定义的财富，包括财产和妇女，因此后来的批评者说他主张“共产共妻”。但为他辩护者说对手故意歪曲他的原意，以“共妻”一项为例，他主张的不过是每人不得有一个以上的妻子，而穷人也有结婚的权利。马兹达克要求信徒过集体生活，善待借宿的陌生人。

他还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反对杀生，提倡信徒都吃素。他的教义，在波斯贫民中有巨大的号召力，很快就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他开始传教时，正是新皇卡瓦特一世（488－496，498－531年在位）登基的时候。卡瓦特是马兹达克的密友，不仅皈依了新宗教，而且支援马兹达克推动的社会运动。后人对卡瓦特这样做的动机颇多猜测。因为卡瓦特本身正是马兹达克教谴责的首要物件。他的皇家库藏是全波斯最大的一笔财富，他的后宫里有数千宫女嫔妃。他皈依马兹达克教的目的，可能是试图利用下层信众的力量，打击当时已经尾大不掉的贵族集团。波斯前皇，他的哥哥，就是为贵族集团谋杀的。卡瓦特宣布了一些行政措施，打开了某些地方政府的仓库，把财物分配给贫民；除了三座圣火神庙外，其他神庙都被关闭；终止贵族只与贵族通婚的习俗，允许贵族妇女嫁给农民。随之在波斯一些地方发生了动乱，马兹达克的信徒袭击商店和富人住宅，把财物取出重新分配。在此形势下，贵族集团和拜火教会联手逼迫卡瓦特退位，并把他囚禁起来，同时立他的弟弟Zamasp为新皇。

卡瓦特很快从囚所脱逃，出奔到中亚强国白匈奴（中国古藉中称厌哒）的汗庭。卡瓦特年青时，曾作为人质，在白匈奴汗庭生活过，和白匈奴可汗有良好的私人关系。二年后（西元498年），卡瓦特在白匈奴部队的护送下，回到首都泰西封，重新登上了皇位。复辟很顺利，皇弟Zamasp主动让出了皇位。卡瓦特重定后，开始疏远马兹达克运动，但也不禁止马兹达克传教。马兹达克运动又继续了近三十年，最后因卷入皇位继承斗争，失败后受到致命的打击。

卡瓦特有三个儿子：长子Kavus是马兹达克的信徒，次子Zam双目失明，三子虎斯劳（Khosro）是马兹达克运动的反对者。在贵族和拜火教会的支援下，虎斯劳成为皇储，并逐渐接过年迈的卡瓦特手中的权力。但受马兹达克信众支援的皇长子Kavus乃是他嗣位的潜在威胁。西元529年，虎斯劳以储君名义召集马兹达克到皇宫与拜火教教士进行辩论。当天，马兹达克与皇长子Kavus同时在皇宫被害。随后，波斯各地全面镇压马兹达克运动。被杀的信徒总数说法不一，从数千至十万人不等。虎斯劳一世（531－579年在位）是萨珊王朝最后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接位后，限制贵族和拜火教会的权力，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司法和教育系统，创立了波斯的第一所大学，修筑了许多道路和桥梁。他在位近半世纪，波斯政局平稳，人文气息浓厚，出现了短暂的文艺复兴的局面。

马兹达克在五世纪未，就提出“人生而平等”的概念，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佛教也有“众生平等”的概念（佛教的“众生”不光指人，还包括动物和植物），但主要是在宗教意义上的，指“众生”都能修行成佛。佛教把个人的贫困归因于前世行为的业报，因此“众生平等”的说法并没有成为要求社会改革的依据。马兹达克则不同，他从“人生而平等”进一步诉求“人活而平等”。但他实现“人活而平等”的途径，颇象一千多年后的共产主义。现代学者认为，马兹达克运动是地球上最早的共产主义运动。马兹达克的思想，后来渗透到伊斯兰教十叶派的某些支派的教义之中，对十叶派居多数的现代伊朗乃有巨大的影响力。

谢选骏指出：人説——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人权宪章”；我看——這是前539年發生的事情。那麽在中國呢？有無類似的記錄呢？

“《汤誓》：革命的正当理由”（2011年06月17日 正义网－检察日报 喻中）報道：

《汤誓》是《商书》的首篇。篇幅不长，承载的任务却很艰巨：论证臣子攻打天子的正当理由。本来，按照以五行为核心的自然法则，君在上，臣在下；君为尊，臣为卑；以下犯上，以卑犯尊，都是不能接受的逆向之举。但是，《汤誓》的主旨，就是要挑战这种由来已久的自然法则。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这是一项十足的创新，其革命意义，值得给予仔细的审视。

从形式上说，《汤誓》是商汤在攻打夏桀之前，面对自己将士的一篇讲话。他的论证包含了两个核心要点；第一，我攻打夏桀，绝不是以下犯上，以臣伐君，而是因为夏桀的罪行太严重了，上天命令我去诛杀他，天命不可违。第二，夏桀既然背离了君道，我就不再是他的臣子。我现在是按照天意去诛灭他，也是因为他的罪太深重了，已经不算是一个君主了。

这两点论证还是比较有力的，也说到问题的症结上了。第一点，是在现实的、既有的君臣关系之外，引进了另外一重关系：天人关系，即上天与人的关系。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政治框架，原有的政治框架是两方，天子与臣子。在这个政治框架下，倘若以臣伐君，确实找不到足够的正当性依据。现在，随着新的政治框架的建立，君臣关系被淡化，不再是支配性的政治关系了；天人关系突显出来了。在天人关系中，臣子就可能直接收到上天的指令。上天既可能命令臣子敬奉天子，也可能命令臣子诛杀天子。现在，商汤宣称：自己就收到了上天诛杀夏桀的指令。因此，商汤的行为，是奉命行事。不能再用“以臣伐君”来解释，而必须放在一个新的政治关系中来解释，这个政治关系就是“天—君—臣”的关系。

第二点论证又另有丘壑。它认为，君臣关系的维系应当满足一个基本条件:为君者必须符合为君之道。一个严重背离君道的天子，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天子，既然他不再是真正的天子，而只是一个“伪君”，君臣关系就会随之自然取消。这就是商汤的论证逻辑。在这个逻辑关系中，夏桀是“恶君”，商汤以“恶君非君论”作为依据，判定夏桀不具有“君”的资格。这时候，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商汤，又充当了裁判者的角色。如果按照现在流行的法理———自己不得做自己的法官，那么商汤的这种判断是有问题的。但是，那时没有这样的法理。商汤的判断与论断还是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的。

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商汤建立了攻打夏桀的正当性依据，同时也把自己与昆吾的反叛行为区别开来了：昆吾仅仅只是一个单纯的造反者。在造反的过程中，昆吾没有宣称，自己收到了上天发布的诛杀夏桀的指令；更没有以夏桀违反君之道为由，先行取消与夏桀的君臣关系。所以昆吾的行为，不过是“为乱”而已。这种“为乱”之举，当然不可能有什么积极意义，更不可能成功。较之于昆吾，商汤对夏桀的攻伐行为，就充满了丰沛的道义力量。

其实，从一个旁观者的立场来看，商汤与昆吾都是诸侯，都是天子夏桀的臣子，两个人都在攻打天子。那么，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呢？一方面，是军事上的胜败不同。但另一方面更重要：昆吾没有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论证，但商汤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比较有力的论证。是否进行正当化论证，是商汤与昆吾的本质区别，是他们两人不同走向的分水岭。没有论证意味着，兴师伐君，只是一场武装叛乱；有论证则意味着，兴师伐桀，乃是一场正当的政治革命。因此，从昆吾的失败，我们也可以知道商汤成功的道理。相对于昆吾和其他诸侯，商汤确实是一个更有政治头脑的人。历史只能选择这样的人。

以上两点论证，仅仅是从理论上论证了攻打夏桀的依据，可谓“晓之以理”。除此之外，商汤还善于“动之以情”。他接着启发将士们：你们不是常常埋怨夏桀，说他妨碍你们的农事，搜刮你们的财富，横征暴敛吗？这些都是夏桀对你们犯下的大罪啊。现在，上天命令我去惩罚这个犯罪分子，我敬畏天命，不敢不去诛杀他。不仅如此，夏桀还伙同他的某些不德之臣，没有节制地役使你们，让你们困苦不堪。你们还把夏桀比做太阳，你们祈祷：这个可恶的太阳，什么时候才掉下去哟，我情愿与你同归于尽！你们宁愿与夏桀一起死亡，也不愿意与他一起苟活，这不恰好证明了夏桀乃大恶之人吗？这样的恶人，必须予以诛杀。因此，你们要帮助我，执行上天发布的诛杀令。凡帮助我的，我必给予奖励；凡违抗我我，我必严惩不贷。

这几句话，可以看做一篇经典性的战前动员。其目的在于调动将士们在战场上的积极性。商汤采用的办法，类似于现代的“诉苦”。他把夏桀置于众人的对立面，通过突显夏桀与众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激发将士们对夏桀的仇恨，把将士们的情绪和士气调动起来，让他们理直气壮地把刀尖指向夏桀集团。

事实证明，这是一篇极其成功的战前动员。在商汤的攻势之下，夏桀没有还手之力，被商汤彻底击溃。由夏到商的转换，由此得以完成。由于商汤自以为“吾甚武”，因而史称武王。因此，这次革故鼎新，在历史上被称为汤武革命。

《尚书/汤誓》

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朡，俘厥宝玉。谊伯、仲伯作《典宝》。

谢选骏指出：《湯誓》是否“人权宪章”？也許可以見仁見智。但是，其發動革命的理由根據，確實是聲稱吊民伐罪、維護人權的。如果説到“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人权宪章”，這也許更早千年，因爲商湯出師，是在公元前1600年前後。

【13、顾准不懂皇帝就是僭主】

《理钊：中国为何有僭主之实而无僭主之名——读顾准《希腊城邦史》抄》（2007-12-09 理钊）报道：

在古代希腊史中，有一种独特的执政者“类型”，它不同于“王”，亦不同于民主政制推行开来后，由公民所选举出来的“执政官”，即所谓“僭主”。

所谓“僭”，中国辞典的解释，为“古时指地位在下的人冒用在上的人名义或礼仪、器物。”《论语》中，“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孔子如此激烈地批评季氏，就是因为季氏僭越了礼仪，在自己家里办起了只有天子才能享用的“八佾”。对此，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说，这是讲恕道的儒门不讲宽容的一个表现，凡事都拔高到政治的高度来看，对艺术评论全取政治的眼光，是儒门自相矛盾之处。且不说李泽厚先生的议论是否有点儿以今论古，只从儒门的眼光看，中国对于“僭越”的看管是极为严格的，别说是僭权，仅仅是一些礼仪、器物的僭越便“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了。而在古希腊的历史中，“僭主”则是实实在在窃权者或“篡权者”，亦即在下的人取得了在上者的权力。

对于“僭主”一词，用顾准的话讲，在“古代西方是把它用在很不好的意义上，中文译为‘暴君’”的。对此，顾准认为，放在古希腊时代，即公元前六至公元前七世纪时期，还是应该用一个稍稍客观的词，即“政权篡夺者”更符合当时的实际。这是因为，一是当时的僭主不称自己为王，多用一个略含谦逊的称号，如“终身执政官”、“全权将军”等；二是这一时期的僭主，在推动希腊“民主政制”的建立上，多少起到了一个过渡的作用，与后来的“僭主”并不完全一样，贪恋权力，以残暴维护其权力，“初期的僭主所取代的政权，大体上是贵族寡头政体，所依赖的力量是农奴或平民。他们当政以后念念不忘的固然是一己或家庭的私利，可是为此，他们就必须采取牺牲贵族、有利平民的政策。”

但是，这些僭主尽管有其历史的进步性，可在行使和运用权力上，还是很注重运用“权术”的。对于这些“权术”，顾准引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一书中的一些论述。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本书，正是依照当时希腊的政治现实而进行总结的。对于这些“权术”，概括起来，大约有以下的几种——名称是笔者篡拟的：

第一是伐优之术。亚里士多德讲了一个故事：“僭主司拉绪布卢（米利都）曾遣人问计于另一邦（科利斯）的僭主伯利安德。伯利安德正站在黍田之间，对使者默然不作答，而以手杖击落高而且大的黍穗，直至黍穗四顾齐平为止。使者不懂他的用意，就这样去回报他的主人。司拉绪布卢听后，心里知道伯利安德是在劝他芟刈邦内特出的人。”

这个故事自然是讲出了“权术”的要义，但这种讲法却是耐人寻味的。一是讲者并不是直接讲出来。对于这种“权术”，大约即使是在“篡权者”的口中，也是不好意思直言的，毕竟是一种杀人之术；再者，这种传授之道颇有一点儿中国的参禅悟道的特色，智力平者便不能解其中的深义，比如那个使者便不明白，而主人则是读懂了的，可见传授者也还有要考一考求教者是否有足够的智力的意思。

第二是散沙之术。亚里士多德说：“（僭主）还须禁止会餐、结党、教育以及性质相类似的其他事情——这也就是说，凡是一切足以使民众聚合而产生互信和足以培养人们意气的活动，全都应加预防。此外，僭主也须禁止文化研究及类似目的的各种会社。总之，他应该用种种手段使每一个人同其他的人都好像陌生人一样。”读到这里，便想到鲁迅所曾讲过的“一盘散沙”，也想到明朝时阉党势力嚣张，查禁结党，使人“道路以目”。

第三是威严之术。还是抄亚里士多德的原文罢：“僭主还要使住在城内的人民时常集合于公共场所，时常汇集在他的宫门之前。这样僭主既可以借以窥察人民的言行，也可由此使大家习惯于奴颜婢膝的风尚……”这一种让人民大规模集会于公共场所的权术，虽有灌输、洗脑等诸多功用，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树立权力者的威严，这种威严既有实在的暴力的内容，更多的则是实现精神方面的统治，如果要找一位现代运用这一权术的最好的人物，最典型的大概要算是希特勒了。

第四是选庸之术。亚里士多德说：“僭主的习惯就是永远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自由意志的人们。在他看来，这些品质专属于主上，如果他人也自持其尊严而独立行事，这就触犯了他的尊严和自由；因此，僭主都厌恶这些妨碍他的权威的人们。”这一点的意思十分明白，但在中国的儒门中，却是从正面着眼的，即儒士们一再昵喃着的君王们要“近君子，远小人”，其实就是看透了君王的心思。

第五则是防下之术或防内之术。亚里士多德说：“僭主还有宁愿以外邦人为伴侣而不愿意交接本国公民的习性，他们感到外邦人对他毫无敌意，而公民都抱有对抗的情绪。”读书至此，忽然想到清末重臣刚毅有“宁与友邦，不予家奴”的话。对此，过去有些不解，以为不过是一时的气话，现在想来，倒也合乎满清统治者的心思，因为在当时，“家奴”正想要他们让出权力，而结交友邦则可以帮慈禧再“垂帘”几年的。对于掌握着极端权力的人来说，他的对手或敌人永远来自于内部，这也是所有极权者最为明白——因为他就是窃权者或篡权者，他知道他能够窃得权力，别人也能，也必定作为最大的心事。

纵观以上的“权术”，稍稍对照中国历代帝王的治史，便会发现，这并非古代希腊的“僭主”们独有的秘术，以上种种，在中国历史中差不多都能找到大量的应用的案例。而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清朝以前的所有帝王中，都没有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这部《政治学》。由此可见，在东西方的历史中，在玩弄权术方面，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并没有什么中国政治文化的独特之处。

对于“僭主”，他们是事实上的君主，事实上的王，但他们都没有得到“王”的称号。顾准在《希腊城邦史》中分析说，这是由古代希腊的特定历史决定的。因为古希腊的“王权起源于宗教色彩浓厚的古代，王权周围围绕有神祐的光轮。”而“僭主崛起于希腊的人文主义时代，他在希腊那些城市居民，特别是其中的贵族和知识分子眼中，是和自己一样的凡夫俗子，所以他的周围怎样也蒙不上一层神秘的天命。所以，王和僭主事实上同样是最高政权的篡夺者，王被视为合法的首领，僭主则被视为不合法的王。”

接着顾准对中国历史中为什么没有出现“僭主”进行了分析。他说，“如果着重于‘僭主’一词的篡夺者或僭窃者的意义，那么，我国战国时代分晋的三家韩、魏、赵是僭主，取代姜齐的田成子是僭主，崛起于草莽的刘邦也是僭主。”“往上推溯，被孔丘捧到天上的文武周公的道统，从殷商‘法统’的观念看，又何偿不是僭主？”然而，中国有“僭主”之实，为何没有“僭主”之名呢？顾准说：“一切开国皇帝，无论是农民暴动中崛起的刘邦、朱元璋，无论是欺凌孤儿寡妇的赵匡胤，无论是挟天子以凌诸侯的曹操，都是‘奉天承运’的天子。”这意思即是说，尽管他们都是“篡权者”，但都将他们合法化了，所以，用不着再为他们造出一个“僭主”的名目。

抄书至此，笔者不免心生疑问，那就是为什么会给他们“合法化”，是谁给了他们“合法化”？当然，这是一个大问题，非笔者之力所能拎得动的。但我们不妨从上文中古代希腊的“僭主”，为何有着王者之实而没有王者之名的原因，来窥探一二。

一是宗教的原因。古代希腊的王是源于宗教的，王权由神所授，常人不可以称王。相比之下，中国文化中虽有儒、法、道、墨，但都没有演化出真正的宗教，道家及西汉时重兴的儒家，虽然有“天”的说法，但在民众之中，仅具有泛宗教的色彩，所谓的“天庭”不过是世俗人间的神话版而已。即便是后来的佛教，不但不具备颁授王权的功能，相反还有着将王者拉下王位的意思，因为这一宗教的创立者便是弃王位的人。佛教更看重的是个人自行的修行，所谓“普渡众生”只对佛教的创立者而言，并非是要设立王权而引领民众。所以，这种门槛极低的“天庭”，任何人都可以自诩为“天子”，或其他神的后代，刘邦就是将自己化为“白龙”的后代。

其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自秦统一“天下”之后，中国的历史上便没有了独立的知识分子。宋明理学中，儒士们虽然讲“道统在士，治统在王”，看上去是独立的，但其所谓的争“道统”的目的，不过是在为他们所认为的“贤明君王”背书，并非认为自己与所谓“君王”一样，都是凡夫俗子，一样的平等。正是因为中国没有自己的宗教，所以，历史上的知识分子除了承担研究、传承学问以外，还有一个职能，就是命名者，起着为道德、权力命名的作用。秦始皇之所以要焚书坑儒，原因就在于秦之前的知识分子还是相对独立的，他们研习学问，评点政治，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但秦之后，知识分子便永远失去了独立性，成为权力的附庸。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是还给儒门独立的地位，而只是把儒学扶持为国家学说，所谓的“独尊”不过是让儒学成为权力的一体的两面。百代皆行秦政制，所以自秦以后，从政治的一面讲，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成为了权力的命名者，使权力合法化便成为知识分子所持的一门学问，不仅“僭主”无从谈起，而且文化也成为专制主义的一部分。

谈到中国的历史，顾准说：“这种专制主义使中国长期处于停滞不前，进展有限的状态之中，但这是历史，历史是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因为顾准的对于古希腊城邦史的研究，有很多时候是在与他人的私下讨论中进行的，读这一节，似乎是讨论的一方在读了顾准的分析后，对中国历史没能有向前跨跃的一步而有点儿后悔之意。正如顾准所言，历史是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但又有多少人对中国的历史有过后悔之感呢？我想，从现在的情势看，非但没有人为中国的这种历史而后悔，反而更多的是以有这种历史为荣耀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作者，可能过于推崇顾准了，以至于没有发现，“顾准不懂皇帝就是僭主！”所以，顾准只知王莽是一个僭主，不知秦始皇才是最大的僭主，至于汉朝皇帝以下的各朝皇帝，那不过都是秦始皇生下来的跳蚤，只会更坏，不会更好。那么，顾准为何如此无知呢？显然，这是由于顾准是共产党份子，被马裂猪意“一叶障目”了。至于李泽厚之流的议论之所以“以今论古”，那是因为，李泽厚患有“革命大批判”的后遗症，深中他据以发家致富的“影射史学”之毒。至於顾准，要是懂了“皇帝就是僭主”，他的历史观念就可以上一个台阶了。至於李泽厚，要不是落井下石批判朱光潜，又如何在马列狗之中出人头地，直到把自己的死人頭送進美國的實驗室浸泡呢？

【14、“反封建”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倒行逆施】

《三维行贿的国度（中央集权制国家比封建制国家腐败盛行）》（2009-10-16 杂谈）報道：

郑也夫按语：此文刚刚刊登在《南方周末》，发表时因版面所限，删节近2000字。是由我自己处理的。并且接受了编辑的建议，重拟题目：“警惕大人对‘小人’的行贿”。我觉得两个题目各有优势。故在博客上用原标题。

亨廷顿在其名著《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说了一些颇耐中国人寻味的话：“现代化进程引起的腐败在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比在封建制国家更广泛。例如，中国与日本相比，伊斯兰文化与印度文化相比，前者的腐败程度也许更为严重。有材料说明，事实正是如此。……缺少一个地位确定的上层阶级，就意味着没有一个具有贵族责任的统治种族，毫无疑问，正是在这种社会种族类型的国家中，政治腐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为方便阅读，笔者对“封建”作点说明。我同意老友丁学良的说法：中西学术界广泛使用的某些概念，各自赋予的含义截然不同；其中“封建”名列榜首。按照当代西方的定义，大致上可以说秦以前的中国是封建制，以后是中央集权。其实柳宗元所代表的中国古代政治家也是这样认识的。是郭沫若、翦伯赞之流削足适履的历史观，借助官方多年宣传，内化在众多人心中，混淆了本来分野清晰的中央集权与封建制，导致无数国人说及唐宋元明清的中国还冠之“封建”。

为什么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比封建制的国家腐败盛行？可以从两方面解释。其一，语义学的层面。腐败的狭义界定是：公职人员利用公职谋求私利。大小封建主拥有的是私权，任凭他如何使用自己的资源都不属狭义的腐败。广义的腐败，比如暴殄天物，集权与封建的比较稍嫌困难。我仍然觉得在这一维度上官僚比封建主和资本家更腐败，因为后者消费的资源是自己的，前者消费的资源是国家的，其挥霍多了一层驱动力：占便宜。当然我没看到这方面的统计比较，想象只是想象，个案也不说明问题。上述猜想且存而不论。其二，制度与心理的层面。封建制的社会，身份是定死的，阶层间是不能流动的，社会成员的面前没有更多的机会。中国古代社会正相反，功名是可以考取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成员面前有诸多的机会。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社会比之西方和日本的优势。但有一利必有一弊。机会的呈现和吸引，导致我们的社会成员不安于现状，机会主义在心中滋生。其不良的路径便是行贿。封建制度下，成员缺少行贿的空间。没有机会，没有可能性，甚至没有诸多的官吏，向谁行贿，为什么行贿？我确实以为，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中央集权官僚制是其重要构成，决定了中国人的机会主义性格。这里的机会主义是中性词汇，不含贬义，善于找机会不都是负面。找机会走到极端，才成就了机会主义的一个面相：没有理念，不管规则，乃至枉法行贿。

既然成了性格和心态，某种策略就不会固守在单一的行为上，极可能辐射到诸多领域的行为中。向官僚行贿为了当下的特定利益，向神灵行贿则兼顾今生与来世，在今生中更无所不求——多子多福，升官发财，逢凶化吉，等等。敏感的读者会疑惑我有偷换概念之嫌。我刚刚说过：腐败是公职私用。我这里说的行贿，非狭义腐败之对应，非专指向官员进款，而是指通过提供好处来引导他人的行为。神能受贿超出我的想象力。笔者极为赞同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对两位事佛者的剖析：（某人）“曾问冥吏：‘事佛有益否？’吏曰：‘佛只是劝人为善，为善自受福，非佛降幅也。若供佛求佛降幅，则廉吏尚不受贿，曾佛受贿乎。’……一囚曰：‘我之堕落以信佛误也。佛家之说，谓虽造恶业，功德即可以消灭；虽坠地狱，经忏即可以超度。吾以为生前焚香布施，殁后延僧持诵，皆非吾力所不能。既有佛法护持，则无所不为，亦非地府所能治。不虞所谓罪福，乃论做事之善恶，非论舍财之多少。金钱虚耗，舂煮难逃。向非持佛之故，又安敢纵恣至此耶。’语讫长号。（纪昀按）：三藏所谈，非以敛财赂。”本朝开放以来，寺庙香火日盛一日。我不以为烟火盛衰关乎宏旨，却以为烧香者的心态乃社会道德水准之标尺。如果以为靠烧香可以消弭“恶业”，换取福祉，是很可怕的，它实与行贿雷同。而环顾中土寺庙，此等心态者恐比比皆是。

纪晓岚在谈论佛事时说出“贿赂”两字已令人心惊，而国外心理学家科恩在讨论奖励与表扬，特别是为了促使孩子读书而频繁使用奖励与表扬时再次说到“贿赂”这两个极具力度的字眼，令我们战栗。我们在对孩子们做什么？既然西方的学者在教育孩子的领域中提到了贿赂，相信这种行为在彼国也流行，但我坚信，对孩子行贿的第一大国非中国莫属。并且在成人的世界中，实施表彰的第一大国，亦非中国莫属。

上述三个维度上的行贿中有一以贯之的逻辑：企图通过行贿控制对方，不管对方是大人，是佛祖，是亲子。对佛的控制非但不能得手，反倒败坏了自己的心灵。而另外两个对象呢？我相信在不同程度上均能得逞。得逞意味着，对方顺从你的愿望，消弱其自主性。官员本该有他为官的公允性，孩子本该有他自己的兴趣和追求。但官员的中立和公道、孩子的兴趣和时间，行贿者都企图一总买断。

本文下面要讨论的不是官场和佛地，而是教育。所论的被教者兼及孩子和成人。此地之“行贿”，即奖励和表扬，给成人的是名或利，常兼而有之。给孩子的则是甜言蜜语和糖果蛋糕，当然物质奖励正与时俱进。这些外部的诱惑干扰了个体的精神世界，抑制了他的自主、自立、自决和自娱。而后者才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石。心理学家做过很多实验证明奖励的负作用。比如减肥的实验，奖励组成员若体重下降每周能两次获得5美元，另一组没有奖励。起初奖励组效果突出，但是五个月后奖励组成员体重反弹，反而是非奖励组成员越来越苗条。戒烟实验的结果近似，非奖励组的最终效果好于奖励组，且后者中撒谎的比例比前者高出一倍。原因是什么？针对一次性的行为，奖励有杠杆的作用。改变和提升性格，则靠内力，取决于内部的生长机制。奖励不仅无助于此，还有干扰、破坏的作用。

教育致力于提升的不外道德与才干。这两方面奖励和表扬都没有好的效果。

道德的前提是行为自主，是拥有选择的权利；被迫的行为外部性再好也不是道德。奖励和表扬其实构成了干扰自决的诱惑，它极可能诱发人们追求奖励而非道德。科恩的话或许极端，但包含真理。他说：“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我们希望培养的孩子除了关心自己、对别人一概漠不关心的话，我们只需发现他们表现出慷慨时给予他们赞美和奖励便能够达到这一目的。”奖惩可以造就驯顺，贿赂能够买来服从，却很难想象它们能够哺育出“责任感”这样的东西。靠奖励和表扬来不能提升道德，反而可以催生出众多的伪君子。师长们常常告诫：表彰面前要戒骄戒躁，说明他们尚能意识到表扬的复杂后果。不幸只看到了它的较小的负作用——导致自我感觉过高，却没有看到它的更广泛、更恶劣的负作用——诱导被表扬者将其他追求置换成名利。不是吗？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被表彰者不会被表彰腐蚀呢？大家都是俗人，官僚可能被金钱贿赂，工人、学生就不会被表彰所挟带的名利贿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表扬盛行的氛围下就绝少好人，常年的模范就都是伪君子。奖励和表扬的负作用大过积极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其负作用就每试不爽。少数心性极好的人，任凭外界毁誉，都坚持他的善行。还有一些异类，包括笔者，拒斥表扬，他们生在弥漫着表扬的世界上而不属于它。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心理机制。感觉在多数场合走在理性的前面。感性上厌恶表扬，却未必说得出何以如此。笔者猜想，是因为他们是热爱平等独立高于其他价值的人。他们敏感地体会到此一程序中的不平等，并发觉自己被干扰了。表彰其实是为了控制对方，怎么可能是平等。表扬的颁布者更是通过颁奖的仪式，彰显自己的权威，而被表扬者的每一次接受都是对某种规矩的就范。从一个个教室到一次次举国行为，都可以看到，中国是一个表扬到了泛滥地步的国度。如果您能同意我们今天的道德水准堪忧，就应该深刻反省：表扬是好东西吗？

奖励和表扬也难于促进被教者的才干。原因有三。第一，迷信奖励会使得施教者忽视了原因的探讨。比如小孩因不习惯孤独而晚上不上床，学生因听不懂而走神，家长和老师企图靠糖果催眠，靠表扬带来专注，都是文不对题。第二，奖励和表扬能促进的只是简单劳动。强烈受到表扬驱策的人，学习和工作时肯定是回避风险，选择熟悉和安全的方法，不为好奇心所动，如是他的关注必然极其狭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奖励和表扬扼杀兴趣，而兴趣在学习中是至关重要的。兴趣是高度主观的，是不讲道理的。多数人天然地会对某些事物感兴趣，因此其实不必操心同学们对一切建立不起兴趣。如是，一定是外界的强干扰所致。所以沃洛德考夫斯基说：“我从来不说‘调动孩子的积极性’，那将会剥夺他们自己的选择。”孩子有产生某种兴趣的先天基因，后天的良好环境是：一，他能接触到多种事物——这几乎是师长们唯一能够给以帮助的事情；二，他不要太过忙碌，那样就不可能遭遇他可能感兴趣的东西——而恰恰是师长们通过种种奖惩导致学生们没有空闲，针插不进。如此，兴趣从何滋生呢？人才的发育是不能看表象的。两个人同样用功于某门功课，甚至成绩不相上下。但是其中一个有兴趣，另一个被外力驱动自己毫无兴趣。前一位学到的东西点点滴滴到心头，终生不忘乃至终生不渝；后一位考完试就再不留恋，三年后忘得一干二净。说到根本，做好活要凭兴趣。有人说，还有靠努力。没有人说不对。但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努力，受兴趣驱使的努力和被迫的努力。两者天壤之别。长期被一些有兴趣的学习活动包围的同学，心智的状态是有滋有味、多姿多彩的，他想不成材都难。长期被种种“苦役”包围的同学，即使金榜题名，最终也将与智力生活无缘，因为他的心智已经枯萎。有人会说：生活中哪有那么多乐趣，相反有很多非做不可的乏味工作。正如科恩所说：“我们需要提出疑问：哪一项乏味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为什么？”有一两项必做的乏味事项就很可以了，如果多数学生被多项不可或缺的乏味学业包围，难道不是极其可疑的社会安排吗？是有些课程的安排和要求不妥，还是我们在施教过程中过重的奖惩导致了过重的劳动，进而造成了乏味——是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教育的本意之一是开发学生的兴趣，今天中国教育的效果是大面积地灭绝学生的兴趣。

为奖励和表扬辩护的人最喜欢拿出的理由是：奖励和表扬比惩罚和批评好，比后者有效，比后者人性。此种思想颇为时尚，被很多人视为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我大不以为然。科恩说：奖励和惩罚、表扬和批评，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在一个群体中，表扬其实就是批评的另一形式。一个班级中，一些同学总是得不到表扬，总是听到别人受表扬，他们的感觉和受到批评有什么不同。对孩子的惩罚，乃至打骂，我都不绝对拒斥。当年在美留学时学过一门教育社会学。其中的内容大多遗忘。只有两点记忆犹新。一是老师带我们参观和旁听过一所中学，我惊讶美国学生拥有的自由。二是读到一位学者的观点：父母的威慑对孩子是必要的。我的理解：武器的功能第一是威慑，第二是使用，使用越少越好，但威慑不能是无本之木。今日中国的父母是少了惩罚与威慑，多了表扬与奖励。慎用惩罚和威慑很好，滥用奖励和表扬很坏。惩罚和威慑对孩子有两个积极功能。其一，孩子幼小时是不懂道理的，却须开始学习一些规矩，这要靠惩罚和威慑来完成。规矩和禁区不要太多，几条大线不许过，过了要惩罚，这之外孩子享有广泛的行为空间，如是惩罚就不会扼杀孩子的自由生长。其二，一个人从小就要有敬畏感，要有畏惧的东西，这东西首先要由他身边的人为他注入；什么都不怕就麻烦了，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将发生集体性灾难。惩罚和批评所完不成的灾难，奖励和表扬可以完成。因为沐浴了近代人道主义思潮后人们开始约束惩罚，而奖励和表扬以其道貌岸然的伪善形象逃脱了人道主义的批判。在中国的学校中，奖励并非不许可一个同学对某一边缘事物建立兴趣，但是它通过将同学们的全部精力和时间驱赶到狭窄的科举方向上，从而灭绝了同学们滋生兴趣的心理机制。

奖惩是极其古老的手段，有了家族、部落、群体生活，就有了奖惩。但是穿越了十万余年的时间隧道后，我们的环境、技术、价值观、生活水准都大大改观。人类必须调整奖惩。如上所述，惩罚一方面退出一些领地，另一方面消减其原初的残忍。表彰则借着惩罚在社会生活中的萎缩，极大地扩张自己的领地。且因为世间一切强势固有的傲慢，它完全漠视时代的变迁。物质刺激对什么人最有效？生物学的实验中，科学家常常不给动物吃饱，以保证用食物作强化手段时动物的反应灵敏。同理，在贫困的时代物质奖励易得逞，对贫困的员工物质刺激最有效。可是今天社会已经和正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过去的物质奖励，要么不灵验了，要么从营养品变成毒药，它们在食用效果上本来就是连续谱。你还能给孩子糖果促进学习吗？我们已经将贪官喂得脑满肠肥，也要将子女喂得肥头大耳吗？生活资料的供给妙在适度，过犹不及。如果父母经济无压力，难道孩子学习不努力就不让他吃饱吃好，难道孩子努力就该吃的更多更好？其他消费其实和吃是一个道理。如果经济允许，适度消费是孩子的权利，不该蜕变成奖励品。常有家长对小孩说：你不好好学习我就不喜欢你了。这是气话，也是大错特错的话。你的关爱不可以是有条件的。孩子就是吸了毒、犯了罪，你的关爱也应该是不改初衷的。富裕将使物质奖励变得无足轻重，也正好给我们全面反省奖励和表彰提供了契机。

三维行贿说拓宽了行为分析的视角，它统摄了小人对大人的行贿与大人对小人的行贿。三维行贿说透视出，我们是个机会主义的民族，自恃一己之机心，无视自然与社会的法则，以为靠钱财和恩宠便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加诸他者。在社会法规的层面上，官与民均无所顾忌，遂有贿赂成风。在自然法则的层面上，敢以铜锈赎买天谴，敢以奖惩扭曲上苍赋予一个孩子的情趣和发育。这是自负还是自卑？谁能说清？

谢选骏指出：人説“三维行贿的国度（中央集权制国家比封建制国家腐败盛行）”——我看“反封建”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倒行逆施！因爲“中央集权制国家比封建制国家腐败盛行”，所以中國無法現代化，日本卻可以現代化。越集權就越腐敗，所以——“越是集權反腐，腐敗就越大規模爆發！”

【15、毛匪文件：《中国向何处去？》 】

《中国向何处去？》（杨小凯 一九六八年元月六日）報道： 

注：这是一份征求意见搞，现在公开发表是否适宜？是否能代表《“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怎样进一步修改？请阅后把意见详细写在每页右边空白处，请于廿日前将本稿退还发行者。 ——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1968年1月12日 

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到七、八月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了“进行到底”的希望，一切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观念都被拋到一边去了，但是十月以来出现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改良主义逆流，“第一次文化革命结束”的阶级妥协空气，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感觉敏锐，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极左派”公社成立首先就是为首回答这一严肃的问题的。 

要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认真总结一九六七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所创造的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主要是“一月风暴”和“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创造的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经验。 

一、科学的预见

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举足轻重的重大课题，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表面上只作了抽象的预见，当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以雷霆万钧之力从东方兴起的前一刻，毛主席以他气吞山河的无产阶级伟大胸怀向世界宣告，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廿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正是这一句话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群众中猛烈开展的正式开始，同时也是毛主席“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势”（红旗１９６７年第三期社论）--即类似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机构，一月革命中毛主席又提出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名称，这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结果，中国将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方向去！但是革命当时只发展到很低级的阶段，这一历史的局限性使人民几乎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毛主席指出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终极目的，大家都把毛主席的这句话当作一句一般性的赞语而渐渐淡忘了。 

文化革命还没有正式开始时，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已经把这种新的政治结构--“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勾画出来了，而一般人都把五·七指示的描写当成空想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大家都认为目前把五七指示作为我们最近的奋斗目标是不实际的，现在还只有知识青年还念念不忘五七指示，大叫大嚷要为实现五七指示而奋斗，因为他们明白五七指示所描绘的那种不同于现在社会的新的社会才是他们得到解放的社会，但是知识青年中不少人也认为不久的将来要实现五七指示描绘的那种社会是不实际的，与其说他们是为实现五七指示而充满信心地奋斗，不如说他们大肆宣扬五七指示只不过是一种对现实不满而进行的自我安慰。 

毛主席的科学预见在人们脑子里留下的是空想的印象，这时和阶级斗争还没有发展到十分尖锐和高度阶段这一事实相符合的。现今的中国由于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致使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向代表阻碍历史前进的生产关系的腐朽阶级进行斗争，并必然导致社会大革命，新的社会必然在烈火中诞生。这种客观规律就是毛主席的科学而不是空想的预见的坚实基础，而人们现在还没有认识到这种规律，那当然就会出现科学预见给人们留下了对美好将来的纯粹空想的现象！人们认为中国将和平过渡到五·七指示所描绘的社会去。实际呢？“和平过渡”只不过是“和平演变”的别名，它只会使中国离五·七指示描绘的“公社”越来越远，；离苏联现社会越来越近。毛主席提出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派的权”就解决了怎样向公社过渡的现实途径--必须是以暴力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解决政权问题。否则，不谈夺权问题，不谈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而去空喊实现五·七指示，那确实是“乌托邦”的空想。 

二、一月革命风暴 

列宁曾有一句伟大的名言：“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结底，是阶级变动。因此提高群众觉悟的最好方法，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析这些革命中发生了和正在发生怎样的阶级变动。”让我们遵照着这一教导来分析一下一月革命中发生的阶级变动，以揭露那些用革命誓言愚弄群众的行为。 

大家都知道一月革命中一个最大的现实就是９０％的高干靠边站了，当时从湖南来看，张平化、章伯森、华国锋之流的权力小到零，从中央来看，财政部，广播局等部门纷纷夺权，李先念、陈毅、谭震林之流以及代表他们的周恩来的权力也大大下降，当时的财产到谁手里去了呢？到组织起来自己掌管城市、工业、商业、交通等等的（党政财文大权）充满着无限热情的人民手里去了。社论所号召的”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掌管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自己管理城市、工业、交通、经济真正实现了，一月革命风暴在一个短时期内由官僚们手中转到了热情澎湃的工人阶级手中。社会忽然发现，没有官僚自己不但不会活不下去，反而活得更好，发展的更自由，更快。并不是象官僚们在革命前吓唬工人们的那样，“没有我们，生产会崩溃，社会会混乱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实际上没有了官僚和官僚机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常出，铁道部垮了，运输照常进行，省委各部都垮了，各种工作照常进行，而且工人阶级的生产热情，主动性大大得到解放，工人们在一月份后已管理工厂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动，工人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第一次是感觉得为自己而生产，干劲从来没有这么大，主人翁的责任感从来没有这么强，长沙纺织厂等地还创造了造反班等无数新鲜东西。 

这就是一月革命中阶级变动的真实内容，这一个短暂时期内实际部分地区不很彻底的实现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社会处在一种类似巴黎公社的“群众专政”的状况。一月革命风暴告诉人们中国要向着一个没有官僚的社会去，现在９０％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他们绝大部分，在一月份靠边站了。９０％的高干在一月革命风暴中靠边站这决不是“群众”的过失，“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为恶最甚的人得到了必要的惩罚，“罚不当罪的极少”，群众揭发出来的事实和暴发的对他们的愤恨初步告诉人们，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的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利用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要实现“中华人民公社”就必须推翻这个阶级。 

一月革命风暴是革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大尝试。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正是在这一伟大时刻被提出来了。毛主席指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这就指出了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罢官革命，揪人运动，不是单纯的文化革命，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联系一月革命风暴的事实，这个被推翻的阶级就是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毛主席１９６５年１月２５日〈关于陈正人蹲点报告的批示〉）这些单位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在这里，不能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都以不大具体的萌芽状态在一月革命风暴的后期被社论提了出来，应推翻的腐化阶级，应砸烂的旧的国家机器，甚至人们根本不敢异议的社会问题也被提了出来，这一伟大发展是一月革命风暴中无产阶级表现出的勇敢和首创精神的必然结果。 

一月革命中触及到的制度、政策、方针问题主要是合同工、临时工这种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和修正主义的上山下乡运动。 

目前，“极左派”必须组织人好好总结研究一月革命风暴创造的极其丰富的事物，这些新事物就是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雏形。 

三、革命委员会 

为什么极力主张“公社”而毛泽东同志在一月份突然反对“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这是革命人民所不理解的。 

预见了“公社”是第一次文化革命必须实现的政治机构的毛主席突然提出“叫革命委员会好”。 

革命必然是曲折地前进，必然要经历“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样一个长过程。 

为什么不能立即建立公社。 

革命人民还只是第一次进行推翻强大的敌人的尝试，革命人民对这场革命的认识还是何等肤浅啊！不仅没有自觉的认识到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构，触动一些社会制度，而且连对敌人是一个阶级都认识不清，罢官革命，揪人革命论统治着革命队伍。“群众的智能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果实归根到底是由资本家阶级拿去了。”（共产党宣言） 

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触动军队，中国既然已经形成了红色资本家阶级，军队当然不能脱离于这现实之外。而一月风暴根本没有触动一切革命的要害问题--军队问题，可见革命还是何等的不深入，还是处在何等的低级阶段，而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的成熟程度也是与这种不高级的革命阶段相适应的，也是处在一种很不成熟的阶段。 

在这种不可能彻底胜利的时候，要想立即夺取真正的胜利，那是左倾冒险主义，遵照资本家阶级把革命果实夺取过去的必然性，使人民在更加高级的阶级斗争中，锻炼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通过革命的来潮和退潮，准备夺取最后胜利的力量，这才是正确的战略方针（如今称之为战略部署）否则，在群众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是要在中国实现“公社”的时候，建立“公社”就会变成徒有其名，而实际上是和现在革委会内容一样，由资产阶级篡权的假“公社”。 

因此无产阶级的伟大统帅毛泽东同志毫不犹豫地违背了幼稚的革命者关于公社立即建立的幻想，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战略部署）一方面提出了军队“支左”的号召。“支左”其实是毛主席进行军队文化革命的巧妙方法，为了避免直接开展军队四大将出现的军内走资派向无产阶级怠工破坏、抵制所造成的损失，就号召军队支左，表面上军队没搞四大，实际上让部队参加了地方四大的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与其说是支左，还不如说是教育部队，搞军内文化革命。另一方面革命委员会在全国各地逐步建立起来了。 

三结合就是革委会的具体内容，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结合的革委会称为“临时权力机构”，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不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是“公社”而不是革委会。毛主席八九月份总结一月革命和八月国内革命战争得出的“群众专政”的伟大理论，就证明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后决不是官僚和陪衬的群众的三结合专政，而是“群众专政”。但是如前所述过渡形式是必须的，否认过渡形式是左倾空谈主义。 

四、二月逆流 

一月革命的猛烈和深刻，使官僚们等不及忙忙篡权了，他们一反常态，采取了最急切的残酷镇压手段，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一月革命中９０％高干靠边站这一“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深刻性。二月逆流的惨状也证明了毛泽东同志“不能立即胜利”的预见的正确。 

“红色”资本家阶级在二、三月几乎占了压倒的优势，财产（生产资料）和权力从革命人们手中被夺回到官僚们手中，早春二月是龙书金、刘子云、章伯森、华国锋以及全国的官僚和他们在中央的代理人权力无限大，那时就是他们飞黄腾达的时机，而革命人民的权力下降到“○”，并大批被投入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公检法控制下的监狱。 

中国“红色”资本家阶级目前的总代表--周恩来在二、三月的胜利面前利令智昏，匆匆忙忙地妄图在全国各地立即建立革委会，如果让资产阶级企图实现，无产阶级的退却就会退入坟墓，因此中央文革不等革委会全部建立就在三月底发出了反击的号令。从此伟大的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开始酝酿。 

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革命进入高级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真正开始触及到军队问题。革命人民在一月革命风暴时对军队问题想得很幼稚，认为只要地方上走资派推翻了，部队就可以遵照毛主席自上而下的命令和革命人民相结合镇压走资派，二月逆流中的血的事实告诉人民，单纯自上而下的命令并不能把毛主席的意图贯彻到部队中去，军队走资派的利益和地方走资派的利益的一致决定了它不可能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自下而上搞军内文化革命，依靠人民革命这一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改变官僚控制军队所造成的军民对立状况。 

二月以来的斗争把军队的严重问题摆到了广大群众面前（以前只讲在毛主席少数人面前）这就使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解决这一问题逐渐具备了条件，科学地预见了在“公社”这一新社会中的军事力量不同于现在的军队，二月以来的斗争使毛主席的这一思想逐渐掌握了群众。 

五、八月局部国内战争 

一月底以来，造反派论述军队的文章可谓多矣，过去所发生的全国性大规模武斗和四川等地的局部战争这一新阶段的开始又使论述军队问题的文章增加了“战争”，武装夺取政权的色彩，这是无产阶级实行彻底的社会改造的政治思想逐渐成熟的多么可喜的现象。 

这许多论述军队问题的文章由于当时的历史的局限，因此还非常不成熟，有很大的缺陷。但是这些文章是新事物，会被历史证明是具有意义的事物。 

恩格斯在谈到空想社会主义时说得何等好啊！“让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以自己的严谨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而自我陶醉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到的。” 

论述军队问题文章的精华有两点： 

（一）看到了现在军队和解放前的人民军队有了变化，解放前的军队是和人民一起去推翻帝官封的。军民关系象鱼水一般，解放后由于革命对象从帝官封变成走资派，而这种走资派在军队内是当权者，因此一些部队在革命中不但改变了解放前军民血肉一般的关系，甚至变成镇压革命的工具。因此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成功就必须使军队来一个根本的变动，“极左派”在毛主席一句语录中为自己的思想找到了根据，毛主席在同年五月指出军队住进营房后，脱离群众了。 

（二）看到了在今天革命人民要战胜武装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必须经过国内革命战争，八月份无产阶级和“红色”资本家阶级的大规模武斗和局部国内革命战争证实了他们在八月份的预见，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创造的经验更是史无前例和丰富伟大。出乎一般庸人的意料之外，历史竟是按着“异端邪说”所预见的方向发展。不可想象的大规模抢枪事件随着历史发展的步伐合乎规律出现了，不同规模的军队直接参加（在江西杭州等地是军队直接打）的局部国内战争暴发了：人民在八月暴发出的创造精神和革命热情更是使人感动之至。抢枪成为“运动”所表现出的规模之大，革命战争的威力雄壮，在那一瞬间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城市在一个短时期内处在一种“武装的群众专政”的状况，大部分工业、商业、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权又从章伯森、华国锋、龙书金、刘子云之流手中转到了武装的革命人民手中，革命人民从来没有象八月那样以创造世界历史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小学生自动充当交通警卫工作，指挥车辆的英姿，湘江风雷、红中会等群众组织直接控制部分财经大权的自豪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八月是革命群众自治的权力迅速增长的时候，官僚们的权力又降到了“○”第二次短暂的不稳定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出现了，社会又一次实现伟大的“中华人民公社”的尝试，人们又一次把五、七指示中提出的“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工人、农民、学生都要学习军事”的问题进行了解决的尝试。一月革命是没有这个尝试的。军队在解放前就是一个把军学、军民、军农、军工兼起来的与群众关系极好的一个大学校，这点毛主席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前一刻就总结了，为什么解放后十几年又重新提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搞好军民关系的问题呢？如前一节所述，是因解放后军队起了变化，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群众，因而这个问题自然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八月风暴伟大的创举就是一个由革命人民自己组织的武装力量的出现，这种力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专走资派的政）的真实力量。他们与人民是一致的，是共同为推翻“红色”资本家阶级而斗争的，而军区这一官僚机构垮台，人民不但不悲叹，反而欢呼起来。不象以前那样以为没有他就不行，这一事实又使无产阶级能够比较实际地预见中国的军队向何处去？预见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的武装力量的情景，可以断言，中国将是象一个军就是民，民就是军，军民打成一片，军队摆脱官僚控制的社会去。如果说一月风暴提出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的话，八月风暴就不但充实丰富了这个纲领，而且解决了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四大”，而靠武装夺取政权，靠国内革命战争。 

六、九月的转折 

正在人们欢欣鼓舞，勇猛向前，大言不惭地谈论着“彻底胜利”的时候，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看到了地平线上的新危险。让我们来看看这种新危险的内容吧！一方面，由于“二月镇反”的露骨，所以“红色”资本家阶级失利的必然性连他们自己也敏锐地感觉到了，从五月份起，中国的“红色”资本家们就改变了策略，不少的地方出现了一股干部“亮相”风。东北的宋任穷，湖南的章伯森，一个又一个的红色资本家，过去骑在人民头上的吸血鬼，忽然对奴隶的革命斗争表示出“热情”，他们纷纷亮相支持炮轰军区的革命群众，由于这时革命人民没有把走资派当作一个阶级去推翻，揪人革命论，罢官革命论仍旧统治着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大家都认为文化革命是清洗单个走资派，利用一部分革命领导干部（即官僚）去打击另一部分官僚，因此大大小小的章伯森的这一手就容易地骗取人民的信任，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篡夺八月风暴的胜利果实是必然的这一客观规律，同时二月以来由于资产阶级的匆促镇压和无产阶级的迅速反击使向“公社”过渡的中介时期--革委会的专政实际上还没有开始，而没有一个过渡时期来让骗取人民信任的“红色”资本家来镇压人民，使人民在血的事实中认识到走资派是一个阶级，因而接受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纲领，那彻底的社会革命就不可能实现。 

另一方面，要实现五·七指示实现军队变动的要求就要把野战军内的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让野战军“支左”，实际上搞野战军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没有开展野战军内的全面“支左”前，要求立即胜利是左倾盲动。 

还有，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农村如果不来一个革命的风暴，那任何一种“夺权”都不可能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五·七指示所描绘的工厂办农场，农村办工厂就预示着在新的公社中工农、城乡差别要比现在小得多，而这种缩小就要发动农民运动，靠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人民这一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来实现，　在农民运动没有起来时就要求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这也是空谈。在彻底胜利实际上不可能时，马列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揭露“彻底胜利”的叫喊的虚伪性。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大权在手的话，就必须利用权力禁止人们叫嚷，煽动“立即推翻革委会建立公社”，以免“公社”这一光辉的名字被名不符其实的现象沾污。同时党内军内的资本主义官僚阶级在八、九月份开始大举向中央文革怠工和进行破坏，他们故意制造军队的混乱造成经济等方面的停滞。一个军队高干向中央文革的公开狂妄叫嚣，就是他们的八九月份的总方针，“中央文革还要不要解放军？不要我们就打起背包回乡去。”“中央文革把军队老干部搞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这一系列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极大的发展，有很大的出路可以退却而不至于退入坟墓时，同时又不可能立刻取得彻底胜利的情况下，为了巩固已得的成就，稳定资产阶级，不至于他们狗急跳墙，英明的统帅毛泽东同志又一次不顾性急的革命者要求胜利的幻想在九月以后作了大幅度的退却，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治形势--革委会或革筹小组建立了，向公社过渡时期--革委会统治时期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真正开始了。 

这次退却的幅度之大是空前的，九月份以来干部政策的无限放宽实际上是向走资派的一个大幅度的让步，让他们上台，具体的突出表现就是对陈再道的处理，主席甚至说他学习的好，可以出来工作。 

但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大大加强，这次退却没有遭到二月份那次退却所造成的“溃退”，资产阶级这次不能象三月那样几乎一口吞下革命等等。湖南炮轰周恩来的革命力量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还成立了省无联，在某些方面，向前有了发展。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成长壮大的证明。 

革委会中的资产阶级要篡夺无产阶级在八月份的胜利果实由“群众专政”又重新变为官僚主义统治首先就必须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工人阶级手中的枪支是使工人权力无限增大，对资产阶级致命威胁，弁产生对工人掌握枪支的恐惧心理。革命人民出自自发的对官僚们的篡夺胜利果实的仇恨，喊出了响亮的革命口号：“交枪等于自杀！”并形成了一个自发的全国的为武装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群众性“藏枪运动”。 

八月的抢枪运动是伟大的，它不仅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空前而且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把全民皆兵变成事实，文化革命前官僚们不敢把枪支真正交给人民，民兵不过是官僚控制武装力量的一种装饰物，它决不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武装。而是官僚手中驯服的工具。而抢枪运动，群众第一次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而是靠革命人民自己的暴力从官僚手中夺取了枪支，这是工人第一次掌握的“自己的”枪支，毛主席“武装左派”的令人兴奋的号召就是工人阶级这一勇敢的高度集中，然而九·五命令的下达又使“武装左派”成为一纸空文，工人阶级的武装被解除了，官僚们又重新复辟。 

七、无产阶级在政治思想的启蒙 

一九六七年七一社论提出了党的建设的问题。七八月份，在激烈阶级斗争中，极少数的“极左派”提出了“极左派应有自己的政党”的要求。需要革命政党的基层组织来实现毛泽东同志的共产党的领导，以带动人民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完成第一次文化革命的任务。就这样由运动初期北京个别知识分子重建马列主义小组的空想第一次变成了战斗的无产阶级实际的越来越强烈的要求“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 

阶级斗争几个月以来进入了比较高级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这个阶段，革命人民已经积累了两次“财产权力再分配”（一月革命，八月革命）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就是一月革命提出的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纲领，在中国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还有八月风暴提出的逐步实现军队的革命变动。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法，九月以后的反复和较高级的斗争还告诉革命人民，为什么一月革命和八月革命都没有取得彻底胜利，为什么搞了这么久革命胜利果实终究被资产阶级官僚们拿走了，到处是一片复旧的景象。资产阶级又重新夺回了八月份丧失的财产和权力。一月革命，八月风暴中无产阶级表现的勇敢首创精神几乎被磨灭和吞没，大规模逆流的出现告诉了人们，一切对资产阶级官僚的幻想，对自己力量的不信任都必须彻底拋弃，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必须实行。 

但是革命委员会是“罢官革命”的产物，湖南罢了张平化，刘子云的官，并没有消除新的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尖锐对立，而是新的形势革筹小组和省无联所代表的人民大众的尖锐对立表现出来，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又出现了。彻底稳定的“财产权力分配”并没有实现。罢官革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使文化革命前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逶迤曲折地变为资产阶级官僚和几个陪衬的群众组织代表人物的另一种资产阶级的统治，而革命委员会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 

光罢几个人的官还是不能够解决问题，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行不通，改良主义的结果--革委会或革筹小组，又实行新的资产阶级专政，又激起人民更猛烈的反抗。黑龙江，山东，上海，贵州，湖南等一切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筹小组的地方就证明着这个教训。中国不能向革委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方向去，那是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只能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所宣告的“中华人民公社”的彻底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去。 

而要使人民懂得这真理自己下决心来干，而不是我们替人民下这个决心“忽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因为“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而且失败比胜利更甚--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毫不中用。并使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到工人阶级解放的真实条件。”（恩格斯）革命往往要实行各种改良主义的不彻底的道路，只有在各种万应灵丹行不通时，革命人民才会下决心走那条最痛苦的破坏性最大但也是最彻底的真正革命的路，革委会这一过渡时期的斗争必然会使人民大众对心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万应灵丹彻底拋掉幻想，毛主席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需旁人过早地去丢菩萨。”革命人民不久的将来必然会用自己铁的手腕把自己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生的红色政权”捏得粉碎。 

九月份以来的斗争的阶段就是在这一点上教育着人民的新生的阶段。 

由于斗争实践有了丰富的经验和进入了高级阶段，中国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成熟过程也进入了高级阶段，新思潮（被敌人骂成“极左思潮”）“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废除官僚机构”，“彻底砸烂国家机器”等等道理，以敌人眼中的“幽灵”的姿态在革命人民中徘徊，革命群众夺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政治思想武器，开始以新的状态在“极左派”中出现。在中国进行新的社会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将逐步使群众从过去各种矛盾中醒过来，革命人民在实践中逐步开始懂得为什么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革命斗争开始由自发进入自觉，从必然进入自由。 

九月以来的斗争的高级阶段还出现了如火如荼的知识青年运动的高级阶段和合同工，临时工的新的斗争，这对于处在启蒙阶段的“模糊思想”来说，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它吸收了这一部分坚决的革命力量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发强烈要求，对于中国社会矛盾的较深刻的了解，填补了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中“新思潮”的对社会矛盾极不了解，脱离实际的缺陷。 

当革命人民由盲目进入政治思想上的启蒙阶段时，当毛泽东主义在群众中形成独立的鲜明政治思潮和政治势力开始逐渐变成事实，毛泽东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组织和建立就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在新的历史中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建党原则“党组织应该是无产阶级先进份子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一领导人民大众推翻今天的阶级敌人--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毛泽东主义党（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原则的提出，证明要完成第一次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建设成五七指示所描绘的“公社”，原有的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来一个革命性的变动。而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预计不能彻底解决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按现中央发布的恢复，整顿，重建党组织的规定所出现的政党（如果能够出现的话）必然是为革委会中篡权的资产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九大的召开只不过是地方“革委会”这种过渡时期在中央的一种反映，这就决定了“九大”不可能彻底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何处去的问题）。 

当真正的稳固的胜利逐渐成为可能的时候，如下几个问题就提到突出的地位来了。 

革命的不平衡性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夺取真正彻底的胜利，推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革委会的统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的可能性就成为革命能否迅速深入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不象在前一段是盲目的自发阶段，不平衡性对于革命的发展并无举足轻重的作用那样。 

真正要推翻新贵族的统治和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就必然要触及到十七年怎么评价的问题，这也就是从根本上教育人民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终极目的是什么的大课题。 

真正要使革命胜利，就是要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对发生了“阶级大变动的新动态”的中国社会重新进行阶级分析，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团结朋友，打倒敌人。 

这一系列新问题都由江青同志在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１２日讲话中提出来了，江青同志这个讲话宣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阶段的开始，这个重要讲话虽然讲的是文艺界，但“文艺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导”，中国文艺界欣欣向荣，如火如荼的斗争就是中国革命将要走的方向，江青同志的讲话实际上告诉我们前一段革命不论采取批判工作组反动路线，反击二月逆流，基本上是搞文化革命中的问题，是搞庇护十七年的五十天的问题。是刚把资产阶级护身符搞了一下，真正的革命，搞十七年的革命基本上未开始，目前应该进入触到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阶段了。 

江青同志提出的不平衡性，十七年和五十天的关系，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阶级队伍的先锋就是革命政党）的指示和林付主席１０·２４指示具体的指明了中国向何处去，湖南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要朝着把第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方向去，决不能朝着收场，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向去，戚本禹同志指出“江青同志十一月九日十二日讲话当中总结了一年来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大大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实际上指明了伟大的１１·１２讲话，１０·２４指示是我们一九六八年全年进行革命斗争的唯一总方针。 

对于江青同志伟大的１１·１２讲话中谈到的三个问题，我们以后将另外具体阐述（第三个问题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重新组合问题）。 

１０·２４指示等于宣布湖南成为全国革命斗争的先锋地区，而湖南省无联的产生发展，就成为九月以来无产阶级成长壮大的突出代表。省无联实际上是积累了一月革命风暴群众专政的形式--文攻武卫指挥部（民办的）的经验而产生的，它是一个比一月和八月更高级的群众专政权力机构，它相当于苏联一月革命被资产阶级篡夺时期的苏维埃而省革筹又相当于当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省无联与省革筹的对立，这就是新的“两系政权并存”的局面，而实际权力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省革筹手里。 

省无联是可以和苏维埃比美的新生幼芽，它是比一月和八月更加成熟的“公社”的雏形。不管资产阶级怎样交替使用镇压和怂恿第三势力活动的改良主义手法，省无联这一真正的新生红色政权必定会在大风大浪中不断成长和壮大。 

八、驳反动的“二次革命论” 

目前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严肃问题的回答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反动的“二次革命论”，人们的思想混乱到极点，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只能搞成这个样子，只能等待第二次革命了。”大革命失败后，公开的军阀割据变成“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统治时期为了维护这种统治使他免于死亡，陈独秀的反动的“二次革命”就应运而生了。“二次革命论”用政权表面上的变动欺骗人们说“帝官封”被推翻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掌了权，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只能等待社会主义革命了。这种反动的思潮当时不但在全国的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甚至在共产党内也有相当大的市场，但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帝官封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所规定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解决，所以尽管有貌似强大的二次革命风行一时，但是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更加猛烈和深入进行仍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同样，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所要完成的任务是由引起这次革命的社会矛盾所规定的。这些社会矛盾所要规定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不实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结束。 

如前几节所述，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 

目前，中国社会的这个基本矛盾是否解决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否达到了呢？ 

如前所述，政权形式表面上有了变动，由旧省委、旧军区变成“革委会”或“革筹小组”，但是“新政权”仍然是旧官僚在里面起主要作用，旧省委与旧军区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四十七军内走资派与广大人民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新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只是以省无联和“新政权”的矛盾这种新的表现形式出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所必须实现的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必然实现的军队的变动，建立公社等等根本性的社会变动都没有实现，当然这种“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在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中都局部和暂时的实现过，但是，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都基本上被资产阶级篡夺了果实（胜利果实），社会改革终于流产，社会改变没有巩固和彻底的实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并没有到，正如群众所说的一样：“搞了半天还是老样子”。 

引起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暴发的基本社会矛盾，既然没有解决，而是以新形式发展的越来越尖锐，因此虽然有貌似强大的反动的，“二次革命论”统治着思想界，用政权形式的表面变动欺骗群众，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和猛烈地向前发展，仍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篡权的资产阶级想以二次革命论腐蚀革命人民的反抗，谁支持他们统治的阴谋必然破产，正如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救不了蒋家王朝的命一样，也如强大的宗教思想的统治不可阻挡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的瓦解和崩溃一样，新思潮（极左思潮）虽然目前还不成熟和十分弱小，但是它打败貌似强大的传统观念和腐朽僵化的二次革命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资产阶级总是把他们统治的政权形式，描绘成为全体人民服务的世界上完美无缺的东西，新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右派的猪狗们如今正是这样抽掉“革委会”的临时二字，肉麻地吹捧，马列主义者必然毫不留情地揭露革委会镇压革命人民的本质，必须大力宣扬中华人民公社才是我们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这次文化革命必须实现的社会，必须大力宣扬革委会必然崩溃的趋势。 

反动的“二次革命论”表现为形形色色的具体表现形式，有陈伯达同志早就批驳过的“新阶段论”，“左派转化论”，有露骨的还原论和收场论，还有盛行一时的文化革命第三年收尾的谬论等等，江青１１·１２指示，林彪同志１０·２４指示就是对反动的“二次革命论”以迎头痛击。有些人指责我们想一步达到共产主义，想立即消灭阶级和三大差别，说毛主席预见的巴黎公社的政权形式是空想，他们说，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这一切都是不现实的。 

这些人是故意歪曲，我们决不是想立即消灭阶级，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消灭三大差别，这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确实是不可能实现的。那只能作为我们最高纲领，而不是最低纲领。我们的最低纲领是要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缩小三大差别，当然不可能消灭剥削阶级。不可避免地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以后，又会产生新的阶级变动，正是那种新的阶级变动又引起新的社会改革这样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正如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推翻帝、官、封在中国的统治，而并不可能消灭新的剥削者产生的可能一样。 

这样指责我们的人们无非是说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社会不可能发生新的飞跃，财产和权力不可能“再分配”，只能来点改变，健忘的先生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已经创造出的（尽管是暂时的和局部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和整个社会质的飞跃，不是早就把你们散布的灰色的取消主义论调撕得粉碎了吗？ 

由于无产阶级的干部在政治上还没有成熟起来，革命人民还没有自然地产生具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因此所有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声讨我们要把一切干部靠边站，说我们不要干部，这是由于目前不少人对官僚还存在幻想的原因。他们没有把一月革命，八月风暴的感性知识提高，他们还是认为没有官僚，社会将要“崩溃”。我们确实认为９０％的高干要靠边站，最多只能作为教育团结的对象。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的“自己的利益”的腐朽阶级，他们与人民的关系，已从过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变成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他们大多数自觉或不自觉向往资本主义道路，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这个阶级的统治已经完全阻碍历史的发展，是不是可以不推翻这个阶级而劝说他们放弃高薪等资产阶级法权的既得利益，由走资本主义道路变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呢？无产阶级确实一直在这方面努力，毛主席向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的大幅度退却，就是这种努力的集中表现，但是他们一次比一次疯狂的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自己把自己推向了断头台，这一切都证明了历史上没有一个腐朽的阶级会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在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中，这个阶级将被推翻，这已被一月革命，八月风暴出乎庸人预料的巨大的变动以铁的事实证实了，起而代之的是在推翻这个腐朽阶级的斗争中革命人民自然形成的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他们是公社的一员，没有特权，在经济上与一般群众一样的待遇，可以随时根据群众的要求撤换。这些新的有权威的干部还没有出现。 

但是必然随着革命人民政治思想上成熟程度的不断提高而自然产生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成熟的必然结果。 

九、驳“左”倾一次革命论 

革命队伍一些幼稚的革命者提出文化革命没有一次两次之分，要一直搞到共产主义的思想就是这种“左”倾的一次革命论。有这种思想的人很少，他们的缺陷是政治水平不高，毛主席关于过渡时期，将分成不同的历史阶段的理论就是对他们的最好开导，革命还是要分阶段的，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也是阶段革命论者。 

“左”倾一次革命论者没有提出第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因此，他实际是降低了我们现阶段的任务，使革命人民不能为完成这一阶段能实现的目标充满信心地去斗争，因此也是有害的，必须纠正。 

中国向何处去，也决定着世界向何处去。 

中国必然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新社会去。 

把革委会专政当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最终目的，中国必然会走向苏联已经走的那条道路，人民又会回到资本主义的法西斯血腥统治下！革委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因为今天的时代是以毛泽东主义为伟大旗帜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下坡路，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上坡路，走向全世界胜利的伟大时代。今天的世界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世界。在这场具有空前伟大意义的伟大革命时期，在这一泻千里的时代“必然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许多目前人们还意料不到，但又完全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奇迹”！（陈伯达３·２４）。 

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的胜利和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灭亡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革委会被推翻，“中华人民公社”诞生这一震撼世界历史的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必定到来。 

“极左派”公社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我们公开宣布：我们建立“中华人民公社”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革委会的资产阶级专政和修正主义制度才能达到。让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在震撼世界的真正社会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试看明日之中国，必然是“公社”的天下 

毛泽东主义万岁！ （原载《广印红旗》一九六八年三月）

谢选骏指出：人説“《中国向何处去？》是杨小凯所作”，但從上文本來看，并無實據。因爲原作署名“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并非“杨小凯”。所以我姑且稱“《中国向何处去？》爲“毛匪文件”，比較妥當。綜合來看，它之所以招來了厄運的打擊，是因爲“馬屁拍得不好，拍到馬腿上了”，僅此而已。

【16、曹长青是移花接木、造谣生事的丑闻作家】

《曹长青是移花接木、造谣生事的丑闻作家》（张亞 1996年岁末发自纽约）報道：

一九九五年夏天，我路过《北京之春》编辑部，看见里面坐着一个矮小的中年人，满面怒容，正和编辑部人员激烈争论，质问为什么不发表他的文章。当时谢选骏先生也在座。

后来我看见这个矮小的人走过来向谢选骏自我介绍说自己叫曹长青，我那时刚到纽约不久，看过他写的一些专门批判民主运动参与者的文章，知道他喜欢用极高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别人，但那时我还不知道他还喜欢专门以“名人丑闻”为写作方向，所以也就没有注意他。

后来我看见谢选骏似乎对他的主动接近表示友好有点漫不经心，只是随便他攀谈几句。谁知这可能触怒了曹长青。

原来，那天曹长青正在火头上，脸部肌肉因为仇恨而抽搐，再加上他深度近视，眯缝着小眼睛，和他那又瘦又老的样子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他好像一个火药桶，一点就着，可是不知为什么，他突然一把拉住谢选骏，说他自己是吴宏达先生的好朋友，要和谢选骏谈谈吴宏达的事情，估计一下中国当局会如何处置吴宏达。

我听见谢选骏对他说：“我对吴宏达问题根本不懂，只是在报纸上看了鳞半爪，说吴宏达被中国当局在新疆扣留了。”我想，既然曹长青是吴宏达的好友，又十分关切吴案的结果，一定是知道一些什么特别的内情，所以我就问曹长青有关案情，以便和他讨论这个问题。

于是谢选骏接着我的话问曹长青：吴宏达从美国去中国，怎么需要绕道新疆进入中国？这样不是要多花很多旅费吗？

曹长青却出卖自己的朋友说，吴宏达有的是钱，是去中国执行特别任务的。他秘密进入中国，因为新疆口岸是小地方，比较松懈，容易蒙混过去。我很奇怪，就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曹长青说，吴宏达被禁止入境中国，所以只能用秘密方式潜入。后来谢选骏也对曹长青说，既然你说中国当局禁止吴宏达入境，他为什么一定要冒险秘密潜入呢？曹长青告诉他说，这是因为吴宏达需要到中国监狱里秘密拍摄影片，好拿到海外来派用场，他在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基金会。

谢选骏就问曹长青如何携带录相设备呢？曹长青说，“吴宏达的录相设备是从海外秘密带进去的。”“那被海关查到了吗？”“那是肯定的了。”“那就不妙，中国当局以此来控告吴宏达犯有刑罪了”“中共的法律是非法的。”“你是和我谈中国当局大概会如何处理吴宏达事件呢，还是和我来讨论中共法律的对错？你的逻辑要清楚。”也许谢选骏的话太直率了，曹长青突然大怒，脸色发青，嘴唇哆嗦，大声吼叫说，“你说吴宏达犯有间谍罪？”谢说，“我又不是法官，怎么会说吴宏达犯有间谍罪？但是你说他这次秘密携带录相机入境，而且以前曾经成功地偷拍过秘密设施，中国当局可能以此给他定罪。”曹长青说，“全世界的报纸都说中共逮捕吴宏达是错误的，你怎么给中共辩护？”谢说，“看来你不仅逻辑混乱，连头脑都是不清楚的。是你曹长青自己告诉大家吴宏达以特别方式秘密携带录相设备进入中国，如果吴宏达本人听见我们今天的谈话，他也无法怪我，而只会认为你曹长青出卖了他这个朋友，把吴宏达事件的内幕拿到来公布。这件事和我有什么关系？你今天有病，但不要发疯。”

这时《北京之春》的编辑们过来劝架，说“有话好好说”。曹长青说，“我一定要把今天的情况写出来，登载在《世界日报》上！”当时我就想，“很多北美华人都认为《世界日报》可信度并不很高，你有本事就把文章登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上面去，才算没有白来一趟美国！要不然你老是用中文炒作‘中国人全是混蛋’的批判文章，和你在深圳‘体验生活’的时候写的党八股有什么区别呢？”

上述谈话，很多人可以作证。但是到了曹长青笔下，却遭到彻底篡改，变成了这样的伪造：

“吴弘达被中共逮捕时，谢选骏这位《河觞》（字都写错了，应该是“河殇”）作者之一在《北京之春》编辑部公开指责吴弘达是美国特务。我当场问他有什么根据，他说吴弘达拿的小型录像机就是间谍工具。我说怎么没有看到任何一家美国报刊这样报导，谢反驳说，‘美国媒体都是垃圾。’我后来在评论吴弘达事件时批评了谢选骏这种说法。”（旧金山《中国之春》一九九六年九月号）

我后来也想过，曹长青如此胡编乱造是否因为那天在《北京之春》编辑部因为文章不能发表而气疯了，所以见缝插针到《中国之春》上大骂《北京之春》，顺便迁怒于人，结果连记忆力都发生错乱？我想，可能曹长青这个人在美国压抑得太久因而心理病态甚至精神错乱，不要理他，免得抬举他了。所以许多朋友告诉我现在有一种“曹长青病态现象”，就是挖掘名人隐私来卖钱，甚至不惜扭曲事实、造谣诽谤。

我和这些朋友说，曹长青简直颠倒黑白，我要问问他怎么回事。这些朋友都说，“你怎么和曹长青争论问题啊？他正好找不到写作素材呢。曹长青这个人可危险了，他对好朋友都下套，他到处给人打电话，然后秘密录下音来，以便将来能“派上用场”，添油加酱之后就可以做成“名人丑闻”的大菜，至少可以混点稿费，可能还有别的特殊用途。尽管这种窃录行径在纽约是违法的，甚至可能被告以致定罪、坐监，但曹长青为了特殊目的而甘愿承担这个风险，曹长青告诉别人说他经常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阅读法律书籍，虽然他的英文不怎么样，但是他很用功，为了出名绞尽脑汁，日益思索，他要研究明白如何打击别人又可以逃避法律制裁，他的研究结论是：美国许多“丑闻作家”都是以这种揭露名人隐私的方式大获成功，并且取得了优厚的经济报酬。

看来，曹长青确实是一位善于移花接木、造谣生事的丑闻作家，而且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就拿《中国之春》上的那篇文章来说吧，大家想想，谢选骏怎么可能在《北京之春》编辑部大骂“美国媒体都是垃圾”？因为这样一来岂不是等于当面辱骂《北京之春》也是垃圾了吗？可是当天和《北京之春》发生纠纷的不是谢选骏，而是曹长青啊。显然，曹长青是在用别人的的嘴发泄自己对美国的媒体（包括他发表不了文章的《纽约时报》）的仇恨，同时，又用他自己辱骂美国媒体的脏话来抹黑别人，一箭几雕！这样阴险的手法，不是所谓“文革遗风”，就是“《深圳青年报》败笔”。

另外，他还通过伪造别人的谈话而辱骂了他自己声称如何尊敬的“朋友”吴宏达——即使他不是有意借此机会宣布“吴弘达拿的小型录像机就是间谍工具”，也不应该再度利用别人的不幸来说是非，曹长青这样通过伪造其他人的谈话来把自己的朋友说成是“美国特务”的做法，实在是太不厚道了。

谢选骏指出：人説“曹长青是移花接木、造谣生事的丑闻作家”——我看曹长青是共產黨培養的輿論工具，潛伏美國，移花接木、造谣生事。

【17、说说我对曹长青的看法】

《说说我对曹长青的看法》（2004-10-16 轉載）報導：

《寒塘中的一叶白帆

──记一场耗尽半个青春的婚姻》（作者原野）

“愤怒诗人＂之恋

初时，我在北方的一所大学读书，与七七级的一位校园诗人相识，并开始了一场耗尽我半个青春的恋情。

78年初，文革旧风已经低落，新兴起来的几条政治口号也提不起我的兴趣。我除了读书之外，常常去松花江观赏日出日落，并遍踏白雪与紫丁香掩映的校园春色。除了窗内的书香与窗外的花香之外，我也其它一概都不相信。

男朋友在校园内以“愤怒诗人＂小得名气，他的诗文经常有激烈的政治倾向。我虽然不喜欢他涉猎政治的激烈，却暗赏他的忧国忧民。我心里的好男儿是心广而怀民生，贤儒而富人情味。

一个花前月下时分，我问了他一个不相干的问题。

“你信仰什么？＂

他沉思良久，然后一字一句地说：“科学和真理。＂

我的内心一凛。

“你呢？＂他反问我。

我散漫地一笑：“我信仰个人意志，信我自己。＂

话音一落，我的内心一阵落寞。我意识到我并不信自己，只是觉得身旁没有什么值得我信而已。其实，我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

在如醉如痴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的浪漫氛围中，渐渐地，我从什么都不信，转为相信男朋友的信念：对爱情“相濡以。＂我开始安慰自己，既使我没有真正的信仰，至少在这个世界上，我可以相信他对我的“死扣般的爱情”。我们后来结成了夫妻。

　从“相濡以沫”

　到肆意背叛

不久，我们到了深圳特区。先生任一家小报的副主编。随着他的结交渐广，手里多了权势，口袋里多了钞票，身边也多了女人。

面对我的质问，先生常常大谎加小谎，难以自圆其说。智穷之时，反指我对他不信任。就连他去嫖妓女，也能为自己开脱，称之为“职业需要＂。借口是他要写一篇“深圳娼海＂的揭露文章，为了“敬业＂而不惜自己去“体验生活。＂事至如此，我也尽废了原先对他“相濡以＂的信赖。

当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先生三番二次催逼我去做人工流产，声称有了孩子就等于毁了他的前途和事业。此刻，我对他的情意更加惨淡了。

我不情愿地挨延着去做流产的日子，日不思饭，夜不成寐，每个普通的日子都化为一场一场的惊魂恶梦。我宁愿结束自己，也不愿去结束肚子里的小生命。因此，满脑子充满了结束自己生命的设想。许多个夜晚，我一个人通宵地站在凉台上，任凭海风吹着我发烫的双颊和满脸的泪水。我准备在太阳升起之前，跳下阳台摔死，让先生看到我的尸体和他自己的骨肉，让他后悔。用手触电也许死得更快一些，可是，死前的抽搐与挣扎一定惊心动魄，我怕自己难以承受……就这样，我日夜思索着死之最佳手段。最后，我决定跳进深圳水库，让他找不到我的尸首，彻底绝了这段情念。

那一天，眼望着熟悉的残阳一丝一丝地掩进苍茫的夜幕，我擦了擦脸上的泪水，梳理了乱散的长发。然后，走上了死亡的路。夜色中，我不知道走了多久，连脚上的拖鞋几时走掉也毫无知觉。最后，我终于来到了水边。此时，一轮皓月当顶，水上泛起银白。一阵海风袭来，我禁不住低声吟出了林黛玉与史湘云合奏的悲音：

寒塘渡鹤影，

冷月葬花魂。

诗从口中一出，泪水悲情又如潮水般涌了出来。我长久地呆立在水边，任海风尽情地吹散我的长发，任泪水尽情地流淌，任我的长裙尽情地在风中飘逸……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闭上双眼，准备纵身湖水，撒手尘寰。

　生命中的一叶小帆

在我闭上眼睛的这一瞬间，我似乎看到了远处水中一叶小帆朝我急驶而来。这个帆似乎满载信念，行走如飞。我的意念一凛之间，只听到一个声音从远处的风帆飘入我的耳中：“生命是主的恩赐，孩子也是上帝赐与的礼物。你要凭信心活下去。＂

我惊诧地睁开眼睛，寻找不到风帆和声音的痕迹。但是，这叶白帆和对生命的意念却种植到了我的心里。眼前的一切仍然如梦如幻，而我已经从神情恍惚中惊醒过来。我的心情平和了许多，自杀的念头一扫而空。

我低下头来看了看月光下的自己，纤细的腰身，瀑布般的长发，柔柔的裙子在晚风中轻轻地飘摇，一双赤脚在月光水色的映照下也显得纤纤如素。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接着一个想法就涌上心头：“生命原来如此的美丽，应该珍惜。＂

我开始转身往回走。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好像专门为我预备的警车。一位和颜悦色的警察用粤语同我打了招呼并执意开车送我回家，我微笑地应允了。

从此，我的心境开始渐渐平静。先生仍然我行我素，有些女人仍然频频往家里打电话寻他。有一个女人甚至为了寻他而到了医院。我当时大腹便便地待产（我后来坚持着不去流产）。

“家里没有煤气了。＂她对他说。先生站起来跟她走了。

这个时候，面对这些，我已经能够平心以对了，因为我的心中已经开始有了对生命的信心。在最艰难的时候，还能听到有人公开对我提到主。

那是在我临产之前。时值岁尾，我去朋友家做客。结束后，女主人远远地相送，分别的时候说：“你是一位好美的孕妇，祝你圣诞快乐，上帝保佑你！＂

这是我第一次在深圳听到有人公开说：“圣诞快乐，上帝保佑你！＂这些话今天在美国听来很普通，但在那个时候，并没有进入深圳的民众用语之中。许多人甚至对圣诞节没有任何概念。但是，这简单的几句话却给了我信心。

　“你还爱我吗？＂

孩子出生之前，我和先生都清楚我们的婚姻己经名存实亡。我曾经最后试探性地问他：“你还爱我吗？＂他想了许久，说：“我连自己也不爱了。＂

几个月之后，我第一次到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办签证，我从众人的议论中知道今天的当班领事是一个“难主儿。＂

我坐在纷杂的人群中，发现自己在默祷。我听见自己在心里说：“请上帝帮助我，带领我。＂默祷之后，我觉得神清气爽，心中无限宽慰与喜悦。几分钟之后，我从容地走到问询窗口。看到人们议论的那位金发碧眼的女移民官，并不觉得她狰狞可憎。于是，我静静地冲她一笑。

她飞快地翻阅着我的材料。我想向她解释我的材料没有按要求准备的理由。没等我说话，她开口就问我：“你准备从哪个城市入境美国？＂

我一时不知该答哪一个城市。

她温和地看我一眼说：“三藩市可以吗？＂

短短的几分钟之后，她为我选了一个学校，又给了我F-1学生签证。当时我手持三个学校的录取书，其中有两个是J-1访问学者签证。她为我选的，是对我最有利的一个。

走进飘着鹅毛大雪的夜

1987年1月的一个清晨，先生和我们的一位“女友＂送我出境赴美。罗湖桥旁，先生泪流满面。他握着我的手，欲语无言。我的心也已愁肠万段，段段温柔使人心碎如粉。先生的眼睛和紧握着我的手，使我回味起我们曾经有的那段“相濡以＂、“死扣般的爱情＂，以及眼前这段令我九死一生的婚姻。我心里怨他把我从他的身边推走，怨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远走他乡。分离的柔情使我对我们的未来又寄了一份儿希望。我希望离愁别绪能使人回味往昔，能唤醒我们珍惜今生今世，希望他日团聚时我们能够重新相亲相爱。

在飞往美国的飞机上，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仍然不吃不喝，悄悄地饮泣着。

邻座的大姐，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开始同我谈话了，话题很快转到了信主上来。这位大姐刚遭婚变，儿子在美国读书又正患重病。面对这样的困境，她仍然充满信心，对另一个弱者讲述主的福音。她握着我的手对我说：“请与我一同向上帝祷告。＂她的祷告中充满了对主的信心，她的信心通过她的手传到了我的心里。这是我第一次感到一个女性的手能有这么大的力量。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内心明确的祷告。而这第一次祷告竟发生在赴美的途中，发生在太平洋的上空。我后来醒悟到，这是主为我未来的新生活，铺上坚固的基石。

飞机降落时，我看到人们欢乐地拥抱着，互道别情和欢迎。这充满了人情味的一幕逼出了我的两行热泪。我悄悄地走到一个角落，暗然地流着泪。等人们走散了之后，找到自己的行李，走进了飘洒着鹅毛大雪的夜里。这时我想，我的孤身之旅从这一刻开始真正到来了。

上帝安排我在这里等你

可是，我并没有孤独下去。我刚到学校的第一天，还没有分辨出东西南北的时候，一位满眼笑吟吟的美国女孩推开了我俩共用的洗手间的门。她一开口就说：“我本来每个周末都回家过，今天下大雪，我不能回家，所以就专心专意地等待着你的到来。＂

我不相信自己听懂了她的话。

她看着我满脸的迷惑，又笑着说：“是上帝安排我在这里等你，让我们见面认识的。＂

她的语气不像是一个刚刚认识几分钟的人，倒像是一位相处了二十多年的姐姐。人生如梦，一梦十年，我同这位美国姐姐的友情也是十年如一日。

如果说我在飞往美国的途中第一次有意识的祷告使我初建对主的信心，这位美国姐姐则帮助我巩固了信心。

这位姐姐是一位小学校长。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她正准备修完教育学博士的课程。她是一位有知识、有智慧、充满爱心的人。从这样一位明智的人口中说出：“主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话来，我的信心增加了许多。

刚到美国，是没钱又没时间的日子。那个时候，我几乎是一贫如洗。美国姐姐对我说：“别发愁，上帝创造了万物，也养育万物。你看到大雪中的小鸟了吗？它们不种也不收，可是它们仍然在唱着歌儿。＂

我不理解她为什么对我说起小鸟。

她说：“你要相信主，要对主有信心。＂

我说：“我信主是一回事，打工赚学费和生活费是另一回事。＂

她说：“信主就是相信主做出的安排。＂

我叹了一口气，心里想，她不理解我的现实。

可是，很快我发现她的话更有道理。

一个有外国学生中心的教会搞了一个“中国周＂，我选了两首诗，一位台湾来的女孩子用大幅宣纸誊出了我的诗，献给“中国周＂。

中国周刚散，人群中走出一位银发鹤颜的老妈妈，要了我的电话。她的名字叫苏姗。

第二天，苏姗带来了一瓶自己种的鲜花，并请我给她帮个忙。原来，她的邻居老太太独居，需要人伴陪，管吃，管住，每个月付500美元的薪水。她说不急着我的答覆，什么时候想好了，什么时候告诉她。

从那天开始，她每个周末都来看我，并给我带一瓶她自己种的各色鲜花。后来我搬到了她的邻居家。从此，每个星期三晚上，苏姗同他的先生都陪我学圣经，后来这二位老人给我洗礼，成为我的教父教母。

明天，你不能打他们耳光

同先生分别的一年时间里，我几经周折给先生办出经济担保书。

分别之初，先生的信很频繁，并恢复了旧日的真情。一段日子过去后，我从许多来信中，又重新读出了先生对婚姻的离叛之音。先生“搞女人＂的事情不断传来，特别是他与一起送我出境的那位“女友＂，她也是我的朋友的事情不断传来。有一次午夜之后，他们俩人在我家的不堪行为受到我父母的指责，她还对我母亲说：“量你不敢告诉在美国的女儿。＂我听到这些消息，心中痛苦万分。实在憋忍不住的时候，找到教母，大哭了一场。

教母不断地给我递着纸巾，静静地听完我的哭诉。

教母等我哭够了，说：“我知道你的心里隐忍了许多，但是，学会原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无法再原谅他了！＂我被自己的呼叫惊住了。这个声音像是封禁在旷野中多年欲出的呼喊，当它冲了出去，就落地声如巨雷了。

教母被我的凄楚绝望惊呆了，她问：“那你要怎么样呢？＂

“我要给这一对狗男女一人一个耳光！我要问他们有什么资格和脸面来面对婚姻和友谊！然后，我要让他们滚开，离我远远地，我再也不要看到他们那副令人恶心的面孔！＂我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教母沉默了许久，然后她说：“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也知道，你就是打他们十个耳光也不能尽泄你心中的气愤。可是你还记得吗？上帝把他的儿子送来，耶稣在人间饱受凌辱和劫难，他为我们而死，为我们洗净罪恶，使我们获得永生。主对我们如此宽恕是教我们学会宽恕他人。主免了我们的债是要我们免人的债。无论如何，明天，你不能打他们的耳光。你要心中有主，就有能力面对困境。＂

我含着泪水点了点头。回家之后，辗转了一夜不能入睡。第二天，我准时到了机场。回家的路上，我透过泪水模糊的视线，勉强握住方向盘。有一次竟闯了红灯，在路中间猛踩刹车，在一声刺耳的刹车响声过后，停在十字路口上。这时，另一辆开得飞快的车，从我的身边擦身而过。车停下了，我已经汗泪如雨。

在先生的哀求和承诺下，我坐下来同他谈。我愿意给他一个为自己解释的机会，让我和他能真实地面对自己，真实地面对人生。

他也想诚实地面对我，但他没有做得到。

走到红地毯的另一端

当我回到家，又见到教母时，她仔细地看了我好长一段时间。她的目光中充满了疼爱、怜惜和同情。她什么话也没有讲，递给我一张卡，上面写着：“信、望、爱。＂

事隔多年，回味往事仍感连筋透骨般疼痛，然而恨意已经尽褪。在主的温暖家庭中，我渐渐地学会了原谅，学会了关爱。我非常感激主耶稣在我漫长数年的单身母亲生涯中给了我坚定的信心和勇气。几年以后，上帝又赐给我一个以信仰为基础的婚姻。在圣塔菲一个浪漫的夜晚，我接受了一位年轻的美国工程师的求婚。月光下，他眼含热泪半跪在地上，把一枚闪闪发亮的钻戒戴在我的手指上。我们的结婚喜帖上也印着“信、望、爱。＂正是这三大信念支持我走完了一段艰难而漫长的心路历程，走到了红地毯的另一端。□

原载《海外校园》第二十二期1997/4。作者来自中国深圳，现住美国新墨西哥州。

网民评论：

作者: 夏雨天 茉莉姐，说说我对曹的看法 2004-10-16 09:52 [Click:46] 

曹长青如果想告我诽谤，来告呀。他嫖娼的事情是他前妻讲的，他自己不承认。我提这事是因为曹曾经骂高行健不道德，拿女人不当人，咱看看他怎么拿女人当人法。他想让台湾人去作替死鬼的话，是台湾国民党的某将军说的，就在本坛子有网友贴过当时的文字记录。他表面亲台，其实想让人家去替他送死，他表面亲基督教，有这种算盘奇怪吗？曹当时是和王丹一起和某国民党将军一起上节目的。曹的观点太极端，王也不支持，看某将军骂曹。他伪造人民日报的事情自己否认过吗？孟玄立论乱七八糟，可是人家遵守美国的法律，也就是说，人家在游戏规则里面玩。曹在游戏规则外面玩。他刚来的时候支持他的人不少，伪造报纸以后，人家就不大敢支持他了，因为看出他这人作事不上路子。起码是不上美国人的路子。民运名声不好，很大程度上是曹这样的极端作风给闹的。所以俺要是曹反对的势力，一定喜欢曹。

我可以很心平气和地说，他这样的人，我甚至可以怀疑他到底是在给谁做事。因为从利害关系的角度说，他作的一切事情，都伤不到他表面所反对的势力一丝一毫，他真正在伤害谁的形像，我想，明眼人都清楚得很。

看看他作的事情。他来美国以后伪造人民日报，把美国新闻从业人员吓一跳。基督教的杂志海外校园登过他前妻的见证，说他嫖娼，抛家弃子。如果他要去打孟玄，我想，他一定会坐牢，美国的法庭不会听他那一套，他坐牢了，哪些人的形像跟着受损，哪些人会开开心心，茉莉姐自己可以分析。再看看他写的东西，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简直牛皮吹死不要命！他说希拉里是共产主义信徒，说美国民主党支持共产主义，这种话恐怕麦卡锡都说不出来！他还写过一些关于基督教的文章，说北美华人中有三分之一是基督徒，他们是亲美的力量（真是信口开河！北美华人基督徒的比例，连百分之十都不到，大约就在三十分之一左右，曹一张嘴，就可以增加一个数量级！！！茉莉姐你想他这种人的东东能相信吗？就从他这样胡说，我就知道，

他从来不去教会，对北美基督教界的情况没有最起码的了解，他写文章的习惯，大概从来就是一拍脑袋，梦想成真！）他在台湾和某国民党军界人士一起讨论东山岛军事演习，他拼命鼓动台湾去和大陆拼命，结果人家恼了，拍桌子骂他，曹先生，你爱恨谁你去恨谁，你想干什么你就去干，别自己不干却想让台湾去送死！我看这话算说得有理，曹要打击谁，打去好了，别自己不敢就天天梦想别的势力去替他送死！（他大概还在作梦华人基督徒也是可以利用的潜在替死鬼是吧？）曹这样人，上海网友给他起名曹十三。我看他要么故意装出这种样子，要么真是吃错药了。

茉莉姐，一个人真正的动机在哪里，不是光看他自己怎样表态，还要看他行为的后果。好比一个丈夫天天说爱妻子爱得昏天黑地，可是不养家也不作家务，从来不帮助妻子，一旦妻子的经济能力下降就翻脸不认人。。。你说他爱不爱妻子？娜拉一百年前就知道答案了。

孟写的东西，根本是一个逻辑混乱的问题。再糟糕的事情，都可能会有一点好的作用，比如瘟疫爆发死人，可能会使后人对环境卫生控制注意一些，以后就不那么容易再发瘟疫；天花出过以后人破了相，但以后不会出天花了。孟要是真心相信他的说辞，你就问他，敢情您老要早生两百年，您还愿意自己出一次天花不是？这种逻辑混乱的简单错误，根本不值一驳。如果真有人愿意接受这种说辞，恐怕不是逻辑思维能力差，而是他们在情感上早已有了自己的立场。而促使很多人的情感偏向越来越不感冒某方的原因，恐怕曹这样的人功不可没。

作者: 伯夷   再评夏小姐给俺评夏小姐评曹长青的回帖... 2004-10-16 21:18:00  [点击:212] 

（俺评夏小姐诬陷曹长青的帖子咋的给移全版了? 希望版主公平对待.）

夏曰："曹长青如果想告我诽谤，来告呀。"

俺曰：这象什么? 哪象个斯文小姐说的话? 俺宁愿相信是一个泼皮冒了夏小姐的名在这里撒泼呢.

夏曰："他嫖娼的事情是他前妻讲的，他自己不承认。"

俺曰：前妻说前夫的坏话是常事. 如果曾被警察逮住过,有记录,才是证据. 否则就是诬陷.

夏曰:"他想让台湾人去作替死鬼的话，是台湾国民党的某将军说的，就在本坛子有网友贴过当时的文字记录。"

俺曰:夏小姐在本坛子贴过说曹:"他大概还在作梦华人基督徒也是可以利用的潜在替死鬼是吧？"这也就成了曹长青要利用华人基督徒当替死鬼的证据不成?

夏曰:"他表面亲台，其实想让人家去替他送死，他表面亲基督教，有这种算盘奇怪吗？"

俺曰:这样的思维方式不是妄想狂,那这世界上还有妄想么?

夏:"民运名声不好，很大程度上是曹这样的极端作风给闹的。所以俺要是曹反对的势力，一定喜欢曹。"

俺曰:这么说夏小姐也是民运,还是曹的同路人? 因被曹连累,名声也不大好了?

夏:"说说看，我怎么信口开河了"

俺:下面附的这贴子就是证据之一.

附:========

作者: 夏雨天 说说看，我怎么信口开河了 2004-10-16 19:33 [Click:19] 

曹长青如果想告我诽谤，来告呀。他嫖娼的事情是他前妻讲的，他自己不承认。我提这事是因为曹曾经骂高行健不道德，拿女人不当人，咱看看他怎么拿女人当人法。他想让台湾人去作替死鬼的话，是台湾国民党的某将军说的，就在本坛子有网友贴过当时的文字记录。他表面亲台，其实想让人家去替他送死，他表面亲基督教，有这种算盘奇怪吗？曹当时是和王丹一起和某国民党将军一起上节目的。曹的观点太极端，王也不支持，看某将军骂曹。他伪造人民日报的事情自己否认过吗？孟玄立论乱七八糟，可是人家遵守美国的法律，也就是说，人家在游戏规则里面玩。曹在游戏规则外面玩。他刚来的时候支持他的人不少，伪造报纸以后，人家就不大敢支持他了，因为看出他这人作事不上路子。起码是不上美国人的路子。民运名声不好，很大程度上是曹这样的极端作风给闹的。所以俺要是曹反对的势力，一定喜欢曹。

老曹，你说《开放》是私营怕有误，他们也是台湾出资。金钟个人哪有钱 欢迎你骂民运（2 bytes）Tue Oct 1 14:12:08 2002（0）几点评论 你蛙知道不（232 bytes）Tue Oct 1 14:08:04 2002（0）曹长青在北春拒绝发表其文章后一直怀恨在心，这次终报 一剑之仇（2 bytes）Tue Oct 1 14:00:58 2002（1）你见过他没有？真他妈獐头鼠目，猥琐不堪一人！嫖妓后还记下过程 心理阴暗之极（2 bytes）Tue Oct 1 14:05:56 2002（0）这里贪污的“华盛顿民运基金会领导人”就是王军涛！ 知情人鲍戈（10 bytes）Tue Oct 1 13:58:06 2002（0）曹长青本人就从《北京之春》领取过秘密经费。 知情人鲍戈（16 bytes）Tue Oct 1 13:54:27 2002（1）曹长青在深圳嫖妓搞婚外情，把原配折磨得数次自杀，生了女儿拒养 居然还能一本正经（2 bytes）Tue Oct 1 13:58:22 2002（0）既然这些追求民主的人比"中共"还差劲,那末我们为什么要让他 因心（13 bytes）Tue Oct 1 13:43:27 2002（1）民运大都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难免带有共产党的影子与痕迹. 卷土重来（4 bytes）Tue Oct 1 13:53:45 2002（0）

谢选骏指出：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18、假人批假人——曹长青批金溥聪造假】

《曹长青批金溥聪造假，金承认不是溥仪堂弟》（2009年12月14日《自由时报》）報道：

县市长选输，马英九急了，于是饥不择“人”，居然不避嫌，让他的“亲密伙伴”金溥聪出任国民党秘书长。虽然泛蓝媒体把这位“金内助”捧得天花乱坠，但其实他跟马英九同样，也是被媒体包装出来的花架子，甚至喜欢营造“神秘”身份。例如他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弟”这种说法，就明显不是真的。

虽然蓝营媒体和维基百科都说“金溥聪是溥仪的堂弟，全名爱新觉罗. 溥聪”，但都没有给出历史根据。而且从常识来说，也不像那么回事。溥仪是1906年出生，金溥聪是1956年，两人相隔整整50年，怎么成了同辈“兄弟”？按辈份，金溥聪的父亲就是光绪皇帝的堂弟，而光绪是1871年出生，那金父是哪个朝代出生的？他又是什么封号的“亲王”呢？

据互动百科，金溥聪的父亲金铄曾就读张学良资助并任校长的中国东北大学，于是台湾媒体就说，金铄是张少帅的门生。张学良短期当校长的1928年，金铄要么没出生，要么还是幼童，怎么就成了张学良“门生”？仅从这一点就可以想象，那个所谓“溥仪的堂弟”可能也是这么演绎来的。

如果金溥聪是溥仪堂弟，那他父亲就是满清“王爷”贵族了，当时苏军占领东北，在满洲国继续称帝的溥仪和他的王爷们都被押送西伯利亚，这位“溥仪的叔父”用什么高招漏网溜到台湾？这里全部的奥妙，可能因为金家真是满族，金溥聪名字中有个“溥”字，于是浮想联翩，联到了“溥仪”，就爱新觉罗起来。这真让人担心，如果哪天金溥聪去了北韩，见到金正日，两人谈古论“金”，是不是也成了“金正日的堂弟”？

在中国关于满清皇帝家族有详细列表，根本就查不出有“爱新觉罗.溥聪”这么一个“溥仪的堂弟”。据专家研究，“爱新觉罗”后裔在中国约三、四十万人，这么大的基数，也没谁敢冒充“末代皇帝堂弟”，因为溥仪那辈皇室就那么几个人，这段历史一目了然。

虽然媒体望风捕影，但风头可能来自金溥聪，因为这种家族历史，只能本人提供；如果不准确，本人一定会澄清。现在连维基百科都这么介绍，海峡两岸媒体一片照抄，但人们迄今没有看到这位曾经教授新闻的“末代皇帝堂弟”出来澄清，强调新闻的真实。反而（据报导）他曾跑到南京的中山陵，对着孙中山说什么他是“大清不肖子孙”，好像真有那么回事似的。

退一万步讲，即使金溥聪真是皇室遗少，但清王朝是国民党革命、推翻的对象。国民党秘书长再炫耀自己是满清皇帝的弟弟，这不是逻辑混乱到“乱伦”的地步吗？但这种事在国民党权贵中并不罕见。不久前，蒋介石的孙子蒋孝严就跑到中国，当着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面，夸赞、吹捧中共拍摄的打败国民党、庆祝建政六十年的宣传片《建国大业》，还连看两遍。金溥聪是巴结被国民党推翻的大清帝国，蒋孝严则谄媚“灭了”国民党的共产帝国。你说一个国民党的秘书长、一个国民党的副主席，头脑都坏掉到这种地步，难怪这个党今天去跟共产党乱伦。

金溥聪被称为一路辅佐马英九的“金牌、王牌”，俨然一副“党国”皇亲国戚的爱新觉罗了。但爱新觉罗代表的是大清王朝的灭亡。王牌，也可能是亡牌。

金溥聪承认不是溥仪堂弟

〔中央社〕即将接任国民党秘书长的金溥聪是满清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弟？金溥聪今天透过友人说，他从未公开或私下提及自己是溥仪的堂弟，也不清楚与溥仪的血缘亲疏关系为何。

金溥聪友人转述说，金溥聪父亲生前只告知他的满族背景是镶黄旗，属“溥”字辈。对于有媒体评论指他并未否认或澄清是否为溥仪的堂弟，金溥聪接受友人建议，作出澄清。

金溥聪确定将接任国民党秘书长后，他的旗人背景不断成为媒体讨论的话题。有些谈话性节目还指称他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弟，并且以当年国民党推翻满清，如今却找个满人担任党秘书长。

金溥聪表示，部分媒体这几天指他是溥仪的堂弟，这些说法不知从何而来，不论是私下或公开，他从未向任何人或媒体表示他是溥仪的堂弟，事实上他也不知道与溥仪的血缘亲疏关系为何？也没认真研究过，这部分只能由历史学者考证。

他透过友人说，父亲虽然是历史教授，但生前也只是告知是镶黄旗，属“溥”字辈，其它的他未真正深入了解，因为那已是过去的家族历史。

对于有媒体评论指他并未否认或澄清是否为溥仪的堂弟，金溥聪接受这个建议，因此澄清。他强调，满清王朝是百年以前的历史，有些人要用戏谑、嘲弄的角度谈他的出生背景，在民主开放的社会也无可厚非，因为他也常常自嘲是台湾教科书中的“鞑虏”，客家人的妻子嫁给他是“和番”。

他表示，接受国民党秘书长职务后，作为一个志愿性的公众人物，就必须概括承受这些讨论。金溥聪也说，父亲是旗人，母亲是汉人，他非常不希望看到有人因为对他出任此职有不同的看法，藉此拨弄族群关系，这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

金溥聪表示，在大陆作家二月河写康熙、雍正、乾隆那几本畅销书以前，早年台湾的武侠小说与历史教科书强调的都是满清后期的腐败，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下，他很少主动提及自己的满清背景。这一次因为出任新职，引发有关他出生背景的讨论，也非常无奈。

谢选骏指出：人説“曹长青批金溥聪造假，金承认不是溥仪堂弟”；我看“曹长青批金溥聪造假，這就是所謂的假人批假人”了——因爲曹长青其人，像條變色龍。爲了掙錢活命，不得不時常更換願意收養他的任何一個主子。

【19、评《帝国与传播》】

“媒介眼中的历史——评《帝国与传播”（康子兴 2006年7月3日）報道：

作为“媒介决定论”的滥觞，《帝国与传播》开启了一个学派，它在传播学界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乃至麦克卢汉都称其作品《古登堡星汉璀璨》为其注脚。而作为“媒介决定论”学派的开山鼻祖，伊尼斯毫无疑问堪称一代大师。

 随着技术的发展，信息社会的来临，“媒介”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媒介理论也吸引了大量学者的目光，更多的人愿意从媒介的角度来审视这个社会和世界。然而，要了解媒介理论，自然避不开麦克卢汉和他的《理解媒介》，更少不了伊尼斯及其《帝国与传播》。

《帝国与传播》由伊尼斯的六篇讲稿组成，分别讲述不同的传播媒介对几大文明的兴衰造成的影响：莎草纸和圣书文字对埃及帝国、拼音字母对希腊―罗马帝国、纸张和印刷机对现代文明等。即将成书出版时，伊尼斯在这六篇讲稿前加上一个绪论，对全书精神进行了简述和总结。伊尼斯建立起了一个宏大的架构，包括帝国经济史、文明、媒介和传播。 

应该说，《帝国与传播》是伊尼斯的一个尝试。他试图建构起一种全新的理论，试图从传播的新视角来解决他在经济史研究中遇到的问题，试图找到一种文明内在的运行机制，用它的理论关怀现实，找到西方文明的出路。他的尝试是颇有建树的，尽管有些凌乱，没有采用非常系统的直述。

他把历史当成实验室，力图去发现社会内部的运行机制，“传播这个课题能给人很多可能的启示，我一直有这样的印象。在政治组织和实践中，传播占有关键的一席。在历代各国和西方文明中，传播也占有关键的一席。”（1）在他的发现中，传播成了一切文明和历史运转的轴心，不同的媒介有不同的偏向，它们放射着能量，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

 这一连串的发现是令人振奋的，也许也只有像伊尼斯和麦克卢汉这样不受专业技艺约束的思想家才会有如此深邃的洞见。

（一） 传播学名著的经济学色彩

伊尼斯在《帝国与传播》的绪论中写道：“我这一些讲稿有一个总的题目叫做‘帝国与传播’，讲述的是帝国经济史。”（2）事实上，在成为传播学家之前，伊尼斯是位声名卓著的经济史学家和经济理论家。

1918年他在麦克马斯特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并决定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帕克。帕克对传播的重视后来影响了他的学生，他认为传播“是一个社会心理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和某种程度上，个人能够通过传播接受其他人的态度和观点；是用人们之间的理性和道德秩序代替单纯心理和本能的秩序的过程。”

在芝加哥，伊尼斯遇到了对他一生起过关键思想影响的人物：索尔斯坦·维布伦，他在经济学研究中特别留意技术的进步。从维布伦著作的深处，伊尼斯看到了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和开始工业化的国家之间的冲突，看到了“技术”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在30年代初，伊尼斯开始将它的注意力转向价格体制的研究，也正是因为这次经济学内部研究方向的转变促使他开始研究传播媒介。

《报纸在经济中的作用》是其对传播研究的第一个成果，接着又相继有《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变化中的时间观念》等著述出版，并且他还写了一部上千字的手稿“传播的历史”，完成了他对自己媒介理论的建构。

经济学家的理论功底促使他用经济学的思维来研究传播和文明，它的媒介理论也不可避免地浸透了经济学色彩。比如“偏向”、“中心―边缘”等概念，而在他的理论框架起着发生器作用的“知识垄断”更是如此。

在经济学上，垄断是一个与“自由竞争”相对的概念，它的特征是集中和独占。在伊尼斯的媒介理论中，知识垄断的发展与衰退在很大部分上与建立垄断的传播媒介有关，这些垄断的特点表现为对一种传播媒介的约束、对若干知识形式的限制和受一个强力小集团的严密控制。（3）

（二） 超越历史与媒介――历史哲学

 1950年，在他去世的前两年，《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伊尼斯开始转向对传媒进行研究已经是在他生命的后阶段，而在其生命的最后10年，他开始激进地以传媒为核心来建构其历史哲学。《帝国与传播》的问世，正是他对后期思想和研究的总结。 

西方的史学观念一直深受着修昔底德的影响，相信通过对历史的考察能够预知未来，并且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4）伊尼斯同样也深入到历史当中，力图揭示事实后面深层的不变的东西。凭借自己广博的学识和在经济史研究中深厚的积淀，伊尼斯更有能力深入到历史情境中，通过对帝国经济史的考察，揭示出文明兴衰的运行机制。他发现每一种文明的兴衰都伴随着一种知识垄断和反垄断的趋势，而造就知识垄断的则有与其相应的传播媒介。比如羊皮纸帮助修道院建立起它对的文化的垄断，而纸张的广泛使用则有利于打破这种垄断。

20世纪的西方社会是急剧变革的时代，也是历史学新陈代谢的岁月。在20世纪前期，兰克的世界史观念遭到了来自历史哲学层次的批判。文化形态学派的创立者，德国学者O·斯宾格勒1917年出版了他的名著《西方的没落》。继此之后，英国历史学家A·J·汤因比从1934年开始推出多卷本的《历史研究》。这一派倡导对世界历史进行整体和综合的研究，把世界历史视为多种文明兴衰的历史。《帝国与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这一历史学派的观点，通过对文明有机体的考察来研究历史，然而伊尼斯对传播媒介的重视又让这本书开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与黑格尔关注民族国家、马克思关注生产方式不同，伊尼斯用传播媒介来鉴别大的历史阶段。他把文明分为九个时期：埃及文明（莎草纸和圣书文字）、希腊－罗马文明（拼音字母）、中世纪时期（羊皮纸和抄本）、中国纸笔时期、印刷术时期、启蒙时期（报纸的诞生）、机器印刷时期（印刷机、铸字机、铅版、机制纸）、电影时期、广播时期。

伊尼斯认为，一种文明的帝国由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搭建构成，政治组织关注空间的扩张，宗教组织更重视时间上的控制。而每一种传播媒介都有空间和时间两种偏向，在社会生活（法律、学术等）中还有书面传统和口头传统与之相对应。“本书（《帝国与传播》）一以贯之的主题，是必然要触及的听觉模式和视觉模式、时间模式和空间模式。”（5）通过对帝国的分析，伊尼斯得到了结论：文明是社会组织的文字结构和口头结构的脆弱的平衡（在传播的偏向上则是空间和时间的平衡）。

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各种媒介的不同的偏向（具有时间偏向的媒介耐久，笨重，不易搬运；具有空间偏向的媒介则不耐久，轻便，容易搬动），想中的平衡难以达到，于是建立起与各种传播媒介相应的起知识的垄断，最终导致文明走向衰落。伊尼斯最为赞赏的希腊文明的衰落就是源于这种平衡的打破。希腊的口头传统很好地调节了时间和空间，然而文字的传播导致希腊的口头传统衰落，打破了这种时间和空间的平衡。

随着印刷机的发明和改进，印刷品逐渐成了西方文明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印刷品加剧了纸的空间偏向，培养了民族主义，本国语言的兴起，以及政治官僚的发展。印刷代表了一致的重复为基础的机械进程的诞生，这种模式引入了一种文明，把希腊的格言“万事勿过”变成“万事无不过”。因此，当今社会的特点是极度的不平衡和不协调，在伊尼斯看来，这象征着一种文明的衰落。

对文明的关怀是二十世纪一个突出的特点，斯宾格勒、汤因比、伊尼斯、亨廷顿一致认为西方的文明正在或将要走向衰落。这体现了学者特有的社会责任和现实关怀，同时在更深的层次向我们昭示了一个信息：西方对自己文明的担忧。纳粹利用了斯宾格勒的担忧；亨廷顿将它的忧虑指向了“文明的冲突”；伊尼斯是比较温和的，他只期望媒介能使社会达到一种平衡。然而，对于媒介的过于依赖使它不可避免地向悲观主义发展。现实的不可调和是西

（三）结语

在伊尼斯生活的年代，“机械化的知识”威胁着大学的传统功能，使它从属于军事、商业的既得利益和国家官僚主义，大学走向没落。美国的印刷品完成了对知识的完全垄断。美国报业的强大实力带来了文化垄断。美国垄断了加拿大的纸和纸浆贸易并得到低关税，但是这些原材料的制成品中有一大部分是广告和阅读物，他们返销回加拿大，一种文化轰炸威胁着加拿大人民的生活。

對现实中过激现象的憎恶和对美国文化垄断的担忧促使伊尼斯向历史寻找解决的途径。伊尼斯找到了一个模式以及深藏在这个模式中的种种悖论，但他却没能寻找到调和这些悖论的方法。

凭借其敏锐的历史眼光和洞察力，伊尼斯努力去窥视隐藏在历史和文明深层的内在的推动机制。如果在历史和文明中真有一个类似于汽车引擎的核心制动装置的话，那么伊尼斯大有发现，然而问题却也随之而来。在其对史实的整合与分析中，“传播”被凸显出来，并且作为一个有机体而独立存在，它有自己内在的运行规律（传播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并且通过其活动向外放射着能量、影响着文明的进程。（6）在伊尼斯设计的理论模型中，传播（或传播媒介）是整个文明发展的动力和能源，居于核心的地位。然而，媒介发展的动力从何而来？伊尼斯应该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但却没有给出明晰的解答，只是在《传播的偏向》中提到“我试图说明，传播的突然进展，是文化动荡的反应。”（7）传播媒介引起知识垄断，知识垄断导致文化动荡。在知识垄断的边缘地区，一种新兴的媒介将会产生。这只是他对历史现象的描述，是缺乏说服力的，他依然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伊尼斯推崇希腊文明的“不过”，然而在建立自己的历史哲学的时候，他却走向了偏激，将传媒置于了一个过高的地位上。媒介可以对历史和文明产生重大的影响，但媒介是否可以成为一切历史运行的中心却是值得怀疑的。

伊尼斯留给我们的，是一种反映经济、道德与传播的超历史意义之间的张力的复合体。然而他的历史研究是不够的，他被迫跨越传播媒介的历史之外去思考传播媒介，探索新传播媒介改变我们的时间和空间观念的方式。　

注释：

（1）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绪论第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绪论第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第168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

（4）[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加］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麦克卢汉序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因此，译者在其序言中写道：“书名中的两个关键词就颇费思量……他研究的‘传播’，是媒介的发韧、流布、变异、互动、特质、偏向。”

（7）[加] 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第2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3年

谢选骏指出：人説“帝国与传播”——我看到底是“帝国促進了传播”？還是“传播促成了帝国”？這就有點像是“上層建築決定經濟基礎還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詭辯。

《哈罗德·伊尼斯》播报：

加拿大政治经济学家

哈罗德·伊尼斯（ Harold Adams Innis）1894年11月5日出生于美国奥特维尔，1952年11月8日逝世于加拿大多伦多。

著名的加拿大政治经济学家，在加拿大的学术界非常有话语权。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麦克卢汉，另一位传播学的核心人物。 [1]

伊尼斯，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受业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获硕士学位，后转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帕克，获博士学位。1920年起直至去世，执教于多伦多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政治经济系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长。他在政治经济学、文明史和传播学诸领域的成就，使他成为世界级的著名学者、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先驱。前期的代表作聚焦于加拿大经济史和文明史，著有《加拿大的皮货贸易》、《加拿大经济史》、《鳕鱼业》。后期的两本代表作成为传播学的经典，它们是《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

【20、科学家證實“諾亞方舟”的故事 】

《科学家称大约7万年前人类差点灭绝》（2003年6月11日）報道：

美国斯坦福大学和俄罗斯科学学会的科学家们透过对现代人类起源问题和人类基因的多年联合研究，日前终于得出惊人结论：大约7万年前，地球上人类的祖先曾差点濒临灭绝的边缘，人口最少的时候，地球上仅有2000多人，而且全部在非洲。科学家宣称，目前地球上的60多亿人口，其实全都是这2000多名人类祖先繁衍出来的。该研究成果已在最新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人类基因》上发表。 

据江南时报报导，美国斯坦福大学和俄罗斯科学学会的科学家们，透过从全世界52个不同地区采集的上千例人体DNA数据进行分析比较，在经过了长达数年的联合研究后，终于得出最新的结论。新研究证实了现代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理论，大约7万年前，人类祖先首次从非洲出发，移居到了世界各地，尤为让人惊讶的是，科学家们称，由于各种原因，当时全世界的人口只剩2000多人，而且全部在非洲，也就是说所有现代人类───地球上的60多亿人口，全都是由这2000多名“非洲祖先”繁衍出来的！

该研究报告称，与人类的近亲黑猩猩不同的是───几乎所有人类的DNA基因都是极其相似的。事实上，随便抽出一组黑猩猩比较一下，它们的基因差异都比地球上60亿人口的基因差异明显。科学家认为，人类的基因差异之所以如此微小，正是因为所有现代人类都是由数万年前的“一小簇”祖先繁衍而来的。 

不过，人类的DNA还是有某种微小的差别，科学家们找到了DNA中某一小段叫做微卫星体（microsatellites）的部分，以此来区别不同的个体。在父子的基因传递过程中，只有微卫星体部分才具有很高的变异性或差错率。美国斯坦福大学和俄罗斯科学学会的科学家们采集了全球52个地区1056人的DNA“微卫星体”数据，对其中377例进行了比较，研究数据显示，现代人类的DNA特徵正好位于非洲下撒哈拉地区两个古老的“采猎部落”───刚果盆地的Mbuti俾格米人和博茨瓦纳的Khosian土着人的DNA特徵之间，科学家们断定这两支部落就是现代人“最古老的亲戚”。

斯坦福大学科学家马克斯·菲德曼在研究报告中写道：“我们的研究结果与‘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理论完全吻合，大约7万年前，人类祖先离开了非洲，经过一系列移民，遍布到了欧洲、亚洲、大洋洲和美洲各地。”

研究结果显示，现代人的DNA差异之所以如此之“小”，正是因为地球上60亿人口都是由7万年前的“一小簇”原始人繁衍而来的，科学家估计，当时地球上一定发生过某种特殊的变故，从而导致原始人的数量急剧下降到一个濒临灭绝的危险边缘，科学家们将这“一小簇”人的数量估计为仅有2000人左右。马克斯·菲德曼教授在研究报告中写道：“但这只是估计而已，我们并不排除那时地球上可能还有其他种类的智人存在，只不过现代人类没有一个是他们的后代而已。”

研究报告称，在地球上只有2000人存在的时候，任何流行疾病、环境灾难、人与野兽的生存冲突，都会对人类造成“灭绝性”的灾难后果，当时只要其中有一样突然失控发生变数，也许现代人类就不会存在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才导致地球上仅剩下2000多人呢，这样的灾难在遥远的将来是否还会再次发生？科学家们对此莫衷一是。一些科学家认为，很可能正是地球上超级火山的爆发才差点导致了人类祖先的绝灭。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地球物理学教授比尔·麦格称，大约7万年前，地球上的确曾经有过一次毁灭性的超级火山大爆发。

比尔·麦格说：“大约73500年前，印尼苏门答腊岛附近发生过一件人类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巨大灾难。那里发生过一场也许是地球有史以来最大的火山爆发，如今那里仍有一个62英里长的巨洞。然而这次火山爆发的威力不是因为它的尺寸，而是因为它喷出的物质───硫酸烟雾是如此之多，遮蔽了整个地球，长达好几年，地球都处于一片如月色般的昏暗之中。据估计，大约有1400立方英里的火山灰被喷发出来。苏门答腊岛托巴火山爆发后地球生命仍然能够幸存，如果这里面没有一个未为人知的秘密的话，那就存在着一个上帝的奇迹。” 

谢选骏指出：人説“科学家称大约7万年前人类差点灭绝”——我看這不就是“諾亞方舟”的故事來源嗎？是的！其实每个人每一天活着，都靠上帝的奇迹。阿门。

【21、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并非什麽理論問題】

（一）

《罗伯特·达尔论民主》（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温克坚 摘）報道：

如果公民和领导人对民主的观念、价值和实践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一种稳定的民主的前景就更加光明。

民主面临着多方面挑战：一是经济秩序；二是国际化的影响；三是文化的多样性；四是公民教育。

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论民主》这本小册子，从民主的起源、理想的民主、现实的民主、民主的条件、民主的前景等方面，对古老的话题作了通俗而新颖的阐释，试图为人们理解20世纪后期世界范围内错综复杂的民主发展进程提供一个说明。

理想的民主 达尔给出了理想民主的五项标准：（1）有效的参与；（2）投票的平等；（3）充分的知情；（4）对议程的最终控制；（5）成年人的公民资格。如果任何一项标准遭到违反，成员就失去了政治上的平等。符合这种标准的民主，可以达到政治平等的理想状态。这种理想状态是应然的道德判断，达尔称其为“内在的平等”原则，并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成为国家统治基石的合理的原则，是与公民能力相适应的。主张政治上监护统治的人常常用与专家的知识和能力相关的类比来说明问题（如医生与病人）。但达尔认为，把某些次要的决定权力交给专家，与把重大决定的最终控制权交给专家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我们把统治权力托付给统治精英，无论他们一开始多么睿智、值得信赖，过几年或几十年之后，他们就会滥用权力。

我们不能由监护者来统治，那么谁来统治呢？达尔肯定地说：我们自己。他认为，除非是在一些罕见的、法律规定的场合下，有充分的相反的证据，否则，所有服从国家法律的成年人，都应当被看作有足够的能力，能够参与国家管理的民主过程。于是，达尔又给出民主的另一个标准：包容性，因为所有服从国家法律的成年人在性别、民族、年龄、财产、种族等方面是有差异的，在民主统治的国家里，公民范围除了暂住居民和证明不能照顾他们自己的人们以外，应当包括一切服从法律的人们。

现实的民主 达尔给出现实民主的这样几个标准：选举产生的官员；自由、定期、公正的选举；表达意见的自由；多种信息来源；社团的自治；包容广泛的公民身份。这六项制度不仅构成了新的一类政治体制，而且也是一种新的民选政府，一种新的民主类型。他把这种现代大规模民主政府叫做“多元”民主，并认为多元民主是人们对要求扩大政治生活范围、增加参与的一种回应。

因此，达尔认为，规模是一个不能不注意的因素。民主的管理机构真正需要的政治制度，取决于单位的规模。上述六项制度之所以能够获得发展，正是出于管理国家、而不是管理小型单位的需要。多元民主就是民族国家规模上实行的民主统治。当人类社会发展到民族国家而不再是市镇会议的规模的时候，民主就需要选举的代表。因此，民主必然需要：A、自由、公正、经常的选举；B、自由的表达；C、具备多种的、独立的信息来源；D、独立的社团；E、包容广泛的公民身份。基于此，达尔断言：无论一个国家的领袖们和宣传家说得多动听，只有当它具备了民主所必需的全部政治制度，这个国家才能被称为民主国家。

较之公民大会式的直接民主，现实中的大规模民主是代议制民主，而代议制民主最早是一种非民主政府（君主制）所采用的手段。那我们为什么能够接受一种起源上并不民主的政治制度呢？达尔认为，其实两种民主都同样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限制，这就是时间与人数定律：一个民主的单位中，公民人数越多，公民对政府决策的参与就越少，他们也就越有必要把权力委托给别人。这是民主的一个根本的两难选择：一个民主的统治体制，如果希望为公民参与提供最大的机会，那么，公民大会式民主更为优越；如果希望有最大的空间处理与公民密切相关的各种问题，则代议制更佳。

宪法、党派和选举制度等都是现实民主的构成要素，特别是宪法，在许多方面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但达尔认为，宪法在不同国家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一些国家，如果它拥有有利的基础性条件，那么，无论它采用什么宪法，都可能实现稳定。如果它拥有的是极为不利的基础性条件，任何宪法都救不了民主。而如果一个国家各种条件既算不上非常有利，也算不上非常不利，民主就带有偶然性了。

那么，这些条件是什么呢？

民主的存在条件 达尔首先给出了有利于民主的条件。其中，民主的关键条件是：军队和警察控制在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手里；民主的信念和政治文化；不存在强大的敌视民主的外部势力。有利于民主的条件是：现代的市场经济和社会；弱小的亚文化多元主义。值得注意的是，达尔对民主的信念和文化非常关注。达尔认为，如果公民和领导人对民主的观念、价值和实践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一种稳定的民主的前景就更加光明；如果这些信念和倾向落实到国家的文化中，并且大部分能够在代际之间传承，这就是最可靠的支持。换言之，就是国家拥有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

此外，达尔对市场资本主义作了全面分析，在肯定市场资本主义有利于多元民主的同时，也指出了市场资本主义不利于民主的方面，认为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被锁入持续的冲突中，每一方都在改变和限制另一方；市场资本主义将通过对政治资源的不平等的分配而限制多元民主的民主潜力；由于市场资本主义对政治平等所产生的不利后果，所以，它对于民主超越多元水平的发展是不利的。

民主的发展前景 达尔把民主看作是一个未完成的旅程，因为民主面临着多方面挑战。挑战之一是经济秩序。他认为大企业的所有权和支配权上的不平等，严重地助长了政治资源的不平等，进而助长了对公民政治平等的广泛破坏；挑战之二是国际化的影响。当决策转移到国际一级的时候，必需加强对政治和官僚精英的控制措施，使他们为自己的决定负责。而这一切能否做到，达尔认为：真是很难说；挑战之三是文化的多样性。有色人种、妇女、同性恋者、少数语种的人们纷纷加入文化认同运动，以保护他们的权利和利益。大量移民又通常借助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差异跟主要居民分开，进一步扩大了文化上的多样性。民主的性质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国家为了处理文化多样性问题而发展出来的各种安排；挑战之四是公民教育。虽然老牌民主国家公民教育有很多方式和途径，但是，这些在将来也许会显得不够：一是规模的变化使得原有的方式和途径不够用；二是复杂性增加，不可能人人做到样样精通；三是通讯在增加信息量的同时，未能提高公民的能力和理解力。

面对这些挑战和问题，民主的发展前景会是什么样的？达尔的回答是：各类民主国家，无论是老是新，还是处在转型中，如果它们抵挡不住这些挑战，那么，在民主理想和民主现实之间已经很深的裂痕，会变得更难以弥合，会是民主的退化与没落。如果老牌民主国家能够正视、克服他们在21世纪所面临的挑战，从最终来看，它们就是把自己转变成了高级的民主制度。而高级民主制度的成功，将会为世界上所有信奉民主的人提供一盏指路明灯。

（二）

《多元民主理论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阮思余 2006-11-30）報道：

摘要：本文在梳理罗伯特·达尔早期关于多元民主理论的基本观点之后，运用达尔的多元政治的理论，反观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践，以此为推进当代中国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提供另一种逻辑选择。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的世界。这种多元性体现在价值的多元（抑或多元价值）、力量的多元、权威的多元、派别的多元、国家权力的多元、政治社会的多元、多元现代性……然而，在当下中国的政治语境中，人们谈“多元政治色变”，似乎对多元政治有一种天性的过敏症和疏远感。在研读了达尔的三本著作[1]之后，一方面，我们发现多元主义和民主化之间有某种内在契合的地方，另一方面，把它和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做了一种链接。当然不是一种简单的链接，这种链接具有学理的和现实的价值和意义。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这样的思考和学理论证的并不多见。本文的目的也就在于运用达尔的多元政治的理论，来解读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以推进当代中国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

一、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的基本观点

多元民主理论，是民主理论中的一朵奇葩。达尔就是这众花中最艳丽的一朵之一。从达尔对“多元民主”（polyarchy）这一概念的使用来看，在其著作中，它和“多元统治”、“现代代议制民主”、“大规模的民主”、“多头政体”、“多头政治”等是同义语。在达尔看来，多元民主指的是“现代那种实行了普选权的代议制民主”[2]。

达尔进一步论述了这种“现代代议制民主”。具体地说，多元民主就是具备六项政治制度的政治体制。或者说，一个政体能够称得上是多元民主，它必须包含下列六项政治制度，也可以称作基本的民主标准：第一、选举产生的官员；第二、自由、公正和定期的选举；第三、表达意见的自由；第四、接触多种信息来源；第五、社团的自治；第六、包容广泛的公民身份。

选举产生的官员。达尔将这一点作为第一条政治制度。在这种民主制度里，一方面，赋予政府官员有立法权、决策权；另一方面，公民仍拥有对于政府官员的罢免权和监督权。以增强政府官员的负责任性，保证决策和政策真正具有民意代表性。“这么一种办法，虽然远没有尽善尽美，但却是惟一可行的办法。”[3]由此可见，达尔仍将其多元民主视为一种代议制民主。

自由、公正和定期的选举。选举是一种偏好表达，这种偏好表达必须符合这样三个特征：自由、公正和定期。自由，意味着参加选举是完全自愿的，也就是说，选举是“强制极为罕见”的；同时，参加选举者不必担心选举的后果，比如由于偏好表达而导致的抱负报复等。公正，就是在计算表达（选票）时，赋予每一个人的选择（选票）以同等的分量（权重）。简单来说，选举不仅仅是一人一票，还要求“一票一值”。定期，要求选举必须经常举行。达尔也探讨了选举的时间间隔问题，但尚未给出具体的间隔期。但是他指出了选举间隔期应该在1-5年之间。通过定期选举的刺激，这样就可以对选任出来的政府官员进行实质性的控制。

表达意见的自由。要发展公民的政治参与，就必须保障公民自由表达的权利。自由的表达，首先是表达内容的自由，这些内容可以是针对政府官员、政府本身、政治体制、社会经济秩序、主流意识形态、乃至更广泛的政治事务等。诚然，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公民有权利自由表达他（她）自己的观点，也就意味着其他公民有权利分享其观点。易言之，“自由的表达不仅意味着我们有权利说出我们的观点，它还意味着我们有权利听到别人的观点”[4]。在这个问题上，达尔还给我们提出了更为严重的警告：“沉默的公民或许会成为独裁者的理想臣民，但对于民主制度来说，却是一场灾难”[5]。

接触多种信息来源。公民有效的政治参与需要多种的、相对独立的信息来源。信息来源的多种指的是信息来源渠道和途径的广泛，而不单是政府机关、主流媒体、某一强势话语持有者等。在这一意义上，它要求各种利益攸关者都拥有表达其意见和观点的权利。信息来源的相对独立指的是，各种利益攸关者不仅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在表达的时候不受各种势力和力量的干扰，更不必担心表达后的结果。如果公民得到的信息都是同一个声音、同一个语调，甚至表达观点时，瞻前顾后，势必会影响其有效参与。而且，对于不同的公民而言，在特定的情境中，得到的信息也应该是相当的。以投票为例，“所有个人对于不同的被选方案拥有同等的信息”[6]。

社团的自治。公民有权利组成相对独立的社团和组织，包括独立的政党和利益团体。主要有以下作用：第一，以组织的民义参加选举，更容易获胜；第二，组织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公民有效政治参与；第三，独立社团是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一个良好途径。社团不仅可以教化公民，还可以提供讨论、协商、培养公民政治技能和政治意识的良机。总之，对于一个大的共和国而言，独立的社团的存在和发展，“既是形势需要，人心所向，也是客观必然”[7]。

包容广泛的公民身份。在一国范围内，永久居住和遵守法律的成年公民，都应该享有与其他公民同等的权利。在这里，达尔非常强调这种公民身份的广泛性。他指出，成年人的公民资格应该是具有完全的公民性。“在民主统治的国家里，公民范围除了暂住居民和证明不能照顾他们自己的人们以外，应当包括一切服从法律的人们。”[8]这样，凡是参与治理机会的成年人，都可以充分保护和捍卫其权利和利益。

在《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一书中，达尔进一步论证了一个政体从霸权政体转变为更具有竞争性的政体，或从竞争性政体转变为多头政体的重要意义：第一，公民可以享受上述六项基本权利和自由；第二，与政治竞争相结合的参与的扩大，改变着政治领导人——尤其是在那些通过选举获得职位的人因而主要是议会译员——的构成；第三，当一制度变得更有竞争性或更有包容性时，政治家们就要寻求那些现在比较容易参与政治生活的集团的支持；第四，在任何特定的国家，表达、组织、陈述政治偏好的机会越多，可能在政策制定中被代表的偏好和利益就越多，越具有多样性；第五，遗憾的是，政府放宽对参与和公开争论的限制的政策的结果并不明显；第六，一个人可能推测政体差别的其他可能后果。[9]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达尔对多元民主的重视和推崇程度。正如他自己在《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一书中所使用的概念系统而言，“发映了一种赞成多头政体而反对民主化程度较低的政体的意见（或者另有一些人可能认为这是一种偏见）”[10]。然而，这既不代表达尔“设想从霸权政体向多头政体的变迁是历史的必然”[11]，虽然从霸权政体向多头政体的转变总是令人向往；也不代表笔者在此主张中国政治的未来走向向达尔所设想的多元政治发展。但是，达尔关于多元政治的理论中，那些朝向民主化方向的思想和观点则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和采用。这也正是写作本文的最根本出发点和原始动机。

正如达尔所言，“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它们所要做的，是通过民主化使自己达到多元民主的水平；而那些有较长民主经验的国家的公民所面对的挑战，是找到一种方式，以达到一种超越多元民主的民主化水平”[12]。显然，中国属于这“许多国家”之列。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对于大多数向民主化迈进的国家无疑具有重要的导向性和建设性的作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任务也就是在积累、总结实践民主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中国的民主化的水平。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正是政治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

二、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的启示

对于政治发展，有许多不同的论述，本文主要指的是政治体系从专制政体或者是权威政体实现民主化以及最终完成民主政体的转型，以及政治体系从不发达政治状态迈向发达政治状态转变的过程。达尔用本文前述六项政治制度来框定多元民主，为了论述问题的方便，我们将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的现实和这六项制度分别作一个具体的比较。通过这样的比较，或许对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的现实，更好地发展我们的民主政治。

在这六项政治制度中，第一点和第二点谈的是选举。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多元民主是一种选举民主，然而它又不仅仅停留在选举民主的层面上。就“选举产生的官员”而言，一方面，我们的政府官员确实享有立法权和决策权，但问题是，立法过程中的“部门利益”现象、地方政府的行政性规章的效力大于党和政府的正式法律乃至宪法的现象、随意立法现象等大量存在；决策的随意性太大、决策过程的论证性不够、“三拍”（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现象屡见不鲜。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按照中共十六大的要求，加强立法工作，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同时，要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

公民的罢免权和监督权，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软权力”。宪法赋予我们每个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然而，落实起来实在很不容易。道理很简单，单个的公民的力量和精力总是有限，与政府和政府官员对抗，也总是处于弱势地位；而且一旦涉及到切身利益，更是不会主动去监督政府和政府官员。要更好地落实公民的这两种权力，一个较好的办法是提高整个社会的组织化的程度。组织与组织之间的抗衡，可以避免单个自然人与组织对抗所产生的弊端。这就是达尔所谓的要允许各种社团、各种组织的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目前实行的选举，还要受到诸多人为的因素的限制，由上级操纵或者“安排性”（或者叫“确认性”）的成分还占有相当的比例。选举的公证性在很多时候也遭到极大的怀疑，尤其是在“一人一票”、“一票一值”的问题上，长期得不到解决。少数人的一票在很多时候可以大于所有其他投票者的票数。甚至个别地方，投票只是一种形式，因为计票结果可以黑箱操作。按照规定的换届选举或者规定应该有的选举程序，经常会由于各种原因而随意推迟，或者借故取消。这样，自由、公正和定期的选举，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被大大打了折扣。

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然而，无论是各种媒体、还是现实生活中，我们总不能“犯禁”，我们的思想不能“越轨”。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很多有思想、有勇气的学者说出了真话，反应了“真问题”，自然会得罪个别权势人物（多位地方官员），其结果是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学术著作遭到封杀。甚至我们的《人民日报》也遇到类似遭遇。我们大多数的媒体的报道总是一个声音。少有的几家有胆量的媒体还时常要做“思想检查”。试问，这样的舆论宣传能做到“三贴近”（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吗？恐怕很难。正因为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和所了解到的信息总是不全面的；所以我们需要表达意见的自由，而且需要表达真意见的自由。

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经常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如果把政治过程比作是一个利益的博弈过程的话，那么，对于利益博弈的双方而言，其所拥有的信息经常是不对称的。这样，掌握信息少的一方，其利益必定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以选举为例，我们还没有实行充分的竞选，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候选人与选民是既不见面，也不对候选人做深入、详细的介绍。这样一来，如果少数领导要推选某人的话，很容易顺利通过。因为对于选民来说，在都是陌生人的情况下，选谁都一样，最多看看谁的资料说得好听点。因此，保证信息来源的多样势必非常重要。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是一个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发展过程。组织化的程度，可以通过成立相对独立的政党和社团来体现。对于中国而言，在目前的政治情境下，中国的政党制度基本格局是不会发生大的变化。然而，这一点也提示我们要重视各政党的作用。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其他民主党派的作用，真正落实民主党派所享有的权利，尤其要重视和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在决策和监督过程中的作用。要发挥决策过程中民主党派的作用，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都要成为决策的主体。对于民主党派而言，只有取得平等谈判的权利，才可能共同参与各项决策的讨论、制定；要实现民主党派对中共的监督，中共要真正以兄弟般的情怀对待民主党派，使这种“纸面监督”成为“实质监督”。

我国的社团组织是“半官半民”、“亦官亦民”、二政府性居多，完全独立的民间社团还为数甚少。在全球社团革命的背景下，中国的社团也不能错过这次革命浪潮的洗礼。第一、政府要摆正心态，转变治理理念。社团的多寡，反应的是一个社会自由民主化程度的高低，因此，要对各种形式的社团（已经成立的和即将成立的）予以充分的包容性。第二、政府在政策上要放宽合法社团的成立的条件、支持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发展；第三、政府在决策过程中，通过座谈会、听证会等形式，充分听取各社会团体的意见和建议，并将这些意见和建议纳入政策制定过程中来；第四、社团组织要更多的卷入到政治生活中来，比如通过主动与政府谈判、协商、沟通等，形成社团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

“包容广泛的公民身份”对我们的启示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所有的公民在人格上一律平等。人权保障虽然已经入宪，然而最重要的是在于落实。公民在一国范围内，应该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比如长期以来存在的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国民待遇差别问题。要逐渐打破在公民身份上存在、或者表面不存在而实质上存在的以地区差别、业缘差别、所有制差别、部门差别、职位差别、收入差别等而人为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的做法。要放松户籍管理，使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徙不再受到过多的羁绊。公民在自己的国度里，应该享有自由迁徙权。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化和再社会化提高公民的公民意识，以及公民对公民的公民意识。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是从达尔早期关于多元民主理论的论述出发，结合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践，并且试图用达尔关于多元民主的这些基本观点来解读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践。一方面，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寻找民主化的深层次的学理资源；另一方面，力图在分析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寻求一种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之，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就是在不断吸收、借鉴各种民主理论的精华的基础上，综合创造，“为我所用”。只要理论——哪怕是西方的理论，理论没有国界——能够用于解决现实问题，我们不妨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本文关注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另一种逻辑选择。

注释：

[1]这三本著作分别是[美]罗伯特·达尔著，李柏光等译：论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美]罗伯特·达尔著，谭军久等译：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美]罗伯特·达尔著，顾昕等译：民主理论的前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本文所要涉及的达尔关于多元民主的思想也主要限于这三本书。

[2][3][4][5] [7][8[12] [美]罗伯特·达尔著，李柏光等译：论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8、102、105、105-106、107、85、108页； 

[6][美]罗伯特·达尔著，顾昕等译：民主理论的前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

[9][10][11]更详细论述，参见[美]罗伯特·达尔著，谭军久等译：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43、42、42页；

谢选骏指出：人説“罗伯特·达尔论民主”——我看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并非什麽理論問題。

【22、格尔木加速地球生態的毀滅】

《格尔木：青藏铁路消逝的“旱码头”背影》（第一财经日报章轲、胥会云 2006年4月30日）報道：

公路运输的衰弱，使得此前围绕公路运输形成的一系列链条发生变化。而格尔木作为西藏后勤保障的“旱码头”功能将会大大削弱，进出藏人流、物流在格尔木中转的功能逐步弱化。去年，康宇从山西大同来到了格尔木，在格尔木火车站广场盘了一家藏饰品店，从拉萨或者西宁进一些货销售。但现在，却没有顾客登门，她经常一个人呆在店里。

因青藏铁路一期西格段（西宁－格尔木）复线改造，格尔木火车站一度关闭，半个月多前才恢复正常客运。“去年，火车站广场上，密密麻麻的都是人，可是现在……”指着窗外正对的广场上稀稀落落的人，康宇有些无奈。一旦青藏铁路格拉段（格尔木－拉萨）通车，康宇更加迷茫。旅客可以从北京、成都等地坐火车直达拉萨，不需要在格尔木下车。人流减少不仅是康宇一个人面对的问题，整个格尔木市，都必须直面随之而来的各种挑战。

“从长远考虑，青藏铁路的通车是利大于弊，但就格尔木来讲，两三年内，人气、商气，影响都比较大。”格尔木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孟玉林说。因进出藏物资的中转，格尔木成了“旱码头”。迄今为止，有85％以上的进藏物资和90％以上的出藏物资都要从格尔木中转。“十五”期间，格尔木共完成货运总量523.5万吨，平均增长率达到30％。

格拉段通车以后，由于运输更加低廉、安全，进出藏物资总量会有大幅增长。预计2010年进藏运输量将达到300万吨，出藏550万吨。但是青藏公路运输能从这里分取的份额却大大减少了。“我们估计，将来75％的进出藏物资将由铁路承担。”孟玉林说。

据拉萨汽车运输总公司测算，青藏铁路开通运营以后，按目前全国铁路运价计算，每吨成本仅为137.04元，比公路下降3/4还多。“铁路通车以后，公路运输肯定要衰弱，并在此后成为铁路运输的补充。这一点必须要认识到。”格尔木市交通局局长牛建青说。

公路运输的衰弱，使得此前围绕公路运输形成的一系列链条发生变化。而格尔木作为西藏后勤保障的“旱码头”功能将会大大削弱，进出藏人流、物流在格尔木中转的功能逐步弱化，大量原有的铁路专用线和仓储设施闲置，市内货运、仓储、餐饮、服务等行业会出现衰退。

据预测，格尔木辖区现有客运车辆的70%共计80多辆客车，将失去赖以生存的青藏线客运市场，从事货运车辆的80％约1279辆将退出青藏线运输市场，50％的汽车修理业主将停业或退出经营市场。同时，搬运装卸业、运输服务业、汽车配件零售业和油品供应行业将大幅度减少和萎缩。

为了应对青藏铁路通车对格尔木产生的影响，格尔木市组织了一次调研，结果并不乐观。由于人流和物流的减少，格尔木的金融财税业、第三产业，以及就业岗位，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青藏铁路通车以后，预计减少各种税收3000万元左右。”孟玉林说。

去年整个格尔木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5亿元，税收2亿元，3000万元就基本要占到整个税收的1/6。3000万元的构成：一是2005年铁路企业合并撤销企业6户，准备合并撤销4户，年纳税额减少150万元，其他企业因为经营业务的上划，预计减少税金约200万元；

二是格尔木住宿、餐饮业的营业收入将逐年减少25％左右，税收减少400万元左右；三是客运量将会减少50％左右，减少客运税收100万元，货运量将会减少75％，减少货运税收400万元以上；四是由于西藏驻格尔木基地的使命将终结，预计将有190多家西藏驻格尔木单位以及铁路单位撤离格尔木，使得仓储、租赁、装卸搬运等经营收入减少5400万元，税收减少160万元。同时，使得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减少60万元；

五是对格尔木汽车销售、修配修理、石油制品行业以及批发零售业带来巨大冲击，将减少税收1650万元。另外，预计第三产业户数将下降12.31%，营业收入下降14.34%。大量人流物流的减少，随之而来的，就是就业岗位的减少。据不完全统计和预测，青藏铁路通车以后，将减少就业岗位8590个。其中，交通运输方面约4000多个，第三产业约3000个。金融业务方面700多个。

孟玉林表示，格尔木经济是跳跃式的，起伏比较大。因为格尔木的发展是投资拉动型，没有稳定的产业基础。一旦有重大项目启动，就会带来人流，也会立刻拉动经济，反之则会落下来。为了尽可能降低一个项目变动对一个城市的影响，格尔木希望自己能有稳定的发展。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依托自身所有的优势资源，加快建设资源加工转换中心。

“从青海省资源开发角度看，这条铁路的建成恰逢其时。”青海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刘亚洋说。6月下旬，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刚刚举行了它成为试验区之后的第一次招商活动，几百亿元的资金投入了20多平方公里的试验区。在刘亚洋看来，青藏铁路通车对于饱受运能不足之苦的柴达木资源加工企业来说，绝对是一个利好消息。

目前，柴达木的资源运输主要依靠青藏铁路西格段、兰青（兰州－西宁）线。由于线路设计标准较低，加之货物运出量大、运入量小，空车来源不足，铁路运输已经成为制约青海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我们现在的项目规划是看着铁路运力的大小做的，实际上我们的发展速度可以再快点，但铁路运输不出去，再发展也没意思。”青海盐湖集团总工程师李小松说。

5856平方公里的察尔汗盐湖，其中氯化镁总储量达到40.59亿吨。盐湖集团每提取一吨钾肥，就要副产10吨的氯化镁。目前一吨氯化镁在广州市场上可以卖到800元至1000元。由于运能的制约，氯化镁在察尔汗只需要每吨30元至40元，甚至20元，而山东每吨成本就在400多元。“如果我们能运过去，就能卖到300元，市场价格也能降到600元，铁路也增加收益，实现多赢。”李小松说。

过去在柴达木盆地发展所需的交通运输方面，一直存在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我们因为铁路运能不足而减少生产，铁路方面认为我们运量不足而不愿意增加运能。”李小松说。“设想一下，如果当初没有决定青藏铁路的上马，现在再讲循环经济，就凭借着现有的运量，怎么能满足要求？”刘亚洋说。

记者观察：勾勒青藏经济带，格尔木还将眼光投到了西藏。

借助青藏铁路，将西藏的矿产资源外运到格尔木，在格尔木建设生产装置，利用格尔木充裕的能源优势进行深加工。一方面可以通过公路、铁路直销全国各地；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建立矿产品市场的方式，集中调配转运，同时也吸引国内其他矿产品进入格尔木市场经营销售。

李小松表示，铁路通车以后，青海盐湖集团还可能介入西藏的盐湖开发。不过双方目前还没有更深的接触。西藏也是全球内陆盐湖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在西藏境内已发现盐湖490个，总面积6000多平方公里，其中面积大于1平方公里、湖水矿化度在每升50克以上的盐湖达220多个。

由于西藏盐湖海拔高，且本地技术人员不足，因此开发程度不高。在格尔木市委的一份调研报告上，详细列出了为引导西藏矿产开发企业入驻格尔木，形成西藏矿产品加工基地的各项优惠政策。

谢选骏指出：人説——格尔木：青藏铁路消逝的“旱码头”背影……西藏矿产开发企业入驻格尔木，形成西藏矿产品加工基地的各项优惠政策。

我看——這將加速地球生態的進一步毀滅。

【23、共產黨比满清人更加需要最後的革命】

《中国需要新的辛亥革命》（力虹精神 2010年5月16日）報道：

古今中外，最令世道人心不耻的是对女性的肆意凌辱与虐杀。秋瑾当年被杀之所以在全国尤其江浙地区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抨击矛头直指业已宣布“预备立宪”的晚清政府，并间接引发了四年之后的武昌起义，其中一个原因——秋瑾是一位风华绝代的女性！

然而，作为徐锡麟的同党、密谋武装爆动的光复会大首领鉴湖女侠，她的死况却是“幸运”和“体面”的。与之相比，半个多世纪以后的林昭、张志新、李九莲，还有钟海源和黎莲等，都是一些以言获罪的文静柔弱女子，她们临死前后的惨烈和当政者的残忍，却无法用人类自己创造的文字来描述！此刻，当我逐一写下她们苦难的名字的时候，这只握汉王笔的手一直在发抖……

秋瑾案本是徐锡麟案之余波。秋瑾原名闺瑾，小名玉姑，字璇卿、伯仁，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吾乡绍兴人。1907年与徐锡麟分头准备于浙、皖两地同时举事，被推举为大通学堂督办。徐锡麟在安庆事败遇难后，牵连了正在绍兴的秋瑾，遂于7月13日被捕，被押在山阴县狱中。绍兴知府贵福命山阴县令李钟岳严刑拷问同党。没想到这位县太爷良知未泯，内心同情秋瑾，迟迟不肯对她用刑。

到了第二天，李钟岳仍不肯刑讯逼供，只是让秋瑾自己写供词，于是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这七字传世的绝命诗。贵福怀疑李钟岳有意偏袒，在得到浙江巡抚张曾扬同意“将秋瑾先行正法”的复电后，立即召见李，强令执行。李钟岳竟然反问：“供证两无，安能杀人？” 据史料记载，李当时“竭力阻拒，几至冲突。”然而他仅是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人微言轻，也无力回天。

时已子夜，李县令提审秋瑾，告诉她“事已至此，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幸亮之也。”说完，这位县太爷当场“泪随声堕”，堂上的吏役们也都“相顾恻然”。秋瑾知道死期即至，遂向他提出了三点要求：一、准许写家书诀别，二、不要枭首（斩首后悬挂示众），三、临刑不要剥去衣服。李钟岳当即答了第二、第三两个要求。

在清朝，刑场之上杀人砍头，按惯例死囚犯一律要脱去上衣，尤其是女犯，就刑前都会被剥得袒胸露背，让看客们过足眼瘾，与“同一首歌”一样，几乎是一项固定的“娱乐节目”。秋瑾虽视死如归，但她临终想捍卫的是一点点女性的尊严——不要在被杀前后让自己的圣洁躯体作“看客的材料”（鲁迅语），也不要身首异处，头颅被高高悬挂在城门上！多亏那位李钟岳，咬牙顶住上峰的压力，成全了她最后的两个愿望，让她一袭白衫，保持着尊严从容地走向轩亭口……

这里补记一笔：李钟岳，字崧生，别号晴岚，山东安邱北辉曲人，耕读传家，1898年考中进士，先后任浙江江山、山阴县令，仁民爱物，深得人心。作为审理、监斩秋瑾的山阴县令，如此作为上司当然容不下他，不久即被撤职。在离开绍兴前夕，他“将大堂所陈天平架等劈毁”，并发恨地说“若借此想见好上台，便是禽兽！”离任到杭州赋闲之后，李钟岳每天反复念叨着“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两句话，对秋瑾之死深自内疚。在痛苦悲愤之余，逐渐产生了以身殉道的念头，他经常独自一人“注视默诵”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并为此泣下，甚至到了一天三五次、以至七八次的地步。在良心的自责下，李钟岳几次自杀未遂，但他死志已决，最终自缢于屋中，终年53岁，离秋瑾被害还不到一百天。

现在来看看林昭、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和黎莲她们是怎么死的吧：

林昭，1957年因言论被划为右派，1960年被捕入狱，1968年4月30日下午2时左右，一名警察在中国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2楼上的林昭家楼下，高呼林昭母亲许宪民的名字。林昭妹妹彭令范闻之急忙开门，来者表现出一副不屑详言的恶棍嘴脸与杀人娱乐后的快意之色，使彭令范终身难忘。这位人民警察一共只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 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家属要交5毛钱子弹费。”于是，许宪民老人当场昏倒，令范就为姐姐交了5毛钱。自从盘古开天地，连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也决计想像不出，无辜杀了人还要去向被害者家属索要刀具费！此时，距林昭入狱已整整8年。这8年中，这位圣女般的北大才女为了反抗男人们的强暴，将自己的内衣连内裤全部用针线密密缝死，割破手指撰写了几十万字的悲壮诗文，最后被逼疯后常常坐于自己的粪便上，用馒头片沾着自己的经血吃……到底林昭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曾经受到过怎样的凌辱与虐待，目前还不得而知。关于她的档案听说重达一卡车，至今仍被密封在上海这座无耻的“国际大都市”某一个龌龊的角落。

张志新因言论于1969年9月24日被捕后，遭受了令人发指、生不如死的超法西斯的灭绝人性的折磨——在长达6年中天天枷着18斤重的背铐，拖着更加沉重的脚镣，无数多次被毒打，头发几乎被拔光；更有甚者，在监狱领导的唆使下，她被狱中男性犯人无数次地强奸、轮奸；她被关在一个仅能坐立的小牢笼里，与亲友隔绝，与法律隔绝，与人性隔绝，更与爱隔绝（丈夫子女被迫宣布和她断绝一切关系），这样的地狱煎熬整整过了六年，终至精神崩溃。1975年4月4日临刑前，她被带到监狱办公室，一进门就被几个窜上来的人民警察按倒在水泥地上，头枕一块砖，强行切断了喉管。为了维持呼吸，他们就把一个三寸来长的小手指粗的不锈钢管插进她气管里，再用线草草缝上。张志新奋力反抗，剧痛使她咬断舌尖，血水淌满了前胸，她脖颈上的伤口不时地冒着带血的气泡，嘴里不时地呕吐着似血似水的唾液……就这样，张志新终于不会说话了，终于被押到了死刑前的万人公判大会上。

李九莲，江西赣州人，这位年仅23岁的青春少女，1969年5月1日因言论被恋人告发而被捕 ，1972年7月曾获释，1974年4月由于为自己申冤而再次被捕。直至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底，当局仍拒绝为其平反，并于当年12月14日判处九莲死刑，立即执行。李九莲被秘密杀死后，竟然被人民政府抛了尸，任她曝尸荒野。当夜，被住在刑场附近的一个老鳏夫（一说是精神病患者）实施奸尸，并被割去了乳房和阴部。同样，在长达8年的反复施暴中，国家政权对一位“说真话少女”所造成的全部罪行，至今绝大部分还被禁锢在“革命老区”江西赣州某一处高墙之内。

钟海源，一位年青的小学女教师，二岁孩子的母亲，在李九莲受迫害时，站出来为她说了几句公道话，1978年春也被判处死刑。胡平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的眸子》记述了当年刑场上惨绝人寰的一幕：为了满足当时一位高级军官的儿子的植肾需要（让他多活二十天或一周），当局决定对钟海源进行活体取肾。押赴刑场前，当局给钟海源注射了三剂特种药剂……为了制造执刑已毕的假象，当局需要对她开枪，但又不能打死。于是就对非关键部位开了一枪，以便及时取出活肾。‘砰’的一响，她恍如被电击中似的弹跳了一下，可未等尘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一片白大褂给淹没了。扑上来的是三、四个军医，解下钟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车篷里送……车篷架子上吊着一个简易的手术台……它是Ｕ形的，血水顺着两头泻成了鲜亮的雨幕，刑场上弥漫开一股浓浓的血腥气……血水愈加密集了，不但溢满了车底板，还嘀嘀嗒嗒地溅落在地上……也许是车厢底板滑腻得实在难以移步，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军医，拿起一个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揩几下，又哗哗地挤进一个红色的塑料桶里。约盛了半桶，他跳下车，拎起它走到池塘边，将血水倒进了塘里，不一会儿，整口塘全染红了……车篷里的手术终于完了，尸体丢在地上，刚好脸朝天，半边脸没有了，另半边也只有一堆模糊血肉之中的白森森骨头……

黎莲，1970年被虐杀时还是一名花季年龄的18岁中学女生，她的青春像她的名字一样美丽而富于诗意。二年前在校园里，她的几句言论被她的一位亲爱的男同学告发而入狱。人民政府对这位女中学生所实施的行刑方式用惨无人道来形容似乎太苍白无力了。中国大地出版社1993年版的《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对此作了披露：那是一个黑云低垂、大雨滂沱的日子，为了避免劫刑场的可能性，黎莲被秘密拖去另一个城市执刑。囚车快到这个城市时，一辆救护车跟了上来。刚贴近，两辆车都停了，两名穿白大褂的人跳下救护车，匆匆爬上了囚车。囚车里，四个人高马大的武装警察一下将小姑娘扳转身，让她的脸和身子紧贴车壁上。衣背往上一撸，来不及使用麻醉药，一把锋光闪闪的手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了一个巴掌大的口子……没几下，一个滴着殷红鲜血的肾，泼剌剌地落在洁白的瓷盘上……小姑娘腰腹上的创口犹如一个灶眼，他们匆匆地往里面塞进一些药棉纱布。同样来不及缝合，也没有想到要给一个十几分钟后就得跌扑在黄土泥浆上的女犯人作缝合……那血如汩汩的小溪，无声地从纱布、 药棉里渗透出来，从她的上衣里渗透出来，染红了囚车的甲板……而在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一个奄奄一息的革命干部正在等着移植这颗从小姑娘身上强割来的肾。原来活体摘取器官用于移植之举，并非今日才有。从医学上讲，青年女性的肾脏最鲜活健康，极其珍贵难得。然而，这是一种怎样的掠夺手段啊！

1431年被烧死的贞德，1793年被送上断头台的罗兰夫人，之所以让西方人念念不忘，歌功颂德，皆因为她们都是女性。女儿之身，万金莫赎。她是大自然之精血，人类社会之母亲，我们的种族、生命、艺术、爱情与幸福的源泉。自从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对于同族优秀女儿的虐杀，无论从规模上、年代持久上、还是手段的残忍上，1949年夺取江山后的北京政权当属世界第一。这其中，以十年文革尤为惨烈，以六四屠城最为震撼（其中不知有多少年轻女学生惨遭坦克、机枪的杀戳，至今难以统计），并且此祸绵绵不绝，耳边仍不断地传来我同胞姐妹，像钟海源老师和黎莲小姑娘那样，被活体摘除器官，然后焚尸灭迹的消息……

有时，我常这样想，幸好秋瑾女士死于100年前的大清，从被捕到就义没有几天；临刑前她一袭白衫，口吟诗句，显得那么的从容而有尊严，落得个“素衣全尸”的结局；并且有江浙沪的报章舆论为之群起而谴责，有李钟岳这样的朝廷命官为之忏悔而自尽——到目前为止，至少还没有一个林昭、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和黎莲等奇天冤案的当事人，出来说一句哪怕是道歉的话，没有，一个都没有。这就更加可怕，这就意味着悲剧还未终结。假设秋瑾“犯事”在1949年后，那么其结果是无法想像了——她在狱中会不会遭到强暴？临刑前会不会被他们割断喉管、被剖肚剜肾？刑毕之后会不会被他们爆尸在野而再度遭受污辱……

秋瑾烈士蒙难已过去100年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秋瑾之后对华夏优秀女儿的杀伐，让我羞称为一个中国人。思维太乱，我手中的笔还在颤抖……那些冤案的制造者和行刑者，他们也是同为女性的母亲所生育，同在母爱的呵护下吃五谷杂粮长大，也有妻子、女儿和姐妹，为什么他们如此仇恨女性？一旦有柔弱的无辜女子落入他们之手，非要将她们尽情蹂躏、剖腹挖肾、碎尸万段而后快呢？为什么？

后来，我想明白了：因为毛共在本质上禽兽不如——是整个人类不共戴天的死敌。中国需要新的辛亥革命！

2010年5月16日宁波

谢选骏指出：人説“毛共比满清更加禽兽不如——中国需要新的辛亥革命”——我看既然毛共比满清更加禽兽不如，那麽中国需要的就不僅僅是新的辛亥革命，而且一個“最後的革命”！

網文《張建紅》報道：

張建紅（又名「力虹」，1958年3月6日—2010年12月31日），浙江寧波人，著名詩人、作家及維權人士，曾獲2008年民主獎、美國筆會及澳洲墨爾本筆會榮譽成員。2007年，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六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2007年其在獄中被查出患有漸凍症，當局一直拒絕保外就醫申請[2]。2010年6月病情拖延至危重後才於被允許保外就醫，已經無法醫治，於2010年12月31日逝世，享年52歲。

生平

力虹1958年出生於浙江省鄞縣。1975年，高中畢業後作為最後一批「知識青年」被送農村當農民。1977年，成為文革後恢復高考入學的首屆大學生。[3]

創作

1980年，力虹創辦大學生詩刊《地平線》和文學雜誌《人間》，從此受公安監控。[3]

1982年，力虹大學畢業，被「懲罰性分配」到寧波市鄞縣山區任中學語文教師。1984年，力虹被調入寧波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擔任《文學港》雜誌編輯，主持「華東詩壇」欄目。1985年，力虹參加浙江省作家協會。

1987年，力虹參加中國作家協會「青春詩會」，先後赴魯迅文學院和北京大學作家班進修。[3]

1988年，力虹出任寧波市作家協會副秘書長兼詩歌、散文、報告文學創作委員會主任。其詩歌創作先後被收入詩集《密密的小樹林》（1982年），《城之夢》 （1986年），《想像中的地鐵》（1987年），《城市四重奏》（1988年）。[3]

1998年，力虹開始創作小說與劇本，在《寧波晚報》連載長篇故事《紅幫傳奇》，2000年改編成30集電視劇本《紅幫傳奇》。

1999年。力虹為《在野黨》雜誌撰寫《寧波召開「推進民主懇談會」》的新聞稿。[4]

2001年，力虹到北京從事影視創作和圖書出版。其間有代表作入選《二十世紀中國新詩選》，《二十世紀中國新詩鑑賞大系》和《二十世紀中國探索詩鑑賞辭典》。2004年，成為浙江文學院簽約作家。

2005年，力虹完成長詩《悲愴四章》和長篇小說《天衣差一寸》，同年8月在杭州參與創辦思想人文網站《愛琴海》任總編輯。

2006年1月，力虹將《紅幫傳奇》改編成長篇小說《紅衣坊》出版，與簡寧、李灩真改編成同名32集電視連續劇播出。同年6月，出版《力虹世紀年）。[3]

參與八九民運

1989年5月，力虹參與組織寧波市文學界、新聞界聲援北京大學生遊行示威，後赴北京天安門廣場抗議，直到6月2日下午回寧波；6月4日，北京發生六四屠殺後，力虹公開抗議中共暴行、追悼死難學生，被中共寧波市文聯黨組列為「六四專案」。 8月3日，力虹被寧波市公安局收容審查，同年12月被以「在六四期間犯有反革命煽動罪」判勞教三年。[3]

1990年底，力虹在勞教所中創作了長詩《悲愴四章·土豆》的初稿。[3] 1991年2月，力虹提前半年獲釋，但失去公職，仍受」監視嚴控」。[3]

《愛琴海》事件

2006年3月9日，《愛琴海》網站被浙江省政府新聞辦公室封閉，海內外輿論對此強烈關注和抗議，成為一起公共事件，並引發中國互聯網暫行規定違憲審查全球大簽名」活動。此後，力虹開始為海外網站撰稿。2006年6月，力虹加入獨立中文筆會。[3]

支持中國維權律師高智晟

2006年8月15日，中國著名人權大律師高智晟受政法委迫害，被非法綁架。8月18日，力虹公開撰文《為民請罪的高智晟》[5]，力虹認為高律師作為捨生取義、為民請罪的忠勇之士，是上天因憐憫苦難蒼生而降臨人間的天使，是中華民族之血脈雖遭萬般磨難仍綿綿不絕的道義根基與最後企盼，是中國當代苦難的象徵與良知的代表。力虹指出在高智晟被中共秘密警察非法綁架已整整三天了，海內外抗議、譴責和聲援的正義之聲席捲全球！[5]

被捕入獄

在公開支持高律師的文章發表兩周後，2006年9月6日晚，力虹在寧波家中被捕，次日被刑事拘留，10月12日被正式逮捕。[3]

2007年1月12日，寧波中級人民法院秘密開庭，3月19日宣判認定張建紅於2006年5月至9月間，使用IBM筆記本電腦，以『力虹』為筆名撰寫了110餘篇文章，通過電子郵件發送到『民主中國』、『民主論壇』、『觀察』、『大紀元』、『獨立中文筆會』、『自由聖火』、『博訊』等境外中文互聯網站上發表，並接受稿費。[3]

法院認定力虹在《自由大悲咒》、《評歐美對華立場與政策的轉變》等60餘篇文章中發表了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批評的。力虹談到中共是『整個人類不共戴天的死敵』、『中共極權暴政、非法政權』、『後極權主義政權』、『反自由、反天賦人權的頑固本質』、『一個全面殘害人權的法西斯式的獨裁政府、一個嗜血成癮、永不悔改的劊子手、一個業已犯下、正在犯下比納粹帝國更加嚴重、更加駭人聽聞的反人類、反文明罪行的政權』，提出『必須儘早、儘快結束目前的罪惡統治』、『告別專制恐怖，扭轉顛倒乾坤』。法院裁定力虹是「公然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6]。同年5月15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駁回力虹的上訴，維持原判。[3]

著名律師郭國汀分析，力虹無罪但被重判的原因，是其發表的63篇文章[7]，其中主要指：

《被盜的器官在呼嘯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活摘門方興未艾、奧運門又將開啟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面對活摘門，欲出應對法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面對調查報告，布什麼將說什麼？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願意參加這個歷史性的調查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傳九促三是中共過不去的坎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還我高智晟，還我中國的良心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為民請罪的高智晟》。[7][5]

特別是《吳宏達想要幹什麼？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一文。因吳宏達在06年3月22日（即蘇家屯慘案3月9日首次曝光後13天），給美國國會議員寫密信，強烈質疑並草率下結論稱：「報導不可信，報導與事實不符，對報導持疑並質疑[消息編造者]的意圖」； 因吳宏達是勞改專家且有中共活體移植死刑犯人體器官的專項研究，使之在法輪功學員器官被活摘盜賣問題上的否定評價極易誤導公眾，客觀起到中共有力同盟的作用。而力虹通過詳盡嚴密分析將吳宏達駁得體無完膚，使中共在重大危機關頭一位強有力的同盟失效，而惱羞成怒。因此力虹被惡意報復。[7]（參見：蘇家屯事件、喬高-麥塔斯調查報告）。

病逝

2007年5月，力虹在監獄醫院被診斷出患有罕見的神經功能障礙疾病，導致兩臂肌肉嚴重萎縮，喪失功能，正向兩腿擴散，有全身癱瘓的危險。其後，其妻董敏曾多次向浙江省司法當局申請保外就醫，一直未獲批准[2]。由於健康惡化，2007年10月轉入杭州青春醫院（浙江省監獄中心醫院）救治。據悉，力虹患有運動神經元疾病，該病被醫學界判為絕症[2]。

直到2010年6月5日，力虹已全身癱瘓，不能說話和自主呼吸，靠呼吸機和輸液維持生命，才被允許保外就醫，轉到寧波明州醫院治療。當時除眼睛頭會動，腦子清醒，其他部位都無知覺。靠呼吸機，鼻飼維持生命，付出巨額醫療費用。保外就醫半年後，因病情危重無法醫治，於2010年12月31日中午12時逝世，享年52歲[8]。 保護記者委員會，2011年1月發稿悼念張建紅（力虹）受迫害致死，「張建紅的早逝，以痛苦的方式提醒人們記住﹐中共把那些不肯唯命是從的記者投入監獄。」[9]。

評價

國內外各界人士和國際人權團體一直對力虹案關注，曾為病重的力虹向中國當局和國際社會發出呼籲，並募捐協助其治療[10][11]。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授予他2008年度民主獎，澳洲墨爾本筆會和美國筆會授予他榮譽會員稱號。[12]

參考資料

 中国判处被查封网站主编六年徒刑. 美國之音. 2007-03-20 [2010-05-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1-03-04）.

 浙江作家力虹狱中病危 家属屡提保外就医无回应. 自由亞洲電台. 2010-04-30 [2016-05-2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8-04）.

 《自由之笔》第十四期：力虹爱琴海献身 | 独立中文笔会. web.archive.org. 2020-09-26 [2021-08-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9-26.

 陈树庆：力虹（张建红、张力）往事增补 | 独立中文笔会. web.archive.org. 2017-06-30 [2021-08-30]. 

谢选骏指出：力虹（张建红、张力）進入了天國極樂，力虹精神長存人間！

【24、二十年后，俄罗斯还剩多少人】

《20年后，俄罗斯还剩多少人？》（2004年4月7日  汪嘉波）報道：

战争、债务、天灾、政府信用、生态恶化、毒品泛滥……这些都会使一个国家面临危机。但是，俄罗斯目前所面临的这场危机却与众不同，俄罗斯面临的是“人”的危机。由于人口负增长，目前俄罗斯人口自然减少的速度，相当于三五天打一场“第二次车臣战争”。

人口过剩是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一个紧要问题；负增长导致的人口短缺则是部分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很难说现在的俄罗斯是一个发达国家。然而，俄罗斯的人口却长期保持了较高水平的负增长。俄罗斯人当然清楚人口减少对其社会发展可能造成的伤害，但却未必能够预见它在今后20年间极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巨大而又难以逆转的民族灾难。 

俄罗斯的人口数量自1960年代开始，40多年来一直呈下降态势。据俄官方统计，1992年年初俄人口总数为1.487亿，到2003年中减到1.445亿。尽管大量国外移民弥补了其自然减员，但俄罗斯这期间的绝对人口总量还是减少了约420万。 

俄罗斯并不是人口下降的惟一国家，但在人口下降的规模和速度上，却没有任何一国能望其项背。美国移民局资料显示，1992年到2003年间，全球人口下滑的国家有数十个，其中绝大多数国家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向外移民，俄罗斯恰恰相反———近3年中，从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返回的人数年均为200万。但即便如此，这个地域辽阔的国家在过去10年间的人口损失平均每年仍达到数十万。美国移民局预测，即使最保守估算，从2000年到2025年，俄罗斯的人口也将减少1000万。联合国人口署较为适中的估算则为2100万。 

如果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那么到2025年，俄罗斯全国15至24岁年龄段的人口数将不会超过600万。这至少意味着作为军事强国的俄罗斯到那时将不复存在。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耸人听闻，但严重的人口危机的确已经降临俄罗斯。按某些西方专家评价说，俄罗斯还未认识到本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未清醒地看出它将严重影响全体国民的生存能力和整个国家的精神状态，会严重限制俄经济和军事潜力的挖掘，并不可避免地削弱其国际影响力。 

前苏联一直试图采取措施鼓励生育，如向多子女家庭放发补助金，并将拥有四五个或更多孩子的母亲称为“英雄母亲”等等，然而成效并不大。苏联解体后，俄联邦人口数量急剧下降。至普京执政时，俄政局趋于平稳，经济略显复苏，长期以来一直下滑的出生率才稍有回升。然而，俄罗斯能否摆脱人口继续下滑的困境，并避免由此引发的诸多灾害仍未可知。 

高死亡率和低出生率，俄罗斯需要新的生活方式？ 

让目前远远低于维持人口基数要求的出生率大幅上升，对俄罗斯而言具有相当的难度。社会稳定和生活水平当然是影响俄罗斯出生率两个主要原因。但是，也有一些因素涉及个人的生活方式，如多数青年人对建立家庭的兴趣不大，他们不急于结婚，已经建立家庭的则在忙于离婚，这个问题恐怕就不是行政或经济手段所能够解决的了。自1970年代以来，俄罗斯平均每个育龄妇女只生1.1个孩子，而要保持人口数量的稳定，需要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2.4个孩子。 

俄罗斯的出生率低于欧洲平均水平，与奥地利、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相差无几。然而，说到死亡率，俄却与欧洲国家大相径庭。按欧盟的统计，目前有18个欧洲国家出现人口负增长的现象，但除俄罗斯外都能保持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平衡，俄罗斯的情况则可谓极度严重，死亡率和出生率大约是1.7∶1。这一比例在俄罗斯卫生部近年的统计表册中，峰值曾高达7∶1。 

过多的烟民，不合理的饮食结构，缺少运动的生活方式以及医疗保障体系的不完善，所有这一切都可被视为促成俄罗斯死亡率增大的重要因素。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酗酒。无论是在沙俄时代，还是苏联时代，俄罗斯人始终对酒情有独钟。俄媒体报道说，每年大概有近3万人死于与酒精直接相关的事件。每年冬季因醉酒而冻死街头的人就达5位数。 

此外，国力下降后，俄各种意外事故也直线上升。2000年，俄罗斯死于这一因素的人数为31万，其中多数是壮年男子。目前，俄罗斯20岁至50岁年龄段的成年男子的死亡率比妇女死亡率高出75%。男性寿命比女性寿命短近12岁。因意外事故遇难的65岁以下的男性比欧盟国家高出4倍以上。因此，俄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甚至低于亚非拉许多欠发达国家。 

高死亡率无疑会严重影响俄罗斯的经济生活、社会进步和国家安全。专家预测，人口的负增长必然导致人口老龄化，青少年在人口中数量和比重的逐渐减少。在不久的将来，处于工作年龄段里的俄罗斯人将少得可怜，而每一个有工作能力的人将都负担一个养老金领取者和一个未成年人。12岁至24岁年龄段青少年人口数量的锐减最令人担忧，它不仅威胁俄国防和军队建设，同时也会影响俄科技创新的能力和开拓精神。 

当今世界，国家贫富更多地不是依赖自然资源，而是取决于居民的健康状况。普京总统倡导积极而又文明的生活方式，他本人烟酒不沾，每日健身，几乎成了“新俄罗斯好男人”的典范。 

显而易见，提高出生率必须有政府强大的财政支持作后援，而降低死亡率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向传统的生活方式挑战。俄罗斯是否做好了这样的准备，是否真正意识到人口问题将决定国家的前途与未来呢？ 

走出困境，俄罗斯是否将成为移民国家？ 

1.44亿人口的俄罗斯虽说不能与中、印等超级人口大国相比，但在世界上仍能名列前十。但与其国土面积相比，如今处于锐减中的人口数量还是少得令人担忧。 

俄罗斯地广人稀，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到9人，而且人口的地区分布严重失衡，欧洲部分相对稠密，亚洲部分平均每平方公里仅有3人，西伯利亚地区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1人。这样的人口形势原本就不容乐观，如果每年再减少上百万的规模，俄罗斯人口问题的严峻程度便可想而知。面对出生率难升、死亡率难降的困境，解决人口危机的最好办法就是鼓励移民。 

然而，俄罗斯却不愿意成为移民国家，拒绝以移民的方法化解人口危机。原因是俄罗斯人不能容忍外来移民。很难断定这种特殊心态的成因和背景，但它却导致全社会形成拒绝接受移民的意识，并阻碍政府官员客观而又理性地制定移民战略和移民政策。 

俄罗斯人十分清楚，事实上，从苏联解体至今，俄罗斯的人口自然减员一直有赖于外来移民的补充。大量移民和难民从中亚、高加索等前苏联地区涌入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益严峻的人口危机。其实，多数低出生率的西欧国家都允许临时性或永久性移民形式的存在，以解决人口下降问题。让遍布全球的俄罗斯人重返家园的宏伟构想固然不错，可现在的俄罗斯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呢？即使仅仅考虑经济发展问题，俄罗斯也需要大批外来移民补充本国的高级人才和普通工人，从而为其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可以相信，俄罗斯政府迟早会意识到制定和实施适应国情的移民发展战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谢选骏指出：2004年4月7日有人談論“20年后，俄罗斯还剩多少人”？現在2024年9月24日了，讓我們看看俄罗斯还剩多少人？

答案是——14620.4万人。

俄罗斯人口 结果，截至2024年1月1日，该国人口为14620.4万人，2023年俄罗斯人口减少了24.3万人。

俄罗斯2023年人口出生率创新低，一年减少了24.3万人。

但是盡管如此，這個1.462亿的數字還是比20年前的2003年的1.445亿略多一些。我估計，這就是普京入侵烏克蘭的人力資源。

但是且慢！如果刨去俄國并吞的克里米亚的兩百萬人口，這個數字也并未增加。

【25、揭《六四真相》一书造假】

“惊天骗局：开放杂志主编金钟揭《六四真相》一书造假真相”（2004年07月05 CND《华夏文摘》编辑）報道：

〖香港《开放杂志》七月号发表该刊主编金钟执笔的题目为“张良和他的六四故事”的文章。文中揭露了张良捏造《六四真相》一书的内幕，此文由曾在早期参与《六四真相》一书制作的金钟执笔，其披露情况有很高的可信度。《六四真相》得到若干“著名学者”及民运领袖的认可，而广大读者对书中重要环节一直有质疑。许多读者表示，《真相》一书存在着大量明显谬误。〗

以下是全文：纪念六四惨案十五周年时，美国学术界发生一场争议，加拿大学者Alfred L．Chan 陈教授在《中国季刊》上发表文章对黎安友、张良主编的《天安门文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鉴于《中国季刊》是一个很有学术地位的英文刊物，黎安友教授作了答覆，张良则在网上连载六篇反驳文章。为此，香港南华早报专栏作家秦家骢来电访问，后来陈教授也和我通了电话，他们都问过我的意见。我觉得可以借此机会，把我参与过张良《六四真相》的早期出版情况，和我的有关意见写出来，让读者加以审视，因为这本书的出版已造成一个很大范围政治影响的事件。我参与其事是一九九八年，该书出版在二〇〇一年，虽然热潮已过，往事并不如烟，不少记录和资料可以弥补记忆的不足。

张良对北美学者的傲慢态度

我想先谈谈对最近张良反驳陈教授的看法。其实，早在二〇〇一年五月下旬，香港星岛日报就发表过署名“萧何”的对《中国六四真相》的质疑，萧何自称是张良的伙伴，他们在北京曾一道收集资料，准备出一本关于八九学运始末的书，以还原历史真相。在资料收集上，他们有分工，但后来张良将资料全部带出国，出了这本书。然后，萧何指出，书中若干不实、拼凑的部份决非中共内部文件，是“精心编写的政治小说”。张良当时的反驳指称萧何是罗干手下一名御用“安全人员”，他的朋友中没一个自称萧何的朋友，他要萧何亮出张良的真实身份以证明其言可信。

这次，张良对陈教授的反驳，一仍旧章，指陈“完全沿袭三年前萧何的方法，只不过比萧何更拙劣”，主要论点完全来自萧何，自己起码的判断都没有，对“中国高层政治一窍不通”。张良进一步指称，“萧何是罗干亲自挂帅成立的追查《真相》的中央专案组”。

张良最重要的反驳是，列举许多中共打压《六四真相》的措施与现象，江泽民李鹏“如临大敌”，“如果这本书没有击中要害，中共高层不可能作出如此过度的反应…… 这足以证明：此书的权威性是建立在披露许多国家机密的基础上的。”

张良这种反驳手法并不公平。他指陈沿袭萧何的手法是甚么呢？“他先是比较《天安门文件》与《中国六四真相》的异同，企图找出两书与已出版的海内外一些关于六四书籍的某些片断的相类似之处，推论出此书是抄袭已出版的一些书籍”，张良贬斥说，萧何还看过一些内部文件，“而陈甚么内部文件都没有资格看。”这种没有看过文件的研究方法有“致命缺陷”。

照张良这一说法，任何人也不可能评论他的书的真实性，因为他引用的文件全不公开，谁也看不到，包括肯定他的书也照样没有根据。其实，研究一本书的资料可信性，方法很多，陈教授与萧何的方法，正是常用的方法之一。香港研究中共文件者不计其数，有几个是“有资格”像张良自称可以去中办等机要部门“调阅档案”的？

Alfred L．Chan即陈仲礼博士，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晓朗学院政治系副教授。他告诉我，张良在反驳中有许多人身攻击。这也是我读张良反驳文章的感觉。张良文章开始就要求陈先生告诉他中文名，并提交他在《中国季刊》的文章的“母语中文”本，他说“迄今为止，这位作者既不敢将他的英文稿用中文写出，也不敢告诉他的中文名。”“是真正的胆怯和懦弱”。

这是非常无理的违背常识的指控。众所周知，华人在外国使用英文名是理所当然的事，用英文写作发表在知名的刊物上，就是他的文章的正本，任何人可以据以评议。张良有甚么权利要求一位北美学者以中文名与中文本发表文章？张良反复指陈仲礼为“自己在加拿大学术界捞取学术名份”，“作为一名学术界默默无名之辈，我理解，Ａ.Chan企图通过挑战黎安友和《天安门文件》等书来达到他的学术目的，当然，我也怀疑他除了‘纯粹的’学术目的，是否还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和政治企图。”

在反驳之三的结尾，张良指陈仲礼写文章的动机，“只是希望自己坚定地站在江泽民李鹏罗干等人一边，替他们说话。”

张良傲慢地宣称：“是的，Α．Chan太渺小，对其文章的回应，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他的抬举。”“我们可以非常欣赏说，迄今为止，还没遇到一位真正称得上对手的令我们尊敬的挑战者。”

张良对陈仲礼的反驳，一直把陈和萧何绑在一起打，怎样看待萧何对《中国六四真相》的批评？究竟萧何何许人也？张良一说是一名御用安全人员，一说是一个中央专案组，看来张良也未必清楚。为探究萧何的背景，我曾致电当时星岛日报的一位相识多年的副总编辑。他说，萧何稿子非他经手，但星岛发表其文经过反覆讨论，认为他质疑《中国六四真相》有根有据，白纸黑字，有刊登价值。他表示，这类争议，有资料可查对，作者的背景并不重要。

我想，这应是香港同行较有共识的看法，二十年来，目睹中共当局或港共对海外某些人与事的回应和传媒的处理，都不以因其是中共背景而一笔抹煞（社会上常说“英雄不问出处”）。换言之，萧何即使罗干的人，其对一本书有如此大量的具体指责，被批评者也有责任加以回应。那种中共打压就证明我的资料正确无误的辩词是不能说服人的。香港连有左派背景的媒体在大陆都被禁被封杀，何况一本有关六四的在美国引起轰动的书，中共岂有不禁之理。

陈教授的批评无论与萧何的文章有多少雷同，他是做了一位学者想做的事，张良完全可以拒绝他的批评，可以反驳，但是，动辄怀疑别人的政治背景，指对方为中共说话，直至不惜贬低批评者的人格，这不是美国学术界自由环境中应有的态度。张良对待萧何或许可以赢得“政治正确”的同情，但对待一位《中国季刊》的作者，他找错了对象。张良文章中那有恃无恐，以势压人的姿态，即使在香港左派棍子中也已少见。张良他对陈仲礼教授的粗暴态度给人的观感，不是Α．陈向他挑战，而是他向美国的学术自由挑战。

九八年夏天和黎安友在香港会面

本文不打算对《中国六四真相》的文件可疑处一一推敲，主要想写的是我认识的张良和他这本书当初出版的一些经过，用以澄清一些真相。

一九九八年夏天，经朋友介绍。六月廿六日下午，我和黎安友教授在香港怡东酒店咖啡座会面。黎教授介绍说，一位暂不透露姓名的Ｘ先生，从大陆带出二千份有关六四的内部文件，包括高层内幕。需要我们协助出版一本三十到四十万字的书以便公开发行。计划年底完稿，九九年五月出书。我欣然同意，并回答了香港版税、市场等问题。黎教授幽默地说，他给李志绥回忆录、魏京生狱中书信集写过序，再加上这本，他该“下地狱”了。最后我交几本有关六四的开放杂志给教授转Ｘ先生。

这次和黎安友教授的会见，奠定了我们出版“六四真相”的基础。黎教授回纽约后，介绍我和张良先生联系，通常是传真到黎家。七月九日晚我和张先生通了一次电话，他说来美不久，出书事要具体商量，他希望我从商业角度开列一个单子，看哪些有关六四的问题，读者最感兴趣？不久，我就开列了十八条问题，传真给他与黎安友，我也很想知道他的看法。七月三十日，他回了一个传真，一一扼要作答，表示我的十八问题“提得非常好”。这十八个问题，涵盖了六四前后的重要事件与疑点。给我印象深的是两条：一是大绝食原因。他说据公安部报告是方励之夫妇、洛德夫妇授意王丹而起；二是六四死亡人数，他说据报告“死者近二百名”。这很出乎我的意外，因为几乎是关于六四死亡者的最低数字。

在纽约黎安友家初见张良

黎安友教授二〇〇二年六月一日在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学院谈“天安门文件”时，说过一段话：“编纂者原来打算在一九九九年天安门事件十周年先出中文版，为甚么事情没有那样发生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将很高兴同任何愿意知道的人分享。”我不知道黎教授后来是否与人分享过这个“很长的故事”，但我知道，和《中国六四真相》关系的密切的某网站在二〇〇一年四月已报导过黎安友教授四月十一日在纽约法拉盛举行的记者会上讲了一段故事：

“黎安友称：《中国六四真相》编者张良原计划在一九九九年先出版中文版，以纪念六四十周年。为此，黎安友首先接触了台湾、香港的出版社，但台湾的两家出版商对该书的市场并不看好，所以他转向香港，当地《开放》杂志社总编辑金钟一度在他的客厅里住了一个星期，阅读原稿，读完三分之二后坦称，文件是真实的，但因为香港人对六四已感到疲倦，所以他对该书在香港的市场前景表示悲观，即使万一这本书市场看好，由于中国大陆盗版猖獗，所以出版并不能获益。”　

这个报导直接点出我的名，好像我因赚不了钱而不愿出书。但事实并非如此。究竟在黎安友家客厅的一个星期发生了甚么事？网上在大肆炒作时，对此只字不提。那只有我来现身说法。正是这一个星期对该书的出版有决定意义。

经过四个月和张良与黎安友的邮电沟通，双方决定见面正式商定出书计划。于是我在九八年十月十一日偕太太从香港飞赴纽约，下榻三十四街的纽约大酒店，住了六天，旅费全部自理，没有在黎家住过一天，却是在那里“上班”。除有一天留在酒店看张良书稿外，天天搭地铁到一一六街近的哥大教授住宅和张良、黎安友面谈（黎有时未出席）。

十三日上午，我和太太第一次见张良。我们十时到达黎教授家，一会儿，张良来到，安迪（黎安友的英文名Andy）介绍后，大家坐下聊天。以前安迪说过张良三十多岁，看来也差不多，约四十岁左右，一副清秀的知识份子模样，中等个子，说话带着江浙口音，我猜想，这应是改革开放时期的首长秘书型人物吧。他很健谈，称是中办局级干部，有司机、秘书，妻子在大学教书，他们已有很好的生活与前途，写这本书完全出于道义的原因，以公开内部文件的方式促成六四平反。

张良特别强调，推翻共产党不可能，因为人才都被网罗在党内，中共也在变化，中国平均二十人就有一个党员，所以，只有靠党内的人才能改变党，民主自由才有希望。中国不同世界任何国家，不能乱，海外民运素质低，激烈手段只对中共有利。谈到六四，他对当时知识份子激进的行为有严厉的批评。认为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也过激，否则，邓小平处理六四会温和些。杨尚昆曾表示不准对学生开枪，但李鹏陈希同下令可“使用一切手段”。

谈到他的工作，他透露安排戚本禹在上海图书馆的工作是他亲自处理的，他知道六四期间“江青与张春桥很有骨气”，同情学生，反对资本主义。还说了一些高层秘闻，可印证他的机要身份。

关于他带出来的二千份文件，他说，六四时，他掌握一个管道，可以决定各种文件材料，送谁和不送谁。这本书的初稿二百万字，是几个人写的，现在选出三十万字出书。

首次见面气氛轻松。中午安迪请客，叫了四川菜上来吃，下午我就开始看张良已写成的书稿。

不少人问我看过张良的“文件”没有？这应该加以交待。我在直到九八年底介入“六四真相”出版的半年间，都没有把文件的真实性，列入我的关注之内，因为我确实沉入对黎安友教授的完全信任之中，这种信任不仅来自他的名教授地位，而且特别受他为李志绥回忆录写的那篇导言所影响，这与我的批毛情结有关。另外，我已习惯作为一名编辑和出版人的责任，特别看重篇幅、文字、可读性之类的专业要求。因此，见张良那几天，我没有提出哪怕是看一眼那堆文件的要求。只有一天，张良主动从公事包中拿出两三份“内部文件”给我看过，对中共文件我有概念，过目而已，记得那只是一般性文件。同时，他还出示过一张他与华国锋的合影照片（他讲过邓小平搞华国锋时，曾以华与郭兰英的照片作为摊牌）。翻查笔记，黎安友曾在我们会谈时，问过张良：二千份文件是不是一大箱运出来？当时我都未留意。

因此，今天我仍相信，张良是带出了不少“中共内部文件”，成为写作《中国六四真相》的基础，但书中核心部分，如元老会议记录等是否都来自他带出的文件？那是另外需要研判的。

张良的真姓名，我倒是当面问过他，他没有出声，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三个字：“张思铭”。我点点头，信以为真。不过，据我后来了解，这也是假名，他不姓张。

和张良讨论书稿并提出意见

和张良接触中，首先，有一点被过于恭维的感觉，他说高层重视海外舆论，中南海内有三十本《开放》，吴国光的《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中央买了三千本（我见他之前推荐过这本书）。当时，对这两个数字并未质疑，只感到夸张。后来了解，吴国光那本书绝无可能被高层收购三千本，有其百分之一倒可能。

当我看了书稿后，双方分歧便呈现出来。张良的书稿用电脑打字，横排，每页约一千二百字，当时已写成二百六十七页，共约三十二万字，以时间顺序，分别描述学生、高层、各省市及国外舆论有关学潮的情况，写到对五一九戒严令的反应为止，大约还有二十万字没有竣稿。我摘录一些问题及意见，然后在十五日会谈中提出。

我的意见主要是，篇幅比原议超过近一倍，分四条线写，也未免刻板一些，地方情况及国外反应应可删削，突出高层内幕，资料来源与作者介绍很重要，最好附一文说明他熟悉的中共档案制度。

张良回应说，同意加资料注释，突出高层决策程序，但对作者介绍则主张模糊处理即可，篇幅也不打算削减。张良非常乐观表示，书出之后，党内会有强烈反响，将引起高层反思，高层的开明派“领导人”会说话表态，因为这本书没有和谁过不去，中央省市均会作出反应，书将“百分之百”主导“六四”十周年。张良特别指出，赵紫阳对书不会表态，杨尚昆会，他与邓的两次谈话记录，就是杨家提供的。至于文件照片可否刊登，不予考虑。

关于写序的问题，张良说请黎安友写。西方中国学家只有哈里．哈丁（何汉理）与黎安友对中共决策有影响作用，哈丁“左”，黎安友“右”，虽遭左派忌恨，但名望高。

前一天（十四日中午），张良不在场，黎安友问我：张良十二月回国，是不是有人支持他平反六四？书出版后的政治意义会不会造成压力平反六四？我都予以否定的回答，我说除非江泽民是后台，否则，这书出版后，张良回国一定有麻烦。我直言，书的价值在学术史料上，新闻上不会引起轰动。另外，书有为杨尚昆伸冤之意。

在销售与付酬上严重分歧

在他们如此乐观的基础上，关于销售的估计就分歧更大。黎安友认为可以卖二十万本，张良说“利用六四十周年，十万本肯定没问题。”他提出了几本书的销量：例如《黄祸》三十六万本，《太子党》超过四十万本。我一听，很吃惊，因为数字太离谱。这两本书的出版，都与我们有关，这类书的行情，我们再清楚不过。为了慎重起见，我立即致电香港编辑部，请同事立即了解几本书的销售量，第二天我就把完全不同的数据转告了张良与黎教授。出版界在行销手法上，适当夸张一点，是常见的事，但数倍、数十倍的吹牛，只会留下笑柄。不知张良被谁误导？

五月十六日，是纽约会谈的最后一天。

开始，还是照既定方针办。谈书名，谈出版的时间表，十一月底书稿将完成，分两次寄我，张良十二月经香港回国，可与见面。计划请余英时、周傥、白杰明写序，黎安友特别提出要我写一篇关于学生绝食的分析文章放在前面，他和张良都表示欣赏我对绝食起因与影响的看法。张良对六四平反仍持乐观态度，说九六年党内就有人主张平反，朱F基没问题，李鹏也认识到六四要平反，只有李鹏了解六四全过程。六四镇压与江泽民无干系，平反问题，江任内可解决，这本书的出版可以促进之。

但是在谈到签约时，事情抛锚了。主要是关于稿酬问题，张良坚持以十万本计，合十五万四千美元，一次买断。即不理会他重申，出书不是为了赚钱，他也不会要求政治庇护，但没有十万本这个数，支持者也不好说话。黎教授问我，可否先支付一笔，然后付版税？

我表态说，我们对这本书的出版是有诚意的，专程来纽约就是证明。我们也保证可以负责地把书编好，在明年五月上市，以配合“六四”十周年促销。但是，以十万册买断不可能，十多年见到的海外畅销书，只有李志绥回忆录超过十万本。六四的书出了二百多种，我们这本要畅销，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内容有爆炸性的材料，二是走李志绥的路，先出英文版，打响后，带动中文版。我还举李锐《庐山会议纪实》及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这两本材料丰富的著作为例，说它们都没有超过几千本（李着只印了一次）。因此，我们这本书用版税付酬的办法是合理的，即按销售分帐。我坦承不仅我们付不起十多万美元，有钱的出版社也不会这么干。

张良坚持说：这个问题还可以再商量，但没有十万本，我宁肯不出书。

十七日我们带着空白的合约书启程回到香港。

以上回顾显示，“黎安友客厅一个星期”中，如果没有我的强力抗辩，“六四”十周年出一本书还不容易吗？但谁来做冤大头？明镜出版社负责人在出书时说，当初港台出版社以市场不佳婉拒出版，他“很难相信张良是为了钱而做这件事”。不知道此话是针对谁而说，但假若他九八年在黎安友客厅会这样说吗？我婉拒的不是出版，而是出钱。

十一月底张良告知“出书计划延后”

纽约之行后，我已假定与张良的合作将告吹。十一月五日接张良传真，他仍坚持他的书可读性不比李志绥回忆录差，坚持要付十五万四千美元。我告诉太太，她很生气，觉得被张生欺骗了，要我一定要向安迪说明。十一月十四日，我发一函给黎安友表示我们的不满：１、张良说北京中央买三千本吴国光的书，绝不可能；２、张良称不按十万本付酬就不出书，说明他为民主写书的话实属虚伪；３、张良的书没有可读性，无法畅销；４、必须考虑如何交待文件出处；５、交待作者背景很重要，李志绥没有御医身份，书不可能畅销。十一月二十五日，张良来传真称“出书计划延后”。十二月十四日，黎安友在电话中告诉我，张良已经返大陆，月初经港。仍坚持他对出书的要求。

进入一九九九年，节目很多，我们忙于出版《共产中国五十年》，摆脱了张良那本书的困扰。虽然，我们夫妇再去纽约时，安迪请我们看他上课（王军涛为助教）请我们吃饭，彼此都没有提到出书和张良的事。

二〇〇一年元月初，突然看到美国媒体铺天盖地宣传《天安门文件》，张良的名字明星般再现。一天，黎安友教授打电话给我，说六四那本书英文版即将出版，将寄赠一本给我，希望我在香港协助宣传，但不要说我见过张良，他说：“你是唯一见过张良的人”。

仍然是出于对黎教授的尊敬，我答应了。于是二〇〇一年二月号《开放》组织了一个大型专题，介绍英文版《天安门文件》。这是三位美国教授的作品，至少不像我看过的书稿那样庞杂乏味。也有一些记者找我，我觉得应该把纽约之行写一写，有限地报导一点九八年会谈经过，同时也给安迪作了一个访问，特别问到文件的可信性，他总以安全为由漫应之。

当时媒体炒作达到一本中文书空前的地步。一位美东的名作家告诉我，他来美国十多年，没有见到美国主流媒体这样规模地捧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简直吓死人！美国大炒，香港、台湾当然跟进，《天安门文件》的精采部份的中文稿也大篇幅地推出来。　

张良出书成功的三大策略

这排山倒海的造势，显示当初我不看好的这本书出版的成功，确令我感到意外。仔细观察可以看出，黎安友、张良在运作上采取了三个重大决策：

一、英文版领先，为中文版开路。

既然这本书意在影响中共政治，当然以中文版的意义为主，黎张原先的设想是中文版成功后再出其他外文版，如前所述，当我对中文版的市场估计，驳倒他们的盲目乐观后，他们才决定改弦易辙。可以设想，如果一家出版社能支付十五万美金，在九九年推出中文版后果如何？后来那家出版该书的出版社在香港的一位代表一次茶叙中说：如果没有英文版，中文版卖二千本了不起啦。（当然可能多一点）。

记得我们在纽约讨论稿酬陷于僵局，我提出走李志绥的路后，黎安友也动过先出英文版的念头。后来他们果真这样做了，花了两年时间编英文版（一九九九与二〇〇〇），二〇〇一年面世时的造势都强调此时出书是和中共十六大权力斗争有关，只是在我的文章指出原是计划配合“六四”十周年一九九九年出版后，他们才改口承认这点。而且，我的另一点意见，“内容必须有爆炸性”，也被造势者加以利用。

我手头这本“第十九版”《六四真相》黎安友的前言，题为“《中共六四真相》的深远意义”，但目录中前言的题目竟是“爆炸性的《中共六四真相》”，这样明显的错误，竟然多版之后不予改正，编辑的粗疏不说，也反映他们对爆炸性之说的推销因素的重视，但正如我的一封信所示（附图），我认为这本书缺乏爆炸性，甚至有反“爆炸性”。

一本书的畅销有多种因素造成，造势并非唯一有效的。如李志绥回忆录，绝无六四文件这本书的大炒作，但长期热卖，显然是“有麝自然香”的效应。《六四真相》完全得益于英文版的造势，而这场造势又显示了黎安友教授在美国学界、新闻界乃至政界非凡的人脉与影响力。但这本书与其他非小说类书籍相比，其价值与其媒体捧场度显然是不相称的，那么，黎安友何以独钟于它？我的分析是，一、他与张良的体制内改革论的一致性，从他对中共十六大的高度正面评价可见一斑（我曾撰文表示异议）；二、对张良带出的“二千份”内部文件所慑服，大有如获至宝之感。平常研究者拿到一份文件已属不易，二千之数，岂能不动心；三、相信张良代表了中共高层一股有潜力的开明势力，相信张良对平反六四和这派势力的乐观预计（张良曾说，他不出来，升部长没问题）。这是纽约会谈留给我的鲜明印象。

二、以安全为由的神秘包装

保密──对“内部文件”保密，对作者张良保密，是从一九九八年迄今不曾松动的策略。神秘感本来是商品社会一个致胜手法，出版业也并非无人操作（如《黄祸》原作者名“一唳”，出版者主动改为“保密”）。“张良”其人，自从CBS专访蒙面变声出现以来，虽偶有大作见报，至今仍是大隐于市、不露形迹。黎安友特别为他保驾，甚至说我是“唯一”见过他的人。但是，至少在纽约我和太太是一道见张良的，林培瑞则对记者说，他和张良在一起花了不少时间，陈一谘在访问中也暗示认识张良，而张良还登门拜访过余英时教授和在纽约的其他朋友，美国圈中人常常和我猜谜（不少人猜张良就是吴稼祥），而传媒也不时报导张良透露，公安派出大量人员在国外追捕他，跟踪、威胁怀疑是张良的人…… 还说，因为他和《六四真相》，大陆已有一百八十人被捕等等。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对这种保密功夫不以为然，知名的民运人士对我说，我们这些被通缉的对象，在美国游行、开会、写文章，哪有安全问题！更有人说，中共特工在美国如入无人之境，亲共者无处不在，你张良搞出这么大风波，还想人不知？有人相信能在中央出来，知情甚多者，中共还能查不出来？也有人质疑，你知道公安部最新消息，有那么多人为你被捕，为甚么从不见你为他们的人权呼吁？

听了太多的故事后，时常想到，这场隐身游戏要玩到几时？莫非真要等六四平反的那天，才站出来接受欢呼？事实上，我们还没有看到因为政治原因，流亡到美国来的人，在美国境内受到中共迫害的例子。

文件的保密，也做得滴水不漏。英文版编者夏伟（Orville Schell）在书后的文章中说，张良那些文件，在我们看来完全是可以公开的，但我尊重他们（中国人）的习惯，他们把这种公开视为卖国。编者夏伟这样的角色，都不能让他看看文件，实在匪夷所思。夏伟的谨慎态度和黎安友形成对照，他表示六四文件的真实性不能得到证实。

与我们有关的保留则是关于“六四元老政变”之说。《开放》首次在一九九七年六月号上刊出《中共元老六四政变纪实》一文，独家报导五月二十一日，五月二十七日在邓小平家的两次会议情况，由北京作者供稿。而这期杂志由我交黎安友转张良收，他以前不知道海外有过这份报导。在《六四真相》中，相关内容与本刊惊人相似，留下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不解之谜。

其实，在该书中文版刚出版时，我不仅对其编辑之粗糙极为失望，与英文版有如天壤之别，显示出版社连一点起码的功夫都不做（如标题、内文字体的简单设计），而且，也发现内容一些问题。如几个重要关头的资料来源，连“根据会议记录予以综述”的简单交待都没有，包括元老决定清场、死亡人数报告、赵紫阳自辩辞等。

必须指出，对张良这本书的质疑，并非针对其逻辑和政治上的正确性，而是针对其写作态度的诚信问题（一般读者对此或许无所谓）。一位北京著名作家，看过《六四真相》后对我说：“不怕真的（如官方材料），不怕假的（如小说），就怕真真假假分不清楚，所以这本书我不会当加以引用。”事实上，书中不少材料是有出处可引的，如邓小平有关六四的三次已发表的讲话，全被切割式收入书中，（只说是根据会议记录，但中共领袖正式发表的文章与会议记录通常不可能一字不差），而中英文本一律不列“参考书目”。而我最不满的是，为甚么对几次重要元老会议与谈话，英文版可以交待出处在先，后出的中文版则一律免去？张良在回答质疑时解释说，这是“为了把握好泄密与不泄密的界限。”

又是保密！是不是中共国安人员都不懂英文？为了保密，可以把中文读者当傻瓜，牺牲他们的知情权。保密牌出手，众人当闭嘴，学术讨论的公开与平等原则被损害，“保密”成了张良为他和他这本书设置的刀枪不入的一堵围墙。

三、战略转移：张良与宗海仁

同样，不少人问我“宗海仁”是谁？

某网站形容宗海仁是“中南海出来的人”，以推崇他的“权威”背景。

鉴于《六四真相》和英文版相比的种种问题，当其于二〇〇一年四月出版后，我们没有发表任何推荐文章。张良透过黎安友传来一篇“六四真相与邓小平”的文章给我，并附一信，谓此文不用张良的名字发表，可用开放编辑部或金钟或其他名字发表，可任意删节。我一看，文章万余字，七拼八凑的东西──遭此戏弄，实在忍无可忍，即告安迪，“此文不用”。黎张那边可能感到我的不快，张良才另写了一篇稿子给我，即刊于五月号的“江泽民庇护贾庆林阮崇武”，并交待署名不用张良，改为“宗海仁”。

此后，宗海仁在香港美国频频发表文章，出版《朱F基在一九九九》及《第四代》两本新书（他在书中透露行踪：九八年春离开国务院，冬天回到中南海，正与他经港返国时间吻合，大约在美国待了半年，写“六四真相”）。又被推向英文媒体，但依然无一字作者介绍！很快地，宗海仁名声盖过张良，据闻有人向美国和台湾的学界与政界人物推荐他，被视为中共高层改革派的代言人。传台湾高层也透过纽约的这个头顶光环的小圈子和中共高层有了某种沟通，他们相信北京高层有一个可以抗衡江系的反对派。但宗海仁就如张良一样，仍然让人捉迷藏，一位民运活跃份子不耐烦地向我抱怨：“我们要被愚弄到什么时候啊，这么出名的人，一个又一个，都不知道他是谁？这是美国呀。”人们想不到，宗海仁的出现，可以为张良减少麻烦。

以文会友，是这篇故事的来历。张良没有寻求美国的庇护，却找到了黎安友的庇护，这是千真万确的。他要的东西，现在全有了。粗略估计，他的酬劳已超过九八年向我提出的要求。鲁迅诗云，一阔脸就变。他在文章中，把原先对我讲的从哈丁和黎安友中“选择”黎，变成“经反覆比较美国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如黎安友、何汉理、傅高义、李侃如、奥森伯格、林培瑞、傅立民、麦克法夸尔等，最终决定选择了黎安友。”而在解释“由于一些现实与政治的原因，终于打消了出版中文版以纪念‘六四’十周年的念头”时，他接着说：“尽管如此，我还是在党内作了努力，希冀江泽民李鹏能拿出勇气，重新评价六四事件。”（见本刊二〇〇一年四月号）。

这是何等气派的口吻！哪里还有“国务院办公厅”一名小干部的影子？他已脱胎为可以凌驾美国学界和党内说话有份量的人物。到了出版《第四代》时，他在“信报”发表的前言更是了不得：“我不愿意看到因为《第四代》的出版引起北京的紧张和恐慌，特别不希望被有关方面藉此展开一场整肃运动 …… ”

他的书不只一人协作完成，但他念念不忘的是几位洋专家，就这样，美国的制度加上中国的人才，打造了一个奇迹！□ 《开放杂志》

谢选骏指出：2001年1月6日，我是全世界第一個起來質疑《天安門文件》作僞的，然後卻受到了圍剿。但是我卻通過此次會戰，測試了互聯網的實在威力。從此走上了“網絡寫作”的道路。

《天安門文件》（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報道：

《天安门文件》（英语：The Tiananmen Papers）是一部由关于中国六四事件的政府内部档案编辑而成的英文书籍，档案由一位化名“张良（英语：Zhang Liang（author））”的人提供，美国林培瑞教授主译，美国黎安友教授负责编辑，伯克利加大新闻学院院长夏伟教授写结语，于2001年1月由美国公共事务出版社（英语：PublicAffairs）出版[1]。

内容

本书按时间顺序列出1989年4月到6月间的150余个档案；每个档案的引言提供历史背景，连贯全书[2]。

争议

学术界观点

2001年1月6日，旅美的谢选骏教授率先质疑本书的真实性[3]。本书内容的争议主要来自两方面：真实性和来源选择的偏差。

本书引用的文件据称为中国共产党内部会议实录，要确定是否真实十分困难。例如汉学家罗德明（英语：Lowell Dittmer）写道，“虽然真实性是关键的问题，令人沮丧的是这种情况下难以解决。”[4]因为没有原始文本，只有电子文本，无法透过纸张、墨水鉴定真伪。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专家宋永毅表示，中共保密制度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严格，一位中层官员就可能取得这些文件的某个版本，但要确定文件原文是什么并不容易[5]。陈仲礼（英语：Alfred L. Chan）教授在2004年《中国季刊》批评，本书部分是虚构的，部分是基于公开与半公开的来源。黎安友也在《中国季刊》同期撰文回应[6]。

黎安友虽然声称文件是真实的，他也承认选择性使用来源可能会带来问题。“本书的材料已经通过一系列的流程，这使得最终的产品离发生了什么事的原始材料有距离。”[7]林培瑞表示，这些瑕疵无损于本书的真实性；他认为，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共内部会议中表示本书是最严重的泄漏国家机密事件，这种强烈的负面反应正好证实了本书的真实性[8]。

其他观点

2001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天安门文件》乃失实之作[9]。2001年1月13日，方舟子提出五点理由质疑《天安门文件》的真实性[10]。2001年4月15日，封从德说，《天安门文件》中单从“戴晴和十一位知识分子上广场斡旋”一段来看就有五大疑点，当事人的回忆整段在该书中重复，“语句一样、遗漏一样、删改一样、最严重的是连错误都一样”[11]。

2001年1月，民运人士王丹接受《东森新闻报》访问时说，《天安门文件》的真伪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文件流出所反映的问题。但2001年1月17日，作家曹长青驳斥，如果《天安门文件》是伪造的，它的“流出”不会“反映出任何问题”，只能在中国人的造假纪录上再加一个大丑闻；王丹这种逻辑就是“为了目的，可以不顾手段”，如果民运人士以这种思维来反中共，即使打垮了中共、掌握了权力，也只能是“共产党第二”，因为“共产主义的思维模式没有变”；只有帮助人们确信“这批文件资料是真实的”，《天安门文件》才可能“对中国的民主化起推动作用”[12]。

《天安门文件》一些细节错误，例如把徐勤先说成是徐海东的儿子，其真实性因而引起质疑；但亦有人撰文反驳[13]，指当年很多东西都是“听说”。2001年1月13日，《天安门文件》中文版出版商明镜出版社总编辑何频在接受加拿大新城市电视台采访时透露，《天安门文件》有一些明显的细节错误（例如说徐勤先是徐海东之子），但其基本材料是真实的、没有重大的破绽[14]。

2004年7月，《开放杂志》主编金钟也质疑《天安门文件》的真实性[15]。2014年7月，封从德说，《天安门文件》把戴晴编造的关于他的假故事抄进去，“连错处都一模一样”，他因此认为《天安门文件》是赝品[16]。2014年8月17日，曹长青说，《天安门文件》中文版出来后就被识破是造假，“其内容只是中共媒体（驻各省记者站）所写的情况汇编等，根本不是什么‘中共中央文件’，而且最主要内容显然是作者杜撰的”[12]。

反应

中国政府反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天安门文件》乃失实之作[9]，禁止本书在中国出版[17]。黎安友因为此书被禁止入境中国[18]。

其他反应

方励之表示，本书着重于中共内部派系的权力斗争、而非八九民运所诉求的民主，他对此表示惋惜[19]。本书编者承认这一点，指出提供档案的“张良”希望借由此书引起对八九民运的重新评价，加速中国的民主改革[20]。

戴晴表示，张良身为政府公务员，以监守自盗出卖机密文件的手段“推进中国政治改革”，并不可取[21]。

前《南华早报》北京记者站主任贾斯柏·贝克（英语：Jasper Becker）的书评表示，本书对于六四事件几乎没有提供新材料，最令他失望的是本书没有解释这场大规模抗议是如何发生的[5]。

衍生作品

《中国“六四”真相》：是《天安门文件》的中文版，2001年4月15日由明镜出版社出版[22]。中文版保留了英文版删掉的内容，篇幅相当于英文版的三倍，等于是另一本书[23]。全书1069页除了24页的“人物小注”外[24]，没有英文版的注解，也没有注明消息来源。

《“六四”真相名家谈》：搜集了《天安门文件》出版以后胡绩伟、严家祺、吴稼祥、吴国光、刘晓波、戴晴、陈小雅、罗孚、阮铭、金尧如、于浩成、苏绍智、凌锋、杨建利、陆趣、吴弘达、张伟国等亲历六四事件的当事人、有关专家学者和新闻工作者的评论意见，2001年5月由大纪元出版社出版[25]。

《谎言愚民唯我独尊 争权夺利血雨腥风》：是“红朝谎言录”全球有奖征文大赛[26]三等奖作品，投稿于2003年8月至9月间，作者化名“凹凸”。凹凸指作品第5、6部的六四专辑，部分内容摘自《中国“六四”真相》，其实绝大部分内容都是抄自中文版《中国“六四”真相》，偶尔作出一些细微的修改：例如把“部队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决没有向市民发过一枪；市民们认为部队不会动用真枪实弹，于是胆子越来越大”一段改为“军队不断开枪示警”，又例如把“宋汝棼的女婿”改为“宋汝尊的女婿”等等[27][28]。

参考文献

[1]

Liang Zhang. Andrew J. Nathan; Perry Link; Orville Schell , 编. The Tiananmen Papers. PublicAffairs. 2008-08-06. ISBN 9781586481223.（英文）

[2]

Richard Baum. Tiananmen: The Inside Story?. The China Journal（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ul 2001,（46）: 119–134 [2014-07-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22）.（英文）

[3]

任诠. 〈十年磨一劍──紀念張良《中國六四真相》發表四周年（4）〉. 六四档案. 2005-05-09 [2014-11-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4]

Lowell Dittmer. Review Article-The Tiananmen Papers, compiled by ZHANG LIANG, edited by ANDREW J. NATHAN and PERRY LINK, with an afterword by ORVILLE SCHELL（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1）. The China Quarterly. June 2001,（166）: 476 [2014-07-07]. doi:10.1017/S000944390100024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20）.（英文）

[5]

Jasper Becker. ‘Comrade Jiang Zemin does indeed seem a proper choice’. 《伦敦书评（英语：London Review of Books）》. 2001-05-24, 23（10）[2014-12-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29）.（英文）

谢选骏指出：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26、精英不是一個壞東西】

（一）

《什么是精英主义》（更新 2006-5-15）報道：

精英主义（Elitism）是从现实主义出发来理解和阐释政治与社会的结构及其发展的一种理论。

尽管人们可以从柏拉图、马基雅弗利等人的著作中找到精英主义的蛛丝马迹，但是，一般观点认为系统而有影响的精英主义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其发展的顶峰。

早期的精英主义发源于意大利。莫斯卡、帕累托、米歇尔斯、奥尔特加、勒庞等人在批判大众民主的基础上发展了早期的精英主义理论，韦伯、熊彼特等人则从民主政治出发，论证了精英民主的政治合理性。当代的精英主义者，如伯纳姆、米尔斯等人则从经济和制度的角度论证了精英主义。

精英主义的兴起反映了西方思想界对大众民主兴起的保守态度，人们试图以精英主义来对抗大众民主的潮流。受到来自多元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潮的批判和挑战,精英主义在当代日趋衰落。晚近崛起的新精英主义则更多关注利益集团，试图在精英决策、精英统治的合法性等问题上有所突破。

人们而常常使用“权力精英”、“社会精英”、“寡头”、“统治阶级”等概念来称呼精英。帕雷托在区分“精英统治”和“民众”两个概念的基础上从“高度”和“素质”两个方面来定义精英；韦伯、熊彼特等人倾向于将精英视为民主政治的获胜者；拉斯维尔则试图以“高度”的概念作为定量地分析精英的标准。但时至今日，即使是精英主义者内部，精英的含义亦并不一致。

早期的精英主义有一种贵族倾向，把身份、地位、财产作为衡量精英的标准。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精英主义逐渐接受并融合了民主的某些要素，发展成为精英民主。精英主义民主否认古典民主理论中“人民主权”、“公意”、“共同福利”等价值取向，更倾向于将民主视为一种方法或是一种程序，对民主采取工具主义的态度。这种程序民主的概念直接影响到达尔、亨廷顿等人的民主理论。

精英主义关注社会的权力结构及其特性。早期的精英主义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社会理论，它把社会中的人分为精英与大众两种类型，并提供了“精英—大众”的两分法。

精英主义蔑视大众，崇尚精英。精英主义蔑视、嘲笑，甚至是仇视普通大众，认为大众是一个无知、盲动而又自命不凡的群体，称其为“奴隶”、“野蛮人”、“乌合之众”、“群畜”，甚至在主张民主制的熊彼特那里，大众也被认为是政治领域里的“原始人”；相反，精英阶层则品德高尚、能力超群，最适合作为大众的统治者。他们相信，人们对精英的偏见是出于嫉妒，而普通大众没有精英是绝难实现自治的。

在政治理论上，精英主义反对大众民主，主张精英治国。精英主义者几乎普遍对民主政治抱有悲观主义情绪。在他们眼里，民主制是骗人的把戏，根本不会成功。由于刻意去迎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民主政治常常发展成为所谓的“暴民政治”，只有政治精英才是民主政治的堡垒，佑护民主免于暴民政治。

在政治认知上，精英主义贬低理性的作用，推崇政治现实主义。精英主义综合了社会学、心理学甚至是数学、经济的方法，主张理论研究的中立、客观。他们常常以科学主义自居，主张从现实出发来理解政治社会的结构与发展，对二战后兴起的政治科学有着重要影响。

精英主义的兴起从另一个角度暴露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某些缺陷，精英主义倾向于将民主视为程序的作法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民主与自由主义的结合，为当代西方宪政民主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中，精英主义理论的影响已经超出其理论本身，在政治科学领域里有着重要地位。然而，精英主义蔑视普通大众，反对民主，宣扬个人主义的英雄史观，其理论上的缺陷亦毋庸置疑。

参考文献

意大利加塔诺·莫斯卡：《统治阶级》，贾鹤鹏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

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任军锋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意大利V.帕雷托：《普通社会学纲要》，田时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Parry, Geraint: Political Elite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69。

（二）

《精英主义》報道：

精英主义是一种理解政治和历史的方法，起源于意大利的社会学家莫斯卡和帕累托，其极端的形式认为社会总是处于少数人（精英）的同志之下，是他们在社会中起决定作用逼供内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经典的精英主义者认为传统政治制度的分类方法忽视了所有政治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即所有的政体都是由少数人或精英同志的。精英之所以获得主宰地位是因为他们具备社会所推崇的才能和品质。精英的统治地位不一定是基于经济基础，虽然精英可以使用权力获得财富和物质利益。帕累托认为精英人物之所以掌权，他们拥有合适的心理因素，民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直接地行使统治权，即使在民主政体内部，民治的思想也不过是一种神话，它掩盖了由政党领袖组成的内部圈子进行的实际统治，而恰恰是这个小圈子操纵着代表制度。

大多数精英主义者都认为精英人物上通过用高压和操纵相结合的手段来维持其统治的。由于精英集团结合紧密，它的成员行动时配合默契，内聚力强。精英之间的联络较为便利，他们可以迅速动员起来去制定政策并采取主动。精英占有组织优势与民众的一盘散、不能本能地迅速行动的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而民众只有在精英的或者精英的反对派的领导下才会有迅速的行动。精英通常利用它的地位通过意识形态和高压来促进它的统治的永久化。

典型的精英主义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驳斥马克思主义的。精英主义认为少数人可能拥有各种权力资源，却不一定占有生产资料；而且未来社会只能由少数人统治，真正的民主制度是不可能与精英统治社会相抗衡的。精英主义还遭受到来自多元主义的挑战。多元主义者认为，当代发达的自由社会，其特点就是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的政治组织为获得权力和影响力而相互竞争。一个小规模的团体很难全面地控制局面。相反许多变化着的不同的团体则可能一向到决策的各个领域。他们认为精英主义者对权力的研究方法有缺陷。

现在完全拥护精英主义的学者比较少，但却形成了一种修改过的精英主义，它以菲尔德·希格利和诺德林格的作品为代表。他们认为政治学过于强调了包括自由民主政体在内的政府决策所能反映的社会力量的大小，而相对忽略了统治集团在较少的来自其他团体或广大公民的限制下获得政策的主动性的大小。无论怎样，精英主义者对当代政治思想和政治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有政治影响的精英统治集团的 研究已经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部分。这些统治集团可以包括由公务员、工会组织者、企业家、军官或者宗教领袖。对精英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一他们的社会背景和教育背景。他们是如何得到地位的，是谁促使他们获得地位的。以及各精英集团在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上的关联，之间能否组成一个精英集团。二是精英集团与与小精英集团及民众之间的联系。

编辑来源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意大利社会学学者帕累托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两种精英群体，一种是政治精英，另一种是事业精英即各行业的专业人才。在一个开放的社会，这两种精英群体总是处于活跃的相互交流状态，事业精英大量补充到政治精英集团，从而有效引导社会各项事业走向专业化，将整个国家和社会不断推向进步。

帕累托其人其事及其他

听Dawkins的介绍，《精英的兴衰》是一本非常不错的好书，我这几天抽时间去看一下，一睹为快。

看了作者的名字，不禁让我想问：此帕累托是不是彼帕累托？

所谓的彼帕累托（Pareto），就是指在经济学领域作出重大贡献，并以其名字命名经济学基础原理——一般均衡理论中最优化的意大利经济学家。翻翻现代经济学的教科书或者学术资料，在有关均衡理论的领域中，有多个以帕累托名字命名的术语或名词，如：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帕累托改进 （Pareto Improvement）、帕累托优化（Pareto Optimality）、帕累托集（Pareto set）、帕累托标准（Pareto Criterion）等多个名词。

存在的疑问，自然是《精英的兴衰》这本书是一部历史领域的著作，而帕累托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应该是位严格的经济学家？两者能不能划等号？是不是同一个人？

循着这样的疑问，以及对帕累托的好奇，我翻开藏在书架上的一本本书籍开始了我的发现之旅，以期回答这个问题，并能从中寻找帕累托和这部作品的关系。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萨缪尔森第十六版的《经济学》第十五章《市场和经济效率》介绍帕累托效率时有一个介绍帕累托的脚注：“It is so-called after Vilfredo Pareto（1848-1923）,the Italian economist who first proposed the concept.”“以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的意大利经济学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名字命名。”这个注解虽然简单，但是正式地验证了帕累托效率术语的来源，算是以正视听了。因为帕累托效率中的维尔弗雷多·帕累托与《精英的兴衰》的作者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同名同姓，且都是意大利的学者。

而在一本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则有专门的章节对帕累托进行了详细介绍，提出帕累托不仅仅是一位经济学家，也是一位社会学家。他的学术贡献，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学领域，也体验在社会领域。以下就是介绍全文：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是近代著名的意大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1848年帕累托出生于巴黎。1869年他毕业于都灵工业学院，获都灵工业大学工程学博士学位。初期从事工程和工业管理工作，1874年曾任意大利钢铁公司总经理。1893年他继L 瓦尔拉斯任瑞士洛桑大学教授，1906年退休，著述于日内瓦湖畔的西里奈。1923年意大利政府曾任命他为议会参议员和国际联盟裁军委员会意大利代表，因病未能就任，旋即逝世。

帕累托是继瓦尔拉斯之后的洛桑学派总体均衡理论的开拓者，现代西方纯粹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先行者。1893年帕累托继承了瓦尔拉斯洛桑大学的职位，并长期以来把自己当作瓦尔拉斯的信徒。但瓦尔拉斯对这位年轻人的社会政治观点总是不那么满意。帕累托本人不仅仅对总体均衡理论而且对整个经济学都变得日益冷淡，代之以在政治社会学这个更大范围内的研究。他真正惊人的数学知识和作为一位工程师所受过的早期训练全都体现在他的主要经济著述《政治经济学讲义》、《政治经济学教程》以及《社学大百科全书》上的一篇重要论文《数理经济学》中。《愿望与社会：社会学通论》这部共为四卷的巨著是这位活动家一生中最后十年的最高成就。

帕累托在经济学领域的主要研究集中于纯粹经济学。他在纯粹经济学理论方面作出的最突出的进展是均衡价值理论。他从瓦尔拉斯的静态均衡方程体系出发，既论证了自由竞争经济、垄断经济并扩及寡头垄断，还探讨了集体主义经济。他扩大了瓦尔拉斯的总体均衡理论的分析范围，指出了集体主义经济与自由竞争经济在理论上的密切的同一性。他运用无差异曲线和偏好曲线，容许不同个人间感受的比较，从而舍弃基数效用，采用序数效用。在交换问题中，经济均衡位置的决定在于具有随满足增减而增减的满足度指数函数，便可以建立总体经济均衡，他运用无差别曲线和指数函数的理论，说明序数效用的可比性，推论一个完全竞争经济的最优效结果，形成所谓“帕累托最优化”。这样，在完全竞争均衡结果下，所有货物的价格比等于其边际成本之比；同理，所有要素的价格比等于其边际产品的价值之比。换句话说，存在最优化状态的意义是：如果没有达到最优化，便可能通过在产业间重新配置资源，利用相同资源投入增加产出的总价值，直至这些相等比例的建立。帕累托最优化被认为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发展。

帕累托早年对意大利现行经济政策发生强烈兴趣，受到英法古典经济学家和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弗拉拉的影响，并与潘塔里昂交往，从而走上了瓦尔拉斯的道路，帕累托继承了瓦尔拉斯，并超过了瓦尔拉斯。当时，他重视英国经济学家艾季渥斯、维克斯蒂德并高度评价费雪。布斯克曾说，几乎所有意大利德近代以来德经济学家都受到帕累托的影响。帕累托的影响，使30年代后期西方福利经济学离开庇古的轨道去探索达到极大化的经济福利，即帕累托最优化的必要条件。循此方向，一方面，希克斯、勃格森、西塞图夫斯基、萨缪尔森、阿罗、李普塞和兰开斯托发展了高度抽象的福利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兰格和都勃继巴伦尼以后探求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最优资源配置的条件，使资产阶级的福利经济学同社会主义经济学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同源的衍生流派”。（王秋石，《微观经济学原理》，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

通过上述的介绍不难看出，在经济学领域特别是在福利经济学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帕累托，不仅仅只是一位经济学家，也是一位社会学家，他在后期的学术生涯中，更多的精力倾注在范围宽泛的政治社会学领域。上文中就明确表明：《愿望与社会：社会学通论》这部共为四卷的巨著是这位活动家一生中最后十年的最高成就。所以，写出《精英的兴衰》这种富有历史价值的社会学著作，对于这位学者而言，是合情合理的。从以上帕累托一生的学术研究时期划分，可以简单地推断，《精英的兴衰》应该是帕累托晚年的著作，因为晚年的帕累托已经把他的研究重点从纯粹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转移到了社会学领域。

对于读过经济学著作的人而言，帕累托的效率、帕累托改进不仅仅是耳熟能详，而且已经贯穿在一般的经济分析中了。但是，对于社会学领域的帕累托，了解其贡献或者读过帕累托社会学著作的人，可能就少之又少了。

读书思考到这里，问题的答案已经跃然纸上，当然此帕累托就是彼帕累托。走笔至此，也生出一些思考和感慨来。

综观学术史上的大家，基本上都是多面手，或者说是多个领域的大家，研究的兴趣和涉猎的范围非常广泛，今天谈到的帕累托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而已。亚当·斯密，这位被成为经济学鼻祖的经济学家，在他所写的《国富论》中，就范围和问题而言，远远超出了经济学本身，论述涉及历史、政治、哲学甚至人类学等等。

就当代而言，香港的张五常教授应该是个多面手的典范。他的兴趣不仅仅在经济学领域，“除了研究合约和新制度经济学外，张还是著名的摄影家、书法家和散文家，并且是艺术爱好者，收集绘画、书法作品、古玉器、砚台和古董”（张五常著《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雪之《作者简介》，商务印书馆，2001年）。张五常教授的经济散文一直被华文圈所称道、好评，据说张五常是华人圈内经济散文写作第一人，不仅他开始写作经济散文时间早，而且是他的散文轻松、幽默又贯穿许多非常深奥而费解的经济学原理，他的这一风格已经被后来者所效仿并一度成为经济散文写作的模式。说到书法，张五常教授也是很有功力。一般而言，见到张五常书法的人不是多数，但是去年薛兆丰的《经济学的争议》出版时，张五常教授亲自题写书名并撰序，我对书法没有研究，但是《经济学的争议》几个草书自由飘逸而不失筋骨，如张五常先生的为人一样，在各大书店的柜台上非常惹眼。说到张五常教授收集古董玉器之类，随是他的私人活动，媒体报道不是很多，但前不久爆出的张五常教授因收集古董事宜而遭美国司法诉讼的新闻，从侧面印证了这个爱好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我思考的问题是跨学科的知识交叉或许就是促进学术思想成熟并取得创新成果的一个背景或条件。那么，如何做到这点呢？

谢选骏指出：人問“什么是精英主义”——我看精英不是一個壞東西；因爲大聲疾呼“反對精英主义”的人，其實就是一個很想成爲精英的人，例如，毛畜澤東，就是其中之一。

【27、平权制度导致文化革命、社会堕落】

《白人慌了——非洲裔、拉丁裔33年后将主宰美国》（2009-07-22江夏编译）报道：

黑人总统奥巴马的上台，反映美国的人口组成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非洲裔、拉丁裔很快就会超过白人，成为美国的多数族裔！

《纽约时报》7月19日刊登多萨特（Ross Douthat）的文章说，上周在参议院批准拉丁裔女法官索托梅约（Sonia Sotomayor）出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听证会上，共和党参议员的质询似乎使时光回到了2001年。当时索托梅约曾抛出“经验丰富的聪明拉丁裔女法官”可以胜过白人男法官的名言。

但2006年退休的美国最高法院第一位女性大法官奥康娜（Sandra Day O’Connor）认为，到了2028年，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提名，可能将不再在法理上，容许目前存在的某种平权措施（affirmative action），即刻意提名委任少数族裔的人。

2003年，美国最高法院支持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录取新生时，按照基于种族照顾的平权措施，施优先录取非洲裔、拉丁裔、原住民学生，而白人和亚洲裔学生则无此待遇。

奥康娜表示，只需一代人之后，这种政策必将走入末路。最高法院期望，从现在起25年之后，符合今天利益，但以种族照顾为基础的平权措施，将来不再有必要性。

索托梅约在听证会上对威斯康辛州民主党参议员科尔（Herb Kohl）说，“正如奥康娜法官所表达的，我有信心在25年后，我们社会在任何形势下，都不再需要考虑任何基于种族的平权措施”。但多萨特的文章指出，索托梅约是“希望”这种情况出现，而奥康娜则是“期盼”，两人的立场有所区别。

在美国第一个黑人总统奥巴马的时代，平权措施是遂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之意逐渐消失，或者继续在本世纪坚持实施下去？但是，对平权措施的捍卫者来说，那些对索托梅约提名进行质询的参议员，虽然仍然代表着白人男性的权力结构，但他们不过是些过气的男人。

目前在美国最大的两个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原来的“少数民族”已经变为多数民族。如果现在的人口趋势发展下去，到2023年时，非洲裔、拉丁裔、亚裔等非白人种族，将在美国18岁以下的人口中占多数。到2042年，即距今33年后，黑人、拉丁裔、亚裔将成为美国全国的多数，白人则成了少数民族。

正如美国音乐批评家、《白人美国的终结》（The End of White America）一书的作者华秀（Hua Hsu）今年初指出的，“从现在起，美国出生的每一个孩子，都将属于后白人世代的第一代”。随着这一代的崛起，以种族为基础的差别对待需要将消失。高等院校招生时明显的补贴性质平权措施，将让位于以班级为基础的平权措施。反歧视法例要求雇主遵循的种族照顾也将消失。

多萨特的文章认为，一个设计来确保少数族裔上进的制度，如果持续几代人时间，甚至在少数族裔成为多数后仍然继续实施，最后只能导致贪污腐败。平权措施如果在美国实施到2028年，就会成为一种成功的分赃制度，一种被政客利用的机制，一种令人口日渐萎缩的美国白人永远不满的根源。

有人可能会争辩说，这一切只不过是临时的试验。但是，如果美国今后继续坚持平权措施，这种试验必定失败，我们大家都会因这一措施而堕落。

谢选骏指出：人説“白人慌了——非洲裔、拉丁裔33年后将主宰美国”——我看中國的平权制度导致文化革命；美國的平权制度导致社会堕落——文化革命就是社会堕落。

【28、德国人为何喜欢接纳移民了】

《德国人已被苏联人严重混血》（凤凰网 2010-03-15）報道：

核心提示：在柏林，很多见证者根据身边发生的事件认为，从4月24日（红军攻入柏林市区）到5月5日（德军在全境停止抵抗），柏林被强奸的妇女达到1/3，柏林的历史学家桑德斯和焦尔根据多方调查得出一组谨慎的数字：10万柏林妇女被苏军强奸，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强奸，近1万人被强奸致死。在战后划归波兰的原东部地区，被强奸者达200万，其中24万致死。这里面还尚未包括西普鲁士地区、苏台德地区、东南欧的德意志族居住区和奥地利地区的受害人数。  

本文摘自《揭起岁月的尘封：寻访“二战”德国兵》，作者：朱维毅，出版社：同心出版社

强奸，这是人类文明所不齿的最丑恶和野蛮的行径。因为它无视人类自身的尊严和价值，因为它以强凌弱摧残生命，更因为它的受害者是生养人类的女性。由于这些原因，文明社会对强奸行为的惩罚从来就是严厉的。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卷中却有着一段没有受到过追究的规模浩大的军人群体强奸罪记录，那就是苏军在征服纳粹德国后的大规模性放纵行为。由于这些犯罪者属于反击侵略的一方，而受害者属于世界公敌的一方，这一骇人听闻的集体罪行不但没有受到过惩罚，甚至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真正关注和谴责。惟一对人类历史上的这场规模空前的强奸浪潮有刻骨铭心记忆的，就是那一批被蹂躏过的德国妇女。很显然，让她们再去相信这个世界还存在正义和公理已经很难很难。

我曾经试图请一些德国老太太讲述这段历史和个人经历。尽管我的表达非常婉转，但没有任何人回应我的请求。对此，我在失望之余又能够给予理解。当年，她们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剩下的惟一价值就是在枪口的威胁下听由胜利者泄欲。如此的遭遇她们宁愿忘记，怎么会在一个外人面前自揭伤疤，旧事重提？我只有另辟蹊径去寻找历史见证人留下的文字记述，以展现那段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是完全陌生的历史。

在我看过的众多由德国人写下的追述“二战”的文字资料中，我只发现了一篇由强奸受害人自己写下的受害回忆。老人名叫希尔德伽特·克利斯托夫，在她1997年去世后，她的女儿把母亲生前口述的一些情况在一本名为《每天都是战争》的文集上发表了。老太太在战前曾住在西普鲁士的小城逊朗克（现在属于波兰），战后被驱赶到巴伐利亚州定居。下面是老人的回忆摘要：

1944年末的冬天艰苦异常。东线的战场一天天接近我们。我们的丈夫、父亲、兄弟、儿子全在前线。我们从来没有想过1945年的1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降临。1月27日，是前德国威廉皇帝的生日，就在这一天，俄国人的坦克开进了我们的小城逊朗克。俄国人穿得非常厚实，长军装，大皮靴。他们冲进民房，抢走首饰和手表。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遇到反抗，他们就开枪。

第一夜，我们几家邻居集中到雷曼啤酒作坊，藏在顶楼上相互壮胆。我的表妹从柏林躲避轰炸住在我家，她带着一个2岁的孩子。她有一支手枪，但子弹很少，还不够我们大家自杀用的。我们在阁楼一夜未眠，听到城里到处都是枪声。天亮后大家才敢回到自己的家。俄国士兵到处寻找年轻的女人，只要抓住一个，立刻拖到空房子里，接着就轮奸。那时我24岁，每天提心吊胆的。

红军掌管了全城的秩序，前6个星期里基本不允许我们出门。一天晚上，俄国人闯进我家抓走了我和表妹。这一点太容易做到了，因为他们禁止所有的居民锁房门。他们用枪逼着我们进入一幢空房。那里已经站着一些年轻的女人。接着，集体强奸开始了，这些野兽扑向我们，一次又一次，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直到天开始发亮时才离去。当我们拖着软弱的身子回到家里时，母亲居然非常高兴，因为她看见我们还活着。当时有很多女人被强奸后就被击毙了。我们小城中有很多人上吊自杀，我们常常要去剪断绳索，埋葬她们。

尽管这座城市有60%的面积是废墟，但还有一些面包房可以使用。俄国人把女人们带去烤面包。我们每天可以得到200克面包。有一天，这些恶棍又把我们带到了一幢空房子里，让我们给他们杀鸡拔毛。全部工作结束后，我们不但得不到一块鸡肉，反而遭受了新的一轮强奸!

后来我们被送到城外的一座农场去劳动。在那里喂牲畜、挤牛奶、做黄油，给俄国人提供食品。俄国人来取食品时，常常要拉我进空房子。每到这时，我的母亲都要挡住俄国人，苦苦解释我已经怀孕……

阿诺特·尼登楚博士战时在罗塞尔（Roessel）的一家医院里工作，他以一个内科医生的身份见证了苏军的强奸狂潮。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俄国人攻占东普鲁士时，我作为约瑟夫医院的主治医师留在了罗塞尔。1945年1月8日，罗塞尔市在经过很微弱的抵抗后被苏军占领，随即开始了占领者在城内的大规模殴打、焚烧、强奸和杀人。第一天就有60个居民被杀，其中多数是拒绝被强奸的妇女、试图保护妇女和儿童的男子，以及不愿意向俄国人献出手表和烈性酒的人。我的医院有一天收下一个肺部被子弹打成重伤的流产孕妇。在一个俄国人意欲对她施暴时，她表示自己是孕妇，那个俄国人大怒，用脚狠踢她的肚子，并对她打了一枪。

强奸很快成为失控的风潮。根据我在医院的了解，我相信在15岁到50岁之间的妇女中能逃避被奸淫厄运的只有10%左右。俄国人对他们的施暴对象几乎不加选择，被强奸者包括80岁的老人、10岁的小孩、临产孕妇和产妇。晚上，俄国人从门、窗或屋顶进入平民家庭，一家一家地搜寻女人，有时甚至在白天就扑向她们。他们大多带枪，经常把手枪塞进女人的嘴里逼迫她们就范。而且常常是几个人按住一个女人，然后轮换着实施奸淫，结束时把受害者杀掉灭口。有两个我认识的妇女就是这样被杀的。俄国人还常常一边强奸一边殴打受害人。

我相信，只有很少的俄国人没有参与这些可怕的罪行。在这方面，军官和士兵很少有差别。当一个遭到强奸的10岁女童因下体严重受伤被送到医院时，我实在按捺不住了，我通过波兰翻译责问医院的苏军负责人：究竟有没有可能制止这种行为？!对方答道：“最开始被允许了，现在禁止它就很困难。”当时也发生过把个别罪犯押送到苏军指挥部的事情，但这些人被关押几个小时后就放掉了。

被强暴者发生性病的情况越来越多，特别是年纪小的受害者。治疗的医药奇缺，药房都被俄国人抢空了。医院里每天要做25例以上的性病处理。很多女孩开始尝试和一个施暴者把性关系固定下来借以保护自己。

苏联军队在征服纳粹德国的过程中大量地使用了“解放”这个词，而战后的德国人则习惯把纳粹德国灭亡的时刻称作“零点”，意指德国新的历史由此开始。让德国民众接受被俄国人“解放”的观念是很困难的。至少对于无数德国妇女来说，俄国人的到来无异于天塌地陷般的灾难。男人被囚，女人遭奸，一个民族末日的最凄惨景象莫过于此。

哥廷根的历史研究会曾撰文指出：

在柏林，很多见证者根据身边发生的事件认为，从4月24日（红军攻入柏林市区）到5月5日（德军在全境停止抵抗），柏林被强奸的妇女达到1/3，柏林的历史学家桑德斯和焦尔根据多方调查得出一组谨慎的数字：10万柏林妇女被苏军强奸，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强奸，近1万人被强奸致死。在战后划归波兰的原东部地区，被强奸者达200万，其中24万致死。这里面还尚未包括西普鲁士地区、苏台德地区、东南欧的德意志族居住区和奥地利地区的受害人数。

在世界战争史上，军队对战败一方的妇女施暴的情况屡见不鲜，但罪行最为严重者则首推“二战”中的苏军和日军。那么德国军队在这方面的记录又如何呢？战后，全世界包括德国本身对纳粹德国的罪行做了深刻和广泛的揭露，但大规模的军队强奸行为从未涉及。

哥廷根历史研究会指出：“强奸风潮在德国军队中从未发生过。少量个案受到了德国军事法庭的处罚。”

史料表明，德国军队从普鲁士时代起素有以侮辱妇女为耻的观念。到了第三帝国时期，除了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外，纳粹禁止军人的强奸行为还有另外两层考虑，其一是要杜绝军队因此产生性病，导致战斗力下降；其二是防止“优良”的雅利安血统和其他血统的混合，导致种族异化。据纳粹德国1943年12月14日的官方数字，党卫军系统设有固定法院31个，随军队行动的师、旅级法院20个，军团级法院5个，共有法官204人。在国防军方面，1942年10月2日专门成立了一个编号为999的“缓期执行师”，这个师由两部分军人组成：违纪的军人和看押他们的军人，最多时关押了3万名有损“军队荣誉”的军人。以上军队执法单位的主要功能是监督和处罚违令、违纪和战场脱逃，其中检查违纪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是否存在强奸行为。

“二战”中亲身受过苏军性侵犯的劳申贝克女士在她1993年发表的《从皮卡棱到沙德林斯克》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她说：“德国军队在苏联的乡村（特别是乌克兰）犯下的大量罪行无可置疑，但强奸行为是要受惩罚的。为解决德国军人的性饥渴问题，国防军设立了大约500个随军妓院。”

这一点柏林的罗迪老先生也向我提到过。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说士兵强奸俄罗斯女人的事，这是严格禁止的。那么军队里的小伙子们的性欲怎么解决呢？大家都去妓院，但我没有兴趣。”

2001年，女历史学家蒂尔斯在采访了30名遭受过苏军蹂躏的德国妇女后写了一本书，名为《另一个世界的述说》。书中写道：

强奸大多数发生在黑夜，受害者很难辨认和事后指认施暴者。这样就造成了妇女的整体恐慌。苏军的坦克部队通常是连续推进的。在同一个地点连续住几天的主要是步兵。大多数强奸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苏军中有一些年长的士兵较少参与强奸，有时还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阻止自己人对德国女孩子下手。即使存在上司的默许，也不是说每一个红军士兵都是强奸犯。面对面的强奸和谋杀他人是需要克服一种强烈的犯罪感的，这对一些单纯的青年人来说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所以，集体强奸比较盛行，因为参与犯罪的人越多，士兵个人的犯罪感和顾虑就越微弱。今天，当一些犯过此类罪行的苏军老兵谈起这种事时，口气就像谈论一个周末下午的散步。他们并不认为50多年的那些受害者现在还会有什么痛苦和耻辱感，他们认为那是战争情况下的非常时期的事件，而战争有其自身的规则。

我们是否该永远沉默？对这个问题，受害者的态度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她们说：“我们无法谈起这些，永远不能。”很多受害人当时还是十三四岁的孩子，她们不理解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到底意味着什么，她们远不如今天的孩子那样生理早熟并拥有对性知识的了解。这种恐怖的经历对孩子来说异常残酷，并经常会导致精神或心理上的障碍。一些受害人对我说，她们成年后在性生活方面遇到很大困难。她们的情人和爱人只有在具备充分理解和忍耐力的情况下才能期待一个正常的婚姻。另一方面，因强奸导致的性器官的损伤和疾病还导致很多受害人患不育症和频繁流产。

希特勒有没有预见到这些一切？如果他真是天才，真有预见性，那么他就不可能是德意志民族的代表，而只能是德意志敌人的使者，例如，他一再抨击的“犹太人”、“布尔什维克”、“赤色分子”……

谢选骏指出：人説“德国人已被苏联人严重混血”，我看這就是“爲何德国人喜欢接纳移民了”的緣由所在吧。

【29、天安门的鲜血冲毁了柏林墙】

《逃过六四屠杀，见证柏林墙倒塌》（德国之声记者洪沙 2009年11月9日）報道：

今天是标志着两德分裂和冷战的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首都柏林已经开始隆重的纪念活动。电视记者在柏林街头做随机采访时，不少路人回忆起20年前夜晚的那一幕，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当年在柏林也生活居住着不少中国留学生，德国之声记者洪沙寻找到两位见证了柏林墙倒塌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中国见证人。请他们来回忆讲述那一段历史。 

1989年11月9日，前东德中央政治局委员君特·沙波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在一场国际媒体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东德政府决定放宽对东德公民私人出境的限制。一名记者询问，这条规定从什么时候开始生效。沙博夫斯基回答说："据我的了解，这条规定从这一刻开始立即生效。"

随着沙波夫斯基的这一回答，树立在柏林城内28年之久的柏林墙忽然不再起作用。

成千上万的东西柏林人在这个夜晚走上街头聚集在柏林墙两侧。接近午夜时分，东柏林的边防警察开放边界，无数东柏林人涌入西柏林。陌生的人们相互拥抱，欢呼雀跃，整座城市陷入极度兴奋的状态。这种节日似的狂欢持续了几周之久。

当时在柏林读书的中国留学生谢渊弘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他和几个朋友跑到勃兰登堡门前，看到那段柏林墙上站满了人，"你一伸出手，上面无数只手伸下来把你拉上去，非常的热情。那时候觉得认识不认识的人忽然一下变成一个大家庭，世界大同的那种感觉。"

如果现在我们回顾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历史，可以从许多纪录片或者图片影像上看到人们攀爬到高高的柏林墙上的情景。在这些影像中，成千上万的人带着锤子、电锯等各种各样的工具敲凿这堵长达100多公里的厚重的水泥墙，从而结束了两德长达41年的分裂历史。

阻隔东西柏林人的大墙一夜之间不复存在，像是从天而降的幸福。谢渊弘说，很多人的行为反应已经超常了。

"我的一个叫Wagner的朋友跑到大街上去，他在街上见到一个东德人就把他拉过来说：'你一定没吃过中国饭吧，你不知道中国饭有多好吃。'西柏林这边中国餐馆特别多，东德那边好像只有两家，而且都是为官员服务的。一般东德老百姓很少有吃过中餐的。他特别得意：'你不知道中国饭有多好吃，你一定没尝过。来，我请你！'他那一个月把工资花了个精光。"

国家的分裂使得绝大多数东德老百姓没有机会去西边转转看看。柏林墙倒塌的那个夜晚很多在柏林附近居住的东德人一下子全都涌入西柏林，想看看幻想中的西方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柏林库当大街等主要街道上人头攒动，挤得水洩不通。谢渊弘说：

"当时西德政府规定，所有来西德访问的东德公民可以获得100西德马克。银行门口排大队，大家都来领100马克。很多商店的货架都空了。很多银行的小分行已经发光了现金，从其它城市紧急向柏林调现金。完全是一种Volksfest（民间节日）的感觉，大家都欢欣鼓舞，在德国很难见到这样的场面这样的气氛。"

一些涌入西柏林的东德人对一切充满了好奇，当时在柏林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施彦的家里也迎来了两个好奇的"不速之客"。

"我们坐地铁回家，旁边有个中年妇女带着孩子跟我们搭话，说是要到我们家来看看。我们说，两个中国博士生的家里一点都不典型，没什么好看的。但是那个妇女很热情，愿望特别迫切，很想看一看。然后她们就跟着我们回家了。我们住的是很普通的居民楼。她们很好奇地东张西望，然后很满意地回去了。很显然她们在西柏林、西德没有亲戚，没有了解西边日常生活的机会。现在她们是看了街上的景色，也想看看房子后面的生活。"

1989年在德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多事之年。这一年，在莱比锡、德累斯顿等城市持续爆发群众集会和游行。东德民众要求当局发扬民主，实行改革，改善供应和服务，开放出国旅行、放宽对新闻媒介的限制。在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抗议游行的强大压力之下，民德政府于11月7日宣布集体辞职。即便如此，还是不会有人料到，仅仅两天之后，树立了28年之久的柏林墙就会在一夜之间倒塌。已经在柏林生活了20多年的谢渊弘说，他听到柏林墙打开的消息时，虽然觉得发生的时间偶然，但是围墙的倒下却应该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当时我感觉，这个墙得快该倒了。因为这个趋势在当时那个年代，民心迅速向民主自由的方向转变，所以它（柏林墙）早晚的事，呆不住。虽然昂纳克之前很霸道地说，柏林墙还要挺立100年，但没过一个月，他自己挺不住了。另外呢，我从83年到德国来，碰见所有的人，不管上层的底层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东边的西边的，人人都在骂这个柏林墙。我当时的感想是，这么个东西，让人骂成这样个程度，居然不倒，我真服了。那么到最后全倒了，全民族呈现出无比欢快的心情场面，我觉得世道有自己的公理，人心有自己的善恶标准。"

谢选骏指出：人説“逃过六四屠杀，见证柏林墙倒塌”——我看“天安门的鲜血冲毁了柏林墙”；沒有六四屠殺這個反面教員，國際共產主義的魔鬼面目就不能充分暴露！

【30、看了《河殇》，人们想的是中国有希望了】

“看了《河殇》，人们想中国有希望了”（勿忘我 2009-11-25）報道：

“血看的多了就冷漠了”——这几句话听你反复念叨过好几次了，不仅了无新意，更透露出你对历史看法的浅薄。

一个只念过中学的人也知道：历史是偶然与必然的结合。你眼中只有六四北京闹过一阵，可曾看到六四背后的历史，六四背后的未来？

六四不是象你想的那样纯“偶然”的，可以避免的。六四是一场摊牌，一方要求新闻自由，肯定学生与市民游行示威的权力，反腐败；另一方认为自己一步不能再退，再退就完了。

六四不是不懂得循序渐进，而终于走到了那一步，摊牌不可避免。大概六四在你眼里只是孤孤立立的，你忘了或根本不知不懂八十年代的党内外政治演变，不知在六四的前几年就不断有风起云涌的大规模游行。六四不过是顺序地往前走了一步，除非你永远不走这步，走了结果就是必然的。

也许你还真以为“六四”坏在占了天安门广场，坏了当局的面子。你懂不懂学习材料中小平同志说“我们不能再退了”的含义？这个退不是指天安门，而是指你所说的民主进程与自由程度。难道你以为你退一步给小平个面子，他就会退这步？

说道六四过激，从八六、八七年开始就开始以游行示威的方式要求政治改革了。你大概不知道前几次的纲领与口号比八九年更过激，你读一读历史文献就知道八九年这次学生一方最关心注意的事就是不让当局找借口，花尽各种脑筋，连游行的标语都是支持共产党，但请给新闻自由，反腐败，和肯定学生爱国热情。但是结果呢？是戒严，是军队，荷抢实弹的军队。

也许十年后我们都能在这里轻忪说笑了，我们知道一定会开枪，我们站在历史后来者的角度批判某某如何不智，但十年前呢？谁知道？六四那天是个很平常的夜晚，我睡得很香，早上起来听道消息的第一感觉是震惊与不信。

那时有哪个说“我早料到了”？那时我还很小，刚懂政治，可周围那个成年人不以为共产党是愿意改革的？今天BBS上记得八十年代真实情况的人已经不多了，没有几个人知道我们最有希望的几年是什么样的。

我对六四已经淡没了，但每逢读到那段历史我老哭，不是为六四的血迹哭，血看的多了就冷漠了，让我流泪的不是血肉模糊的照片，而是绝食那段历史的记载。我总是哭那个年代的市民，记者，学生，普通人，他们是那样可爱，那时中国就在人们心里。大家不是在空口说，而真是用生命去写“中国是我们的中国。我不喊，谁喊？我不做，谁做？”

我没有再看到过那么有希望的中国。后来在大学里政治学习，我看到的记录片里竟然黑压压的台湾的学生民众也挥舞着小旗，泪流满面（解说词是有敌对势力插手）。后来我知道香港这个拜金之地一天竟有一百万人游行声援，而香港全部人口包括外籍，刚生下来的婴儿，与不能动的老人只有不到六百万。

这不是几个学生能走出的一步，这是一个民族曾走出的最有希望的一步。

今天，竟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六四为什么会流血。共产党不是象某些人骂的嗜血恶魔，血迹是不过表示决心：要新闻自由，彻底政治改革可以，用生命来换。这是一场彻底 的摊牌，如果没有六四的流血，还会有九零、九二的游行，直到这一天到来为止。六四是可以和平收场，大棒子就能把广场上的学生打回去，但生命不止，希望不死。未来的流血可以避免吗？从五月份赵的下台江的上台已成定局，你寄希望与哪位来实现渐进变革呢？

明白了吗？为什么要开枪？与其说这是共产党导演的恶剧，不如说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只少一个最高的人，只要他的想法不一样。民众，党内，海外一切都是那样配合什么时候才会有第二次这样的机会？

如果八九年我们能走上正轨，历史将截然不同。苏联，东欧都没有这么幸运。它们的 灾难在于共产党顽固拒变被一下推翻，而共产党压制下国内没有成熟的政治力量，但改革却必须在有力的引导下才能顺利进行。这不是什么共产党的问题，对任何一个国家，从专制到民主的这一步都是痛苦的。英国要改良，日本要维新，法国俄国大清国要革命，连美国这个天生的民主新兴国家也会因制度原因要南北内战。一个愿意改革的统治阶层是一个民族的大幸，有计划地推动教育与观念转换，政令更替，和平演变是人民的福音。说中国农民落后，难道比1860年的日本农民还落后？

如果一个政权不愿改变，这将是一个民族的灾难。革命未必成功！法国，民主自由发源之地，几经折腾才走上正轨。而我们的邻居俄国，沙俄，布尔什维克换来换去，血流成河至今也没能落实民主制度。本来上天赐给俄国一个戈尔巴乔夫，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关心的不是自己手中的权力，如果他循规蹈矩也能荣华富贵地与前任一样老死在任上，而他想到了国家，开始了变革。可是他不在乎自己的利益，还有别人在乎。他终于被扣押拘禁了，导致了人民暴动，这是革命，不是变革！原统治者彻底倒下，输掉了一切，也输掉了民族的前途。俄国在挣扎。今天我们嘲笑俄国，但俄国的祸首是谁？我们说俄国在退步，但戈氏改革的几年俄国是在前进还是退步？为什么戈氏被扣，人们造反？法国革命国内连乱多年，生活日下，难道是资本主义不如封建主义？

革命未必成功，但革命却难以避免。一个国家不愿改革，则必然革命。迈向现代化制度的路会回头但不会停止。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大清国不愿动，大清国的绝大多数人民也是忍下了气愿苟且偷生，可大清国就能千秋万代了吗？革命党被压制的很成功，孙文黄兴几次起义都被打倒在地。可是防的了革命党，防的了革命吗？武昌一起全国骚动。反的不是乱党，是都督。而在此之前，大清又是如何稳固，人民又是如何顺服，但这一天可避免吗？

谭嗣同说：中国革命不成功，是因为没人肯流血。他也很崇高，愿流血自他而始。但中国的灾难也起与他的流血，慈喜要杀他就是要说明维新变法，此路不通。他的血不仅对革命者是鼓励。有谁想到他的血对维新也是死亡的宣判？

从此，革命必将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到来。我不想革命，但革命能避免吗？

六四的悲剧不在于死了几个人，而在于死了一个民族的心。八十年代，我从来就没看到中国人这么怕“乱”。那时中国是一个多么有希望的国度，那里会“乱”！人们说：再不努力我们就会被开除球籍了，心里有危机更有希望：因为我们在寻找自己的错误，在改。人们看《河殇》，但从不悲观：黄色文明堕落了又怎样？我们准备走向海洋，走向更开阔的天地！看了《河殇》，人们想的是中国有希望了，而不是中国完了！但今天我们重看呢？

今天生活不断改善，可中国人却有一种深深的恐惧：中国会乱！民主会乱，因为已不是十年前了，这一民主难免不翻老帐，共产党必下台……台湾独立了会乱，全国肯定分为七块，七十块不得安宁……在当今中国人的心中，中国已是一个“乱”的火药桶，而民主，台湾，藏独，腐败甚至街头斗殴都可以是导火索。在中国人眼里“乱”的深根已在中国牢牢种下！大家都在逃跑，都在推迟，从没有人说一句：中国的乱可以根除，只需如此如此。

共产党没那么大煽动的本事。这是一个民族真实的心理。从黄祸这本书已经看到八九后这个阴影在中国人心中是如何种下，不论他是共产党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人是有本能的，很多事说不出是为什么，但却知道会怎样。

中国就象一艘巨轮，在飓风中向海洋深处驶去。 

我理解一些网上民主派，他们可能激进，但却知道前途危险，想硬扳过船长的手，让巨轮转向回陆……

我更理解一些网上小将，他们知道前途危险，知道如果船长自愿转舵会安全，但被船长抛下水的前例让他们觉得此路不通。他们只盼民主派别捣乱，让船长一心一意开，说不定会躲过一难，再说没了船长说不定会有大难。

或多或少，每个人都知道前途是如何的不稳难测，如果旁边驶过一艘美利坚，加拿大号甚至泰国，匈牙利号，有机会他们都要跳上去。他们自己都说不清这是为什么，有人过得比以前好了，可也有人过得比以前差了啊！

人们在逃窜。当高官的子孙干脆入了外国籍。有本事的买了本汤加护照，没本事的靠嫁人，或花几万美元挤上一艘生锈的铁皮船向外飘。报上宣传的典型也是拿了个绿卡什么的回来才放心，虽然他是真爱国，可他也怕啊！

这里有经济的因素。可是这是一个几十年前还不愿背井离乡的民族，这比周围穷国大许多倍的逃窜，映射着这个民族对未来的恐惧。

我也理解那被口诛笔伐的台独，他们里面有理想主义者，有别有用心的人，但那千百万民众为什么要独呢？八九年希望台独的还不到百分之六啊！他们怕！正因为害怕才勇敢起来，与铁皮船中的人敢冒藏身大海一样，他们敢冒着被导弹打的危险，而这不过是为了追求对未来保障。他们自私！他们想斩断绳索，自己决定自己的方向。

这就是中国乱的真正原因：对未来的希望被斩断，每一个人都只好只顾自己。悲剧正象预言的那样，未来是土崩瓦解。

我希望忘却六四，我希望学生市民的血白流了。我希望中国能忘记六四，我希望共产党党内党外能联手政治改革，展开国民教育，推进现代化，但这可能吗？

撒在大理石基座上的血可以洗去，但撒在人们心里的记忆永难洗去。

曾活在一个民族内心的希望已经死去。剩下的只有靠奇迹。

谢选骏指出：人説“看了河殇，人们想的是中国有希望了”——我看正是這樣的希望，激起了八九民運；然後通過六四屠殺，摧毀了國際共產主義陣營！

【31、尼采和他妹妹的暧昧关系】

《一个“越狱者”最后的独白——解读尼采<我妹妹与我>》（2010-02-19 邵顺文作品）報道： 

尼采是一个叛逆者。他的每句话、每个字词都有革命者的气势。在他的《曙光》、《道德系谱学》、《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反基督教者》、《瞧！这个人》等书中，无一例外地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视觉的感知。但是，无论前面提到的几本书多么张扬，没有一本达到了《我妹妹与我》张扬的程度。《我妹妹与我》是尼采直面自己最深刻的一本著作，也是他在世期间最后一部作品。在这部书里，他赤裸裸地、毫无顾忌地把自己一生中最黑暗的层面袒露给读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哲不为人知的心路历程。他像从一所黑色的监狱逃脱一样以后，畅快淋漓地讲述了自己与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妹妹、自己的情人之间在肉体上的交割。我相信当他把所有压在心头的石头搬出来以后，他自己应该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而，我把他的讲述，即《我妹妹与我》视为尼采成功的“越狱”，但是，即使我和你们一样，认可尼采的哲学成就，我依然回避对尼采作为“人”本身的任何评价，或者说，我对尼采的评价已经包含在我刚刚做出的表达之中。

这本书从一个梦境开始。“昨夜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敌人的最后城廓似乎陷落了。从童年以来，我一天比一天憎恨的那个老女人死了。我亲眼目睹她被锁在一个木箱中，丢进地底一个洞中，盖满石灰。我跟一群悲泣着的暗黑人群待在墓地。我看不清他们任何一人的脸——除了伊丽莎白的脸，因为我半搂着她。”

在这里，尼采用自己写作的方式，直接给我们引出了他生命中两个极其重要的女人：他的母亲和他的妹妹。从文本的开头，我们不难发现，尼采对于自己母亲的憎恨。在他母亲的“葬礼”上，他半搂着自己的妹妹伊丽莎白，这也给我们道出了他与伊丽莎白的关系在场。这是一个复杂的家庭，尼采的父亲去世以后，这两个女人成为尼采心灵与肉体的伴侣。这是尼采所以成为尼采乃至疯狂的尼采的主要原因之一。

“伊丽莎白在夜晚出其不意地带给我那些强烈的热情，我是既爱又恨……我的妹妹正在把一些感觉注入我生命之中，这对一个男孩的真正价值是：他发现这些感觉是成长经验的一部分。”这是尼采第二次用正面描述的口吻描写他的妹妹与他之间的暧昧之情。他们之间的第一次暧昧发生在他们的弟弟约瑟夫去世的那个夜晚。这是命运刻意的安排么？这是尼采成为一个自卑、自傲、自负的哲学家的第一步么？你可以这样看待，也可以不这么认为。但是，我觉得，在每一些看似不相干事件的后面，都隐藏着关于事物本质关联的纽带，就如同藕虽然断了，但是，在两节藕管之间仍然存在着藕与藕相互牵连的丝线。只是从逻辑顺序上来讲，这两个譬喻正好相反。

尼采说：“这一切很棒，很高贵，但是我真正要的是一个女人——任何女人。”我们可以看出，尼采并不在意所要的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哪怕是他的母亲，他的妹妹，他也不在乎。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尼采的女人观：

之一：“女人是惟一对拥有者有完全支配力的私人财产”；

之二：“如果没有青春的气息，对我而言，女人甚至不是女人”；

之三：“每个女人心底都是一个妓女”。

因为有了这样的女人观，尼采才会在和他的妹妹暧昧的时候，发出这样的思索：“我注视自己平躺在我的大腿之间，像是另一种蠕虫状的附属物。爱要伤害到多大，才会流血呢？”

因为有了这样的经验，尼采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所以，他在《我妹妹与我》中这样说：“我离开波昂时，觉得像一个逃亡的人。只是我那时不了解，我不是从波昂逃亡的人，而是从生命中逃亡的人”。可以说，尼采的妹妹，是尼采生命中的第一座“监狱”（按照尼采写作的顺序）。

谁是尼采的第二座“监狱”，接下来，我们看尼采的告白：“有些事情一旦透露，就会把‘秘室’暴露在群众凡俗的眼光中。如此，我的朋友就会争论，他们会责备我，因为我把母亲、妹妹和情人拖到我为自己所掘的深渊中，而我现在就躺在深渊中，显得那么无助，而且无法爬回生命之中……我的天空因为与四个女人的关系而受到污染”。可以看出，尼采的母亲是尼采《我妹妹与我》中所出场的第二座“监狱”，而尼采的情人则是尼采所要告诉我们的第三座“监狱”（按照尼采写作的顺序）。尼采将自己囚禁在这三座“监狱”之中，在快乐中痛苦，在痛苦中快乐。

为什么会是尼采？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尼采？在这里，我们再看看尼采眼睛中的自我评价：

之一：“我是个拿着槌子的哲学家，是所有偶像崇拜的死敌，甚至是古老中国对家族敬拜的死敌”；

之二：“我是一个天才。因此我能够讥笑你，或对你吐口水”；

之三：“也许，这是上帝忽然对这个世界表现得冷淡的秘密所在——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为这个世界提供一位先知了”。

哲学家——天才——先知，这就是尼采眼睛中的自己。正因为如此，尼采说：“我的死将不会让我战胜生命，但是，我的‘自白’将会提供不朽，因为我敢扯开‘秘室’的面幕，显示裸露的心灵及腐臭的伤口。如果我被从生命的梦中唤醒，将来就无法从坟墓的另一边挑战命运的真实”。

在他谈起自己的母亲时间，尼采说：“任何跟母亲有关联的事，我惟一所能想到的就是，母亲与父亲结婚不到六年，父亲就去世了，此后母亲关起了子宫的门，拒绝所有的人，任何男人以双手双眼无言地恳求着她，她均已憎意的眼光凝视他们。我是她惟一能够以认同的眼光（我认为，有时以渴望的眼光）看待的男性，而此眼光为我制造了一座监狱，是只有在这种房子中长大的人才能够了解的监狱”。

在《我妹妹与我》中，有相当一些关于女人的片段，这里摘取几段，窥观尼采的心灵面貌：

老处女的孤独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老处女远离大自然的水管系统而长成。因为她没有任何连接关系作为开始，故而也没有破坏重要的连接关系。

你曾看过年轻女孩，有那只最放荡的野猫一半漂亮吗？

伊丽莎白：“我们怎么折磨你了？”

尼采：“通过窥视。母亲在诊室中窥视，而你在这儿窥视。为什么你们两个人不放过我？”

当然，尼采就是尼采，无论他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我们都没有资格更没有必要去怀疑他给我们带来的创造和创造自身永恒的价值：

人是惟一有意识地促进敌意的有机生物。

如果你与一个事件处于完全和谐的状态，这个事件就会产生自身的音乐。

对财富的喜爱，以及对于知识的喜爱，是推动地球的两种力量，其中一种力量增加了，另一种力量势必减弱。

我们永远无法从人类生活中除掉人类的有机需求，直到腐朽、死亡。

我就是“年轻”本身，无论那些修辞的风格以及深渊把年轻人隔得多么开，年轻人都会迫切地对年轻人呐喊。

因失去信仰而产生的痛苦，可能是艺术的分娩阵痛。

尼采告诉我们：“我已经写够了这个世界，现在让这个世界写我吧”。我觉得，在我的眼中，尼采真实的身份就是一个越狱者，他厌倦世界，厌倦母亲，厌倦妹妹……甚至厌倦了厌倦本身，他把这所有的一切当成了“监狱”并一直在做着越狱的努力，最终他通过《我妹妹与我》这部作品越狱成功。但是所有这些，都无法遮挡他在文字及思想、哲学方面给我们带来的巨大震撼。紊乱的尼采、乱伦的尼采、苦闷的尼采，为我们留下如此智慧闪烁的文本，是不是也应了尼采留给我们的那句话：“永恒的痛苦是人类为了永恒的真理而付出的代价”？

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尼采，这个成功的越狱者，他所遭受的一切疼痛，也正是我们人类自身在反思“人”这个恢弘命题时间所牺牲的代价。所以我们值得这样说：尼采，是世界的尼采；而世界，却不是尼采的世界。

網文《尼采和他妹妹的暧昧关系》報道：

昨天在书店看了一本书，书名是《我妹妹与我》，说是尼采的最后一部作品。书里面的内容，呃，难以置信。尼采和他妹妹乱伦？2009-06-26

满意答案在尼采的人生资料中，关于他的爱情是这样记载的：一八七六年，尼采向荷兰女子求婚而遭拒绝，后来他尽管一再试图为自己觅一配偶，均不成功，而至死未婚。这时他认识一位叫露·莎乐美，那时她几乎不满二十岁，是一个俄国人；她那惊人的理解力和富於理智的热情常常受到人们的赞叹；梅森伯格为她设想了一次恋爱，她把尼采的作品赠送给她；露·莎乐美读了。似乎也理解了书里的内容，她非常详细地向她介绍了这位非凡的男子；后来在相识且渐渐熟识之后，尼采对这个女孩子心怀好感的说：一位女性进入了他的生活，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幸褔，这会有益於他的思索，从此之后，他的思绪会更活跃，感情会更丰富。当然他最好不娶露小姐，因为他鄙视所有肉体上的结合；也许他应该把自己的名字和她的名字联在一起，以保护她不受那些恶意中伤者的流言蜚语，并通过这种精神上的结合，诞生出一个精神上的儿子：先知查拉斯图拉。但莎乐美她却不想结婚。而多疑的尼采，开始猜想他们一定在嘲笑自己，内心非常不安，尼采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必要的果断来解决这种极其痛苦的局面，他的妹妹嫌恶莎乐美，助长了他的怀疑和积怨，她以一种蛮横的方式，而且似乎未经尼采许可，干预了这件事，她给那位少女写了一封信，这最终决定了这一决裂。莎乐美小姐怒不可遏，在这之后，尼采虽仍然不断的寻找他的伴侣，但他终究孤独一生。当尼采认清，孤独乃是真正的思想家的命运，他就甘於孤独，并且爱自己的命运了，在既自愿又被迫的孤独中，在无家可归的漂泊中，靠著微薄的教员退休金，尼采度过了他生命中最丰产的十年，倘若不是因为精神失常，这种孤独的漂泊生涯会延续到他生命的终结。可是，一八八九年以后，他的神智始终处麻痹状态，只是在母亲和妹妹的护理下苟延无用的生命。他死於1900年，而他的生命在一八八九年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对于尼采是否爱上了他自己的妹妹，我们不得而知，也许《后天》是从尼采和妹妹的书信以及尼采的某些作品中看出来的。但也有可能是《后天》中的那个女的反感尼采的“自大、沙文主义”，又联想到尼采一生未婚，生命中只有妹妹、母亲陪伴，因而联想到“尼采爱上了他的妹妹。”在电影《后天》中还有一句说：“尼采是一个自大的沙文主义者。”这是由于两点奇特的事实： 1.尼采生於宗教家庭中，日后却成为举世闻名的反基督教的人。2.尼采在女人的周围与养育中长大，日后却成为坚决的反女性主义者。尼采曾因向自己的意中人求婚受挫而对女性放弃了任何希望，于是他就开始拼命攻击女性，尼采特别反对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妇女解放。与此同时，为自己大唱赞歌。在他的自传《瞧这个人》中，他的自吹自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为什么这样聪明？”、“我为什么这样智慧？”、“我为什么写出这么多的好书？”，竟成了这本书的主要章目。 可见：“尼采是一个自大的沙文主义者”这是有实据的。 

谢选骏指出：尼采《我妹妹与我》一書，不見于任何尼采研究的專著——這説明尼采《我妹妹与我》是一本僞書，還是説明尼采研究家們都是偽人？

《尼采的妹妹》（2011-11-19）報道：

伊利莎白比他的哥哥，著名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少两岁。在童年时期，两人十分亲近。据尼采在精神病院治疗时留下的书稿——《我妹妹与我》的有关章节，伊利莎白与其兄在幼时可能有非同寻常的暧昧关系。

伊利莎白的丈夫是伯纳德·福斯特（Bernhard Forster），他是一个极端的反犹主义分子，根据维基百科，福斯特曾称犹太人为“德国的计生虫”。为了支持他的反犹主义信念，他在1881年建立了“德意志人民联盟”（German People's League）。

佛斯特相伊利莎白肯定地说，犹太人对德意志没得——尊重诚实的劳动、权威和纪律——的衰败负责。作为金牛犊的崇拜者，犹太人就是资本主义、人类丧尽天良的剥削制度的鼻祖。而卡尔·马克思也是一个犹太人，他则宣传了剥夺私有财产，建立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民主制。在福斯特看来，这一切都是败坏德意志精神的力量——而国际犹太教则要对此负责。这些话唤醒了伊利莎白潜在的反犹主义。 

尼采由于不认同福斯特的反犹主义，与他始终存在隔阂。福斯特曾在巴拉圭建立德意志殖民地，其妻伊利莎白前去辅助他。据尼采在精神病院的回忆，尽管当时福斯特已经亡故，伊莉莎白曾劝说尼采与她一同前往巴拉圭，以下一段对话摘自尼采《我妹妹与我》

“……你已亡故的丈夫已经用他的反犹太主义糟蹋了巴拉圭，所以它几乎像德国一样，是个很坏的居住地。”

我还可以告诉她更糟糕的话，我可以告诉她说，在你可以时而看到一张真正朴素的犹太人脸孔的地方，反犹太主义是一回事；在一个只有空洞的基督徒脸孔向你致意的地方，反犹太主义想必几乎令人无法呼吸。

尽管巴拉圭的反犹主义很猖獗，我却猜想，巴拉圭没有太多令人憎恶的事物，让人们过着永远痛苦的生活…… 

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一窥尼采本人对其妹夫和反犹主义的态度。

在尼采精神崩溃后，尼采的崇拜者却逐渐增多。伊利莎白渴望借组尼采的影响提升自己的名望，垄断了尼采的出版权，并成立了尼采档案馆。尼采的笔记汇总集《权力意志》就是在她的监督下编写出版的，而且外界认为这本书收到了伊利莎白的歪曲或擅改。当时，，伊利莎白为了能从尼采著作中谋取更多利益，她还亲自撰写和出版了几本介绍尼采生活和思想的书。尼采对伊利莎白这种做法曾表示过反感。下面是《我妹妹与我》中记述的就传记问题尼采与伊利莎白展开对话的一段引文 。

“你在这儿写了什么东西吗？”她问我。

“我已经写够了这个世界，”我对他说。“现在让这个世界写我吧。”

“但是，这种事已经在进行，”她告诉我。“布斯德朗斯与斯特林堡不再是仅有的两个宣称你是天才的人。还有别人，很多人。甚至也有人要求我写出我对你的印象。”

我几乎无法相信我的耳朵。

“你！？”

“是的，并且还提供我钱。”

“但是，你不会做的！”

“为什么不会？”

“你对我以及我的想法一无所知。”

“有谁比你自己的妹妹更了解你呢？”

“是的，又有谁比你更不了解我呢？请答应我，伊利莎白，你不会做的。”

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尼采对妹妹为自己写传记得做法表示出极大的抗拒，他并不信用他的妹妹，他认为他并没有能力介绍自己的思想。

一战时期，伊利莎白认为带着强烈无比的民族主义热情，为德国的军队呐喊助威。她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的军队就像一阵狂风巨浪，滚过比利时和法国。这场大战表明，我哥哥的‘你们要变得更强硬’这一学说起了多么深刻的作用。” 在这段时间，尼采在德国的影响力持续上升，据说，11000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不到6周的时间内销售一空。英国当时的几家媒体认为尼采应为本次大战负全责，而伊利莎白则坚决为其兄辩护，称控诉他哥哥的人将“权力意志”与“暴力意志”混为一谈，而真正应该为战争负责的则是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家们。这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始壮大，而伊利莎白则对权力掌握在民众中表示忧虑，并对一战战败后建立起来的魏玛共和国持敌视态度。

伊利莎白十分仰慕当时意大利的新独裁者墨索里尼。她给墨索里尼发去了一封贺电，墨索里尼当即回了一封亲笔信，在信中，墨索里尼表示是尼采的仰慕者，尼采的著作他几乎全部阅读过。

1931年，伊利莎白前往意大利观看墨索里尼亲自撰写的剧本《百日》（一部歌颂拿破仑如何伟大的舞台剧）上演的，一同在场观看的还有当时并未掌权的希特勒。希特勒当日亲自到伊利莎白的包厢拜访了她。而后在纪念瓦格纳逝世50周年演出当晚，伊利莎白与希特勒有了第二次会晤，由于当时伊利莎白所主持的尼采档案馆面临财政问题，希特勒从自己的私囊中拨给了补助，并且下令给尼采档案管挑拨公用资金。

这是伊利莎白在一封信中谈到希特勒，表达了她的无比敬仰之情：

“我们的生活简直令人如痴如醉、欢欣鼓舞，因为一位充满神奇色彩的、简直是非同寻常的大人物，我们的帝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已君临政府之首。因此，将在我们大家面前出现的巨大变革，在德国，很可能大大有别于像贵国（指瑞士）一样的外国。所有这些变革是极其深刻的，以致外国不会理解，我们怀着无比喜悦和勇气，挺直腰杆巡视所有这些变化。突然，人们现在拥有了一个德国，一个几百年来德意志诗人梦寐以求得的、我们大家朝思暮想的一个德国。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 

可以看出，希特勒是伊利莎白心目中的“超人”，他代表了变革，代表了德意志未来的强盛。

主要参考资料：

彼得斯：《尼采兄妹——一个德国的悲剧》

尼采：《我妹妹与我》

维基百科：Elisabeth Forster-Nietzsche条目

谢选骏指出：我問——《我妹妹与我》是一本僞書嗎？

Copilot正在為您產生解答——是的，《我妹妹与我》（My Sister and I）据称是德国哲学家尼采的遗作，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本书是伪作。据称，这本书是在尼采于1889年至1890年间在图林根州的精神病院中写成的。书中内容混乱，涉及尼采与其妹妹伊丽莎白的关系以及与莎乐美的恋情。你对这本书的争议有什么看法吗？

我看——按照尼采妹妹的性格，怎會不銷毀這本書的底稿呢？

Copilot正在為您產生解答——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以其强烈的控制欲和对尼采遗产的管理而闻名。她确实在尼采去世后对他的作品进行了大量编辑和出版工作，甚至有时会修改或删减内容以符合她的观点。

如果《我妹妹与我》真的是尼采的作品，按照伊丽莎白的性格，她很可能会销毁或修改这本书的底稿，尤其是如果书中的内容对她或尼采的形象不利。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学者认为这本书是伪作的原因之一。你对尼采和他妹妹的关系有什么看法吗？

我問——他們兄妹確實亂倫嗎？

Copilot正在為您產生解答——关于尼采和他妹妹伊丽莎白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他们有乱伦的行为。大多数关于他们关系的争议和猜测主要来自于后来的解读和一些未经证实的传闻。

尼采和伊丽莎白的关系确实复杂且紧张，尤其是在尼采晚年和去世后，伊丽莎白对尼采作品的编辑和出版引发了许多争议。然而，关于乱伦的指控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或证实。

【32、商代晚期中原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 】

《商代晚期中原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朱彦民 南开学报2006年第5期）報道：

摘要：殷商时期中原地区本来有非常良好的生态环境，雨水充沛，温暖湿润，植被丛生，野生动物资源丰富。不过从考古发现和甲骨文反映的殷墟文化各期生态资料的数量变化，并结合文献记载的“象之南迁”、“洹水一日三绝”、“河竭而商亡”以及“雨土于亳”等材料来看，商代晚期中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曾有一定程度的变化：气候开始变冷变干，土壤变质，旱灾频仍，沙尘暴时起，植被减少，野生动物灭绝、迁徙等等。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界西北季风的转向，而人为的破坏作用也加速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过程。

商代生态环境的变化，主要限于商代晚期的自然环境诸如气候、降雨量、土壤土质、动植物及生态系统的变化等。生态环境的变化原因多重，但那时人们对于环境的利用还很有限，主要是自然本身变化的原因。不过其中一些人为的因素也不可忽视，人们对野生动植物的乱砍乱伐、狂捕滥杀，也是生态环境恶化的一种重要原因。一般说来，西北季风等自然因素影响了气候、降雨和土壤等总的环境基础，而人为破坏则对植被、生物的生长生存环境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当然，竭泽而渔、焚林以猎不可能使动植物完全灭绝，只能使其数量减少。一些动植物的生活习性一定，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气候环境、生态系统，才是它们灭绝种类、迁徙他处的真正原因。

一、商代晚期中原地区气候的变化

据研究，商代中原地区的气候条件，如同今天长江流域气候。年平均气温为15.6℃—16.6℃，1月份平均气温为1.2℃—3.2℃。殷商时期的中原地区有一个温暖湿润、适宜人类生存、繁衍、发展的良好气候条件。

这是殷商时代中原地区的气候条件的总概括。但是正如所有的事物都会发生发展变化一样，中国古代的气候尤其多变。在一个大的气候条件下，局部地区和某个时间段中气候出现反常都是经常发生的事。研究表明，商代晚期中原地区气候经历了最温暖和最宜人的时期之后，也开始出现了某些恶化的倾向。

20世纪的90年代，学者们在赞同殷商时代气候温暖潮湿的说法之同时，也根据考古学、地质学新材料，明确提出殷商时期气候干旱化的问题。陈昌远先生通过考察稻在北方的种植变迁后，认为黄河流域在殷墟时代的气候与今天没有多大差别，古今气温大体一致，只是湿润度发生差异，呈由湿润到干燥的缓慢变化趋势而已[1]（PP.79～87）。周伟先生根据殷墟考古发掘中地下水位的变化资料，也提出了殷商时期气候存在由潮湿向干旱发展的趋势，总体呈现出干旱化的面貌[2]。王晖、黄春长先生则依据古代土壤学的研究成果，以距今3100年为界，此前的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约距今8500年至3100年）黄河流域的气候为温暖湿润期。到距今3100年，从地质上看，古代土壤（即黑垆土或褐土）被现代黄土层所覆盖。从碳14数据及考古学证据看，到商代后期气候出现了干旱化，并导致了商周之际的政权更迭，肯定了自然环境资源对古代社会变迁的密切关联[3]。

殷商晚期气候的明显变化，并非人力破坏的结果。过去有学者认为，气候变化原因可由地球内热之影响、太阳之关系、大气中化学成分之作用、地文原因等五方面解释[4]。当代学者则普遍认为，中原地区由于西北季风转向的影响，开始出现干旱化的倾向。这一气候的变化，开启了此后数千年的中国北方环境恶化的进程，而且对于历史发展进程来说，也是非常具有影响意义的。

据文献记载，殷商时期中原地区已经有了非常严重的干旱灾情发生。目前文献中关于殷商时期的旱灾的记载主要有以下几条：如《吕氏春秋·顺民》等记载汤时天下大旱：“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于是剪其发，厝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说苑·君道篇》：“汤王时大旱七年，雒坨Jil竭，煎砂烂石，于是使人持三足鼎祀山川……盖言未已而天大雨。”这是商代初年的一次大旱灾，对这次旱灾其他文献如《墨子·兼爱》、《尸子·君治》、《淮南子·主术》、《淮南子·修务》、《尚书大传》、《帝王世纪》等也多有记载。又如《太平御览》卷八十三引《竹书纪年》记录：文丁“三年，洹水一日三绝。”丁山先生认为，这条记录反映了当时的黄河流域产生了严重旱灾[5]（pp158～159）。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也应该是商代晚期一次较为严重的旱灾了。再如《国语·周语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河竭而商亡”揭示出商代末年又曾发生大规模的干旱灾情。对这次旱灾，《淮南子·傲真训》云：“逮至殷纣，蛲山崩，三川涸。”《览冥训》也说殷周时“蛲山崩，而薄落之水涸。”更可见这次旱灾灾情之重。

甲骨文中有“暵”字，唐兰先生考释认为即是干旱的意思[6]（pp．63～64）。当时华北平原虽然很湿润，但降雨集中，缺水时日也很集中。所以对于旱灾人们也很关注。如“丑卜贞：不雨，帝隹暵我?”（《合集》10164）“庚戌卜贞：帝其降暵?”（《合集》10168）“戊申卜，争贞：帝其降我暵?一月，二告。戊申卜，争贞：帝不我降暵?”（《合集》10171正）“辛卯卜，毂贞：帝其暵我?三月。”（《合集》10172）“己酉卜，亘贞：帝不我暵?贞：帝其暵我?小告，不玄冥。”（《合集》10174正）“贞：我不暵?一月，不玄明。”（《合集》10178）“辛卯卜：我不暵?”（《合集》10179）“辛卯卜，殻贞：其暵?三月。”（《合集》10184）“不隹降暵?”（《合集》10188）等，均有卜问帝降旱或不降旱的。而“贞：商暵?”（《合集》249正）“…西土亡暵?”（《合集》10186）则是卜问商国王畿和西土的旱情纪录。

对于旱灾的降临，殷商时人不是消极地等待和无所作为，而是积极地寻找抗旱、降雨的办法，而采取的方法较多的是对神灵进行祭祀，焚巫尪、作土龙、饰龙身、奏乐舞蹈以求雨。商汤以自身为牺牲的祷雨，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而已。一般而言，对于旱灾的产生，殷商时人认为是天帝降罚，所以以天地为祭祀对象的焚人求雨古俗在殷墟甲骨文中有充分的反应[7]。如“乙卯卜，今日烄，从雨?于己未雨?”（《合集》34487）“贞：烄，有雨?勿烄亡其雨?”（《合集》12842正）“其烄，此有雨?”（《合集》32300）“癸卯卜，其烄……于舟烄，雨于室烄，雨于夫烄，雨于□烄，雨”（《合集》30790+30167）“贞：烄*[女+宰]，有雨弱烄女才，亡其雨”（《合集》1121正）“□□卜，其烄*[派去氵加女]，有大雨?大吉。”（《合集》30172）“丁未卜，烄……母庚，有从雨?三月。”（《屯南》3586）“叀庚烄，有雨?其作龙于凡田，有雨?吉。”（《合集》29990）殷墟晚期卜辞中大量出现的焚人以祭以求雨的占卜纪录，说明了这时的旱情已不是偶尔一两次出现的现象了，而是一段时期之中频繁发生的事情。

沙尘暴，指大量沙土沙粒被强劲阵风或大风吹起，飞扬于空中而使空气混浊，水平能见度小于1公里的现象，又称沙暴、尘暴。沙尘暴一般发生在土地干燥、土质松软而无植被覆盖的地区，沙尘暴天气的出现，是气候干旱化和生态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证据。

据研究，商代晚期已经开始出现沙尘暴天气。《墨子·非攻下》称：帝辛时“雨土于薄”。《竹书纪年》也载：帝辛“五年，雨土于亳。”研究者称，“雨土”现象正是沙尘暴天气的古代纪录。

甲骨卜辞中有关于沙尘暴发生的信息，最早被郭沫若先生考释并发现，他认为甲骨文中的“霾”字，“于雨下从一兽形如猫，决为霾字无疑。”[8]（pp．384～385）《诗经·邶风·终风》：“终风且霾，惠然肯来。”《说文》：“霾，风雨土也。”《尔雅·释天》：“风而雨土为霾。”传曰：“霾，雨土也。”郝懿行疏曰：“孙炎曰，大风扬尘，土从上下也。”可知商周秦汉时期的“霾”，并非今天气象学中如同雾气的阴霾之“霾”，而是沙尘暴天气①。

甲骨卜辞中关于沙尘暴“霾”的记录以下列几条为代表：“己酉卜，争贞：风隹有霾?”（《合集》13465）“癸卯卜……王占曰：其……霾?甲辰……”（《合集》13466）“贞：兹雨隹霾?贞：兹雨不隹霾?”（《合集》13467）“贞：翌丁卯酒，丁霾?”（《合集》13468）“……隹霾，有作[祸]?”（《合集》13469）“甲申卜，争贞：霾其有祸?贞：霾亡祸?”（《通纂》419）

由以上所引诸辞可知，有“霾”的沙尘天气从武丁时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结合文献记载的帝辛五年的“雨土”而来判断，沙尘天气横行了商代晚期的二百多年时间。而且这种“风霾雨土”的现象，曾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祸患，所以一有风天雨天就心有余悸，占问风雨会不会带来尘霾，尘霾会不会带来灾祸等。为了防止尘霾天气的发生，还对神灵进行祭祀以祈保佑。

二、商代中原地区土壤土质的变化

在殷商时期气候研究中，有些学者吸收了古代土壤学的研究成果，提出随着全新世大暖期（距今8500年至3100年）的结束，气候出现干旱化，对当时的社会生活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按照这一理论，全球性的全新世大暖期与我国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相对应，气候温润，生物成壤作用旺盛，形成了黑垆土或褐土，即所谓的古土壤。从距今3100年开始，黄河中下游地区转变为一个相对的干旱低温期，这是以西北季风气候为主，沙尘暴频繁，厚约40～80厘米的现代黄土层覆盖了古土壤，在黄土高原尤其是陕西地区的地质剖面上得到了充分反映：土壤由黑垆土向黄土转变[9]。虽然引据的地质剖面主要是陕西等黄土高原地区的资料，作为殷商时期典型文化的外围地区，这种变化也必然对中原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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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值得注意的是，“霾”字《释名》释作“晦”，或当作雾解，这正与今天气象学上的“霾”气象相同，与商周秦汉时期的“霾”即沙尘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地下水位的变化，也是影响土壤土质的重要原因，是衡量气候环境发生变化的重要指标。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安阳殷墟白家坟黑水河西岸黑河路一带发现了商代的三眼水井，“其中一口水井年代属殷墟文化第一期。该井壁上发现有使用期间明显的水位线痕。据该水井约4米处，发现一处殷墟文化第二期的窖穴，经测量知，二期窖穴底部低于一期水位线痕2.5米。”也就是说，“殷墟文化第一期某个时候，黑水河一带的地下水位曾大大高于殷墟二期。这一发现，将有助于了解当时殷墟地区的环境变化。”[10]周伟先生受此启发，根据殷墟及其附近地区考古发掘的古代水井、窖穴和墓葬材料，绘制了一张殷墟地下水位变化图[2]。该图显示，“殷墟时代地下水位总趋势是下降的。殷墟一期到三期末水位大约下降3米。一期到二期下降了2.5米，三期早段到末段则下降了5米。”虽然第三期有一个剧烈的反复，但总的趋势还是表现出水位在逐渐下降。地下水位是与地表水相关联的，降雨量大，地表水多，可以下渗补给地下水，地下水位就会增高；反之就会下降。有地下水位的逐渐下降可知，殷商晚期的降雨量是在逐渐减少。随着气候出现干旱化，由此土质就会变得比以前更为干燥，腐殖质减少，肥力减弱。

从商代农作物种植结构也可以看出中原地区的土质土壤变化情况。从文献记载来看，反映商周时期中原地区粮食作物的品种一直是以“小米群”粟、黍、稷为主。如《诗经》中，黍在众多作物中出现频率最高，达28例之多，稷次之有16例，黍稷连称也有16例，粟有10例，菽有9例，麦有11例，稻仅有6例。这与于省吾先生对甲骨文中农作物的统计是相符合的，黍字在卜辞中有106例，稷有33例，麦有6例，禾有21例[11]。所以何柄棣先生据此认为，中原地区和黄土高原一样，种植旱作农业作物，这里的土壤为风成黄土质地[12]。从商代考古发现看，除大量的粟、黍、稷之外，还有大麦、小麦、高粱，个别地区也种植水稻。如河北邢台曹演庄、藁城台西等商代遗址都曾出土过炭化黍粒[13]。河南安阳殷墟后冈圆形祭祀坑，在人骨架上曾发现一堆谷物，另外在所出陶罐内部的腹底和铜鼎、戈上也有谷物的残迹，有些谷物保存较好，能看出其籽粒形态，据观察似为粟类[14]（p.278）。而水稻的种植，在中原地区发现的实证较少。殷墟发掘中曾有过稻谷遗存的发现[15]（p．283），郑州商城白家庄遗址中也曾发现稻壳遗存[16]（p.7）。这种情况比之史前时期中原地区较多的水稻种植而言，有了很大不同。根据《尚书·盘庚上》“情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其中黍为大黄米，稷为小黄米。这也说明商人是以黍、稷为主食。究其原因，不外是随着气候环境的变化，干旱化倾向的发展，降雨量的减少，土壤变为干燥，只能适合旱作农业的生产了。

三、商代晚期中原地区的植被破坏情况推测

在他文我们谈及，由于商代中原地区的气候适宜，植被繁茂，草木丛生，为人类和野生动物提供了一个原始的天堂家园。

不过，大自然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仓库，在只知取用而不知维护的上古时代，过分的砍伐取用也为当时的植被资源带来了减少甚至枯竭的危机。天然植被的人为破坏趋势，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方面，农业生产对植被的破坏。原始农业的“刀耕火种”，把大片的森林变成耕地，而要除去耕地上的杂草以便播种，在只有粗重笨拙农具的古代，最简便的方法当然是放火焚烧。火既可以用来垦荒，也可以用来烧杀草木以肥田。农业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原始森林的面积也就不断缩小。每开垦一片新的农田都以毁灭大片的原始森林为代价。从传说中的神农氏号称炎帝，又称为赤帝或有炎，又称之为烈山氏（《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国语·鲁语上》），“烈山”即烈火焚山之义，就大致知道了远古时期农业确实与火焚森林密切相关。舜“使益行火，以辟山莱。”（《大戴礼记·五帝德》）都是上古时代大量焚毁森林而务农耕的记载。商代晚期的农业生产虽然早已超越了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阶段，但从甲骨文中的记载来看，焚林垦田和火除杂草的情况仍是常有之事。甲骨文的“麓”（农）字，从林从辰，正是以蜃器农业工具在林间砍伐林木而耕种农田的意思。商代的一块块整齐的“田”的形成，正是人们在草莽林间开辟出来的。而到了周代，开荒焚林已经成了为了发展农业的制度和政策，并有专门的官员如《周礼·秋官》中的“柞氏”、“薙氏”管理其事。所以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和大面积农田的耕作，某些地区就面临了森林枯竭的危机，以至于出现了“宋无长木”的窘迫现象。

第二个方面，田猎活动对植被的破坏。除了火耕农业之外，与之相关的先秦时代的田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很严重。在仅以棍棒、长矛和弓箭为武器的时代，狩猎活动也离不开火。那时候人们经常用放火焚烧山林、泽、薮的方式以猎取野兽。据文献记载，黄帝之时，“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逐禽兽，实以益人。”（《管子·揆度》）（《管子·轻重篇》则归之于有虞之王）“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孟子·滕文公上》）这就是所谓“火田”。甲骨文中有反映的“焚林以田”的狩猎现象，如：“翌日戊午焚，擒二告。”（《合集》1019正）“翌日癸卯其焚……擒癸卯允焚，获……兕十一豕十五虎……兔二十。”（《合集》10408正）“于兕……焚害，擒有兕”（《屯南》4462）这种焚毁山林的田猎方式一方面使大批的野生动物遭受毁灭，一方面也使大面积的宝贵森林被火烧光，其对生态环境的危害是无法估量的。

第三个方面，畜牧业对植被的影响。畜牧业中过度放牧，也是带来植被资源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商代晚期虽然已经是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但畜牧业也是很发达的。1958年在安阳小屯发掘一个半地穴式建筑遗址时，在附近发现了一个骨器作坊遗址，出土的骨料和半成品共有5000多件，其中主要是牛、猪、马、羊、狗等家畜肢骨，以牛骨、猪骨为最多。同样的作坊遗址在安阳的高楼庄以西、薛家庄南地等处也有发现。骨器制造业的发达反映了当时畜牧业的发达。大规模的饲养牛、马、猪、羊等家畜不能圈养，只能放牧。对于以农业为主的殷人来说，大量的牲畜当然只能在农田以外的山林或草场上放牧，长期的放牧必然影响草原森林的生态平衡。有学者通过考察甲骨卜辞文丁前后商王用牲祭祀数量的变化，指出从武丁到康丁时期祭祀所用的牺牲数量一般是很丰富的、数量是很多的，如一次祭祀用“百犬”、“百羊”、“百牛”的现象时有所见；而到了商末的黄组b辞①中，祭祀上帝山川与先公的现象已很少见，而且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祭祀先王时所用的牺牲数量极少，多用“一牢”或“一牛”为祭牲。究其原因也正是由于商末气候环境恶化，植被草木减少，而牛羊畜牧养殖受到影响的缘故[3]。再者，甲骨文中有大量的“氏刍”的b辞。即从外地调运牲畜用草，是否也说明了商代晚期中原地区草地和植被面临枯竭、不够使用的窘困局面呢?

第四个方面，人们生产、生活用木对植被的影响。木材的消费是商代能源形式转变的重要方面。森林中木材的价值早已为人们所认识，用它可以制造弓箭等武器，用于建造车船，建造棺材，以及制造生产工具、日用器具和装饰品等。它还被大量地用作建筑材料。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殷墟都城的众多的大型宫殿建筑，所使用的建筑材料大部分是木构架形式，无论是木柱子、梁、檩等，还是房顶覆盖的茅草和树枝，都是取自于天然材料。杜牧《阿房宫赋》中说的：“蜀山兀，阿房出。”同样也适应于殷商时代尤其是商代晚期的城建开发与植被面积消长的关系。《诗经·商颂·殷武》记载了商王武丁时期南伐荆楚、得胜还朝之际，经过圣都景亳、登临大伾山凭吊告慰祖灵的场景[171。“陟彼景山，松柏丸丸。”这些诗句，描写了今河南浚县境大伾山（景亳所在）松林茂盛的情景。但我们也从中知道，为了修葺祖庙，“是断是迁，方斫是虔”，对山上的森林进了大量砍伐，略无顾忌，与《管子》所云“枯泽童山”毫无二致。这是为修庙祭祖，还是比较正当的用木毁木场合，而大量的无谓的毁坏森林的情况，则不胜枚举了。在商代晚期的大量祭祀活动中，木材也被派上了特殊的用场。如甲骨文中有大量“燎祭”的占卜记载，《说文解字》云：“燎，柴祭天也。”甲骨文的“燎”字，正作焚烧大木以祭祀之形。燎祭的对象不仅对先公先王，而且也对自然神如河、岳、土以及四方风神和上帝等神灵，是甲骨文中用途最广的一种祭祀。所以用燃烧木材来进行祭祀在商代晚期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这应当是当时消费木材的大宗之一。另外两项大宗消费是饮食用火需要和烧制青铜器具以及陶器。商代烧制陶器的陶窑，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湖南、江西、安徽等省的商代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其范围是很广的，其烧制的温度均在1000度左右。而仅仅在殷墟就出土了上千件青铜器，在洹河北岸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大鼎重达875公斤，铸造这样一个铜器需要七八十个坩埚，每埚盛铜液12公斤，烧熔铜矿为液体，全靠树木，一件铜器需要少则几十棵树，多则成百上千棵树木，商代数以万计的青铜器和陶器，不知要消耗掉多少棵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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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王晖先生主张．所谓黄绢卜辞实际上包括文丁、帝乙和帝辛三个时期的占卜纪录。

自商王朝迁殷以后，进行了长期的持续的破坏原始植被的活动，原始植被的破坏为社会发展与文化的进步提供了新的物质条件，但无疑也给自然种群的生存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定居农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早期城镇的形成，城镇建筑所需木材、熟食燃料以及手工业作坊的大量木炭，都需要来自森林。城镇的发展也就进一步加速了原始森林、草原、沼泽植被的破坏。人为的破坏再加上气候干旱化的影响，到殷商晚期中原地区的植被有了明显的恶化。所以作为殷商后裔的“宋无长木”的局促现象，不是一时形成的，寻其渊源，当始自青铜文化大发展的殷商时代晚期。

四、商代晚期中原地区野生动物的迁移与灭绝

中原地区自然界生物链系统遭到破坏，在殷商晚期变得日益严重。文献记载到了商代末年，商王武乙狩猎曾达到渭水流域，遭到雷劈身亡。《史记·殷本纪》：“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殷纣王也曾远道渭水流域狩猎。《竹书纪年》载：（帝辛）“二十二年冬，大蔸于渭。”这种情况的发生，意味着中原地区经过长时期的竭泽而渔，焚林而猎，大量野生动物被猎杀；再加上自然环境的变迁，野生动物不得不迁徙，中原地区的生态环境已遭到了严重破坏，野生动物大量减少，在都城周围的附近地区狩猎之不易，不得已才跑到那么远地方打猎。

这种情况在甲骨文材料中也有所反应。在甲骨田猎卜辞中，各期田猎擒获情况并不平衡，这可能也与某一时期的滥捕滥杀有关。据陈炜湛先生的研究，五期甲骨卜辞中，第三期田猎b辞虽多，1600片左右；其次为第一期，1300片左右；再次为第五期，900片左右。但第一期中田猎规模大，捕获动物数量多，则占各期之首。对于第二期田猎卜辞最少的原因，陈氏推测说：“是由于祖甲‘革新’政治，减少卜事，故现存田猎b辞少；是由于武丁时期狂捕滥杀、竭泽焚林，致令祖庚祖甲时期不得不减少田猎活动，以使禽兽栖息繁衍？两种可能性似乎都存在，以常理推测，后者的可能性当更大些。”[18]（p．4）而且从各期田猎卜辞的所记内容来看，第一期多记获猎野兽数量，第二、三、四期则均不记获猎数量，到五期又开始记载所获猎物数量，但已不如第一期的数量为多。这也说明大量的捕猎，使得野兽动物减少，破坏了自然的生物链，给当时的环境造成了较大的破坏。

殷墟和其他殷商考古遗址中发掘出的野生动物骨骼材料，是非常珍贵的环境史资料。因为这些野生动物中的大多数，现在已经不存在于中原地区了，有些早就绝迹了，有些则迁移到其他地区。其原因非常明显，这里曾是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天然家园，但是随着自然环境的改变，生存系统的人为破坏，它们不像有高智商的人类那样可以多穿衣服，住进房屋，生上炉火，它们适应不了环境和气候的变化，不得不绝迹，不得不迁移。

殷墟出土圣水牛的数量超过了1000头，约占动物骨骼总数的三分之一，可见当时之多见。众多的圣水牛骨骼在殷墟发现，说明这是在当地驯养的家畜。对于牛与圣水牛，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先生作了区别：“牛是在野田中生活的，水牛能在池沼中生活而不大习惯于田野或山地。”[19]据张之杰先生研究，殷商时代畜牛即圣水牛，甲骨文“牛”字即指此而言；而数量较少的“殷牛”，则是野牛[20]。圣水牛是生活在温湿多水地区的家畜，今天在长江南北的湖北、湖南省有大量的饲养。

獐生活在沼泽地带，竹鼠则生活在竹林之中。而现在这两动物都已绝育于中原地区，这两种动物骨骼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安阳殷墟时期是温暖而湿润的。象、虎、猴生活于高山密林之中，当然有是也进入林缘草地；犀牛、鹿多居于低山丘陵地带；马、驴、野牛则生活于草原或河谷小平原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殷商时期存在数量较多的麋鹿是适宜生活在湿地中的大型野生动物，随着中国湿地的消失，野生麋鹿已经在中国灭绝。商代中原地区能够捕猎到如此众多的野生麋鹿，极能说明当时的生态环境是如何的良好。

鸟类动物中，雕类一般栖息于山地林间，平原和开阔草地，也常见于沼泽附近的林地或丘陵高树巅处。他们性情凶猛，食蛇、蛙、蜥蜴、小型鸟类、兽以及动物尸体等。现在褐马鸡生活在高山深林之中，而繁殖期则下到灌木丛中。现在的丹顶鹤则栖息于草甸和近水浅滩，以鱼、虾、虫和介壳类等为食。噬食鼠类的鹗类鸟，是典型的夜行型鸟类。而且其生态习性比较特殊，这类鸟集聚的地方，就是鼠类比较多的地方。而他们一般在北方繁殖。栖息小溪问的冠鱼狗是潜水的能手，它完全以鱼类为生，常蹲踞溪涧低树上，静候饵物，一见有鱼游过，立即潜入水中捕获去。孔雀、雉类、犀鸟、啄木鸟以及鹭鸶、鹳、大雁等水禽鸟类动物，等有各有其相应的生境。以上几类生态环境不同的鸟类集中于安阳殷墟，这反映出安阳地区当时生态环境多姿多彩丰富而多样化，高山、森林、丛灌和草原广泛分布，河溪、沼泽、草甸也比较多，气候总体温和而多变，各类动植物非常丰富。

适宜于湿地和大面积水面环境的鳄鱼、乌龟等两栖爬行类动物，原来都曾繁衍栖息在中原地区，可惜现在都早已迁移了，这里已经没有他们生存的生态环境了。

与此相关，偶然发现于安阳小屯鲟鱼骨板，据鉴定属生存于今长江流域的中华鲟（扬子鲟）和达氏鲟的两种鲟鱼之一。鉴定者认为，殷墟地区不可能生存鲟鱼物种，这一鲟鱼骨板可能是满足商王膳食需要的远方贡物。我们认为此观点值得商榷。既然中原地区当时有那么好的生态条件，气候相当于今长江流域，河湖水系众多，鳄鱼、乌龟既能在此生存，鲟鱼为何就不能在此生存呢？再说，甲骨卜辞中显示了许多远方贡物的名称，如卜龟、粮草、马匹、女人等，但未发现贡鱼的。

在此，我们着重论及一下中原地区犀、象的迁移问题。商代晚期甲骨文中有“氏象”、“来象”进贡而来的象匹，如“戊辰卜，雀氏象戊辰卜，雀不氏象十二月。”（《合集》8984）雀是殷商晚期南方诸侯方伯[21]，可见商王朝对大象之需求量很大，仅在中原地区狩猎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了，需要从南方进贡作为补充。犀象数量的减少，也说明环境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不能适应犀象的生存了。《吕氏春秋·古乐篇》“殷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驱虎豹犀象而远之。”殷人服象及中原地区多象，是不错的，只是它们的南迁，并不纯粹是人为因素，而主要是环境发生变化了的自然结果。中原一带气候的变冷是迫使大象南迁的决定因素，而因为农耕的发展使得植被面积减少、地理环境的变化，也加速了大象南迁的进程[22]。如果要强调人为因素的话，也不应是动用军队将其驱赶到江南地区，而是动用军队大肆捕猎的缘故，正像《逸周书·世俘解》中周武王的狩猎行为一样。殷商考古遗址中经常发现的象、犀牛等野生动物骨骼，到了西周考古遗址中已经基本见不到了。而且流行于商末周初的青铜器大象纹饰和以象为造型的象尊，在西周中期以后也突然不见了。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动物类种的减少，折射出商末气候的变迁对于西周时期及其以后生态环境的影响。学术界普遍公认的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禹贡》，记载远在江南地区的扬州、荆州向中央政府进贡象齿、犀角等贵重土特物产，说明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犀、象已经灭绝，所以要从南方进贡这些野生动物。同样，《韩非子·解老》中的“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如此对“象”字的解释，以及《战国策·魏策》“白骨疑象”等记载，都表明到了战国时代中原人们对于南迁以后的大象已经非常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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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logical Changing of North China in Late Shang Period

Zhu Yanmi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Studies Center，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North China had exceH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t first in Shang Dynasty．It was wal3,n and wet with flourishing plants and multiplying animals．However，archeologists found that the ecological data in Shang culture varied in quantities in different periods．Considering together with the historical records such as“elephant go southward，”“Heng River dried thrice one day”， and“Yellow River dried，Shang died，”it is credible tha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North China during late Shang Dynasty fluctuated：in the wake of climate becoming cold and dry as well as the soil deterioration，draught and sandstorm happened frequently which in turn caused the reduction of vegetation and the distinction or migration of animals．As the main cause for the fluctuation could be the direction turning of the Northeastern moHsoon，the human destruction also accelerate the ecological detefiomtion．

Key Words：Late Shang Period；North China；Climate；Soil；Forests；Animals

谢选骏指出：人説“商代晚期中原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我看這只是現象的描述。而“到底是文明的發展改變了生態，還是生態的改變迫使文明出現”？這才是更深地追問。由此可以探索——“全新世灭绝事件”，又称人类世灭绝、第六次大灭绝，是于现今的全新世所发生广泛及持续的灭绝或生物集群灭绝事件。涉及的灭绝集群包括了植物及动物的科，如哺乳动物、鸟类、两栖类、爬行动物及节肢动物，大部分灭绝都是在雨林内发生。僅在1500年至2006年間，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就列出了784个已灭绝物种。至於上一次，則是侏罗纪以来长期统治地球的恐龙灭绝。第五次生物大灭绝又称白垩纪大灭绝或恐龙大灭绝。白垩纪（Cretaceous Period，Cretaceous）是中生代最后的一纪，始于距今1.37亿年，结束于距今6500万年，其间经历了7000万年。

【33、文本中心和读者中心是互相转化的】

網文《阅读后现代》（2010年4月8日宋国诚）報道：

现代性的阅读，是以文本为中心的阅读；后现代性的阅读，是以阅读者为中心的阅读。按照伽达默尔的阐释方法论，从个性化意义说，所有文本都是未完成的，只有当文本的“语形”与某一具体阅读者的“语境”产生对话关系，形成一个意义的循环时，整个过程方才完成。从后现代的意义上说，有多少阅读者和阐释者，就有多少种尼采版本。这就是后现代的阅读立场。网络时代的阅读，是多元化阅读。意义是在文本与读者的对话中生成的。一元化的文本，顶多只是充当语形角色的符号而已。每个网民，都有“六经注我”的权利；每个人，都不能剥夺别人多元化价值表现的权利。网络时代的阅读，正从出版商的一言堂，向消费者多元化对话的方向演进。

《阅读后现代》美国生死书──唐-德里罗的美国死亡纪事

（一）

唐-德里罗（Don_DeLillo）把美国看成是一具死亡的躯体（dead body），CNN、McDonald、Wal-Mat则是映在尸体上闪闪发亮的尸斑。作为一个美国文化的解剖师，唐·德里罗对美国文化的病理结构具有过人的透析能力，他具有一种让你在尸前麻木不仁的魔力，偶而，透过一种既干又冷艳的幽默，他也乐于让你在尸前窃窃私笑。

唐-德里罗被誉为“20世纪的狄更斯”，美国19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 义小说主要代表，1936年出生于纽约市，中学毕业后进入福德汉大学（Fordham University），主修神学、历史与哲学，获传播学硕士。1971年发表第一部长篇《美国志》（American），1972年和1973再度发表 长篇小说《球门区》（End Zone）和《大琼斯街》（Great Jones Street），随后还有《拉特纳之星》（Ratner's Star, 1976）、《玩耍者》（Players, 1977）、《走狗》（Running Dog, 1978）等等。1980年代起，德里德开始建立自己独特风格，其中《白噪音》（White Noise, 1985）、《名字》（The Names,1987）、《天秤座》（Libra, 1988）、《毛二世》（Mao II, 1991）、《黑社会》（Underworld, 1997）最具代表性。近作有《身体艺术家》（The Body Artist, 2002）、《国际大都市》（Cosmopolis, 2004）、《法尔巴拉索》（Valparaiso, 2004）等。

作为意大利移民的第二代，他对所谓“美国梦” 有着清醒的认识，对美国文化有着身在其中的疏离感。正是这种文化的杆格不入之感，使他具有一种天生的“批判间距”，一种不同于传统审美间距的“观丑意识 ”。德里罗的作品可以归类为非传统的美国社会写实主义范畴，他十分关心政治、历史黑幕、现代恐惧、意识形态与社会生活，作品主题包括政治阴谋、色情犯罪集 团、都市恐怖分子、狂热谋杀犯、科技灾难与生化危机，目的在揭露社会丑恶对人们精神世界的腐蚀作用。以一种无望、干冷、灰黯的色调来展示后现代社会精神的荒芜性，是德里罗一贯的色调与风格。

白噪音：后现代的“荒野之音”

1985 年发表的《白噪音》（White Noise）被视为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代表作。这是一部讽刺美国资本主义商品社会和“单子家庭文化”的经典之作，一部集合了拟仿式虚构、冷涩式挖苦和嘲 弄式批判的“后现代启示录”（postmodern apocalypse）。作者为美国描绘了一幅欲望横流、商品独裁、科技公害、药物控制、暴力堕落的黑色风情画，它给予读者一种“热感”和“冷唤”的双重 效果，为今日全面物化的商品拜物世界，刻划出一幅冷酷而无能的“后工业─荒原世界”（post-industrial wasteland）。

“白噪音”一语，具有多面性的涵意，它可以指充斥在人们外围的电子媒体噪音，包括电视、广播和无线通讯，在此意义上，白噪音意味着干扰、渗透、洗脑，是一种 来自外部世界对人类身体与认知疯狂式的入侵和敲诈；它也可以指具有精神麻醉作用的资本主义商品，一种使人迷失自我的物质消费，一种异化的商品拜物癖。

“白噪音”还意指一种宇宙力量，它控制和决定人们的生活和思想，驱使人们在追求物质满足与心理快感过程中丧失自我，成为冷漠社会中没有任何价值判断、受原始 欲望与本能支配的“享乐动物”，最后在商品或偶像符号的阴谋中走向暴力与死亡。在德里罗笔下，白噪音是一个存在主义式的隐喻，它意指对人的存在本性的遮 蔽、欺瞒和扭曲，使人们听不到真正应该听到的“纯音”，使人们心灵的耳朵失聪、智慧的眼睛失明、传统的价值失重、未来的远景失望。实际上，噪音不是来自外 部，而是出自人们心灵因为失去平衡而产生的不规则悸动，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心律不整”所发出的哀鸣与低泣。

后现代家庭─“电子部落”

作 品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波与幅射”、“空中毒雾事件”、“戴乐儿”闹剧，全书以第一人称叙述主角杰克·格兰尼（Jack Gladney）由一位善于自我推销的“希特勒研究系”（Hitler studies）教授，从迷失走向堕落和暴力杀人的过程。杰克与不同前妻的四个孩子海因利希（Heinrich）、丹妮斯（Denise）、斯泰菲（Steffie）和怀尔德（Wilder）住在一起，现在的妻子叫芭比特（Babette）。杰克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式/非传统/核子家庭”：一 种由“前夫妻”（the ex-spouse）、“继子女”（the stepchildren）、“前姻亲”（the former in-law）组成的“电子部落”（electronic tribe），一种以电子信息作为新伦理关系的“后现代家庭”。一场突如其来的毒气外泄事件（toxic airborne event）使这个家庭陷入恐惧死亡和精神慌乱的处境之中。芭比特首先开始感到难以排除的死亡恐惧，芭比特为了一种能够消除恐惧的药品而与他人有染，只为 了换取一种能够让她免于死亡阴影缠身的生化特效药。最后，杰克因为妻子的不忠而走向崩溃，他杀死了妻子的情夫，成为一个血腥暴力的变态魔。

杰克-格兰尼是一位具有“科学辩论癖”的大学教授，他在“山上学院”（College-on-the-Hill）开授一门“纳粹主义高级研究”的课程，课程 的主旨在“培养以历史观、严谨的理论性和成熟的观察力，对法西斯独裁具有广泛而持久的魅力这一现象进行剖析” 1。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希特勒研究”会使一个小镇学院因此而“享誉世界”？希特勒这个历史暴君有什么值得“享誉”或倍感光荣的？杰克的同事默里（Murray）则宣称是研究大众文化的，他是一个总是对着通俗商品的词语─广告词、包装标示、用语、颜色─发出哲学式联想的人，例如把一种“碎花生仁的 包装”说成是“最后的先锋派”、“大胆的新形式”，把超级市场说成喇嘛庙，是“精神充电的场所”。同样令人不解的是，诸如口香糖的包装纸或洗衣粉的广告 词，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从商品的颜色联想到战争，究竟是根据什么文化逻辑？实际上，德里罗旨在讽刺，即使是学院里的知识精英，也已沦落到利用“历史残渣”（希特勒）和“文化垃圾”（包装纸）来进行声望炒作的资本，一如那噬血如命的美国媒体，它们天生的职责就是“猎杀灾难、传送恐惧”；灾难已经成为美国媒体 利润丰厚的产业，甚至说，美国媒体根本上就是一种“灾难产业”，一种“恐惧工业”的生产体制。

（二）

《白噪音》的三个部分各自代表了三种“死亡威吓”，一是消费主义对人们精神世界和感官本能的双重统治；一是科技灾难，一场“空中毒 雾事件”（toxic airborne event），人们在既怀疑又恐惧中“表演了”一场不知真假的“大撤离”；一是由于芭比特“卖身求生”的荒诞交易，导致了一场暴力悲剧。

死亡会不像“天鹅投水”？

小说在表面上可以感受一种客套的、优雅的生活步调，大部分是中产阶级的日常活动，吃饭、洗衣、处理垃圾、送孩子上学、工作、购物、旅行等等，但正是由这些琐 碎小事中，在无聊而细微的感受中，小说所有人物始终沉浸在一种潜在威胁和不安全感的气氛中。中西部的小镇生活是优闲的，杰克的家庭看起来是温馨的，夫妻生 活也是圆满的，这可以从芭比特总是“用文学来助兴”─在夜晚做爱前给杰克朗诵色情小说─可以看出，但这一切只是风雨前的宁静、死亡前的回光。

表现在观光旅游中消费性集体行动的病态式模仿，是资本主义“象征主权”的显著标记。杰克与默里同游一个叫作“拍照率最高的谷仓”（The Most Photographed Barn），它代表着商品符号对人的感觉世界的统治。对“集体感觉”的盲从不只是现代人宗教式的迷信，更是一种精神的投降。个人只有在“成千上万的集体性 ”之中，才有个人存在的感觉。另一方面，“血拼”（shopping）已是现代人基本生活的一部分，人们藉由“购买欲”永不见底的重复性满足，获取精神抚 慰和生活安全感的保证。德里罗把“美国人的吃”看成一种大众化的“抗忧郁行动”。“吃”是一种精神官能意义上的止痛剂，车上吃、树下吃、排队吃、站着吃、 走着吃，口腹之欲和心理安全已经联成一体，在后现代美国会中，灵与肉的界限已经模糊，形上与形下的区隔也已不存在。“谁会先死”？，一种潜意识中的死亡忧 虑，总是不期然的浮现在杰克和芭比特对话的空隙中。杰克与儿子海因利希（Heinrich）的父子关系像似一种“非亲属”的另类关系，一种怀疑式的语言诘 问，对话在父子之间呈现出一种诡辩的形式，海因利希一向贫嘴、以牙还牙、不成熟的世故、似是而非的机智，反映出父子 间不规则的心理波动，像似心理电流短路而造成沟通的碎裂。而杰克显然为了抵抗死亡焦虑而心力焦瘁，他担心海因利希总有一天会拿着机枪向街上扫射，在一身重 型武装警察赶来之前饮弹自尽。即使在梦中，杰克也总是被死亡恐惧所惊醒：

那晚我入睡不一会儿，就觉得砰的一下，像猛地跳进了浅水，心脏停 止了跳动，从自己的身体里掉了出来。我被震得醒过来之后，便向黑 暗中凝视，意识到自己刚经历了大致属于正常的“肌痉脔”。它是否 就是这个样子：突然和不由自主？我想，死亡会不会像天鹅投水，白 翅膀、优雅和平稳，水面上不起一丝波纹？

科技：人工死亡的实验

第二部分的〈空中毒雾事件〉是一篇具有后现代“戏拟╱警示”意味的篇章。一场夹杂着惊奇、神秘和恐慌的化学毒气外泄事件突如其来，小镇居民仓惶撤离。主题本 身令人想起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开篇的话语：“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徘徊”，德里罗则在模拟“科技灾难的幽灵在美洲上空徘徊”。整个事件混合着“美国 式的效率”和“战争式的混乱”，高科技传播和迷信谣言并存，撞车逃命和瞎猜乱扯交织，军用机、救护车、手提扩音器趋赶着既兴奋又恐慌的民众。整个事件历时 九天，最后从直升机吊下科技人员在空中向毒雾“植入”一种“吃毒雾的微生物”，灾难事件才告落幕。“空中毒雾”究竟是什么？没有人确切知道，但似乎科技已 变成“现代式的厉鬼”，它不同于传统上从土里爬出的僵尸，而是从空中落下的科技幽灵。显然，“吃毒雾的微生物”就是指“人类”，我们这一群在科技增长中日 渐退化的“哺乳性微生物”，一群毒物实验室中的“直立白老鼠”。毒雾事件旨在召告，人类除了一次“自然死亡”之外，实验室还会制造无数次的“人工死亡”。

实际上，一个提着微型电视向逃难者演讲的人在暗示大家，这场毒雾事件不过是一场“科技实验”，一桩可能策划许久的“模拟疏散”（simulated evacuation），因为官方从未给予整个事件完整的说明，反而是年幼的海因利希根据媒体信息扮演灾难事件的“最佳解说员”，他虽然总是说着一堆和他 的年龄不相对称的话语，但也给予科技灾难一种思辩性的哲学阐释；事件中，有人仓惶逃生，另有人却冷眼旁观他人逃亡，像在上映一场有演员和观众的“灾难影片 ”；杰克在毒气事件发生时才发觉空袭警报机早已在居家附近藏了数十年，他试图用尊贵的“教授身份”来抵御灾难的临头。在逃难中，没有争夺或打斗，因为如果 身历其境的逃难和电影放映的灾难影片已经融为一体、无法区分时，又何必对一场“真假莫辩”的事件太过认真？逃难中，一家人尽说着一些无俚头的对话，似乎“ 科学八卦”成了掩饰内心惊恐最好的方法，但对话中透露着怀疑哲学、否定价值和愤世嘲讽的回声。实际上，毒雾事件只是了证明一项实验假设：“科学的进步越巨 大，人的恐惧就越原始”，无论这项实验是否成功，正如杰克已经自觉，“死亡早已植入人的体内”（表面上是杰克在逃亡中下车加油，暴露在毒雾中两分钟）， 早在希腊时期人们就已知道，“宇宙中的重大事物，人的肉眼是看不到的。它是波，它是射线，它是粒子”（待续）

（三）

小说的第三部分，人物看起来都很理性平稳，除了毒雾事件改变了落日长达一小时，形成了另一个像“拍照率最高的谷仓”的新景点之外，人们在余悸犹存中渴望恢复往日的平静。

歇斯底里的崇高

然而，一场科技灾难却意外制造了一种改变“下降时序”的落日，这正好印验了李欧塔（F Lyotard）所说的“歇斯底里的崇高”（hysteric sublime），一种传统艺术已经无法想象、无法再现、无法模拟的“后现代美感”。在小说中，这种美感却是以逃难为代价、以死亡为赌注的“劫后美感”来 表现的。

无意间，杰克在浴室的暖气罩里发现一瓶药丸，他向学院里一位女化学教师请求化验，最后在芭比特坦诚相告之后，才知是一种市场上买 不到、经过特殊实验制作的、用来“袪除死亡恐惧”的特效药“戴乐儿”（Dylar），这是一种在人类大脑中辨视出“死亡恐惧”的脑质部位之后，再向这一部 位注入某种能够阻断神经传导作用的药物，这是芭比特向一位称为“格雷先生”（Mr· Gray）的科学家以“献出肉体”的方式交换得来的。杰克起初没有太大的愤怒，一方面同情妻子的遭遇，一方面惊讶于这种完美而惊奇的科技产物，一种类似于 崇拜“变异落日”这一自然现象流露的崇高感，心中再度升起对科技杰作“歇斯底里的崇高感”。然而，芭比特深知她的丈夫已经处于暴怒与疯狂之中，一场比她自 己对死亡的恐惧更为恐怖的事件将要发生。

芭比特是《白噪音》中最具悲剧性的人物，表面上她是一个金发碧眼、健康性感的美国妇女，但却是美 国这一“高风险社会”最大的受害者。芭比特从事小区公益活动，教导老人家如何从错误的“身体姿势”中解放出来，教导人们如何正确的饮食，如何端正的行走。 她是美国“大众健康文化”的力行者。对她来说，如何科学地分析姿势、分析吃喝、分析呼吸，是她用来理解这个世界的唯一方式，但是这一切健康的外表都是在伪 装，都是在掩饰内心的恐惧，她却始终遭受“害怕死去”的纠缠，“我害怕死，我老是想着它，它不肯离去” ！她把对死亡的恐惧感看成是“人类的症状”，除了人类以外没有任何其它的生物有此症状，动物虽然也怕死，但动物的大脑没有复杂到能够产生这种“怕死”的特 殊心态。

如果小说的书名“白噪音”是指一种“与死亡经验相联系的声音”，那么这种可怕的声音就是芭比特终生挥之不去的“耳鸣”，一种在她 的大脑中不断引起共鸣的电子噪音，一个真正的隐形杀手。她把为了获得“戴乐儿”而让实验者“进入她的身体”看成是“超然的”，是一桩与真实爱情无关的“资 本主义交易”。因为如果所谓“人类”只不是种种个人数据（private data）的总合，只是化学性神经冲动的组合，如果人的理论只不过是一切关于大脑组织的理论，“以无爱的性交易换取大脑免于恐惧的自由”，这种“物物交 易”有什么不能容许的？

而如果存在于杰克与芭比特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那就是相互不让对方知道自己的死亡恐惧。芭比特坚持不肯说出 “格雷先生”的真实身份，杰克竭力隐藏存在计算机中的一纸清单，一组关于他自己的“死亡数据”，因为死亡是人类最大的遗憾，是人类唯一必须面对的问题。它 是白色的，并且始终如一。

暴力，是一种再生的形式？

居于关键角色的默里，一个纽约流 亡客，一个卖弄卑怯和驯服的表情来勾引女人欲望的男人，一个研究“猫王与车祸”的文化专家，他研究了几百个“电影中撞车的镜头”，他把所有的撞车事故看作 是“美国式乐观主义悠久传统的组成部分”，他把撞车─碾烂的肉体、断手断腿─看作是一种“天真”，一种“歌颂”，而所谓天真，就是对暴力视而不见之后的一 种快乐的精神。默里是一个兼具希腊哲人气质和《浮士德》中的魔鬼莫菲斯多弗（Mephistopheles）之双重性格的人，一个典型的“后现代消费主义 的怪胎”。他一方面艳献并肯定杰克自创了“希特勒学”而享誉世界，他知道杰克在紧急时刻会捧着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在胸前用来驱魔收惊，在得知杰克体内藏 有毒雾残余且不久人世之后，他告诉杰克人要死得庄严，因为人们都想从即将死去的朋友身上找到倔强、粗爌的高贵和不向死亡低头。当他知道“戴乐儿事件”之 后，他鼓励杰克去杀人，他向杰克阐释了他的“死亡哲理”（尽管只是一种理论）：

理论上，暴力是一种再生的形式，死亡者被动地屈服而死，杀人者继续活着，何其不可思议的力量……从理论上来说，杀人者尝试依靠杀死别人来击退他自己的死亡。他赢得时间，他赢得生命……你杀的人越多，你获得征服自身死亡的力量就越大 。

终于，杰克将默里的“理论”付诸了实践，他杀死了格雷先生。人们不知道杰克究竟是为了一雪“夺妻”之恨？还是为了夺取“戴乐儿”，以袪除他对自己体内残留毒雾的死亡恐惧感？

德 里罗的《白噪音》旨在表达？海德格尔（M· Heidegger）的“走向死亡的存在”（Being-towards-Death），我们人类无可辩驳的“在世存在”的样态。德里罗继承了本雅明（Walt Benjamin）的“机械复制”以及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单面人”（one dimensional man）概念，展示了现代人如何依赖并根据媒体“事先编好”的剧本，照本宣科地演出众人集体盲从下的生活，一种集消费主义、科技迷信和药物滥用于一体的 “死亡生活”。在德里罗笔下，死亡恐惧是采取一种“异化的崇高性”（alienated sublime）来表现的。一种由德里罗精心营造的、隐形的、数字化的、集体从众的“后现代美感”，一一表现在美国人的购物狂欢、视觉仿拟、漠视暴力、灵 肉互换的自我麻醉之中。人们不断机械式复制并模仿大众文化的媚俗标准，迷信科技是治疗科技病变的万能良方，最后，人类变成“生化检体”，只能用药物来测试 人类还有多少继续存活的机会。（待续）

（四）

早于《白噪音》3年出版的《名字》（The Names, 1982），是一部以“后现代神秘主义”的手法，集考古、探险、调查、邪教、连续谋杀和国际政治等剧情于一炉，描写“语言崇拜”导致精神病态与阴谋暴力的讽刺性作品。

语言的政治

全书以大量的对话─追索、探密、辩论、问底─的方式构成，作品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岛屿、山区、沙漠、草原，分别对应希腊的斯库罗斯岛（Scyros）、帕 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e）、印度和美国的堪萨斯（Kansas）。故事以希腊为背景，分成两条剧情线索并行发展，一条剧情的主角詹姆斯·埃克斯顿（James Axton）是美国“东北集团驻希腊公司”的风险分析员（risk analyst）。“风险”一词，如果要用语意修辞加以软化和中性化，那就是“美国全球利益的管理与评估”！实际上，詹姆斯自己并不知道究竟为谁工作，为 了母公司？还是CIA？詹姆斯分居后的妻子凯瑟琳（Kathryn）带着九岁的儿子从加拿大来到希腊斯库罗斯岛，参与了由一位美国考古学家欧文（Owen Brademas）领导的考古队进行挖掘探勘。小说以希腊、地中海、印度为背景，意味着德里罗刻意以“异国风情”为布幕，以“殖民小说”为框架，说明即使 不同国度、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人，都在运用语言的权力机制来进行全球范围的“语言殖民”，包括字母杀人和政治颠覆。这不仅呼应的德里罗所说《名字》旨在 表达“一个扩张主义的主题，一个殖民主义的主题、一个剥削的主题和一个最大限度利用的主题” 的观点，也说明语言崇拜就是一种权力崇拜，“语言的政治”正是后殖民时期权力操作的杠杆。

另一条剧情则是描写美国利用商业机构对他国进行情报搜集和政治渗透的外交丑闻。德里罗显然站在希腊民族主义的立场，对美国后殖民时代的“新商业帝国主义”进行了揭露与批判。

在一次小岛旅行中，詹姆斯听说一个“没有名字”邪教组织，他们进行着一种骇人听闻的“杀人仪式”（ritual murders），他们将一些老弱无辜的流浪汉以木棒击打的方式处死，但这些受害者的姓名恰好都是与受害地点的名字相同，也就是邪教组织不断寻找“同名同 地”的人加以杀害。好奇的欧文与一位英国制片人一起追踪调查，最后在印度找到了“按名杀人”的邪教组织的一个支派，甚至亲身目睹了邪教谋杀的过程。 邪教组织并没有自己的教名、教义或教法，他们窝藏的地点飘忽不定，组织的名字也被其成员视为不可泄露的“天机”，但是他们何以专门猎杀“同名同地”的老弱 者，是一个巨大的谜。在邪教组织来看，“名字”代表一种神秘的力量，而且越是说不出、越是隐讳莫测，越表示隐藏着莫之能御的超凡力量。邪教头目宣称，古埃 及就有一种把杀死的敌人的名字刻在陶碗上而后用脚踩碎的习俗，这是因为如果不能以“割喉”方式取走敌人性命，那么“踩碎名字”就是一种替代封喉的仪式，意 味着敌人将永不得翻身。古印度妇女也有一种不得说出自己丈夫姓名的禁忌，因为“夫名”代表一种权威和力量。然而，既是“神秘力量”，应该是对之敬畏或膜拜 才对，何以对“同名同地”者进行杀害？究竟是“命名”亵渎了“上帝”对万事万物绝定的“赋名权”（naming power）？还是“同名同地”冒犯了语言本身神圣的“秩序律”（ordering）或“语法则”（grammar）？

名字的世界与语言的滥用

显然，真正具有力量的东西是不可泄露的，一如人名不可以和一个固定的地名雷同一样。因为“神秘”与“世俗”之间具有不可相互窥视的禁忌，而语言在“说与不说 ”、“表达与沉默”之间的媒介性，则是一种终极的“控制力量”。欧文试图以加入邪教组织换取获悉组织的“真名”，遭到严厉的拒绝，英国制片人试图把邪教 组织拍成电影向世人公布，也遭到阻止，邪教成员安达尔（Andahl）则几次试图以供出组织名字来摆脱组织对他的控制，换言之，语言的力量就是“操纵”， 就在于“真相不可说出”；字母的暴力就在于“匿名性”，就在于“句子没有成形”之前，在于意义处于迟延、转换与联结之中，它藏在语言自身神秘的内壳里，它 掌握在拥有“命名权”的语言制造者手中。

如果语言代表“秩序”与“控制”，那么对于这种语言的权力逻辑的巩固和推衍，就与西方帝国主义的 利益不谋而合。在《名字》中，充满了各种“名字”，国名、人民、城市名、地名、山名、路名、湖名，更有公司名、产品名、宗教名，还有上帝的名字、村落的名 字、族群的名字、受害者的名字、敌人的名字、外国记者的名字、事物的名字、动植物的名字、领导人的名字，还包括记录下来的和被遗忘的名字。在“名字的世界 ”中，人类早已生活在子母建构下的“语意牢笼”中，被嵌入语词所串连的逻辑制约中。由于人们总是渴望秩序、害怕混乱，总是期待结构性的安全和敌我分明的 区别，这种心理不仅诱发了语言的堕落和滥用，也提供了统治者透过“建构现实”的能力，运用各种口号、标语、宣言、文告、演说，来进行“名实颠倒”的政治诈 欺和经济剥削，并且通过语言来解除人们对统治权力的警觉和抵抗。

字母崇拜与语言暴力

基本上，语言与暴力并无必然的关联，但是语言不仅表达思想，也建构现实。语言对于“现实”具有双重的建构性，一是建构与现实脱离的虚构性，从而建立旨在改变 现实之抽象的合法性；一 是建构虚拟的真实性，从而使隐性的权力获得具体行动的证据。《名字》旨在证明，语言提供了人类行动的“名义”，或是说，人类是依据语言的提示而行动，越是 中性的、华丽的、抽象的语言，越是内含深沉的暴力。德里罗实际上并不是在杜撰一桩谋杀事件来取悦读者，而是暗中部署了一个隐喻系统，藉此讽喻西方国家玩弄 语词以遂行强权利益的行径。20世纪以来，无论是纳粹的“种族净化论”、日本的“东亚共荣圈”、美国的“全球民主化”，都是“语言殖民主义”的典型案例。

德理罗旨在通过“字母崇拜”和“语言偏执”所造成的灾难，唤起人们重新思考语言“工具化之非理性”的流毒与遗害。后现代世界虽然是一个“反中心霸权”的新时 代，但在解构语言意义之独断性的同时，却又重新陷入利用语词的“非意义性”与“非实在性”来制造新的“不确定的独断性”，也就是一种“以虚掩实”的“修辞 极权主义”（rhetoric totalitarianism）。后现代权力隐藏在与“定词”和“惯语”的脱勾之中，于是意义“延宕”在语言之后，语言隐藏在语意之后，最后权力则施展 于语意的暧昧之中，一如邪教以“字母崇拜”进行谋杀，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全球民主”、“全球治理”来输出新帝国主义统治，基本教义派以“圣战”、“神 谕”、“返主”等宗教修辞，来进行杀害无辜的恐怖主义。（待续）

（五）

1988年的《天秤座》（Libra），德里罗以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被刺事件为背景，通过把一个真实历史事件虚构化，再运用虚构的事 件与人物以填补历 史空白的手法，将一部已经布满灰尘的历史档案，重新活现为一部“反国家恋物癖”的批判文本，写出了1960年代美国政治社会的丑恶和荒谬。

罪恶的恐怖平衡？

主角奥斯华德（Oswald）出生于美国社会底层，是一个有着粗浅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左倾份子，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期间因受到同侪的欺凌而对美国的民主价值 深恶痛绝，他趁着一次旅行逃往苏联，但因生活不适再度返回美国。此时的美国社会正处于反共高潮时期，一种“右倾绥靖主义”弥漫整个社会，奥斯华德被以“叛 国者”受到监视和歧视，他唯一的期望就是寄忘于古巴革命的成功，但总统肯尼迪却誓言扑灭这场“共产主义的希望之火”，这无异是扼杀了奥斯华德一生的政治梦 想，于是他计划刺杀肯尼迪，一场政治信仰的复仇行动，无奈刺杀行动失败，奥斯华德被关进牢里。监狱尽管戒备森严，可是还是有人骗过警察进入监狱将奥斯华德 打死，因为打死奥斯华德将“立即成为美国英雄”，而且还可以“获得四万美元的奖金”。

唐-德里罗运用时空交错的布局，迷宫式的杂叙手法， 广角多线的剧情推演，将原本一个“社会畸零人”如何走向“政治杀手”的历程，给予迷雾化、戏剧化的“病理诠释”。在德里罗笔下，美国是一个情报头子和财阀 家 族所组成的“假民主社会”，“刺甘案”不过是一场为争夺“战争利润”而密搞出来的内部政变。在德里罗笔下，“反共”和“人权”就像一座“罪恶天平”上的两 头，职业政客和国家官僚不断在两头相互加码，表面性看似一种恐怖平衡，但最后将使天平失重而整个塌陷。

单子人vs 大暴力

奥华德实际上并非训练有素、心思细密的政治杀手，他根本只是个“左倾幼稚患者”、社会的边缘人。然而，即使一个茫然无所寄托、得不到社会一丝温暖的“孤行者 ”，也无法逃离福柯笔下“环视监狱社会”对他无恐不入的监视、跟踪、窃听和构陷。这位变态英雄也许自以为替天行道，但实际上却是那个诡厥多诈、阴谋四伏 时代的“替罪者”，他以为自己设计了一场举世震惊的刺杀案，但实际上却是个更大政治阴谋下的“被设计者”、“被嫁祸者”。他的小阴谋实际提供了美国CIA 制造一场“全民进攻古巴”的大阴谋，为军火工业制造一笔“正义出师”的战争财富。一场刺甘案，暴露的是单子化的“隐形人”（invisible man）和集体化的“大暴力”（great power）之间的阴谋斗法，没有人可以真正看出阴谋的真相，但历史不也是一部“没有真相的阴谋”？

德里罗以一种“后现代扒粪”的笔法，对“美国民主”、“白人人权主义”的黑暗面给予最直接而露骨的献丑，对美国这一“精神分裂社会”、“CIA专制社会”给予最逼真而慑人的解剖，难怪美国前总统里根和老布什在读完《天秤座》之后暴跳如雷，直以“民族败类”辱骂之。

图像帝国主义

1991年的《毛二世》（Mao II）是一部以“大众疯狂”为主题的后现代心理恐怖主义作品，小说不仅获得1992年“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PEN / Faulkner Award），也树立了德里罗后现代“悲剧╱嘲讽”的作家风格。小说延续了早期《美国志》（Americana, 1971）揭露大众媒体制造各种虚假形象对人与社会之操纵的母题，小说人物也呼应《大琼斯街》（Great Jones Street, 1973）中刻意塑造之“名人/隐士”的特殊类型，小说的跨度是世界性的，从一场“统一教的婚礼”（Moonie wedding）写到伊朗什叶派（Ayatollah）的崛起，题材则以后现代拼贴的手法，将认同、名流、疏离、爱情、恐怖主义和作家生活等等离奇怪诞的 情节，围绕在一个没有实体存在之过气作家的传奇历险之中。 主角比尔·盖瑞（Bill Gray），一位世界著名的作家，由于沉迷于酗酒、喀药而导致创作能力的丧失，不得不神秘的隐居起来。隐居并不是消失，各种真假莫辨的传闻反而使比尔更有 名气。比尔实际上已无法创作，尽管他“被宣称”正在进行大型的、旷日持久的作品，但他的名气却完全依靠他的助理史考特（Scott）将他神秘化、偶像化而 维持不坠，一如中国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树立了毛式“神格化”的威信。德里罗塑造比尔这一偶像人物，旨在讽刺后现代社会对符号、象征、仿拟、形像的盲目 崇拜，人的真实经验已经让位于拟像的虚构，照片比真人更有魅力，人们已经生活和习惯于一种“被塑造的符号世界”中。

为了突破作家生活的困 境，比尔获得一次前往交战中的贝鲁特（Beirut）营救人质（一位瑞士诗人）的机会，比尔自以为进行一场“唐吉诃德式的人道救援”，但没想到却遭到黎巴 嫩毛派民族主义份子的挟持，被迫充当恐怖份子的代言人。正如一项劣质的商品利用名人偶像来制造商誉或夸大商品效果一样，恐怖份子运用比尔的名气和肖像，塑 造了恐怖主义的合法性、权威性和恐惧性。德里罗旨在讽喻，在后现代社会中谁掌握了“形像的生产”（production of image），谁就掌握了对大众心理的控制权。实际上，语言的、图像的、文学性的“恐怖化”（terrorize）是一种比恐怖事件或恐怖活动更基本的、 更能激发大众疯狂的触媒或能量。在20世纪历史中，诸如统一教（Moonies）的“日月崇拜”（Sun moon cult），在电视上看到数百万人在柯梅尼（Khomeini）的丧礼上哀号哭喊，数百万人群集在毛泽东的演说之前，美国洋基体育馆内数万对集体结婚的场 景，数百万人蜂踊推挤在一场足球比赛等等，都证明了影像生产下的偶像崇拜在动员集体疯狂和盲从行动上巨大的能量。后现代社会是一个“集体疯颠”的社会，个 人式的审美、独立式的创作已经死亡，广告煽情取代了个人判断，流行词汇取代了个人抒情，炸弹客和军火商取代了独立作家，人们通过“消费名流”来舒解个人的 渺小感和疏离感，人们处在一个偶像殖民的“图像帝国主义”时代，“虚拟操纵”（manipulation of simulation）已经取代个体认知，“肖像复制”（reproduction of portrait）已经统治了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在小说中，比尔在允许摄影师布利塔（Brita）为他塑像时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越是进入死亡的深处，我的照片就越具有魔力”（The deeper I pass into death, the more powerful my picture becomes），这意味着人们对死亡与黑暗的神秘感越浓厚，恐怖主义对人的统摄力就越强大。虚拟作为“实体之缺”的存在，在人们抽象的认知中产生了实质的力量，如果没有 电视（如CNN、BBC）和神秘偶像（如宾拉登、柯梅尼），恐怖主义就不可能得逞。小说写于美国911事件发生9年之前，但德里罗成功地预言了恐怖主义乃 是后现代社会集体幻觉下的产物。两座世贸大楼（World Trade Building）的崩塌并不比一场大型地震来得惨重，“恐怖事件的可视化传播”才是真正的恐怖力量的来源。德里罗旨在表明，传播科技和恐怖主义像似发动机和传送带的关系， 从来不知行踪何处的本拉登一如肖像化的毛泽东，只有经过“视觉放大”之后才成为恐怖份子。美国最为一个影像再生产的科技大国，成为恐怖主义活跃的温床，一 点也不意外。（待续）

（六）

1977年的《黑社会》（Underworld）是德里罗卖力最深，篇幅最大，剧情最复杂的一部“后现代超现实主义”作 品，因为这部超长篇小说，德里罗以第一个美国作家的身份，获得了1999年的“耶路撒冷奖”（Jerusalem Prize ）。《黑社会》全文多达827页，时间跨度长达45年以上，从1951年10月3日一场纽约巨人棒球队的比赛写至1997年英国王妃黛安娜车祸死于巴黎。 德里罗挑战了一种“后现代社会史诗”的高难度写作，将日常生活与全球危机、大众文化与媒体科技、大政客与小市民，政治暗杀和市井恩怨，以来回穿梭、跳越叙 事和双层剧情的手法，展现了20世纪美国黑色风情和人类的惊悚、无力、彷惶与心灵危机。

作品以“全世界听到两声巨响”为起点，一声巨响来 自是巨人棒球队全垒打王芭比·汤姆森（Bobby Thomson），在最后一分钟击出一只再见全垒打将巨人队送上世界杯大赛，一是苏联第一枚洲际飞弹测试，它敲响了武器竞赛的丧钟。德里罗从1950年代 的韩战、60年代的古巴危机、肯尼迪遇刺、石油禁运、70年代的越南战争，写到80年代的学生暴动、垃圾回收和因特网的兴起等等。但是作品并不是一部政治 小说，对德里罗而言，政治只是人类堕落的产物或表征，隐藏在政治背后的欲望和野心，才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病灶”，德里罗通过尼克·夏尔（Nick Shay）和卡拉拉·萨克斯（Klara Sax）的爱情分合为布局，来显示危机时代的人们心理负荷。作品围绕在这个典型的“综合式美国人”尼克·夏尔身上，一个从过去充当街头流氓，到经营一家垃 圾处理场和一只棒球队，从一个小人物的发迹过程，探讨美国社会与文化的演变。卡拉拉是一位艺术家，但她是为美国除役的B-52轰炸机的“战史纪念”进行创 作，一个艺术家为报废的机器“立史列传”，艺术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机器的永垂不朽，人依赖“机器历史”维生，这是何等讽刺的场面。她与尼克多年后在沙漠中重 逢，但彼此都已不堪回首，在人文的废墟中已失去人性的热力。就尼克这一典型人物─冒险的、机智的（streetwise）、宿命的─来说，他的发迹既是成 功的，也是罪恶的，然而在一个不可预测的后冷战氛围中，对金钱与罪恶的依赖和追求，又是一种“地下求生”的手段。通过尼克，人们可以感受20世纪中期所有 美国人经历过的公共情感，那就是生存是一种威吓与奇迹交织一体的辩证法，一场又一场冒险与机会并存的赌注。

反对自身的后现代

在德里罗笔下，过去是一个无法缅怀的时代，“一切都永远消失于过去”（It is all falling indelibly into the past），20世纪已经进入人类无法预知和控制的“核子世纪”（nuclear age），一如人们数十年来沉醉在“巨人”（Giants）和“道奇”（Dodgers）两支球队的传统对决一样，美苏两大强权的武器竞赛为人类开启了“ 恐怖时代”的长期拉巨战。然而，人们并不真正了解核子战争的杀伤力，但是通过科技仿真和数字推算，人们可以充分感受一种挥之不去的核子阴影，一种落在每一 个人身上沉重的科技暴力。实际上，武器竞赛虽然把人类推向终极毁灭的境地，但重点在于，文化对此完全无能无力！人们宁愿在拥挤的逃生中相互踩踏，也无法找 到新的求生方式。因此，德里罗把焦点放在人类的“精神核尘”（psychic fallout of nuclear terror）之上，通过把不断向前而失控之“科技蛮牛”和已经消逝无踪之“旧好时光”（good old time）的交替翻页，以一种失落的美感，来表露现代人内心的忧虑和恐慌。

德里罗继承了一种“惠特曼式”（Whitmanesque）的 传统，并融合传统抒情式“地下小说”（underground history）的风格，通过人们在核爆阴影下聚集球场疯狂吶喊的景象，展示了一种集体死亡下大众式哀嚎。在后现代社会中，危机是隐藏的，也是被美化的， 威吓是在层层包装之下、在必然出现意外失控的可能性之下被感受的，人们在一种些微的“悻存机率”中过活。而所谓“危机时代”就是政客窜起的时代，高层政治 阴谋在媒体欺骗的涂脂擦粉之下，人们对一个个人为编织的“世纪神话”，抱着冷默顺从的态度。德里罗暗示，“胡佛时代”（Hoover’sage）─美国 CIA统治全球的全盛时代，是一种运用“权力游戏”以内建和输出美国神话的恐怖时代，胡佛─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正是全球恐怖主义的始作 甬者，这可以从今日全球恐怖组织的“CIA化”得到证明。德里罗采取一种“历史倒立”的时间跳接手法，一种逆向的“汰精存粕”的手法，从历史是一种“堆积 ”过程，把后现代美国历史展示成一部“垃圾史”（history of garbage），从“垃圾山”的平地高起来审视文明走向腐臭的过程。

将艺术与垃圾并存，以展示后现代社会“极度消费”和“精神废墟”的对比场景，是德里罗擅长的叙事手法。从布隆克斯（the Bronx）─纽约市北部的行政区，既有最大的垃圾处理场，也有世界知名的动物园和美术馆─到西南部的核子废料场，从城市璧画和摇滚爵士的混杂，德里罗透 析了一个“精神无子”的社会，一首美国末世社会的挽歌，一个“反对自身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against itself）。《黑社会》，一部后现代主义的“超文本”（hypertext），表现了德里罗“末世美学”的态度。“末世”是一种对“千禧主义”的讽 刺，是对人类已无法从历史中认识过去（或展望未来）的悲剧预言。

后现代的“自我幽闭症”

相对于《黑社会》这部皇皇巨著，2001年的《身体艺术家》（The Body Artist）则是一部只有124页的袖珍型小说。尽管作品出版后评论家出现两极化的褒贬，但这是一部成功地表现“后现代个性”和“自我认同斗争”的实验小品。德里罗采取一种碎裂式语句、非连贯性句型的手法来透视一个女性艺术家“精神梦游”式的内在经验，这使得作品本身显得非常缓慢、简短而平淡。故事聚焦于一位女性艺术家劳伦·海特凯（Lauren Hartke）内心深处的变化和感触，她在丈夫瑞尔·罗伯（Rey Robles）─一位艺术电影导演─自杀之后，黯然而悲伤的过着独居生活，有一天，家中突然出现一个形貌畸形、患有失语症的陌生怪客。陌生怪客身份不详，也不知从何而来，他只能模糊不清、结结巴巴地说话，他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却能模仿他人的语调，甚至能够完全像瑞尔·罗伯一样和劳伦进行对话。德里罗通过这种“超现实”的梦幻对话，表明陌生怪客乃是女艺术家另一个“隐性自我”，怪客的“失语”乃是劳伦自我认同的迷失与茫然。他的现身，虽然以“瑞尔复生”的灵异方式出现，但却是以一个“分享者”的姿态，扮演“认同复建”的角色。实际上，劳伦是后现代社会“单子人”的典型缩影，而“身体艺术”─一种表现灵肉统一的后现代艺术─则是用来影射现代人类对“自我整全”的普遍期望。陌生怪客，作为想象的自我，代表了劳伦对自我认同和感性沟通的深度渴望，以致于以“变形内存”的方式复现。然而，陌生怪客既不是可怕的幽灵，也不是怪物，而是人们失落的自我，是人们未曾真正认识的本性，也是德里罗对后现代社会“自我幽闭”现象的透析和揭露。（完）

相关英文小说下载：

白噪音

http://www.en8848.com.cn/yingyu/87/9087-11996.html

Great Jones Street[大琼斯街]

http://www.en8848.com.cn/yingyu/87/9087-11995.html

谢选骏指出：人説“阅读后现代”——我看“文本中心和读者中心是互相转化的”，這才是“後現代的關鍵之處”。

【34、虚拟货币立足于博傻理论（Greater fool theory）】

《最大笨蛋理论简介 》（2010年6月1日）報道：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最大笨蛋理论”，又称为“博傻理论（Greater Fool Theory）”“”：期货和证券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投机行为或赌博行为。比如说，你不知道某个股票的真实价值，但为什么你花20元去买走1股呢？因为你预期有人会花更高的价钱从你那儿把它买走，这就是凯恩斯所谓的“最大笨蛋理论”。你之所以完全不管某样东西的真实价值，即使它一文不值，你也愿意花高价买下，是因为你预期有一个更大的笨蛋，会出更高的价格，从你那儿把它买走。投机行为的关键是判断有无比自己更大的笨蛋，只要自己不是最大的笨蛋就是赢多赢少的问题。如果再也找不到愿出更高价格的更大笨蛋把它从你那儿买走，那你就是最大的笨蛋。 

“最大笨蛋理论”所揭示的就是投机行为背后的动机，投机行为的关键是判断“有没有比自己更大的笨蛋”，只要自己不是最大的笨蛋，那么自己就是赢家。假如没有下一个愿意出更高价格的更大笨蛋来做“下家”，那么你自己就成了最大的笨蛋。从有股票市场开始，这种“最大笨蛋理论”屡试不爽。 1720年,牛顿参与了英国股票投机狂潮，不幸成了“最大的笨蛋”之一。他因此感叹：“我能计算出天体运行，但人性的疯狂实在难以估测。” 

从大众心理角度分析股市的理论中，“最大笨蛋理论”已经广为人知。该理论认为，股票市场上的一些投资者根本就不在乎股票的理论价格和内在价值，他们购入股票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相信将来会有更傻的人以更高的价格从他们手中接过“烫山芋”。支持博傻的基础是投资大众对未来判断的不一致和判断的不同步。对于任何部分或总体消息，总有人过于乐观估计、也总有人趋向悲观，有人过早采取行动，而也有人行动迟缓，这些判断的差异导致整体行为出现差异，并激发市场自身的激励系统，导致博傻现象的出现。这一点在中国股市表现得也曾相当明显。 

对于博傻行为，也可以分成两种，一类是感性博傻，一类是理性博傻。前者，在行动时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一场博傻游戏，也不清楚游戏的规则和必然结局。而后者，则清楚地知道博傻及相关规则，只是相信当前状况下还有更多更傻的投资者即将介入，因此才投入少量资金赌一把。 

理性博傻能够赢利的前提是，有更多的傻子来接棒，这就是对大众心理的判断。当投资大众普遍感觉到当前价位已经偏高，需要撤离观望时，市场的真正高点也就真的来了。“要博傻，不是最傻”，这话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因为到底还有没有更多更傻的人是并不容易判断的。一不留神，理性博傻者就容易成为最傻者，谁要他加入了傻瓜的候选队伍呢？所以，要参与博傻，必须对市场的大众心理有比较充分的研究和分析，并控制好心理状态。 

“投资要用大脑而不用腺体”是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的名言。大脑要做的是判断企业前景经营和大众心理趋向，而腺体只会让人按照本能去做事。巴菲特是格雷厄姆的学生，格雷厄姆是道氏的门徒。巴菲特也不是百分百地拒绝市场炒做，只不过在没有找到更好的鞋之前决不会脱去脚上现有的鞋。所以说，对于博傻现象，完全放弃也并非是最合理的理性，在自己可以掌控的水平上，适当保持一定程度的理性博傻，可以作为非理性市场中的一种投资策略。 

在深沪股市中，投机气氛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的，相当多的投机者并非理性，有时甚至就是疯狂赌博。对于业余投资者而言，这种博傻带来的利润不太容易把握，但对于职业投资者而言，应该尝试着利用这种市场氛围，投入一定比例的资金理性博傻。 

博傻行为时常会在消息面因素的推波助澜下愈演愈烈。例如，某强势股逐日上升，市盈率越来越高，显然很不合理，并且也无消息说明该股有利多消息，但股价就是一个劲地直往上蹿，惹得低位未买的交易者心直痒，于是高价买进，而踏空者的追涨会导致股价进一步上扬，越买越涨，越涨越有人买。而不久之后，让人奇怪的是，市场自然而然地会冒出许多该股的利好传闻，不合理的涨升也成为理由十足的上扬行情。所以市场派人士常认为，与其说是消息决定走势，不如说是走势决定消息，走势好的个股会吸引买盘，也会吸引利好消息。因而选择博傻策略的人无须认真研究个股基本面，唯一需要关注的就是股价的走势和成交量的配合。追涨杀跌在这种操作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严格地说，最大笨蛋理论的核心就是“顺势而为”。 

高价买进，低价卖出是股市操作大忌，但有人高价追货能在更高价卖出；低价卖出，还可以在更低价位补回，这当然也不是坏事，或许正所谓 “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市场很多时候不能用简单的价值理论去推测，人心狂热的时候，理性的价值评估往往失效，这时，就需要从大众心理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依据对市场情绪的“望闻问切”来判断行情最危险的时候是否已悄然而至。 

[编辑]凯恩斯炒出来的“最大笨蛋理论” 

1908－1914年间，凯恩斯什么课都讲：经济学原理、货币理论、证券投资等等。他因此获得的评价是“一架按小时出售经济学的机器”。凯恩斯赚课时费的动机是为了日后能自由而专注地从事学术研究免受金钱的困扰。然而，仅靠赚课时费是讲到吐血也积攒不了几个钱的。 

凯恩斯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于是1919年8月他借了几千英镑做远期外汇投机去了。仅4个月时间，他就净赚一万多英镑，在当时相当于他讲课10年的收入。投机客往往有这样的经历：开始那一跳往往有惊无险，钱就这样莫明其妙进了自己的腰包。就在他飘飘然之际，他却忽然掉进了万丈深渊。3个月之后，凯恩斯把赚到的利和借来的本金亏了个精光。赌徒往往有这样的心理：要从赌桌上把输掉的赢回来。7个月之后，凯恩斯又涉足棉花期货交易，狂赌一通并大获成功。受此刺激，他把期货品种做了个遍。还嫌不过瘾，就去炒股票。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他已赚得盆盈钵满。到1937年他因病金盆洗手的时候，已经积攒起一生享用不完的巨额财富。与一般赌徒不同，他给后人留下了极富魅力的赌经———最大笨蛋理论，这可以视为他投机活动的副产品。 

有人猜测凯恩斯可能参加过报纸选美有奖投票，否则，他不可能用这么一个例子：从100张照片中选择你认为最漂亮的脸蛋，选中有奖。当然最终是由最高票数来决定哪张脸蛋最漂亮。你应该怎样投票呢？正确的做法不是选自己真的认为漂亮的那张脸蛋，而是猜多数人会选谁就投她一票，哪怕她丑得像时下出没于各种搞笑场合、令人晚上做噩梦的娱乐明星。这就是说，投机行为应建立在对大众心理的猜测之上。期货和证券赌博也是这个道理。比如说，你不知道某个股票的真实价值，但为什么你花二十块钱一股去买走呢？因为你预期有人会花更高的价钱从你那儿把它买走。马尔基尔（Burton G.Malkiel）把凯恩斯的这一看法归纳为最大笨蛋理论：你之所以完全不管某个东西的真实价值，即使它一文不值，你也愿意花高价买下，是因为你预期有一个更大的笨蛋，会出更高的价格，从你那儿把它买走。投机行为的关键是判断有无比自己更大的笨蛋，只要自己不是最大的笨蛋就是赢多赢少的问题。如果再也找不到愿出更高价格的更大笨蛋把它从你那儿买走，那你就是最大的笨蛋。 

对中外历史上不断上演的投机狂潮最有解释力的就是这最大笨蛋理论。1593年，一位维也纳的植物学教授到荷兰的莱顿任教，他带去了在土耳其栽培的一种荷兰人此前没有见过的植物———郁金香。没想到荷兰人对它如痴如醉，于是教授认定可以大赚一笔，他的售价高到令荷兰人只有去偷。一天深夜，一个窃贼破门而入，偷走了教授带来的全部郁金球茎，并以比教授的售价低得多的价格很快把球茎卖光了。 

就这样郁金香被种在了千家万户荷兰人的花园里。后来，郁金香受到花叶病的侵袭，病毒使花瓣生出一些反衬的彩色条或“火焰”。富有戏剧性的是病郁金香成了珍品，以至于一个郁金香球茎越古怪价格越高。于是有人开始囤积病郁金香，又有更多的人出高价从囤积者那儿买入并以更高的价格卖出。1638年，最大的笨蛋出现了，持续了五年之久的郁金香狂热悲惨落幕，球茎价格跌到了一只洋葱头的售价。 

始于1720年的英国股票投机狂潮有这样一个插曲：一个无名氏创建了一家莫须有的公司。自始至终无人知道这是什么公司，但认购时近千名投资者争先恐后把大门挤倒。没有多少人相信它真正获利丰厚，而是预期更大的笨蛋会出现，价格会上涨，自己要赚钱。饶有意味的是，牛顿参与了这场投机，并且不幸成了最大的笨蛋。他因此感叹：“我能计算出天体运行，但人们的疯狂实在难以估计。” 

博傻 [Greater fool]

所谓博傻，顾名思义可以分为博弈和傻瓜两个词，简单来说可以说成是傻瓜之间的博弈。指市场参与者在明知股票或其它投资/投机产品价格已被高估的情况下还在买入，寄希望于接下来还会有更“傻”的人以更高的价格接手的市场心理和行为。

博傻主要是来指在炒股过程中，尤其是股市上涨时期炒股者在高股价时期买入股票而想要在更高的股价的时候卖出而获利。这种操作策略通常被市场称之为傻瓜赢傻瓜，博傻理论主要在股市处于上升行情中适用。从理论上讲博傻也有其合理的一面，博傻策略是高价之上还有高价，低价之下还有低价，其游戏规则就像接力棒，只要不是接最后一棒都有利可途，做多者有利润可赚，做空者减少损失，只有接到最后一棒者倒霉。

市场博傻行为通常最终都会导致或加剧泡沫产生，并且随着泡沫的破裂，制造出可观的市场风险。但不幸的时，博傻情况时常出现，尤其是在一些不成熟的市场或泡沫市场，而且博傻还是一种颇为有效的操作策略。如果理性投资者不参与其中，往往会遭遇巨大损失。如果要参与其中，就必须要时刻提醒自己市场泡沫的严重程度。做一名博傻游戏参与者，重要的是判断是否还会有人以更高价格介入，而切不可成为一名真正的、最后的“傻瓜”，即认为股票确实值这个价钱。

在股市上升时期，尤其是大牛市时，股票价格大多远远的超出其真实价值，这时基本面分析等理论不再使用，股民更多的处在博傻阶段。股票价格更多是的是受炒股群众的心理影响，而此时股民应该注意的是千万不要在最高价时接棒。

博傻理论Greater fool theory2009-08-10 22:41Greater fool theory

The greater fool theory（sometimes the bigger fool theory, also called survivor investing）is the belief held by one who makes a questionable investment, with the assumption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sell it later to "a bigger fool"; in other words, buying something not because you believe that it is worth the price, but rather because you believe that you will be able to sell it to someone else for an even better price.

It is similar in concept to the Keynesian beauty contest principle of stock investing.

Some consider it a valid method of making money in the stock market, particularly momentum investors; however, fundamental investors believe that market participants eventually realize that the price level is too outrageous（too high or too low）and the speculative bubble pops. The greater fool theory relies on market optimism and market momentum concerning a particular stock, an industry, or the market as a whole.

The opposite of the greater fool theory is value investing, or contrarian investing, which tries to discount, or even actively go against, the prevailing market psychology. Value investors such as Warren Buffett believe that it is corporate profits which are the normal returns from stock investments and any higher return is possible only due to the bigger fool theory.

《國債泡沫化 不是不可能》（財經新聞組 紐約 June 01, 2010）報道： 

最近金融市場動盪，股市大起大落，投資人湧向國債市場，促使國債收益率走低，但是專家警告未來國債仍有泡沫化可能。圖為紐交所附近的華爾街標幟。 美聯社

slideshow 近來歐盟債務危機頻頻發威、金融市場動盪不安，驅使投資人擁抱國債，國債收益率走低、價格趨漲，不少人歡欣鼓舞，認為在收益率走低下，通貨膨脹溫和，投資國債有利可圓、安全牢靠，但專家警告，未來通貨膨脹看升，國債收益率終究會飆升至6%以上，恐將淪為泡沫化，下場恐怕跟2000年科技股泡沫化一樣。 

5月25日當周，十年期國債價格上漲，而收益率由4%降至3.2%，逼近去年初金融風暴恐慌時期的低水準，華爾街分析師以利率驟降為由，推論溫和通貨膨脹的時代即將來臨，這麼一來，未來幾年內國債價格將維持高檔，收益率則走低，令投資人對國債更加心動。 

然而，CNNMoney.com報導提出警告，認為情況可能完全相反，投資人貿然投資將蒙受損失。 

報導指出，全美經濟充滿變數、未來難以捉摸，但再明顯不過的是，國債將泡沫化。卡內基美隆大學貨幣專家梅澤爾說，現在看到一大堆蜂擁投入被認為安全避風港的國債，但其安全性難以持久，就像在實現「大傻瓜理論」（greater fool theory）。 

國債泡沫化之說有其明確根據，可以具體分析。 

就國債低收益率（3.2%）為何無法持續來看。國債收益率由二部分組成，一是「真實利率」（real rate of interest），二是「通膨溢價」（inflation premium）；針對真實利率，以抗通膨國債（TIPS,Treasury Inflation Protected Securities）為例，目前10年期收益率只有1.25%，將3.2%收益率減掉1.25%便等於通膨溢價，不到2%，意味著，投資人持有該國債的十年間，價格每年將上漲不到2%。 

不論是真實利率或通膨溢價，都遠遠低於歷史水準，是警訊，況且，政府背負龐大赤字、貨幣供給又寬鬆，這兩個數據理應高於正常水準才對，近來走低，等於是低到離譜的地步。 

根據歷史經驗，國債收益率約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加通貨膨脹，目前國債收益率等於比該有的水準低了2.3%。為什麼會這樣？主因之一是，聯準會實施貨幣寬鬆政策，將基金利率長期維持在幾近於零的超低水準，連帶限制長期利率上升，另一要因是，最近歐盟債務不斷衝擊金融市場，投資人一窩蜂購買被認為安全可靠的國債，進一步壓低國債利率。 

前面兩大因素都是短暫的。上個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只較去年上漲2.2%，顯示通貨膨脹率確實偏低，但這主要是因為「屋主等值房租」（owner equivalent rents，屋主在假設房屋出租的前提下推估租金）偏低，誤導通貨膨脹實況。 

不僅目前實際的通貨膨脹被低估，足以決定國債收益率的未來通膨更是看升。聯準會已在銀行體系大手筆挹注1兆元準備金，銀行資金充沛，一旦開始對外放貸，利率將快速上升。 

收益率將上升到什麼水準？何時上升？以聯準會聲稱將繼續維持超低利率的情況研判，最快明年收益率才會上揚。 

最可怕的是長期發展，梅澤爾說，美國政府赤字龐大卻無計可施，而且貨幣供給增加，預估每年通貨膨脹成長率將遠高於平均水準2.5%到3%，國債收益率很可能衝破平均值5.5%，真實收益率也可能超過正常水準3%；梅澤爾和威斯百利雙雙預言，國債收益率終究會超過6%。 

谢选骏指出：人説“最大笨蛋理论简介”——我看“虚拟货币立足于博傻理论（Greater fool theory）”；不僅如此，社會其實就是靠著博傻理论（Greater fool theory）運轉的。所以大衆養成了人云亦云、拒絕獨立思考的習慣——大家都期待比自己更蠢的人來幫助自己脫困。直到最後的傻瓜并未出現，於是博傻的人就淪爲受害者了！

【35、《论剽窃》及汪暉剽竊案】

（一）

網文《论剽窃》（2010年4月9日）報道：

《论剽窃》這本书是美国著名法学家波斯纳的一本小书，虽为小书，但作者却对法学、文学领域的剽窃作了学理上的深入分析。作者从历史的角度对剽窃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并以著名的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为例，在对其作品分析的基础上，对于当今法律中的剽窃与版权保护的界限给出了合理的解说。本书篇幅虽小，但作为一个学术界的普遍问题，本书对于法学以及文学领域乃至整个学术界的意义都是相当重要的。 

作者：Richard Posner，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美国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其著作已有多本被译为中文，收入由苏力主编《波斯纳文丛》；译者：沈明，北师大法学院讲师。 

文学、学术、音乐、艺术和电影创作中的剽窃是一个魅惑着西方文化景观的争端问题，在本书中，美国最富影响力和争议的法律学者之一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对剽窃问题做出了简明、生动、令人耳目一新的考察。到底什么是剽窃？这个内涵是如何发生演变的？剽窃行为到底是愈演愈烈了，还是仅仅由于技术进步而变得更容易发现了？现如今的表达性作品市场如何影响了我们自己对剽窃的理解？真的存在对他人作品的无意识的、非故意的盗用？剽窃者的神秘动机和古怪借口是什么？剽窃这种"罪过"触发了哪些形式的惩罚和赦免？某些特定类型的剽窃可能有什么益处？《论剽窃》激人思辨、富于洞见，论说异常清晰、直率，是一本短小精悍的分析性杰作，是"美国最伟大的二十位法律思想家之一"、一位以智识探险和勇于破除偶像著称的杰出法官的作品。 

内容简介文学、学术、音乐、艺术和电影创作中的剽窃是一个魅惑着西方文化景观的争端问题。在本书中，美国最富影响力和争议的法律学者之一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对剽窃问题作出了简明、生动、令人耳目一新的考察。畅销小说作家J．K．罗琳和丹·布朗、知名历史学家多丽丝．凯尔斯．古德温和斯蒂芬·安布罗斯、哈佛法学教授劳伦斯-揣伯、查尔斯．奥格里崔、初出茅庐的小说家卡薇娅·维斯瓦纳坦，这些人都曾被指控过剽窃——对于智识财产的盗窃——由此激发出的种种专家意见在媒体上广泛传播。但是，到底什么是剽窃？这个内涵出名地含混的语词的含义，作为跨越时代的历史与文化变迁的后果，是如何发生演变的？剽窃行为到底是愈演愈烈了，还是仅仅由于技术进步而变得更容易发现了？现如今的表达性作品市场如何影响了我们自己对剽窃的理解？真的存在“隐藏的记忆”吗——一种对他人作品的无意识的、非故意的盗用？剽窃者的神秘动机和古怪借口是什么？剽窃这种“罪过”触发了哪些形式的惩罚和赦免？某些特定类型的剽窃可能有什么益处？本书对这些纠缠的问题多有讨论。

《论剽窃》激人思辨、富于洞见，论说异常清晰、直率，是一本短小精悍的分析性杰作，是“美国最伟大的二十位法律思想家之一”（《法律事务》）、一位以智识探险和勇于破除偶像著称的杰出法官的作品。作者简介理查德·波斯纳，先后以最优生和年级第一名毕业于耶鲁大学英文系和哈佛大学法学院。曾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助理、联邦政府律师、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和讲座教授。1981年出任美国联邦第七巡回区上诉法院法官至今（1993——2000年任首席法官），同时担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高级讲师。 波斯纳是法律经济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同时也是“法律与文学”和实用主义法学的领军人物。他的著作众多，辐射广泛，有所谓“一个人的智库，之称；他的法律学术和实践重塑了美国的法学和法律。 “他是著述最丰的联邦法官，前无古人。任职上诉法院，仍属最高产的法学家之列，同样前无古人。如果以引证率测度影响力，那么当仁不让，波斯纳是在世的最有影响的法学家。”书摘与插图十七岁那年，卡薇娅·维斯瓦纳坦（Kaavya Viswanathan）与利特尔·布朗公司签订了一份两本书的出版合同。出版社同意预付给她五十万美元的版税，此外她还以一个未公开的价格将书的电影邻接权出售给了梦工厂。其中第一本书《奥珀尔·梅莎如何被吻、发狂并获得8^生》（ttw OpalMehta Got Kissed, Got Wild, and Got a Life）二〇〇六年四月出版的时候，维斯瓦纳坦十九岁，是哈佛大学本科二年级学生。该书出版之后数周之内，《哈佛红报》首先揭露主流媒体随后大肆报道了维斯瓦纳坦剽窃事件：她的书从一位已有名气的作家梅甘，麦卡弗帝（Megan McCafferty）的几本类似的"红粉"（chick-lit）小说中几乎逐字逐句地抄袭了很多段落。一家先前从事"图书包装"之隐蔽交易的公司曾帮助维斯瓦纳坦"构思并策划"了她的书。

…… 

（二）

魅惑的“剽窃”北京大学出版社《论剽窃》 

曹静 2010-03-29 北京大学出版社  

《论剽窃》，理查德·波斯纳著，沈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定价：19.00元 

“抄袭”、“剽窃”，是如今常见于报端的热词，某教授的论文涉嫌抄袭、某明星的歌曲疑似剽窃……“剽窃”俨然成为名人大腕们常犯的过错。 

每当此类事件公之于众，总会引起一番争论，有人大声斥责，也有人全面否认，极力辩解。归纳下来，辩词大致有三：其一，英雄所见相同，可惜晚说一步（古罗马语法学家多纳图斯的一句话恐怕能准确地道出他们此刻的心理：“去死吧，那些抢先说出了我们要说的好事的家伙。”）；其二，阅读他人作品时留有深刻印象，一段时间以后，这“隐藏的记忆”忽然显现，误以为是自己的原创。骗了自己，所以才骗了别人；其三，坦言受到他人作品影响，也有所借鉴，“但这语言、风格不属于著作权保护范围吧？！” 

如此一来，究竟是不是抄袭，乃至剽窃，更是争辩不清，是非难分了。一番喧闹过后，不少人选择了对簿公堂，寻求公正的裁决。但法律是否就能明断？也说不定。理查德·波斯纳，美国最知名的法官之一、法学教授，知识产权领域里的专家，便坦承，剽窃其实难以定义，某些剽窃不一定侵犯版权，某些不是抄袭的行为也可能构成欺诈。换言之，法律在这一方面并非全能。 

“剽窃”，既非“偷”，也非“盗”，更不是“借”，这个词语的内涵如此含混，令人困惑，也令人好奇。为此，理查德·波斯纳专门写了一本小册子《论剽窃》，从困惑出发，力求整理头绪，引发探讨。 

波斯纳所展示的“剽窃”的世界，其丰富性出人想象。在涉嫌剽窃的名人名单上，不仅有畅销书作家如J·K·罗琳，丹·布朗，著名学者如历史学家古德温、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奥格里崔，大名鼎鼎如莎士比亚、马丁·路德·金、纳博科夫等，都曾被指控抄袭。在文学、艺术、音乐、学术等领域中，剽窃一直是个魅惑着西方文化景观的话题。 

当然，波斯纳所展示的“剽窃”的世界，其复杂也出人想象。法庭上，大法官们出具的司法意见书中大段大段地使用法律助理和双方律师的文稿，这算不算“剽窃”？大画家伦勃朗在其助手完成的画作上签上自己的大名，这算不算“剽窃”？希拉里·克林顿出版了新书，与捉刀代笔人签订合同，不公开他／她的身份，这又算不算“剽窃”？……经波斯纳的提醒，这些现代社会中司空见惯的“潜规则”，其实大有思考的必要。 

除此之外，波斯纳所展示的“剽窃”的世界，还不乏黑色幽默的一面。比如，美国俄勒冈大学关于处理剽窃行为的规定，就是从斯坦福大学的教学辅助手册中抄过来的。好几位作家斥责剽窃行为时所用的语句，也是从前辈作家那里偷来的……这些信手拈来却精彩至极的笑话，反倒增添了几分趣味，显得“剽窃”的世界更加复杂、生动了。 

面对如此纷繁、令人困扰的“剽窃”现象，波斯纳显现了其作为法学专家所具有的分析能力。在这本《论剽窃》的小册子中，波斯纳通过两条途径对“剽窃”开刀解剖。他首先对“剽窃”作出尽可能准确的定义。在他看来，剽窃具有三个要素：未经权利人许可而复制；复制者宣称（无论明示默示，故意无意）复制的内容属于自己的原创；这一宣称影响了受众的选择，采取了如果知道真相就不会采取的行动。 

其次，他又从历史渊源追溯“剽窃”的前世今生，提示读者，它也是跨越时代的历史与文化变迁的结果。随着经济的发展，阅读市场逐渐丰富，培育了读者的消费需求，而读者的消费需求也反过来刺激了阅读市场，对原创性作品提出了更多更急切的要求。剽窃以及其他一些不公平竞争等手段也就应运而生。 

波斯纳化繁为简、清晰直接的分析，令人眼前一亮。在此基础上，读者再反观形形色色的剽窃与疑似剽窃事件，必然会多几分思考和发现。或许，抄袭、剽窃现象永远无法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得到杜绝，但让更多人明晰剽窃的定义，了解剽窃的发生，对减少此类不公平竞争行为无疑是大有帮助的。（来源：解放日报2010-03-29） 

（三）

《法学大牛论剽窃》（2010-04-02）報道：

论剽窃的评论

有关键情节透露

前两天站在书店里看了本理查德·波斯纳的《论剽窃》，添了若干幅插图还是本小册子。看介绍，波斯纳是米国法律界大牛，这更证明我这个前法学学生的不合格，一开始还琢磨这人是不是写过《娱乐至死》呢。剽窃这事儿，源远流长又历久弥新，波斯纳写起来举重若轻，不失风趣，看来法律实务、学术研究跟健康人格倒不总发生冲突。赵明先生的译笔应当不差，虽然讨论严肃问题，又是翻译作品，但是没有“掉书袋”的感觉，比“洋八股”更有中国味儿。

因为手头没书，所以只能凭记忆说几句，也不能标明相应页码，权当做读后感，外加推荐。有兴趣的同好可以去买一本或者翻一翻。

这位高材生/法学家/名法官是位名副其实的八卦男，书里提到的剽窃案例五花八门，相当一部分之前闻所未闻，之可惜我没个眼镜用来跌破。这部分相当于一个剽窃的文化史，最早都追溯到古希腊还是古罗马的词源去了（那个词的词源来着？是plagiarism吗？这记性。）。例子中时间最早的大致就在这个时代，不幸被我给忘记了。后面就是公案一箩筐。莎士比亚戏剧的争议倒早有耳闻，可是金牧师、普京和（现如今的米国副总统）拜登是同道中人就没听说过了。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之前就有个德国人写过一本十三页的同名短篇小说，两者神似。如果纳老确实看过这本小书，那他的扩写着实出色。到后来一位意大利后生写了本用小姑娘视角的《洛丽塔日记》，纳老的遗产保管人就不干了。这里，作者引述了心理学的研究，据说看过某书却勿把其中精要当成自己原创属于可能范围，但是若是一字不差的大段复述却以为是自己的原创，就超过了心理学的认识能力了。他好像把这比作记得相片却不记得照相的动作了吧。另有《项狄传》作者劳伦斯·斯特恩在写给情妇的情书里大段抄袭当初写给太太的情书，实在叫人啼笑皆非。 

如果只有这些历史碎片，拿着本书就仅限于“另类历史”，不那么值得推荐了。他不同意对“剽窃”的狭窄定义，而乐于将“剽窃”认作一个宽泛而动态的词语，不特别关乎道德问题。在文明初期，或者是莎士比亚时代，还有伦勃朗的艺术工场，众所周知的剽窃不会引起公众的非议。即使超过“用典”的限度，如果能妙“剽”生花，或者让被剽窃的作品更广为人知，剽窃行为反而会受到称赞。

但是这种辩词在今天不再成立，这可能算是“现代性”（多可怕的百搭词语）的产物。随着原创性作品的增多，剽窃逐渐不再被容忍，版权法是最明显的表象之一。首先，作者的名声如同名牌产品的商标，可以促使消费者或者读者做出他们的选择。这样，剽窃就在事实上对读者造成了损害，他期望中原创性的名家手笔其实只是七拼八凑的产物，既是看上去很美，仿佛贴上名牌商标的普通商品。其次，这种剽窃带来的畅销相应地损害了竞争者的利益，道理很明显，尤其是涉及到销量、名声或者地位等或可量化的指标时。

作者举出了各行各业的剽窃行为。他的法官同行们就是正大光明的剽窃者，法律助理辛辛苦苦拟出的文书最终是要被法官签名外发的。不过，善良的当事人倒也不指望自己收到的法律文书是法官的智慧结晶。其外，小说、戏剧为什么不用声明出处、标出引注呢？对小说中的抄袭、剽窃该怎么认定？剽窃和借鉴的界限是什么？作者自有他的一番讨论，其中少不了他最熟悉的法理。其中，他有根有据的指出，思想可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学术圈的剽窃更为显眼。即使哈佛、芝大也不多不少的有那么几件。原来法治社会如米国，学术审查也不像（至少本人）想象中那么整齐（可能意思能比“规范”更立体一些吧）。作者举出了哈佛法学院三位教授的例子。在我印象里，其中一位是以秘而不宣的发生受到处分，而另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则更是不了了之。不了了之！芝大则有一位历史学家（貌似叫波世纳）把自己学生的论文拿去发表了，这个自然很不靠谱。他受到的处分很有趣，停止带硕士的资格。“本科生很愤怒！”作者如是说。他还说，欧洲大学里拿学生论文发表的现象很普遍，属于见怪不怪哪类，也不知是真是假。照波老的看法，学术委员会里的教授对自己同行剽窃行为的容忍程度要高于对学生的容忍程度。他们大概在想眼前的同行是个“倒霉的家伙”。

引号是引用的常用表达方式，而声明出处则是较低等的方式，毫无声明的借用当然是不正确的做法。譬如，米国的历史学家古德温在一本关于肯尼迪的书里，未加引注的引用了三本书的文字。有趣的是，在她已经承认自己的过失时，一票自由派历史学家还在《纽约时报》上联名保证古女士的清白，全然否认她有剽窃行为，因为他们共同面对着咄咄逼人的保守主义者。还有些激进过头的女性主义者看来，这些条条框框是男权主义（又一个非常可怕的百搭）的产物，剽窃其实是对男权的反抗。天呐。 

形形色色的辩解大概可以看成是一束花絮，比如说把笔记当成原创、编辑失误等说法都很常见。可是谁又轻易能把这些可能性一概否认呢？对此，作者引用了美国历史学会的一小段话，听着还挺有道理：“剽窃者的标准辩解——他或者她被匆忙记下的不完整笔记误导了——仅在粗制滥造的作品广受宽容的情况下才能貌似有理”。 

（四）

《谈汪晖事件——兼论剽窃合法性的外部环境》（2010-03-30）報道：

清华大学中文系外部环境粉丝博士论文汪晖杂谈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撰文指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读书》杂志前主编汪晖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存在剽窃问题，并列举了数个例子来证明，如将美国学者勒文森对梁启超的解读，一字不差地套用到鲁迅头上，等等。

王彬彬的论文先在核刊《文艺研究》发表，后又在著名的纸媒《南方周末》发表，遂引起轩然大波，迅速演变成公共学术事件。

3月26日，王彬彬在新浪开博，在题为《接受媒体采访表达的看法》的博文中，王彬彬认为，那种认为汪晖不存在剽窃而只是因为1980年代学术不规范才导致了其博士论文的不严谨的说法是站不住的。

汪晖本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应，他正在国外，并表示手头没有王彬彬的文章及自己的书，他希望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这个问题——言下之意是不想此事成为公共事件。与此同时，清华大学中文系没有任何声音，因为“领导都外出了”。

读罢王彬彬全文，我的确已经笑出来了。如此板上钉钉的事，汪晖还觉得有必要由学术界来澄清，我觉得其勇气可嘉，也实在替他汗颜。

然而，回头看看王彬彬博文中的跟帖及一些学界大佬的态度，才恍然觉得此事必将不了了之，汪晖式剽窃的生存土壤实在肥厚得很。我们试来看一条王彬彬博文下的跟帖：

“你是想出名想疯了吧？中国的学术体制是什么样，你在大学里混了那么多年，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拿别人二十多年前的文章说事，你无聊不无聊？”

这样的跟帖不在少数。而且，汪晖的影响力虽然大，我想也不会大到能让网站造假，或无聊到指使他人匿名反驳的地步。这只能说明，的确有那么一部分人，站在汪晖的立场上替他辩解。这种辩解其实没有任何说服力，无非是以动机论指责揭露者想出名。

汪晖的粉丝如此，郭敬明的粉丝更是如此。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剽窃案，虽然有法院判定郭敬明剽窃成立，但是不仅郭敬明对此无动于衷，他的粉丝更是忽忽如狂，反指剽窃受害者想出名。更有如王蒙、陈晓明者，捧其臭脚，延之入中国作协。

与王蒙、陈晓明之流相同的是，在此次王彬彬揭露汪晖剽窃事件中，素来令人敬仰的现代文学学者、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教授在未核对文本的情况下，公开对外表示：“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反抗绝望》可能确实在引文等方面存在不规范的问题，但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

有粉丝抬轿，有大佬撑腰，我相信接下来可能就是汪晖的反戈一击。实际上，外部环境鼓励他这样做。每次剽窃事件的不了了之或草草了之，均给外界强烈的暗示：剽窃不是问题，事情过去之后照样混。对后来者而言，这样的暗示是对学术环境的极大破坏。

（五）

《布鲁姆论剽窃》（黄灿然 2004年3月12日）報道：

耶鲁著名批评家和莎士比亚专家布鲁姆接受《波士顿环球报》访问，访问很短，但颇多妙语。当时美国学术界发生两名历史学家被指剽窃的事件，对此布鲁姆颇不以为然。

「莎士比亚是一位了不起的剽窃家。他是剽窃天才。他拿走一切可以拿走的东西。每当他在普卢塔克的书中找到合适的段落，就把它改成诗。无论他在哪里找到任何一节对他有用的东西，他就化为己有。这有点像一个炖锅，什么都放进去。因此，老实说，关于剽窃的指控，无论被指控者是我的学生或某个杰出或著名的历史学家或什么人，我都不会有特别感觉。这是文学生产的最正常活动。」

「天呀，说起美国学术界发生什么事情这个问题，我们早就没有学术这回事了﹗我们没有大学。我们倒有我所称的媒（体大）学。再也没有任何标准了。在人文科学研究中，所有认知性的﹑所有美学性的标准都消失了。我倒觉得，出色的剽窃要比已经面目全非的学术界发生的数不清荒谬事情更可取。」

「确实出现一些人物，他们涵括了我们可利用的现实和语言的资源。莎士比亚尤其是这种人，莎士比亚之后，再没有人是原创的﹗而莎士比亚本人也不是原创者。」

「我自己有没有剽窃﹖就我所知，我自己没有。我希望没有，但我可不打算站在行刑队面前坚称我没有﹗」

谢选骏指出：人説“《论剽窃》”，我看從汪暉及莎士比亞的剽竊案來看，“説你剽竊你就剽竊了，說你不算剽竊你就不是剽竊了”——因爲“剽竊和拾荒一樣，到底是否違法，那可是一個法律概念，需要法庭的裁判”。拾荒與始皇，可是同樣的發音！始皇帝就是法律！

【36、爲何《河殇》以后苏晓康的创作明显地走上了歧途】

“《河殇》以后苏晓康的创作明显地走上了歧途”（马午阳 2008年6月4日）報道：

建国之初，作为踩着“进军腰鼓”的鼓点进北京的、初出茅庐的记者，我采访过不少进京开会的青年模范人物。那时，我要认真对付的，是北京饭店的那扇玻璃转门。我曾站在门外观察良久，研究怎样才能“转”进去。但我对于自己所要采写的人物却是了然于胸的。其中许多人成了我的朋友。从朝鲜归来的志愿军女卫生员，向我诉追求者太多的苦；一位男卫生员，在桌上摆出一排女学生寄来的相片，要我帮他从中挑选一个最漂亮的，被我好“克”一顿，最后红着脸认错。回到前方后，还给我写信来。我和那个后来牺牲在青海草原上的“红色医生”李涌也有过约定：一定到他生活的地方去看一看。几十年后，我从戈壁深处归来，特意绕道青海，也有践约和纪念他的意思。 

60年代下乡知识青年的标兵董加耕，我不用采访，因为我就住在他的家里。早晨，我们顶着星星从舍上（苏北将村外零散的茅舍称为“舍上”）出发，走过一颤一颤的木板桥，到小队的打谷场。晚上，等到董加耕将鞋子脱下，把里面的稻粒全磕打在场上，再顺着原路走回来。有时，河畔鸭棚里的江开阳老爹被脚步声惊醒，会喊一声：“是加耕呐？”“嗯哪。”我们继续前行，不用讲话，但心是相通的。 

就是现在，在边远苦寒的地方，在那些普通劳动者中间，我仍然可以很快地交上许多青年朋友。但是要我写苏晓康，我没有把握。我能了解红领巾的苏晓康，也许还能了解“文革”中下乡知青的苏晓康。但我不了解所谓“精英”的苏晓康。 

我这里要写的，又恰恰是这样的苏晓康……。 

我打电话给苏晓康的父亲老苏同志（在这以前，我已经从报章上看到过这种说法：“苏晓康的父亲背叛了自己当资本家的父亲，苏晓康又背叛了他的老革命父亲。”）。 

老苏同志首先问我：“你打算怎么写？” 

“写他的发展和变化，写他并不是天生地就反党反社会主义……” 

这位曾坚持四明山根据地斗争的老同志当即打断我的话：“他现在已不只是背叛自己的家庭，而是堕落成为反对我国现政府的‘民阵’的骨干，加入了国际反华大合唱。你这样写，分寸上恐怕不好掌握。” 

我懂得老苏同志的一片好意，但我仍然摆脱不了这个想法。 

苏晓康，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独具个性，极富才华，他曾经真诚地信仰过他崇敬的一切。他不是刘宾雁，不是严家其，也不是方励之，但他终于同他们走到一起去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斗争，在他身上，我们失败了。谴责、痛恨之余，我深深地感到痛苦和惋惜。并且想，我们应当从中找到经验和教训，以利于今后培养接班人的工作。我向一位我很尊敬的老前辈请教（苏晓康在文学道路上迈出第一步时，也曾得到他的帮助），他很支持我的想法。所以本文的目的不是全面批判苏晓康的文章和观点，而只是想追踪他的思想发展、变化的某些重要轨迹…… 

苏晓康的文学生涯并不长 

1983年，《人民文学》第八期上发表了他描写龙门佛雕研究人员的报告文学《东方佛雕》。一发表就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开始引起了各方的关注。那些帮他迈开第一步的革命老前辈（包括他父亲），热切地希望他循着健康的路子走下去。而另一些人却不然。苏晓康后来还写了几篇报告文学，他们认为这都是“歌颂主题”的一些“应景之作”，不能代表真正的苏晓康。于是，用苏晓康自己的说法，从此以后，他就专拣有轰动效应的写了。苏晓康的作品多数以揭示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为主旨，这自然无可非议，关键是站在什么立场（这个词儿苏晓康等人大概早就不能接受了），用什么观点、态度和方法去采访和写作。在这些大的方面不出格时，苏也能写出好的作品，如《神圣忧思录》。就是在争议颇多、与事实有不少出入的《洪荒启示录》中，我们一方面看出了他日后走入歧途的端倪，同时也感到了他对人民的挚爱之情。 

这是一篇描写1989年河南省驻马店地区的灾情和救灾工作的报告文学作品。文章中多次不点名的点了“省委上峰”。按理说，即便这位“上峰”做得全不对，如果是一位严肃的记者，也应当向“上峰”本人及众多的当事人核对一下事实吧？！很遗憾，没有。这不仅仅是采访作风不正，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作者本人认识上的偏颇甚至是错误，反映了作者的不满和对立情绪。 

稿件发表后，河南省委、省纪委、省委宣传部以及省里的负责同志，多次向中央有关部门说明情况，说苏这篇文章将驻马店灾情和救灾工作“描写得一团漆黑”，说干部“或说假话，或邀功请赏，或横行霸道，或发灾难财”。并且把1984年的自然灾害同1938年至1942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旱蝗汤”混为一谈，既不恰当，也与驻马店地区的实际情况不相符。报告还指出，这样的作品不但不能起到鼓舞群众抗灾自救的作用，而且恰恰适得其反。 

我现在一再阅读河南省委和那位被苏晓康攻击为“昏昏然”的省委负责同志向中央的报告，我发现语气是平和的，他们指出苏文中一些不实之处，但对他本人仍是爱护的，既没有打击报复，也没有扣帽子。如果这时候，苏晓康能冷静地思考一下这些意见，包括老父亲的忠告，也许他今后的创作路子会是另一种样子。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在文艺界，这时叫好声迭起。其中有些人最欣赏的，恰恰是苏文中骂共产党，丑化党的干部的那些章节。什么“这些官匿灾无计，救灾乏术”啊，什么“上上下下的班子都在新老交接，要下的心里不舒坦，要上的情况摸不准，都把遭了水灾手中无粮的百姓给忘了”。等等、等等。某些也许苏晓康在写作时尚属膝俄的东西，一经这些评论家的“点化”，便更清楚了。 

请看：不是有人“启发”苏晓康吗？你写的那些东西惹了不少麻烦，怎么才能弄出那种稍微保险一点又不失尖锐、绕开敏感点又能擦个“边球”、谈来叫人吃惊又没“辫子”可抓的佳作呢？于是他想到了联邦德国的报告文学作家瓦尔拉夫和我国的鲁迅。他说，“同瓦尔拉夫选择的题材相比，我们的报告文学的那种'尖锐性、深刻性、广泛性’，便相形见拙得近乎可怜了”。“我们只有望瓦尔拉夫之项背”。苏晓康又怎么会想起鲁迅呢？他引用了鲁迅先生的这一段话：“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去写自己以外的谁，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 

原来如此！苏晓康接着又说：“先生此处虽然说的是作小说，但对照瓦尔拉夫的机智和巧妙，便让我觉得同样适用于报告文学某些忌讳的、容易惹麻烦的题材。”“鲁迅和瓦尔拉夫都是这方面的大师。” 

这里，苏晓康不仅混淆了资产阶级专政、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和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质的区别，而且要用鲁迅先生和瓦尔拉夫等对付反动统治者的文字钳制的办法来对待我国有关的领导和部门了。 

果然，他在下一篇《自由备忘录》里，虽然主要引用的仍是《洪荒永示录》中的那些材料，却“隐去人名、地名乃至采取种种让人难以对号入座、穿凿附会的办法”。他认为这样“似乎更高明一些”，不但“无损于报告文学的毫毛而只会增强它的效果的”。 

这种“苦”心立刻引起有心人的注意。有人评论道：《自由备忘录》是《洪荒启示录》的深化，是它的续篇，是“从更高层反思中国政治体制缺陷的作品”。赞扬这是在1987年的“社会生活频繁波动”（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者注）中仅有的一篇作品。 

同年底，苏晓康又写了剖析我国精神病人问题的报告文学《活狱》。对这篇作品的失误，有的评论家认为是苏晓康错误地借用了西方心理学家荣格的观点来作为自己的解剖刀。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名为“活狱”，实际上是“心狱”，它的指向仍然是我国的社会制度和人际关系，请看看那一个个精神病患者的发病起因！请看看“代结语”里的最后这段话：“……我们东方人有西方颇为羡慕的修心养性之道，……有似乎非常合理的人际关系的设计，但实际上我们的心灵几乎都被扭曲过，我们的‘窝里斗’十分盛行，我们社会里的'疯子’何其多！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一个人怎样才能不使他的心灵成为他自己的牢狱？—— 

其实苏晓康并非不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人性的扭曲更其厉害。他是有意识地采用了这种写法的。为什么？有一位评论家说，他已经注意到，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基本主题，从刘宾雁到苏晓康，“具有某种承传性”，“尽管刘宾雁和苏晓康属于两代知识分子，……但在反封建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因为他们都同时感到了封建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处处飘荡，所以才执著地在自己的报告文学中高扬民主的大旗……”。这位评论家又说，“当刘宾雁被迫放下自己的笔之后，苏晓康受到人们的注意，也就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因为虽然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在内在精神上与刘宾雁相同，但苏晓康毕竟又避免了一些容易引起麻烦的具体事情。在这一类作品中，刘宾雁和苏晓康的区别是：刘宾雁喜欢将自己的思考与激愤集中溶注于一个具体的典型事件或人物身上，而苏晓康则善于通过对非典型事件的集中处理来达到与刘宾雁同样的目的，这是面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被迫选择”。 

我想这位评论家说得够坦白的了！他也承认被苏晓康“集中处理”的并非典型事件，而所谓“被迫选择”则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方式！在《河殇》和《“乌托邦”祭》未发表之前，这位评论家就能够对苏晓康作出这样的评价，也应该承认他观察的敏锐。 

也是在那次同老苏同志通电话时，我曾问过他，据苏晓康大学老师介绍，他在校学习期间，不但学习好，而且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老师看过苏晓康的人党申请书，当时觉得还是恳切的。为什么后来苏晓康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老苏同志告诉我，苏晓康经历了两个“十年”，“文革”十年和改革开放后的十年。“文革”十年一度摧垮了他对党对毛主席的信仰，后来经过思考，有所恢复，心情也渐渐平复，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对改革开放寄予热切的希望。但是，他对于随着开放而涌人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潮和形形色色的理论，没有丝毫思想准备，更不具有批判的能力，因此他对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以及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腐败、丑恶现象，不仅不能正确地分析和认识，反而在政治上、理论上、创作上走入歧途。 

我从老苏同志的语调里，感到了作父亲的深沉的悲哀。据熟悉他们家庭的同志说，他们父子间，曾有过十数次的长谈，每次都不欢而散。到写《河殇》的时候，苏晓康索性连父亲都不告诉了。 

当得悉苏晓康叛逃国外以后，他大学的一位老师从教育青年这个角度反思道：“早知如此，就不应该让他留校任教，更不应该同意他参加《河殇》剧组。那时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旅馆有旅馆，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温床，从《河殇》以后，苏晓康的创作明显地走上了歧途……” 

《河殇》的创作，对苏晓康后来进一步的变化，确属关键。 

第一，如果说以前苏晓康的作品是就社会问题进行单个“反思”的话，那么，从《河殇》起，他宣称要进行“历史的总体反思”了。实际上是对中国革命、中国历史、中国文明的“总体否定”。 

第二，如果说以前苏晓康基本上是从事文学个体劳动，从《河殇》起，他们宣称“要与思想联姻”了。《河殇》的另一位总撰稿人王鲁湘曾列举了为《河殇》提供支持的众多“理论精英”的名字，其中一些人的理论，不仅成了《河殇》的理论支柱，也成了苏晓康以后的作品的理论支柱。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西方现代各种流派的思潮也都可以拿来研究中国的问题了。从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上，我们不再被哪一种既定的模式所约束，而是不断地寻找新的思考角度。” 

以《河殇》为转折点，苏晓康加入了“精英”的行列 

《河殇》引来一片喝彩声：什么“中国近代史上最好的一部教科书”啊，什么“划时代的史诗”啊，什么“现代的、最科学的《天问》和《离骚》”啊，“请一百个外国专家也说不出《河殇》十分之一道理”啊，等等，等等。一副副的“迷魂药”，使得他的头脑膨胀起来。 

连外国人也对苏晓康瞩目了，美国的“1989中国问题研讨会”等组织，接连向苏晓康发出访问邀请。然而你要问苏晓康的老父亲和学校，苏晓康写了《河殇》以后又作了些什么？他们都茫然。苏晓康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因为从这时起，学校、党组织谁也管不了他，自然也就关心不到他了。我们只能从他的作品《“乌托邦”祭》、《龙年的悲枪》、《世纪末口眸》中追寻他的踪迹；知道他在某些人（包括某些部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这一片喝彩声中，兴致越来越高，胆量越来越大了。一部《河殇》犹未尽兴，还要在1989年再推出一部《五四》，“把百年兴亡说道说道”（见《世纪末回眸》）。 

这部《五四》后来虽然没有能够出笼，但那题旨已被苏晓康在《世纪末回眸》和《龙年的悲怆》中点出来了，那就是： 

全面否定一百年来中国人前仆后继的革命斗争，说什么这是“往下出溜”的一百年。 

彻底否定“五四”运动，说什么“这犹如'日出’般的新文化运动，恰在'五四’这一天走入迷津……”。 

特别要指出的是，苏晓康们名为说“五四”，实际上他们真正要“说道说道”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 

“无休止的政治折腾、穷过渡的物质生活、清教徒式的道德压制、高强度的思想控制、极度匮乏的精神生活以至最终引起'古罗马竞技场’式的全民族大厮杀时，黑暗降临了。”一一这便是作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描写。 

作者还胡说什么“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这一代的血管里，已经不可能有半滴'五四’新文化的血液，而是按照那种'读书如吞砒霜’的观念培养起来的”。因此，“70年前的普罗米修斯们从西方盗来的那把圣火终于在中国的漫漫长夜中油尽灯惨，而从古老的荒野中燃起的熊熊野火却把他们烧得灰飞烟灭”。——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民民主专政说成是“漫漫长夜”，这不是对历史的彻底颠倒和诬蔑又是什么？！ 

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苏晓康则咒之日“苍龙”，说什么“十．二年前……天崩地裂，苍龙死去，中国人仿佛恰在这大灾大难中熬满劫数，获得了解脱”。“自然暴君之外又给中国人加上了一个社会暴君，龙便获得了双重的象征”。因此，他们“下决心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好生说一说这老东西了”！（见苏晓康：《龙年的悲怆》——关于《河殇》的札记） 

岂止是一部《河殇》，伊乌托邦”祭》、《龙年的悲怆》、《世纪末回眸》以及未来得及出笼的《五四》，不都是针对这而来的吗？！ 

《河殇》出来了！《“乌托邦”祭》居然也出来了！于是就有人模仿着电影《红高粱》里“我爷爷”的腔调朝苏晓康吼叫了：“晓康你大胆地朝前走吧！” 

走向哪里呢？ 

苏晓康们曾经断言：“中国知识分子始终依附于政治权力”，“没能形成独立的社会群体，并缺乏独立的人格意识”。他们认为一部《河殇》证明了“一个具有独立学术意识的精英文化群体已经形成”。他们不仅向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而且也已成为进行社会改革的独立的领导力量。这就是说他们不但要“参政”，而且要行动了。 

1988年的最后一天，苏晓康和中央电视台的《五四》摄制组路过上海，苏的一位朋友去看他并悄声问他，搞五四，有把握吗，苏晓康答：“拍了《河殇》《再拍》《五四》，应该是很忌讳的。但我们仍要干，哪怕拍不出。这是一种……”他暗示说这是一种选择，一种行动。确实是一种选择，一种行动。 

1988年9月，党中央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环境，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以后，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整个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势是基本稳定的。但在党内和社会上都有极少数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中的腐败现象，以及社会上的分配不公等问题，内外勾结，明里暗里进行了大量极不光彩的活动。社会上陆续出现了一些观点十分错误乃至反动的政治集会、联名上书、大小字报和其他活动。苏晓康此时选择了什么？参与了什么行动呢？请听他自己的叙述： 

“一日下午，大名鼎鼎的诗人北岛光临寒舍，极郑重地递给我一封联名信，文字极短，大意是今年为建国40周年和'五四’运动70周年，为创造一个和谐的改革环境，建议全国人大对政治犯实行大赦。文后已有十几个签名，全是首都文化界的名流，真可谓群星苔革。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当下让我只觉得北岛能来找我，乃是看得起我。于是不假思索地签了字。” 

说签名时“不假思索”，也许有几分真实，但要借着“五四”和法国大革命搞行动，苏晓康是早就思索过的了。在1989年2月，他同他的老师的一次谈话中，也隐隐约约地透露过。 

就在这风雨欲来的时候，一位革命前辈特地打电话给苏晓康的父亲，要他劝告苏晓康千万不要站到对立的方面去。但以“精英代表”自诩并早已卷了进去的苏晓康哪能听进这番忠告呢？ 

5月10日，即动乱进一步加温升级以后，苏晓康、赵瑜等一部分在京作家，骑着自行车上街游行，一路呼喊着“写作自由”、“言论自由”等口号，为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撑腰打气。 

5月12日晚上，在北京某工厂的招待所里，苏晓康召集，赵瑜主持，开了一个50多人的会。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一）讨论5月15日知识界大游行的有关事宜，决定赵瑜任总指挥。（二）讨论并通过苏晓康起草的一份声明。会议结束以后，苏晓康、赵瑜和夏峻拿着这份声明到严家其处最后定稿，这便是由刘再复、严家其等牵头号称有上千知识分子签名的“5·16声明”，连这个题目都是严家其最后敲定的。 

5月14日，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于浩成、李泽厚、苏晓康、温元凯、刘再复等12人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要求宣布这次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要求宣布非法的学生组织为合法，说如果不实现这些要求，他们也将参加绝食。这个呼吁书也是经过苏晓康修改的。当天晚上，他们还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进行煽动。苏晓康在讲话中诬蔑我国政府是“无能的政府”，对参加动乱的学生又加以美化和挑唆。他说：“……同学们，你们第一次在中国教会、正在教会人民和政府怎样进行现代政治运动、现代民主运动。你们比政府、比官员、比文化精英都要高明得多……” 

5月15日，首都知识界大游行，苏晓康走在头排。 

5月16日，苏晓康等在北京大学举行了“5·16声明”的记者招待会。这个声明就正式出笼了。 

《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指出，这场动乱从一开始就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动乱策划者就是要在中国取得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实现资本主义化的绝对自由。同这种要求相配合，一些知识界的所谓“精英”分子，也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极少数人，在此期间大造舆论…… 

动乱期间，见诸国内报刊的众多“声明”和“呼吁”中，“5·16声明”应当说是相当突出的一份。它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它指斥我国政治腐败，要求在中国“运用现代民主政治的原则”，“使中国出现一个民主的、稳定的局面”，即资产阶级专政，它要求政府承认非法的学生组织，妄图建立政治上的反对派；它还要求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集会、游行、结社自由等等，并针对人民日报“426”社论，公然为这场反革命动乱张目。 

严家其、苏晓康等错误地以为他们这个声明将知识界都动员起来了，于是迫不及待地成立了非法的'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妄图和其他非法组织乱中夺权。 

5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从20日上午10时起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们结成死党，集体进行地下宣誓。 

5月20日，香港《文汇报》上发表了所谓《知识界誓言》，声称“绝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80年代中国的末代皇帝称臣”。宣誓人中就有包遵信、严家其和苏晓康。 

5月22日，严家其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召开了近百人的会议。会上严家其明确宣布，前一段我们是反对人民日报“4·26”社论，现在是反戒严。苏晓康在会上介绍了堵军车的情况（也可称为“经验”吧），他还煽动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必须是让人民起来。因为从李鹏的角度讲，他希望市民能保持平静。如果只有学生留在广场，政府可以不理，这样时间长了，政府就可以抓住把柄，市民也会增加厌烦情绪，最终导致失败。” 

这个会上他们还决定了出版地下报纸及其他措施。 

到此，苏晓康真正是“大胆地、不回头地”往前走了。一直走到国外，走到与祖国、人民为敌的阵营里去了！他不仅参加了反动组织，据1989年47期《北京广播电视》报道，最近苏晓康在香港一家半月刊上撰文说，今后他思考中国的问题，不能再绕过共产制度而只去清算传统文化了。这也就是说，他今后将不加任何掩饰地反对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制度了。这不是民族的败类是什么？！ 

苏晓康“大胆地往前走”了，终于走到了与人民与祖国敌对的营垒，而难以自拔了。 

我想到了当年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沉痛呼唤，本来该是革命接班人的材料和苗子，竟然充当了社会主义的掘墓人，我们难道不应从中吸取一点什么教训吗？ 

早在十年前，邓小平同志就提醒全党，有几种人是不能低估的，那就是：搞政治阴谋的人，所谓“民主自由派”，无政府主义分子和极端个人主义分子。邓小平同志说，“尽管这几种人的性质不同，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他们完全可以纠合在一起，成为一股破坏势力，可以造成不小的动乱和损失。” 

纵观苏晓康堕落的过程时，重温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是很有益的。 

自然，苏晓康之流是我国青年中的极少数，我又一次怀着激动的心情，想起建国以来那一代又一代和祖国共命运的热血青年，包括苏晓康的同辈中的绝大多数，他们是祖国的骄傲，也是青少年们学习的榜样。 

谢选骏指出：人説“《河殇》以后苏晓康的创作明显地走上了歧途”——我看這人不懂，“《河殇》乃是集體創作，苏晓康的创作能不受到明显影響嗎”？《河殇》以后苏晓康的创作能不走上了你所説的歧途嗎？

【37、南通西大街猶如古裝戲裏的鬼城】

《总而言之西大街：历史上的一段繁华》（2005-10-12 南通电视台）報道：

以前的西大街，从十字街到西吊桥这一段在城里头，也是比较热吵的，大小商店是一个挨一个，因为58年拓宽人民路的时候拆掉了，所以60岁的人也不一定个个记得，陆甸坤老先生还专门写信把他回忆的情况告诉给我，恐怕时候不是58年，好象是三、四十年代，要么还要更早点儿，谢谢老人家。陆老说，他记得西大街的顶东头坐南朝北的是天寿堂中药店，它的店面不露在外头，一大间的门面是中间开的门，上半截的装的是花玻璃，柜台在里头，门的东边上是玻璃窗子，好象生意做不过介福堂。介福堂是中药店，景福斋是茶食店，这个两爿店是一共是敞开的三间门面，介福堂的柜台在东边，景福斋的柜台在西边。下晚打烊的时候也是和大家一样的，先放门槛（午槛）、转来一块一地上门板，老早就叫上闼子门。

景福斋往西有余昌钟表店，门面是一间头，不过它的进深很长，还有楼上。还有一家西药房，店名叫"中英大药房"。惠民坊巷子口儿上坐北朝南有家王顺记水果店，它的对街还有一爿小点儿的水果店，陆老先生还记得，它家店门口的柜台上有一盆用炭屎堆起来的盆景，上头还有只仙鹤在喷水。西大街上还有一爿专门卖水烟、皮烟丝和旱烟的店叫"益林风"。好戏子儿的是，这家店里头还带了卖一种专门治喉蛾，就是扁桃体炎的药膏，大家叫它"白油药膏"，价钱又不贵，只卖几个铜子儿，效果还出奇的好。陆老先生在十岁左右的时候容易发这个病，就是贴了这个药膏才好的，到今朝都不晓得用的是什伲秘方。在益林风的旁边有一家专门卖银盾、奖杯之类的店，店名好象叫"源茂"。店面也就是一间头，里头也不大，不过它朝街的装潢好象很起眼，也蛮有点儿洋味的。

另外还有一家福记布庄，它和景福斋一个街南，一个街北正好对过对。因为老板姓朱，大家就叫它朱福记布庄。朱福记朝东就没有什么大店面了，唯一的一家是个三层楼的西药房，店名字想不起来，不晓得可叫"健康药房"？这爿店是在鬼子占领南通的时候开的，店里头只有一个老板和一个伙计。老先生还记得一桩事，大概在32年或者33年的时候，西大街上失过火的。从介福堂向西，沿了吴大生家还烧过了巷子口。后来重建的时候，当时的政府规定界址一律往后退2尺半，所以后来的西大街就只有这一段街面算是最宽的了。才间说的些店，恐怕懂的人不多，说出来也就是让大家晓得下子。

大家晓得的以前西大街的北边上有三条南北的巷子，从东往西数是寺街、柳家巷和官殿街，每条巷子都有故事，究竟它和什么人和什么事情有关系？我们在以后说巷子的时候再说。街南边上的巷子就是惠民坊和西南营，巷子里头市河上的桥就是横桥和西水关桥。这条市河的支流流到田家巷的西边上又转弯向了南，在惠民坊巷的西边口儿上还有座展龙桥。不过时间要再往前点儿，在二十年代的西大街上，在靠近十字街的地方还有一条南北的巷子叫市桥北，巷子往北和大巷交叉，往南过了市桥以后和西牛肉巷是通的。

惠民坊里巷子头儿上南北的桥叫横桥，和才间说的市桥一样的，都是市河上头的桥，老百姓把这块地方叫做横桥子。这里有个出名的南货店叫"吴大生"，我们在去年腊月二十二"买年货"的节目里头还提到过它，它家后头靠市河，在惠民坊巷子的东西两边都有店面的。惠民坊往东有余昌钟表店，往西有衡兴和德兴两爿铜锡店，门对门，衡兴朝北，德兴朝南，是专门做脚炉、脸盆这些东西的。德兴隔壁是金城银行，它的对过是徐双成，这是一家做水烟袋的店，有临街面的两间房子，后头是"久达"洋油行，专门批发煤油、汽油的。

徐双成在展龙桥还有作坊，有好几个车间，能做电镀、抛光，是产、供、销一条龙的一个工厂，是后来红星五金生产合作社的前身。徐双成的对过有家朝南的"旭利和"皮栈，专卖兰州水菸。那时侯水菸的牌子是甘字和肃字，甘字水菸一方三角三。旭利河往西隔两家就是陆竹明毛笔店。再过去是西武庙，也就是西门关帝庙。再往西还有"德兴华记"铜锡店，它和前头说的"德兴"是弟兄两个开的，德兴是老大，德兴华记是老三。在靠近西南营巷子口儿上还有鼎隆茶食店。

出了西城门的转转儿街上，店都不是太大，老人家回忆也蛮困难的。另外，西门关帝庙老早就不在了，不过还留了个地名叫武庙后巷，就是这个关帝庙后头的一条巷子。西门关帝庙还剩了最后的几间房子，在人民路"老天宝银楼"的后头，现在做的是人民旅社。

其实，南通城里头的街在建城的初期也是蛮宽的，时候经过了上千年，再加上两边的房子还尽管往外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违章建筑。到清朝末年的时候就已经狭到没魂了，也就剩了四、五公尺宽，最狭的地方只有三、四公尺。特别是十字街的东西路口，走的人又多，街却是最狭。上头两边的屋檐头伸出来的地方，还不到三公尺。所谓"十字街上人轧人"，人多是不错，我看这个街狭恐怕也是个原因。

今朝我们还是把凌君钰先生归拢了的西大街，再从西向东、挨排排儿地再数一遍给大家听听。其实在我报店名字的时候，也就是和大家在对的时候，有纠正或者补充的，希望你写信给我。因为时间委真太长了，单单拆街就拆了将近47年了，在街不曾拆之前，又没得个现成的资料，现在是根据一些老人家的回忆在做文章，老话说的"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只要是晓得的，哪怕就一点儿也是好的，大家一补充就完整了，不过时间最好是卡了在五十年代。好了，底下就从西城门口开始数起，西大街朝南的店面大概有钟表店；修车子的店；底下就到了官殿街口儿；接下来是布店；帽子店；门堂；新生书店；红木家具修理店；陆竹明毛笔店；"德兴华记"铜锡店；牙医诊所；西关帝庙；过了西关帝庙的旭利和皮栈；再往东是冠康鞋帽店；王家珍笔店；玻璃店；金城银行办事处；实际上这里是个门堂，银行是凹了在里头的；过了银行是德兴铜锡店；韩开文笔店；赵家帐簿店；温宝宸瓷器店；转来就到了寺街口；过了寺街有布店；久达五洋店；唐裕泰卤菜店；贾应奎笔店；赵怀玉画像室；倪家瓷器店；铜锡店；赵家帐簿店，这家是弟弟开的，西边上帐簿店是哥哥开的；过了大兴绸布庄；大巷口；达家大门堂；西药店和瓷器店，就到了十字街。

从西城门口往东数，门面朝北的店有：点心店；茶叶店；鼎龙茶食店；益林风水菸店；帽子店；余昌钟表店；蒋记糖果店；徐双成烟袋店；陈正顺对子店；衡兴铜锡店；惠民坊巷子口；过了惠民坊是王顺记水果店；梳子店；中英大药房；景福斋茶食店；介福堂中药店；王星记扇子店；广货店，这块地方解放后还做过模范书店；再往东还有水菸店；酒店；源源书店和天寿堂中药店。西大街老早大概就是这个架子。

谢选骏指出：人説“总而言之西大街：历史上的一段繁华”——我看此文大概是南通土人寫的，因爲“西大街老早大概就是这个架子”的説法，意思就是“西大街老早大概就是这个樣子”。南通的語言非常古怪難懂——它把“熱鬧”就做“熱吵”。但其實南通是一座阴暗的城市，号称“难通”。那里有一座“崇海旅馆”，我初到南通的时候，在那里住了三个月，称呼它“虫害旅馆”——那裏會有死去的蝙蝠，感覺就像到了古裝戲裏的鬼城。

【38、明朝与清朝两场不同中日之战的比较】

《明朝与清朝两场不同中日之战的比较》（2006-7-3 大中华帝国启）報道：

清朝末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场耻辱的战争，战争历时九个月，清朝损失兵力高达六万人，被俘3000多人，丢失了朝鲜这个重要的战略盟友，割让台湾给日本，并使得倭寇势力渗透入辽东一带。这场战争的结果大大的刺激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也正因如此，此后日本制定了以占领中国为目的的战争国策，并做了长期的准备，终于发动了 

1937——1945年长达八年的侵华战争。说这场战争改变了中日两国的相互地位以及中日关系，并导致了两国从此兵连祸结，恐怕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但是，今天关于甲午战争的主要评论，把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都归结到满清制度的腐败和与日本装备的差距上，似乎在开战以前满清的失败就已经成为了必然。中央电视台十年前拍摄的电视剧《北洋水师》，更将这一观点深入人心。然而，偶然间，当我知晓了先于此战300年前发生明朝抗倭援朝的真实情况后，我这一想法开始有了转变，两次战争发生在同一个地点，面对的是同一个对手日本，战争性质同样是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然而比较满清甲午中日战争的完败，明朝却成功的将倭寇驱逐出朝鲜半岛，使日本之后200年中乖乖的蜷缩在自己的国土中，不敢越雷池一步。不同的结局发人深思，对比两场战争双方的实力对比和战争过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满清的失败并不是必然的，我们完全有能力赢得那场战争。是满清统治者和官员的失误葬送了大好的战争形势，使我们最终输掉了战争。

1、从敌人（日本）方面比较

1592年日本侵朝军队的军力与1893年日本军队的军力相比，有许多相同点和不同点，然而其军事实力在国际上的地位却是大相径庭的。1592年时期的日本刚刚完成了国内的统一。丰臣秀吉一直很注重军国主义教育，从执掌大权开始，就将灭亡明朝定为国策，并制定了十年三步走的计划：第一步，三年之内灭亡朝鲜，第二步，五年之内灭亡明朝，迁都北京，第三步，进军安南等国，灭亡印度芝那，称霸世界。今天很多学者都嘲笑此计划的疯狂弱智。但从当时的日本军力看，他做出这样的决定还是有一定理由的。国家完成统一，其政权蒸蒸日上，日本军队其军队总数有三十万人，且长年参加日本内战，作战经验极其丰富，战斗力空前强大，可谓是虎狼之师。从陆军看，日本陆军装备齐全，特别是出于赢得内战的需要，日本高度重视火器发展，长年从葡萄牙等殖民者处购买火器，其火器的先进程度在某些方面甚至高过了明朝。根据日本史料记载，侵朝战争前日本装备火器的部队高达六万人，占军队总是的近十分之一。而日本士兵在丰臣秀吉军国主义思想的鼓动下，士气空前高昂。同时，日本的骑兵部队也相当强大，部队装备重甲，防御能力强大。其军官也都是日本内战的余生，作战经验相当丰富，从海军上看，日本拥有各种类型的战船多达一千艘，其炮舰仿制葡萄牙战船，载炮多，火力强大，冲击力迅速。从当时的世界看，日本这样的军事实力也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当时的欧洲还是小国林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虽然可以在东南亚地区耀武扬威，但其举国兵力也不过四五万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雄踞中东，可其全国军力也就20万人左右，君士坦叮堡战役土耳其五十万大军多数是各国降兵，真正的土耳其人很少。到了16世纪土耳其势力衰落，其军力也大为削减，远难与同时代的日本相比。而同时期英国与西班牙进行的“无敌舰队”与“英帝国舰队”的大海战，两国动用船只的总数还不及日本发动侵朝战争时动用的船只数量多。阻止土耳其西进的由基督教国家联合舰队与土耳其皇家舰队进行的勒颁多海战，规模和火力也远小于中日露粱海战。因此，说当时的日本是除明朝以外的世界第二军事强国，恐怕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何况，明朝参战前，日本已占领了朝鲜北部大多数战略要地，地利优势明显。明朝若要进攻日本，就必须要进行惨烈的攻坚战，而这一点，恰恰是日本优势火器的长处。日本侵朝战争开始前，明朝军队的最高统帅兵部尚书石星却力主议和，其担忧的正是日本军队强大的战斗力。

而甲午战争中的日本却不可同日而语了。当时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军事实力已大大增强，但与同时代的欧美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根据日本首相伊腾博文给天皇的报告看，甲午战争前日本可动用的军力海陆相加不过八万多人。日本海军虽然经过长年苦心经营，并向欧美购买军舰，但是其舰队实力远不及英美，甚至与北洋水师相比也不占优势，甲午战争前，日本集中全国之力组建日本联合舰队，其船只总数也只有25艘，与北洋水师的船只数量勉强持平。而日本联合舰队军舰多为中小型军舰，只有吉野等四艘战舰可以在吨位上与北洋水师主力舰吨位持平，却远低于北洋水师定远，济远两大重型铁甲舰。远洋作战，在没有导弹的情形下，舰队吨位是决定胜败的关键要素。何况，满清当时除北洋舰队外，尚有南洋，广东等舰队，若举全国海军之力投入甲午战争，那在舰队数量和吨位上都可对日本形成绝对优势。在陆军方面，清朝仅淮军在辽东山东一带就有七万多人。加上朝鲜当时是站在清朝一方，尚有数万兵力可用。而日本当时虽然经过军备整顿，但其陆军的基本装备与清朝是相差不多的。何况日本国内20年没有战争，日军的实战经验也比较匮乏。而驻守朝鲜的清军将领，多是经过中法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的锤炼，实战经验相当丰富。朝鲜北部山川林立，地形险要，在军队数量相差不多的情况下，清朝占有着绝对的优势。50年代朝鲜战争时，几十万装备占绝对优势的美军都在北朝鲜的险要山川中碰的头破血流，何况装备与清朝相差不多的日本。开战时，日军陆海军两线作战，海军直扑北洋水师，陆军进逼朝鲜，更有利于清朝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因此，开战时，日本虽然气势逼人，但其薄弱环节也暴露无疑。这一切无疑都是对清朝有利的。2、从己方力量（明朝和清朝）

当时的明朝正处于万历皇帝统治时期，虽然依旧是天下承平的景象，但其政权已经走向腐败和衰落，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已经清楚的揭示了这一点。从军队方面看，明朝虽然有200万军队，堪称世界第一军事强国。但军队缺编情况严重。明朝初年定下的屯田政策因为土地兼并严重而遭到破坏，大量军队土地被官员侵占，士兵沦为流民。明朝中期对倭寇和蒙古的节节失败已体现了明朝军队软弱的战斗力。张居正当政时，曾用明军与蒙古军“100：1”来形容明朝军队的战斗力。后来虽戚继光主持军事改革，但改革的对象也只是辽东和北京周边的明军，后来戚继光遭到罢免，他的许多军事主张也就被废除了。

隆庆时代，由于鞑靼的归附，长城沿线已无战事，大批士兵解甲归田，留下的士兵也因为长年和平而缺乏战争经验，训练更是松弛。明朝重文轻武，武官的地位不高，更用文官担任总指挥并有太监监军，因此严重的限制了部队的指挥能力和战斗力。明朝政权内部自张居正死后一直派系林立，朋党之争不断，朝廷内部的争斗波及到军方，更使得明军将领里各自为政，指挥不畅，内部矛盾严重。从装备上看，尽管明军沿袭永乐皇帝定下的“二分习火器，三分习刀矛，五分习弓箭”的比例，火器部队的配备高达1/10。但明朝对火器的控制十分严格，训练时也缺乏操练，大批精良火器封存在仓库中早已生锈。而且由于明朝北方长年面对蒙古军，与蒙古军相比明朝火器优势明显，因此明朝对火器装备不思改进，大批装备早已经落伍。虽然这之间也曾向葡萄牙购买火器，但装备的也只是少量部队。明军中最精锐的当属戚继光留下的藓门军和李成梁的辽东军。对日作战也基本以这两支军队为主。事实上也只有这两支军队可与日本一战。但两支军队总数不过二三十万，与日军数量基本持平，且两军中多数精锐还要留下拱卫京城，不可能尽数投入朝鲜。在海军方面，明朝的情况更为惨淡，郑和下西洋的辉煌已是昙花一现，当时的造船图纸后尽数被焚毁。明朝对海军的建设一直不太重视，甚至对倭寇的海盗船也无可奈何，只能靠戚继光的陆军歼灭之，后来戚继光提出御敌于海上的防御政策。但随着倭患的平息，对海军的建设也就终止了。广东福建一带为防卫葡萄牙入侵，对海军建设格外重视，并仿造西方战船组建水师，但其离朝鲜比较远，由于明朝是仓促开战，因此远水难救近火，事实上开战前一阶段日本也一直掌握着制海权，直到明朝举全国之力派水师增援，才改善局面。因此，当时的明朝，虽然在海陆军数量上要多于日本，但能战之兵极其匮乏，战斗力与作战经验与日本相比都有不小的差距，火器装备与日本虽然基本持平，但明朝参战时，日本已占领朝鲜大部分地区，地理优势明显，大批明朝军队暴露在日本精良火器下，明军作战环境之险恶可想而知。而且，明朝战前并不想把事态扩大，只是派小规模部队陆续入朝，有利于机动性强的日军分割包围，这一点更是犯了兵家大忌。

而当时的清朝虽然已经处于末期，但从其军事实力看，依然是相当强大，至少是不弱于日本的。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更新了部队的装备。使陆军部队与欧美国家的装备差距大为缩短。左宗堂平定新疆战役，清军所显示的强大战斗力，使沙皇俄罗斯都大为震惊，最终不得不改订伊梨条约。与明朝相比，清军内部同样腐败严重，派系林立，明军中存在的克扣军饷，贪污腐败等问题，清军中也有，但腐败程度是差不多的。绝对没有到不能战的地步。中法战争和收复新疆都体现了这一点。事实上在整个甲午战争中，清军所体现的殊死奋战的精神还是令人感佩的。何况，清朝参加甲午战争的军队主要以李鸿章的淮军为主，淮军相当于李鸿章的私家军，与明军内部的派系林立相比，淮军的内部还算是团结的。而且，清朝没有太监监军的弱智制度，有利于前线将领发挥自己的指挥能力，在这一点上也是高于明军的。清军自太平天国战争后，虽然二十年未曾遇到大战，但与法国的战争还是有效的锤炼了部队的战斗力，并积累了近代战争的经验。而在这方面，日本则是一片空白。清朝士兵也多为将领私家属下，对将领分外忠诚，打仗也不怕死。从指挥官上看，日军的指挥官多为留洋归来的留学生，理论经验丰富但并无实战经验。清军将领要么是百战余生，要么是留洋归来的学生，既对近代战争有所了解，又有丰富的实战积累，这也是日军所不能比的。与清军相比，日军基本是没打过什么仗的“和平兵”。在军队人数上，清朝举国拥有，但洋务大臣们所组建的新军也有数十万，且装备精良，至少不比日本差，人数也远远比日本多。若尽数投入朝鲜，对日本将是绝对优势。在海军方面，北洋水师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从装备上看也的确如此。北洋水师定远舰所拥有的两门巨型榴弹炮，当时欧洲也不过是十多门，日本更是没有。击中日本一发即可对敌舰造成重伤。黄海大战中日本主力舰吉野几乎被此炮打的失去战斗力，旗舰松岛也险些被打沉。何况，清朝还拥有两支与北洋水师同等规模的舰队，若与日本一样合并一处组成联合舰队，那将是对日本海军形成的绝对优势。开战时，清军尚且占领着平壤等大城市以及朝鲜北方战略要地，地理优势明显，且有大部队陆续增援。虽然后来日本掌握着制海权，清军依然拥有辽东大后方。从这些方面看，日军基本是没有什么胜算的。3、战斗过程和结果比较：

公元1894年7月25日，日本发动丰岛海战，袭击中国运兵船，对清朝政府不宣而战，甲午战争爆发，在历时九个月的鏖战里，日本先取平壤，再下开城。几乎聚歼驻朝清军，以闪电般的速度向鸭绿江突进。清朝甚至来不及组建第二道防线。同时，日本联合舰队于9月发动黄海大战，重创北洋水师，以不失一舰的代价击毁北洋水师主力舰六艘，彻底掌握制海权。使北洋水师自此蜷缩刘公岛，无力进行远洋作战。之后，日本于1894年冬突破鸭绿江防线，占领大连旅顺，其第一集团军在海军的掩护下，在山东登陆，占领威海炮台，包围北洋水师，终使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895年三月，日本顶住清朝最后反动的海城反击战，并乘势攻克营口，清朝6万大军溃败。自此，甲午战争以日本完胜而告结束。中国损失军力六万人，敌我双方损失比例高达10：1。最精锐的淮军和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丢失整个朝鲜和大连，旅顺，营口，海城等重要战略城市，清朝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赔偿白银一亿五千万两。并割让台湾。日本将清朝的赔款全部用于军事工业发展中，军事力量迅速膨胀，一跃成为世界军事强国。

而明朝抗倭援朝战争则历时七年，其中主和主战大臣反复争斗，以至拖累前线，使原本形势大好的战争几经曲折，方获全胜。然而就是在内政腐败的情况下，明朝还是最终赢得了战争。1592年四月，日本对朝鲜不宣而战，以闪电战的方式迅速占领朝鲜全境。（不宣而战似乎是日本的管用伎俩）经过明朝内部的几番争论，朝鲜沦陷三个月后，明军才姗姗入朝，却只是祖承训的一支5000人的小部队，结果被日军杀得全军覆没。为维护颜面，明朝才下决心一战。此战事先并无明确方针，也无精确作战计划，只是随时局变动而增兵，可谓是一大败笔。但是，认真起来的明朝很快打出了国威。四万辽东军入朝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日本咽喉，在军队总人数处于劣势（当时日军侵朝军队近20万），集中局部优势兵力发动了平壤会战，在日本增援部队赶到前一举攻克平壤，消灭日军一万五千人。史称平壤大捷。之后，明军经过浴血奋战，将战线稳定在釜山一线。而同时明朝发动的龙山会战彻底摧毁了日本的粮食基地。使日本侵朝的几十万大军陷入了危急之中，并使得日本遣使求和。然而此时，京城的主和大臣石星却力主议和。从而葬送了大好的战争形势。之后明军撤离朝鲜，双方开始了漫长的谈判。

在历时四年的谈判中，日本以拖延手段，赢得了重新准备战争的时间，并重新装备了十五万军队和精锐水师。明朝却对此毫无准备，甚至万历皇帝已经起草好了招抚诏书。然而，在经过充分准备后，日本于1596年九月闪击朝鲜，再次对朝鲜不宣而战。毫无准备的朝鲜被杀得大败。明军也因仓促迎战节节败退，朝鲜大半国土再次沦陷。辽东军只剩万余兵力苦守王京待援。后来明朝派遣6万中央军入朝，明军发动反击，赢得汉江保卫战胜利，随后转守为攻，虽遭蔚山攻击战失败，却也重创日军主力，其后三路攻击，相继收复朝鲜南部主要城市，将日军压迫在沿海几大堡垒中分割包围。至此日本败局以定。丰臣秀吉在内外交困中去世。日军闻讯集结水师仓皇撤退，被明朝水师在露梁海域伏击。展开了16世纪人类最大规模的海战。经过一天的喋血厮杀，中国水师以损失战船一百多艘的代价，赢得了击沉日本战船四百五十艘的辉煌胜利。至此，日本侵略军已全军覆没，抗倭援朝战争以中国的完胜而告终。

比较两次战争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如下的共同点。

（1）倭寇都是不宣而战，并且在战役的前期彻底掌握了主动权。明朝抗倭援朝战争时，日本水师第一战就彻底摧毁朝鲜水师，掌握制海权，并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占领朝鲜大部分战略要地。甲午战争时日本在丰岛打击中国运兵船，并迅速登陆朝鲜本土。在两次战争的开始阶段，中国都是处于不利局面中。尤其是明朝援朝战争，开战时大部分战略要地都是被日本控制，相形于甲午战争开战时清军与日本的犬牙交错，形势更为险恶。

（2）两次战争开始前，在是战是和的问题上，中国方面都是摇摆不定。明朝兵部尚书石星始终反对对日开战，甲午战争时西太后和李鸿章也曾严令“衅不可自我开。”拱手将战争主动权交与日本。两次战争中国都是仓促参战，在各方面的准备上尚未就绪。武器装备严重不足。

（3）战争中，无论明军还是清军，其作战都是勇猛甚至可歌可泣的。甲午战争的平壤保卫战，打的日本尸横遍野，日本虽占领平壤，却付出了惨重代价。黄海大战邓世昌壮烈殉国，后来兵困刘公岛，水师提督丁汝昌一直战到弹尽粮绝，最终服毒自尽，至死未投降。而聂士城陆军的鸭绿江阻击战和海城反击战。更是打的悲壮惨烈，尸山血河。旅顺战役寸土必争，倭寇恼羞成怒以屠城泄愤。相比之下，明军的表现也毫不逊色，平壤一战，辽东军前仆后继，以人海战术拿下平壤，龙山战役中三百敢死队员迂回穿插，在日军背后发起进攻，战役胜利结束后敢死队仅剩四人。开城保卫战面对三倍于己的日军，李如柏拼死守卫，城墙几经易手，始终未能让日本占领开城。最后的露梁大海战，明朝水师副都督邓子龙以身殉国。尽管两次战争的成败不同，但是前线的将士都是应该得到尊重的，他们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国威军威。作为为国牺牲的英雄，他们将永远被我们缅怀纪念。（4）战争中日本都是倾国之力，精锐尽出。大有决死一战的气概，将日本的国运赌在战争上。作战也基本是亡命徒式的打法。这样的一个邻居，永远值得我们警惕。

4、不同结果的原因以及反思

同样是与日本作战，同样是在国力和军力强于对手的情况，同样拥有广阔的中国大后方和优势的补给，同样是三军奋战将士用命。同样是面对日本亡命徒式的打法。为什么明朝可以胜利，然而清朝却会失败？要知道两个朝代都已经到了统治阶段的末期，表面的繁荣下已经隐藏了深深的内部危机。世人都把清朝的失败归结到政治的腐败和日本军事实力的强大的，但这种看法未免肤浅，就让我们整个战争过程里明清双方形成鲜明对照的几个情况来看一下吧！

a）

朝鲜战争打响后，明朝内部虽然战和之争不断，兵部尚书石星甚至一直坚持顽固议和立场。但一向昏庸的万历皇帝这次的抗战决心异常坚定。虽然祖承训全军覆没，但万历皇帝勇敢的承担责任，并未责罚相关将领，更未向日本退让半步，而是坚决的派遣辽东军主力入朝参战。很快扭转了被动局面。反观清军，在是战是和问题上，虽然光绪皇帝壮志满怀，但是掌握实权的慈喜太后却始终左右摇摆，首先在日本进兵朝鲜的情况下并未作出决策，坐失战机，接着在战争爆发后也没有宣布明确作战目的，这使前线将领几乎不知所措。兵力部署和调度情况更加混乱。导致清军迅速崩溃，把虚弱的鸭绿江防线暴露在日军的眼皮底下。

b）

明军参战后指挥相当统一，水陆配合极其默契，协同作战战果辉煌，面对倭寇的疯狂攻击，明军采取主动出击的战略，迅速与敌人主力展开决战，以攻为守，最大程度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迅速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将日军压迫在朝鲜沿海的几大堡垒中。迫使其从海路逃跑，并最终于露梁海域聚而歼灭之。而清军虽然奋勇杀敌，却是各自为战，相互间几乎没有协调和配合。特别是平壤保卫战，明明在人数上不弱于日军，可偏偏落得左宝贵孤军作战的结局。北洋海战中，更是放弃了优势的地理优势和海陆防御配合，禁止北洋水师援救威海炮台，使北洋水师眼睁睁看着陆地防御被占领，最终使得自己被团团包围，困死刘公岛。在整个甲午战争里，清朝的军事指挥系统几乎失效，整个战争中都在被动防御，处处挨打。

c）

战争开始后，明朝迅速着手抢夺制海权，加紧赶制新式战船，调集几乎倾国之力的水师部队云集朝鲜。很快形成了对日本舰队的绝对优势。并在露梁一战中成功摧毁了日军的海军。而清朝却犹豫不定，对水师的调度更是保守，先是丰岛海战，以两艘军舰面对日本舰队，闹出了挂白旗的国际笑话。后来黄海大战后更是畏敌如虎，只想如何保全北洋水师，却不想如何歼灭日本舰队。其实，当时以清朝海军的势力，若集中南北洋舰队，定可在远洋置日本于死地。可惜，战争的最终结果却是清朝输掉了最后的家底。

两次战争中，日本的战术都是一样的，即先抢夺制海权和朝鲜战略要地，再直插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迫使中国投降，达到战略目的。其实这种战术带有极大的赌博性。倘若在一处遭到对手的牵制，就将满盘皆输。因为日本国土狭小，补给有限，不可能与中国拼消耗。明朝与清朝战争初期都有战败，但明朝是阻击战，以消耗日军有生力量和延缓其攻击步伐为结果的。清朝则是溃败。事实上，战争的结果从开战时的态势就已经注定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战争结果不同呢，对照一下，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的观点。以为后人鉴。

1、中日大战，中国拥有着先天的优势，即丰厚的人力和资源，以及广阔的大后方和漫长的补给线。中日开战，即使日本可以以优势兵力和装备暂时取得优势。但随着战争的进行，如战事进展缓慢，其国力也必然被拖垮。明朝抗倭援朝战争持续七年，日本几乎被打到崩溃边缘，战争结束不久即爆发内乱，国内长年内战，国力一撅不振达200年。甚至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青年时仅凭几条海盗船就横行日本。所以除唐朝外，历来对日作战的方针都必须作好持久战的准备，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印证了这一点。但是满清却不明白，西太后原本期望速胜，在自己60大寿前赢得战争，结果却是迅速崩溃。而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战争潜力，急忙结束了战争，以至丧权辱国。

2、中日交战，朝鲜为重要战略争夺地。失朝鲜则失中国。失去了朝鲜，日本的优势陆军就有了广阔的空间。朝鲜丰厚的资源和巨大的生产能力也能为其支持战争，抗战八年我们一再败退，与这一点不无关系。而清朝丢失朝鲜后，既而丢失辽东大部分地区。明朝守住朝鲜，最终赢得了战争。

3、对日作战，绝对不是一场局部战争，更不是一场可以迅速结束的战争，因为日本每次对华作战，其战争机器都是疯狂开动。中国必须要做出打全面战争的准备，才可赢得最后的胜利。事实上，以中国的国力和基础，若战争机器全面开动，其效率必定十倍于日本。明朝水师原本弱于日本，但一经运转，一味小心翼翼，仅靠淮军和北洋水师抵抗，其他军队则处于观望状态，最终导致了战争的失败。

4、作为统治者，必须要有战斗到底的决心，战争决策一旦作出，必须厉行，不可再有摇摆。中国军队虽然派系严重，但只要思想统一，调度得当，依然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核心力。清军的全线溃败，与清朝内部始终没有统一思想有很大的关系，作为统治者则更加摇摆不定。使得指挥系统严重混乱，几乎使军队成了瞎子。

5、日本军队攻击迅速，冲击力量强，但也有其明显的弱点，即持续战争能力差，一旦遭受激烈抵抗，必定使战局扭转。对付日本这种敌人切不可有消极防御的战略思想，那就如同与影子作战。对日本必须制定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在开战时就打乱其进攻阵型，切不可消极保守，否则，就是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下场。

谢选骏指出：人说“明朝与清朝两场不同中日之战的比较”——我看明朝主导的中日之戰是民族战争，清朝主导的中日之战则不是民族战争——满清是个多民族的监狱，就像沙俄一样。所以沙俄也在满清战败於日本的十年之后（1895年），败于日本（1905年）了。

【39、傅国涌真面目——他给女友的信】

《傅国涌无耻的真面目——以及他给女友的信》（钟仁蔻 2006-7-14）報道：

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明·吕坤） 

（一） 

李敖已经把自己的真面目完全展示给大众，包括自己的裸照。他把自己的家世、家事、学业、朋友、爱好、善行、恶习统统的展示出来。这是大丈夫的作为，试问古往今来，谁有这么坦诚！ 

这时下流卑鄙的傅国涌出现了，他给李敖做了一副面目，然后告诉读者，这就是李敖的真面目。真有意思。如果你能够真的塑造出李敖的真面目来，大家也会佩服你，但是你塑造了一个假的李敖出来，就有点不厚道了吧。 

为什么说傅国涌“伪造”李敖呢？傅文的主要资料来源是范泓的《与李敖打官司》一书，根据本书的说法，萧孟能临死前向范泓讲述：李敖侵占其房产、股票、收藏以及一切文件、契据、图章等总价值在2000万新台币以上。《与李敖打官司》一书以“有才无德啊”这样的萧氏临终长叹开头，从文笔上讲，是高杆；从学术上讲，是造假。萧氏因为官司被李敖搞得无法回台湾，最后在上海终老，能对李敖有客观真实的叙述吗？当然是公说公有理啦。如果从严谨的角度讲，范泓还应该看看李敖的说法，还应该查找两人交恶的其他资料，然后再下笔为文，做到滴水不漏才是正道。但是可能是为了赶李敖来大陆的时机卖书吧，也可能是作者不愿再作深入研究了，就匆匆出版，注定只是一个笑谈。因为这是一本萧氏的临终怨言录嘛，怎么能够作为严谨的史料使用呢？ 

根据我掌握的资料，李、萧官司的详情暂且不讲，因为还要涉及到萧孟能的前妻朱婉坚女士和李敖的前妻胡茵梦女士。单从结果上讲，萧孟能起诉李敖，一审是李敖胜诉的，李敖在二审才败诉。李敖二审败诉的原因在于：当时正面临台湾的“立委”，老K方面担心李敖为党外助阵，所以借此时机把他关起来。当时的报纸上有过“选举快到，快判李敖”的说法。整个事件由“总政战主任”王升上将主持的“王复国小组”暗中操作，干涉司法，造成李敖的冤狱。连萧孟能的律师都承认，如果没有“上面”的介入，这个官司是他们是打不赢的。这次冤狱，李敖坐了6个月，出狱之后四小时，就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并出版《监狱黑幕》，造成犯人暴动。（顺便说一下，大陆版更名为《台湾监狱黑幕》可能是大陆正式出版的最早的李敖的书，1983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 

李敖这次入狱，纯属冤狱。1985年，台湾的“最高法院”撤销了李敖败诉的二审判决，为李敖平反。试想老K的法院怎么会偏袒这个一贯的“反动分子”李敖呢？一定是真的冤狱、迫于外界舆论压力才有平反的可能。 

李敖出狱后，在法律上找萧孟能的差错，并起诉。法院两次判决萧孟能入狱，第一次50天，第二次4个月，第三次还没等法院判决，萧孟能就逃往国外了，不敢在台湾呆了，因为法院在通缉他。 

在台湾，萧孟能是正派的老K“高干子弟”，其父任老K中央社社长多年，与老K大老张群私交甚笃。以这样一个经商的“太子党”和一个党国讨厌的文人打官司，老K开的法院绝对没有偏袒李敖的可能，能够依法判决就很伟大了。更何况第一次王升介入，是已有定论的事。《与李敖打官司》中还说萧孟能不懂刑事诉讼可以附带民事诉讼，造成官司赢了钱要不回来，也是纯粹的造谣。试想萧孟能时年已经60岁，在台湾经商多年，不会弱智到连这点法律常识都没有吧？即使他不懂，律师是傻瓜吗？能够在一审败诉的情况下，在二审胜诉，律师当然要出很多力气了，也应该是很有水平的律师吧，怎么会如此弱智？

关于这个官司的具体过程和细节，我不再多讲。有一位网友对这个官司的细节提出了疑问，我在这里引用一下： 

（一）“我的疑问是，萧孟能为什么不提他抛弃发妻朱婉坚的事实？为什么不提他将所有财产都转移到姘妇王剑芬名下，而分给朱婉坚的没有财产只有债务？萧孟能又为什么要将‘2000万新台币以上’的财产交给李敖代管？萧孟能既然有这么多钱，为什么请李敖代管财产的原因却是因债务问题而‘又将远行 ’？” 

（二）“萧孟能所谓‘2000万以上’的财产被侵占，是否真有这么多钱？这笔钱李敖最终是如何处理的？最后有否实行打抱不平的初衷，将钱用于帮助朱婉坚摆脱困境？” 

这位网友提出的疑问，应该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另外，这位网友还提出了自己的结论，那就是“《与李敖打官司》的出版，表面上是范泓为萧孟能打抱不平，真实动机却是这位所谓‘学者’追逐海峡两岸的李敖热，并试图借此名利双收。”并认定范泓先生是在“吃李敖”对这个结论，我没有充分的证据，因此不便置评。但是不妨放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傅国涌先生引用的资料，主要就是此书。并因此判定李敖“侵占朋友财产”、而且“忘恩负义”，我觉得是站不住的。因此，我也想看一下傅国涌先生是何路神仙。抱歉，以前竟然不知道傅国涌先生的大名。 

经查阅资料才知道，原来傅国涌先生就是畅销书《金庸传》的作者。根据燕南网上他的主页文字介绍：“傅国涌，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曾做过乡村中学教师，1999年开始写作，在《书屋》、《随笔》、《东方》、《老照片》、《炎黄春秋》、《南方周末》、《文汇读书周报》等数十家报刊发表近200万字，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言论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等。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金庸传》、《百年寻梦》、《叶公超传》、《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发现廿八都》等。”看来是一位著述颇丰的人。不过从此文章和他发表在《新京报》上的《李敖不过是个“识时务的文人”》以及《李敖：只剩下一个“俗”字了》来看，此公做学问不大认真，属于有点小聪明，比较识时务，善于经营自己的文人。毕竟靠耍笔杆吃饭的人嘛，知道怎么把握尺度、怎么借势、怎么炒作自己、怎么混水摸鱼，一句话，很懂“厚黑成名术”。

在这里还要抱歉一下，《金庸传》和傅先生的其他书我是暂时不敢买了，怕上当。在网上查了一点关于傅先生的资料，不妨放在这里，帮助朋友们深入认识一下傅先生。 

（一）关于傅先生的成名大作《金庸传》： 

1、传主金庸先生说：“《金庸传》我不推荐。我不认识他（指傅先生），他也不认识我，连篇谎话，何必看它。如果他出现在我的小说里，肯定是负面人物。” “所有的《金庸传》，最近出的（还没有详细看过）和以前出版的，都绝非授权，傅国涌先生和香港的冷夏先生我几乎可说不认识。我这一生经历极复杂，做过的活动很多，兴趣非常广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写一部有趣而真实的传记。金庸为人所注意只是一个写武侠小说而相当好看之人而已，并无多大价值，不值得为他浪费笔墨。” 

不过当事人傅先生倒是蛮沉得住气，被传主这么批评了，还说：“不能说不认识一个人写的肯定就是不准确的。司马迁写的古人他都不认识，但还是被后人承认写的就是真实的项羽、刘邦、陈胜、吴广。”能够自比司马迁，也真够“厚”的。（以上引自《北京青年报》） 

2、……《金庸传》，是中国人写金庸的第十本以后的传记，资料丰富可想而知。作者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称，“本书的写作参考了大量互联网上的资料，未能一一标明出处”，并且，洋洋近50万言，都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联系到他的岁数，“1967年出生 ”，把金庸直写到“2002年8月28日”，以及最近作者还在香港出版过一部书，扒拉出二十来位内地当代“思想家”，到我的朋友——近几年才成名了的摩罗、余杰为止，逐一介绍他们的“思想”，我约略就知道作者傅国涌是如何拼凑、炮制的了。 

……一部《史记》，穷尽了一个人一生的学养与时间、心力，《金庸传》的作者，却是用一两年时间，而且是“业余”时间，就打发掉的。此间差异，不可以道理计。 

……不过，依我看，傅传只做了后人研究的资料，那其实是小学三年级的程度吧！（以上三段引自蒋泥《书界动静：质疑网络时代传记“写作”》）

（二）关于傅先生写李敖的文章 

1、…… 有个叫傅国涌的浙江“学者”，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李敖，只剩下一个“俗”字》的文章，文中骂到：李敖很精明，骨子里乃是极致的媚俗，对世俗社会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我看罢不禁哑然失笑——这就是大陆学者的“认识水平”！ 

说李敖精明、媚俗，你倒是拿出证据来，光凭一本《与李敖打官司》的书，恐怕还不够吧？看看人家李敖，骂人摆证据，做电视节目摆证据，演讲摆证据，你行吗？他“精明”，并且愿意用他两次长达六年有余的牢狱之灾，来证明他的“精明”，你行吗？他媚俗，他敢在北大演讲上，当着北大校长的面，说现在的北大是孬种，你敢吗？他敢在北大的演讲上，说中国现在的国家领导人不懂自由主义，你敢吗？（以上两个自然段转引自“http://www.cat898.com 猫眼看人”之《看李敖：大陆知识分子，你们反省吧》） 

2、看看傅国涌这段话所说的——“真实的李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性格中的缺陷、他人性中阴暗的一面、围绕着他的那些是是非非……这一切我们所知甚少，乃至一无所知。南京作家范泓的最新出版的《与李敖打官司》（江苏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５月）撕开了第一个口子，使我们通过文星书店和《文星》杂志创始人萧孟能与李敖的恩怨纠葛、官司成败看到李敖的另一面，或者说另一个李敖，一个“斗士”之外的李敖。”既然对李敖所谓的性格中的缺陷、他人性中阴暗的一面、围绕着他的那些是是非非所知甚少，乃至一无所知，那就要小心的求证，凭什么说范泓这本书就“撕开了第一个口子”？ 

要知道在台湾李敖有多少仇家，多少敌人欲将李敖除之而后快，这些人不是达官贵族就是所谓文化精英！这么多年了，又何曾撼动过李敖一根寒毛？？他们的本领、水平就不如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傅国涌、范泓？（以上两个自然段转引自引自网友“飞过海洋”的大作《驳斥傅国涌、范泓之流》） 

（三）关于傅国涌和范泓的关系 

傅国涌谈李敖的资料主要来自范泓的《与李敖打官司》一书，其实这二位是朋友。范泓写文章这样称傅国涌：“傅国涌的《金庸传》前年出版，写出了一个不同于他人笔下的金庸，于是声名大噪；其实，在这之前，他大量散见于各报刊及互联网上的随笔与时评早已为中国思想文化界所关注，他成为各地出版社所关注的人物不是偶然的。2004这一年，他的新著不断面世（从《百年梦寻》到《叶公超传》、《追寻失去的传统》）；近年，又有《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发现廿八都》推出，还有等待付梓的《笔底波澜——百年言论史的一种读法》、《遥望新大陆》、《漂浮的木版》等，如此快捷，颇有辛弃疾‘少年鞍马尘’的味道。学者智效民不禁生叹：读的没有他写得快！谢泳也说，国涌是一支快笔。”（范泓：《大步流星的傅国涌》原载《文汇报》） 

范泓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春上五月，杭州傅国涌兄携全家来我们这座城市旅游。因其有着共同话题，又因心有所系，在闲聊中，竟亦若“童言无忌”一般，畅言不止。”（范泓：《看苏雪林怎样论鲁迅》原载《粤海风》） 

而傅先生的《李敖的真面目》一文，则好像是为了宣传《与李敖打官司》一书而做的书评。这种书评是为了宣传用的。 

其实，文人朋友之间互相吹捧一下，说得好听一点吧，就是互相赞美一下对方的“优点”，也算不了什么，文人好名嘛。而且大家都是些书做文章混饭吃的，名气大了，对大家都有好处，起码出版社、杂志社什么的约稿，稿酬可以高一点。但是，作为真正的朋友，还是要指出对方缺点的，作一个诤友，才能够互相促进。想来傅、范两位都应该是有点文化的，不会连对方文章中的硬伤都看不出来吧？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两个有文化而且可以被称为“学者”的人会有如此“低段”的行为。 

傅国涌用大量资料堆砌出来的《金庸传》，范泓不会没有看过吧？你还说“傅国涌的《金庸传》前年出版，写出了一个不同于他人笔下的金庸，于是声名大噪”，这是夸他还是贬你自己，这还不够，还把智＋效＋民和谢＋泳也拉上。你还引用《南风窗》的评论：“天南海北的六家出版社先后推出同一位作者的七本作品，在忌讳‘撞车’的出版界不能不说有些罕见”。这是干什么？傅国涌是码字机器吗？这么短的时间内推出的书，质量有保证吗？读者敢看吗？尤其是看过《金庸传》的读者，还会继续上当吗？你这不是害他吗？

傅国涌也是，你难道不知道打官司要两造对质吗？你的朋友写了一本一面之词，明显有很多漏洞的书，你读了吗？看出里边的问题来了吗？为什么还这么大胆的引用宣传它呢？你是治学功力不足还故意给朋友难堪呢？ 

一位老前辈，很巧，也是浙江温州人，和傅先生应该是老乡了。他老人家说过，他不看10年内出版的书，因为这些东西大部分没有生命力，没有价值。以傅、范两位先生的所作所为来看，是很有道理的。以傅先生、范先生的治学水平、治学态度，确实让人有这方面的担忧啊。如果让傅先生、范先生来当法官，则我们的司法比今天还要黑暗。 

下流无耻的傅国涌还在批评李敖，但是他自己能逃脱“蚂蚁”、“蚍蚨”之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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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的真面目》October 1st, 2005 

有理有据，难得好文章！ 

傅国涌给女友的私人信件

我不得不写出这样的文字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可能奇怪，作为《大纪元》、《新生报》、《北京之春》等自由报刊的专栏作家，我何以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一会儿报道“刘晓波、余杰、张祖桦证实孟伟哉退党”（刘晓波、余杰、张祖桦被捕原因解密——因为“涉嫌向海外非法提供情报，证实孟伟哉退党一事确属事实”），一会儿又在《大纪元》上发表《傅国涌紧急声明：我没有写过这样的文字》，予以否认。

我并不是这样一个寡廉鲜耻的人。我也不是仅仅因为我不想失去作为专栏作家的优厚报酬而随便改变立场和观点的御用文人、卖身文人。

事实上，我只是想证明：孟伟哉先生确实退出了罪恶的泥潭中国共产党。同时我也想营救一下我虽然并不敬重却颇有几分怜悯的老人作家刘晓波、多产作家余杰和前任共青团干部张祖桦——让大家知道他们只不过向海外证实了孟伟哉退党的真相，并非什么“涉嫌向海外非法提供情报”和“危害国家安全”！

出于这一良好的愿望，我还把“刘晓波、余杰、张祖桦证实孟伟哉退党”（刘晓波、余杰、张祖桦被捕原因解密——因为“涉嫌向海外非法提供情报，证实孟伟哉退党一事确属事实”）一文，发送给孟伟哉先生，希望声援他，并引起他的关注，营救为了他而被捕的作家刘晓波、余杰、张祖桦。同时我请求孟老：把“刘晓波、余杰、张祖桦证实孟伟哉退党”（刘晓波、余杰、张祖桦被捕原因解密——因为“涉嫌向海外非法提供情报，证实孟伟哉退党一事确属事实”）一文，传送给更多的人知道，并给我一个简短的答复。孟老很快就给我回信了。没有多说任何话。只有三个字：“没问题！”这给我很大的鼓励。

我不知道孟老向多少人散发了我的文章，但我相信，一定不少，否则我的文章怎么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并不是我想出名都想疯了，也不是我过分在意专栏作家的丰厚报酬。而是因为我尊重事实：我确实能够证明：刘晓波、余杰、张祖桦被捕的原因，就是因为“涉嫌向海外非法提供情报，证实孟伟哉退党一事”！当然我的消息来源并不是他们三人，而是我在北京的其他友人，严格的说就是中国政府里面执行逮捕政策的那些人们。由于某种历史的误会，我“结识”了他们其中的某些人。但我现在对这样的结识十分后悔、厌恶，并决定立即结束这种令人作呕的关系。

当然事情过后，我有些担心：我的好意可能会给别人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根据《大纪元》的要求写下了我的第二篇文章《傅国涌紧急声明：我没有写过这样的文字》。这是哦不得已而为之，但并不等于说我放弃了第一篇文章里的下列信念：

作为消息灵通人士，我可以负责任说：我的消息来源绝对可靠。根据我的消息：孟伟哉先生退出中国共产党一事，不仅绝对可靠，而且已经牵连了这么多人被捕，尤其可见其已经让中共领导人吓破了胆。《大纪元》的《九评共产党》真是影响深远！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现在通过中共自己的逮捕行动，表示中国历史的新时代已经破晓了，那是否就是“新唐人时代”的开始呢？

既然这是我的任何荣誉，我为什么要放弃呢？

直截了当地说吧，中共邪教政权依靠无耻暴力镇压大法，绝没有好下场！我一向信奉“用真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只要是我写下的文章，我会为自己写下的每一句话负责！在这个暴力专政的时代，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期待第二次解放，我愿意以自己的特殊方式去迎接胜利！希望你将来为我作证，我并没有撒谎，我是不得不写出这样的文字。

傅国涌

2004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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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声明：我没有写过这样的文字》

傅国涌

大纪元12月19日讯：昨天有记者来电称，海外中文论坛上有人转引我的评论说“刘晓波、余杰等此次事件是因为证实了孟伟哉退党”，问我是否属实。我当即回答自己从未写过这样的评论，一定是有人弄错了，或者是捏造的。当时我还没有看到此文，直到今天才读到一位朋友从网上转来的原文，深感震惊。此文题为《刘晓波、余杰、张祖桦证实孟伟哉退党》，出现在海外中文网络《万维论坛》上，署名“傅国涌”。首先，我孤陋寡闻，还是第一次听说《万维论坛》，更不用说给它投稿。其次，从文章内容来看，“根据我们了解的最新内幕情况”，“作为消息灵通人士，我可以负责任说：我的消息来源具有绝对可靠”这样的口吻与我的文风相距何止万里，我写的评论从无“最新内幕情况”透露，所依据的都是公开出版的报刊、书籍和正式网络新闻，我与此文中涉及的刘晓波等三先生都疏于交往，其中张先生更是从无联系，用余杰的话说就是：“我们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此次他们三人出事，我大为震惊，并为他们的遭遇和这个老大民族的命运感到忧虑，但对其中内情并无所知，所有消息都来自公开的报道，又哪里会有刘、余、张“证实孟伟哉退党”这样的“最新内幕情况”可以提供！况且我从来都不是什么“消息灵通人士”，更没有任何“绝对可靠”的“消息来源”！顺便说一句，“我的消息来源具有绝对可靠”这样的病句也是我写不出来的。

我一向信奉“用真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只要是我写下的文章，我会为自己写下的每一句话负责，但对于不是我写的文字，我既不愿担负任何责任，也无意占有不应属于我的任何荣誉。在这个复杂诡谲的时代，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愿意以自己的方式坚持独立思想、独立写作，与这块苦难深重的大地同呼吸、共命运，我鄙视所有见不得阳光的行为。

我相信，平时留意我文章的读者读过此文就不难辨识，这样的文章是我所写不出来的。我希望此文的真正作者能够站出来，不要张冠李戴，将自己的文章署上别人的姓名，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也是对所有读者的不负责，而且严重侵犯了他人的名誉。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以最大的善意去臆测此事，我不想说这一定是别有用心者所为（或者真的是有人把作者弄错了）。敬请海内外的读者朋友明鉴。@

2004年12月19日（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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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余杰、张祖桦被捕原因解密——因为“涉嫌向海外非法提供情报，证实孟伟哉退党一事确属事实”

傅国涌

根据我们了解的最新内幕情况，中国异议作家刘晓波、余杰、张祖桦12月13日突然在北京被捕，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涉嫌向海外非法提供情报，证实孟伟哉退党实属事实”。这一点甚至连三位当事人自己也不明白，中共为什么突然会抽风一样地“文明执政”。

大家知道，海外组织“公民议政”（《中国人权》资助）的负责人唐柏桥先生曾经宣布：他和孟伟哉先生本人核实过，孟伟哉的退党行为确实属实。而根据我透过海外朋友了解到的内幕，唐柏桥和他周围的人，没有一个认识孟伟哉先生和孟伟哉周围的朋友，那么，唐柏桥先生是从哪里得以核实孟伟哉退党这条引起轩然大波的“重大国际密闻”的呢？显然，是刘晓波、余杰、张祖桦这几位和《中国人权》过从甚密的朋友幕后提供的。而唐柏桥本人，现在连孟伟哉的电话和住址都搞不明白，他一个湖南人，连北京的路都不认识，又去哪里“核实”孟伟哉退党事件呢？

作为消息灵通人士，我可以负责任说：我的消息来源绝对可靠。根据我的消息：孟伟哉先生退出中国共产党一事，不仅绝对可靠，而且已经牵连了这么多人被捕，尤其可见其已经让中共领导人吓破了胆。《大纪元》的《九评共产党》真是影响深远！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现在通过中共自己的逮捕行动，表示中国历史的新时代已经破晓了，那是否就是“新唐人时代”的开始呢？

（以上见http://bbs.omnitalk.org/politics/messages/52090.html）

谢选骏指出：人説“傅国涌无耻的真面目——以及他给女友的信”；我看這些文人説客搞來搞去，都是爲了幾個美元，到了不擇手段不要命的地步——真是“人爲財死、鳥爲食亡”。

【40、《狼图腾》乃是現代思想的闡釋】

“评姜戎的《狼图腾》”（2006年5月20日 李关天 ）報道：

成吉思汗为什么能够远征到欧洲？中国人性格里究竟狼的成分有多少？有狼的风景会带给你怎样的震撼与冲击？

自从姜戎的《狼图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上市以来，一时间洛阳纸贵，引来了众多的喝彩。比如：

1、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说，“读了《狼图腾》，觉得狼的许多难以置信的做法也值得借鉴。其一，不打无准备之仗，踩点、埋伏、攻击、打围、堵截，组织严密，很有章法。好像在实践孙子兵法，‘多算胜，少算不胜’。其二，最佳时机出击，保存实力，麻痹对方，并在其最不易跑动时，突然出击，置对方于死地。其三，最值得称道的是战斗中的团队精神，协同作战，甚至不惜为了胜利粉身碎骨、以身殉职。商战中这种对手是最恐惧，也是最具杀伤力的。”

2、蒙古族歌唱家腾格说，“苍狼乐队”感谢《狼图腾》。它让我读出：深沉、豪放、忧郁而绵长的蒙古长调与草原苍狼幽怨、孤独、固执于亲情呼唤的仰天哭嗥，都是悲壮的勇士面对长生天如歌的表达；是献给《天堂》里伟大母亲最美的情感、最柔弱的衷肠、最动人的怨曲……”

3、文学批评家孟繁华说：“《狼图腾》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是一个灿烂而奇异的存在：如果将它作为小说来读，它充满了历史和传说；如果将它当作一部文化人类学著作来度，它又充满了虚构和想象。作者将他的学识和文学能力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作品的独创性。它的具体描述和人类学知识相互渗透得如此出人意料、不可思议。因此，这是一部情理交织、力透纸背的大书。”

4、文学批评家白烨说：“姜戎笔下的草原狼，是生物的狼，也是人文的狼；是现实的狼，也是历史的狼。因之，这是一部狼的赞歌，也是一部狼的挽歌。”

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史诗

通读《狼图腾》全书，我们可以看出，此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作者姜戎怀着一种罕见的理论勇气，提出了一个独特的“狼——羊”斗争关系历史观，并以此重构了几乎整个中国历史。这个历史叙述包括如下内容：

1、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以文明为单位进化的。

2、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汉文明只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一个不入流的支流。

3、汉文明之所以不入流，是因为它是植根于黄土高原的农耕文化。作者说：“农耕可以自给自足，自我封闭，自花授粉，自行退化”，因而“古代农耕民族的历史是一个闭门造车，自给自足的历史支流”。因此，“中国病的病根就在于农耕和农耕性格。”

4、与“自我封闭，自我退化”的汉文明不同，“游牧文明”代表的是人类历史进程的主流。不但如此，就连作为农耕文明的汉文明，也是依靠游牧人群的一次次“输血”才避免了“自花授粉，自行退化”的危机，苟延残喘到现在。但汉族至今不但不因此感恩戴德，反而充满了怨恨和诅咒，这正说明了“农耕文明”的病根是多么的根深蒂固。

5、根据以上讨论的理由，作者为“中国病”开出了药方——彻底抛弃腐朽的农耕文明，拥抱“游牧精神”。

二、“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理论

我总结了一下，在《狼图腾》中，我有把握能辨认出的社会学理论有如下几家：

1、汤因比的历史兴衰论；

2、地理环境的影响论；

3、文明类型转换理论；

4、神话与民族精神论。

熟悉中国大陆80年代思想界的人，对这些理论当不会感到陌生。当年的《河殇》就是如此。而作为《河殇》原始蓝图的《神话与民族精神》（谢选骏著），在分析古代中国文明的特点时，也是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关系”上着眼落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关系被如何具体描述，《狼图腾》与《河殇》倒的确是一对同胞兄弟。

但是，这种理论来源上的一致性并不能掩盖《狼图腾》自身的独特性。在我看来，《狼图腾》的最大特点，也是它与《河殇》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将《河殇》的分析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理论予以发挥，运用于分析内陆的汉族居民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从而呈现出一副典型的“中国文明的内部论述”的特点。

1986年出板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谢选骏著，山东文艺出版社）一书指出：

有史以来，中国北部即处于一个持续而缓慢的干旱过程中。其间不乏“回潮”时期，但总趋势是，许多古代著名的北方河流，渐渐干涸得滴水不见，仅剩下沙石累累的河床枯卧世间。这个自然过程，对东亚大陆的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首先，气候的干旱和草原周期性的枯萎，迫使漠北游牧民族南侵，对中原农业地带构成经常的威胁，并不时带来毁灭性的入主。

根据历史记载，历史上著名的游牧民族大侵袭，大都是紧紧伴随着严重干旱、草地干枯，牲畜大批死亡而开始，呈现明显的周期性。而在中国、中亚、印度、中东、欧洲等农耕地带，受到欧、亚北部草原势力侵袭的时间表上，往往呈现同步性。如匈奴、突厥、蒙古等部族的大扩张，就是在同一世代里先后向不同方向进行的。当然游牧人要组织一次成功的大规模入侵，离不开强有力的头领和精明的组织者，但其原动力却是饥饿，和造成饥饿的灾难性气候。 

其次，干旱使农耕人面临双重压力: 游牧人的入侵和干旱对农业的影响。

每一个建立在农耕地带的专制王朝；甚至是出身于游牧部落的，如北朝和五代的主要几个政权，以及辽、金、元、清等诸朝，都面临一个相同的防卫问题：遏制尚未南下入侵的新的游牧势力继续南下。北魏拓跋氏政权大力推行汉化改革，阻止同族鲜卑人继续南下，结果引起“六镇大起义”。这些例证，说明在我国历史上，“民族斗争”只是问题的表面，实质是农耕人与游牧人因干旱压力争夺土地（即“生存空间”）的斗争。于是中原人有不断南移的趋势，先是往东南沿海地带和岭南地区迁移，到了明、清以来进而飘浮过海，移民南洋…… 

农业与游牧业的对峙，曾给世界史以重大影响；对世界意识的形成提供过丰富的刺激。相形之下，这种争夺、角逐对世界政治的发展史要超过对世界文化史的影响……从现在看，商业民族（尤其是航海的商业民族）与农业民族（尤其是内陆地带的农业民族）的对峙与角逐，对世界文化史的发展影响更大。例如，商业性的海上文明，为现代世界提供了一种基本的要素，这就是注重系统的知识；而全部内陆农业文明，加起来才提供了另一半。

综上所述，即可知道，中国内部，从来就包含着游牧与农耕这二元的生活。一部中国史，写满了有关两方面时而斗争、时而妥协、时而和平共处的内容……。

三、“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背景

《神话与民族精神》还进一步指出：在古代各大文化圈中，中国具有独一无二的广阔平原和内陆腹地，以及由此产生的错综复杂的文化环境。其他文明在这方面都相形见绌。

埃及文化圈，只是沿尼罗河河岸延伸的狭窄条状地带，鼎盛期，加上巴勒斯坦（Palestine）一带东地中海岸，最宽之处不过一百多公里。两河流城文化圈，即使在其鼎盛期，面积也不及中国的核心区城——中原地区。况且，两河地区其北有崇山峻岭，东南濒临大洋，北，西南两面临河，远比中原更易获得安全保障。视美洲古代文明：阿兹特克（Aztec）文明、玛雅文明建立在中美地峡上，地盘还比不上中国春秋时代一个区域性国家。南美的印加（Incan）文明则于高原、沿太平洋岸南北展开，但东西宽度不过四百公里，其稳固的核心地区不过相当于我国一个中等面积的省，不及中国战国时代的一个区域国家。至于欧洲文明的源头，希腊是散布在爱琴海周围岛与半岛，无所谓内陆腹地。正如罗马帝国不过是沿地中海周围而展开的政治实体，所谓北欧只是北海与波罗的海（Baltic Sea）海岸的代称。 

这也许可从侧面解释，何以当中国古代文明在地域上日益扩大时；宗教神话的主导地位反倒逐渐丧失。我们发现，中国文明在地域上大拓展的两个关键时刻——殷末周初与战国时代，也正是超自然的祀拜转换为人伦的实践、宗教神话转换为道统神话的关键时刻。因为不完成这种原创式的转换，则难以用一种各个社会阶层与社会组织都能一致认可的原则（如基于家族集团关系的伦理准则），协调日渐扩大的文明实体内部的矛盾，同时，难以用一种有助于国力增强的现世精神，去抗御同时增长的外都压力。殷的覆灭，也许就与它无力实现这一转换有一定关系。因此，殷代重巫、重祭的宗教文化与周代重史重礼的政治文化之间的大规模转形，不仅有民族文化的相异、一时的政治需要等背景，更有一个持久得近乎永久的大背景——地理政治上的压力。 

在古代文明的拓展中，逐鹿中原、争夺对肥沃地去的控制，并非中国持有的历史现象。许多文化圈内的居民，自视为“世界之中”，其统治者号称 “万王之王”。但是，在最大规模内演习上述角逐，却是中国的一个特色。在这方面，只有古代印度文化圈的地理规模，还可以与中国比较。印度平原，曾频频上演《摩珂婆罗多》中描写的那种大战，但其活动空间毕竟不及中国文化圈宽大，因为它受到了印度这个锥形半岛的天然限制。更重要的，差别在于：印度北部的喜马拉雅山，构成了印度文明的坚固屏障。对印度文明的外来压功，向来只能经由西北一隅透入。 

与印度北部的崇山峻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北部的大草原——这个无遮无拦的万里边疆，对入侵的游牧人始终是敞开的，而农耕居民想要通过它向北移殖却很困难。对中国文明不断威胁的阴影，经常徘徊在这一欧亚大陆上最壮观的开阔地带。这一来自欧亚大陆北部纵深腹地的特大压力，是其他古代文化圈没有经受过的。甚至毁于蛮族入侵的罗马帝国也未曾遇到如此经常的挑战。面对这双重的不利（只宜退守，不宜进取），双重的应战出现了！ 

对外，是古代中国北部各区域国家边城的不断延伸、连结，最后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它缓阻了北部压力的直接灌入。因此，长城是中国特有的政治地理环境的持续产物。 

对内，强调群体一致性的家天下的伦理文化日益强化。使得各个社会集团在“礼”的制度与“仁”的精神的交叉作用下，各安其位。它发源于促进周王与诸藩（方国与封地）之间的政治协调的需要。周室衰微后，它成了 “诸夏”互相联系、以“勤王”名义行“攘夷”之实的社会政治和精神文化的双重纽带。在各区域性国家争霸中原的逐鹿中，抗御北部开阔地的共同威胁，则是一项经常的考虑。 

与长期分裂的印度诸邦不同，中国国家的统一是历史的基调。尽管“合久必分”，但分终究还是回归于合。分合二元的重心似在于合——大一统情结几乎成为中国长城时代民族精神中不言自明的真理。统一的政治实体需要一个维系文化一致性的意识形态，而这，是各执一端的宗教神话所无法胜任的。因为在广阔的中国，区域文化及其区域性信仰之复杂，可以说是居世界之冠，其中任何一个也无法冠盖群伦，取得压倒的优势。基于这种形势，比来世的宗教意识更有效率的现世道统，遂上升到中国意识形态的前台。 

《小雅·六月》篇记颂周宣王时尹吉甫征伐猃狁事。它指责猃狁不守周王法度，随意侵入农耕地带；它颂扬文武双全的吉甫，率军来到太原驱逐入侵者，堪称天下表率。……类似这种绵延不绝的大规模对抗，以务实的、政治性的“佐天子”为号召，当比陷溺在对“天”、“帝”的无休止的争议与祭祀中（如殷人那样），更能激发同心同德的排外力量。其结果，对弘扬中原政治伦理精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其背景，正是西周诸王、春秋诸侯乃至秦汉诸帝，都不得不面对的北方草原的特大开阔地。 

它所构成的举世无双的压力，在版图相对狭小的殷商时代尚未突出，只是“小邦周”灭殷并广封天下诸侯之后，开始立足于“大中原”之上，很快便面对这个挑战。但周人以其新兴民族的历史敏感，很快抓住了新时代的需要。所以，我们发现古代中国北方诸国文化的非神倾向和现世伦理精神要比南方诸国文化的类似倾向和精神强烈得多，春秋以降，南方文化日益受到北方文化的强力渗透，双方差距渐趋缩小。但南方文化中的个人意识区别于伦理意识和幻想精神（区别于现世精神），似仍强于北方。

正是基于这种对政治伦理（人伦礼乐）精神的深刻认识，孔子才会说出这段经典性名言，“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本质在“祭”）而后礼，先野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是的，古代中国文明面临特殊地理环境造成的内外压力，使对宗教祭祀的仪式性狂热，终被对家族关系、社会集团关系的务实性把握取而代之。对天神的 “尊”，转换成对族人的“亲”。作为殷王后裔的孔子，最终选择了“吾从周”的文化归宿。这，恐怕不仅是个人的，也是一种民族性的选择吧。

对人际关系的重视，结果却导致对个人行为强加约束。 “礼”不仅给予贵族以特权，更重要的是以等级形式强化了对社会行为的普遍规范。亲族集团内的等级化，有助于对内控制、对外争强。从此，宗教神话中超自然的帝就让位给了历史神话里的人伦道统的表率。“天道远，人道迩”——政治权谋逐步受到比宗教信仰更大的关注。这种孕育于远东广袤、苍凉、雄浑的地理环境中的精神，经历代学者损益，渐成所谓“儒家精神”。它在本质上，并不与希腊理性主义对应，而与其他古代文明的宗教神话的主导精神对应。并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了充满伦理色彩的中国历史神话及其源远流长的史官精神。它的要害，在于给世俗政治以神圣地位。它的失败之处，在于对民族性格的不利影响，正如孔子一针见血指出的，“利而巧”（投机取巧、缺乏信仰）、“文而不惭”（文过饰非、缺乏真诚）、“贼而蔽”（精通权术但不明大义）——已成为周民族文化性格中的致命弱点。在某种程度上，这业已成为后来中国居民悲剧性的历史遗产。

总之，我们从幅员广大的角度来看黄土地区的自然条件，看它的人口及灌溉。我们不仅从区域文化，还从各区域内部犬牙交错的文化势力之间矛盾与统一的运动，来看古代东亚大陆上的民族融合与兼并。唯其大，故造成了对人类智慧的巨大压力，促成这一特定民族精神的“早熟”，导致小区域内宗教神话在向大区域政治神话的过渡中，变成了中国独特的道统神话。唯其复杂，故使得任何单一的、绝对化的宗教神话系统都难以作为统治思想在此立足，难以成为整个中国文化圈内各个社会集团各种文化势力共同接受的意识形态。 

正是基于对此复杂性的“应战”，以务实为要、以人伦为纲，不以任何独断的宗教意识形态相标榜的特殊意识形态——现世的道统文化，才在各种区域文化、小范围神系的互相牵制所造成的半真空状态中乘虚坐大，征服了中国民族的心。反观周初统治者创立“改厥元子”的宗教神话试验的失败，以及天命观、道统神话、伦理原则、政治挂帅，最终确立为中国国家的统治精神和官方哲学，正为本书的上述结论，提供了一个颇有说服力的证据。 

1988年，北京“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政论片《河殇》，承接《神话与民族精神》议题，提出中国历史上曾有“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对立；并指出，内陆的虎狼之国秦，对 沿海各国齐、楚、燕的征服，是内陆中国对海洋中国的悲剧性的胜利。这一胜利使中国从此躲到长城后面，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终致保守落伍。但海洋中国终将觉醒，并重振雄风，走向蔚蓝色的大海。1995年，台湾民进党领袖许信良为竞选总统计，推出数十万言的《新兴民族》，开宗明义，重提《河殇》的海洋中国论，并以此为纲领，全面展开世界历史的考察，最后落实在海洋文明与新兴文明、新兴民族的关系上。凡此种种，都是意识到了中国的二元性。

四、文化背后的神话与民族精神

探讨史前文明的方式，除了寻求考古学的证据，是通过研究古代神话的痕迹。凫游在神话的汪洋中，神话文献和神话的雕刻、绘画、更以其迷宫般的结构，使人茫然。要看清它们，就不能身陷其中——而需要略略脱开，以其它学科的丰富知识来打量它。因为丰富的神话材料，都是漫长发展所造成的复杂积沉与结晶。严格说，它只代表搜集、记录时代的神话形态，所以，“在现代无法搜集到古代的神话”。只能说，“希望现代搜集的神话，可能接近其古代形态”。

“农耕与游牧”的主题与“神话”何干？

这种相关性是因为我在研究“神话与民族精神、文明样式的关系”时，体会到一个现象：游牧民族比较容易产生史诗，而农耕民族的神话则比较简短。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游牧社会通常缺乏记录手段，因而更多仰仗口耳相传。定居社会即使没有文字，也比较容易运用图画、雕刻、建筑来记录神话故事，所以其口头表达反而不易发达。

甚至在文字领域，游动生活（包括渔猎、游牧、通商与航海）和定居（包括农耕与城市）这两种生活方式的差异，也分别造成两种文字传统：注重口耳相传的游动社会，更加倾向于运用拼音文字；而注重视觉相传的定居社会，更加倾向于运用象形文字——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分别起源于侧重视觉—造型与听觉—声音的不同传统。

文字的形式，本是信息的储存体：

1、听觉—声音的信息是——语言；

2、视觉—造型的信息是——手势、舞蹈、绘画、雕刻、建筑；

3、听觉视觉综合的信息是——文字。文字兼顾了语言与绘画。

可以思考一下：

1、两种不同的生活：如航海、游牧等不定居与农业、城市的定居式。

2、在不定居式的生活中，语言是保存神话的主要手段；在定居式的生活中，则可兼用多种手段——结果后者的长处反而在无形中抑制了神话作为语言形式的充分发育。

3、中国境内的两种基本生活方式：不定居式的游牧型与定居式的农业型；它们造成了中国神话的分道扬镳。

4、史诗，因此经常是民族大迁徙的产物：不仅来自民族迁徙这一事件的刺激，而且来自它造成的文化中断的恐惧，以及迫切需要回忆民族传统的巨大心理压力.

5、民族迁徙的后果是传统的动摇反而激活了创造力；并使得记忆方式更侧重于口头讲述——其结果就是史诗的诞生。

“关于黄河下游的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我们发现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严重得多。人们把它变成古代中国文明摇篮地方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阿·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年]《历史研究》，索麦维尔节本上册，第92页） 

五、长城精神与狼图腾

气候和地势对神话与文化民族精神的影响，不限于“色调”一类的皮相，而足以促成某种“气质”。说到底，人的生产活动是针对他们所面临的生存处境（包括气候、地势等地理因素）而发的，而人的经济生活方式，则受到地理因素和心理因素交叉作用的制约。 

隋唐之前的古代中国文明的整个重心一直座落在华北平原、黄河中下游流域。隋唐以后，经济文化重心不断南移，但政治军事中心却滞留在北方，且不是洛阳这类中部的城市，而选择了北京这个边境战略要点。经济文化与政治军事的重心相脱离的态势，造成了物资运输上的严重困难，肩负着“南粮北运”任务的“漕运”（通过大运河）繁忙之至，耗费极大。但两个重心相分离这一事实，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最大原因即在于:自然地理的气候条件发生了严峻的变化。 

在这种意义上，“万里长城”只是中国文明五方范围内部（中原、北狄、南蛮、东夷、西戎）的游牧人与农耕人，在历史上的临时分界线，而不是“中国文化圈的边界”。因此这条分界也是不固定的，明代的长城与秦代的长城即南北错落相隔一、二百公里之遥。 

鄂尔多斯草原，现在是游牧区，但考古学者，已在那里发掘出了秦汉时代农耕社会的遗址，表明同一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变迁。明代长城比秦代长城靠南，并不象通常假设的，是由于明朝的国势不及秦朝强盛 而是用一个实例说明了：随着华北地区的日益干旱化，游牧地带自然地整个南移。游牧与农耕的界限——长城——因而同步南移了。

修筑长城，因此也成为东亚农耕社会一个重要的防卫手段。长城因此也被视为民族的象征。今天以长城命名或作商标广告的现象比比皆是。其原因主要有三：

（1）长城历史悠久。2300年以来历尽沧桑，为我国现存的地面上最大的古老建筑。 

（2）长城工艺伟大。是从月球上唯一可凭肉眼能见的人造物。尤其在工艺能力相对低下的古代，我们的祖先造出如

此巍峨的奇迹，而令今人叹为观止！

（3）然而，更根本的原因在于，长城的精神与我们民族内心深处的精神相通，即“防御思想”。长城，不带进攻性质，完全着眼于防卫。在历史上，只要入侵的游牧势力一旦离开长城脚下，长城的军事价值就只剩下心理方面的了——它提供了一道抵御铁蹄践踏的心理“堤坊”。 

渐渐地，在民族的内心深处，便相应形成了“长城精神”。长城，不仅成为我们的物质象征，也成了我们的精神象征。“长城精神”的一般特点是：长于保守，拙于进取；注重防卫手段，缺乏出击精神；推重道德，轻视效率；安贫乐命，不冒风险……与欧洲航海民族的“海盗精神”正好相反。 

“坊”在文化上的含义与“长城”同属“防卫型”，各自漾溢着 “防患于未然”的古老智慧。所不同的仅仅是“防”的对象：“坊” 所防在内部，用以维持等级制度，巩固统治权力和既定秩序；“长城”所防在外部，用以抵御异族入侵，尤其是区分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样式。 

长城的修筑和防御思想的胜利，合乎历史条件造成的“情理”。看一眼地图便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区域（即中原），基本上是一片冲积平原。在面对欧亚大陆广袤、纵深的腹地中经常喷涌出的游牧人压力时，它基本上无险隘可守。此外，由于农耕技术的限制，它也难以去垦殖气候寒冷、干燥的草原地带。故而，只能死死抓住已有的农耕区域这一生存空间。这便是修筑“万里长城”的根本原因。 

在帝国时代比较单一的社会环境中，“长城精神”完成了它“凝聚农耕社会文化共同体”这一历史使命，否则，它就不会受到持久的崇奉，成为我中华民族性格中的重大要素。然而，在今天这样多变化、高效率、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便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束缚我们民族积极开拓、面向未来的创新实践。 

不过，《狼图腾》对《神话与民族精神》的思想发挥，是用狼图腾取代了长城精神的至尊地位！以致显得可能有些过度：

第一，人类文明的形态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其中草原环境所产生的游牧文明，先天的优于农耕文明。在游牧文明面前，农耕文化不过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历史支流”，说得难听些则是一个“怪胎”，它不能自己独立的维持自己的生命，必须来自游牧文明的不断“输血”，否则，只能“在软化中腐烂”。

第二，更重要的是，《狼图腾》的作者推崇“游牧文化”，决不是因为他对蒙古草原上的游牧生活方式有多么热爱，更不是因为他对蒙古民族有多么深的感情（谁要这么看，只能说他完全没有读懂这本书），而是另有玄机。在书的最后部分《关于狼图腾的讲座与对话》中，作者亮出了底牌：“我所说的游牧精神，是一种大游牧精神，不仅包括草原游牧精神，包括海洋‘游牧’精神，而且还包括太空‘游牧’精神。这是一种在世界历史上从古至今不停奋进，并仍在现代世界高歌猛进的开拓进取精神。”“世界历史上另一个版图仅次于蒙古大帝国的古罗马帝国，也是一个崇拜狼精神的帝国，罗马城徽中的母狼形象至今仍然深深地印烙在西欧人的‘游牧精神’里。世界历史上这两个最大版图、最强悍的帝国都是崇拜狼精神的帝国，难道还不能说明狼精神的伟大影响和作用吗？”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古代史中横跨欧亚的大帝国有很多，如波斯、马其顿、阿拉伯、土耳其、俄罗斯等等，作者在这里却单单挑出了古罗马帝国和蒙古帝国，这是有原因的。选择蒙古自不必说，而选择罗马，一是因为罗马有“母狼”的传说，因而符合作者“狼图腾”的要求；而更主要的，是因为罗马帝国是现代西方文明的鼻祖。“游牧精神”与“西方文明”有所相通。

六、高贵的野蛮人

所谓高贵的野蛮人，不过是卢梭和浪漫的人类学家们共同制造的一个假象。奈杰尔·巴利（Nigel Barley）的《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声称“我将侧重一般人类学专论嗤之为‘非人类学’、‘无关宏旨’、‘不重要’的部分”，因此，“对做过田野工作的人而言，本书殊无新意”，但是，这并不能遮蔽其隐藏在讥讽与自嘲背后的真正意图，即通过以笔记的方式抖出近乎全部的田野经历，来质疑曾经一直被视为人类学看家本领的田野作业理论。《天真的人类学家》不认为游牧民族有什么高级的环保、动保文化。喀麦隆的多瓦悠人见到这位学者，对其没有带冲锋枪来感到无比遗憾，因为他们想，有了冲锋枪就可以把动物全部干死了。

至于内蒙古，我略有体会。那里的一位牧民出身的警察跟我说，以前确实不允许糟蹋水源，那主要是除了河水没别的水喝。还说，以前在草原上总迷路，所以大家才那么重视敖包、路神，现在想迷路都迷不了，谁还祭什么路神啊！不过内蒙古的牧民还是相当有水准的，政府让他们圈养，他们能够理解这条政策的用意。

而西部某个神话民族就不同的，那些人，草场过载，怎么劝都劝不动。把草场糟蹋掉之后，开始火并。由开始形成部落了。大家全部买枪，跟战争一样。我到西部，感到最悲哀的是那里的人太缺乏信仰。

他们把病弱的父母和孩子扔在家里，为了自己能有个好的未来，把精力和体力都耗在某种体力活儿上。我倍感农耕民族的伟大——我们用汗水表达信仰！从此我坚决要求自己，绝不能瞧不起宗教苦行，但，我绝不允许自己为之流泪或过分感动！因为，我还从来没为割麦子的人流过泪！我不反感宗教建筑的光辉，但我更佩服麦穗的金色光芒！

我还觉得信仰的力量能打动人心，中国人缺乏信仰更别说原始的图腾崇拜，读这书的时候感觉到了自己的强健的生命力。

七、要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弱点和缺陷

对于《狼图腾》、《河殇》、《神话与民族精神》这些指出民族缺陷的著作，无论是从内部着眼还是从外部落墨，我们都应尊敬——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汉唐风范！

一味地只听自己喜欢听的，对异议人士上纲上线地批判——中国人要都这样，何以进步？

有人批判《狼图腾》，认为缺点要看到，但发现缺点决不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例如游牧/游猎社会缺乏礼义廉耻，专事抢劫杀戮，属于比农业文明更加低级的文明形态是注定的。他们所建立的辽金元清诸朝，就是中国的瘟疫。可悲的是，清兵入关、蒙古灭宋，表明了一点，就是文明不一定能战胜野蛮。现在有些人赞美历史上的民族杀戮，以同类相残为荣，以杀人越货为能，谁能最大限度的使用暴力谁就是有“活力”——这是苏联式的新野蛮主义，是毛派的斗争哲学。它把人类社会等同于丛林，秉持社会达尔文主义。对辽金元清乃至匈奴犬戎唱赞歌，鼓吹罪恶的“输血论”。这些人骨子里透出来的就是对强权和暴力的膜拜。而在我们看来，中国人最大的缺点都来自于游牧民族入侵，要批判中国人的缺点，应该从清算辽金元清开始！

但是我认为：

从中国文明的多元论角度看，有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也有农耕中国与游牧中国，既然如此，少数民族也是中国人。建议不要太真诚地挑毛病，搞报复。过去的仇恨就算了。用国度的“良知”去对待民族关系，不是好的态度。要向前看。未来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正如谢选骏先生论述的，在“全球政府”的一统天下之下，全球人类终究说同一种语言，秉承同一种价值观，爱一个共同体——地球。

在全球政府的观点看，有些文化，诚实地说，想保留下来也是不可能的。既然怎么保都不可能，划出保留地来不可能，那么分裂出去和独立起来也不可能。因此，激发这些垂死的民族情绪是可怕的。

诸如“中国人最大的缺点都来自于游牧民族入侵，要批判中国人的缺点，应该从元和清开始。”——若事实真如此美好，作为中国人的我真要好好喝一杯、自我陶醉一下，且“祝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人万岁万岁万万岁！”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同时我们也应该把这话拿去奉劝《狼图腾》作者一类的人物，不要把民族杀戮视为“贡献”，把民族灾难视为“进步”。过去的事可以不提或者少提，对任何人都是一样。有些人对屠杀其他民族的事迹大肆宣传，把几千万的死亡当作“贡献”、“输血”。不是歌里早就唱了吗？“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如果咱们自家本事不济，被狼咬了也是没办法的事，但不是狼咬人就天然合理。如果这个《狼图腾》的逻辑说的通，那现在风水变了，汉人手里家伙硬了，是不是可以跑到那边去“输血”啊？

本来，书中说的关于草原生态平衡的一些观点我也赞同的：狼是生物链的关键，追求人、畜、草、狼、野生羊之间等的平衡……但是他歧视汉人到如此的地步，把这个我稍微认同的观点都遮盖了。再说，一时的野蛮换来疆土扩张又如何？我一个朋友常说：“其实现在的社会不是讲谁的国土大的，讲求的是文明程度和生活质量，国家大有什么用，民不聊生还不是更不好。大国心态其实没必要。”看看现在很多国家，不丹、瑞士、挪威那些国家，是怎样的生活质量，他们的疆土面积，有些甚至不及中国的一个省区。当然，我并不是要鼓吹什么小国论，我们国家的规模注定我们要走超级大国路线的。总之狼有让我们学习的地方，但还不至于到图腾的地步；汉民族是有劣根性，但你并不能以此拿来作为恶意贬低的幌子。

否则我们就沦为自己懦弱，却以为整个民族都懦弱的贱人。按贱人理论，现在汉人早就该血洗蒙古，而美国更是可以核炸全世界。我举一个例，《狼图腾》书中有这么一段：“直到现在，中国汉族仍被西方称为蒙古人种，汉人自己也接受了这个名称。可是，当秦汉统一中国的时候，蒙古民族的祖先连蒙古这个名字还没有呢，我真为汉族感到难受。”作者言下之意就是西方人以前只知道有蒙古人，所作者以此建立了蒙古族强于汉族的理论？这不是笑话吗？现在美国欧洲的白色人种世界不也称为是高加索人种吗？按照作者的理论，那就是如今生活在俄罗斯高加索山脉的人优等于或高声望于如今生活于欧洲其他很多国家的白色人种了？

有些激进的读者甚至认为，《狼图腾》看了一小段，实在看不下去，作者太缺乏常识，对狼性狗性对动物一点都不了解，现在动物园圈养的狮子，看到免子都紧张，他用绳绑住养大的狼，居然会狼性十足，真是个白痴。

“某些人自己‘贱’（奴性、自卑、变态）没关系，问题是他们却总喜欢代表全民族一起‘贱’！”

但是在我看来，既然《狼图腾》从《河殇》、《神话与民族精神》中获得许多养料，就不会差到哪里去。而且，《狼图腾》还因此显示了历史发展的轨迹。

谢选骏指出：人説“评姜戎的《狼图腾》”——我看《狼图腾》乃是現代思想的闡釋，并非古代歷史的敘述。

【41、學術腐敗也需要百年接班】

《费孝通与朱学勤访谈录》（《南方周末》2005-04-28）報道：

1999年，费孝通与胞姐费达生在吴江相见，两位九旬老人拥抱，互叙亲情。费孝通1935年在广西受伤后，在费达生的安排下到江村养伤，促成了《江村经济》的完成。费孝通将费达生称为“中国乡镇企业第一人”。 

1999年秋天，费孝通先生应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聘请，出任上大名誉教授兼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00年3月底，年近九旬的费孝通先生重访吴江县开弦弓村（《江村经济》所在地）。4月1日、2日、13日，费老（文中简称“费”）在吴江宾馆及上海衡山宾馆与上海大学朱学勤教授（文中以●表示）长谈三天，在座者包括：费孝通女儿费宗惠女士，上海大学李友梅女士（文中简称“李”），费老女婿、秘书张荣华先生。 

本报特发表陈群记录、朱学勤订正的部分录音记录稿，除删节外，尽可能保留原貌。谨以此文，纪念一代宗师对中国知识界、中国社会的重大贡献。 

早年为什么倾向左翼 

●有位朋友问你，中国再要出一个费孝通，还要多少年？当时你很清醒地回答说，50年。有这个说法吗？ 

李：有的。你说你的接班人再要50年才能出来。文章里面都有的。 

费：我说了？噢……我说接班人出不出来还不知道。变化之后的方向，我说做50年，50年之后出来一个选区自治，从自理到自治。 

不能一下子过去，这步不能做。我的意思是我搞一个基础。方向是从自理到自治。我想这中间还有一段，中国的事情不能跳，要一步一步来的……我提出要求，骨灰送到太湖里面去，避免一切仪式。这也是革命，但一切都要遵照规定的办法做，难得自由的。 

●您出来搞社会调查，这么多人前呼后拥地跟着您，您自己心里也觉得无可奈何？ 

费：那是当然的，这是不合调查方法的。 

●先生当初走的是英美实证主义路子，当中一段被那个巨大的东西吸引过去，到那个欧陆的革命啊，左倾啊。现在又回到英美的路上。 

费：回来很容易，被吸引的时候不容易。有一个tension，张力。 

●费先生的《江村经济》，50年后应该有个续篇出来。50年后江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怎么走过来的。我们可以来补这个课。 

费：要培养一批人出来。 

●这个麻雀，费先生50年前做了一次解剖，它变化了，应该再来做一次解剖。 

费：在看法上应该再提高一步。 

●我想问，像费达生先生这样宗教般的热忱，您觉得她这种热情来自哪里？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费：我是瞎说说，我觉得她同她的老师一直有一种感情归宿在里面，后来结婚了。她受《同心结》这本书（是写她的老师）的影响。她的事情也很有意思的。她的老师同我父亲差不多年龄，可是（两人的感情）一直不说出来，不能说，不能表现出来，只有他们两人心里知道。男的后来说出来了，女的一直没有说出来，我们也不知道。感情的背后有东西在里面，devotion（献身精神），宗教的devotion在里面。她心里有个图像，就是她的丈夫。她现在穿的衣是她丈夫给她买的，她不舍得扔掉。 

费宗惠：没有，她现在已经换掉了，您想象丰富。她开始不肯穿羽绒衣，后来我给她买了一件，她穿上了。 

费：现在她还是这样还在继续研究，有感情在里面的。 

●那个学校是不是后来的苏州工学院？ 

费：是浒墅关学校，现在并到苏州大学。她还是名誉副校长。 

●当时那些人实践实业救国、工业救国、教育救国，都是非常实在。我们就从这个话题讲起，您说当时的知识分子您看不惯，庸俗。另外您觉得也有些很好的知识分子，像丁文江、翁文灏这样的人，但是太少，丁文江您见到过吗？ 

费：没有。 

●他跟您不是一辈人？ 

费：不是一辈，他比我长一辈。我们都是清华的，可是我没有见过他。我完全是民国人，他是前清的。而且我是一个新学派，我父亲带来的新学派，从来没到私塾里面去过，也没念过《三字经》、《百家姓》。 

●您的文集里面，还有青年时期的文学作品，有些是小说。我想您青年时期喜爱文学，曾经可能想过做小说家，受“五四”以后左翼文学影响比较大。 

费：对。郭沫若，那时叫创造社。我最佩服的是郁达夫。我认为他的文章比郭沫若的好。郭沫若我到底是不喜欢的，到后来我们接触很多，我还是不喜欢他。他很低的，郁达夫是高的。郁达夫写的东西是有人性的。郭沫若他聪明是很聪明，脑筋很好，但志向不大。郁达夫有文人的东西表现出来。 

●率真、浪漫。 

费：是，他是想创造点东西出来。 

●像先生这一代的人，后来被左翼吸附过去，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不是跟青年时期受左翼文学的影响有关系？ 

费：有，要求进步啊。同她们（指陈群）一样，要时髦呀。这都是相同的，可是内容不同了。进步文学，要求进步。 

●您大哥当时参加革命时是大学生吗？ 

费：是大学生。上海的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大概有五六个（共产党员），我知道的。里面有一个变成国民党，后来做江苏省省长。陆定一并不是这里面最好的。我大哥是带头的。还有一个是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商务印书馆出的亚里士多德的书都是他翻译的，他是直接从希腊文翻译的，我叫他稀有金属（中国没有几个），叫吴寿彭。他自然科学也懂，诗也写得好。是表现中国士大夫的一个人，我很佩服他，一直到后来我都同他联系的。 

●后来1927年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对您刺激很深，到1930年代您跟国民党都没有来往。 

费：我的中学同学都死掉了，都被杀掉的，把他们沉到长江里面去的。 

“飞机上”掉下来的血人 

●1930年代您受社会学的系统教育，而且当时下决心到瑶族这样偏远的地方去，这种精神气概现在的知识分子都未必有啊。 

费：那时还是个探险家。我这本有关Park的书要好好看，有很多意思在里面的。 

●那次您在瑶山受了难，王同惠老师去找人援救，您在山里面困了一个晚上，我看了真是惊心动魄，一个学者有过这种经历！您现在还想得起来，那天晚上，您脑子里有什么念头吗？ 

费：那次不是在洞里，是在平地上踏上（猎人的）机关，一下子被石头压住，整个腿不能动了，差一点打在脑袋上，我就完了，也就丝毫之差。我大难不死，我的老婆替我死了。这一个晚上，我是痛啊，我不是神圣呐！后来我决心爬下去，她死没死，我不知道，我要见她一面！我自己撑着地这么下来，从山上一半是滚下来的。 

到后来看见一头牛，我想有牛就一定有人，当时脑筋还清楚，我就守在牛旁边等。 

●天也快要亮了，您爬了一夜？ 

费：是啊。手腕、全身都是血。跟瑶族人话也不通，他以为我是飞机上掉下来的。他把我背回去，这个人还在，他背我回村子，这个村子现在还在。这家人家还在。背出来……我等王同惠的消息，等七天，真难过。他们瑶族里面有个巫师，他可以知道在什么地方。 

●他可以通灵的？ 

费：是，他每一条路都在心里面跑一跑，他说王同惠在水里。我做梦也做到“志在水中”。变了个迷信嘛。后来，找了七天，在水里找到。这七天不好过，我想死了，没有希望了，我身上带了药的，什么药我都吞下去了，我想死了算了。药全部吞下去后，还有一瓶消毒的酒，我也全喝了，结果全吐出来了。 

死不了，我就决心活下去，走出来。她是在山涧里找到的，现在安葬在北京人民公墓。这里面故事长了，你们可以当故事来听，我都没有写出来。这样，一个死人，一个活人，就出来了，他们开山开出来的，根本没有路。 

●披荆斩棘。 

费：出来到桂平，接下来都是奇遇。来了个燕京的老朋友，他自己从广西赶来，他叫黄石，是个怪物。燕京大学分两种人，一种是纨绔子弟，有钱的。还有一种穷的，不住在普通宿舍里（两人一间房，现在还是这样），他们不交费的，住在阁楼上，黄石就住在阁楼上。他是个奇奇怪怪的人，很有义气。他从广西赶来，把我的事情都包下来了。我一个熟人都没有，广西给了我一笔抚恤金，我交给他，让他处理我爱人的身后事，我是不能动的。后来，又来了一个东吴大学的老朋友，叫孙宝刚，是个民社党，是张君劢传给他的，他参加第二国际的。他跟我在东吴大学同房间的，我有一篇文章《64号的早上》就是写我们的事。我们当时搞运动，非基督教运动，通过恽代英、萧楚女。 

●都是留法的学生。 

费：到我们64号来。孙宝刚当时同张君劢在广东的一个什么学院，知道后赶来桂平，他把我背出来，顺着西江坐船到广东，他照顾我从广西一直到梧州，送我到了医院。大概路上耽误一个月，痛得还要厉害咧！当时到广西大学，这些都是跟神话一样的，有个叫马什么，很有名的，送我到医院。医院里面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个物理学家，我们认识的，他知道后来看我。之前不久，广西大学出了一个事情，一个化学家在试验炸弹，他爱人开门进去，他一抬头看见爱人，手一乱，炸弹爆炸，看见爱人炸了，他一下子就跳楼，也不想活了。他跳楼摔伤，来了一个土郎中把他的骨头都接好了。我去了，他们就叫这个土郎中来看我的伤，我和这个化学家情形一样的。他看了我整个身体，说不要紧，要把我的骨头拉出来，拉得出来就好了，可是你得忍痛。这个拉可是痛得不得了。他有武功的，有力量的，可是拉不出来。他说那就出不来了，到现在还是这样呀。他拉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痛了。他给我吃了一粒红的药，说“吃了之后不要紧的，你还能活的”。 

然后，又从梧州到广州，到广州送到仁济医院，他们用外国办法，开刀。开刀搞了半天也拉不出来，只好放弃。在广州养了半年，到上海又看了个有名的骨科医生，他说你前面的医疗都对的，只能这样了。他出了个办法，在鞋里放了个东西，走路可以好一点。靠这个东西，我到英国去了。从广州到苏州，到开弦弓村搞江村经济还拄着拐杖。所以我决定把这个事做到底。我“丁集”里的第一篇文章，观点还是对的，《花篮瑶社会组织》把基本的社会组织搞出来了，我也没有老师教我，无师自通。 

去英国：从人类学到社会学 

●当时到英国是庚子赔款去的？ 

费：是。我是清华的关系。Park来了之后，我们分散到下面。我毕业后被送到清华去了，学人类学，什么是人类学我们也不懂的。Park是人类学出来的，他的实地调查的办法是人类学里出来的。人类学在中国只有史禄国。史禄国这个人讲起来也很有意思，他是个俄国人，是个帝俄时代的年轻人，还没有打仗时，他到西伯利亚来调查。他这个人知识丰富，什么都懂，受的是德国的大陆式的严格训练。他的家庭不错，是俄国的上层，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 

Park提出来要在生活里面出学识，生活里面出理论。实际调查最好是人类学。Park的女儿也是学人类学的。这条路讲起来长了。在燕京，吴文藻同他们都不对的，他是清华毕业的，应当回清华的，因为冰心到了燕京。他们夫妻俩以冰心为主，她同司徒雷登很好的。这样，吴文藻是被爱人带过去的，在燕京大学他没有势力的，在燕京靠老婆。后来出了燕京，他才出头。吴文藻的一生也复杂得很啊。我们燕京大学是跟老师的，一个老师带几个好学生，我是跟吴文藻的。社会学和社会活动家是不同的。 

社会活动家他们讲不出道理的。李：这个一直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人。费：吴文藻想派学生去学人类学，作为基础。我认为李安则作为一个学者是成功的，他后来搞西藏，叫边镇学。当时，史禄国是人不知而不愠呢，没有人知道他，不懂他。他当时在西伯利亚时，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了，突然面孔都变了，同我们一样，他就回不去了。后来他被派到海参崴大学，东方大学，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他被流放到中国。到了上海，傅斯年把他挑了出来，可是没有人懂他。是宝贝咧！吴文藻的主意，他要培养一个人类学出身的人，从头开始。于是找史禄国，他很不容易找，他先在上海后来到清华，怎么来的我不知道，也复杂得很。吴文藻同傅斯年也不对的，搞不到一起的。吴文藻想自己建立一派，他看的比较远，想从这里面打出一个基础来，通过Park这条思路创造中国这一派。他有自知自明，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够，他就培养学生，就把我送到史禄国那儿。史禄国要我受欧洲式的训练，开了三门基础课，体质人类学、语言、文化。体质人类学是先学动物学，清华有个很好的生物系，生物系里面有一间实验室，很漂亮。整个房间都是死人骨头，成天摸骨头。研究history　of　human　body（人体的历史），真的下工夫的。我用一年的时间念完。我的生物基础本来有的，谈家桢曾教过我的，我当时在东吴大学一年级，他是四年级，他给我们批分数。在清华，有两门课没听懂，一个是胚胎学，就是发生学，现在来看是个生物工程。他给我受的是很优秀的训练。他（史禄国）有道理的。讲到语言，符号学用到社会学里面，我没有兴趣，他的意思是叫我进语言（符号学）这条路，这里面可以发展很大。这里可以跟Park的东西连起来，Park有两层，从Symbiosis（共生）到Consensus（共识），共识就是language　communication（语言交流），人类学的开始。 

李：以后要研究社区，“共识”很重要的。 

费：共同语言，大家说共同语言。我这本《补课札记》里面有一段是讲Park和Thomas（威廉·托马斯，美国社会学家）的关系，这里面有很深的意思在里面，人同人怎么结合，要共同语言的，所以Park说“找到一个和我说同样语言的人了”（a　man　who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as　myself）。这一段我强调了一下，其实社会学的关键在这儿。光是一个生物不行，还有共生的东西在里面，从history　of　human　body（人类身体的历史）到language（语言），language就是符号学，大体我的思想里面要发展这一部分，我也没时间了，还在做。 

●在清华跟史禄国受训练是几年？ 

费：两年。他对我好极了，应该说他救了我的命。他特意给我做了一双靴子，为了我的社会调查。 

费宗惠：没有这靴子，他的脚就完蛋了。 

费：他有经验，他自己去瑶山调查过。这里面又复杂了，靠吴文藻同张君劢的关系，再联系到李宗仁，否则进不去。完全脱离政治是不行的。到广东把《花篮瑶社会组织》写出来，现在我认为社会基本结构是从家属出发，从亲属关系到民族关系。 

李：费老后来很多思想的源头都在这篇文章里。 

费：苗子都在这里面，所以这篇可以好好看看。 

清华有一笔钱可以送学生到外国留学，要考得好才行。 

●是庚子赔款的钱？庚款培养了中国第一代西学的骨干。 

费：是。要公开招考的，我是考出来的，要成绩优秀才可以出去。考两次，笔试和口试。我保留我出国的权利，先去搞社会调查。史禄国在国际上有地位的，他的学生出去，不能给他出洋相的。所以他说，你要出去，要写论文，论文的资料必须在中国弄好。苏联崩溃以后，我到英国去，他的一个老朋友说，史禄国恢复名誉了。他还是记得我是史禄国的学生咧！所以，我是靠老师的牌子啊！ 

我准备出国，回到苏州休息，准备出国事宜。休息期间到江村去了，所以我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我本没有打算在江村做调查。从上海到伦敦，一路上时间不少，我把它写成初稿，带到英国去了。到英国，马林诺斯基的第一个博士生菲斯接待我。当时他（马林诺斯基）在美国开会，他是伦敦大学的代表，参加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会，吴文藻作为燕京大学的代表也去了，他们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是一家人。马林诺斯基当时还没碰到我，吴文藻讲给他听，他有个学生到英国，马林诺斯基心中有数了，否则我不会碰到他做我的业师。 

伦敦很潮，对我的伤不利。菲斯叫我先多学英语，在英国要一个老师承认你是他的学生，这不容易。菲斯只是我的reader（读者），他问我准备了些什么东西，我把瑶族的东西拿出来，又把江村的东西拿出来。当时人类学正发生变化，从研究原始民族到研究发达民族。 

李：他们学科的发展到一个阶段了。 

费：他一看我江村的东西，正好对上，他叫我不要去搞瑶族，搞江村。我起来也是靠这个变化，不是我创造出来的。他们变，正好我碰上。后来菲斯的方向也变了，他到马来西亚，研究渔民。他本来也想跟我到中国来。所以，菲斯是我的director（指导）。后来上马林诺斯基的课，课后叫我去喝茶，英国制度喝茶很重要的。喝茶时，什么也没问，就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我住在普通人家，10个先令一星期。他一听，叫我搬家，（房东是）一个英国人类学家的女儿，她嫁给一个军官，军官死后，她的pension（抚恤金）很高的。 

李：一战死掉的人，国家给的抚恤金很高的。 

费：她是个年轻寡妇，没事做，就往来于文化界，马林诺斯基同她很好，叫我搬到她家里面去住。在我之前住在她家里的是尼赫鲁的女儿，后来做总理的英·甘地。这一段很有意思的，她规矩大得很，马林诺斯基要我搬家就是要我闻闻英国上层的味道。我很不适应，她要我一道喝茶，一道吃饭，她的客人来了要我坐在她的旁边，闻一闻咧！我那时年纪轻，只有二十五岁，还是很容易接受的。可是，有一次不行了，她叫我穿礼服参加party（晚会），我没有礼服就没有去，她就对我大有意见。后来，打仗了，我同老师说不一定有足够的钱，于是他同她说了，把我放出来了。 

●那时一个庚款的学生一个月是多少钱？ 

费：100美金。大概40多英镑。够用了。礼服，我不会去，乡下人。我最怕同老太太讲话。 

●您说的是美式英语还是英式英语？ 

费：我去的时候是美式英语。马林诺斯基的seminar（讨论式课堂）里面什么英语都有，非洲、亚洲、美洲，是个international（国际化）。 

《江村经济》就是在伦敦写的。李：发表也是先在英国发表的，1980年代才翻译过来的。 

●但八十年代英文版在中国的社会学界…… 

费：没有，我是记得没有。 

●那么1949年以后有没有把它翻译出来？ 

费：没有。没有到中国。所以我学的东西，在外国比中国响啊。 

回国：省下旅费做研究 

●您到英国的时候是哪一年？ 

费：1936年。后来回来就到云南搞云南三村。Earthbound　China（《禄村农田》），这个是马林诺斯基起的名字，本来是想给我的《江村经济》起的名字，后来说不要，等你回去再写一本叫Earthbound　China。earthbound是被土地束缚住的意思，这个很难翻，不是中国人的英语。 

李：我法国的老师写的是《被封闭的社会》，是写被一个深层次的关系给束缚住的社会。 

费：《乡土中国》这本书翻译成英文是最近的事，没有多少年，我给它起的英文名字是From　the　Soil。 

●到了西南联大，燕京和清华的隔阂打消了吗？ 

费：燕京已经不是燕京了，燕京是外国的东西。西南联大的时候就是中国的，云南大学（校长）是清华的熊庆来，他请吴文藻去组建社会学系。吴文藻很有用心，他到Oxford（牛津大学）去一趟，与路德林赛见面，路德林赛与中国很好的，他们带吴文藻去看伍尔梭斯大学，他想把他们的制度学过来，New　Tutor　System（导师制），但是到了云南大学没有办法发展。后来冰心不愿意在云南，她的朋友顾毓王秀———我现在是说闲话———顾毓王秀想追冰心，没有追到。冰心厉害，看中吴文藻，吴文藻一生受冰心影响。我的看法，他一直想自己独立出来。所以他想搞一个英国的Tutor　System。后来胜利以后，要派一个中国代表驻日本办事处，这个代表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他后来到台湾去了，他把吴文藻带去了，先到重庆。他把我们丢下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依靠了。这一摊都丢给我了。 

●这反而成全您，让您独立创业了。 

费：给我创业，但是这个station（基地）不能继续下去。他是教授，我是做研究的。我到了昆明后，先管这个系，我最好的一个助手张志毅，我培养了出来，他是个大学毕业生，云南三村里面有两篇是他搞的（易村、玉村）。魁阁是最成功的一个。我培养的人，一个张志毅，还有一个史国茂没听我的话，我给他出书，什么都弄好了，弄他到哈佛。哈佛里面有个Business　School（商业学院）的头头叫艾顿·梅约，这个梅约，最近我和方丽丽一道写的，大概下一期发表。梅约是Australian（澳大利亚人）。 

李：梅约是人际关系学说的创始者。 

●当时您在云南的时候，燕京还在北京？ 

费：燕京还在北京。司徒雷登去做大使了。你们历史知道一点，吴文藻到了重庆，我在云南没有用云南的钱，也没有用燕京的钱，用的是中英庚款。所以我的爱人很生气，人家工资都很高，我是没有工资的，拿津贴。我在英国早就准备回去不要钱，我想回去要打仗嘛，我要做研究，在英国的时候，100美金一个月，我可以积不少钱。回国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一笔回国费，叫我坐二等舱，当时是70多镑，我想了个办法，坐四等舱，16镑就回到上海。我就拿这笔钱来做研究费了。在路上碰到一批温州人，温州模式是从这儿开始。温州人同我谈得好极了。他们讲给我听，温州人那一套，为什么到外国去，出去之后怎么样，他的思想讲的很清楚。回国之后没有同他们发生直接关系，但这一段的历史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中国的华侨厉害，我寄托希望于华侨。将来，华裔要发生一个大作用。中国自己被earthbound，一开放就出来了，你看得诺贝尔奖的都是华裔。我相信中国有人才资源，可是没有发展人才的条件，因为earthbound，一旦一不bound他就出来了。这一次我们能复兴华侨力量很大啊。 

●改革开放，这么多资金进来，华裔作用很大。俄国人很羡慕中国这一点。 

当时的政府也怪，您不拿工资，您拿庚款做研究，政府就不给你开工资了？ 

费：不开了。我的老婆有意见的。因为我们寄托在云南大学……后来，到美国去一趟，《初访美国》。同杨庆又见面了，他和我都是Park的学生，关系都连起来了。 

（此时费孝通姐姐从浒墅关来吴江，两位九旬老人拥抱，互叙亲情。）费：她们一起到浒墅关。潘光旦的夫人是浒墅关的，同我们都熟的。我一个舅妈在浒墅关做事情，她们是同事，你也不知道的（指费宗惠），也是很好的朋友。我这个舅妈很喜欢我的。舅妈的历史也很有意思，我的舅舅在清朝的时候，演旧戏，戏里有个情节，是一刀捅在心口，结果真的被一刀捅在心口死了。我这个舅妈对我很好的，很喜欢我。一个人的一生里面，小的历史影响很大。我在Park里也讲的，离开这些你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出来的。 

●马克思讲，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从美领馆到西柏坡 

●您是在抗战胜利以后，从云南回北京的？ 

费：这里面出来闻一多事件。 

●我就想问那段时间。 

费：我开始出访美国，这是罗斯福想出来的，他想请中国十教授访美。费正清的夫人是管我们的，我跟费正清的关系是从跟他夫人的关系开始的。 

●当时，罗斯福邀请十教授访美，可能也有意识地培养国共之间第三种力量。 

费：不管怎么样，清华大学是美国人庚子赔款办的，同化知识分子他要找一批。蒋介石很厉害，这方面他还很开明，让各校自己推选。我的校长是熊庆来，吴文藻正好走了，当然轮到我了，云南大学要找一个讲英文，外国人认识的，只有我了。我同台湾太平洋学会，它本来是个进步团体，后来变为麦卡锡主义，反华了。出去之前，要我们到中央训练团去训练一番，我抗拒，不去。弄得很尴尬。美国支持我。美国领事馆都是我的熟人，后来闻一多事件，我还躲到美国领事馆。 

●闻一多事件还波及您啊？ 

费：已经上了黑名单了。当时布告都贴出来的，也到我们家里面来的。 

●那时侯，您———费宗惠已经有了？ 

费：有了她。 

费宗惠：当时我还有一点点印象，特务戴着黑眼镜。 

费：特务在云南大学靠近我们宿舍的围墙上打了个洞，预备随时进来。那时我已经去过美国一趟了，我同美国已经建立友谊了。我、金岳霖两人同费正清夫人很要好的。从美国回来加入的民盟。罗斯福还是发生作用了，他要搞一些民主倾向的。 

●我还看了您对“二战”胜利的性质的理解，您说那是平民的胜利，您那时的文章写得很好。 

费：我那时是知识分子的头头，经常发表政论。符合知识分子的心理，符合知识分子要求的水平，又要西方，又要中国，我两面都有了，所以那时是知识分子的代表。我当时是中国最好的columnist（专栏作家）， 

●您那时的时论、政论写得好，有点像Park所说的Big　News（大新闻）。 

费：那时是我的社会活动，我的思想的高潮，是民主、人权。 

●今天看来，您还是对的。 

费：我一生超前啊…… 

一直到西柏坡，我去参加。第一次看到毛泽东，我佩服他。 

●您的变化是从那时侯开始的？亲眼看到他，觉得他有魅力。 

费：他讲的是好啊，中国知识分子还是他呀，他的诗，词，文章多漂亮啊。 

●您应该既见过毛泽东，又见过蒋介石？ 

费：当时初访美国时，不是叫我去中训团嘛，我本来不去，后来讲价钱，我去一个星期，到一到算了。那么，这一星期里面，他（蒋介石）请我们吃饭，跟我们谈话。他问我，费先生读什么书呀？我说我读我这一行的书。他说，你得学点中国东西呀？我说我中国东西不通。我不要拉他呀，我根本看不起他。因为从我大哥开始，都是反国民党思想，吴晗、闻一多同我们都一样的，反对做官的。我们当时都讲清楚的，不为做官，回来教书，知识分子要还我知识分子本来面目。所以我一直到最近退下来，才还我知识分子本来面目。 

●对蒋介石的个人印象怎样？ 

费：他就是个流氓，上海的黄金荣。是个厉害的流氓，大流氓。他用低下手段，用的是邪的一面，毛泽东是用的正的一面。孙中山想用邪的一面，没用上。 

●在西柏坡住了多长时间？ 

费：一个多月。 

●参加民盟是怎么回事？ 

费：从美国回来之后，我成了民主人士，民主人士是人家封我的，我当时说我们不要设党的。民主教授是学生封出来的。 

●那时侯民盟主席是沈钧儒。 

费：我跟他们没关系。我只跟潘光旦、闻一多一起。我常到潘家去的，其他人我不管的。吴晗的爱人是共产党，所以吴晗是民主人士里有共产党倾向的。 

●闻一多的案子，现在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底下的特务自作主张杀他的，不是重庆的高层的决策。另一种说就是蒋介石下的命令。 

费：我想是底下人做的，没必要嘛。我跟民主党派，他恨我们，他们也看出来失民心是从知识分子失的。 

●失民心有几条：一是腐败…… 

费：腐败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国腐败，到处都腐败。 

●还有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费：他们失人心就是从知识分子开始的，我们这批人就闹，我也从这里面出的名。 

●那时章乃器、罗隆基…… 

费：我们都不是一派的，他们是民盟里面另一派。 

费宗惠：民盟里面也很复杂的。 

费：一种就是要做官的，罗隆基是两派之间的人，我们这一批人是不要做官，要民主，要议政。张澜、章伯钧都是想执政的…… 

●我想1945年不光是先生的一个高潮，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高潮。1945年如果政协不破裂，联合政府得以成立，后面的事情都可以避免了。1945年真是一个悲剧，那时清流也起来了，老百姓也信任他们，美国也支持他们，那个时候形势真好，很可惜，就错过了。 

费：当时想的不是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承认蒋介石的政权的，不是要革命推翻他，只是想要他好一点，不要内战，“反饥饿”是我们的口号，很具体的，青年人跟我们走。 

●那时跟胡适有交往吗？ 

费：胡适只是认识，到美国见过。他已经从大使退下来，他是大隐隐于市，隐居在纽约。我到他家里面去吃过一餐饭。 

●那时学潮迭起，学生跟着这批民主教授走的？ 

费：我们的力量在学生里面，学生把我们捧出来的。实际是共产党在学生里。 

胡乔木先到清华的，云南大学也有很多，但云南大学不重要的，西南联大很重要。 

●先生对罗隆基的印象？ 

费：他是想做官的人，政治兴趣很浓。是中国传统的…… 

●学而优则仕。 

费：想执政的。我们是想影响政治，听我的话。冯友兰也是这样，为王者师。 

●那个时候民主教授起来抗议国民党，跟抗战以后教授们生活状况恶化有没有关系？ 

费：有关系。我们穷得要命。我为什么写文章？家里面米不够了。我是摆摊头写文章。云南大学下面有个茶馆店，我就坐在那儿，这不是摆摊头吗，他们都到那儿来找我要文章，当天拿去，第二天报纸就出了。以稿费维持生活，薪水一半不到。最苦的时候她（费宗惠）来了。这段时间写的文章还不错，有活力。 

这一批知识分子我们都认得的，同学啊，朋友啊，讲得通的。 

●那闻一多来往多不多？ 

费：闻一多都是一个小圈子里面的。 

●当时去西柏坡是怎么一个去法呢？ 

费：这个内幕不知道了。被挑的人，我、雷洁琼的爱人、张东荪…… 

●张东荪那时候跟共产党的上层有联系的。 

费：他是政治活动家。 

●那时你们在哪儿？ 

费：在北京。闻一多事件之后，差不多杀到我了，美国领事馆把我救出来的。领事馆的车子开到云南大学来救我，车子一开出去，特务就到了家里面了。我是到校长家等一等，东西都给特务拿走了。发生事情的前几天，美国领事到我家里面来，我们都很熟了，他跟我说危险，必要的时候会派人来找我。 

费宗惠：我看美国领事馆跟共产党的学生有联系，要不这个信息怎么过去的。 

费：是我叫我的学生赶紧去领事馆报信，马上汽车就来了。我先抱了一些东西到校长熊庆来家躲一躲，我是从校长家上的车，再把她们两个救到车上，到美国领事馆。住了好几天。这个讲起来又复杂了，美国里面又分裂了，两条路，领事是站在史迪威将军的路线。 

●就是对国民党很不满意，保护民主教授。 

费：司徒雷登是我的老师，他是我和王同惠的主婚人。所以都是帮我的。但是美国的国务院不支持。后来，这个领事被开除，我第二次到美国去还碰到他。后来，国民党又到梅贻琦家里找潘光旦，梅贻琦一看不对，赶紧去领事馆讲，领事馆又重新叫我们进去，进了两次。后来还是司徒雷登出来同蒋介石讲“这样不行”。蒋介石说不是他的命令，耍赖了。后来国民党教育部有一个潘光旦的朋友，他派人把我们从领事馆接出来。接出来到了南京，潘先生有人招待，我没有人招待呀，一下飞机，不知到哪儿去。正在犹豫，出来一个人，是个民主斗争的时候帮我们的同情者，我那时也胆子大，就跟着他走了，住到国民党的警备司令部的一个旅馆。这个人实际上是共产党派来的，他一直等在那儿。然后就到英国，本来是要到美国，但当时美国杜鲁门上台，费正清的爱人说到美国去不行了，她想出办法，到英国去，作为distinguishguest（杰出客人）到英国，呆了一个季度，英国战后穷得不得了，所以写了《重访英伦》。她们（女儿和妻子）在浒墅关。我回来后就到清华大学。然后从清华到西柏坡。 

要哪个大学我给你哪个 

●上次在吴江谈到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这段脉络基本上谈得很清楚了，接下来是否可以顺着历史的脉络自然而然往底下继续说？刚解放的时候，给您安排的什么职务？ 

费：民族委员会副主任。我的生命路线的选择，不是我选择的，是共产党决定的。向哪一条路走？当时有好几条路呢。一条是做教师，在清华是我做事里面生活最安定的一段时间，待遇啊、条件啊都很好，朋友很多。当时彭真与李维汉争我，彭真想给我北京市政策研究室的职位，后来李维汉把我要去了，他是统战部的，他地位很高，在江西南昌起义时被称为“罗迈”，他权力很大，总理下来就是他，他是总理的秘书长。我本来是文教委员会的委员，后把我调到民族委员会。 

●从文委到民委？ 

费：对，这是一个大变化，这决定了我不少事情。 

费宗惠：1950年到中央访问团，1951年脱离教职。 

费：先是做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副团长，正团长是刘革平。两个副团长，一个是夏康农。我们是西南访问团，在重庆碰到邓小平，这是第一次见到他，他人很不错的。在西柏坡时没有碰到他。我分管贵州，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搞人类学的嘛。他因为我懂一点民族，需要一个人搞这方面的事情，想听听我的意见。我们同李维汉处得很好的。他是赏识我的人，知识分子是要别人赏识的，李维汉是共产党里面第一个真正赏识我的人。这一直影响到我后面一些事情。我的仕途就这样开始了。我讲讲我的政治历史。最早开始是在西柏坡，那时民盟里面同我比较熟的是张东荪，张君劢同我很好的，但他是民社党。我觉得民社党不好，我要留在民盟。在民盟里面，我和张东荪最熟。 

●我这里插一下，张东荪的案子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把他说成是个特务？ 

费：当时不知道。 

●现在平反是平反了，他的集子也出来了，但当时怎么会弄得这么厉害？ 

费：这个我不懂。 

费宗惠：我也觉得很奇怪，我小时候看到过张东荪，长得瘦瘦的。 

费：他对我不错的，但我不太买他账。我在燕京大学时旁听过他的一门哲学课，我听不出什么道理，到考试的时候，他给我70分。我没有70分的记录的。我是记得他的账的，他如果给了我90分，我就服了他了。这很有意思。他同我一直不错的，我到西柏坡去，就是真正成立联合政府，共同纲领就是这时写的。他带我一同到西柏坡。 

费宗惠：怎么会找到你呢？那时民主教授很多的。你看雷洁琼是因为她有一段对抗国民党的历史，你那时要不就是因为在云南上黑名单的事？潘光旦没去吧？ 

费：没有，储安平想去没有去成。他还怪我怎么不叫上他。他也不知道内幕。但我们知道背后肯定有一套东西在运作。 

储安平当时住在我家里的，他在上海出了事情就躲到我家里面。他还说我，为什么不带上他？ 

费宗惠：我也一直疑惑，为什么会找上爸爸？不找你的话，又是一个情况。 

●不找他的话，一辈子就是做一个教授。 

费：是。这是我的第一次变化，第二次就是李维汉把我挑出来。后来第一届政协我参加了，再后来搞人民代表大会制，我参与写宪法，这都是跟李维汉的事情。我与政治的关系，首先是张东荪把我引到西柏坡。他是带队的，还有雷洁琼和她的丈夫严井耀，加上我，一共四个人。 

●那很奇怪，当时比费先生更有知名度更有影响的人还大有人在啊。 

费：多了。 

费宗惠：是不是分批去的？ 

费：对，是各个地方分批去的。香港也进来一批，我的大哥哥从香港接的他们，先坐轮船到东北，再到西柏坡。我们北京的人就四个。那时北京周围都解放了。 

●那您跟储安平的关系很不错吗？您那时发的很多好文章都发在他的《观察》上，那时文章写得真好啊！ 

费：我跟他的关系也很有意思。我从英国回来到北京，储安平是潘光旦的学生，他去找潘光旦要办《观察》杂志，潘光旦说找费孝通吧。这样他来找我。我那时有《大公报》，还有我哥哥费清办的《中国建设》，我有两个杂志咧。本来是一报一刊，这样就一报两刊，加一个《观察》。他还是很厉害的，是个Manager（经理），他懂得市场，很精明。 

他在北京的支持是我，我是支持他的，我写文章也是（挣）我的生活费。他这个Manager很阔的，一点不吝啬的，他懂得收买知识分子的人呐！用金钱来交易，物质、精神双方都有。我们结交之后，每个星期都有我的文章。有好多我都不署名的。 

费宗惠：不署名的都没找着。 

费：是，你们不知道。我从英国回来，田汝康在那儿搞一个援华协会，英国的左派知识分子办的一个很出名的杂志叫什么马丁，他们有一个圈子，田汝康和他们接头的，我第二次到英国就住在田汝康那儿。帮助中国最厉害的是路德林赛，后来我到他家里面去，他带我参观议院，他是上议院的。他们这一批英国的援外派当时也很赏识我，每个星期，把英国主要报纸内容复制下来寄给我。所以我的信息资源快，人家都没有这个资源，用航空信寄到我家里。我的笔也很快，来了就写。我的看法也代表他们英国那一派的，左派。英国左派主要是费边社、韦伯夫妇等，我是伦敦school（学校）出来的，有这批人捧我，给我资料，这个很重要的。后来美国的Time（《时代》杂志）、《纽约时报》，说我是中国最厉害的Columnist（共产主义者）。我在外国的地位，光靠一个人类学，我的老师的知识还是不行，还有一个政治力量支持我。到了解放之后，我在外面的这个力量逐步消失了，一直到现在全部都完了。 

●当时储安平跟您是一个什么状况？ 

费：他当我是他的最大的助手了嘛。 

●您是他的撰稿人。 

费：实际我们很熟了，我也很信任他这个人，他的观点同我一样的。他也是伦敦School的。 

知识分子队伍都是差不多的，都是逼上梁山的。他上海呆不住到北京我家里去了，关系到什么程度，很深的。搬到北京之后，解放之后，还是继续维持这种关系。当时比较倾向于共产党的知识分子都被我领过去了。北京市市长彭真对我很好的，他这批我都熟了，邓拓、吴晗、廖沫沙等都熟。他们因为我是党外接近共产党的人，所以对我都特别好。 

李维汉把我拉到民委去，所以抗美援朝，我都没有参加，我都到少数民族地方去了，两年。贵州呆了一年，回去之后我同李维汉说我还愿意去，他说，“好，你信任我！”我就又到了广西。算是中央人民政府派的，因为李维汉是中央秘书长，中央访问团是李维汉掌握的，把这批人放出去研究民族问题，背后是总理。总理同李维汉的关系很密切。到了西南就见到邓小平了。 

●当时邓小平是作为地方长官见你？ 

费：他请我们吃饭，开西南政务会议也请我们参加的。我觉得邓小平一直很厉害。我们大家的民族观点是强调民族的差别，不要一样待遇，要承认少数民族同汉人不同。他加了一句“不要强调得太厉害了”。他这点看法还是厉害，同当时的思想，当时有一种风气是少数民族自居，他认为要摆稳，汉族还是主体，要摆稳民族关系。我记得我们两个人吃饭的时候，他同我讲这个事情。 

●那么1978年他复出再起用您的时候，他还记得不记得这件事？ 

费：他当时想留我在西南，中央访问团要结束了，他同我谈的，“你不要走了，你要哪个大学，我给你哪个大学！”当时有个华西大学，他想让我去做校长。李维汉不同意，要我回北京。但邓小平复出，他没有提过这件事。

社会学没有一级教授 

费宗惠：回到北京就到民族学院了。西南一跑回来，就开始筹备民族学院。 

●当时院长是谁？ 

费：乌兰夫。 

●那当时民族学院的地位要比现在高。 

费：那是第一的，说起话来可以通天的。 

费宗惠：民族学院的学生都是各个地区来的，学生待遇比其他学校的待遇高得多，全部国家包的。 

费：这里有个小插曲。1952年要院系调整，1951年就提出来了，是陆定一讲出来的。他说都是你们反对，所以推迟了一年。他到清华，我是带头反对。1952年他们决定了，早就不想要社会学了。当时教育部的钱景瑞（音），他说教授要排级的，我们这批人应该一级嘛，钱伟长一级，我同他应该一样。可是他说社会学不能给一级，所以我到现在还是二级教授。 

费宗惠：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就取消掉了社会学。 

费：我的薪水为什么比钱伟长少一点，就因为这个。最近统战部要给我恢复一级教授，我说算了，二级很好，我这个二级教授出去，人家说中国水平高啊，像我这样的还是个二级教授。我说旧案不要翻了。 

●就这样您就做民院的副院长，实际上主持工作了，乌兰夫不可能管那么多。 

费宗惠：刘村（音）管行政，爸爸管教学。乌兰夫之后是刘革平当院长，其他的像夏康农都是后来来的。 

费：我在民族学院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找一批教授，他们不知道要找谁呀，那么我开单子要，通过中央的力量，把历史、语言两门打稳了，到现在还靠这两门，这两门最强。当时要教授还要搭几个人，搭两个社会学的。当时专门攻西北的历史、东北的历史、西南的历史都有人的。可是请了这么多好教授来了，没有人愿意讲中国民族史，这是一门基础课。没有人愿意讲，他们说没有学过。只好我上台，我很用功，看书啊，搞出一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出来。讲了大约一年。不过我的讲稿现在找不着了。 

费宗惠：多元一体是到80年代才写的，那时留在脑子里头没写出来。 

费：1952年之前，我和钱伟长在清华一个管文科，一个管理科。 

●您在上海大学讲过，你们俩搭配得很好。 

费：还有一个教务长是周培源，头头是叶企孙，他是个好人，是被人害死的。 

●实际上1949－1952年是在管清华的事。 

费宗惠：从1952年以后到民院，民院开始建起来了。当时在搞基建，所以1952年在城里住了一年。 

费：房子盖好，教授找好。总务长是个老红军，吴家兵（音），真正的长征干部，他是个好人，典型的红军。 

●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是什么时候？ 

费宗惠：副局长和民委副主任基本上是在1956－1957年这一段时间。 

费：是，一年连升三级，红得发紫。 

●民委副主任相当于副部级？ 

费：我在专家局时提出知识分子问题。李维汉说就是你提出之后，里面觉得要搞知识分子问题，搞大了，一直搞到“文化大革命”。 

费宗惠：其实知识分子问题，在知识分子改造的时候就提出了，在清华的时候就开始了，然后才是公私合营。肃反－改造－合营是这么一个过程，你把时间弄颠倒了。你再提出知识分子问题那是后来的事了。他们说你是改良主义。 

费：我实际上是带头改造。我讲完了，大家知道应当讲些什么，成了样本。所以要问我现在的功过，这是很大的过。 

大哭一场，大笑一场 

●我们从头说起。从1950年代初，对知识分子，第一步是从思想改造开始，那个时候你是什么感受？ 

费：我也要改呀，心悦诚服，而且觉得很懂了，应当怎样说话，怎样批判，我有一套东西的。我要做样子出来让大家都这么做，示范性的。这个我一直到现在都认为我有罪的，我对知识分子不起。 

●写《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时候，那是反过来帮知识分子说了一些心里话。 

费：在写《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时候，我是客观主义。知识分子到底什么样？我是专家局的副局长，专门研究知识分子的，其实他想出来，就是要搞知识分子。所以是我向徐冰讲的，他没想到知识分子要搞，是我提出来的，我就明白里边提出来要搞知识分子。我要解决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我感觉到知识分子是个问题，要研究，那么我自己去研究，写了点东西，有一点儿出来了，到比较熟悉的知识分子客观存在的样子，我摸出来了。我对知识分子也看穿了，没有多大本领，都是假的本领。自己吃饭的本领有，真的要管理世界的本领没有。那么再下去，就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我是主张慢慢改，要同马克思主义合流。 

我以为会听我的，周总理对我还不错的，我对他们有影响。我准备真正的走合理的改造道路，改造是肯定的。 

●但要温和地、渐进的改造。 

费：渐进的改造。其实还是西方思想。 

●所以把你打成右派，你是很意外的。 

费：是很意外。我没有想到，我当时红得发紫。所以宣布我是右派的时候，我大哭了一场，大笑一场，解决了，我懂了，历史是怎么一回事情。 

●您是在1957年的下半年，大哭一场，大笑一场？ 

费：是。就是那一天，回到民族学院，宣布我是右派了。他们也很复杂，决定我是右派也是很复杂的事情，我一直帮他们的。他们后来也承认，统战部后来帮我的人不少，李维汉帮我的，到后来也是他把我弄出来。所以我受的罪不多，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才真的开始。我开始还承认这个方法不错，思想改造的方法，1957年的时候我很同意他这个方法。 

●打成右派的时候，没有把你下放到北大荒这些地方？ 

费：没有。待遇还是一样的。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是真的，不好受了。思想改造我还是接受的，仅仅是两方面合作的人所以我觉得不太好，现在觉得不太好，知识分子旁边的人呐。 

“是士，是玉，不是石头” 

费：我对这个队伍看不大起。但也没有垮，那时顾颉刚等人还在。真的像顾颉刚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多了，一般知识分子都是同现在的知识分子差不多，都没有本领，没有气节，没有东西。 

●那您这个看法是怎么形成的呢？对当时您那一代知识分子评价不高，认为他们都是很浮夸，不脚踏实地。 

费：不是浮夸，是庸俗。不可能靠这批人。 

●那这个看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 

费：这个我要慢慢想。因为我是实地调查的人，我接触的事物很多，我附近都是知识分子，我看穿了他们。 

●这可能跟费先生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有关系。总是脚踏实地，经常要走出书斋到民间去，看看老百姓真实的生活，是一个贴着地面步行的人。一回到北京、上海，看到那些大学里面的夸夸其谈的教授，他们讲的根本不是中国，是另外一个中国。又觉得他们争名争利，所以您会说他们庸俗？ 

费：要靠这些人，中国起来，不行。所以寄希望于毛泽东。 

●那您是在1949年以前就有这个看法，在民盟活动期间就有这个看法。 

费：是的。对旧知识分子，我一直看不起。在我眼中，真正好的没有几个，好的知识分子，有点学问的。像冯友兰、金岳霖、曾昭抡这批人，我是欣赏的。自然科学里也有点好的，可是也不是好在哪里，叫他们来治国、平天下，又不行。到胡适的朋友——丁文江，我认为他有点本领的。像丁文江这样的一批人太少了。 

●您也是这个看法？我也是这么认为。我觉得二三十年代就这么几个知识分子是好人，其他人都不行。 

费：都没有本领。在外国没有学到东西，回来骗人哪。 

●我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和先生您差不多，现在的知识分子也是很庸俗。 

费：庸俗是中国文化里面的一部分。现在我又有个想法，我讲讲最近我的变化。前面的事情我还要同你好好讲，我现在身体不行了，老了，要用你的笔来写了。最近我搞了一个题目，石头变成个玉，石器变玉器。 

●磨石成玉。费：石器是一样的，可是只有玉器才能救中国。可是玉器是怎么从石器中变出来的，这又是一个文化的大变化。最近我讲的知识分子，中国有一个君子论，孔子讲的：君子也，非小人。后来变成士。这个就是石器要变出一个玉器出来。这个思想就是要超出原来的一般的东西，是中国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有几个考古学的朋友，一起研究一下中国玉器的开始，怎么出来的，它对世界的影响，这个很厉害的。理呀，讲理，理出来了，更高贵，叫elite（精英），人里面也有elite，一直到现在，“领导”这个意思外国没有的。 

●领导也就是精英。费：我觉得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出来一些精英主义。组织起来是新的，这实际本身要搞个精英，但这个精英要真正是玉才好，但都是整个玉不容易。现在是石玉不分，没有变成玉，叫这个名字不行，真正的中国社会是靠这些分化，一个质地分化一个事实分化，分出一部分从石头里面变出一个玉，从石制的，经过工艺再变成elite，再深一层，就出来中国文化的精华了。中国真的做文化的是这一批人。这个思想我慢慢发展。 

●上午陈群提到的一个问题，她说费先生的姐姐费达生当初在日本学成回国，马上把她学到的东西跟底层的老百姓的生活结合起来，而且她全身心投入，您曾在《复兴丝业的先声》中说她“除了一种宗教性质的热忱之外，是没有凭借的”。她问费达生先生的这种宗教情怀是哪里来的，我说下午可以把这个问题拿出来问问费先生。我觉得那一代精英有这个东西？ 

费：这是变精英的过程里面的因素。 

●你说中国是没有宗教的，但是“五四”以后那一代知识分子，有一些先进的人是有宗教的，有这种宗教般的热忱。 

费：像顾炎武等都是一样的，都有这个东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费达生先生的资金从哪里来的呢？费：她推广的是技术，真正懂的是她的丈夫，后来嫁给他。 

●我最佩服的就是这样一群知识分子，像晏阳初、梁漱溟，还有费达生等，无论你是在日本还是美国学到的东西，你不是在大学里面骗人，而是拿下来，到民间去，给民间增加福利的这一批人，这是我很佩服的。 

费：这就是士，是玉，不是石头。 

●但当时像这样一批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让你产生庸俗的看法。 

费：就是我摸出来的绅权。这一条线后来不许我讲了。若再发挥下去，这一套就来了。 

●其实这个绅权是应该伸张起来。 

费：美国有人批评我，为什么乡村工业这一路长出来，绅权那一面没有长出来？我其实准备做这套东西，但后来封闭了整个这套东西。 

●那就是说，二三十年代你曾经提出过中国不光要有民权，还要有绅权？ 

费：绅权不光是要有，本身中国文化里面有这个绅权。皇权、绅权、民权都有。 

●就是说这三种权都有，才有一个合理的结构。绅权这个思想很宝贵，后来被自己否定掉了？ 

费：不是否定，而是盖起来了，藏起来了，不能出来。我还要保持一个脑筋，保持一张嘴。这一路，一直没有发展。 

我这个绅权论没有发展出来。我的《乡土中国》，一个美国的教授，他翻译成英文，请教我书名，我起为from　the　soil。这本书（英文版）我找不着了。这里面讲了一段，前面的历史都清楚了，乡土中国到乡镇企业，到小城镇，这一路都清楚了，可是绅权这条路问我为什么不发展。 

●那美国人眼光还是锐利，一眼就看到这个问题。 

费：我不能发展。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不能浪费这一次的可能性，这是我从经验里面出来的。我的路子现在看来都有点超前，道理都对，可是还得走安全路线。现在我要在安全路线里面再发展一步，名字我已经想出来，叫“选区自理”。讲自理不要紧。比如我们老头子自理不了了，都要靠人了，靠谁呢？从单位包干制变到选区服务制，现在两制都有了。 

李：这个是40年代提出来的，50年代以后，实际上你一直想把这个弄出来。 

费：后来就搞民主党派了。 

●当时民盟在1945、1946年的时候对共产党寄予厚望，共产党也把民盟视为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政协谈判破裂后，共产党退出，民盟也跟着退出来。 

费：可是我们也服了毛泽东了，毛泽东有魅力呀，现代知识分子都服他的，他的诗才，词才都很好，服了，服了。 

与毛泽东的交往 

●1949年以前，费先生见过毛泽东吗？ 

费：见过，到他家里面吃饭的。 

●他称赞费先生跟他一度称赞梁漱溟是一样的。他看中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人，就像费先生这样的社会学能够贴近社会现实，不像一般知识分子只能说一些老百姓听不懂的洋道理。他说的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现实生活当中的事情，他肯定是欣赏的。 

那您既然打成右派，他还说您文章好，怎么不作点指示来改变您的处境？ 

费：他请我到他游泳池旁边谈话（1957年），他说：不要紧，右派有什么关系。我自己戴多少帽子啊。他肯定他自己的话是对的。帽子戴上去，会飞掉的。他真的飞掉好几次，他一直在帽子底下作事情的。 

●当时在游泳池旁边，他找您谈话总有个主题吧？ 

费：他请我吃饭，大家瞎谈。这一聊，聊出很多东西出来。他说：千万不要学苏联。这是1957年之前的事，我和冯友兰一起到他家里面去吃湖南饭。吃过两次饭，无话不谈。他说：千万不要学苏联，一学就不要革命了。 

从右派到副委员长 

●那时跟储安平还有来往没有？ 

费宗惠：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都有来往。 

费：一直到死啊。 

●两个人都打成右派，老关系还在。 

费：后来他说《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应该在他的杂志上发表的，他说你再写一篇，我就写了《早春前后》在《观察》上登出。他当面跟我说，“你为什么把好文章给人民日报？”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是李维汉打招呼的，希望先生出来写的？ 

费：我成右派后，李维汉请我吃西餐，在现在的欧美同学会。 

●那个时候工资啊等待遇都没有变吧？费：当四级教授。他们问毛泽东怎么办，他说：教授还是教授，可以工资降一降。所以从二级到四级，钱伟长从一级到三级。住房都没有变。 

●那就在民院里面继续教书？ 

费宗惠：没有，没有资格了。 

费：那就在家里做研究算了。 

费宗惠：后来正好让他们搞中印边界问题，提供谈判的资料。 

费：现在争的地方，麦克马洪线、墨脱。克什米尔那个地区。 

●那都下去调查过的？ 

费宗惠：没有，找资料。找古代文献，外国文献说明这块地方原来是我们的。冰心、吴文藻、潘光旦、爸爸等几个大右派都在做这个。 

费：打成右派之前，我还在做民族工作，在搞社会调查。 

费宗惠：出了四套丛书，叫《民族译丛》。 

●说起来，广西那个地方的民族问题也很好玩，听说壮语是人工制作的产物？ 

费：是没有文字的，然后用的是拼音。这是周总理提出来的，定出一个标准符号，适用于一切民族。他们没有文字，就为他们制造文字。 

●像费先生这样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当右派，日常生活还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 

费：没有痛苦。到了“文革”就要死了。费宗惠：他没有影响，对我可有很大影响。1958年我上大学就有问题了。 

●那时候是40岁到50岁的样子，对学者来说是人生黄金时段，可以出东西的。 

费宗惠：可是每年还让你们去…… 

费：旅行。 

费宗惠：所谓的视察。因为还是政协委员。1959年给你摘了右派帽子，还在政协，政协委员就可以出去视察。 

费：还是毛泽东的指示，这些人第一还是教授，第二留在政协。 

费宗惠：所以你们几个人都摘了帽子，你，潘光旦等，算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叫摘帽右派。 

费：在“文化大革命”是死老虎待遇，是陪斗。斗还是斗，还是客客气气的斗。 

费宗惠：不是走资派了，不掌权了。费：后来叫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这段坎坷将近二十年。费：23年。到1980年（平反）。费宗惠：其实1979年就有这个意思了，胡乔木叫你恢复社会学嘛。 

费：所以，没有胡耀邦我们出不来。 

●那胡乔木来找费先生的时候，您还是个摘帽右派？ 

费：是，还没有正式平反。平反也很复杂，是说表现的好，不是说做错了。 

●那到人大是什么时候？费宗惠：1989年进人大，1989年前在政协，当政协副主席。因为楚图南从民盟的主席退下来让爸爸做，这样上的人大。胡愈之死后，楚图南做的民盟主席，楚图南做的人大副委员长，他做了一年就不做了。然后到1989年换届，爸爸上去。反正民主党派的主席，肯定是上人大当副委员长。 

●做副委员长做了两届。 

费：做了10年，到1990年。 

●做副委员长有分工没有？ 

张：到1993年分工了，联系科教文卫。

“希望你能继续下去”

费：中国的思想有好几个头，有几段时间。你讲的是从五四开始西学进入，中西文化接触发生的问题，然后还出来一个中国本身的东西，否则不会出问题。现在材料不少，我脑子不行了，很多名字记不住。 

你的本钱最主要的是你自己经历了这一段“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你们是先是主动，后来变被动，我们也是先主动后被动。我是你的对立面，等于是从你这边看我们的思想是怎么来的，后来到她们（指着陈群）这一代。现在我是不清楚了，可是有一个大变，然后还要出来一个大变，在这个信息时代变化出在她们身上，要起一个大变化，这是不容易的。要弄清楚，不仅有意思，也很有趣。你有这个本钱，我没有。 

●你的本钱比我雄厚，我30岁才进入学界。 

费：我不在这个主流里，一段时间我脱离了这个主流，被你们一冲冲出去了。 

●我们这一段时间如果说是主流的话，实际上是中国的历史走在弯路上面。这是要引起教训的。 

费：走在弯路里的主流。这种思想变化现在不敢说了，是不是中国历史非得这么冲一冲？否则旧东西不会过去。这个冲一冲有道理的，不会没有道理的。 

●当时费先生被排斥在所谓的主流之外，这段时间我想你的头脑不会停顿下来，你肯定在观察社会，在看“文化大革命”瞎折腾，你的主要的想法是什么？ 

费：这个在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写的比较清楚。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我们真的觉得思想非变不行，历史决定我们的。从金岳霖开始，他也觉得非变不行。 

●“文化大革命”魅力就这么大？ 

费：为什么这么厉害，我不敢说。像冯友兰、金岳霖等人都承认思想非变不行。而且认为是原罪论（sin），这个是历史给我们的，我们逃不出去的，非得把它承担下来。他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下把旧的文化打下去，打得很深，我们这批人是帮凶啊，真的。在我们自己的队伍里就不行了，投降的投降去了。 

李：当时是觉得你们自己的知识体系不行了，还是其它原因？ 

●是前一种情况。 

费：是知识体系不行了，历史不是我们的了。这很厉害，很深。这个覆盖面很大，潘光旦也是这样，认为自己也不行的。 

没有人清清楚楚，都不清楚，都在历史里面。现在可以看得清楚，所以你出来看看，你经过这一段，我经过那一段，我们可以在一起搞点东西出来。

谢选骏指出：费孝通一個學者，居然也要“接班人”——由此可見中國大陸“學術腐敗”程度之深。學術腐敗也需要接班人，而且還要百年不替！這是“保證兩個一百年”的具體措施之一嗎。

【42、蘇珊桑塔爲何在共產黨中國熱賣】

（一）

《美國的惡魔——德國明鏡周刊專訪蘇珊桑塔》（本文於2003/3/1發表在德國明鏡周刊；2003/3/20刊登於法國新觀察家周刊 羅惠珍譯）報道：

沒有任何機會能阻止這場戰爭，即使海珊將被罷黜暗殺或被迫流亡，美國人還是堅持佔領伊拉克，他們已著手重新規劃中東版圖。請看看布希政府的修辭用語，布希錢尼斐倫斯與包爾等人所指稱的「我們」，是一種皇家的「我們」，而不是憲法上的「我們」，也不是人民的「我們」。就算人們能提出證明，表示大部分的人都反對這場戰爭，布希與他的幕僚群會辯說「這個國家是由我們所運轉的」，美國的對外政策並不在民主的程序中，布希政府所採取的政策可以說是非常危險。 

包柏伍華德Bob Woodward ，在他的著作《布希上戰場》一書中說，九月十二日，倫斐斯與他的幕僚群已經開始討論先攻打伊拉克再打阿富汗的可行性，「九一一事件」打開了攻伊之門，美國政府負責對外政策的團隊已然發覺，至此要怎麼做都行了，一個新的激進路線成型，將美國的軍事擴張行動視為純粹的自我防衛。 

歐洲與美國的鴻溝如今看來距離更大，儘管美國是由歐洲不同社會的移民所組成。戰爭的問題不過是冰山一角，如果國美國有所改變的話，歐洲也已經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改變了許多，而且是戲劇性的轉變。以「死刑」為例，絕大多數的美國人無法理解，人們怎能反對死刑，對他們而言，不願使用「死刑」就是不願懲罰罪犯。如果有一個歐洲國家的成員說「我們當然可以懲治犯罪，只是我們不用殺人的方式懲治罪犯。」這樣的答覆大部分的美國人絕對無法理解，另一個差異是，歐洲的政府與民間都理解，在某些點上捨棄國家主權是必要且合理。 

在美國，這種把部份的國家主權交給一個國際性組織是百分之百不能接受的觀念。還有一個差異，歐洲是世俗的，極度的世俗，而大多數的美國人具宗教信仰，或者他們喜歡說自己是個虔誠的教徒，他們多數定期參加宗教儀式活動。美國在許多方面，其實相當無政府，容忍國家內部許多暴力，我想到一個極珍貴的權利是，人們受到威脅時習慣舉槍開火。美國同時也是一個喜歡說教的國家，布希老是說「我們對抗他們是文明對抗野蠻，善的美國對抗惡的軸心國。」這種說教很能深入民心。 

布希團隊對簽訂如科索渥協議或支持國際刑事法庭是有一套邏輯；既然條約像徵有可能因各國之利益而在利害衝突時，原本的協定執行受阻，那為什麼要簽訂呢？基本上美國不願意簽訂任何的協議或條約。 

如國美國要求聯合國支持攻打伊拉克，那是因為布希政府知道他們無法在三月或更早之前開戰，那只是個手段，因為需要好幾個月集合部隊與軍需配備，為攻擊做好萬全的準備。無可置疑的，美國也期望聯合國安理會的支持，以便師出有名，而且安理會也極有可能讓美國如願以償。但布希政府內部絕不會打消攻伊的既定主意，就算欠缺聯合國的結議，那也不過是證明了布希的用詞「不合情合理的」聯合國。 

如同許多我所認識的人，我參與非常多紐約的示威遊行，但我並不是和平主義者，我反對這場戰爭，可我並不認為所有的軍事手段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義的。我認為北約的軍事干預－制止對波士尼亞的侵略，非常有正義感。北約出兵是為了終止恐怖大屠殺，而維和部隊也確實達到這個目的，令人遺憾的是，如果北約提早進行軍事干預的話，也許戰爭就能提早二年結束。事實，上自一九九五年八月停止轟炸後，便不再發生民眾被炸死的事件，可是北約的干預並沒有徹底制止米諾謝維契蹂躪科索渥，很不幸，北約聯軍轟炸科索渥時，造成許多無辜民眾被炸死的慘劇。 

伊拉克。反戰的處境相當複雜，海珊是個壞事做絕的獨裁者，他曾造成國境內數千人死亡，我所反對的這個入侵行動，可能為許多伊拉克人熱切期待，我之所以反對這場戰爭，是因為還有許多解決問題的可能性，總會有轟炸城鎮之外的解決之道。舉個例子，北韓似乎更加證據充足，可是美國不會轟炸平壤，就算北韓在毀滅性武器的質與量之挑釁與威脅程度大大的超過伊拉克。美國根本毫無需要轟炸巴格達與其他伊拉克的城鎮，美國走向戰場，只為了要佔領伊拉克，可確定的是他們絕不會去佔領北韓。 

美國人從不因越戰的創痛而羞愧，由於缺乏真正的反對黨而導致一場不得民心的不義之戰。事實上，我們已經不是兩黨政治了，我們只有一個共和黨，另一個分支稱為「民主黨」，只有在選舉時，政黨內部有一反對勢力，但這些持反對意見的人，都不是政策制定的代表。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間，當時美國的政壇會針對國內與國際事務的重大歧異開放討論，如今都以協調代替辯論了。 

「九一一」之後，我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激起美國社會的憤怒，我收到許多威脅要我命的恐嚇信，也受到媒體猛烈的抨擊，人家稱我為「烏薩姆 賓 桑塔」，許多人簽名要罷免我的公民權並將我驅逐。「九一一」之後的口號United we stand「精誠團結我們站挺挺」，而我個人是如此解讀這個口號「不用思考，高高興興的愛國家，並高高興興的做所有人家交代你們做的事。」 

最令我震驚的是，與一般人稍稍不同的看法會被嚴重曲解，我說「九一一」的攻擊事件是可怕的罪行，絕對應受指責，然而，我們在事件之後經常聽到的－－那些劫機的恐怖份子都是懦夫之流，這樣的說法並不正確。一般人以此下結論，認為我歌頌恐怖份子，要不就說我為恐怖分子找藉口，實在荒謬。沒錯，當我們說一個罪犯很勇猛時，並不是說他的行動在道德的尺度上可以被接受。如亞理士多德所言，勇氣如果是一種美德，他恰恰不是道德裡的德性，而我以此論斷，「九一一事件」是與文明背道而馳的攻擊行為。 

我很懷疑「文明的衝突」這個表達方式，誠然在現代性的議題裡，有不少價值標準互相對抗。我是屬於佔人類人口一半－－女性這一邊，從現代性觀之，伊斯蘭基本教義對女性如鐘擺逆時針而行，我是生活在要求女性擁有同等權益負同等責任的地球的這一部份，很肯定的，所有宗教的基本教義之自然本質是損害女性的，而伊斯蘭基本教義之主張，正是對女性壓制並使之屈從最嚴厲的教義。伊斯蘭各種教派裡，越來越多的人信仰這支過激的基本教義流派，對現代性他們並不熱衷。所有回教世界的男性都動員起來對抗他們國家所承受的不公不義、經濟衰退、政治腐敗無能等，其實成為宗教戰爭的戰事之前的首要對象，並非對抗美國的帝國主義，而是引向女性權益的戰爭。 

為了讓中東地區更民主。這將可能是布希政府出兵以重劃中東版圖的最好理由，但是這樣就會更民主嗎？很清楚的，伊拉克人民只熱烈的期待能板倒恐怖獨裁者，我也真的期待海珊被推翻被殺死，但不是以美國軍隊侵略伊拉克造成無數民終死亡的方式進行之，伊拉克人民已經夠痛苦了。 

我們幾乎可確信，如果美國執行戰爭的意志，其結果將導致恐怖主義在外國更家盛行。另一方面也將削弱世俗的力量，即使海珊是世人所描繪的最大魔獸，他唯一的好處，可能是做為世俗界的魔獸。如果他被解除職位，伊拉克可能成為基本教義派體制，以政治權力而言，極端的伊斯蘭教派在回教世界獲得極大的迴響。在軍事的字眼上，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是無法「打敗」美國，但他們可以將危險帶到所有的民主自由社會，每個人將生活在威脅中，即今天我們所謂的「恐怖」，為了因應這種威脅，將產生新類型的社會，由軍事管制的社會。 

谢选骏指出：人説“美國的惡魔——德國明鏡周刊專訪蘇珊桑塔”；我看這不是在説她是一個“美國的惡魔”嗎。

（二）

“反抗隐喻的病痛——读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吴锡平 中华读书报）報道：

“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中一个属于健康王国，另一个则属于疾病王国。”这段话出自《疾病的隐喻》一书的引子，作思想者，作者苏珊·桑塔格关注的并不是身体疾病本身，而是如影随形附着在疾病身上的隐喻。所谓疾病的隐喻，就是疾病之外的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社会重。疾病属于生理，而隐喻归属于社会意义。 

长期从事文艺批评和小说创作的苏珊·桑塔之所以会对疾病的隐喻这个话题产生兴趣，源于她罹患癌症的切身体验。1977年，在桑塔格44岁的时候，她被诊断患了乳腺癌。在持续数年的治疗中，她接触到了大量的医生和病友，以及大量的有关疾病的文献。她深深地感到，在疾病带来的痛苦之外，还有一更为可怕的痛苦，那就是关于疾病的意义的阐释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于疾病死亡的态度。在很多人的眼里，癌症=死亡，死亡的隐喻缠绕着癌症，这使多患者悲痛和沉沦，甚至放弃治疗。不仅如此，癌症还隐喻着病人人格上的缺陷，“癌症被认为是这么一种疾病，容易患上此病的是那些心理受挫的人，不能发泄自己的人，以及遭受压抑的人——特别是那些压抑自己的火或者性欲的人。”这令桑塔格感到痛苦和愤怒：“不是如此这般的命名行为，而是‘癌症’这个名称，让人感到受了贬抑或身败名裂。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作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仅仅被当作疾病来看待，那大多数癌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等。”本来纯粹是身体的病，却被当作隐喻，从中阐发出种种道德、政治和文化意义。从自己的体验，桑塔格对此有了切肤之痛。她决写一本有关疾病隐喻的书：“我一再伤心地观察到，隐喻性的夸饰扭曲了患癌的体验，给患者带来了确确实实的后果：它妨碍了患者尽早地寻求治疗，或妨碍了患者作更大的努力以求获得有效治疗。我相信，隐喻和神话能致人于死地。” 

这本书分为两部分：“作为隐喻的疾病”及“艾滋病及其隐喻”，作者考察并批判了结核病、艾滋病、症等疾病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在“作为隐喻的疾病”这部分里，桑塔格以结核病和癌症为例，反思疾病隐喻的历史及危。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传统文化，都习惯于对人和事物进行等级制的划分，除了社会意义上的阶级阶层的区别，即使是人的身体也被区分“上半部”和“下半部”，那些生在上半身的似乎都是灵魂的病，而发生在下半身的则成了肮脏的、邪恶的病。这样的等级概念人为地割裂了人对身体的感知，使人对身体下半部所患的病羞于启齿，并会有犯罪感，仿佛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 

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中，结核病被描绘为一种使死亡变得“优雅”的“令人肃然起敬的疾病”，人们赋予因结核病而导致的死亡以道德色彩，认为样的死消解了粗俗的肉身，使人格变得空灵，使人大彻大悟，而这一切仅仅因为结核病的病患部位在身体的上半部。“肺部是位于身体上半部的、精神化的部位，在结核病获得被赋予这个部位的那些品质时，癌症却在攻击身体的一些令人羞于启齿的部位（肠、膀胱、直肠、乳房、子宫颈、前列腺、睾丸）。身体里有一个肿，这通常会唤起一种羞愧感，然而就身体器官的等级而言，肺癌比起直肠癌来就不那么让人感到羞愧了。”在身体的等级制度下，疾病也开始建立起森严的等级，而作为一种隐喻，它们又被带回到社会等级制中间，帮助区分人的社会身份。 

不仅癌症，其他一些严重的疾病更是陷入了形形色色的隐喻。比如人们通常以瘟疫来隐喻外敌、异教徒、反对派、某种非正统的道德风尚、革命和骚乱，以癌症来隐喻潜伏在自己内部的阴险的敌人，以梅来隐喻生活腐化和堕落，而肺结核带来的柔弱、敏感、苍白则被当成了一种流行的浪漫形象，似乎患上肺结核不是一种不幸，而是优美心灵在身体上的一种体现。在前一种情形下，疾病的隐喻被用来当作一种社会动员或政治迫害的工具，而在后一种情形里，疾病的隐喻则被用来抬高患者的精神地位和价值。隐喻之下的疾病不仅成了死亡的帮凶，更是政治压迫、种族歧视的工具。 

20世纪80年代，艾病逐渐成为一种新流行病时，桑塔格从中发现了那些古老隐喻的幽灵再现，在1989年她又写下《艾滋病及其隐喻》。她说：“对于艾滋病这种带来如此之多的犯罪感和耻辱感的疾病来说，使其从意义、从隐喻中剥离出来，似乎特别具有解放作用，甚至是抚慰作用。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不能仅靠回避它们。它们必须被揭露、批判、细究和穷尽。”

这是一本值得我们每个人关注的书病是一个隐逸的凶手，你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现身，人的一生中，几乎没有人能避免和它打照面。而且在现实世界里，不知名的怪病、凶险疾病层出不穷，比如近年来肆虐一时的SARS、禽流感、埃博拉等等，疾病不断地在挑战人类的尊严和信。因为“在科学的原野中仍有黑暗的地方”（爱因斯坦语），因为对死亡心存畏惧，因为情感的焦虑，也因为面对未知世界的鲁莽和草率，我们的社会里关于疾病的隐喻仍比比皆是：“乙肝歧视”、“艾滋歧视”、“SARS恐慌”……而就在我们中间，既有疾病隐喻的制造者、传播者、利用者也有受害者。病本身已让身体和精神蒙受痛苦，而隐喻这附着在疾病之上的象征意义则要施加另一层的重压：病及其隐喻，让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翻开这本书，我们可以跨越时空，和作者达成共识：对隐喻，摆脱隐喻，让疾病复归真实和理性。 

（三）

《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抗争癌症30年病逝》（ 2004年12月30日 北京青年报）報道： 

因为上海译文出版社年初陆续推出《桑塔格文集》而被国内读者熟悉起来的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12月28日在纽约凯特林癌症中心辞世。她的儿子大卫·里夫说，因为白血病并发症，同癌症斗争了30年的桑塔格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苏珊·桑塔格和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被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被誉为美国当下“目光最敏锐的论文家”。桑塔格以其卓然于文学之上独立而坚定的批判精神，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她评论的锋芒涉及先锋文学、戏剧、电影，集中体现了“新知识分子”、“反对阐释”与以“新感受力”重估整个文学、艺术的革命性姿态和实绩。 

本身患有白血病的她，写出令世人刮目相看的《疾病的隐喻》。在文章中桑塔格反思并批判了诸如结核病、艾滋病、癌症等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 

《反对阐释》是桑塔格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部作品集，是奠定其美国“现有的目光最敏锐的论文家”的奠基作。在她最新的论文集《重点所在》中，她的目光投向了现当代的重要诗人、作家、戏剧家、舞蹈家，以及各种类型的艺术、文学形式。她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是5月23日出版的《纽约时报杂志》上的长文《论他人之酷刑》，论及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事件与摄影的关系。在此文中，她将美国士兵与萨达姆的行刑队，甚至纳粹军队相提并论，再度引发了美国媒体的新一轮争论。（记者报道）

（四）

《苏珊·桑塔格辞世　享年71岁》（2004年12月29日网易文化 张玥晗）報道：

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于12月28日早晨死于曼哈顿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享年71岁。

据他的儿子David Rieff介绍，是因患有急性骨髓性白血癌，她患这个病已经30年之久。与病磨的这种斗争，深深的反映在她最著名的作品《疾病的隐喻》里。

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旬以来，她就是一个高度被关注的公众人物，其极富创意的评论涉及文学、女权、艺术、疾病等多个领域，此外还出版有颇为畅销的小说，甚至执导了几部电影。

桑塔格是现今全球“文化研究”领域中的风云人物。她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文学，而且由于其社会批判的力度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因为其独立而坚定的批判精神，她本人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 

苏珊·桑塔格：维护思想的尊严 

直至苏珊.桑塔格逝世，这位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的女作家，在国内依然属于部分精英知识分子的私人收藏。在他们的理解和阐释中，苏珊.桑塔格再次经历了自己所拒绝的——命运——被阐释。他们给她封上一个高不可攀的称号：“真正的知识分子”，成功地将她简单化，不可避免地和大众人群保持了遥远的距离。

她是谁？她究竟在做什么？他们所谓的“良心”是什么？和普通人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苏珊.桑塔格以她的一生行动，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地图。在这个旅人的地图上，她在医院，在战场，在抵达事物真相的最前沿，在被损伤被侮辱被遗忘的人的身边，她给予的不仅是同情或善意，更多是生为一个人的责任。——“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对社会负有责任，无论他们的职业是什么。这种责任甚至不是社会的责任，而是道德的责任。我有一种道德感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作家，而是因为我是一个人。”

1933年1月16日 出生 曼哈顿

苏珊.桑塔格出生后，一直由祖父母抚养。她的父母常年在中国北方做皮货生意，5岁那年，父亲在中国患肺结核逝世。

整个童年，苏珊.桑塔格都在对文学书籍的陶醉中度过，她迷上了莎士比亚、狄更斯、勃朗特姐妹、维克多、雨果、叔本华等人的作品。六岁时，她读到居里的女儿依娃.居里（Eve Curie）写的《居里夫人》，曾立志成为一个化学家，后来又希望成为物理学家。最后，她决定从事文学，成为一个作家。她说：“我真正想要的是将每一种生活都过一遍，一个作家的生活似乎包含了最多。”

1950年 结婚.学习 波士顿-伦敦-巴黎

苏珊.桑塔格很聪明，因为能读写，一开始上学就上了三年级。从北好莱坞高中毕业时，她才15岁。她上了柏克莱加州大学，17岁时，遇到了28岁的社会学家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10天后，两人闪电结婚。两年后，她随丈夫移居波士顿，诞下儿子戴维，同时考获芝加哥大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英语及哲学双硕士学位。她回顾时这样说道：“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做学生。”

1957年，她拿到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但四个月后转赴巴黎大学，深受到法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熏陶，在此期间，她阅读了大量的欧洲哲学著作，并结识了一批先锋艺术家，他们组成了一个由摇滚乐、新浪潮电影、新小说写作和存在主义哲学的新兴欧洲文化圈，苏珊.桑塔格深深被其吸引，并从此爱上了电影。

1959年 离婚 纽约

26岁，她回国，回国之后便要求与丈夫离婚，并提出不要资助独自抚养儿子戴维。离婚后，她携带了“70美元、两只皮箱、7岁儿子”来到纽约，在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宗教学。这时的苏珊.桑塔格依然混迹在纽约的先锋艺术家和反文化的圈子中，对当时美国的小说不屑一顾。而且她完成了小时候的梦想，在《党派评论》那类文化杂志上发表作品，她觉得能让5000人读到我的作品，就是天堂了。在1995年，《巴黎评论》对苏珊.桑塔格做的访谈中，她这样形容当时的场景：“到纽约不久，我在一个晚会上碰到威廉.菲力浦（William Philips），我鼓起勇气过去问他：‘如何能为《党派评论》撰稿？’他答道：‘你到杂志社来，我给你需要写评论的书。’第二天我去了，他给了一本小说。对那小说我并不感兴趣，不过还是写了一篇不错的东西。书评不久发表了，门就这样向我敞开了。”

1964年《坎普札记》 纽约

在给《党派评论》写的文章中，苏珊.桑塔格拒绝了编辑向她提出的选题，只愿意写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选择那些被忽略或少有人知道的作品，关注在前卫艺术家小圈子里当时鲜为人知的艺术试验。1964年，《党派评论》用20页篇幅刊载了《坎普札记》，令31岁的她引起纽约文化界的瞩目，同时写成的《反对阐释》成为美国1960年代的示范文本。

在《反对阐释》中，苏珊.桑塔格提出了她一生为之抗争的主张：显露真相，反对对艺术和生活的简单化和冷漠。她强调，艺术不是一种你可以翻译或破译的东西。观赏艺术品这一经历的目的不是为了说出其“真正的意义”，不要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作品的价值肯定存在于别处，而不在意义当中。重要的是恢复我们的感觉，我们更多地看，更多地听，更多地去感觉，而不是强加意义。 

在《坎普札记》中，苏珊.桑塔格强调了艺术的趣味，如同今天年轻人中流行的“恶搞”“无厘头”一样，人们在一样刻意造就的事物中发现了有趣，并成为无趣的对立面。在苏珊.桑塔格看来，赋予艺术品以意义，显然是一件无趣的事情，它局限了作品的多样性，甚至蒙蔽了作品的原样。

1976年患病 医院

得病是苏珊.桑塔格的思想的一个转折点。生病前的苏珊.桑塔格沉浸在文学艺术当中，在艺术思想中体现独特的趣味和智慧。但生病后，为了治疗，她穿梭于美国和法国的数家肿瘤医院，见到很多和她一样的病友，她开始发现认识到这个世界有很多隐喻和被遮蔽的真相。

比如，人人都可能患的疾病和生病的人，却在健康人的社会处于尴尬位置。患者沉浸在对疾病的幻觉中和他人的歧视中，自觉有罪。但苏珊.桑塔格却不认这种罪。她认为这是一个自古就有的疾病的隐喻，在隐喻中，患者和疾病都被妖魔化。

苏珊.桑塔格从不为自己的疾病感到羞愧，更不妥协这种命运——最初诊断她患了癌症的医生认为她逃不过这一劫。她接受切除手术，请求医生让她进行2年半的电疗。两年半后，她战胜了癌症，同时发表了作品“Illness as Metaphor”（《疾病的隐喻》），从文学作品和现实背景分析疾病的文化寓意及其深刻影响，探讨“仅仅是身体的病”为何会变成道德批判，又为何会转换成一种社会压迫和歧视。

1993年《等待戈多》 萨拉热窝

生病以后，苏珊.桑塔格更关心眼前的世界，她说：“我力图理解我所生存的世界。但我的思维很具体，也很实际。我用具体的历史现实衡量我的一切思想行为。”这种“具体和实际”代表着一种面对真相的态度，即亲身参与，拥有第一手知识和体验，才具有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1989年，她根据艾滋病的盛行，又写下《艾滋病及其隐喻》。

1993年4月，苏珊.桑塔格在儿子的邀请下，来到萨拉热窝。7月，她决定再回来，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一段时间。她问人们“我能做些什么﹖我告诉人们，我能写作，我可以在医院做护理工作，我能教英语，我能做戏剧导演等等。”于是，那里的戏剧工作者说，你能不能导演一出剧﹖。就这样，她导演了贝克特的戏剧《等待戈多》。后来，她在萨拉热窝出出进进有三年。

在《萨拉热窝等待戈多》一文中，揣了四只手电筒和很多电池来这里的苏珊.桑塔格写道：“演一出戏，对当地戏剧界专业人士来说是意味深长的，因为这使他们成为正常人”。经过排练，8月17日，《等待戈多》开幕。文章的最后，苏珊.桑塔格回忆着那个场景：“在信使宣布戈多先生今天不会来但明天肯定回来之后，弗拉迪米尔们和埃斯特拉贡们陷入悲惨的沉默期间，我的眼睛开始被泪水刺痛。观众席鸦雀无声。唯一的声音来自剧院外面：一辆联合国装甲运兵车轰隆隆碾过那条街，还有阻击手们枪火的噼啪声。”

后来有人问她，是否有人会认为你扮演了一个高高在上的救赎者角色。苏珊.桑塔格非常愤慨：“假如去过萨拉热窝，去过任何一个人们在忍受着同样痛苦的地方，就不会产生这种玩世不恭的或天真的问题。如果有人看到路上的行人摔倒了，并扶起他来，你会想到他们的关系是救世主和被救者的关系吗﹖这种花里胡哨的言辞正是当今那种使人们犹疑于慷慨行为的思潮的一部分。”

2001年9.11事件 纽约

从萨拉热窝到纽约，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区别以及人与人的误解，让苏珊.桑塔格发现现代社会的冷漠。人们不关心你刚刚离开的城市，不关心人们遭受的折磨、恐惧和侮辱，你无法向他们诉说你的感受，更无法冲破人的冷漠和无动于衷。世界被永远地分割为“彼处”和“此处”。她眼睁睁地看着人们在隐喻和自我蒙蔽中追求个人健康的幸福。

有人说，这是社会对自己形成的看法。苏珊.桑塔格在《“彼处”与“此处”》一文中写道：“从那些可以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的言行看来——是一个混乱的、不负责任的、自私的、懦弱的……追求幸福的社会。”

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9.１1事件以及之后的美伊反恐战争，更让年近七十的苏珊.桑塔格写下了《真正的战斗与空洞的隐喻》一文，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她说：“9.１1之后的口号：我们站在一起。在我看来，这意味着：要爱国，不要思考！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抛弃理性的行为占了上风，正是苏珊.桑塔格认为的最大危险。人不再自己思考事物的真相，而盲目的接纳隐喻所产生的狂热情绪。

2004年12月27日逝世 纽约

当苏珊.桑塔格逝世的消息传来，了解她的人为之感慨不已。如翻译家黄灿然所说，“人们失去了评估未来美国和世界重大事件的一个清晰尺度。更少了一个如此清楚冷静并具有良知的人。”

1998年，苏珊.桑塔格接受中国学者杨小滨、贝岭采访时，曾提过自己思考问题的方式，她说：“我更感兴趣的不是理论，而是基于描述真实的全面的解释，即参考了历史的全面的解释。每当我想到什么的时候，我就问自己，这个字的来源是什么？人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它的？它的历史是什么？它的中心词义是什么？它被发明以搅混或克服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们所作用的一切思想意义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时候被发明的。记住这一点很重要。”

在采访的最后，她告诉来自中国的友人，她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因为她的父亲在中国去世。她希望能够来到中国，当然“只是在我觉得中国之行对我自己，从精神上或人生上，或对其他人有利的情况下，否则我是不会去的。我不想仅作为一个旅游者去中国，那对我来说是不道德的”。

（五）

《论摄影》（苏珊·桑塔格著 高红 乐晓飞译 中国摄影家协会网）報道：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美国作家、批评家，著名女权主义者，被认为是当代最重要的理论批评家之一。她的写作领域广泛，以其才华、敏锐的洞察力和广博的知识著称。著作主要有《反对翻译》（Against Interpretation），《激进意志的风格》（Styles of Radical Will），《论摄影》（On Photography），《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 and Its Metaphors）和小说《火山情人》（The Volcano Lover）。本文首次发表于1973年10月18日《纽约书评》。 

我们仍然毫无进步地流连在柏拉图所说的洞穴中，使我们深深陶醉的仍然仅仅是一些照片，而非事实本身。从照片中获取知识与从更古老、更精致的图像中获取知识是不同的，因为我们周围值得观看的照片太多了。自从达盖尔以拍头像开始发明了摄影术之后，几乎世上的一切都被拍成了照片，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正是这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摄影欲望缩短了我们在柏拉图所说的洞中——即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囚禁期限。照片传授给我们一种新的直观的符号，它改变并拓展了我们脑中哪些值得一看以及哪些我们有权观看的概念。摄影业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使我们产生了可以把整个世界装入脑中的感觉——其实储存进去的是一本相片集。 

电影和电视是动态的图像，这些发光的图像把墙壁照亮，闪烁不定，然后便消失了。而对于静止的照片来说，图像本身就是件实物，分量轻，造价低，携带方便，而且易于搜集和保存。在戈达尔①导演的《皇家骑兵队》（1963）这部影片中，两个游手好闲的愚昧的农民受到以下这些允诺的诱惑而加入了皇家军队：他们可以掠夺、强奸、杀戮，可以对敌人为所欲为，还可以发财。但是几年以后，主人公迈克尔·安格和尤利西斯得意洋洋地从战场带回来给妻子的装满战利品的箱子中却只有上百张世界各地的摄影明信片：有些是纪念碑，有些是百货商店，有些是哺乳动物，有些是自然奇观，有些是交通工具，有些是艺术作品，还有其他种类的珍品。戈达尔以戏谑嘲弄的手法生动地表现了照片的那股说不清的魔力。照片可能是构成并深化我们称之为“现代”的这一环境里所有实物中最神秘的一种。照片其实就是被捕捉住的体验，而照相机则是人的知觉处于获取状态时最理想的武器。 

摄影就是对拍摄对象的占有，它意味着摄影者使自己与一个类似于知识——因此类似于力量——的世界发生某种关系。据说，使人们习惯于将世界抽象化为印刷字的众所周知的首次向异化的堕落，已经造成了现代无机社会所需要的浮士德式的精力过剩和心灵创伤。但比起印刷字，照片似乎是一种更危险的脱离现实世界、把它转化为精神实体的形式，它是人们拥有的关于过去和现在的世界面貌的大部分知识的来源。坦率地说，对世界的解释就是对世界的认识，绘画这类更为古老的直观表现世界的平面艺术类型，正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照片也带有其他纸制品常见的缺陷，时间长了，就会发黄。照片会遗失，会产生价值，会被买卖，被复制。照片包装了世界，它们自己似乎也需要包装。它们被塞进影集、贴在墙上、印在报纸上、收集在书中，警察们按字母顺序把它们排列起来，博物馆将它们展出。 

照片提供证据。对于那些我们听说过却不相信的事物，一旦出示了照片，其真实性似乎就得到了证明。照片的用途之一是能协助办案。从1871年6月巴黎警察利用照片对巴黎公社成员进行血腥搜捕开始，照片便成为现代政府对其流动性越来越强的人口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一个有利工具。照片的另一个用途是可以被看作是能证明特定事情曾经发生过的铁证。尽管照片上显示的事物可能并不真实，但人们总爱设想现实中一定存在着照片上拍摄的东西。 

尽管摄影爱好者身上存在着一些局限性（如水平不够专业）和一些矫饰做作之处（为艺术表现效果所致），但比起其他模仿性物品来说，照片与可观世界之间的关系似乎更单纯，因而似乎更能准确地表达现实。虽然保罗·斯特兰德和爱德华·斯泰肯②这些摄影界的艺术泰斗们拍摄的照片气势非凡，几十年来仍令人难忘，但他们缺乏那种最起码的将身边的事物拍摄下来的能力，而现在拥有一架宝丽莱相机或勃朗尼相机（美国柯达公司生产的一种廉价照相机）的人却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对他们来说，摄影是一种既方便又迅速的记录方式。他们随时拍摄快照，作为日常生活的留念。 

尽管照片是对事物的真实再现这一推断使所有的照片都具有权威性、吸引力和诱惑力，但从某种角度来看，摄影者的工作仍然是在艺术与真实之间进行着不易觉察的交换。即使摄影者尝试为现实服务，他们的心头仍然萦绕着一些如何表现美感和激发人们的良知之类摄影上的技巧性规则。三十年代末期，农业安全管理摄影活动的那些才华横溢的参与者（其中有沃克·伊凡斯、多罗西·兰格、本·沙恩、罗塞尔·李）会给一个佃农拍上几十张头像，直到他们捕捉到令自己满意的面部表情为止——那种最能恰如其分地体现摄影者本人对贫穷、绝望、剥削、尊严、光线、质感和空间的理解的表情。 

在决定该如何拍摄照片和在挑选优秀照片的过程中，人们总爱把各种标准应用到被摄对象上。尽管照片确实不仅能诠释现实，而且还能捕捉到现实，但它对现实的诠释功能却与其他任何艺术作品不同。的确，有些人在拍照时或不加识别、毫无选择地滥拍，或者过于畏手畏脚，但这并不能削弱整个摄影事业所具有的教导意义；照片的这种被动性——无所不拍——恰好是摄影的主旨和它的主动性所在。 

美化被摄对象的摄影作品（如大多数时装摄影和动物摄影）和朴实的摄影作品（如班级合影、单调的静物摄影和供警察局存档的嫌疑犯或罪犯的脸部照片）具有同样的主动性。相机的每种用途都包含有主动性，这一点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摄影“工业化”之前，即瓦尔特·本雅明③把摄影看作最伟大的发明那短暂的十年中，以及后来技术的发展使以摄影的眼光看世界的思想日益普遍的那几十年中，都是显而易见的。即便对于大卫·屋大维·希尔、朱利亚·玛格雷·卡姆龙、雨果和纳达这些在最初十年涌现的把相机作为绘画手段的摄影大师们来说，摄影的意义也与绘画的目的相去甚远。摄影术自发明伊始便提示人们它可以尽可能多地拍摄下来，而绘画却绝未曾有过如此广阔的视野。随后发生的照相机技术的“工业化”，也只不过是在继续实现摄影术与生俱来的一项本领：用照片诠释一切体验，使一切体验大众化。 

本雅明在他写于1931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探讨的摄影 “工业化”，在四十年后的今天所达到的先进程度是他本人都预料不到的。与人人都能使用的袖珍轻便相机的时代相比，拍照时必须举着一个笨重、昂贵的新鲜玩意儿——聪明人、有钱人和沉醉其中的人的玩具——的时代简直太遥远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英国和法国制造的第一批相机，只能由发明者本人和摄影迷来操作。那时根本没有职业摄影者，因此也就无所谓业余摄影者了。在这最初的十年中，摄影并没有明确的社会功用，它是一种没有报酬的活动——即艺术性的活动，尽管当时摄影尚未成为一门艺术。与本雅明的论断相反，恰恰是摄影的“工业化”使它成为艺术。“工业化”使摄影者的活动产生了社会实效，反对这些实效的力量激发并增强了摄影者把摄影作为一门艺术而进行的个性化实验中的自觉意识和审美力。 

近年来，摄影在群众中已经具有和性、跳舞同等的普及性——这意味着，与其他任何一种大众艺术形式一样，大多数人并未把摄影作为艺术活动来实践。它主要被用作一种社会仪式、一种抵抗焦虑的手段和一种表现权利的工具。摄影最早的一个广为流行的用途，是记录家庭成员或其他群体的成员所取得的成就。结婚照在结婚典礼中的地位变得与宣誓同等重要就已经有至少一个世纪了。照相机成为了家庭生活的一个部分。法国进行的一项社会学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家庭都拥有一部相机，而有小孩的家庭拥有至少一部相机的概率比没有小孩的家庭大一倍。未能给孩子拍些照片（尤其在他们幼年的时候）被看作父母不关心孩子的标志，正如不参加照毕业合影是青少年叛逆的象征一样。 

每个家庭都有一套能显示它的各种社会关系的照片。通过这些照片，每个家庭确立了自己的形象。只要能拍下照片并珍藏起来，那么照片上具体拍的是什么就无关紧要了。当摄影成为一种家庭生活仪式时，欧美一些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的家庭结构也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在规模较大的传统家庭的底座上凸现出患有幽闭恐怖症的核心家庭。摄影随之而来，成为巩固面临危机的家庭生活的一个象征性手段。那些苍白的痕迹——照片，是四处分散的亲戚们仍然存在的标志。一个家庭的影集里装的通常都是家族的照片——这些照片往往也是这个家族惟一遗留下来的东西。 

照片能使人们在想像中拥有飘渺的过去。同样地，它也能使人们拥有并不属于自己的空间。因此，摄影与影响面最广的现代活动之一——旅游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外出旅游时若不随身背架相机就显得不正常。对于那些神思恍惚、多少有些焦虑的度假者来说，照片是他们旅行了一次并玩得很快活的一个不可辩驳的证据。照片把人们在家人、朋友、邻居范围以外的消费活动记录了下来。人们对相机的依赖并不因旅游次数的增多而有所减弱，相机依然被当作是把一个人的经历真实再现的手段。对于乘船沿尼罗河逆流而上或在中国旅行十四天拍摄了大量照片作为战利品的旅游探险者，以及在埃菲尔铁塔前摄影留念的度假者来说，拍照满足了他们同样的需要。 

摄影能证明一个人的经历，但也能否定它——把经历转变成为一张照片，一个纪念品而已。现在旅游已经变成一个人处心积虑地积攒照片的行动。拍照这一行为本身对人们的心理就起到很大的抚慰作用。大多数游客只要一看到富有特色的景物，就会不由自主地拍照留念。面对美景佳境，他们无法产生别的感受，于是只好拍照。渐渐地这样一种旅游方式形成了：停下来，拍张照片，然后继续往前走。这种方法尤其受到那些患有工作狂的人——德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所喜爱。他们在旅游时还能做些与工作类似、使他们感到安慰的事——他们还能拍照。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最狂热的摄影者永远都是那些被剥夺了过去的人。生活在工业化国家中的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丧失了自己的过去，但在某些国家中，如美国和日本，与过去的决裂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创伤尤为深重。现在，怀揣大把美金、面带巴比特式④表情的著名的五、六十年代美国游客的形象正在被日本游客的形象所代替。日元的神奇增值刚刚把他们从监牢般的岛屿中释放出来。他们旅游时一般都武装着两部相机，一边屁股上一个。 

时下欧洲许多国家的周刊上都登载着这样一张整幅广告：一小群人紧挨着彼此站着，凝视着镜头。除一人外，其余所有人看上去都目瞪口呆、激动不已、心烦意乱。那个面部表情与众不同的人手里正举着一架相机拍照，他似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脸上甚至露出微微的笑容。显然其他人看到了什么，感到惊恐，这些人是被动的；而一架相机就使人采取了主动，成为窥视者。只有这个手拿相机的人才控制住了整个局面。 

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我们无从得知。知不知道并不重要。他们看到的是一件事——一件值得观看，因此也就值得拍下来的事。广告词由六个字组成，白色的字母自左至右出现在照片底部三分之一处的黑色区域上，就像正在从电传打字机上发送出来的新闻：“…布拉格…伍德斯托克…越南… 扎幌…伦敦德里…莱卡⑤。”无论是被碾碎的希望、年轻人的荒诞，还是殖民战争和冬季运动会都被照相机一视同仁地拍摄下来。 

最近出现的一些新闻照片——准备自焚的僧侣去抱汽油桶的照片和即将被钉死的躺在地上的巴基斯坦犯人的照片 ——之所以令人感到恐怖，部分原因是人们的这种意识：当摄影者所处的形势迫使他在拍照和求生之间作出选择时，他选择了拍照。对于摄影者来说，这样的选择很平常。当事者无法拍照，拍照者无法干预。相机随处可见的事实有力地说明了时间是由一些有趣的、值得拍摄下来的事件组成的。反过来，这一事实又使人产生这样的感受：任何事件，无论符合道德标准与否，只要已经开始，就应当让它进行下去，并最终完成，以便能使另外一样东西——照片——出现。事件虽然结束，照片依然存在。这样，事件就被赋予靠别的方式永远无法拥有的不朽（和重要性）。当活生生的人在那儿自杀或杀害别的活生生的人时，摄影者正在相机背后创造另外一个微小的世界——那个永存的影像世界。 

照相机就是一个小小的观察站，然而摄影这一行为并未仅仅停留在被动的观察上。摄影与窥淫一样，是在巧妙地 ——往往也是明显地——鼓励正在进行的事情继续进行下去，不管是什么事情。拍照——至少要拍到一张好照片—— 意味着对事物保持不变的面目发生兴趣，并把一切能使被摄对象产生吸引力的事物表现出来——必要时包括别人的痛苦与不幸，假如这恰好是摄影者的兴趣所在。 

“我一直把摄影当成一件下流的事情——这也是我最喜欢它的原因之一。”戴安·阿布斯（Diane Arbus）这样写道。 “我第一次拍照时觉得自己非常变态。”倘若一个职业摄影师苦心搜求被人们看作是淫秽、避讳、或是生僻的主题，那么他就会被看成是——用阿布斯的那个流行的词说——下流。可是今天越来越难寻找到下流的主题了。摄影究竞变态在何处呢？职业摄影师站在相机背后常常产生性幻想。或许摄影的变态之处就在于这些幻想表面上看合乎情理，而实际上却并不恰当。 

在影片《吹起来》中，导演安东尼奥尼安排由大卫·海明斯扮演的时装摄影师在费鲁什卡的身体上方猛烈地扭来扭去，手里“ 咔嚓”“咔嚓”地按动着相机的快门。的确是很下流。但实际上，使用相机并不是对人实施性骚扰的有利途径，因为摄影者和被摄者之间由一段距离隔开了。尽管照相机可能造成对别人冒昧的侵犯，可能会扭曲事实或利用他人，甚至可能会成为杀人的工具，但这一切都与性行为中的肉体接触不同，这一切都是在隔着一段距离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都带有某种超脱的态度。因此，相机无法被用做强奸的手段，连对身体的接触都做不到。 

迈克尔·鲍威尔（M5chaelPQlwddl）的那部引人人胜的影片《偷窥者汤姆》（1958）表现了一种怪诞的性幻想。影片讲述的不是一个有窥淫癖的人。而是一个杀人成性的摄影师。他在给女人拍照时用藏在照相机里的一把武器将她们杀死。回家以后，他把照片亲自冲洗出来，深夜一个人独自欣赏。他从未碰过那些拍摄对象，因为他并不想占有她们的身体，他只想看她们的照片，尤其是那些表现她们死前挣扎的照片。这部影片反映了性无能和占有欲、职业化的外表和残酷的心理之间的关系，而这些都是与相机有关的一些幻想。把相机比作阴茎，是每个人都会不知不觉地使用的一种比喻手法的肤浅的变体。无论我们对这种幻想的意识有多模糊，当我们谈及相机的操作时，还是会不加掩饰地使用“充满”、 “对准”和“射出”这些字眼。 

老式照相机比布朗贝斯滑膛枪还要笨重，上起胶卷来比给枪上子弹还要困难。现代照相机正试图做到与激光枪一样又快又准。有一条相机的广告是这样写的： 

雅西卡电动35GT相机定将成为您全家人喜爱的太空时代的相机。无论白天黑夜，随时为您拍出美丽的照片。此相机为自动型。您只需取景、聚焦、按动快门。其余的一切将由GT的电脑系统和电子快门完成。

照相机与汽车一样都是作为掠夺性武器——尽可能自动化、随时可以使用的武器——出售的。目前流行的趋势是操作上的简便和隐匿。相机制造商们向顾客担保用他们生产的相机拍照无须任何技能，他们的智能型相机能满足顾客最细微的要求，操作起来如同转动汽车引擎钥匙和抠动扳机一样简单。 

照相机与汽车和枪支一样，都是使人产生幻想的器械，用起来极易上瘾。然而，与一般的广告或文章中的夸张说法相反，相机并不像枪支和汽车那样可以致命。对于正在市场上像枪支一样交易的汽车来说，那些夸张的说法中至少有这样一点是正确的：战争以外的时间内，在车祸中丧生的人比在枪口下丧生的人要多。相机不能杀人，因此它给人的感觉是虚张声势——如同一个男人幻想着两腿之间夹着的是一杆枪、一把刀子、一件工具。但是，摄影这种行动仍然带有某些掠夺性的特点。拍摄人物便是一种侵犯——摄影者在相机后面观察着拍摄对象，而拍摄对象却无法看到自己；摄影者所了解到的拍摄对象的某一面是他本人永远无法了解到的。拍摄人像是升华了的谋杀，正如相机是枪的升华。摄影是适合在悲伤、恐惧的时候进行的软性谋杀。 

人们或许将学会用相机而不是枪支来满足自己的进攻欲望，这样做的代价就是一个充斥着无数照片的世界。从子弹到胶片的转变的一个典型，便是东非的持枪游猎队正在被摄影考察队代替。他们不再用望远镜瞄准器瞄准．而是用取景器取景。在世纪末的伦敦，萨缪尔·巴特勒曾抱怨道：“每片灌木丛中都有一个摄影者，像狮子一样吼叫着走来走去，贪婪地搜寻着猎物。”摄影者的镜头对准的正是那些处于困境、濒临灭绝的真正的野兽。 

在生态游猎这出独特的喜剧中，枪支变形为相机，因为大自然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它——那个保护人类的大自然。人们发现，今天的大自然已经变得危机四伏、令人痛心，总有一天会不复存在。今天的它反而需要人类的保护。当我们感到恐惧时，我们开枪；当我们怀旧时，我们便拍照。 

当今正是怀旧的时代，这一时代很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摄影是挽歌式的艺术，是衰老的艺术。摄影者所尝试表现的任何主题都会引起人们的伤感，每张照片都让人联想起死亡。摄影便意味着置身于他人（或其他事物）的生老病死、脆弱悲伤、无常多变的生存状态当中。照片把这些时刻抽取并凝固，以这种方式证明岁月无情，如流水一样冲刷走了一切。 

当人类生存的世界发生令人头晕目眩的飞速变化时，相机开始对世界进行复制。各种生命形式正在最短的时间内遭受最大数目的毁灭，恰在这时，一项把消失中的事物记录下来的发明出现了。正如影集里保存的已故亲友们的照片能消除他们的离世给人们带来的恐惧感和内疚之情一样，那些现在己被推倒的老房子的照片和那些现在已面目全非、变成不毛之地的乡村地带的照片，成为我们与过去之间的惟一联系。 

照片既给人以不真实的存在感，又是不存在的象征。照片——尤其是关于人物、遥远的风景或远方的城市的照片，就像屋中燃烧的炉火一样容易勾起人们的退思。照片带给人们的那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觉，与因阻隔反而增强爱意的人之间的思念之情相吻合。无论是一个女人的钱夹里的情人照片，少男少女床头贴的摇滚明星的海报，还是出租车司机的仪表板上方悬挂的孩子们的生活照——这些把照片当作护身符使用的做法表达了人们伤感的情怀，同时也体现了一股说不出的神奇之处，似乎照片真的能把人们与另外一个世界联系起来。 

照片还是一种最直接、最实用的挑起欲望的手段——正如某些人保存了一些能激发性欲的性感人物的照片用来进行手淫一样。而照片被用来激发人们道德情感上的冲动时，情况要复杂得多。欲望没有历史，它由各种各样的欲望原型构成；从这个意义上讲，欲望是抽象的。可是道德情感却与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历史的面貌一直是有形的，各种历史情况一直是具体的。因此，适用于使照片勾起人们欲望的法则和适用于使照片唤醒人们的良知的法则几乎是完全对立的。能引发良知的照片，总是与某一具体的历史情况相关；照片所表现的事物愈笼统，就愈难打动人心。 

一张表现人们所不了解的苦难的照片，若想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响，则必须拥有能激发人们感受的看待问题的立场和恰当的历史背景。马修·布拉第（Matthew Brady）所拍摄的战场上血肉横飞的恐怖景象的照片，并未使人们参加内战的热情有丝毫减退。而关押在安德森维尔的骨瘦如柴的犯人的照片，却激起了北方民众对南方的强烈义愤之情。（安德森维尔那组照片之所以产生了强烈效果，一定与当时照片对人们来说还是个新鲜事物这一事实有些关系。）六十年代美国人政治意识的觉醒，使他们在观看1942年多罗西·兰格（Domthealmg6）拍摄的住在西海岸的第二代日本移民被押往拘留营的照片时，能够认识到这组照片所反映的问题实质 ——美国政府对一大群美国居民犯下的罪行。那些在四十年代看到这些照片的人。没有几个能做出这样的判断，那时还不存在这种判断的思想意识基础。照片无法树立道德立场，但它能够巩固人们已有的立场，并有助于新的道德立场的形成。 

照片也许比活动的图像给人的印象更深刻，因为它们是凝固的，而电视图像则是流动的、未经挑选的，新的图像出现，旧的图像便消失。静止的照片却可以把“特殊时刻”转变成为一件能够被保存下来的物品，人们可以时常看看它。有这样一张照片，它拍摄于1971年，并在当时被刊登在世界许多报纸的头版上：南越的一条公路上，一个小孩全身赤裸着朝镜头奔跑过来。她刚刚被美军的凝固汽油弹击中，惊恐万状地张开双臂，痛楚地尖叫着。自1967年以来，这类照片一直对激发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反战情绪起着重要作用。每张这样的照片都比对野蛮行径的长时间电视报道更令人难忘。 

人们可能会想，假使能看到一些关于朝鲜半岛遭受的蹂躏 ——在某些方面比十年后越南人民所遭受的还要深重的生态和种族灭绝的照片，他们也许就不会对朝鲜战争采取如此一致的默许态度了；但这种假想并无多大意义。美国公众未曾看到这类照片，是因为从意识形态角度讲，没有这些照片得以存在的空间。美国人之所以能接触到表现越南战争的照片，是因为新闻记者的拍摄活动得到了道义上的支持。那时已经有些人对这场战争进行重新分析，认为它是一场野蛮的殖民战争。而人们对朝鲜战争的认识却大不相同——它是 “自由世界”为与苏联和中国抗衡而进行的另一场两杀。朝鲜战争既已被赋予这种特征，那么那些表现军事的无限杀伤力的残酷照片就会显得格格不入。即便当今发生的某一事件具有拍摄价值，揭示这一事件的实质的仍然是意识形态（从广义角度上讲）。照片永远无法构成——或更恰当地说，创造——一次事件。没有政治气候，人们便无法识别那些表现历史上的杀戮事件的照片的主旨。 

人们看到那些受压迫者、受剥削者、饥民和被炸弹轰炸的难民的照片时的感受——包括道义上的愤怒——能够达到何种强烈的地步，要看他们对这些照片的熟悉程度。六十年代比夫拉人挨饿的照片给人们造成的冲击，并没有威尔纳· 比切夫（Werner Bischof）拍摄的印度饥民的照片给人们造成的冲击那么强烈，原因是前者的表现手法太陈旧了。在许多人看来，现在一些杂志上刊登的生活在北非撒哈拉沙漠南部地区的图阿雷格人家庭被饿得奄奄一息的照片，如同重放暴行展览一样令人难以忍受。 

只要照片展现新奇的事物，就能使人们感到震撼。遗憾的是，人们变得越来越不容易激动了，这在某种程度上归因于恐怖照片激增的事实。一个人与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的首次接触可以说是某种启示，而且是当今人们惟一能够获得的启示，一种负面的顿悟。对于我来说，这样的顿悟发生在 1945年我在圣莫尼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南部城市）的一家书店偶然看到的纳粹德国的伯根·贝尔森集中营和达豪集中营的照片。无论是在照片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都从未见到过让我感到如此尖锐、深切的痛苦的事物。自那以后，我的生活似乎就被合情合理地分成了两部分：看见这些照片以前（那时我十二岁）和看见这些照片以后。我的生活因为这些照片而发生了变化，尽管直到几年以后我才明白它们所揭示的内容。看到这些照片有什么意义呢？它们只不过是些照片而己——它们讲述的那一事件我在当时几乎闻所末闻，因此也就无能为力；它们所表现的苦难我简直想像不出，因此也就无从去解除。我在观看这些照片时，某种东西破碎了，我突破了某种极限，而且不仅是对恐怖事物的了解的极限。我的悲伤与痛苦虽无可挽回，但我的感受中有种东西开始变得坚硬起来。我心里有种东西死去了，而另外一种东西却仍在哭泣。 

亲身承受苦难是一回事，在生活中面对那些表现苦难的照片则是另外一回事。后者并不一定能增强他人的良知和同情他人的能力，相反，有时它还会破坏这些美好的情感。一个人只要看过一次这种照片，他就会看到更多——而且会越来越多。照片能刺穿人的内心，也能使人麻木。通过照片获得对事件的了解毫无疑问比从未看过有关这一事件的照片更真实——想想越南战争吧。但是，如果一次事件过度地通过照片曝光，那么它的真实程度很可能会降低。 

无论是反映邪恶罪行的照片，还是反映淫秽事物的照片、上面的法则都同样适用。表现暴行的照片给人们带来的震撼将会随着观看次数的增多而逐渐减弱，正如一个人在第一次看黄色影片时所感受到的惊异与想入非非，会随着他观看更多类似的影片而慢慢消失。那种令我们感到气愤、痛心的禁忌感，并不比那种强加给我们对淫秽的定义的禁忌感更强烈。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涌现的大量关于不幸灾难和社会不公的照片，使每个人都对残暴行为有了某种程度的熟悉，这就使得原本很可怕的事情在人们的眼中变得更平常、更遥远（“不过是一张照片而已”）、更司空见惯。有关纳粹集中营的第一批照片最初出现时，并未给人以平庸乏味之感。三十年快要过去了，我们对这类照片的需求可能已接近饱和状态。在过去这几十年中，“公益”照片在唤醒人们的良知的同时，也造成了良知的泯灭。 

照片的道德内容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除了少数几个特例外（如纳粹集中营和越南战争的照片），大部分照片都丧失了它们最初的感情分量。一张拍摄于1900年因被摄对象选择得当而在当时造成影响的照片，今天可能更加使入动容，因为它拍摄于1900年。普遍存在的怀旧情绪会磨灭一些照片独有的特色和作者的创意。随着时光的流逝，美学上的距离感似乎已经成为人们观看照片时的体验的一部分。时间最终会把大多数照片——甚至包括那些业余水平的照片 ——定位在艺术这一水准上。 

摄影的“工业化”使得这一行业迅速融入各种理性的 ——即政府的——社会运转方式中。照片已不再是仅供观赏的玩物，它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一块点金石，它是对“现实主义”还原性方法的肯定。照片被一些重要的权力机构—— 尤其是家庭和警察局——用作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或重要的信息来源。因此，在世界各地的政府档案记录中，许多重要文件假如上面没有贴公民的免冠照片，便会被认定为无效。 

与政府机构的办事作风相一致的“现实主义”世界观，把知识重新诠释为技术和信息。照片的价值体现在它能传递信息，能向人们显示事实中存在的事物，是对事物的概括。实际上，照片的信息价值只受到警察、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重视，在其他人眼中，它的这一价值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在文化历史上出现了人人都有权知道“新闻”的思潮时，照片的信息价值才开始变得异乎寻常地重要。照片被看作是那些不愿阅读文字的人获取信息的手段。《每日新闻》仍旧称自己为“纽约的图片报纸”，试图把自己定位为平民报纸。《社会》的风格与《每日新闻》截然相反，这份专为熟谙时事的知识型读者设计的报纸上从来没刊登过一张照片。它的读者认为，照片无非是对文章内容的插图性解释而已。 

围绕照片这一主题产生了对“信息”概念的新的理解。照片是凝炼的时间和空间。在一个有照片统治的世界中，所有的界线都是任意指定的。任何事物都可以和其他事物分离开来。惟一必要的就是对被拍摄对象进行各种各样的解释。照片映照出由互不相连、独立的微粒组成的世界，而历史（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则成为一个各种插曲和社会新闻的陈述。现实变得渺小和“易于操纵”，同时也变得晦涩难懂。这是一种否定事物之间内在联系的世界观。关于照片，下面的说法可能最有道理：“这只是表面。请思考——或者感受、或者仅凭直觉猜想——它背后隐藏的东西，以及这样一张照片揭示的现实。”严格地讲，人们永远无法理解照片的内涵，人们仅仅被诱使着对照片进行幻想和猜测。 

摄影提示我们，接受相机拍摄下来的事物是一种了解世界的方式，但这恰好与认识世界相对立，因为对世界的认识是从拒绝接受世界的表象开始的。产生认识的一切可能性都以说“不”的勇气和能力为根源。严格说来，照片是否真的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还很值得怀疑。仅仅“提供”某种现实的简单的事实，并不能使我们充分了解那一现实的真实情况。正如布莱希特⑥所指出的那样，一张克鲁伯铸钢场的照片几乎不能说明任何事情。世界的真实情况并不体现在它的影像中，而是体现在它的运转过程中。世界是在时间背景中运转的，因此对世界的阐释需要时间。只有叙述才能使我们了解世界。 

通过摄影认识世界的局限性在于，尽管摄影能激发人们的良知，但它却无法成为最终意义上的道德知识或政治知识。就其本身而言，静止的照片传递给人们的知识将永远停留在感情用事的水平上——无论是愤世嫉俗的感情还是人道主义的感情。这样的知识将永远是廉价的知识——形式上的知识，形式上的占有，形式上的强奸，形式上的智慧。照片强烈地影响了我们的思想感受，它使我们觉得世界比实际上更容易接近。摄影给本已很拥挤的世界又增添了一个照片的世界，因此她无形中削弱了我们这个世界的价值，削弱了人们对世界产生新鲜感受的可能性。 

我们每个人都与照片发生着关系并迷醉于这种带有审美意味的消费主义，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成了在照片中纵欲的瘾君子，摄影成了一种光荣的精神污染形式。对美好事物的热切追求、对深入事物表象以下进行探索的不倦兴趣、对世界进行挽救与颂扬的强烈渴望——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从照片中获取快乐时所表现出的美好情感。然而，一同表现出来的，还有一些别的、令人生疑的欲望。 

①Codard，Jen-Luc，1930— ，法国新浪潮电影的重要代表人物、代 表作有《精疲力尽》、《疯狂的彼埃罗》等。 

② Edward Steinchen，1879—1973，美国摄影先驱，出生于卢森堡，促进摄 影成为一门艺术，对发展航空摄影作出贡献。 

③Walter Benjamin，1892—1940，德国思想家、文学批评家。他的文化思 想对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批评思潮的兴起有重要影响。 

④ Babbit，系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巴比特式 人物，指自满、庸俗、短视、守旧的中产阶级实业家或自由职业者。 

⑤ ICA，德国制造的一种著名相机。 

⑥ Bertolt Brecht，1898—1956，德国剧作家和戏剧改革家，代表作有《三分钱歌剧》、《四川一好人》、《高加索灰阑记》等。 （《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９）

（六）

《拾零与随想——关于"真实"的阅读笔记及其它》（王瑞 中国摄影论坛）報道：

1

郭力昕质疑世界新闻摄影比赛（WPP）的文章《新闻摄影里的西方观点》，秉持了美国文化评论家苏珊·桑塔格（Susansontag）在其《论摄影》（on photography）中的理论观点。这部重要的摄影理论名著，至今尚无中文译本，只有《现代摄影》杂志登过顾铮所译该书的头几个章节，令我们无法得以了解苏珊·桑塔格一家观念的全貌，是为遗憾。

郭力昕那篇文章的立论基于苏珊·桑塔格的这种论点："摄影暗示着我们能够以相机记录的影像了解世界，而这样的了解，与'认识'是背道而驰的，因为真正的'认识'必须由不以表像看世界做为起始。因此，她认为严格说来，我们从未能够透过一张照片而真正理解任何事情。"（见郭力昕原文）

对照桑塔格的这番理论，许多针对纪实摄影和论述以真实为摄影本质的理论，都有可能受到质疑。

苏珊·桑塔格是被美国以至西方学术界认为是激进派的文化理论家和文化评论家，被称为"美国才女"。由她所立论的观点，很有争议。拿她的《论摄影》一书为例，有人奉为经典，有人则视之为所有摄影理论著述中最差的一部。无论如何，苏珊·桑塔的文化理论观点，还是被西方学术界列为当代有影响的文化理论之一，可以作为维系引发全面理论思考的一家之言。 

2

可惜，当思路伸展到需要了解已有的西方摄影论述的原著汉译文本的时候．见到的是荒芜。知己知彼，"己"大约可知个一二三，"彼"呢？ABC只有点零星片断。我期待顾铮将已经做起来的工作做下去，这是知彼知己的一项重要工程。

在没有原著中译文本的情况下．对"彼"，只能靠猜度。当然这很危险。弄不好东西文化尚未理解，又拉出些南辕北辙的误解衍生物。

中国摄影理论似乎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开垦理论的花园。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伟人语录）。随想而已。 

尽管对"彼"，尚且所知有限。可中国摄影毕竟要走向世界。

对"己"，斗胆进一言：中国摄影界应该欢迎那些不提供教科书完成式理解答案的开放型（有理论列"开放性"为西方文化的主要特色之一）论理文章。每个人都应该学会通过独立思考，寻求拓展理论思维。

3

其实，所谓"摄影的特性"，以至被大量的理论观点定义为"摄影的本质"。

苏珊·桑塔格对摄影"认识"世界的质疑，涉及到对"真实"定义的哲学思考。

为此，我反思：中国摄影理论基于哲学性质的成分有多少？

暂且循苏珊·桑塔格的理论观点，切入摄影真实的哲学层面。她认为严格说来，我们从未能够透过一张照片而真正理解任何事情。"

言之过甚？或耸人听闻？！我最初也有这种感觉。且让我们撇开个人成见，再按桑塔格之言进而推展。

取用桑塔格对认识真实的哲学层面分析，相形之下，在现象层面演示的"摄影真实"，难免带有"缘木求鱼"的具体局限。

就如用方框型的摄影取景，卡下立体全景世界里固定的一个又一个平面小方块。当摄影还无力超越这种特定局部方块的有限制约时，图像"真实"所表达的只不过是特定方块的局部真实而已。

但是也有一个说法叫"一滴水反映整个世界"。能吗？如果成立，成立的条件是什么？或者只是一种诗意的夸张说法而已？ 

桑塔格的理论观点究竟是拓展了我们的理论思维．还是要将我们的思考引入迷津？

或者我们欠思考深度的"理论"本来即在迷津之中？知此，则已经拓展出了思考的理论空间？

4

与在日本留学攻读比较文化博士学位的顾铮通信，他想全译桑塔格《论摄影》的整个文本。懂摄影的顾铮汉译西方摄影论著下手较早，却苦于没有发表的园地，如今又碰上了版权的问题。可叹中国摄影界错过了时机，倒是中国哲学界和文学界抢先翻译出版了大批相关西方论著，为理论建树和专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时不再来。如今要译《论摄影》，必得找到桑塔格本人或者她的代理人，商谈版权购买或者出让。顾铮托我在美国寻找桑塔格其人，我关在美国文化界门外，上哪儿去找这位名人？

终于在报上见到了桑塔格的踪迹，她去了硝烟弥漫的前南斯拉夫、现波士尼亚的战场之城萨拉热窝、时间是1993年8月。有一篇题为"萨拉热窝围城的文化意涵"的通讯报道中披露："一个'文化抵抗'的联合阵线最近在萨拉热窝组成，囊括了留在城内的艺术家、作家、记者及演员、并邀请全世界的人前往加盟，让文化活动继续在萨拉热窝城内热烈进行，直到战火停息或全城落入'野蛮'敌人之手。"其中的文化活动"有一项摄影展，展示围城以来各阶段的照片，强调凸显萨拉热窝多元的风貌"。桑塔格再度激进："美国文化界的名才女苏珊·桑塔率先响应前往萨拉热窝久居。她要在萨拉热窝执导贝克特的名剧《等待戈多》，然而我们却不知道萨拉热窝将会等待到什么。"

在那份报上我首次见到一张苏珊·桑塔格的照片。我看着她那正视着读者的眼睛，在心中问；"我现在到哪里去找你？"等待桑塔格，似乎也有些等待戈多的意味。

不知桑塔格参观了围城影展之后有何感想？如何与她的认识其实世界的摄影文化理论对号？ 

也许她在执意执导荒诞派名剧时，将那些围城照片理解为荒诞的真实。

于是我想到在我们中国摄影者的眼中，真实的表达尚且锁定在传统的逼真写实表象上。我们需要理解此外的其它种种真实，包括荒诞的真实，或许更其贴近桑塔格所谓的"真正的'认识'"。

由此我又深一层地渗入桑塔格的摄影观念。或者算是又自以为是地把她的观点胡猜进去一程？

5

中国摄影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摄影史》一书，开卷揭示"中国古代对摄影光学的贡献"，有"墨经光学八条"和沈括的"小孔成像"理论等等。

对照翻检当代中国摄影理论论文，则尽在旁征博引西方学说之种种，而且往往是从二手资料中断章取义。（本人恐怕也逃脱不掉干系。）

于是，我追查祖宗的文化遗产。有墨子与沈括的科学论述，有老子与庄子的智慧，还有从哲理观照人生的佛学道理。阅读一位名叫李斐之人的心得，以东方人的见解阐释认知世界的哲理。其一："色即是空。一切物质现象的存在，都没有实体。空即是色。一切的实体现象，也是物质的存在。"似乎在狡辩，或许不然。

"色"、"空"的概念，乃是佛学的基本观念。色相，即我们看到的景色现象。色空，则意味着这些景象不能永久存在，皆会消逝。

佛理所谓的"色"，以我之见，十分接近甚至等于摄影所做的事情。而佛理对"色"的认知，是说"色"乃变化过程的景象部分。进而，一切短暂显示的现象，最终都会消失掉。这等理解，对于我们摄影实践者来说，很有切身体会：一瞬间没抓拍得到，就过去了。而我们在叹息错失良机之余，多有情绪的惋惜，却少哲学的思考。

佛学在静思中省悟。而"悟"的根本是不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

我尚且无从追查苏珊·桑塔格赖以形成其摄影理论的文化结构，而她的"真正的'认识'必须由不以表象看世界做为起始"的观点，与东方文化的认识论颇为契合。

从以上的错综交杂中，我理出了线索，"真实"在被低层次讨论的一勺烩粥锅里，其实蕴含有两种意义。

举佛理为例，"色"不等于世界真相；"色相"是过程景象，必然消逝，沦为"色空"。以摄影附之，拍摄是抓取"色相"，结像的底片和照片是"色"，而"色"终为"色空"。摄影抓到的是事情过程的景象，只在"色"的哲学层次，是为"色空"的表相意义。似乎摄影的真实，只算是目前一刻的景象真实而已。我们惯常惋叹没能抓拍到理想的瞬间，其哲学含义即为"色空"，失去的便永远消逝。这个看似玄奥的哲理，如此想来并不费解吧？这心理是每个纪实摄影者一而再、再而三体验过的，只是未必探入到哲学层次去理会罢了。

于是，另一种体现真相的"真实"，便在表象之余存在着了。那个"真实"便是"认识"的真实。反过头去看"色即是空"与"空即是色"，就有味道了。智慧的味道，辩证的味道，老庄的味道。含有某种苦涩的味道--摄影真实的特定局限。

佛理进而推之，生命不应执著于"色空"。意为：将"色空"（变化过程的景象，也就是我们摄影所孜孜抓取的那一层事情）当真，即为被迷惑，执著于迷惑，是为执迷不悟，便无法认识到其正的世界，无法把握世界运行的规律。

于是李斐其人在"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之后．贴近现实议论道："什么是至美呢？不过是别人眼睛下反射影现的幻像。假如没有别人的称赞，没有镜子的反射，没有摄影机的依赖，没有衣饰其他的假借．谁敢昂立说自己是人体的至美呢？"

对摄影所摄取的"真实"，我们有多深的哲学思考呢？

在做了必要的理论思考之余，对那些一厢情愿地出于摄影本位主义的理论之大话，我们是否应多持些虚怀若谷的保留呢？

6

阅读中国摄影家协会编的《摄影艺术论文集》（1989－1994）。

细阅其中陈晓琦一篇内容不空的论文《论摄影方式》。其结尾结论："到这里，我们已经分别简略地论述了框架分离、瞬间定格和技法强化三种基本表现方式，摄影作品无一例外地在使用这些方式塑造形象传情达意，并在摄影家的创造性运用中呈现出无限的丰富性。这三种方式在实践上是不可分离的、共时的、统一的。所谓摄影方式就是这三种基本方式的统一。概括地说，摄影方式的表现功能在于它改变了一个对象在现实中原有的存在关系、时空关系、逻辑关系等等，重新建构了形象的内在关系和外在形式关系，从而体现了作者的观念、情感和创造力．"

陈晓琦此文所论，并未界定纪实摄影或艺术摄影之区别。因为本文意在探讨关于"真实"的命题，故我从这个角度看，陈晓琦所下之结论，套在艺术摄影上并无疑问。然而统一摄影方式，若套于纪实摄影尤其是新闻摄影上，如何？若陈晓琦认为其论可以包括纪实摄影和新闻摄影而非专指艺术摄影的话，无疑他关于"摄影方式"的种种"对象在现实中的原有'关系的'改变"，意味着摄影是"体现了作者的观念、情感和创造力"的故意行为。

因此，陈晓琦的改变原有关系的投影方式论，可以用以验证苏珊·桑塔格的那段关于摄影的理论观点。

我认为按陈晓琦的如此理论推导下去，可以研讨摄影与绘画的艺术哲学的分野临界点。按陈晓琦以上结论性的"概括地说"法，"摄影方式的表现功能"与我所理解的绘画方式的表现功能，除了媒材的不同，没有其它区别。这便使我们重視摄影是否为艺术"的问题，摄影艺术的艺术性如果等同或足以被绘画艺术所替代，摄影之为艺术的独立性如何成立？

陈晓琦的"摄影方式"论我认为很有道理，他对摄影创作所做的较为透彻的理论分析，并不独立于"美术方式"的"表现功能"，可使我们深思摄影艺术与绘画艺术的孪生性质等等。而摄影之与绘画等美术之差异，寻找区别点的特质应在纪实摄影和新闻摄影方面。

7

郑鸣写于1992年的《摄影思维的轨迹》一文（见《摄影艺术论文集》），突入了摄影思维的哲学思考，难得。这篇不长的论文触及了深层的摄影理论范畴。

郑鸣的论点直指"真实"对于摄影与摄影理论的关键作用：

"摄影理论的苍白导致了摄影家内心的苍白。一方面，摄影家们极力把摄影推进艺术的殿堂，另一方面，随着'傻瓜'相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摄影家感到日暮途穷。摄影家得意于'真实'又失意于'真实'。因为人们通常以为照片或电影画面便是真实本身。许多摄影家为了显示与众不同，挖空心思采用种种技术和艺术技巧造成独特的视觉效果，把摄影与"真实'拉开距离，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概念，只有与'真实'拉开了距离的摄影才是艺术的摄影。郑鸣揭示了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什么"才是艺术的摄影"的困惑。真实与否，显然并非有说服力的区别方式。

我认为，中国摄影理论在郑鸣的摄影思维的轨迹中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思考。这篇论文被我视为中国摄影理论的一篇重要历史文献。

郑鸣在哲学层次的思维中对摄影提出了可以独立物质概念："摄影恰恰是将现实生活的图景抽象出来，成为某一个事件，某个特定环境和人物的符号。这是摄影同其它艺术的区别点。在摄影术发明之前，人类的艺术思维活动是将各种符号形象化，而自从有了摄影的参加，人类的思维就从漫无目的的游荡到了有限定、有疆界的另一片天地。

当惯常的摄影理论正凭着浪漫思维跑马占地以求在更开阔的原野中恣意狂奔之际，郑鸣注意的却是摄影的局限："相机构成摄影形式的两大要素：时间和空间，都有其捕捉能力的极限。"

在真正属于摄影自身的思维领域里深入，才有拓展的真实空间。郑鸣在理论上寻求"研究摄影思维轨迹的意义"，而非抢着营造缺乏思想根基的架空式的理论体系。我想，所谓"摄影理论的苍白"，是由于缺乏一个确有局限的立足点，失之于此立场，非但脚飘，思维的轨迹也往往纠缠乱套。

8

法国摄影家卡蒂埃-布勒松几乎是中国当代摄影人士顶礼膜拜的宗师，不论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皆如此。布勒松在人类摄影史上的位置确实重要，可是为什么在众多的大师级重要人选中，中国现代摄影格外垂青于布勒松？这是我想探讨的问题之一。

布勒松著名的"决定性瞬间"理论观点，在当代中国摄影人士心目中，具有放之摄影而皆准的至上意义。然而，我觉得中国援影人士对布勒松的理解并不全面，恰好只抽取了布勒松人生中的那个具有摄影意味的"决定性瞬间"，对于此外的相关前因后果尚且短知。

比如，相对于"决定性瞬问"杰作式的视觉精采，而显得朴实无华的纯影派摄影家阿杰特，是影响布勒松很大的先驱人物。而许多与布勒松同代的对"决定性瞬间"持疑义的优秀摄影家们，皆是中国现代摄影人士罕为聚焦的景象，对他们的创作手法与理论所知有限。"决定性瞬问"的布勒松，真实只不过是中国摄影人士在心目中基于主观心理所营造的一轮特定形象。

读到一篇台湾评论家高千惠评论照相写实主义女画家卓有瑞的文章《流派的普渡与美学的往生》，文中有一节谈及布勒松以及他对摄影与绘画两者关系的观点，可以引述出来观照上文扯出的话头： "布勒松在1979年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提到个人对于摄影与绘画的意见。他反对出版商以'决定性瞬间'评述他的技巧，认为'摄影，是在一刹那间同时对两方面的认识：一方面是认知一个事件的意义；另一方面是认知能适当去表达这个事件的精确构成。'而画画，布勒松则以为是摄影最好的解毒剂，可以舒缓从容，可以在每一线条、图形里一次次地缀补、修整中更接近真实。布勒松的'真实'当然不再是肉眼的真实，他的精神状态颇受60年代禅学之影响，即铃木大拙的"射艺之禅'中，射手与射箭是同一个现实的看法，其间，直接诠释了艺术家与主题的关系。"

布勒松是从绘画迈入摄影而后又从摄影返回绘画的双栖型艺术家。我在纽约国际摄影中心看大型布勒松摄影成就展，有一面墙上专门陈列着他给别人画的像，线条游动着贾克梅第素描的那种从乱线中揭示真相的追寻轨迹，那便是布勒松认为更接近真实“缀补修整”吧？对比摄影与绘画，布勒松进进出出的一番体会，岂止于一个"决定性瞬间"？不理解他的创作思想的人们，强制地将他悬浮在某一个易于援助自己一知半解的时空中，而剥离了布勒松全部摄影内涵的整体性。

由"接近真实"方面的布勒松之说发刃，我们惯常所言某幅摄影作品之妙，胜于任何语言的描述云云，很可能是用优质的画面去比较劣等的文字。若以同样优秀的一张照片，一幅绘画和一篇文字来描述一个人，哪个最接近直实呢？应当说从认识真实的立场而言，文字胜于绘画，绘画胜于照片。因为依其表达方式的极限，最受表象制约的就是照片的摄影。 

在理论上肯定摄影的意义，不应以取代其它门类事物的作用为概念偷换。摄影只能是摄影，所以布勒松在摄影不达之处施展绘画功夫，并视绘画为"摄影最好的解毒剂"。

作为中国的摄影人，从布勒松进入我们视网膜的那一瞬间起始，便无比激动并立下至死不渝的志向，崇尚布勒松为最能以摄影表达真实的圣手。也许，以摄影的瞬间方式抓取现象的最吸引人的创作形式，就是布勒松了。于是从一线久被封闭的门缝望出去，中国人对从动态中截取高潮瞬间的布勒松式技巧，情有独钟，以身相许。也许直要等到布勒松现身说法澄清自己，我们才肯告别一厢情愿的单恋，去探讨更广泛的摄影表现手段。 

意味深长的是，当我们将布勒松视为西方神圣时，他却早就回眸将由印度传入中国、再加上禅味又传入日本的东方认识论方式纳入了其创作意识。这很象东方人在学油画时无比沉迷于梵高，而梵高的油画风格又是受日本浮世绘形式的强烈启发。

由此，我们大约可以鉴定东方人为何对西方美术中梵高的油画和布勒松的摄影情有独钟，因为他们在其创作精神中融汇了使我们亲切熟谙的东方文化精神和形式。 

只是当布勒松以禅意体会"真实"时，我们自己却以其"决定性瞬间"的标签，将真实卡定在哪怕是一片精采的表层上。也许，中国的摄影在特定的年代里实在是违背真实地虚假得太深太久了，一旦有了浮出虚假的机会，就排命地抓住诸如布勒松抓拍技法等最能反证虚假的证明，以求自救。这是一种何其惨痛的对于真实渴求的心理经验，由于沉沦得难以自拔，以致在矫枉的冲动下对真实的理解阻于认知的重重障碍。

当我们死抓着布勒松取证摄影真实时（例如在理论上争论抓拍和摆拍孰是孰非），布勒松却给了我们关于绘画是摄影的最好解毒剂的玄妙之说。如此，才发现被牢靠地抓住的，只是布勒松的一件摄影外套，并非其人。 

郑鸣在他那篇上好的摄影论文中，精采地引用了人类摄影史上另一位重要人物柯特兹的名言："最好的照片我从来就没拍过，因为那一刹那是永不回头的。"

弄不好，柯特兹的这句话，会被认为是其抓拍技巧不若布勒松娴熟，而终于拍不出布勒松所拍的那幅某人跳水洼式的杰作，于是判决柯特兹在技术上干不过布勒松。我这里按某种思维逻辑编排的这一笑谈，并非仅想幽上一默而已。

柯特兹的那则"名言"，以禅味归结了摄影的极限，以及高手施展终生而硕果累累之后，仍然留下的无奈和遗憾。而摄影的极限，也正是摄影引为珍贵的条件，郑鸣对此结论得地道： "摄影的价值和生命力，除了承载任何内容时都可以被摄影家津津乐道的艺术性之外，更重要的在于摄影作品是无常自然中片刻的恒定，往往时过境迁之后，愈能显出其珍贵。"

事实上，郑鸣所说的"摄影理论的苍白导致了摄影家内心的苍白"，反映一些人在思维的轨迹上，既触不到西方的座标，也搭不上东方的线索，说到底还是文化意识的苍白。

9

在据说是俄罗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所写的《回忆录》起始，引述了剧作家梅耶霍尔德喜欢讲的一件事：法律教授讲人证问题时，突然一个流氓冲进来，教室大乱，接着便打起来。警卫带走捣乱者之后，教授要学生们讲讲刚才发生的事情．结果每个人对打斗的情形各有说法，对流氓的模样也各有描摹，有人甚至坚持说来了几个流氓。最后教授拆穿这件事是假戏，是为了说明未来的律师应当知道目击者的证词究竟有多少价值。 

一张照片难以揭示一个事件的真相，关于这个事件的一组多幅照片，应当能够接近事件真相。然而问题又出现了，将同样一组照片按不同顺序格式排列，对一个事件的认知就会有不同程度差异的理解结果。这就是电影蒙太奇技法的创作意义，同样一批镜头画面，经过蒙太奇手法的处理，可以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 

为此，身为摄影者应当清醒，经由自己亲手拍摄的照片在外人眼中究竟有多少价值。

10

看来，关于"真实"，并非如想象的那般容易求得与求证。

尽管终于有了摄影，又有了电影，又有了录影，又有了全息摄影，又有了数码摄影，又还会有别的什么影。

然而被人类的肉眼所能目睹的形象，相对于"真实"，终归皆近似于幻影。

我在此文中引述了许多别人的见解，再加上一些我个人的胡思乱想，无非还是想多明白些有关"真实"的道理。

摄影存在方式的哲学涵义，引申出去则是摄影者究竟在文化上能做到什么。当然，这类暇想（瞎想？），并不属于实用类知识的范畴，读者诸君想不通也丝毫不必介意。

关于对"真实"的追踪，努力未必白费．尽管这股傻劲的执着，也很有些等待戈多式的荒诞意味。

然而，世间总会有那么一小撮人，猛劲苦苦思索着这些漂渺的问题，追求绝对真实就象追求绝对真理。1995年7月——12月

谢选骏指出：人説——Susan Sontag 近日在書店看到蘇珊桑塔 （Susan Sontag ）新作《旁觀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 ）的中譯本，還在猶豫要不要買，就聽到了她的死訊。她在紐約一所癌病中心裡病逝，享年 71 歲。

桑塔其中一篇著名的文章，叫 "Notes on Camp"，以片斷式的書寫捕捉 Camp 這個詞彙的神髓。之前我看過她的《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與 《愛滋病及其隱喻》 （AIDS and Its Metaphors ），相當具啟發性。仍未看完她的《論攝影》（On Photography ）。今年五月，她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名為 "Regarding the Torture of Others" 的文章，評論美軍虐待伊拉克囚犯事件，剖析其背後被主流媒體所忽略的文化含義。我在六月號的《書城》讀到黃燦然的中譯《關於對他人的酷刑》。她的《旁觀他人之痛苦》，我還未曾讀到，只是在幾個月前林冠中家的讀書會上，聽 Kit 的朋友阿郭推介過。最近陳耀成把這本書翻譯成中文，不久前在《明報》也寫過一篇相關的介紹。

桑塔不單用筆書寫，還身體力行，於南斯拉夫內戰期間，跑到薩拉熱窩，在圍城裡給活於戰火下的人們導演舞台劇《等待果陀》。九一一之後，她在德國講學期間寫了一篇短文，批評美國國內不容異議的「愛國」論調，正在侵害民主政治。她又編導過電影，並曾在 Woody Allen 的《西力傳》（Zelig ）中客串亮相。三十年前桑塔曾患乳癌，這經歷促使她病癒後寫成了《疾病的隱喻》。近年她再度患癌，最後因血癌病逝。桑塔走了，世界因此又少了一把清醒而響亮的聲音。 

我看——蘇珊桑塔明顯是個“白左”，難怪她可以在共產黨中國熱賣。

【43、测定骨密度有助於健康】

《测定骨密度》（2009年9月19日）報道：

（一）

《骨质疏松的原因》（2006年10月17日 云南日报网）报道：

在很多人的概念中，骨质疏松就是“缺钙”。事实上，骨质疏松症还与蛋白质、脂肪、维生素D等多种营养以及内分泌、年龄和性别、运动等因素有关。

营养不均衡

钙缺乏。钙是骨骼的重要组成部分。骨质疏松的发生主要与机体钙缺乏有关。如果饮食中钙摄入量不足，或是肠道对钙的吸收减少，就会引起机体负钙平衡。为了维持正常的血钙水平，机体会通过增加甲状旁腺激素分泌等促进骨质溶解，使骨骼中的钙“迁徙”到血液中，从而导致骨质减少，即骨量丢失。这种钙入不敷出的状态长期延续，骨质就会变得疏松多孔而易于骨折。

膳食钙磷比例不平衡。膳食钙磷比例不平衡会影响钙的吸收。膳食中钙磷的适宜比例为儿童2：1或1：1，成人1：1或1：2。任何一种元素过多都会干扰另外一种元素的吸收，并增加其排泄。我国营养调查显示，居民每日膳食中钙含量为405.6毫克，磷为1047.6毫克，钙磷比例为1：2.6，磷的比例偏高，这也可能是我国骨质疏松症发生率较高的原因之一。

维生素D缺乏。维生素D可以促进小肠对钙的吸收，调节血液中钙的含量。日光中的紫外线可促进皮肤内的维生素D合成。如果人体对维生素D膳食摄入不足或缺乏日照等，就会造成体内维生素D水平过低，影响钙的吸收。

脂肪摄入过多。膳食中的脂肪，特别是饱和脂肪酸摄入过多时，会与钙结合形成不溶性皂钙，并由粪便排出从而使结合的钙丢失。另外，膳食中的植酸、草酸等都能和钙结合形成不溶性盐而影响钙的吸收。

长期蛋白质摄入不足。长期蛋白质营养缺乏，可导致骨基质蛋白合成不足，新骨生成减少，若同时存在钙缺乏，那么发生骨质疏松的风险性就会增加。

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当人体内缺锰时，破骨细胞的活性便会增强，而成骨细胞的活性却受到抑制，成长速度减慢，造成成骨障碍。临床研究表明，骨质疏松症患者体内锰的含量仅为正常人的1/4。镁、锌等摄入不足，也会对骨量的维持产生不良的影响。

内分泌失调

卵巢功能减退、雌激素分泌下降是妇女绝经后骨质疏松症高发的主要原因。雌激素的减少，会加速骨量的流失，使骨密度下降。此外，肾上腺皮质功能亢进时，糖皮质激素能抑制成骨细胞活动，影响骨基质的形成，增加骨质吸收，使骨骼变得脆化。雄激素缺乏、甲状旁腺激素分泌增加、降钙素分泌不足、甲状腺功能亢进和减退、垂体功能紊乱等亦可以导致骨质疏松症。

年龄和性别影响

骨质疏松多见于65岁以上的老人和绝经后的妇女。一般情况下，人体90％的骨量累积在20岁前完成，10％在20～30岁之间完成，并在30岁左右达到骨峰值。在骨骼达到骨密度峰值以前，骨代谢非常旺盛，摄入的钙会很快被吸收进入骨骼中沉淀，骨骼生成迅速，骨钙含量高，骨骼最为强壮。骨密度峰值越高，老年后发生骨质疏松症的机会就越少，发病年龄越迟。骨密度峰值期过后，破骨细胞相对活跃，开始出现生理性的骨量减少，骨质总量将以每年0.2% ~0.5%的速度递减。女性绝经、男性60岁以后减少更加明显。

运动不足

骨骼发育程度、骨量大小与运动密切相关。运动是刺激成骨细胞活动的重要因素。运动不足，特别是户外运动减少，一方面将抑制成骨细胞的活性，影响骨骼的重建；另一方面接受紫外线的机会减少，会使维生素D合成降低，影响肠道对钙的吸收，使骨质变得疏松。

（二）

《孟迅吾教授介绍骨质疏松发病原因以及危害》（2006年10月31日 搜狐健康）报道： 

骨质疏松发病率越来越高

关于骨质疏松发病情况，在咱们国家是日益的上升，主要为什么呢？就说我们已经开始进入老年化的社会，同时我们人群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从1945年的35岁到现在的翻了一倍，老龄人群数量增多，骨质疏松症是老年人的疾病，所以骨质疏松发病是越来越增加，比如说像发生椎体骨折，50岁以上的人到医院检查，一检查基本上13％到16％的人没有明显的症状，可以请他们来有这么高人群发生骨折，在九五公关的时候有一个研究，他是对40岁以上的人群做了骨密度的测定，结果发现了40岁以下人群里面很多有骨质疏松，刚才说的例子来说，它在特定的年龄段，骨质疏松，骨折的情况大概是这样子。 

骨质疏松发病和生活方式关系密切

为什么现在骨质疏松越来越多呢，主要的刚才说一个原因就说老龄人群越来越增加，还有一个因素跟我们生活方式改变也是有关系的，过去我们活动比较多，比如说上班下班，骑自行车比较多，平常家里面跟上班的时候也都是爬楼梯比较多，现在这个情况开始变了，现在出门坐车的比较多了，上班或者回家乘电梯比较多了，这些活动经常性的运动，一定的体力活动它对骨健康是保护因素，这些活动减少了，它对骨还是会有影响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因素，另外跟饮食喜欢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据我们国家香港地区他们在上个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相隔30年做了骨质疏松的调查，发现骨折这个发生率增加三倍，新加坡也是同样的，亚洲地区他们相隔30天做了两次调查，也发现了骨折发生率是增加的，因此这样我们大陆的情况，老年人越来越多，生活方式很多改变，所以估计预期将来的病人数会更增加。

骨质疏松的严重性在于发生骨折

骨质疏松它的严重性就是在于发生骨折，我个人知道伤筋动骨一百天，如果发生在股骨是最严重的，多发的有胳膊的，锥体的，股骨这些是常见的，股骨上端是最严重的，一旦发生骨折他在一年之内，有并发症死亡率50％，另外一部分致残，生活质量就大大下降了。所以病人有痛苦，而且关于骨折发生以后，他医药的负担也是重的，所以给家庭，社会也是带来很承重的负担。

记者：40岁骨密度调查是全国性的调查吗？

北京协和医院孟迅吾教授：这是九五公关的课题，包括东北、华北、四川、华东和华南的，然后它是一个随机抽样人群调查，当然数量还不是很大，但是我想可以做一个参考的数据。

（三）

《骨质疏松概述》报道：

骨质疏松（osteoporosis）是多种原因引起的一组骨病，骨组织有正常的钙化，钙盐与基质呈正常比例，以单位体积内骨组织量减少为特点的代谢性骨病变。在多数骨质疏松中，骨组织的减少主要由于骨质吸收增多所致。发病多缓慢个别较快，以骨骼疼痛、易于骨折为特征生化检查基本正常。病理解剖可见骨皮质菲薄，骨小梁稀疏萎缩类骨质层不厚。

[3]骨质疏松是Pornmer在1885年提出来的，但人们对骨质疏松的认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逐渐深化的。早年一般认为全身骨质减少即为骨质疏松，美国则认为老年骨折为骨质疏松。直到1990年在丹麦举行的第三届国际骨质疏松研讨会，以及1993年在香港举行的第四届国际骨质疏松研讨会上，骨质疏松才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并得到世界的公认：原发性骨质疏松是以骨量减少、骨的微观结构退化为特征的，致使骨的脆性增加以及易于发生骨折的一种全身性骨胳疾病。每年的10月20日“国际骨质疏松日”。

酒精性骨质疏松症（AOP）是指因长期、大量的酒精摄入导致骨量减少，骨的微观结构破坏，骨脆性增加，骨折风险性增加的一种全身骨代谢紊乱性疾病，属于继发性骨质疏松症，亦为低转换型骨质疏松，是临床常见的酒精性骨病之一。

酸性体质与骨质疏松和钙流失

骨质疏松症是以骨组织显微结构受损，骨矿成分和骨基质等比例不断减少，骨质变薄，骨小梁数量减少，骨脆性增加和骨折危险度升高的一种全身骨代谢障碍的疾病。

质疏松是怎么形成的

导致骨质疏松的原因很多，钙的缺乏是被大家公认的因素。降钙素以及维生素D的不足也很重要。然而随着医学的发展，人们对骨质疏松症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证实，人体的正常环境是弱碱性，即体液的ＰＨ值维持在７．３５－７．４５之间时，就是健康的。可是因为饮食、生活习惯、周围环境、情绪等的影响，人的体液很多时候都会趋于酸性，尤其是在人体摄入大量高蛋白、高糖分等时，出于本能，为了维持体液的酸碱平衡，身体就会动用体内的碱性物质来中和这些酸性物质。而体内含量最多的碱性物质就是钙质，它们大量的存在于骨骼中。那么，在大量进食酸性食物的时候，身体就会自然地消耗骨骼中的钙质来中和血液的酸碱性，以维持酸碱平衡。因此说，酸性体质是钙质流失、骨质疏松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通过改善酸性体质的途径，预防骨质疏松就显得尤为重要。专家指出，食用碱性食品是防止体液酸化，保持人体弱碱性环境是预防和治疗骨质疏松，防止钙流失的最有效方法！

骨质疏松症有什么症状

（1）疼痛。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最常见的症症，以腰背痛多见，占疼痛患者中的70%-80%。疼痛沿脊柱向两侧扩散，仰卧或骨质疏松症状及危害坐位时疼痛减轻，直立时后伸或久立、久坐时疼痛加剧，日间疼痛轻，夜间和清晨醒来时加重，弯腰、肌肉运动、咳嗽、大便用力时加重。

（2）身长缩短、驼背。多在疼痛后出现。脊椎椎体前部几乎多为松质骨组成，而且此部位是身体[2]的支柱，负重量大，容易压缩变形，使脊椎前倾，背曲加剧，形成驼背，随着年龄增长，骨质疏松加重，驼背曲度加大，致使膝关节挛拘显著。

（3）骨折。这是退行性骨质疏松症最常见和最严重的并发症。 

（4）呼吸功能下降。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脊椎后弯，胸廓畸形，可使肺活量和最大换气量显著减少，患者往往可出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等症状。

测量骨质稀疏的方法

（一）Singh指数 

（二）摄手部平片测量第二掌骨干中段骨皮质的厚度 正常情况下皮质骨厚度至少应占该处直径的一半。

（三）Nosland-Cameson单光子吸收仪以1251作为单能光子来源根据骨组织和软组织吸收光子有所差别，可以测定肢体内骨组织含量，以桡骨为例正常情况下，桡骨近端干骺端处95％为皮质骨，5％为松质骨；而远端干骺端则75％为皮质骨25％为松质骨。最近还采用了双光子吸收仪，可以区别出骨内脂肪组织和软组织成份之间的差别

（四）双能定量CT扫描 定量CT扫描可以区别脂肪软组织和骨组织，而双能定量CT扫描还可将骨组织中软组织成份（骨髓）区分出来。

（五）体内中子活化分析 以高能量中子将体内的钙从Ca48激活成Ca49以r-射线计数器测定衰退Ca48，因为体内99％的钙贮存在骨骼内，因此用此法测定骨组织总量是否减少极为正确

（六）髂骨骨组织活检 分三个步骤：①第一步每天口服750mg四环素共3天，以标记骨组织。②3天后取髂骨作活组织检查③取下骨块，不脱钙，超薄切片（5～10μ）后作形态学测量此法不宜列为常规检查。

引起中老年人骨质疏松的因素及预防

老年人容易骨质疏松，有的人补了几年钙，还是骨质疏松，这就是酸性体质在作怪。酸性体质把人的血钙中和，沉淀了，不管用了。血钙低了，骨头里的钙就会跑出来补充血钙，结果又被酸性物质中和了，形成了恶性循环，所以酸性体质要想补钙，必须先纠酸，改善酸性体质，补钙才能成功。

酸性体质除了造成以上疾病外，还容易失眠、多梦、疲劳、腰酸背痛、四肢麻木、怕冷、便秘、腹泻、急躁、身体肥胖、痛风等。

如何预防骨质疏松

（1）控制饮食结构，避免酸性物质摄入过量，加剧酸性体质。大多数的蔬菜水果都属于碱性食物，而大多数的肉类、谷物、糖、酒、鱼虾等类食物都属于酸性食物，健康人每天的酸性食物和碱性食物的摄入比例应遵守１：４的比例。恰玛古富含植物有机活性碱，能迅速排除人体体液偏酸性物质，能维持血液中钙浓度的稳定，保持人体弱碱性环境是预防和缓解骨质疏松。

（2）吸烟会影响骨峰的形成 ,过量饮酒不利于骨骼的新陈代谢 ,喝浓咖啡能增加尿钙排泄、影响身体对钙的吸收 ,摄取过多的盐以及蛋白质过量亦会增加钙流失。日常生活中应该避免形成上述不良习惯。

（3）运动可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进行户外运动以及接受适量的日光照射 ,都有利于钙的吸收。运动中肌肉收缩、直接作用于骨骼的牵拉 ,会有助于增加骨密度。因此,适当运动对预防骨质疏松亦是有益处的。

（4）防止缺钙还必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避免酸性物质摄入过量，加剧酸性体质。如彻夜唱卡拉OK、打麻将、夜不归宿等生活无规律，都会加重体质酸化。应当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而保持弱碱性体质，预防骨质疏松症的发生。

（5）不要食用被污染的食物，如被污染的水，农作物，家禽鱼蛋等，要吃一些绿色有机食品，要防止病从口入。

（6）保持良好的心情，不要有过大的心理压力，压力过重会导致酸性物质的沉积，影响代谢的正常进行。适当的调节心情和自身压力可以保持弱碱性体质，从而预防骨质疏松的发生。

骨质疏松的运动处方

骨质疏松症是老年人中的常见病，多发病。有资料统计，45岁以上的妇女，近三分之一患有轻重不同的骨质疏松；而75岁以上的妇女，骨质疏松症的患病率高达90％以上。 

骨质疏松症除了骨痛、抽筋等症状以外，还有一点需要值得注意。骨质疏松症导致骨的脆性增加，容易发生骨折。所以骨质疏松症应该积极诊断与治疗，千万不可掉以轻心，任其发展。如果您出现上述不舒服后，应该去医院就诊治疗。 

全身不舒服，腰腿乏力，莫名其妙地骨头痛。医生再经过详细的检查诊断患有骨质疏松症后，可以适当地服用一些止痛药和补钙药。另外，还需要作一些配合，比如保证足够的睡眠，每天晒1小时的太阳，每天运动锻炼半小时或更长时间，对骨质疏松症比较有意义的锻炼方法是散步、打太极拳、做各种运动操，有条件的话可以进行游泳锻炼。晒太阳与运动锻炼先是时间短一些，然后慢慢增加，延长锻炼时间。吃菜不应挑食，应该吃低盐、清淡膳食，注意营养要丰富。每天应保证1瓶牛奶。如果按照上述方法治疗了2个星期，骨痛、抽筋没有得到缓解。你可以再去找医生开一些针药，帮助调节你身体内部骨钙含量。 

对骨质疏松症患者而言，这种病确实不能只靠打针、吃药。它是一种慢性病，是随着我们每个人年老后慢慢发生的。这种疾病的发生与我们缺少运动很有关系，千万不要小看了运动在防治骨质疏松症中的重要作用。人体的骨组织是一种有生命的组织，人在运动中会不停地刺激骨组织，骨组织就不容易丢失钙质，骨组织中的骨小梁结构会排列得比较合理，这样骨质疏松症就不容易发生。 

有研究发现，经常参加运动的老人，他们的平衡能力特别好，体内骨密度要比不爱运动的同年纪老人的骨密度高；并且他们不容易跌跤，这就有可能有效地预防骨折的发生。 

骨质疏松症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医生和病人一起配合好，一定能解除你的烦恼和痛苦。

目前治疗骨质疏松症的药物有下列四种： 

1.骨肽片，该药是用来治疗风湿类风湿的，是唯一的口服骨肽制剂，能直接到达骨质疏松部位，靶向性好，含有多种骨生长因子。

2.阿伦膦酸盐（alendronate）：商品名Fosamax抑制破骨细胞的作用，同时具有预防与治疗骨质疏松症的效果。 

3.降钙素（calcitonin）：借着皮下、肌肉注射或鼻孔吸收，对于停经五年以上的骨质疏松症妇女有效。副作用包括食欲减退，脸潮红、起疹子、恶心与头昏。 

不过，只要停止药物治疗，骨质流失速度会开始加快，因此必须长期治疗。

4.钙剂和维生素D：联合用药效果较好。 钙之缘片内含维生素D，维生素D是钙离子被骨髓吸收的载体，使人体对钙离子吸收能成倍增加，吸收更好。

5.荷尔蒙补充疗法：雌激素加上黄体素，可以预防与治疗骨质疏松症。如果没有子宫，则不需要黄体素。 

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是绝经后妇女的高发病症，国外有统计资料表明在60岁以上妇女发生的危险率为58%。它与卵巢合成的激素水平降低有关，由此造成骨痛、骨折，严重地影响了妇女的生活质量，增加了妇女的残疾率和死亡率。由于其发病机理尚未完全阐明，因而药物的治疗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且长期服用西药容易给患者带来许多副作用。 

一项中老年人保健针灸的科研成果发现，艾灸可以提高健康老年人血清中雌激素的含量。受此启发，研究人员根据祖国传统医学理论，并结合现代医学对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研究成果，认为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根本原因是“肾虚”，再加上后天失调等原因而发生骨质疏松，治疗以补肾为主，结合健脾法。采用双能X线骨密度测量仪（DEXA）和有关生化检测指标观察临床效果，并设药物对照组进行疗效对比。经治疗，病人骨痛等症首先得到了缓解或消失，生化指标明显改善，6个月后骨密度检测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第2至第4腰椎及股骨上端骨密度明显增加。

预防

骨质疏松症给患者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和痛若，治疗收效很慢，一旦骨折又可危及生命，因此，要特别强调落实三级预防。

1）一级预防：应从儿童、青少年做起，如注意合理膳食营养，多食用含Ca、P高的食品，如鱼、虾、虾皮、海带、牛奶（250ml含Ca300mg）、乳制品、骨头汤、鸡蛋、豆类、精杂粮、芝麻、瓜子、绿叶蔬菜等。尽量摆脱“危险因子”，坚持科学的生活方式，如坚持体育锻炼，多接受日光浴，不吸烟、不饮酒、少喝咖啡、浓茶及含碳酸饮料，少吃糖及食盐，动物蛋白也不宜过多，晚婚、少育，哺乳期不宜过长，尽可能保存体内钙质，丰富钙库，将骨峰值提高到最大值是预防生命后期骨质疏松症的最佳措施。加强骨质疏松的基础研究，对有遗传基因的高危人群，重点随访，早期防治。

2）二级预防：人到中年，尤其妇女绝经后，骨丢失量加速进行。此时期应每年进行一次骨密度检查，对快速骨量减少的人群，应及早采取防治对策。近年来欧美各国多数学者主张在妇女绝经后3年内即开始长期雌激素替代治疗，同时坚持长期预防性补钙或用固体骨肽制剂骨肽片进行预防，以安全、有效地预防骨质疏松。日本则多主张用活性Vit D（罗钙全）及钙预防骨质疏松症，注意积极治疗与骨质疏松症有关的疾病，如糖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脂肪泻、慢性肾炎、甲旁亢/甲亢、骨转移癌、慢性肝炎、肝硬化等。

3）三级预防：对退行性骨质疏松症患者应积极进行抑制骨吸收（雌激素、CT、Ca），促进骨形成（活性Vit D），骨肽片等药物治疗，还应加强防摔、防碰、防绊、防颠等措施。对中老年骨折患者应积极手术，实行坚强内固定，早期活动，体疗、理疗心理、营养、补钙、止痛、促进骨生长、遏制骨丢失，提高免疫功能及整体素质等综合治疗。

退行性骨质疏松症是骨骼发育、成长、衰老的基本规律，但受着激素调控（主要有PTH破骨：雌激素、CT成骨；Vit D3双向调节）、营养状态、物理因素（日照、体重）、免疫状况（全身体质、疾病）、遗传基因、生活方式（吸烟、饮酒、咖啡、饮食习惯、运动、精神情绪）、经济文化水平、医疗保障等八个方面的影响，若能及早加强自我保健意识，提高自我保健水平，积极进行科学干预，退行性骨质疏松症是可能延缓和预防的，这将对提高我国亿万中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具有重要而现实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骨质疏松症的药物治疗：

原发性I型骨质疏松症属高代谢型，是由于绝经后雌激素减少，使骨吸收亢进引起骨量丢失，因此应选用骨吸收抑制剂如雌激素、降钙素、钙制剂。原发性II型骨质疏松症，其病因是由于增龄老化所致调节激素失衡使骨形成低下，应用骨形成促进剂，如活性维生素D、蛋白同化激素（苯丙酸诺龙）、钙制剂、氟化剂和维生素K2等。

1．雌激素：是防治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首选药物。（1）雌二醇1-2mg/d。（2）乙烯雌酚0.25mg/每晚。（3）复方雌激素0.625mg/d。（4）尼尔雌醇2mg/半月。（5）利维爱。

2．降钙素：（1）降钙素。（2）益钙宁。（3）密钙息。

3．Vir D：（1）罗钙全。（2）阿法骨化醇。

4．钙制剂：（1）无机钙：1）氯化钙。2）碳酸钙。3）碳酸钙。（2）有机钙：1）葡萄糖酸钙。2）乳酸钙。3）门冬氨酸钙。（3）活性钙。（4）钙尔奇D。

5．双磷酸盐：（1）氯甲双磷酸二钠。（2）羟乙基二磷酸钠。

6．异丙氧黄酮。

7．中医药。

老年人治疗骨质疏松三大误区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发生骨质疏松症的风险逐渐增加，由于骨质疏松症会带来疼痛，并容易引发骨质疏松性骨折，使得老人们对骨质疏松心存恐惧，再加上广告上对补钙作用的夸大宣传，使许多老年人开始盲目补钙。其实，老年人补钙过量，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老年人在认识上存在着三个误区。

误区一：补钙能治好骨质疏松

许多老年人错误地认为，人老了，骨头脆了，所以要吃钙片来防治骨质疏松。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全身性的代谢性骨骼疾病，是人体衰老的表现。女性在绝经以后5～10年，男性在65～70岁一般都会出现骨质疏松。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一般在30～35岁达到一生中所获得的最高骨量，称为峰值骨量。此后骨质就开始丢失。由此可见，要想老来骨头硬朗，就得在35岁之前打好基础。底子厚了，到老年才剩得多。所以，老年人大量补钙并不能逆转骨量减少的趋势，也不可能治愈骨质疏松。

误区二：治骨质疏松不辩病因

骨质疏松主要分为两大类，即原发性的骨质疏松和继发性的骨质疏松。针对不同类型的骨质疏松，治疗手段也不一样，千万不能不加区分，一律补钙，否则会出现并发症。继发性的骨质疏松，如钙营养不良等引起的骨质疏松，补充钙剂就非常有效；而对于原发性的骨质疏松就不能依靠补钙来治疗。绝大多数老年人发生的骨质疏松属于原发性骨质疏松，这类老年人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盲目补钙没什么作用。

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什么有效手段能治愈骨质疏松，能做到的只是预防和减缓。像某些广告上宣传的那样，吃了某种补钙制剂，就能治愈骨质疏松，这是没有道理的。

误区三：钙补得越多越好

许多老人误认为，钙补得越多，吸收得也越多，形成的骨骼就越多。其实不是这样。通常，年龄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天需要摄800毫克的钙。过量补钙并不能变成骨骼，如果血液中钙含量过高。可导致高钙血症，并会引起并发症，如肾结石、血管钙化等，危害老人健康。

大豆异黄酮有效预防治疗骨质疏松：

补钙并不能治疗骨质疏松，而只能预防骨质疏松，这个概念已经为绝大多数家庭所接受。因此，一旦发现家人患有骨质疏松，这时就不能光靠补钙了，要想办法用专门的药物来治疗。

同样是骨质疏松，妇女，尤其是处于更年期和绝经后的妇女更容易发生。这是因为妇女在这个年龄阶段，体内的雌激素水平随着卵巢功能的下降而逐步下降。在雌激素下降带来的各种身体变化的病症中，骨质疏松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疾病。研究发现，只要给妇女补充雌激素，其骨质疏松就能得到明显改善，而且任何治疗骨质疏松的药物都比不上它。有论文报道，绝经后妇女补充雌激素同时加服钙剂，可以明显减少各种骨折的发生，使用雌激素加钙10年后，股骨颈骨折发生率下降28％；使用15年，下降40％；使用20年，则能下降55％，同时，脊椎压缩性骨折的发生率也下降了60%～80％。 

目前，在各种有关植物雌激素的介绍中，都把它对骨质疏松的防治优点放在重要地位，尤其是发现植物雌激素对于人体雌激素受体中的β受体作用特别有效，而骨骼恰恰是含有雌激素β受体最丰富的部位。换言之，同样补充植物雌激素，得益最多的人体各个器官中，骨骼可能是最为“幸运”的一个器官。于是，近来有关使用植物雌激素作为骨质疏松的预防措施的宣传就开始多了起来。 而含植物雌激素最多的就是“大豆异黄酮”了，大豆异黄酮是天然植物雌激素，没有任何副作用，并且可以有效改善更年期症状，延缓衰老，所以，中老年女性朋友一定要科学合理的补充一下大豆异黄酮，一方面预防骨质疏松另一方面又能缓解更年期症状。

病因分类

（一）特发性（原发性）

幼年型成年型、经绝期、老年性

（二）继发性

1．内分泌性 皮质醇增多症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肢端肥大症性腺功能低下、糖尿病等。

2．妊娠一哺乳

3．营养性 蛋白质缺乏维生素C、D缺乏、低钙饮食酒精中毒等。

4．遗传性 成骨不全染色体异常。

5．肝脏病

6．肾脏病 慢性肾炎血液透析。

7．药物 皮质类固醇抗癫痛药、抗肿瘤药（如甲氨蝶呤）、肝素等

8．废用性 全身性骨质疏松见于长期卧床截瘫、太空飞行等；局部性的见于骨折后。Sudecks肌萎汐伤后肌萎缩）等

9．胃肠性 吸收不良胃切除。

10．类风湿性关节炎

11．肿瘤 多发性骨髓瘤转移癌、单核细胞性白血病。Mast-Cell病等

12．其他原因 吸烟骨质减少、短暂性或迁徙性骨质疏松。

机理

一老年性和经绝期后骨质疏松

男性55岁后女性见于绝经期后。老年性骨质疏松可能与性激素水平低下，蛋白质合成性代谢刺激减弱以及成骨细胞功能减退，骨质形成减少等有关。雌激素有抑制破骨细胞活性减少骨吸收和促进成骨细胞活性及骨质形成作用，并有桔抗皮质醇和甲状腺激素的作用。绝经期后雌激素减低故骨吸收加速而逐渐发生骨质疏松。雌激素还有刺激l-a-羟化酶产生1.25-（OH）2-D3的作用。更年期后缺乏性激素1-a一羟化酶对甲状旁腺激素（PTH）低血磷等刺激生成的敏感性减低，1.25-（OH）2-D3生物合成低下，也参与发生骨质疏松随着年龄的增长，骨母细胞逐渐死亡，骨基质在量与质方面都在改变因此老年性骨质疏松实际上是机体老化过程的表现，特别是骨组织表现最突出。

二营养性骨质疏松

蛋白质缺乏骨有机基质生成不良，维生素C缺乏影响基质形成，并使胶原组织的成熟发生障碍；饮食中长期缺钙（每日不足400mg）者可发生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促进骨质吸收也可致病。

三废用性骨质疏松

各种原因的废用少动、不负重等，对骨骼的机械刺激减弱可造成肌肉萎缩、骨形成作用减少，骨吸收作用增强形成骨质疏松。

四青年特发性骨质疏松

原因不明多见于青年人，故又称青年型骨质疏松。

五内分泌性骨质疏松

（一）皮质醇增多症

由于糖皮质激素抑制成骨细胞活动影响骨基质的形成，抑制肠钙吸收，增加尿钙排出量同时蛋白质合成抑制，分解增加，导致负钙及负氮平衡使骨质生成障碍，但主要是骨质吸收增加。

（二）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大量甲状腺激素对骨骼有直接作用使骨吸收和骨形成同时加强，但以骨的吸收更为突出，致骨量减少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全身代谢亢进，骨骼中蛋白基质不足，钙盐沉积障碍也是发生骨密度减低的原因。 1.25-（OH）2-D3是维生素D活性激素，它能增加肠道对钙和磷的吸收刺激骨的生长和骨矿物化。由于大量甲状腺激素影响肾1-a-羟酶活性，干扰了1.25-（OH）2-D3分解代谢甲状腺功能亢进时1.25-（OH）2-D3水平降低，而使肠道吸收钙减少，粪钙排出增多肾回吸收钙减少，肾排出钙增加。胶原组织分解加强尿羟脯氨酸排出增加，造成负钙平衡。因此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骨密度降低与1.25-（OH）2-D3下降可能也有一定关系

（三）糖尿病

由于胰岛素相对或绝对不足导致蛋白质合成障碍，体内呈负氮平衡，骨有机基质生成不良骨氨基酸减少，胶原组织合成障碍，肠钙吸收减少骨质钙化减少。糖尿病患者因高尿糖渗透性利尿，导致尿钙磷排出增多及肾小管对钙、磷回吸收障碍，导致体内负钙平衡引起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进而PITll分泌增加，骨质脱钙当糖尿病控制不良时，常伴有肝性营养不良和肾脏病变，致使活性维生素D减少a羟化酶活性降低，加重了骨质脱钙。

（四）肢端肥大症

此症常有肾上腺增大皮质肥厚，甲状腺功能相对亢进，与此同时性腺功能减退受抑制生长激素、皮质醇、甲状腺激素可增加尿钙排出降低血钙，血磷增高，从而刺激PTH分泌增加骨吸收。

（五）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性骨质疏松

PTH对组织各种细胞：如间质细胞、原始骨细胞、前破骨细胞破骨细胞、前成骨细胞、成骨细胞及骨细胞均有影响急性实验证明，地首先使大量骨细胞活跃，发挥其溶骨吸收作用同时促进少数无活性的前破骨细胞变为有活性的破骨细胞，加快溶骨吸收作用，此时从破骨细胞到前成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转变过程由于胞质中无机磷水平下降而受到抑制，成骨细胞既小又少，致骨钙盐外流血清钙上升。慢性实验证明，PTH除促进已经存在的骨细胞和破骨细胞溶骨吸收作用外还促使间质细胞经过原始骨细胞，前破骨细胞转变为破骨细胞，从而使破骨细胞在数量上大为增多溶骨吸收过程进一步加强。其骨骼改变程度因病期而异，有者可发生囊肿样改变但骨皮质的骨膜下吸收为其特征性改变。

（六）性腺功能减退如前述

（七）遗传性结统组织病

1．成骨不全症（osteogenesis imperfecta）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体病由于成骨细胞产生骨基质较少，犹如骨质疏松。

2．半脱氨酸尿症（Homocystinaris）主要由于眈氨酸合成酶缺乏所致

（八）其他

类风湿性关节炎伴骨质疏松同时伴结缔组织萎缩，包括骨骼胶原组织在内，重者尚有废用因素存在舰质激素治疗也促进骨质疏松。长期肝素治疗影响胶原结构可致骨质疏松。

骨质疏松诊断：

（一）病史与临床特点

女性患者应注意询问妊娠哺 乳及月经情况。病因不同可有其相应的症状及体征。但其共同点有：周身骨痛以脊椎、骨盆区及骨折处为主，呈持续性痛且与骨质疏松程度相平行，蹬楼或体位改变时尤甚。久病下肢肌肉萎缩脊椎压缩性骨折，致身长缩短；胸廓畸形，肺活量减少可影响心肺功能。

（二）实验室检查

血钙血磷、血碱性磷酸酶（AKP）及尿磷皆I 正常，血浆骨钙素升高尿钙可偏高，尿羟脯氨酸可能升高。如伴有软骨病时血、尿生化指标可能有相应改变。

（三）X线检查

当X线呈现骨质疏松时骨矿物质的减少已在 30％~50％以上。主要改变为皮质菲薄， 骨小梁减少变细或稀疏萎缩，类骨质层不厚， 以脊椎和骨盆明显特别是胸、腰椎负重阶段尤重。早期表现为骨密度减低透明度加大，水平方向的骨小梁呈垂直的栅状排列。后期纵行骨小梁也被吸收抗压能力减退，胸椎呈楔状畸形。由于海绵疏松骨较致密骨更易脱钙故椎体受椎间盘压迫而形成双面凹陷，也可见脊椎压缩性骨折或其他部位的病理骨折。X线上有时不易与软骨病相区别或两者并存。近年来，多种新技术已应用于骨质疏松的检测如中子激活分析法测定全身体钙，单光束骨密度仪测定前臂骨密度，双能 X线骨密度仪测定脊柱骨密度椎体用计算机断层（CT）以及放射光密度计量法等。必要时施行骨活检对于早期诊断和随访骨质疏松具有重要的意义。

骨质疏松应该如何治疗？

（一）急性期治疗 椎体一旦发生骨折即需卧硬板床休息，膝下垫一枕头以减轻下腰部的应力。注意褥疮护理可以用些止痛药，疼痛消失后即应开始锻炼并逐日增加活动量；疼痛剧烈者可佩戴支架。

（二）增加骨组织的方法

1.口服钙剂 碳酸钙、磷酸钙、乳酸钙、葡萄糖酸钙都可应用口服钙剂后应鼓励多饮水以防止尿路结石

2.补充维生素D 必须注意：大剂量补充维生素D会引起高血钙症，绝经期前后的妇女每天的剂量为400单位

3．补充求偶素 适用于绝经期前后的妇女，剂量为每天0.6mg，长期使用有致癌可能，不宜作为常规治疗方法

4．运动 每天至少需作30分钟的散步即可负重下锻炼又可吸收光照

5．品椒 每天口服氟化钠1mg/kg分36次服用，必须同时加用钙剂，过量服用会出现氟中毒，用后18个月90％病例不再有骨折

6．其它药物 有双磷酸盐降钙素与促进合成代谢的皮质醇如stanozolol

7．钙之缘片 内涵碳酸钙及维生素D，更有利于人体对钙质的吸收。

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易患人群

摘要:目的利用双能量X线骨密度仪（DXA）对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易患人群进行髋部骨密度测定，进行回顾性调查，筛选出常见的原发性骨质疏松危险因子，并探讨其与骨质疏松发病的关系。方法用DXA对542名受检者进行左髋部骨密度（BMD）检查测定，所有的受检人员均进行问卷调查，包括：一般状况、生活习惯、健康状况和药物治疗等情况。将所采集的数据进行计算机编码输入SPSS数据库统计软件中作多因素分析，根据WHO的标准将结果分为两类，即非骨质疏松（T〉-2．5）和骨质疏松（r≤-2．5），男性的危险因子为年龄，体重身高比，长期饮酒，吸烟，不锻炼。女性的危险因子为年龄，体重身高比，初潮年龄，已绝经时间，首胎年龄，分娩次数，不锻炼。结果在542人中，男女性髋部的BMD在55岁以上就开始有显著性差异。用SPSS软件分析不同性别髋部BMD与年龄的相关性，结果显示男性髋部、女性髋部的平均BMD值与年龄分别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的负相关性，相关系数r分别为-0．401、-0．548，可见女性的髋部BMD与年龄的相关性更高一些。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在男性髋部为年龄，在女性髋部为已绝经时间。结论高龄为老年男性髋部骨质疏松的主要危险因子，较长的绝经后时间为老年女性髋部骨质疏松的主要危险因子。

骨质疏松的危害性

1、发病率高：老年人骨质疏松发病率较高，全球有2亿骨质疏松患者，并且女性多于男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标准，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NHANES III,1988—1994年）结果表明，骨质疏松严重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50岁以上人群中，1/2的女性、1/5的男性在他们的一生中都会出现骨质疏松性骨折，一旦患者经历了第一次骨质疏松性骨折，继发性骨折的危险明显加大。我国老年人居于世界首位，现有骨质疏松症患者9000万，占总人口的7.1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进程，骨质疏松症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预计到2050 年将增加到2.21亿，那时全世界一半以上的骨质疏松性骨折将发生在亚洲，绝大部分在我国。有学者对1995—1996年美国骨质疏松、心肌梗死、卒中和乳腺癌的年发生数进行调查显示，每年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150万次，其中椎体骨折70万次，腕部骨折20万次，髋部骨折30万次，其它骨折30万次，高于心肌梗死、卒中和乳腺癌的发生数。

2、骨质疏松的临床表现主要为：（1）疼痛：半数以上患者有疼痛，主要为多发性和全身性，最常见的是腰背酸疼，其次是肩背、颈部或腕、踝部疼痛，患者不易说清引起疼痛的原因，疼痛可发生于坐位、立位、卧位或翻身时，症状时轻时重；（2）骨骼变形：弯腰驼背，身材变矮；（3）骨折：脊椎、腕部（桡骨远端）和髋部（股骨颈）骨折常见。脊椎骨折中，常是压缩性、楔形骨折，使整个脊椎骨变扁变形，这也是老年人身材变矮的原因之一。骨质疏松导致骨折，可明显增加老年人病死率和致残率，调查显示，骨质疏松性骨折后1年内男性死亡率（31﹪）是女性（17﹪）的2倍。髋部骨折是最严重的骨质疏松性骨折，一般需要外科手术，术后只有少数患者能够完全恢复至骨折前水平，有25﹪~35﹪的患者出院后日常生活不能自理，髋部骨折更严重的危害性是有20﹪的髋部骨折患者会在1年内死亡，有20﹪的髋部骨折患者将在1年内再次发生骨折。老年人骨折可引发或加重心脑血管并发症，导致肺部感染和褥疮等多种并发症的发生，严重危害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甚至危及生命，病死率可达10﹪~20﹪。

3、骨质疏松的危害性还在于多数人无明显症状，而随着年龄增长，骨钙在不断流失，一旦出现症状，骨钙丢失常在50﹪以上，短期治疗难以凑效。

骨质疏松的药膳原则

●药膳原则

1.原发性骨质疏松症，属肾虚证，总的治则是补肾壮骨，但要辨证施膳。药膳以选用具有滋补肾阴、温补肾阳、益肝健脾作用的药食为主；

2.须重视营养成分的补充，保护或改善脾胃的运化及吸收功能。

●膳食宜忌

1.宜供应充足的钙质。要常吃含钙量丰富的食物，如排骨、脆骨、虾皮、海带、发菜、木耳、桶柑、核桃仁等；

2.宜供给足够的蛋白质，可选用牛奶、鸡蛋、鱼、鸡、瘦肉、豆类及豆制品等；

3.宜供给充足的维生素D及C，因其在骨骼代谢上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应多吃新鲜蔬菜，苋菜、雪里蕻、香菜、小白菜，还要多吃水果；

4.忌辛辣、过咸、过甜等刺激性食品。

女性多吃豆腐不怕更年期

豆腐是一种含有大量雌激素的食品。

豆腐不仅很有营养，对于上了年纪的女性，还可帮助她们克服更年期症状。

许多更年期女性不愿意服用荷尔蒙药物，可通过改变饮食习惯来减少更年期症状。豆腐就是其中一种含有大量雌激素的食品。冯良隽医生说：“豆腐等大豆产品是各种食物中雌激素含量最高的食品，但由于雌激素有很多种类，各有不同的作用，因此很难拿豆腐和西药的疗效相比较。”“有很多更年期女性说她们每天吃一两块豆腐，潮红等症状会减少。但是，还没有什么科学证明豆腐不能吃过多，或是得吃多少才足以发挥效用。”

他指出，要准确地治疗症状，还是服用含有很纯的雌激素的荷尔蒙药物，会比较有效，因为这类药物是经过临床试验证明的。

骨质疏松的食疗方

发生骨质疏松后，除了进行正规的药物治疗，合理的膳食营养也会帮助患者改善症状，下面是几个骨质疏松食疗方，供大家参考：

◇[方一] 黄豆猪骨汤 ： 鲜猪骨250克、黄豆100克。

制法： 黄豆提前用水泡6-8小时；将鲜猪骨洗净，切断，置水中烧开，去除血污；然后将猪骨放入砂锅内，加生姜20克、黄酒200克，食盐适量，加水1000毫升，经煮沸后，用文火煮至骨烂，放入黄豆继续煮至豆烂，即可食用。每日1次，每次200毫升，每周1剂。

功效：鲜猪骨含天然钙质、骨胶原等，对骨骼生长有补充作用。黄豆含黄酮甙、钙、铁、磷等，有促进骨骼生长和补充骨中所需的营养。此汤有较好的预防骨骼老化、骨质疏松作用。

◇[方二] 桑葚牛骨汤 ：桑葚25克，牛骨250~500克。

制法： 将桑葚洗净，加酒、糖少许蒸制。另将牛骨置锅中，水煮，开锅后撇去浮沫，加姜、葱再煮。见牛骨发白时，表明牛骨的钙、磷、骨胶等已溶解到汤中，随即捞出牛骨，加入已蒸制的桑葚，开锅后再去浮沫，调味后即可饮用。

功效：桑葚补肝益肾；牛骨含有丰富钙质和胶原蛋白，能促进骨骼生长。此汤能滋阴补血、益肾强筋，尤甚适用于骨质疏松症、更年期综合征等。

◇[方三] 虾皮豆腐汤：虾皮50克，嫩豆腐200克。

制法：虾皮洗净后泡发；嫩豆腐切成小方块；加葱花、姜末及料酒，油锅内煸香后加水烧汤。

功效：虾皮每100克钙含量高达991毫克，豆腐含钙量也较高，常食此汤对缺钙的骨质疏松症有效。

◇[方四] 猪皮续断汤：鲜猪皮200克，续断50克。

制法：取鲜猪皮洗净去毛、去脂、切小块，放入蒸锅内，加生姜15克，黄酒100克，食盐适量；取续断煎浓汁加入锅内，加水适量，文火煮至猪皮烂为度，即可食用。1日1次，分次服。

功效：猪皮含丰富的骨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对人体的软骨、骨骼及结缔组织都具有重要作用。续断：有强筋健骨、益肝肾等作用。此粥有利于减轻骨质疏松引起的疼痛，延缓骨质疏松的发生。

缺少雌激素受体会导致骨质疏松

英国《自然》杂志上报告说，更年期之后的女性骨质疏松、容易骨折，可能是因为体内缺少一种重要的雌激素受体。

英国皇家兽医学院的科学家通过动物实验发现，一种称为“雌激素阿尔法受体”的雌激素调节蛋白分子，对维持骨骼的强度很重要。缺少这种受体，雌激素就难以产生作用。科学家以体内缺少“雌激素阿尔法受体”的实验鼠进行实验，发现它们的骨骼在承受强力时，骨细胞没有增生。从这种实验鼠体内提取骨细胞进行组织培养，也显示张力并未能使骨细胞增生。

正常情况下，当骨骼受到机械张力作用时，会有新的骨细胞产生，帮助承受负荷，保持骨骼强度。以往的研究发现，在女性体内，雌激素对于这一过程十分重要。

科学家说，这一发现表明更年期后的女性骨量下降，可能是由于体内缺少这种受体，这将有助于治疗老年女性的骨质疏松症。 

测测你有没有骨质疏松

1、您的父母有没有轻微碰撞或跌倒就会发生髋骨骨折的情况？ 

2、您是否曾经因为轻微的碰撞或者跌倒就会伤到自己的骨骼？ 

3、您经常连续3个月以上服用可的松、强的松等激素类药品吗？ 

4、您的身高是否降低了3厘米？ 

5、您经常过度饮酒吗？ 

6、每天您吸烟超过20支吗？ 

7、您经常患痢疾腹泻吗？ 

8、女士回答：您是否在45岁之前就绝经了？ 

9、您曾经有过连续12个月以上没有月经（除了怀孕期间）？ 

10、男士回答：您是否患有勃起功能障碍或缺乏性欲的症状？ 

如果受试者有任何一条问题的答案为“是”，就表明有患上骨质疏松的危险，但这并不证明受试者就患了骨质疏松症，是否患有这种病症需要进行骨密度测试来得出结论。[1]

骨质增生与骨质疏松的区别 

骨质增生与骨质疏松是中老人的骨与关节衰老的一种表现，但骨质增生决非由骨质疏松所致。而是由于人体的骨与关节特别是负重大、活动多的膝和脊柱等部位，经过常年累月的磨损，关节软骨失去了正常的光滑性而变得粗糙，同时关节周围的关节囊、韧带、肌腱也因劳损而出血。机体对这种慢性磨损要进行修复，其修复的方式就是增生即骨刺。

骨质疏松的本质是指骨量减少而言。它是由于遗传、激素和营养等因素相互影响下的复杂结果。钙和维生素D缺乏、甲状腺功能亢进、不适当地服用糖皮质激素、吸烟、酗酒以及长期卧床等都可引起骨质疏松。所以说，骨质疏松不是一种单一疾病，而是由几种不同原因造成的。比如性激素是人体骨的合成的重要因素。因此，当女性在绝经以后，由于女性激素分泌减少了或停止，则严重地影响了骨的合成。实际人类骨量的减少或丢失，从30─40岁就开始了，中老年人丢失的更快。

尽管骨质增生和骨质疏松是中老年人不可避免的一种骨质老化现象。但绝非发生于所有中老年人，而是与不同的种族、不同的社会环境、社会经历以及个人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有关。比如经常参加体力劳动、户外活动多或以新鲜素食为主的中老年人发生骨质增生和骨质疏松就少。而经常吸烟、酗酒或长期卧床不起或较少参加户外活动者发生率就高。

体内的骨是一种有生命的活体组织，随着生命的存在，始终进行着新陈代谢活动。而钙和磷又是骨的主要成份。一般情况下以骨盐的形式集中于骨骼和牙齿中，从而维持了骨和牙齿中的硬度。钙和磷的极小一部分存在于血液和肌肉等软组织中，其含量保持一个适当的比值，从而维持了骨的健康。对于中老年人来说，由于其各脏器也和骨关节一样发生老化，尤其是胃酸、胃蛋白酶和唾液腺分泌减少以及消化酶的活性降低，使其对钙的摄取、消化和吸收受到严重的影响，这时骨骼中的钙就会释放出来，以保持钙的正平衡状态。因此可以这样讲，骨质疏松的实质是指骨内钙的游离和减少。所以适量补钙对防治中老年人的骨质疏松是有益的，补钙不能治疗骨质增生。

（四）

《骨密度是如何测定的？》（天河中西医院 2003.09.01）报道：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全身性的骨骼疾病，其特点是骨质减少，骨组织的细微结构被破坏，结果使骨的脆性增加，骨折的危险性增加。骨质疏松症以低骨量和骨组织微细结构破坏为特征，导致骨脆性增加和容易发生骨折的全身性疾病。一般我们所说的骨质疏松症多指原发性骨质疏松症，即在衰老过程中，随着年龄的增加，骨组织发生退行性改变 ，骨质中的钙逐渐流失，骨量减少，骨组织的细微结构被破坏，结果使骨的脆性增加。发生疏松的骨质就好比一根完整的木材，被白蚁蛀得到处都是洞一样，只要稍加压力，便会发生断裂。

据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骨质疏松患者已超过8000万，随着人口老龄化，骨质疏松症发生人数逐年上升，且发生率也逐年呈上升趋势。到2050年将增加一倍以上，达2亿1千万人。女性较男性更为明显，患病人数男女比为1：6，女性患骨质疏松骨折的终身危险性是男性的3倍。骨质疏松症的发病率随着人口的老龄化而逐渐增高，依照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资料说明，全世界绝经后的妇女有近30%的人患有骨质疏松症，世界范围内妇女由于患有骨质疏松而有骨折危险的高达40%。欧洲的研究结果表明，股骨颈骨折后第一年内死亡率约为20%，骨折后三年内死亡率达40%。最新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骨质疏松症比人类两大杀手-癌症和心脑血管疾病更可怕，因为后者只发生在少数人群，而前者将潜在于全人类、将潜在于人的一生的各个年龄段，将影响人类的寿命、健康和生命质量。要战胜这一隐性杀手，最关键的在于能够早期诊断、早期防治。而定期进行全身骨密度测定是目前早期诊断骨质疏松症、防患于未然的最重要、最准确、最直接也是最有价值的环节。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对骨质疏松症还存在着误解，认为人年纪大了，驼背、弯腰甚至跌跤后骨折都是不可抗拒的正常生理表现，这也是骨质疏松症被称为"隐性杀手"的原因。而实际上，现代医学认为骨质疏松症是一种病，是一种完全可以避免发生或者是发生后完全可以得到控制的疾病。

骨密度测定临床应用广泛，主要有三方面：1.早期诊断骨质疏松和骨折危险度的预测；2.对内分泌及代谢性骨病的骨量测量，从而制定安全的、最佳的治疗方案，防止骨折发生；3.病情随访及疗效评价。骨质疏松症通常以腰椎L1～L4的测定结果及近端股骨的股骨颈（neck）、大转子（trochanter）股骨体（shaft）及wards三角区的测定结果作为诊断依据。全身扫描图像则可以得到几组骨骼的骨密度数据，如颅骨、脊椎、左右上肢、左右肋骨、左右下肢、胸腰椎、骨盆等。骨密度仪会根据病人资料自动算出T值和Z值数据。T值与Z值都是相对的数值，T值是将你检查所得到骨密度（BMD）与健康30～35岁年轻人的骨峰值作比较，以得出高出（+）或低于（-）年轻人的标准差（SD）数。T值是诊断骨质疏松症最有意义的数值。Z值是将你检查所测得的BMD与你同龄人群的BMD作比较。虽然Z值对诊断骨质疏松症的意义不大，但是可以反映骨质疏松的严重程度。 

现代医学的发展为骨质疏松症提供了一整套科学的检查、预防和治疗方法，特别是骨密度仪的广泛应用，为骨质疏松症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提供了必要的保证，骨质疏松是可以避免的。只要大家把骨质疏松症当作是一种与心脏病、癌症、脑血管病同等严重的疾病看待，定期进行骨密度测定，一旦发现骨质疏松就及时进行治疗，那么，即使到了老年期，也一样可以腰板笔挺，健步。

如何测定骨密度其有何限制性

2008-4-8 上海西郊骨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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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测定骨密度？

目前临床上普遍采用准确性和重复性较好的双能X线吸收法（DEXA）进行中轴骨骨密度测定。定量超声骨密度测定是新发展的技术，可用于四肢骨的检查·但质控问题有待解决。

如何通过骨质密度测定（DEXA）评估骨质丧失与骨折危险性？

表51-2 DEXA评估骨质丧失与骨折危险性

T值（评分法）骨丧失（％）骨折危险性

———————————————————————

-1  12增加2倍

-2  24增加4倍

-3  36增加8倍

-4  48增加16倍

—————————————————————

注意：骨密度丧失30％时。方能在常规x线像上发现骨质减少。

如一位病人过去有过脆性骨折，则其后骨折危险性增加一倍，亦即T值为-3时·骨折危险性是2x8=16。

骨密度计测量有何限制性？

wH（）制定的诊断标准仅适用于绝经期后的白种妇女。

（1）不同部位与不同方法测定骨密度值有很大差异。

（2）骨量（bone mass）较少并不一定表示有进行性骨质丧失。

（3）骨量减少并不总有骨质疏松。

（4）骨密度计测定不能区别骨量减少的原因。

如何分析骨密度检查结果？

骨密度测定报告包括3项：直接测定值、T值和z值，其中T值和z值是综合分析指标，主要看后二项。T值指骨密度距离正常青年成人平均峰值的标准差。一1～-2．5之间为骨量减少，<-2.5为骨质疏松，达到该水平时发生骨折的危险性显着增加。Z值是被检者的测量值距同年龄组均值的标准差。<-1提示异常。

哪些人需测量骨重量或骨密度？

表5l-3需要测量骨重量、骨密度的情况

骨重量测定  骨密度测定

女性（≥65岁）雌激素缺乏+1个以上危险因素

女性（65岁以下）有危险因素有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

绝经期女性有骨折史  椎骨畸形或骨折

需治疗的骨质疏松女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

长期用激素替代治疗的女性泼尼松≥7.5mg／d，连用3月以上

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时的监测

骨密度测定

随着人口老龄化，骨质疏松已成为常见病和多发病。骨密度测定有助于协助诊断骨质疏松症。骨密度（BMD）是最有效的骨折风险预测指标，骨折风险与骨密度呈几何级数关系。骨密度（BMD）的变化可以用骨密度仪来监测。一般选用正位脊柱和（或）双侧股骨，当病人的脊柱有明显的增生或变形时，双侧股骨扫描更有意义。

骨密度测定方法有以下六种：1.QCT骨密度仪检测法;2.超声波骨密度仪检测法;3..单光子骨密度仪检测法;4.双光子骨密度仪检测法;5.X线骨密度仪检测法;6.双能X线骨密度仪检测法。 

健康值 

骨密度正常为100%，减少1%-12%属于基本正常。 

专家解读 

临床用于协助诊断骨质疏松症，可进行人群普查提高骨质疏松的检出率。

骨密度检测的适应症：

1、在常规X 光片上发现骨量减少，骨密度测量可以证实这种主观判断。

2、开始激素替代疗法（HRT）前的必要检查。

3、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患者或Cushing 综合症的患者。

4、原发性甲状旁腺亢进的患者，在手术前的必要检查。

5、提前绝经或停经的患者，如厌食症，易饥饿症等。

6、器官移植后的患者。

7、母亲曾有过骨折的历史。

8、长期缺乏运动或卧床不起的患者。

9、肾功能障碍的患者，为了监测过量的甲状旁腺亢进激素的效果。

10、肝脏疾病患者。

11、甲状腺亢进或接受甲状腺激素治疗的患者。

12、消化吸收不良综合症的患者。

13、 身高下降4 厘米以上。

14、体重减少5 公斤以上。

15、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即使没有接受糖皮质激素。

《骨质疏松的病因及预防治疗》（2008-4-8 上海西郊骨科医院）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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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继发性骨质疏松的病因有哪些？

（1）内分泌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肾上腺皮质功能亢进或减退等）；（2）胃肠道疾病（胃次全切除、吸收不良综合征、慢性阻塞性黄疸、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乳糖酶缺乏等）；（3）骨髓病（多发性骨髓瘤、肥大细胞增多症等）；（4）风湿性疾病、肾功能衰竭、特发性高钙血症；（5）其它：酒精中毒、药物如皮质类固醇激素、头孢素、杜冷丁、肝素、抗癫痫药等。

目前有哪些方法可预防和治疗骨质疏松？

骨吸收抑制剂治疗：

摄钙量1000mg／d，绝经期后1500mg／d，维生素D 400～800U／d。

雌激素替代疗法，并给与降钙素、二膦酸盐等。

骨形成促进剂治疗：

骨化三醇、雄激素、生长激素、甲状旁腺激素、氟化物。

其它：适当锻炼、戒酒、适量咖啡因摄入、饮牛奶、防跌倒等。

对抗骨吸收的药物使用很广，因为很多的研究都已证明它们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骨质形成促进剂应用目前仍在试验阶段，其中氟化物因可形成异常骨质需谨慎使用。

男性骨质疏松症应如何治疗？

男性骨质疏松病人应每日摄钙1000～1500mg，并补充维生素D400u／d，进行充分的运动并应戒酒、戒烟、适量咖啡因摄入、双磷酸盐药物治疗亦有效。性腺功能减退的男性患者应给予雄激素替代治疗。

骨质疏松患者如何防止跌倒？

以下简单的方法既有效又可行，如在光滑的地面和楼梯上铺地毯、移除室内通道障碍物、收好儿童玩具、装上楼梯护栏、避免登高等。另外服用镇静剂、抗高血压药物后起床和改变体位时更应谨防体位性低血压和摔倒。

谢选骏指出：人説“测定骨密度”；我看“测定骨密度有助於健康”，因爲“知道問題的存在，就是解決問題的開端”了。

【44、克尔凯郭尔尴尬的一生成就了名聲】

《克尔凯郭尔尴尬的一生》（书评人：盛韵 2005-8-4）報道：

书名：《索伦·克尔凯郭尔传》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克尔凯郭尔研究中心副教授乔金姆·格夫近日出版了专著《索伦·克尔凯郭尔传》。在这部最新传记中，作者详细探究了困扰这位存在主义之父短暂一生的四桩丑事。

第一桩虽然不是发生在克尔凯郭尔身上，但他始终将之视为耻辱——那就是他的出生。克尔凯郭尔的父亲是个富有的商人。在为第一任妻子服丧期间，他使自己的女佣安妮怀了孕，无奈之下只好缔结婚约，5个月后第一个孩子出世。接下来的年月里他们生了2个女儿3个儿子，索伦是最小的儿子，出生那年他的父亲已经56岁，母亲45岁。于是索伦成了父母无可救药的淫欲的活生生的证据，他一生以此为耻。

克尔凯郭尔认为他父亲的高寿并不是上帝的福祉，而是一种诅咒。母亲未婚先孕，违背了耶稣的教诲，他们一共养育了7个孩子，但除了克尔凯郭尔和他的一个哥哥，没有一个活过34岁（也就是耶稣的大限）。作者给了些许暗示，认为老克尔凯郭尔的死与梅毒有关，而他把这种肮脏的病传给了他的孩子，在丹麦语中“原罪”的意思就是“遗传的罪”。

老克尔凯郭尔是个精力旺盛的男人，而索伦却极其厌恶生理上的性爱。现在我们并不清楚他是不是处男，虽然以前的传记作家根据他日记中的只言碎语（“上帝啊，上帝啊，那野兽般的咯咯笑”）推断出他曾在妓院里有过可怕的经历，但是格夫对此表示怀疑。

第二桩丑事便是克尔凯郭尔的悔婚。他的未婚妻贾娜·奥尔森小他9岁，出身名门，教养良好。父亲是国会议员、财政部长，本人喜爱绘画，几乎没有任何缺点。然而在克尔凯郭尔的《人生道路之各阶段》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给她的永别信：“请忘了写这信的人，并且原谅他吧，也许他可以做很多事，但是无法给一个女子幸福。”

当时他的父亲刚去世，留给他和哥哥一大笔遗产，他们每个人得到四分之一，剩下的钱换成股票和证券来增加收入。不管金钱在贾娜眼中有何种价值，反正她“像母狮一样”挣扎着要留住他，不顾礼节地闯进他家留下一张“彻底绝望的字条”，请他看在耶稣和他父亲的面上不要离开她。两个月后她接受了现实，在与克尔凯郭尔的会面中，她说：“你在我身上玩了一个可怕的游戏。”

两年后，贾娜和少女时代的家庭教师施莱格尔订婚。施莱格尔简直就是克尔凯郭尔的完全对立面：他稳重、和蔼、健康、耐心、从不说反话。与此同时，克尔凯郭尔仍旧生活在文字的世界中，他在《勾引者日记》中美化了与贾娜的罗曼史，用高深的哲理文体倾吐了对贾娜的歉意和敬意。1843年出版的《或此或彼》在哥本哈根引起了注意，这时居住在巴黎的安徒生曾收到一封信：“一颗新的彗星在天空中划过……我想在卢梭的《忏悔录》之后还没有一本书能在公众中引起这样波澜。”

《或此或彼》中这样写道：“如果你结婚，你会后悔；如果你不结婚，你也会后悔。”在稍后创作《反省》时，他不断受到与贾娜复合的念头的折磨，但当贾娜与施莱格尔订婚的消息传到他耳中，他修改了原稿，加入了一些憎恨女性的内容。然而，分手那一刻的场景一直萦绕在他心头，以至于他死后将挥霍所剩无几的遗产都留给了贾娜。贾娜拒绝了这份遗产。但据当时人回忆，后来成了寡妇的贾娜追忆往昔时“总是从施莱格尔开始，把他的好处捧上天，但是……总是以克尔凯郭尔作为结束。”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克尔凯郭尔决定取消婚约，恐怕现在人很难说清。格夫推测克尔凯郭尔可能有难以启齿的隐疾——癫痫症，所以在婚姻问题上犹豫不决。

第三桩丑事源于下流杂志《海盗》（TheCorsair）对克尔凯郭尔的攻击。该杂志刊登了一系列漫画，把克尔凯郭尔描绘成一个驼背、鹰钩鼻、戴着高帽子的哲学家，两条腿细得可怜，最滑稽的是，他的裤脚永远不一样长。1846年，克尔凯郭尔的裁缝以自己的声誉因为他受到了恶劣的影响为由离他而去。他的亲侄子一次在街上碰见他想和他打招呼，但是发现路人都停下来看他的叔叔，他自己也发现叔叔的裤脚真的是一长一短，于是这位侄子本能地停下来，然后马上想起自己要到另一条街上去办事。

这种尴尬使得克尔凯郭尔每天上街都成了一种折磨，他曾经表示“被一群傻瓜糟践是一种慢性死亡”。如果耶稣复活的话，他认为：“他也许不会被判死刑，但是会受到嘲弄。这就是理性时代的殉难。”

克尔凯郭尔十七岁入近卫军服役，才三天就被医生诊断为不适合从军；1840年代，他饱受痔疮、便秘、失眠、头晕之苦，有时还咳血。他曾在日记中承认：“贾娜不喜欢我的高鼻子，也不喜欢我的大眼睛，也不喜欢我的小脚——或者我的聪明脑瓜——她只是喜欢我，但是她并不理解我。”

耻辱的《海盗》事件在克尔凯郭尔心里像一剂宗教毒药。1848年，他写道：“说实话，如果这一切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我永远不会成功地启蒙基督教。”稍后他又写道：“我被允许经历了一种孤立隔绝，一个人没有这种经历就不能理解基督教……一个人必须在虐待中学习。”在1850年代中期，他对基督教的理解变得异常激进，他甚至认为：“基督教是撒旦的创造，目的就是为了让人类不幸福。”

这个曾经“无法让一个女子幸福”的男人将人类的不幸视为与上帝关联的固有本质：“一个完全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基督教是异教，完全不能与世界相容，用简单的认识去敬畏世界、敬畏人类是非理性的……我觉得自己就是异教徒。这种痛苦，我将之理解为与上帝的交流。”

正是这种宣言，引发了克尔凯郭尔一生中的第四桩丑事——所谓的攻击基督徒。

这种攻击其实是对蠢人的反击。在避开教会和牧师私自印行的小册子中，他写道：“这些平民学会嘲笑我，于是自行切断了与最真诚地热爱这个国家的一个人的关系。”“这些讨厌的人们（牧师）讨生活的办法就是阻止你去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在听闻了这些大逆不道的言论后，声名显赫的教会领导人Grundtvig公开谴责克尔凯郭尔是“谎言之父……用表面的清晰和各种华丽的错觉迷惑信徒，但是只会抹杀所有的人性，使他们置身黑暗中”。克尔凯郭尔的父亲是Grundtvig的追随者，而另外两位路德教的主教对克尔凯郭尔的攻击非常恼怒，他们一位是老克尔凯郭尔的忏悔牧师，另一位是克尔凯郭尔年轻时的导师。于是攻击最后成了父子间的家务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父亲诅咒的一种重复。

在他日记的最后一条中，有这样的话：“我的生命的使命就是：达到对生命最高程度的厌倦……我被一桩罪恶带到人世。我的存在因为违背了上帝的意愿。这桩罪恶——并不是我的罪恶，但是它使我在上帝的眼中是有罪的——就是赋予生命。所以对这桩罪恶相应的惩罚是：剥夺所有对生命的欲望。”

生命本身就是一桩丑事——这就是克尔凯郭尔的反击。他垂死的时刻拒绝与指定的牧师交谈，但是当他最信任的追随者问他到底信不信耶稣时，他说：“当然信。”那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一生或者迷失在了“抽象无限的眩晕中”，或者在“宗教的无限本质中”得到了拯救。▲文汇读书周刊

　

《浅论克尔凯郭尔著作的中心问题》（宋洪霞）報道：

提要：本文从基督教思想史的维度，对克尔凯郭尔著作的中心问题，即如何成为基督徒加以研究。通过对克尔凯郭尔思想中的孤独个体、信仰的跳跃、同时性、重复、带泪的盟约以及《新约》的基督教等范畴所作的阐释，来展现其独特的信仰观。文章还分析了克尔凯郭尔被称为"文化基督徒前驱"的原因。

宋洪霞，女，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

主题词：克尔凯郭尔成为基督徒

丹麦神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Sjren Aabye Kierkegaard 1813-1855）是现代西方思想史上杰出而独特的人物之一。国内学者在提到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时，克氏总会占些篇幅，但他们往往倾力关注克氏在哲学方面的辉煌成就，却忽视了他全部创作的根本底蕴--信仰问题。事实上，克氏毕生致力于通过自己的著作去言说基督教，他自己下结论说："我所写的全部著作都应从作者笃信宗教这一观点来加以理解。"1克氏的美学作品表面似乎描述美感生活，但字里行间却传递宗教的信息与目标，诚如他本人所说"美学作品描述了人们可以采取一种成为基督徒的方式，即远离美感生活而成为基督徒。"2而哲学作品本质上是以宗教立场反对哲学思辨。他说："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非科学的最后附言》构成我作为作家的全部作品的转折点，它表达了成为基督徒的问题。......此著作承担着描述成为基督徒的另一种方式，即远离体系，远离思辨。"3克氏在后期作品中一改往日托名的间接表达方式而以真名直接涉及基督教主题。这段时期的作品是纯粹的宗教作品，不需要解释。

毫无疑问，克氏著作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成为基督徒的问题。他认为，世界最难以做到的事情莫过于成为一个基督徒。在他看来，根本没有是十足地道的基督徒的问题，只有成为基督徒的问题。基督徒事实上不是现成的，必须去争取赢得，人并非生来就是基督徒，而是通过后来的努力才成为基督徒。在克氏看来，人们永远不会变成一个完善的基督徒，他自己也经常这样说："我不是一个基督徒。"意思是说，我不配自称为一个基督徒。一个人只能朝基督徒靠近，他永远不会是一个完善的基督徒。克氏清醒地认识到，人类自身在归向上帝的终极真理上远没有定型，而只是在"成为"的开放性过程中不断的探索。克氏一再声言，他的全部著作只围绕着一个中心，即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什么？探讨并分析与克氏著作这一中心问题相关的范畴是本文之目的。

一、孤独个体

克氏认为，"孤独个体"是构成宗教信仰的基本条件4。"孤独个体"是克氏思想中关键性的范畴，他曾说过："孤独这件事对我--不是我私人，而是作为一个思想家立场的我--是一件决定性的事。"5他甚至说:"假使我战死后而愿有一块墓碑的话，我只要刊上'那个单独者'几个字就行了。"6

克氏指出，单独个人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指具体的、唯一的个人，这时"孤独个体"被美化成卓越非凡的英雄人物，他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只出现一次，各不相同。其二是在宗教作品中，"孤独个体"往往指与超验性相联系的个人。克氏认为，进入天堂的大门是为每一个个人敞开，只要个人在上帝面前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悔罪，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从而意识到自身存在，达到与上帝相联。依克氏之见，只有在宗教意义上，个人才具有正式的意义。在他看来，"信仰的悖论就是：个体因素高于普遍性因素，个体通过其绝对联系来决定其普遍联系，而并非通过其普遍联系来决定其绝对联系。"7因此，信仰是一种悖论，即单一的个人高于普遍性的东西，信仰义士作为个体不能帮助其他人，单独的个体也不可能借助这个悖论成为信仰义士，作为单独个体的个体，只有靠单独个体才能成为信仰义士。克氏坚信，"在上帝的眼里，在无限的灵魂眼里，那些曾经活着的和正在活着的千千万万人，并不构成一个群体，他看到的只是一个一个的个体。"8

克氏在强调"孤独个体"时，让其犀利的笔锋始终刺向"群众"，他在日记写到，我的论辩之矢所要射中的鹄就是群体。在克氏看来，当一个人属于公众时，他不能成为自己，忘却自悔或至少削弱责任感。从宗教意义上，群众只有消极作用，它代表虚伪，给人以假象，误以为自己是真基督徒。克氏指出，他所处的时代弊病就在于集团至上，个人丧失了个性，一切都陷于世俗之中。基督教的败坏就在于整批趸售，在于世俗化，大众化，在于所谓的社会福音，因为它把具体活生生的个人一起埋葬在抽象的群体坟墓里，如果个人自以为聪明地闪躲在群众之中作为安全保障，这无疑是精神自杀，是一种严重的疾病。

尼采也强调个人至上，但与克氏有着本质的不同。尼采让人永远做第一流的人，并要超出一切人之上，奉行的是超人哲学，最终以超人替代了上帝。而克氏强调个人，是为了使大众性的基督教信仰成为个体性的基督教信仰。尼采说："做一个真正的人而不要跟随我，只跟随你自己吧！"，而克氏则要人们成为基督徒。

二、信仰的跳跃

克氏认为，人的存在可以有三种不同类型的人生阶段（境界或态度），即审美阶段、伦理阶段、宗教阶段。审美阶段是人存在的最低境界，其特点在于感性直接性，审美之人所追求的是"此时此刻就是一切"。伦理阶段是理性阶段，其重要表现是进行选择，伦理之人所追求的是按照一定的生活准则行事。宗教阶段虽以痛苦为标志，但它是人生诸阶段的最高境界，是人存在最完美的形式，是最理想的生活态度。由伦理阶段跳入宗教阶段要经过痛苦的选择。在克氏眼里，信仰的跳跃显得极为关键，其重要著作《非此即彼》、《人生道路诸阶段》是描述这三个阶段的。那么如何进行"信仰的跳跃"？

首先，当人意识到自己不能完满地履行道德义务而生发出悲怆的罪感意识，走向无奈的绝望时，便会被驱使而跳入宗教阶段。克氏说："罪责意识是通向基督教的入口处。"9也就是说，只有在历经罪责意识的狭窄道路上，人才能找到进入基督教的人口处，此外别无他途。因此，"基督教就以每一个单独的罪者为起点。"10在克氏看来，对自身的认识，就是认识自己是罪人，这样就立刻认识到人是站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如果要踏入基督教之门，惟有先透过罪的意识，靠着悔恨、痛心与挣扎，然后才有可能成为基督徒。

其次，黑暗中的一跳，投入荒谬。伦理和理性是同根孪生兄弟，在克氏看来，理性是进入宗教阶段的绊脚石和拦路虎。宗教要求人对上帝的绝对服从，人的伦理和理性无法达到上帝的要求。因此，人只能靠信心往"黑暗中一跳"，进入上帝的怀抱中。如果用伦理和理性来衡量信仰，则信仰无疑是荒谬的，因为它已超出了人的伦理原则，这就使人只能靠信心与服从，在上帝面前作出个人的"非此即彼"选择。由于克氏是虔诚的信徒，他设想自己必须在上帝面前选择，这是最严重的选择。一个人的未来部分地取决于他的自由选择，对宗教的选择是发自内心的事。人要信仰上帝，就得准备冒险，"没有冒险，就没有信仰"（Withoutrisk,nofaith.），因为在克氏看来，"信仰正是个人内在的无限激情与客观的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如果我能够在客观上把握上帝，我就不会去信仰，但恰恰因为我不能够在客观上把握上帝，所以我必须信仰。"11

传统宗教极为强调信仰对象的真伪，着重规定信仰对象是佛是安拉还是上帝。而克氏却认为，信仰对象是什么是超越认识之外的，他强调的是怎样去信仰，而不是信仰的内容。在他看来，上帝是在我追求上帝的过程中被发现的，我们信仰的上帝其真实性完全取决于我们追求他的激情与专一，只有带着最高的激情才能与上帝同在。克氏甚至认为，选择的方式先于献身的对象，或者说"怎样"先于"什么"。激情在信仰的跳跃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克氏声称：在客观的未定中，即使站在万丈深渊上面，也不能失去信仰。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必须献出自身跳进黑暗中去，这种选择是以跳入未知的形式，通过所谓的跳跃与逻辑思维完全断绝关系。在克氏看来，信仰就是信荒谬的东西。他坚持；"对于基督教真理的一切世俗-历史的争吵、辩论和证明必须统统抛弃；唯一证明只是一个信字。如果我信，那么，我的信在我总比理性为强。"12这使人想起古代教父德尔图良，他有句名言：基督教信仰"正因为荒谬，我才信之"，意思是说，基督教信仰是超越理性之上的，信仰的内容一定是荒谬的，信仰基督就是信仰荒谬。因此，严格地说，克氏"信仰荒谬"的观点并非他所独创。

再次，"无限弃绝是通向信仰的最后阶段。"13这意味着跳入宗教阶段要付出代价，亚伯拉罕必须牺牲以撒，克氏必须付出蕾琪娜。然而，克氏认为，在顺从痛苦的无限弃绝运动之后，信仰义士并没有真正失去什么，因为凭借荒谬的力量又重新获得了一切人力所不及的奇迹，"我并未通过弃绝而放弃什么，相反，有了信仰，我却获得了一切，正如时常所说的那样：有信仰者能够以一粒芥菜种去移山。放弃所有的过往云烟以获得永恒，这种运动所要求的完全是人的勇气，不过，我确实赢得了永恒，并且无法永恒地放弃它，因为那将是个自我矛盾。"14克氏非常强调无限弃绝的重要性，甚至断言，任何没有做出这个运动的人都没有信仰，他认为只有在无限弃绝中，才能悟出永恒的有效性，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谈得上依靠信仰的力量去把握存在。

三、同时性

"请看，为成为基督徒并过基督徒的生活而所做的努力，在最严格的关系上与一位基督徒的同时性有关，结果是与一位使徒的同时性要付出我们中间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的巨大努力。"15同时性是克氏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指现实过程，在这个意义来说，不能把基督教理解为历史性的基督教。

在《哲学片断》中，克氏提出"直接信仰"（与上帝的直接关系）的论点，即个体不凭借传统教会，完全在内心深处就可以与上帝相交。重视个体的内心信仰而轻教义是克氏神学的一个特色。一般说来，古今有成就的大思想家大多是建立知识体系和形而上学的伟大体系，往往忽视内心的生命。而克氏却独辟新径，认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必须摈弃一切外在的教义与形式，而转向深刻的内心反省，并使生发出绝望、痛心、认罪、悔改的情绪，从而与上帝相连。这种内省作用不是思辩的、理智的而是主观的，它旨在个人幽眇的心曲中，在精神的渊海中探索永恒生命的存在。人心的深处就是上帝的殿，上帝是灵，他要每一个人用灵性与他面对。

克氏强调每一代的基督徒在生存论的意义上与使徒们一样，都直接面对上帝的临在。在克氏看来，一个不是耶稣的同龄人，有可能是跟耶稣同时的人；相反，一个可能是耶稣的同龄人，尽管利用了跟耶稣同时的优势（在直接性的意义上），如果没有跟耶稣真正相遇，便根本不是一个与耶稣同时的人。克氏认为，耶稣的同龄人不能仅仅只凭直接跟耶稣是同时代，使徒们与上帝的同时性仅是个机缘，并非跟耶稣同时代的人都有这个机缘，主耶稣的同龄人（使徒们）的传言亦仅是后世基督徒与上帝见面的机缘。由此克氏得出："真正主的同龄人不是凭借直接的同时性，而是凭借着别的什么东西。这样尽管他是跟耶稣是同时代的，这个同时代的人照样可能不是主的同龄人；真正主的同龄人是真正不凭借直接同时性的同时代的人；因此，不跟主同时的人（在直接性的意义上）应该可以通过别的什么方法--主的同龄人也要通过这方法成为真正跟主的人--而成为一个主的同龄人。而不跟主同时的人（在直接性的意义上）当然就是指后来出生的人；因此，后来出生的人是应该可以成为真正跟主同时的。或许这就是成为主的同龄人的真正意思，这也是我们所称颂的主的同龄人。"16在这里，克氏所颂赞的主的同龄人实际上就是一个真正的信仰者。一个真正的信仰者无论处于什么时代，从信仰的角度都是与主同时代，都能直接与主相遇，直接从耶稣基督本人那里接受条件认识主而不是从再传的人那里接受条件。

在克氏看来，基督不仅仅是个历史人物，他作为一个矛盾体是绝对的非历史人物，基督的尘世生活追随着人类，作为永恒的历史追随每一个人的一生，他的尘世生活具有永恒的同时性。因此成为真正基督徒的必要条件就是与主同时。与绝对者的交往中只有唯一的时间：现实，谁不与绝对者同时，绝对者就根本不与他同在，因为基督是绝对者，所以在与他交往时只有一种唯一的境况--同时性。"你若不能叫自己在与基督同时的情况中，做一个真基督徒，或是主基督在与你同时的情况中不能感动你，而叫你亲近他，那么你就总无法成为一个真基督徒。"17

克氏"直接信仰"的观点与路德宗教改革的三大原则之一"人人皆祭司"相一致。路德否认了教皇和教会决定人永福的权利，使每个人都能够在祈祷中与上帝相遇，个人的内心信仰成为救赎活动中或是信仰裁决上决定意义的因素。因此，克氏的"直接信仰"（与上帝的直接关系）被有的学者认为"是路德之后基督教思想史中唯信论的一次重大推进，具有里程碑意义。"18

四、重复

克氏不但重视个人内心深处对上帝的信仰，他还强调要活出信仰。他声称"基督教就是重复（reduplication）"，重复是克氏所谓生存辩证法里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也可以说是他在神学领域的独创之处,集中体现了他把基督教信仰与人类的生存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的特色。何谓重复？"在基督教里面生活，在一个人生活里表达基督教即是所谓的重复。重复即指成为一个人所自白的那样。"19克氏认为；"重复是基督教的教育核心。作为一条教义，它和其他教义并无不同之处，但是它可使那传授重复之人显得格外重要，这一点却是和其他教义根本不同的。"20也就是说，克氏所关注的不是人所说的是否正确，而是人所做的如何，即行动的基督教。

按照克氏的看法，当一个人身穿缀有星星点点饰品的绫罗绸缎并说，获得真理必须经历一番磨难之类，这人的衣着打扮与他所说的内容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的一种结合只不过造成一种审美氛围，这不是重复；当一个牧师在他的布道中大叫大嚷地讲述世界如何迫害基督徒而表情极为愤慨，而事实上他正安享着乡村宁静的太平，此举只是为了迎合自己的虚荣心，这也不是重复。在克氏看来，如果基督教没有在传扬它的人的生活中再现出来，那么他就等于没有传扬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是关于人生的消息，只有在人类生活中得到实现，才能得以传扬。因此克氏眼里的基督徒应当在行动中体现基督教的精髓，"基督教在本质上不能由话语来宣布，而要通过行动来宣布。"21

克氏对行动的强调实质上表现出对他所处时代的强烈不满。他看到许多基督徒并没有在行动上效法基督，相反却把基督的一切都变成了一种知识，使基督教的精神枯萎干瘪了。面对基督教如此之境况，克氏深感痛心，提出基督教的本质上要通过行动来宣布。重复对于基督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真正要获得真理，就要在生活中去实践它。效法基督，不是述说基督的教训，而是要实践基督的教训。重复对今天的基督徒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在极为强调"因信称义"而在信与不信上纠缠不清的中国教会推崇重复相当必要。

五、带泪的盟约

在信仰的世界里，许多人在思考，做基督徒究竟意味着什么？

克氏回答说：承受苦难，苦难是神人合一的象征，他说："人和上帝结有一份带泪的盟约，可这盟约人看不见，听不着，除非通过上帝，只有他能在暗中查看，在远处理解；依照此盟约，人可得主的拯救，主将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还有人与上帝结有一同受苦的关系，这神秘的关系是永世得救的保证，因为它使人能忠信地认识上帝。"22克氏把人与上帝结成的关系视为受苦的关系，并称此为"永世得救"的保证，他甚至说："不经历磨难就进不了天国"23。他指出，真正的基督徒必须甘受万苦。这与人总想谋求世上幸福的愿望相悖，也与基督徒平安喜乐是上帝祝福，受苦是上帝惩罚这样根深蒂固的观念有悖。

然而，在克氏看来，受苦一方面确定了人与上帝真真切切的关系即结有带泪的盟约，"你若未曾哭泣，天上的上帝又何能擦干你的眼泪呢？"24另一方面，苦难乃是对基督徒的一种考验，"成为基督徒，并保持做基督徒，这就是考验。--这是一种在痛苦与烦恼方面任何人类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受难。"25人们识别基督徒，是依据他耐心地承受了苦难，基督徒面对苦难有的不是悲观失望而是盼望，盼望永世得救就是基督徒不幸的避难所，是不幸和苦楚也撤消不了的盟书，它使基督徒在世的苦楚变得至暂至轻。克氏认为，宗教的本质就是受难。受难的缺乏意味着宗教性的缺乏，因此受难是个体生存的本质。从真正的宗教立场看，一切人都是受难者。基督经历了嘲笑、鞭打和受辱，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宗教中受难的表征。

六、《新约》的基督教

克尔凯郭尔所处时代的丹麦教会属路德宗，与国家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权阶层等级森严，教士们生活腐败、堕落，大多数教士把教职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这遭到克氏的严厉攻击，在他去世后，其专门反对基督教会的文章被编辑成一本厚厚的题为《对基督教世界的攻击》（1854-1855）的文集，至于散见在他的各种著作中的批评和讽刺教会的言论更是俯手皆是。克氏把他那时代的基督教视为一个巨大的欺骗，上帝被当作一个呆子，这样的基督教与《新约》的基督教根本不同，于是只有两条路：或者用诡计继续支持这种欺骗；或者诚实地坦白承认这种不幸：即是，在今日没有一个人可以按照《新约》的意义通过，变为真正的基督徒。因此，克氏不遗余力地要求人们诚实，提出恢复《新约》基督教的主张。

何谓《新约》的基督教？克氏明确回答，"它是受苦的真理。在这平庸、可怜、有罪、邪恶、不敬神的时代，真理必定受苦。基督教是受苦的真理，因为它是真理且存在于这个世界上"26。在克氏看来，耶稣基督不仅仅受苦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的整个一生至始至终都在受苦，使徒们为见证真理也受苦。因而耶稣基督要求其追随者效法他的受苦。而丹麦的官方基督教却与新约的基督教背道而驰，他说："官方的基督教根本不是《新约》中的基督教，为此，我要指出《新约》中所理解的基督教和做基督徒是什么：是纯粹的痛苦、不幸和苦恼（但千真万确，它肯定将永世长存），而我们的官方的基督教却是舒舒服服，轻松愉快的（但也千真万确，它肯定不会永世长存，只有神职人员才认为它会永世长存）。"27克氏不厌其烦地指出，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等于成为不幸的人，你越信仰上帝，上帝越爱你，你就越受苦，对软弱的人来说，这个思想是可怕的，它能摧毁一切。他坦白地承认，自己不能忍受这样的真理。克氏自己不能忍受自己的"受苦"和"严厉"的基督教，我们有理由说，如果不是望文生义的话，克氏倡导的基督教受苦与严厉的观点是任一活的心灵不能忍受的。

克氏认为，路德是使基督教简单化、大众化、世俗化的罪魁祸首。在克氏看来，路德的信仰概念中含有一种简单化的倾向，可以说，路德把信仰看得过于轻松，甚至毫不客气地指出，路德之所以提出"因信称义"不是为了让人们把注意力转向上帝，而是让信仰者减轻负担，"路德欣赏的是减轻负担，从而使信仰变得容易起来的改革。"28在路德那里，信仰基督教成了极为简单容易之事，只要信，便唾手可得上帝所赐的永福。这与克氏信仰要求增加难度的立场迥然冲突，他说："路德改变方向是错误的，问题不是放松基督教的要求，而是抓紧它们。"29要变成真正的基督徒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而以路德宗为国教的丹麦教会却错误地使基督教变得舒适愉快，这令克氏不能容忍。

在克氏看来，属于《新约》的基督徒应该忍受孤独，一个真正属灵人属灵的程度与他忍受孤独的能力成正比。他说："《新约》的基督教正是指望并与属灵的人的这种孤独相关。"30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继续说："《新约》里的基督教在于爱上帝和仇恨人类，不仅恨自己，而且恨别人，包括恨自己的父母妻子，等等。"31这真令人费解，也常使人误解。克氏一再呼吁人们恢复"《新约》的基督教"，然而，按照耶稣的教导却是爱人如己，甚至要爱仇敌。其实，这并不是克氏的本意。事实上，克氏极为强调对人的爱，他说："基督教以人的自爱为前提，只是加上了'象爱自己一样地'爱邻人"、"对邻人的爱具有永恒的一切完美性。"32克氏在这里的真正涵义是，应当独自与上帝交往。他说："上帝的每一次呼唤都是针对一个人的，而这又是努力与检验的所在，即被呼唤者应该独处，独自走自己的路，--独自与上帝在一起。"33他甚至认为："在一定意义上，上帝就居住在孤寂之中。"34克氏不但自己是一个孤独者，他还打算把他的孤独带入神学界。一个人必须独对上帝。信仰是个人的决定。在宗教阶段，真正的信仰者不可能与另一个信仰者交流。这样对信仰生活的理解必然导致使教会的教义、组织没有地位。在我看来，克氏所要求恢复的《新约》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带有病态的色彩，并不符合圣经的教训。

克氏对官方基督教尖锐批判的言论，似乎给人以假象，克氏是反基督教的，有人就把克氏视为"宗教无神论者"。这实在是对克氏的一种曲解。尽管克氏自己有多次类似的表白，"我不能闭上双眼，让自己满怀信任地投向荒谬，对于我，这是不可能的；不过，我并不因此而自我赞美。"35"我无法执行信仰最后的、悖论式的运动，无论它是一种责任还是其他什么--但我实际上最愿这样去做。"36然而，克氏这些说法并不是真正反对基督教，正相反，克氏是对成为基督徒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他称自己不配基督徒的称号是因为感觉自己没有达到心目中基督徒的真正标准。在主观上，克氏始终努力去做一个基督徒，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基督教。"克尔凯郭尔对传统教会及其神学的攻击，旨在指责时弊，力挽狂澜，捍卫并拯救基督教信仰。"37显然，克氏抨击基督教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基督教，劝告人们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使基督教得到发展壮大。因此，克氏是护教者而决不是叛教者，他与那些站在非宗教信仰者的立场批判基督教的有着本质的不同。只不过克氏对基督教信仰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与当时传统观点不同而已。

当今，克氏越来越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他的一些中文译著已出版。克氏为什么会热起来？笔者认为这主要在于他所倡导的"个体内心信仰"得到"文化基督徒"的认同。"克尔凯郭尔开创了教会建制外的基督思想的先河和典范，是文化基督徒的前驱。"38克氏被称为"文化基督徒"的前驱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一是从教会归属来看，克氏不属于建制教会，并提出直接信仰的观点，认为，要与上帝打交道，不应通过教会，而应通过基督这一中介。二是克氏虽然游离于建制教会之外，但他锐意教会改革，反对教会世俗化，既强调内心深处的信仰，又重视外在的行为表现。这是许多"文化基督徒"乐于接受的。因此，克氏的思想在知识分子中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但"文化基督徒"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是理性信仰，而克氏投身荒谬的信仰也许是许多"文化基督徒"不愿跟随的。

1.Kierkegaard:ThePointofView,OxfordUniversityPress,1950,第22页。

2.Kierkegaard:ThePointofView,OxfordUniversityPress,第42页。

3.Kierkegaard:ThePointofView,OxfordUniversityPress,第41页。

4.克尔凯郭尔《祁克果的人生哲学》"那单独的个人",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6年9月第3版,第60页。

5.克尔凯郭尔《祁克果的人生哲学》"那单独的个人",第56页。

6.同上，第62页。

7.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64页。

8.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日记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第106页。

9.克尔凯郭尔《基督徒的激情》，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50页。

10.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109页。

11.EditedbyRobertBretall,:AKierkegaard'sAnthology,Postscript,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3，第215页

12.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日记选》，第165页。

13.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第40页。

14.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第43页。

15.克尔凯郭尔《基督徒的激情》，第103页。

16.克尔凯郭尔《论怀疑者/哲学片断》，生活范潦榉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11月第1版，第195页。

17.克尔凯郭尔《祁克果的人生哲学》，"基督教中的励炼"，第427页。

18.参见《论怀疑者/哲学片段》"中译本导言"（刘小枫语），第8页。

19.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日记选》，第117页。

20.同上，第112页。

21.克尔凯郭尔《基督徒的激情》，第74页。

22.克尔凯郭尔《十八训导书》，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234页。

23.同上，第293页。

24.克尔凯郭尔《祁克果的人生哲学》，"清心是志于一事"，第305页。

25.克尔凯郭尔《基督徒的激情》，第124页。

26.Kierkegaard:AttackUpon"Christendom",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8,第268页。

27.Kieregaard:AttackUpon"Christendom"，第150页。

28.转引自杨大春《沉沦与拯救》，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11页。

29.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日记选》第175页。

30.克尔凯郭尔，第163页。

31.同上，第163页。

32.克尔凯郭尔《基督徒的激情》，第98、99页。

33.同上，第88页。

34.克尔凯郭尔《基督徒的激情》，第148页。

35.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第29页。

36.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第45页。

37.卓新平《当代西方新教神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5月第1版，第37页。

38.参见《论怀疑者/哲学片段》的"中译本导言"，第9页。

　

《审美的诱惑者：克尔凯郭尔》（周一云）報道：

根据传统的划分，克尔凯郭尔思想有两个基本框架，一是此与彼的选择，一是审美、伦理、宗教三阶段的递进。审美的人在脱离了直接性的无知的同时也失去了纯洁无辜，由于只知追求一己瞬间的享乐或曰“极度强烈的诗意激情”，无意和他人建立积极的关系，更切断了和永恒的关系，所以孤独而绝望地悬在空中。这样的人物出现在《此与彼》（Enters-E,ller/Either/o第一卷的最后部分，即《诱惑者的日记》（ForforerensDagbog/TheSeducer'sDiary）的“作者”约翰尼斯。他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如何处心积虑地将情窦未开的少女柯尔迪莉亚一步一步地诱入情网，带领她达到激情的顶峰。正当她准备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时候，他却飘然引退，咫尺天涯了。他的全部诱惑都是通过反语（（ironi/irony）进行的。他的爱情的表白或暗示都不包含承诺，随时可以抽身走开，对方抓不住任何把柄。所以柯尔迪莉亚在两封信里用“您不是我的，但我是您的”，“我就是您的，您跑不了”作为绝望的诅咒。诱惑者约翰尼斯的自白和十八世纪流行的书信体爱情小说不同，采用日记的形式，其中没有对话的对象，只有空洞的独白，所以约翰尼斯“只歌唱少女，不对少女歌唱”。《生活道路各阶段》（StadierpaLivetsVej/StagesonLife'Day）开始部分宴会上的五位发言人酒后吐真言（InVinoVeritas），也从不同角度阐发了这种生活态度的优越性。由于几位审美人物都是男性，他们与他人的关系也主要表现在对女性的态度上。他们对女性或无知，或轻慢，或欣赏，总之不能建立实质性的关系，即结婚。是为“诗意的审美生活”

审美阶段的意见充分发表之后，已婚男士们分别在《此与彼》的第二卷和《生活道路》的第二阶段出来现身说法，提醒他们不要自以为得意。追求享乐的背面不过是胆怯，不敢作决定罢了，好意规劝他们鼓足勇气去结婚，承担起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并向他们保证，天伦之乐中自有美在，不必害怕。是为伦理阶段。

如果克尔凯郭尔到此为止，那么和黑格尔的伦理至上和国家至上论并无二致，他也无由挑战黑格尔。上面的几个故事完全可以翻译成黑格尔的语言：“苦恼意识”源于片面的主观性，可在客观的伦理生活中医治达到新的综合。但是在《恐惧与颤栗》中，克尔凯郭尔通过亚伯拉罕的故事提出了“伦理的目的性的悬置”的重要命题。即在对上帝的信仰面前，个人高于家庭社会国家。阿加门农杀女儿以祭诸神，虽然有悖家庭伦理，但是为了希腊的国家利益（假定为了夺回一个美人劳师远征合乎国家利益）。他的悲剧性行动属于不同伦理力量之间的冲突，即家庭和国家的冲突，仍没有超出广义的伦理范围，也就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伦理的至上性。亚伯拉罕杀子则纯粹出于个人信仰，于国家社会无益。如果他的行动是正当的，伦理的绝对基础就此动摇了。这在受孔孟礼教熏陶于前，马列主义集体至上的教诲于后的我们听来，确实不免“颤栗”。但是克尔凯郭尔据以挑战黑格尔的不是审美，而是宗教。审美的最高阶段是诱惑者约翰尼斯，不是亚伯拉罕。如果诱惑者不愿永远沉腼于自觉不自觉的绝望的话，他所面临的选择是过渡到伦理阶段，这是越过伦理阶段直接向宗教阶段“跳跃”。审美先于伦理，连伦理的初级阶段也不是，如何能“悬置”伦理？亚伯拉罕脐手服足，娶妻生子，除了偶尔眺望头上“灿烂的星空”之外，没有其他审美活动，始乱终弃之类更是匪夷所思。在克尔凯郭尔的谱系上，亚伯拉罕处在伦理与宗教之间，如何成了诗意生活的代表人物。

从审美和伦理宗教的区别或可得出艺术的独立或自律的观念，从而把艺术从教化的重负下解放出来。这对深受“文以载道”传统影响的我们来说不无启发，但是我们无由推断持这一观点的思想家都主张生活应该“诗化”。根据艺术自律的原则，我们既不能因顾城最后几个月里的活动而否定其作品的艺术价值，也不能因为他是诗人而美化他的极端自私行为。据有些论者分析，顾城的迷误恰恰在于混淆了艺术与生活。克尔凯郭尔的学位论文《论反语的概念》（OmBegrebetlronilTheConceptofIrony）后半部分就是说明反语对国家社会的危害。浪漫主义在艺术上不妨聊备一格，但绝不能成为生活的原则。“诱惑者的日记”则是对反语的反讽。

另外，完整的亚伯拉罕故事是这样的:他听到上帝的召唤，决定杀死独生子伊萨克作为牺牲，于是告别了妻子萨拉，骑上骡子，和伊萨克在恐惧与颤栗中默默地走了三天。第四天早晨，登上Moriah山，堆好木柴，捆绑好伊萨克，抽出佩刀——故事到这里并没有完。如果这一刀子捅下去，真的把儿子杀了，那么亚伯拉罕和诱惑者也就确实没有本质的区别了。尽管后者（精神上）的始乱终弃不包括肉体消灭。可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要求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亚伯拉罕看见了上帝的羔羊。他的祭典仪式到此结束，上帝的考验也到此结束，于是他就回家了。《圣经》版和克尔凯郭尔版的亚伯拉罕故事都是如此。

所以这个故事是“有头，有尾，有中段”的，不能扔掉头尾只取中段。“头”是前提条件，就是听到上帝的召唤。上帝是自因，无须证明自己的存在，所以是绝对的逻辑起点。从这一前提出发，逻辑的结论是人无权擅自宣布“以上帝的名义”损害他人国家社会。其次，人必须亲自与上帝直接交感，不能把他人的话误认为上帝的声音。聆听上帝的召唤大约是非常难得的体验。克尔凯郭尔的校友，哥本哈根大学神学院院长JensGlebe-Moller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说，鉴于迄今尚未听到上帝的直接召唤，只能老老实实过伦理的生活，不敢贸然从事。这里也是宗教和迷信的分野，怂恿他人“杀子祭主”者，武装啸聚扫荡异己者，在地下铁施放毒气“警醒世人”者，各国司法机关一律按刑事犯处理，不在宗教信仰自由保护范围之内。故事结尾部分羊羔的出现，也不能简单的当作“大团圆”来看。亚伯拉罕对独生子拔刀相向，象征着对最亲密的伦理关系的弃绝。但是消极的弃绝不等于积极的信仰。这里的辩证关系是，人必须在伦理与宗教的矛盾中意识到伦理的相对性，承认某种更高价值，才可能确立真正的伦理关系。换言之，作为生活道德规范的伦理不足以成为自身的基点，个人与超越性的关系才是能举起地球的阿基米德杠杆。关于这一点，克尔凯郭尔在《致死的病》（SydommentilDoden/TheSicknessOntoDeath）,《忧惧的概念》（BegrebetAngest/TheConceptofAnxiety）,《爱的事业》（Kjerligh-edensGjerninger/TheWorksofLove）等书中有详尽的说明。

这里，牵涉到两种对克尔凯郭尔相当普遍的误解，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误读”，克尔凯郭尔个体性范畴和“主观性即真理”的命题的提出，确是对黑格尔的国家群体至上以及客观唯心土义（这里姑且沿用习惯的说法）的反驳。这一点在克氏生前就大受攻击。不过，靠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遗产之赐，他还可以找到一两位只求收回成本，不太在乎销量的出版商印几本书，全面地说明自己的思想。怎奈当时的读者置若无闻，一口咬定他“破坏安定团结”。加上他和雷吉娜·奥尔森（RegineOlsen）以订婚始解约终的一场风波，似乎越发坐实了他本人就是阴险自私的诱惑者。尽管雷吉娜很快嫁给别人，顺利完成从审美到伦理的过渡，尽管克尔凯郭尔终身不娶，口口声声称她为“永恒的爱”也无济于事。有人甚至断言，他书中“亲爱的读者”不是别人，就是雷吉娜。雷吉娜已是他人之妇，频频公开发表情书，非第三者插足而何？克尔凯郭尔益发声名扫地，终于在遗产耗尽之时告别了可爱又可恨的人世。

一百多年后，人们从尘封的故纸堆中解读出一些或许能说服克氏的同时代人，却让当今高扬个体主观性的诸公扫兴的观点。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人心涣散的根本原因在于盲目地听从政客记者教授牧师等“精英”的说教，侈谈客观规律，历史的必然性，却很少反躬自省，追求真理，投入真理，把真理内化为自己的灵魂，生活在真理之中。纳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中国的“话语系统”就是，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不是别的，恰恰是懒于独立思考，盲目盲从的人。强调个体性的目的是社会的整合，而不是家庭社会的解体。而最根本的整合是精神的整合，还有待于每一个单独的社会成员自我意识的觉醒，承担起沉重的自由。这一艰巨任务显然不是政府、教会、大学、研究所能够胜任的。

以上是根据传统的两极三重结构对克尔凯郭尔的解释。近年来，有人提出审美伦理宗教三阶段不能作截然的划分，其重合的方面更发人深省;有人说克氏所谓的选择其实是无可选择;有人试图证明克尔凯郭尔本人确实是诱惑者，警告读者小心上当受骗;更有人用后现代解构主义方法解读出克尔凯郭尔并不是存在主义之父，他的全部作品也根本无意于敦风化俗，不过是想说明语言的无能而已;还有人说他晚年对女性的敌视乃是其宗教观逻辑的必然;又有人说他虽然表面上对女人多所挪偷，焉知他不是曲折地阐明女性主义，言外之旨没准儿是自己想作女人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以上观点都已写成了博士论文，论文的作者们也都通过答辩，找到了工作。但是请注意，审美和宗教阶段的分界可能是模糊的，并有重合之处，但是二者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任意地互相置换。第二，这些作者据以挑战克尔凯郭尔的不是伦理的立场，就是宗教神学的立场。也就是说，人除非对伦理宗教问题另有理解，无法宣布克氏是“坏蛋”。而对宗教伦理问题有自己的理解，不轻易地听从任何人，包括克尔凯郭尔本人的观点，又恰恰是克氏希望于他的读者的。反之，如果坚持审美的立场，拒绝接受克氏关于伦理和宗教的说教，则从反面证明了他是一位宗教思想家。

当然，对一般人来说，诱惑力最大的仍然是审美阶段。《诱惑者的日记》被最先翻译为包括汉语在内的几乎所有的语种，莫斯科大剧院还上演过同名话剧。身体力行实践诱惑活动的读者也为数不少，但是无论效果如何，克尔凯郭尔的在天之灵将拒绝承担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确实是个诱惑者。

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和克尔凯郭尔的三种生活方式说比较

刘东超

对人的生命存在进行分层研究是古今中外诸多学者思考人生问题的一条重要思路。在二十世纪中国哲学领域，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是这一思路上的典型代表之一；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创作于上个世纪却主要在本世纪发挥影响的三种生活方式说也完全可以进行这一思路上的解读。前者可视作儒学在中西文化空前交汇的本世纪对人生问题的崭新探索，后者则是二十世纪基督教神学对人的存在进行思考的重要起点之一。作为儒学和基督教这两种悠久文化传统某种意义上的现代形态，这两种学说具有许多可比性。一方面，作为人类文明在精神领域最为集中的两种体现，基督教和儒学都是建基于人性的某种前提之上，都具有丰富的生命体验基础。而正是由于同一族类的人具有某种共同属性，具有同源同构的某些生命体验（尤其是在基本需要层面上这些体验相同处就更多），使这两派学说也具有某种同构性、同向性，这在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和克尔凯郭尔的三种生活方式说中可以清楚看出来。而与此相联系的另一方面是，无论是基督教和儒学之间还是具体到人生境界说和三种生活方式说之间，由于其社会环境和创作者的经历和知识素养不同，两者之间的差别也是至为明显的，有时这种差别甚至可以掩盖相同之处。两者之间差异的存在指示我们的比较具有一定必要性，而两者之间共同点的存在又指示我们的比较具有一定可能性。

一

直观地看，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和克尔凯郭尔的三种生活方式说有一个明显的类似之处，那就是它们的结构具有一定的对应性。它们都将人生分成从低到高的几个层级（1），主要层级还相互对应平行。比如人生境界说的道德境界就和三种生活方式说的伦理方式对应，在这二者之中的人都遵循道德伦理规则。天地境界则和宗教方式对应，在这二者之中的人都追求甚或达到了某种绝对或极限的东西。功利境界则对应美感方式，在这二者之中的人都追求感性满足。另外，美感方式中在起始阶段还有一部分内容和自然境界对应，在这二者之中的人都没有明确的意识或很低层次的意识。可见，这两种学说的结构对应还是比较整齐的。而分别生活于东西方社会并继承各自传统文化的冯友兰和克尔凯郭尔之所以建构出这样近似的学说结构，显然是由于人类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在根本处的一些同构性。

我们先从最低的方式谈起。冯友兰将自然境界中的人规定为“顺才”“顺习”而行，他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没有清楚底了解”，他所做的事对于他也“没有清楚底意义”。“就此方面说，他的境界，似乎是个混沌。”因此，冯友兰明确将“不识不知”定义为自然境界的特征。但是对于这种“不识不知”他进一步表述为“不著不察”（2）、“少知寡欲”，也就是说知的程度很低，按冯友兰的话说是“最少底觉解”（3），而且欲望很少。这和克尔凯郭尔美感生活中欲望直接阶段（immediatestagesoftheerotic）的起始处有相似之点。克尔凯郭尔的美感（aesthetic）生活既包括物质化生活的层面，又包括审美生活的层面，在他眼里，这两个层面都是感性的生活。（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冯友兰将审美层面提得较高，在天地境界中也有很大的审美成分。）感性生活的内在表现是欲望。克氏将欲望依发展程度高低分为梦求（dreaming）、寻求（seeking）和欲求（desiring）三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的梦求表示欲望还没有觉醒，它仅是一种模糊的预感。将要成为欲望对象的东西虽然在它之内，但还没有成为被指向的对象。将生的欲望和将要成为它对象的东西纠缠在一起，互相吸引，互相牵连。虽然它们都没有明确地展现，但这种初始的欲望仍具有无限的深度。这个阶段和冯友兰自然境界的共同处在于二者都处于很低的知觉状态，前者的着重点在于欲望形态尚未形成，后者的着重点在于事物意义没有对人彰显，前者指向的是生存主体建构，后者指向的是主客体关系建构。二者中的主体都还处于一种前（于人的）意识状态，都是主体发展的起始阶段。从语言表述上看，前者使用了大量文学语言，并以莫扎特歌剧《费加罗》中的Page为代表，后者则使用简洁的哲学语言，引用了一些古人的话。这种表述不同并不仅仅由于知识资源的不同，更主要还反映出二者根本思想出发点的不同：前者是一种生存描述，后者主要是一种哲学归纳。二者虽然都处于各自学说的起点处，但在各自学说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小不同，冯友兰的自然境界作用明显大些。

二

人生境界说的第二层次是功利境界，冯友兰指出，功利境界的人的行为目的是为利，而且他“所求底利，都是他自己的利。”（4）那么什么是“利”呢？“利是可以使人得快乐者。”（5）广义地说，快乐一词可以包括各种各样的快乐，但大体上来说不过是感官快慰和精神愉悦两大类。克尔凯郭尔的美感生活方式指的是感性生活范围内物质方面的快感和审美快感。就二者的实质所指来看，冯友兰的功利境界和克尔凯郭尔的美感生活方式中的主要内容是对应和类似的。当然，这里也有一些差别，那就是前者比后者的范围要广一些。下面可以再具体说明一下。冯友兰认为：“在功利境界中底人，对于‘自己’及‘利’，有清楚底觉解。他了解他的行为，是怎样一回事。他自觉他有如此底行为。他的行为，或是求增加他自己的财产，或是求发展他自己的事业，或是求增进他自己的荣誉。他于有此种种行为时，他了解这种行为是怎样一回事，并且自觉他是有此种行为。”（6）这里，他突出强调了人对私利的自觉。可以与此相对比的是克尔凯郭尔对“欲望”醒来阶段的描述，他说：“欲望醒来时的这种清醒，这种震惊，把欲望同它的目标分开，赋予欲望一个目标。必须严格保持的一个辩证限制在于：只有目标存在时欲望才存在；只有欲望存在时目标才存在。欲望和目标是孪生子，它们中没有哪个会先于另一个一刹那来到世上。但是，纵然它们是绝对同时来到世上的，纵然它们之间没有时间上的间隔，如同常见的双胞胎一样，但这种进入存在[Tilblivelse]的意义并非它们结为一体，倒是在于它们被分离。然而，这种感性的活动，这种大变动，刹那间将欲望同它的目标无限分开；但正如运动的原理刹那间将它自身显示为分离一样，因而它接着将自身显现为想把分离统一起来。分离的结果是：欲望在它本身中由于它实际的静止而被分裂，其结果是，目标再也不在实体的规范之内，而分化成了很多。”（7）这是克尔凯郭尔从生存辩证法角度对欲望逻辑展开的一个层面的生动描述，其现实对应的是人的欲望的苏醒或说形成。克氏在此注重的是是欲望和其目标的分离及其之间的辩证关系。这里所谓欲望的目标是大致看来就是冯友兰所谓的“利”。而冯氏功利境界中的觉解与克氏这段话中的清醒实质便是一个东西，就是人对于私利的自觉。因此，虽然二者的表述表面差别是如此之大，但其实质所指却是相同或相近的东西。

不过，在大部分具体细节的探讨上，冯氏和克氏的实质差别还是很多。对于什么是功利，什么是快乐，冯友兰没有进行详细探讨，在《新原人》中他注意的重点问题似乎是对功利主义及其责难的一些讨论，比如如何处理功利和道德的关系等。他强调的一点仅是功利境界中的人保持有清醒的觉解，也就是说，他们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个人私利。对于美感生活方式，克尔凯郭尔倒是有大量细致的各个角度上的描述，比如将莫扎特歌剧《唐·璜》中的主人公唐·璜（DonJuan）作为这一方式的典型代表，将忧郁、苦恼、厌烦、绝望等作为这一生活方式的情绪。从二者的表述来看，冯氏似乎着重于什么是功利或功利境界，而克氏着重于美感生活是什么，也可以说，前者注意的是定义或说明，后者注意的是展开或描述。从二者的情感倾向来看，冯氏的功利境界是一种追求快乐的人生态度，而克氏的美感生活方式则明显充满悲观甚至绝望情绪，这自然可以反映出二人人生经历和经验的重大不同。从二者的价值评判上看，二人都在自己的体系中给予各自的这一层级以较低的地位和较少的认同。

三

人生境界说的第三个层级是道德境界，它明显与克尔凯郭尔的伦理生活方式相对应，二者的生活规则都是伦理道德。冯友兰说：“在道德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行义底……行义者，其行为遵照‘应该’以行，而不顾其行为所可能引起底对于其自己的利害。”（8）又说：“在道德境界中底人，尽伦尽职，只是求‘成就一个是’。”（9）在形式上，这里的“是”和“应该”是一种具有价值肯定色彩的规约性的东西，具体到冯友兰理解的内容中，它们指的是维护具体社会存在的规则。对于道德本身，冯友兰突出强调其两个特征，一是目的性或无条件性和绝对性，他说：道德境界中的人“只是尽伦尽职，并不计其行为所及底对象，是不是值得他如此。”（10）又说：他们“于求‘成就一个是’时，他可以不顾毁誉、不顾刑赏。”（11）二是自觉性，他说：“必须对于道德真有了解底人，根据其了解以行道德，其境界方是道德境界。这种了解，必须是尽心知性底人，始能有底。”（12）在克尔凯郭尔思想中，伦理生活方式是人性自我（相对于神性自我）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关于伦理，他有过一段较为集中的论述：“伦理的东西是具有普遍性的，而作为普遍性的东西它适用于一切人；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意味着它适用于一切时代。它内在于它自身，它没有任何外在的东西；这正是它的目的（τελοs），但目的本身却是为万物而设的；当伦理的东西将此融入自身时，它并未前进一步。在感觉上和精神上都属于直接性（Umiddelber）的个人（Enkelte）,是抱有普遍性目的的个人，在普遍性中表达自身，或放弃自己的个别性以成为普遍性的东西，是他的伦理任务。而只要个人在与普遍性相对的个别性之中维护自己，他就是在犯罪；但只有承认这一点，个人才能与普遍性重新达成一致。每当个人由于进入普遍性而感到无力将自己作为个体来维护的时候，他就是处于一种精神磨难之中，他只有作为带着悔意的个人屈从于普遍性，才能够驱使自己去行动。”（13）在这段话中，克尔凯郭尔突出强调了伦理的普遍性和目的性，其中无疑合逻辑地蕴含着伦理的强制性（其弱形式即是规约性，而其强形式即是无条件性）。而“精神磨难”与“带着悔意的个人屈从于普遍性”的表述也和冯友兰的对道德的自我觉解有本质上相同之处，二者都强调了人对道德的知觉，并预示着以此作为伦理道德的前提之一。因此可以说，冯友兰的道德境界和克尔凯郭尔的伦理生活方式有实质上的相同处。

还有，二者最值得注意的实质相同处是它们都指向个人内在修养和自我完成。冯友兰引用了一些古语来说明道德的内向特征，比如《论语》中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再比如《朱子语类》中的“这须是见得天下之事，实是己所当为，非吾性分之外所能有。”他举了张巡守睢阳的例子，认为其道德价值的实现与外在功绩大小无关。“他守睢阳以至智穷力竭，即是他已尽伦尽职，其行为的意向的好，已完全实现。他在道德上底成就，已经完成。睢阳城能守住固好，即不能守，于他在道德上底成就，亦是没有妨碍底。”（14）这是说，现实生活中的成败利钝不影响道德成就，那么，道德成就只能是内在于自己的。他认为，“在道德境界中底人，有‘真我’为行为的主宰”。“他知性，所以尽伦尽职以尽性，别无所为。其行为是有觉解底、自主底。”“在道德境界中底人所觉解底‘我’，是‘我’的较高底一部分。此所谓较高较低，是以‘人之性’为标准。‘我’之出于‘人之性’底一部分，是‘我’的较高底一部分。”（15）也就是说，道德境界中人的行为和觉解都是以人性为主轴展开的，它们的指向都是较高层次自我的完成。克尔凯郭尔也十分重视这个人性自我，同于冯友兰这里的“真我”，他的“自我”也是现实生活中个体较高的层面。而且克尔凯郭尔更进一步明确地将这种自我作为现实生活中个体的奋斗目标或理想，他说：“伦理地看，理想乃个体自身内的现实。现实乃是对生存的无限兴趣，它在伦理个体中得以展示。”（16）这句话肯定了伦理自我和现实个体的关系，以人格化的形式强调了前者对后者的功用。也可以说，伦理自我乃是现实个体的理想。类似于冯友兰，克尔凯郭尔也注重伦理的内向特征，他说：“伦理的要求是设定在每一个个体头上的，并且它应由该个体自己评判自己”（17）。又说：“伦理只与个体相互关联以致于每一个个体只能在其自身内理解伦理的本质”（18）。杨大春在引述了克氏的话“伦理个体如同静水深流，美感个体则是随波逐浪”之后论道：“伦理个体不是在他自身之外，而是在自身内拥有义务，当他完成了这一义务后，他外在方面也无什么变化，内心却转换了。”（19）这种说法很好地显示了克氏伦理和冯氏道德相同的内向性。

除掉这些相同性相似性，冯友兰的道德境界和克尔凯郭尔的伦理生活方式更多地体现着差异性。达到前者的途径或手段是觉解，冯友兰说：道德境界的人“对于人之性已有觉解。他了解人之性是涵蕴有社会底。”（20）又说：“在道德境界中底人的尽伦尽职底行为，都必需是出于行为者的‘我’的高一部分的有觉解底选择。”（21）这里，他规定道德境界的人有对于人性包含社会性的觉解，而道德行为必需是出于这一觉解。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冯友兰有即觉解即境界的倾向，或说，觉解在达到境界（当然包括道德境界）的过程中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克尔凯郭尔进入伦理生活方式靠的则是选择和决断。他说：“选择的行为本质上即是伦理性恰当而严格的表达”（22），而且，“选择你自己”是克尔凯郭尔生存哲学最为重要的第一原则。在冯友兰那里，觉解实际上靠的是理性认识，且这种理性认识主要指向概念之间层层相套的形式认识；在克尔凯郭尔那里，选择靠的是热情或激情等非理性因素。须说明一点的是，冯友兰仍然注意到了选择的作用，上面引文便说明他注意到了觉解基础上的选择，他还强调指出：“一个人的‘我’的高一部分能作无所为底选择，即是所谓意志自由。”（23）但是很清楚，选择没有成为冯友兰境界上升的主要方式，这和他关心的重点不在这里有关。

另外，冯友兰的道德和克尔凯郭尔的伦理概念也有区别。就一般而论，后者比前者的范围要广一些，在一些地方后者甚至包含一些宗教内容。

四

人生境界说的第四层级是天地境界，它和克尔凯郭尔的宗教生活方式可以对应。这主要是因为二者处理的问题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冯友兰说：天地境界的人“了解于社会的全之外，还有宇宙的全，人必于知有宇宙的全时，始能使其所得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尽量发展，始能尽性。”（24）“他觉解人虽只有七尺之躯，但可以‘与天地参’；虽上寿不过百年，而可以‘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25）知道有宇宙之全和人为宇宙中之一部分所得到的只能是一种冥于宇宙的审美幻觉。冯友兰又把这种境界分为知天、事天、乐天和同天四个环节。所谓知天，指的是人有宇宙、大全、理世界、道体等观念，“对于他与宇宙底关系，及其对于宇宙底责任，有充分底觉解。”（26）所谓事天，指的是人为尽自己宇宙间的责任而做事。所谓乐天，也就是在做这些事时有一种愉悦。所谓同天，也就是“自同于大全”，“与天地一”（27）。但是，“自同于大全，不是物质上底一种变化，而是精神上底一种境界。”（28）无疑，这四个环节中最为关键的是同天，冯友兰自己也说只有同天才是真正达到天地境界，知天事天乐天只“不过是得到此等境界的一种预备”（29）。而我们从这些表述中完全看得出来，冯友兰在此是从有限个体对无限或极限的追求，而他的方式或途径是审美式的精神境界。对于无限或极限的追求是诸多宗教和哲学派别的共同目标（虽然大家的方式千差万别五花八门），基督教也不例外。克尔凯郭尔的宗教生活方式也就是利用一种生存辩证法对基督神学的展开和论证。其中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但它指向绝对、无限、永恒之类范畴则是毫无疑问的。他认为，生存个体以绝对目标为第一要务，而绝对目标也就是意识到上帝。但是生存中个体对这一绝对目标的顺从是永无止境的。“因为只要他存在，他就永远不会成为永恒，生存中的格言就是‘向前’。”（30）虽然不能达到，但将永恒作为目标是十分清楚的。当个体要求与绝对目标保持绝对关系时，他受到神性的一种拒斥性的诱惑，也是一种严格的考验棗Anfechtung。克氏说：“Anfechtung首先诞生在本质的宗教领域，并且在最后阶段才发生，它的增强是与宗教性成正比的，因为个体发现了极限，而Anfechtung表现了极限对于有限个体的反应。”（31）与此相类的表述有：“信仰的悖论也可表达如下：存在着一种对上帝的绝对的义务，在这种义务关系中，个人将作为个体的他自己同绝对存在物绝对地联系在了一起。”（32）很明显，这里将极限、绝对存在物作为个体的指向。因此，冯友兰的天地境界和克尔凯郭尔的宗教生活方式都是指向无限、极限和绝对等终极性的范畴，处理的也都是人作为有限个体和终极的关系问题。所以，二者具有对应性或相似性。

虽然天地境界和宗教生活方式的指向相同或类似，但二者达到这一指向的方式差别较大。冯友兰的方式是觉解，他说：“同天的境界，是最深底觉解所得。”（33）对于这种觉解，冯氏有个分解式的说明：“人的心能作理智底总结，能将所有底有，总括思之。如此思即有宇宙或大全的观念。由如此思而知有大全。既知有大全，又知大全不可思。知有大全，则似乎如在大全之外，只见大全，而不见其中底部分。知大全不可思，则知其自己亦在大全中。知其自己亦在大全中，而又只见大全，不见其中底部分，则可自觉其自同于大全。自同于大全，不是物质上底一种变化，而是精神上底一种境界。”（34）这里，从论证方式来看，冯友兰在表面形式上采取了一些理性推论，可是他的前提并不必然推出他的结论来。比如“知有大全”，即使能推出“似乎如在大全之外”（当然也很勉强），也不能推出“不见其中底部分”。而“知大全不可思”，也不能得出“知其自己亦在大全中”。（反向来推虽然也未必没有问题，但逻辑性还强些。）实质上，冯友兰使用的方法近于审美方法。而这一点也是为一些学者所肯认的。比如李泽厚先生曾说：“冯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即是我所讲的‘审美境界’，在这境界中的人，是‘参天地，赞化育’，启真储善的自由人生。”（35）而且李先生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对这种境界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36）。克尔凯郭尔达到永恒的方式在实质上是一种生存体验，但他是在远为不同和复杂的知识背景上展开的。如上文所说，“选择你自己”是克尔凯郭尔生存哲学的第一原则，从美感生活方式、伦理生活方式到宗教生活方式的“桥梁”便是“选择”。而这里的“选择”表达的便是生存方式的转变。具体说来，在美感生活中，“因为在刹那生灭的直接性生活里寻觅不出任何固定的价值意义”（37），个体势必陷入焦虑和绝望中，因此，借助信仰跃进宗教生活方式便是得到拯救的方式。这种“跃进”便是一种“选择”。在伦理生活中，相对来说精神处于较低层面，那么进入较高的宗教层面便是精神提升的需要。这种“提升”也是一种“选择”。两种选择都有痛苦伴随，都需要激情与决心作为动力，是以非理性因素为主的生存体验和悟解。进一步，在指向永恒和绝对的宗教生活方式之内，克尔凯郭尔仍然予以深入地讨论。他将人类宗教分为两种棗宗教A或内在宗教和宗教B或辩证宗教，前者在本质上情感型的（当然它也不乏辩证因素），它表达了个体在选择时的情感冲突和生存悲怆；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使宗教对象荒谬化，通过辩证的方式使情感冲突和生存悲怆更进一步尖锐化，达到生存的边缘和信仰的顶端。实际看来，无论是宗教中的“绝对目标”，还是宗教中永恒进入时间（指耶稣降临人世）表达的都是极限概念，所指的都是极限性的对象。克尔凯郭尔达到的方式实质是以人的否定性或负面情感（罪、苦、躁等）及排斥理性的意志活动（顺从、信仰等）。结合上面两种选择，可以说，克尔凯郭尔达到或指向极限的方式是以负面情感为基础的生存体悟。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冯友兰达到天地境界的方式是以正面情感（乐）为基础的生存体悟。这种差别主要是来自各自的文化背景和知识资源。总之，冯友兰的天地境界和克尔凯郭尔的宗教生活方式有一些相同点，而其文化根源处的不同无疑更为根本。

五

纵观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和克尔凯郭尔的三种生活方式说，在结构对应的基础上二者具有一些相似相同点，而这些相似相同点来自于人作为一个物种的必然性和普同性。二者还有诸多不同处相异点，正如上文几次指出的，这来自于冯氏和克氏人生经验和知识资源的不同。冯友兰撰写《新原人》时及其以前的经历基本是较为平静的学校生活（从学生到教师、从国内到国外），虽然由于民族危亡的现实对于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思想有很大触动（这在道德境界的阐述中及其它地方有一定反映），不过，他的现实生活虽有起伏但不甚大，再加上他的精力主要用于相当抽象的纯学术性哲学创作，而未更多地将外在感受转化为哲学内容（这和他个人的精神结构、人格特征有关），所以来自外在的个人经验在人生境界说中展示得并不突出。相对来说，似乎来自儒学资源的间接经验更多一些，而这些资源也许和冯氏作为一介书生的内在体验更契合一些，在人生境界说中起的作用更大一些。同冯友兰的精神气质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截然不同，克尔凯郭尔显然是另外一种人格。虽然他的外在人生经历也没有大的坎坷起伏，但他自幼就是一个十分聪颖敏感的人，而他的家庭（尤其是他的父亲）却在他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负面情感（忧郁、愧疚、悲伤）的烙印。哲学史上著名的他与列琪娜的爱情悲剧也给他制造了终生的哀伤（而这却辩证地转化为他哲学创作的持久动力）。因此，他的生存经验几乎都是负面情感组成的，而他又天才地具有化个人生存为哲学的本领，再加上他生活在基督教的罪感文化氛围中，承受着罪感文化的知识供给，那么形成这样一套充满悲观色彩的生存哲学就是势在必然的了。由于二位创作者的这些差异，便造成了这两种学说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从宏观上看似可用李泽厚先生的罪感文化和乐感文化的区分来表达（38）。总之，人生境界说和三种生活方式说之间有同有异，其同主要在于二者处理的是相同的生命层级，其异在于二者以不同的生命体验和知识资源来诠释和描述各自的层级。

六

最后要说明的是，作为克氏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某种结构式的东西（39），三种生活方式说在他思想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也许可以作为某种纲领来引导他的整个学说或所有著作。而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也是他的新理学体系甚至其一生思想的核心部分。因此这两种学说的比较在一定意义上是这两个哲学家整体思想的比较，而这两位哲学家的比较也可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基督教和儒学的各自特征和之间的异同。

文化比较的目的指向的是会通和整合，指向的是取长补短、推陈出新，指向的是新的功用和价值。因此，本文之所以进行这种比较是基于一定的现实思考。具体地说，面对今天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迅猛的大势，从人类整体的高度来探讨、反思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及二者关系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这既可能影响到东西方世界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上（从政治到道德，从生活习惯到思维模式，从审美取向到终极关怀）的方式，也影响到人类在即将到来的新文明阶段的道路选择。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本文进行的这项粗糙的比较仅是两种文化整合的一点起步工作。

注释：

0、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的汉译者刘继先生说：“我们仍然难以得出结论说：对克尔凯郭尔来说，生活中存在着一个从审美到宗教的、由低到高的阶梯，而且我们还可以从理论上证明宗教价值的优先性。与此相反，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选择你自己’才是行为的第一原则。”（见该书《中译者序》）这自然有其道理。在笔者看来，克尔凯郭尔是以一种非常敞开的眼光来看待三种生活方式，但在他心目中三者仍然应该具有一定程度的价值差别，这是他一些著作中三者表述顺序的原因。

1、冯友兰《贞元六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554页。

2、“著”“察”是冯友兰引用孟子的话。孟子说：“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矣。”朱子释道：“著者知之明，察者识之精。”（见《贞元六书》554—555页。）

3、《贞元六书》557页。

4、《贞元六书》586页。

5、《贞元六书》587页。

6、《贞元六书》555页。

7、克尔凯郭尔《或此或彼》上（阎嘉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73页。

8、《贞元六书》609页。

9、《贞元六书》619页。

10、《贞元六书》619页。

11、《贞元六书》618页。

12、《贞元六书》560页。

13、《恐惧与颤栗》30页。

14、《贞元六书》621页。

15、《贞元六书》617页。

16、转引自杨大春《沉沦与拯救》（东方出版社，1995年）214—215页。

17、转引自王齐《克尔凯郭尔著述中“伦理”概念释义》，载《哲学研究》1996年10期。

18、转引自王齐《克尔凯郭尔著述中“伦理”概念释义》。

19、《沉沦与拯救》214页。

20、《贞元六书》556页。

21、《贞元六书》617—618页。

22、转引自王齐《克尔凯郭尔著述中“伦理”概念释义》。

23、《贞元六书》618页。

24、《贞元六书》556页。

25、《贞元六书》557页。

26、《贞元六书》630页。

27、《贞元六书》635页。

28、《贞元六书》636页。

29、《贞元六书》635页。

30、转引自《沉沦与拯救》231页。

31、转引自《沉沦与拯救》234页。

32、《恐惧与颤栗》46页。

33、《贞元六书》637页。

34、《贞元六书》636页。

35、李泽厚《悼念冯友兰先生》，载《冯友兰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36、李泽厚《哲学探寻录》，载《原道》第二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5年）。

37、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三联书店，1989年）168页。

38、可参阅李泽厚《试谈中国的智慧》一文，载李氏《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

39、《沉沦和拯救》一书似乎便以三种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结构来研究克氏思想。（原载《国际儒学研究》第八辑）

谢选骏指出：人说“克尔凯郭尔尴尬的一生”——我想“不同寻常的人生，形成了不同寻常的思想？还是不同寻常的思想，造成了不同寻常的人生？——这才是‘尴尬’一生的尷尬之所在”。但無論如何，正因爲他尴尬了一生，所以他成就了名聲。

【45、近东文明对古希腊的深刻影响】

《哚塞夫（Franz Dornseiff）》（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维护人：吴杰伟 2003年11月15日）報道：

一个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近东文明对古希腊的深刻影响的是哚塞夫（Franz Dornseiff）。

他通过破译赫梯神话文本，找出了希腊神话若干重要人物和母题的直接来源。

如赫梯的库玛毕（Kumarbi）对天父神的阉割，让人们看到赫西俄德《神谱》中乌拉诺斯马克治诺斯争斗的原型。由此在两个神话体系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促进了影响研究的繁荣。虽然赫梯是出现在东方的一支印欧人种，但是赫梯神话与中、近东闪族文学文本的相似性也十分显眼，这就大大激发了古典学者们关注东方素材的兴趣。

《神谱》包括三个部分：

1.序曲，原诗1—115行，述说缪斯的诞生，缪斯九神的名字，她们的性情品格特点，她们给两位诗人——赫西俄德和《神谱》作者的引导。104—115行作者祈求缪斯述说诸神的诞生，转入正题。

2.116—1020行是全诗的主体部分。“从头开始”述说宇宙诸神和奥林波斯诸神的诞生，即他们之间的亲缘世系，描绘他们的形相性情等等。“最先产生的确实是卡俄斯（混沌），其次便产生该亚——宽胸的大地，……”大地母亲的后裔以天神乌兰诺斯系为主系，最为繁盛，一传至克洛诺斯，二传至宙斯。宙斯打败了提坦和提丰，确立和保住了对全宇宙的统治权，给诸神分配职司。此后便是宙斯的子女雅典娜、阿波罗等的出世，女神和凡间男子生了半神半人的英雄们。旁系有塔耳塔罗斯（地渊或地狱）系诸恶物和蓬托斯（大海）系的神与怪。

3.尾声，原诗1021—1022行。话题转向另一方面,预示另一诗篇的创作，另一批半神半人的英雄的产生。他们是一群凡间淑女和男神相爱所生的子女，是一些部落或氏族的祖先。

公元前8—7世纪希腊社会已进入文明时期，作为氏族社会精神产物的神话至此已基本定型。希腊神话是最丰富的。但由于希腊世界居民在古代曾发生过多次的迁移、冲突、交汇、溶合，除各部落氏族自己创造的神话而外，又继承了克里特、迈锡尼的遗产，并在和先进的东方接触中改造吸收了埃及和西亚的神话。因此希腊神话这时呈现纷繁复杂的现象。往往不同的神具有相同的职能和相同的故事，同一个神在不同的地区又会有不同的职能和不同的故事，如此等等。《神谱》以奥林波斯神系为归宿，把诸神纳入了一个单一的世系。这样就完成了希腊神话的统一。

《神谱》对古代希腊人的宗教生活有直接的影响。公元前8—7世纪，希腊有三种宗教，即奥林波斯崇拜、俄尔甫斯教派和厄琉息斯秘仪。后两者以德墨特尔和狄俄尼索斯为主要崇拜对象，奥林波斯教的崇拜对象则主要是宙斯、阿波罗和雅典娜。《神谙》不但继承荷马史诗传统，树立宙斯对天上和人间的统治地位，而且还把宇宙诸神和外来的神都降到他的臣仆的地位，同时把人间的贵族巴西琉斯和宙斯拉上关系，把他们说成是宙斯的学生，歌颂他们的公正和智慧。这符合初期阶级社会贵族人物的口味，在他们的提倡下，对奥林波斯诸神的崇拜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神谱》对希腊自然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也有直接的影响。这一影响甚至比对宗教的影响更为深远。古希腊自然哲学一开始便以寻求世界的本原为其主课题，这和《神谱》中追述诸神的起源有着明显的联系。本世纪初著名的哲学史家康福德就不相信泰勒斯的水为万物之本原的思想是突然地从天上掉下来的或从地下迸出来的。现代西方学者从第尔斯到格思里都从赫西俄德的思想中看到一种“离开神话向理性思想发展的倾向”，因而把赫西俄德作为伊奥尼亚自然哲学家的先驱之一。 

让我们从赫利孔的缪斯开始歌唱吧，她们是这圣山的主人。她们轻步漫舞，或在碧蓝的泉水或围绕着克洛诺斯之子、全能宙斯的圣坛。她们在珀美索斯河、马泉或俄尔斯泉沐浴过娇柔的玉体后，在至高的赫利孔山上跳起优美可爱的舞蹈，舞步充满活力。她们夜间从这里出来，身披浓雾，用动听的歌声吟唱，赞美宙斯——神盾持有者，赞美威严的赫拉——亚哥斯的脚穿金鞋女神，以及神盾持有者宙斯的女儿明眸的雅典娜，还有福玻斯。阿波罗、喜爱射箭的阿尔忒密斯、大地的浮载者和摇撼者波塞顿、可敬的忒弥斯、眼波撩人的阿佛洛狄特、金冠的赫柏、漂亮的狄俄涅、勒托、伊阿佩托斯和狡猾的克洛诺斯、厄俄斯、伟大的赫利俄斯和明亮的塞勒涅，她们也歌颂该亚、伟大的俄刻阿诺斯、黑暗的纽克斯，以及其它永生不朽的神灵。曾经有一天，当赫西俄德正在神圣的赫利孔山下放牧羊群时，缪斯教给他一支光荣的歌。也正是这些神女棗神盾持有者宙斯之女，奥林波斯的缪斯，曾对我说出如下的话，我是听到这话的第一人：

“荒野里的牧人，只知吃喝不知羞耻的家伙，我们知道如何把许多虚构的故事说得象真的，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我们也知道如何述说真事。”

伟大宙斯的能言善辩的女儿们说完这话，便从一棵粗壮的橄榄树上摘给我一根奇妙的树枝，并把一种神圣的声音吹进我的心扉，让我歌唱将来和过去的事情。她们吩咐我歌颂永生快乐的诸神的种族，但是总要在开头和收尾时歌唱她们——缪斯自己。但是，为什么要说这一切关于橡树或石头的话呢？

来吧，让我们从缪斯开始。她们用歌唱齐声述说现在、将来及过去的事情，使她们住在奥林波斯的父神宙斯的伟大心灵感到高兴。从她们的嘴唇流出甜美的歌声，令人百听不厌;她们纯洁的歌声传出来，其父雷神宙斯的殿堂也听得高兴，白雪皑皑的奥林波斯山峰、永生神灵的厅堂都缭绕着回音。她们用不朽的歌声从头唱起，首先赞颂可敬的神的种族——大地和广天结合生下的那些神灵——一切有用之物的赐予者，其次在歌曲开始和结束时，歌唱诸神和人类之父宙斯，称赞他是神灵中最卓越者、最强有力。此外，她们还歌颂人类和巨人，在奥林波斯取悦宙斯的心灵——她们是奥林波斯的缪斯，神盾持有者宙斯的女儿们。

统治厄琉塞尔山丘的记忆女神谟涅摩绪涅在皮埃里亚生了她们，她和克洛诺斯之子宙斯结合生下她们——没病没痛无忧无虑的九个神女。英明的宙斯和她同寝九夜，远离众神睡在她那圣床上。随着一个月一个月的流逝，同样的季节又回来了，一年过去了，她生下九个女儿。（她们有一样的思想，都爱好歌曲，她们的心灵一样地无忧无虑。）她们就生在离冰雪覆盖的奥林波斯山最高峰很近的地方，那里有她们明亮的舞蹈场地、漂亮的住处，美惠神女和愿望之神愉快地与之为邻。她们口吐优美歌声，用歌声赞美万物的法则和不朽众神的美好生活方式；然后，她们满意自己有一副甜美的歌喉，唱着神圣的歌曲走上奥林波斯山巅。她们吟唱时，黑暗的大地在她们身边发出回音；她们去见父神时，美妙的歌声从她们脚下升起。宙斯用武力推翻了自己的父亲克洛诺斯后，那时正统治着天宇。她自己拥有闪电和霹雳，公平地给众神分配了财富，宣布了荣誉。

因此，住在奥林波斯山上的缪斯——伟大宙斯的九个女儿歌颂这一切。她们的名字是：克利俄、欧忒耳佩、塔利亚、墨尔波墨涅、忒耳普霍瑞、厄拉托、波吕姆尼亚、乌剌尼亚、卡利俄佩。卡利俄佩是她们大家的首领，她总是是陪伴着爱人尊敬的巴西琉斯。伟大宙斯的女儿尊重宙斯抚育下成长的任何一位巴西琉斯，看着他们出生，让他们吮吸甘露，赐予他们优美的言词。当他们公正地审理争端时，所有的人民都注视着他们，即使事情很大，他们也能用恰当的话语迅速作出机智的裁决。因此，巴西琉斯们是智慧的。当人民在群众大会上受到错误引导时，他们和和气气地劲说，能轻易地拨正讨论问题的方向。当他们走过人群聚集的地方时，人们对他们象对神一般地恭敬有礼;当人民被召集起来时，他们鹤立鸡群，是受人注目的人物。缪斯给人类的神圣礼物就是这样。正是由于缪斯和远射者阿波罗的教导，大地上才出了歌手和琴师。巴西琉斯则是宙斯的学生，缪斯友爱的人是快乐的，甜美的歌声从他的嘴里流出。如果有人因慊刚受创伤而痛苦，或因受打击而恐惧时，只要缪斯的学生——一个歌手唱起古代人的光荣业绩和居住在奥林波斯的快乐神灵，他就会立刻忘一切忧伤，忘了一切苦恼。缪斯神女的礼物就会把他的痛苦抹去。

光荣属于你们，宙斯的孩子们!高唱美妙的歌曲赞颂永生不死的神圣种族吧!他们是大地女神该亚、星光灿烂的天神乌兰诺斯和黑暗的夜神纽克斯的子女，以及咸苦的大海蓬托斯所养育的后代。首先请说说诸神和大地的产生吧！再说说河流、波涛滚滚的无边大海、闪烁的群星、宽广的上天，（以及他们所生的赐福诸神的来历吧!）再说说他们之间如何分割财富如何分享荣誉，也说说他们最初是怎样取得重岭叠嶂的奥林波斯的吧！你们，住在奥林波斯的缪斯，请你们从头开始告诉我这些事情，告诉我，他们之中哪一个最先产生。

最生产生的确实是卡俄期（混沌），其次便产生该亚——宽胸的大地，所有[一切以冰雪覆盖的奥林波斯山峰为家的神灵]的永远牢靠的根基，以及住在道路宽阔的大地深处的幽暗的塔耳塔罗斯、爱神厄罗斯——在不朽的诸神中数她最美，能使所有的神和所有的人销魂荡魄呆若木鸡，使他们丧失理智，心里没了主意。从混沌还产生出厄瑞玻斯和黑色的夜神纽克斯;由黑夜生出埃忒耳和白天之神赫莫拉，纽克斯和厄瑞玻斯相爱怀孕生了他俩。大地该亚首先生了乌兰诺斯——繁星似锦的皇天，他与她大小一样，覆盖着她，周加衔接。大地成了快乐神灵永远稳固的逗留场所。大地还生了绵延起伏的山脉和身居山谷的自然神女纽墨菲的优雅住处。大地未经甜蜜相爱还生了波涛汹涌、不产果实的深海蓬托斯。后来大地和广天交合，生了涡流深深的俄刻阿诺斯、科俄斯、克利俄斯、许佩里翁、伊阿佩托斯、忒亚、瑞亚、忒弥斯、谟涅摩绪涅以及金冠福柏和可爱的忒修斯。他们之后，狡猾多计的克洛诺斯降生，他是大地该亚所有子女中最小但最可怕的一个，他憎恨他那性欲旺盛的父亲。

大地还生了勇敢无比的库克洛佩斯——赠给宙斯雷电、为宙斯制造霹雳的布戎忒斯、斯忒罗佩斯和无比勇敢的阿耳戈斯。他们都只有一只眼睛，长在前额中间，除此而外，一切方面都象神。由于他们都仅有一只圆眼长在额头上，故又都号称库克洛佩斯。他们强壮有力、手艺精巧。

该亚和乌兰诺斯还生有另外三个魁伟、强劲得无法形容的儿子，他们是科托斯、布里阿瑞俄斯和古埃斯——三个目空一切的孩子。他们户膀上长出一百只无法战胜的臂膀，每人的户上和强壮的肢体上都还长有五十个脑袋。他们身材魁伟、力大无穷、不可征服。在天神和地神生的所有子女中，这些人最可怕，他们一开始就受到父亲的憎恨，刚一落地就被其父藏到大地的一个隐秘处，不能见到阳光。天神十分欣赏自己的这种罪恶行为。但是，广阔的大地因受挤受窄而内心悲痛，于是想出一个巧妙但罪恶的计划。她即刻创造了一种灰色燧石，用它做成一把巨大的镰刀，并把自己的计谋告诉给亲爱的儿子们。她虽然内心悲伤，但还是鼓动他们，说道：

“我的孩子，你们有一位罪恶的父亲，如果你们愿意听我的话，让我们去惩罚你们父亲的无耻行径吧!是他最先想出作起无耻之事的。”

她说了这番话之后，孩子们全被恐惧所支配，无人敢于开口。但狡猾强大的克洛诺斯鼓起勇气回答了亲爱的母亲：

“妈妈，我答应你做这个事情，因为我看不起臭名昭著的父亲，是他最先做出无耻之事的。”

听了克洛诺斯这样的回答，地神该亚欣喜万分，安排他埋伏在一个地方，交给他一把缺口如锯齿的镰刀，并向他和盘托出了整个计划。

广大的天神乌兰诺斯来了，带来了夜幕，他渴求爱情，拥抱大地该亚，展开肢体整个地覆盖了大地。此时，克洛诺斯从埋伏处伸出左手，右手握着那把有锯齿的大镰刀，飞快地割下了父亲的生殖器，把它往身后一丢，让它掉在他的后面。它也没白白地从他手里丢掉，由它溅出的血滴入大地，随着季节的更替，大地生出了强壮的厄里倪厄斯和穿戴闪光盔甲、手执长矛、身材高大的癸干忒斯，以及整个无垠大地上被称作墨利亚的自然神女们。克洛诺斯用燧石镰刀割下其父的生殖器，把它扔进翻腾的大海后，这东西在海上飘流了很长一段时间，忽然一簇白色的浪花从这不朽的肉块周围扩展开去，浪花中诞生了一位少女。起初，她向神圣的库忒拉靠近；尔后，她从那儿来到四面环海的塞浦路斯。在塞浦路斯，她成了一位庄重可爱的女神，在她娇美的脚下绿草成茵。由于她是在浪花[“阿佛洛斯”]中诞生的，故诸神和人类都称她阿佛洛狄特[即“浪花所生的女神”或“库忒拉的华冠女神”]；由于到过库忒拉，因此也称“库忒瑞亚”；又因为出生在波涛滚滚的塞浦路斯，故又称塞浦洛格尼亚；又因为是从男性生殖器产生的，故又名“爱阴茎的”。无论在最初出生时还是在进入诸神行列后，她都有爱情厄罗和美貌的愿望女神与之为伴。她一降生便获得了这一荣誉。她也在神和人中间分得了一份财富，即少女的窃窃私语和满面笑容，以及伴有甜蜜、爱情和优雅的欺骗。

伟大的乌兰诺斯父神在责骂自己生的这些孩子时，常常用浑名称他们为提坦（紧张者）。他说他们曾在紧张中犯过一个可怕的罪恶，将来要受到报应的。

夜神纽克斯生了可恨的厄运之神、黑色的横死之神和死神，她还生下了睡神和梦呓神族。尽管没有和谁结婚，黑暗的夜神还生了诽谤之神、痛苦的悲哀之神和赫斯佩里得斯姊妹。赫斯佩里得斯看管着光荣大洋俄刻阿诺斯彼岩好看的金苹果和果实累累的树林。黑夜还生有司常命运和无情惩罚的三女神——克洛索、拉赫西斯和阿特洛泊斯。这三位女神在人出生时就给了他们善或恶的命运，并且监察神与人的一切犯罪行为。在犯罪者受到惩罚之前，她们决不停止可怕的愤怒。可怕的夜神还生有折磨凡人的涅墨西斯，继之，生了欺骗女神、友爱女神、可恨的年龄女神和不饶人的不和女神。

恶意的不和女神生了痛苦的劳役之神、蹴之神、饥荒之神、多泪的忧伤之神、争斗之争、战斗之神、谋杀之神、屠戮之神、争吵之神、谎言之神、争端之神、违约之神和毁灭之神，所有这些神灵本性一样。此外，不和女神又生了誓言女神，如果世人存心设假誓欺骗别人，她会纠缠不止。

涅柔斯是大海蓬托斯的长子，他诚实有信。由于他值得信赖、和蔼可亲、不忘正义、公正善良，故人们称他“长者”。蓬托斯和大地女神该亚结合生下了宽阔的陶马斯、傲慢的福耳库斯、脸蛋漂亮的刻托和铁石心肠的欧律比亚。

涅柔斯和环流大洋俄刻阿诺斯之女秀发的多里斯结合，在不产果实的大海里生下了许 多孩子。她们是普洛托、欧克拉忒、萨俄、安菲特里忒、奥多拉、忒提斯、伽勒涅、格劳刻、库姆托厄、斯佩俄、托厄、可爱的哈利厄、帕西忒亚、厄拉托、玫瑰色臂膀的欧里刻、优雅的墨利忒、欧利墨涅、阿高厄、多托、普罗托、斐鲁萨、狄拉墨涅、尼萨亚、阿克泰亚、普洛托墨狄亚、多里斯、潘诺佩亚、漂亮的伽拉泰亚、可爱的希波托厄、玫瑰色臂膀的希波诺厄，还有库摩多刻——她能和库玛托勒革以及美踝的安菲特里忒一起轻而易举地在雾气蒙蒙的海面上平息波浪和阵阵狂风；此外，还有库摩 、厄俄涅、头冠豪华的阿利墨德、爱笑的格劳科诺墨、蓬托波瑞亚、勒阿革瑞、欧阿革瑞、拉俄墨狄亚、波吕诺厄、奥托诺厄、吕西阿娜萨、形体完美无瑕的欧阿涅、身材迷人的普萨玛忒、神圣的墨尼珀、涅索、欧波摩珀、忒弥斯托、普罗诺厄、心灵象她不死的父亲的涅墨耳提斯。以上这五十位神女都是擅长技艺，无可指责的涅柔斯的女儿。

陶马斯和深深洋流俄刻阿诺斯之女厄勒克特拉结为夫妻，生了快速的伊里斯和长发的哈耳皮厄。哈耳皮厄是两个神，一个名叫埃洛（急风暴雨），另一个名叫俄库珀忒（快飞者），她们有翅膀，能和疾风飞鸟比速度，快得象飞逝的时光。

刻托给福耳库斯生下了面孔迷人的格赖埃姐妹，她们一生下就头发灰白。不死的神灵和大地上的人类都叫她们格赖埃。好们是衣着华丽的彭菲瑞多和袍色桔红的厄倪俄。刻托和福耳库斯还生了戈耳戈。戈耳戈居住在光荣大洋俄刻阿诺斯的彼岩——嗓音清晰的赫斯佩里得斯姊妹也住在这里——与黑夜之地相接的地方。她们是斯忒诺、欧律阿勒和命运悲惨的墨杜萨。墨杜萨是会死的凡人，斯忒诺和欧律阿勒则常生不死。黑发波塞顿曾和墨杜萨躺在一块鲜花盛开的草地上睡觉。珀尔塞斯砍掉她崐的头颅后，从她的躯干里生出了高大的克律萨俄耳和神马佩伽索斯。佩加索斯就是因为出生在大洋的源头（“佩加”）附近而得名的。克律萨俄耳则是因为他有一本金剑（“克律斯”意为“金的”、“阿俄耳”意为“剑”）而得名。现在佩伽索斯飞离了地面——畜群之母，来到了不死的神灵中间。他住在宙斯的宫殿里，把霹雳和闪电传送到英明的宙斯手里。克律萨俄耳与光荣大洋神的女儿卡利罗厄相爱，生下了三个脑袋的巨人革律翁。大力的赫拉克勒斯穿过大洋的渡口，在光荣的俄刻阿诺斯彼岩的昏暗牧场上杀死了俄耳托斯和牧人欧律提翁后，驱直着宽额的牛群要去神圣梯林斯的那天，在四面环海的厄律提亚把革律翁杀死在他懒洋洋的牛群旁。

卡利罗厄在一个中空的山洞里还生了一个也是不可制服的怪物——凶残的神女厄客德娜。她既“不象会死的人类，也不似不死的神灵，半是自然神女——目光炯炯、脸蛋漂亮，半是蟒蛇——庞大可怕、皮肤上斑斑点点。她住在神圣大地之下的稳僻之处，以生肉为食。在那个远离神灵和凡人的地方，在深深的地下一块中空的岩石下，她有一个洞穴，于是神灵就把那儿赐予她作光荣的寓所。可怕的厄客德娜，这个长生不死的自然神女就守卫在阿里玛的地下。

传说，胆大亡为、不知法度的可怕的提丰和目光炯炯的少女厄客德娜相爱结合，使她怀孕生下凶残的后代。最先出生的是革律翁的牧太俄耳托斯，后来又生了一个不可制服、难以名状的怪物刻耳柏罗斯——哈得斯的看门狗，长着五十个脑袋，吠声剌耳，力大残凶，以生肉为食。第三个出生的是心灵歹毒的勒尔纳水蛇许德拉，极端愤恨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的白臂女神赫拉抚养了它。赫拉克拉斯是宙斯之子，安菲特律翁的养子。他遵照战利品攫取者雅典娜的意图，与好战的伊俄拉俄斯一起用无情的剑杀死了许德拉。厄客德娜还生了客迈拉，他呼气为火，高大可怕，身强力壮，快步如飞，长有三个头——一个是目光炯炯的狮首、一个是山羊之首、另一个是蛇首或者说凶猛的龙首。[上半身是一头猛狮，下半身是一条巨龙，身体中段像山羊，呼出来的是熊熊火焰。]佩伽索斯和高贵的柏勒罗丰杀死了它。厄客德娜又和俄耳托斯相爱，生下了可怕的斯芬克斯（它毁灭了卡德摩斯的后裔）和涅墨亚的狮子。宙斯之贤妻养大了这头狮子，用它看守涅墨亚山林，结果给人们带来了灾难。它在那儿反而伤害赫拉自己的部落，称霸涅墨亚的特里托斯山和阿佩萨斯山，但是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征服了它。

刻托和福耳库斯相爱结合，生下了她最小的孩子，即那个可怕的蛇妖，它看守着阴暗大地漫长边界上的某个秘密地点的全金苹果。以上是刻托和福耳库斯的后代。

忒修斯给大洋神俄刻阿诺斯生下了水流湍急的诸河之神。他们是尼罗斯、阿尔甫斯、水深曲折的厄里达诺斯、斯特律门、马伊安得洛斯、溪流秀丽的伊斯忒耳、发西斯、瑞索斯、涡流银白的阿刻罗俄斯、涅索斯、诺狄攸斯、哈利阿科门、赫普塔波卢斯、格赖尼枯斯、埃塞浦斯、神圣的西摩伊斯、珀涅乌斯、赫赫耳穆斯、溪流秀丽的卡伊枯斯、长长的珊伽里乌斯、拉冬、帕耳忒尼俄斯、欧厄诺斯、阿耳得斯枯斯、神圣的斯卡曼得洛斯。

他俩还生了一群神女，这些神女与发号施令的阿波罗和河神一道照管年轻人——宙斯分派她们这个任务。她们的名字是珀伊托、阿德墨忒、伊安忒、厄勒克特拉、多里斯、普律摩诺、形象似神的乌剌尼亚、希波、克吕墨涅、洛狄亚、卡利罗厄、宙克索、克吕提厄、伊底伊阿、派西托厄、普勒克索拉、伽拉克索拉、可爱的狄俄涅、墨罗玻西斯、托厄、漂亮的波吕多拉、体态优美的刻耳刻伊斯、目光温柔的普路托、珀耳塞伊斯、伊阿涅伊拉、阿卡斯忒、克珊忒、漂亮的珀牡赖亚、墨涅斯托、欧罗巴、墨提斯、欧律诺墨、桔红色服装的忒勒斯托、克律塞伊斯、亚细亚、迷人的卡吕普索、欧多拉、提刻、安菲洛、俄库耳罗厄，以及她们的首领斯梯克斯。她们是大洋神和忒修斯最先出世的一批女儿。除此而外，大洋神和忒修斯还有许多女儿。大洋神有三千个美踝的女儿，她们分散在四面八方，虽然所居的地方不同，但都一样地服务于大地和海洋。她们都是光荣的神女。庄重的忒修斯给大洋 神还生有许多其他的儿子——流动时潺潺作声的河流，凡人虽不易说出他们的名字，但可以依据他们不同的居地识别他们。

忒亚和许佩里翁相爱，生下魁伟的赫利俄斯（太阳）、明亮的塞勒涅（月亮）和厄俄斯（黎明）。厄俄斯照耀大地上的万物和广阔天宇中的不死神灵。

欧律比亚爱上了克利俄斯，他们结合生下高大的阿斯特赖俄斯、帕拉斯和珀耳塞斯。珀耳塞斯是人类中的智慧超群者。

厄俄斯为阿斯特赖俄斯生下勇敢的风神：吹送乌云的泽费罗斯、快速的玻瑞阿斯和诺托斯——一位配得上神灵爱慕的女神。此后，厄里戈涅亚又生下了启明星厄俄斯福洛斯（“带来黎明的”）和天神以之为王冠的闪闪群星。

大洋神之女斯梯克斯与帕拉斯结合，在内室里生下了泽洛斯（竞争）和美踝的尼刻（胜利）。她还生了克拉托斯（强力）和比亚（暴力）这两个出众的儿子。这两个神除了宙斯的家而外没有另外的家，也没有任何别的居留地；除了宙斯引导他们之外，他们也不去任何地方。他们时刻与雷神宙斯同止同行。须知，奥林波斯的闪电之神宙斯曾把所有不死神灵召集到绵延的奥林波斯山，宣布任何神只要随他对提坦作战，他就不革除其权利，让他们保有如前在神灵中所拥有的地位，凡是在克洛诺斯手下无职无权的神灵都将得到公正的职务和权利。不朽的斯梯克斯在其亲爱的父亲的劝告下，带着孩子们最先来到奥林波斯山。宙斯称赞她，赠予她伟大的礼物，任命她监督神的重大誓言，并让她的子女永远与自己住在一起。宙斯完全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但他自己也有力地统制主宰着他们。

福柏与科俄斯恋爱结合，怀孕生了爱穿黑色长袍的勒托。勒托性情温和，对人类和不死的神灵都和蔼友善，她一生下来就是如此，在奥林波斯诸神中她是最温柔的。福柏还生了名声很好的阿斯忒里亚。有一次珀耳塞斯把阿斯忒里亚领进他的高大房间，称她为爱妻。她怀孕生了赫卡忒——克洛诺斯之子宙斯最尊重的女神。宙斯赠赫卡忒以贵重的礼物，让她共有大地和不产谷物的海洋；她还在繁星点缀的天宇获得荣誉，极受永生众神的敬重。直到今天，无论什么时候大地上的任何一个人按照风俗奉崐献祭品和祈求恩惠，都呼唤赫卡忒的名字。赫卡忒乐意接受谁的祈求，这人就能轻易地多次得到荣誉；她还能给这人财富，因为她确有这种权力。象地神和天神所生的众多后代一样，她在他们那结方面也都有自己应有的一份。克洛诺 斯之子从未伤害过她，也没有从她在前辈的提坦神中所得到的一切里拿走任何东西。还和起初分配的一样，她在大地、天空和海洋中拥有自己的一份。还因为她是阿斯忒里亚唯一的孩子，所以她得到的荣誉不但没有减少，反而由于宙斯对她的尊重而增加了很多。只要她乐意，她就能给谁很大的帮助和很多的好处：如此她坐到令人敬佩、主持裁判的国王身旁，她乐意帮助的那个人就会在法庭上惹人注目。人类之间若爆发毁灭性的战争，这位女神就会来到战场上，让她乐意帮助的人获得胜利，赢得荣誉。人类进行各种比赛时，她也是有益的，因为她会来到他们中间帮助他们。于是，凭能力赢得胜利的人将轻而易举高高兴兴地获得贵重的奖品，并给父母带来光荣。她乐意站在决心帮助的骑士身旁时，对他们也是有益的。她对那些在乌云密布波涛翻滚的大海上谋生的人也是有益的，谁向她和震耳欲聋的地震之神祈祷，这位光荣的女神就能轻而易举地让他大发其财；如果她高兴，她也能易如反掌地使他瞬息间得而复失。她与赫尔墨斯一起呆在牛栏里也是有益的，能使家畜繁殖增产。如果她高兴，她可以使牛羊由少变多或由多变少。因此，尽管她是自己母亲的唯一孩子，但在所有永生神灵中受到尊敬。克洛诺斯之子分派她为年轻人的抚育者。所有在那天之后用自己眼睛看见多识的黎明女神的曙光的孩子们的教育者。因此，她一开始便是年轻人的抚育者。以上这些都是赫卡忒的荣誉。

瑞亚被迫嫁给克洛诺斯为妻，为他生下了出色的子女：赫斯提亚、德墨特尔、脚穿金鞋的赫拉、冷酷无情住在地下的强大的哈得斯，震动大动轰隆作响的波塞顿和人类与诸神之父英明的宙斯——其雷声能够震动广阔的地面。每个孩子一出世，伟大的克洛诺斯便将之吞食，以防其他某一骄傲的天空之神成为众神之王；因为克洛诺斯从群星点缀的乌兰诺斯和地神该亚那里得知，尽管他很强大，但注定要为自己的一个儿子所推翻。克洛诺斯因此提高警惕，注意观察，把自己的孩子吞到肚里。其妻瑞亚为此事悲痛不已。诸神和人类之父宙斯将要出世时，瑞亚恳求自己亲爱的父母——头戴星冠的乌兰诺斯和地神该亚，替她想个办法，以便把这个亲爱的孩子的出世瞒过，让他将来推翻强大狡猾的克洛诺斯，为天神乌兰诺斯和被吞食的孩子们报仇。他们俩爽快地听从了爱女的建议，把关于克洛诺斯及其勇敢儿子注定要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她。在她快要生下最小的儿子、强大的宙斯时，他们把她送到吕克托斯——克里特岛上的一个富庶的村社。广阔的大地从瑞亚手里接过宙斯，在广大的克里特抚养他长大。在黑夜的掩护下，地神首先带着他迅速来到吕克托斯，抱着他在森林茂密的埃该昂山中找到一处偏僻的秘密地下洞穴，将他藏在这里。之后，瑞亚把一块大石头裹在襁褓中，送给强大的统治者天神之子，诸神之前王克洛诺斯。他接过襁褓，吞进腹中。这个倒霉的家伙!他心里不知道吞下去是石块，他的儿子存活下来，即没有被消灭，也没有受到威胁。这个儿子不久就要凭强力打败他，剥夺他的一切尊荣，取而代之成为众神之王。

那以后，这位王子的气力和体格迅速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狡猾强大的克洛诺斯被大地女神的巧妙提议所蒙骗，重新抚养这个儿子，[被这个儿子用计谋和武力所征服，]他首先吐出了那块最后吞下的石头。宙斯将这块石头安放在道路宽广的大地上，帕耳那索斯幽谷中风景优美的皮托，以后给凡人作为信物和奇迹。宙斯释放了天神之子他父亲的兄弟们，这些神曾被他父亲愚蠢地捆绑起来，现在他解开了他们身上可怕的绳索。他们不忘感谢他的好意，赠给他闪电和霹雳；而此前，庞大的地神曾把它们藏匿。宙斯倚靠它们统治着神灵和凡人。

伊阿佩托斯娶大洋神之女、美踝的克吕墨涅为妻，双双同床共枕。克吕墨涅给他生下了勇敢无畏的阿特拉斯，以及十分光荣的墨诺提俄斯、足智多谋的普罗米修斯、心不在焉的厄庇米修斯。厄庇米修斯当初娶宙斯创造的少女（潘多拉）为妻，开始给以五谷为食的人类带来了灾难。墨诺提俄斯残暴凶狠，目光看得见远处的宙斯用可怕的霹雳轰击他，把他抛入厄瑞玻斯（黑暗），因为他十分傲慢，过于放肆。阿特拉斯在大地的边缘，站在嗓音清晰的赫斯珀里得斯姊妹面前，用不倦的头颅和双臂无可奈何地支撑着广大的天宇——英明的宙斯为他安排了这个命运。宙斯用挣脱不了的绳索和无情的锁链捆绑着足智多谋和普罗米修斯，用一支长矛剖开他的胸膛，派一只长翅膀的大鹰停在他身上，不断吸食他那不死的肝脏。虽然长翅的大鹰整个白天啄食他的肝脏，但夜晚肝脏又恢复到原来这么大。美踝的阿尔克墨涅的勇敢之子赫拉克勒斯杀死了这只大鹰，让这位伊阿珀托斯之子摆脱了它的折磨，解除了痛苦——这里不无奥林波斯之王宙斯的愿望。为此，忒拜出生的赫拉克勒斯在丰产大地上的声誉更胜以往。宙斯考虑到这给他那卓越儿子带来的荣誉，尽管对普罗米修斯仍然很气愤，但还是捐弃了前嫌——那是由于普罗米修斯竟与他这位克洛诺斯的万能之子比赛智慧而产生的愤怒。事情是这样：当初神灵与凡人在墨科涅发生争执，普罗米修斯出来宰杀一头大牛，分成几份摆在他们面前。为想蒙骗宙斯的心，他把牛肉和肥壮的内脏堆在牛皮上，放在其他人面前，上面罩以牛的瘤胃，而在宙斯面前摆了一堆白骨，巧妙堆放之后蒙上了一层发亮的脂肪，这时凡人和诸神之父对他说：

“伊阿佩托斯之子，最光荣的神灵，亲爱的朋友，你分配得多么不公平啊！”

智慧无穷的宙斯这样责备了他。但是，狡猾的普罗米修斯微微一笑，没忘记诡诈的圈套，说：

“宙斯，永生神灵中最荣耀、最伟大者，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随便挑取任何一份。”他这样说吧，心里却想着自己布置的圈套。智慧无穷的智斯看了看，没有识破他的诡计，因为他这时心里正在想着将要实现的惩罚凡人的计划。宙斯双手捧起白色脂肪时，看到了巧妙布置用以欺骗他的白骨，不由地大怒起来——正是由于这次事件，以后大地上的凡人遂在芳香的圣坛上焚烧白骨献祭神灵。但是驱云神宙斯大为恼怒，对他说道：

“伊阿佩托斯之子，聪敏超群的朋友!你仍然没有忘记玩弄花招!”

智慧无穷的宙斯愤怒地说了这番话。此后，他时刻谨防受骗，不愿把不灭的火种授予居住在地上的墨利亚的会死的人类。但伊阿佩托斯的高贵儿子瞒过了他，用一根空茴香杆偷走了远处即可看见的不灭火种。高处打雷的宙斯看到人类中有了远处可见的火光，精神受到刺激，内主感到愤怒。他立即给人类制造了一个祸害，作为获得火种的代价。按照克洛诺斯之子的愿望，著名跛足神用泥土塑造了一位腼腆的少女形象，明眸雅典娜给好穿上银白色的衣服，亲手把一条漂亮的刺绣面纱罩在她的头上。

[帕拉斯·雅典娜还把用刚开的鲜花编成的美丽花环套在她头颈上。]还用一条金带为她束发，这是著名跛足神为讨好其父亲而亲用制作的礼物。这发带是一件非常稀帘的工艺品，看上去美极了。因为这位匠神把陆地上和海洋里生长的大部分动物都缕在上面，妙极了，好象都是活的，能叫出声音，还闪烁着灿烂的光彩。

匠神既已创造了这个漂亮的灾星报复人类获得火种，待他满意于伟大父亲的明眸女儿给这少女的装扮后，便把她送到别的神灵和人类所在的地方。虽然这完全是个圈套，但不朽的神灵和会死的凡人见到她时都不由地惊奇，凡人更不能抵挡这个尤物的诱惑。

她是娇气女性的起源，[是可怕的一类妇女的起源，]这类女人和会死的凡人生活在一起，给他们带来不幸，只能同享富裕，不能共熬可恨的贫穷。就象有顶盖的蜂箱里的工蜂供养性本恶的雄蜂一样——工蜂白天里从早到晚采花酿蜜，为贮满白色蜂房而忙碌不停，雄蜂却整天呆在蜂巢里坐享别的蜜蜂的劳动成果——在高空发出雷电的宙斯了把女人变成凡人的祸害，成为性本恶者。为了报复人类获得火种，他又给人类制造了第二个灾难：如果有谁想独身和逃避女人引起的悲苦，有谁不愿结婚，到了可怕的晚年就不会有人供养他；尽管他活着的时候不缺少生活资料，然而等他死了，亲戚们就会来分割他的遗产。如果一个人挑选了结婚的命运，并且娶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妻子，那么对于这个男人来说，恶就会不断地和善作斗争；因为如果他不巧生了个淘气的孩子，他就会下半辈子烦恼痛苦得没完没了。这种祸害是无法排除的。

因此，欺骗宙斯和蒙混他的心志是不可能的。即使象伊阿佩托斯之子、善良的普罗米修斯那么足智多谋 ，也没有能逃脱宙斯的盛怒，且受到了他那结实锁链的惩处。

当初乌兰诺斯讨厌他的孩子布里阿瑞俄斯、科托斯和古埃斯，忌妒他们超凡的勇气、惊人的美貌和高大的身材，竟残忍地将他们捆绑起来，流放到道路宽阔的大地的下面。他让他们长期住在陆地的未端，这大地的边缘，在那里受尽折磨，十分痛苦，内心极其悲伤。但是，宙斯联合浓发瑞亚与克洛诺斯所生的其他不死神祗，按照大地土神该亚的忠告，把他们重新带到阳光普照的地上世界。该亚亲自向众神详细叙述一切，包括如何借助他们三人的力量赢得胜利和值得自豪的荣誉。因为这时提坦神与克洛诺斯的所有子女之间所进行的苦战已持续很长时间，双方都精疲力尽。高傲的提坦神以高耸的俄特里斯山为基地，浓发瑞亚和克洛诺斯所生的致善之神发奥林波斯山为基地。他们彼此满怀愤怒，那时战争已整整持续十年，由于势均力敌，胜负仍然未分。但在宙斯让布里阿瑞俄斯、科托斯和古埃斯三人吃了诸神的琼浆和玉食之后，他们那高傲的灵魂便复活了；于是人类和众神之父宙斯对他们说：

“告诉你们，荣耀的天地之子，现在我可以说心里话了。我们这些克洛诺斯的后代和提坦神彼此为了赢得胜利和抢占上风，每天打仗，已经打了很长时间。现在由于我们的救助，解开了残酷的镣铐，你们才摆脱了痛苦，从阴暗的地下回到了光明的世界。如果你们不忘我们的友好情意，为什么不显示你们强大的威力和不可征服的力气，对提坦神激战一场呢？”

宙斯说到这里，无可指责的科托斯答道：“众神之王，你的意思我们明白。我们也知道你的智慧和理解能力超群出众，你是帮助神灵逃离阴冷地狱的救星。啊，众神之王，克洛诺斯之子，由于你的运筹，我们摆脱了无情的枷锁，离开了阴暗可怕的地狱，享受到了以前得不到的幸福。因此，现在我们决定加入你们与提坦神的艰苦战争，坚定不移认真对待，在可怕的战争中支援你们。”

科托斯说完，致善之神拍手称快，他们的战斗热情空前高涨。那一天，所有神灵包括男神和女神都鼓动继续进行可怕的战争。提坦神如此，克洛诺斯的所有子女和宙斯从地下厄瑞波斯救到光明世界的三位力大无穷的强大神灵也是如此。所有这三位神灵都同样肩上长有一百只臂膀，结实的肢体上长有五十个脑袋。这时，三个神灵手拿巨大的石块，向提坦神发起猛烈攻击。在另一方，提坦神起劲地加强自己的阵线。他们双方都同时拿出了自己的本领和力气。无边的海洋在周围咆哮，大地砰然震响；宽广的天宇在摇动中呻吟，高耸的奥林波斯山因永生神灵的猛攻而摇晃；在可怕的攻击中，沉重的脚步声和投石的沉重落地声波及阴暗的塔耳塔罗斯。双方彼此放箭，两军呐喊之声直冲云霄；短兵相接，厮杀声震天动地。

这时，宙斯也不再控制自己了。他满腔怒火，立刻使出全身力气，从天宇和奥林波斯山抛出他的闪电。沉重的霹雳迅即冲出他那壮实的大手，雷声隆隆，电光闪闪，卷起猛烈的火焰。孕育生命的大地在燃烧中塌裂，无边的森林在烈火中发出巨大的爆裂声。整个地面、大洋神的河流、不产果实的大海都沸腾了。灼热的蒸气包围了大地所生的提坦族，无边的火焰一直窜到了明亮的高空，雷电的耀眼闪闪刺瞎了所有强壮提坦神的眼睛。在这惊人的热浪中，世界走向了混沌。举目看这火光，侧耳听这声音，大地和广阔的高天好象合二为一；因为这样大的声音只能在大地走向毁灭，天神把大地从高空摔下时才会发出。现在之所以有这样巨大的撞击声，那是因为神灵们正在短兵鏖战，难解难分。还有风浪吹来了地震的隆隆声和风暴般的灰尘，吹来了电闪雷鸣和可怕的霹雳——伟大宙斯的箭簇；风浪还把铿锵声、厮杀声吹进两军之间。恐怖的战争响起了一阵可怕的轰隆声，较量已分高低，胜负已露端倪。但是就到这时，他们还在相互攻击，残酷的争斗还在继续进行。

好战的科托斯、布里阿瑞俄斯和古埃斯排 在最前面，他们的攻势猛烈。三百块大石，一块接一块地从他们强壮的大手里投出，压倒了提坦神的火力。凭着无比的勇敢和巨大的力气征服了提坦族之后，他们将之抛入道路宽阔的大地下面的塔耳塔罗斯，用不堪忍受的铁链把提坦神锁在那里。塔耳塔罗斯与大地相距很远，从大地到下面的塔耳塔罗斯和从大地到上面的天空有相等的距离。一个铜砧从天宇掉下，要经过九天九夜，于第十天才能到达大地；它从大地再往下掉，也要经过九天九夜，于第十天才能到达塔耳塔罗斯。塔耳塔罗斯周围有一道青铜栅栏，夜幕三重如项圈一般包围着它，大地和不产果实的海洋之根就生在其上。根据驱云神宙斯的主意，提坦神被困在那里，阴暗的地下，大地末端一块阴暗潮湿的地方。波塞顿装上青铜大门，还有一道高墙环绕四周。古埃斯、科托斯和大胆的布里阿瑞俄斯住在那儿，充当神盾持有者宙斯的忠实看守人。因而提坦们插上翅膀也难以逃离此地。

按照顺序排列，那儿是阴暗的大地，黑暗的塔耳塔罗斯 ，不产谷物的海洋和繁星点缀的天宇之源头和归宿，这是个潮湿难忍，连神灵都厌恶的地方。它是一条巨大的深渊，人一旦落入其内，要想回到地面，就得花上一整年，一阵阵凶恶的狂风把他往这里那里乱吹。这个怪物连不死的神灵也望之生畏。黑暗夜神的可怕的乌云遮盖的家在这时。伊阿佩托斯之子巍然屹立在它前面，用头和不倦的双手支撑着广大的天宇，白天和黑夜往这里相向走近，在跨越巨大的青铜门槛时互相致意：一方即将下到屋内，另一方则正要外出走到门口。他们俩从不共居此室，总是一方在外走在大地之上时，另一方则呆在屋里等待自己的出游时刻；一方正为大地上的人类带来照见一切的光亮时，另一方，即身裹云雾的可怕夜神则正把死神之弟睡神搂抱在怀里。

黑暗夜神之子——可怕的睡神和死神也住在这儿。金光闪闪的太阳神无论在升上天空时，还是在从天空下行时，从不用亮光照向他们。睡神和平地漫游陆地和宽阔的海面，对人类友好和善；死神则心如铁石，性似青铜，不知怜悯，无论什么人，他只要一抓住，就决不放手。即使不死的神灵看见他也恼恨。

下界之神强大的哈得斯和可怕的珀耳塞福涅也住在那儿，他们的回音殿堂座其前。一只可怕的恶狗守在屋前，它凶残诡诈。它摇头摆尾讨好逢迎人们进去，却阻止他们返回。它密切警戒，谁要想走出强大的哈得斯和可怕的珀耳塞福涅的大门，就会被它抓住吞食。

回流大洋俄刻阿诺斯的长女——不死的神灵所厌恶的神女，可怕的斯梯克斯也住在那儿。她远离众神，有自己华贵的住房，屋顶用巨大的岩块砌成拱形，四周银柱高耸入云。陶马斯之女、捷足的伊里斯难得飞过广阔的海面来给她传住。但当神灵之间发生争吵和冲突，或奥林波斯的任何一位神灵说谎时，宙斯便派伊里斯用一只金杯，不远万里来装诸神的伟大誓言，即从一块高高突起的岩石上淌下来的著名冷水。在道路宽阔的大地之下很深的地方，俄刻阿诺斯有一条支流从这条神圣的大洋河发源流经黑夜，她的水量占整个大洋的十分之一。大洋有九条漩涡银白的支流环绕大地和广阔的海面，最后汇入“主流”，但是第十条支流发源于一块岩石，它是诸神的忌讳，白雪皑皑的奥林波斯诸神无论谁用此水浇奠，若发了伪誓，他就会没有气息地躺上整整一年，永不起来尝那玉食琼液，昏昏沉沉地躺在一张铺好的床上，恍恍惚惚、不言不语。漫长的一年病态结束后，接下来还有一段更苦的修行。他要整整九年与永生神灵断绝联系，永不参加他们的会议或宴饮。到了第十年，他才重新加入奥林波斯不死诸神的聚会。诸神曾任命斯梯克斯河永恒的原始流水为这种誓约，——它经流经一段多石的地方。

阴暗的大地，黑暗的塔耳塔罗斯，不产谷物的海洋以及繁星点缀的天庭之源头和归宿，一切按照顺序列在那儿。那地方潮湿可憎，连神灵都厌恶。那儿有锃亮的大门和根基无穷、自身生成的不可移动的青铜门槛。提坦们住在门槛那边，阴暗混沌、远离众神的地方。喊声震天动地的宙斯之光荣盟友科托斯和古埃斯住在大洋根基之上；布里阿瑞俄斯英勇豪爽，浪大流深的地震之神选他作了女婿，把他的女儿库墨珀勒亚嫁给了他。

宙斯把提坦们赶出天庭之后，庞大的该亚在金色阿佛洛狄忒的帮助下，与塔耳塔罗斯相爱，生下她最后一个孩子提丰。提丰身强力壮，干起活来双手总有使不完的力气，双脚不知什么是疲倦。他是一条可怕的巨蟒，肩上长有一百个蛇头，口里吐着黝黑的舌头。在他奇特的脑袋上、额角下、眼睛里火光闪烁；怒目而视时，所有的脑袋上都喷射出火焰。他所有可怕的脑袋发出各种不可名状的声音；这些声音有时神灵能理解，有时则如公牛在怒不可遏时的大声鸣叫，有时又如猛狮的吼声，有时也如怪异难听的狗吠，有时如回荡山间的嘘嘘声。若不是人类和众神之父宙斯及时察觉，有一天真会发生不可挽回的事情，即开始由他统治不死的神灵和会死的人类。但是，宙斯扔出沉重有力的霹雳，周围的大地、上面的天宇、大海、洋流和冥土都因之震颤。神王进攻时，高大的奥林波斯山在他不朽的脚下摇晃，大地为之呻吟。由于宙斯雷霆和闪电的轰击、怪物火焰的喷射、灼热的风和闪光的霹雳，深蓝色的海洋上笼罩着火样的热气，整个大地、海洋和天空都在沸腾。永生神灵冲锋陷阵时，惊涛骇浪直扑海滩，海岸震颤不已。由于呐喊声不绝、可怕的冲突未休，统治亡灵的哈得斯在下界也胆颤心惊，和克洛诺斯一起住在塔耳塔罗斯的提坦们也不寒而栗。宙斯使了浑身力气紧握武器——雷霆、闪电和惊人的霹雳，从奥林波斯山跳起来轰击这个怪物，灼烧他所有怪异的头颅。宙斯征服提丰之后，把他打成残废扔下天空，大地因之叫苦呻吟。这个被雷电重伤的统治者失败后，在阴暗多石的山谷里发射出火焰。可怕的热气灼烧着一大片土地，使之熔化，就象人工加热使锡在开口的坩锅里熔化一样，或如铁——万物中最坚硬的东西在山谷中被白热的火焰熔化，被赫淮斯特斯的火力溶化在地下一般。这时，甚至大地也被灼热的火焰熔化了。宙斯十分忿怒，将他扔进了广阔的塔耳塔罗斯。

除诺托斯、玻瑞阿斯和驱赶乌云的泽费罗斯这三个风神外，提丰也生了带来潮湿的诸狂风之神。前三种风是神赐的，造福于人类；狂风则是不定时横扫海面。有一类狂风肆虐于阴暗的海面，因季节不同而不同，猛烈不祥的阵风翻沉船只、溺死水手，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劫难。航海者碰上了它们，就无法逃脱灾难。另一类狂风吹过无边无际、繁花似锦的大地，损坏住在下面的农人的美好农田，在上面盖满尘土，发出残酷的尖叫声。

快乐神灵操劳完毕，用武力解决了与提坦神争夺荣誉的斗争；根据地神的指示，他们要求奥林波斯的千里眼宙斯统治管辖他们。于是，宙斯为他们分配了荣誉职位。

现在，诸神之王宙斯首先娶墨提斯为妻，她是神灵和凡人中最聪明的人。在她就要生产明眸女神雅典娜时，根据星光灿烂的乌兰诺斯和该亚的忠告，宙斯花言巧语地骗过了她，将她吞进了自己的肚里。他们之所以建议宙斯这样做，是为了不让别的神灵垡宙斯取得永生神灵中的王位；因为墨提斯注定会生下几个绝顶聪明的孩子，第一个是明眸少女特里托革尼亚，她在力量和智慧两方面都与她的父王相等。但这之后，墨提斯将生一位傲岸的儿子做众神和人类之王。然而，宙斯抢先把她吞进了自己肚里，让这位女神可以替他出主意，逢凶化吉。

第二个，宙斯娶了容光照人的忒弥斯为妻，生下了荷赖（时序三女神），即欧诺弥亚（秩序女神）、狄刻（正义女神）和鲜花怒放的厄瑞涅（和平女神）。这些女神关心凡人的工作。他俩还生了摩伊赖（命运三女神），英明的宙斯授予她们最高荣誉。这三位女神是克洛索、拉赫西斯和阿特洛泊斯，她们使人生有幸与不幸。

大洋神之女、长相漂亮的欧律诺墨为宙斯生了脸蛋可爱的美惠三女神——阿格莱亚、欧佛洛绪涅和讨人喜欢的塔利亚。她们顾盼之间含情脉脉，令人销魂荡魄。她们动人之处在于眉毛下的那双眼睛的秋波。

宙斯也和丰产的德墨特尔同床共枕，生下白臂女神珀耳塞福涅；哈得斯把她从其母身旁带走，英明的宙斯将她许配了他。

此外，宙斯与美发的谟涅摩绪涅相爱，生下九个发束金带的神女缪斯，她们都喜欢宴欢和歌唱。

勒托也在恋爱中与神盾持有者宙斯结合，生下喜欢射箭的阿波罗和阿尔忒密斯。他们是宙斯所有子女中最可爱的两个。

最后，宙斯娶赫拉作宠妻。她与这位神人之王相爱，为他生了赫柏、阿瑞斯和爱勒提亚。

宙斯从自己头脑中生出明眸女神特里托革尼亚。她是一位可怕的、呼啸呐喊的将军，一痊渴望喧嚷和战争厮杀的不可战胜的女王。赫拉没有和宙斯同房——因为她那时对宙斯十分生气，与他吵了架——生下了著名的赫淮斯托斯。他精于手工技艺，为宙斯的所有其他子女的望尘莫及。

赫拉那时对宙斯十分生气，和他吵嘴。由于不和，赫拉未和神盾持有者宙斯结合便生下了一个光荣的儿子赫淮斯托斯。他的手工技艺胜过宙斯的所有子女。但是，除赫拉外，宙斯还与俄刻阿诺斯和忒修斯的脸蛋漂亮的女儿同床……骗过了墨提斯，虽然她十分智慧。但是，宙斯双手抓住墨提斯，把她吞进了肚里。因为他害怕她可能生出拥有比霹雳还要厉害的武器的孩子。因此，坐在高山居于高空（埃忒耳）的宙斯突然把她吞下了。但墨提斯即刻怀上帕拉斯·雅典娜，人类和众神之父在特里托河岸上从自己的头脑里生出了这个女儿。雅典娜之母、正义的策划者、智慧胜过众神和凡人的墨提斯仍然留在宙斯的肚里。雅典娜女神在那地方接受了神盾，有了它，她的力量便超过了住在奥林波斯的一切神灵。[这神盾成为雅典娜可怕的武器。]宙斯生下雅典娜时，她便手持神盾，全身武装披挂。

安菲特里忒和波涛喧嚣的摇动大地之神生下了身材庞大、统治广大水域的特里同，他拥有海的深处，和亲爱的母亲、海王父亲一起住在黄金做成的宫殿里。他是一个可怕的神灵。又，库忒瑞亚为阿瑞斯生下了刺破盾牌的惊慌神和恐惧神。他们是可怕的神灵，在城邦劫掠者阿瑞斯的帮助下，把阵前的敌军吓得溃逃。他们还生了哈尔摩尼亚，勇敢的卡德摩斯娶她为妻。

阿特拉斯之女迈亚睡上宙斯的圣床，为他生下永生诸神之信使，光荣的赫尔墨斯。

卡德摩斯之女塞墨勒与宙斯恋爱结合，生下一个出色的儿子，快乐的狄俄尼索斯。母亲是凡间妇女，儿子是神。现在两人同为神灵。

阿尔克涅涅与驱云之神宙斯恋爱结合，生了大力士赫拉克勒斯。

著名的跛足神赫淮斯托斯娶美惠三女神中年龄最小的阿格莱亚作她的妙龄妻子。

金发的狄俄尼索斯娶弥诺斯之女、棕色头发的阿里阿德涅作他的妙龄妻子。克洛诺斯之子使她永生不老。

美踝的阿尔克墨涅的勇敢儿子、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在干完凄苦的劳役后，在白雪覆盖的奥林波斯山娶了伟大的宙斯和脚穿金鞋的赫拉之女赫柏为妻。他幸福了，因为他已经做完了伟大的工作，生活在永生神灵之中，无忧无虑，长生不老。

大洋神俄刻阿诺斯之女珀耳塞伊斯给永不疲倦的赫利俄斯生下了喀耳刻和国王埃厄忒斯。把光明带给人类的赫利俄斯的儿子埃厄忒斯，根据众神的意愿，娶了水流完善的大洋神之女、脸蛋漂亮的伊底伊阿为妻。金色阿佛洛忒特的神力使好陷入了对这位国王的爱恋之中，为他生了美踝的美狄亚。

现在该说再见了，你们，住在奥林波斯山上、岛屿上、大陆上和大海里的神灵们。现在，奥林波斯的歌声甜美的缪斯，神盾持有者宙斯的女儿们呀，来吧，歌唱一群神女，那些与凡间男人同床共枕、为他们生出神灵般子女的永生女神吧!

聪明的女神墨特尔在富饶的克里特一块犁过三次的休耕地上与英雄伊阿西翁欢乐结合，生下一位好心的神祗普路托斯。他走遍各地——陆地和广阔的海面——一路上让找到他的人或抓住他的人发财，给他们带来巨大的财富。

金色阿佛洛忒特之女哈尔摩尼亚，在城墙坚固的忒拜为卡德摩斯生下了伊诺、塞墨勒、脸蛋漂亮的阿高厄、与长头发的阿里斯泰俄斯结婚的奥托诺厄，还有波吕多洛斯。

大洋神之女卡利罗厄在金光闪闪的阿佛洛忒特的神力支配下，和坚强勇敢的克律萨俄耳恋爱结合，生下人类中最强的儿子革律翁，后来因为他的牛群拖沓不前而被大力士赫拉克勒斯杀死于四面环海的厄律提亚岛。

厄俄斯给提托诺斯生下埃塞俄比亚人的国王，头戴铜盔的门农和发号施令的厄玛提翁。好还给刻法罗斯生下一个卓越的儿子——强壮的神一般的法厄同；年少时，她娇嫩美丽、单纯可爱，爱笑的阿佛洛忒特捉住了他，让他夜晚守卫他的神龛，使他成为一个神的精灵。

根据诸神的意愿，那个埃宋之子在完成伟大的国王傲慢的珀利阿斯——一个蛮横强暴的人布置给他的艰苦的工作之后，根据诸神的意愿，把神类养育的国王埃厄忒斯的女儿从其父身旁带走了。埃宋之子完成了长时间的艰苦工作之后乘上快船，带着这位腼腆少女来到伊俄尔科斯，娶这妙龄少女为妻。她屈从于伊阿宋，嫁给了他，和他生了一个儿子墨多斯，菲吕拉之子喀戎在山中养大了他。伟大宙斯的意愿实现了。

在海上“长者”涅柔斯的女儿中，漂亮的普萨玛忒受到金色阿佛洛忒特的神力，与埃阿科斯相爱，给他生下了福科斯。脚穿银鞋忒提斯屈从于珀琉斯，给他生下了杀人无数的狮子般勇猛的阿喀琉斯。

头冠漂亮的库忒瑞亚和英雄安喀塞斯在甜蜜的恋爱中结合在森林茂密、峡谷众多的伊达山峰生下埃涅阿斯。

许佩里翁之子赫利俄斯的女儿喀耳刻，钟情于意志坚强的奥德修斯，给他生下阿格里俄斯和无可指责的、强大有力的拉丁努斯。[按照金色阿佛洛忒特的安排她还生了忒勒戈诺斯。]他们统治着神圣岛屿深处的著名的图伦尼亚人。

聪明的神女卡吕普索和奥德修斯在甜蜜的恋爱中结合，生下了瑙西托俄斯和瑙西洛俄斯。

以上就是那些与凡间男人同床共枕、为凡人们生育了神一样后代的神女们。

现在，奥林波斯的歌声甜美的缪斯，神盾持有者宙斯的女儿们，下面请你们歌唱一群凡间的妇女吧。

附：汉英希腊神名译名对照表

三画

门农 Memnon

马伊安得洛斯 Meander

四画

比亚 Bia

戈耳戈 Gorgons

厄倪俄 Enyo

厄拉托 Erato

厄俄涅 Eione

厄俄斯 Eos

厄罗斯 Eros

不和女神，厄利斯 Strife

厄瑞涅 Eirene

厄客德娜 Echidna

厄玛提翁 Emation

厄瑞玻斯 Erebus

厄里达诺斯 Eridanus

厄勒克特拉 Electra

厄里戈涅亚 Erigeneia

厄里倪厄斯 Erinyes

厄庇米修斯 Epimetheus

厄俄斯福洛斯 Eosphorus

乌剌尼亚 Urania

乌兰诺斯 Heaven

五画

古埃斯 Gyes

布戎忒斯 Brontes

布里阿瑞俄斯 Briareos

卡俄斯 Chaos

卡伊枯斯 Caicus

卡利俄佩 Calliope

卡利罗厄 Callirrhoe

卡吕普索 Calypso

卡德摩斯 Cadmus

卡德摩斯的后代（或忒拜人） Cadmeans

发西斯 Phasis

尼刻 Nike

尼萨亚 Nisaea

尼罗斯 Nilus

六画

安菲洛 Amphirho

安咯塞斯 Anchises

安菲特律翁 Amphitryon

安菲特里忒 Amphitrite

迈亚 Maia

许德拉 Hydra

许佩里翁 Hyperion

亚细亚 Asia

西摩伊斯 Simois

托厄 Thoe

吕西阿娜萨 Lysianassa

伊诺 Ino

伊里斯 Iris

伊安忒 Ianthe

伊阿宋 Iason

伊底伊阿 Idyia

伊斯忒耳 Ister

伊阿西翁 Iasion

伊阿佩托斯 Iapetus

伊俄拉俄斯 Iolaus

伊阿涅伊拉 Ianeira

多托 Doto

多里斯 Doris

自然神女（纽墨菲）goddess Nymphs

七画

库摩 Cymo 

库摩多刻 Cymodoce

库忒瑞亚 Cytherea

库姆托厄 Cymothoe

库玛托勒革 Cymatolege

库墨珀勒亚 Cymopolea

库克洛佩斯 Cyclopes

克洛索 Clotho

克利俄 Cleio

克珊忒 Xanthe

克拉托斯 Cratos

克吕墨涅 Clymene

克洛诺斯 Cronos

克洛诺斯之子（宙斯）son of Cronos

克利俄斯 Crius

克吕提厄 Clytie

克律塞伊斯 Chryseis

克律萨俄耳 Chrysaor

忒亚 Theia

忒修斯 Tethys

忒弥斯 Themis

忒提斯 Thetis

忒勒斯托 Telesto

忒弥斯托 Themisto

忒耳普霍瑞 Terpsichore

忒勒戈诺斯 Telegonus

狄刻（正义女神） Dike

狄俄涅 Dione

狄拉墨涅 Dynamene

狄俄尼索斯 Dionysus

伽勒涅 Galene

伽拉泰亚 Galatea

伽拉克索拉 Gakaxayre

希波 Hippo

希波诺厄 Hipponoe

希波托厄 Hippothoe

阿高厄 Agave

阿德墨忒 Admete

阿耳戈斯 Arges

阿尔古斯 Argus

阿克泰亚 Actaea

阿特拉斯 Atlas

阿卡斯忒 Acaste

阿尔甫斯 Alpheus

阿喀琉斯 Achilles

阿伽乌厄 Agaue

阿格莱亚 Aglaea

阿特洛泊斯 Atropos

阿斯忒里亚 Asteria

阿尔克墨涅 Alcmene

阿尔忒密斯 Artemis

阿格里俄斯 Agrius

阿刻罗俄斯 Achelous

阿里阿德涅 Ariadne

阿佛洛狄特 Aphrodite

阿耳得斯杜斯 Ardescus

阿斯特赖俄斯 Astraeus

阿里斯泰俄斯 Aristaeus

纽克斯（夜神） Night

纽墨菲 Nymphs

八画

宙斯 Zeus

宙斯的 of Zeus

宙克索 Zeuxo

该亚 Earth

刻托 Ceto

刻法罗斯 Cephalus

刻耳柏罗斯 Cerberus

刻耳刻伊斯 Cerceis

波塞顿 Poseidon

波吕多拉 Polydora

波吕诺厄 Polynoe

波吕多洛斯 Polydorus

波吕姆尼亚 Polyhymnia

法厄同 Phaethon

泽洛斯 Zelus

泽费罗斯 Zephyrus

拉多 Ladon

拉赫西斯 Lachesis

拉丁努斯 Latinus

拉俄墨狄亚 Laomedea

帕拉斯 Pallas

帕西忒亚 Pasithea

帕耳忒尼俄斯 Parthenius

图伦尼亚人 Tyrsenians

凯来斯（命运三女神） Fates

佩伽索斯 Pegasus

弥诺斯 Minos

九画

美狄亚 Medea

美惠神女 Graces，Charites

客迈拉 Chimaera

派西托厄 Pasithoe

珀琉斯 Peleus

珀伊托 Peiho

珀涅乌斯 Peneus

珀尔塞斯 Perseus

洛狄亚 Rhodea

珀特赖亚 Petraea

珀利阿斯 Pelias

珀耳塞福涅 Persephone

珀耳塞伊斯 Persels

珊伽里乌斯 Sangarius

革律翁 Geryones

玻瑞阿斯 Boreas

柏勒罗丰 Bellerophon

欧阿涅 Euaron

欧里刻 Eunice

欧罗巴 Europa

欧阿革瑞 Euagore

欧利墨涅 Eulimene

欧律阿勒 Eurybia

欧波摩珀 Euryale

欧律比亚 Eurybia

欧克拉忒 Eucrante

欧律诺墨 Eurynome

欧律提翁 Eurytion

欧厄诺斯 Euenus

欧诺弥亚 Eunomia

欧忒耳佩 Euterpe

欧佛洛绪涅 Euphrosyne

哈利厄 Halie

哈得斯 Hades

哈耳皮厄 Harpies

哈利墨德 Alimede

哈利阿科门 Haliacmon

哈尔摩尼亚 Harmonia

科俄斯 Coeus

科托斯 Cottus

俄库珀忒 Ocypetes

俄耳托斯 Orthus

俄库耳罗厄 Ocyrrhoe

俄刻阿诺斯 Oceanus

癸忒斯 Giants

十画

诺托斯 Notus

诺狄攸斯 Rhdius

涅索 Neso

涅索斯 Nessus

涅柔斯 Nereus

涅墨西斯 Nemesis

涅墨耳提斯 Nemertes

格赖埃 Graiae

格劳刻 Glauce

格劳科诺墨 Glaucomone

格赖尼枯斯 Granicus

埃洛 Aello

埃忒耳 Aether

埃涅阿斯 Aeneas

埃阿科斯 Aescus

埃厄忒斯 Aeetes

埃塞浦斯 Aesepus

特里同 Triton

特里托革尼亚 Tritogeneia

荷赖（时序三女神） Horae

陶马斯 Thaumas

十一画

勒托 Leto

勒阿戈瑞 Leagore

菲吕拉 Philyra

十二画

普洛托 Ploto

普罗托 Proto

普路托 Pluto

普路托斯 Plutus

普罗诺厄 Pronoe

普萨玛忒 Psamathe

普律摩诺 Prymno

普罗米修斯 Prometheus

普勒克索拉 Plexaura

普洛托墨狄亚 Protomedea

谟涅摩绪涅 Mnemosyne

提刻 Tyche

提丰 Thphaon

萨俄 Sao

雅典娜 Athene

斐鲁萨 Pherusa

斯佩俄 Speo

斯忒诺 Sthenno

斯芬克斯 Sphinx

斯特律门 Strymon

斯梯克斯 Styx

斯忒罗佩斯 Steropes

斯卡曼得洛斯 Scamander

彭菲瑞多 Pemphredo

塔利亚 Thaleia

塔耳塔罗斯 Tartarus

瑙西洛俄斯 Nausithous

喀戎 Cheiron

喀耳刻 Circe

奥多拉 Eudora

奥托诺厄 Autonoe

奥德修斯 Odysseus

十三画

福柏 Phoebe

福科斯 Phocus

福耳库斯 Phorcys

福玻斯·阿波罗 PhoebusApollo

塞墨勒 Semele

塞勒涅 Selene

塞浦洛格尼亚 Cytherea

瑞亚 Rhea

瑞索斯 Rhesus

蓬托斯 Pontus

蓬托波瑞亚 Pontoporea

十四画

赫柏 Hebe

赫拉 Hera

赫卡忒 Hecate

赫莫拉 Day

赫利俄斯 Helios

赫耳穆斯 Hermus

赫尔墨斯 Hermes

赫斯提亚 Hestia

赫淮斯托斯 Hephaestus

赫拉克勒斯 Heracles

赫斯佩里得斯 Hesperides

赫普塔波卢斯 Heptaporus

缪斯 Muses

愿望之神 Himerus

十五画

摩伊赖（命运三女神） Moerae

潘多拉 Pandora

潘诺佩亚 Penopea

墨利忒 Melite

墨尼珀 Menippe

墨杜萨 Medusa

墨利亚 Meliae

墨多斯 Medeus

墨提斯 Metis

墨涅斯托 Menestho

墨罗玻西斯 Melobosis

墨尔波墨涅 Melpomene

墨诺提俄斯 Menoetius

德墨忒尔（地母神） Demeter

谢选骏指出：人説“近东文明对古希腊的深刻影响”——我看不僅如此，還有埃及文明、兩河对古希腊的深刻影响呢？怎麽沒有説説？

（一看到這些《 汉英希腊神名译名对照表 》，我就想起了四十年前動筆的《神話與民族精神》（1986年出版），可惜其中的英文内容，都被出版社爲了減少排印成本，而“省略”掉了！故此記下，作爲留念。）

【46、甲申三百八十年祭】

《甲申三百六十年祭——谁主沉浮》（汗青 2004.11.24）報道：

三百六十年前的甲申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皇朝灭亡，那是一个真正的多事之秋。那一年里发生的大大小小事件，差不多每件事都足以让历史进程大大地改变。那一年，李自成进京，崇祯缢死，明室倾覆，吴三桂倒戈，满清入关，自此以后，神州无复汉衣冠几达三百年。 

前一个甲申年，郭沫若先生一篇《甲申三百年祭》，回音至今绕梁不绝，影响了无数人。

今年又是一个甲申年，所谓以史为鉴，思当有以记之。不过自己见识平平，既无能制雄奇之宏文，也绝不敢想和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媲美。其他且先不论，郭沫若先生这一篇雄文还有他的学问，一直都是我很佩服的。此篇散漫文字，乃是追慕六十年前郭沫若先生作《甲申三百年祭》之初衷，希望于今依然能有以贯之。 

一， 李自成的东进行动和目的 

三百六十年前的甲申年，明朝崇祯皇帝缢死煤山。人们习惯上认为明朝就此灭亡，之后的弘光朝至永历朝，一般称为南明，以区别于已经灭亡的崇祯朝。虽然明朝在崇祯时看上去相当庞大，不过即使算上南明，十八年后明朝也是亡了。 

历史不能假设，我们无法假设明朝再存在多少年会如何如何。明朝迟早是要亡的，但亡在李自成的手里，却是多少是个偶然事件。 

李自成起兵时，先只作为高迎祥部的一支小部队存在，之后屡战屡败。他最后突然声势大振的原因，一是得益于天灾，连年大旱导致流民饥民无算，壮大了他的势力；二得益于明朝官、兵的暴虐无道，致使百姓畏官畏兵甚于畏寇；三得益于他的个人魅力和一些在当时颇具号召力的政策。

甲申年（公元1644年）元月，他在西安改元称王，“李自成改名自晟，称王，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怀陵流寇始终录》），“十七年正月庚寅朔，自成称王于西安，僭国号曰大顺，改元永昌，改名自晟”（《明史》），然后挥军东向。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是，当时李自成虽然改了元，但诸书均记载其称的是王，这和称帝是有些不一样的。因此后来他到了北京后才会急于搞称帝的登基仪式，也才有诸前明大臣的不断“劝进”，以至对其他事务漠然处之，酿成大错。 

要知道举行登基仪式是一回事情，劝进又是一回事情。劝进是在当事者不是皇帝的情况下，才能干的事，如果已经是皇帝，还劝个什么进。最好的例子就是后来清军入关，多尔衮进北京后，诸前明大臣根本就不知道大清已经有皇帝，对多尔衮“劝进”大拍其马屁，以至演了一出让人心酸而又愤恨的滑天下之大稽的闹剧：“明臣之从贼而留京未行者，备法驾卤簿郊迎。及登辇，则辫而短后衣者，睿亲王也，咸愕眙不知所为，罗拜道左。次日上笺劝进，内院大学士范文程笑曰：‘吾主已于去岁登极，此皇叔摄政王也。’众惭而退”（《吴逆取亡录》）。我看到这一节时，震惊愕然至不知所措。皇太极于去年年中病亡，顺治登基，至此近九个月时间，北京衮衮诸公居然不知道，只怕在一侧的洪承畴听了这话，呕血几升都是可以理解的，亏得吴三桂等人的关宁军追击李自成去了，不然的话，只怕也是会连哭都哭不出来。他们舍生忘死和清军在关外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最后突然发现自己这样居然是为了保卫这么一群糊涂蛋和如此一个朝廷，心里做何想都不为过。 

且说李自成称王东进，大顺军势如破竹，连战连克，或者说不战连克，直到二月中下旬在代州、宁武关一带遇到明山西总兵周遇吉，才爆发了东进途中真正的也是唯一的一次大战和恶战。虽然这只是一次无关紧要的局部战斗，但这次战斗却险些让李自成的东进行动就此夭折打道回府，同时也揭露出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周遇吉是锦州卫人，出身于赫赫有名的抗清劲旅关宁铁骑，后因抗清军功被征入京营。之后多次与农民军作战，以功累迁至山西总兵。李自成兵逼代州，周遇吉先在代州与大顺军激战，因势单力薄，数日后率四千人退走宁武关。

其实周遇吉南下退守宁武，是个明显的战略错误，这导致他成为了一支孤军。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北上雁门关或者进入大同、宣府，与那里的姜襄等几部明军合力抗击大顺军。但李自成这个时候却一样没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他既没有全军乘胜前进，也没有留偏师牵制周遇吉然后以主力东进，而是全军转向跟进宁武，继续与周遇吉纠缠，此举真可谓是挫大胜之锐气，师老于坚城之下。 

周遇吉只有区区四千人，野战显然绝非最少有十万人马之大顺军对手。大顺军如果继续北上，周遇吉追之人少，没有任何作用徒遭覆灭而已，不追则完全不影响大顺军的作战进程。而大顺军全军掉头南下宁武，去与这四千人纠缠的后果却是极其严重的。首先耽误了东进计划，就是胜利全歼周部也毫无意义，如果宁武不下，宣、大明军又赶来助战三面夹击，那么局势就不那么明朗了。姜襄等人再无能，也是多次参与辽东明、清战役和围剿农民军的惯将，姜襄后来的反正一役，足可证明他是有一定军事能力的。而日后事态的发展，也确实证明此刻的李自成，对这几处明军动向事先没有一丝预见。 

李自成全然不顾这些威胁，转身去和毫无威胁的四千人做一场无谓之争的举动，表现出他严重缺乏一个军事统帅所需要的远见卓识，这一错误与他东进时派绵侯袁宗第增援襄阳白旺的错误如出一辙。当时左良玉进逼襄阳，白旺南路军有不下七万人的精锐之师，即使不能胜，和左部相持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李自成却派出了大顺军五大主力之一的袁宗第之右营前去增援，且在击退了左部后也没有让他们进军河北，而是迟滞在河南一带，一直到大顺军山海关战败，这些部队也都没有进京。 

这些举动暴露出李自成的战略修养严重不足。

宁武之战，丝毫无关大局，他却纠缠不休，襄阳之战即使战败也不影响东进计划，他却分出主力去增援，包括他后来处理吴三桂问题上的重大失误、自始至终都忽略满清武装集团的介入、主动放弃襄阳根据地等等错误决策，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可见这个致命缺陷，从他起兵时起就一直存在，直到他在九宫山遭遇偶发事件身亡时也依然没有一丝改变，不见一点长进。 

宁武之战除了暴露了李自成缺乏战略才能外，还暴露了李自成本人和他军队的始终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御下不严和军风不正。

大顺军在宁武关前遭受伤亡近两万人，阵亡大将四员的重创后，终于勉强攻入宁武关。然而，一场惨烈的屠城也就此开始了。

按明史和各种野史、地方志的记载，城破后周遇吉继续力战，受伤被俘，被大顺军缚于长竿上用乱箭射死，然后再遭分尸；周夫人刘氏带全家数十妇女据守公署继续反击，被全部烧死。大顺军因伤亡过大，为泄愤开始屠城，宁武一城军民，妇孺老弱无一幸免，被杀戮殆尽。 

此前在榆林等地的屠城，就已经导致了不少明军将士和地方武装做出了和农民军死战到底的举动。因此，这个发生在进攻北京途中的行动，其影响是极其恶劣的，再次表现出农民军没有统一天下的政治气度和政策上的全盘构想。如果大顺军能厚葬周遇吉一家并妥善安置宁武关军民，那将给李自成和大顺军带来极大的政治声誉，并树立起一个相当良好的明君形象。 

另一个问题，是李自成其实在战斗一开始遭受重挫后，就没打算继续打下去，但要注意，他并不是想弃宁武北上东进，而是准备放弃东进回军陕西。

据《明史》载：“自成惧，欲退。其将曰：我众百倍于彼，但用十攻一，番进，蔑不胜矣。自成从之。”《明季北略》也记载说：“（明军）大炮击伤万余人，……开门奋击，杀贼数千人，贼惧，欲遁。”

李自成和他的将领们最后打下了宁武。

然而他们却觉得前景并不美妙。在他们的前方，至少还有明朝五、六处军事重镇，于是如“尽如宁武，讵有孑遗哉？”、“此去历大同、阳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尽如宁武，奈何？不如且还，伺再举”一类的记载，不胜枚举。同时还有不少记载都有着差不多的内容，大体是说大顺军即使在进了北京之后，也还不断有人在感叹道：“周总兵真好汉！杀我等数万人，若再有此一镇，我主安得到此！”。 

因此屠城完毕后，李自成聚集众将开会，又一次提出了他退兵的打算：“宁武虽破，受创已深，……不若且回陕休息，另走他途。”（《明季北略》）

大顺军领袖和他的将领们一致决定，第二天全军开拔，回陕西去休养生息。

但历史却常常会让人感到世事无常。 

就在大顺军决定撤退的当天晚上，大同总兵姜襄和宣府总兵王承胤的降书却送到了李自成的桌子上。这使得李自成大喜若狂，马上打消了退兵的念头，于是大顺军的东进行动得以继续。不过，这个情况也充分表明了李自成此前对宣、大明军的动向，是没有任何预见的。

姜、王二人这个相当于盲人摸象般的投诚举动，使得历史进程在偶然情况下起了重大变化。

如果没有这两封降书，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大顺军将就此打道回府，回陕西休养生息去了。那也许之后的天下局势，会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样子。

只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所以历史就成了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样子。

但是，李自成为什么一受挫就想回去呢？又为什么打下宁武后不就地休整，然后继续前进，而是要回陕西去休整呢？

如果我们把这之前的一些问题和眼前这些情况，还有李自成接手居庸关后的一系列举动联系起来看，就可以很明确地得出一个答案：那就是李自成东进行动的真正意图，并不是如长期以来所说的那样，是想去攻打北京，想彻底推翻明王朝统治。 

李自成随即接手宣府、大同，在明总兵唐通也投降大顺献出居庸关后，李自成立刻进行了一个无论在政治还是军事上都极其重要的行动。说它重要，是因为这个行动足可以改变之后整个历史的进程，甚至能使历史的车轮就此转向。但这个行动却因为种种原因被近代大多数史家和学人们讳莫若深，以至长期以来极少有人提及，少数时候即使提起也不重视，同时也没有把它和李自成在这前后的一系列举动有机地联系起来，似乎很不值一提或者从不存在一样。

李自成在三月十五日占领居庸关后，随即派出了明蓟镇总督王永吉前往北京与崇祯谈判，内容是和明王朝画地为界：“总督王永吉兵败，陷贼，贼纵之归，本兵张缙彦为请召对，……乃云：李自成有二策，请上择之：一如汉楚故事，画地为界；一解归诚以大将军辅政。”（《烈皇小识》） 

之后，在大顺军推进到北京城下时，李自成又一次派出了明降人太监杜勋入城，再次与崇祯谈和，提出了他的退兵条件：“贼遣叛监杜秩亨密奏云：平分天下，方可息兵。”（《明季北略》）

《鹿樵纪闻》：“（杜勋）见帝称贼势，劝帝禅位，不然，则割山陕分国而王，上不答。”

记载此事最详细的当推《甲申传信录》，其《睿谟留憾》一节中记曰：“是日，贼遣叛监杜勋缒城入讲和，并盛言李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为王，并犒赏军银百万，退守河南。……上密召之平台，辅臣魏藻德在焉。勋具以事奏上，且言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因劝上如请为便。” 

这些记载，无论可信度如何，内容都相差无几，而说的事情，也都集中在划地而治以及退兵这两件事情上，因此足可证实不是空穴来风。再一个就是其中虽然不乏要求崇祯禅位之类的威胁之语，但这也正好说明了李自成即使在兵抵北京后，还是没有自信能够一举拿下北京的。同时他还在努力避免与正在赶来的吴三桂、高第以及在河南、山东等地窥势而动的刘泽清等明军进行大规模决战。所以他才一再以武力威胁崇祯，试图兵不血刃地和崇祯达成和约，让崇祯承认他的大顺王或者封他为王，达到裂土分茅的目的，然后全身而退。 

因此，李自成的东进行动，与其说是为了彻底推翻明朝统治而进行的军事行动，还不如说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或者说是一次以武力相威胁，以实现其裂土封王之目的的军事行动更贴切。我相信近代的历史研究者们有意无意的忽略乃至漠视这些史料或者讳莫若深，顾左右而言他，并非是他们水准不够或者记性不好，只因为这涉及到政治大方向的正确而只得不提。 

撇开这些记载，就从李自成的各地兵力分配来看，也一样可以证明这个问题。

他自西安出兵时，号称二十万，多的说是四十万，但实际的主力部队按照目前主流观点以及各家考证，大约在十万左右，偏师刘芳亮部大约是一万多到二万人之间，大顺军至少有一半主力如“老营”等部队并没有越河东进，而是由高夫人等人率领留在了西安和山、陕境内，右营则由袁宗第率领增援去了襄阳。之后他一路招降纳叛补充兵力，同时又沿路分兵驻守所下各地，如高天琳等人，因此在抵达北京时，大顺军总兵力维持在大约十万余人左右，其中包括了唐通、白广恩等不少前明部队。这些顾诚先生在他的《明末农民战争史》中论述颇多，其他明史大家也叙述详尽，尽管或有出入，但大致数字相去并不远，就不详究了。 

如果李自成一开始就准备和明王朝倾力做最后的决战，在襄阳有白旺坚守，又已经派出了五大主力之一的右营前去增援的情况下，他已经完全没必要在山、陕境内留驻数量如此庞大的主力部队，留一支机动部队和一支守卫部队足矣。第二个问题是他只带领如此之少的部队就试图进攻北京，在当时的情况下，不管怎么看都不免过于儿戏。 

北京毕竟是明王朝的心脏，火器和守备建筑都极其精良，满清先后三次以十万左右兵力围攻北京，最长一次时间达数月之久，都未能撼动北京一分，更不要说北京两翼和身后还有着可以随时勤王的吴三桂四万多关宁铁骑，山东总兵刘泽清和山海关总兵高第以及蓟镇边军等大批明军正规主力部队。如果这些人入京勤王，再加上京师的三大营和城内的缇骑厂卫，总兵力完全可以超过大顺军两倍以上。李自成再狂妄，也不会自大到认为只凭夹杂着明降军的至多十万人部队，就可以和两倍于他的明军进行决战，进而胜之然后包围攻下北京城。这种设想，无论后来的局势发展怎么样，在事前他是不可能预料到的，是极不客观的。 

此外，从西安到北京的一路上还有大同、宣府、居庸关等一系列军事重镇，李自成也不可能在出发前预料能一路不战而屈人之兵。大顺军自己也一再说过，如果再有一个宁武关，他们绝无法进入北京一类的话。我们固然不可以凭此话就此论定，但从兵力、地理等因素来看，这个说法是客观的。 

另外从战略部署上来看，李自成围攻宁武，增援襄阳等等行动，一方面固然说明他缺乏战略目光，但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他的东进行动确实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他的本来目的就是想固守山、陕和襄阳防线，将其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予以据守，然后以一支前锋部队向北京推进做一次试探性进攻，看情况再决定其下一步的计划。这样，宁武之战则就可以理解为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的战术表现，对李自成来说，这是一次边境扫荡行动，增援襄阳也一样。这些都与他之前采用的顾君恩之策符合若节：“直走京师，不胜，退安所归，失之急。关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几进战退守，万全无失。”（《明史》）。 

因此，综合以上种种情况，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认为李自成这次军事行动，很可能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或是一次以武力逼迫崇祯谈和的行动，其目的是实现他裂土封王、画界而治的设想，而不是想去和明王朝做最后的决战，彻底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作为一家之说，这显然极大地降低了李自成近代以来被塑造出的光辉形象，但我认为，这恰恰是符合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这一阶层的心理和思想特征的。 

这样看，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他何以在东进时派出右营增援襄阳，在宁武遭受重挫后就打算回军陕西了，因为他首先要守住已经属于自己的地盘。之后他占领了居庸关，又派出王永吉前去谈判，甚至在兵临北京城下时，他还在继续谋求谈判，希望可以与崇祯达成和议：“割西北一带，分国为王，并犒赏军银百万，退守河南。……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这些看上去和推翻明王朝这个目的极其矛盾的行为，也证实了这点。 

然而，李自成的战略修养不足，也正表现在这里。他于东进途中已经发现局面出现重大变化，在攻破北京一举推翻明王朝的情况下，他依然没有调取任何一部兵力增援北京方向，这是导致他在山海关大战失败后，不能立足北京只能西撤的首要原因。 

不过，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天下第一坚城北京，仅仅只用了两天时间就被攻破了。

李自成甚至都没来得及施展他诸如取砖、穿穴、放迸这些著名的攻城手段，北京就被攻陷了。 

这固然可以运用我国的主流学说解释为人心向背是必然的事，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曹化淳被杜勋入城约为内应开门献城，北京守军京师三大营溃不成军等等事情，也都确实是莫测之数，事前没有谁敢说有十成把握，不要说两天，恐怕说半个月、一个月拿下北京这话，都没人敢拍胸脯。两天时间就拿下了一个尚有大半壁江山和百万部队的帝国首都，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况且即便外城被破，北京也还尚有内城可守，如果守上个两天等吴三桂、高第等部赶到后再谋他途，也并不是什么不好想象的天方夜谭。

但北京却确确实实只守了两天就被打破了。 

大明朝固然已经穷途末路一定会亡，可亡在李自成的手里，实在是一个偶然。从李自成出兵东进的目的，到宁武大战中的想退未退，还有宁武大战后的决定撤退，以及撤退前夜姜、王两将的两封降书，直至居庸关和最后在北京城下的谈判以及破城之速，都说明李自成的入京，不但崇祯和大臣们以及吴三桂等人没想到，连李自成本人也一样没想到。所以他才会即使到了北京城下，也还在试图和崇祯谈判，谈他的那些分国而王的条件。

大明朝终于是亡了。

亡在了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没有想过能结束它生命的李自成手上。

二，吴三桂和满清的关系 

当崇祯自缢煤山的时候，吴三桂还走在前往北京勤王的途中。

对吴三桂这个人，历来的主流意见是他直接导致了中原易主，神州无复汉衣冠。如此重要的角色，使我觉得有必要对他个人以及他在山海关附近的种种行为做一番梳理。 

吴三桂，字月所，祖籍江苏高邮，生于辽东的汉镇中后所。吴家是个军人世家，他的舅舅祖大寿更是明朝辽东第一名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在和满清的战斗中长大的。

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吴三桂并不怕死。

在他少年时期，为了营救被清军团团包围的父亲，他曾经只带二十人就杀进了皇太极四万多八旗军阵中，斩杀清军王子一名，硬是救出了被围的父亲及其五百军丁： 

“值四王子（原注：即天聪帝，当时称四王子。）领兵四万，欲攻大同。藐视五百人，不战，但围困之，谓饥渴甚，三四日必降，可不血刃。因急奔急围，缓奔缓围。至近城四十里，……（吴三桂）下楼开城，率家丁仅二十人赴援。王（吴三桂）居中，左吴应桂、右杨某（原注：俱辽西降人），分两翼，十八人后随冲阵。……突入阵，射殪两人，继遇拥纛红缨王子，一箭落马仆地。王下马割首级，仆者未殊，奋短刀斫王鼻梁。王裂红旗裹面，大呼杀人，内五百人亦大呼杀出。……祖帅乃出城，于三里外鼓吹香亭迎接，慰劳赞叹。王面血淋漓，下马跪泣。” 

当年三国名将曹仁对东吴一战，是周瑜军前锋的数千人围曹仁部将牛金三百人，曹仁率其麾下壮士数十骑出城杀入敌围，亡其数人，拔出诸军，众人皆叹曰：“将军真天人也！”，史称“曹大司马之勇，贲、育弗加也。”其时曹军为北军，骑射为长，东吴南人水战则为优，野地浪战，实不能过于曹军，至多是个相当。而三桂此战，以二十骑对四万之众，清军号称“天下精骑”，野地浪战骑射之劲冠绝当时，他能在如此对比下拔出被围的五百军马，比之曹仁实是大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吴三桂之勇“贲、育弗加也”，一点都不夸张，几可媲美常山赵子龙。 

这几乎是小说演义中才会有的一战，既奠定了吴三桂军旅生涯的起点，也造就了他“孝闻九边，勇冠三军”的传奇名声，以至战后他的“忠孝之名，夷夏震慑，即四王子亦曰：‘好汉子！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吴三桂纪略》）此语中所说的四王子，就是满清皇帝皇太极。 

吴三桂从军后成了关外明军的主力战将，每次明、清大战中都有他的身影，而且不乏上佳表现，他率领的部队也是关外明军的抗清主力之一，同时也是明朝在关外坚持到最后的一支抗清劲旅。当年袁崇焕回援北京，在被崇祯下狱的那次平台召对中，身边就只带了祖大寿和吴三桂这两员关外大将，还有一名是帮他背剑的贴身卫士，袁督师对吴三桂的器重，也由此可见一斑。 

吴三桂自小悍不畏死，又有忠孝之名，对夷夏大防这一点也是相当坚持的，很长时间以来，即使在“分茅裂土之封”这样的荣华富贵面前，他也没有改变这一点。 

公元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四月，明清之间爆发了决定辽东大局的松山会战。最后清军获得胜利，明军主帅洪承畴、头号战将祖大寿以及大批将领战败归降，一部分明军将领或阵亡或被俘身亡。此战中不少人说他不顾洪承畴，率部先逃，这是不确的。

他的部队，确实是明军最先溃退的部队之一。

之所以会这样，正是因为吴三桂所部战斗力很强，又是洪承畴的学生，因此他在突围战中被洪指派为先锋出阵，其任务是填平皇太极为围困明军所挖的壕沟，让明军大部队突围。 

但皇太极的那壕沟挖得极为刁钻：“凡深入八尺，上广一丈二，而下隘甚，仅可容趾，马不能渡，人不能登，有堕者，无处着足，不得跃起”，所以在吴军填壕的过程中，清军“矢如雨下”，致使吴军伤亡极其惨重。随后总兵王朴所部率先逃跑，顿时冲乱了阵形，最后终于引发了八镇兵马的大溃。因此，指责吴三桂不顾洪承畴和大部队安危率部先逃是不确切的。在之后的突围中，吴三桂准确地判断出了清军主力是埋伏在小路，于是他率部下五百人偏走大路而去，得以杀出重围，然后迅速控制住了清军还没来得及占领的杏山和宁远城，开始在那里收编松山溃败的明军残部，并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聚集起了一支上万人的部队，最后守住了宁远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堡垒。 

在此之后，他也试图与水师配合，继续前去营救锦州，因双方兵力过于悬殊，从宁远出动至杏山地区后，与清军对峙了一段时间，被迫放弃（明军陆军大约只聚集起了二万多人，水师七千人）。 

但是，他占领宁远这一举动，已经导致清军在松锦大战后最终功亏一匮，终于没能彻底占据辽东，从而直接进逼山海关。以至日后两年多的时间内，一直只能继续和吴三桂在宁远和山海关一线纠缠，无法突破这一明朝在北方的最后防线。

因此，皇太极面对吴三桂在松山之战中的表现，又一次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吴三桂果是汉子，得此人归降，天下唾手可得矣”，自此开始了对吴三桂长达近两年的大规模招降工作。 

他先是亲自写信给吴三桂，说祖大寿、祖大乐等人都因是吴三桂的亲属而获优抚，希望吴三桂能“翻然悔悟，决计归顺”，紧接着又要吴三桂的长兄吴三凤，还有其亲戚、同僚、乡里如祖可法、裴国珍、张存仁、姜新、陈邦选、胡弘先等人以各种关系去劝说其降清，如张存仁是原宁远副将，他写信道：“明运将终，重臣大帅就俘归命。将军祖氏甥，虽欲逃罪，无以自明。大厦将倾，一木不能支。纵苟延岁月，智竭力穷，终蹈舅氏故辙。何若未困先降，勋名俱重？” 

吴三桂接书，俱不报。

十月，皇太极又一次亲自作书与吴三桂曰：“大清国皇帝敕谕宁远城吴大将军：今者明祚衰微，将军已洞悉矣。将军与朕，素无仇隙，而将军之亲戚，俱在朕处。惟将军相时度势，早为之计可也。”然后又再次要祖大寿写信给吴三桂分析利弊，进行劝降工作： 

“宁锦间隔，不相通问者岁余矣。春时松山、锦州相继失陷，以为老身必死无疑。不期大清皇帝天纵仁圣，不但不加诛戮，反蒙加恩厚养。我祖氏一门以及亲戚属员，皆霑渥泽。而洪总督、朱粮厅辈亦叨遇优隆。自至沈阳以来，解衣推食，仆从田庐，无所不备，我已得其所矣，奉贤甥勿以为虑，但未知故乡光景何如耳。以愚意度之，各镇集兵来援辽左，未一月而四城失陷，全军覆没，人事如此，天意可知。贤甥当世豪杰，岂智不及此耶？再观大清规模形势，将来必成大事。际此延揽之会，正豪杰择主之时，若率城来归，定有分茅裂土之封，功名富贵，不待言也。念系骨肉至亲，故尔披肝沥胆，非为大清之说客耳。惟贤甥熟思之。虎骨靶小刀一柄，是贤甥素常见者，故寄以取信。” （《清太宗实录》） 

也许是祖大寿捎去的信物——那柄虎骨靶小刀起了作用，吴三桂这次给他舅舅祖大寿回了信，但却婉拒了招降。 

不过皇太极也确实是位人中豪杰，当得起爱才如命这个赞誉。他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了招降吴三桂的念头，而是再次亲自作书给吴三桂，可惜依然没有结果。

在招降吴三桂那些人中，其舅祖大寿因早先无子嗣，一直把吴三桂当儿子看，自小对他授以兵事，洪承畴则是他老师，吴三凤是他兄长，祖可法是他表兄弟，其余的人不是多年同僚就是邻居乡里，同时，吴、祖两家除了吴三桂父子二人和在南京的祖锦衣外，可说几乎全都被清朝所俘虏、招降，并且在清廷大都受到了高于原来在明朝所受的待遇。而皇太极允诺吴三桂的是封王之位，以他的能力、兵力和所占据的据点对明、清双方的重要性而言，可以肯定，他如果这时投降满清，位置肯定在汉军旗的三王之上，汉军旗第一人非他莫属，足以和八旗旗主平起平坐。 

而且，此刻吴三桂在关外所面临的局面是极其严峻和危险的。自松山一战后，宁远就成了明朝在辽东的最后一个战略重镇，且远悬关外二百多里，吴三桂和他的部队，也成了明朝在关外的唯一的总镇级总兵官和最后一支抗清部队。按照吴三桂自己的说法他们是“孤悬海外”。 

1643年（崇祯十六年）八月，皇太极病亡，年仅6岁的顺治登基。九月，摄政王之一的郑亲王济尔哈朗、清军第一猛将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便除去丧服，率军对宁远地区再次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他们先绕开宁远，攻打宁远以西至山海关一线的中后所、中前所、前屯卫三个明军卫所，中后所、前屯卫首先沦陷，中前所守将总兵黄色随即弃城逃跑，导致中前所未经战斗便落入清军之手。

这三城的失陷使宁远与山海关之间的整体防线被破坏，宁远成了一座真正的孤城。

局面的恶劣，让相当多的明军将士开始动摇，如宁远城内的明军守备孙友白，就在十二月偷偷越城而出投降了清军。 

然而就在这样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吴三桂竟然还是拒不投降，不但不降，他还率军击退了济尔哈朗和阿济格对宁远的进攻。

从这些情况来看，无论怎样我们都必须要承认，这一时期的吴三桂，从各方面来看，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是合格的，不但合格，而且还相当出色。

首先吴三桂并不怕死，同时在名节和夷夏大防这些问题上的思想防线也很牢固，身为一个总兵官，面对即使是“裂土封王”这样的诱惑，也具有相当的抵抗能力，同时他更不是一个轻易会被恶劣局面所压垮的人，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韧性和耐性都非常好。这其中的一些问题，顾诚先生在他的名著《南明史》里也有所论及。 

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吴三桂在崇祯朝亡后，首先选择归顺的是大顺政权，而不是一直在对他进行劝降工作的满清政权。具体的原因要是说起来可能有很多很多，譬如明代儒家思想中极重视名节，吴三桂对崇祯有很深厚的感恩之心，他自小就和满清作战敌意很强，以及传统的夷夏大防思想乃至军人的职业操守等等，等等，但这些抽象的总结都没有那些实际情况更具有说服力。

于是，当吴三桂于甲申年三月二十日得知北京被破的消息后，在第四天，也就是三月二十三日，就正式宣布了他决定归顺大顺政权。在全军穿孝为崇祯及死难嫔妃发丧完毕后，吴三桂把山海关移交给了前来接收的大顺军，带着他的部队走向北京，去接受新君李自成的册封。

他以为，顺应天命的新朝开始了。 

三，吴三桂和李自成的决裂 

说到吴三桂入卫，首先要说到他为什么从关外入卫速度如此缓慢这个问题。

部分人认为吴三桂自宁远三月六日撤退，到十六日才进入山海关，再从山海关进军至永平的这段时间明显长得不合理，是在有心拖延，企图观望局势。这个说法，似乎与事实并不那么相符。 

第一个问题，吴三桂组织的宁远卫大撤退，并不是简单地率部队撤退，而是要携带关外数十万百姓入关安置的大撤退。 

关于宁远部队的撤退，崇祯和大臣们自一月起就在不停地讨论，崇祯甚至多次而为此大怒。争执的关键是如果撤回吴三桂，辽东就等于彻底丢给了满清，丧失国土的罪名崇祯固然不想背，大臣们也一样没人愿意背，于是就一直扯皮到三月四日（一说三月二日），等大顺军攻破宁武关占领大同，崇祯才下诏书命令吴三桂弃地入卫京师。

但崇祯的诏书里并不是只要吴三桂领军入卫，还要求“弃地不弃民”。此刻的崇祯，也仅仅只知道大顺军抵大同而已。而弃民之举，也确实是不太能让人接受的，因为那时候清军是靠掳掠人口为奴搞生产，并有“杀贫”“杀富”“杀士”之屠杀习惯，况且清军就近在锦州。 

这道诏书三昼夜（如果三月二日发出的，那就是五昼夜）走了九百余里，三月六日到的宁远，按路程计算应该已经是晚上。

辽东居民的撤退人数按史书记载，是五十万人，这显然有夸大之嫌。但光是宁远城的辽民，就有八万之众，还不包括宁远军的家眷。其他如中前所等四个汉镇卫所的辖区，乃至觉华岛等十数堡、坞，前方沿至与锦州清军势力交界的中间地带内的辽民，怎么算也至少有不下二、三十万之众。因此吴三桂等人仅仅从七号到十号花了四天，就完成了全部的动员撤离工作，十一日起程，对于一个彻底的放弃家园的平民大迁徙行动，速度可说相当之快了。 

带着几十万百姓的行军速度，可想而知。中国历史上可以比拟的同类撤退，在三国时期发生过一次，那就是刘备率领的荆州百姓大撤退。虽然很可惜那是个失败案例，但照样博得了后人无数称颂：“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三国志》）

刘备日行十余里，吴三桂两百多里路走了五天，并不算慢。而当时的人，也确实都把宁远大撤退这一行动，比做刘备的荆州大撤退，把吴三桂比做了刘备。

三月十六日到达山海关后，吴三桂和关门总兵高第、辽抚黎玉田等人开始安置迁移进关的几十万百姓和部分宁远军家属，据记载都安排在山海关周边四城之中。而在这之前一天，大顺军才刚刚接受了居庸关明将唐通的投降，这时连北京的崇祯都尚且不知道，更遑论山海关的吴三桂了。 

三月十八日安置工作完毕，吴三桂所部开始奔赴北京。《南明史》写到这里，是这样说的：“由于放弃关外土地，官绅家属和相当一部分辽东百姓跟随进关，安插未定，明朝就覆亡了。”这“安插未定”一语，也是倾向吴三桂并没有拖延这一看法的。

三月二十日，吴三桂部队才在永平知道北京被破的消息。

事实上，身处北京城里的崇祯也是到三月十七日大顺军兵抵城门，才知道大顺军已经抵达北京的，可见当时明军的情报系统无用之极。而从北京到永平，快马也要两天路程，即使北京十七日就发出了警报，也要到十九日才能到永平。

因此对吴三桂来说，三月四日接到宁远撤退的诏书时，他最多只知道大顺军逼大同，距离北京还有千里之遥；十六日到山海关的时候，他也不可能知道大顺军已经到达居庸关；而十八日他自山海关起程进京，从山海关到永平一带，大约两天时间走了一百五十里到二百里，这是按照正常的行军速度前进，即使全部是骑兵不顾惜战斗力的急行军，最多也只能一天走一百五十里，一天走一百里对于步、骑、炮混合军团来说，是相当快的行军速度。因此我们无法指责他前进缓慢，故意拖延。 

因此，那么多的人指责吴三桂在入关时间上故意拖延，是没有考虑到李自成、崇祯、吴三桂这三方之间存在空间和时间差的，千万不能忘记那时候还没有电报和无线电，通讯是要靠人和马才能进行的，而且还存在一个效率问题。连崇祯都不知道的事情，在北京东面数百里的吴三桂又怎么可能知道，并做出故意拖延的决定呢？ 

至于吴三桂、李自成后来仅仅只过了几天的短暂蜜月期，双方就关系破裂的原因和过程，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有过这样一段叙述：

“三月二十六日左右，吴军行至河北玉田县，离北京已经不远了，吴三桂突然改变主意，由投降大顺转持敌对态度。产生这一急剧变化的原因在史籍中有三种说法：一是吴三桂听说他的父亲吴襄被大顺政权拘捕追赃，一是误信从京中私自逃出的奴仆谎报吴襄全家被大顺军抄没，第三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说法是吴三桂留在北京的爱妾陈圆圆（又名陈沅）为大顺军将领所掠，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真实情况已难考定。吴三桂投降大顺，本意是维护和扩张自身利益，从北京传来的消息使他疑窦顿生，猜测李自成的召见很可能是一种骗局，将对自己采取不利行动。于是，他骤然变卦，带领部下兵马直奔山海关，从背后对镇守关门的唐通部发起突然袭击。唐通的兵力大约只是吴三桂部的五分之一，加以变生意外，猝不及防，山海关遂被吴三桂占领。唐通率残部撤往离山海关不远名叫一片石的地方，大顺政权委任的其他官员也纷纷逃回。” 

顾诚先生的总结和判断，应该说是相当客观的，由于受篇幅和著作重点限制，他这段写得很简洁，没有做长篇探讨，但语句精准，正文和注引所包含的信息量都极大。

实际上顾诚先生所说的前两点，是可以合并为一个原因的，也就是抄没家产拘禁吴襄。顾诚先生没有合并的原因是，他所说的第一点在出处的原文中还有一段：“吴襄书达三桂，并不言被夹，而赍书人误传已夹。三桂大痛愤，以道里日期计襄必死矣”（《甲申核真略》），一说家没父死，一说家没父未死，所以列为两条。第三点牵涉到陈圆圆，顾先生也另列为一说，应该说他也是认为有这个因素的。 

关于陈圆圆，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曾经做过长文考证，试图证明陈圆圆早就在宁远病故，但未能被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同时他考证的出发点也比较偏颇，黄裳先生曾经专门作文理论道：“姚（雪垠）文还责怪‘郭沫若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又继续作了宣传，扩大了错误影响。’这指的是《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姚文说，这是‘完全上了清朝一部分谣言的当，制造那些谣言的动机既是鞭挞吴三桂，同时也诬蔑刘宗敏。诬蔑刘宗敏也就是诬蔑大顺军。’这种推论方法非常面熟，看来作者是适可而止了，本来是还可以继续推论下去的。” 

不管吴三桂的父亲死没死，总之家肯定被抄了，父亲也是进了监狱，爱妾也被刚归顺的新君手下重臣抢了去。因此吴三桂认为李自成让他去北京是个骗局，“剪所忌耳”，其次是爱妾陈圆圆的被抢，无论对什么人来说，都是一个奇耻大辱，尤其是明代这个士大夫极其重名的社会里，更是如此。基于此，任何人都会继续做出这样推断：退一步说，即使进京不是骗局，在刚刚交出山海关手中尚有四万人马的情况下，大顺军上下就敢如此对待于他，也可以想见入京以后所遭遇的情况，恐怕比目前更不堪。 

吴三桂此时处于了一条夹缝之中。背后是从小就性命相搏打了十几年仗的满清，前面是在他看来态度恶劣的大顺军。在这样的情况下，吴三桂的抉择其实是很困难的，远不如我们所想的那么简单和容易。把他脸谱化后再进行描述和判断，是不客观的。

在“冲冠一怒为红颜”后，他依然曾经有过相当长时间的犹豫和试图和平解决的努力。吴三桂首先是个军人，长期的戎马生涯和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残酷的搏杀，使他会在下决断前去尽量多方收集情报，然后才做出自己最终的选择。 

不少史料记载，他在知道父亲被拘捕，家产被抄以后，都是坦然一笑，泰然处之，唯独听说爱妾被抢以后，就突然大怒抄刀断案曰：“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生为！” 

对吴三桂的这个表现，许多后人都因此嗤笑说他那些所谓的忠孝是假的，不然何以这时他父亲还不如一个小妾云云。这些谈论，应该说是过分简单地看待了吴三桂这一历史人物，没有从更深的层次去分析这些现象背后所表露的问题。

九成以上的史书都记载着吴三桂的复叛，是因为听说了陈圆圆被抢的缘故，口径基本一致。想全盘否定这点是比较困难的，也缺乏推断的直接证据。因此就事情的过程客观地说，他应该确实是在知道爱妾被抢后才反复的。

从表面上看来，这是说明了吴三桂的降而复叛与陈圆圆有着直接关系。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可以说这是纯粹的主因，恰恰相反，我认为在更大程度上，这是一个诱因。

换句话说，虽然毫无疑问吴三桂是在听说了陈圆圆被抢之后大怒起兵的，起兵必定有这个成分在内，但未必就仅仅只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起兵。而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诱发了他对大顺政权的怀疑和反感，从而让吴三桂开始对局势的判断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最后导致他决定降而复叛，而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致使他反复。再之后，又因为李自成和大顺政权接连犯下了一系列决策错误和政策性错误，才终于使得吴三桂最后彻底与大顺政权决裂。 

李自成一开始对拥有很强战斗力的吴三桂所部是有一定顾虑的。

他在三月十五日拿下居庸关时，就开始命令唐通写信招降吴三桂。在进北京后，他又派出了一拨与吴三桂关系极好的同僚去劝降：“持檄招三桂曰：尔来不失封侯之位”云云，并允诺他“父子封侯”，后来又送去四万白银犒军。而前面派去劝降的唐通也是明降将，且和吴三桂在辽东并肩作战过，其他的在朝降将如大同总兵姜襄等人，也都和吴三桂曾经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这些人的话，对吴三桂来说是具有相当可信度的。而且这些兵力和能力远在他之下的人，现在也都已高官厚禄，更是无言的雄证。因此在这时的吴三桂看来，被唐通等人“盛夸新主礼贤”的大顺政权，是“顺应天命”的新朝，是具有开邦定国气象的，加上明朝官吏纷纷投效，好象改朝换代已成定局，于是他归顺了新朝。

有部分人认为吴从未归顺过大顺，这是不确切的说法。如美国学者魏菲德（Fredreic E.Wakeman,Jr.）先生在他的《洪业——清朝开国史》中就这样写到：“吴三桂……立刻集合队伍返回山海关，准备应付一场他自知已不可避免的战争。1644年5月3日，李自成派唐通去夺取山海关。两天后，唐通大败，逃回永平。李自成得知唐通战败后，又派白广恩率部前往增援。” 

这个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唐通在吴三桂、高第两人归顺后，马上就接手了山海关的防务，不存在他去攻打山海关的问题，自然也没有吴三桂返回山海关此事，反而山海关是被吴三桂从唐通手里打下来的。

首先，顾诚先生发现在同年六月，山海关总兵高第给多尔衮的揭帖中，说当时“伪镇唐通”到山海关来调取自己所部的马匹、军士“投顺流寇”。这个情况说明唐通当时不但已经抵达并接管了山海关，而且还对原明军守卫部队进行了重新整编。这充分证明吴三桂、高第等人确实已经归降大顺，并且唐通也占据了山海关。其次是据当时的永平人、后来清朝的江川知县李某说，自四月二十三日起，他亲见吴三桂“从关上至永平，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 ’”（《吴三桂纪略》），而这个告示内容中“朝见新主”云云，都确凿无疑地表明他已经归顺了大顺朝。再一个是李自成随后在给左良玉等人的檄文中曾有：“唐通、吴三桂、左光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等语，这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吴三桂等人已经归顺大顺军。另外有不少记载也都说吴三桂降伏大顺，唐通部接收了山海关，如《吴逆始末记》道：“贼并发银数万，遗伪将赍往犒之。三桂得书，即令贼将入关代守，自率精锐赴燕京降。” 

之后的问题，是当他走到丰润附近时，却突然得到了家产被抄的消息，虽然我们可以肯定他很不高兴，但他在这个时候还是作出了符合逻辑的判断，并一笑置之说，只要我到北京，就可以还回来。还有一些记载说，他把这解释为这大顺军不知道情况，所以不觉得有多严重。另外，吴三桂自己也是一个军人，他非常清楚部队在攻下一个城池后会出现一些什么状况，少数军士乘机掳掠也是有的，况且他也并不在乎那点家产，只要他成了大顺的权贵，想要多少都可以要回来。所以这个问题，目前来说不会对他产生多大影响。 

再接下来的问题，是又接到了他父亲被下狱的消息。这也一样有不少记载，如：“襄使者至，诘知襄被执，笑曰：是胁我耳，我至即释，何患！”（《吴逆取亡录》）他这个反应，客观地说应该也是比较符合逻辑的，况且这并不是没依据的乱做推断。在明、清松山之战后，因为吴襄大儿子吴三凤和妻兄祖大寿等一大批亲人降了清，而吴三桂又独镇关外举足轻重，所以在1643年的十一月十三日，吴襄就被崇祯以御寇的名义征调入京，两个月之后，也就是1644年的元月，吴襄才被授予京营提督的官衔。如此一来，吴氏全家三十六口人（包括吴三桂的发妻张氏和爱妾陈圆圆在内），都开始在北京享起了清福，实质上这就是做了人质（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日明兵部塘报具此事，他书并云吴襄于1644年元月入京有误，应是元月授官）。 

现在李自成在京师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为避免吴襄逃跑或其他什么状况，干脆把他押起来做了人质，这确实可以理解为李自成对吴三桂很重视，惟恐他不降而进行的保障性措施。

但是，第三个问题却是吴三桂的爱妾被抢，这就和前面两个问题的性质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情况的出现，不但导致吴三桂完全推倒了自己前面对局势所做的推断，还引出了他另外一些非常不好的判断。 

首先抢走爱妾这件事无论从那方面推断，都不会得出合理的、好的结果。因为误抢是不可能的，李自成既对吴三桂如此重视，已经连续派出了几拨人马来招降，还特意请吴三桂父亲写了信来，而他的头号大将权将军刘宗敏，大顺政权的二号人物，却在这个时候竟然抄了吴三桂的家，还拘押拷打他父亲索要钱银，并抢走其爱妾，这些行为是不可能以少数士兵不知道情况而误抢来解释的，这显然说不通。

所以他能得到的结论就只有两个：

一，如顾诚先生所说，吴三桂认为李自成对自己招降是假的，目的是诱骗他入京，彻底剪除自己这股势力。 

二，李自成和大顺政权对他根本不看重，没把他放在眼里，或是认为剪除他是迟早的事情而已，因此他和他的部下肆无忌惮地拘押他父亲，抄他家产，抢他爱妾。

吴三桂于是觉得受到了莫大的欺骗、愚弄和侮辱，一向自视很高并拥有诸如“夷夏震慑”、“勇冠三军”等等赞誉的他，终于“冲冠一怒为红颜”，盛怒之下抽刀断案，发出了“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生为”的喝声。 

事实上，即使在这个时候，吴三桂也还没有想彻底与李自成决裂，他在等待与李自成的谈判，并且也确实派出了人去和李自成谈判。毕竟，老父亲、爱妾还有全家三十四口人的性命不是闹着玩的。吴三桂再怎么样，这时还不至于对自己的亲人性命漠视到如此地步，完全不做一点努力就把他们置于死地，这无论从那方面看，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也违背了常识。吴三桂也只是一个人而已，并不是一头不可思议的怪物。 

吴三桂击败唐通夺回山海关，一则当然是怀疑李自成在耍阴谋想消灭自己，并且做为一个军人他也不甘被骗、受辱。二，可以借机是展示自己的实力，让李自成有点忌讳之心。如果李自成确实如唐通等人所说的那样“礼贤”，有混一宇内的胸怀，就该礼敬于他（不过归还家产和爱妾，至多再补偿点官爵和银子而已），以收服各路明军。三，这样可以把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重镇，还有手中被公认明军中最强的四万雄兵做为强有力的筹码，用来和李自成谈判，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三月二十九日，李自成排出使者两人带着吴襄的第二封书信，也许他真想对抄吴三桂的家这个举动有点补偿和安抚，一起带上的还有四万银两，前往山海关与唐通汇合，继续劝降吴三桂。

同时李自成也做了一些应变准备，令白广恩率领约两万人的部队增援唐通，以遏制吴三桂。 

事后看来，这个行动也显然是个巨大的失策。对吴三桂问题，李自成虽然有些重视，但还是没能提高到应有的程度。他把袁督师组建的关宁铁骑，当成了他一路碰到的普通明军来对待，这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过于轻率和轻敌。

当时的情况下，正确的解决方式是要么干脆不派部队去，摆出姿势以示自己绝无敌意，表现出招降的诚意。要么就干脆派出压倒性的优势兵力，胁迫对方就范。

因为如果派去压制的兵力不足以制住吴三桂，就不能产生巨大的压力胁迫吴三桂俯首，同时又陡然加大了对方的敌意，这等于是狠狠推了吴三桂一把。如果当时由大顺军的大将带着压倒性兵力前去谈判，那么后来的结果，就有可能完全不一样。因为万一谈判不成，吴三桂根本没时间去招满清八旗军入关，也就没了孤注一掷的筹码，再客气一点允诺他父子的待遇不变、归还家产和爱妾，应该有很大把握压制成功，让他乖乖就范。不然的话，就干脆全歼吴三桂所部。 

此时吴襄已被李自成从监狱里放出，也给吴三桂带去了金银财帛。可以说，这本应是双方就坡下驴的台阶，是剑拔弩张的两头猛兽之间，细小触须一次小心翼翼的试探，如果处置得当，是可以做到皆大欢喜的。如果真的这样，历史也许能在这里改变它的进程。 

可惜历史不会按我们愿望去发展，它永远都有自己的轨迹。

在这个关键时刻，李自成本人又再次犯了一个严重错误，紧接着大顺政权也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于是吴襄的书信和唐通的招降，不但没能让吴三桂安下心来，反而起到了截然相反的作用。

大顺军的头号大将刘宗敏，对女色极其贪婪。据《甲申纪闻》载：“是日（三月二十一日），予在宗敏宅前，见一少妇，美而艳，数十女人随之而入，系国公家媳妇也”，全祖望的《鲒埼亭集》说：“据杨宛叙言，与沅同见系于刘宗敏，既而沅为宗敏所携去，不知所往”，《庭闻录》曰：“刘宗敏踞宏遇宅。闻沅、寿名索之。寿从优人私逸，而沅先为三桂购去。宗敏于是斩优人七，而系襄索沅。襄具言送宁远己久。宗敏不信，拷掠备至”，杨宛、顾寿二人都是和陈圆圆一样艳名远播的名姬，如此等等都证明了这点，尤其刘宗敏为得陈圆圆“斩优人七，而系襄索沅”一事，如此事是真，则确实令人发指。 

吴三桂派人来谈判时，吴襄虽然被放出了牢狱并优待软禁起来，但在陈圆圆问题的处理上，李自成却犯下了严重错误，再次暴露出他御下不严，或者说是对部下不法行为纵容的态度： “三桂侦知陈沅为刘宗敏所得，闻之自成。自成渝宗敏以陈沅还三桂，宗敏不可”（《读书堂西征随笔》），很显然对刘宗敏的抗命，他显得并不那么太在意，或者是有点无可奈何。其实这是他一贯的问题，也是大顺军的传统。譬如在陕西时，就因为那里是自己家乡，他曾下令严禁烧杀抢掠，甚至有“马腾入苗者斩”的严令，可惜不到一个月就“抄掠如故”。 

同时，刘宗敏自三月二十四日起，开始试用新式“夹棍”拷打原明朝降官，在天街先夹杀两人，大顺政权自此日起在北京实行“追赃助饷”政策。这是第二个严重错误。

三月二十五日，大顺政权的大规模“拷夹”行动开始。首日被绑去刘宗敏府内（原田弘遇府）用“夹棍拷打”者就达八百余人，其追索标准是：“内阁十万，部院、京堂、锦衣帅七万，科道、吏部郎五万、三万，翰林一万，部曹千计，勋戚无定数”，相当数量的明降官、宗室“人财并尽”，第一天被抓的这八百多官员勋戚中以 “英国公惨死最酷”（《明季北略》）。首日被抓的八百多人中，后来有近五百人死亡，整个“追赃助饷”期间被“拷夹”至死的官吏，最少有上千人之多。 

除此以外，还有一部分大顺军将士借着“追赃助饷”政策的开展，开始奸淫掳掠，其影响相当恶劣。

很多记载表明，面对大顺政权作为一个政策在推行的“追赃助饷”和“拷夹”活动，还有大顺军中一部分害群之马的烧杀奸淫行为，不少京城官员和家属、商户、百姓陆续开始逃亡，以至于大顺政权采取了连坐制度，一人逃走，十户连坐。于是相当部分在京的明降官和士绅，甚至百姓都开始对大顺政权感到失望甚至抱有了敌意。 

要注意的是，吴三桂所部的辽军将士家属在京者不是少数，此前由吴三桂筹划的三月六日到十一日的宁远军民大撤退中，为保证家属安全，曾经从觉华岛先“雇海船，尽出家口”，不少将士的家眷自海路从天津卫上岸进入京畿安顿（《吴三桂纪略》）。

这一系列从北京逃出来的明官吏以及家属、百姓带来消息，还有吴三桂派往北京的密探们不断送回的情报，都让吴三桂觉得问题越来越严重：“三桂差人进北京打探老总兵圣上消息，有闯贼在北京捉拿勋戚文武大臣，拷打要银，将吴总兵父吴襄□打要银，止凑银五千两，已交入。”

吴襄的手下旗鼓官傅海山，也从北京逃出找到了吴三桂，对他说了“京城里的一应大事，吴老总兵已被闯贼刑法将死，吴总兵闻之，不胜发竖”（《甲申纪事》） 

北京城里发生的这些情况和大顺政权的所作做为，让吴三桂本人和他手下不少关宁将士，以及京畿、山海关地区的不少士绅、百姓，都开始对大顺政权产生了敌意，并且导致他们认为大顺政权不具备真正统治天下的能力。这一情况，可以从山海关一带不少士绅商户知道双方决裂后，对吴三桂部队在人力、物力、财力上进行大力支持这一现象中得到证实，如乡绅、生员佘一元、郭应龙、孟四吉等人，纷纷出钱出人出物，“输助粮饷七千八百五十余两，稽察战马一百二十余匹”，吴三桂又从当地百姓中“新募兵数千，尤雄悍。”（《郭应龙奏本》、《临榆县志》）

因此，当吴三桂在几天后看到吴襄前后两封口吻截然不同的书信，再联系间中父亲偷送出来说被拷“亟来救父”的一封信，还有傅海山说的“吴老总兵已被闯贼刑法将死”等等情况，使得他根本无法相信这封信是他父亲的本意。 

明明是父亲被拷打甚酷，但这封信中却对自己极尽威胁之口吻。事实上，吴襄的第二封信，也确实可能是大顺宰相牛金星的大作，只是让吴襄抄了一遍而已：“此书本牛金星作，使吴襄书者。”（《明季北略》） 

这一切，顿时让吴三桂又一次觉得被李自成的大顺朝彻彻底底地愚弄了一回。

吴三桂于是勃然大怒。

他当时的反应，和汉高祖刘邦面对楚霸王项羽以其父亲、妻子要挟一模一样，当着唐通和另外两个大顺朝文武官员的面，破口大骂自己的父亲助逆，声称自己忠孝不能两全，坚决和他父亲划清界线，要与李自成决一死战。这个举动，也算是煞费苦心。

四月四日，吴三桂联合山海关一带的士绅乡民，与李自成彻底决裂，于山海关前消灭了前来增援唐通的白广恩部队，并把防线拓展到永平一带。

三月二十日到四月四日，仅仅十六天时间，大顺朝和李自成 “顺应天命”的新朝新君形象，就在北京、吴三桂以及相当部分关、辽军民的心目中彻底倒塌了。 

在此先列出山海关大战之前的大事时间表，方便把事件发生的顺序理清楚。

三月十五日，唐通在居庸关写信给吴三桂劝降，并率部属八千人前往山海关。

三月十八日，吴三桂从山海关出发，前往北京。本日北京城破，搜索崇祯、太子不得。

三月二十日，吴三桂得知北京被破，驻扎永平一带（距离北京约四百里，距离山海关二百余里）。唐通和大顺军使者带来吴襄第一封信进行招降。

三月二十一日，刘宗敏抢掠京城妇女，掳数十女人和国公家媳妇。此日已酉午刻，于煤山发现崇祯尸体。未时，发钱二贯买柳木棺，入崇祯，以土块枕之，停东华门外施茶菴。 

三月二十三日，吴三桂和所部将士宣布归顺李自成。此日辛亥，以帝礼改殡崇祯。

三月二十四日，大顺政权开始在北京“追赃助饷”，刘宗敏于天街夹杀两人。

三月二十五日，刘宗敏主持的大规模“拷夹”行动开始，许多明降官、宗室人财并尽。

三月二十六日，吴三桂到达丰润、玉田附近（丰润距离北京三百多里，玉田距离北京约二百六十余里），从各种渠道得知家产被抄、父亲下狱（一说已死）、爱妾陈圆圆被抢，全军回师山海关，同时派出人员和李自成谈判。 

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部队掉头急行军，两天疾驰三百里，击败唐通的八千守军，拿下山海关。这至少是在二十七深夜甚至是二十八日凌晨发生的事情。

三月二十九日，李自成从北京派出使者。从丰润、玉田一带到北京，最快也要一天时间，所以李自成不会早于二十七日得到吴三桂降而复叛的消息。在知道后，他从监狱中释放吴襄，并要其写第二封招降信，再调遣白广恩率部增援唐通，大顺军使者带着吴襄的第二封信前往山海关继续招降吴三桂。

在此期间，吴三桂则不断得到密探从北京来的情报，得知大顺政权在北京四处拷打官员，追索钱财，城内发生奸淫掳掠之行为。并获悉刘宗敏拒绝归还陈圆圆。

四月四日，吴三桂杀大顺一名使者，割一名使者双耳，对大顺军发起第二次进攻，在山海关前击败唐通、白广恩的部队，和李自成彻底决裂。

四，形势诡异的山海关大战 

从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回军山海关，到四月初四的山海关前的吴军、大顺军的战斗，这期间有九天时间，在这九天内事件的发生时间，是有点模糊的。[cｃhｅｒｅ.com 西西河 碧血汗青]

由于水平和条件的限制，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只能把整个事件的发展精确描述到这样的地步：三月二十七日吴军回师攻占山海关，二十九日李自成使者出（到），四月四日吴军于山海关击败唐通、白广恩。

这些资料的记叙不清表现在无法确认李自成的使者，到底是二十九日自北京出发，还是二十九日已经到了山海关。所以现在只能从时间和空间上去予以推断。 

山海关至北京的距离，公路大约是七百余里，骑兵全速行军至少需要三天，而且一天两百多里的行军速度，是骑兵完全不保存战斗力的速度，如果需要马上投入战斗，骑兵一天至多走一百五十里而已。此点可见程本直的《白冤疏》，他在向崇祯说明袁崇焕率领关宁铁骑全速回援北京时的情况道：“惟是由蓟趋京，两昼夜疾行三百里。随行营仅得马兵九千，步兵不能兼进。”吴三桂能在两天内夺取山海关，一是由于和他同行的山海关总兵高第的部分部队，依然在山海关负责防务；另一原因是他的四万骑、步、火器混合军团迤俪不绝，在永平也驻有他的部队，后队变前队，前锋是自永平进军，距离上就近了很多。 

吴军三月二十六日在河北丰润、玉田一带降而复叛，李自成不会早于二十七日知道，然后他马上从监狱内放出吴襄，派出使者，这样的话使者有可能于第三天，也就是三月二十九日到达山海关。接着再调动兵马，最快二十八日一早出发，三日后到达目的地，也应该是三十日了，但部队必须全部是骑兵，并且到达后也会因人员、马匹体力消耗过大，导致无法投入战斗。所以合理的情况应该是使者先走，大部队至少在六、七天后才能到，因此白广恩所部大约是在四月二、三日左右，甚至可能是四月四日才抵达山海关，随即于四月四日被以逸待劳的吴三桂击溃。 

所以大致的情况是，使者有可能携带书信于三月二十九日到达山海关，然后吴三桂留之不表态或者假意同意招降（这点后面会提起，他的部将有此建议），四月四日白广恩部队到达后，双方爆发战斗。

自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四日这期间，吴三桂一直都在山海关大量收集北京方面情报，募集物资扩充兵源，考虑怎么应付“冲冠一怒”所带来的恶劣局面。同时，这期间他也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残明势力的消息。事实上，因为河北、河南、山东以及安徽一部基本都在大顺军的控制之下，而残明势力远在淮河以南，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消息。 

他和山海关总兵高第两部在就地补充兵员后，总兵力合计大约五万余人，其中包括吴三桂部众里最强悍的搀杂着部分“彝丁突骑”、“蒙古锐丁”的三千多子弟兵。以吴三桂突出的军事才能以及在关外与满蒙八旗抗衡十多年的战争经验，消灭各方面都平庸无奇的唐、白两万人部队，确实易如翻掌，但面对随后大顺军必然倾巢出动的局面，他没有必胜的把握。 

山海关一地的粮饷和兵员、物资等后勤补充，绝不可能支撑一支五万人的部队很长时间，而且山海关一带地形无法机动作战，只能和在宁远一样固守杀敌。但北京所拥有的攻城火器之精良和数量之多，都远不是以前的满清可比拟的。况且他弃宁远入卫京师，本就没多带粗重火器，只能依赖山海关原有的防御装备，因此在山海关的守城战役将变得极为艰难。

另一个极大隐患，是来自关外的世敌——满清八旗军。如果他们一旦介入，对山海关进行前后夹攻，那将是个一面倒的灾难性局面。

四月六日，李自成接到使者被杀的消息，开始对吴三桂问题重视起来。 

四月十一日，因刘宗敏等人耽于声色，以诸般借口推脱不愿出征，李自成决定亲自出征吴三桂。同时吴三桂与他还在继续谈判，所以他再次派出使者去了山海关。

但是，为消除他出师之后北京可能动荡之隐患，大顺军在西华门外，将已经归顺并交出家产的原明朝大学士陈演、定国公徐允贞、博平侯郭朋振、新建伯王光通、、平江伯陈治、清平伯吴遵同、永宁伯张锡等六十多位明朝高级官吏斩首。此举可以看出，大顺军领导集团并不真正具备统治天下的政治素质。

四月十三日，李自成携带吴襄、明太子等，率领十余万余大军出京，留牛金星、李牟等人留守。 

面对大顺军倾巢而出的局面，吴三桂此刻面前的路有两条：

一，率领五万部下与李自成血战到底，为已经消亡的大明壮烈殉国。不过他此前已经归降过了大顺，所以现在即使死了也只是为报私仇而死，恐怕在史书上也不一定会有什么光彩形象。

二，再次归顺李自成，唾面自干，看着刘宗敏等辈“挟沅日事酣宴”，仰仗大顺权贵们的鼻息苟活下去。 

如果吴三桂真的又一次归顺了李自成，恐怕马上就要和前来攻打北京的多尔衮来上一场龙争虎斗。这样的话，基本可以肯定史家必然会说他顾全了民族大义，有一些诸如不计个人得失、忍辱负重、顺应潮流等等评语，譬如最近就有人一直在说尚可喜的降清是与时俱进，不是汉奸。

但做为一个个体的人来说，一千八百年前的喝断长阪坡的燕人张飞张翼德，就对当时秦宜禄的同样行为，作出了他的个人评价：“人取汝妻，而为之长，乃蚩蚩若是邪！”，随后问一句“随我走乎？”不走？抡起丈八蛇矛一矛撅死了事。其口气、态度轻蔑已极。（1） 

显然，这样的人在人格上是并不值得尊敬的。这等于献出自己的妻妾给人，并再依附于对方。在汉民族的传统习俗和伦理观中，无论这样做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都基本上可说是个人格猥琐的人。

吴三桂面临的这个问题，是道德和人性的悖论，是个死循环，无解。 

在第一次接获李自成起大军前来弹压叛乱的消息时，吴三桂就曾经一度自觉已无路可走，甚至想自杀了事：“吾忠不成忠，孝不成孝，何颜立天地间乎？有自刎而已！”结果被帐下拦住，参将冯有威等人表示愿意誓死杀敌，并出谋先收下李自成送来的银两用来犒赏士卒，然后一战灭之。此计为吴三桂所接纳，于是先收下银两，然后大破唐通、白广恩部。（《明季北略》） 

之后其部将又“有进乞师策者”，如“胡守亮素通满语，乃献借兵之策”，谋士方献廷又献计曰：“莫若请北兵进关，共歼李贼，事成则重酬之。”（《甲申传信录》、《甲申朝事小纪》）

当时看来，这不啻于唯一的自保之策，吴三桂以为然，于是他马上做了三个战略战术上的部署： 

一，四月四日击败唐通部队后，军事上把防御线向西推进到山海关前的石河西和永平一带，以加大战术纵深，用空间换时间。

二，提出更具体的投降条件，譬如要面见明太子朱慈烺等等，表示出自己想谈判的诚意，继续去和李自成进行谈判，麻痹李自成，迟滞大顺军的进攻步伐。

三，派人去北京及周边地区煽动北京降臣为崇祯服丧，并散布自己为了替崇祯复仇，已经与满清联合要与大顺军决战的谣言，试探各个阶层包括李自成在内的反应。 

谣言散布出去后，得到的反馈是令吴三桂满意的。李自成并不在意这些，而北京以及周边地区的人对联合满清也没表现出什么太大的异议，但对给崇祯复仇的口号却表现出了相当的支持，并在京城里掀起了一股反大顺政权的暗潮。不少地方贴出了有“明朝气数未尽，人思效忠”等语的大字报，刘宗敏私杀墙上有帖者几十家，不能禁止。到四月十一日，大字报终于贴到了皇城的城墙上。 

事实上，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到满清公然宣布要南下灭明的时候，绝大多数明朝臣子和百姓，包括史可法这样的人，也都还在一致称颂吴三桂的举动。 

在四月下旬的山海关之战后，南明弘光朝廷于同年八月加封他为“蓟国公”，并赐银一万两，蟒缎两千匹，同年十月和委任书一起送到了北京。史可法更在《史可法复多尔衮书》中尊称他为“吴大将军”、“我大将军吴三桂”等等，同时极为肯定他向满清借兵的举动：“南中向接好音，法随遣使问讯吴大将军，……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破走逆成。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且免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这些赞语可说评价极高。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吴三桂的这三个行动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这些行动对其后发生的山海关大战，起着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山海关大战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尽管吴三桂最终成了汉奸，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吴三桂都确实是个出色的军人，远比李自成当时的表现来得出色。 

吴三桂在经历了愤怒、绝望、犹豫等一系列的心理转折后，开始寻找绝境中的生存之道。

胡守亮、方献廷等人提出的向满清借兵的建议，开始让他动心。在进行了一系列的侦察活动后，获得的的信息是大部分人对向他满清借兵的流言并不怎么反感，并支持其为崇祯复仇，这让吴三桂在绝境中突然看到了一丝希望，终于决心向满清借兵。 

大约是在四月八日到十日之间，吴三桂派出了副将杨坤和游击郭云龙，携带自己要求借兵的第一封书信，前往辽东与满清谈判。

在此之前的满清，只知道大顺军进逼北京，尚不知道北京被攻陷崇祯身亡的消息。但多尔衮、范文程、洪承畴等人都已经意识到，大顺军将是他们日后强劲的对手，因此多尔衮已于四月初九日“统领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合计约十一万人左右开始南下，准备与大顺军联合攻打北京，或者先于大顺军包围北京。 

四月十一日，清军越过辽河，随即接到消息，得知李自成已攻占北京，崇祯身亡。多尔衮面对这个情况开始犹豫起来，但熟知农民军情况的洪承畴极力主张马上入关，与大顺军决战：“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后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倘仍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

多尔衮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取道内蒙，走喜峰口、墙子岭一带入关攻打北京，这是清军入侵中原的一贯路线。

四月十五日，杨坤、郭云龙在翁后（今辽宁阜新）遇到多尔衮大军，传达了吴三桂借兵的意图。 

这个时的候吴三桂立场是相当鲜明的。

他在信中称满清为“北朝”，自称“我国”，官职是明朝的“辽东总兵”，并声明是“求助”：“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土以酬，不敢食言。” 

吴三桂确实不愧为一个具有相当军事、政治才能的统帅。

在这封信里他先说清身份表明立场，以两国之间的谈判为起点，摆明姿态是借兵。然后要求清军从中协、西协入关，也就是当时多尔衮正在行进中的内蒙——喜峰口、墙子岭路线，而不是从山海关入关。这样一来，多尔衮会从西北方向进逼山海关之大顺军和北京城发起进攻，吴三桂则从东北方向开始进攻，大顺军和北京城将遭受他们的前后夹击。 

同时吴三桂心里很清楚，历年来就是因为山海关掌握在明军手中，导致清军无法建立一条安全通畅的后勤补给线，而且腹背受敌，所以最后因人力物力消耗过大而被迫撤回关外。因此在击败大顺军、收复北京以后，清军已经是长途奔袭外加大战后的强弩之末，只要山海关掌握在自己手里，清军基本不可能马上在关内长期立足。因此所谓的“裂土以酬”，最多就是把崇祯皇帝已经放弃的辽东让给满清而已，实际上这是一句空话。 

多尔衮对吴三桂的借兵之举当然是大喜，但也猜到了吴三桂想让满清和大顺鹤蚌相争，他好渔翁得利的借刀杀人之计，外加多尔衮和皇太极两人一直欲得吴三桂而甘心，于是当即回信表示借兵不成问题，但条件却变成要吴三桂降清。又毕竟因吴三桂和满清是多年的对头，现在如此轻易的就自己送上门来，他还是很有怀疑的，所以把杨坤留作人质，并命自己妻弟拜然和郭云龙一起去山海关探听情况，同时索要吴三桂答复。他在信中写道：“予闻流寇攻陷京师，……及伯遣使致书，深为喜悦，遂统兵前进。……伯虽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故，尚复怀疑。……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 

随后他下令大军转向，直扑山海关，如此不但不中吴三桂的鹤蚌相争之计，反而以大军直逼山海关背面，一来胁迫吴三桂不得不降，二来等于拿刀顶着吴三桂的后背，让他冲上去先和李自成杀个两败俱伤，然后自己从容收拾残局。

这一年，他们两人的年龄只相差一岁，多尔衮三十二岁，吴三桂三十三岁。两个人都是十六、七岁起就开始了性命搏杀的军人生涯，都是二十几岁就成了独挡一面的统帅，正是一样的精明强悍，两个真正旗鼓相当的对手再次撞到了一起。 

吴三桂一边准备决战，一边继续以假谈判拖延李自成的行动，以等待多尔衮的答复。

为了让李自成确信谈判是真的，他又派出了山海关当地生员刘泰临、李友松、谭邃寰和乡绅黄镇庵、刘台山、高选六人“轻身绐贼”，这六人在三河附近碰到了正在前来的大顺军主力，于是向李自成转达了吴三桂的谈判条件。这一计，极有效地迟滞了大顺军的行动。

此前吴三桂派去和多尔衮联络的郭云龙，已经带着多尔衮的回信和其妻弟拜然回到山海关。吴三桂于是一面再次派出郭云龙、孙文焕，带自己的第二封书信前往多尔衮处催促他快速进军，一面联合当地士绅准备抵抗大顺军的军事部署。 

四月十九日，吴三桂开始做战前政治动员。他先在山海关演武堂（至今尚存），“合关、辽两镇诸将并绅衿誓师拒寇”，四月二十日又在校场“与诸将绅衿歃血同盟，戮力共事”，杀“奸细张有起、张五”祭旗，激励士气，准备和大顺军进行最后的决战。这就是记载中所谓的“南郊誓师”。

同日，也就是二十日，多尔衮率军到达宁远卫辖下的连山（今辽宁葫芦岛市连山县），准备扎营休息，在这里他接到了吴三桂的第二封求援信。

吴三桂因知道多尔衮大军改道东下，自己已经无法阻止，因此退而求其次，要求对方首先要安民，同时不理多尔衮要他投降之事，依然坚持自己的明朝身份，信中大约道：“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三桂承王谕，即发精锐于山海关以西要处，诱贼速来。……今三桂已悉简精税，以图相机剿灭，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京东西可传檄而定也。又仁义之师，首重安民，所发檄文最为严切，更祈令大军秋毫无犯，则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 

多尔衮从这封信中知道大顺军已经逼近山海关，颇为着急，万一山海关为大顺军占领，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于是清军开始继续急行军，甚至连饭都不吃，饿着肚子赶路。他军中有两个朝鲜人都分别记载了这个情况。《沈馆录》说：“达夜疾驰，人马饥渴，黄埃涨天，夜色如漆，人莫开眼，咫尺不辨。……二十一日，……饥过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至关外十五里许，日已昏黑，屯兵不进，一昼夜之间行二百里矣。”《燃藜室记述》说：“行五日，欲投宿于连山驿，吴三桂又送将官于九王，言贼兵已迫，愿促兵来救，九王闻即发行驰进。……翌日又早发到关门外，相距十五里地，一昼夜盖行二百里云，翌日平明驻关外五里地。关门内烟尘涨天，炮声乱动而已。”

四月二十一日晚，满清八旗军到达山海关外。

一场三个不同阵营之间，在战场上和庙堂中多方面进行的真正决战，即将开始。 

李自成也许是被攻陷北京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也许是过于自大，认为在十几万大军的压力下吴三桂怕了，总之他轻易地相信了吴三桂的“谈判”，致使大顺军主力于四月十三日从北京出发后，十五日到密云，四月十七日才抵达永平，期间走了五天时间。 

之前在永平，李自成前锋就已经遭遇到了吴三桂的第一道防线，但这条防线基本是乡勇，轻易被击破。因为未见吴军主力，又加上吴三桂派来的六个当地士绅一再声称吴军“愿一见东宫而降”，所以李自成对前锋来报告乡勇拦路的情况并不在意，继续优哉游哉地一路前进，从永平到山海关，大顺军又足足走了四天。 

四月二十日，李自成十余万大军方才齐集山海关前十五里的七星寨。

不过即使如此，李自成还是比多尔衮领先一步赶到了山海关。

大顺军第一梯队四万多人，这时早已经在石河西遭遇到了吴三桂布下的第一道防线。

这是由原山海关总兵高第大约一万人部队和临时招募的乡勇组成的混合军团，装备和战斗力都很差。但在吴三桂率领的部分关宁铁骑和吴三桂亲自指挥下，前后已经与大顺军连续十三战，诸书或云吴军“十三战全胜”，或云“十三战无胜负”、“前后十三战，胜负相当”等等，总之不管胜负到底怎么样，双方势均力敌是肯定的。大顺军前锋一直未能突破这道防线。 

至此，吴三桂前两个部署的战略目的都已顺利完成，成功地延缓了大顺军的进军速度。 

李自成率大军到达后，发现吴三桂派去的六名士绅代表企图逃跑，结果六名代表有五人被杀，高选身中三箭逃回。再看见前方迎接自己的是吴三桂严阵以待的部队，这时他方才知道自己中计，于是下令全军发起攻击，但这一日大顺军没有能攻破石河防线。

吴三桂在这道防线上并未布置他的主力，守营的人其实大多是乡勇。他一直以乡勇和关宁军互相轮换，作战时以关宁铁骑出击，防守时则换上乡勇。所以在战斗紧张的时候，关宁军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四月二十一日清晨，李自成命令吴襄劝降吴三桂，吴三桂以火箭射吴襄左右人，以示之前与父亲划清界线之意：“父既不能为忠臣，儿又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旁以诱，三桂不顾也。”这一着和吴三桂前次当着大顺军使者的面大骂吴襄一样，还算奏效，使得李自成没有动手杀吴襄，把他继续看押在部队中。 

李自成于是亲自率大顺军主力发动进攻。双方激战半天没有胜负。到了中午，因为正好是吴三桂调回关宁铁骑吃饭休息，换上乡勇和老弱兵士虚张声势之时，加上大顺军兵力已经形成绝对优势，因此李自成一举攻破石河西防线，高第部队和乡勇们损失惨重，大部溃散。但吴军主力却因此未受到太大损伤，就势撤回了山海关。吴军部分主力把守附近的四个卫城，坚守第二道防线，吴三桂本人则带部分主力和那支著名的突击队在山海关前结成大阵，居中策应，并和大顺军主力正面搏杀。 

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关下有四座卫城，东西两个分别叫东罗、西罗，南北叫南翼、北翼，和关城主体、长城、敌楼等防御设施互相呼应，形成了一个相当完善的防御体系。

《明史》说，“自成善攻，汝才善战”，李自成一旦面临战阵，就马上表现他擅长进攻战的优秀战术眼光。

在突破石河防线后，面对山海关关城一带坚固的防御体系，李自成充分发挥自己总兵力占绝对优势的长处，自己率领刘宗敏等人以主力和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正面搏杀，同时猛攻西罗、北翼两城，又派出唐通直扑山海关西面三十里的一片石，准备从那里攻破长城防线，以便绕到关外从背后向吴三桂发起攻击，彻底包围吴军，并切断他们的退路。 

一片石，又名九门口、九门关，在山脚下沟谷之中九个水门，《临渝县志》载：“大青河水自关外入，其水分九道而下，今名九门口”，关上建有二十多个敌楼、烽火台、战台等防御工事，在东北方向还有一个小卫城，东西向是二洞城门。一片石在关口和长城前都挖有拒马沟，形势和山海关一样险峻。明万历五年（公元 1577年），被冠以“京东首关”之名。

当日唐通部猛攻一片石，但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战斗力极强，不但防守严密，还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派精锐缒城而下进行侧翼突击，多次击退了大顺军的进攻。 

二十一日下午，从北京运来的红夷大炮送到一片石，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大顺军依仗兵力优势不断发起强攻，至深夜，一片石终于被大顺军攻破，残余吴军沿长城退向山海关。

唐通部队在大顺军占领一片石后，马上北出长城，开始向东运动，从一片石方绕向东面的山海关立营，向吴军发起进攻。可惜，此时他和部下在夜色中，没能发现隐藏在十五里外黑夜中的十余万满清八旗军。 

从唐通率军攻击一片石起，吴三桂就已经知道自己有可能被包围，但却因兵力不足，陷入了苦战。关宁铁骑的战斗力在这个时候体现了出来。

这天战斗最激烈的是主战场边上的北翼城，曾一度被大顺军攻破。这里负责的是吴三桂部将副总兵冷允登，他记叙这天的战斗说：“亲王（吴三桂）领兵当锋，派臣守北城。奈此城逼山受敌，贼欲联络直下，故独日夜狠攻，……贼势蜂拥，竟扑边城直上，臣只率亲丁尽力堵战，正在呼吸存亡之间，急请亲王拔兵协剿”，吴三桂听说北翼被攻破，亲自率领突击队赶来增援，击退了已经攻进城内的大顺军，又守住了北翼城。（《明清史料》）

与此同时，大顺军的骑兵乘吴三桂不在，从山海关西北方向突破吴三桂本阵，大批大顺军直扑西罗城下，开始攻城。守城吴军以火炮还击，吴三桂本人因已经赶去北翼，所以派出部将赴援，在城下前后夹击大顺军，终于这一面的进攻也被吴三桂部队击退，大顺军这天“不复来战，相持竞日，遂收兵”。（《临榆县志》）

东罗城则是吴军向关外撤退的唯一通路，形势也相当吃紧，“危急劳瘁，倍于两城。”但这里因为离主战场最远，所以吴军凭借炮火和火铳、弓箭等远射武器，大量杀伤大顺军，虽然守得极其辛苦，但没有出现失守的危险。 

当晚，吴三桂又派出了山海关当地士绅前往关外，告之多尔衮一片石失守，请他马上进军。但多尔衮却奇怪地没有进军，而是全军继续扎营休息。

到四月二十二日晨，多尔衮才移营至山海关两里处的欢喜岭上，把指挥所设在岭上威远台，继续观察吴三桂和大顺军动向。

其实多尔衮虽然已经率大军抵达山海关，但他并没有完全相信吴三桂真的会向他借兵。他和吴三桂在关外生死相搏长达十多年，知道这个“小吴总兵”绝不是个善男信女，所以一路上都在担心吴三桂会不会和李自成合谋，想一举诱杀八旗军主力，并吞辽东。多尔衮抵达山海关后，曾经对英王阿济格、豫王多铎说过他的怀疑： “岂三桂知我南来，故设此诱耳？”（《明季北略》） 

四月二十一日晚上，李自成睡得好不好无法知道，但吴三桂是肯定没睡好，甚至可能压根没睡。 

从二十一日晚上到二十二日凌晨，他先后派出了三批使者去要求多尔衮进军，路上探子往返相望于道达八次之多。据《临榆县志》载，乡绅佘一元、曹时敏、冯祥聘、吕鸣章、程印古五人被派为代表“出见摄政王于威远台，拜毕，命坐，谕云：汝等欲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予领兵来成全其美，但昔为敌国，今为一家，我兵进关，若动人一草一颗粒，定以军法处死，汝等分谕大小居民，勿等惊慌。语毕，赐茶，免谢，各服马先回。”多尔衮虽然对他们和颜悦色，并一再保证不扰民，但却没有真的进军，连一个兵都没动。最后他派出了亲信谋士范文臣随使者回去，只提出了一个条件：要吴三桂剃发面见。

吴三桂知道这一去，就等于低了头，谈起来恐怕处处被动，因此死撑到底，二十一日晚到第二天凌晨这段时间，一直在派使者来回拉锯，而没有去见多尔衮。

二十二日清晨，大顺军从山海关内外同时向吴三桂发起了进攻。吴三桂军被严严实实地全面包围，和清军的联系已经断绝。 

战斗开始不久，压力最大的北翼城少数吴军，估计是乡勇，突然开城出降，但旋即被吴三桂挫败。为了击退东面大顺军的进攻，吴军不顾清军就驻扎东面两里处，以大炮向东侧猛烈轰击，以至多尔衮一度误以为吴军是在向清军开火，戒意更浓。

吴三桂看见这样的局面，知道如果再耗下去，必定和周遇吉一样下场，因此终于决定去见多尔衮。

但面对大顺军已经形成的重重包围，他首先要突出包围圈，才能达到两里外的欢喜岭。 

吴三桂的手下有支著名的的精锐部队，其中搀杂大量的“彝丁突骑”和“蒙古锐丁”。这是他自从军起就专门培养起来的家丁，专事冲锋陷阵。一开始编制为一千人，共二十队，每队五十人，打仗的时候“置签二十支，书领队姓名，插靴筒中。遇信急，受制签呼某，某即领本骑随之，冲突无不利”，再后来扩充为数千人，在关外屡战屡胜无往不利，所以即使在清军中也名声极响：“而彝丁突骑数千，尤为雄悍，敌望之遁也”（《明季北略》）。这两天的恶战中，吴三桂正是率着这支部队四处出击，居中策应，才屡屡扳回危局。 

吴三桂当即从中选出一百余人，组成了突击队，在炮火支援下，他率这支卫队突破东侧一万多大顺军的重重包围，冲进了清军大营。 

多尔衮此刻还在对刚才的炮击疑惑不定。所以即使是吴三桂到了他的大营，也依然有点怀疑，质问道：“汝约我来，我来何用炮击？三桂曰：非也，闯兵围关三面甚固，又以万骑逾边墙东遏归路，故用炮击之使开，可得间道东出也”（《明季北略》）。在身边洪承畴的支持下，多尔衮终于决定出兵。 

然而，多尔衮知道，现在李自成兵临城下，正是逼迫吴三桂签定城下之盟的大好时机，如果此时不收服吴三桂，恐怕日后就再无如此之好的机会了。因此他坚决要求吴三桂先归顺满清，薙发，他才能出兵：“然无誓盟，不可信。且闯兵众，关内兵几与闯同，必若兵亦薙发殊异之，则我兵与若俱无惮矣。”

事到如今，吴三桂即使再倔强，也抵不住形势比人强，不由他不低头，无奈只得承认自己的窘境：“今兵少固然，薙发亦决胜之道也。” 

不过他此刻也不是全然低头，他对多尔衮还击的态度，既表明了他的无奈，也显得并不那么友好，还保留了一点豪气，对多尔衮依然隐含威胁：“然我固非怯也，徒以兵少止数千[万]。使我有[多]万骑，则内不患寇，外犹可以东制辽沈，我何用借兵于若为？”（《甲申传信录》）

凭借这一点气势，吴三桂在当时局面很不利，也不知道南明政权状况的情况下，多少为明朝的残余血脉争取到了多尔衮在协议上的保障和尊重：“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不侵犯百姓，不强迫汉人剃发、穿戴满清衣冠，清兵不能过黄河等等。 

他和多尔衮在威远台上就双方达成的条件，“白马祭天，乌牛祭地，歃血斩衣，折箭为誓”，归顺了满清，成为了满清的平西王。无论多尔衮以后履约情况如何，至少这时，他在道德上算是给自己有了点交代。

吴三桂终于剃了发，终于投降了满清，终于留下了“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千古骂名。

多尔衮在吴三桂答应剃发后，大喜道：“天下入掌中矣。” 

当时三方的兵力状况，多尔衮大约十万余人，李自成大约十万余人，吴三桂大约五万余人。重要的是，吴三桂还掌握着山海关关城和四个卫城，他倒向那一方，那一方就将占据地理和兵力上的双重压倒性优势，足以重创甚至歼灭对方主力。

李自成、刘宗敏的个人缺陷，一系列决策错误，还有大顺政权的“追赃助饷”政策和糟糕的军纪，生生把山海关轰开了一个十万人都补不了的大窟窿。

山海关其实这个时候已经破了。 

多尔衮在吴三桂剃发归降后，马上下令由图赖率军攻击正在攻城的唐通部队，唐通措手不及，前面又有山海关和关宁铁骑拦路，退无可退，全军被歼，仅余一百多骑脱走。山海关的后顾之忧彻底解除。

吴三桂回到关内，按约定命令全军剃发，来不及剃的用白布缠在肩膀上或者背上，以区别于大顺军。清军大将阿济格等率左翼从北水门入关，多铎等率右翼从南水门入，多尔衮自中门入，至此，清军主力已经入关。

李自成这时已经发现清军的到场。 

顾诚先生在《南明史》注释中说“不少史籍记载清军投入战斗以前，大顺军毫无觉察，等到发现突阵而来的是清军，立即失魂落魄地奔逃。这和当时情况不符。大顺军同吴三桂部作战时包围了山海关，吴三桂往威远台请清军参战时是‘冲’过大顺军阵地的，清军随即入关，大顺军不可能不知道。问题是获悉清军进至山海关地区，大顺军领导人已来不及檄调援军，只有凭手头兵力付之一掷了。”

其实，清军的十万多大军全都驻扎在山海关两里处的欢喜岭，并没地形上的遮蔽，哪怕只凭肉眼，也无论如何都不会看不见。 

只是此刻的李自成还不能确定清军的动向，也不知道吴三桂已经归顺清军。不过即使知道，他除了孤注一掷外，也不可能有什么其他选择。因为在这时临阵退却，无疑结果是毁灭性的。尤其在八旗军和关宁铁骑的骑兵面前，更是如此。

他也知道，如果再继续攻城的话，大顺军的伤亡太大，万一清军介入，大顺军很可能会不战自溃。因此他把部队聚集起来，在山海关前从海边到北山一字排开，准备和吴三桂以野战决胜负。此刻，他只有希望清军这次来是想观察双方实力，而不会介入战斗。

不过，李自成对自己的野战技法还是很自信的。 

这次战斗，是山海关大战开战以来最激烈也是最残酷的，双方都表现出了极强的战力和悍不畏死的气势。

吴三桂率领全部关宁铁骑列阵山海关西面，今石河西、团练部落一带。他身后的阿济格、多铎部队被关宁军遮挡起来，东边多尔衮的部队则一直延伸到海边。 

李自成在野战的技巧和战术上，是相当出色的。《明史》中对他的作战方式，曾作了这样的记载：“临阵，列马三万，名三堵墙。前者返顾，后者杀之。战久不胜，马兵佯则诱官兵，步卒长枪三万，击刺如飞，马兵回击，无不大胜。”

这种战法，和汉尼拔的战法惊人地一致，如出一辙。但骑兵和己方其他部队距离极近的情况下在战斗中佯败诱敌，一不小心就会出现大规模的溃退，所以需要组织者具备极强的战场控制能力和很高的个人魅力。不过多年来的战斗记录证明，李自成是具备这两点的。

战斗打响后，战场上“炮声如雷，矢集如雨”，吴三桂、吴国贵等为前锋，率领关宁精锐，一马当先杀进了大顺军的“三堵墙”。 

吴三桂和关宁军都知道成败在此一举，所以格外勇猛，来往冲杀，虽然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但一开始在战斗形势上并没有处于劣势。

惨烈的搏杀，自早上起一直杀到午后。李自成的“三堵墙“战法慢慢地发挥了作用，吴三桂所部因为兵力上绝对劣势，终于开始显露出败象。

吴三桂的四万部队被两倍于己的十万大顺军包围在中间，虽然他左冲右突，多次冲开大顺军的包围圈，但随即又被李自成在庙岗上用旗号指挥机动部队补上缺口，因此始终无法杀出重围。

彭孙贻《流寇志》说：“自成、宗敏知边兵劲，成败决一战，驱众死斗。三桂悉锐鏖战，无不一当百。自成益驱群贼连营进，大呼，伐鼓震百里。三桂兵左右奋击，杀贼数千。贼鳞次相搏，前者死，后者复进。贼众兵寡，三面围之。自成挟太子登庙观战，关宁兵东西驰突，贼以其旗左萦而右拂之，阵数十交，围开复合。” 

多尔衮自开战后一直在冷眼旁观。

他虽然已经进关，但依然没有仅仅因吴三桂剃了发，就彻底相信了吴三桂。剃发并不算什么，如果存心要设计讹他，就是剃个光头，估计吴三桂也不会怎么样。所以他留了一手。进关的清军大约是五万多人，还有一半部队则在山海关城内和关外驻扎守备。万一吴三桂有什么动作，他只要往山海关里一退，就安全了。 

不过吴三桂虽然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但毕竟他们之间打了十几年的仗，这个人的一切他太熟悉了，多少还有点把握。可对李自成，他则完全不了解，他所知道的全部来自于洪承畴的口述。 

多尔衮很清楚北京是个什么样的都城，他自己就曾经两次率大军攻打过北京，都是无功而返。而李自成这回轻而易举地一举拿下了北京，这对他的震动极大，他甚至在怀疑李自成会乘胜攻打辽东。所以在战前，他曾对阿济格等人疑惑道：“吾赏三围彼都，不能遽克，自成一举破之，其智勇必有大过人者。今统大众亲至，志不在小，得无乘战胜精甲，有窥辽之志乎？”

他今天一直迟迟不动手，让吴三桂先行发动攻击，实是一举数得之计。万一变生不测，吴、李二人也实力有所折扣，自己不至于全军尽墨，还可以“一以观三桂之诚伪，一以觇自成之强弱，欲坐收渔人之利。”（《明季北略》）

现在，仗已经打了半天，他想要知道的，也都知道了。因此当他发现吴三桂的部队开始呈现败像时，他立刻决定全军出击，如果吴军真的被击溃，对他来说绝不是什么好事情。清军终于出击了。

列阵在关宁军背后的阿济格、多铎，至少拥有两万骑兵。他们从吴军西面绕出，向大顺军侧翼发起了攻击。

也许历史真的由无数巧合组成的。此时在山海关地区，突然自西向东刮起了一阵狂风，一时间飞砂走石，遮天盖日。沙尘暴。

大顺军处在下风，在迎面而来的风沙剧烈扑击下，连眼睛都无法睁开，更不要说战斗了，一时乱成一团纷纷后退，战斗力急剧降低，几乎处于无法还手的状态。 

但清军却是顺风而来，战斗力不但完全不受影响，还因顺风使得弓箭的射程大大增加。密集的箭矢犹如雨点一般落向大顺军，随后骑兵冲进了大顺军阵。瞬间，大顺军阵尾就被彻底击溃。

李自成在庙岗听见西面战场突然杀声振天，转身一看，只见无数骑兵“戴缨帽如万朵红云，风卷而西”，“白标兵二队，绕出其后，如发风潮涌，所到之处，无不披靡”，他身边人急忙对他道：“此非吴兵，必东虏也。上位宜急避之。”李自成顿时跌足叹道：“三桂真挟北兵来耶！”二话不说，转身策马离开了战场。（《明季北略》、《烈皇小识》） 

李自成的率先撤退，致使大顺军军中无主，失去了指挥。

而战场上因清军的介入，兵力对比是十万对十万，还不算关上的五万清军。大顺军的兵力优势不但彻底消失，还转变为劣势。两万多清军骑兵和四万吴军对大顺军形成了里外夹击，加上多尔衮率领的三万多预备队适时发起总攻，大顺军全军溃散，头号大将刘宗敏身负重伤。大批大顺军部队被清、吴联军压向东面，但东面尽头是老龙头的海面，再无退路，跑到这里的大顺军沿着海边继续溃退，或被杀，或溺死，几乎全部身亡，清、吴联军一直追杀到四十里外方才收兵。 

李自成在这次战役中撤退的很突然，其表现极不负责。大顺军此役败得如此之惨，伤亡如此巨大，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按说他的战场经验相当丰富，不会如此轻易就弃军逃跑。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自清军到达后，他就一直在忧虑清军的介入，但因为已经没了退却的可能，所以只能孤注一掷赌一把。因此当他发现清军真的介入了战斗，自己在兵力上已经处于绝对劣势，并且清军一出手就击溃了大顺军的侧翼，和吴军对大顺军形成夹击之势，另外他也很清楚大顺军已经连续激战两天一夜，疲惫不堪，战斗力大不如对方的生力军，所以立刻彻底失去了战胜对手的信心，话一说完便转身奔回了北京。 

山海关一役，李自成率领的东路大顺军损失惨重，基本丧失了再战的能力。但具体的伤亡人数，没有明确记载。只是有不少记载说此役大顺军步兵几乎被全歼，骑兵伤亡过半。这个说法似乎比较可信。骑兵速度快，撤退较为快捷，可以很快撤出战场。而大顺军步兵本已激战了两天一夜，又被刚加入的生力军——满清的两万骑兵所包抄，加上吴军和多尔衮主力的合击，确实很难逃出生天。

这次战役中死亡的双方士兵遗骸，甚至在三年后还依然可以看见，足见死亡人数之多。参与了这场战斗的当地乡绅佘一元在他的《石河西义冢记》记到：“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 前面提到在清军营中的朝鲜人于《藜燃室记述》中道，当天傍晚，“战场皆空，积尸相枕于旷野之间，贼从城东海边而走，为追兵所掩，溺水死者不可胜数。……翌日，九王下令军中勿侵百姓，吴三桂以下，皆剃发胡服，率数万兵与清兵一时向西。” 

结语：山海关之战和大顺失败、神州易手 

山海关之战的代价是惨重的。

但山海关大战的代价，绝不是神州无复汉衣冠，也不是大顺政权的失败。因为即使吴三桂不降清，即使没有山海关大战，大顺政权在南明和满清的夹击下，也迟早会失败，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不少人把大顺政权失败的原因，首先归结于部分领导人以及部队在进北京后开始腐化变质，这么说其实不是很确切。

大顺政权的失败，应该说是两个原因导致的：一，确实大顺政权中有部分人开始出现变化，有腐化现象。二，虽然他们有这样那样的变化，但却还没有彻底变质，这两者合并起来，才导致了大顺政权的失败。换句话说，如果他们彻底变质了，也许就不会失败了。

大顺军入北京后，腐化不是人人都有，大顺军中还有如李岩、宋献策、顾君恩等不少很清醒的将领和幕僚存在。在四月八日后，李自成也从部下的反映中，开始意识到“追赃助饷”政策的危害，于是下令停止。

但不管在什么朝代，一旦这些类似抢劫、破坏的行为披上了合法外衣，并被推广成为一项运动以后，马上会进入一种失控的无序状态，绝无可能那么容易就被制止。即使是发起者也一样不能。 

这些腐化行为最大的问题，是直接损害了大顺政权在基层百姓中的形象。李自成农民军的主力构成是饥民和流民，他们是真正的无产者。在灾区以及被明朝财政制度、贪官污吏们盘剥得无法生活的西北、西南等农村，“闯王来了不纳粮”是具有巨大诱惑力的。而在如北京、开封、济南等这样大、中型城市中，以及南方大片工商业极其发达的城镇里，百姓大多是有家室的市民。虽然同是处在社会底层，但和农民军有着极大不同。南方地区未有如西北、西南等地一样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也是一个例证。对这些自耕农、工商业者、士绅们来说，他们最需要的是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而不是满街抓人拷打索取财物（即使对象是官僚），随意斩杀官绅士民的政府。 

而大顺政权的“追赃助饷”政策，又极大地损害了处于上层的官僚地主集团及中层的工商业者的利益，于是大顺政权的腐化行为和“追赃助饷”政策合并在一起，就得罪了城市中的各个阶层和原明朝官僚集团。虽然在初期，有不少明官吏归顺和争相要求大顺政权录用，但随着“追赃助饷”政策的展开，相当多的人开始忐忑不安乃至畏惧，直致抵触、反对。 

一个政府没有最基本的立国之本——完善的财政和赋税制度，而是靠“劫富济贫”这么一种近似抢劫的形式，来维持庞大的财政和军费开支，显然是不具备统治天下的政治可能的。虽然大顺军有部分财政记录保留下来，但如顾诚先生所说，那正是一份追赃助饷的记录：“……各地的追赃活动一直延续到大顺军战败西撤为止。与此同时，我们却没有见到大顺政权在甲申五月以前有征收赋税的记载。某些文献由于文字含混给人以大顺政权在退回西安以前就曾征收赋税的印象，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其内容，不难发现所‘征’得的银、粮一般都是整数，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按亩计征的赋税不可能是整数，只有追赃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另一种是征发制造军需物品的翎毛（制箭用）、钢铁等，也不能说是正规的赋税制度。这些都说明大顺政权在北京的鼎盛时期没有制定赋税政策，仍然停留在追赃助饷的阶段。”

由此可见，大顺政权从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财政和赋税制度，也没有试图建立过。 

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李自成的东进速度过快，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和政治方针、政策准备的情况下，就占领了明帝国首都，摧毁了原有的国家机器。 

虽然大顺政权在西安就建立和任命了各个部门及官吏，但那只是一种革命成功后的标志性举动和利益分配，并没有真正进入过国家机器的运作轨道。同时大顺政权录用的明朝中央机构官吏极少，地方官吏则是以没有出仕过的士人为主，明朝官吏也一样录用的极少，看李自成等人对待吴三桂、陈演、魏藻德等人的态度，就可以知道大顺政权不能在收服他们后妥善安抚并使用明朝官僚集团。这一政策客观上造成了整个大顺政权从上到下都缺乏有经验、有能力运作国家机器的高、中级官吏。 

因此，当李自成和刘宗敏等人进入北京，面对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机器时，整个大顺领导集团根本没有经验也没有能力使它们正常运转起来，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让它们尽快正常工作，而不是继续破坏这部机器。

大顺农民军始终没能从农民起义这个角色中成功转型。他们虽然摧毁了旧有统治集团，但却没能由农民军最后“蜕化变质”成为新的统治集团。可只要他们一日不完成这个“质变”，就一日不具备重建新秩序的可能，而只能担负摧毁原有秩序的任务，所以他们占领北京后依然停留在摧毁阶段，没有进入建设阶段。

因此，无论山海关之战的结果如何，都只能影响大顺政权的消亡速度，而不会改变其失败的最终结果。事实上，山海关大战之后，大顺军光是在山、陕境内的兵力，依然还数倍于满清军事集团。所以这一战也根本谈不上是影响双方兵力对比的真正决战，仅仅只是拉开了一个序幕。 

也许会有人说，大顺政权在立稳脚跟后，自然会开始建立专政机器。但可以预见的情况是，大顺政权在进入北京后，马上要面临北方迅速崛起、正处在鼎盛时期的满清军事集团倾国而来的猛烈攻击，同时要应付南方残明势力的进攻，陷入被两面夹击的境地。且不说在甲申四月间残明势力就已经准备北上勤王，就是在满清开始侵占河南、山东等地的潼关大战期间，史可法在没有事先和清军达成联盟协议的情况下，照样派遣他手下四镇中最有战斗力的高杰兵团北上准备进逼潼关，单方面配合清军进剿大顺军，而不是抗击清军。所以，先不说大顺集团会不会有这个思想意识去建立国家机器，即使有，他们有没有这个时间去考虑、建立、实施依然都是很大的问题，而能不能建设成功则更是一个充满无数巨大变数的假设。而且，历史也无法假设。 

另外，山海关之战的结果，也不影响满请军事集团进入中原地区这一最后结果，能影响的也只仅仅是他们进入的速度。

满清军事集团在知道大顺军东进时，就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对手将是大顺政权。面对这个情况，范文程、洪承畴这两位政治经验极其丰富，在明、清都首屈一指的能臣，已经和多尔衮制定了与满清军事集团以往入关时截然相反的政治方针和各项政策。 

甲申四月初，范文程上疏制定了此次出兵的各项大的方针政策：“今日当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如是则大河以北可以传檄定也。河北一定，移各官吏妻室，避患于我军，因以为质。又拔其德誉素著者，置之班行，则见闻可广，而政事有时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当于长城以西，择坚城屯兵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便，惟摄政诸王察之。”

洪承畴在知道大顺攻占北京后，在入关后的政策上再次重复了范文程的意见：“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期于灭贼，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县，开门归降，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城下之日，官吏悉诛，百姓乃予安全。有首倡内应者，破格封赏，此要务也。”

然后他又依据和大顺军作战的军事经验，提出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意见。事实证明，洪承畴的意见是极其正确的，而他对大顺军反应的预料也非常准确，确实可称“知己知彼”。 

清军入关后，李自成如洪承畴所说那样，“今得京城，财足气骄，已无固志，一闻我军至，必焚宫殿罄府库而遁。”实际上，在李自成还没有决定讨伐吴三桂之时，就已经在溶铸金、银，准备运往西安；而后在西撤时，也真的先搜刮府库并一把火烧了紫禁城。

在大顺军西撤后，多尔衮利用吴三桂全家被杀复仇心切的心理，命他与谭泰等人率军穷追猛打，李自成沿路不断丢弃财物，一面减轻负担，一面想以此减缓吴三桂的追击速度。但吴三桂部队不顾财物而急追不舍，追击中两战两胜，斩谷可成，伤李自成、左光先等，大顺军节节败退，一路奔回陕西。这个状况，甚至包括应该截取李自成从北京带走的财物等等，都一样落入了洪承畴的精确计算中：“贼骡马不下三十余万，日夜兼程，可二三百里。我兵抵京，贼已远去，逆恶不得除，财物无所获，大可惜也。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追剿，倘仍据京城，则扑灭更易。”

在洪承畴和多尔衮的计划中，原本就是要走喜峰口、墙子岭路线进军蓟州、密云，然后直捣北京，这是条满清上下都极熟悉的老路，根本就没有考虑要走山海关。 

所以不管山海关在谁手里，满清都一样会入关攻打北京。同时，如果没有发生吴三桂叛乱事件，山海关也仅仅只有唐通的八千人马，简直不堪一击，更构不成障碍。关于这一点，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有过这样的阐述：“从他（李自成）下令吴三桂率部进京和派原驻畿辅地区的明朝投降总兵马科率原部一万兵马同黎玉田一道远征四川来看，证明他根本没有料到清廷利用明朝覆亡必然有分羹之心。似乎在他看来清兵在辽东的用兵和三次深入内地都是明朝的事，大顺政权从未同清军交锋，彼此无怨无仇，可以相安无事。也许是出于这种天真的考虑，他既不派大顺军主力前往山海关一带布防，又把同清军作战最有经验和实力的吴三桂部调来北京（召吴三桂本人入见是一回事，命其率部赴京又是一回事。联系到李自成命马科率部前往四川，很可能是想让吴三桂率部执行南下之类的任务），充分说明李自成对清军即将参加逐鹿中原的严峻形势毫无认识。即使不发生吴三桂叛变，仅凭唐通八千兵马也绝对抵挡不住清军的进犯。” 

真想要拦住满清入关，除非调取河南等地的大顺军入京畿，然后招降吴三桂后，用他和大顺军主力一起，与满清在北京一带决战。成败先不论，这还仅只是军事上的假设。事实是要拦住满清入关，绝不是仅靠军事手段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政治问题更可以决定各利益集团和军事力量的忠诚度。

满清在入关后，就马上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举动：

“五月，辛丑，徵明前大学士冯铨，铨闻命即至。保定副将王应登向清陈七事：一曰立纲纪，二曰在贤良，三曰靖遗寇，四曰申招抚，五曰和兵民，六曰重农务，七曰惩贪婪。”

“大学士冯铨、洪承畴上言：‘明时旧例，凡内外文武官僚条奏，并各院部覆奏本章，皆下内阁票拟。已经批红者，仍由内阁分下六科，抄发各院部，所以防微杜渐。以后用人行政要务，乞发内院拟票，奏请裁定。’摄政王从之。御史曹溶陈六事：一定官制，二议国用，三戢官兵，四散土寇，五广收糴，六通煤运。下所司。”

“给事中刘昌陈十事：立规模，储庙算，推诚心，集群策，施实惠，定经赋，审官制，颁俸禄，明等威，重守令。……顺天巡按柳寅东言：‘近见陛除，凡前朝犯赃除名，流寇伪官一概录用，虽云宽大为治，然非慎加选择之道。鼎革以来，政教未敷，奸宄靡所顾忌。亟宜速定律令。’摄政王报曰：‘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归顺官员，既经擢用，不必苛求。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斩，问刑准依明律。’顺天巡抚宋权献治平三策：一请议崇祯庙号，一禁革加派弊政，一广罗贤才。摄政王派大学士冯铨祭故明太祖及诸帝。” 

“七月，……修政历法汤若望进所制浑天星球一床，地平日晷窥远镜各一具，及舆地屏图，并请所有应用诸历永依西洋新法推算。从之。天津总督骆养性请豁免明季加派钱粮，止征正额并火耗。睿亲王报曰：‘官吏犯赃，审实论斩，前谕甚明。所启钱粮征纳每两火耗三分，正是贪婪积弊，何云旧例。况正赋尚宜酌蠲，额外岂容多取，著严行禁革，如违即以犯赃论罪。’”（《东华录》）

满清政权在入关后，不但马上袭用明官，连大顺官吏都一样录用，甚至在无法定核官阶时，对归顺者有意识地依照高的标准任用。并立刻组建了政府各职能部门，从官制到治安，从官吏选拔和考核，从赋税财政到运输、物资生产，从祭祀前明皇帝到厉行廉政以收服人心，以至天文历法的制定和统一，都一应俱全。

这一切不仅是在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议既出，立刻全面实施，有未及议定条例者，就先依照明律去实施。这和大顺政权入京的政治状况，不可同日而语，简直有如天壤之别。在这一点上，不能说清朝统治者任用范文程、洪承畴、冯铨这样名重才高的汉官以及大量原明朝高、中、低级官吏，充分利用和发挥了他们治理及运作国家机器能力的这个政策，是相当明智的，对入关后稳定和建立满清皇朝，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大顺和满清这两股政治势力的兴亡之兆，由此一眼便知，再无需多言。 

明清换代，其中的兴盛衰亡、功过是非，不是抓住一个吴三桂就可以解释得了的。吴三桂虽然最后是做了汉奸，但却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否定他此前抗清的功绩和个人能力，也不能因此简单地把他定为神州无复汉衣冠和大顺政权消亡的罪魁祸首。山海关之战虽然后果严重，但也没有严重到因为这一战，就影响了两个政治军事集团的兴亡。吴三桂一个人还挑不起如此重大的担子，更不用说陈圆圆了。

事实是，当时的大顺、南明、满清各自采用的政治方针和各方面的策略，对最后的结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山海关之战起了决定性作用。

当时的这一易代之变，也一直影响到了今日。借用一句顾诚先生的话，就是“明清之际，中国向何处去？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这句话，意味深长，使人读之无法不起敬仰之心。 

洛伦佐说，亚玛逊河边的一只蝴蝶轻轻扇动了几下翅膀，最后密西西比河上掀起了一场龙卷风。 

谢选骏指出：人問“甲申三百六十年祭——谁主沉浮”？我看不論谁主沉浮，結局大同小異——因爲第二期中國文明已經僵化，走到了盡頭；不同集團掌權的區別，只在何時死亡、板上釘釘的時刻，略有不同。不信你看，洪秀全、毛澤東等孽障的胡作非爲，就可略知一二矣！至於現在，又是二十年過去了——甲申三百六十年（1644-2004）祭，轉眼就是甲申三百八十年祭（1644-2024）了。

【47、蒙古簡史及其反思】

《蒙古簡史》（2004年3月6日）報道：

一、蒙古族的起源 

二、铁木真的崛起 铁木真（即成吉思汗），父亲是也速该把阿秃儿，是忽图剌汗之后的蒙古部首领；母亲诃额仑，是在嫁给蔑尔乞惕部也客赤列为妻的途中被也速该抢回为妻的。铁木真1162年出生于迭里温.孛勒答合（今蒙古国肯特省达达勒县境内）。他属于乞颜.孛儿只斤族。铁木真出生时，正值他的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打败了塔塔儿部，俘虏了他们的首领铁木真.兀格，因此就给刚刚出生的儿子取名为铁木真，以此来纪念他们的胜利。

三、成吉思汗灭篾儿乞部 

四、成吉思汗灭札木合

五、成吉思汗灭塔塔儿部 

六、成吉思汗灭克烈部 

七、成吉思汗灭乃蛮部 

八、蒙古汗国的建立及其国家制度 

九、畏兀儿、合剌鲁的归附及西辽的灭亡 

十、灭西夏 

十一、蒙古西征

十二、蒙古侵宋战争 

十三、窝阔台继承汗位 

十四、钦察汗国

十五、察合台汗国

十六、元王朝的建立

十七、北元和明朝的战争

十八、蒙古的内讧与也先的统一

十九、清朝统治下的蒙古 

一、蒙古族的起源 

蒙古族是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传说中的蒙古人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据文字记载，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蒙古族的族源问题，现在多数的学者都认为：蒙古族属东胡族系。公元前２０９年，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所破，东胡诸部在匈奴人统治下达三世纪之久，公元一世纪末至二世纪初，匈奴为汉朝所破，东胡人的一支鲜卑人自潢水流域转徙其地，剩余的匈奴人也都自称为鲜卑，鲜卑自此强盛起来。公元四世纪中叶，居住在潢水、老哈河流域一带的鲜卑人的一支，自称为“契丹”；居住于兴安岭以西（今呼伦贝尔地区）的鲜卑人的一支则称为“室韦”。蒙古部就是室韦人的一支，在唐朝时已有记载，称为“蒙兀室韦”。

据《史集》记载，蒙古部最初只包括捏古斯和乞颜两个氏族，他们被其他突厥部落打败后只剩下两男两女，他们逃到了额尔古涅昆（额尔古纳河畔山岭）一带居住下来，生息繁衍，大约经过了４００多年的时间，部落逐渐兴盛起来，并产生了许多分支，公元８世纪，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为了更好的发展，不得不外迁徙，这时已分出了７０个分支了，这７０个分支被称为“迭儿勒勤蒙古”。在迁出的蒙古人当中，有一位很有声望的人，名叫孛儿帖赤那，以他为首的迭儿勒勤蒙古自称为“乞牙惕氏”（乞颜的复数）。“乞牙惕氏”人迁徙到了斡难河源头肯特山一带，生活方式由狩猎转为游牧。

据《蒙古秘史》记载，孛儿帖赤那的的十二世孙朵奔篾儿干死后，他的寡妻阿阑豁阿又生了三个儿子，传说这三个儿子是感光而生的“天子”，因为他们是从阿阑豁阿洁白的腰里出生的，因此他们的后裔被称为“尼伦蒙古”。在尼伦蒙古中，以孛端察儿为始祖的孛儿只斤氏就是成吉思汗的祖先。迭儿勒勤蒙古和尼伦蒙古，被统称为“也克蒙古”（大蒙古），他们是原蒙古人。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蒙古语系部落，他们是原蒙古人：

札刺亦儿——在辽代曾是强大的部落，有哲惕、脱忽刺温、朵龙吉儿十个分枝．游牧在斡难河流域。在与辽兵的战争中，札刺亦儿人受到沉重打击。辽设札刺部节度使司统治他们。到十二世纪时这个部落早已衰落了。

塔塔儿——牧地在贝尔湖周围。以前很强大，所以好多部落都以塔塔儿人自称。后来这个部落为成吉思汗所灭。

蔑儿乞——牧地在色楞格河流域。在金末还是个强大的部落，最后也为成吉思汗所灭

斡亦剌、巴儿忽——居住在靠西北的部分。

辽金时期，蒙古地区还有三个强大的部落：突厥语族的克烈、乃蛮和汪古。他们也都是原蒙古人。

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诸部，建立大蒙古帝国。用新的千户制体系分封人口。战败的部落，如塔塔儿、克烈、乃蛮被瓜分到各千户。族属不同、社会发展不平衡、方言各异的各部在统一的汗权统治下，形成了具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基础、共同语言和共同心理素质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族。

二、铁木真的崛起 铁木真（即成吉思汗），父亲是也速该把阿秃儿，是忽图剌汗之后的蒙古部首领；母亲诃额仑，是在嫁给蔑尔乞惕部也客赤列为妻的途中被也速该抢回为妻的。铁木真1162年出生于迭里温.孛勒答合（今蒙古国肯特省达达勒县境内）。他属于乞颜.孛儿只斤族。铁木真出生时，正值他的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打败了塔塔儿部，俘虏了他们的首领铁木真.兀格，因此就给刚刚出生的儿子取名为铁木真，以此来纪念他们的胜利。

铁木真九岁时，与弘吉剌部德薛禅之女孛儿帖定亲。随后铁木真便留在孛儿帖家中，而他的父亲也速该在回家途中被塔塔儿人毒害，回家不久后即死去。也速该死后，他的族人们大都抛弃了诃额仑母子逃往泰亦赤兀惕部。铁木真母子只好在不儿罕山周围过着采摘野果和捕食鱼鼠的艰难生活。但是泰亦赤兀惕部并没有放过他们，他们视年幼的铁木真为后患，最终将铁木真抓了起来，铁木真暗中逃跑，在泰亦赤兀惕部属民锁儿罕失剌的帮助下才得以脱身。

艰苦的环境，母亲的教诲以及肩负的复兴大业，使铁木真逐步走向成熟。他意识到凭借自己单薄的势力很难与泰亦赤兀惕部抗衡。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父亲的结拜兄弟（蒙古语“安答”）——克烈部的首领脱里罕（即后来的王汗）。当时的克烈部已是蒙古高原上一个势力非常强大的部落。在脱里罕的帮助下，铁木真又赢得了札木合的支持。在这两者的帮助下，铁木真终于在1185年消灭了蔑尔乞惕部，夺回了被蔑尔乞惕部抢走的妻子孛儿帖。

与蔑尔乞惕部的战争，是铁木真一生当中的第一次战争，它的胜利，不仅增强了铁木真复兴蒙古的信心，而且还为铁木真赢得了在蒙古诸部中的威望。铁木真及他所率领的部众从此登上了蒙古高原的政治舞台。蔑儿乞惕战争后，铁木真与札木合再次结为“安答”，并且有二十余部人马归顺了他。在这些降服的部众们和一些蒙古部贵族的拥戴下，1189年，铁木真被立为蒙古部大汗，尊为成吉思汗，统领蒙古诸部。

成吉思汗即位后，设置了掌管军事，兵器，乘骑，警卫，牧养牲畜及管理庭帐事务等职位。任命他的亲信——最早归附他的博尔术，者勒蔑为众官之长，总揽全部事务，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权利机构。在这个机构中，核心分子多来自外族或是非贵族出身的人，而乞颜部贵族成员则完全被排斥在外。经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削弱了已有的蒙古贵族势力，巩固了成吉思汗的汗权。

自此，蒙古诸部分裂的局面得以复兴，蒙古部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日益强大起来。

三、成吉思汗灭篾儿乞部 

篾儿乞部是由四个部落组成的联合体。公元十二世纪下半叶，他们居住在斡耳寒河、薛灵哥河一带。在蒙古兴起以前，篾儿乞人的势力曾达到肯特山地区，是漠北的强部之一。

公元1185年（宋淳熙十二年）正当铁木真积聚力量，准备重振家业时，三姓篾儿乞人突然来袭击铁木真的驻地，抢走了他的妻子孛儿帖和家人。无奈之下铁木真只好亲自求助于他的义父——克烈部首领王汗，希望得到他的帮助，王汗欣然应允。

王汗、札木合（铁木真的义弟）组织了四万联军，与铁木真在斡难河畔会师，分路出击，进军蔑儿乞，大获全胜。铁木真夺回了妻子和被掠的家人，杀了许多仇敌，将篾尔乞的妇孺掳为奴隶。这次战役后，虽然蔑儿乞部首领脱脱仓皇逃走，但篾儿乞的势力从此一蹶不振。

讨伐篾儿乞部的战争是铁木真初出茅庐的一战，对于铁木真的统一大业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不仅仅是个军事上的胜利，而且也是政治上的胜利。这次战役之后铁木真在蒙古诸部中的威望提高了，各部首领尤其是蒙古部的上层人物，把统一蒙古、复兴蒙古的希望均寄托在铁木真的身上，铁木真也逐渐成为了政治舞台上的核心人物。

四、成吉思汗灭札木合 

铁木真势力的强大，引起了札答阑部札木合的敌视，本来札木合与成吉思汗是结拜兄弟，但他是一个生性奸恶的人，他特别妒忌成吉思汗的强大。

1189年，成吉思汗被拥立为汗后，札木合的弟弟绐察儿带领一些人盗走了成吉思汗属部札剌亦儿人拙赤答尔马剌的马群。拙赤答尔马剌在追击途中将绐察儿射死。这件事情，使成吉思汗与札木合的矛盾更加激化了。

于是，札木合纠集了札答阑、泰亦赤兀惕等十三部约三万人马准备向成吉思汗发起进攻。没料到中途亦乞烈部的木勒客脱塔黑和孛罗拉歹尔人却将此事秘密告知了成吉思汗。于是成吉思汗也组织了十三营共三万人前去应战。双方在答阑巴勒主惕发生了激战，这就是史称的“十三翼之战”。这次战役以成吉思汗的失败告终，成吉思汗被迫奔往斡难河流域的哲列捏山隘。

十三翼之战虽然札木合胜利了，但是由于他残杀和虐待俘虏，使得他所率的部众如兀鲁兀惕部的术赤台、忙忽惕部的畏答儿、晃豁答歹部的蒙力克父子等人纷纷投靠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的实力更加壮大起来。

十三翼之战后，蒙古草原出现了一札木合为首的反成吉思汗联盟。1201年，合答斤、撒勒只兀惕联合弘吉剌惕、亦乞烈思、豁罗剌思、朵儿边等十一部，在阿勒灰不剌阿聚会，商议推举札木合为“古儿汗”。他们举行了仪式并盟誓，如果不遵守自己的誓言，破坏誓约，则与牲畜同样下场。盟誓之后，在鄂尔古纳河支流刊河（今根河）附近的忽兰也儿吉举行正式仪式，推举札木合为“古儿汗”。商定共同讨伐成吉思汗和王汗。

此时被成吉思汗获悉后，立即告知王汗。虽然王汗素日与札木合关系较为密切，但是此次札木合却纠集了王汗的仇敌塔塔尔、乃蛮、蔑儿乞等部，而且将矛头直接指向了王汗，因此王汗与成吉思汗决定迅速会合，商议应战对策。成吉思汗与王汗军队会合奔向克鲁伦河下游的赤忽儿忽时，遭遇札木合的联军。双方于第二日对阵于阔亦田。札木合方面的不亦鲁黑罕和忽都合二人素知法术，便兴风做法，想用风雨阻碍成吉思汗与王汗的军队，不料虽求得风雨但却致使自己人和牲畜大批落入沟涧身亡。札木合联军不战自溃。他自己慌忙逃往额尔古纳河下游。王汗与成吉思汗乘胜追击，王汗一直追到额尔古纳河，札木合不得不率军投降，成吉思汗追至斡难河，与泰亦赤兀惕部的阿兀出把阿秃儿进行了激战，双方在未决胜负的情况下，却因成吉思汗身中流矢而不得不休战。泰亦赤兀惕的军队趁机连夜溃逃，但终于第二日被成吉思汗的军队收复。

阔亦田战役后，哲别、锁儿罕失剌等人都归服了成吉思汗。而以札木合为首的反成吉思汗联盟的溃散，为成吉思汗的汗权统治和今后的统一大业扫清了道路。

五、成吉思汗灭塔塔儿部 

十二世纪，蒙古高原除蒙古部外，还生活着很多部落，塔塔儿部就是其中之一。当时的塔塔儿部是一个强盛的部落，他们以好动刀子而著称，天性中充满了仇恨、愤怒和嫉妒。

这些蒙古高原各部落之间经常发生争斗，塔塔儿部与蒙古部之间也是如此。在成吉思汗三世祖合不勒汗作蒙古汗的时期，合不勒汗妻子的兄弟赛因—的斤由于患病曾请塔塔儿部的巫师施行巫术，不料非但没有治好，发而病发身亡。后来赛因—的斤的弟兄们杀死了塔塔儿部的巫师，从此塔塔儿部同蒙古部结怨，他们双方只要一有可乘之机，就会发生屠杀和抢劫的事件。

在成吉思汗曾祖父俺巴孩时期，塔塔儿部设计捉住了俺巴孩并将其送给蒙古部死敌金朝，金朝将俺巴孩钉到“木驴”上处死，之后，塔塔儿部又故计重施，杀死了成吉思汗的伯祖斡勤巴儿合黑。

到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时期，塔塔儿人又放毒暗害了也速该。世仇使蒙古部与塔塔儿部的积怨越来越深。因此成吉思汗总在伺机向塔塔儿部复仇。

1196年（金章宗承安元年），金朝丞相完颜襄出兵讨伐叛金的塔塔儿部，成吉思汗趁机联合脱里汗（王汗）去攻击塔塔儿部，当塔塔儿部被金军大败溃逃至浯勒扎河时遭遇到成吉思汗和王汗的联军，经过激战后，塔塔儿部大败，首领蔑古真.薛古勒图被杀。其残余人马等尽归成吉思汗所有。

这次战役，虽然是成吉思汗与塔塔儿部私仇的体现，但在无形中却帮助了金朝，丞相完颜襄甚为欢喜，加封成吉思汗札兀惕忽里的官职。这次击败塔塔儿部，使成吉思汗不仅赢得了金国的封号，缓和了金朝与蒙古的矛盾，而且还赢得了“为父族复仇”的名望，深得蒙古各部人民的尊敬。于是，成吉思汗在蒙古各部中的政治地位逐步提高，从此可以以金朝命官的身分去统辖各部。

1202年，成吉思汗又率军向察安塔塔尔、阿勒赤塔塔尔、都塔兀惕（塔塔尔）、阿鲁海塔塔尔等塔塔尔诸部发动了进攻。双方会战于哈拉哈河入海处的答阑捏木儿格斯，蒙古军队虽然耗损很大，但最终取得了胜利，在这次战役中，成吉思汗颁布了他的第一个“札撒”（法令，军令等），规定在战争中所获得的财物要及时上交，战后平分。但是答里台、阿勒坦和忽察儿却没有听从命令，将所获的财物据为己有。成吉思汗知道此事后，命者别、忽必来二人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将这些财产分配给其他人。

这次战役，成吉思汗所率的蒙古军将塔塔儿部高于车辖的人全部杀掉，剩余的男女老幼皆收为奴隶。塔塔儿部遭受如此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从此蒙古草原上只剩下了克烈部的王汗与乃蛮部的太阳汗这两大势力可与蒙古部抗衡。

六、成吉思汗灭克烈部 

克烈部是十二世纪草原上一支人数众多的部落、势力强大的部落。他们在风俗习惯上同蒙古部相似。成吉思汗时期，克烈部的首领是王汗。

当年王汗的父亲不亦鲁黑汗死后，他为了争夺王位杀死了自己的几个兄弟和侄儿，所以遭到了他的叔父古儿汗的攻击，王汗被击溃后流亡了一段时间，最后躲到了成吉思汗父亲也速该处，也速该出兵帮助他夺回了领地，因此王汗与也速该结为兄弟（蒙古语“安答”）。

后来，王汗的一个弟弟由于目睹其兄杀害长幼宗亲的事情后感到非常害怕，于是逃到了乃蛮地区，乃蛮的亦难赤汗怜悯他，出兵将克烈部的领地和军队从王汗手中夺了过来，王汗从此又过上了流亡生活,处境非常窘迫。

在这个时候，他听说了刚刚崛起的成吉思汗的实力，于是投靠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由于王汗与其父亲交情留了他，并举行宴会确认了义父义子的关系。从此王汗与成吉思汗订立了友好结盟。 后来王汗的势力逐渐强大，变成了草原上最强盛的部落首领。成吉思汗在征战过程中也曾得到过他的多次帮助，但这并不表明双方没有矛盾。

在成吉思汗与王汗攻打塔塔儿部时，王汗独自攻掠蔑儿乞部，战利品并没有分给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对此很有看法；另外，在成吉思汗与札木合的斗争中，王汗曾擅自收留札木合，这也引起了成吉思汗的不满；后来在1198年王汗与成吉思汗共同出征北乃蛮时，王汗又在其营地虚燃篝火，但事实上他的军队已经撤离到别处，这更是引起了成吉思汗的猜疑。1202年，王汗在与成吉思汗的一次聚会中，企图杀害成吉思汗但没有成功。其后成吉思汗为了缓和双方的关系，提出与王汗之子桑昆结亲的要求，却遭到了桑昆的拒绝。成吉思汗对此很不满意。

其实，王汗父子对成吉思汗势力的不断壮大，感到了潜在的威胁。他们非常担心最终自己的政权也落入成吉思汗之手。于是1203年，王汗父子假装以答应婚约为由企图在成吉思汗赴约时谋杀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对此信以为真，只带少数人马应邀赴宴，中途路过蒙力克家时被蒙力克劝阻。王汗父子发现事情败露后，决心第二天一早就发兵攻打成吉思汗，但阴谋又被阿勒坦弟弟的两个牧马人巴歹和乞失里黑连夜告知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仓促应战，双方会战于卯温都尔山附近，结果终因力量悬殊，成吉思汗兵败，退至哈拉哈河附近。

合兰真沙陀之战，是成吉思汗第一次与蒙古高原上最强大的势力的一场较量。成吉思汗虽然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而是一面派人假意与王汗和好，一面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准备再战。

1203年夏，成吉思汗及他的追随者在巴勒渚纳河的巴勒吉布拉格盟誓（史称“巴勒渚纳同盟”），决心共同完成统一大业。合兰真沙陀一战，同王汗的较量，虽然王汗获胜，但是王汗与追随他的蒙古贵族发生了分裂，达里台归附了成吉思汗，而札木合等逃到了乃蛮部的太阳汗处，王汗的势力逐渐衰落。这时成吉思汗准备再次进攻王汗。他派人对王汗谎称说只要王汗不计前嫌，自己决没有背叛之心，王汗受到迷惑，放松警惕，在营帐内昼夜联欢。成吉思汗得知此情况后，当即决定连夜偷袭王汗大营。王汗军队毫无防备，苦战三日三夜后终于投降成吉思汗。王汗在逃入乃蛮境内后被杀，其子桑昆逃往西夏，西夏不留，后又逃亡忽炭至可失哈儿，被当地的合剌赤部首领所杀。自此克烈部灭亡。

在消灭了蒙古高原上最强大的一支势力之后，成吉思汗将他的统一大业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成吉思汗的眼睛又瞄准了蒙古高原西部的乃蛮部太阳汗.....

七、成吉思汗灭乃蛮部 

铁木真消灭克烈部后，势力日益强大，能与之抗衡的只剩下乃蛮部，最后统一蒙古高原的战争已如箭在弦上，势在必发了。铁木真首先做的是整顿军事组织，然后祭旗 出兵。蒙古军大败乃蛮部军队，最后消灭了乃蛮部。至此辽阔的蒙古高原绝大部分已在铁木真的掌握之下了，到这时，铁木真才有了他自己独立可汗的地位，下一步便是创建国家，施行新的政策，扫平高原上尚未降服的势力，然后驱使他的铁骑征服更加广阔的土地... ...

铁木真消灭克烈部后，势力日益强大，能与之抗衡的只剩下乃蛮部，最后统一蒙古高原的战争已如箭在弦上，势在必发了。

当时的乃蛮部分裂为二支，一支有不欲鲁汗统治，另一支由不欲鲁汗的弟弟太阳汗统治。铁木真曾几次与不欲鲁汗及其联军作战，极大地削弱了他的实力。这次铁木真的兵锋所指，是太阳汗统治下的乃蛮部。在不欲鲁汗遭到失败时，太阳汗漠然视之，在王汗脱里罕遭到铁木真的突袭灭亡时，太阳汗依然置之不理。在这之后，太阳汗不得不独自面对铁木真的大军。

为了寻找盟友，太阳汗派使者到长城附近的汪古部，邀请他们共同夹击铁木真。汪古部的首领阿剌思剔吉忽里看出乃蛮部内部不和与太阳汗的懦弱无能，料想乃蛮部必败，故拒绝出兵相助，并将乃蛮部使者缚送到铁木真处，告诉铁木真乃蛮部要来进攻的消息。

公元1204年（天庆十一年），铁木真在帖蔑延客额儿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围猎，与众臣共同商议出兵之事。多数人认为春天马瘦不宜出师，但铁木真的弟弟斡赤斤和别勒古台极力主张进攻乃蛮部，两个弟弟的想法与铁木真的想法相同，于是铁木真最后决定与乃蛮部决一死战。

为了做好与乃蛮部作战的准备，铁木真首先做的就是整顿军事组织，他将军队集合于哈拉哈河的客勒贴该合答，在这里定军制，并颁布札撒。军制按前、百、十组织，委派了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统师所有的军队。设立扯儿必官（相当于元代的内府宰相），由六人分任，掌管各种事务。设八十宿卫、七十散班，宿卫巡夜，散班白天执勤，三天三夜轮换一次。此外还从千、百户那颜及平民的子弟中挑选一千名勇士，战时作为先锋，平时充当护卫。经过一番整顿，军队的战斗力更加提高，纪律更加严谨，铁木真的权威更加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1204年4月16日，铁木真祭旗出发，命哲别、忽必来二将为先锋，逆克鲁伦河西上。先锋部队首先到达了撒阿里客额儿后与乃蛮部哨兵相遇，蒙古军一匹瘦马被哨兵送至太阳汗帐内。乃蛮人认为蒙古军到达该地时，人马多已疲惫，并不可怕。面对这样的形势，扯儿必官向铁木真建言：“我们远道而来，人马疲乏，乃蛮人多势众，但尽是愚弱之辈，可多设疑兵，令每人各烧火五处，待我们喂饱战马，再行攻击，必可获胜。”铁木真采纳了这个意见，令士兵们每人点火五处，修养待命。此情况果然被乃蛮部哨兵发现，并向太阳汗报告说蒙古军队人数众多，夜间燃起的火，比天上的星星还多。

当时太阳汗驻扎在杭爱山，得知蒙古军人数众多，并且每日都在增兵的情况后，认为应该诱敌深入，然后战而擒之。可是太阳汗遭到儿子古出鲁与部将豁里速别赤的反对，只好率五万余兵向蒙古军进攻。蒙古军一方铁木真亲自率兵打先锋，令其弟合撒儿指挥中军，斡赤斤掌管后援部队。铁木真手下的四员猛将忽必来、者勒蔑、哲别、速不台率部冲击，把乃蛮部的队伍一直逼到纳忽昆前的大本营。太阳汗见蒙古军势，颇感畏惧，于是向札木合询问各队将领的情况，听后太阳汗更加不敢迎战，只有步步后退。而札木合见铁木真的军队军容整齐，也不战而逃。结果蒙古先锋部队把乃蛮军逼到了纳忽昆山前，兀鲁兀惕部和忙兀惕部赶来，两翼包抄，其主力一直冲到乃蛮部的大本营，将乃蛮军困在两边陡峭的山谷里。到了夜里，乃蛮军已经被蒙古军层层包围，乃蛮军企图突围，由于天色漆黑，掉下悬崖摔死的人不计其数。第二天剩余的队伍纷纷投降。朵儿边，塔塔儿，合塔斤，撒勒只兀剔诸部亦投降。札木合等带领少数人逃走，太阳汗负伤而死，大将豁里速别赤顽强抵抗，死于战场。太阳汗王妃古儿别速与大臣塔塔统阿被俘。古儿别速被铁木真纳为妃妾，塔塔统阿在铁木真手下效力。太阳汗的儿子古出鲁奔往北乃蛮，依其叔叔不亦鲁黑汗。南乃蛮被蒙古军全部占领。

1204年冬，铁木真在阿尔泰山休养生息后，于次年春，越过阿尔泰山，消灭了北乃蛮。从此，乃蛮部全部为铁木真征服。此后札木合被五名那可儿押送给铁木真，铁木真赐他不流血而死。

至此辽阔的蒙古高原绝大部分已在铁木真的掌握之下了，到这时，铁木真才有了他自己独立可汗的地位，下一步便是创建国家，施行新的政策，扫平高原上尚未降服的势力，然后驱使他的铁骑征服更加广阔的土地。

八、蒙古汗国的建立及其国家制度 

铁木真等人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战，终于在1206年春建立了大蒙古国——“也克.忙豁勒.兀鲁思”。铁木真及蒙古贵族们在斡难河举行仪式，建九脚白旌纛，即蒙古国大汗位，号成吉思汗（在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即汗位时就被称为成吉思汗，但那时他只是蒙古部的一个首领而已）。“成”蒙古语意为强大，成吉思是它的复数形式，表明成吉思汗是蒙古高原最强大的君主。

蒙古国建立后，成吉思汗制定了一套统一的国家制度。

首先，在法律方面，成吉思汗颁布了《札撒》。它是蒙古国一切生活的准则、制度和法令。《札撒》用畏兀儿文记录保留，每次处理重大问题时，大家都要先查阅《札撒》。《札撒》不仅规定了选举、外交、诉讼、刑事犯罪等条文，还规定了商业、赋税、义务、财产继承等方面的条文。《札撒》虽然对维护社会稳定起到历史性作用，但本质上仍是奴隶主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它用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凡有奴隶反抗主人或私藏奴隶的人等均要处以极刑。

其次，在地方设置方面，成吉思汗设立了“千户制”。成吉思汗建国初期所封的千户就有九十五户，千户之上是万户，封木华黎为左翼万户，统辖地直到大兴安岭以东；封孛斡儿处为右翼万户，统辖地至畏兀儿阿尔泰山西麓。各千户长要由功臣来担任此职，千户之下又分为百户、十户。万户、千户、百户、十户的大小规模不尽相同。比如千户：有的可达四、五千户，有的则不足一千户。千户的组成也各不相同：一些是由同族结合而成的；一些是重新收集分散在各部的同族组成的；还有一些是由不同部族组成的；此外，成吉思汗还将他的母亲、兄弟、亲属们分配为不等的万户、千户。事实上，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及其亲属们掌握着蒙古汗国的大部分权利，并且得到世袭。成吉思汗规定：属民只能在指定的千户、百户内，不得擅自转移，也不得到别处寻求庇护，所有的这些规定，稳固了新生的汗权，是分散的各部在不可能形成统一的强大的势力来对抗汗庭。

第三、扩建护卫军。1204年，成吉思汗首次组建了由一百五十人组成的护卫军（“怯薛军”）。1206年，蒙古汗国建立后，成吉思汗下令从各万户、千户、百户的子弟中选拔一万人组成新的护卫军。护卫军的挑选非常严格，除要求技能和相貌，按照规定：千户长的儿子需带弟一人，伴当十人；百户长的儿子需带弟一人，伴当五人；十户长及白身人的儿子需带弟一人，伴当三人入伍。

护卫军的职责明确，制度严格。护卫军分为四班，轮流执勤。分别由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担任护卫之长。此外，每一个宿卫、教班或箭筒士又由专人统领，统领由亲信那可儿担任。

护卫军享有特权，其地位在外地的千户长之上，若千户长与护卫军发生争斗，当治罪千户长；护卫军还可直接参与断案和听审，向外传达大汗旨意；护卫军还可面出差发杂役。

成吉思汗曾告诫他的子孙要尊重护卫军，笼络他们的感情，这样的一直护卫军才能成为为黄金家族以死效力的战斗堡垒，因此护卫军的扩建，对巩固汗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分封土地。蒙古汗国的土地分为两种形式：一是由成吉思汗直接管辖的和分给各千户长的；另一种是作为赏地赐给姻亲的。但无论哪种形式，土地的最高所有权还是归蒙古汗国所有。

第五：以畏兀儿字作为全蒙古通用的文字。

第六：对各项税收制定了固定的制度。委任兀孙老人担任处理宗教事务的长老（蒙古语“别乞”），利用宗教来为统治服务。对于狩猎、车辆、军械、饮食、宫帐等都制定了相应的制度。

蒙古国的建立使蒙古高原各部落结束了一起那各自为政、互相争战的局面，形成了一个有统一制度的国家，因此成吉思汗在祖国的统一事业中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同时，生活在蒙古高原的人民也结束了多年的战乱生活，逐步趋于稳定和繁荣，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九、畏兀儿、合剌鲁的归附及西辽的灭亡 

公元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灭亡后，一部分畏兀儿人前往西州（今吐鲁番一带），建立了政权，史称“高昌回鹘”。但是当时的蒙古人仍旧称“高昌回鹘”为“畏兀儿”。公元916年辽国建立，畏兀儿成为他的属国。1131年，耶律大石称帝建立西辽后，畏兀儿又臣属于西辽。西辽曾派少监到畏兀儿做监国，但是少监在畏兀儿做威作福，引起了畏兀儿贵族和平民的一致不满。1209年，巴尔术王杀死了少监，畏兀儿叛离西辽归附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遂派使者与巴尔术王会面，为了表示诚意，巴尔术杀死了逃往畏兀儿的成吉思汗的死敌——篾儿乞部的赤剌温等人，并派使者将逃往西辽的火都等人的行踪报告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对此非常满意，嘉奖了巴尔术王。1211年成吉思汗又将他的女儿阿勒屯嫁给了他。畏兀儿归属了蒙古。

1211年，西辽属国合剌鲁的阿儿忽汗归附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将女儿赐予阿儿忽汗为妻，建立了姻亲关系，哈剌鲁也归附了蒙古。

西辽地处蒙古和花剌子模中间，既是交通要道，又是战略要地。因此，对西辽的征讨是迟早的事。而且在成吉思汗灭掉乃蛮部时，乃蛮部太阳汗之子屈出律被蒙古军击败后逃往西辽。骗取了西辽直鲁古汗的信任被收留，并且做了他的驸马。但是在1211年，屈出律勾结花剌子模推翻了直鲁古汗，篡夺了西辽政权。强迫当地伊斯兰教的居民改信佛教或景教，这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看到西辽内部混乱不堪，而且其属国又已臣服于蒙古，成吉思汗决定征讨西辽。

1218年，成吉思汗派大将哲别率领两万骑兵征讨西辽，屈出律闻讯逃跑。哲别击溃西辽军后进驻西辽都城八剌沙衮。屈出律先逃到了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后又逃至巴达哈伤地区，被当地居民捕获，交于蒙古军处死。西辽各城相继降服，西辽就此灭亡。

十、灭西夏 

西夏境土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大部分地区；陕西省北部以及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地区。西夏先后与辽、北宋以及金、南宋鼎立。它建于1038年，主体民族是党项族。也被称为唐古、河西等。

西夏是金的属国。成吉思汗若出兵攻金，必有遭到西夏和金两面夹攻的危险。因此，成吉思汗的战略是：若要攻金，先取西夏。

1205年成吉思汗借口西夏接纳了蒙古汗国的敌人—克烈部桑昆，于是亲自带领大军征讨西夏。很快就攻占了力吉里、落思等城。西夏在这种形势下，被迫向蒙古称臣。

1206年，李安全（夏襄宗）夺取了西夏王位，断绝了与蒙古的贡赐关系，并重新求得金国的庇护。这使成吉思汗非常愤怒。1207年，成吉思汗第二次率兵攻打西夏。在强大的攻势面前，李安全只好纳女求和。为了使西夏彻底臣服，1209年，成吉思汗三征西夏，大败西夏五万大军，最后包围了西夏都城中兴府（今银川市），大军就在眼前，李安全没有别的办法，只得投降，西夏重又成为蒙古属国，从此岁岁纳贡。

但是西夏并不甘心唯命侍从，1219年，成吉思汗大军准备西征花剌子模，请求西夏援助时，不仅遭到了夏神宗李德旺的断然拒绝，而且西夏还在蒙古军西征之时吞食了额济纳。1224年，成吉思汗从西域回到也儿的石河，命孛罗率军征讨西夏，蒙古军攻克银川，并俘虏了监府塔海。西夏被迫请降并相约以子为质，蒙古大军才撤退。

1225年，西夏主李德旺不仅不谴质子，而且还与金朝结成军事联盟。成吉思汗派遣使者到西夏指责其背弃约定，没想到却被西夏新主李（睨）矢口否认。成吉思汗只得带病亲征西夏。

1226年，蒙古大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畏兀儿东进；一路由成吉思汗亲率从漠北南下，沿黑水、兀剌海诸城进至贺兰山。七月，两路军会合。十一月围攻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蒙古军与西夏军展开激战，十二月，蒙古军围攻西夏都城中兴府。1227年五月，成吉思汗遣使去西夏招降，六月，夏主李（件）向蒙古军投降，成吉思汗赐予他“失都儿忽汗”称号。但不久，李（连）就被蒙古军所杀，西夏灭亡。

七月，成吉思汗病逝于清水，享年66岁。由于当时正值蒙古大军攻入金朝之际，因此遵照成吉思汗临终遗嘱秘不发丧，直至占领额儿吉牙城后才将成吉思汗灵柩运回蒙古。

十一、蒙古西征 

花剌子模位于咸海南、阿姆河下游，是中亚的一个古国。十一世纪末，塞尔柱国王任命其突厥大臣忽都不丁为花剌子模地区都督。忽都不丁四世孙摩诃末继位后，进一步扩张领土，建立了一个包括前苏联中亚地区以及阿富汗、伊朗等地的伊斯兰大帝国。都城玉龙杰赤（今土库曼国乌尔根奇）。 

1218年，花剌子模讹答剌城（在今哈萨克国境内）守将杀死了成吉思汗派遣的商队商人，成吉思汗准备征讨。1219年秋，成吉思汗亲自率领十几万大军出征花剌子模。 

当时，花剌子模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十分尖锐，军事贵族和太后势力结合，构成对国王摩诃末的严重威胁。争权夺利的斗争，使他们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抵抗蒙古军的进攻。 

1219年秋，成吉思汗分兵四路向花剌子模大举进攻。成吉思汗和拖雷统率主力部队，横越沙漠，直趋西南方的不花剌（今布哈拉）城。 

1220年春，成吉思汗攻占不花剌城，守城三万多军民被杀害。接着，围攻花剌子模新都撒麻耳干（今撒马尔罕）。这时，术赤已攻克锡尔河下游各城，察合台等已攻克讹答剌，他们率军前来协助成吉思汗。摩诃末慌忙离开撒麻耳干，退到阿母河之南。蒙古军围城五日，康里守军和居民献城出降。成吉思汗下令将投降的康里将卒三万人全部杀掉，又从居民中选三万工匠分赐诸子、亲属。撒麻耳干城受到很大破坏，据丘处机记载，"城中常十余万户，国破以来，存者四之一"。 

成吉思汗占领撒麻耳干后，派遣大将哲别、速不台统率三万蒙古军去追击摩诃末。摩诃末向西撤退，哲别、速不台军穷追不舍。最后，摩诃末逃到里海的一个小岛上，1220年年底，在那里病死。 

摩诃末死后，其子札兰丁继承王位。1221年，札兰丁率六、七万军队北上进驻八鲁湾（今阿富汗喀布尔北），打败前来追击的蒙古军。不久，成吉思汗派遣三万蒙古军来战，又被札兰丁打败。成吉思汗亲率大军与札兰丁激战，札兰丁的军队伤亡甚众，札兰丁跃马跳进印度河，泅水逃往印度。 

1223年，哲别、速不台统率的蒙古军进入南俄，在伏尔加河大败斡罗思诸侯和钦察人的联军，1225年回到蒙古。 

占领花剌子模后，成吉思汗在中亚各地设置达鲁花赤（镇守官），并委派伊斯兰教商人牙老瓦赤总督中亚一切事务。成吉思汗率军于1225年回到蒙古。 

钦察远征 

1235年，窝阔台召开诸王大会，决定征讨钦察、斡罗思等国，命各支宗室均以长子统率军队，万户以下各级那颜也派长子从征。出征军由术赤的儿子拔都担任统帅，以速不台为主将。出征的军队总数十多万人。 

灭钦察、不里阿耳

1236年春，速不台等率蒙古军出发。秋，在不里阿耳边境与拔都军会合。速不台统先锋军进攻不里阿耳，都城不里阿耳（在伏尔加河与卡玛河会流点南）被攻破，杀掠之后将此城烧毁。 

1236年冬，蒙哥率军进攻伏尔加河下游的钦察部。钦察部首领班都察率部投降。另一钦察部首领八赤蛮不肯投降，在密林中不时袭击蒙古军队。1237年春，蒙古军追击八赤蛮到里海的一个岛上，将其擒杀。蒙哥率军继续征讨附近地区的阿速部。 

征服斡罗思

1237年秋，拔都等诸王召开大会，决定进攻斡罗思，蒙哥、贵由等都率军出征。蒙古军队沿伏尔加河北上，进攻斡罗思东北部。斡罗思诸侯之间矛盾重重，不能一致御敌，蒙古军攻陷粱赞城。1238年，蒙古军又攻占莫斯科等十几座城市，在伏尔加河上游，击败钦察部。1239年，蒙哥、贵由统兵进入阿速部，其部主降蒙。 

1240年秋，拔都率蒙古军围攻基辅城，基辅诸侯逃到波兰，守城军民为保卫基辅而英勇战斗。蒙古军用火炮昼夜不停地轰击城墙，基辅城陷落后，蒙古军屠杀和抢掠后离去。 

进军波兰、匈牙利。1241年春，蒙古军分兵两路，北路军由兀良合台等率领侵入波兰，南路军由拔都等率领侵入匈牙利。北路蒙古军攻占波兰京城克拉科夫，波兰国王出逃，蒙古军乘胜进入西里西亚。西里西亚诸侯率波兰、日耳曼及条顿骑士团联军共三万人迎战蒙古军，结果，联军大败。蒙古军进入摩拉维亚，攻掠各地。围攻奥勒穆茨城，久攻不克，遂撤围，到匈牙利与拔都军会合。 

拔都率南路蒙古军进至匈牙利京城佩斯城郊，大败匈牙利各地援军六万人，匈牙利国王别剌四世逃走。蒙古军攻陷佩斯城，尽杀居民，烧毁城市。随后攻掠斯洛伐克、捷克各地，并进至维也纳附近，由于奥地利大公、波希米亚王联军的抵抗，蒙古军退走。同年冬，拔都率各路军渡过多瑙河，攻陷匈牙利旧京格兰城。 

1242年初，拔都派合丹统率一支蒙古军追击别剌四世。这时窝阔台的死讯传来，拔都遂率领大军东返。合丹军一直追到亚得里亚海东岸，其后与拔都会合一同回蒙古。 

旭烈兀西征（1252-1260）

1224年，札兰丁从印度回到波斯，被各地诸侯奉为君主，重建了花剌子模国，建都于帖必力思（今伊朗大不里士）。1229年，窝阔台即位后，立即派大将绰儿马浑率领三万军队去攻打重建的花剌子模国。1230年蒙古军逼近，札兰丁逃出帖必力思。其后，在蒙古军的追击下，札兰丁东奔西窜，最后，逃到波斯西部的一座山里，1231年被当地居民杀死。消灭札兰丁后，蒙古军继续对波斯进行征服，但经过二十年，也没能把波斯全部征服。 

1252年，蒙哥即位后决定继续西征。1253年蒙哥弟旭烈兀率军出发，1256年进入波斯境，进攻亦思马因教派在波斯建立的木剌夷国，攻克许多城堡，国王鲁克纳丁投降，后被杀。木剌夷国人民被屠杀殆尽。 

旭烈兀灭掉木剌夷国后，1257年准备向巴格达进军，灭掉阿拔斯王朝。阿拔斯是一个古老的王朝，其君主由伊斯兰教最高领袖哈里发担任。旭烈兀遣使命哈里发穆斯塔辛投降，遭到拒绝，遂分军三路并进，1258年抵达巴格达城郊，从四面发起猛攻，用炮火轰击城墙，攻占巴格达城。哈里发穆斯塔辛率领教长、法官等出城投降。旭烈兀下令将穆斯塔辛及其长子处死，蒙古军入城，肆意杀掠，纵火烧城，居民死者数十万，建国五百多年的阿拔斯王朝至此灭亡。 

叙利亚国王纳昔儿见蒙古灭阿拔斯王朝，向旭烈兀遣使表示臣服。但旭烈兀不同意纳昔儿的臣服条件，令其纳土归降。1259年旭烈兀统军进攻叙利亚，叙利亚诸城多不战而降。纳昔儿从大马士革逃向埃及，后被蒙古军捕获。1260年蒙古军占领大马士革城。这时，旭烈兀得到蒙哥死讯，决定班师，命大将怯的不花率二万蒙古军继续攻打叙利亚各地。 

同年，蒙古遣使至开罗，令埃及投降。埃及国王决定出兵抵抗。埃及军队与蒙古军在大马士革之南交战，蒙古军大败，怯的不花战死。埃及军乘胜占领大马士革等城，杀蒙古所置官吏，叙利亚全境成为埃及的辖地。埃及军的这次胜利，遏止了蒙古军向埃及和非洲的扩张。 

蒙古西征给中亚、西亚、东欧等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无数人民惨道屠杀，各地的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 

十二、蒙古侵宋战争 

窝阔台时期的侵宋战争 

1235年春，窝阔台在派遣拔都、速不台等率军西征的同时，分两路军大举攻宋。东路军由皇子阔出等统率，向湖北进军，攻下光化（今湖北光化县北）等城。1237年进攻蕲州（今湖北蕲春）等地，蒙古军受挫，遂撤走。 

西路军由皇子阔端等统率，进攻四川。1235年末，阔端兵至巩昌（今甘肃陇西），巩昌便宜总帅汪世显降蒙，并率所部军从攻四川。1236年，阔端率主力攻入大安（今陕西宁强）阳平关，宋守军全军溃灭。是年冬，蒙古军攻入成都。不久，阔端引兵退回。1241年，蒙古军又进攻四川，破二十余城，进围成都，攻破汉州（今四川广汉）等地。 

1238年至1241年间，蒙宋曾多次进行和谈，但未能达成和议。南宋以孟珙为京湖安抚制置大使，使襄樊地区恢复了原先的重镇地位。1242年，宋廷命余玠为四川安抚制置大使，收复了被蒙古军占领的部分州县。宋军坚守要地，蒙古军停止进攻。 

忽必烈征大理 

唐末五代时期，白蛮（今白族）段氏平定诸部，建都大理（今云南大理），建立大理国。大理国的统治区域，包括今云南省，贵州、广西西部，四川南部，以及缅甸、泰国、老挝的一些地方。十三世纪中叶，大理国势衰微，国王段兴智大权旁落，由权臣高祥、高和兄弟代摄国政。 

为了迂回包抄南宋，1252年蒙哥命忽必烈远征大理，以名将速不台子兀良合台总督军事。1253年，忽必烈率师经临洮（今甘肃临洮县）进入藏族地区，分三路向大理进军。兀良合台率西路军沿四川阿坝草原向云南挺进。忽必烈统领中军经大雪山，过大渡河，渡金沙江与西路军会合。东路军过大渡河南下，也进入云南境内。 

忽必烈曾派使臣到大理国招降，但遭到拒绝。兀良合台的西路军，冲破了金沙江沿岸的防线，进入大理国。高祥退兵大理都城，坚城固守。忽必烈再遣使者招降，使者被杀。1253年十二月，三路蒙古军合力进攻，大理城破，国王段兴智奔善阐（今云南昆明），高祥被追杀。1254年春，忽必烈班师北返，留下兀良合台率军戍守大理，并继续征服大理境内尚未归服的部落。 

1254年秋，兀良合台攻克大理国附都善阐，段兴智被俘。兀良合台军经过两年转战，征服了罗罗斯（今四川西昌地区及凉山彝族自治州）等部。兀良合台征服大理各部后，蒙哥令大理国主段兴智和其他各部首领继续统治原属各部，以巩固蒙古对云南的统治。 

蒙哥时期的侵宋战争 

1251年蒙哥即位后，命忽必烈统军经略中原汉地，并负责征服南宋。忽必烈采纳汉儒姚枢的建议，在河南设置经略司，在陕西设置宣抚司，屯田戍兵，与宋襄樊对峙。蒙古在四川等地也立城置戍，建立坚固的后方基地。 

1256年，蒙哥分两路军马攻宋。蒙哥亲统西路军进攻四川。诸王塔察儿等统率东路军，进攻荆襄、两淮。1257年，蒙哥分三道入四川。蒙古先锋军向成都进兵，败宋军，占领成都。一年之间，蒙古军长驱直入，宋军相继败降。1259年春，蒙哥亲自领兵攻打合州（今四川合川县）。台州守将王坚凭钓鱼山坚守，蒙古军连续攻城数月不能破。七月间，蒙哥亲自领兵到城下猛攻，宋军发炮石反击。蒙古军败退。蒙哥死在军中。 

1257年秋，塔察儿的东路军以十万铁骑攻打湖北的襄阳和樊城，无所建树。1258年秋，蒙哥令忽必烈代领塔察儿军攻宋。1259年九月，忽必烈军突破南宋长江防线，包围鄂州城（今湖北武汉）。鄂州守将奋勇抗战，蒙古军不能攻破。十二月，忽必烈得知阿里不哥要争夺汗位，这时，正好贾似道遣使请和，忽必烈便匆忙决定与宋议和，轻骑北返，回到开平。 

十三、窝阔台继承汗位 

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国家，并没有采用汉族封建国家立太子和长子继承的制度。按着蒙古传统惯例，父亲死后，由幼子继承财产，管理家务。大汗必须经过大会选举，才算合法。成吉思汗病死后，暂由幼子拖雷"监国"。但是，成吉思汗在生前就指定第三子窝阔台为大汗继承人，他在临死前对诸子重申："窝阔台将继承我的汗位，因为他比你们高出一格。他的旨意坚定卓越，他的识见颖敏优越。凭借他的灵验的劝告和良好的见解，军队和人民的管辖以及帝国边界的保卫将得以实现。因此，我指定他为我的继承人，把帝国的钥匙放在他的英勇才智的手中。" 

1229年秋，拖雷召集东西道诸王和大臣们在克鲁伦河畔举行大会，商议推举大汗。由窝阔台继承汗位，还是由拖雷继承汗位，大会经过长期的争论，最后按成吉思汗的遗嘱，推举窝阔台为蒙古大汗。察合台与窝阔台是一派，极力支持窝阔台。支持拖雷的术赤早死，在斗争中拖雷势孤不能取胜，只好采取暂时退让办法，转而表示支持窝阔台，避免了一场宫廷内讧。但潜在的内部斗争到后来逐渐公开化了。 

窝阔台在位十三年，治理大蒙古国有许多新的业绩。例如，他建立了站赤制度，每隔六七十里设一个驿站，每个驿站由千户抽出站户、驿马和马夫。站户另行编组成百户、十户。每十户供车一辆，米一石。使臣来往驿途的饮食，也由站户负担。他还制定了牧区赋税制度：马牛羊各及一百者，每年输一头（匹）；及十者，亦输一头（匹）。如果隐瞒漏输，全部没收。又规定，凡羊百只，出一只接济本部落穷困的人。当聚会时，各千户提供牝马和放牧挤奶的人。 

1231年，窝阔台任用耶律楚材领中书省事。灭金以后，在耶律楚材主持下，开始建立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制度。除在燕京等处要地继续设置断事官外，还向路府州县普遍派遣了达鲁花赤，并命探马赤五部将分镇真定、大名、东平、益都-济南、平阳-太原、窝阔台在括户编籍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原的赋税制度。他还同意提倡儒学、兴办国学和考试取士。 

窝阔台注重漠北地区的建设。从1235年起，开始营建哈剌和林宫阙。1236年，建于哈剌和林的万安宫落成。这是一座中国传统式的宫殿，高基圆柱，每边长一箭射程，殿上绘有图画。全殿包括中厅和两厢，厅有三门，都朝南开，殿前有两行台阶。大汗的宝座在殿的北部面南。1237年，他又命伊斯兰工匠在哈剌和林城北七十余里的春季游猎地建造伽坚茶寒殿。1238年，又在城南三十余里的地方营建了图苏胡迎驾殿。 

脱列哥那后执政 

1241年冬，窝阔台病死，察合台等请窝阔台后脱列哥那暂摄国政。不久，察合台也病死。脱列哥那原来是蔑儿乞部长的妻子，成吉思汗灭此部，把她俘掳，赐给窝阔台为妻。1236年，窝阔台最喜欢的第三子阔出，死于侵宋军中。阔出子失烈门，由窝阔台抚养，曾想让他继承汗位。但脱列哥那则主张传位给长子贵由。汗位的继承必须由诸王贵族举行忽里台大会选举。当时同辈诸王中，以术赤子拔都最长，并且总领西征军事，实力与威望最高。但拔都素来与贵由不和，拒不参加大会，选汗会议迟迟不能进行。脱列哥那执政达四年之久。 

窝阔台晚年，重用以奥都剌合蛮为代表的推行"回回法"的官员。1240年，任用奥都剌合蛮为提领诸路课税所官。脱列哥那信用从波斯俘掳来的女巫师法迪马，全力支持奥都剌合蛮一派势力。脱列哥那甚至把印有御玺的空头文书交付奥都剌合蛮，由他随意填写发布。 

脱列哥那对行汉法的耶律楚材一派官员，极力排挤，赞同此派的蒙古旧臣也不能幸免，右丞相镇海被罢免。主管汉民公事的花剌子模人牙老瓦赤和主管畏兀儿以西至河中地区公事的麻速忽（牙老瓦赤之子）也被罢免。牙老瓦赤逃依阔端（窝阔台第二子）求保护，麻速忽也逃往拔都处避难。波斯地区的长官阔里吉思被处死。 

脱列哥那执政期间，还出现了铁木哥斡赤斤企图用武力夺取汗位事件。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带领一支军队进逼和林，窝阔台之子灭里斡兀立以兵相迎。脱列哥那遣使责问铁木哥斡赤斤起兵的缘故。铁木哥斡赤斤对自己的冒失行为颇为后悔，又闻贵由已回至叶密立，就引兵回自己分地去了。 

1246年秋，脱列哥那召集诸王，举行大会。拔都派遣其弟别儿哥代他来参加。大会推选贵由继承汗位。这年冬季，脱列哥那病死。 

贵由的短暂统治 

贵由即位后，首先追查铁木哥斡赤斤谋乱事件。他委付拖雷子蒙哥和术赤子斡儿答审判参加谋乱的人员。铁木哥斡赤斤部下官员多人被处死。 

贵由陆续起用脱列哥那执政时被罢免的官员。蒙古旧臣镇海恢复了中书右丞相的官职。牙老瓦赤仍受命管理汉民政事。麻速忽也恢复原职，管理河中一带。阿儿浑代阔里吉思治波斯。 

1247年，吐蕃宗教领袖萨迦，班底会见了从和林选汗归来的阔端，代表吐蕃各地方、各教派僧俗势力同阔端达成协议，承认吐蕃归属蒙古。从此，蒙古确立了对吐蕃的统治，而萨迦统治集团也依靠蒙古汗的支持，取得了吐蕃政教领袖的地位。各地方、各教派僧俗封建主仍保持原有地位，对蒙古纳贡称臣。 

1247年春，贵由任命野里知吉带为征西军统帅，让他领兵西行，平定波斯境内新附诸国。1248年春，贵由以和林气候不适宜他的病体为理由，亲自去叶密立封地。有人担心贵由西征，将不利于拔都。拖雷妻唆鲁禾帖尼派遣使臣密告拔都注意防备。拔都东行至阿剌塔黑山来迎。三月间，贵由行至横相乙儿（今乌伦古河上游河曲处）病死，在位不到两年。当时，蒙古草原大旱，河水干涸，野草自焚，牛马死亡十之八九，人不聊生。 

蒙哥统治的确立 

贵由死后，汗位的继承再次引起纷争。贵由后斡兀立海迷失，是蒙古斡亦剌部长之女，在贵族中有较高的地位。贵由死，暂由她摄政。 

成吉思汗四子中，术赤和拖雷的后裔宗王为一方，窝阔台和察合台的后裔宗王为一方，逐渐形成两个对立的派系。拔都以王室之长的资格，在阿剌塔黑山邀集诸王选汗。术赤及拖雷系后王应邀到会。但窝阔台、察合台系的后王，以大会应在蒙古本土举行为理由，拒绝参加。斡兀立海迷失派遣使者八剌参加大会。会上，拔都提议推举蒙哥为大汗。八剌提出，窝阔台曾指定其孙失烈门为继承人，应选失烈门为汗。八剌的意见，遭到忽必烈兄弟及其他诸王的反对，他们说，脱列哥那立贵由为汗，早已违背窝阔台的遗旨。大将兀良合台、忙哥撒儿也竭力主张推选蒙哥。但是，按着传统的惯例，诸亲王不到，选汗仍不能定议。拔都等议定，派别儿哥等率军与蒙哥一起返回蒙古本土，再邀请各系宗王在鄂嫩河畔重开忽里台，正式选汗。 

但是，反对蒙哥的亲王，仍然有很大的力量。除窝阔台系失烈门而外，贵由的两子火者和脑忽都企图继承汗位。察合台系的也速蒙哥也主张汗位应属于窝阔台后人。拔都和唆鲁禾帖尼多次遣使往来商议，不得一致，前后拖延两年之久。1251年六月，拔都定议，由唆鲁禾帖尼在克鲁伦河和鄂嫩河源的阔帖兀阿阑之地，正式举行大会，承认阿剌塔黑大会的既成事实，推举蒙哥为大汗。 

选举蒙哥为大汗的大会，失烈门、火者、脑忽等拒不参加。选举之后，失烈门、脑忽和脱脱（窝阔台孙）率领军兵而来，企图以祝贺为名，在诸王欢宴时发动叛乱。蒙哥得知后，派遣旭烈兀和大将忙哥撒儿领兵二、三千人出迎，随即把失烈门等三个诸王逮捕审问，杀从叛将土七十人。贵由任命的驻波斯将军野里知吉带，也因二子参与谋乱，被处死。贵由的重臣镇海、合答也遭到镇压。次年，蒙哥又处死了斡兀立海迷失和失烈门母，并谪迁从叛诸王。蒙哥命哈剌旭烈代也速蒙哥主持察合台汗国政务。哈剌旭烈在途中病死，其妻兀鲁忽乃杀也速蒙哥，亲摄国政。 

蒙哥继位后，任命亲信，更改政制，强化汗权。大将忙哥撒儿拥立蒙哥有功，被任命为大断事官（也可札鲁忽赤）。景教徒孛鲁欢掌管文书，宣布号令及朝内外闻奏诸事。以晃兀儿驻守和林，掌管宫廷、帑藏诸事，阿兰答儿为副。 

蒙哥任命弟忽必烈主管漠南汉地军政，并统领陕西和河南地区。以牙老瓦赤、布智儿任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麻速忽等任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阿儿浑任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事，分别管理当地财赋和民刑公事。 

蒙哥又依惯例拘收前朝所发付的牌印、诏旨、宣命。对诸王和官府向民间的征敛，也做了若干限制。阿儿浑在波斯，也制定了按贫富征赋税的制度。 

十四、钦察汗国

元朝西北宗藩国，亦称金帐汗国或术赤兀鲁思。1225年，成吉思汗划分了四子的封地。长子术赤的封地在额尔齐斯河以西、花剌子模以北。1243年，拔都西征后回到伏尔加河畔，建立了东起额尔齐斯河，西到俄罗斯，南起巴尔喀什湖、里海、黑海，北到北极圈附近的辽阔广大的钦察汗国。建都于伏尔加河下游的拔都萨莱城（今阿斯特拉罕附近）。 

在汗国内，拔都的十三个兄弟及其后裔各有世袭封地，拥有军队。蒙古军事贵族统辖的万户、千户、百户、十户既是行政单位，又是军事单位。拔都的兄长斡儿答及其后裔据有今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形成了白帐汗国。贵由汗去世后，拔都支持蒙哥夺取大汗位，打击窝阔台、察合台两系势力，乘机占有河中地区。1255年，拔都去世。 

汗国内居民成份复杂，社会发展水平不一。由于统治民族蒙古人占少数，因此他们逐渐突厥化，到十四世纪前叶，蒙古人已使用语。 

拔都之弟别儿哥在位时（1257-1266），名义上仍对蒙古大汗称藩，实际上汗国已成为独立国。别儿哥因同伊利汗国争夺高加索地区，无力东顾，于是河中地区被察合台之孙阿鲁忽占领，别儿哥便支持窝阔台之孙海都对阿鲁忽作战，帮助海都崛起。 

拔都之孙忙哥帖木儿继位（1266-1282），得到忽必烈的正式册封。1277年，蒙哥之子昔里吉背叛元朝，劫走皇子那木罕，送到与海都联盟的钦察汗国拘留了数年。直到1282年脱脱蒙哥继位时，那木罕才被放回。 

1302年，钦察汗国脱脱汗出兵协助元朝攻打察合台后王笃哇、窝阔台后王察八儿，笃哇、察八儿战败，归顺元朝。1308年，元武宗遣使册封脱脱为宁肃王。 

月即伯继位钦察汗（1313-1341），1314年元仁宗遣使册封，予以承认，此后双方经常遣使往来。1336年，月即伯遣使请求领取分地岁赐以赈给军站。1337年，元廷专设一总管府掌管术赤后王平阳等处分地岁赐，每年按额发给。 

月即伯在位时，汗国达到极盛时期。迁都到别儿哥萨莱城（今俄罗斯伏尔加格勒附近），与伊利汗国、埃及等国通好，对外贸易兴隆。伊斯兰教在伏尔加河下游广泛传播，此后钦察汗都信奉伊斯兰教，部分蒙古牧民也伊斯兰化。 

十四世纪后期，蒙古贵族对外不断进行掠夺战争，内部又互相争斗，使汗国走向衰落和瓦解。十五世纪二十年代初，钦察汗国只剩下有限疆土，被称为大帐汗国。 

十五、察合台汗国

元朝西北宗藩国。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所建。最盛时其疆域东至吐鲁番、罗卜泊，西及阿母河，北到塔尔巴哈台山，南越兴都库什山。 

西征后，成吉思汗分授诸子封地，察合台得到了从畏兀儿境一直延伸至河中草原的广大地区。察合台的大帐设在阿力麻里附近的虎牙思。河中城郭地区由大汗直接派官管辖。察合台曾企图排挤窝阔台汗在河中城郭地区的势力，遭到窝阔台汗的制止。1241年，察合台卒，次子抹土干之子合剌旭烈继位。 

贵由继汗位后，废合剌旭烈，改立也速蒙哥为察合台汗国之汗。蒙哥时期，合剌旭烈妻杀也速蒙哥，自摄国政。 

忽必烈即位后，遣抹土千之孙八剌持诏回国继承汗位。1269年，八剌与海都在答剌速河畔举行大聚会，划分了各自在中亚的势力范围。八剌之子笃哇在海都支持下即位，从此察合台汗国被海都所控制。 

笃哇、海都经常侵扰元朝边境，攻掠畏兀儿地区。1298年，笃哇又袭击驻守于金山一线的元朝军队，俘杀守将汪古部首领阔里吉思。1301年，笃哇、海都率军与元朝军队大战于帖坚古山（阿尔泰山与札卜哈河之间），笃哇中箭受伤，海都亦受伤致死。笃哇与海都之子察八儿被迫向元成宗请和，重新承认元朝皇帝的宗主地位。不久，笃哇与元朝联兵击败察八儿，吞并了大部分窝阔台汗国领地。1306年，宽彻继立为汗，继续实行与元朝友好的政策。也先不花统治汗国时期，为扩大牧场，率军入侵元朝，被元军击败。为了弥补损失，他又入侵伊利汗国，元军乘机再度深入中亚草原，他才被迫撤兵。 

怯别统治时期，与元朝恢复友好关系，双方经常遣使往来。汗国统治中心逐渐西移。1330年，怯别弟笃来帖木儿继承汗位。同年，元政府颁布《经世大典》，其中附图称察合台汗国为笃来帖木儿位下，与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相并列。 

敞失汗统治时期，阿力麻里是汗国东部最重要的城市，罗马教廷派出许多传教士到此传教。不久，敞失被谋杀，其弟也孙帖木儿继立。从也先不花到也孙帖木儿，察合台汗国东西部一直维持着统一。 

合赞汗死后，察合台汗国陷于分裂，各部诸侯自立为可汗。顺帝至正六年（1346），朵忽剌氏贵族拥立秃忽鲁帖木儿为汗，统一汗国。二十二年（1362），秃忽鲁帖木儿死，河中地区帖木儿势力迅速发展，东部仍在秃忽鲁帖木儿后裔统治之下，治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 

窝阔台汗国 

由窝阔台后王海都所建的蒙古汗国。成吉思汗分封诸子，第三子窝阔台得到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附近）与霍博（今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地区。窝阔台在位时，叶密立地区为长子贵由的封地，次子阔端则封于河西一带。 

贵由死；蒙哥即位，大汗位便由窝阔台系转入拖雷系后王手中。窝阔台系后王中，除阔端与蒙哥友好，仍以河西之地为其封地外，其他宗王多被迁谪，窝阔台的封国被分划成几处小的封地。 

蒙哥死后，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大汗位，海都依附于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为敌。阿里不哥失败后．海都拒绝归附忽必烈。至元五年（1268），海都开始举兵东犯元境。他与察合台汗国的八剌相结纳，取得伊犁河谷与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地区，并纠集窝阔台、察合台、术赤三系诸王，1269年在答剌速河（今塔拉斯河）畔召开忽里台。八剌死后，察合台汗国实际上成为海都所操持的附庸，它的统治者笃哇追随海都，多次进扰元朝的西北边境。海都统治下的窝阔台汗国所控制的地域，西至可失哈耳与答剌速河谷，南及天山南坡诸城，东抵哈剌火州（今新疆吐鲁番），北有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上游之地，成为中亚的一大势力。 

1301年（大德五年），海都犯元境，在与元军战斗中受伤，回师途中死去，子察八儿继立。窝阔台后裔为争夺汗位发生矛盾和分裂，汗国力量削弱。1304年，笃哇起而与察八儿争战，大掠其国西部诸城。元朝海山的军队也同时逾阿尔泰山，大破察八儿军，察八儿投奔笃哇。窝阔台汗国所属诸部，一部分归附元朝，大部分降于笃哇。1309年（至大二年），察八儿因参与察合台汗国的一次内争失败，逃归元朝，元封他为汝宁王。他的领地大半为新即位的察合台汗也先不花所有，窝阔台汗国亡。 

伊利汗国 

元朝西北宗藩国，十三世纪中叶至十四世纪中叶统治波斯的蒙古汗国。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之子旭烈兀所建。 

1252年，蒙哥命旭烈兀西征波斯等地。忽必烈即位后，命旭烈兀统领阿母河以西直至密昔儿（埃及）之境，建立汗国。其领土东起阿母河和印度河，西面包括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南抵波斯湾，北至高加索山。旭烈兀以蔑剌哈（今伊朗阿塞拜疆马腊格）为都城，设宰相掌管全国政务，任命了各省长官。 

1265年，旭烈兀子阿八哈继立，元朝赐他"辅国安民之宝"方印。阿八哈即位后，始定都于桃里寺（今伊朗阿塞拜疆大不里土），以蔑剌哈为陪都。1284年，忽必烈遣孛罗丞相等出使伊利汗国，阿鲁浑汗将他留在汗庭参议政事。 

第七代伊利汗合赞统治时期，改奉伊斯兰教为国教，国势颇盛。1298年，合赞遣使入元朝，贡珠宝等物。蒙哥时，曾以彰德路为旭烈兀分地，这时，成宗就将旭烈兀分地历年应得岁赋赐合赞，并赐"王府定国理民之宝"方印。合赞大力进行社会改革，制定新的土地、赋税、驿站、货币等制度，限制蒙古贵族、将校和官吏对人民横征暴敛，使农业、工商业得到发展，财政收入增加。他还鼓励发展科学文化，在首都兴建天文台，设立学校，命宰相拉施特编纂《史集》。 

第九代伊利汗不赛因死后，统治集团内讧迭起，权臣、大将各自拥立可汗，纷争不已。1355年，钦察汗国札尼别汗攻占桃里寺，伊利汗国亡。 

十六、元王朝的建立

1260年三月，忽必烈受到东道诸王塔察儿、西道诸王合丹等的拥立，在开平召集忽里台，即大汗位，建元中统。同时任用汉族士人建立了中书省、十路宣抚司等政务行政机构，巩固了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 

阿里不哥也在漠北召开忽里台，称汗，据有漠北地区。驻军六盘山的蒙古军主帅浑都海、陕西的刘太平，以及四川蒙古军的一些将领，拥护阿里不哥为汗，企图以秦蜀之地响应。 

忽必烈遣廉希宪为京兆等路宣抚使，杀刘太平和四川军中依附阿里不哥的将领。不久，诸王合丹、汪良臣等合军，击败浑都海和逾漠南下应援的阿蓝答儿，完全控制了关陇川蜀地区。 

七月，忽必烈亲率大军去和林征阿里不哥。九月，阿里不哥败逃，追至吉利吉思。忽必烈命宗王移相哥统领一军留驻和林，以待阿里不哥。 

1261年秋，阿里不哥率军袭击移相哥军，乘胜南下。忽必烈急忙率领张柔等七处汉军，并令董文炳率射手千人，塔察儿率军士万人从征。十一月，忽必烈军与阿里不哥战于昔木土脑儿（今蒙古苏赫巴托省南部）。诸王合丹等为右军；诸王塔察儿等将左军；诸王哈必赤将中军，合势进攻。塔察儿与合必赤分兵奋战，大破阿里不哥的斡亦剌军。阿里不哥后军阿速台复至，再战，两军各有伤亡。阿里不哥北撤，忽必烈也还军。 

因忽必烈切断了汉地对漠北的物资供应，阿里不哥陷于窘境，便派阿鲁忽（察合台孙）前往主持察合台汗国政务。但阿鲁忽取得汗位后，拒绝向阿里不哥提供物资，并扣留其使者，于是阿里不哥举兵而击阿鲁忽，进驻阿力麻里，阿鲁忽西走撒马尔罕。 

1264年（至元元年），阿里不哥众叛亲离，走投无路，向忽必烈投降。 

中原汉地成为忽必烈政权的重心，他依靠汉族士大夫，推行"汉法"，改革蒙古统治者对汉地的统治方式。1262年，山东行省大都督李檀趁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战之机，结宋为外援，占据济南，并企图策动华北各地诸侯响应。忽必烈调集重兵围攻济南，七月城破，李檀被杀。忽必烈因势利导，罢世侯，置牧守，分民、兵之治，废州郡官世袭，行迁转法。专制一方的世侯势力受到限制和削弱，加强了中央集权。1271年（至元八年）十一月，忽必烈诏告天下，正式建国号为"大元"。1272年二月，改中都为大都（今北京），宣布大都为元朝的都城。 

统一江南 

北方政局稳定后，忽必烈决定采用南宋降将刘整建议，集中力量攻取南宋汉水中游南北岸两大军事重镇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汉水南市区）、樊城（襄樊市汉水北市区）。从1268年（至元五年）起，经过六年的围攻，终于在1273年正月破樊城，二月襄阳守帅吕文焕出降，撤除了南宋长江中游的屏障。 

1274年六月，忽必烈命伯颜为统帅，分两路大军南进。左军由合答统率，以刘整为前锋，由淮西出师。右军由伯颜和阿术统领，九月，自襄阳出发，沿汉水入长江。同时，命董文炳自淮西正阳南逼安庆，以为呼应。十二月，元水师入长江，克宋江防要塞阳罗堡。宋汉鄂舟师统帅夏贵逃走，汉阳、鄂州宋军降。伯颜留阿里海牙经略荆湖，自领水陆大军顺流而东，以吕文焕为前锋。宋沿江诸帅多为吕氏旧部，皆不战而降。1275年二月，贾似道被迫督诸路精兵，抵拒元军。这时，他仍企图奉币称臣议和，被伯颜拒绝，只好在池州下游丁家洲勉强与元军会战。宋军因内部不和，一触即溃。同年秋，伯颜从建康（今江苏南京）分兵三道趋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伯颜和阿塔海由中道节制诸军，水陆并进。1276年（至元十三年）正月，元军会集临安城北，二月，宋幼帝赵昆上表降元，宋亡。1279年，元军全部占领四川，又迫灭南宋卫王于崖山（今广东新会县南海岛），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元朝的统一，结束了自唐末藩镇割据以来国内南北对峙的分裂和战乱局面，促进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对外战争 

灭宋后，忽必烈对邻近诸国发动了一系列战争。 

对高丽的侵扰

1218年蒙古联合高丽击败侵入高丽的契丹叛部，双方结盟。后来蒙古向高丽肆意诛求，屡次兴兵入侵，激起高丽人民的强烈反抗，使蒙古未能达到灭亡高丽的目的。忽必烈即位后，高丽成为元朝的属国。元朝迫使高丽国王以子弟入质，强迫高丽纳贡，向高丽征兵。除派达鲁花赤进行监督外，并于1283年（至元二十年）在高丽置征东行省加强统治，也常派兵压境或入侵。为了避免高丽上层统治者反抗，蒙古统治者也采取笼络手段，封官赏赐或以皇女下嫁，1274年（至元十一年）忽必烈将皇女忽都鲁揭里迷失嫁高丽王。 

对日本的战争

1274年（至元十一年）派忻都、洪茶丘率兵出征日本，因矢尽船毁而还。1281年（至元十八年），又分两路进攻日本，由唆都率蒙古、汉军、高丽军从高丽东渡对马海峡，范文虎率新附军（元政府收编的南宋军队）从庆元（今浙江宁波）浮海北进。元军在日本鹰岛遇飓风，战船多坏，将卒溺死者众，又遭日军掩杀，几乎全军覆没。 

对安南、占城的战争

1282年（至元十九年）派唆都出兵占城，遭占城军民反抗，1284年引兵还。同年，镇南王脱欢（忽必烈子）发兵侵安南（今越南北部），命唆都从占城北上助战，南北夹攻。安南王撤离都城，其主力隐蔽在山林，避免与元军决战，待元军疲惫，又出而攻扰。五月，脱欢因暑雨不止、瘟疫流行，被迫退军。唆都战死。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脱欢再度出兵安南，但无进展，次年罢兵而还。 

对缅国的战争

1277年（至元十四年），云南行省派兵征缅，招降三百余寨，三千余户，后因炎暑还师。1283年（至元二十年）宗王相吾答儿再度率师攻缅，缅王遣使请和。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缅王庶子废国王自立，内讧纷起，云南王率军乘机进至蒲甘，缅国无力反抗，纳贡降服。 

对爪哇的战争

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史弼、亦黑迷失、高兴等率军从泉州起航出侵爪哇（今印尼爪哇岛）。爪哇统治者降元，并请元军助讨其敌国葛郎，打败葛郎王以后复举兵拒元，元军力竭退师。 

与北方诸王之战 

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以后，蒙古宗王的反抗并没有因而终止。在忽必烈统治时期，从西北到东北，蒙古诸王的战乱一直不断。直到武宗时才大体平服。 

海都、昔里吉之乱

1269年（至元六年），窝阔台后王海都、察合台后王八剌在塔剌思河畔召开大会，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并联合反对元朝。1271年（至元八年）忽必烈命皇子北平王那木罕率诸王镇守阿力麻里。次年，海都援立八剌子笃哇为察合台汗，骚扰天山南北诸地。至元十二年（1275）正月，笃哇等以兵十二万进围哈剌火州达六月之久，畏兀儿亦都护纳女求和。忽必烈派右丞相安童辅佐那木罕同守北边。 

1276年夏，随从那木罕北征的诸王昔里吉（蒙哥子）、明理铁木儿、药木忽儿（阿里不哥子）、脱黑帖木儿等发动叛乱，将那木罕、安童捕送海都处。但海都拒绝与昔里吉合兵。于是昔里吉等劫持宗王撤里蛮（蒙哥孙），退据额尔齐斯河上，大掠吉利吉思五部，东犯和林。应昌弘吉刺部只儿斡带、六盘山霍虎起兵响应。忽必烈命灭宋主帅伯颜率南征军主力北征，伯颜、土土哈部在鄂尔浑河上大破昔里吉军，收复了和林。1283年，从叛诸王归降忽必烈。 

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牙忽都、土土哈等曾击败海都军，但海都仍有强大的势力。1285年，驻守西北的宗王阿只吉军被笃哇击败。忽必烈又命伯颜代阿只吉总领北边诸军镇守。 

乃颜之乱

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四月，东北的宗王乃颜（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的后裔）与胜纳合儿、哈丹（合赤温后王）、失都儿（哈撤儿后王）、也不干（成吉思汗庶子阔列坚后王）等宗王起兵反元。五月，忽必烈亲率大军从上都出征。六月，忽必烈军与乃颜军大战，乃颜兵败被擒。1288年（至元二十五年），铁穆耳、土土哈、李庭等进击哈丹在呼伦贝尔地区的据点，哈丹流窜辽东、辽西及高丽之间，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被最后击破。 

海都、笃哇等的败降

忽必烈晚年，海都仍不断犯边。忽必烈命驻守畏兀儿地的诸王出伯征讨。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海都军进逼和林，围攻皇孙铁穆耳，和林宣慰使怯伯等响应海都。忽必烈率军亲征，海都军西遁，收复和林，命伯颜镇守。 

成宗即位，以宁远王阔阔出（忽必烈子）、驸马阔里吉思（汪古部长阿剌兀思曾孙）等驻防西北。1296年（元贞二年），海都、笃哇军内分裂。宗王药木忽儿（阿里不哥子）、兀鲁思不花（蒙哥孙）等率领所部军一万二千人投归元朝。1298年（大德二年），笃哇等袭击元军，元守将阔阔出、床兀儿疏于防御，驸马阔里吉思战败被擒。成宗命药木忽儿领兵反击笃哇，大败笃哇军。1299年，成宗派皇侄海山（答剌麻八剌子）代阔阔出镇守北边，总领漠北诸军，床兀儿及老臣月赤察儿等为辅。1301年（大德五年），海都军东犯，海山等率元军与海都军大战于和林之北，海都军溃，海都在归途中病死。其子察八儿继立。1303年（大德七年），笃哇、察八儿遣使"请命罢兵，通一家之好"，成宗许和。1306年（大德十年），海山军越阿尔泰山，大败察八儿，察八儿降附笃哇。同年，笃哇死，成宗命其子宽彻继承察合台汗位。 

成宗的守成政治 

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忽必烈病死。其子真金的长子晋王甘麻剌、第三子铁穆耳领兵镇守漠北，这时都来上都参加忽里台。忽必烈生前立铁穆耳为皇太子。大会由真金妻伯蓝也怯赤（又名阔阔真）主持，月律鲁、伯颜、不忽木奉遗诏，与右丞相完泽、御史中丞彻里等拥立铁穆耳即皇帝位，是为成宗，蒙古尊号完泽笃汗。 

成宗即位，内政以奉行忽必烈成规为务，国家相对安定，因而被称为守成之君。他尊孔崇儒，争取蒙汉儒臣的拥戴，同时又任用色目官员管理财赋。在他统治的十二年间，暂时地稳定了朝廷的政局。但是，以守成为方针的成宗统治时期，朝廷政治日渐腐败，财政经济的紊乱和钞法的败坏也仍在继续发展。 

蒙古旧例，忽里台选汗大会之后，与会诸王都要接受新汗的赏赐。成宗滥加赏赐，争取蒙古贵族的支持。例如，三个驸马的赏银就超过十二万两。大量赏赐使朝廷内帑空虚。国用不足，动用钞本，形成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财政愈加困难。 

成宗实行守成政治，以缓和蒙、汉、色目官员间的冲突，各级官员越来越因循腐败，贪贿成风。右丞相完泽曾接受朱清、张珪的贿赂，成宗不理。又揭露中书平章赛典赤·伯颜、梁德珪等受贿事，成宗只好下诏将他们罢免。但第二年，赛典赤·伯颜、梁德珪等又都相继恢复原职。1303年，定赃罪十二章。各地查出并罢免贪官污吏一万八千四百余人。成宗晚年多病，朝政由皇后卜鲁罕和赛典赤·伯颜等把持，元朝的统治日益腐败了。 

武宗的统治 

1307年（大德十一年）正月成宗死后，皇室内部又爆发了帝位之争。皇后卜鲁罕与左丞相阿忽台等人相勾结，图谋立镇守河西、拥兵十五万的安西王阿难答为帝。右丞相哈剌哈孙则秘密遣使北迎镇守漠北的怀宁王海山，南迎被卜鲁罕排挤出京的海山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先至大都，立即派李孟与哈剌哈孙秘密定议。三月二日，爱育黎拔力八达率卫士入宫，诱执阿难答，诛阿忽台等，北迎海山。五月，海山至上都，大会诸王，处死卜鲁罕、阿难答，即帝位，是为武宗，蒙古号曲律汗。立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相约兄弟叔侄世代相承。 

武宗即位后，改和林等处都元帅府，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以太师月赤察儿为行省右丞相，原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出任行省左丞相。从此，蒙古漠北地区也成为元朝的一个行省。 

武宗为争取诸王大臣的拥戴，滥加封赏。宗室多人进封王爵，许多大臣封国公。即位仅三个月，近臣获得高官厚禄的约达九百人。忽必烈时，枢密院大臣六员，这时增至三十二员。诸近侍从皇帝那里请得玺书，不经过中书省，即可取得官职。 

为弥补国家财政亏空，1309年（至大二年），诏乞台普济、脱虎脱、三宝奴、乐实等立尚书省敛财。这时，借支钞本已达一千万锭以上。物重钞轻，钞法大坏。九月，新造"至大银钞"颁行。至大三年（1310年）正月，铸造铜钱行使。又定税课法，鼓励官员多方征税，肆意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加上连年天灾，农民破产流亡，仅江浙一省流民就达一百三十多万。 

仁宗的"汉法"政治 

武宗海山即位不满四年，即在至大四年（1311）正月病死。三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大都即皇帝位，是为仁宗，蒙古号普颜笃汗。 

仁宗曾随李孟学习儒学，倚重汉人文臣。即位后，革除武宗旧政，力行"汉法"。武宗死后，仁宗不待正式即位，即在正月间废尚书省，并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的罪名，拘捕脱虎脱、三宝奴、乐实等处死。各地行尚书省仍恢复为行中书省。 

仁宗即位不久，即下诏罢废至大银钞及铜钱。民间行使者至行用库倒换。依旧印造中统钞及至元钞。凡官司出纳，一准中统钞数。同时派官焚毁至大钞。 仁宗通过对孔孟的崇奉，表明以儒家的纲常之道作为统治思想。汉人儒士被任用，儒学在元朝得到重视。 

1313年（皇庆二年）下诏正式实行科举。自1314年八月，各州县推举年在二十五岁以上的举人（参加考试的文士）经乡试后，次年二月在礼部会试，然后御试。以后，科场每三年开试一次。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别考试出榜。科举实行后，在政治上多少满足汉人地主要求广开仕途的愿望，也使汉文化在蒙古、色目人中进一步传播。 

仁宗采用汉人传统的理财方法经理田赋。1314年，平章政事章闾建议行经理之法，规定有田之家及诸王位下、寺观、学校、财赋等田，一切从实自首，做到"税入无隐"。并派官员到江浙、江西、河南三省实行经理。但遭到贵族、乡豪的抵抗，官员以虚为实，妄增顷亩，变成对百姓的巧取豪夺。经理田赋因而停止。 

英宗继位与 南坡之变 

1320正月，仁宗病死，太后答吉随即命权臣铁木迭儿复为中书右丞相。三月，拥立仁宗之子硕德八剌即皇帝位，是为英宗，蒙古号格坚汗。 

铁木迭儿依靠太皇太后的支持，大肆更换省官，专权报复，杀害仁宗朝弹劾过他的御史中丞杨朵儿只和中书右丞萧拜住等人。英宗起用安童孙拜住为中书左丞相，以为牵制。1322年二月，英宗令拜住总领左、右钦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八月，铁木迭儿病死。十月，拜住升任右丞相。 

英宗屡修佛事，诏各郡建八思巴殿。英宗崇佛而用儒，起用名将张弘范子张珪为中书平章政事，辅佐朝政。 

铁木迭儿死后，拜住处置铁木迭儿父子及义子御史大夫、左右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铁失等贪赃不法事，将铁木迭儿子八思吉思处死，籍没家产。1323年二月，太皇太后答吉病死。 

铁木迭儿余党，遭到沉重打击，但并没有甘心于失败，密谋反乱。1323年（至治三年）八月，英宗自上都南还，右丞相拜住等从行，至南坡驻营。御史大夫铁失与铁木迭儿子、前治书御史锁南、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大司农失秃儿、前平章政事赤斤铁木儿等发动政变，铁失领阿速卫兵为外应，杀拜住。铁失入英宗行帐，亲手杀死英宗。铁失等当夜驰回大都，收封省部印信，遣使奉玉玺至漠北晋王也孙铁木儿镇所。九月，也孙铁木儿在漠北即位，次年改元泰定，史称泰定帝。 

两都之战和文宗继位 

泰定帝在位仅有五年，他自称"遵祖宗成宪"，没有什么新的建树。前朝未能解决的"国用不足"的财政困难，更加严重。致和元年（1328）七月，泰定帝病死于上都。一场皇位争夺战爆发了。 

留守大都的金枢密院事燕帖木儿和西安王阿剌式纳失里发动政变，控制大都，遣使迎武宗次子图帖睦尔入京。九月，图帖睦尔在大都即皇帝位，改元天历，宣称待大兄（和世束）到来让位。上都方面，辽王脱脱（斡赤斤后）、梁王王禅（甘麻剌孙，泰定帝侄，封地在云南）、右丞相塔失铁木儿、左丞相倒剌沙、御史大夫纽泽等闻变，九月间也在上都拥立泰定帝幼子阿剌吉八即皇位，是为天顺帝。上都与大都形成两个皇帝并立的对峙局面。而辽东、关陕、川蜀等地先后起兵响应上都。两都之战发展为大规模内战。 

上都军与大都军在居庸关、古北口一带展开激战。上都军虽然在大都城下屡次受挫，仍声势浩大。正当上都军全力南进时，在东北的东路蒙古元帅不花帖木儿（燕帖木儿之叔）与搠只哈撒儿后王齐王月鲁不花，在十月十三日乘虚进围上都，留守倒剌沙等出降。阿剌吉八被俘。上都的支持者失去首领，相继溃散瓦解。梁王王禅及倒剌沙、纽泽等均被处死。 

两都之战刚结束，明宗、文宗兄弟间的争权斗争又起。天历二年（1329）正月，和世束在和林之北，即皇帝位，是为明宗，蒙古号忽都笃汗，立图帖睦尔为皇太子。五月，图帖睦尔自大都出发北上，迎明宗，镇南王帖木儿不花等随行。明宗南下，八月初，至上都附近的旺兀察都之地，图帖睦尔来见。几日后，明宗暴死。图帖睦尔在上都以皇太子复即皇帝位，是为文宗，蒙古号札牙笃汗。 

文宗即位后，调动数省兵力，才平息了四川、云南等地的蒙古诸王叛乱。 

在文宗统治时期，汉文化得到多方面的提倡。天历二年（1329）二月，文宗在大都建立奎章阁学士院，聚集人才，汉族的儒学在蒙古、色目人中进一步发扬。同年九月，又命翰林国史院与奎章阁学士院编纂《经世大典》。《经世大典》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元代典制纪录，成为明初纂修《元史》的依据，而且是文宗行"汉法"崇文治的一个标志。文宗在信用文臣的同时，又极力表示尊孔崇儒，以争取汉人文士的拥戴。 

文宗初即位，以燕铁木儿为中书右丞相，封太平王。文宗复位，又因燕铁木儿"大有勋劳于王室"，加封太师，追封三代，把持朝政。他的儿子唐其势扬言"天下本我家天下"。文宗受制于权相燕铁木儿，元朝国势日渐衰落。 

1332年（至顺三年）八月，文宗在上都病死。九月，卜答失里后奉遗诏，立明宗次子，八不沙后所生的懿必质班作皇帝（宁宗）。宁宗年仅七岁，即位不满两月病死。 

宁宗死后，燕铁木儿请立文宗幼子燕帖古思。卜答失里后不允，遣使自广西迎回妥欢贴睦尔。燕铁木儿仍持异议，迁延数月不决。不久，燕铁木儿病死。1333年（至顺四年）六月，卜答失里后立妥欢贴睦尔为帝，是为惠宗，即顺帝，蒙古号兀哈笃汗。 

元朝的灭亡 

元朝末年，吏治腐败，财政破产，军备废弛。蒙古贵族伯颜独秉国政，任中书右丞相，被封为秦王，总领蒙古、钦察、斡罗思诸卫军都指挥使。任命的官员多向伯颜行贿，台宪官也都议价得官。伯颜一次所受赐田多达五千顷。大批蒙古贵族、官僚通过受赐、占夺等方式转化为大土地所有者。汉族地主也大肆兼并土地，广大农民破产流亡。 

在元朝历代宰相中，伯颜权势之显赫，是少有的。他排斥蒙古诸王，仇视汉人，扬言要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他还下令废止科举，禁止汉人、南人学蒙古、色目文字。 

1340年（后至元六年）二月，伯颜侄脱脱得到惠宗支持，乘伯颜出外行猎，将他贬黜。惠宗起用脱脱当政。次年，改元至正，宣布"更化"，恢复科举取士，开马禁，减盐额，修辽、金、宋三史，政治一度较为稳定。到脱脱第二次出任中书右丞相时，国库空虚，灾荒频仍。为解救危机，他变更钞法，拯救河患，但这些都未能缓和已全面激化的社会矛盾。元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极端尖锐化，终于导致了元末农民起义。这次起义规模大，时间久，以红巾军为主力的农民起义军沉重打击了元朝在全国各地的统治，终于在1368年（至正二十八年）推翻了元王朝。 

十七、北元和明朝的战争 

1368年，元惠宗妥欢贴睦尔退至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蒙古贵族在退回北方草原后继续保持着政权，这个政权史称"北元"。北元政权持续了二百六七十年，差不多与明朝相始终,最后统一于清王朝。

南北对峙的开始 

统治全国的元朝灭亡之后，蒙古贵族仍然企图重新入主中原，不断组织力量反攻。明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蒙古采取征讨和招抚并用的策略。其结果，双方都没有能够如愿以偿，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北元初期，蒙古贵族依靠的力量主要有三枝：元河南王扩廓帖木儿（又名王保保）率领十余万军队，占据山西、甘肃方面。北元丞相纳哈出拥二十余万众据守辽东。元梁王管辖之下的云南还有十余万军队，策应北元皇帝的军事行动。此外，北元与东面的高丽、西面的畏兀儿地区仍旧保持着政治经济的联系。

1368年冬，惠宗命扩廓帖木儿从山西出兵夺回大都，军行途中，明将徐达乘虚袭击他的后方太原。扩廓帖木儿回师救援，正中计谋，被明军袭破大营。折兵四万，仅率十八骑逃入甘肃。山西被明朝占据。

1369年春夏，北元远相也速几次进攻通州（今北京通县），都被明军击退。明军乘势北进。惠宗从上都退往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西岸），宗王庆生、平章鼎住被明军追及擒杀，一万将士被俘。上都陷落。

1370年四月，驻守在沈儿峪口（今甘肃定西县北）的扩廓帖木儿与徐达率领的明军激战。扩廓帖木儿大败，仅与妻子和少数随从北渡黄河，跑到漠北和林，陕西、甘肃也被明朝占据。

是月，惠宗死于应昌。五月，明军围应昌城，一日而下，惠宗之孙买的里八刺及后妃、诸王、官吏等多人被俘，解往京师。惠宗之子爱酞识理达腊率数十骑逃往和林，与扩廓帖木儿会合。

这一年，爱酞识理达腊即皇帝位，称必力克图汗，年号宣光（137I一1378），后诺昭宗。

北元节节败退，明朝打算乘胜彻底打垮它的势力，以绝后患。1372年，明军十五万分东西中三路进攻北元。东路军一直进至胪朐 河（今克鲁伦河）、土刺河、阿鲁浑河（今鄂尔浑河）和称海（今蒙古西北哈腊乌斯湖南），打败了所遇到的北元军队，但因征程辽远，常乏水草，又遭到北元军顽强的抵抗，自身的损失也很严重。西路军在甘肃永昌、扫林山〔在肃北〕等地击败数枝北元军，并进至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降其守军，再入瓜州（今甘肃安西东）、沙州（今甘肃敦煌西），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中路军由徐达统率，在土刺河打败扩廓帖木儿的军队，随后扩廓贴木儿与北元将领贺宗哲合军，向徐达的主力发起进攻，将徐打败，明军死亡万余人，中路军的另一枝军队也被打败。总的看来，这一次明朝对北元的战争，以失利告终。明朝在短时期内再不敢深入北方草原作战，北元则争取了喘息时间，双方在边境地区不断发生拉据式的冲突，其中以北元方面的失败居多。1375年〔宣光五年，洪武八年〕，北元皇帝倚为股肱的扩廓帖木儿死于漠北，使北元军队失去了一位能征惯战的骁将。这一年纳哈出进攻明朝辽东州城，屡被击败。l380年．北元国公脱火赤等经常进扰明边，在亦集乃遭征讨被俘。次年，北元平章乃儿不花在边境地区被徐达击败。

1381年，据守云南的元军遭明朝大军的征讨。白石江（今云南曲靖县东北）一战，元军十余万溃败，被俘二万。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见大势已去，带着妻、子一同投滇池自杀。与漠北蒙古贵族逐相呼应的这支力量被消灭了。

明朝在不惜劳师费财屡征北元的同时，对主动投降和战争中被俘的大批北元贵族、官吏和军民，都给予优厚的待遇并予安置。明朝希望借此招引更多的北元人马。明初几十年问，确实有大量的蒙古人和汉人从北方跑到内地，成为明朝的臣民。当然，明朝的最终目的是招降北元皇帝。朱元漳曾封昭宗爱献识理达腊之子买的里八刺为崇礼侯，不久将他送还漠北，并几次遣使给爱酞识理达腊送信，劝他及早归降。但是明朝皇帝从来没有得到北元皇帝的回音。

脱古思帖木儿的败亡

根据明代史书记载，脱古思帖木儿可能就是爱猷识理达腊之子买的里八剌。1370年他在应昌被明军俘虏，1374年被送还。1378年爱猷识理达腊死去，他继任北元皇帝，称乌萨哈尔汗，年号天元（1379-1388）。他对明朝继续坚持毫不妥协的立场。

明朝在进攻脱古思帖木儿之前，需要消灭纳哈出。被誉为知兵善战的纳哈出率二十余万众驻扎金山（今吉林双辽县东北）一带，始终没有受到很大的军事冲击。这支强大的势力，使明朝攻打北元汗庭时的掣肘之患。

1387年，明朝派二十万军队北征纳哈出。明军步步为营，修筑宽河（今河北宽城县）、会州、富峪（均在今河北平泉县境）、大宁（今内蒙古宁城县）四座城，用以存积粮草，当作根据地。随后大军直趋金山。

明军压境，纳哈出深感不安。这时明军派来了使者，劝他投降，不久纳哈出的部将全国公观童归降了明朝。经过一番犹豫动摇，最后纳哈出投降了，二十万部众除一些逃散的之外，都作了俘虏，其中仅官员将校就有三干三百多人。纳哈出被明太祖封为海西侯。

纳哈出举众投降，使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明太祖立即委任蓝玉为大将军，征讨下一个更主要的目标--脱古思帖木儿。他认为"肃清沙漠，在此一举"，因此要求蓝玉勿失时机，必取成功。

1388年三月，蓝玉率师十五万北进。四月，来到捕鱼儿海（今贝尔湖）附近，距离脱古思帖木儿汗帐不过百余里路程。脱古思帖木儿以为明军与纳哈出作战不久，粮草匮乏，不会深入北方再战，没有作迎敌的准备。而明军前锋奔袭他的大营之时，恰好风沙弥天，几十步外不见人。明朝兵马突然出现，脱古思帖木儿根本不能作有效的抵抗，太尉蛮子仓促上阵，很快战败被杀。脱古思帖木儿带着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来、丞相失烈门等数十人逃往和林方向。这一次战役，脱古思帖木儿的次子地保奴、嫔妃公主一百二十三人、官员三千余、人口七万七千多、马驼牛羊十五万多头，以及大量印章、图书、兵器、车辆，都被明军俘获。 

脱古思帖木儿一行逃亡途中，在土剌河遇到也速迭儿。他和太子天保奴一起被也速迭儿杀死，捏怯来、失烈门逃去，南下投降了明朝。

捕鱼儿海战役使北元贵族遭到最大的失败。如果说在此之前他们或许还有着重振势力入主中原的希望，那么这个希望到这时就完全破灭了。自脱古思帖木儿死，蒙古内部开始陷入连绵不断的内讧之中，其间虽然有过几次统一，但对明朝始终未能构成倾覆性的威胁。北元一明朝的南北对峙，从脱古思帖木儿败亡之后成为定局。

明朝的北方设置

明朝在二十多年间，对北元进行了一系列军事征讨，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然而他们知道，这离彻底消灭蒙古势力还差得很远。蒙古的军事力量虽然在元朝后期一度衰败,但是一旦回归草原，蒙古人很快就恢复了昔日剽悍勇武的素质再次表现出吃苦耐劳、能征惯战的特点。同时，明朝大军尽管三五次深入北方作战，可是由于后勤、生活习惯诸方面原因，并能永久占据草原地区。北元一蒙古终始是明王朝的巨大威胁。《明史·兵志》说："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主要就是指对北方蒙古防御而言的。为了保障北方边境的安全，明朝在一系列军事胜之后，在能够控制的蒙古地区和蒙明边境建立了许多设置。这些设置，有的旋设旋灭，有的长期存在并有所变化。

（一）设立羁縻卫所。这类卫所以降附明朝的首领为都督、都指挥使、指挥使、千户、百户、镇抚等官职，自己管理内部事务定期向明廷朝贡。蒙古地区最著名的是泰宁卫（今吉林洮安一带），初以辽王阿札失里为指挥使；福余卫（今齐齐哈尔一带），以海撒男答奚为指挥同知；朵颜卫（今绰尔河流域），初以脱鲁察儿为指挥同知。泰宁、福余、朵颜三卫统称兀良哈三卫或朵三卫，一直存在至明朝末年。在三卫的的西北面还曾设立斡难卫（今鄂嫩河流域）、坚河卫（今额尔古纳左旗根河一带）、海剌千户所（今海拉尔一带）、哈剌孩卫（今哈刺哈河流域）等，这些卫所在设立后不久都消亡了。在今包头、呼和浩特、集宁地区一度设立官山、失宝赤、五花城、斡鲁忽奴、燕只、瓮吉剌等千户所，随着蒙古势力的逐渐南下，这些千户所也很快消亡了。

在明朝的西北地区，即今甘肃、青海西部，以及新疆东部先后设立安定、阿端、曲先、罕东、罕东左、沙州、赤斤蒙古、哈密等八卫，以蒙古族首领为指挥使等官，有的还封以王号。

（二）修筑长城壕垣。从鸭绿江起，沿着今抚顺；昌图，辽河下游、黑山、义县、山海关一线，修筑了壕垣。东从山海关起，西至嘉峪关，经过十八次大兴土石，修筑了长城，称为边墙，其中宣化、大同之南还修筑了内长城，称为次边，这就是今日见到的万里长城。这些化费了无数人力、物力、财力而修筑的长城和壕垣，基本上都是为了防御蒙古骑兵的南下。

（三）沿长城壕垣设置重镇，派驻重兵。自明初至中叶，明朝先后设置了九个重镇统领前线军士，这九个重镇统称九边镇，即：辽东镇（治广宁，今辽宁北镇）、蓟州镇（治三屯营，今河北迁西县西北）、宣府镇（治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镇（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山西镇（治所在今山西宁武）、延绥镇（治所在今陕西榆林）、宁夏镇（治所在今银川）、固原镇（治所在今宁夏固原）、甘肃镇（治所在今甘肃张掖）。各镇都有总兵官、巡抚，数镇之上还有总督。这些封疆大吏统领的兵力，多时达百万，少时也有几十万，约占全国兵力的三分之二。如此众多的兵力，当然基本上也是为了阻止剽悍的蒙古骑兵。

十八、蒙古的内讧与也先的统一 

明初蒙古族的分布

明初蒙古族分布在北方及东北、西北的广阔土地上。由于政治、历史和地理方面的原因，他们形成几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部分。此外，还有不少蒙古人居住在明朝境内。

（一）蒙古本部。指以蒙古大汗为中心的各部，居住在漠北和漠南地区，即蒙古高原上，因地处西部蒙古之东，所以也称作东蒙古，明朝称之为"鞑靼"。蒙古大汗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被视为蒙古的正统。

1388年也速迭儿杀死脱古思帖木儿后，自己当上了蒙古大汗，称卓里克图汗。也速迭儿是元世祖忽必烈之弟阿里不哥的后裔。阿里不哥曾与忽必烈争夺皇位，最后失败。一百多年后阿里不哥的子孙也速迭儿起兵杀死了忽必烈的后代并作了大汗，这在蒙古汗统上是一件大事。因为在此之前，无论蒙古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如何激烈，忽必烈家族的汗权从来没有动摇过。也速迭儿袭杀脱古思帖木儿这件事表明，随着蒙古贵族退回草原，社会经济严重衰退，加之对明朝战争的失利，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更加激化了。

也速迭儿不久死去，其后目即汗位的相继有恩克、额勒伯克、坤帖木儿。坤帖木儿死于1402年（建文四年）。也就是说，在短短的十四年间，就有四位可汗走马灯般地上台又死掉。坤帖木儿之后即汗位的是鬼力赤，他与部下大臣阿鲁台一起为巩固统治而与别部相争。蒙古陷于封建割据、长期内战的时期。

（二）瓦刺。就是蒙元时期的斡亦刺，居住在今蒙古西部和苏联境内的萨彦岭、唐努山一带，被称作西蒙古。成吉思汗时被分为四千户，在明代称四万户。明初统治瓦刺的首领叫猛可帖木儿，他死后，瓦刺由马哈木、太平、把秃字罗三人分领。当东部蒙古大汗由于遭受明朝的军事打击和统治阶级内讧而日益衰败时，战乱较少的瓦刺乘机崛起，企图夺取整个蒙古地区的统治权。在这场斗争中，瓦刺和东蒙古是对立的两方，而明朝扶此抑彼，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兀良哈三卫。即泰宁卫、福余卫、朵颜卫。其中朵颜卫以部名自称"五两案"（兀良哈），泰宁卫以部名自称"往流"（翁牛特），福余卫以部名自称"我着"（乌齐叶特）。因三卫中有兀良哈人，所以习惯上合称兀良哈三卫（意为兀良哈等三卫）。从十五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三卫逐渐南下，与明紧邻。朵颜卫占据东起广宁前屯（山海关东北），西至宣府的长城以北地区；泰宁卫占据锦州、义州（今义县）、广宁（今北镇县）、辽河边外地区；福余卫占据黄泥洼（今辽阳市西）、沈阳、铁岭、开原边外地区。三卫与明朝一直保持着通贡互市的关系，但同时与蒙古本部及瓦刺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政治上摇摆于明、蒙之间。

（四）西域诸地。在哈密、赤斤蒙古、沙州等八卫地区，也有不少蒙古族，一些卫的首领由蒙古贵族--元朝宗室后裔担任。西域诸地位于东西交通要道，与瓦刺、东蒙古、土鲁番、明朝都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特别是哈密，各方势力曾为争夺它而展开长期和激烈的斗争。

在哈密以西有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后迁至伊犁河流域，更名亦力把里）和土鲁番，其统治者为察合台后裔，和明朝长期保持着朝贡关系。土鲁番向东扩展势力，曾三次占据哈密，与瓦刺、明朝都发生过战争。

（五）明朝内地。元惠宗仓促北撤时，仍有相当数量的蒙古军民滞留内地；许多北徙的蒙古贵族和民众为生活所迫，不断地返回内地；在蒙明战争中，成千上万的蒙古官兵和家属作了明朝的俘虏，也被安置在内地。对于蒙古上层，明朝往往给予优厚的待遇，有的封以大官，例如火里火真被封为同安侯、都督金事，也先土干被封为忠勇王。一些有文化的蒙古人，被安排到翰林院、四夷馆、鸿胪寺等官署从事翻译工作，例如翰林侍讲火源洁和编修马沙亦黑曾编译《华夷译语》、《元朝秘史》作为训练翻译人员的蒙古语教材。很多蒙古丁壮，则被编入军队，称为"达军"，京军三大营之一的三千营，羽林军中的勇士营，就是由投降的蒙古士兵组成的，边境和内地的卫所中也有不少蒙古军士。更多的蒙古民众则散居各地，耕种自食。明朝对这些大量的蒙古人采取强迫同化的政策，不许他们自相嫁娶，令他们改为汉姓，改穿汉服。在长期的杂居和同化过程中，他们基本上融化到汉族和其他民族中去了。尽管如此，也有人至今仍保留着对祖先的回忆和若干蒙古民族特点，如河南有一些人认为自己是阿里不哥的后裔，福建有一些人认为自已是纳哈出的后裔，而云南通海县则聚居着四千多已得到确认的蒙古人。

蒙古东西部之间的斗争 

蒙古汗鬼力赤在知院阿鲁台的协助下，与势力不断扩张的瓦剌展开斗争，互有胜负。不久，阿鲁台 及部众和鬼力赤发生冲突，在1408年（永乐六年）：肾鬼力赤杀死，另立本雅失里为汗，继续与瓦刺争战。在明朝方面，明成祖新即帝位，力图巩固边防，于是利用蒙古内部矛盾，扶持瓦刺来打击东蒙古这个主要对手，当然有时也对瓦刺用兵。东蒙古、瓦刺、明朝三方面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瓦剌与明朝建立了朝贡关系，1409年（永乐七年）明成祖封瓦刺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瓦刺乘势击败前来进攻的本雅失里和阿鲁台，迫使他们退守胪朐河（今克鲁伦河）。明朝决定进一步打击刚刚战败的本雅失里和阿鲁台，于是以本雅失里杀死明使郭骥为口实，命丘福率领十万大军北征。在胪朐河，丘福孤军轻进，渡河追敌，被蒙古军包围，全军覆没。

丘福之败，使明成祖感到，如不歼灭蒙古的有生力量，明朝的江山难以稳固，决定"亲征漠北"。在明成祖的一生中，他总共五次率兵去攻打蒙古，其中三次深入到了漠北深处。

14l0年（永乐八年）明成祖抽调长江以北全部可以抽调的士兵，组织五十万大军亲征。本雅失里听到重军压境的消息，感到害怕，打算向西方逃跑。阿鲁台认为西方瓦刺是宿敌，不肯相从。结果群臣分道，各奔东西。本雅失里在斡难河被明军追及，大败，仅以七骑逃入瓦剌，后被瓦剌所杀。随后阿鲁台在兴安岭也被明军击败。

瓦剌杀死本雅失里后，另立答里巴为汗。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趁阿鲁台新败，向东扩展势力，占领了和林。阿鲁台为了避免受到瓦刺和明朝的两面夹击，主动向明朝表示和好，派遣使者进贡马匹。明朝并不希望瓦剌坐大，于是转而扶持阿鲁台，回赠他优厚的礼品，并且封为和宁王。1414年（永乐十二年）明成祖再率五十万大军征讨瓦剌，双方激战于忽兰忽失温（蒙古土拉河、克鲁伦河两河上游之间）。瓦刺军占据山头向明军冲击，明军依靠"神机铳炮"进行轰击、取得了胜利，但自己的伤亡也相当大。答里巴、马哈木等率瓦刺余部退往西北故地，不久答里巴死去。明朝以高昂的代价暂时挫败了不断膨胀的瓦剌势力。

阿鲁台既假明朝之手击败瓦剌，势力开始恢复，控制了兀良哈三卫。1416年（永乐十四年）进攻瓦剌，马哈木败亡。马哈木子脱欢袭封顺宁王，与太平、把秃字罗向明朝谢罪，恢复了朝贡关系。阿鲁台与明朝的关系转而恶化，他经常率兵南下，劫掠边境地区。明成祖开始重新对阿鲁台用兵，不惜花费极大的人力物力，甚至杀掉反对他穷兵黩武的大臣，在1422年、1423年和1424年连续三次亲征。这三次出兵，最远到达过今呼伦湖和贝尔湖一带，然而都因没有遇到阿鲁台的主力而师劳无功，明成祖本人也死在最后一次亲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约在今多伦县境）。

从上述东蒙古与瓦刺互相斗争和明成祖五次远征的情况可以看到，蒙古的力量由于内部矛盾的加剧和明朝对此矛盾的利用，被大大地削弱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权威一落千丈，异姓封建主们割据称雄，大汗成了他们手中的工具。同时也可以看到，尽管蒙古的力量被削弱，但是蒙古的强悍骑兵，灵活机动的战术，屡次要与明朝决一雌雄的企图，仍然对明朝有着很大的威胁。明成祖采取打击东蒙古为主，打击瓦刺为辅的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这个成功并不显著，因为到底没有使蒙古人真正屈服。相反的是，明成祖不遗余力地打击东蒙古，到头来却扶持出一个更加强大的瓦剌，在他死后二十余年，瓦剌不仅控制了整个蒙古，而且危及了他的后代。从明成祖之后，明朝对北方用兵的高潮就结束了，其防线一缩再缩，一直缩到长城之内。

也先的统一

著名的瓦剌首领也先统一蒙古，是在其父脱欢经营的基础上实现的。1418年（永乐十六年）脱欢袭封顺宁王之后，便开始了称霸蒙古的活动，活动的内容一是统一瓦刺内部，二是征服东蒙古。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脱欢击败贤义王太平，控制了瓦剌，后来逐渐吞并了太平和安乐王把秃孛罗的部众，成为瓦剌独一无二的最高首领。

为了进一步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并与东蒙古争雄，脱欢拥立黄金家族成员脱脱不花为汗（又称岱总汗，太宗汗的讹译），自己以丞相名义掌握实权。而东蒙古的阿鲁台这时已经另外拥立了阿台汗（清译阿岱汗）与瓦剌抗衡。蒙古地区"一时而二汗"局面的出现，完全是割据的封建主们争夺统治权的结果。 

1434年（宣德九年）阿鲁台遭到脱脱不花袭击，大败，妻、子和大量部众被杀，损失牲畜无数，他带着儿子失捏干和剩余的一万多人马逃到母纳山（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乌拉山）一带。不久脱欢又率众来讨，阿鲁台父子战死，部众溃散，其他子孙投降了明朝。这位叱咤大漠南北几十年的风云人物就这样结束了一生。阿鲁台既死，阿台汗只剩下几百人，逃往甘肃方面，又不断遭到明军的追击，1438年（正统三年）被脱脱不花捕杀。阿鲁台的属众归于脱脱不花统领。这时，脱欢的势力几乎已遍及整个蒙古地区，他曾谋求自己登上汗位，但因他无权科研而遭到众人反对，未能成功。脱欢于1439年死去，他的这个遗愿最终由儿子也先实现了。

也先继承父业，势力更为强盛。他的头衔是"瓦刺都总兵、答剌罕、太师、淮王、大头目、中书丞相"，脱脱不花汗徒具空名，一切大权都掌握在也先手中。也先继续大力经略四方。在西方与察合台后王作战，屡次获胜，迫使一些部属归附瓦剌。1443年（正统八年）派兵围攻哈密，打败哈密忠顺王倒瓦答失里，掠取人口牲畜不可胜计，并将忠顺王的母亲（也先的姐姐）和妻子带回瓦剌，后来忠顺王被迫前往瓦剌表示屈服。也先在控制哈密的同时，与沙州、罕东、赤斤蒙古诸卫进行联结，他遣使送去马和酒，要求与沙州和赤斤二卫的首领联姻，又授沙州卫首领喃哥为平章，封锁南奔为祁王，并在这一地区设置甘肃行省。也先以软硬兼施的手段，将西北诸卫置于自己的势力之下，从而达到了在经济上控制西域通道，在军事上威逼明朝西北边境的目的。 

在东方，也先同样着力发展势力，首当其冲的是良哈三卫。三卫曾在阿鲁台的控制之下，阿鲁台败亡后，三卫由于瓦剌的联姻拢络和威势逼迫而降附，不断配合瓦剌袭击明朝辽东、大同边境，并侵入女真地区。但也先的最终目的是将三卫彻底征服，他从1445年（正统十年）起连续数年深入三卫地区，大肆杀掠，泰宁、朵颜二卫屈膝投降，福余卫人众逃往脑温江（今嫩江）躲避。随后也先又进一步控制了三卫的东邻女真，甚至使朝鲜感到惊恐。这样，蒙古的东部地区也成了也先的辖境。

雄心勃勃的也先依靠强大的武力，统一了东起兀良哈三卫，西至天山南北的广阔土地。但这并不能使他完全满足，他还要"求大元一统天下"这就不可避免地与明朝发生激烈的冲突，导致大规模的战争。

土木之役及也先称汗 

也先与明朝的战争，主要是由于经济问题而引起，同样也因经济问题而结束。

蒙古游牧社会缺乏足够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制品，在当时能够提供这类物品的地方，主要是中原地区。从脱欢时期开始，瓦剌与明朝贸易逐年扩大，贸易的形式以朝贡为主，每年入京贡使几百人，所带牲畜千余头，皮毛几千张。也先时期朝贡贸易剧增，常常一年数贡，每次贡使几千人，牲畜皮张超过一万。民族之间的和平贸易，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和社会的进步，但由于双方统治者的错误政策，却演变成了战争。

在也先方面，他为了取得更多的内地产品，凭借威势不断增加朝贡的次数和人数，甚至前一次的贡使还没返回，下一次的贡使又到了京城。这就使明朝难于筹划大量财物来购买贡使带来的产品和赠送给贡使的钱财礼品（名义上都叫回赐）。也先还虚冒贡使人数，要求以劣等马匹索取上等马价，此外他的贡使搅扰沿途居民，为害甚重。因此也失的朝贡越来越带有威逼掠夺的性质。

在明朝方面，与瓦刺进行贸易，主要是换取边境的安宁。也先的贡使一浪紧似一浪地涌入内地，明朝感到难以招架时，就硬性限制贡使人数，禁卖铁器等物，甚至以劣质产品敷衍。这种拙劣的对策，招致也先的求满和愤怒。

在这种情况下，和平贸易终于毁于一旦。1449年（正统十四年）七月，也先在明朝再次削减回赐物品之后，以要求娶明朝公主而未得到答应为借口，发动了战争。也先分兵四路进攻明朝，他自己率兵攻打大同，阿剌知院攻打宣府，包围赤城（今河北赤城县），脱脱不花袭击辽东，还有一枝军队攻掠甘肃以牵制明朝兵力。明英宗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以为皇帝亲征，瓦剌必然害怕而退兵，就率五十万军队去迎战。八月，当英宗到达大同时，在前线的明军已相继在猫儿庄（大同北）、阳和（今山西阳高）、永宁（今北京延庆东北）等地遭到惨败。英宗和王振见形势不利，仓皇回师。退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被瓦刺军追及并包围。两军会战，明朝全军覆没，王振被愤怒的部下杀死，英宗成了也先的俘虏。这就是"土木之役"。

随后也先挟持英宗经紫荆关兵临北京城下，打算以英宗为奇货，迫使明朝作更大的让步。但这时，明朝在主战派于谦等人的坚持下，已另立了新君景泰帝，并组织二十二万兵力严阵以待，记令各地兵马火速增援。在北京西直门、德胜门、彰义门外，瓦刺军队遇到顽强的抵抗，损失严重，而另一支军队在居庸关也被打败。也先的目的的没有达到，只好退兵。

1450年（景泰元年）春夏，也先再派军进攻大同、宣府、太原等地，都被击败。在军事上征服明朝，重建"大元一统天下"的美梦破灭。脱脱不花汗和阿刺知院素与也先不和，这时又单独遣使与明朝往来，使也先陷于孤立。特别是由于战争断绝了双方的贸易，也先在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所以也先主动与明朝议和，在八月将形同废物的英宗送回，双方恢复了正常的贸易关系。

也先凭借他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远不能统一中国建立新的王朝。他与明朝的战争，主要是对明贸易长期危机积聚的结果，而战争很快得以结束，则是由于长时间内形成的蒙明经济联系无法以刀剑斩断。这次战争，固然给双方人民造成巨大的痛苦和损失，但也先后来能审时度势，及时与明朝达成和议，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从这点来看，和议是有积极意义的。 

也先打败明军，俘虏了明朝的皇帝，这使他更加踌躇满志。他开始谋求登上大汗的宝座。脱脱不花虽然是也先控制下的傀儡可汗，但他并非无能之辈，史书上说他很聪明，足智多谋。他统领阿鲁台遗众后，攻城略地，实力有所增强。为了改变自己的傀儡地位，脱脱不花一方面单独与明朝频繁往来，加强政治地位，另一方面想方设法除掉也先。两人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公开化了。

战争的导火线是，脱脱不花的一个妻子是也先的姐姐，生有儿子，也先要求立之为太子，脱脱不花坚决不同意。于是在1451年双方大动干戈。脱脱不花和弟弟阿噶巴尔济吉囊（清译济农，副汗）二人率兵进攻也先。也先使用离间计，向阿噶巴尔济许诺说将来可以立他为汗，使阿噶巴尔济反过来帮助瓦剌攻打脱脱不花。脱脱不花势孤而败，逃往其前妻之父沙不丹那里，沙不丹以脱脱不花曾虐待自己的女儿将他杀死。脱脱不花既死，也先假意拥立阿噶巴尔济为汗，在宴席间将他杀害，随后又杀掉了大批黄金家族成员。

也先将对手逐一翦除，遂于1453年（景泰四年）登上汗位，称"大元田盛（天圣）可汗"，建年号为添元（天元），并封次子为太师。他派遣使者回明朝贡，明朝回信称也先为瓦刺可汗。

也先称汗，使他的政治实力达到了顶峰，但此后只不过一年左右，他就死于内讧了。1454年，阿剌知院和特穆尔丞相以求封太师被拒绝，起兵袭击也先，也先兵败逃亡，被仇人逮杀。

综观也先的一生，他继承父祖的事业，以武力征服来打破大大小小封建主们的割据壁垒，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社会的剧烈动荡，使陷于四分五裂的社会复归统一。统一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因此也先是一位顺应社会发展趋势，起过积极作用的历史人物。

但是也先的统一缺乏长久稳固的基础。首先是缺乏稳固的经济基础，原始畜牧业的自然经济使各部之间的经济联系十分薄弱，大小封建主割据一方，各行其是，也先的统一只是军事征服的结果，这样的统一不会长久。其次是缺乏强固的政治基础，当时蒙古族的传统观念是，只有黄金家族成员才能当合法的可汗， 异姓封建主称汗就是篡位，因此也先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政治危机随时存在。第三，也先称汗后，愈益骄横，对其属下阿剌知院这样的重臣也不能安抚，终酿成激变。由于这些原因，也先最后又不能避免地成为一个悲剧人物。

也先死后，统一的因素即告消失社会再次陷入分裂和混乱。收拾这种局面，使社会重归统一的，是几十年后的答言罕。

十九、清朝统治下的蒙古 

明代，女真族在东北地区兴起，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诸部，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对蒙古各部采用武力征服和政治招抚等手段，臣服内外蒙，征服卫拉特，在蒙古地区建立了一整套统治新秩序。

后金国是清朝的前身，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于1636年改国号为清。清代蒙古史（古代部分）可分如下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606年--1635年，这一时期大约30年。蒙古部始称努尔哈赤为汗，后金国建立，科尔沁等部归附后金。

第二时期：1636年--1757年，这一时期约120年。蒙古各部逐步归附清廷，从战乱逐渐走向安定，使经济逐步恢复，并且有了发展。

第三时期：1758年--1840年，这一时期约80年。蒙古社会较为安定，多种经济逐步形成，同时清朝对蒙古地区的统治加强和巩固。

第二和第三两个时期，是清代蒙古史的重点；就其地域而言主要是内蒙古、外蒙古和新疆、青海等地区的蒙古各部落所居地区。

内外臣服与清朝——蒙古与后金 

元明时期，蒙古与女真已有往来。元朝对居住于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实行设官管辖，随俗而治，并在该地区开辟驿站，实行屯田。努尔哈赤的先辈猛哥帖木儿即是元朝所辖一个万户的首领。

明代女真始分三大部，即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后又分为四部：建州部、长白部、扈伦部和东海部。他们居住于东北长白山、黑龙江、牡丹江、松花江流域及库页岛等地。历史上女真族与蒙古多有血缘关系，扈伦部所属叶赫、哈达和乌喇等部，均与蒙古有姻戚关系，建州女真与兀良哈入也有亲戚关系。女真族与蒙古地域相连，女真人与蒙古人，服饰相类，都善长骑马射箭，习于狩猎，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他们在明廷开设的辽东广宁和开原马市上，常有贸易，交易马匹。在生活的实践中，女真人学会和使用蒙古语，一度使用蒙古文，后来在蒙古文的基础上创制了满文，语言文字的相通，为女真和蒙古之间的交往创造了方便条件。

十六世纪后期，女真部首领是努尔哈赤（1559-1626），姓爱新觉罗（汉译金）。努尔哈赤时代，女真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自1583年起，努尔哈赤开始统一女真内部的战争。扈伦四部之一的叶赫部，与努尔哈赤为首的建州部有矛盾，1593年叶赫部首领布寨 和纳林卜禄联合蒙古科尔沁部的瓮阿代、莽古思、明安等人及其所属锡伯、卦尔察、哈达、乌喇、辉发和满州长白山所属朱舍里路、纳殷路等九部兵三万人，进攻努尔哈赤，史称九部联军伐满洲。联军立阵于浑河北岸，努尔哈赤率军迎战于古培山。努尔哈赤采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先战败叶赫，继之攻破哈达、乌喇等部，蒙古科尔沁部明安乘骑被陷，换骣马逃走。联军失败，努尔哈赤大胜，从此满洲威名大震。 

努尔哈赤借着古埒山战役胜利之机，派俘获的科尔沁部入返回，做争取联络科尔沁部的工作。1594年，科尔沁部明安和内喀尔喀部老萨等，派遣使臣表示停战和好，科尔沁部向努尔哈赤献战马百匹、骆驼十峰，其中马六十匹、驼六峰送给努尔哈赤本人，其余分送努尔哈赤部下。这是蒙古科尔沁等部与满洲通好之始。不久内喀尔喀五部之一的巴约忒部的恩格德尔台吉归附努尔哈赤，并于1606年率内喀尔喀五部的使者向努尔哈赤进贡，为其进献尊号，称努尔哈赤为昆都仑汗，又称神武皇帝，这是蒙古部称努尔哈赤为汗的开始，从此蒙古部每年与女真部往来。

努尔哈赤对内统一女真诸部，对外又招抚蒙古科尔沁等部，在女真贵族的拥戴下于1616年建立后金国，建元天命，是为清太祖，定都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西老城），后改称兴京，这是满州贵族建立的独立于明王朝的新政权。努尔哈赤建立新政权后，对内巩固政权，对外争取联合蒙古，目的是入主中原，取代明朝。1621年迁都辽阳，称东京，1625年又迁都沈阳，1634年改称盛京。

内蒙古各部归附清朝

蒙古高原上的大漠，史称渤海，大漠以南为内蒙古。其地域东至吉林、黑龙江界，西临贺兰山阿拉善厄鲁特蒙古，南接陕西、山西和长城，北靠喀尔喀蒙古。内蒙古地区，东有嫩江流域的科尔沁部和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巴林、扎鲁特、奈曼、翁牛特、喀喇沁和土默特等部；西有鄂尔多斯和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部居中，林丹汗为蒙古诸部名义上的大汗。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为了入主中原取代明朝，对蒙古采取了政治联合和武力征服的策略。扩充后金国实力，不使蒙古倒向明朝。采取如下几个步骤：

天命四年盟誓。天命四年（1619）十一月后金与内喀尔喀五部订立盟约，双方各派使臣参加，后金国使臣有雅希禅、希福等五人，蒙古使臣有杜棱洪巴图鲁、恩格德尔和奥巴等二十余人。双方使臣举行仪式，杀白马、黑牛，盟誓和好，合谋并立，遵守誓约，共同对付明朝。

致书林丹汗联合伐明。天命四年十月，努尔哈赤收到察哈尔林丹汗的使者康喀儿拜虎带来的信，书信主要内容：一是林丹汗自称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向水滨三万人的满洲国主努尔哈赤问安；二是表明察哈尔部联合后金国攻打明朝。第二年正月，努尔哈赤派使者硕色乌巴什复信往见林丹汗，明确表示满洲与蒙古服制相类，应联合伐明，指出明朝以重利拉拢察哈尔是因为后金要攻打明朝之故，表示愿与林丹汗"合谋"，"以伐深仇之明"（《清太祖实录》卷7）。同时信中也批驳了林丹汗自称四十万众之主的言论，告诫林丹汗不要忘记元朝是为明朝所推翻的事实，他哪里是四十万众之主。万众之主也称不上，以此坚定林丹汗与后金联合伐明的决心。

天命九年盟约。努尔哈赤为主攻明朝，一方面联合蒙古内喀尔喀五部，壮大自己力量，另一方面要防止察哈尔部的崛起，真正成为蒙古各部之主，为此要联合与察哈尔有矛盾的科尔沁部，利用蒙古内部的矛盾，使业已存在的与后金有往来关系的科尔沁部，通过盟约形式加以巩固。天命九年二月，努尔哈赤派遣使臣库尔禅和希福前往科尔沁部，与科尔沁部首领奥巴等会盟，双方订约：联合进攻察哈尔林丹汗，任何一方不毁约，不单独与察哈尔会盟。盟约对双方有利，科尔沁部借用努尔哈赤的力量是为了摆脱林丹汗的统治；努尔哈赤利用科尔沁对付察哈尔，以解除伐明的后顾之忧。 

援助科尔沁，打败林丹汗。林丹汗为继承祖业，统一蒙古各部，力图恢复大汗在左右翼的权威统治。对内采取掠夺方式，夺取其叔祖代青贝勒所属石纳明安部落的属民和牲畜；对外攻伐蒙古各部，向科尔沁等部征兵括马，强索飞鹰和名马，使蒙古各部纷纷脱离察哈尔，投奔后金。天命十年林丹汗率兵进攻科尔沁；围奥巴所居格勒朱尔根城，奥巴向努尔哈赤告急，要求他履行盟约，出兵援助。努尔哈赤派其子皇太极选精骑五千驰援。林丹汗围城不克，又听到皇太极来援科尔沁，撤围城兵而走。奥巴因战察哈尔之功，努尔哈赤于天命十一年封奥巴为土谢图汗，是为科尔沁第一代土谢图汗。皇太极也曾于天聪二年（1628）与蒙古喀喇沁部盟誓，共同对付察哈尔。随着科尔沁部归附后金，自天命至天聪年间内蒙古的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喀刺沁以及鄂尔多斯、归化城土默特等部相继归附后金。

努尔哈赤死后，1626年九月皇太极即位，定明年改元天聪，是为清太宗。皇太极继承其父遗愿攻打察哈尔，追林丹汗至归化城，并占领了归化城，林丹"殂于西喇卫古尔部落打草摊地"。皇太极于天聪八年（1634）又获蒙右的玛哈噶喇佛像相传国玉玺，次年林丹汗的妻子苏泰哈屯率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和属部投奔后金。这样以林丹汗为代表的成吉思汗家族的统治宣告结束。

l636年四月皇太极在盛京召开大会，内蒙古十六部四十九名王公贵族与后金满蒙汉文武百官参加，以得佛像和传国玺为契机，实现其登极称帝的愿望。参加大会的内蒙古十六部有：察哈尔、科尔沁、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敖汉、奈曼、巴林、土默特、扎鲁特、四子部落、阿鲁科尔沁、翁牛特、喀喇齐哩克、喀喇沁和乌喇特部等。察哈尔部的额尔克孔果尔额哲、科尔沁部的土谢图济农巴达礼和翁牛特部逊杜棱等参加大会。蒙古各部代表与满蒙汉各大臣，以满蒙汉三体表文上书，共推皇太极"博格达彻辰汗"即宽温仁圣皇帝，建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会上对蒙古部王公台吉分别封以亲王、郡王等爵位和赐以达尔汉诺青等号。从此皇太极不仅是大清帝国的皇帝，而且也成为内蒙古各部封建贵族的汗王。

喀尔喀蒙古臣服于清朝

喀尔喀蒙古（即明代外哈喇哈部）地处瀚海之北，称外蒙古，又称漠北蒙古。明末分三部，清为四部。东临黑龙江将军辖境，西至阿尔泰接新疆，南至瀚海与内蒙古相连，北与俄罗斯接壤。

明末，喀尔喀部归察哈尔林丹汗管辖，察哈尔归附后金，喀尔喀部也与后金有往来。向后金国贡驼马，崇德间始贡"九白"，顺治朝设八扎萨克，分左右二翼，康熙间正式归附清朝。初分三部为十谢图汗部、车臣汗部和扎萨克图汗部，雍正间增赛因诺额部，遂称喀尔喀四部。

喀尔喀蒙古归附于清朝，经历了一个由通贡贸易到正式臣服的过程，经历了几十年时间，有的部落与清朝来住多些早些，大致经过了内部矛盾，外部入侵：两次会盟等过程。

喀尔喀蒙古王公贵族为争夺牧场、牲畜和属众发生内讧。康熙年间，扎萨克图汗成衮和土谢图汗察浑多尔济因争夺逃亡属众发生战争，而后沙喇继任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执杀扎萨克图汗而夺其妾。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准噶尔蒙古噶尔丹，乘喀尔喀内讧之机，率三万骑兵入侵喀尔喀；喀尔喀牧民在战乱中多逃住内蒙古，清朝政府将他们安置在乌珠穆沁、浩齐特、扎赉特、阿巴噶、乌喇特、茂明安、四子部落等各部游牧地的界内或界外。土谢图汗部骑兵与噶尔丹在鄂罗会诺尔鏖战三日，察珲多尔济兵败后，联合其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吁请内附"。

库抡伯勒齐尔之盟。康熙间扎萨克图汗部与土谢图汗部因争属众发生战争。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政府派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会同达赖喇嘛代表噶勒旦西勒图前往调停。清廷目的是保卫边境安全。集中力量在东北对付沙俄入侵。土谢图汗部代表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扎萨克图汗部代表沙喇与清政府代表阿喇尼和达赖喇嘛使者，四方代表会集库抡伯勒齐尔，在会谈中下令土谢图汗部"尽遣所收逃众"，扎萨克图汗部也应如数归还，四方商谈未达成协议，土谢图汗部仅以一半逃众归还扎萨克图汗。这次会盟为后来的多伦诺尔会盟打下基础。

多伦诺尔会盟。喀尔喀王公贵族内讧，噶尔丹乘机进攻喀尔喀，迫使喀尔喀民众南迁；清廷为了巩固北部安全，选择了内外蒙古适中地点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具）。康熙三十年（1691）4月，康熙帝亲率文武百官及上三旗官兵，由张家口出边"抚绥"蒙古，派遣兵部尚书马齐前往多伦诺尔安排会盟礼仪。外蒙古三汗随内扎萨克四十九旗王公贝勒贝子公等先期到达，先驻离多伦诺尔御营百里之外，后移至五十里之外驻帐。届时外蒙古汗济农台吉等三十万人列于右，以土谢图汗察浑多尔济为坐次之首，与众百官朝见康熙帝。通过这次会盟在喀尔喀蒙古实行内扎萨克蒙古的设旗编佐制，在保留喀尔喀三部汗号的基础上，去其原有的济农、诺额之名，与内蒙古四十九旗一例编设，并对三部各济农诺颜等封以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爵。从此喀尔喀蒙古正式列入清朝版图，这对于加强清朝北部边防，巩固统治，有力抵御沙俄入侵，以及恢复喀尔喀民众因战乱受到破坏的生产、生活，是有积极意义的。噶尔丹的进攻，使喀尔喀牧民的生产遭受破坏？大批难民生活贫困，他们失去牲畜和蒙古包。清朝政府对南逃的喀尔喀牧民采取了一是赈济，发归化城、张家口和独石口的粮食，赈济难民；二是派清朝所属官员、从归化城和四子部落抽调官员前往管理；三是设临时扎萨克，管辖逃来之众。喀尔喀蒙古遂成为清朝的北部屏藩，防备朔方，比长城更为坚固。

在喀尔喀蒙古归附于清朝的过程中，值得记一笔的人物是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他姓博尔济吉忒，原名扎那巴扎尔，为土谢图汗衮布多尔济之子，察珲多尔济之弟。1634年（天聪八年）转世，后入藏学法，返回喀尔喀，宣扬黄教，僧众称为温都尔格根。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喀尔喀的僧俗封建主有的主张投奔俄罗斯，有的主张投靠清朝，众议不定，众人请决于黄教首领扎那巴扎尔。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认为俄罗斯素不奉佛，风俗与蒙古不同，语言和服饰不同于蒙古，因此投靠俄罗斯不是久安之计。赞同车臣汗部纳木扎勒首倡内附清朝的意见，带领喀尔喀僧俗封建主及其属民南下求援归附清朝。清廷令其掌管喀尔喀黄教事务，是为喀尔喀第一世哲布尊丹巴，蒙古称其温都尔格根。年九十圆寂。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蒙古灭宋花费四十余年，而满洲灭明仅仅花费数年？因为前者是“统一战争”而后者仅仅是“接管战争”。儘管，滿清徹底壓住各地的零星反抗，也花了數十年。

回頭看蒙古，除了统一各部外，先后灭西辽、花剌子模、西夏、金、朝鲜、南诏、宋等七国，与秦灭六国何其相似乃尔。

元灭宋的背信弃义及残暴不仁，与秦灭楚的背信弃义及残暴不仁，何其相似乃尔，故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红巾军与明朝都是崛起于南宋故地，岂是偶然？

【48、岂有文章倾社稷，卻有岂有文章覆政權】

《岂有文章倾社稷——看守所札记》（荆楚 2009年5月29日）報道：

“三家村”文字冤狱的唯一幸存者廖沫沙先生，在哀悼其同冤亡友邓拓先生一诗中，有“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一阕。我今天也借来一用，颇能说明我写作此文之主旨。

自我被广西警方“刑事拘留”、然后获得“取保候审”释放出来之后，常常遇上国内外众多朋友的关心和询问。我只好就此问题一一作出扼要的答复。但经过多次答复之后，仍时不时遇上网上朋友们的关心和询问。我想，朋友们的惦记和关心，这给我精神上很大的安慰，也让我感到温暖。今天，特以此文向朋友们作一个简单的汇报。或许能给耽心被当局构陷迫害的朋友们，提供一点借鉴或启迪。

今天，我颇费心血地记录下这一切。窃以为，也能给受到当局非法迫害、而被迫长期避居海外、对中国社会颇感隔膜的民运朋友们，提供一点了解中国当前的世态民情的基础性素材。

一、国难日，我被抄家和刑事拘留

这些年来，我不屑于为虚假庸俗的喉舌媒体写作，不愿帮助这些喉舌媒体制造文字垃圾。并认为——倘若国内这些喉舌媒体刊出了我的文字，那是对我的极大侮辱。且暗暗发誓：倘若再为这些虚伪的媒体写作一个字，就砍去自己的右手。

自我秉持这种写作态度之后，因而就笔走偏锋，快意恩仇。写心中之所想，诉心中之郁积。写作和发表了不少文字。有的还流传得很广，颇受海内外朋友们的偏爱。

我明白，在共产中国，要讲心中的大实话，就会随时面临牢狱之灾。只能谀词滔滔、马屁滚滚地歌功颂德，只能整天戴着假面具、言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虚伪言辞，只能讨论一些似是而非的伪问题，才有可能谋得自身和家人的安逸。

我也明白，这些年来，当局迫害国内良心人士，渐渐地变得“精明”起来了。他们常常使用“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的手段，来对付国内的良心人士。以免受到民主世界和文明社会的遣责，以维护党国的“国际形象”。

前些年，当局也想用“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的手段来搞我。因为当年我曾有较长时段担任过颇有实权的信贷科长。于是，他们相继去了我过去工作的工商银行去调查，看我是否有贪污受贿的蛛丝马迹？他们的企图落空之后，又去税务部门，看我是否有偷税漏税的行为（这些情况都是这些部门工作的朋友，事后询问并告知了我）？

因为前些年，自我失业之后，曾开过一爿农业技术服务的门店。税务部门告诉他们说，农业技术服务的行业是免税的。于是，他们又到了工商部门去调查。查看我的营业执照上的问题。全州东门工商所对他们说：“他以失业人员的身份来这里申办营业执照。因为涉及失业优惠政策落实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批给他……”

在我没有任何“非政治化”的问题值得他们继续搞下去之后。有一次，在我采写了一篇《全州有这样一位抗战老兵》的文章发表后，他们还故意误以那篇文章是我弟弟所写。于是四五个警察，浩浩荡荡杀向我弟弟的工作单位，三番五次找到我弟弟的单位领导，要其单位领导对我弟弟多加管束云云。

弟弟被吓得不轻，于是告诉我这些情况。我则告诉弟弟：“不是你干的事情，你把他们轰出去就是……”我知道，他们用的是“敲山震虎”的伎俩。以使我的家人感到异常恐怖而向我施压，迫使我放弃写作和表达。

在他们“敲山震虎”伎俩落空后，只好直接找到我妻子，跟我妻子说：“让你老公注意啦！再这样下去，孩子上学和你本人的前途要受到严重影响”云云。妻子回来后，就跟我怄气。我则跟她解释说：“我没做什么呀！我只是表达了不同的思想观点罢了……”

我当时很气愤，就找到全州国安科，对那里的警察说：“男子汉大丈夫，做事情应该光明磊落。去吓唬女人和孩子，算什么本事？……”那位常常跟我称兄道弟的国安科庾队长，则打马虎眼说：“没有的事情呀！可能是误会吧！”

（在我被拘押期间，妻子遇上这位庾队长，对他很是反感和恼火。于是她就当众抢白这位庾队长曰：“别看你平时跟我老公称兄道弟的。关键时刻，则在背后捅刀子……”庾队长被我妻子当众这般数落，气得哇哇大叫，口中不知所云地申辩。但他在我出狱后，遇上我，则悻悻然地干脆躲着我走开……）

我知道，当他们的企图都落空之后，他们迟早会赤膊上阵的。

尽管事先预知了这一切，但在我被拘捕的前几天，常常感到烦躁不安。也许是我主在默默地提醒我，而我没有足够的灵慧来领悟。也许是人的第六感觉。我也解释不清的。

在这种烦躁不安的折磨下，当天下午，我又去找堂弟聊天。但聊了一会儿天，仍然难以排遣这种烦躁不安。于是就去了新华书店。

正当我在书店胡乱翻看书籍的时候，突然接到过去要好的同乡加同事蒋平荣的电话，说有要事跟我商谈……于是，我就回到宿舍区。遇到蒋平荣，问他有什么事情。他却含糊其辞，顾左右而言他。

回到工行住宅小区只一会儿，我立即被七八名警察截住。警察把我家门口用汽车堵住之后，声言要跟我谈谈。

对我来说，警方找我“喝茶”，这已是家常便饭了。我当时以为，他们会像往常一样，只是谈谈话，或对我威胁一番而已。也没有特别在意，就打开家门，让这群警察进了屋。

但他们进屋之后，立即询问我的书房在哪里？于是，我带他们进入到我的书房，还玩笑着很他们说：欢迎参观！

他们进到书房之后，才跟我说，要对我进行“依法”搜查云云。因为是由全州国保科的警察带队（我们这里又称国安科），他们也没有向我出示搜查令和警官证件，就开始抄家了。

抄家过程中，我感到很气愤，就对他们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我甚至可以把我的卵子捞给你们看！而不像你们，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却整天干着祸国殃民的勾当！”还顺口骂他们——“是一群公开抢劫的匪徒。”

他们被我激怒，乃狡辩说：“你不要闹，我们是依法办案。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已由不得你了。”

特别是那位姓李（在我不知道他实姓赵之前，他一直声称自己姓李）的主办警官，他一直虎着一张黑脸，对我凶巴巴的样子，使我特别反感。

因为我在一篇文章中引用过宋代诗人王庭坚的诗句，就顺手将王庭坚的名字写在一张小纸片上。当他看到我电脑桌上写着王庭坚的名字的纸片后，就虎着脸说：“好啊！你跟王庭坚也有联系？”

我当时气不打一处来，就更为恼火地回敬他说：“不读书的人，俗不可耐！我不想跟你这种俗不可耐的家伙说话！黄庭坚是宋代的诗人，我怎么跟他联系？回去多读点书吧！不要这样四肢发达而头脑简单！”

（这名赵姓主办警察在我被拘押期间，一直谎称自己姓李，并让我叫他小李就是。出狱后，全州国保科的警察告诉我说——他姓赵呀。在我取保候审释放出来之后，由于他负有监控我的任务，乃多次打电话询问我的近况。有一次，他打电话时说失了口，开口就说“我姓赵”。我乃嗤笑他说：“我早就知道你姓赵啦，我是要看你说谎到什么时候？看你什么时候才能诚实起来？”以后就不特别提示了，只好用“李（赵）”的字样来说明。后来这位李（赵）警官跟我说过：“其实我是知道王庭坚是宋代的大诗人的。因为看到你当时很激动很反感的样子，就没有当面辩驳。将心比心嘛！就算我遇上这样的抄家，也一样生气的”）

他被我痛骂之后，收敛了许多凶巴巴的样子。只顾吩咐其他警察翻箱倒柜的查抄电脑、书籍、通讯资料和文具用品等。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查抄，到18点钟左右，他们终于查抄完了。他们把查抄出来的物品清单抄写好之后，就要我签字。当我落款“2007年12月13日”字样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今天是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于是扭头跟他们说：“你们选了一个很特殊的日子，来对我抄家。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他们回答说：“不知道。你说今天是什么日子？”

我说：“七十年前的今天，日本侵略军攻破我中华民国的首都，并实施了南京大屠杀。今天是我中华民族的国难日。你们在今天来对我抄家，与当年的日本鬼子是一丘之貉！”

二、刑事拘留

签字之后，他们要我跟他们走一趟，说还有话要问我。

我说：“家都让你们抄了，还有什么话要问的？”

他们说，“希望你配合！不然采取强制措施，还是跟我们走的好！”

我知道说什么都没用，就走下书房，走出家门。

临出家门，我吩咐妻子把家里的地面扫一扫。因为那么多警察在我家里抽烟和上下走动，把地板弄得脏兮兮的。

妻子则坐在电视前一动不动呛白我说，“你晓不得自己回来扫！”我在心里暗想，这很可能是生离死别呢！她竟然这样？

看到妻子这种表现，我当时确实感到很伤心难过。我在心里说：也好，我们的心灵很隔膜。我现在横下一条心，去牢房里过一辈子算啦！

（我出狱后，妻子心里由衷地高兴，笑意写在脸上。我就问她，当时你为何对我那样冷漠？她说她是“外冷内热”，不让警察看出她的内心的伤心难过……我就骂她：傻婆哦！你不知道，你的这种表现，连警察都小瞧你呢！他们说你跟我相比，是一个很普通的妇女。我心里明白，他们没有将“下里巴”一词说出口罢了！我都感到脸上无光哩！）

下楼之后。我绕过堵在我家门口的那辆车，而往外走去。这时，他们神情紧张，如临大敌。前后左右都有人围上来。有的人甚至要拔枪的样子。我顺势坐进他们停在家门口稍远那辆车上。那名主办警官只好跟着我坐上那辆车，一起开进了全州北门派出所。

三、狗拿耗子的北门派出所

在去北门派出所的路上，那名主办的李（赵）警官一改他始终虎着的脸，很诚恳地对我说：“老兄骂得对啊！今后我要多读点书了。不然，闹出今天这样的笑话……”

这些年来，我预感到自己随时有被捕的可能。有好几次，我想把民运朋友的联系方式告诉妻子。一旦被当局拘禁，起码让世人知道。而妻子却以工作繁忙为理由，说她不感兴趣，也不想关心，我只好作罢。我想，在自己被拘捕时，就靠自己设法把信息发给朋友们吧。万一发不出，那就认命吧！（但经过这次事件后，妻子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才有了180度的转变。）

到了北门派出所，他们把我带到三楼的一间办公室。坐了一会儿，我当时虽然没有上厕所的必要，乃声言要上厕所。进了厕所，我把门闩上，然后将我被抄家和拘押的短信息，草草发给了贵州的李任科先生。然后才走出厕所，与在门外等待的警察一起回到审问室。

（在我被“取保候审”释放出来后才知道，我把短信发给李任科先生之后，李任科先生及时将短信在博讯等网站上公布了出来，然后很多BBS相继转贴了出来。大约在当天的21点多以后，国内外的很多朋友纷纷打来电话询问。其中有不少海外媒体的记者朋友。如法新社、美联社、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无疆界、德国之声、中国人权论坛、中国人权、民生观察、独立中文笔会等媒体或组织的关注。我妻子就我被抄家和刑事拘留的问题，如实地作了回答。引发了很多朋友对我被拘捕事件的抗议声浪。如郭国汀、胡平、胡佳、李元龙、野火、刘路、齐志勇、贵州民运圈的全体朋友、美国参议院对华办公室的焦柏古先生等等。这些朋友还通过电话，给予我妻子多方鼓励和安慰，劝她放下心理包袱，让她勇敢地面对。也有一些国内的读者朋友，尽管在国内各大网站贴出这个消息，就被立马删去。但他们仍然孜孜不倦，而在一些不太引起关注的地方，发出抗议的声音。在此，我要对这些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正是这些朋友的呼吁和声援，让当局有所忌惮。这对于我获得“取保候审”释放，有一定的作用。因为中共当局对国内人民青面獠牙，却害怕文明世界的曝光。他们在国内当婊子，但却想在国际上立牌坊。这是中共当局的虚伪之处，也是中共政权的软肋。胡佳先生在我出来后，他也被当局构陷关进去了，并被冤判了三年半。他身体不好，却正在狱中受折磨。我很为他耽心，但又无可奈何）

在北门派出所等待一个多小时之后，该派出所民警唐实琼和指导员阎展明来询问我。他们问我犯了什么事？我反问他们：“我犯了什么事，我实在不知道。你们都不知道我犯了什么事，就去我家里抄家。这是不是执法犯法？是不是违法乱纪？”

他们被我这样质问，感到很尴尬。乃有一答无一答地问了一些话，作了一个记录之后。以便向上级交差。

在这个问话过程中，我跟他们说，“这件事情与你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一不偷、二不抢，三没打倒共产党。你们瞎掺乎这件事，完全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有些事情，说了你们也不懂。你们这样乱搞，搞得我毛火了，我会控告你们。把你们送进牢房里关几年！你们信不信？”

这时，民警唐实琼就跟北门派出所指导员阎展明说，“老大，我们确实不该管这样的政治案件，越问越感到不对调了。你去把桂林有关人员叫来吧！我们应该把这件事情交给他们来办……”然后回头跟我说：“我们吃这碗饭，要听领导的安排。你是读书人嘛，就不要责怪我们啦。我们也是有苦难言的……”然后他们就走了出去，说让我等着。

在这个等待过程中，有两个年轻的治安队员来负责看着我。我则跟他们笑谈闲聊来消磨时光。

交谈闲聊一会儿之后，两名看管我的治安队员感到迷惑不解。说我是一个心慈面善的大好人，有文化，又有修养。怎么也被捉进来了？

我告诉他们，我一不偷，二不抢，三没打倒共产党。把我抓进派出所，我实在不知道你们北门派出所搞了什么名堂……

后来，广西公安厅偕同桂林警方只好出面来审问我……这样的审问和等待，一直折腾到次日凌晨一点多钟，警方才开来了“刑事拘留通知书”，要我签字。

我当时没有想到他们这样胡搞，就很生气地跟他们说，“历史终将证明我无罪，有罪的是你们这帮丧尽天良的家伙。历史终将把你们钉在耻辱柱上去的。你们的家人和后代，也会因为你们的行为而抬不起头来、无脸见人的……”

在桂林警方审问我的过程中，我当时感到肚子饿了，于是顺手想往家里打电话，想问问还有饭菜没有？或叫家人送点饭菜过来。他们看到我掏出手机，乃跟我说：“等一会儿我们打快餐给你吃，不用你打电话的。”顺手把我的手机夺了过去。

打来的快餐，只有一份。我当时确实耽心他们在食物里面下毒。我想，既然到了他们手上，横竖不过一死，先吃饱再说吧！饥肠辘辘去做鬼，也不好。就开始用餐。但用餐之后，当着他们的面，我留下食物的样本放进口袋里……

桂林的警官问我这是做什么？我说：“我耽心你们下毒，就算我被你们毒死了，起码也有个说法。”

那名警官见我这样，乃极为愤怒，脸差不多变成了猪肝色：“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把我们看成什么人了！真是！……”

我说，“君子不君子，以后可以证明。现在，我只能把你们看成一群‘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小人。你们必须昧着良心做坏事，才能保住你们的工作。否则，就保不住饭碗……”

我在那份“刑事拘留通知书”上签字之后，就被警车押送进了全州看守所。路过北门派出所的门房时，他们让我带上被子，我才知道家人早把被子送来了。

（出狱后，堂弟告诉我——听说我被拘押之后，堂弟和弟弟早就把被子送到了北门派出所。他们想打听打听情况，却被北门派出所的警察推到了外面。他们于是想去对面的楼房上看看，却因为相隔太远，而没有看到我。）

临进看守所的大门，我再次跟那名主办李（赵）警官说：“我不怕坐牢，也不怕杀头。但请你记住了——别看你们今天闹得欢，耽心将来拉清单。历史会记住你的罪恶，把你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你们的家人和后代，都会因为这桩丑事恶事，而抬不起头的……”

他则很傲慢地回答说：“今天我有权力，先把你钉到看守所再说……”

四、审问过程概述（一）

进看守所一个月，有二十多天的时间，都在审问我。审问过程有摄像机对着，进行摄像和录音。因为第一次在审问室审问，我就声明了——“在这种铁门铁窗的环境下，不但精神上很受压抑，也感到不习惯。以后在这种环境下审问，我会拒绝回答任何提问。”因而，后来的审问，就一直改在比较宽敞的医疗室了。

审问过程很漫长，牵涉到不少政治、历史、哲学、信仰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民主人士来说，都属于基本常识，能够形成理解上的默契。但而对他们讲来，却需要我颇费口舌解释许多基本概念，才能让他们有所理解。这些政治鹰犬虽然上了大学，但他们只学到一些党八股和假大空，没有学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需要我花上不少时间，来跟他们进行详细解释。就像是给一班基础很低的学生上课。

在这个“上课”过程中，有时搞的我很烦。于是多次嗤笑他们，“你们上大学的时候，是不是吹牛屁眼去了？或许是国内的教育体系，只知道灌输马列毛邪说，根本就学不到什么东西！”

他们被我这样嗤笑之后，很不服气地反驳说：“你也没有出国留学嘛，那你是怎样学到这些东西的？”

我于是告诉他们：“我正是对假大空、党八股这一套语言符号系统有所醒悟之后，并在对之进行批判和否定性思考的基础上，才获得自己的独立见解。如果我不能跳出这个‘法西斯语言符号系统’的精神控制，也许我今天也跟你们差不多的……”

这种审问，动辄就是半天或一整天。全州看守所的警察也对此感到迷惑并感叹——案情怎么这么复杂呀？他们也很好奇，喜欢站在窗下或门外旁听我嬉笑怒骂地跟警方的辩驳。有几个听了之后，反而感叹说：咱们全州要出贵人了……

看守们的这种感叹，说明共产党政权在道义上的全线垮塌——连看管我的看守警官，不但不把我看成罪犯，反而把我看成了“贵人”呢……

旁听过我辩论的看守所的干警们，对我的案件议论纷纷。后来，广西公安厅的那名头头看到这种状况之后，就不许他们去旁听了。每当看到有人站在门外或窗下旁听，他则把手一挥，眼睛狠狠地一瞪。看守所的警官们只好纷纷退去。

上司的粗暴制止，并不能打消看守们的好奇心，很可能强化了他们的好奇心。于是有几位看守别出心裁，借在医疗室外窗下的水龙头搓洗衣服的机会，长时间站在那里默默地旁听，并慢慢无声地搓洗那些衣服。而那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明明知道他们是借洗衣服的名义来旁听，也不好意思轰他们走了。

由于长时间的审问，常常耽误看守所用餐时间。在我吃了几次冷饭菜之后，肠胃很不舒服。于是要求他们的审问不要耽误我的用餐时间。

后来，遇上长时间审问而耽误了我的用餐时间，审问我的警官就从外面打来快餐，跟我一道用餐。有几次，审问我的警官有聚餐会需要出席，则由全程陪同他们的全州国保科的警察，从看守所的干部食堂中，给我打来热饭菜。

打来的饭食质量，当然要比笼子里的强得多。于是我边用餐边感叹：这才像人吃的饭嘛！这位大哥还是个大好人的！笼子里面的饭菜，真像猪狗食呢！不是酸菜萝卜，就是豆皮汤，或是白菜叶。清汤寡水，看不到一点油星子。倒在地上，狗都不想闻一下的……

全州国保科的郑警官，他有一次指责我：“想那么复杂的问题干什么。吃饱了撑得没地方消化是不是？对于你的案件，光接待上级领导，就把我们累死了。好好地生活着，多赚点钱把生活搞好点，这才是正理嘛……”我乃回应他说：“那不是生活，仅仅是活着而已。就像鸡一样，整天脑袋一伸一缩，在地上寻找食物。你脑袋里面是不是全是一团浆糊？”

因为这件事，他在外面跟我家兄诉苦说：“你弟弟好怪呢！那天骂我脑袋里面全是一团浆糊，我打了一个好饭给他吃，他就说我是个大好人……”

在我被关在笼子中的时候，遇上一些还不认识我的警察去“查笼”，他们总要点上我的名，把我叫到前面，让他们上下左右看个够之后，然后再吩咐同一笼子中的其他嫌疑犯人，要大家不要欺负我云云。

几个牢头则纷纷表示：X所长，你就放心吧！我们绝对不会欺负他的。他是我们这里的大教授，是个大好人，我们很喜欢他的……（看守所里的嫌疑犯人们，不管这些警官们的职务是什么，一律叫他们“所长”）

桂林警方对我的审问过程，也是我舌战群盲的过程。他们用党文化的概念符号系统来质问我，而我只用几句话，就把他们这种党文化的概念符号驳斥得乱了阵脚。

整个审问过程，用他们后来“取保候审”释放我出来时悄悄地对我说的话来说：“整个审问过程，不是我们在审问你，而是你在审判我们呀！不是我们改变你什么，而是你改变了我们！”

五、审问过程概述（二）

这个审问过程，说来颇为有趣。我把他们的所有指控都驳斥得理屈词穷，使他们甚感难堪。使他们七八个人站在我面前，总是感到心虚理亏，没了底气。

当时，我对他们的辩驳，可以说是思想灵动，妙语连珠，口若悬河，声震屋瓦。直到到今天，我都为自己当时的表现感到惊讶。仅在气势上，就让审问我的警察感到自惭形秽，矮了半截。何况他们提出的东西，在我的驳斥下，根本站不住脚。

当然，能达到“思想灵动、妙语连珠，口若悬河”的境界，还有赖于我常常琢磨他们会提出哪些问题？然后思考应对的方法。当时我想，他们整天琢磨怎样对付我，我为什么不可以琢磨琢磨怎样来对付他们？

我还时不时跟他们说：“我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透明的。连我的心肝，也是亮堂堂的。我甚至可以把卵子捞给你们看。让你们看看，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不像你们，整天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却干着这种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桂林地区的方言，捞卵子给对方看，是极为愤怒地蔑视对方的意思）……

他们就说我在侮辱他们。我则反问他们：“把一个对国家民族负责任的公民，无缘无故地关进看守所，进行构陷迫害，难道就不是对我的侮辱了？！”

审问我的警官乃说我态度强硬。那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乃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语气跟我说：“王德佳，你的事情，要说大就大，要说小就小。关键取决于你的态度。认识态度好，可以什么事情也没有。认识态度不好，判你十年八年又怎样？！”

我当时正在气头上，乃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按照你的这个说法，那么中国的所有法律，都等于废纸。中国的所有司法机构，都等于狗屁。中共政府所说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言辞，那完全是对全国人民欺骗，对全世界的欺骗。因为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不是根据法律和事实，而是取决于你们是否高兴。你们高兴了，就可以没有任何事情。你们不高兴了，就可以把人往死里整……按照你这个说法，那么所谓的依法治国，完全是等于共产党脱裤子放响屁？！”

那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又说：“共产党不是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嘛！三个代表……”

我立即反驳说：“任何一个政党，都是一部分政治理念相同、或利益诉求相同的人的集合体。这是基本的政治常识。代表全民族利益的政党，世界上没有一个。只有脑膜炎后遗症，才相信一个政党能代表全民族的利益！什么三个代表，我只能说是三个狗屁……”

“我还要在这里声明，我所说的共产党，只是指极少数的党魁寡头。只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几个人，才算真正的共产党员。其他的普通党员，仅仅是一组毫无意义数字。在我批评共产党的时候，请你们不要自作多情……”

那位公安厅头头被我这样无情的抢白，哑口无言，甚感狼狈。当天的审问结束后，待那位头头出去了，那位主办李（赵）警官跟我说：“你不要这样冲撞我们的领导嘛。这样对你不好，对我们争取对你的宽大处理也不利嘛。”

我于是回答他说：“既然站着进来了，我就打算横着抬出去的。他是你们的领导，又不是我的领导，关我卵事。领导不领导，只要讲得有道理，我就服他。如果想以势压人，我不吃这一套。”

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嗤笑他们说：“你们应该做两套不同的衣服嘛。”

他问：“为什么？”

我说：“一套衣服前面短后面长，用来鞠躬哈腰地对待你的上司。一套衣服前面长后面短，用来昂首挺胸地对待我……”他听了之后，也忍不住笑。并在我肩上拍了一巴掌说，“你这张嘴巴呀”……

这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吃了好几次这样的亏之后。于是在以后的审问过程中，他变得谨慎多了。往往是任由手下警官跟我辩论，而他像一个裁判员那样，坐在一边默默地听。只有在他感到我言辞上有破绽的时候，才出来跟我辩论几句。如果辩论失利，则赶紧闭嘴。

有一次我说：“我信奉伏尔泰的那名言，即‘我虽然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而你们的宗旨则是，‘我虽然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要坚决禁止你说话，封住别人的嘴巴……’”

“我的写作和表达，如果你们认为我说得不在理，完全可以跟我公开展开论战，或展开对我的批驳。哪怕把我批驳得体无完肤，我也热烈欢迎。你们在道理上说不过我，就横蛮地抓人。这是什么逻辑？你们是不是认为，手上有枪就有“道理”？这应了中国一句俗话？叫做‘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

“你们是不是像共军或党卫军一样，都是一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竟然用坦克机枪达姆弹、来对手无寸铁的父老乡亲开枪？这样一支邪恶的军队，如何让全国人民看得起它？”

“当年的六四大屠杀，连共军内部有良知的军官，也为之感到羞耻和愤怒。这种羞耻和愤怒，酝酿到一定程度，迟早会有一天，他们会把刺刀刺进独夫民贼的胸膛……”

趁他们默然，我说：“我认为，只有允许人民思考和表达，才能使我们这个社会走向理性和文明。动不动就对公开讲了真话和实话的公民进行构陷迫害的社会，只能使人民的良知和智慧受到严重的压抑和窒息。只能使这个社会没有任何活力。只能使我们中华民族永远趋于落后愚昧……”

“这样的社会，只能造就麻木和冷漠的民众。黑格尔说过，‘麻木和冷漠的民众，是专制政体最稳固的群众基础。’你们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中华民族，都变成一具具没有思想和灵魂的行尸走肉……”

“你们施行这项反人民的政策，几乎把中国变成了一片思想的荒原，变成了一片文化的沙漠。造成了中国的文化、科技、教育事业的全面落后。造成了贪腐遍地，人欲横流、国将不国的社会现实……你们不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反认为是一项光荣使命！是不是？”

……

六、三项指控罪名

1、“公然侮辱毁谤他人”

因为我在《自由中国》和《阿波罗》等网站上发表了《从三伦看毛泽东之为人》三篇连续性的史论短文。于是，警方最先是以“公然侮辱毁谤他人”的名义，对我进行抄家和刑事拘留。

当警方提出这项指控时，我反过来嘲笑他们——“你们这样乱搞，是执法犯法，是违法乱纪。你们警察不应该是一群法盲吧！”

他们很不服气地说：“你放心好了，我们没有乱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按法律程序走的，是有法可依的……”

我于是跟他们说：“你们难道不知道？‘公然侮辱毁谤他人’，这是民事案件。民事案件的一条重要司法原则，就是——民不告，官不理。既然你们指控我‘公然侮辱毁谤他人’，那么请你们告诉我——原告在哪里？就算有了原告，也不由你们来执行。而应该由法院来处理。你们这样乱搞，不是‘法盲’是什么？不是‘执法犯法’是什么？！”

那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听到我这样指责他们，乃很不服气地大声说：“你才是法盲。请你去钻研一下有关的法律条文。”并说，“我们国家法律，就是不许公开批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大家都像你这样，岂不天下大乱……”

我乃进一步质问他说：“请你指出来，中国哪一条法律写着‘不得批评党国领导人’？按照你这个说法，那么中国政府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所承诺的‘依法治国’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言词，岂不是对全国人民的欺骗？岂不是等于放狗屁？！”

他只好虚虚地赶紧声明说，“我没有这样说过。那是你自己这样说的”……

2、“分裂国家罪”

经过这种辩驳之后，警方以后就没有再用“公然侮辱毁谤他人”来指控我。而换了一个“分裂国家罪”了。因为我在《民主论坛》上发表了《我坚决支持中华民国加入联合国》的一篇时评短文。这篇时评短文的主旨，是用国际法理依据，来论证中华民国回到联合国、而把中共政权从联合国踢出来的合理性。并指出了当年的尼克松和吉辛格等人，秉持的机会主义的外交路线，不顾国际法理逻辑，而把中华民国踢出联合国，是一个历史错误……

对于这项让人哭笑不得的“分裂国家”指控，我乃跟他们申辩说：

“我从来坚持一个中国，我所坚持的这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字，都是虚伪不实的。都是掩耳盗铃和自欺欺人。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人民没有人民，要共和没有共和。我只能把它称之为‘伪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先分裂国家的人，是共产党。当年在中华民族淞沪血战的时候，共产党趁机占领了一百多个县，在后方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在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淞沪抗战过程中，共产党在中华民国的背后放冷枪。连彭德怀都对此感到羞愧和气愤……然后在中国的内陆的江西省，建立了一个苏俄的傀儡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个国中之国。请问，你们该不该追究他们分裂国家的罪行？”

“你们还可以去问问，今天在联合国的席位上，中国仍然顶着中华民国的名分。如果你们的这项指控罪名成立，是不是应该把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全部抓起来，并关进监狱！才遂了你们的心愿？”

“我曾经写过一篇《我坚持使用民国纪元年号的缘由》的文章，我现在的这篇《我坚决支持中华民国加入联合国》的文章，是那篇文章的逻辑结果。在那篇文章中，我把自己坚持中华民国的国统法统的原因说清楚了。如果你们能够驳倒我在那篇文章中所说的理由，我就认罪。如果不能驳倒那篇文章所说的逻辑依据，那只能说明你们的愚昧无知，只能说明你们‘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只能说明你们在搞一个新的国际笑话。共产党政权搞的国际笑话，已经够多了。你们再搞一个出来，也不嫌多……”

3、“煽动颠覆政权罪”

经过以上辩驳，他们的“分裂国家罪”也站不住脚了。但他们很顽强，屡败屡战。于是又对我提起了第三项指控——“煽动颠覆政权罪”。

他们指控我的理由是，我在《自由圣火》上发表了《当前中国民主运动的策略思考》这篇论文的前六节（后五节正想着手写，但还没有写出来，就被构陷并关押起来了）。

我乃驳斥他们说：“第一，刑法上关于煽动颠覆的条款，违背了宪法上关于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是非法之法……这是一条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恶法酷法，我是不会承认它的合法性的。如果刑法上这一条有效，那么宪法就连一张揩屁股的纸都不如……”

“第二，一个养着四百万党卫军的政权，仅凭一个公民的几句话，就可以颠覆了！？除非这个政权是用谎言的纸灰糊成的！这样虚弱不堪的政权，还有存在的价值吗？这样虚弱不堪的政权，还值得你们去维护么？”

这时，他们迫不及待地打断我的讲话说：“煽动颠覆政权，不需要颠覆的事实，只需要煽动的言辞，就可以定罪的。”

我说：“那好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不但长期煽动颠覆国民政府，而且已经颠覆了国民政府。你们该定他们什么罪？你们去把他们抓起来，才能说明你们执法公正，才能说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以理服人。否则，煽动颠覆这条法律，就是蛮不讲理。”

他们又说：“在那篇文章中，你煽动了呀！”

我说：“好啊！今天，你们就坐在我的对面。我现在不用嘴巴，也不用笔来煽动。而是拿把扇子来用力煽动。煽动你们去颠覆政权。你们去不去？”

他们赶紧回答说：“我们肯定是不会去的。”

我说：“这就对了嘛！你们坐在我的对面，我用扇子都煽不动你们。我能煽动谁呀？如果因为我说了几句话，你们就屁颠屁颠地去颠覆政权了。只能说明你们是一群傻卵（‘傻’，桂林音读ha，桂林人说‘傻’字时用重音，特别响亮醒耳）。还好，你们不是一群傻卵，所以我煽不动你们！”

趁他们尴尬默然的时候，我接着说：“一个公民相对于一个政权来说，就像蚂蚁对于大象。大象想踩死蚂蚁，却指控蚂蚁企图颠覆大象。这不是国际笑话嘛！”

“别说颠覆一个政权，我现在牵一头水牛婆来，让你们来颠覆。你们之中的任何人颠覆了这头水牛婆，我就把这头水牛婆送给你们做老婆……”

“如果颠覆政权有罪，那么几年一届的全国和各地的人大会议，都要装模作样的选举新政府。新政府取代旧政府，就是对旧政府的颠覆。是不是？到了那时候，也请你们去北京和全国各地，把参加人大会议的各级代表全部抓起来。因为他们已经实施了颠覆政权。是不是？”

他们听了我这种玩笑带讥讽的话后，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当时谈话的气氛轻松友好，用外交辞令来表达——我们就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加深了相互间的理解。

后来，就着这轻松诙谐的气氛，我又说：“中国判处某些犯人之后，还要宣布剥夺政治权利多少多少年。对于这句话，我长了40多岁，始终搞不明白有什么意义。中国公民有什么政治权利？既然没有什么政治权利，剥夺个啥？其实剥夺与不剥夺完全一样！这是一句最为虚伪的判词，实在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共产党当年为了蛊惑人们向国民政府发起攻击，就拼命鼓噪自由、民主、人权等等。等他们一旦夺取了政权，马上就变了脸，把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扣上一个‘资产阶级的’帽子，将其一脚踢进臭水沟。如果共产党当年的口号是真诚的，那么今天的结果，就是一场历史的错误。如果当年的口号是虚伪的，那么今天的结果，就是一场历史的骗局……”

“四川作家笑蜀先生，把当年共产党在《新华日报》上刊出的社论，编辑出版了一本书籍，叫《历史的先声》。连这本书，都让今天的中共当局闻之变色，都成了今天的中共当局的禁书了。这让人如何理解？你们觉不觉得搞笑？”

……

我海阔天空闲谈了不少之后，他们才想起把谈话拉入正题，于是跟我狡辩说：“刑法违不违背宪法，我们管不着。但刑法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必须执行嘛。你说是不是？”

我回应他们说：“老实地说，我这么努力地写作和表达，最朴素的想法，是想为广西争光，为家乡争口气，为桂林的文化底蕴添砖加瓦，为桂林如诗如画的山水做免费广告。因为国内外的读者朋友看到我‘荆楚’这个笔名，就连想到桂林山水的风景如画。网上有朋友甚至说，‘是如诗如画的桂林山水，才孕育了荆楚的腹中锦绣’呢。”

“记得我在《世纪学堂》上与深圳作家朱健国先生相遇，他要了我家里的电话。有一次，他打电话过来，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他，我是广西桂林人。他听乃感叹道：‘我实在想不到，你是广西人呀！因为广西的政治空气很沉闷，学术空气很淡薄。’”

“他的这句话，确实给了我很强烈的刺激。我不服这口气——难道我们广西就是这么落后？就这么愚昧和不开化？所以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为我们广西人争口气。”

“这次电话，还闹了一番有趣的笑话呢。朱健国先生打电话过来问，‘是不是荆楚先生？’我一听就说：‘你打错电话了’。然后顺手把电话扣上。他再次打电话过来，指责我说：‘明明听出是你的声音呀！’我才想起自己的笔名叫荆楚。然后跟他一起哈哈大笑……所以这次电话印象深刻，对我的刺激也大。”

“而你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破坏我的朴素愿望。你们不但破坏我的朴素愿望，反而是在为广西出丑，是在为桂林如诗如画的山水风光抹黑。你们执行这非法之法，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连我都为广西警方的愚昧无知感到羞耻，也为你们感到脸上无光。”

那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听了我这番话，不但不反驳，反而不住地点头，对我这种想法表示赞许。

七、反弹琵琶（一）

有一次，那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问我：“国内有那么多报刊媒体，你不去发表。为何要去海外发表？被反华势力利用？”

我于是跟他说：“请你先把反共与反华区分清楚。很多人反共之目的，是为了爱中华。反对共产党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祸国殃民、残民以逞的政策，是为了救中国。比如美国政府和人民，一直激烈反共，但美国人民却深深地爱着中国人民。连反共与反华都搞不清楚，不配跟我讲话。”

“共产党在历史上伤天害理、祸国殃民、丧尽天良、残民以逞的事情举不胜举。如反右，如大跃进，如大饥荒，如文革，如六四等等。我曾经在过去工作的单位，设了好几次擂台，只要谁能举出共产党做了哪一件利国利民的德政善政出来，而我驳不倒，就算我输。至今没有一个人驳倒过我。大家虽然承认，我说的有道理，但却告诫我——‘不能公开这样讲’……”

那头头打断我说：“这些事情都过去了嘛！许多历史问题，党中央不是早就否定了嘛。老是纠缠于这些历史问题，就不能前进嘛。”

我反驳他说：“发生了这么多历史悲剧，可以说是冤狱遍地，饿殍成山。如果不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就有可能使历史重演……因为一个不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出息也没有长进的民族。”

“邓小平那两句话，‘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忘记过去，一切向前看’，最为混账无赖。研究历史问题，只能见微知著，只能从细部入手。只能依据一个个具体的历史事实，来进行分析和研究，来还原历史真相。‘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就等于不让人研究历史。”

“而‘忘记过去，一切向前看’，是使整个民族变成了见钱眼开的动物啦！‘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跟‘有奶就是娘’有什么区别？按照‘猫论’的逻辑，哪怕去当汉奸卖国贼，只要能搞得到钱，就是英雄好汉。这叫无德无良无心肝，这叫汉奸逻辑。这就是邓小平没有一颗牙齿的表现——无耻呢……”

“至于为何要去国外媒体发表文章。我现在问你：拿一份人民日报给你看，你爱不爱看？恐怕你连题目都懒得瞄一眼的。国内的这些喉舌媒体，完全是假大空，是党八股。如果在这些虚伪庸俗的媒体上刊出我的文字，那是对我的极大侮辱。你倒说说，国内这些虚伪庸俗的喉舌媒体，能让我发表这些讨论真问题的文章么？你推荐去发表？”

“国内喉舌媒体的自我定位是——我是党的一条狗，守在党的大门口。党让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就几口。他们只能歌功颂德，只能丧事当成喜事办。他们除了庸俗下作，除了整天制造文字垃圾，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我经常跟朋友玩笑着说，如果共产党控制的喉舌媒体说了一百句话，而你相信了一句，说明你是傻子。我曾经在一篇《中南海是超级幽默大学》的文章中，论证了中南海是阴谋深似海，中宣部是指鹿为马部，新华社是颠倒黑白社，人民日报是愚民日报。这样的庸俗下作虚伪的东西，这样弱智的愚民工具，这样不堪入目的文字垃圾，我确实很鄙视它，瞧不起它。只有那些没脑髓的傻卵，只有那些下三滥的犬儒，只有那些无耻的文人，才会去瞎掺乎！”

那位主办案件的李（赵）警官接口说：“王德佳，你的思想够反动的呀！”

我于是驳斥他说：“你们的祖师爷毛泽东曾经说了一句话，‘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的本身，就是反文明、反理性的充分表露。我反对反动的东西，按照数学上负负得正的规律，就是进步的。真正反动的，是你们。”

李（赵）警官又说：“你发表出来的那些文章，成千上万的人去点击和阅读，比直接抛撒传单和贴标语都要严重得多，恶劣得多！影响很坏！”

我说：“文章是写给人看的，也是为读者而写的。我的文章能让读者喜欢，能获得读者的认同，能引起人们精神上的共鸣，说明我为之付出的心血很值得。我作为文章的作者，当然希望读者越多越好。难道要我声明——请读者不要阅读我的文章！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逻辑？”

那位李（赵）警官又说：“我们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呀，你可以通过这些正常渠道，去提合理化建议，去献计献策嘛！”

我说：“什么狗屁人民代表？完全是官僚代表，再加上几个娱乐圈体育圈的粉脸和白脸。他们不过是共产党掩耳盗铃的花瓶和摆设，是一群木偶，是橡皮图章。他们能代表人民吗？谁是我的代表？你带我去找到他呀！我现在就跟你去！他向选民竞选了吗？我选举他了吗？只有鬼才知道！我上哪里去找？”

那名头头又说：“王德佳，我可以老实告诉你，这些年来，你的一举一动，我们都一清二楚。你发表在海外的文章，我们都看过，想隐瞒都隐瞒不住……”

我说：“这样很好呀！我早就说过，我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和透明的！连我的心肝都是亮堂堂的。我甚至可以把卵子捞给你们看！在你们的系统中，能有人喜欢阅读我的文章，我表示热烈欢迎。说明在你们系统中，也有我的读者和粉丝嘛。”

“只可惜了纳税人的血汗，让纳税人养着一帮思想警察，养着一群言论特务。让你们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一个特务国家。俗话说过嘛，世上最毒蛇蝎嘴，人间最毒特务心。我为你们感到羞耻，也为纳税人感到冤枉……”

对于这些指控，我当时是抱着豁出去的态度，一会儿讥讽，一会而挖苦，一会儿揶揄，给予对方有力的驳斥。让他们感到很尴尬和狼狈。

有好几次，那名主办李（赵）警官跟我说：“其实，我们撇开各人的政治观点不说，私下里是可以成为好朋友的。我们在私下里，什么话题都可以讨论的……”并反复劝说我，要我把态度放缓和一些，“才有利于争取对你的宽大处理。不看过程，看结果吧！到时候，可以证明，我们没有害你之心的。”

我回应他说：“一个公开场合只能整天戴着假面具，只能说一些言不由衷的假话、套话、屁话的社会，一个只有在私下场合才能说真话国家，只能说明中共当局的心虚理亏，只能说明这个社会的虚伪。这是我们民族的不幸，也是我们国家的悲哀。”

“你们想虚情假意地引诱我钻进圈套，等我把头一伸进去，你们就会把绳子勒紧。你们的行事方式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没有任何道德和良心的底线……我不会上这个当的。反正被你们构陷冤枉，我已经横下一条心，打算把牢底坐穿，或被你们搞死后，被横着抬着出去……”

审问我的那名主办李（赵）警官，对于我一直怀疑他的用心，并反复地跟我说：“我们是真心实意、想方设法救你出去，让你少受苦。说实话，你的那些文章，说你是首要分子，一点都不过分。判你个十年八年，一点都不冤枉。但判你十年八年之后，就等于把你在精神上弄残废了。一个人才被毁掉了，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我们的良苦用心，你不领情也就算了，反而始终指责我们，不信任我们。确实让我们感到难过……把你关进看守所，我们特意吩咐了看守所所长和指导员，不能让你受到欺负。生活上要对你多方照顾。你带在身上的1000多块钱，我们本来可以没收你的，也没有没收，而留给你在里面改善生活。我们待你不错吧，你应该好好地感谢我们……”

我回敬他说，“你们不是要真心实意、想方设法救我吗？我一不偷、二不抢，三没打倒共产党。既然没犯什么罪，那就是你们搞错了人，铸成了冤案。就应该立马放我出去，并向我承认错误，赔礼道歉。搞错了人，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要受害人对你们感恩戴德。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逻辑？”

他只好虚虚地说：“我们没有要求你感恩戴德……”

我接着说：“共产党在历史上祸国殃民、丧尽天良的事情举不胜举，就算打倒共产党，也是符合社会正义的行为。何罪之有？”

他们接着我的话柄说，“对于反对共产党的人，我们就是要对之施行无情的专政！对于企图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人，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好果子吃……”

我回敬他们说：“专政一词，是一个政治概念。是指一部分人，用强权和横蛮，专门把持着政权，不容许别人插手。而你说的‘无情专政’，应该是指无情镇压的意思。你们这是在用力学的词汇，来表达一个政治问题。可见党文化的词汇贫乏，可见党文化的荒唐悖乱。”

“是的，我对共产党政权的施政，确实有所批评和指责。但这种批评指责，其实是在帮助共产党政权修正错误，走向正确，把国家治理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人民的生活搞好。这就像一个医生给病人看病，然后给病人开药和救治。而你们明明知道共产党政权害了重病，不但不许医生去救治，反而把医生抓起来，并欺骗病人说：‘别人说你的脸色看不得，我看你的脸色带宝色。’你们是恨不得共产党政权早一天不治而亡，早一天完蛋。你们已经实施了颠覆共产党政权的行为了。你们才是颠覆政权的人。按照刑法105条的规定，应该把你们关起来……”

因为自我父亲2003年10月去世后，母亲的赡养和日常生活照顾问题，一直由我主管着。自我被捕之后，我很耽心母亲的健康和生活照顾问题。并反复向他们提出了会见家人的要求。以便就八十多岁的母亲的赡养和日常生活照顾问题另作安排。

他们见我这样软硬不吃，感到很为难。趁我反复提出会见家属的机会，他们则一再向我表示：“我们会设法满足你这个要求的。谁都是父母所养的嘛！党中央不是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么！你不要急嘛！”

我见他们只是干承诺，而不见任何实际行动。很是着急和窝火。并当即指责他们说：“既然答应了我会见家属，十多天过去了，却一直没有任何动静。干打雷，不下雨。你们是不是从来就没有诚实过？是不是以会见家人作为钓饵，要我把头伸紧进你们设好的套子里去？从这一点上来看，只能说明你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说明你们的卑鄙！……”

想到母亲很可能为了我被捕而伤心难过，或许已经病倒了。我这一辈子，很可能见不到善良的母亲了。我很伤心，心如刀绞。情不自禁，声音哽咽，泪流满面。

他们看到我这种情形，于是趁机对我说：“这就对了嘛！认识了错误，或许过几天，就可以看到你母亲了！而不认识错误，也许就见不到母亲了嘛。人生一世，倘若不孝，抱愧终生，何以为人嘛！”

我忍着伤心，揩去泪水，恨恨地对他们说：“是你们活生生割断这人伦亲情。反而用不孝来指责我。你们是不是父母所养的？倘若是父母所养，就应该具有人的最基本的天理良心。而不是用会见家人作为条件来要挟我。中国还有句俗话，叫做‘忠孝不能两全’。你们既然迫使我在忠孝之间作出二难选择，那我就明确地告诉你们——我只能选择忠于我的国家和民族，而顾不上对母亲尽责任了。这是你们造成的结果，遭天打五雷轰的，应该是你们。你们将受到神的旨意的严厉惩罚！”

其实他们很心虚，当听到我“你们将受到神的旨意的严厉惩罚！”这句话时，他们的身体为之一震，几乎要耸起来，脸上也显得很惊慌。

“我再明确的告诉你们，倘若因为你们对我的构陷迫害，而气死了我的母亲。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绝食而亡。这样，就把你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你们的后代和亲人，都会因为这件丑事，而无脸见人的。就算我被你们迫害致死，做了鬼，也不会放过你们的。到时候，你们可以试试看！全州公安局那几个家伙搞我，都死于非命，不得善终。你们可以去打听打听……”

这时，一直默默陪坐在一边的全州国保科的警察马上接口说：“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早就过去啦！就不要再提了嘛！”

那名主办李（赵）警官说：“我们国家的法律就是这样的嘛。也许有不合理的地方，会在人大会议上修订完善的。但在没有修订完善之前，我们只能执行。我们吃这碗饭，你也不要怪我们嘛。”

我回应他们道：“快不要说人民代表大会了。我早就说过，《各级人大、政协及代表全是一堆狗屁》的。因为那么多祸国殃民的政策出台，2000多名代表，全部是‘热烈鼓掌，一致通过。’说他们是一堆狗屎，已经是对他们的过奖了。毛泽东也说过嘛，狗屎可以肥田。而他们虚耗纳税人的血汗，却不为纳税人做过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不是一堆狗屁是什么？”

“我曾经写了一篇《各级人大、政协及代表全是一堆狗屁》的文章，来论证我的这个观点。你们可以找来看看嘛！我的电脑都被你们扣押去了。我的文稿，全部保存在电脑里……免得你们这么懵懂无知……”

“是的，我从来不相信你们一生下来，就是那种‘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人。我相信你们具有正常人的良知和美德。对于你们不得不听命于上级，昧着良心做坏事。我能够表示充分的理解，尊重你们的工作，也不会怪罪你们。因为我始终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

那名主办警官见我这样说，乃虚虚地声明说：“我们没有昧着良心做坏事嘛，只是履行我们的职责罢了。对于你对我们工作的宽容和理解，我们表示感谢！谢谢！”

我接着说，“希特勒有盖世太保，斯大林有契卡，萨达姆也有一个国家安全局，由他的儿子乌岱控制。萨达姆看上了哪个良家妇女，就由国家安全局的特务把她抢来。倘若其家长不同意，乌岱就以一个破坏国家稳定的罪名，给他们几颗‘花生米’吃。然后再把那名妇女抢进萨达姆的行宫。中国的国家安全局，跟萨达姆的国家安全局完全一样……”

（因为警方一直不告诉我他们是哪部分的人，使我在里面一直误以为他们是国安系统的人。所以就用‘国家安全局’来讥讽他们。出狱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国保系统的人）

那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见我这样讽刺挖苦国家安全局。他不但不反驳，还笑着点点头。

我接着说：“不知道你们读过《召公谏厉王弥谤》这篇著名的古文没有？记得有几年中学语文课本上选了的。‘道路以目’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两个成语，就来源于这篇古文的。”

在他们声言不知道后，然后我说：“这篇著名古文在《国语》上有，《古文观止》也选了。让我来背诵一段给你们听听（然后一字一顿地背诵）：‘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厉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你们的职能，就是卫巫。是要使这个国家‘道路以目’，才遂了你们的心愿……”

那名负责记录的警察接口说，“要是你当了国家领导人，那我们不是全部失业了嘛？”

我说：“不一定的。假如我当了国家领导人，我会让你们真正地为老百姓服务，让老百姓尊敬你们。而不是只为一党之私操劳，使老百姓鄙视你们。而不是使你们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干着这种违背良心、伤天害理、令人不齿的事情。这样不是更好吗？只要你们不是主动实施迫害，没有犯下严重罪行。我想，善良的人民，是会宽恕你们的……”

我接着跟他们玩笑着说：“你们的工作性质，就是整天瞪着一双贼眼睛，监视着纳税人的嘴巴。这样也太辛苦了。就算整天拿着胶布去贴人民的嘴巴，也忙不过来。我要是你们国家安全局的局长，我就让科学家去研究一种药物，或发明一种针剂，让所有中国人使用这种药物后，一个个都变得呆头笨脑的。只知道老老实实地干活，而不知道思考。只知道用嘴巴吃饭和接吻，而不知道用嘴巴说话……这样的社会，才是共产党的理想目标。这样的社会，才让你们变得轻松快活。这样的社会，才是中共中央所提倡的和谐的社会。但在我看来，这样的社会，这不叫和谐社会，应该叫“喝血”社会。就是喝人生血的社会……”

“不过，这样的社会，毛泽东已经实践过了。他大搞愚民运动之后，造成了一个‘一个人发疯全民族遭殃’的结果。效果实在不好。”

“毛泽东的‘思想改造’、‘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之后，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由于没有批评的声音，于是胡作非为，异想天开，把牛皮吹破了天，自己也不知道。终于酿成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我想，你们的家里，也有人在那个年代饿死了，或死于营养不良后的并发症。这样的社会，大家都是受害者，谁也逃不了……”

八、“案情分析”

警方想用亲情来打动我，我也没有吃那一套。后来，警方就对我的那篇《当前中国民主运动的策略思考》的论文，一一指出其煽动颠覆的“证据”所在。这样一来，就转入具体的“案情分析”了，或曰进行了一场论文答辩。

那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指责我在那篇论文中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我就问他是哪四项基本原则？他说我第一项是否定人民民主专政……

我一听到“人民民主专政”一词，就很反感地揶揄他说：“民主就是民主，专政就是专政。民主与专政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概念。把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概念搞在一起，只有你们这群没脑髓的人才相信这种糊涂不堪的概念！”

“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那就更加荒唐了。马克思主义否定普遍人性的存在，而用‘阶级斗争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来论证一切。普遍的人性是客观存在的。人们看到美丽的花朵，都会产生愉悦的感觉，看到肮脏的东西，就会感到不舒服。而不取决于他出身于那个阶级。”

“马克思将对某些教会或牧师的虚伪的批判，来否定有神论。这在逻辑上叫做偷换概念，是偷梁换柱，是站不住脚的。”

“有神无神，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宽容有神论者，尊重秉持基督信仰的人。基督的博爱精神，是社会变得文明与和谐的原动力。今天的共产党政权大肆迫害基督徒，最不应该，丧心病狂，将会受到神的旨意的严厉惩罚……”

“再者，私有财产制度的确立，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尊重，是人类社会能够和谐相处的伦理底线。而马克思仇视私有财产制度，就是仇视人类的文明进步，仇视人类社会的伦理底线。是要把人类社会拖回到野蛮抢夺的时代去，把人类社会变成弱肉强食的丛林。”

“马克思主义鼓吹暴力夺取政权，为了达到暴力夺权之目的，乃漠视人性、人道、人权的基本价值。我不管它的学说如何庞大严密，只要它是漠视人性、人道、人权的基本价值，我只能说他为邪教。所以，马克思主义是十足的邪教。”

“早在十七世纪，阿克顿勋爵、孟德斯鸠等人，就发现并总结归纳出‘权力导致腐败’的关系式。即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并设计了权力制衡的基本政治架构。且在美国立国后，进行了制度设计的成功实践。而马克思到了十九世纪，还在那里鼓吹专政和专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开历史的倒车，是一种反动的邪说……”

“逻辑学上有一条重要规律，即大前提错了，尽管小前提万分正确，推导过程也十分严密，但推导出来的结果，就没有任何意义。中国还有一句俗话，叫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立论的基础，都是建立在逻辑错误的基础上。就必然得出大谬不然的荒唐结论。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必然把中国治理得贪污腐败、民不聊生！必然给中国人民带来罄竹难书的血泪和苦难！”

“而列宁主义则把马克思主义崇尚暴力和血腥的东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味鼓吹血腥恐怖，提倡非法剥夺，把社会变成一个恐怖的海洋，把马克思主义的逻辑错误更上一层楼，那就更是荒唐之上的荒唐了……”

“而毛泽东思想，则是土匪流氓逻辑的集大成者。翻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开头，毛泽东就要‘去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一副流氓无赖的嘴脸，活生生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毛泽东不是说过，‘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嘛。按照毛泽东的这个逻辑推导一下，我完全可以说——凡是敌人不吃屎，毛泽东一定要大口大口地吃屎。”

他们听了，也忍不住哈哈大笑。待他们笑过之后，我又接着讲：“毛泽东不是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我告诉你们，枪杆子里面只能出土匪流氓政权，只能出强权。既然共产党政权颁布的宪法上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归于人民。’这就承认了主权在民的基本原则。”

“既然承认了主权在民的基本原则，而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就没有民意的合法性。就是非法政权。就是对国家和人民的强奸。因此，选票里面出政权，才是合乎逻辑的。才符合法理依据。”

“邓小平不是说过嘛，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指导毛泽东犯了严重错误的思想，当然也是毛泽东的思想。而坚持毛泽东思想，岂不是还要让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岂不是还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岂不是还要‘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而坚持社会主义这种说法，就更是一个国际笑话啦。社会主义是个什么东西，任何人都说不清道不明。任何人都不能给予一个确切的外延和内涵的定义……连共产党的总书记赵紫阳都说，‘社会主义是个什么东西，谁都说不清楚。以后就不要提了嘛！’”

“对于这样一个荒唐悖乱的概念，共产党竟然强迫人民稀里糊涂地坚持了五十多年。也只有在中国这种没有逻辑传统和哲学头脑的民族，才会长期陷于这种国际笑话中，而一直木知木觉，并被共产党的少数寡头玩弄于股掌之上。也只有你们这些没有脑髓的警察，才会对这个荒唐悖乱的概念敬若神明！”

“而坚持党的领导，就更让人摸不着头脑啦！法律上没有任何明确规定，怎样领导，领导到什么程度。谁有权，就得听谁的。谁手上抓着枪杆子，谁就是老大。共产党政权是不是黑社会？”

“要说坚持党的领导，波尔布特执行得最好。连男女恋爱和婚配，都要由党领导了去。由党来分配各人的妻子和丈夫。波尔布特完全按照毛泽东思想来治理国家，在他统治柬埔寨的两年多时间内，就将一个仅有700万人口的国家，搞死了200万人。波尔布特可是中共手把手教出来的“好学生”。我建议你们给胡锦涛提个建议，让他好好地向波尔布特学习学习？”

……

他们听了这段话后，那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敛住笑容后问我：“你在那篇论文中，反复提到了‘独夫民贼’这个概念。并说要把独夫民贼送上历史的审判台，交给人民来审判。那你说说，你所说的‘独夫民贼’，指的是谁？”

我回答他说：“我所说独夫民贼，是指那些开历史的倒车，把中华民族引入灾难之中，与国家和民族为敌的人。我从来没有实指过谁是独夫民贼。你硬要把独夫民贼的帽子扣在胡锦涛的头上，那是你的事情，与我无关。”

他赶紧声明：“我没有这样说过！你不要乱说！”

我接着说：“独夫民贼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大有人在嘛！”

那位主办李（赵）警官接口说：“在你看来，毛泽东肯定是独夫民贼了？”

我回答他说：“是的，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都老实承认了——‘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不是独夫民贼是什么？邓小平将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屠杀于血泊之中，他还说，‘杀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让全世界看到他一副杀人不眨眼的杀人魔王的丑恶嘴脸。不是独夫民贼是什么？”

“我在那篇文章中，一直使用‘共军’这一概念，我使用这一概念的目的，就是对‘中共一直拒绝军队国家化，却把纳税人供养的军队，当成维护共产党一党之私的军队’这一现象的谴责。共产党把纳税人供养的军队，变成了党卫军，变成法西斯的褐衫党。军队里面有很多人表示严重不满。这严重损害了军人的形象和荣誉感……”

警方对于我在桂林会见美国驻广州的领事先生一事，一直很关注。有一次审问，一个警官引诱我说：“你跟美国领事会晤，是不是向他提出了到美国定居的要求。”

我当时怒不可遏，冲口而出：“听到你这样的提问，我就想骂你——放你妈的狗屁！但我克制住了，而没有骂出口。你这样问我，不但侮辱了我，也侮辱了你自己。”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自己的民族尊严。美国虽然文明和富裕，但我个人从来没有向他们祈求过什么。中国的贫穷落后，完全是共产党祸国殃民所造成的结果。”

“恰恰相反，是领事先生询问我说：‘荆楚先生，如果美国国会或政府邀请你到美国访问，你是否乐意去？中国政府是否允许你成行？’我当时回答他说：‘第一，我很乐意为加深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第二，我相信中国政府，不完全是被腐朽反动势力所控制，应该存在着一定的开明进步力量。是允许我去美国访问的。’”

“当然，民族自尊心与学习人家的长处，并不矛盾和冲突。因为科学无国界，人类政治文明和政治智慧的优秀成果也没有国界。人家行之有效的东西，如权力制衡，如言论自由，如保障民权，如重视国民教育等等，我们应该好好地向他们学习，以更新我们的政治制度，以激发我们的社会活力。”

“共产党不是老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实践检验证明，美国立国才两百多年，就创造了人类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学习人家先进的东西？”

那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又说，“不管怎么说，你的这篇论文，我们请了好几个专家来看，都证明有煽动颠覆的主观意愿，也有煽动颠覆的客观效果。到时候，上了法庭，那就由不得你了。100％是要判你的。你信不信？”

我说：“我信！我完全相信。因为今天的法院，只是共产党的一根打人的棍子，法律是共产党手上的一条鞭子，想抽谁就抽谁。完全没有独立性可言，也没有任何公正性。对于我这种政治性案件，法官和法院，只不过是一群木偶和傀儡。共产党叫他们怎样判，他们就怎样判。哪管被构陷和迫害的人是否冤枉？否则，就会砸了法官们的饭碗。”

“我很乐意为唤醒国人而贡献自己的自由或头颅。就算把我迫害死了，我也会死得重于泰山的。而你们，则会变成一群历史的跳梁小丑。”

“把我判以重刑，才能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共产党政权的邪恶和反动，才能促使更多的人放弃对共产党政权的一切幻想。”

“在孙中山的文集中，孙中山也老实地承认过：当年他号召国民革命，起初确实没有多少人追随与附和。但自从慈禧太后在菜市口砍下六君子的头颅之后，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才是人才济济、风从云集。并在几年以后，就推翻了满清政权，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你们要我做谭嗣同，我很乐意做谭嗣同。血染菜市口，不负少年头！”

“何况海内外朋友大多认为，我是一个秉持温和改良思想的人。把我判以重刑，就会让海内外朋友看到，共产党连温和改良的人都容纳不了。既然把温和改良的道路全部堵死，那就只剩下暴力革命的选项了。这就促使他们使用武装起义，来推翻共产党的腐败统治！你们的这个想法很不错的，我表示热烈欢迎！”

“而上法庭宣判，也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好主意。如果法院判我重刑，那就是共产党政权向全世界公开声明——共产党的控制的法院，根本没有司法公正性可言。法院成了共产党枉法迫害良心人士的工具。如果判处我无罪，那就说明你们的违法乱纪，说明你们的执法犯法。两种结果，共产党政权都是大输家……”

“而就那篇论文上法院，也很有意思的。这就等于把法庭的审判变成一场论文答辩会。最多是对我开一场批斗会。你请来专家论证我有煽动颠覆的言辞。我也可以请专家来论证我所讲的只是一些政治伦理，只是一些历史现象，只是一些基本常识。我很欢迎你们就我那篇小小的论文召开一场让全世界都来关注的答辩会。这等于给我那篇小小论文大作免费的广告。我何乐而不为？”

……

九、反弹琵琶（二）

警方再三劝说我，要我把态度放缓和一些。而我始终不愿违心地屈服。并一再表示：“既然被你们构陷和迫害，就打算把牢底坐穿。因为共产党政权从来就没有认错的习惯。把国家搞得贪污腐败、民不聊生，搞得冤狱遍地、饿殍成山，还要一直无耻地宣称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因此网上的朋友们，把‘伟光正’改成了‘畏光症’了，就是畏惧阳光的症状。而要我像狗一样爬出看守所，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那是万万不能的。”

经过二十多天的舌战，使他们对我的审问，变成了我对他们的指控。使他们在法理逻辑上，始终屈居下风。他们看到我，就眉头紧锁，感到十分畏难。

后来他们改变策略，跟我说：“现在我们不提颠覆不颠覆了嘛！”乃跟我谈亲情人伦，谈家庭琐事，谈子女教育等问题……然后话锋一转：“一旦你被判了刑，孩子上大学，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

我说：“你们这是用家人作人质，来威胁我。你们的这种思维方式，还是停留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

有一天，那名主办的李（赵）警官拉着我的手，让我看去贴在医疗室窗户边的一条老标语。那标语上写着：“公安机关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云云。于是就跟我说：“你看你看，公安机关的职能就是这个嘛！你老是指责我们，不近情理嘛！”

我当时也跟他开玩笑说：“如果你们是这样的自我心理定位，只为共产党的一党之私服务。那么说明你们根本不配做警察。我只能把你们称为共产党的走狗，共产党的打手，共产党的看门狗。只有警察为老百姓服务，纳税人才有理由养着他们。在民主国家和文明世界里，警察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而你们这样的自我心理定位，怪不得中国老百姓看不起你们。所以中国老百姓常常说，‘世界上少一个公安，人民就多一份平安’。你们不配由纳税人供养着，而应该由共产党的党费来开资。应该把你们的警徽撕下来……”

说着，我就抓着他的手，要把他的警徽撕下来。他则赶紧捂着手臂上警徽，不让我撕下。然后笑着侧身离开我坐的长沙发，回到他原来的座位上。

由于看守所里不让带进打火机，只有质量很差却很贵的火柴，卖给被关押的嫌疑犯人使用。而有很多牢友，私下却藏着打火机。我跟警方长时间枯坐辩驳，有时想抽烟，常常跟审问我的警察借打火机用。用后，我要求他把打火机留给我。他则声言看守所不允许。并说：“明天我给你弄一打火柴进来，让你慢慢用……”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仍然反复跟他借火用，他却没有任何反应——他没有把自己对我的承诺当成一回事。

我于是质问那名向我承诺的警察说：“你们从来就不把自己对别人的承诺当成一回事。那天是你自己承诺带火柴给我，这么多天来，我反复向你借火用，而你却没有任何反应。以小见大，说明你们一直想欺骗我，从来没有对我诚实过。这让我如何相信你们？（这次指责之后，他就把打火机留给了我）”

他被我这样的质问，哑口无言，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地尴尬着。而那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还狠狠地瞪了他几眼，他只好把头低下，跟自己鸟鸟谈天去了。

还因为负责记录的警官的词汇贫乏，我讲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词汇，他很生疏，却不好意思经常问我，于是经常搞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怪异词汇出来，让我忍不住笑。并比划着写出正确的词汇，帮助他改正过来。于是，我一边审阅记录稿，一边感叹警方的文化素养亟待提高。

那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听到我这种言辞，又对他狠狠地瞪眼。后来陆续调来了两拨文化素养高一些的人，来负责对我审问和记录。

一个自称姓谢的警官（也可能是假的。因为我要求他出示警官证时，他始终不敢出示证件，而回答我“我姓谢”。在而他回答我的时候，因内心惊慌，眼神很飘忽），他一进来，我还没有认识他，他就对我揶揄说：“王德佳，让你进来休养一段时间。过得很舒服吧？应该不错吧！”

听了他这句话，我很反感。但看在他新来的份上，没有立即反驳。后来他反复用这种揶揄的口吻对我说话，我就发火了。

在第二天时，我就毫不客气地对他说：“昨天你说我来这里是休养的！这是休养的地方吗？既然那么好玩，那就请你跟我一起关进笼子里面去，让我们一起休养一段时间试试看。这样的混账话，亏了你八颗牙齿开得口！（因为牛是八颗牙齿，桂林方言‘亏你八颗牙齿开得口’，就是骂对方是畜生的意思）

他本来想在他们的头头面前露一手的，不料他一上场，就碰了个灰头土脸。看到我对他很有抵触情绪后，他的头头就不再安排他来审问我了。只让他在一边赋闲旁听。

后来又调来一个新警官，来负责对我的审问和记录。那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向我介绍说：“这是我们公安系统的大秀才。希望可以多跟你交流一些学术理论问题，可以进行深入讨论……”

这名“大秀才”先上来将我恭维一番。“王德佳，我看了你很多文章，文章写得很好。很有思想张力，用词生动准确，思路也清新……让我很钦佩。”

我听到他谈吐不俗，就说：“公安系统能有这样的秀才，难得啊！你们可要好好地珍惜！这是沙堆里面的珍珠。这样也好，我们谈话，就可以节约很多时间，可以少浪费一些口水。不过，在当前这种专制制度下，只要讨得上面那一个人的喜欢，而无需考虑老百姓的意见，这就酿成了一种‘劣币驱除良币’的逆向淘汰机制。在这种逆向淘汰机制下，只有那些无耻的人，才能飞黄腾达，只有那些贱骨头的人，才可以如鱼得水，只有那些没有别的本事却有拍马屁的本事的人，才可以大出风头。真正有本事、有骨气、又有羞耻感的人，会被压制于这个社会的底层的。这是汉代仲长统已经总结出来的经验了。这就是‘小人擅无穷之福利，君子遭无妄之祸殃……’你有什么话，就实话实说吧！”

他说，“先不要扯那么远，我想问你：‘你为何要从事这种呕心沥血的创作活动？不但自己熬白了头发，也对你家人造成不良影响嘛！’”

我说，“你问的这个题目很大，也很复杂。那就容许我讲讲它的历史渊源吧。”

于是，我就跟他讲了这样一个历史命题——“我看中国的历史，只看到两个循环，即治乱循环和分合循环。治久了要乱，乱久了又治。分久了要合，合久了又分。而看不到文明进步的轨迹，看不到文明的积累。一帮人把坛坛罐罐做到一半，另一帮人上来全部砸烂。然后又做到一半，又有一帮人又上来全部砸烂，始终没有文明的积累。而看西方的历史，却看到这种历史进步的轨迹，看到这种文明的积累。虽然其过程有很大的反复曲折，有很大的‘之’字型波动，但这条历史主线，却清晰地显现了出来。”

“针对这个历史现象，我于是苦苦思索，想探究其所以然。经过多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发现，人类文明的进步，其实与人性的苏醒、人道观念的认同、人权价值的确立在时间上同步。是在人性的觉醒、人道观念的认同、人权价值的确立后，才获得世界文明的长足进步。才有了人类文化科技的大踏步前进。就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人类一个世纪的文明成果，超过了以往历史的总和。”

然后我围绕这个主题，以人性的苏醒、人道观念的认同、人权价值的确立为主线，简明扼要地展开论述。从宗教改革讲到人性的复归，从人性复归讲到文艺复兴，从文艺复兴讲到英国光荣革命，从英国光荣革命讲到美国独立战争，从法国革命讲到催生法国人权宣言，从日内瓦公约讲到国际联盟，从国际联盟讲到今天的联合国……然后讲到罗马法系分成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

“对于中共今天的施行的法系，他没有罗马法系的‘限制公权、保障民权’基本内核，而只是‘口含天宪、刑杀立威’，只是‘君子作法、小人制焉’，法律只是当权者手上的鞭子，想抽谁就抽谁。与罗马法系的宗旨背道而驰。我只能把这样的法系，命名为‘韩非李斯之法系’……”

大约又经过十多分钟的问答和讲解之后，那位审问我的警官忘记了记录，只是很认真地听我讲解。我讲完之后，他马上口口声声叫我老师和教授的。并声言是来向我学习和讨教的，希望我多多指教。并说：“如有得罪之处，请老师多多担待。”

我则讥讽他说：“中华民族素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哪有把老师关起来，再来叫老师的？”

他被我这样讥讽，还算随机应变。马上与在外面的警官打电话：“外面的搞几包好烟进来！老师是抽烟的，我跟老师边抽烟边谈……”

他边打电话边问我喜欢抽什么香烟？我说红塔山就可以啦！……

十、看守所印象

平生第一次被关进看守所。要说我对看守所的印象，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

1、“笼子”里是黑社会

我于2007年12月13日被拘押，到次日凌晨两点多钟才被送进看守所。我被送进看守所时，叫了好一阵子门，才叫开看守所的大门。进到看守所，接待我的是看守所的马指导员。

马指导是个面容和蔼、眼神慈祥的人，有50多岁的样子。与不少警察满脸横肉的面孔大异其趣。

他填写收押嫌疑犯人表格的时候，问我“因何被抓？”我说：“我实在不知道因何被抓进来。”他又问我：“现在做什么事情？”我说：“我给这个社会看病开药，写了一些理论分析文章在国际上发表。朋友说我是作家，我只承认自己是坐家，整天坐在家里阅读、思考和写作而已。如果这也算职业的话，就算是作家吧！”他于是在职业一栏里，填上“作家”二字……然后就告诉我，“把你安排在18笼，18笼是文明笼，他们不会欺负你的……”

去18笼时，马指导说，“要拆下身上的夹克外套上的金属纽扣……”我说：“这种衣服，把纽扣拆下，衣服就报废了。”马指导说：“也是，拆了确实可惜。算啦算啦！”

走出办公室，马指导让我脱下皮鞋。我说：“天气这么冷，怎么打赤脚走路呀？”马指导又说，“你就穿进去吧，到门口脱下，我帮你拿回来。”

我进到18笼时，马指导叫醒牢头，对牢头吩咐了很多话，主要是讲我是个文化人，是个作家，要牢头多多照应，不能让人欺负他等等，就提着我那双皮鞋回去了。

进到18笼后，大家已经睡下很久了。老大让我就把被子铺在人与人之间的缝隙上，吩咐旁边的人让一让，而没有按“新到犯人到最末床”的规矩，就回床钻进被窝躺下了。我抖开被子，盖在旁边犯人的被子上，但缝隙太窄，人却无法躺下去，只好和衣半躺着，只把脚伸在缝隙中。

躺了一会儿，感到很难受，就轻声叫醒旁边的人，想让他让一让，好让我侧身躺下去。却立即受到牢头旁边睡着的李春林雷鸣般的呵斥：“再讲话，老子起来擂死你克（去）！”旁边被叫醒的那人，也恨恨地骂娘。反正也睡不着，就眼睁睁地熬到大天亮。

第二天早上，我被“老大”叫到一边，他从水池中舀了满满一塑料碗自来水，叫我喝下后，就宣称我已经“入伙”了。

老大还把李春林叫过一边，叽叽喳喳跟他说了一阵话之后，李春林反过来向我解释说：“换了别人，昨晚你想上床睡觉！还想讲话！老老实实给我跪在厕所边去吧！讲话就打……”并说：“我昨晚的态度不好，你不要计较……”并告诉我说，“让你喝这么一碗水，就放过你了。已经是大大的例外了。”

“老大”姓蒋，全州北门街上人。他是个待人和蔼可亲的人。是因为有人欠他的钱，却久拖不还，故意赖债。他于是打电话叫了几个人（即“讨债队”的人），向那欠债人讨债。不料那几个人却把欠债的人打死了。后来抓住了行凶的人，查出了他的电话记录，就以涉嫌谋杀被关进来了。他自己估计，有可能要判无期徒刑。

全州看守所，建筑于全州城北一个平缓山坡的山顶上。四周岗哨林立，墙上敷设铁丝网。日夜有值守在巡守过道上走动。

看守所内，共有28间“笼子”。每个笼子一般关押着13至20名嫌疑犯人。每个笼子内一般分成两个区间。一个区间砌着一长溜水泥长炕，供犯人睡觉。一个区间砌着一个大约可以盛两方水的水池，供犯人洗漱和活动。两区间合起来大约有50多平方米的样子。两区间有铁门隔离。睡觉时关上隔离铁门，起床后才打开。每个笼子有两个厕所，两区间各一个。

笼子里关押13人时，睡觉较为宽松。关押17人时，则睡觉相当拥挤。一般是牢头睡觉的地方相对宽敞一些，而不管新来的犯人是如何的拥挤。关20人时，则需要几个人睡在水泥地上。看守所备有供一个人在地上睡觉的木板，以便在犯人多时，在长炕旁边的过道上加床。

我最初进18笼时，关押着17人。晚上睡觉，人挤着人，要侧着身子，才能躺下去。

看守所的“笼规”，一般是老犯人欺负新到的犯人。等级森森，不可僭越。否则，就会老拳相向，而不得进行反抗。如果新来的犯人反抗，牢头的几个帮闲就一拥而上，把反抗者“修理”一番。直到把他“修理”得服服帖帖，才肯歇手。

新犯人被殴打之后，如果干警查笼时看到了他身上的伤痕，就会被问起。这时，被打者却不能说自己被打，反而要向干警撒谎，“他们对我很好，没有人打我。是我自己不小心碰到的”。否则，又要被继续殴打。

新犯人要伺候老犯人，像老犯人的奴隶一样。要主动帮老犯人洗衣服，否则就是“不醒笼”。经提醒仍然不改，轻则被骂，重则挨打。

新犯人带进或送来的钱票（嫌疑犯人带进或送进来的现金，都要被换成看守所的“收款收据”，俗称“钱票”。只能在看守所购买价格昂贵的商品），“钱票”由牢头掌握着，由牢头做主使用。每星期有小卖车到各笼口询问叫卖。车上有小食品、洗漱用品、香烟、扑克等。然后相应扣减某人的“钱票”金额。

牢头买下来的东西，大家共用。洗衣粉和洗洁精等属于共用，无需发放。香皂牙膏等由牢头分配和发放。只有老资格的犯人，才有权利用自己的钱票买自己的用品。

看守所每两天有一次“加菜”供应，经批准可以买适量啤酒饮用。由看守所的“小劳改”来询问和登记，然后交到干部的手上。每到一个“笼口”，则询问牢头：“要不要加菜和啤酒？要几个？”到了用餐前，就会送来。

小劳改是那些刑期较短的犯人，没有送去劳改队，就在看守所中帮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在看守所内有行动的相对自由，而不用整天关在笼子内。他们也是看守所的打手，有不听话的犯人，不用干警出面，干部们使使眼色，小劳改就心领神会，一拥而上，将要打的人好好“修理”一番。

牢头加菜，一般就用这些“钱票”扣减。扣减了谁的钱票，告诉钱票“所有者”一声就是。新到的犯人的钱票被用光，也尝不到这种加菜的。一般是由牢头论资排辈来享用。当然牢头的“首席”伙食最好，其余依次类推，还有二席、三席，新到的犯人一般居末席。

所谓“首席”，其实是偷偷藏下来的编织袋铺在地上，当“桌布”用。有几张塑料凳子可以坐着用餐。饭菜由负责打饭菜的人摆好在“桌布”上，首席的人才围坐用餐。其余二席三席末席，就没有这种“豪华设施”，只能蹲在地上用餐。

打饭、打热水和递饭的工作，要区分各人的碗碟用具，弄错了要挨骂。一般由心细的人负责。摆好后，首席开始用餐，大家于是埋头吃饭。用餐后，老犯人则像老爷一样，碗碟就撇在原地。由负责洗碗的人来收去洗濯。

饭后，清扫卫生，洗好碗碟，涮干净“桌布”，扫干净地面，整理好碗碟等事情，一般由牢头分配的几位新犯人包揽。

新犯人吃饭，要快快地吃完。否则在“首席”吃完后，需要收捡碗碟时，新来者还在那里用餐，就会挨骂，或被抢下饭菜倒掉。

所有这一切，用牢头的行话来说，就是“国有国法，牢有牢规”。看守所的警察依靠这些牢头来管理犯人，省去了他们的许多辛劳。因此，会对这些牢头另眼相看，给予比其他犯人多得多的方便或照应。这也是牢头特权得以存在的一项基础性资源。

每有新犯人进到笼子内，就被牢头叫去，对他如此这般地吩咐一些注意事项，讲一通“国有国法、牢有牢规”的大道理。然后话锋一转，提醒他要老实听话，不要跟大家过不去。否则就不客气，就不会好受等等。最后则婉转地提醒他，让他把“钱票”交出来。否则就是“不醒笼”，就有可能受到粗暴对待。身上没有钱票的，就告诉他让家里送钱来，以便改善一下伙食。

新犯人进笼，一般要强迫他“洗澡”一次。以后每隔一定时间，遇上天晴暖和的天气，牢头督促大家也洗洗，注意个人卫生。

给新犯人洗澡，大冬天里，由老犯人舀水池里冰冷的水，往新犯人身上浇。冷得新犯人心脏紧缩，脸色发青，瑟瑟发抖，哇哇大叫。其他犯人看到，则开怀大笑。

我想，犯人的人格不完整，受到严重的凌辱，就以折磨别人来寻找心理补偿，来找到快感。也有可能就像狱中犯人所说的——长期关押，快把人关疯了。这可能是犯罪心理学研究的范畴，因为我在看守所呆的时间不长，也说不好。

新犯人进看守所，一般先要安排到“老虎、豹子笼”去受训。受训过程长则几个月，短则十多天。然后才将其调到“文明笼”去。

记得狱友告诉我，好像是说11、12号两笼（时间久了，记不清晰了），是嫌疑犯人口中的“老虎笼”和“豹子笼”。那里的牢头狱霸特别凶，打人特下手。

狱友还告诉我说，“在那里，首先要背下监规。背不下，就挨打。打到你完全背熟为止。经常有新犯人被打得哭爹喊娘的。那才叫凶哩！你倒好，没有尝到那种味道……”这种训练，是要把不服管教的人，驯服得服服帖帖之后，才有资格调进“文明笼”。

《监规》由公安部制定，书写在笼子里一面显眼的墙上，有1000字左右。记得监规的第一条是“看守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云云。我在心里说：应该把第一句改成——“看守所是对无产阶级施行专政的机关”，才是名副其实的。

整个《监规》的行文风格，是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用“有罪推定”逻辑惯性，来规范嫌疑犯人的种种行为。把嫌疑犯人当成“专政”的对象，必须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我想，文革已过去四十多年了，如果长期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确实让人不知道“文革”已经结束。有“今夕是何年”的迷惑，也有仍身处暴秦时代，而“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感叹。

那些从“老虎、豹子笼”调到“文明笼”的人，一般都被打怕了。特老实听话。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不敢稍有懈怠。当然，也有功夫特别了得的人，反而把那里的牢头和他手下的打手都击败。他就变成新的“老大”。战败者只好俯首称臣，反过来毕恭毕敬地伺候胜利者。但这种情形一般很少，只有少量的例外。

我进去时，因为有桂林警方的再三叮嘱，没有进“老虎、豹子笼”受训。而是直接被安排进了号称“文明笼”的第18笼。狱友们于是问我：“你家里是不是有人当大官？或者跟看守所的干部是亲戚？”我告诉他们说：“我一介布衣，我也不认识看守所的任何人……”他们感到很惊讶。

后来，我跟18笼的二牢头打了一架，我就被调到25笼去了。25笼也是所谓的“文明笼”。

说到在18笼打架，是因为我在公安局工作的朋友，听说我被捕后，他马上弄了两条玉溪香烟，托他在看守所工作的朋友偷偷地转给我（看守所不让送香烟进去，送去则没收。只有在会见家人时，可以塞几包在口袋里）。并让他转告我：“王德佳，某某某让我转告你，你就安心在里面呆着！不要耽心。别人坐牢不光彩，而你坐牢是光荣的。出去以后，给你接风……”

送来的两条香烟被二牢头霸占着。因为“大哥”的权力被“二牢头”架空了。二牢头手上有几个钱，有几个追随者，因而在里面很张狂，对大哥也是颐指气使了。我要抽自己的烟，必须向他讨要。

二牢头是桂林国税局的一个贪污犯，因他认为一审量刑过重，还在上诉阶段，所以仍然被关押在看守所里。这家伙叫朱什么的，名字我忘记了。他为人很庸俗势利，五脏六腑是肮脏的，灵魂是丑陋的。是那种典型的小市民。我都不想提及他，以免污染了我的笔端。但因为涉及到跟他打架的事情，不得不记几句。也不是因为我跟他了打架才这样说。因为我素来认为，弟兄之间打架，打完架之后，握手言和，仍然是弟兄。

他见我身上带了一千多块钱的钱票进去，估计我“很有钱”。朱乃特意在我进去几天之后，就调我到“首席”吃饭了。并说是很看得起我了。换了别人，做梦都不可能的。并声言：“两个月内，你就不需让家里打钱来了。我说到做到，不够的我包了。”

他老是教训我：要我现实点，灵水点，要“醒笼点”等等。我心里明白，他的潜台词是指责我清高、理想等等，是要我学会他那种“势利眼”的虚伪应酬，学会“见风使舵”的谋生技巧等等。我自然是默然不语，由他讲去。

他经常跟狱友唠叨和盘算——贪污了几十万，把钱藏好，判了几年，每年就可以得到多少万，是否划得来。他也有好几次问我——剥夺了嫌疑犯人与老婆睡觉的权利，有没有法律依据？

做彩灯时，牢友们很喜欢围在我身边，跟我边干活边谈天说笑。说教授就是教授呀，道理讲得透……从而使姓朱的那边显得冷冷清清的。于是朱就骂我：“王德佳，你算老几，你在我心目中，什么卵都不是，只算这个。”说着，就伸出自己的小指头。

我说，“我从来没说过自己算老几呀。我是一个朴实平凡的人呀。我不是跟大家一样嘛！一块做事呀！”我没有给他挑刺的理由，他默默然之后，就算过去了。

朱把我调到“首席”去吃饭后，又说：“过几天，把你睡觉的地方也挪到我身边来”。这就意味着，我有了役使别人的特权。但我仍然平等对待任何狱友，不愿充当他欺压别人的工具，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而不愿像他那样对狱友颐指气使。朱就说我“不醒笼”云云。

后来我口袋里的香烟抽完了，于是向他讨取。他则把眼睛狠狠一瞪，很蔑视地丢过一包劣质香烟给我。我当时也没说什么。

我本来抱着宽容待人的态度，不计较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朱这样做，确实是在侮辱我。我感到他这样做太过分了。我要自己的烟来抽，他没给我自己的烟也就罢了，还对我瞪眼作色的，像他赏赐给我一样。于是，就跟李春林说了说这层意思，并希望李春林转告他一下，调解调解，不要弄得大家都不愉快。

我这样做，其实已经很顾及他的面子了。不使他的威信受到影响。

那李春林是朱的左臂右膀，是朱的马仔。我没有想到他是个如此卑鄙的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听了我的话后，当面表示化解化解，背后却不但不去化解矛盾，反而在朱面前添油加醋，煽风点火。

这样一来，朱就把我叫过去。我过去之后，在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他就在床上一脚踢来，踢中了我的嘴唇右侧。因牙齿顶破内嘴唇，就出血了，然后破口大骂我不识好歹，不“醒笼”云云。

我一看这家伙这么蛮不讲理，我拿起一只塑料鞋就往他腿上猛扫过去，然后顺势想抓住他的脚，想把他从床上拖下来，狠狠地揍他，就跟他扭打了起来。

但就在这时，他身边的几个打手一齐上阵，从后面把我推倒摁住……然后用脚踢我的后背。打了一会，才被“大哥”劝开了。我骂朱，“靠别人帮忙，算什么本事？你那豆腐渣架子骨，敢不敢过来试试！我们单挑！谁让人帮忙就是畜生！”他嘴上很凶，但他的全身却在不停地筛糠（发抖）。

看守所的干部听到了18笼的吵闹声，就马上赶过来了。看到我嘴角上流着血，滴在胸前的毛衣上，就马上把我叫去清创、消炎和上药。

我在医疗室上药过程中，看到朱被叫到另一边办公室了。朱听说要关他的禁闭，乃很不服气地打小报告说：“他骂干部，他罢工不做事……”

唐所长说：“这些事情我知道，与你无关，不要你管。你敢打他！……先关几天再说！”说着，就令人拿来了手拷脚镣给他戴上，然后令送禁闭室。

上药出来后，干部让我马上回18笼拿行李，把我带去25笼。

到了25笼，干部将三个人调走。那三人不想走，李老大狠狠地瞪眼说：“再磨磨墩墩的，小心揍你一餐！”

后来25笼的狱友告诉我。那三个人性格比较怪，喜欢折磨新来的人。所以干部就不由分说，把他们调走了。

说起“骂干部”这件事，我不得不交待几句。在看守所里，每天早上起床后，都要列队报数。然后在干部快要离开时，大家齐声高唱“干部好，干部辛苦了！”

遇上这种情形，我不想说这种话，则默然站立着。特别是早上到活动区去整队后，要齐声高唱“遵守纪律，服从管教，认罪服法，真诚改造”这四句话。对于后两句，我早就跟唐所长和马指导员声明了，“前两句我可以说，但对后两句，我是不会说的。我没有罪，怎么个‘认罪服法’？怎么个‘真诚改造’？”

唐所长和马指导说：“不说就不说吧！”看守们大概知道这个情形，也没有要求我跟其他刑事犯人一样鹦鹉学舌。

有一天早起，大家列队报数后，大家齐声叫喊：“干部好，干部辛苦了！”我则开玩笑说：“好个屌，冤里冤枉被关进看守所，还要喊干部好！”

那位巡查的文副所长听到后，马上说：“谁敢骂干部，站出来，叫小劳改打死克（去）！”

我则站出来说，“是我说的。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那位巡查的文副所长一看是我，就默默然地退走了。

过了一会儿，我被马指导叫去，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把这句玩笑话和其后的过程复述了一遍。

马指导解释说：“看守所只是负责暂时看管犯人的地方，职责是保证犯人的安全。冤枉不冤枉，不由我们管的。你不该责怪我们看守所的……我们的干部态度不好，年轻人嘛！火气大点，可以理解。你不要放心里去……”

我说，“我这样说，也不好。没有考虑影响，就顺口讲出来了……以后注意吧！”

这件事情后，我没有受到干部的处罚，更没有受到小劳改殴打。大家感到很惊讶。我只好把跟马指导的对话过程讲给他们听。他更感到惊讶。而18笼的朱，却对此酸酸的，很不服气的样子。

我在25笼的时候，有一个弱智的年轻人蒋小华，是把化纤旧衣服点着后，顺手搭在楼梯的铁栏杆上好玩。然后就跑开了。不料却引起了火灾，熏死了一对四川籍来全州经商的夫妇。就被关进看守所来了。

他被关进看守所之初，当然先去了“老虎、豹子笼”受训。过了一段时间后，才调到25笼来的。

他进了25笼后不久，有一天半夜，他感到饿了，就顺手从床边的编制袋中拿了狱友的快餐面啃食。后来被失主发现了，查实是蒋小华所为。

大伙就让他跪在铁门的后面，脸朝门外，说等干部查笼时，让他作自我检讨。

他老老实实跪在那里后，却有几个人相继去殴打他。特别有一个姓包的大个头狱友，他不由分说，上去猛踢一脚，使他的头猛然磕在铁门栏杆上，额头磕破，出了不少血。

后来，他的伤被干部发现了，于是问蒋小华。蒋小华一边哭一边反复声明说，“是我自己不小心磕破的，他们没有打我……”

干部心里明白，是被打成那样，就批评了打人者几句，说以后不许这样了。

当问到是谁动手打人的时候，却没有任何人承认。看守就说，我调出录像看了，是那几个人动手打的，我一清二楚，就不点名了。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关你们的禁闭……

那些人虽对干部的批评唯唯诺诺，但待干部走后，却大发牢骚说：“偷了东西不许惩罚，今后岂不是要乱了套……‘笼规’还要不要执行？”

在看守所一个月，在25笼时，还经历了一次武警“查笼”。其恐怖情形，至今让人心惊肉跳。

武警查笼前，大伙根据以往经验，可以估摸着在哪几天来。但究竟是哪一天来，却不能确定。故预先有所准备，把圆珠笔等违禁物品藏好，免得被查抄去，或挨打。

武警查笼那天，那真是“叫嚣乎东西，奔突乎南北”，一片鸡飞狗跳。比《鬼子进村了》，还要恐怖得多。

查笼的武警，都带着大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他们的人还没进门，就有一个在门外厉声嚷嚷：“还不快给老子蹲下，等会踢死你们！”然后才打开铁门，放他们鱼贯进来。

他们一进来，就分成两组，一组把床上的被子、厚纸板床垫、个人的行李包、用品用具等全部掀开，检查是否藏着违禁物品。被子、床垫、行李、衣服撒的到处都是，且不许嫌疑犯人回头看望。一组则站在双手捧着后脑勺、排队蹲在地上的嫌疑犯人后面。如果有人想歪头看看，就一脚踢过去，并大声训斥——“放老实点”……

翻查完床上，就检查监舍。检查完监舍之后，就挨个儿搜身。要犯人把衣服全部脱下，只穿着一条短裤衩。搜完口袋后，才令犯人穿上。

查笼那天，有一个大概是武警班长的人，一直站在我的身后。他没有对我大声呵斥，只是默默地站在我身后。这样一来，其他那些比较凶狠的人，就没有过来了。

到翻看我的衣服口袋时，他也没有令我将衣服全部脱下，只让我把口袋翻出来给他看看，就算查完了。而不像查其他犯人那样凶巴巴的。这也许是看守所的有意安排，体现了看守所对政治犯的特别关照。

那名判了死刑、长期戴着脚镣的孙玉双感慨说：“我经过这么多次查笼，教授背后的那位态度最好，很和善。教授真是有福的人啊，总能遇上好人。”

孙玉双被判了死刑。正在上诉阶段。他不做手工，也不理会很多监规。只要他不自杀，看守所倒对他网开一面。很多事情都由着他。那些去查笼的武警，好像也有某种默契。也不去管他。

查笼武警离开之后，大伙要费上大约一个多小时，才能把床铺重新铺上，并找回自己的衣服、用具、用品，并整理好监舍等。要过好几天，才能消除心理上的沉闷、压抑和不快。

在那次查笼中，我妻子托在看守所工作的朋友送进去的羽绒衣，因为送进来时没有破坏得那么彻底，还有一些纽扣和拉链留着。在这次查笼时，所有纽扣、拉链、松紧带等，全都被拆掉了。

既然提到了孙玉双，顺便对他的杀人案件交代几句。不知道他现在还活在人世间没有？

原因在于，我在看守所期间，唐所长找我长时间谈话，说我的案子主要是我的态度问题，只要说几句软话就出去了……并说他也对当前的贪污腐败很痛恨，也很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很愿意跟我交朋友……希望我出去以后，多到他那里走走……但我出狱后，打了一次电话，他却装做不认识我的样子。所以就没有实现回去看望狱友的愿望了。

湘桂走廊一带的槐米品质特好，提取的重要药用——黄铜甙含量高。连花梗都是提取黄铜甙的重要原料。每年，全国各地各大药厂都要来全州采购槐米。能抢购到这一带的大量槐米，才能保证这些药厂优质原料和利润。因而这一带的槐米行情一直比较看好。

这些年来，孙玉双也看中了这一行业，于是承包了一片河滩地种槐树。想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

孙玉双不辞辛劳地开荒种树，省吃俭用，苦熬苦撑，投下了大量金钱和劳力，种成了50多亩槐树园。

在槐树成林后，需要值守和采摘加工时，孙玉双于是向供电所申请装电。他交了钱之后，催了好几次，庙头供电所才去帮他安装。

孙玉双是那种比较斤斤计较的人，也不善于与人沟通和相处。他认为，自己在村子里是小姓，要恶一点，才不至于被人欺负。他还认为，自己省吃俭用地苦熬苦撑，终于把槐树种成林了。舍不得为招待供电所的人而花钱。

他在供电所交钱之后，在他再三催促下，供电所才到他果园场帮他装电。按照行业潜规则，是要由事主好酒好烟地款待着，他们才感到受到了尊重。但孙玉双却因为那天劳动劳累，而没有“醒水”。并认为自己交了钱，供电所就应该帮他装好。

加上孙玉双又打听到附近乡镇的果园装电，其收费标准比庙头少交了100多块钱。就嘀嘀咕咕地表示不满。于是就跟供电所的人争吵了起来，发生了口角。

争吵过程中，双方都动了气，都声称要搞死对方克（去）。

供电所派去的人，于是就不帮他装了。发生不帮他装电的事情之后，孙玉双一不做二不休，则去庙头供电所要求退钱。跟供电所的人吵了一架，供电所感到理亏，才把钱退给了孙玉双。

既然供电所不帮他安装了，孙玉双只好跟附近村民协商，从村民家里拉线用电。但把供电所遗留下来四个多月的电表、开关、表箱等材料用去了（据孙玉双自承，“那些东西放在那里四个多月了，都没有人来过问过，我以为是供电所不要了”）。

用去电表等材料之后，供电所就找到了孙玉双的果园，要孙玉双赔偿用去的电表、开关、表箱的钱，说他没经过供电所批准，而私自接电，还要罚款。并说他是非法用电，要去剪他的电线。

面对供电所的气势汹汹来找岔，孙玉双又跟供电所的人争吵了起来。在争吵过程中，孙玉双虽表示愿意赔付使用材料的钱，但声言：谁剪他的电线，就跟谁拼命……

争吵过程中，双方又声称要搞死对方克（去），也推搡了几下。供电所仗着人多势众，有一个干部操起一柄锄头，高高扬起，向孙玉双的头上砸去，却被孙玉双躲开逃掉了。

孙玉双在气愤之中，就转身操起他放在路边准备上果园砍荆刺的长柄柴刀，声称：“现在我们再来搞两下看看”。

供电所的唐有林所长也在气愤之中，就上去跟他“搞两下”。孙玉双于是将柴刀顺手舞过去，结果砍中了唐有林所长的胸部，砍开了胸腔，露出了肺泡，经抢救无效，唐有林就被砍死了。

我想，其实被砍死的唐所长和将被执行死刑的孙玉双，双方都是供电行业的霸王作风的受害者。

因为这桩严重的杀人案件，孙玉双被判了死刑。每天戴着脚镣，用一条绳子提着脚镣的粗铁链，以免铁链子拖在地上弄脏床上的被子。

大冬天里，孙玉双戴着脚镣睡觉。他说要过很久之后，脚才会有点热气。因此看守所每天傍晚，有一桶热水供应他，让他烫烫脚。

孙玉双常常跟我感叹：他过失杀人，却被判处了死刑。而他看到的好几个预谋故意杀人的人，却被判处死缓。他认为法院对他不公。并认为是因为唐有林的父亲是原县长，有钱有势，上下打点。而他作为一个老实农民，对上级来核查的法官讲的普通话，他都听不太懂。所以他的亏吃得大。

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好几次万念俱灰，乃撞墙自杀。唐所长于是再三劝慰他：你的案子很有改判的希望。并一再请求他，希望他不要给他的看守所闹出乱子。所长则声言帮助他诉冤，并给他生活上的多方照顾等等。才重新燃起他活下去的希望。

因为孙玉双问及我的家世，我在闲聊时告诉他：“我祖上是乡村绅士，也算是共产党所说的地主吧。但绝不恶霸地主。相反，我祖上为家乡修桥铺路，兴学办赈，扶危济困等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从百板洞到全州的石板大路，就是我家与百板洞邓培耀两家牵头，挑大份出资修建的。每十里修建一个供客旅歇脚的凉亭。记得我去广坪高中复习时，路过八百岭下一个凉亭。那石柱上有一副对联——‘云绕长亭缠旅客，乌啼古木唤征人。’书法苍劲古朴，对联的意境高雅。虽然该凉亭的石柱石栏等被砸烂烧了石灰，但在我看了一次之后，就将这幅对联镌刻进了自己的心里。我母亲后来告诉我说，那凉亭是我家建造的。估计那副对联是高祖辈所拟……曾祖父母一再告诫父辈，不让后人去催讨所欠钱米。他说：‘人家有了，自然会送来。人家没有，去催讨，不但还不上，反而把人得罪了……’曾祖母临终前交代后人的四句话是：‘积善积德，覆荫后人；积恶积怨，报在眼前’……共产党所说的恶霸地主，绝大部分是为了挑动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而伪造和虚构的……但我家在共产党占领大陆前，败落下去了。没有被划成地主……”

他听了我的介绍后，乃一再对我感叹：“过去的地主，虽然在在文革中被杀得很惨，但现在只要留下一根苗苗，大都很有头脑，也很有本事……”并一再反省他过去不善于与人和睦相处的错误。感叹说：“家里没有有文化、有见识的人，吃了好多亏……本想勤劳致富的，没想到把命也赔上了……”

2、看守所是榨油机

前文说到看守所有售货小推车，向各笼犯人叫卖日常生活用品。其实这些卖给犯人的东西，价格一般都要翻一番。有的要翻几番。

在邓小平“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路线指引下，在“一切向钱看”的社会潮流中，看守所也成了一个获利丰厚的特殊的商场了。

在外面值七八块钱的塑料桶，里面卖给犯人，要20块钱一只。一个薄薄的很容易弄烂的塑料口杯、塑料碗，在外面市场上相当于一块钱左右，在里面卖给犯人，要五块钱一只。牙刷是看守所的专用软牙刷，软软的，很不好用，也五块钱一只。牙膏、香皂、洗衣粉等的价格，一般都是外面市场的一倍以上。

看守所一天两餐，早餐在10点左右，晚餐在16点左右。看守所里面的伙食很差，由于没有油水，进去时间一久，肚子就饿得咕咕叫。需要订购加菜来补充营养，才不感到那么饿。但订购的加菜价格，一般是外面饭店的两到三倍。

看守所里面有电视看。电视机由犯人筹钱，由看守所送来安上。看电视，每半天要扣收10块钱。全天播放，则是每天20块钱。

看守所卖给犯人的普通香烟，是外面市场的两倍以上。如2.5元的甲天下香烟，里面一律卖五块。越是好点的香烟，加价幅度越大。最高是外面价格的四倍。如玉溪香烟，在外面20块钱一包，在里面要卖80块钱一包。在外面两毛钱一盒的火柴，里面要一块钱一盒。

看守所不许家人捎带日常用品或食品进去，只能在里面购买。除非在看守所有亲戚熟人，才可偷偷地捎带进去。家人捎带的日常生活用品，嫌疑犯人一般也收不到，而被扣下了。进去之初，审问我的警官问我有什么要家人捎带的时候，我曾让他们搭信让老婆送洗漱用品。老婆送了两次洗漱用品，我一次也没有收到。

我想，不让家人捎带东西进去，表面上是为了安全等理由，但客观效果是，让里面昂贵的商品销量大。嫌疑犯人，成了看守所榨取油水的对象。

我被关进去时，口袋里带着1070块钱，准备买什么东西的（忘记了）。进去后，被打成钱票。到25笼的时候，还剩800多块，才过了不到二十天，就被牢头花得精光。后来又再三催促让我家人打钱来，我只好让老婆送进500块。可见看守所的开销昂贵。用狱友的话来说，在里面的100块钱，只相当于外面的40块左右。

听狱友介绍，为了体现人性化管理，看守所内，还辟有夫妻相聚的房间，提供给犯人使用。但狱友笑着说：“在那房间里睡自己的老婆，比在外面嫖妓都贵得多……”

3、看守所是奴隶工场

我在全州看守所的时候，各笼都领着拉彩灯线的任务在做。听狱友介绍说，两个老年笼（18、25）的任务减半。其他笼的任务，得整天赶着做，才能做完。

彩灯线是把49跟15公分左右长的铜线，与50个彩灯头串联起来，算一条彩灯线。每十条扎成一把。老年笼的任务减半，即每天要完成30把。即拉好300条彩灯线。

彩灯头用塑料冲压出来，用编织袋装成一袋袋的送进来。铜线则是另一种编织袋装着送进来。每个彩灯头内有两个触点，需要较用力，才能拉进去卡紧。长期做这种手工活，因而在手指的特定部位拉出厚厚的老茧。有很多人手指的特定部位，被拉烂了。

我在任务减半的18、25两笼看到，有好几个狱友的手，都在用力的地方磨破裂了。但他们只能忍着痛楚，不管不顾地赶忙完成任务。

拉这种彩灯线，也需要在较熟练后，才能保证质量。否则就是制造废品。那个显得弱智的蒋小华，学了四五天，仍然是弄出一堆废品。牢头向干部说明了，以后就免掉了他的任务，不让他做了。

拉好的彩灯线，集中在某个时候，让大家插上各种颜色的小灯泡。这叫“插泡”。“插泡”工作我没有经历过，听狱友介绍说，“插泡要比拉线要难得多，手指头都搞歪了克（去）。插好灯泡后，要进行质检。因为小灯泡是串联起来的，哪一个没有插好，全线都不亮。需要全部检查后，才能发现原因所在。检验合格之后，才能装箱交货，然后由定货单位接走，算钱给看守所。

拉接头时，稍不留意，拉破了小小的塑料灯头，铜线触头的黄铜片就划破手指。大家于是用胶布缠着手指，用来保护手指和皮肤，免得被划伤和磨破。胶布做成可以活动的。做工时套上，休息时取下。被狱友们戏称为戴“金戒指”。

开始几天，由于不太熟练，我手指上被弄出好几道伤口。一用力拉，就流生血。于是我就跟所长声言要休息，不做了。唐所长说你做得了多少就算多少吧。但18笼的朱老二，却因为我没有通过他向所长求情减免任务，而是我自己直接向所长说明情况，所长却爽快地答应了。为此，朱老二却故意说我偷懒，说影响大家的劳动积极性云云。我没有理会他，只顾自己慢慢地做，做得了多少算多少，让朱把我的任务单独交上去。

我有二十多天在审问，因此我参与做手工的时间不长。且在我因审问完不成任务时，我跟唐所长声言了一下，就减去了一半任务。后来手指拉伤时，就允许我做多少算多少了。而其他人去向所长求情，所长却没有理会。

尽管这样，我做了十来天的活，手上的老茧也很厚。释放出来后，过了好几个月，我的食指、中指和拇指上特定地方一直是木木的感觉。大约过了三个多月，手上的老茧才慢慢消失。手指的感觉才恢复正常。

听一些老资格的狱友介绍，看守所曾经有一段时间（说有几年），一直组装塑料打火机。故中国的打火机特廉价。

透过这种奴隶般的劳役，我看到城市中火树银花、莺歌燕舞背后所掩盖的，是劳改或嫌疑犯人的血泪和辛酸。这就是“盛世”中国的一副生动写照。

十一“取保候审”释放

由于警方对我的审问没有捞到多少实质性的东西，而我一直耽心他们设好圈套来套我。所以一直比较强硬，而不愿屈服。会见家人之前，我一直跟警方僵持着。

后来因为一次争执，我很恼火，我说：“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心胸坦荡地跟你们交谈。而你们始终不告诉我你们姓什么？什么名字？是那个部门的？今天审问我可以，请你们先把警官证件摆到我面前，让我把你们的名字记下来。跟你们这样一群无名无姓的人讲话，就像跟鬼说话一样。”

那名主办案件的李（赵）警官，把我拉到一边，然后跟我说，“你不要打听这些好啦！知道了这一切，对你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听我的话，没有错。”

……

有一天，那位说我进看守所是休养的警官，再次坐上审问的地方，想对我审问。我因为反感他，就对他说：“如果我的头颅可以成为你往上爬的阶梯，我愿意奉送出来，成全你们。如果我的一腔热血，可以染红你的红顶子，我愿意奉献出来，成全你们。如果我的赤胆忠心，可以作为你雕刻记功碑的材料，我也愿意贡献出来，成全你们……”

“最近我常常在我主面前默默地为你们祷告，祈求我主赦免你的罪恶。因为你们做了什么，你们还不知道。我相信我主的仁慈博爱，我也相信我主的赏罚分明。如果你们继续在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就算我天天为你们祷告，也没有用的。你们一个个都会死于非命、不得善终的。我真诚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不要为了共产党的一党之私，而继续做这种丧尽天良的勾当！不信的话，你们就等着我的话得到验证的那一天！”

“请你把我这些话原原本本地记下来……你怎么不把我的这些话不记下来呀？”……

后来，审问我的警官和他们的头头终于告诉我说，“明天让你会见家人。家人劝你时，你可不要像对我们这样发火哦！”

近一个月没见着家人，我很想念家人，也很耽心母亲的健康状况。我曾想写信给妻子，告诉她不用为我着急。信写好了，却要遇上释放的人偷偷藏好，才能带出去，然后送到家人的手上。不是要好和机灵的人，一般也不会冒险带这种信。所以一直无法带出去。

那封2007年12月18日就写好的信，我一直藏在身上。它躲过一次野蛮的武警查笼，直到2008年元月9日，才托一个出狱的年轻人送到妻子的手上。给她转信的同事劝我妻子要坚强些，但她自己却禁不住哭了起来……

会见那天，他们只让妻子和家兄进去看我。妻子一见到我，就搂着我的右手，泪如雨下。她告诉我，母亲后来知道了我的事情后，就病倒了。正在打针。而家里的一切，孩子的教育，单靠她一个女人家来打理，她说她实在撑持不下去了。这些日子里，她吃不下，睡不好……并反复劝我“退一步海阔天空”……

家兄也劝我不要跟警方硬杠下去了。说：“警方确实是在真心帮你的。我们都在为你办理取保候审手续了……起码要给经办的人一个理由，以便向上级争取释放你出来嘛……”

在这种情况下，我点头答应了妻子和家兄的要求。于是警方感叹说，“看来亲情对于他来说要有用的多！我们二十多天磨破嘴皮，还不如亲人的几个小时！”

他们要我写一个悔过书，我明确表示拒绝。并表示，如果一定要写悔过书，那我只好选择继续坐牢。于是他们就让我写一个保证书。保证今后不再写作抨击时弊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字，并要我承认那篇论文触及了刑法105条等字样。但我坚持在“保证书”的后面加上“愿今后多做历史、哲学等研究”的字样。

写下保证书之后，我感到很屈辱。笼子里的狱友看到我闷闷不乐，于是问我，我说写了一份屈辱的保证书，感到很后悔难过。他们说：“嗨！只要能放出去，就算让我写一万份保证书，满世界贴上，我也乐意！你脑袋里哪根筋出了问题……”

第二天，我声言在这种诱惑胁迫下所写的保证书无效，要收回昨天的保证书。愿意继续坐牢。

那名主办李（赵）警官赶紧说：“你就不要为难我们嘛！这让我们怎么做人？我们在这段时间里，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上下左右为你跑。一会儿飞机，一会儿火车，马不停蹄，腿都跑断了。我在上面拍了胸脯的。你再这么搞，我就要用你说过的“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话来指责你啦！这太不够弟兄们的意思啦……”

2008年元月12日，我被释放的那一天，坐在看守所办公室里等待当班警官办理“取保候审”手续的时候。我要求警方赔偿我被破坏掉的衣服。我认为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看守所马指导跟我解释说，把那些玩意拆下来，是为了保护嫌疑犯人。是怕犯人用那些玩意自杀或伤害他人……

全州国保的郑警官马上说，“嗨！那是小事情啦！拉链纽扣有地方修复的。明天我带你去。几块钱就搞定了……”

我说，写那份保证书，是我极不情愿的。起码在政治环境宽松时，我仍然要写作抨击时弊的文章的。因为抨击时弊，是我尽一个公民的义务……

全州国保科来接我的郑警官说：“咹～老弟呀！你今天终于聪明起来了！到那时，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们才懒得管你呢。这段时间，上级领导长驻全州，等着结案。光接待工作，都把我们快累死了……”

在等待办理取保候审手续的过程中，文副所长一边为我办手续一边跟我说：“王德佳，你想把天翻过来吗？”

我说：“嗨！我哪能翻什么天哦！我只是想做一个公民，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尽一个公民的义务而已。别人愿意做奴隶，而我不愿做奴隶，而愿意做一个公民罢了……”

文副所长说：“你想做公民，却把自己做进了看守所啦！你又没有掌权，想那些问题有什么用？回去就不要想这些问题啦！这不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思考的问题嘛……”

我说：“嗨！如果把社会比作航行在茫茫大海之中的一艘巨轮，我虽然不是船长，没有驾驶这艘巨轮的权力。但我愿意时时站在船头，警惕地瞭望前面的航程。一旦看到漩涡和暗礁，我就呐喊示警。以免这艘巨轮陷入灾难之中。我虽然没有掌权，我愿意用我的知识和智慧，来造福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文副所长又说：“你应该到中央去吧，给胡锦涛当高参！”

我玩笑着说：“嗨！我曾经写了一篇《荆楚给胡温诸君上课来了》的文章，并用几篇讲稿给他们上了好几堂课……但他们的考试成绩太差，就像当年的张铁生一样交了白卷……虽然他们搞阴谋的本领很强，但关于政治文明、自由、民主、宪政的学识水平太低。胡锦涛想做我的学生，他还不够格呢……”

这时，“取保候审”的手续办完，南宁、桂林和全州国保的警察就催我走。说：“走啦走啦！出去以后有的是时间，你再来跟文所长慢慢扯板筋（桂林方言，“扯板筋”是侃大山闲聊的意思）吧！”

我被释放那天，全州国保的郑警官、王警官，很热情地帮着我提拿被服行李，并开车把我送到家门口。

还没有进屋，妻子就准备了洗好的衣服叫我换上，并让弟弟把我拉去理发，说“剪得越短越好”。

我本来想把自己从看守所释放出来时“头发长长，胡子也长长”的照片拍摄下来，留个纪念。但想到妻子这些日子担惊受怕受煎熬，就依了她。

理完发回来，妻子再在家门口烧上一盆大火，要我从火苗上跨过，说是烧去晦气云云。我只好依着她。但弄得我哭笑不得……

十二、取保候审后的一些情况

1、妻子的执著抗争

我被拘押在看守所中，由于音讯隔绝，妻子不知道我在里面的生活情况。很是着急上火。后来小妹告诉我说，“在那些日子里，二嫂整天以泪洗面，吃不下，睡不好。走起路来，像一片树叶一样轻飘飘的。看到她很可怜，看了都想哭……”

尽管这样，她却硬撑着，上班下班，里里外外，买菜做饭，招待看望和帮忙的亲友。还想方设法找亲友托关系，期待减轻对我的折磨。然后又请家兄上北京，通过我在北京的朋友的介绍，去协商聘请律师。

家兄去北京，去到浦志强律师事物所，聘请了滕彪大律师，并咨询了一些问题。他们让家兄象征性交纳了一笔费用（6000块钱）后，说打算为我启动法律援助基金为我辩护，并号召从业律师为我捐款……妻子也表示，哪怕卖掉原来的那套旧房，也要在法律上讨个说法。在此，我要向浦志强律师事物所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聘请律师的手续还没有完成时，我就被“取保候审”释放出来了。

在我被拘押期间，全州的国保警察看到我妻子心急火燎、六神无主的样子，就笑着对她说：“你急什么，他在里面的心态好得很，潇洒得很哩！我们七八张嘴，都不是他的对手……”

2、朋友们的热心帮助

由于在我被拘押期间，妻子上下活动，托熟人找关系，预交律师费，家兄的往来机票车费等，花掉了我手头上的仅有的一点积蓄。

作为一名将电脑当笔用的写作者，我原来使用的电脑，又被桂林警方扣押着，颇感不便。而想购置一台新电脑，却因为当时正陷入经济上的困窘局面，颇感吃力。故在那段时间里，我只好偶尔去网吧上网，看看国内外的时事新闻。朋友们看到我冒泡了，很高兴，纷纷过来询问。我就把当时的困窘情形跟几个要好的朋友说了说。

不料，却在朋友或读者之中传开了。不少朋友很为我没写作工具耽心。有好几位我还不认识的读者，想赶过来，帮我解决电脑问题。当时正遇上湘桂两省的大雪灾，交通梗阻。且在我获知这些朋友并不宽裕后，乃一一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毕竟常去网吧上网颇感不便。于是就想将那台购置于1998年的、已经闲置下来好几年了的旧电脑装上，将就着用。我颇费精力和时间弄好后，虽然勉强可以用了。但毕竟配置太陈旧了，无法运行目前的主流软件。经常被卡住或死机，很影响工作效率。因电脑使用不畅，心中很冒火，于是屡次向桂林警方讨要电脑……

过了一个多月，山西侯马的张辉先生从朋友的渠道获知我的情况后，声言他手上有一台闲置着的电脑，配置还行，要给我寄过来。要我告诉他地址后。过了不久，他就寄来了CPU、主板、硬盘、内存这四大件。我买回机箱电源光驱等装上，性能上还过得去。目前使用的这台电脑，就是张辉先生寄来的。

3、屡向警方索要电脑不果

在我承诺“封笔”后几天，就被“取保候审”释放了出来。起初我想，既然当局不许我写作，我就利用这种空闲，多看点书，好好地给自己充充电。以便在国内政治环境较为宽松的时候，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为推进中国民主、文明、进步奉献一份绵力。

但桂林警方却一再警告和敲打我说：“眼下几年，我劝你不要存在这种想法啦！现在国家的政治形势异常严峻，你再在海外发表文章，随时都有可能被抓进去的！到那时，就算神仙下凡，也救不了你啦！”

我回答他们说：“你们不是早就答应把电脑还给我嘛！至今，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还是不见任何动静。既然你们说话不算数，那我对你们的承诺也不算数了。我打算在必要的时候，写作点东西，拿点稿酬购置一台新电脑。我虽然不愿去坐牢，但我也不怕坐牢的。那台电脑如果被你们扣押几年，就没有使用价值了。我很珍惜保存在里面的文稿和收集下来的大量文献资料。你们千万要保存好了。万一毁损掉，我会向你们提出上百万的索赔的。因为那是我十多年心血的结晶……”

他说：“资料安全你就放心好了。你买电脑不容易，把电脑还给你的手续，我正在办嘛！需要上级的批准的。电脑是作案工具。哪能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想拿回来就拿回来的。”

当我听到“是作案工具”的说法后，就责问他：“作案工具！作你个大头鬼！你说我作了什么案？我是杀了人？还是放了火？是强奸了？还是抢劫了？”……

经过多次索要电脑未果之后，我的心也就渐渐地淡了。反正跟他们交往，他们是能骗则骗，能拖就拖，而没有诚实的时候。自这以后，我就懒得搭理他们了。除非被迫叫去“喝茶”。

4、“喝茶”

我被取保候审释放出来后，警方要我断绝与海外朋友的一切通讯联系。我说：“我从来不管对方的政治立场如何，朋友就是朋友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会有他的社会关系，就会有他的社交圈。要我断绝朋友之间的交往与友谊，等于把人置于真空中，这不是精神谋杀嘛？我不能答应……”

前段时间，我跟朋友们在网上相聚，于是就写作了一些幽默小品，来会会朋友们。不料立即引起了警方的警觉。那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带着桂林的几名国保警察，特地赶来全州，把我叫去谈心和“喝茶”了两天。一再警告我，不得写作那种文字了……

我辩解说：“那种文字，其实算不上文章的。只是一些几百字的幽默小品，或民间段子。是以此来跟朋友们开开心罢了……一个养着400多万党卫军的政权，却如此害怕一个文弱书生的一支秃笔。你们也搞得太夸张了吧！”

他说：“你有很多读者和粉丝。闹不好，上级要我们抓你，我们只好把你抓起来。你还是收敛一些的好……”

我说：“我只是想说心中的大实话而已，只是言说一些基本常识罢了，读者粉丝有多少，我没有注意。不像你说得那么玄吧……”

“谈心”结束后，桂林警方提出要查看我网上通讯的情况。我当时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我甚至可以把自己鸟鸟捞给他们看。

他们来到我家后，我也没有往深处思考，就打开了两个网络通讯工具。于是他们趁机拷贝走了我的“QQ好友”和“Skype好友”的名单。

抄去好友名单之后，我才醒悟和懊悔不迭。我感到桂林警方这种做法太不地道，像骗子和小偷一样，严重侵犯了我个人隐私，也侮辱了我的人格，使我感到很对不起朋友们。这让我在朋友们面前感到无地自容！

拷去名单之后，有好几天，我一直深深陷入这种痛苦和懊悔的折磨之中。过了一个多月，朋友们表示理解后，我才从这种懊悔的折磨中跳出来。特请朋友们多多原谅！

5、妻子的感悟

妻子原来对于我从事的这种呕心沥血思考和写作，由于忙碌于工作，她不关心，也感到不解，甚至反感。有时，在我沉湎于阅读、思考或写作、而忘了顾及家务事的时候，她很是埋怨或发火。

自我经历了当局拘押事件之后，妻子对我从事的事情的了解，就多得多了。因而就多了一份体贴和关心。不再像过去那样，时不时受到她的指责。这对于我集中精力解决一些学术理论问题，大有帮助。也使家庭生活过得和谐了。这确实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大有裨补。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所以我要好好感谢当局对我的刑事拘留。

妻子原来自以为，精明强干的女人，会处理好一切。但在我刑事拘留过程中，她遇上很多事情，却没有人帮她拿主张。她感到很无助，精神上也没有个依托。在那段时间里，国内外的电话安慰和鼓励，才使她有信心勇敢面对。

我出狱后，她才深有感触地对我说：看来男人墩在家里，就是家里的顶梁柱。过去没有这种感觉，自你不在家时，又遇上那么多事情，我才认识到这一切……

我则玩笑着说：古话不是说了嘛？女人再强干，屙尿也是上不得墙壁的嘛……

6、原谅朋友的过错

我被释放出来后，对于蒋平荣利用我对他的信任和友谊，打电话给我，而不告诉我实情。我对此心中耿耿，确实很不舒服。感到他为了警方，而出卖自己的朋友。做得太不地道了。只要他告诉我是谁在找我，就算被捕，我也绝不会责怪他。

因为这种心理芥蒂，有一次，他遇见我，很热情地想跟我聊聊天，我说：“我不认识你！”就走开了。

过了两个多月，有一次，他很诚恳地把我叫住跟我说：“当时遇到那种凶煞煞的情形，我没有经验，被吓着了。”并请求我原谅他。还说：“那天听了你说‘不认识’我之后，我当时就伤心得哭了……

我想了想，也是啊！他也是一个受害者哩！他被警方利用，而失去了十多年的朋友的信任和友谊。

我就温言安慰他说：“过去的事情就算过去吧。你能剖开心怀，我们还是过去的一样的朋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7、去北门派出所“兴师问罪”

我被释放出来不久，感到北门派出所对我抄家的事情，完全是“葫芦官乱判葫芦案”。加上电脑被他们扣押了去，而没有电脑使用，我心里很不舒服。有一天，就去找到其指导员阎展明，跟他说：

“你们这样搞，是执法犯法，是违法乱纪。我可以不看权势看私谊的。你们必须就你们执法犯法、违法乱纪向我赔礼道歉。我给你们一段时间，让你们好好考虑考虑。我等着你们，根据你们的诚意，我再决定采取下一步行动。”

阎展明狡辩说：“我听上级的安排，没有错，道歉是不可能的。”

我说：“好啊！你的上级利用你们，而你却像个傻卵一样。上级在我面前做好人，想方设法把我释放出来。而你们倒好，尽去做恶人。搞得卵火烫了。我会上检察院控告你们。我启动的诉讼案件，一般会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到时候，你的上级只好舍车保帅，而把你抛弃掉。你信不信？你不妥善处理这件事情，我完全可以送你进去关几年。要不要我试试看？对我公开赔礼道歉了，我可以放过你们。”

阎展明听到我这样说后，只是默不作声。

我看他三锤子也砸不出个闷屁来了，我就甩过一句话：“这段时间我可以等着，不要搞得我卵火烫了。到时候你就没有好果子吃！”然后就离开了那里。

隔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我就接到桂林国保的李（赵）警官的电话：“看在我的面子上，你不要搞大啦！搞得我为难。当然，被关押了一个月，心里有气，可以理解。我现在以弟兄的名义拜托你，就不要搞大了！好不好？过段时间，我想办法把电脑还给你……”

我告诉他，“我不过要求北门派出所讲句人话而已。只要他们说句人话，我才不想耗费时间和精力去搞大的……”

十三、后记

1、一个月的审问，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泛，对话过程也很冗长。在这里，我只能凭事后回忆，摘取一些较为有趣的对话。因而这篇文字，只是审问对话的一小部分。全部记录下来，会记不胜记的。

2、今天的这个记录，因为在时间上已过去了五个多月，难免遗忘一些具体细节。也有可能打乱了对答过程的前后秩序。也因为当时的舌战辩驳，较为口语化。而将这些口语化的东西转化为文字，就需要在表述上略略变化一下，才利于读者的阅读。

3、审问我的警官一直宣称，他们没有把我当罪犯来看待，而是充分尊重了我的人格，且一再声言我在人格上跟他们是平等的。于是，在我取保候审释放之前，就跟他们索要审问过程的音像资料：“以往记者朋友采访我，会把音像文字资料给我一份。也希望你们复制一份，给我留个纪念。”

审问我的警官马上说：“你要搞清楚耶！这是在审问你，不是接受记者采访的。”

我于是揶揄他们说，“你们不是老是说，我们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嘛。怎么这时候又不平等了。横竖都是你们有理！因为你们手上有权？”

因此，如果以后弄到这些音像资料，我可以把与实际情形有出入的地方修正过来。以对自己的历史负责。

4、这篇记录稿，目前还不能发表。只是传给关心我的朋友们了解一下。因为当局对我取保候审释放出来的条件是，要我在取保候审期间，必须“封笔”。即“不发表抨击时弊的文章”云云。

我虽然知道这种封笔，是非法剥夺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而没有任何法理依据。但我想，既然答应了，就不该违背自己的承诺。既然承诺了，不管对谁，都应该一样。

也因为桂林警方要昧着良心听命于上级，才能保住饭碗，也有他们的难言苦衷。我跟他们前世无仇，今生无怨。我不想因为这篇文字，使他们感到为难，或砸了他们的饭碗，或得罪当地的有关人员。

5、对我构陷迫害的最根本原因，我一直在思考和猜测。我想，郭国汀先生的那篇《我为荆楚抗辩》的文章，与我内心所思所想和所见略同。点出了《透过郭飞雄事件看胡锦涛真面目》一文，是我被构陷迫害的要害之处。

也因为桂林警方对我的审问过程中，提到的“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频率颇高，却不指出那篇文章的名字。我估计，这是北京给他们定下的调调，以免为那篇文章做免费广告。

郭国汀先生心明如镜，真吾知己也。

6、2007年64前夕，中国人权论坛发起的为六四烈士家属及伤残者捐款的活动，以公开表达我们的一点心意，以给这些人送去一点人道安慰……大伙委托我开设账户接受捐款，由朋友们监督稽核。

在六四前夕，警方冻结了该账户。这次对我抄家和刑事拘留时，警方干脆抄走了那些存折。取保候审释放出来后，我多次跟他们索要，以便对这次捐款活动有一个了解，向朋友们作个交待。但他们一直回避，或声言不便归还。

为此，我辜负了大家对我的信任，感到自责和难过。

写于民国97年6月10日～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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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伽达默尔逝世】

（一）伽达默尔無緣得見我的思想主權

網文《伽达默尔逝世》報道：

世界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于2002年3月13日下午3时30分左右因心脏病突发而逝世，享年102岁。

伽达默尔生于1900年，曾在马堡、弗莱堡等大学就读。1922年在慕尼黑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9年起先后在马堡、莱比锡、法兰克福、海德堡等大学任教授。1962年任全德哲学学会主席和国际黑格尔联合会主席。

他在哲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哲学诠释学的理论体系。

主要著作有：《真理与方法》（1960）、《柏拉图的辩证法、论理学及其他》（1931）、《歌德与哲学》（1947）、《美学与诠释学》（1964）、《黑格尔的辩证法》（1971）、《短论集》（3卷，1966-1971）、《科学时代的理性》（1976）、《诗学》（1977）等。

生活世界的科学（1969年）

 [德]伽达默尔/著 黄应全/译

尽管生活世界的科学是后期胡塞尔观点中最有争议的部分，但是，考察这种观点中有什么新颖的成分似乎仍经常是必要的，它是开辟了新的研究道路呢，还是对现象学向来就有的纲领性倾向作了一个新的、更清晰的阐述？胡塞尔思维风格的特色在于：自我纠正与自我重复之间很难分别。所以“生活世界”（Lebenswelt）概念的引入游移于对那个真正的方法的纯粹描述与一种新的自我批判之间。那个方法就是胡塞尔为他的现象学研究选用的方法（使他的哲学兴趣区别于占支配地位的新康德主义学派和实用主义学派的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而那种新的自我批判，即是不能达到胡塞尔终生渴求的目标，即找到一种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也会使这一目标显得更易达到一些。我们可以补充一点，胡塞尔的自我解释对于理解他的意义来说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标准。他的自我解释也游移于不断更新的自我批判和一种目的论的自我解释之间。比如，这种有目的的自我解释允许他自称他的《算术哲学》是构造性研究的一个预示。而且，即是舍勒和海德格尔提出来反对他的现象学基础的那些批判性反驳也只是使他更固执他的信念：他们没有理解他的“先验还原”的真正含义。那是他的自我解释中惟一的据点。所以，对我来说，把他提出来用以反对他的哲学同代人的这种固定不变的抱怨作为背景，以解释生活世界观念，似乎是方法论的要求。

然而，人们必须承认，那个新词，“生活世界”（由哲学家提出来并在日常语言中取得成功的少数几个新词之一）具有非常宽泛的意义，它很好地体现出了胡塞尔思维之不同于占统治地位的新康德主义和实证主义哲学的具体特色。它并不把哲学的任务局限于为科学奠定基础，而是把它延伸到日常经验的广阔领域。这样一来，我们就非常容易理解，胡塞尔后期著作中提出的这一生活世界概念为什么会被许多本不愿追随他的现象学之路的学者所接受和欢呼。他们在一种与胡塞尔的立场完全相反的意义上，在一种完全远离笛卡儿主义的含义上采用了“生活世界”这一流行术语；或者，至少，他们力图在现象学人类学的背景中使他们的研究作为对社会历史世界的独立分析而合法化。这种运用并不是不合法的，因为胡塞尔本人就承认，阐明一种生活世界本体论是一种真正的虽然是第二位的任务。这样做并不必然要求人们追随胡塞尔本人的先验现象学和先验还原之路。

事实上，回到整个科学经验的后面去获得简单的现象学材料（如感觉、知觉、或实践经验）从而使与科学相对立的那些要求具有合法性，不只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生活世界之要求它自身的现象合法性，也是正当的。这个主题领域代表了一种被给予性的样式，或者更确切地说，代表了一种原始地被给予性领域。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导到处于这些被给予性样式“后面”的科学知识结构上去，即引导到一种关于真正客观的世界的本体论上去，并因为关于自然的客观知识包含了一切可知之物，而忽视这些被给予性样式，那显然是不合理的。胡塞尔在《算术哲学》中表现出来的最重要的洞察之一是在符号数字的例子中看到根本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和独断的给定性概念。例如，在无穷数的情形中，无穷数决不能通过下定义实际地产生出来，但它仍然具有被规定好了的数学意义，在这里，给定性概念意指什么呢？在同样的意义上，生活世界之被给予性的样式必须被当成意向性分析的对象并在它们的特征中构成性地奠定为无法还原成“物理学”世界的现象。这种分析遵循意向对象与意向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并通过意向来确定被意向者的意义，它必然需要“意识生活”（内在经验之流）提供一种方式去通达和展示生活世界中被给予之物而决不只是通达和展示科学经验的客观性。看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甚至胡塞尔研究的第一步就超出了新康德派的任务。新康德派的任务是在事实科学的含义上构想经验的客体。

只有这种对意向行为与意向对象之间的相关性的分析才能揭露把世界本体论奠基于数理科学的客观性这种行为的天真。正如胡塞尔所说，这样一种世界本体论没有看到包含于它的方法中的理念化这一关键问题，从而飘浮于空气中。但是另一方面，生活世界视域中的意向也体现了理念化从而包含了参与其组建的意向行为。早在《逻辑研究》中，相互构造性分析的纲领不仅使与对象相关的构造性意向成为主题，而且阐明了意识整体的基本结构：意识整体以自己流动的时间性建立起对象的有效性。在这种意义上，生活世界的主题并不是全新的。当胡塞尔探讨现象学研究的最深层面即内在时间意识的自我构造（这一讨论可以回溯到现验现象学的观念的第一个纲领提出之前）时，它就清晰地映入了眼帘。

但是后来，当先验还原的哲学规划吧所有笛卡儿式的研究统一成一个体系性的哲学框架时，当哲学被纲领化为一种严格的科学——这种严格的科学开始于把基础最终置于绝对自明性之上时，检验先验还原步骤的严格性和明晰性就成了必要的。正是那时，生活世界的问题才凸现出来，“生活世界”这一术语才被创造出来。众所周知，在《观念》一书中，胡塞尔解释了科学哲学的新风格，它奠基于对先验主体的分析，在其中将第一次获得一种具有真正先验性的唯心论。为了论证这一点，他追随笛卡儿式的方法：通过普遍怀疑以获得能思主体（我思，ego cogito）的绝对自明性。这种胡塞尔式的笛卡儿主义远离了笛卡儿的真正动机，正如胡塞尔完全意识到的那样。尤其是，对他来说，很明显，笛卡儿对世界的普遍怀疑不可能导致在一种新的哲学确定性中所有认识的一个系统基础，而是用来证明数理科学作为关于客观世界的真实知识的合法性。所以，自我，那个阻碍最普遍的怀疑的基础意识绝不是先验自我。胡塞尔所说的先验自我是试图建立明证的秩序，把哲学奠定为纯粹现象学。笛卡儿的自我只是所有怀疑之后残留下来的一小片世界，借助她，用非常独特的神学方式，使对世界的承认成为合理的。然而，胡塞尔从笛卡儿怀疑的范例所获得的东西是对一切世界信念之有效性的普遍悬置。这样，他提出了他自己的先验中止观，既给一切对实在的设定、也给数学这种为现代科学所要求的不受阻碍的本质科学的有效性加上括号和悬置起来。现象的被给予性本身的样式，必须通过研究它们的现象学构造来证明并承认其本体论地位。

包含于先验现象学中的广阔的研究领域，以一种方法论的充分自觉性而被概括于《观念》中，并被称作为包罗万象的。依据先验还原方法的严格性，胡塞尔深入到了有关立场与世界观的通常哲学政论的背后。当人们想从他的先验主体性分析中期发现实在论因素，例如，在他的奠基于感知的原始材料、学说中发现实在论因素时，他便觉得自己被误解了。我认为他是对的。他毫不迟疑地反对现象学与心理学之间的混淆，因为一切事实科学都被排除于现眼现象学的内在领域之外了。只有基于先验现象学，事实科学才能以一种本质的“新型科学”的形式重新获得它们的合理性。为科学提供一种不受危机干扰的、新颖而清晰的基础，是在先验现象学范围内的要求。这就是胡塞尔在《观念》中提出来并保留和再现于他的后期著作《危机》中的要求。

当然，胡塞尔也看到坚定不移地维持那种先验态度的困难。他不仅指责他的对手们倒退到了一种无批判的自然态度，或者，指责他们不理解先验还原的彻底性，而且，他也承认，倒退到自然态度的危险对每个人都始终存在。所以，在他的许多现象学研究中，他孜孜不倦地讨论主体间性问题：当另一个自我自在地与一个先验自我具有相同特征时，我们怎么用那个先验自我去把握这另一个自我地构造呢？但是最终他总是信赖对这一困难的那个同样毫不含糊的解决方法：只有基于先验主体性，在先验自我的极端孤独种——也即，只有从一个先验唯我论的立场出发——人们才能使“我们”概念具有合理性，“我们”是对其他主体的经验，每一个主体自在自为地是一个“自我”。确实，主体间性问题被看成是决定性的，这不仅对胡塞尔来说是如此，对他的学派来说也是这样。许多学者把这个问题推测为对整个先验态度的一种突破和抛弃。他们中间有些人甚至认为胡塞尔本人已经这样做了。但是，当胡塞尔声明说这种看法是一种错觉时，他是对的。惟有从先验自我及其构造性完成这一方面出发，主体间性问题才能得到解答，那个“类自我”即所谓先验同情的意向性，才能得到理解。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一个纯知觉对象、一个具体之物，只有按照一种理想化的理解形式才能成为另一个自我。胡塞尔明确承认，主体间性问题在他所采用的笛卡儿式的华裔框架内不能得到充分的考虑。所以，他用了大量的篇幅来使人们从这一点引申出的一切对于先验还原理论的反对意见归于无效。他似乎绝对相信，对于他的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之基础来说，这里并不存在真正的危险。

上述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生活世界的问题。然而，甚至比主体间性问题更甚，这个问题在胡塞尔后期著作种仍然是活跃的和变动不居的。这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呢？胡塞尔以双重方式来承认它：一种是自我批判的方式，即直接反对在《观念》中他自己对先验还原的描述；另一种方式是使生活世界问题以一种特殊形式与哲学之先验基础问题相牵连。当然，他最终争辩说，生活世界与先验还原的牵连是可能得到解决的；只是当还原方法问题不能恰当地得到解决时，它才显得是不可解决地。但是，他日益认识到，生活世界问题对于还原的方法来说包含着特殊的困难和困境。

由此出发，他发现对历史世界的严格思考是不可避免的。在他1911年发表的著名论文《逻各斯》（这是标志着他的哲学纲领的开始的论文）中，他把世界观哲学看成与朴素的、非反思的自然主义的危险相等的第二危险。在世界观哲学中，他看到了一种急躁地要求得到粗糙的哲学结论的危险性，看到了模糊相对主义及其结果——“怀疑主义和疲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可怕震动对他个人造成了很大冲击：他不仅失去了一个儿子，而且目睹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瓦解，以及与他的假象莫拉维拉的脱离。此后不久，其他事件也引起了他的注意：流行的唯心主义的崩溃，辩证神学的兴起，舍勒、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的出现。他的不加伪饰的和纯真的个性之最深刻的诚挚从那时起就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我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哲学家？对他来说，一个哲学家是一个独立思考的思想家。哲学家是这么一个人：他对他所有的思想和信念都要给出一个终极的解释，从科学的基本问题（胡塞尔是个数学家）直至人类生活的一切问题。哲学家是一个这样的人：对他来说，一切随意的和未被证明的信念必然显示为他自己内在的自我确信的缺失。正是在对这种意义上的终极自我合理性的毕生追求的背景下，历史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恶魔才不断地搅扰着他的安宁。在对生活时间的解释中，他希望找到一条道路，以通向终极明晰性和新的诚实与理性的开端，这种新的诚实和理性将根本改变所有未来时代的人。

他开始承认，在把哲学构造成一种严格的科学时，即在完成先验还原的过程中，他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的后果是把世界观哲学的要求作为其结果，这种要求威胁着要冲决可靠的科学思维的堤坝。在《观念》中他相信，通过把所有设定的实在、所有科学的对象括在括弧里，他已经还原出非客观的东西，纯粹主体性和绝对自明的领域。他没有意识到，在通过把关于实在的一般主题悬置起来而把世界中的所有对象都括在括弧内时，对于世界本身的信念，却没有被悬置起来——那就明显地意味着一种随意的偏见也进入了构造研究之中，而这种构造研究原是要求通过先验主体性而构造起一切客观的有效性的。实际上，并非一种追求绝对精确性和严格性的学究式意愿意指引了还原步骤并从而发现了一个偶然的错误。这种错误是致命的错误。因为生活不容置疑地运行于其中并且绝不可能自为地成为一个对象的生活世界视域，对任何哲学家都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很明显，他自己作为从事先验反思的人，不容置疑地为世界的视域所包围。人们也思考这样的研究领域，如人类文化学或历史学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时间和空间产生了很不相同的生活世界，在其中，很不相同的东西以毫无疑问的自明性运作着。

当然，科学的方法似乎是去认识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使它们成为可控制的，从而让任何人都能支配。真理似乎只在这里。科学研究方法追求着为各种有意的设定的非常不同的目的，这些目的超出生活世界的自然的自身给予性从而包含着一种特殊的理想化或对世界的数学描述。在这方面，通过中止判断而把事实科学的认知加上括号，便假定了纯粹自身给予性的生活世界领域的有效性。但是，胡塞尔在《危机》中写道：“现在，我们对那好像是在为所有的人而永恒地建立起来地科学要求之外的东西感到苦恼极了。”当然，“现在”一词在这里并不是指“在首次中止判断之后的现在”，而是指“在我们已认识到生活世界的多样性与相对性及其对所有科学客观性的先在性之后的现在”。在这种意义上，洞见到生活世界之基本有效性的论题（它并不完全是新的）只不过意味着新问题的出现。当然，生活世界的主观相对性可以被分析为它的普遍结构和生活世界的先验性。这种科学的客观先验性可以这样被揭示出来：它决不是传统形而上学或科学的客观先验性，但它又为所有科学奠定基础。因为作为基础价值，作为基本有效性，它先于所有科学，包括逻辑学。难道它不是一个对所有真理来说的新基础吗？难道它没有取代先验自我吗？

当我们阅读胡塞尔在《危机》（它总是我们手头仅有的一本书）中给出的有关先验还原新作用的清晰总结时，我们惊奇地发现，那旧的、众所周知的问题和早期纲领性的见解又回来了，尽管是以某种改变了的形式出现的。生活世界之先验性的分析及其方法论的建立包含了一种态度的转变，它不再是在《观念》中的、人们所熟悉的先验中止判断了。在新的描述中的新的东西，那不同于分级怀疑或分级还原之旧的笛卡儿式老方法的东西，是态度的转变，它是整体性地一下子获得的。一切对有效性地分级加括号都只是以另一种方式拥有那个普遍的基础而不悬置其有效性。

确实，将生活世界的基本有效性主题化或加括号是对“经验”自主领域所作先验研究的一个新方面，因为进入我们视野的虽然是多样化的生活世界及其变化着的视域的普遍结构。或者我们可以说，“生活世界”的本质持存于生活世界的一切样式中。这个通达生活世界的方式不只是一种“新的”还原道路，而且，只要还原所引向的先验自我被证明能够解决舍此就无法解决的困难，那么，她就是一种重要的新洞见。这种困难在于：生活世界的普遍视域也必然包含了先验主体性。事实上，生活世界把它自身体现在其主观的和相对的结构中。然而，在“这个”世界中、在一个实质上独一无二的世界中的直接生活，肯定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它包容了变动不定的、无限多样的被给予性样式。这世界决不是自我给予的，它只是客观性的一极，亦即，在生活世界不断变化的进展和揭示中，它所起的仍是导向的作用。以此方式，中止判断，即对它的有意的主题化，就揭示了纯粹的先验主－客体的相关性。

但是，这里，它的一切神秘含义所包含的是什么呢？什么是这一其本身就是这个世界之一部分的世界构造主体性呢？只有对于我们人类来说，这个世界才是有效的。我们是许多自我而我是其中的一个自我。通过构造分析来阐明世界的主体间性维度是必要的。人们可以研究所有如此这般的被给予性的样式。比如，什么是熟人？在熟人现象中包含和假定了什么样的共同生活视域？在整整一系列构造要素：自己呈现给他人与他人呈现给自己，一个具有扩展的开放可能性之熟人圈，朋友和敌人的层次，熟人内部较密切和较疏远的层次。另外，还有匿名的社会视域，它具有人们所熟悉的模式和规则，不过，它同某人自己的熟人圈是很不一样的。世界本生正是具体化在这样的主体间性经验中的：它不是一个可以先验地进行数学描述的“客观”世界，它就是世界本身。

但是，即使我们意识到了所有这些，考虑到像我自己一样，每一个自我都有可能自由地决定改变在中止判断上的态度并研究先验的相关性的先验性——从而那先验性的主体性允许甚至需要一个先验的共同体——我们还是无法避免一种困境：世界结构的主体性，尽管有可能多种这样的构造主体性，总是由这些主体性所构成的世界的一部分并因此显示出所有个人视域之特定的、相对的特征，比如那些把刚果黑人或中国农民同胡塞尔教授区别开来的特征，作为“严格科学”的现象学究竟如何可能呢？

只要我们顺着《危机》的本文读下去，问题的答案似乎既不新鲜也无可置疑——它是一个旧的结论：具有先验主体性作用的自我，即对世界的信念由之构成的自我，不能作为世界之一部分并由此对世界的一切经验所构成的自我相混淆。那构成所有世界样式——比如，梦的世界，孩子的世界，动物的世界，历史世界，生与死的问题，性的问题——的东西，不是与其他自我并置的一个自我，也不是在世界中作为它的一个部分的自我，它是以其全部的绝对肯定性、唯一的哲学孤独而最终起作用的自我。

但是，在这里作为原始资料的不只是《危机》的本文——虽然这种原始资料并不是足够清楚的，因为对新产生的困难的讨论总是打断着思路。除这一本文（它从未完成）之外，还有同时期的一系列论文和笔记，它们正确地表明了是什么使他操心并推动着他。但是，《危机》本身的创作业证实了这一点。胡塞尔几乎绝对相信地谈到了历史研究。随着对大量的主观－相对的生活世界的确认，历史研究成为不可避免的。

他在这方面进行的历史研究涉及到在伽利略物理学中科学客观主义的起源，伽利略充分意识到为自然科学奠定基础的特定问题和理想化。胡塞尔的分析是一种发生学式的理想－范式构造，并在先验现象学的最基本的尺度下对待笛卡儿、休谟和康德，尤其是当这个尺度从属于生活世界时。人们公认，康德先验主义和新康德主义之所以会忽视生活世界和缺乏彻底性，是因为他们关于科学经验的概念过于狭隘。但是，是否可以由此推论说，生活世界的新的主题化离开了历史阐释就不可能得到研究？结论决非如此。胡塞尔描述本质“生活世界”时采用了这样一种方式：“他考虑到一切可以想象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被包含在这个视域中，或者这个视域在其解释中可以还原为这种可能性。”这里所指的当然是“生活世界的理想化问题”。但是，这就指向了历史研究方式这一胡塞尔很不熟悉的方式吗？确实，对生活世界视域的洞察不可能避免地开始于对当前生活世界之样式的揭示，当我们读到“一切可能的世界都是对我们有效的那个世界的变式”，或者，这世界仅作为在一无限观念意义上的一种“永远流动的”的被构成的东西，这当然意味着，生活世界，由于是一种“观念”，并不是那个通过不断纠正而以一连续流动形式构成自身的世界本身，它也不是那个在传统的客观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之对象。显然，对客观科学有效性视域之绝对的承认恰恰是一种错误。正是生活世界揭示了这个错误。生活世界原则上是一直接被给予的世界（当然，只是在其流动着的视域之流动与起伏中被给予的），而科学世界具有的则是逻辑基础的符号被给予性。符号被给予性决不能靠自身给予，就如数的无穷系列不能由自身给予一样。

从而，生活世界就拥有随着各种不确定的开放视域而来的有限的主观—相对世界的普遍结构。从而我们自己的有限生活世界开始，从我们历史地回顾古希腊以来生活世界之明确的各种变式开始，通过限制科学世界之客观的先验性，我们可以揭示具有自身有效性的生活世界。但是，以一种旧的现象学方法，通过变换我们的事例，生活世界的先验性也可以成为可理解的这一点能被怀疑吗？胡塞尔在1936年对伽利略所作的分析中采用的那种历史方法的自我理解，把在世界生活中的起点看作是对永恒真理的接近。它当然牢牢地把握了自我（作为纯粹活动的自我）的先验意义以解决悖论。即那些来自每一个可想象的自我的生活世界之连续有效性的悖论。这篇论文的本文使这一点相当明白。

不过，生活世界的科学与客观科学（自古希腊时代以来就决定着人类文明方式的科学）的区别不是一种任意的区别。因为客观科学是我们自己生活世界中的一个因素。它是通过一个对其有效性之本源与限制的历史探索可以得到理解的因素，而包含于其中的偏见也能够得到克服。青年胡塞尔承认并决不会取消的那种严格科学，的确可以是科学，但这是一种新式科学，即一种基于态度转变的普遍说明和自我检查。它当然不是来自客观科学的观念，而是来自包含于生活利益的直接形式中的情景认识。这完全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但是，人们必须承认，当胡塞尔进入历史阐释方式，把哲学活动的个体性生活世界前提主题化时，胡塞尔自己毕生追求的任务在某种意义上就该变了。这种历史阐释方式是在《危机》中提出的。不过，毫无疑问，这种新的方式引向了先验现象学的老目标，这个目标稳定地植根于先验自我（及其作为自我的自身构造）中，只有这种方式才是严格科学，当然，这不是在传统科学或传统哲学的意义上、而是在一种新的生活意志的意义上而言的，“在人们自己先前的与预定的未来存在中去了解自己”。然而，这个目标是一个关于终极的、绝对的自我认识的老目标，人们在其中能听到古老的、熟悉的声音。生活世界以其全部的灵活性和相对性可以成为一种普遍科学的主题，但是它当然不是在传统哲学或传统科学形式中的一种一般理论。

此外，为《危机》而作的附录和前言把这一点说得够清楚了：在一般地发现生活世界的先验性和历史性之后，外在的、当代的因素使得胡塞尔把历史性思考归属于这一“新的先验还原方法”。它的目的是对抗当代的精神及其所包含的历史怀疑主义。胡塞尔提到了舍勒和海德格尔的名字，他的许多思考关系到对历史研究的正确运用。但是，在这里，没有什么是与我们在胡塞尔所有别的思维方式中所发现的东西不同的结果：先验现象学（以及哲学向现象学的转化）是哲学史的最终意义。

概括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六卷里的所有本文，胡塞尔也许会同意奥斯卡·贝克尔很久以前提出的观点，即《存在与时间》对问题的贡献局限于由胡塞尔本人所打开的立时存在的“视域确定”这一范围。但严格科学的要求仍然没有被涉及到。自我反思最终达到适合于每个人的知识，胡塞尔自豪地补充说，它达到一种人性的“普遍实践”，即，由现象学有意识地引导人们去达到的“普遍实践”。

真的如此吗？这是一种借以沟通实践的、政治的判断与科学的有效性之间的不断加深的鸿沟的方式吗？现象学建议处在“生活世界”中的人们去追随哲学家，因为哲学家审视“实践知识”（这种知识构成生活世界中人的活动的基础并决定人的活动）与基于先验现象学的、值得骄傲的严格科学（“新式”科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找到他自己的判断。胡塞尔毕生思考的终极目标是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哲学家。也许，通过对生活世界的基本现实与先验自我中思辩的、终极基础之间的相互交织的洞察，这个目标对他来所似乎是可达到的。无论谁想成为哲学家，谁都必须对他的所有偏见和所有不言而喻的假定给予解释，他在生活中的位置由他自己的独特活动的这种要求所决定。

我在这里间接提到的是现象学的自我相关性问题，这是一个胡塞尔自己反思过的问题。然而，它迷失于上面所描述的可疑的“新式”科学的问题和新型实践中了。实际上，只有在海德格尔对主体性和客体性概念的本体论批判中，我们才获得了一种哲学方法去揭露那未经察觉地持存于新康德主义中的错觉，而且不仅仅是新康德主义由这样的错觉。理性的决定可以以任何方式从科学获得，这是一种错觉，正是这种错觉构成了一种“普遍的实践”。即是海德格尔本人的问题指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从而以一种危险的方式削弱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我们还是得把他对暗含于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概念中的“知识模式”的恢复归功于他；在他对柏拉图关于善的知识的批判中，一种作为实践哲学而延续到十八世纪的传统失去了其合法性。不管科学之运用有多少进入了我们的实践知识，以为在我们的实践决定背后的知识仅仅是科学之运用这是一种错误。按照这个事实，“生活世界”的观点具有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它打破了先验思维的框架。我们在这里所面对的，不是理论与实践的综合，也不是一种新型科学，而是科学所独断地主张地先验的实践政治的局限性以及对哲学自身的科学性的新的批判意识。早在《逻辑研究》（1900年）的前言中，一种模糊性已经存在于胡塞尔关于科学应用的观点中。如果科学的应用只是我们如何借助科学的帮助，做到一切我们能做的事情的话，那么，它确实不是要对未来负责的我们人类所需要的应用。然而，人类的未来要求我们不只是去做我们能做的一切事情，而且要求我们对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做出理性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基于胡塞尔的新型生活世界实践这一观念的道德冲动，但是，我宁愿把它与一种真正的实践政治的常识的冲动结合起来。

谢选骏指出：伽达默尔雖然活到了二十一世紀，但其意識卻停留在二十世紀，無緣得見我的思想主權了。

（二）伽达默尔依然是個“存在”的囚徒

《伽达默尔：存在、精神、上帝》（[德]伽达默尔/著 邓安庆/译）報道：

经常接触马丁·海德格尔思想的人，对于我这篇文章的标题所列举的这些形而上学的基本词汇，可以不再以形而上学传统所赋予它们的意义方式来阅读它们。存在是精神，这能够同古希腊人以及黑格尔一致起来；而上帝是精神，则是《新约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因此，对于这些古老的思想，西方传统在其自身之内凝结成一种精神的形态。然而，自从现代科学通过其方法上的苦心经营和它所设立的批判尺度确立了一种新的知识概念以来，这些古代思想受到了挑战和怀疑。哲学思想既不能对生存置之不理，却又不能在事实上同生存统一起来。哲学不再是我们的知识的整体和一种正在认知的整体。这样一来，许多人在听到了实证主义的鸣叫之后，便表现出对一般形而上学不屑于相信的态度，他们愿同尼采为伍，把黑格尔和另外一些人如施莱尔马赫看作是尼采所称的欧洲虚无主义的拖延者。

当然，形而上学本身大概也还附带着这样的张力，即，表现为对自己的问题似乎什么都已解决了似的，以致形而上学只不过是作为一种虽不被人期待但对于现代思想继续有效的调整措施而存在。在20世纪内所有革新形而上学的尝试（就像那些自17世纪以来的概念构成者和体系创造者的宏大系列）力图以它们自己的方式使现代科学同古老的形而上学调整起来。但是，形而上学本身再次被质疑，它的问题可以再次被追问，如追问存在问题以及二千多年来对此问题的回答所归之于它的东西，仿佛它从未被追问过似的——这是未曾预料到的。当年轻的海德格尔首次开始施展其魅力时，当他从讲台上发出怪异的声音时，这令人回想起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及其它讲台哲学的批判者，并且，当《存在与时间》出版时，当他在此书中极力强调要重新唤醒存在问题，并对此加以完全的描述时，人们便更多地把他归入对传统的批判这一类。

当年轻的海德格尔自己把解构形而上学作为口号提出来，而他的学生提醒他不要误入“伟大的哲学家之列”时，他在1921年写给卡尔·勒维斯（Karl lowith）的信中说道：“我是一个基督教神学家。”由于上述情形，这是用不着奇怪的。

然而，这原可以表明，使这个人的思想受到挑战并使之处于紧张不安状态中的基督教，仍然还是那古老的超验之物，而并非由它所谈论出来的那种现代的东西。但是，一个基督教神学家，为了能够合理地对待被称为信仰对象的东西，愿意更好地认识现代神学所呈现给他的面貌。但同时许许多多受相同的要求所驱使的人相比，并且当这些人作为现代人不愿放弃神学的地盘时，为什么只有他不是一个事实上的基督教神学家，而是成了一个思想者（他是一个现时的思想者）？因为所谓思想，就是在思想中工作。因为思想的激情令他震颤，如同受着凌驾在他之上的暴力的胁迫和一个被果敢地提出的问题的激发一样。

不是基督教神学家而谈论神，他因此感受不到权威，但是又不得不去谈论神，而且不是在一开始谈论它时就像科学在谈论自己的对象那样。这就是折磨着他的问题——这证明他走在思想的路上。

思想就是对于已知的东西进行反思。它是思想的来回运动，它使这种思想、可能性、思想者、怀疑和所有新的问题来回运动起来。特别是对于两个提供思想的人——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海德格尔从早起开始就不得不加以反思，因为他对于他们不能简单地加以接受，也不能加以拒绝。从早期开始，亚里士多德对于海德格尔的思想之路就具有指示意义，因为亚里士多德所区分的存在者的多种意义，在亚氏那里并未综合统一，这种统一必定是由海德格尔自己所作出的。就黑格尔哲学对于海氏所体现的挑战而言，后者所说的这个“历史世界观的最恢宏的体系”，证明了他的《邓斯·司各脱》一书的结论：对他来说，黑格尔标志着存在和精神之间的张力，在这张力中——用年轻的海德格尔的话来说——他把对“神的绝对精神的生动把握”移植到形而上学的时代中。这种张力可以去度量，但不是为了试图在其中对自己的问题作出解答，而是为了度量那不得不追问的东西，以使这个问题本身不再被误解并且为一个错误的知识欲所支配。这便是形而上学刨根问底所寻问的存在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曾经就是把存在作为本质、作为精神来把握。正如每个反思的问题一样，海德格尔的问题即是追寻自己本身。

在形而上学的刨根问底中让问题得到度量的张力，本身就是一个谜，即时间。当我们要规定在我们的时间经验中作为存在者而遇到的东西时，时间并不是我们顺着它进行测量的尺度，而是把存在作为存在本身而进行构成的东西：在场（Prasenz）、到场（Anwesenheit）、现时性（Gegenwartigkeit）。就是在这些东西中，亚里士多德所区分的存在者的各种不同的意义才找到了它们的现实根据，多亏了对这个根据的揭示，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阐释才获得了它自己的明晰性。通过这种明晰的阐释，这样一个亚里士多德才又回到了他自身。这些阐释都是真正的哲学洞见，因为它们使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坚固起来，在整个形而上学的传统面前，首先是在近代主体性思想的起点面前强大起来。亚氏思想的真正基础，“实体”的持续在场，“隐得来希”在存在中的自我持存，“真实的东西”的自我呈现，都清楚地表明了亚里士多德之把存在思想为在场性的那种解答所具有的力量。而黑格尔的概念的巨大努力在于把存在认作精神、而不是由意识的主体性来把握或建构其客观性的客体。他所提供的是精神的历史性，是精神之陷入时间之中，这种自我反思着的历史意识的诱惑，显得是在自我认识的精神的现时性中超出了一切主体意识的个别性，并使这种个别性包括在精神自身之中。作为最后的希腊人，黑格尔在时间的视野里把存在问题认作总括一切的在场性。希腊人所探求的存在的逻各斯和黑格尔所追踪的历史理性，构成了这个精神宇宙的两个半球。

假如人们不曾看见，对存在的时间特征的这种探问使形而上学自身超越了近代的主体性思想、获得了其自身的完满力量并呈现为一种信的现时性，那就低估了海德格尔为克服形而上学而提出的课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存在只是实体间的类比，而未达到存在的普遍概念，但在善的类比和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善的理念的批判那里，海德格尔为概念的普遍性找到了真正的界限。这个界限从早期开始就是海德格尔思想尝试的主要证据。而且，海德格尔从《形而上学》最后一章读书的“真实存在”、奴斯的本体论上的主导地位，完全明显地是使存在作为在场者的在场性、作为本质。这便使得意识及其反思的内在性不能持久地保持自笛卡儿以来所获得的那种优先性，并反过来使思想获得了一种本体论维度——这是在近代意识哲学中所丧失掉的东西。

同样，黑格尔的精神概念也反过来在重新被提出的存在问题的光照中获得了它的实体。这 概念仿佛经历了一个“去灵魂化”的过程，它在通向自己本身的道路上辩证地展开而成为精神。这种精神又以其朴素的方式被看作普纽玛（Pneuma），作为生命的气息，而充溢于一切广延和分延之物中，或者以黑格尔的话来说：它作为普遍的血液在自身之中组成生命的循环。虽然，生命的这个普遍概念处于现代性的顶峰，也就是说，它既涉及到了自我意识，但又同时包含了对自我意识之形式的唯心主义的一个重要的超越。在个人之间起支配作用的共同氛围，使他们相互联系起来的精神，是爱：我，你和你，我和我和你，都是我们。从这里开始，黑格尔通过把这种共同的氛围理解为客观精神，不仅找到了一条通往社会现实性的超主体的定在之路（直至今日，这仍然是种种社会科学以某种阐释总是使之处于统治地位的一个概念），而且，同样地找到了一个关于真理的现实概念。这种真理，处于一切有限性的彼岸，作为绝对，显露于艺术和宗教里，如同显露于哲学之中一样。古希腊的奴斯、理性和精神的概念，是滞留在黑格尔科学体系的最后词语。这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也就是存在的真理、本质，亦即在场性；概念，则叫做在场者自我证明的自我性（Selbstheit）。

从亚里士多德一直延续到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解答，比人们习惯于轻率地援引的海德格尔所谓对形而上学的克服，更为坚强有力。而海德格尔也一直防止把形而上学视为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被克服和可以轻易地被弃之不顾的东西。只要他的问题是彻底地追问形而上学的存在问题，并且有意识地构成时间的视野，使存在在其中能被思想，那么，他在形而上学中就恰好辨认出一个首要的解答，即一个对于使存在者的形态中整体地表现出来地挑战。海德格尔的思想尝试所发起的这种追问，也就是重新表述形而上学的解答。

海德格尔自己把《存在与时间》完全看作是进入存在问题的预先准备，而他在著作中所极力突出的自然还是某种别的东西，即他对先验现象学意识概念的批判。他的批判适应于同时代人对唯心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是由卡尔·巴尔特（Karl Barth）和弗里德里希·戈加尔顿（Friedrich Gogarten），由弗里德里希·依伯纳（Friedrich Ebner）和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所预先作出的。这种批判也是重新接受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批判。“此在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中”被理解为生存在本质之前的优先地位。萨特的存在主义就起源于对“本质”概念的这种唯心主义误解，它是出自费希特、黑格尔、克尔凯郭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思辨主题的混合物，这些思辨主题在萨特那里联合成为一种新的道德哲学和社会批判的推动力。相反，俄斯卡·柏克（Oskar Bechker）却试图把《存在与时间》看作是对胡塞尔的《观念》的先验唯心主义基本态度的进一步具体化。

但是，一门事实性解释学的海德格尔悖论，指的并不是这种解释，它要求把事实性（Faktizitat）作为这样一种事实来“理解”：它仿佛是一种现实的荒诞，没有什么是事实上的，一切“意义”都消隐封闭起来了，但仍要去获得理解。勿宁说，事实性解释学指的是，把生存本身视为进行（即Vollzug，该词也有“实施”和“完成”的意思——译者）理解和解释，在理解和解释中具有其存在论上的特色。这一意谓被柏克移入到胡塞尔现象学纲领的先验哲学思想中被弱化为一种解释学的现象学。然而，如果认真地对待海德格尔的要求——把此在的生存状态分析解释为基础本体论——那么，整体还总是在形而上学的问题域中被理解。但这决不表现为与古典形而上学的一种对立的类型或者是它的变形，而大概是建立在极端历史性的生存论之上的有限性而上学。事实上，海德格尔本人以此方式在他1929年关于康德的著作（2）中包含了批判因素，这种批判因素是由康德引起的，海氏否定费希特对康德著作的变形而试图以自己的提问进行阐释。

但是，这肯定会表现为对古典形而上学的拒 ，因为后者是建立在理智、奴斯或精神的无限性上的。在精神中，存在的真理表现为本质，并把一切现在所是的东西、在其存在意义中的东西归之于这个本质。

在［海德格尔］这里则反向地表现出这种情况：永恒建立于时间性之上，真理建立于历史性上，并因此而把人们在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辩证综合中看到的基督教遗产的世俗化，经过这种决断而化为虚无。开始，人们或者从较积极的方面出发较少环顾那烦人的此在规定（对死的畏惧），或者重新通过基督教的希望而加剧对世界的绝望。在这两各方面，人们都错误地认识了在海德格尔尝试的整体后面的思想冲动。海德格尔总是围绕着人的此在中的这个“此”（Da）兜圈子，以便把这种存在的特征规定为外于自己地去存在以及与别的造物不同的那种被被放逐的存在。而这种被放逐性（Ausgesetztheit）意味着——正如在给贝尔弗雷特的那封《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所阐述的那样——人作为人要这样地立于敞开之地：甚至他被放逐于最远的边疆，遭遇到神性的东西，而最终更接近于他自己的“本性”。这封论人道主义的信谈到了“生命的异化”和“我们几乎想象不出同动物的深不可测的血缘关系”。

在哲学的激情中，海德格尔对这个“此”的思想，是一部长久的受难史。这部受难史是在这个限度内而言的，即，海德格尔那怪异的、源本的、以及果敢而思辨的语言力量也总是同一种始终与之对立并经常占优势的语言矛盾相斗争。他自己把这一受难史描述为与他的道路相伴随的危险：思想回落到形而上学的语言中去（在他自己的思想实验中），以及回落到通过其概念系统而显出优势的思想方式中去。但前者比后者更为严重。  

无疑，说形而上学的语言和概念系统主宰了我们大家的思想，这是正确的。曾经构成形而上学的古希腊思想所走过的道路是：探询——表达——句子——判断。它们的客观内容是最终在被界定过的句子的镜象中发现存在者的存在、任何存在或本质。确实，海德格尔的巨大洞见之一，就是他在这种早期的形而上学解答中重新辨认出这样一种类型的知识欲的根源：知识欲的这种类型表征为西方科学及其客观性理想以及建立在这种思想之上的技术的世界文化。人们也可以看到，希腊语所属的语族——从这个语族产生出欧洲的思想——，正如形而上学的早先形式一样，产生着作用。当希腊语言把主语和它的谓语区别开来时，它因此已是一种在先的设置，以便去思考实体和它的偶性。因而，欧洲思想早已通过其语言的原始历史而同它自己的命运走在一起了，它发展为形而上学和逻辑学，并最终发现为现代科学。但是，最强烈的诱惑仍然还是语言自身的本质之中。语言，它总是去思想它在眼前所做的事情，而理性则是这样去思想：它审问眼前的东西或者忆起的东西，并把它们都看作本来就完全共同的东西。这些公共的东西无论是发生在数学方程式中，还是发生在一系列重要的结论中，或者发生在相关的譬喻里或者在格言和哲理语言（Weisheilsreden）中——这一切都显得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因而，显而易见，海德格尔的尝试是让“此”的生成事件（它赋予一切思想和言谈以最大的空间）纳入到思想之中。虽然这种思想也力图避免形而上学的语言，但仍然试图通过概念作明晰的表达。他也常常只能从科学的经验世界所获取的东西那里出发去谈论物的“本质”，而没有让“本质”这个词在这种使用中受到关于“在场”这个由动词变成的名词所强调的新的意义的诱惑。这种新的意义是海德格尔试图把存在作为时间去思想而赋予这个词的。因此，在海德格尔那里也证明了由欧根．芬克（Eugen Fink）首先在胡塞尔那里所作出的观察：思想的某种基本概念常常不是主题性的，而只是用于治疗。所以，同样地，在海德格尔的思想进程中，他的整个努力都是蓄意地通过对形而上学语言的适应而去反抗它的引诱并克服其语言困境，而他通过追问存在问题（这个存在不再是存在者的存在）而着意体会的即是这种语言困境。

这首先便表现出对他早在《存在与时间》中所确定的基础本体论的先验自我理解的背离。

人的此在的时间性基本结构还是能够把一切存在者的时间特性作为其可能性的条件包括进来。偶然如同必然，暂时如同永恒——这构成此在本身的存在。这个“此”的存在不再是此在可能性的先验条件。只要此在在，或者，如海德格尔在首次表述中所表达的——“作为第一人抬起这个头”——，此在就是那自我生成的东西本身。当海德格尔在马堡的早期首次采用这种转折时，我们为海德格尔是否用这第一人指陈亚当或泰勒斯争论了数周之久。人们可以看到，我们当时以我们的那些见识还不曾迈出很大的步子。

但是，对于避免先验的自我理解，西方思想现在几乎提供不了概念性的手段。海德格尔寻找活语隐喻，借助于这些隐喻使形而上学的那些逻辑的和本体论的基础概念，比如存在和思想，同一性和差异获得一种新的意义。他谈论澄明之境、传播、生成事物。他试图重新认识从希腊思想的最早丰碑那里闪烁出来的微光，即那些我们将之同阿那克西曼德、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思想。这是通向古典形而上学的第一步。这些初始的思想家们试图用来对付挑战的那些思想，也必须去回答这些挑战——这就是对于此的巨大挑战。

在其中也曾听到过在犹太－基督教神学的创世教义中所听到的东西，正如《旧约圣经》所形成的思想，一般的，即是去聆听神的声音或经历神的一些拒绝，以使对于“此”（和它的遮蔽）远比对于被分割的形象和在此存在者（Da - Seinden）的任何内容都更易于接受。因而，当海德格尔丛谢林对于在神之内的根基和在神之内的实存所作的神智学思辩那里看见这种思想试图概念性地去理解启示的秘密时，这对于他意味着一种现实的诱惑力。谢林的令人惊异的馈赠，使得在人的此在那里同样获得了在神之内的生成事件这一基本概念，并从此在出发使那些生存经验成为可见的了。正是这些生存经验超出了唯灵论形而上学的局限。诚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才得以为卡尔．雅斯贝斯关于同情的思想打开通道。这种思想看出了通过对黑夜的忍受而为白昼的规律确定了范围。此外，无论在何处都无法获得从形而上学语言中的解放及其内在的结论。

海德格尔同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的再次相遇为他自己的语言带来了真正的突破。荷尔德林的诗作对于海德格尔的意义不仅在于海德格尔是诗人的同乡，而且也因为他们两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同时代人（正是在这个时期，后期荷尔德林才闻名于世）而已经走得越来越近。荷尔德林的诗歌作品，从这时开始肯定伴随着海德格尔去追求那真正的语言，如同一种持续不断的定向。这不仅表现为海德格尔在认识到自己的政治错误之后以对荷尔德林的阐释而闻名于此（1963），而且也表现为当他在1963年同样地把艺术作品作为一种真理本身的自我生成事件去把握时，试图在世界与大地的张力领域中进行思考。“大地”在此如同一个哲学概念那样被使用，几乎是某种令人震惊的新鲜东西。无疑，海德格尔对世界概念的分析（他是从在世之在的结构出发而获得这个世界概念的，并且借助于把上手状态作为世界的世界性结构这种参照关系而使这个世界概念变得清晰）也意味着世界概念的哲学传统的一种新转变。这种转变引导着他从宇宙论的问题走向与之相应的他的人类学问题。然而，这也有其神学的和道德哲学的先驱。不过，“大地”之成为哲学的主题，一个如此充满诗性的词之成为一个中心的概念隐喻，意味着一个真正的突破。作为与“世界”相对的感念，“大地”的关联域不是仅仅针对着人的。只是在大地与世界的共同游戏中，在遮蔽的和去蔽的大地与“世界”之出世（Aufgang）的交互联系中，才能够获得“此”和“真”的哲学概念。荷尔德林则为海德格尔的思想提供了语言（Zunge）。

从根本上说，这便是海德格尔从早期开始所追求的东西。它涉及到“存在”问题。古希腊的去蔽、无遮蔽性、真实存在者的存在这些概念本身都是优秀的，而不是只在人同存在物的关系中（即在“判断”中）才有其地位，这便是海德格尔这位老师从早期开始就坚持的首要之点。真理之所在完全不是判断。这意味着对逻辑的和认识的真理概念的一种本体论的深化。但超出这一点之后，便是一个新的空间。解蔽这个隐秘的概念，这种把被遮蔽的东西从黑暗升入光明之中的战利品（这种战利品以其最终的结论达到了欧洲科学的启蒙特征）需要与它相对的支点，如果它真正达到了存在的话。现在所是之物的自我显现，即它作为那种它现在所是的东西显现自身，如果它存在的话，就包含了一个自在的支点和自我遏制的支点。这只是赋予了自我显现的存在者之存在的重要性。我们从我们最本己的生存经验出发去认识它，就如同在根本上把人的此在的这个“此”同其有限性联系起来一样。

我们把它看作是黑暗的经验，我们作为思想者站在这个黑暗之中并总是重新沉陷于我们将其带入光明之中去的这个黑暗。我们知道了它是黑暗，我们是从此黑暗中走出来的，我们又走进这个黑暗。但是，对我们而言，这个黑暗不仅仅是与光明世界相对立的黑暗。对我们而言，我们本身都是（sind）黑暗的，这也就是说，我们都在（sind）。它一同都成了我们此在之存在。

大地并非只是光线的光芒不能够照射进去的那种东西。这个隐藏着的黑暗就是隐匿者，它把一切从它那里带出来，投入到光明之中，就如同词语从缄默中出来一样。克尔凯郭尔与绝对知识的自身透明性相对立而确立的东西，即是生存。谢林把它的特色刻划为不可预思的东西，因为它存在于一切思想之前，这属于存在本身的真理。它的诗性象征，对于海德格尔而言，就是荷尔德林的大地的召唤。

这同艺术品的本源问题相联系。海德格尔第一次指明了大地的本体构建性的、而不只是隐秘限定着的功能。在此可以理解，对艺术品所作的唯心论阐释，对于艺术品之真正的、突出的存在方式来说，是犯下了过失的：一部作品的存在，如同大树或高山一样的竖立或耸立，但仍然还是语言的存在。通过那在自身之内存在的在场而几乎要吞噬我们的作品，它的这个“此”，就不只是被传导给我们。它完全从我们出发而规定了我们并把它自己的现时托付给我们。此完全不是与我们相对的一个客体，不是我们可以去强占、去认识、去测量和支配的一个客体。它是一个世界，我们自己也被拖进其中。这个世界比在我们的世界中所遇到的要宽广得多。因而，要特别强调它是“此”的生成事件，而我们也被放逐于这个生成事件之中。

从这里开始，最清楚地呈现出了海德格尔的思想不得不走的两条较宽广的道路。只要艺术品不是客体，只要它作为艺术品而被言谈，而不把诸如商业的和交际这样一些异化特征塞进它之内，那么它最终也不得不被意识到，它只是属于我们的这个物本身；只要它不被错误地置于制作和交易的客体世界中，它就具有一个本源的合世界性，因而具有其自己存在的中心。里尔克的物诗告诉了我们某些其中的东西。物的这种存在不再这种东西之中产生出来，即不是那种通过测量合评价能够把一个客观化的理解能力在则会理确定下来的东西。它是一种生活关系的整体，这种生活关系进入物中并在物中存在。我们一同属于它。我们一直很少是在遗产的关系中属于它，若就遗产来说，它是作为亲属遗留下来的东西而出自一个异己的世界，相离于我们自己的生活。

每一位在他自己的世界中的在家者（Zuhausesein），他作为在家者无论在作品和物的这种世界里经历了什么，都可以完全清楚地用在家者这个词来表现，这个词对于所有言谈者而言就是最亲切的家。这个词也不仅仅是相互理解的手段，并作为这种相互理解而发挥其作用。它也不单纯是能指示出他物的中间物，有人把它看作标记，以便转向某种他物。毋宁说，作为这样一个词或作为语言的单位，它是这样的东西：我们在其中完全就是在家中，我们居住在这个词中，一般说来也还没有被意识到。然而，在它之于自身的存在和在一部作品中的存在的地方，在诗中以及在会聚于自身的思想中，它对我们来说，完全是作为从根本上就曾存在并永远存在的东西而产生出来。它让我们着迷了。在它之中逗留就叫做任其在那儿存在，它让我们自己留守在存在的“此”中。

这听起来与那个给今日人的此在指点日常道路的东西距离十分遥远。难道这不正是在我们的世界中被挤到边缘并失去了一切合法性的现象？这些现象为上述思想显示了关于遮蔽、去蔽和隐藏的存在经验。艺术品的世界，如同一个过去的或正在消逝的和后退着的世界，在我们自己的世界中没有位置。一种正在枯萎的审美文化——我们肯定把我们的感官和我们的精神的感受性的一切敏锐全部归之于这种文化——比起从属于我们的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才有在家的感觉）更多地具有专用保留权的特征。物越来越丧失它们的存在边缘和生命边缘状态，被商品的洪流和时髦的表面之物冲向最新的东西，这完全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工业时代特定的基本特征，这种特征必然地越来越强化了。语言本身，每一个谈话者地最柔韧和最灵活地财富，很快地凝结成铅版术，适应了生活普遍的平均化。因此，这显得海德格尔的定向（通过这种定向，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才充满了可证明的内容）似乎是——事实上无非就是——对于正在消逝的或已经过去的世界的浪漫主义召唤。

但与此同时，每一位熟识海德格尔的人都知道，他的思想的革命激情远远不能使他承认，正在消逝着的东西，在对我们的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进行思想渗透时，具有值得重视的现实意义。他的思想的特色正是激进和大胆，靠着这种激进和大胆，他把流入到今天世界的技术文化中的西方文明解释为我们的天命，解释为西方形而上学合乎逻辑的发展。然而，这也就是说，在他的思想中，完全没有把我们称之为文化生活的计算、能力和制作这个巨大过程的令人可爱的延缓考虑在内。而且，他正是把那计划和筹划的最大胆的激进性看作现今存在，看作我们的时代对于人们直接面对的挑战的机巧的回答。这种回答的立场是严肃地把人之在世地被放逐性看作是任何一种其他的人的活动（Betreiben）。很早以前海德格尔就预言了现今才开始慢慢渗透到意识中的东西：人类通过大胆地抨击人类自身建立于其中的技术能力而产生了人类身在其中的不可避免的挑战。海德格尔所称的这种挑战即是，技术文明所先行标示的人类的存在和道路是最严重的遗忘存在之路。正如形而上学在存在者的存在中，在任何存在和本质中建立自身并到“此”的周围去调整它自己的被放逐性一样，当今的技术推动着世界之建立到了如此的极致：它本身因此也就成了这种现今存在的东西。

然而，遗忘之被遮蔽的现时，属于所有的遗忘性。在存在的遗忘之外，似乎还有存在的现时，间或地照亮缺失的瞬间，超越延绵不断的记忆之在，超越思想的谬斯。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思想，因为我们的现在也被趋向于那最严重的遗忘存在的思想，并认为这是存在本身的天命。因此，海德格尔把他自己对于现存在的预先思想同时描绘为试图再次把开端作为开端来思想的后退之步。预先思想不是计划、谋算、估价和管理，而是思想现存存在的和将要存在的东西。所以，预先思想必然是推回到开端去思想，而最终可能的步伐也还是从这开端出发，这最后的步伐才能被理解为一种结果。思想永远是对开端的思想。海德格尔把哲学思想的历史解释为存在之演变的历史，解释为存在之挑战的思想回答，彷佛我们哲学史的整体无非就是不断增加的存在之遗忘似的，这样，他便知道，一切伟大的思想尝试都是试图去思想这个相同的问题，它们都努力去内在地思考开端，去谈论和回答存在的挑战，因而，如果人们想穿越存在之回忆的历史的话，这种思想的历史就不是似乎不得不列举的另一种历史，它是同一部历史。存在之回忆是对存在之遗忘的思的陪伴。我们老是疏忽了这种交谈的文章中越来越坚决地确定了标志，所以我们把属于我们天命的存在之历史的道路就这样给指出来了：它以各种方式把我们引导到这样一个问题的开放之地。

无论人们是否能够把这种交谈称之为形而上学的交谈、哲学的交谈或思想的交谈，海德格尔都不终止这种交谈。即是对于原初的和各方面都有进展的问题（比如，人们或许谈论神而又不把他贬低为我们知识的对象），他也不去寻找相同的答案。但是，他如此拓宽了他的问题，以致无论是哲学家的神也好，神学家的神也好，都不能成为一种答案，我们也不能妄想知道一种答案。那位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被他看作是他最亲近的谈话伙伴——这种交谈也就是思想。荷尔德林对于被遗忘的控诉和对于消逝了的诸神的呼唤，以至关于“我们倒还感受到了许多神性的”知识，对于海德格尔来说，都如同一种担保。思想的交谈在早成定局的无家可归、远离上帝的世界之夜（这个世界之夜已日益临近）中寻找它的伙伴。我们大家都参与到这个交谈之中。这个交谈继续进行着，因为只有在交谈中语言才能够自我形成并继续形成着，我们正是呆在这种语言（以及一个越来越异化的世界）的家中。

1977年

注释

（1）本文是伽达默尔于1976年12月16日在弗莱堡为马丁·海德格尔举行的纪念会上的讲演。

（2）指《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一书。 

（摘自《伽达默尔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1月，邓有熊 录入/校对）

谢选骏指出：人説“存在、精神、上帝”——我看伽达默尔把順序搞反了。所以他依然是個“存在”的囚徒。

（三）伽达默尔的理解能力達不到《莊子》的“得意忘言”、“得魚忘筌”。

《语言在多大程度上规范思想》（伽达默尔 1970年）報道：

我们这里必须阐明的首要一点是：为什么这［按：指标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背后隐含对我们思想的何种怀疑或何种批判？它是对下述问题的根本怀疑，即，我们是否有能力根本摆脱我们的语言教育、我们的语言教养以及我们以语言为媒介的思想方死的魔力，学会去和与我们的前见解、前结构、前期望不相符的现实打交道。这种怀疑存在于目前条件之下，例如联系到人类的未来，我们人类的此在意识日益不安。这是一种缓慢侵入我们一切意识中的怀疑，只要我们这样继续下去，只要我们使与人类未来相关的我们人类的此在意识这样继续工业化、利润化，把我们的行星愈来愈组织成一个巨大的劳动工场，我们就会不论在生物学意义上还是在人所特有的人性理想意义上都使人的生活条件濒于自我毁灭的危险境地。因而这就导致我们今天格外清醒地去探询：我们的世界态度中是否就没有某种错误的东西，我们是否也许已经在我们的以语言为媒介的世界经验中植入了先入之见，或者也许更糟，我们是否已经交给了强制的运动过程，一直要退回到我们的最初世界经验在语言中的结构化，并使我们可说是眼睁睁地奔入一条不祥的死胡同。逐渐清楚的是，如果我们这样继续下去——虽然算不出哪一天，但却可以完全肯定地预言到——，在这颗行星上生活会变得不可能。这个语言是如此肯定，仿佛我们根据天文学计算必定会预言到一次与另一巨大天体的碰撞一样。因此，乃是一个具有真正现实意义的主题。

我们的语言对我们的思想具有影响力，没人会否定这点。我们在语词中思想。思想就是自己思想某物。而对自己思想某物就是对自己言说某物。就这一点而言，在我看来，柏拉图完全正确地认识到了思想的本质，他把思想称为灵魂与自己的内在对话，这种对话是一种不断的自我超越，一种向自己本身和对自己特有意见和观点的怀疑性和反驳性的返回。如果我们人类的思想表示了某种东西的话，那么这恰好就是这种与我们自己的无限的、永无定局地导向某物的对话。这把我们与某个无限精神的那种理想区别开来，对于此种无限精神来说，凡是存在的和凡是真实的一切都在一个唯一的公开的生活景观中摆在他面前。正是我们的语言经验、我们与我们自己进行这种内心谈话的习惯——它总是同时就预先的与别人的谈话和把别人带人与我们的谈话——只有在这之中，世界才在一切经验领域向我们展现出来并使得秩序井然。但是这却意味着，我们没有别的通向秩序和可以遵循的道路，唯有那条在每次呈现给我们的经验被给予中把我们引向我们认作概念或者共相的那些方向标致的道路，而对于概念或共相来说，每次的经验被给予性是它的个别情况。 

这就是亚里士多德通过这条从一切经验达到概念、共相的道路的壮丽图景而出色地指出过的东西。这就是那样一种描述：在其中，亚里士多德表明，从众多的知觉如何构成一个经验之统一性，从经验之多样性中又如何一步一步最终构成某种类似对共相的颖悟（Innewerden）的东西，这种颖悟通过经验生命观点的这种流变而坚持下来。他还为此找到了一个美妙的比喻。他问：究竟如何达到对于共相的这种认知呢？通过积累经验，通过我们不断产生同一些经验并把它们作为这样一些经验重新认出来吗？是的，当然如此，不过正是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把它们认作“同样一些经验”，而什么时候一个共相的统一性才会这样实现出来呢？这正如一个失败溃退的军队的情形一样。终于有人开始回过头来看看敌人离得有多么近，而且看到敌人并不是很近，于是停下来站立片刻，而第二个人也站住了。第一个人，第二个人，第三个人，但这也还不是全体——然而最终整个部队又重新屹立了。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学习说话的过程中。并不存在第一个语词；但我们毕竟通过学习而熟悉了语言和世界。由此不是可以推出：一切都有赖于我们如何对经由学习说话、经由以谈话的方式所学到的一切而给我们的未来世界作出定向的前图式化进行熟悉吗？今天被称之为“社会化”的那种过程就是：对社会行为的熟悉。这必然也是一种对约定、对由约定所规范的社会生活的熟悉，因而具有要成为意识形态的嫌疑。正如学习说话归根结底是一种持之以恒的习语训练和论辨训练一样，我们的全部信念和意见之形成也是一条道路，它在某种预先形成的意义关联中延伸。这里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怎样才能成功地把关于语言和措辞的这种预先形成的材料变为彻底流利的话语，并达到那样一种完美性，人们在其中有种难得的感觉，觉得自己真正说出了自己想说的东西呢？

正如在说话中一样，在我们的整个生命定向中，一个由传统习惯预先形成的世界毕竟是我们所熟悉的。问题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自我理解中是否走得那么远，就像我们在我刚才所描述的那些罕见的说话情况下有时认为达到了的那样，即一个人实际说出了他想说的东西。但这就是说：我们难道走得那么远，以至于理解到了一切现实的东西吗？完全的理解和适当的言说，这两者都是我们的世界定向、我们与我们自己内在无限的对话所不能达的界限。但我却认为：恰恰因为这种对话是无限的，因为这种预先形成的谈话图式中被提供给我们的事物定向不断地进入到我们相互理解和自我理解的自发过程中，所以我们所一般理解到的东西，我们一般在精神上能使之成为我们所特有的东西，才借此向我们开启了它们的无限性。灵魂与自己的内在对话并不存在任何界限。这就是我用以反驳那种针对语言的意识形态嫌疑的论点。

因此，理解和对话对于普遍性的要求正是我想用理由来加以辩护的。我们能够把一切都放到语言上来讨论，我们也能够努力在一切问题上都相互理解。虽然我们仍然受我们自己能力和机能之有限性束缚，而且只有一种真正无限的谈话才能完全实现这种对于普遍性的要求，乃是确凿的事实。但是这却是不言而喻的。成问题的无宁说是：难道就没有一套雄辩的驳论，起来反对我们以语言为媒介的世界经验之普遍性吗？有一种关于世界的一切语言图象之相对性的论点，它是美国人从洪堡的遗产那里汲取过来，并以一种新的经验性研究态度激发起来的，照这种论点来看，语言就是世界图象和世界观，乃至没有人能从各自的这种世界图象中走出来，我们是被禁锢于其图式化之中的。在尼采关于“强力意志”的格言中已有这样一条注释：上帝的真正创造行为在于，上帝创造了语法，这就是说，他把我 

们放进了对我们的世界掌握的这种图式化之中，以致我们不能破解语法。难道思想对我们的说话机能和语言习惯的这种依赖不是强制性的吗？而且，当我们环顾周围这个开始形成全球洲际文化融合的世界，以致不再只用西方哲学从那种自明性口气说话时，这里包含着何种命中注定的含义呢？这时难道我们不反思一下这个明智的见解，即我们的整个哲学语言以及由它经过科学的吸收和改造而成的概念语言只不过是这些世界观中之一种，也就是最终起源于希腊的那一种？这就是形而上学的语言，它的诸范畴我们是从语法中认识到的，如主词和谓词、名词和动词。我们曾经以一种觉醒的全球意识来进行追踪，这种意识在今天显示出，也许在一个概念上，例如在一个动词身上，就可以听出我们整个欧洲文化的前图式化的回响。因此在这里始终隐藏着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在我们的所有思想中，乃至在对一切形而上学概念如实体和偶性、主体及其属性诸如此类（包括我们的整个谓词逻辑）的批判性消解中，我们是否只是在最终才思想到在有任何文字记载以前数千年印度日耳曼氏族家庭中作为语言结构和世界态度而培养起来的东西呢？这是一个我们正好在今天，在我们也许立于我们的这种语言文化的终点时对自己提出的问题，这个终点是随着技术文明及其数学符号化一起缓慢来临的。

因此，这不是对语言的一种多余的怀疑，而是确凿的事实，以致我们必须反躬自问：以此为起点在多大程度上一切都是被预先规定好了的。难道在一切世界历史之前最终毕竟在世界历史的命运赌博中掷下的一枚骰子，它通过我们的语言强加给我们的思想，并且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又将导致人类在技术上的自我毁灭？

于是，这似乎会遭到如下反驳：我们是否会由于对我们自己的这种怀疑而人为的剥夺了我们自己的理性。难道我们在这里不是立足于一个共同的基地上，并认识到，当我说出一种从远处迫近的人类的自我危害，看到尤其在最近的时代海德格尔给我们指出过的西方历史的命运关联时，我们所谈到的都是某种现实的东西，而不是什么哲学家理想国中的灰色图画吗？这总有一天会属于人类不言而喻的认识。我们今天加倍清晰地看出、而且首先是从海德格尔那里获悉了：希腊形而上学是技术的开端。从西方哲学中形成起来的概念构造把权势欲作为对现实之基本经验引上了漫长的历史道路。然而，我们真的应当认为我们开始要这样认识的东西向我们竖立着无法攀越的障碍吗？

这里将会遇到的第二种异议，是特别由哈贝马斯针对我个人的理论而阐述过的。其问题是：如果有人——例如我——断言语言是这种东西，通过它我们才把世界经验表明为一种共同的世界经验时，他是否低估了语言以外的经验方式呢？当然，语言的多样性并不是什么反驳。这种相对性不具有那种将我们卷入语言的永远摆脱不了的魔力之中的方式，正如我们中每一个稍微能用不同语言思想的人所知道的那样。但是难道就不存在其他非语言方式的实现经验了吗？有对统治的经验的和对劳动的经验。这是例如哈贝马斯用来当作反对解释学要求的普遍性的两个证据，（1）他公开地把语言的相互理解解释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内在意义之封闭的循环运动之一种方式，并称之为民族文化传统。于是，民族文化传统首先就是一种统治形式和统治技巧的传统、是自由理想、秩序目的诸如此类的传统。谁会否认我们自身的人类机能并不仅仅存在于说话之中呢？我们应当承认，一切语言性的世界经验所经验到的是世界，而不是语言。难道我们通过语言性的阐释所表达的不是同现实的遭遇吗？遭遇到统治和不自由导致了我们的政治思想的形成，而正是劳动的事件、功能的事件，是我们在掌握劳动过程时作为我们人类自我发现的道路来经验的。如果以为，并非首先存在着那些使我们人类的自我理解、我们的评价、我们与我们自己的谈话赖以具体实现并具有批判功能的经验，即我们人类在统治和劳动中生存的具体经验，那将是一种虚假的抽象。我们活动在一个语言性世界中，而且借助于一种通过语言而预先形成的经验来熟悉我们的世界，这一事实决不剥夺我们批判的可能性。相反，它向我们敞开了超越我们的习惯和我们的所有预先图式化的经验之可能性，因为我们在与别人、与不同的思想者谈话时使自己经受着新的批判的考验和面对新的经验。根本来说，在我们的世界中一开始就是、并且永远还是与同一件事相关：把语言形式化到习俗和社会规范中去——在它们背后总是也存在着经济利益和统治利益的。但这恰好就是我们人类的经验世界，在其中我们已在参照我们的判断力行事，但这就是说，参照我们对一切习俗都批判地对待的能力行事。实际上，我们把这种能力归功于我们的理性在语言上的虚拟性，而语言例如说并不对我们的理性造成妨碍。于是，我们的世界经验并非只是发生于学习说话和语言训练中，这肯定是对的。正如哈贝马斯在引用皮亚杰的研究时所认为的，有一种前语言的世界经验。

有把我们彼此联系起来的体态语言、表情语言和手势语言，有笑和哭，这方面的解释学是由H·普列斯纳提出来让人们注意的，也有一个由科学所建造的世界，在其中数学符号化的精确的特殊语言最终使理论构造之坚实基础成为可能，而且它还带来了一种制造和操纵的能力，这种能力向我们直接显现为homo faber[制造工具的人]或者人的技术发明能力的一种自我表现方式。但毕竟，所有这些形式的人类自我表现本身都永远必须被纳入到心灵与自身的那种内在对话之中。

我承认，这些现象意味着，在语言和习俗的一切相对性背后存在一种共通的东西，它根本不再是语言，而是一种着眼于可能语言化的共通的东西，要褒扬这种共通的东西，也许“理性”这个词还不完全是最坏的。尽管如此，也有某种使语言作为语言具有卓越性的东西，这就是：语言作为语言可以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从一切其他交往过程中超升出来。我们把这种超升（Abhebung）称为书写和书面性。如果任何以如此直观生动的方式相互不可分离的东西，就像一个人劝说另一个人或者一个人说服他自己的谈话那样的东西，可以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书写形式，而这种形式有可能被破译、被阅读并提升到一种新的意义过程，以致我们的整个世界或多或少——也许不久就要——成为一个文字世界，一个被书写和书面性所治理的世界，那么这会意味什么呢？这种书面性之普遍性以什么为基础而在这个基础上又会发生什么呢？完全撇开书面性的一切差别不论，我可以说：一切书面的东西，为了理解起见，都要求类似于提升到内在的耳朵中去的某种方式。在涉及诗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地方，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甚至在哲学中我也习惯于对学生说：你们必须竖起你们的耳朵，你们必须知道，当你们口中说出一个词时，你们并非使用了一个当你们不喜欢时就可以弃置一旁的随心所欲的工具，而是你们事实上就已经定下了自己的思想方向，这个方向来自久远又通过你们而伸向久远。这就永远是一种由我们所促成的向后转的方式。

我想在一种十分宽泛的意义上将这种方式称为“翻译”。阅读已经是翻译，翻译则是再一次翻译。且让我们反思一下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们翻译时，即当我们把某种只是以外语写下来并作为本文而给予我们的死的东西转化为一种新的阅读性理解过程，乃至于一种以另外的语言、即我们自己的语言来理解的新的过程时，这意味着什么。

翻译过程本质上包括了人类理解世界和社会交往的全部秘密。翻译是隐含的预期、从整体上预先把握意义以及如此被预先被把握之物的明白确立这三者的不可分的统一。甚至一切谈话都带有某种这样的预先把握和明确确立的方式。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有一篇十分精彩的论文，名位：《论思想在谈话中的逐渐完成》。如果照我的意愿，每位教授要考核一位教授候选人，都必须先签署一份保证书：他读过此文。这篇论文描述了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在柏林的教授资格考试期间获得的经验。当时考试是公开的，当然只有那些未来的应考者出息旁听（这应该和今天没有什么两样）。在文中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描述考试是如何进行、教授如何猛然提问而候选人如何即刻做答的情形。然而我们大家这时都知道：一个人人都会回答的问题只有傻瓜才会去回答。问题必须自己冒出来，这就是说，它包含某种对可能做出的诸种回答的开放性。给出的答案是合理的，这就是人们所能加以评判的惟一可能的考试成绩。计算机和鹦鹉可以更迅速得多地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克莱斯特也为这种经验找到了一个精彩的表述：思维的飞轮必须运转起来。在说话时，这就会造成你一言我一语的争论，从而就扩展了我们的思想。这才是从言语的还是非常前图式化的语汇和语言使用中自发地涌现出来的现实的话语。人们说出它，它就把人进一步导向一个他本人也许都没有预料到的后果和目标。这就是对于从语言进入世界具有普遍性这一主张的背景，即我们的世界知识——如果用譬喻来表达的话——对我们并非显现为一种我们学着去费劲地逐句背诵的无限的课文。“背诵”这个词应当使我们意识到它根本不是在说话。背诵是说话的方面。就是说，背诵已经知道接下来的是什么，而不把自己交付给一闪念可能具有的好处。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听一个糟糕的演员背诵时所具有的经验，我们会感觉到，他总是在说出第一个词时就已经在回忆下一个词了。其实，这并是在说话。我们的说话只有在我们容许冒险去建立某种东西并倾听其涵义时才是说话。我可以概括地说，在我们的理解之语言性问题上的根本误解乃是对语言的误解，仿佛语言是词语和语句的一种存在，是概念、观点和意见的一种存在似的。其实语言是这样一种话语，它的虚拟性向我们开启了继续说话和相互说话的无限性，开启了自己说和听人家说的自由。不是其被拟定的惯例，不是倾倒在我们身上的前图式化的负担，而是不断使用这样一个整体流转起来的那种生殖力和创造力，才是语言。

注释：

（1）哈贝马斯：《解释学的普遍性要求》，载《解释学和辩证法》（见《伽达默尔纪念文集》2卷集，R．布普纳、K．克拉玛和R．维尔编，图宾根1970年，第1卷）以及伽达默尔：《解释学问题的普遍性》。

谢选骏指出：人説“翻译过程本质上包括了人类理解世界和社会交往的全部秘密”——我看伽达默尔的理解能力達不到《莊子》的“得意忘言”、“得魚忘筌”。

（四）我看伽达默尔的前半期和後半期之分裂

《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伽达默尔 1967年）報道：

本世纪20年代早期，海德格尔的创造性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似乎席卷了从一战中归来或刚刚开始其学业的一整代学生，因而随着海德格尔的出现，似乎发生了与传统学院哲学的彻底决裂。这个决裂比它之在海德格尔自己的思想中被表达要早得多。它像是向未知领域的一个新的突破，提出了某种全然不同于基督脚的西方世界中所有正统和异端运动的东西。

被一个崩溃的时代所摧垮的一代人要以全新的方式重新开始；他们不想保持任何以前被视为有效的东西。尽管海德格尔在自己的概念中强化了德语的使用，他的思想仍不能与先前哲学所意谓的东西进行任何比较。而且这一点并不因下面这一事实而有所改变，即，海德格尔具有鲜明的学院特征，他不停地进行着精深的解释，专心研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奥古斯丁和托马斯，莱布尼茨和康德，也专心研究黑格尔和胡塞尔。

全然意想不到的问题被提出来并联系到这些人物而被讨论。经典哲学传统中的这些伟大人物每一个都被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他们似乎都在宣称着与其坚定的解释者的思想完美结合的直接的、不可辩驳的真理。把我们的历史意识同传统分开的距离似乎不存在了。新康德主义的“哲学问题史”习惯于用来处理传统问题的平静的、自信的远离态度，以及从学院讲坛上产生出来的整个当代思想，现在突然成了纯粹的儿戏。

事实上，海德格尔思想中发生的与传统的决裂恰恰表现为一种传统的无与伦比的复兴。年轻的学生们逐渐才看到这种批判中借用了多少传统的东西，而在这种借用中，批判又是多么深刻。然而，两位伟大的古典哲学思想家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长期处于模糊的地位。他们与海德格尔有紧密的关系，也有同样程度的分歧。这两位思想家是柏拉图和黑格尔。从一开始，柏拉图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就被批判地加以考察，海德格尔继承并改造了亚里士多德对“善”的理念的批判，并特别强调了亚里士多德的相似性概念。但正是柏拉图为《存在与时间》提供了篇首格言。只是在二战以后，由于柏拉图被决定性地纳入了存在的历史，关于他的模糊性才被消除。但是直到目前试图采取全新的描述时，海德格尔的思想才涉及黑格尔。与现象学的工作很快被当代学者全部遗忘相反，黑格尔的纯粹思维的辩证法则被注入了新的活力。因而黑格尔不但不断地迫使海德格尔进行自我辩护，而且，在所有那些试图针对海德格尔的思想主张而为自己辩护的人看来，黑格尔也同海德格尔联系在一起。海德格尔既以激进主义搅动了最古老的哲学问题，并使之具有了新的生命，那么，西方形而上学的最终形式——黑格尔的纯粹思想辩证法——使一切自由和解放的希望破灭的循环——会迫使海德格尔的思想返回到它的轨道上了吗？

海德格尔后期哲学的发展所遇到的一切批评，若分析到底，几乎没有不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立场上的。这种考察，在将海德格尔与黑格尔的夭折的思辨革命联系起来这一消极意义上，是正确的，正如格哈特．克鲁格以及其后数不清的研究者们所论证的那样。而在积极的黑格尔化的意义上，也有根据认为，海德格尔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与黑格尔的接近并因此没能真正公正地对待思辨逻辑的基本主张。后一种批评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领域中。一个是，海德格尔将历史同化到他自己的哲学方法中，这一点是与黑格尔相同的。另一个是，在所有本质上的海德格尔主张中隐藏着未被注意到的辩证法。

如果黑格尔试图从绝对知识的立场出发哲学地深入到哲学史中去，即将其提升为一门科学，那么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历史（尤其是黑格尔之后的一个世纪中欧洲历史所进入的对存在的遗忘）的描述也包含着类似的全面主张。确实，在海德格尔那里没有任何历史进程的必然性这种东西，而正是这种必然性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功与过。对海德格尔来说，情况毋宁是，在绝对的知中被记住并被提升为绝对存在的历史恰好是对存在完全遗忘的先兆。

存在的遗忘正是黑格尔以后一个世纪的欧洲历史的特征。但在海德格尔看来，是命运，而不是历史（被记下并被理智渗透的历史）扎根于希腊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中，并在现代科学技术中使对存在的遗忘趋于极端。然而，不管面对不可预知的命运这一点在多大程度上属于人的时间性构造，它都没有排除在西方历史中不断被提出并加以论证的、思考存在是什么的要求。因而，海德格尔也表现出为自己要求一个真正的历史的自我意识，事实上，甚至是末世的自我意识。

第二个批判动机来自海德格尔称之为“存在”不确定性和不可确定性。这一批判试图通过黑格尔的方式而把人们认为的存在之同义反复——即它是它自身——解释为虚假的、第二级的直接性。这种直接性来自总的直接中介。进一步说，当海德格尔做自我解释的时候，不正是真正的辩证反题在起作用吗？例如，我们发现了被抛与筹划之间、本真性与非本真性之间以及作为存在之遮蔽的无的辩证张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发现了真理与谬误、揭示与遮蔽之间的内在张力与模棱两可。揭示与遮蔽构成了作为真理事件的存在事件。黑格尔所说的有（存在）与无在变之真理中的中介作用——即在实有之真理中的中介作用——不是已标示出一种概念框架，只有在其中海德格尔关于真理的内在张力的学说才能存在吗？黑格尔通过辩证思辨强化了知性中的反题。以此克服由知性支配的思维方式。有没有可能超越这一成就，以便克服作为整体的形而上学的逻辑和语言？

通向我们的问题的道路无疑存在于无及其受形而上学压制这一问题中。海德格尔在弗莱堡的就职演说中表达了这个主题。由此观点出发，我们在巴门尼德和柏拉图那儿发现的无以及亚里士多德将神定义为“无需推动力的活力”，真正构成了对无的完全贬低。甚至上帝作为自身中包含存在的无限知识，也从对人之存在的褫夺性经验（在睡、死、遗忘的体验中）的主导观点而基本上被理解为现存一切事物的无限存在。但是，除这种甚至扩展到黑格尔和胡塞尔的对无的贬低外，另一个动机看来也在形而上学思想的历史中起着作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在“什么是存在者的存在”这个问题上达到了顶峰。莱布尼茨和谢林所追问的、海德格尔甚至称之为形而上学基本问题的“为什么总有一些东西存在，而无则不存在”这个问题，明确地继续着与无的问题的这种对抗。在柏拉图、普洛提诺那里，以及无论如何直到谢林那里——叔本华、尼采及意志形而上学从他们这里出发——对“动力”概念的分析都表明，通过在场（Prasenz）来理解存在不断受到无的威胁。在我们这个世纪，这一情况也发生在马克斯．舍勒的冲动－精神二元论以及恩斯特．布洛赫关于未来的哲学中，还发生在诸如疑问、怀疑、惊奇等等解释学现象中。在此意义上，形而上学的主题内容本身就是为海德格尔的研究做好了准备。

为了弄清导致海德格尔发生“转向”的他本人思想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并且为了表明它决不是辩证的颠倒，我们必须从这一事实出发，即“存在与时间”这一超验现象学的观念已本质上不同于胡塞尔的观念。胡塞尔对时间意识的构成性分析尤其表明原始在场（胡塞尔事实上会称之为原始的潜在性）的自我构成完全依赖于构成工作这一概念，并因此依赖于具有有效客观性的存在。超验自我的自我构成这一问题可以追溯到《逻辑研究》的第五章。它根本不管——事实上正是因为——构成一切客观性之超验基础的绝对历史性，而是完全处在对存在的传统理解中。我们必须承认，海德格尔关于对存在——把自己的存在作为问题的存在——疏远这一问题的超验观点和《存在与时间》中关于存在者的理论都有着超验的假象，似乎海德格尔的思想正如俄斯卡．贝克所说的那样，仅仅对超验现象学的深层境域——先前未曾达到的、与此在的历史性有关的境域——的精致表达。但实际上，海德格尔的工具具有非常不同的意义。雅斯贝斯关于边缘境况的论述肯定为海德格尔在根本意义阐释存在的有限性提供了出发点。但这一研究是在彻底改变了的意义上作为论述存在问题的准备，而不是在胡塞尔的意义上的对局部本体论的阐释。“基本本体论”的概念——这一概念来自“基本神学”——也带来了困难。本真性与非本真性之间，此在之揭示与遮蔽之间的交互联系（在《存在与时间》中更多地是作为对道德主义的、效果论的思维方式的拒斥出现的）越来越被证明为“存在问题”的真正核心。按照海德格尔在《论真理的本质》中的表述，向外存在（ek－sistence）事实上仍然要从人的此在的观点来把握。但是当他说存在的真理是非真理，即在“罪过”中对存在的遮蔽时，在形而上学的希腊传统解构时所产生的“本质”概念的决定性转变就再也不能被忽视了。海德格尔将关于本质和本质基础的传统概念全部抛在了脑后。

遮蔽与揭示的交互联系的意义及其同新的“本质”概念的关系可以在海德格尔自己的基本思想体验中通过不同方式现象学地显示出来。（1）在工具的存在中。工具的本质不在于其客体坚固性，而在于其可为人所用，这使得我们能够专注于工具本身以外的东西。（2）在艺术品的存在中。它以这样一种方式将真理保持在自身之中，即，真理只有在作品本身中才能获得。对于观者和接受者来说，“本质”在此只相应于他逗留于作品之际。（3）在物体中。物体作为唯一自存的实在，不能被驱使为我们的目的服务，并且在其不可替换性意义上与消费对象——如工业产品——的概念相对立。（4）最后，在语词中。语词的“本质”不在于被完全表达出来，而在于隐而未言者，正如我们特别在无语和沉默中所看到的那样。明显存在于这四种思维经验中的本质的共同结构就是“在那儿”，即包括在场的存在又包括不在场的存在。在弗莱堡早期，海德格尔曾说过，“人不可能像丢掉他的小刀那样丢掉皇帝。”但事实上人也不能仅仅在小刀不在场的意义上就轻易地丢掉了它。

当一个人丢掉了小刀这样一个长期熟悉的用具时，他不断的发觉它不在这一事实就表明了它的存在。荷尔德林的“上帝的缺乏”，或艾略特的中国花瓶的沉默，并不是非存在，而正因为他们的沉默所以是在最诗化的意义上的存在。由丢失的东西形成的空缺不是手头东西之间的空位；相反，这空缺属于对它而言才是丢失了的东西的“在那儿”。由此，“本质”被具体化了，我们也才能证明当下的东西如何同时是在场的遮蔽。 

当我们从这些体验出发进研究时，那些必然要躲避超验探求、表现为纯粹外表现象的问题就变得可理解了。这首先适用于“本质”。就本质不再仅仅是“可能的内在世界存在的存在极限”而言，贝克的类本体论假定在此得到了证实。但是贝克自己从未认识到他的涉及到数学的和梦的存在这些重要现象的类存在的相应概念是一个辩证的构成物。贝克自己将它与其对立面综合起来，由此标示出了第三种立场，而没有注意到这一立场如何对应于海德格尔的“转折”理论。

在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这一语境中得到澄清的第二大问题就是“你”和“我们”这一难题。由胡塞尔对主体间性的不断讨论已熟悉了这一难题。在《存在与时间》中它被通过忧虑的世界来解释。构成本质之存在样态的东西现在被从对话的角度来考察，即依据我们具体地相互倾听的能力，例如，当我们把握到支配交谈的东西的时候或当我们注意到这种东西在被曲解的交谈中不在场的时候。但主要地，生命和形体存在的神秘问题以一种新的方式展现出来。海德格尔在《关于人本主义的信》中强调的生命本质（Lebe－Wesen）概念提出了新的问题，特别是它与人的本质（Menschen－Wesen）及语言的本质（Sprache－Wesen）的联系的问题。但在这种提问路线的背后有一个关于自我存在的问题。依照德国唯心主义的反思概念，自我是非常容易定义的。但是，当我们不再从自我或自我意识出发，也不再从《存在与时间》中的人的此在出发，而从本质出发时，它就变得令人困惑了。

存在在“澄明”中现身，在此意义上思维着的人是存在的守护者，这一事实表明存在与人之间的原始的交互联系。工具，艺术作品，物体，语词——在所有这些中，同人的联系在本质自身中清晰地显现出来。但在什么意义上如此？几乎不可能在人的自我存在由此得到规定的意义上。语言已经为此提供了例证。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在说我们，因为事实上我们不能指挥、控制它，尽管没有人会否认是我们在说语言。海德格尔的观点在此并不是无意义的。

如果我们要在海德格尔那里提出“自我”问题，首先就必须考察并拒斥新柏拉图主义的思维方式。将自我作为往返的枢纽，从“太一”流射出去又回归其中，这种宇宙世界在此是不可能的。或者人们可以将海德格尔通过“在内存在”和他所谓的过错肯定要从存在之遗忘的角度来考虑。但这种遗忘是否是现身的唯一方式？这会使人的此在的定位特性变得可理解吗？如果我们考虑到植物以及生物的生长，能否坚持现身和“此”这些概念唯一同人的此在联系在一起？在《论真理的本质》中，海德格尔仍然从那种“抬起头”的存在（即人）的角度理解“在内存在”。但是难道“在内存在”不需要从广泛的意义上理解？而且“向外存在”不也一样吗？当然，在《关于人本主义的信》中讨论到的生物受制与其环境意味着这些生物不像意识到自己非存在的可能性的人一样向存在开放。但是难道我们没有从海德格尔那儿了解到生物的真正存在不是其自身的个体的“此在”，而是类？而且，即使不能像人在对存在的遗忘性的固持中那样当下存在，难道类不就是为生物而“在那儿”吗？正像路德教派的《圣经》所深刻地表达的，类的成员“知道”他们自己这一点难道不包含类的一部分存在吗？事实上，作为知，难道他们不是被从自身遮蔽起来——只不过以这种方式，即知在不觉中达到了类？动物只谋划它自身（conservatio sui），而正由此完成了它的类的再生产，这难道不也是“在内存在”的典型特征吗？ 

同样，我们可以探讨植物的生长：难道它仅仅是为人而现身？难道所有这类生命形式不都有保持自己存在——事实上是在存在中持续——的倾向？它试图以这种方式逗留不就是其有限性吗？人的此在，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根本不能被看作是最高的自我持存，从而可以像神一样跳出生命的循环，这不也是对人而言的吗？我们把人的本质视为社会性，在此意义上，我们关于人的全部学说难道不是被近代形而上学的主观主义歪曲了吗？难道不正是这一信仰——即宣布了内在张力和模糊性的信仰——是存在本身？这难道不意味着把“本质”同“存在”对立起来是无意义的？

接下去的困难在于避免那种用“反思力”来考虑这些问题的形而上学语言。但在我们谈论“形而上学语言”时，我们指什么？很明显对“本质”的体验不是对操纵思维的体验。记住这一区别，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关于“回忆”这一概念的很自然的东西。并不仅仅是历史通过回忆被记起来，回忆本身就是某种东西，在其中历史具有实在性。但在“回忆”中发生了什么？期待事物在回忆中倒转——就如命运的中断——这一点确实有根据吗？不管事物如何，队我来说，在回忆这种现象中真正重要的就在于，某种事物被安然保存在“此”，因而只要回忆保持着活力，它就不会不存在。然而回忆并不是紧紧抓住那些正在消失的事物；消失的事物的非存在根本不会被它遮蔽或顽固抗拒。更应该说，在其中发生了类似允诺的事情（里尔克的《杜依诺哀歌》对此有所提示）。其中并没有我们所谓的“在内存在”。

相反，通过“在内存在”（即人对存在的遗忘）的构成能力和技术力量，产生了我们所谓的“迷恋”。从根本上讲，不存在对存在体验的任何限制。从尼采起，我们把这一点称为虚无主义。但是，如果这种迷恋来自这种逐渐加强的固执，难道它不会通过这一事实——即一个个新事物被不断地抛在后面而不需特殊事物的介入或倒转的发生——而在其自身中发现其最终目标？即使不断翻新的事物的声音变得更加单调，事物的天然重量难道不仍然可被领悟并感觉到？确切地说，黑格尔的作为绝对自明性的知识理念。如果被认为在存在中恢复了完全的居家感，那么就会充满魔力。但是，居家感的恢复难道不能在这样的意义上发生吗：使人在世界中有居家感的过程从未停止，始终朝向不被技术的疯狂所破坏的更好的现实。这种居家感的恢复难道不能在这样的时候发生吗：技术专制的虚假性、人所能生产的所有物品的令人麻木的单一性变得可以觉察，而人重又被解放，并获得其有限存在的真正令人惊奇的特性。这种自由当然不是在绝对透明或不再受到威胁的居家存在的意义上获得的。但是，正如对不可预先把握的东西的思想保留了属于它自己的东西例如家园一样，由于我们的有限性而不能被预先把握的东西也在走向我们此在的语言这一连续进程中和它自身重聚在一起。在升降运动中，在进入存在和逝去这一过程中，它就是“此”。

这是不是旧的形而上学？是否只有形而上学语言达到了我们“存在于世”的这种连续的“进入语言”？这无疑是一种形而上学语言，但深藏其后的是印欧语民族的语言，是后者将这种思想付诸语言表达。但是，一门语言——或一个语族——是否仅仅因为形而上学通过它被思考，或进一步，通过它被预期，就可以正当地被称为形而上学思想的语言？难道语言不总是家的语言，不总是趋向居家在世的过程？这一事实难道不意味着，由于语言随时具备着无限的言谈可能性，它就不会有什么限制，也永远不会瓦解？对我来说，解释的维度在此出现并在发生于对话中的言说中证明了自身的内在无限性。确切地说，哲学的技术性语言是由希腊的语法结构预先决定的，而它在希腊－拉丁时期的使用建立起了本体论含义，海德格尔揭示了这种本体论含义的先入为主的特征。但我们必须追问：客观化的理性的普遍性和语言意义的鲜明结构是否真的局限于对西方产生的主体（subjectum）、种类（species）、行为（actus）这些概念的这种特殊的、在历史中发展出来的解释？或者说它们是否适用于一切语言？不可否认，希腊语的某些结构特征以及特别存在于拉丁语中的语法的自觉决定了对诸如属和种的等级、实体与偶性的关系、谓语和行为动词结构这些问题的特定的解释方式。但是难道不能超越这样一种对思想的预先规定？例如，如果人们把西方的谓词判断同东方的形象表达——其表现力要从摧意和言的交互反思中获得——相比较，真正说来，这两者之不同难道不仅仅在于是言谈的不同样式？二者难道不处于同一个普遍中，即使处于语言本质和理性之中？我们言说一种语言并且在其中知道如何述说我们所意味的，难道概念和判断不还是深嵌在这种语言意义的生命中？并且，反过来说，那种东方式的反思表达的意蕴难道不总是可以放到解释活动中？这种解释活动正像艺术作品的表达一样创造着普遍理解。语言总是在这种活动中出现。语言仅仅在这种活动的完成中才存在，难道会有人反驳这一点吗？黑格尔的思辨命题对我来说也具有上述意义，而且它对矛盾辩证法的深刻揭示也总适用于自身。因为在言说中，正如黑格尔扬弃着知性的逻辑，海德格尔扬弃着形而上学语言，东方人扬弃着存在王国的多样性，诗人扬弃着一切给定物，同样也总存在着扬弃语言之客观化倾向的可能性。但扬弃意味着持续起作用。

伽达默尔：海德格尔后期哲学回顾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本世纪暴力事件中的这段间歇所表现出来的异乎寻常的创造力。它来临的征兆在一战大灾难之前就可以看出来，尤其在绘画与建筑领域中。但在大部分领域里，时代的普遍觉醒是由一战大屠杀带来的震惊所促成的，它动摇了传统的文化意识和对于人类自由进步的乐观信念。

在当时的哲学领域，大众情绪的这一转变的标志是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新康德主义受到了攻击且拙诘值病！暗国唯心主义的溃败，正如保罗·恩斯特当时在一本通俗的册子中所说的，可以在奥斯瓦尔特·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找到其世界－历史情境中的解释。在批判占统治地位的新康德主义哲学的大军中，有两个强有力的先锋：弗里德里希·尼采对柏拉图和基督教的批判，以及索伦·克尔凯郭尔对思辩的“反思哲学”的猛烈攻击。两个新的哲学口号被提出来了，它们与新康德主义方法论的先人之见相抵抗。这两个口号中的一个是“生命的非理性”，以及个别的、历史的生命的非理性。可以与此观念相联的人，是尼采和伯格森，还有大历史哲学家威尔海姆·狄尔泰。另一个口号是“存在”，源出于索伦·克尔凯郭尔的著作，他是19世纪上半叶的丹麦哲学家，其影响通过狄德里希的翻译而波及德国。正如克尔凯郭尔曾批判黑格尔，说后者是忘记了存在的反思哲学家一样，现在新康德主义方法论的不无自满的体系构造也遭到了批判与抨击，这一体系构造完全是将哲学用来为建立科学的认识而服务的。同时也正如克尔凯郭尔这位基督教思想家曾进一步反对唯心主义哲学一样，现在被称为辩证神学的彻底的自我批判也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在用哲学的表达方式来对自有文化的虔诚态度和盛行的学院哲学进行普遍批判的大军中，青年海德格尔是具有革命性的天才。在一次大战以后的那些岁月里，海德格尔作为弗莱堡大学的一位青年教师的出现，造成了一种深刻的轰动性事件。从弗莱堡讲坛上传播开来的不同凡响的有力而深刻的语言，已经揭示了旧的哲学力量的危机。海德格尔的“大作”《存在与时间》产生于1923年他任职于马堡时与当代基督教神学的富有启发性的、紧张的相遇。出版于1927年的这本书，富有成效地与一战所带来的震撼性的、席卷了哲学界的新精神中的某种普遍的东西进行了交流。在当时吸引人们加以关注的共同主调是生存哲学。海德格尔的第一批著作的同时代读者一下子被他的激烈的思想抓住了。

在这些著作里他激烈地抗议旧世代的世俗的文化世界，抗议工业社会对生活的一切独特形式的整平以及这种整平所使用的处理一切事情的均一化，包括交际和公共交际的技术。

海德格尔把此在的本真状态（即此在意识到了自己的有限性并果敢地承受它）与“常人”、“闲聊”及“好奇”等此在的沦落和非本真状态作了对比。存在的严峻性促使他把死亡这个千古之谜视为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去质问存在的真正的“选择”。这就粉碎了教育和文化的幻想世界，扰乱了学院里秩序良好的宁静。然而这一喝斥声并非来自学院外的鲁莽的陌生人，也不是来自克尔凯郭尔式或尼采式的大胆而又孤独的思想家，而是出自德国大学最杰出、最富于良知的哲学学派的一位弟子之口。海德格尔是埃德蒙德·胡塞尔的学生，而胡塞尔一直都在不屈不挠地追求着把哲学建立成一门严格科学这一目标。海德格尔的新的哲学努力也响应了“回到事物本身”这一现象学的战斗口号。但他所针对的是被遮蔽得最深的哲学问题，是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被遗忘了的问题：什么是存在？为了懂得如何去问这个问题，海德格尔进而用本体论上的实证方法去规定人的此在存在，以代替以往传统形而上学对它的理解，即，将其理解为“仅仅有限”，而这种理解所根据的乃是一种无限的和始终存在着的存在。对海德格尔来说，人的此在的存在本体论优先性使他的哲学成为一种“基础本体论”。海德格尔把对于有限的人的此在的生存之决断所作的本体论上的论断称为“生存论的”。

带着一种方法论上的精确性，海德格尔将这些基本概念与主宰了以往形而上学的现成在手的范畴加以对照。当海德格尔再一次提出存在的意义这个古老的问题时，他不想忽略如下事实，即，人的此在在可测定的现成在手状态之中并没有获得他的真正的存在；其真正的存在只有在他考虑他自己的未来及他自己的存在的关注的原动力里才可获得。

人的此在由于用他的存在的语词认识到了他自身而与一般浑浑噩噩的常人区别开来。由于人的此在的生命的暂存性，他不能忽视他的存在的意义问题，对于这一意义问题，海德格尔是在时间境域之内予以规定的。

现成在手之物是科学通过其观察与计算所知道的，而永恒则是超乎一切人类之事的，两者都必须用抓住了人的暂存性这个中心的本体论确定性来理解。这是海德格尔的新方法，但他把存在看作时间的这种意图仍然隐而不露，以致《存在与时间》被人敏锐地视为“解释学的现象学”，这主要是因为自我理解仍体现为这一探索的真正的基础原则。

从这一基础原则的术语来看，支配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对存在的理解原来是显示于人的此在之中的对存在的原初理解的零散形式。存在不是简单的存在的场或实际上的现成在手之物。它是有限的、历史的存在，这个此在真正地“在”。这样，当下上手便在此在对世界的筹划中有了其位置，现成在手只有作为其后果才有其位置。

但是，那些既非历史的亦非简单的现成在手的存在的多样形式，在这一自我理解的解释学的现象学所提供的结构中还没有获得适当的位置：数学事实具有时间上的无限性，它们并非简单的可观察的现成在手之实体；自然也具有时间上的无限性，它的无限重复模式甚至在我们自身以内都存在并且在无意识层次上决定我们；最后是艺术之虹在时间上的无限性，它凌驾于一切历史距离之上。所有这些都似乎在提示着海德格尔的新方法所达到的解释学解释的可能性界限。无意识、数、梦、自然之钟摆、艺术奇观——这一切似乎都只存在于此在的边缘地带，而此在仅仅历史地懂得它自己并仅仅能用它自己的语言来理解自己。

他们似乎仅能用有限的概念去领会。

令人惊奇的是，1963年，海德格尔在几次演讲中对艺术品的起源作了探讨。他的《论艺术品的起源》一文在1950年作为《林中路》第一篇论文公开出版之前，就已开始有了深刻的影响。因为长久以来海德格尔的讲课与演讲总是能引起广泛的关注。讲课和演讲的复印件及关于它们的报告被广泛地传播，并使他很快地成为人们“闲聊”的焦点，而“闲聊”却是他在《存在与时间》中不无讥讽地刻画过的！事实上，他关于艺术品起源的讲演引起了一场哲学震动。

并非仅仅因为海德格尔现在把艺术引入了人在其历史性中自我理解的基本的解释学方法之中，甚至也不是因为这些演讲将艺术理解为建立了整个历史事件的活动（就像在荷尔德林与乔治对诗的信仰中所理解的那样），而是因为被海德格尔的新探索所大胆地提出的、与这一主题有关的新概念引起了轰动。“世界”与“大地”是海德格尔讨论中的关键词语。

从一开始，“世界”概念就是海德格尔的主要的解释学概念之一。作为在此的筹划所指向的总体，“世界”构成了此在筹划所必需的基本的境域。海德格尔自己也曾叙述过世界这一概念的历史，尤其是注意到了并历史地证明了下列区分是合理的，即《新约全书》中的这个概念的人类学意义（这也是他自己使用的意义）与现成在手之物的总体这个概念之间的区别。新的、令人吃惊的事情是，现在这个世界概念找到了一个被称为“大地”的对应概念！作为人类自我解释发生于其中的一个总体，世界概念直观地与人类此在的自我解释本身很不相同，但大地这一概念听起来却神秘玄虚，它也许在诗歌世界中才有其真正的故乡。那时海德格尔已经热烈而紧张地致力于领悟荷尔德林的诗，正是从荷尔德林那里他把大地概念引入了自己的哲学，这是很清楚的。但是他作了怎样的辩护来证明这是正当的呢？此在，在世存在（他在自己的存在中理解自己）怎么能够与一个像“大地”这样的概念（它是一切超验探索的新的根本出发点）在本体论上相关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简要地回顾一下海德格尔的早期著作。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运用的新方法绝非德国唯心主义唯灵论形而上学的简单重复。人的此在在自己的存在中对自己的理解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那样的自我认识。

它不是自我外化。相反地，它知道它并不是自己以及自己的此在的主人，而是必须在存在者中间才能遇见自己，并且当它遇见自己时不得不接管自身。它是“被抛——筹划”。

在《存在与时间》中的一段最卓越的现象学分析中，海德格尔分析了此在的这种有限的体验，此在在存在者中间遇见了自己，它是“现身情态”（Befindlichkeit）。海德格尔把在世存在的真实暴露归因于“现身情态”或情绪（Stimmung）。在现身情态中所遇见的乃是人的此在的历史的自我理解所不能逾越的极限。不可能从现身情态或情绪这样一种解释学的极限概念推出像“大地”这样的概念。有什么可以为这一概念辩护呢？它有什么正当理由呢？

海德格尔的“艺术品的起源”所开启的重要洞见是：“大地”是艺术品存在的必要规定。

如果我们想知道艺术品的本质问题的基本意义以及这一问题是怎样与哲学基本问题相关的，我们就必须考察表现在哲学的美学概念中的种种偏见。在分析的最后，我们需要克服美学概念本身。众所周知，美学是哲学学科中最年轻的一个分支。只是在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的明确的限定下，感性知识才宣告了自己的自主权以及审美判断相对独立于理性及其概念的权力。正像这门学科的名称本身那样，美学的系统性的自律始于亚历山大。鲍姆伽登的美学。然后，康德在他的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中，确立了系统的美学问题。在鉴赏力的审美判断的主观普遍性里，他发现了审美判断异于知性判断及道德判断的独立的权力和合法性。欣赏者的趣味再不能被理解为对概念、规范、法则的使用了，而须理解为只有艺术天才才能使用并提供它们。这专门放在一边的美不能像客观的判断的知识那样展现出来，而是就在主体因素中展现自身：通过想象力与知性理解的和谐一致而得到生命体验的增强。我们在美里面——在自然和艺术里——所体验到的是我们所有精神能力的总体的活跃以及自由的相互影响。审美判断不是知识，但也不是任意的。它与一种能建立起美学领域自主性的普遍要求有关。我们必须承认关于艺术自主性的论证是启蒙时代的一个伟大成就，它坚决地宣布了其规范的神圣性及道德上的正统性。尤其在德国古典文学时期更是如此，那时古典文学的中心在魏玛，它正试图确立自己的美学尊严。这些努力在康德哲学中发现了自己的概念的合法性。

然而把美学建基于心灵能力的主观性之上，却是开始走上了危险的主观化之路。康德本人就相信，决定性的因素仍是存在于自然的美和主体的主观性之间的神秘的和谐一致。同样地，他把超越于一切规则之上地、创造了艺术杰作的创造性天才理解为大自然的宠儿。但这一说法预先假设了自然秩序的自明的正当性，这种自然的自明正当性在神学的创世中有其最终的根源。随着与神学的这一密切关系的消失，美学的基础就必然在其关于天才自由独立于一切规则之上的信条的进一步发展中走向彻底的主观化。艺术不再是从被领会到的存在的秩序总体中衍生出来的了，它恰好走向了现实以及不完美的生活的散文的反面。诗的光彩眩目的力量仅仅在它自己的艺术领域里才能把理念和现实重新统一起来。这就是在席勒那里首次得到表达并在黑格尔的宏大美学著作中达到其顶峰的唯心主义美学。然而，即使在黑格尔那里，关于艺术作品的理论也仍保留在普遍一般的本体论范围内。艺术品能成功地调整好有限与无限的关系并使二者重新统一起来，这就明确地表达勒它是哲学必须用概念形式最终地把握的终极真理。对唯心论者来说，自然与其说是现代科学计算的对象，毋宁说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的世界力量的统治领地，这一世界力量在自我意识的精神里使自己成为完美无缺的。这样，在这些思辩思想家看来，艺术品也是精神的客体化。艺术不是精神的完美概念，而是精神在世界的感性直观水平上的显现。就“艺术”这一词的字面意义来讲，它是世界的直观[Welt-Anschauung]。如果我们希望确定海德格尔对艺术品本质的沉思的出发点，就必须在心里清楚地记得，唯心主义美学，即赋予艺术作品以特殊意义并将之当作绝对真理的非概念的理解法则的美学，已被新康德主义哲学掩盖了很久。这种盛极一时的哲学运动更新了科学认知的康德基础，但没有恢复那植根于康德本人所曾描述的审美判断中的形而上学境域，即，存在的目的论秩序。新康德主义者关于审美问题的概念甚至包含了种种偏见。在海德格尔的论文中对这一主题的揭示清楚地反映了事情的这种状态。它开始于这一问题，即艺术品是如何不同于物的。艺术作品也是物，而且仅仅因为它作为一个物存在，它才能够指向别的事物，比如，象征性地或寓言性地起作用。但是这是在用预先假定地科学认识系统的优先权的本体论模式观点来描述艺术品的存在模式。真正的“存在”在特征上是像物的；事实是这样的：物被给予感觉。并在客观认识这一维度上被自然科学加以发挥。

然而，物的意义与价值是理解的第二形式，这种理解的第二形式仅只有主观有效性，它既不属于原先的给定性本身，又不属于从给定性中获得的客观真理。新康德主义者认为物本身是客观的，能够承担起这样的价值。对美学来说，这一假设可能意味着甚至艺术品也拥有像物的特征作为其最特出的因素。这种像物的特征是基础，在这基础之上，真正的美学形式构成上层建筑。尼古拉·哈特曼还用这种方式描述了审美对象的结构。

海德格尔在探究物的物性时谈到了这种本体论的偏见。他把从传统中发展出来的理解物的方法分为三类：物是性质的承担者；物是感觉杂多的统一体；物是形式加诸其上的质料。

这些理解形式中的第三种——作为形式和质料的物——似乎是最直接明显的，因为它跟产品的产生模式相同，通过这种模式物被加工出来为我们的目的服务。海德格尔把这种物叫做“工具”。就这种模式与神学的相似来看，物完全像制造品，这和上帝创世完全一样。

从人的观点来看，它们是作为失去了工具特性的工具出现的。物纯粹是物，即，它们出现了，并不需要服务于一个目的。现在海德格尔指出，这种现成在手的存在者，它们与现代科学的观察和计算程序相应，既不允许我们思考物的像物的特征，又不允许我们思考工具的工具特征。为了集中地注意工具的工具特征，他谈到了一例艺术表现——梵。高的农民鞋油画。在这一艺术品里，工具本身被如此领悟：它不是一个能被用来为某个目的或别的目的服务的实体，而是这样一件东西，它的存在本身就在于曾经服务而且仍在服务于它的主人。从这画家作品里留溢出的东西以及在画里被生动地描画了的东西，并不是随随便便的某一双农鞋。在这件艺术品里生发的真理的显现，能从作品本身得到，完全无需依赖物的基础。

这些考察引发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作品是那种真理能从中以这种方式出现的呢？

与那种从艺术品的物性及客体特性开始研究的习惯程序相反，海德格尔坚决主张艺术品的特征是由如下的事实清楚地造成的，即它不是一个客体，而是立足于它自身之内。通过立足于它自身之内，它不仅属于它的世界；它的世界也表现在它之中。艺术作品敞开了它自己的世界。只有当某物因为它所从属的世界已经瓦解而不再与它的世界的结构相适时，某物才成为一个客体（对象）。因为一件艺术品当它成为商业交易的项目时就成为一个客体了，因为那时它已经是没有世界的、无家可归的了。

海德格尔把艺术品描述为立足于自身之内的和敞开了一个世界的，他有意识地从此出发去研究，以避免回到古典美学的天才观那里。为了尽量理解作品的本体论结构而不依赖于创作者或欣赏者的主观性，海德格尔现在使用了“大地”概念作为与“世界”概念并肩而立的对应概念。作品属于“世界”，作品建立并敞开“世界”。在举例说明自我隐藏及说明与自我开放相反的隐藏在这个范围内，“大地”是与世界相对应的概念。

很清楚，自我开放与自我隐藏两者都表现在艺术品之中。一件艺术品并不“意味”着某物或某功能，这个某物或某功能作为一符号指向一个意义；艺术品在它自己的存在里表现它自己，以让欣赏者逗留于其中。它是如此强烈地表现它自己，以致它由以构成的组成成分——石头、色彩、音调、词语——只有在艺术品自身内才进入了它们自己的真正存在。尽管某物是有待处理的材料，它却并不是真正地出现，即，它并不成其为一真正的在场。只有当它被使用时即当它被结合进这一艺术品中时，它才出场。构成一首经典乐曲的音符比一切别的声音或音符具有更富于真情实感的音符特征。一副画的色彩是甚至比自然的色彩具有更真实的色彩。教堂圆柱显示了其存在之类似石头的特性，在它的高耸向上及支撑着殿顶的状态中，比粗糙而未经加工的石柱更真地显示了其存在的石头特性。但是在作品中以这种方式出场的东西很清楚地是它的隐蔽性和自我隐藏——这正是海德格尔称之为大地的存在的那种东西。大地，其实不是材料，而是万物由之而出场、又消逝于其中的东西。

在这一点上，形式与质料，作为反思式的概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如果我们说在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中“呈现”了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的兴起同时也就是一种宁静形式的开端。当形式静静地在那儿时，它找到了它的地道的存在。从这一点上看，艺术品要求它自己的特殊的宁静。艺术品并不首先经验地存在于一个体验着的自我里（这个自我断定、意味或展示某物，他的断言、意志或推论即是某物的“意义”）。艺术品的存在并不在于它成为一种体验。相反，凭借其自己的存在，它是一个事件，是一种推翻了先前一切常规的突进，一种敞开了前所未见的世界的突进。但以这种方式在艺术品本身中发生的突进，同时又在对传统的遵从中被支持着。以这同样的方式既呈现又支持自己的东西构成了处于张力中的作品的结构。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与大地之间的斗争，就正是这一张力。这样一来，海德格尔不仅描述了艺术品的存在模式，避免了传统美学以及近代的主观性观念之偏见，而且避免了简单地恢复那种视艺术品为理念之感性显现的思辩美学。可以肯定的是，黑格尔对美的规定或海德格尔本人的努力是一致的，他们都想超越主体与客体、物与我之间的对立以及不用主体的主观性术语去描述艺术品。然而，黑格尔对艺术品的描述是在这样一个方向上展开的，即，他认为艺术品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是被自我意识意识到了，而后创造出艺术品。但只顾着理念，就会使整个感性现象的真理被取消。理念需要一个存在于概念中的真正形式。当海德格尔论及世界与大地之间的冲突，并把艺术品说成是产生了真理的突进时，这一真理并未在哲学概念的真正意义上得到调整与完善。真理的一种独特的显现发生于艺术品中。真理在其中出场的艺术品所涉及的东西清楚地表明，对海德格尔来说，谈及真理的事件是有意义的。因此，海德格尔的论文并没有勉强自己给予艺术品的存在以一个更合适的描述。他的分析是为他的哲学的核心思想服务的，即把存在本身当作真理的事件。

海德格尔后期著作的基本概念常常遭到异议，说它们无法被证实。海德格尔企图达到的东西，比如，当他谈到动词用法上的存在、存在的事件、存在的澄明、存在的敞露、以及存在的遗忘时，无法被我们的主体意向性行为所实现。支配海德格尔后期哲学著作的概念显然接近于主观推演，正如黑格尔的辩证过程接近于他所谓的自我展开的思维一样。海德格尔的概念成了批判的对象，正如黑格尔辩证法受到马克思的批判那样，它们都被称为“神秘的”。

在我看来，论艺术品一文的意义在于提供给我们一个去了解后期海德格尔真正关注的问题的提示。没有人能忽视这一事实，即，在其中可以出现一个世界的艺术品里，不仅使人体验到以前闻所未闻的某种有意义的东西，而且伴随着艺术品本身还有某种新东西进入了生存。它并不简单地便是真理的显现，它本身是一个事件。这让我们有机会更上一层楼，去理解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学（它在近代唯心主义中达到高峰）的批判。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把aletheia，即真理一词的希腊语，解释为无蔽。但是，对aletheia一词原义的这种着重强调，并不简单地意味着真理的知识是用于“褫夺”行为把真理从错误无知或遮蔽状态中“拔”出来。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以说明为什么真理并非敞开的、显明的和可理解的。虽然这肯定是真的。当希腊人把存在者视作无蔽时，他们显然想表达真理。他们知道每一点知识都受到错误与虚假的威胁。他们知道，如何避免错误、获得相关存在者本身的正确表象等等都是大问题。如果知识取决于我们抛弃错误，那么，真理就是存在者的纯净无蔽状态。这就是希腊思想家的想法，它铺就了一条近代科学最终要一走到底的道路，即，认为存在者若要保持于无蔽状态中就须具有知识的正确性。

与这一切相反，海德格尔坚持认为无蔽性并不简单地就是存在者在能被正确认知的范围内的特征。在更首要的意义上，无蔽性“出场”，这一出场正是使得存在者有可能无蔽并被正确地认知的首要条件。与这一原初的无蔽性相应的遮蔽性不是错误，而是原初地属于存在本身。大自然喜欢把自己隐藏起来（赫拉克利特语），它不仅具有可知的特性，而且具有存在的特性。它不仅出现于光天化日之下，也隐蔽于黑暗幽蔽之中。它不仅是阳光下开放的花朵，而且是大地深处的根。海德格尔谈到“存在的澄明”，首先指存在者在其无蔽状态中被揭示的境界。存在者出现于它们的此在的“此”之中，这明显地是以使这样一个“此”能够出场的开放境界为前提的。同样地，这一境界若没有存在者在它之中显现自身，也不会存在，即没有一个开放性所占有的开放之场所。这种关系无疑是很特殊的。而更令人惊奇的是，只是在存在者的这种自我显现的“此”之中，存在的遮蔽状态才会首先表现出来。要知道，正是这一“此”的开放性才让正确的知识成为可能的。来自无蔽状态的存在者为了那个保持着自己的东西而呈现自己。然而，这并不是一个任意的揭示行为，通过这一褫夺行为将某物从遮蔽状态中拔出来。相反，只有揭示与遮蔽是存在本身的事件这一事实，才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理解这一事实有助于我们理解艺术品的本质。很清楚，在组成作品自身的存在的出场与遮蔽之间有一个张力。

正是这一张力的力量决定了艺术品的形式内涵，并使之发生了优于他物的灿烂光华。它的真理并非它的意义的简单显现，而是其意义的深不可测和深度。这样，艺术品的本质便是世界与大地、出场与遮蔽之间的斗争。

但在艺术品中清清楚楚地展现出来的应该是存在本身的实质。揭示与遮蔽之间的冲突，不仅仅是艺术品的真理，而且也是一切存在的真理，因为作为无蔽性，真理总是这样一种揭示与遮蔽的对立。两者必然共生。这显然意味着真理并非仅仅是存在的纯粹在场，这样它才能超越表象之正确与否。这样一种在的无蔽概念以现出了存在者之此在的主观性为前提。但是如果存在者仅被规定为可能表象的客体的话，那么，它们就没有在它们的存在中被正确地规定。倒不如说表象属于那抑制着自己的在者的存在。作为无蔽状态，真理在其本身之中有一内在的张力与两可性。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存在本身包含着某种敌视它自己的出现的东西。人人都能同意海德格尔如下的意思：生存着的东西并不仅是提供给我们一个可认识的和熟悉的表面外形；它还有一个海德格尔称之为“立足于自身之中”的自立的深度。所有存在者的完完全全的无蔽状态，它们的总的客体化（借助于一种表象，这种表象设想最完善的物）将会取消这种存在者的“自立”并导致它们的整齐划一。这样一种完完全全的客体化将再不能显现出立足于自身之中的存在者。

相反，它将只是表示我们利用存在者的机会，而显然的东西将只是占有和控制物的意志。

在艺术品中，我们体验到一种对控制意志的绝对对立，这不是指对我们意志（它专门利用物）的假定作严格的反对，而是指依靠自身的某种存在之优越的浸入力。因此艺术作品的排外性与遮蔽保证了海德格尔哲学的一般观点，即，存在者通过进入出场的开放状态而隐瞒了自己。艺术作品的这一自立同时也表示了一般存在者的自立。

对艺术作品的分析展示了得以沿着海德格尔思想之路继续前进的前景。只有通过艺术作品，工具的工具特征和更进一步的物的物性才能够显示它们自己。所有进行计算的现代科学都造成物的迷失，把物的自立天性——这一在科学看来“毫无用处”的天性——分解为规划与工程中可被计算的因素，但是，艺术作品却代表一个防止物的普遍迷失的例子。正如诗人里尔克在物性的普遍丧失中诗意地阐明了物的天真无瑕并将之归诸天使（1 ）一样，当思想家海德格尔意识到这同一物性还保持在艺术作品中时，他也在沉思同样的物性的迷失。保存便意味着那被保存的东西还存在着。因此，如果物的这一真理还能出现于艺术作品中的话，那么其存在就是不言而喻的了。海德格尔的论文《什么是物？》就表现了他的思想之路的必然延伸。物在以前甚至未获得其当下上手的工具地位，只是被观察和被研究的现成在手之物，而现在在它的“整体”存在中则被明白无疑地认作是不能被拿去使用的东西了。

从这一高度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条道路更远的一段。海德格尔宣称，艺术的本质乃是诗化的过程。他的意思是艺术的本质并不在于对已形成的东西加以变形塑造，或对已存在的东西加以复制。相反，艺术是一种投射，通过艺术新的东西得以真实地出现。在艺术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真理事件的实质是“它展开了一处开放之所”。然而，从这句话的一般的和更严格一些的意义上看，诗歌则由于那使它与别种艺术不同的内在的语言特性而尤为突出。如果在一切艺术中的真正的凸显（具体化、形象化）和真正的艺术因素都能被称为“诗”（甚至在建筑和造型艺术中）的话，那么在一首真正的诗歌里发生的凸显（具体化）就注定与一个早已规划好了的程序密切相关，并且这程序不能由其自身凸显出新的东西。这一程序语言早就准备好了。诗人是如此有赖于他所继承的和使用的语言，以致其诗歌艺术的语言只能影响使用这同一种语言的人。这样，在一定的意义上，海德格尔用来象征一切艺术创造之凸显特征的“诗”，与其说是由石头或色彩或音符所建成的凸显，不如说是它们的第二形式。实际上，诗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发生于语言变化中的凸显，其次是由第一种凸显而来的诗创造的凸显。但语言的先在性并非仅是诗歌艺术品的独特特点，而恰是事物本身的那个物之存在的特征。语言作品是存在的最原初的诗。把一切艺术看作诗并揭示出艺术作品是语言，这一思想本身也仍走在通往语言的路上。（1960年）

注释：（1）指《杜伊诺哀歌》中的天使主题。

谢选骏指出：人説“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我看伽达默尔的一生，力圖擺脫二十世紀前半期的德國世界、艱難進入二十世紀後半期的美國世界。我稱之爲“掙扎與分裂”。

（五）伽达默尔不愧爲語言大師，很能詭辯

《听伽达默尔演讲》（余匡复）報道：

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是当今最负盛名的欧洲哲学家，他生于1900年2月11日，今年102岁，3月14日正当他过了102岁生日一个多月，在他退休后的住地德国海德堡市与世长逝了。尽管他已102岁，但当我听到这一消息后，依然感到有些吃惊，因为4年前——1998年8月，我还在海德堡大学听过他的演讲，当时他以洪亮的声音，竟站着演讲了整整半个小时！伽达默尔在中国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他的代表作《哲学解释学》、《真理和方法》等也早已有了中译本，一位中国学者还为他写了传记。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理论也对80年代以来我国音乐界、文论界、哲学界产生了影响。 

1998年8月我参加了在海德堡举办的为期4天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讨论会的题目是“容格尔兄弟论技术时代”。这位容格尔（Ernst Jünger 1895—1997）是德国文学史上的大作家，他的早期作品写战争及战争对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和对人的影响，他的中后期作品则写技术及技术对人类社会和大自然所起的作用和对人的影响。这后一个问题与人类在当前技术时代如何协调和大自然的关系及环保问题关系密切，因此，容格尔的部分作品至今在欧洲，特别在法国，仍然有很多的读者。

伽达默尔和容格尔兄弟是同时代人，并且有过交往。学术讨论会的开幕式于1998年8月31日夜7时在海德堡大学的国际学术论坛厅举行。论坛厅有一个大花园，花园里安放着一些白色圆桌和椅子供与会者休息。我6点半已到大花园。7时不到，当时年已98岁的伽达默尔在一个年轻女子（据说是他的孙女）陪同下，来到论坛厅的花园，并在我坐的旁边一张桌子边坐下，他的来到并没有引起在场者的特别关注，只有开幕式主持人海德堡大学日耳曼学教授斯特拉克（Professor Dr. Strack）上前与他寒喧，不久，斯特拉克宣告开幕式即将开始，请大家入席。我走在伽达默尔的后面，他无人搀扶，独自拄着拐杖慢步走进会场。那天到会的共约20多人，除了演讲台占据一角外，所有的与会者在排成方形的白色小桌旁各自就坐（如同大学里的讨论课），伽达默尔也在讲台边的桌旁坐下。在主持人简短的主题发言及海德堡大学校长致贺词时，伽达默尔紧锁双眉，专心倾听，并不时瞪大眼睛凝视发言者，他的这一神态使我立即联想到了朱光潜先生常有的表情。校长致词毕，主持人即请伽达默尔发言。伽达默尔站起身来，不用拐杖，独自慢步走到演讲台旁，并从口袋中掏出一本小书，取出书中夹着的一张小纸，把它放到演讲台上，随即开始演讲。他的演讲题目在会议的材料上印的是：“我与容格尔的交往”，但伽达默尔一字未提他与容格尔兄弟生前的关系和交往琐事，也不评价容格尔对技术的种种见解，却直奔他为自己的演讲所定下的主题：容格尔对我们今天究竟具有什么价值？伽达默尔在演讲中把容格尔和斯本格勒尔做了对比。他说：斯本格勒尔认为西方（它的文明，它的社会）已经没落，但容格尔认为西方（它的文明，它的社会）没有没落，也不会没落，因为西方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像整个人类社会一样，是向前发展的，是不会没落的。东方会发展，西方不会是例外。伽达默尔半个小时的演讲完全围绕着这个中心和这个主题，而这个主题却是4天讨论会期间无一发言者所涉及的。伽达默尔言他人之未言，论他人之未论，足见他思维之敏锐，洞察之犀利。

（谢选骏指出：我看伽达默尔不愧爲語言大師，很能詭辯。因爲斯賓格勒所説的“西方沒落”，乃是指其霸權的沒落，并非指其完全毀滅。）

这样场合下的这样一次发言，对伽达默尔这位大哲学家说来，实在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可是他的发言证明他毫不马虎对待，而是作了认真的准备。听过伽达默尔多次演讲的人对我说，伽达默尔每次演讲都写发言提纲，他从不信口开河，从不东拉西扯，他每次讲话都有明确的主题，都写书面底稿。他此次演讲同样如此，伽达默尔从来不坐着演讲，据说站着讲话思维更加敏捷。他发言清晰洪亮，用词鲜明准确，不玩弄任何词藻，却表达得一清二楚，因此这半个小时的演讲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讨论会后海德堡大学设自助餐招待与会来宾，伽达默尔毫不特殊，自取餐具排队取食，没有任何名人的架子，而且还是一个世界名人！那天容格尔的夫人也参加了开幕式，晚餐时她坐到我坐的小桌旁与我闲聊，我们天南地北地大约谈了半小时后，我想到要请伽达默尔签个名留作纪念，可是伽达默尔已经离席回家。2000年2月12日伽达默尔100寿辰时，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了一篇“伽达默尔印象记”，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了我的朋友斯特拉克教授。2000年8月我又去了德国，斯特拉克教授对我说，他曾请人把我的这篇文章译成了德文，他还专门为此前去拜访了伽达默尔，并把这篇文章当面赠给了他。斯特拉克对我说，伽达默尔 

看了这篇文章后非常高兴，说在他100岁生日时，想不到还有中国人为他写了文章。 

伽达默尔虽已去世，但他的著作却永存人间，他不把诠释当作方法而是当作本体，他重视人的实践智慧和实践体验，发掘“主观”中所存在的“客观”等诠释学新思维，必将对我们正确对待传统和文本发挥作用。

（六）可憐蟲們不敢駁斥海德格爾、讓他無地自容

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一八八九——一九六六），早年在弗莱堡大学研读神学和哲学，一九二三年任马堡大学哲学教授。一九二八年，接替他的老师、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任弗莱堡大学哲学讲座教授。

海德格尔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位有独创性的、影响广泛的思想家。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存在与时间》（一九二六），由于此书，海德格尔被视为现象学学派的发展者、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三十年代，海德格尔在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期间，公开拥护希特勒。

战后受到审查，并一度被禁止在大学授课。一九五九年退休，隐居家乡黑森林山间别墅，潜心著述，偶尔在朋友圈子内探讨哲学问题。

海德格尔是伽达默尔的老师。

一九二三年，伽达默尔在马堡大学参加了海德格尔主持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研究班。此后，他们终生保持着师生之谊。

海德格尔的思想，也是伽达默尔解释学的理论基础。

有一次，伽达默尔问我：是否愿意参加一个定期在他家里举行的小型哲学讨论会，主持人是他的私人朋友海德格尔教授。

我立即同意了。

那时，海德格尔的名字，已经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一章。而他本人，则在自己的名字后面退隐多年了。他的尽人皆知的“历史问题”，使我在对这位大哲学家的景仰之余，更平添了几分好奇。在那之前，大约是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之间，出版了一本书，专门探讨海德格尔与纳粹思想的关系。作者所提供的材料以及其所作的分析和结论，在欧洲知识界、包括在年轻的文科大学生中间引起了讨论。我的意见，较多地倾向于从当时特定的社会和历史因素中寻找根源，而较少地追究个人道德责任。——这个题目至今还有人研究、不断有新书出版。

年愈古稀的海德格尔出现在伽达默尔家里的时候，仍然精力旺盛、思路清晰。

除了我以外，被邀请的其他十几位年轻的参加者，或是正在撰写博士论文的哲学系研究生，或是正在撰写教授论文的哲学博士。

这样的讨论会，实际上是海德格尔的辅导课。每一次，海德格尔先对他已经看过的一篇博士论文或教授论文——它的作者就是在座的某一位——进行评论，然后是所有参加者之间的自由讨论。每次的讨论会从下午五点开始，到晚上八、九点结束。

海德格尔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不是他的渊博学识，或深奥思想，而是他作为一个教授的个人风格。

他是一个极其严格的导师，不能容忍哲学研究上的任何无知、浅薄、怠惰或谬误。他对此深恶痛绝、毫不留情，几乎到了令人生畏的地步。

我记得在一次讨论会上，海德格尔像一头咆哮的狮子，因为他对手里挥舞着的一篇教授论文极不满意，认为它简直与哲学研究毫无共同之处！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至少说了三个小时，几乎把那篇论文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批驳得体无完肤。

所有坐在海德格尔周围的人：那些未来的博士和教授们，再加上我，都噤若寒蝉。那是一种末日审判的景象：海德格尔仿佛用一双无形的手，把那篇有罪的论文一页一页地撕得粉碎，我们既不敢正视伟大的哲学家，也不敢旁顾惊恐不已的论文作者，只觉得那些亵渎过神明的纸片仿佛不断地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

那时，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意念：“谢天谢地，幸亏我不是他！如果我是他，又该怎么办？……”其他的，什么也没有想，什么也没有听。

我相信，除了海德格尔和那位可怜的、想当教授的博士之外，这就是那次讨论会上每一个人的心理状态。

（谢选骏指出：我看這些人都是可憐蟲，要是海德格爾敢於當面訓我，我一定把他駁斥回去，讓他無地自容。）

这样的讨论会，大约每一、两个月举行一次，一共持续了一年多。

我必须承认，我在海德格尔主持的讨论会上所学到的东西，远没有在伽达默尔的讨论课上所学到的多。那些关于极为专门、极其抽象的哲学概念的探讨，经常使我头晕目眩，但是作为讨论会的一员，我置身于一个世纪哲学泰斗的身边，不时地觉察到那些学兄们的思维方式的特点、意识到他们的论文成功或失败的原因，等等，还是油然而生一种不可名状的充实和激动。

伽达默尔的住宅，坐落在俯视内卡河的圣灵山上－－大约二千年之前，古罗马的军团曾经在西面的山脚下驻扎过。我住的地方，与伽达默尔的家隔河相望。薄暮时分，我从桥上走过，内卡河水缓缓流向远方，夜色之中，我又从桥上走过，内卡河水在黑暗中潺潺低语。此时此刻，那位爱菲斯的晦涩哲人的格言，总是在我的耳边回响：

你不可能两次涉足同一条河流，流向你的永远是不同的水。

（古希腊伊奥尼亚学派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约公元前五四零——四七零］，出生于小亚细亚爱菲斯城的贵族家庭，由于思想的独特和深刻，他被称为“晦涩哲人”。所引格言，出自他的仅存于世的著作残篇《论自然》。）

海德格尔的风格，与伽达默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伽达默尔具有绅士风度。他深思熟虑、从容不迫、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是一个极有教养的现代学者。

海德格尔则像粗鲁的农民，——一个天赋超人、然而极其自负的农民。

伽达默尔是学生的“启明星”。他知道自己应当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隐退。

海德格尔是传统的旧式德国教授。他在学生面前，更像一位普鲁士的将军。

我并不怀疑海德格尔的意图。他从黑森林的山间别墅驱车而来，并不是为了惩罚某一个他的学生的学生。对于他在学术上的严厉乃至苛求，我并无异议。但是我不敢苟同他的方式，不欣赏他给年轻人所施加的心理压力。如果说，这一切都是出自干他对科学的热爱，那么，别人难道就没有同样的、应当得到尊重的权利吗？

（谢选骏指出：我看海德格爾比希特勒更像納粹。）

那一次的经历，也使我在心里对自己默默立下誓言：如果我今后成为教授，将绝不是海德格尔式的。

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一位是老师、一位是学生，性格迥然而异，彼此却保持了终生的友谊。这是一段佳话，也是一件饶有意味的事情。

它再次证实了我已经说过的想法：

知识是可以学到的，做人的风格则与生俱来。

正如培根（Francis Bacon，一五六一——一六二六）所说：风格就是人本身。

然而任何人都不是完美的，或者说，不是全知全能的，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也都不例外。

如果海德格尔见到一篇见解独到、论证周密的论文，他在评论时并不吝啬赞许的言辞。

伽达默尔也有过使我失望的时候。

我每次和他谈及古代的中国哲学，他总是不以为然。他认为，哲学系的研究领域应当限于欧洲哲学，语言前提是拉丁文和古希腊文。中国哲学之类不属于哲学系，它们被分别归于研究欧洲以外各地区文化的学科，如汉学、日本学，等等。总之，东亚地区的哲学，从未进入过他的研究视野。虽然他有不少的日本学生和日本同行。

（谢选骏指出：顯然，伽达默尔是自相矛盾的——因爲按照他的讀者決定論，他顯然就是個闡釋學的門外漢。或者説，他就是個中國思想世界裏的小癟三。）

既然如此，伽达默尔为什么选择了一个并非主修欧洲哲学的学生参加海德格尔主持的哲学讨论会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许多年以后，我回到海德堡担任汉学教授，又有机会经常与伽达默尔见面了。

如果在座的客人之中有不认识我的人，伽达默尔总是这样介绍我：“这是我过去的‘中国学生’。”

这就是伽达默尔之为伽达默尔。

一九九五年，伽达默尔在海德堡度过他的九十五岁生日。海德堡大学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向伟大的哲学老人致敬。

伽达默尔的哲学遗产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是当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的睿智以及丰富的著述，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伽达默尔以其哲学诠释学的思想体系著称于世，其代表作为《真理与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他的体系中有三块重要基石：柏拉图的对话理论、黑格尔（G. W. F. Hegel）的绝对观念的辩证法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立于此在即人的存在的本体论。这三者的融合，使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展现出独特风貌，它的基础就是实践（Praxis）1。质言之，就是直接追溯到人们最原初的生活经验、而不是在纯粹的思辩领域中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在笔者看来，他的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此。在《真理与方法》中，他选择以艺术经验为突破口，试图从艺术经验出发，来理解超越了我们的意愿和行为而对我们所发生的东西、理解超出方法论自我意识之外的真正的精神科学。

古典的理解观着眼于主体对对象的客观理解，而伽达默尔则将理解视为主体与对象双向互动的交流。这意味着，理解不再是主体对对象单方面的投射，而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对话，即便是我们在观赏一幅艺术作品，阅读、理解文献材料，在伽达默尔的意义上仍然是对话。这种对话是以"提问回答"的方式进行的。在对话中，"你"的言说乃是向我的发问，"我"的话正是对提问的回答，而"我"的回答同样又是对"你"的提问。在这种情况下，言谈者的话语实质上为对方所导引，如此，任何对话就成了对话者难以预期的自然过程，它摆脱了对话者自己的意愿，而展示出"对话"本身的逻辑。这里的"你"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称代词，它实际上涵盖了包括文献、艺术品、历史、文化传统、乃至整个世界等等一切理解的对象。

一次成功的对话之前提就是相互的"倾听"（Hren、Zuhren），"倾听"本身含有某种"归属"感（Gehren、Zugehren），也就是"归属于"所听到的东西；对所听到的东西的理解（Verstehen、Verstand），包含着某种意义上的"赞同"（Verstdnis）3。在"归属于"和"赞同"中，对话双方的思想相互渗透、融合。"你"的言说代表了理解对象的"视界"，而"我"的观点则出自于理解主体的"视界"，对话的结果，就是达到了伽达默尔所云的"视界融合"。只要对话还在进行，这种"融合"就会不断地持续下去。对话的这一特点，表明了理解的开放性特徵。

把理解对象当作与"我"对话的另一主体，真正实现了诠释学对传统认识论的突破。在传统认识论中，设定了被认识现象背后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本质存在。认识的主体应完全排除自己的主观性，以纯粹旁观者的姿态注视被认识的对象，力求达到知识的客观性。早期的现代诠释学家，如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和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将理解的目标定位于作者的原意，表明他们所持的基本立场仍然是传统的认识论。但由于理解的对象（"文本"）是另一主体的创造物，文本的原义就变成了与主体创作文本时的心理状态息息相关的东西。为能客观地把握作者的原意，有必要在理解方法论加入心理学的规则。理解的任务被定为"主观地（通过心理移情）重建客观的过程"。心理的因素本身是主观的，却被用来保证理解的客观性，这一出于完善理解方法而对理解的技术性规则的补充，对不同于认识论的现代诠释学之产生提供了一种不可忽视的推动力。无论如何，理解过程中的主观性已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合法性，而不再是必须排除的因素。这也是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与传统的（圣经）注释学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伽达默尔那里，这种原本出于对诠释的技术的考量转变成了诠释现象的根本问题，而我所说的"诠释学对传统认识论的突破"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在对话理论中，不仅理解者是一主体，而且理解的对象也被视为与我对话的另一主体。这样，在传统认识论中以主、客体两分为前提的认识模式，在诠释学中转变成了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在认识论中，无论主体如何认识对象，都不会改变对象；在诠释学中，理解的主体与对象在对话中产生了一种互动作用，认真的对话总是使对话双方都有所改变，最后达到的是一种融合了的视界。

将理解过程视为对话，其理论意义远远超出了理解本身。如果说，在传统的认识论模式中，我们所谓的"认识"实际上是出自主体而对客体的单方面的宣判的话，那么在对话中，与我对话的对方乃是与我平等的另一主体。从对话理论中透露出来的平等意识，恰恰是我们的时代精神之要求。或许人们会提出这样的质疑：将不可能与"我"进行争辩的"文本"、即被理解的对象当作平等"对话"的另一方，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动效应是否可能？在伽达默尔看来，答案是肯定的。正是在对历史现象的理解中，我们所看到的是理解主体与对象之间相互作用的"效果历史"。对效果历史的自觉，就是效果历史意识（Wirkungsgeschichtliches Bewuβtsein）。利科尔（Paul Ricoeur）认为，效果历史意识的理论"标志着伽达默尔对'精神科学'基础进行思考的最高成就"4。在效果历史意识中，历史作为理解的对象并不具有一个绝对的、永恒不变的本质，相反地，它的存在及其意义始终伴随着我们的理解而变化、被重构，持续地形成着我们的传统。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所希望唤醒的就是"效果历史的意识"。历史代表着一个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视界，这种视界因我们的理解而进入了当代，与我们的视界融为一体。历史因此而获得了新生，向我们开启了它在当代的意义，我们也因历史而得以提升。从根本上说，包括自然在内的所有理解对象，都应当通过这种主体与理解对象的相互交融与渗透的方式来理解。"世界"本身从来不是某个混混噩噩的世界，而是"在相互交往中被经验并且作为一种无限开放的任务不断地交付给我们"。由此，在伽达默尔看来，诠释对于我们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而不仅是对艺术与历史的理解。

伽达默尔诠释学中，对方法论及其地位的评价是一个始终困扰着我们的问题。《真理与方法》一书的书名很容易引起误解，人们会以为他在谈论"真理和方法"问题。但是，伽达默尔明确告诉我们，科学与方法在人类存在及其理性的整体中是微不足道的5。以致于有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读完《真理与方法》的导言后，居然产生了如此印象，即最没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方法6。

伽达默尔没有像施莱尔马赫和贝蒂（Emilio Betti）那样提供一套可以操作的诠释方法论规则，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或许正是伽达默尔的独特之处，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他的研究目的是要揭示所有的理解方式所共有的东西7。他真正关心的是哲学问题，是对一切方法论基础的反思。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先于任何站在主体性立场上的理解行为的问题，也先于'理解的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努力及其规范和准则"8。在这方面，伽达默尔怀着与狄尔泰几乎相同的使命感：反对在近现代科学研究中形成的占统治地位的方法论理想。他力图证明精神科学的理解现象之优越性，"在现代科学的范围内抵制对科学方法的万能要求"9。怎样才能超越科学方法论呢？这本身不是一个方法论问题，也不是依靠建立完善的精神科学方法论所能解决的，事实上，当我们试图以制订精神科学的方法论规则来抵制科学方法论时，就已经陷入了科学方法论的窠臼。为此，伽达默尔不懈地探寻超越科学方法论作用范围的对真理的经验，专注于理解现象，在科学方法无能为力的地方，奠定了理解的基础，这就是构成此在存在的语言。与施莱尔马赫不同，他不是着眼于语法规则而把语言仅仅当作实现理解的一种工具，在他看来，语言乃是构成存在的本体论存在的东西；与狄尔泰不同，他不把精神科学的基础仅仅当作精神科学的基础，而将它视为人类的一切理解与认识之基础，从而确立了理解本体论对于一切科学方法论的优先地位。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代科学自身的内在发展规律、科学的方法论就由此而变得不重要了，也不是说，人文科学的研究根本就不需要按照一定的方法进行；《真理与方法》的主旨须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即这里所展开的问题本质上就不是方法之争，而是关涉对"真理的经验"，伽达默尔所研究的是理解本身，而不是理解的方法论。他提醒人们注意这一点，诠释学现象本来就不是一个方法问题，因此"我们所面临的差异并不在方法上，而是在认识的目标上。我所提出问题是试图发掘出并意识到方法论之争恰恰掩盖和忽视了的东西"10。

从伽达默尔诠释学中，我们看到了不同于理性主义传统的另一个传统，即在古代希腊已开始倡导的"实践智慧"（Phronesis），亦即"另一种类型认识"实践理性的德行。伽达默尔一生都在追求着这样一种智慧。他的《真理与方法》的主旋律一直回响在他晚年的作品中。我这里指的是伽达默尔收入在Hermeneutische Entwfe（1998）一书的文章11。在谈论"友谊"时，伽达默尔通过对"友谊"的分类描述，指出人们只能经历友谊，却无法给出它的定义12。理解友谊就是一种生命的体验与智慧。如果我们可以把伽达默尔诠释学定位在探索"实践智慧"，我相信可以在这里找到东、西方思维方式交融的真正契合点。众所周知，中国自孔子与老子以来的思维传统，恰恰是沿着这一方向发展的。

注释

1；2；5 参见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页787；4、19；790。

3；伽达默尔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所使用的语言影响，这正证明了他自己的一个论断语言不仅是我们用以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存在方式。

4；利科尔（Paul Ricoeur）：《诠释学的任务》，载《哲学译丛》（北京），1986年第3期。

6；参见Horst Turk, " Wahrheit oder Methode?", in Hermeneutische Positionen, ed. Hendrik Birus（Gtingen: Vandenh u. R., 1982）；利科尔也曾这样提出质疑："作品（指《真理与方法》笔者）的名称本身包括了海德格尔的真理概念与狄尔泰的方法观念之间的对立。问题是，这部书在甚么程度上可被正当地称作 '真理与方法'，而不应被称作 '真理或方法'"（利科尔：《解释学的任务》）。

7；8；10《真理与方法》，第二版序言。

9；《真理与方法》，第二版导言。

11；参见《答谢与回忆》（"Danken und Gedenken"）；《论倾听》（"über das H?hren"，中译已发表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友谊与团结》（"Freundschaft und Solidarit?t"）；《论哲学在政治上的无权》（"über die politische Imkompetenz der Philosophie"）等文，载Hermeneutische Entwürfe（Tübingen: Mohr Siebecke, 1998）。

12；同上，伽达默尔：《友谊与团结》。

谢选骏指出：我年輕的時候很喜歡伽达默尔，因爲辛苦自學的我，老是被人説是誤解了作者的原意。而伽达默尔卻消除了“正確理解”這一神話。所謂“正確的理解”，不過是“老師説的吧”。

（七）伽达默尔做不到無師自通、有神天賦

網文《伽达默尔：关于理解的5句话，“客观都是主观，意见都是偏见”》報道：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1900年2月11日－2002年3月13日），德国哲学家， 曾在大学攻读文学、语言、艺术史、哲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其主要作品为：《真理与方法》。

对于我们来说，伽达默尔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字。在伽达默尔小的时候，他的父亲作为一名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也想培养伽达默尔对自然科学的兴趣。

但是遗憾的是，伽达默尔却对人文科学产生了兴趣。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世事难料，那些我们自以为的东西，往往是别人所不需要的。

伽达默尔在哲学上的成就得益于伽达默尔对哲学的兴趣，同时也是因为他的老师，海德格尔。今天我就为大家找到了伽达默尔作品中的五句话，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一、所有客观都是主观，所有意见都是偏见。

无论我们多么的想要做到公正，其实本质上都带有我们自己主管的想法。所以伽达默尔在这里说，所有的客观都是主观，这是由我们的认识方式来决定的。

就好比我们眼前有一块石头，无论我们怎么去观察它，它都是反应在我们的意识之中的。我们其实也可以知道，同样的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看法。

二、没有更好地理解，只有不同方式的理解。

理解本身是没有什么高低之分的，无论我们对这件事情怎么理解，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些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无耻的行为。

所以我们应该做到这样的一点，我们应该学会进行独立的思考，同时，当别人的理解和我们不同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尊重别人的想法。

三、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

我们经常在网上对比各个国家语言的优劣之分，但是本身语言其实并没有什么优劣，它存在的主要意义就是为了方便人们之间传达信息，只要是能够被别人理解，这就足够了。

这其实跟我们的创作也有很大的关系，在创作的过程中，很多人追求所谓语言的优美，这就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古人常说文以载道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四、艺术作品的意义并不是什么永恒的、凝固不变的东西，它实际上存在于每一次特定的理解活动中。

在不同的时代，对于事物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就好比杜甫的诗歌一样，在唐朝的时候，没有几个人喜欢杜甫的诗歌，但是到了宋朝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杜甫的诗歌到底好不好呢？在我们看来，应该是好的。其实我们对杜甫诗歌的理解和唐朝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所以伽达默尔也会说，所有的意见本身就是一种偏见。

五、理解永远是不同的理解，理解的过程永远不会最终完成。

对事物的理解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我们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改变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同一句话，今天是这样看，明天我们就不这么看了。

当然，这不是因为时间的变更，而是因为从今天到明天，我们又有了一些新的经历。所以，理解这种东西是没有什么止境的，而且它也永远处在变化之中。

理解这种东西，终归还是因人而异，我们要做的就是尊重别人，坚持自己。大家对伽达默尔是怎么看待的呢？赶紧将你的想法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谢选骏指出：我看伽达默尔比他的老師海德格爾强多了。當然和我這樣的沒有老師的人相比，他就差了一大截——他做不到無師自通、有神天賦。

（另起一頁）

【50、《薄伽梵歌》屬於“前基督教的魔鬼崇拜”】

“《摩诃婆罗多》之《毗湿摩篇》”（作者：毗耶娑（古印度）翻译：黄宝生2009-1-12）報道：

说明：从《摩诃婆罗多》之《毗湿摩篇》的第二十三章到第四十章，共十八章，七百颂，称为《薄伽梵歌》。薄伽梵为对黑天的尊称，意谓尊者或者世尊。

《摩诃婆罗多》主要是讲述古代印度俱卢族和般度族在俱卢之野发生的一场大战，他们原本是堂兄弟，但为了王国的统治权而战斗。传说毗耶娑是渔家女贞信嫁给俱卢之子象城福身王之前的私生子，一直在森林中修炼苦行，贞信与福身王生育的两个儿子花钏和奇武都没有后裔，于是贞信找来毗耶娑，让他与奇武的两位遗孀行房，生了两个儿子持国和般度，持国生百子，长子难敌；般度生五子，分别为贡蒂所生的坚战、怖军、阿周那和玛德利生的孪生子无种和偕天。因为持国生来眼盲，般度继承王位，般度早逝，持国接掌王国，坚战成年后，持国指定他为继承人，但难敌使出阴谋夺权，经过许多年的纠纷，双方最终在俱卢之野血刃相见。

毗湿摩原名天誓，是福身王的长子，贞信嫁给福身王的条件就是要自己生的儿子继承王位，天誓为了成全父亲，发誓放弃王位继承权，永不结婚，因此得名“毗湿摩”，意为“立下可怕誓言的人”。他虽同情般度族，但长期受俱卢族供养，不得不担任俱卢族的统帅，这就是本篇的来由。

黑天则是雅度族薮提婆的儿子，贡蒂是他的姑母，因此，与般度五子是表兄弟关系，支持般度五子，但他本为印度教三大神明（创造之神梵天、保护之神毗湿奴和毁灭之神湿婆）之一的毗湿奴化身。 

毗耶娑仍然隐居于森林，但目睹了大战的全过程，花费三年时间写出这本史诗。薄迦梵歌是通过持国的御者和侍从全胜对盲眼的持国描述战场的大事开始的，在开战之前，黑天开导阿周那，阐述达到解脱的三条道路：业（行动）瑜伽、智（知识）瑜伽和信（虔信）瑜伽，这三种瑜伽相辅相成。黑天对他着重讲述了业瑜伽及最终解脱的简捷方法——崇拜黑天。本文堪称是古印度宗教精神之精髓，也是其最神圣和神秘的文书。

《薄伽梵歌》虽然声称记述的是公元前2500——2600年间的往事，但直到公元前500年左右才得以首次成书。在初次成书时，歌文较短，仅为现本的第一章，第二章的三十八颂以前的部分，以及第十一章，第十八章的七十四到七十八颂。其余各章各颂都是在以后的九百年至一千年中陆续追加的，其内容体现了不同时代、不同宗教的精神状态。在严格的意义上，《薄伽梵歌》已经不能算作“印度教的经典”，而是杂糅一切教理的超级杂烩。这也许才是“瑜伽”的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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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薄伽梵歌》

1、第一章

2、第二章的三十八颂以前的部分

3、第十一章

4、第十八章的七十四到七十八颂

《薄伽梵歌》第一章

持国说

正法之田，俱卢之野，我们和般度族双方，

结集军队，渴望战斗，情况怎样？全胜啊！

全胜说

看到般度族军队已经排定阵容，

难敌王走近老师德罗纳，说道：

“请看，木柱之子猛光，你聪明的学生，

已经为般度族军队排定阵容，老师啊！

“大弓箭手们英勇善战，象怖军和阿周那一样，

其中有萨谛奇、毗罗吒，还有大勇士木柱王。

“勇旗、显光和战胜补卢的贡提婆阇，

英勇非凡的迦尸王，人中雄牛尸毗王。

“勇敢的瑜达摩尼瑜、优多摩遮和激昂，

德罗波蒂的儿子们，他们全是大英雄。

“你要知道在我军中，也有许多著名将领，

最优秀的再生族啊！听我通报他们的姓名。

“你、毗湿摩、迦尔纳，百战百胜的慈悯，

马嘶和毗迦尔纳，月授王的儿子广声。

“许许多多英雄，为我奋不顾身，

手持各种武器，个个精通战争。

“我们受毗湿摩保护，军队的力量无限；

他们受怖军保护，军队的力量有限。

“大家按照分工，站好各自的位置，

把住所有关口，注意保护毗湿摩！”

为了让难敌高兴，俱卢族的老祖父，

高声发出狮子吼，雄赳赳吹响螺号。

顷刻之间军队中，众多螺号和喇叭，

铜鼓、大鼓和小鼓，一起鸣响嚷嚷。

随即黑天和阿周那，他俩站在大战车上，

车前驾着白色骏马，也把神圣螺号吹响。

黑天吹响五生螺号，阿周那吹响天授螺号，

怖军以行为恐怖著称，吹响崩多罗大螺号。

贡蒂之子坚战王，也吹响了永胜螺号，

无种吹响妙声螺号，偕天吹响珠花螺号。

无上弓箭手迦尸王，还有束发大勇士，

猛光和毗罗吒王，不可战胜的萨谛奇，

木柱王和大臂激昂，德罗波蒂的儿子们，

他们在各处，国王啊！吹响各自的落荒。

螺号声激越高亢，响彻大地和天空，

螺号声仿佛撕裂持国儿子们的心。

看到持国儿子们摆开阵势发射箭，

阿周那也举起弓，他以猿猴为旗徽。

大地之主啊！阿周那对感官之主黑天说道：

“永不退却者！请驾驭战车，停在两军之间。

“这样，我可以看到那些渴望战斗的人，

他们已经各就各位，我要投入这场战争。

“他们集合，准备战斗，我要看到这些将士，

他们渴望在战斗中，讨好心术不正的难敌。”

听了阿周那的话，婆罗多子孙啊！

黑天把战车停在双方军队中间。

面对毗湿摩、德罗纳和其他国王，他说道：

“普利塔之子啊，请看看聚在这里的俱卢人。”

在这里，阿周那看到父辈、祖辈和老师、

舅父、儿子和孙子，还有兄弟们和同伴。

阿周那还看到岳父和朋友们，

他的所有亲戚都站在两军之中。

他满怀怜悯之情，忧心忡忡地说道：

“看到自己人，聚在这里渴望战斗，

“我四肢发沉，嘴巴发干，

我浑身颤抖，汗毛直竖。

“神弓从手中脱落，周身皮肤直发烧，

我的脚跟站不稳，脑子仿佛在旋转。

“我看到不祥之兆，黑天啊，我不明白，

打仗杀死自己人，能够得到什么好处？

“我不渴望胜利，黑天啊！不渴望王国和幸福。

王国对我们有什么用？生命和享受有什么用？

“正是为了这些人，我们追求王国和幸福，

他们却抛弃财富，奋不顾身，参加战斗。

“老师、父亲、祖父、儿孙和舅父，

堂房兄弟和岳父，还有其他的亲族。

“即使我被杀，黑天啊！即使能获得三界王权，

我也不愿意杀死他们，何况为了地上的王国？

“杀死持国儿子们，我们有什么快乐？

杀死了这些罪人，我们也犯下了罪恶。

“不能杀死我们的亲族持国儿子们，

杀死自己的亲友，我们怎么会幸福？

“如果这些人利令智昏，已被贪婪迷住心窍，

不把毁灭视为罪，不把谋害朋友视为恶，

“而我们完全明白，毁灭家族罪孽重，

那为什么还这样，不回避这种罪过？

“如果家族遭到毁灭，传承的宗法也毁灭；

而宗族之法一旦毁灭，家族也就陷入非法。

“一旦非法滋生，族中妇女堕落；

一旦妇女堕落，种姓也就混乱。

“种姓混乱导致家族和毁灭家族者堕入地狱；

祖先失去供品饭和水，跟着遭殃，纷纷坠落。

“这些人毁灭家族，造成种姓混乱；

这些人犯下罪过，破坏宗法和种姓法。

“我们已经听说，折磨敌人者啊！

毁弃宗法的人，注定住进地狱。

“由于贪图王国，贪图幸福，天哪！

我们决心犯大罪，准备杀害自己人。

“我宁可手无寸铁，在战斗中不抵抗，

让持国的儿子们，手持武器杀死我。“

阿周那说完这些话，心中充满忧伤，

他放下手中弓和箭，坐在车座上。

注释：

①黑天只作为阿周那战车的御者，不直接投入战斗，他曾经杀死一个藏在贝螺中的阿修罗五生，而获得了五生的贝螺作为螺号。

②阿周那的螺号是天神授予的，故名“天授”，其神弓甘狄拨乃创造神梵天所造，经多位天神辗转使用，后来火神请求伐楼那神将此弓赐给他。

③普利塔是阿周那母亲贡蒂的别名。另外，在梵语中，叔父伯父统称父亲，堂表兄弟统称兄弟。

④古印度实行种姓制，婆罗门掌管祭祀和文化，刹帝利掌管王政和军事，吠舍从事商业或农业，首陀罗从事农牧渔猎和各种仆役，种姓之间不得通婚。前三种种姓年届学龄，都要举行圣线礼，由老师授予圣线，意味获得第二次生命，所以称为再生族。

2、《薄伽梵歌》第二章的三十八颂以前的部分

《薄伽梵歌》第二章

全胜说

阿周那满怀怜悯，眼中饱含泪水；

看到他精神沮丧，黑天这样说道。

吉祥薄伽梵说

你怎么在危急关头，成了畏缩的卑*者？

这为高贵者所忌讳，不能进入天国享殊荣。

阿周那啊！不要怯懦，那样与你不相称，

抛弃委琐的软心肠，站起来，折磨敌人者！

阿周那说

在战斗中，杀敌者啊！我怎能用箭射击

这两位可尊敬的人，毗湿摩和德罗纳？

即使在世间乞食谋生，

也强似杀害尊贵的老师；

即使杀害贪财的老师，

我的享受也会沾上鲜血。

我们胜利或者他们胜利，

我不知道哪个更重要；

杀死面前这些持国子，

我们也不会愿意再活。

我受到心软的弱点伤害，

思想为正法困惑，请开导！

我是你的学生，求你庇护，

明确告诉我该如何是好？

即使获得无比富饶的王国，

甚至获得天国世界的王权，

我也实在看不出，有什么

能解除我烧灼感官的忧患？

全胜说

对感官之主黑天，阿周那说了这些话，

最后说道“我不参战。”然后保持沉默。

阿周那精神沮丧，站在双方军队之间，

婆罗多子孙啊！黑天仿佛笑着，说道。

吉祥薄伽梵说

你说着理智的话，为不必忧伤者忧伤；

无论死去或活着，智者都不为之忧伤。

我、你和这些国王，过去无时不存在，

我们大家死去后，仍将无时不存在。

正如灵魂在这个身体里，经历童年、青年和老年，

进入另一个身体也这样，智者们不会为此而困惑。

与物质接触，冷热苦乐，来去无常，

婆罗多子孙啊！但愿你能忍受它们。

智者对痛苦和快乐，一视同仁，通向永恒；

人中雄牛啊！这些东西不会引起他们烦闷。

没有不存在的存在，也没有存在的不存在，

洞悉真谛的人们，早已察觉两者的根底。

你要知道这遍及一切的东西，不可毁灭；

不可毁灭的东西，任何人都不能毁灭。

身体有限，灵魂无限，婆罗多子孙阿周那啊！

灵魂永恒，不可毁灭，因此，你就战斗吧！

倘若认为它是杀者，或认为它是被杀者，

两者的看法都不对，它既不杀，也不被杀。

它从不生下，也不死去，

也不过去存在，今后不存在，

它不生，持久，永恒，原始，

身体被杀时，它也不被杀。

如果知道，它不灭，永恒，不生，不变，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杀什么人或教人杀什么？

正如抛弃一些旧衣裳，

换上另一些新衣裳，

灵魂抛弃死亡的身体，

进入另外新生的身体。

刀劈不开它，火烧不着它，

水浇不湿它，风吹不干它。

劈它不开，烧它不着，浇它不湿，吹它不干，

永恒，稳固，不动，无处不在，永远如此。

它被说成是不可显现，不可思议，不可变异；

既然知道它是这样，你就不必为它忧伤。

即使你仍然认为它常生或者常死，

你也不应该为它忧伤，大臂者！

生者必定死去，死者必定再生，

对不可避免的事，你不应该忧伤。

万物开始不显现，中间阶段显现，

到末了又不显现，有谁为之忧伤？

有人看它如同奇迹，

有人说它如同奇迹，

有人听它如同奇迹，

而听了也无人理解。

居于一切身体内，灵魂永远不可杀，

因此，你不该为一切众生忧伤。

即使考虑自己的正法，你也不应该犹疑动摇，

因为对于刹帝利武士，有什么胜过合法战斗？

有福的刹帝利武士，才能参加这样的战争，

阿周那啊！仿佛蓦然走近敞开的天国大门。

这场合法的战斗，如果你不投身其中，

抛弃了正法和名誉，你就会犯下罪过。

你将在众生嘴上，永远留下坏名声；

对于受尊敬的人，坏名声不如死亡。

勇士们会这样想，你胆怯，逃避战斗，

他们过去尊重你，今后就会蔑视你。

敌人也就会诽谤你，嘲讽你的能力，

说些不该说的话，有什么比这更痛苦？

或者战死升入天国，或者战胜享受大地，

阿周那啊！站起来，下定决心，投入战斗！

苦乐、得失和失败，对它们一视同仁，

你就投入战斗吧！这样才不犯罪过。

［本章以下为后来篡入者］

以上讲了数论智慧，现在请听瑜伽智慧，

你掌握了这种智慧，将摆脱行动的束缚。

这里没有障碍，努力不会落空，

只要稍有正法，就会无所畏惧。

坚决的智慧单纯如一，俱卢子孙阿周那啊！

枝枝杈杈，漫无边际，那是不单纯的智慧。

阿周那啊！无知的人说些花哨漂亮的话，

他们热衷谈论吠陀，宣称没有别的存在。

充满欲望，一心升天，举行各种仪式，

获取再生的业果，求得享受和权力。

贪图享受和权力，思想受到迷惑，

哪怕智慧再坚决，也无法进入三昧。

吠陀局限于三性，你要超脱三性和对立性，

超脱保业守成，把握自我，永远保持真性。

所有吠陀经典对于睿智的婆罗门，

其意义不过是水乡的一方池塘。

你的职责就是行动，永远不必考虑结果；

不要为结果而行动，也不固执地不行动。

摒弃执着，阿周那啊！对于成败，一视同仁，

你立足瑜伽，行动吧！瑜伽就是一视同仁。

比起智慧瑜伽，行动远为低下，阿周那啊！

为结果而行动可怜，向智慧寻求庇护吧！

具备这种智慧的人，摆脱善行和恶行，

因此，你要修习瑜伽，它是行动的技巧。

具备这种智慧的人，摒弃行动的结果，

摆脱再生和束缚，达到无病的境界。

一旦智慧克服愚痴，对于已经听说的，

对于仍会听说的，你就会漠然置之。

如果你的智慧，受到所闻迷惑，

仍能专注入定，你将达到瑜伽。

阿周那说

智慧坚决，专注入定，怎样描述这类智者？

他们怎样说？怎样坐？黑天啊！

吉祥薄伽梵说

摒弃心中一切欲望，唯有自我满意自我，

普利塔之子阿周那啊！这是智慧坚定的人。

遇见痛苦，他不烦恼，遇见快乐，他不贪图，

摆脱激情、恐惧和愤怒，这是智慧坚定牟尼。

他不贪恋任何东西，无论面对是祸是福，

既不喜欢，也不憎恨，他的智慧坚定不移。

他的所有感觉感官，摆脱一切感觉对象，

犹如乌龟缩进全身，他的智慧坚定不移。

除味之外，感觉对象远离戒食的人，

一旦遇见最高存在，连味也远远离去。

即使聪明而又勤勉，怎奈感官激动卤莽，

强行夺去他的理智，贡蒂之子阿周那啊！

用瑜伽控制感官，一心一意思念我；

感官受到控制，他的智慧坚定不移。

如果思念感官对象，就会产生执着，

从执着产生欲望，从欲望产生愤怒。

然后由愤怒产生愚痴，由愚痴而记忆丧失，

记忆丧失则智慧毁灭，智慧毁灭则人也毁灭。

而那些控制自己的人，活动在感官对象中，

感官对象受到控制，摆脱爱憎，达到清净。

达到清净的人，脱离一切痛苦；

由于心灵清净，智慧迅速稳定。

不能约束自己的人，没有智慧，也没有定力，

没有定力则没有平静，没有平静，何来幸福？

感官游荡不定，思想围着它们转，

智慧就会丧失，犹如大风吹走船。

因此，大臂阿周那啊！谁能让自己的感官，

摆脱感官对象束缚，他的智慧坚定不移。

芸芸众生之夜，自制之人觉醒；

芸芸众生觉醒，有识之士之夜。

欲望进入他，犹如江河

流入满而不溢的大海，

他能达到这样的平静，

而贪欲之人无法达到。

摒弃一切欲望，摆脱一切贪恋，

不自私，不傲慢，他就达到平静。

这是梵之所在，达到他，就不愚痴；

立足其中，死去能够达到梵涅槃。

注释：

①正法是指规律、法则、正义或者职责。

②德罗纳是般度族和俱卢族共同的武术老师。

③数论是古印度哲学体系，瑜伽是修炼身心的方法，在这里也泛指行动。

④三昧指沉思入定，三性是事物本性（原质）的三种性质：善性、优性、暗性。感官是眼、耳、鼻、舌、身，相应的感觉对象是色、声、香、味、触。

⑤梵为永恒不灭的至高存在，梵涅槃是获得解脱，达到至高的幸福和平静，与梵同一。

3、《薄伽梵歌》第十一章

《薄伽梵歌》第十一章

阿周那说

承蒙你的厚爱，黑天啊！对我讲了这些话，

称作自我的最高秘密，解除了我的迷惑。

众生的起源和灭亡，我从你这儿详细听说，

也知道了你的永恒伟大，眼似莲花的黑天啊！

至高的神啊！就像这样听你讲述你自己，

我也想看到，至高的人啊！你的神圣形象。

如果你认为我能看到你的形象，瑜伽之主啊！

那你就向我显示永恒不灭的自我吧，主人啊！

吉祥薄伽梵说

请看，阿周那啊！我的形象庄严神圣，

各种色彩和形状，千姿百态，变化无穷。

请看各位阿提迭和娑摩，楼陀罗、双马童和摩多录，

请看各种前所未见的奇迹，婆罗多子孙阿周那啊！

现在你看在我的身体里，这个统一完整的世界，

容纳一切动物和不动物，一切你想看到的东西。

但是，用你的肉眼，你不可能看见我，

我给你一双天眼，请看我的神圣瑜伽！

全胜说

伟大的瑜伽之主黑天这样说罢，

他向阿周那显示至高的神圣形象。

无数嘴巴和眼睛，无数奇异的形貌，

无数神圣的装饰，无数高举的法宝。

穿戴神圣的衣服和花环，涂抹神圣的香料和油膏，

这位大神具备一切奇幻，无边无际，面向各方。

倘若有一千个太阳同时出现在天空，

光芒才能与这位灵魂伟大者相比。

般度之子阿周那在这位神中之神身上，

看到一个完整世界，既统一，又多样。

阿周那看到之后，惊讶不已，汗毛直竖，

双手合十，俯首敬礼，向这位大神说道：

阿周那说

我在你身上看到，神啊！

一切天神和各类生物，

坐在莲花台上的大梵天，

所有的大仙人和神蛇。

你有无数臂、腹、嘴和眼，

无限的形象遍及一切，

但我看不到，宇宙之主啊！

你的起始、中间和末端。

我看到你佩戴着头冠，

握着铁杵，举着转轮，

光团到处照耀，难以看清，

阳光火焰围绕，无边无际。

你不愧是不灭的至高者，

你是宇宙的至高居处，

你是永恒正法的保护者，

我相信你是原初的原人。

我看到你无始无终也无中间，

勇力无穷无尽，手臂无计其数。

以日月为眼睛，嘴巴燃烧火焰，

以自己的光辉照耀这个宇宙。

你一个人，灵魂伟大者啊！

遍及天地之间和四面八方，

看到这样神奇可畏的形象，

三界众生无不诚惶诚恐。

成群成群的天神进入你，

双手合十，惊恐地赞颂你，

众大仙和悉陀向你祝福，

用大量的圣歌颂诗赞美你。

楼陀罗、阿提迭、婆薮、沙提耶、

毗奢、双马童、摩录多、优湿摩波、

健达缚、药*、阿修罗和悉陀，

全都惊讶诧异，凝神注视着你。

看到你的伟大形象，大臂者啊！

许多嘴、眼和手臂，许多腿脚，

许多肚子，许多可怕的牙齿，

一切世界和我一样，惊恐惶惑。

你头顶天空，色彩斑斓，

你嘴巴洞开，大眼放光，

看到你，我内心感到恐慌，

失去坚定和平静，黑天啊！

看到你的一张张嘴，神主啊！

布满可怕的牙齿，如同劫火，

我顿时失去方向，失去快乐，

请爱怜我吧，世界庇护所啊！

所有这些持国的儿子，

和其他许多国王一起，

毗湿摩、德罗纳和迦尔纳，

还有我方许多著名战士。

迅速进入你的这些嘴，

里面布满可怕的牙齿，

有些人类在牙缝里，

他们的脑袋已被压碎。

犹如条条江河激流，

汹涌奔腾，奔向大海，

这些人世间的英雄，

进入那些燃烧的嘴。

犹如成群的飞蛾迅速扑向

燃烧的火焰，走向毁灭，

世上的这些人们迅速进入

你的这些嘴，走向毁灭。

你用这些燃烧的嘴，

舔着吞噬一切世界，

你用光辉遍照宇宙，

炽热的光芒烧毁万物。

你的形象恐怖，告诉你，你是谁？

向你致敬，尊神啊！请你爱怜我；

我想要知道你这位原始之神，

因为我不理解你的所为。

吉祥薄伽梵说

我是毁灭世界的成熟时神，

我在这里收回一切世界，

对立军队中的所有战士，

除了你之外，都不存在。

因此，你站起来，争取荣誉，

战胜敌人，享受富饶王国吧！

他们早已被杀死，阿周那啊！

你就充当一下象征手段吧！

你就杀死德罗纳、毗湿摩、

胜车、迦尔纳和其他勇士，

他们已被我杀死，你别怕！

战斗吧！你将会战胜敌人。

全胜说

阿周那听了黑天的话，

双手合十，浑身颤抖，

再次向黑天俯首敬礼，

结结巴巴，惊恐地说道。

阿周那说

确实，感官之主啊！

这个世界乐于赞美你，

恐惧的罗刹逃往四方，

所有的悉陀向你致敬。

他们怎么会不向你致敬？神主啊！

你是比梵天更重要的原始创造者，

你是不灭者，既存在，又不存在，

无限者啊！以至超越存在不存在。

你是原始之神，古老的原人，

宇宙的至高居处，至高归宿，

你是知者，又是被知者，

遍及宇宙，形象无限者啊！

你是风神、阎摩和伐楼拿，

火神、月神、生主和老祖宗，

一千次地向你致敬！致敬！

再三地向你致敬！致敬！

从前面后面，一切者啊！

从一切方面向你致敬！

你勇气无限，力量无限，

你遍及一切，是一切者。

出于疏忽，也出于钟爱，

我不知道你的崇高伟大，

只当你是朋友，冒昧称呼你

“黑王子！雅度人！朋友！”

游戏、睡觉、坐着或吃饭，

或者我独自，或者当着众人，

出于开玩笑，对你不尊重，

我请求你这位无量者宽恕。

你是动物和不动物之父，

世界的崇拜对象和尊师，

无与伦比，威力无比者啊！

三界中没有比你更伟大者。

因此，我匍匐在地，向你致敬！

你是受人礼赞的神，请你赐恩！

你能宽恕我，就像父亲对儿子，

朋友对朋友，亲人对亲人，神啊！

我乐于见到前所未见的形象，

但心中惊恐不安，求你垂怜！

神啊！请显示你的那种形象吧！

世界庇护所，神中之主啊！

我愿意看到你原来的形象，

头戴顶冠，手持铁杵和转轮，

千臂者啊！宇宙形象啊！

吉祥薄伽梵说

我喜欢你，通过自我瑜伽，

显示这个至高的原始形象，

光辉构成的宇宙，无边无际，

除你之外，别人从未见过。

在人间，除你外，阿周那啊！

没有人能看到我的这种形象，

通过吠陀、祭祀、诵习和布施，

或者仪式和严酷苦行，都不行。

看到我的这种可怕形象，

你不要惊慌，不要困惑！

你解除恐惧，心怀喜悦，

再看看我的这种形象吧！

全胜说

灵魂伟大的黑天说完，

再次显示自己的形象，

恢复原来的优美相貌，

让恐惧的阿周那放心。

阿周那说

看到你，黑天啊！优美的人体形象，

现在我的思想，又重新恢复正常。

吉祥薄伽梵说

我的这种形象很难看到，今天我已让你看到，

甚至众天神长期以来，也渴望看到这种形象。

通过吠陀和苦行，通过布施和祭祀，

都不能像你这样看到我的这种形象。

阿周那啊！只有依靠忠贞不二的虔诚，

才能真正理解我，看到我，进入我。

谁摈弃执着，为我而行动，以我为至高目的，

崇拜我，对一切众生无怨无恨，他就走向我。

4、《薄伽梵歌》第十八章的七十四到七十八颂

全胜说

听了黑天和高尚的阿周那两人之间，

这席奇妙的对话，我高兴得汗毛直竖。

瑜伽之主黑天，亲自讲述瑜伽，国王啊！

我承蒙毗耶娑恩惠，听到这个最高秘密。

黑天和阿周那之间这席奇妙圣洁的对话，

我一遍又一遍回想，一次又一次欢欣鼓舞。

黑天神奇无比的形象，国王啊！令我惊诧，

我一遍又一遍回想，一次又一次欢欣鼓舞。

哪里有瑜伽之主黑天和弓箭手阿周那，我认为，

那里就有吉祥和胜利，就有繁荣和永恒的正义。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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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诃婆罗多》中的《薄伽梵歌》

《摩诃婆罗多》之《毗湿摩篇》 第二十三章

《薄伽梵歌》第一章

持国说

正法之田，俱卢之野，我们和般度族双方，

结集军队，渴望战斗，情况怎样？全胜啊！

全胜说

看到般度族军队已经排定阵容，

难敌王走近老师德罗纳，说道：

“请看，木柱之子猛光，你聪明的学生，

已经为般度族军队排定阵容，老师啊！

“大弓箭手们英勇善战，象怖军和阿周那一样，

其中有萨谛奇、毗罗吒，还有大勇士木柱王。

“勇旗、显光和战胜补卢的贡提婆阇，

英勇非凡的迦尸王，人中雄牛尸毗王。

“勇敢的瑜达摩尼瑜、优多摩遮和激昂，

德罗波蒂的儿子们，他们全是大英雄。

“你要知道在我军中，也有许多著名将领，

最优秀的再生族啊！听我通报他们的姓名。

“你、毗湿摩、迦尔纳，百战百胜的慈悯，

马嘶和毗迦尔纳，月授王的儿子广声。

“许许多多英雄，为我奋不顾身，

手持各种武器，个个精通战争。

“我们受毗湿摩保护，军队的力量无限；

他们受怖军保护，，军队的力量有限。

“大家按照分工，站好各自的位置，

把住所有关口，注意保护毗湿摩！”

为了让难敌高兴，俱卢族的老祖父，

高声发出狮子吼，雄赳赳吹响螺号。

顷刻之间军队中，众多螺号和喇叭，

铜鼓、大鼓和小鼓，一起鸣响嚷嚷。

随即黑天和阿周那，他俩站在大战车上，

车前驾着白色骏马，也把神圣螺号吹响。

黑天吹响五生螺号，阿周那吹响天授螺号，

怖军以行为恐怖著称，吹响崩多罗大螺号。

贡蒂之子坚战王，也吹响了永胜螺号，

无种吹响妙声螺号，偕天吹响珠花螺号。

无上弓箭手迦尸王，还有束发大勇士，

猛光和毗罗吒王，不可战胜的萨谛奇，

木柱王和大臂激昂，德罗波蒂的儿子们，

他们在各处，国王啊！吹响各自的落荒。

螺号声激越高亢，响彻大地和天空，

螺号声仿佛撕裂持国儿子们的心。

看到持国儿子们摆开阵势发射箭，

阿周那也举起弓，他以猿猴为旗徽。

大地之主啊！阿周那对感官之主黑天说道：

“永不退却者！请驾驭战车，停在两军之间。

“这样，我可以看到那些渴望战斗的人，

他们已经各就各位，我要投入这场战争。

“他们集合，准备战斗，我要看到这些将士，

他们渴望在战斗中，讨好心术不正的难敌。”

听了阿周那的话，婆罗多子孙啊！

黑天把战车停在双方军队中间。

面对毗湿摩、德罗纳和其他国王，他说道：

“普利塔之子啊，请看看聚在这里的俱卢人。”

在这里，阿周那看到父辈、祖辈和老师、

舅父、儿子和孙子，还有兄弟们和同伴。

阿周那还看到岳父和朋友们，

他的所有亲戚都站在两军之中。

他满怀怜悯之情，忧心忡忡地说道：

“看到自己人，聚在这里渴望战斗，

“我四肢发沉，嘴巴发干，

我浑身颤抖，汗毛直竖。

“神弓从手中脱落，周身皮肤直发烧，

我的脚跟站不稳，脑子仿佛在旋转。

“我看到不祥之兆，黑天啊，我不明白，

打仗杀死自己人，能够得到什么好处？

“我不渴望胜利，黑天啊！不渴望王国和幸福。

王国对我们有什么用？生命和享受有什么用？

“正是为了这些人，我们追求王国和幸福，

他们却抛弃财富，奋不顾身，参加战斗。

“老师、父亲、祖父、儿孙和舅父，

堂房兄弟和岳父，还有其他的亲族。

“即使我被杀，黑天啊！即使能获得三界王权，

我也不愿意杀死他们，何况为了地上的王国？

“杀死持国儿子们，我们有什么快乐？

杀死了这些罪人，我们也犯下了罪恶。

“不能杀死我们的亲族持国儿子们，

杀死自己的亲友，我们怎么会幸福？

“如果这些人利令智昏，已被贪婪迷住心窍，

不把毁灭视为罪，不把谋害朋友视为恶，

“而我们完全明白，毁灭家族罪孽重，

那为什么还这样，不回避这种罪过？

“如果家族遭到毁灭，传承的宗法也毁灭；

而宗族之法一旦毁灭，家族也就陷入非法。

“一旦非法滋生，族中妇女堕落；

一旦妇女堕落，种姓也就混乱。

“种姓混乱导致家族和毁灭家族者堕入地狱；

祖先失去供品饭和水，跟着遭殃，纷纷坠落。

“这些人毁灭家族，造成种姓混乱；

这些人犯下罪过，破坏宗法和种姓法。

“我们已经听说，折磨敌人者啊！

毁弃宗法的人，注定住进地狱。

“由于贪图王国，贪图幸福，天哪！

我们决心犯大罪，准备杀害自己人。

“我宁可手无寸铁，在战斗中不抵抗，

让持国的儿子们，手持武器杀死我。“

阿周那说完这些话，心中充满忧伤，

他放下手中弓和箭，坐在车座上。

注释：

①黑天只作为阿周那战车的御者，不直接投入战斗，他曾经杀死一个藏在贝螺中的阿修罗五生，而获得了五生的贝螺作为螺号。

②阿周那的螺号是天神授予的，故名“天授”，其神弓甘狄拨乃创造神梵天所造，经多位天神辗转使用，后来火神请求伐楼那神将此弓赐给他。

③普利塔是阿周那母亲贡蒂的别名。另外，在梵语中，叔父伯父统称父亲，堂表兄弟统称兄弟。

④古印度实行种姓制，婆罗门掌管祭祀和文化，刹帝利掌管王政和军事，吠舍从事商业或农业，首陀罗从事农牧渔猎和各种仆役，种姓之间不得通婚。前三种种姓年届学龄，都要举行圣线礼，由老师授予圣线，意味获得第二次生命，所以称为再生族。

《摩诃婆罗多》之《毗湿摩篇》 第二十四章

《薄伽梵歌》第二章

全胜说

阿周那满怀怜悯，眼中饱含泪水；

看到他精神沮丧，黑天这样说道。

吉祥薄伽梵说

你怎么在危急关头，成了畏缩的卑*者？

这为高贵者所忌讳，不能进入天国享殊荣。

阿周那啊！不要怯懦，那样与你不相称，

抛弃委琐的软心肠，站起来，折磨敌人者！

阿周那说

在战斗中，杀敌者啊！我怎能用箭射击

这两位可尊敬的人，毗湿摩和德罗纳？

即使在世间乞食谋生，

也强似杀害尊贵的老师；

即使杀害贪财的老师，

我的享受也会沾上鲜血。

我们胜利或者他们胜利，

我不知道哪个更重要；

杀死面前这些持国子，

我们也不会愿意再活。

我受到心软的弱点伤害，

思想为正法困惑，请开导！

我是你的学生，求你庇护，

明确告诉我该如何是好？

即使获得无比富饶的王国，

甚至获得天国世界的王权，

我也实在看不出，有什么

能解除我烧灼感官的忧患？

全胜说

对感官之主黑天，阿周那说了这些话，

最后说道“我不参战。”然后保持沉默。

阿周那精神沮丧，站在双方军队之间，

婆罗多子孙啊！黑天仿佛笑着，说道。

吉祥薄伽梵说

你说着理智的话，为不必忧伤者忧伤；

无论死去或活着，智者都不为之忧伤。

我、你和这些国王，过去无时不存在，

我们大家死去后，仍将无时不存在。

正如灵魂在这个身体里，经历童年、青年和老年，

进入另一个身体也这样，智者们不会为此而困惑。

与物质接触，冷热苦乐，来去无常，

婆罗多子孙啊！但愿你能忍受它们。

智者对痛苦和快乐，一视同仁，通向永恒；

人中雄牛啊！这些东西不会引起他们烦闷。

没有不存在的存在，也没有存在的不存在，

洞悉真谛的人们，早已察觉两者的根底。

你要知道这遍及一切的东西，不可毁灭；

不可毁灭的东西，任何人都不能毁灭。

身体有限，灵魂无限，婆罗多子孙阿周那啊！

灵魂永恒，不可毁灭，因此，你就战斗吧！

倘若认为它是杀者，或认为它是被杀者，

两者的看法都不对，它既不杀，也不被杀。

它从不生下，也不死去，

也不过去存在，今后不存在，

它不生，持久，永恒，原始，

身体被杀时，它也不被杀。

如果知道，它不灭，永恒，不生，不变，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杀什么人或教人杀什么？

正如抛弃一些旧衣裳，

换上另一些新衣裳，

灵魂抛弃死亡的身体，

进入另外新生的身体。

刀劈不开它，火烧不着它，

水浇不湿它，风吹不干它。

劈它不开，烧它不着，浇它不湿，吹它不干，

永恒，稳固，不动，无处不在，永远如此。

它被说成是不可显现，不可思议，不可变异；

既然知道它是这样，你就不必为它忧伤。

即使你仍然认为它常生或者常死，

你也不应该为它忧伤，大臂者！

生者必定死去，死者必定再生，

对不可避免的事，你不应该忧伤。

万物开始不显现，中间阶段显现，

到末了又不显现，有谁为之忧伤？

有人看它如同奇迹，

有人说它如同奇迹，

有人听它如同奇迹，

而听了也无人理解。

居于一切身体内，灵魂永远不可杀，

因此，你不该为一切众生忧伤。

即使考虑自己的正法，你也不应该犹疑动摇，

因为对于刹帝利武士，有什么胜过合法战斗？

有福的刹帝利武士，才能参加这样的战争，

阿周那啊！仿佛蓦然走近敞开的天国大门。

这场合法的战斗，如果你不投身其中，

抛弃了正法和名誉，你就会犯下罪过。

你将在众生嘴上，永远留下坏名声；

对于受尊敬的人，坏名声不如死亡。

勇士们会这样想，你胆怯，逃避战斗，

他们过去尊重你，今后就会蔑视你。

敌人也就会诽谤你，嘲讽你的能力，

说些不该说的话，有什么比这更痛苦？

或者战死升入天国，或者战胜享受大地，

阿周那啊！站起来，下定决心，投入战斗！

苦乐、得失和失败，对它们一视同仁，

你就投入战斗吧！这样才不犯罪过。

以上讲了数论智慧，现在请听瑜伽智慧，

你掌握了这种智慧，将摆脱行动的束缚。

这里没有障碍，努力不会落空，

只要稍有正法，就会无所畏惧。

坚决的智慧单纯如一，俱卢子孙阿周那啊！

枝枝杈杈，漫无边际，那是不单纯的智慧。

阿周那啊！无知的人说些花哨漂亮的话，

他们热衷谈论吠陀，宣称没有别的存在。

充满欲望，一心升天，举行各种仪式，

获取再生的业果，求得享受和权力。

贪图享受和权力，思想受到迷惑，

哪怕智慧再坚决，也无法进入三昧。

吠陀局限于三性，你要超脱三性和对立性，

超脱保业守成，把握自我，永远保持真性。

所有吠陀经典对于睿智的婆罗门，

其意义不过是水乡的一方池塘。

你的职责就是行动，永远不必考虑结果；

不要为结果而行动，也不固执地不行动。

摒弃执着，阿周那啊！对于成败，一视同仁，

你立足瑜伽，行动吧！瑜伽就是一视同仁。

比起智慧瑜伽，行动远为低下，阿周那啊！

为结果而行动可怜，向智慧寻求庇护吧！

具备这种智慧的人，摆脱善行和恶行，

因此，你要修习瑜伽，它是行动的技巧。

具备这种智慧的人，摒弃行动的结果，

摆脱再生和束缚，达到无病的境界。

一旦智慧克服愚痴，对于已经听说的，

对于仍会听说的，你就会漠然置之。

如果你的智慧，受到所闻迷惑，

仍能专注入定，你将达到瑜伽。

阿周那说

智慧坚决，专注入定，怎样描述这类智者？

他们怎样说？怎样坐？黑天啊！

吉祥薄伽梵说

摒弃心中一切欲望，唯有自我满意自我，

普利塔之子阿周那啊！这是智慧坚定的人。

遇见痛苦，他不烦恼，遇见快乐，他不贪图，

摆脱激情、恐惧和愤怒，这是智慧坚定牟尼。

他不贪恋任何东西，无论面对是祸是福，

既不喜欢，也不憎恨，他的智慧坚定不移。

他的所有感觉感官，摆脱一切感觉对象，

犹如乌龟缩进全身，他的智慧坚定不移。

除味之外，感觉对象远离戒食的人，

一旦遇见最高存在，连味也远远离去。

即使聪明而又勤勉，怎奈感官激动卤莽，

强行夺去他的理智，贡蒂之子阿周那啊！

用瑜伽控制感官，一心一意思念我；

感官受到控制，他的智慧坚定不移。

如果思念感官对象，就会产生执着，

从执着产生欲望，从欲望产生愤怒。

然后由愤怒产生愚痴，由愚痴而记忆丧失，

记忆丧失则智慧毁灭，智慧毁灭则人也毁灭。

而那些控制自己的人，活动在感官对象中，

感官对象受到控制，摆脱爱憎，达到清净。

达到清净的人，脱离一切痛苦；

由于心灵清净，智慧迅速稳定。

不能约束自己的人，没有智慧，也没有定力，

没有定力则没有平静，没有平静，何来幸福？

感官游荡不定，思想围着它们转，

智慧就会丧失，犹如大风吹走船。

因此，大臂阿周那啊！谁能让自己的感官，

摆脱感官对象束缚，他的智慧坚定不移。

芸芸众生之夜，自制之人觉醒；

芸芸众生觉醒，有识之士之夜。

欲望进入他，犹如江河

流入满而不溢的大海，

他能达到这样的平静，

而贪欲之人无法达到。

摒弃一切欲望，摆脱一切贪恋，

不自私，不傲慢，他就达到平静。

这是梵之所在，达到他，就不愚痴；

立足其中，死去能够达到梵涅槃。

注释：

①正法是指规律、法则、正义或者职责。

②德罗纳是般度族和俱卢族共同的武术老师。

③数论是古印度哲学体系，瑜伽是修炼身心的方法，在这里也泛指行动。

④三昧指沉思入定，三性是事物本性（原质）的三种性质：善性、优性、暗性。感官是眼、耳、鼻、舌、身，相应的感觉对象是色、声、香、味、触。

⑤梵为永恒不灭的至高存在，梵涅槃是获得解脱，达到至高的幸福和平静，与梵同一。

《摩诃婆罗多》之《毗湿摩篇》 第二十五章

《薄伽梵歌》第三章

阿周那说

既然你认为，智慧比行动更重要，

那你为什么，要我从事可怕的行动？

仿佛用复杂的话，你搅乱我的智慧；

请你明确告诉我，该走哪条路才对？

吉祥薄伽梵说

我早就说过，在这世上有两种立足的方法，

数论行者的智慧瑜伽，瑜伽行者的行动瑜伽。

即使不参与行动，并不能摆脱行动，

即使弃绝一切，也不能获得成功。

因为世上无论哪个人，甚至没有一刹那不行动，

由于原质产生的性质，所有的人都不得不行动。

控制了行动感官，心中仍留恋感官对象，

这种思想愚痴的人，他们被称作伪善者。

用思想控制住感官，凭借行动的感官，

从事行动而不执着，这样的人是佼佼者。

从事必要的行动吧！行动总比不行动好；

如果你拒绝行动，恐怕生命都难以维持。

除了为祭祀而行动，整个世界都受行动束缚；

摆脱执着，阿周那啊！你就为祭祀而行动吧！

在古代，生主创造众生，同时也创造祭祀，说道：

“通过它，生育繁衍，让它成为你们的如意牛！

“通过它，你们抚养众神，众神也抚养你们，

就这样，互相抚养，你们将达到至高幸福。

“众神受到祭祀供养，也会赐给你们享受；

谁享受赐予不回报，这样的人无异于窃贼。”

吃祭祀剩下的食物，善人摆脱一切罪过；

只为自己准备食物，恶人吃下的是罪过。

众生产生靠食物，食物产生靠雨水，

雨水产生靠祭祀，祭祀产生靠行动。

一切行动源自梵，梵产生于不灭。

梵遍及一切，永远存在祭祀中。

恶人不愿意跟随这样转动的车轮，

他们迷恋感官，徒然活在世上。

热爱和满意自我的人，乐在自我之中，

对于这样的人，没有该作之事。

他行动不为了什么，不行动也不为了什么，

他在世上对一切众生无所依赖，无所乞求。

你永远无所执着，做应该做的事吧！

无所执着地做事，这样的人达到至福。

像遮那迦等人那样，通过行动，获得成功，

即使着眼维持世界，你也应该从事行动。

优秀人物做这做那，其他人也做这做那，

优秀人物树立标准，世上的人遵循仿效。

在三界中，阿周那啊！没有我必须做的事，

也没有我应得而未得，但我仍然从事行动。

我原本不知疲倦，一旦停止行动，

阿周那啊！所有的人都会仿效我。

如果我停止行动，这个世界就会倾覆，

我成了混乱制造者，毁掉了这些众生。

无知者行动而执着，婆罗多子孙阿周那啊！

为了维持这个世界，智者行动而不执着。

智者按照瑜伽行动，尽管无知者执着行动，

也宁可让他们这样，不要让他们智慧崩溃。

一切行动无例外，由原质的性质造成，

而自高自大的愚人，自以为是行动者。

洞悉真谛的智者知道性质和行动的区别，

认为性质活动在性质中，他们不执着。

昧于原质性质的人，执着性质造成的行动，

然而知识完整的人，别搅乱知识片面的人。

把一切愿望献给我，摒弃愿望，摒弃自私，

专注自我，排除烦恼，你就投入战斗吧！

如果谁能遵循我的这个教导，始终如一，

怀抱信仰，毫无怨言，就能摆脱行动束缚。

昧于一切知识的人，贬损我的这个教导，

拒绝遵循，你要知道这些无知者遭到毁灭。

甚至富有知识的人，也按照自己原质行动，

一切众生趋于原质，强行压制有什么用？

感官的好恶爱憎，全都依附感官对象；

不要受这两者控制，因为它们是拦路石。

自己的职责即使不完美，也胜似圆满执行他人职责；

死于自己的职责远为更好，执行他人的职责有危险。

阿周那说

黑天啊！是什么，造成一个人犯罪？

他仿佛不是自愿，而是被迫犯罪。

吉祥薄伽梵说

这个欲望，这个愤怒，它的来源是优性，

极其贪婪，极其邪恶，要知道敌人在这里。

犹如烟雾笼罩火焰，犹如灰尘蒙住镜子，

犹如子宫隐藏胎儿，智慧这样被它蒙蔽。

欲望形同烈火，从来难以满足，

智者永恒之敌，是它蒙蔽智慧。

感官、思想和知觉，是它立足之处；

它就是利用这些蒙蔽智慧，迷惑灵魂。

它毁灭智慧和知识，因此，人中雄牛啊！

你首先要控制感官，杀死这个罪魁祸首。

人们说感官重要，思想比感官更重要，

智慧比思想更重要，而它比智慧更重要。

知道它比智慧更重要，那就靠自我加强自我，

杀死欲望，这个难以驯服的敌人！大臂者啊！

注释：

①生主是梵天首先创造出来的人类始祖，也泛指创造主。

②如意牛是神牛，能满足人的一切愿望。

③遮那迦是史诗《罗摩衍那》中罗摩的岳父，密提罗国王。

④三界指天上世界、地上世界和地下世界。

 

《摩诃婆罗多》之《毗湿摩篇》 第二十六章

《薄伽梵歌》第四章

吉祥薄伽梵说

这个永恒的瑜伽，我曾告诉毗婆薮，

毗婆薮告诉摩奴，摩奴告诉甘蔗王。

就这样互相传授，王仙们都知道它；

但由于历时太久，这个瑜伽又失传。

你是崇拜者和朋友，因此我告诉你，

这个古老的瑜伽，这个最高的秘密。

阿周那说

是你出生在后，毗婆薮出生在前，

我怎么能理解，你先宣讲这瑜伽？

吉祥薄伽梵说

你和我，阿周那啊！都经历了许多生；

我知道所有一切，而你不知道这一切。

尽管我的灵魂不生不灭，我是一切众生之主，

我依然依据自己的本性，凭借自己的幻力出生。

一旦正法衰落，非法滋生蔓延，

婆罗多子孙啊！我就创造自己。

为了保护善人，为了铲除恶人，

为了维持正法，我一次次降生。

谁真正理解，阿周那啊！我的神圣出生和行动，

这样的人抛弃身体后，就不再出生，而归依我。

摒弃激情、恐惧和愤怒，沉浸于我，寻求我庇护，

通过智慧苦行获得净化，许多人进入我的存在。

这样的人走向我，我就会接纳他们，

到处都有人，追随我的生存方式。

渴望事业有成的人，在这世上祭祀天神，

因为在这人类世界，行动迅速产生结果。

按照性质和行动区别，我创造了四种种姓；

尽管我是种姓创造者，我依然不变，也不动。

一切行动不沾染我，我也不贪求行动成果，

谁能够这样理解我，他就不受行动束缚。

你已知道以前古人追求解脱，这样行动，

那么，像从前古人，你就这样行动吧！

什么是行动和不行动？甚至智者也感到困惑；

我将告诉你这种行动，知道后，能摆脱罪恶。

应该知道什么是行动，什么是错误行动，

还有什么是不行动，而难点是行动方式。

在行动中看到不行动，在不行动中看到行动，

他便是人中的智者，无所不为的瑜伽行者。

如果从事一切行动，而摆脱欲望和企图，

行动经过智火焚烧，聪明人称他为智者。

如果从事一切行动，而摒弃对成果的执着，

永远知足，无所依赖，及时行动，也没做什么。

控制思想和自己，摒弃贪欲，无所乞求，

他只是活动身体，不会犯下什么罪过。

满足偶然所得，超越对立，毫不妒忌，

对成败一视同仁，他不会受到束缚。

思想依托智慧，摒弃执着，摆脱束缚，

为了祭祀而行动，他的行动完全融化。

梵即祭祀，梵即祭品，梵将祭火投入梵火，

谁能沉思梵即行动，这样的人能够达到梵。

一些瑜伽行者，用祭祀供奉天神；

另一些瑜伽行者，用祭祀供奉梵火。

有人用耳等等感官，祭供抑止之火；

有人用声等等对象，祭供感官之火。

也有人用生命活动，连同一切感官活动，

祭供由智慧点燃的自我控制的瑜伽之火。

有些人用财物祭供，用苦行，用瑜伽祭供，

一些誓言严酷的苦行者用学问和知识祭供。

一些人专注呼吸，控制吸气呼气方式，

用吸气祭供呼气，用呼气祭供吸气。

一些人节制饮食，用呼吸祭供呼吸，

所有懂得祭祀的人，用祭祀消除罪恶。

享受祭祀剩余的甘露，这些人达到永恒的梵；

这个世界不属于不祭祀者，何况另一个世界？

种种祭祀展现梵面前，它们全都产生于行动；

你应该知道一切，知道后，就能获得解脱。

智慧的祭祀胜于一切物质的祭祀；

一切行动在智慧中达到圆满极致。

你要知道，通过虔敬、询问和侍奉，

洞悉真谛的智者，会把智慧教给你。

知道了这一切，阿周那啊！你就不会再这样愚痴，

你就会看到一切众生都在自我之中，在我之中。

即使你犯有罪恶，比一切罪人更有罪，

只要登上智慧之船，就能越过一切罪恶。

正如熊熊燃烧的烈火，将木柴化为灰烬，

阿周那啊！智慧之火将一切行动化为灰烬。

在这世上，哪里也找不出像智慧这样的净化者，

通过瑜伽获得成功的人，自己在自我中找到它。

怀抱信仰，控制感官，专心致志，获得智慧，

这种获得智慧的人，很快达到最高的平静。

没有智慧，没有信仰，自我怀疑，走向毁灭，

此世、彼世和幸福，都不属于自我怀疑者。

用瑜伽弃绝行动，用智慧斩断疑惑，

把握住自我的人，不会受行动束缚。

因此，用智慧之剑斩断自己心中无知的疑惑，

婆罗多子孙阿周那啊！立足瑜伽，站起来吧！

注释：

①毗婆薮是太阳神。摩奴是他的儿子，是人类始祖，第一位立法者，参看《摩奴法典》。摩奴的儿子就是甘蔗王。太阳世系的第一位国王。

②王仙指国王中的圣贤。

《摩诃婆罗多》之《毗湿摩篇》 第二十七章

《薄伽梵歌》第五章

阿周那说

你既赞扬弃绝行动，又赞扬瑜伽，黑天啊！

请你明确地告诉我，两者之中，哪种更好？

吉祥薄伽梵说

弃绝行动和行动瑜伽，两者都导向至福；

但两者之中，行动瑜伽比弃绝行动更好。

无怨恨，无渴望，称作永远的弃绝者，

因为摆脱对立的人，很容易摆脱束缚。

愚者区别数论和瑜伽，而智者不作截然划分；

正确地依据其中之一，就能获得二者的成果。

数论能达到的地方，瑜伽也同样能达到，

看到数论与瑜伽同一，这样的人有眼力。

但是，没有瑜伽，弃绝很难达到梵；

但只要实行瑜伽，牟尼很快达到梵。

实行瑜伽，净化自己，控制自己，制服感官，

自我与众生自我同一，即使行动，也不受污染。

瑜伽行者洞悉真谛，认为自己没有做什么；

看、听、嗅、尝和触，行走、睡觉和呼吸，

说话、放掉和抓住，睁开眼和闭上眼，

他认为是这些感官活动在感官对象中。

将一切行动献给梵，摒弃执着，从事行动，

他不受任何罪恶污染，犹如莲叶不沾水。

为了保持自我纯洁，瑜伽行者摒弃执着，

用身体、思想和智慧，甚至只用感官行动。

约束自己，摒弃行动成果，达到持久的至高平静；

不约束自己，听任欲望，执着成果，就会受到束缚。

心中已摒弃一切行动，内在的自我作为主人，

乐于安居九门之城，不行动，也不引起行动。

这位主人不为这个世界创造行动者和行动，

也不创造两者的结合，只是自己本性在活动。

这位主人不接受任何人的善和恶，

而无知蒙蔽理智，导致人们迷惑。

人们只要用智慧，消除自己的无知，

智慧就会像太阳，照亮至高的存在。

以它为智慧，为自己，以它为根基，为归宿，

他们用智慧消除罪恶，走向不再返回的地方。

品学兼优的婆罗门，牛、象以至狗和屠夫，

无论面对的是什么，智者们都一视同仁。

他们的心安于平等，在这世就征服造化；

梵无缺陷，等同一切，所以他们立足梵中。

不因可爱而高兴，不因可憎而沮丧，

智慧坚定不迷惑，知梵者立足梵中。

自我不执着外在接触，他在自我中发现幸福；

用梵瑜伽约束自己，他享受到永恒的幸福。

接触产生享受，有起始，也有终了

他们是痛苦根源，智者不耽乐其中。

在身体获得解脱之前，在这世上，能够承受

欲望和愤怒的冲击，他是有福的瑜伽行者。

他具有内在的幸福，内在的欢喜和光辉，

这样的瑜伽行者与梵同一，达到梵涅槃。

仙人们涤除罪恶，斩断疑惑，控制自己，

热爱一切众生利益，他们获得梵涅槃。

苦行者理解自我，控制住自己思想，

摆脱欲望和愤怒，他们走向梵涅槃。

摒弃外在的接触，固定目光在眉心，

控制呼气和吸气，均衡地出入鼻孔。

控制感官、思想和智慧，一心一意追求解脱，

摒弃愿望、恐惧和愤怒，牟尼获得永久解脱。

我是一切众生的朋友，我是一切世界的主宰，

祭祀和苦行的享受者，知道我的人达到平静。

注释：

①九门之城指身体的九个器官：两眼、两耳、两鼻孔、嘴、肛门和生殖器。

《摩诃婆罗多》之《毗湿摩篇》 第二十八章

《薄伽梵歌》第六章

吉祥薄伽梵说

做应该做的事，不执着行动成果，阿周那啊！

他是弃绝者，瑜伽行者，但不摒弃祭火和祭礼。

你要知道，所谓弃绝，也就是瑜伽，

因为不弃绝欲望，成不了瑜伽行者。

牟尼想要登上瑜伽，行动是他们的方法；

牟尼已经登上瑜伽，平静是他们的方法。

不执着感官对象，不执着任何行动，

弃绝一切欲望，这称作登上瑜伽。

应该自己提高自我，不应该自己挫伤自己，

因为自我是自己亲人，自我也是自己敌人。

如果自己把握自我，自我成为自己的亲人，

如果不能把握自我，自我像敌人充满敌意。

把握自我，达到平静，至高的自我沉思入定，

平等看待快乐和痛苦，冷和热，荣誉和耻辱。

自我满足于智慧和知识，制服感官，不变不动，

平等看待沙石和金子，这是把握自我的瑜伽行者。

对待朋友、同伴、敌人、中立者、仇人、亲人，

甚至对待善人和恶人，他一视同仁，优异杰出。

瑜伽行者永远应该把握自我，独居幽境，

控制思想和行为，无所企盼，无所贪求。

选择清净的地方，安置自己的座位，

座位不高不低，铺上布、皮和拘舍草。

控制欲念和感官，思想集中在一点。

坐上座位修瑜伽，以求灵魂得净化。

身体、头颅和头顶，保持端正不动摇，

固定目光在鼻尖，前后左右不张望。

自我平静无所惧，恪守誓言行梵行①，

控制思想修瑜伽，一心一意思念我。

瑜伽行者始终如一，把握自我，控制思想，

达到平静，以我归宿，以涅槃为至高目标。

瑜伽不能暴食，也不能绝食；

瑜伽不能贪睡，也不能不睡。

控制饮食娱乐，控制行为动作，

控制睡眠觉醒，瑜伽消除痛苦。

一旦控制思想，真正立足自我，

摆脱一切欲望，才算瑜伽行者。

瑜伽行者控制思想，运用瑜伽把握自我，

好比无风之处一盏灯，火焰静止不动。

在那里，勤修瑜伽，思想受控变平静，

用自我观看自我，始终满足于自我。

在那里，他发现凭借智慧，可以获得超越感官的至福，

这样，他更加坚定不移，绝不愿意脱离这个真谛。

他认为，获得了它，再也没有别的需要；

哪怕遇到深重苦难，立足于它，不会动摇。

要知道，所谓瑜伽，就是摆脱痛苦束缚；

瑜伽行者意志坚定，不应该精神沮丧。

欲望产生于意志，彻底摒弃不留情，

同时要运用思想，全面控制感官群。

依靠坚定的智慧，他渐渐达到平静，

思想固定在自我，不思虑其他一切。

思想游移不定，随时都会躁动，

需要加以控制，接受自我约束。

思想平静，激情止息，纯洁无邪，与梵同一，

至高无上的幸福就会走向这样的瑜伽行者。

始终这样把握自我，彻底摒弃一切罪恶，

瑜伽行者就很容易获得接触梵的至福。

自我接受瑜伽约束，在自我中看到众生，

在众生中看到自我，无论何处，一视同仁。

在一切中看到我，在我中看到一切；

对于他，我不消失，对于我，他不消失。

瑜伽行者立足于一，崇拜寓于一切的我，

他无论怎样活动，都活动在我之中。

以自我作比照，无论苦乐，一视同仁，

阿周那啊！他堪称完美的瑜伽行者。

阿周那说

你讲述的这个瑜伽，具有平等的性质，

而我烦躁不安，看不出它有坚实根基。

因为思想浮躁，冲动，有力，固执，

黑天啊！我认为它象风一样难以把握。

吉祥薄伽梵说

毫无疑问，阿周那啊！思想活跃，难以把握，

但只要摈弃贪欲，反复休息，仍可以把握。

我认为不控制自己，确实难以获得瑜伽，

但努力控制自己，便有办法获得瑜伽。

阿周那说

有信仰而无自制力，思想从瑜伽游离，

他不能完成瑜伽，走向何方？黑天啊！

在梵路上迷惑动摇，他会不会

像撕裂的云，从两边坠落毁灭。

你能为我彻底解除这疑惑，黑天啊！

除了你之外，没有人能解除这疑惑。

吉祥薄伽梵说

无论今世和来世，他不会遭到毁灭，

所有行善之人，都不会走上恶路。

他没有实现瑜伽，进入善人的世界，

居住了无数年后，又生在吉祥人家。

或者，他恰好出生在智慧的瑜伽行者家中，

而这样幸运的出生，在这世上十分难得。

在这里，他又恢复前生的智慧瑜伽，

再次努力争取成功，俱卢子孙啊！

前生修习的瑜伽，不由自主吸引他；

只要有心学瑜伽，他就能超越声梵②。

勤奋努力，涤尽罪恶，经过不止一次再生，

瑜伽行者获得成功，最终达到至高目标。

瑜伽行者胜于苦行者，瑜伽行者胜于智者，

瑜伽行者胜于行动者，你成为瑜伽行者吧！

真心诚意归依我，怀着信仰崇拜我，

一切瑜伽行者中，我认为他最优秀。

注释；

①梵行是保持思想、语言和行为纯洁。②声梵是吠陀经典，即印度上古婆罗门圣典的总称。

《摩诃婆罗多》之《毗湿摩篇》 第二十九章

《薄伽梵歌》第七章

吉祥薄伽梵说

听我说，阿周那啊！你一心思念我，依靠我，

修习瑜伽，毫无疑问，你将会彻底了解我。

这种智慧和知识，我将毫无保留告诉你，

知道后，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需要知道。

在成千上万的人中，难得有人争取成功；

在争取成功的人中，难得有人真正了解我。

地、水、火、风、空、思想、智慧和自我意识，

这是对我的原质所作的八种区分，阿周那啊！

这是我的较低原质，我还有一种更高原质，

你要知道，它是生命，这个世界由它维持。

你要知道，阿周那啊！它是一切生命的母胎；

我是全世界的产生者，也是全世界的毁灭者。

没有比我更高的存在，所有一切与我相连，

犹如许许多多珍珠，他们串连在一条线上。

我是水中珠，日月之光，一切吠陀中的“唵”①，

空中之声，人之勇气，贡蒂之子阿周那啊！

我是大地的清香，我是火焰的光热，

一切众生的生命，苦行者的苦行。

我是一切众生的种子，阿周那啊！

我是智者的智慧，辉煌者的光辉。

我是坚强者的力量，用以消除欲望和激情，

婆罗多族雄牛啊！我是众生合法的欲望。

一切优性、善性和暗性，都源自我；

我不在它们之中，而它们在我之中。

正是这三种性质，迷惑了整个世界，

以致不知道我不变不灭，高于它们。

我的神奇幻力，由三性造成，难以超越，

但那些归依我的人，能够超越这种幻力。

愚昧低*的作恶者，幻力夺走他们智慧，

他们不愿意归依我，而依赖阿修罗性。

受苦者和求知者，求财者和智慧者，

这四种善人崇拜我，婆罗多族雄牛啊！

智者永远修习瑜伽，虔诚专一，优异杰出，

因为智者最热爱我，所以我也热爱智者。

所有这些人都高尚，但我认为智者是我，

因为他能把握自我，以我为至高的归宿。

经过一次又一次再生，智者终于归依我，

确信黑天就是一切，这样的高尚灵魂难得。

有些人智慧被欲望夺走，归依另外一些神，

受自己的原质限制，遵循这种或者那种成就。

无论谁怀着信仰，愿意崇拜哪个形体，

我都允许他们保持各自的坚定信仰。

他们各自怀着信仰，努力抚慰崇拜对象，

由此实现各自欲望，实际也是得益于我。

但这些智力薄弱的人，他们获得的成就有限，

祭祀天神者走向天神，唯有崇拜我者走向我。

尽管我没有显现，无知者认为我已经显露，

不知道我的本性至高无上，不灭不变。

隐蔽在瑜伽幻力中，我没向任何人显露，

这个愚痴的世界，不知道我不生不变。

我知道过去、将来和将来的一切众生，

但是，阿周那啊！没有哪个人知道我。

愿望和憎恨造成对立，一切众生受到迷惑，

婆罗多子孙啊！他们在创造中走向愚昧。

那些积善修德的人，灭寂一切罪恶，

摆脱对立和愚昧，严守誓言崇拜我。

他们向我寻求庇护，努力摆脱衰亡，

他们彻底通晓梵，通晓自我和行动。

他们知道我是物主、神主和祭主，

他们约束思想，临死之时也知道我。

注释：

①唵（Om）这个音节在奥义书中被说成是整个世界的象征，沉思至高音节有助于认知梵。Om由a、u、m三个音组成。在后来的婆罗门经典中，这三个音分别代表三位大神：梵天、毗湿奴、湿婆；或者代表三部吠陀：《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或者代表三界：天上世界、地上世界和地下世界。《摩奴法论》规定婆罗门念诵吠陀，开头和结尾都要念诵唵，并认为这个唵是最高的梵。

《摩诃婆罗多》之《毗湿摩篇》 第三十章

《薄伽梵歌》第八章

阿周那说

什么是梵？什么是自我？什么是行动？

所谓物主是什么？所谓神主是什么？

谁是祭主？黑天啊！又怎样居于这个身体？

那些控制自己的人，临死之时怎样知道你？

吉祥薄伽梵说

梵是不灭的最高存在，自我是自己的本质，

创造被称作行动，它造成一切众生存在。

物主是可灭的存在，神主是原人，阿周那啊！

集主是我，就在这里，存在于这个身体中。

谁在临终之时，想念我，毫无疑问，

在他抛弃身体后，就进入我的存在。

临终时想念什么，抛弃身体后，

他就进入什么，长期变成那样。

因此，时刻想着我，你就投入战斗吧！

思想智慧寄托我，无疑你将归依我。

一心修习瑜伽，决不驰心旁骛，

他思念和归依至高神圣的原人。

思念这位古代先知诗人、

指导者、维持一切存在者、

极微者、形态不可思议者、

色似太阳的超越黑暗者。

临终之时思想坚定虔诚，

他运用瑜伽力约束自己，

正确地将呼吸定在眉心，

就走向至高神圣的原人。

通晓吠陀的人被称为不灭者，

摈弃激情的苦行者进入其中，

盼望获得它的人实践梵行，

我将简要地告诉你这个境界。

守住一切身体之门，抑止心中思想，

把呼吸定在头顶，专心于瑜伽执持。

时时刻刻想念我，只念一个梵音“唵”，

摈弃身体去世时，他走向最高归宿。

时时刻刻想念我，永远不驰心旁骛，

永远受瑜伽约束，他就容易到达我。

灵魂高尚的人走向我，他们获得最高成功，

不再出生，不再返回飘忽无常的痛苦渊薮。

梵界以下世界，全都轮回转生，

而如果归依我，就不会再出生。

梵的一日为一千代，梵的一夜为一千代①，

只有知道梵的日夜，才是真正知道日夜。

白天到来，一切事物从不显现中显现，

黑暗降临，又都消失，这时称为不显现。

物群始终这样，不由自主，阿周那啊！

黑暗降临就消失，白天到来又不显现。

除了这种不显现，还有永恒的不显现，

即使一切众生毁灭，它也不会毁灭。

这种不显现叫做不灭，人们称它为最高归宿，

到达那里就不再返回，它是我的至高居处。

它是至高的原人，遍及一切，阿周那啊！

众生存在它之中，忠诚不二，可以获得它。

我告诉你，瑜伽行者什么时候逝世，

去后就不再返回，或者去后仍返回。

火、光、白昼和月明，太阳北行的六个月，

在这个时候逝世，那些知梵者走向梵。

烟雾、黑夜和月暗，太阳南行的六个月，

瑜伽行者这时逝世，到达月亮，又返回。

光明之路和黑暗之路，两条永恒的世界之路，

一条路去后不返回，另一条路去后仍返回。

知道这两条路，瑜伽行者不会迷惑，

因此，无论何时，你都要修习瑜伽。

瑜伽行者知道这一切，

他们超越吠陀、祭祀、

苦行和布施的功果，

达到至高的原始境界。

注释：

①世界每次从创造到毁灭，都要经历四个时代：圆满时代、三分时代、二分时代和争斗时代。这四个时代总共有432万年，组成一个大时代，一千个大时代组成一劫，共有43亿2000万年，相当于梵的一日或一夜。

《摩诃婆罗多》之《毗湿摩篇》 第三十一章

《薄伽梵歌》第九章

吉祥薄伽梵说

你不怀恶意，我要告诉你非常秘密的

智慧和知识，知道后，就会摆脱罪恶。

这是国王的学问和奥秘，是无与伦比的净化者，

凭感觉亲证，合乎正法，容易实行，永恒不灭。

不信仰这种正法的人，到不了我这里，

仍回到生死轮回之中，折磨敌人者啊！

我没有显现形体，但遍及一切世界，阿周那啊！

一切众生居于我之中，但我不居于他们之中。

甚至众生也不居于我之中，请看我这神圣瑜伽！

我的自我生成众生，维持众生。但不居于其中。

犹如广大的空气，遍布一切地方，

永远占据空间，众生居于我之中。

在世界毁灭的劫末，一切众生进入我的原质，

在世界创造的劫初，我又把一切众生放出。

我凭借自己的原质，一次又一次放出他们；

由于受到原质支配，这些物群无能为力。

然而，阿周那啊！这些行动不束缚我，

我仿佛冷漠地坐着，不执着这些行动。

本性在我的监督下，产生动物和不动物，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世界才流转不息。

因为我依托人体，愚昧的人便轻视我，

不知道作为万物之主，我的至高无上性。

这些愚人的希望落空，行动落空，知识落空，

思想混乱，依附愚痴的罗刹和阿修罗的原质。

灵魂高尚的人知道我是永恒的万物之源，

他们依附神的原质，全心全意崇拜我。

勤奋努力，严守誓言，他们永远约束自己，

永远赞美我，侍奉我，诚心诚意膜拜我。

有些人用智慧祭祀我，祭供我，侍奉我，

单一、个别、多重的我，面向一切的我。

我是祭仪，我是祭祀，我是祭供，我是药草，

我是颂诗，我是酥油，我是祭火，我是祭品。

我是世界父母和祖父，维持者，可知者和净化者，

我是那个音节“唵”，我是梨俱、娑摩和夜柔。

我是归宿、支持和主人，见证、居处、庇护和朋友，

生成、毁灭、基地和安息地，我是永恒不灭的种子。

我发出光热，我下雨，我摄取，而又释放，

既是不朽，又是死亡，既存在，又不存在。

通晓吠陀，饮苏摩①，涤除罪恶，

用祭祀抚慰我，祈求进入天国，

他们达到天神因陀罗的世界，

在天上享受天神的神圣生活。

他们在广阔的天界享受，

功德消尽后，返回尘世，

他们遵循三吠陀法则，

满怀欲望，来而复去。

而有些人沉思我，全心全意侍奉我，

永远约束自己，我给他们瑜伽安乐。

有些人怀抱信仰，虔诚祭拜别的神，

尽管不合传统仪规，他们也是祭拜我。

我是一切祭祀的享受者和主人；

不真正理解我，就会遭受挫折。

祭拜天神走向天神，祭拜祖先走向祖先，

祭拜生灵走向生灵，祭拜我者走向我。

有些人约束自己，虔诚献上一片叶，一朵花，

一枚果，一掬水，我接受这些真诚的供品。

阿周那啊！无论做什么，享受什么，祭供什么，

施舍什么，修什么苦行，你都把它们奉献给我。

你将摆脱行动的束缚，摆脱善恶之果的束缚，

自我受到弃绝瑜伽约束，获得解脱，走向我。

我平等看待一切众生，既不憎恶，也不宠爱，

虔敬我的人在我之中，而我也在他们之中。

即使行为恶劣的人，如果一心一意崇拜我，

也应该认为他是好人，因为他下了正确决心。

他的自我迅速走上正道，达到永恒的平静，

要知道，阿周那啊！崇拜我，不会遭毁灭。

即使出身卑*的人，妇女、吠舍和首陀罗，

只要向我寻求庇护，也能达到至高归宿。

更何况婆罗门和王仙，他们圣洁而又虔诚？

你既然来到痛苦无常的世界，就崇拜我吧！

你要思念我，崇拜我，祭供我，向我敬礼，

你就这样约束自己，以我为归宿，走向我。

注释；

①苏摩即苏摩酒，是神圣的祭酒，在古代文化中比如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中广泛推崇，是一种植物的果实汁液制成的酒。

 

《摩诃婆罗多》之《毗湿摩篇》 第三十二章

《薄伽梵歌》第十章

吉祥薄伽梵说

你继续听我讲述这些至高无上的话，

你喜欢听，我也怀着善意告诉你。

众天神和众大仙，不知道我的来源，

因为我是所有天神和大仙的来源。

知道我是世界之主，不生者和无始者，

他在尘世中不迷惑，摆脱一切罪恶。

智慧、知识、不惑、宽容、真实、自制、平静、

存在、不存在、快乐、痛苦、恐惧和无畏，

戒杀、平等、知足、施舍、荣誉和耻辱，

众生的所有这些状态，全都来源于我。

古代的七位大仙人①，还有四位摩奴，

都从我心中产生，众生由他们产生。

凡是真正知道我的这种显现和瑜伽，

毫无疑问，就会坚定不移，休习瑜伽。

我是一切的本源，一切因我而流转，

聪明人想到这些，满怀热情崇拜我。

他们心中想着我，他们的生命趋向我，

互相启发谈论我，永远高兴和满足。

他们永远约束自己，充满热情崇拜我。

我给他们智慧瑜伽，他们因此走向我。

出自对他们同情，我处在自我状态中，

用明亮的智慧之灯，驱散无知的黑暗。

阿周那说

你是至高的梵，至高的居处，至高无上的净化者，

永恒的原人，不生者，原始之神，遍及一切者。

仙人阿私陀和提婆罗，还有毗耶娑都这样说，

神仙那罗陀耶这样说，你自己也这样对我说。

你告诉我的这一切，我相信都是正确的，

众天神不知道你的显现，檀那婆②也不知道。

你本人，至高的人啊！完全依靠自己知道自己，

众生之源，众生之主啊！神中之神，世界之主啊！

你会毫无保留的告诉我，你自己的神圣显现；

正是通过这些显现，你遍及世界，屹立其中。

我经常思考你，尊者啊！应该怎样理解你？

我应该从哪些方面思考你，瑜伽行者啊！

请你再详细说说你的瑜伽和显现，

你的话语如同甘露，我百听不厌。

吉祥薄伽梵说

好吧！我扼要告诉你，我的神圣显现，

若要细说，阿周那啊！实在是说不完。

阿周那啊！我是居于众生心中的自我，

我是一切众生的开始、中间和结束。

我是阿提迭③中的毗湿奴，光明中辉煌的太阳，

我是风神中的摩利支，我是星宿中的月亮。

我是吠陀中的娑摩④，天神中的因陀罗⑤，

我是感官中的心，我是众生中的意识。

我是楼陀罗中的商羯罗，婆薮中的火神，⑥

药叉和罗刹⑦中的财神，山峰中的弥卢⑧。

你要知道，阿周那啊！我是祭司中的祭主，

我是统帅中的室健陀⑨，我是湖泊中的大海。

我是大仙中的婆利古，我是语言中的单音节“唵”，

我是祭祀中的默祷，我是高山中的喜马拉雅山。

我是一切树中的毕钵树⑩，我是神仙中的那罗陀，

我是健达缚中的奇车，悉陀中的牟尼迦比罗。⑾

你要知道，我是马匹中出自甘露的高耳马，

我是象王中的爱罗婆多，我是人中的国王。⑿

我是武器中的金刚杵⒀，我是牛中的如意牛，

我是生殖者中的爱神，我是蛇中的婆苏吉。

我是蛇中的无限，我是水族中的伐楼拿，

我是祖先中的阿尔耶摩，控制中的阎摩。⒁

我是提迭中的波罗诃罗陀，司命中的时神，

我是走兽中的兽王，我是飞鸟中的金翅鸟。⒂

我是净化者中的风，我是武士中的罗摩，⒃

我是走兽中的鳄鱼，我是河流中的恒河。

我是一切创造的开始、中间和结束，

我是学问中的自我学⒄，说话中的论辩。

我是字母中的“呃”，离合释中的相违释。⒅

我是不灭的世界，我是面向一切的创造者。

我是吞噬一切的死神，未来的起源，阴性名词⒆中

的名誉、吉祥、言语、记忆、聪慧、坚定和耐心。

我是曲调中的大调，诗律中的伽耶利特，

我是月份中的九月，时令中开花的春季。

我是欺诈中的赌博，我是发光体中的光，

我是胜利、我是努力，我是善人中的善。

我是苾湿尼族中的黑天，般度族中的阿周那，

我是牟尼中的毗耶娑，诗人中的诗人优沙那。

我是惩罚中的刑杖，我是求胜者的策略，

我是秘密中的缄默，我是智者的智慧。

我也是，阿周那啊！一切众生的种子，

无论动物和不动物，没有我，都不存在。

我的神圣显现无穷无尽，阿周那啊！

以上我只是简略地说明我的显现。

你要知道，因为存在，无论怎样庄严吉祥，

无论怎样辉煌灿烂，都源自我的部分光辉。

阿周那啊！你又何必要详详细细都知道？

我只用我的一小部分，就支撑起这个世界。

注释：

①七仙人是从梵天的思想中生出的七位仙人。

②檀那婆是天国的妖魔。

③阿提迭是一组天神的称谓。

④娑摩是指三组吠陀中的《娑摩吠陀》，用于吟唱，在奥义书中它被称为吠陀的精华。

⑤因陀罗是印度吠陀神话中神的首长，掌管雷雨，即天帝。

⑥楼陀罗是指一组天神。商羯罗是大神湿婆，毁灭之神。婆薮是一组天神。

⑦药*是财神俱比罗的侍从。罗刹是妖魔。

⑧弥卢又称须弥卢山，即佛经中的须弥山。被看成世界的中心。

⑨室健陀是战神，大神湿婆之子。

⑩毕钵树是一种无花果速，又称梵树或者宇宙树。

⑾健达缚又译乾达婆，是天国的歌舞伎。迦比罗是数论哲学的创始人。

⑿高耳马和大象爱罗婆多都是因陀罗的坐骑。

⒀金刚杵是因陀罗的武器。

⒁无限蛇是大神毗湿奴的坐骑，他经常睡在蛇身上。伐楼拿是水神，阎摩是死神，佛经中常称为阎罗王，即阎摩罗阇（阎摩王）的略称。

⒂提迭是一组魔，波罗诃罗陀是魔王的儿子，他虔信毗湿奴，遭到魔王迫害，毗湿奴化身人狮，杀死魔王，让他登上王位。

⒃罗摩是毗湿奴的化身，主要事迹是杀死十首魔王罗波那。主要见于《罗摩衍那》。

⒄自我学是关于自我（或灵魂）的学说。

⒅呃（a）是梵文字母表中的第一个字母。离合释是梵文名词复合词，分为相违释（并列复合词）、依主释（限定复合词）、持业释（同格复合词）、多财释（定语复合词）和不变释（副词复合词）。

⒆梵文名词分为阳性、阴性和中性。

《摩诃婆罗多》之《毗湿摩篇》 第三十三章

《薄伽梵歌》第十一章

阿周那说

承蒙你的厚爱，黑天啊！对我讲了这些话，

称作自我的最高秘密，解除了我的迷惑。

众生的起源和灭亡，我从你这儿详细听说，

也知道了你的永恒伟大，眼似莲花的黑天啊！

至高的神啊！就像这样听你讲述你自己，

我也想看到，至高的人啊！你的神圣形象。

如果你认为我能看到你的形象，瑜伽之主啊！

那你就向我显示永恒不灭的自我吧，主人啊！

吉祥薄伽梵说

请看，阿周那啊！我的形象庄严神圣，

各种色彩和形状，千姿百态，变化无穷。

请看各位阿提迭和娑摩，楼陀罗、双马童和摩多录，

请看各种前所未见的奇迹，婆罗多子孙阿周那啊！

现在你看在我的身体里，这个统一完整的世界，

容纳一切动物和不动物，一切你想看到的东西。

但是，用你的肉眼，你不可能看见我，

我给你一双天眼，请看我的神圣瑜伽！

全胜说

伟大的瑜伽之主黑天这样说罢，

他向阿周那显示至高的神圣形象。

无数嘴巴和眼睛，无数奇异的形貌，

无数神圣的装饰，无数高举的法宝。

穿戴神圣的衣服和花环，涂抹神圣的香料和油膏，

这位大神具备一切奇幻，无边无际，面向各方。

倘若有一千个太阳同时出现在天空，

光芒才能与这位灵魂伟大者相比。

般度之子阿周那在这位神中之神身上，

看到一个完整世界，既统一，又多样。

阿周那看到之后，惊讶不已，汗毛直竖，

双手合十，俯首敬礼，向这位大神说道：

阿周那说

我在你身上看到，神啊！

一切天神和各类生物，

坐在莲花台上的大梵天，

所有的大仙人和神蛇。

你有无数臂、腹、嘴和眼，

无限的形象遍及一切，

但我看不到，宇宙之主啊！

你的起始、中间和末端。

我看到你佩戴着头冠，

握着铁杵，举着转轮，

光团到处照耀，难以看清，

阳光火焰围绕，无边无际。

你不愧是不灭的至高者，

你是宇宙的至高居处，

你是永恒正法的保护者，

我相信你是原初的原人。

我看到你无始无终也无中间，

勇力无穷无尽，手臂无计其数。

以日月为眼睛，嘴巴燃烧火焰，

以自己的光辉照耀这个宇宙。

你一个人，灵魂伟大者啊！

遍及天地之间和四面八方，

看到这样神奇可畏的形象，

三界众生无不诚惶诚恐。

成群成群的天神进入你，

双手合十，惊恐地赞颂你，

众大仙和悉陀向你祝福，

用大量的圣歌颂诗赞美你。

楼陀罗、阿提迭、婆薮、沙提耶、

毗奢、双马童、摩录多、优湿摩波、

健达缚、药叉、阿修罗和悉陀，

全都惊讶诧异，凝神注视着你。

看到你的伟大形象，大臂者啊！

许多嘴、眼和手臂，许多腿脚，

许多肚子，许多可怕的牙齿，

一切世界和我一样，惊恐惶惑。

你头顶天空，色彩斑斓，

你嘴巴洞开，大眼放光，

看到你，我内心感到恐慌，

失去坚定和平静，黑天啊！

看到你的一张张嘴，神主啊！

布满可怕的牙齿，如同劫火，

我顿时失去方向，失去快乐，

请爱怜我吧，世界庇护所啊！

所有这些持国的儿子，

和其他许多国王一起，

毗湿摩、德罗纳和迦尔纳，

还有我方许多著名战士。

迅速进入你的这些嘴，

里面布满可怕的牙齿，

有些人类在牙缝里，

他们的脑袋已被压碎。

犹如条条江河激流，

汹涌奔腾，奔向大海，

这些人世间的英雄，

进入那些燃烧的嘴。

犹如成群的飞蛾迅速扑向

燃烧的火焰，走向毁灭，

世上的这些人们迅速进入

你的这些嘴，走向毁灭。

你用这些燃烧的嘴，

舔着吞噬一切世界，

你用光辉遍照宇宙，

炽热的光芒烧毁万物。

你的形象恐怖，告诉你，你是谁？

向你致敬，尊神啊！请你爱怜我；

我想要知道你这位原始之神，

因为我不理解你的所为。

吉祥薄伽梵说

我是毁灭世界的成熟时神，

我在这里收回一切世界，

对立军队中的所有战士，

除了你之外，都不存在。

因此，你站起来，争取荣誉，

战胜敌人，享受富饶王国吧！

他们早已被杀死，阿周那啊！

你就充当一下象征手段吧！

你就杀死德罗纳、毗湿摩、

胜车、迦尔纳和其他勇士，

他们已被我杀死，你别怕！

战斗吧！你将会战胜敌人。

全胜说

阿周那听了黑天的话，

双手合十，浑身颤抖，

再次向黑天俯首敬礼，

结结巴巴，惊恐地说道。

阿周那说

确实，感官之主啊！

这个世界乐于赞美你，

恐惧的罗刹逃往四方，

所有的悉陀向你致敬。

他们怎么会不向你致敬？神主啊！

你是比梵天更重要的原始创造者，

你是不灭者，既存在，又不存在，

无限者啊！以至超越存在不存在。

你是原始之神，古老的原人，

宇宙的至高居处，至高归宿，

你是知者，又是被知者，

遍及宇宙，形象无限者啊！

你是风神、阎摩和伐楼拿，

火神、月神、生主和老祖宗，

一千次地向你致敬！致敬！

再三地向你致敬！致敬！

从前面后面，一切者啊！

从一切方面向你致敬！

你勇气无限，力量无限，

你遍及一切，是一切者。

出于疏忽，也出于钟爱，

我不知道你的崇高伟大，

只当你是朋友，冒昧称呼你

“黑王子！雅度人！朋友！”

游戏、睡觉、坐着或吃饭，

或者我独自，或者当着众人，

出于开玩笑，对你不尊重，

我请求你这位无量者宽恕。

你是动物和不动物之父，

世界的崇拜对象和尊师，

无与伦比，威力无比者啊！

三界中没有比你更伟大者。

因此，我匍匐在地，向你致敬！

你是受人礼赞的神，请你赐恩！

你能宽恕我，就像父亲对儿子，

朋友对朋友，亲人对亲人，神啊！

我乐于见到前所未见的形象，

但心中惊恐不安，求你垂怜！

神啊！请显示你的那种形象吧！

世界庇护所，神中之主啊！

我愿意看到你原来的形象，

头戴顶冠，手持铁杵和转轮，

千臂者啊！宇宙形象啊！

吉祥薄伽梵说

我喜欢你，通过自我瑜伽，

显示这个至高的原始形象，

光辉构成的宇宙，无边无际，

除你之外，别人从未见过。

在人间，除你外，阿周那啊！

没有人能看到我的这种形象，

通过吠陀、祭祀、诵习和布施，

或者仪式和严酷苦行，都不行。

看到我的这种可怕形象，

你不要惊慌，不要困惑！

你解除恐惧，心怀喜悦，

再看看我的这种形象吧！

全胜说

灵魂伟大的黑天说完，

再次显示自己的形象，

恢复原来的优美相貌，

让恐惧的阿周那放心。

阿周那说

看到你，黑天啊！优美的人体形象，

现在我的思想，又重新恢复正常。

吉祥薄伽梵说

我的这种形象很难看到，今天我已让你看到，

甚至众天神长期以来，也渴望看到这种形象。

通过吠陀和苦行，通过布施和祭祀，

都不能像你这样看到我的这种形象。

阿周那啊！只有依靠忠贞不二的虔诚，

才能真正理解我，看到我，进入我。

谁摈弃执着，为我而行动，以我为至高目的，

崇拜我，对一切众生无怨无恨，他就走向我。

《摩诃婆罗多》之《毗湿摩篇》 第三十四章

《薄伽梵歌》第十二章

阿周那说

有些人永远约束自己，诚心诚意崇拜你，

有些人崇拜不灭和不显，谁更懂得瑜伽？

吉祥薄伽梵说

约束自己，思念我，怀有信仰，崇拜我，

我认为这些人才是最优秀的瑜伽行者。

而有些人崇拜不灭、不可言明、不显现，

无所不在、不可思议、不变、不动和永恒，

他们控制所有感官，平等看待一切，

爱护一切众生利益，也到达我这里。

只是思想执着不显现，他们也就更艰难，

因为不显现的目标，肉身之人不易达到。

把一切行动献给我，以我为至高目的，

专心致志修习瑜伽，沉思我，崇拜我。

这些人的思想进入我，普利塔之子啊！

我很快就把他们救出生死轮回之海。

把思想凝集于我，让智慧进入我，

随后，毫无疑问，你将居于我之中。

如果不能做到把思想凝集于我，

你就练习瑜伽，争取到达我这里。

如果不能练习瑜伽，你就把为我而行动，

作为你的最高目的，这样，你也会成功。

如果连这也不能，那就控制自己，

遵照我的瑜伽，弃绝一切行动成果。

因为智慧胜于练习，沉思胜于智慧，阿周那啊！

弃绝成果胜于沉思，一旦弃绝，立即平静。

不仇视一切众生，而是表示友好和同情，

不自私傲慢，宽容大度，对苦乐一视同仁。

永远知足，控制自己，决心坚定，信仰虔诚，

把思想和智慧献给我，我喜欢这样的瑜伽行者。

世界不畏惧他，他也不畏惧世界，

摆脱喜怒忧惧，我喜欢这样的人。

无所企盼，超然物外，纯洁聪慧，摆脱疑惧，

摈弃一切举动，崇拜我，我喜欢这样的人。

不喜悦，不憎恨，不忧伤，不渴望，

弃绝善恶，我喜欢这样的虔诚者。

无论敌人朋友，无论荣誉耻辱，

无论冷热苦乐，一视同仁不执着，

责备和赞美，等量齐观，凡事知足，沉默不语，

居无定所，思想坚定，我喜欢这样的虔诚者。

崇拜上述正法甘露，以我为至高目的，

怀抱信仰，我最喜欢这样的虔诚者。

《摩诃婆罗多》之《毗湿摩篇》 第三十五章

《薄伽梵歌》第十三章

吉祥薄伽梵说

身体称作领域，通晓这个领域的人，

阿周那啊！智者们称之为知领域者。

你要知道，我是一切领域中的知领域者，

领域和知领域者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

请听我扼要告诉你，什么是领域？它像什么？

怎样变化？又从何而来？是什么？有什么能力？

仙人们以及反复诵唱，在各种颂诗中，

在有推理和结论的梵经许多句子中。

五大成分和我慢，智力和未显，

十种感官一种心，五种感官对象①。

愿望、憎恨、快乐和、聚合、意识和坚定，

对于领域及其变化，这些是简明扼要的说明。

不骄傲，不欺诈，戒杀，宽容和正直，

纯洁，坚定，控制自己，尊敬教师。

摈弃感官对象，决不妄自尊大，

看清生老病死这些痛苦缺陷。

对妻儿和家庭，不迷恋，不执着，

称心或者不称心，永远平等看待。

专心修习瑜伽，坚定不移崇拜我，

喜欢独自隐居，厌弃嘈杂人群。

追求自我知识，洞悉真知含义，

这被称作知识，此外皆是无知。

我将告诉你知识对象，知道了它，就尝到甘露，

它是无始、至高的梵，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

到处有它的手和脚，到处有它的头和脸，

到处有它的眼和耳，居于世界，包罗一切。

它似乎具备感官功能，却又没有任何感官，

不执着，又支持一切，无性质，又感受性质。

它在众生内外，在远处，也在远处，

不运动，又运动，微妙而不可知。

它不可区分，又仿佛在众生中可区分；

作为众生支持者，它既吞噬，又释放。

它是光明之中的光，被称作超越黑暗者，

它居于一切人心中，是知识、对象和目的。

领域、知识和知识对象，以上做了扼要说明，

虔信我的人知道我的状态，就能到达我这里。

你要知道原质和原人，两者都没有起始，

你要知道变化和性质，他们都产生于原质。

效果、手段和行动者，原质被说成是原因；

痛苦和快乐的感受者，原人被说成是原因。

原人居于原质中，感受原质产生的性质，

面对性质的执着，是善生和恶生的原因。

至高原人居于身体中，是监督者和批准者，

支持者和感受者，至高自我和大自在者。

谁能这样懂得原人、原质和性质，

无论怎样活动，他也不再出生。

有人自己通过沉思，在自身中看到自我，

有人通过数论瑜伽，有人通过行动瑜伽。

有些人不懂这些，听了别人的话后崇拜；

他们坚信听来的话，也能够超越死亡。

无论什么动物和不动物，你要知道，它们的产生，

婆罗多雄牛啊！都源自领域和知领域者的结合。

谁能看到至高自在者平等的居于万物中，

万物毁灭而它不毁灭，这是真正有见识。

谁能看到至高的自在者平等地遍及一切，

自己不能伤害自我，他就达到至高归宿。

谁能看到一切行动，都是原质所为，

自我不是行动者，这是真正有见识。

谁能看到各种生物，全都立足于一，

由此延伸和扩展，他就达到了梵。

至高自我永恒不灭，没有起始，没有性质，

即使居于身体中，也不行动，不受污染。

正像遍布一切的空，微妙而不受污染，

居于一切身体的自我，也不受任何污染。

正像这个太阳，照亮整个世界，

这个领域之主，照亮整个领域。

凡用智慧之眼看清领域和知领域者的区别，

懂得摆脱众生原质束缚，他们就走向至高者。

注释；

①五大成分是地、水、火、风、空。我慢指自我感觉。未显是处在原始状态的本性（或原质）。十种感觉是五种感觉感官和五种行动感官。

《摩诃婆罗多》之《毗湿摩篇》 第三十六章

《薄伽梵歌》第十四章

吉祥薄伽梵说

我还要讲述知识中至高无上的知识，

所有牟尼知道了它，达到最高成就。

阿周那啊！依靠这种知识，他们与我同一，

创造时，他们不出生，毁灭时，他们不恐惧。

伟大的梵是我的子宫，我安放胚胎在里面，

由此产生一切众生，婆罗多子孙阿周那啊！

任何子宫产生的形体，贡蒂之子阿周那啊！

伟大的梵是他们的子宫，我是播种的父亲。

善性、优性和暗性是原质产生的性质；

在身体中，它们束缚永恒不灭的自我。

其中的善性纯洁，因而明亮和健康，

但它执着快乐和知识，而束缚自我。

优性是激动性，因执着渴望而产生，

你要知道，它执着行动，而束缚自我。

暗性产生于无知、蒙蔽一切自我，

它放逸、懒惰和昏沉，而束缚自我。

善性执着快乐，优性执着行动，

暗性蒙蔽理智，执着傲慢放纵。

善性压倒优性和暗性，优性压倒善性和暗性，

暗性压倒善性和优性，这是三者的存在方式。

在身体九门中，闪耀智慧光芒，

由此可以知道，善性占据优势。

如果优性占据优势，婆罗多雄牛啊！

便产生贪婪、活动、行动、焦躁和渴求。

如果暗性占据优势，俱卢子孙阿周那啊！

便产生昏暗和停滞，还有放逸和愚痴。

善性占据优势，生命解体以后，

前往清净世界，与无上知者为伍。

优性占优势，死去后，投生执着行动的人，

暗性占优势，死去后，投生愚昧者的子宫。

人们说善行的果实具有善性而纯洁，

优性果实是痛苦，暗性果实是无知。

善性产生智慧，优性产生贪欲，

暗性产生放逸、愚昧和无知。

善性之人上进，优性之人居中，

暗性之人下沉，性质行为低劣。

如果看到除了性质外，没有任何行动者，

并知道什么超越性质，他就进入我之中。

一旦自我超越产生于身体的三性，

摆脱生老死之苦，也就尝到甘露。

阿周那说

超越三性的人，具有什么标志？

通过什么行为，怎样超越三性？

吉祥薄伽梵说

光明、活动和愚痴，出现时，他不憎恨，

消失时，他不渴望，般度之子阿周那啊！

他坐着象旁观者，不为三性所动，

明知三性在动，他也端坐不动。

立足自我，对苦乐，对沙石金子一视同仁，

对可爱和不可爱，对责备和赞美等量齐观。

等同荣誉和耻辱，等同朋友和敌人，

弃绝一切举动，这就是超越三性。

运用虔信瑜伽，坚定侍奉我，

他超越三性。就能达到梵。

因为我是甘露，不灭的梵之所在，

永恒正法之所在，终极幸福之所在。

《摩诃婆罗多》之《毗湿摩篇》 第三十七章

《薄伽梵歌》第十五章

吉祥薄伽梵说

人们说永恒的毕钵树①，根在上，枝在下，

叶子是颂诗，知道它，便是通晓吠陀者。

它的树枝受到三性滋育，

上下伸展，树芽是感官对象，

它的树根受到行动束缚，

向下在人世间延伸扩展。

它无始，无终，无基础，

世上无人知道它的形象，

而用锋利的无执着之斧，

砍断这棵坚固的毕钵树。

人们就能找到一条路径，

通向再也不返回的地方，

说道：“我到达原初的原人，

以往的一切活动源自这里。”

不骄慢虚妄，克服执着，

永远把握自我，抑止欲望，

摆脱苦乐对立，不愚昧，

他就能达到永恒的境界。

那是我的至高居处，日月火光照临不到，

阿周那啊！人们到达那里，就再也不返回。

只是我的一部分永恒，变成生命世界的生命，

支配居于原质中的感官，其中的心是第六感官。

自在者占据身体，后又带着感官离开，

犹如一阵风吹过，带走原处的香味。

耳、眼、触、舌和鼻，还有第六感官心，

它们全部受自在者支配，侍奉感官对象。

它或离开或停留，感受或拥有性质，

愚痴之人看不见，智慧之眼能看见。

勤勉的瑜伽行者，看见它居于自身中，

无知者不约束自己，即使勤勉也看不见。

你要知道，阳光照亮整个世界，

还有月亮和火光，都是我的光辉。

我进入这个大地，用精气维持众生，

我成为多汁的月亮，滋润一切药草。

我依附众生身体，成为生命之火，

与呼气吸气结合，消化四种食物②。

我进入一切心中，由于我，

才有记忆、智慧和否定；

可以通过一切吠陀知道我，

我是吠檀多③作者，精通吠陀。

这世上有两种人，可灭者和不灭者，

可灭者是因为众生，不灭者是不变者。

还有一种至高原人，被称作至高的自我，

这位永恒的自在者，进入三界，维持三节。

由于我超越可灭者，也高于不灭者，

在世界上和吠陀中，被称作至高原人。

凡是思想不愚痴，知道我是至高原人，

他就是通晓因为的人，全心全意崇拜我。

这种最秘密的学问，我已告诉你，阿周那啊！

知道了它，就会变聪明，完成自己的职责。

注释：

①毕钵树象征宇宙中轮回转生的生存方式。

②四种食物是按照嚼、吮、舔和喝这四种进食方式分类。

③吠檀多的原义是“吠陀的终极”，也就是阐述吠陀真谛的“奥义书”。

《摩诃婆罗多》之《毗湿摩篇》 第三十八章

《薄伽梵歌》第十六章

吉祥薄伽梵说

正直无惧，心地纯洁，坚持智慧瑜伽，

布施，自制，祭祀，诵习，修苦行，

戒杀，诚实，不发怒，弃绝，平静，不诽谤，

怜悯众生，不贪婪，和蔼，知耻，不浮躁，

精力充沛，宽容，坚定，无恶意，不骄慢，

阿周那啊！这些属于生来具有神性的人。

欺诈，狂妄，傲慢，暴躁，卤莽，无知，

阿周那啊！这些属于生来具有魔性的人。

由神性导致解脱，由魔性导致束缚，

阿周那啊！别忧伤，你生来具有神性。

在这世上创造的生物，分为神性和魔性两类，

神性我已经详细描述，现在请听我讲述魔性。

那些具有魔性的人，不知道活动和停止；

纯洁、规矩和真诚，在他们身上找不到。

他们宣称世界不真实，不牢靠，没有主宰，

出于欲望而互相结合，此外没有别的什么。

他们坚持这种看法，丧失自我，缺乏智慧，

行为暴戾，成为导致世界毁灭的敌人。

他们狡诈，骄慢，疯狂，沉迷难以满足的欲望，

愚昧无知，执着虚妄，怀着邪恶的誓愿行动。

他们直到死亡，充满无穷的焦虑，

以欲望为至高目的，坚信这是一切。

身缠千百条愿望的绳索，耽于欲望和愤怒，

为满足欲望和享受，不择手段，敛聚财富。

“今天我已获得这个，明天我要获得那个；

这份财产是我的，那一份也将成为我的。

“我杀死了这个敌人，我还要杀死别的敌人，

我是主宰，享受者，成功者，强大者，幸福者。

我是富有者，高贵者，有谁能够和我相比？

我祭祀，我布施，我快乐。”愚昧的人这样说。

他们思想颠倒混乱，陷入愚痴之网，

执着欲望和享受，堕入污秽的地狱。

他们只顾自己，冥顽不化，依仗富有而疯狂傲慢；

他们虚伪地举行祭祀，徒有其名，不合古代议规。

他们执着自私、暴力、骄傲、欲望和愤怒，

仇视居于自己和别人身体中的我，满怀妒忌。

这些卑劣的恶人，残酷粗暴的仇视者，

我不断把他们投入魔性子宫，轮回不休。

这些愚昧的人进入魔性子宫，生而又生；

他们到达不了我这里，只能堕落沉沦。

欲望、愤怒和贪婪，是导致自我毁灭，

通往地狱的三重门，应该摈弃这三者。

避开这三座黑暗的门，所作所为有利自我，

这样的人，阿周那啊！就能达到至高目标。

无视经典规定，行动随心所欲，这样的人，

不能获得成功和幸福，不能达到至高目标。

经典是准则，决定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你知道了经典的规定，就能在世上采取行动。

《摩诃婆罗多》之《毗湿摩篇》 第三十九章

《薄伽梵歌》第十七章

阿周那说

有些人无视经典规定，满怀信仰举行祭祀，

他们依据什么？属于善性、优性或暗性？

吉祥薄伽梵说

人的信仰分为三种：善性、优性和暗性，

它们产生于自己的本性，请听我告诉你。

一切人的信仰，都符合各自的本性；

人由信仰造成，信仰什么，他是什么。

善性之人祭祀众天神，优性之人祭祀药*、罗刹，

而那些暗性之人，祭祀各种各样的亡灵和鬼怪。

有些人无视经典规定，修炼可怕的苦行，

他们虚伪和自私，充满欲望、激情和暴力。

要知道，他们丧失理智，折磨身体的各种元素，

甚至也折磨身体中的我，他们下定了魔的决心。

一切人喜爱的食物，还有祭祀、苦行和布施，

全都可以分为三种，请听我讲述这种区分。

味美，滋润，结实，增强生命、精力和力量，

促进健康、幸福和快乐，善性之人喜爱的食物，

那些苦、酸、咸、烫和辣，刺嘴的和烧嘴的，

引起痛苦、悲哀和疾病，优性之人喜爱的食物。

那些发馊的和走味的，变质的和腐败的，

残剩的和污秽的，暗性之人喜爱的食物。

按照规定举行祭祀，不期望获取功果，

只认为应该举行祭祀，这是善性之人的祭祀。

举行祭祀，企盼功果，满足虚荣，

你要知道，这是优性之人的祭祀。

不按照规定进行祭祀，不供祭品，不念颂诗，

不付酬金，缺乏信仰，这是暗性之人的祭祀。

敬神，敬老师，敬智者，敬婆罗门，纯洁，

正直，修梵行，不杀生，这是身体的苦行。

言语不激愤，真实、动听而有益，

经常诵习经典，这是言语的苦行。

思想清净而安定，心地纯洁而温和，

控制自己而沉默，这是思想的苦行。

怀着最高的信仰，修习这三种苦行，

不期望获取功果，这称作善性苦行。

企盼礼遇、荣耀和崇敬，怀着虚荣修苦行，

这称作优性苦行，动摇不定，难以持久。

愚昧固执苦行，采取自我折磨的手段，

或者为了毁灭他人，这称作暗性苦行。

在合适的地点时间，布施合适的人，

不求回报，只为布施，这是善性布施。

一心期望回报，或者企盼功果，

勉强进行布施，这是优性布施。

在不合适的地点时间，布施不合适的人，

不按礼节，态度轻慢，这是暗性布施

“唵！那个，真实。”相传是梵的三种标记，

婆罗门、吠陀和祭祀，在古时候因此形成。

因此那些知梵的人，总要念诵“唵”，

按照经典规定，从事祭祀、苦行和布施。

渴望解脱，从事祭祀、苦行和布施，

不求获取功果，只是想着“那个”。

“真实”这个词，用在真性和善性上，

阿周那啊！也用在值得称赞的行动上。

坚信祭祀、苦行和布施，这被称作“真实”，

为此采取的行动，同样也被称作“真实”。

从事祭祀、苦行和布施，而无信仰，阿周那啊！

这是“不真实”，无论现世或死后，都没有价值。

《摩诃婆罗多》之《毗湿摩篇》 第四十章

《薄伽梵歌》第十八章

阿周那说

我想知道，大臂者啊！弃绝和摈弃这两者，

他们各自的真正含义，感官之主黑天啊！

吉祥薄伽梵说

弃绝充满欲望的行动，诗人称之为弃绝；

摈弃一切行动的成果，智者称之为摈弃。

有些智者说行动如同罪恶，应该摈弃，

有些说祭祀、布施和苦行，不应该摈弃。

婆罗多族俊杰啊！请听我对摈弃的论断：

摈弃可以分为三种，人中之虎阿周那啊！

祭祀、布施和苦行，这些行动不应该摈弃，

而应该实行，因为它们是智者的净化手段。

摈弃了执着和成果，这些行动仍应实行，

阿周那啊！这是我的最终想法和结论。

弃绝必要的行动，这样并不合适，

这是暗性之人，由于愚痴而摈弃。

如果惧怕身体劳累，因为痛苦而摈弃行动，

这是优性之人的摈弃，不会获得摈弃的果报。

从事那些必要的行动，认为应该这样做，

而摈弃执着和成果，这是善性之人的摈弃。

聪明的人充满善性，斩断疑惑，实行摈弃，

他不憎恨讨厌的行动，也不执着愉快的行动。

在这世上，没有人能够彻底摈弃行动；

只要摈弃行动成果，他就臂称作摈弃者。

不摈弃者在死后，获得三种行动成果：

称心，不称心或参半，而弃绝者一无所有。

数论原理中讲述，一切行动获得成功，

有五种原因，阿周那啊！请听我告诉你。

基础和行动者，各种各样手段，

各种各样行动，还有第五神明。

一个人从事行动，用身体、语言和思想，

无论行动正确与错误，原因都是这五种。

谁智力不全，把自己看作唯一行动者，

这只能说明他思路不正，缺乏见识。

谁的本性不自私，智慧不受污染，

即使杀了世人，也没杀，不受束缚。

知识、知识对象和知者，是行动的三种驱使者；

手段、行动和行动者，是行动的三种执持者。

知识、行动和行动者，分别在性质数论中，

按照性质分为三种，请听我如实告诉你。

通过它，在一切众生中看到永恒不灭的状态；

在一切可分中看到不可分，这是善性知识。

依据个别性，在一切众生中，阿周那啊！

看到各种各样个别状态，这是优性知识。

盲目执着一种行动，仿佛它就是全部，

浅薄狭隘，毫无意义，这是暗性知识。

不执着，无爱憎，从事必要的行动，

不企求行动成果，这是善性行动。

充满欲望，或者，怀着自私心理，

竭尽全力行动，这是优性行动。

出于愚痴而行动，不顾能力和后果，

不惜破坏和杀害，这是暗性行动。

摆脱执着不自负，勇猛精进有毅力，

成败得失不动摇，这是善性行动者。

热烈渴求行动后果，嗜杀成性，污秽不洁，

贪得无厌，或喜或悲，这是优性行动者。

放荡无羁，骄横，粗野，虚伪，狡诈，

懒惰，拖沓，沮丧，这是暗性行动者。

阿周那啊！请听我分别依据性质，

细说三种智慧，以及三种坚定。

知道活动和停止，什么该做和什么不该做，

恐惧和无畏，束缚和解脱，这是善性智慧。

不能如实地理解合法和非法，

该做和不该做，这是优性智慧。

为痴暗所蒙蔽，视非法为合法，

颠倒一切是非，这是暗性智慧。

坚定不移修瑜伽，控制思想和呼吸，

约束一切感官活动，这是善性坚定。

正法、爱欲和财富，紧紧抓住不放松，

充满执着，渴求成果，这是优性坚定。

头脑愚痴而不能摆脱昏睡、恐惧、

忧恼、沮丧和疯狂，这是暗性坚定。

现在，请听三种幸福，婆罗多族雄牛啊！

通过反复实践，感到快乐，灭寂痛苦。

自我和智慧沉静，开始如同毒药，

结果如同甘露，这是善性幸福。

感官和对象接触，开始如同甘露，

结果如同毒药，这是优性幸福。

昏睡、懒惰和放逸，无论开始和结果，

自我始终困惑不安，这是暗性幸福。

三种产生于原质，没有生物能够摆脱，

这个大地上没有，天国众神中也没有。

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的行动，

按照他们各自本性产生的性质加以区分。

平静、自制和苦行，纯洁、宽容和正直，

智慧、知识和虔诚，是婆罗门本性的行动。

勇敢、威武和坚定，善于战斗，临阵不逃脱，

慷慨布施，大将风度，是刹帝利本性的行动。

耕种、畜牧和经商，是吠舍本性的行动；

以侍侯他人为己任，是首陀罗本性的行动。

热爱各自的工作，人们获得成功，阿周那啊！

怎样热爱自己的工作，获得成功？请听我说。

一切众生都源自它，它遍及所有一切，

用自己的工作侍奉它，就会获得成功。

自己的职责即使不完美，也胜似圆满执行他人职责；

从事自己本性决定的工作，他就不会犯下什么罪过。

即使带有缺陷，也不应该摈弃生来注定的工作，

因为一切行动都带有缺陷，宛如火焰带有烟雾。

无论何处，智慧不执着，控制自己，消除渴望，

通过摈弃成果而获得超越行动的至高成功。

听我扼要地告诉你，怎样像获得成功那样，

获得梵，阿周那啊！梵是智慧的最高境界。

接受纯洁的智慧约束，坚定地控制自己，

摈弃声等等感官对象，抛开热爱和憎恨。

离群索居，节制饮食，控制语言、身体和思想，

专心致志修习禅定瑜伽，永远摈弃世俗欲情。

摆脱自傲、暴力和骄横，消除欲望、愤怒和占有，

毫不自私，内心平静，阿周那啊！就能与梵同一。

与梵同一，自我平静，他不忧伤，不渴望，

平等看待一切众生，达到对我的最高崇拜。

由于这种崇拜，他真正理解我；

由于真正理解我，他直接进入我。

他永远依托我，城市一切行动，

凭我的恩惠，达到永恒不灭境界。

全心全意崇拜我，把一切行动献给我，

努力修习瑜伽智慧，永远思念我吧！

思念我，凭我的恩惠，你将克服一切困难；

如果自私，听不进去，你就会走向毁灭。

你出于自私心理，决定不参加战斗，

这是错误的决定，原质将会约束你。

受到出自自己本性的行动束缚，阿周那啊！

即使你困惑，不愿行动，也将不得不行动。

阿周那啊！自在者居于一切众生心中，

他用幻力转动登上机关的一切众生。

全心全意求他庇护吧！凭他的恩惠，阿周那啊！

你将获得至高的智慧，你将达到至高的居处。

这是最秘密的智慧，我已经告诉你，

你充分考虑后，按照你意愿去做吧！

请再听我的至高的话，一切之中的最高秘密，

因为我十分喜欢你，要指明你的利益所在。

你要思念我，崇拜我，祭祀我，向我敬礼，

我保证你会到达我，因为我十分喜欢你。

摈弃一切法则，以我为唯一庇护；

别忧伤，我会让你摆脱一切罪恶。

不修苦行，不虔诚，不愿听取，忌恨我，

无论何时，你都不能把这些话告诉这些人。

谁在信仰我的人中间，宣讲这个最高秘密，

以我为至高崇拜对象，无疑他将到达我这里。

人类中，没有哪个人，比他更令我喜欢；

大地上，也没有别的比他令我更喜欢。

谁能学习我俩这席合乎正法的对话，

我认为，我会受到他的智慧的祭供。

怀抱信仰，摈弃怨愤，虚心听取，获得解脱，

这样的人就会到达那些行善者的清净世界。

你是否聚精会神，已经听清楚这些话？

你因无知产生的困惑，是否已经消除？

阿周那说

由于你的恩惠，我已经解除困惑，恢复记忆；

我打消疑惑，变得坚定，将按照你的话去做。

全胜说

听了黑天和高尚的阿周那两人之间，

这席奇妙的对话，我高兴得汗毛直竖。

瑜伽之主黑天，亲自讲述瑜伽，国王啊！

我承蒙毗耶娑恩惠，听到这个最高秘密。

黑天和阿周那之间这席奇妙圣洁的对话，

我一遍又一遍回想，一次又一次欢欣鼓舞。

黑天神奇无比的形象，国王啊！令我惊诧，

我一遍又一遍回想，一次又一次欢欣鼓舞。

哪里有瑜伽之主黑天和弓箭手阿周那，我认为，

那里就有吉祥和胜利，就有繁荣和永恒的正义。

［完］

谢选骏指出：人説——薄伽梵歌出自《摩诃婆罗多》之《毗湿摩篇》；《薄伽梵歌》共有十八章，七百颂（小节，也称为诗句）。其中讨论宇宙和人生的各种基本问题：如宇宙论、创造论、存在论、知识论、实践论、瑜伽论、解脱论等问题……作为《摩诃婆罗多》的组成部分，有个逐渐定型的过程。十八章这个数字与《摩诃婆罗多》共有十八篇和婆罗多族大战进行了十八天，想必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寓有黑天崇拜，开创了中古印度教的虔信运动。

我看《薄伽梵歌》，屬於印度教的靈魂，是不分善惡的頌歌，……屬於“前基督教的魔鬼崇拜”。《薄伽梵歌》通過“自在、存在、元素、职责和时间，宣扬无我的行为”等等洗腦環節，不僅把印度人訓練成“爲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人，還明顯影響了尼采以來的“現代歐洲人”，從根本上摧毀了西方文明的規矩——結果這就構成了英國殖民主義的報應。

網文《鸦片战争中印度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報道：   

作为大英帝国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被英国榨取了巨额财富、纺织品和名贵的香料的同时，本土世代相传的手工业也被彻底摧毁。这是印度殖民地最为人所知的一面，但在大英帝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国门享受这场罪恶贸易红利时，印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鸦片的产地。

在鸦片战争前，鸦片已经给中国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还在经济层面导致白银外流，进而引起通货膨胀，使清廷财政枯竭。

这些让中国头疼不已的鸦片大部分来自印度。印度中部即通常所说的马尔瓦地区种植鸦片商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无论葡萄牙人还是荷兰人都没重视中国市场，直到英国人到来。

为了扭转中英之间当时严重的贸易逆差，1770年，占领了孟加拉的东印度公司决定开始在印度种植鸦片，炼制鸦片运往中国，占领了中国市场的90%。

但是东印度公司及后来接管印度殖民地的英国政府并没有垄断鸦片贸易。当时印度的鸦片生产和贸易一直由孟加拉体系和马尔瓦体系两方面组成，前者由英属东印度公司垄断，后者则主要由印度私商参与。

英国殖民者并非不想垄断全部市场，一方面是无法控制所有渠道，另一方面则是要拉拢印度商人。

英国视印度为印度洋地区“中心支配地位国家”，为了巩固这个英帝国东方殖民体系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向亚洲及印度洋沿岸殖民扩张的战略基地，充分利用其丰富资源和雄厚人力，英国加大了力度在印度开展经济、社会建设，扶植、交好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群体，为此甚至不惜放弃、牺牲部分垄断经济利益给印度地方势力分享。印度本土商人在对华经贸来往中日益占据主动地位，也相当广泛地与英商合作开展对华贸易（特别是鸦片贸易）。

许多印度商团被英国殖民当局视为最重要的合作者，《鸦片对华贸易与印度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文指出，印度商人在孟买和加尔各答的鸦片期货中占据重要地位分别19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这导致了鸦片市场的不稳定，可以认为是英国鸦片礼仪的部分转让。

根据1832年的统计，当年从印度西部输入中国的纳税马尔瓦鸦片在1.3万箱以上，约占当年印度鸦片输入中国总量的63%，可见印度商团鸦片输出业的兴旺。

截止19世纪50年代，马尔瓦鸦片贸易的年收益已经高达三千万卢比，占全印度鸦片贸易收益的60%，远超被垄断的孟加拉鸦片。

这些财富除少部分用于满足本社团集团内部的福利与教育外，大部分成为早期创办近代工业的资金，比其他印度实业家集团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鸦片对华贸易与印度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文给出了不少例证，如吉吉博伊利用鸦片贸易起家而在孟买商业界立足后，马上利用所得鸦片利润与孟买等地的欧洲商业公司进行广泛业务联系，在1842年便得到3,000万卢比的纯利润。“塔塔集团”的创始人詹姆斯特吉·塔塔。

正是因为英国人和印度人都在鸦片贸易中攫取了巨大的利益，当中国实行禁烟政策，英国政府就是否开战犹豫不决时，鸦片巨商、怡和洋行创始人威廉·渣甸极力怂恿对华发动战争。这个提议得到了印度商人的呼应，印度加尔各答和孟买给英国政府送请愿书，请愿书里一句话一度成了英国流行语：“用鸦片换来的白银使英属印度地区喜气洋洋！”

最终，如印度财团所愿，中英鸦片战争打响。而孟买也继续着它的繁荣。

谢选骏指出：人説“鸦片战争中印度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我看這裏就有《薄伽梵歌》的邪惡影響在發揮作用。當然，縱容鴉片貿易的滿清韃子首當其衝，但印度和英國的報應也會來到；按照《薄伽梵歌》的虛無主義哲學，現在的西方世界的子孫，果然也縱情於西方祖宗自己播下的毒蟲，并且日趨沉淪了。

【後記、基督的精兵拒絕“海归”】

《利玛窦为何不“海归”？ 》（江岩声 寄自比利时 刊登在 2004 华夏快递 kd040225）報道： 

“海归”是时下网上一个热门话题。“我为什么海归？”，“我为什么不海归？”两军对阵，营垒分明。相比之下，毋庸讳言，“海归”的人显得更加意气风发一些。因为他们的论据都很实在，口惠实至，不需要什么哲学来给自己撑腰；而不“海归”者通常要把其选择弄到形而上，甚至哲学范畴，尼采啦，老庄啦，令人读来，总觉得他们有点言不由衷、力不从心。 

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个人，利玛窦。他的足迹正好和我们相反，我们是中国人，住在西方；他是西方人，却住在中国，而且，一住就是２８年，一直到死，从未“海归”。 

利玛窦为何不“海归”？ 

得从１５８３年说起。对于盛世已过，开始衰落的大明帝国来说，那是个疾风起于青萍之末的年份。在东北，满人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盔甲起兵；在东南，意大利人利玛窦乘一叶扁舟抵达广东肇庆传教。这两人，一个以武略，一个以文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窦自最西航海入中华，仰大明天子之文德，古先王之遗教，卜室岭表，星霜亦屡易矣，今年春时，度岭浮江，抵于金陵，观上国之光，沾沾自喜，以为庶几不负此游也。远览未周，返棹至豫章，停舟南浦，纵目西山，玩奇挹秀，计此地为至人渊薮也，低回留之不能去。” 

这是利玛窦用文言文写下的《交友论》的序言开头一段，用词典雅，章法流畅。一个外国人，飘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着儒服，吃中国饭，说中国话，用方块字写文章，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用时髦的话说，完全融入中国主流／上流社会，凡二十八年，最后死在北京，葬于二里沟，距今已有三百九十四年。 

读到这儿，您或许会打断我，说：“老江，你不要说了，利玛窦在中国生活得很滋润啊，当然不‘海归’啦！” 

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利玛窦在中国二十八年间，并没有合法的居留身份，随时有可能被驱逐出境，所以总是生活在战战兢兢之中，就像今天在外国“黑”下来的华人。在利玛窦那个时代，中国的国力尚属强盛，欧洲人的洋枪洋炮也还没有厉害到无坚不摧的地步，还不敢以武力大规模侵犯中国。葡萄牙在当时是一等海上强国，１５１１年占领马六甲后，曾派舰队到中国广东沿海游弋，还窥视过广州，但终究没敢登陆滋事。其后一些葡萄牙海盗商人勾结倭寇骚扰粤、闽、浙海岸，屡遭明军的严厉打击。当时的明朝实行海禁，没有皇上的特准，外国人不能进入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利玛窦于１５８３年９月１０日从澳门进入广东肇庆时，用现在的话说，实际上就是非法移民。他手里是有一个批文，允许他在肇庆建造住所和教堂，但那是许诺给以重金才从肇庆制台衙门口的一个芝麻小吏那里得来的。制台大人本人可能并不知道，其后大概也受了好处，于是，睁一眼闭一眼。因为没有身份，所以利玛窦经常为居留发愁，每到一地，必得用礼物巴结当地行政长官，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赶走。中国是礼仪之邦，所谓礼仪，在封建社会其实就是当官的排场。给当官的送礼，如果没有门路或者够不上他们的排场的话，人家根本就不理睬，所以送礼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就是因为读到了利玛窦经常为居留而发愁的经历，使我产生了惺惺惜惺惺之感，才把法国神父裴化行写的《利玛窦神父传》上下两册看到底的。我们现在生活在海外的华人，谁个没为居留发过愁？ 

因为没有合法居留，利玛窦不得不经常逐居留地而迁徙。漂泊途中，他面临过数次生命危险。一次是在赣江，风大翻船。利玛窦记叙道：“我们沉入江底，我的脚已经碰到了沙子，只能祈求我主保佑，也感到能死在这次旅途中无比快慰。忽然，发现手底下有一束缆绳，赶紧抓住，拼命挣扎出水面，当然已经喝了一肚子水。接着，我跨上一段漂浮着的木头，同时也抓住散落在其他漂浮物中间的我的文具匣和衣箱加以利用，水流把底朝天的船冲了过来，我使劲爬了上去；接着，在人们的帮助下，我同许多人一起划到了岸边。” 

中国是文明古国，有自己的宗教，释道儒。利玛窦在中国传播基督教，采取的策略是排佛贬道补儒，因而就经常和驻地附近的道佛两家僧侣发生冲突，有一次差点儿送命。那是利玛窦在韶州传教的时候，住所附近有座寺庙，里面的和尚论教说不过利玛窦，就挑动老百姓手执火把、梭镖、斧头，乘夜攻打教会。利玛窦和教友们抵挡不过，只好跳窗逃命，跳窗时利玛窦葳了脚，很长时间后才痊愈。这种事件并不是孤立的，利玛窦在写给上级的信中这样写道：“敌人对我们的居留地仍然恐惧万分，千方百计要把我们赶出他统治的王国。我觉得，没有一年不发生事端，甚至有重大危险的，往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他传教团写的报告都是建树，收获的果实，而我们只能讲述烦恼和行善受阻。” 

别看在利玛窦传教顺利时期，整日里高朋满座，门前车水马龙，其实他内心深处是很寂寞的。利玛窦写道：“我们在这个国家，就像是自愿流放，不仅远离我们的亲人：父母、兄弟和亲戚，而且远离基督教民族和我们的祖国。所到之处，我们经常十几、二十年见不到一个欧洲人。”我想，我们每一个生活在外国的人，对于这种因为长期不能和与自己同文同种的人交流而产生的寂寞，都会有刻骨铭心的体会的。 

利玛窦笔下的“远离”不是我们今天的概念。他的“远离”比今天的月球和火星还要遥远，可以说是生离死别。那个时候从中国往欧洲写信，要等待数年才能接到回信。例如一个友人在１５９３年写给利玛窦的一封信里说收到了他写于１５８６年的信，而利玛窦要等到１５９５年才收到这位友人写于１５９３年的信。也就是说，这两封信的一来一往，费时竟达九年！ 

路途这样遥远，时间这样长久，为了保险起见，利玛窦每次写信都写成双份，分别从葡属印度（第一条路线）和菲律宾列岛（第二条路线）发送。可是，这些书简许多还是在途中丢失，或者由于疏忽，或者由于海难，或者由于海盗，尤其是英国海盗，他们特别嫉恨从印度回程的满载船只。以至于，在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中，利玛窦这样写道：“听母亲说她常上我们的教堂，不知道您是否也是这样。我看您靠拢上帝的时刻来到了，所剩时日已经不多了，愿上帝保佑我们都重逢于天堂！我不知道，这封信您将在哪里收到，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 

路途实在太遥远了，时间太长久了，危险太大了，旅费或许太昂贵了－－当时的教士应该是没有工资的。我想我们或许已经比较接近问题的答案了：利玛窦不“海归”，是他不能。 

可是，古人说，有志者事竟成，ｖｏｕｌｏｉｒ，ｃ’ｅｓｔｐｏｕｖｏｉｒ。利玛窦如果铁了心要走的话，谁也拦不住他。海路难，总还有丝绸之路，可以“路归”呀。利玛窦不“海归”，可能还是因为他不是那么愿意，或者说不忍心半途而废。 

利玛窦生于１５５２年１０月６日，意大利马尔凯省马切拉塔城。父亲是一个药店老板。利玛窦自小就不顾父亲的反对，决心献身基督，进入本城的耶稣会学校学习。十六岁到罗马学习法律，同时在耶稣会主办的学校继续学习哲学和神学，师从著名数学家学习天算。十五、十六世纪正值新航路开辟、地理大发现的世纪，各基督教团体也急欲使亚洲等地区成为新兴的“福音”之地，因此组团招募人员到远东传教，利玛窦自愿加入耶稣会前往印度传教。１５７７年５月１８日离开罗马前往葡萄牙。次年３月２９日，离开葡萄牙里斯本，９月１３日抵达印度果阿。１５８２年８月７日抵达澳门并且开始学习中文。１５８３年９月１０日抵达肇庆，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国。 

利玛窦是把传播基督福音当作毕生的事业的，他在中国传教走的是上层路线，取得了在当时的罗马教廷看来是非凡的成绩。利玛窦生前被任命为中国区耶稣会会长，死后他的像被刻在了梵蒂冈圣徒长廊的巨石上。利玛窦传教的最终目标是走近皇上，使皇上受洗，从而带领整个中华帝国皈依基督，就像公元３２３年君士坦丁大帝登位后皈依基督，然后整个罗马帝国都皈依基督那样。１６１０年５月９日，利玛窦卧于病榻之上，生命只剩下两天，已经开始出现谵妄了，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中国已皈依我主，皇上受了洗。” 

然而，皇上没有受洗。皇上只是喜欢利玛窦献上的自鸣钟，还有利玛窦亲手绘制的世界地图。皇上得了精神抑郁症，躲在后宫里，不问朝政，连皇家的儒学廷筵都厌烦了。但是，皇上却没忘记颁旨把传教士全部驱逐出境（实际上只有一部分教士被赶了出去，另一些被解往澳门，还有一些躲了起来）。那是利玛窦去世八年之后，万历四十六年间的事情。 

清康熙四十四年和五十八年，因为“礼仪之争”，两次驱逐罗马教皇使团，重申传教必须遵从“利玛窦规矩”，后来又御笔朱批：“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 

清雍正元年，诏令严禁传教，西洋人除在京者外，概遣赴澳门，天主堂改为公所。 

清乾隆年间继续禁教。 

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拥有一技之长的传教士退出历局，标志着自利玛窦开始的历时二百年五十五年的中西文化和平交流的终结。西学被整个社会（包括帝王在内）置于被遗忘的角落。遗忘得如此干净，以至于像林则徐这样开明的朝廷重臣对洋人使用刀叉吃饭还会感到惊奇。 

两年以后，爆发了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割地，被迫开放通商口岸。教士们跟在西方列强的炮舰后面趾高气扬地重返中国。这回，是他们把“利玛窦规矩”置于脑后勺了，从而在许多地方激化了和老百姓的矛盾。 

清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在太上皇－－皇上的皇上—的默许下，并得清军的配合，围攻教堂，杀戳教士和教民。其后的八国联军武装干涉，给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 

其实，在中国这样一个和欧洲同样广阔的国土上，即使皇上受了洗，又能怎样？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一统神州天下的蒋介石－－中国事实上的一代皇上—不是受了洗吗？又如何呢？中国没有皈依“我主”，而是在３０年后皈依了另一个“泰西大儒”－－马克思。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共产党取缔了一切西方教会，因为“一切宗教都是鸦片”。以至于到了２１世纪的今天，像北京市政府批准新建两座天主教堂这样的事情，仍然是重要的新闻。 

以利玛窦之伟大，或许对这一切早有预感，因为他说过，在中国“有三大教派，每一教派又分为九派。谁都可任选其中之一，正因为学说太多，谁也不真正属于任一教派。这就说明何以他们没有拯救灵魂的观念，或者，即使稍有考虑，也是模模糊糊，使人觉得对于今生之人是极不重要的事情。实际上，这种偶像崇拜很像莱恩湖三首蟒怪，斩去一头，又生三头。” 

“现今最普遍的看法是：三教（释，道，儒）合一，一个人可以同时属于三教。这就是自以为最智者的看法。在这一点上，他们既是自欺，也奇特的欺人。他们设想，宗教方面越多样化，对国家就越有利。适得其反，因为，自称信奉一切宗教，结果是无所信奉，既然对任一宗教都不真诚执着。就因为这个缘故，一部分人天真无邪地承认无宗教信仰，另一部分人因虚伪的轻信而自欺，而全民的绝大多数人就浸沉于无神论。” 

我猜想，利玛窦为传教而鞠躬尽瘁，身为会长处理各种烦不胜烦的杂事的同时，心底里一定是有着深切的悲哀的。当他预感到大限来临的时候，一再地说：“我的神父们，我考虑主要用什么办法在中国人中间推进基督教信仰，发现最好莫过于我死去！” 

他的愿望实现了，他彻底皈依了中国的土地，万历皇帝特别恩准的一块坟茔地，北京二里沟，一个太监的私人地产。墓地虽小，意义巨大。因为利玛窦终于得到了皇上的承认，承认他在中国二十八年的居留为合法。朝廷讨论的时候，有大臣反对，说是没有先例，从来没有一个外国人曾经得到这样的承认。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叶向高答道：“自古来华洋人中，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乎？毋论其它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 

为什么？因为，从《几何原本》里，明清两代最有创见的士大夫发现的，不仅仅是勾股定理的证明或者如何计算圆的面积，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本民族哲学最大的缺点，即思维方式。正如梁启超后在评论１９１７年以前中国三百年学术史时所说：“综合准确而清晰，心智得以飘忽自如，徐缓由此真理达至彼真理；完整展开学说，至为严谨，无疏漏，亦无顿挫。或有飞翔于高空之数学家以为此一著作（《几何原本》）过于鄙陋，但简单明了恰是其所长：人人均可得识。” 

我们终于到达了问题的答案的核心：好奇心。 

我相信，从根本上讲，不是不能“海归”，也不是耶稣会会长的帽子，而是好奇心使得利玛窦能在中国盘桓终生，一如他自己在《交友论》序言中所写的那样：“计此地为至人渊薮也，低回留之不能去。”一语成谶，他终于没有去。 

利玛窦是那种既有大聪明，也有小聪明，而且两种聪明都达极致的人。他喜欢思辨，喜欢形而上，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到处都有喜欢这两样东西的士大夫。他和他们争辩，整日整夜地争辩；他把士大夫们的论点、论据写在牌子上，编上号，然后一个一个地驳斥；他让士大夫们终于明白了西方逻辑学三段论的威力。他的手极巧，可以制作出精美的地球仪、天球仪、日晷、三棱镜、自鸣钟，绘制世界地图—而且将中国置于中央。顺便说一句，“地球”这个词源于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他就是以这些东西叩开了朝廷命臣的大门的，从而得以延续居留。利玛窦的记性极好，任给一些毫无次序的汉字，他只须看上一遍，就能倒背如流。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转折点是南昌。在那里，他出版了西方人写的第一部汉语著作，《交友论》。许多人到他寓所听传教，更多的人慕名前去讨教过目不忘的本领—为了中举。 

如果说是马可·波罗第一次让西方人知道了中国的存在，那么是利玛窦第一次让西方人认识了中国：它的制度，它的文化，它的智慧，它的人民。利玛窦将《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译成拉丁文，传往西方。临终前几个月，写完了《札记》，其中除了记叙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以外，还以大量的篇幅记录了中华帝国当时的地理、物产、风俗、民情。利玛窦的纪录比徐霞客还要早五十年。１６１６年，《札记》出版，在西方思想界引起一场革命。 

利玛窦的好奇心在中国一定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不然的话，他写不出前面所引的《交友论》里那样满怀激情和信心的序言。从１５９５年起，十五年间，利玛窦写下２２本中文书籍，与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和《测量法义》，与李之藻合译了《同文算指》。可以这么说，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始自利玛窦；现代汉语语言学和语文学的源头也在利玛窦。 

利玛窦对于我们自诩为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有他自己的看法：“我们可以说，只有数学才得以研究，而中国所知有限的数学还没有基础，因为他们是得之于阿拉伯人的，而且只有皇帝的数学家才传之子孙；他们勉强才懂得预报日月蚀，预报还有许多错误。他们都致力于观测星象，其实根本不可靠，甚至完全谬误。他们不知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也不知辩证法（利玛窦当时没有读过墨子）；至于医学，那主要还是采集草药和经验处方；民法极不发达，司法全凭法庭一时的兴致。所以，他们的学术无非是写一篇典雅华丽的文章，勉强相当于我们的人文科学或修辞学，甚至不等于使用论证或以辩证法为前提的修辞学。” 

正是在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深厚，但是思想观念停滞不前，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民族里，利玛窦找到了他最喜欢做的事情－－文化交流，他在１７世纪的中国撒下了文艺复兴的无数种子。史学家们说，利玛窦做这些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传教。是的，但一定不全是。因为我没法想象，一个外国人，可以经年累月，枯灯苦坐，皓首穷经，钻研“之乎者也”。中国的读书人，有功名可以博取，有官爵可以仰望，有十万雪花银可以觊觎，有如此多的好处，尚且需要头悬梁、锥刺股；而一个不能参加科举，不能入仕的外国人，－－他一定是喜欢做这样的事情。 

《利玛窦神父传》里没有只字片语提到利玛窦在中国２８年里都吃些什么，也没记载有面包师跟着他到处迁徙。他肯定没有那条件，所以我猜想，他只能入乡随俗，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二十八年吃下来，利玛窦的食谱一定相当南北混杂，他喜欢吃的可能有生猛海鲜、爆炒牛河、元宵、桂花莲子羹、糍粑、阳春面、饺子、包子、馒头、粉皮、灌肠、炸酱面。二十八年住下来，他一定喜欢上了睡火炕，穿长袍，拱手作揖……当然，也有他不喜欢的，例如北京的风沙，频繁的战乱和灾祸。 

因为，中国有他这么多喜欢和不喜欢的东西，所以，利玛窦不“海归”。 

本文资料来源： 

《利玛窦神父传》，裴化行（法国神父），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年

《基督教与明末儒学》，孙尚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先秦儒学》，钱逊，１９９１年

《万历十五年》，黄仁宇，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

以及一些网上找来的文章，恕不能在此一一列举

谢选骏指出：人問——利玛窦为何不“海归”？我看——上文的作者或許不知，關鍵不是所謂的“好奇心”；而是“基督的精兵一往無前”！

《利瑪竇寫給父親的信》說——

“如果不是太麻煩，請告訴我，家人過得怎樣，還有你是否還活著”：

四百年前的耶穌1593年，十六世紀末，世界交通已經稱得上頻繁，但絕對算不上安全可靠。與利瑪竇一起到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為了保險起見，每封寄回歐洲的書信都會抄寫兩份，分由不同的船運路途寄送。順利的話，從寄出一封信到收到回音，大約要等六、七年。但順利並非常態，經常書信不是掉在世界的某個角落了，就是等信終於送到時，早已物換星移、人事全非。

利瑪竇1578年搭船離開歐洲，1582年到達澳門。每隔一段時間，利瑪竇就往家裡寫信，但他最後一次接到父親的的信遠在離開歐洲的五年前，到1593年時已經有二十年了。1593年的信依舊沒有任何回音，但三年後從家鄉來的好友告訴利瑪竇，他的父親早死了。利瑪竇聽說以後默默地作了幾次彌撒以紀念父親。又過了將近十年，新來的朋友帶來可靠的消息，確認他的父親並沒有死。利瑪竇欣喜若狂，高興的寫了封長信，對父親報告所有他到中國以來的成就，在信尾他說：「我其實並不曉得這封信會在地球還是天國到達你的手上：但無論如何此刻我想寫信給你。」

的確，這封信送到利瑪竇的家鄉時，他的父親真的已經死了，而且來不及等到確實無誤的死訊傳到中國，利瑪竇也死了。

谢选骏指出：《利瑪竇寫給父親的信》真的觸動了我的内心——我被他所體現的基督精神打動了，并且決定要像他那樣奉獻自己的生命給上帝。

網文《耶穌會修士──利瑪竇》報道：

利瑪竇，一五五二年生於歐洲義大利中部的瑪柴拉達城。這座城建築在一個小山上，一百多年前算是一個有名的城市。城內駐有教皇國的行政長官，並有高等法院和錢幣鑄造廠。

早在一二九〇年，就成立了一所專科學校，並在一五四〇年成為正式的大學。經過幾百年後的今天，義大利到處都是新興的工商業城市，瑪柴拉達城就成為一座舊式的省會，但人民仍保存著古代簡樸誠實的遺風。

利瑪竇的父親名叫若翰，是位醫生，曾經做過教皇國的市長和省長，他一共有十二個孩子，利瑪竇是長子。利瑪竇年少時，身體強健，金髮碧眼，性情活潑，很得父母及親友的喜愛。

在幼年，他就跟著城里的一位神父讀書，由於生性聰明，記憶力甚強，讀過的書，很快就能背誦下來，所以老師非常疼愛他。在他開始唸書不久，這位神父老師入了耶穌會，瑪竇只好在家里自己讀。當他九歲時，耶穌會在瑪柴拉達城創辦了一所學校，瑪竇進入。他非常努力，進步很快。十六歲即讀完了中學。

這時他的父親，已做了省長。他對長子，抱著很大的期望，希望這個兒子，將來能繼承他的官職，光耀門楣。由於在京城，可以認識許多權貴，將來在工作上可得人保薦，所以他父親把他送到羅馬某大學讀法律。

他剛到羅馬時，人地生疏，所幸離家前，瑪柴拉達的老師們給他寫了一些介紹信，介紹他認識在羅馬的耶穌會士，使他在休閒的時候，能多一個去處。利瑪竇在課餘之暇，常去拜訪那些耶穌會士，並且也參加耶穌會士所創立的聖母會。

在和耶穌會士的來往中，利瑪竇的內心慢慢起了變化，他覺得人生如果只為追求世俗的名利，實在太庸俗了。羅馬法的條文和耶穌會會祖聖依納爵的神操書相比較，前者使人向地，後者卻使人升天。他似乎也聽到天上有一個聲音，招呼他的心靈向上高飛。

一五七一年八月十五日，聖母升天節，利瑪竇去拜見耶穌會的總會長。那時恰好總會長不在，代理神父納達爾出來接見。利瑪竇向他說明自己的願望，請求准許入會，由於他的意向純正，納達爾神父就收錄了他。

當他的父親聽說兒子入了耶穌會，非常生氣，立刻就前往羅馬，準備找到他，好好訓斥一番，命令他退出耶穌會，繼續大學未完的課程。不料車子走到中途，若翰突然中暑，不得已只好打道回府。利瑪竇的母親就趁這個機會勸告丈夫這可能是天主的聖意，不要違背，讓兒子專心修道。

一五七二年五月利瑪竇被派到佛羅倫斯小住，九月回到羅馬，在耶穌會的羅馬學院開始讀神哲學。利瑪賓一面讀書，一面遙想未來的工作：是在義大利教書呢？還是到南美洲去傳教呢？或是到遙遠的印度或日本？他既然已發了服從的誓願，就不能自己決定工作的方向，一切都由長上按修會的需要來安排。

但是中國，他一定沒有想到過，因為那時明朝採取閉關自守的政策，耶穌會聖人方濟各沙勿略就是面向中國憂鬱而去世的。後來的耶穌會士，也沒有一個人能突破這個障礙。天主的聖意卻是要這個青年人做他從來沒有想到要做的事。

當利瑪竇在羅馬學院讀神學時，葡萄牙在印度傳教的代理人到羅馬，向耶穌會總會長要求派遣更多的傳教士到印度。耶穌會總會長答應派遣會士，繼續沙勿略的工作。一五七七年五月，總會長派遣四位傳教土從羅馬到里斯本，其中包括利瑪竇修士和羅明堅神父。

羅明堅神父是義大利中南部人，比利瑪竇大九歲，是拿波里大學的法學博士。後來他帶領利瑪竇進入中國。

利瑪竇離開義大利時才二十五歲，還沒有祝聖為神父。他也沒有來得及回家向親人辭行就上路了。這次到東方傳教將是一去不復返，將來自己身處何方，也不可預知。但他欣然動身，而且誠心感謝天主。能到東方傳播福音，實在是天主所賞賜的最大恩典。

利瑪竇的生活，就如耶穌給民眾最後的演講一樣：「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結出許多子粒來。」他的生命培育出近代中國教會的苗芽，也給教會的傳揚福音，指出一個新的方針。

谢选骏指出：人説“耶穌會修士──利瑪竇”，我看這只是世俗的、“組織上的”看法，以爲利瑪竇屬於耶穌會；而我以爲，那不是人力可爲，而是落實了十字架的精神！

利玛窦——基督的精兵一往無前。

從世界的眼光看，利玛窦的父母該是多麽悲催，臨別都沒有能夠見上兒子一面；但從上帝的永恆來看，她他們應該欣慰，因爲正是利瑪竇讓他的家人也能因此而不朽——基督的精兵一往無前！利玛窦拒絕“海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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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硅基时代第五十八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58

2000年代筆記

Notes of the 2000s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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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第一版

October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58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