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321卷 性&爱 Characteristic&Love

 硅基时代第二十一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21

性&爱

Characteristic&Love

2024年8月第一版

August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21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21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这里的“性”不仅是“性爱”的意思，而是包括了“属性”、“特性”、“性质”、“性格”等多重含义。这里的“爱”不仅是“性爱”的意思，也包括了各种含义的偏爱。

Executive summary

The "Characteristic" here does not only mean "sexual love", but also includes multiple meanings such as "attribute", "characteristic", "nature", "character", etc. The "love" here does not only mean "sexual love", but also includes preferences of various meanings.

（另起一页）

【目录】

01、思想主权体现为“法的不可能性”

02、“嘀嘀”是系统性崩溃的演习

03、“共同富裕”违背人性

04、“私人革命”能够抗击暴政专横吗

05、“退伍军人”和“花花公子”在“终极死亡”的链接

06、“中国男人”为何是个侮辱性的称呼

07、《纽约时报》故意混淆性别渔利

08、爱是来自上帝还是来自兽性

09、拜登是个双性恋

10、川普的开创性工作——终身监禁的美国前总统

11、川普是个贪腐成性的凯子

12、从属地位使得女性疼痛

13、大东亚战争的双重性

14、丹麦人生性残暴

15、盗来的正能量是奴性的标配

16、多数白人女性喜欢性骚扰

17、恶性通膨是消灭主权国家的必要步骤

18、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与恩格斯涉嫌性剥削年轻男子

19、菲律宾总统报复老妈被毛泽东性骚

20、港奴排队北上 领取慢性毒药

21、供奉马列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白人主义——亚裔女性为何热捧川普

22、社会契约是一个伪命题

23、共产共妻就是“食色性也”

24、狗仗局势的性骚扰者

25、黑暗可以揭示人的本性

26、猴痘集中在男同性恋和双性恋者人群中

27、皇帝制度彻底败坏了中国的人性

28、黄金的另面毒性是人性的体现

29、教育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罪恶

30、军民鱼水情——保安队长，和被他性侵的老妇人

31、康威女士是个隐蔽的男人

32、科学理性把人逼入南极大陆

33、李银河黑寡妇的幸福感来自同性恋

34、鲁迅爱好同性恋

35、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如何给性交做广告

36、马斯克的非洲特性暴露无遗

37、毛妻妾们算不算知识女性

38、毛泽东和宋庆龄的姐弟性关系

39、没有性侵就没有诺贝尔奖

40、美国人为何不懂“原版中国”？因为不读书不思考没记性

41、密宗是野性的残留

42、南非暴乱和黑命贵抢劫显示了黑人的部落性格

43、女版司马南的党性是奴性还是保护色

44、女性的战略随着处境改变了

45、女性继承权改变了社会

46、女性为何比男性更加勇敢

47、女性主义会带来一个打砸抢的社会

48、培养奴性的鸡汤文

49、普京学习毛泽东——因为性嫉妒而杀人

50、人民群众都是坏人——极权主义体现人性之恶

51、人民性政治性就是把人民当作党的性工具

52、任何制度都控制不住人性的贪婪

53、日本社会为何宽容性犯罪

54、如何解决“最高法院失去正当性”的问题

55、尚武成性的最高法院还嫌美国杀戮不够

56、死性不改的瘟疫大众

57、苏联违背人性，越努力越输

58、同性恋的鼹鼠生活逼出了达芬奇的天才

59、同性恋有助于英国“君臣团结如一人”

60、偷不着的性爱才是最好的

61、外交关系与两性关系——匈牙利是个流氓国家

62、为何说“孔子奴性深”

63、我看劫匪的两难性

64、武汉病毒正在帮助人类恢复生物多样性

65、相亲大会就像是性交易赶集

66、性犯罪真能让人成为美国英雄

67、性解放运动带来了全球瘟疫——延安文艺

68、性侵案件中的女性责任

69、性侵女童的13岁男孩属于红几代

70、性骚扰就是压迫，性侵就是仗势欺人

71、性学大师张之洞——张开慈禧洞

72、疫苗无罪，罪在人性

73、英语是同性恋和乱伦分子的温床

74、有力气就会任性

75、正当性不过是为了维持力量平衡

76、中共要的不是领土而是政权的合法性

77、中美两国的“钱串子”特性

78、种族灭绝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79、种族与文明的一致性不可忽略

80、众议员、高学历、犹太人、同性恋、共和党五毒俱全，都是假的

81、爱尔兰和意大利为何袒护强奸犯

82、爱新觉罗是狗娘养的——应该绝种才对

83、爱因斯坦的愚蠢无限

84、爱因斯坦是个老巫婆吗

85、巴黎人为何热爱老鼠

86、柏拉图式的爱情荷花也是出自污泥

87、暴君最热爱自由——所以专制独裁都无法持久

88、读者热爱假书畅销犹如家书

89、废垃大众酷爱他人的悲剧

90、量子纠缠绞死了爱因斯坦

91、林昭死于错爱

92、民主与独裁都爱搞暗杀

93、尼安德特人与欧洲吸血鬼的起源

94、热爱色情网站的中国共产党

95、热爱艺术还是热爱艺术品

96、人工授精制造谷爱凌

97、死刑是爱的体现

98、政府的爱国主义与人民的民族主义

99、忠君不爱国，爱国不忠君

100、专制的死结就在于——独裁者热爱自由

附录1、创造历史的往往湮灭于历史

附录2、文明不是战胜野蛮而是腐蚀野蛮

附录3、瘟疫促进了学术发展

附录4、资本主义并不存在

附录5、左派右派都是坏蛋

（另起一页）

【01、思想主权体现为“法的不可能性”】

《论法治的不可能性》（T.A.O.恩迪科特 摘自：《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3期）报道：

 

一、导言

法治只是一种理想，它从未被哪个社会完全实现过。法治的首要条件是政府官员遵守法律，但官员们可能并不这般行事，而在大型社会中，情况或许还要糟糕。由于官员们都程度不一地背离法律，社会就难以实现法治这一目标。也许压根就没有哪个社会曾非常逼近过这一目标。因为人们并不总是遵守规则。

我将论证这就是法治难以实现的惟一原由。这种主张看起来和法的模糊性看法相抵牾，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模糊性必然会导致专制统治。如果专制统治因为法的模糊性而变得不可避免，那么法治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变得不可企及——而不是因为不忠实于法律的原由。

为了避开这一结论，需要对法治这一理想重新进行阐释。或许是因为人类社会从未十分逼近过这一理想，关于法治怎样才算完全实现的讨论几近空白。不过这个问题是把握法治理想的前提，而尝试予以回答的话，就会面临一些未曾探讨过的疑问。虽然法哲学家们对法治所拥有的具体美德进行过争论，但就实现法治理想的一些要件已达到了共识，即法律必须公开、明确、一致、可预期和稳定；立法和行政行为必须遵循法律及其品性；必须有法院推行法治。（注：参见富勒（Lon Fuller）的《法律的道德之维》（1969年第2版）第2章；拉兹（Joseph Raz）在《法律的权威性》（1979年版）第214　—218页所列的、源自富勒的几条法治原则；以及其菲尼斯的《自然法与自然权利》（19　80年版）第270—271页。）一如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所言，贯穿于这些要件的一条　原则是：“法律对国民的行为必须能起到指引作用。”（注：拉兹（Joseph Raz）在《法律的权威性》（1979年版），第214页。）倘若法律完全不符合这些要件，就根本称不上是　法律。而且从法律的角度看，一个法律体系如果缺乏这些要件，就是有缺陷的。用约翰·菲尼斯（John Finnis）的话来说，一个法律体系必须具备这些要件才能“处于法律上　的完美状态”。（注：参见菲尼斯的《自然法与自然权利》（1980年版），第270页。）文　章关于法治理想的三项疑问的讨论，将会支持这一新阐释。

二、法治理想的内容

当一个社会生活是由法律统治时，可以认为它已经实现了法治这一理想。因此法治与无政府状态相对立，在后种状态中，社会生活无章可循。（注：在此我将法律视为社会事务的某种状态，而不仅仅是法律的一系列特征。就此而言，撇开法律的内容不说，即使“法治的要件”得到满足，也不一定能够实现法治；只有当社会生活是受法律统治时　，才能实现法治。需要指出的是，我并未将法治视为一个“独立的”理想，即对某些特定的权利加以保护。参见克雷格在《形式的与实质的法治观：一个分析性框架》一文中所做的探讨。在此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使得法治和良法之治之间的区分显得很有必要。　）法治也与专制统治相对立。亚里士多德因而认为比较人治而言，法律的统治是一种较　好的治理模式。（注：《政治学》第3卷第16节，1287a19.）

专制统治是非理性统治的具体形式。它排斥了理性的约束，通常只执行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专制统治的一个手段就是完全废弃法律。而更为常见的是虽然留有一个法律体系，但不是将它束之高阁，就是置若罔闻，或者为了统治的便利就践踏法治的基本要件。

人们一般认为，当一种统治全部或部分具备如下三个特征时，就属“专制”统治：

1.当统治者的意志行使不受任何约束时——如独裁政治，该统治就是专制；

2.当统治者不以相同方式处理相似案，即政府对人民出尔反尔，该统治就是专制统治；（注：请比较罗尔斯（John Rawls）：“法治…包含类似案件类似处理这一准则。假如这一准则得不到遵守，人们就不能够通过规则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正义论》（1971年版），第237页。）

3.当统治者的行为不可预期时——不告知人民所处的地位，也不告知人民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该统治就是专制统治。

统治一旦缺乏制约、连续性和确定性，就会趋于专制。就此而言，法治似乎是与专制统治相对立的，因为它能提供制约、连续性和确定性。不过，我将在第三部分中指出，　有正当理由认为具有上述三项特征的统治是难以避免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因为法治既　需要又反对专制统治，从而使得法治理想失去了连贯性？

我并不认为法治理想存在着内部矛盾，相反，我认为缺乏制约、一致性和确定性通常并不必然意味着专制，也不具有贬损之意（出于便利，我还是称呼这三个特征为“专制统治在第一层次上的三种含义”）。我将论证一个法律体系未能完全实现对官员的制约　、彻底的一致性和绝对的可预测性，并不是一件彻头彻尾的坏事。相反，应当看到这种　认识还有文章可做：它需要对一般意义上的、贬义的“专制”做出解释。因此需要设定　“专制”的第四种含义——一种与法治完全相对立的含义，我将尝试着对其予以解释。

4.统治行为一旦背离了法律的理性，就是专制统治。

对缺少制约及非一致性状态与法治进行调和，很显然已成为一种要求：统治者可以（实际上也是）通过法律来实现其意志。法治的形式性制约对统治者的意志来说，可能起不到多大的实质性作用。故政府实际上可以让统治者的意志通行无阻，同时遵行法律的统治。并且一个遵从法治的法律体系，可能只是在狭义上对类似案件进行类似处理——以同样的法律适用方式对待那些相似案件。法律可能给予公民受到专制对待的确定性。

于是，我们对法治理想的内容产生了如下困惑：看起来是要实现制约，又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缺乏制约的状态。如果我们认为对统治者缺乏制约必然与法治理想相对立的话，这个困惑就无法得到解答。但是通过把法治看成是在技术上与专制统治相对立，就可以解答这个疑问。但这并不意味两者间的对抗是无关紧要的，而是指法治是一种对抗专制——第一层次三种含义上的专制——的技术。制定法律同样是统治者实现其意志的一种技术（它也可以成为一种破坏一致性的技术）。不过还有更令人困惑的事情，譬如说做出承诺既是实现个人意志的一种方法，也是对自身意志的一种约束。如果我们认为统治者有可能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忽视一项法律，而该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却又符合统治者的利益，那么困惑就会自行消散。

三、模糊性和专制统治

模糊性看来提出了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法律的模糊会不可避免地招致前三种含义上　的专制统治。如果法律本身是模糊的话，有时就需要法官去决断那些法律未曾提供解决　办法的争端。（注：我假设这一需要商榷的主张是正确的，并坚持在“模糊性与法律理　论”一文中所持的观点，载《法律理论》1997年第3期，总第37卷。）在这些争端中，法　律无法制约法官的个人意志。因此法律处于模糊状态时，法院就不可能始终对类似案件　进行类似处理。因此模糊的法律在某些案件中丧失了确定性。

这些主张似乎很极端。它们无疑与各种社会中法律人的意识形态相抵触。我们认为法官工作的核心及精神，是适用法律并对类似案件进行类似处理。但是，如果事情并非总是如此的话，法治就可能因为语言的模糊性而变得不可企及。一个不现实的理想从最乐观的角度看似乎很罗曼蒂克，但从最悲观的角度看就显得荒谬绝伦。

注意这一主张：在某一社会中，被告人享有在“一段合理的时期内”要求审判的法律权利，但是因为“一段合理的时期内”所具有的模糊性，针对具体被告人的谋杀指控进行合法审问的那一天可能遥遥无期。请注意这种主张的类型：它是法律的一种坦白，其结果是对法院需要予以回答的问题，法律并没有做出规定。假设有这样一批被告人，他们的案子完全相同——除了每个被告人之间都是相隔一天受到起诉。假如第一个被告人在一个明显合理的时期内受到起诉，而对这批被告人中的最后一名的起诉，明显受到了不合理的延误（如果是这样的话，法庭会取消对该被告的指控）。那么在每个案子中，法庭都只有两个选择：同意起诉或者是取消指控。假如在该案件中任何两个相邻的被告人，在法律上都处于相同的情势，就不会有被告人因为时间的延误而被取消指控。但如果第一个被告人合法地受到了起诉，而最后一个却没有，那么对一些相邻的被告人来说，，法庭必须允许对某一方提起诉讼，而取消对另一方的指控。对于这个问题，法庭即使　将正义、公共利益或者个人利益等因素考虑进来，也不能予以解决。

假如法庭权衡之后不得不对最后那位被告人进行审判，法庭也不可能依据法律来决断　全部案子——某些案子的判决可能是行使自由意志的结果。当决定在一批被告人中最后　起诉哪一个时，除了抛硬币外，法庭可能再也想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了。抛硬币（即使　秘密进行）通常是一项招致非议的司法技术，但在这种情势下，就应另当别论——因为　法庭没有其他更好的技术来获得合适结果。另外，法庭将不得不对类似案情的当事人做　出相对立的处理。最后，判决结果也将变得不可预期，因为一些被告人没法得知法庭会　判定他是有罪还是无罪。就第一层次三种含义上的“专制统治”而言，某些案件的判决　是专制统治的行为所使。

于是，当法律以一种模糊的语言形式出现时，就会导致一定程度的第一层次三种意义上的专制统治。如果将它视为一个问题，那么这将是一个相当宽泛的问题——因为模糊　的语言是一项普遍的立法技巧。立法者频繁使用一些极模糊的术语。举例说，“骚扰”　这个多义词，在《欧洲人权法案（ECHR）》的第2条中对日常权利作了限制。第3条中的“　拷问”也是如此。对使用“一段合理的时期内”语句所引发的问题，我们同样可以通过　欧洲人权法案中的这些词语——以及其他更多的词语，予以举例说明。

我们可以使得如下主张更有说服力：模糊性的语言并不会从法律中消失，因此第一层　次三种意义上的专制统治势难根除。模糊性的不可消除性似乎显而易见，但是还有必要　指出支持这一结论的几个理由。

许多法律标准可以制定得更精确一些。《欧洲人权法案》第6条规定了刑事被告人享有的在“一段合理时期内”获得审判的权利，“及时”获悉指控内容的权利，以及有“充足的”时间准备辩护的权利。这些模糊的标准都可以换成具体的时间限制。当然也存在不采取那些精确标准的理由：如果我们择定的具体时间限制对追诉入店行窃案来说是适宜的，那么对追诉股票市场的欺诈案而言，就显得捉襟见肘了；而一个适宜于追诉股票欺诈案的具体时间限制，对入店行窃案来说又太长了。针对不同犯罪都确定一个具体的　时间限制表，是一件既麻烦又无益的事，而事实往往是：就同类指控的不同案件而言，　追诉的时间规定会有巨大的差异。

于是情形似乎是，“模糊性能够予以消除，但也存在不予消除的积极理由。只要模糊的立法为专制统治提供了可乘之机，法治就不可能完全得到实现。但除了法治之外，还存在其他价值，这些价值与法治同样重要。”这种提议听起来很诱人，因为法治无疑会与其他价值发生冲突。最常见的是法治和国家安全间的冲突。如果将正当程序适用于民事争端，就会冒泄露我方潜水艇计划给敌方的风险，于是法治与国家安全就发生了冲突。（注：请比较1942年的“邓肯诉肯梅尔有限公司案”。关于什么情况下可以合理地暂缓法治的探讨，参见菲尼斯的《自然法与自然权利》（1980年版），第275页。）法治看起来要求具体化，因此保留模糊性规则的理由就成为拒绝追随法治的理由了。

但事实上因为不能消除模糊性，我们就无法对追寻具体化的法治，作一前后自洽的描述。考虑一下限制日常权利以防备骚扰，以及禁止“拷问”。很难想像我们能够像处理时间要求那样，用类似而又具体的规则来取代那些模糊的术语。我们无力提供一张管用的清单，规定哪些是禁止的、哪些是允许的，能够具体告知警察面对公共秩序混乱时所需采取的措施。这种单子是不管用的，因为它不但僵硬，而且不能够恰当地处理公共秩序混乱所带来的复杂性。它之所以无用，还因为任何详细的列举乃至一定程度的具体化，其适用面就受到了限制。警察也不会将它当作行动指南，因此对法治来说没什么帮助。同样难以想像的是在刑法中，我们能够以精确的标准取代对一些暴力犯罪（或者是涉及人身伤害的侵权行为）的模糊界定。并且，即使立法可以完成这些事业，一个清除了模糊性的法律制度将被动地拒绝执行模糊性协议（这将使得某些法律调控濒于破产，譬如有关货物买卖）。

如果一个法律制度必须调控诸如公民之间的暴力行为、商事协议等问题，就无法消除模糊性。每个法律制度都在处理这类问题。如果某一社会的法律制度不调控这些生活方面的事务，也就不成其为法律制度了。倘若不这般处理事务，法律就不能统治社会。并不是每部法律都要留有模糊性，但是法律制度中必然存在模糊性的法规。因此我们能够进一步说，模糊性是法律的一个本质特征。如果我们能够设想出一种只用精确规则来调控社会的新调控形式，那么它将根本不同于其他法律制度，因此也不必列为法律解释的对象。我们能够更坚决地宣称：由精确的法律所调控的社会是不存在的。法律必然是模糊的。

但现在我们已在一个循环论证中兜了一圈，并碰到了一个悖论：法治意味着否定专制统治；法律中的模糊导致第一层次三种含义上的专制统治；法律必然是模糊的。所以，专制统治——法治的对立面——是法治的一个必然特征。法治既需要、又排斥专制统治。法治不仅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理想，它还是一个注定难以实现的理想。法治蕴涵着悖论。

四、重构法治理想

如何才能克服法治注定难以实现这个显然无法回避的论调呢？或许依靠常识就已足够——这很可能是对的。毕竟，虽然我们能够想像一个实现了法治理想的社会——除了该社　会中的法律过于模糊之外，但这样的社会可能并未存在过。克服法治注定难以实现的观　念，要求对第一层次三种含义上的专制统治和法治理想进行调和，这是个问题。

也许最简洁的解决之道就是承认一个社会距离法治的程度与法律的模糊程度息息相关，就如社会距离法治的程度和政府官员忽视法律程度相一致。以此看来，假如没有太多的模糊性，就可以公允地推断那就是一个由法律统治的社会，同理，假如官方的违法行为非常罕见，就可以公允地推断如何对待犯罪嫌疑人也是受法律治理的。法治理想应当包括对最低限度模糊性的承诺。就此而言，法治理想与守门员的理想相类似：任何一个进球都抵触这种理想，但即使最伟大的守门员也会容忍一些进球。

我认为应当另辟蹊径，以使法治理想变得有实际意义。我们可以从法治的某个“缺陷”入手。一个社会在某些方面缺少法治时，就会因为这一缺陷而蒙受不利。最为明显的一类缺陷就是官方的违法行径。如果法律禁止警察拷问犯罪嫌疑人，那么只要有一名官员实施了拷问，法治就存在缺陷。如果官员实施了这种行为又未被处理，那么又造成了另一个缺陷。如果存在这些缺陷，社会就不能完全实现法治这一理想。而一旦这种行为普遍化和经常化之后，对犯罪嫌疑人的处置就不再受法律支配了。倘若其他领域也存在着相似的缺陷，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社会根本不是由法律来统治的。法律统治过程中的每一个缺陷（譬如每一桩警察拷问犯罪嫌疑人的事件），都在将社会推离法治的理想。而消除此种缺陷的每一次成功，都是在将社会推向法治。如果成功是普遍性的，而拷问只是　极个别的例外，就可以公允地推断警察行为是受法律统治的。

但模糊性应另当别论。我认为一项模糊的法律并不必然代表着法治的某个缺陷。以一项详尽具体的法律取代一项模糊的法律，并不必然将社会朝法治理想推进了一步。譬如说，不能因为欧洲国家将《欧洲人权法案》的第6条置换成刑事程序各阶段的具体时间限制，就认为这些国家就更趋近法治的理想了。这种做法甚至对确定性也无所助益。英国《防止欺诈法》的历史就表明，详尽具体的法律只是激发了律师和法官的解释技巧。法官是否会规避某条具体的法规，与法官是否会适用一条模糊的法规，会具有同等的不确定性。尤为重要的是，设置具体的时间限制，会导致前述第四种意义上的专制：如果一项法律的要求内容并不能体现其赖以立身的理性，这项法律就是专制的。（注：如果对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不能体现法律的理性，那么即使这种运用不是非法的，它仍然是专制的。试比较拉兹所描述的权力行使过程中同一意义上的专制，见拉兹（Joseph Raz）在《法律的权威性》（1979年版），第21页。）

一项时间的限制，譬如对重大刑事犯罪指控严定7个月的起诉时间，就会成为第四种意义上的专制。这种规定可能会满足一些不该有这么多准备时间的起诉（不管限制迟延有什么样的理论依据），也可能满足不了那些应该有更多准备时间的起诉（依据前述理论依据），或者两者兼具。

推进法律的具体化有可能扩大任意性。故提高法律的具体化程度，并不能保证我们向消除专制统治前进了一步。因此，即使法治只意味着祛除专制统治，提高法律的精确性　也并不一定是实现法治理想的一种途径。一部精确的法律可能是远离或者紧贴这一理想　，或者两者都不是。在规制刑事程序时，立法者面临一个复杂的立法技术问题。但他们　并不注定要做二选一的抉择：要么以具体的时间限制去追随法治，要么因模糊性的法律　而放弃法治。在调控诸如暴力犯罪等更为复杂的事件时，可能根本就没有详尽具体的条　文可遵循——规则不可能是详尽无遗的。

五、三个疑问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处理其他三个疑问，这三个疑问使法治的要件似乎不可能得到实现。每一疑问的论述，都从一种对法治不可能性的错误见解开始。

（一）法律的变迁

制定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会脱离法律的控制。立法并不是由法律所控制的。稳定性是法治的一个要件。法律的一个细微变化不会使一个法律制度的稳定性全部丧失，但它背离了彻底的稳定性。因此每一项法律制定（包括法院、议会或者行政机关的法律制定）都是对法治的一种伤害。

不过，一种有吸引力的说法是：一个有规则变迁的法律制度是契合法治的，只要这种变化不过于频繁。但还可以进一步指出，我们能够驳倒那种认为法律变迁必然伤害法治　的观念。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为了达致法律上的完美状态，一个法律制度不仅需要规则　方面的变动，还需要能动的立法者。我们可以想像一个没有规则变动的法律制度，但完　全没有理由认为这个法律制度比起一般的法律制度，更能接近法治的理想。难以想像在　任何大工业社会中，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中的规则会固定不变，因为存在认为规则的变　迁并不必然会对法治造成伤害的理由。在这样的社会中，假如法律自身不发生变化，就　犯了趋于非理性的错误——促进了第四种意义上的专制。因为当既有的规则或调控形式　显得（或变得）没有意义，而新的规则和新的调控形式成为一种需要时——也就是当法律　的理性要求法律有所变化时，法律却拒绝做出回应。

法律的变化在什么时候会对法治造成伤害呢？我们可以再次求助于那条统贯法治的原则　——法律必须能够指引行为。这一原则并不要求法律的指引是始终不变的。它要求法律　的变化方向，不应使现存法律失去指引作用。因此当政府在学校强制推行新课程时，并　不必然会对法治造成伤害。但如果政府的行为使教师们有理由相信：政府认为他们不能　通过旧课程进行自我管理——因为旧课程会在授课或考试举行前被更换，就会对法治造　成伤害。

（二）裁判的终局性

法治在概念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它需要对官方行为进行司法控制。但法官本身也是　官员，而审判自身是对制作决定进行法律控制的规范技术。审判并不是受法律统治的。没有哪个法律制度会设置无限的审判等级，这被误以为是审判自身要受制于法律的原因。在任何一个法院审级系统中，处于最高审级的法院是不受法律统治的。

一个社会拥有无限多的法院是不可能的。但拥有无限的法院审级却是可能的：只需两个法院，这两个法院都有权力推翻对方的决定或者控制对方的审判过程。

或许有人会说1616年的英格兰就存在这样一个审级：大法官法院有权对王座法院所做判决的执行签发禁令，而王座法院则有权签发决定，禁止当事人向大法官法院质疑王座法院的判决。事实是，两个法院都不拥有自己所声称的权力（判断哪一个或者两个法院拥有自己所声称的权力可能难以确定）。大法官主张拥有介入王座法院判决的权力，首席法官则主张有权控告寻求这种介入的诉讼当事人，但他们及其他人都不认为这两种主张全都是有根据的。拥有无限审级的上诉是与法治相悖的。法治理想不会因为自身逻辑上的不连贯而自相矛盾。想像这样一个制度并非是一件难事。但是如果没有审判的终局　性，一个法律制度就会出大问题。它实现不了法律制度的基本功能，也不能达致法律上　的完美状态。

我们似乎已陷入了一个悖论，在其中审判的终局性既为法治所要求，又会对法治造成　致命伤。但那只是源于对法治理想不当描述而产生的混乱。如果我们认为只有当判决是　受司法审查时，才可以说该判决是受法律支配的，这个悖论就出现了。法官有时讲的似　乎对行政行为——至少是管辖权的司法审查，是法治的一个必备的要件，或者说是法治　自身的逻辑：

对全体拥有有限管辖权的法庭来说，在这方面服从高等法院，是必然的、恒定的事情。因为管辖有限性这一事实，需要一个权威来做出决定并予以实施：设置一个只有有限管辖权、却拥有无限权力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喜好去认定这种有限性的法庭，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这样的法庭也将是专制的，而不是受约束的……（注：R v Shoreditch Assessment Committee,ex parte Morgan[1910]2 KB 859 per Farwell LJ at 880.）

这代表着艾伯特·戴雪（Albert Dicey）混淆法治和高等法院的统治而持的看法。即使是戴雪式的法官也不认为上议院一定是独裁的，但上议院却合法地拥有决定自身权力疆界的无限权力。

在没有他人强制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遵守规则。如果你给自己定下这样一条规定：在为自己做早餐之前先给自己的小猫做一份，或许你并不遵守这条规定。但如果有人来核查的话，你很可能就会遵守它。如果缺少一个审查过程，遵守规则的过程中也许什么事都会发生。让别人对你进行监督——不管他是否有权力推翻你的决定，会增进你的自觉性。

情况同样适用于上议院：因为对它的判决不存在法律救济手段，它就拥有低级法院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可以忽视法律的规定并免受指责。就其忽视法律的程度而言，不列颠并不受法律统治，而是受法官统治。（注：如果依据上议院改变法律的情况就认为英国是不受法律统治的（见前述法律变迁），就会陷入困惑。但就上议院依法变动法律的情况而言，可以说英国是受法律和法官统治的。）但免受审查并不意味着最高法院就不会遵守规则。

在何种情况下，缺少对行政、立法和司法决定过程的司法审查会成为法治的缺陷？简而言之：当需要司法审查促使官方遵从法律时。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重构法治理想，来避开这一悖论。对于一个想要实现法治理想的社会来说，如果官员们都普遍忠于法律，那么对官方决定过程予以司法审查在逻辑上是不必要的。司法审查是一项工具性要件——制止背离法治的行为。如果法官比其他官员更公正，或者更加忠实于法律，司法审查将会是一件非常有效的工具。倘若情况并非如此，那么司法审查对实现法治理想来说就毫无价值——司法审查也可能妨碍法治。在多数情况下，诸如司法审查有多大价值，应该审查哪些决定或行为，以何种形式、依何种标准进行审查等等问题，都是立法技术问题，而并不一定是坚持法治还是放弃法治的问题。缺少司法审查并不一定意味着有缺陷。

不过审判的终局性是法治的一项条件。即使没有外界强制，人们也会依照法律行事。但是，如果争议得不到解决，人们就无法按照法律行事。

仍有必要指出，对行政行为采取的某些司法审查形式是法治的一个要件：由于总会发生背叛法律的事件，很难想像一个受法律统治的社会，对官方违法行为却没有任何法律补救形式。但绝不能说一个有无限的法院审级的社会，是受法律统治的。不过法治理想并不要求尽可能地对每个官方决定都进行司法控制。法治的理想不允许这样做。

（三）法治与无政府状态的对立

法治不但与专制统治相对立，也与无政府状态相对立。如果法治得到了实现，社会生活就一定是由法律统治的。那么只有当社会生活是完全由法律统治时，法治才完全得到了实现。但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受欢迎的）。因此法治既难以实现又不受欢迎，我们只能部分地实现它。

一个事无巨细都受法律统治的乌托邦，称不上是一种理想。立法者对这种乌托邦的追求非但有害，而且荒谬。如果法治称得上是一种理想的话，它完全得到实现时的情况与前述乌托邦肯定存在某些截然不同的差别。为了确定法治的蕴义，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一种介于无政府和过度管制之间的复杂中庸。（注：在此我将法律视为社会事务的某种状态，而不仅仅是法律的一系列特征。就此而言，撇开法律的内容不说，即使“法治的要件”得到满足，也不一定能够实现法治；只有当社会生活是受法律统治时，才能实现法治。需要指出的是，我并未将法治视为一个“独立的”理想，即对某些特定的权利加以保护。参见克雷格在《形式的与实质的法治观：一个分析性框架》一文中所做的探讨。在此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使得法治和良法之治之间的区分显得很有必要。）

那么怎样才算实现了这种中庸状态？除非我们列出哪些是法律应当予以规范的对象，才能给出答案。法治就如自我控制的理想一样：除非我们知道哪些方面是需要控制的，才能说某人是否已经能够自我控制。只有当法律正好对职责范围内的规范对象进行规范——处理自己所擅长的事务时，一个社会才能实现法治。但是从哪种观点出发来认定这种恰当性呢？该问题是可评估的，但它也留下了一个未曾探讨过的问题：是否可以对法治本身进行实证评估？如果我们承认通过一个不道德的法律制度也可以实现法治，就不得不说，“从法律的观点来看是恰当的”。如果顺同这种观点，就会搞不清社会生活的哪些方面需要加以规范。法律对于自身的功能，可能并没有一个明确或是一致的观点。

看来需要重新描述法律的观点以及某一社会的基本法律原则（此前我宽泛地称之为“法律理性”）。在此无法完成这一总任务，但举个展示性例子会有助于我们对它的理解。

伊丽莎白二世统治下的英国比亨利二世时更加接近法治理想吗？或许情况如此，但我们还应指出不能仅仅依据某种事实——譬如亨利二世时代没有关于工场安全的立法——就认定相反的情况。亨利二世时代缺乏工场安全法就构成法治的缺陷吗？这取决于在那个社会中，法治是否需要工场安全立法来对抗无政府状态。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如果法律　所规范的是它应当规范的事务，社会就处于法律上的完美状态。

这里有一个真正的疑问。在任何一个正式的法律制度中，对法律规范了哪些事务这一问题，都有一个相当明确的答案。但是从法律的立场来看，对哪些事务应当予以规范的问题，不一定会有明确的答案。菲尼斯业已指出了这一重要事实，即对法治的关注“服务于为官方的调控提出新的事务主题”。（注：参见菲尼斯的《自然法与自然权利》（19　80年版），第271页。）这种关注事实上将确认在一些未予规范的社会生活事务中，哪些　方面是应当由法律来调控的。如果工场安全立法的缺位并不是因为亨利二世仇视法治，　这种缺位就不构成一种缺陷。法律的理性并不提倡诸如此类的调控。从一种不受12世纪　英格兰法律原则约束的观点看，没有工场安全法或许会更好。工场安全法并没能将英格　兰推近法治，而只是改变了一些法律原则。

只有当某些领域规则的缺位（或者规则不完备）与法律的理想——法律的原则相矛盾时，我们才可以说它构成了法治的缺陷。这些原则也许是含混的，不完整的，相互矛盾的，或极不明确的。因此法治的理想也是模糊的。在某些情况下，缺少工场安全法是否与法律的原则相抵触——是否构成法治的缺陷，可能并不明确。这并不意味着法治的理想是不连贯的，而是指一个模糊要求的不连贯性。但是如果一个社会的法律完全是无原则的，法治就不可能被实现。

我并不认为关于法治理想的内容，不存在更深层次的疑问。一个与法治的优点问题相关的疑问是：如何明确地将法治理想阐释成纯粹的技术性理想，而不要求其具备良法的　全部要件？如何完全依据法律的理性来解释法律的功能，也是一个疑问。（注：关于法治　理想构成的另外一个困惑，见拉兹在《公共领域的伦理学》（1994年版，第362页）中的　论述。拉兹在论述对正义实现路径的排斥以及对法律的疏远（这种疏远源于推进法治的　具体程序及制度）时说：“在一定程度上无法避免这些缺陷”。加德纳（John Gardner）　指出了关于法治的另外一个类似疑问，即实现法律的明确性的方式各有差异并互不相容　，见加德纳：“理性与法治对个人的挤兑”，《剑桥法律杂志》（1994年）53卷，第502　、511—520页。）

我只想说所有这些疑问，并非起因于模糊性，就如所有的疑问都非起因于变动规则或裁判的终局性那样。虽然法治难以实现，但并非是不可想像的。

六、解决之道

在法律未能作出规定的地方，人同样不能作出明断。但法律教导官员遵循这一目的，并委派他们尽可能公正地裁决、规范那些法律未作规定的事务。——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担心，法治会因为法律的不确定性而变得难以实现。前引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可能与他的一贯主张——法治优于人治——相对立。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在第一种情况下，如果法律是不确定的，那么对任何人来说，正确的结论同样是不可知的——因此法律的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人治是更可取的。但他的整个回答，是为了证明法律有能力对自身的不确定性提供解答。法律为自身的不确定性提供解答，就像处理自己的身份、变动和执行那样。一如凯尔逊所言，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法律调控自身的繁衍。（注：凯尔森著，哈特尼编：《规范的一般理论》（1991年版），第124、126、132页。）

为了使法治理想言之成理，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关于法院角色的基本主张：在为某一社会寻求法治的过程中，它们不仅仅是发现事实的法庭和确保服从的监护者，并且还能创造性地解决那些法律未作规定的争议。这类争议必须以服从法治的方式得到解决。授予法院管辖权的规则，并未划定法院适用法律的领域。通过授权（并要求）法院推行一项决定，这些规则调控了那些法律未曾以其他任何方式调控过的事务。一个并不意外的结论是，并不能成功地避免人治。为了使法治的理想言之成理，必须承认必要的创造性对法官角色而言是合情合理的。这意味着“要法治，不要人治”是法治的夸张描述：不受他　人的虐待。法治的理想仍然很有意义。

结论是法官有义务给出（实际上是施行）一个解决方案。能够提供解答是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毁谤案中的原告，在法律上有权利向被告请求“实质性的损害赔偿”——一项　不确定的请求。如果法院命令原告给予“实质性的损害赔偿”，我们可以说法院在秉公　裁判。但这样的命令是不负责的，因为法院的部分职责是落实一个解决方案。（注：或　许一种更合适的说法是，原告拥有请求实质性损害赔偿的法律权利，同时也拥有请求法　官以具体的数额予以合理决断的法律权利。那么法院施行一项解决方案职责本身就是指　审判的职责。我认为这一结论，并不会影响在此我对施行解决方案的独立性和根本性的　论述。）当一个法官面对前文讨论过的一系列谋杀起诉时，如果他说：“对于哪一个被　告人会最晚接受审判的问题，法律无法给出答案”，就在吐露实情。但如果法官在每个　案子中既不取消指控，又不允许进行起诉，就是在玩忽职守。

给出解决方案是法官一项极其重要的职责。（注：参见拉兹对法之功能的描述。解决法　律未作规定或只作了部分规定的争议是其中的一项“基本功能”，这一功能显示了“法　院系统在所有法律体系中的关键地位”，见拉兹（Joseph Raz）在《法律的权威性》（1979年版），第174—175页。）当何为正义或者法律的要求并不明确时，当公正的司法决定过程之不同要求相互冲突又难以权衡时，甚至公正的结果并不存在时，解决方案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上诉法院设置了单数的法官并按简单多数原则投票，而裁判的终局性、已决事项（res judicata）不再理原则也肇因于此。法官施行解决方案的能力和责任，也是自身合法性的一个来源。但这并不是一项像秉公审判那样格外高贵的职责。他们除了执行以外别无他法，除非辞职或撒手不管。他们甚至可以通过作出不给理由的决定、错误的决定或舞弊的决定来履行这项职责。法官施行解决方案的能力，与他们赖以增进法院判决可接受性的裁判质量和公正感息息相关。如果法官以使审判事业名誉扫地的方式判案——激起对判决执行的公开藐视、对抗或群众性暴力行为，以致危及法治的话，他们就没能履行这项职责。但即使是这样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与判决的公正性也不相干，因为正确的决定同样有可能导致这类法治的中断。施行解决方案是一项基本的、独立的职责，但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并没有理由认为：法官负有绝对的义务，去增进其主张实施的解决方案的可接受性。

法官的大量职责无法一一予以列示，不过其包括维护审判过程的廉洁性与庄重性（包括监督证据法和藐视法庭法的实施）；在陪审团参与的审判中，依法公正地管理和指导陪审团；没有陪审团参与审判时，自行发现案件事实。法官在制作决定和救补方案时，承担如下义务：按照法律秉公裁判；担负起发展法律以增进公共利益、实现正义的职责；施行争议的解决方案；给出明确、直接的裁判理由。法官所有的行为都应当尊重法律、领会法律（尤其是在制作程序性决定和书写裁判理由时）。他们必须不带歧视和偏见，公　正地履行这些职责。

法官的这些职责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潜在冲突，正义和合法性（legality）的冲突只是其中最剧烈的那部分。我们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施行争议解决方案的职责，一般不要与制作决定过程中的其他任何职责相冲突。（注：在某些紧急情况中可能会出现例外，那时法院只能通过下达一个决定来提高判决的可接受性。但当不存在这一需要时，这种决定就是错误的。）施行解决方案是一项独立的、基本的职责，它包含了解决公正判决的其他要求间相互冲突又难以权衡之局面的职责。

如果一个迫切需要解决方法的协调问题成为了难题（这一解决方法的重要性，独立于采　纳哪一种解决方法的重要性——即便有的话），那么每一个司法决定就都是一种解决办　法。一个社会对决议的需要，和它对协调的需要相关，因为决议就是进行协调，并且每　一个协调问题都需要某种强度的决议以求解决。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需要作出决议。和　法律一样，政治事务（尤其是民主政治）也需要决议。这也解释了为何立法辩论设置了一　些终止规则，以及为何选举和立法投票采取了简单多数原则。公民投票中50.6%的得票　和49.4%的得票所反映出来的支持率，实质上是相同，但因为一条寻求决议的投票规则　，支持率方面的细微差别就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但并非所有的协调问题，都依赖于法院所提供的解决方式。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所面临的问题（诸如如何应对失业，在哪里修一条公路……），通常并不呈现为司法争议中的两种形式。但当他们处理是否应通过一项法案或者谁应该当选这样的问题时，立法和投票方面的规则就像法官那样提出了非此即彼的结果。而一般性政治事务——制作行政决定以及决定向立法机关提交何种审议事项，却与此不同。对此，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可以采取延期决定、妥协、寻求第三条道路以及磋商等应对手段。

寻求决议的一般性政治需求，在司法审判中具体化为形式性的、模式化的要求。每一司法争端都是一个带有显著特征（某些政治决定如选举，也具有这一特征）的协调问题：它要求在两个非此即彼的结果中作一选择，这一要求独立于两个结果的利弊考虑之重要性——即便有的话。

一个接踵而至的疑问是：为什么给出决议成了法官的一项特殊职责？以行政上的权力运作为例，比起允许司法审查而言，似乎排斥司法审查可以更有效、更容易地得出决议。（注：通过质疑私法领域的纠纷为什么应当由法院来解决，而不是由自力救济、官方委员会或其他方式来解决，可以说明同样的观点。）所以由此看来，委托法官解决争议似乎并不具备什么特别的优点。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对解决方案的需求，同样是对正义、对合法性的需求。如果司法审查是一项满足这些要求的上乘技术，那么委托法官来解决争议大致是一个上乘的选择。如果法官是独立的，那么其独立性本身就足够使司法审查更为可取。排斥司法审查使我们濒于歧视——前述第四种意义上的专制的一种形式。不受约束的官方决定，会因为那些基于偏见或腐败或者与法律完全不相干的目的，而抛弃法律的理性。

似乎可以郑重其事地说，至少在某些时候，由法官来解决法律要件方面的争议是最好的选择。但决议的内容无关紧要这一结论，对一个想依法审判的法官来说，意味着前景险峻。虽然行动结果会对当事人造成可怕的影响，但是选择这一解决方案而不选择那个，却不存在法律上的或道德上的理由。（注：请比较菲尼斯的“《法律帝国》中的理性与权威”一文，《法律与哲学》1978年第6卷，第357、376页：“…在某些案子中，合适的答案只有一个。但在另外一些（并非罕见的）案子中，这样的答案可能不止一个，并且理性本身（不管是法律方面的还是道德方面的）也无法证明哪一个是最好的。”）然而法官必须给出一个解决方案。不管法官怎样努力，正当性和合法性在这一情况中似乎并不重要——当法官无法得出更符合法律、更优于二选一抉择的决定，同时也无法避免第一层次三种含义上的专制时。

对尽责的法官来说可以宽慰的是，这种情况下的决议并不必然是专制的——与法治相对立的专制。第一层次三种含义上的专制并不必然与法治相对立。如果“专制”是个贬义词，如此称呼它们（第一层次三种含义上的专制）就会引起误解。缺少制约，不一致和不可预期等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法治所造成的。我们无疑可以说，如果一项法律具有太多的这些特征，那么它就是有缺陷的。但我们还可以补充说，缺少制约、不一致和不可预期本身并不构成缺陷。规则不明情况下的决议，并不会是任何贬损意义上的专制。它也不构成抛弃法律理性的第四种意义上的专制，因为对决议的需要本身是一项基本的法律理性——解决争端，并且在此情况下，也不存在任何至高的理性来反对这一决议。

但对一个致力于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法官来说，这种宽慰是外强中干的，因为在所讨论的情况中，合法性和正当性这些美德显得既不重要，也没什么用。如果需要的只是一个决议，而且决议的内容也无关紧要，那么为什么不采用专制的决定过程所使用的典型手段——直接抛硬币呢？毕竟，抛硬币也可以成为作出一些重大决定的一条正当手段——只要有理由在决定中不展示支持结果的依据。而如果对一项司法决定来说，如果不可能展示这样的依据，那么它就有理由不予展示。

但是存在反对抛硬币的理由，它与挖苦讽刺无关——虽然抛硬币使法官脸上无光。这个理由就是对司法纪律的要求。一个经得起考验的、贯彻法官其余职责的判决，提出了一条反对腐败、歧视和任意性的纪律。这种审慎的态度，总是努力去实现当事人的权利，英明地发展法律等等。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轻言放弃，说不存在解决问题的答案。对司法纪律的要求，是反对抛硬币的最高理由，即使在秘密状态下，即使在法官明白法律显然（甚至从来）未作解答时也是如此。

如果司法纪律要求法官始终尽心于施行决议以外的其他职责，我们就会问是否施行决议这一职责对法官应该怎样行为来说，根本没什么影响？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某些案子中何为法律的要求是不明确的，而与其相伴的一个旧式结论是：当法律未作解答时，法官应当像优秀的立法者那样行事。事实的确如此，但它并未使不确定性成为一项特殊职责的渊源，而且求助于立法式的考虑，也不能始终满足给出解决方案这一独立需要。首先，法律的不确定性不是正当的司法造法的前提条件。当法律的要求明确无误但需要变更时，法官也应当像立法者那样行事。其次，立法式的考虑并不必然足以给出解决方案。当法律的要求不明确时，立法式的考虑应该怎样也是不明确的。那些考虑无法确认最末起诉哪一个被告人是正确的，但法官却需要解决这一问题。

不过，对解决方案的需要的确会影响到法官应当如何行事。它既是法院避免给出拖沓冗长或含混不清的判决理由的一个原因，也是法院在复杂的审判程序中以数名法官来寻　求合意、避免结果的偏激性和不一致性的原因。它还是法院要么避免给出需要进行司法　监督的救济方案，要么就为监督救济方案提供司法便利的原因。法院或许还可以通过其　他手段，提高自身施行决议的能力来推进法治。就解决方案的职责而言，它除了告诉我　们应当留意法官的执行能力外，并未告诉我们法官应当如何行事。在依法审判方面，它　也没有提出任何新见解，不过它提醒我们依法审判并不是法官的惟一职责。

什么情况下模糊性会成为法治的缺陷？法律的模糊性并不一定构成法治的缺陷。通过一个类似的论证，我们可以总结说：自由裁量——不管其源出何处，本身并不构成一个缺陷。将法治作为一个在本质上与自由裁量相对立的理想进行描述时，就无法自圆其说。而过多的自由裁量无疑会造成缺陷，对这种情况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探讨，而对模糊性何时成为一种缺陷，也可以作进一步的分析。

如果我们返回拉兹的组织原则——人们必须能够以法律作为行动指南，那么很容易倾向于强调模糊性始终是一个缺陷，因为在某些方面人们确实无法按一条模糊的规则来指引自己的行为（却可以凭借类似的具体规则来实现指引）。检察官确实也无法按照《欧洲人权法案》来回答“审判到底能拖多久？”这一问题。这样的分析毕竟会使法治理想变得不一贯。

诸如“审判到底能拖多久？”这样的问题很常见，我们不应低估它们对我们努力论证法治理想所提出的挑战。如果法治理想要求每一个法律人都能够就这类问题给出一个精确的答案，那么它自身就难以首尾自洽。如果法治理想仅仅要求在法律人接受委托人的咨询时，法律一定是有帮助的，那么这个理想仍然是自洽的。

为了阐释法治理想的组织原则，我们需要区别两种情况：将法律作为一种指南，以及依据法律在每个可能案件中指定结果。我们应当确定“指南”的含义，以使“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予以审判”的要求能指引人们的行为。这种情况当然是有可能的：并非通过划定追诉的最后期限，而是指出检察官们能够尽快行动的理由——并不仅仅为了避免不合理拖延的危险，而为了让他们能够对自己所占用的时间作出合理解释。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要求一条指南必须能回答所有的问题，那么我们对“指南”的理解就会陷入自相矛盾。就举例说，没有哪张地图能成为绝对的指南，也没有任何模糊的承诺能够指引我们的行为。只有当我们懂得能够向一条指南要求些什么，并且在某物符合要求时就将它看作一条指南，对它的理解才能保持前后连贯。

在另一方面，人们很可能会说：当法律过于模糊时，模糊性就构成了一种缺陷。但模　糊性是不能以数量来论的，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理由认为每一条模糊的规则（譬如　说：公平的标准，合理性，令人满意的质量……）都代表一个缺陷。因此就法律不能过　于模糊的见解而言，我们能够说法律量化后就能更清楚吗？

如果我们考虑一个模糊性明显构成法治缺陷的例子，会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一问题。想想斯大林对法律的毁灭性践踏。他于1932年颁布的乌克兰农业集体化法令强行命令“消灭地主”（dekulakization）。（注：在1930年代的乌克兰，拥有私人土地的农民被泛称为“Kulaks”。斯大林认为他们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下令予以消灭——“dekulakisation”——没收“kulaks”的土地。作者认为：“kulaks”本身是一个极为　模糊的词语，斯大林使用这样的措辞，使得官员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迫害人。同时也例证　了模糊性会沦落为邪恶统治的工具。——译者注）意识形态化的胡言乱语所带有的模糊　性，将农业征用转变成了地方官员的恐怖统治。那种模糊性是合法地（legally）批准抛　弃法治的一种手段。

当模糊性本身适合于第四种意义上的专制——抛弃法律的理性——时，它就构成了一种缺陷。当局能够利用模糊性规避法律的理性行事，甚至使人无法设想拥有与官员意志相区别的理性的法律。那时模糊性就构成了法治的一种缺陷。

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3期（本文原载《牛津法律研究》第19卷（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1999），译文已获得原作者和牛津法律研究杂志社的书面授权。）

谢选骏指出：人说“论法的不可能性”，我看这是因为说者不懂何谓“思想主权创造了国家主权”。因为所谓的“法”，其实是一种思想主权，所谓“法治”、“法的实现”，则是一种国家主权——明白了这一点，就会知道，“法治只是一种理想，它从未被哪个社会完全实现过”是正常的；反之倒是不正常的了。换言之，思想主权就是思想主权，而不等于国家主权，更不是国家主权本身。也就是说，工匠不是器皿、父亲不是儿子。所以我认为，“法治只是一种理想，它从未被哪个社会完全实现过”——这正是“法的可能性”，而非“法的不可能性”。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就是如此。

【02、“嘀嘀”是系统性崩溃的演习】

《中国的“滴滴”崩了，背后的真相引人深思》（冰川思想库 2023-11-30）报道：

这里头，不应只是资本和财富的故事，也不该只有民营科技企业的叙事，还有远比这些更重要、更关键、更深远的议题。

“滴滴崩了”这事，可能并不那么简单。

滴滴这次系统故障，一方面是故障时间长，从11月27日夜里到28日早上，过去了整整12小时，仍然没有完全修复。直至早高峰时段，滴滴的骑行服务仍在抢修。

另一方面是故障情况复杂，涉及面广。从涉及业务来看，网约车服务、骑行服务、充电服务等均被波及，从故障类型看，不仅有乘客无法正常使用打车服务，司机端也出现各种故障，甚至连公司内网也发生崩溃，无法正常使用。

而故障的外在表现，更是五花八门，状况百出。

比如，发生故障期间，司机接到订单只听到来订单的声音，却无法显示详情，还有的司机抵达乘客指定位置，却找不到乘客，而许多乘客是打不开下单页面，或者成功下单后，一下子来了四五辆车。

不容有任何闪失的结算系统，这次也崩了。虽说网上传的有司机声称自己账户上多了690亿，被证实是PS的，但司机收费显示不正常，却是真实发生了。还有就是骑行服务，也出现了无法上锁等状况。

这些都表明，滴滴这次系统故障是全局性的、多层面的，换句话说就是全面崩了。技术问题我不了解，但作为一个国民级应用，发生这种底层基础服务问题，不仅非常罕见，也极不正常。

这背后，应该是有“故事”的。

01

一个打车软件崩了，迅速就上了热搜，这事情本身就不同寻常。

我们感受到的是，因为系统故障，司机不能正常营运，乘客也无法正常打车，但这种影响一旦上了量级，就非常可怕。

按照滴滴此前公布的2023年第三季度财报，其日均单量达到3130万单。这也意味着，这次滴滴崩了，至少损失了上千万的订单量。换句话说，这至少影响了上千万人的正常出行。

巅峰时期，滴滴的市场占有率高达90%，如今依然超过70%。如此也就不难理解，滴滴一崩就迅速上了热搜——架不住使用的人多啊。

当然，这并不是说，滴滴崩了，乘客就没有别的出行渠道，但无法正常使用滴滴出行服务，其损失也是难以估量的。

问题来了。以滴滴的服务性质、市场体量以及社会影响，说它是在提供一种公共产品服务也不为过。同时，滴滴又是一家典型的以盈利为导向的市场企业，它首先要解决的是自身的存续问题。

那么，具有准公共产品服务特征的滴滴，与作为营利性机构的滴滴，会不会产生冲突，又该如何平衡二者矛盾？

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是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的，其最大特征就是价格受管制，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公共产品是由财政支撑，准公共产品则享受一定财政补贴。

比如义务教育，就是一种公共产品，轨道交通（地铁）则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国内各地的地铁定价，普遍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如果产生亏损了，便由地方政府无条件进行兜底，道理就在于此。

只不过，滴滴运营的网约车业务，从诞生开始非但没有享受过什么财政补贴，反倒因为“烧钱大战”（补贴司机和乘客）、资本无序扩张、冲击传统出租车行业以及涉嫌过度收集用户个人信息等等问题，频频受到监管关注或处罚。

这倒不是为滴滴鸣不平，而是为了指出，滴滴作为公共出行的服务提供者，确实存在着身份定位的尴尬。

当然，任何企业要从市场中获取利润，就必须提供相应的、让用户满意的产品或服务，然而，对于提供准公共产品服务的企业，公众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公众的容错程度是不一样的。

你点了个外卖，不好吃下次不买就是；但家里经常停电，肯定让人难以忍受。这是因为，点外卖的选择有很多，但你却不能换电力公司。

又比如，多年前“12306”刚上线时，经常发生系统崩溃，特别不好用，因此挨了不少骂，这是因为铁路购票系统“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滴滴也有点类似。用户如此庞大，单量如此之高，市占率“遥遥领先”，一旦系统发生异常，其产生的影响和后果自然不可估量。

这也就意味着，为了满足用户需求，维护系统稳定，滴滴为此必须额外投入更多的成本和资源。

无他，既然你提供的是公共出行服务，你一旦崩了，上千万人可就要抓狂了。

02

如果用户只是要求滴滴提供的服务要稳定可持续，那也还罢了，这毕竟还是企业的职责本分。哪怕要求再高一点，也不为过。

但任何产品和服务到了滴滴这种体量，无论是服务价格、业务流程发生改变，还是发生事关人身安全的事件，都可能引发轩然大波。

这一点，从滴滴过去发生的多起事件，便可领略一二。比如，滴滴一度减少给司机端的补贴，提高了技术服务费，引起过巨大争议。又如，前些年发生过的女性乘客遇害案，曾让滴滴陷入严重信任危机。

所有这些事件，都落到了针对网约车行业的强化监管，出台各种约束性政策。针对网约车安全事故，最后的结果是给网约车安装车内监控，以及进行全程录音。

而针对网约车涉及收集用户个人信息，也出台了相应规制，要求企业做好数据安全管理和保护工作。

不能说这些做法过头了。每一项措施的出台，背后都有一定的公众舆论基础，也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也不能不说，落到企业头上，对应每一项监管要求，都可能意味着要增加相应的资金支出。

就拿安装车内监控来说吧，安装设备改造是一笔开支，数据保存和管理又是一笔开支，而相应地，这对系统的运维又是多了一层压力。

我不了解这些开支在滴滴的成本项里占了多少比例，也不清楚这是否对系统崩溃“亦有贡献”。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成本最终都会消耗企业的资金，挤占企业的利润。

滴滴不一定缺这个钱，但作为营利性机构，不计成本的行为都是危险的，也是违背商业伦理的。

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滴滴是公共出行领域的领先企业，当然要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面对沉甸甸的公众期待。

不过，这其中的边界在哪里，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监管不到位，企业可能一路狂奔，罔顾社会责任；监管过了头，又可能牺牲了企业的利益，从而影响行业发展。

就此而言，滴滴的系统崩溃，就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

03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也看出来了，具有类似特征的不止滴滴。

事实上，随着这些年国内互联网行业的迅速发展，在许多领域都出现了体量庞大的平台级企业。如腾讯、阿里、抖音、拼多多、美团，等等。

这些平台级应用虽然不像滴滴那样具有准公共产品特征，由于用户数量动辄数亿，其功能作用丝毫不亚于滴滴，同样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这些平台应用，已经构成了数字经济生活的基础设施。滴滴系统故障，给千万人带来不便，而一旦这些平台应用发生系统问题，同样会影响数千万、上亿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

在这次滴滴系统故障前半个月，“阿里云崩了”也上了热搜。作为国内最大的云供应商，阿里云服务器故障同样是一个系统化危机，别的不说，淘宝、闲鱼、钉钉这些阿里系产品也跟着崩了，使用阿里云服务的诸多企业也受波及。

滴滴系统崩了，打不了车，这只是可能发生的其中一幕场景。掏出手机，发现支付宝或微信不能用了呢？要订机票，发现携程崩了呢？想求职或招聘，结果发现Boss直聘上不了呢？点个外卖，美团、饿了么也下不了单了呢？要开个线上会议，发现腾讯会议也崩了呢……

当然，“拔”了网线，上述场景就会同时发生。

是的，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已经严重依赖于各种App了。身边可以不带一块钱，但不能离开手机以及各种应用程序。虽说这些应用的优先排序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讲，怎么强调其重要性都不过分。

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滴滴崩了，就不只是“我的全勤奖没了”那么简单了。

那么，对于这些准公共产品型或基础设施型的企业，是不是也该换个角度对待？

这里头，不应只是资本和财富的故事，也不该只有民营科技企业的叙事，还有远比这些更重要、更关键、更深远的议题。

总之，对待这些企业，要有“超越监管”的思维。如何支持这些企业安全、稳定、可持续地为公众和社会提供服务，才是一个更为合宜与坚实的出发点。

网民嚎叫：

有门部关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17:09:29

背后的真相是：总有小编想搞点流量。

ajaja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12:35:06

按惯例肯定又是境外势力搞的鬼。

风啸啸壮士 发表评论于 2023-11-30 11:10:16

写这文的人估计没经历过AZURE、AWS系统出问题的时候。 银行不能存、取我也遇到过。

谢选骏指出：网民不懂，在中央集权的社会里，系统性崩溃的后果是什么——那就是朝代的末日。所以，不妨把“嘀嘀”看作是系统性崩溃的演习。

【03、“共同富裕”违背人性】

《习近平提“共同富裕”，敦促中国富豪分享财富》（储百亮、艾莎、曹莉 2021年9月7日）报道：

习近平已宣布中国共产党将促进“共同富裕”，此外，他也向企业和企业家施压，让其回馈社会。

四十年前，邓小平为了发展经济，宣布中国将。现在，习近平已经让中国的富豪们知道，现在是他们与其他人分享更多财富的时候了。

习近平表示，共产党将追求“共同富裕”，敦促企业和企业家帮助缩小顽固的贫富差距，这种差距可能阻碍国家崛起并削弱民众对领导层的信心。支持者表示，中国下一阶段的增长需要这样的转变。

“一个强大的中国也应该是一个公平正义的中国，”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姚洋在电子邮件中表示，他赞同优先事项的转变。“尽管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就重新分配而言，中国是最糟糕的国家之一。公共支出过度集中在城市、名校等。”

官员们承诺在大城市以外降低教育、住房和医疗保健的成本，更加均衡地分配这些资源，并提高工人的收入，帮助更多人进入中产阶级。“共同富裕”运动与打击该国科技巨头以遏制其主导地位相结合。面对审查，中国一些最富有的亿万富翁——比如马云——已纷纷承诺向慈善机构捐款上千亿元。

习近平在上个月的一次会议上表明，中国现在已经足够富裕，可以更接近共产党长期以来的财富共享理想，这一前景因这些捐款承诺而得以持续。对习近平来说，共产党的长期权威处于危险之中。

现在经济增长正在放缓，许多中国年轻人感到向上流动性正在减弱。高薪的白领工作可能很难找到。科技从业者抱怨长时间的加班。家庭觉得他们养不起更多的孩子，加剧了迫在眉睫的人口危机。就目前而言，习近平几乎没有面临反对意见，但从长远来看，如果这种不满情绪堆积起来，情况可能会转变。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习近平在1月对官员们说。“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在习近平为明年可能第三次连任总书记奠定基础之际，党急于表明它正在听取不满意见。美国政府前中国政治分析师克里斯托弗·K·约翰逊（Christopher K. Johnson）表示，习近平希望通过提出理由证明共产党可以实现社会进步，而美国等竞争对手的不平等问题停滞不前，来避免人们对他的连任要求产生怀疑。

“虽然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可以阻止他，但他必须做出成绩，”现任咨询公司中国策略集团（China Strategies Group）总裁的约翰逊说。“习近平认为，在这场与美国和整个西方争夺全球叙事的斗争中，在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富差距问题上采取行动至关重要。”

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新的重点也是针对经济需求。根据瑞士信贷银行研究所（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的数据，该国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近31%的财富，高于2000年的21%。（根据该研究，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约35%的财富。）共产党表示，通过更均等地分配财富，更多的中国人将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减少中国对西方资本和技术的依赖，为新的增长阶段奠定基础。

虽然党的权力是强大的，但正在讨论的一些变化有可能触动敏感神经。真正考验习近平在多大程度上想要扭转经济不平等，就要看政府是否推进针对富人的财产税和遗产税等措施。此类举措可能具有挑战性，因为许多精英都与党有关系，而且可能引发许多买房作为主要投资的中国人的愤怒。

习近平推动建立更平等社会的广度有待讨论。许多官员呼吁渐进式改变，并试图向企业家保证合法赚取的财富是安全的。即便如此，过去几周在共产党管理的媒体网站上，呼吁普遍改革财富的评论被广泛传播，表明一些人支持更深入的措施。

“这次变革将荡涤一切尘埃，资本市场不再成为资本家一夜暴富的天堂，”官方主要通讯社新华社转载的一篇网络评论写道。“这是一场政治变革。”

毛泽东在1950年代使用了“共同富裕”一词，推动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集体化的早期阶段，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共产主义大跃进。在1980年代，邓小平说，中国应该让一些人先富起来以提升经济，但“共同富裕”是遥远的终极目标。

习近平还试图避免点燃一夜之间转型的期望。在去年宣布中国已消除了农村的极端贫困之后，他表示，中国必须在2035年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习近平的雄心将在中国东海岸省份浙江初步尝试，他选择在浙江建立“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政府最近发布了实现共同富裕的52点规划，其中规定了广泛的目标。

根据该计划，到2025年，浙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必须达到7.5万元左右，比当前水平高出40%以上。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李实最近在一份全国性报纸上发表文章说，该省可以促进集体谈判，让员工在工资谈判中有更大的发言权。李实曾为政府官员提供关于这些计划的建议。他说，浙江还可以推动让工人分享公司利润的政策。

对浙江省会杭州的一些居民来说，收入差距非常明显。杭州曾经是一个风景如画的落后地区，如今却成了豪华汽车、时装店和高端公寓的聚集地。

“中产阶级压力太大了，”杭州的软件程序员南希·孙（Nancy Sun，音）说，她在浙江的家人做的是水泥生意。她说，她准备结婚，可能还想要两个孩子，但住房和教育成本令她望而却步。面对迅速老龄化的人口，经过了几十年苛刻的独生子女限制，政府已经开始鼓励每对夫妇生育三个孩子，但像许多年轻女性一样，南希·孙对此不感兴趣。

“不会，经济压力太大了，”她说。“上面至少四个老人，下面有两三个孩子。”

在该计划中，浙江希望降低儿童保育和住房成本，以帮助像南希·孙这样的居民。该计划还要求对“过高收入”进行监管，并扩大慈善事业，同时旨在表明，习近平的财富共享愿景不会抑制私营企业。

习近平从2002年开始在浙江担任了四年的省委书记，浙江是中国一些最成功的私营企业的所在地，包括网上购物巨头阿里巴巴。根据追踪中国富人的胡润百富公司（Hurun Report）的数据，全国六分之一的亿万富翁来自这里。

中国的公司和企业家们争先恐后地表明他们已经加入其中。在他的企业遭到审查数月后，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马云于1月首次公开露面时说，争取“共同富裕”是企业家的“责任和义务”。上周，阿里巴巴宣布将向“共同富裕”项目投入1000亿元，其中包括农村医疗和快递员保险。

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腾讯也表示，将拨出1000亿元用于社会援助项目。外卖应用美团的亿万富翁创始人王兴将价值约176亿港元（约合146亿元）的股份转移到了他的慈善基金会。美团一直是一项反垄断调查的对象。

许多这样的公司已经感受到政府反垄断打击的刺痛。政府还禁止了几乎所有的私营课外辅导服务，北京称这些服务提高了教育成本，这一举措使辅导公司的市场价值蒸发了数百亿美元。

这些举措令一些投资者感到不安，他们担心政府会加大干预力度。

“中国和美国一样，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不平等加剧的挑战，打压该国的企业家似乎不是正确的方法，”香港春华资本集团（Primavera Capital Group）创始人兼董事长胡祖六说，“这可能会无意中导致另一种‘平等’——让中国的人口同样贫穷。”

浙江大学的李实和其他顾问敦促政府对高价住宅开征房产税，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但却迟迟没有得到解决。不过，考虑到可能会遭到拥有多套住房的富裕城市居民的反对，官员们可能会谨慎对待这一想法。

官员和顾问也表示，他们既不想要欧洲式的福利国家，也不想要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他们说，他们想创造一个“橄榄形”社会，拥有庞大的中产阶级，极少数人处于富裕或贫穷的两端。

“让富人发挥更大的作用不是劫富济贫，”李实在电话采访中说。他说，这些变化应该是有步骤的、稳定的。“各地也要警惕脱离现实、大干快上。”

即使是在相对富裕的地区，也有人说，现在是时候更平均地分配公共支出，在特权大城市之外提供更多的学校和医疗床位。

“我发现好的医生基本上都汇集在上海和北京，”在北京工作的浙江人袁佳萌（音）说，她最近在为父亲的胃病求医。

对她来说，“共同富裕”的概念仍然很遥远。“其实在生活中，”她说，“我们这四个字讲得不太多。”

Liu Yi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首席中国记者。他成长于澳大利亚悉尼，在过去3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居住在中国。在2012年加入《纽约时报》之前，他是路透社的一名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ChuBailiang。

艾莎（Alexandra Stevenson）是时报驻香港商业记者，报道中国企业巨头、跨国公司以及中国在亚洲日益增长的经济和金融影响力。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她。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指出，炫富、仗势欺人才是人之常情，而“共同富裕”正好是违背人性的——名牌服饰的流行表明，人性都想出头拔尖，甚至指望子女成为龙凤，还想子子孙孙永无穷穷尽，传之万世。而共同富裕恰恰违反了这种百舸争流、扬名立万的天性。相比之下，“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是人性。尤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那个“让”字，更是充满了关键的杀机——这个“让”由谁主导？是政权还是劫匪？他凭什么让谁不让谁先富起来？

【04、“私人革命”能够抗击暴政专横吗】

《私人革命》：“社会新秩序”下四位中国女性的命运

MICHELLE T. KING

2024年7月9日

杨缘的采访对象面对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跨越中国的城乡差别。图为深圳市区。

杨缘的采访对象面对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跨越中国的城乡差别。

在杨缘的新书中，有一个令人难忘的片段：在中国的制造业之都深圳，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大学生受命到随机选定的地址做登门调查。

在一个贫困社区，这名女学生请一个年轻男子就自己目前的工作满意度打分；他和另外四个成年人以及一个婴儿挤在一间小公寓里。他的下意识反应是问她是不是共产党派来的。

虽然她否认了，对方还是回答说，“我猜你就是他们派来的，所以我只能说我们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完全、非常满意。”

这件事发生在2010年代初，它凸显了杨缘对中国劳动者命运的关切，以及这次相遇背后的阶级差异。

2016年，杨缘回到她度过幼年时光的中国，任《金融时报》记者。在接下来的六年里，她跟随四位年轻女性，记录下她们在她谓之中国“新社会秩序”下的闯荡经历。她们都和杨缘一样，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在父母那一代人的“如痴如醉的乐观”之后长大，经过80年代邓小平的市场改革，从那代人身上可以看到中国的日渐繁荣。

蕾雅（音）、琼（音）、思悦（音）和萨姆（音，就是上文提到的那名小区勘查员）这四个人必须面对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经济环境——凸显它的不是令人忘乎所以的乐观，而是对缺乏稳定的焦虑。

正如杨缘所指出的，当中国的“政治镇压和审查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伴随着2013年习近平的上台——使得记者与他们的信源在揭露共产党不愿意讨论的社会问题方面变得更加危险之际，她就在现场。这本引人入胜的书源于杨缘的坚持，它以极具感染力的笔触描绘了四位年轻的中国女性试图掌控自己的生活方向，她们摆脱了农村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的桎梏，在大城市取得了成功。

在此过程中，这些女性跨越了中国社会最大的社会经济障碍——城乡差别。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市场改革中，毛泽东时代的户籍制度放宽了，农民工可以到沿海城市打工，为中国经济繁荣时期的工厂提供劳动力。

他们搬到了城市，现在中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劳动力被视为农民工。然而，巨大的障碍依然存在：这些流动人口总体上仍无法享受城市的关键社会服务，如养老金、医保和子女教育。

杨缘讲述了这些巨大数字背后一个个真实面孔的故事。因为她记录的是这四名女性从童年开始的人生旅程，包括遭遇不经意间的性别歧视，偶尔的人身暴力，以及父母的期望带来的无法承受的压力，我们可以见证她们作为成年人经历了怎样的成长——以及她们可能的跌落有多深。

其中两名女性通过教育逃离了村庄的束缚：琼突破重重困难成为了一名大学生，然后投身科技行业；而思悦则设法将糟糕的民办大学教育经历转变为出人意料的职业生涯，走上了英语翻译、家教和创业者之路。那个叫蕾雅的女孩走的是最直接的一条离开村庄之路，她十几岁去深圳打工，最后成为了工人权益的组织者。

然而，中产阶级的“成功”并没有带来喘息的机会：为了维持生计，这些年轻女性继续奔波劳碌，疲惫显而易见。杨缘解释道，这就是中国人无处不在的对于“从梯子上掉下来”的恐惧。而在过去的30年里，随着巨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变得根深蒂固，“梯子越来越高了。”

杨缘笔下的主人公所处的社会环境徘徊在农村的过去与城市的未来之间，充满着不确定性。生活和命运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只需大笔一挥——还有随之而来的新的国家政策。

例如，思悦创办的这家非常成功的教育公司，一旦政府决定打击相对不受监管的私人补习行业，它就会失去大部分员工。为了确保女儿有机会在深圳进入一所理想的学校，蕾雅在繁琐复杂的积分系统中小心摸索，却因学区重新划分而功亏一篑。对于这些挫折，她们没有时间自怜或反思：为了生存，她们必须做出调整，而且也确实做到了。

我们为思悦感到高兴，她一直没有结婚，但自己生了一个孩子，她决定在其他坚强的单身女性的陪伴下抚养女儿。在这一点上，就连她非常挑剔的母亲也承认：“为什么要结婚呢？如果你是一个有本事赚钱的女孩，在现代社会......”她没有把话说完，但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胜利。

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本书的主人公来说，这些光芒闪现的时刻太少了，而随着习近平领导下的政府政策将中国公民社会的所有活力挤压殆尽，这种可能性看起来在今后也会越来越小。这本书的结尾是开放性的，因为杨缘的采访对象的生活仍在继续。

问题仍然存在：如果今天的中国只有私人革命而非政治革命，那么这些自我转变真的够吗？多少次你的生计来源被摧毁，多少次你的积蓄被浪费在一笔糟糕的房地产交易上，大学毕业后你要多少次找不到工作，才会放弃并“躺平”——或者，对那些有条件的人来说，移民国外？

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打工人别无选择：他们必须继续攀登这个阶梯。

谢选骏指出：人说《私人革命》：“社会新秩序”下四位中国女性的命运；我问“私人革命”能够抗击暴政专横吗？如果不能，那算什么革命？！

【05、“退伍军人”和“花花公子”在“终极死亡”的链接】

《从性解放运动到约炮文化：性爱神话笼罩之下 我们真的勇于谈性吗？》（傅适野 2018年08月28日）报道：

性绝不仅仅包括两具或多具赤裸的身体，恰恰相反，在性中，无人是完全赤裸的。

1953年，芝加哥，退伍军人休·海夫纳在自家的厨房餐桌上，编辑出了《花花公子》杂志的创刊号，封面是玛丽莲·梦露的照片，内页既有梦露的彩色裸照，还有一整版裸体女人在加利福尼亚日光浴的黑白照片，这本为中产阶级男性服务的杂志后来迅速成为了美国销量增长最快的杂志。1957年，威廉·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开始使用自制的“性交机器”，研究关于性满足的秘密。1968年，一对厌倦了一夫一妻的平淡中产生活的夫妻在加州创立了主张自由性爱的砂岩俱乐部，召集与他们类似的人们前来享受不受婚姻制度约束的、更加平等的自由性爱。盖伊·特立斯的《邻人之妻》（Thy Neighbor's Wife）出版于1980年，详细追溯了上述种种在美国发生的性行为与性观念的变化，为人们理解美国20世纪后半叶轰轰烈烈的性解放运动提供了一种视角。

时隔38年，当这本书的中文版与中国读者见面时，美国的性文化已今非昔比，刚刚完结不久的美剧《随性所欲》（Casual）可以被视作这种变化的一个注脚。这部美剧讲述了一个奇特的组合——一对亲生姐弟以及姐姐的女儿，其中弟弟Alex是一个单身汉，他使用自己创办的热门在线交友网站结交漂亮女性，并与她们发生一夜情，却无法发展出更进一步的亲密关系。而刚刚经历了离婚的姐姐也试图通过弟弟的网站寻找随意性关系（casual sex），试图以此来解决婚姻危机。在如今的美国，随意性关系以及约炮文化（hookup culture）已成为各类文化消费产品的常见主题。

从性解放运动的诞生到约炮文化的盛行，性是如何与生育、婚姻以及较为稳定的亲密关系一步步松绑，又是如何被建构为自由、无附加条件的性关系神话的？在这条性自由的神话之路上，潜在的危险是什么？当我们终于能够公开、大胆地谈论性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作为一种人际和身体互动关系的性，还是作为一种象征解放和自由的符号的性？在性的符号化背后，被忽略的又是什么？去年《纽约客》杂志上一篇引发热议的虚构作品《Cat Person》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解答。通过生动具体地描述一段糟糕的性爱经历，这篇小说试图告诉我们的是，勇于言说一次糟糕的性爱以及它带来的感受，是戳破如今大众媒体和主流文化营造出的关于性的神话和泡沫的第一步。

随意性关系（casual sex）

从一夫一妻到邻人之妻：性解放运动中的性爱自由话语

1971年的某天，39岁的盖伊·特立斯和妻子从纽约的P.J.克拉克酒馆回家时，第一次注意到了开在自己家附近的一家按摩院。在列克星敦大道上，某栋楼的三层窗户闪烁着红色霓虹灯招牌，几个刺眼的大字“现场裸体模特”映入眼帘。虽然当时性解放的风潮已经席卷美国——伴随着1960年代避孕药的开发上市，性与婚姻和生育的逐渐松绑，引发了美国社会内部关于性伦理和堕胎是否合法的种种争议，这些争议的逐步扩大最终引发了美国的性革命——但如此明目张胆的生意仍然让特立斯惊讶不已，并决定一探究竟。第二天中午，他独自一人前往那间闪烁着诱人灯光的房间，一位长发、穿蓝色牛仔裤、戴和平念珠串的年轻男人接待了特立斯。规则如下：半小时18美元，特立斯需要从在桌上摊开的六位女按摩师的照片中任选一位。

这是特立斯在按摩店的初体验，也是他书写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性解放运动的开端。9年之后，他那本聚焦美国性解放、不断膨胀的色情消费主义以及在中产阶级人群中发生的性革命的作品《邻人之妻》终于与美国读者见面。在书中，特立斯追溯了20世纪后半叶美国社会在性行为和性观念方面的种种变化。在这九年中，特立斯拜访了数十家按摩院，并且成功地在两家按摩院担任义务经理。1973年，他有机会去到欧洲几个主要城市展开考察，考察中他发现，出入按摩院的大多为男性，“男人的天性是窥阴癖，女人是展示者，”他在《邻人之妻》中写道。

从欧洲回美国后，特立斯游历了美国内陆，采访了许许多多普通男女、公民领袖和当地名人，他与专情的夫妻、公认的浪荡子、检察官、辩护律师、神学家还有婚姻顾问等形形色色的人交谈，试图在与这些人谈话的过程中梳理出一条美国性解放运动在中产阶级生活中开拓出的道路以及分支。整个游历过程让特立斯开始思考，虽然性解放运动在社会和科学方面带来了诸多变化——避孕药、堕胎改革、对审查制度的法律限制等等，但许多美国夫妇最爱的书目仍然是《圣经》，他们忠于婚姻，他们已经上大学的女儿仍是处女。与此同时，尽管全国范围内的离婚率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但再婚率也居高不下。

他也注意到，即便70年代有许多人满怀希望地预言美国社会最终会回到更加保守的50年代，但巨大的变化确实在发生：聚焦中产阶级娱乐消费的、以性感女性裸照闻名的《花花公子》杂志，在1972年创下了超过七百万册的销售记录；60、70年代，露骨的色情电影开始出现在美国的大屏幕上。特立斯曾在宾夕法尼亚州偏僻的山林中近距离观看了一部色情电影《艾吉小姐的回忆》。这部充斥着群交场面、喷射的阳具以及对于性来者不拒的女性的电影，稍后出现在了美国大城小镇里限制级影院的大屏幕上，满足着男性顾客的愿望和幻想。

在接下来的加州之行中，特立斯第一次探访了砂岩隐居地，一个1968年由约翰·威廉森和他的妻子芭芭拉·克拉默创办的、位于托潘加峡谷私人庄园里的开放性爱实验基地。在这个不存在双重标准、不存在用钱交换性、不需要保安和警察也没必要以性幻想作为替代兴奋剂的自由性爱社区，特立斯度过了两个月中的大部分时光。在砂岩社区中，约翰·威廉森带领着由他和妻子招募来的、厌倦了一夫一妻平淡生活的中产夫妇们，试图在此建立一个性爱自由的乌托邦社区。在这里，性自由是连接自己和他人生活的手段，团体婚姻而非一对一的专偶制婚姻，满足了他们对于更加纯粹的、与霸权解绑的平等爱情的想象。

虽然作为一位中产阶级白人男性，特立斯的身份极大地限制了他深入美国性解放运动的路径和方法——也正因如此，他涉及的基本是异性恋的、中产的、以男性为中心的解放，而对于性解放运动中女性、性少数群体以及中产阶层以外的群体涉及甚少——但《邻人之妻》依旧揭示出脱离了婚姻和生育而自由存在的、颇具革命性和解放性的自由性爱，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社会文化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旧有的观念逐步被打破，关于性的全新逻辑逐步建立起来，在性解放运动中，有关性爱自由的话语逐渐占据主流。

《花花公子》创刊号随性所欲：约炮文化的兴起和性爱神话的诞生

如果说性解放运动是对于之前既有的、陈旧的关于性和亲密关系规则的一种颠覆——即性不只是发生在正统的异性恋一夫一妻制婚姻内部，也不仅仅是为了生育服务，它更多关乎纯粹的乐趣和快感——那么到了千禧年，约炮文化（hookup culture）已经在美国青年人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约炮文化是一种接受和鼓励随意性关系（casual sex）的文化，包括一夜情以及相关的活动，这种性行为不一定包括情感联系或者长期的承诺。从2000年前后开始，“约炮文化”一词在美国被广泛使用，这种更加随意的性关系不仅局限于大学年轻学生的范围内，很多研究都显示，越来越多的成年人由于各种原因开始尝试随意性关系，而随着智能手机的兴起，各类约炮软件则让这种性行为更加便捷化了。

在美国颇为流行的交友软件Tinder

随意性关系当然并非一种全新发明，这种行为在性解放运动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在2015年发表于《性行为档案》的一篇名为《美国成年人的性行为和态度的变化，1972-2012》的论文中，三位作者通过分析来自General Social Survey的数据认为，随意性行为的比例在过去30年里呈上升趋势。在18-29岁的声称非伴侣性行为中，35%的“被遗忘的一代”（Generation X，指出生于1970年代的美国人）在1980年代末期发生过随意性行为（其中44%是男性，19%是女性）；到了2010年，“千禧一代”（Millennials，即出生于1980-2000年之间的美国人）中这个比例是45%（男性占55%，女性占31%）。

美国年轻人看似全然被约炮文化笼罩或“腐蚀”，实际情况并不尽然。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基梅尔（Michael Kimmel）在《男孩变成男人的那个冒险世界》（the Perilous World in which Boys become Men）一书中指出，在一项针对全美男性大学生展开的有关性生活的调查中，他询问了男生们认为在任一周末他们的同班同学过性生活的比例，他们给出的平均答案是80%。但实际上，权威数据（the Online College Social Life Survey）显示，在超过24000位美国大学学生中，80%有过性生活，但在任一周末有性生活的学生比例仅为5-10%。另外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凯瑟琳·博尔格（Kathleen Bogle）在调查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此外有趣的一点是，凯瑟琳发现，不管她采访的学生自身的性生活有多频繁，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仍然会假设其他年轻人有着比自己更加频繁的性生活。

是什么导致了感觉认知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巨大偏差？大众文化“功不可没”。年轻人之间的约炮和一夜情行为充斥于大众媒体，在美剧、电影以及色情片等其他文化消费品中，裸体、随意的性爱已经成为了刺激人们感官的必不可少的元素。但问题或许在于，这些文化产品倾向于将性当成一种流于表面的符号，性在其中就仿佛烹饪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调味剂，对于一道菜品的色香味尤为重要，但没有人会去深究调味剂本身的成分与味道。更重要的是，鲜有文化产品敢于戳破约炮文化营造出的、带有幻想性质的美好泡沫，指出性爱中可能存在的糟糕体验，以及这种糟糕的性所带来的后果和伤害，尽管实际上，除了其符号化的一面，糟糕的性随处可见。

探讨随意性行为的美剧《随性所欲》第一季海报

这其中有一个隐含假设，即在性解放运动过后，性（即便是糟糕的性）成为了一种默认的政治正确，性的匮乏和缺失往往被视为一种偏离了正常轨道的生活。正如蕾切尔·希尔斯（Rachel Hills）在刊于《Time》的文章《每一代人对于性有何种误解？》中谈到的，性可以是最好的也可以是最糟糕的，但它一向意义深远，对于回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如今的性文化催生出了一种新型的愧疚感——因在性方面不够活跃而感到愧疚。在这种氛围下，自由性爱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型神话。

戳破神话：让我们公开、严肃、具体地谈论性爱

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下，2017年12月《纽约客》一篇名为《Cat Person》的小说便显得尤为特别和重要。小说讲的是一位叫做玛戈特的大二女孩和一位叫做罗伯特的男性的约会经历，以及他们二人一次糟糕的性爱体验。小说以玛戈特的视角切入，从他们在玛戈特打工的电影院初次相见讲到后来持续数月的短信交流，到在酒吧的约见，再到玛戈特去罗伯特家两人的性爱体验。在描述两人的肢体接触时，故事并不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朝着浪漫和美好发展，作者Kristen Roupenian反其道而行之，勾勒出了一系列在玛戈特看来体验十分糟糕的肢体接触，比如罗伯特糟糕的吻技和更加糟糕的性爱技巧。

小说的有趣之处在于，这个糟糕的性爱过程因为作者极其细腻的文字呈现和玛戈特数次感官和心理上的嫌恶反感，而显得异常漫长难耐。在整个过程中，玛戈特不止一次打退堂鼓。罗伯特把裤子褪到脚踝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还穿着鞋，于是他尴尬地俯下身去解鞋带，他那被毛发覆盖的腹部臃肿而柔软。玛戈特看到上述场景时，心生反感，但她随即想到立刻叫停需要付出的代价——他们互发短信数月，她在酒吧时也暗示罗伯特他们可以发展到性关系的地步，并且如今她已经坐在罗伯特家中等待他脱去衣服——在此刻叫停需要大量的技巧和温柔，就好像“在餐厅点单之后，送上来的菜品不合胃口，她突然改变主意并将其退回”。当罗伯特将自己的体重压在玛戈特身上并亲吻她时，她“知道她享受这次遭遇的最后一次机会已经消失了，但她仍然会将其进行到底”。在她被翻过来转过去的过程中，玛戈特感觉自己像个玩偶，一个用橡胶制成的玩偶，柔软而有弹性。

在罗伯特把玛戈特翻过来转过去的过程中，玛戈特感觉自己像个玩偶，一个用橡胶制成的玩偶，柔软而有弹性。

作者Kristen指出了“房间里的大象”，她让人人都可能经历过、却鲜有人公开谈论的性经历中那些糟糕的感官，通过语言的微妙力量走向公众视野，变得可见，甚至可以被公开讨论。而同时，她也直接指向了亲密关系中的同意问题以及其中涉及的权力关系。《Cat Person》提醒我们：一方面，性是最私密的话题，它关乎两个或者多个性伙伴之间亲密无间的身体互动，它代表着一种最为赤裸的坦诚，虽然过程中也不乏伪装与欺骗；与此同时，性也是最具公共性的话题，它是被约炮文化统领的美国校园中学生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是影视文化消费品中的常客——虽然在影视作品中，它时常被简化为一种符号性的指称。大众文化对于微观互动中性行为可能包含的不适、感官的错位、对于快感的误解以及对于同意的误区，都极少给予严肃的讨论，性因此成为了消费主义时代的快消品和刺激物，被不断商品化和符号化，激发着人们的无限欲望与遐想。

于是，在当下，我们发现自己身处这样的窘境之中：人人都在谈论性，但由于每个人对于性的理解力和感受力的差别，彼此交流和分享性经验变得十分困难，对于性的谈论由此沦为了对一种空洞符号的探讨，而这种表面化的谈论方式恰恰消解了性的严肃性及其背后的政治意涵。为何性是政治的？这是因为，性绝不仅仅包括两具或多具赤裸的身体，恰恰相反，在性中，无人是完全赤裸的，人们背负着自己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属性，也背负着自己的种族背景和社会背景，以及以上种种背景交叉角力而生成的权力关系。

在性解放运动过去60年之后，当约炮、一夜情、无需承诺和责任的性爱文化在美国大行其道之时，当拥有性生活成为一种无需辩驳的默认设置和政治正确，当性本身被剥离了具体内容和互动关系而成为一种被神话的符号，我们需要的，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拥有敢于戳破这层神话泡沫的勇气，是在让自己感到不适的性关系中拥有及时喊停的勇气，是在性爱话语漫天飞舞的当下拥有能够公开而具体地谈论性的勇气。

谢选骏指出：人问“从性解放运动到约炮文化：性爱神话笼罩之下 我们真的勇于谈性吗”？——我看“退伍军人”和“花花公子”似乎毫无相关，但其实正是在“终极死亡”的意义上，这两者获得了链接！许多恐怖分子临死的时候都要玩性，日本的神风特攻、九一一恐袭嫌犯、刺杀老头竞选的青年……都是如此。而在当前的美国，第三美国的死亡也触发了类似的社会机制——性解放！

【06、“中国男人”为何是个侮辱性的称呼】

《中国人为何不明白美国人辱华？》（2014年07月15日 教育专栏作者方帆）报道：

新浪《爱生活》专栏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据报道，美国右倾保守派电视台福氏新闻台（Fox News）的主播贝克尔（BobBeckel）最近在节目中用了"Chinamen"这个辱华的词语，立即引起在美华人的不满，而加州的华裔参议员刘云平（TedLieu）更公开要求福氏新闻台炒掉贝克尔。很多中国的朋友对此很不明白：美国不是言论自由么？说个Chinamen有什么大不了的？而且，Chinamen这个词从字面上来看也没什么问题啊！“中国男人”，不好吗，像个中国男人一样，有什么不行了？

首先说一下“言论自由”。没错，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了美国人有言论自由，可是，美国宪法设置的言论自由，跟拥有武器的自由一样，都是用来对付政府的：给予人民指出政府错误和官员错误的自由，让政府受人民监督。因此，美国人可以骂总统，取笑总统，要总统公布自己的财产，骂政府，甚至鼓吹要把总统拉下台，弹劾总统，都没有问题。但是，言论自由用来对付跟你一样的普通百姓，就有问题了。比如，你就不能随意骂或者取笑你的邻居，更加不可以无端要求人家公布自己的财产。假如在骂你的邻居的时候，牵涉到种族、性别、性倾向这样的敏感领域，你的言论随时会给你惹上官司的。

在美国，华裔美国人是美国各民族的国民的一部分，并不等于是“中国人”。“中国鬼”（Chinamen）这个词，跟侮辱黑人的“黑鬼”这个词一样，在美国是属于带有非常严重的种族歧视的侮辱性词语，不在美国生活的人不明白，但请不要望文生义，自作聪明，认为无伤大雅。认为说Chinaman无所谓的中国人，也可以想想下面这个例子：假如美国人对您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听见人家说你们是‘狗杂种’就那么气愤？杂种的狗才萌啊！杂种的狗代表高贵的狗呢！不是赞美你们吗？”您有什么感觉？

另外，中国人可能说，我们天天骂美国佬，日本鬼，棒子，也没见那个国家的人民或者政府抗议我们，你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凑什么热闹，听见一句Chinamen就各种兴奋，各种抗议？

假如您在中央电视台说，“东北的朝鲜族人都是棒子”，看看有什么后果？

对了，正因为华裔美国人是美国人的一部分，就等于朝鲜族人是中国人的一部分一样，被羞辱了，跟“骂中国”或者“骂韩国”是没有关系的，这完全是国内的种族歧视，跟国家外交政治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最后，美国的“言论自由”不是没有限制，没有底线的言论自由。假如你在一个挤满人的戏院高呼“着火了”，引起人群惊慌践踏踩死人，你就有罪，并不能用“我有言论自由”来申辩。美国NBA洛杉矶快艇队的班主斯特林只不过骂自己的女朋友“不必讨好黑的人（blackpeople）”，不必带黑的人去看我们队的表演，就立即遭到严厉的处罚，并被要求出售自己的球队。他甚至还没有说“黑鬼”这个词。可是，在美国，已经敏感到你提到黑人的时候，不说"African American"（非洲裔美国人），你就已经有种族歧视的嫌疑了！可惜，因为亚裔在美国人数不多，没有非洲裔美国人那么强力争取自己的利益，所以，很多白人对亚裔侮辱性的提法和词语都有点不是太敏感。比如，很多老一辈的白人会在提到亚裔的时候说“东方人”（oriental），这也是一个极为侮辱性的词语，但是很多人是不以为然的，因为对相关的历史不懂。还有侮辱华人的“清客”（Chink），也是很多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不懂的一个词。

美国电视主持人对华裔的侮辱性说法，其实很大部分的原因是他们有意或无意犯种族歧视的错，跟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或者国际政治是没什么关系的。作为中国的民众，应该支持美国的华裔声讨这些种族歧视的偏见和侮辱性的说法，而不是站在白人的那边，为他们的种族歧视开脱。

谢选骏指出：刚才这篇文章的立意是说，“中国男人”是个侮辱性的称呼，就像“黑鬼”、“狗杂种”一样……却没有解释何以如此。在我看来，这也许是嘲笑中国男人不像男人，不敢反抗吧。或者更糟糕，中国男人的反抗只有三分钟热度，遭到镇压立即服软甚至投降，结果反而进一步恶化了自己的处境。这就叫做“贱招”。

《美国大选后华裔频遭辱骂 华裔：遭攻击应报警》（2016年11月16日 《星岛日报》）报道：

美国大选后激情余波荡漾，特朗普（Donald Trump）饱受争议的竞选政见疑助长“另类右翼”势力抬头，向包括华裔在内的移民发起肢体或言语攻击。民主党官员表示，特朗普应加快脚步修补裂痕，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日前，一位名叫Kymby Cao的华裔女子在Instagram贴文，指自己遭到特朗普支持者砸鸡蛋，并以挑衅字眼叫嚣，进而登上媒体版面。她表示，是在洛杉矶市Madisoon Ave。遛狗时，突有一辆车驶近，接着车上的人向其扔鸡蛋，并辱骂“滚回家”（Go back home）、清客（Chink）等字眼，当众人扬长离去时还高喊着：“这是特朗普城（Trump Town）”。事后，她前往警局报案，并透过社群媒体提醒大家小心。

多名华裔被呛“滚回中国”

类似案件不止一起，住在新港滩（Newport Beach）的严小姐13日也在脸书（Facebook）发言，指自己和丈夫逛街时，一位坐在轮椅上的白人老先生对其吆喝：“滚回中国（Go back to China）、滚回你的东京（Go back to your Tokyo），这不是你该出现的地方。”她对此既羞又怒，周末游兴因此大减，基于对方是残障人士严小姐不打算追究，但怒气仍可从只字词组透露出来。

无独有偶地，林小姐亦在同一天晚上，于帕沙迪纳（Pasadena）有类似经验。她说，当时与朋友从餐厅步出，过马路时冷不防一位白人年轻小伙子喊出：“中国人都该死。”震惊之余，对方又说别在这国家出现，否则得付出代价。因为两人担忧对方持有武器，不敢有所回应，急急忙忙离开路口，事后将这经验通过社群媒体分享。

苏王秀兰：遇仇视应报警

特朗普的上任，是加速族群撕裂抑或促成团结？从其当选至今，负面效应仍旧持续。民主党州众议员周本立表示，特朗普为当选发表诸多争议言论，如今得重新修补裂缝，以免扩大族群分裂，而这也是他所担心的事情。随着特朗普将任美国国家领导人，这段时间应公开喊话，以免被外界视为极端主义抬头。

民主党圣盖博市长廖钦和认为，这是不是暂时性的还很难说，因为选民现对特朗普充满幻想，期待他上任可改变现状，进而出现民粹主义。以他观察，过往诸多政策错误，以致一些地区的选民相信自己是受害者，让特朗普出线可让美国恢复昔日荣景。事实是今日市场全球化，特朗普下阶段应让选民认清事实，而非扩大分裂。

共和党核桃市副市长苏王秀兰提醒，若有华人遭仇视挑衅或攻击，第一件事就应该报警，而非自认倒霉，她说：“在美国针对特定族群发起攻击，是违法、不能接受的行为，不能够善罢罢休。”她说，特朗普政见中的主要批判对象，是在境内犯罪的无证移民，不是循合法程序的移民，既然选举结束，选民就应告别激情将生活拉回正轨，而非以极端行为造成对立。

谢选骏指出：我觉得“Go back to……”也可能含有一种善意，就说这个地方不适于你的生存，所以你还是回你老家吧……既然如此，华人为何不对白人说“Go back to Europe”？！为何不对黑人说“Go back to Africa”！？仅仅因为“中国男人”不像男人？难怪了，“中国男人”沦为一个侮辱性的称呼了。我相信，只要现代中国人像先秦中国人那样恢复了生命力，“Chinaman”这个字就会改变了语义，成为一个“尊贵”的同义语。反言之，像“华人”这么高贵的名字，到了现代中国，竟然沦为“与狗一样”的蔑称。

【07、《纽约时报》故意混淆性别渔利】

《约翰尼·德普诽谤案与厌女狂热》（MICHELLE GOLDBERG

2022年5月19日）报道：

已离婚的演员夫妇约翰尼·德普和安珀·赫德之间的丑恶冲突中存在模糊不清之处，但有些事情是明确的。

德普给一个朋友发短信说，他想杀了赫德，然后和“她烧焦的尸体”发生性关系，以确保她已经死了。在一段视频中，德普砸了厨房橱柜，赫德试图让他平静下来，说，“我只是说了句‘对不起’！”在一段录音中，她让他“把烟头按在别人身上”，他回答说，“闭嘴，肥婆。”

他承认用头撞她，但他说那是意外。当赫德去法院申请针对德普的家庭暴力限制令时，她的颧骨上有一块淤青，她说那是德普向她扔手机造成的。

2018年，英国报纸《太阳报》称德普“打老婆”，德普以诽谤罪起诉该报。在英国要证明诽谤比在美国容易得多，因为英国的举证责任在于被告。德普输了官司。法官在评估德普涉嫌虐待赫德的14起事件后，发现其中12起确实发生了，并得出结论，称《太阳报》的话“基本属实”。

现在德普在弗吉尼亚州起诉赫德，要求后者赔偿5000万美元，称赫德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篇没有点名提到德普的评论文章中声称她自己是“代表了家暴的公众人物”，他声称这是对自己的诽谤。他的案子看起来很荒谬，因为即使他是完全无辜的，英国的判决也已经众所周知，赫德指的也是她所象征的东西，而不是她据称所承受的东西。（她进行反诉，要求赔偿1亿美元。）

如果德普以某种方式获胜，人们可以想见，其他自称从性侵中幸存下来的女性也会面临类似的诉讼。歌手玛丽莲·曼森已经对他的前未婚妻埃文·蕾切尔·伍德提起了诽谤诉讼，后者是指控他性暴力的几名女性之一。

但是德普并不需要在法庭上取得成功就能达到他的目的。在2016年给他的前经纪人克里斯蒂安·卡里诺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德普写道，赫德“上赶着想丢脸丢到全世界去”。现在，这场电视直播的审判导致了大量针对她的仇恨和嘲笑。这位反复无常的女演员——她有时对德普很暴力，也从来没有兑现把她的全部离婚财产捐给慈善机构的承诺——远非完美受害者。这让她成为了反击“#我也是”（#MeToo）运动的完美对象。

网络上出现了针对赫德的一轮大规模霸凌，让所有之前的社交媒体围攻都相形见绌。无数视频在TikTok上嘲笑赫德，“超级男孩”成员兰斯·巴斯也加入了这一潮流，以嘲讽的口吻重现她的证词。甚至有一个化妆品牌参与了这场反对赫德的混战，发布了一个TikTok视频，旨在反驳她的律师对她如何掩盖瘀伤的描述。与此同时，每个平台似乎都有大量支持德普的米姆。“为什么整个互联网似乎都是约翰尼·德普的团队？”《Vice》杂志的文章标题写道。

但还不仅限于互联网。克里斯·洛克最近开玩笑说：“相信所有女人，除了安珀·赫德。”上周末，《周六夜现场》中的一个节目把德普对赫德最疯狂的指控之一变成了小品，把她塑造成一个应该嘲笑的人物，把他塑造成一个迷人的捣蛋鬼。

这并不意味着此案的是非曲直是一目了然的。赫德承认打了德普，并有录像表明她对他进行侮辱和贬低。这对夫妇的婚姻咨询师作证说，他们“互相虐待”，并在谈到赫德时说，“如果她感到不受尊重，就会挑起一场争吵，这对她来说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一些家庭暴力专家认为，相互虐待是一种错误观念，他们认为，在一段有害的关系中，虽然双方都可能表现得很糟糕，但通常是一方对另一方施加权力。但是，即使你认为赫德的行为不可原谅，但她面对的是一个拥有更多资源、身材更高的男人，这个男人因为她胆敢以“权威”的方式说话而咒骂她，因此被记录在案，因此，认为她是主要攻击者的想法是不合逻辑的。

事实上，审判中最不堪的细节之一——就是被各种媒体用来嘲笑赫德的那个——可能很容易融入她受害的故事中。你现在可能已经知道了，德普指控赫德或她的一个朋友在她床上大便以示报复，他的保镖说她承认是想恶作剧但出了岔子。赫德作证说，他们的一只狗小时候吃了德普的大麻一直失禁，因此弄脏了床。“那真不是什么愉快的时光，我不认为那有什么好笑的，就这样，”她说。“太恶心了。”

如果她说的是实话，人们不得不惊叹德普和他的团队是如何彻底地玷污了她的名声。德普作证时，#AmberTurd（安珀屎德）和#MePoo（我也屎）的标签传遍了网络。赫德的形象，一个以金发性感魅力为标志的女人，现在被永久与粪便联系在一起。如果她不是心理变态，那她就的确是被污蔑为虐待狂的受害者。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赫德的律师聘请了追踪网络虚假信息和骚扰的组织“机器人哨兵”，来分析针对她的社交媒体宣传活动。“每个人都认为任何针对他们的活动都是机器人之类的，”该组织的创始人克里斯·布齐告诉我。但在赫德这件事上，有些活动确实是机器人干的——布齐估计，有340个“不真实”的Twitter帐户致力于诽谤赫德，并大量转发关于封杀她的表演和模特活动的请愿。“一小部分帐户就可以推动Twitter上的对话，”他说。

不过，即使喷子和机器人帮助激发了反赫德的狂热，显然还有很多真人参与其中。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德普的忠实粉丝；正如凯特琳·蒂夫尼在《大西洋月刊》上所写的那样，网络社区一直坚持“他们的男性崇拜对象被不那么出名的女性伴侣操纵和折磨的理论”。

然而，似乎有一种更广泛的厌女狂热在起作用，这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极端反动时刻的一个特征。“她会狠狠碰一鼻子灰！！！”德普在给卡里诺的邮件中写道。看起来他很了解自己的受众。

谢选骏指出：《纽约时报》议论“约翰尼·德普诽谤案”，并把它激起的社会影响提高到了“厌女狂热”的高度。但其实呢，这只是《纽约时报》自己的偏见或卖点——因为这是《纽约时报》在故意混淆性别差别——

《安柏赫德／雙性戀 魅力男女通吃》（2014-02-13STYLE 記者吳曉涵）报道：

「雙性戀女星」是這陣子媒體常用來介紹安柏赫德的詞彙，不過她本人並不太喜歡聊她與強尼戴普的情事，不想靠炒緋聞來增加知名度。直到最近幾個月，兩人才比較大方在鏡頭前一同露面，對婚事也不再保守，傳言指出他們將在近期舉辦浪漫的小島婚禮。

與強尼戴普在一起之前，安柏赫德曾與美國攝影師 Tasya van Ree 交往了四年並同居，兩人無論是在公開場合或私下都大方放閃，感情很好，而且兩人的時尚品味旗鼓相當，站在一起非常匹配。

別看安柏赫德的銀幕形象如此性感有女人味，這樣一位嬌滴滴的美女可是非常有勇氣的。當初她靠著電影作品慢慢累積人氣，眼看就要大紅大紫的時刻卻大方出櫃承認自己與 Tasya van Ree 的關係，這也讓她在許多男影迷的心中地位瞬間往下掉，不過卻得到了許多女性及同志的支持，尤其她在 GLAAD（反誹謗男女同性戀聯盟）派對上的公開演說最讓人印象深刻，「當我們避開某些問題或是想隱藏它時，這其實就代表我們已經悄悄認為它是錯的了。但人們愛誰有什麼錯？我不覺得我有錯、我不覺得那些愛著同性的人有錯，他們只是愛他們所愛的人、他們生來就是如此。」安柏赫德說。她與 Tasya van Ree 也時常一起參加人權相關的公益活動、遊行，也曾為了支持平權理念而全裸入鏡 Tasya van Ree 的黑白時尚攝影作品，用她的性感力挺人權。

不過自從安柏赫德與強尼戴普合作《醉後型男日記》後，兩人緋聞就越演越烈。2011年開始強尼與安柏的名字就時常連在一起，安柏因此很快結束了 Tasya van Ree 的戀情（兩人目前還是好友），而這也直接影響了強尼哥與凡妮莎巴哈迪的關係，凡妮莎還公開指責安柏是個「偷男人的無名小卒」。

果然，在2012年六月，強尼戴普宣布與凡妮莎分手，隔沒多久就與安柏赫德出雙入對，還大方送馬、送鑽戒，急著想把這位小23歲的小女友套牢，兩人平常上街也經常穿風格類似的情侶裝，非常甜蜜。安柏也很用心地練習怎麼當個好後母，這一年多來與強尼哥的兩個小孩關係都很好，也常跟著強尼哥跑遍世界各地宣傳電影，默默當個賢內助，這大概也是為什麼她能讓與凡妮莎交往14年不結婚的情場浪子強尼戴普動了想婚念頭。安柏赫德，妳真的太厲害了！魅力強大到男女老少通吃啊！

話說回來， Tasya van Ree 與強尼戴普間還真的有個共通點，就是他們兩人都很喜歡戴帽子，想吸引安柏的注意力？也許真得先去買頂帽子再說囉！

谢选骏指出：显然，这个安柏赫德并非“女人”，而是“女同”——它使出浑身解数来招惹男人结婚，事后证明是一个实施家暴陷阱的毒计，以此来诈骗高额费用，类似于遗种“诈保作案”。这样一来，多数人尤其是正常的男人，才会对它产生厌恶，这种厌恶可能是由于“爱女”，而绝对不会是由于“厌女”。所以我说，《纽约时报》这是在故意混淆性别，实在可恶。

《德普妻子艾梅柏密会同性女友 两人曾秘密结婚》（2016-07-15 光明网）报道：

尽管距离向法庭上诉要求离婚，并且控诉遭到丈夫约翰尼·德普（Johnny Depp）家暴只有一个月，但艾梅柏·希尔德（Amber Heard）似乎已经走出了这段婚姻，近日她更被拍到与昔日的同性恋人Tasya Van Ree密会。

美国当地时间本周二（7月12日），艾梅柏·希尔德被发现与一位同性友人聚餐，而这个人正是她当年的同性恋人、洛杉矶摄影师Tasya Van Ree。

此前曾有消息称，艾梅柏曾跟这位摄影师秘密结婚，虽然官方并不承认她们的这段同性婚姻，但艾梅柏还是将自己的姓氏改成了Van Ree。两人2013年分手后，艾梅柏才将姓氏改回成“希尔德”。

艾梅柏·希尔德如今正跟德普处于分居时期，两人的离婚官司还没有正式结束，在法律上她还是德普的妻子，而这次密会昔日恋人，不知道艾梅柏是想作何打算。

谢选骏指出：这个艾梅柏·希尔德，它的“双性恋”看来只是一个烟幕弹——它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女同而不是女人，它伪装双性恋，不过是为了侵门踏户、夺取财产罢了。看来，《纽约时报》故意混淆性别，炒作厌女症，只是为了多卖点报纸渔利，就和女同伪装女人出嫁，为了制造家暴现场离婚渔利，一模一样。大家想想，一个女同嫁了男人，它能不郁郁寡欢、怒火万丈、家庭内部爆发革命吗？能不你那才奇怪呢！能不的话，那么她就是个双性恋而不是完全彻底的同性恋了。

【08、爱是来自上帝还是来自兽性】

《对黑猩猩的研究，或许能告诉我们爱的根源来自何处》（2021-07-08 澎湃新闻）报道：

无论是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片头里，还是中小学教科书中，常有这样一位女科学家的身影一闪而过。她总与黑猩猩一同出现，举动亲昵，像是两位熟识已久的挚友。

简·古道尔（Jane Goodall），英国著名灵长类动物学家，剑桥大学博士。自小热爱自然和动物的她，20余岁时只身前往非洲观察黑猩猩。这位当时并未接受过系统训练、自幼在都市长大的年轻女性，顶着外界的重重质疑，在非洲丛林的艰苦环境中开启了自己一生挚爱的事业。

古道尔博士热爱自然，也目睹了破坏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危险、不公、种族屠杀……关于黑猩猩的研究为她打开了一道观察人类之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行善的力量，也存在着作恶的力量”“只要我们能有爱心，不残酷对待人类和动物，我们就将站到一个人类道德与精神演进的新时代的门槛上，并最终实现我们独有的品质：人道主义。”古道尔初到贡贝 在煤油灯下写手记

本文摘取自简·古道尔的自传体回忆录《点燃希望》，主要讲述了古道尔对黑猩猩敌对行为和领地行为的观测，并由此引发对人类战争的思考。

01、战争，不只是人类行为

“许多过着平平淡淡生活的人都需要一些刺激，所以在我们的电视、报纸和杂志上，暴力才被认为是有新闻价值的东西。”

黑猩猩能产生与某些原始的人类战争形式不无相似的敌对行为和领地行为。了解这一点既非常有趣，也令人寒心。

我以前一直认为，战争是只有人类才有的行为。对于类似战争行为的描述可以追溯到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初。它似乎是人类群体一个几乎带普遍性的特征。引起战争的原因是一些范围非常广泛的问题，包括由文化和知识所决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至少从生态上来说，战争解决了胜利者获得生存空间和充足资源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它还起到了降低人口水平、保护自然资源的作用。

此外，正如达尔文所指出的，史前的战争是群体之间的冲突，而不是个体之间的冲突，肯定对群体成员之间越来越复杂的合作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选择性压力。交际能力变得非常重要：复杂的口头语言的出现带来极大的优越性。智力、勇气和利他主义就会受到高度评价，因而，与群体中胆子较小、技能较差的成员相比，优秀的武士就会有较多的女人，生出较多的后代。这一过程将不断升级，因为一个群体的智能、合作和勇气越突出，它的敌人所受到的压力也越大。

实际上，有人认为战争也许是进化中的主要压力，而正是这种压力使得人类的大脑和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类人猿的大脑之间出现如此巨大的差距。大脑不太发达的原始人类在战争中无法取胜，因而就被消灭了。

毫无疑问，早期人类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们发达的大脑。因为人类的大脑比起黑猩猩的大脑要大得多，所以化石考古学家多年来一直在寻找一种介乎半猿半人之间的骨骼化石，以便从化石方面为人与猿之间提供一个联系环节。实际上，这个所谓“失去的环节”肯定是由一系列业已消失的大脑形态组成的，而且每一个都要比先前一个更复杂。对于科学来说，这些大脑除了在有些头盖骨化石上留下过一些微弱的痕迹之外，的确是永远失落了。

只要一想到战争，我们的脑海里往往会出现一支庞大的军队在运动的情景：骑在马上的、徒步行进的、驾驶装甲吉普坦克的、开着战斗机和轰炸机的军人面对着可怕的冲突。更为糟糕的情景是，按下一个键钮，就可以在转瞬之间消灭一个国家。人类的战争是在国家之间，或者一个国家的各个派别之间进行的——其中尤以革命和内战最为惨烈。

贡贝黑猩猩之间的“四年战争”当然无法与人类的战争相提并论，可是它却清楚地说明，这些猿类已经达到只有人类才能达到的战争的残酷性。但毕竟人类历史上大规模部署兵力和武器的能力也不是一夜之间就如此成熟的。人类的战争也像人类的所有文化进步一样，经历了许多个世纪的发展，从原始的、类似黑猩猩那样的侵略行为发展到如今有组织的武装冲突。现在仍然有一些土著人部落的战争形态跟贡贝黑猩猩的“四年战争”差不多——参加袭击的群体悄悄潜入一个村庄，然后进行杀戮和抢劫。

人类的战争形式是文化的发展，但是，在人类早期祖先的战争形式出现之前，肯定有过许多其他形式的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包括群体共同生活和狩猎技能、建立领地、使用武器以及合作制订计划的能力。此外还必然会产生对陌生人的恐惧和仇恨，其表现形式就是侵略性的攻击。贡贝黑猩猩中显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上述这种特征。

黑猩猩的领地意识无疑是很强的。他们不仅保卫自己的林中领地不受来自相邻群落的“外来者”的侵犯——不论是雄性还是雌性（不过青少年雌性不在此列）。他们每星期至少要对自己家园的边界进行一次巡查，监视其邻居的动向。他们不仅保卫自己的领地，有时还以弱小的邻居为代价扩大自己的领地。贡贝“四年战争”的原因很可能是卡萨克拉雄猩猩产生的受挫感，因为他们不能进入原先属于自己的领地，因为它已被分裂出去的群体所占领。

有一点也很明显，那就是，有些雄猩猩，特别是那些年轻雄猩猩，觉得群落内部的冲突很刺激。尽管“巡逻队”的其他成员已经离开边界返回，那些年轻猩猩有时却冒险悄悄地逐渐深入，去观察他们的“敌人”。这种带危险性的好奇心也许是早期人类战争出现的重要原因。杀死成年同种成员的情况在哺乳动物中很少见，因为这类冲突对侵略者可能很危险。用文化的方式鼓励人类的武士历来是非常必要的：表彰他们的作用，谴责胆小者，对战场上表现勇敢、杀敌有功者予以重赏等等。

如果人类的男子天生就觉得侵略（尤其是对邻居的侵略）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士兵的训练就会容易得多。这似乎确实不假。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总动员的号角一吹响，我们家里的男性成员全都报名参了军。当时德里克还不够当兵年龄，于是他就去了一个又一个飞行训练中心，最后找到一个不死扣条条框框的地方当了兵。人类对死亡和痛苦有极大的好奇，这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在中世纪的英格兰，绞刑示众是很常见的事。

今天（1997年8月），在写这一个章节的时候，我从报纸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在德黑兰西部处决一名强奸犯，结果围观的人群有上万之多。他们看着那个人的脖子被套上绳索，然后被起重机吊起来，吊到他们的上方。由于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他的腿越蹬越无力，身体扭动也逐渐停止。在观看赛车的过程中，危险的拐弯处往往聚集的人最多。在障碍赛马中，人们最喜欢看的是那些他们知道摔倒次数最多的马。公路上发生恶性交通事故之后，会出现数英里长的塞车——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放慢车速想看上一看。当然，这是因为这些事情异乎寻常，许多过着平平淡淡生活的人都需要一些刺激，所以在我们的电视、报纸和杂志上，暴力才被认为是有新闻价值的东西。

02、属于某个群体，也有危害性

“真正危险的是，我们在自己的群体和任何其他有不同想法的群体之间划一道明确界限，挖一条鸿沟，布一片雷区。”

在人类对付同类成员的战争或暴力行为中，有一个重要事实已经得到证明：文化的进化引起了伪物种形成的发展。简单地说，伪物种形成就是，在某个特定群体的一代成员中，个体所获得的行为被传到下一代。经过一段时间，这就形成了一个群体的集体文化（习惯和传统）。

人类的伪物种形成（我主张用“文化物种形成”来表述）主要意味着一个群体（本群体）的成员不仅会把自己看成与其他群体（外群体）成员不同，而且对本群体和非本群体成员的行为方式也不同。文化物种形成的极端形式会导致对外群体成员的非人化，以至于把他们几乎看成是异类。这就使得群体成员不受群体内运行的禁令和制裁手段的约束，使他们得以对“那些另类”采取在群体内无法容忍的行动。奴役和折磨是一个极端，而愚弄和放逐则是另一个极端。

从贡贝黑猩猩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文化物种形成的前兆。他们的群体意识很强；他们对“属于”本群体的成员和非本群体成员加以明确区分。本群体雌猩猩的幼仔受到保护，而非本群体雌猩猩的幼仔则被杀死。这种群体意识非常微妙，它不是一般的生客恐怖心理。

在发生分裂之前，卡哈马群体的成员和他们的侵略者之间的关系密切而友善；有的甚至是一起长大，一起漫游、觅食、玩耍，相互梳理毛发，并在一起睡觉的伙伴。卡哈马群体的分裂行为，似乎使他们自己丧失了被看成群体成员的“权利”——他们被当成了“陌生人”。对这些以前的朋友所发动的攻击可以达到令人震惊的地步，就像我们人类的内战一样。

那些攻击大多数都是非常残酷的，但在我看来，最残酷的是对我的老朋友“歌利亚”的攻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歌利亚”会和南边的一伙走到一起。他当时已经老态龙钟，十分瘦弱，根本不构成任何威胁。他千方百计想躲藏起来。他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正躲在浓密的灌木丛中。他被拖出来的时候哇哇大叫。参加攻击的5只成年雄猩猩，以前都跟他关系很好。一只未成年猩猩乘机冲上来用小拳头打他，嘴里高兴得吱吱哇哇乱叫。他们的攻击持续了18分钟，猛打猛咬，乱拖乱拽，把一条腿一拧再拧。他们近乎癫狂地离开之后，“老歌利亚”想挣扎着坐起来，但又倒在地上，浑身颤抖着。虽然我们找了他一个星期，但始终没有发现他的踪影。

卡萨克拉雄猩猩一再对卡哈马猩猩发动攻击，所使用的攻击模式在群落内部打斗中从未见过，但却常见于黑猩猩对付大型猎物，使之失去抵抗能力、并将其肢解的过程中。卡哈马群体那些倒霉的成员不仅遭到拳打脚踢，被踩在脚下，而且被打断筋骨，撕开皮肉，四肢被拧了又拧，就像我们看到的“歌利亚”的遭遇一样。在受到集团攻击时，他们被往死里打。其中有个攻击者甚至喝了他的受害者身上的血。卡哈马黑猩猩的确被当成了猎物来对待——他们被彻底“非黑猩猩化”了。

不幸的是，“文化物种形成”在全世界的人类社会中已经到了高度发达的水平。我们往往形成一个经过挑选的“本群体”，把那些与我们种族背景、社会经济形态不同，政治上不一致、宗教信仰不同的人排除在外。这便是战争、暴乱、团伙暴力以及其他各种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发现人类组织本群体倾向的许多例子，把我们的城市、小镇、村庄、学校或者邻里中的一些人排除在外。孩子们会很快组成这样的排他性群体，抱成一团，相互支持，使自己和其他人之间产生距离。组成这种群体的孩子可能会对“外面的人”非常残酷，有些孩子因此而吃了很大的苦头。威廉·戈尔丁的《蝇王》是一部很了不起的小说，因为我们知道，在一定的（或者说在错误的）条件下，孩子们的行为可能会变得非常野蛮。（《蝇王》，戈尔丁著，龚志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在一些现代团伙可怕的演变过程中，“文化物种形成”已经变得非常明显。像洛杉矶的克里普斯帮和血盟帮，已遍及世界，他们具有相同的肤色、文身图案和其他有别于其他人的文化上的区别。他们只不过是人类“文化物种形成”所产生的丑恶事例之一。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研究了黑猩猩的侵略行为和人类暴力之间的关系，我发现在世界范围内，人类组织“本群体”和“外群体”时的许多弊端。

在卢旺达、布隆迪、以色列、巴勒斯坦、柬埔寨、北爱尔兰、安哥拉和索马里，都存在着种族、政治和宗教方面的仇恨。因种族灭绝或者叫做种族清洗而丧生的人成千上万——不，有上百万。

在德国，由于一个人的上台，导致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恐怖的大屠杀，其规模之大，其策划之周密和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的确，当希特勒疯狂的杀人计划在公众中传开之后，整个自由世界都认为，这种惨绝人寰的行径决不能再重演。

不同的宗教群体从一开始就想把自己的信念强加于他人，我每每想到这一点就感到特别震惊。历史上由于宗教问题而引发的战争数不胜数。那些所谓的圣战的结果，总是当时的胜利者给那些异教徒造成无法估量的巨大痛苦。我上学的时候，历史教科书上关于罗马天主教西班牙宗教法庭的酷刑故事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

不过，伟大的宗教领袖们教导的核心确实是要求人们放弃暴力，去团结而不是排斥那些有不同信仰的人。虽然我没有正规地研究过宗教，我读过《圣经》，听过布道，特别是听特雷弗的布道。我所感悟到的是，耶稣对“本群体”的危害性非常敏感。他毕生都在寻求扩大自己的同情圈，把它扩大到包括所有种族、教派、社会阶层的人，甚至包括为当时的人所痛恨的罗马人：“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他还忠告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关于忍让和容人的类似教导在东方的经典中当然也不乏其例。古道尔童年时期全家福

我认为“文化物种形成”显然对人类的道德和精神成长起了破坏作用。它妨碍了思想的自由，限制了我们的思维，把我们禁锢在我们所诞生的文化之中。只要我们把自己禁锢在这种文化的思想牢笼之中，我们的一些美好的想法，如人类家庭、地球村、团结各民族等等也只能是说说而已。不过，我们至少意识到应当怎样生活，应当有什么样的关系，知道这一点，还是令人欣慰的。可是，如果我们不“身体力行”，那么种族主义、偏执、狂热以及仇恨、傲慢、欺侮显然还会大行其道。（而且也的确如此）

“文化物种形成”显然是世界和平的障碍。只要我们继续把我们自身狭隘的群体成员资格看得比“地球村”重要，我们就只能使偏见与无知进一步蔓延。属于某个小的群体自然是没有害处的——对具有狩猎——采集群体意识的我们来说，这的确是一种宽慰，它使我们有了值得信赖和绝对可信的圈内朋友。它还能使我们达到心理上的平静。真正危险的是，我们在自己的群体和任何其他有不同想法的群体之间划一道明确界限，挖一条鸿沟，布一片雷区。

03、只有我们人类，才那么邪恶

“黑猩猩最恶劣的侵略行为跟人类的邪恶相比，也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逐渐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人类本性中的阴暗和邪恶面深深植根于我们的过去。我们在有些情况下的侵略行为是受了天性的强力驱使。这些情况与驱动贡贝黑猩猩的侵略行为是一样的——忌妒、恐惧、复仇、争夺食物、配偶或领地等等。

此外我还知道，猿类在生气的时候，体态和手势都跟我们的十分相似——摆出傲慢姿态，把脸沉下来，动手打，动拳头，用脚踢，又抓又挠，拽头发，跟在后面追赶等。他们还扔石块和棍子。毫无疑问，如果黑猩猩有刀枪并且知道如何使用，他们也会像人类一样去使用的。

可是，人类的侵略行为在某些方面是很独特的。虽然黑猩猩似乎对给受害者造成的痛苦有所知晓，他们肯定没有人类做得那样残忍。只有我们人类才能故意给活着的生灵造成身体上或者和心理上的伤害，尽管我们知道——甚至正是由于我们知道——那会造成什么样的痛苦。

我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我们人类才那么邪恶。正是我们的邪恶，使得我们在过去的千百年中想出那么多折磨人的坏招，使千百万活生生的人遭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痛苦。因此，我清楚地看到，黑猩猩最恶劣的侵略行为跟人类的邪恶相比，也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可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人类必须永远做自身邪恶基因的奴隶？当然不是。跟任何其他动物相比，是不是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肯定能控制我们的生物本性？难道关爱和利他不也是我们人类从灵长目那里继承来的吗？我在想，不管怎么样，不知道我们对黑猩猩的研究，能不能告诉我们爱的根源来自何处。

本文节选自《点燃希望》

作者: [英]简·古道尔 / 菲利普·伯曼 译者：祁阿红

谢选骏指出：无神论者读了圣经还是睁眼瞎。因为她他们不信上帝，所以无法接受“上帝就是爱”的叙述。结果呢？无神论者只能从黑猩猩的身上去寻找爱。爱是来自上帝还是来自兽性——这就是基督徒与敌基督的根本区别。

【09、拜登是个双性恋】

《G20场外：拜登盛赞俄摄影师身材 甚至上手抚摸》（2022-11-17 温哥华港湾Lynn综合）报道：

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已于当地时间16日落幕。

在印尼G20峰会场外，一个涉及美国总统拜登的小插曲引发关注。

美国媒体人蒂莫西·伯克（Timothy Burke）16日在推特上分享了一则视频。视频中，美国总统拜登大赞一位摄影师的身材。他当着其他一些国家领导人的面猛夸说：“你们看，真棒，这家伙的二头肌让我害怕！它们比我的脑袋还大，我们称这种手臂为‘枪’！”

拜登甚至还上手去摸，并继续夸赞说：“真是个爷们儿，我希望我们是同一边的。”

这时，现场有人提醒他，这是一位俄罗斯人。但拜登并不以为意，还表示，“我不在乎他是谁。他的肱二头肌真厉害。这家伙胳膊真有力。”

拜登夸奖完毕，一旁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开心附和说：“练得不错！”综合蒂莫西·伯克发布的视频及《今日俄罗斯》报道，这名摄影师名叫尤里·肖尔莫夫（Yuri Sholmov），隶属于俄罗斯第一频道（Channel One Russia）。

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Maria Zakharova）讽刺表示，“站在旁边的马克龙是多么欣喜若狂啊！如果他允许俄国媒体进入爱丽舍宫（法国总统官邸），我们的人将向他展示更多。”

俄罗斯《消息报》17日则报道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当天在记者会上，对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夸俄罗斯第一频道摄影师尤里·绍尔莫夫的肱二头肌一事作出回应。

佩斯科夫当天说，“这是很好的画面，也是很好的一段插曲”。他还称，想必这一事件对第一频道的摄影师、第一频道、俄罗斯和拜登都起到了正面作用。报道指出，尤里·肖尔莫夫现年41岁，在俄罗斯第一频道担任摄影15年。因采访工作，他走南闯北，见过各式人物，包括国家领导人，见拜登也不止一次。但美国总统触碰他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当地时间15日，美国总统拜登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印尼总统佐科、荷兰首相马克·吕特等领导人一同参与一场户外活动。

尤里解释说：“当时是在G20峰会间隙，花园里，首脑们在进行非正式交流。通常这时媒体都会被隔得较远。让我吃惊的是，我可以从容地靠近拜登总统。罗马也曾举办过G20峰会，我们当时是从20米处拍摄的。

印尼安保人员工作非常有礼貌，也很谨慎。我看到了美国总统，他略微有些落在后面。一位美国女记者在拍他，我就想，既然她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呢？我就朝他走去，开始录他与马克龙的对话。”

尤里常年坚持健身，最近7年尤其勤奋，每周健身4至5次。尤里起先没意识到拜登在向他走来，“他出现后慢慢地靠近了我，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开始往后退。”

这则视频在推特上引发热议，如今已经累计超过100万次播放。

不少网民对此发出各种调侃。当然也有很多人都觉得这种互动并没什么错。

“今日俄罗斯”称，拜登本周末将迎来80岁生日，他近期的身体状况经常受到关注。

拜登在上高中和大学期间曾经是运动员，在2019年还挑战前总统川普参加俯卧撑比赛，并称如果他们一起上高中，他会“击败川普”。

不过如今，拜登正常上下“空军一号”舷梯都有些艰难，引发了民众对其健康状况的担忧。有报道称，登此前曾因为不当触碰女性而受到过批评。他也曾因为不恰当地评价男性而受到争议。

据《纽约邮报》今年2月报道，拜登在纽约市接见一位名叫布莱恩特（Shyism Bryant）的反暴力活动人士时，也两次抓了抓他的肌肉发达的手臂，称赞他有着很棒的，像“枪”一样的肱二头肌。

谢选骏指出：看来拜登总统是个双性恋，不仅对女性动手动脚，对男性也不放过——他的社会地位，给他的浑水摸鱼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还可以掩护他安全撤退，就像川普总统一再犯罪也没有受到一点惩罚。

【10、川普的开创性工作——终身监禁的美国前总统】

《特朗普称他在1月6日期间拥有“完全豁免权”，并且“没有做错任何事”》（新闻周刊2022年12月26日）报道：

特朗普再次否认与1月6日国会大厦袭击事件有关的任何不当行为，同时也暗示无论如何，他都将“完全豁免”刑事起诉。

在周一真相社会的一篇文章中，特朗普驳回了众议院特别委员会最近调查国会大厦袭击事件的调查结果，同时为他在骚乱前的行为辩护。

该小组建议司法部指控这位前总统犯有煽动或协助叛乱以及阴谋欺骗美国的罪行。

该小组还发布了关于1月6日袭击事件的845页报告，该报告指责特朗普是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的“多部分阴谋”的领军人物，并且是国会大厦起义的“核心原因”。

虽然刑事转介主要是象征性的，但此举以及小组提供的证据给司法部带来了压力，要求其采取历史性的步骤，使特朗普成为第一位被指控犯罪的前美国总统。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他在1月6日的行动，包括在椭圆形的演讲中告诉他的支持者“像地狱一样战斗”，然后据称拒绝采取措施停止暴力几个小时，由于他当时是总统，因此免于起诉。

“非常有趣，因为直到最近，高度党派化的1月6日非选择委员会的政治黑客和暴徒很少谈论你最喜欢的总统，我，因为它与选举舞弊的PROPROTEST有关，”特朗普写道。

“第一，作为总统，我有完全的豁免权。第二，我没有做错什么。然后委员会成员，大多是推动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骗局的低俗行为，开始说“特朗普”做到了。甚至Shifty [众议员亚当] 希夫也再次采取行动。可悲!!!”

特朗普此前曾试图利用他拥有绝对豁免权的论点，试图驳回针对他在总统任期内的行为提起的一系列民事诉讼。

11月，华盛顿地区法官埃米特·沙利文（Emmet Sullivan）裁定，特朗普不能引用总统豁免辩护来回应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密歇根福利权利组织提起的诉讼。

该诉讼指控特朗普试图通过有针对性的骚扰，恐吓和努力阻止2020年大选后对选票进行全面计票和认证来剥夺选民的权利，从而侵犯了公民权利。

“如果前总统特朗普破坏了选举人票数的认证，正如原告在这里声称的那样，这种行动不会构成捍卫宪法的行政行动，”沙利文在他的裁决中写道。“由于这些原因，法院得出结论，前总统特朗普在这场诉讼中不能免于金钱赔偿。

虽然刑事调查的法律标准与民事诉讼不同，但Zweiback，Fiset&Zalduendo律师事务所的联合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Rachel Fiset此前告诉新闻周刊，沙利文对特朗普总统豁免权辩护的裁决也可以用于其他地方。

“特朗普一直试图躲在为履行总统公务的总统提供的豁免权背后。然而，在特朗普非常不寻常的总统任期内，他试图的行为可以说超出了他的官方职责范围，“菲塞特告诉新闻周刊。

“例如，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试图非法推翻选举并剥夺选民的权利，可以发现超越公务，进入'纯粹政治'的行为，因此需要承担责任。

在Truth Social的其他地方，特朗普攻击了《纽约杂志》的作家奥利维亚·努齐（Olivia Nuzzi），他最近对这位前总统进行了介绍。在文章中，努齐引用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特朗普顾问的话说，“魔力已经消失了”。

顾问补充说：“它不存在。在这个行业里，你可以拥有它，让它变得如此热，它可以在一夜之间消失，你无法收回它。我想我们只是看到它消失了。魔法消失了。

特朗普周一在Truth Social上写道，将这些报道视为“假新闻”，同时也攻击了努齐的外表。

“虚假和腐败的新闻只会越来越糟！举个例子，我同意为一个曾经非常好，但现在处于'最后一站'和失败的纽约杂志做一个简短的电话采访，“特朗普写道。

“记者是一个摇摇欲坠、没有吸引力的古怪工作，被称为'强硬'但愚蠢如磐石，他实际上很久以前就写了一篇关于我的体面故事。她的名字，奥利维亚·努齐。无论如何，这个故事是假新闻，她的“匿名消息来源”不存在（许多作家都是如此），我很高兴为我们的伟大美国而努力奋斗！”

“新闻周刊”已联系特朗普办公室征求意见。

《川普被认国会骚乱有责 议员：恐被定罪 “狱中度余生”》（Newtalk 2022-12-26）报道：

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杰米·拉斯金（ Rep. Jamie Raskin）当地时间 24 日表示，美国前总统川普可能会因为其在国会骚乱中的作为而被起诉定罪，并在监狱裡度过馀生。

美国联邦众议院 22 日晚间公布了 2021 年 1 月国会大厦遇袭案最终调查报告，将国会骚乱的责任明确归咎于川普，指控他参与“多方阴谋”（multi-part conspiracy），阻挠人民的意愿与颠覆民主，并建议禁止川普未来再度担任公职。

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 25 日报导，拉斯金曾在众议院负责调查国会骚乱事件的特别委员会中任职，他表示 :“将数百名衝锋陷阵的人送进监狱，而让明显的主谋逍遥法外，这是非常错误的。川普如果因其在国会骚乱中的作为而被起诉定罪，可能会在狱中度过馀生”。

川普先前在个人社交平台发表声明称，众议院的议员企图对他提出虚假指控，其中的目的是阻止自己再次竞选美国总统并胜出，指出这些指控是企图将他和共和党边缘化。

网民嚎叫：

ZJNB0507 发表评论于 2022-12-27 05:21:00

国会大楼是纳税人供养的公共建筑，理论上任何公民都有权进入。事实上州一级的议会大楼经常发生民众占领抗议事件，政府当局一般与民众和平协商解决，不会秋后算账。90年代民众简单登记就可以进入国会，聆听议员开会辩论。现在猪党把议员变成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稍有冒犯就是逆天大罪，进行歇斯底里的政治追杀，已经和土共一样丧心病狂！试问这次国会山事件有哪个议员受到人身攻击，和打砸抢烧的黑命贵相比，哪个侵犯了个人权力，人身财产安全，哪个性质更严重？！

天涯散客 发表评论于 2022-12-26 19:47:23

这个调查委员会本身就是非法的。这种调查结果是不可能在国会通过的。

技术员 发表评论于 2022-12-26 17:42:59

冲击国会的人后来都后悔没有带上张白纸。

cwang28 发表评论于 2022-12-26 16:15:16

小编患上了意淫症莫非？

党组组长 发表评论于 2022-12-26 15:42:00

主席受委屈我们不也会冲击吗！但主席没让我们这样做！

janeparisli 发表评论于 2022-12-26 15:05:03

1月6号关川普屁事！政治迫害罢了。美国现在已经变质了！

zxxxz 发表评论于 2022-12-26 13:21:43

美国政客只会耍嘴皮子，光说不练

Idado 发表评论于 2022-12-26 13:18:00

太好了，赶紧起诉关押川普，川普就欠这个了。…我是川普支持者

Sam大树 发表评论于 2022-12-26 13:15:02

遭他小老婆嫌弃多年，床铺终于要有室友了。。。在狱中！

worley 发表评论于 2022-12-26 12:28:36

说到底，川普的平民主义路线威胁了美国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所以，华尔街大佬、硅谷大佬、美国前二十名的超级富豪，2020年选举都是支持民主党和拜登，并巨额政治捐款。华尔街大佬、硅谷大佬需要的是一个傀儡总统，把华尔街利益、硅谷大佬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考量。媒体和社交媒体当然也是被这些超级富豪们控制着呢，几乎都是支持民主党和拜登。同样，走平民主义路线的民主党的博尼桑德斯也是被硅谷大佬、硅谷大佬排挤。毕竟，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建制派傀儡。

谢选骏指出：川普流氓，但是毁誉参半……综合评估，其最有开创性工作，大约就是制造一个“遭到终身监禁的美国前总统”的话题了。

【11、川普是个贪腐成性的凯子】

川普是妓院老板的孙子、地产投机的儿子，结果就成了富二代三代的凯子。

《紐時：川普獲沙國皇族贈3件稀有皮毛長袍是贗品！》（記者顏伶如綜合 2021-10-11）报道：

川普在利雅德（Riyadh）拜會了沙國國王沙爾曼，期間獲得沙國皇族致贈的長袍，結果證實為贗品。

沙烏地阿拉伯是前總統川普2017年上台後第一個訪問的國家，在利雅德（Riyadh）拜會了沙國國王沙爾曼（King Salman），期間獲得沙國皇族致贈三件由白老虎及獵豹皮毛製成的長袍，還有一把象牙劍把的匕首。三件皮毛長袍在川普卸任後被送交美國聯邦總務署（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GSA），專家鑑定結果證實為贗品，皮毛是經過人工染色而成，並非來自白老虎或獵豹身上。

紐約時報報導，川普任內的白宮律師當時評估，持有沙國皇族贈送的三件稀有動物皮毛及象牙匕首，恐涉及觸犯「瀕臨危險物種法」（Endangered Species Act），但後來川普政府還是決定保留禮物，川普政府也未依照規定循收受外國政府饋贈禮物的手續申報。

報導指出，川普總統任期最後一個全天上班的工作日，白宮把這批禮物送交聯邦總務署，但其實應該送交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保護局（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隸屬於內政部旗下的魚類及野生動物保護局直到今年夏天才查扣這批物品，專家鑑定後發現，財富以十億計數的沙國皇族送給川普的禮物，其實是假貨。

內政部發言人薛利（Tyler Cherry）指出，野生動務專家與特別探員鑑定確認，長袍皮毛經過人工染色製成白老虎、獵豹皮毛的色澤，其實皮毛並不是來自屬於保護類動物的白老虎及獵豹。

沙烏地阿拉伯駐華府大使館官員拒絕對紐約時報報導發表評論。

紐約時報報導，國務院督察長（inspector general）現正調查某些川普政務官私自帶走價值數千元、原本用來餽贈外國元首的禮品袋。原本七大工業國（G7）高峰會議2020年訂於大衛營（Camp David）舉行，後來因為新冠疫情宣告取消，原本美方用來招待與會元首的昂貴禮品袋，裡面放有皮質資料夾、白鑞托盤及刻有川普伉儷簽名的大理石置物盒等，卻被某些川普政治任命官員順手牽羊。

國務院督察長也在追查前國務卿龐培歐（Mike Pompeo）稱說從沒拿到手的價值5800元日本威士忌酒下落，以及另一名國務院高層官員收到的一枚22克拉金幣。報導指出，前副總統潘斯夫人凱倫·潘斯（Karen Pence）也曾在沒有付錢的情況下，誤拿新加坡總理的兩個鍍金名片夾。

谢选骏指出：川普集团虽然贪腐成性，但川普本人却还是个难得的笨蛋和凯子，他被伊斯兰教的赝品哄得团团转，任内白帮沙特贱人集团干了四年的脏活。

《川普遭爆曾推薦伊凡卡出任世銀總裁》（顏伶如綜合 2021-10-11）报道：

前總統川普企圖讓女兒伊凡卡成為世銀總裁，最後關頭才被擋下。

網路媒體「攔截」（The Intercept）網站10日披露，前總統川普2019年1月推薦長女伊凡卡·川普（Ivanka Trump）出任世界銀行（World Bank）總裁，時間點剛好在原任世銀總裁金墉（Jim Yong Kim）宣布將請辭的不久後。不過，川普內舉的人事盤算，後來在當時財政部長米努勤（Steven Mnuchin）介入並攔阻之下，並未成功。報導指出，白宮後來的說法是，米努勤與白宮代理幕僚長穆瓦尼（Mick Mulvaney）要求伊凡卡幫忙尋找適合出任世銀總裁的人選。

根據規定，1944年成立的世界銀行，總裁必須經由世銀董事會通過後任命。但多年慣例顯示，只要是美國挑中的總裁人選，世銀通常照單全收。報導指出，川普推薦伊凡卡出任世銀總裁後，米努勤便出手介入；當2019年1月出現世銀總裁空缺的機會，伊凡卡便被川普列為遞補名單上的頭號人選。

當時金墉突然宣布將辭去世銀總裁，轉任華爾街企業高層；39歲的伊凡卡當時的頭銜為白宮資深顧問，若能出任世銀總裁將是千載難逢的升遷機會。

拍板前被米努勤擋下

就在白宮討論世銀總裁可能繼任人選之際，伊凡卡的名字一再被提到，但米努勤全力阻擋，當時幾乎只差最後一步，伊凡卡的任命案就將拍板。

當時川普執政的白宮否認伊凡卡可能出任世銀總裁的傳聞，伊凡卡在公開談話中也說，非常滿意白宮資深顧問職務。報導中說，米努勤對於川普提出各種弊多於利的提議，經常出手攔阻；米努勤曾任好萊塢製片，背景資歷頗受川普羨慕，因此米努勤在川普政府裡掌握的影響力，也非其他閣員能夠媲美。

報導指出，後來米努勤與穆瓦尼雙雙出面要求伊凡卡幫忙尋找世銀總裁人選，最終出線者為主管國際事務的財政部次長馬爾帕斯（David Malpass）。伊凡卡後來公開表示，馬爾帕斯將是足以領導世銀的一位「傑出領袖」。

谢选骏指出：川普虽然贪腐成性，能力确实明显不足，连给女儿谋个差事都会落空，难怪连任不了总统了。这比共产党的土匪总理李鹏为女儿谋差的本事差远了，还不如给侄女开个地产公司……封住她不断咒骂的口。难怪川普打不过他所崇拜的共产党，只能听呵。

《川普有意捲土重來？ 黨內同志怕怕》（洛杉磯訊 2021-10-11）报道：

前總統川普9日在愛阿華州造勢時，擺出戰鬥姿態。歡迎收聽10月11日的世界晚報，前總統川普在愛阿華州造勢大會上喊出「讓美國再度、再度偉大」，令人遐想他真有意2024年再度角逐白宮，讓部分黨內同志感到害怕。韓裔女子周蘿倫 6月28日被報告失蹤，時隔幾個月後，警方在她失踪的沙漠地區發現了人類遺骸。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10日在勞動黨76週年黨慶發表演說。只不過，吸睛的並非演說內容，而是一身西裝的金正恩，腳上竟搭配了一雙涼鞋。因投資人權衡油價飆升、經濟擔憂和第3季財報結果，美股11日開盤震盪。

谢选骏指出：川普的党内同志虽然一样贪腐成性，但却不愿再跟着川普这个愚蠢凯子再干四年了，因为川普捞的虎皮都是假的，世界银行的女儿红也没了，跟着这个破产大王只有喝西北风，还不如自己单干哪啊。

【12、从属地位使得女性疼痛】

《为什么女性会在性爱中感到疼痛？》（JEN GUNTER 2018年3月2日）报道：

阴茎是有可能太大的，这是一个相对常见的迷思。

作为专业人士，我可以向你保证，一般不会太大。

不时会有某个女性朋友来问我，可能成为她新伴侣的男人阴茎会不会太大了。和妇产科医生交朋友的好处之一就是你什么都能问，并且能得到可靠的答案。

我提醒她们，经过几十万年的进化，阴道已经可以极好地适应伸缩。如果她们有兴趣，并且这位先生从人品和医学角度来说是安全之选，那就用上润滑剂尽情享受吧。如果感觉疼痛，请马上停止，并且给我打电话——不是马上打，而是等到第二天。

我也经常听我几乎不怎么认识的人提起阴茎尺寸这回事。有一次，我和后来成为我前夫的人，以及一些我从没见过的人共进晚餐。到了恰当的时机，一个女人转向塞了满嘴意大利面的我，说：“我们没法做爱。他的阴茎太大了。”

这是那种万籁俱寂的时刻，一切仿佛都静止了，因为我几乎肯定，这个男人并没有到可以去色情片产业里找份工作的水平。如果他们两人都愿意相信它确实太大了，那很好。但事实是，他们的问题可能不是在尺寸；更有可能是因为一种叫做“性交困难”的医学问题。

“你是不是觉得他好像是在撞一堵墙？”我问。

他俩都看着我，仿佛我是通灵的巫师。我不是。因为感觉自己的阴道太紧或太小，在塞入卫生棉条和性交时会产生疼痛的女性，几乎都有一种名为阴道痉挛的问题。这意味着围绕阴道的盆底肌肉不适当地绷紧。通常这些肌肉会在性刺激下放松，然后在性高潮中有节奏地收缩。当它们过于紧张时，可能会导致性交痛，这是一种健康问题，甚至会导致高潮疼痛或高潮困难。有时在性行为之后疼痛会更加剧烈。

这个萍水相逢的女人与我25年来见过的许多患者没有什么不同。她跟许多医疗人员提过自己的性交痛问题，不但没有给出过治疗方式，连诊断都没得出过。最先进的现代医学，丢给她的是一个互联网神话——而且甚至不是阴道神话，而是阴茎神话！这让我怒火中烧。

性交痛是很常见的；几乎75%的女性都经历过。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种时有时无的短暂性疼痛，其原因包括前戏不足、哺乳（会降低雌性激素）、感染和其他原因。

大约有7%到22%的女性会感受到更持久的疼痛，45%的绝经期女性和60%的癌症幸存者声称自己有性交痛。性交痛和偏头痛与腰痛一样普遍，然而这种疼痛被严重忽视，很少有人讨论。在科学文献搜索引擎PubMed的索引中，关于性交不适的文章只有3694篇，而关于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的文章有19796篇。

肌肉痉挛（这是我在那次晚餐上给出的判断）是最常见的诊断结论之一，其他常见原因还包括神经痛、皮肤问题、雌激素水平低和子宫内膜异位症。心理因素也有影响，但是不等于说这是你头脑中的问题。从来不是这样。

如果在性爱中感到痛苦，许多女人就会有对疼痛的预期，这会增加对疼痛的反应，并且减少润滑和性欲。如果我给你吃世界上最好的巧克力，但是每当你吃第一口时都用锤子砸你，你很快就会习惯于恐惧和害怕巧克力。你也可能会在闻到巧克力的气味时条件反射地产生畏缩，甚至我一走进房间就害怕，你会完全丧失吃巧克力的胃口。对于一些女性来说，性创伤也可能是因素之一，并且引发疼痛的循环。 

获取事实，战胜医学谬误，这本来就很困难，但是和性有关的问题还有更多层面。大多数人接受的性教育不够充分，许多人不懂该如何谈论性。当我问一位女士，是否曾与伴侣讨论过自己的痛苦或性需求，我经常听到对方回答，“我做不到。”许多医生不愿意讨论性问题，这只会令问题更加复杂化。

还有其他一些解决方案：

解决性本身的问题。治疗性交疼痛的问题，需要解决身体方面的问题，确保使用恰当的技巧，讨论情感反应，当然，也要审视双方的关系。如果你非常不开心，你可能就无法获得你需要的那种性刺激，或者无法产生足够的性反应。任何药物治疗都无法改变你不喜欢自己的性伴侣。

润滑剂可以帮助很多女性缓解性交疼痛，它并不意味着你有什么问题。我经常打破的另一个误区是，女性必须能够通过某种性幻想使阴道湿润。很多女性对我说，润滑剂可以帮助她们减轻疼痛，但她们的男性伴侣不喜欢它，或者指责她们使用润滑剂。我的朋友们，这个想法太差劲了。如果你需要戴眼镜，没人会瞧不起你。有些人一直需要戴眼镜；我们中的有些人，呃，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会需要戴眼镜。只要你能看清楚，谁在乎戴不戴眼镜呢？

前戏是性反应周期的一部分，但每个人对前戏的需求或欲望差异很大。在那次晚宴上，那位男士很快指出，他们的前戏“足够长”。我盯着自己的盘子，避免露出职业性的侧目。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先让女性在没有性伴侣陪同的情况下进行咨询的原因。虽然前戏本身很少能治愈性交疼痛，但大多数人实际上想要的前戏比她们得到的要多，所以将前戏的时间延长一倍是很重要的性卫生知识，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很有趣。

找一个好医生。许多找到合适医生的女性能把性交疼痛治好。除了医生和理疗师，性治疗师和心理咨询师可能也会有所帮助。对有些女性来说，治疗可能具有挑战，因为她们可能找不到合适的治疗师，还有少数人的症状难以治疗。有些治疗费用高昂，也有些与患者的自我意识不相符。有些女性遭受过性创伤，却从未跟人提起过，或者那种创伤太过痛苦，难以启齿，但进行治疗会很有助益。

治疗性交疼痛非常值得。它是我治疗的唯一一种病人在复诊时会咯咯笑的病。“我以前真不知道会感觉这么好！”——我经常听到这种反应。即使不能完全缓解疼痛，得到诊断也能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很多女性对我说，被认真对待就很有帮助。

性交疼痛的女性并非无可救药。她只是遇到了一点医疗问题，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谢选骏指出：人问“为什么女性会在性爱中感到疼痛”？我看是“从属地位”使得女性疼痛——如果采取“女上位”等主导措施，女性就不会在性爱中感到疼痛了，那就使得男性疼痛甚至“夭折”了！紧急送医也保不住命根子了。

【13、大东亚战争的双重性】

《日本投降后的十年，战争在亚洲大陆爆发》（SHEILA MIYOSHI JAGER 2022年9月2日）报道：

《大陆爆发——1945-1955年战后亚洲的去殖民化、内战和大屠杀》，作者罗纳德·H·斯佩克特——

1945年9月2日清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登上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主持“二战”日本投降仪式。在九个同盟国的代表中，有一群战败的殖民官员。向日本投降并交出马来亚的白思华中将也在场。菲利普·勒克莱尔将军也在那里，他是“欧洲战争的英雄，最近被派去收拾法属印度支那的残局”。根据罗纳德·H·斯佩克特的精彩新书《大陆爆发》，这些人的出现可能是麦克阿瑟“强调完全否定日本早期军事胜利”的方式。但这也可能是他“表明被剥夺的帝国势力决心收回其殖民地”的方式。

究竟是哪个？在日本称霸亚洲大陆的雄心壮志破灭后的十年里，东亚和东南亚成为全球最暴力的地区。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爆发民族主义战争，中国和朝鲜半岛也陷入了暴力、自相残杀的冲突。估计有250万战斗人员在中国内战中丧生，约80万人在朝鲜战争中丧生，约40万人在法属印度支那战争中丧生，至少5万人在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中丧生。至于平民，中国有多达1600万人丧生，韩国500万人，印度尼西亚30万人。

但正如斯佩克特的书中所揭示的，这场血腥混乱的根源很复杂。1945年之后数年的解放战争具有内战的特征，远非随旧殖民列强试图收复昔日帝国而来的“反对白人至上斗争”。

前占领土的人民对他们的后殖民未来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这也有助于解释大部分战斗的血腥。朋友和敌人变得难以区分。

甚至被击败的日本人也参与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与民族主义者合作，提供武器、弹药和战术训练，为印度尼西亚独立而战。还有人在越南与越盟并肩作战，对抗法国人和英国人。胡志明经常欢迎日本的帮助，这意味着压制他的越南对手。

在同日本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残酷战争之后，蒋介石在1945-1946年间与日本达成了秘密交易，并实际上让一些日本军队对抗中国共产党——正是在1937年至1945年同样参加抗日战争的共产党人。（谢选骏指出：作者显然不懂，许多日军参加了“解放军”部队所发动的中国内战。）

与此同时，在1945年半岛分裂后，在苏联占领的北部地区受到朝鲜同胞迫害后，相当数量的韩国基督徒变成了激烈的反共分子。这些坚定的反共分子向南逃跑，与美国人并肩作战，帮助领导了在“第一次”朝鲜战争（1948-50年）的最初战斗中，对左翼叛乱分子的血腥镇压运动。

斯佩克特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与国际关系的荣休教授，他出色地再现了战后亚洲不受控制且异常复杂的历史。有观点认为，暴力是冷战代理人的事情，他对此持谨慎态度。“可能正准确的说法是，冷战不是蔓延到亚洲；而是被邀请到亚洲。”各方都寻求美国和苏联的物质支持，而两个超级大国都不希望这些内部冲突升级为全球战争。

虽然该地区的政治逐渐稳定下来，但在亚太地区目前最危险的两个爆发点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人们仍能持续感知这段暴力历史的遗留问题。斯佩克特这本扣人心弦的书揭示了这些内战的潜在动机。在这个过程中，他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些冲突的遗产今天仍然存在。

《大陆爆发——1945-1955年战后亚洲的去殖民化、内战和大屠杀》，作者罗纳德·H·斯佩克特｜带插图｜538页｜W·W·诺顿公司出版｜40美元

Sheila Miyoshi Jager在欧柏林学院教授东亚历史，她撰写的《另一场大博弈：韩国的开放和现代东亚的诞生》（The Other Great Game: The Opening of Korea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East Asia）即将出版。

谢选骏指出：《纽约时报》又来不懂装懂地胡扯——哪里是“日本投降后的十年战争在亚洲大陆爆发”……明明日本投降后的第一年，1946年，战争就在中国大陆爆发了。1949年，共产党刚在中国得手，战争马上就蔓延到了朝鲜半岛（1950年）。

这显示了，日本在1931年开始发动的“大东亚战争”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对亚洲民族是帝国侵略战争，一方面它对欧洲列强是民族解放战争。

再说《大陆爆发——1945-1955年战后亚洲的去殖民化、内战和大屠杀》的作者罗纳德·H·斯佩克特竟然无知到了这样的地步——不懂许多日军参加了“解放军”部队所发动的中国内战。例如卖国贼林彪的部下，就有许多日本人，他们后来还进入朝鲜、参与韩战。因为“大东亚战争的双重性”仍在继续发展——这次是美苏两霸的争夺战，双方用“民主各表”（美国的“自由民主”与苏联的“人民民主”）来发号施令……中国由此一分为二为“中囶”与“中囻”。

【14、丹麦人生性残暴】

《丹麦一场捕猎活动捕杀超1400只海豚 海滩被染红》（2021-09-14 海外网）报道：

丹麦的海外自治领地法罗群岛12日举行了一场捕猎活动，超1400只白边海豚遭捕杀，整个海湾血流成河，引发动物保护人士的愤怒和谴责。

海豚遭捕杀视频（社交媒体）

据报道，这项捕猎活动名为“grindadráp”（法罗语“捕杀”的意思），法罗群岛是欧洲最后一个允许猎杀海洋哺乳动物的地区，“grindadráp”捕杀活动可以追溯到16世纪。当地捕猎者今年把目标瞄向了白边海豚。视频显示，海豚被摩托艇逼到岸边，而后捕猎者用鱼叉、各种刀片、甚至电动工具对其进行宰杀。

海豚遭捕杀视频（社交媒体）

据丹麦当地媒体报道，在这次捕杀行动中，共有1428只海豚被捕杀。视频显示，多艘船将海豚赶尽杀绝，海水被鲜血染红。狩猎结束后，数十具海豚尸体在岸边一字排开，身上都有明显的巨大伤口。

动物保护人士对该活动表示强烈谴责，他们主张在全球范围内禁止残酷的捕杀行为。蓝色星球协会组织敦促欧盟以及丹麦暂停法罗群岛这样残忍的行为，他们表示，虽然海洋哺乳动物猎杀后会被食用，但法罗群岛只有大约5.3万人，不太可能食用这么多海豚。

谢选骏指出：丹麦外宣是“安徒生童话的故乡”，但其实那里的人性冷漠残忍，充满暴力；因此更像是“哈姆雷特的故乡”。尽管时过境迁，表面上一片祥和了。

网文《丹麦（丹麦王国）》报道：

丹麦王国（丹麦语：Kongeriget Danmark；英语：The Kingdom of Denmark），简称丹麦（Denmark），北欧五国之一，是一个君主立宪国，拥有两个自治领地，法罗群岛和格陵兰。北部隔北海和波罗的海与瑞典和挪威相望，并与之合称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南部与德国接壤，首都兼第一大城市是哥本哈根。世界上第一面国旗便是1219年诞生的丹麦国旗，被称为“丹麦人的力量”。 [1] 

约公元985年形成统一的丹麦王国，8-12世纪进入北欧海盗全盛的维京时代。 [1]14世纪成为欧洲强国之一，1397年6月在女王玛格丽特一世的主导下与瑞典、挪威组成卡尔马联盟，并成为联盟的领导者。1523年瑞典脱离联盟独立。1524年和挪威组建丹麦-挪威联合王国。 [1]1814年签订《基尔条约》将挪威割让予瑞典。1849年确立君主立宪政体。 [1] 

丹麦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北约创始国和欧盟成员国之一 [2]。丹麦拥有极其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经济高度发达，贫富差距极小，国民享受极高的生活品质。2019年2月，2018年全球幸福指数出炉，丹麦排名第三。 [3] 

中文名丹麦王国外文名The Kingdom of Denmark

早期历史

公元前1万年左右，日德兰半岛开始有人类居住，以狩猎为生。

公元前4200年～前3400年左右，定居在这一地区的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开垦土地，耕耘农作。公元前400年左右进入青铜时代。

海盗时期

丹麦人擅长航海，常南下罗马帝国以琥珀、燧石等换取谷物和其他用具。他们往往亦商亦盗，在夏季纠众出海进行抢劫。

公元793年丹麦海盗袭击了英格兰的林第斯法恩岛。自此以后，丹麦海盗对英格兰的侵扰规模越来越大。871年丹麦海盗占领伦敦。878年英格兰国王阿尔弗烈德大帝和丹麦海盗媾和，双方平分英格兰，丹麦移民在英格兰东北部建立“丹麦区”。1016年丹麦国王克努特大帝攻占英格兰全境，并建立了版图包括挪威、英格兰、苏格兰大部和瑞典南部的“北海大帝国”。这个帝国在1042年瓦解。

卡尔马联盟及对外战争

12世纪中期以后，瓦尔德马一世（1157年～1182年在位）开创了强盛的君主专制封建王朝，通过侵略战争占有爱沙尼亚、易北河以北地区和果特兰岛。

1397年在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一世（1353年～1412年）主持下召开卡尔马会议，丹麦、瑞典和挪威组成联盟，丹麦处于统治地位。卡尔马联盟前后共维持了126年。原挪威属地格陵兰、法罗群岛转归丹麦管辖。在此期间，丹麦为打破汉萨同盟对波罗的海经济支配权继续对外扩张，经过长期战争并吞了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长期战争耗费了丹麦大量财力，导致赋税加重。富豪贵族兼并土地引起农民暴动。

14世纪中叶黑死病又夺走近一半人口的生命。为平息不满和动乱，国王克里斯蒂安一世（1448年～1481年在位）于1468年召集了四级会议寻求支持。但是暴动连绵不断，尤其在瑞典。克里斯蒂安二世（1513年～1523年在位）于1520年亲率重兵攻克被瑞典独立派占领的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并且屠杀了大批参与叛乱的瑞典贵族，触发了达拉纳起义，1523年丹麦军队战败，瑞典宣布独立。此后，丹麦为争夺波罗的海控制权和周围地区同瑞典反复较量，如1563年～1570年北方七年战争、1611年～1613年的卡尔马战争等，但历次战争都以失败告终，致使疆土日益缩减。

三十年战争期间，丹麦情况更为不利，1657年全境为瑞典所占领。其后，在1675年～1679年斯堪尼亚战争、1709年～1720年北方战争中也败于瑞典。由于国力削弱，丹麦避免卷入当时欧洲大陆的混乱纷争。在七年战争、英法战争（1766年～1783年）以及法国大革命初期丹麦都保持中立或避免介入。

丹麦航运业和海外贸易十分发达，商船队仅次于英国居欧洲第二位，并拥有一支规模可观的舰队。16世纪末丹麦成立东印度公司，在西印度群岛和几内亚拥有殖民地。1767年丹麦宣布同俄国、瑞典组成“武装中立同盟”，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独善其身，法国大革命期间丹麦再次中立，英国便不宣而战，于1801年发动哥本哈根之战（见彩图）。又于1807年派遣名将霍雷肖·纳尔逊率领的舰队炮轰哥本哈根，丹麦海军全部覆灭。丹麦转而支持拿破仑一世，1807年～1814年期间同法国结盟对抗英国。拿破仑失败后，瑞典国王贝尔纳多特又从丹麦手中抢走了挪威。

资本主义的发展

连年战乱使丹麦经济受到很大破坏，尤其是农业。政府不得不进行改革，限制地主贵族的特权。丹麦本土在1799年、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在1804年先后将农民的义务劳役制改变为佃赋制，从而结束了中世纪以来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为了缓解财政困难，丹麦将西印度和几内亚的殖民地出售。直到19世纪中叶，财政状况才有所好转。

由于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影响和普鲁士的直接干涉，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局势动荡不安，1848年爆发起义，要求脱离丹麦并入德意志联邦。丹麦与这两个公国进行了近3年的战争，最后在普鲁士停止向石勒苏益格进军情况下勉强取得胜利，保住了这两个公国。1864年丹麦宣布将石勒苏益格并入丹麦并使它和荷尔斯泰因分离，普鲁士便联合奥地利出兵干涉。丹麦失败后签署了《维也纳和约》，将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割让给普鲁士和奥地利。

在1848年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民主运动的影响下，丹麦立宪会议颁布了宪法，废除君主专制政体，改行君主立宪制，并实行有财产限制的普选制。1870年代表富农阶级利益的左翼党成立。1871年丹麦社会民主党成立，并在全国各地建立起工会组织。19世纪末叶，丹麦工业化迅速发展，造船、电信和制造工业开始具有一定规模。农村村社制为合作社制所取代，农业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成为世界主要农业国之一。

世界大战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丹麦执行中立政策，后应德国的要求布雷封锁了松德和贝尔特海峡水域。德国投降后，丹麦要求在石勒苏益格举行公民投票解决归属问题。1920年通过公民投票石勒苏益格北部归还丹麦。

1924年丹麦社会民主党首次单独组成政府。面对棘手的失业问题和经济萧条，社民党政府提不出妥善解决办法，执政两年后被迫辞职。1929年经济大衰退时期，社民党大选获胜，和激进左翼党联合组阁，此后除有几次短暂失利外直到20世纪70年代均由社民党单独或联合组阁。在经济方面，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亦波及丹麦，1933年失业率达40%，政府将货币大幅贬值以刺激出口。1933年、1934年同英国、德国先后签订了农产品协议，并相应调整了农业生产，缓和了经济萧条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丹麦没有卷入欧洲大陆的纷争，并于1939年接受德国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但是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于1940年4月9日大举进攻，丹麦政府当天宣布投降。1941年格陵兰、冰岛和法罗群岛由美军占领，与丹麦失去联系。1944年冰岛独立，格陵兰、法罗群岛归还丹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丹麦人民在“自由委员会”、“国土与人民”等组织领导下，以各种方式展开了反法西斯德国和本国纳粹分子的斗争。随着德国统治和搜刮的变本加厉，斗争规模越来越大，由小型的破坏活动发展到大规模怠工和总罢工。地下抵抗组织不仅在丹麦本土活动，还在瑞典成立了一支由5000人组成的武装力量“丹麦营”。1945年5月4日德国占领军投降。

战后时期

1947年丹麦接受马歇尔计划。1948年4月丹麦加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1949年4月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5月加入欧洲委员会。

1950年5月11日丹麦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953年丹麦再度修改宪法，规定丹麦为君主立宪国家，议会为一院制。对外积极发展北欧合作。1973年加入欧洲共同体。丹麦女王为玛格丽特二世（1972年登基）。1982年P.H.施吕道任首相。

2015年3月28日，丹麦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5] 

自然环境

区域位置

丹麦王国位于欧洲大陆西北端，日德兰半岛上。东靠波罗的海与俄罗斯隔海相望，西濒北海，北面隔斯卡格拉克海峡、卡特加特海峡和厄勒海峡与挪威、瑞典隔海相望，南部毗连德国。

本土由日德兰半岛和菲英岛、西兰岛、博恩霍尔姆岛等406个大小岛屿组成，面积为43096平方公里。此外还有自1953年起正式成为其领土的格陵兰岛（面积217.5万平方公里）和享有自治权的法罗群岛（面积为1399平方公里，由21个岛屿组成）。海岸线长7314公里。

地形地貌

地势低平，平均海拔约30米。日德兰半岛西部是起伏低缓的冰水沉积平原，北海沿岸有着宽阔的沙滩，沙丘上长着丛丛灌木。这里海风习习，景色迷人，是旅游度假区。日德兰半岛东部和中部是欧洲研究冰河期沉积地形最典型的地区之一。广阔的丘陵几乎纵贯整个半岛，东部沿岸夹湾和沟谷横切其中，有些沟谷又宽又长，两壁十分险竣，谷底流淌着弯弯曲曲的河水。东海岸没有直接受到强风浪的冲击，保护得很好，所以形成许多深湾和优良港口，如奥尔堡港、腓物烈港、奥胡斯港等。半岛中部到处是沼泽地、湖泊和突起的丘陵地。

气候特征

丹麦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平均气温1月－2.4℃，8月14.6℃。年均降水量约860毫米。丹麦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冷，大部分地区气候与我国相似。丹麦的气候介于北欧和中欧之间，属温带海洋性气候。由于受到大西洋吹来的西南风影响，丹麦气候冬暖夏凉，最热的7月平均气温不过15度至17度。

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较为匮乏，除石油和天然气外，其他矿藏很少，所需煤炭，铁等矿产全部靠进口。丹麦在北海大陆架的石油蕴藏量估计为2.9亿吨，天然气蕴藏量约2000亿立方米。1972年起开采石油，2010年产油1232万吨，为欧洲第3大石油输出国。天然气80.9亿立方米，探明褐煤储量9000万立方米。森林覆盖面积48.6万公顷，覆盖率约10%。北海和波罗的海为近海重要渔场。

行政区划

2007年1月1日，丹麦实行新的行政区划。全国设5个大区、98个市和格陵兰、法罗群岛2个自治领地。 [12] 

格陵兰岛和法罗群岛也是丹麦王国的领土，但拥有自治权并且享有高度自治，在议会各拥有2席。法罗群岛自行划分为7个郡30个县；格陵兰人口少，没有再划分行政区域。

首都哥本哈根（Copenhagen，Koebenhavn），原意为“商人港口”，有自由港和航空港，是世界交通的枢纽，由于统治欧洲时间最久的皇族玛格丽特女皇二世皇族居住于此，因此它还有一个别称——“女皇之城”，人口50.1万（2006年1月），这个城市因丰富的艺术与文化本质而在1996年被评为欧洲文化之都。其他主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包括：奥胡斯、欧登塞和奥尔堡等。

丹麦王国（The Kingdom of Denmark，Kongeriget Danmark）代码DK（DNK）。

国名释义：在古高德语中，“丹”为“沙滩、森林”之意，“麦”是“土地、国家”之意。联合国首次发布“全球幸福指数”报告，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幸福程度，丹麦成为全球最幸福国度，于10分满分中获近8分。监督世界各国腐败行为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公布2012年全球腐败印象指数报告，在176个国家和地区中，丹麦名列第一。

国旗

丹麦国旗是现今仍在使用的国旗之中最为古老、历史最为悠久的一面，被称为“丹麦人的力量”。呈长方形，长与宽之比为37∶28。旗地为红色，旗面上有白色十字形图案，稍偏左侧。据丹麦史诗记载，公元1219年丹麦国王瓦尔德玛·维克托里斯（也称胜利王）率军对爱沙尼亚异教徒征战。6月15日隆达尼斯战斗中，丹军陷入困境。突然，一面带有白色十字的红旗从天而降，并伴随着一个响亮的声音：“抓住这面旗帜就是胜利！”在这面旗帜的鼓舞下，丹麦军奋勇作战，转败为胜。此后白色十字红旗就成为丹麦王国的国旗。每年6月15日，丹麦都要庆祝“国旗日”即“瓦尔德玛日”。

国徽

丹麦国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世纪。它的中心图案是一枚金黄色盾徽，盾面上绘有三头口吐红舌、头戴王冠的蓝色雄狮和九颗血色鸡心，它们象征丹麦古老的文德国的统治者的皇位。文德国是波拉勃斯拉夫人在易北河口与奥德河口之间的波罗的海沿岸建立的早期封建国家。盾徽顶部华丽威严的王冠象征丹麦王国的国王。

国花

冬青、木春菊。冬青为桑寄生科植物槲寄生Viscum coloratum （Komar） Nakai的干燥带叶茎枝。冬季至次春采割，除去粗茎，切段，干燥，或蒸后干燥。辞海上的注释是，依靠另一种生物而生存的生物或从另一种生物的活细胞和组织中摄取养分为生。离开了它寄主它将枯萎成金黄色。

木春菊又叫茼蒿菊、木茼蒿、东洋菊，也被叫做玛格丽特、少女花、法兰西菊等。是丹麦的国花，属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花期甚长，自早春至秋季均能开花，因为茎部容易木质化关系，所以取名木春菊。产于非洲西北部及澳洲、加纳利群岛，为常绿亚灌木，木春菊花期长，枝叶繁茂，花色淡雅，为寒冷地区冬、春季重要盆花，温暖地区可作为花坛和花境材料，用扦插繁殖。

国鸟

天鹅。天鹅是鸟纲，雁形目，鸭科鸟类。是体型高大的白色天鹅。嘴黑，嘴基有大片黄色。黄色延至上喙侧缘成尖。游水时颈较疣鼻天鹅为直。分布在北欧、亚洲北部。繁殖于北方湖泊的苇地。

人口民族

截至2020年3月底，丹麦人口合计582.2万，约占欧盟28国人口的1.3%。其中，88%为城市人口。华人华侨1.5万人，主要集中在首都大区（9512人）、哥本哈根市（4023人）、奥胡斯市（1267人）和奥尔堡市（681人），其中华侨约1.1万人。 [12] 

582.5万人（2020年9月），丹麦人约占86%。官方语言为丹麦语。约74%的居民信奉基督教路德宗，0.6%的居民信奉罗马天主教。 [11] 

格陵兰人口52940（1985年），主要是格陵兰人。法罗群岛人口4.5万（1985年），系法罗人。

政治

政体

2004年丹麦政局稳定，执政两党自由党、保守党合作良好。政府继续在医疗卫生、养老、移民及税收等领域深化改革，推出地方行政改革方案，并于10月调整内阁成员。主要反对党社民党力量有所恢复，民调支持率止跌，但政治主张缺乏新意，无法对现政府的执政地位形成有力挑战。2005年2月8日，丹麦举行全国议会选举。在极右的人民党支持下，自由党和保守党再次组成两党联合政府。2011年前后丹麦经济低迷，失业率上升，政府债务猛增，高福利政策难以为继，在2011年9月的丹麦新一届议会选举中，反对派联盟、中左翼政党集团（红营）赢得了议会179个议席中的92席，击败了执政10年的中右翼政党集团（蓝营），获得议会过半数席位，赢得了组阁权。2015年6月，中右翼政党集团（蓝营）再次赢得议会选举 [7]，6月28日，拉尔斯·勒克·拉斯穆森正式就任首相一职。

宪法

现行宪法于1849年制定，1866年、1915年、1920年、1953年四度修改。宪法规定，丹实行君主立宪制。经议会5/6多数通过，政府可将一定范围内的主权交给某种“国际机构”。 [1] 

议会

一院制，共179个议席。议员经普选产生，任期四年。本届议会于2015年6月大选后产生，由自由党（34席）、社民党（46席）、丹人党（37席）、激进党（8席）、社人党（7席）、红绿联盟（14席）、自由联盟（13席）、保守党（6席）和选择党（10席）组成。此外，格陵兰和法罗群岛各占2席。议长亨里克·达姆·克里斯滕森（Henrik Dam Kristensen，社民党） [1]。

司法

法院分三级。全国有1所最高法院、2所国家法院和82所地方法院。此外，还有海事与商业法院、特别诉讼法院等专门法院。最高法院由1名院长和17名法官组成，院长和法官由政府（司法大臣）推荐，女王任命，任职到退休。法院独立行使职权。最高法院院长托马斯·罗尔达姆（Thomas Rordam）。检察机构隶属司法部，设总检察长1名和检察官9名，均由女王任命，任职到退休。总检察长扬·莱肯多尔夫（Jan Reckendorff）。议会监察官约根·斯汀·索恩森（Jorgen Steen Sorensen）。 [1] 

政党

（1）自由党（The Liberal Party）：执政党，1870年成立，为丹麦最古老政党。支持欧盟合作，主张自由竞争，反对中央集权。2015年6月大选支持率19.5%,系丹第三大党，主席拉尔斯·勒克·拉斯穆森（Lars Lokke Rasmussen）。

（2）社会民主党（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在野党，1871年成立。2015年6月大选支持率26.3%，丹第一大政党。主张保持和发展福利制度，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主席梅特·弗雷泽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女）。

（3）丹麦人民党（The Danish People’s Party）：政府支持党，1995年10月由退出进步党的议员组成。2015年6月大选支持率21.1%，丹第二大政党。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反对国际合作。主席克里斯蒂安·图勒森·道尔（Kristian Thulesen Dahl）。

（4）激进自由党（The Danish Social-Liberal Party）：在野党，1905年成立。2015年6月大选支持率4.6%。重视个人尊严、自由及环境问题，主张参与国际合作。主席莫滕·厄斯特高·克里斯滕森（Morten stergaard Kristensen）。

（5）社会主义人民党（The Socialist People’s Party）：在野党，1959年从丹麦共产党分裂而成。2015年6月大选支持率4.2%。重视人权、民主和环保，支持裁军，主张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参与国际合作。主席皮娅·奥尔森·迪赫尔（Pia Olsen Dyhr，女）。

（6）红绿联盟（Red-Green Alliance 或Unity List）：在野党，1989年由原丹麦共产党、共产主义工人党及反欧盟势力组建。反对加入欧盟合作、力主裁减军费、降低失业率、加强环境保护等。1994年9月第一次进入议会。2015年6月大选支持率7.8%。采取集体领导制。

（7）自由联盟（Liberal Alliance）：政府支持党，原称新联盟，2007年由原激进党议员纳萨·卡德尔（Naser Khader）等三人组建，2008年8月改称现名。2015年6月大选支持率7.5%。主张深化移民的社会融合。主席安诺斯·萨缪尔森（Anders Samuelsen）。

（8）保守人民党（The Conservative People’s Party）：政府支持党，简称保守党，1916年成立。2015年6月大选支持率3.4%,主张坚持私有制和自由贸易，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主席索伦·佩普·鲍尔森（Soren Pape Poulsen）。

（9）选择党（The Alternative），在野党，2013年11月由原激进党党员、前文化大臣埃尔贝克（Uffe Elbok）组建。2015年6月首次参加大选，支持率4.8%。支持环保主义、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正。主席乌弗·埃尔贝克（Uffe Elbok）。

此外，丹还有基督教民主党（The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和少数党（Minority’s Party）等两个议会外政党。

政府

丹麦中央政府由国王任命首相组阁，任期4年。 [12] 

2016年11月，丹麦自由党政府进行改组。自由党、自由联盟和保守党组成联合政府。内阁共22人，主要阁员包括首相拉尔斯·勒克·拉斯穆森（Lars Lokke Rasmussen）、外交大臣安诺斯·萨穆埃尔森（Anders Samuelsen）、司法大臣瑟伦·帕珀·波尔森（Soren Pape Poulsen）。 [1] 

政要

女王玛格丽特二世。1940年4月16日生于哥本哈根。曾就读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奥胡斯大学、法国巴黎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1972年1月14日登基。1967年6月10日与亨里克亲王（Henrik，法国伯爵）结婚。有二子，长子腓特烈王储（Frederik），次子约阿希姆亲王（Joachim）。女王性格开朗，兴趣广泛。在考古、美术和文学方面颇有造诣。曾于1979年访华。2014年4月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 [8] 

经济

丹麦是发达的西方工业国家。农牧渔业及食品加工业发达，有欧洲乳酪市场之称。在许多工业领域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政府坚持适度紧缩的财政政策，采取积极措施稳定金融市场及汇率。2000年9月28日丹全民公决否决加入欧元区后，仍坚持以“汇率挂钩”和“利率紧随”为主要特征的“准欧元政策”。2004年，丹政府继续实施税收零增长政策，扶持高新技术和生物技术产业发展，刺激市场投资与消费，国民生产总值和外贸额持续上升，国际收支与公共财政盈余不断扩大，通胀率保持稳定。丹麦在“世界经济论坛（WEF）”2005—2006年度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名列第四。

丹麦是世界上风力发电最发达的国家，拥有全球最大海运集团马士基公司，名牌音响制造商B&O、玩具商乐高等企业。丹麦是食品以及能源出口大国。虽然丹麦的经济水平远高于欧洲货币联盟所制订的标准，2000年9月举行的全民公决却最后决定丹麦不参加其他11个欧盟国家所使用的统一货币欧元。

丹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在世界经济论坛2018—2019年全球竞争力排名中位列第十。

2019年，丹麦主要经济指标如下：

国内生产总值：约3475亿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6万美元。

经济增长率: 2.4%。

通货膨胀率（CPI）：约3%。

失业率：约4.8%。

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但在国民经济中比重逐渐下降，工业总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主要工业部门有：食品加工、机械制造、石油开采、造船、水泥、电子、化工、冶金、医药、纺织、家具、烟草、造纸和印刷设备等。产品60%以上供出口，约占出口总额的70%。船用主机、水泥设备、助听器、酶制剂和人造胰岛素等产品享誉世界。企业以中小型为主。

农牧业高度发达。近年受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影响，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逐年下降，但在外贸中仍占较大比重。农牧业总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有耕地2.8万平方公里，农场4.2万个。农业科技水平和生产率居世界先进国家之列。农畜产品除满足国内市场外，大部分供出口，占出口总额的20%，猪肉、奶酪和黄油出口量居世界前列。是世界最大貂皮生产国之一，有貂场1555个，貂皮年产量1200万张左右。

世界第15、欧洲第2、欧盟最大渔业国，捕鱼量约占欧盟捕鱼总量的36%。2002年总捕鱼量约132.8万吨，主要有鳕鱼、比目鱼、鲭鱼、鳗鱼和虾等，主要用于生产鱼油和鱼肉。至2002年底共有渔船2457艘，总吨位9.8万吨。2003年渔业产值38.91亿克朗。

服务业发达，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6%。主要包括商业、电信、金融、保险、旅游和技术服务等。旅游业是丹麦服务行业中的重要产业，2009年旅游业收入385.6亿克朗,年均外国游客约200万人。2011年共有酒店599家，客床12.9万张，外国游客入住4360万间夜。主要旅游点有哥本哈根、安徒生故乡——欧登塞、乐高积木城及日德兰半岛西海岸和最北角斯卡晏等。

海、陆、空交通发达。商船主要从事国际运输。

铁路：2011年铁路总长2667公里，其中私营铁路514公里。2010年客运量2.3亿人次，货运量812万吨。

公路：2011年公路总长约7.4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130公里，共有各种汽车约307万辆，其中小轿车212万辆、货车49.5万辆、公共汽车1.5万辆。2011年公路货运量为1.69亿吨。

水运：2010年水路总长400公里，港口停靠船舶52万艘，水运货运总量为8.7亿吨，客运量4165万人次。全国有港口137个，奥胡斯港和菲德烈西亚港货运量居前列。

空运：2011年共有23个机场，各类民用飞机千余架。北欧航空公司为瑞典、丹麦和挪威共有，丹麦占2/7股份。哥本哈根卡斯楚普机场是丹最大航空港，也是欧洲北部重要航空枢纽。2011年空运乘客2663万人次，货物151万吨。铁路：2010年铁路总长2667公里，其中私营铁路514公里。2009年客运量61.63亿人公里，货运量61.63亿吨公里。

2003年旅游业收入351.6亿克朗，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5%。旅游业就业人数为7.1万人，是丹麦服务行业中的第一大产业。年均外国游客约200万人。共有旅馆557家，客

床10.6万多张。主要旅游点有哥本哈根、安徒生故乡－欧登塞、乐高积木城及日德兰半岛西海岸和最北角斯卡晏等。（资料来源：丹麦旅游局）

财政金融

最大的两家银行为丹麦银行和诺迪亚银行。2000年，原第二大银行联合银行与瑞典、芬兰合资的梅丽塔北欧银行合并，创立诺迪亚银行。2001年，原第三大银行BG银行加入丹麦银行集团。2007年4月，BG银行被丹麦银行集团所属丹麦银行兼并。

著名公司

A.P. 穆勒集团（A.P.Moeller Group）：成立于1904年。主要经营造船和海上运输、石油、天然气勘探与开发、航空运输、商品零售等。有子公司70家，分布100个国家，员工6万余人。下属的两家主要分公司为斯汶堡汽轮公司和马士基船运公司。

诺和集团（Novo Group）：原诺和诺德集团（Novo Nordisk），成立于1923年。世界著名医药和生化制品集团公司，生产的胰岛素和酶制剂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0%和40%以上。在68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子公司或办事处，共有员工1.6万人。2000年11月正式分为两公司，负责制药业务的公司沿用原名称，负责酶制剂业务的公司改名为诺维信（Novozymes）。1995年该集团投资约2亿美元在天津设厂，是丹麦在华最大企业。

丹佛斯集团（Danfoss）：丹最大工业企业，主要生产采暖、制冷和传动及速控温控元件。在世界不少国家有子公司，共有雇员1.7万人。1995年在天津建立丹佛斯（天津）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散热器恒温控制阀、热力膨胀阀、水阀、冷凝机组和相关产品。

乐高公司（Lego）：是一家丹麦的玩具公司。Lego，亦指该公司出品的积木玩具，由五彩的塑料积木、齿轮、迷你小人和各种不同其他零件，组成各种事物。

对外投资贸易

2019年，丹麦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9728.6亿丹麦克朗，约合1458.5亿美元，增长3.1%。德国是丹麦最大的贸易伙伴。丹麦前三大贸易顺差来源地是美国、英国和挪威，主要出口商品是机械和运输设备、化工产品、食品和活动物以及杂项制品，进口的主要产品有机械和运输设备、杂项制品和主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 [12] 

2008年对外直接投资1370亿克朗，外国对丹直接投资510亿克朗。对外援助2008年丹对外援助总额为114.7亿克朗，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82%。援助重点为难民、医疗卫生、农村发展和环保。主要受援国有坦桑尼亚、莫桑比克、乌干达、喀麦隆等。生产的胰岛素和酶制剂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0%和40%以上。 [4] 

外贸是丹经济命脉。主要原料靠进口，产品销售依赖国际市场。政府制订优惠政策，鼓励产品出口。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1987年以来一直保持较大顺差。主要进口产品为运输设备、电信产品、纸张、原油、煤炭、钢铁、机械和饲料等。主要出口产品为乳制品、肉、鱼、家具、医药、电子产品、仪表、船舶、纺织品和服装等。

世界著名的服装杰克琼斯，欧洲服饰名牌，就在丹麦。

货币

丹麦克朗，汇率（2019年12月8日）：1丹麦克朗=1.0431人民币，1丹麦克朗=0.1482美元，1丹麦克朗=0.1126英镑。

文化

民俗民风

丹麦特色美食有嘉士伯及特波嘉啤酒、甜酒布甸、丹麦烧腿及特式三文治等。最有名的“丹麦酥”，在丹麦又叫Wienerbroed，每个面包店都陈列各种口味的丹麦酥。典型的丹麦菜包括猪肉丸（Frikadeller）、水煮鳕鱼配芥末酱、脆皮烤猪肉（Flaeskesteg）、马铃薯炖牛肉（Hvid Labskovs），以及牛肉汉堡配炸洋葱（Hakkeboef）。还有一种冷食自助餐（Koldt Bord），菜色有鲱鱼、沙拉、各式冷肉片、熏鱼和乳酪等。

丹麦三明治（Smoerrebroed）是具有代表性的丹麦食物，这是一种开口三明治，从最简单的到复杂得像雕塑品的都有。丹麦是世界上食用猪肉最多的国家。举世闻名的“丹麦酥”（Danish），在丹麦叫做Wienerbroed，几乎每隔一个街角就有面包店陈列着许多令人流口水的不同种类。典型的丹麦菜包括猪肉丸（Frikadeller）、水煮鳕鱼配芥末酱（Kogt Torsk）、脆皮烤猪肉（Flaeskesteg）、马铃薯炖牛肉（Hvid Labskovs），以及牛肉汉堡配洋葱（Hakkeboef），还有一种冷食自助餐（Koldt Bord），菜色有鲱鱼、沙拉、各式冷肉片和乳酪。丹麦的嘉士伯和杜伯两厂都生产极佳的啤酒，购买酒精类饮料的法定最低年龄是16岁。丹麦人对面包感情极深，他们可以制出各式单层、双层和多层的面包夹700多种.若您将各层分别夹上熏肉片、西红柿片、肝泥酱、水萝卜片等，那真堪称得上一顿美餐；他们喜欢吃桔汁拌鸭块，据说这道菜通常是作为他们宴会席上“压轴儿”的佳肴；习惯吃西餐，对中餐也颇感兴趣。

丹麦人在饮食嗜好上有如下特点：①讲究菜肴香、脆，注意菜肴多样质精；②口味一般不喜太咸，爱微酸带甜味；③主食以面食为主，爱吃面包等食品；④副食爱吃鱼类、鸡、鸭、蛋类、猪肉、牛肉、羊肉、冻肉、干肉、奶酪等；蔬菜喜欢土豆、西红柿、葱头、洋白菜等；调料爱用丁香、莞荽子、番茄酱、醋、糖等；⑤制法：对凉拌、炒、烤、炸、烧等烹调方法制作的菜肴偏爱；⑥中餐：喜爱中国的粤菜；⑦菜谱：很欣赏冷拼盘、茄汁煎鸭腿、脆炸肉丸、滑蛋牛肉、杏仁水鱼、果汁鱼块、脆皮鸡、干烧大虾、玉兰炒肉丝、草菇鱼片汤等风味菜肴；⑧水酒：喜欢喝啤酒；爱喝桔子汁、矿泉水、酸牛奶、咖啡、可可；也乐于品尝香片花茶；⑨果品：爱吃柑、桔、苹果、葡萄等；干果爱吃杏仁、葡萄干等。

丹麦与瑞典、瑞士、芬兰、挪威、被称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丹麦也被称为欧洲的乳酪市场。

早年北欧素以“开放”闻名于世，哥本哈根尤为一著名的观光都市，电影及剧院林立，每周皆有不同的观光节目任人选择参加，夜生活的场所，如酒吧Pub、Bodega之类，为正当消遣聊天之处所，收费尚合理，但夜总会（Night Club）宜结伴前往，问清费额或由熟识此道的当地人士陪同前往较宜。

每年5月1日，哥本哈根游乐场Tivoli Garden开幕，丹麦正式进入观光季节。9月第二星期日为该游乐场关闭之日，至此时，观光季也告结束。

童话王国

因为《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儿》、《皇帝的新衣》等这些脍炙人口的童话故事，安徒生使丹麦冠上了“童话王国”的美誉。

1913，丹麦雕刻家爱德华·艾瑞克森（Edvard Eriksen）根据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铸塑了一座美人鱼铜像。铜像坐落在哥本哈根的长堤公园（Langelinie）内，已成为丹麦的象征。此外，在哥本哈根的市政厅广场，伫立着一座安徒生的全身铜像。路过的每个游客，都要上去与“童话之父”握握手，捧着安徒生的书籍与其留影。在安徒生的故乡欧登塞，建有安徒生故居博物馆，无数对安徒生童话着迷的人前往那里瞻仰、参观。

古老皇族

丹麦王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国之一。从有史可考的哈拉尔国王（公元940～986年在位）到现任君主玛格丽特二世女王，王室的血脉已继承了千年之久。

丹麦的历史相当于一部丹麦王族史。千年以来，丹麦王族中出现不少叱咤风云、建树颇多的君主，流传下众多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其中最为杰出的君主是玛格丽特一世女王（1387～1397年在位）和克里斯钦四世国王（1588～1648年在位）。

自1849年立宪建立了君主立宪制，丹麦王室虽然放弃了国家统治权，但作为国家的代表，王族一直得到丹麦人民的支持与敬仰。王族已经成为丹麦王国根深蒂固一条历史纽带，一种不可放弃的重要传统。

皇宫林立

作为皇族的象征，丹麦这斯堪的维亚地区（丹麦、瑞典、挪威）最小的国家，却拥有着众多的皇宫城堡。千年的皇族历史，使皇宫的建造一直未曾停怠过。

由于城堡众多，名字繁琐，丹麦的皇宫又有一个个别称。例如，菲登斯堡宫（Fredensborg）被称为“和平宫”、菲德烈堡宫（Frederiksborg Slot）又称“水晶宫”、克隆堡宫（Kronborg Slot）因被莎士比亚作为《哈姆莱特》的创作背景，又叫做“哈姆莱特堡”。

这些宫殿建筑都由当时著名的建筑师来建筑设计，从古典式样，到融合了新世纪的建筑风格，姿态各异。每一座宫殿都是一件传世的艺术品。

格陵兰岛

作为丹麦的一个自治领，世界第一大岛屿——格陵兰岛（面积2175600平方公里）上，居住着5万多居民，其中90%为因纽特人。长久以来，他们用冰雪来堆砌房子，称为“冰屋”；穿着经过妇女的咀嚼后的驯鹿皮特制而成的衣服——“阿奴拉古”；吃着打猎来的生肉以便获取足够的热量。如今，与其他地区的过着土著生活、受到歧视和屠杀的因纽特人不同，格陵兰岛因纽特人受丹麦政府的帮助，搬出世代居住的“冰屋”，建立自己的议会、电视台，与丹麦人通婚。

由于地处北极圈内，每到冬季，格陵兰岛就会出现持续数个月的极夜，格陵兰上空隅尔还会出现色彩绚丽的北极光。而在夏季，太阳终日悬挂头顶，格陵兰便成为极昼下的日不落岛。

传统节日

法定节假日包括：新年（1月1日）；忏悔节（2月22日）；圣周四（复活节的前一个星期四）；耶稣受难日（复活节的前一个星期五）；复活节（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复活节第二天（复活节次日）；大祈祷日（复活节后的第四个星期五）；耶稣升天日（复活节40天后的第一个星期四）；圣灵降临节（复活节后的第七个星期日）；宪法日（6月5日）；仲夏夜（6月21日）；平安夜（12月24日）；圣诞节（12月25日）；圣诞节次日（12月26日）；新年夜（12月31日）。

丹麦实行5天工作制，每周六、日为公休日。 [12] 

国旗日：每年的6月15日

女王玛格丽特二世生日：4月16日

宪法日：每年的6月5日（为纪念1849年6月5日颁布的丹麦王国宪法）

文学艺术

最著名的丹麦人恐怕就要属童话大师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了，他最著名的作品有《海的女儿》、《国王的新衣》和《丑小鸭》等。其中以“美人鱼”为形象的著名雕塑一直静静地矗立在海边纪念这位大师。其他著名的丹麦人有：

哲学家克尔恺郭尔（Soren Kierkegaard）物理学家尼尔斯·波耳，他和学生维尔纳·海森堡一起创立的著名量子力学学派就称为“哥本哈根学派”。

共有13位丹麦人获诺贝尔奖。在生物学、环境学、气象学、免疫学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奉行使每个社会成员在文化方面具有平等发展的文化方针，鼓励地方发展文化事业。

2003年全国有公共图书馆5178所，各类博物馆271所，96.15万参观人次。当年的丹麦王室宫殿——弗雷德里克斯堡如今已成为国家历史博物馆。

丹麦人喜爱读书。童话作家安徒生的文学作品达到世界文学的顶峰，丹麦素有“童话王国”之称。1975年开始的国际童话电影节每两年在安徒生的故乡欧登塞城（Odense）举行一次，中国动画片《牧笛》于1979年获第3届金质奖。

德莱叶·卡尔·西奥多Carl Theodor Dreyer，丹麦电影大师，丹麦艺术电影创始人之一。德莱叶影响了后来很多导演，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电影大师，例如罗伯特·布列松、拉斯·冯·特里尔、西奥·安哲罗普洛斯等。德莱叶拍摄了其最卓越的影片之一《愤怒的日子》，本片叙述了17世纪发生的一宗有关妖术的案件，其情节之奇特让人惊叹，含有很深的寓意。1955年拍摄了影片《诺言》，并因本片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大奖。

卡伦·布里森是20世纪著名的女小说家，她在非洲生活了20年，作品在世界广泛传播。电影《走出非洲》（1985年）即根据其回忆录改编。

丹麦的芭蕾舞蹈艺术世界闻名，丹麦皇家芭蕾舞团经常在世界各地进行巡回演出。

丹麦的银器设计也相当有名，如乔治·延森是经典的银器艺术家。

军事

国防

根据丹麦宪法，玛格丽特二世女王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国防部是武装力量最高行政机关，国防大臣为文职，向议会和首相负责，对武装力量实施行政领导。国防司令部是武装力量最高指挥机构，负责丹三军的作战、训练和后勤保障。现任国防司令是汉斯·杰斯帕·赫尔旭（Hans Jesper Hels，2002年5月上任），国防参谋长为蒂姆·斯洛斯·约根森（Tim Sloth Jorgensen）。实行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的兵役制。义务兵服役期8～12个月，志愿兵服役期为54～72个月。

当地时间2018年6月25日，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丹麦、荷兰、爱沙尼亚、西班牙和葡萄牙欧盟9国防长在卢森堡签署“欧洲干预倡议”意向书，承诺组建一个欧洲联合军事干预部队。 [9] 

军力

丹麦武装力量由陆、海、空三军和国民卫队组成，其中陆、海、空三军为现役正规军队。截至2004年年底，丹军总员额20550人，陆军、海军和空军兵力分别为12550人（占总兵力的61.1%）、3800人（占18.5%）和6471人（占20.4%）。其中，陆军装备主战坦克281辆、装甲车732辆、100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315余门、直升机25架；海军编成水面舰艇部队（下设6个中队）和海防舰艇部队（分辖3个海区），主要装备舰艇64艘（其中护卫舰7艘、巡逻艇36艘、用于侦察和渔业监护的直升机8架）；空军编为6个航空兵中队（其中4个战斗机中队、1个运输机中队、1个直升机中队）、1个雷达中队（辖6个雷达站），装备各种飞机111架（其中F－16A/B型战斗机68架、C－130型运输机3架）。

军费

2004年国防预算为164.92亿克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2005年预算总额为186亿丹麦克朗，约占财政年度预算的4%。（资料来源：丹麦国防部）

交通

航空

由北欧航空公司经营的中国飞往丹麦的航线有北京和上海两地，直飞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机场。丹麦的国内航线由美施克航空飞航，连接哥本哈根和比隆、奥尔堡、奥胡斯、凯隆堡、齐斯泰兹、森讷堡、伦讷等国内重要重要城市。

市区往返机场：Air-Rail列车连接哥本哈根国际机场和位于市中心的中央车站，每20分钟一班，12分钟即可到达市中心。其他丹麦主要城市也有列车来往于机场。

丹麦共拥有23座机场，包括4座国际机场。位于首都的哥本哈根机场是欧洲四大机场之一，为北欧地区的重要空运枢纽，也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最大的机场，欧洲主要城市均在该机场2小时飞行区覆盖范围内。哥本哈根机场2015年获得多项国际荣誉，包括全球最佳路线发展奖、全球最准时中型机场、欧洲最高效机场、欧洲最佳行李交付机场和北欧最佳机场。此外，该机场安全性排名全球第二。

共有超过60家航空公司在该机场运营，服务全球120多个目的港。哥本哈根机场2019年客运量为3025.7万人次，未来将增容客运量至每年4000万人次。除哥本哈根外，丹麦还有三座国际机场，分别位于日德兰半岛上的奥胡斯、奥尔堡和贝伦市。2017年丹麦空运货物总量为27万吨。 [12] 

铁路

丹麦国铁（DSB，Danish State Railways）连结哥本哈根与欧洲各国家的首都，每天都有固定的火车班次。有两种：一种是市际列车（IC，Intercity），拥有现代化的设备，须提前订位。另一种是区际列车（IR，Inter-regional）速度相对比较慢。无论旅程长短，市际列车的订位费用约为30克朗（头等车厢60克朗），区际列车约为20克朗。

北欧火车联票（ScanRail Pass）、欧洲火车联票（Eurail Pass），以及其他火车联票皆可用于搭乘丹麦国铁经营的渡轮和火车，但不能用于私有铁路。

截至2019年1月1日，丹麦铁路里程2540公里。铁路网密度为每1000平方公里国土拥有铁路60公里。丹麦铁路与德国和瑞典联通，许多铁路线铺设在大型桥梁上，如连接西兰岛和菲英岛的大贝尔特海峡大桥和连接哥本哈根和马尔默的厄勒海峡大桥。2018年丹麦铁路货运量为961万吨，客运人数达2.73亿人次。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地铁一期于2002年通车，2007年全面完工。有4条线路，其中1、2号线总长21公里，其中地下10公里，地上11公里，共22个地铁站，覆盖了哥本哈根主要地区和机场。3号线为地下环线，总长15.5公里，共17个地铁站。4号线作为3号线的支线于2020年3月28日开通哥本哈根市地铁准时可靠，2010年在伦敦举行的地铁大会上被授予“最佳地铁”和“最佳无人驾驶地铁”两项殊荣。 [12] 

公路

截至2019年1月1日，丹麦公路总长74763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329公里，共有各种机动车约462.3万辆，其中小轿车265.2万辆、货车42.3万辆、巴士1.3万辆。丹麦拥有发达、完善的公路交通网络，可迅捷地通往北欧地区各大市场。连接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和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的厄勒大桥2000年开通后，丹麦成为通往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天然门户。 [12] 

水运

丹麦有众多岛屿，除了大桥之外，轮渡是连接各岛屿的重要交通工具。丹麦的大部分轮渡载人也载车。大型的轮渡还配备餐馆、商店、儿童游乐处等设施。Scandlines公司经营的轮渡不少可以运载汽车、自行车等。可以在丹麦各火车站查询轮渡时刻表或购买船票。

丹麦水运发达，海运肩负着主要的对外贸易运输。丹麦海岸线全长7314公里，拥有146个海港，奥胡斯港和菲德烈西亚港货运量居前列。其中1/4的港口年货物吞吐量达到50万吨，占海运货物总量的90%，丹麦港口与世界各主要港口间有货运线路。水路总长为400公里。2016年，丹麦各主要港口的船只合计48.9万艘。港口中有74个为客运港口，一半以上客运港口年客运量达到25万人。许多交通港口在国内有渡船航线。2019年丹麦水运货物总量8289.8万吨，客运量3274.4万人次。 [12] 

其他

出租车：丹麦的大部分城镇都有出租车，哥本哈根的出租车收费是起步费24克郎，周日白日收费每公里10.2克郎，夜晚和周末收费每公里12.6克郎。大部分出租车接受信用卡支付。

自行车：在丹麦，自行车是十分便捷的交通工具，在道路上都会另设自行车车道。游客可以在丹麦任何地方按日或周来租车。当地的旅游信息中心会告诉旅客如何前往附近的自行车出租处，租车费用为每天40～60克郎或每周150～400克郎。在哥本哈根，也有免费的市区自行车出租。自行车可以被带上轮渡、火车和长途客车，但都需另外付费。

社会

教育

丹麦素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教育事业发达。1973年起实行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根据丹麦统计局数据，2017年，18-25岁丹麦人中，78.5%完成或正在接受高中教育；25-45岁丹麦人中，41.3%完成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丹麦对于终身教育也极为重视，对仅受过初级教育的在职员工的再教育投入了巨大精力，这使得丹麦劳动力素质较高。

在义务教育完成后，可以申请免费青年教育课程，包括预备课程或职业技术课程，通常为期3年或4年。学生年满18岁就可以申请国家教育助学金或贷款项目（SU）。高中的学制为2年或3年，通过高中毕业考试可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自2006年起，丹麦对非欧盟国家学生在丹麦就读大学实行收费管理。

职业教育持续时间为1年半至5年半，取决于学习的专业领域。培训结束时要参加一次学徒期满测试或最终职业测试。25岁以下青年如果还没有完成青年教育，可去工业学校就读。在丹麦全国有大约100所工业学校，集理论培训和工厂实习为一体。此外，对管辖范围内在找工作或接受教育方面有困难的不满30岁青年，地方市政府提供特别的基本职业教育和培训计划。成年人教育方面，可选择接受普及教育课程、全日制教育或再教育培训课程。丹麦教育系统针对各种文化程度的成年人开设各种课程。

丹麦拥有综合性大学8所、大学学院8所、高等职业学院9所、艺术建筑类专业学院9所、商学院9所、海事教育机构12所，2019年在校学生约15万人。最著名的高等学府有哥本哈根大学（建于1479年，约有学生3.7万人）、奥胡斯大学（建于1928年，约有学生3.3万人）、丹麦技术大学（建于1829年，约有学生1.1万人）、哥本哈根商学院（建于1917年，约有学生2万人）。 [12] 

科技

丹麦在生物学、环境学、气象学和免疫学等方面位于世界领先水平。丹麦科技与创新政策的宏观管理职能由丹麦高等教育和科学部负责。此外，为开展有关政策调研和评估，实施项目和计划的具体管理，丹麦还设置了研究理事会系统。一类是负责基础研究的理事会，根据科学界提出的原发设想和观点，提供资金资助，并支持相关活动；另一类是负责战略研究的理事会，根据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优先重点，支持相关研究，通过加强不同领域的跨学科合作，确保国家战略的实施。丹麦的科技优势领域主要为新能源技术、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和声学等。 [12] 

卫生

所有丹麦公民无论经济状况如何，都可以享受国家医疗体系提供的免费服务。医疗费由国家税收支持。但是，对于牙科护理及其他医生或医院未提供的其它类型的治疗，个人须承担部分费用，也可根据收入状况报销。每个丹麦居民都拥有一位社区医生，负责提供疾病预防方面的建议，治疗一些轻微病症，并确认患者是否应接受专业检查。持有个人身份号码（CPR）与国家医疗健康保险的居民可接受免费急诊治疗。在丹麦医疗体系中，看全科医生是就诊的第一步，他们负责前期的检查治疗，必要时把病人转给专科医生或医院。

以高福利、高收入、高税收、高消费为特征。2002年社会福利（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住房等）开支为3958.89亿克朗，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8.4%。2002年人均收入22.18万克朗。2003年失业人数约为17.1万人。全国有医生9400人，病床2.6万张。私人住宅拥有率53%，别墅拥有率11%，手机使用率68%，家庭电脑拥有率70%，上网率79%。每千人拥有医生2.5名，洗衣机740台、电视机575台，小轿车343辆、电话613部、传真机120部。

医疗

丹麦公民可以享受国家医疗体系提供的免费服务。医疗费由国家税收支持。但对牙科护理及其他非医生或医院提供的其他类型治疗，个人须承担部分费用，这些费用也可根据收入状况报销。每个丹麦居民都拥有一位社区医生，负责提供疾病预防方面的建议，治疗一些轻微病症，并确认患者是否应接受专业检查。持有个人身份号码（CPR）与国家医疗健康保险的居民，可接受免费急诊治疗。在丹麦医疗体系中，看全科医生是就诊第一步，全科医生负责前期检查治疗，必要时再把病人转给专科医生或医院。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18年丹麦全国经常性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10.3%，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经常性医疗卫生支出5497美元；2018年，人均预期寿命为79.3岁。 [12] 

媒体

丹麦通讯社（Ritzaus Bureau）于1866年创建，是唯一的全国性通讯社，由各大报纸合办。丹麦广播电台（Danmarks Radio）于1925年创立，是丹麦最大的全国性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拥有8个广播电台和6个电视频道，分别提供新闻、体育、电影、青少年等节目。报刊主要报纸有《日德兰邮报》（Jyllands-Postens）、《政治报》（Politiken）和《贝林时报》（Berlingske）和《商报》（Borsen）等。 [12] 

丹麦广播公司：1925年创立。丹麦最大的全国性广播电台和电视台。

丹麦电视二台：1988年创立，1989年开播。

外交

国策

冷战结束后，丹麦对传统上以北约、欧共体、北欧合作和联合国为支柱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突出以欧盟为重点，并增加了“共同安全、民主和人权、经济和社会发展及环境”等内容。丹重视欧盟建设，坚持依托北约，加强欧洲安全合作，积极拓展以北欧合作为基础的环波罗的海合作，重视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同15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国际问题倾向

关于国际形势：认为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但恐怖主义、民族和宗教问题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已成为威胁国际安全与稳定的突出问题，9·11事件对世界政治和安全格局影响深远。认为世界政治形势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但美国“一超”地位短期内不会受到挑战，相反却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主张各大国间应加强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面临的挑战。

关于联合国作用和改革：视联合国为国际社会构架的基础和国际安全与稳定的保障。认为联合国须在伊战后重树权威，发挥更大作用。支持安理会改革，主张增加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数目，限制使用否决权。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2004年10月当选安理会2005年－2006年非常任理事国。

关于国际反恐：谴责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重视建立全球反恐联盟，支持反恐斗争。认为贫穷落后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强调重视发展问题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9·11事件后，丹国内出台反恐法案，支持并参与美国和北约打击恐怖主义的军事行动及联合国有关维和行动。于2005年3月出任安理会反恐委员会主席一职。

关于美国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主张有关国家应严肃对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支持美建立NMD计划，2004年与美签署协定，同意将格陵兰图勒基地纳入美导弹防御系统。

关于人权和民主问题：视人权和民主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奉行将保护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置于国家主权之上的“积极的人权政策”，主张所有国家和地区认同和遵守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支持和推行“人权高于主权”、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政治和人道原因为由进行“人道主义干涉”。

关于中东问题：认为国际社会应对中东问题予以更多关注，促进中东地区各方的互信与合作，以避免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原教旨主义的蔓延。强调美在解决中东危机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主张欧盟与中东-环地中海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积极促进中东和平进程。呼吁以从加沙地带撤军。承诺增加对中东地区的民主援助以改善该地区民主、人权和实施良政，但以执行更为“中立、平衡”的中东政策为由，取消了一些援巴项目。

关于朝核问题：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及和平解决朝核问题，要求朝放弃发展核武，呼吁美朝通过对话改善关系。高度评价我主持六方会谈，认为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认为欧盟可在适当时机参与解决进程，特别是在促进朝鲜发展经济及推动朝融入国际社会方面发挥作用。每年向朝提供约1500万克朗（约合259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关于伊朗核问题：关注伊朗核问题的发展，认为伊应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接受监督和核查。主张国际社会就此问题加强磋商和合作，尽快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问题，避免伊问题危及世界和平，成为新的动乱因素。

关于伊拉克问题：支持美采取军事行动推翻萨政权，曾派遣护卫舰、潜艇各一艘以及150多名士兵参战。主张联合国在伊战后维和、重建和推动民主建设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谴责伊出现的反美英占领暴力活动。积极参与伊拉克重建及“巴黎俱乐部”关于伊债务问题谈判，支持并呼吁国际社会尽最大努力减免伊债务并提供援助，已提供3.5亿丹麦克朗（约合6034万美元）用于伊重建工作。丹驻叙利亚大使曾一度任伊巴士拉地区行政长官。2004年在伊驻军520人；6月，丹驻伊大使正式赴伊上任。

关于阿富汗问题：关注并参与对阿富汗的援助及战后重建工作。重点援助民主和法制建设，先后向阿提供3亿克朗（约合5172万美元）的人道主义及重建援助。通过北约向阿派有4架战斗机和147名士兵。2004年拨款2350万克朗（约合405万美元）专项资助阿总统选举。认为阿总统民主选举有助于打击阿极端势力，促进阿和平与稳定。选举基本公正，希阿各派尊重选举结果的合法性。2003年以来丹曾因强制遣返阿在丹难民并将援助与难民遣返事务挂钩受到阿政府和联合国难民署的批评。

国际关系

与中国关系

1950年5月11日，丹麦与中国建交。1956年2月15日，两国由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建交后，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逐步开展。2008年10月，中丹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贸合作日益深化。双方在环保、能源、教育等领域交流与合作持续扩大和增强。丹麦是继瑞典之后第二个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也是率先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北欧国家。

与印度关系

2011年8月16日，丹麦外交大臣埃斯珀森证实，因丹麦拒绝向印度引渡曾在1995年向印度走私武器的丹麦公民尼尔斯·霍尔克，丹麦和印度间的合作已被全面冻结。

与俄罗斯关系

2010年4月，丹麦首相拉斯穆森与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进行会谈，会后双方发表了关于两国建立“现代化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与韩国关系

2011年5月12日，就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和发展绿色经济等问题达成共识。两国签署了在安全、经济和全球性问题上进行密切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并宣布结成“绿色增长联盟”。两国政府和企业还签署了一系列在可持续能源、智能电网、风力发电和燃料电池开发等领域开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名人

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年5月5日—1855年11月11日），丹麦最伟大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是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主要著作有《或此或彼》（1843年）、《恐惧和颤栗》（1843年）、《畏的概念》（1844年）、《非科学的最后附言》（1846年）、《致死的痼疾》（1849年）。

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1805年～1875年）是丹麦作家。安徒生是一个有高度创造性的作家，在作品中大量运用丹麦下层人民的日常口语和民间故事的结构形式。安徒生的作品很早就被介绍到中国，《新青年》杂志1919年1月号刊载了周作人所译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的译文。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5年、1958年、1978年多次出版了叶君健先生译的《安徒生童话选集》。

伊萨克·迪内森（Isak Dinesen）是丹麦著名女作家，原名卡琳·布利克森（Karin Blixen），1885年4月17日生于西兰岛伦斯特德一个贵族家庭。1934年发表描写非洲生活的小说集《七个神奇的故事》（Seven Gothic Tales），这本书在丹麦不大受欢迎，在美国却成为畅销书。1937年她的第二部作品自传体小说《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出版。迪内森1943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冬天的故事》（Winter's Tales）。二战期间，丹麦被纳粹占领，迪内森用皮尔·安德烈塞尔的化名写了小说《天使的复仇》（1944年），对法西斯侵略者进行嘲讽。晚年她遭受疾病折磨，但仍坚持写作，在战后出版了小说《最后的故事》（1947年）、《命运的轶事》（1958年）和《草坪上的影子》（Shadows on the Grass）（1960年）。

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1885年—1962年）是近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原子核物理学创始人。1885年10月7日生于哥本哈根。1905年，20岁的玻尔写出的关于水表面张力测量的论文获得了丹麦科学院金质奖章。1911年获哥本哈根大学博士学位后开始研究金属中电子运动的理论，并自1912年起担任著名物理学家卢瑟福的助手。1913年初，玻尔提出了他著名的原子理论，这个理论随即被用于分析各种谱线，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对原子结构模型的研究成果，使他获得了1922年的诺贝尔物理奖。玻尔接着提出了著名的“对应原理”。玻尔对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民一直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徽章上用的就是中国阴阳太极的图案。1937年夏天，玻尔夫妇和儿子汉斯来中国。他在前中央研究院、浙大、北大等单位做了关于原子和原子核的演讲。

谢选骏指出：丹麦弹丸之地，能在列强环伺的欧洲苟延残喘了一千多年，而且保有了面积比本土大五十倍的殖民地——必有其挖空心思的生存窍门也……那就是冷血残忍狡黠贪婪的北欧海盗之原型。

【15、盗来的正能量是奴性的标配】

《河北日报，那盗来的正能量》（亮见 2023-08-07）报道：

但这件事就发生在了河北日报身上，他们把2020年7月17日江苏无锡太湖边的消防员，说成了是2023年8月3日河北抗洪救灾的小战士。

然后这个新闻又被河北共青团及多家媒体、机构转载，为翻车新闻又添一经典案例。

虽然河北日报道歉说是“审核把关不严”，胡锡进和稀泥说是“技术性差错”，但这很难有说服力。

它们都无法解释一个简单的问题：

这个新闻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

灾难新闻正能量化，对官媒来说，早就是门驾轻就熟的传统手艺。最好的状况肯定是一线通讯员传来正能量图片和新闻，再不济也可以学学北京红十字会，拍一张鞋子都不沾泥的救援照片——无论如何，这真是现场照片。

可一张张冠李戴的照片，在最初的源头那里是不可以被理解的，因为最初把这张照片按在今年河北救灾上的人，肯定知道这是假的，最起码是来路可疑的。

它之所以被堂而皇之地当回事发出来，原因只能是，有些人太需要正能量了，以至于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

也许是官媒的常规操作，也许是为了对冲媒体报道中的当地负面，旧闻新发式的操作，无疑侧面证明了正能量宣发素材的匮乏。匮乏，才会饥不择食。

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有一句名言：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

同样的，灾情照片和新闻不够好，或者直接是盗用，也表明了一些人离灾难太远。他们站在岸上，泡在水里的，不是他们。

二手的正能量虽少，但一手的真相却多。《河北日报》的同行们，比如《财新》《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等等，在这次水灾中，实地采访，写出了很多不错的报道。甚至是当地的自媒体人，也写出《涿州大逃亡》这样叙写亲身经历的文章。

舍弃那么多正视现实的新闻不报道，却非要编造一些虚假的正能量，这是一种取舍，更是一种纪律。在这种现实背后，是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和一种悠久的宣传机制。

这样的操作，在赞美一部分事实时，有意忽视了更大一部分事实。它是不敢正视现实后的必然结果，是对现实的不诚实。

河北日报盗用3年前的正能量，不过是将这种不诚实，用极端的形式表现得淋漓尽致。那源远流长的宣传机制，越来越无力面对真实的灾难。

加缪《鼠疫》里的一句话，在疫情期间被广泛引用：“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其实不止鼠疫，与任何灾难斗争的方式，都只能是诚实。

这样的诚实，在被盗用的正能量里看不到，就是在真实的正能量里，也看不到。

你很难想象，一个省级报社，会把一则3年前的旧闻，当做正儿八经的新闻发出去。

网民嚎叫：

湾区范儿 发表评论于 2023-08-08 12:41:03

中共体制内都被熟人关系户掌控，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进不了体制内，这种宣传部干活粗糙是必然的。

wyc2020 发表评论于 2023-08-08 04:28:00

蟑螂们和他的主子一个尿性：不懂得“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还是老李 发表评论于 2023-08-08 04:04:18

这下连扯蛋都不好好扯了。

谢选骏指出：盗来的正能量是奴性的标配——虽然很假，但假有假的用处。共产党说了，“假积极也比不积极好嘛！”——“传道人”说了，“经常做做假见证，最后自己都信以为真了！”他们哪里懂得，盗来的正能量，不过是奴性的标配呢？

【16、多数白人女性喜欢性骚扰】

《性骚扰女性 川普、法兰肯等多位政治人物也被点名》（记者颜伶如／综合 2021-08-05）报道：

在葛谟之前，遭控对妇女做出不当行为的政治人物还有前总统川普。

纽约州长葛谟（Andrew Cuomo）成为最新一位遭控对妇女性骚扰或性攻击的政治人物。几乎所有传出性骚扰传闻的政治人物，都曾面临下台的压力，至于是否果真辞职，处理方式则各不相同。

大致而言，民主党高层倾向直接切割遭控性丑闻的党内人士，导致爆发丑闻的政治人物黯然下台，由另一名民主党人士暂代职务；相较之下，共和党政治人物由于没有来自党内高层的压力，因此多半继续留任。

「全国妇女法律中心」（NWLC）副主席艾米莉·马丁（Emily Martin）分析，某些政治人物精通政治运作奥妙，「他们知道只要坚持不下台，其实也不会有人过来勉强」。

在葛谟之前，遭控对妇女做出不当行为的政治人物包括：

＊前总统川普

虽然20十多名妇女公开指控遭川普性骚扰或性攻击，川普在2016年大选在白人妇女选民当中的得票率，仍领先民主党对手喜莱莉·柯林顿。

前任民主党籍明尼苏达州联邦参议员法兰肯，也曾遭控对妇女做出不当行为。

法兰肯在2017年遭喜剧演员莉安·特威登（Leeann Tweeden）指控2006年巡回演出期间强吻、毛手毛脚。消息传出后，面对下台声浪，法兰肯在数周后辞去参议员一职。

＊前任共和党籍阿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候选人摩尔（Roy Moore）

摩尔在2017年底补选期间，遭五位妇女指控少女期间遭到当时30多岁的摩尔性骚扰，其中一名妇女表示，14岁时被摩尔逼迫发生性行为。摩尔拒绝退选，投票结果则由民主党候选人琼斯（Doug Jones）胜出。

＊大法官卡瓦诺（Brett Kavanaugh）

2018年，卡瓦诺获川普提名出任大法官消息传出不久，便有三位女性指控曾遭卡瓦诺性攻击。加州女教授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并说，15岁那年在马里兰州一场派对中遭到卡瓦诺性攻击。卡瓦诺对于指控内容则一概否认。

谢选骏指出：为何共和党的色狼比民主党的色狼更有“干劲”，而且死不辞职、拒绝认错？因为支持他们的多数白人女性喜欢被性骚扰——“虽然20多名妇女公开指控遭川普性骚扰或性攻击，川普在2016年大选在白人妇女选民当中的得票率，仍领先民主党对手喜莱莉·柯林顿。”因为这些来自欧洲的白人妇女充满野性，川普大妓院家族的流氓行径，正好骚到了她们的痒处……还让她们欲罢不能罢。

【17、恶性通膨是消灭主权国家的必要步骤】

《呼嘯的通脹：大家都低估了它的殺傷力…》（2021-11-29 如松評論）报道：

今年以來，美歐的通脹已經創造三十多年來的最高水平。到目前，這壹輪通脹結束了嗎？或者說今年以來的通脹還僅僅是壹個通脹周期的起步階段？這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美國政府正在聯合各原油進口國釋放石油儲備以打壓通脹，當代人比較迷信政府的“能力”，這就讓部分人認為這壹輪通脹應該到了結束階段，這種預期可以接受嗎？

第壹，供給問題依舊還在持續。

三季度開始，國際天然氣、煤炭、原油等化石能源價格快速上漲的根源是什麼？

如今，關於化石能源行業的部分數字已經逐漸明朗。

今年以來歐洲天然氣價格大幅上漲，雖然壟斷俄羅斯管道天然氣出口的國營企業Gazprom稱，公司正在履行所有長期合同，而且歐洲的相關機構也已經證實合同義務確實得到了履行。路孚特Eikon的數據顯示，9月、10月和11月至今，俄羅斯經由亞馬爾、北溪1號（直接輸往德國）和烏克蘭這三條主要管線輸送到歐洲的每日平均輸氣量和上年同期相比幾乎沒有什麼變化，11月的輸氣量還略高於2020年11月的平均水平。這樣看起來還是比較正常的，但深度思考就會發現異常，2020年由於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嚴重影響了歐洲的能源需求，而今年歐洲的經濟復蘇推動了能源需求的復蘇，所以用今年的輸氣量與去年相比就是不合理的，與2019年相比才是合理的。比較的結果是今年11月以來的輸氣量居然比2019年11月的平均水平低了約40%，再加上歐洲今年風能、太陽能發電量的下降，這應該才是歐洲爆發天然氣危機的根源。

俄羅斯是故意壓縮向歐洲的輸氣量嗎？有這種可能，源於俄羅斯要借此給歐洲施加壓力，爭取早日開通北溪二號管線。但這個原因很可能並不是全部，要壓縮這麼大量的天然氣供給，俄羅斯怎麼儲存天然氣就成了大問題。同時，如果俄羅斯以這麼大的幅度限制向歐洲送氣，在全球天然氣過剩時就會被其他國家搶占歐洲的天然氣市場，俄羅斯顯然得不償失。因此，深層次的原因還是國際天然氣市場的供需關系出現了問題。

最近數年，俄羅斯在不斷開拓亞洲市場、鋪設向亞洲輸送天然氣的管線，可2014年烏克蘭危機之後俄羅斯經濟遭到了重創，油氣勘探投資嚴重不足，導致新增產能很少，當歐亞經濟復蘇之後就無法兼顧歐洲相對2020年的需求增長。同時，俄羅斯將天然氣供給適度向亞洲傾斜、放大歐洲天然氣的缺口，就可以借此對歐洲施加壓力以早日開通北溪二號管線。因此，歐洲的天然氣危機是雙重作用的結果，但後者只是順勢而為。

這種勘探投資不足、新增產量不足的現象在全球普遍存在，因此在歐洲爆發天然氣危機之時其他國家也沒能力去搶占歐洲的市場。

中國和印度的煤炭市場也壹樣。

由於煤炭供給不足，今年以來中國壹直都在拉閘限電，9月供需矛盾開始惡化導致拉閘限電加劇。但中國政府對市場價格有強大的控制力，煤炭的期貨價格很快就被打回到了當初的起漲點上。雖然價格可以通過行政力量來控制，可實物市場上的供需缺口是很難控制的，如果政府要保證電煤的供給，就會導致其他行業的緊缺，比如鋼鐵行業、化肥行業、電解鋁行業等等。目前有消息顯示，已經重啟對澳煤的進口清關，就深刻地反應了煤炭現貨市場的真實狀況——供給不足。從報道來看，印度煤炭供給短缺的狀況甚至比中國還要嚴重。因此，煤炭問題也是供給問題。

石油市場與天然氣市場類似。11月開始，美國就持續施壓OPEC+要求增加石油產量，希望給高漲的油價降溫，但大家忽然註意到這個產油國集團存在的壹個新問題：即使他們想增產，也沒有多少額外的產能。

OPEC+在2020年需求萎縮時設定了創紀錄的供應限制，大約壓縮了全球石油總產量10%的產能，即減產1000萬桶/日。石油生產不像自來水壹樣，打開水龍頭就能放水，擰上水龍頭就能關閉。油井壹旦關閉，就可能因透水等各種原因而廢棄，如欲重新投產即需要新增投資，也需要壹定的時間，因此就出現了下述現象。

雖然美國不斷施壓增產，但OPEC+壹直不肯向增產的壓力妥協，堅持自8月以來每月增產40萬桶/日的計劃。然而，OPEC+連8月制定的增產目標都未能達到，根據國際能源署（IEA）數據，9月和10月OPEC+產量都比計劃少了70萬桶/日。咨詢公司Energy Aspects認為：“最近的數據支持我們長期以來的預期，即越來越多的（OPEC+）成員國正在耗盡備用產能。”

造成供給短缺的根源在前面已經說過，那就是自從2014年以來全球油氣勘探投資規模的不斷下降。而2020年OPEC+的歷史性限產行動讓供需局勢驟然惡化。考慮到油氣生產是長周期行業，要遵循“增加勘探投資——找到油氣資源——基礎設施建設和油氣田建設”這樣的周期，最終才是投產，也就是說要改善這種供需不平衡狀態需要壹定的時間，但前提是從現在就開始增加勘探投資。

可現在各國政府還在打擊投資活動，或許您覺得這不可思議，但卻是事實！

東方大國正在用行政手段打壓煤炭價格，已經基本將煤價打回了起漲點，既然價格已經被政府牢牢掌控，企業就沒辦法掌控投資風險，當然就不敢增加對勘探過程的投資，未來的產量就難以增長，這是價格管制政策必然帶來的嚴峻問題。歐美的做法更甚，在剛剛閉幕的格拉斯哥氣候峰會上，傳統能源幾乎已經被批成了“過街老鼠”，誰還敢增加投資？以至於壹些國際著名的石油企業在油價上漲時還在不斷拋售油氣資產，更談不上增加勘探投資。連銀行都在對此推波助瀾，高盛表示，（油氣）投資正受到環境、社會和治理（ESG）問題以及對全球變暖擔憂的阻礙，銀行對石油貸款的收費（利率）高於綠色項目。

發展新能源肯定是對的，筆者個人也是堅決支持的態度。但這種轉型是長期的過程，必須通過傳統能源和新能源互相競爭來實現平穩過渡，這絕不是在短期壹蹴而就的事。如果政府以行政手段甚至政治正確的手段打擊傳統能源的投資活動（以此來推動新能源的發展），就必然會導致壹輪又壹輪的能源危機的爆發。

2006年國際油價就已經達到了80美元/桶，當時的80美元/桶折成今天的美元約相當於112美元/桶，反過來看，今天的80美元/桶實際相當於2006年的57美元/桶，在這樣的真實價格下油氣勘探投資的收益率本來就很低（低成本的油田已經越來越稀有，勘探成本本來就在不斷上升），而美國政府在今天的油價位置上就開始聯合石油進口國拋售石油儲備打壓價格（拋售量大約相當於全球17個小時的用量），實際是在繼續打壓油氣的勘探投資活動，拜登政府正在制造更嚴重的能源危機（另外，至少我個人十分懷疑，拜登政府就因為已經看到了OPEC+連8月的增產計劃都無法完成、備用產能正在耗盡，為了避免原油市場立即跟隨煤炭和天然氣市場進入危機狀態才急忙忙在今天的位置拋售石油儲備，或者說，美國拋售石油儲備是石油市場已經惡化的信號）。

最近，國際油價出現了壹定幅度調整的原因更可能是歐洲的疫情因素，而美國等國拋儲帶來的影響很可能是次要因素，拋儲對國際油價所帶來的影響也是暫時的。

目前歐美主要是左派掌權，發展新能源被他們奉為政治正確，只有油價高企時那些新能源項目才能盈利，新能源才能得到比較快的發展，這是他們不斷打擊油氣領域投資活動的深層原因。

石油、天然氣、煤炭能源是全球經濟活動供給端的基礎保證，是工農業活動的“血液”，也決定了商品供給的成本。今天中國出口活動中所發生的壹幕，實際已經告訴我們，能源短缺正在推動所有商品的價格。

今年以來中國就在持續拉閘限電，這是能源危機（煤炭危機）的外在表現。在這樣的時候任何政府都會力保居民用電以穩定社會，否則無數城市就會立即停擺，這樣做所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工業產能尤其是高能耗行業的產能、出口產能被壓縮，這已經從今年的出口中得到了體現。

中國海關總署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前10個月中國出口2.7萬億美元，同比增長32.3%。10月出口3002.2億美元，同比增長27.1%。平安證券利用進出口價格指數對中國出口和進口數據進行量、價分解後的研究結果顯示：7-9月中國出口增速中，量的貢獻從上半年的30%下降到16%左右。國盛證券也表示，5月之前出口超預期主要源於出口數量的增加，價格的貢獻度最高只占40%左右，但6月首次突破50%，7月、8月大升至80%以上，9月已超過90%；10月來看，由於部分商品數據尚未完全公布，大體估算可能接近100%。

電力不足就導致工業、出口產能被壓縮，出口數量無法增長時就顯示供給不足，就會推動出口價格上升，這就是中國出口所體現出來的現象，能源短缺（煤炭危機）不斷向終端價格傳導。目前，國際化肥市場已經感覺到了陣陣寒意，在歐亞天然氣、煤炭短缺的沖擊下，相關尿素企業的開工率下降，不僅尿素價格持續上漲，還出現了尿素供給短缺。

中國是全球經濟中最重要的供給端之壹，歐洲、亞洲（印度）各國都在深受能源危機之苦，大家都只能力保內部的能源需求，尤其是冬季到來之後更只能如此，工業供給能力和出口能力會深受沖擊，下壹步全球很可能在面臨各種商品短缺（尿素是第壹個），繼續推動通脹不斷發展。

第二，需求端開始萎縮了嗎？

能源是全球經濟活動的血液，我們接觸的所有商品和服務，如果深究起來都是能源本身或能源的衍生物，能源危機（短缺）已經是現實，這就控制了全球的供給。

這就會導致以下後果：

首先是滯漲。當供給被能源限制、顯示短缺之後，價格上漲的壓力就會向各領域不斷傳導，而通脹不斷惡化時，無論政府、企業還是家庭（收入）的購買力就會下降（價格與購買力成反比），經濟活動的需求端就會受到抑制，經濟增長就會被抑制，所以，供給瓶頸就必然導致滯漲。

預計明年開始全球絕大多數經濟體都會落入滯漲的陷阱中，也會有更多的國家跳入中等收入陷阱中。

其次，經濟全球化之後，基於長期的低利率讓各國的債務與資產價格不斷膨脹，滯漲時期的到來意味著利率上升，最終就會刺穿泡沫，這會誘發主要經濟體的債務危機。危機爆發會徹底破壞各國的資產負債表，然後導致全球需求驟然收縮（即需求破壞），也就會終止能源供給短缺所帶來的危機。（目前歐洲的疫情正在加劇，所帶來的需求收縮會對能源危機具有壹定的緩解作用）

全球性危機爆發之前，能源供給瓶頸會不斷發作推動通脹不斷發展。

結論：通脹並未結束，我們很可能正站在惡性通脹的大門口……

谢选骏指出：上文以为“大家都低估了通膨的殺傷力”，其实不懂“恶性通膨是消灭主权国家的必要步骤”。1940年代，共产国际通过一场“呼嘯的通脹”，摧毁了中华民国政府的金融系统，帮助共产党赢得了中国战场的胜利。未来，消灭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政府，也需要持续不断的恶性通膨火上浇油……

【18、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与恩格斯涉嫌性剥削年轻男子】

《A&F时装连锁前总裁涉嫌性剥削年轻男子　BBC调查曝光细节》（调查记者瑞安娜·克罗克斯福德（Rianna Croxford）

BBC新闻；BBC广角镜（BBC Panorama）2023年10月4日）报道：

A&F前总裁麦克·杰佛瑞斯面临性剥削男性的指控。

阿贝克隆比&费奇（Abercrombie & Fitch, A&F）前任总裁（CEO；首席执行官）及其英国籍伴侣面临剥削他人指控，他们涉嫌在世界各地招揽男子到他们主持的性爱活动上去。

BBC一项调查发现一个组织缜密的网络，利用中介人物色年轻男性到麦克·杰佛瑞斯（Mike Jeffries）与马修·史密斯（Matthew Smith）的活动上。

八名男子告诉BBC他们参加了这些活动，部分人声称遭到剥削或虐待。

杰佛瑞斯与史密斯并未回应置评要求，但两人的中介人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称这些男子都是“睁大眼睛地”走进这些活动。

A&F——同时拥有霍利斯特（Hollister）品牌——称对指控所涉行为感到“震惊和反感”。

两名独立审阅BBC所发掘得来文件与证词的前美国检察官呼吁立案调查，以厘清能否落案控告性贩运罪（sex trafficking）。根据美国法律，性贩运包括利用武力、欺诈或胁迫促使一名成年人前往另一州或外国发生性行为，以获得金钱。

2023年10月3日更新：A&F开展内部调查

在全球经营850家店铺的A&F称其“并未注意到相关的性行为不检指控”，并称自BBC接触该公司后，公司已寻求“外部法律事务所开展独立调查”。

没有证据显示该公司知悉BBC披露的证据所指控的，发生在性爱活动上的剥削行为。（警告：本报道内容有描述性行为情节）

自1990年代起的20多年里，麦克·杰佛瑞斯将A&F从濒临倒闭但饶有传统的户外服装店（outfitter）转型为市值数以十亿美元计的青少年零售品牌，靠的是卖弄性感，起用学院风的全美式赤裸上身男性模特，还有令人咋舌的广告牌。

麦克·杰佛瑞斯与马修·史密斯两人极少公开合影。史密斯被指控在伴侣杰佛瑞斯经营的A&F公司内行使非正式影响力。

作为曾经是全美国工资最高的总裁，他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曾经面对歧视员工的指控，奢侈挥霍得令人担忧，还有人投诉他终身伴侣马修·史密斯在A&F内有着非正式的影响力。

2014年，杰佛瑞斯在销售下降的背景下下台。根据当时的企业报表，他领着估计总值2500万美元（1.8亿元人民币；8.09亿元新台币）的退休待遇组合离开。

现在，BBC发掘到一些指控，称这位时装界巨擘在其纽约住所与世界各地酒店——包括伦敦、巴黎、威尼斯和马拉喀什（Marrakesh ；摩洛哥皇城）——所举行的活动中剥削年轻男性。

在一项持续两年的调查中，BBC接触了12名男子，他们形容了在2009至2015年间，参加或组织牵涉性行为的活动，而这些活动是为79岁的杰佛瑞斯和他60岁的英籍伴侣史密斯而组织的。

其中八名参加了这些活动的男子称他们受中介人招揽，又形容这位中介人像是失去了鼻子，用一块蛇皮贴片来遮盖。BBC辨别出此人为詹姆斯·雅各布森（James Jacobson）。

麦克·杰佛瑞斯如何利用无上装模特来推销A&F？

BBC记者霍利·洪德里克（Holly Honderich）华盛顿报道

从高层楼宇窗户俯瞰A&F德国慕尼黑分店……站在A&F德国慕尼黑分店门前的模特。

若你是2000年代初期的美国青少年或准青少年，你会认识A&F。而要是你喜欢它，A&F就是某种“全美式时尚”的入门，是年轻而纤瘦者文质彬彬的乌托邦。

A&F以这种形式存在，是总裁麦克·杰佛瑞斯手把手栽培出来的。

在掌舵的20年里，杰佛瑞斯将这品牌变成一个文化现象，送上零售的天花板。

不穿上衣的男招待员在分店门前站岗，召唤顾客进入像夜总会一样幽暗的店内，A&F Fierce古龙水瓶随意挂在衣架之间——故意做旧的牛仔布，棉质马球衫（polo shirt）与套头衫，麋鹿商标无处不在。

事实证明，杰佛瑞斯的经商策略有利可图。1994至199年间，销售额从1.65亿美元飙升至10.4亿美元。巅峰时期，A&F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拥有超过1000家分店。

但杰佛瑞斯主政十年后，A&F的光芒开始褪色，而这很大程度上得归咎于这位总裁主张的排他性手法。

BBC对这些男子的证词采取了规模广泛的事实核查，当中相似之处之多十分惊人。

我们取得一些文件——包括电邮、机票与详细旅游行程——足以支持男子们证词中的多个关键要点。我们也采访了几十位其他消息人士，包括前家仆。

给BBC讲述其雇用内容的男子中，有一半人声称他们最初遭误导活动性质，或未被告知牵涉性行为。其他人则称他们知悉活动有性相关内容，但不知道他们具体要做些什么。他们全都获得支付报酬。

其中几人告诉BBC，中介人或其他招募人员提出有机会担任A&F模特。除一人外，他们全都表示有关经验让他们感到受伤害。

事发时23岁的大卫·布拉德伯里（David Bradberry）说，他在2010年经由一位中介人认识雅各布森，这位中介人形容雅各布森是A&F“拥有人”的看门人。但布拉德伯里称当时没有人提及性活动。他说，会面上，雅各布森暗示布鲁斯·韦伯（Bruce Weber）——时任A&F官方摄影师——会为他拍照。

然后，据布拉德伯里说：“雅各布森向我表明，除非我让他替我口交，否则我不用指望能与A&F或杰佛瑞斯见面。”

布拉德伯里：签署保密协议“感觉就像被恐吓”。

他说：“我整个人僵住了。就像他在兜售名气，而代价是屈从。”布拉德伯里说有人让他信服“谁都是这样入行的”。他忆述雅各布森给了他500美元，说是支付他来见面的时间。

回想起来，他说那次事情该是个“当头棒喝”，但他以为雅各布森“只是一位令人毛骨悚然的老家伙，而我再也不用见到他”。

布拉德伯里应邀到杰佛瑞斯位于纽约长岛汉普顿地区（The Hamptons, Long Island, New York）的前住所中举行的一次日间活动——这处住所最近以2900万美元售出。他说自己明白杰佛瑞斯是一位“有权势的人”，能“成就他的事业”。活动举行前，他说雅各布森让他拿一些A&F礼券去买一身装束，而这让他感觉活动很“正当”、“正式”。

在汉普顿，布拉德伯里说他跟杰佛瑞斯和史密斯谈到了自己想要成为A&F模特的愿望。他说，后来，杰佛瑞斯在他鼻子下举起一把“芳香剂”（poppers）——一种能引发强烈脑充血和迷失方向的药物——然后跟他发生性行为。

活动举行地点包括杰佛瑞斯在纽约住所、摩洛哥La Mamounia 酒店、伦敦Claridge's酒店与法国南部酒店Hotel du Cap-Eden-Roc。

曾参加这些活动的男士对BBC称，麦克·杰佛瑞斯与马修·史密斯会跟约四名男子一同参与性爱活动，或“指导”他们互相发生性行为。之后，各男子称活动工作人员会给他们发信封，里面是数以千元计的现钞。

布拉德伯里说，“偏僻”的地点加上杰佛瑞斯的私人雇员身穿A&F制服在监督活动进行，意味着他“感觉说‘不’，或者是‘这让我觉得不自在’并不安全”。

为杰佛瑞斯筹办性爱活动的操作犹如一台“运转畅顺的机器”。BBC的调查发现了它的更多细节，其中：

“招募人员”物色男性参加其活动，每介绍一人便能从杰佛瑞斯手中获得500至1000美元

被形容为“中介人”或“星探”的雅各布森曾找到男子出席性爱活动。BBC获悉他将这些人的照片转发给杰佛瑞斯和史密斯

多数男子指控雅各布森提出性暗示，或以性行为给他们“试镜”，这包括要求给自己口交或提出给对方口交，然后才给杰佛瑞斯和史密斯引见这些男子

有人雇用一位私人“美容师”，在出席活动前给部分男子贴身刮去体毛，部分人形容这是让人“羞耻”的经历

所有男子均称他们被要求签署保密协议，并称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去阅读条文，也不准留底，但知悉一旦对外披露会被提告

一小群杰佛瑞斯的私人雇员身穿A&F制服在活动上监场——这甚至包括发生性行为期间——并向他们发钱

指控称所有开销由杰佛瑞斯出资，包括介绍费，史密斯则张罗现金结账

汉普顿旧居的家仆告诉BBC，该处逢周末定期举行活动。一些人称几年来他们都被要求在星期六下午离开大宅，而这让他们相信有不可告人的事情在发生。一名前家仆称，他知道那是老板的“耍乐时间”。

从模特转当人生教练与社会活动人士的巴雷特·帕尔（Barrett Pall）说，他在2011年曾半推半就的到过汉普顿参加活动。当时22岁的他说，自己受到一位收了介绍费较为资深的模特招揽，“顶替”对方出席，参与跟两人的“某形式的性爱体验”。

他说自己感觉不得不就范，因为老者曾给他财政上的支持，让他觉得亏欠。正如其他男子一样，他说自己先接受了雅各布森的“试运营”。

巴雷特·帕尔接受BBC采访

巴雷特·帕尔认为自己“遭占便宜”。

帕尔说，那位较年长的模特告诉他“任何你不想做的事情都不用做”，但暗示说“越进取越好”，还提及就业机会。他说自己在抵达活动现场后感受到压力要“表现自己”。他说：“我怎么走？我又没有车子。有一位陪伴坐在一起盯着我。”

帕尔说，活动上另一位被招募而来的男子给他口交，杰佛瑞斯与史密斯在旁观着。他说两人继而招手让他到床上亲吻杰佛瑞斯。然后，另外两名被招募而来的男子跟A&F老板和他的伴侣性爱。帕尔说，期间杰佛瑞斯曾走到他身后抚摸他。

他说：“我觉得这经历把我毁了。我想这把我仅余的丁点纯真都偷走了，在精神上把我搞得一塌糊涂。用今天的语言来说，我能坐在这里告诉你，我给占便宜了。”

在受访者向BBC形容的各场活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2011年安排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私人度假屋内举行，数十名男子被安排飞往马拉喀什。BBC得悉杰佛瑞斯与史密斯还邀请了朋友赴会。要求化名以保护其身份的“阿历克斯”（Alex）说，他曾是位生活拮据的模特，要赚钱养家，后来被招募到一场活动上当舞者，而事前已知可能要脱光衣服。

阿历克斯说，杰佛瑞斯“对那些处于人生最脆弱时刻的人占便宜，尤其是当出身于小美国（乡下）的他们处身于这些大城市里”。他说那位前总裁是“主谋”。“要不是他，这些东西统统不会存在。”

阿历克斯是异性恋者，当时20多岁。他说当时雅各布森给他面试，对方夸赞他的舞蹈，但要求他“把活干完”给他口交。阿历克斯说：“我欠了债，我要养家。我做了那事情，就觉得很恶心。”

心想着“最艰难的一关已成过去”，阿历克斯数星期后飞往马拉喀什参加活动。但舞蹈开始了没多久，他说杰佛瑞斯试图亲吻他。阿历克斯说：“我试着融入其中免得开罪他。我极度不舒服。”

詹姆斯·雅各布森宣称参与活动的男子都是“睁大眼睛”进去的。

最终他躲进了一个房间，然后睡着了。阿历克斯说，他醒来后发觉体内有避孕套，恐怕之前给他喝的香槟酒里给下了药。

他说：“当我回想起一切，我相信我很可能被迷奸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也许永远，永远不能肯定地得到答案。”

包括阿历克斯和布拉德伯里在内的部分男子称，他们参加过多于一次活动。雅各布森说服他们之后会更轻松，或是让他们盼望最终能获得模特工作，让他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布拉德伯里说，这些活动“直接影响到我的自尊”。“我的双十年华充满了痛苦和挣扎、焦虑、抑郁。”但他称如今在过着平静的生活，“充满希望”。

检视过BBC所获得证据的民事律师布拉德·爱德华兹（Brad Edwards）说，美国检察官该调查这些“勇敢男儿”所描述的是否构成性贩运。

爱德华兹说：“他们当中也许有胁迫罪的证据，其他人也许感受不了其中的胁迫战略。”

“谨记，胁迫是当你合理相信你将遭受严重伤害——严重伤害可以是声誉受损、财政受损、人身伤害。”

爱德华兹还说，杰佛瑞斯与史密斯也许会争辩这些男子都是你情我愿的成年人，而部分人过去曾参与商业性行为是个“因素”，但他说过去行为与某一次商业性行为到底是否因武力、欺诈或胁迫所导致“实在无关”。

然而，他说检察官举证责任将“非常沉重”。

他说：“既然这些勇敢的人已经走出来说出这些故事，我想联邦检察官研究这起案件非常重要。”

曾担任联邦检察官超过15年的伊丽莎白·格迪斯（Elizabeth Geddes）也曾审阅我们的调查结果。她说：“这些年轻男子是否遭受潜在胁迫肯定值得辩论。我想检察官有理由立案调查，仔细检视这些行为，厘清是否值得提出刑事检控。”

A&F香港分店外一位男士用手机拍摄商店外观图像来源，A&F起用无上装男模特拍摄的广告海报时常让人膛目結舌。

如今已年届70的雅各布森在一份经由律师发表的声明中说，他对“我有份参与任何胁迫、欺骗或强制行为”的暗示感到被冒犯。

他说不记得曾经许诺会提供模特工作机会。他说：“我有过的一切邂逅都是全面地你情我愿的，并无胁迫。我接触到而又参加了这些活动的任何人都是睁大眼睛地进去的。”

BBC多次透过信件、电邮与电话，耗时数个星期，试图联络杰佛瑞斯与史密斯，邀请他们就一份详细的指控清单予以回应，以确保他们完全知悉这些针对他们的指控。他们并无任何答复。

将杰佛瑞斯视为现代创始人的A&F对BBC称，公司对指控中所涉行为感到“震惊和反感”。公司称新领导团队已将公司转型成“今时今日这家价值为本的机构”，且“对任何形式的虐待、骚扰或歧视零容忍”。

谢选骏指出：上述案件让我想起了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他们也是在英国勾搭成奸的，马克思恩格斯们的“社会主义活动”很像这些“涉嫌性剥削年轻男子的活动”，所以我把上述案件的主角成为“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与恩格斯”。英国是马克思主义的策源地和大本营，也是贩运毒品和性剥削年轻男子的大本营……这不是巧合，而是其一心向钱、招降纳叛的结果。

【19、菲律宾总统报复老妈被毛泽东性骚】

《南海争端：菲律宾与中国为何走上冲突之路》（傅东飞（Rupert Wingfield-Hayes）BBC特派员，发自台北2023年10月24日）报道：

仔细观看上周日（10月22日）拍摄到的南海影片，可以看到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与中国海上民兵船只之间的“碰撞”。

当一艘船的尾部撞到另一艘船的甲板时，画面中央是菲律宾电视台的采访团队，忙于进行新闻业内所称的“动作式镜头前解说”。

这里靠近一个非常敏感的暗礁，被称为第二汤马仕岛礁（Second Thomas Shoal）、阿云金岛礁（Ayungin），或中国所称的仁爱礁。

马尼拉与北京已经为了南海岛礁相互对峙数十年，但近月事情有了变化。

现在，南海争端正在电视媒体的镁光灯下展开，这已是菲律宾记者数周来第二次，在第二汤马仕岛礁附近拍摄到两国船只近距离“相撞”的画面。

这并非偶然，而是菲律宾政府有意采取的战略之一，目的是让人们聚焦马尼拉所称，中国强行用“野蛮手段”控制菲律宾宣称拥有的水域。

“我认为，今年我们看到了重大变化。这是我所称的主动的透明度宣传（assertive transparency campaign）。” 美国史丹佛葛迪安·诺特中心（Gordian Knot Centre）的退伍上校雷蒙·鲍威尔（Colonel Raymond Powell）说。

自今年一月，菲律宾政府开始向当地媒体提供更多船只相遇影片。到了夏季，菲国政府带着更多记者包括BBC，登上船只和飞机前往有争议的水域。

“这就像打开一盏灯，去展示中国的灰色地带操作，”鲍威尔上校说。

中国起初似乎对这些新战术感到措手不及。

史丹佛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FSI）梅慧琳（Oriana Skylar Mastro）博士表示，在冲突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内，马尼拉的策略似乎奏效，“我们看到了中国活动的暂时停滞”。

因为北京放松了态度，马尼拉得以多次对其在第二汤马士岛礁的前哨基地进行补给运输。

该基地上是一艘二战时期的老旧登陆舰，名为马德雷山号（Sierra Madre）。

1999年，马德雷山号被故意搁浅在礁石上。此后，一小队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就日夜驻扎在这艘生锈的舰上，守望着这艘渐渐破落的旧船。

马德雷山号上有一小队菲律宾海军陆战队人员驻扎

2014年，BBC团队登上了这艘船，那时其状况极为糟糕，侧面有巨大裂缝，海浪穿过船舰暴露的结构溅涌而入。

许多分析认为，中国愿意打持久戰。当北京与马尼拉关系良好时，中国海警允许继续向马德雷山号运送补给，但当两国关系恶化，就封锁补给船的运输路径。

北京的整体评估是，马德雷山号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到了某个时候，菲律宾将被迫在船只快将沉没时，撤离驻扎在上面的海军陆战队。

确实，在前总统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的六年任期内，这种假设似乎是有根据的。但自去年小马可斯（Ferdinand Marcos Jr）就任总统以来，菲律宾的外交政策已经有180度的转变。

小马可斯不仅扭转前任总统亲中的政策，还重启与美国的联盟，并开始高调谴责北京入侵马尼拉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

来自马尼拉的消息人士更称，食物和水不是菲律宾向马德雷山号运送补给的唯一物资。据称，他们还悄悄运送建筑材料，包括水泥和鹰架，目的是要加固这艘生锈的船舰。

鲍威尔上校则说：“还是很难看出他们能如何延长这艘船舰的寿命。 我认为我们已经到了危机点。马德雷山号的末日即将来临。它可能很快就会瓦解。”

也许正是这种新的紧迫感，促使马尼拉和北京都采取更有主动性的战略。菲律宾急于保持其在仁爱岛礁的存在。而北京再次强调其实力，决心不让马德雷山号继续存在。

如果马德雷山号最终瓦解在南中国海（马尼拉称为西菲律宾海）的碧绿水域中，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中国会否像在南海其他地方所做那样，突然介入并试图夺取这块岛礁的控制权？马尼拉又会否试图在该岛礁上再搁浅另一艘船只？美国将如何反应？

没有人知道答案，但那一天也许很快就会到来。

谢选骏指出：南海争端：菲律宾与中国为何走上冲突之路？谜底在于，这个菲律宾总统的老妈，曾被老狗毛泽东像对待母狗一样性骚过——

《毛泽东的深情“一吻”，给摄影师拍了下来，被誉为“世界第一吻”》（2020-12-04 绿头方阵 前哨午报）报道：

毛泽东主席一生接见过无数外宾，有帅哥也有美女。但他惟一只亲吻过一位女性外宾。她就是菲律宾绝代美人，她叫伊梅尔达。

伊梅尔达出生于1929年7月2日，小时家境平平，9岁丧母，父亲是一位律师。她是老大，下面有5个兄弟姐妹。伊梅尔达从小就很懂事，爱读书，一路读到大学。从上大学起，她就半工半读，自食其力。她生性好强，从不被困难压倒。她的格言是：“永远把微笑挂在嘴边，永远把泪水藏在心底。”

这样一位好强又自修的美女，长大后自然很不平凡，不但容貌艳丽俊俏，而且有大家闺秀的风度，还有一副婉转动听的甜美歌喉，理所当然成为菲律宾第一美女。再后来，她就成为了总统马科斯的夫人。

伊梅尔达生活极其奢华，尤其喜欢顶级豪车。成为总统夫人后，她当过马尼拉市市长、社会福利部部长，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被称为“菲律宾的‘铁蝴蝶’”。

1974年9月，菲律宾共和国总统费迪南德·埃·马科斯派夫人伊梅尔达来中国访问。

总统夫人的来访，给国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时45岁的马科斯总统夫人伊梅尔达穿着一件极富特色的裙装，让习惯了蓝衣蓝裤中山装的中国人着实眼前一亮。人们真正见识了这位菲律宾第一夫人的迷人风采。

而在伊梅尔达的内心深处，最崇拜的人是中国的毛泽东主席。

伊梅尔达来到北京后，要求拜见毛主席。李先念副总理告诉她，说毛主席不在北京，这次实难安排会见。得知毛泽东不在北京，无法会见她时，她非常失望，当即就哭了起来。她拿出小手帕擦眼泪，发出细微的抽泣声。在场的人都惊讶不已，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更奇的是，伊梅尔达哭了一阵之后，将擦眼泪的手帕扔到靠近李先念副总理的桌面上。意思就是说：你看着办吧，我是一定要见到毛主席的（由此可见这位世界美人的外交斡旋手段是多么高明）。

李先念副总理看到这种情况后，只好另作安排，说：“好吧，我重新安排行程。”伊梅尔达听后，顿时破泪为笑。

李先念副总理先是陪同她见了周恩来总理，接着去延安参观了毛主席住过的窑洞，然后将伊梅尔达“哭鼻子”的事告诉了在长沙的毛主席。

毛主席听说后，派飞机飞北京将她接到长沙。这样，伊梅尔达才如愿以偿地在长沙拜会了她心中的偶像毛泽东。

会见安排在9月27日。当时，已届81岁高龄的毛泽东，身体已是疾病缠绕，极度虚弱，但为了国家利益和对国际友好人士的尊重，他还是强打精神，站在客厅的门口亲自迎接客人。

雍容华贵、面容美丽、光彩夺目的马科斯夫人，让毛泽东眼前一亮，目光紧盯着她看了很久。以至于旁边的江青都有点酸酸的嫉妒表情。

再往下就出现了令世人惊讶的一幕，毛泽东突然拉起伊梅尔达的手，然后从容文雅地将她的手托到胸前，搁在嘴边轻轻地一吻。在场陪同会见的人都没有来得及反应，一脸的惊诧。夫人激动地说：“我太荣幸了！我太高兴了！”

当时在场陪同的菲律宾记者拍下了这个场景。可惜只拍下了一张。

这张毛泽东唯一亲吻女性玉手的照片，迅速传播了全世界。

在长沙，毛主席两次会见伊梅尔达。在会见时，毛主席风趣地对她说：“我们在湖南会见，算是老乡啊。”

会见期间，应毛主席的要求，喜欢唱歌的伊梅尔达用中文唱起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邻国的第一夫人用中文唱得这么好，这么亲切，毛主席听了非常高兴，他轻轻地鼓掌致谢。

2001年，伊梅尔达曾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我看人非常敏锐，不仅用肉眼看他们，而且从内心世界里感受他们，比如可以通过握手知道他们内心在想什么。毛主席是个大知识分子，是个非常有远见和浪漫的英雄主义者。我记得毛主席接见我时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人民在旧中国受到外国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上海还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怪事。我们领导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就是为了争取主权、和平、自由、民主、公正和尊严。

1976年9月，伊梅尔达闻悉毛主席去世的消息时，她拿出这张珍藏的照片抚摸着，泪流满面……

伊梅尔达和江青

从1965年执政到1985年下台，马科斯总统一家的财富从最初的数万美金，暴涨到后来的50亿至100亿美元。菲律宾人民在推翻马科斯政权之后，多次审判了伊梅尔达。不过，由于她炉火纯青的公关能力，以及巨额财富支撑的高超的法律手段周旋，迄今为止，虽然诉讼不断，但伊梅尔达却没有真正坐过一天牢。

晚年的伊梅尔达一直未离开过政坛。80岁了还竞选议员。

在她家中最显著的位置，挂着一张放大的照片，就是这张著名的“世界第一吻”。

谢选骏指出：这个腐败的菲律宾骚货，就是现今菲律宾总统的老妈，她和毛泽东老狗性骚，会给狗儿子什么印象？

《毛主席会见马科斯夫人，随行的翩翩少年半个世纪后成为菲律宾总统》（2022-05-20 今晚读书）报道：

1974年9月20日至9月29日，当时的菲律宾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在周总理的邀请下，作为马科斯总统的特使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在武汉，伊梅尔达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伊梅尔达十分敬仰毛主席，交谈中，她不仅说“您是我见过的和读过的最伟大的人”，还当场为毛主席演唱了中文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

会见结束时，伊梅尔达用“贴面礼”的礼节表示对毛主席的尊敬，她双手托起毛主席的左手，将毛主席的左手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脸上。而毛主席也挽起伊梅尔达的手，按照西方礼节对其还以“吻手礼”。毛主席的这一礼节让伊梅尔达感动得热泪盈眶。

和伊梅尔达告别后，毛主席也和她身后的一位年轻男孩礼貌地握手。两人握手时，主席突然郑重的伸出左手拉住男孩的手臂，同时目光凝聚，仔细的打量了男孩一番。

这个男孩叫费迪南德·罗慕尔德兹·马科斯，是当时的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埃曼努尔·埃德拉林·马科斯和伊梅尔达唯一的儿子，被人们称为“小马科斯”。随母亲访问中国这一年，小马科斯刚刚17岁。

在场的记者用镜头记录下了当时的场景——照片里，小马科斯兴奋地站在毛主席的右侧，望向前方。

谁也没想到，48年后，这个站在毛主席身侧的17岁少年会成为新一任菲律宾总统，也成了当今世界上唯一与毛主席有过亲密接触的外国总统。

其实，伊梅尔达这次见到毛主席的过程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是颇费周折。

1974年，世界格局仍处于“冷战”时期，彼时的中菲两国也尚未正式建交，为了正式打开两国建交的大门，时任菲律宾总统的马科斯对伊梅尔达说：

“你要去中国，我们要和中国结成友好邻邦。”

于是，伊梅尔达在1974年便开始了访中之旅，作为“总统特使”，她的任务是要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告诉马科斯，供他决策。这次访问中国，伊梅尔达带上了他的儿子小马科斯。

伊梅尔达出访中国时，已经生病住院三个月的周总理很少接见外国人，可他却带病接见了伊梅尔达。

当伊梅尔达带着鲜花去看望周总理时，周总理不失风趣地说道：

“伊梅尔达，你让我觉得病好了。”

周总理的会见让伊梅尔达十分开心，她后来对记者说：

“我没有带着枪炮和金钱来中国，我带来的只有尊重、鲜花和美丽。　”

来到中国后，伊梅尔达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那个年代，很少有外国人能有如此待遇。这更让伊梅尔达受宠若惊，她穿着中山装到延安参观了毛主席的故居，又在北京参观了人民公社、工厂企业和少年宫等地方。

作为毛主席的崇敬者，伊梅尔达此行还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能见毛主席一面，可外交人员却遗憾地告诉她，毛主席不在北京。

1974年，81岁高龄的主席身体虚弱，还患有严重的眼疾，已在武汉休养多时了。因此，外交部也就没有事先安排毛主席与她会见。

得知此行见不到毛主席后，伊梅尔达十分失望，她一边抽泣着，一边请求我方能帮忙安排他与毛主席的会见。

这个消息被毛主席得知后，眼疾很重的他欣然同意了伊梅尔达的请求，并派专机将伊梅尔达一行接到了武汉。

在三十年后的2004年，《国际先驱导报》的记者采访伊梅尔达时曾问过他和毛主席见面时的感受，伊梅尔达说道：

“在会见毛主席时，我拿起他的手放在额头，行礼表示对长辈的尊敬，毛主席很自然地回礼，轻吻了我的手，我当时感觉他不仅尊敬我，也很喜欢我，这是一种纯洁的感情。”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年后，伊梅尔达还留着访问期间和毛主席的合影。

老年伊梅尔达和她身后两张与毛主席的合影

伊梅尔达还表示，在来到中国之前，知道旧社会的外国人对中国就是掠夺财富和歧视，而她是带着尊敬来的，她带着的只有尊敬和自然。

伊梅尔达的外曾祖父是中国湖南人，因此对中国的情感很浓厚，而她的子女们也不例外。除了1974年这次访问中国时带上了儿子小马科斯之外，她的两个女儿艾米和艾琳也在第二年来到中国，伊梅尔达说：

“他们对中国的感情很深，对毛主席非常敬仰。邦邦（小马科斯的别名）和艾米还在菲律宾的商业中心区开了一家‘毛爷爷’中式餐馆。”

在伊梅尔达的描述中，儿子小马科斯也是个“中国迷”。在当年访问中国的时候，人们的目光关注的都是毛主席和伊梅尔达，并没有太在意旁边的小马科斯。在主席行“吻手礼”之后，小马可斯兴奋地凑到主席身边，也在老人家的左右脸颊上各碰了一下，大家才注意到这个17岁的少年。

和伊梅尔达行礼告别后，毛主席也握住小马科斯的手准备告别。这时也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毛主席突然伸出左手拉住小马科斯的胳膊，用患有严重眼疾的双眼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个男孩，这也让小马科斯更加兴奋了。

此次随母亲来到中国后，小马科斯在第二年又随父母一起正式访问中国，1975年6月9日，中国同菲律宾正式建交。

毛主席会见马科斯夫妇

小马科斯的人生可谓起伏跌宕，非常具有传奇色彩，有过风光无限也有过落魄逃亡。

1957年，小马科斯出生于菲律宾的老牌政治家族——马科斯家族，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小马科斯从小就被寄予厚望。因此，小马科斯自幼就对政治很感兴趣，年幼的他对政治十分感兴趣：

“我长大后想成为一个政治家，为我的国家服务。我会给小朋友们许多玩具，让他们不再哭泣。”

八岁那年，他的父亲老马科斯当选为菲律宾总统，年幼的小马科斯跟着父母搬进了马拉卡南宫，开始了与政治为伍的日子。

马科斯一家

1975年，小马科斯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哲学，后来又在美国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回国后，小马科斯自然而然地开始了政治生涯。

作为总统唯一的儿子，小马科斯的仕途颇为顺畅。

1981年，年仅23岁的小马科斯当上了家乡北伊罗戈省的副省长，1983年升为省长。

1986年，菲律宾爆发反抗马科斯专制和贪腐的“人民力量运动”，百万抗议民众包围马拉坎南宫。2月25日，陷入四面楚歌的马科斯自知大势已去，携带妻儿子女前往美国夏威夷避难。小马科斯也随着父亲开始了自己的“流亡”生涯。

在美国生活三年后，1989年9月28日，老马科斯因心力衰竭病死在檀香山，而小马科斯则与家人继续在美国生活，直到1991年马科斯家族被当时的菲律宾总统允许回国，小马科斯才重返菲律宾，继续他的政治生涯。

1998年，小马科斯再次从省众议员的位置上出任北伊罗戈省省长，2010年，小马科斯又成功当上参议员。

2021年10月，小马科斯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参选202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并于今年5月9日成功当选。

当年，伊梅尔达在接受采访时曾被问及到她是否希望儿子小马科斯领导菲律宾，伊梅尔达承认自己对儿子有很高的期望：

“是的……我在推动（鼓励）他爬上更高的位置。”

“他在北伊罗哥斯省（北伊罗戈省）干得很棒，做出了许多杰出贡献。我很为他自豪，他有资格承担更重的责任。”

光阴荏苒，当年随着母亲一起访问中国，被毛主席仔细打量的那位17岁少年也早过了花甲之年，终于完成了伊梅尔达的期待，成了新一任的菲律宾总统。

谢选骏指出：狗儿子果然当上了菲律宾总统，并展开了报复性的反击，试图擦掉老妈被毛泽东性骚的痕迹。为报此仇，不惜掘了自己的湖南祖坟。

【20、港奴排队北上 领取慢性毒药】

《香港经济低迷，为什么愈来愈多港人北上深圳跨境消费》（李雨梦 BBC中文特约撰稿人 2024年1月1日）报道：

深港两地恢复正常通关后，港人北上消费成为社交网络上的热门话题。

2023年圣诞节当日，李承谦相约另外三位朋友到深圳，早上在香港这边乘搭东铁到落马洲站，然后经福田口岸过关。他们一行四人逛商场、到山姆超市购物，在深圳那边吃了午饭和晚饭，完成一天的行程之后，晚上原路返回香港。

李承谦说，回香港的时候，出现人潮，需要排队过关。据香港入境处数字显示，当日有约31.8万人次香港居民经陆路前往中国大陆。

那个晚上，他们去了湖南菜馆“佬麻雀”，四人吃了六道菜，价钱是300多人民币，李承谦说，在香港大概要多花一倍的钱。

当天来回深圳吃喝玩乐消费，是李承谦这大半年来假日的重要消闲方式，每个月他会去深圳一两次。他的北上消费习惯，也是2023年2月中港恢复全面通关之后，不少香港人典型的假日“跨境消费”新模式。

过去多年，港人前往深圳消费的现象并非罕见，但疫后的这一波北上消费热潮惹来大量关注、讨论、传媒报道，讨论的焦点放了在香港经济低迷的情况——比起留港消费，大批港人节假日更愿意到深圳消费；另一方面，来到香港的内地旅客数字也远不如北上的港人。

根据香港入境事务处最新数据，截至2023年12月30日，香港居民全年有5334万人次“北上”，其中超过4000万经由深港口岸出境。“南下”的访港内地旅客全年则录得2654万人次。

“深圳这几年进步得很快”

26岁的李承谦是在2023年中港恢复通关之后，才首次有到深圳消费的想法。小时候他曾陪妈妈到过罗湖商业城，但已经没有什么记忆，对于深圳的印象一直都停留在“不太发达”的城市，故一直都没有想要前往深圳消费的欲望。直到2023年5月，他才重新申请回乡证，开始了第一次的“北上消费”之旅。

第一次到訪深圳，看到很多高樓大廈及商場，也打破了Himmy過往的印象。

李承谦坦言，去了第一次之后，翻转了他过往对于深圳的印象。

在疫情期间被困在香港太久，他说香港几乎到处都已经走遍，同时也在那段时间在Facebook群组、小红书上看了很多有关深圳吃喝玩乐的资讯，加上觉得外游的机票贵，故开始觉得深圳可以是一个周末等假日的去处。

李承谦坦言，去了第一次之后，翻转了他过往对于深圳的印象，“我第一次是去万象天地，看到很多高楼大厦。”此后每个月他都会到访深圳一至两次，他想每一次都尝试一家不同的餐厅。

李承谦表示，深圳消费价格便宜、选择种类繁多，是让他定期与朋友或家人前往深圳的最大原因。基本上，他到深圳主要是为了吃东西，这大半年间也尝试了不同的餐厅，“例如巴奴毛肚火锅、专门吃潮汕牛肉的火锅，我也有吃过茅台雪糕，真的蛮好吃。”他说在深圳200元人民币左右已能够到丰富的二人餐，但香港可能要花上600至700元。

Himmy自疫後開關才首次北上消費，現在每個月都會到深圳一至兩次。

李承谦表示，深圳消费价格便宜、选择种类繁多，是让他定期与朋友或家人前往深圳的最大原因。

与李承谦不同，吴小姐在疫情之前，偶尔会去深圳探亲及消费，对于深圳有一定的印象与认知。过去她会去弄指甲、剪头发、买衣服、按摩，那时已经觉得深圳满足了不少娱乐及餐饮方面的需求，“如果10分满分的话，疫情前我会给六七分，现在环境卫生都好了很多，我会给八九分，深圳这几年进步得很快。”

吴小姐举例，她去深圳按摩的时候，会到类似会所的地方，大约200元人民币就能够有四个小时的服务，“香港可能就几百元才一个小时。”她也觉得服务品质也很好，让她会继续想在那里消费。另一方面，吴小姐认为深圳现在的服务水平也有很大的提升，例如服务人员会主动告知折扣优惠、服务态度让人感到舒适，“会让你有种心态是，花这笔钱是舒服的。”

阿冰過往也會到深圳探親及消費，她指在疫情的幾年間，深圳已進步了很多。

吴小姐说，疫情这几年深圳进步很多。

食品安全

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前，80后的鲸哥（尊重个人意愿使用化名）不时因工作关系需要北上，对于内地有基本认知。大约在2018年的时候，他已经看到有很多香港媒体介绍深圳的活动及去处，最初他还是感到有些抗拒，“觉得一定很不干净，但去完一次之后又没有想像中那么差。”

之后他开始不定期北上消费，大约每两至三个月一次，主要是去靠近罗湖那边的商场，鲸哥说，那时候人民币贵。2018年12月，人民币兑港元汇率高位为1.25。2019年，他减少了北上的次数。

2023年的统计显示，香港人北上深圳人次已经迅速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去年通关之后，因为工作缘故，他仍然需要北上。鲸哥坦言，因为曾经参与运动，也有担心过关时会有风险，“最初的时候是怕入不了境，所以拿到回乡证后第一件事就是过关看看。”

顺利过关，随后身边也有愈来愈多的朋友选择北上消费，导致他北上的次数也愈来愈频密，现在每个月大约会去深圳一至两次，鲸哥说，以前可能身边只有一至两个朋友会有北上消费的习惯，但去年通关之后，有很多朋友也开始会约他到深圳聚会。他说现在到深圳的商场，总会听到很多广东话。

过去多年，港人对于内地的食物安全及质量方面感到疑虑，“黑心食品”屡成为传媒报道的话题。

鲸哥坦言，自己也很关注吃安方面的情况，过往北上的时候，他会选择一些有信誉的餐厅消费，而不会去街边的小吃档。直到去年再次前往深圳消费，他指对于食物安全的情况并没有以往那么担心，他去光顾的大部分都是连锁店，“企业也注重形象，他们不能输，他们输的话影响很大，所以他们的吃安会做得比较好。”

另一方面，鲸哥发现前往消费的连锁餐厅开始采用开放式厨房的设计，让人看到做饭的情况，认为此举是在增加顾客的信心，“不会再有什么地沟油的想法。”他直言，香港很多食物原材料都是从内地进口，他认为差别并没有很大。

人民币转弱、消费市场渐成气候

物价水平、人民币汇率、深圳当地的消费推广活动等因素，被认为是吸引港人北上消费的重要原因。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兆波接受BBC中文电话访问时指，过去多年他因教学而需要深、港两边走，在疫情过后的深圳，服务及质量方面亦较以往提升，“以前那个消费市场可能未成气候，但这几年累积了一些中产的消费需求，大家追求的是有质量的产品，而不是只便宜就够。”

李兆波指，消费种类疫情前后又有了很大的转变。疫情之前，港人普遍熟悉的是喜茶、海底捞等品牌，但他看到不少网红店成为新的追捧热点，“每次在罗湖都看到鲍师傅大排长龙，还有奈雪的茶。”

他以位于福田的领展中心城为例，指过往没有太多人气，“好像一个死城，但现在多了很多人，也多了很多香港人。”除了价格之外，李兆波认为服务及质量的提升、人民币贬值亦是吸引港人北上消费的原因。2023年末人民币兑港元汇率大约徘徊于1.07至1.12之间。

深圳方面还在开关后推出了不少港人专享优惠，如AlipayHK就曾联手多个热门商场予港人领取优惠券、深圳前海合作管理局推出消费券港人亦可领取等。2023年12月，深圳更推出境外旅客购物“即买即退税”措施，进一步吸纳香港顾客。

除了饮食之外，玩乐也是吸引港人北上很大的原因。社交媒体上有不少“深圳好去处”的推介，室内游乐场、主题乐园、人工滑雪场、艺术展览、山姆超市……不少网红景点、打卡热点也成为了热门的消闲娱乐去处。

港人的手机应用程式上，也装上了美团、大众点评、滴滴出行等应用程序。有港人甚至在网上分享，于美团程序上叫外卖，然后在深圳的口岸交收。有深圳男子亦曾在小红书上面称，有次下楼想吃饭，每间餐厅都要排队，而大部分都是香港人，一时成为网上热话。

有深圳男子亦曾在小红书上面称，有次下楼想吃饭，每间餐厅都要排队，而大部分都是香港人，一时成为网上热话。

北上消费与香港经济

香港经济没有随着全面通关而出现大幅改善，港人北上消费议题进一步突显香港经济面对的困境。

根据上述香港入境事务处最新数据，2023年全年香港居民约有5300万人次北上，其中超过4000万经由深港口岸出境。到内地的香港居民人次已恢复并超过2018年的水平。与此同时，2023年访港内地旅客约2600万人次，相比2018的约6500万人次和2019年的约5500万人次大幅减少。北上港人数量已反超并大幅高于南下内地客的数量。

2023年全年香港居民约有5300万人次北上，其中超过4000万经由深港口岸出境。

“活现香港”共同创办人陈智远接受BBC中文电话访问时表示，过往多年港人北上消费的现象都有存在，而他观察到目前讨论热度会这么高涨，主要是因为深圳整个消费体验及服务水平提升有很大关系，不少港人在讨论深港两地消费的时候，开始会以质量来作比较。

他指过往港人北上消费的体验通常是去罗湖商业城买A货、吃东西，知道是比较便宜、廉价一点的消费，不会太过注意质量，但现在情况有了改变，“内地的性价比已经可以跟香港相比，服务也细致了很多，创意也不输给你了。”

“性价比”是这波讨论里面最常被提及的因素。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反映通胀指标的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指数于11月同比下降0.5%。内地通缩、香港通胀，陈智远指香港的情况是“好像又做不到价廉物美、又做不到有特色”。

香港旅游联业工会联会理事长梁芳远圣诞假期后接受电台访问，表示疫后至今旅客来港意欲下降，入境数字亦不算理想，对旅游业恢复情况感失望。近年内地旅客到港旅游的模式亦有所转变，Citywalk、特种兵旅游模式的兴起，从购物为主转向深度游的模式。陈智远则称自家生意疫后没有受到太大影响，“针对的客群不同，以往有一批业界很依赖团客在港购物、餐饮消费，那群会比较受影响。”

香港经济低迷的同时港人离开香港消费，鲸哥早前看到759阿信屋母站CEC国际发盈警的新闻，盈利大跌99%让他开始反思北上消费的习惯。他说，对个人而言，可能在深圳消费比较便宜，但对香港经济没有好处。

据餐厅指南网OpenRice数据显示，2023年9月至11月期间，共有1189间餐厅结业，鲸哥说，眼见逆差越来越大，如果到某个不可逆转的情况时，“那香港的经济真的会死，看远一点的话，其实北上消费有点像慢性毒药。”

谢选骏指出：热爱自由的香港人，不是入狱就是出离，剩下的港奴，排队北上，领取慢性毒药——这是由长期的殖民统治养成的唯物主义人格，正好与马列主义一拍即合。一百五十年的英国魔法也不过如此。即使像1980年代的刘晓波，为了骗点香港的稿费而胡说的“三百年殖民地”真的满了期，又有什么卵用呢？还真的再能孵出一个万恶的新社会来吗？

【21、供奉马列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白人主义——亚裔女性为何热捧川普】

《不了解“白人主义”，那就不可能理解中国》（ABC中文2022-10-20）报道：

在某些方面，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可能代表了白人主义的终结。除非中国共产党本身成为白人主义的写照。（AP: Nicolas Asfouri, pool）如果不理解种族和种族主义——具体来说，不了解白人主义——那就不可能理解中国。

然而围绕这个新兴超级大国崛起的谈话往往主要是地缘政治方面的，或有关威权主义与民主，又或人权，以及我们是否会开战。但其实种族居于这一切的核心。

上周，中国将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奥库斯（AUKUS）协议描述为一个基于种族的白人国家军事集团，这提醒了我们。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千曾说，在其他国家的人看来，就是这样。他所指的其他国家是非白人国家。

一段屈辱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有一种深刻的种族意识，在那里提醒它的人民永远不要忘记在外国势力——白人列强手中的百年屈辱。

是的，日本人也带来了这种屈辱，但日本人本身并不能与白人的行径区别开。

学者麦克·基瓦克（Michael Keevak）在他的书《成为黄种人：一部种族思考短史》（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中，追溯了中国人如何不再是白人。

他说在欧洲人和亚洲人的早期互动中，中国人当时实际上被描述为白人。

一种深刻的种族意识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内。（AP: Ng Han Guan）这还是在18世纪种族化思维普及之前。

就是在那时，科学家们开始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肤色组别。肤色代表着文明程度。最上层的是欧洲白人，最底层的是黑人，而其他所有人，则依次划分。

基瓦克说，亚洲人，包括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内，那时开始“变黑”。他说，“当他们显然不愿意参与欧洲的贸易、宗教和国际关系体系时”，他们就失去了白人的身份。

19世纪清帝国的灭亡加速了对中国人的种族清算。

这是中国人经历的黑暗时光，中国进入了大规模动荡、革命和暴力的一个世纪。而且它还使中国与白人列强面对面。大清帝国被英国这个弹丸岛国压倒了，英国占据了中国的领土。

19世纪的作家严复受到欧洲自由主义思想家如约翰·斯图亚特·米尔和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影响，认为中国的未来应该模仿西方自由主义。

堪称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梁启超也将西方的历史理念视为进步，而进步意味着现代化。梁启超被称为中国民族主义教父，其追随者包括中国共产党革命领袖毛泽东。

他创造了“东亚病夫”这个短语来指称中国的衰落状态，说道“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

梁启超在接受西方思想的同时也主张“黄种人”团结起来。他用“民族”一词来形容国民。

怨恨的种子和“黄祸”

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是一次清算。在巴黎和谈中，中国感到被抛弃了。德国占领的中国领土并没有交还给中国，而是给了日本。

怨恨的种子已然播下。

历史学家陈志让（Jerome Ch'en）写道：“从1842年到1942年，中国一直被西方国家以不信任、嘲笑和轻蔑的态度对待......”

曾经对西方充满期待的梁启超开始变得郁郁寡欢。他当时是巴黎的官方观察员，但回国后认为，跟随西方会把中国带向灾难。

与此同时，全世界都在警告“黄祸”，即中国人或其他黄种人构成政治或军事威胁。

梁启超被誉为中国民族主义教父。（Wikimedia Commons）澳大利亚也有自己的“只要白人”政策，将非白人种族排除在国家之外。

种族政治也在影响着中国的宿敌日本。

日本人嘲笑中国人是“黄种人”。正如麦克·基瓦克所指出的，日本认为自己与西方列强比肩。

日本帝国主义反映了白人殖民者的帝国主义。

基瓦克说，在西方，日本人仍然被视为“有色人种”，但“也许没有中国人那么黄”。

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权力和白种人一直是同义词。从大英帝国到美国世纪，白人国家出口暴力，实施种族灭绝，窃取土地，并使这一切都合法化。

中国，像其他许多非白人国家一样，感受到了白人帝国主义的刺痛。

白人主义的终结？

中国领导人一直从种族角度看待他们的斗争。毛泽东将自己塑造成非白人世界的革命领袖。

他的军事战略已被越共、塔利班、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所采用。

邓小平年轻时曾到欧洲留学，看到中国人遭受种族歧视。他的经济革命是建立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基础上。

习近平对西方的虚伪进行了训话。他现在仍然在同英国的鸦片战争、清朝的灭亡、深重耻辱作斗争。他的梦想是让中国重回全球大国的顶点。

如今中国被看作是对西方的威胁。一个对所谓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的威胁，而这种秩序本身就植根于基于种族的秩序。

围绕中国的许多评论都忽略了种族问题。许多讨论中国的评论员，主要是白人的声音，不具备种族素养，无法理解种族和种族主义如何影响中国的崛起。

在某些方面，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可能代表了白人主义的终结。除非中国共产党本身成为白人主义的写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习近平也成为了他所反对的那种人。他是一个汉族民族主义者，他认为中国实力体现为汉族的优越性，他在他的国家迫害非汉族和非白人。

如果白人主义是权力，那么习近平就是它的捍卫者。

白人主义的权力在延续，只是换了较深的肤色。

本文作者Stan Grant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国际事务分析员，也是周四晚上8:30《问与答》（Q+A）节目主持人。他主持的《今晚中国秀》（China Tonight）周一晚上9:35在ABC主频道、周二晚上8点在ABC新闻频道播出。

网民嚎叫：

声嘶力竭123 发表评论于 2022-10-21 21:24:55

照妖镜007 发表评论于 2022-10-21 07:19:55 

事实上，一神教都是以消灭异端为己任，是和平的最大的危险

……………

你这句话对也为全对。早期的宗教确实是这样的。但是这些一神教之所以现在还能存在是因为它们自己改变了很多。如果基督教不改变就不会有文艺复兴。犹太教得到了长足的教训，从古罗马的哈德良到二战的纳粹，犹太人一直被屠杀，几千年在迁徙流浪。但今天的犹太教也改变了很多。伊斯兰教生出了很多派系，但现在也有很多世俗化的伊斯兰，只有极端原教旨主义才被世界范围内的打击。然后你应该好好了解什么是宗教？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算不算宗教？你结合宗教的名词解释，你会发觉共产党就是在行宗教之实。而且是一神教，而且行的是原教旨主义的行为。

Wodebiming98 发表评论于 2022-10-21 07:28:37

黑人对华人更好吗

照妖镜007 发表评论于 2022-10-21 07:19:55

事实上，一神教都是以消灭异端为己任，是和平的最大的危险

照妖镜007 发表评论于 2022-10-21 07:16:12

aquestion 发表评论于 2022-10-21 06:14:01

照妖镜007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21:30:49

知道十字军东征是怎么开始的吗？教皇告诉信徒们，只要杀了异教徒，不管以前有多么罪孽深重，都可以直接升天堂。。。于是轰轰烈烈的十字军运动就开始了，有信仰的人同样什么事都干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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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就是国内教科书上的说辞，看看缠头教从创始至今都干了啥就不会相信这套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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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不管是十字教还是缠头教的人，不会因为有信仰，就比较善良，就不会干伤天害理的事！

zzbb-bzbz 发表评论于 2022-10-21 06:40:57

白人需要把自己洗白，靠污粪是不行的

Wafik 发表评论于 2022-10-21 06:40:14

樓主對中國人的種族主義歷史太短視了。中國人是有種族優越性的。中國歷史上多次被外族侵略和統治，被划為賤民。但一次次在歷史進程中回歸到世界巔峰。不管是蒙古人，白人，滿人，日本人，當他們的鐵球踏入中國的時候他們都認為高華人一等的。但中國人看歷史是放大到朝代尺度的，一個朝代都是三五百年的尺度。而華人都會在各個朝代綻放一會。

aquestion 发表评论于 2022-10-21 06:21:20

东方明月-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18:02:01中共的导师是德国的马克思，慈父是俄国的斯大林。他们彻彻底底的假洋鬼子。不过他们喜欢的白人都是白人中的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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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列宁那个梅毒入脑导致癫狂的暴力分子：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是共产主义的教父，但本质上只是学者而已。而把他们的暴力革命理论付诸实践的则是列宁。列宁缔造了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是苏联的国父。他掌权的年代（１９１８-１９２２）极为动荡，他建立的秘密警察组织——契卡，推行红色恐怖，屠杀了２８万反革命，包括末代沙皇全家，而他自己也在一次刺杀行动中被视力只有０．２的女刺客卡普兰击中，一颗子弹留在体内，因而致命。苏联解体后，大量绝密文件公诸于世，才发现列宁从２５岁起即接受性病梅毒的治疗，去世前仍大剂量使用碘化钾和沙尔凡森这两种在当时专治梅毒的药物。因此有专家根据解密的病历和处方...查看完整评论

aquestion 发表评论于 2022-10-21 06:14:01

照妖镜007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21:30:49

知道十字军东征是怎么开始的吗？教皇告诉信徒们，只要杀了异教徒，不管以前有多么罪孽深重，都可以直接升天堂。。。于是轰轰烈烈的十字军运动就开始了，有信仰的人同样什么事都干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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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就是国内教科书上的说辞，看看缠头教从创始至今都干了啥就不会相信这套说辞。

秒秒 发表评论于 2022-10-21 04:36:09

有个观点我很久才明白，就是这个世界是要有次序的。否则大家都出来混，会有很多战争麻烦。这个世界需要老大来带头，出力和钱管理次序。这就是为什么法国，英国等国家听美国的。中国是否可以学习借鉴日本的做法，让世界接受呢。而不是和美国对抗。美国倒了，这个世界谁来当头呢？中国如何展示自己的形象，如何交朋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笔利于剑 发表评论于 2022-10-21 01:12:00

拿种族主义说事 太落后于时代了 当今世界 种族歧视在西方已成为政治不正确 虽然存在少数人

pandali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23:32:10

精神分裂。。。一路打的旗号，精神、主义还都是外来白人的，自己有什么？有的只有傻逼义和团

匿名3333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23:11:22

周日从海滨州立公园准备开车动身，被一位男士敲击车窗，告诉我他的车子启动不了，他手头有电缆线，但是需要另一部启动的车子。我毫不犹豫地按照他的指示开车到他旁边，因为心理有本能的宗教思想，觉得人应该在日常中行善积德。他比较熟练地拿出电缆线，打开我车的前盖，很快把自己的车启动了。然后他又敲击我的车窗，丢给我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知道吗，我们这种种族的人就是不被待见，我问了好几个人他们全都拒绝我了。”我当时心想：老天爷您究竟是啥种族的呀？但是我也没好意思问，因为他的种族实在和我没关系。我只是希望这个敏感的社会别动不动把种族挂在对外的宣传上，比如这篇文章的白人主义，是不是用强盗逻辑更恰当？诚然有些白人是挺霸权的，但不是所有白人都那样，用白人主义的字眼太以偏概全了。

size0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22:01:56

没觉得欧洲人多仇恨成吉思汗。仇恨并不能让人进步！作者描述的实际上是人性，不是吗？谁的祖宗手上没沾血呢？朝鲜人恨不恨华夏人？只不过赞的祖先统一之后，杀光了敢于冒险创新的基因，没能掌握大航海技术，导致不呢个跑到更远的地方抢而已。如果你始终想的都是仇恨，都是他人不对，自身永远不可能完善进步！！！

照妖镜007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21:30:49

知道十字军东征是怎么开始的吗？教皇告诉信徒们，只要杀了异教徒，不管以前有多么罪孽深重，都可以直接升天堂。。。于是轰轰烈烈的十字军运动就开始了，有信仰的人同样什么事都干的出来！

西岸-影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21:25:56

中国近代史的屈辱，轻易让老共可以动员社会，所谓“中华民族百年救亡运动”的概念就是这样提出的。实际上并没有这样一个专门定义起始时间的运动，但1840年后所有中国的“运动”，洋务运动，中东铁路，甲午，巴黎和会，共党成立，北伐，抗日，毛拒绝联合舰队，韩战，越战，等等，都是属于这个运动，因为所谓这些事件的目的，都是要摆脱中国被人欺负的局面。所以老共说是历史选择了共产党，这句话并不算离谱，因为所有这些前人的努力，只有共党成功了，其他人都没能成功。这说明共党作对了什么。如果老共有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概念，共党建党一百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年，其中前一个一百年属于百年救亡运动范畴（其实远不止一百年），后一个一百年被称作中华民族百年复兴运动。可能中国有人不以为然，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被西方人随便欺负的年月，但历史就是为了这种目的而存在的。东方文化没有宗教成分，至少不占...查看完整评论

*summer*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21:10:16

黄人主义会比白人主义更可怕，黄人没有信仰，不敬畏神，什么事都能干出来。

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19:39:29

世界历史从来都是以种族互相之间的征战作为开始和结束的，今天的现实仍然是以种族划分势力范围的。中国自宋以后就不断受到外族侵略，甚至亡国。所以华夏民族当然会痛恨这些侵略和掠夺中国的种族，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

远方的风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19:15:43

这篇文章是在把西方人的种族主义观念往中国人的身上生搬硬套。中国是一个靠文化凝聚起来的国家，中国人以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的共同身份认同而团结起来。中国历史上的五胡乱华，胡人认同中国文化和中国人身份之后，就成为了真正的中国人了。西方以肤色来划分族群，和中国人以文化来划分族群，是两种完全不同层次的社会形式。西方的种族主义，是一种以浅显的感官直觉的形式来划分族群，中国人是以更深层的心灵和文化来划分族群。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不是非我族类，其肤必异，就是这个道理。有一颗中国心的人，就是中国人，而不是有白皮的人，就是白人。

iBear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19:03:43

美国华人右派确实认为自己是白人，哈哈

我是小留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18:45:00

论种族歧视，没人赶得上中国人。白人是白皮猪，非洲人是黑鬼，印度人是猴子，韩国人是棒子，日本人是鬼子。中国人唯一反种族歧视的原因，是自己还不够强，要骗非白人入伙。

yezhu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18:33:16

这个作者的结论非常恶毒，把中国的民族主义类比成西方的白人至上（也就是文中说的白人主义）。中国确实在推行民族主义。但这是基于中国人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民族主义，绝不是汉族民族主义。中国要打击（所谓的“迫害”）的不是非汉族（少数民族），而是主张中国某一块独立出去的分离主义。这既包括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比如疆毒、藏毒），也包括汉族的分离主义（比如港毒、台毒）。中国人之所以如此痛恨分离主义，也是因为清末民初这段屈辱的近代史。这段时间中国丢失了很多领土。一小部分要回来了（香港，澳门，半个黑瞎子岛），大部分永远不可能要回来了（蒙古国，东北被俄罗斯侵占的领土）。台湾还不确定但基本上希望渺茫。

二刀流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18:25:07

中国对白人是敬仰的，这点是刻在基因里的，中国富人找国外精子库做试管婴儿，都是要求精子捐献者是高等教育优秀白人，没见过要黑人精子和其他人种的，这点行为说明一切

mapletea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18:13:45

作者在原文里是这样说的：“It is not possible to understand China without understanding race and racism. Specifically, without understanding whiteness.”把“白人主义”等同于对白人的racism，只不过是作者别出心裁，异想天开。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这种崇洋媚外满街都是，中共领导人，富翁，大款，中产阶级，那个不争相恐恐把自己子女送往西方白人世界受教育，有几个人敢趾高气扬对西方文明不屑一顾，看看中共这些年引进的交通管理规则，路标，高速，消防车，警察的警车，无罪推理，学校，食堂，微信，支付宝，滴滴，阿里巴巴，京东，西装领带，等等等等，哪一个不是从“白人主义”那里抄袭过来的。这些是racisim吗？

river2020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18:13:01

@Bravehearts ：请问你说的这些事，有多少中国人知道，有多少中国人支持，又为此中国做了多少实际的事情。你说的这些秘密发生的那些年，中美之间的互动如何，互相之间的贸易额有多少，互访的频率有多高，对立的声音有多高。对比一下那几年中国的反日情绪，你是不是彻底崩溃了。

体制内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18:09:33

最崇拜白人主义的都是中国人，都恨不得找个白人生个谷爱凌。

Bravehearts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18:06:58

傻叉，我告诉你小子中国什么时候反西方了。仅仅在2014年：周小平在官方新闻媒体广泛转载的文章《美国对华文化冷战的九大绝招》中提出，美国文化正在“侵蚀社会的道德基础和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他把美国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比作希特勒对待犹太人的方式。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宣称，自17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国及其他文明进行“屠杀和掠夺”，现在又在对中国进行“洗脑”。习近平在旨在加强管控文艺活动的座谈会上说，周小平展示了“正能量”。习近平曾在讲话中公开呼吁其他国家在一些问题上与美国对立。2014年7月，他对巴西国会表示，发展中国家必须“挑战美国在互联网领域的霸权”。两个月后，习近平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中暗示，美国应该放弃在亚洲的权力，宣称“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2013年，解放军制作了一部长达100分钟的措辞严厉的反美宣传片，指责美国非政府组织的目的在...查看完整评论

jidushan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18:06:10

写这篇文章的人太坏了，不就是想说现在的中国就是三，四十年代的日本？

东方明月-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18:02:01

中共的导师是德国的马克思，慈父是俄国的斯大林。他们彻彻底底的假洋鬼子。不过他们喜欢的白人都是白人中的败类

river2020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17:39:03

大号蚂蚁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16:18:59

问题是压榨屠杀东亚人的都是中国人。白人往往是文明进步的传播者保护者。反西方不过是为了集权树一个转移罢了。有了西方显出东方落后。没有西方，东方就是不落后的黑洞。

——————-

反你妈的西方，中国什么时候反西方了，你看到的都是美英的故意压制和造谣而已。我就问你举个这十年中国反西方的例子出来，睁眼说瞎话

马年生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17:09:40

和年青一代交流可以清楚看到，中国新起来的一代不会仰视白人的。他们有机会出国周游世界，不会觉得白人的世界好到那里去。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16:23:44

德国：巴黎分赃会太肮脏了老子委屈受大了

我国：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德国：一战失败因为犹太人囤粮食

我国：英法掠夺了我们几十年；资源被日本运走了；文物金条被老蒋运台湾了

德国：我只要捷克苏台德地区

俄国：我只要克里米亚

我国：我只要台湾

德国：我要打欧洲

我国：一带一路

德国：出兵波兰出兵法国出兵苏联

俄国：出兵乌克兰

我国：嘴炮+一带一路给亚非拉的哥哥们送钱。

我国：国内的韭菜们你们好吗，高兴吗你们又有伟大领袖啦~~谁敢说俄国的不是格杀勿论哟你们可得注意啦，保甲制度建立起来啦你们意外不意外开心不开心，大家集合核酸啦。偷着乐吧

声嘶力竭123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16:20:59

咔炸飞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15:43:48

这文章写的不错，作者很清醒。白人主义这三百年对世界的影响，当然也促成了不少美分美狗党。其实就是败在白人主义脚下不自知而已。不过最终和白人主义对抗削弱白人主义的一定不是中国人，而是白人国家内部盛行的自由主义。

…………………

这个文章的作者并不对西方了解多少。却恰恰迎合国内一部分人的想法。所谓白人主义，更多的只是一种对外来族裔的内心排斥，烧香赶和尚的心态，对外来文化不习惯，不愿意接受的一种心态。就好像国内地域造成的文化习惯差异而互相排斥是一个道理。但现实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量的外来移民。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的民族比美国更多？这就是个例子。反观东亚国家是单一民族最严重的地区。看事实，我们是不是该认为东亚才是“白人主义”最泛滥的地区？白人的心态更多的是一种对自己前辈曾经做的事反省的形态，给予黑...查看完整评论

Deepspace_01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16:20:43

当年日本法西斯就是打着对抗白人至上的旗号，推行大东亚共荣圈，和英美对抗，占领中国和东南亚。中共推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西方对抗，借一带一路压榨小国邻国。一个做法，一个口号，一个纲领，必然同一个结局。

大号蚂蚁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16:18:59

问题是压榨屠杀东亚人的都是中国人。白人往往是文明进步的传播者保护者。反西方不过是为了集权树一个转移罢了。有了西方显出东方落后。没有西方，东方就是不落后的黑洞。

mapletea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16:13:22

没听说过“白人主义”，只听说过“白人至上主义”。查了一下原文，作者用的是“whiteness”，翻译成“白人主义”不准确。主义是英文单词的后缀 -ism，比如commuinism，racisim, white supremacism（白人至上主义）。白人主义（whiteness）应该翻译成“白人世界”或“白人文明”，和racism不是一回事。racism是对人种的歧视，白人国家对中国的仇视，把中国当成威胁，黄祸，是对东方文明的抵制心理，和racism对人种的歧视还是有区别的。

百里侯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16:05:33

种族白皮完蛋了，杨蛆们如丧考妣。

Deepspace_01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16:01:55

和日本法西斯相同的论调。中共正走上日本军国主义的老路。说辞一样，方针一样，做法一样，结局也一定会一样。

体制内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15:52:44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is Western civilization. It's not a race issue.

咔炸飞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15:43:48

这文章写的不错，作者很清醒。白人主义这三百年对世界的影响，当然也促成了不少美分美狗党。其实就是败在白人主义脚下不自知而已。不过最终和白人主义对抗削弱白人主义的一定不是中国人，而是白人国家内部盛行的自由主义。

mapletea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15:42:45

有一次在城里繁华地段开车找路，没看见禁止左拐的路标就左拐了，被警察追上，看我是外州的，就给了我一个warning ticket, 上面记下我的驾照等信息，但在种族这一栏里却写的是White，把我当成白人：-）

ljcn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15:24:35

小黄人不是黄祸吗，怎么自我认同为白人了。

破棉袄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15:22:57

你讲的是“种族主意”，不是“白人主义”。历史上搞种族主义的民族很多，有棕色的，有黄的，有白的。近代的“种族主义”是欧洲白人搞的，纳粹到了巅峰，然后一直走弱。白人种族主义正在走向衰败，其它种族的种族主义反而兴起，这就是世界的现状。

何西2017 发表评论于 2022-10-20 15:14:00

不无道理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供奉马列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白人至上主义。

《迷恋亚裔女性，极右翼白人至上者的“黄热病”》（AUDREA LIM 2018年1月9日 NA KIM）报道：

极右翼白人至上主义者有“黄热病”：迷恋亚裔女性。这是一种令人困惑的混搭。

新纳粹网站“每日风暴”（The Daily Stormer）的创始人安德鲁·安格林（Andrew Anglin）曾经上传过一段他和一个被他称作“我的祸水妞（指如果与之发生性关系即构成强奸罪的未成年女子。——译注）女友”的菲律宾人在一起的视频。这对年轻情侣在菲律宾某大型购物中心一边闲逛一边调情。白人民族主义者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的一位前女友透露，他和一系列亚裔美国女性约会过。（斯宾塞坚称那是在他接受白人民族主义之前。）

右翼鼓吹者迈克·切尔诺维奇（Mike Cernovich）、作家约翰·德比希尔（John Derbyshire）和极右翼分子凯尔·查普曼（Kyle Chapman，因为在加州伯克利的一场抗议活动中挥舞一根注铅的棍子殴打特朗普反对者而声名远扬，以至现在成了一种米姆）都娶了有亚洲血统的女子。正如一名评论者在一个极右翼论坛上所写的那样，“只”和亚裔女性约会几乎是一种“白人民族主义成年礼”。

2016年11月，一张蒂拉·特奎拉（Tila Tequila）行纳粹礼的照片在网上疯传。特奎拉是存在时间短暂的MTV真人秀《爱上蒂拉·特奎拉》（A Shot at Love With Tila Tequila）中的一名越南裔美国女星。行纳粹礼时，她正在参加理查德·斯宾塞所在的白人至上主义智库全国政策研究所（National Policy Institute）在会议前夕的晚宴。斯宾塞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提醒参会者，美国是一个“为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设计的白人国家”。

极右翼有如此的迷乱也许是有道理的：在一个新纳粹新闻网站上，一名用户问能不能既和东亚女性发生关系，又做一个白人民族主义者。他收到了双方数十条斗志昂扬的回复。但白人至上主义者迷恋亚裔这一点并不矛盾。

它处在两种普遍存在的种族迷思的交叉点上。第一种是“模范少数族裔”观念。在这种观念中，亚裔美国人被说成都勤奋、事业有成、品行足够端正，可以同化。如果亚裔是模范少数族裔——如果这是非白人在白人占多数的美国获得认可的方式——那么这也许会为受到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认可开启了大门。

第二种是亚裔女性百依百顺、性欲强的观念。这种白人至上主义者迷恋把两种观念结合起来，并在美国变得更加多元——白人民族主义者把这种现状称作“白人种族灭绝”——的过程中，强调白人至上主义事业内部的紧张关系。新的、丑陋的真相是什么？保持白人的权力可能需要在白人血统的纯正性上做出一些让步。

在那场白人至上主义晚宴上，蒂拉·特奎拉只是想用某种扭曲的方式融入其中，还是对他人预想的一种叛逆？我为她的滑稽举止、为她试图成为白人至上主义兄弟中的一员感到难堪。

不过，这张照片也勾起了我的回忆：14岁时，我在一所以白人为主的学校读书，我想成为一个有趣、镇定、招人喜欢的亚洲女孩。我本能地知道，那意味着我要疏远其他亚洲孩子，尤其是那些勤奋好学的书呆子。我知道我成功了，因为一个朋友说我不是亚洲人，说我是白人，“因为你很酷”。

我翘课去校园里抽烟，读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书，好让自己显得“有趣”又聪明，努力让自己有别于刻板印象，但当时我不知道我想逃避的成见——亚洲人文明、进步、高智商——植根于白人至上主义。但是，在白人至上主义者克里斯·坎特韦尔（Chris Cantwell）的日本人物纹身和查尔斯顿枪击者迪伦·鲁夫（Dylann Roof）关于亚洲人“可能是白人种族的伟大盟友”的论调之间，回响着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声音。“我从来不认为中国人或日本人比我们低级，”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在1945年说。“他们属于古代文明，我可以坦然承认，他们过去的历史优于我们的历史。”

在美国，模范少数族裔迷思源自亚裔美国人在20世纪中叶争取民权的努力——正如学者艾伦·D·吴（Ellen D. Wu）在《成功的色彩》（The Color of Success）一书中描述的那样。之前，亚裔美国人大多来自中国农村，出身卑微，被认为是落后的，可以动用私刑惩罚，他们只能在实行种族隔离的社区居住，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学校就读，生活在充满歧视性法律和习俗的体制中，吴称这种体制是“吉姆·克劳法（Jim Crow）的表亲”。

不过，根据吴教授的研究，华裔美国人塑造了努力工作、顺从、以家庭为中心、易于融入美国社会的形象——这些特点在贫穷的移民社区并不少见，那里的许多人为了能够去往外国而做出了巨大牺牲。

在民权运动的鼎盛时期，美国已经开始给予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技能的亚洲移民优惠待遇，强化了亚洲人顺从、勤奋的观念。白人政治人士借用这个神话，将亚裔美国人作为合适的少数族裔群体能够实现美国梦的证明。

吴教授发现，就在1965年莫伊尼汉报告（Moynihan Report）发布前几个月——这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政策文件将黑人的贫穷归因于落后的黑人文化——它的作者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在一个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的集会上表示，日裔和华裔美国人仅在25年前仍被认为是“有色人种”，现在却有了“相当惊人的表现”。“他们不再是有色人种了，我这么说有问题吗？”他问道。

事实上，亚洲人很少被视为白人，模范少数族裔迷思掩盖了亚裔美国人之间的巨大差异。更重要的是，这个迷思有助于强化美国的白人自由主义秩序，它声称维护多样性，却歧视黑人。它使美国白人有权决定谁是“好人”，可以给予基本的尊严和平等权利。

与这种模范少数族裔迷思并存的，是另一种充满局限性的危险观念，这种观念同右翼的女性歧视和反女权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致。正如很多另类右翼亚洲迷恋者指出的，白人女性的主要问题在于她们太过女权主义了。相比之下，亚裔女性被认为天生习惯于为男性提供性服务，她们纤细、苍白、娇小，符合西方的女性气质标准。

这些刻板印象源自美国战后对亚洲的军事入侵。1945年8月，美军开始抵达日本时，美国官员批准开设了一大批妓院。这些妓院雇佣了数万名女性，直到1946年被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Douglas MacArthur）宣布关停。

1958年（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约有30万名女性从事性交易，其中半数以上在美军基地周围的“营区”工作。越南的性产业主要集中在美国人开的酒吧，在越南战争期间蓬勃发展。亚洲女性格外温顺的刻板形象现在依然存在，在色情广告和网络色情中最为露骨。

蒂拉·特奎拉是《花花公子》杂志（Playboy）的模特、真人秀明星、有抱负的说唱歌手，也是罕见的亚裔美国女性名人，她也经常被人透过这个视角看待。她是否讨厌被模式化为性感放荡的亚洲人，就像我讨厌被视为“模范少数族裔”一样？

在我14岁被称为“白人”后，另一位朋友——一位善意的白人同性恋男生——管我叫“艺妓女孩”，矛盾的是，这个绰号听上去有点像赞美。那不是因为我很优雅。不过，这个绰号成了我们小圈子里的笑料，它象征着那种女性气质，能够吸引那些我喜欢的男孩们，但我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那种气质。被人开玩笑意味着我被接纳了。从那时起，我用尽各种办法，消除“模范少数族裔”的形象。不过，我从未彻底放弃这种信念：取得各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是获得尊重的唯一途径。

满足亚裔女性迷恋者们的刻板印象并不是极右翼特有的想法。它存在于各个政治派别中，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是在卧室里——而且还体现在各种人物身上，就连在遥远的日本动漫里，也充斥着金发碧眼的男英雄和超级性感的女英雄。

相关报道：谁说亚洲男人不能吸引白人女性？2017年1月17日

针对亚裔美国人的隐形歧视（一）

这个哈哈镜要求我必须更聪明、更友好、更漂亮，比我的白人同事更有成就，这样才能获得同样的尊重，它还往我的约会应用程序收件箱里塞满亚洲迷恋者的恶心信息。值得庆幸的是，我不需要在乎它，或者让它来定义我；它的价值在于，如果我发现通过它可以获得一些东西，我甚至有权利夸大这些刻板印象。也许这就是那些另类右翼男性的亚洲女友们的立场。不过，我们谁也无法逃避这个事实，那就是，这个哈哈镜是为了支持对这个国家所有非白人的系统性剥削。这是非常重要的语境。否则，理查德·斯宾塞的言论听起来几乎是友好的。

“亚洲女孩很特别，”他在接受《琼斯母亲》杂志（Mother Jones）采访时说。“她们很可爱。很聪明。她们身上有一种魅力。”

Audrea Lim是一名记者，也是沃索出版社的编辑。

谢选骏指出：许多亚裔女性热捧川普，其实是在呼应这个极右翼白人至上者的“黄热病”。当然，苏俄的走狗毛泽东，也是属于供奉马列主义的、典型的白人主义行列。不信看看毛魔的长相，没有一根胡子，完全是个女人嘛！至于邓小平，那么矮小的身材，也像个老巫婆，哪里有点男人的样子！所以他都不好意思抛头露面，只敢躲在幕后垂帘听政。这就是“中国的马裂主义”之一斑。若不彻底摘除马列主义这个白人至上主义的毒瘤，中国如何崛起呢？第三期中国文明如何继续生长呢？

【22、社会契约是一个伪命题】

《金融时报深度分析：习近平的悲剧在于走错了路》（2023-11-02 FX168财经报社）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周四（11月2日）发表题为“中国社会契约的崩溃”的文章。该文章指出，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富裕”的承诺开始褪色，一度乐观的社会现在开始担心未来。

文章写道，在北京郊区一条狭窄的街道上，以充满活力的农民工社区而闻名的于辛庄村，一位姓周（Zhou）的男子在一家小小的穆斯林餐馆里狼吞虎咽地吃着面条。

30岁的周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工作是用虚假的现金流为陷入困境的小企业主设立空壳公司，然后这些小企业主利用这些空壳公司筹集新的贷款，偿还之前的债权人。周不愿透露全名。

但是，即使是这个本应在经济低迷时期蓬勃发展的可疑业务，也受到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上个月，周的收入下降到去年水平的一小部分。他现在打算回到他在中部省份河南的家庭农场，卖有机鸡蛋。他说：“我不知道经济衰退该怪谁，但我只知道，今年的经济真的很糟糕。到处在裁员。”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像周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中国2.96亿农民工正面临薪资增长放缓，应届大学毕业生难以找到工作，城市中产阶级在政策引发的房地产崩盘中损失惨重，富人正因北京方面对互联网、金融和医疗行业的打击而步履蹒跚。

中国国家安全法规令外国公司感到担忧，其中许多公司已停止投资。只有在某些政府部门或半导体等战略性行业工作的人才能幸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随着党的“共同富裕”政策减少不平等，国家正朝着“民族复兴”和“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前进。

但在胜利的言论背后，许多观察人士怀疑，政策制定是否游移不定。过去，中国共产党允许人民获得丰富的经济机会，以换取对他们政治自由的严格限制。

英国《金融时报》称，现在所谓的“社会契约”已经不再清晰。取代增长和机遇的是对安全和“美好生活”的模糊承诺。但是，大约有6亿人每月靠不到140美元勉强维持生计，这足够了吗？一个曾经乐观的社会现在对未来感到担忧。

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中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George Magnus表示：“过去的契约相当简单，那就是：‘我们将远离政治，我们将不发表敏感意见，前提是我们能预期未来会繁荣。’”

他表示，这一契约“已经受到破坏，不仅是因为中国的旧发展模式不再真正奏效，还因为政府自己没有解决问题。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信任问题。”

“共同富裕”的承诺

智库卡内基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Peace）专家Evan Feigenbaum在201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称，在2017年的十九大上获得中国中央总书记的第二个任期后，习近平发出了中国“新政”的信号。

Feigenbaum写道，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矛盾——不同力量或影响的辩证对立——的角度思考问题。

根据官方媒体对习近平在十九大上的讲话的报道，在改革开放时期，党把重点放在了经济增长上，即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与国家“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但是习近平宣布中国正面临新的挑战。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他说“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些“需求”包括“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更好环境的需求”。

分析人士指出，安全问题是关键。习近平在2012年成为党的领导人时，共产党担心，不断壮大的私营部门正在赋予企业家权力，使官员们黯然失色。2013年，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一份内部备忘录“九号文件”，抨击西方宪政民主和其他理念，如普世人权和热情支持市场的“新自由主义”。

在随后的几年里，习近平通过无休止的反腐运动加强党的纪律，同时推行更加自信的外交政策，疏远美国等大型贸易伙伴。

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Center on China’s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s）高级研究学者Xu Chenggang表示：“所谓的反腐运动只是（共产党）想要用来清洗所有不忠诚的人的一种工具。”

分析人士表示，这种加强控制的做法无处不在，从限制经济数据的发布，到根据数据和反间谍法对外国咨询公司进行调查，再到宗教和文化的中国化。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Drew Thompson表示：“安全是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是习近平领导下的社会契约中非常明确的一部分。”

但正是在2021年，随着经济从新冠疫情的第一次冲击中复苏，习近平发起了迄今为止最具决定性的运动之一，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他称之为“共同富裕”。

中国政府打击了亿万富翁马云的互联网帝国，导致他和该国其他重要互联网集团基本上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北京方面一夜之间关闭整个在线辅导行业，并限制儿童在线游戏。

在2021年8月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关于“共同富裕”的讲话中，习近平阐述了该政策的更深层次目标。他说，干部必须“坚决反对资本的无限制扩张”，“坚持公共部门的主导地位”，同时也要以某种方式调动“企业家的热情”。

显然，这并不是在呼吁建立一个欧洲式的社会福利国家。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正在追求将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长期战略目标，但绝不能“陷入鼓励懒惰的‘福利主义’陷阱”。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这种自上而下的社会再造尝试对投资情绪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尤其是在与此同时，中国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北京方面的新冠清零政策以及“三条红线”——一种迫使负债过高的房地产行业去杠杆化的计划。

从2021年2月到今天，在美国上市的中国科技股已经暴跌70%。虽然部分原因是外部因素，但国内政策并没有起到帮助作用。

今年6月，在中国政府停止发布相关数据之前，青年失业率曾达到21.3%，这可能是互联网行业萎缩的副产品。互联网行业是年轻毕业生的一大雇主。官方数据显示，9月份一级市场平均房价有所下降。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中国分析中心（Center for China Analysis）研究员Neil Thomas表示：“习近平的经济政策的悲剧在于，他发现了一些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却走错了路。”

网民嚎叫：

foxnews 今天 04:59

统治者的反腐目的是“为了江山万万年”，老百姓的反腐目的是“彼可取而代之”

foxnews 今天 04:54

老百姓反贪腐的目的和统治者反腐的目的根本就是驴唇马嘴……

千户侯 2023年11月02日 22:19

虽然反贪污的心态夹杂混合着均贫富的心态，但是百姓的希望减少贪腐并不是要共产主义式的均贫富。习近平受早期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就很容易被那些对财富也是极其向往的马克思学者带进了沟里。她们之间谁利用谁的推断当下走的道路中，习近平个人层面的声望和历史地位也是损失巨大。每一个人都希望大权在握，永久的职位还不满足，还希望像世袭财产一样世袭权力。他现在走到了他人生个人奋斗成功的又一个历史性选择关头。他是向世袭的艰难道路冲刺，还是考虑其身后是否需要其生后选择替代集权者或者完成权力的约束交班体制。如果他能建立一个权力受到约束的传承体制，使得中华民族得到重生也是他人生的巨大挑战。是与民族发展息息相关的挑战，而不是格局在党团生存发展的挑战中。

谢选骏指出：《金融时报》不懂“社会契约是一个伪命题”——《思想主权》“本体·内篇”第十四章这样写过：把国家说成是“社会契约”，这本身就是一种思想的欺骗，是思想主权对国家主权的另一种形式的俯首称臣。

【23、共产共妻就是“食色性也”】

《史上未闻有如此不堪的一窝淫官》（2024-05-21 颜纯钩）报道：

偶然看到网上一段不堪入目的视频，竟是福州一伙高官白日宣淫，在一个酒楼房间里饮酒行乐。每个贪官身边，都坐著一个上身赤裸的女子，这伙贪官与裸女说笑取乐，动作猥亵，言行之下作，只能以流氓名之。

视频附有这些贪官的姓名与职位，分别为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梁建勇、前省长黄小晶、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林宝金、福州市常务副市长张定锋等，据说涉及中高层官员多达120人——指名道姓至此，相信应该是真的。

省人大常委党组书记、省长应该都属于所谓的“中管干部”，这一个级别的干部，如果“表现好”，年龄没有过界，都有机会上调中央，担任更重要的职位——“中管干部”管成这种死样子，中共中央组织部都是白吃饭的。

中共历史上，如此大规模的高干聚会行淫，应该是首次。一般来说，个别官员包养女人，利用职权霸占下属，甚至召妓都是常事了（早前被枪毙的赖小民就有一百个情妇），但一伙高官集体召妓（那些年轻女子当然都不是好人家的女孩，一定都是职业应召女），可能在不同地方有发生过，只是没有暴露。

一伙高官怎么可能约在一起白日宣淫？平日高官见面开会，一个个道貌岸然，开口闭口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忠于党忠于人民，为革命献身勇于承担，如果都如此正气满满，谁敢提议召集这么一次伤风败俗的聚会？

这样的聚会之所以成事，至少在贪官圈子里，召妓行乐已经是人人皆知的常事，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只有老百姓不知。既然大家都有此同好，彼此心照不宣，到时到候，一个眼色就成事——几时几分，老地方见，那个“局”就约成了。

这个视频证明在中共官场内，这种集体宣淫的现象已经相当普遍。中管干部可以，省一级官员有何不可？再往下，县市一级、村镇一级，上行下效，循规蹈纪只是自己蠢而已。

在这伙贪官身上，有一丁点干革命的味道吗？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样子吗？今日中共官场内，人都是人格分裂的物种，说一套做一套，明里高大上，暗里都是鼠辈。贪赃枉法，吃喝玩乐，发展到聚众行淫，已经远远超过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场了。

中国封建时代，出仕为官，在私人场合胡作非为的当然有，但官员集体行淫的，似乎没有太多记载，在民主国家更不可想像。你能想像在香港官场有如此场面吗？在台湾新加坡更不用说了，即使在金三胖王朝，我看朝鲜高官们也不敢做到这种地步，一旦被金三胖发现，一个个抓去“犬决”、“炮决”。习近平治国理政，理出一个中共官场大染缸，凡入缸者，不贪不淫都无法生存。

海外自媒体王剑先生总结，习近平二十大延任后，中国部长级高官已经下台了三分之一。省委书记省长都是部长级了，如果连地方高官算在内，那个数字又不知如何了。

习近平一天到晚讲大话，三天两头订出严苛法规约束手下，结果是中国官场越管越乱，越管越腐败，到现在，究竟有多少高官是真心认同习近平那一套治理世界的伟大空话，有谁真心追随他，去维护他个人的独裁地位？只要看看福建这一伙内心龌龊的狗官，答案就在其中了。

说中共行将就木，不只因为经济外交民生上的千疮百孔，更因为中共体制内腐败的程度。一个政党碰到外部压力，如果内部能团结，将士用命，那还足以抵挡外部攻击，但是若执政党内部溃烂，官员贪腐不受控，未上战场已经“散晒”，那么别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便是中国人再愚昧再麻木，看到这种场面，都要拍案而起了。

独裁官场腐败的根源，就是独裁本身，越是独裁，越是社会管控严酷，越是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官场越是败坏，只靠习近平派人巡视根本无效。因为巡视组本身也腐败，派巡视组在前，又要派一个巡视组在后监察，如此监守自盗永无了期，最后习近平要自己去监察政治局常委。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人民言论自由，让百姓来监督官员，只要走这一步，一定上下官员人人自律，不劳习近平操心。可是习近平敢吗？

我只替我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叫屈，福建官场，史上未闻有如此不堪的一窝淫官。家乡民间耳语，习近平主政厦门时，也是这种“德性”——这样的党不败，就没有天理了。

网民嚎叫：

VanSL 2024年05月22日 08:24

現在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為大局服務。群交不就是大局嗎？

OB 2024年05月22日 06:15

90年代，习猪头做福州市长，他本身就这样干的。当时，彭丽媛还到福州市政府大闹，搞得人人皆知。

SaiRenrou 2024年05月22日 05:40

都是我党骨干,忠于一尊的精英,他们不腐败哪个腐败？

Firefox01 2024年05月22日 04:21

加大内循环，扩大内需，提振经济，起到示范和带头作用。

衡山老道 2024年05月22日 02:59

经操jincao，就是耐操的意思

孤岛凡人 2024年05月22日 01:31

请劲操jincao发表评论。

木涯湖 2024年05月21日 20:37

这就是高官所谓的圈子，圈内的人必须交＂心＂不然是进不去的。不入一个圈也升不上去。

windscribe 2024年05月21日 20:24

上行下效，循规蹈纪而已

秋枫红叶 2024年05月21日 19:23

还屎上未闻，共产党共产共妻是他们的传统

qazxswedc 2024年05月21日 19:16

请小学生博士亲自表演洗面奶， 掌声鼓励

agostic 2024年05月21日 19:10

共产共妻！

jinpingxi 2024年05月21日 19:05

史上未闻？！神州大地遍地都是！

谢选骏指出：人说“在这伙贪官身上，有一丁点干革命的味道吗？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样子吗？”——我看说这话的人似乎一点不懂，共产主义最能鼓动兽性！为何？因为共产主义鼓动“共产共妻”，十分合乎孔子所说的“食色性也”。这就是“共产主义在破产国家的胜利秘诀”！

【24、狗仗局势的性骚扰者】

《李思磐：性骚扰者不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集团》（青年志Youthology 2023-05-14）报道：

相对于五年前个案涌现目不暇给的 #MeToo，史航涉嫌性骚扰事件（下文简称“史航事件”）中“小默”的“时间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檄文是这一波文艺界反性骚扰的高光时刻。但是，在不同世代的女性为她的论述激动赞叹的时候，反挫来得同样猛烈。

舆情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一是“小作文”没有证据，二是“为什么当初不报警”，甚至，类似“留一手”这样的段子账号，认为这些女性当初不翻脸、不投诉，都是因为对前辈的资源有所图谋。尽管这些“受害者有罪论”在“小默”的文章中都有掷地有声的辩驳，对手依然不为所动。

#MeToo 五年之后，我在史航事件中看到的是舆论圈层的极化和固化：女性的共情和勇于发声，与之对峙的是某些人对女权主义的极端反感和恐惧。五年前，学者刘瑜关于证据和比例原则、反对“大鸣大放大字报”的一则笔记重新被发布和热传——也许作者经历了五年前的论战之后，未必还停留于彼时观点而不作修正；然而很多人并不想改变自身观念的水位：他们认为 #MeToo 是一种置法律不顾的私刑手段，是舆论升堂。

下文将从史航事件的诸多“迷思”谈起。在性骚扰指控中，要求“客观证据”与“无罪推定”究竟有哪些问题？为什么性骚扰不是环境中的“反常”，而是一种生产性的日常？网友对性骚扰加害人的合作伙伴提出质疑为何合理？面对性骚扰加害者，个人或机构“割席”究竟是否足够？最后，文章将回到 #MeToo 运动的过去和现在。我们当然应该相信，时间是站在正义的一边的。但这个未来还需要很多努力。

01、不完善的法律，不是性骚扰加害人的挡箭牌

那些口口声声要求证据和“无罪推定”的人，认为法律可以成为女性“大鸣大放”的替代解决方案，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缺乏相关的实践经验和法律知识。首先，大多数警察对于熟人之间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缺乏处理的意愿和专业知识。如果史航的这26名投诉者当初报警，被警察立案处理的几率能有多大呢？当然，这些称史航为老师的年轻女性，更多是出于后辈的恭谦、工作任务的压力或是社交网络的牵绊，不敢、不能或不忍破坏关系，而选择默然承受。

在史航事件中，不少投诉者的身份其实是可以核实的，她们的讲述都有具体的细节和情境，并且接受了新闻媒体的采访——记者采访也会有一个身份与证据核实的过程，尽管为了保护隐私对受访者采取匿名。因此，她们的讲述，与社交媒体上完全匿名的内容“小作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受害者证词本身就是司法证据中的一种。在性侵害案件中，东莞曾经有一桩培训师芦禹安借开展美容产品营销培训班的机会，以“突破”“练胆”为由先后诱奸了9名学员的强奸案。此案得以定罪的重要证据，就是9名受害人证词的相互印证，而并没有网友想要的生理证据。当然，芦本身不否认发生了性关系，但声称对方自愿；警方也发现了他胁迫拍摄的部分受害者的裸照。

根据案件报道以及司法文书，尽管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受害者没有反抗，但法庭最后还是认定，“使用欺骗手段削弱、麻痹反抗意志”构成强奸罪，芦被判决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可见法庭对这一类案件的证据标准，比普通网友要开明一些。

此外，女孩们此次集体投诉史航，似乎并没有要把他送进监狱或是进行民事诉讼的意思。长期以来，律师和法学家就批评法庭的证据原则不利于惩治性骚扰，因为即便是“谁主张谁举证”，对于处于弱势一方的受害者来说仍然要求过高。

对此，他们的建议是：性骚扰案件应该采用民事诉讼中的“最大盖然性”原则，即双方都有陈述，那么是谁说的情况更可信、更有可能发生过。到底是一个人对26个人实施了性骚扰，还是一个人的26名合意的“调情对象”集体倒戈？根据常识即可作出的判断。可惜最后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人们的立场更多反映了他们的社会位置。

另一种要求舆论“无罪推定”的声音更是无稽之谈。无罪推定，指的是除非得到相当于刑事定罪需要的证据，否则不能指控对方性骚扰。这等于是对这种骚扰者掌控的环境中不易取证的行为采取姑息。譬如，最常见的交易型性骚扰——要求女性用性关系换取工作评估结果、升职或得到工作。这种提议跟社会生活中常见的寻租行为一样，对方往往不露痕迹，让受害者意会的过程完全不涉及违法犯罪，然而其对妇女权利和职场环境的毒害严重。如果说都不能说，如何讨论解决之道？

比较有意思的是，当旁观者帮助史航要求“客观证据”的时候，史航自己似乎并没有企图否认姑娘们投诉的“客观事实”，而只是给了一个替代性地理解事实的框架——“调情”。而另外两位被投诉的文化界人士，范新和宗城也已经道歉。那么，这一次的“无罪推定”又从何谈起呢？

02、性骚扰是一个具有生产性的共犯结构

在史航被二十多位女性投诉性骚扰事件的舆情顶峰，一位朋友打来电话，他跟史航的圈子有一定交集，但不是很熟；他也有熟人是被害者。但他觉得史航有点儿可怜：“大家说，史航又没钱，房子都没有，其实也给不了什么资源，他如此社死也太惨了，那某某编剧们是真的（要求性交易），那些人才应该（被 #MeToo ）吧！可是呢，人家不会被 #MeToo ，因为人家真的有资源，打点好了。”

这样的看法很普遍。有一些男性意见领袖就认为，史航这样的自由职业者有什么权力可言？#MeToo 更像是对史航这样的“普通人”的围殴，我们无法触碰真正有权力作后盾的那些人。甚至，还有人认为，史航的这波舆情，是为了掩盖一位在马院院长微信群发黄图的袁久红的新闻。

然而，什么是结构性问题？那就是即便不是一个太坏的人，或如一些人说的，像史航这样不乏“老小孩”的可爱之处，甚至不需要多少“主观恶意”，只要他有着某种群体身份（譬如男性），并且在一个有着相对影响力或权力的位置，只是按照惯例索取他应得的（譬如史航认领的是“门内的风流”），就可以伤害到很多人。

结构问题意味着人们生活在其间的规则、惯例，文化习俗和生活的常态，都设定好了不公平的关系。所谓男人“真性情”的肆意表达，不过是男性对女性的消费与掠夺；对“飒蜜”这种女性类别的推崇，不过是对女性分而治之，发展共犯的手段。哪里需要坏人，只要环境有毒，体面人各个都同时是衣冠禽兽。

在我调查过的职场与教育性侵的个案中，一度让人迷惑的是，加害人很多时候真的会“提携”受害者。与其说这是一种交易中的“信守承诺”，不如说是控制手段。我曾了解到的几家著名民企，防止中层变成竞争者是领导者具体的焦虑。而如果让被控制而顺服的女性作为管理层，双方之间形成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关系，公司便可“长治久安”。

所以我认为，性骚扰不是环境中的“反常”，而是一种生产性的日常：男性前辈/上级利用权力的落差欺凌女性，再通过性道德的双重标准造成的男女不平等，获取对下属和后辈的控制权，因为性的规范中产生的男性对女性的控制权是一种生理和文化方面的政治，比科层中的位阶之差更持久。

史航确实是 #MeToo 较为便宜的敌人。他的辩解基本上坐实了自己的性骚扰行为。相比那些真正拥有权力和资源，很难被揭发出来的人，他的身份确实更缺少免于追责的保护。但性骚扰并非只是位高权重者的实践，像史航这样看起来甚至有些笨拙可怜的骚扰行为，日复一日交织出阶层与性别的双重不平等，而微小权力的加害者和那些真正的上位者因此形成一个共同体。他们共享对女性的消费态度，营造起对他们有利的文化氛围，维持着女性的玻璃天花板，最终让自己作为成功者和男性的红利固若金汤。今天对 #MeToo 的攻击与对抗，只能说明这个联盟的普遍和稳固。

性骚扰者不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集团，也许一般人想象不到他们如何依赖这个集团。在厦门大学吴春明案中，因为骚扰的女生太多，吴一时无法确定是谁在向纪委举报。他的办法是找考古学界的知名“大牛”给不同的女生打电话，作出一些承诺，希望息事宁人。这种私人丑闻，正常反应难道不是与自己工作中的重要关系隔离吗？但毕竟，男教授们已经习惯拿“你那几个漂亮的研究生”开玩笑了。

03、机构割席是不够的，个人割席是没用的

在史航事件中，与史航有合作的机构、节目组和在公共领域与史航有过互动的名人也被要求表态。一些机构迅速地有了解除合作的反应，而关于朋友和熟人是否“割席”的讨论，又将矛头指向女权主义者惯于“道德胁迫”。

我认为个人高调“割席”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可疑。我见过不少一边对 #MeToo 中的性骚扰惯犯表示鄙视、愤慨，转头又去接受对方招待的人。所谓“割席”根本无法隔断双方暗地里的利益关系。要知道这次被指控的范新与宗城也多多少少在工作中表现出对女权主义的友善；也有高调立“女权人设”的男性，事实上对性骚扰问题相当无知和漠然。

很多时候，高调表态只是看中年轻女性文化消费的潜力而已。我们又何须再给他们一些机会博取虚名呢？人的情感与关系确实非常复杂，相比起所谓高调“割席”，更让我觉得可信的是一些男性在 #MeToo 浪潮中的自我反思：“我回头想想自己当初也有一些不当言行，当年幸好没有铸成大错/别人也没有特别跟我计较。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得有自知之明，向年轻人学习，知错就改。”

但是，无需表态，公众人物是否就因此卸下道德责任呢？人们经常说，性骚扰发生在隐私空间，难以为外人所知。但事实并非如此。相交共事一二十年，完全不知道一个人在工作/合作关系中性骚扰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性骚扰是职场流行病，也是男性红利的体现，男性同侪之间很少秘而不宣。一个心照不宣的笑容、开玩笑的格调、酒桌上的酒品、工作场所的窃窃私语、年轻同事的欲言又止……说不知道，大抵是认为没有必要损害关系去进行干预。他们大多是清醒地选择成为旁观者，或者共犯。

因此，网友对性骚扰加害人的合作伙伴提出质疑，是有道理的。之前邓飞的性骚扰事件，为什么他曾经工作的《凤凰周刊》编辑部同事会迅速写公开信谴责性骚扰行为并支持受害者？是因为他们轻信“小作文”吗？我们其实很容易在工作场所观察到一个人的秉性，性骚扰所处的权力结构也一目了然；行为是否合理，同事比吃瓜群众更容易判断。这也就是为什么，各国的性骚扰立法，都有规定能够监控和规范环境的学校和工作单位的责任，而在很多国家，雇主、学校的不作为将面对严重的侵权责任。

我国民法典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虽然不作为的法律责任尚未明确，但立法的方向与相关法律比较完善的国家是一致的。而妇女权益保障法就对雇主防治性骚扰的手段进行了更具体的规定，包括规章制度、专责人员、教育培训、安全保卫、投诉渠道、调查程序、心理疏导等。

那么根据这些法律规定，史航的“相关单位”割席显然是不够的。文艺界与其说是科层制的组织，更多时候是一个网络。“前辈”与“小白”之间不一定有直接的上下级关系，性骚扰往往发生在一些行业活动的场合。比较周全的做法是，那些“割席”的单位，应该承诺对在本单位举办的活动中，或者在本机构工作期间，是否有人遭遇被史航或者其他人骚扰的经历，进行调查和接受投诉；应该在机构内部亡羊补牢，建立防止、投诉和调查性骚扰的机制。

这个标准并不高，已经有先行者。在广州的艺术家社区发生过这样的投诉，年轻的女艺术家被资深艺术评论家性骚扰。而艺术机构“黄边站”就曾经草拟了相应的反性骚扰机制文件并公之于众，防止广州社群中类似的伤害事情继续发生。

04、发声是女性经验进入法律的开始

在文章开头，我们提到不完善的法律，不是性骚扰加害人的挡箭牌。事实上，每次对 #MeToo 的批评，都是高举“法治原则”，似乎法律就理应抽离受害者的经验与情感。从历史上看，在性骚扰进入司法之前，法律中确实几乎没有来自女性的经验与需求。但在此之前，法律守护的，也从来不是什么“中立”的利益与权利，一旦涉及当事人的性别，法律一直都在固化男性的统治地位和女性的从属地位。

正如女权主义法学家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所言 ，她所参与的（美国的）性骚扰司法改革的进程，正是一个将女性的经验写进法律的进程，因为根本没有现成的法案站在女性的角度来处理性骚扰。中外的历史都表明，反性骚扰运动本身就是司法改革的一部分，其中既包括律师和法律学者的努力，也离不开基层女权运动的发声。

我们不妨来看一个国外的案例。

1975年一个暴雨的周末，美国职业妇女联盟、康奈尔大学的人类事务项目和全国妇女组织的伊萨卡分会主办了一场妇女发声集会。这是一场诉苦大会，包括大学行政助理、女服务员、收发室职员、车间管理员、助理教授和电影学徒在内的女性倾诉了自己遭遇的职场不公，讲述了自己的自责与恐惧，她们认为，这种经验是非人的，她们遇到的是——“以性换取工作的粗暴提议、身体暗示和手淫表演、辱骂和敌意威胁，显然是为了恐吓妇女并将其赶出工作岗位。”一位发声者更是直接将自己的发声称为“宣泄”。

这次活动举办的缘由，是康奈尔大学的行政人员因为拒绝教授的性骚扰而离职的事件。主办单位认为，要支持这位受害者，必须将这广泛存在而又无以名之的现象说出来。为了准备这次集会，主办者们提前商量在宣传资料里用什么词来形容大家的经验。她们认为这个词应该既包括性侵害，又能形容一系列逐级递进、更加幽微的行为。最后她们选择了“性骚扰”这个词；集会之后这个词进入了新闻稿，直到被媒体传播给社会大众。

为什么这样的发声行动很重要？在美国，援引《民权法案》的性骚扰诉讼，将性骚扰视为一种职场性别歧视。但在1970年代早期，这些案例大多数都败诉了。转机其实就发生在1970年代中期、有组织的发声行动将女性的经验和怨愤传达给社会之后。1970年代后期，这些下级法院并未支持受害者的案件陆续获得了上诉法院的支持。而在法庭上，无论是美国的判例中，将对性骚扰行为感到不适的“理性人”概念推展到“理性的女性”，再到不符合主流性别气质的男性，都是一个将受害者经验整合到既有的法律体系的过程。

在中国也是如此。作为反性侵害的行动的参与者，我很清楚，如果没有宋山木案的全国传播，人们很难理解“职场性侵害是关于权力而非关于性”。如果没有2014年妇女组织对厦门大学性骚扰事件的调查和性别研究学界的呼吁，教育部会在师德规范中加入反性骚扰规范吗？米兔中的高教个案能够即时按照师德规范并仿照厦大模式进行处理吗？

如果没有2018年以来的 #MeToo 的势头，没有八十所高校的学生写信建议母校惩处性骚扰加害者和建立性骚扰防范机制，没有长期从事性骚扰诉讼的律师通过人大代表提交建议，最高法会在2019年将性骚扰设为独立案由吗？《民法典》会最终清晰定义性骚扰并初步对单位责任进行要求吗？最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会由上一版的两处提及性骚扰扩充到12处吗？要知道，相关的立法建议已经进行了差不多二十年，为什么好消息都集中发生在最近呢？

05、#MeToo 的未竟之业

最后，#Metoo 走过头了也是常见的一种观点。然而真是如此吗？

#MeToo 在中国，只发生在权力关系相对松懈的地方。目前被投诉的人，集中在教育、公益慈善和文化传媒行业。这些加害人虽然相对于被骚扰的学生、志愿者、实习生和年轻同行有着权力和影响力的落差，但这些行业中的权力有保质期，等级关系并不是那么森严，科层结构扁平化，并且人员流动频繁。一旦受害者积累了职业与社会经验，脱离相关的环境，很快就明白那些专业和道德的光环多么虚幻。此外，这些行业中的女性受过良好教育，有较好的支持网络，善于利用媒体手段说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公。

然而，在政府系统、事业单位和国企这些科层体系，人员流动少、等级明确，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其中发生的性骚扰和其他的寻租行为，很难通过社交媒体投诉的方式揭露出来。而相对受教育程度低、在劳动力市场地位不稳定的女性，更是难以通过社交媒体维权。在 #MeToo 中仅有一例环卫工人黄微的调解成功个案，但这个个案也是在劳工行动者和公益律师的帮助下、通过传统新闻机构传播而成的。

我们当然应该相信，时间是站在正义的一边的。然而在 #MeToo 开始五年后，我们看到的是时间并未站在幸存者一边，不管她们多么英勇无畏，不管她们相互支持和鼓励，觉醒了多少人。加害者的同盟有无穷无尽的资源与策略，来反挫女性发声的结果。

即便是目前 #MeToo 至少已经积累了七八十个知名人士被投诉的案例，真正长期被公众关注的可能只是两三个而已；大多数最后都不了了之；高教领域处理的个案较多，恐怕也是担心大学生集体动员的潜力。而迄今九起米兔诉讼案中，至今只有刘猛案中的一名受害者胜诉，而有四名被指控者“讨还了公道”。能见度较高的朱某案和邓某案，皆以指控者败诉告终；刘某案虽然巨资调解结案，但刘有足够的财力，让简中世界认为他赢了。

与其关注判决的结果，不如去分析这些个案的过程：朱某案和刘某案中都出现了明显的审查和信息操控；而在邓某案中，邓某在重要事实上撒谎并没有影响法官的判断——他自称不认识女性当事人何某，却被对方提供的电子邮件证伪。社交媒体带来的并非仅仅是对受害者的充权，新闻机构的没落和堕落让当事人可以通过投诉、找人情关系删除几乎所有相关报道。

反性骚扰是个系统工程，仅仅社交媒体的发声不足以压制那些难以撼动的政经权力以及男性共犯者的同盟。社交媒体传播的偏向，也可能忽视反性骚扰事业中其他同样重要的面向，譬如更加多元包容的对性的理解框架；同时，社交媒体很难让工农女性面对的困难真正可见。司法个案需要艰难推进，但是被指控者通常有更丰沛的资金和人脉来进行持久战。曾经在反性骚扰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机构要么消失，要么面对资金困难。这都是“小默”再次吹响号角之际，我们面对的现实。

我向往“小默”们描绘的未来。这个未来也许不会很快到来，它还需要很多努力。但“小默”的出现，就是这希望的一部分。背对那些五年来日趋重复和平庸的 #MeToo 反击者，我只想将最近热议剧集中那句著名的台词送给年轻女性：“请等待这个社会追上你们脚步的那一天。”

网民嚎叫：

OldPortland 发表评论于 2023-05-14 14:21:00

Chinese culture encourages sexual harassment

super-talent 发表评论于 2023-05-14 05:59:48

女人肯定都是有所图的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3-05-14 05:57:38

法律社会，女性还有法律保护。在权大于法的社会，女性还能指望谁？

Huilianghu5 发表评论于 2023-05-14 04:19:26

动物的性行为以体力为重要因素，人类以感情为主，资源也是重要因素，包括体力。奴隶主的资源是绝对的权力，老板的资源是钱，领导的资源是权加钱。女人在不愿意时要反抗，体力不支就被强奸，这与雌性动物一样，是动物界的规则。法律的判决在于证据。有原告，找不到证据，性侵者被判无罪，是法制的缺陷，司法机构屈服于动物界的规则。被性侵而不告就有利用资源的可能。潜规则也是规则。借此上位的也有不少。

谢选骏指出：人说“母狗摇尾，公狗上背”，我看这是“狗仗‘局’势”的性骚扰——这个“局势”，就是“来自组织上的势力”。

《四川传媒学院老师被妻子举报：出轨多位女学生》（极目新闻 2023-05-14）报道：

近日，网上一女子实名举报自己的丈夫，四川传媒学院雕塑系专业主任、青年雕塑家曾某超在校工作期间多次利用不正当手段引诱女学生发生关系，婚内出轨，引起网络关注。5月14日上午，新黄河记者致电四川传媒学院，该校纪委工作人员表示，关于此事双方已报警处理，具体结果需警方调查方可得知。随后，曾某超妻子张女士更新微博称，四川传媒学院纪委已电话回复她，校方已召开相关会议，决定由党委办公室牵头，校办、校纪委、法务将对此事进行联合调查。

5月13日，新黄河记者联系上发文的张女士。张女士称，她与曾某超结婚多年并育有一子。张女士表示，自己生育两个月之后，在曾某超所住的学校公寓中发现女士耳机、防晒霜、化妆棉等女性物品，在不断追问之下得知其出轨学生事实。曾某超此后在未取得自己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带走孩子，以此来威胁离婚，获取自由。

张女士告诉新黄河记者，她在网上公开举报信后，收到了很多私信，有几位女生私信表示，她们之前也曾受到曾某超的性骚扰，并在被诱骗情况下与对方发生关系，并且提供了微信对话等证据，以此证明其确有引诱女学生等违反师德师风的行为。从张女士提供的私信内容中看到，有疑似曾某超与学生的聊天记录，曾表示“给我发照片，我要看美女”“我之前不喜欢紫色，但在你身上我觉得好看了”“你不想接受就早点脱身，如果想珍惜这一两年也行”等，也有其向对方展示露腿照片的对话。“从目前收到的私信来看，他从多年以前即有此类诱骗学生行为，对方才刚满18岁，什么都不懂，在他的诱骗下献出了第一次。”张女士表示。

张女士说，今年3月份，她曾向四川省教育厅、四川传媒学院等单位举报曾某超严重违反师德师风的问题，但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公开资料显示，曾某超系四川省雕塑协会会员，四川省雕塑学会会员，其作品曾多次参与国内各项展览，曾获第七届全国艺术与设计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奖等多个奖项。针对此事，他在其个人微信朋友圈发文表示已经报警处理，正待警方处理结果。

网民嚎叫：

湾区范儿 发表评论于 2023-05-14 11:29:01

搞艺术的男女，大都以艺术为借口行苟且。

家在北平 发表评论于 2023-05-14 08:13:16

野鸡学校，正宗的四川美院在重庆，现在已经不属于四川。

linw 发表评论于 2023-05-14 08:11:11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谢选骏指出：这个身为教师的性骚扰者，其实也是在“狗仗‘局’势”，教育局的局，比张高丽的政治局的局，势力小了不少，但毕竟还是一个局——用某些狗官的话来说，“我们也是一级组织。”

【25、黑暗可以揭示人的本性】

网文《一次全城停电，让纽约一夕之间化身“罪恶之都”》报道：

很多人在学生时代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夜自修时突然遭遇停电，本来安静的课室瞬间就沸腾了起来。有些调皮的同学甚至会趁着一片黑暗起来走动，或者吓唬一下其他人，黑暗中就算老师赶到现场也没法马上让大家恢复秩序。

后来又是如何恢复安静学习的呢？最常见的当然是恢复供电，重新亮起灯光的课室会在一阵嘘声之后，马上重新获得一班安分的乖学生。要不然就只能靠学霸们的小台灯或者老师手机的闪光灯了，总之要先有光，然后才有秩序。

那么试想一下，如果一个特大城市突然停电25小时，全城陡然之间陷入黑暗又会发生什么呢？人在黑暗的环境中更容易动歪脑筋吗？照明设施的普及能显著降低地区犯罪率吗？关于这些问题，一段令人唏嘘的“纽约往事”或许能给我们答案。今天，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场几十年前由大停电引发的一系列历史事件——“1977纽约大停电事件”。

惊雷从天而降，陷入黑暗的城市

1977年7月13日的晚上，由于天空不作美，纽约上空此时天上乌云密布，随着对流发展旺盛积雨云在纽约上空不断累积，云层中的正负电荷终于开始逐渐按捺不住躁动的情绪，大量电荷要找到一个通道来泄放。于是，一道道惊雷划破了寂静的夜空，纽约市街道在一次次的闪电中彷佛白昼一般。

事实上，在多雨的夏季，这种级别的雷雨也确实算不得什么奇景，但在众多直击雷的轰击下，恰好有一道击中了变电站，这便是纽约市布坎南南部，靠近哈德逊河附近的变电站。这座变电站因为疏于维护，很多设备都出现了老化现象，比如主变压器的绝缘介质层，就因为风吹日晒而出现表皮脆化剥落现象，而这些设备也没有得到及时的保养，加上时值夏季用电高峰，变压器处于过负载状态运行，温升早就超过了额定值，甚至出现了绝缘油分解现象。

而这道惊雷则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堪重负的变压器在雷击发生后终于跳闸罢工不干了。这种情况虽然紧急，但负责纽约供电工作的电力公司“联合爱迪生”还是有着相关的预案，并迅速采取了应急措施。但就在应急措施采取不久，第二道雷击又击坏了一条“345kV的输电线”，随后电力公司试图在威彻斯特郡电站启用一台紧急发电机发弥补电力缺失，但由于站内没有人员值班，导致远程调度启动发电的计划失败。

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当晚9点左右，扬克斯郡的“布鲁克变电站”也被一道雷电击中，随后的跳闸使得又一条主要的输电线路被切断。在丢失了两条输电线路后，剩余线路显然不足以支撑整个大纽约地区的用电需求，整个电网都处于严重的超负载运行中。于是，电力公司为了保护电网，决定切断来自新泽西州的供电。晚上9点30左右，随着位于长岛的纽约市最大的发电机组Ravenswood3关闭运行，整个大纽约地区随即陷入一片黑暗。

红绿灯消失，隧道关闭，汽车像没头苍蝇一般乱开；地铁站瘫痪了，机场停飞了，很多人滞留在站台；路灯不亮，电梯卡住，呆在家里的人点起蜡烛；电视和广播停播了，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一切，好像世界末日来临一般，2000万纽约人无比恐慌。

失业率居高 经济滞涨

在这里我们先插播一个背景环境，七十年代开始，由于巨额财政赤字和信用的扩张，加速通货膨胀的飞跃发展，滞胀成为困扰美国经济、政治的最严重的问题。

1974年8月9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福特政府主张用高利率控制通货膨胀，反对增加联邦政府开支，曾多次运用总统否决权反对减税。1975年第一季度，美国通货膨胀率达到12%，国民生产总值下降达10%以上，失业率达到8.3%，经济形势恶化，社会动荡不堪。1977年虽然开始缓慢恢复，但实际情况仍然危如累卵，社会仍然处于一个十分不稳定的时期，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可想而知底层民众尤其是黑人和拉美裔群众早就憋着一股火。在这种情况下，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市全城停电带来的后果如何，我想大家应该能够想到接下来的剧情。

“暗黑之夜”的诞生

停电的一瞬间，整个城市顿时陷入一片黑暗，路灯灭了、通讯断了、交通瘫痪了，一切现代城市赖以生存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全部失去了作用。更加可怕的是，那时可没有什么现代化的监控设备，照相机和摄像机也绝对是个稀罕物件，人们手中也没有照相和摄像功能强大的手机在身边。

于是，人们惊讶的发现，在这样一个全城陷入黑暗的夜晚，警方不知道哪里发生，受害者也无法通过电话报警，也没有什么可以记录犯罪者面貌的相机。只要犯罪的时候不是运气太好被巡逻的警察当场抓到，无论做什么坏事似乎都是不用承担后果的。

所以，这突如其来的全城黑暗瞬间点燃了身陷经济困境之中人们心中的怒火，也让平时不务正业的流浪汉和地痞流氓看到了机会。停电后仅仅两个小时不到，纽约街头便开始出现了一群群的贫民、流浪汉和地痞流氓，他们聚集在一起，趁着夜色砸碎一个又一个商店的橱窗，将里面的商品洗劫一空。

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皇冠高地（Crown Heights），仅5个街区内就有多达75家商店遭到抢劫和破坏。同样在布鲁克林的布什维克（Bushwick），疯狂的人们甚至引燃商铺，消防队忙通宵到第二天一早还有25场大火在等待已经精疲力竭的他们。百老汇附近有134家商店被洗劫一空，同时其中的45家被纵火烧毁。最离谱的是布朗克斯（The Bronx）一家通用汽车公司的经销店内，50辆庞蒂亚克汽车悉数被偷走。像这样的案例多到警察根本处理不过来。

《纽约邮报》的报道很好地描述了这个夜晚：民众们试图抢掠他们一切能够看到的东西，从豪华汽车到自行车，从家电用品到娱乐产品，甚至连晾衣架都没有放过。在这个黑暗闷热的夏天，纽约市的街道变成了战场，甚至连抢劫者也遭到了抢劫。没有光明的夜和泯灭的人性，到底哪个更黑暗？

直到第二天早上，电力才逐渐开始恢复，到晚上10:39，整个城市的电力才彻底恢复。这时的纽约大部分街区，一片狼藉。幸运的是，虽然有大规模的抢劫和暴力，但仅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一个布鲁克林区的少年在街上被枪杀。

事后统计整个纽约市一共有1616家商店在黑暗中被抢劫或破坏，火警前前后后赶赴处理了1037起火灾。出动试图维持秩序的警察逮捕了3776人，而实际参与了盗窃、抢劫、破坏等犯罪行为的总人数显然还要更多。经估计，损失成本超过3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2亿美元。

参与活动的警察在受访时回忆，当时场面极度混乱，一时之间警方又完全组织不起来像样的行动方案。他们在街上逮到各种搬着电器家具的市民们，对不听劝告的犯罪人员进行抓捕。但如果仅仅带走人那些赃物肯定很快又会被后来人“捡走”。所以最终常常是警车的后排挤着几个囚犯，后车厢里还堆着几台电视，赃物中间甚至还塞着一两个被拷上的囚犯。

这临时增加的三千多囚犯让纽约十分有限的牢房人满为患，警方甚至需要征用一些小区的地下室或公共建筑来安置他们。看着满目疮痍的城市和拥挤的警局，很多老警察担心明天一早不知道要去勘察多少凶杀案现场。相信当晚参与维持秩序的警察在今后的人生中，每当回忆起那个夜晚，也一定会表示简直是“噩梦一样的夜晚”。

人性最终极的考验 科技带来光明

黑暗与混乱的环境给了人性最终极的考验：当恶行难以被察觉到，你还会坚守道德吗？在1977纽约大停电这一夜中，警察、消防员与街头犯罪者们度过的是疯狂的一夜，但其实也有人经历的是完全不同的一段时光。当我们回头审视历史，人性的多面与复杂在这一夜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整个纽约市有50多万人因停电受困在地铁车厢中，长达数个小时的黑暗里，很多乘客因此奇遇而拥有了一段有趣的“被迫营业”社交体验。集体唱歌的、分享零食的、手牵手汇成人流走到地铁出口的……甚至有在拍掌的节奏声中集体起舞消磨时间的人群。

电梯停运的纽约各大高楼中，人们自发组成了一个个临时社交场合，喝酒聊天结识新朋友。一些餐厅为店里的客户点起烛光晚餐，公寓中的一些住户友好地互借蜡烛或者齐聚大厅，红绿灯失效的街头还有年轻人主动当起临时交通指挥员……

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尚无让整座城市长年彻夜灯火通明的能力。不管是古代的中国还是世界上很多较为发达的国家地区，我们都只能通过宵禁这一手段来管理城市，这其实也是对人性中会在黑暗里滋生的“恶”的主动规避。中国古代开放宵禁的节日里，整座城市必定是经过严格规划灯火通明彻夜的。而从这个角度看来，完全可以说是科技的发展才给现代人类带来了真正的夜生活。

一场大停电滋生的几千例犯罪行为，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变得满目疮痍的纽约市。历史的教训足以给予我们那个问题的答案：在黑暗中人性可以达到的邪恶程度远超乎我们的想象。而如果科学与技术可以帮助我们“抑恶扬善”，那何乐而不为呢？

“有趣”的奇妙后果

最后和大家分享两个，在经历大停电所产生的奇妙后果。其一，众所周知，嘻哈（Hip-Hop）文化最早便来源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黑人贫民窟，而在这次“1977纽约大停电”后引发的骚乱中，各类打砸抢人群的主要来源便是各类贫民窟以及底层社区人群，其中大批黑人在这次骚乱中充当了急先锋。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很多黑人歌手在这次骚乱中得到了此前梦寐以求的昂贵音乐器材，完成了器材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在这件事之后，纽约便迅速诞生了一大批嘻哈乐手，他们正是借由那天晚上获得的音乐器材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音乐才华，使得嘻哈音乐快速崛起。比如著名嘻哈文化鼻祖“柯蒂斯·费舍尔（Curtis Fisher）”便是此次骚乱的最大受益人之一，这个叫费舍尔的男人借助大停电那晚顺手牵羊搞来的器材不断精进技艺，最终成为了嘻哈音乐的祖师级人物，名为“卡扎大师”，而他的同伴DJ Disco Wiz则跟他一起组成了“冷挤压兄弟乐团”。在多年之后的采访中，他亲口承认了当晚的行为，并表示：“正是借助那混乱的一晚，很多根本买不起音乐器材的底层黑人获得了梦寐以求的音乐设备，让Hip-Hop这种原本只是在布朗克斯地区小众流行的音乐真正传到了纽约其他各个街区，并迅速流行全美扩展全世界。”

其二，在事件发生9个月后纽约出现了大规模的婴儿出生潮，医院的婴儿出生率急剧上升。这充分解释了那个大停电的晚上，没上街抢劫的人们都干了什么传统的娱乐项目。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评论的那样：“如果灯光和电视都熄灭了，那将为浪漫摆上桌子……”

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就是——“蝴蝶效应”。而这次纽约大停电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就是蝴蝶效应的最好呈现，一个普通雷雨夜的雷击，竟能引发全城大骚乱，进而使嘻哈艺术走出布朗克斯地区成为世界级文化，这是多么戏剧化的结果。

网民嚎叫：

Sans2000 今天 04:18

那時候需要靠全城停電化身罪惡之都，現在還需要靠停電嗎？

谢选骏指出：黑暗可以揭示人的本性——黑暗的环境不仅可以大大增加犯罪率，也会激起人的恐惧和歇斯底里。所以我说，黑暗可以揭示人的本性。至于说到“那時候需要靠全城停電化身罪惡之都，現在還需要靠停電嗎？”——这不过是因为，现在已经进入了黑暗时代更深阶段了。黑暗时代更能揭示人的本性——民主社会抢劫谋杀、专制社会告密构陷……都是黑暗时代的体现。

【26、猴痘集中在男同性恋和双性恋者人群中】

《猴痘：世卫称疫情达最高警戒级别 同性恋人群面临污名化担忧》（2022年7月24日 BBC）报道：

仍有一些国家，同性关系是非法的，污名化和迫害可能成为他们获得帮助的阻碍。

7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猴痘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

这意味着猴痘的流行已触发世卫组织的最高警戒级别，世卫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表示，目前有来自75个国家超过16000多例猴痘病例，其中有五个死亡病例。

当前全球达到这一级别的公共卫生事件仅有两例——新冠疫情和小儿麻痹症。

何为PHEIC？

上述最高警戒级别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简称PHEIC。其目的是为了引起各国政府重视，形成国际协调的疾控应对措施，同时释放资金支持疫苗和药物研发。

实际上，世卫紧急委员会未能就猴痘是否应被列为PHEIC达成共识。谭德塞透露，9名成员反对将猴痘列为PHEIC，6人支持。

但他认为，猴痘在全球快速传播全球确实需要关注，因此最终决定将猴痘列为PHEIC。世卫评估，猴痘在全球所有地区的风险属中等，在欧洲的风险为高。而且，谭德塞认为，将警戒级别提到最高，有助于加速关于猴痘疫苗的研发工作，并展开防疫工作。

BBC健康与科学事务记詹姆斯·加拉格尔（James Gallagher）分析认为，此举可以提高全世界对猴痘的认识，从而认真对待防疫，还可以帮助较贫穷的国家获得防疫物资。

加拉格尔称，原则上，猴痘不像新冠病毒那样容易传播，而且我们已有一种天花疫苗可以提供不错的保护效力。

同性恋人群

不过谭德塞提到另一重担忧——上周，又有6个国家报告了首例猴痘病例，其中绝大多数仍然出现在男男性行为者当中。

谭德塞称，这种传播模式既为实施有针对性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提供了机会，又同时构成了一种挑战，因为在一些国家，这类受影响的人群（同性恋人群）面临着威胁生命的歧视。

加拉格尔也表示，虽然任何人都有可能感染猴痘，但确诊病例目前大部分集中在男同性恋和双性恋者人群中。这可以使疫情更容易解决，因为疫苗和防疫信息可以集中于风险最大的人群。

“但请记住，仍有一些国家，同性关系是非法的，污名化和迫害可能成为（他们获得）帮助的阻碍。”加拉格尔表示，能否阻止猴痘既有来自病毒的挑战，也有来自社会和文化的挑战。

猴痘最早于1950年代的中非发现，目前已传播到75个国家。

台湾已现猴痘

猴痘最早于1950年代的中非发现，在英国已有超过2000例确诊病例；在亚洲，新加坡、韩国、台湾都发现猴痘病例。

其中，台湾疾病管制署公布，6月24日出现首宗境外输入个案，一位20多岁男性由德国返回台湾后出现发烧、喉咙痛、肌肉酸痛、红疹、鼠蹊部淋巴肿大等症状。

目前中国还未通报猴痘病例，但中国卫健委近期发布猴痘防控指南，要求在入境人员隔离排查新冠病毒的同时，应主动进行猴痘病毒排查，特别是入境前21天内有猴痘疫情报告国旅居史的人员。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撰文称，随着全球旅行及贸易的恢复，并不排除发生输入个案的可能性，因此建议加强边境卫生检疫检查及相关宣教。但李太生也表示，猴痘在密切接触及高危人群中的传播风险大，但普通人群中的传播风险低，短期内，猴痘在中国不可能大范围爆发流行。

谢选骏指出：猴痘集中在男同性恋和双性恋者人群中——这是“上帝的惩罚”还是“自然的选择”？前者是宗教的解释，后者是科学的解释；不管怎么解释，事实就是如此啊。

《猴痘病毒：网路谣言及阴谋论如何开始传播》（瑞秋·施拉德尔（Rachel Schraer）BBC健康事务记者 2022年5月30日）报道：

自从欧洲开始出现猴痘病例以来，有关该病毒的各种说法就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

自从欧洲开始出现猴痘病例以来，有关该病毒的各种说法就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其中，有种说法几乎认定猴痘是从新冠病毒中再造的。

没有“猴痘封锁”计划

其中，网上分享的一个常见担忧是，为了应对猴痘病例，政府要开始限制人们行动。一个社交网站的账户告诉追随者们要准备好迎接 “猴痘封锁 ”和 “猴痘暴政”。

该推文上写着"待在家里，保护国民医疗保健计划NHS，拯救生命#monkeypox（猴痘）#PressConference（新闻发布会），并附有一只猴子站在政府发布会台上的照片。

一条推特帖子模仿英国在新冠封锁期间的政府新闻发布会。

虽然人们对猴痘爆发的担心可以理解，但科学家们说这种病毒与新冠病毒不同，而且大多数专家认为猴痘的传播力将是有限的。

与新冠病毒相比，猴痘病毒更难传播，我们现在已经有可用的疫苗和治疗方法，而且人们似乎只有在出现症状时才具有感染性，这使得它更容易被发现进而采取隔离措施。

英国牛津大学大流行科学中心主任彼得·霍比（Peter Horby）教授说，诸如封锁或大规模接种疫苗等限制措施等，绝对不会用来应对猴痘爆发。

隔离措施和疫苗目前是用来针对感染者，或其密切接触者。

世卫组织紧急情况计划天花秘书处负责人罗莎蒙德·刘易斯（Rosamund Lewis）医生亦证实，没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猴痘疫苗接种，而且世卫亦建议毋需为此限制任何旅行。

无证据表明猴痘是由实验室释放

当一个不熟悉的病毒的消息传开时，人们现在会将其与新冠病毒联想在一起，这其实并不奇怪。

但是，位于伦敦的智库——战略对话研究所（ISD）指出，最近猴痘爆发，人们也开始看到“一套透过剪切核粘贴而成的阴谋论说法再次出现”。这些阴谋论在过去两年里被用来误导人们讨论新冠肺炎的大流行。

乌克兰、俄罗斯、中国和美国的社交媒体账户和新闻机构都指责此次猴痘是从实验室泄漏，或称是把猴痘用作生物武器的结果。

然而，通过病毒的DNA测序，可以确定病毒可能来自哪里。遗传学家法蒂玛·托克玛斯芬（Fatima Tokhmafshan）将此比作扫描包装上的二维条码， “映射出（病毒）所走过的不同路径。”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该病毒的基因序列都可以追溯到通常在西非流传的猴痘菌株：“这告诉我们猴痘不是什么人造的东西”。

猴痘皮疹会经历不同的阶段——红色区域通常会变成凸起的肿块，最终结痂然后脱落。

2018年和2021年，英国有少数猴痘病例，美国也在2021年爆发了规模更大的猴痘疫情，每次都是由旅客或进口动物带过来的。

“所以这次发生的事情完全有可能，”霍比教授说，“而且这是迄今为止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当下的猴痘疫情中，在英国发现的最早病例可以追踪到来自西非尼日利亚（Nigeria，又译奈及利亚）的旅客。

霍比教授说，至于猴痘是从实验室逃逸的说法，“这种说法完全没有依据”。

无证据表明猴痘爆发是策划的

还有一些人在网上声称，目前的猴痘爆发是故意策划的。许多人将矛头指向比尔·盖茨（Bill Gates），或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教授，与新冠病毒的阴谋论相呼应。

这些毫无根据的说法正在俄罗斯媒体、中国社交网站微博和Instagram上传播。在脸书上也可以看到罗马尼亚语、德语、英语、阿拉伯语、法语、斯洛文尼亚语、匈牙利语和旁遮普语（Punjabi）的相关说法。

而且，这些阴谋论都指向一个总部设在美国的生物安全组织“核能威胁倡议”（NTI）过去编写的一份文件。

2021年，“核能威胁倡议”举办了一个研讨会，鼓励世界各地的领导人为未来大流行病的可能性进行规划。当时与会者被要求通过一个虚构的场景：一个 “致命的全球大流行病，涉及一种不寻常的猴痘病毒菌株……并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根据NTI的说法，猴痘带来的风险“多年来一直有充分的记录”，而且病例一直在增加，因此它是该次研讨会选择讨论的病毒。但是，病毒感染的爆发是人类生活常见的事，所以一个风险控管组织预测和计划如何预防病毒本身并不令人疑惑。

猴痘与新冠疫苗没有关系

阴谋论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有些人称，阿斯利康公司（AZ）的疫苗使用的是在黑猩猩身上发现的病毒，经过修改使其不能复制和传播。

推文说，“在数百万人被注射了转基因的黑猩猩病毒后，现在爆发了猴痘，谁会感到惊讶？”

这些社交媒体上的阴谋论帖子还说，采用该黑猩猩病毒的新冠疫苗与猴痘的爆发有所关联。

然而，引发猴痘的病毒与阿斯利康疫苗中的病毒完全不同。而且，猴痘病毒主要是存在于啮齿目动物（rodent），而非猿猴。

此外，还有谣言称疫苗以某种方式抑制了人体免疫系统，使我们更容易受到其他病毒感染。

这个说法在现实中没有依据，因为疫苗会“刺激”而非“耗尽”我们的免疫系统。疫苗刺激是为了更有效地针对特定感染。

谢选骏指出：猴痘集中在男同性恋和双性恋者人群中，这些人群害怕承担传播责任，所以使劲扰乱视听。

【27、皇帝制度彻底败坏了中国的人性】

《从春秋到明清，中国人是如何变“坏”的》（文|博弈人生）报道：

自民国开始，关于国民性的讨论非常多，如何提高国民性和民族素质，一直以来都有很大的争论。但很少有人想到今天中国和过去的中国本质上的不同，两者之间发生了重大的文化断裂。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旅行，来中国前他有一个想象，中国人应该都像诸葛亮、李白、杜甫、辛弃疾、苏轼、文天祥那样，个个光明伟岸、个性分明，讲气节、懂礼貌。但到中国后，芥川龙之介发现他看到的中国人却像《金瓶梅》中描写的西门庆、陈敬济。 

用他的原话来说写这句话前，他正看到一个中国男人当众脱下裤子朝美丽的湖水里撒尿，现实中国和他在书里读到的中国相去甚远。 

更早的时候，英国海军上将乔·安森在乾隆初年，曾不顾中国官员的警告率领船队强行驶入广州湾，修理船只和进行补给。那是中国社会的鼎盛时期，但他们"花了大价钱买来的鸡鸭除了缺斤短两，肚内填满沙砾和石块；买到的猪肉也灌满了水以增加斤两"。 

1793年来中国造访的英国外交团长马噶尔尼，彻底打破了莱布尼茨、伏尔泰此前对中国的想象。英国人注意到，在暴力统治下，中国人缺乏自尊心，冷漠、自私、麻木。 

他们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英国人要停船救人，中国船员根本不理睬选择继续航行。英国人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等地方看到的中国人，活泼自然，聪明有创造力，而在自己国土上的中国人，是胆小、冷漠、麻木和残酷的。 

他们的记录说： 

英国使团成员在他们的报告里，第一次向世界详细描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及其起因。我在此引用几段文字——马嘎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广为人知："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中国）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巴罗说："中国朝廷有的是闲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国民……灌输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毁相互的信任，培养人们的冷漠，使他们对自己的邻居猜忌和怀疑，凡此种种朝廷煞费苦心做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们终止社会交往……（中国人）满足于在朝廷中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是否有任何权力。"

"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仔细翻阅中国历史，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个物种。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

先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尚武精神。那时的中国人个个强悍好战，连吴越地区（今天江浙上海地区）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当时的贵族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 

但到了明朝万历年间，传教士利玛窦已在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们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南京大屠杀资料集》中，一个日本军人回忆，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默然地经过如山的同伴尸群，走向死亡，而毫不反抗。那个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是中国人太容易驯服，或是对死亡悟得太透？日军以百人小分队屠杀几千人，

再来看看侠义精神。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个时候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三侠五义》中的侠客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极终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一个个慷慨赴死而去，而

春秋时的中国人生机勃发

说过了"侠"，再来看看"儒"。后来被统治阶级做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际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有着刚健清新的一面。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 

秦汉以下，虽然在世俗层面，士人们遵守权力秩序，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 

但到了明清，儒生出身的大臣们已被驯化得"百炼钢成绕指柔"。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所谓操守、尊严和人格，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就皇权时代而言，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称得上伟大-——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宋代以后的中国人，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个民族只剩下躯壳，没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腐烂的气味，从上到下，人们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

因此，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其实是两个物种。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干涸萎缩、奄奄一息了。

今天的中国人也许仍有盛赞明清社会之稳定者，但西方人的语言里，对这种僵化状态只有赤裸裸的厌恶。 

赫尔德把中国比喻成一具僵尸："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比万博士说："为了避免中国的命运，欧洲付出了一千年野蛮生活的代价。"这个代价在他们看来是值得的。 

为什么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差别这么大？变化是什么时候开始、如何造成的？其实，最早的改变要从秦朝说起。在当时的七国，秦国处于荒凉的西北高原，物产稀少，靠游牧和狩猎为生，秦国自立国之初，就没有经历过充分中原化过程，长期与戎狄杂处，因此染上浓烈的蛮夷气质。草原文化中没有民主观念，没有权利意识，以绝对服从为天职，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都很团结。所以后来秦孝公变法，商鞅主政，迅速统一思想，提出了靠战争立国的发展思路。 

本来，夏商周以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封建时期，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的体制，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崛起，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已经形成，但商鞅的变法让秦国崛起，打破了平衡，也改变了中国人。 

中原文化经过长期发展，此时已经变得比较柔软，比较有宽容度，崇尚优雅和尊严。但是秦国不同。西北少族民族的生产关系比较简单、原始、纯朴，所以他们直接以追求生存、积累财富为目的，很少加 以掩饰。因此秦人比楚人更醉心武力，崇拜强权。 

商鞅从军爵制度开始，取消贵族世袭制度，收回特权，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有军功战绩，才能够重配爵序，列籍贵族。商鞅还企图统一国民思想，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视为"国害"。他在渭河边论法，一次性就屠杀了700多反对他执政路线的文人。秦国这样的发展模式，当时的其他国家称之为"虎狼之国"。但打来打去，最后野蛮战胜了文明，秦国击败六国，统一了天下。 

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大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迷信权威，也没有思想禁区，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的"道"凌驾于君王的"权"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 

皇帝制度的发明，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权力，都为皇帝一个人垄断，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为皇帝一个人所牢牢控制。它通过空前严密而有效的专制体制抑制了社会活力，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 

在此后的两千年间，中国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再没有出现一个可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会制度也没有出现一次大的创新和变革。中国人一直在"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了无新意的一治一乱中挣扎，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性劣化的第一个推手是秦始皇。

如果直接从唐朝跳到宋朝，你会打一个冷战：这两个时代的气质是如此不同。从唐到宋，中国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唐人粗豪，宋人细腻；唐人热烈，宋人内敛；唐诗热烈，宋诗沉思。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唐宋两代的面貌如此迥然不同？这一切，源于宋代统治者对武器的深深恐惧。

也难怪，从开元盛世到宋朝建立的220年间，中国都是在打打杀杀中度过的：先是生灵涂炭的安史之乱，然后是动荡不安的藩镇割据，后来又是乱成一团的五代十国。以兵变从孤儿寡母手中夺了江山的赵匡胤不想再继续这无望的恶性循环，因此，宋代政治设计的第一个特点是对武力的全方位防范。

开国不久，赵匡胤就"杯酒释兵权"，戏剧性地解除了几位最有实力的将军的军权。接着，他又在宋代官僚制度设计中，文官升官很容易，武官晋升却非常缓慢。除了给武将戴上无形的枷锁，赵匡胤还破天荒地给武器也加上了锁链，禁止武器的法令后来发展到了可笑的程度：连民间祭祀、社戏时所用的仪仗刀枪也被禁止。

除了对武将大力防范，赵匡胤也没忘了给文臣套上笼头。精明的宋太祖运用分权和制衡之术，消除了文臣在制度上对皇权形成威胁的可能：他把宰相大权分割成几块，将军权交给枢密院，部分行政权交给新设立的"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又设"三司"专门管理财政，分掉了宰相的财权……

虽然代价是形成有宋一代难以根治的"冗官"格局，但是赵匡胤终于排除了一切使贵族阶层死灰复燃的可能，独揽军、政、财一切大权，达到"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的乾纲独断境界。 

在专制集权的方向上，赵匡胤做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极限。有宋一代，继秦朝之后，实现了专制政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级。 

宋代民间流行的俗语是："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宋代男人开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们沉醉在案头书牍之中，在日复一日的浅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他们的体质越来越差，性格也越来越细腻。正如梁启超所说："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坠，民气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敢敢如驯羊。"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赵匡胤通过整体民族的文雅化保证了赵氏的身家安全，却导致整个民族失去了安全。虽然宋代物质实力远在四夷之上，社会发展也较有成就，人民生活相对安定，但缺乏战斗力的军队、过于分权的官僚体制，却使宋朝数百年间积弱不振。

如果说宋朝只是使国民普遍在气质上变得更文弱，那么元朝则彻底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后者对国民性的改变是摧毁性的。

蒙古人一直比较残暴，靠暴力统治。元代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

忽必烈就曾发出疑问："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虽然后来忽必烈决定以汉法治汉人，但对汉人的礼法传统，始终不予重视。有位著名的外国学者曾说："鞑靼统治不但压迫了为其牺牲品的人民，并且凌辱而且消磨了他们的灵魂。"

由于华夷之辨独盛，所以蒙古人在中国所遇的抵抗是他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最为顽强的。事实上，南宋军队虽称软弱，但是也涌现了众多铁骨铮铮的人物：襄阳之围，宋人坚守了5年。1275年的常州之战，数千守军战斗至死，只余六人，反背相柱，杀敌多人后才壮烈殉国。元兵围扬州，守将李庭芝誓死坚守，甚至南宋太皇太后亲自劝降也拒不接受。他们杀掉元朝的招降使者，焚招降书于城上。"城中粮尽，有自食其子以坚持者"……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数十年的抗元战争，最可怕的后果是消耗掉了汉民族最精英的人物。那些有血性、有骨气、有胆量的人大面积地被消灭。崖山之后，已无中华"。这一方面是指中国文化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也指中国的脊梁已被打断，中华精神已经灭绝。

其根源在于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他从社会底层起家，发明了政治流氓统治术，核心是十六个字：不讲规则，没有底线，欺软怕硬，不择手段。这一政治统治方式虽令人不齿，然而在社会中迅速蔓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朱元璋为禁止官吏们过度剥削，在开国初的诏书中曾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然后用……"

因此，虽然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汉族的光复，然而朱元璋的统治比蒙古人更为野蛮强硬。他继承了蒙古人统治的精髓——户口世袭制，把全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在三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比如工匠之中，还分为厨子、裁缝、船夫等。职业先天决定，代代世袭，任何人没有选择的自由。他认为凡是威胁到朱家统治的，皆有目的地进行清除和屠杀，往往是满门抄斩。

在明朝，士人们做隐士的自由首次被剥夺。朱元璋认为拒绝为他服务的士人必定是看不起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在这道前无古人的律令下，苏州才子姚润、王谟因征诏不至，被朱元璋斩首、抄家。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把左手大指剁去，以示不肯出山做官，被朱元璋"枭令，籍没其家"。中国士人从此失去了最后一块保持独立性格的空间。

朱元璋的统治原则，是消除一切可能不利于江山稳定的因素，断绝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禁止海上贸易，闭关锁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对内是全面社会控制，打击商人大户，避免商人财富增长可能对政权带来的挑战。当时的命令规定，商人外出经商，必须经官府严格审核，发给通行证才行。在他的统治下，大明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狱规，则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

随着明代社会的日益腐败，几乎每个社会成员都学会了颠倒的社会规则："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礼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底层百姓无条件地接受了流氓规则，他们相信，"强中更有强中手，恶人须服恶人磨"。对待社会上的不合理，只能用另一种不合理来压服。因此，明代后期底层社会风气极为败坏，造假之风大兴。假银子虽古已有之，可到了明代，其种类之繁、名目之多、手段之精、工艺之巧，都超越了历代，可谓登峰造极。

清朝入关以前，经常跑到关内烧杀抢掠。清兵向努尔哈赤汇报时，是把人、马、牛、驴混到一起的，因为满族人是从奴隶社会直接发展过来的，所以满族大臣喜欢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这样一个落后的社会体系，靠暴力统治中国，杀光了有血性的男儿，给中国发展造成了大倒退。

当时的清代名臣张廷玉有一个习惯，下朝归家后把身上带的有字的纸条都要烧掉，也很少跟别人通信。因为家里有文字，将来一旦犯事都会成为罪证。

清代的帝王首次提出，大臣应该像狗一样地为皇帝服务，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心灵也应该属于君主，不应该有任何独立意志、个人尊严。

雍正皇帝在《朋党论》中说："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乾隆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奸臣"固然并非国家幸事，"名臣"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国家只需要唯命是从办事敏捷的奴才。他说："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一百多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的萌芽，打造了一个清代皇帝们自认为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用乾隆皇帝的话来说，就是："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

但可以看出，从清朝到民国，很多社会管治办法，其实还有明朝的阴影。

西方人认为，中国自秦始皇之后两千年是一个僵化的历史，用黑格尔的话说，中国的时间停止了。但从中国人的角度看，秦始皇以后，中国的皇朝历史也是不断演进发展变化的，其中也正因此，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改造运动，鲜有成效者。

从梁启超到鲁迅甚至毛泽东的"文革"，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改造中国人，改造每个中国人的思想。但改造了一百年，我们整个民族的素质好像变化不是很大，甚至有些方面还有退步。这说明中国这一百年的改造运动是有问题、有误区的？

从春秋战国一直到元明清，国民性的不断退步告诉我们：不同的制度背景，对民众的素质有决定性影响。在制度建设没有根本改观的前提下，期待国民性的彻底改造是不可能的。

谢选骏指出：从春秋到明清，中国人是如何变“坏”的？上文看到了现象，却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我认为，从春秋到明清，中国人是因为秦始皇这个龟儿子所发明的“皇帝制度”彻底败坏了中国的人性。记得1960年代大饥荒的时候，有次吃到了炒黄豆，觉得真是美味。就感叹着对父亲说——“我要是当上皇帝就好了！就可以随便吃黄豆了！”因为我那时已经看过十三陵地宫，知道皇帝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约束！我父亲听后却笑起来说——“你当了皇帝就只想吃黄豆？”我那么小的时候，已经受到了皇帝制度的诱惑，因为皇帝制度已经彻底败坏了中国的人性。

【28、黄金的另面毒性是人性的体现】

《黄金的另一面：致命“炼金术”》（FABIAN FEDER, JACK NICAS, IAN CHEIBUB 2023年9月26日）报道：

乔瓦尼·德赫苏斯·阿吉亚尔在亚马孙雨林里挖了一个约90米深的坑，他站在及膝的泥浆里，用一个浅盘将褐色的水滤出，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一种闪亮的小薄片，那是金和汞的混合物。

在这个南美小国苏里南靠近东部边境的地方，阿吉亚尔在他简陋的金矿里把液态汞滴到土里。每隔几天，他就会这么做一次。

这种毒物与金粉混合，形成汞合金，这样他就可以从泥土中将它们取出。然后，他将混合物点燃，让汞挥发到空气中，风将汞吹到亚马孙雨林和边境，毒害所及的植物、动物和人。

剩下的就是黄金。它们通常会被运到欧洲、美国和波斯湾，最常见的用途是作为昂贵的珠宝。

在沿河20分钟路程的地方，就是原住民瓦亚纳人生活的地方，当地有许多人患病。近年来，许多人出现了关节疼痛、肌肉无力和浮肿的症状。他们还说，先天缺陷的情况也在增多。

检测表明，瓦亚纳人血液中的汞含量是医学上可接受水平的两到三倍。“我们被禁止吃某些鱼了，”今年6月的时候，利尼亚·奥波亚说道。她给我们看她的双手，说吃完饭就会痛。“但只有这些吃的。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食物。” 

瓦亚纳人原住民利尼亚·奥波亚说，“最终，这里也会变得像水俣市一样。”水俣是20世纪50年代被汞毒害的日本城市。

瓦亚纳人原住民利尼亚·奥波亚说，“最终，这里也会变得像水俣市一样。”水俣是20世纪50年代被汞毒害的日本城市。

全球科学界一致认为，汞会导致脑损伤、严重疾病和先天性缺陷，在这一共识的推动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于2013年签署了一项开创性的国际条约，承诺在全球范围内禁汞。

然而，10年过去了，汞仍然是一个祸害。

它严重伤害了印度尼西亚数以千计的儿童。它已经污染了整个亚马孙地区的河流，给巴西最大的与世隔绝的部落造成了人道主义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医生们仍然在警告，某些鱼类不可过多食用，因为汞这种有毒金属会漂进大海，进入食物链。

苏里南是南美洲北部边缘一个拥有62万人口的森林国家，它是汞问题之所以变得如此棘手的研究实例，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人类社会对黄金的贪得无厌所致。

几十年来，汞毒害了苏里南的大部分人口。一项研究显示，近五分之一的新生儿会出现并发症，如死亡、出生时体重不足或残疾，这一比例是美国的两倍。然而，汞也促进了该国的经济发展；黄金占苏里南出口的85%，其中大部分是用汞开采的。

“没有汞，我也能工作。”51岁的阿吉亚尔俯瞰着他的露天矿说。“但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利润。”

苏里南已禁止使用汞，但这种物质很容易走私并被广泛使用。

该国政府没有回应记者的多次置评请求。

虽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已经基本上逐步淘汰了汞，但据联合国的数据，还有70个国家（主要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较贫穷国家）的1000多万人仍在使用这种有毒元素从地下提取黄金。

根据联合国和美国环保局的数据，这些小型开采者生产了全球五分之一的黄金，同时也导致了全球近五分之二的汞污染。采矿业是汞排放的主要来源，排在燃煤发电厂之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阿希姆·施泰纳说：“这就是贫困的残酷面目。”他还表示，对许多矿工来说，“面对眼下的生计，实在难以顾及10年后才会显现危害的汞。”

大型金矿开采企业会使用离心机或砷，后者不会渗入环境。小型矿场之所以选择汞，是因为它便宜、易于使用，而且仍然可以买到。

“好坏不说，汞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技术，已经使用了2000年之久。”维克森林大学教授路易斯·费尔南德斯说。“15分钟就可以学会成为一名矿工，并取得相当不错的收益。”

费尔南德斯说，虽然许多国家已经禁止将汞用于采矿，但执法不严。黄金开采“是较贫穷国家的经济压力阀”，他说。而过去一年，金价上涨了12%，达到每盎司近2000美元，更加剧了这种情况。

2013年，国际社会签署了一项大型条约，禁止汞进入市场。它被称为《水俣公约》。水俣是一座日本城市的名字，那里曾因数十年的工业汞污染导致2200多名居民患上神经系统疾病，甚至导致猫中毒并纷纷跳海。

根据该公约（包括苏里南在内的145个国家现已批准该公约）各国承诺禁止新建汞矿，关闭现有汞矿，除特殊情况外，停止汞的进出口。

此后，美国和欧盟几乎禁止了所有汞出口，这令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墨西哥和尼日利亚成为最大的汞出口国。研究人员认为，已签署该条约的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汞使用国。

然而，《水俣公约》并未针对小规模金矿开采。“证据一次又一次地表明，如果你禁止人们需要的东西，而又没有其他选择，你只会把他们逼向非法行为，”施泰纳说。

阿吉亚尔居住的马罗尼河沿岸是苏里南和法属圭亚那的分界线，这里的人要么是开矿场，要么在矿场打工。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研究显示，苏里南约有15%的劳动力，即1.8万人，与金矿业有关，是世界上这一占比最高的国家之一。

在矿场，工人们用高压水冲洗掉几个世代的沉积物，掘入地中，露出他们寄望含有黄金的地层。然后他们把汞扔进水里，使其与下面的金自然结合。

汞并不难获得，专家认为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

阿吉亚尔在矿上雇佣了七名员工。在他把汞扔进矿坑的几个小时前，他把自己的独木舟停靠在马罗尼河岸边数十个中国商人之一的门前。这些商店出售同样的商品：可口可乐、方便面、避孕套和汞。阿吉亚尔花250美元买了一公斤汞，装在没有标记的处方药瓶子里。如果幸运的话，这足够他开采半公斤的黄金，可以卖出大约2.5万美元。

在苏里南的其他地方，小贩们在Facebook上发布信息，出租车司机也有买汞的门路。全国各地的人都表示，汞的卖家绝大多数是中国人，与几位中国卖家的交流显示，他们并不担心自己在做什么违法的事情；汞和其他产品没什么不同。

美洲国家组织今年表示，苏里南的汞很可能是“用集装箱船从中国进口的，船上还运来了采矿设备等其他货物”。

研究人员认为，在南美洲，只有玻利维亚的汞是通过合法途径进口的。

“所以问题是：它来自哪里？”苏里南总统桑托基5月对记者说。“我们知道这是走私的。”

研究汞对健康影响的苏里南儿科医生威尔科·齐尔曼斯表示，人体所受影响是显而易见的。2020年，在他协助进行的一项针对1200名苏里南妇女的研究中，97%的人体内的汞含量达到不安全水平。

除了患有先天并发症的几率上升，齐尔曼斯还发现，与上一代人相比，如今苏里南儿童更可能出现大脑发育迟缓、运动技能下降、以及语言和社交能力较差的情况。

这些影响也波及到了国境之外。瓦亚纳土著族群的大约1000人口分布于苏里南和法属圭亚那。生活在法属圭亚那的瓦亚纳人拥有法国公民身份，法国医护人员对其部分村落的汞污染扩散进行了追踪，这些村落周边至少存在20几处金矿。

“这里最后也会变得和水俣市一样，”奥波娅说道，她是居于法属领土一处村落里的瓦亚纳人。

而在上游地区，当阿吉亚尔想赚上一笔，他就会带着货去找卖给他汞的中国商人。而后这些商人又会前往遍布于苏里南首都帕拉马里博的黄金收购小店。

其中一家店的店主阿纳尔多·里贝罗说，凡是上门的黄金生意他基本都做，但他不知道这些黄金是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利用汞开采的。

他会把货转手卖给卡洛蒂炼金厂，这是苏里南政府与阿联酋一家黄金进口商成立的合资企业。

“我们不需要证明货物来源，”里贝罗在谈到自己出售的黄金时说道。

然后，卡洛蒂炼金厂再将黄金合法出口到世界各地。

也就是说，阿吉亚尔手里的金子在被清除掉汞残留后，会被运走，变成银行金条、项链、或许还有结婚戒指，所有凭证一应俱全。

谢选骏指出：红色商人补习作奸犯科，因为他们的心是黑的。红与黑——黄金的另面毒性是人性的体现；两面神的底牌是人，拜火教的善神与恶神，都是人性的体现。

【29、教育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罪恶】

《被迫磕头、签"生死状"…他们把生病的孩子送去挨打》（

冰点周刊 2021-09-30）报道：

若曦已经两年没和父母说话了。

两年前，父母以旅游为名，把她骗去“大爱无疆”游学营，一个宣称可以治疗青少年抑郁症、强迫症等问题的民间机构。在那里，她遭遇两次殴打，被强迫跪下磕头，最后写下和父母断绝关系，以及“是死是活和‘大爱无疆’无关”的协议书。没有手机，没有钱，她攥着这两张纸和身份证，沿马路走了一夜，从位于草原的营地走到赤峰市区，找到了救助站。

从那之后，她一直独自住在家里的老房子里，并退出了所有的家庭微信群。

曾经的官网介绍显示，“大爱无疆”由居裕然创办，让“200多个被专家确诊为抑郁症、强迫症、自闭症、狂躁症、精神病等疾病而被迫服用精神类药物的孩子，断掉药物，找回自我。” 曾参加游学营的家长介绍，一次游学营学费9万元，承诺父母和孩子都可以直接与居裕然对话，终生服务。

但很多参加过游学营的孩子不这么认为。一个15岁时确诊双向情感障碍的女孩2019年11月参加了游学营，由于看不惯在那里所有孩子要叫居裕然“爸爸”，以及男尊女卑的价值观，她激烈反抗，“被打得很惨”，连报了3次警。

2020年5月，岳明菲从自己的病友那听说了“大爱无疆”，决定要联系心理机构进行“反洗脑”。她联系了近20位受害者，记录他们在“大爱无疆”的经历。这后来发展成一场集中曝光。

2020年，红星新闻等多家媒体报道了传销嫌疑人居裕然出狱创办“大爱无疆”游学营，有学员爆料，该游学营以教育为名对孩子家长进行洗脑控制，其间对学员进行殴打，给抑郁症学员强制停药。甚至有孩子抑郁症发作，工作人员却劝他去死，还被当作成功治疗案例宣传。2020年5月2日，红星新闻记者从江苏盐城市盐东派出所获悉，派出所接到“大爱无疆”游学营学员报案，已立案调查。5月7日，居裕然称，他之后不再举办“游学营”，不再收学员。

至今还有家长在一个微信公众号上分享着在“居爸”带领下，女儿休学3年成功复学的经历——“《居说集》（居裕然语录集——记者注）真是个系统、正确、有效的家庭教育理论。坚信裕然文化，居爸能救我家于水深火热之中。”还有母亲在讲述如何践行“大爱无疆”的理念——托举老公，女人退后。

从游学营回来后，秦杉杉也几乎和父母断绝了关系。如今她独自生活在武汉。很早就因病休学，没有文凭，为了养活自己，她先后做过餐厅服务员、便利店店员。她和父母鲜有联系。秦杉杉如今看到光头、壮硕的男人就觉得恶心和恐惧，那样子很像居裕然。

“大爱无疆”也是压断若曦和父母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不想再跟父母有什么联系了。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试图跟他们沟通，都没有什么用。”

若曦曾经成绩优异，在班里排第二名。但高一时她因为强迫症和焦虑症休学，如今24岁了，没有上学，也没有工作，和过往的同学也没什么联系。这两年里，每天和她说话的是楼下的摊贩。煤气灶是坏的，她有时下楼买点东西吃，有时就不吃。父母来拿过几次东西，他们不说话。如今他们仅有的联系，是父母时不时发来300、500元的转账。曾有父亲那边的亲戚来找她，说服她去自家书法培训机构做老师，算是一份工作。她挺高兴，后来才知道原来亲戚一直把聊天记录转给爸妈看，“是串通好的”，她就没有再干下去。

资料图片：抑郁症患者。张楠摄

画面重现

被骗到“大爱无疆”第一个早晨，若曦就因为“看起来很嚣张”被打了。那之前，她在二楼看到几个人拿着“戒尺”打一个男生，数着“一二三四”。她拿手机录了像，对男生说“我回头帮你发网上去”。一个“大爱妈妈”冲到她跟前，“父母是天，孩子是地，男人是天，女人是地。”若曦狠狠将这个女人推开。

若曦回忆，居裕然打她时，先拿出戒尺打，一边打一边问“服不服”，她说不服，就继续打，最后她只好说服了。旁边围了很多人，父母都在场。居裕然又让她父亲打她。父亲的手直接冲她的脸扇过来。“我能感觉到，他早就想打我了，但是他觉得打我不好，因为我一直都说你不能打我。到了这里，他突然有底气了，因为居裕然支持他，他能放得开了。”

那一刻若曦才想到，童年时这样被打的场景发生过很多次：她仰面躺在地上，父亲则是站着，他打完就走了，过一会儿她才能站起来。这是父亲一贯的教育主张，“孩子就是要打，越小的时候越应该打，不然就学坏了。”

若曦觉得居裕然和父亲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他们都认为这不是殴打，这是惩戒，这是一种手段，不是暴力。他们都会在打完又用其他方式“拉拢”你，比如满足你的物质需求。他们都常说自己很厉害。居裕然常说他的势力有多么大，说每年有多少人给他送东西，有多少人喜欢他，崇拜他。

那天被打后，她不愿意跟着大家坐车去观光，于是直接被4个人从房间抬了出来，放在地上。有个“大爱小子”来劝她，说自己一开始来的时候也被打，但被打完之后就喜欢上这儿了，还说，如果她不上车，他也会被打。若曦无奈带着身上的淤青坐上了车，中途因为应激反应下车呕吐。晚上，营地举办了篝火晚会，让孩子围成一个圈自我介绍，每个人唱首歌。父亲非得让她跟他一块去跳舞，她没去。对那天父亲打她的事，父母都没有道歉。

若曦也知道，父母把她带到“大爱无疆”是因为束手无策。在休学的两年中，她经常跟父母闹，最后发展到动手打人。她打起人和父亲一样手重，一年春节把父亲的头打破进了医院。

在那个过程中，她理解了家暴者的心理，打完之后她常无法面对自己，没有办法承受自己的愧疚，于是为了缓解这个愧疚就又打人。但若曦知道自己的心结在哪儿：“我那么强硬，是想让他们知道打我是不对的。”但在她看来，父亲只是面子上会道歉，或只说自己的处理方式有问题，但他从不真正承认自己是错的。

游学营第二天，因为若曦仍然不配合集体活动，又被几个“大爱妈妈”拿着戒尺打了一次。后来，居裕然要求若曦给父母跪下道歉，“说对不起，我错了”。“很强硬的，你不得不去服从他，不然他又要打我了。”于是她照做了。听到她说对不起，坐在对面的母亲哭了，“看起来很感动的样子”。

若曦觉得居裕然有他自己的那一套：他演讲非常接地气，会讲他女儿，像拉家常一样，很江湖气，把人当兄弟，对于打人骂人，没有任何掩饰。但警察在的时候，他和其他工作人员——那些被称为“大爱爸爸”“大爱妈妈”的人，是绝对不动手的，也不会拿戒尺。游学营的几天里，数次有人报警，一个警察在车上陪了若曦一段，“他们一直都是老老实实，警察一走，马上就亮出来戒尺。”她还听到，有次警察走了之后，居裕然说那些警察都是畜生。

也有人觉得这些描述太夸张了。林敏霞带儿子参加过游学营，她看重的是，活动过程中，居裕然会去观察家长和孩子的关系，他觉得不妥的地方，把它给指出来。“别的没什么特殊的东西，我们那一期比较平淡的。”

她只见到过一个孩子当众被打，也是用戒尺。起因是孩子在吃饭时间在房间里看电竞比赛，违反了规定。开营第一天，有个被哄骗来的初一女孩报警，“警察去了一下说了几句就走了”，女孩子后来也就跟父母一直待在那里。

秦杉杉的父亲曾是反对打孩子的人。参加完游学营后，秦杉杉发现，父亲变得像居裕然一样了，吵架时常说，“请你注意和我说话的态度。”父亲做了一些给她“留下一辈子阴影”的事。比如把她推搡在地上；比如扇她耳光；比如曾把她手指打骨折，去医院打上石膏后，又把石膏打裂。

一次冲突中，父亲把她反锁在房间里打她。秦杉杉情急下拿出小刀想自卫，结果是左手虎口被父亲划开。血止不住流，她一个人打着伞走了30分钟到医院，“手上都是血，医生说切得再深一点，左手就废了。”如今讲起这件事她仍忍不住哭，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秦杉杉只要看到男性，都会觉得厌恶。

资料图片：抑郁症患者。张楠摄

乖孩子

2020年5月，岳明菲联系了近20位受害者，在接触这些人的过程中，她发现多数病友，都是很乖、很勤奋，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

林敏霞在儿子高考后发现他“会说一些匪夷所思的话”，比如把自己想象成日本动漫里厉害的角色，说自己有特异功能。她当时觉得儿子“脑子有病了”。直到经过心理咨询师提示她才明白，那是因为儿子始终无法达到她的要求，才把自己幻想得无所不能。于是她想到，这个生病后会打她、摔东西、会在公路上下车逃跑的儿子，一直是多么努力地试图达到她所有的期望。“他想努力做一个好孩子，爸爸妈妈想让他做到的，尽管他做不到，他也努力去做。”

初三时，若曦在一次重点高中的提前选拔考试里落选，那时起她发现自己变得“不正常”了。

翻卷子的声音，班级里说话的声音，在她脑子里嗡嗡响成一片。她希望自己时刻保持坐姿“挺拔”，却“感觉怎么坐都不对”，等到突然回过神，意识到一天都没有听课，一直在调整坐姿，一下子后背生出冷汗。

这种无法学习的状态一直持续到高一。若曦没有把这种状况告诉父母，直到名列前茅的成绩退步到倒数几名，父亲大发雷霆。

她从小就不会在父母面前哭。他们看到了她哭，会生气、不耐烦。“现在想想我经常崩溃，从小经常自己哭，不敢让他们看见，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发生的，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 高一上学期结束，爸爸才意识到，女儿需要去看病了。

岳明菲自己是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小时候妈妈不让她哭，所以她只会哽咽，不知道怎么哭出来。“妈妈是医生，看到我流泪，她就会拿一个针筒吓我。”在她看来，“你小时候不知道怎么跟自己的情绪相处，长大了积累了太多情绪，一下子就崩溃了。”

走投无路

在走进“大爱无疆”之前，几乎每个家庭都尝试过用现代医学手段解决问题。

林敏霞感觉到儿子不对劲之后，第一反应是去了上海一家医院，量表结果显示重度抑郁，医生开了药。吃了4个多月，孩子症状越来越重，在家里摔东西，打人，自残，很难控制。

若曦碰到过像审犯人一样的70多岁的心理咨询师。家长说她不按时睡觉，不爱出门不洗头不洗脸。咨询师说，你就列一个表格，把每项都写上，一项一项做。“这是给你留的作业，下次把那个表格拿上来给我。”“你不是不洗脸吗？你要督促自己。”咨询师特别严肃，像个老师：“你有什么梦想没有？你要确定你的理想。”

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我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约有3000万人受到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7.4%，检出率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升高。

“渡过”平台的咨询师邹峰见到过太多在求医道路上无助的家庭。“青少年抑郁症越来越高发。他们精力旺盛，大脑皮层没有完全发育好，理性思维能力不完整，所以焦虑导致的一些行为易被误以为是双向情感障碍症状。精神科医生，包括一些老专家，容易把成年人的标准和经验用于青少年。”

在他看来，目前青少年抑郁症治疗上，就算在大城市大医院，也很难解决问题。他能够理解那些选择“大爱无疆”的家长，“家长的核心问题在于觉得别的都没用。”“走投无路，现在有人大包大揽，你就会相信他有用。交的钱越多，越是会被他洗脑。”

岳明菲很理解病友的感受。她在纽约读大三时患抑郁症，严重到没有力气坐起来，会把热油故意溅在自己手上。经过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的共同治疗，她用一年半时间恢复了正常生活，顺利完成了大学学业。

她说，学校医院共有四层，有一整层都是做心理咨询的。由于每个咨询师奉行的理论体系不同，治疗方式也有很大差异，觉得咨询师不合适，可以换，直到换到满意为止。她是换到了第四个才觉得有效了。

她同时有3位医生，分别叫Therapist（心理咨询师）、Doctor（医生）、Psychiatris（精神科医生），每1-2周，她跟3个人分别见面聊一下最近的状况。而医生之间每周会交换一下信息，商量给出药物的修改方案。测量表是非常辅助的工具，每5次治疗，会重新做一次测评，用曲线图给出一些因子的分析。医生会给她分析，某个分数下降了，或某个分数没有变，“我们应该从哪里继续努力，怎样一起改善。”所有的治疗费用，包括心理咨询师那部分在内，都可以走医保，“药只要服务费就可以了，10美元左右。”

“医生不会单纯给你开一把药，会跟你解释，我给你开这个药是什么用的。比如最近没有力气，他会说，这个药也许会给你多一点能量。吃了之后，下周会跟你聊，你觉得最近有力气刷牙了吗？”

2020年6月岳明菲回国后，在上海杭州都找过“最难约”的专家。但给她的感觉是，“你反正就是抑郁症，开药，开完就走人。”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临床心理科的主治医师曹新毅在医院既负责药物治疗，也会做心理咨询。他说，他觉得目前国内治疗体系很大的问题是，大部分地区心理咨询费不纳入医保，一小时几百元的咨询费用，长期来看，很多家庭承担不起。

无助和这种“承担不起”让他们寻求其他的帮助。

林敏霞回想起自己是如何被“大爱无疆”说服的。她当时在群里潜伏了一年，每天群里都会转发一些文章，讲孩子经过“大爱无疆”的帮助如何恢复正常。“逐渐就会建立起信任，家长都是在一种很焦虑的情况下，都是逼得没有办法了。”

若曦的妈妈最早接触“大爱无疆”时，父亲也表示反对，觉得像“骗老年人”的东西，但是后来父母一块去听课，回来说“可能真有用，那里的孩子都特别好。”

家庭治疗

岳明菲在接触“大爱无疆”的近20个受害者时，发现每个家庭的问题各不相同，比如家暴、父母本身就有抑郁症等。而共同点是，这些家长都完全不理解为什么孩子会痛苦。“他们觉得我已经给你够多了，你有什么好痛苦的？”曹新毅说，他们行内有句话，“孩子的问题都是父母的问题。”

孩子出现问题后，林敏霞不停在学习，发现几乎所有心理学课程指向的都是家庭。“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忽视了很多方面，是我们自己的认知没有达到的方面。”

她形容，儿子从出生到生病，一直生活在一种“乌云压城”的气氛中。丈夫脾气暴躁，全家人像围着一颗炸弹。当时她不知道该如何承受这种氛围，没有考虑改变，选择用工作去逃避。而孩子比她更敏感地吸收了这一切。她回想到，孩子上初中时就说睡不着觉，实际上那时“他眼睛就会流露出仇恨的样子”。

若曦总觉得，父亲的强迫倾向比她更为严重。记得有次他买台电脑回家，突然就不高兴，说电脑的屏幕不对称，还拿尺子去量，发现左右差一两毫米。若曦常看到父亲在家里摆弄物品，那种时候，“仿佛一头猛兽在那儿，打仗一样的状态”。

她曾经特别希望成为父亲那样的人。他是国企的干部，曾是老家唯一的大学生。父亲懂得多，思想活跃，她很渴望和他交流。刚进入青春期时，她每次提出一个新的想法去跟父亲讨论，他都会说“我以前也是这样的”，然后用他40岁的经验、阅历来跟她比，“肯定是我完全比不过他”。父亲总会把话题绕到他自己身上，“会说你们之所以这样，就因为没有像他那样”。那个时候，她在日记里写：“我以前总认为我是一个什么独一无二的人，原来根本就不是。”

父亲常说自己读书时怎么努力，讲当年某些人瞧不起他，提起这些还是咬牙切齿的样子。在她眼里，父母关系糟糕。他们会跟她互相抱怨，“有时候我觉得有点愧疚，都是一家人”，于是会帮另一方说话，父母会嫌她跟另一个人更亲近。

若曦有一个上中学的弟弟，彼此很少有交流，她很久没去看过，“我都要忘了他长什么样子。”弟弟也害怕她，因为小时候会被她打。

回忆起童年，她始终觉得自己对父母来说可有可无。有一次她从姥姥家回来，突然发现家里收拾得特别干净，妈妈一个人躺在沙发上，开心地看电视，“我觉得没有了我，我妈过得特别自在，但是有我，她好像总是不开心。”

生病之后，若曦觉得“不要那么不关心我了，我都这样了，我都生病了”。当时他们去医院做心理咨询，会单独跟孩子谈，再跟父母谈。但谈完了，父母私底下从来不会跟她说什么，像走一个流程。“为了给你看病而看病，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她觉得，好像给她看病，是为了让她赶紧变得像个正常人一样，赶紧上学，然后再好好学习。

秦杉杉记忆中，妈妈总是很焦虑，小学二年级就因为逼她背英语，用绳子把她绑起来，用衣架打她。而爸爸总是不在家，每天都有应酬，唯一见到他的时候，是早上她出门，他还没醒的时候。

生病之后，他们找了心理咨询师聊了一两年。每周都去，每次都花好几百元。但“一点用都没有”。她觉得没用的原因是妈妈不配合。咨询师把三个人叫在一起聊了之后，说问题主要出在妈妈这里，希望妈妈能来做行为矫正治疗。秦杉杉的妈妈说，“我的问题我自己会调节，你把我女儿解决好就行了。”

林敏霞已经意识到自己也要参与到治疗中。“自责愧疚的情绪，我用了5年时间才走出来。家长抱着这种想法的话，对孩子的康复也是不好的，会做出一些非常焦虑的举动。”她和丈夫也不间断跟咨询师沟通，请咨询师指导他们该怎么做，“药物这块我觉得帮助是短期的。”经过这样长期的咨询和被纠正的过程，现在她感觉到，儿子觉得爸爸妈妈是可以信任的。

资料图片：抑郁症患者。张楠摄

重新去爱

若曦说，她曾经想当个科学家，搞科研造火箭。但现在，很多东西对她来说太遥远了，她甚至没有拿到高中毕业证。她在努力把现在的生活过好，积极锻炼身体。如今她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心理咨询师，“有人文情怀，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她不再和父母相处，但她说，在她心里，住着一个虚幻的父母的影子，她会和这个影子交流，和内心的父母达成和解。

秦杉杉说她独自在外，不会牵挂父母，但有时候看到阖家团圆的场面，“心里不难过是不可能的”。有人问她，将来你会不会像你妈对你一样对自己的小孩？她回答不会，但小孩太麻烦了，应该不会生小孩。她对婚姻和家庭从来没有过渴望，19岁生日，她许的愿望是，永远做一个快乐的单身女孩。

林敏霞看着单位里的年轻人对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提出很高的要求，把自己的脾气随意发泄在孩子身上，觉得他们在重蹈覆撤，“我希望我经历的痛苦，别人不要再经历。”她在想如果儿子小时候，很逆反，很会保护自己，可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她如今不再避讳提起孩子的病，有相似经历的家长找她来取经，她会说，“你真的能放下自己的期待吗？”她说，孩子以前就是她挣面子的工具。“现在你放下这些的时候，孩子他真的能感受到。”

她觉得相比让世界上“大爱无疆”这样的机构消失，更重要的，是让父母停止伤害孩子的行为。

邹峰2017年加入“渡过”读者社群，这是一个精神健康方面的科普账号。他发现很多读者其实是家长，后来“渡过”成立了家长群，七八个群迅速建满，比那种成年抑郁的患者更多，参与更积极更迫切。

邹峰在“渡过”第一期“亲子营”讲的第一堂课，叫《表达与看见》。“表达就是疗愈，看见就是疗愈。孩子要多表达，父母要多看见。”看了那么多家庭，最后他的结论是家长一定要接受真实的孩子，不要去把他理想化。而孩子不要把家长的要求内化，把自己理想化。

林敏霞想象，自己要重新开始爱孩子，就像回到他刚刚出生时那样，用能想到的最好方式去爱他陪伴他。他们的心理咨询终于走上了正轨，彼此好长时间没吵架了，“我觉得找到了方向。”

现在她会经常回想起，以前她带两三岁的儿子去市里的公园，只要他想玩的都去玩，过山车、碰碰车。那时的儿子很快乐、很单纯的样子。

秦杉杉现在觉得很后悔，觉得童年时期太顺从妈妈。她很爱阅读，喜欢逛书店，她想，如果童年时能把很多的时间拿来看书，或者出去锻炼身体，就会快乐很多。她还喜欢弹钢琴，弹钢琴的时候会感觉内心很平静。

如果回到小学二年级，妈妈再次强迫她背单词的时候，她会说，我不。

网民哀嚎：

JohnZhangUSA 发表评论于 2021-09-30 11:00:13

同理，也不是谁都可以把中国管理好。

而你俩个五毛，铁了心认为给狗粮的才能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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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poodle 发表评论于 2021-09-30 06:09:28不是谁都可以来治病的，得由合格的医生来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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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1-09-30 05:34:20

不采取一定的体罚，对于自闭症，抑郁症的患者，你能通过讲道理实现改变他吗？基本上不可能，因为你根本不可能和他沟通。一般的方法是用药物控制抑郁症，但如果无效，你怎么办？等着他自杀？

JohnZhangUSA 发表评论于 2021-09-30 10:58:38

cotaku 发表评论于 2021-09-30 06:14:38

我觉得‘相信事实’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发言权的，毕竟他在监狱里接受的“治疗”应该和大爱无疆也差不多。你看现在特别听话，让舔啥舔啥

fkkn 发表评论于 2021-09-30 09:59:24

铱 发表评论于 2021-09-30 09:24:07

说的有道理，八戒你讲讲你在监狱里面的经历呗，大家都想听听。比你整天瞎BB强多了。你的精神病，说出来也就好了一大半别整天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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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taku 发表评论于 2021-09-30 06:14:38

我觉得‘相信事实’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发言权的，毕竟他在监狱里接受的“治疗”应该和大爱无疆也差不多。你看现在特别听话，让舔啥舔啥！

谢选骏指出：这些父母不愿承认自己的孩子有病或无能，是出色的废垃，因此想通过棍棒教育炼铁成钢。其实不是所有的废铁都可以成钢的。于是强制炼钢的教育就成了一种违反人性的罪恶。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而一元化的教育的却想把人变成一样的，这样的教育因此可能不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罪恶吗？当然不可能，因此我说，义务教育也就是强制教育确实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罪恶，只有心甘情愿的自我教育才是良善的。

【30、军民鱼水情——保安队长，和被他性侵的老妇人】

《保安队长，和被他性侵的老妇人》（南风窗 2024-04-25 ）报道：

在一个半月时间里，66岁的女保安陈淑芬遭遇了三次性侵。侵犯她的，是她所在保安队的队长。作为几乎没有反抗能力的老年女性，她像一只猎物那样走进一层层的陷阱。

陷阱

2月24日，夜间9点，长沙枫雅名苑小区，有业主要从平日上锁的消防通道开车外出，执勤的王师傅找不到钥匙。总钥匙串平时都放在监控室，监控室的胡明诚告诉他，钥匙很早就被保安队长于免拿走了。没人知道他拿走钥匙做什么。

王师傅询问于免，这才把车放了出去。

很小的事。今年53岁的于免在这个小区工作了10多年，比他的直系领导，物业项目经理吴怀秋待的时间还久，他没有义务去向一个普通保安解释什么。但是这一天的他，在同事的眼里还是有点反常。

拿走钥匙之前，于免和胡明诚吵了一架，他不允许平日负责监控室的胡明诚在晚饭之后继续在监控室工作，两个人各不相让，都拍了桌子。“这个人一定是要干坏事去了，不是去打牌，就是去搞女人。”胡明诚说。

随后，于免被目击到在小区三四栋打牌，和他一起打牌的人后来说，“那天晚上他输了400块钱”。至于“搞女人”，则是流传在枫雅名苑员工宿舍里的“闲谈”，不止一个人看过他在公共场合拍保洁阿姨的屁股。但奇怪的是，这么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坐实的“受害者”。

和同事吵架之前，于免给枫雅名苑唯一的女保安陈淑芬打了两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在下午4点12分，响了12秒，陈淑芬“不想接”。好不容易一个月里被排到休息，能住在女儿家里，今年66岁的她，当时正在带孙子。下午5点55分，电话又响了，于免催陈淑芬，明天是她的白班（7点上到19点），要她今晚必须到小区。

保安队长，和被他性侵的老妇人

女儿没在家，接连的电话引起了女婿的疑心。“打这么多干嘛，人有点傻吧。”在他看来，于免的要求没有根据——家里有车，对于第一次来城里上班的丈母娘，他一直包接包送。陈淑芬也没有迟到过一次，甚至在同事的眼里，她总是早到的。“我也来撒了（我也生气了），明天的班，我不会迟到啦，我又不是第一回上班。”陈淑芬说。

但她仍然服从了保安队长的安排。和家人吃完晚饭，女婿把陈淑芬送到了枫雅名苑。洗漱完，她在于免隔壁的员工宿舍入睡。睡觉之前，她特意反锁了门，在门的后面抵了一把木凳子。

宿舍内部，陈淑芬用凳子抵住房门 /受访者供图

凌晨1点，有人见到于免离开打牌的地方回到宿舍。他并没有睡觉。凌晨2点左右，陈淑芬从梦里惊醒，发现一个男人在自己身旁躺下，她“吓得魂都掉了”。不知道于免用什么办法，走进了门被反锁且抵了凳子的宿舍。当晚，他对陈淑芬实施了性侵。

那天是元宵节，为了防止火灾事故，监控室的胡明诚和执勤的王师傅都要巡逻。烟花和鞭炮一直在响，一两点才安静下来。两个人沿着巡逻路线，绕电梯、楼道、地面、地库走了两圈，员工宿舍不在巡逻范围内。“救命啊！抓贼啦！”这是陈淑芬那个瞬间能想到的、最能喊出口的求救语，她“一路喊一路哭”，但没有回音。

4月，陈淑芬提起衣服的一角，露出她左侧肋骨处长达几厘米的，棕色的瘢痕，是元宵节那晚后，在伤口上新翻长出来的肉。于免的指甲很长，在反抗的过程中，指甲掐进了陈淑芬的肉里。这样的伤口，在肋骨附近，还有好多。

那不是她第一次被于免性侵。对于66岁的陈淑芬而言，噩梦早就已经开始。

1月6日，她和老伴刘建华在女儿刘芸的介绍下入职枫雅名苑小区当保安，这是他们在城市中的第一份工作。两夫妻住在同一个宿舍，几乎是一个不可能有犯罪空间的条件。但是，陈淑芬与刘建华的工作时间和地点“巧合”且完美地被错开了。

2024年2月的排班表显示，陈淑芬一整月都上白班（早上7点-晚上7点），刘建华都上夜班（晚上7点-早上7点），陈淑芬在大门附近的东门岗，刘建华在地下车库前的铁道岗。两夫妻在同一个宿舍里，过错开的“舍友”生活。

保安部2024年2月排班表，上面方框是陈淑芬的排班，下面是丈夫刘建华的排班 /受访者供图

这份表格的制定者就是于免，安排保安的排班是他作为保安队长权力的一部分。

元宵节那天，原本陈淑芬应该和丈夫孩子一起，在老家为亲戚吊丧。但当女儿刘芸打电话给于免为父亲母亲请假的时候，他只批了父亲的假，留下了母亲继续上班。刘芸记得当时他给出的理由是，“同时两个人休，搞不赢咧”。

情况是复杂的，“保安队长”的身份为于免带来的甜头，日益加剧着权力结构中其他人受到的侵蚀。

有一位保安的孩子上高中，每个月只有2号才有比较长的月假，他想把自己的4天假期集中在 2 号。有一次当他尝试去沟通，于免拒绝说：“你为什么不早点讲？这个月没你的休息。”可是在给他买了两包烟后，假期被批准了。

这是常态，不止一个同事反映，自己在排班和假期上受到了于免的“吃拿卡要”——他的工资2700元，普通保安2300元，但是他使用自己很小的一点权力，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免费肉、米、油、烟等等。已经离职的保安说他“太贪”，“如果不送东西，（他）就会为难你”。

第一次进城市工作的陈淑芬和刘建华很默契地没有给他送礼。“坐在这里本来只有几十块钱一天，送东西，半斤四两的他也看不上，一送多了我自己也划不来。凭什么？凭什么要送东西给他？”陈淑芬说。

更可能的是，彼时的他们是木讷的，没有想要违反什么规则，也没有想到要利用什么规则，他们只当把老家的土地搬到了长沙这个小区的水泥地上进行耕种，盼着每个月发工资的那天能够有所收成。当农民几十年，他们精于忍耐。

“我爸不准洗热水，不准用空调，不准用洗衣机。”女儿刘芸愤怒地说，这些事情她后来才知道。和这些一起被滞后知晓的，还有于免在一家人眼皮子底下实施的、对母亲多达三次的性侵。

这支由8个人组成的安保队伍里，气氛早就不好了，很闷，一种雷雨天到来前那种特有的沉闷。项目经理吴怀秋发现，于免从去年年底开始，变得特别颓废，事也不好好做，天天在宿舍里喝酒。“老于这次不出事，早晚都会出事。”他说。

陈淑芬入职一周后，她收到了一个命令，于免要求她去贴消防标签。

事后，有保安指出，按照规定，坐岗亭的保安不需要负责贴标签，但陈淑芬不知情。这种不合规的指派，与于免平时的“吃拿卡要”相比，并不引人关注。但胡明诚知道，在陈淑芬之前，有一个接近60岁的女保安也曾经被于免带去贴过消防标签。那件事情发生在2022年夏天，为了让那位女保安去贴标签，于免特地来找当时正在休假的胡明诚去顶了她将近一天的白班。

女儿刘芸也知道母亲被要求贴标签这件事。那段时间她刚好去宿舍给母亲送了一些吃的，因为陈淑芬不识字，标签上的字都还是他们一家人帮忙写好的。一整个小区的标签纸和贴条，厚厚一摞，装了几大袋。

当时，于免带着陈淑芬贴了一栋楼的消防标签，先到顶层，然后一层层往下贴。贴了一栋之后，于免要求陈淑芬在15分钟内把饭吃完，然后去接铁道岗罗师傅的班。“我妈（因为不会说普通话也听不懂他的方言）没去接罗师傅的岗，罗师傅骂于免，于免就骂我妈。”刘芸说。

“我听错了，我以为他让我继续贴，（于免）那脸一下子就垮下来了，好赫人（好吓人）。”陈淑芬说。很阴沉，这是她第一次因为于免而感觉到害怕。

1月13日，于免说要带她去贴地下车库。第一次下车库，陈淑芬很驯顺地跟着他，一直往里走。走到车库中部水泵房的门口，她不敢走了，“我怕，里面乌漆嘛黑。”陈淑芬说。可是于免先走进去，在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伸出手一把将她拽进了水泵房。

那是一个偏僻的密闭空间。枫雅名苑有保安曾经跟着工程师进去过一次水泵房，里面很吵，水泵声，电流声混合在一起，轰轰地响。而且去水泵房需要专门的钥匙，业主和普通保安都无权进入，只有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每个月都要去检查消防设施的保安队长于免，才有水泵房的钥匙。

陈淑芬清晰地记得，那天，她曾很大声地求救，但就算是在白天，也没有人来。那个空间在她的形容里，是冷、伸手看不清五指的黑暗、嘈杂的噪音，还有酒。她记得自己闻到了于免身上浓重的酒味。

陈淑芬从水泵房里出来的时候，于免已经走了。一个不识字、听不太懂普通话、不会坐公交地铁的老太太，很难拥有概括复杂感受的能力。唯一可以用以回溯她内心处境的细节是，那天，她知道自己的老伴就在小区值班，近到从地下车库走出去就能和他见面，但她没有去。

她悄悄回了宿舍，坐着，第一次想到了“死”。“我是真的好气勒，想死在这里算了，但是我崽女都不在身边，我死了，他们连我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安慰自己之后，陈淑芬为了完成工作，带着伤口，贴完了当时手里剩下的消防标签。这是她入职第8天，第一次被性侵。

沉默

1月13日，在水泵房被性侵；1月20日，她上夜班，老伴上白班，白天被入室性侵；2月25日，老伴不在长沙，凌晨被入室性侵。一次比一次更暴力，累积了3次。于免威胁她，“要是说出去，就掐死你”。

保安队所属的育天物业公司董事长黄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于免和陈淑芬的关系，是“一个巴掌拍不响”。随后，在4月的内部会议里，有朋友偷偷告诉刘芸，黄长对着相关员工把这件事情澄清为，“前两次是（陈淑芬）自愿的”。

陈述这些的时候，刘芸愤怒到脸上青筋微鼓。

本来是一个好心的决定。刘芸在育天物业公司的另一个项目担任项目经理，因为父亲在近年生了一场大病刚刚治愈，几个孩子想把父母接来长沙，一家人之间方便照应，就安置在育天物业公司负责的枫雅名苑小区当保安。

枫雅名苑小区地下车库前的岗亭，事发前，陈淑芬（化名）的丈夫常在这里值班 /南风窗记者 赵佳佳摄

但在事后不断的追索和回想中，刘芸才逐渐意识到，从进入枫雅名苑开始，母亲就活在一种隐形“监控”里。

母亲没有机会当面向家人吐露自己的遭遇。每个月休息的四天，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在女儿家，女婿和两个孙子都在，她不好开口。甚至因为孙子经常要用她的手机玩“儿歌点点”，她自行删除了很多于免发给她的黄色图片。

唯一的缝隙是，刘芸有空会去看望父母，给他们带点水果，饺子之类的小东西。

但是每次刘芸去，于免都会出现，即便他一开始并不在宿舍，也会在很短的几分钟之内赶来。“我有时候想跟我爸爸妈妈聊聊天干嘛的，哪怕我把门关了，他都会推门进去。”知道性侵事实后，刘芸才回忆起其中的恐怖。不仅如此，于免还会私下对陈淑芬说：“陈姐，为什么你女儿来不喊我？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

她有努力透出一些异样。

入职之后不久，她就开始问刘芸要“门搭子”，类似于防盗链的一种五金配件，她说的是，“怕贼”。1月11日，刘芸买了两个门搭子，拍照片发给母亲确认。后来，父亲把其中一个安装在了门外，本应装在门内的另一个，由于螺丝钉不适配，没法安装。1月13日之后，母亲的态度变得急迫起来，她向刘芸索要第二个门搭子上的螺丝钉，问女儿要不到就问儿子要，自己要不到就让刘建华继续要。

“你妈好多名堂。”刘建华对女儿说。刘芸记得，自己当时站在了父亲的这一边。“我跟我爸爸认为，她可能是因为钱财之类的要装门搭子，所以我们就给她装到外面了，他之前的锁就是很普通的那种防盗门的锁。”

没有人知道一眼看上去就有明显老态的陈淑芬，会在66岁遭遇性侵。她想把搭子装在门里面，这样门就无法从外面打开，她才能感到安全。

那段时间，她经常和刘建华拌嘴。刘建华在屋子里洗脚的时候，于免走了进来。陈淑芬质问他：“你为什么把他招惹进来？”在刘建华的视角里，于免只是有些东西放在这个房间，进来拿东西很正常。陈淑芬就说，想把屋子里所有别人的东西都甩出去。

还有刀的事情，宿舍床头有一张桌子，上面放了一张砧板，他们平时在上面切菜切水果。因为担心刀放在那里会有危险，刘建华就把刀收了起来。陈淑芬看到了，责怪他：“为什么你要动我这把刀？”这些情绪，被蒙在鼓里的刘建华不能理解。

没有机会开口，她也不好意思开口。“怕丑。”这是回忆这件事情的过程里，除了“害怕”之外，她说得最多的一个词。

她是农村里最常见的那种女性，只在年轻的时候留过长发，刘芸没有见过她穿一次裙子。以前她给母亲买过一条长度到膝盖的短裤，夏天穿着凉快点儿，但是穿了一次之后没有再穿过。这些女性在生育完后，就沉默着成为了母亲，成为了奶奶和外婆。

这是律师朱丹第一次经手老年女性被性侵的案件。他说，这根本不是什么桃色故事，事件的受害者是一名“老年女性体力劳动者”，一位普通的乡下老太太。朱丹为她录视频陈述情况的时候，中间掐断了四五次，他需要停下来，去为她解释各种词汇的含义，比如，什么叫做“你的姓名”。接受采访的时候，一句话就问完的问题，需要刘芸用至少五句话向她描述问题的意思。

“真的丢脸不起，丢脸不起的，孙子都那么高了。”在被问到当时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不说出来的时候，陈淑芬回答。

她的耻感在她和女儿的聊天记录里能找到痕迹。在水泵房第一次被性侵后，1月13 日，一整天，她没有给刘芸发一条微信消息。直到14日晚上，在岗亭里上夜班，没有前言后语地，发给了刘芸一个孙子唱歌的小视频。13日之后的几天，也是没有任何原因的情况下，她又发了4个孙子的视频到刘芸的微信。这些视频对她来说，仿佛是一种短效“止痛药”，能通过反复观看让自己忍下去。

她也试过去威胁于免，说要揭露他，可是被反问，难道你不怕丑吗？对方比自己，还要更清楚老年女性的软肋，他利用了她的软肋。

第一次性侵结束后，她在监控室找到他，发出了第一次警告：“你不要再骚扰我，你不要再来，你再来的话，我就去告你。”在她的回忆里，于免不以为然，有一句话的大意是“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是我们的私人关系。”这句话直接点爆了她。“我何不生气（我怎么可能不生气）？我和你什么关系啰？我认得都不认得你！你个矮子（于免的外号）！”

事情继续恶化。1月20日，陈淑芬上完晚班在宿舍睡觉，于免直接开门躺在了她的床上，对她进行了第二次性侵。她记得自己的手被掐出清晰的手指印，还有因为穿着薄衣服睡觉而更严重的伤口。于免再次威胁她，要是说出去，就把她杀了。

直到她终于开口和女儿说，“不想在这里做了，想回老家”。刘芸只能想到她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想带她去医院看看，但是能方便说出来的理由只有：“坐那儿一身痛，坐得腰痛。”

她和刘建华也说不想做了，给的理由更接近真相一点，“不想看见那个矮子”。“不想看就不看嘛……在这里上班两口子在一起，不管是做饭吃还是搞什么，都有个伴，热闹一点。”她得到的回复是这个。

更重要的是，那段时间，刘芸收到育天公司的调岗通知，她就快要去枫雅名苑当项目经理，当于免的直系上司。陈淑芬觉得好像有盼头了，女儿快来了，女儿一定会保护自己。

不能说，又走不掉，在等待的僵局里，第三次性侵来得比女儿要早。她努力去够砧板上的刀，“想砍死他”，可是“够不到”，她伸手掐他的脖子，已经掐到了，“想掐死他”，但是没有用。酒后的于免面部通红，一身的蛮劲。她彻底崩溃，说一定会告他，“搞死他”。事后，她“坐在地板上哭”，“我真的哭，哭得要死勒”，她被气得吐了几口血。

那个晚上，她再也没有合过眼。心中所存的侥幸一个个全都落空了——第一次被性侵，她退让，想着不跟着他去任何地方也许就好了，但是于免来到了她的房间。等待女儿过来保护自己，但就算是消息已经出来了，他还是猖狂地又一次下手。肯定还会有下一次。“这样也是丑，那样也是丑。”她心想。

2月25日上午，项目经理吴怀秋出来，整理铺在小区台阶两边的蛇皮袋。他走下来的时候，陈淑芬正在东门岗亭上白班。不知道鼓了多大勇气，陈淑芬喊出来：“吴经理，吴经理。”她喊了两声，但声音太小了，他听不见。

吴怀秋沿着台阶，一路抖动蛇皮袋上的雨水，一路往上走，从最上面的一个台阶消失了。

她再一次陷入沉默。

点头

保安队内，同时酝酿着另一场风暴。而这场风暴，极其偶然地，成为了这桩隐秘性侵案的出口。

2023年，项目经理吴怀秋就想过要换掉于免，但怎么都“换不掉”。

他说，于免这两年不负责任，开会讲的事情都不去落实，甚至从去年年底开始，天天在宿舍里喝酒。但当吴怀秋把情况上报给公司的时候，得到的反馈是，“暂时不动”。至于为何不能动，他也没法解释，只说，可能公司有公司的考虑。

在性侵案发前半年，于免的妻子曾和小区食堂做饭的阿姨打架，闹到了派出所，导致于免和食堂阿姨都被开除。但有员工证实，事后不久，于免又回到了保安队，且仍然担任队长。

该公司董事长黄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他才53岁，在公司做了10年了，找到一个53岁的人不容易”。

从公司层面表现出来的对于免的纵容，使得保安队内部的紧张气氛日益加剧。胡明诚是队内唯一敢跟于免互相拍桌子的人，从他2022年夏天入职以来，双方吵了无数场架。直到今年2月25日的午后，矛盾到达即将爆发的临界点。

同一天，凌晨遭遇第三次性侵的陈淑芬感受到自己心里再也“背不住了（承受不住了）”。刘芸说，“我妈已经崩溃了当时”。

她的崩溃似乎终于吓到了于免。当天晚上，他试图给她送去涂抹伤口的膏药，但她拿起膏药就往他身上扔，一边咒骂一边说：“我不要你的！”上午10点左右，于免在微信上发红包给她，她直到红包过期都没有领取。临近中午，他买了橘子想送给她两个，在东门岗亭，陈淑芬把橘子朝他砸去。她还举起手机对着地上滚落的橘子录视频，像在凝视一种极其肮脏的东西。

求助吴怀秋的努力落空后，陈淑芬在长达半天的时间里都没有继续求救。

她认生，语言不通，丈夫和孩子都不在身边，不知道自己可以相信谁。直到当天下午，胡明诚执笔写下一封长达三页的举报信，在其中详细叙述了于免的所作所为，由王师傅出面去找其他保安签字。陈淑芬不识字，当这三页纸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只知道，这是用来“搞于免的”。

原来不仅只有自己在恨他。漫长的忍耐后，陈淑芬第一次感到自己能够“有人撑腰”。一直以来于免用来加剧她保持沉默的权力结构，在这次意外的汇合里破碎了。

她对王师傅说，昨天夜里，宿舍里进了贼。王师傅问，是哪个？她说，是矮子。

下午6点，胡明诚在监控室接到王师傅打来的电话，他听见王师傅在电话那头说：“联名信不用写了，陈淑芬被于免强奸了。”

胡明诚的直觉告诉他，陈淑芬肯定没有说谎。大家每天聚在一起在食堂吃饭，他留意到陈淑芬身上发生的变化。刚来上班的时候，她还常常和他们打招呼，到后来，她变得不再高兴，吃饭板着个脸。胡明诚曾对王师傅说，“这个老太太有点怪，怎么不做声呢？”当王师傅带着陈淑芬来到监控室的时候，胡明诚发觉她浑身发抖，讲话结结巴巴，一直说“怕”。

陈淑芬的丈夫刘建华说过一嘴，胡明诚是个好人。胡明诚会在陈淑芬上晚班的时候跟她说，如果有什么事，可以找他帮忙。出于“同情受害者”，他顶住压力跟我们见面。哪怕捱到了深夜，也还是要陪所有记者把采访做完，因为“不愿失信于人”。

当天傍晚，在陈淑芬的丈夫和儿女都不在身边的情况下，胡明诚决定和王师傅一起，带她去派出所报案。面对瑟缩的老人，他安慰她：“21世纪了，是法治社会，你不要怕。”但陈淑芬没有讲出实情。66岁，她第一次去警察局，甚至害怕警察抓捕的会是她自己。旁边的胡明诚急坏了，急到在报案的时候，受到警察的警告：“你不要说，让她自己说，你在诱导她。”

当时问话的是个年轻的男警察，她好不容易开口告诉对方，于免把她的下体抓烂了，对方要她拍个照，但她不好意思拍，最后，只说被脱了裤子，被按在床上，没有说出后续的情况。

联名信的出现，让庇护于免的隐形条件产生裂缝，然而耻感依然围困着老人，这正是于免的隐秘武器。

在报警期间，于免和他的妻子先后来到派出所。在陈淑芬记忆里，于免走进询问室后，第一时间就朝她跪下，磕了三个头，求她：“陈姐，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喊你娘要得不？你不要说了。”陈淑芬气极了，直接当着所有人骂他，说：“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儿子，我就一脚把你踹到河里淹死。”

紧接着，他妻子也来了。陈淑芬说，在派出所，他妻子从包里翻出像爆米花一样的东西到处撒，说要死在这里。女人用很脏的话骂她，说陈淑芬年纪这么大了，还勾引别人老公，扬言要打死她。家人不在身边，胡明诚和王师傅也不能进来，她独自面对这对夫妻，更加不敢讲话。“吓傻了，吓得不敢说。”

胡明诚记得，那天于免的妻子被三位警察架住，倒着才拖出询问室。

晚上10点10分，在老家吊丧的儿子刘志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她说刚从派出所报完案出来，认不得路，不知道自己要去睡在哪里。在这通仅持续了61秒的电话里，母亲首次向儿女揭开她伤痕的一角。刘志记得她说，“于免这个畜生，昨天晚上进了我的房间”。

胡明诚和王师傅是在派出所门口的桥洞下找到她的，天色昏黑，长沙下大雨，老太太全身都湿透了。那天，由于陈淑芬的隐瞒，派出所按所能掌握的信息将这起案件定性为猥亵。

她开不了口，再次往回紧缩。这是排除职场这个条件后，老年女性性侵案常常出现的死结，没有子女的介入，性侵她们几乎不会被发现，而只要不被发现就不产生任何代价。

第二天，刘志早饭都没吃，带着姐姐、妹妹和父亲赶回长沙。为了瞒住父亲，刘志让妹妹刘芸单独去找母亲询问情况。而陈淑芬没有开口，母女面对面，长时间地枯坐。

刘芸耐心安慰她，不是她的错，但话都说尽了，陈淑芬就是沉默。直到她说：“妈妈，我们整个家族里面女孩子占多数，本身女性是一个很弱势的群体，你懂弱势是什么意思不？受欺负的都是女的。对于你来说，确实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但你看，这个小区里面这么多小孩子，不管是年轻的老的，如果大家受到了这种侵犯都不说，这个畜生是不是会更加肆无忌惮？他也受不到任何的制裁，只惯着他一味地嚣张。”

老太太不识字，根本分辨不了“强奸”和“猥亵”，因为报案需要签名，在公安局，她才第一次学会了画自己的名字。女儿这番话，撬动了她心里最底部的情感。“我要是不讲出来，害了我都是小事，还要害别人。要讲出来，丑死了都要讲出来。”

最关键的问题，刘芸措辞了好久，问她：“那个人有没有做爸爸对你做过的事情？”

陈淑芬点头。一个半月里所有怪异的碎片，在此刻凝聚起来。

刘芸终于知道在母亲身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白发迅速爬上她的头顶，腰背突然变得佝偻。“我能够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反反复复在折磨她。之前她最喜欢跟我们讲，人低头了火焰就低，要我们抬头挺胸。她从来不会塌腰驼背走路。但（那段时间）我特意提醒我妈妈，你脖子这里挺不直还是怎么的？她说，有这么回事吗？完全没意识地就塌了。”

为了瞒住父亲，兄妹谎称于免只是对母亲“动手动脚”。他们不敢告诉他真相。仅仅是听说于免“摸了”“抱了”母亲，年近七旬的父亲就“炸了”，差点冲出去杀人。

没有家人能在这件事情里保持理智，哪怕是自称最为冷静的刘志，也被愤怒支配。得知实情后，他前往枫雅名苑小区的保安队宿舍，使劲地踹于免的门。门没踹开，他从父母所在的房间翻窗出去，进入了于免的房间。后来他庆幸房间里没人，否则他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

在重新去报案的路上，刘志和刘芸偶遇于免夫妇，刘志克制住自己，走近他，用手指敲了两下于免的手臂，对他说，“你做好准备，把屁股洗干净，3到10年的刑期。”

他听到于免深深地叹了口气。

惊颤

2月27日，陈淑芬重新报案后，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将于免案立为刑事案件。当天下午，警察出动，抓捕于免。

2月27日，于免（化名）案被立为刑事案件 /受访者供图

他不知从哪里听到了风声，开始策划逃跑，先是从枫雅名苑正门出去后右转，拐入一片安置小区内部，随后走进一家超市的正门，取走提前寄存的行李。刘志在正门蹲守了一会儿，没见他出来，赶紧绕到后门去，才截住了他。

陈淑芬的恐惧终于得以退散。第一次报警后，于免回到宿舍，对大家说，“我胡汉三又回来了”，此后一天多时间里一直游荡在外。陈淑芬害怕他真的找来杀了她。

4月3日，陈淑芬收到公安机关消息，称“犯罪嫌疑人已被决定逮捕”。代理此案的朱丹律师解释，“批捕就意味着检察院认可公安在侦查阶段提交的证据确凿，已经可以认定基本事实”。

刘芸把消息念给母亲听。她说，妈妈，你放心，于免被抓了。老人听闻，没有流露太多表情，只说了一句：“那就好。”

但是事情并没有在最高点结束，而是迅速下坠。于免的性侵罪行被坐实的同时，作为受害者的陈淑芬和家人，开始为他们的勇敢付出代价。

这桩发生在职场的性侵案被揭露后，育天公司的领导们从始至终没有对受害者给予过一句慰问。在刘芸第一时间打给公司的电话里，副总经理谢伟说，“这是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

陈淑芬的丈夫刘建华被卷入，有天他收到短信，“由于公司优化人员，现对你做辞退处理”。陈淑芬本人被“冷处理”，公司默认她已不再是内部员工。育天公司董事长黄长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根本不存在辞退，因为超过60岁法定年龄了，不是正常用工，只是临时工，签订的都是劳务合同。这种临时工过来干一个月、半年就走的情况，是行业业态，普遍现象。”

作为受害者女儿的刘芸，先是被通知调岗到离家30里外的小区工作，后又因拒绝调配未能按时到岗而被彻底开除。公司下发的《到岗通知书》上写着，“视为你主动离职”。

在被辞退三天后，刘芸再次收到公司发来的《工作联系函》，称刘芸“利用职务便利，将我司财物非法占为己有，金额达10万元以上……涉嫌触犯职务侵占罪”。跟刘芸同在育天公司担任项目经理的吴怀秋听闻这个消息，笑出了声：“那不可能。一个项目一年才多少钱？你才搞了几年？你贪污10万，那公司是个傻子，看不出来？”

在16年的律师生涯中，朱丹从来没有经手过这样的案件，受害人已经受害，还被开除，家属甚至被反控职务犯罪。

他的气愤，一路渗透到他为刘芸代笔的，给公司的回复信中：“在性侵案件发生以后，我作为受害人家属，屡次被你司恶意针对。首先是无缘无故地要求我休长假，然后又莫名其妙地要求我进行调岗，再然后停缴我的社保，最后发来《工作联系函》对我进行恐吓。在此，我郑重告知你司：我不会屈服于这些鬼蜮伎俩之下。”

原本，他是以受害人的代理人身份参与到性侵的刑事案件中去，但育天公司的行为促使他调转矛头，开始追究用人单位的民事责任。“这是职场性骚扰。作为单位来讲，你没有预防，没有保护，反而在这个事情发生后还助长风气，迫害当事人。我追究的是这个责任。”

法律规定了这方面的责任。《民法典》第1010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2020 年妇女节，湖南省正式施行了《湖南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进一步维护职场女性的合法权益。

但是对朱丹和陈淑芬一家人来说，目前最困难的地方是，法律法规并没有对单位应尽的预防和保护责任做出一些细化的、详细的规定，只是强调它应该有这方面的措施。“到了一个空白地带，漏洞说不上来，但是至少是空白。”朱丹回答。

随着律师和媒体的介入，育天公司内部的氛围越来越紧张，一开始由良知驱使着接受采访的知情者们，挨个切断了和记者的联系。4月召开紧急会议时，所有参会的员工都被没收了手机。只有几个好心的同事，在会议结束后给刘芸打来电话，告知她，黄长说她母亲前两次是自愿的。

谣言是一条人为制造出来的污浊河流，灌进了陈淑芬和刘芸的生活。身为女儿的刘芸出离愤怒，少见地骂脏话，说如果见到黄长，就想过去扇死他。她焦虑地接听和拨打电话，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对着话筒大声地说：“我跟你讲，任何人侮辱我可以，不要说我的父母。你连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上来一顿喷粪，你这什么意思？”

在连轴转的接受采访和取证过程中，刘芸时常顾不上吃饭，会因低血糖而发生晕眩。哥哥姐姐试图劝她，也要保护好自己，别把自己也搭进去。但她固执地咬着一条条线索前进，要去坐实于免犯罪过程中的蓄谋和恶意，取得新发现的时候，她会整夜无法入眠。有一次坐车，因为没有规律吃饭和长期的疲惫，她在下车后背过身去，扶着一棵树呕吐。

她问自己，如果不让父母来到长沙生活，是不是妈妈就能从悲剧中得以幸免？

4月15日傍晚，我们见到了陈淑芬，为避开人流，采访在乡间的小路边开启。行道上爬满尘土和野草，她脱下外套铺在地上，想让别人坐得干净些，而她自己则是无所谓。她一直都把自己放在最后面，用扁担挑着麻，和丈夫一起，把哪怕是最小的女儿也送上了大学。

她矮小，有些佝偻，脸上长有皱纹，从事保安工作，几乎是一个“完美受害人”。剥去了常见性侵新闻里被重点讨论的“年轻”“性感”这些外置条件，发生在陈淑芬身上的一切显示，性侵的本质是暴力，是强者对弱者的暴力。

吴怀秋说，于免并不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开会的时候吼他一句，他就不作声了。他身高只有1米5左右，被保安队同事起了一个绰号，叫“矮子”。但是当老年、女性、体力劳动者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足以让陈淑芬在权力结构里保持缄默，使他敢于对她进行连续三次性侵。

事情过去近两个月，陈淑芬仍然不敢直接说于免的名字。讲述经历的两个半小时里，她反复发生四五次惊颤，往往是肩背突然耸起，浑身僵住两三秒，然后才慢慢舒缓下来。她流着眼泪，想要讲述，她说伤口好痛，小便的时候也好痛。仿佛把痛苦说出来，记忆里的痛感才会离她远一些。“不能和别人说，不能和子女说。”她说。“平时我没哭出来，心里天天哭嘞。”重复了好几次。

作为儿子，刘志在母亲接受采访的时候，会选择主动回避。而刘芸，可能是整件事情里最悔恨的人，对于母亲的痛苦，她会产生一种类似于被锐器刺痛才会出现的退避反应。她难以直面母亲肋骨处的伤痕，也在母亲回忆被侵犯的具体细节途中要求打住。在采访里她第一次知道，原来母亲在每次被侵犯后都想过一死了之，想到子女才忍了回去。那几秒，她像个小孩子一样脆弱地哭了。

他们并非不愿了解，而是不敢了解，日夜在自责中苦熬。采访结束的那天夜里，送母亲回家后，刘芸瘫坐在车后座上，她轻声说：“好的，是知道了真相，不好的，也是知道了真相。”一直想保护母亲，不想让她受到二次伤害，但所有的一切，似乎把陈淑芬变成了一座新的孤岛。

她瞥见过那种从母亲身体里溢出的痛苦。

第二次报警之后，有一天大家一起在家吃早饭，刘芸看到母亲给父亲把筷子、碗都准备得好好的，连饭也都盛好，只等他过来吃。这是此前从来没有过的，父亲什么也不知道。他觉得开心，但也意识到了反常，对陈淑芬说：“我又不是耐不活（做不了）。”陈淑芬没有说话。

是刘芸接了，她说：“妈妈对你好还要不得啊。”这件事情，她记得好清楚。

这些没有留在身体上的伤口永远无法真正复原。它们会愈合，会结痂，但还需要等待很长时间。

（应采访对象要求，除朱丹、黄长、谢伟外，其余受访者均为化名）

谢选骏指出：人说“保安队长，和被他性侵的老妇人”，我看“这不就是共产党所说的‘军民鱼水情’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算通奸还是强奸？反正不是真正的自愿。保安队长，就是共产党军阀；被他性侵的老妇人，就是“共产党的母亲”中国人民。

【31、康威女士是个隐蔽的男人】

《因变性蒙冤50年，她改变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量子位 2024-06-16）报道：

又一位半导体行业先驱与世长辞了。

她是林恩·康威（Lynn Conway），享年86岁。

这个名字或许眼生，但她的发明早已影响我们每个人。

由她发明的集成电路设计方法极大简化了芯片设计流程，让工程师无需了解太多工艺细节，就能轻松在一块硅片上集成数百万甚至数十亿个晶体管。这直接推动了VLSI（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ion）革命，为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奠定基础，也让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iPad成为可能。

因为她的影响力，50多年前解雇她的IBM，在几年前向其发表公开致歉。

1968年，已经为IBM发明了动态指令调度的康威，因想要做变性手术而被开除。

后来IBM承认，康威的发明可大幅提升计算机芯片性能，并给她颁发了IBM终身成就奖。

今年3月，台积电董事长在IEEE Spectrum上发文称“半导体产业将迎来Mead-Conway时刻”，其中的Conway就来自她的名字。

6月9日，因为心脏病原因，林恩·康威在密歇根州杰克逊市去世。

互联网上，人们纷纷自发悼念这位计算领域先驱。

有人则将其精彩的一生浓缩成了一幅漫画。

R.I.P Lynn Conway.

谢谢你所做的一切。

自学芯片设计后编成教科书

林恩·康威的最关键人生成就，主要有两个：

发明动态指令排程

在麻省理工教授VLSI（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课程

前者让计算机能更高效地处理任务，后者则对半导体产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发明动态指令排程是康威在IBM任职期间完成。

她和项目组成员一起，发明了一种名为动态指令排程的硬件协议。

它能让处理器更高效地调度和执行多个无序指令，可提高性能和资源利用率。

乱序执行能让处理器在运行时，根据指令的可用性和资源情况，动态决定执行的顺序，最大化指令并行执行的机会，提高处理器的吞吐量。

这对于多线程处理、高性能计算等都有明显帮助。

但是没过多久，康威就被IBM解雇。后面几经辗转，她来到Xerox PARC（施乐公司阿尔托研究中心）工作。

（该单位的研究人员曾发明了个人电脑的几个重要元素，比如电脑桌面、电脑鼠标、桌面计算等，后面被苹果和微软采用）

当时摩尔定律刚诞生不久，只有像英特尔这样的大型半导体公司才知道如何设计芯片。

其他公司（比如Xerox）想要展开相关研究，就要从零自己钻研，康威就是在这时开始接触芯片设计。

总结她钻研的全过程，简单来说就是两句话：

1、她之前不懂芯片设计；2、然后她学会了。

康威发明的多项目晶圆（multiproject wafers，MPW），能将不同来源的多个电路设计封装到一个单一硅晶片中。

这个方法由计算机辅助设计，通过一组设计规则，工程师们就能快速轻松设计超大规模的集成电路，哪怕不懂太多工艺细节。

而且这个规则不是建立在特定尺寸上，它能够根据比例调整，因此当芯片尺寸一再变小时，该规则也依旧适用。

这也是微芯片技术开始民主化的关键一步。

本来，康威是将这个方法浓缩成了一份只有2页的教程，但是可能大佬写得太简单其他人容易看不懂，所以她就萌生了一个想法：

为啥不干脆写本书呢？

于是，大名鼎鼎的《Introduction to VLSI Systems》诞生了。

后来，这本书被称为是芯片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推出不久后就成为芯片设计的标准教科书。

在IEEE关于林恩·康威的特刊中写道，苹果和微软之所以能够崛起，有着很重要的前因，而这些前因并不为大多人所熟知。其中康威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但是外界却难以察觉。

拿着这本书，研究小组决定在麻省理工学院开设一个实践课，教学生如何设计芯片，内部推选出由康威来教授。

课程结束后，康威尝试着将学生们的设计进行实际制造。没想到的是，其中大部分设计都奏效了。

康威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正在领导一场革命。

第二年，随着这本书越来越受欢迎，各地大学都开设了类似的课程。康威所在Xerox公司还表示要让半导体公司们为每个学生设计的项目制作原型。

成百上千的大学生都接受过Mead-Conway式培训，他们把自己的设计做成海报，挂在办公室的墙上。随着硬件计算性能爆炸式增长，这些设计从墙上被摘下来，进入到实验室、工业生产线上。不少学生都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实验室，涌向硅谷。

而这时的康威收到密歇根工程公司的邀请，来推进该公司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上的项目。与此同时，没有博士学位的她被密歇根大学聘为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教授兼工程院副院长。

1998年，康威正式从密歇根大学荣誉退休。

但这并不意味着康威的传奇人生就此走向平静。

恰恰相反，她的人生B面在这时逐渐走进更多人视野。

因为变性被IBM辞退

退休后，康威上网冲浪时发现了一个迹象，有一些人尝试将她在IBM的成果归功到自己头上。

为了更正记录，已经隐藏身份数十年的康威，不得不向外界公开了自己的秘密——

其实她做过变性手术。

这个事实，除了康威最亲近的人，无人知晓。包括她的许多同事都未曾发现过她有什么异样。

实际上，从孩童时期起，康威就察觉到了自己的不同，她更喜欢连衣裙和马尾辫。在十几岁的时候，她查寻书籍后逐渐明白，自己是一名同性恋。

但当时的年代，同性恋、变性往往会被认为是患有精神疾病，这种来自社会层面的压力，也让康威的个人生活几度陷入困境。

比如，当得知康威要做变性手术后，IBM高层果断解雇了她。

而在完成手术后，康威也不再敢用此前的名字，出生证明也无法使用。她形容那时的自己像一个来自火星的非法外星人。

那可是上世纪60年代，没有出生证明，很容易被警察怀疑，甚至被当成间谍。

这样的惶恐大概伴随了康威一两年之久，但与此同时，她也在想方设法开始新生活。

她的医生通过猎头公司，帮她找到了程序员的工作。个人能力摆在这，康威很快跳槽到了Memorex，随后又到Xerox Palo Alto研究中心工作。

为了隐藏自己的秘密，她一直在学习向外表达自己的女性气质，下班后就消失在同事的视野里。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以女科学家的身份，康威写出了《Introduction to VLSI Systems》并让VLSI变得更加普及。

以这一身份，康威生活了三十年之久。直到发现自己的工作成就要被其他人窃取，她才公开了身份。

2000年，康威开始在个人网站上写下自己的经历、收集自己的工作证据，并参与到各种平权活动中。

这也是为什么在离世以后，有不少性少数群体来缅怀康威，她个人的经历、她的态度都为很多人带来了鼓励。

最终在2020年，康威收到了迟来的道歉。IBM就52年前的解雇公开致歉，并肯定了她对计算机行业的重要贡献。

这件事在当时也引发极大关注。林恩·康威的名字开始被更多圈外人熟知。

而对于这件给自己人生带来巨大转折的事件，康威并没有深陷其中。

她表示，IBM迟来的道歉，为此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发生了那件事，才能让我成为更强大的人。

4年后的现在，林恩·康威已长眠于地下。

最后，再次感谢她为世界做出的贡献。

网民嚎叫：

湾区范儿 发表评论于 2024-06-16 20:40:14

了不起的人物。

风云再起888 发表评论于 2024-06-16 08:44:29

看标题以为说的是苏姿丰

弟兄姐妹 发表评论于 2024-06-16 07:41:00

同性恋月，得忍受同性恋宣传。

谢选骏指出：人说“因变性蒙冤50年，她改变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我看这是因为，康威女士她是个隐蔽的男人！

【32、科学理性把人逼入南极大陆】

《科学理性违反人的生物特征》（韩松，科幻作家）报道：

六月四日，去杭州，参浙江大学的精英团体挑战赛活动。

活动以《三体》为主题，学生们根据小说中的情节，做商业设计，比赛怎么买飞船啊、建矿山啊等等，以求在黑暗森林的环境下生存并赚钱，最后评奖。

五十天里，有三十多个团队参加，最后六个团队胜出。头等奖两千五百元。这是拉的赞助。组织活动的学生说现在拉赞助不易，因为经济形势不好。奖金不如去年。

比较忙，没能到现场，发来视频祝贺。宝树也发来祝辞。

我和江波作为嘉宾，到现场跟同学们做了分享。

此次去杭州是坐的高铁，六小时。途径徐州、南京等地，心潮起伏。

我意识到，自己很早就答应了下半年几乎所有的外地邀请，与我无关的，与我有关的，都有。

为什么要去呢？我不喜讲话，不喜公共场合，不喜跟人吃饭，人太多我不习惯，也没有太多时间。

在浙大，我讲到，当年我做学生时，写科幻，很难，受到了前辈的鼓励和提携。没有他们，我就没有今天。因此，今天就要回馈。只要时间不特别冲突，我都尽量答应来跟同学们交流。也许在哪儿就能帮上年轻人。

但仅仅于此吗？

这回到浙江大学，见湖光山色，风景优美，河中有划龙舟的，看得人发呆，却惆怅失落。

也许，是因为气势磅礴的二十国集团峰会要在这里举行了吧。

所幸，江波的演讲很有意思。

他的题目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他说，其他小说不会动摇世界观，只能影响人生观，但科幻小说是动摇世界观的。

他说，科技发展今后有三个方向，一是宇宙科学，二是生命科学，三是人工智能。这些都是头顶星空跟内心道德的结合。

他展示了哈勃照片。望远镜拍摄很小一块星空，看上去黑漆漆一片，什么都没有，但看了三个月，发现那里是无数的河外星系。

他问，卡尔·萨根的《黯淡蓝点》，在座者有看过吗？无人举手。

江波说，萨根曾提议，让飞往星际空间的旅行者一号，在途中转过头来，拍一张地球照片。美国航空航天局接受了。那时旅行者一号在天王星轨道，距地球五点五小时光程。拍下来的地球，是一个看不清的模糊小点。

那是一九九零年的事情。我看到照片上的那个小点时，努力寻找彼时那个被称作“我”的躯壳在地球上的存在。顿时整个身心空虚掉了。

江波说，科学是非常难的事，尤其坚持科学理性，看看有多少人迷信、宗教啊。

他说，因为科学理性违反了人的生物特征。但是大学生必须具备科学理性精神。

他说，宇宙那么大，却在照片上，一个像素不到，太简单。而生命，复杂、精巧，让人觉得是设计的。从无机物，到有机物，再到生命，其产生是必然的，与地球结构联系在一起。

因此，生命跟宇宙星空是联系在一起的。

人工智能，则是科学与科幻交汇。阿尔法狗，是第一代算法的应用，人们正在研究更精深的第二代算法，这将逼近人的大脑。

江波说，科幻是审美，审美本身是科学。科幻的核心，是科学理性。

他说：“科幻，试图穷尽未来的可能性。”

在这个意义上，科幻是头脑风暴。

他说：“这是我的世界观。从我的小说中，能看到宇宙，很大，井蛙不可语海，夏虫不可语冰。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就是这个感觉。而生命广泛，沧海桑田，生命崛起。智能，是进化的优化策略，是对环境的广泛适应。人工智能，人类造物崛起，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他引用自己书中的话：银河在上，文明永生。

他说，体悟这话，一是宇宙的客观规律，二是人能做什么，要延续生命和文明。

最后，他用·布莱克的诗收场：把无限握在掌心上，永恒在一刹那里珍藏。

听了他的演讲，我感到一种伟大。那样的一个人类无法想象的宇宙，无限的未知，其实全都在了江波的脑海里。人类是多么了不起啊。难怪他写出了《银河之心》这样的杰作，描述了人类和宇宙的终极归宿。

江波说，他写他热爱的东西，商业和市场，先放一边去。但他作为“七五后”，对身边缺乏同年龄段的同道，感到困惑。

江波是浙江人，作为一位清华毕业的工程师，一位父亲，他是能把人和宇宙打通的那种作家。

以前，我的眼中只有天地，没有人，这正是不少科幻作家该死的通病。

这样的后知后觉，来得太晚了！

谢选骏指出：科学理性违反人的生物特征，结果把“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变成了“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

《各国推出十大预言 21世纪末人类只能住南极》（2005年01月04日 华夏时报）报道：

预言一 宇宙寿命还有240亿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天体物理学家安德雷·林德预言，宇宙目前只度过了其生命的1／3，还是个“壮小伙”，刚过青春期，还能存在240亿年左右。

预言二 银河于136亿年前诞生德国天文学家说，银河系中一些最古老的星体已有134亿多年的高龄。据此推测，银河大约在136亿年前就诞生了。

预言三 21世纪末人类只能住南极——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戴维·金认为，如果人类不控制石油等燃料的使用，到2100年，亚洲、欧洲、南美、非洲、澳洲等大陆的温度将急剧上升，人类只能栖息在南极。

预言四 25年后驾“空中飞车”兜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波音等公司的科学家已经在研制可以飞行的汽车。科学家预言，这种“空中飞车”要投入到千家万户使用，需要25年的时间。

预言五 女人百年后比男人跑得快——英国研究者宣布，150年后100米赛跑女子组的冠军成绩为8.079秒，而男子组的冠军为8.098秒，世界上将首次出现女人跑得比男人快的盛况。这样在2156年奥运会上，100米赛跑女子的速度将首次超过男子的速度。

预言六 东京、伦敦、纽约将消失——在去年全球气候变化学术会议上，有科学家指出，气候变暖将使海水水位上升，伦敦、纽约、东京等知名城市都将被淹没，从地球上消失。

预言七 20年内人类收到外星人信息——美国天文学家绍斯塔克预言，在10到20年的时间里，人类就可能捕捉到银河系中的智慧生命发出的无线电信号，接收到外星人信息。

预言八 10年内“基因武器”研制成功——英国医学协会去年发表报告说，基因研究在10年之内能够获得的成果是新型而骇人的生物武器，足以用于种族清洗。

预言九 3年后20万美元游太空——英国著名冒险家、维珍航空老板布兰森宣布，2007年，他将推出全球首创的太空旅程，预计5年便可将来3000多名游客送上太空。届时漫游太空将不再是宇航员和超级富豪的专利，任何人只需付出约20万美元便可飞出我们生活的地球。

预言十 20年后人类可获长生不老术——有科学家认为，生物免疫药物的广泛使用将使人的寿命延长10年至15年，而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库兹威作出了更加惊人的预言：抗衰老研究在10年内可望从老鼠身上获得重大成果，人类可望在20年内实现自古以来就孜孜以求的长生不老的梦想。

谢选骏指出：总的来看，科学理性效果惊人，因其违反人的生物特征，终于把人逼入南极大陆。

【33、李银河黑寡妇的幸福感来自同性恋】

《发表惊世骇俗短文 李银河何以变身华春淫？》（RFA 2022-07-17）报道：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日，拥有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的社会学家李银河在微博发表一篇惊世骇俗的短文《我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幸运的一代人》。文章引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对中美经济的比较研究的一份报告认为，若用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来衡量，中国已经高出美国百分之十五。“能亲眼见到、亲身经历这个变化，是此前千百万代中国人没有过的幸运。本人生于一九五零年代，应当说我们这代人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幸运的一代人。”

李银河的幸福感从何而来？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日，拥有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的社会学家李银河在微博发表一篇惊世骇俗的短文《我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幸运的一代人》。文章引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对中美经济的比较研究的一份报告认为，若用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来衡量，中国已经高出美国百分之十五。“能亲眼见到、亲身经历这个变化，是此前千百万代中国人没有过的幸运。本人生于一九五零年代，应当说我们这代人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幸运的一代人。”

除了哈佛报告，李银河列出的两大“如此幸运”的论据是：其一，出生于战乱结束的年代，如今进入古稀之年时，已经侥幸过了七十个和平的年头。其二，这代人亲身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剧变，如今可以随心所欲买到所有生活必需品，享受消费完全不用现金的现代生活方式。所以，“我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幸运的一代人，这已经成为一个无可更改的事实”。

然而，这两大论据都大有值得推敲之处。其一，李银河出生以来的七十年，中国并非没有战争，中国卷入韩战、台海危机、中印和中越战争，战死官兵多达数十万人，比八路军在抗战中死的人多得多。中共内部的政治运动与杀戮，惨烈程度远甚于战争。毛时代的大饥荒，活活饿死数千万人，超过中国在二战中军民的死亡总人数。和平年代的一九八九年，邓小平调动野战军进北京城屠数万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当时在北京的李银河难道如此善忘？

其二，中国经济固然发生了剧变，但就连中共总理李克强都承认，六亿民众月收入仅千元，这些人不可能像李银河所说的那样“随心所欲买到所有生活必需品”。而李银河引用的哈佛报告中的有关数据，源头都来自中国政府，这些数据当不得真。李克强曾亲口对前美国驻华大使雷德说，中国的GDP数据是“人造”的——这算不算是泄露国家机密呢？

李银河不是第一次发出此类奇谈怪论。二零一零年，薄熙来垮台之前，她在微博上发表短文《薄熙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文章写道：“在重庆成功扫黑之后，薄熙来又开始发动反腐，采取奖励实名举报的办法，重庆的吏治将会更加清明起来。”她的结论是：“在我看来，薄熙来的作为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理想主义的共产党人。……如果有一批薄熙来这样的人，共产党就还有希望。”几个月后，薄熙来就垮台了，她对此保持沉默。三年后，李银河又发表一篇题为《从习近平吃包子说开去》的文章，声情并茂地写道：“近日，习近平走进一家包子店，吃了几个包子，自己掏出二十一元钱结了帐。这件事引起普遍好感，对于新一届领导人要做的事情，大家的信任感与日俱增。”她的结论是：“从习近平吃包子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共产党的官员完全可以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奉公守法没什么特殊利益的公务员，现代政治家，而并不一定要成为传统中国只知道作威作福的大官；共产党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的遵守宪法的执政党，而并不一定要成为传统中国专制独裁式的统治者。”

这两篇文章自相矛盾，非常有趣。看来，在美国名校获得博士学位，不一定具有基本的生活和政治常识；与绝顶聪明的作家王小波做了十八年夫妻，也不一定接受了丈夫坚持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李银河的幸福感，来自于她本人是既得利益阶层——其父母是一九三零年代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和“老八路”，后来成为《人民日报》创社元老。她从非一流大学的山西大学毕业，却能进入国务院研究室，一九八二年拿到公派留学美国的稀缺名额。在所谓改革开放时代，她又能凭藉留美博士学历，进入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流动站——北大博士后流动站，然后进入中国社科院，后来又成为超级畅销书作家。

你以为自己是老板，其实是行货

李银河为公众所知，不是因为她的社会学研究，而是因为她是王小波的遗孀；正如张香华被公众所知，不是因为她是诗人，而是因为她是柏杨的遗孀。张香华决定禁止出版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李银河成为薄熙来和习近平的粉丝，她们身为“未亡人”，却自告奋勇地充当已故先生的敌人。

二零零九年，李银河曾为中共残暴的计划生育政策辩护：“一旦取消计划生育，就像是撤消了禁赛令，家家户户又都上了赛道，看谁跑得快，生得多。……我们如果按照中国的资源状况定一个人口四亿的目标，那么计划生育就不是危险的使中国衰落的政策，就不必叫停，也不必鼓励生育。”中国人口要下降到四亿，大概只有实行希特勒式的种族灭绝，那就先从少数民族开始，这就是习近平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做的事情。李银河的高论发表十多年后，中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消耗殆尽，中共意识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危害，开放二胎乃至三胎，似乎是狠狠打脸李银河。

李银河以老板的身份高谈阔论，却不知道她只是行货。什么是行货？王小波在《行货感和文化相对主义》一文中，从《水浒传》中神行太保戴宗与宋江间的一段故事讲起，宋江被刺配到江州，戴宗是监狱长，居高临下地说：“你就是我的行货，我想怎么弄你就怎么弄。”王小波由此联想到自己的身世——上山下乡时代，被呼来唤去，被指示着干尽荒唐事，十足一个行货。所谓行货，其实就是奴隶，人家支配你干什么或对你有怎样的定义，都无须向你解释或征得你的同意。

王小波和李银河都当过知青，知青就是行货，就是奴隶——毛泽东让上千万城市青年奔赴山乡，不会征求他们本人的意见，也不在乎他们内心愿意或不愿意。王小波从自身的切肤之痛中得出结论：“中国的许多典籍，自孔孟以来，讲的全是行货言论。”中国的诸子百家，大都是研究愚民政策和奴隶哲学。

王小波特别敏感于专制政权对人的捉弄。捉弄，源于不尊重，甚至对人的蔑视，也就是不把人当人看，这在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传统。王小波在《人性的逆转》一文中写道：“有些人认为这种（知青）经历是一种崇高的感受，我就断然反对，而且认为这种想法是病态的……七十年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个极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轻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而且这种牺牲毫无价值。”王小波说，“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继而认定在忍受了那些痛苦、做出了牺牲之后，能产生克服困难的崇高的审美冲动，那就近乎是一种受虐狂的特征。美化此种经历，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王小波写这段话时，大概不会想到他深爱的妻子却是一个受虐狂。王小波去世多年之后，李银河在自传中透露了她对于虐恋的喜爱：“我的性倾向中有很深的虐恋色彩，成因不明，但是感觉是不会错的。我毕生研究和写作的冲动全部应当追溯到我对虐恋的喜爱。”由于对虐恋的喜爱，她还写了一本关于虐恋的性学研究着作《虐恋亚文化》。她后来有一个同性伴侣，彼此虐恋，这是她个人的性取向，她洋洋得意地公开展示，但并无多少讨论的价值；真正有讨论价值的是，李银河还有另一个虐恋对象——中国共产党。

王小波认为，毛时代，乃至整个共产党统治时代，是一段无理智、无趣、荒唐的年代，它唯一的价值就是告诉人们，什么样的时代是最丑陋的时代。他对此做了个简单而准确的解释：“就是伽利略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今天的中国，绝对不是李银河所说的最幸运、最幸福的时代，而是王小波所说的最恐怖、最黑暗的时代。王小波被这样一个时代吞噬了，李银河却为这样的时代添砖加瓦、涂脂抹粉。

网民嚎叫：

锦西 发表评论于 2022-07-17 10:15:28

李银河，就是一个女流氓。从头到尾的论调，都是在腐蚀青年人。

lumina 发表评论于 2022-07-17 10:09:36

千百万代是多少年啊！

HEB2022 发表评论于 2022-07-17 10:03:29

受虐狂倾向说明一切。在天朝，大部分人都是受虐狂。无他，PUA几十年的后果。

HEB2022 发表评论于 2022-07-17 10:02:21

受虐狂挺想，说明一切在天朝大部分人都是受虐狂。无他，PUA几十年的后果。

她不配提王小波，她整个人无非是个搞研究的，收集信息，根本也说不上有自己的政见。

lhy86 发表评论于 2022-07-17 10:01:58

聪明的人应该保持沉默，跳出来，一定是想图点什么。可怜的王小波，枕边人成了双性恋，还不停地被消费。

生意不错 发表评论于 2022-07-17 10:00:07

李银河在性学术界是很推崇的。可谓性学术先锋，各国都有这样的人，只有中国没有，中国一谈性就说这个人龌龊下流，象第一个用裸体模特的画家刘海栗一样备受指责。李银河写过一本虐恋亚文化，我觉得她自己很有女M的气质，不妨做几年女M，再出一本书。

麦蔻里 发表评论于 2022-07-17 09:47:52

无稽之谈。一个大博士，用小学生的逻辑，是不是AZ了？

SeSeYiYi 发表评论于 2022-07-17 09:38:19

两边说话都很极端，不知道为什么都有市场。

柳小波 发表评论于 2022-07-17 09:27:27

郭沫若这种类型的我们从来不缺，历史上如此，现在也如此。

Can_Kan_Wxc 发表评论于 2022-07-17 09:24:00

RFA嘴里能长出象牙吗？

fancyorange 发表评论于 2022-07-17 09:21:00

哦，以前还蛮喜欢她的。不过历史上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少，也不缺她一个。她以后就不要再舔着脸提王小波了，不配。

MovingTarget 发表评论于 2022-07-17 09:06:12

这蜀国大才子余杰这么好斗，逮谁咬谁。

文学城老是发这种文章，越办越low。

fll2012 发表评论于 2022-07-17 09:01:00

别当真，她是研究性学的，那块才是她的专业领域。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报道相当无知啊，因为竟然不懂——李银河的幸福感来自她的同性恋活动啊。李银河的幸福感来自同性恋——在中国，同性恋是一种犯罪行为，所以李银河就隐瞒了她的同性恋，来和王小波结婚，结果活活害死了王小波。然后她又炒作王小波卖钱盈利，所以号称“黑寡妇”也。现在中国大陆终于放开了，可以公然同性恋了，所以这就是女同志们的幸运了。

【34、鲁迅爱好同性恋】

《很黄很暴力――许钦文的“无妻之累”》（恶人谷 2008-04-30）报道：

许钦文后来回忆这一件事的时候，已在半世纪后，作为当年簇拥在鲁迅身边的文学青年，此时已做到浙江省作协副主席，浙江文联副主席。只有淡淡一句话，“‘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有熟人从上海火线逃出来避难。不幸另成刑事案件”[1]。1932年轰动一时的“陶刘惨案”，至此时大约已无太多人记得。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丑闻或传奇，喧腾一时后，终会湮没无闻。

一 我要作一伟大情场中的英雄者

这一件刑事案件叫许钦文吃足了苦头。那一年他三十六岁，孑然一身，兢兢业业地在杭州高级中学教书。三年前好友画家陶元庆的死让他彻底崩溃，他疯狂地拿出多年来的积蓄，为他起了坟，又另造了“元庆纪念室”，住在里面看守着亡友的画作。案子就发生在“元庆纪念室”，涉案二人与他关系微妙――一个是元庆的妹妹思瑾，另一个是思瑾在西湖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同学刘梦莹。他应该永远不会忘记1932年的2月11日下午，当他因无法开门，攀着河沿绕到房后撞开后门之时，看到的是草地上两个浑身血淋淋的女人。

死去的是刘梦莹，陶思瑾亦神志不清。

恶性凶案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自杭州到北平，各大报纸密切关注案件进展。两个艺术女青年果然未叫人失望，伴随调查的步步深入，峰回路转，高潮迭起，叫记者们日日有猛料可报。先是发现刘陶二人为“同性情侣”，刘梦莹所受的伤绝无可能是陶思瑾所说的自杀能造成；而后宣称被逼服毒的陶思瑾，原来是假扮昏迷，顿成最大嫌犯。许钦文本是嫌疑人，刚刚宣布清白，立成三角恋爱男主角，外界揣测二女争夫以致自相残杀，孰料情海翻波，不数日又传出消息，三角形可以画成，那一端却是另一位女性……事情已经离奇到不像是真的了，再高明的编剧大概也度不出这精彩桥段。无怪乎两个月后上海爵禄新剧场就赶排出了哀情悲剧《陶思瑾惨杀刘梦莹》：（本剧场）派人至杭州实地调查，并加入当地法院旁听，探得许多秘密材料。……准于今夜初次开演，爱观诸君，务乞早临是幸。[2]

余生也晚，既不得旁听秘密材料，亦未能观看话剧一探究竟，所幸现仍能见到此案判决书，并有许钦文诸多回忆文章，大致可拼凑出二女交往的大致情形――判决书中摘录的大量“证据”，均来自二人的日记，无意中为这段暴烈的爱情留下了最生动的说明。

死去的刘梦莹，又名雪帆，字斯卜，生于湖南长沙，父亲是一位名医。1928月2月入西湖国立艺术院（后改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初进绘画系，后转雕塑系，死时年未满二十，是三年级生。杀人犯陶思瑾时年二十二，与许钦文同为绍兴人，1928年9月跟随来做教师的哥哥进入艺专，入绘画系，其时已是四年级生。

1928年秋天两人认识后，感情很快发生。日后，许钦文将二人愈走愈近归因到陶元庆的身上，刘梦莹“钦佩他而注意他的妹子”，陶元庆死后，对陶思瑾“竭力安慰”；而后梦莹的父亲亦不幸死去，思瑾“以同情相报”，终于二人“同病相怜”。[3]这一种解释，将原因绕到他最亲爱的老陶（元庆）身上，于他大约是心理安慰，可惜与事实似乎相差甚远。

最直截了当（当然也很粗暴）的原因大抵就如判决书所言，“民国十八年春到廿年夏，复同宿舍，情好甚笃，有时大被同眠，因而发生同性恋爱”[4]。陶元庆死于1929年8月，而在当年3月11日的日记中，刘梦莹就说“爱是神秘同伟大的，同性爱尤其是神圣纯洁的，思瑾你是一个美妙天真的姑娘，你那热烈真挚的情感，使我是怎样感激”[5]，并不待成为孤女后同病相怜。

民国时期，甫出家门的女学生，学校中的友情对她们的吸引力似乎远大过学业。跳出父母兄长的管束，却又并不十分敢与男性交往，女扮男生假凤虚凰是她们热衷的暧昧游戏。杨静远记述武汉大学的生活时，说女生宿舍中都是“一对一对”的。王东杰在30年代一个成都女中学生的日记中，发现同宿舍的女生在旁人眼中是特别的存在，而她们同样也常常“大被同眠”。

她们或许在同屋后迅速坠入爱河，或许是早已眉来眼去故而特意调换宿舍，不管怎样，从1929年春到1930年初这一段时间，是美妙的浓情蜜爱时期。1929年11月16日、1930年1月25日、1月28日，两人的日记中都有“词近秽亵，从略”的内容――大约是详细描述交欢经过。许钦文称她们是“高度的同性爱”，并举出两人均体弱多病的例子，说明他“高度的同性爱，对于精神是很损害”的观点。[6]

在此甜蜜时光，判决书中写道，二人“缔结一种永久盟约，为永久保持情爱，绝不与男子结婚”.这个盟约是刘梦莹在1929年12月26日提出的，目的是使思瑾“渡过那道难关”――指的应该是许钦文的求婚。是的，这位“和蔼可亲”的中年男子在某个时期似乎并不满足于做思瑾的兄长。然而有趣的是，对照判决书和此后几十年内许钦文的各种回忆，却会发现不知是有意或无意，这个对此事最有发言权的人从未提起过曾向陶思瑾求婚。

判决书中所摘录的陶思瑾日记，非常明确地显示他在1929年10月（陶元庆死后才2个月）就曾经向她讲起“同居和结婚”一类事，《大公报》记录的某一次庭讯上，他亦承认“有许多人造谣，说我同陶有关系，因此我曾想同陶兄妹说我们不妨结婚，但陶不愿”[7]。按陶思瑾的理解，许钦文建造“元庆纪念室”，除了纪念她哥哥，也有想用来和她结婚的意思。思瑾何止不愿，简直是厌恶，认为他用金钱控制她――因为她家境贫寒，学杂费全由许钦文负担。

这种盟誓使思瑾非常高兴，她在28日的日记中兴奋地宣称：“今晚上我是感到怎样的快活啊，梦莹对我是轻轻的呢喃着，她说她是很爱我，她说她已属于我的了，她是再不去爱别人了，她说她是不会去和一个男人结婚的，她说她以后对于一切人，都是在灵感上的爱，她的肉体已经属于我的了，我放心她，她始终是我的了啊！这一切话，使我的心坎中，感到无限的兴奋呀！她是真的属于我了吗？我们是已经订着了条约，我俩是永远不与男子去结婚的，我们预备新年去买二个的戒指，表示我们已经订婚的条约，是我们的纪念呀！我是多么的高兴呀！我们的同性爱，是多么的伟大与圣洁呀！”[8]

这条盟约是否真的用来拒绝过许钦文？不得而知。因为他所表现出的，是完全不知道她们的超友谊关系。或者知而不理，因为1930年9月，陶思瑾的日记中还说他“时常跟随着我，吻我的发，吻我的臂”――已是性骚扰程度了。她厌恶却无法，因为没有钱缴费住宿舍，要钱又只能问他要。

许钦文是否是表面上的实诚君子背地里引诱少女的色狼？真是很难说清。他自己不会记述这方面的事情，其他材料又零碎不全。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日记里骂他的同时，陶刘二人仍然和他保持着不错的（至少表面上如此）关系。刘梦莹和他的四妹八妹都十分熟悉，会一起打球看展览；也曾请他来看自己演剧，并让他帮忙发表作品。费笔墨写这一段小插曲，不过因为在今日较易看到的许钦文的叙述中，它早已消失无影。

然而好景不长，纵然曾情好到订下盟约，或者从一开始她们的感情中就包含着危险的不稳定因素。两人总是不断怀疑对方出轨劈腿。1929年11月7日，思瑾疑心梦莹“专一地在爱着她的还有一个朋友”，哀叹“我是深深地爱着她，对她我是不知耗化了多少的精神和金钱了，然而对我，她是这样地冷淡，我是怎样的感到悲伤呵”！过了4个月，换作刘梦莹偷看思瑾日记时发现“她在迷恋于男性了么？给我十足的信心一个动摇”，于是也在日记中呼喊“我的心在惨然了，一切都是无真实么？天呀，我的瑾，是不会爱他的”！[9]值得注意的是，她们的疑心对象，有“她”也有“他”。虽然丰子恺说陶思瑾“肤色雪白，可惜鼻子稍有些塌”，不若刘梦莹是“花容月貌”[10]，然而她的桃花运似乎从未间断过。例如，他哥哥的朋友，一个叫黄启衡的男子就曾为追求她两跳西湖――幸而最终都被救起了。

随之而来的是戏剧性的争吵。1930年9月30日，陶思瑾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昨晚因为我对她说了讽刺话，她今天对我的态度很冷淡，见我不理睬。到了晚上，她对我的神气还是不更改，在我的心里，感到非常的痛苦，为了这样一句话，而竟成了这样的一个悲剧吗？昨夜我是怎样的痛苦着，我哭，我几乎哭得疯了，但是我得不到她的一点怜悯和同情。我是对她诉了不知多少的言语，求她饶我恕我，而竟说我会向你下跪，你发一点慈心，答我一声，原谅爱我。唉，她没有应许，而简直连回音也没有。”[11]会“哭到疯了”的绝不只有她一个，刘梦莹也会“在半夜哭起，一直哭到天明，其哭声之大可使隔墙宿舍里的同学也能听到”。如果我们能够相信潘光旦这位朋友的调查的话，那么这两位小姐还是忠实的“爱比死更冷”信徒：“有时二人因细故忽起龃龉，陶常会用手巾扼住刘的咽喉；过后，刘会忽然抱住陶的身体大哭。”亦是“我爱你爱他”的忠实执行者：“后来陶有了恋人，刘查到了以后，常会用种种方法去破坏。陶有一个，即被刘破坏一个。有时刘探得陶之恋人为某人时，刘竟会用方法与某人实行同居。”[12]除此之外，她们也曾写过血书，预备去法国日本，用种种方法挽救关系。

除了感情纠葛，思想上的分歧似乎也是他们日渐隔膜的原因。判决书中对二人的评价，梦莹是“思想趋新，求进甚切”；年龄较长的思瑾却是“性情天真，思想简单”。许钦文说得更厉害，“她好像是愈大愈天真，其实是愈变态的”。刘梦莹是面面俱到的十佳青年，“她所研究的主科是雕塑，可是绘画也不错，音乐会中曾经数次表现钢琴演奏，课外又研究木刻，文学也有不少作品发表，又屡次公开演剧，篮球排球她是担任队长”[13]。相对她的上进，思瑾却是“以懒散的态度来过目前的生活”，这一点让梦莹非常失望，她向姐姐抱怨思瑾“近年来态度变更，家境甚寒，而喜奢华，好虚荣，而不勤学，以友谊劝勉，非惟不听，反加讪笑，以致时有口角”[14]。

不过在学业上虽然一个上进一个落后，她们的政治态度倒相当一致。十五岁就曾“一度加入危险团体”的刘梦莹，是左翼美术团体中的活跃分子。1929年加入了西湖艺专的“一八艺社”，1930年夏天去上海左联办的暑期文艺补习班旁听，“听到了一些报告，看到一些进步文艺刊物（如《拓荒者》）日本柳籁正梦的漫画，也听到红军攻打长沙的消息”[15]。而“天真”的思瑾同是“一八艺社”成员，也去参加了这次左联的补习班。

许钦文和陶元庆的关系是我很头疼的，所以本来想再写一篇他们的故事，却终于因为觉得难以把握而放弃。

以现在的眼光看，他们不是弯男，那么世界上就没有弯男了――但是，他们怎么看待自己的关系？这是个问题。近代百年，对感情的界定和理解变化极大。譬如我看晚清狎妓小说，嫖客相见，时常亲热地携手走来走去――现在让两个大男人手拉手走在大街上，一条路上的人都会“道路以目”吧，可当时以为常态，不出亲兄热弟的纯洁。

陶刘二人的关系比较简单，确乎有肉体关系，并且她们亦自觉这是“爱情”。但是陶元庆早亡，许钦文只是痛苦得死去活来，并没有自爆说曾与老陶大被同眠，互相发射液体――之后更不会有人说什么。我只见过一个叫张稚庐的老头，言之凿凿，说他们是同性恋，他是许钦文的旧相识，也许当时确实周围人有此心照不宣的共识，但不留下只言片语，终究说起来底气不足。我很怕家属，许钦文虽然成就不高，终归靠了鲁迅的关系在浙江省作协和文联做到高位，老干部家属不能惹，还是不写为妙。

谢选骏：上文祖宗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许钦文：鲁迅的“私淑弟子”，因为单身而遭受的牢狱之灾》（www.163.com article 2022年10月28日）说，他就是鲁迅先生的“私淑弟子”之一，一生宣扬鲁迅先生的精神，以先生为傲，却卷入一场民国奇案当中，因为单身惹来了牢狱之灾，这件事看起来不可思议，却是……

结果惨遭了“404”！

看来，鲁迅极力袒护许钦文的背后，也有“爱好同性恋”的不伦身影。

《曾师从丰子恺，与鲁迅一见如故，他设计的图书封面鲁迅最满意》（2020-07-05 金台望道）报道：

陶元庆（1893—1929），字璇卿，名人，浙江绍兴人。曾在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师从丰子恺和陈抱一等名家学习西洋画，后专事图案设计和书籍装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书籍装帧艺术家，并与鲁迅结下了深厚的友情，鲁迅多次称赞其作品，并因一再请其作画，说自己是"得陇望蜀"。

1924年，陶元庆到北京游历，住在鲁迅曾经居住过的绍兴会馆里。当时鲁迅在北京各高校授课，他作为文艺理论讲义而翻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将出版，就请陶的好友、也是绍兴文学青年的许钦文转请他作封面画。

陶元庆欣然接受，没有多久就将作品转交给了鲁迅，鲁迅看后十分满意，又让许钦文带话给他，让他有空来串门聊天。这年12月3日的鲁迅日记上记有："午后陶璇卿、许钦文来。"

这样，陶元庆才由许钦文介绍与鲁迅相识了。两人一见如故，以后陶元庆又多次前往鲁迅家，《鲁迅日记》中提及陶元庆多达七十余次。

鲁迅深谙美术，尤其是版画装帧艺术，因此对在这方面非常有才华的陶元庆深为赏识。

陶元庆在设计《苦闷的象征》封面时，用一个在压抑中拼命挣扎的半裸的妇人人体形象为主体，通过这个披着波浪似的黑发、用脚趾夹着钗的柄、又用温柔的嘴和舌舔着这染了血的武器的尖头的妇人，用那略带恐怖的情景和暗藏着无限的悲哀的画面表达所谓"苦闷的象征"，画面还用了黑、白、灰、红等彼此相衬的色彩和郁悒的线条，这样来深刻地表现主题，鲁迅以为这样处理"使这书披上了凄艳的新装"，许钦文更认为它"首创了新文艺书籍的封面画"，而"五四"新文学书籍以图案为封面的则始于此书。

之后，鲁迅把自己的许多书籍都交由他设计。《彷徨》的封面也是陶元庆设计。他用橙红色为底色，配以黑色的装饰人物和傍晚的太阳，上下两段横线，简练地概括了画面的空间，而人物的动作似坐又似行，满幅画面被紧张的情绪所包围，将"彷徨"表现得恰到好处，又耐人寻味。

鲁迅称赞说："《彷徨》的书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当时有的人看不懂寓意，指责陶元庆连太阳都没有画圆。陶元庆愤愤地说："我真佩服，竟还有人以为我是连两脚规也不会用的!"

为《唐宋传奇集》设计的封面，素朴典雅，古风悠然，画中人物、马车、旗幡，排列有序，意趣高远，这种用写意的手法表达性情则是他艺术特色之一。

鲁迅邀请陶元庆设计《坟》的封面时说："我的意思是只要和'坟'的意义绝无关系的装饰就好"，陶元庆遂在创作封面时便用一种包含着死的气息的画面营造构图，把棺椁与坟相排列，强烈传达出鲁迅作品的寓意。

陶元庆还为鲁迅设计了《出了象牙之塔》（见前图）《工人绥惠略夫》《中国小说史略》《朝花夕拾》等封面。

鲁迅喜爱陶元庆的画，想请他给自己画肖像。不过因为两个人的时间凑不齐，一直没能找出时间来做素描。

后来陶元庆返乡，在台州任教，鲁迅把自己的照片寄去，请陶元庆在假期对着照片画一张肖像。1926年5月，陶元庆把画成的鲁迅头像寄给鲁迅。

鲁迅对这幅画非常满意，一直摆放在鲁迅北平寓所的客厅正中。

1925年3月19日，陶元庆举办过一次"个展"，地点在北京西四的帝王庙内。这是鲁迅通过章衣萍为陶元庆借用的"个展"场所，鲁迅热心参与筹办，为《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写序，他说：

陶璇卿君是一个潜心研究了二十多年的画家，为艺术上的修养起见，去年才到这暗赭色的北京来的。到现在，就是有携来的和新制的作品二十种藏在他自己的卧室里，谁也没有知道，——但自然除了几个他熟识的人们。在那黯然埋藏着的作品中，却满显出作者个人的主观和情绪，尤可以看见他对于笔触，色采和趣味，是怎样的尽力与经心，而且，作者是夙擅中国画的，于是固有的东方情调，又自然而然地从作品中渗出，融成特别的丰神了，然而又并不由于故意的。将来，会当更进于神化之域罢，但现在他已经要回去了。几个人惜其独往独来，因将那不多的作品，作一个小结构的短时期的展览会，以供有意于此的人的一览。但是，在京的点缀和离京的纪念，当然也都可以说得的罢。

这篇《序》，很快就在孙伏园编辑的《京报副刊》发表了。

1929年8月6日，陶元庆因病去世，年仅36岁。鲁迅先生对于陶元庆的逝世很是悲痛。当许钦文写信告知陶去世的消息后，鲁迅于日记中记下了准确的时间：1929年8月6日午后8时。

鲁迅向许钦文详细探问陶元庆病中的情况和他的家境，并拿出300元钱，托许钦文在陶元庆去世的地方买了三分多地，购了建筑材料，在陶元庆生前喜爱的西湖玉泉道旁造了坟墓，题名"元庆园"，并且种上了花卉和柏树。

鲁迅先生奖掖提携后进、爱惜人才的品性，于陶元庆身上可见一斑。爱才惜才的鲁迅先生，遇到才华卓著的书籍装帧艺术家陶元庆，不惜气力予以扶持，称许他“会当更进于神化之域罢”。可惜陶元庆英年早逝，未能在艺术上充分施展出来。

谢选骏指出：看来，鲁迅爱好的同性恋，绝对不止许钦文一个。

【35、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如何给性交做广告】

《鲁迅的夫人许广平 ——纪念她诞生120周年，逝世50周年》（《纵横》杂志2018-10-18）报道：

在一般人印象中，许广平是作为鲁迅夫人存在的。有人曾将许广平比喻为“月亮”，但许广平这个“月亮”并不是完全依靠鲁迅这个“太阳”发光。她是一个独立的光源体。所以我在文章开头就要强调，许广平是一位独立的作家、社会活动家。

说许广平是一位独立的作家，有一部三卷本的《许广平文集》为证。这套书在20年前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一共有380万字，其中有诗歌、杂文、散文、论文、回忆录，共389篇，囊括了许广平从1917年至1966年近半个世纪的作品。她应该还有一部分日记，只见引用，未见出版。380万字并不少。鲁迅的创作（不含译文、古籍整理）汉字用量也只有300万字，所以说许广平是一位独立的作家并不是溢美之词。许广平回忆鲁迅的文字更是传世之作。只要鲁迅研究这门学科还存在，许广平的这些回忆录都是鲁迅研究的入门书。虽然不同人可以有不同评价，许广平回忆录本身也的确水平参差不齐，但她的鲁迅夫人身份，决定了她的回忆录无可替代。

鲁迅、许广平与他们的儿子周海婴

许广平还是一位独立的社会活动家。她学生时代就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骨干，鲁迅跟她的感情也是在著名的“女师大风潮”中建立的。1926年许广平到广东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担任训育主任之后，跟校内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抗日战争时期，许广平成为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的领导成员。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她又积极投身于民主运动，成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元老。与此同时，她还被推举为中国妇女联谊会上海分会的负责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许广平被任命为政务院副秘书长，还先后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她担任这些职务，不能说跟鲁迅夫人的身份毫无关系，但同时也取决于她本人一生的斗争史。

高门巨族的叛逆者

许广平，1898年2月12日出生于广东。她原名许崇媊，在许家排“崇”字辈。许广平不乐意带“女”字的偏旁，父亲就给她改名叫“广平”。原因之一，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入侵，广东成为抗英斗争的前沿阵地，改名“广平”是希望广东能够太平。原因之二，是唐玄宗时有一个宰相叫宋广平（宋璟），是历史名人。许广平自号“景宋”，因为她母亲是一个澳门侨商的女儿，姓宋，许广平以此表达对母亲的景仰之情。

鲁迅评论女作家凌叔华的作品时，说她笔下的女性是“高门巨族的精魂”。我套用鲁迅这句话加以改写，称许广平为“高门巨族”的叛逆者。

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解释一下“高门巨族”。

许广平出生在广州高第街，这里有一座聚族而居的大院，里面居住的许姓亲属多达一二百人。许广平的远祖许拜庭是盐号学徒出身，后来发家成为了广东四大盐商之一；曾祖父许祥光，在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为反抗英国军队进驻广州城，带头捐献了六万两白银购买武器粮饷，成为抗英爱国运动的领袖；祖父许应瑢曾任浙江补政使、浙江巡抚等要职，杭州岳坟附近还有他题写的匾额；父亲许炳橒，属庶出，体弱，不善经营，在大家庭中处于被歧视的地位，跟鲁迅的父亲有些相似。

在许广平的亲属中，鲁迅提到或接触过的有三位：第一位叫许应骙，许广平的叔祖，曾任闽浙总督，著名的反对维新变法的顽固分子。鲁迅在南京求学时，由于接触新思潮，他的叔祖父周椒生就强迫他抄写许应骙参奏康有为的奏折。鲁迅曾跟许广平开玩笑，说他“从小就吃过你们许家的亏”。第二位叫许崇智，许广平的堂兄，追随孙中山参加“二次革命”，任福建讨袁军总司令。鲁迅跟许广平恋爱时，他担任过广东省政府主席。第三位叫许月平，许广平的妹妹，曾协助鲁迅在广州开设北新书屋。

说许广平是高门巨族的叛逆者，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读书，二是放足，三是抗婚。

按广东旧俗，“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学点刺绣，多少识几个字，能写封家书，就足够了。但许广平却跟家里的男孩子一起读书，不仅用广东话读，而且学习北方官话；不仅读四书五经，而且读课外书，甚至到图书馆读新书报。这在守旧的大家庭无疑是一种叛逆行为。

许广平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其中一位姐姐外号叫“玉观音”，脚裹得很小，到书房读书全靠老妈子背着，结果9岁就夭折了。许广平8岁那年，妈妈先用几口针为她穿耳，接着就是缠足。许广平用大哭大闹的方式反抗。许广平的妈妈就是小脚，刚结婚时绣花鞋可以立在酱油碟子里。但是，许广平诞生时，康有为、梁启超已经倡导维新变法，其中就包含了“戒缠足”，而且出现了戒缠足会这一类民间团体。许广平的父亲比较开明，支持她反抗缠足，还对她妈妈说：“你是胖人小脚，走路要靠两个丫头搀扶，女儿将来若嫁了乡下人，缠了双足岂不受苦。”后来父亲把许广平抱到祖母那里，替她解开缠脚布，终于逃过了这一劫。

许广平的父亲在缠足问题上比较开明，但在儿女婚姻问题上仍恪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最不应该的是，许广平刚出生三天，父亲喝醉了酒，竟在头脑发昏时把她许配给了一个劣绅的儿子马天星。那家人在乡间为非作歹，口碑极坏，事后许广平的父亲虽然内心反悔，但仍收下了马家的聘礼。许广平懂事之后，从家中一个老仆人口中得知此事，内心受到极大摧残，想拼死反抗，后来知道拼死不能解决问题，女性只有具备独立工作能力，人格才能随之独立。1917年，父亲去世，许广平投靠在天津的姑妈，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求学，第二年获得了公费资格。后来马家催婚，在二哥的帮助下，许广平于1921年彻底解除了婚约。

由此可知，许广平是一位叛逆的新女性。反抗旧礼教、反抗旧社会，这就是她跟鲁迅结合的思想基础，也是她斗争精神的一个侧面。

鲁迅相濡以沫的伴侣

1923年，许广平结识了鲁迅。1925年，两人开始鸿雁传书，继而暗生情意。1933年4月，鲁迅将自己与许广平1925年至1929年间的通信共135封结集出版，取名《两地书》。作为学生和寻路者，许广平向鲁迅询问人生经验和写作经验，鲁迅的回答不仅对许广平有指导意义，而且对读者也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早有研究者指出，《两地书》不能仅仅当成情书来读，而应该视为一本严肃的社会评论集。但这也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情书。比如，1926年9月30日鲁迅致许广平信写道：“听讲的学生倒多起来了，大概有许多别科的。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邪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许广平10月14日晚复信说：“‘邪视’有什么要紧，惯常倒不是‘邪视’，我想，许是冷不提防的一瞪罢！记得张竞生之流发过一套伟论，说是人都提高程度，则对于一切，皆如鲜花美画一般，欣赏之，愿显示于众，而自然私有之念，你何妨体验一下？”双方通过这种幽默的方式传情，以表达对对方无限忠诚和无比信赖。

鲁迅寄给许广平的明信片

1929年5月17日许广平致鲁迅信中，颇为体谅鲁迅旅途的辛苦，用她的“魄力”来抵抗分别期间的无尽思念；将自己的饮食起居一一叙述，务求其详，琐碎到剥瓜子、看小说、睡午觉、访邻居……对于寄信的情况，许广平有一段极为生动的描写：“我寄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我总疑心那里会慢一点。然而也不喜欢托人带出去，我就将信藏在衣袋内，说是散步，慢慢的走出去，明知道这绝不是什么秘密事，但自然而然的好像觉得含有什么秘密性似的。待到走到邮局门口，又不愿投入挂在门外的方木箱，必定走进里面，放在柜台下面的信箱里才罢。那时心里又想：天天寄同一个名字的信，邮局的人会不会诧异？于是就用较生的别号，算是挽救之法了。这种古怪思想，自己也觉得好笑，但也没有制服这个神经的神经，就让他胡思乱想罢。当走去送信的时候，我又记起了曾经有一个人，在夜里跑到楼下房外的信筒那里去，我相信天下痴呆盖无过于此君了……”鲁迅给许广平写信则更加用心，不仅详细汇报自己的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动，而且连信笺也精挑细选。比如，1929年5月13日鲁迅给许广平信的信笺上就印了三个通红的枇杷，并一首诗：“无忧扇底坠金丸，一味琼瑶沁齿寒。黄珍似梅甜似橘，北人曾作荔枝看。”因为许广平腹内怀子，鲁迅故以含籽的枇杷为寓。另一七绝是：“并头曾忆睡香波，老去同心住翠窠。甘苦个中侬自解，西湖风月味还多。”这同甘共苦的并蒂莲，正是鲁迅和许广平以沫相濡的象征。鲁迅1929年跟许广平通信时，他们已经相恋四年、同居两年，但仍保持了初恋时的激情，每次收到对方的信都有“喜出望外”之感，这并不是一般夫妇都能做到的。

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札

鲁迅与许广平共同生活的十年是相濡以沫的十年。这段时期，鲁迅居无定所，许广平也跟着一同辗转流离。十年间，许广平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牺牲自我，甘当无名英雄，无微不至地照顾好鲁迅的餐饮起居。鲁迅经常对朋友说：“现在换衣服也不晓得向什么地方拿了。”貌似抱怨，实为感激夸赞。此外，许广平还帮鲁迅誊抄稿件、校对文稿。鲁迅生平最后十年的创作数量超过了此前的20年，显然离不开许广平这位幕后的无名英雄。

鲁迅去世之后，除了培养独子海婴之外，照顾鲁迅母亲和原配朱安的职责也落到了许广平肩上。1938年10月，许广平曾在《文艺》半月刊二卷二期发表《纪念还不是时候》一文，向九泉之下的鲁迅诉说自己的艰难处境：“你曾说过：‘我有一个担挑，一边是老母，一边是稚子。’自你死后，不自量力然而也逼于无奈的我，硬担起来了。稚子在旁，体弱多病；提携抚育，废寝忘食。老母在平，年高体衰，生活之需，虽由我勉强筹措；然而亲友无多，相见且难，遑论照料。则其悲戚，谅不待言。所谓事姑育子，诚有未尽。倘精灵不泯，尚荷督我助我，先生先生，我向你伸手了! ”

的确，在鲁迅去世之后，许广平抚孤成年非常不易。海婴自幼多病，动不动就咳嗽气喘，只能长期休学在家静养。在他身上，许广平倾注了全部母爱，耗费了大量心血：每天量体温，每周称体重，每月照X光。从1938年5月起，每周带他去医院注射三次。

鲁迅去世之后，在悲怆的心境中，母亲仍不忘抚慰远在上海的儿媳。她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多次满怀感念之情地写道:“你因佩服豫才，从以终身。现在豫才盖棺论定，深得各国文人推崇，你能识英雄于草昧也不失为巾帼丈夫。已有一部分的人，很在赞扬你呢。”“自从大先生过去后，一切事体赖你主持。家中老的老小的小，如无你这样一位能干而贤慧的人，我更要痛苦呢。”“我并非同你客气，这真是我的福气。我家有你这位贤淑又能干的人，又这般能体贴我，我一直是将你看作自己的女儿一样。”1937年初，许广平曾想北上侍奉母亲，但母亲担心她受到周作人夫妇的欺侮，忍痛劝阻了。

对于鲁迅原配夫人朱安的生活，许广平也竭力维持。她写信给朱安说：“你的生活为难我们是知道，而且，只要筹得到，有方法汇寄，总想尽办法的。以前知道寄款不易，在胜利前先托人带上巨款，也是此意。……来信说不肯随便接受外界捐助。你能够如此顾全大局，‘宁自苦，不愿苟取’，深感钦佩。我这些年来一切生活不肯随便亦是如此。总之，你的生活我当尽力设法，望自坚定。社会要救助的人很多，我们不应叫人费心。至于报上说有人想捐一笔款，买下藏书，仿梁任公办法放图书馆内，我们不赞成的。……如果有人说及，谢绝好了。”对于许广平的长期资助，朱安曾多次表示感激。她临终前一周（1947年6月23日）致函许广平说：“我的病恐怕好是不容易的事……您对我的关照我终生难忘。您一个人要担负两方面的费用，又值现在生活高涨的时候，是很为难的。”临终前一天，她神智甚清，曾对来访的记者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不断寄钱来。物价飞涨，自然是不够的，我只有更苦一点自己。她的确是个好人。”6月29日，朱安病逝。逝世前，她将麻料里子一块、蓝绸裤料一块送给许广平以作纪念。

对抗日寇的女战士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对英、美不宣而战，日本军队迅速进驻了租界，上海全面沦陷。12月15日晨5时，十余名日本宪兵队的便衣和若干旧法租界巡捕房直辖人员，冲进许广平霞飞路寓所开始搜查，前后长达两小时之久。晨7时，敌人把许广平押上一辆无篷的空货车，还抄走了两大包东西，里面除了《鲁迅日记》手稿之外，还有一部《鲁迅三十年集》，鲁迅、许广平和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十余枚图章，以及《上海妇女》等书刊，就连海婴一本简陋的集邮簿也没有幸免于难——因为里面搜集了各国邮票（发还时有一些苏、英、法等国的稀有邮票被敌人撕了）。

开到日本宪兵队总部后，许广平填了张表格，交出手套、手表、随身带的100多块钱，最后连裤带也给收缴了。上午9时许，一个满脸横肉的叫奥谷的曹长开始对她进行审讯，一直持续到晚9时。

关押许广平的是五号囚室，里面只有上海普通客堂间一般大，但关押着四十六七个囚徒，男女混杂，像沙丁鱼一样并排躺在地板也是铺板上。囚室北面是厕所，南面躺着一个遍体水肿、脓血直流的垂死犯人。许广平挤在西面四五个女囚徒之间，左面传来茅厕的臭味，右面传来脓血的臭味，这本身就是一种难熬的苦刑。清晨4时起床后，犯人集体围着两个装酱油的旧木桶洗漱。吃饭用的是龌龊的筷子和脱了瓷的洋瓷碗，吃的是米麦混合物，冷冰冰的。改善伙食的时候，偶尔也吃些鱼肉，不过鱼的肠肚都没有清除，放在饭上腥臭扑鼻；肉是死军马肉，黑而且硬，每人只能分到两小块。一个20多岁的中国士兵向许广平介绍对付敌人的经验：“最要紧的是前后口供一致。实在应付不了的时候，就是哭哭啼啼或夸大些痛苦也不要紧，像你们女人最好应付。”

许广平被捕的头四天，敌人轮番施展了“欺、吓、哄、诱”种种手法，毫无效果。第五天，“横肉”开始动武了。受刑之后，许广平两眼肿得像青紫色的核桃，被马靴踢过的大腿结成硬块淤血，身上留下了道道鞭痕。敌人疯狂跳踉，使许广平知道了她被捕的真实原因：原来是要通过她追查抗日知识分子和出版家的线索。许广平跟进步文化界的广泛联系和她不堪刑辱的体质，使敌人把她当成了理想的突破口（翻译偷偷对许广平说，只要她能提供上海进步文化人的情况，就可以被释放）。然而，即使在受刑最苦的时候，许广平也始终恪守着“牺牲自己，保全别人；牺牲个人，保存团体”的信念。

第十天的夜里，许广平被转押到一号囚室。“横肉”问得越来越广泛、越来越仔细。每一本作者签名赠送的书，他都一定要追问作者的情况、跟作者认识的过程、作者当时的住址，等等。如果一位作者赠送了两本书，他就要追问哪本书送在前、哪本书送在后。如果许广平的回答和书的出版年月不符，那就会成为莫大的把柄。这样，许广平便需要对每本书预先编造一套应付之词，而且要经得起敌人反复盘问。不然，稍有漏洞，前面的口供就会被全盘推翻。这样，每问一本书就如同过一关。为了有效地跟敌人斗智，许广平吸取了那位中国士兵的经验：“最要紧的是前后口供一致。”在受刑后头昏脑涨的情况下，许广平每天晚上仍坚持将白天的口供重温一次，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即使敌人突然发问，她也能做到应付裕如，不露破绽。

到12月30日，“横肉”见实在问不出任何结果，便拿出一张纸、一支笔，叫许广平写下被捕后的“感想”。许广平只在纸上写了这样的话：“我从来没有做坏事，只望快快恢复自由，使得我可以好好去照顾孩子。”1942年2月27日，许广平被带出了囚室，发还了带来的物品和抄走的两包东西，而后跟七个男难友一道驶到了 “调查统计局驻沪办事处”。一个小个子的负责人问许广平：“你有没有熟识的店铺可以作保？”她想，中国店铺不适宜给这种地方作保，于是说：“我在上海这些年，最熟的是内山完造先生，他作保可以吗？”“小个子”说：“顶好不要东洋人作保，你再想想看。”这时，许广平虽然希望尽快获释，但为了不使同胞受到牵连，坚持说：“想好了，还是只有内山先生认得，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认不得许多商店。”“小个子”没有法，只好允许她跟内山书店通了电话。当晚，“小个子”又把她带进一间房，里面有七八个人。他们叫许广平写下被捕经过，她担心敌人会改成服罪自白之类的东西发表出来，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什么东西也不想写。”

2月28日，内山完造先生和内山书店的中国店员王宝良为许广平办理了保释手续。3月1日下午，被关押了76天的许广平终于恢复了自由。

四年后，许广平将她狱中的这段经历写成了《遭难前后》一书。郑振铎在该书《序言》中说：“她以超人的力量，伟大的牺牲的精神，拼着一己的生命，来卫护着无数的朋友们的。这是一位先驱者的大无畏的表现！这是中华儿女们的最圣洁的精神的实型！她在抗战初期的时候，曾尽了说不尽的力量，加入了好些重要的团体，其中之一是复社，还有一个是上海人民团体的联合的救亡组织。这些组织的份（分）子，人数很多，全靠了她的勇气和牺牲，得以保全着。”

鲁迅事业的传承人

毋庸置疑，鲁迅的事业是永垂不朽的。作为鲁迅的夫人，许广平也在鲁迅的事业中获得了永生。许广平说，对于鲁迅著作，她有许多异乎一般读者的感情。她跟鲁迅共同生活之后，鲁迅每一种译著的出版，往往由鲁迅跟她共同校对，有些作品则是他们共同完成的。

许广平参与编辑的鲁迅著作中，最重要的无疑是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这部书600余万字，囊括了鲁迅的著作和译文，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中国社会百科全书”。周海婴先生曾回忆了第一部《鲁迅全集》的诞生过程。他说，当时全集的编校工作在许广平霞飞坊64号寓所的客堂和亭子间进行。协助编校的人很多，空间狭小，因此桌椅相接。如要出进，旁边的人需要起立挪位。中午吃的是包饭，甚至吃的是路边摊。

鲁迅著作中有一个特殊部分，就是书信。鲁迅书信散存在收信人手中，由于各种原因，大部分未能妥存。因此，征集鲁迅书信就成为保存鲁迅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任务。鲁迅去世不久，许广平就登报征集鲁迅书信，最终以一人之力征集到860多封，计通信者70余位。由于不少人希望许广平阅后能退还原件，而限于当时的条件又无法一一拍照或复印，许广平只好选择了在杨霁云先生帮助下复写抄存的办法。由于抄写一次要力透五层纸，以致抄写者的右手中指很快就磨出了硬茧。鲁迅一生致亲友的信估计有6000多封，但至今搜集出版的只有1333封，许广平当年一人能征集到那么多，后来捐赠鲁迅博物馆的竟至982封，可见是很不容易的。

许广平在誊写鲁迅日记（1943 年11 月摄于上海）

鲁迅的文化遗产中还有一个重要部分，那就是日记。鲁迅去世之后，为妥善保存他的日记，许广平先存在银行保险箱内，后想抄出一个副本保存，便临时取回家。不料日本宪兵队作为许广平的“罪证”带走，待她获释退还查搜之物时，一清点才发现失去了1922年的日记。幸亏鲁迅友人许寿裳抄录了若干条，现在已附录在《鲁迅全集》中。

1937年10月出版《鲁迅先生纪念集》，需要收录一篇《鲁迅年谱》，由许寿裳、周作人、许广平共同完成。许广平在编撰过程中表现了一种高度求实的精神。比如，许寿裳撰写的1927年10月条目，原文是“与番禺许广平女士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许广平改成了“与许广平同居”这六个简明的字。许广平感激许寿裳的好意，但她认为这些修饰语都是不必要的。她说：“关于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对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

原刊于《纵横》2018年7期

谢选骏指出：人说“许广平（1898年2月12日—1968年3月3日）是一位中国近代女作家。她与鲁迅有着特殊的关系。虽然鲁迅名义上的妻子是朱安，但他们的婚姻是有名无实的。许广平和鲁迅长期同居，但并未正式注册结婚或举办婚礼。他们之间的感情故事颇具戏剧性，值得一提的是，许广平一生只爱一人，也只和一人有肌肤之亲。”——我看鲁迅为了掩盖自己的姘居丑闻，就把婚礼说成是“给性交做广告”。那么冒充“鲁迅夫人”的许广平，安排和鲁迅淫乱通奸杂交出来的后人吹捧自己，是不是“给性交做广告”呢？

【36、马斯克的非洲特性暴露无遗】

《马斯克怕被绑架，雇了100名保镖保护自己》（极目新闻2023-01-22）报道：

综合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英国《太阳报》等媒体报道，近日，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的父亲埃罗尔透露说，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儿子马斯克给他的安保升级，在他位于南非的家中采取了“极好的保护措施”，而且还花了一大笔钱，雇了大约100名保镖，以严防绑架事件发生。

76岁的埃罗尔透露说，儿子马斯克认为，“在他受到威胁后，我也需要被保护起来。如果有人绑架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那将是那个人在这一生中能以最快的速度赚到2000万美元的办法。”

“我不害怕，但我真的担心埃隆会出事，尽管他身边有大约100名保镖。”埃罗尔接着说。

在埃罗尔看来，儿子的这些举动和他之前完成对推特的收购后，披露该平台曾为现任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删帖的内幕有关。自从马斯克收购推特后，他开始声讨该平台此前不透明的审查政策。关于推特曾为亨特删帖一事，去年12月初，马斯克在推特音频平台“音频空间”的一场讨论会上表示，他被暗杀的风险“相当大”，并称自己“肯定不会坐在敞篷汽车里参加任何游行”。

然而，不到两周，马斯克就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段视频，称自己两岁的儿子在乘车时遭人尾随，对方甚至还一度“爬上”了载着儿子的那辆汽车。

对此，马斯克的父亲埃罗尔表示，由于马斯克面临的威胁越来越多，上个月，他的团队在自己位于南非的家中设置了一系列安全防范系统，包括先进摄像系统、带电的围栏和“全副武装”的保镖，每天24小时全天候监控。

“去年12月，有家公司联系我说，他们奉命保护我的住宅。现在，我的家里有9个全天候监控的摄像头，我可以在手机和电视上查看监控，他们还在我家周围装了电围栏，我现在还有一流的保镖（保护我），这真的令人难以置信。”埃罗尔说。

据了解，马斯克为父亲埃罗尔配备的这一整套安保系统价格不菲，大约25万兰特（约合人民币9.9万元）。提到儿子为自己雇的保镖，埃罗尔说，“他们很关注我，如果在我的车道上看见一辆陌生的汽车，他们会立刻问我是否还好。”

网民嚎叫：

Panda-2020 发表评论于 2023-01-22 08:39:00

移民中国 不会被绑架

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3-01-22 07:56:44

亿万富翁给老爸的安保设备价值不超过十万人民币？够廉洁的哈

zhongguoren8 发表评论于 2023-01-22 07:27:37

赞成废除货币，可是ZF不会这样做。

同样，非法移民占用了大量税收，ZF也不会阻止，原因你懂的。

goingplace 发表评论于 2023-01-22 05:46:49

赞成废除货币，可以减少很多犯罪活动。

Timberwolf 发表评论于 2023-01-22 05:38:45

等于是老马向全球黑道宣布：这儿放着首富赞助的两千万美元，谁敢来取？

竞选 发表评论于 2023-01-22 02:21:42

废除传统货币，国家给每个具有合法身份的人发放一张银行卡，可以杜绝绑架勒索犯罪。不仅如此，还可以解决许多其它以钱为媒介的犯罪行为，例如抢劫钱财，贪污，行贿受贿，非法移民，偷税漏税，等等。

谢选骏指出：非洲就是一个“血钻世界”！马斯克的非洲特性，在此暴露无遗了。“移民中国不会被绑架”？吸血鬼马斯克为何不去中国吸？因为他知道，移民中国等于就是被彻底绑架了。就像赞扬六四屠杀的马云，也终被屠刀凌迟。马斯克投资马克思，总有一天死于非命。

【37、毛妻妾们算不算知识女性】

《从许广平到陈朗，中国知识女性的一百多年抗争史》（河边的猫猫 2024-01-22）报道：

今冬，北美文科学界最令人唏嘘的莫过于一位青年学者的不幸离世。传说中，这位社科学者才华横溢、壮志未酬，天不假年。这样的悲剧牵动了每一个清贫的、充满激情与压力的、有才华或者平庸的文科学人的心。在缅怀声中，大家都只用一些宏大的语词来描绘这位逝者，关于他的才情、关于他研究的现代性、国家、革命，关于他作为师友的情义。这是在中国文学或者文化史上常见的，对一个男性知识分子的描绘。顺带着，也会有更私人的回忆，讲述他拥有一个多么美好聪慧的妻子，他们的爱情纯粹而忘我，以此作为旁证，烘托逝者的形象。

做男性学者的妻子，常常只能以此方式出现。从许广平，到这位学者的妻子陈朗，学人的妻子无一例外都只是“美谈”中的佳人，存在于传说中。他们著名的伴侣，浪漫的爱情，还有文学与爱情的遗产，以及“为逝者讳”的传统，都把她们缩小为一个贤妻的符号。在这些“宏大”概念的阴影下，即使她们具有过人的书写或叙述的能力，也不能发出她们自己的声音。

后人们津津乐道的是许广平与鲁迅的师生恋；文艺男女青年羡慕的是杨绛和钱钟书志趣相投的爱情。我们现在更多嗟叹的，是林徽因被人当作女神崇拜的一生。以及，陈朗和她逝去的丈夫那感人的爱情。

爱情、婚姻、事业还有这些女性的著名伴侣为文学史、社会史、建筑史作出的贡献，都是锁定她们身份的宏大结构。一方面，这是她们愿意为之贡献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这些宏大的目标却是需要具体的劳动来实现的。而在现实中，具体的劳动常常是由这些女性承担，因为那是“贤妻”角色暗含的责任，也是她们为了争取自由恋爱必须付出的代价。虽然这份代价男人完全不需要负。

这就是历史性的不合理。当知识女性需要与情投意合的知识男性结合时，知识女性就默认了自己将承担具体的生活，而男人则负责实现宏大的理想。可是，男人和女人组建家庭时，却全是具体的生活，比如做饭，洗衣、生育和经济管理。这些原本是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却因为父权制传统，即使是现在，也不由分说地落到女性身上。从传统父权家庭走出的知识女性，为了现代家庭，又步入了依然男权的家庭劳动分工中，而她们必须为了自由恋爱欣然领命。

许广平在结婚以前也在大学任教，她是国民党党员，“国共合作”期间是与邓颖超对接的妇女干部。结婚以后，鲁迅却要求她不出门工作。为了不浪费她的才华，鲁迅为她想的办法是教她日文，这样，她可以在家以翻译工作作为自我实现的办法，哪怕许广平更感兴趣的是积极参与人群的社会工作。鲁迅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差，他们有一个厨子，一个帮佣处理家务。所以，家庭劳动分工已经转嫁给经济社会条件更低的劳动妇女时，许广平依然无法将自己从“妻职”中解放出来。须知，鲁迅算是当时的女权主义者。他知道问“娜拉走后怎么办”，他也知道女性的天性是母性和女儿性，妻性是不存在的。然而，不能处理账单和家务的鲁迅，依然没有想过自己去学习做家务，而是选择将许广平囚在家中。丈夫可以去内山书店谈笑风生，而管理厨子帮佣和账单的事，难道不正该妻子做吗？按鲁迅的话说，你工作一个月赚的钱，我多写两篇文章就补贴了。许广平觉得还很体贴。

杨绛和钱钟书的原生家庭都是有身份地位和经济实力的知识分子，杨绛可是在胡适庚款留学的时代，靠家庭自费去的英国。抗战以前不曾为家事操心过的她，抗战中要学会生煤炉，还要现学做饭补衣，这些，她的灵魂伴侣钱钟书都不曾考虑过要一起分担。钱钟书比鲁迅进步的地方是，他愿意忍受生活质量的降级，支持杨绛写剧本工作。

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父亲都是学阀和社会贤达，他们不仅自费留美，而且结婚礼物是环游世界。抗战前林徽因唯一吃过的苦不外乎就是与梁思成考察古建筑，而这是她的学术热情所在。经济上，张学良的东北大学是高薪将二人聘请回国，所以林徽因家的劳动分工比许广平和杨绛的更充分的转嫁到了底层劳动妇女身上。抗战中，林徽因一边患病，一边学术写作一边补衣服和做饭，深爱女神的梁思成也并未考虑帮她分担，因为这是“妻职”的内容。而林徽因甚至没有如杨绛那样在文章里描写过这些苦难，因为她还有“公众形象”的限制、名媛怎么可以缝衣服做饭、或者抱怨劳动分工呢？要在几十年后费慰梅披露的林徽因通信中，我们才知道，即使是林徽因也会受困于不公平的劳动分工，而她囿于爱情神话和双方的学术形象，甚至无法谈论和书写这些不公。

或许，许广平和林徽因都没有觉得不公。当时，能与自己情投意合的对象结合，已是天大的公平。社会提出自由恋爱，却并没有为女性的自由提供保障。萧红遭遇的爱情悲剧、家庭暴力、身体摧残就是一个典型，而富有批判精神和善于书写的萧红限于时代的局限，并没有分辨出是什么给她带来了伤害。在当时人的眼中，萧红是自由的啊！她逃离封建家庭、选择自己的爱人，她工作和发表，得到了男人的爱慕尊重和支持。萧红也不知道，除了口号中的“自由”，还需要生活中的自由。而生活的自由是由经济独立、劳动分工决定的。萧红一生都穷困，她没有林徽因和杨绛的条件将家庭劳动转嫁于更底层女性，她只能又承担家庭劳动、又承担社会劳动。所以，当她脱离“妻职”远赴日本，过着清贫的生活，只需要生存和写作的时候，她都认为已经是黄金时代了，因为她终于是一个独立的人。

戳穿才子佳人的神话，描述知识女性在家庭分工中遭遇的不公，和批判这份不公被社会忽视的中文写作，竟然要诞生在100年以后。到2024年，陈朗为她的丈夫写的悼亡文，以自己和丈夫作为研究对象，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时代的家庭分工暗含的男女不平等。陈朗痛苦的，嗟叹的是，这种不平等，不是理论中的女权主义和现实中的真挚爱情可以弥补的。

令人伤感的，也令人感动的是，陈朗是心甘情愿与丈夫一起步入了这段必然不公的婚姻生活。双方是情投意合的文科学者，陈朗却需要放弃自己在香港的教职，只身来到安娜堡，以期实现家庭团聚。设身处地想，宗教研究的学者那么难得到一个教职，陈朗甚至愿意放弃已经有依托的事业，为了爱情来成全家庭，她的牺牲，可能也只有文科博士才知道有多大。

Wendy Brown说不公平的家庭分工除了家庭劳动，还有同工不同酬给女性带来的事业上的局限，以及人类社会习以为常的女性家庭成员的情感付出。知识女性的大脑，除了知识生产，生育和家庭劳动，还有很多精力花在了情感支持上。对丈夫生活和事业压力的理解、倾听、建议和分担，消耗情感、时间和心力；对家庭的管理，比如有没有厕纸和有没有地方囤Costco卖的海量厕纸，也是需要见缝插针思考的琐碎问题。孩子的教育，身体发展，与孩子同学老师学校的关系维护，莫不需要时间精力和金钱。而这些，丈夫从来都不需要参与，有的丈夫不会，有的丈夫做不好，有的丈夫说“这么些小事你就做了吧？怎么这么计较？”但却少有丈夫花时间学习和做好这些小事。

陈朗悼亡文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克制冷静地描绘了她选择了爱情以后，需要承担的具体的生活。以我的经验，这甚至包括了一周可以吃几次牛羊肉，在哪里加油最便宜，暖气开到多少度账单不会爆炸。谁做饭，谁洗衣，谁扫地，和这些相比，都太不值一提了。这就是北美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的日常。

哪怕是情投意合的爱情，在不公平的社会家庭结构中，带给女方的是俗世生活，而男方则可以两袖清风地投入到对理论的解析与建构，对历史和社会的参与。陈朗和她的女权主义者丈夫都知道这种不公，可是在相爱的两人面对困难时，不会计较谁在付出，而陈朗自己都觉得她更珍惜丈夫的才华、丈夫也欣然接受妻子的支持，于是，他们的夫妻关系，就变成了他们批判的对象。

人们只看到富足的精神生活带给男性的光环，而忽略光环背后女性的满面尘灰。这个里子和面子之间巨大的落差，就是陈朗冷笑的，控诉的对象。她爱具体的人，可是，历史性社会性与经济性的结构bug让她不得不穿上给“妻子”的枷锁。

陈朗的文章用这些鸡毛蒜皮的具体表现了夫妻爱情的深情和深情也无法抵消的不公。她不怕戳穿爱情神话，而是相信真相也无损“佳话”。从许广平到陈朗，一百多年过去了，女性知识分子要为爱情和婚姻付出什么，终于有人说，说清楚了。可是还会有人用她的牺牲来烘托逝者的形象，或者谴责她不为逝者讳。这也证明了陈朗文章的可贵。

网民嚎叫：

乱城不居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1:25:00

倒胃口。現代假女權們。其實骨子裡都是自私和斤斤計較。她們不光恨老公、也恨孩子拖累了自己。為什麼要走進婚姻？都自以為是人中龍鳳

林海平兔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1:00:18

大生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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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看到作者的靈魂分裂成兩半，輕的一半升到高處，手術刀般剖開自己的學術生涯和社會結構、婚姻製度，重的一半沉到塵埃裏，訴說無能為力的愛與思念。不可抗的癌症外因，隻是在所有暗傷爆發前降下的雷霆。因為太過暴烈，反而催生出對從前的憐惜和懷念。我很敬佩文中兩位主人公的人格和學術成就，隻是這篇文章，即使在深切的緬懷中也無可避免流露出的婚姻的痛苦，讓我想到了托爾斯泰和索菲亞貝爾斯。 我曾經因為“謄抄了戰爭與和平手稿七次”而好奇去找托爾斯泰夫人日記來讀。從操勞的女主人視角，看到的是生育之苦（13個子女，5個夭折），丈夫不事生產不理家務又天真地放棄版權收入、散發財產。我再也無法同情他的晚年出走。 全身心奉獻支持（很可能未必就是天才）丈夫事業的人，也許隻在契訶夫筆下找到。我從來不覺得契訶夫寫出《寶貝兒》是為了讚美奧蓮卡。但是托爾斯泰卻以驚人的狂熱歌頌所謂“為所愛的人獻出自己的一切…優秀的婦女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做得那麽出色，那麽自然。” 回頭看，這當然是時代、社會和個人的局限。但是沒有想到的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飛躍的2024年，女人好像依然陷在同樣的困境裏。越是讀過書，越清醒著痛苦。 那麽反過來的家庭結構會如何？弗吉尼亞的丈夫在花園裏忙碌，不久就會讀到以他的姓氏伍爾夫聞名於世的女人的絕筆信。“我知道我正在破壞你的生活——沒有我，你本可以做自己的事。很快你就能這樣了……” 試問哪位男性天才有這樣的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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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曉宏是1978年生人，陳朗應該年齡相仿。在他們戀愛的年代，女權主義並未像如今這般為眾人知曉，絕大多數女性都懵懂踏入了被美化的婚育的河流。人的選擇都有代價，但壯士斷腕的勇氣和底氣很少人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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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實說，不會因為收到”你老公因為你的陪伴而很幸福“這種誇獎而感到開心。這仍然是以男性為中心，女性伺候好男性就實現價值的邏輯體係，把女性當做了means，工具，而不是ends。比起這個，誇讚陳博士敢於直麵複雜情緒的勇敢，敢於說真話的真誠，經曆重要人生事件後的韌性都是更好的誇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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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寫作如此必要，如此了不起，這篇文章就是寫出了從古到今從來沒有被寫過的東西，“今已亭亭如蓋”和“十年生死兩茫茫”裏麵從來沒有的東西。很多年後，或許人們正是因為這篇文章，而知道了曉宏這個名字，亦未可知。陳朗博士的文字，最終成為了曉宏墓碑上沒有刻上的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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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朗博士的悼文是不朽之作，想到評〈春江花月夜〉的那句“孤篇壓全唐”——就是這麽好。至少在華語語境中，悼文這個體裁本身是最容易濫俗、感傷、避重就輕的。畢竟“死者為大”，這個“大”，就好像那些大得遮天的大人物，還有大得不著邊際的大詞一樣，可以蓋過生者的真實——那是上不了台麵的，微細的，不足為道的。但是這一次，生者沒有以“未亡人”自居，而是將日複一日的零碎折磨，還有關鍵時刻的犧牲，把那些平日裏打碎牙齒、和血吞下的東西，絮絮吐出。那些尖銳而深刻的遺恨，與愛意包裹在一起，那是“悼文”裏從來沒有過的聲音——不再是男人們熟悉的啞光質地的布料，“脈脈溫情”忽然變成了諷刺。在成長了的女性讀者眼裏，有勇氣去訴說這些玻璃，不為“悼亡”而妥協半分，實在太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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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朗女士從女性視角去看學術的體製與生命曆程，理想與現實，家庭與事業，個人與結構的種種掙紮與困頓，心有戚戚。這一篇紀念曉宏的文字最令我動容，一方麵敬佩與心疼女性的隱忍與堅強，一方麵又難過與批判為什麽要讓女性如此隱忍與堅強？陳朗沒有說太多自己的犧牲與苦痛，因為可與人說者隻有二三，萬重山走過也隻是自己的，留下的詩篇是別人的。文中曉宏在山穀裏的嚎叫令我心痛，而那一刻站在他身後看著他嚎叫卻忍住不嚎叫的陳朗更令我心碎。想大哭一場。是的，是陳朗，不是曉宏夫人，不是徐太太，她有自己的姓名。曉宏走了，墓碑上雖沒有他的論文二維碼，但他的真知灼見赤子之心永遠刻在朋友們的心上，走進人心和記憶的墓碑才是真正不朽的。作為曉宏的朋友，惟願陳朗和孩子平安快樂順遂地生活，也祝福她從此“率”自己向著她的大海與山川自在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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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朗的這篇悼文，哀悼的不僅是夫君徐曉宏的離世，更是哀悼自己曾經的愛、理想與生活。它告訴我們，犧牲有時並非心甘情願，愛之中也有妒忌與怨恨，兩個曾經心心相映的人最後會雞同鴨講，你的期待總是被落空，他的表達每每詞不達意，生活不是舉案齊眉而是恒久忍耐，成全不是衷心喜歡而是錐心刺痛。這篇悼文把還未結痂的傷疤再次打開，細細審視傷疤處還未凝結以及重新湧現的血，這需要莫大的勇氣，在勇氣背後是一個兀自挺立的渺小卻偉大的人格。隻有這樣深入人性的最偏狹之地，才有可能最後贏得人生最開闊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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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完真讓人難過又自省。在男權社會背景下的學術生產體係裏，去嚐試理解（甚至談不上身體力行）女性主義，這本身就構成一對基本的矛盾。對於一個有同理心但又有事業心的學人來說，事業越進步，這對矛盾就越不可調和。 對比很多同行悼文裏天妒英才的敘事（和有意無意地強調“我”與逝者），這篇悼念裏的憤懣、痛苦與和解很難不讓經曆家庭生活柴米油鹽的人引起共鳴，無論是從男性本位的視角，還是試圖換位思考（但又幾乎不可能真正共情）的女性視角。 會想到張益唐的妹妹曾經寫的一篇回憶文章。學術世界裏的大文章大定理大發現往往是現實世界裏對另一半（或者家庭的另一部分）探索自身可能性的剝奪，剝奪的形式或者含情脈脈或者不容置喙。 感謝陳朗的分享。告別的悲傷有多麽重，回憶裏的快樂與不快樂有多麽珍貴，一個外人終歸不會懂得。旁觀者任何的安慰在這裏都顯得太輕飄飄。祝願陳女士平安，小朋友健康成長。

世事沧桑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0:22:12

挑动性别对立也许不是初衷，但确实成了结果。

林海平兔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10:05:13

緬懷曉宏｜陳朗：請君重作醉歌行

***zh.wenxuecity***/myblog/38115/202401/21010.html

渣男渣言

自暴人渣。。。

硅谷工匠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09:49:43

前两天看台湾副总统萧美琴。人家英语可以压王毅，长的也是女人样。采访完就说我要回家扫地做饭了。中国大陆摒弃了信仰。所有书里生活里没有一个温柔性感成功的女性楷模。不是颜宁状的不结婚女强人就是李飞飞，要不就是江青和木兰。"焉能辨我是雌雄"，"谁说女子不如男"。不知道中国的书里都扯些什么乌七八糟的概念。难怪所有女性都要自己寻找心仪的马甲。

亘古未见的笔名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09:20:44

许广平和林徽音都是什么玩意的女性，一个小三，一个很乱的人，一个嫁了大文豪教授做妾，一个做了梁任公的儿媳妇，还心不足意不足，搞得家里总是一大堆男人进进出出，让老公被人公开嘲讽。

12度圆缺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08:27:41

401.king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04:58:31

知道许广平，杨绛和林徽因，陈朗何人？她亡夫又是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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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一个蔺軻

***blog.wenxuecity***/myblog/38115/202401/21010.html

佛州的阳光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08:02:00

争破头进爱泼斯坦的萝莉岛吧。。 说白了就是畏威慕强 欺软怕硬的主

硅谷工匠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07:58:43

几千年积怨，现代女性要复仇。识字了就是只是女性？没了common sense只会照本宣科不算知识。女性喜欢斗，比。尤其喜欢和丈夫斗，和丈母娘斗。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很多上海男人，天津男人，清华男人都是在家里主厨做饭擦地。这些男人不是你们敌人。别老是忆苦。有点甜要感恩和知足。

Moon_cake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07:49:10

男女分工不同，历史悠久，很难克服，如果女人在外面也挣钱，好男人就应该分担家务，最起码一半，或者更多

unanimous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07:46:13

许广平不是小三吗？鲁迅抛弃原配， 搞师生恋，呵呵

明白仁儿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07:37:10

世事沧桑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05:28:47

就知道知识女性要借机撒泼。你们说的这些破事我都做，我老婆还不是有不满的。女人永远都不会满足。嫁给有钱的又说没文化，嫁给有文化的又说让你做了家务，嫁给又有钱又有文化的，又说成天不在家，没有陪伴。又有钱又有文化又有品味又懂理论又做家务还有足够的钱把你养起来读女性主义理论，这样的男人在哪儿？女博士女教授我见多了，一个个把婚姻搞得一塌糊涂，个个离婚，都是自己对别人错？全世界都是渣男就你是冰清玉洁的才女得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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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人没错，绝对没错。你要一定挑出一个，那就是她们都嫁错了人，没文化女人更是如此。

亚裔维权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07:17:31

许广平的后半生也就靠吃鲁迅夫人这个招牌，否则她本人有什么？

偶偶地来一发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06:56:02

许广平作为学生和老师结婚不就是当助手的吗？要独立就不要和老师过。

亚裔维权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06:26:02

好的。鲁迅配不上你们，钱钟书配不上你们，萧军配不上你们，只有“宇文所安”配得上“宇文秋水”，从此不再抗争。

世事沧桑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05:42:31

颜宁就不要这个枷锁，混得风生水起，左右通吃，完全可以向她学习。

世事沧桑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05:28:47

就知道知识女性要借机撒泼。你们说的这些破事我都做，我老婆还不是有不满的。女人永远都不会满足。嫁给有钱的又说没文化，嫁给有文化的又说让你做了家务，嫁给又有钱又有文化的，又说成天不在家，没有陪伴。又有钱又有文化又有品味又懂理论又做家务还有足够的钱把你养起来读女性主义理论，这样的男人在哪儿？女博士女教授我见多了，一个个把婚姻搞得一塌糊涂，个个离婚，都是自己对别人错？全世界都是渣男就你是冰清玉洁的才女得供起来？

401.king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04:58:31

知道许广平，杨绛和林徽因，陈朗何人？她亡夫又是何人？

本文作者至少给俺这样的阿蒙一点启蒙吧？

卡斯楚谷人 发表评论于 2024-01-22 01:09:00

許多上海男人承擔相當部分的家務，包括做飯洗衣等。

谢选骏指出：人说“从许广平到陈朗，中国知识女性的一百多年抗争史”——我看按照这种命题作文，毛妻妾们算不算知识女性？还有章含之等等那些毛的“女服务员们”，算不算知识女性？

【38、毛泽东和宋庆龄的姐弟性关系】

《右派秘闻！毛泽东和宋庆龄有性关系？》（黄顺之 2017-10-01）报道：

一张大字报，揭发我“公然污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宋庆龄有性关系”。

如梦令·春早

万紫千红春早，蝶舞鸟鸣鱼跳。摇曳遇骄风，一夜叶黄花老。青草，青草，折断楚腰多少？

“反右”步伐踏进新疆，要迟三个月到半年；内地运动如火如荼，右派纷纷中弹落马，新疆依旧云淡风轻，大地一片安宁。

我所在的可可托海矿务局，位于北疆阿尔泰山脉，离苏蒙边境不远；我工作的大水电站勘探队，位于全国最寒冷的海子口，冬季气温可低达零下五十一度。北疆无春，夏日即春。每年五月，残雪消溶，气候回暖，原野披绿，但早晚依旧很冷，北疆一年四季离不开棉衣。山中六月，与内地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相似。

我上班下班，有说有笑，生活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但内心却很不平静。从报章杂志，从有线无线广播，从人们小心翼翼的交谈，从有形无形的高压气氛中，感到灾难正步步逼近。眼看一场狂风暴雨即将席卷而来，人们心中莫不惶惶然，谁也料不到自己能否逃脱这次劫难？好在身居边疆，远离旋风中心，有幸目睹那些不久前因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而身陷重围的前车之鉴，从而下定决心，咬紧牙关，闭紧嘴唇，但仍然没有逃脱戴帽的厄运。新疆揪出来的人都是没有右派言论的右派分子。

七十修书百感沉，挤干血泪滴成文。如今泉眼已枯竭，不怕三更鬼上门。

一九五七年对可可托海大水电站勘探队来说，可谓多事之秋。三年勘探接近尾声，正式施工即将来临，一批批水文资料和地质图表，不断送往北京中央电力设计院。中外专家频频光临，参观访问、视察汇报、以及专项研讨活动，比往年大为增多。一位苏联专家听了汇报，大皱眉头：“你们是在做黄金电站！”我们面面相觑，无可解释。把发电厂房建在远离坝址的地下，乃设计院的精心之作，我们的意见提上去只当耳边风。设计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只管勘探；提供水文地质资料，绘制地形地貌图表，日常任务主要是在河床上钻眼，提取岩芯，收集资料。一些追加的钻探任务，来得急如星火，使人手忙脚乱。大队长刘履中发牢骚：“河床钻成麻子，还要钻！把钻机撤走干脆挖坑算了”。施工前的准备工作之多，忙得人气都喘不过来。此时正逢“国际地球物理年”，老天也来凑热闹，几乎不下雨的北疆夏季水势异常汹涌，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沼泽草原，成了一片泽国，来往的汽车只得绕道高处，在临时修筑的公路上缓慢行驶。河床两岸的树木，主干全淹在水里，远远望去好似一片低矮的灌木丛。栖息在林中的野鸭，时而凌空飞翔，时而水面游弋，这些冬去夏来的候鸟，年复一年在此栖息繁衍，几年之后再次飞来，这熟悉的家园将有巨大的变化；一座烟波浩淼的人工湖泊，像晶莹的蓝宝石嵌在雄伟的阿尔泰山脉上。钻机密布的峡谷口，隆隆的金属撞击声伴随奔腾咆哮的河水，正鸣奏一支向水电进军的序曲。一座巍峨的水泥大坝将在此处矗立，把额尔齐斯河拦腰斩断。从这里送出的电力将把矿区照得通明，那将是诗人《街灯》的地上重现，是“银河落九天”的灿烂辉煌。

三厂房那边传来消息，工地的一座木桥被洪水冲垮了，另一座也岌岌可危。人们忙得不亦乐乎，但每星期四下午的半天读报学习，雷打不动，压倒一切。

十一月初，在勘探队野外办公室，轮到我读报。那天念的是：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团长毛泽东，副团长宋庆龄，以及其他中央首长。按照惯例，念完一篇接着轮流发言，畅谈各自的感想。数月来，我们读报的内容都是内地整风反右；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有罪者言者有罪”、到“右派分子倡狂进攻”、到“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面对这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演变，我不断告诫自己，千万要管好这张嘴巴！

那天我的发言大意是：“宋庆龄是一位伟大的女性，经历极其不凡，富有传奇色彩。她在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这次在代表团中任副团长，排名仅次毛主席，名列第二，真是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我的发言，以及其他人的发言，都是无话找话。我们这些人，都是政治学习所锻炼出来的发言好手，出语精彩热烈，实际空洞无物。以我的发言为例：

宋庆龄为国父夫人，年青时跟随孙先生为实现中国之自由平等而奋斗。孙先生逝世后几十年，继承遗志，为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坚持进步，矢志不渝。解放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当然“经历不平凡”、“富有传奇色彩”、“威信很高”。她在代表团中任副团长，名列第二，报纸铅字印得清清楚楚，谁也不会看成名列第三或第四。能和中央首长一起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盛典，当然“了不起”。

总之，我说的都是废话，其他人说的又何尝不是废话。人们的聪明才智和宝贵时间，不得不花在精心研究如何在开会中以废话应付差事。从五十年代过来的人，可能有这样的经验：生命中有一部分时间，是在说废话、听废话、找废话、为找不到废话而伤脑筋中度过的。恰恰就是这几句废话，将我推上反右的审判台。

反右开始，贴在会议大厅正门右墙的两张大字报，映入眼帘，如雷轰顶，顿时头晕目眩，两腿软得要瘫下来。我强作镇定，抬头望墙。这两张大字报都可致人于死地。

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恶毒攻击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接着打四个惊叹号。这张贴在进门处，特别醒目。内容是揭发我在办公室念报纸，“公然污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宋庆龄有性关系”。

另一张是漫画，标题“何日君再来”。在画中，一个贼一样的人把耳朵贴近收音机，喇叭放出的音波上，写的“美国之音”“敌台广播”。“贼一样的人”不用问，写的鄙人大名。此画构思不错，不过字和画，不敢恭维，小学水准。

揭发“性关系”的小青年，圆圆的脸，老实巴巴，二十不到，新疆汉族，是不久前从工人中抽调上来的临时办事员，协助计划员赵善斋搞抄抄写写的事务工作。在我印象中，他工作很勤奋，整天埋头苦干，从不和人扯闲谈，待人客客气气，话语也不多。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如此陷害我？即使他受到某种压力，也不能昧了良心置我于死地。

反右的第一次会在书记办公室举行，美其名为“团支部会”。到会的除团员外还有党员和一些领导。我看到一矿老领导、党委监委书记孙振东大驾光临，感到今天的会不平常。在会上，他们的发言，词语委婉，态度温和，对我依然同志、同志地称呼。不过从他们异样的脸色和做作的表情，我看到隐伏的杀机。支部书记孙宝珠说：“群众揭发的问题，只要能承认，能认识，还是思想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你还是好干部，好同志。”

经过肃反，我对欺瞒哄诈深有领教，这一手我看得太清楚了。这种钓鱼上钩的把戏只能哄三岁小孩，我宁可不当“好同志”，这“性关系”之类的无耻谎言我是绝对不会承认的。于是小会没开三天，转入批斗大会。

“你是否真的听到我说了‘毛主席和宋庆龄有性关系’这句话？”在批斗大会上，我抑制心中的怒火，质问这个小青年：“如果不是我说的，而是你编的，你得要负污蔑伟大领袖的全部责任！”

“从你的发言，我看你就是有这个意思。你说到宋庆龄的名字跟在毛主席的后面，露出一付邪恶的笑脸。”在我的目光注视下，他避开我的视线，低头嗫嚅。

“我说话的意思原来是你用眼睛看到的，而不是耳朵听到的！这只能说明是你自己有这个邪恶念头！你有个龌龊的大脑，才有这个龌龊的思想！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你！而不是我！”我大声反驳。

他无言以对。

“我听到你就是说了‘毛主席和宋庆龄有性的关系’！”

这个有很重湖南口音的发言人叫周国荃，也是那个揭发我偷听敌台广播的漫画作者。他和我年龄相近，同在一个团支部。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有时把他连同他的女朋友牛建秀一道请来家里作客，并以酒饭招待。我真的把他当成了“同志加朋友”。

“我、我、我也听到说了这句话！”

这个发言的人是计划员赵善斋，也是湖南人，但说话的语气没有他的老乡那么理直气壮。在批斗会上，每当我们的目光不期相遇，他立即垂下眼皮。他是个有家室儿女年近四十的中年人，为人胆小怕事，言谈十分谨慎，但对我倒不存芥蒂。平时他对我说的一些话，只要丢出一两句，他准保当右派，那么他一家老小即刻陷于灭顶之灾。我可以宽慰地说，我没有“投桃报李”。我认为政治运动本身就是荒谬的，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是狗与狗的互咬。如果命中注定要入地狱，我一人单独走去，不需要拉人陪伴。

“还有谁听到我说了‘毛主席和宋庆龄有性关系’这句话？”我平心静气问道。

没有人回答。

“请问你们三位，我既然说了这么反动的话，你们当时为什么不驳斥？毛主席受到如此恶毒攻击，你们当时为什么不捍卫？反革命分子如此疯狂造谣，你们当时为什么不举报？你们不驳斥、不捍卫、不举报，说明什么？说明我根本没有说这句话，说明这根本是捏造，说明你们的捏造水准低劣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那天读报，在坐的有你支部书记孙宝珠，有你保卫干事李玉洪，有你工会主席刘根宝，有你值班员余能和，有你库房主任宋金玉，还有你副大队长牛进才，你们都是党员，当时都在场，都在听我读报，我若真的说了这么反动的话，你们当时不驳斥，事后不反映，难道说你们的党性都没有了？”

会场沉默一阵。

“这句话，我木听到。木听到就是木听到，不能瞎赖人。”牛队长到底还有老牛的憨厚，终于打破沉默说出了一句公道话。

全场鸦雀无声。

反右第一回合我没有被揪住，没被揪住不是我有什么本领，而是他们编造的这顶帽子太大。若真的扣下来，大批人要和我一起倒楣。

谢选骏指出：人说“右派秘闻！毛泽东和宋庆龄有性关系？”——我看毛泽东的老婆被他爹霸占，精神受了刺激，疯疯癫癫的不太正常，连宋庆龄这种鬼婆都要硬上……真是匪夷所思。毛泽东和宋庆龄最好还是姐弟相称，不要乱搞性关系！

【39、没有性侵就没有诺贝尔奖】

《诺奖得主门罗之女称曾遭继父性侵，指母亲置之不理》（ELIZABETH A. HARRIS 2024年7月8日）报道：

加拿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丽丝·门罗的女儿安德莉亚·罗宾·斯金纳称，她的继父在她儿时对她进行了性侵犯——她的母亲知晓此事，但仍然选择继续和他在一起生活。

如今已成年的斯金纳在周日的《多伦多星报》上撰文详述了这些指控。据《星报》的另一篇报道，斯金纳曾向安大略警方报案，她的继父杰拉德·弗莱姆林于2005年被控对她进行猥亵性侵犯。他承认了罪行。

当时他已经80岁。他被判两年的缓刑。门罗一直与他在一起，直到他于2013年去世。

由于母亲的显赫声名，斯金纳写道，“缄默得以继续。”门罗已于5月13日去世，终年92岁。

“我想要的是某种真相的记录，某种公开的证据，证明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并不是我应得的，”斯金纳在讲述2005年的报案时说，当时距离她第一次受到虐待已经过去了差不多30年。

“同时我还希望这个故事，我的故事，成为人们谈论我母亲的故事的一部分，”斯金纳接着说。“我希望，从今往后的每一次采访、每一部传记、每一场活动，都不得不面对我经历的现实，面对这样一个真实的情节：我的母亲，在得知这段往事的真相后，选择继续和虐待我的人在一起，并保护他。”

本报周日尝试与斯金纳取得联系未果。

斯金纳在文中表示，虐待始于1976年，当时9岁的她去看望50多岁的弗莱姆林和40多岁的母亲。她说他趁她睡觉时爬上了床，对她进行了性侵犯。斯金纳说她把这件事告诉了继母，后者又告诉了斯金纳的父亲。其父没有就这件事与门罗对质。

在接下来的数年间，斯金纳写道，弗莱姆林曾在同车出行时向她裸露下体，描述她母亲的性需求，并“跟我说起他喜欢的那些街坊四邻的小女孩”。据《星报》报道，他在斯金纳长到十三四岁的时候对她失去了兴趣。

门罗作为作家的声誉不断上升。到了去世之时，她已经是公认的史上最伟大短篇小说家之一。她的作品往往关注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女性，《纽约时报》的讣文称她将“平凡的人与非凡的主题”糅合在一起。她在2013年获得诺贝尔奖，时年82岁。

在斯金纳20多岁的时候，门罗曾在一篇短篇小说中对其中人物表达了同情，该小说人物在被继父性虐待后选择了自杀。斯金纳说，这促使她决定将自己被虐待的遭遇告知母亲。

她向母亲去信讲述了弗莱姆林对她做过的事。斯金纳说，门罗非但没有表示同情，反而“恰恰做出了她担心的那种反应，仿佛她刚刚得知了一桩婚外情”。

门罗当时离开了弗莱姆林，搬到她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一间公寓居住。斯金纳说弗莱姆林给家人写信承认了虐待的事，但把责任推到了她身上。

2005年报警时，她附上了这些信件。

“他形容9岁的我是‘破坏家庭的人’，”斯金纳写道。据斯金纳发表于《星报》的文章以及那篇报道，弗莱姆林在其中一封写给家人的信中指责她侵入他的卧室寻求“性历险”。

“一旦最糟糕的情况发生，我打算公之于众，”斯金纳在文中称弗莱姆林当时写道。“我会公开一些照片，尤其是一些在我的渥太华市郊小屋拍的照片特别有说服力……其中一张是安德莉亚穿着我的内裤。”

尽管如此，斯金纳写道，门罗还是回到了弗莱姆林身边，并伴他渡过了他的余生。

“她说别人告诉她‘已经晚了’，”斯金纳写道，“她太爱他了，如果我要求她罔顾她自己的需求，为她的子女做出牺牲，去为男人的缺陷做补救，那就是我们的厌女文化在作祟。她坚称，无论发生了什么，都是我和继父之间的事。与她毫无关系。”

谢选骏指出：人说“诺奖得主门罗之女称曾遭继父性侵，指母亲置之不理”——我看“没有性侵就没有诺贝尔奖”，小说作家的门罗如果不是如此卑鄙，就无法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表彰了……因为最崇高的理由，往往杂糅着最卑鄙的动机。

【40、美国人为何不懂“原版中国”？因为不读书不思考没记性】

《一个美国不理解的“原版中国”》（PETER COY 2023年5月18日）报道：

金刻羽身在西方，但并没有西化。她精通英语和法语，曾就读于哈佛大学，现在伦敦政经学院任教。她在高盛和世界银行里游刃有余。但她仍然是一个骄傲的中国人。在最近的两次产假期间，她与父母住在北京。她刚刚写了一本书，她称之为“阅读原版中国”。也就是说，未经过西方视角的过滤。

有时令欧洲人和美国人感到惊讶的是，中国人在目睹并享受了西方最好的东西后，仍然偏爱中国。中国不是缺乏民主吗？对维吾尔人和藏人等少数民族的镇压怎么办？污染问题？对台湾的威胁和在南海的进犯？

在周二出版的《新中国策略：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The New China Playbook: Beyond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中，金刻羽没有忽视中国的缺点和失败。但是，在中美关系极度紧张之际，她讲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微妙故事。

比如看这样的数据：美国是民主国家，而中国显然不是。但2017年至2020年进行的最新“世界价值观调查”表明，95%的中国参与者对他们的政府充满信心，而美国的这一比例为33%。同样，93%的中国参与者认为安全比自由重要；只有28%的美国人这样想。

“中国的国民认为政府应该在社会和经济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不认为干预是对自由的侵犯，”金刻羽写道。

迈向“阅读原版中国”的第一步，是要明白存在这些巨大的文化差异，就像阅读波德莱尔著作的法文原版或《疯狂杂志》（Mad）的英文原版一样。

金刻羽在全书第一章描述了她在1990年代作为交换生在哈瑞斯曼中学经历的文化冲撞，那是布朗克斯的一所精英私立学校。在课外，她被问到，“你感到被压迫吗？”她很快就参与了地方政治。“一个自豪的共青团员会发现自己沉浸在一个积极参与民主运动、大会和筹款活动的美国家庭中，看上去完全是超现实的，”她写道。

这本书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在讲述中国的经济奇迹。在最后一章《迈向新范式》中，她写道，中国领导层“热切希望”避免广泛的不平等，因为那会滋生不信任和极端主义。“中国为其人民寻求橄榄形的收入分配，中间庞大，两头稀少。”

她写道，中国要求本国的公司“合法、合理、合情”。中国各级政府“需要退居幕后，让市场和企业家来发挥作用”——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机制“还未成为新策略的一部分”。

几周前采访金刻羽时，我问她是否为了避免冒犯中国领导层而有所保留。“我不谈论政治问题，”她说。“坦率地说，这是一部经济学作品。”她还说：“要意识到在中国，绝大多数问题都在国内，这样想或许会对美国人有所帮助。中国人并不总是想着美国。”

对我来说，她最新颖的一章是关于中国的“市长经济”。中国渴望拥有贤能的官僚机构（尽管腐败依然严重）。在一个级别上表现出色的官员会被提拔或横向调动以积累经验。相比之下，这就好比罗恩·德桑蒂斯为了让拜登总统把他从佛罗里达州州长提拔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而取悦他。

乡镇、市和省级的政治领导人过去把重点放在原材料产量上，依靠国有企业生产更多的钢铁、水泥等。但现在，在金刻羽看来，这些“市长”正专注于利用私营部门的创造力。

但是，我问金刻羽，习近平主席不是要重申政府对经济“制高点”的控制吗？“不要过多解读浮夸的信息，”她回答道。“今天的现实是，私营部门完全掌握了主导权。”她说，最好的证据是中国经济从新冠限制中缓慢反弹。“之所以不景气，恰恰是对私营部门缺乏信心，”她说。“呼吁‘国家队’合力进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老套路已经行不通了。”

我问她如何看中国领导人对置身事外的“躺平”一代的恐惧。这是真的，她说：“躺平关系到低结婚率和降低期望值。”另一方面，她说，中国年轻人并没有完全放弃；他们只是不想做体力劳动或其他没有吸引力的工作：“他们感兴趣的是通过创新来解决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适者生存。”

她说，中国年轻人“思想更开放，更有社会意识，更宽容，更能接受多样性。”但这并不能使他们亲美国。“他们喜欢好莱坞和NBA。他们喜欢在西方的经历，”她说。“但这与他们选择离家近的地方并创造当地文化并不矛盾。”

金刻羽说，回到橄榄形收入分配的比喻，对于中国人来说，“底线是避免美式资本主义。”她说，从本质上讲，“中国希望成为一个更大、更明智的德国。更受控的资本主义。”

谢选骏指出：美国人为何不懂“原版中国”？因为不读书不思考没记性。所以他们把一个不到百年的共产党中国，叫做了“原版中国”。这些殖民者的后代，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这样不读书不思考没记性的人也来谈论中国问题、处理中国问题，怎么可能不出大错、一错再错三搓丝错？！美国人为何不懂“原版中国”？因为他她们已经沦为马克思主义的俘虏了。

【41、密宗是野性的残留】

秘密佛教，又名金刚乘（Vajrayāna； 藏文威利转写：rdo rje theg pa），是佛教的其中一种修行方法，与印度教的怛特罗密教同时，在印度笈多王朝时期兴起。而相对于密教，之前的佛教流派包括其他的大乘佛教、上座部佛教，则被称为显教。它的别名甚多，又称为怛特罗佛教、密宗[1]、秘密教[2][3]、秘密乘[4]、密乘[5]、金刚乘[6][7]、真言乘[8]、瑜伽密教、金刚轮[9]、真言宗[10]。

历史上密教流传地域十分广大，目前密教在日本和西藏最为兴盛。日本密教传承自中国的唐密，唐密传承自印度的前期、中期密教。日本有东密（真言宗）和台密（天台密教）两大分支，东密的道场在东寺、高野山，台密在比叡山、三井寺，本尊是大日如来。藏密流传于西藏、青海、蒙古和云南、四川西部，本尊是普贤王如来、金刚总持等。南诏大理国还盛行过阿吒力教，俗称滇密。

简介

佛教密宗的许多仪式与修行方式以密续（称为怛特罗）作为修行的主要依据，在师徒间一对一秘密传授。佛教经论中对密意契经最早引述见于说一切有部《发智论》[11]，无著《集论》认为需要对其进行秘密抉择[12]，金刚乘在见地上认为一切众生自心皆本性清净[13]，并融会了许多大乘佛教空宗与有宗的理论学说。这一派认为其他教法都是都是如来的“方便”说法，而本派的教法是如来所宣的“真实密意”，并以这些秘密教典不可轻易示人，因此称本派为“密教”，称所有其他宗派为“显教”，或称为“密宗”与“显宗”。现代密宗又分为东密、台密和藏密。

音义

“金刚”意即“不可摧毁的空”。在哲学意义上，指“如同能刺穿妄想并导致佛性的金刚石那样坚硬和锐利的智慧”。长尾雅人解释说，金刚二字原为电光，是因陀罗所持的武器，具相的表示即所谓金刚杵。从二谛讲，胜义所说的金刚是无畏，不可毁坏；世俗则指金刚杵，谓其智坚利。密教把它作为一种能断除一切烦恼，镇伏妖魔的兵器，有时也指修行所得的智慧。

“乘”原是古印度用以盛放东西的一种器具，有“负载”的意思。佛教认为，它能运载芸芸众生从生死此岸到达涅槃彼岸，是修行成佛的方法和途径。合为金刚乘[14]。

印度源流发展

密宗发展阶段，在印度和西藏有的采用经典分类法，依密宗经典的内容来区分，有的以密宗经典完成的先后顺序来考量，把《大日经》和《金刚顶经》完成的时期，视为印度的“中期密宗”，在此之前，称为“初期密宗”，其后称为“后期密宗”。

金刚乘因其所具有的特点，有不同的称呼。譬如：真言乘、持明藏、方便乘、果乘等，反映了密教发展的几个不同阶段，即陀罗尼阶段，持明藏阶段，方便密阶段和果密阶段。

陀罗尼密教

日本法隆寺藏贝叶经，由遣隋使小野妹子于大约公元609年带回日本。含般若心经和佛顶尊胜陀罗尼，最下一行是悉昙字母表。

部派佛教《阿含经》亦有咒语，如《杂阿含经》中有治蛇毒咒术章句[15]，《长阿含经》之《大会经》记载：释迦牟尼说出很多具有保护功能的偈语，为天、神、鬼、阿修罗、五通仙人降伏幻伪虚妄之心。龙树《大智度论》称得陀罗尼等功德者名为菩萨摩诃萨[16]，并略有五百种陀罗尼[17]。

各种陀罗尼及咒术仪轨等后来集结为“持明咒藏”[18]，以《陀罗尼集经》[19]和《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为代表，多为仪轨、咒语，火祭，讲究神通与驱使鬼神等内容，不涉及高深的义理。

当被称为纯密的胎藏界与金刚界密续出现之后，它的地位慢慢被取代，日本空海将其称为杂密。藏传佛教，称呼它为事续，因为它需要倚靠外部的仪轨及咒语才能够得到相应[20]。

怛特罗密教

胎藏界曼荼罗。其中部的中台八叶院内的佛像，由上方开始顺时针方向起，分别为宝幢如来、普贤菩萨、开敷华王如来、文殊菩萨、阿弥陀如来、弥勒菩萨、天鼓雷音如来、观音菩萨，中央为大日如来。

密教来源有二说法，学术界称其来自《吠陀》与《奥义书》，例如“阿闼婆吠陀经”的咒术有治病法、长寿法、增益法、赎罪法、和合法、女事法、降服法、王事法、婆罗门法；后来，密宗的《苏悉地经》和《大日经》的增益、降服、息灾三法，不但与“阿闼婆吠陀经”咒术的名称相同，内容也无差异；《金刚顶经》又加入敬爱法与钩召法，成为五种法。佛教密宗与印度教中的怛特罗密教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比如说，密宗也说人体是宇宙的缩影，与性力派一样强调世界万物分阴阳，互相依存，无事物孤立存在，但仅依内容有相似就判说密法来源自吠陀与奥义书，此是不严谨之做为，亦与佛经中所述违背。

佛教界称密教缘自大日如来传金刚萨埵所说的秘密教门，对于未得密法者不得公开，因而又被称为密教。由龙猛菩萨开南天铁塔所取得密教经典，密教经典的梵文叫怛特罗，意思是纺织时的经线。自《苏悉地经》等起称为“真言”密教。

胎藏界密法是以密续《大日经》[21]为中心所形成的一个密宗流派。它与金刚界合称二部纯密。《大日经》以“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三句义为根本，宣说一切众生自心皆本性清净[13]，并将行者初发的一切智心比喻为处在“胎藏”[22]；胎藏界密法，结合了方便学处[23]、真言手印、和曼荼罗观想。

日本密宗称大日如来代表的就是众生本有的清净菩提心，修行真言密法的目的，就是在于发扬这个清净菩提心，通过三密加持使自己与大日如来合一，最终即身成佛[24]。藏传佛教称胎藏界密法为行续、行怛特罗、或二俱续、事二俱瑜伽，视它为下三部密法中的第二部，修持的人较少。宗喀巴认为，行续外在的真言仪轨与内在的禅定修持是同等重要的，所以称为行续[25]；它与事续不同的地方在于，虽然它也重视咒语仪轨，但是它已经进入理论层次，更为重视般若智慧的层面，因此，它可以被视为是事续的进一步发展[26]。

金刚乘瑜伽密教

金刚界曼荼罗，即九会曼陀罗，依次为中间的成身会、其下方的三昧耶会、顺时针旋转的微细会、供养会、四印会、一印会、理趣会、降三世羯磨会、降三世三昧耶会。

金刚界密法是以密续《金刚顶经》为根本经典的密宗流派。它与胎藏界合称二部纯密，它略晚于胎藏界传承，但几乎是同时间出现。《金刚顶经》瑜伽十八会[27]有十万偈，与《大般若经·初会》（四百卷）规模相当，不空三藏节略翻译了第一会第一品和第六会，即《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三卷，常称为《金刚顶经》）[28]和《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么耶经》（一卷，常称为《理趣经》）[29]，这两部经是唐密的中心，后传至日本，形成东密与台密。

不空三藏选译了瑜伽十八会中第一会第二品等的少量内容[30]，对除第六会之外诸会的金刚萨埵有关仪轨也多有选译。北宋时代继续对《金刚顶经》进行翻译，施护全译了瑜伽十八会中第一会即《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三十卷），法贤全译了第六会即《最上根本大乐金刚不空三昧大教王经》（七卷），一般认为法护翻译的《大悲空智金刚大教王仪轨经》（五卷）就是第九会《一切佛集会拏吉尼戒网瑜伽》[31]，而施护翻译的《一切如来金刚三业最上秘密大教王经》（七卷）就是第十五会《秘密集会瑜伽》，而施护翻译的《无二平等最上瑜伽大教王经》（六卷）很可能是第十六会《无二平等瑜伽》。

藏传佛教称金刚界密法为瑜伽续、瑜伽怛特罗，视它为下三部瑜伽之首，修习的人较少。宗喀巴认为，称之为瑜伽续是因为他们重视内在的禅定体验[32]；它与无上瑜伽部最大的不同，是它不可修行双身法[33]。

无上瑜伽密教

柬埔寨喜金刚曼荼罗像，现藏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艺术展览馆。

无上瑜伽续（Anuttarayoga Tantra）及其他下三续的密宗流派都有自己尊奉的本尊与密续经典，其中著名的流派有密集金刚、大威德金刚、喜金刚、胜乐金刚等。这些流派可以被大致分类为大瑜伽怛特罗（Mahāyoga）与瑜伽母怛特罗（yoginī-tantras）二个大的流派。在现存的印度梵文资料中，并没有记载无上瑜伽续这个名称，只有大瑜伽怛特罗与瑜伽母怛特罗的名称出现。记载时轮金刚的时轮金刚续是最晚出现的流派。

无上瑜伽续与下三续，最大的不同，在于重视修练人的内在气脉、明点、拙火，使它导入中脉，以求快速成佛。他们修练内在气脉的方式有许多，其中条件最严格的是二根和合的修行。

无上瑜伽教派将金刚乘教法概括为生起次第法和圆满次第法。生起次第的梵语名称是“邬巴底札玛”（utpattikrama），意为使生长或创新﹔圆满次第的梵语名称为“奢婆那札玛”（shavannakrama），意思是无精进施力所生。“札玛”（krama）有次第和方便两层含义。生起次第为自身观为本尊身之修行﹔圆满次第则为自意观为本尊意之修持。

无上瑜伽续后来传入西藏成为西藏密宗的主流，大瑜伽怛特罗被译为父续，瑜伽母怛特罗被称为母续，而时轮续则自称为无二续，地位高于父续与母续之上。

由于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入侵直接导致了印度佛教灭亡。现代研究中有人声称，由于信徒要向密教阿阇梨奉献瑜伽母以供双修（一种性行为修行方式），加上其他一些因素而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使东印度波罗王朝护持的密教化佛教最后灭亡。此后印度大陆仅在孟加拉吉大港地区还有密教活动。20世纪80年代缅甸僧王到孟加拉吉大港山区弘法，使全部密宗信徒改信上座部佛教。

查论编

密宗在汉传佛教中源远流长、影响深刻，被列为十宗之一。

历史

来自斯里兰卡的公元7世纪至8世纪的镀金青铜度母像，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在成体系的密宗形成之前，称为“杂密”的一些密法已经就传入中国，最早见于三国吴黄龙二年（西元230年）竺律炎译出《摩登伽经》，支谦译《华积陀罗尼神咒经》，《无量门微密持经》等。

公元8世纪唐玄宗时代，印度高僧善无畏、金刚智，与不空来到中国，合称“开元三大士”。三位密宗大师，在大唐皇室的扶持之下，于长安的大兴善寺（位于今西安市）译出大量密教经典，宏扬密法，成为唐密的开端。

不空曾奉其师金刚智之命赴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学习密法，在普贤阿阇黎座下受金刚界与胎藏界两部密法灌顶[34]。回中国后先后译出密法11部、143卷。

在唐武宗会昌毁佛之后，因为失去皇室的支持，需缜密坛城布置与繁复仪轨教授的唐密传承遭到断绝，仅留大悲、尊胜、准提、秽迹等较简明之独部密法为大众知悉，详细仪轨在禅宗、华严宗等出家众中隐密传承下来。另外未受法难影响之唐密教法在日本以东密、台密传承保存至今日。

无上瑜伽续只有密集金刚（《一切如来金刚三业最上秘密大教王经》）、大威德金刚（《妙吉祥瑜伽大教金刚陪啰缚轮观想成就仪轨经》）、喜金刚（《大悲空智金刚大教王仪轨经》）和幻化网（《瑜伽大教王经》）等少部份密续和仪轨在宋代传入中国。宋朝与辽、金、西夏等朝代的密教十分发达，法天与天息灾、施护同召见，问佛法大意，对扬称旨。[35]僧人守真“开灌顶道场五褊，水陆道场二十余会，僧尼从而诸法者三千余人”。[36]北宋天禧元年曾禁止《频那夜迦成就仪轨经》进入大藏经，无上瑜伽在明朝后就不再有太大影响。

密宗回流中华

日本密教的回传，近代先有民初时期，王弘愿翻译丰山派大僧正权田雷斧的著作，并邀其来华传法。1924年，权田雷斧以七十九岁高龄来到广东潮州，为王弘愿等人灌顶授法，翌年王亲赴日本修习密法。继王弘愿后，不少居士僧侣争相赴日求法，其中持松法师三赴日本，回国后于1953年创立上海静安寺真言宗道场，因回流自日本人手中，为政府所禁忌，又出现显密二教互相攻击，王弘愿传法资格被受质疑等问题，令密教在中国的发展举步为艰。其后丰山派在香港大坑成立分会，招收信徒，但始终未能摆脱日本人宗教的影子。自1987年法门寺唐密地宫曼荼罗出土以来，国内佛教界一直大力推动唐密复兴，已故前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先生，及大兴善寺界明老和尚对有关的推动不遗余力。

常见法门

毗沙门天王是佛教护法，也叫多闻天王，见于《佛说毘沙门天王经》等，在印度自古就极受重视，说一切有部《十诵律》将此《阿吒那剑》（晋言《鬼神成经》）列为十八部最重要经典之一，在汉地唐代十分盛行，由于手持吐宝鼠，象征带财无量，故又称财宝天王。

观音菩萨

中国的观音菩萨信仰约始于四世纪，其普遍信仰的是圣观音、白衣观音、杨枝观音等化身。在西藏，主要信仰的是四臂观音、十一面观音及千手观音等化身，其密咒分别为六字大明咒、十一面观音咒、如意轮观音咒、大悲咒，显密两系今日皆所受持。其中，出自伽梵达摩所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的“84句大悲咒”，为汉传密宗三大陀罗尼（真言）咒之一。

佛顶尊胜佛母

尊胜佛顶又名佛顶尊胜、除障佛顶。《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是唐代流行的经典，主要内容是佛为善住天子宣说攘灾延寿之法，显示尊胜陀罗尼之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咒为汉传密宗三大陀罗尼咒之一。

准提菩萨

准提菩萨被认为是观音大士的化身，印度盛行准提菩萨法，见于《七俱胝佛母所说准提陀罗尼经》，唐代有五译，从辽代以降的准提法已经汉化，也与一开始的印度准提法不同。

宝箧印佛塔

《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咒经》中有宝箧印佛塔法门和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咒（即宝箧印陀罗尼咒）法门。宝箧印咒为汉传密宗三大陀罗尼咒之一。

日本密宗

密宗在日本称作密教，分为东密和台密。因唐朝中期中日交流的密切，印度的前期、中期密教，由弘法大师空海从唐朝传回日本。804年，弘法大师随第17次遣唐使入唐求法，拜惠果和尚为师，天资禀赋，惠果毫无保留地把密宗大法，一一传授给空海，亲封空海为“真言付法第八祖”，赐他“遍照金刚”法号。空海勤奋好学，还学会了书法、绘画等多种中国文化艺术，以及修路、架桥等先进生产技术。

空海回国后开创真言宗，又因以东寺为发源地，故称为东密；另有台密，为同期入唐留学僧最澄大师所创，亦称理秘密教。东密体系于空海大师已大体完备，台密体系是于最澄法子法孙继续赴唐留学而成。由此瑜伽密教盛行于日本。

观想和实践双修法，在东密是违法的，会被驱逐宗门。只有台密和藏密可以观想跟实践。先受三坛大戒三昧耶戒，最后受金刚界与胎藏界两大灌顶，并专修三密相应，就可以即身成佛。立川流在镰仓时代盛极一时后被禁止。

东密

空海（弘法大师）创始，东密即“东寺（教王护国寺）之密教”之意。显密之分就是东密八祖空海提出。东密认为僧者应以禁欲为主，密教二祖龙树菩萨对密宗的弟子也教导要禁欲为主。东密空海门下不准僧侣与女人交谈，一定要严守戒律甚至规定佛门圣地是女人禁地，所属东密的寺院不准女人进入，东密高野山的僧侣们到现在一直过出家生活，并没有娶妻生子。东密有特有的苦修肉身舍利方法。

台密

最澄（传教大师）创始，台密即“天台密教”之意。后来天台宗的最澄大师在高野山向空海学习密宗时期，把空海的极端苦行和严守戒律等规矩带入天台宗。

密宗在台湾

台湾密宗源自日本密宗，日治时期即有“真言宗高野派”于明治29年（1896年）、“天台宗”于明治44年（1911年）、“真言宗醍醐派”于大正15年（1926年）来台湾布教，真言宗高野派在西门町设立台湾总本山“新高野山弘法寺”，并在各地广设布教所（例如：花莲之吉野布教所，今庆修院）。战后，日籍僧人皆被遣回日本，台湾也进入戒严时代，佛教的发展较为受限，直至70年代悟光上师赴日本高野山金刚峰寺研习真言密法，入真言宗专修学院研习教相，得法为真言宗中院流付法传灯大阿阇梨，在高雄市内门区创立真言宗光明流五智山光明王寺。

藏密一派则源自西藏，最初有噶举学会，后则有日常老和尚的福智僧团。

解严后的90年代，日本高野山真言宗和西藏各大宗派开始在台湾弘法，各自兴盛。[37]

阿利僧派与滇密

云南大理国西元12世纪的阿嵯耶观音像，现藏于美国华盛顿特区弗瑞尔艺廊。

阿利僧派，又名阿阇梨派，是缅甸蒲甘王朝阿努律陀改宗上座部佛教前的密宗教派，可能是七世纪时在印度传入；传布于云南（南诏、大理）一带的密宗称为滇密，与之相关。

他们食肉饮酒不强调戒律，上师可以娶妻生子，是密宗与印度教、缅甸民间宗教（那加与纳特崇拜）等的混合体。他们特别崇拜大黑天，他们在缅甸消失但在云南生存至康熙时代。

藏传密宗

流传在西藏地区的密宗派别，来自印度佛教。它始于莲花生与寂护，藏传佛教的四大宗派都有自己的密宗传承。它包含了四部密续（事续、行续、瑜伽续、无上瑜伽续），但是以无上瑜伽续为主，又可分成旧译派的大圆满传承，与新译派的大手印，形成两大主流。

佛教自印度和尼泊尔大规模传入西藏时，正值印度金刚乘佛教发展期，金刚乘得以在藏传佛教获得发扬光大，成为藏传佛教中最有力的一只传承。公元八世纪，西藏便有“金刚乘”或“果金刚乘”的名称，作为密宗的别名。果金刚乘全名“果秘密金刚乘”。“果”指修行者追求的目标，密教特指通过各种特殊的方法和途径苦心修证所得的不变大乐。[38]

相对于佛教显教，因相乘或般若乘提出来的。显教是因相法，讲求理论﹔密教是果法，著重探讨实践方法和辅助修炼的各种仪轨、咒语等，实践以理论为指导，理论在实践中得到验证，两者互为增益，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藏密主张以欲贪作为修行的助力，使修行者经由秘密仪式、神通与禅定修行（称为天瑜伽），得到空见，最终得到解脱[39]。

在西藏一些苯教的神被当时的传法阿阇梨收编为护法神，例如：永宁十二地母（十二丹玛护法），印度教一些神祇也被一同收编于护法之列（如象鼻天、地天、大黑天）。

经典

密宗典籍浩瀚，仅《金刚顶经》据不空三藏称就有十八会，梵本传世不多，但中国西藏和汉地保存译本颇多。汉译密藏经轨计有400部，681卷，经疏14部，81卷，合计414部，762卷；日本《大正藏》收入密宗著述计193部，1109卷，以上各有少量重译及复本；西藏甘珠尔中收密部经典728部，丹珠尔收各种经疏、仪轨、成就法等计3120部，全部约合100余万颂，约当汉译3000余卷。日本和西方国家巳刊行很多校本，如《集密》、《摄真实论》、《宝箧庄严》和《成就法鬘》等等[40]。

日本密宗的根本经典，历代有以《大日经》、《金刚顶经》和《苏悉地经》为首的“五部秘经”、“三部秘经”、“五经二论”等不同的说法。此外《金刚经》、《理趣经》与《理趣经疏》、《大日经疏》等也很重要。藏密经书中，《圣妙吉祥真实名经》为藏密行者所广泛持诵，是一切密续最殊胜的根本经典。《时轮金刚密续》为无上瑜伽部最晚出现的教法，除接受过灌顶仪式的人之外密不外传。论书中最有名是《密宗道次第广论》。

教义

密宗经典被称为“持明藏”或“续部。”持明的“明”原为古印度吠陀二字的义译，以后逐渐转为圣典，此处的“明”专指本尊咒语大乐，用极其深奥的方法持慧，故名“持明藏”。持明藏，又叫“持明乘”。诵行咒语，聚集资粮，获得持明果。

密宗是通过布施、菩提心、曼荼罗、真言、灌顶、手印、瑜伽等方便和道修得佛果的，故称“方便乘”。如果没有方便相助，难以修得成就。[41]金刚乘著重讲述从佛的思想意趣所产生的各种真言咒语及其仪轨道，是方便和智慧双运的金刚菩萨的瑜伽，最终证得金刚身。[42]

密教世界观

日本密宗空海认为世界万物、佛和众生皆由地、水、火、风、空、识“六大”所造，故称“密宗六大”[24]。前“五大”为“色法”，属胎藏界；“识”为“心法”，属金刚界。主张色心不二，金胎为一。两者为宇宙万有，而又皆具众生心中。佛与众生体性相同。众生依法修习“三密加持”就能使身、口、意“三业”清净，与佛的身、口、意三密相应，即身成佛。

双身法问题

唐朝不空三藏译《理趣经释》：“以自金刚与彼莲华，二礼和合成为定慧。是故《瑜伽广品》中密意说：二根交会[43]，五尘成大佛事。”传统上依据安慧对无著《大乘阿毘达磨集论》所引用契经中的“二二数会”[44]的秘密抉择，将二根[45]解释为奢摩他与毘钵舍那即定与慧[46]。现代显教和密教之间，密教不同传承之间，对双身法问题存在诤论。

密教仪轨

密教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坛城、仪轨和各种神格信仰为其特征。仪轨极为复杂，对设坛、供养、诵咒、灌顶皆有严格的规定，主张修“三密”[47]，即手结手印（身密）、口诵真言（语密）和心作观想（意密）。三密相应，即身成佛。[48]需经阿阇梨（导师）秘密传授。

护摩

婆罗门教火祭的仪式，称为火供，梵语“护摩”，译为中文是“焚烧”、“燃烧”。护摩的作用是，借由火焚供品，供养诸天圣众，以便达到息灾、祈福与超度的目的。其祭祀，包括四郊五岳诸天。婆罗门教有四十四种的外道火供方法。然而如《大日经疏》所记述，佛法之护摩有二：一、外护摩，设坛以世火烧供品。[49]二、内护摩，自身为坛，以如来之智火，烧烦恼之薪。[50]

密宗戒律

早在部派佛教时代，佛教戒律就对刚刚被纳入佛法的密咒作出了回应。在《四分律》[51]和《十诵律》[52]中，已经有了与密咒相关的内容。这些小乘戒律开许治疗齿痛、腹痛、护身的咒语，而对其他的咒语实行控制[53]。

其后当早期的杂密开始流行时，梵网等大乘戒也都能适应事相，资用于密教的仪轨。当时来到中国传扬密典的僧人，多有戒行显著而精通律学者[54]，究其原因，是因为密教修行主要靠咒语法术借他力而为之，因此用严明的戒律约束自己，可以补自修之功，并且还有未雨绸缪，防止咒言密法滥用的果效。密教很强调皈依上师，皈依上师可离我慢，并以嫡传之方式一代一代传授密法。但东密没有四皈依，也只是三皈依，四皈依是由藏密所发展出来的。

汉传密教三昧耶戒

在纯密传入中国的唐代，密僧们仍然保持着重视戒律的传统。而且为了适应密宗复杂的事相，规定实行密法咒术的次序仪轨，专门的密教律也应运而生。善无畏翻译了含摄密教戒律的《苏悉地经》与《苏婆呼童子请问经》[55]，并为《苏悉地经》作供养法，使之广泛流播。

密教的戒律称为三昧耶戒[56]。“三昧耶”在梵语中，是“誓言”的意思，而广义的说，它有平等、本誓、除障、惊觉四种含义。

藏传密教三昧耶戒

藏密修学，也首依三昧耶戒，一般在受灌顶时受持此戒，但其所出经典与唐密不同。格鲁派三昧耶戒取自德光《律经》、慧贤《律经注》与宗喀巴《秘密戒颂》。宗喀巴认为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的灌顶都需要遵守十四根本戒，而在他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中，讲事部、行部道次第则以《苏悉地经》和《大日经》所宣讲的三昧耶戒为主。宁玛派则认为下三部密法的灌顶各有其戒律，十四根本戒仅为无上瑜伽部三部共同遵守。在此十四条戒律的基础上，不同的灌顶又有不同的戒律。如《大幻化网》的戒律，包括五条根本戒与十条支分戒；大圆满则有二十七根本戒。无论那一派，也以尊师为根本戒。

参考文献

《圆觉经》:“惟愿不舍无遮大悲，为诸菩萨开秘密藏”

《五教章》：“四名圆教，谓法界自在具足一切无尽法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等，华严是也。亦名秘密教，以声闻等不见闻故”

《三藏法数》明·一如等“谓如来不思议智慧神通之力，能令大众同会听法，所闻各异，彼不知此，此不知彼，隐密赴机，故名秘密教。”

《涅槃经》：“我今当令一切众生及以我子四部之众悉皆安住秘密藏中，我亦复当安住此中入于涅槃。何等名为秘密之藏？犹如伊字三点，若并则不成伊，纵亦不成，如魔酰首罗面上三目。……我亦如是，解脱之法亦非涅槃，如来之身亦非涅槃，摩诃般若亦非涅槃，三法各异亦非涅槃。我今安住如是三法，为众生故名入涅槃，如世伊字。”

《大日经疏》：“声闻经中，以毗尼为秘藏，要择人简众，方乃授之。若未发律仪，不令听闻修习，摩诃衍中亦以持明为秘藏。未入漫荼罗者，不令读诵受持”

《金刚顶经》：“演说如来三密门，金刚一乘甚深教。”

《瑜只经》：“以金刚自性，光明遍照，清净不坏，种种业用，方便加持，救度有情，演金刚乘，唯一金刚断烦恼。”

《秘藏宝钥》：“密教者，自性法身大毗卢遮那如来，与自眷属，自受法乐故，所说法是也。所谓真言乘者是也”

《佛学大辞典》金刚轮

《分别圣位法门经》：“真言陀罗尼宗者，一切如来秘奥之教，自觉圣智修证法门”

唐朝玄奘译《阿毘达磨发智论》：“逆害于父母。王及二多闻。诛国及随行。无碍过梵志。逆害于父母。王及二多闻。除虎第五怨。是人说清净。”

“不信不知恩。断密无容处。恒希望变吐。是最上丈夫。”

符秦僧伽提婆译《阿毘昙八犍度论》：“捐舍于父母。亦王及二学。舍邦土翼从。无碍过梵志。捐舍于父母。亦王及二学。已害于五虎。彼谓之清净。”

“不信不往知。若那罗断际。害淫舍离淫。彼是无上士。”

《大毘婆沙论》：“伽他纳息所有义趣。如文易了故不复释。”

无著《大乘阿毘达磨集论》：“何等秘密决择。谓说馀义名句文身。隐密转变更显馀义。

如契经言。‘逆害于父母。王及二多闻。诛国及随行。是人说清净。’

又契经言。‘不信不知恩。断密无容处。恒食人所吐。是最上丈夫。’

又契经言。‘觉不坚为坚。善住于颠倒。极烦恼所恼。得最上菩提。’

又契经言。‘菩萨摩诃萨成就五法。施波罗蜜多速得圆满。何等为五。一者增益悭悋法性。二者于施有倦。三者憎恶乞求。四者无暂少施。五者远离于施。’

又契经言。‘菩萨摩诃萨成就五法名梵行者。成就第一清净梵行。何等为五。一者常求以欲离欲。二者舍断欲法。三者欲贪已生即便坚执。四者怖治欲法。五者二二数会。’”

《大毘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秘密主！云何菩提？谓如实知自心。秘密主！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彼法，少分无有可得。何以故？虚空相是菩提，无知解者，亦无开晓。何以故？菩提无相故。秘密主！诸法无相，谓虚空相。……佛言：秘密主！自心寻求菩提，及一切智。何以故？本性清净故。心不在内不在外，及两中间，心不可得。……秘密主！心不住眼界，不住耳、鼻、舌、身、意界，非见、非显现。何以故？虚空相，心离诸分别，无分别。所以者何？性同虚空，即同于心，性同于心，即同菩提。如是，秘密主！心、虚空界、菩提，三种无二，此等悲为根本，方便波罗蜜满足。是故，秘密主！我说诸法如是，令彼诸菩萨众，菩提心清净，知识其心。”

善无畏《无畏三藏禅要》：“今者且依《金刚顶经》，设一方便，作斯修行，乃至成佛。……前虽受菩萨净戒，今须重受诸佛内证无漏清净法戒，方今可入禅门。入禅门已，要须诵此陀罗尼。……夫欲入三昧者，初学之时，事绝诸境，屏除缘务，独一静处，半跏而坐已，……全跏则多痛，若心缘痛，境即难得定，若先来全跏坐得者，最为妙也。……莫缘外境，安坐即讫，然可运心，供养忏悔。……次应发弘誓愿。……次应学调气。……次应修三摩地，所言三摩地者，更无别法，直是一切众生，自性清净心，名为大圆镜智，上自诸佛，下至蠢动，悉皆同等，无有增减，但为无明、妄想、客尘所覆，是故流转生死，不得作佛。行者应当安心静住，莫缘一切诸境，假想一圆明，犹如净月，去身四尺，当前对面，不高不下，量同一肘，圆满具足，其色明朗，内外光洁，世无方比。初虽不见，久久精研，寻当彻见已，即更观察，渐引令广，或四尺，如是倍增，乃至满三千大千世界，极令分明。将欲出观，如是渐略，还同本相。初观之时，如似于月，遍周之后，无复方圆。作是观已，即便证得解脱一切盖障三昧。得此三昧者，名为地前三贤。依此渐进遍周法界者，如经所说，名为初地。……即此自性清净心，以三义故，犹如于月。……行者久久作此观，观习成就，不须延促，唯见明朗，更无一物，亦不见身之与心，万法不可得，犹如虚空，亦莫作空解，以无念等故，说如虚空，非谓空想。久久能熟，行住坐卧，一切时处，作意与不作意，任运相应，无所罣碍，一切妄想，贪瞋痴等，一切烦恼，不假断除，自然不起，性常清净。依此修习，乃至成佛，唯是一道，更无别理。” 不空《金刚顶瑜伽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论》:“所以求菩提者。发菩提心。修菩提行。既发如是心已。须知菩提心之行相。其行相者。三门分别。诸佛菩萨。昔在因地。发是心已。胜义、行愿、三摩地为戒。乃至成佛。无时暂忘。唯真言法中。即身成佛故。是故说三摩地。于诸教中。阙而不言。……第三言三摩地者。真言行人如是观已。云何能证无上菩提。当知法尔应住普贤大菩提心。一切众生本有萨埵。为贪瞋痴烦恼之所缚故。诸佛大悲。以善巧智。说此甚深秘密瑜伽。令修行者。于内心中。观白月轮。由作此观。照见本心。湛然清净。犹如满月。光遍虚空。无所分别。亦名觉了。亦名净法界。亦名实相般若波罗蜜海。能含种种无量珍宝。三摩地犹如满月。洁白分明。何者为一切有情悉含普贤之心。我见自心。形如月轮。何故以月轮为喻。谓满月圆明。体则与菩提心相类。”

《时轮根本略续无垢光疏》记载：“金刚者，坚固不坏，载乘金刚者，名金刚乘。或者，将真言乘和般若乘两种方法，即果性与因性融为一体”。《集密后续》说：“金刚者，摄集一切大乘者，是般若六度﹔摄集六度者，是方便及智慧﹔摄集六波罗蜜多、方便及智慧为一体者，是菩提心，亦是金刚菩萨的禅定，故名金刚。金刚亦是乘，故名金刚乘，即真言乘之义。”《集密后续》：“根境之错乱，诸凡随念意，用曼表示意，陀罗耶者拯救义。超脱世间行，三昧耶律仪，金刚所守护，名称真言行。”

《杂阿含经·二五二经》：“佛告舍利弗。若优波先那诵此偈者。则不中毒。身亦不坏。如聚糠糟。……佛即为舍利弗而说偈言：……如此真谛言。无上大师说。我今诵习此。大师真实语。一切诸恶毒。无能害我身。……佛破一切毒。汝蛇毒今破。故说是咒术章句。所谓：坞耽婆隶，耽婆隶，耽陆波婆耽陆，奈渧，肃奈渧，抧跋渧，文那移，三摩移，檀谛，尼罗枳施，婆罗拘閇坞隶，坞娱隶悉波呵。”

龙树《大智度论》：“先说菩萨摩诃萨名字。未说所以为菩萨摩诃萨。以得诸陀罗尼、三昧及忍等诸功德故。名为菩萨摩诃萨。问曰。已知次第义。何以故名陀罗尼。云何陀罗尼。答曰。陀罗尼。秦言能持。或言能遮。能持者。集种种善法。能持令不散不失。譬如完器盛水水不漏散。能遮者。恶不善根心生。能遮令不生。若欲作恶罪。持令不作。是名陀罗尼。是陀罗尼或心相应。或心不相应。或有漏或无漏。无色不可见无对。一持一入一阴摄。法持法入行阴。九智知（丹注云除尽智）。一识识（丹注云一意识）。阿毘昙法。陀罗尼义如是。”

龙树《大智度论》：“问曰。是陀罗尼有几种。答曰。是陀罗尼多种。一名闻持陀罗尼。得是陀罗尼者。一切语言诸法耳所闻者皆不忘失。是名闻持陀邻尼。复有分别知陀罗尼。得是陀罗尼者。诸众生诸法大小好丑分别悉知。……复有入音声陀罗尼。菩萨得此陀罗尼者。闻一切语言音。不喜不瞋。一切众生如恒河沙等劫。恶言骂詈心不憎恨。……复有名寂灭陀罗尼、无边旋陀罗尼、随地观陀罗尼、威德陀罗尼、华严陀罗尼、音净陀罗尼、虚空藏陀罗尼、海藏陀罗尼、分别诸法地陀罗尼、明诸法义陀罗尼。如是等略说五百陀罗尼门。若广说则无量。以是故言诸菩萨皆得陀罗尼。”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夫明咒者。梵云毘睇陀罗必棏（丁泽反）家。毘睇译为明咒。陀罗是持。必棏家是藏。应云持明咒藏。然相承云此咒藏。梵本有十万颂。唐译可成三百卷。现今求觅多失少全。而大圣没后。阿离野那伽曷树那。即龙树菩萨。特精斯要。时彼弟子厥号难陀。聪明博识渍意斯典。在西印度经十二年。专心持咒遂便感应。每至食时食从空下。又诵咒求如意瓶。不久便获。乃于瓶中得经欢喜。不以咒结其瓶遂去。于是难陀法师。恐咒明散失。遂便撮集可十二千颂。成一家之言。每于一颂之内。离合咒印之文。虽复言同字同实。乃义别用别。自非口相传授。而实解悟无因。后陈那论师见其制作。功殊人智思极情端。抚经叹曰。向使此贤致意因明者。我复何颜之有乎。是知智士识己之度量。愚者暗他之浅深矣。斯之咒藏东夏未流。”

《佛说陀罗尼集经翻译序》：“此经出《金刚大道场经》。大明咒藏分之少分也。”

《密宗道次第广论》：“能以欲尘为道之方便者，为空性见及天瑜伽。欲证此二，若须观待众多外事，乃是事部之机。”“此依解释名义而说，谓由外事增上故名事续。”

一行阿阇梨《大毘卢遮那成佛经疏》：“毘卢遮那大本。有十万偈。以浩广难持故。传法圣者。采其宗要。凡三千馀颂。”

不空《都部陀罗尼目》：“依《毘卢遮那成道经》。大本十万偈。可有三百卷经。唐国所译略本七卷。此经中。说一百六十心。十缘生句。及五轮。地轮、水轮、火轮、风轮、空轮也。此经中。二种修行。菩提心以为因。大悲以为根本。方便为究竟。依胜义世俗二谛。

若依胜义修行。建立法身曼茶罗。是故此经中说。先称虚空中曼茶罗。是故观本尊法身。远离形色。犹如虚空。住如是三摩地。

若依世俗谛修行。依四轮以为曼茶罗。本尊圣者若黄色。住地轮曼茶罗（其形方名金轮）。圣者若白色。住水轮曼茶罗（其形圆名水轮）。圣者若赤色。住火轮曼茶罗（其形三角）。圣者若青若黑。住风轮曼茶罗（其形如半月）。

大曼茶罗安于八叶莲花台。五佛四菩萨安于台叶。中曼茶罗外。又有三种曼茶罗。一者一切如来曼茶罗。二者释迦牟尼曼茶罗。三者文殊师利曼茶罗。此曼茶罗。名为大悲胎藏曼茶罗。

若弟子受灌顶法。小曼茶罗极微妙委曲。馀部所不代。

此中修行供养。兼存二种法。谓事与理为二也。此经中。护摩火天有四十种。就中一十二种火为最胜。炉形及木。有乳果类苦练。所用各不同。东西南北祈愿各殊。内外护摩亦依五轮。求四种事速疾成就。息灾增益降伏敬爱。所请火天各各不同。寂静熙怡忿怒喜怒。次第应知。”

一行阿阇梨《大毘卢遮那成佛经疏》：“次即请佛：‘唯愿世尊。次说修真言行。大悲胎藏生大漫荼罗王’也。今且约胎藏为喻。行者初发一切智心。如父母和合因缘。识种子初托胎中。……如于净心中。发起方便修治自地。随缘利物济度众生。故名大悲胎藏生也。复次初入净菩提心门见法明道。如识种子歌罗罗时。前七地以来。为大悲万行之所含养。如在胎藏。无功用以去渐学如来方便。如婴童已生习诸伎艺。至如来一切智地。如伎艺已成施于从政。故名大悲胎藏生。”

“经云：‘薄伽梵广大法界加持。即于是时住法界胎藏三昧。从此定起。说入佛三昧耶持明’者。梵音毘富罗是广大义。谓深广无际不可测量。如是诸法自体。名为毘富罗法界。诸佛实相。真言实相。众生实相。皆是毘富罗法界。以此更相加持故。名为法界加持。复次如男女交会因缘。种子托于胎藏而不失坏。即是相加持义。如是诸佛、国王、明妃和合。共生毘富罗种子。为大悲胎藏所持。无有失坏。故名法界加持也。世尊普遍加持一切众生。皆作平等种子竟。即时入于遍法界胎藏三昧。观此一一种子。皆是莲花台上毘卢遮那。普门眷属无尽庄严。亦与大悲漫荼罗等无有异。而诸众生未能自证知。故名在圣胎俱舍。若出藏时。即是如来解脱也。”

《大毘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受方便学处品》：“秘密主。若声闻乘学处。我说离慧方便。……菩萨修行大乘。入一切法平等。摄受智慧方便。自他俱故。诸所作转。……复次秘密主。菩萨持不邪淫戒。若他所摄。自妻。自种族。标相所护。不发贪心。况复非道二身交会。有馀方便。随所应度。摄护众生。……”

一行阿阇梨《大毘卢遮那成佛经疏》：“然有异方便。为成彼大菩提因。则有犯义。不同声闻也。如《大本菩萨戒》说：有菩萨从生已来修童真行。……因入村乞食。有童女见其端严美妙。生欲心告言。我于仁者深生欲心。……若我愿不遂恐致绝命。……以不获所愿因即闷绝。……女又追随不止。比丘念言。若彼不得所求。必自丧命而入恶道。遂从彼愿多时和合。伺彼欲少息时。以法劝导而说法利彼女。以深爱敬故。即顺其命共修梵行成大法利。然此菩萨但以大悲方便。能以下劣忍于斯事。而非欲贪所牵而作非法。若不由大悲。但以欲邪行心而作。即是犯戒此也。即是具智方便故尔。”

空海《大日经开题》和《即身成佛义》：“六大无碍常瑜伽，四种曼荼各不离，三密加持速疾显，重重帝网名即身。法然具足萨般若，心数心王过刹尘，各具五智无际智，圆镜力故实觉智。”

《密宗道次第广论》卷二：“若待外事内定等分，非待极多外事，即是行部之机。”“事定等行故名行续。”

《密宗道次第广论》卷二：“若内正定与诸外事等分开示立为行续。如《大日经》注云：‘此续虽是方便智慧为主之瑜伽续，然为摄受信解外事诸众生故，开示随顺外事诸行。故共称事续或二俱续。’又《金刚藏庄严续》云：‘事二俱瑜伽。’亦说行续为二俱续。”

不空《都部陀罗尼目》：“《瑜伽本经》都十万偈。有十八会。初会经名《一切如来真实摄》。其经说五部。佛部（毘卢遮那佛以为部主）。金刚部（阿閦佛为部主）。宝部（宝生佛以为部主）。莲花部（阿弥陀佛以为部主）。羯磨部（不空成就佛以为部主）。彼五部主。各有四菩萨以为眷属。前右左背而安列。四内供养。各属四部。次第应知。四外供养亦属四部。四门钩、索、锁、铃。四部次第应知。又有四方贤劫中十六大菩萨。表贤劫中一切菩萨。又外有五类天。一一类有四天。总有二十天并妃后。复有五类成二十。五类者上界四天。住虚空四天。游虚空四天。地居有四天。居地底四天。

瑜伽部曼茶罗有四。一金刚界。二降三世。三遍调伏。四一切义成就。此四曼茶罗。表毘卢遮那佛内四智菩萨。谓金刚、灌顶、莲花、羯磨为四智。又四智。谓大圆镜、平等性、妙观察、成所作为四智矣。又一一曼茶罗。建立六曼茶罗。所谓大曼茶罗。三昧耶曼茶罗。法曼茶罗。羯磨曼茶罗。四印曼茶罗。一印曼茶罗。唯降三世曼茶罗具十曼茶罗。馀皆具六曼茶罗。

一切印契。一切法要。以四智印摄尽。大智印。以五相成本尊瑜伽。三昧耶印（以二手和合金刚缚发生成印）。法智印（名本尊种子法身三摩地一切契经文义）。羯磨智印（以二手金刚拳如执持器仗幖帜如身威仪形）。

又瑜伽中四种眼。法眼（敬爱法）。炽盛眼（钩召）。忿怒眼（降伏心杀害烦恼也）。慈悲眼（除毒息怨敌也）。

又一切如来教集瑜伽中。一百二十种护摩。依二十五种炉。于护摩炉中。契印幖帜各异。所求迅速成办。世间出世间成就果报。诸会浩汗文义稍多。恐文繁。且略指方隅。”

不空译《金刚顶经瑜伽十八会指归》：“金刚顶经。瑜伽有十万偈十八会。”“瑜伽教十八会。或四千颂或五千颂或七千颂。都成十万颂。具五部四种曼荼罗四印。具三十七尊。一一部具三十七。乃至一尊成三十七。亦具四曼荼罗四印。互相涉入。如帝释网珠光明交映展转无限。修行者善达此瑜伽中大意。如遍照佛。一一身分。一一毛孔。一一相。一一随形好。一一福德资粮。一一智慧资粮。住于果位。演说瑜伽二乘不共佛法。说曼荼罗三昧耶法门事业。量同虚空。证者如上所说。各各分剂各不杂乱。圆证四身。所谓自性身。受用身。变化身。等流身。是能顿作利乐一切有情诸菩萨声闻缘觉及诸外道。名瑜伽金刚乘教法。”

不空译《金刚顶经瑜伽十八会指归》：“金刚顶经。瑜伽有十万偈十八会。初会名《一切如来真实摄教王》。有四大品。一名《金刚界》。二名《降三世》。三名《遍调伏》。四名《一切义成就》。表四智印。

于《初品》中有六曼茶罗。

所谓金刚界大曼茶罗。并说毘卢遮那佛受用身。以五相现成等正觉（五相者、所谓通达本心、修菩提心、成金刚心、证金刚身、佛身圆满、此则五智通达）成佛后。以金刚三摩地。现发生三十七智广说曼荼罗仪则。为弟子受速证菩萨地佛地法。

第二说陀罗尼曼茶罗。具三十七。此中圣众。皆住波罗蜜形。广说入曼茶罗仪轨。为弟子受四种眼。说敬爱钩召降伏息灾等仪轨。

第三说微细金刚曼茶罗。亦具三十七圣众。于金刚杵中画。各持定印。广说入曼茶罗仪轨。为弟子令心堪任。令心调柔。令心自在。说微细金刚三摩地。修四静虑法。修四无量心及三解脱门。

第四说一切如来广大供养羯磨曼茶罗。亦具三十七。彼中圣众。各持本幖帜。供养而住。广说入曼茶罗法。为弟子说受十六大供养法说。四种秘密供养法。

第五说四印曼茶罗法。弟子受四种速成就法。以此曼茶罗。求悉地成就。像如上四曼茶罗中所求悉地。于此像前求成就。

第六说一印曼茶罗。若持毘卢遮那真言及金刚萨埵菩萨具十七尊。馀皆具十三。亦说入曼茶罗仪。与弟子受先行法。修集本尊三摩地。

次说《降三世大品》。有六曼茶罗。如来成等正觉已。于须弥卢顶。转金刚界轮已。与诸菩萨。名号受职已。摩酰首罗等刚强难化。不可以寂静法而受化。尽虚空遍法界一切如来。异口同音。请以一百八名赞。礼金刚萨埵。如是诸天。不可以寂静法而受化。时金刚手菩萨受一切如来请已。即入悲怒金刚三摩地。现大威德身。以种种方便调伏。乃至命终。摩酰首罗死已。自见于下方。过六十二恒河沙世界。名灰庄严。彼世界中成等正觉。名为怖畏自在王如来。执金刚菩萨以脚按之。诵金刚寿命真言。复得苏。既受化已。金刚萨埵则说大曼茶罗。引入诸天。受金刚名号。诸天有五类。居上界天王摩酰首罗等无量诸天及后。第二游虚空诸天、日天子等无量诸天及后。第三居虚空天、魔王等无量诸天及后。第四地居天、主藏天等无量诸天及后。第五地下嚩啰呬天等无量诸天及后。悉皆引入已。敕诸天建立诸曼茶罗。汝等赴会。所求一切悉地皆与成办。此等皆是外金刚部。

第一说大曼茶罗仪则。皆具三十七。说降伏法及修神通法。

第二说秘密曼茶罗。具三十七。说引弟子仪。此中诸音声及金刚歌舞。

第三说法曼茶罗。具三十七。说引入弟子仪。此中说以慈悲喜舍。作阿毘遮噜迦法。微细金刚调心仪轨。

第四说羯磨曼茶罗。具三十七。说入曼茶罗仪。令弟子学护摩仪轨。于无量佛菩萨所。成广大供养。速得悉地现前。说二十五种护摩炉随类所求法。

第五说四印曼茶罗。具二十一。成就诸药法等。已上四曼茶罗中。成就法。于此曼茶罗中成就法于此曼茶罗像前求。

第六说一印曼茶罗。具十七。说引入弟子及先行法。

次为外金刚部众。说四种曼茶罗。各说本真言本印契献佛。

佛为说教敕大曼茶罗。具三十七。说引入弟子仪。说为弟子使役外金刚部轨则。此中说大佛顶及光聚佛顶真言及契。亦通一字顶轮法。

次说第二教敕三昧耶曼茶罗。彼诸天后等。各献本真言。佛为说曼茶罗。具三十七。说为弟子说修药叉药叉女法。广说诸仪轨。

次第三说教敕法曼茶罗。诸天说真言献佛。佛为彼等说曼茶罗。具三十七。说引入弟子仪。为弟子说诸天之法印已。由此印不违越本誓。

次第四说教敕羯磨曼茶罗。具三十七。说引入弟子仪。彼等诸天。各说本真言。佛为说曼茶罗。说诸天舞仪。说成就诸事业速疾法。

次说《遍调伏大品》。有（莲花部观自在菩萨）六种曼茶罗。……

次说《一切义成就大品》中。有（宝部虚空藏菩萨）六曼茶罗。……

次都说如前一一曼茶罗中。秘密助成方便散诵。次后示释迦牟尼佛。降于阎浮提。变化身八相成道。皆是普贤菩萨幻化。一切如来还以一百八名。赞扬金刚萨埵。如是第一会。”

不空译《金刚顶经瑜伽十八会指归》：“第六会名大安乐不空三昧耶真实瑜伽。”

不空译《金刚顶瑜伽降三世成就极深密门》：“是甚深秘密。降三世瑜伽。首依《真实王》。”

不空译《金刚寿命陀罗尼念诵法》：“我今依金刚顶瑜伽经。……佛告降三世菩萨。汝今调伏难调诸天。令归依诸佛法僧发菩提心。诸天尽皆归依。唯大自在天恃大威德。来相拒敌。降三世种种苦治。乃至于死。毘卢遮那佛入悲愍大悲三昧耶。说金刚寿命陀罗尼。”

不空译《金刚顶降三世大仪轨法王教中观自在菩萨心真言一切如来莲花大曼拏攞品》：“尔时观自在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欲于此《降三世仪轨法王会》中说自心真言。”

不空译《观自在菩萨如意轮瑜伽》：“我今顺瑜伽。金刚顶经说。摩尼莲花部。如意念诵法。”

不空译《大虚空藏菩萨念诵法》：“我今依瑜伽金刚顶经。说宝部虚空藏菩萨真言教法。”

不空译《略述金刚顶瑜伽分别圣位修证法门》：“尔时金刚界毘卢遮那佛。在色界顶阿迦尼吒天宫。初受用身成等正觉。证得一切如来平等智。即入一切如来金刚平等智印三昧耶。即证一切如来法平等自性光明智藏。”

佛光大辭典第三版名相釋文·大悲空智金剛大教王儀軌經. [2014-04-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4-16）.

《密宗道次第广论》卷2：“若于外事内定二者，以定为主，待少外事，是瑜伽部之机。”“重内瑜伽，名瑜伽续。”

《密宗道次第广论》卷2：“瑜伽续中既不可修二根交合，故除彼外缘馀执手或抱持触喜乐为道，配瑜伽续。”

飞锡《大唐故大德开府仪同三司试鸿胪卿肃国公大兴善寺大广智三藏和上之碑》：“至开元二十九年秋。先师厌代入塔之后。有诏令赍国信使师子国。……师子国王郊迎宫中七日供养。以真金器沐浴大师。肘步问安以存梵礼。王诸眷属宰辅大臣备尽虔敬。其国有普贤阿遮梨圣者。位邻圣地。德为时尊。从而问津。无展乃诚。奉献金贝宝曰。吾所宝者心也。非此宝也。寻即授以《十八会金刚顶瑜伽》并《毘卢遮那大悲胎藏》五部灌顶。真言、秘典、经论。梵夹五百馀部。佥以为得其所传也。……至天宝六载。自师子国还。玄宗延入建坛。亲授灌顶。住净影寺。”

《补续高僧传》卷一

《宋高僧传》卷二十五《宋东京开宝寺守真传》。

Bahir, Cody. "Buddhist Master Wuguang's（1918–2000）Taiwanese Web of the Colonial, Exilic and Han." The e-Journal of East and Central Asian Religions 1（2013）: 81-93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趋入无上续义》说：“果者，通过身、受用、住、圆满事业趋入，故名。”《时轮灌顶略示》记载：“取空性色是固，持守悲悯是果。空悲无分别，知彼菩提心，入修无上瑜伽义。若以身、受用、住、圆满事业的方法趋入，即是果，亦是一切道果大手印成就。”

《密宗道次第广论》卷2：“能以欲尘为道之方便者，为空性见及天瑜伽。”寂护论师《四百五十论释》：“若有唯修天之体性，不能成佛，道不满故。又若唯修诸天真实而非诸天，是则须经多无数劫乃得成佛，非速疾成。由是俱修最为惬意，加持胜故，速得无上正等菩提。”

《中国佛教》中国佛教协会 编

《时轮灌顶略示》说：“方便智慧结合的金刚菩萨瑜伽是金刚乘。……金刚乘比般若乘多方便，故名方便乘。”

《时轮根本略续无垢光疏》说：“金刚乘之金刚义者，法性所生的空悲无别，或空乐无二。救意之义者，驾御道﹔空乐无别者，贪义。”

《瑜伽师地论》：“若鬼、傍生、人中所有依身。苦乐相杂。故有淫欲。男女展转。二二交会。不净流出。欲界诸天。虽行淫欲。无此不净。然于根门有风气出。烦恼便息。四大王众天。二二交会。热恼方息。如四大王众天。三十三天亦尔。时分天。唯互相抱。热恼便息。知足天。唯相执手。热恼便息。乐化天。相顾而笑。热恼便息。他化自在天。眼相顾视。热恼便息。”

施护译《佛说秘密相经》：“汝今当知彼金刚杵住莲华上者。为欲利乐广大饶益。施作诸佛最胜事业。是故于彼清净莲华之中。而金刚杵住于其上。乃入彼中发起金刚真实持诵。然后金刚及彼莲华二事相击。成就二种清净乳相。一谓金刚乳相。二谓莲华乳相。”

安慧《大乘阿毘达磨杂集论》：“二二数会者。谓于染净因果差别四真谛中。以世、出世二道及奢摩他、毘钵舍那二道。数数证会故。”

《鞞婆沙论》：“问曰：男根、女根，何因得根名？答曰：谓此中转生人，亦生出要人；转生人者，如六师也；生出要人者，佛、辟支佛、声闻也，以是故，男根、女根得名。”

《阿毘昙毘婆沙论》：“问曰：如身根微尘，从足至顶尽遍，何故此处所身根、名男根女根？非馀处所耶？尊者和须蜜说曰：以此处所故，分别是男是女；问曰：若然者，二形人亦名男亦名女耶？答曰：此不名男，亦不名女。复次此处所，能生增长人、寂静人；增长人者，如富兰那等六师；寂静人者，谓佛、辟支佛、声闻；尊者佛陀提婆说曰：此处所能生诸仙，能生牟尼，能生善调伏者，能生善共住者。”

《大毘婆沙论》：“问：身根极微，遍身等有，何故此独名女男根？复说为显？尊者世友作如是说：此处能显是男女故，名男女根，复说为显；问：有二形者亦能显耶？答：此不能显，不决定故，由此故说非女非男。有说：此处生流转者、还灭者故，外道六师补刺拏等，名流转者；声闻、独觉、及与如来，名还灭者；尊者说曰：此处能生诸仙，牟尼，诸聪慧者，善调伏者，易共住者，故名男女根，亦说名显。”

《鞞婆沙论》：“问曰：若尔者，男根、女根，何因得根名？答曰：此欲界中，淫稷、淫种。此淫稷、淫种因，男根、女根也。或曰：因五事故，一者、生生，二者、生欲乐，三者、能止结，四者、依起染污身识，五者定行淫人。生生者，胎生也。生欲乐者，彼淫人于此处，起欲乐已，遍身中生乐，如圣人从眉间起圣乐已，遍身中生乐，如是彼淫者，此处起欲乐已，遍身中生乐。能止结者，须臾止也。依染污身识者，依馀三种生识，善、不善、无记。依男根、女根已，必生不善身识，非是善，非是无记。定行淫人者，习淫心，非不习淫心。是五事故，一、生生，二、生欲乐，三、能止结，四、依起染污身识，五、定行淫人，以是故，男根、女根得名。”

《阿毘昙毘婆沙论》：“问曰：男根、女根，以何事故、得名为根？答曰：以四事故，一、能有所生，二、能生欲乐，三、能制烦恼，四、能为染污识及相应法作所依。能有所生者，生胎生、卵生。能生欲乐者，行欲之人，此处生乐，遍身中，如圣人眉间生圣乐，遍在身中，彼亦如是。制烦恼者，须臾间断。能为染污识及相应作所依者，馀所依生三种识，或善、不善、无记，此二所依，唯生染污爱相应、相亲近识。”

《大毘婆沙论》：“问：何故男、女复得名根？答：生有情故，生欲乐故，制烦恼故，为染依故。生有情者，谓生胎生、卵生有情。生欲乐者，谓于是处初生欲乐，后乃遍身，如依眉间初生圣乐，后乃遍身，于亦如是。制烦恼者，谓此志性，能于暂时，伏诸烦恼。为染依者，谓染污识及相应法此为所依，馀处身根发三种识，此唯发染污识非馀，发此识时，唯作习近意故，心与贪俱。”

《大智度论》：“密即秘密。谓如来身口意三业，或现通，或说法，或思惟，皆非诸菩萨等之所思议，故名三密。”

不空《金刚顶瑜伽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论》：“凡修习瑜伽观行人，当须具修三密行，证悟五相成身义也。所言三密者：一身密者，如结契印，召请圣众是也；二语密者，如密诵真言文句，了了分明，无谬误也；三意密者，如住瑜伽相应白净月圆观菩提心。”

一行《大日经疏》（卷一）：“入真言门略有三事：一者身密门，二者语密门，三者心密门。（中略）行者以此三方便自净三业，即为如来三密之所加持，乃至能于此生满足地波罗蜜不复经历劫数，备修诸对治行。

《大日经疏》：“外典净行吠陀，有火祀法，然大乘真言门，亦有火法，所以然者，为摄伏外道火祀者也。”

“佛陀所以如此说，欲伏诸外道，分别邪正，令彼知有真护摩故。佛成正觉，复说十二种火供法，能除尽一切垢障而成大事，不同往昔邪道非法之行也。”

《大日经疏》：“护摩是如来慧火，能烧因缘所生之灾横。”

“烦恼为薪，智慧为火，以是因缘，成涅槃饭，令诸弟子食。”

如《四分律》卷二十七：“比丘尼诵习世俗咒术乃至音声。若口受若执文诵……是谓为犯。不犯者，若诵治腹内虫病咒，若诵治宿食不消咒。若学书若诵世俗降伏外道咒。若诵治毒咒以护身故无犯……若比丘尼，教人诵习咒术者。波逸提。

若比丘尼读诵种种咒术。若是偈说。偈偈波逸提。若是章说。章章波逸提。若别句说。句句波逸提。不犯者。若读诵治齿。咒腹痛咒治毒咒。若为守护安隐不犯。

《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云何起尸杀。……

云何作咒杀。若苾刍有杀心。起方便欲杀女、男、半择迦。作曼荼罗安置火。燃火投木口诵禁咒。作如是念。若烧木尽令彼女、男、半择迦命根即断。若火中木才始烧半彼命断者。此苾刍得窣吐罗底也。若木烧尽彼命终者。得波罗市迦。

若苾刍有杀心。起方便欲杀女、男、半择迦。以油麻芥子各一升置于臼中之。口诵禁咒作如是念。若臼中物若成末令彼命终。未末已来彼命终者。此苾刍得窣吐罗底也。若碎成末彼命终者。苾刍得波罗市迦。

若苾刍有杀心。起方便以黄牛乳一升置于器中。以指搅乳口诵禁咒。作如是念。若器中乳尽变成血。即令彼人命根断绝。若乳未尽成血彼命终者。得窣吐罗底也。若尽成血彼命终者。得波罗市迦。

若苾刍欲杀人。起方便以五色线刺僧伽胝。口诵禁咒作如是念。作此衣了令彼命终。若衣未了彼命终者。得窣吐罗底也。衣了死者得波罗市迦。

若苾刍欲杀人。起方便以指画地。口诵禁咒作如是念。画满七数令彼命终。若未满七彼命终者。得窣吐罗底也。满七死者得彼罗市迦。是名作咒杀。”

如佛图澄通密法，善诵神咒，而魏晋以来所译的戒本，他多有所正；“西域号为大咒师”的昙无谶，译出《优婆塞戒经》、《菩萨地持经》。

《宋高僧传》：“畏……又出苏婆呼童子经三卷。苏悉地揭罗经三卷。二经具足咒毗柰耶也。即秘密禁戒焉。若未曾入曼荼罗者。不合辄读诵。犹未受具人盗听戒律也。”

又称三摩耶戒、秘密三昧耶戒、佛性三昧耶戒、三昧耶佛戒，略称为三戒。

研究书目

周一良：《唐代密宗》（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中国密教史/吕建福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8 ISBN 7-5504-1718-7

许明银：密教 — 最后的佛教

谢选骏指出：人说——“密教，又称秘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神秘主义，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印度佛教出现之前。作为一种解脱手段，它属于简捷法门，可以使修持者即身成佛。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密教始于东汉末，而盛于中唐以后，并远播日本、韩国等。作为大乘佛教的晚期形式，密教的基本精神和成熟形式又都保留于西藏。”我看——“为何密宗独盛于西藏与日本？因为密宗是野性的残留，而西藏和日本都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边区，所以野性的残留依然强盛。”

【42、南非暴乱和黑命贵抢劫显示了黑人的部落性格】

《南非经历“至暗时刻” 大规模暴力洗劫背后原因为何》（BBC 2021年7月19日）报道：

自7月8日以来，南非因前总统祖马（Jacob Zuma）遭腐败指控且被判藐视法庭入狱，在多地引发骚乱。在大规模洗劫和暴力事件中，有至少212人死亡，2000多人被逮捕。

骚乱从祖马支持者在夸祖鲁-纳塔尔省（Kwazulu-Natal）抗议示威要求释放祖马开始，随后迅速蔓延其他城市。成千上万人洗劫商场、封堵高速公路。企业、工厂、诊所和学校都成为袭击目标。处于骚乱中心的德班华人商铺被洗劫一空，损失惨重。

在周日（7月18日）的曼德拉日 （Mandela Day）到来之际，南非总统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敦促人们通过积极重建国家来纪念这位反种族隔离英雄的遗产。他此前形容此次骚乱是自上世纪90年代种族隔离制度终结以来，南非发生最严重的暴力冲突。

随着局势稍微缓和，一些人开始在社交媒体分享自己向受冲突影响严重地区分发食物的照片。但由于物资短缺，很多人为了买生活必需品仍需通宵排队。

有排队等待的人对BBC说，他们现在很担心基础物资供应问题，包括给家人的食物、给孩子的奶粉和尿布，以及宠物食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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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官员表示，士兵已被部署到潜在的冲突爆发点，警察正在为氧气、药品和其他关键物品的运输提供护送。

周一，祖马将通过视频连线再次出庭，他的腐败案涉及上世纪90年代一笔50亿美元的军火交易。祖马对这些指控并不认罪，其律师现以暴力活动为由要求庭审延期。

现年79岁的祖马自2009年担任南非总统。2018年2月，他因来自执政党非国大（ANC）内部的弹劾压力宣布辞职。祖马本人否认涉及腐败，但他因缺席对其担任总统期间的腐败调查，被判藐视法庭，判囚15个月。他后来向警方自首。

官员们认为，最初对于祖马被捕的抗议活动被犯罪分子劫持了。另一些人则认为，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困境就像一个火药桶，而祖马被捕成为点燃这一切的导火索。

骚乱发生时东海岸电台（East Coast Radio）交通记者杰斯里·帕拉苏拉曼（Jayshree Parasuramen）在直升机上看到很多工厂被纵火，卡车被用于阻塞道路，成千上万的人抢劫商店和仓库，而门口的汽车等待着一箱又一箱的不义之财。

“他们在他们抢劫地区周围形成了一个屏障，”她解释说。“出入口都被封锁了，很多人涌入那个区域周围，不让任何人或车辆通过。”她还表示，这些人“全副武装”。

“我们听到的枪声之多令人难以置信，还有汽油弹。由于他们开火，我们甚至无法在这些地区上空盘旋，最后我们不得不降落，因为他们使用的是实弹。”

夸祖鲁-纳塔尔省的一位市长表示，据估计，该省价值10亿美元的库存品被盗，至少800家零售店被洗劫。

据中国媒体报道，很多南非的华人店铺遭遇抢劫和打砸。一名当地人对《武汉晨报》说，“有个别损失非常严重。几乎是一夜破产。”部分中国人组织了自卫队，持枪日夜巡逻。

在德班的BBC记者诺姆萨·马塞科（Nomsa Maseko）报道说，随着暴乱者持续袭击未被影响地区的超市、工厂和仓库，持有猎枪、手枪、花园铁铲和砍刀的居民成为唯一的防御力量。

“很明显，所有这些骚乱和抢劫事件都是有人策划和协调的，”总统拉马福萨在视察夸祖鲁-纳塔尔省时说道。他表示，骚乱者试图劫持南非的民主。

水平线

一些人把上周发生的事件称为南非民主的“至暗时刻”。

难道这不仅仅是前总统祖马入狱引发的一场自发的愤怒吗？许多分析人士表示事实的确如此，但有一股同情这位前总统的“第三力量”在发挥作用。

政府的措辞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早期对违法乱纪的沉默到现在大声宣传所谓的“经济蓄意破坏”，一些评论人士甚至警告称，这场骚乱具有“未遂政变”和“暴动”的特征。

总统拉马福萨表示，暴力是有预谋的，但他并未表示怀疑的幕后主使是谁。

水平线

前总统祖马在2018年辞职。

南非媒体《Daily Maverick》副主编里亚尔·哈法吉（Ferial Haffajee）曾撰文讲述了一项由前总统十几位密友策划的一项协调一致的动乱策略。

哈法吉引用了执政党非国大和情报部门内部的一些高级消息来源，勾勒出这一策略的轮廓——从暴动初期在夸祖鲁-纳塔尔省发生的运输卡车纵火事件，到阻断从德班港到南非经济中心豪登（Gauteng）的关键道路。他认为，此举意在进一步破坏和削弱本已脆弱的经济，进而削弱拉马福萨的政府。

这可能来自执政党内部和国家情报机构内部。

非国大中有两股明显对立的势力。其中一个由总统拉马福萨领导。他的支持者说，在经历了祖马政府10年的腐败和抢劫后，他正在缓慢重建国家机构和问责机制。另一股势力被称为“RET”派别，对祖马充满同情和无比忠诚。他们可能是这种“俘获国家”（state capture）的受益者（译者注："俘获国家"意指寡头把持公共机构谋取私利。在南非，这一术语常被指向与祖马关系密切的古普塔家族），并感到被拉马福萨派的势力逼到死角。他们迫切希望换帅，因此如果现任总统的权力被削弱，他们将从中受益。

在南非少数白人统治时期，祖马曾是非国大在南非国内外的间谍首脑，直到1990年凯旋归来。卸任近四年后，他被认为依然与情报部门保持着坚定的盟友关系。

这并不奇怪。在他任内，有大量资金流向这一方向。事实上，最近调查祖马任内腐败问题的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在他执政期间，建立了平行的情报机构，实际上执行总统的命令。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些结构的残余肯定犹存。教授苏珊·布伊森（Susan Booysen）指出，尽管2018年的一份报告确定了可能与前总统结盟或同情他的“平行情报结构”，但本届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根除这些因素。现在它的影响得以显现。

祖马的盟友和支持者否认这一点。他们表示，所谓的政治暗斗或与情报机构的联系，是对政府在为穷人提供服务及预测和处理暴力爆发方面严重失职的掩盖。

的确，政府的反应是延迟的，也是戏剧性的，因此意义重大。

需要从南非的历史背景来理解当局请求三个月内部署25,000名士兵的决定。这前所未有，是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部署。

然而，在此之前的几天里，该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似乎不愿公开承诺增兵——更不用说宣布“紧急状态”。

不管实际发生了什么，都不令人惊讶。

在一次高级安全官员的会议上，国防部队直截了当地提醒南非人，士兵不是去执行法律的，那是警察的工作。

这委婉提及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南非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紧急状态，当时该国处于戒严令之下。

使用军队是高度敏感的。他们如此大规模部署士兵，表明了局势的严重性。

这显然已超出了遏制抢劫的范围，而更接近于保护生命和国家战略利益，如德班港、炼油厂、通信网络、核心行业以及食品和燃料供应线——所有的这些已受到攻击或被威胁。

如果问责制和法治获得维持，非国大和国家情报部门内部的一些人将会面临麻烦，就像本月早些时候前总统被宪法法院判囚时那样。

随之而来的是不安全感、创伤以及食品和燃料短缺。似乎无法回避的是，失业者和绝望的人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谢选骏指出：上文鼠目寸光，无法看到“南非暴乱显示了黑人的部落性格”——如果说，美国等地的黑命贵抢劫运动还可以借口说是对于种族平权的追求，那么南非暴乱显然已经失去了这一借口，而呈现出了赤裸裸的“黑人的部落性格”。按照我在种族三特性原则上建立的政治理论——黑人和黄种人一样无法适应小规模的国家，但方向却正好相反——黑人过于好动，部落性格十足，无法遵守部落之外的普遍规则；黄种人则过于安静，需要天地人合一的大规模的专制政权。而现代的主权国家形式，则是白种人建立的、政教分离的、地方自治的小规模的区域性国家——这是黑人和黄种人都无法适应的。

【43、女版司马南的党性是奴性还是保护色】

《此生不悔入华夏 人在加利福尼亚 她的身体最诚实！》（壹苹新闻网 2024-07-02）报道：

迴旋镖来的真快！中国浙江大学美女毕业生杨谨闻获选为毕业生致辞代表，在致辞时她高亢激昂的演说令人动容，她声称以身为中华民族为荣、呼吁大家不要只想著光鲜亮丽的就业，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为人民服务。万万没想到，才隔几天，美女毕业生就被爆料，她已经拿到美国签证，立刻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研读英美法，打算学有所用并落地生根了。

中国浙江大学美女毕业生杨谨闻在毕业典礼上，呼吁毕业生跟她一样，“在我热爱的中国大地上”，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为人民服务。微博/中国浙江大学

杨谨闻到美国了根据中国澎湃新闻报导，中国浙江大学应届美女毕业生杨谨闻双修翻译与法律，不是因为她的高颜值，而是因为她优异的成绩、高尚的爱国情操，以及坚定不移的党性，6月获选为最光荣的毕业生致辞代表。

杨谨闻不负师长的期望，她以流利清晰的口条、高昂激亢的致辞，成为全场毕业典礼的焦点。杨谨闻呼吁毕业生跟她一样，立足于这块热爱的中国大地，一起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为人民服务。

不过，才隔几天杨谨闻就被知情者爆料，她在毕业典礼后没多久，立刻就整装出国了。因为，她早就申请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研读英美法了，美国签证也早就拿到了。一毕业、致完辞、拿到毕业证书就飞往加州，享受当地的阳光与怡人气候了。

对此，中国网友感叹，人家真是胜利组啊，又能享受爱国的光环，又能呼吸自由的空气。也有网友称，果然还是身体最诚实；跟他们认真，你就输了。

浙大杨谨闻去美国伯克利前的最后一次“表演”

关尔东评论：

我写文章特别费酒。今天下午还在跟“城市的地得”号主张丰老师聊到这个事。

为了让自己写作更加真诚，我每次在深夜码字的时候，都要先饮一瓶红酒，让自己在微醺的状态，才能干活。同时，我还会把字体调为最大，调为初号。目的都是为了让自己更加珍重码出来的每一个字。

我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感觉到了教育的制约。尤其是在国内高等教育体系浸淫已久，导致我在表达的时候，也会或多或少有一些遮遮掩掩的成分。这个也是人的自我保护机制的一部分。这东西，容易让自己安全，也容易让自己获益。但是唯独不能让自己真诚。但是我却不想获益，我只想真诚。没有真诚，我的文字风格就不能得到突破。

三十岁生日那天，我意识到了酒的重要性。连着喝了几天，颇有心得。突然有一天，我加大剂量，饮大了，连着喝了三斤，结果光吐了，却码不出一个字，净剩下真诚了。

各位可能觉得好笑，但是却不知，对我来说，这是非常痛苦的经历。其实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都有这样的困扰，太会装了，不得不装，有时候，自己不装还不行，因为气氛到了，非装不可。钱理群教授说这个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是谁不利己啊，利己是没问题的，问题是精致，而且精致的往往是那么的恰到好处。这个才是值得反思的。

浙江大学毕业典礼上，优秀学生代表杨谨闻发言，称“...走出求是园，希望我们依然是坚韧的理想主义者，勇敢拥抱人生的不确定性，像一颗颗灿若星辰的求是星，闪耀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然而，杨同学却已申请了美国伯克利大学的法学研究生。

但是通常，我们一看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就会联想到西部和基层，而杨同学却去了西方，去了美国伯克利。

有人说，这不就是浙大司马南吗？

我觉得对杨同学来说，也许不公平。因为在这样的仪式上，她似乎也只能这样说。因为这样是更“恰当”的表达方式。

如果杨同学如实说，自己申请伯克利的硕士，想去那里读研，要是让外面媒体报道了，网上不就一堆妙人跑来侮辱她“崇洋媚外”了吗，怒斥她为什么不去国防七子读法学啊，是何居心呢？如果这骂到了浙大头上，就更不好了，所以杨同学的表达，其实是明哲保身的体现。宁可虚伪，也不能存在风险。

而这个就是我们如今高等教育体系中一个很要命的东西，有不少教授和学生，他们习惯于用一种形式化的、虚伪的、讨好的语言模式，无视客观现实，无视个人体验，说众人喜闻乐见的话，而不是自己真心想要表达的东西。

而事实上，最先掌握这一套口是心非语言模式的知识分子，他们更容易得到名利，并取得话语权，从此闷声发大财，成为一个受人仰慕的人。

我本人是非常不屑这种行为的，甚至我觉得，这种表达方式，恰恰是对知识分子群体最为恶劣的伤害。放弃了求真，也就意味着，你今后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是值得怀疑的，就是屁话，那么你的所有著作、论述、观点，都是不值得信任的。

从个人的角度，更危险的是，如果长期浸淫在这样的语言环境里，有天如果你想幡然悔悟了，你想说真话的时候，不好意思，你已经失去这样的能力了。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失去名利，失去很多，失去真诚，失去一切。

网民嚎叫：

Bidumpdemofan 发表评论于 2024-07-03 06:43:22

你在偷换定义。我是说黑人，包括土生土长的黑人，也包括刚到美国的黑人，包括当年（比如50年前）刚到美国的黑人。那些刚到美国的黑人，非洲就是他们的老家，他们就是背井离乡。不少刚到美国的黑人，都参加了当年的反种族隔离的民权运动。你抽出黑人定义的一部分，方便自己诡辩，另一部分不提，这种阉人做法欺骗手法不老实。所以，对“飞雪连天大浪淘沙是个5分阉竖奴才”的证明，你没有指出有什么不妥。继续努力。

飞雪连天大浪淘沙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21:02:33

现在的黑人土生土长在美国，非洲不是他们老家，他们没有背井离乡。你这种五毛蛆土生土长于他们引以为豪的伟大祖国，却背井离乡跑到他们憎恶的美帝。自己神经分裂也到罢了，还在散布这种神经分裂的言论去蛊惑自己同胞，那就是极端无耻，奴才不如。其它种族我不care，我只希望中国同胞不要受你们这些无耻脑残之徒的蛊惑，向往自由和文明的人多多出来，崇尚独裁的奴才多多滚回去呆在猪圈里偷着乐。

Bidumpdemofan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9:29:13

黑人反种族隔离隔离，你敢去对黑人说：有种你别住在这，回非洲去？估计黑人立马捅了你。所以，你也就对中国人敢这样，觉得中国人好欺负，

mssn 发表评论于 2024-07-03 06:20:58

这个女生在演讲中都说了，自己申请海外硕士并且获得成功。 大家有什么好喷的？

叫啥好不好 发表评论于 2024-07-03 00:11:35

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想混得好，就得打断自己的脊梁骨 母狗也不例外

方到佳境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23:18:00

这姑娘长得挺漂亮，但是这通演讲还是不够漂亮。假大空的痕迹太明显。应该直接说，我准备好了当一枚插入敌人心脏的钉子，也算给自己赴美找个牵强的理由。

abcdaren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21:51:20

口才、念稿都不错，写稿也有煽动性。但中国这种人早已过剩，而美国民主党也不匮乏此种人才。留美毕业后，加州扭身州长如不收归州办小秘的话，建议美国有房产的司马南直接把她收了，替他出面，收视率会比夹头大叔高好几个数量级啰。

Simiguy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21:06:00

中国老一代创党时很多是留法的。至于她的将来，等发生了再评论。现在意淫干嘛？

飞雪连天大浪淘沙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21:02:33

现在的黑人土生土长在美国，非洲不是他们老家，他们没有背井离乡。你这种五毛蛆土生土长于他们引以为豪的伟大祖国，却背井离乡跑到他们憎恶的美帝。自己神经分裂也到罢了，还在散布这种神经分裂的言论去蛊惑自己同胞，那就是极端无耻，奴才不如。其它种族我不care，我只希望中国同胞不要受你们这些无耻脑残之徒的蛊惑，向往自由和文明的人多多出来，崇尚独裁的奴才多多滚回去呆在猪圈里偷着乐。

Bidumpdemofan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9:29:13

黑人反种族隔离隔离，你敢去对黑人说：有种你别住在这，回非洲去？估计黑人立马捅了你。所以，你也就对中国人敢这样，觉得中国人好欺负，

风云再起888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21:02:08

没觉得多美

土里土气的

她可能来美国做女间谍，who knows

湾区范儿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20:56:52

祖国最需要她去的地方就是美国，如同几年前和美国政客有不正当关系的Christine Fang方芳 来协助搜集信息，影响一下美国的政治人物，这作用太大了。

乱城不居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20:51:00

跟谷愛凌同一類。利益利己最大化

行者无敌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20:49:30

但是通常，我们一看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就会联想到西部和基层，而杨同学却去了西方，去了美国伯克利。

==========

通常？咋通的？为啥祖国西部和基层最需要她？

sandanke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20:42:49

年纪轻轻，满腹诡计

Bidumpdemofan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9:29:13

你脑子清楚？我这里证明了你是个5分阉竖奴才，那你看看这个推理哪里不妥？黑人反种族隔离隔离，你敢去对黑人说：有种你别住在这，回非洲去？估计黑人立马捅了你。所以，你也就对中国人敢这样，觉得中国人好欺负，所以你本质上就是个奴才，一个5分阉竖奴才。

飞雪连天大浪淘沙 发表评论于 2024-06-29 07:39:21

脑残逻辑，好像美国逼着你花几百万来留学。有种你别来，去俄罗斯朝鲜伊朗学STEM。SB

飞雪连天大浪淘沙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9:00:56

正如李莲英骂人房事不行，拜登骂别人脑子不清

不懂装懂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9:21:35

Lj_致远01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8:44:00

她是共产党员吗？报告给FBI，驱逐出境。

——-

99.99%是的。否则，哪有机会在台上？她的好友应该建议她回国。否则，说不定真有报应...

飞雪连天大浪淘沙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9:00:56

正如李莲英骂人房事不行，拜登骂别人脑子不清

Bidumpdemofan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7:09:03

被阉了之后5分的确脑子不清，满脑子白呼呼的，怪不得叫飞雪

Lj_致远01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8:44:00

她是共产党员吗？报告给FBI，驱逐出境。

西岸-影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8:34:42

没什么不好的，她这种专业根本不可能留在美国，因此学成后除了回国，看不出还有什么可能。目前全世界大学教育水平最高的还是在美国英国（科研是另一回事），如果为了深造，美国读书应该鼓励。如今来美国上学的中国留学生有80%学成后回国，她不太可能是例外，尤其是文科专业的。

量子纠结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8:33:00

她要是到美国学STEM，说自己学成回国报效祖国，还有人相信，中美法律体系差距巨大，到美国学的法律怎么可能将来回中国从事法律事务，难到想用美国法律和平演变中国？

boer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8:12:47

“不要想着光鲜亮丽的就业，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结果自己到了光鲜亮丽的美国伯克利留学，忽悠别人。做不到心口一致，能不能就不要抢这个发言呢？

弯刀月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8:00:00

当自己的P，让别人闻去吧

ljcn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7:43:57

浙江大学法学院能拿到伯克利法律系的offer？国内文科专业申美国也这么容易吗？这种毕业后，律所给support H1B吗？还是说，直接嫁老美一步到胃？

小矛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7:32:00

非常意外共产党员也可以拿得到学生签证。

Chieftop519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7:24:00

在美国的人就不能爱中国啦？这是啥逻辑？

Bidumpdemofan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7:09:03

被阉了之后5分的确脑子不清，满脑子白呼呼的，怪不得叫飞雪。这个女学生要出国没有什么错。出国和爱国不是对立，非此即彼的。只有弱智的才认为两者是对立的。

飞雪连天大浪淘沙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4:47:43

我没说这个女的，我说的是为这个女的辩护的城里五毛 Bidumpdemofan

justdoit2005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6:46:45

中国需要的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现在的中国人广泛的意识和文化水平都还处在中世纪的水平。世界的历史发展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而中国人的价值观均处于大一统的中心化思想。这种言不由衷的表达方式在那样一个环境里毫无违和感，因为每个人都这样，而这样的环境又去影响下一代。所以中国的历史始终逃不出一甲子一轮回的历史宿命。从大清的义和团到今天的义和团也就是120年的时间，中间还隔了1960荒诞的天灾人祸。所以如果不脱离这种思想魔咒，中国走不出历史厄运。这跟任何政党无关，其实就是你我他，路人甲们一手造成的。包括早年出国留学的老留，我们都逃不出历史责任。美国人为中国留学生两度开发大门，为的是希望把思想带回去，但是这两批满腹西方思想的人并没有真正影响中国社会。

DOC2006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6:30:47

读英美法， 不是将来做律师的路线，而是搞学术路线的。 也不排除能考律师，但恐怕外国来的没那么容易。而且这个方向确实学成了回国鸟用没有，“法律不是挡箭牌”， 做大学青教的话会穷死，猴年马月才能赚回学费。所以第一：杨小姐没打算回国；第二：她家里老有钱了， 这些学费不过毛毛雨。

Huilianghu5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6:28:49

读研不算工作。

nyfan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6:20:00

精神分裂症党代表！

scbean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6:07:31

蟹粉小笼包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2:30:15

呵呵，狗粮们就是这么弱智和做狗的思维。人家谷爱凌就读斯坦福大学并不妨碍代表中国拿奥运金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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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赫，明明为了钱，非要带爱国的帽子！

作狗都不够格的思维

fonsony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5:57:00

读法律OK，理工科的不要。

Maori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5:53:00

如果美國拒簽她就搞笑了

争争日上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5:22:29

嗯，祖国最需要她去美国卧底当间谍，那里就是“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过路人_2016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5:21:00

人家说不定是带着任务去的，美国确实是祖国需要她的地方

kl3527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5:16:00

她说得也没错，习主席是世界人民的领袖，美国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水深火热的美国当然是主国最艰苦的地方。毛毛们不都是这么想的吗？；）

侃-侃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5:09:36

“ 因为她优异的成绩、高尚的爱国情操，以及坚定不移的党性，6月获选为最光荣的毕业生致辞代表。”签证官知道这位是党员不？

BeKindPerson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5:05:00

比司马夹头好点….

Alexsy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5:03:13

不就跟民進党一樣反抗中國，所有中國一切都討厭，結果黨員親中10年

飞雪连天大浪淘沙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4:47:43

我没说这个女的，我说的是为这个女的辩护的城里五毛 Bidumpdemofan

Bidumpdemofan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3:48:12

这个女生没有说美国很恐怖啊。精神分裂症们骂错了吧？

飞雪连天大浪淘沙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3:20:47

就像你去了北京读书，留在北京工作了。说自己很爱家乡，家乡特别好，北京很恐怖。

正常的人都会质问：那你为什么不离开北京回来家乡？

你的回答是：Bidumpdemofan

这就是精神分裂症

火火的雪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4:22:14

对国人放了一个又大又响又臭的屁！

BeckyLin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4:17:00

她鼓励别人爱国，去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她自己却去了美国。这不是口是心非，忽悠别人吗？就像美国的民主党政客一样。要求边境大开放非法移民进来。然而把非法移民送到他们家门口就不干了。真虚伪。

Biao9919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4:12:53

而且这女的中共党员，不能给签证吧。现在出名了，建议美国驻中国使领馆不要给其签证，美国的五毛粉红已经够多了，我们美国华人深受其害。

Biao9919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4:11:40

就和26前北大那个马楠一样，质问来访美国总统克林顿，当时义正言辞，驳斥说中国有自由民主，而且是适合中国人的，被称为反美斗士。结果居然嫁给一个在中国的美国白人，然后婚姻绿卡来美定居生活。她们脚比嘴诚实

老财主说两句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4:01:12

建议CIA调查她。可能是负有特使使命潜伏敌后的间谍，女版金无怠

河西海龟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3:57:00

为什么要把热爱中国和留学美国对立起来呢？有病！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3:54:50

五毛是不是都是这类？嘴上反美却赖在美国不回去，丢死人啦！

Bidumpdemofan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3:48:12

这个女生没有说美国很恐怖啊。精神分裂症们骂错了吧？

飞雪连天大浪淘沙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3:20:47

就像你去了北京读书，留在北京工作了。说自己很爱家乡，家乡特别好，北京很恐怖。

正常的人都会质问：那你为什么不离开北京回来家乡？

你的回答是：Bidumpdemofan

这就是精神分裂症

Armweak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3:35:45

人家美女刘亦菲更“爱国”，拿到美国国籍以后，依然决然地回到了“祖国” —— 不就是在美国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发展机会、回国去混吗。

rn001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3:28:41

很多人撒謊成性，以為別人不知道，傻瓜一樣相互騙，根本沒救，吃一口少一口。

Armweak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3:28:02

这个美女长得这么漂亮，俺觉得比人云亦云、人人都说漂亮的刘亦菲漂亮多了，俺实在不忍心吐槽她。：）其实，俺就是想说句实在话，在土共酱缸国，习三滥早已吼过：“东西南北中，党（老子）领导一切！土共党现在的最高层常委会里，有其他常委敢和习三滥顶撞？连象以前李克强总理那样，表达一下异议都不敢吧。浙江省土共党书记，浙江省省长，敢对习三滥说个”不“字？浙江大学校长就更不敢了。这位美女平时会表现，说穿了，如果离不开土共国，谁都想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人人都在为着自己未来的"五斗米“折腰。而在土共国，如果想得到好处，必须”听党的话跟党走“，俺估计她的发言稿，被浙江大学宣传部来来回回修改了多少次吧。土共国那么多大官大腕都不敢对习三滥说不，你要一个弱女子反对土共政权？在土共国，人人都知道，嘴巴里说出来的，不会真实表达人的内心想法，但是，一个人的双脚，却真实地表达了她的思想，这就是”用脚投票”的出处吧。

欢迎美女杨谨闻小姐来美国发展：）

弯刀月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3:28:00

前脸五毛，转脸五分，本是同根，相奸何急？

飞雪连天大浪淘沙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3:20:47

就像你去了北京读书，留在北京工作了。说自己很爱家乡，家乡特别好，北京很恐怖。正常的人都会质问：那你为什么不离开北京回来家乡？

你的回答是：Bidumpdemofan

这就是精神分裂症

Bidumpdemofan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3:09:14

就像你去了北京读书，留在北京工作了。回到自己的家乡，说自己很爱家乡，只有有病的人才质问：那你为什么不回来家乡？你个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狄更丝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3:19:00

没毛病，几十年前腊肉骂国民党独裁，呼吁民主！

旁观者XWY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3:10:00

她来读美国人文科学，希望她学有所用。

ajaja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3:09:17

从舔中共瞬间变成舔老美，这个妹子舔遍地球。

Bidumpdemofan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3:09:14

爱国和出国并不矛盾，把二者对立起来是个很弱智的事。就像你去了北京读书，留在北京工作了。回到自己的家乡，说自己很爱家乡，只有有病的人才质问：那你为什么不回来家乡？你个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fengqingyun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3:07:44

打击非法移民支持特朗普

fengqingyun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3:07:26

那也比非法移民好，比躺在帐篷里要饭了兄弟们好多了。

rn001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3:06:51

中華就這副德性，坑蒙拐騙，不擇手段。

飞雪连天大浪淘沙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3:06:41

蟹粉小笼包精神的完美升华

吃素的狼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3:02:41

abel00001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2:52:26学成后更好地回去为祖国服务，不对吗？

＝＝＝

呵呵，又一个脑瓜灌满大粪的傻逼粉红。学成？学的是啥子嘛。美国法律“那一套”是我党深恶痛绝的学问，掘中共祖坟的玩意儿。

为祖国服务，还是进监狱吃牢饭，弄清楚没有啊？被新闻联播把脑回路洗成白板一枚廖。

点点点点点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2:59:00

真正生产毒品的往往从来不碰，而且远离毒品。

半圆是很好玩的东西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2:57:00

小笼包这智商，说是五毛狗都算是侮辱了狗的智商

点点点点点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2:55:54

爱国就像毒品，生产的人很少有自己使用的。

过路甲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2:53:00

这就是酱缸文化下的徳性，心口不一，假话连篇

abel00001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2:52:26

学成后更好地回去为祖国服务，不对吗？

Redcliff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2:49:22

张维为，司马南之流就是割楼下这种SB韭菜的。有这种SB韭菜，不割也是罪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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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粉小笼包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2:30:15

呵呵，狗粮们就是这么弱智和做狗的思维。人家谷爱凌就读斯坦福大学并不妨碍代表中国拿奥运金牌啊。。。

zeroLux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2:47:46

五毛粉畜不知道乖玲有两个国籍吧。离岸五毛粉畜是最无耻的一类五毛。西安U型锁那些民工是最可悲的一类五毛。

时光的酒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2:45:00

这跟文学城的五毛狗们有什么区别。一边骂美国，一边赖在美国。这些土共培养出来中国人的败类都一个德行。

弯刀月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2:45:00

实事求是，国内环境不行，人就离开了。不是她的错，是党中央的错

我要真普選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2:44:00

人格分裂是中國人的特徵

exception1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2:43:30

这口才，这品德，可以直接拿美国Liar，不不，是Lawyer，执照

556517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2:40:20

难道不知道说假话最安全吗？国人谁不是如此？

Zhisou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2:40:12

蟹粉小笼包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2:30:15

呵呵，狗粮们就是这么弱智和做狗的思维。人家谷爱凌就读斯坦福大学并不妨碍代表中国拿奥运金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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舔狗不知道古爱龄入了中国籍又不需退美国籍。 人家是斯坦福大学的本地生而不是国际生。

0101011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2:39:00

情商高，拎得清

量子纠结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2:37:00

城里的五毛像娼贱和食屎也认为祖国最需要他们的地方是美国。

ytren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2:35:58

也有可能来美作间谍的

Zhisou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2:34:28

孟晚粥开的头。 拿着个加拿大绿卡来以祖国为傲。

NashFan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2:30:20

都提到党性了，查一下签证时有否隐瞒。

蟹粉小笼包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2:30:15

呵呵，狗粮们就是这么弱智和做狗的思维。人家谷爱凌就读斯坦福大学并不妨碍代表中国拿奥运金牌啊。。。

Deepspace_01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2:28:16

所有口头爱国的都是这套路。粉红五毛中也肯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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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2:26:17嫁一个美国白人，扎根美国。

竞选 发表评论于 2024-07-02 12:26:17

嫁一个美国白人，扎根美国。

谢选骏指出：人说“此生不悔入华夏 人在加利福尼亚 她的身体最诚实”——我看一众网民嚎叫，却无法分清这个女版司马南的党性，到底是奴性还是保护色？其实兼而有之赛青楼。

【44、女性的战略随着处境改变了】

《为何女性会选择战略性“示弱”》（ADAM GRANT 2023年8月3日）报道：

“不要再使用弱势的语言了。”如果你是女性，你可能从导师、教练或老师那里得到过这个建议。如果你想让别人听到你，就要使用更有力的表达。如果你想要加薪或升职，就提出要求。俗话说，克己复礼的女孩难获擢升。

这个建议可能是出于好意，但具有误导性。免责声明（“也许我说的不对，但是……”）、缓冲性词语（“也许”、“有一点”）和反问句（“你不觉得吗？”）可以是一种战略优势。所谓的弱势语言是一种未得到重视的力量来源。理解其中的原因可以解释女性——以及男性——获得力量和影响力的方式。

事实证明，在要求加薪时使用弱势语言的女性更有可能获得加薪。在一项试验中，经验丰富的经理们观看了人们谈判加薪的视频，并权衡这些要求是否应被批准。如果女性以试探性的方式提出要求，被试者更愿意支持这些女性加薪，并表示会更愿意与她们一起工作。“我不知道和我这个级别的人谈判是否常见，”她们按照剧本说，“但我希望你会看到我的谈判技巧，它在我的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通过使用免责声明（“我不知道……”）和缓冲“（我希望……”），女性强化了主管的权威，同时避免留下傲慢的印象。然而，对于那些要求加薪的男性来说，弱势语言既无益也无害。如果他们直接提出要求涨薪，也没人会感到困扰。

在29项研究中，女性在各种情况下都比男性倾向于使用更多“试探性语言”。但这种语言并不表明女性缺乏自信或信念。相反，它是一种表达人际敏感性的方式——关心他人的视角——所以它是强大的。

在美国和许多文化中，性别刻板印象仍然认为男性应该占主导地位，应该自信，而女性应该善良体贴。当女性违背这些刻板印象时，她们常常会受到惩罚。在对数十项研究进行的荟萃分析中，当女性表达自己的想法、提出直接要求并为自己辩护时，她们被认为不太适合雇用。即使她们被认为与男性同样有能力，但和有同样行为的男性比起来，她们不太受欢迎。

新的研究证据表明，有野心并非女性受到惩罚的原因。事实上，那些被认为聪明能干、意志坚定、注重成就、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女性，更容易晋升到领导职位。

但如果人们感觉她们强势、控制欲强、发号施令且出言无忌，那么问题就会出现。这些特点通常不会对男性构成阻碍，却让女性面临不受欢迎和被拒绝担任领导角色的风险。（毫不奇怪，当女性是黑人时，这种反作用甚至更强烈）。人们不仅评价她们的表现，还评价她们的个性。霸道、太粗鲁，充满手段。

一个男人发号施令，人们认为他严厉、强硬。一个女人命令式发话，仍然会被贴上以自我为中心的悍妇标签。正如漫画家朱迪·霍拉切克所说：“自信和咄咄逼人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在于你的性别。”

试探性地交谈似乎是女性用来避免这些不公正后果的一种策略。

在一项经典试验中，心理学家琳达·卡利让男性和女性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录制同一篇演讲。其中一个版本是自信的。另一个是试探性的，充满了免责声明（“我不是专家，但是……”）、缓冲（“有点”，“差不多”）和反问句（“对吗？”“你不觉得吗？”）。

当由一名男性进行这番演讲时，听众发现自信的版本和试探性的版本同样有说服力。然而，当女性发表同样的演讲时，风格就会产生很大的差异。听众的性别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女性听众发现，当这位女士自信地说话时更有说服力。但当她使用试探性语言时，男人们更加相信她。他们认为她更讨人喜欢、更值得信任。

由于男性会觉得女性的权力具有威胁性，所以女性知道，如果她们稍微含糊其辞，自己往往会拥有更大的影响力。正如组织行为专家艾莉森·弗拉格尔所观察到的那样，我们经常低估“无力言论的力量”。

令人愤慨的是，女性必须驯服自己的舌头来保护男性脆弱的自尊，但不被喜欢的惩罚仍然牢固。同样令人愤慨的是，比起女性，由我指出这些动力更容易，如果她们敢于指出同样的差异，她们就会受到惩罚。我们不应该因为挑战刻板印象而惩罚女性，而应该挑战刻板印象本身。

职场的结构性变革会起到帮助作用。绩效评估应该强调实质而非风格。老板做晋升决策时，应考虑所有符合客观条件的员工，除非他们选择退出。如果升职无需开口就能实现，那女性就不必冒险给人留下要求过高的印象。这些变化都能够帮助缩小领导层的性别差距。但这并不能消除一个不公平的现实：每一天，只要女性为自己发声、讲出自己的想法，她们都要为打破刻板性别印象付出代价。

性别刻板印象不仅伤害女性，也常常会拖男性后腿。经济学家发现，坚持己见的女孩长大后薪水更低，而情感需求大、依赖性强的男孩也是如此。即便把职业、教育和自尊水平考虑在内，这一结论也是成立的。就像女性如果被视为傲慢难相处就不会受欢迎一样，男性如果给人的印象是太谦虚、太好说话，他们也不会那么受欢迎，薪水也会更低。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不是要求温和的男性变傲慢。而是要将“弱势语言”正常化，成为一种表达关心和谦逊的有力方式。如果能做到这点，我们就不用一直鼓励女性在沟通时更强势了。相反，我们将会最终辨明自信和咄咄逼人之间的区别。

自信是对自我的笃定。咄咄逼人则是去攻击他人。坚持自己的立场并非固执己见，而是意味着你是一个不容易被摆布的人。这并非自私之举，而是对自我的保护。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这样的文章。我可能是错的，但或许是时候停止惩罚那些说出自己想法的女性了……你说呢？

谢选骏指出：为何女性会选择战略性“示弱”？因为女性的战略是由其处境决定的。在父权社会里，女性选择示弱，其实是一种强化自己的战略。在随着女权的增强，女性的选择战略也就改变了。

《台湾女性不再退让：“我们不要就这么算了”》（VICKIE WANG 2023年8月1日）报道：

从很多方面来说，台湾都是一个宜居的地方。

我们把“谢谢”和“不好意思”挂在嘴边，就像断句的标点符号。我们超级有礼貌，除了在开车和选举的时候。与许多东亚邻国相比，我们是热情的民主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进步的：我们选出了一位未婚、无子女的女总统，并将同性婚姻合法化。我们制定了针对校园和工作场所性骚扰的法律。我们正在取缔塑料吸管。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友善变成了被利用的东西。

台湾现在正在经历姗姗来迟的“#MeToo”（我也是）运动，它让我们看到，即使是在最进步和最觉醒的地方，女性想要赢得并维护她们的安全和自主权，仍然任重而道远。

事情是从5月31日开始的，执政党民进党前党工陈汘瑈声称，她曾受到电影人薛朝辉的骚扰。她向党派的妇女部主管申诉，却未受理会。值得称赞的是，该主管和一些被指控骚扰的人已辞职，蔡英文总统和其他高级官员也已道歉，并承诺做出实质性改变。（薛朝辉发表公开声明否认了陈汘瑈的指控。）7月13日，台湾内阁提议根据现行三项性别平等法律对性骚扰者施以更严厉的处罚，并加大对受害者的支持。

这场运动已经远远超出了政治圈，数十名来自不同背景的男女站出来讲述自己的受害经历。尽管台湾取得了无数进步，但我们仍然是父权制和等级制社会。在儒家价值观下，女性屈从于父兄，最终屈从于夫。人们应该尊重并服从长辈和上级——简而言之，就是当权者。

虽然这场运动在美国已经进行多年，但台湾的“#MeToo”需要按照自己的节奏。于今年上线的Netflix台剧《人选之人——造浪者》为我们提供了脚本。在一个关键场景中，两名为政党工作的女性思考如何处理性骚扰案件。两人达成一致，互相说道：“我们不要就这么算了。”

这些话已成为这场运动的战斗口号，它能引起共鸣是因为我们一直受到的教导是算了吧。算了吧，这是个体面的做法。但这次不行。我们厌倦了听之任之，厌倦了退缩。

作为一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台北长大的年轻女性，我被教导，性骚扰是会发生的。许多服装店出售所谓的安全裤，供女人和女孩穿在裙子下以阻止偷窥狂。我们在捷运站划定了女性等候区，并加强了监控。

这些做法传达了什么信息？变态行为时有发生，但责任在于我们——女人和女孩，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行为来保护自己。

小学时，一个男孩试图掀起我的裙子。老师告诉我应该冷静，因为我的尖叫让他觉得调戏我更有趣。往后我不再穿裙子了。

我开始了担任会议口译员的工作，但在我被要求留下来吃晚饭或与年长的男性客户单独乘车时，我很快就发现这太危险了——而且邀请我的总是年长的男性客户。我在上海生活了几年，在一次活动中，演讲者称赞我流利的双语，然后喝醉了，花了几个小时谈论他的阴茎以及他将如何为了我与妻子离婚。我心里的那个友善的台湾女孩忍住了。但这不是唯一一次。我开始做脱口秀表演，有个人在一次开麦活动中得到了我的电话号码，然后开始在社交媒体上骚扰我。我一年多没有做脱口秀。

骚扰会让你感到自己很渺小。它说：“你不是我们中的一员。你是一种消遣，一种装饰，一种东西。”它会削弱你和你的潜力。没有安全通道，志向就会消亡。

一次又一次，我在那些让我引人注目的场合中退缩。我给捕猎者让出了空间，因为当有人在公交车上摸你、讲黄色笑话或不恰当地触碰你时，尖叫和大吵大闹是不礼貌的。当你打破现状，会遭到严苛的社会惩罚。

“你反应过度了”，“他没有那个意思”，“你以为你是谁，你也没那么漂亮”，“你应该感激有人关注你”。或者最糟糕的那句：“他只是出于好心。”这些以及其他常听到的说法，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大概快要消失了，但在台湾仍然很常见。

在我们这样的集体主义文化中，与人为善、维护群体和谐的重担落在了那些权力较少、权威较低的人身上，这意味着也会有男性受害者。据台湾媒体援引教育部2022年以来的统计数据报道，校园性骚扰受害者中有24%是男性，最近几周站出来的受害者中也有一些是男性。正如人们所说，性暴力并不只是关乎性，也关乎权力。

她们说出“我也是”，却被起诉诽谤

自从台湾的“#MeToo”时刻开始以来，我多次与不同性别的朋友谈话，相互讲述受害经历，有时仍然忍不住想：“这算性骚扰吗？还是我反应过度了？”友善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不可能过几周就消失。

最近，发起这一切的吹哨人陈汘瑈接受外媒采访，当我有机会为她做翻译时，我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我匆忙赶到台北的另一头，来到一家咖啡馆，在那里她讲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以及她决心让她的政党——乃至我们的社会——成为对每个人来说都更好、更安全的地方。

我第一次公开谈论“#MeToo”，是作为一位勇者的沟通管道，这不无诗意。似乎通过给陈汘瑈翻译，我吸收了她的一些勇气。这让我想到：也许最友善的做法就是说出我们的真相。

谢选骏指出：为何台湾女性不再退让？因为台湾女性的处境变了，台湾女性的战略也就改变了——女性的战略是由其处境决定的。“台湾女性不要就这么算了”，要像美国女性看齐，把仗势欺人的恶狗赶尽杀绝！

【45、女性继承权改变了社会】

《大揭秘：欧洲史上的女王及女性继承权》（2006年1月6日 作者不详）报道：

阅读欧洲历史，就如同品位一届精彩绝伦的欧洲足球锦标赛，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层出不穷的英雄带给人无数激情和惊喜，在这其间，有一群女人曾经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心，给历史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她们是欧洲历史上的女王们。这使人感到兴趣:她们是如何登上王位的？ 在女性能否继承王位及如何继承王位的问题上，欧洲各国由于传统、观念的不同，有着不同的规定。这绝对不是小事，由于不同国家对女性继承王位的问题理解不同，因而常常引起了王位的纷争甚至导致了国家间的大型战争。在历史上，因为对女性继承王位的理解不同而导致的战争，典型的就有英法百年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西班牙的卡洛斯战争等。

（一）

女王概况

不知你是否知道，在今日的欧洲君主制国家的在位国王之中，有三个是女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荷兰女王贝亚特里克丝、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她们都不是本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王。 在欧洲历史上,无论是古希腊、古罗马，还是中世纪的骑士时代，皇帝、国王这些名词从来都只是男人的专利，只有东罗马帝国出了几个影响不大的女皇帝。但从14世纪开始，在一个又一个的国家，一个又一个的女王（皇）断断续续地出现了，一直到当代，累计有三十来位。（我统计一下，英国6位，俄国4位，荷兰3位，卢森堡2位，西班牙3位，葡萄牙2位，瑞典2位，丹麦2位，奥地利1位，波兰1位，匈牙利1位，还有苏格兰、纳瓦拉、那不勒斯等现在已为人兼并的国家也出过女王（不过有些女帝王严格来说不能算是“继承”王位，而只能说是“夺取”王位，如俄国的叶卡捷琳娜等）。三十来个，在欧洲庞大的帝王群体中只是万绿丛中一点红，但她们不但将欧洲历史谱写得更加丰富多彩，而且也实实在在在史书上留下了足以流芳后世的业绩。

总的说来，欧洲女王的表现还算不错。其中丹麦的玛格丽特一世（1387—1412年在位）、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在位）、西班牙的伊莎贝尔一世（1474—1504年在位）、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在位）、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西亚（1740—1780在位）分别被本国的史学界认为是本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帝王之一。其他女王基本上处于中上或中下的位置，而甚少有荒淫无道祸国殃民之辈，唯一一个被推翻的女王是西班牙的伊莎贝尔二世（1831—1868年在位），但使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是她的祖父和父亲，她本人要负的责任其实也不多矣。

她们走上女王宝座的路径不外乎两种：从公主到女王和从王后到女王。身为王后，在国王丈夫死后，继承人尚年幼或没有合适的继承人，便自己走上权利舞台的中心，进而即位称尊的情况，在世界各国历史上司空见惯，在欧洲则以俄国的两个叶卡捷琳娜为典型代表。但更加有欧洲特色的是从公主到女王的情况，欧洲历史上的女王大多属于这一类。

在即位之后，基本上男性国王能承担的事务，她们也能承担，但亲自带兵打仗除外，不过，17世纪之后，国王亲自带兵打仗的情况已越来越少见，因此也不见得是严重的问题。女王结婚之后与丈夫之间权力如何分配也是一个问题。有不少女王，结婚后就将主要王权交给丈夫，甚至把王位也让出，如瑞典女王埃里奥诺拉，也有的女王结婚后能将丈夫和整个江山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如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蕾西亚，更有甚者，有的女王选择了终身不婚，以保证自己的权力不旁落，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和俄国女皇叶丽萨维塔。说来话长，本文主要讨论女性继承王位问题，这些就此略过。

（二）

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这首先涉及的问题是，女性对父母的财产和地位的继承权问题。古代法兰克蛮族国家的《萨利安法典》曾规定妇女没有继承权，但《圣经·民数计》中则说道：“一个人时候应该由女儿继承。”（意为无子嗣的时候）。欧洲各国历史上的情况不大相同，但大体上是女性有继承权，但要排在相应的男性后面（这与亚洲国家女性根本没有继承权，一出嫁就完全成了别人的还是不同的）。

欧洲各国情况的不同，表现在欧洲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不同。欧洲中心传统色彩较浓厚的地区，如法国、德国等，女性继承王位一直是被禁止的，如法国国王腓力五世就曾组织学者会议，搬出《萨利安法典》，确认女性没有王位继承权，即使在国王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情况下，王位也只能由国王的其他男性亲属继承。但在“边缘地区”，如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典等，女性则在名义上有继承王位的可能性。在东欧，除了波兰和匈牙利在14世纪的一例特殊情况，在其他时代，女性都不得继承王位。而俄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在18世纪这个“女皇世纪”，接连有四个女沙皇产生，但在其他世纪，女性继承皇位则通常是被禁止的。

但一个女王的出现，总是会带来一系列复杂和棘手问题，因此即使在那些女性名义上有资格继承王位的国家，一个女王的产生仍然会面对种种阻力，这也是欧洲历史上女王只是很少数的缘故。但当一个国王只有女儿而没有儿子的情况出现时，他通常又会谋求将王位传给他的女儿而不是其他男性旁系亲属，这就使女性继承王位的问题成为一个“模糊问题”，不同的国家、家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和打算，而欧洲各国王室之间都有错综复杂的婚姻血缘关系，对同一个王位，常常有多个国家的王室成员可以提出自己有继承权的依据，这就是欧洲历史上女性继承王位的问题为何会引起那么多的纷争甚至战争的原因了。

1328年，法国国王查理四世无嗣而亡。他的堂兄，瓦卢瓦公爵腓力继位为王，是为腓力六世。但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认为自己才是法国王位的继承人，原因是，他是查理四世的外甥，也即法国前国王、查理四世之父腓力四世的外孙，而除了他，腓力四世所有的儿孙都已死亡，至于腓力六世，充其量只是腓力四世的旁系后代而已。而腓力六世则认为，按法国的传统，女性是没有资格继承王位的，因此不买这个“腓力四世的外孙”的帐。因此爆发了英法两国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被他们的后代一直延续下去，从1338年一直打到1453年，史称“英法百年战争”，英国国王一度在法国加冕为王，不过最后还是被赶出法国。英法两国在领土、经济利益等方面的矛盾，是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而英法两国在女性继承王位问题上的理解不同，则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线。

1713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地利大公查理六世正在为自己的后嗣问题深深担忧。他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玛丽亚·特蕾西亚，他想让他的女儿即位，不愿让他的皇位落到德意志邦联其他王公手里。因此，他颁布了历史上有名的“国本诏书”，规定若无男嗣，女儿也可即位。这一诏书遭到了德意志邦联各王公的强烈反对，他们的依据是，神圣罗马帝国历史上还没有过女皇的先例。而玛丽亚·特蕾西亚的支持者则反驳说，虽然历史上没有过女皇，但也没有规定过女人不得继承皇位。查理六世将“国本诏书”作为他一切外交政策的核心，为换取国际上对“国本诏书”的支持，他可以在其它方面作出牺牲。1740年，查理六世病逝，玛丽亚·特蕾西亚顺利即位，但与此同时巴伐利亚选侯阿伯特宣称自己才是帝国皇帝，并伙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及法国军队入侵奥地利，这场战争历史上称为“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幸而奥地利取得英国的帮助，最后战争打成平手，普鲁士承认了玛丽亚·特蕾西亚的皇位，但从奥地利割走了西里西亚地区。

1833年，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病死，他只有两个女儿，遗嘱中由他的长女伊莎贝尔继承王位，是为女王伊莎贝尔二世。但斐迪南七世的弟弟卡洛斯认为女性没有继承权，自称自己才是王位合法的继承人，集结了一批持异议的政治、宗教派别，发起了“王室正统运动”的战争，史称“卡洛斯战争”，失败后流亡国外，他的后代还一直在谋求西班牙王位，以至于西班牙王族分化成两个世袭，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类似的，叔叔和侄女争夺王位的战争，还有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二世和王叔米格尔的战争。

以上三个例子，分别是不同国家之间，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王族世袭之间，以及同一王族内部由于对女性继承王位的理解不同而引发的战争的典型代表。当然，这些战争本身还有更深的政治社会背景，女性继承王位的问题，只是一个导火线。

（三）

新时代的继承王位问题

进入20世纪，欧洲君主制遭到了沉重打击，不再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但20世纪中叶，女性继承王位问题在欧洲一隅的丹麦，再一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丹麦国王斐特烈九世只有三个女儿，按照丹麦王位传男不传女的传统，他的弟弟克努特亲王被指定为王位继承人。但再战后丹麦女权运动高涨的背景下，很多人为斐特烈九世的长女玛格丽特不能继承王位感到愤愤不平。1950年，“丹麦妇女协会”首先挑起争论，她们利用报纸、电台等媒体进行宣传，认为应该由玛格丽特继承王位。争论持续了两年，连篇累牍的社论、专题、特写、报道不一而足，闹得沸沸扬扬。最终，此事件被丹麦首相埃里克森利用，他将女性继承王位问题和他主张的将议会由两院制改为一院制的问题合在一起进行公民投票表决，以便提高投票率。结果，在1953年的公民投票中，多数人赞成修改王位继承法，确立女性的王位继承权，玛格丽特得以取代她的叔叔克努特亲王成为王储，并于1972年即位至今。

有评论认为，此事件实际上反映了当代的欧洲人实际上更喜欢由一位女王来统治（不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久前在日本关于能否接受一位女天皇的民意测验中，90%的人明确表示无法接受）。 时至今日，欧洲君主制国家已经所剩无多，而且都实行君主立宪制，国王只是作为民族团结的象征而存在的“橡皮图章”，由一个男人还是女人来当国王已不再是那么重要。加上当代欧洲国家中女议员在国会中占有20%到30%的席位已不足为奇，甚至有达到40%的（如瑞典），至于女首相、女部长、女党魁等在欧洲国家中已司空见惯，死抱只有男性才能继承王位的观念已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尽管王室的制度总是落后于社会制度的改革。

当前，瑞典、挪威已立法规定男女王族成员具有完全同等的继承王位的权利；在英国、西班牙、丹麦、荷兰，女性王族成员虽然在王位继承顺序上要排在血缘关系相同的男性王族成员后面（如姐姐要排在弟弟后面），但也已经有无可非议的王位继承权；例外的是，在比利时和摩纳哥，仍然只有男性王族才拥有王位继承。

谢选骏指出：人说“大揭秘：欧洲史上的女王及女性继承权”——我看“女性继承权改变了社会”。

【46、女性为何比男性更加勇敢】

《中国被指遣返逾600名北韩脱北者，大部分是女性》（BBC 2023年12月10日）报道：

一个脱北者家庭在两韩非军事区边界附近祭拜祖先。

人权组织表示，多达600名朝鲜（北韩）脱北者被中国遣返后杳无音信，据信他们大部分是女性。

朝鲜今年8月结束新冠疫情的边境封锁，中国10月大规模遣返脱北者，人数为多年来最多。

人权组织当时曾表示，这会危及脱北者的性命安全。他们被平壤当局视为叛国者，回国后可能面临酷刑、性暴力和处决。

追踪脱北者的韩国人权组织“转型正义工作组”（Transitional Justice Working Group）上周四（12月7日）表示，他们相信多达600名朝鲜人在被强行遣返后“消失”。

该组织成员指出，在封闭政权下通信困难，他们无法与任何被遣返的脱北者取得联系。

一名被遣返脱北者在英国的亲人金赫（Kim Hyuk，音译）告诉记者，她担心自己姊妹金哲玉（Kim Cheol-ok，音译）的安危。

"我姊妹唯一的罪行就是出生在朝鲜……我只希望她能安全地生活，"金赫说。她是少数的已知脱北者。

大多数脱北者身份不明，但据信主要是女性。

在韩国的“统一院（Hanawon）”，初来的脱北者可以学习工作技能、适应新生活。

今年10月，研究人员发现有中国营运的大巴和小货车，把脱北者从中国吉林省和辽宁省的拘留中心，运送到与朝鲜接壤的五个边境口岸。

“转型正义工作组”指出，这些脱北者据信被关押在沈阳监狱和长春铁北监狱，有300多人于10月9日在稳城口岸过境，同一时期180人在丹东口岸过境。

中国政府没有公开承认遣返事件。

中国当局向来不把脱北者说成是叛逃者，也不会给予他们庇护身份，而是把他们说成是非法经济移民。

自上世纪90年代朝鲜饥荒以来，当地成千上万人试图逃离极权政权。“转型正义工作组”表示，当中超过七成是女性。

近年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加强打击危及边境安全的行为，而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当局自2020年1月起封锁边境。

直到数月前平壤才重新开放边境，主要是为了改善与中国的贸易。

一位决定在韩国入伍参军的“脱北者”给BBC记者讲述他的心路历程。

谢选骏指出：中囶遣返600名北韩脱北者，其中大部分是女性！女性偷渡者为何比男性更多？难道因为女性比男性更加勇敢？

《高耀洁逝世：中国“民间防艾滋病第一人” 为保存疫情资料流亡异乡》（BBC 2023年12月11日）报道：

流亡美国的中国著名异议人士高耀洁医生，于当地时间12月10日在纽约的家中逝世，享年95岁。她因揭发90年代中国河南卖血和“血浆经济”导致艾滋病（爱滋病）蔓延，而被誉为“中国民间防艾滋病第一人”。

高耀洁的友人向BBC证实了她的死讯，并表示她“在家中自然离世”。《纽约时报》也报道，高耀洁在纽约曼哈顿上城的家中逝世。

上世纪九十年代，本是退休妇产科医生的高耀洁在一次会诊时遇到艾滋病病例，继而发现了河南存在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现象。从此她自发走上艾滋病防治与救助工作，力图推动当局重视中国艾滋病蔓延的真实情况。

她的揭露使得河南“血浆经济”给当地农民带来的悲剧公之于众，令“艾滋村”的情况为中外更多人知晓。这给她带来了国际社会的褒奖和中国官方一定程度上的肯定，但也招致了地方当局的报复。

由于在河南的工作屡屡受阻且人身自由多次遭到干扰。2009年，为保护和记录她所了解的中国艾滋病疫情及病人资料，她以82岁高龄出走美国，此后一直孤身定居纽约。

高耀洁曾于2013年在BBC“巾帼百名”（100 Women）系列报道中表示，自己选择在“风烛残年”的年纪只身出走，只是为把艾滋病疫情的资料留下来，传给后人。

发现源头

根据其回忆录《高洁的灵魂》描述，高耀洁第一次接触到艾滋病患者是在1996年。那一年4月7日，本是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的她受邀在一座医院会诊时遇到了一名症状罕见的女患者，经检查后，高耀洁怀疑这名病人感染了艾滋病毒。

当时中国的宣传资料称，艾滋病病毒经毒品注射及性接触传播。这名病人的爱人及子女经检查后结果都呈阴性，而病人曾经接受过输血，高耀洁才意识到，病毒源头可能在输血。

后来的情况证实了她的判断。

事后证明，这名女患者只是河南甚至中国“血浆经济”造成的悲剧之一。自上世纪80年代起后期起，在官方献血指标和来自医药公司的市场需求下，河南等地方农村发展出卖血产业链，农民通过卖血得到经济收入，而卖出的血则用于供应医院血库，以及医药公司生产血液制品。

然而由于采血的技术与管理漏洞，许多农村血站的血液制品在经艾滋病毒携带者献血卖血后受到污染，导致更多健康的献血者、被供血者及无辜民众感染艾滋病病毒，许多地方还也出现有众多村民感染的“艾滋村”。

在高耀洁之前，已有王淑平、桂希恩等中国医生提出过河南“血浆经济”中艾滋病的传播和农民受到的影响。

“艾滋病经血库的血液传播，意味着巨大的灾难，”《高洁的灵魂》中写道。

“从那时起转变了我对中国艾滋病传播途径的看法，触动了我的勇气，促使我走上了艰难而坎坷的‘防艾’道路，”她称。

勇于公开

由于地方官员的隐瞒，河南艾滋病感染情况一直不透明，在高耀洁等人发现隐患后，仍有更多献血卖血者不断受到感染。

“当时政府宣传说是艾滋病传播途径主要是性和吸毒，没人说是输血引起的，但其实比起前两个因素，后面这个更恐怖。当时可能有人发现，但是没有人说出来，”《烟雨任平生——高耀洁晚年口述》一书作者林世钰表示。高耀洁抵达美国后林世钰常年照料她，陪伴她在美国的最后一段时光。

“高奶奶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她发现了输血这个传染艾滋病的主要源头，揭露出来了。”

在意识到问题严重性后，高耀洁开始自发进行艾滋病防治宣传工作。

“我意识到艾滋病疫情的严重性，特别是广大民众对预防艾滋病知识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漠不关心。更可怕的是，某些宣传内容与我国艾滋病来源、流行、蔓延实况不符合，使我不得不自费编写艾滋病真情的‘书籍’和防艾‘资料’进行宣传，”高耀洁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她主动走入有艾滋病例出现的农村地区，探访疫情实情。她记录下病人的信息，并在当地发放预防艾滋病的资料，同时向群众讲授卫生科普课堂，据她回忆录中记述，每年授课三十至七十多场。

一些中国媒体开始关注艾滋病防治以及河南农民的患病情况，但大多因“影响河南形象”遭到河南政府阻拦。高耀洁也曾试图将河南疫情向上级反映，但无疾而终，最终她决心将真实情况公之于众。

2000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河南“艾滋村”问题报道，震惊世界。

“在高耀洁向河南省政府反映血站导致艾滋病传播的问题无果后，她将这件事情透露给了一名《纽约时报》驻北京的记者……在头版登出后，这个事情成为了一个国际丑闻，促使中国政府对此采取行动，”帮助高耀洁在纽约安顿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表示。

2001年8月，中国卫生部首次公布“艾滋村”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疫情。根据中国媒体《三联生活周刊》报道，该地区3710人中有43%左右的卖血者感染艾滋病毒，而根据村民统计，在有800名人口的文楼自然村，90%的青壮年常年卖血，在这群300多人的群体中只有大约5人幸免于感染艾滋病毒。

艾滋病

2004年，河南省首次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拉网式”艾滋病大普查。河南省政府称，全省范围内既往有偿供血人员达28万，其中该次检测出艾滋病感染者2.5万。

“有大爱的人”

直到今天，研究者仍认为中国的艾滋病感染情况没有彻底摸清，没有人能说清楚“血浆经济”下到底有多少人感染艾滋病毒。

但高耀洁对中国艾滋病防治的贡献获得中国海内外的广泛认可。她曾获得全球健康理事会颁发的“乔纳森·曼森健康与人权奖”等多项国际奖项，包括2003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等来自中国官方的认可。

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曾向她“独自在中国乡村推行HIV教育的工作”表示致意。已故的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在2004年担任河南省委书记时同她会见。前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也在2003年要求与她单独进行会谈。

据林世钰表示，高耀洁累计获得的各类奖项奖金超过100万元人民币，她将这些钱均用于印制艾滋病宣传材料，以及救助艾滋病病患及孤儿的问题上，许多病人上门向她求助买药、生活花费，她从不吝钱财。

她尤其看重帮助艾滋病患死后留下的“艾滋孤儿”。她将自己讲座、稿费及问诊费用寄给这些儿童，并竭尽所能帮助提高社会对他们的接受度。在中国社会仍普遍“闻艾色变”的2002年，她带领三个“艾滋孤儿”到自己家过年。

“她是一个特别有大爱的人。”林世钰表示，高耀洁从不将奖金花在自己身上，“有家人曾劝她那这些钱买房，但她表示不能那么做”。

自1996年至她流亡之前，高耀洁多年来走进一百多个“艾滋村”，坚持用这种最直接的方式摸清艾滋病患者群体的情况。根据中国央视报道，她走进过100多个村庄的1000多个患者家庭，足迹遍布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共16个省市。她记录下所有接触到的病患信息，保存下同病人及他们亲属之间的通信往来，这些都成为了官方艾滋病数字之外的宝贵资料。

打压与逃亡

在高耀洁受到赞誉的同时，河南官员对她的打压从未停止，这最终致使她在耄耋之年出走中国。

在中国中央政府表态前，伴随高耀洁因宣传预防艾滋病吸引越来越多的关注，她也引起了一直否认河南存在艾滋病疫情的河南官员的注意。从高耀洁工作单位的领导、到河南省主管艾滋病的官员、以及公安部门，高耀洁的工作时常得到来自河南当局的阻挠。

当地政府对高耀洁态度的转变符合中国当局的行为模式。“如果一个人的言行与政府站在一边，他们便受欢迎，如果让政府难堪，便会受到打压。因为高医生的工作持之以恒，因为她责怪政府，他们发现她不能被宣传工作利用了。”

据高耀洁在回忆录中记述，自2000年起，她退休所在单位扣留她进入“艾滋村”后记录下的病人分资料，截留寄给她的外来信件，有地方官员要求“叫高耀洁闭嘴”，阻止她接受记者采访，她的电话遭到监听，她外出时也遭到跟踪。

“他们为什么捂盖艾滋病疫情，自有其不可告人的情节。我更想探个水落石出，这促使我再进一步下乡调查艾滋病疫情，”高耀洁写道。

在高耀洁国际声誉日渐增长后，河南当局多番阻挠她出国接受领奖。2007年在她前往美国领取“生命之音”颁发的年度女权活动人士奖以前，由于河南当局阻止她前往北京获得签证，将其软禁，最终只有在时任美国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为此致信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及总理温家宝后，高耀洁才得以被放行。

2009年，在法国驻华大使馆电话告知她被该国授予“杰出妇女奖”之后不久，5月6日，她的电话与电脑出现问题，同时她发现小区内出现许多陌生人。由于担心手中的艾滋病资料与书稿会有危险，她当即将电脑硬盘藏在内衣兜内，离开了位于河南郑州的家。

“我权衡了利与弊，我想，本人若无声无息地死去，我手里的资料便石沉大海，而且外界一无所知，”她在2013年回忆自己出走的决定时这样写道。

在其美国友人的帮助下，她在2009年8月8日抵达美国，从此开始了她的流亡生涯。

高耀洁在纽约的生活依旧围绕中国艾滋病疫情。她出走时在硬盘中带出的三本书稿在抵达美国后全部得到出版，她也举办多场讲座，介绍中国艾滋病疫情的历史。

“她不是第一个把中原血祸说出来的医生，却是捅出这个消息之后（1996年），连续14年坚持不懈、遭打压而绝不倒下的人，”中国历史学者朱学勤在高耀洁2011年出版的《我的防艾路》一书序言中曾这样写道。

力量源泉

高耀洁的一生伴随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起伏历经多重转折。林世钰认为，支撑高耀洁的力量源于她小时候受到的儒家教育。

1927年12月，高耀洁出生于山东曹县一个富裕家庭，是家中长女，从小被过继到无子女的大伯母徐氏膝下。虽然她也受到了裹脚等中国社会对女性传统要求的束缚，但却也养成了仁爱、独立的性格。

“那几年对她影响很大，”林世钰表示，高耀洁从小受儒家修齐治平的思想灌输，见到家里人每到灾年便打开粮仓救济乡亲等场景，在耳濡目染下学会要努力帮助他人。

“她对我说，人和人就是要互相帮助，不能光顾自己的那点事情。她说她自己平生无大志，但求吃饱饭，并且在自己吃饱饭的同时也要让别人吃饱饭，”林世钰称。

“儒家文化在我脑海中根深蒂固，它培养出本人一颗善良的心、真诚的心，”高耀洁在回忆录中表示，而随后战争的来临与中国社会的变迁又使她“摆脱了封建的枷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自食其力的知识分子。”

“并不完美”

她在青春时期经历了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内战。日本入侵中国后，她和家人逃难至河南。1950年，她考入河南大学医学系，开始了她的医学生涯。

因为出身“地主阶级”，她被卷入中共建政之后的历次政治风波中，尤其是十年“文革”期间，她遭到同事殴打，被多次拉去游街，关入牛棚，一度自杀但被邻居救下。

政治打击给她的家庭带来了重创。文革期间，她的儿子郭锄非因受她牵连被打成“反革命”而蒙受三年冤狱，在她为艾滋病患者奔走之后，她两名同样作为医生的女儿工作遭到当局打压，大女儿郭竞先被迫调职至行政岗位工作，小女儿郭炎光被迫辞职，后赴加拿大定居。

林世钰回忆称，这些遭遇使得高耀洁的儿女同其关系紧张，她的大女儿曾称，高耀洁虽然拯救了其他人，但却“毁了我们这个家”，就连高耀洁自己也向林女士表示过，自己“虽是个好医生，但不是个好母亲”。

这也导致高耀洁流亡美国后决意远离政治。“很多政治帮派来拉拢她，她说‘我不喜欢政治，我被政治害苦了，只想一个人干干净净的活着’，”林世钰称。

可以回到故土是高耀洁一直以来的心愿。在她公开的遗嘱中她表示，希望自己的骨灰可以由儿子撒入黄河。

“国内感觉她是反华势力，这是对她的一个太大的误解，她比谁都爱这个国家。”林世钰说。“她说起中国的发展特别骄傲，说起中国的问题比谁都愤慨。她比谁都希望这个国家好。”

“她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虽然她不是完美的人，但真的是一个非常纯粹、坦荡的人，”林世钰评价她称道。

谢选骏指出：女性为何比男性更敢离开自己的祖国？

《王淑平：揭露中国“血祸”和艾滋疫情的医生去世了》（2019年9月26日 BBC）报道：

说实话的代价：工作没了，婚姻破裂了，幸福消失了，但换来的是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王淑平说当年没有考虑个人命运。

王淑平医生在美国犹太州去世，心脏病发作，享年59岁。

她生前是个普通的医生，研究流行病，30多岁时做了一件职责范围之内但需要勇气的事，然后为此付出了人生代价。

“吹哨”是件危险的事，因为会触动某些暗黑利益；吹哨者个人往往会因此付出代价。

王淑平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没有考虑自己的命运。这是医生职业操守的第一条。”

她去世前不久，以20多年前河南艾滋村和“卖血经济”为题材创作的一出舞台剧在英国伦敦上演，名为《地狱宫殿的国王》。

编剧高雅竹（Frances Ya Chu）是半个华裔，父亲曾任美国外交官，母亲是台湾人。她见过王淑平，对20多年前河南的“卖血经济”并不陌生。

王淑平1991年开始在区卫生局下属的血站工作。

不久，她发现当时在河南盛极一时的“卖血经济”中一个可怕的安全漏洞——艾滋病病毒和肝炎病毒携带者卖血，血站的血液制品受了污染，然后又通过不同渠道传染给健康的献血者和更多无辜的健康民众。

血站本身成了一个公共卫生隐患。

中国当时实行禁止血液制品进口的政策，以防止海外的各种病毒通过血液制品入境。但国内在血液的采集和处理方面十分落后，没有任何预防污染、交叉感染的措施。

许多人卖血求生，但对这个过程中的病毒感染危险没有丝毫概念。无论是官办的还是民办的血站都没有肝炎和艾滋病毒排查机制。因此，丙肝病毒在各地的采血站畅通无阻。

王淑平写疫情报告，最后卫生部下令必须对献血卖血者做丙肝病毒检测，她则被直接上司调离血站。

她随即成立了一个临床检验中心，挂靠在卫生局，财务自理，主要工作是筛查血液样本。

很快，她发现一个更恐怖的漏洞：一位艾滋病毒携带者曾在4个血站卖过血。

写报告请求血站排查艾滋病毒携带者，又被告知太费钱，事情又不了了之。

王淑平采集了4百多份血液样本，发现HIV抗体阳性反应率均在13%左右。

1995年冬，她坐下来开始写疫情报告。地方卫生部门不理睬，次年到北京“上访”，把报告和检测数据上交卫生部。

她知道这么做意味着给自己惹麻烦吗？

“我当时没这么想。我以为马上会采取行动来解决问题。作为医生，我首先考虑的是病人和公众的利益，不是我自己。我有机会修改报告，而且事情越来越清楚，如果不这么做会有后果。

“我遇到了巨大的麻烦，涉及到权力金钱和无钱无势者的冲突。我决定为感染丙型肝炎病毒和艾滋病毒的无辜的人站出来。”

王淑平去世前一个月接受伦敦Hampstead剧场官网采访，她这么回答。

王淑平去世前在美国犹他大学担任研究员

最后的结果是她被开除公职，与丈夫离婚，告别子女只身前往美国，从此再也没有回过中国。

她的吹哨达到了目的。1996年，中国各地所有的血站都关门整顿。血站恢复工作后，增加了抽血前必须查验艾滋病毒（HIV）这一项。

王淑平很开心，因为很多人将因此免于无辜感染病毒。利益受到打击的人很不开心，包括地方卫生系统官员。

去世前不久的一天，王淑平接受BBC广播4台《女性时光》节目采访，回忆当时的情形：“有一个地方卫生官员在一次公共卫生工作会议上公开抱怨，说哪个家伙那么大胆，居然把这事报告到中央。

我站起来说，报告是我写的，我是女人。”

1996年晚些时候，一名卫生官员告诉王淑平，她被停职了，可以回家伺候丈夫。

她当时的丈夫在卫生部门工作，因为妻子“吹哨”揭露河南“血祸”，在机关也受到排挤。最后两人离婚。

2001年，王淑平只身一人移居美国，英语名叫 Sunshine，意思是阳光。

就在那一年，中国政府承认华中地区面临艾滋病危机，至少50万人在血站卖血后感染艾滋病毒。河南是艾滋病毒疫情最严重的一个省。

政府后来开了一家专科医院，专治与艾滋病相关的病患。

很多年以后，王淑平和美国人盖瑞·克里斯滕森（Gary Christensen）结婚，到盐湖城定居。她在犹他州大学当研究员。

但往事并不如烟。2019年，中国安全部门找到她在河南的亲属和以前的同事，目的是设法让她出面阻止高雅竹根据她的经历获得灵感创作的舞台剧公演。

她没有答应。《地狱宫殿的国王》9月5日如期在伦敦公演。

9月21日，王淑平在和丈夫和友人在盐湖城登山途中猝死。据信她死于心脏病。

她的朋友高大伟 （David Cowhig）得知王淑平去世的消息后发推特致哀：“她是个意志坚定、无比乐观、极富爱心的女性。”“（她是）我的英雄。我的朋友。”

谢选骏指出：女性为何比男性更加勇敢？现在有了答案——“我是女人”多多少少可以成为一个护身符，因为暴徒大多是男的，他们对男性下手特别凶残，对女性则比较色眯眯，往往网开一面。这从毛牲口泽东以来就是一贯如此了。至于女性为何比男性更敢离开自己的祖国？也是类似的道理，因为女人在外容易重建生活——毛泽东都想出口一千万中国妇女让尼克松基辛格玩弄……以报答他们的救命之恩。女性为何比男性更加勇敢，这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的。

【47、女性主义会带来一个打砸抢的社会】

《为什么女性主义可以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维舟 2023-03-10）报道：

一位女作家的长篇小说获奖后，有人在朋友圈夸奖道：“一点也看不出是女作家写的。”

看了这话，你可能都会嘀咕：“有这么夸人的吗？这话难道不涉嫌厌女？”更值得深思的是，说这话的并非老一辈人，却也是个年轻女作家。

这件小事再好不过地印证了一点：女性主义在近两年的公共讨论中，虽然常常被看作是一部分特定群体为自身争取权利和发声空间的努力，但有没有女性主义意识，其实说到底和性别无关。

法国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曾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她本意是说“女人”作为一种社会身份，是被规训后才接受下来的一套规范，但反过来或许也可以这样理解：女人也未必天生就具备女性意识，这是需要在认清自身权益基础上不断反思才能形成的全新自我。

女性争取权利为什么那么难？

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所著《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上海三联书店，2015）也断言：在男权社会，不厌女的人是不存在的，包括女性自身。

她在剖析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后得出结论：“厌女”其实是这个社会的支柱，因为所谓“男子气”乃是通过对女性加以排斥来定义的，即“男子气＝不是/不像女人”。

这就是为什么女性争取权利如此之难：因为这不仅仅只是“让女人也分得一点利益”而已，而意味着要触及男权社会的底层逻辑，只有进行结构性的变革才能做到。

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中，她和田房永子对谈，从切身经历谈起，更进一步说明：女性主义意识的兴起是与社会变迁同步的。

每一代人对女性工作的理解都很不一样，在那种认为“良家女子不应该出去工作”的年代，女性都会不自觉地选择依附男性的生活方式，因而只有新一代成长起来之后，才能让人看到新的可能。

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她指出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中，自身缺乏女性意识的母亲，往往成为女儿独立意识萌生的最大阻碍，所谓“毒母”，正是她们试图让下一代更符合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待。

现代化并不能轻易消除男权观念，恰恰相反，它仍可能在现代化过程中顽强延续，灵活调适。

《应得的权利：男性特权如何伤害女性》（凯特·曼恩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认为，厌女和性别歧视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两者总是共同发力，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套隐蔽的看法、观点和假设，由此“让父权规范和期望变得合理自然”，也就是说：男权主义者把自身的特权，都看作是“应得的权利”，但这就好比丈夫宣称打老婆是自己的“权利”一样，本身就隐含着不加反思的前提。

因此，女性要“做自己”，首先就得反思、批判这些话语的束缚。两位意大利作家撰写的《不做乖女孩》（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从女性本位的视角出发，代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我们意识到：其实所有的传统叙事，都可能隐藏着对女性的偏见，但如果总是由他者来界定“女人应该是什么样”，我们就只能看到一幅歪曲的图景。从这一意义上说，让女性明确自己的身份意识，重新讲出自己的故事，是推动变革必要的第一步。

讲述女性自身的经历，也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女士接力：美国变革者》（钱满素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选取美国不同历史时期共九位女性，通过她们来看到女性的处境和力量，她们未必都是现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像弗里丹虽然争取女性权利，但却不认同性别政治，而坚持女性应当是在兼顾家庭角色的同时实现个人的抱负。

同样的，《那些特别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女人们》（米歇尔·迪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展现了多位美国现代杰出的女性知识分子，但她们常常相互憎恶，也未必觉得女性是自身最重要的身份，甚至想和女权主义政治撇清关系，但毫无疑问，她们自身的存在就证明了女性所能达到的社会成就。这意味着，“女性主义”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主张，我们必须回到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去，才能充分理解人们的诉求到底是什么、为何这样诉求，又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单身女性的时代》（丽贝卡·特雷斯特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发现，越是现代化的大都市，越是适合女性生存，她们在这里可以获得更充足的安全感和选择权，以至于婚姻也未必是必需品了，自我成就的事业或机会或许更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都市中的女性单身现象更为普遍：因为她们原本需要通过婚姻才能满足的一部分生存需求，现在社会就可以提供了，她们也因此不必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屈从社会要求，能更好地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

从这一意义上说，女性主义并不只是少数人的权利主张，因为一个女性友好的社会几乎肯定是更人性化的，也能更好地释放所有人的潜能，但为什么一个好的社会就应当是女性主义的？

“负妇不得政”

《看不见的女性》（卡罗琳·佩雷斯著，新星出版社，2022）列举出大量数据和事实来证明：男权的视角往往遮蔽了人类另一半的贡献，看不到她们的真实贡献，这不仅造成巨大的数据缺口，还隐藏着无数社会偏见，阻碍了女性自我实现。

她发现：在语言、思维、工具设计等方方面面，往往男性才是“默认设置”，而女性被视为“偏离标准的人类”。这样，女性要获得同样的尊重，往往不仅要付出更多努力，而且仍然不受欢迎——因为她们会被看作是太咄咄逼人而失去了“女人味”，对“女强人”和“女博士”的偏见就是这么来的。

她强调了一个事实：在全球范围内，75%的无偿工作是由女性完成的，社会运转离不开另一半人的支撑，“因为男人的存在理所当然，所以在女人完全不被提及时，点出她们的存在尤其重要。”

值得补充的是：看不见的不仅是女性，往往还有“偏离标准”的其他人，诸如少数族群、儿童、残疾人等等，这一趋势在工业时代可能是强化了，因为工业制造大大推进了标准化，但到了后工业时代则不仅可以照顾到更多样化的需求，也更强调兼顾多元异质的声音和权益，实现社会福祉的最大化。

美国女权主义经济学家南希·弗伯尔曾说：“事实上，任何劳动都可以被视作‘照料’类劳动，如果考虑到这些劳动最终都能帮助他人实现某种需求。”

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中信出版社，2022）一书虽然不是讨论女性主义的，但他也强调指出：在自动化技术越来越先进的当下，“照料类工作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然而这种价值“恰恰是劳动中没有办法被量化的那部分”，这使得女性的劳动价值常常遭到极大的低估，“如果女性能够像男性那样获得酬劳，那么这世上大量的财富就会迅速转移到女性手中”。这就需要重新认识什么是“劳动”，其价值又究竟如何界定。

即便是在美国，这一家庭革命也尚未完成。美国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职场妈妈不下班：第二轮班与未完成的家庭革命》（三联书店，2021）中指出，性别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变迁紧密相关，但当代的美国女性虽然在半个世纪之前就经历了性别解放，“女性赋权”似乎早已是不言自明的社会共识，但照料他人却仍然被默认为是女性不可推卸的责任。其结果，很多职场女性不得不扮演一个“超级妈妈”的形象，在工作之余还要承担起家务重担，下班到家再接着上“第二轮班”。

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要建立一个“女性友好型社会”，绝不只是“给女性让利”的分蛋糕问题那么简单，它需要一种全新的意识，来重新认识不同群体的处境、付出及其价值，这首先需要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看见”原本被遮蔽、默认的那些不合理结构，加以变革。

单靠一部分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全社会建立一种新共识，由此才能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我解放和自我实现。

网民嚎叫：

FreeEnergy95 发表评论于 2023-03-11 05:46:45

虽然支持文章的观点，可是现在的世界远不是乌托邦，欧洲多少女性总理首相国防部长，现在都幻灭了！

大号蚂蚁 发表评论于 2023-03-11 05:45:17

过犹不及。中国女权很落后，或许还应该矫枉过正。美国已经矫枉过正，更应该一视同仁，真正实现人格平等机会平等责权平等，而不是形式平等或者结果平等。

谢选骏指出：女性主义可以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那是一个打砸抢的社会！看看美国现在的样子就略知一二了。为什么女性主义会带来一个打砸抢的社会？因为没爹的野孩子或是有爹却不被管教的孩子们所组成的社会，是一个从小就缺乏自我约束的社会，除了合法不合法的打砸抢，这些杂种不会干别的。这样的社会自然是恐怖主义的温床，看看九一一恐怖袭击和伊斯兰国崛起的“西方内助”，就知道一座巨大的冰山正隐藏在街头暴力的汪洋大海之下……再往前推，老淫棍毛泽东解散家庭、强迫“妇女要顶半边天”之后，文革的打砸抢就席卷社会了——“我是流氓我怕谁”成为“新时代的最强音”！

【48、培养奴性的鸡汤文】

《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习惯性反驳（附解决办法）》（2024-04-18 杨博士说心理）报道：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习惯性反驳。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管你说什么，他都要反驳你，最后把你带入负面的情绪黑洞，搞得你非常崩溃。

一个总是习惯性反驳的人，其实是非常可怕的。

习惯性反驳的3个现象

通常来说，很多人习惯性反驳，有这3个表现。

1.不接受别人的观点

他不能接受别人的观点，总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

所以你说的观点，他压根不会听。

他就像一个“皇帝”一样，不能有违背他的意思。

你提出意见，提出你的想法，他就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

2.不愿意承担错误，逃避责任

有的人之所以习惯性反驳，是因为他不愿意承担错误，逃避自己的责任。

明明是他做错了，你想指出来，话还没说完，他就立马打断说，不是我的错，跟我没关系。

哪怕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他也会不断反驳你，找一大堆借口。

3.不关心别的，就想赢

第三种，也是极为非常可怕的。有些人习惯性反驳，只是享受赢的感觉。

因此，无论何时，都想要争个高低。

他不是为了事情而争论，而是为了争论而争论。

一个人总是习惯性反驳，对身边的人伤害是非常大的。

习惯性反驳的4个心理因素

为什么很多人会习惯性反驳？产生的原因主要如下：

1.自尊心强

习惯性反驳，也和他的自尊心过强有关。

当他过于要面子，就会习惯于批判他人。想通过反驳他人的观点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尊严。

通过否定或贬低他人，来获得优越感和自我满足感。

2.防御心理机制

习惯性反驳也是防御心理的典型表现，心理学上有一个“自我价值保护原则”。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通常只愿意接纳那些喜欢和支持自己的人。

而一旦有人和你的观点相悖，就会触发你的防御心理，想通过立刻反驳，来保护自己。

3.害怕被他人忽视

有些人自我效能感低，他害怕被忽视，但又不知道如何才能引起别人的关注。

于是他通过反驳别人，来引起别人的重视。

而这，本质上是缺爱的表现。

4.环境因素

如果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充满了辩论和反驳，他的行为方式也会受到影响。

在原生家庭中，父母经常习惯性反驳，反驳已经成为他们一种处理信息和观点的固定模式。

因为我们的大脑会偷懒，熟悉的模式，只需要用以前的方式来处理，自己也会很适应。

尽管想改变，也困难重重。他通过反驳别人，以及引发的连锁反应中，获得快感。这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强迫性重复”。

以上，就是习惯性反驳常见的4种原因。

如何改掉习惯性反驳的行为？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家马莎·莱恩汉（Marsha Linehan）教授提出过一个辩证行为疗法（DBT），可以帮助我们来进行自我诊疗。

1.正念技巧

有时候反驳别人，是为了体现自己的重要性和存在的价值。

所以，一定要做正念的训练。核心就是要“找回自我。”

在你想反驳的时候，你要暗示自己，“我之所以想反驳，是想确认我是最重要的。”

然后，提醒自己，我的存在本身是有价值的，不需要通过反驳谁来证明，从而重建内心自我支持的能量。

2.情绪调节技巧

在面对别人的建议和反馈时，我们很容易过度反应。

这时候，就会把别人的小小的建议，当成人身攻击。

把他人有建设性的、微不足道的批评看作个人的失败。

然后，你会认为，他们是故意针对你，你就会变得愤怒，最后就会被衍生情绪控制住了，从而激化矛盾。

所以，一定要做好情绪管理，先把你的情绪隔离起来。

3.人际效能技巧

你要用运用倾听、表达、协商谈判等沟通技巧，来提高你的自信心。

怎么做呢？

①倾听

当别人给你提建议的时候，当别人提出批评的时候，当别人提出自己的看法的时候，无论你有多么强烈的反驳欲望，都要克制自己，要求自己闭嘴。

耐心听对方讲完，而不要不服气地打断对方。

②换位思考

他说完后，你可以试着换位思考一下。

换位思考，不仅仅意味着同理心。

换位思考也不是道德忍让，而是一套复杂的思维技术体系。

让你设想别人的思考逻辑、别人的做事方法，并以此为逻辑起点，来丰富认知，打破思维惯性。

换位思考，归根结底，是为了寻找最好的方案去解决问题，既能做到理解和尊重他人，也能保持自己的一些立场。

4.承受痛苦技巧

就是你要提高自己的心灵能量，产生更大的抗压能力。

①课题分离。

他人的意见和建议，并不是要照单签收。如果照单全收，别人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你反而没有了主见，随波逐流。

因此，你要做到课题分离。分清楚哪些是自己的课题，哪些是别人的课题。

核心是要筛选出对自己有建设性、有价值的信息，最后帮助自己做出更高质量的决策和行动。

而对于不重要的，或者是别人的课题，要做物理切割。不要深陷在别人的评价里。

②自我抚慰

医学中有一个观点，在放松的情况下，大脑更容易想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做快乐的活动，可以让自己兴奋起来。

因此，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让自己的身心得到彻底的放松。当你心灵能量变得强大，抗压力会更强。

摆脱习惯性反驳，是一个人走向强大的开始。

正如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写道：同时保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还能正常行事，这是一流智慧的标志。

网民嚎叫：

luuluu 2024年04月19日 13:07

噢，是韩国人

谢选骏指出：解决“习惯性反驳”的办法只有一个——唯唯诺诺！所以说，“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习惯性反驳（附解决办法）”的题目，着实是篇“培养奴性的鸡汤文”。

【49、普京学习毛泽东——因为性嫉妒而杀人】

《从丈夫手中接过战旗，纳瓦尔尼遗孀召集反对派继续抗争》（NEIL MACFARQUHAR 2024年2月21日）报道：

尤利娅·纳瓦尔纳亚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从记者和支持者面前走过，摄于2021年1月。不久后，她的丈夫、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被逮捕。

尤利娅·纳瓦尔纳亚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从记者和支持者面前走过，摄于2021年1月。不久后，她的丈夫、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被逮捕。

那是2020年8月，在俄罗斯一家地方上的医院，该国最著名的反对派领导人的妻子尤利娅·纳瓦尔纳亚大步走在破旧、阴暗的走廊里，寻找昏迷不醒的丈夫所在的病房。

据德国的医学调查人员后来的说法，阿列克谢·纳瓦尔尼昏倒是因为他被人下了近乎致命剂量的神经毒剂诺维乔克。恶警阻止纳瓦尔尼的妻子在医院里四处走动，她转向纳瓦尔尼的一名助理手持的手机摄像头。

“我们要求立即释放阿列克谢，因为这家医院里现在警察和政府特工比医生都要多，”她对着镜头平静地说道，这个扣人心弦的时刻后来收录在获得奥斯卡获的纪录片《纳瓦尔尼》中。

2023年在好莱坞举行的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纳瓦尔纳亚站在两个孩子之间发表了讲话。纪录片《纳瓦尔尼》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本周一又出现了一次类似的时刻，而且是在更为悲痛的情况下。俄罗斯政府宣布，她的丈夫在北极圈一个条件恶劣的最高戒备等级流放地死亡，三天后，纳瓦尔纳亚出现在镜头前。纳瓦尔纳的遗孀谴责普京总统应该对她丈夫的死亡负责，同时宣布她将继承丈夫的事业，并呼吁俄罗斯人加入她的行列中来。

“普京杀死了阿列克谢，杀死了我的一半、我的心和灵魂的一半，”纳瓦尔纳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预先录制的简短讲话中说。“但我还有没死的另一半——它告诉我，我没有放弃的权利。”

20多年来，纳瓦尔纳亚一直避免让自己有任何公开的政治角色，她曾说，她的人生目标是支持丈夫，保护他们的两个孩子。“我认为我的任务是不让我们的家庭有任何变化：孩子是孩子，家是家，”她在2021年罕见地接受俄版《时尚芭莎》杂志采访时说。

情况已在周一发生了改变。

纳瓦尔纳亚面临着一个独特挑战，她正在试图从国外将心灰意冷的反对派运动召集起来，日益专制的克里姆林宫已迫使几十万反对派运动的追随者流亡境外，并用残酷的监禁回应任何批评俄罗斯两年前入侵乌克兰的人。她丈夫的政治运动和基金会已被政府在2021年宣布为极端主义组织，该基金会曾揭露过高层腐败，现被禁止在俄罗斯活动。

虽然朋友和同事们并不否认困难的存在，但他们相信，现年47岁的纳瓦尔纳亚拥有智慧、稳重、坚定的决心、韧性、务实以及明星影响力等综合能力，会设法把事情做成。

纳瓦尔纳亚周一出现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大厦外交事务委员会会议室。

她也是这个国家的著名女性人物，这不同寻常。虽然女性在俄罗斯其他领域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政坛的知名女性很少见。分析人士说，除了丈夫的死亡让她获得了广泛的道德权威之外，她也许能从俄罗斯的代际差异中受益，年轻的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人更接受性别平等。

纳瓦尔纳亚周一发声之后，俄罗斯的国家宣传机器马上行动起来，试图将她描绘成西方情报机构的工具，经常出入度假村和名人派对。

纳瓦尔纳亚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母亲在政府部门工作，父亲是一家研究所的雇员。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父亲在她18岁时去世。她大学读的是国际关系学位，后来曾在一家银行短暂工作，在那之后的1998年，她与阿列克谢相识，两人于2000年结婚。他们都是信奉俄罗斯东正教的基督徒。

女儿达莉亚出生于2001年，目前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上学；儿子扎哈尔出生于2008年，现在纳瓦尔纳亚居住的德国上学。

尽管不公开参与政治，纳瓦尔纳亚以前也总与丈夫一起出现，陪伴他参加示威活动，在他多次出庭受审、被判刑时，她都与他在一起。纳瓦尔尼2013年竞选莫斯科市长期间，她也在丈夫身边。2017年，纳瓦尔尼遭一种绿色化学染料袭击，几乎使他的一只眼睛失明，她当时也在现场。

2020年，纳瓦尔尼被下毒后，她公开向普京提出要求，将丈夫用救护飞机撤到德国，而且在丈夫昏迷的18天里，她一直待在他的身边，与他交谈，播放一些他最喜欢的歌曲，比如杜兰杜兰乐队的《完美的一天》。“尤莉亚，你救了我，”他恢复知觉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几个月前，纳瓦尔纳亚本人在加里宁格勒遭遇了一次下毒未遂事件，朋友们说，那肯定是针对她丈夫的，但她并没有纠结这件事情。

纳瓦尔纳亚2021年接受一个YouTube热门频道采访时说，尽管有许多让她流泪的事情，但她总是努力在公众面前保持淡定，尤其不想让俄罗斯政府官员得意。“这些事情不应该让我们悲伤，”她说。“他们想让我们悲伤。”

朋友和同事们将她称为纳瓦尔尼的保护者、他的参谋、他倾诉的对象，以及他最亲密的顾问。

“作为政治人士，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实际上始终是两个人：尤利娅和阿列克谢，”现在哈佛大学访学的著名俄罗斯记者叶夫根尼娅·阿尔巴特说。两人都是高个子，都很有吸引力，他们的密切关系在公众面前十分显眼，“他们看上去总是像一对好莱坞情侣，”俄罗斯记者兼历史学家米哈伊尔·齐加尔说。

纳瓦尔尼曾以与政客、记者和其他人公开争吵而闻名，他的妻子也因严厉斥责那些攻击他的人而闻名。但总的来说，她带来的政治包袱要小得多，因此更有可能让四分五裂的俄罗斯反对派合作，齐加尔说。

已有人将纳瓦尔纳亚与其他那些接下被杀或被监禁的丈夫手中政治战旗的女性做比较。这些女性包括科拉松·阿基诺，她的丈夫1983年结束自我流放返回菲律宾后，在下飞机时被枪杀；科拉松·阿基诺后来击败了地位曾经牢固的专制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她们当中还包括斯维亚特兰娜·齐哈努斯卡娅，她的丈夫入狱后，她曾在俄罗斯邻国白俄罗斯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领导反对派。她本人也被迫流亡。

分析人士认为，一名有道德权威的“正常人”也许最终能在职业政治人士做不到的地方取得成功。

“她想完成阿列克谢不幸未能完成的事业：让俄罗斯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和平、繁荣的国家，”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谢尔盖·古里耶夫说，他是他们家的朋友，现任巴黎政治学院教务长。“她也将向普京表明，干掉阿列克谢并不能摧毁他的事业。”

谢选骏指出：纳瓦尔尼的老婆太能干了，激起了老色鬼普京的斗志，就像刘少奇的老婆比江青更能干，所以毛泽东的性嫉妒必须杀死刘少奇而后快！现在普京学习毛泽东的性嫉妒，必须把纳瓦尔尼的老婆变成纳瓦尔尼的遗孀！这样他才睡得着觉……如此，普京不得不学习毛泽东——因为性嫉妒而杀人……毛泽东曾经策划并且听取刘少奇遭受折磨的细节而哈哈大笑，十分享受……想必这个普京现在也是开怀大笑——纳瓦尔尼的遗孀越是愤怒，普京就越是过瘾！下面一步，普京就像毛泽东开共产党“九大”的时候，左右两排阿猫阿狗，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而且美国马上就要前来和解——如果再出一个共和党总统……他宣告说，自由的代价太贵了，必须向独裁者低头！

【50、人民群众都是坏人——极权主义体现人性之恶】

《哈耶克：为什么极权总是最坏者当权？》（2021-04-10 中国数字时代）报道：

哈耶克是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代表作有《通往奴役之路》、《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等。他对市场经济理论、市场机制的运行过程，研究十分深入彻底，但极端的自由主义，也令他被贴上了“保守主义”、“反理想主义”的标签。哈耶克思想深刻影响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同时他对于社会主义的预测在苏联的解体过程中完全获得证实，因此得到了世界各国学术界的高度赞扬。

1944年，哈耶克发表划时代名著《通向奴役的道路》。他是这样论证的：如果社会主义用中央计划取代市场，那就必然要建立计委来负责制定计划。为了贯彻计划、控制资源的流动，计委就必须拥有对于经济事务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取消了市场，就无法形成价格；计委没有市场价格作为决策的依据，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知道何种生产计划在经济上是可行的。

1988年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说：人类文明的诞生是起源于私人财产的制度。价格是唯一一种能使经济决策者们透过隐性知识和分散知识互相沟通的方式，如此一来才能解决经济计算问题。控制经济就是控制生命。统制经济，必然造成无孔不入的全面压制，因而导致现代最为严酷的政治控制——极权主义。

计划经济与民主是不相容的。各种各样的集体主义有一个共同之处，首先在于他们都坚持一个高于一切的共同社会目标；其次，在他们达到目标的方法，他们都要将整个社会组织起来，控制社会的一切资源，以达到其单一的目标；第三，他们都拒绝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独立自主的领域，拒绝承认在该领域内个人自身的目标是至高无上不容侵犯的。而要推行作为理想的计划经济体系，独裁专制乃是最有效的制度性工具。因此，这种中央管制的计划经济，是最典型的极权主义。其对个人自由的摧残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的封建专制政治。只有在自由竞争的私有经济制度内，民主政治才可能实行。然而，当民主政治受到集体主义教条支配时，民主政治将走向自我毁灭。

在计划经济下，也不可能有思想和学术的自由。思想的国有化，正是工业国有化的伴随物。哈耶克指出，极权国家集中控制宣传，一切宣传工具都被用来朝一个方向影响所有的人，隔绝外界，没有任何其他声音，天长日久，任何人都难免受其影响。民主国家虽也有众多宣传机构，但它们相互独立、互相竞争、目标各异、声音多元，二者截然不同。极权的宣传技巧之一，就是仍然使用旧字眼，但换上新的意义，如自由、民主、真理等；其次，则是控制一切信息来源，实施资讯垄断，决定一则新闻是否发布的唯一标准，看其是否会影响国民对政权的忠诚；第三，是严厉压制不同见解。如此，在没有任何不同声音的环境下，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逐渐萎缩，在长期单一的垄断的声音的灌输下，统治者的思想就成了全体国民的思想，统治者的目标也就成了全体国民的目标，这一现象扩展至一切精神领域：科学、法律、历史、文学……

政治权力与真理划上等号，真理也就死亡了。《通向奴役的道路》第十章的标题是：为什么最坏者当权？他驳斥所谓的“现存的极权统治的恶劣，是由该统治者品质造成的，与（极权）制度无关，因而是一桩历史偶发事件。”本章深入分析在极权社会管理阶层上发生的普遍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指出其绝非偶然现象，而是极权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即“精英淘汰制”。

第一，低素质的社会大众。

在极权社会中，一个人数众多、组织严密、意识形态统一的团体，往往不是由社会中素质较高的人构成。 原因在于，人们的教育水准越高，理智越强，其观点和趣味就越独立，也就越多样化，因而就越不易认同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因此，高度划一的看法和意志，势必降低团体的道德标准。同时，也只有这样的群体，才便于独裁者掌握控制，以达到其政治目标。另外，大多数人是并无自己的坚定信念的，适合成为被灌输的土壤。

第二个原因就是，不断地向群众灌输极其简单又极其粗糙的不需思考的信条。 

这样，最坏者将得到一切温顺的和易受骗的人的支持，这些粉丝没有坚强信念而只准备接受一个现成的价值体系。只要“大声地、喋喋不休地向他们鼓吹这种体系的话”，那些思想模糊、随波逐流、感情与情绪易冲动的人就会接受他们的体系。

第三个原因是，不断地煽动仇恨。

最坏者都是训练有素的政治煽动家，他们利用忌妒等大众心理，强调“我们”与“他们”间的鸿沟，划分“敌我”，以凝聚自己的团体，故他们易于成功，这也是坏人易得势的原因。在德国，成为敌人的是犹太人，一直到财阀阶级接替了其地位为止。这和俄国把富农挑选出来当作敌人，同样是整个运动都以之为基础的反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的结果。在德国或奥地利，犹太人曾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因为人民当中广大阶层对经商怀有传统的厌恶，致使犹太人更容易接近经商这个受歧视的职业。

第四，不择手段，践踏道德底线。 

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是，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确。因此，“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是合法的。极权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假定是，如果我们的行为是“为全体谋福利”的，则天下没有什么事不可做。其结果，是对一切道德价值的否定。因此，这就是那些肆无忌惮为非作歹的人得以爬上高位的关键，也是斯大林能残酷杀害那么多同志、战友的原因。这就表明，哪里存在着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规则的容身之地。

品格完善的人难于在极权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因为在该社会中，许多坏事都是以“共同目标”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而施行的。所以，存心干坏事，乃是增进权力、爬上高位的必由之路。因道德良知而无法做这些事的人，将被摈弃于权力之门外。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写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今天读起来，仍有很多振聋发聩之处。只要宪政和民主没有建立起来，最坏者当政就永远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世上有好人，但绝无好人政治。乞求圣君、好人当政，那就是乞求暴政。

历史终究站在了哈耶克一边。曾经繁荣强盛的计划体制渐次衰亡，苏联帝国走向覆灭，把它的无数反人类罪行暴露在阳光下。而这一切，哈耶克在数十年前就已经预言过。

谢选骏指出：哈耶克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不懂“极权主义体现了人性之恶”，所以，哪里需要什么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呢。因为奴役存在于人性深处，是由于堕落的原罪促成的。“为什么极权总是最坏者当权？”因为人民群众就是坏人。这是圣经《以西结书》明确说过的，上帝耶和华说，以色列人中间没有一个好人！结果呢？以毒攻毒，以恶制恶，强中还有强中手，恶人自有恶人磨——这些就都成了“自然的法则”。

【51、人民性政治性就是把人民当作党的性工具】

《中国出台“历史性”措施刺激房地产：未来楼市何去何从》（陈岩 BBC中文记者2024年5月21日）报道：

近期中国房地产领域的刺激政策，在快速酝酿后，突然爆发——

不到一个月内，中国发行1万亿元特别国债，多个二线城市取消实施七、八年的限购政策，甚至北京也放松了实施13年的部分限制，更为刺激的是杭州临安区宣布政府直接开始下场购买存量房……

到5月17日，中国国务院开一个房地产工作会，一天之内放出三个“大招”——大幅降低首付比例；降公积金贷款利率、取消商业贷款利率限制；设立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用于政府直接收购存量房用作保障房。

至此，中国多家媒体用“史诗级”来形容此次政策力度，路透社用“历史性”来形容，中国知名经济学家马光远则称其为“历史性转折点”。

在上述会议上，中国副总理何立峰称，“深刻认识房地产工作的人民性、政治性，继续坚持因城施策，打好商品住房烂尾风险处置攻坚战，扎实推进保交房、消化存量商品房等重点工作。”

将“人民性、政治性”用于形容房地产，引发关注。

然而，中国上一轮大幅刺激房地产是在2016年，当时快速推高了房价，稳住了经济，但是房地产领域的泡沫积聚，当2020年出台限制性政策时，多家房企违约、倒闭，留下大量“烂尾楼”。

本轮刺激后，是否还会重复这一过程？未来中国房地产会如何发展？BBC中文采访专家，进行梳理和分析。

“历史性”刺激：三箭齐发

在中国大部分城市纷纷宣布解除购房限制的基础上，5月17日集中刺激楼市，“三箭齐发”——

降首付比。首套房商贷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不低于15%；二套房商贷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不低于25%。这一力度在中国地产历史上前所未有，即便在2008年和2016年的两次大力刺激时，首套房贷利率最低也维持在20%。

降利率。主要分为降公积金贷款利率、取消商业房贷利率下限。对于后者，以前中国为房贷利率设置了一个基准LPR，然后在此基础上小幅浮动，现在取消这一限制，银行可以自由竞争，为了吸引贷款而大幅降低利率，有利于降低购房成本。

政府直接收购。设立保障性住房再贷款3000亿元收储存量房。用于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用作配售型或配租型保障性住房。

在这些政策宣布之时，中国楼市低迷之态尽显：4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分别为-22.8%和-30.4%，各线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均扩大。

“这些政策的综合力度代表了迄今为止支撑住房市场空前低迷情绪的重大举措。”ING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宋林向BBC中文表示，由于过去几个月的房地产相关指标屡次低于预期，决策者加大了政策出台的紧迫性，希望能在今年为房价筑底。

经济学人智库（EIU）中国经济高级分析师徐天辰向BBC中文表示，“我认为政府正确地意识到了核心问题——几家大型开发商可能破产，这给金融稳定带来了相当大的风险。我们最近看到的所有需求方面的支持都是为了重振房屋销售，稳定这些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以避免更广泛的金融危机。”

“与之前的政策相比，此次清理库存的政策可谓相当给力。”路透社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上海违约开发商高管表示，“从心理上讲，这会让投资者觉得政府在‘买单’，是在把风险从房地产转移到银行和地方政府身上。”

虽然力度强大，但徐天辰则担心这些措施可能还不够。

他认为，在经济严重下滑的情况下，降低首付比例和抵押贷款利率对销售的影响有限且具有滞后性，而由国有企业实施的库存回购计划似乎也没有得到政府足够的财政支持。

“因此，结果更可能是长达数月的稳定，而不是决定性的转机，受压的开发商将继续遭到银行和潜在购房者的怀疑。最终，很可能需要国家将这些开发商国有化，或为他们找到愿意购买的买家。”徐天辰表示。

在经济困难之时，刺激楼市，在中国屡次上演。

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金融海啸波及全球，中国沿海工厂出现“倒闭潮”；为了刺激房地产提振经济，中国宣布个人首次购买住房的契税税率下调到1%，并暂免印花税和土地增值税；贷款利率下限为基准利率的0.7倍，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20%。

这两剂猛药，使房地产的拉动效应十分耀眼。2009年刚过完一季度，30个重点城市中有24个城市的住宅成交面积环比上升，有10个城市环比增幅甚至超过50%。

到2016年，中国再次面临相似情形，刺激地产提振经济又被提上桌面上，中国开启一轮“棚改货币化安置”，简而言之就是将城市中难以配套的“老破小”的区域进行拆除，给予拆迁户现金补贴，鼓励他们再拿这笔钱去购房。

棚改货币化的加入，像是备齐了柴火，点着了火苗，再浇上一盆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火势“腾”的一下窜了起来。

中国楼市“量价齐升”，包括恒大在内的一众房企，通过激进的高杠杆操作，搭上政策的“东风”，瞬间膨胀。

这造成房地产行业的地位愈发重要。中国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价列入世界最贵行列，房价与居民的收入比，远远高出纽约、巴黎、东京、伦敦等世界大城市。

在世界银行估算，中国房地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3%，而经合组织国家仅为5%；“如果考虑供应链投入品，则房地产行业约占中国GDP的30%。”

因此，如果房地产出现问题，将对中国经济影响重大。而此时，高速发展，让中国的资产价格不断上涨，无论企业还是居民，都在大举借贷，风险不断累积。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中首次出现“房住不炒”，原话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而真正有力的监管措施是在2020年，尤其是当年8月提出对重点房企融资的“三道红线”，深刻改变了几乎所有中国房企的生存状况，包括恒大在内的房企刹住了疯狂扩张的步伐，也背上了令人瞠目的巨额债务。此后“房住不炒”几乎变为一个当代成语，代表政府对楼市最强力的监管。

整个2021年，房地产行业都处在深度下跌中，恒大、融创等风光一时的大型房企，也在这一年不断挣扎地应付债务压力。2022年，严格疫情防控下，经济预期迅速恶化，楼市销售“腰斩”，跌入谷底。

2023年7月的政治局会议，没有再提“房住不炒”，政策取向开始掉头，但此后刺激政策一直不温不火。直到2024年5月，才放出力度空前的刺激“套餐”。

本轮刺激后，舆论关注，这是否意味着重复以前的过程？与2016年的刺激又有何不同？

“这一次的差别很大。”ING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宋林对BBC中文表示，最近经济衰退，购房者信心极大动摇，这不是价格的周期性调整。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人口结构，人口已经达到顶峰，并且连续两年下降。

其二是城市化：虽然人们还在争论我们是否已经看到了城市化的顶峰，但几乎没有人争论城市化的步伐已经放缓，从而限制了对住房的需求。

最后，也是最微妙的一点是，有迹象表明一代人的价值观发生了转变；虽然历史上购房被视为结婚的先兆，但这种习俗在年轻一代中似乎并不常见。购买房产是积累财富的最佳途径这一隐含假设也日益受到质疑。

经济学人智库（EIU）中国经济高级分析师徐天辰也认为，尽管2016年和当前的刺激都是在“去库存”的大背景下推出的，但性质却截然不同——

政府态度上，2016年的刺激计划将房地产作为提振需求、支持增长放缓的手段，而 2024年的刺激计划主要是为了挽救中国，避免因大型开发商倒闭而引发潜在的金融危机。

支持规模上，2015-17年的财政支持占中国 GDP的3%以上，而这次几乎不会超过GDP的1%。

具体措施而言，除了降息等常规措施外，2016年的计划还通过直接补贴居民的方式成功重启了需求。2024年将不再有如此大规模的补贴，部分原因是领导人决心让中国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

“不可否认，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金融风险，”浙报传媒地产研究院院长丁建刚向中国媒体表示，但当下的情形，是需要激发有真实需求和购房能力的人加快进入房地产市场，从而缓解当前的低谷局面，好比是给一个快结成冰的水加热，让整个行业和经济缓一口气。

未来：楼价会再上涨吗？

“一旦底部确立，我们预计可能会出现一个相对短暂的价格上涨期，因为被边缘化的潜在购房者会采取行动，最终趋于稳定。”宋林称，一二线城市的表现会更好，而小城市仍然存在非常严重的供过于求问题。

宋林总结，除非经济基本面发生重大变化，否则不太可能看到房地产泡沫大幅再膨胀。总体而言，即使出台支持性政策，过剩的库存也需要时间来消化，在这些库存消化之前，房地产投资不太可能复苏。因此，预计2024年房地产仍将严重拖累经济增长。

这一轮房地产危机中，中国经常被比作上世纪末的日本，后者在地产泡沫破灭后，经历了“失落的二十年”。

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长期研究日本这场旷日持久的停滞，提出了“资产负债表衰退”（Balance sheet recession）的概念，即泡沫破裂后，进入全民"负资产"时代，日本突然没有人借款了，企业的首要任务不是借钱扩张，而是赚钱还债，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追求债务最小化。

结果就是，任凭政府怎么降低利率、超发货币，企业就是借钱还债，而不是用来投资，最终日本政府甚至一度将利率降为负，依然无法提振经济，出现了罕见的货币政策失效现象。辜朝明将其概括为“借款人的消失”，也就是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根源。

中国在2023年不尽如意的疫后复苏中，同样面临消费信心不足，投资不断萎缩的窘境。

“中国的家庭资产负债表严重集中于房地产，而且在整体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出现了调整，因此强有力的政策行动表明，政策制定者很可能从日本失落中吸取了一些教训，正在采取行动避免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宋林还提醒，虽然一些城市的房地产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但总体下滑幅度仍远小于日本开始失落时的情况。

经济学家们虽然积极评价此次救市的力度，但还是认为长期趋势并未改变。

“未来几年，住房供应将适应人口和经济现实。与此同时，市场模式也将发生转变，现房（二手房）交易将越来越多地取代新房销售，置换和升级需求将取代首次购房需求。”徐天辰说，房地产的低迷往往是长期的，就中国而言，这可能只是低迷期开端的结束。

谢选骏指出：在上述会议上，中国副总理何立峰称，“深刻认识房地产工作的人民性、政治性，继续坚持因城施策，打好商品住房烂尾风险处置攻坚战，扎实推进保交房、消化存量商品房等重点工作。”——

什么叫做“人民性、政治性”？按照历史的经验，就是“把人民当作党的性工具”。

为何将“人民性、政治性”用于形容房地产，引发关注？因为这意味着，拿房地产来勾引玩弄人民的招数，已经失灵了！

“因城施策”、“消化存量”，就是山穷水尽，骗到一点算一点。

【52、任何制度都控制不住人性的贪婪】

网文《人性的贪婪与无耻：历史事件的批判》（海的尽头）报道：

人性的贪婪和无耻是人性的主题之一。人性的本质并不是单一的特质，而是由许多因素驱动的。根据一些观点，人性本质包括恐惧、趋利避害、贪婪、得寸进尺、势力、欺软怕硬、无情、忘恩负义、无耻等。这些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行为和动机的一部分。然而，人性也具有复杂性，我们不能仅仅用贪婪和无耻来概括人性的全部。人性还包括其他更积极的特质和价值观。了解人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人类行为。

人性的贪婪与无耻是一对致命的组合，它们在历史中多次展现出其恶劣的后果。通过回顾一些著名的历史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贪婪和无耻所带来的破坏力，同时也警醒我们反思人性的阴暗面和伦理道德的重要性。

历史上最为人熟知的著名事件之一是纳粹德国的大屠杀。贪婪的野心和无耻的行为导致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被夺去。希特勒及其手下的纳粹党员，出于对权力和控制的渴望，制定了种族灭绝政策，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族裔。这种贪婪和无耻的行为不仅满足了他们的权力欲望，更导致了人类道德的彻底崩溃，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伤痛。

另一个历史事件是殖民主义时期的掠夺与奴役。许多西方国家为了谋求经济利益，横行于亚非拉等地，掠夺资源、奴役人民。殖民者的贪婪和无耻被放大到了极致，他们以残酷的手段压迫、剥削被殖民地的居民，使他们沦为奴隶，丧失了自由和尊严。这些行为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更为国际社会带来了诸多的后遗症。

贪婪和无耻在商业金融领域也有着严重后果。回顾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正是由于金融机构的贪婪和无耻行为导致了金融市场的崩溃。这些金融巨头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不顾道德和风险，大量操纵和欺诈金融市场，最终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崩溃和大规模失业。这场危机让人们深刻认识到，贪婪和无耻不仅有可能摧毁个人的命运，也能对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

结论：历史事件中贪婪和无耻的后果令人唏嘘，同时也提醒我们认识到人性的阴暗面和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人类社会需要建立正义和公正的价值观，以遏制贪婪和无耻的蔓延。只有通过尊重他人的权利和追求共同的利益，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和谐与进步。

谢选骏指出：纳粹主义不过是一种“迟到的殖民主义”，就像共产主义那样；而且因为迟到而变成穷凶极恶、不择手段。

《我要辩论——腐败的根源是人性的贪念还是制度的缺失？我方观点是“制度的缺失”》（2023-05-28 关注者）报道：

毋庸置疑，腐败的根源与人心的贪念是分不开的，但不能简单把腐败的根源归于贪念。贪念作为一种普遍具有的人性，几乎人人都有，只是具有多少的区别而已。但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腐败程度往往有天壤之别，你不能说腐败程度小的国家中的人的贪念就更小，一定是有文明程度和制度原因。如果把一种社会问题的根源归结于人性使然，那么任何问题的根源其实都可以归结于人性，从而不可避免的忽视了先进成熟的制度建设可以起到抑恶扬善的效果。

关于弘扬道德（人性范畴）及制度建设对社会文明的作用，胡适曾经评论道：“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良好的制度可以抑恶扬善，使坏人遵守社会规范，使好人更好；而坏的制度往往可以把好人变成魔鬼。人性中的弊端是很难摈除的，而抑制人性的恶却可以通过制度建设来实现。比如，在中国，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现象报道：有些西方人在自己的国家遵纪守法，但在中国却不遵守规则，甚至为所欲为。原因何在？因为，不遵守规矩需要付出的成本不同。

有一种普遍现象：很多落马的贪官在忏悔时都自觉或不自觉的埋怨自己的权利缺乏组织监督，最终导致自己忍受不住诱惑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可见，如果违法乱纪的贪念如果不受惩罚，或者很难被体制发现，或者即便被发现犯罪成本也过低，那么很多官员就会滋生贪念导致腐败。

面对社会的种种诱惑，制度的腐败可以使本没什么贪念的人变得贪婪；使贪婪的人更贪婪，可见杜绝腐败首先要从制度建设开始，做到制度成熟完善而凡事有法可依，贯彻制度不折不扣执法必严。制度建设如果做到：官员没有违法的空间，即便违法也必被追究得不偿失，那么腐败则逐渐会销声匿迹。

客观上是资源稀缺，和，人性贪婪。不稀缺的，没人贪，如空气。

主观上是制度。制度可以定的很松很邪恶。比如资本规定了法律，很多行为合法化。如用人唯亲，如财富继承，如高官议员官员内幕交易等合法化，制度法律倾向资本。

制度也可以很严。比如中国，公职人员发财必须自证财产来源合法。不能说清楚，就是罪过。比如用人唯亲，就是腐败。比如内幕交易，很大的罪。所以中国抓的严，也仍有人前赴后继。

按中国的标准，美国很多政治人物都是腐败分子。按美国标准，中国很多腐败分子是清官。

我想腐败，但我没有可以腐败的资源。

朱元璋对腐败设立了那么多的制度，腐败照样如瘟疫一样席卷官场。

腐败的原因是人家掌握了降维打击的利器，没有这种利器的人成为被利器收割的对象。

非闭环、无法平衡的系统，向着一方无限发散是符合物理基本定律的。

只有反腐的所有需求方能够参与反腐，反腐才能形成闭环。

人性除了贪念，还有恐惧。毕竟，在没有理想与信念者的心中，自己的生命高于一切。反腐之法在于让有权者的贪念止于恐惧。而能让其恐惧之法，无非消其权，民众监之。此法曰：制度！

谢选骏指出：制度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制度是万万不能的。

暗夜寻灯 seeking light in dark night @winstonywu Replying to @xxj2040：选骏兄如果在美国打过官司你可能就理解川普了——中国人说的官官相护就是美国人说的深层政府！官与官之间根本就不认识，他们怎么相护？但这是人性，同行是冤家；同行也是利益共同体。

谢选骏@xxj2040：不仅官官相护，种族也是如此，地域也是如此，家族也是如此，动物也是如此……

暗夜寻灯 seeking light in dark ight@winstonywu：是的。面对这样的人性，我们应该发展出来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和社会精神？吃是一种人性；但显然我们发展出来了各式各样的吃的文化。那这种官官相护的人性，我们应该发展出来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进而一种精神、进而一种制度？只有川普能看到我们讨论的这些东西。他有敏锐的直觉。左派们缺乏这样的知识。

谢选骏@xxj2040：川普不行，克拉苏式的人物。制度也不行，任何制度都控制不住人性的贪婪。所以我说“理想国不如十字架”。

【53、日本社会为何宽容性犯罪】

《贩卖性暴力：揭露性侵影片网站的幕后主谋》（冯兆音、阿利奥梅·勒罗伊（Aliaume Leroy）、陈姗姗 BBC国际频道调查小组“BBC之眼” 2023年6月8日凌晨5点32分）报道：

孝子在十几岁时曾多次遭到性侵犯。她后来开展反“痴汉”运动，其中包括了制作五彩斑斓的徽章。徽章上面写着：“‘痴汉’是犯罪！”人们可以通过佩戴徽章来表达对“痴汉”零容忍的态度。

在东亚各地的公共交通工具上遭遇性侵犯的女性，还面临着另一种风险：性侵者偷偷拍摄下猥亵过程，并把影片放在网上出售。经过超过一年的调查，BBC国际频道调查小组“BBC之眼”以卧底的方式，揭露通过性暴力牟利的幕后黑手。

在东京的早高峰时间，列车车厢拥挤不堪、摇摇晃晃。

15岁的孝子（化名）正在去学校的路上，她试着握紧车厢里的扶手。

突然，她感觉有一只手碰了碰她的裙子。她以为有人不小心撞到她了。

但那只手接着抓了她一把。

“那时我才意识到，我遇到‘痴汉’了，”孝子回想。

那只手很快在人群中消失了。

“我什么都做不了，”那天，孝子哭着到学校。

那是她第一次在公共交通工具（大众运输系统）上被猥亵，但在那之后，她一再在列车上遭遇性骚扰。在许多个夜晚，她以泪洗面。

“我觉得我的人生没有希望了。”

许多女性像孝子一样，在公共场所遭遇猥亵。她们当中有的人还要面对另一种侵害：性侵的过程被拍下来，影片甚至在网上出售。

我们发现三个中文网站出售和制作数以千计的性侵影片。

大部分的影片如出一辙：一名男子从背后拍摄并跟踪一位女性，几秒钟后，他对这位女性进行猥亵。这些男人的行为都很隐蔽，而受害者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被性侵。

经过超过一年的调查，我们追查出在这个黑暗产业中通过性暴力牟利的幕后黑手：一名摇滚乐手、一个社会学毕业生和他们小心谨慎的“领袖”。

“痴汉”：日本严重的社会问题

孝子几乎每天都在上下学的列车上遭遇猥亵。出于恐惧和羞耻，她没在受害时发声反抗。但每天晚上，她都会用毛巾盖着自己的嘴巴，在镜子前反覆练习如何喝退性侵者：“这个人是‘痴汉’！”

“痴汉”是日文词，指的是在公共场所发生的性侵犯，尤其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咸猪手”行为。这个词也用来形容做出这一猥亵行为的犯罪者。

“痴汉”犯罪者通常在人多拥挤的地方下手，利用受害者不想当众大闹一场的心理。在日本，说话太过直接坦率，可能会被看作是粗鲁的表现。

每年有数千宗因“痴汉”行径而被捕的案例，然而，还有更多此类犯罪没有被发现和惩罚。精神健康专家齐藤章佳撰写了一本关于“痴汉”的著作，他相信只有大约一成的受害者会向警方报告此类犯罪。

日本警察鼓励受害者和目击者发声，但这一犯罪远远未被根除。英国与加拿大政府甚至向即将前往日本的本国公民发出提醒，让他们提防“痴汉”。

以“痴汉”为主题的商品和服务在日本成人娱乐行业中无处不在，人们渐渐对它们习以为常。“痴汉”主题的成人影片是日本最受欢迎的色情片类别之一，这些片子也被传播到亚洲的其他国家。

在中文世界，“痴汉”这个词也越来越广为人知。近年來，类似“痴汉”的“咸猪手”犯罪也时有发生。

“痴汉”网站

一个叫做“顶不住”的中文网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这个网站贩卖真实的“痴汉”猥亵短片，这些片子都是用手机偷偷拍摄的。地点通常是在人多拥挤的公共场所，例如地铁和公车上。影片拍摄地遍布东亚，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和香港，大部分的片子拍摄于中国大陆。

在这个网站上，有的短片以一块人民币的价格出售。网站甚至还允许用户定制性侵犯短片。

我们在“顶不住”上找到两个关联站点：“街射”和“痴汉俱乐部”，它们都售卖同一类型的影片。

网站还设有电报（Telegram）群组，有4000名会员在里面分享性侵女性的技巧。

有一个名字在这些“痴汉”网站上屡屡出现：“齐叔”。

他被这个社群里的人称为“大神”。他署名的性侵影片不下数十部。在推特上，他公开发表网站影片的预告，还有超过八万名粉丝。但“齐叔”到底是谁？

我们在那个电报群组里默默观察，发现了一条线索。某日，一名管理员发出几则信息，声称他和“齐叔”一起性侵了一位女性。

他还发了几张照片，里面有一位女性站在一个看起来像是地铁站台的地方。

几小时内，我们找到了这个地方：东京的池袋站。

另外还有更多的线索把我们带到日本。

“顶不住”上列有一个PayPal账号，收取日元付款。我们找到这个账号的注册邮箱，当我们在谷歌联络人中输入这个邮箱，显示的用户头像是一个妆发精致、造型夸张的年轻男人。

通过反向搜图，我们找到了照片中的男人。他叫Noctis Zang（臧新宇），是一个30岁的中国音乐人。他在东京生活，曾是一个名为“The Versus”的重金属乐队的主唱。

Noctis的公众形象光鲜亮丽，但我们很快发现，那是金玉其外。

在2022年初，“The Versus”的摄影师在微博上发帖指控称，Noctis与乐队另一名成员Lupus Fu（傅垚）一起创建了“黄色网站”。

摄影师还发表了一些笔记本的照片，其中有一些会计账目，以及跟网站影片类别相似的笔记。他称，这些笔记是Noctis写的。他还发布了一段影片，拍下的似乎是Noctis的网页浏览记录，其中有“痴汉俱乐部”和“街射”的页面，还有“顶不住”的管理中心。

这个摇滚乐手有可能是“齐叔”吗？

起底网站管理员

我们的卧底记者“Ian”以音乐经纪人的身份联系了Noctis，约他在东京一家高档的天台酒吧见面。

他们先聊了音乐，但话题慢慢转向性。当Ian说他的公司以前拍成人电影，Noctis显得兴趣盎然。

他们俩多次见面，还一起庆祝了Noctis的生日。

Noctis介绍Ian认识他的乐队成员Lupus。Lupus也是中国人，之前在日本学习社会学。

Ian说他的公司计划在日本投资色情片网站，他问他们有没有接触过这门生意。

Noctis坦白说他之前“有稍微接触一点点”，他的朋友“猫咪”创办了自己的色情网站，在上面贩卖“地铁”相关的“小众內容”。

Ian轻描淡写地提起“顶不住”这个网站。

我们的卧底记者Ian（伊恩）在东京一家酒吧会见了与其中一个性侵影片网站有关的关键人物。

Lupus和Noctis不约而同地笑了，他们回答说：“那是‘猫咪’的网站！”

他们透露，三个“痴汉”网站的幕后主谋是一个化名为“猫咪”、身在东京的中国人。据他们所说，“猫咪”性格古怪，多疑偏执。

Noctis和Lupus还承认，他们曾为这些网站担任管理员。

他们大谈网站的商业模式。“中国是性最压抑的地方，”Noctis说，“有的男的就心理很变态，就想看这帮女的被……” Lupus接上话茬：“被搞。”

Noctis透露，他为网站上传了超过5000部影片。他还负责替网站收款，他拿30%的提成，再将剩下的收入转给“猫咪”。

Lupus说，他负责在推特上宣传性侵影片。他还称，他能帮忙介绍Ian认识“猫咪”。

“痴汉”俱乐部

日本横滨红灯区一条安静的后巷里，一个装饰成地铁站的店面十分抢眼。门口的标志一语概括了这家风俗店的概念：“合法‘痴汉’列车”。

在这家名为“高峰时间”的风俗店，顾客可以付费合法享受“痴汉”的体验。

店里的经理莲田修平欢迎我们“上车”。“我们让人们做他们在外面不能做的事。这就是他们光顾这里的原因。”

店里弥漫着清洁用品甜得发腻的味道。私密的房间装饰成列车车厢的样子，还有音效系统能播放地铁报站的声音。就连店里的会员卡都跟日本的交通卡一模一样。

“尖峰时刻”性爱俱乐部装饰得像火车车厢，为顾客提供了实现公开性爱幻想的机会。

“我认为男性付钱在这样的地方发泄很有必要，这样能避免他们强奸”，莲田先生说。

但日本精神健康专家齐藤章佳表示，性犯罪并非由性欲驱动那么简单。

他说，是控制女性的欲望驱使了大部分的性犯罪者实施犯罪。

“他们不把他们的受害者当作是平等的人，而是把她们物化，”齐藤章佳说。

经历了长达一年的性侵害后，孝子有一天决定反击。

在拥挤的车厢里，她感觉到有一只手伸进了她的裙摆，她立刻高呼：“这个人是‘痴汉’！”她抓住性侵者的手腕，将他交给警方。

孝子最终把这个男人告上法庭，但他只被判缓刑，尽管他此前已经多次因“痴汉”行为而被捕。

孝子对案件的结果感到失望，她开始开展反“痴汉”运动，其中包括了制作五彩斑斓的徽章。徽章上面写着：“‘痴汉’是犯罪！”人们可以通过佩戴徽章来表达对“痴汉”零容忍的态度。

“这对犯罪者来说是个警告，”孝子说。她如今24岁。她支持的反“痴汉”运动逐渐壮大，现在日本有一年一度的反“痴汉”徽章设计比赛，向全国的高中生开放。

活动人士制作反“痴汉”徽章以提高公众对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发生的性侵犯事件的认识。

据Lupus所说，“猫咪”的性格像仓鼠。

“人畜无害，但是对什么都小心翼翼，而且有些时候容易过激。”

Lupus说得没错。“猫咪”多次拒绝跟Ian见面。

但在农历新年除夕夜，我们的运气突然来了。“猫咪”同意在东京一家卡拉OK俱乐部见面。

俱乐部里弥漫着浓重的烟味。有人在高唱中文流行歌曲，客人们碰杯的声音此起彼伏。

来赴约的人出乎我们的意料。那是一个身材瘦削的年轻人，戴着半包边的眼镜，穿着一件深色的长风衣。“猫咪”看起来像是个大学生。他说，他今年27岁。

Ian表露出投资“猫咪”网站的兴趣，并问他这门生意的收入如何。

“我们营业额大概每天5000到10000（人民币）左右，”“猫咪”自豪地说，还在手机上展示交易明细。“数额很稳定的。”

Ian假装钦佩，并提起“齐叔”这个名字。

“猫咪”马上就承认了：“我是齐叔。”

“猫咪”拥有三个“痴汉”网站提供性侵视频（图为BBC记者卧底拍摄的性侵视频网站主谋“猫咪”。）

但让我们惊讶的是，他还透露，“齐叔”不仅仅是一个人。

“猫咪”管理一个15人的团队，其中10人在中国制作打着“齐叔”名号的影片。每个月，“猫咪”从他们那里收到30到100条片子。

这些影片随即在三个“痴汉”网站上出售，“猫咪”承认他是这些网站的所有者。网站有超过10000名付费会员，其中大部分是中国男性。

“最主要做得要真实，一定要真实，”“猫咪”说。他之后还告诉我们，他的网站甚至还贩卖真实的迷奸影片。

聊起他的生意时，“猫咪”有如在谈一家崭露头角的初创企业。他形容他的团队“很热血”、“敢去闯”。他甚至还轻描淡写地说，他正在训练其他人如何在公共场所实施性侵犯并拍摄影片。

但有一件事他从未提起：那些在他影片里的女性，似乎她们对他来说不值一提。

揭露“猫咪”

我们想知道“猫咪”的真实身份。Ian再次和“猫咪”见面，他透露自己最初是如何接触到这个行业的。

跟很多男孩一样，“猫咪”小时候喜欢超人、动漫和游戏。但当他14岁时，他开始在网上看性侵影片，里面的内容跟他在卖的片子相差不远。

他知道这门生意并非毫无风险。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谨慎，只让自己人去操作？因为我能做这么久，始终都是安全第一。”为了躲避中国执法机关的追查，他计划加入日本国籍。

尽管“猫咪”如此小心谨慎，他还是犯了一个错误。

当Ian问到投资资金该转账到哪里时，“猫咪”从钱包里掏出他的银行卡，递给Ian。

卡上有他的真实姓名：汤卓然（Tang Zhuoran，音译）。

之后，我们找到他在东京的住址，当面向“猫咪”提出我们的指控。

当我们靠近他时，他没有回答我们的询问，还试图把脸遮起来，往别的方向走去。接着，他突然发作，开始攻击摄影机和BBC团队。

巧合的是，我们次日在机场又看见了“猫咪”。他离开了日本。

“齐叔”的推特账号依然活跃，还在公开推广性侵影片。推特没有回应我们的置评请求。他们只发给我们一个大便的表情符号，这是自今年3月以来推特新闻邮箱对所有置评请求的自动回复。

我们向Noctis和Lupus提出了我们的指控。他们没有回应。在报道制作期间，我们得知两人已经不再和“猫咪”合作。

在一个和煦的春日，我们跟孝子重聚，与她分享我们的调查。

她听闻十分震惊。她说：“我们女性对他们来说只是满足他们欲望的影片内容。他们把我们物化。他们不认为我们是活生生的人。”

孝子主张出台更严厉的法律来打击这些犯罪。

日本即将通过首部反偷窥法，该法将禁止在未经同意下拍摄含有性剥削内容的影片和照片。活动人士正在倡导出台严惩“痴汉”的法律。

在那之前，孝子不会轻言放弃。“我们不会哭着入睡。”

小林智惠、筒井隆造、高桥英江、乔尔·冈特（Joel Gunter）对报道亦有贡献。

谢选骏指出：日本社会把性犯罪者叫做“痴汉”，好生同情怜悯甚至心疼之。与此同时，性犯罪还可以逃脱法律惩罚。这说明日本社会确实宽容性犯罪。那么，日本社会为何宽容性犯罪呢？我认为，这是因为，日本社会是太平洋各个种族的大杂烩——从澳洲土人到印尼矮黑人种，这些四处游荡的浪人习惯于掠夺妇女儿童作为自己的战利品……这就是“倭人”的起源。对于倭人来说，性犯罪是生活的必须，能不宽容吗。

【54、如何解决“最高法院失去正当性”的问题】

《美国最高法院正在失去其正当性》（PETER COY 2022年6月28日）报道：

“正当性是为失败者准备的，”一位政治学家曾说。这是一个深刻的概念。在裁决中获胜的一方会很高兴地接受它，不会去问原因。但失败的一方——无论该裁决是由篮球裁判还是最高法院做出——只有在他们相信裁决公平且符合规定的情况下，才会坦然接受失败。

正因如此，美国最高法院的政治化令人担忧。在最高法院的裁决中，失败一方的人们越来越感到正义没有得到伸张。这对最高法院和整个美国民主来说是一个可怕的局面。

“最高法院没有权力执行其决定，”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法学教授丹尼尔·埃普斯上周五告诉我。“它没有军队。它唯一有权力做的事情就是写PDF文件，并把它们放在自己的网站上。”

最高法院真正需要依靠的是让公众接受其裁决是正当的。“一旦失去了它，那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埃普斯说。“我认为这是对社会的根本威胁。”

埃普斯是正确的。根据一种经济学理论，是否遵守法律的选择就像任何其他决定一样，是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但是通过个人经历，你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很多时候，你可以撒谎、欺骗或偷窃而不受惩罚。但你还是做了正确的事，因为你或多或少接受了法律的正当性，接受了法律是如何制定，以及制定法律的人是如何被选出的。

我不打算深入探讨周五最高法院在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中裁决的实质部分——该裁决推翻了罗诉韦德案。我只想指出，失败者不仅仅是感到失望。大法官史蒂芬·布雷耶、埃琳娜·卡根和索尼娅·索托马约尔的感受远不止于此，他们在反对意见中明确表示，多数大法官的裁决“损害了法院的正当性”。

索托马约尔在12月的口头辩论中更是直言不讳。“如果公众认为宪法及其解读只是政治行为，这个机构是否能够顶着这种恶臭生存下来？”然后她自己做出了回答：“我不认为这是可能的。”可悲的是，这样公开说出来，也是在损害法院的正当性。

对于失败的一方来说，导致该裁决的事件令其更加令人痛苦。2016年，时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阻止了就奥巴马总统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梅里克·加兰德的表决，他说这么做的理由是该提名距离当年的总统选举只有八个月。但在2020年，麦康奈尔加紧通过了特朗普总统对艾米·康尼·巴雷特的提名，最终确认投票就在当年选举的前一周进行。这让共和党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民主的建筑却被砸出一个窟窿。

2018年，在参议院就其最高法院提名进行投票之前，布雷特·卡瓦诺努力说服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他不会对罗诉韦德案构成威胁。“罗案的裁决已经有45年历史，它被多次重申，很多人非常关心它，我试图证明我理解现实世界的后果，”工作人员保存的笔记显示他在与柯林斯会面时说。他还说：“我是一个不破坏现状的法官。我相信稳定，相信‘九人团队’。”如今，柯林斯说，她觉得自己被误导了。

最高法院在某些方面类似于美联储。它的决策者都是不经选举产生的技术官僚，他们使用晦涩难懂的方法和词汇（最高法院使用“遵循先例”，美联储使用“零利率下限”）。他们所做的事情晦涩难懂，这使得公众更加需要相信，无论幕后发生了什么，都是光明正大的。然而，最新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在多布斯案之前的几周，接受调查的美国人中，只有25%的人表示，他们对最高法院有很大或相当大的信心。这创下了近50年来民意调查的新低。

埃普斯说，如今的最高法院中，没有人能像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那样，尽管他是由共和党任命的，但他是独立的，他的判例往往是不可预测的。肯尼迪于2018年退休。埃普斯说，与肯尼迪1988年加入最高法院时相比，现在“筛选要严格得多”，因此像他这样的自由思想者不可能坐上最高法院的法官席。

在共和党任命的大法官中，只有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似乎非常注重维护最高法院不涉政治的印象。在多布斯案中，他投票支持密西西比限制堕胎的法律，但表示他会采取“更慎重的做法”，而不是直接推翻罗案判决。

就在多布斯案裁决的前一天，最高法院推翻了纽约州对在家宅之外携带枪支的限制。在多布斯案中，最高法院支持各州限制公民行为的权利，而在纽约案中却恰恰相反。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玛雅·森说，这在堕胎权的支持者看来可能是前后不一致的，但这正是普通共和党选民所希望的。

森与亚当·博尼卡在2020年合著了《司法拉锯战——律师、政治家和意识形态激励如何塑造美国司法》（The Judicial Tug of War: How Lawyers, Politicians, and Ideological Incentives Shape the American Judiciary）一书。她说：“对许多共和党人来说，这是一个庆祝胜利的日子。”

“正当性是为失败者准备的”这句话是埃普斯在华盛顿大学的同事、最高法院正当性问题专家詹姆斯·吉布森提出的。在2015年出版的一本书中，他写道：“机构的政策令人满意时并不需要正当性。在令人们不满时，正当性才变得至关重要。”

实际上，正当性其实并非只是为失败者准备的，而是为了最高法院本身。

谢选骏指出：有人说，“最高法院真正需要依靠的是让公众接受其裁决是正当的。“一旦失去了它，那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埃普斯说。“我认为这是对社会的根本威胁。”——既然如此，如何解决最高法院失去正当性的问题呢？

瑞典茉莉：@SwedenMoli2017

今日美政：https://mp.weixin.qq.com/s/Ovwhq3lr6575g_u4Sr27Zg

欧洲宪法法院的法官是受制约的。如果他们的判决是不对的，——国家可启动修宪程序，通过民选议员投票——修改大法官的判决。但是，在美国，没有这样的机制。修宪门槛过高，没有人可通过修宪来改正最高法院大法官对宪法的理解。美国的这个基因病，如何治疗？

谢选骏@xxj2040：武装起义嘛，人民有权推翻政府，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就是榜样！

【55、尚武成性的最高法院还嫌美国杀戮不够】

《重磅！美最高法院宣判，控枪违宪！》（2022-06-24 综合新闻）报道：

美国这两年枪案严重，但事实上，全美大多数枪击案频发的大城市都是控枪最为严格的城市。比如：芝加哥，纽约，加州……

就在刚刚，美国最高法院宣判，美国宪法保护个人在公共场合携带手枪自卫的权利，从而推翻了纽约州控枪法。

这一裁决意味着枪支权利倡导者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胜利，也在全美一石激起千层浪。

总统拜登对此表示，"深感失望"，并在一份声明中说，这 "既违背了常识，也违背了宪法，应该让我们所有人都深感不安。"

在6比3的裁决中，占多数的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推翻了纽约，对在家庭以外携带隐蔽手枪的限制。

法院认为，该州1913年颁布的法律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的个人“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由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大法官撰写的裁决书宣布，宪法保护“个人在家庭以外携带手枪自卫的权利”。

根据纽约法律的“正当理由”相关要求，不受限制的隐蔽持枪证申请人必须让州枪支许可证官员相信其有实际而非推测的自卫需要。

托马斯说，纽约的限制是违宪的，因为它“阻止了有普通自卫需要的守法公民行使他们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自由派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在反对意见中写道，这个国家人均枪支数量超过任何其它国家，法院扩大了枪支权利，却没有与本国枪支暴力的“严重性”进行斗争。

布雷耶写道：“我担心法院的解释忽视了这些重大危险，使各州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

保守派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对像纽约这样的枪支法规会阻止大规模枪击事件的说法提出异议，他提到了最近发生在水牛城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本案中存在争议的纽约法律显然没有阻止那个作案人。”阿利托写道。

大法官们周四推翻了下级法院的一项裁决。该裁决驳回了两名枪支所有者和全国步枪协会纽约分会对纽约州控枪法的挑战。

该裁决代表着最高法院十多年来关于枪支权利的最重要声明。2008年，在华盛顿DC的一起案件中，该法院首次承认个人有权在家中保留枪支用于自卫，并在2010年使这项权利适用于各州。

枪支权一直以来为许多美国人所珍视。1791年12月15日，美国国会通过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从而使持枪正式合法化。但由于一些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发生，枪支权引发持续争议。

民主党人、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Kathy Hochul）称这一裁决“绝对令人震惊”，并说她“很遗憾这黑暗的一天已经到来”。

最高法院的裁决说，纽约的隐蔽枪支制度与第二修正案的文本和历史以及枪支权在整个美国历史上如何受到保护相抵触。

这项裁决可能会使更多的人在该州获得隐蔽持枪证，并破除其它州的类似限制。

这项裁决将影响包括纽约在内的至少六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这些州授权官员决定人们是否可以在公共场合携带隐蔽手枪，即使他们通过了犯罪背景调查等标准。

根据该裁决，其它三个州，康涅狄格州、特拉华州和罗德岛州也给予了官员一些自由裁量权。

托马斯指出，在其它43个州，当局被要求向符合要求的申请人发放执照，而官员们没有自由裁量权，不能因为他们认为需求不足而拒绝。

该裁决承认，各州可以在“敏感场所”禁止持枪，而且这种禁令很可能超出历史上被认为是敏感场所的范围，如法院和立法大楼。

托马斯写道，法院“可以使用类似于那些历史上对敏感场所的规定”。

他解释说，纽约将“敏感场所”视为“人们通常聚集的地方，以及执法和其它公共安全专业人员假定出现的地方”，这一定义过于宽泛。

“简单地说，纽约没有任何历史依据可以有效宣布曼哈顿岛为‘敏感地点’，仅仅因为它拥挤，并受到纽约市警察部门的普遍保护。”

保守派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在一份赞同意见中说，各州仍然可以对申请持枪执照的人提出要求，包括指纹、背景调查、心理健康检查和枪械培训课程。

保守派大法官阿利托在另一份赞同意见中写道，法院没有规定“谁可以合法拥有枪支或购买枪支必须满足的要求，也没有对人们可以拥有的武器种类作出任何决定”。

乔·拜登总统的政府在此案中支持纽约州一方。拜登主张实行新的枪支限制，称枪支暴力是“国家的尴尬”。

美国参议院准备在周四投票推进一项两党枪支管制法案，支持者希望该法案将有助于遏制大规模枪击事件，这可能成为几十年来第一部新的联邦枪支法。

自由派大法官布雷耶承认枪支的“合法”用途，例如运动、自卫或保安等工作类型。但他表示，民选官员有责任在制定立法时平衡“这些合法用途与枪支的危险性”。

谢选骏指出：最高法院如此判决不无道理，但其结果，只能扩大美国的杀戮，而无法缩小美国的杀戮。事实证明，尚武成性的最高法院还嫌美国杀戮不够啊。

【56、死性不改的瘟疫大众】

《新变种XBB蔓延 占1周新增确诊18% 东北部最多》（2022-12-24 日报）报道：

新变种病毒XBB流行，现在已佔全美感染人数的18%。图为白宫防疫最高官员贾哈（Ashish Jha）记者会的资料照。（Getty Images）

美国疾病防治中心（CDC）23日表示，据估截至24日的一周内，新冠病毒XBB亚变种佔全国新增确诊案例18.3%，较上周大增11.2%；在东北部的新增病例中占逾50%。随著上千万人展开假期旅游季，此一亚变种有快速散播之虞。

CDC指出，XBB病毒亚变种在东北部占大宗，但在全国其他许多地区新增案例中，比重不到10%。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卫学院（Johns Hopkins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病毒学家佩科斯（Andrew Pekosz）表示，假期季旅游会让XBB病毒亚变种加速传遍全国。

美国汽车协会（AAA）估计，由23日到明年1月2日， 有1亿1270万人打算前往离家50哩以外地区旅行，较去年增加360万，接近疫情前数目。但此估计数字，可能因圣诞周末天气恶劣，影响到航空及道路交通，而有减少。

佩科斯表示，无论何时，新变种传到不同的人口区，确实有导致当地病例迷你爆发之虞。但佩科斯也说，他不认为XBB亚变种会像去年冬季的原始Omicron变种那样，导致确诊病例大规模增加。

XBB是BA.2的亚变种

美国首席传染病学家佛奇（Anthony Fauci）11月表示，最新型新冠疫苗补强针目标是Omicron变种，以及BA.4、BA.5两个亚变种，对XBB亚变种仅可提供“一些”保护，但并非最理想；XBB是BA.2的亚变种。

最早的BA.5变种现只占新增病例的少部分，已遭其衍生的BQ.1、BQ.1.1两分支超越，虽仍是全国主流致病原，但已在下降。

一周之前，白宫防疫协调官才敦促国人去接种流感疫苗、更新版的新冠补强针，年末假期季的染疫件数上升，XBB亚变种在其中占大宗。

传染力强 但住院数未暴增

在亚洲某些地区，包括新加坡，XBB亚变种已推升染疫件数；虽然某些专家表示，该亚变种传染力更强，但并未导致住院数暴增。CDC表示，现估BQ.1.1、BQ.1两亚变种占全国新染疫件数的63.1%，相形下一周前为64.6%。

中国疫情爆发似乎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连日来，大批享有特殊待遇的中共退休高官、专家学者、各界名人病亡。微博账号“国策智库”23日发文写道，3天12名人去世！热搜榜变“讣告榜”？

综合报道，党媒23日消息显示，中共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卢强，因病医治无效，于12月23日在北京去世，年86岁。中共科学院院士、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家张友尚，因病医治无效，于12月23日在上海去世，年97岁。生态学和森林学家、中共工程院院士李文华，因病医治无效，于12月23日去世，年92岁。

微博账号“国策智库”12月23日发文表示，3天12名人去世！热搜榜变“讣告榜”？文章写道，这两天看新闻，心里有点五味杂陈。别的不说，我们就看看22日的百度“热搜榜”吧，三十条热搜，知名人物离世的，竟然占了五条！同时了解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所最知名大学教授相继离世了33人。值得注意的是，官媒3天内发布6位中共两院院士死讯，都未宣布具体死因，同样引发网友猜测，高龄学者陆续逝世与疫情全面爆发有关联。

公开信息显示，除了学者，也有许多离退休的中共高官病亡，包括：中共江西省政协原主席朱治宏；曾任中共大将粟裕秘书的国防大学离休干部鞠开。几天前，一位北京的报料人爆料，早在10月份中共二十大期间，北京的各大医院内感染就已非常严重，到本月初已经完全失控。有分析指出，这名官员的意思是：北京有很多退休高级官员就是因为这次隐瞒疫情导致了死亡，这本来讲不过去的，但细想下，问题在于：这些人享用了过多的医疗资源，长期以来住在医院里面，就像疗养院一样，但他们享受到的这些特权，后来变成了他们死亡的原因。因为当时疫情在北京各大医院里面已经爆发，当局为了不让社会上引起波动，让这些人在医院里不准出不准进，在医院里面享受特权的这些中共高官自然就难逃病毒了。

此外，国产疫苗的效力也是造成这次病毒肆虐的原因之一。近日有网友透露，中共防疫官员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表示中国的疫苗几乎不能预防感染。根据推特“李老师不是你老师”贴文，中共国家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稍早前的12月6日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坦承中国国产疫苗保护力非常差，几乎不能预防感染。冯子健当时也预告之后的防疫政策会大幅开放，原本打算靠疫苗加强民众对病毒的抵抗力再开放，但目前看起来不可行，只好放宽措施。

谢选骏指出：无神论者就像是苍蝇，一有机会就到处钻，死性不改，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要钻，这就是经常死机的瘟疫大众吗。

《哀鸿遍野党媒前高官发文怒斥习近平》报道：

中共当局的突然转向让新冠病毒传播严重失控，染疫人数暴增，医疗系统严重挤兑。有消息称，北京官方日前下发紧急通知，下令在北京市各郊县对殡仪馆的火化能力进行“紧急扩容”，并要求在一周内投入营运，以紧急消除北京及周边大量遗体积压导致的负面影响。还有网民爆料，北京疫情持续蔓延，一家私立医院收挂号费两千元，每晚床位费更是超过了万元。面对如今哀鸿遍野的惨状，党媒《人民日报》四川分社一位前社长则发文公开质疑当局，为何当前疫情如此严重。

自由亚洲报道，网民“王小怪在北京”23日爆料称，她带发高烧的孩子到北京和睦家医院，交了近2000块钱的挂号费，等了三个小时，孩子的体温丝毫没有降，需要住院观察。护士来了第一句说：15000一晚床位费，其他治疗费用单算。该网民说，她不理解为什么收费这么高，诺大的北京就是如此对待这一条条的小生命，而当时等候的有三百多名患儿。网上信息显示，和睦家医院为私家医院，在疫情前一般门诊挂号成人收费1200至1500元，儿童患者收费1000元。

中共官方宣布放开疫情封控已经二十多天，但是官员和流行病学专家们至今没有人出面解释病毒肆虐的原因，社交媒体里流传着医院爆满、药品短缺和殡仪馆高负荷运转的消息和画面，但官方媒体里却仍是一如既往的国泰民安歌舞升平，似乎新冠疫情并不存在。对此，党媒《人民日报》四川分社前社长林治波本21日深夜在朋友圈发文痛斥，“卡塔尔世界杯，观众密集，不戴口罩，没事；阿根廷队夺冠，举国欢庆，不戴口罩，没事；俄罗斯忙于乌克兰战事，疫苗核酸都不做，口罩也不戴，没事；唯独中国，刚刚放开就全民传染，而且所有变异毒株全部、迅速进入，这是为什么？不感到奇怪吗？”

文章写道，如果疫苗管用，哪怕管用一点点，病毒何至于如此泛滥？疫苗的作用就是预防感染，既然不能预防感染，打疫苗管什么用？至于防重症、防死亡的说法，相当于说防不住子弹，可以防炮弹，可以防核弹，不是可笑吗？哪里有什么证据来证明你们的说法？上述文章发出数小时后，就被习近平当局迅速屏蔽。

更有网民发帖称：有一些非常奇怪的现象值得关注，比如第一批病毒在人口最密集的超大型城市爆发，但广州、成都、北京、重庆的毒株居然都不一样，而身处内地按理说与外国隔绝最远的战略腹地成都，出现的株种居然和国内任何正在流行的毒株都不同，是一种特异品质的毒株，人口超大城市居然呈现出“一城一株”的景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另据报道，北京市官方日前下发紧急通知，下令在北京市各郊县对殡仪馆的火化能力进行“紧急扩容”，并要求在一周内投入营运，以紧急消除北京及周边大量遗体积压导致的负面影响。北京周边的省市，也已经按官方的要求，秘密调集大批殡葬人员支援北京市的十余家殡仪馆。

《出事了？京西宾馆突然大面积亮灯》报道：

连日的疫情攻击下，平时享有特殊待遇的中共退休高官、专家学者、各界名人大批病亡，日前中共高层就医的301医院一度4面封路引发多种猜测，有消息称，北京时间23日晚，通常夜间漆黑的京西宾馆突然亮灯，再度引发猜疑。

据报道，23日，中共前领导人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的女儿鲍简在社交平台推特发文写道，“昨晚外出吃饭回来，意外发现京西宾馆突然间亮了许多灯，至少1/3的房间亮灯了。京西只有在三月的二会期间和十月的党代会才有人入住，平常都是黑灯瞎火的。十二月江走了，这里亮了一周左右。昨晚这里又突然亮灯了，联想前两天有传闻301附近堵车堵的水泄不通，感觉一定有事，今天晚上京西宾馆依旧灯火通明。”几天前的19日，鲍简在推特还发表一张八宝山火化浓烟弥漫的图片，并写道“北京八宝山，这么没日没夜大干快上已经连续八天”。

京西宾馆1964年9月开业，属于中共军队编制序列，京西宾馆也被视为中共的“政治地标”之一。 官媒曾刊文，详细列出了京西宾馆的“五最”：最难进、最安全、会议最多、规格最高、最神祕，京西宾馆从未对外开放。

《中国爆发疫情海啸叫停中国航班的声音响起》报道：

新冠疫情在中国的海啸式爆发态势，已经引起了部分德国人的担忧，德国联盟党议院党团外交政策发言人哈特呼吁叫停德中之间的所有航班，不过，慕尼黑病毒学家普鲁茨则认为，各方目前应保持淡定。

德国之声报道，基民盟政治家哈特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由于新冠感染人数在中国的爆炸式增长，全球正面临着新一轮感染浪潮的威胁。他表示，随着感染人数的不断增多，产生更为危险的新型变异毒株的风险也在不断增高。哈特认为："只有当我们完全有把握说，中国没有出现更为危险的变异毒株时，我们才可以恢复同中国的航班联络。哈特表示，我们绝不能再犯三年前的"错误"。三年前，新冠疫情开始爆发时，德中之间的航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受到影响。

哈特还直言，德国再一次表示愿意向北京提供mRNA疫苗，但习近平的“傲慢”毫无边界。他在采访中将习近平称作“独裁者”，认为“习近平的一言九鼎在自己的国家正每天让民众付出生命的代价。

不过，慕尼黑病毒学家普鲁茨则反对叫停德中之间的航班联络。普鲁茨表示，她并不担心现在会衍生出所谓的"新型杀手病毒"。但她同时也表示，如果中共不采取接种疫苗、储备药物以及其他防范措施，那么明年四月之前，中国有可能会有一百万人死于新冠感染。这位病毒学家还表示，可以通过减少社交接触的方式，放缓病毒传播的速度。这不仅适用于新冠病毒，也适用于其他流感病毒。

鉴于外国航班乘客中新冠感染者人数不断增多，中国的邻国印度已开始对入境者实施新冠检测。印度卫生部长满达维亚在议会表示，各大机场将开始抽样式新冠检测，但目前并没有叫停来自新冠疫情严重国家航班的计划。

德国之声的报道指出，中共卫生部门显然也意识到了新冠病毒出现变异的风险，官媒报道称该部门正在密切追踪病毒的变异情况。每个省市都被要求，指定三座不同城市的三家医院，每周定期提供各15个感染及重症样本以及全部死亡病例样本。对所有样本进行基因分析后，一周内提交相关报告，这样就可以实时追踪奥密克戎的变异情形。 

网民嚎叫：

随便溜溜过路人 今天 05:43

这个该死的习近平怎么也不跟他死鬼老娘一起去死啊

voigt 2022年12月23日 20:14

三年防疫是政治，造成当前束手无策。

ROLEX78 2022年12月23日 19:13

“卡塔尔世界杯，观众密集，不戴口罩，没事；阿根廷队夺冠，举国欢庆，不戴口罩，没事；俄罗斯忙于乌克兰战事，疫苗核酸都不做，口罩也不戴，没事；唯独中国，刚刚放开就全民传染，而且所有变异毒株全部、迅速进入，这是为什么？不感到奇怪吗？”问得好 ！！！

guitarmanzw 2022年12月23日 18:56

和睦家医院为私家医院，在疫情前一般门诊挂号成人收费1200至1500元，儿童患者收费1000元。和睦家是专门给西方人提供医疗服务的，有的医生是在美国考了执照的，自然收费贵，有没有疫情都是贵，西方标准，西方服务，西方价格，人家定位原本就不是中国人，扯这医院说事干吗？

谢选骏指出：古今中外，改朝换代往往伴随着天灾，这就是“天解决”，就是中国式的大选。死性不改的瘟疫大众，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动力。死性不改的瘟疫大众，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燃料棒。

【57、苏联违背人性，越努力越输】

《如此努力的苏联，为什么还是输了？》（山巅上的加图 2023-05-29 ）报道：

明明技术、资金，国家重视一帮不缺，他们为什么还是输了。

1、

“东德的研究者们正在庆祝——他们刚刚研发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款微型计算机。”这是上世纪80年代末，登载在西德报纸上的一则正经新闻报道的标题，虽然它看起来充满了黑色幽默。

是的，谈到苏联及其整个华约集团的解体，世人总结的原因可能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便苏联能继续存在，但西方集团对其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全面封锁下，它也将错过整个信息时代——请想象一下，如果三十年后的今天，一个国家如果在计算机芯片等关键几个技术领域被断供、普及不了电脑、智能手机、电视还是模拟信号的，甚至因为芯片匮乏，连导弹都要省着打……

这样一个国家，别说持续进行冷战对抗了，其经济也将远远被其对手甩开。

而事实上，到了苏联末期，这种征兆已经开始出现了。

1985年，莫斯科科学计算机中心的工程师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在上班摸鱼期间发明了著名的电子游戏——俄罗斯方块。

该游戏经过匈牙利传到西方后一炮而红。

几年后，日本游戏公司任天堂和另一家英国游戏商展开了对该游戏版权的争夺，任天堂紧急派代表去莫斯科与帕基特诺夫谈判，想购买该游戏的版权。

可是当任天堂的谈判代表到达莫斯科后，他们吃惊的发现，与进行他们的并非帕基特诺夫本人，而是苏联安全局和商贸部的高级代表。这让本来就想来谈个游戏版权的日本人大吃一惊。

而严肃的苏联官员们在谈判中提了个郑重要求：这个游戏的版权、价格的问题好说，但能不能把你们游戏机制造技术转让，或者跟我们合作办个游戏机厂，让苏联人民也能玩上他们自己发明的俄罗斯方块？

这个提议看似非常合情合理，但任天堂最终还是拒绝了。

原因是，当时日本刚刚在一起非常严重的对苏技术泄露事件中挨了美国的敲打。日本东芝公司将四台民用数控机床以35亿美元的高价卖给了苏联。东芝当时觉得这没什么——这些技术在日本都是民用的么，你苏联人拿去用好了。

可是，这四台机床车出来的螺旋桨帮助苏联潜艇大大降低了航行中的噪音，以至于第二年，美国设在波罗的海的监听系统，就听不到苏联核潜艇从港口出航的声音了。

于是美国开始了紧急调查，最终以日本和东芝公司违反了西方对苏联进行技术管制的《巴黎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协定》为由，狠狠的罚了东芝一笔，并严重警告了日本政府，威胁将给予制裁。

此事之后，日本通产省紧急警告了所有日本企业，在与苏联的所有产业合作项目中都必须“万分谨慎”。

眼见着东芝刚刚吃瘪，任天堂当然如履薄冰，于是干净利落的拒绝了苏联人联合办游戏机厂的提议：要加钱你们加钱好了。生产技术，我们不敢卖——哪怕就是做个游戏机。

是的，到了冷战末期，苏联与西方之间的技术实力差距就达到了这种可怕的地步——哪怕西方已经普及的民用数控机床，到了苏联依然有极为重要的军工价值。哪怕是任天堂生产的家用游戏机，西方依然怕苏联把里面的芯片等元件抠下来，反向研发一下，弄个改版安到导弹上去对自己进行威胁。

西方技术海洋中溅出的一滴水，对已经几乎被技术围堵困死的苏联来说，也如久旱逢甘霖般珍贵。

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技术、尤其是涉及芯片制造的电子工业技术，它是一个人类二战以后才兴起的新行当，苏联既然有能力和美国进行冷战，甚至先于美国发射卫星、把加加林送上太空，为什么最终会在这项技术上被对方甩开如此大的差距呢？

须知，技术封锁这种事，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上从来是搞不长久的，英国人当年还想阻止美国人赶上工业化浪潮呢，最后不是也没成么？

盗取英国先进纺织技术的“美国工业之父”理查德·阿克莱特

美国对苏联过于成功的技术围堵，在人类科技史上，算得上是蝎子拉屎——独一份了。

那么，美国人是怎么成功的？苏联人又是怎么失败的呢？

梳理历史我们会发现，这关乎苏联机制中存在太多致命的bug。

2、

说起来，美国人想在科技上对苏联的卡脖子，这本来是个伪命题——至少论电子产业，在起步之初，苏联当初是一点不虚的——甚至一度比美国领先了那么一点点。

1946年的2月14日情人节，这是一个人类计算机史上开天辟地的日子。这一天，世界第一台通用计算机（埃尼阿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被组装完成。这台最初的计算机重达30吨、占地面积170平米，一共用了18000个电子管，且每分钟只能执行5000次运算，运算能力远远低于你现在手上拿的这部手机。

但这台机器的耗电量相当惊人，据说它开机的时候，半个费城的居民都会知道——因为他们家里的电灯泡会同时发暗。

但埃尼阿克的军用效果放在当时是非常显著的，可以让美军计算一条炮弹弹道的时间，从20多分钟缩短到30秒，还能用来计算核武器的爆炸范围。于是美国政府才愿意拨款投钱，研发这个“秘密武器”。

但我们知道，在冷战初期，美英的高层知识精英大多是左派、同情苏联的，核弹技术都被偷去了，计算机的秘密当然也保不住。

于是苏联高层很快就意识到了这台机器的革命性。在慈宗斯大林的亲自关怀下，苏联很快将计算机设为其重点研发的项目，全苏联两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苏联二战后在东欧的一堆卫星国，都开始憋足了劲儿向着这个方向攻坚。英美大学里同情苏联的教授们，则不停的将相关这些技术传递给他们的精神祖国苏维埃。

于是，到了1950年，苏联搞出了自己的第一台通用计算机MESM，用6000个电子管，做到每分钟约3000次运算。算力稍弱，但效率比埃尼阿克高多了，而且还不容易出故障。

而紧接着，抉择的难题也同时摆在了美苏面前——想要提高计算机的效率，必须抛弃笨拙的电子管，采用新的晶体管，那这个事儿要不要做呢？

1947年12月，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三名物理学家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利用一块锗晶体实现了对微弱电流的放大，宣告了晶体管的诞生。9年后，这三人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但就在同一年，苏联物理学家克拉斯洛夫和其研究生苏珊娜·玛多延，也在基辅一个秘密研究所里搞了相似的实验。并在第二年发表了研究成果，此事后来还引发了那一届诺贝尔奖是否公平的争议。

也就是说，在晶体管诞生之初，美苏同时摸到了晶体管计算机的门槛。由于苏联的研发人员更加集中、且得到了政府的重点拨款，甚至苏联一度领先了半个身位。

但问题很快来了，苏联人在进一步的试验中发现，晶体管和后来其组成的集成电路并不是他们想要的“秘密武器”。

因为当时苏联的所有军工项目研发都围绕未来设想中的“核大战”展开，而晶体管在核爆产生的电子脉冲面前几乎毫无招架之力，被永久性烧毁的可能性很大。于是苏联据此认为，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并不适合核战争，想要在核战中用上电脑，可能还是要用电子管。

对幻想中核大战后的电子管计算机时代，《辐射4》的玩家应该体会深刻……

1958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听取过了相关实验报告后就做了一个指示：“真空电子管在核电磁脉冲下的生存性能比晶体管要强，苏联以后不要搞晶体管，集中力量搞电子管小型化。”

实事求是的讲，虽然赫鲁晓夫是乌克兰草原上放猪出身的，但在苏联领导人当中，他算是相当尊重知识分子群体的。

但跟在全苏联推广种玉米一样，放弃晶体管，研究电子管小型化，这个决定并非赫式一人的独断，而是听了专家们意见的，或者说，是当时苏联大部分从事这行的科研人员的普遍共识。

但问题就在于，苏联专家们达成这种普遍共识是有其私心的。

因为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苏联都在利用国家力量催熟电子管产业，数十个工厂、研究所开工，成百上千的研究人员、工程师、工人指着生产这种长得很像小灯泡的玩意儿养家糊口。这个时候，你若是一个苏联科学家，坚持告诉领导“电子管已经过时了，要搞晶体管”。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科研所的同事、给你发工资的领导，以及与科研所合作的工厂的上千工人、工程师、厂长……他们都可能因为这个重要项目下马而失业、调岗。

这个时候即便你知道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你敢说实话么？你肯定不敢。

不是有那么句话么？如果让19世纪末伦敦大街上拉车的马来投票，那汽车这种玩意儿，压根不会产生。

当时的苏联科学家-工程师共同体，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困局——电子管小型化虽然是个死胡同，但这是一个大家都能保住铁饭碗的死胡同。

既然如此，那就朝着死胡同里奔呗——反正花钱的是国家。

3、

有趣的是，“要电子管不要晶体管”这个认识，当时美国的很多官方科研人员也想坚持，毕竟心态都是一样的——但幸运的是，无论他们还是他们所能影响的美国政府，都在这件事上说了不算。

谁能说了算？市场。

是的，在电子工业的发展上，美国与苏联的最大区别，是苏联的研发始终是以国家力量主动推动的，而美国则是以市场为导向自由生长的。

美国的消费者可不会想什么“一旦爆发核战，晶体管用不上，大家要为了跟苏联人博弈支持电子管发展”这种劳什子，他们看的就是眼前——晶体管和电子管，哪个轻便好用我用哪个呗！

1954年，世界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Regency TR-1（丽晶TR-1）在美国上世了。

这台收音机据称是婴儿潮一代美国人的集体回忆。晶体管的小巧灵便，让这台收音机从过去的大家伙迅速缩小为了“掌中宝”，富裕的美国人没有谁能抵挡拥有一台晶体管收音机的诱惑。于是虽然丽晶 TR-1售价高达50美元，但上市第一年就卖了10万台——美国人当年对丽晶的热捧，跟现在全球对苹果手机的热捧很相似。

而市场销量的暴增，很快就对研发产生了“正回馈”，尝到甜头的商家愿意出高价支持学者搞晶体管研发。那些不愿意在守旧的半官方研究所里混日子的有志研究者成批出走，投身更新锐的晶体管研究。

于是那个时代美国不断发生类似“仙童八叛逆”的事件，电子研究的旧模式在市场商业竞争的刺激下被不断地颠覆、加速革新。

为半导体革命而出走的“仙童八叛逆”

在苏联科学家、工程师被体制锁死，天天打卡上班，耗费着这个国家最聪明的大脑，“奉旨研发”着没有出路的小型化电子管的时候，他们的美国同行们在频繁的跳槽，不断提出新思路，革新产业。

美国的电子产业开始发力，逐渐加速甩开苏联的竞争者。

当然大多数苏联研究者可能也不在乎这个，研究人员在那个年代的苏联工资体系评级中都很高，搞好跟同事尤其是研究所领导的关系，能每月领到工资不就行了么？

与敏锐的美国市场相比，苏联规划委员会虽然是迟钝的，但也不是全瞎。到了20世纪60年代，越战中的美军将他们之前安在收音机上的半导体集成电路用在他们的F-4鬼怪战斗机和AGM-12小斗犬导弹上。

苏联军情报部门在得到这些战争机器的实测数据后——用今天营销号最常用的说法——直接“吓尿了”。军方开始质问苏联国内研发机构：这些年你们都搞了些什么？为什么美国战斗机、导弹有这些我们看不懂的黑科技。

于是苏联的电子研发在差距已经很明显的情况下，终于完成了一次艰难的转向，承认了晶体管的先进性，放弃了已经进入死胡同的电子管小型化尝试。

此时，“穗宗”赫鲁晓夫已经下台了，“勋宗”勃列日涅夫上位，这位新领导急于看到苏联能在电子产业上赶超美国。于是下了死命令，要求苏联加速电子产业的研发，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但必须在十年内赶上美国。

但这个命令，随后在苏联电子行业内，引发了另一些更让人匪夷所思的问题——比如半公开的科研造假和徒劳无益的“杂技式科研”。

4、

由于之前的方向的错误，苏联的电子技术理论和生产工艺到60年代已经与西方脱节了，虽然上层有令，但这个鸿沟无法立刻被填补。于是各苏联研究院为了多快好省的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开始走捷径，仿造、剽窃甚至直接照抄美国同样的芯片设计。

在整个70年代，基本上因特尔、IMB、得州仪器等美国电子厂商出一个什么样的芯片、电子产品设计，你就能够在同时代的苏联找到一个类似的仿制品。

甚至有时候，不同研究院之间，甚至还会为谁先山寨了美国同行的产品、更有资格申报苏联相关科技创新奖项而打起来。

苏联当时的这些“山寨芯片”，虽然还没有没脸没皮到拿砂纸直接把人家的商标擦掉，换上自己的，然后吹说是自主研发。但仍有一个致命的问题——美国当时的芯片研发，是在市场应用场景在场的情况下，反复修改，针对性的设计出的。设计图纸交给工厂以后就能保质保量的做出来，做出来就能安到相应的商品上卖出去。

可是苏联的仿制品，是无法享受这个“正循环”的。他们生产的芯片在实验室里能够达到与美国同行近似的质量，但一旦交付工厂批量生产，因为相关工艺达不到要求，质量和良品率都会大大下降。

更重要的是，生产出来的这些仿制品严重缺乏应用场景——美国的电子产业是一个接入其社会消费品生活的有机体，芯片造出来，安上相应的电脑、电视、微波炉、助听器是可以直接卖钱的。民众消费能力也能为其研发买单。

可是同时代的苏联民众由于消费力不足，市场的缺失。芯片批量生产出来，根本无法到民用市场上去卖钱。

于是苏联的工业规划部门只能为这些山寨芯片强行安排一种应用场景——军工。

是的，七十年代苏联军备的急速膨胀，某种角度上说，就是这种本末倒置的结果——为了不在各产业技术研发领域被美国人甩开，苏联研究或仿制，山寨了大量的高技术产品，可是由于这些产品在苏联没有民用市场可以消化，为了让研发和生产它们的钱花得值，于是规划部门不得不更大规模的生产与其配套的军火。

“买个鼠标垫，想为它配个电脑”这在今天是个笑话，但“造了一颗芯片，需要为它配个导弹”，“造了一台发动机，需要为它配个坦克、飞机”，这在当时的苏联却是个实景。

这些军工产品虽然不能卖钱，但却可以由国家出钱买单，于是相关产业链的工人、研发部门的研究员们，也就都不至于丢饭碗了。

当然，也有苏联研究人员想过“弯道超车”，比如从50年代起，莫斯科国立大学的研究员们就一直在致力于设计和推广一种“三进制计算机”——一口气研发了二十年。

与西方首倡的二进制计算机相比，据说这种计算机（至少在理论上）运算效率更高效，最终造出来的计算机也更小巧。

这个愿景让苏联为这项研发也曾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苏联科学家们肯定幻想过：这玩意儿要是能搞成了，弯道超车，美国现在耀武扬威的那些芯片不都成废品了么？

可是这个科学理论上可行的通路，最终没有走通。理由还是那个——苏联严重缺乏与先进技术相配套的市场应用场景。

你的三进制计算机可能更高效，但搞出来以后干什么用呢？同时代算法、程序都是跟二进制相配套的，想与你的计算机相配适，要从头编一个算法、程序。

而苏联的民用市场太小了，这东西做出来以后根本不偿失，还不能与国际市场接轨。

所以理论上可行的三进制计算机，在苏联永远是一个需要拨款供养的“科研杂技”。等到这套输血体系无以为继的时候，它也就寿终正寝了，甚至破产的比“山寨式研发”还要早。

5、

说了这么多，我不知你发现了没有，让苏联在与美国的“芯片冷战”中最终落败的因素，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市场。

在电子产业上，苏联的起步技术条件与美国相仿佛，有大量高素质的科研人员，决策者更是在第一时间就非常重视，以举国之力进行重点研发。

但因为没有市场，这一切都扭曲了。

因为没有市场，苏联无法敏锐而公正的比较晶体管和电子管究竟哪一个更有前途，在后者死胡同里空耗了十几年。

因为没有市场，苏联生产了大量看起来赶上脚步，但实则毫无性价比可言、根本卖不出去的“山寨芯片”，从而让苏联整个电子产业成为永远要靠国家输血、拨款维持的“巨婴”。

因为没有市场，因为无法与国际接轨，苏联的科研还搞了大量像“三进制计算机”这样看上去很美，实则根本是闭门造车的劳什子，连宝贵的输血，也平白浪费了。

这些种种的谬误，最终让苏联输掉了与美国的“芯片冷战”，也同样输掉了其他技术上的比拼，最终沦入八十年代末那种别人的民用技术、甚至游戏机给你都怕“技术外泄”的窘境当中。

而我觉得，在“市场”的背后，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词——人。

是的，尊重市场的本质，其实就是尊重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进而就是在尊重每个人：

当每个消费者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出入百货商店，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出于自己的本心（而不是某种大局规划）自由选择他们到底要笨重的电子管收音机还是小巧的晶体管收音机时，他们无意中也就替整个社会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

当“仙童八叛逆”这样的研究者是自由，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方向，遇到权威的学术欺压，说句“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自信的能靠市场来养活自己时，他们也就自然的能够找到最合适自己发挥的研究方向，而不会在某个研发死胡同里每天憋着气做糊弄事的无用功。

当整个市场是自由的，新锐的、更高效更物美价廉的商品总能独占鳌头时，这个社会就会形成一种比苏联的规划强得多的“内驱力”，迅速催熟一项技术。

而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能享有“免于贫困”的自由，能够自由的用双手换来富裕的生活，整个社会的经济、科技水平，会在这种“万类霜天竞自由”中不雕自镂、不扶自直。自己找到最迅速、正确的发展方向。

事实上，苏联与美国在芯片之战中所采取的不同思路，让我想起了米塞斯在《人的行为》一书中的那些话——

“利润的最终来源，是对未来的洞见。”

“想获得利润的人，必须不停的探索新的机会。他在追求利润时，要根据消费大众的需求调整生产。”

“市场经济独一无二的效率，要归功于它激励每个人竭尽全力服务于其同胞。”

“没有市场的地方，哪怕是立意最佳的指令，也不过是僵化的文字而已。”

是的，在整个美苏“芯片竞赛”中，苏联主动做了很多，却输了。美国主动做的很少，却赢了。这背后说来，其实也没什么秘诀。

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其实美苏这场电子产业之战也如是。

相信市场，相信每个人。尊重市场，更尊重每个人。

让一切顺其自然后，想赢其实就不难。

网民嚎叫：

徐州雪花大如习 发表评论于 2023-05-30 14:58:36

现在中国就在回到过去这些政治决定一切的老路上去。像一带一路，雄安新区，芯片开发等等都是指令性计划。而且目前都是失败的。

晓悟之 发表评论于 2023-05-30 14:34:33

中国两条路：一继续开放（特別是一旦言论开放，集社自由），其结果是共党最终政权不保。二不开放，则是对抗，西方国家则集团封锁，让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独裁者大爆发，变本加利对抗西方。

roliepolieolie 发表评论于 2023-05-30 09:56:25

制度太差，赢不了

谢选骏指出：如此努力的苏联，为什么还是输了？道理十分简单——因为苏联违背人性，所以越努力越输！当然，“没人性”的苏联，不仅仅是“没市场”的问题。否则有了市场的其他国家，为何也不如美国成功？

《纵观历史看习近平接班人之谜，恐埋政变危机》（华尔街日报 2023-05-29）报道：

在年近70岁之际，这位中国领导人清除了所有潜在竞争对手，也没有公布接班人，这种情况可能危及中国的稳定，同时动摇全球秩序的根基。

坐落在紫禁城深处的乾清宫，红墙黄瓦，巍峨壮丽，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的皇帝就在这座金碧辉煌的宫殿临朝理政，召见臣子，迎接宾客。皇帝的龙椅置于雕刻繁复纹饰的须弥座上，龙椅上方悬挂正大光明匾，帝国最敏感的机密——由皇帝选定的储君的人选，就藏在这块匾额的后面。

清朝的秘密建储制度是1722年登基的雍正皇帝的发明。他深感于其父康熙皇帝在世时发生的夺嫡之争的惨剧，决定在生前选定储君后秘而不宣，死后再由大臣们将两份写有皇位继承人的遗诏对照验看，其中一份遗诏藏在正大光明匾后面，另一份由皇帝随身收藏。雍正认为，秘密建储可以减少诸皇子夺嫡的风险，不至于让皇帝在位时大权旁落，也避免了储君向皇帝争权。

三百年后的今天，毛泽东之后中国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习近平也似乎乐于此道。去年开启第三个总书记任期的习近平可以自由选择他的接班人和接班时间，但却迟迟不愿亮出底牌。他打破了前几任中国领导人建立的为期十年的执政周期，并在党内遍植亲信，这些亲信论年龄，论资历，均不足以挑起接班人的大梁。

对今年6月即将年满70岁的习近平来说，这是他有意布下的一个迷阵。在接班人计划不明朗的状况下，党内精英需要小心翼翼，帮助习近平维持掌控，并为他争取时间来评估潜在的接班人。但保持悬念过久可能适得其反，会疏远门生并激怒敌人，进而削弱领导者的地位，甚至播下政变的种子。在毛泽东时代，习近平的家族曾经历过变幻无常的党内斗争，他非常了解这种风险。习近平也清楚，鉴于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并且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还拥有最强大的军队之一，如果21世纪的中国发生继任危机，将在国内和全球引起震动。

习近平能否顺利交班，可能决定了他提出的民族复兴愿景是否会在他卸任后继续推进。中共将习近平推崇为民族复兴的灵魂人物，并将他的强人风格视为动荡世界之中的稳定力量。习近平似乎非常看重自己将来的历史地位，他把所有重大政策和中国的每一次成功都归功于自己。但他自上而下的控制不仅压制了主动性和灵活性，也滋生了固守成规的行为和官僚作风。就连习近平自己都抱怨过，很多事除非他直接下令干预，否则往往不会有进展。

表面上看来，习近平虽然实现了稳定的治理，但稳定不同于韧性。正如1991年苏联解体所表明的那样，一个看似坚固的政府可能脆弱得惊人；西方很多人当时都没预见到苏联的解体。习近平曾对官员表示，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没有人能打败中共，除了该党自己。但在推动中国跻身超级大国之列的过程中，习近平以自身为中心重塑中共的做法，可能已让他成为这一进程中最薄弱的一环。

2022年10月23日在北京，在习近平获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第三个任期后，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其他委员。

习近平面临一个永恒的难题，学者们称之为“接班人困境”。专制统治者倾向于选择他们信任的接班人，以维护他们的遗产并在卸任后保护他们的利益。但等待接班的领导人必须提前开始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这样才能避免被罢免或上任后被架空。一旦有了明确的继任者，政治精英们自然会开始变换效忠对象，这一变化可能会让现任领导人不安，担心继任者策划篡权夺位。

威权体制的领导人还要提防在被动丧失权力的情况下将会面临的严重后果。即使是自主退位的专制者，除了能够保持对继任者的影响力之外，自身安全也没有什么保障。在2010年的一项研究中，政治学家亚历山大·德布斯（Alexandre Debs）和H.E.戈曼斯（H.E. Goemans）回顾了从20世纪10年代末到本世纪头十年初执政过的全球1,800多名政治领导人的命运，对这些领导人按政权类型进行了分类。这些研究发现，在其中的1,059名专制者中，约有41%的人在卸任后一年内遭受流放、监禁或死亡，而在763名民主体制下的领导人中，这一比例仅为7%。政治学家王裕华对中国49个朝代282位皇帝的研究发现，相较于没有指定接班人的君主而言，指定接班人的君主被废黜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自1949年中共胜利以来，中国已经历数次权力交接的戏剧性事件。在毛泽东反复无常的统治期间，一名潜在继任者被清洗，并在遭酷刑后死亡，而另一位潜在继任者死于飞机失事，事后他被指策划篡权失败后试图逃离时遇难。正如毛泽东在自己73岁生日时对身边的人所言，会背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敌人就在党内深处，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毛泽东最终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不得不推翻由毛泽东的妻子领导的敌对派系——四人帮，后来他自己被邓小平逼迫下台。尽管邓小平制定了权力分享和干部及时退休的规范，但他最终清除了自己栽培的两位后辈，并主宰了中国政局，直到他在1997年去世。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似乎已经破解了接班人密码。邓小平的逝世引起了很强的情绪反应，但没有引发政治动荡，当时他的接班人江泽民已经顺利巩固了他中共总书记的位置。接下来的权力交接也相对平静，尽管中间也不无阴谋算计，这让一些学者认为，中共终于能够进行定期、可预测且和平的权力交接。

1980年11月28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与四人帮其他成员一起受审；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毛泽东最终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推翻了这一敌对派系。

到了习近平时期，形势变了。自2012年担任中共总书记以来，习近平的个人影响力达到了自毛泽东之后从未有过的程度。他宣称自己是中共的“核心”领导人、最伟大的在世思想家，确保自己能够终生保持中国最高政治领袖的地位，直至去世，用党内人士的说法就是“去见马克思”。对于基本上是仪式性的国家主席一职，他取消了任期限制，推翻了经过几位前任强化的退休模式，抹杀了后毛泽东时代最重要的政治改革。

事实证明，即使在拥有既定权力移交程序的民主国家，领导层的更迭也可能危机四伏，美国在2020年总统选举之后的情况就昭示了这一点。在中国，对于经历过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的人来说，权力争斗的危险历历在目。前苏联的解体也是巨大的阴影。习近平曾公开将前苏联解体的部分原因归咎于选人不当，让软弱的领导人上台，“竟无一人是男儿”，没有人出来拯救前苏联政权。

2017年习近平连任中共总书记时，他没有提拔潜在接班人进入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这是表明他准备打破前任任期十年的先例、继续掌权的首个明确迹象。同年，中共通过决议，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使他的言论具有绝对权威。

随后，习近平在次年春天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令国内普通民众甚至党内人士感到惊讶。而就在几个月前，2017年底时，中国一位顶尖宪法学者发表了一篇文章，称通过实行任期制，中国长期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较好地防止了个人集权与个人崇拜的发生。个人集权和个人崇拜恰恰就在习近平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中共在纸面上禁止领导干部终身任职。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而且根据相关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在同一职务上只能担任两届（10年），而担任同一层级领导职务最多15年。但在2022年，中共官员一致支持习近平获得第三个中共总书记任期，令这些规定看起来形同虚设。

习近平接班人计划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认为需要多少时间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尽管到2027年习近平作为总书记的第三个任期结束时，他将满74岁，但他仍将比江泽民2002年卸任总书记时年轻两岁。一些党内人士说，习近平可能会选择至少留任到2035年，这是他完成一些标志性倡议的官方期限，其中包括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届时，习近平将年满82岁，与拜登（Joe Biden）在本届总统任期结束时的年龄相仿。

如果习近平制定了接班人计划，是会有一些踪迹可循的。为确保平稳过渡，习近平需要让潜在接班人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唯一的接班人可能会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副主席。尽管中国的最高权力并不总是与在正式的职务挂钩，但习近平却非常重视这些头衔，一定程度上因为，与毛泽东和邓小平不同，他缺乏其他正统的资历；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干过革命，拥有巨大的个人影响力。一些党内人士认为，习近平可能会恢复毛泽东担任过的党主席头衔，可能作为一个他可以终身担任的职务，同时将日常职责移交给他选定的接班人。

谁可能接替习近平？很多人都在关注1960年代出生的高级官员，这些官员比习近平这些1950年代出生的官员年轻10岁左右。在被称为习近平的“60后”亲信中，部分已经担任了高级职务，包括中国四位副总理中的三位，以及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这四个直辖市的党委书记。但习近平也可能在便于延长自己的统治的过程中，选择跳过这些60后官员，从更年轻的官员中发掘潜在接班人。

由于任期不受限，习近平似乎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花多久选定接班人。而且习近平已经表明，他对其中的利害关系心知肚明。习近平在2018年告诉官员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归根到底在培养一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

据一位与两个政府的情报官员讨论过习近平健康问题的研究人员称，在习近平2018年废除对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后，外国情报机构加大了研究习近平健康状况的力度；这一信息在中国是一个严密守护的国家机密。“他们担心中共没有一个考虑周详的接班计划，”这位研究人员告诉笔者。“我们无法确定，一旦习近平发生什么不测，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

如果习近平突然离任，无论因为去世、生病，还是辞职，都没有可以遵循的明确程序，也几乎没有先例。从理论上讲，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委员会将开会选出新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而国家副主席将担任国家主席。在实际操作中，如果没有一个得到党内精英广泛支持的指定继任者，在习近平突然离任的情况下遴选继任者的过程可能会充满政治纷争。在毛泽东晚年健康和机能日渐衰退的情况下，为了赢得毛泽东的青睐，成为选定接班人，一些官员使出了尔虞我诈的手段。

2023年5月19日，习近平在中国陕西省北部的西安市出席中国-中亚峰会。

习近平在保护自己的权力方面容不得半点闪失。他一直在寻求瓦解替代性的权力中心、恐吓潜在竞争对手，甚至削弱那些似乎并未构成严重威胁，或有野心挑战其领导地位的亲密同僚。这种做法与毛泽东和邓小平十分相似。他利用党纪调查来排除异己，有时会采用很直接的手段，但大多数时候只是通过摧毁这些对手的政治网络来削弱其势力。

历史学家唐志学（Joseph Torigian）表示，马列主义政权中的精英斗争就像一场“按照诡异规则进行的械斗”。他写了一本分析斯大林和毛泽东去世后苏联和中国夺权之争的书。这些夺权争斗颠覆了苏联和中国的政坛，获胜者摒弃了独裁主义，同时构建了新的权力结构，希望这种新结构不会屈从于一人统治。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很强大，但都无法确保自己的统治体系可以在身后延续。专制者的遗产面临的最大威胁，很可能就是他自己。

美媒发表文章指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迟未选定接班人，一如清代的“秘密建储”。但党内悬念过久却可能适得其反，会让自己人疏远并激怒对手，进而埋下政变的种子。一旦中国发生继任危机，将震动国内和全球。

华尔街日报日前以“纵观历史看习近平接班人之谜”为题发表评论文章，以清代雍正帝创立的“秘密建储”制度，直指300年后的习近平也乐于此道。因为他已在2022年开启第3个总书记任期，却迟迟不愿亮出接班人的底牌。

文章直指，习近平打破了文革后中共领导人以10年为执政周期的惯例，并在党内遍植亲信。但这些亲信论年龄、论资历，都不足以挑起接班人的大梁。但这对今年6月将满70岁的习近平来说，是他有意布下的迷阵。

文章认为，在接班人计划不明朗下，党内菁英需要小心翼翼地帮助习近平维持掌控，并为他争取时间评估潜在的接班人。但保持悬念过久却可能适得其反，会疏远“门生”并激怒对手，进而削弱他的地位，甚至埋下政变的种子。

这篇文章说，鉴于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且是全球第2大经济体，还拥有强大的军队。如果21世纪的中国发生继任危机，将在国内和全球引起震动，而习近平也清楚这一点。

文章提到，习近平自上而下的控制不仅压制了主动性和灵活性，也滋生了固守成规的行为和官僚作风。就连习近平自己都曾抱怨，很多事除非他直接下令干预，否则往往不会有进展。表面上，这虽然实现了稳定的治理，但正如1991年苏联解体的那样，一个看似坚固的政府可能脆弱得惊人。

这篇文章直指，习近平以自己为中心重塑中共的做法，可能已让他成为这一进程中“最薄弱的一环”。

文章指出，像习近平般的专制统治者，倾向选择他们信任的接班人以维护他们的利益及政治遗产，即使自己卸任后也是如此。但从历史经验来说，往往事与愿违。

根据政治学家戴布兹（Alexandre Debs）和戈曼斯（H.E.Goemans）2010年的研究指出，从1910年代末到2010年间全球曾执政的1822名政治领导人中，有1059名专制者，而他们当中高达41%在卸任后1年内即被流放、监禁或死亡；至于其余763名民主体制领导人，这一比例仅有7%。

而旅美中国籍政治学者王裕华也曾对中国49个朝代的282位皇帝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有指定接班人的君主，被废黜的可能性比没有指定接班人的君主小得多。

至于中共，自邓小平死后，终能够进行定期、可预测且和平的权力交接。但到习近平时期形势丕变，他取消了任期限制，推翻了经过几名前任领导人强化的退休模式，抹杀了后毛泽东时代最重要的政治改革。而对于经历过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权力斗争的危险历历在目。

如今，中共虽规定禁止领导干部终身任职，但2022年，党内一致支持习近平获得第3个中共总书记任期，让这些规定形同虚设。而个人集权和个人崇拜，在习近平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文章认为，习近平接班人计划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认为需要多少时间实现自己的目标？至于人选，很多人都在关注他的“60后”亲信。但习近平也有可能选择跳过“60后”官员，从更年轻的官员中发掘潜在接班人。且因任期不受限，习近平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花多久时间选定接班人。

这篇文章指出，据一位与2名政府情报官员讨论过习近平健康问题的研究人员说，在习近平2018年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后，外国情报机构加大了研究习近平健康状况的力度，这在中国是被严密守护的国家机密。

这名研究人员说，外国情报机构担心中共“没有一个考虑周详的接班计划”。“我们无法确定，一旦习近平发生什么不测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

若习近平突然离任，无论是死亡、生病或辞职，都没有可遵循的明确程序，也几乎没有先例。如果没有一名得到党内菁英广泛支持的指定继任者，在习近平突然离任的情况下，遴选继任者的过程可能会充满政治纷争。

文章最后提到，斯大林（Joseph Stalin）和毛泽东的权势都很强大，但都无法确保自己的统治体系能在死后延续。而专制者本身及其政治遗产面临的最大威胁，很可能就是他自己。

网民嚎叫：

zzbb-bzbz 发表评论于 2023-05-29 12:59:41

美国做梦都想成为习近平的接班人

longmarch 发表评论于 2023-05-29 09:59:31

接班人没有像毛主席的接班人一样折戟沉沙都算胜利。

谢选骏指出：《华尔街日报》不懂，任何制度都不能“闭门造车”、违背人性，所以邓小平为自己量身订造的“隔代继承”，只能夭折。苏联违背人性，越努力越输——苏联的杂种儿孙黄俄鬼子能逃覆辙吗？

【58、同性恋的鼹鼠生活逼出了达芬奇的天才】

《达芬奇和他身边的男人们：文艺复兴巨匠鲜为人知的感情世界》（BBC 2021年9月2日）报道：

说到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首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估计多数人都很熟悉他对植物学和人体解剖学的兴趣，以及在飞行器、武器和供水机械方面的研究；更不用说他非凡的绘画才能。但是人们对这位艺术巨匠的私生活和个人感情世界却往往知之甚少。这位文艺复兴巨匠所留下的日记，也更多关注的是外部世界，而不是他自己的内心世界。

话虽如此，无数作家和学者一直在寻找线索，从16世纪传记作家瓦萨里（Giorgio Vasari）到心理分析大师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人们遍查达芬奇留下的数千页笔记，并在其中发现不少线索。

2019年，欧洲各地当时都大规模举办过各式活动庆祝活动，纪念这位文艺复兴巨匠逝世500周年。那前后出现的一些剧目就选择展现了大师最私密的一面。

其中一部歌剧作品就是曲作家米尔斯（Alex Mills）和词作家莫林（Brian Mullin）合作的现代歌剧“莱昂纳多”（Leonardo）；剧情聚焦了伟大艺术家和他两位助手之间的感情故事。

达芬奇的两名助手（谢选骏指出：都很有“问题”！）——

第一名入戏的助手是被达芬奇昵称为“沙莱”（Salai）或 “小魔鬼”的卡普罗蒂（Gian Giacomo Caprotti）——一个出身贫寒的少年。沙莱1490年10岁时候进入达芬奇工作室做助手，当时他主人已经快40岁了。歌剧词作家莫林的研究发现，达芬奇的笔记中经常提到沙莱从主人和客人那里偷窃物品，或是偷吃多于配给的食物。莫林说：“他是个劳动阶级男孩，显然很难调教，但却能前后陪伴达芬奇25年”。

第二名助手梅尔奇（Francesco Melzi ）1505 年左右进入达芬奇的生活。与第一个助手不同的是，这位年轻人来自一个米兰贵族家庭，最终成为等同于达芬奇私人秘书的角色。他和达芬奇很快就形成了被歌剧词曲作家认为情同父子的紧密关系。莫林指出，达芬奇对待梅尔奇与对待沙莱的态度截然不同。出身豪门的梅尔奇没有昵称；达芬奇一直用“弗朗切斯科师傅”的称呼描述他。

尽管歌剧作曲选择的是当代曲调，但选用的则是16世纪流行的中提琴重奏组合形式。莫林的词也几乎完全来源于历史资料，其中最多直接来自达芬奇的笔记。这位左撇子艺术家，当年记笔记时为了“隐私”，常常选择用镜像倒影书写反向字体方式。

莫林介绍说，歌剧遵循了“达芬奇与这两个年轻人一起维持的不断变化的三角关系”为故事主线。在不断变化的三角关系中，沙莱最终似乎失宠。达芬奇晚年带着两名助手搬到法国生活，然而沙莱中途搬回米兰，连主人1519年去世时也没在身边。莫林说：“达芬奇留给他（沙莱）的东西很少，只有半个葡萄园，很怪”。而对梅尔奇来说，他则继承了达芬奇的很多绘画和大量笔记，而这其中的故事就好比一幕幕的个人感情剧。

达芬奇的俊美男模特

作为历史人物，沙莱和梅尔奇不但出现在达芬奇的笔记中，也出现在绘画中。他们二人的共同点就是都是俊美男子。比如说，沙莱就被认为曾为“酒神”和“施洗约翰”充当模特。对于歌剧词曲作家来说，达芬奇与助手的关系远比艺术家与模特的关系更加深切和激荡。作曲家米尔斯说：“达芬奇画了好多沙莱的画像，以至于不难得出他是画家意中人的结论”。

“人们都认为他其实就是达芬奇的伴侣——因为达芬奇不断送他昂贵的衣服，两人一起旅行，不断评论他有多俊美”。

为了弥补剧情中有关达芬奇私生活中的空白点，米尔斯和莫林还专门请教权威专家，并得到文艺复兴专家肯普（Martin Kemp）和克莱顿（Martin Clayton）的帮助。专家们的推论都是，达芬奇“非常，非常，非常可能是同性恋”。

据介绍，其实达芬奇的性趣向问题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题目之一。16世纪艺术家洛马佐（Giovanni Paolo Lomazzo）就曾在 1560年代虚构过一段联想达芬奇与古希腊雕塑家菲狄亚斯（Phidias）的对话。在对话中，菲狄亚斯质询达芬奇与男模特究竟是什么关系：“你有没有和他一起玩过佛罗伦萨人热衷的‘后门游戏’？” 虚构对话中的达芬奇则给与了积极正面的回答。不过，20世纪心理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则推测认为，尽管达芬奇一生都有美男子陪伴左右，但他很可能还是意淫为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展开同性恋情。

传记作者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在有关达芬奇的传记中则写得更为随意一些。他直接将达芬奇总结为“私生子、同性恋、素食者、左撇子、精神不集中，有时甚至是异端”。近年有一部由著名演员艾丹·特纳（Aiden Turner）主演的电视剧，则正是把上述这种达芬奇的形象鲜活搬上银屏。

英国皇家展览品收藏托拉斯负责版画和素描收藏的马丁·克莱顿在歌剧构思早期就开始与米尔斯和莫林会晤。克莱顿说：“他们将梅尔奇和沙莱用正反对比方式描写非常明智。他们的行为 —— 沙莱是黑暗、缺乏理性和原则性的一面，而梅尔奇则作为一个可靠、勤奋的一面 —— 这有利塑造一个真实的达芬奇形象”。

对克莱顿来说，达芬奇临终前决定让梅尔奇继承他大部分艺术遗产——绘画、设计和笔记等等，也证明了他觉得后者更加可靠和值得信赖。而坊间所谓沙莱最终拥有更多达芬奇绘画的说法，则表明要么是他偷的，要么就是伪造的。莫林也表示：“他（沙莱）始终有骗子的名声。而最后也是在一次铤而走险的弓弩决斗中死亡”。

虽然达芬奇从很多层面讲都是远远超前于他所生活时代的人，但他与沙莱的暧昧关系在当时来说其实并非十分特别。莫林说：“成年男性和青少年之间这样的关系实际上在达芬奇生活的时代相当普遍”。达芬奇在佛罗伦萨生活的时期，同性恋关系非常普遍，德文中Florenzer（佛罗伦萨人）一词甚至最终成为形容同性关系的德国俚语。

尽管如此，佛罗伦萨当局为了控制同性恋行为和“维持秩序”，也督促民众放弃这种行为。达芬奇23岁时就因与其他三名艺术家一起被匿名举报参与“肛交行为”而被控有罪，尽管他最终是否因此坐牢不得为知。

有专家认为，遭遇当众羞辱事件可能导致达芬奇开始变得更加隐私。以至于后人对他个人生活的了解很少。米尔斯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歌剧作为一种特别的艺术形式，能允许很多事情不用过于直白地描述也能让人们意会的优势。

谢选骏指出：从我的“历史力学”（参见1987年出版的《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的角度看，正是当时非法的同性恋的犯罪活动，迫使达芬奇不得不像鼹鼠一样进行着“见光死”的地下生活……这样的压抑所造成的心灵扭曲，生成了灵魂之火，激发并且成就了达芬奇的天才。这也算是一个“天才与病”的案例吧。

（“天才与病”，就是历史力学的一个缩影，也是我所主持编写一本书的名字。）

【59、同性恋有助于英国“君臣团结如一人”】

《查尔斯三世是同性恋？他曾向戴安娜坦白：“我可能是同性恋！”》（网易 2022-11-20）报道：

据报道，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面临退位的压力，将王位留给他的儿子威廉王子，因为他被指肮脏而隐秘的“同性恋”生活中令人震惊的细节浮出水面，并因此动摇了君主制的核心。

据悉，查尔斯国王曾向前妻戴安娜王妃亲口承认，他出轨了其他男人。

一份爆炸性的军情五处档案被送到英国议会，详细记录了他与寄宿学校的伙伴、管家和贵族近60年的同性恋幽会，证实了国王查尔斯三世的前妻戴安娜王妃对他们的儿子们所说的话——这位新君主承认与其他男人欺骗了他已故的妻子。

多年来，查尔斯三世一直被有关他是同性恋或双性恋的言论所困扰，由于之前他只是王位继承人，这些言论无伤大雅。

但现在，查尔斯已经是英国国王，这个爆炸性的消息组合动摇了君主制的根基。

不用猜也知道，是反君主制组织中的激进成员把它泄露给了英国议会成员，以支持他们废除君主制的运动！

据悉，这份爆炸性的文件揭示了国王查理三世与男性长达60年的秘密关系，从他还是苏格兰预科学校戈登斯顿的学生时就开始了。

持续不断的有关查尔斯国王性取向的谣言，很可能会影响他作为英国现任君主的统治。

现在，越来越多的传言称，爱德华八世被迫退位是因为有传言说他可能是同性恋。查尔斯国王也可能遭遇同样的命运。

几十年来，外界对国王查尔斯三世的私生活一直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据说他至少“出柜”过两次。因为他的喜好，查尔斯三世无法像他的母亲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要求的那样找到一段“合适的”婚姻，而他更幸运地找到了与一个男人的持久爱情。

军情五处的文件证实了戴安娜王妃的爆炸性指控，即国王查尔斯三世向她透露他喜欢男性。

据悉，当戴安娜王妃问及查尔斯三世，为什么在哈里王子出生后他不愿意和她发生性关系时，查尔斯反驳说，“我可能是同性恋！”

戴安娜王妃表示，这结束了“我们的婚姻”！

从那之后，她告诉她的儿子们她要和查尔斯离婚，因为他亲口承认他和其他男人一起欺骗了她！

上世纪90年代，前宫廷男仆乔治·史密斯声称亲眼目睹了这位未来的国王与一名男性皇家助手“姿态非常诱人”。

现已去世的乔治·史密斯曾在录音带中向戴安娜王妃坦白。

不过，在1997年戴安娜王妃去世后，这段证据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据悉，时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亲自下令，找到并销毁了这盘带子。虽然整个王室都知道这个事情，但他们都同意对公众保密——对外保持“沉默”。

至于王后卡米拉，据说她知道查尔斯国王喜欢男人，她也接受了这一点。

从他们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有一段恋情，她当时就已知道查尔斯有其他男孩，但卡米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只要查尔斯的同性恋生活被保密，她就可以利用这一点来实现她成为王后的毕生梦想。

2022年2月，弥留之际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做出决定并快速批准将卡米拉升格为王后，以阻止她的儿媳泄露查尔斯的秘密生活。

据悉，卡米拉女王认识她丈夫的几个所谓情人，包括他在男子寄宿学校的同学、一位英俊的马球运动员和他乡村庄园里的一位肌肉发达的农民。

有报道称，还有更多的情人。

据悉，查尔斯国王正疯狂地试图在2023年5月的加冕典礼之前掩盖他的肮脏秘密。

在这一点上，卡米拉和他结成了统一战线！

她知道一个突然出现的男性情人将迫使查尔斯退位，她将不再是王后。他们的未来取决于抹掉或隐藏他秘密的同性恋生活。

谢选骏指出：为何宽容同性恋的英国，不能接受一个同性恋的国王？还要把他叫做“肮脏”的？难道英国人不认为同性恋可以有助于“君臣团结如一人”？当然不是。否则，“同性夫妻”怎么可能增长迅速？由此可见，英国鬼子多么虚伪。

《2022年美国的离婚率——专家不会告诉你的35个令人震惊的统计数据》（Min Hwan Ahn）报道：

近年来，美国的离婚率保持相对稳定，但从长期来看，离婚率实际上有所下降。然而，根据以下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的离婚率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反映婚姻持续、分居和离婚的情况。

一、美国的离婚概况

目前，美国的离婚率为2.9‰。总体来看，美国的离婚率正在下降，其中50岁以上人群的离婚率却正在上升。与1990年以前相比，如今选择结婚的人更少。

美国是世界上离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目前，美国每年有超过75万例离婚案件。尤其1月至3月之间，往往是大多数美国人提出离婚的高峰期。

二、2022年美国离婚率统计

1. 美国的离婚率为2.9‰。

根据CDC的数据显示，目前美国离婚率仅为2.9‰。然而，其中只有4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提交了足够的数据，供这项全国性报告的研究。由于印第安纳州、加利福尼亚州、夏威夷州、新墨西哥州和明尼苏达州未被计算在内，因此这一数据可能并不准确。

2. 最近的离婚率表明，离婚的人数在减少。

自1960年起，美国离婚率一直在上升。但1990年以来，离婚统计数据出现了下降趋势。由此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婚率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结婚和同居的趋势也正在变化。通过评估每年的离婚率统计数据，可以发现，美国的离婚率总体呈下降趋势。

3. 2018年美国结婚的人数较1960年增多。

尽管美国的离婚率总体上长期上升，但2018年结婚的美国居民比1960年有所增多。这可能凸显了人口增长对结婚和离婚统计数据的影响。

4. 2017年，美国有超过75万例离婚案件。

2017年，美国约有787,251例离婚案，即当年约有150万人离婚。随着全国离婚率的持续下降，未来美国每年的离婚人数可能会继续下降。

5. 再婚会增加离婚的风险。

根据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离婚率与结婚次数有关。结婚次数越多，离婚的可能性就越大。

6. 美国离婚率呈季节性高峰趋势。

1月至3月期间，申请离婚的人数相较全年任何时间最多。有研究人员认为，该情况表明，在假日期间家庭关系存在明显压力。

7. 各州的离婚率差异很大。

伊利诺伊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离婚率最低，离婚率仅为1.9‰。相反，离婚率最高的州是内华达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分别为4.5‰和4.1‰。

8. 美国的平均婚姻存续时间为8.2年。

全国的平均婚姻时长仅有8年左右，其中纽约的夫妻通常拥有最持久的婚姻。帝国州的典型婚姻持续时间为12.2年，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事实上，一些学者估计，实际婚姻持续时间可能接近7年，因为离婚过程可能需要约一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9. 离婚的概率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小。

在美国，离婚最常见的问题是：有多少婚姻会以离婚告终？大多数人认为，大约有50%的婚姻最终会以离婚结束。在美国，离婚在婚姻中的实际比例在40%和50%之间。如此看来，婚姻持续的可能性要比解除婚姻的可能性大。

10.当前离婚率低于十年前的离婚率。

2018年和2019年美国的离婚率明显低于2008年和2009年。尽管在2011-2012年略有上升，但在过去十年中，离婚率总体上是下降的。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高额的律师费，离婚的律师费甚至可以达到12,800美元。不过，协议离婚正逐步成为夫妻离婚的常见选择，如此可以为离婚的人节省数千美元。

11. 全国25-39岁的成年人的离婚率为24‰。

对于年龄在40-49岁之间的成年人，离婚率为每千人中21人。相比之下，50岁以上的成年人的离婚率为千分之十。当按年龄组分析离婚率时，很明显能够看出人口统计学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

12. 18岁之前结婚的人，10年后的离婚率是48%。

但25岁以后结婚的人，这一比例仅为25%。对于20-25岁之间结婚的人，有44%-60%的概率会离婚。以上统计数据表明，结婚时夫妻双方的年龄确实会对未来的离婚率产生影响。

13. 在过去30年里，“灰发离婚”率急剧上升。

自1990年以来，全国50岁以上的成年人离婚率大约翻了一番。对于65岁以上的人来说，离婚率实际上翻了三倍，从每千人中两人离婚发展到每千人中六人离婚。由此表明，50岁以上的人现在离婚的可能性比以前增大。

14. 成功的婚姻统计数据在增加。

随着离婚率的整体持续下降，可持续婚姻的统计数据也相应增加。在美国，有40%-50%的婚姻以离婚告终，有50%-60%的婚姻可持续。因此，如今结婚的人更可能维持婚姻而不离婚。

15. 28-32岁可能是结婚的最佳时机。

目前了解到，离婚率因年龄而异。但是，并没有线性趋势可以表明离婚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或下降。尽管如此，从统计学上看，二十多岁或三十岁出头结婚的人，离婚的可能性较小。

16. 如果夫妻有朋友离婚，那么夫妻离婚的可能性会增加75%。

据布朗大学某研究小组称，身边有离婚的朋友会大大增加自身离婚的概率。如果你是离婚者的朋友，你自身离婚的可能性会增加75%，但如果你朋友的朋友离婚，你自身离婚的可能性会增加33%。

17. 再婚的离婚率较高。

首次婚姻的离婚率为40%-50%，据再婚的统计数据显示，第二次婚姻的离婚率增加到67%，第三次婚姻的离婚率高达75%。如果说结婚使夫妻幸福，那么第三次再婚显然幸福指数会很低。

18. 离婚率可能没有反映出真实情况。

虽然近年来离婚率有所下降，但结婚率也在下降。在比较结婚与离婚的统计数据时，重要的是要根据每个时期的实际情况来统筹分析。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全国的结婚率为9.8‰，目前为6.9‰。随着越来越多的夫妻在婚前同居，使得离婚率并不能准确反映实际情况。

19. 分居并不计入离婚统计。

大多数夫妻在分居后会选择离婚，但实际情况并不总是如此。91%已分居的白人女性会在三年内离婚，但其中西班牙裔女性和非洲裔女性的离婚率分别会降低至77%和67%。由于大多数离婚统计数据均未考虑长期分居的情况，婚姻破裂的比率可能要高于离婚率所显示的水平。

20. 教育可能会影响离婚率。

婚姻失败的比率因配偶双方的教育水平而不同。在2006-2010年间，首次结婚的拥有学士学位的女性中，78%的人期望她们的婚姻至少持续20年。相比之下，49%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和40%的高中或以下学历的女性期望她们的婚姻会持续相同的时间。

21. 与教育因素有关的离婚率是否有偏差？

尽管与教育因素相关的离婚率统计数据表明，教育程度越高，离婚的比率就越低，但该数据并不全面。在结婚前获得大学学位的人可能仅比高中学历的人年长几岁。因此，教育因素影响离婚的有关数据可能受到夫妻双方年龄因素的影响，即离婚与夫妻的年龄有关，而不是他们的教育经历。

22. 千禧一代的离婚率比他们的长辈要低。

1981年至1996年之间出生的人离婚率低于其更大年龄段的人。然而，千禧一代的离婚率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该群体通常选择在较大的年龄结婚，也有许多人放弃婚姻而选择同居。由于前几代人通常结婚年龄较小，而且不太可能同居，这可能就是千禧一代的离婚率较低的原因。

23. 千禧一代对婚姻更加谨慎。

美国结婚率的下降可能并不是因为人们普遍不喜欢结婚，而可能是对结婚持有更谨慎的态度。离婚率的代际差距有部分可能是由于许多千禧一代在结婚前完成了学历教育并开始投入工作。虽然美国的结婚率和离婚率有所下降，但千禧一代选择结婚的年龄比1980年前的统计数据要高。

24. 同居会影响离婚风险。

结婚前没有同居的夫妇，在他们结婚后的前20年内离婚的可能性较小。婚前与伴侣同居的男性有49%的概率在20年内不会离婚，而婚前与伴侣同居的女性有46%的概率在20年内保持婚姻。

25. 离婚的可能性比同居者分手的可能性小。

首次婚姻在五年内离婚的概率是20%。相比之下，同居5年的夫妻有49%的概率会分居。另外，已婚夫妇在10年内离婚的概率为33%，而相同时间内，同居夫妇离婚的概率为62%。这些数据表明，已婚夫妇比同居且不结婚的夫妇保持关系的时间更长。

26. 三观不合是美国离婚的主要原因。

离婚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根据离婚金融分析师协会的数据表明，美国有43%的研究参与者认为其离婚的首要原因是“三观不合”。据统计数据显示，28%和22%的参与者提到了离婚原因与出轨和金钱问题有关。尽管养育子女的分歧、毒瘾和虐待也常被提及，但以上数据表明，三观不合、出轨以及金钱问题是夫妻离婚的常见原因。

三、美国的同性婚姻和离婚

27. 同性恋婚姻的离婚率尚不清晰。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的威廉姆斯研究所公布的数据表明，同性离婚率大约是异性离婚率的一半。但是，由于数据计算中存在错误而被撤回了。修订后的数据显示，同性恋婚姻的离婚率与异性婚姻的离婚率大致相同，即每年约有2%的人口离婚。

28. 在美国，同性离婚的数据仍然有限。

2013年，美国联邦政府才承认同性婚姻，因此有关同性离婚率的数据比较匮乏。在未来10-20年，同性伴侣的离婚率的数据收集可能会变得容易。

29. 同性夫妻的离婚率可能无法真实反映夫妻关系破裂的情况。

由于不同的州对同性婚姻的承认有着不同的方式，承认时间也不同，这对未来同性的离婚率也有较大影响。目前，同性夫妻可能在多个州注册登记结婚。当他们正式分居后，他们将需要在每个司法管辖区办理离婚。因此，一对夫妻可能会登记多次离婚，这可能会歪曲未来的统计数据。这就是为什么离婚统计数据因信息来源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的原因之一。

四、夫妻离婚对孩子的影响

30. 52%的单亲父母在某个阶段曾有过婚姻。

约多一半的单亲父母曾经结过婚。虽然有些婚姻由于配偶一方死亡而结束，但这表明有很多孩子是由离异的父母抚养。

31. 当前同居的父母中有35%曾经结过婚。

皮尤研究中心报告指出，超过三分之一的同居父母曾经结过婚。也就是说，有很多孩子是由非正式的继父母抚养或生活。

32. 离婚夫妻的子女更有可能成为离婚者。

离婚夫妻子女的统计数据表明，父母离婚的孩子将来自己离婚的可能性要高出普通孩子四倍。即使宗教、道德和社会经济因素在这一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统计数据显示，如果自己的父母离婚，孩子离婚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五、美国的离婚率与世界其他国家对比

33. 美国的离婚率高于世界其他国家。

有数据比较分析表明，美国的离婚率高于欧洲。一些欧洲国家的离婚率与美国相当，而其他国家的平均离婚率则低很多。以欧洲来说，其平均离婚率低于美国。

34. 美国是世界上离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粗略估计，美国的离婚率为2.9‰，比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等许多国家的离婚率更高。

35. 美国是世界上离婚率第三高的国家。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马尔代夫的离婚率最高，每千人中有10.97人离婚。白俄罗斯的离婚率在全世界排名第二，每千人中有4.63人离婚，其次是美国。

综上所述，美国的离婚率反映了婚姻制度的变化和普遍美国人的观点。

目前，离婚率和结婚率都在下降。这些数据表明，人们正在趋向于不结婚。

现在，无论按年份来看美国的离婚率，还是按结婚年限来看离婚率，有关离婚的统计数据都代表了社会观点的变化。虽然婚姻曾经被认为是一种必然的结合方式，但如今婚姻不再被视为必要的选择。

许多人曾预计1950年至今的离婚率会上升，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同样，今天对未来数据的预测，届时的结果也可能会令人惊讶。

谢选骏指出：最令人惊讶的是，同性婚姻的离婚率，竟然和异性婚姻差不多的高。看来真是所谓的“相爱容易相处难”。

【60、偷不着的性爱才是最好的】

《如果生命中最好的性爱发生在婚外》（劳伦斯·约瑟夫 2015年3月10日）报道：

我收到一个四十岁左右女人的语音邮件，她叫辛西娅（Cynthia），她想让我给她安排一个深夜疗程，因为她每天要在自己的法律事务所工作很长时间。她说，她在谷歌上搜索之后，发现我是少数几位似乎具有能帮助她的特长的心理医生之一。近些年，我注意到，当潜在客户在谷歌上搜索我时，他们会在大学教职员工资料中看到我的简介，我在其中把对婚姻不忠的心理研究列为研究兴趣之一。他们还在YouTube上找到一个采访视频片段，来自一部关于婚姻不忠的纪录片。由于谷歌，越来越多寻找婚姻不忠专家的人找到了我。

辛西娅的丈夫是一名成功的软件工程师，他们有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她和丈夫都有自己的事业，非常忙碌，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照顾孩子。现在他们很少有空单独谈心。辛西娅说，他们的性生活从来都不太令人兴奋。她说，她本来觉得，平淡的性生活对她来说无关紧要，她丈夫仍然很爱她和孩子们。

辛西娅从没想过自己是会出轨的那种人，直到遇见尼尔（Neal）。尼尔是她公司的同事，也已经结婚，有年幼的孩子，之前他们经常一起吃午餐。混熟之后，他们的感情加深了，超越了朋友关系。与尼尔的性爱是她一生中最好的性爱，他们相爱了。

他们都不想破坏自己的家庭，都感觉“爱”自己的配偶，尽管“不在热恋中”。辛西娅和尼尔都知道，他们会让这份恋情走完自己的历程，最终分道扬镳。辛西娅对自己的双重生活感到困惑和愧疚，期待婚外恋结束，好停止背叛。

有一天，辛西娅到公司后得知，尼尔晨跑时，在跑步机上昏倒，心脏病发作去世。她感到极为震惊，很想失控大哭，但又不能让自己这样——流露自己的悲痛可能会暴露他们的私情。

几个月过去后，辛西娅的悲痛没有减弱。她失去了一生的挚爱，感觉自己会一直痛苦下去。她需要向别人倾诉自己的感受，认定只有心理医生可能会同情她的窘境。所以她找到了我。

起初，我的工作似乎很简单：帮助辛西娅哀悼她失去的挚爱，这个秘密她不能告诉别人。但是几个月过后，我发现自己很奇怪地没有对她产生同情。辛西娅越说尼尔，我越不喜欢他。他喜欢主动拈花惹草。他对辛西娅的愧疚和迷惑无动于衷。他诱劝说，每个人在婚姻里都撒谎，撒谎实际上是婚姻幸福的关键。他让辛西娅感觉自己的疑虑是幼稚的，道学气的，而且已经过时。他辩称，不忠是弥补性爱乏味的唯一途径，而在长期恋爱关系中，性爱乏味是必然会出现的。

辛西娅并不完全接受尼尔的观点，但尼尔的话的确让辛西娅有所动摇，让她为自己的不忠找到了借口。她慢慢觉得，也许自己的愧疚是不理性的，她应该享受迷人的性爱，同时寄希望于不要被抓到。

弗洛伊德认为，人们经常把爱和性欲分开。和并不可爱的人发生极好的性爱，与值得信赖的亲密恋人性爱乏味——这两种情况都不罕见。最近的实证研究表明，表现出高度自恋的人，比如尼尔，很难把爱和性欲投入同一段恋情。辛西娅这样的人也是如此，他们是“回避依恋型的”——他们无法忍受与自己依赖的人十分亲密所带来的脆弱，为了自我保护，他们与伴侣保持一定的距离。

如果按照传统的弗洛伊德心理治疗法，我会把自己对尼尔的负面感觉藏在心底。但是依照我支持的这种更加“产生关联”的新疗法，说出你的真实感受是有益治疗的，因为这样做能让医患关系更真诚。所以我跟她说了我的想法：尼尔虽然迷人，但似乎缺乏移情能力，相比之下，她丈夫显得忠诚而体贴。

辛西娅反驳了我的看法。她说我那么说对尼尔很不公平。她坚持认为，尼尔是个非常特别的人，他被困在与“专横”的妻子的婚姻中。我让辛西娅考虑一下这种可能性：尼尔的妻子变得“专横”是因为她得无可奈何地容忍丈夫不断沾花惹草，以免家庭破裂。

辛西娅沉默了一会儿，脸上滑过痛苦的表情。她承认，和尼尔的妻子一样，她丈夫很可能也察觉到了她的婚外情。她回忆说，实际上，最近她丈夫突然对她说，如果她有婚外情，他能理解，因为他们的性生活平淡乏味。一瞬间，辛西娅从全新的角度看待丈夫，看到了他忠诚、富于同情心的一面，而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他不是愤怒地谴责她，而是巧妙地指出，他知道她的婚外情，并且表达出自己理解这件事何以出现，正等待她采取下一步行动。要是换成尼尔，他能这样隐忍、无私和关爱吗？

辛西娅决定问她丈夫是否愿意和她一起（在另一位心理医生那里）接受夫妻心理治疗，以改进性生活。他同意了，由于辛西娅的治疗重点从尼尔身上转移到了改善婚姻中的性亲密关系，哀悼爱人的工作结束了。

如果你生命中最好的性爱发生在婚外，但你仍想与信赖的爱人保持长期稳定的关系，以获得情感上的安全，那么，你会怎么做？这些年，来我这里治疗的患者中，的确有几对维持开放式婚姻的夫妻，但是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这种方式会令人感到不安全和嫉妒，甚至包括那些以为自己可能也想采取这种方式的人。

我的一位病人是一夫一妻制的忠实拥护者，他结婚很久了。当他发现自己的父母在性关系上很放荡时，感到极为震惊。总的来说，他不喜欢去想父母的性生活，尤其不喜欢想像自己的母亲和父亲之外的男人发生性关系的情景。弗洛伊德认为，儿童在情感上有占有欲，善妒，不喜欢和别人分享父母的宠爱。作为一名临床心理医生，我努力对共享性伴侣保持开放态度，但是对自己的配偶，我们大部分人在占有欲这方面跟小孩子差不多。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学会抵制诱惑，不去做出让伴侣嫉妒、不安的事情；当对方让我们感到嫉妒时，我们则要尽量控制自己的敌意，尽管我们很受伤。

谢选骏指出：人说“如果生命中最好的性爱发生在婚外”……我看“发生在婚外的性爱似乎都是最好的”，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发生在婚内的性爱就不那么好了，所以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因为人性喜新厌旧，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而偷不着的才是最好的！这是由人的贪婪想象等原罪造成的。偷不着的性爱才是最好的——所以白日梦里出现了共妻主义乌托邦！

【61、外交关系与两性关系——匈牙利是个流氓国家】

《习近平访问布达佩斯，中匈建立“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ANDREW HIGGINS 2024年5月10日）报道：

周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布达佩斯会见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这个对中国越来越警惕的大洲找到了另一个安全地带。欧尔班一直是欧盟中的异类，毫不掩饰地表达要与中国和俄罗斯建立友好关系。

和在前一站塞尔维亚一样，习近平受到了红毯欢迎，没有受到抗议者的影响。周三晚上，他的车队从机场出发，迂回进入匈牙利首都，避开了一小群西藏示威者。

警方禁止了计划于周四在布达佩斯市中心举行的抗议活动，一面悬挂在可以俯瞰欢迎会场的山丘上的一面西藏旗被中国国旗覆盖。

周四的会谈结束后，习近平和欧尔班举行了一场被称为新闻发布会的活动，但只是宣读声明，不接受提问，这是这位中国领导人喜欢的一种形式，他总是避免没有事先起草讲稿的媒体见面活动。

他们承诺将两国业已友好的关系提升为“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与欧盟——匈牙利是其成员国——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经济竞争对手和系统竞争对手”的看法截然不同。

欧尔班因在乌克兰问题上推行所谓“和平政策”——实际上是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屈服，以避免进一步的流血冲突——而受到许多欧洲领导人的抨击，他对“中方为推动和平解决所提出的方案”向习近平表示了“特别感谢”。

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而且根据美国的说法，中国还向俄罗斯军队提供卫星图像，以及战斗机零件、微芯片和其他军民两用设备，从而帮助俄罗斯军队继续攻击乌克兰领土。

“我们的声音，匈牙利的声音，在欧洲是孤独的。今天，欧洲站在战争的一边。匈牙利是唯一的例外，我们呼吁立即停火并进行和平谈判，”欧尔班说。他对中国去年宣布的措辞模糊的和平计划表示赞赏。

在乌克兰问题上，匈牙利和中国除了呼吁和平之外并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宣布，因此两国将重点放在经济合作上。匈牙利外交部长西雅尔托·彼得宣布了18个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一条从布达佩斯市中心通往国际机场的高速铁路，以及一条穿越全国的新铁路线，用于将中国计划在匈牙利东部建立的工厂生产的电动汽车、电池和其他产品运往西方的欧洲市场。双方还同意在核能项目上进行合作。

在由欧尔班所在的执政党青民盟控制的《匈牙利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习近平大谈自己与匈牙利领导人的“深厚友谊”，称匈牙利是他所称的“黄金航道”中值得信赖的“伙伴”，将两国关系带入了“历史最好时期”。他指出，匈牙利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投资的第一目的地”。

这位中国领导人抵达布达佩斯，标志着欧尔班从一个由匈牙利裔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资助的反共自由主义煽动者转变为中共领导层在欧洲最狂热的崇拜者和保护者之一，这是一场漫长而稳步的转变。

2000年，在他担任总理的第一个任期内，欧尔班在布达佩斯会见了西藏流亡领袖达赖喇嘛，但如今他在欧盟内部坚决反对就中国的西藏、香港和西部地区新疆（受迫害的维吾尔少数民族的家乡）政策提出任何批评。

2021年，匈牙利阻止了一项批评北京镇压香港抗议活动的声明，从而激怒了欧洲集团的其他成员。匈牙利一再努力淡化对中国人权记录的任何谴责，欧尔班指责欧盟领导人对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的“轻浮”行为，他认为中国对欧洲未来的繁荣至关重要。

布鲁塞尔研究机构俄罗斯、欧洲、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特蕾莎·法伦说，欧尔班已经成为“中国在欧盟的得力助手，可以阻止或淡化他们不喜欢的任何事情。为了帮助中国，他在布鲁塞尔动用了大量政治筹码。”

匈牙利已经是德国汽车制造商的主要中心，现在正在寻求中国投资，将自己打造成欧洲首屈一指的电动汽车、电池和其他新技术制造中心。

中国电动汽车巨头比亚迪去年12月宣布将在匈牙利建立一家装配厂，这是该公司在欧洲的第一家工厂。中国另一家大型电动汽车公司长城汽车正在考虑在匈牙利建一家更大的工厂。

欧尔班是唯一一位参加去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世界领导人聚会的欧盟领导人，与会者还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那次聚会是为了庆祝中国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也就是习近平最为看重的外交政策倡议。

习近平在《匈牙利日报》上的文章中表示，中国希望与匈牙利在“一带一路”项目上密切合作，并承诺“加快”布达佩斯和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之间高铁的建设。这条铁路是中国在该地区的旗舰基础设施项目，但在五年的建设过程中一直受到监管和其他问题的阻挠，进展缓慢。

2011年，欧尔班和他领导的一度强烈反共的青民盟开始向中国倾斜。在他第二次担任总理后不久，他宣布了名为“东方开放”的新外交政策方向，旨在吸引来自亚洲的投资，主要是来自中国。

“青民盟及其选民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布达佩斯科维努斯大学研究匈中关系的专家塔马斯·马图拉表示。但与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强烈支持中国的塞尔维亚不同，“匈牙利的大多数人并不是中国的坚定支持者，”他还说。

由于他的政党牢牢控制着匈牙利大多数新闻媒体，欧尔班成功地压制了国内对中国的批评。但在与他的美国仰慕者之间，他还面临着微妙的平衡，这些仰慕者里包括前总统特朗普，后者已将抨击北京作为其国内政治信息的核心部分。

与特朗普结盟的美国组织保守政治行动委员会在布达佩斯的一场年度会议上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绕过中国问题，转而把重点放在其上月发布的最新宗旨，即建立一个“向往和平、反全球化力量的联盟”。

谢选骏指出：人说习近平访问布达佩斯，中匈建立“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看外交关系不比两性关系……甜言蜜语可以用于私密的两性关系，但是用于公开的外交关系，将会触发混乱的国际困惑！更加何况，匈牙利是个流氓国家，中囶和她乱搞“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无异于承认自己也是流氓了。

【62、为何说“孔子奴性深”】

《儒家思想催生了中国人的奴性》（森森 读者投稿刊登在 2006 华夏快递kd060612.）报道：

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中国人浓重的奴才意识和奴才思想（统称奴性）是共产党得以在中国实行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

奴性作为中国人人性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为何如此根深蒂固？我以为与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密不可分。或者可以说，正是儒家思想培育了中国人的奴性，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奴才。

“三纲”奠定了奴才思想的架构

先看看董仲舒的“三纲五常”。虽然它也讲仁、义、礼、智、信这些人际交往的规矩（即五常），但是它的三纲是根本。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臣子必须无条件绝对服从君王，妻子必须无条件绝对服从丈夫，儿子必须无条件绝对服从父亲。后来的儒学鼓吹者更进一步发展成这样的行为规范：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夫虽不夫，妻不可以不妻。也就是说，君王（或总书记，或教主）其行为不论有多荒唐，作为臣民的只有忠心跟随的份儿，绝对没有任何怀疑或批评的权利。

这样的思想，不但彻底抹杀了任何可能存在的批判精神，还是把全国臣民变成了君王一人的奴才。而儒家思想的所论述的“君权天授”，更是赤裸裸地彻底剥夺了人民的参政权利，使得君王可以凌驾于全国人民之上作威作福不受制约。这种思想基础，正是共产集权主义者求之不得的温床。当年毛泽东一人就可以胡作非为，追随者无人胆敢提出批评意见，制度上也不存在任何制约因素，这不正是儒家思想最经典的杰作吗？

等级观念造就了不平等的社会

儒家思想更卑鄙的理论还在于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而且这种成分划分是与生俱来的。共产党搞的那些阶级成分划分，正是儒家思想的“革命版”。而目前的中国，农民的孩子一出生就只能有农村户口，在医疗、教育、就业等各方面的生存和发展机会都远远不如有城市户口的孩子。至于那些高干子弟比普通民众的子弟有更多的机会在官场上发迹这一事实也是有目共睹的。这种论出生、论血统的伦理思想从哪里来？还不就是从儒家思想来的。

孔子的训条扼杀了人民的创造性

儒家思想最窒息人性的，要数孔子的这个训条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说，没有统治者的允许，人民是不能去看、去听、去说话、去行动的。

在民主社会里，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所指明的条款，人们就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看他们想看得东西、说他们想说的话。如果人们做的某些事情会引起新的社会问题，那么新的法律条款就必须因应而生。在新的法规出台之前，人们的行动应该不受制裁。所以文明国家里的法律是对人们行动的具体制约，而不是指明人们如何行动的行为准则。孔子的教条与此恰恰相反，它规定人民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符合皇家贵族们制定的行为规范，它是束缚人民行动和思想自由的枷锁。而共产党在中国的专制统治正是得益于这个思想。长期以来，全国人民只有与中共中央统一思想的份儿，只有与中央保持一致的份儿，只有按照中央的规定说话做事的份儿，而绝对不允许怀疑和批评中共中央。

孔子的这个思想，不但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性，还为统治者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奴才。而且许多奴才还是名声显赫的人物，例如茅盾当初就紧跟中共去批斗地主，巴金当年也拍着中共的马屁去批胡风，那个钱学森就更荒唐，居然为了讨好中央而搞出一个水稻可以亩产万斤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至于郭沫若在1949年之后写的许多诗文早已成为世人的笑料。

“忠孝”所包含的思想糟粕

再来说说儒家提倡的忠孝。如果是对国家的效忠，比如岳飞的事例，那当然比效忠一个政党或效忠某个“伟大领袖”更符合人民的利益。象岳飞这样的军人，在文明国家里都是要效忠国家的，这是军队国家化的结果，是家常便饭，是最基本的要求，根本就不值得大书特书。相反，在中国历史上，军队往往都是效忠当朝皇上的，所以岳飞的故事才显得与众不同。

对于那个“孝”字，其中的糟粕路人皆知。儒家所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今如果有个女人因为身体上的疾病不能生育，或者她根本就不想生育，你能指责她最为不孝吗？这儒家思想分明就是要将女人变为没有自尊又没有自决权的生育机器。其荒唐、反人性之意不言自明。

以期盼明君来麻痹人民

《大学》里有这么一段：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后人简述而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可是在中国三千多年有史书记载的历史上，哪个帝王统治者是靠自己的修身养性来治理国家的？哪个帝王不是靠军队杀戮、血腥镇压、恐怖统治、甚至焚书坑儒来坐稳其帝王交椅的？

对于当权者而言，如果其权力来源不是来自人民的授权，如果其权力不受限制，任何一个人去当权，不论其修身养性的层次有多高，结果一定是个独裁者，甚至是个暴君。

世界上也有不用靠血腥镇压、不用靠屠杀人民、不用靠恐怖统治而上台的政府，但这些政府多数出自不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欧美国家。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即使自身的涵养不太完美，象克林顿还乱搞男女关系，但是国家却可以治理得井井有条、人民安居乐业、生活自由自在。

为何会有这样的天壤之别？事实已经一再证明，强调个人的修身养性是绝对不能造福于人民的。

不单单中国的历史，即使在世界历史上，在实施民主制度之前也没有哪个帝王是靠个人的修身养性来治理国家的。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把帝王的权利交给人民，让人民来决定谁当国家领导人，并有权更换不合格的领导人。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确保长治久安、天下太平、人民自由、社会进步。

儒家思想片面强调人的修身养性，极具欺骗性，而绝口不谈那些不受制约的皇权正是产生腐败和荼毒生灵的根源。其实，真正可以使天下太平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民主的社会制度，不是个人的什么修行。正是与民主制度相对立的专制制度导致了人的堕落、暴君的肆虐、人民的惶惶不可终日、以及对人民创造性的严重压制。

儒家思想一直提倡“君权天授”，而不是“君权民授”。为了让人民有个盼头，它告诉人民：如果君王也修身养性，天下就会太平，人民就会幸福。它的目的是麻痹人民，让人民整天做梦，永远期盼出一个修身养性层次极高的“明君”，却不让人民直接参政、不让人民选择心目中最佳的君王人选。可是中国历史上出过几个明君呢？确切地说：一个也没有！但是人民就这样在儒家思想麻醉之下期盼“明君”期盼了几千年。我不得不承认，儒家思想是中国最成功的精神鸦片。

专制制度不但充分利用儒家思想，还篡改歪曲儒家的部分论述来为其服务

对于帝王而言，任何有利于集权统治的思想都是求之不得的。既然儒家思想有浓重的奴才意识，历代帝王崇尚儒学也就顺理成章了。非但崇尚儒学，更有把儒学断章取义者，如把《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中的一句牢骚话“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变成这样一个集权统治的理论依据而流传千百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总结

总而言之，儒家思想是催生奴性的思想根源，对中国千百年来专制制度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被儒家思想深重毒害的中国大陆，正是产生邪教和发展邪教的温床。中共在形式上虽然也批判过儒家思想，但是中共的专制统治正是得益于许多国人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奴才意识。

最近，新加坡的李光耀也提出要新加坡人民学习儒家思想了。因为他看到民主是全世界的大势所趋，新加坡新的一代人民对自由的追求正得到越来越多文明的西方国家的支持。他数来数去，也只有中国的封建糟粕儒家思想可以挽救专制制度了。

当然，我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儒家思想，毕竟儒家思想也有一些精华部分。至于如何吸取儒家思想的精华就不是本文的任务了。我只想强调，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现代文明社会所提倡的价值观在儒家思想里几乎找不到。我们这些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一代人，学习外来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观念也是很困难的。但是人类社会总要要向前发展，中国社会也是一样要向前发展。中国人当了几千年的奴隶，如今也已经厌烦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陆人开始用实际行动捍卫自己的公民权利，他们是中国的希望。

谢选骏指出：儒家的奴性，和孔子的关系何在？我看与“孔子是‘野合’的产儿”有关。这不能怪他，要怪也只能怪他的父母。但是，孔子为了在传统秩序之下给自己正名，就处处以礼教的代言自居了。这也不能怪他，要怪只能怪时代环境。所以他当时的人嘲笑他脱离现实是不明就里——孔子其实非常现实的，甚至极其精明的……他的学说，不是曲线救国，而是曲线自救。

我说孔子奴性，指的就是他极力吹捧压迫他的等级制度，其实呢，他自己不过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但是他的曲线自救还是发挥了作用，因为没有一个“非野合生子”好意思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候如此正经八百地“不忘初心跟党走”的。所以等到天下大定之后，当官的终于把他捧了出来，如获至宝，一捧就是“两个帝国周期”——前汉后汉、前明后明（后明，这是我为“冒称为明复国、实则窃取中国”的满清政权的历史名称）。

奴性大有用处！否则要雷锋干嘛呢？孔子不就是一个“古雷锋”吗？孔子其人，就是文武周公的好学生，尽管孔子是殷人后代，但是他“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了——像不像一个十足的“殷奸”。

在这种意义上，后来投靠金元清的“衍生公”们，确实传承了孔子的衣钵，而不仅仅是汉奸贱狗。

为何说“孔子奴性深”，以此也。

《古人奴性思想严重，儒家是首要帮凶？易中天：就是一场大型PUA秀》（2020-05-03　刘宅宅）报道：

过去梁启超说，中国历史，乃是三千年专制史。五四以来，无数人对儒学恨的“咬牙切齿”，核心原因就在于认为，儒学被利用为一套奴化民众的洗脑术，导致国民心中的始终无法解套，所以必欲“打倒孔家店”。

奴性

的确，我们的儒学思想，自董仲舒巧加改造、汉武帝挪用独尊之后，就被那些封建统治者当万能大法一般大力推崇，成为佐证他们“合法性”的理论支撑，更成为了他们牧民、辱民、培养奴才的无双利器。1897年，谭嗣同写《仁学》就说，中国“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而“黄种之所以衰，虽千因万缘，皆可归狱于儒法之道”。

现如今搞“国学”的，总爱说儒家与自古以来的奴性现实没啥关联，可除了儒学，那能与什么学有关联，能撇的一干二净吗？

我想，唯一需要补充的是，原始儒学也确非“成奴之学”，也特别独立人格，也热衷宣扬抗暴精神，标榜的是杀身成仁，对奴化与专裁都极为警惕。

推尊

我们的儒学老祖宗，即孔老师本人，就非趋炎附势，只知歌功颂德之人，他也是有骨气的。鲁迅说他纯一“圣之时者也”，还是偏激的。实际上，孔老师对彼时社会及特权寄生者，痛斥远多过奖饰，尤其是对还活着的统治者，他基本没好话，时常当面怼，一辈子充满批判精神——混的不大好也是因为不愿无耻地合作。

可问题在于：“孔子以后，儒分为八”，主流的儒学，逐渐彻底堕落为一套奴化功能深藏的意识形态。那些儒生，如叔孙通等等，有奶便是娘，遂为权力所收买与利用，此即梁启超所谓的“陋儒误解经义，煽扬奴性”。所以，孔子以后儒学，我直接称为“帝国儒学”或“奴化儒学”。

这样的奴化儒学，可说儒学最核心的一流脉，且越到后来，越成为主力。实事求是者理当承认。你不能好的都抢功给儒学，孬的就拒认，说都是别家的谬种，对不对？

可稍微武断地讲，自秦制取代周制以后，中国封建教育系统，大体都是在贯彻一套愚民化、奴民化的方案。而儒学是其中成本最低、最见效的洗脑术。

儒学本是诸子学之一，统治者如此热心独尊它，不惜让海内所有智识者的大脑，都每天笼罩在“子曰诗云”之中，其核心目的，体面说来是“文治天下”，说穿了不过就是明人李贽讲的，“不过诱你作他奴才耳”。这是一场大型PUA运动。

就像前所言及的，本来以仁心为主导的、同时骨架是刚健的、抗暴的儒学，被统治者看中并国家化后，实际早被抽髓换骨， 转化为奴性价值观的培育与灌输，历代儒生、读书人、士大夫，在欢欣雀跃的不自觉中，日益成为给自己、也给国民洗脑的中坚力量，沦为王权门前的“看家狗”。鲁迅说他们，歌功颂德惟恐人后，奴化民众不遗余力。

这套儒学\儒术，如顾准当年所说，压根没有“自治”的思想资源，内部也生发不出多元、独立文化的启蒙因子，主导思想就是压制与奴化：比如，“夫为妻纲”、“守节殉死”、“男尊女卑”等纲常礼教；比如，“贤愚贵贱”的不平等观，“各安其位”的森严等级观念；

比如，它所傲娇的“君子之治”，实际是用“政刑”、用“德礼”去禁锢民众思想；比如，“四书五经”强疏灌性，切断多元信息源，实际是以行政手段圈养民众，禁锢他们生活，及大脑所思所想；比如，封建帝国对任何稍微离经叛道的言行，都加以无情诛罚、对所有怀疑批判精神，几乎都予以肃清，“思想言论犯”遍地开花等等。

可以说，千百年来，封建王朝治下，从来只有“子民”而无“公民”意识。民众都是日夜手持这一套成奴教材，为不二课本，为真理所在，为言行导航，万口一辞地摇头晃脑，千人一面地磕头捣蒜，从此造成了奴化思想渗入民众骨髓，所有国民“不可一日无君”，思想文化为“独夫民贼”永远垄断的可悲局面。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举国奴化局面，儒学作为其思想帮凶，责无可逃，罪无可恕。也正是此种表面上极其整齐划一、思想一统的社会，每每成为每一个封建帝国，天下不安的前兆，乃至土崩瓦解根源。

由这也可见，中国封建王朝，也并非一点都不关心民众的教育问题，它们有时也会热心供予各种公共产品。比如，断章取义后的儒学教育。

只是说，封建统治者所大方赐给的这些公共教育，侧重点依然在于识文断字后封闭化的奴化教育。他们用心直接教你君臣主奴的光荣，却压制你独立思考与胡思乱想。你若是觉醒过来，反思下王权的合理性，与家天下的荒谬，对不起，大刑伺候。

这种统治者，更不会培育你的公民意识、主人意识、独立意识、人的觉醒意识。可以说，历代王朝能如此成功地，跟培养韭菜一般，孵化出一批又一批乌压压的麻木“看客”，儒学功劳最大，简直“功不在禹下”。孔夫子何尝想“吃人”，其思想偏偏被删改为“人肉筵席“上的朗诵诗。

封建时代的统治者们，及其豢养的儒生们，太擅长太娴熟地，利用儒家思想中的奴化养分，去维护与巩固他们的统治了。这套鬼把戏，鲁迅嘲为“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可惜，这套手法，被看穿也已经是晚清时代了。似乎是严复说的了，“取古先儒言论之最便于己者，作一姓机关之学术; 利于民者，辟之为邪说;专以柔顺为教，养成奴隶之性质，以便供己轭束役使之用”!

封建统治者为什么这么仁慈，也要教人读书、劝人念儒学呢？很明显，要是治下子民，都能有些知识、有些技能，同时习惯服从，认同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等，无需思想，愿意干活，那么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就会大大提高，每个人都会尽可能地兑换出自己的“剩余价值”，这是他们最喜闻乐见的。

因为，只有如此，社会才能繁荣，国家才能稳定，政权才能长治久安，而他们也才能尽情挥霍。

这个从现代政治学上解释，就是在说，封建统治者们，最害怕的并非群众的不满，而是都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子民

民众一旦真有了“主人翁”的精神意识，就会动辄质疑权威，让享权者地位岌岌可危。何以至此？道理也很显豁，与流行看法恰恰相悖的是，民众的不满并不会致使造反，甚至一定程度的贫困不均反有助封建政权的巩固：盆满钵满的特权阶层，只会维护现状不会参与造反；而在社会底层泥泞中挣扎的穷人，满脑子都是如何谋生，怎么填饱肚子，怎样让家人免于冻饿，更没心情与余闲去折腾。

也就是说，真正动摇封建王朝专裁统治，对其足以构成釜底抽薪式的威胁的，倒并非武力，而是独立与批判思想——任何武力其实也都是被“思想”所煽动起来的。是以，封建王朝史上，一些儒学士大夫一旦有了点“从周仇秦”的情绪流露，基本都要被王权所无情肃清。而奴化教育，则继续以各种变形记形式持续渗透，潜移默化，一点一滴。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统治者也无法解套的矛盾在于：任何一个王朝的崩盘，往往都是因为培养出过多的分子所导致的：假设有很大比例的民众，通过阅读，或通过交流，竟然也能独立思考了，不约而同地发现了自己被“奴化”的事实，那王朝早晚是撑持不下去的。一个经典的案例，是正如著名学者大卫.科兹，在他那本名著《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所揭示的：

智识

当初强大的“战斗民族”之所以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并非民众生活不下去了，而是权力松散后的独立判断能力增强了，对各种现状很不满，主动放弃了对原有权力层的支持。

大众

也所以，中国历代王朝，一旦政局平稳、人心，统治圈必然会再度启用儒学，继续贯彻那一套奴化教育，形成周而复始的循环。

思定

也因此，中国封建社会，似乎永恒地困在了传统儒家文化的局限，与惯性之中。社会无论再怎么发展，太多民众的大脑，始终都还停留在“圣人之治”的幻想之中，于民是去不掉子民化的奴性思维，于国是总不能开拓出一条新路，在机制上除弊兴利，走出文明化的游戏规则，脱掉秦制的破衣裳。易中天所说的“巨无霸PUA秀”也就无法中断了。

“百代都行秦政制”。正因为不去反思，所以古代中国的教育系统，以及此制下涂着香奈儿乐呵呵的子民，就一定还是封建王朝与奴化思想残渣合成的怪胎。

谢选骏指出：诚然，孔子的奴性比董仲舒以下的儒家少得多。这是因为孔子生在一个多元化的“公议社会”。所以，春秋时代的孔子，其奴性恐怕多于战国时代的儒家。而董仲舒以下的多数儒家，尤其是两汉与明清的儒家，都是帝国压榨的废垃不做奴隶不得活命。为何说“孔子奴性深”？因为他可以自由却拒绝了自由，而标榜“克己复礼”。他这是想“傍大款”呢？

刘家人@liu_jiaren Replying to @xxj2040：

孔子当时，天下不归杨即归墨，他远谈不上一支独大，当权力重新发现并定义了儒家后，董仲舒的歪楼奠定这片土地上持续至今的斯德哥尔摩灾难。

以上，先生知道。

我要说的是，孔子毕竟不同于钱学森的亩产一万斤，他是个探索者，不是个权利的附庸，我们也无法判断他的内心，是不是渴望附庸，不能诛心还是。

谢选骏指出：对于古人，我们搁置判断是最好的。但是，我们搁置判断古人却胡乱判断今人了，奈何？处境尴尬，所以逼得我们不得不做判断了。

【63、我看劫匪的两难性】

《党的调适性措施的困境：中共的生存策略》（'译者'转载 Add comments 原文：Dilemmas of Party adaptation: The CCP’s strategies for survival1）报道：

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种严峻的两难处境：如何在维护政治体制的列宁主义性质的同时继续领导经济的私有化。中共寻求去维持其对政治性组织的垄断地位——这是列宁主义的标志——即便是当它促进市场中竞争的增加时，这种局面也没得到改变。相反，大多数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当前的情况是不相容的，并预料某种形式的政治变迁将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的自由派改革者，以及许多外部的观察人士，预测经济自由化，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将不可避免导致中国的民主化。中共党内少数残余的左派人士则警告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创造出了将不可避免导致亡党局面的经济和社会变迁来。 迄今为止，中共一直都无视这种认为其会灭亡的预测。事实上，中共希望通过这类变迁提高其支持度并且合法化其作为中国执政党的地位而不是导致其灭亡。

中共的改革政策尽管曝露出诸多严重问题。其中一些是1949年后人民共和国的一般特征，而其它则是后毛泽东时代特有的问题。但“是依靠民众支持还是依赖政治技巧”这个问题自50年代初直至现在一直都是中共内部忧虑及内斗的根源 。在整个后毛泽东时代，该党一直在思考如何在保持政治控制的前提下，满足经济体制开放的要求。早在进入新世纪之前，工人不满，干部腐败，中央无法监督及强制地方落实政策的问题就已经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近年来，诸如大规模下岗、拖欠工资、过重的税费负担、以及猖獗的腐败等由于经济私有化所造成的新问题，已经开始引起经常性的、涉及范围广泛的抗议，并导致对国家稳定性与中共控制能力不断增长的怀疑。然而正如本章要说的，尽管有这些挑战，但中共仍拥有许多政治和现实的优势，使之能够生存下去。列出中共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后，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意识形态的一贯性值得关注，尤其是在实用主义主导了党的政策 走向而专家治国成了其领导层的标志时。但中共，至少其某些领导人仍然认为，党需要某种意识形态作为它继续统治和进行经济、政治及机构改革的理论基础。在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问题会决定政治生存甚至个人的福祉，中国公民和外部观察家都小心关注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和公式化的宣传。而在放弃了将阶级斗争作为党的最高目标并实际上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后，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兴趣已理所当然地逐渐减弱。虽然如此，该党仍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宣传思想创新，强调他们的改革议程与其传统目标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是多么的一致，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正好相反。此外，对意识形态的关注也使得党内基本矛盾暴露了出来。正如这里要说的，尽管大多数党员坚持认为调适对党的生存必须的，但一小部分顽固派坚持认为这些变化正在削弱党并侵蚀其统治的合法性。 

中共发现它面临着众多为引起重视相互竞争的要求。根据这些要求的性质，其应对方式也各不相同。 一方面，该党对经济性的要求一直是宽容的。作为一种整合其自身与有助于国家经济现代化的个人和团体的手段，它已经为各行业，特别是工业和商业组织建立了协会。除了这些制度性的纽带，它还推行一种发展新成员加入该党的吸纳策略。不再只是农民、工人和士兵“三个革命阶级”的先锋队，中共现在宣称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所谓的“三个代表”）。它们反映了中共使自己适应中国经济与社会环境变化 的努力。与此同时，中共继续镇压另外一些它认为威胁其执政党地位的有关政治改革和自由化的要求。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较之毛泽东时期，当前的政治氛围更显宽松，受到的强迫也较少，但对那些反抗中共的威权统治、挑战对个人及政治自由的限制的政治活动家来说，中共的手段仍然是相当强硬的。2

总之，中共的调适战略反映了Jowitt 所描述的列宁主义政权“纳入”的阶段。3 在不放弃对合法政治组织的垄断地位的情况下，该党一直试图更具包容性，吸纳更大范围的社会集团，减少对其传统支持基础的强调，以及对还有着残余影响的革命理念的信奉。 尽管东欧各国执政的共产党多是由苏联强加的，并因此在许多人看来缺乏合法性，但 中共是通过本土革命推翻不得人心的政府而执掌权力的。中共的形象并没有如东欧共产党 甚至国民党（KMT）在台湾那样给人留下外部占领势力的印象。结果就是虽然其根基的健康度与可行性正在受到不断警告，但它并不需要为了“扎根”（sink roots）于社会而进行调适。尽管党的政策与实践在今天可能并不受欢迎，但它当年是凭借着切实的广泛支持上台掌权的。

它继续排除和镇压那些对其权威构成挑战并驳斥其“伟大、光荣、正确”讲法的势力，这一点已经由Vivienne Shue在本书第一章指出了。正如Stepan所认为的那样，一个国家可以在同一时间追求结合了包容性和排他性的政策，这无疑就是中共一直采取的做法。4

这些中共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多面性，其优点值得更深入的了解和赞赏。虽然强迫和压制仍是当代中国政治现实的一部分，但它仅是这个现实的一部分。中共放弃了控制经济和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企图，而且，随着后毛泽东时代的自由化，它也放弃了允许它这样做的工具。5 作为替代，它采用了更灵活的做法，在某些方面宽容，但在其他方面仍然高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适应变化的努力，事实上，可能会适得其反。这是进行机构改革时常常面临的困境：现在的变革将导致复兴还是进一步的恶化？ 

本章将按下列次序讨论这些问题。首先对允许中共持久地作为中国执政党的因素进行讨论。其次描述该党与社会之关系的发展演变。此处着眼于发展党员方面的变化，这反映了中共与社会关系的发展演变，以及其建立与特定社会阶层新的制度性联系的努力。随后，本章将近距离观察作为中共战略思考及其政策指导的“三个代表”的口号。最后，我将简要讨论一下党保持其传统方式对待其他社会部门的领域，讨论党如何把这些社会部门排除在外并镇压他们进行有组织政治活动方面的尝试。

中共统治方式的持久性特征

然而，中共的生存并不仅仅是政治高压的结果。它拥有允许其继续保留权力的其他优势。最重要的是，中共在1949年革命的胜利使其得到了一定的合法性，尽管此后经济增长目标已经取代了党的其他大多数目标。然而，它仍然有残留的影响。相反，在东欧执政的共产党大多是由苏联压加的，因此在其治下的许多人眼中缺乏合法性，中共则通过本土革命推翻不得人心的政府从而掌握了权力。中共的形象并没有如东欧共产党甚至国民党（KMT）在台湾那样给人留下外部占领势力的印象。结果就是虽然其根基的健康度与可行性正在受到不断警告，但它并不需要为了“扎根”（sink roots）于社会而进行调适。尽管党的政策与实践在今天可能并不受欢迎，但它当年是凭借着切实的广泛支持上台掌权的。

中共能够维持其中国执政党的地位首要原因是其垄断了合法政治组织的控制权，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禁止可能挑战中国共产党的竞争性组织形成，该党严格执行了这项禁令。其最生动的体现是中共在1989年拒绝承认学生和工人自治联合会，并一再打压渴望自治的工会，中国民主党，以及精神和宗教群体，如法轮功，家庭教会（请看本书中由Teresa Wright所写的第6章 以及Shue所写的第1章）。由于无法在国内成立异议组织，大大提高了集体行动的成本并降低了成功挑战的可能性。6

除了源自本土这一剩余价值以外，中国共产党同时还从具有广泛认同度的下述观念中获益：党是阻止国家分裂和政治动荡的最好也是唯一的捍卫者。不管是国家还是社会的成员，都摆脱不了突出的与深层的恐惧。政治抗议和政权更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动荡和不确定性。中共可以用追求稳定的文化偏好抹 黑那些试图挑战其垄断权力的人。这也是中共在社会层面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原因。如同Peter Gries 与 Richard Kraus所指出的那样（分别在第9章和第10章），在抛弃了阶级斗争和其他共产主义目标后，它从维护国家统一与稳定开始转而激发民族主义渴望。

中共还受益于能带来支持的物质资源。如它高效的恩庇机制。中共仍然垄断着许多重要职位，不仅政界，商界和学界也是如此。随着经济私有化的进行，中共控制的企业管理职位虽较以往有所减少，但总量仍是可观的。党员仍能够较容易地 获得经商和投资机会以及出国旅游许可等重要资源。这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它一方面让某些人分享到了甜头，另一方面也为中共带来了极少关注集体福祉的腐败和自私形象。

由于认识到了党是唯一的选择（the only game in town）以及党员身份对实现诸多职业目标的帮助，日益增多的年轻知识分子和私营企业主纷纷要求加入中共。这也许让人惊讶，因为这类精英是靠自己的努力获 得学业和商业上的成功的。尽管有些人出于坚持原则以及担心党员身份会限制自身选择而不愿加入中共，但出于现实原因，其他人仍愿意加入中共，这是因为党员身 份能够带来特权，尤其是对担任行政职务而言。8 最近，将具有更高的学术或商业能力的人吸纳为党的干部的做法为专业和商业人士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些人不是中共的传统支持力量，但中共却认识到了他们 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目标过程中的重要价值。中共对外宣传，申请入党人数不断增加以及寻求得到录用的人的履历都说明了党具有可持续的活力。尽管这可能是出于自 利型的误读，但党员人数的持续增加是毫无疑问的——从1982年近4000万增加到了2002年的6600多万。

简而言之，由于垄断了政治权力，中共仍在执政，它是一个中国土生土长的政 党，它能为自己的成员带来切实的好处，也成功地从社会上现代化的部门吸纳了新成员。这些并不是静态的因素，中共在保持与社会的相关性方面并 不是被动的。在本节后我们将看到，中共一直都在转变其自身组织及其与社会关系的形态，以调适其自身来面对它发起的改革所带来 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而中共的未来前景很大程度上取正决于这种转型是否成功。

统合主义与吸纳：中共的纳入政策

进入后毛泽东时期以来，为了推进经济现代化，中共抛弃了 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政策和群众运动。基础工作重心的转变使中共的组织以及中共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同等的变化。与毛泽东时代在党员录用 和分配工作中强调动员技巧和政治可靠度不同，新的经济现代化取向重视党员尤其是干部的实际能力和专业知识。为了给更年轻的技术官僚让位，文化大革命的受益 者被清离职位，甚至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也很快退休。9

中共在工作重心和成员方面转变产生了 引人注目的变化。拥有高中以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党员比例从1984年的17.8%上升到2002年的52.5%。在中共中央委员会，拥有大专学历的党员比例 由1969的23.8%增加到1982年的55.5%，又增加到了2002年的98.6%。 有技术背景的（即科学、技术、管理）委员比例由1982年的2%增加到1997年的51%。在县以及县以上层级，拥有大专学历的党员比例也从1981年的 16.4%增加到了2001年的87.9%。10

中共转变形态最为显著的标志在于：曾经是中 共主要成分和支持者的农民和工人如今已成了党内少数群体，这是对中共意义最大的转型。农民和工人党员的比重从1994年63%跌至2003年的44%。这 种下跌不仅是相对数量的，也是绝对数量的——在短短10年中从将近3400万跌至不足3000万。11新吸收的农民和工人党员的数量无法抵消现有农民、工人党 员退休和死亡的数量。中共不再优先关注曾为之进行革命的从属阶级，转而接触在自己发起的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技术、专业、商业精英。由此，中共重新塑造了自身 与社会的关系并以此反映它当前的工作重心。

在后毛泽东时代一开始便宣布阶级斗争的终结，中共此 举暗示着它与社会的关系将会更加和谐。与已为人熟知的毛泽东式的意识形态动员和强制手段不同，中共使用了一种双面调适策略：创造新的制度来连接国家与社 会、吸纳新精英入党。12在中共看来，社会不再是试图推翻自己的阶级敌人活动的场所，而是经济现代化所需的才能和抱负的源头。尽管仍在打压自己眼中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敌视政权 的人，中共却试图与同自己有着共同经济目标的人进行合作。

中共新的 纳入政策的第一个要素是创造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新制度。自19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中国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商会、专业协会、体育与兴趣俱乐部等新社会组织。13新组织的频频涌现使一些观察家开始思考中国公民社会的潜在力量。然而，这些新组织基本上不具有公民社会所需要的自主性。相反，它们与国家的关 系更适合从国家法团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它们的成立须经国家的许可，并由此得到所在领域（至少在其所属地区）的垄断代表权；甚至许多这类组织的领导层中都有 党和政府的官员。这种统合主义的策略并不是旨在抛弃党的控制而是通过更有弹性的手段来加强它。随着中共在中国公民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频率逐渐下降，上述组织 以更间接的控制手段取代了毛泽东时代直接而带有强制性的控制手段。

中共调适策略的第二个 要素是吸纳新的社会精英，尤其是专业、技术精英和私营企业主。考虑到中共专注于经济现代化的目标，该策略是合适的。上文已提到了中共吸纳具有高教育背景的 成员的成功之处。尽管中共自1989年8月起拒绝私营企业主入党，但地方官员总是千方百计绕过这一禁区。某些情况下，为了在技术上回避“私营企业主”这一 称呼，他们称这类人为个体、集体或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管理人员。此外，还有的地方官员直接将禁令抛在一边，声称将受惠于党的政策的人排斥在党外是不公平的。 对于地方官员来说，由于推动经济增长是考核工作绩效的重要标准，他们纷纷与能推动经济增长的私营企业主合作。私营企业主中的中共党员比重从1994年的 13%提高到了2003年的超过30%。然而，并不是所有“红色资本家”都被吸纳入党。很多中共党员，尤其是党政官员，在入党不久后就开始经商。如果没有 这一禁令，愿意加入中共的私营企业主无疑会更多。

当江泽民在纪念中共建党80周年之际宣布解除这一禁令后， 被中共吸收入党的私营企业主有望增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江泽民的提议再次激起了对共产主义政党吸收资本家入党正当性的争论。甚至在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上正式废除这一禁令后，也没有出现企业家入党的风潮。许多企业家由于中共的腐败形象和对入党好处的怀疑而失去了入党的兴趣。此外，在十六大之后，中共的新一代领导人，特别是胡锦涛和温家宝，已经不留痕迹地将党的关注重心由江泽民所关注的新精英们身上移开，而转到了党的传统基础（工人、农民等弱势阶层）上。党如何来平衡持续的经济改革造成的赢家与输家的利益，将成为对其调适性与再度将自身统治合法化能力的一次检验。

过去二十年来的这种统合主义（corporatism）和吸纳的策略已经削弱了党传统上对于党建问题的重视。中共从“三个革命阶级”（农民、工人、士兵）中新吸纳的成员人数在不断下降，其在城市与农村 的党组织也在不断萎缩。在1990年代中期，中共称其半数的农村地方组织已经停止活动。据估计大约有250万党员加入了外来打工者的“流动人口”中，这进 一步削弱了共产党在农村地区的存在。在1998年的约120万家私营企业中，建有党支部的企业不到1%，而其员工中有党员的企业也只占14%。14简而言之，在约有全国70%人口生活和工作的农村地区，共产党的存在正在萎缩，同时，共产党在私人部门中也几乎不存在，而这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当 共产党将其注意力转移到新兴的专业型、技术型与创业型精英身上时，也就顾不上它与社会其他阶层的联系是否会削弱了。

然而，如同在下文将要看到的，共产党工作的转移，尤其是在入党优先权方面，遭到了党内反对抛弃传统做法者的抗议。尽管党内一些人认识到调适对党的生存与大众合法性（popular legitimacy）是必要的，但其他人则害怕将这种多元的——以及非无产阶级的——利益主体纳入党内会破坏党的团结，并最终导致党的瓦解。

党代表谁？

由于经济改革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形态，导致新的精英阶层与潜在对手的出现，中共调整了其与社会的关系。在过去，中共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这种说法在其面对中国经济快速市场化以及 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时看上去已经不合时宜了。为了保持与社会的联系，中共通过上文提到的所谓“三个代表”的口号，重新定义了它与社会的关系：中共现 在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主要包括不断壮大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由商务人士、自由职业者及高科技专家等构成），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如反对“封建主义”与现代物质主义），以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概念是由江泽民在2000年春天首次提出，并通过媒体的广泛报道得到了大力宣传的。其目的在于为中共宣称的合 法性提供一个新的依据。但这一有争议性的宣称，不仅遭到了党内某些人士的反对，也受到社会大多数人群的冷遇。

江泽民在2000年春天对南方主要经济城市的视察期间放出了他的这一口号。 他在视察国有企业的同时也访问了合资企业、私营企业与乡镇企业，并对在这些不同类型的企业中的党建工作进行了调查。他在浙江会见了几位私营企业家，据报 道，他们中有人表示希望能够入党，尽管由于党的政策他们被禁止这样做。这次经历给“三个代表”口号的提出以极大的启示，因为江泽民认识到如果私营企业中不存在党组织，共产党就无法代表私人部门中近1亿3千万的工人。15由于他在2000年2月首次提出这个口号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江泽民5月份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重新强调并详细阐述了这个概念，并通过媒体进行了数月之久的广泛报道。

由于邓小平在1978年已经将知识分子 归为劳动阶级，江泽民并没有再次改变无产阶级的定义。取而代之，他提出纳入党内的新社会阶层的利益与劳动阶级是一致的。“三个代表”的口号本质上是意欲在 不放弃现有阶级基础的同时，扩大党的群众性。16中共将其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宣示替换为“两个先锋队”的理论：它同时代表劳动阶级（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 子、党政官员及军队中的相关人员）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特别是企业家、专业人士及高科技专家。尽管这种巧妙的手法使得党的宣传写手很是忙上了几年，但其对三个代表口号及其含义的谨慎分析还是强调了意识形态需要与中国不断变化的社会之间的差异。

江泽民普及三个代表口号的努力受到了党在吸纳企业家入党方面禁令的阻碍。1989年8月制定这一禁令是由于担心那些支持天安门示威者的企业家（以四通公司创 立者万润南为代表），以及企业家出现在党内会改变党的阶级性。找到意识形态上的依据来支持这一禁令是很容易的。中共吉林省委委员林炎志就曾对反对吸纳企业 家入党的理由进行过一次简要概括：

如果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会在党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破坏全党团结和统一的 政治思想基础，突破党在阶级先进性上可以容忍的底线。… 多元的政党必定分裂。…党的名称、党章、党纲都要改变。…所以，我们不能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对于共产党员成为私营企业主的，不能再当党员。17

尽管吸收企业家入党的禁令有着很好的意识形态理由，但它与党实现经济增长的目 标及中国社会不断增加的复杂性越来越来不合拍。如果共产党很大程度将其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它就没有理由将那些创造了增长并遵循党的政策的人排除在 外。同样，传统的阶级区分由于改革开放的实施被打破了，工人在国有、集体与私人部门间变换工作，而曾经的农民、知识分子与党政官员有机会“下海”，开创他 们自己的生意。人民日报撰文称，新的社会阶层“来自于农民、知识分子、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党和政府机关的干部、科研技术人员以及归国留学人员。”18 结果是，他们被说成是与资本家以及共产主义时代之前的剥削者有区别的人士。19 因为他们通过遵循党自己所制订的政策努力贡献于中国的发展事业，将这些人排除在外很明显不符合党的长期利益。

将企业家与其他新的社会阶层的人士吸纳入党不仅有利于共产党获得更多渠道的 支持，还先占有了反对派的一个潜在来源。据报道，江泽民在2001年1月承认共产党 正在考虑解除对企业家入党的禁令，这也许能够阻止他们与支持民主的政治活动家结盟 。20出于同样的考虑，中央党校的王长江指出，如果党不能代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他们就会寻求在现行政治体制外将自己组织起来。纳入政策意欲——至少在部分上——阻止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的出现，并保持政治稳定与党的领导。

最终，江泽民在2001年7月1日纪念中共成立80周年 的讲话中公开提出了解除对企业家的禁令。在回顾改革开放政策的成果时，他指出了私营企业家、自由职业者、中外企业雇佣的科研技术人员以及其他新的社会集团 的出现。他评论道，“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 作出了贡献…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尽管宣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和干部依然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江泽民也指出共产党需要将“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 子吸收到党内来”。21

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大力宣传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口号以及他提出的将 中国新的社会阶层吸收入党的建议。在这一运动中，有几个主题成功地将“三个代表”与党的传统联系了起来。第一，党的阶级属性并不是由其成员出身的经济阶层 单独决定的。22从历史上看，工人并不是占党员的大多数，还有农民、知识分子、士兵以及学生。然而他们都宣称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第二，共产党宣称同时代表无 产阶级与最广大人民，这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冲突。根据三段论法，因为中国的大多数人民是工人和农民，如果党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它也就代表了工人和农 民的利益。从这里得出的结论就是，党能够保持它的无产阶级属性，即便它从其他社会阶层中吸纳了新成员。这些非无产阶级据称也会持有无产阶级的观点。但如果 其他阶级想代表他们自己或其职业的利益时会如何？党员身份被认为会改变这些利益：

党就像 一个大熔炉，能熔化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纲领路线上来。今天吸收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入党，只要坚持思想 上建党的原则，要求每一个党员从思想上入党，就一定能保持党员思想的纯洁性和党组织的先进性。23

“三个代表”承认了目前中国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但是用来证明口号的理由却只是合法化了无产阶级的利益。

“三个代表”宣传运动的第三个主题是党宣称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也没有什么新意。在1935年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党通过了一项决 议坚称自己是 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然而这是一个非常薄弱的先例，因为它忽略了接下来65年党的那些历史，也忽略了做出那个决议的历史背景：那是 在面临日本侵略的时候共产党诉求于民族主义所产生的结果。尽管声称中共总是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但媒体还是强调了有必要在现任干部中开展广泛的教育 以及培训并且要在这种主张基础上去挑选新干部。很显然，这个党的传统并不是对所有人来讲都是清楚的。24

评论家也仔细区分了江泽民号召吸收“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分子”的说法与由赫鲁晓夫首先所提倡但在当时遭到中共痛斥的一个概念——全民党（party of the whole people）的差别所在。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并不是各阶层所有人民都应该入 党，只有那些达到了党员标准真正优秀的分子才符合党员资格。中共中央党校的王长江曾经在好几篇文章中集中论述过这一点。在《嘹望》杂志中，他认为：

党把社会基础扩大到社会各阶层和群体，并不等于这些阶层和群体的人都可以入党…… 我们要吸收的是这些阶层和群体中的优秀分子。具备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原以为党的纲领而奋斗，是这些优秀分子的共同特点，也是他们入党的必要条件……这样的党和所谓的“全民党”毫无关系。25

在一本面向党员干部的刊物《中共党政干部论坛》中，他认为“由于党员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党的性质，我们不能只是开放党的大门而欢迎所有人加入……允许私 营企业主入党并不等同于说任何私营企业主都可以入党。”26 党掌握的其他媒体也不断重复这个警告。根据人民日报的说法，“我们允许新社会阶层中有价值的人入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以一种 没有原则的方式敞开党的大门。我们仍然不应让党的标准下降使那些达不到党员资格要求的人入党 ”27 《求是》杂志则建议“严格防止那些入党动 机不纯的人混入党内，防止以经济实力强弱、为 社会捐助财物多少、个人名气大小等作为衡量吸收新党员标准的错误做法”。28 完全不同于支持党的纲领以及“经得起时间 的考验” 那种更为抽象的说法所带有的模糊性，这些明确的标准毫无疑问将更容易被许多地方党委应用到从新的社会阶层吸收党员方面来。

虽然人民日报称“三个代表”的口号已加入了以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神殿中，但并不是党内所有人都如此倾心于这个口号。29 《战略与管理》批评了“代表全体人民的利 益”这种想法是一种幻想，因为利益集团需要去 制约和平衡以避免“许多灾难和困难”。30党的正统左派利用了一系列的公开信去回击江所提出的同意企业家入党的建议。他们不只是在挑战承认资本家加入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上的适宜性，也在非难江泽民的个 人领导风格。他们指责江泽民在没有获得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正式批准的情况下就做出这一公开提议违反了党的纪律。他们甚至把江比作是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以及李登辉（Lee Teng-hui）式的人物，这两位人士在中国被广泛批评为是背叛了他们所 属政党利益的政治领袖。31江泽民回应这些个人攻击的做法则是命令《真理的追求》和《中流》停止发行。然而抵制江泽民提 议的作为却没有终止。鉴于这个议题所带来的经久辩论以及所造成的强烈情感，对于红色资本家政治影响力的批判以及消极抵制吸收企业家入党的新政策的做法很可 能会持续下去。32

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2001年12月发表的一份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的长篇报 告，则以一种更为委婉的方式批评了“三个代表”。33 据报道，这份报告是在中国社会 科学院院长李铁映的要求下提交出来的，李被广泛的认为对于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持怀疑态度的政治人物。这份报告指出为了促进党的经济发展目标，中共选择向 新的社会阶层倾斜，特别是管理，技术人员，私营企业家倾斜是不可避免的。但结果却是工人和农民在党的社会基础上面地位削弱了。《战略与管理》杂志针对这份 报告的一则评论集中在改革二十年所造成的两极化和腐败现象，认为两极化和腐败现象假如没有得到纠正的话会导致中共的合法性危机。此外，该评论还指控私营企 业家以金钱收买政治权力，断言“虽然新的资本阶层正在崛起成为改革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巩固以及加强其地位它却还在进一步以金钱收买政治权力。”吸收这 些人进中共只会进一步削弱原本已经腐败的政治体制。34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还描述了产业工人， 农业劳动者和 失业人员，这三个阶层组成了中国社会的底层阶层，占到了劳动力的三分之二。相比之下，作为“三个代表”口号受益者的私营企业家、技术专家，则居于金字塔的 顶端附近。据报道，这一被揭露出来的事实对于党的领导人而言是一件尴尬的事情，有助于放缓吸收那些新的社会阶层进入到党内来。

尽管有这些告诫，十六大还是将“三个代表”这一口号定位基本信条并相应 地修改了党章。这意味着党开始拥抱新的社会阶层并向亲商方向发展。但如上文所述，十六大结束后，新领导层就将关注的焦点从江泽民的“先进生产力”转向代表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中国政治的大传统中，新领导层会用现有口号来增加自己的合法性，他们尤其担心整体福利会被躁动社会不断增大的胃口吞噬。

持续排除其不认可的诉求

前文已述，有几点理由成了中国共产党延续自己执政党地位的合法性基础。 它促进繁荣、提高生活水平、守卫安定、激发民主主义情绪是它声称代表中国多数公众利益和界定“伟大、光荣、正确”的基础。但合法性本身并不能护卫中国共产党独揽权力。将合法性建立在经济绩效上尤其是高风险的，因为不可避免的经济下滑会威胁到这样的合法性，这样统治的理由就会被肢解。此外，如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已指出的，不是合法性使得一个威权主义政权能够维持统治，而是一个更好的（也许我们应该加上“更可行的”）替代性政治力量的缺乏才导致了这种局面。35 依照这一逻辑，中国共产党也在严密防范更具有可行性的替代性政治力量的出现，不论它是自治组织、反对党（见本书Teresa Wright的文章）还是有组织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中国共产党不言自明的手段是提高集体行动的成本：通过拘捕政治及工运活动家，来使得大多数社会组织为了它们的生存与成功不得不继续依附于国家。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防止公民社会“批判性领域” （“critical realm”）的出现、以及它对国家提出要求的行为。36

中国抗议活动的性质足以证明这一策略的成功。乡村抗议活动在本质上多限于地方层面，且直指眼前的伤害，而没有政治改革方面的诉求或跨地区联合行动的尝试。37 在欧博文和李连江看来，乡村抗议只有限定在“依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的范围内才能取得成效。这就要求只以地方层面的政策实施为挑战对象，而不去质疑政策的正当性。38 成功抗议苛捐杂税、粮食收购过程中国家所打的白条、未得到补偿的土地征收以及干部腐败的途径不应仅仅是抱 怨不公平，而是要强调其扭曲了中央政府的政策，特别要吸引高层官员和媒体的注意。但即便是在处理这些特定抱怨时，中共也不愿将对某一事件的让步变为其它事件的先例。

参与劳工抗议的工人通常都很谨慎，不会很好的组织起来，以避免他们的领导人被辨认出并遭到逮捕。在大多数情况下，抗议只局限于生计方面的问题：如拖欠工资、被挪用的养老金、以及恶劣的工作条件等。他们极少会冒险涉及政治议题，如要求更换领导人或创立新工会。因为这样做注定会立即失败并遭到严厉惩罚。39 2002年春天在几个工业城市发生的大规模工人抗议打破了这一规则，结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辽阳，工人们要求罢免市领导。同时在大庆和辽阳，被选为抗议活动领导者的工人迅速被确认、隔离并遭到逮捕。地方领导人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冲突，他们承认了这些经济要求的合法性但回避了政治要求并对那些发挥了领导作用的工人实施惩罚。40 在拘押中，据报道一些工人领袖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及家庭而出卖了同时被拘的同伴。在他们获得释放后，曾经使得上万的工人们走上街头抗议的团结力就被动摇怀疑 所取代了。41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种解决方式总的来说是正面的。抗议活动以最少的暴力行为而告终，而解决事件的成本由中央政府负担，同时工人间的不信任感也使得未来再度发生集体行动的可能性降低。这类事件与零星的地方抗议活动相对照，证明了能够造成持久社会运动要素的出现在中国面临着许多困难：国家的强制性力量、自治组织的缺乏、抗议者间有效联系与协调的困难性，以及人际间信任程度的低下——特别是当奖赏开始提高时。

同样地，即便是非政治领域的活动家们也很难将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加入到集体行动中去，免得引起国家的不安全感并冒着遭到镇压的风险。环保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大多数人都认识到各类污染——如 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噪声污染及光污染——已经成为中国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但非政府的环保组织 还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局限在对清洁环境重要性的公共教育上，而无法提倡更严格的管制并提高实施力度。42 在大学校园里禁止使用一次性筷子的运动也面临着如何在成功开展这种集体行动的同时不至于因过度组织化而遭到打击。结果，它在众多校园里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 只能沦为非正式性的并缺乏协调。43

结论

虽然经济现代化仍未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但它可能正在改变共产党。阶级的分化以及社会结构的流动性使得党改变了它所吸收的成员以及它所 声称代表的对象。 这种现象不大等同于多元主义（pluralism），因为党不允许享有充分自主性的利益集团与反对党的存在。中共将继续保持其 政治垄断地位，只是试图变得更具包容性，因此也更具有代表性而已。但认为党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想法可能会暴露在更大的批评和嘲讽中。中共继续以传统观 点认为社会利益、国家与社会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而不 是像西方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即一个社会是由多样化的而且往往相互冲突的利益所组成的。认为一个单独的政党能够真的代表中国不同社会力量的观念看起来是很奇怪的，尤其从认为社会是由不同利益群体构成的西方视角来看。这些利益并不必然是不相容的，但他们通常渴望，甚至要求，能在国家面前成立代表他们自己利 益的组织，不希望授予这种责任给一个先锋队政党。

党生存下来的一个关键就在于其列宁主义的根基。中共对其与社会的关系也好、其对于调适的态度也罢都不是铁板一块的。相反，仰赖于社会部门以及它与党的现代化战略融为一体的做法，党已经努力建立起了与社会多面性的关系。 纵使党已经放弃了监控整个社会的努力，但它依然坚持其对合法政治组织的垄断地位。并不是所有利益群体都能够将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如农民这样的群体就不被允许其自己组织起来，更不用说由官方发起的群众性组织，如妇女联合会或者是中华全国总工会。

这些多层面关系的优点和逻辑也一直是造 成党内持续争论的一个来源。有些人认为这样的关系对于维护党的统治权利（right to rule）和推动其经济计划来讲是必要的。其他人则 认为它们是对于党的传统和党存在之理由（raison d’être）的背 叛。批评者声称党的包容性政策不是支持了党的合 法性，反而将削弱党的权威，因为那种政策放弃了其传统的支持基础并且准许了那些可能会进一步使党偏离其原来使命以及稀释其组织凝聚力的新成员的加入。

尽管如此，中共还是遭遇到了来自于一个越来越躁动不安的社会数不尽的挑战。其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实现了惊人的以及持续性的经济增长率，但是许多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被一系列问题 的出现给抵消了。似乎不可阻挡到处蔓延的腐败对党的合法性造成了伤害。在一些地区，地方党政官员被认为是与有组织犯罪狼狈为奸，或是出现了红黑一体的现象。在整个后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在1990年代以及进入到21世纪初的时候，经济在得到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性。经济的私有化已经创造出了大量新增失业人口，许多人都因为太老并且缺乏必要的技能以至于无法在私营部门寻找到工作。从他们原有的工作 岗位下岗以及没有一个福利体系的照顾，他们理所当然地感到被一个先前允诺他们终身保障的体制背叛了。农业的去集体化以及农村收入的下降已经驱使上千万的农民工迁徙到城市去寻找工作。现代价值观、国际影响以及市场逻辑的散布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党为国家界定 “伟大、光荣、正确”的能力。党在统合主义以及吸纳方面的有限政策不太可能成功地 迎接这些挑战，并且“三个代表”口号同样不可能提供一种适当的回应。不论是胡锦涛、温家宝还是其他被称为“第四代”的领导人直到第五代登上舞台为止能否制 定一个有效的策略将是对他们领导能力以及维护他们从江泽民以及第三代那里继承来的政治体制的一种考验。

Notes

1 This is a revised and expanded version of an essay that was first published in American Asian Review 21（1）（Spring 2003）: 1–24.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journal’s editors for granting permission to use material in the original essay for this chapter.

2 This distinc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mands is derived from Yanqi Tong, and Gordon White, Jude Howell, and Shang Xiaoyuan, who make similar distinctions about the different dynamics and sectors of civil society. See Tong, “State, societ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and Hungary,” Comparative Politics 26（3）（April 1994）: 333–353, and White et al., 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 Market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 Jowitt, “Inclusion,” in New World Disorder: The Leninist Extincti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88–120.

4 Alfred C. Stepan, The State and Society: 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5 Andrew G. Walder, “The decline of communist power: elements of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and Society 23（2）（April 1994）: 297–323.

6 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2nd edn（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7 Bruce J. Dickson,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The Adaptability of Leninist Parties（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8 Andrew G. Walder, “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3）（June 1995）: 309–328; Bruce J. Dickson and Maria Rost Rublee, “Membership has its privileges: the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in urba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3（1）（February 2000）: 87–112; Andrew G. Walder, Bobai Li, and Donald J. Treiman, “Politics and life chances in a state socialist regime: dual career paths into the urban Chinese elite, 1949 to 1996,”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2）（April 2000）: 191–209.

9 Hong Yung Lee,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Melanie Manion,Retirement of Revolutionaries in China: Public Policies, Social Norms, Private Interest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10 The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of Party elites are drawn from Dickson,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pp. 135 and 147; Cheng Li, China’s Leaders: The New Generation（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1）, p.41; and Xinhua, 12 June 2002, in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FBIS）, 13 June 2002.

11 Lee,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p. 56; Dickson,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p. 152; Xinhua, 1 September 2002.

12 The following analysis is based on my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3 Minxin Pei, “Chinese civic associat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Modern China 24（3）（July 1998）: 285–318; Tony Saich, “Negotiating the sta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161（March 2000）: 124–141.

14 Renmin ribao, 12 September 2000, p. 11.

15 You Dehai, “The background of the launch of the ‘three represents,’ ” Xuexi yu shijian（Wuhan）, September 2000, pp. 18–20, 45; the author was president of the Party School in Wuhan. See also Xinhua, 25 February 2000, in FBIS, 29 February 2000.

16 Xinhua, 1 July 2001, in FBIS, 2 July 2001.

17 Lin Yanzhi, “How the Communist Party should ‘lead’ the capitalist class,”Shehui Kexue Zhanxian（Social Science Battlefront）, 20 June 2001, translated in FBIS, 14 July 2001. This article, written by a deputy Party secretary of the Jilin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May issue of Zhenli de zhuiqiu.

18 Renmin ribao, 17 September 2001, in FBIS, 17 September 2001.

19 “Reviewing the ‘three points’ of Deng Xiaoping,” Liaowang, 12 November 2001, in FBIS, 20 November 2001.

20 Kyodo News International, 15 January 2001.

21 Jiang’s speech was carried by Xinhua, 1 July 2001, in FBIS, 1 July 2001. See also John Pomfret, “China allows its capitalists to join Party: communists recognize rise of private business,” Washington Post, 2 July 2001, and Craig S. Smith, “China’s leader urges opening Communist Party to capitalists,” New York Times,2 July 2001.

22 Qiushi, 16 November 2001, in FBIS, 29 November 2001.

23 Jiefangjun bao, 15 August 2001, in FBIS, 15 August 2001.

24 See, for example, Qiushi, 1 June 2001, and Renmin ribao, 2 December 2001, p. 1, in FBIS, 3 December 2001.

25 Liaowang, 13 August 2001, in FBIS, 22 August 2001.

26 Zhongguo Dangzheng Ganbu Luntan（Beijing）, 6 January 2002, in FBIS, 4 February 2002; emphasis added.

27 Renmin ribao, 17 September 2001, in FBIS, 17 September 2001.

28 Qiushi, 16 November 2001, in FBIS, 29 November 2001.

29 Renmin ribao, 8 November 2001, p. 9, in FBIS, 8 November 2001.

30 Zhanlue yu Guanli, 30 April 2002, in FBIS, 7 June 2002.

31 A text of the letter identified with Deng Liqun was translated by FBIS, 2 August 2001.

32 Xinhua, 31 May 2002, in FBIS, 31 May 2002.

33 Lu Xueyi（general ed.）, Dangdai zhongguo shehui jieceng yanjiu baogao（Research Report on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2002）.

34 Zhanlue yu Guanli, 30 April 2002, in FBIS, 7 June 2002.

35 Adam Przeworski, “Some problems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eds）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Volume 3: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36 “Critical realm” is Yanqi Tong’s term to describe the political or dissident portion of civil society which poses a threat to the state, in contrast to the “noncritical realm” which refers to economic and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that do not necessarily threaten the state and may even be welcomed and encouraged by it. White et al. make a simila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olitical dynamic” and “market dynamic” of civil society. See Tong, “State, societ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and Hungary,” and White et al., 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

37 Thomas P. Bernstein and Xiaobo Lu,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peasants, the central and the local states in reform China,” China Quarterly 163（September 2000）: 742–763; Thomas P. Bernstein, “Instability in rural China,” in David Shambaugh（ed.）Is China Unstable?（Armonk, NY: M.E. Sharpe, 2000）.

38 Kevin J. O’Brien, “Rightful resistance,” World Politics 49（1）（October 1996）:31–55; Lianjiang Li and Kevin J. O’Brien, “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 China 22（1）（January 1996）: 28–61; Kevin J.O’Brien and Lianjiang Li, “The politics of lodging complaints in rural China,”China Quarterly 143（September 1995）: 756–783.

39 See Ching Kwan Lee, “Pathways of labor insurgency,”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eds）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 41–61.

40 Michael A. Lev, “7,000 Chinese workers unite in daring protest,” Chicago Tribune, 13 March 2002; John Pomfret, “Chinese oil country simmers as workers protest cost-cutting: thousands laid off, benefits reduced,” Washington Post, 17 March 2002, and “China cracks down on worker protests; leaders detained as 2 cities face continued unrest,” Washington Post, 21 March 2002; Philip P. Pan, “‘High tide’ of labor unrest in China: striking workers risk arrest to protest pay cuts, corruption,”Washington Post, 21 January 2002.

41 Philip P. Pan, “Three Chinese workers: jail, betrayal, and fear,”Washington Post, 28 December 2002.

42 Carlos Wing Hung Lo and Sai Wing Leung, “Environmental agency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the limits of a popular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hina Quarterly 163（September 2000）: 677–704.

43 Philip P. Pan, “China’s chopsticks crusade,”Washington Post, 6 February 2001.

谢选骏指出：人说“党的调适性措施的困境：中共的生存策略”——我看劫匪的两难性，既要证明抢劫有理，又要禁止别人抢劫自己。所以劫匪发明了《矛盾论》和《实践论》，力图证明“思想的矛盾”和“抢劫的实践”——就这么简单。反正愚公们在鞭子下面只好移山认命。

【64、武汉病毒正在帮助人类恢复生物多样性】

《COP15峰会从中国改到加拿大 生物多样性为何如此重要》（2022年6月21日 BBC）报道：

联合国周二（6月21日）宣布，考虑到新冠疫情带来的不确定因素，《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将从中国昆明改为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联合国发出的声明指出，中国作为本次大会的主席国，将继续主持会议，并且同意为最不发达国家的部长们前往蒙特利尔参加大会提供旅费。

有196个国家参加的COP5大会，原本计划4月在昆明举行，但因新冠疫情推迟。

在加拿大的COP5大会将在今年12月举行。

本次大会的目的是要批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草案的最终版本。

什么是生物多样性？为什么它很重要？

生物多样性是指地球上所有生命多种多样，有动物、植物、真菌和包括细菌在内的微生物。

地球物种灭绝速度正不断加快，生物多样性持续下降。人类能否“事不关己，己不劳心”？

动物和植物为人类提供生存所需的一切，包括淡水、食物和药物。

然而，人类无法从单个物种中获得所有这些带来的好处，而需要各种动物和植物环环相扣联手发挥作用才能共同繁荣昌盛。

换句话说，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的必备。

举例来说，植物对于改善地球大气环境非常重要，因为人类呼吸的空气需要植物净化，适宜人类生活的温度需要植物来调节。

因此植物是保护人类免受气候变化危害的重要部分。

红树林沼泽和珊瑚礁可以作为屏障，防止海平面上升带来的侵蚀。而城市中常见的树木在吸收二氧化碳和清除空气中的污染物方面非常出色。

地球多少物种面临灭绝风险？

随着时间的推移，物种的进化和灭绝是正常现象。地球从开始至今98%的物种现在已经灭绝了。

然而，现在物种灭绝的速度比科学家预期的要快1000倍以上。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自1964年以来一直保持着一份受威胁物种的“红色名单”。

超过142,000个物种被评估，29%被认为是濒危物种，这意味着这些物种灭绝风险非常高。

各国在加拿大试图达成什么协议？

人们希望能够在12月蒙特利尔举行的COP5峰会上达成协议，阻止科学家所称的“第六次大规模灭绝”。

各国政府将试图达成被称为“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框架 ”的一个长期行动计划。

2021年10月在昆明举行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但后续会议因中国严控疫情而一再推迟。

其主要目的是在2030年之前减缓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速度，并确保到2050年，生物多样性“得到重视、保护和恢复……并将带来关系到全体人类的益处”。

生物多样性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019年，联合国的一份报告说，过度耕种、伐木、狩猎和捕鱼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了影响。

2001年至2020年间，世界失去了4.11亿公顷的树林，其中16%是原始森林。这些多年生长的森林，经过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才形成。对这些自然环境的破坏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但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发现，马耳他、英国、巴西和澳大利亚的变化最为显著，而原因包括污染、快速工业化和过度使用水。

怎么办？

“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框架”有四个目标。

加大保护力度

利用资源尽可能用可持续方式

对自然资源的分享更平等

增加财政支持保护生物多样性

联合国还希望更多地利用树木和植物来吸收二氧化碳，平衡温室气体排放。

不过，联合国也警告说，在从未出现过树木的地方种植树木可能会引入有害物种，这“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政府和私人组织承诺到2030年每年至少捐赠2000亿美元，其中5%用于发展中国家。

但是到目前为止，每年的平均支出却只有780亿至910亿美元，与目标金额有很大的距离。

谢选骏指出：这个会议换地方开了，为的是逃避武汉病毒在中国的肆虐吗。其实他们不懂，武汉病毒正在帮助人类恢复生物多样性，这个会议原定在中国召开，本来正是命运的安排啊！武汉病毒正在帮助人类平衡生态环境、恢复生物的多样性啊。武汉病毒正在帮助人类恢复生物多样性——人类为何对武汉病毒感到恐惧呢？

【65、相亲大会就像是性交易赶集】

《县城相亲沙龙：男生自我介绍完，女生离场一大半》（南方周末 2024-02-25）报道：

这是我返乡观察县城青年相亲市场的第二年，与第一年相比，今年因场地不宜搭建舞台，相亲大会规模锐减，变为小而美的情感沙龙。去年名为“万人相亲大会”，虽实际上台相看男女寥寥，但对相亲感兴趣前来围观的人真有上万。（详见《县城相亲大会，现场提问很实际：房子、车子、彩礼丨记者过年》）

这一次，没有围观群众。沙龙形式为几十位男女青年坐在一起，对两性关系中常见问题进行讨论。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男女青年在表达各自观点的同时，也默默相看与自己三观相合的人，但前提是物质等硬性条件达标。

大年初二下午，我旁观了这场情感沙龙，又与沙龙负责人美玲聊了聊这座皖北县城的相亲市场。总体感觉，今年的相亲市场仍是“残酷”得让人不敢直视。

用两性问题筛选三观

原定下午两点开始的情感沙龙，推迟了近半个小时，主要因为多数男生爽约或迟到，最终只来了10人左右，是报名人数的五分之一。到场的男生们围坐在房间一角，仿佛有点紧张，有些人佯装低头看手机，却偷偷抬眼打量到场的女生。女生则更坦荡自若，也更守时，二三十名女生分散坐下，沙龙正式开始。

首先是自我介绍环节，从为数不多的男生开始。这些30岁左右的男生一一介绍自己从事的工作，具体为土木工程、工地消防、灭四害服务、市场营销、装修、音响灯光行业等。一位本科毕业、在上海一家外贸公司工作的未婚男生本颇具优势，但43岁的年龄让他那天几乎没有胜算。

自我介绍的话筒轮转到女生手里时，让我没想到的一幕出现了，场内一大半女生借口临时有事，匆匆离场。经邻桌的大姐提示，我才后知后觉明白，原来是现场没有她们看得上的人，不值得待下去。看着现场剩下的4名女生，我倒吸一口冷气，也为那些男生感到一丝丝尴尬。

美玲对这种现象则见怪不怪，她认为大家之所以选择相亲，就是为了提高效率，既然现场没有能看得上的，那就不浪费自己时间。她坦言，当天到场的男生条件确实一般，而到场的女生条件则是中等偏上，其中最先离场的几位女生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还是老师。

在县城，这种错位是常态。美玲介绍，女生条件一般的，很容易就把自己嫁出去了，反而条件太好的不好找。女生自己比较优秀，自然而然就想找个和自己匹配的，比如长相不能太差了，身高、学历不能太低，还要独生子、家庭条件好的，这些条件卡下来，就会发现没有几个符合要求。因为能符合你要求的，同样也能符合别人的要求，大家都想找这样的，那优质男就不一定能看上你了，他可能看上比你更优秀的人。所以说，相亲市场上“劣质男”和“优质女”剩下来的会多一点，但是他们双方看不上对方。

在这场开局走掉大半的情感沙龙上，美玲按照原计划推进流程，组织剩下的十几个男男女女对30个两性相处问题进行讨论。

有些问题可以筛选出与自己三观接近的人。如：分手了赠送的贵重礼物该不该归还？该不该看伴侣的手机？该不该向恋人坦白恋爱史？买房后你愿意和公公婆婆住一起吗？结婚该找一个爱我的还是我爱的？没钱要不要生孩子？老婆的弟弟借钱买房，你会借吗？

有些问题颇为尖锐，但在场青年却统一了答案。如遇到危险伴侣逃跑，绝不原谅。女生都不愿做全职太太，男生也都不愿做全职丈夫。对于伴侣要找恋爱经验多的还是少的，男生统一给出了恋爱经验少的答案。女生一致认为分手后前任联系方式都应删除，男生对此纷纷表示认同，在场女生互相交换眼神，露出不信的表情。

在我看来，这场沙龙除了起到筛选三观相符的人外，还是一场颇具教育意味的情感婚姻课堂，里面包含了尊重、独立、善良、信任等美好品格。这也是美玲举办这场情感沙龙的初衷，她希望可以引导年轻人有正确的婚恋观，让更多人在婚姻中长久地幸福生活。

离异人士成相亲“新生代”

美玲认为，现在很多人不结婚，不是因为他们恐婚、不想结婚，而是怕结婚对象会让自己陷入不幸的婚姻。随着年龄越大，看得越清晰透彻，就更不容易结婚。在这座皖北县城，无论男女，超过30岁就属于大龄。

在相亲市场，男生挑女生，30岁是分水岭。美玲坦言，提到年龄其实就是在考虑她的生育能力，很多人一听30多岁就不愿意了，因为不一定能要二胎。很多男生在娶老婆这件事上还是比较传统的，娶回家肯定是要传宗接代的。

年龄之外，男生也看重女生的长相，干净舒服的“国泰民安”脸更受欢迎，化浓妆、整容脸则不受待见。女生的经济条件、是否有房有车、身高等，男生多数并不在意。而女生相看男生时，这些则被放在首要考虑条件中。

美玲认为，经济条件就是指你的赚钱能力，即你挣的钱要超过大众的平均水平，还要超过女生平均水平。在这座县城，男生赚钱每月低于8000元，很少人看得上，因为现在女生也挺会挣钱。另一个硬性条件是身高，男生身高1.7米以下非常难找，除非其他条件非常好，1.75米以上的男生比较好找。

在县城相亲市场，还有一群“新生代”——离异人士。美玲称，据她观察，县城离异人士趋向年轻化，让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个20岁就离婚的女生，还有办仪式一两个月、结婚证都没来得及领就离的。她认为，冒冒失失地结婚，冒冒失失地离婚，从未婚一下变成了离异，很儿戏。

但美玲对离婚本身并没有偏见。以前的人离婚，多半是因为男方赌博、一方出轨或者婆媳矛盾，但现在的人离婚更多是因为三观、性格等方面不合。在美玲看来，离婚只代表选错了一段婚姻，选错了一个人，并不代表没有重新选择的机会，相反，他们愿意摈弃这段婚姻，重新开启人生，是很勇敢的。而现在的人之所以敢离婚，主要是因为女生独立，自己能养活自己。

美玲告诉我，在相亲市场，离异的女生反而很挑剔。她解释，很多离过婚的男生认为，自己第二次婚姻就想找个人搭伙过日子，但离婚的女生不这么想，她觉得自己刚从火坑里爬出来，为什么要跳进另外一个火坑？

那场情感沙龙活动中，留下的四个女生里有一位是四十多岁的离异女性。她告诉美玲，她想找一个踏实肯干、不天马行空的人。那天，她带了两个闺蜜到现场帮她相看，在沙龙快结束时，我问其中一位闺蜜有无相中的，她瘪瘪嘴，摇头示意没有。

情感沙龙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打扑克。共有三个女生、五个男生留下，凑了两桌牌，一桌斗地主，一桌打对花。一时间，八人仿佛都松弛了下来，脸上挂着笑，打牌间隙仍不忘此行目的，穿插着向外释放个人加分项。

网民嚎叫：

weed123 发表评论于 2024-02-26 07:25:49

Pool 太小了

小毛er 发表评论于 2024-02-26 07:13:34

中国的这种婚姻必须是男强女弱的模式让很多优秀女性的基因没法传承下去的。孩子们在智商方面是主要继承母亲的。就是说聪明的母亲更可能有聪明的孩子。优秀女性结婚难长期来说对这个种族的基因的优化是不利的。

liu12345 发表评论于 2024-02-26 06:49:18

楼下很偏激，你的结论就很难正确。西方发达国家在自觉不自觉地计划生育怎么没有此问题？没有计划生育的印度为何同样有此问题？

总是糊涂 发表评论于 2024-02-26 06:44:59

待价而沽

据说据说 发表评论于 2024-02-26 06:14:57

计划生育彻底破坏了中国的人口结构，造成中青年男性数量远远多于中青年女性，今后50年也难以恢复。

拾麦客 发表评论于 2024-02-26 05:59:11

感觉这是另一个世界，那是遥远的80年代的复刻

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4-02-26 05:55:31

相亲当然就是去找外在条件，解决了这些关键问题，将来的次要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相反的，那些先恋爱后考虑现实问题的人将来建立家庭也很不稳定，因为柴米油盐和世界观才是真正重要的核心价值。

百家争鸣2012 发表评论于 2024-02-26 05:43:55

从照片看，明显就说私人办的相亲沙龙。看热闹的多，参加的也不认真。自然就变成这样的情况。

Maori 发表评论于 2024-02-26 05:04:00

縣城男收入低於8000沒人看上，嗚嗚。大陸滿地黃金。

已经4段 发表评论于 2024-02-26 04:56:21

很多人不明白, 男人结婚的动力是为了持续, 稳定的性生活, 相应的代价就是失去自由, 90%的个人财富。在现代社会, 很多人通过网络完成虚拟性生活, 结婚的欲望已经非常低了, 自己生活, 物质方面大幅提高, 钱都用不完。娶了女人, 再多的钱也不够, 养孩子则更贵。

beixuanlv 发表评论于 2024-02-26 04:08:00

结什么婚啊，买个热水袋跟痒痒挠不就得了

pennsylvanian 发表评论于 2024-02-26 02:59:00

还是传统的媒婆搭桥最靠谱。

ajaja 发表评论于 2024-02-26 00:34:25

活该嫁不出去。

Amita 发表评论于 2024-02-25 23:42:26

县城相亲，文中提到那些职业确实不行，必须体制内才有吸引力。

谢选骏指出：相亲大会很像性交易赶集——男男女女就像奴隶一样互相展示拍卖。那么奴隶主是谁？就是突然发情、催婚催生的共产党狗官——他她们曾用四十年时间，杀掉了三四亿中国胎儿，就像杀掉了亿万实验室动物！现在又像疯狗回头乱咬一气了！

【66、性犯罪真能让人成为美国英雄】

《特朗普封口费案宣判在即，美国人是否在意史上首个总统刑事案》（沙磊（John Sudworth）BBC记者 发自纽约 2024年5月27日上午10点38分）报道：

这是一场轰动全美国的大审判，充满了肮脏的细节，被告席上还坐着一位前总统。

事实上，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特朗普（Donald Trump）主演的法庭剧更精彩更符合媒体口味的了，他曾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物，现在想卷土重来，但却被指控与一名色情女演员发生了尴尬的性关系。

在这部政治和法律剧中，一个不以谦逊著称的男人不得不紧闭双眼倾听，因为从对他缎面睡衣的描述，到将他比作“芝士玉米脆棒的卡通恶棍”，一切都进入了法庭记录。

然而，尽管有数周的证词、数百万页的文件，以及聚集在庭外记录美国前总统首次刑事审判的电视直播镜头，美国公众似乎出奇地冷漠。

在YouGov/雅虎新闻最近进行的民调显示，刚好1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非常密切”关注这场审判，三分之一的人表示“略有兴趣”。

更多美国人表示审判让他们感到“无聊”或“愤怒”，而不是感兴趣。在审判期间进行的其他民调也有类似结果。

学者和民调人员曾期待在曼哈顿下城1530号刑事法庭迎来全国性时刻，但随着陪审团裁决临近，现在他们反而觉得，无论结果如何，这可能都不是一场大戏，而更像是一场泡影。

特朗普一直否认他与“风暴”·丹尼尔斯（Stormy Daniels，真名Stephanie Clifford）有过性关系，他的律师也试图在法庭上将她描绘成说谎者。

他们辩称，丹尼尔斯利用指控中的恶名获利，包括从一系列商品中赚钱，包括一根“起诉圣人风暴”（"Stormy, saint of indictments"）的蜡烛。

在庭审中最令人难忘的一次交锋中，特朗普的辩护律师内切萊斯（Susan Necheles）表示，这位艳星“有丰富经验，能让虚假的性爱故事显得真实”。

“哇，”丹尼尔斯女士回击道，“那些电影中的性爱非常真实——就像在那个酒店房间里一样。”她还说，如果故事是编造的，她会“编写得更好”。

她描绘了这样的画面：假定特朗普穿着睡衣打开了酒店房间的门，在她使用浴室时脱掉了内衣，然后发生了一场毫无保护、出乎意料的关系，她说这让她浑身发抖，很想逃离。

然而，从表面上看，这宗案件与那间高尔夫度假酒店客房内发生的事情无关。相反，罪行据称是为了掩盖事实。

在2016年大选前不久，特朗普亲信、律师科恩（Michael Cohen）向丹尼尔斯支付了13万美元封口费。

他们称，随着大选迫近，特朗普竞选团队已经从“走进好莱坞”（Access Hollywood）节目的录影带中缓过神来，该录像带显示特朗普吹嘘自己的名气让他可以对女性为所欲为，包括抓她们的下体。

丹尼尔斯站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会造成进一步的伤害。检方认为，这个时机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竞选团队迫切需要收买丹尼尔斯让她封口。

在一些人看来，公众对此案的漠不关心似乎并不令人惊讶。

首先，特朗普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人物，一直招惹众怒。声名狼藉是其品牌的一部分，而人们对他是否有不法行为的看法则存在明显的政治分歧。

其次，美国选民远没有许多人想象的拘谨，这一点在不同政治时代的另一宗性丑闻中得到体现。

加尔斯顿（Bill Galston）曾在克林顿时代担任白宫的高级政策职务，现为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他说：“如果你问我是否熟悉椭圆形办公室内或周边的性丑闻，那我当然熟悉。”

他说，今天对特朗普的审判，与上世纪90年代末对时任总统克林顿的指控同工异曲，克林顿被指控撒谎，以掩盖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的性丑闻。

加尔斯顿说：“我参与了政界两派的激烈讨论。人们都想知道，愤怒在哪里？”

当时的民调与现在的民调非常相似，只有15%公众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克林顿的电视弹劾案，略多于三分之一人表示正在观看“部分内容”。

这与特朗普审判的民调结果不相上下。相比之下，特朗普的审判并没有电视直播。

克林顿被美国参议院宣判无罪。那么，特朗普是否也会获得类似的通行证？如果这不是来自美国刑事司法系统，那美国人民呢？

盖尔斯顿认为：“一些美国人可能会边看边说：‘好吧，他在性问题上撒谎，这有多新鲜？’”

“这里漫长的历史弧线之一，就是将以前被视为弥天大罪的罪行正常化。”

美国选民非但没有关注每一个细节，性指控和案件的淫秽性质，可能正是他们似乎不感兴趣的原因。

特朗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庭审期间在法庭附近展示标语。

此外还有一个普遍的观点，曼哈顿的审判是特朗普面临的四宗刑事案件中最薄弱的一宗。

该案是基于一项帐目罪——迈克尔·科恩是收买丹尼尔斯的人，但涉嫌伪造报销单据，将帐目归类为法律费用而非封口费。

此案的依据是，由于涉嫌试图不当影响选举，通常属于轻罪的行为被提升为更严重的重罪。

关于此案案情和胜诉率，法律界意见分歧很大。

鉴于提起此案的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布拉格（Alvin Bragg）在竞选时曾公开表示要在法庭上与特朗普一较高下，因此很难摆脱有政治因素的印象，而这在美国的民选检察官制度中始终是个危险因素。

即使是前克林顿白宫内部人士加尔斯顿也说，“你必须非常迟钝”才能否认这其中有党派之争的味道。

特朗普一直在利用这种担忧，他每天都在法院的台阶上发言，声称自己是专制迫害的受害者。当然，这个人曾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并继续谎称有选举舞弊。

如果说这其中有什么全国性时刻，那可能只是人们逐渐意识到，特朗普的政治势头不太可能被法律系统遏制。纽约封口费案是他四宗刑事案件中，唯一可能在11月5日大选前审理的。

对他最严重指控的案件，涉及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骚乱和他保留机密文件的案件，全都陷入其律师提出的法律挑战。

取而代之的是这宗案件，性丑闻色彩浓厚，建立在复杂的法律论证之上。无论胜败，特朗普都会尝试扭转为对自己有利，若无罪释放将证明整件事是一场“迫害”，定罪则使他在支持者中成为烈士。

虽然有民调显示，有部分特朗普支持者可能会犹豫是否要投票给罪犯，但你不得不怀疑，对记账指控的有罪判决，最终怎么会让他的忠实支持者们望而却步。

判决临近，特朗普周四在布朗克斯区（Bronx）举行集会，该区超过80%居民是黑人或西班牙裔。

布朗克斯区是美国最倾向民主党的选区之一，但对于那些戴着“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口号的帽子参加集会的当地人来说，他们对候选人打破常规的做法表现出了同样狂热的激情。

布朗克斯区出身、在曼哈顿工作的门卫罗哈·沃森（Rojah Watson）告诉记者，特朗普威胁要利用第二个任期让美国司法部门屈从于他的意志，起诉拜登并特赦1月6日的骚乱者，这些都是吸引他的原因之一。

他说：“我认为这就是在清理门户。事情就应该这样。”

当被问及他是否渴望一位强人领袖时，他回答说：“是的，绝对是。”

戴着印有“特朗普”字样帽子的TK也表示认同。她说：“司法系统已经完蛋了。我不想他成为独裁者。但有时你必须坚持自己的主张。”

刑事定罪会让她三思吗？她回答说：“不会。他们对他提出的关于丹尼尔斯的指控，那是他的私生活。不要干预他的私生活。”

这场审判最大的讽刺在于，封口费被证明无足轻重，而丹尼尔斯的故事被写入了政治和法律史册。

因此，12名陪审员将很快在纽约单调的法庭上，对这位拥有巨大财富和权力的人进行审判，而他们的判决——有罪、无罪或审判无效——可能会产生无法预料的结果。

但法律会让特朗普屈服吗？似乎不太可能。

对于他的许多支持者来说，他对美国政治制度带来的破坏性危险，并不能成为他们为之争论的指控。这是吸引力的一部分。

谢选骏指出：英国人报道说——

1、布朗克斯区出身、在曼哈顿工作的门卫罗哈·沃森（Rojah Watson）告诉记者，特朗普威胁要利用第二个任期让美国司法部门屈从于他的意志，起诉拜登并特赦1月6日的骚乱者，这些都是吸引他的原因之一。他说：“我认为这就是在清理门户。事情就应该这样。”当被问及他是否渴望一位强人领袖时，他回答说：“是的，绝对是。”

2、戴着印有“特朗普”字样帽子的TK也表示认同。她说：“司法系统已经完蛋了。我不想他成为独裁者。但有时你必须坚持自己的主张。”刑事定罪会让她三思吗？她回答说：“不会。他们对他提出的关于丹尼尔斯的指控，那是他的私生活。不要干预他的私生活。”

我看英国人想要看美国人的笑话——“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意思说的就是有很多人是喜欢看热闹的。因为这个热闹事不关己，所以越大越好，不管这个事情闹得有多大，只恨没有石破天惊……

英国人也不想想，一半美国关心的案子还不够大？难道性犯罪真能让人成为美国英雄？

【67、性解放运动带来了全球瘟疫——延安文艺】

《性解放运动 我们准备好了吗？》（布兰登·安布罗西诺（Brandon Ambrosino）2019年9月5日）报道：

我们为什么要有性行为？

许多人的答案或许会提到繁衍后代。性行为是造人的基本方法。

但如果性与繁衍后代几乎没有关联，我们又会如何看待它呢？

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自此，大约有800万人通过体外受精来到这个世界。而且未来随着鉴定胚胎基因风险的工具变得越发成熟，这个数字还可能极大地增长。格里利（Henry T Greely）著有《性的终结及人类生殖的未来》（The End of Sex And The Future of Human Reproduction）一书，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说：“我最大的预测是未来人们仍然会有性行为——但以生小孩为目的的比例将不再那么高。在未来的20到40年，全世界大多数享受良好医疗保障的人会选择在实验室里孕育下一代。”

格里利在书中探讨了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PGD）技术所面临的法律和道德挑战。“如常，很多人会对这件事产生本能的排斥，但时间证明，利用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技术出生的孩子也并没有出现两个脑袋、一个尾巴的情况，”大众就会包容这种方法，倾向于通过无性的方法繁衍后代。

在那样一个世界里——婴儿在实验室里诞生；仅有少数女性选择通过性交怀孕；性道德与生育率无关——性行为的意义是什么呢？

“性的目的是什么？”

哈尔伯林（David Halperin）有一篇以此为题的论文，大胆出位，其中也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性行为总要有一个“理由”。这种观点未必是坏事，毕竟，人类要在心智和情感上有好奇心。作为一种花大部分时间进行高层次批判的动物，体验性行为并将这种行为可能的含义总结成理论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

人类性行为有显而易见的生理原因，它能满足人的生理需求，是繁殖和建立亲密关系的必要驱动因素。事实上，西方传统里保持至今的正是这两个原因，都围绕着我们哲学上所说的“telos”，也就是终极目标。

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Stoics）为了遏制自我放纵，尝试赋予性行为一系列含义：如果沉迷于性爱的欢愉是为了繁衍后代，就没有问题。众所周知，这一道德思想也通过奥古斯汀（Auguestine）被基督教传统思想所吸收，进而对整个西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根据这一理论框架，只要性行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生育，那么性就是道德的。（在此说明，虽然这一理论是作为基督教道德观呈现的，其起源却是其他地方。事实上，圣经中的《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就用自己的表达，赞颂了一对并不是夫妻的爱侣之间狂野、色情的性爱。随后，基督教评论家错误地阐释了这一首诗。）

正如哈尔伯林指出，发生性行为的其他重要原因则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提出的。这位古希腊哲学家在公元前4世纪所著的《前分析篇》（Prior Analytics）中写下了以下的三段论：

“根据情欲的本质，比起性交，人们更愿意被爱。情欲更多是对爱而非性交的渴望。如果情欲主要是为了性，那么性就是情欲的终结。亦或者性交并不是一切的终结，也可能是为了被爱。”

正如哈尔伯林指出，对亚里士多德而言，“爱是情欲的终极目的。爱并不以性为目的……而是性以爱为目的。”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论证，人们发生性行为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想要这么做，而是因为我们想要爱人和被爱。性并不是为了某一些事情而做，而是为了某一些更高层次、更高尚的东西。

像许多人一样，亚里士多德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性和爱是同时存在的——但他从未试图证明这种假设的合理性。然而至少按照哈尔伯林的解读，他确实证明了“性并不是情欲的最终目标”。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哈尔伯林认为最有趣的问题并不是关于性和爱之间的关系，而是性和情欲之间令人惊讶的关系。如果亚里士多德是正确的，那么性并没有任何情欲的目的——它真正的目标在别处。简而言之，性实际上并不是关于性本身。

那么人们为什么发生性行为呢？为了生育和建立亲密关系，那当然。但是这些只是许许多多可能的答案的其中两个。和许多文化现象一样，性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其发生的原因。以食物为例，从生存的角度来看，我们要吃东西很容易理解，而且我们要一起吃东西——毕竟，对我们的祖先而言，把资源集中在一起是有优势的（更多是为了集体而非个体）。但当我们把这些事情放在现代饮食文化的场景中，就越来越难确定我们和食物之间这种关系的确切目的。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我们经常乐于做无用的事情。我们做这些事是因为很享受，因为参与这种活动能带给我们快乐——这种快乐不会让我们问出“为什么？”这种问题。哈尔伯林写道，有可能“性行为本身毫无意义的时候才真正有意义。”

或许是时候承认，大多数人发生性行为是为了享受——即便是我们之中最虔诚的人也是如此。

平心而论，性行为总是有某些意义的，否则我们就会去做其他事情了。但过去的几十年我们一直在挑战这一个观点——只应该出于某种特定的目的进行性行为。

在这一方面，口服避孕药是革命性的，让一些人充满恐惧。赛珍珠（Pearl Buck）在1968年《读者文摘》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人人都知道避孕药是什么。它很小，但对我们社会的潜在影响甚至可能比核弹还要具有破坏性。”和许多传统人士的观点一样，赛珍珠的论点似乎是基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看法，认为没有目的性行为会让文明走向终结。对这些人而言，所谓的性解放就是当代性行为容忍度放宽的罪魁祸首。

虽然性解放常被认为是邪恶话题，会让有意义的谈话不欢而散，因此在许多重要的对话中常常被避讳，但研究人员发现，公众对性的看法开始在20世纪60年代悄悄改变。在2015年的一篇研究论文中，圣地亚哥州立大学（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心理学教授特恩（Jean M Twenge）研究了美国人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10年代对性的态度。她的结论是：“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10年代，美国人对婚外性行为接受程度越来越高。”

这与过去研究发现的宗教倾向下降、个人主义特质增加的现象一致，许多美国人认为性行为不需要受到社会习俗的限制。近几代人也用行动支持了这一观点。与20世纪早期出生的人相比，他们成年时期的性伴侣数量显著提高，而且随性所欲的次数也更多。

特恩指出，出于种种原因（年龄、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一个地区的人对性的态度仍然可能不尽相同，但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一代人的性态度和性行为都会发生意义深远的改变”。

因此，我们对性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地点有关。我们的性道德观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它发生过变化，也会继续改变，或许速度会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想。

什么是自然的？

性行为和人类其他行为一样，都有来源，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我们从宇宙生命起源、远早于人类起源的时期开始，经历了一段漫长而蜿蜒的动物进化旅程，最终形成了现在的性行为、性态度、性道德观。

但即便我们仅关注人类这一物种，我们也会发现许多证据，证明有些传统的性观念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是自然而然形成。我曾经听过一位美国福音派（American Evangelical）传教士谴责同性恋，在他的教会信徒听来，他的论据像是一个笑话。“我无需提醒大家，两个男人不应该在一起。即便是农场里的动物都知道！”这位牧师认为同性恋是不自然的，因此动物并不会进行同性性行为。

但动物确实会这么做。有500多种动物有同性性行为，而日本猕猴、果蝇、面粉甲虫、信天翁、宽吻海豚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确切来说，动物并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但也不会认为自己不是同性恋。这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明显但鲜有考虑过的事实——人类按照自己的性行为定义自己，这至少已经有一个世纪了。异性恋已经开始有了一些意义；具体来说，它的意义在于其被塑造之时就处于同性恋的对立面。如果你想要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可以开始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卡茨（Jonathan Ned Katz）在《异性恋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Heterosexuality）一书中也提出这个问题：“把世界按同性恋和异性恋划分到底符合谁的利益？”任何一个和我一样、因为看起来像同性恋而被嘲讽的儿童都知道，这种划分方法并没有考虑他们的利益。

有趣的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未来这种按照同性和异性恋划分的方法还将持续多久。2019年舆观（YouGov）公司的调查发现，千禧一代中，每10人就有4人不认为自己“完全是异性恋”。这或许更能说明了性取向的意义发生了改变，而不是性取向本身发生了改变。简而言之，与30年前相比，根据性取向来界定个人身份并没有那么重要了。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大多数人认为同性性取向和同性性行为是健康自然的，那么根据性取向来界定社会身份也不再那么重要。

或许我们越是将性与其原因分离，人们就越不会去想性行为可能的含义以及其对个人身份形成的影响。

探究性目的更多是异性恋文化的绊脚石，而非同性恋文化。同性恋人群没有了怀孕和（直到近期实现的）婚姻的束缚，可以随心所欲为了性而发生性行为。

这里并不是说同性性行为并不带有目的：当然，它可以有很多目的，包括爱在内。但历史上来看，同性恋文化似乎更能包容这样的观念：性并不一定要有目的，也并不总是想要一个目的。当然，这似乎可能会破坏人们长久以来坚信且珍惜的关于性的文化观点和道德观，这也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历史上人们歧视同性恋。

和许多儿童一样，我接受的教育让我曾建立起这样的唯一道德判断标准——性行为应当仅仅发生在忠诚的、一夫一妻的关系（通常是婚姻）内。但最终，我开始质疑这一标准，特别是因为教导我这些东西的人也同样告诉我，人类是几千年前上帝创造的。如果他们的生物学知识这么差，那我为什么应该在性这个生物学相关话题上相信他们呢？

我意识到他们所认为的道德，对于无法通过性行为生儿育女的同性恋人群毫无帮助。宣扬一种让相当一部分人类永远无法企及的性道德标准，往好了看就是虚伪，往坏了看就是残酷。许多异性恋性行为并不会让新的生命诞生，但从来没有人会像谴责同性恋的非生殖性行为一样，认为异性恋的非生殖性行为是不自然的。

值得庆幸的是，反对同性恋的意见大体呈下降趋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威廉姆斯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对141个国家的不断变化的态度展开了调研。1981到2014年间，其中57%，也就是80个国家的人对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人群的接受程度有所提高。但也有坏消息：研究人员发现，虽然那些传统上接受同性恋的国家（冰岛、荷兰、瑞典、丹麦、安道尔、挪威）容忍度越来越高，但那些原本接受程度就不高的国家（阿塞拜疆、孟加拉、格鲁吉亚、加纳）容忍度变得更低。虽然一贯的反同性恋态度仍然不容小觑，但重要的是要记住调研的大多数国家对同性恋的容忍度都是增加的。

对同性恋的广泛接受有多种原因，其中就包括媒体树立的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人群的正面形象、大众对医疗和心理学机构的支持，以及大多数人自己就和这些人相熟。（如果一个人自己的钢琴老师、花店店主、牧师或者当地消防员是同性恋，他就更不会认为同性恋人群想要摧毁文明了。）

当然，同性恋人群并不总是完美性道德的范例。在这里我针对男同性恋群体展开讨论，因为这是我最熟悉的群体。男同性恋对特定身型（比如肌肉型、精瘦型）的持续推崇传达了一种信息——那些达不到这种审美标准的人（也就是绝大部分人）劣于那些达到标准的人。有了Grindr（同性恋社交网络平台）等技术，这些严苛的标准只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在Grindr上，男性被简化为自己身体部分的照片，那些不受欢迎的人很快就被人屏蔽了。羞愧的是，“胖子和娘炮勿扰”这句话在同性恋交友软件上常被使用，这意味着在性道德方面同性恋们仍然有待提高。

但即使有这些短处，同性恋文化也一直在为思考性道德提供新的角度——这些角度并不掺杂生育、婚姻、爱，甚至不涉及忠诚或一夫一妻制关系。就以2005年的一项调查为例，40%的同性伴侣支持开放式关系，相比之下，仅有5%的异性恋伴侣表示支持。如果这类性经历真的成为常态，正如某些人所说，一定是同性恋人群开启了这扇门。

我想一些异性恋人群可能对这种观点感到不满，但我们很难假装异性恋文化就占据了性问题的道德高地。2019年的流行文化充满各种有问题的异性恋关系、出轨和婚姻。这种历史学家坚信始于19世纪的“传统的”异性恋性道德，已经被人尝试过而且现在已经缺失了。

许多年来，各类未来学家都在预测未来的性会是什么样的。从虚拟色情片和人工加强性器官技术到远距离性行为（即人们远程通过触觉技术互相让对方达到高潮），未来的性会变得更数字化、更具合成性，不那么有机，也不那么混乱。

然而虽然毫无疑问未来会伴随着重大技术革新，但我们还是应该考虑到，将来发生的最重大的一些改变将涉及新的想法。

关于生育会有新的想法出现。自1978年以来，通过试管技术出生的婴儿已超过800万。随着技术变得越来越普遍、人们越来越负担得起相应的费用，试管婴儿人数必将大幅增长。计划生育和避孕也有助于在文化想象中分离性和生育。如果格里利关于移植前基因诊断的预测是正确的，那么在接下来的40年中的某个时刻，婴儿出生的方式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遗传学和干细胞研究的发展，移植前基因诊断将变得“简单”（易获得且价格合理）。以下是格里利在《卫报》中对研究的总结：

“一对想要孩子的夫妇将去诊所看病——丈夫会留下一份精子样本；妻子会留下一份皮肤样本。一两个星期之后，这对即将成为父母的夫妻会收到关于用他们细胞制成的100个胚胎的信息，告诉他们根据胚胎基因组的预测，这些胚胎的未来会如何……然后他们选择将哪些胚胎移植到子宫进行怀孕和分娩。”

人们可能对“设计婴儿”的想法感到愤怒。但我们要记得，大多数生小孩的人都基于各自的特征选择配偶，而且完全清楚这些特征可能会遗传给后代。这样以来，我们就很难在传统的性行为生育以及格里利所描述的这种技术之间画一条清晰的分界线。

人们对一夫一妻制和忠诚也会有新的看法。人类预期寿命较低时，一生仅有一个性伴侣似乎更容易实现。但人类的预期寿命一直在上升。从1960年到2017年，人类平均寿命增加了20年。到2040年，人类寿命预期将再增加四年。对一些未来学家而言，这还是一个保守的数字。例如，奥斯塔德（Steven Austad）认为，第一个活到150岁的人是在2001年之前出生的。如果我们要求某一个人在130年只能有一个性伴侣，这有多现实呢？而且我们并不需要看那么远。即使是现在，离婚和再婚率仍在持续攀升。2013年的皮尤研究中心（Pew）调查显示，十分之四的美国婚姻夫妻其中至少有一人是再婚的。也许，随着预期寿命变得更长，“直到死亡让我们分开”将不再是我们的目标。

人们对性认同也会有新看法。如果性不再有除了性以外的任何意义；如果孩子不会因为“不同”的性取向被人嘲弄；如果繁衍后代发生在实验室；未来的人类可以随意与男女发生性关系吗？或者他们是否愿意培养自己的性欲？性取向和认同的概念是否与古老的生育概念联系在一起？将来，只有在历史课堂上才能听到“异性恋”和“同性恋”这样的词汇吗？

这些想法将继续变得更加主流——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许多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人群。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在引发主流文化重新思考其对性道德的看法。

我在几年前的一次会议上，听到哲学家和性别理论家巴特勒（Judith Butler）说：“也许与性有关的真正奇怪的事情就是享受它。”我当时并不同意，但我现在意识到她说得恰到好处。

也许性永远都是有目的的——但这个目的将会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什么事或什么东西。性的目的将变为服务我们这些有性行为、享受性行为的人。除了性带给人们的同理心和享受——除了身体上的愉悦感受、与人建立社会联系和实验之外，性的意义将不复存在。

未来，性的意义就在于性本身。

谢选骏指出：人问“性解放运动，我们准备好了吗”？——我看，性解放运动准备好了，病毒传播也准备好了！所以紧接着，各种瘟疫就疯狂扩散了！就像“共产党的文艺”一样。猫择洞《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日回归，僵尸毛党所制造的“武汉瘟疫——中囶瘟疫”就越演越烈、横扫世界！

【68、性侵案件中的女性责任】

《「男人就是这样」川普性侵丑闻 不影响挺川派妇女票》（记者颜伶如 2023-05-31）报道：

专栏作家卡洛尔指控川普性侵案判可获赔偿500万元，但「决战州」宾州的十多名挺川派女性选民受访时多表示，照样支持川普。

专栏作家卡洛尔（E. Jean Carroll）指控1996年在百货公司试衣间，遭到当时的房地产大亨川普性侵，纽约联邦地区法院陪审团5月初裁定，川普须赔偿卡洛尔500万元；华盛顿邮报分析，判决出炉后，位于「决战州」宾州诺安普顿郡（Northampton County）的十多名挺川派女性选民受访时大多表示，对于川普的支持不会受到影响。

诺安普顿郡选民在2008年、2012年总统大选都支持欧巴马，但2016年大选川普则在诺安普顿郡胜出；到了2020年大选，拜登总统则以1000多票在诺安普顿郡赢过川普，进而拿下宾州而入主白宫。报导指出，接受访问的十多名挺川派妇女当中，某些人说对于性侵案的看法为「男人就是这样」，某些人认为这是民主党想要击倒川普的手段之一，少数妇女虽坦承判决令人感到不安，却不愿进一步追究。报导指出，如果现在进行总统大选投票，受访妇女当中绝大多数表示将投票给川普，原因是非常不喜欢拜登，而且对于拜登执政的经济表现感到不满。

在汽车美容商店工作的54岁妇女萝瑞·托斯（Laurie Toth）说，性侵判决并不会改变对川普的支持。她说，川普遭受的查看标准，显然比其他政治人物还要严格。她举例说，前总统柯林顿（Bill Clinton）也曾发生性丑闻，「但没有人为此而大惊小怪」。

华府智库「公共宗教研究所」（PRRI）首席执行官梅莉莎·狄克曼（Melissa Deckman）说，挺川派女性选民对于性侵案判决的回应，好比挺川妇女在2016年统大选期间，川普与综艺节目「接近好莱坞」（Access Hollywood）主持人私下开黄腔的音档曝光时的反应。

狄克曼说，泾渭分明的政党立场在美国政治当中具有重大影响，「我们宁可忽视或淡化处理候选人的性丑闻，因为让另一党候选人当选，将是更糟糕的结果」。她表示，2016年大选时的「接近好莱坞」录音档曝光，并没有对妇女票造成影响，这次卡洛尔判决出炉同样不会影响挺川派妇女票。

谢选骏指出：上述妇女的态度也许不是孤立的，而是凸显了“性侵案件中的女性责任”——既然你们认为性侵案件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会不会默许甚至配合呢？

《出席葬礼也想色色？8分之1男性携保险套「以防万一」》（联合新闻网／2023-05-31）报道：

保险套公司调查显示，八分之一的男性坦承，为了「以防万一」，出席葬礼时会携带保险套。

对部分人来说，葬礼结束后来一场「亲密链接」似乎也是不可或缺的环节。据报导，保险套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八分之一的男性坦承，为了「以防万一」，出席葬礼时会携带保险套。

根据「每日邮报」报导，美国保险套公司Trojan访谈2000名18岁至35岁的成人，调查指出，八分之一的男性承认出席葬礼时，为了「以防万一」，会携带保险套。

报导指出，该调查结果乍听之下令人震惊，但据临床性学家兼性教育工作者派帝·布里顿（Patti Britton）的说法，悲伤似乎能激活性欲。派帝表示，当与亲近的人分离时，人们因失去亲密感而觉得悲伤，而性爱会释放「快乐荷尔蒙」脑内啡，能够改善情绪。「这就是我们的性欲开始发挥作用的原因」，派帝接受「MEL」杂志访问时说道，「这真的是为了填补空虚感，无论是在字面上或是比喻上」。

该调查结果也显示，77%的受访者认为男女双方应平等承担避孕的责任。而不论男女，皆倾向采用保险套作为避孕方式，78%的男性表示，为了不让伴侣在避孕方面感到有压力，他们更倾向使用保险套；52%女性希望伴侣戴保险套，而非服用避孕药。另，有65%的受访者在第一次约会时会携带保险套。而约四分之一的千禧世代会在出席高中同学会时携带保险套。

谢选骏指出：这些人之所以成为“色鬼”，应该是有以往的经验作为支持怂恿的——那么其中，是否也有“女性责任”呢？毕竟，性行为不是一个鬼单方面自己就可以完成的……

【69、性侵女童的13岁男孩属于红几代】

《13岁男孩性侵女童警方不立案 官方回应依法办事》（ZAKER 于 2024-03-20）报道：

针对3月19日网络有关阳山县一名13岁男孩性侵一名8岁女孩警方经查依法不予立案的信息，阳山县迅速成立联合工作组开展调查处理。

经查，2024年2月26日18时08分，110接报阳山小江镇发生一起警情。接报后公安机关立即组织警力开展调查。当日20时48分许，在阳山县岭背镇将犯罪嫌疑人陈某（男，13岁）抓获。经审查，陈某对其涉嫌强奸他人的事实供认不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规定，因陈某作案时不满十四周岁，不予刑事处罚，县公安机关依法对嫌疑人监护人发出《训诫书》。目前，陈某被依法送至专门学校进行训诫教育，相关部门已对受害女孩及其家属进行抚慰。后续处理工作仍在进行中。

阳山县联合工作组，2024年3月20日

此前报道

13岁男孩被指性侵8岁女童，警方经审查不予立案

近日，广东清远市阳山县的陈女士向澎湃新闻反映称，2月26日下午，其8岁的侄女陈果（化名）在公园的厕所内被一名13岁的男孩陈某某性侵。事发当天，陈果的父母报警。

陈果的家属说，3月18日，派出所民警告知，由于陈某某不满14周岁，无法追究其刑责，故对此案不予立案。阳山县公安局作出的《不予立案通知书》显示，陈果的家属提出控告陈果被强奸一案，阳山县公安局经审查认为符合其他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故决定不予立案。

陈女士称，家属已经向多部门投诉反映此事。3月19日上午，澎湃新闻先后联系当地镇政府和派出所，截至发稿前，未获得回应。

3月19日，澎湃新闻从知情人处获悉，事发后，陈某某被停课，现在又回校上课了。在未有上级通知前，老师也没有权力不让陈某某回校上课。

家属称8岁女孩公园厕所内被性侵

据陈女士介绍，陈果8岁多，未满9周岁，读小学二年级，其父母在镇上做小生意。今年2月26日下午五六点左右，放学后，陈果和读五年级的姐姐一起去附近的公园玩，姐妹俩有拌嘴，于是姐姐先回家了，陈果随后遭到一名男孩的侵犯。

陈女士称，事发地点位于公园的厕所内，性侵陈果的男孩名叫陈某某，读初二，两人并不认识。家属了解到，陈某某于2010年5月出生，还差几个月就满14周岁了。事发后，见下体有血迹，陈果被吓到了，哭着回家，跟父母说了此事。之后，陈果的父母报警，并带其去医院检查。

阳山县妇幼保健院于2月26日19时30分作出的诊断结果显示，陈果的处女膜破裂，“见少量血迹，左大腿内侧见两处淤黑”。

陈女士向澎湃新闻表示，之后陈某某没有回家，跑到了五六公里外的同学家，当晚被警方找到。但很快，陈某某就被放了出来。

陈女士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陈某某的一位任课老师表示，陈某某是一个“问题学生”，有喝酒、抽烟、旷课、欺凌等行为，“七年级的时候就全校有名了”，平时班上有同学投诉他，老师也拿他没办法，上个学期老师还劝过其家长带孩子去封闭管理的学校读书。事发后，老师让陈某某回家了。

据陈女士介绍，事发后，陈果父母和陈某某的父母在派出所见过一次，当时对方称没钱赔偿，提出给2万元和解，并要求出具谅解书，陈果的父母很气愤，拒绝了对方的和解方案。

涉性侵者未满14周岁，警方不予立刑案

陈女士称，3月18日，陈果的父母到当地派出所，被告知由于陈某某不满14周岁，无法追究刑责，故不予立案。陈果的父母无法接受这个处理结果。

陈女士提供的《不予立案通知书》显示，陈果的家属提出控告陈果被强奸一案，阳山县公安局经审查认为符合其他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陈女士称，事发后，家属第一时间报警，但至今没有报警回执。3月18日，在接收《不予立案通知书》签字时，民警要求家属把签字的时间写为3月1日，而不是当天。事后家属觉得不妥，提出反对，遂又重新签了一次，时间写为3月18日。

3月19日上午，澎湃新闻联系当地派出所，未获得回应。

3月19日，澎湃新闻从知情人处获悉，事发后，陈某某被停课，现在又回校上课了。在未有上级通知前，老师也没有权力不让陈某某回校上课。

陈女士表示，事发后，陈果遭受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又哭又闹，此前已经做过心理辅导，目前已返校上学。家属认为，这么恶劣的事件发生了，作案的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能当作事情没有发生一样，“没有任何处理结果”。目前，家属已经向当地教育局、12345等多部门投诉反映情况。

澎湃新闻了解到，目前，当地镇政府已经介入，正在和陈果的父母沟通。3月19日上午，澎湃新闻联系当地镇政府，截至发稿前，未获得回应。

澎湃新闻注意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

若不追究刑责，有哪些矫治措施？

我国刑法规定，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广州市法学会刑事辩护研究会副会长、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陈亮律师认为，由于男孩不满14周岁，涉嫌性侵，不存在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情形，警方作出不予立案决定，也是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作出的。此案中，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未成年人实施刑法规定的行为、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可以决定对其进行专门矫治教育。省级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至少确定一所专门学校按照分校区、分班级等方式设置专门场所，对前款规定的未成年人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以下矫治教育措施：予以训诫；责令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责令具结悔过；责令定期报告活动情况；责令遵守特定的行为规范，不得实施特定行为、接触特定人员或者进入特定场所；责令接受心理辅导、行为矫治；责令参加社会服务活动；责令接受社会观护，由社会组织、有关机构在适当场所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监督和管束；其他适当的矫治教育措施。

陈亮说，在民事责任部分，性侵是严重的侵权行为，导致被害人身体遭受严重伤害，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这种侵权行为应当由加害人来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其中包括被害人的医药费、住院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如果导致被害人伤残，还需承担相应的残疾赔偿金。由于此案中的加害人是未成年人，自身无赔偿能力，相关赔偿责任应由其监护人承担。

网民嚎叫：

wumiao 发表评论于 2024-03-20 09:32:45

未成年保护法，基本是“保护坏未成年法”。

临时发言 发表评论于 2024-03-20 09:07:00

这确实是一个公理和法理的难题。于公理，这个男生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但法律就是法律。中国可以考虑用这些案件修改法律，但这个案件也只能按当前法律来判。

土拨鼠拨土 发表评论于 2024-03-20 08:36:35

FollowNature 发表评论于 2024-03-20 03:33:00

以前大陆有少年管教所，对犯罪的未成年人管教。好像现在没有了。应该考虑恢复。不然的话，对受害者是二度伤害。

土拨鼠拨土 发表评论于 2024-03-20 08:34:32

两会代表提出的那些狗屁提案还不如改改未成年法。对这些罪大恶极的未成年人不能姑息。

俺是农民 发表评论于 2024-03-20 08:33:11

女童的爹如果阉了他，会判几年？或者杀了他，应该不会判死吧？

gameon 发表评论于 2024-03-20 08:05:14

什么狗皮官方回应！这不是官方鼓励性侵要趁早吗？

小毛er 发表评论于 2024-03-20 07:17:25

中国不是有少管所的吗？犯罪的青少年可以关起来训诫纠正。

笑天下大事 发表评论于 2024-03-20 06:40:29

在国外即使未成年免责那民事赔偿也罚死了，中国什么狗屁法律，这不是鼓励未成年人犯罪吗。

luren_1970 发表评论于 2024-03-20 05:56:07

现在小孩营养好，早熟。13岁看起来跟我们当初改革开放之初16，7岁的青年差不多大。

拾麦客 发表评论于 2024-03-20 05:50:20

这人应该关起来直到18岁。因为在成年之前危害社会且很难矫正，又自知犯罪不需负责。

henry008 发表评论于 2024-03-20 05:28:03

按照这个JB案例，14岁以下的男性尽管去强奸，鸟事没有。如果导致女方怀孕，还应该表扬和奖励，因为那男的为提高人口出生率作了大的贡献。

lbrobertca 发表评论于 2024-03-20 03:59:03

死不足惜，还应让加害家庭赔得倾家荡产。这是女孩一辈子的阴影。

老歌好听 发表评论于 2024-03-20 03:44:00

中国强奸猥亵太普遍，追究起来会搅动乾坤。

FollowNature 发表评论于 2024-03-20 03:33:00

以前大陆有少年管教所，对犯罪的未成年人管教。好像现在没有了。应该考虑恢复。不然的话，对受害者是二度伤害。

beixuanlv 发表评论于 2024-03-20 02:55:00

小畜生早晚会进去，搞不好会被枪毙的。

搦战 发表评论于 2024-03-20 01:34:42

这个法律的危害太大了。13岁正是对性好奇的时候，如果发现性侵竟然不需要负责，那全国此类案件恐怕会频发。

谢选骏指出：人说“13岁男孩性侵女童警方不立案，官方回应依法办事”——我看不然，性侵女童的13岁男孩应该属于红几代，因为性侵女童的13岁男孩如果不是属于红几代，相反，被他性侵的女童属于红几代，那么肯定，这个男孩早已在监狱里拷打致死或“自杀上吊”了。

【70、性骚扰就是压迫，性侵就是仗势欺人】

《电视剧《人选之人》在台湾掀起“我也是”风暴》（AMY CHANG CHIEN 2023年6月27日）报道：

《人选之人——造浪者》的一幕。这部Netflix上的热门政治剧激发了台湾女性公开谈论性骚扰问题。

过去几周里，一波“#MeToo”（我也是）指控浪潮迅速波及台湾政界、司法界、演艺界上层，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当地女性权利状况，实行民主制度的台湾长期以来一直是亚洲最进步的地方之一，并以此为豪。

新指控几乎每天都在出现，引起脱口秀节目和社交媒体上的讨论，导致报纸发表评论、活动团体呼吁给予受害者更强的保护。

从许多方面来看，台湾女性取得的重大进步令人瞩目，早在“#MeToo”运动在美国兴起之前，台湾女性就帮助选出了当地第一位女总统，加强了惩罚强奸和性侵犯的法律。但源源不断的最新性骚扰指控表明，正如活动人士和学者指出的那样，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让女性在工作场所易受伤害，存在一种文化，让人很快指责受害者，并且掩盖针对有权势男性的指控。

台湾总统蔡英文与其他官员，摄于2020年。最早受“#我也是”指控的主要是几名她所在政党的高级成员，给民进党在年轻选民中的信誉构成风险。

指控的大量涌现是由Netflix上一部有关台湾政治的热门电视剧《人选之人——造浪者》引发。该剧有一个次要情节：一个政党的一名女党员告诉上司，她曾被该党一名的党员性骚扰。她的上司承诺帮助她处理骚扰事件，并说，“我们不要就这么算了。”这个说法表明这种引起政治麻烦的指控经常被忽视。

虚构的上司的话成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唤起了100多名主要是女性的指控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分享她们在不愿意的情况下被亲吻、猥亵的经历，甚至还有少数强奸未遂的案例。她们描述了工作场所的侮辱性行为，包括男同事和男上司的不当触摸、不受欢迎的挑逗，以及粗俗下流的评论。其中一些帖子被分享了成千上万次。

这波指控对蔡英文总统领导的执政党民进党来说风险尤其大。最早被指控性骚扰、并试图让指控者噤声的人当中，有民进党和政府的高级官员，迫使蔡英文两次为民进党内部对投诉处理不当道歉。这些批评与民进党作为自由主义价值观倡导者的记录相违，这些记录包括在2019年将同性婚姻合法化，并在今年早些时候赋予同性恋伴侣收养孩子的权利。台湾明年将举行总统大选，这些批评也对民进党在年轻选民中的信誉构成风险。

“民进党一直自认为是一个支持性别平等的政党，”民进党立法委员范云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她也是台湾大学专门研究性别问题的教授。“这个剧大家认为是在影射民进党，这个部分就会有很大的冲击。”

《人选之人——造浪者》的一幕。该剧关于妥善处理性骚扰投诉的台词——“我们不要就这么算了”——在台湾引起了共鸣。

被指控性骚扰的最高级别官员之一是颜志发，他否认了指控，但辞去了蔡英文总统顾问的职务。台湾的最高法律机构表示，将对惩戒法院前院长李伯道受到的性骚扰指控启动调查。民进党高级官员蔡沐霖被指控胁迫一名女党员保持沉默，她曾向蔡沐霖反映一名男同事试图进入她酒店房间的情况。

蔡沐霖已经辞职（他与蔡英文没有亲属关系）。指控蔡沐霖的女子陈汶轩说，其他分享自己经历的女性增加了她公开发声的信心。“这起运动，让我知道没有什么不公不义的事，是应该吞下去的，”她说。“毕竟，我们不能就这样算了。”

受到指控的男性也包括反对党国民党的成员，以及更广泛的台湾社会男性，涉及学术界、新闻界、最近还有演艺界。

电视名人黄子佼道了歉，此前他被一名在工作中遇到的女子指控未经同意亲吻了她、并强迫她拍裸照。流行歌星炎亚纶也道了歉，一名前男友指控他偷拍了他们的性爱视频，当时这名前男友只有16岁，尚未成年。当地检察官本周表示将对这一指控进行调查。

电视名人黄子佼在被一名女子指控未经她同意亲吻她、并强迫她拍裸照后道歉。

从某些方面来看，这场“#MeToo”运动表明，女权活动人士过去几十年取得的艰难进步，已经带来了态度上的代际变化。由于2004年颁布的课程改革方案，台湾的年轻一代从小学起开始学习性别平等，他们现已步入成年。

但职场难以跟上他们的步伐。

台湾的年轻一代“对于性别多元与平等相较于年长的世代有较高的认知”，宾夕法尼亚州富兰克林和马歇尔学院的政府学助理教授颜维婷说，“但年轻人所进入的职场文化仍被老一辈的人把持。”

立法者已承诺将很快通过修订法律，要求各机构在保护骚扰受害者方面承担责任，使工作场所和学校更安全。修订条例将要求机构对投诉进行跟进，并在必要时成立独立的第三方调查小组。女权组织呼吁台湾延长性骚扰投诉的时效期限，目前的期限是一年。

但活动人士也说，在解决性别歧视文化的问题方面仍需要更多的措施，这种文化是不当行为的根源，并阻碍了许多受过性骚扰的女性发声。台湾劳动部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那些称自己在工作场合遭到性骚扰的女性受访者中，只有极少数进行了投诉。台湾的活动人士和学者说，无论是工作场所的主管、还是警察或法官，有权的男性常常被认为同情其他有权的男性，并更可能指责受害者。

现年27岁的赖玉芬（音）本月在自己的Facebook和Twitter账号上指控波兰外交官李波（Bartosz Rys），称去年被李波性侵犯。她说，她向警方报案后，调查人员问她，为什么在拒绝该外交官的求爱时向他道歉，为什么没有把遭遇告诉家人。她说，一名辩护律师在共同的朋友面前对她说三道四。“我要把我的故事拿回来，”赖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说。

波兰驻台北办事处（即事实上的波兰驻台湾大使馆）证实正在配合当局调查。检察官已决定不起诉李波，他在去年任期结束后已离开台湾。李波没有回复记者用电子邮件发去的置评请求，但他在自己的Twitter上写道，赖女士曾向他索要金钱，以换取放弃指控。（她说，钱的问题是谈判法律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对那些从事台湾民权社会工作的人来说，也许最令人担忧的指控是针对公众眼中维权界有影响力的领导人。现年29岁的活动人士李元钧本月公开指控中国的资深民主异见人士王丹，称王丹曾在2014年将他按在床上要求发生性关系。李元钧说，他正在起诉王丹。

中国的亲民主异见人士王丹本月被一名台湾活动人士指控，该人称王丹将其按在床上要求发生性关系。 

王丹在一份声明中说，希望公众在法院对诉讼做出裁决之前不作评判。“为公众人物，个人私生活会受到更加严苛的检视。”他说。“作通过此次事件，我在未来会更加注意这一点。”

谢选骏指出：性骚扰的要害不是性，而是压迫；性侵的要害也不是性，而是仗势欺人。性骚扰就是“以性的形式进行压迫”，性侵就是“以性的方式仗势欺人”——它们的要害都是“吃免费餐”、“吃霸王餐”——而不是吃东西本身。

【71、性学大师张之洞——张开慈禧洞】

《张之洞送宝物给慈禧 慈溪爱不释手还带入陵墓》（国画家 2016-09-18）报道：

如果你喜欢艺术，或者你就在艺术的路上，和我们交流吧，喜欢请加收藏。（来源：光明网）

晚清时期，张之洞是一个绝对绕不过去的人物。他在政坛叱咤风云30年，历经中法战争、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八国联军入侵、义和团运动等近代中国的标志性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他是中法战争的中方主帅（两广总督）——而这一场战争，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唯一取得胜利的一次对外战争。

张之洞送宝物给慈禧 慈溪爱不释手还带入陵墓

我们知道，张之洞在中国政坛权倾一时之际，正是中国大厦将倾的关键时刻。他因此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后来，慈禧太后逝世，临死托孤，张之洞是唯一在场的汉族大臣。由此可见，张之洞在慈禧太后心目中的位置。

然而，张之洞在晚清政坛呼风唤雨之前，曾经经历过漫长的“潜伏期”。虽然他14岁就成为秀才，16岁就成为举人。可在关键性的会试上，总是差了一把火，直到27岁才金榜题名，成为进士。此后，又在浙江、湖北、四川一带，担任考官、学政一类“闲职”。

直到遇到慈禧太后。

1881年，慈禧太后作出一个酝酿已久的决定。她下了一道命令，让张之洞在一夜之间，由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直接升为从二品的内阁学士、礼部侍郎。

巧的是，同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也曾经享受过这样的破格提拔待遇。当年道光皇帝很欣赏曾国藩，屡屡破格提拔他。使得他十年七迁，连跃十级，成为政坛奇迹。

有了慈禧太后的欣赏，44岁的张之洞迎来了他的黄金时代。就在这一年，他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巡抚与礼部侍郎一样，也是从二品，可在地方担任行政长官，与在京城做没有多少实权的礼部侍郎，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此后，张之洞历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他大力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常言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可是，手握重权的张之洞，却素以清正廉洁闻名。

他一生经手筹建了数不胜数的官办新式企业，如果要聚敛财富，简直就是举手之劳。而他长期担任封疆大臣，只要稍微示意，自有许多人送钱送物，不在话下。可是，张之洞始终守住做人的底线，恪守清廉的为官之道。

一次，适逢张之洞60岁生日。他关上大门，悄悄地在两广总督衙门中过。有探听到消息的商人带着鞭炮前去祝贺，却吃了闭门羹，只好带回家燃放。

张之洞两袖清风，以至于死后，家中“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他家里甚至拿不出丧葬费，不得不依靠亲友和门生的资助处理后事。

不过，张之洞虽然清正廉洁，却送给慈禧太后一件宝贝——即翡翠“降魔杵”。

慈禧太后一生钟爱翡翠，搜刮天下极品。对于张之洞赠送的翡翠“降魔杵”，她相当喜爱，日夜把玩，爱不释手。

慈禧太后死后，这件翡翠“降魔杵”被带进陵墓，成为琳琅满目的殉葬珍品中的一件。可惜的是，后来，慈禧太后的陵墓遭到军阀孙殿英的盗窃，很多宝贝都流失了，包括慈禧生前极其钟爱的翡翠“降魔杵”，也流失在海外，不知影踪。

张之洞之所以要送给慈禧太后“降魔杵”，自然是感谢她的知遇之恩。这说明，张之洞并非“腐儒”之流，在某些时候还是很懂得人情世故的。

谢选骏指出：张之洞确实很懂人情世故，所以他送给老寡妇慈禧一把“降魔杵”——这其实就是一把“自慰器”、“手淫具”。张之洞也许过度懂得洞里的秘密，才会胡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便进之于慈禧老妖婆子的下怀。因为中学为体，就是保住满狗的江山；西学为用，就是增强满狗的福利。满洲母狗叶赫那拉氏能不满心喜悦、张开洞洞吗？所以我说，张之洞成功的秘诀，一言以蔽之曰——“张开慈禧母狗洞”也。

【72、疫苗无罪，罪在人性】

《疫苗史话：英美20世纪疫苗接种史上的两起丑闻和一个早夭计划》（2022年1月30日 BBC）报道：

美国加州伯克利的家族企业，克特制药公司（Cutter Laboratories）生产的疫苗被美国各地医院下架

天花疫苗问世开启了疫苗研发先河，人类进入通过接种疫苗预防疾病大流行的新时代，而这个时代从一开始就有围绕疫苗接种的支持和反对两种力量针锋相对。

历史上反疫苗运动在部分医生和宗教领袖带领下曾经声势浩大，但疫苗显而易见的好处也推动了强制接种的推广。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科学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接种疫苗，反疫苗接种运动日渐式微，但每有新疫苗问世，仍有各种反对声相伴。

今天的西方世界，反疫苗者不再否认细病毒、病菌是疾病的起源，而是专注于疫苗的健康风险、副作用、媒体报道和对疫苗有效性的质疑，以及对制药公司信息的揭露。

BBC国际台乌克兰语组记者乔治·厄尔曼（George Erman）回顾了疫苗史上两起震惊世界的丑闻。

克特疫苗事件

克特疫苗事件又称卡特疫苗事件。1955年，克特制药公司（又译卡特制药公司，Cutter Laboratories）生产了12万剂小儿麻痹症疫苗，含有活脊髓灰质炎病毒，而不是灭活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疫苗。

《皇家医学会杂志》2006年报道说，这些疫苗“导致4万例脊髓灰质炎病例，导致200名儿童不同程度瘫痪，并导致10人死亡”。

其他研究显示，事件中有100名儿童瘫痪，4人死亡。

克特制药公司被告上法庭。律商联讯（Lexis Nexis）报告称，陪审团发现：“疫苗既不适合销售，也不适合其预期用途”，原告获得经济赔偿。

被反对接种疫苗阵营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另一起事件是1976年美国猪流感疫苗接种运动。

福特总统的流感疫苗战役

1976年2月，美国新泽西州的迪克斯堡军事基地有数百名士兵感染了猪流感。

时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1973-1977）的政府担心会引发像西班牙流感大流行那样规模的疫情；1918-1921那次疫情导致美国数十万人死亡。

恰巧即将举行大选。福特总统决定阻止这场灾难，为全体民众接种疫苗。虽然没有爆发流行疫情，大规模疫苗接种还是在秋季开始。

福特总统本人于10月14日接种疫苗由电视直播，这使得一些美国人认为这是一项政治举措。

当小报报道匹兹堡三名老年人接种疫苗后死亡时，一些接种疫苗的人开始把自己身体的略微不适或疾病苗头与疫苗接种联系起来。

小报以死亡率上升的头条新闻火上浇油。《纽约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宾夕法尼亚州死亡诊所现场”的报道。上面写道：“其中一位老人，75岁的朱莉娅·布奇（Julia Bucci），被她手臂上的皮下注射针头吓了一跳，蹒跚地走了几步，然后倒在了卫生站的地上。就在他们眼前。”

对于数十名来自不同的几个州的接种疫苗的人来说，后来发现疫苗接种后来与危险的格林-巴利综合症（Guillain-Barré syndrome）的传播有关。这是一种免疫系统攻击神经系统的情况，导致四肢虚弱和刺痛，在最坏的情况下，瘫痪。

科学家后来发现，患流感时患上这种综合症的概率比接种疫苗后的发病概率要高得多。

最后，在4500万美国人（占人口的22%）接种了疫苗后，这个项目告停，新上台的卡特政府放弃了这个计划。在没有流行疫情也没有必要性的情况下接种疫苗、小报带来的恐慌，以及将老年人的死亡与疫苗联系在一起，导致对国家疫苗接种计划的不信任日益加深，也加强了反疫苗运动。

后来，甚至有人认为自己的格林巴利综合症是由接种疫苗引起的，出现了几起诉讼官司。

MMR疫苗、韦克菲尔德医生和麻疹爆发

互联网和全球化使得反疫苗运动能够更便捷地把自己的主张在全球范围传播，而无需建立一个集中控制的组织。

社交平台创造了传播不准确或未经证实的信息的机会，通过聚焦疫苗副作用来吸引反疫苗支持者，散播恐惧的种子。

毕竟，在社交媒体上，教育、医学经验或科学学位都无足轻重，重要的是订阅者数量和对他们的说服力。

英国医生安德鲁·韦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1998年将MMR疫苗（预防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的三合一疫苗）与儿童自闭症相关联，极大地激发了反疫苗运动的灵感。

反疫苗接种运动用安德鲁·韦克菲尔德医生的报告为自己壮声势；他的报告后来被证明无中生有，名誉扫地。

MMR疫苗自1971年开始使用，是预防这些疾病传播的基础。根据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ECDC）数据，在全球接种MMR疫苗之前，1980年有260万人死于麻疹，而2012年这一数字为12.2万人。

韦克菲尔德1995年的MMR论文

早在1995年，伦敦一所医学院的胃肠病学教师兼主治医师安德鲁·韦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在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称麻疹疫苗可能导致克罗恩病（肠道炎症）。

研究人员对他的方法提出批评，并发现无论是麻疹还是麻疹疫苗都没有引起这种疾病。

1998年，韦克菲尔德在《柳叶刀》上发表与另外11名研究人员联合撰写的论文，将MMR疫苗与自闭症患者增多相关联。

2001年，被称为神经胃肠病学之父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病理学和细胞生物学教授迈克尔·格申（Michael Gershon）对韦克菲尔德的研究结果提出质疑，并称他的研究是“垃圾”。

记者布莱恩·迪尔（Brian Deer,右）的深入调查揭露了韦克菲尔德（中）的MMR研究背后的财务动机

英国记者布赖恩·迪尔（Brian Deer）在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和《英国医学杂志》进行的调查中发现，韦克菲尔德的研究存在利益冲突。韦克菲尔德就职的学校得到反疫苗接种组织JABS聘请的一名律师的捐款，并对破坏疫苗可信度感兴趣。

迪尔还报道说，韦克菲尔德成立了一家以他妻子名字命名的公司，并希望开发自己的疫苗、诊断试剂盒和其他医疗产品，而这些产品只有在MMR疫苗可信度受到破坏的情况下才能成功。

这位科学家和他的助手此前曾计算过，该项目第三年仅诊断测试一项的收入每年就高达4300万美元。

以下是欧洲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ECDC）对韦克菲尔德案例的陈述：

“他关于停止分发MMR疫苗的承诺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2004年，这位科学家被发现提出这个主张的背后有经济利益。一位有意起诉疫苗制造商的律师聘请了他，并招募了作为研究对象的儿童。此外，（他的）数据是伪造的：与报告所称的疫苗接种后出现症状相反，一些儿童在接种疫苗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症状。”

2010年1月，英国综合医学委员会裁定韦克菲尔德有不诚实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并实施了患者不需要的医疗程序（例如，医生对幼儿进行了同行认为不必要的结肠镜检查）。

英国医学杂志写道，韦克菲尔德被裁定“犯有大约30项指控的行为，包括四项不诚实指控和12项导致儿童接受临床上不合理的侵入性手术的指控”。

韦克菲尔德的论文最终被《柳叶刀》删除。

安德鲁·韦克菲尔德被除名

韦克菲尔德后来发表的研究数据显示，他研究项目中的儿童没有肠道疾病，这与他声称的相反。

2010年5月，韦克菲尔德被从英国执业医生名册中除名，并被禁止在英国行医。

他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在我看来，他们很久以前就做出了这个决定，早在证据被公平听取之前。这就是体制处理异议的方式。孤立、抹黑并给其他医生和科学家提供一个榜样戒示不要参与这种事情。那是对疫苗安全性问题的核检。”

麻疹疫情爆发

自从韦克菲尔德的文章发表以来，一些国家的麻疹疫苗接种率急剧下降。2008年，英国爆发麻疹疫情。

在2000年宣告已战胜麻疹的美国，自2005年以来再次爆发麻疹疫情，受影响的包括因宗教信仰而经常拒绝接种疫苗的人，例如2014-2015年间在阿米什人社区中爆发疫情，以及因为已经被证伪的与自闭症有关的说法感到害怕的人——例如索马里移民社区。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裔人在2008年之前麻疹疫苗接种率达到最高水平；但2008年当地的反疫苗接种者与韦克菲尔德就该州的自闭症问题举行了几次会议。这位最后声名狼藉的科学家的主张是反疫苗者反对麻疹疫苗接种的关键。

2018-2019年，麻疹疫情袭击了全球多个国家。

韦克菲尔德的发现得到了一些名人的支持。

电视剧《海滩救护队》女星珍妮·麦卡锡（Jenny McCarthy）一再指责MMR疫苗导致她儿子的自闭症——她在自己的书中和电视节目采访中提出这些指责，为韦克菲尔德辩护。同时，她又否认自己是一名反疫苗接种者。

美国精神病学家杰弗里·利伯曼（Jeffrey Lieberman）在2015年发表在Medscape杂志的一篇关于试图寻找自闭症根源的社会名流的文章中写道：“她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的话具有误导性，且有害；麻疹疫情的爆发正是对这种伪科学神话传播的明白无误的反应。”

韦克菲尔德现在住在美国，正在拍摄谴责疫苗接种的纪录片。2016年，他的影片Vaxxed:From Cover-Up to Catastrophe（接种疫苗：从遮掩真相到灾难爆发）准备在著名演员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与人共同创办的翠贝卡电影节上放映，引起公众的愤慨，但自己孩子患有自闭症的德尼罗始终为放映这部电影的决定辩护。

最终，电影节拒绝放映该片。

谢选骏指出：疫苗无罪，罪在人性——这就像是“枪支无罪，罪在人性”、“资本无罪，罪在人性”。而卡尔·马克思这个狗崽子，不去检讨自己的罪性，单单诿过于资本；这犹如杀人犯责怪枪支、强奸犯责怪受害者勾引他或她——不亦理屈词穷胡。

【73、英语是同性恋和乱伦分子的温床】

《李银河：同性恋与乱伦的区别》（随笔杂谈 2011-10-14）报道：

最近有一个叫李铁的人提出一个相当刁钻的问题：如果允许同性婚姻，是否也应当允许乱伦婚姻，比如母亲和儿子结婚，父亲和女儿结婚。他的理由是，母与子、父与女之间也可能发生爱情，也可能产生性欲，也可能是双方自愿的，也不伤害他人，为什么不可以结婚呢？并不视为禁忌，反而有“余桃”“断袖”之类的美谈广为流传。因此从社会习俗上讲，乱伦与同性恋不可同日而语。 其次，从社会统计结果看，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社会中，同性恋均构成一个统计上占一定比例的人群，一般的调查结果是3-4%，按这个比例，绝对人数规模相当庞大，比如在中国就有几千万人。而乱伦关系发生率极低，只在个别人当中发生，构不成一个统计上值得注意的规模。 再次，同性恋的成因至今无法确定，很可能有先天因素，就像左撇子的成因，至今无法得到生理学的确切解释。而乱伦行为多为后天原因，例如亲子兄妹失散多年，偶然相遇，发生了性关系，而双方并不知情；再如父母一方缺失的单亲环境等等。这也是社会不能赞成乱伦婚姻的原因。 此外，亲子婚姻生育后会导致辈分伦理关系混乱也是乱

我对这个问题的初步分析是这样的：

首先，在古今中外所有的社会和文化当中，都有乱伦禁忌。这个禁忌最早的形成原因可能是因为乱伦导致生育缺陷儿数量众多，引起人种退化。为了人种的进化而不是退化，就形成了乱伦禁忌。相比之下，同性恋禁忌并非普遍存在。比如说在古希腊罗马，同性恋是一种普遍的实践，几乎每一个少年都会有一个成年人做他的导师同时又是性伴侣。女同性恋也很盛行。中国汉代的皇帝几乎个个都有男宠，民间也有大量同性恋性活动，并不视为禁忌，反而有“余桃”“断袖”之类的美谈广为流传。因此从社会习俗上讲，乱伦与同性恋不可同日而语。

其次，从社会统计结果看，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社会中，同性恋均构成一个统计上占一定比例的人群，一般的调查结果是3-4%，按这个比例，绝对人数规模相当庞大，比如在中国就有几千万人。而乱伦关系发生率极低，只在个别人当中发生，构不成一个统计上值得注意的规模。

再次，同性恋的成因至今无法确定，很可能有先天因素，就像左撇子的成因，至今无法得到生理学的确切解释。而乱伦行为多为后天原因，例如亲子兄妹失散多年，偶然相遇，发生了性关系，而双方并不知情；再如父母一方缺失的单亲环境等等。这也是社会不能赞成乱伦婚姻的原因。

此外，亲子婚姻生育后会导致辈分伦理关系混乱也是乱伦禁忌的一个原因，而同性婚姻因为一般并不会导致生育，所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目前有许多同性恋伴侣可以收养孩子，或通过人工受精得到有血缘关系的后代，但是也绝不会产生辈分混乱的问题，这也是大多数社会只有乱伦禁忌而并没有同性恋禁忌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无论李铁是主张乱伦婚姻合法化，还是用反对乱伦婚姻合法化的逻辑来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他都是错误的，无法自圆其说。

谢选骏指出：这些留学生，被英语洗了脑，就变成了同性恋和乱伦分子。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畸变呢？因为英语是同性恋和乱伦分子的语言——第一，英语男女不分，是同性恋的温床；第二，英语上下不分，是乱伦的温床：

《親戚稱呼英文大全》

大家有冇試過見到唔相熟嘅親戚時唔識點稱呼對方？的確，一個大家族入面隨時有三五七個「伯母」同「叔叔」，真係超級混亂呀！用中文講已經十分混亂，用英文的話，大家又識唔識呢？

一於認識一吓英文版嘅 family tree：

1. Cousin

不論係表哥，表弟，表姐，表妹抑或堂哥，堂弟，堂姐定堂妹；英文都係 “cousin”，並冇男女之分！

2. Aunt / Uncle

“Aunt” 及 “uncle”可 謂英文親戚關係嘅「萬能Key」！

其中：舅父、叔父、叔叔、姑丈、伯父、伯伯、姨丈都可簡單地以 “uncle” 一字稱呼。

同理：舅母、姑媽、嬸嬸、伯娘、姨媽等叫 “aunt” 或 “auntie” 就可以。

3.（Great）grandfather/ grandmother

爺爺（祖父）及公公（外祖父）同樣稱為 “grandfather”，並無父系母系之分。

同理，嫲嫲（祖母）及婆婆（外祖母）稱為 “grandmother”。

要稱呼再高一輩嘅曾祖父母輩，加上 “great” 一字即可。例如太爺及太公稱作 “great grandfather”；太嫲及太婆稱作 “great grandmother”。

要「掉返轉頭」講，由（曾）祖父母輩稱呼孫仔孫女亦係相同道理：

“grandson” 為男（外）孫

“granddaughter” 為（外）孫女

“great-grandson” 指（外）曾孫

“great-granddaughter”指（外）曾孫女

4. Nephew/ niece

“Nephew” 係男外甥 / 侄兒；而 “niece” 就係外甥女 / 侄女。

5. In-laws

要表達親家關係的話，其實只要係稱呼後加上 “in-law” 就可以。例如：

“father-in-law” 代表老爺 / 岳父；”mother-in-law” 代表奶奶 / 岳母；無分女家男家。

自己嘅女婿叫 “son-in-law”，稱呼自己新抱 / 媳婦可以叫 “daughter-in-law”。

而姐夫及妹夫都可稱為 “brother-in-law”，大嫂 / 弟婦稱為 “sister-in-law”。

6. Step/ half

“Step” 則代表所有「繼」嘅關係。”Stepfather” 為繼父，”stepmother” 為繼母，”step-brother” 為繼兄弟，”step-sister” 為繼姐妹。

如果係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關係嘅兄弟姊妹，可以叫 “half-brother” 同 “half-sister”。

親戚稱呼咁多咁複雜，簡單一篇好難講得哂。

如果你希望活學活用呢類生活英文小常識，就唔可以靠死記死背，我哋每個月都有大量免費學習活動，從DIY手工、煮食、品酒等等嘅活動，邊玩邊學日常英文，好多機會可以練英文會話，輕鬆有效，仲可以認識新朋友！

《5分钟帮你理清 英语 中的亲属称谓》（2019-09-07）报道：

其实，歪果仁的亲属称谓很好掌握，比如uncle一个词可以叫遍叔伯舅舅姑父姨父，简单粗暴。

但是架不住中国小伙伴习惯了复杂思维，总在纠结他们到底怎么分清楚谁是谁呢？那咱们今天就细细理一遍，看看各种亲戚都怎么叫。

集中精力，越往后越难，要坚持看完哦！

immediate family

直系亲属

Immediate family这个概念在各种法律中会有不同的定义，但一般来说，英文中的直系亲属包括父母、兄弟姐妹（siblings）、配偶（spouses）和子女。

Close relative也可表达同样的意思。

extended family

稍远的亲属

Grandparents

英美人民称呼自己的祖父母时有很多种亲昵叫法。奶奶、外婆可以叫作granny、nana、grandma；爷爷、外公可以叫作grandad、grandpa等。

但对他人提起自己的祖父母时，一般就说grandfather和grandmother。

如果你想分清楚到底是爸爸那边还是妈妈那边的祖父母，就可以用“on ... side”的表达，例句：

My grandmother on my mom's sideis Korean.

我外婆是韩国人。

你还可以用maternal grandparent来指代外婆外公，爷爷奶奶则称为paternal grandparent。这种说法比较正式。例句：

The patient says that his maternal grandfather died of brain cancer.

病人说他的外祖父死于脑癌。

曾祖父母是great-grandparents。所以great-uncle就是舅老爷、姑老爷，great-aunt就是伯祖母、姑姥姥。

你可以继续在前面加great-，表示再上一辈的祖父母，例句：

My great-great-great-grandfather fought in the Civil War.

我的曾曾曾爷爷打过内战。

不过，你可以直接叫他们ancestors，祖辈。

同理，你也可以有曾孙子、曾孙女（great-grandchildren），他们都是你的descendants（后代），或offsprings（子女、后代）。

Aunts and uncles

叔伯姑姑是paternal aunt/uncle，姨妈舅舅就是maternal aunt/uncle。

他们都是你的aunt/uncle by blood，有血缘关系的。

他们的配偶则是aunt/uncle by marriage。

和中国孩子管爸妈的朋友叫叔叔阿姨一样，有些外国家庭里，孩子也会叫爸妈的好友aunt或uncle。

Cousins

当人们说到cousins这个词时，通常指的是first cousins，即堂（表）兄弟姐妹。

其他的远亲（distant relatives）也可称作cousins。

Second cousin，第二代堂（表）兄妹，是你父母的堂（表）兄弟姐妹的孩子。

Third cousin，第三代堂（表）兄妹，就是你祖父母的堂（表）兄弟姐妹的孩子。

你的亲兄弟姐妹（siblings）的子女叫做nephew（侄子、外甥）和niece（侄女、外甥女）。

接下来，烧脑的部分来了。

如果有一个人跳出来说，我是你的second cousin once removed，你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吗？

Removed其实相当于中文里的辈分，差一个辈分，叫做once removed，差两个辈分就是twice removed。

通过图表来看

▲ Emma是Frank爸爸的表亲（first cousin），Frank和Emma之间差一个辈分。Frank和Emma的关系就是first cousins once removed。

▲ Emma是Harry爷爷的表亲（first cousin），Harry和Emma之间差两个辈分，所以Harry和Emma的关系就是first cousins twice removed。

▲ Gwen是Harry爸爸的第二代表亲（second cousin），Gwen和Harry之间差一个辈分，所以Gwen和Harry的关系就是second cousins once removed。

如果表亲辈分关系实在太复杂，算不清楚了，那就简单粗暴地翻译成“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吧，没有人会怪你的……

in-laws

姻亲

In-law的用法通常适用于配偶的直系亲属，比如mother-in-law（岳母；婆婆）、brother-in-law（姐夫；小叔；大舅等），如果描述更远一点的配偶的亲戚，人们就会更清楚地解释其中关系，而不用in-law，如，

My wife's grandmother passed away last week.

我妻子的奶奶上周过世了。

自己的女婿、儿媳也可以叫son-in-law和daughter-in-law。

other relations

其他亲属关系

离婚（divorce）、再婚（remarriage）、领养（adoption）会产生的一些更复杂的家庭关系，比如：

step-father/mother 继父继母

继父继母的孩子叫做step-brother或step-sister。

你的亲生父亲/母亲和继母/继父共同生育的孩子则叫做half-brother或half-sister。

养父养母称为adoptive parents，而被领养的孩子管自己的亲生父母叫biological parents或birth parents。

亲属关系相关词汇

kinfolk, kin 亲属

kinship 亲戚关系

next of kin 近亲

generation 代

branch 支，系

tribe 部族，部落

clan 氏族

race, breed 种族

lineage 宗族，世系

stock 门第，血统

of noble birth 贵族出身

of humble birth 平民出身

origin 出身

ancestry 祖先，先辈

ancestors, forebears, forefathers 祖先

extraction 家世

offspring 后代，后辈

descendants 后代，晚辈

progeny 后裔

succession 继承

consanguinity, blood relationship 血缘关系

kinsmen by blood 血亲

affinity 姻亲关系，嫡戚关系

family tree 家谱

【74、有力气就会任性】

《原因揭秘：鲨鱼攻击人类的真正动机》（理查德·格雷（Richard Gray）019年9月29日）报道：

13岁的梅格尔（Hannah Mighall）身下晶莹澄澈的海水暂时变暗了。她正坐在冲浪板上，享受着温暖的阳光，她和表哥在塔斯马尼亚岛（Tasmania）田园诗般的海湾中等待着下一次的冲浪。在他们身后，明亮的白色沙滩上散落着稀疏的人影，到目前为止，冲浪活动顺利而快乐。

突然，梅格尔脚下出现了阴影，她本能地抬起了脚——海藻球经常从附近的岩石上脱落，漂进海水中。她说：“它们黏糊糊的，我讨厌触碰它们。”

但有什么东西抓住了她的腿。

梅格尔说：“开始并不疼，只是有东西轻轻抓住了我，然后我就掉进了水里。”

然而，对目睹发生这一切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可怕的事。当时有一条5米长的大白鲨咬住了她的右腿，把她从冲浪板上抬了起来，在水中摇晃着，然后又快速消失在水面之下，周围炸开了水花。

梅格尔说：“几秒后我意识到那是条鲨鱼。当我从水里跳出来时，我仰面躺着，但我的腿在它的嘴里。我能清楚的看到，我穿着黑色潜水服的腿，还有它的牙齿和粉红色的牙床、以及牙齿和鼻子下面的黑白分界线。我以为是在做恶梦，一直想睁大眼睛。”

袭击梅格尔的鲨鱼从她的冲浪板上咬下一大口，然后才让她浮回水面（Malcolm Mighall）

梅格尔的表哥，33岁的曼迪（Syb Mundy），坐在离她有几米远的自己的冲浪板上，见状快速划过去猛击鲨鱼头部。鲨鱼这才离开，潜入水下，放开了梅格尔，转而又扑向梅格尔的冲浪板，而冲浪板上有一根绳子绑在她的腿上。

鲨鱼嘴里叼着冲浪板，第二次把梅格尔和所有东西都拖到了水下。过了一会儿，梅格尔带着半块木板浮出水面。鲨鱼把冲浪板上的玻璃纤维和泡沫咬得干干净净。

曼迪一把抓住表妹，把她背在背上，疯狂地划向岸边。当天早些时候，梅格尔还在当地冲浪救生协会的训练中与另一名女孩练习水上救援，多次扮演“受害者”被抬上岸。现在她是真的成了受害者。

梅格尔说：“鲨鱼在水下围着我们打转。恰在此时海浪朝岸边涌起，曼迪说，‘我们必须顺着海浪抓住机会，只有它能拯救我们。’我很害怕，也没有力气只是在轻拍水面，但曼迪拼力地划水，海浪终于把我们带到了岸边。这条鲨鱼也一路追着我们来到海滩，身下划出一条很深的沙沟。我们与鲨鱼同在一个波浪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鳍。”

对梅格尔来说是不幸中的幸运，在海滩上廖廖无几的目击者中，有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在等候救护车到达时，他们对梅格尔进行了重要的急救。

10多年后，她的腿上仍留有深深的疤痕，形状类似鲨鱼嘴的轮廓。她右腿的功能也明显弱于左腿，以至于她想要启动偶尔骑的越野摩托车时，不得不用手帮忙把右腿抬起来。

2009年全球约有83人无端遭到鲨鱼袭击，梅格尔是其中之一。在过去10年里，这个数字基本保持不变。例如，2013年至2017年间，遭袭击的平均数为84起。

但最近的调查显示，鲨鱼袭击事件，在世界的某些地区有所上升。在过去20年里，美国东部和澳大利亚南部的鲨鱼袭击率翻了一番，而夏威夷的鲨鱼袭击事件更是急剧增加。这其中原因是什么？

佛罗里达鲨鱼研究项目主管内勒（Gavin Naylor）说：“被鲨鱼咬伤的人数与水中同时出现的人数和鲨鱼的数量密切相关。”国际鲨鱼攻击档案（International Shark Attack File）记录，“鲨鱼和人类在一个地方的数量越多，它们相互碰撞的概率就越大。”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当仔细观察袭击事件发生的地点时，会发现一些线索。澳大利亚南部海岸和美国东海岸人口众多，这意味着有大量的人享受着海水带来的快乐。但澳大利亚南部沿海的海豹数量不断增加，海豹正是大白鲨最喜欢的猎物。

同样，近年来，美国马萨诸塞州海岸科德角（Cape Cod）附近的海豹数量也有所增加，这归功于1972年美国出台的《海洋哺乳动物法》（Marine Mammal Act ）的保护。这同时导致了该地区大白鲨数量的增加，在温暖的夏季，白鲨的美味海豹会在温暧的海滩上晒太阳。

不幸的是，去年秋天，马萨诸塞州遭遇了82年来首次致命的鲨鱼袭击，越来越多的鲨鱼袭击事件，致使许多海滩被迫关闭。

但据研究鲨鱼的科学家说，没有证据表明鲨鱼正在猎食人类。例如，北大西洋的大白鲨表现出季节性的迁徙模式，在冬季的几个月里，它们会迁徙数千英里到更温暖的南部水域。一些成年鲨会冒险进入开阔的海洋数月，覆盖数万英里，在寻找猎物时潜入千米深处。

内勒说：“人类就像漂浮在水中无助的小香肠。”尽管这可以是鲨鱼简单的一餐，但它们对捕猎人类真没什么兴趣。“鲨鱼通常是忽视人类存在的。我想，如果人们能知道和鲨鱼在一起的频率有多高，就会感到惊讶。”

然而，内勒认为，官方统计的鲨鱼袭击数据可能被低估了。大多数报道来自人口众多、新闻媒体活跃的发达国家。而对偏远岛屿或欠发达地区的袭击事件可能并没有报道和统计。

从去年鲨鱼袭击事件的统计数字中，能发现一些趋势。去年有66起未经证实的、无端的袭击，与几年前相比下降了20%左右。根据国际鲨鱼袭击档案记录，其中有4人死亡，尽管另一个鲨鱼袭击数据库记录有7人死亡。2019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了4起致命的鲨鱼袭击事件。

黑头鲨数量锐减是导致鲨鱼数量下降的原因之一——这一趋势与袭击数量的增长趋势大相径庭。这些鲨鱼占据了美国东南部的大部分咬伤事件，由于海水温度上升导致它们的猎物更加分散，它们沿着佛罗里达海岸迁徙。

这些发现找到了鲨鱼为什么会咬人的关键因素之一。咬人的有几十种不同的物种，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的行为、狩猎策略、猎物和偏好的栖息地——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物种可能被错误识别，或者根本没有被识别。

大多数无端攻击人类三大祸首是：大白鲨、虎鲨和牛鲨。被好莱坞电影《大白鲨》（Jaws）妖魔化的大白鲨，不仅是一个单独的物种，而且与另外两个物种的分类顺序完全不同。

研究鲨鱼感官系统的海洋生物学家查普曼（Blake Chapman），最近写了一本关于鲨鱼攻击人类的书。他说：“世界上有530种不同的鲨鱼，种类繁多。不同的物种在感官生物学、行为方式、动机和栖息地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

例如，牛鲨喜欢在浅而浑浊的水中捕猎，它们很少利用视觉，主要靠嗅觉和电波感受器，它们能够探测到猎物产生的微小电场。

查普曼说：“大白鲨经常在非常清澈的水中捕猎，因为视线更好，它们主要利用自己的视觉来捕食。”也有证据表明，鲨鱼的牙齿有一种机械感觉结构——类似于触觉，能帮助鲨鱼感知在咬什么。

查普曼认为，近几十年来，无端袭击人类事件的增加，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除了海岸线上人口数量增加外，在栖息地方面，水质、气候及猎物分布的变化，导致鲨鱼大量聚集在某些热点地区。

例如，1992年，巴西累西腓（Recife）海岸突然发生的大量鲨鱼咬人事件，在过去的十年里，该海岸从未发生过鲨鱼袭击事件。查普曼认为，该地区大规模的商业港口建设，破坏了大片珊瑚礁和红树林，破坏牛鲨等物种的栖息地，牛鲨为了寻找猎物迁移到了累西腓等新区域。

印度洋上的留尼旺岛（Réunion Island）以其美丽的、未受破坏的海洋栖息地而闻名，近年来，旅游业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但该岛也遭受了越来越多的生活在周围水域的牛鲨和虎鲨的袭击。自2011年以来，留尼旺岛发生了11起致命袭击事件，主要攻击目标是冲浪者。那些受攻击幸存下来的人经常失去四肢。研究人员发现，约三分之二的聚集攻击发生在浑浊的水域和超过两米以上的海浪中，这是牛鲨最喜欢的环境，人们认为牛鲨是多数攻击事件的祸首。

内勒认为，多数情况下，鲨鱼咬人是一种错误的识别。他说：“如果这些动物是在追逐诱饵鱼，那么当有人在一块木板上踢来踢去，白色脚底一闪而过时，就可能导致鲨鱼朝‘饵料鱼’猛扑过去。当被行动迅速的大型动物大白鲨咬一口时，很可能就是致命的。”

如何避免鲨鱼袭击

佛罗里达鲨鱼研究项目的内勒和他的同事们提出了一些建议，帮助人们在鲨鱼生活的水域保持安全。

——避免单独游泳，尽量团体游泳

——避免在黎明或黄昏前后游泳

——避开鱼群，特别是当它们跃出水面时。

——避免佩戴珠宝首饰，因为金属会反射光线，手表的反光对鲨鱼来说就像一条飞鱼

——避免过度溅水，因为鲨鱼会被受伤动物发出的噪音所吸引。

——潜水时穿黑色或深色潜水衣，可减少吸引鲨鱼注意的机会。

大白鲨通常会从下方攻击猎物，造成的伤害也是灾难性的。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会在猎物流血至死后再返回觅食。

马萨诸塞州海洋渔业部门的海洋生物学家斯科玛（Greg Skomal）自2009年以来就一直在追踪大白鲨，他说：“一只在捕食状态下的大白鲨非常惊人。”他还记得去年，当他俯身在一艘科考船船头的讲坛上试图标记一条鲨鱼时，一条大白鲨张着大嘴尖锐的下颚从他的正下方突袭而来。

“这让我对海豹的感觉有了一些了解。”他说。“这些年来，我见过好几次这样的行为，大多数时候，我们把摄像头放在水里，进行观查，鲨鱼并不在意。我们做过成千上万次。但只有极少数情况下，鲨鱼会直接攻击，折断杆子和摄像头，就像它们处于一种高度掠夺状态，它们的感官锁定在任何一种刺激上。”

“我想知道，那些袭击事件，是不是一个人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与处于这种高度紧张状态的鲨鱼在一起。”

但是，每次攻击一个人时，都会有许多人接近这些巨大的食肉动物，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以拉姆齐（Ocean Ramsey）为例，他在夏威夷海岸与一条20英尺长的巨大白鲨同游，并成为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

斯科玛和他的同事们正在使用新的高分辨率标签，这些标签能为研究人员提供关于鲨鱼每分每秒的行为数据。

他们希望这些数据，能有助于回答关于这些动物行为的问题，以及它们在哪里如何繁殖的问题。他说，最终帮助我们了解攻击人类的潜在原因。

一些研究人员正借助于法医的方法，试图解开袭击背后的原因。他们正在开发利用DNA和咬痕模式来识别物种的技术，而另一些人正在研究攻击的视频片段，并将其与伤害情况进行比较，以便更好地了解真实状况。

来自南非鲨鱼观测者的数据显示，大白鲨在水面附近更为活跃，所以当水温超过14摄氏度时，在新月期间和下午更容易被发现。然而，另一项研究表明，在满月的夜晚，大白鲨有更强的捕猎能力。

有研究人员提出，幼年大白鲨可能会在练习捕食技能的过程中攻击人类，就像年轻的狮子会用它们能捕捉的任何猎物进行实验一样。

但不管袭击人类的原因是什么，遇袭风险是很小的。在澳大利亚，每百万人中发生鲨鱼袭击事件约为0.5次，而在美国，每百万人中发生袭击事件还不到0.2次。

当然，这些数字是粗糙的。没有考虑实际使用这片水域的人数相对较少，而在鲨鱼居住的水域游泳的人就更少。这些统计数字，无论多么可笑或令人欣慰，都无法减轻人们对鲨鱼的恐惧。

查普曼补充说：“恐惧在我们的进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人类不需要被剑齿虎吃掉才能学会害怕它们。人们从一个案例中就学到了这种恐惧。从未见过鲨鱼的人同样害怕它们，是因为听到或看到过有关它们咬人的故事。”

如何保护自己免受鲨鱼攻击，一些人建议：用拳头打鲨鱼的鳃或戳它的眼睛；集体游泳或在靠近岸边的地方可以降低被攻击的风险；穿深色衣服和避免佩戴珠宝首饰也能减少鲨鱼的注意。

市场上也有一些使用电脉冲或电磁脉冲干扰动物感官的鲨鱼威慑剂，但研究结果是好坏参差不齐。

在一些地区，当地政府也采取了一些行动。传统上，有使用鲨鱼网来保护游泳者使用的水域，但这会对其它野生动物造成伤害，所以这种做法存在争议。

取而代之的是，智能鼓线——使用带诱饵的挂钩连接到一个系统，当触发时会发出警报，现正在澳大利亚西海岸的几个海滩上试用。当鲨鱼触钩时，系统会向应急小组发出警报，应急小组负责捕捉、标记鲨鱼，然后将其释放到更安全的地方。

南非开普敦正在测试的另一种方法是，电磁电缆，目的是阻止鲨鱼接近游泳者使用的水域。科学家们也在测试一种电磁屏障系统作为鲨鱼网的替代品。

这些可能是重要的步骤，因为鲨鱼袭击造成的伤害远远超出直接受害者的范围。

为鲨鱼袭击幸存者提供支持的齿痕俱乐部（Bite Club）创始人之一皮尔森（Dave Pearson）表示：“鲨鱼袭击不仅造成个人损失，它还有更广泛的群体影响。”8年前，他在澳大利亚西南部冲浪时，遭到了公牛鲨的袭击，这头公牛鲨撞到了他身上，咬伤了他的前臂，并把他带到水下，差点让他失去手臂。

他说：“在我受到攻击之后，我的很多朋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敢下水。恐惧蔓延得非常广。”

最近，他访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冲浪热点地区巴利纳（Ballina）时，亲眼目睹了鲨鱼袭击对一个小镇的影响。该地区曾遭受过一系列袭击，包括2015年对冲浪者的两起致命袭击。

他说：“我站在海滩上，看着美丽的海浪涌过来，但水里没有一个人。当地一家咖啡店老板说，他们的生意下降了85%，冲浪板店里也无人需要提供冲浪板。他们都在考虑停业。”

在留尼汪岛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由于担心发生更多的鲨鱼袭击事件，当地政府在一年中的某些时候禁止冲浪和游泳，鲨鱼咬人事件减少了，但旅游业损失惨重。

尽管鲨鱼袭击造成了恐惧和经济损失，但像许多在鲨鱼袭击中幸存下来的人一样，梅格尔不希望看到那些误入人类活动区域的动物遭到捕杀。

然而，鲨鱼的攻击对个人的影响也是长期的。梅格尔在遭受袭击6个月后，才又回到冲浪板上。而且她还在卧室墙上贴满了鲨鱼的照片。由于这些动物，她说她对冲浪的热情逐渐减弱了。

她解释说：“我会没事的，但现在我总会有种奇怪的感觉，不自觉的环顾四周。这在以前从来没有过，我是一个水宝宝，我爱水。现在我害怕了。我过去认为鲨鱼很酷，现在我害怕它们，尽管仍然尊重它们。”

现在，她房间墙上已经不再贴鲨鱼海报了，但是她对海洋的热情也不见了。她现在更喜欢在河里游泳或划皮划艇。但她偶尔还是会做关于鲨鱼的噩梦。

皮尔森说，这是鲨鱼袭击受害者的一个常见问题。

“他们中的许多人永远无法完全康复，心理上的创伤甚至比身体上的创伤更大，”他说。“我开始做梦，晚上会尖叫着醒来。后来我去看了心理科医生，才帮我克服了这个问题。”

梅格尔的冲浪板还在，她被袭击那天用的冲浪板，侧边缺了一大块，显示一个巨大的牙齿咬痕。就像她腿上的伤疤一样，这提醒我们，鲨鱼偶尔会选择攻击那些误入它们领地的人类。

被鲨鱼咬的冲浪板和她腿上的伤痕提醒梅格尔害怕这些动物。对没有经历过近距离接触鲨鱼的人来说，她有一个好的建议。

“如果你害怕，就不要下水。”

谢选骏指出：鲨鱼为何咬人？科学家们说了半天也不明所以！子非鱼，焉知鱼之事？在我看来，有力气就会任性——这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也是完全无法预测的。鲨鱼咬人就像普京入侵乌克兰、武汉病毒入侵世界，仅仅受到力学的支配——有力气就会任性，甚至蛮不讲理。等到力气没了，就老老实实了。至于时间与火候呢？那都掌握在上帝手里。

【75、正当性不过是为了维持力量平衡】

《社会权司法化的正当性挑战及其出路》（李广德《法律科学》2022年第2期）报道：

摘要：通过司法实施社会权，其实质是将应由政治决策机构来解决的资源分配和优先项设置等问题交由司法机构解决，是政治司法化的典型形态。传统人权理论认为法院在这一过程中面临三重正当性的挑战：法院侵蚀分权、破坏民主以及法院自身缺乏制度能力。证成社会权司法化的正当性事关社会权法理学和社会权制度实践的根基。基于规范主义的论证表明，社会权司法化的三重正当性挑战是对权力分立、民主原则和法院制度能力的某种原教旨主义的误解或者狭隘理解，通过司法实施社会权并不构成对宪制原则的根本挑战。基于司法功能主义的论证表明，社会权司法化作为权利与司法两种制度性存在的结构耦合，对于诉讼当事人的权利救济和社会正义的实现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引言：现象、问题与思路

根据传统人权理论，作为与自由权相对的社会权，[1]是一种必须依靠国家主动作为方可实现的积极权利，其实施涉及资源的分配和资源优先项的设置，应当交由立法机构和政治过程采取公共政策等方式来实施。通过法院实施社会权，即社会权的司法化，其实质是将本应由立法机关依循民主原则来解决的政治问题交由法院运用司法手段加以解决，构成政治司法化的典型形态。[2]但法院在这一过程中被认为存在正当性[3]的挑战：由法院来分配资源构成对立法权的侵占和对行政权的替代，且法院亦缺乏分配资源和设定资源优先项的民主基础和制度能力，这同时也是社会权的可诉性困境之所在。然而，近几十年来，社会权诉讼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兴起，已发展形成了所谓的社会权法理学，超越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4]从美国的第二权利法案、[5]弱司法审查的理论阐述[6]到南非法院责令政府提供艾滋病药物[7]和制定住房保障计划[8]等司法实践再到拉丁美洲的健康权诉讼浪潮，[9]法院通过司法命令为保障水源供应、停止强迫迁移、提供医疗服务和药品、恢复社会福利、保护穷人和少数族裔儿童的受教育权利、发展和完善政府项目以解决流离失所的困境、救济饥饿以及应对和保障流行病等诸多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10]甚至有学者认为，几乎世界上所有地区都可以找到涉及社会权利的司法裁决。[11]

那么，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兴起的社会权诉讼浪潮和司法实践中，法院如何处理和应对政治司法化过程中的正当性挑战？如何化解社会权诉讼所引发的法院对民主原则和分权原则的“破坏”之嫌以及面对自身制度能力的质疑？如果把问题推进一步，即使社会权的司法化所面临的正当性挑战只是理论上的固执偏见，通过司法实施社会权并不是海妖“锡拉”（Scylla）——司法权过于强大带来的危险，那么，通过司法实施社会权又是否必要？即将诉讼作为社会权实现的有效策略是否会变成海妖“卡律布迪斯”（Charybdis）[12]——法院不够强大，从而导致这并不是一项必要的措施？

无疑，社会权司法化的正当性问题决定着社会权能否构成一种真正的权利，关涉社会权法理学与社会权制度实践的根基，是人权理论中的经典问题。对此问题既有的讨论，一方面受传统权利理论的话语体系影响而主要集中于社会权的可诉性命题，注重对权利属性本身品质的规范性讨论，并主要聚焦在国际人权的实施机制和人权标准上，不涉及制度层面的正当性考量；另一方面，社会权利被社会福利政策或社会国原则的话语所遮蔽而注重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义务与职责的研究，进而因司法的无价值性而被忽视。因此，回应社会权的正当性问题，须回到国内法的语境，既需要基于各社会权诉讼法院及其制度体制的实际运转和裁判的典型经验展开回答，亦需要对政治司法化过程本身的权力冲突、资源分配等问题的本来逻辑进行分析。

本文把社会权司法化的理论可能性和策略有效性，作为正当性命题的两个维度分别予以论证。这是因为，要最终证成社会权司法化的正当性，除理论可能外，还须证明通过司法实施社会权是一项有效的或者必要的策略，即由法院采取司法手段来负责解决资源分配和优先项设置等政治问题具有相对于立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而言的特有价值和功能，从而夯实社会权司法化的正当性基础。在具体思路上，本文首先从传统人权理论出发，梳理和澄清社会权司法化过程所面对的正当性挑战到底是什么，交代问题产生的缘起并锁定问题的焦点；其次，将通过梳理和回顾分权原则、民主原则和法院制度能力等概念的原意和逻辑，对正当性挑战的内容予以规范主义的逻辑回应；再次，以作为社会权具体类型的健康权之诉讼现象为对象，通过实证数据与规范论证相结合的方式，对健康权诉讼的功能与规范作用展开分析，基于功能主义的视角论证社会权司法化的有效性；最后，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社会权司法化正当性证成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进行简要的前瞻。

二、正当性挑战何以产生：社会权司法化的理论谜面

传统人权理论认为，社会权是一种积极权利，它规定了公民可以直接向国家主张并获得某种东西的权利（请求权），而不仅仅像消极自由权一样只要求国家不得实施侵害（防御权）。因此，社会权需要国家主动投入和政府积极作为才能实现。[13]国家实施社会权必然涉及对财政等资源的分配尤其是需要设置资源分配的优先项。如果司法机关为社会权提供保护和救济，就意味着法院对资源分配和财政支出的介入，是法院在决定资源的分配，代替传统上属于其他政府分支机构的职能。在这种情况下，从一般性和规范逻辑的角度而言，传统人权理论认为法院会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正当性挑战：[14]

（一）法院破坏民主

通过司法机构实施社会权，法院在这一政治问题司法化的过程中，被认为有破坏和侵犯了作为现代政治实践基本理念之一的民主原则之嫌。这是因为，一是法院的产生具有非民主的特性。法院法官的产生并非民选产生，而多是政治任命；[15]二是法院的运作过程也并非根据民主原则的制度逻辑来运行，而是有一套司法裁判自身的逻辑。如法院强调法官裁判的独立性和专断性，尤其是法院只服从法律文本而不直接对民意负责。当法院介入社会权的实施过程，不可避免地涉及资源分配，这实际上就是法院跨出法律文本而进入公共决策领域。作为传统上负责法律解释的非民选部门，法院的这种做法被认为完全违反了基本的民主原则及其所要求的公众参与原则。“司法机构缺乏对普遍适用的政策的合法授权，特别是涉及包括资源分配等在内的复杂权衡。而社会和经济权利领域的问题特别严重，因为它通常要求法院对政策和财务事项做出裁决。”[16]

因此，法院代替立法机关的实质是由一个非民选的机构来代行本属于民主机构的职权从而引起对民主原则的破坏和质疑，损害的是立法机关这一民选机构的职能职责，构成对立法权的不当干预甚至侵蚀，这便是所谓的对民主原则的破坏。“法官之法并不是在政治意志形成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它不能代替那些在民主立法程序中形成的法律，而且其民主正当性的程度，与经由议会议决的法律的民主正当性也无法相提并论。”[17]此外，社会权利的执行要求法官命令政府为人民提供商品或服务，这将会增加“法院运行一切行为”的几率，即增加税收和决定如何使用税收。[18]

（二）法院侵蚀分权

“制约平衡是防止权力不当行使所不可缺少的。”[19]权力的分立提供了一个制约和平衡系统，即没有哪个单独的政府机构的行动可以不受其他机构一定程度的监督和制约。根据传统理论，社会权的司法裁判对分权原则的影响和破坏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对立法权和立法事项的侵犯。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所能处理的事项是居中裁判以解决纠纷，恢复社会秩序。司法的主要任务是“当发生法律争端或者当法受到侵害时，以一种特殊的程序做出一个权威性的并因此具有拘束力的、独立的判决；其宗旨仅仅是维护法，并且在维护法的同时致力于法的具体化与续造”。[20]在司法权与立法权的交集中，法院主要通过合宪性审查来实现对立法权的监督和制约。法院只能审查立法机关是否积极立法，无法审查立法机关的消极行为也即没有立法的行为。[21]而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立法机关对实施社会权的立法违反宪法规定，而是没有及时对社会权进行立法。如果法院直接介入社会权的裁判，通过法院对立法机关的不立法行为进行监督，在立法事项上指手画脚，并通过法院的裁判命令立法机关进行保护公民社会权的立法和政策制定，便是对传统法院受案范围等司法规律的破坏。

二是通过法院实施社会权亦构成对行政权的破坏。这是因为社会权司法裁判涉及执行时，必须处理资源的具体分配尤其是分配优先项的设置等问题，如法院直接决定在哪些领域或者问题上分配和使用国家有限的资源，并将精确的内容提供给诉讼当事人以满足他们有关食品、药品、医疗服务和住房等权利，则侵蚀了行政权。因为这些事项在权力划分的意义上属于传统政府官僚行政的事项，法院直接“代劳”无疑构成对行政权的侵犯。更重要的是法官缺乏执行这种决策的正当性，“如果政治部门不愿意这样做，依靠司法机构为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福利是徒劳的”。[22]由此带来第三个正当性的质疑和挑战——法院处理这些具体分配事项的制度能力。

（三）法院不具备相应的制度能力

现代行政官僚是一种高度技术化的治理机制，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一项非常复杂和专业的活动。而法院因其缺乏政策工具而被认为无法执行积极权利。[23]现代行政官僚的专业化与职业化由来已久，“自从20世纪以来，由于‘行政国’（administrative state）的出现和发展，议会中的政治精英所掌握的知识似乎也无法应对日益专业化的立法需求。随着行政管制范围的扩大以及管制事务的专业化和技术化，立法职能日益转移到行政部门。”[24]同时，行政部门的专业化、技术化、职业化的趋势亦越来越深入。现代行政理论认为，诸如财政资源分配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等事项是非常专业的领域，需要由专家型技术官僚管理，司法在行政事务上的角色是尊重行政机关的行为角色和职权能力。例如在卫生行政上，健康和卫生事业涉及健康卫生政策、公共卫生预防、药品供给与管理、医疗资金筹措、医疗服务提供等诸多专业事项，需要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人方可操作。[25]行政的专业性和职业性决定了行政机关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技术标准，而这远非司法机关所能达到。司法在公共政策领域的裁判和执行上必须尊重行政机关，形成尊重与谦让的格局。

司法活动是居中裁判的过程，法官的审理与裁判的过程主要包括两个部分：认定案件事实和解释适用法律。对于前者，法官以诉讼材料和证人证言等作为认知的基础，根据事物认知的逻辑规律进行案件事实的还原与决断；对于后者，法官则以专业的法律解释素养和法律思维进行解释，最后在事实与规范之间进行逻辑推论得出最后的裁判结果。法官只是专门认定事实和解释法律的专业人员，并不熟悉社会治理诸多领域的行政事务，缺乏制定、实施和评估具体公共政策的能力。[26]以健康权为例，法院介入当事人的健康保障需求时，可能会无意间将稀缺的公共医疗资源转移到其他群体或者地区，这对整体的健康正义和健康公平可能反而产生负面作用。因此，传统理论认为只有立法机构有能力确定公民基本健康卫生需要以及设置政府优先事项。若由法院来采取类似立法机关的资源分配方法，则法院也同样需要考虑立法机构采取这些方法时的因素，但这些复杂的因素，超过了法院的制度能力和法官的专业能力。

除上述三重正当性挑战之外，在社会权可诉性的意义上，社会权司法化的正当性挑战还存在一种特殊性，即社会权本身的法律属性问题。传统人权理论认为社会权本身具有表达模糊性、内在积极性和资源依赖性等特征和属性。[27]模糊性导致其难以在司法裁判和适用过程中识别其内涵、范围与边界，内在的积极性导致其难以为司法机构所裁决，以及对资源的依赖性导致司法裁判难以被执行。换句话说，社会权本身的这三个属性其实与上述正当性三重挑战的实质是一致的，这也表明社会权可诉性困境与政治司法化的正当性问题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三、正当性的规范主义澄清：社会权司法化的理论可能性

从理论的可能性上证成社会权的司法化，旨在通过溯源民主原则、分权原则和法院制度能力本身的概念含义和语境意义，对上述三种正当性挑战予以针锋相对的回应，从规范主义角度消除对社会权司法化的“误解”。

（一）民主原则的症结

民主要求法官远离政治，任何对资源分配和预算问题的司法干预都意味着对民主的冒犯。因为民主意味着民治民享不是由司法精英来统治的。但这是一种卢梭式的民主概念。[28]政治司法化中民主原则的正当性挑战起源于法院的性质是非民选机构，由一个非民选的机构介入属于代议制议会或者权力机关应该做的事，不符合人民主权或者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要求。民主原则本质上与上述分权原则是一致的，都是对机构主体资格正当性的质疑。但这种认知其实是对民主的精髓——多数决原则或者多数主义的一种狭隘理解。

民主实践不只是简单的多数决，相反，多数主义同样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民主的观念并不能退化为一种简单的多数主义概念，因为“民主还意味着参与；它也意味着宽容和自由。司法部门合理地独立于多数主义的反复无常的影响，可能对促进民主助益良多；因此，司法部门的积极、活跃和富于创造力，足以确保其维持对政治部门的权力制衡机制”。[29]社会权利的存在及其司法保护能够为现代政府提供一种更具民主基础的政治正当性，即通过权利的模式和方式为公民提供全面的福利并予以保障，能使政府获得更广泛的正当性基础。[30]事实上，社会权本身即由民主社会的概念所催生，司法机关对社会权利进行裁判并不违背民选代表的意愿。“如果法官取代立法者的位置，卢梭式的民主肯定会被冒犯，但如果法官寻求加强体制中的民主成分，则民主显然并不会被冒犯。”[31]

社会权利甚至是民主的必要条件，构成民主体制中的重要制度性要素，“保护性和福利性权利为公民发挥其政治作用提供了安全保障”。[32]比如健康权的生成理由之一是它构成确保公民个人参与政治的前提条件，[33]健康权的司法救济无疑能够对公民自由权的享有和行使产生积极的影响。社会权利“也许比其他权利更具平等性”，[34]因此，只要我们承认人权的不可分割性和社会权利的神圣地位，承认社会权亦是为人类尊严和自主权所固有，并承认政府和多数主义的卢梭式民主并不能总是充分地保障社会权，我们就应当将问题的关键从如何消解和克服民主正当性的追问，转移到如何确保法院的裁判能符合司法本身的正义追求。事实上，即使是在美国能动司法等政治司法化的语境下，出于民主原因反对司法审查的人也并不是批评司法审查本身，而是批评法官在基本宪法问题上拥有最后的发言权这一事实。[35]

此外，多元主义的民主理论认为法官的唯一使命是维护宪法和法律，而不是用自己的意志代替人民的意志。[36]那么，只要宪法和法律规定了社会权，则法官有义务为社会权提供司法救济。在拉丁美洲和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的宪法中都规定了社会权，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法院就有实施社会权的义务。可见，通过宪法和法律的制定这一民主议程的授权，法官实施社会权就不会是违背民主的选择，因为法官本身就是在行使人民授予的权力。司法机关对社会权的裁判以及所形成的普遍性的规范和政策性的效果，犹如司法造法一样，就其权力的来源而言，并不存在正当性的问题。

（二）分权原则的审思

在分权原则的意义上，司法不能实施社会权或者不能介入政治问题的理由在于：法院介入社会权的裁判引起对财政资源的实质性干预，从而在事实上构成了对分权原则的挑战甚至对机构之间法定权力分配的实质破坏。然而这种论证是对权力分立原则想当然的理解，并不符合权力分立的真正含义和实际情况。

一方面，权力严格分离只是孟德斯鸠理论意义上的一种理想状态，不管是美国的权力分立宪制设计还是西方其他权力分立的政体结构，都强调的是权力之间的制约与平衡，而不是严格意义上划分权力清晰的边界和范围。“权力制衡原则已经不再是立宪主义时代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各自分立’的模式，而是一种‘协作式’的新型权力分立模式。”[37]起源于孟德斯鸠的经典权力分立模式“已经过去了大约三个世纪，早就应该反思孟德斯鸠的三位一体了。不管其处于怎样的经典地位，它同时也让我们无视全球范围内新的政府模式的兴起，这些模式无法被简单地分类为立法、司法和行政……在21世纪，已经出现了一个‘新分权’的模式……我们必须跟孟德斯鸠最后说一声再见，因应现代政府的挑战来打造比较行政法的新基础。”[38]因此，近现代分权理论对国家权力分离的理念作了新的解释和制度建构，重要的并不是三者理想而严格地分离，而是三者之间的制约与平衡。法院介入政治问题，如实施社会权或者分配实现社会所需的资源，并不一定会直接破坏立法权和行政权，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如何合理地平衡这个过程中的三种权力，即在制度上能够对司法权形成合理的制衡与约束。

另一方面，权力分立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势之一在于司法权的不断扩大。最初的权力理论赋予司法机关相对弱小的地位和力量。尤其是权力分立的典范国家美国，作为其设计者之一的汉密尔顿认为：“司法，就它的职能性质而言，对于宪法中的政治权利来讲是最不危险的分支，因为它缺乏侵扰或伤害它们的能力……司法……既没有剑，也没有钱，既不引导社会的力量也不分配社会的财富，它们无法主动提出解决方案……司法是三个权力分支中最弱的。”[39]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尤其是马伯利诉麦迪逊案所确立的司法审查权，司法权和司法机关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壮大。美国司法权的成长不但赋予了法院以更大的社会影响力，而且使法院成为现代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最后的决定者，并形成了所谓司法至上的美国格局。[40]当然，司法权的扩张并不是只是美国的现象和独有的政治实践，“现代社会中司法角色的扩张可以被视为是保障分权制衡的民主制度的一种必要发展”。[41]就司法与立法和政治分支的一般关系而言，法院对其他权力持有者施加的控制和制衡主要有三个方面：（1）法院监督和控制行政机关所实施行为之合法性的权力；（2）对政府和议会共同认可的立法的合宪性审查；（3）在特定的权限中，仲裁其他权力持有者之间的权限冲突。[42]因此，从司法权扩张的趋势而言，法院介入政治问题或者实施社会权，在权力的正当性基础上并不存在真正的挑战。相反，它符合现代司法权扩张的趋势。

（三）制度能力的真相

司法的功能以保障人权和权利为根本宗旨，“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法谚表明司法是恢复秩序的最后依赖，而秩序的实质不过是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法律关系的原本形态。在保护权利这一司法价值追求层面上，法院执行公共政策的功能只要是在目的范围之内，就不应受到执业能力范围的限制和责难。福利权利化已经成为了一种全球化的趋势，而在某种意义上，权利化必然意味着司法化，这也就承认了司法在福利权和社会权上面的制度能力和实施角色。“与传统权利不同……社会权利，诸如合理居住条件、医疗护理或者足够的长期干预，提供援助，扫清社会障碍……司法机构在解释和实施这些福利性和社会权利立法方面所具有的创造性特征几乎是难以掩饰的。”[43]换言之，在现实中，只要有社会权利和福利政策的立法，就会涉及法院创造性地解释和实施这些权利。法院的解释和实施能力，是由法院的功能所赋予的，对法院制度能力的质疑只是用传统法院的司法功能来解释司法机关所面临的新使命。事实上，尽管法院在裁判社会权和福利权时需要进行创造性的解释和实施，但这与法院在其他消极权利上的自由裁量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并无实质的差别。甚至“解释必定是创造性的，至少在任何类型的司法解释中，最低限度的自由裁量是不可避免的……这其实便是现代特别强调司法的能动性、推动力和创造性的一个有力理由”。[44]

从法院本身的司法哲学和功能形态来看，一直存在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和司法克制主义（judicialrestrain）两种类型。在司法保守和司法克制的功能形态下，法院不主动介入公共政策的裁判和衡量，不会通过裁判实现对政治的影响和对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的干预。但在司法能动主义下，法官则会以积极作为的态度介入政治事务，积极保护公民权利，扩大法院的管辖范围。司法能动主义者主张法院是社会中的衡平法院，是社会的正义之源，“只要其他政府机关没有合理伸张社会正义，最高法院就有责任介入其中，对公民提供司法救济，否则，联邦宪法就只能成为一纸空文”。[45]而不管是司法克制还是司法能动，都取决于法院或主审法官的自我选择，两者都是基于裁判的时机、社会需求、司法原则、法官的偏好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权利的司法裁判问题上，与其说是法院没有能力对社会权进行司法保护，不如说是法院并没有介入社会权保护的意愿。[46]一旦法院本身具有积极介入这类型权利的意愿，这项权利就能够得到法院的保护和实施。总之，有关法院在诉讼中扮演的角色，关键问题不是社会权利能否司法化，而是司法的过程即审判的程序是否完整以及是否真正遵守内含于社会权之中的正义呼唤。[47]

此外，法院面对裁判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完全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来加以解决，通过采取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方式来合理区分裁判过程中的法官和其他裁决人员的工作任务，并向外部专业人员寻求帮助。一方面，法院往往只是在评价政府是否对自己的法定义务进行了法律化，并不是去具体执行资源分配，真正所发挥的还是传统的司法职能；[48]另一方面，在传统上，英美国家的陪审团制度就是为了解决法官在事实认定方面的偏见和能力问题。而在社会权具体的裁判过程中，不少国家的最高法院基于商谈民主理论的理念进行了不少制度创新，如印度最高法院采取特别咨询委员会来审查事实或证据问题等，[49]从而很好地解决了人们对司法的能力质疑问题。

总之，通过对分权理论、民主原则和制度能力等相关概念和理论的规范论证与逻辑分析可知，从规范主义的角度而言，传统人权理论所认为的社会权司法化的正当性挑战，并不像传统人权理论所说的那样危言耸听，更像是对分权理论、民主原则和法院制度能力的某种原教旨主义的狭隘理解。换言之，在理论层面，通过司法实施社会权，并不构成对宪制机构根本性的正当性挑战。而为了加强社会权司法化的正当性论证，有必要基于社会权司法化的实际运转及其效果的角度来论证，即基于功能主义的维度来证成社会权的司法化。

四、正当性的功能主义证成：社会权司法化的策略有效性

通过法院及其司法手段来实施社会权，尽管在理论上并不构成真正的正当性挑战，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司法是实施社会权的有效策略和合理途径。因此，要最终证成社会权司法化的正当性，还须基于司法的功能结构来完成。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看，司法的制度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通过个案裁判实现纠纷解决功能和通过判例或司法规范性文件等方式实现公共政策的形成功能。那么，司法在实施社会权的过程中，对个案的解决和公共政策的形成与制度供给方面，是否具有其功能上的制度优势，事关社会权司法化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为了讨论的聚焦，这里将主要以健康权诉讼为经验考察的对象。这是因为对社会权司法化必要性和功能优势的考察，除了基于概念和规范逻辑的推论之外，无疑还需要结合具体权利的诉讼经验甚至相关数据进行实证主义的论证，而作为社会权具体类型的健康权，不管是在诉讼的地域分布还是案件数量的发生上，都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50]且我国立法分别通过作为行政基本法律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4条和第5条等）和作为民事基本法律的《民法典》（第1004条等）实现了对健康权的实证化和法律化，从而开启了公民健康权公私法同频保护的中国模式，对域外健康权诉讼实践和司法功能的总结梳理，亦更具比较法价值。

（一）诉讼现象概览

健康权对于现代政治文明而言具有基础性价值。通过司法为健康权的实施提供救济与保护的现象在不同的法域内都存在。[51]全球范围内的健康权诉讼实践，根据司法介入程度的强弱，可分为强司法救济、弱司法救济和准司法救济三种模式。强司法救济是指可以直接依据健康权的法律渊源，以健康权受到侵害作为请求权的事实基础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模式，主要以南非、印度和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等为代表；弱司法救济是指通过平等原则、程序正当性原则等作为诉讼理由而间接为健康权保护，主要以加拿大和美国为代表；准司法救济则指通过准司法性质的机制为健康权提供保护，以欧盟的集体申诉制度为典型代表。[52]第二种和第三种模式的创设恰恰是为了规避传统理论所认为的社会权不可诉的挑战，而第一种模式则完全相反，它直面健康权的司法实施。本文所谓社会权司法化的正当性挑战，也是这一层面的体现。

就直接司法化的健康权诉讼现象而言，根据比较法学者在2011年出版的一项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中所揭示，[53]在阿根廷，从1983年发生第一例健康权诉讼以来，到2008年已发布了482份司法裁决；此外，法院发布的健康保护令从1998年的449件到2007年的1159件，十年间几乎增加了两倍。在巴西，根据卫生部官方报告显示，2003年到2009年之间一共有5323件基于健康权的诉讼案件，且这些案件导致了8000万美元（约1.59亿巴西雷亚尔）的支出，这些诉讼支出对健康平等产生了巨大的潜在影响。在哥伦比亚，因为软弱的公民社会和支离破碎的社会运动与充满活力的学术团体所形成的鲜明对比，导致包括健康权在内的社会权司法判例被学者评价为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权利判例。[54]根据哥伦比亚人权调查办公室发布的报告，在1999年至2008年期间，一共有67万件主张获得医疗保健的诉讼向法院提出。到2008年，因为卫生系统的规制失败，法院已经明显成为哥伦比亚人获得药品、手术和治疗的一个必要的安全阀。哥斯达黎加作为中美洲最民主的国家，人均寿命接近发达国家，它与古巴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评为美洲仅有的两个最容易获得基本药物和几乎全面覆盖健康保健的国家。自1999年注重激活个人权利的宪制改革后，哥斯达黎加健康权诉讼案件开始激增。据统计，自1999年至2008年，平均每年每百万人29件，而哥斯达黎加的人口总数是400万。在印度，自从1992年最高法院的一份少数意见从生命权条款中解释出健康权的内容，从而确立健康权在印度宪法中的地位以来，截至2009年已经发生了218件健康权诉讼案例，其具体的类型包括生育健康、精神健康、艾滋病、公共卫生服务、工人环境健康、环境健康、药品规制与供应、医疗过失等等。而在南非，宪法直接规定了健康权，并一共产生了19件健康权的宪法诉讼案件，其中3件由个人提起，另外16件由公益机构提出。

（二）诉讼策略的实际效果

无疑，以健康权为代表的社会权诉讼现象已经表明，社会权的司法化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再讨论社会权的正当性挑战显然跟不上诉讼的客观发展形势。而健康权诉讼之所以能够兴盛，无疑是因为司法实施的方式所具有的实际效果功能，即法院和司法手段能直接为相关权利主体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健康需求，并弥补政府其他分支机构在医疗保障和健康维护上的不足。这里主要从直接作用于诉讼主体的救济效能和间接作用于其他普通民众（诉讼当事人之外的主体）的政策影响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1.对当事人的救济效能。就针对当事人的直接救济效能的效用评价而言，胜诉率和执行情况无疑是评价的两个重要指标。胜诉率意味着提起健康权诉讼对于当事人的直接功效，决定了这一方式能够发生和启动的基础；而执行率更是关涉社会权司法化的可执行性和法院的执行能力这一正当性问题，决定了司法方式实施健康权的最终有效性。根据学者们的研究结论，成千上万的诉讼当事人在法庭上取得胜诉，尤其在四个拉丁美洲国家。例如，在阿根廷，当事人的胜讼率在80%到90%之间；在巴西，当事人在初审法院的胜诉率是90%，在联邦最高法院则几乎是100%的胜诉率，这意味着只要诉称并有证据证明政府没有提供当事人所要求的健康服务，就可以获得法院的支持；在哥伦比亚，有86%的健康照护是通过法院的诉讼获得的，而南非和印度的胜诉率则分别是75%和61%。[55]

然而，这些案件的执行率没有胜诉率那样理想，尤其是在集体诉讼的裁决执行上。尽管没有明确的数据表明这些胜诉的案件最后成功被执行的准确数据是多少（事实上也很难获得这样的数据，除非最后对每一位胜诉的当事人进行采访调查），但学者们的研究表明执行问题确实是这一类诉讼的难题，如南非法院下令政府应该提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艾滋病的主要药物）的裁决遭到了各省的冷漠对待。[56]不过，解决执行困难的问题也是上述各国法院一直在努力的事。有些国家的法院对不执行法院裁决的政府机构负责人采取强有力的惩罚措施已成为常态，如处以罚款甚至监禁。巴西圣保罗州还设置了一个专门药房以配发法院裁决的药品供给。[57]而在公益诉讼中的裁决执行所遭遇的结构性挑战则更要大一些，而南非和印度主要以公益诉讼为主，这也就能解释为何上述所引胜诉率的数字差异。

2.对政策的影响效能。健康权诉讼在政策影响效能层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司法裁判生效后，因为判决的影响力而产生的对医疗体制带来的促进作用；二是执行法院的药品和医疗服务提供等给付裁判对国家整体的卫生健康资源（主要是卫生财政）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是否会对其他民众造成“侵占”，从而是否破坏了整体上的健康平等，最终是否有损健康公正和健康正义。就前者而言，当政府在诉讼中因为医药产品和服务给付规则未包含某些公民现实所需的内容（如新出的药品、医疗器械等）而败诉，巴西和哥斯达黎加则会将该服务或者产品纳入公共卫生保障体系之中，从而发挥裁判对政策的积极影响；而在南非和印度，法院则直接下令修改卫生政策，南非的艾滋病药品供应政策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并一直为世界人权司法化学者所称颂。而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哥伦比亚最高法院在2008年7月发布的一份旨在改善卫生系统的公平性并遏制诉讼浪潮的裁决，直接改变了哥伦比亚卫生体制。法院审查了有关卫生制度的系统性问题，明确主张健康权的基本权利性质和必须采取行动的义务，并呼吁根据健康权的原则（包括不歧视、公众参与和政府问责）对卫生系统进行重大重组。[58]

就后者而言，研究表明，健康权诉讼对于财政和政府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如2009年，哥伦比亚政府每年为健康权诉讼所支付的费用多达7.5亿美元，占据整个国家卫生财政预算的5.4%，而巴西2008年的这个数据是4.3%。哥斯达黎加22名乳腺癌患者和其他9名患者通过诉讼获得了极其昂贵的新药，这些费用竟然达到了全国药品专项预算的1%。无疑，这些因诉讼而额外支出的费用，很可能会影响到其他民众的健康保障，甚至给国家的财政带来困难和挑战。但有学者指出，即使是比例达到国家财政预算的5%（目前所评估出来的最高比例），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再分配的规模也并不是很大，不会威胁卫生系统的财务稳定，因而不构成根本性的挑战。[59]因此，应当肯定健康权诉讼之于卫生政策的积极功能和推动作用。

（三）司法策略的规范功能

尽管健康权诉讼案件的执行并不如人意，从而给健康权诉讼的正当性蒙上了一定的阴影，然而笔者认为，通过司法实施健康权/社会权，仍然具有其独特的价值，也具有必要性。这种独特的规范性功能，内嵌于权利的作用机制与司法的制度角色之中。即通过司法实施包括健康权在内的社会权，是权利与司法这两种机制和两种制度性存在的结构耦合。对于保障公民健康，权利和司法分别具有其不可代替的功能，从而充分体现出社会权司法化的正当性和规范价值之所在。

1.权利相对于卫生政策的范式功能。在实现对公民健康的保障这一制度目标上，各国首先都依赖于医疗卫生政策来构建起本国的医疗卫生制度体系尤其是医疗卫生给付体系，这种政策驱动型的健康保障模式，是政府基于人民至上的理念和对人民负责的政治伦理主动构建起来的健康保障制度体系；是通过从上往下覆盖的方式所织就的一张细密的健康保障网，并通过配套的政策执行制度，如考核指标体系等予以落实。它涉及医疗服务、医药产品供给、健康环境维护、妇幼和老年人身心健康照护以及公共卫生保障等方方面面。但政策驱动型的健康保障制度模式，既忽视了人民健康需求的个体差异性，又缺乏法治所追求的稳定性。因此，政策驱动型的健康制度模式须向法治保障型的健康制度模式迈进，发挥政策与法治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互提高的作用。而权利范式是法治型健康制度体系转型所能依赖的重要理论抓手和制度契机，亦即通过健康权的价值取向和理论工具，来构建人民健康法治保障的制度体系。尽管关于权利的本质有各种各样的学说，[60]但真正意义上的权利，必然包含着两方面的制度内涵：一方面，权利的本质是一套基于个体请求的制度安排。因为权利就其源头而言，与个体的某种主张、利益、资格或者权力密切相关，个体主义（自由主义）是权利的底色。同时，权利机制的实质是一种赋予个体维护前述主张、利益、资格或者权力的机制。另一方面，权利的表达内含着被救济的品质，[61]这是因为“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既是法谚的经验表达，也是权利法理的逻辑穿透。通过立法等手段为人民健康设置制度上的权利，就意味着必须为其提供制度性的救济。在健康保障制度体系中，引入权利的范式和理论，即赋予个体可以主张健康权利的资格，并通过立法将这种主张和资格确认下来，经由行政执法的实施和执行，最后依赖于司法或准司法机制为这种主张提供救济。这样既能够弥补政策驱动型健康保障制度体系对个体多样性和差异性重视不足的缺点，还能通过立法、执法和司法机制的引入，为公民健康提供完整的法治保障。

具体而言，在政策驱动型的健康保障制度体系中引入权利范式作为补充，促进政策型健康保障模式向法治型保障模式的转换，具有以下三方面制度性的优势：一是通过引入权利范式保障公民个体的健康，有助于实现健康保障体系的制度性、实质性平等。通过权利范式的健康保障，其实质是通过行政机构的个别化实施和司法的个体性救济来实现对健康权益的保障。前者意味着政府基于主动履职作为，积极实施保障公民健康权的制度内容，并加强配套机制建设，提供基于执法平等的保护；后者则意味着通过赋予个人在健康权益受到侵犯或者无法满足时请求国家予以救济，提供基于司法平等的保护。因此，权利范式的健康保障机制，是国家力量与权利个体的融合，也即通过个体主义机制在背后作为补充，从而实现健康权益制度体系内在的制度性的、实质性的平等。二是通过权利的请求与政策的覆盖形成互补，建设全覆盖的现代健康保障制度模式。基于权利范式的健康保障模式并不是要取代政策的作用和功能，而旨在与政策驱动型的既有健康保障模式形成互补，及时推动政策上升为法律的同时，发挥权利与政策的平行作用，亦即在政策统一的自上而下所覆盖的健康保障网络下，形成一种基于个体自下而上请求的健康保障修补途径。将政策治理的传统手段和权利保护的传统方式相互结合，并超越社会权不可诉的人权话语体系，从而有利于建设全覆盖的现代健康保障制度体系。三是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的介入，形成健康保障的完整法治体系。权利范式的运作机理在于司法救济的介入。而实施作为社会权的健康权，首先需要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具体的行政机关作为实施健康权的义务主体和义务内容。当行政实施侵犯公民健康权利或者公民健康权利没有被及时履行或者满足时，则可以通过请求司法机关的介入来实施和实现健康权。这意味着权利范式的健康保障制度体系，需要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全流程实施，从而构造完整的法治保障体系，以有效应对法律介入健康保障制度建设的正当性挑战。

2.司法相对于立法与行政的制度功能。相对于国家其他分支机构而言，通过法院及其司法方式实施社会权的制度性优势，既是司法与立法和行政两大分支机构的关系与分工的经典问题，亦是社会权实施的特殊性在三者制度角色上的实践差异。庞德认为：“相对于立法而言，法律的司法裁决具有真正的优势，因为后者是通过具体的案件来运作的，且经过了长期的审判适用和为形成实践原则的不断试错之后才被归纳概括。”[62]当国家的政治部门不能够或不愿意时，法院已经在努力保护公民的健康。法院可通过提高透明度、规范政府权力的使用以防止或纠正侵犯人权或民主进程。总之，法院在保护法治和保障民主制度的制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63]笔者认为，法院和司法方式在实施社会权上的制度性优势，与权利的本质和优势相一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法院可以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包括医疗卫生保健在内的社会福利的政策模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统一覆盖的布局方式，采用“一刀切”的方式所建立的一般性、规范性的政策网络和制度体系，其实质是依循民主政治过程尤其是代议制民主所构建，代表的是多数人的利益和普遍性的情况，尤其是在医疗支出等资源优先性事项的设置上，更只是考虑平均公共健康的水平。这就容易导致少数人的需求得到不立法和政策的关照。在立法和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直接受影响的群体可能在议会中没有代表，或者没有资格被立法所询问等，导致少数人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处于失声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基于法院的规范性、制度性职能之合理推论，还是社会权尤其是健康权裁判的经验所证实，法官都应肩负重要的职责。[64]“法院的制度使命不仅符合基本的民主主义理想，而且也是基本的民主主义理想所要求的。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规范是集体和包容性商谈的产物，而不是强加于少数人的声音，而法院处于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极佳地位。”[65]对社会权利的司法裁判，可以将以往立法机关可能无法获取的信息与事实呈现于公众视野，尤其是边缘群体的权利被侵害的情形。因此，司法所发挥的作用是宝贵的。[66]二是法院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或者立法者确定宪法界限。宪法文本含义的最终确定者属于法官，法院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可以对政府的行为或者议会的立法作出合宪或者违宪的认定，以此实现司法与其他两个分支机构的制约与平衡。在健康权的司法实施过程中，法院除了通过个案裁决直接为当事人提供医疗服务或者产品供给之外，还可以通过司法审查机制实现对政治决定的评价，因此“法院帮助政治讨论的另一种方式是为政治决定设定界限，或者为政治家提供宪法要求的基本标准”。[67]对政治决定或者立法的宪法边界的确定，往往能够敦促立法机关修改法律或者制定新的法律，甚至撤销行政机构的相关公共政策。在社会权司法实施的经验过程中，法院一般不会直接代替政府为当事人提供资源供给，而是要求或者敦促政府履行相关法律义务，或者为政府创设一定的法律义务。[68]由这一功能延伸，法院还可以审查立法程序或政策制定过程是否真正符合民主原则和精神，确保法律规范是商谈理性的产物，而不是将利益集团或者社会部门强加于其中。[69]三是法院可以为社会权的国内化提供标准。就社会权利尤其是健康权的起源和发展规律而言，存在一个所谓的“先国际后国内”[70]的进程，即健康权等社会权利一般都起源于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然后通过国内宪法和法律化的过程完成国内化。而在社会权的国内化进程中，法院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在可以直接适用国际条约的法系中，法院通过解释法官在国际法中所发现的人权标准来具体适用健康权，并将其视为与国家的现实情况相结合的国内法的一部分；[71]另一方面，在需要国家转化方可适用人权条约的法系中，法官为国际人权公约中的权利国内化提供经验参照和判例渊源，即为社会权的国内化立法提供规范供给。当然，司法也存在其固有的缺陷，比如诉讼的费用、时间成本和受案门槛太高等，导致社会权诉讼尤其是健康权诉讼最终只有中产阶级受益，[72]进而导致穷人进一步被边缘化。但这种现象也普遍存在于非社会权诉讼领域，且各社会权司法化的国家都建立有针对性的措施，如律师援助制度、诉讼费用减免和简易程序等，因而并不影响这项制度本身的正当性基础。

五、代结语：社会权司法化证成的中国前瞻

经由对西方传统人权理论的观点梳理和对诸多新兴国家社会权司法裁判实践的经验描述，并将叙事和论证的节奏在规范逻辑与经验事实之间“流连忘返”，从而对通过司法实施社会权这一命题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作了初步而系统的论述，澄清了社会权司法化在理论上的可能和实践上的必要。就中国当下的社会治理和法治实践来看，“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社会权成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发展最快的增长点……这是社会主义的内在需求，是民生传统的当代表达，也是对社会历史变迁的及时回应”。[73]尤其是随着《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对公民健康权（包括基本医疗服务权、知情同意权等）的实证化，[74]我国已经初步开启了人民健康权利的立法安排，这为我国人民健康保障制度体系的权利范式转型提供了法律空间和基础。但目前对人民健康权利化的立法还十分抽象，相关问题的理论挑战尚没有得到应有澄清；应有的配套制度还有待加强，这既包括行政执法和实施的制度，也包括司法保护和救济的机制与程序，理论和实践双方面的挑战并存。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权司法化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证成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方面它直接关涉健康中国、美丽中国建设等战略实施的法治方式与法治程度，从而实现与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融合，共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另一方面，也为引入权利范式保障人民健康和环境健康等法益目标和价值取向扫清了理论上的障碍，为未来我国构造相关社会权利的行政法律保障制度体系、厘清行政诉讼制度的请求权基础以及明确健康权等司法救济的模式选择和配套执行制度等，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因此，于我国未来社会权利的法治实施而言，本文只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深入推进我国公民健康权等权利的司法保护还任重道远。

注释：

[1]传统国际人权理论将人权分为自由权和社会权。自由权即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社会权则指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两者分别以《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为蓝本。本文语境中的社会权即指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2]政治司法化是指依靠法庭和司法手段来解决核心道德困境、公共政策问题和政治争议。 Robert E. Goodi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253-259.

[3]在汉语表达中，正当性（legitimacy）亦常被称之为合法性。参见〔美〕斯科特·夏皮罗：《合法性》，郑玉双、刘叶深译，中国法制出版社，中译本序，第1页。

[4]Malcolm Langford ed.， Social Rights Jurisprudence: Emerging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普通法系语境下的法理学是以司法为中心、围绕判例所形成的系统理论，故社会权法理学的基础是社会权的裁判。对英美法理学的司法中心主义之论述，参见於兴中：《法理学前沿》，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5]Cass R. Sunstein, The Second Bill of Rights: FDR’ S Unfinished Revolution and Why We Need It More Than Ever, Basic Books, 2004.

[6]Mark Tushnet, Weak Courts, Strong Rights: Judicial Review and Social Welfare Rights in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7]Minister of Health and Others v 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 and Others 2002（5）SA 721（CC）.

[8]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v. Grootboom and Others 2000（11）BCLR 1169（CC）.

[9]Alicia Yamin and Siri Gloppen, eds.， Litigating Health Rights: Can Courts Bring More Justice to Heal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0]Malcolm Langford ed.， Social Rights Jurisprudence: Emerging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

[11]Malcolm Langford et al.ed.， Social Right’s Judgments and The Politics of Compli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3.

[12]锡拉（Scylla）是传说中西西里海峡的海妖，卡律布狄斯（Charybdis）则是荷马史诗中的女妖。西方有谚语云：BetweenScylla and Charybdis，意指在两个同样危险的事务之间。社会权法理学学者Malcolm Langford将社会权司法化的两种极端情况比喻成锡拉与卡律布狄斯，借以形象地说明理论界对待社会权司法化的两种态度。 Malcolm Langford ed.， Social Rights Jurisprudence: Emerging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37-38.

[13]Frank B. Cross, The Error of Positive Rights, 48 UCLA L. Rev.2001，p.857.

[14]胡敏洁：《论社会权的可裁判性》，《法律科学》2006年第5期，第25-27页。

[15]当然，民主政治实践的历史上也有过选举产生的法官，如美国联邦初期就是。但法官竞选和游说被认为违反司法的中立性，因而逐渐被取消。参见宋冰：《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与司法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39-140页。

[16]José M. Zuniga, Stephen P. Marks, and Lawrence O. Gostin eds.， Advancing the Human Right to Heal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8.

[17]〔德〕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25页。

[18]Mark Tushnet, Taking the Constitution Away from the Cour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69.

[19]〔美〕M. J. C·维尔：《宪政与分权》，苏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7页。

[20]〔德〕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24-425页。

[21]〔美〕卡尔·罗文斯坦：《现代宪法论》，王锴、姚凤梅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8页。

[22]Frank B. Cross, The Error of Positive Rights, 48 UCLA L. Rev.2001，p.857.

[23]Cass Sunstein, Against Positive Rights: Why Social and Economic Rights Don’t Belong in the New Constitutions of Post-communist Europe, 2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1993，p.35.

[24]王锡锌、章永乐：《专家、大众与知识的运用——行政规则制定过程的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114页。

[25]关于现代公共卫生的专业性及其与法治的内在关联，可参见李广德：《我国公共卫生法治的理论坐标与制度构建》，《中国法学》2020年第5期，第25-35页。

[26]学者将法院在社会权裁判所受到的限度总结为四个方面：（1）缺乏处理和裁决社会权利的信息资源；（2）缺乏相应的专家、技术或经验去衡量在何种程度上保障社会权利；（3）无力完成社会权所要求的资源分配任务；（4）缺乏必要的手段和救济途径去最有效地保障社会权利。参见秦前红、涂云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可司法性研究》，《法学评论》2012年第4期，第7页。

[27]Malcolm Langford ed.， Social Rights Jurisprudence: Emerging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30-31.

[28]Alicia Yamin and Siri Gloppen, Eds.， Litigating Health Rights: Can Courts Bring More Justice to Heal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232-234.

[29]〔意〕莫诺·卡佩莱蒂：《比较法视野中的司法程序》，徐昕、王奕译，高鸿钧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30]José M. Zuniga, Stephen P. Marks, and Lawrence O. Gostin eds.， Advancing the Human Right to Heal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30.

[31]Alicia Yamin and Siri Gloppen, Eds.， Litigating Health Rights: Can Courts Bring More Justice to Heal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34.

[32]David Miller, Market, State and Community, Clarendon Press, 1989， p.249.

[33]李广德：《健康作为权利的法理展开》，《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3期，第25页。

[34]Cecile Fabre, Social Rights Under the Constitution: Government and the Decent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23.

[35]Larry D. Kramer, The People Themselves: Popular Constitutionalism and Judicial Revie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3.关于司法审查与民主悖论及其可能出路的经典讨论，参见〔美〕约翰·哈特·伊利：《民主与不信任——司法审查的一个理论》，张卓明译，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

[36]Peter B. Edelman, The Next Century of Our Constitution: Rethinking Our Duty to the Poor, 39 Hastings Law Journal1，61（1988）.

[37]秦前红、涂云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可司法性研究》，《法学评论》2012年第4期，第12页。

[38]〔美〕布鲁斯·阿克曼：《别了，孟德斯鸠：新分权的理论与实践》，聂鑫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7-138页。

[39]〔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91页。

[40]Richard E. Barkow, More Supreme Than Court？ The Fall of Political Question Doctrine and the Rise of Judicial Supremacy, 102 Columbia Law Review 2002，p.237.

[41]〔意〕莫诺·卡佩莱蒂：《比较法视野中的司法程序》，徐昕、王奕译，高鸿钧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42]〔美〕卡尔·罗文斯坦：《现代宪法论》，王锴、姚凤梅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9页。

[43]〔意〕莫诺·卡佩莱蒂：《比较法视野中的司法程序》，徐昕、王奕译，高鸿钧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2页。

[44]〔意〕莫诺·卡佩莱蒂：《比较法视野中的司法程序》，徐昕、王奕译，高鸿钧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45]白雪峰：《沃伦法院述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第48页。

[46]秦前红、涂云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可司法性研究》，《法学评论》2012年第4期，第14页。

[47]Malcolm Langford ed.， Social Rights Jurisprudence: Emerging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43.

[48]Aoife Nolan, Porter Bruce & Malcolm Langford, The Justiciabilit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Rights: An Updated Appraisal, CHRGJ Working Paper No.15， Available at SSRN: http://hffgb3a66a77d1f994bb2s05uqop9ounkx6nxu.ffhb.libproxy.ruc.edu.cn/abstract =1434944，2020年12月18日访问。

[49]Malcolm Langford ed.， Social Rights Jurisprudence: Emerging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36.

[50]据学者统计，全球范围内的成文宪法中，有73%的国家宪法中规定了健康权。 Eleanor D. Kinney and Brian AlexanderClark, Provisions for Health and Health Care in 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37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85， 289-304（2004）.

[51]对非洲、亚洲、中东、美洲以及欧洲健康权的规范与实践研究，可参见Brigit Toebes et al.ed. The Right to Health: A Multi- country Study of Law, Policy and Practice, Springer, 2014.这是目前对健康权国别与地域研究最为广泛的一本著作，更揭示了健康权这一制度现象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性。

[52]关于这三种救济模式的详细论述，参见李广德：《健康权如何救济？——基于司法介入程度的制度类型化》，《清华法学》2019年第3期，第97-113页。

[53]Alicia Yamin and Siri Gloppen, Eds.， Litigating Health Rights: Can Courts Bring More Justice to Heal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p.43.该研究的作者分别来自被研究本国，展示了详细的官方数据甚至大量一手的采访资料，同时也不乏健康权司法化的理论阐释与建构。本文所列举的相关健康权诉讼的数据，若无特别说明，均来自这项研究成果。

[54]Alicia Yamin and Siri Gloppen, Eds.， Litigating Health Rights: Can Courts Bring More Justice to Heal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03.

[55]Alicia Yamin and Siri Gloppen, Eds.， Litigating Health Rights: Can Courts Bring More Justice to Heal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281-286.

[56]Minister of Health and Others v 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 and Others 2002（5）SA 721（CC）.

[57]Alicia Yamin and Siri Gloppen, Eds.， Litigating Health Rights: Can Courts Bring More Justice to Heal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84.

[58]Sentencia T -760 de 2008， Colombia.

[59]Alicia Yamin and Siri Gloppen, Eds.， Litigating Health Rights: Can Courts Bring More Justice to Heal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290-300.

[60]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8-323页。

[61]谢荣堂：《社会法治国基础问题与权利救济》，元照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253页。

[62]Roscoe Pound, The Formative Era of American Law,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38， p.45.

[63]José M. Zuniga, Stephen P. Marks, and Lawrence O. Gostin eds.， Advancing the Human Right to Heal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8.

[64]例如，阿根廷最高法院推翻了一项要求一名玻利维亚籍完全残疾的女孩必须在该国居住满20年后，才能获得法律所规定的残疾人养恤金。法官认为立法提倡的这种国籍或者种族的区分是一种令人反感的歧视，忽视了少数裔的声音和权利保障。 Alicia Yamin and Siri Gloppen, Eds.， Litigating Health Rights: Can Courts Bring More Justice to Heal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38.

[65]Alicia Yamin and Siri Gloppen, Eds.， Litigating Health Rights: Can Courts Bring More Justice to Heal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37.

[66]Patrick Macklem & Craig Scott, Constitutional Ropes of Sand or Justiciable Guarantees: Social Rights in a New South African Constitution, 141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1（1992），p.148.

[67]Alicia Yamin and Siri Gloppen, Eds.， Litigating Health Rights: Can Courts Bring More Justice to Heal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39.

[68]例如在南非经典的格鲁特布姆案中，法院要求政府为需要住房的人提供一个合理的应急计划，但并没有要求政府为所有人提供住房庇护。参见黄金荣：《司法保障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可能性与限度——南非宪法法院格鲁特布姆案评析》，《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1期，第61页。

[69]Cass Sunstein, Interest Groups in American Public Law, 38 Stanford Law Review（1985），pp.29，81.

[70]健康权被认为是最为典型的“先国际后国内”的权利。参见王晨光：《论以保障公民健康权为宗旨打造医药卫生法治的坚实基础》，《医学与法学》2016年第1期，第4页。

[71]José M. Zuniga, Stephen P. Marks, and Lawrence O. Gostin eds.， Advancing the Human Right to Heal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7.

[72]David Landau, The Reality of Social Rights Enforcement, 53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2012），p.189.

[73]徐爽：《宪法上社会权的发展：传统、改革与未来》，《政法论坛》2019年第5期，第26页。

[74]李广德：《公民健康权实证化的困境与出路》，《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第112-119页。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发表时机，似乎是为了回应2022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取消宪法规定的堕胎权，推翻纽约州限制携枪法律”两大裁决的正当性问题。不过还是就法论法，没有拓展到“社会力学”的基本原理——所谓的“正当性”，在不同的“时、位、所”，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都为了“维持力量平衡”，就像法院的象征“天枰”那样。谁的力量小了，谁的主张就不正当了——这就是人类这种“运动物种”的“X项基本原则”的依据。所以，谁想提高自己的正当性，谁就必须提高自己的实力。——你说“美国最高法院正在失去其正当性”，你就必须拿出你的实力来证明这一论点……在美国，这就是选票；例如，如果共和党在下轮选举中惨败了，那你就对了。因为现在的最高法院，是共和党控制的；所以共和党就是正义的化身了。

【76、中共要的不是领土而是政权的合法性】

《中共野心不只台湾 这个地方才应是真正目标》（2022-10-25 索娜编译）报道：

随著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落幕，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获得比以往更大的权力。他授予自己第三个五年任期，任何内部持反对意见的人，都会被正式带离会场。面对习近平的权力变得强而稳固，西方国家开始担忧不已。外界预计习近平对扩张中国领土的野心薘勃，或将策动对台湾的军事行动。而台湾正是座落于太平洋战略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位置。然而，《福布斯》资深专栏作家克雷格·胡珀（Craig Hooper）24日撰文分析认为，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被夸大。中国真正可以获得领土的机会，是收复俄罗斯东部地区。

文章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扩张的明显目标，但它同时也是一个难以破解的难题。自 1949 年以来台湾一直实行自治。中国一直将台湾视为叛乱省，而台湾则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习近平预计不迟于 2049 年实现统一，并利用这一目标日期推动大规模的军事改革和快速现代化。一些西方观察家担心，面临人口老化问题和经济逆风的中国，已经加快了统一的“时间表”，并有可能在未来几年采取具体的军事行动来夺取台湾的领土。

然而，中国的扩张主义是机会主义，中国领导人更愿意扩张到具有争议或较松散的地区。 随著俄罗斯的常规部队深陷于乌克兰，中国最好的战略或许就是沿著中国与俄罗斯的 2615 英里边界向北推进，并在那里抢占领土。

有边界问题的无限友谊

在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崩溃之前，中俄对外宣称两国“合作无上限”。但两国都知道，友好协议是脆弱的东西。中苏两国签署最后一份友好条约不到二十年，两国就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边界冲突。具有扩张意识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再加上中国面对日益软弱的俄罗斯毫不掩饰地蔑视，都可能让中国和俄罗斯目前和睦的关係在一瞬间瓦解。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和俄罗斯一直在为共同的边界争吵和战斗。直到 2008 年，中俄才正式签署国界线东段的补充叙述议定书，以解决两国数百年的边界争议。不过中国可以很容易推翻目前的协议，要求俄罗斯归还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及俄罗斯自 1860 年以来佔据的约 23,000 平方英里的中国领土。

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俄罗斯通往太平洋的军事和商业门户，在中国仍然以这座城市的古老中文名，称其为海参崴。多年来一直有人猜测，中国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之间，巨大的人口失衡可能会促使北京向北推进。

时机成熟

随著俄罗斯远东地区陷入经济停滞而被俄罗斯当局忽视，当地的许多华裔俄罗斯公民可能会重新考虑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度。

在人口方面，俄罗斯远东地区每平方公里只有两三个人。当地大部分土地基本上是空置的，随时可以被吞并而且适合定居。当地的俄罗斯公民主要用脚投票，他们更愿意向西发展，前往俄罗斯西部更迷人的城市。再过几年，俄罗斯东部领土上的俄罗斯族人将会所剩无几。

除了大面积土地外，俄罗斯东部的资源丰富，能够在未来几十年推动中国的崛起。随著气候变化，俄罗斯荒凉的东部土地可能会变成中国急需的粮仓。

乌克兰战争》俄罗斯副国防部长布加科夫惨遭革职，「马里乌波尔屠夫」米津采夫继任-风传媒

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事失利，导致俄罗斯军队要沦为乞求伊朗和一群杂乱无章的前苏联国家为俄罗斯提供补给品。俄罗斯的常规武器库中，几乎没有什麽武器可以阻止中国的军事侵略。无奈之下，俄罗斯只能重新利用大约 50 年前中国从俄罗斯边防部队手中夺取的相同类型 T-62 主战坦克。俄罗斯军队的颓势尽现。

中国可以巧妙地运用边界灰色地带的挑衅，以及巧妙地利用全球对普京政权的负面情绪，战胜俄罗斯的核威慑力量，让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接受领土被侵犯的事实。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随著俄罗斯只是一个手无寸铁且不稳定的贱民国家，中国在一夜之间对整个西伯利亚拥有主权，相信没有人会大惊小怪。

台湾可以等

另一方面，中国既不需要也不想进行一场像侵乌战争一样，会引发全球抵抗的战斗。打击一个垂死的俄罗斯，比现在短期内对台湾进行侵略，似乎投资回报会更大。

当然，对台湾的威胁态度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中国政府咄咄逼人的态度，可以让中国内部团结起来。而且持续不断的军事衝突，又可以为中国军队提供良好的作战训练。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同时可以引起西方的高度关注，成功左右到西方的国策和军事投资的优先事项。在与西方的竞争中，台湾是一个非常有用，可以作为分散注意力的工具。

如果中国在短期内对台湾采取行动，大范围的衝突将不可避免。但如果中国抢占俄国北方的领土，中国人将会获得新的资源。所以中国推动收复俄罗斯东部是有道理的。将俄罗斯赶出亚洲，对于具有扩张意识的中国政府，是一个更有利可图的选择。

网民嚎叫：

野诗人 2022年10月25日 23:43

借他几个胆，他也不敢。何况夺回俄罗斯所占领土，于孢子本人无益。阿三烙印近年来反复挑衅，侵入中国领土。孢子还不是最终退让。有点种的，不仅会干翻阿三，也会顺势将藏南收回。

ccpccp 2022年10月25日 21:19

收回外兴安岭避免台海战争当然是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战略。然而中共集团从来都不在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他们的根本利益就是维持对中国百姓的独裁统治。

ccpccp 2022年10月25日 21:17

这是正常人的思维，但是习不正常

北朝廉洁 2022年10月25日 20:10

过客甲2 今天 10:21

肯定要先南后北。说得这么肯定，这位是国防部作战参谋？

100656392000 2022年10月25日 16:28

看图片上的哪些不上档次的军队，都是炮灰。

100656392000 2022年10月25日 16:27

有野心没用，回到石器时代，没人跟你打地面战争。

shachenzi 2022年10月25日 15:48

还有，台湾只不过一个看不惯家长独裁，淘气分家出去的小孩，中国的民主和和谐到一定程度，一定自然回归 。

shachenzi 2022年10月25日 15:36

楼下几个错了，台湾是个刺蝟岛，在美日西方扶持下，等于现在乌克兰，其战争机器能力超过乌克兰。而俄罗斯现在是垂死的老头，只要向其推进，必然势如破竹、贝加尔湖，海参崴西伯利亚唾手可得，又不会引起美日西方的制裁，而台湾，瓜熟绨落，自然回归。

shachenzi 2022年10月25日 15:25

包子敢北上攻取西伯利亚，我终身膜拜。只怕现在这万载难逢的良机被包子错过，必将为后世所咒骂。

阿妞不牛 2022年10月25日 11:53

哈哈哈，莫斯科无论是谁都会扔原子弹啊。中俄相互核大战。包子或许真的觉得好玩呢。

过客甲2 2022年10月25日 10:23

当然最好两面都能不战而屈人为最好，需要大智慧。

过客甲2 2022年10月25日 10:21

肯定要先南后北。第一，第一岛链是个卡脖子链，要解决。第二，法理更顺。第三，不管现在如何放话，搞定南边大概率不用动核。第四，攻南时间节点很重要，外力彼消此长最适合窗口会过去，而北方积弱很可能长时间现象，不在此一时。

破棉袄 2022年10月25日 07:46

全世界都是中国的猎物，当然包括台湾，南海，西北利亚，印度次大陆等等。实现这么大的理想，不可能一步到位，柿子先挑软的捏。现在看来台湾就是最软的那个，如果俄罗斯崩溃了，西北利亚可能变成一个更软的柿子。所以，美国希望削弱俄罗斯，而不想过度削弱俄罗斯。平衡是永恒的真理。

Sans2000 2022年10月25日 04:22

正常的判斷，打台灣可能性為零，但是自從後主能夠組成一個最「小學生文盲」的常委來看（跌破所有人的眼鏡），打台灣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奥维尔 2022年10月25日 02:55

习近平绝不敢动鹅爹一根毫毛。再次证明，美国白左碰到土共鹅孙党，没有最蠢，只有更蠢。

g2j2 2022年10月25日 01:53

不要胡说八道了，台湾被美国当成围困中国战略的第一岛链，又是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习总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责无旁贷。

鳩姐歪果師_Lee 2022年10月25日 01:25

纨绔子弟当然野心很大，一向都是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就可以了。可惜世界竞争并不像他的特权家庭那样……结果不问已知。

雨村 2022年10月25日 01:25

胡思乱想！习近平需要联俄抗美，保住政权，不可能收复海参崴。你的想法不错，但是不能代表习近平。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中共要的不是领土而是政权的合法性——这才是它要“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真正目的。所以，只有等到中共政权被中国政府取代以后，收复失地的工作才有可能展开。所以上文也许并非愚蠢，而是使坏——挑拨中俄两个极权国家的关系，防止两者结成军事同盟。但实际上，中共要的不是领土而是政权的合法性，为了稳定政权，它可以割让领土，出卖国家利益——就像它的祖师爷列宁和孙文干的一样。

【77、中美两国的“钱串子”特性】

《拨开经济决定论的迷雾，重新定位中美关系》（江炜《中美印象》2019年）报道：

自特朗普政府上台执政以来，中美关系发生了严重的倒退。

经济贸易领域是重灾区，贸易战的长期化看起来已经不可避免，以华为为首的中国企业遭到美国政府的全球打压。

政治上，特朗普总统就任后不久就在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触及底线，2019年又在涉港、涉疆问题上屡屡对华发难，引起了中方的高度不满。

民间往来方面，情势也不容乐观。华人专家、留学生遭到美国司法机构的调查，赴美签证收紧，以及2018年中国赴美游客数量出现2003年以来的首次下降，都是不祥之兆。

此情此景不由让人想起并不遥远的“美好时光”，2010年中国出版了美国经济学家扎卡里.卡拉贝尔的《中美国：从激烈对抗到超级融合》，在中国颇有影响。作者通过分析两国20年经贸关系发展，得出了“中美两国经济已经融合为一个统一体”的结论。这一“历史终结论”的“中美关系版”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对中美两国“从此一起幸福地生活下去”充满了乐观情绪。十年之后的现实，却是阴霾密布的现实。

对中美关系的误判就是从这类经济决定论开始的。

一、联系紧密的经贸关系遮蔽了潜在危机

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是毋庸置疑的，这和中国经济发展路径有关。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日韩先行的“东亚模式”又一力作。东亚模式的精髓是货币紧盯美元、出口为导向、以美国市场为主要目标，这一紧盯美国的“配方”让这个人口超十亿的大国释放了巨大的“人口红利”。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融入国际贸易体系提速。此后十年，中国发展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品生产和出口国家，继英、美、日之后的新一代“世界大工厂”。

但是，与英美当年产能和技术水平同步提高到世界之巅不同，中国的成就主要在于产能，研发能力、技术水平并未超越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这就形成了本轮经济全球化的中美分工模式——美国技术与设计，中国制造。产业链上游的研发、科技在美国，中国则以加工制造为主。中方获得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迅速扩充的产能支撑了GDP的高增长，美国则在金融、科技创新方面大展身手。这种看上去似乎是各取所需的经济分工模式，看上去双方都可以满意，坚信产业分工带来的战略平衡将会长期稳定。这就是高度乐观的“中美国”理论受到普遍欢迎的理由。

但是，回顾人类历史，紧密的经贸关系从来都不是保持双边关系良好的充分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德贸易关系是紧密的，日本侵华战争之前中日贸易规模也很庞大，太平洋战争前日本对美国钢铁等产品可谓高度依赖，但是都没能阻止双方的交恶乃至走向战争。也就是说，把中美之间经贸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稳定的基石，是根本性的误判。这种“一俊遮百丑”的狭隘视角，导致了经贸领域以外的潜在冲突没有受重视，更没有得到系统性地排解，最终引发了两国关系紧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轮中美关系恶化不能完全归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强硬风格。

时至今日，中国还有不少人把中美关系之间爆发的多重冲突理解为“美方在寻求中美贸易战的谈判筹码”,还是在“经济决定论”的思维惯性之下做出了误判。

二、中美在后冷战时代国际秩序中的“战略迷惘”

同样是“东亚模式”的经济后果导致的双边关系波折，日美之间在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发生了一系列的摩擦，最终以1985年的“广场协定”结束。此后美日关系保持了长期的稳定，但是这一简明的结尾方式不大可能在此次中美冲突重演。因为日本和美国在国际秩序中各自的角色定位一向很清晰。经历了战后改造的日本，无意也无力挑战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支持美方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角色清晰可信。因此，“广场协议”解决了双方在经济领域的纷争之后，双方再无战略上的冲突。但是，今天的中美两国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定位上存在“战略迷惘”，是导致双方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

问题首先出在美国。冷战结束的乐观情绪（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代表）在一定程度上是1815年“神圣同盟”的世界观在21世纪的复活。按照这一世界观，大对抗的胜利方结成的同盟将会成为世界的立法者，建立一套完美的世界法则。但是，现实世界从不接受终极答案，19世纪如此，21世纪也一样。

经历了“911”、“朝鲜核武问题”、“克里米亚争端”等一系列事件后，美国意识到自己面临了完全不同的国际局势。美国发现维护世界秩序的“管理成本”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更为高昂了。这是因为，过去冷战中对抗双方各自结成联盟，苏联固然是强大的对手，却也承担了己方阵营的秩序维护，负担了自身势力范围的治理成本。苏联不复存在后，俄罗斯并没有继承这一“遗产”的能力和动力。“瓶中的妖魔”被放出来后，局势变得更为混沌不清。美国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以应付更多行为难以预测、不受国际秩序制约的敌对力量。

同时，冷战结束也导致了传统盟友的角色变化，德法主导的欧盟国家失去了继续“忍受”美国优先地位的前提，规制和约束美国行动能力的“反抗”成为美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这种“反抗”迅速蔓延开来。因此，表面上风光无比的“单极世界”，对美国而言并非胜任愉快，而是负担沉重。在这种形势下，所谓“孤立主义”的选项再次出现在美国政治主流中，并非意外。

美国到底是继续担当世界秩序主要维护者的角色，还是以独善其身的世界强国屹立于世？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上台，在政策路线上明确选择了后者。特朗普咄咄逼人的外交“进攻”，本质上却是以“抽身而退”为目标。可是，全球利益庞大且错综复杂的美国怎么退？退到什么程度？美国战略收缩后的空白将有谁来填补？这都是难以理清的问题。对美国、对世界，都是巨大的难题。处于战略定位转换期的美国，显得更为好斗而敏感，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角色定位模糊的身份焦虑。此时，“崛起的中国”成为了美国敏感的对象。

“崛起的中国”也存在重新审视和界定自身国际角色的战略选择。中美建交是双方对中国重归正常国际秩序的认可，奠定了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其后三十年间，中美之间虽然时常发生摩擦，但是总体而言中国都是这一国际秩序的正常参与者，乃至“战后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 ——对此，中国政府在双方关系恶化以来多次公开强调了“受益者”的身份。

这也的确是事实。没有战后国际秩序带来的和平环境、经济全球化，中国的崛起不可想象。但这不是任何一方的恩赐，而是国际关系良性互动的结果。而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似乎又多了一个选项，那就是在一个“多极世界”中更有话语权的新角色。

经济发展让中国有了更多的全球利益和更广阔国际视野，带来了新的诉求和关切，“新角色”选项的出现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这一“新角色”并没有日美同盟那样清晰的对美关系基础，定位也不清晰。到底是构建国际社会新一极的“质变”，还是活跃度更高的“量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在冷战后的新国际秩序中，中美各自的角色定位是中美能否重建互信的基础，其中当然会涉及到经济议题，但是经济议题并非决定性的部分。如果没有这种意识，一味从经济决定论的角度思考对方的行为，那么误读和猜忌将是无穷无尽的麻烦。

三、陈旧的国际关系思维是双方沟通的最大障碍

其实，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提升并非美国不可接受的结果。美国的忧虑无非是中国的“新角色”到底是怀有敌意的挑战者，还是可以沟通协调的竞争者，抑或是长期合作的伙伴？这种忧虑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应该在坦率、诚实的沟通中充分沟通。但是双方都存在一些陈旧的国际关系思维模式，长期干扰中美外交的健康发展。

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理解还停留在十九世纪殖民帝国争霸的思维模式。对“加害者”和“受害者”角色的高度敏感，歪曲了对当代国际关系的理解。最典型的是，忽视了美国承担全球秩序维护者这一角色的复杂性，将其理解为对全球资源的掠夺、以统治全球为目标的“美国霸权”。从这一妖魔化的美国形象衍生出唯利是图、存在根本冲突的中美关系想象。

这种与时代脱节、充满历史主义臆想的陈旧思维极度危险。其危险性首先在于把中美关系定格在了“终极战争”的最终结局，热衷于底线不清、规则不明的权谋斗争。即便他们能够意识到中美之间的力量差距，也试图以马基耶维利式的权谋思维实现战胜美国的“战略目标”。出于这种阴暗的心理，在他们看来国际规则体系既不受重视，也不被信任，只是赢得“终极战争”的权宜之计。他们更不相信博弈双方能够实现双赢，而只接受零和博弈。令人忧虑的是，这种陈旧的殖民时代思维不只是观念上的误区，更是与特定的意识形态话语结合，不断干扰中美之间的沟通，对中国官方务实外交的努力形成了严重的干扰。在中美的外交沟通过程中，这种思维就像一个糟糕的翻译，一面将总是对美方的言行恶意揣测并进行大众传播，另一面时时发出高调的对抗杂音也让中方释出善意的努力化为泡影。

而美方的种种行为也表现出了思维上的落后，僵化的冷战思维也并不比中国的对手强多少。美国的部分政治精英“怀念冷战”，已经是公开化。在他们看来，“冷战模式”虽然谈不上令人愉快，但是提供了一套冰冷的秩序，看上去比复杂纷乱的现状更易于掌控。然而，这种想法也是严重脱离实际。冷战是两套不同体系之间的冲突，中美当下虽是“异梦”却是“同床”——相同的国际体系中相处，冲突加剧将会导致系统崩溃。

冷战爱好者着力渲染所谓“中俄+X”的“邪恶轴心”无论是哪个版本，都是无稽之谈。冷战的核心显然不是经济竞争，甚至不是意识形态对抗，而是美苏同为国际秩序输出者之间的角力。但中国与苏联迥然不同，以经济建设为重点、以绩效合法性为基础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无意成为苏联那样的秩序输出者或阵营组织者。而俄罗斯超低的生育率、复杂的内部矛盾、结构单一的孱弱经济，更像是垂死的帝国，而不是富有活力的竞争者，更不要说是对抗的轴心。更重要的是，信奉“文明冲突论”的冷战爱好者忽视了中俄之间的文化差异甚至大于中美之间。

因此，即便按照冷战爱好者的剧本走向“中美脱钩”，美国不会看到所谓的“邪恶轴心”阵营取代苏东阵营的冷战角色，更不会在对抗中重现冷战格局的秩序井然，他们将要面对的是更为混乱的世界，那肯定不会符合美国的利益。

总而言之，在中美关系的纠葛中，双方都有糟糕的队员在鼓动对抗升级，试图将本国的国际战略导向仇恨和压制对方的剧本。病态的思维干扰之下，加剧了双方的焦虑与猜疑，这是天真的经济决定论者忽视的“观念的力量”。

四、重新定位中美关系是一项长期任务

在目前的条件下，“修复中美关系”恐怕过于乐观。“观念的力量”本来就缺乏现实维度的思考，而是沉迷于宏大叙事的妄见。中美交恶对这类人而言，非但不是需要纠正的错误或及时补救的失误，而是理想中的进程。

而且，互相视为仇敌的两拨人马，却在对抗升级中不断强化了对方在自家阵营的话语权。典型的人物就是特朗普政府的前国家安全助理博尔顿，他把美国同世界的关系比作锤子与钉子的关系，得出“美国爱敲打谁就敲打谁”的狂妄言论，堪称荒谬至极。但是博尔顿总是在美国对外冲突升级时获得更大的权力，这绝非因为他才干出众、能够带领美国赢得冲突。而是在冲突升级，让博尔顿早先的强硬立场看上去更加正确了。然而，实际上他除了能把事情搞得更糟之外，别无贡献。如果特朗普按照博尔顿的意见行事，现在要面对的不是两场战争，而是至少三场，甚至更多。幸好博尔顿已经离开了。

这种除了能把事情搞得更糟别无贡献的人物和意见能够多大程度主导中美关系的发展，将是未来局势的决定性因素。排除这种干扰，需要巨大的耐心，以及审视并明确自身战略定位的决心。

首先要决定的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命运，这主要取决于美国。这套庞大的国际体系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将其推翻重塑的代价是否值得？如果美国不能审慎地做出决定，那对全世界而言都是灾难。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世界主要国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否认美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中作用与地位、片面指责美国不负责任，于事无补。

其次，中国要把深化改革、加大开放和中美关系良性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中国深度参与国际事务、提高国际形象的过程，两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这一“内外兼修”的过程不只是创造了经济成就，而是中国社会整体文明水平的提升。中美关系的“美好时光”与之息息相关，而不只是经济互补的单方面作用。中国固然不应为了迎合别国的标准做出改变，但是对于我有利的外部影响还是应该欣然接受。应该清晰地意识到维护主权与良好的国际交往、互动之间并没有冲突。

其三，美国对中国的国情要有更多理解和耐心，在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上，不要轻易插手，那只会激怒中国主流社会。在对待中国企业、访问留学等民间交往方面，美国政府的收紧政策、定点打压极不明智。对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限制与打压，不仅有失风度，也是高度不自信的体现。至于对中国赴美留学及华人学者的刁难，更是糟糕透顶的政策。作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没有理由如此过激反应。

总之，对中美双方而言，在一个较低的起点上逐步建立沟通和互信的机制可能是当下具有操作性的举措。例如经贸关系的谈判，更多地展现和解与合作的诚意，在有限而实际的目标上积极推进、诚实履约以积累沟通与交往的信心。就现阶段的情况而言，最重要的可能是不要扩大事态，尤其是美国进入竞选年后会出现很多意料之外情况，这对已经处于脆弱状态的中美关系是严峻的考验。

谢选骏指出：美国政府反对共产主义，却深中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毒素——罗素《西方哲学史》认为，这是由于资本与共产都是“理性主义”的。我认为，什么理性主义？就像加尔文主义的“拼命赚钱”一样，其实就是“钱串子”的特性。至于“拼命奉献”，那就是所谓的“以后就不好说了”。

【78、种族灭绝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演化和考古：古人类如何被淘汰 现代人何时出现》（尼古拉斯·朗里奇 BBC 2021年10月17日）报道：

在神话中，常常有一个奇异的时刻，当“人”出现。夏娃摘取了知识树的果实，获得了善恶意识。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用粘土造就了人，并给了他们火。但现代起源的故事，进化过程中并没有决定性的创造时刻。相反，人类一代又一代地、逐渐地从早期类人物种中出现。

就像任何其他复杂的进化过程一样——鸟翅、鲸鱼尾、人类的手指，人类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一步步进化，DNA出现突变，传播到人类后裔中，我们的祖先慢慢变得现代人的样子，最后，人类出现了。

人是动物，但不像其他动物。我们有复杂的语言，可以表达和沟通想法。我们富有创造力，可以创造艺术、音乐和工具。我们的想象力让我们梦想曾经存在的世界，思考可能仍然存在的世界，并根据这些想法重新改造外部世界。我们复杂的社交生活是家庭、朋友和人际网络，相互联系在一起，有责任感。我们也有对自己和宇宙的认识：知觉，理智，感悟，不管你怎么称呼它。

然而，可以说，我们和其他动物的区别是人设定的。动物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像人类。

大猿类尤其如此。例如，黑猩猩有简单的手势和语言交流。他们制造粗陋的工具，甚至武器，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文化。黑猩猩也有复杂的社会生活，并相互合作。

正如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人类的后裔》（The Descent of Man）中指出的，关于智人，几乎每一件奇特的事情——不管是情感、认知、语言、工具或社会——都以某种原始的形式存在于其他动物身上。人类与动物不同，但差别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历史上，有些物种比其他猿类更像人类——地猿（Ardipithecus）、南猿（Australopithecus）、直立人（Homo erectus）和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智人是曾经多样化的人类种群和类人猿群中的唯一幸存下来的，统称为人类。这是一个包括大约20个已知物种和可能几十个未知的物种的群体。

然而，其他类人猿的灭绝，却给人一种巨大、无法弥合的鸿沟的印象，这种鸿沟将智人与地球上的其他物种隔开。如果这些灭绝的物种仍然存在，这种隔离就不那么明显。这像是一条明亮而锋利的分界线，实际上却是凸显了灭绝的物种。

这些灭绝物种被发现再次弥合了这条界限，并展示了千万年间智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距离是如何逐渐被拉大的。

可能在600万年前，智人从黑猩猩中分离出来。然而，第一批人类，智人家族成员，几乎不太像现代人。在最初的几百万年里，智人的进化是缓慢的。

第一个重大变化是直立行走，这让智人走出森林进入更开阔的草原和灌木区。但是，即使像现代人类一样走路，也没有别的迹象表明第一批智人比黑猩猩或大猩猩更像现代人。最早的著名智人种群地猿（Ardipithecus）的大脑比黑猩猩的大脑略小，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会使用工具。

在接下来的100万年里，南猿（Australopithecus）出现了。南猿的大脑稍大一些，比黑猩猩大一点，但比大猩猩的要小。他比黑猩猩会制造更复杂一些的工具，用锋利的石头屠宰动物。

然后是能人（Homo habilis）。这个种群的大脑体积首次超过其他猿类。使用的工具，包括石片、锤子、砍割器具变得更加复杂。之后，距今大约200万年前，人类进化加速，原因我们还不了解。

在这一时间点上，直立人出现了。直立人更高，更像我们的身材，大脑很大——比黑猩猩的大脑大几倍，有现代人三分之二的大小。他们制造了精密的工具，比如石制手斧。这是重大的技术进步。手斧需要设计和制造技巧，可能可以被教授和学习。它可能是一种原型工具——衍生出其他工具，如长矛和铲子。

和我们一样，直立人有小牙齿。这表明他们从植物性饮食转向肉食比例增高，可能是从狩猎中获得的。

正是在这里，智人的进化似乎加速了。更大脑容量的直立人很快进化，脑容量更加增长。这些高度智能的人类分布于非洲和欧亚大陆，进化成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Denisovans）、罗得西亚人（Homo rhodesiensis）和智人（Homo sapiens）。他们的工具技术变得更加先进——石尖长矛和火把出现了。过去50万年中，他们还制造过珠宝和艺术品等功能不明确的物品。

其中一些物种，在骨骼和DNA方面，和现代人类惊人的相似。

尼安德特人的大脑容积接近现代人，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扩充，直到最后部分尼安德特人颅骨大小与现代人类相当。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是人类，甚至把自己说成是人类。

对尼安德特人的考古记录记录了他们独特的人类行为，也暗示着他们具有类似于现代人的头脑。尼安德特人是技术娴熟、多才多艺的猎人，他们利用从兔子到犀牛和毛象等一切资源。他们制造精密的工具，比如投掷尖利的长矛，用贝壳、牙齿和鹰爪制作珠宝，并具有修筑洞穴的技艺。尼安德特人的耳朵和现代人一样，适应了听语言的微妙之处。我们知道他们会埋葬了死者，并可能哀悼他们。

关于尼安德特人，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还很多，可能永远不会了解。但是，如果他们在身体和行为上如此像我们，尽管他们没有留下记录，我们也可以合理地猜测，在很多方面他们和我们一样，唱歌跳舞，害怕鬼魂，崇拜神灵，他们想知道太空的秘密，喜欢讲故事，和朋友一起说笑，爱他们的孩子。

只要尼安德特人和我们一样，他们一定会做出非常仁慈和同情的行为，但也会有残忍、暴力和欺骗的一面。许多考古学家现在相信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关于其他物种，如丹尼索瓦人和罗得西人，我们知之甚少，但从它们较大的脑容量和头骨，可以合理推测他们与现代人类非常相似。

这当然只是推测。 但有一个细节是，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和其他智人的DNA也存在于现代人体内。现代人类遇见了他们，并有了后代。

智人俘虏尼安德特人妇女并非不可能，反之亦然。但是，要让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进入我们的种群，不仅需要交配，还要抚养孩子，孩子长大后要抚养自己的孩子。更大的可能是，这些交配是基于自愿通婚。基因的混合也要求混血后代被智人群体接纳， 才能被视为正常人类。

我认为，这种现象不仅适用于尼安德特人，而且对包括丹尼索瓦人和知之甚少的非洲猿人等其他混血的人类种群，也都有发生。这并不是说种群间的混血是没有偏见的，或是完全和平的。可以想象，现代人族群可能是造成这些原始人族群灭绝的原因。但是，我们一定要审视这些族群的差异，以找到共同的特征。

虽然现代人类族群确实存活下来，而原始人族群发生了灭绝，这经过了很长时间。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和其他物种的灭绝经过了几十万年的时间。如果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真的迟钝，缺乏语言能力和复杂思想，他们当年就不可能抵御现代人类很久，而他们当年真的做到了。

如果他们和现代人类一样，我们怎么能够取代他们呢？这目前还不清楚，意味着两者之间的差异没有留下明显的考古证据。创造力的火花，或许是语言表达的方式，或许是制造工具的诀窍，或许是协同工作的能力，让我们拥有了优势。不管有什么不同，都是只是很轻微的，否则现代人类就不会花这么长时间淘汰这些古人类。

直到现在，我尚未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讨论人类是如何进化的， 但人类又是什么呢？我们如何研究和识别他，而不定义他？

人们往往认为有某些特质使我们与其他动物有着根本的区别。例如，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卖牛、烹饪牛肉或吃牛肉是可以的，但却不能吃掉屠夫，这是不人道的。社会道德下，我们可以容忍在笼子里展示黑猩猩和大猩猩，但对人类这样做，会让人感到不自在。同样，我们可以去买小狗或小猫，但不能买卖婴儿。

规则对我们和他者来说是不同的。我们天生就认为自己占据着道德和精神高地。我们可能会埋葬我们死去的宠物，但我们不会认为狗的鬼魂会缠着我们，也不会认为猫在天堂里等我们。然而，很难找到这种人与他者有根本区别的证据。

“人性”一词意味着同情和互相照顾，但那可以说是哺乳动物的品质，而不是人类的品质。母猫爱她的小猫，狗爱他的主人，也许比任何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都多。鲸和大象都有陪伴终生的家庭纽带。鲸鱼似乎为死去的小鲸感到悲伤，人们也看到过大象流连在死去的同伴遗骸的旁边。情感和关系并非人类独有。

也许正是这种意识使人类与众不同。但是狗和猫似乎也有感知。他们的感知与我们的一样。他们非常了解我们，知道如何让我们喂他们食物，或让他们出门游玩，甚至知道我们度过了糟糕的一天后需要陪伴。如果这不是意识，那是什么？

我们可能会指出，人类复杂的大脑与众不同， 但这是人类特有的吗？宽鼻海豚的大脑比我们大一些；大象的大脑是我们的三倍大；杀人鲸，四倍；抹香鲸，五倍。每个人大脑容积也各不相同。可能是大脑容积以外的东西使我们与众不同。也许其他动物，包括灭绝的原始类人物种的头脑中发生了比我们想象的更多的事情。

我们可以用更高的认知能力来定义人类，比如艺术、数学、音乐、语言。这造成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人类在做这些事情的方式上各不相同。我的文学造诣不如简·奥斯汀（Jane Austen）高，我的音乐感也比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差，我的演讲能力也没有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强。在这些方面，我的人类特质是不是不如他们呢？

如果我们不能定义人类特质，我们怎么能真正说人类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或者人类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我们不能确定是什么造就了人类，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认为其他物种天生低人一等呢？

逻辑上，现代人类也不一定是人类的进化终点。我们是众多的智人物种之一。是的，我们赢了。但是，可以想象如果有另一个进化过程，不同的基因突变序列和历史事件，尼安德特人的考古学家正在研究我们奇怪的头骨，想知道我们究竟是怎样的智人族群。

进化的本质意味着生物类别参差不齐、各种各样。物种逐渐演变，从一种变为另一种，而物种中的每个个体都略有不同，这又使得进化变化成为可能。但是，定义人类变得更加困难。

由于自然选择， 我们不像其他动物，但与它们一样，相近族群的祖先都相同。我们人类是相似的，祖先与其他智人祖先会混杂在一起，而产生不同又是由于进化和我们继承了族群的特殊基因，甚至继承了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部分基因。因此很难将生物做严格的分类，因为进化会使族群特性不断改变，创造多样化的物种，以及物种内部的多样性。

这就是万物不同的原因。

诚然，在某些方面，人类物种并非多样化。智人表现出的遗传多样性比一般的细菌菌株要少，我们的身体的变化也比海绵、玫瑰或橡树在形状上要少。但人类行为是多种多样的。我们是猎人，农民，数学家，士兵，探险家，木匠，罪犯，艺术家。做人的方式有很多不同，人类所处的环境有很多不同，每个人都必须确定做人意味着什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无法界定，才是人类最大的特点。

*尼古拉斯·朗里奇是英国巴斯大学（University of Bath）古生物学和进化生物学高级讲师。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出了现象，却没有看到“种族灭绝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因为其作者是个无神论者。在我看来，某个种族的灭绝可能是偶然的，但是种族灭绝的大趋势却是必然的——因为没有种族灭绝，人类的“进化”如何落实呢？事实上，十亿年以来的地球“生命进化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进行之中的“种族灭绝历史”。没有种族灭绝，天子从何显现呢。但是需要补充的，种族灭绝是一个自然过程，或曰“神的意志”、“上帝的计划”；不是人类的权力，任何人群对其他人群进行种族灭绝，都是一种犯罪行为，迟早会遭到报应——就像欧洲人种对其他人种进行灭绝的犯罪行为，现在正在遭到广泛的声讨和反噬。

【79、种族与文明的一致性不可忽略】

网文《迈向东方法律主义？》（鲁楠摘要）报道：

络德睦教授的《法律东方主义》一书选择被美国妖魔化、贬值化和非法化的中国法进行讨论，试图揭示在对中国法进行异化过程中暗含的种族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美国兴起的批判主义比较法研究的重要体现。但是，络德睦所提炼的“法律东方主义”现象内涵可疑，外延模糊，被“移植”到中国语境，会出现违背批判主义比较法学初衷的异化。而“东方法律主义”并不足以成为取代传统比较法范式的新范式。

一、法律东方主义产生的比较法学背景

二、南橘北枳之忧：法律东方主义的自我异化

三、中国应当走向何种新比较法学？

络德睦教授的《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法》自面世以来，在太平洋两岸都收获了可观的荣誉和赞美，成为近年来在比较法学领域最受关注的一本书。此书扎根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美国兴起的批判比较法学（critical comparative law），是批判法学在比较法领域发展和扩张的新动向。

一、法律东方主义产生的比较法学背景

为了更好地理解络德睦教授这本书产生的学术语境，我们有必要对西方比较法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变化做一简要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施莱辛格（Schlesinger）、勒内·卡辛为代表的欧洲比较法学者流亡美国，并将欧洲比较法学带入了北美，推动了比较法学在美国的发展。其中较有代表性者，是施莱辛格主持的“共同核心计划”（common core approach），在这一计划中，功能主义比较方法得到了应用，并兼采意大利比较法学家萨科的“法律共振峰”（legal formants）理论，[1]推动了欧洲政治和法律整合。战后一代比较法学家继承了施莱辛格和萨科等人的比较法思想，发展功能比较的方法论，到20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其代表作品就是著名的两部名著和四部经典教科书。两部名著分别是法国学者勒内·达维的《当代主要法律体系》，德国学者茨威格特与克茨的《比较法总论》；四部经典教科书则为施莱辛格主编的《施莱辛格比较法》（Schlesinger’scomparative law: Cases, Text, Materials），玛丽·安·格伦顿（Mary Ann Glendon）等人主编的《比较法律传统》（Comparative Legal Traditions：Text, Materials and Cases on Western Law），梅伦（Mehren）与歌德利（J. R. Gordley）主编的《大陆法系》（The Civil Law System），以及梅利曼（J. H. Merryman）等人主编的《大陆法传统》（The Civil Law Tradition: Europe, Latin Americanand East Asia） 。 [2]雷曼（M. Reimann）认为，以上这些著作构成了美国比较法研究“经典大厦”的基础。[3]但这一经典大厦的地基深深地扎根于欧洲的比较法学术传统当中，患有“比较法的欧洲依赖症”[4]，缺乏美国本土的特点和关注。这导致1996年和1997年在美国围绕比较法的发展方向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主题讨论。一次是1996年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学者，围绕“比较法的新方法”展开的讨论，其后发表在《犹他法律评论》1997年第2期上；一次是1997年以“比较法的新方向”为题召开的专题讨论会，有关文章发表在《犹他法律评论》1998年第4期上。[5]两次围绕比较法发展方向的讨论会都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传统比较法范式进行了批判和反思，但是，两次讨论会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1996年的讨论会上，批判法学的话语、理论和方法开始进入比较法领域，对传统比较法的本体论预设进行了深刻批判，甚至有学者指出，比较法本身也是西方殖民主义的遗留，是霸权主义思维的体现。而在 1997年的讨论会上，则更多是对传统比较法的方法论偏差进行反思，认为比较法在本体论上的定位和初衷并无严重问题。由此，在美国学术界便形成两股在今天看来有些针锋相对的比较法研究路径。一种是批判主义的比较法，是对传统比较法范式的颠覆；一种则是改良主义的比较法，是在传统比较法的既有成就基础上的升级和改良。

当我们谈到这里，不难发现，络德睦教授的《法律东方主义》一书其实受到了批判主义比较法研究的影响。[6]在这股研究的潮流中，美国有几位学术健将影响颇大，其中包括邓肯·肯尼迪（Duncan Kennedy）、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乌戈·马太（Ugo Mattei）等人。邓肯·肯尼迪在其名文《法律与法律思想的三次全球化：1850-2000》中，对自1850年以来法律全球化过程的话语和权力转换进行了透彻分析，而戴维·肯尼迪则批评“二战”以后的比较法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学术性撤退”（Academic Retreat）的倾向，对比较法学术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预设和治理谋划避而不谈。[7]乌戈·马太则再进一步，一方面他批评比较法的发展不应简单集中到对全球化现象的分析，另一方面主张应有意识地运用社会理论方法，对比较法的基础理论预设进行批判性检验。非常有趣的是，马太最初曾经源自施莱辛格主持的“康奈尔计划”（Cornell Project），后期发展为“共同核心计划”的参与人，[8]但到了近些年，他却对西方比较法的理论预设展开了系统批判。在其晚近与劳拉·纳德合写的著作《西方的掠夺：当法治非法时》中，指出西方法治话语的某些侧面是霸权主义的体现。[9]在批判主义的比较法研究中，不同的学者研究的侧重点各有差异，但我们能够发现他们的一些共性：（1）都有意识地采纳和吸收批判法学的话语一权力分析方法；（2）都对西方比较法传统进行批判，认为暗藏着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3）都选择站在弱者一边，为受到西方强势话语和权力压制的非西方法律传统说话。而以上这些与批判法学站在穷人、女性、有色人种等弱势群体一方的基本立场一脉相承。[10]

在《法律东方主义》一书中，络德睦教授选择被美国妖魔化、贬值化和非法化的中国法进行讨论，试图揭示在对中国法进行异化过程中暗含的种族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恰是这种批判主义比较法研究的重要体现。不得不指出的是，自1996年以来，批判法学在美国比较法学界安营扎寨，到今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笔者发现，2009年出版的《施莱辛格比较法》教材的第七版的体例、结构和主体内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络德睦教授的《法律东方主义》已经作为该书第一部分第一章的第五个重要文献列入这部经典教材当中。[11]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说明批判主义的比较法学已经打入了传统比较法“经典大厦”的内部。

二、南橘北积之忧：法律东方主义的自我异化

平心而论，笔者对于《法律东方主义》一书，乃至整个批判主义的比较法研究都颇为敬佩。因为，面对西方传统比较法学所积累下来的巨大理论遗产，进行颠覆式的反叛和重构需要勇气。这体现了美国学术界代际更新和范式跨越的理论雄心，值得我们学习。

而且，自16世纪以来，西方文明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将非西方文明及其法律传统纷纷打入人类学的博物馆，在这一现象的背后，存在霸权主义是不争的事实。这一事实或明或暗地进入似乎“价值无涉”的学术研究领域，造成西方话语对非西方话语的凌压之势，也是受到很多有识之士关注的现象。因此，络德睦教授的文章和专著出现在美国法学界，不啻一股清流。必须承认，直到今天，仍然不乏西方学者抱着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态度看待非西方国家，试图用一把尺子衡量天下，对其他的文明及其法律传统缺乏应有的尊重。络德睦教授对此展开批判，具有十足的正当性。

但另一方面，笔者又感到，络德睦教授所提炼归纳的“法律东方主义”现象内涵可疑，外延模糊，它所覆盖的现象如此之多，它所批判的对象如此之庞杂，以至于我们很难对他的相关叙述照单全收，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论提炼被“移植”到中国语境，会转化为作者原本未能料想的解读的异化。

首先，什么是法律东方主义？这是一个十分可疑的提法。恰如中国人谈论“西方”一样，美国学者谈论“东方”的时候，究竟所指为何物，令人困惑不解。中国是否足以代表东方？印度、伊斯兰文明是否属于东方文明的组成部分？当我们谈论“法律东方主义”的时候，如果仅仅谈论中国，这种法律东方主义是否本身就不完整？甚至存在缺陷？在反对法律东方主义的过程中，依然按照东方一西方的二元模式来理解法律的多样性，是否自我也陷入了旧的陷阱？这些问题值得思考。如果络德睦教授在一部畅销书中提出法律东方主义的话语，笔者认为十分吸引人，而如果在一部严肃的比较法学著作中，提出这样的概念，难免令人心生疑窦。如果我们不对法律东方主义进行严格界定，那么，是否只要对非西方的法律传统进行严厉批判，对西方法律传统进行赞美，就是所谓的法律东方主义？所谓的法律东方主义，究竟是以事实来评定，还是立场和偏好先行？当然，笔者丝毫不否认络德睦教授所提供的大量法律殖民主义的历史事例，实际上这些事例早已被列入中国教科书中，以并不算细致的表述被学生们代代学习，但它更多地被视为中国旧有的政治法律体制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以致被他国欺凌的一种沉痛教训。或许在不少中国人看来，殖民主义者的凌辱固然可恨，强者对过去恶性的自我忏悔值得赞赏，但被欺辱者自我反思便是另外一回事—将两个国家所发生的不同的思想意识归为法律东方主义的不同表现，有点令人难以坦然接受。

其次，络德睦教授认为，法律东方主义有着久远的学术渊源。自18世纪以来的诸多思想家，包括孟德斯鸠、黑格尔、梅因、韦伯等在内，都是不同程度的法律东方主义者。这又是一个颇为令人惊讶的论断。尽管我们承认，孟德斯鸠和黑格尔在各自的著作中，对中国的法律状况评定不佳，但像梅因（Henry Maine）和韦伯（Max Weber）这样拥有极为丰富的跨文化比较经验的学者，他们是否是所谓的法律东方主义者，尚需要严谨的分析和谨慎的判断。梅因生前曾经对印度社会与印度法律有过细致的考察和精深的研究，其著作《东西方乡村社会》至今对我们了解印度社会的村社法都不无借鉴意义，[12]而韦伯在1904年以后，以宗教为线索，对近东、印度、中国进行的比较研究至今都被人们反复的讨论。梅因著名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论断，并非意指传统社会只有身份而无契约，也非意指现代社会只要契约而无身份，而是指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异在于，两个社会法律制度的主导原则存在差异。[13]络德睦教授在书中对传统中国“家族一公司”的讨论，[14]并没有在根本上颠覆梅因的基本判断，因为传统中国建立在宗族基础上的经济活动，仍然无法摆脱家族身份伦理对经济活动的约束，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宗族内部要通过种种复杂的身份安排去婉转地追求经济目标。而现代社会的经济，则以契约所代表的非身份性经济关系作为支柱，在此基础上，作为次要原则，可以将身份性的考量重新引入。但传统中国的宗族和现代社会的公司绝非是在功能上等量齐观的社会组织。络德睦教授提出，在法律东方主义者看来，中国是一个“无法”之地。但众所周知，韦伯曾经指出，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种法律的理想类型，分别是形式非理性法，实质非理性法，实质合理性法与形式合理性法，[15]在传统中国，特别是基层社会，法律往往表现为实质非理性法的面貌，而在家产官僚制的推动之下，至少在立法的层面，会出现一定的实质合理性法的迹象。韦伯从未主张，古代中国是一个“无法”之地，相反，韦伯认为，传统中国的法律曾经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尽管这一成就并非是与现代工商业社会相得益彰的那种法律和法律思维模式。[16]络德睦教授在对所有这些学者进行标签化的批判时，却未能综合全面地把握这些学者分析的复杂性，这难免令人稍感遗憾。而且，不论是梅因，还是韦伯，他们的经典论断都并非带着鄙视的眼光打量非西方的法律传统，单从态度来讲，似乎也谈不上所谓的法律东方主义。

复次，络德睦教授在对美国学术语境中的法律东方主义进行严厉批判的过程中，进而提到中国法律改革者和法学家群体中存在的“自我东方化”，这再次令笔者感到心惊。络德睦教授似乎并未深入了解美国与中国当下所处的政治和社会情况，以及法学家所处地位的根本差异。如果说，络德睦教授的批判主义比较法研究所针对的对象，是掌握政治、经济资源，抱持着霸权主义和种族主义态度的在位者，他体现了知识分子永远站在弱者一方，伸张正义的学术良知，那么，同样的立场和姿态“移植”到中国来，就很容易发生颠倒，因为这种反西方的叙事，恰好迎合了某些政治力量调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意图，从而利用美国法学家的学术良知，作为一种推动中国走向政治保守主义，并抵制现代法治改革的话语资源。络德睦教授虽然研究中国近代法律史，却似乎对百年来中国人的经历缺少直接的体认。自近代以来，沈家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知识分子，身经千年未有之变局，对西方文明压倒东方文明的深层次原因，都有过痛切的反思。学习西方，进行政治法律改革，拥抱法治，不仅仅是西方威压和殖民的结果，更是在威压和殖民之下，谋求自救自强的选择。1949年之后，中国更是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浩劫，从这场悲剧性的社会动荡中，中国人总结惨痛的教训，意识到唯有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尊严幸福，这也不是络德睦教授所说的自我的东方化，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经验教训，是痛定思痛的结论。当作者谈论现代民主和法治之时，似乎认为这种民主法治模式是西方的专利，而中国更应该遵循古训，依从古法，按照传统帝制的法律及其传统进行社会安排，这样才算不自我东方化。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既是好的政治法律经验，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模式，非西方文明为什么就不应、不能学习、借鉴和吸收？难道非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才算是非法律东方主义？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观察，络德睦教授所极力反对的那种东方主义，即使在它所产生的19世纪，也并非如作者所想象的那样，全然是西方人自我生造的他者，旨在为其殖民主义的霸权实践加以正当化。在美国学者克拉克（J. J. Clarke）的《东方启蒙：东西方思想的遭遇》一书中，作者便指出：“东方主义不能仅仅被定义为帝国主义统治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在西方语境中还扮演着反向运动和颠覆动力的角色，虽然尚未出现一致性、自觉有组织性的事物，但它已经试图以不同方式颠覆（而非巩固）散漫的帝国权力结构。”[17]若是如此，在某种特定的语境下，对东方的刻意美化或丑化，其用力点也可能是批判式的。例如，欧洲在19世纪70年代对印度文化的重新发现，旨在反对基督教的世界观念，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对生命的压抑提出反抗，这导致印度哲学借助叔本华、尼采进入了西方世界，掀起了一场生命哲学运动。无论如何，我们也无法认为，这种东方学是全然所谓的东方主义。另举一例，印度佛教自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这种异域文化最初受到本土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坚决抵制，那个时代，信奉佛教，钟情佛教文化的学者，也可能是一种“东方主义”，但经过长久的碰撞与交融，这种所谓的“东方主义”使印度佛教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以上事例来看，问题的关键并非所谓东方化还是西方化，而是一国之民众，一国之知识精英在充分把握本国历史、现实和人类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做出选择的内在合理性。

最后，如果笔者的猜测不谬，络德睦教授似乎暗示，中国在发展自身的法律模式过程中，应当考虑法律应扎根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意义世界，而不应一味盲从西方话语，失去对中国本土资源的敏锐认识。对此笔者深表赞同。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化过程的扩展和深入，西方法律和学术话语的地位不仅没有衰减，反而更显强势。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法的全球输出引人注目，美国法学学术市场已经变成了全球法学学术产品的集散地。这引起了中国一批有识之士的忧虑，毕竟作为一古老的文明，若无法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法学学术体系，一味跟从欧风美雨，不仅有失尊严，而且不利于本国法制和法学的发展。若超越法律范畴，大到整个文化领域，我们也能看到，自近代以来，很多学者都提出，应保留和恢复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唐君毅先生便曾谈到，中国文化应当“灵根自植”[18]。但是，追求中国法治乃至整个文化的自主性，并不等于枉顾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枉顾传统与现代社会在基本组织方式上的差异，将传统与现代问题统统归结为东方一西方的文化差异问题。同样，在近代以来东西方遭遇的历史过程中，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与殖民主义交织在一起，使我们往往出于对殖民主义的愤恨，而模糊了对现代社会性质的认识和判断。应该说，对内清醒、理性地学习西方，包括美国在内的良法美政，与对外批判霸权主义、种族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对内充分认识本国法律传统的独特性，不仅并不矛盾冲突，而且相得益彰。而这种平衡性的考量，恰好是作为比较法理论核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一个侧面。与此相反，强调本土资源、祖宗家法，对既有传统缺少清醒的认识和有深度的批判，倒有可能成为新型的话语一权力模式，是保守主义政治谋划的一种话语包装罢了。这无疑会走向批判比较法研究初衷的反面。

三、中国应当走向何种新比较法学？

在《法律东方主义》一书中，络德睦教授呼吁，应当在批判法律东方主义现象的基础上，走向东方法律主义。笔者对东方法律主义一词的犹疑态度，与对法律东方主义一样，并不清楚作者的理论蓝图。在笔者看来，所谓东方法律主义更像一种口号，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思考。这又再次暴露了自20世纪末以来，人们对比较法学共有的批评：比较法学家对这门学问的理论基础缺乏应有的反思和重构。而络德睦教授的这本书似乎也没能逃脱这一经典的批评。不仅如此，笔者深感，《法律东方主义》一书的叙述虽然多有精妙之处，但在理论高度方面，似乎尚无法与茨威格特与克茨的《比较法总论》这样的作品相媲美—尽管它在诸多方面已经过时，不得不说这是美国比较法学的遗憾。

当然，必须承认，《法律东方主义》与《比较法总论》毕竟是结构和风格截然不同的两本书，对二者用一眼定高下，显得有些偏颇。但在笔者看来，真正的比较法学作品，应建立在对人类主要法律传统和法律制度进行深入比较观察的基础上，最后有公允平正的整体判断。而络德睦教授却在仅仅谈论近代中国与美国法律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抛出法律东方主义和东方法律主义这样的话语，有违西方比较法学那种朴实厚重的学术传统。

更重要的是，该书所提出的东方法律主义理念，虽然有令人警醒的作用，但似乎仍不足以成为指引未来比较法学学术研究的基本理论。一种真正堪称范式移转的大著作，必定是在对前人杰出成就进行整体吸收选择的基础上，方方面面考虑完全，做出的包罗万象之作。这样的作品，必然对比较法学研究内部暗含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给予令人信服的回答。这些问题包括：（1）人类法律文明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根本原因是什么？（2）人类几大法律传统，其典章制度、日常实践和思想意识各自的文化特点是什么？（3）如何在一个高度分化，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处理人类法律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4）对法律现象进行跨文化比较的基本方法是什么？如果概念比较和功能比较各有缺陷，那么何种比较方法是更优的选择？显然，东方法律主义无力，也并不致力于回答这些问题。它只不过能激起美国学者对非西方法律文化迟到的重视，以及勾起中国法律学者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怀乡意识和自我陶醉。显然，这与络德睦教授作为一位杰出学者的抱负不相匹配。

在此，笔者不揣冒昧，提出中国建立自身成熟的比较法学的若干看法，供诸贤参考和批评。

第一，比较法学研究的理论主旨应致力于发展和支持人类不同法律传统之间的平等对话，这种对话既非任何一个法律传统进行自我标榜和自我神化，也非一方凌压另一方的权力运作。而是通过对话，各自开启理解和学习过程，通过法律传统之间的碰撞，谋求每一个法律传统的自我革新，最终发展出与各自的历史传统和当下民众的现实需求相衔接的崭新的法律实践。这种以平等对话为基础的比较法学，天然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但也反对那种故步自封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

第二，在对话的基础上，比较法学既尊重各个法律传统自身的独特性，又通过比较研究发展出兼容甚至超越各法律传统独特性的普遍性。笔者反对从单一法律传统的话语当中建构普遍性，但也反对那种认为所有法律传统皆为特殊，没有普遍性的论调。其关键在于，认真倾听各个法律传统内部不同社会阶层人们的真实诉求。例如权利问题，络德睦教授认为，这是一个源自西方的，被过度使用的话语，但在现代中国，权利却成为普通民众捍卫自身尊严，要求政府认真对待他们的强话语，并非普通中国民众误解了权利，而是络德睦教授误解了中国人。因为与美德等传统话语相比，权利由于其个体性特征特别容易使小民用来捍卫其过去不被倾听的主张，因此权利作为一种西方语言，在中国不仅没有过度，反而还谈得不够，用得不多。理解这种差异，看到在法律的话语、制度和技术移植过程中，不同共同体成员各自的利益诉求所在，是比较法学的重要任务。

第三，在传统比较法学当中，功能主义比较曾经取得重要成就，但问题的确很多。最重要的问题是，无法透过功能，认真对待在法律制度的背后，人们赋予这些制度的独特意义。这导致比较法学无法与特定法律传统的文化意义资源相衔接。但话语一权力的分析方法，同样无助于解决功能主义方法的理论缺陷。在《法律东方主义》一书中，作者充分利用话语一权力分析法，试图颠覆传统比较法的那些预设，但最后提出的东方法律主义，也不过是对既有理论倾向的一种反动罢了。这说明话语一权力的分析方法，仅仅发挥反思和调节作用，却无法真正用来建构完整的新比较法理论。在此，笔者认为，应当在承认功能主义比较取得的成就基础上，结合社会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等领域发展出的意义比较的方法，使功能和意义两者之间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走出一条发展比较法理论的崭新道路。

第四，在当下中国，我们的学术面临着双重任务。我们既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发展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法治和法学，又要想方设法使这种法治和法学与中国文化对接在一起，使它符合中国人的人心和人生，这是很不容易的工作，而任何西方学者都无法代替中国人去完成这个任务。要出色地完成这一工作，就必须既要对现代性有深刻的体会，又对本国文化传统的利弊得失有深刻的体认，缺失了任何一个方面，我们都会出现严重的偏差。在这一过程中，法律史学应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法律实践和文化意蕴的阐释性理解，在这种阐释过程中，除旧布新，藏新于旧，让其不动声色地升级换代；而比较法学则致力于通过横向比较和文化对撞，刺激本国法律制度和文化传统的自我反思，二者结合在一起，才可望走出一条超越古今中西的新道路。显然，络德睦教授部分领会了中国学人的良苦用心，却又无法真正理解他们的忧虑和理想，他看似公正地站在中国法律文化的一边，却又由于种种隔膜，剥蚀了他立场的公正性，这多少令人有些遗憾。

作为结语，笔者衷心地表达对络德睦教授及其著作的尊重之情—尽管是以批评多于赞赏的方式。无疑，在这个世纪，东西方学者将有更多的机会进行更加充分的对话和讨论，这将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领会对方的怕和爱，携手去缔造一个更公正、合理、美好的世界，去创造一个摆脱了傲慢、偏见、自恋和自虐，致力于人类各主要文明之花竞相绽放，具有多样性的比较法学。

注释：*清华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法学博士。

[1]R. Sacco, “Legal Formants: A Dynamic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Law （I）”, 39（1）American Journalof Comparative Law 1-34（1992）；“Legal Formants: A Dynamic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Law（II）”, 39（2）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343-401 （1992）.

[2]相关信息，参见高鸿钧：《比较法研究的反思：当代挑战与范式转换》，载高鸿钧：《全球视野的比较法与法律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9页。

[3]M. Reimann, “Stepping out the European Shadow: Why Comparative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MustDevelop Its Own Agenda”, 46 （4）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638-639 （1998）.

[4]David Kennedy, “New Approaches to Comparative Law: Compara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1997 （2） Utah Law Review 590 （1997）.

[5]具体介绍，参见前注[2]，高鸿钧文，第192页。

[6]络德睦教授最初提出这一理念是在2002年，具体参见T. Ruskola, “ Legal Orientalism”,101（1）Michigan Law Review 179-234（2002）.

[7]David Kennedy, “The Methods and the Politics”，in Legrand an Munday（eds.），Comparative LegalStudies: Traditions and Transi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349ff．另参见H.M. Watt,“Globalization and Comparative Law”，in M. Reimann and R. Zimmermann（eds.），The OxfordHandbook of Comparative Law（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p.593.

[8]关于康奈尔计划的整个目标、方法、组织、理论源头和后期变化，参见M. Bussani, U. Mattei, “TheCommon Core Approach to the European Private Law”，3 Columbia Journal of European Law 339-356（1997）．

[9]参见[美]乌戈·马太、劳拉·纳德：《西方的掠夺：当法治非法时》，苟海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10]R. M. Unger, “The Critical Legal Studies Movement”，96 （3） Harvard Law Review 561-675（1983）.

[11]Ugo A Mattel et al.（eds.），Schlesinger’s Comparative Law: Cases，Text，Materials（7th edn.，Foundation Press, 2009），pp.42-47.

[12]梅因对印度乡村社会的分析，参见H. S. Maine, Village-Communities in the East and West （H. Holt,1876）.

[13]参见[英]亨利·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0～112页。

[14]参见[美]络德睦：《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法》，魏磊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章。

[15]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16]参见[德]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 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162页。

[17][美]J. J．克拉克：《东方启蒙：东西方思想的遭遇》，于闽梅、曾祥波译，世纪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另外晚近对东方主义思想较为系统的反思，可参考[英]杰克·古迪：《西方中的东方》，沈毅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特别是第5章关于“东方的家庭与商业”，作者虽然主要谈的是印度的联合家庭，但恰恰可以与《法律东方主义》一书中第3章“讲讲公司与家族的故事”相对比。与络德睦教授一样，杰克·古迪认为，不应简单认为东方（特别是中国与印度）传统社会中的家庭（家族）没有承担经济功能的灵活安排，简单认为家庭及其伦理是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由；但古迪较谨慎地综合考虑了印度联合家庭组织内部的文化特殊性。而与此相较，《法律东方主义》一书中的类似部分，比较直接地将家族比喻为宗族公司，显得不无问题。

[18]参见唐君毅：《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三民书局1974年版。

（期刊名称 《交大法学》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3）

谢选骏指出：上文忽视了“种族与文明的一致性”，因此采用了“东方·西方”的二分法。这是一个流行的错误——因为“东西方”这两者根本就不对称。所谓西方，西方人指的就是西欧，除此之外的东欧、西亚、中亚、东亚……都算“东方”了。而在中国看来呢？包括新疆在内的都算“西域”，包括中亚、西亚、东欧、西欧。所以严格地说，世界上只有两种模式，那就是1、例外的西方模式，2、普遍的亚细亚模式，包括美洲原住民社会。除了西方自身这个例外，其他人类社会要想西方化，都只能是镀金式的，而无法深入骨髓，更无法改变文化基因。这就是我在《天子七书》中所说的“种族与文明的一致性”。

【80、众议员、高学历、犹太人、同性恋、共和党五毒俱全，都是假的】

《美共和党议员当选人遭疑学经历造假》（12/21/2022 法新社纽约）报道：

1位11月当选美国联邦众议员的共和党人今天遭质疑大半经历造假后，还没上任就面临辞职呼声。

桑托斯（George Santos）上月在纽约的胜选，助共和党以微弱多数夺回众院。

这位34岁的出柜同性恋者、巴西移民之子从民主党手中夺走1席，使共和党在众院囊括222席，民主党则有213席。

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项调查，对他在竞选期间大肆宣扬的经历提出质疑。

桑托斯声称2010年毕业于纽约市立大学巴鲁克学院（Baruch College），先后在花旗集团（Citigroup）和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任职。

但巴鲁克学院发言人对法新社证实，校方没有桑托斯毕业纪录，「桑托斯出生于1988年7月22日，毕业年份为2010年，但巴鲁克学院查阅后找不到相符的纪录」。

纽时报导也说，花旗和高盛都查无桑托斯任职纪录。

纽时还说，「几乎没有证据」显示桑托斯的动物援助组织宠物联盟之友（Friends of Pets United）如他宣称般是免税机构。

纽时也说，桑托斯的公司Devolder Organization「疑点重重」，既没有公开的官网，在知名职场社交平台领英（LinkedIn）也没有页面。

桑托斯9月向众院申报这间公司支付他75万美元薪水，以及超过100万美元股利。

桑托斯的民主党对手齐默曼（Robert Zimmerman）表示：「事实就是桑托斯骗了选民，他为求胜选违背了大众的信任，不够格代表长岛（Long Island）与皇后区（Queens）。」

齐默曼说，桑托斯「不适任公职，应该辞职」，还说桑托斯应遭到众院伦理委员会以及联邦选举委员会调查。

《学历和工作经历都是假的…纽约州新当选国会议员认了》（2022-12-27 美国中文网）报道：

摘要: 当选纽约州国会众议员、共和党人乔治·桑托斯（George Santos）周一在一次采访中承认，他在竞选中就自己的学历和工作经历造假。

当选纽约州国会众议员、共和党人乔治·桑托斯（George Santos）周一在一次采访中承认，他在竞选中就自己的学历和工作经历造假。

《纽约时报》在上周的一篇报道中揭露了桑托斯简历中很多可疑之处，包括他声称毕业于纽约巴鲁克学院（Baruch College）、曾就职于高盛集团和花旗集团等。

桑托斯周一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承认，自己从未直接就职于高盛和花旗两家公司，只是在与之有业务关联的公司工作过。他也承认，自己并非从巴鲁克学院毕业，甚至完全没有大学教育文凭。

尽管称自己“感到抱歉”，但桑托斯坚称关于自己过往经历的争议“不会影响他就职后成为一名成功的议员”。“我们谁都会在生活中做一些蠢事。”桑托斯在采访中表示。

另外，桑托斯在接受纽约本地广播WABC-AM的采访时还称：“其他很多人也会夸大其简历，或扭曲一点点。”“我并不是说在这方面我没有错误，但在职业生涯中，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我并非是一个欺骗了全国的罪犯。”桑托斯表示。

桑托斯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表现亮眼，将代表纽约州长岛和纽约市皇后区部分地区的国会议员席位翻红。

同样来自纽约州、即将成为众院民主党领袖的国会议员杰弗里斯上周曾表示，桑托斯的“整个人生故事似乎都是伪造的”；当时桑托斯的律师曾斥责《纽约时报》的报道是“抹黑他”。

桑托斯的丑闻爆出后，多位民主党国会众议员对他展开猛烈抨击，呼吁众院不应该允许他下周正常宣誓就职，并呼吁政府部门对他的欺诈行为展开调查。

《联邦和地方检察官都在调查 纽约当选国会议员造假事件发酵》（2022-12-28 美国中文网）报道：

摘要: 美国中文网报道 周三，知情人士向CBS透露，联邦检察官与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正在调查共和党当选众议员乔治·桑托斯（George Santos）的财务状况和财务披露情况。

周三，知情人士向CBS透露，联邦检察官与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正在调查共和党当选众议员乔治·桑托斯（George Santos）的财务状况和财务披露情况。

媒体称联邦调查标志着这位当选国会议员在学历和工作经历方面的造假事件有潜在变严重的可能性。桑托斯此前表示，他仍打算在明年1月开始众议院的工作。

《纽约时报》在上周的一篇报道中揭露了桑托斯简历中很多可疑之处，包括他声称毕业于纽约巴鲁克学院（Baruch College）、曾就职于高盛集团和花旗集团等。

此外，纽约纳苏郡（Nassau County）的地方检察官也在调查桑托斯，但他们还没有具体说明他们将调查桑托斯行为的哪一方面。纳苏郡地方检察官发言人布兰登·布罗什（Brendan Brosh）告诉媒体，该办公室正在“调查此事”。

地方检察官安妮·唐纳利（Anne T. Donnelly）在一份声明中说，“与当选国会议员桑托斯有关的众多捏造和矛盾之处简直令人震惊。纳苏郡选区和其他第三国会选区的居民必须在国会中有一位诚实和负责任的议员。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如果在这个郡发生了犯罪，我们会起诉。”

桑托斯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表现亮眼，将代表纽约州长岛和纽约市皇后区部分地区的国会议员席位翻红。

桑托斯周一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承认，自己从未直接就职于高盛和花旗两家公司，只是在与之有业务关联的公司工作过。他也承认，自己并非从巴鲁克学院毕业，甚至完全没有大学教育文凭。

尽管称自己“感到抱歉”，但桑托斯坚称关于自己过往经历的争议“不会影响他就职后成为一名成功的议员”。“我们谁都会在生活中做一些蠢事。”桑托斯在采访中表示。

《不只谎报学历 美准众议员连犹太身分也是假的》（2022-12-28 自由时报）报道：

共和党人桑托斯上月在纽约的胜选当选该区众议员，不过其学经历遭质疑造假，现又被爆出他自称自己是犹太人也是假的。（路透）

共和党人桑托斯（George Santos）上月在纽约的胜选，助共和党以微弱多数夺回众院，不过其学经历遭质疑造假，现又被爆出他自称自己是犹太人也是假的，纽约检察官办公室表示已经介入调查。

综合外媒报道，共和党人桑托斯在纽约长岛（Long Island）与皇后区（Queens）选区当选联邦众议员，不过胜选后，遭媒体爆料桑托斯的人生故事几乎都有疑点，他声称2010年毕业于纽约市立大学巴鲁克学院（Baruch College），先后在花旗集团（Citigroup）和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任职，但上述学校与机构都无其毕业或任职纪录。

桑托斯也公开表示自己是同性恋者，但隐瞒自己曾经与女性结婚的经历，另外他在竞选过程中强调自己是犹太人，祖父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逃离纳粹，但却也被爆料根本不是犹太人。

桑托斯辩称他会这样描述自己是因为母亲家庭那边有犹太人背景，不过之后他不再称自己为犹太人，而是自称有犹太血统；长岛（Long Island）与皇后区（Queens）选区有许多犹太人居住。

纽约州拿骚县检察官安妮（Anne Donnelly） 表示，最近几天出现的有关桑托斯的指控是严重的，同为共和党籍的她直言：“关于众议员当选人桑托斯的大量捏造和前后矛盾简直令人震惊。”

安妮表示：“拿骚县的居民必须在国会中有一位诚实和负责任的代表”强调“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如果在本县发生犯罪，我们将予以起诉。”目前已展开调查。

网民嚎叫：

相食 今天 06:49

你跟习共比烂不是更好？

g2j2 今天 03:07

共和党人做人必须老老实实，民主党人舞弊当总统都没事。

Sans2000 今天 02:37

有猶太人身份，在美國和世界才能混的風生水起。

谢选骏指出：众议员、高学历、犹太人、同性恋、共和党……本来都是有所争议的，现在却成了高大上的标签，但是谁能想到，这个五毒俱全，竟然也都是假的，真他妈的什么时代了。

【81、爱尔兰和意大利为何袒护强奸犯】

《“不管我有没有尖叫，他都强奸了我”》（JESSICA BENNETT 2023年5月9日）报道：

“你从来没有大声呼救吗？”

特朗普的律师在针对这名前总统的强奸案中盘问E·吉恩·卡罗尔时问道。

“如果你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为什么要在街上乱跑，结果被强奸了呢？”

一名律师盘问谢丽尔·阿劳若时问道，她曾在1983年在一家酒馆被四名男子轮奸。

“你上大学时经常去派对，对吧？”

布洛克·特纳的律师盘问一名女子时问道，她说她曾在2015年陷入昏迷状态时被特纳性侵犯。

她把他从身上推开。

她猛踩他的脚。

她用手提包打他。

她用膝盖顶他。

她曾如此强烈地反抗，以至于在近30年的时间里，指控前总统特朗普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强奸自己的E·吉恩·卡罗尔更愿意称那件事为“打斗”，而不是“强奸”——因为她曾奋力反抗。

那天在伯格多夫－古德曼百货公司内衣区的更衣室里，卡罗尔没有做的事情是尖叫。她说特朗普把她按在墙上，扯下她的连裤袜，先是将手指、然后将阴茎插入了她的阴道。

“我不是一个爱尖叫的人，”她上周在民事法庭上作证时，特朗普的一名律师问她为什么不喊叫时，她回答说。“我当时吓懵了，顾不上喊叫。我在反抗。”

卡罗尔站在曼哈顿一个联邦法庭的证人席上，陪审团将裁定特朗普是否对卡罗尔身体遭受的伤害（按照纽约州对“殴打罪”的定义）负有责任，并是否对她构成诽谤，因为特朗普在卡罗尔将事情公开后称她为骗子。特朗普否认了卡罗尔的指控，并说自己从未见过她，到目前为止，他拒绝出庭，尽管他（不顾法官的警告）选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意见，包括对卡罗尔没有尖叫的看法。

“你不能因为我没有尖叫就责怪我，”卡罗尔在特朗普的律师约瑟夫·塔科皮纳追问她当时为什么不喊叫时说。她接下来说，女性不主动报案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她们总被问，‘你为什么不喊叫？’”

在这个问题前一直泰然自若的卡罗尔变得激动起来。“我告诉你，”她说，她的声音提高了不少，“不管我有没有尖叫，他都强奸了我！”

现在是2023年，“我也是”运动的五年多后，“熟人强奸”一词也已出现了近50年，这个词指的是强奸不仅仅是在黑暗小巷里遭陌生人侵犯的事情，施暴者也可能是受害者认识的人。如今，我们对这个概念的认识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至少在某些圈子里，以至于卡罗尔被律师盘问的细节在网上出现后没多久，Twitter上就有了一个为她辩护的标签#ididntscream（我没有尖叫），性侵犯受害者们在这个标签下分享自己当时没有发声的故事。

然而在法庭上，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塔科皮纳在开始盘问卡罗尔前，活动着小腿，掰着手指关节，就像是在为一场拳击比赛做准备。我们仍在像1993年那样盘问强奸受害者。

“你当时留在了那间你说自己受袭的房间里？”

哈维·韦恩斯坦的律师盘问一名欧洲模特、女演员时问道，她说韦恩斯坦2013年在一个酒店房间里强奸了她。

“你跳甩臀舞了吗？”

歌手R·凯利的律师盘问一名女子时如此问道，该女子17岁时在一场音乐会上认识了凯利，后来她在法庭上作证，说自己遭到了凯利的性侵犯。

“你们看上去像是一对恋人，不是吗？”

赛义夫拉·汗的律师盘问一名耶鲁大学学生时问道，该学生指控汗在2015年的万圣节强奸了她，汗被判无罪。

不是说我们应该有特别高的期望。这是一名代理已被多名女性指控性侵犯的男子的律师，他的法律合伙人曾将强奸受害者的阴道比作捕蝇草。

尽管如此。

法庭听证在周一继续进行，塔科皮纳在盘问卡罗尔时向她提出的其他问题包括：

她报警了吗？（没有。）

她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谁？（她的朋友丽莎。）

为什么没有告诉家人？（卡罗尔说，她永远不会告诉家人。）

为什么没告诉比丽莎更亲密的朋友？（卡罗尔说，丽莎正是在那个时刻她需要与之交谈的人。）

还有：她回家后洗身子了吗？她有没有为她所说的头部瘀伤用药？她去看医生了吗？看精神科医生了吗？看心理医生了吗？她给她所谓的伤痕拍照了吗？

且慢——再问一次，她为什么没有报警？那不是有点……塔科皮纳故意停下来，以示强调：奇怪吗？

（几分钟后，主持此案的法官刘易斯·A·卡普兰警告塔科皮纳不要老问一个问题。“我们在她是否报警的问题上已经反复好几次了，”他说。）

这起针对特朗普的诉讼是根据纽约州的一项新法律提起的，该法律允许性侵犯受害者在民事法庭起诉他们所说的攻击者，即使刑事诉讼时效已经过期。明确地说，这不是一起刑事案件。特朗普不会面临牢狱之灾。卡罗尔要求的是金钱赔偿，并要求特朗普撤回她认为具有诽谤性的言论。但是，正如她在法庭上所说的那样：“这与金钱无关。而是为了恢复我的名誉。”

尽管如此，这个案件的审理是一块试金石，检验我们自哈维·韦恩斯坦第一次被指控性虐待后的这些年里学到了多少东西——卡罗尔说，这正是促使她在过了那么多年后提起诉讼的原因。这虽然是针对特朗普的十多项性行为不端指控之一，却是第一个法庭接受审理的指控。它将有重大影响吗？相关的话题标签（抱歉，还有专栏文章）多到不值钱，但真人组成的陪审团——准确地说是六男三女——能理解这些问题如此不合逻辑的背景吗？

这并不是说提出强奸指控的人不应该回答问题。但我们不会盘问其他暴力犯罪的受害者是否尖叫——相反，不尖叫被认为是避免激化问题的办法。那为什么在涉及性暴力受害者时，这些老问题如此根深蒂固呢？

遭受性侵犯时要不要喊的问题至少可追溯到美国历史上的第一起有公开记录的强奸案审理：1793年，富有男子哈里·拜德洛被控强奸了一名17岁的女裁缝。那起犯罪恰好发生在离卡罗尔正在作证的联邦法院只有几个街区的地方，当时是一家妓院，贝德洛强行将该女子带到了那里。

那起1793年的案件看来早已是一段古老的历史，但实际上它为今天的法庭讯问套路打下了基础。

关于此案，历史学家约翰·伍德·斯威特在其著作《缝纫女工的故事》（The Sewing Girl’s Tale）中解释了贝德罗的辩护如何依赖于17世纪律师马修·黑尔爵士树立的行为判例。（如果黑尔这个名字听起来很耳熟，那是因为法官萨缪尔·阿利托在多布斯案中的反堕胎意见中八次引用他。）黑尔担心心怀恶意的女性对无辜男性提出虚假指控，他建立了一套“间接的”测试以确保受害者是可信的。其中：她是否“有美誉”（换句话说，她有没有好名声）？她是否曾大声呼救（即她有没有尖叫）？她的身体或衣服上是否有与施暴者使用武力相符的肢体暴力迹象？她是否及时报案？

斯威特写道，那个时候，几乎每个辩护律师都通过黑尔框架提出问题。然而现在，反正在文化上，辩护律师仍然这样做。

“你怎么如此确定是他？”

参议员黛安·范斯坦在参议院司法听证会上质问克里斯汀·布拉西·福特——福特在听证会上指责布雷特·卡瓦诺在1980年代对她进行了性侵犯。

“你为什么不能把膝盖并拢？”

加拿大法官罗宾·坎普向一名19岁的女子这样问话，她在2014年指控一名男子强奸了她。他后来因这句问话而辞职。

“你一次都没有踢过他，对吗？”

保罗·哈吉斯的律师质疑前公关人员哈利·布雷斯特，后者在2013年指控这位奥斯卡获奖导演强奸她，布雷斯特获得了750万美元的赔偿。

西北大学法学教授、《可信》（Credible）一书的作者黛博拉·图尔克海默解释说，在如今的州强奸法条或陪审团指示中，对受害者面对攻击时表现出身体抵抗的要求已不多见，但这些要求直到80年代都很普遍，所以它们在文化中的残留依然存在。与此同时，许多州仍然要求受害者证明言语抵抗（例如，尖叫或说不），然而证明没有强奸的标准——即“肯定合意”或必须说“是”的标准在大学校园已是人尽皆知。

“所以，你显然是想暗示卡罗尔，如果她不尖叫，如果她不立即报告，如果她不报警，她就不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即使这些事情相悖于我们对受害者遭性侵后的行为的所有了解，”图尔克海默告诉我。

这些策略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利用了根深蒂固的误解——并且不知何故，尖叫成了其中最有说服力的一条。

2017年意大利驳回一起性侵犯案就是因为没有尖叫。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18年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在一起被广泛报道的刑事强奸案审判中，两名知名橄榄球运动员被无罪释放。尽管心理学家詹姆斯·霍珀等创伤和性侵犯方面的专家一再表明，不尖叫或哭泣——本质上是僵住——是大脑对危险的常见反应，但尖叫的迷思仍然存在。

在上周的交叉质证中，塔科皮纳问卡罗尔，是否可能是来自特朗普身体的压力——据她描述，她正被按在墙上——阻止了她尖叫。

“也许吧，”卡罗尔平淡地说，然后补充道：“我没有尖叫这件事不需要任何理由。”

谢选骏指出：爱尔兰和意大利为何袒护强奸犯？这也许因为，纽约的民事法庭，不能给被告定罪强奸，因为那属于刑事罪。这也许因为，爱尔兰和意大利都是天主教国家，比较保守而拒绝支持女性权益。

【82、爱新觉罗是狗娘养的——应该绝种才对】

《张兰称大S嫁汪小菲是杀猪盘 看中他们是“爱新觉罗汪”》（娱乐圈哔哔King 2022-12-12）报道：

近日，张兰患上新冠也是引起不少人的围观和热议，张兰释然托着疲惫的身体，依然坚持直播，更是对大S一家进行抨击，为儿子汪小菲挽回形象。

张兰表示大S嫁给汪小菲从始至终就是一场杀猪盘，自己一开始就是知道的，只是两个人的婚姻他们自己决定，自己不好干涉。张兰表示自己只能够尊重孩子的选择。更是怒斥徐家母女三人，根本就没安好心。

张兰进一步强调，大S之所以嫁给汪小菲，就是因为他们是“爱新觉罗汪”，是因为他们的基因好，是来借种的。这一番话也是引起不少人的围观和热议，网友们对于张兰的这一番说辞也是评价不一。

之前大S就曾在社交网站上调侃汪小菲是“爱新觉罗汪”，也是引起不少人的嘲讽。如今张兰回击大S，果然是战斗力满满。因为张兰曾经在节目上说过，自己的姥姥就是爱新觉罗的后代，所以自己儿子汪小菲也是有这种血脉的。

至于张兰说话的真假，我们无从考证，但是张兰一心为儿子挽回形象的心是大家皆可见的。所以网友们还调侃张兰真的是战斗力满满，一直都是为儿子回击大S一家，可以说时刻和儿子站在一起。

张兰近日还在直播间表示自己中招了，患上了新冠。这几天张兰都是精疲力竭的，脸色状态都不太好。尤其是目前张兰说话都是沙哑的，几乎说要竭尽全力才能够说出来声音，网友们都表示有点心疼张兰，这样的状态仍旧是努力的带货，这样的敬业精神值得很多人学习。

今天，汪小菲还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晒出一张照片，十分的鞘翅，不仅脸色蜡黄，而且胡子拉碴的，网友们都表示这样的汪小菲看上去很是虚弱无精打采，因为前几日汪小菲也是在直播间不断的咳嗽，并且表示自己冒虚汗，浑身酸痛，疑似也中招。

不过看到汪小菲目前的状态，网友们都表示汪小菲应该是因为和大S一家的争斗搞得自己精疲力竭，所以汪小菲才最后无奈的喊话大S，就此为止吧，希望大家能够不要彼此伤害，希望一切都能够善终，希望大S能够好好照顾孩子。

张兰称大S嫁汪小菲是杀猪盘，看中他们是“爱新觉罗汪”，基因好。大S和汪小菲10年婚姻，可以说十分的来之不易。网友们都为他们的婚姻而惋惜。虽然现在他们已经反目，但还是希望他们能够为孩子着想，给孩子一个体面的成长环境。

网民嚎叫：

天上星星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17:35:43

楼下牛妈，评论里每个人都在说你呢！ You would never get the point! 你的每一贴都是在叫骂脏话！ 这里很多人就算意见不同，也只是在阐述意见，只有你在骂泼。越骂越输。你骂的就是你自己。

nuinuima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14:53:06

楼下星星，你就一个泥地打滚撒泼的村妇，签了协议要赖账就接人家妹妹妈妈的丑闻，离文明世界十万八千里的居然到爱新觉罗了有病。

天上星星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12:34:36

楼下niuma 这里没人设局骗你钱，从你讲话可以看出是个真泼妇，假不了。

兔比兰伯王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09:24:36

个人感觉这是利用流量打广告！

Michelle北美1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20:46:21

我也不认为是杀猪盘。是心机深重， 反误了卿卿性命。

Michelle北美1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20:43:50

我是说给nuinuima听的

Michelle北美1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20:41:45

楼下知道什么是墨菲定律吗？ 你不可以要求别人可以只这么做，不可以那么做。问题是汪家看到账单很生气，君子协定不君子了。人家抖搂出来是人家的选择。怎么抖搂出来也是人家的选择。这个社会不止有法律（最低的要求）还有公序良俗，普世价值和人文关怀（道德底线），你不可以告诉别人我只认法律， 别的我不管。就好像OJ Simpson的案子，如果只认法律， 那社会良知给狗吃了？ 更何况很多法律的判决基于当事人的认知能力和情绪化，出偏差的案子多了去了。往往法律顶不住的时候，才产生了social media的爆发

XiaoYao2010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20:26:00

杀猪盘一般半年就搞定的，哪会拖十年

nuinuima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19:03:24

汪的离婚协议里面给孩子的抚养费和给妻子的赡养费没有分开。 说实在的，养孩子也没有多少钱。电费啥的母子两个的吃喝拉撒都包了也不应该是天价。 但是后来加入了光头， 还有4家的天价电费。 结婚的花的钱， 汪就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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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去法院就好啦，签了协议不履行当然会被告上法庭怎么想的，骂人家妈妈妹妹自吹爱新觉罗啥的也太傻泼妇了。

Michelle北美1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18:55:44

前妻告的不是啥啥啥养前妻的＂赡养费＂。要的是养汪的＂孩子的抚养费＂ － 再说一次：是汪答应要付，结果食言不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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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的离婚协议里面给孩子的抚养费和给妻子的赡养费没有分开。 说实在的，养孩子也没有多少钱。电费啥的母子两个的吃喝拉撒都包了也不应该是天价。 但是后来加入了光头， 还有4家的天价电费。 结婚的花的钱， 汪就毛了。

nuinuima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18:54:44

coyote2017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17:44:57 

恬不知耻、不要脸至极。孩子都生了俩还杀猪盘？爱新觉罗值钱？鞑子灭了100多年了还在做公主、格格梦。

～～～～～～～～

+100000，居然翻墙来说别人粗鲁，一个躺泥地打滚耍赖的泼皮一辈子都不懂签协议是什么意思

nuinuima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18:50:55

天上星星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18:35:15 楼下有个什么niuma的，都不知道aka是什么意思，就乱写。讲话冲得很，泼得凶，骂别人其实自己就是这种人。用叫骂、粗俗，脏话的其实都是代表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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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酱缸国翻墙的代表酱缸思维，换了马甲自娱自乐的，傻不傻啊，签了协议耍赖还好意思爱新觉罗要不要脸就一猪八戒，要赖也去法院赖好吧基本常识都没有， 赖协议上靠上网揭人家全家短骂人赖的？

天上星星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18:35:15

楼下有个什么niuma的，都不知道aka是什么意思，就乱写。讲话冲得很，泼得凶，骂别人其实自己就是这种人。用叫骂、粗俗，脏话的其实都是代表他们自己。

coyote2017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17:44:57

恬不知耻、不要脸至极。孩子都生了俩还杀猪盘？爱新觉罗值钱？鞑子灭了100多年了还在做公主、格格梦。

HenryCharles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16:50:29

汪有律师代表，签了离婚协定要付孩子的抚养费。汪不付钱。所以被告了。前妻告的不是啥啥啥养前妻的＂赡养费＂。要的是养汪的＂孩子的抚养费＂ － 再说一次：是汪答应要付，结果食言不付的。有些人或者是无法理解中文，或者是脑洞大开，一定要认为前妻要汪付现任丈夫生活费。根－本－没－这－事 。

nuinuima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16:15:38

那个whatever3，aka 天上星星，如果签了协约后悔要赖去法院申辩，文明世界签了字就要执行，后悔要赖去法院说理去，别蛮夷似的，就这村妇德性还爱新觉罗了，猪八戒吧

仟仟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15:47:13

台湾媒体说张兰汪小菲家是富但不贵，说的太精准了。把自己的家事拿到网上让亿万人做娱乐消遣，就为了卖货多挣几个铜板。挣再多钱也还是反射出穷到骨子里的本质。还皇族后代，普通人家都没穷到这份儿上。

whatever3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15:39:09

nuinuima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10:46:11

天上星星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10:28:35

大Ｓ签离婚协议时，求汪删掉“如再婚，不付赡养费”， 明摆着骗汪做冤大头，协议及其不公平。 这样多好，前夫付一切费用包括婆娘再婚和后夫的衣食住行。自己那么有钱不用。连台湾人都惊呼大Ｓ的毒和贪。挺邪的！wicked witch!

～～～～～～～～

你在场？有证据吗？你懂什么叫做协议，为什么协议是要签字的？大S的妹妹家里如何跟汪家签了协议又超不要脸地赖皮有毛关系？

—————

那个niuniuma: 以谎言和欺骗获得不平等和违反公序良俗的“合约”，再披上羊皮虚伪的说要“有契约精神”，这本身就是这世界上某些人的恶！这本质和那些诈骗电话的行径相同：先以谎言和哄骗让人把钱转到他们帐上，事后再强调这是他们自愿的行为，诈骗者没犯法… 这个世界就是因有大曲线这种心地毒辣手段肮脏的人，再加你们一帮敲鼓打落的，才如此的丑...查看完整评论

xyz18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13:54:56

这年头有点钱都喜欢找个皇帝认祖宗，张兰怎么能证明自己是爱新觉罗后人？爱新觉罗家有后人，怎么没见有一个出来认亲的？六十多岁的人了，为老不尊，为了多卖几包酸辣粉，脸都不要了

居家凡人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12:33:17

@ 天上星星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10:28:35

大Ｓ签离婚协议时，求汪删掉“如再婚，不付赡养费”， 明摆着骗汪做冤大头，协议及其不公平。

————————-

这种东西显然属一方之言，你应该只看只信落在协议纸面上的东西。“协议极其不公平”，你也只能通过法律渠道去补救，这也是契约精神的一部分。

cczz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12:00:00

笑喷了。张兰脑子半个坏的。

孙勿空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11:34:22

估计比我们家法斗的种要优越太多才那么傲娇。

孙勿空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11:30:17

不知道爱新觉罗是个什么种， 有那么优越吗？

穿高跟鞋的猫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11:05:50

契约精神也要讲道德, 法律是道德的最后底线, 所以不是有法理就符合公道，所以有人一再出来撒谎企图误导舆论，可惜总是被证据锤死。

天上星星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10:57:06

台湾是引用英美法。在美国再婚，就停付赡养费了。有协议带欺骗性的，或者事后情况有变的，都可提出更改, and it is not uncommon. eg. There is a prenup and postnup. 这里Ｓ婆娘的水军也不少。

nuinuima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10:46:11

天上星星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10:28:35

大Ｓ签离婚协议时，求汪删掉“如再婚，不付赡养费”， 明摆着骗汪做冤大头，协议及其不公平。 这样多好，前夫付一切费用包括婆娘再婚和后夫的衣食住行。自己那么有钱不用。连台湾人都惊呼大Ｓ的毒和贪。挺邪的！wicked witch!

～～～～～～～～

你在场？有证据吗？你懂什么叫做协议，为什么协议是要签字的？大S的妹妹家里如何跟汪家签了协议又超不要脸地赖皮有毛关系？

天上星星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10:41:02

汪跟许比，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汪应该像许妹夫学习，跟大Ｓ AA制，大Ｓ的钱几代也用不完。 汪心软又好面子全部都包，蠢！

天上星星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10:36:05

小Ｓ的老公，在外花天酒地，在家 和小Ｓ AA制，多出的钱养小三和私生子。Ｓ家把他当宝护着他。之前过年过节过生日，汪冤大头年年为Ｓ家人办， 许妹夫根本不管不顾didn’t care at all.

天上星星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10:28:35

大Ｓ签离婚协议时，求汪删掉“如再婚，不付赡养费”， 明摆着骗汪做冤大头，协议及其不公平。 这样多好，前夫付一切费用包括婆娘再婚和后夫的衣食住行。自己那么有钱不用。连台湾人都惊呼大Ｓ的毒和贪。挺邪的！wicked witch!

居家凡人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10:18:53

@ January2016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10:04:40张兰说离婚时大S口头承诺不再结婚了，所以汪小菲签了对大S极其有利的离婚条约，付了高额的孩子的抚养费和大S的赡养费。结果离婚以后，大S不到一个月就再婚了。如果汪小菲早知道大S这么不守承诺，就不会签对大S极其有利的离婚协议了。

——————-

太扯了！嘴上好像高谈着守信，可骨子里没有一丝契约精神。

居家凡人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10:14:41

这当妈的价值观极度扭曲。

January2016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10:04:40

张兰说离婚时大S口头承诺不再结婚了，所以汪小菲签了对大S极其有利的离婚条约，付了高额的孩子的抚养费和大S的赡养费。结果离婚以后，大S不到一个月就再婚了。如果汪小菲早知道大S这么不守承诺，就不会签对大S极其有利的离婚协议了。

yoyocat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09:37:00

难道不觉得丢脸吗？

chunping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09:25:44

恶心，你靠人家名气作生意还说人家攀你这个假皇族。也就只有她这样不知羞耻。这话让别人来说都觉得丢人。

我今年十二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09:19:46

WXC是他们家的看门狗吧。没完没了的张兰，大S，汪小菲。看着就恶心，赶紧玩儿去吧。

GoldenTimes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09:06:29

一天到晚死咬着人家不停嘴。还爱新觉罗，爱新觉罗哪有姓汪的？可怜那一对无辜的孙儿孙女

sidelooker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08:54:34

敬爱的习主席啊，快来收了这前朝皇族吧！一国怎容两支皇族？！

注册怎么这么难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08:53:00

怀疑大Ｓ能懂啥叫爱新觉罗吗？这两大家子人知道什么叫丢人吗？

品酒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08:39:01

读了几篇汪小菲的生于1981，文笔不错，情深意切，可惜了，命里的劫数

两眼墨黑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08:30:18

这老娘们还要点碧莲不？

HEB2022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08:29:40

好 好 好，杀猪盘——张兰亲口承认自己和儿子都是猪了嘛，算你诚实，没白赚那些蹭大S家热度的黑钱。给大陆人留点碧莲行不行。。。

澤東澤民小平近平錦涛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08:25:06

挺喜欢这一家人的作品，虽然不会买他们产品，但很真实的诠释人性堕落后的过程。祝愿，发财，健康，快乐

风尘三侠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08:15:49

小汪同学太实诚了，粘惹无底线的S一家， 可怜了孩子们。

华伦久费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08:07:40

这位真没底线了。

Beerpool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07:53:00

人家用自己身体生两个宝，杀猪盘？这老女人真的没良心，说这话

lhy86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07:32:09

这娘们炒作没底线。滚滚。。。。。。

百里侯 发表评论于 2022-12-12 07:08:43

台骗厉害，把一只鸡卖出天价

谢选骏指出：人说——张兰称大S嫁汪小菲是杀猪盘，看中他们是“爱新觉罗汪”——我看“爱新觉罗汪”是什么东东？这是说“爱新觉罗学狗叫”，还是“爱新觉罗就是狗”？这岂不等于说爱新觉罗家族都是和狗挂钩的了吗？其实呢，爱新觉罗家一窝土豪，纠集匪帮到中国内地杀人放火鱼肉百姓两三百年，最后连狗都不如了。现在应该彻底清查、绝种，才可安天下！

【83、爱因斯坦的愚蠢无限】

《這裏是中共滲透美國的重災區》（2022-01-26 評論）报道：

拜登政府是否重視中國對美國大學的滲透的考驗，將是壹場新的中國在美擴張影響力的攻防戰。（湯森路透）

華盛頓郵報著名記者Josh Rojin（羅金）在他的《天下大亂：川普時期的中國政策，其形成，矛盾與內幕》（Chaos Under Heaven: Trump, Xi, and the Battle for the 21st Century）（八旗2021.10.）中，曾經披露過這樣壹個事情：

2017年的時候，壹位美國前外交官大衛。費爾斯坦向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林登。約翰遜學院提議，香港前特首董建華成立的“中美交流基金會”願意出資兩百萬美元，要在該學院設立壹個中國研究中心。由於這個“中美交流基金會”被外界認為是中共的統戰機構，因此引起了該學院專攻中國政治和國際關係的年輕助理教授約書亞。埃森曼（Joshua Eisenman）的警覺。他在2017年11月的教職員會議上針對此事提出異議，並引發了爭論。

費爾斯坦為董建華辯護，說埃森曼的指控沒有證據。雖然埃森曼立刻拿出壹篇中國政協官網上的英文文件，文件上明確說“政協是中國人民的愛國同壹戰線機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但該學院的院長不采信，還指責埃森曼，說他“不專業和煽動”。與此同時，費爾斯坦已經打著中國研究中心的名義辦活動。第壹場就請了中國外交部前任副部長；第二場在乾脆就請了幾個解放軍將領；第三場請了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的人。這樣的高調動作，引起了FBI的註意，不僅派人參加活動取證，而且詢問了出席人士。這件事開始引起外界高度關註。12月中，參議員克魯茲給校長寫信，要求他不接受董建華的資助。克魯茲把信給作者看了，作者立刻致電校長，限他兩天給答覆。期限之前，校長就回覆，決定拒絕這筆錢。這件事才算落幕。但耐人尋味的是，董建華的這筆錢後來經過費爾斯坦的介紹，轉而捐贈給了老布希總統的美中關係基金會，費爾斯坦本人，則擔任了基金會的執行主任。至此，費爾斯坦的中國統戰活動代理人的身分可謂昭然若揭。德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壹旦接受捐款，顯然會成為中共在美國大學滲透的橋頭堡，也是無庸置疑的了。

這件事再典型不過地說明瞭在美國發生了很久的壹件眾所周知，但諱莫如深的事情，那就是：美國的大學，是中共對美國社會進行滲透的重災區。而滲透的主要方式，就是通過外圍的白手套組織，提供對於大學研究機構的經費支持。去年，哈佛大學化學系主任利伯（Charles Lieber）被聯邦檢察官員指控，說他參與中國的“千人計劃”，暗中幫助中國政府招募科技人才，間接盜取智慧財產，中國武漢理工大學每月支付他5萬美元的報酬。此案經審判，利伯被指控的罪名大都成立。這不僅是美國學界壹大醜聞，也再次向外界展示了，美國的大學系統在金錢的誘惑下被中國滲透之深。

哈佛大學化學系主任利伯（Charles Lieber）（圖右）被指控參與中國的“千人計劃”，暗中幫助中國政府招募科技人才，間接盜取智慧財產。（湯森路透）

但，最近發生的值得註意的事情是，拜登政府上臺之後，為這種滲透行為變相洗白的現象開始出現。2月12日，壹個名為“美國華人聯合會”的組織，發動支持者到華盛頓美國司法部門前示威抗議，高喊“學者不是間諜”，要求聯邦政府立即終止川普政府時期啟動的“中國行動計畫”，聲稱“給學者壹個穩定，正常的研究環境”對美國有好處，並把司法機構對美國大學學者的調查上升到“種族歧視”的高度。壹些已經被外界懷疑同樣收受中國方面的資金挹註的主流媒體，也開始制造輿論，抨擊對於美國大學中的中國代理人進行調查的行為是“獵巫行動”。前不久，壹位也曾經被FBI懷疑的出身中國的MIT教授陳剛，其指控已經被撤銷。其他正在調查中的類似案件據說還有八起，未來是否也會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將是對於拜登政府是否重視中國對美國大學的滲透的考驗，也是壹場新的中國在美擴張影響力的攻防戰。

网民嚎叫：

kshdjj 14分钟前

王丹曾经是我很欣赏的为民主自由作了贡献的天门广场的学生。但是，现在为了要基金生活，继续干自由民主的事业，也是本行。但是把政治搅浑到自然科技领域，就会出问题，例如过去有人因为爱因斯坦去访问了俄国，FBI就把他看成俄国间谍，长期监视。他是最伟大的科学思想家，他只能笑笑说，你们管好自己吧！

爱因斯坦：“愚人的统治是不可克服的，因为他们有这么多人，他们的意见也和我们的一样重要。”他的另一句名言是：“有两件事是无限的：宇宙和人类的愚蠢。但对于宇宙是否无限，我还没有那么肯定。”

太山 今天 11:16

jinpingxi 今天 09:29

中国人讲关系，讲送礼……。

＝＝＝＝＝＝＝＝＝

”讲关系，讲送礼“　本质就是借助于小成本，小经费的"投资”来获取取，从另一股势利，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整体利益的牺牲，并从中获取远远超过"透支“更宏大的利益。

中国人讲关系，讲送礼；外国人能讲关系讲关系，包括“非政府机构经费”。不能讲关系，讲军事手段，讲战争手段，

不同的，仅仅是时空范围，程度，受益多少。

太山 今天 10:57

看来文革，特别是文革中常提及的"政治觉悟”，“严防境外势力颠覆，渗透，窃取国家机密”在哪里都可能存在！　

学术领域的“阶级斗争”很尖锐啊！！

kshdjj 今天 10:49

（1）问题的关键与实质是， 你是否确信“人民有思想，说话，出版，居住，医疗，旅游，选举的自由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你就不必怕“各个政党与政权对精英群体的统战与洗脑”！真正精英群体有自己的逻辑思维的头脑。

（2）美国历代政府重视大学吸引全球科技精英来美国， 有学生和教授。不必有一二个例外来否认这个高明政策。爱因斯坦来美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现在世界各国包括英国也学会了。你知道吗，目前世界最厉害的软件科学理论和软件工程自动化技术双顶尖的一位普通移民，也给吸引到美国，也有利于消除民族歧视。

七号洞 今天 10:48

陈刚现在反咬一口，说美国司法迫害。

花蜜蜂 今天 09:56

二百万美元是普通美国人一辈子工作才能赚得到的工资。嘿嘿！

jinpingxi 今天 09:29

中国人讲关系，讲送礼，共产党最明白有钱能使鬼推磨，拜倒在金钱下的人多了去了，另外还有美人计，所以这种事你防不胜防，要么严密监管所有和中共接触的人，要么让中共没钱行贿买通，怎么现在没听说俄罗斯搞什么黄金蓝啊，没钱啊，所以，不脱钩什么都是扯蛋，总有人替中共说话，除了华尔街还有中饱私囊的那些政客，你防不胜防。

谢选骏指出：爱因斯坦说人类的愚蠢是无限的！可见他的相对论很成问题！在我看来，人在宇宙里不过是些细菌一样的存在，而爱因斯坦却说，“有两件事是无限的：宇宙和人类的愚蠢。但对于宇宙是否无限，我还没有那么肯定。”——可见爱因斯坦的脑子确实有问题，他以为自己可能是无限的！

【84、爱因斯坦是个老巫婆吗】

《科学，伪科学？印度学者质疑爱因斯坦理论》（BBC 2019年1月7日）报道：

一位印度科学叫称，牛顿与爱因斯坦都错了，引力波应该改名为“纳伦德拉·莫迪波”。

近日，几位印度科学家在一次重要科学会议上提出离奇主张，引起了众多印度同业者的猛烈抨击。

在一年一度的印度科学大会（Indian Science Congress）上，一些学者否认牛顿与爱因斯坦的发现，同时声称干细胞研究是古代印度教徒的发明。

本届印度科学大会由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主持。

最近几年来，印度神话和以印度教为基础的理论在印度科学大会议程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但印度学界表示，本次大会上的言论比以往更加惊人。

会上，印度南部安得拉大学（Andhra University）校长拉奥（G Nageshwar Rao）以一份古老印地文本作为证据表示，干细胞研究早在数千年前便已在印度出现。他还称，印度教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中的一位魔王在今日斯里兰卡境内拥有24种飞机和一个降落线路网络。

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某大学科学家克里希南博士（Dr KJ Krishnan）在大会发表演讲时表示，牛顿与爱因斯坦都错了，引力波应该改名为“纳伦德拉·莫迪波”。

据报道，克里希南称牛顿没能“理解引力排斥力”，而爱因斯坦的理论则是“误导性的”。

有批评人士表示，虽然古老的文本仍然宜于阅读，但声称其中蕴含科学道理十分荒谬。

印度科学大会协会称，对这些言论表示“严重关切”。

“我们不赞同他们的观点，也与他们的意见保持距离。这十分不幸，”印度科学大会协会秘书长马图尔（Premendu P Mathur）向法新社表示。

“对那些负责任的人来说，这种言论十分令人担忧。”

去年，印度初级教育部长萨蒂亚帕尔·辛格（Satyapal Singh）在一次工程界颁奖典礼上表示，飞机最早是在印度教史诗《罗摩衍那》中出现的。辛格称，飞机最早是由是印度人希夫卡尔·巴布吉·塔尔帕德（Shivkar Bapuji Talpade）成功发明的，比怀特兄弟早8年。

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曾在孟买一家医院向众多医生和医护人员表示，印度教象头神（Ganesha）的故事表明，古印度便已有整容手术出现。在印度教神话中，象头神是一位头为大象头、躯干为人身的神。

2017年1月，印度西部拉贾斯坦邦（Rajasthan）教育部长曾表示，理解牛的科学意义十分重要，因为牛是世界上唯一既吸入又呼出氧气的动物。

《伪科学从边缘走向主流》

比斯沃斯（Soutik Biswas），BBC驻印度记者

印度与科学的关系有些复杂。

一方面，这个国家曾经培育过非常杰出的科学家，比如希格斯玻色子便是部分根据印度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同代人萨特延德拉·纳特·玻色（Satyendra Nath Bose）命名的。此外，粒子物理学家阿修科·希恩（Ashoke Sen）还曾获得过基础物理学奖（Fundamental Physics Prize），这是当今世界奖金最高的物理学奖项。

但与此同时，印度也有用神话取代科学的历史，由此诞生了伪科学这种边缘文化。

很多人相信，自从莫迪领导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党印度人民党（BJP）执政以来，伪科学已经从边缘转向主流。

莫迪在2014年便已开始营造这种气氛。当时他表示，数千年前印度已有整容手术，引起一片哗然。

本届印度科学大会由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主持。

莫迪的很多部长也追随这种主张。印度的顶级科学峰会也开始邀请有类似主张的民族主义人士参加。

这种说法通常可以让人联想到一种辉煌的印度教的过去，以便支持宗教民族主义思想。印度人民党和他们态度强硬的盟友们长期以来混合各种宗教和神话，以推广政治化印度教和民族主义。批评者指出，在这种操作手法中加入科学只会助长伪科学，侵蚀真正的科学。

正如经济学家考什克·巴苏（Kaushik Basu）所指，如果想要国家进步，与其花时间展示5000年前祖先在科学、数学及文学上领域取得的成就，不如让现在的人们加大在这些领域的时间投入。

谢选骏指出：印度教是一种基于雅利安神话的原始宗教，在莫迪总理的个人崇拜之下，已经成为现代的邪教个人崇拜了。

《爱因斯坦手稿重见天日，谈了科学困惑与纳粹崛起》（2019年3月8日 BBC）报道：

在一份手稿中，爱因斯坦承认在努力了50年后，他依然不理解光的量子特性。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披露了一批爱因斯坦的手稿，其中许多是首次公开展出。

为了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40周年，这批手稿在该大学进行展出。

这批手稿包含超过110份新文件。这位享誉世界的诺贝尔奖得主留下的诸多与科研相关的手稿，从未出版，甚至也从未被其他学者研究过。

手稿由克罗恩-古德曼（Crown-Goodman）家族基金捐赠，该基金从北卡罗来纳州一个私人收藏家处购得。

这批手稿中包括爱因斯坦关于统一论的文章附录，这份文件从1930年后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称，这份目录曾被认为丢失了。

新披露的其中一份手稿是爱因斯坦写给另一位科学家贝索（Michele Besso）的信。爱因斯坦在信中承认，经过50年的努力，他依然不了解光的量子特性。此前，他曾花了30年时间希望用一个理论来统一解释自然界的各种力。

这批手稿将纳入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爱因斯坦档案，与馆中包括奖章、学位证书，以及照片在内的八万件物品藏于一处。

这批手稿将纳入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爱因斯坦档案，与馆中包括奖章、学位证书，以及照片在内的八万件物品藏于一处。

还有一些手稿，揭示出爱因斯坦曾表达对德国纳粹崛起的担忧。

1935年，爱因斯坦在写给儿子汉斯·阿尔伯特的信中称，“即使在德国，事情也开始渐渐发生变化。我们只希望不会迎来一场欧洲大战。”

这批手稿将纳入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爱因斯坦档案，与馆中包括奖章、学位证书，以及照片在内的八万件物品藏于一处。

爱因斯坦是该大学的主要创建人，并捐赠了他的个人物品和科学笔记，成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档案馆。

档案馆的学术总监根弗兰德（Hanoch Gutfreund）称，“在希伯来大学，我们很骄傲这里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知识遗产的永恒之家。”

2017年，一封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写的信以29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在信中他就宗教的概念进行辩驳。

谢选骏指出：人说“新披露的其中一份手稿是爱因斯坦写给另一位科学家贝索（Michele Besso）的信。爱因斯坦在信中承认，经过50年的努力，他依然不了解光的量子特性。此前，他曾花了30年时间希望用一个理论来统一解释自然界的各种力。”——我看爱因斯坦想要建立一个“万灵的科学”，其实那只能是一个“万零的理论”；结果却使得爱因斯坦成了一个“一通百通”的老巫婆。

《爱因斯坦的女人与相对论鲜为人知的纠葛》（2018年11月21日 BBC）报道：

一提起爱因斯坦，没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是现代物理学之父，相对论的创始人以及诺贝尔奖得主。

但如果说起米列娃·马利奇或许就鲜为人知了。

米列娃·马利奇·爱因斯坦是爱因斯坦的第一任妻子。她是塞尔维亚人，自己也是一名出色的数学家。

她与爱因斯坦相识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米列娃当时是班上的唯一女生。

在大学期间，米列娃在应用物理学上的得分比爱因斯坦要高得多，当时米列娃得分为5分，爱因斯坦只有1分。

米列娃1875年出生于奥匈帝国蒂泰尔（今塞尔维亚境内）的一个富裕家庭，是家中3个女儿中的长女。

她天资聪颖，曾获得物理奖学金的特殊名额，并于1894年通过期末考，且数学与物理成绩为全校最高分。

1896年，米列娃通过毕业会考，进入瑞士苏黎世大学主修医学。但后来米列娃转学到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主攻物理和数学，与爱因斯坦成为同学。

米列娃与爱因斯坦于1903年结婚，两人共有3名子女。但他们的女儿是在两人结婚前所生，其下落不明。有一种说法为她被送人领养，但也有一种说法是她在婴儿时即夭折。

两人婚后生了2个儿子，汉斯和爱德华。

不幸的是，米列娃和爱因斯坦在1914年分居，并于1919年正式离婚。

当他们离婚时两人曾同意，如果一旦将来爱因斯坦赢得诺贝尔奖，他将会把奖金交给米列娃。但获奖后爱因斯坦却在起草的遗嘱中把钱留给了2个儿子。

离婚后，米列娃带着2个儿子生活。1930年，他们的小儿子爱德华在年仅20岁时患了精神分裂症。

在与米列娃离婚的同一年，爱因斯坦与自己的表姐爱尔莎结婚，并移居美国。

到底有无贡献？

根据一些传记中说，爱因斯坦和米列娃曾在共同研究领域中合作了许多年。但米列娃却似乎没有获得任何荣誉和得到任何提及。

在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中，他曾对米列娃表示如果他们两人一起能把“相对论的研究推向胜利的结局”他将会感到很开心。

如果从爱因斯坦给米列娃的信中提到相对论时，曾提到“我们的作品”、“我们的研究”这一点上，有人认为米列娃对相对论有特殊贡献。但也有专家表示，对这一提法并没有找到任何有力证据。

然而，在爱因斯坦把钱留给儿子后，米列娃曾威胁爱因斯坦自己也参与了他的研究。但爱因斯坦在信中回复米列娃时奉告说，她应该保持谦虚和沉默，因为“她完全不重要”。

但据信，爱因斯坦后来将奖金转移给米列娃，用以支持他们的儿子，她自己则领取利息。

米列娃到底对爱因斯坦的研究有多大贡献，一直以来都存有争议。

其中，物理历史学家们的共识认为，米列娃并没有在这当中有多大贡献。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她在科学研究中是一位支持与扶持的角色，并可能在爱因斯坦的研究中帮助良多（参考维基百科资料）。

但米列娃对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到底有多大可能只有如今已经作古的两人心中最有数。

谢选骏指出：只考1分的爱因斯坦，其名声显然来自于巫婆的幽灵——这个幽灵具有精神病，让他们的孩子因此不幸。

【85、巴黎人为何热爱老鼠】

《巴黎：浪漫之城鼠灾引发灭鼠和护鼠之争》（乔安娜·罗伯森（Joanna Robertson）BBC记者2018年12月7日）报道：

巴黎的老鼠有多少？400多万！

巴黎，一个阴冷的11月夜晚，我牵着两条小狗离开住宅楼出去散步，遇见一个邻居。

“瞧，老鼠又出来啦！”他嘟哝着说。我点点头，接着往前走。

我居住的这个街区是巴黎鼠患最猖獗的街区之一，各种有关老鼠的消息已经见怪不怪了。

一天早上我在当地的咖啡馆里，人们对我说：“一个女士在大街上尖叫！光天化日之下，两只老鼠从她手里抢走了她的三明治！”

漫长而炎热的夏天，在我们街区鲜花盛开的小广场上老鼠们自由嬉戏，到处乱跑，完全不在乎公告牌上的字：随处扔垃圾，会引来更多老鼠！

冬天来了，这些知冷知热的老鼠都躲起来避寒 —— 蜷缩在罗丹的杰作“巴尔扎克”雕像下面的灌木丛里。蒙帕纳斯公墓（ Montparnasse Cemetery ）周边的紫杉和月桂树丛成了它们的冬季乐园，这一带曾是许多法国哲学家和文学家聚居的地方，想来萨特、波德莱尔和雅克·德米都在这里听到过老鼠的吱喳声。

的确，老鼠并不是巴黎的“新移民”，它们在这里已经居住了至少150多年了。早先曾引起鼠疫漫延的黑老鼠被后来大量繁衍的棕老鼠挤走。越来越多的棕色老鼠成为巴黎人难以消灭的“痛点”—— 用马肉当诱饵，用精心发酵制作的药剂，发起大规模的捕鼠比赛，等等，都无济于事。

也曾有例外。在19世纪发生的"巴黎围城战"期间，老鼠的数量曾大大减少，因为它们成为人们果腹的食物。在1870年圣诞节——巴黎被包围的第99天，一家巴黎餐馆的菜单上有这样一道菜：烤老鼠捉猫。

生活在巴黎下水道里的老鼠每年要吃掉大约800万吨城市生活废料。

二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市政厅曾大举消灭老鼠，不断发起灭鼠运动，但只是小有收获。

而现在不同的是我们进入了信息时代，各种数据和建议满天飞。巴黎市政厅网站和特别设计的应用软件，都在努力缓和被老鼠搞得日益焦虑的巴黎人的神经。

现在巴黎有多少老鼠？大约400万。对公众健康危害？很小。巴黎市的街道清洁工人都打了预防钩端螺旋体病疫苗 —— 这是一种通过鼠尿传染的疾病。信息还告诉人们，生活在巴黎下水道里的300万老鼠是维持巴黎城市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部分——它们每年要消化掉大约800万吨城市废物，它们在狭窄的下水道中钻来跑去时，身上的粗毛会无意识地刮掉管道上的污物。

点击巴黎市政厅的app“我的街道”（DansMaRue） ，只要居民看到老鼠，不管是死是活，马上就能通过这个app通知灭鼠部门。

但是对社会党人的巴黎市长安妮·西达戈（ Anne Hidalgo ）持批评意见的人说，她实施的政策不疼不痒——使用保护环境的灭鼠药，加剧了巴黎鼠患，而且她的那些需要地下作业的市政建筑项目把本来安居在下水道中的老鼠赶到了大街上。

在巴黎17区，一些老鼠甚至跑进了幼儿园和校园里。该区的共和党人区长杰弗里·布拉尔（ Geoffrey Boulard ）决心参加2020年巴黎市长竞选。

为了结束巴黎由社会党人长达20年的统治，布拉尔将鼠患问题当作一项重点。他公布了自己参加灭鼠行动的照片—— 他戴着保护手套，提着一只死老鼠；他还亲自前往纽约取经，研究纽约的灭鼠方式，带回了最新式的灭鼠制品，希望在巴黎的灭鼠战役中大显身手。在他的灭鼠app（sigalerunrats.paris）上 ，老鼠图标在所有被发现的地点跳出，除非被市政府采取行动消灭，才代之以铁铲图标。

许多巴黎人支持老鼠也有生存权！老鼠的形象出现在很多文艺作品中。

在信息爆炸和政治内斗时代，还出现了支持老鼠生存权的运动。一项有关的网上请愿书已经得到26000人的支持，数字还在增长。最近一张粉色招贴画出现在巴黎地铁，上面写着“老鼠不是我们的敌人！”，上面显示了许多毛茸茸的老鼠图片，它们的小爪子上挂着充满希望的小标语“Free Kisses”（亲一个）。

回到我的街区，一天有人自己动手消灭老鼠，到处洒了些老式的灭鼠药——这种灭鼠药现在是非法的。好几只狗因误食鼠药遭了难，其中两只死了，而老鼠们现在对这些药早已免疫，继续在巴黎的地上地下过着它们的日常生活。

谢选骏指出：巴黎人为何热爱老鼠？因为消灭不了，干脆热爱，就像对待主席暴君老大哥一样。

【86、柏拉图式的爱情荷花也是出自污泥】

《柏拉图式的爱情：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概念》（路易斯·奥斯皮诺 2023，9，3）报道：

柏拉图式的爱情是柏拉图哲学中最广泛误解的概念之一。它超越了哲学的领域，在各种文化中被广泛使用，并在整个过程中偏离了其原始含义。

柏拉图认为，爱是引导人们尝试认识和思考美本身的动力。这是通过一个渐进的过程发生的，这个过程从欣赏身体美的外表开始，然后转向对精神美的欣赏。

通过这些步骤，最终对美的本质充满激情，纯粹和无私的知识，它仍然是不朽的，并且总是与自己平等：关于美的概念的知识。

柏拉图式爱情的真正概念

这种类型的爱通常被解释为精神而不是身体。有些人甚至称柏拉图式的爱是“不可能的爱”，尽管这可能比柏拉图的概念更极端。柏拉图在“座谈会”中提供了他对柏拉图式爱情的最清晰的轮廓。

座谈会或宴会是一种常见的庆祝活动，希腊人聚集在一起喝酒、庆祝和讨论想法。

在悲剧诗人阿加顿家中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雅典的几个最重要的人，包括苏格拉底、保萨尼亚斯、阿里斯托芬和当下最强大的人物阿尔西比亚德斯，开始了一场关于爱情本质的哲学辩论，每个哲学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论点。

在听取了所有在场的人之后，苏格拉底发言并叙述了阿波罗女祭司狄奥提玛向他揭示的柏拉图式爱情的含义：它是爱爬上一系列台阶到达“最高理念”顶峰的梯子。

对于柏拉图来说，爱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实现这种至高无上的美的概念的手段。第一步是物理的;感官释放了爱欲（通过眼睛进入并迫使一个人接近某人的爱）。在这个阶段，爱是肉体的。事实上，柏拉图并没有像许多人错误地认为的那样拒绝爱的物质层面。这是一个基本阶段，为了达到最高思想是必要的。

在第二步中，人们从在特定身体中寻找美到在多个身体中寻找美，从而形成了一个绝对的美的概念，并促使人们寻找这个概念背后的想法。

第三步是从肉体到灵魂之美的一步。在这种状态下，尽管美的身体方面，人们学会了爱灵魂。

在第四步中，苏格拉底将爱提升到一个非常不同的规模，因为它进入了伦理学的世界。对美丽灵魂的爱增加了道德美。

在第五步中，苏格拉底从行为准则转变为涉及制度和对政府的热爱的美丽知识。

第六步从美丽的知识开始，用科学达到知识和理解之美的喜悦。

第七，美的观念与宇宙和谐相处。它从世界传递到宇宙范畴（到美本身）。在这个阶段，美呈现出通过哲学镜头体验的视觉或启示的色调。

柏拉图和他的理想爱情

柏拉图的理想之爱与他的理想世界概念有关（一个一切都是完美的世界，我们的物质现实是其形象的复制品）。这就是为什么柏拉图式的爱情理想不是指拥有无法实现的爱情，而是指在永恒和可理解的意义上的爱：一种完美的理想形式。

这个框架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密切相关。想到美的人是设法走出洞穴并看着阳光的人。那个人已经从最初的肉体之爱的体验（可以比作存在于洞穴中）到达到美的真相体验，相当于离开洞穴去外面的世界。

谢选骏指出：柏拉图式的爱情荷花也是出自污泥——那么，柏拉图式的污泥为何被人遗忘了呢？我认为这是移花接木的结果，是柏拉图主义者窃取了基督教的上帝之爱，以及从中衍生的基督之爱。然后，这种移花接木传到西欧蛮族那里，经过文艺复兴的异教复活，就变身成为柏拉图的精神恋爱了。

【87、暴君最热爱自由——所以专制独裁都无法持久】

《从暴政到专制主义：启蒙对土耳其人的无知图》（2022/7/14日 阿斯勒·齐拉克曼）报道：

在18世纪的时候，“专制”被重新界定为东方所固有的，并被用来描绘奥斯曼-土耳其政府的腐败和落后。这个转变深刻地反映在欧洲人关于东方的那些信条中。也就是说，在18世纪欧洲人关于奥斯曼政治的思想中，内含了一种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欧洲中心论特征，而这东西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在关于奥斯曼-土耳其暴政的讨论中是不曾存在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考察16、17和18世纪欧洲作家们表述（represent）奥斯曼-土耳其政府的方式。在欧洲的经验和思想中，奥斯曼帝国有一个特殊地位。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地缘上与西欧离得很近，然而，在文化和宗教方面，他们又显著不同。这两个情形并存的状况激发了欧洲人对土耳其事务的兴趣，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政治事务。欧洲的那些旅行家和思想家对奥斯曼-土耳其政府产生过各种各样的看法。在18世纪时，奥斯曼-土耳其人已经不再令欧洲人敬畏，而最终，它再也不能引起欧洲公众的好奇。奥斯曼-土耳其人再也不是令人恐惧的“公共灾难”（public calamity）；他们再也不会作为世界上“最现代的政府”受到尊敬。相反，奥斯曼-土耳其人现在被轻蔑地视为一个停滞和落后的民族。从16到19世纪，欧洲的观察家们诉诸两个相似但不同的概念去刻画奥斯曼帝国的政府。在16和17世纪，“暴政”（tyranny）这个概念使用极广，而到18世纪的时候，欧洲人则更多地使用“专制主义”（despotism）这个概念来描绘奥斯曼政权。从“暴政”到“专制主义”，术语的转变表明，在欧洲人之中，奥斯曼帝国的形象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西方政治思想中，尽管这两个概念都用来指称那些腐败和堕落的政权，然而，在“暴政”和“专制”之间，他们还是做了区分，选择用哪一个术语来描绘奥斯曼国家，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不同时期，关心帝国的那些欧洲观察家们赋予上述重要概念以特定含义。“暴政”同时含有正面和负面的特征，而“专制”并没有自我修补的特征。近代早期欧洲人强调的，是奥斯曼-土耳其人伟大特性中那些既令人仰慕又使人恐惧的方面。而在18世纪的时候，“专制”被重新界定为东方所固有的，并被用来描绘奥斯曼-土耳其政府的腐败和落后。这个转变深刻地反映在欧洲人关于东方的那些信条中。也就是说，在18世纪欧洲人关于奥斯曼政治的思想中，内含了一种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欧洲中心论特征，而这东西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在关于奥斯曼-土耳其暴政的讨论中是不曾存在的。

土耳其暴政的种种图像

尽管可以说，在欧洲的思想中能很容易地发现有关土耳其人的图像，但是，关于土耳其人的具有连贯性的或持续性的图画，只是到18世纪才出现。16和17世纪的欧洲观察家们倾向于把奥斯曼的政府体制视为暴政。然而，在这个时期之中，暴政这个概念并没有一致的用法。欧洲人意识到，奥斯曼-土耳其政权在一些方面与17世纪的欧洲政权有相似性。弗朗西斯·奥斯本（Francis Osborne）是英国著名的政论家，他认为，奥斯曼帝国的暴政与其他的欧洲君主国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而有的时候，甚至还没有欧洲的那么残忍。 在欧洲观察家们的眼里，奥斯曼政府与欧洲王权的差异在于：与后者相比，前者呈现出显而易见的成功和权威。

一个政权的形式——无论是暴政或者是什么别的，似乎与统一、成功和政府的力量之间没什么关系。据认为，那些不是暴政的欧洲帝国，如果它们不是被宗教的和政治的纷争所困扰的话，本也可拥有差不多的力量。这是罗汉公爵（Duc de Rohan）——一个胡根诺教派（16至17世纪法国的新教徒—译注）政治家和将军——的看法。他有关国王利益的思想以及关于17世纪欧洲权力均衡的观点颇有影响。他主张，与欧洲统治者有关的问题是，他们不能理解“国王统治着人民，而利益统治着国王。” 他的简单准则就是，“在涉及共善的问题上，宗教的多样性不该引起任何观点上的混乱。” 一个国王的利益在于保持其国家的统一。这也正是奥斯曼苏丹们所关心的。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国王们或者被赞颂为强大的君主或者被污蔑为暴君。

在整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暴政”都是一个定义明确的术语。在一般意义上，它被描述为一种非法的、专断的和压制性的政权。根据定义，暴政是一种没有合法性的政府形式，是井然有序的好政权——如君主制或共和国——朽坏了的形式。进一步说，人们认为，作为一种朽坏了的政权，暴政与绝对统治也非常不同。在16和17世纪，人们有时甚至认为，绝对统治对于维系合法政权的稳定是必要的，而暴政则被视为动荡的和短命的。

暴政意味着无休止的战争、骚乱、暗杀、掠夺和城市的荒芜，以及残酷、腐败和无节制。暴君用一种虚伪和背信的方式实行统治。对让·博丹（Jean Bodin）来说，一个暴君违背了自然法，否认了主宰他的上帝和信仰，随心所欲地利用法律；暴君是篡位者，并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广大人民的不幸之上；暴君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人民的恐惧之上，当觉得合适的时候，他还会对自己的臣民开战，而在他的身边听命的竟是外国的卫兵。

特别有意思的是，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和博丹拒绝把奥斯曼帝国归类为一种暴政。然而，在关注奥斯曼帝国的其他欧洲观察家之中，暴政这个概念则被用来刻画这个政权，并强调一种特别地独断或者残忍的实践、行为与态度。在16和17世纪，欧洲人在用暴政来描绘奥斯曼-土耳其人时，总是反复无常和随心所欲。在用暴政来刻画土耳其时，与其在理论上所被认定的表征相比，这个词还意味着非常不同的东西。在这方面，人们可以观察到，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暴政这个形象中，存在着两个悖谬的情形。首先，尽管“暴政”是一个贬义词，但在用来描画土耳其时，令人觉得特别怪异的是，它还表示帝国的伟大、成功和稳定，而不管这些特性或许会在作者内心深处产生什么样的情感（或者仰慕或者轻视）。因此，欧洲的观察家们好像是忽视了暴政的定义，即它是一个虚弱的、腐败的、动荡的和短命的政权。其次，暴政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合法性的政权形式，但是，在这个时期，欧洲人都把奥斯曼帝国看作是一个合法的政府——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方面。

那么，为什么欧洲的观察家们还要把奥斯曼政府认定为暴政呢？尽管他们对暴政这个概念有着共同的坚信，但是，正是在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中，存在着16-17世纪的观察家们之间相当明显的区别。一般地，16和17世纪的观察家们把暴政理解为一种绝对统治，它建基于统治者的残酷之上。这样的一个粗略的观念，大概就是欧洲观察家们唯一的共识了。

16和17世纪的作者们所关注的，是奥斯曼政权的某些特定方面，而不是对其进行某种宏大的理论分析，也不是将之与在18世纪时非常流行的政治架构与信仰体系进行比较。这一时期的作者们的观点，是由他们的个人经历和对土耳其事务的肤浅观察所塑造的。欧洲的观察家们评论的是土耳其政治在朝廷这个层面上的各种实践和事件（包括胜利和失败），这是他们形成自己观点的基础。这样一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的观察和说理充分的评论，塑造了有关土耳其暴政的变动不拘的形象。我发现，在这个时期，欧洲人关于奥斯曼-土耳其政府的主流图画是不成体系的和零散的。

分析一下16和17世纪威尼斯大使们的作品中关于奥斯曼政府体制的观点，是非常有益的。 这些外交使臣们最初都是受到了经验性观察的激发，他们强调的是现实主义的和直接的关怀。瓦伦西（Lucette Valensi）认为，在1571年李班多（Lepanto）对土耳其人的战役获胜之后，在威尼斯人的话语中就出现了一个断裂， 即，在这之后的大使们开始更多地提及奥斯曼制度的衰落、腐败和暴政。然而，与这些主题一起并存的是，16、17世纪的其他知识分子和观察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所不断表达的、有着微妙差别的观点。在18世纪，有关衰落和腐败的主题变得更为突出，而且与专制主义联系起来了。

在说到暴政的时候，近代早期的观察家们通常要提到缺少一个贵族阶级，以及对私有财产的“不受法律管制的”管理，而同时，他们又异常地仰慕君王的绝对主义特性和其臣民的忠诚。1667-1678年间在士麦那（Smyrna，今土耳其伊兹密尔—译注）担任领事的英国人保罗·里考特爵士（Sir Paul Rycaut）引用了培根（Francis Bacon）的观察：“一个根本没有任何贵族阶层的君主国，完全和绝对地就是一个暴政，就像土耳其人的国家那样。” 确实，奥斯曼人没有容许出现一个像欧洲那样的、对君主拥有特定权利和义务的贵族阶层。然而，奥斯曼帝国有蒂玛持有者（Timar-holder），即一个军人阶层，他们维系着奥斯曼领土的安全，并在战时参战。蒂玛持有者依法拥有这样的权力，即监督土地占有和流转的方式。他们并不能为了自身的利益来使用土地或者耕作土地。诚如哈里尔·伊纳尔哲克（Halil nalck）所指出的，在控制土地和农民方面，蒂玛持有者不能与西方的封建领主相比。蒂玛持有者有权征收分配给他们的税额，但是，对于土地或农民，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权利。而且，奥斯曼帝国蒂玛制度的根本特征之一，是他们没有土地继承权。尽管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但是，通过从国家那里所得到的出售契约和附着其上的税额，农民们获得了实际上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农民们不能卖掉或者转让他们的不动产，尽管他们能够继承之。

奥斯曼的军人阶层是处于奴隶地位（kul）。他们是奥斯曼社会的精英，但没有享受很多的特权。乔万尼·波特罗（Giovanni Botero）很清楚这一点，对他来说，尽管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国王都感到在崇高、伟大和权力方面无法与“崇高的阙下”（Grand Signor，即奥斯曼帝国皇帝——译注）相比，但是，他的政府却基本上是掌控在他的奴隶手中，这些奴隶们“认为，被驱使以及如此生活，是一个伟大的荣耀；就跟我们这些在朝廷中身居高位者的感受一样。”

没有贵族阶层并不总是等同于暴政。对那些熟谙奥斯曼事务的人来说，这正是欧洲人所缺乏的力量之一。奥斯曼帝国盛行的是论功行赏制度。就像奥地利大使巴斯贝克（Ogier Ghislain Busbecq）所宣称的，“土耳其人不以出身来区分贵贱，而只是根据他们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来判断之。” 巴斯贝克是在16世纪苏雷曼大帝（Süleiman the Magnificent）统治时期出使土耳其的。那时，在苏丹的奴隶之中有从基督教皈依伊斯兰教的。一个世纪之后，这些改宗者就逐渐地被土耳其人取代了。苏丹的奴隶中有一些在宫廷接受教育，并最终成为了出类拔萃的军事-官僚阶层。巴斯贝克是这样来描绘这个体制的：“在那个国家里，高贵、荣耀和高官厚禄等，都是对美德和卓越品质的回报；在另一方面，邪恶、懒惰、闲散则是整个世界都鄙弃之事。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繁荣昌盛、承受权威并日益地扩张他们帝国的版图。但可耻的是，我们，基督徒们，正以另一种态度活着。”

里考特领事断言，土耳其人得以保持其统一和帝国的伟大，靠的完全就是暴政。在奥斯曼帝国中没有贵族阶层，这对于帝国的统一是有利的，而同时，也因此，帝国表现为暴政。对里考特而言，暴政的另一个优势，是它使一个帝国走向成功和伟大。也是通过暴政，即通过“血与剑的残酷，毫不留情，通过杀戮、毁灭，以及把别的国家夷为平地”，帝国才保持了其延续性和稳定性。然而，里考特认为，人们或许仍然“仰慕这个伟大和广阔帝国的长寿，并将这种稳定性归于其自身的停滞、领地的增长和其武力的持续进步，甚至是某些超自然的原因，而非归于那种平淡的国家格言（Maximes of State）或其统治者的智慧。”这些“格言”开列出的是：一个独裁和残酷的政府，没有贵族阶层，没有严格的正义，只有臣民对统治者的盲目顺从：

“这些人需要的不仅仅是暴政，还要有勒紧的缰绳来驾驭他们，以免在一种不被其所知的自由之下，他们会变得难以驯服。但同样地，帝国广袤的领土和遥远的边疆，需要的也是不经任何法律程序或正式指控，就能做出快速反应；作为一种特许和权威，恶政所固有的猜忌和多疑，已经足以使皇帝去实施他最严厉的惩罚；而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帝王的绝对性；这就是土耳其国家的基本信条和基础，因为，土耳其人主要地就是存在于他们的这样一种伟大特性之中。”

在把土耳其政府界定为暴政的同时，里考特并没有心情去考虑如下问题，即，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上，像土耳其这样的暴政（在理论上是不道德的，并被认为是动荡的、虚弱的、独裁的和短命的）竟产生了被广泛接受的行动原则和通行的法律。就像下面也会讨论到的那样，里考特对土耳其政治的分析，为18世纪的那些作者们提供了灵感和指引。不仅是他关于土耳其政府的评论被不断地重复，而且，在他之后的一个世纪里，他的这些评论还成为了一种规范，也正是在这个新的世纪中，专制主义被重新界定为一种东方的政权形式。

暴政这个词更多地是被当作形容词，用来强调奥斯曼政治和社会的一些令人憎恶的特征。这里，暴政是作为一个充满道德色彩的概念被使用的。比如，受到路德思想的启发，拉诺（Francis de La Noue）曾写过一篇针对土耳其人的文章，且是当时最为流行的宣传文章之一，对他而言，“土耳其王国就是一个令人可怕的暴政，它的臣民们被巧妙地糊弄了：他们发动的战争乏善可陈；他们的政府怎么看都只是个下贱货；他们的教团一无是处。”当拉诺把奥斯曼政府称为“暴政”的时候，他也就论证了对土耳其人开战的必要性和正义性。

根据16和17世纪欧洲作家们的看法，土耳其人的暴政或许也代表着一种奴隶制以及对基督徒的压迫，因此，对之发动战争就具有了正当性。欧洲的旅行家们吃惊地看到基督徒的改宗和被奴役状况。尽管情况并非一贯如此，但这已经是足够地不幸和卑鄙了。著名的旅行家尼可拉斯·尼克雷（Nicolas de Nicolay）生动地描绘了土耳其人对基督徒的暴政，他说：“[基督徒们]也被强迫交出他们自己的孩子，他们不仅是在肉体上处于奴役状态，而且，还永远地使他们的灵魂被毁灭了。我必须再次说，这是一个暴虐的政权，最为残忍、最为低劣。如此惨景，应该引起所有真正的基督教国王们的认真考虑和莫大悲悯，激发和驱使他们去争取美好的和平与基督徒的一统，促使他们诉诸团结的力量，去拯救他们的那些基督徒兄弟们，使他们脱离这些异教徒的残忍奴役。”

这里，尼克雷指的是土耳其人征召基督徒青少年，也就是“奴官制”（devirme）。他说，土耳其人的这种做法，就是要用从基督教人民那里掳掠的男孩，来增强帝国的力量。尽管，奴官制被欧洲人谴责，说那是一种瓦解和摧毁基督教信仰的残忍和暴虐行径，但是，它也作为一种精英统治被欧洲人仰慕，因为，这些改宗了的基督徒小孩们，根据能力在宫廷接受教育，然后成了奥斯曼政府的官僚和军界精英。这些人被称为“变节的基督徒”（renegade Christians），他们是苏丹的奴隶。这些被当成了贡品的孩子们，“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变成了土耳其人，除了他们的伟大君主之外，他们从不知谁是生父；他们寄生于君主，更不知故土为何物；他们所知道的只是，有一个他们必须仰赖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荣华富贵和加官进爵。”

暴政指的或许还是这样一种古怪情况，即，在大多数的权力部门里，充斥着改宗者，而不是本国原有的臣民。理查德·诺尔斯（Richard Knolles）是17世纪著名的英格兰历史学家，他提出了关于暴政这个术语的纯粹和明确的用法，他说，暴政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是，在统治者的周围环绕着来自外国的卫兵，而他对自己的臣民开战。诺尔斯的这个定义是从博丹那里借来的，他还宣称，土耳其暴政的维系仰赖两个东西：普通臣民手无寸铁；国家武装起那些改宗的基督徒，并把所有政治事务交到他们手中，这就是奴官制。在这里，使奥斯曼政府成为暴政的，并不是强迫改宗这一行径本身，而是这个政府的统治精英也是从改宗者中招募而来的。在诺尔斯描绘土耳其君主夺权的方式时，他已接近于希腊人对暴政的理解，那种方式就是，“反对自然法，为了确保王位的安全，父杀子，子弑父，或兄弟自相残杀。”实际上，对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来说，在登上帝位之后，为了防备日后可能发生的夺权，杀死兄弟和叔父是他们合法的权利。奥斯本指出，土耳其人并非唯一践行这种“私自处决”（private execution）的民族。威尼斯人也这么干，甚至，伊丽莎白女王也下令处决了她的姐妹玛丽——苏格兰人的女王（Mary, Queen of Scots）。这样，土耳其的皇帝掐死自己的亲人，“目的是平息所有的可能引发对立的争议，”新教徒奥斯本认为这种做法是一种暴政，而它“与那些由教皇加冕的天主教国王相差无几，丝毫不逊于法国的君主，跟意大利的那些较小的国王们也没什么两样。”

17世纪的旅行家亨利·布伦特（Henry Blount）认为，奥斯曼政府是暴虐的，但是，并不像基督徒们所想象的那般恶劣。在其臣民的眼中，苏丹既像暴君一样独裁，又像国王一样幸福。对土耳其人来说，政府是“甜蜜的君主制”（a sweet monarchy），而对基督徒来说，它却是“沉重的”。因为如下的原因，他在称其为暴政方面显得犹豫不决：

“然而，‘崇高的阙下’并没有暴君们的那些不便，即要用倍受指责和背信弃义的外国人来防备自己的人民；因为，他不受指责，他是被自己的臣民所供养和支持的，人民在世系和利益上与他联系在一起；他也不像那些城邦之主一样前途未卜，因为后者生活在大众变幻无常的热爱之中；他靠强力实行统治，他的土耳其人民是可以驯化的。”

类似地，奥斯本认为，奥斯曼苏丹“能够提升他自身的利益，并且愿意让他的臣民享受到与一个绝对权力相称的那种幸福。”

 

另一个相信君主之绝对主义的人是勒内·卢欣（Rene de Lucinge），他是从萨夫伊被派到法兰西的大使，他曾多次参与反对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活动。在一篇论述如何对土耳其人成功地发动战争的文章中，卢欣阐释了奥斯曼帝国的伟大特性和稳定，而且，他并没有使用“暴政”这个术语，尽管他的解释可以很容易地被等同于暴政。卢欣认为，奥斯曼人的绝对权威不仅仅是依靠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的土地属于君主，而且还有赖于这样一个情况，即通过在其领土之上公平地分配正义，苏丹维系着普遍的和平与安宁，这反过来也就维系了其臣民的普遍顺从和忠诚。布伦特所论相似，但是，并没有使用“暴政”这个术语。他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暗示，帝国的伟大和稳定靠的就是其绝对统治者的尚武和暴力。

 

人们或许再次看到，当暴政使人们去想象一个政权的令人陌生的特征时，它只是一种暗示，而没有被直接用来描述这个政权。例如，让·杜蒙（Jean Dumont）是通过挑出暴政的所有特征，来指称土耳其的统治为专制的（despotic）：“从其政府的原始的和根本的构造来看，土耳其帝国绝对地和完全地就是专制的（despotic）；也就是说，至高和独断的权力属于皇帝一个人，他的意志就是唯一的法律，并据此进行统治。他不受任何成文法或习俗的制约，而那些他所压迫的人甚至连抱怨的权利都没有。他可以剥夺任何一个人的财产，或保留之，或将其赠与另外一个人。”

在这里，杜蒙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奥斯曼苏丹也必须遵守习俗和成文法（即帝国法律和条令）。根据习俗和法律，国家对所征服之地享有所有权，而所有权和使用权之移交需要在某些特定条件之下进行，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开垦权”（reclamation）。军人阶层，即蒂玛持有者（timar-holders），个人并不能占有土地，但是，他们通过现役来控制着土地，如果他们被开除了，那么，也就会失去自己的收入。与杜蒙的看法相反，他们仍然有资格去获得另外的蒂玛。在整个17世纪，与土地有终生关系的包税制（tax-farming）逐渐地取代了蒂玛制。包税人就是国家官员，或者，有的时候是国家官吏的代理人。他们先向国家缴纳一笔钱，以获得征税的特权，他们必须尽快地弥补自己的付出。因此，与蒂玛持有者不同，包税人直接地卷入了生产过程。包税人的地位非常接近于传统的西欧外居地主阶层（absentee landlord）。奥斯曼帝国允许包税制的存在，是因为这一制度为它带来了巨大财富。在这个过程中，不是所有的蒂玛持有者都是输家；较富裕的还可以变成包税制。这样一种复杂的土地制度使很多欧洲的访问者和思想家认为，奥斯曼帝国的财产管理是毫无章法的，但是，就算是以欧洲近代早期的标准来看，我们仍然很难断定，杜蒙的描述到底是不是精确的或者有根据的。

 

在描述奥斯曼政府的时候，暴政被赋予了多重意义，这或许应该放在当时正在欧洲进行的争论中来理解。在16世纪，暴政被界定为：一个绝对的和独裁的统治者对私有产权莫不关心；其统治无法、无道且不公；君主所用的高官，要么出身低贱，要么就是无名之辈，而不是贵族。此外，暴政还被认为是一种程度问题。对博丹来说，一个统治者“可以对他的一些臣民表现为一个专制者，对其他的人来说是一个国王，而对另外的人来说则是暴君。比如，他可以对富人和贵族行暴政，但对于穷人，他是一个仁慈的保护者。”

 

在17世纪，暴政并不仅仅是被定义为不合法的或者独裁的统治，它也可以用来指绝对统治。围绕着土耳其政府所引发的争议，就是源自这样一种概念上的暧昧特征。在奥斯曼这个问题上，那些被称为暴政的东西，可能还是合法的，也可以被认为是法治。奥斯曼统治方式的习惯的和法律的原则就是：通过蒂玛持有人进行财产管理，创造一个由改宗者所构成的官僚干部阶层，以及通过苏丹的法官所实行的高效的严刑峻法来实现正义。他们把贵族的存在看成是多余的，当然，也正因此，才被打上了暴政的烙印。

 

土耳其人的“暴政”所指的，不仅仅是一种令人恐惧的经历、一个压迫性的政权以及一整套充满异国情调的政治和社会关系，而且，还指向了帝国的合法性和成功。人们可以论证说，随心所欲地把暴政这个术语用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身上，是因为，这些欧洲的作者们对土耳其的统治方式只有模棱两可的印象。在18世纪，当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腐败的迹象日渐明显时，用来描绘土耳其政府统治方式的术语也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18世纪的时候，暴政这个概念开始被专制主义（despotism）所取代，暴政部分地暗指令人可怕的权力与成功，而专制所表明的是东方的邪恶与腐败（Oriental wickedness and corruption）。在16和17世纪，“专制主义”这个词的准确定义是，在一场正义的战争中有征服权的绝对政府。对近代早期的欧洲人来说，用专制主义这个词来描述奥斯曼政权的统治方式，并没有什么吸引力。显然，在西方观察家的眼中，奥斯曼人的征服不仅仅被视为战争，他们也并没有把那些征服仅仅界定为篡夺或者一场不正义的战争，而这么做或许会使他们建立在暴政基础上的论证更说得过去，也可以使暴政这个词与它的传统用法更为一致。可以说，只是在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中重新界定了专制主义，并将其归类为一种东方所固有的政府形式之后，用专制主义来描述奥斯曼的政治才变得似乎顺理成章了。

 

“专制主义”所指的是一种社会理论，以及对东方人的思想与道德能力的理性分析。它所指的是一个停滞的和充满奴性的社会，一种落后和腐败的政体，其中，独裁和暴虐的统治者管理着充满奴性和被驯化了的臣民。相比来说，暴政这个概念从未被用来表明一种与地缘有关的政权，也没有被界定为一个民族和社会的恒常特征。暴政是一个这样的术语，即，它可以被用来描述一些无德统治者的行为模式。而在18世纪，暴政就已经不再被用来描述奥斯曼的统治形式了。

 

在18世纪，由于欧洲人普遍地接受了东方专制主义思想，他们对奥斯曼人的图画，就开始呈现出一种统一性和一致性。大概也是由于类似的原因，在16和17世纪，欧洲人有关奥斯曼-土耳其的形象是有多样性的，这或许可以解释为，是因为缺少这样一种被精心构想出来的分析框架。就像在下文中所要显示的那样，演绎的和理性主义的方式被18世纪的欧洲思想家们所采纳，这就导致他们对奥斯曼社会有了一种非常不同的理解，在此前的几个世纪中流行的那种更为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图式就渐行渐远了。

 

专制主义：一种政体还是一个分析框架？

 

学者们普遍认为，在18世纪，专制主义或者被用来指法国的君主制模式，即路易十四（Louris XIV）的统治，或者是被用来区分亚洲政府和欧洲统治的差异。实际上，在17世纪末写下来的那些反对路易十四统治的小册子中，法国绝对主义与“土耳其暴政”之间的比较，就是一个不断出现的主题。贯穿于这些争论始终的是，他们使用“专制主义”这个术语，其目的是用来强调缺乏政治自由（the absence of political liberty）。在专制主义和自由的比较之中，存在的是一个政治的而非社会的或文化的内涵。而在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中，专制主义获得了一个崭新的表述，以至于它所表征的不再仅仅是一种特定的政体，还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和风气。

 

在启蒙思想家中，孟德斯鸠或许是第一个在东西方社会（包括它们的风格、习俗与政治生活）之间划了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的人。在那些关注土耳其政治的欧洲人之中，这样的一个问题意识当时颇为流行。孟德斯鸠认为，人们可以用一种非历史的、恒常的标准——比如风气或者宗教——去界定任何一个特定国家、社会或个人的特征。专制主义是被专门地界定为一种东方政权，而且是只在亚洲；它正好与温带地区相吻合。

 

孟德斯鸠关于东方政府的信息，主要是局限于里考特和夏尔丹（John Chardin）所描写过的土耳其与波斯。孟德斯鸠使用的是旅行者所搜集的材料，并据其来确证自己预先建立起来的原则。实际上，在18世纪的那些自然科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中，使用旅行家所著的图书并将其作为“事实”的知识库，是一种普遍的趋势。在宗教、道德、政治和自然科学领域，旅行家们提供了广泛的资料，这最终导向了普遍原则和伦理的形成。吊诡的是，在18世纪，有关奥斯曼帝国的旅行日志自身也开始日益地仰赖理论与抽象之物，而不是基于经验和观察来进行分析。与其他领域日益倾向于经验主义的趋势相反，在有关东方社会之特质的分析中，是理论家而不是旅行家们提供了相关的重要“事实”。实际上，孟德斯鸠对旅行日志的利用，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它们提供了便捷的事例，这些事例使他的抽象的、非历史的原则显得更为具体丰富且生动形象了。

 

孟德斯鸠关于东方社会的分析，其原创性只是体现在这样一个意义上，即，与其前辈们相比，他的分析更为系统、更为确定且更为一致了。他论证说，东方民族必定只能被专制主义所统治。在奥斯曼帝国这个例子中，里考特和18世纪早期的评论家们，如希尔（Aaron Hill）、图尔内福（Pitton de Tournefort）和琼斯（David Jones），已经点出了那些有关暴政-专制政府的基本原则，而孟德斯鸠只是在其分析的理性主义框架中将它们变成了东方社会和行为的“规律”。

 

对于孟德斯鸠而言，气候是一个持续且独立的变量，他用之其来解释不同民族以及他们各自的性情。亚洲对应的是一个温带区域，而所有的那些被他认定为专制的国家都是“极其炎热的”。这些国家包括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国、朝鲜和日本。气候影响了整个民族，所以孟德斯鸠说：“炎热气候地区的人们是柔弱的，几乎总是使自身成为奴隶，而那些生活在寒冷气候地区的人的勇敢，使他们能够维持自己的自由。”当然，对孟德斯鸠而言，这是“源于自然原因的一种影响”。因此，并非巧合的是，专制政府的原则是恐惧。专制政府需要的是最为明确的消极顺从；“人是一种盲目地顺从君主绝对意志的生物。”这样，专制权力就是自足的。秩序是通过恐惧和盲从来维系的，以至于这样的政府都不需要法律，也没有改变和发展的趋势或动力：

 

“由于器官的纤弱使东方人能从外界接受最强烈的印象。身体的懒惰自然与思想上的懒惰联系在一起。身体的懒惰使思想上不能有任何动作、任何努力、任何争论。因此，你就会从中懂得，思想上一旦接受了某种印象，就不能再改变了。所以东方今天的法律、风俗、习惯，甚至那些无关紧要的习惯，如衣服的样式和一千年前没有什么两样。”

 

换句话说，要改变他们的习惯、风格和习俗、他们的奴性状态或者他们政府的独断，已经超出了这些民族的能力，因为，变革或者改善已经被气候的不便所抑制。这样，“亚洲的权力就应该是专制的。”

 

孟德斯鸠根据气候、宗教和法律来对政体所作的划分，其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分类方式。这种分类为每一个政体提供了行为的准则——这些准则就是恐惧、荣耀和美德。在区分东方和西方的过程中，他设想了一个道德的距离。关键的是，东方的形象所代表的，是欧洲所不可能拥有的特质。在亚洲和欧洲之间有一条区分线：亚洲是虚弱的，因为那里盛行的是奴性精神，而欧洲则是强大的，因其自由之美德。断言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本质性差异，被认为是一种使命，通过它，人就可以断然地区分自我和他者。

 

博兰格尔（Nicolas Boulanger），一位18世纪的政治思想家和工程师，为孟德斯鸠的亚洲政体之必然专制论贡献良多。气候是导致专制主义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是偶像崇拜（idolatry）。在亚洲，君主被当作是“可见的上帝”；在那里“一个人制造了整体；而整体却是无。”

 

“在那些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地区，你可以发现，人们亲吻束缚他的枷锁；财富和财产毫无保障；人们崇拜他的暴君；毫无人性或理智的知识，他被简化为除了恐惧之外再无其他的德性。”

 

博兰格尔断言了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本质性差别：“一个年轻的亚洲人的精神，给每一个人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奴隶，而且他理应如此；而欧洲人，从他周围的每一个事物中得知，他是一个理性的存在。”

 

孟德斯鸠和博兰格尔把专制主义界定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源自气候和神学）东方统治类型，这成了关于东方社会之特征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断。这一理念的流行，大概是因为，它将其描述为一种自然的和真实的政体形式，而不是视为一种不正常的形式，也不是将其看作为一个普通政体的朽坏了的形式。专制主义被认为是具有特定特征的，比如，君主的独断统治和与之相伴的臣民的奴隶状态，它依靠恐惧或偶像崇拜来维系。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他们把专制主义描述为一种极端的和有着异国情调的政体形式，这就使这些思想家们能够批判在欧洲表现出来的专制主义的相对温和的形式，也使他们能够去拥护那些在他们看来可以使自身社会免于专制统治的价值和德性。这些思想家们认为，欧洲有更好的气候和更好的法律与传统，这使政治得以发展。在他们的论证中，奥斯曼人的政府与社会被当作了倡行“法治”的自由社会的反题。诚如史宾伯格（Patricia Springborg）所指出的那样，“东方专制主义”是在宗教改革之后的欧洲被发明出来的，是“西方共和主义”的对应物。启蒙运动对善治、法治、自由和个人解放的关注，为对东方社会的分析提供了背景。

 

当然，这种把东方政权描述为西方政府类型的对立面的企图，也并非一直没有受到挑战。伏尔泰（Voltaire）承认，他或者孟德斯鸠或者欧洲人在总体上对东方都所知甚少。他质疑了气候的影响是否能够那样地具有持续性，并认为，专制主义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一个较好政府体制的朽坏了的形式。

 

18世纪的欧洲政治理论家、律师和记者西蒙·尼古拉·昂利·兰盖（Simon-Nicolas-Henri Linguet，1736-1794）也对孟德斯鸠有关东方专制主义的理论发起了有争议的挑战。他认为，除了土耳其人的政府之外，欧洲所有的政府都是专制的。这种反直觉的挑战，与主流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兰盖对法国和欧洲政治的了解，远多于其对东方政权的了解。与孟德斯鸠差不多，兰盖对土耳其也没有什么广泛的新知识，他只是为了辩论才写到了它。兰盖描绘了一个幸福与和平的东方。这与孟德斯鸠所描述的那个腐败和停滞的东方同样都是一种幻想。兰盖、孟德斯鸠和博兰格尔所描绘的奥斯曼政府，其实都是被简化了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使自己能够处理自身的真正问题——欧洲的政治制度。尽管他们援引了不同的事实，但是，他们书写同一个东方政权的目的是，要指出他们自己社会的缺点和优点。他们所谓的“奥斯曼帝国”，更多地是他们想象的产物，而远非真实之地。他们共用的写作策略，是夸大那些不正常之物，而其目的是要批判人们所熟知的东西。

 

可以想见，对于那些力图表达对西方政府形式的不满的人，专制主义这个概念是尤其重要和有用的。他们描绘奥斯曼政府——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是一个彰显绝对主义和专制政府之荒谬性的安全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孟德斯鸠、博兰格尔和兰盖对东方政权的理论兴趣，其实是内含了他们自己的一个意愿，即要以某种方式改变他们自身社会的体制。也正是用这种方式，专制主义这个概念，为那些对东方政权没有特殊兴趣或好奇之心的人，提供了一种丰富的论辩资源。这种倾向在法国要比在英国更明显，因为，有知识的英国人对他们政府的不满程度相对较低。类似地，孟德斯鸠的政治立场与博兰格尔和兰盖有所不同，孟德斯鸠为当局服务，而博兰格尔和兰盖在政治上则更为独立。这种情况在他们的批判风格中都有所反映。

 

 对18世纪奥斯曼帝国的观察

 

在随后的18世纪，有关奥斯曼政府的论著更倾向于援引一些肤浅的见证，以支持孟德斯鸠的专制主义理论。在有关土耳其人的形象方面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衰落了，但是，在欧洲这并没有被看作是历史、社会和政治因素的结果。相反地，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被归因于想象出来的非历史的、固有的土耳其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某些本质特性。在1683年维也纳第二次被土耳其人围攻之后，外部威胁的感觉消失了。这或许可以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18世纪的时候，欧洲人对奥斯曼生活方式的好奇心日益减弱了。欧洲的观察家们倾向于忽视奥斯曼体制中的重大变化。在18世纪，奥斯曼人采纳欧洲方式的意愿未被注意到，或者欧洲人根本就不相信。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欧洲的观察家们热衷于探求奥斯曼野心成功或者失败的原因，而在18世纪，评论家们更多地是关注自身，即使是当他们彰显奥斯曼制度的不足和失败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意味着，欧洲人考察别人只是作为一个衬托，目的是以此来展示西方的成功。可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欧洲还只能专注于自保。关注自保的时候，还曾激起他们对土耳其人的较大尊敬，而现在已世易时移了。

 

去奥斯曼领土旅行的人们，曾在他们的描述中提供了关于专制主义的生动例证，而这些最终证实了孟德斯鸠的分析。旅行家们表现出一种兴趣，即期待发现甚至去建立一些条件和特征，来使土耳其人符合他们先验地认定的专制主义。换句话说，在18世纪的那些欧洲观察家们看来，可以通过参照恒常的非历史的标准——比如人性、气候或者宗教——来理性地建构有关社会和政治联系的通则。实际上，这似乎反映了启蒙运动关于在物理学中自然之恒久不变性质的假设，这个假设被延伸到“社会科学”，认为人类智识的和道德的倾向也是永恒不变的。这样，人就能够推断出历史和人性中的那些法则，正是它们决定了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种形式和条件。在18世纪，把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东方社会进行研究的作品中，这种理性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东方社会的法则是源自特定恒常压力下的人性的“事实”。这种分类，也使得18世纪的作家们，通过对一种非常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分析，推论出道德和政治的教训，而他们所要展示的是一种人类的错误、无知和虚弱的模式。当然，也有很详细的观察，但是，存在一种共有的偏见：欧洲人所了解的，只是他们意欲看见的东西。

 

托特（Francis Baron de Tott）或许是孟德斯鸠专制主义理论的最为忠实的追随者，他也是访问过奥斯曼帝国的最为著名的人物之一。他曾在伊斯坦布尔呆了25年。对于托特来说，专制主义是土耳其人民的一种心理特征，在气候和信仰体系的影响下，这种特征已经衍生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政体。土耳其人的性情摇摆于羞辱、奴性和过度的自负与残暴之间。凶残造就了奥斯曼君主们的专制，而人民的奴性和盲从则根源于他们对宿命的信仰。托特如是说：

 

“如果说土耳其人所生活于其中的气候纵容了他们的性情，那么，他们呻吟于其下的专制主义则使他们倾向于暴力。他们并不是非同寻常地残忍；……他们的宿命体系增加了他们的暴烈；而在一个寒冷气候中能使他们变得勇敢的那种同样的偏见，在热带则只能产生鲁莽；那使他们头脑发热的东西，让他们蔑视所有非土耳其之物；而从他们自身的那种推理模式可以看出，傲慢与无知是自然的结果。”

 

由于确信那是土耳其人的本质特征，托特在土耳其任何一个地方看到的都是专制主义。威廉·伊顿（Willian Eton），另一个在土耳其住了很长时间的人，也对专制主义持相似看法，他认为，托特关于土耳其专制主义的描述在实际上是最为精确的，并且赞同孟德斯鸠的分析。伊顿认定了那些影响国家崛起和衰落的因素，比如气候、地理位置、经济和人口，对此，他在有关土耳其人的调查中给出了详细的描述。但是，所有的这些影响又一起受制于他所谓的“心灵的能量”（the energies of mind），其特性来自于宗教、政治机制、历史事件、艺术、科学以及一般的风俗。在这个情境之下，伊顿认为，奥斯曼人被一种宗教所主宰，“这种宗教的荒谬性对所有文明的欧洲人来说都是很显然的。”

 

苏丹的专制主义与人民的迷信密切相关，而且是深深地植根于土耳其人的偏见之中。伊顿以如下的风格界定了专制主义及其在土耳其的表现：

 

“如果专制主义意味着一种起源自暴力的权力，而且同时也是用暴力的方式来支撑它，那么，专制主义政权靠的就是暴力；它意味着一种权力，它蔑视理性的裁判，禁绝调查研究的勇气；它谋划着摧毁日益增长的头脑的能量，并消除人的才能，目的是确保他的依附性。土耳其政府应该是最可以这样来界定的了。”

 

伊顿对专制主义的描述，强调的不是这种政体所具有的特质，而是那些它不具有的特质。显然，在伊顿的头脑中，他的参考点是英政府，它被认为具有如下标志性的特征：理性统治、艺术和科学的改善以及自由的发展。

 

威廉姆·享特（William Hunter）是另外一个英国旅行家，他对土耳其人也有着同样的判断：他认为，土耳其政府是世界上最反常、非理性和最没人性的政权。他把奥斯曼政府认定为专制的和压迫性的，因为，诚如他跟博兰格尔一样所宣称的，土耳其人的苏丹被认为是无所不能的，他就像神一样被人崇拜；他对自己的所有臣民操生杀大权，他的旨意不可违抗。此外，政府腐败的一个原因是由于缺少贵族阶层。

 

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理念偶尔才会遭到质疑。詹姆斯·波特爵士（Sir James Porter）是英国驻奥斯曼帝国的大使，他拒绝称奥斯曼政府是专制的。然而，他的思想遭到了18世纪其他观察家的抨击——杜博伦（Abraham-Hyacinthe Anquetil- Duperron）除外，人们抨击他的理由是，他只是一个大使，不可能像其他的真正与老百姓有过互动的观察者们那样具有感知力和洞见。根据波特的看法，土耳其的政府被人们极大地歪曲了：奥斯曼帝国“比一些基督教国家的政府更少专制”。他认为，孟德斯鸠的看法是夸张的和虚构的。波特宣称，“孟德斯鸠认为土耳其人没有任何民法方面的优势，包括私有财产权，还错误地认为苏丹侵吞了整个帝国的臣民的所有权利。”对波特而言，问题是一个君主是否受到法律或者契约的限制，如果没有这些，那么，一个政权就会被归入专制。对波特来说，专制主义就是，“在一个政府里，既没有法律又没有契约高于君主的权威；法律的设计或者执行依赖的是君主的独裁意志，而君主不受切实的神圣律令或者与人民的契约的束缚。”然而，在土耳其，就像波特所认为的那样，有迹象表明，既存在一套法律，也有苏丹与其人民之间的契约，“约束双方并封存于上天”。这些迹象使其将土耳其政府界定为“一种有限君主制”，其中，宗教精英（乌莱玛, Ulema）扮演了重要的“约束性”角色。波特把乌莱玛阶层视为：

 

“即使不高于但也等同于任何贵族阶层的一群人，有着令人艳羡的权利和特权，他们是君主和人民之间的沟通者……然而，他们是君主为所欲为的障碍和屏障；当君主超越了其权威之恰当界限时，乌莱玛就会提出抗拒的权利。”

 

伊顿对苏丹与乌莱玛之间的这样一种权力平衡持不同看法：对他而言，它就是“权术和阴谋之间的平衡，同时，双方都与专制主义完美地一致，是一种共有的缺点，无论是手段还是倾向，都有利于他们的共同体”。

 

波特认为，乌莱玛们对苏丹的平衡力并非是政府的原则，而毋宁说是，这个群体积极地介入了政治冲突和群众动乱，它是一种新的政治行为。在18世纪，人们可以看到，在奥斯曼社会的精英和他们的对立面之间，存在着一种日益升级的冲突。负责中央行政管理的官僚阶层的影响日益强大，这同时瓦解了宗教精英的权威，后者于是就转而去寻求那些心怀不满和日益贫困的较低级的军队和官僚阶层的支持。在这一时期，乌莱玛和新军（janissaries）时不时地共同反对首相和苏丹们的改革倾向。在波特的观察中，这个问题非常明显：

 

“因此，当人民遭到众所周知的侵害之时，人民的财产或者宗教阶层的财产，就不断地被侵犯；当君主欲血腥镇压，或者发动一场不成功的战争时，他们就诉诸于律法，宣布其为异端、暴君、不公之人，没有统治的能力，应该废黜和囚禁之，或者摧毁之。”

 

英国女作家蒙塔古（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e）是对18世纪土耳其最具洞察力和观察力的旅行者之一，她看到了类似的政治行为，但是，她用更为残忍的形式进行了描述。她承认，土耳其人不是通过“呼啸着的暴徒、愚蠢的小册子或者在小酒店里争论政治这些方式来反抗不公正，”“但是，当这里的一个大臣使人民不高兴的时候，在三个小时之内，他就会从其主人的怀抱中被拖走。他们砍下他的手、头和脚，并扔在皇宫大门前，这受到全体的尊敬；当苏丹（人们对他表示了一种无限的崇拜）在他的房间里坐着发抖的时候，他并没有保护或者报复他的心腹。这就是世界上最为绝对的被神佑助的君主的情况，他除了自我意志别无法律。”

 

这里就需要一个解释：这样一群被压迫的和充满奴性的人民如何反抗他们的无所不能的暴君？托特称这些事件为“被压迫者的专制主义”。当人们表达他们的痛苦和绝望时，“他们表现出的竟是他们的统治者的特征。”托特认为，在一个像土耳其人社会这样的专制社会中，所有的被压迫者都有成为压迫者的欲望，足够奇怪的是，而那就是使社会得以团结的东西。如孟德斯鸠所论，尽管恐惧对于专制主义的永久化是必要的，但是，对托特来说，压迫他人和成为暴君的欲望，在政治体制的维系中是更为重要的。

土耳其人的特征就是，在专制主义和奴性之间可以互相置换或者摇摆。18世纪的一个惯常认识，就是把土耳其人看作是在其统治者面前是消极的、怯懦的和充满奴性的。但对于那些地位比他们低的人，他们则是残暴的。亨特说：

“如下这样明显的例证经常出现，即，一方面是压制和巧取豪夺，另一方面则是屈服和胆怯，以至于人们会情不自禁地去鄙视这个民族的突出的性情。得势的时候就傲慢、残忍和专横；不得势的时候，就畏缩、低贱和犹疑，他们不同的表现，只是有助于人们去描绘一种虚弱和堕落的头脑的不同阴影罢了。”

以此，东方专制主义理论也暗示了一种权威主义人格理论的早期版本。

孟德斯鸠及其追随者们力图通过诉诸于恐惧或盲从来解释专制主义的持久性。强迫似乎是唯一一种能达致盲从的手段，尽管他们断言，气候、宗教和民族性格——即他们的无知和奴性——也在专制主义的维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合法性的问题，或者人民的赞同这个问题，并没有被纳入到他们考察的范畴。他们认为，专制主义是一种腐败的因此也是非法的政体。对有些人来讲，这或许是专制主义理论的主要缺陷。这样一种虚弱的政体何以持续数百年呢？

有一个希腊裔的奥斯曼人解决了这个问题。埃利亚斯·哈贝西（Elias Habesci）发现，土耳其政府并不只是依靠像人民的恐惧和软弱这样简单的预设。相反，政府能够在不危及自身体制之合法性的情况下维持其自己的利益。在穆斯塔法三世（Mustafa Ⅲ，1757-74）统治时期，哈贝西是大维齐的希腊裔秘书。对哈贝西而言，土耳其的统治者是离经叛道、深思熟虑和手段高明的。在其研究中，哈贝西考察了合法性资源这个问题，并指出了君主的独裁意志是如何在其中得以被正当化的。这是他力图论证孟德斯鸠论题的一个关键方面，即孟德斯鸠的专制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政权的品性（attribute），它还是全社会的一种品性。他指出，土耳其政府依靠的是一种奴隶制度，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奴隶的帝国”。

在这样一个奴隶的社会中，奥斯曼法律被设计出来，是支持苏丹的绝对权力，维系对人民的压制以及增加帝国的财富。换句话说，这些就是奥斯曼帝国的存在目的（raison d'etre）。确保苏丹之绝对权力的一个方式，就是要阻止他的军官们（亦即他的奴隶们）获得过大的影响力；这样，他们的职位就必须经常轮换。这一方面提供了一种经济上的收益，因为，新的军官们就不得不为苏丹提供相当可观的礼物；另一方面，它也满足了一个政治需求，即防止军官们受到那些与盲从和奴隶制相背的思想的影响。此外，根据专制主义的精神，国家的大臣们“为了自己的升迁，就只能压迫和劫掠他们所统治之下的人民”，以弥补他们为升职所付出的代价。反过来，它“通过时不时的巧取豪夺”使人民绝望，并摧毁人民的精神，以至于人民都习惯了“去毫无怨言地承受奴隶制的困厄”。然而，政治制度本无意于使人民太过于绝望，因为那可能是危险的。若帕夏们劫掠民众太多的话，就会产生民怨。那么，“他们就真的会毫不客气地被撤职、斩首，苏丹通过他充满公正的行动，立刻就会显示其对贫苦人民的爱，而国库中也就很快会堆满罪犯们被充公了的财富。”这样看来，显然不只是恐惧定义了专制主义的精神，因为，还有更为复杂和精妙的政策来确保其持久性。

因此，欧洲人有关东方专制主义的形象是完整和一致的。专制社会制造出的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在这之中，每一个奴隶都潜在地是另一个人的暴君。这就使得整个制度在内部腐败了，也使人民既有奴性又是暴虐的。显然，这样的社会是停滞的。奥斯曼政府对欧洲价值的贡献是很独特的：不光是东方政府在本质上是恶的，而且，它已经在实质上耗尽了欧洲人关于恶政的自我意象，以至于欧洲人再也不能去想象更为恶劣的东西了。

这一欧洲中心主义的图式是基于道德原则的推论，是来自像气候、宗教和民族性等非历史标准预设的逻辑分析。在这个意义上，18世纪的分析依靠的是一种抽象理念，而不是作为一种达致确定性之手段的经验。各种关于奥斯曼人的断言，都是通过基于已经被预先建立起来的原则的分析性判断和演绎性推理做出来的。实际上可以说，18世纪欧洲人理解奥斯曼帝国的各种图式都是特别理性主义的，因为东方专制主义这个陈词滥调一旦建立，似乎就以一种特定的力量被应用于土耳其人邪恶的政府身上。在这样的一个分析语境下，土耳其社会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已被提前预知了。孟德斯鸠在文明的各方面中安置了一个机关：在那套能够自圆其说以及适合的原则中，每一个符合其预设的事实，几乎都不需要经过任何经验和观察的验证。在这样一个程度上，事实才是有意义的，即它们彰显了抽象原则在逻辑上的有效性。这样一种理性主义的思路，也传递给欧洲人如下一种自我形象，即他们毫无争议地是文明的、进步的、自由和理性的。之所以是这个样子，其原因就在于，在欧洲人和土耳其人身份之间的区格，其基础是：夸张地强调土耳其人那些负面的和古怪的特性。对西方的观察家们来说，当这些特性在专制主义的语境中被想象和被具体化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通过对土耳其的这样一个描绘，专制主义建立了一个难以克服的架构，即它同时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形象——土耳其人是停滞和落后的，而欧洲的形象则是非常不同且是高级的。你还可以总结道：现代欧洲中心主义的普遍假设——即，西方与东方是截然分开的实体，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和社会-政治关联的不同方式，且前者高于后者——是与启蒙运动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假设一起诞生的。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18世纪的时候，关于自然现象的细致观察日益增多。然而，在对奥斯曼-土耳其社会的探讨中，似乎存在一个反向的潮流。尽管启蒙思想家们正在通过著书立说来反对源自无知、迷信和不宽容的偏见，但是，在理解和评价他者之文化的时候，他们表现出的是同样的偏见。换句话说，他们在反对那些被他们视为偏见的东西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偏见，就像是他们所攻击的那些偏见一样，都是武断的。16、17世纪的作者们的偏见，并没有深厚的基础，它们也不是僵化的，当经验和环境挑战那些偏见的时候，它还有意去作出改变。欧洲近代早期有关土耳其暴政的看法是复杂的和不确定的，从中反映出的就是前述的这种多样性。

谢选骏指出：土耳其是不是暴政？这可以讨论。但奥斯曼帝国属于“专制”，大概没有疑问。而我通过历史研究不难发现，似乎没有人比暴君更加热爱自由了——“自由就是我得到一切而你一無所有”，这就是他们的心声……尽管人们叫这种自由为“放纵”。正因如此，独裁的专制其实都无法持久。何况被人称为“专制”的那种制度，其实不能只是“暴君个人的随心所欲”。“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这不是一句议论，而是一个描述……秦二世杀光了秦始皇家族！即使诗人杜牧本人并没有理解及此。因为他又用一句不伦不类的话（“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把描述变成了议论。秦二世杀光了秦始皇家族——没有人比暴君更加热爱自由了，所以秦朝不能持久。

【88、读者热爱假书畅销犹如家书】

《AI生成书籍泛滥：谁在制造“假书”？》（南方周末 2023-10-22）报道：

亚马逊的自助出版系统允许任何人在亚马逊上自行出版和销售书籍，这给AI生成书籍的泛滥提供了漏洞。 

“谁在写我的传记？”

当罗里·塞兰-琼斯在亚马逊上发现一本自己的传记时，他奇怪地发出疑问。他翻阅了部分内容，书中显示他生活在一个学术家庭中，父亲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母亲是一名教师。这本书几乎可以与他自己写的回忆录相媲美，只不过上面的信息“完全是幻想”，他告诉《卫报》。

事实上，罗里的父亲是BBC的一位电视导演，母亲也在BBC工作。某一天，他在一个装着信件的鞋盒中发现了父母的感情故事，并由此揭开家族的历史真相，这些故事被记录在他真正的回忆录中。

至于那本有关他的传记，罗里从未听说过那位传记作者，不过，他很快发现，这本书是由AI生成的。

罗里的遭遇并非孤例。据多家外媒报道，AI生成的书籍正充斥在亚马逊上，这些书籍涉及范围广泛，从传记、食谱、科普书籍到旅游指南等，无所不有。其中，有些书中的某些错误信息甚至会威胁到生命。

纽约真菌学会（NYMS）便公开表示，亚马逊等电商平台上的许多AI生成的蘑菇觅食科普书籍存在诸多错误描述，这可能会误导大众吃到有毒蘑菇，“意味着生与死”。

“AI已经击垮亚马逊”

6月，作家凯特琳·林奇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指出在亚马逊青少年当代爱情电子书畅销排行榜的前100名中，只有19本是正常的书籍，其余都是AI生成的“废话”。

她还附上了一本书的截图，名字叫《等你爱我》，封面是一张黑白的海鸥照片。在此之前，在亚马逊的青少年当代爱情类别前100名畅销书排行榜中，这本书位于第90名。底下的两条一星评论也指出，它是一本由AI生成的书籍。

“AI已经击垮了亚马逊。”林奇在推文中这样写道。

据8月《纽约时报》报道，旅游指南也成为AI书籍泛滥的主要类别之一。3月，旅行者艾米·科尔斯基为即将到来的法国之旅在亚马逊上购买旅行指南。当她输入几个搜索关键词“旅行”“指南”“法国”后，一本排名靠前的《法国旅游指南》引起了她的注意。

根据作者页面显示，该书作者迈克·史蒂夫斯是一位“著名的旅行作家”。书籍的界面上有一百多个五星好评，该指南还承诺有行程安排和当地人的推荐。于是，艾米·科尔斯基下了单。

令她失望的是，收到书籍后，她发现里面的描述模糊、文字重复，并且缺乏行程安排，看起来像是从维基百科上复制粘贴的。她将这本书退回了。

《纽约时报》发现事情并不简单。他们无法找到该书所谓的“作者”之前发表的任何作品，甚至界面上“作者”的照片也显得奇怪，比如耳朵附近存在的异常元素、歪歪扭扭的衣服等，看起来是由AI生成的照片。

根据AI检测工具Originality.ai的结果，几乎可以肯定迈克·史蒂夫斯的书AI生成。此外，《纽约时报》发现，AI生成的书籍也开始渗透到烹饪、编程、医学、园艺等许多类别中。

而在许多媒体的报道中，AI生成的书籍不仅给读者带来误导信息，也给真人作者造成了极大的困扰。8月，作家简·弗里德曼在自己的博客上称，有一些“垃圾书”被上传到亚马逊上，作者一栏赫然写着她的名字，但她并没有写过这些书，它们极大可能是AI生成的。

从2009年开始，她一直在写博客，很多内容都是公开的，可以用于AI的模型训练。因此，当她读到这些“假书”的第一页时，就像在阅读自己生成的ChatGPT回复一样。更让她觉得雪上加霜的是，这些“假书”被添加到她的Goodreads个人资料中，这很容易引起误导。

她在社交平台上抱怨这件事情之后，一些作者回应称，他们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人们一直告诉我他们买了我的新书，上面有我的名字，但我从未写过。”一位作者说。还有的作者仅仅一周就举报了29本类似情况的书籍。

“可怕的是，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有名声、有地位、有需求的人身上，有人看到了从中获利的途径。”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简·弗里德曼说道。

“实际上是在允许‘垃圾书’的存在”

在罗里发现有关他的传记是AI生成的内容后，亚马逊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上面推荐说，“你可能会喜欢这本书”。这让罗里感到生气，亚马逊的算法竟认为这是一本他想要的书。

“他们实际上是在允许‘垃圾书’的存在，还把它推荐给最讨厌它的人。”罗里告诉《卫报》。尽管亚马逊之后删除了这本书，但还是有很多作品通过了旨在剔除低质量图书的过滤系统。

实际上，许多AI生成的书籍出现在亚马逊平台上，跟它本身的自助出版系统KDP（Kindle Direct Publishing）被滥用有很大关系。2007年，亚马逊创建KDP，允许任何人在亚马逊上自行出版和销售书籍。目前，它可以提供超过45种语言选择。

在亚马逊KDP平台，作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助出版电子书或纸质书，完成自助出版书籍的上传流程后，亚马逊大约72小时内就能通过审核并进行销售。在此平台上自助出版书籍是免费的，不过，如果出版纸质书，印刷成本会从每本书销售所得的版税中扣除。一般来说，作者可获得的纸质书版税最高为60%，电子书的版税为35%或70%。

另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YouTube、TikTok等平台上，许多利用AI生成书籍的教程也纷纷出现，其主题范围广泛，不少用户可以从中快速掌握AI生成书籍的方法，再加上亚马逊自助出版功能的便利与收益，滥用此功能进行AI书籍出版和销售的行为也很难避免。

在接到许多作者的投诉后，9月，亚马逊在其KDP的社区页面上引入了新的规则和指南。新规要求作者在发布作品时，回答系统关于作品是否为人工智能生成的提问。在其内容指南部分，亚马逊也增加了有关AI的内容，包括对“人工智能生成”和“人工智能辅助”的定义。

据《卫报》报道，出于对人工智能的担忧，亚马逊推出限制自助出版者每日最多发布3本书的新规。

但即使新规已经发布，有些影响却已造成。简·弗里德曼的相关事件发酵后，那些假冒她之名的书籍从亚马逊和她的Goodreads个人资料中被删去。但这一过程并不顺利，亚马逊一开始拒绝停止出售那些书籍。简·弗里德曼认为，最终是由于她在写作和出版界的知名度和声誉才促使亚马逊撤下那些书。

“现在亚马逊上发布的人工智能内容泛滥成灾，有时还以误导或欺诈的方式归属于作者，怎么能理所当然地指望在职作者在余生中每周都花时间来监管这些内容呢？”她发出质问。

而即使那些书不再出现在她的亚马逊或Goodreads页面上，它们的影响仍然存在。简·弗里德曼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不幸的是，即使你把这些疯狂的书从你的官方资料中删除了，它们仍然会和你的名字在一起……而你对此却无能为力。”

谢选骏指出：AI生成书籍泛滥，说明其销路不错，何以至此？因为读者热爱假书畅销。何以至此？因为假书能够迎合读者口味，因而特别容易畅销。何以至此？因为读者自己就生活在虚假的生活中，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因而特别需要假书来维持自己的幻想定位——所以他她们热爱假书畅销犹如自己的家书了。“书是写给别人看的”——学界的瘪三如此嗫嚅。

【89、废垃大众酷爱他人的悲剧】

《杭州保姆纵火案反转？林生斌被指利用死人榨取1.2亿》（多维 2021-07-04）报道：

时隔多年，曾经震惊一时的中国“杭州保姆纵火案”再成为外界关注焦点。“受害人”林生斌再次引发了公众的关注。

6月30日晚23时左右，林生斌发微博爆料称自己喜得一女（暗示自己早已结婚）。该消息使得网友对其一贯的“深情”“悲惨”人设产生质疑，指责他一直在“消费”网友。

2017年6月22日凌晨5时左右，在浙江杭州蓝色钱江小区2幢1单元1802室发生纵火案，该事件造成4人死亡（一位母亲和三个未成年孩子）。

2017年7月1日，根据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决定，杭州市公安局对涉嫌放火罪、盗窃罪的犯罪嫌疑人莫焕晶依法执行逮捕。2017年8月21日，杭州市检察院依法对被告人莫焕晶提起公诉。2018年2月9日，案件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莫焕晶被判死刑。2018年9月21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莫焕晶被执行死刑。2019年3月，"蓝色钱江保姆纵火案"等恶性案件写入最高法报告。

事发后，林生斌是以“受害人”的形象博得公众的同情，后来继续营造“深情”人设，因为妻儿离世痛苦不堪，相继出家、把妻儿纹到后背上。“爱妻好男人”形象被网友追捧为真心男人的典范。

不过，现今事件出现反转。

在林生斌发布“结婚生女”的消息后，网友纷纷按照他女儿出生日期往前推算，质疑其一边在微博深情款款地怀念发妻，一边另寻新欢、积极备孕。

有网友评论称：白天是老婆孩子在天堂，晚上是新婚妻子在新床。现在看来，什么皈依佛门，可别侮辱佛门了；什么纹身作秀，可别恶心网友了……

更激怒网友的是，时至今日，林生斌还在各大公共平台，用“极致动人、煽情的语调，悼念亡妻和孩子”。所经营的店铺，也是利用亡故妻儿的名字。

当他直播带货时，神情是端肃的，落寞的，仿佛一直不快乐。这种表情与悲剧感，直接击中我们的软肋。

许多人成群结伴去看望他，出于朴素的同情，有的粉丝几十套几十套地疯狂购买，他的店铺里一直销量惊人。

7月1日下午，林生斌亡妻朱小贞的哥哥发文给了林生斌又一实锤，指责他忘恩负义，并透露其独吞赔偿款，还要和亡妻的父母对簿公堂。

据绿城前员工爆料，在事发后第一个星期，林生斌就去找了营销公司和公关公司去营造舆论。在妻儿刚离世几天、尸骨未寒的时候，就已经找公关公司打起了赔偿金的主意。

随后，林生斌利用制造的社会舆论，通过媒体、司法等多个途径，控告了绿城、消防在内的近十个事业单位。并将已故的妻儿停放在小区迟迟不肯下葬，物业顶不住舆论的压力，给了他一笔巨额赔偿金（据网上爆料是1.2亿元人民币）。

当时，网上流传出“一个孩子一个亿，三个大V一台戏”的顺口溜，暗指林生斌操纵舆论索要天价赔偿款。

舆论翻车，有网友爆料称，林生斌是凤凰男上位，婚内出轨，事发当天在“小三”（第三者）家。

当初，林生斌，老家在福建，没读过大学，是一家理发店的学徒。

朱小贞的父母认为，这个男人连一个像样的婚礼都给不起，竭力反对，朱小贞却不顾众人的反对，体谅林生斌的不易；甘愿委屈自己和他裸婚，甚至连张像样的婚纱照都没有拍过。

婚后，朱小贞为林生斌生了3个孩子，为了照顾孩子才将自己的服装店交给他打理。

2017年6月22日事发当天，称自己在广州出差的林生斌，随着案件的推进被爆出，当天是在小三家里。

更有网友爆出，2018年1月在南京偶遇林生斌，并被拍到与女友牵手逛街。

公众到底在愤怒什么？有人说：火又不是他放的，一个从悲痛中走出来的人，又结婚生子重新生活了，不是该祝福吗？为什么要把人骂这么惨呢？

但也有网友表示，让网友如此愤怒的不是他再婚生女，而是觉得这个人太可怕了，他一边美人在怀，一边惨兮兮兜售亡妻亡子赚取钱财。

大家愤怒的是他毫无底线、欺骗公众、侮辱公众的智商、利用公众的同情，愤怒的是他毫无感恩之心、私吞1.2亿元人民币的赔偿金。

这几年，林生斌确实不断通过个人社交平台直播卖货，并且销售额不菲。

第三方电商直播数据平台飞瓜数据显示，林生斌抖音号粉丝260.8万，在过去30天内，直播带货4场，销售额达到432.3万元人民币，平均每场销售额108.1万元人民币。与此同时，林生斌旗下的另一童装品牌账号“潼臻一生”，在过去30天的直播销售额也达到89.8万元人民币。

从粉丝结构来看，林生斌的粉丝接近88%以上都是女性。

在业内，林生斌还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主播，还曾加入明星胡海泉创办的MCN公司——聚匠星辰。

第三方电商数据平台小葫芦数据显示，2020年10月前后，林生斌在聚匠星辰每场直播的销售额都在500万元人民币以上。比如，2020年11月7日，林生斌罗莱家纺专场直播，销售额就为579.5万元人民币。

7月2日，有网友报料，“潼臻一生”品牌网络店铺连夜下架所有商品，引发网友多种猜测。

据了解，“潼臻一生”是林生斌和逝去的妻子共同打拼创建的服装品牌，里面融合了家人的名字，也表达了一家人对天下儿童快乐成长和家庭幸福美满的衷心期许。林生斌曾公开表示，“潼臻一生”不再只是一个品牌、一件衣服，而是他的孩子和全部念想。2019年10月16日，林生斌所开童装网店正式上线，网店名字叫“潼臻一生”。

对于“潼臻一生”品牌网络店铺宝贝下架，网友评价不一。

天眼查显示，林生斌为该品牌关联的杭州可楼服饰设计有限公司最终受益人，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8月7日。纵火案发后，可楼服饰公司在2018年产生过清算信息。2019年8月27日，林生斌以法定代表人身份成立杭州乐活几何品牌管理有限公司。2021年5月18日，杭州余杭林生斌服饰商行正式成立……

网民哀嚎：

Rainbow117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8:13:33

赔1.2亿不算多。但如果妻子的遗产或补偿没有给岳父母一部分，那就太差劲了，我会质疑其人品。还有四岁私生子以及1岁半的女儿，按时间算他是很快就变心，甚至婚姻期都有可能有外遇，这的确与他每天一副深度忧郁怀念前妻的状态不符。

罪己罪人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8:03:12

我也在别的直播间上过当,

只能怪自己太草率,

有愚民, 就有骗子的市场,

君不见, 从前, 满大街卖艺, 玩弄小把式的艺人, 今天走进堂而煌之的直播减, 号称高科技带货, 那些主播真还没有从前的艺人有本事, 却在这个时代成了人生赢家.

哎,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酒酿圆子羹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7:44:00

人们很容易去谴责一个所谓道德败坏的人，但其实人的天性就是道德败坏，说到底人的出生本身就是道德败坏的产物，否则为什么偷吃禁果的惩罚最终就是怀孕产子呢，既然我们是道德败坏的产物，我们带了原罪降生，我们自然是生于道德败坏长于道德败坏一有机会也必定会行事道德败坏的手段，我是如此你也必定如此，谴责来谴责去都是一种道德败坏的内卷而已，根据墨菲法则，人的潜意识是抗拒真实，道德败坏是真实所以我们都非常抗拒道德败坏，但我们很难抗拒自己，所以都去抗拒他人的道德败坏了

万绿丛中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7:42:09

太可怕了，，，。

tianrui16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7:20:56

再婚生子不是个事， 林的问题是欺骗误导民众，通过卖惨骗取同情心卖货赚钱。就和编造身世骗取慈善捐款一个性质，朱小贞的哥哥又爆出， 林还有个4岁的儿子，这个女儿不是刚出生， 已经1岁2个月了。

圆老扁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7:36:16

高低杠人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5:32:00

楼下 Leah_lee， 太喜欢你了. 思路清晰三观也正。

同意！Leah说得直接。水滴酬里也是这样，捐款人捐个十块八块的然后把受助人扒光衣服示众的不计其数。站在道德高地演绎着道德的沦丧...

四月春风似剪刀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7:31:14

一个大男人整天把亡妻及死去的子女放网上，高调悼念透着诡异，直播带货竟然成为网红，不过是傻傻的网友泛滥的同情心成全了他。但这不应该成为被践踏指责的理由，这是最基本的人性信任。被诈骗电话骗去财产，被骗人也有权维权愤怒，也没有被强迫，不应被嘲笑弱智好骗，而放任骗子大行其道。

为人父母者倾尽所有培养的子女，如果有一天子女用命换来赔偿金被配偶全部拿去，养了新欢，还在高调的消耗亡妻/夫，是何感受？林接受的是道德审判，良心和底线还有没有的问题。

5mslj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7:16:00

失去了自己的三个孩子，人生多大的痛苦，还要怀疑他什么？一群阴暗的人。

北京秋天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7:10:51

他之前的律师已经说明，赔偿金没有那么多，且法院已经分给了三名原告。网络时代，做人还是低调些好，林生斌的问题就在于他持续的将自己展示给公众。

stillsingle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6:55:49

剧情再反转一下。搞不好他就是策划者，保姆是实施者。至于保姆为啥会实施和顶罪，大家脑补。

四月春风似剪刀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6:55:02

谁作为原告不重要，况且林不把岳父母加入原告本就有私心，赔偿款作为遗产本来就该给配偶及父母，况且还有房产和不动产都要作为遗产划分，天经地义。

Leah_lee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6:44:50

zhichi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5:30:39

女方父母也有权利要求赔偿。那是他们的女儿和孙辈啊！而且他们再也没有可以安慰的人。

=========是的。女方父母可以作为独立原告要求赔偿而不是要求林把作为原告获得的赔偿分给他们。分给他们是道义和感情上的，不是法律上的。网友们显然把二者搞混了。我认为在林的起诉书中获赔方没有包括前岳父母，所以他才说如果想要钱再到公堂。他和岳父母本就不和，不会给钱的，这是常情。林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也不会因为舆论的反转就变成了一个道德败坏的人。舆论是什么，大家不明白吗？它若要把鹿说成马，你都不可能相信它不是马。面对舆论，自己还是要有些定力不被牵着走，也要学会从字缝里读出字来，方可去伪求真。捐钱的事儿还是悠着点儿，不要把此时捐款的圣母之心变成彼时讨伐被捐助人的口舌之快，这样对被捐助者和你自己都不公平。

Gooddevil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6:26:00

出来混迟早要还

深不可测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6:21:10

空城之主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2:37:41

如果没有扶正的希望，丫鬟断无动机去烧死正房。放火-救火-失控只是莫焕晶编造的辩解，她根本没救人。而她的高工资正是林生斌给予的暧昧关系补偿。没想到莫并不满意。

分析得有道理

63戒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5:41:00

这个案子已经好几年了， 很奇怪怎么没有人问问政府，网络赌博到底有没有禁止，为什么网上说个话都能被秒删，网络赌博就是不禁，前不久也有一个女护士因为网络赌博把医生给杀了，大家讨论的也是护士多么漂亮， 杀人过程多么血腥， 对最大的网络赌博问题，没什么人质疑政府为什么不管。

高低杠人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5:32:00

楼下 Leah_lee， 太喜欢你了. 思路清晰三观也正。

zhichi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5:30:39

女方父母也有权利要求赔偿。那是他们的女儿和孙辈啊！而且他们再也没有可以安慰的人。

世事沧桑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5:14:01

剪头发的底层混混很会勾引女顾客，平时也很注意和各类女顾客富婆们搞好关系，这在浙江是常态。

noborders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5:06:05

文章说，事发当日林生斌在小三家里。

空城之主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5:01:46

“wolaishuo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3:00:07空城之主口味重的，看到保姆那样还能有这种幻想。”行，那你是正人君子。

wolaishuo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3:00:07

空城之主口味重的，看到保姆那样还能有这种幻想。

wolaishuo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2:58:18

绿城前员工好敬业啊，中国2021最佳前员工， 我真的被感动了呵呵。

空城之主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2:37:41

如果没有扶正的希望，丫鬟断无动机去烧死正房。放火-救火-失控只是莫焕晶编造的辩解，她根本没救人。而她的高工资正是林生斌给予的暧昧关系补偿。没想到莫并不满意。

江湖行走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2:20:08

要觉得被欺骗感情了，那所有电视剧，电影都在欺骗你。

江湖行走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2:17:25

没偷没抢没违反法律。赔偿金又不是共同财产。

Leah_lee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2:05:24

linda1999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1:54:15网友也没有那么坏。他们主要是因为林一直明示暗示地告诉大家他走不出来丧妻失去子这个巨大的悲剧，消费大家的同情心立人设，卖衣服，这次风波我觉得网友是觉得他在已经结婚生子了还在利用自己死去的老婆孩子立人设赚钱，吃人血馒头，吃相太可怕。他当然应该有新的生活，人总是要往前走的。

——————

网友怎么判断他是在利用大家的同情心，而不是真的悲痛。都是猜的或者又是跟着舆论的引导吧。舆论可以为他争取到巨额赔偿，也可以把他描绘成十恶不赦的恶人。所以舆论是什么，大家还不清楚吗？网友们买他的东西都是自愿的，他有没有逼你们买吧。都去买他的东西不就是想让他过好吗？怎么看他日子过好了，又嫉妒了后悔了，开始大骂。网友疯了吗？他没有消费大家的同情心，是大家争先恐后送去的好不好。

linda1999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1:59:02

对，结婚生孩子都没有问题，主要是道德品行有瑕疵。

Leah_lee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1:56:35

赔偿金是不是给岳父母要看当时官司里是怎么写的，如果诉状里没包括，那么不给从法律上没问题，但道义上和感情上有瑕疵。

linda1999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1:54:15

网友也没有那么坏。他们主要是因为林一直明示暗示地告诉大家他走不出来丧妻失去子这个巨大的悲剧，消费大家的同情心立人设，卖衣服，这次风波我觉得网友是觉得他在已经结婚生子了还在利用自己死去的老婆孩子立人设赚钱，吃人血馒头，吃相太可怕。他当然应该有新的生活，人总是要往前走的。

Leah_lee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1:53:02

pandali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1:46:3

打个问号。。开始还是括号里的（据传1.2亿），接下来就是事实了？

网友爆出街头照。。哇这捕风捉影的，光天化日之下，都不能和异性街头走路了？

前员工爆料，都前了，公司和你有关系？

隐隐感觉绿城雇人泼脏水

——————

如果物业有错赔偿是应该的，不存在讹诈的问题，更不是榨取，瞧作者酸的。你靠写文章是挣不了1.2亿的，别酸了。人家是丧失了三个孩子和相爱妻子才得到的赔偿。嫉妒的话，自己也走一遭？

pandali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1:46:30

打个问号。。开始还是括号里的（据传1.2亿），接下来就是事实了？网友爆出街头照。。哇这捕风捉影的，光天化日之下，都不能和异性街头走路了？前员工爆料，都前了，公司和你有关系？隐隐感觉绿城雇人泼脏水。

难为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1:46:04

赔偿金有一半应该赔给朱家，林生斌亡妻儿尸骨未寒，他即另结新欢，还利用公众同情心营销。最寒心最受伤的是小贞父母，痛失爱女。

busboy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1:45:11

如果最近这些爆料属实，那他余生悲催是应该的。

——————

美好的变化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1:23:00

发表这些恶意评论的人难道不应该感到羞愧吗？你们是愿望他余生悲催，还是今生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努力生活向前看才是他对前妻与女儿最善意的行为！

Leah_lee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1:41:01

中国人见不得别人好，别人越惨他们越兴奋。原来本想从道义上同情他，后来发现他在物质上得了那么多好处又嫉妒生恨了。 既然知道他获赔了，为什么还要在金钱上支援他？过去支援了现在又骂，是骂他还是骂自己蠢

bearus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1:39:00

看他的样子就知道是表演，人的悲伤是给自己的，真的悲切的人，对别人都是微笑，然后说，我很好你们不要担心啊

有门部关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1:24:20

网友们暴怒是因为花了这么久才发现自己的愚蠢。

美好的变化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1:24:00

他的生意好制造了就业机会，为国家纳税，为自己和家人改善生活，只能说见不得别人好才是那些恶意评价别人的本意

SPASS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1:23:08

“相继出家”——-谁和谁相继出家？？

“林生斌的粉丝接近88%以上都是女性”——-到底是“接近”还是“以上”？

美好的变化 发表评论于 2021-07-04 01:23:00

发表这些恶意评论的人难道不应该感到羞愧吗？你们是愿望他余生悲催，还是今生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努力生活向前看才是他对前妻与女儿最善意的行为！

谢选骏指出：废垃大众虽然在银幕上喜欢闹剧，但在现实中却酷爱他人的悲剧。林生斌确实不是个东西，对其妻子儿女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既然如此，废垃大众以前为何“同情”他？因为废垃大众酷爱他人的悲剧！现在，眼见得这个现实中的悲剧已经遭到揭露，接近银幕上的闹剧了，所以废垃大众就愤怒了！因为“酷爱他人悲剧”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了。如果要看闹剧，还不如去到电视机前，因为那些影视比较便宜！

【90、量子纠缠绞死了爱因斯坦】

《证明爱因斯坦错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量子纠缠》（2022-10-04 量子位）报道：

刚刚，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

今年的物理学奖颁向量子纠缠的三位科学家，他们分别是阿兰·阿斯佩Alain Aspect，约翰·克劳泽John F. Clauser以及安东·塞林格Anton Zeilinger，以表彰他们用纠缠光子进行实验，证明了贝尔不等式不成立，并以此开创量子信息科学。

换言之，他们成功证明了爱因斯坦是错的。

官方评价中提到，他们的实验为当下量子技术革命奠定了基础，真正推动量子信息从理论走向了应用。

这其中最关键的贡献就是用量子纠缠实验，证明了贝尔不等式不成立。

量子纠缠，就是在两个分隔的粒子或者多个粒子，在彼此相互作用时，由于各个粒子所拥有的特性已综合成为整体性质，无法单独描述各个粒子的性质。

最早在1935年，就有人发现了这一现象，其中就包括爱因斯坦。薛定谔也发表了几篇相关论文，还定下了量子纠缠这一术语。

但这种行为被爱因斯坦抨击为违背定域实在论，并讥讽量子纠缠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spooky action at a distance）还曾说：“我相信上帝不掷骰子。”他表示，量子力学的标准表述不具完备性。

上世纪60年代，贝尔提出论文表明，对于爱因斯坦的定域实在论本身存在矛盾，相反量子力学得到的关联结果要强很多。与此同时，还提出了贝尔不等式，将这种差别定性。

在经典力学中，这个不等式成立，而在量子力学中这个等式就不成立。它可以应用于任何由两个相互纠缠的粒子所组成的量子系统。最常见的范例是纠缠于自旋或偏振的粒子系统。

从那之后，物理学家们做了很多检试贝尔不等式的实验。这其中，约翰克劳泽与他的同事在1972年率先完成了这一实验，他通过将激光照射在特殊晶体上来创建纠缠的光子对，并使用随机数在测量设置之间切换。

不过这个实验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在产生和捕获粒子方面效率低下，测量也是预设的。其他研究者也质疑实验结果是否存在一定的漏洞。

但十年之后，也就是1982年，当时在读博士的阿兰阿斯佩成功弥补了这一局限性，博士论文就是以这一实验为题目，他检测到了更多的光子以及测量结果也很好，最终得到的实验结果符合量子力学的预测。

换言之明确证明，量子力学是正确的，并没有像爱因斯坦所说有隐藏的变量。

如果说，前两位科学家是证明了量子力学的理论性，那么安东·塞林格则是真正将量子力学从理论推向应用，发现纠缠的量子态具有存储、传输和处理信息的潜力。

1997年塞林格及其同事首次发现，如果纠缠对中的粒子以相反的方向行进并且其中一个粒子以这样的方式遇到第三个粒子，它们就会发生纠缠，就会发生有趣的事情，即进入到一个新的共享状态，第三个粒子会失去它的身份。

这种将未知量子态从一个粒子转移到另一个粒子的方式称为量子隐形传态。

其实这三位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前，就曾一起获得过沃尔夫物理学奖（2010年）——被认为是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外，物理学界最重要的奖项之一。

还是按照惯例，盘点一下这三位大佬的过往成绩。

阿兰·阿斯佩（Alain Aspect）是法国物理学家，因研究“量子纠缠”而闻名。

除了研究贝尔不等式之外，Aspect还研究中性原子的激光冷却，主要参与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相关实验。

目前Aspect是法国科学院和技术学院的成员，也是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教授。

继2010年获得沃尔夫物理学奖之后，2013年获得尼尔斯·玻尔国际金奖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尼尔·玻尔奖，同年还被还被授予量子信息处理和通信的巴尔赞奖。

值得一提的是，在Aspect的过往研究履历中，有着诸多的第一：

第一个在实验证明中排除测量站之间的亚光速通信，证明量子力学使可分离隐变量理论无效；

第一个通过实验证明单光子的波粒二象性；

第一个比较了相同条件下费米子和玻色子的汉伯里布朗-特维斯相关性；

第一个证明了超冷原子系统中的安德森局域化。

约翰·克劳瑟 （John Clauser）是美国理论和实验物理学家，1964年，他获得了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学士学位，1969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

1969年至1996年，他主要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劳伦斯利福摩尔国家实验室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

克劳瑟最广为人知的事项就是对量子力学基础的贡献，他的CHSH预测和弗里德曼-克劳泽实验被认为量子力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目前已经成为标准物理课程（本科）的一部分。

在外界看来，他的理论之于量子力学，就相当于迈克尔逊-莫雷实验之于狭义相对论。

安东·塞林格 （Anton Zeilinger）是奥地利量子论物理学家。目前是维也纳大学物理学教授，曾任教于因斯布鲁克大学，此外，他还是奥地利科学院量子光学与量子信息研究所维也纳分所主席。

谢选骏指出：奖金永远迟到，而且经常缺席——姗姗来迟的诺贝尔奖不得不承认量子纠缠绞死了爱因斯坦这个糯酱（诺奖）的曾经获得者。“我们现在所有的物理学理论，都以光速不可超越为基础。而据测定，量子纠缠的传导速度，至少4倍于光速。”——就这样，量子纠缠绞死了早已陈腐的偶像爱因斯坦。

【91、林昭死于错爱】

《柳萌：从林昭悲剧看中共这个嗜血集团的劣迹》（2006年4月30日北京）报道：

1968年，“十年浩劫”的巅峰年，“清理阶级队伍”席卷神州，血色恐怖笼罩大地。其时我虽曾叩开过地府之门竟被阎王老儿赶了回来，然而和我同时考入北京大学的苏州同乡彭令昭即林昭，却遭摧折魂归了离恨天，是日4月29。

已经三十多年了，这位烈女子的事迹和精神尚被有司淡化和忘却着。林昭的苦难始自右派帽子。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的校史陈列室内仍只字未提反右，倘没掀起过反右运动，林昭怎会被戴帽──监督劳动──坐牢──遭枪决！在百年校庆时出版的编年史式的《北京大学纪事》中，说反右只进行到1958年1月，共抓了699个右派。都过去四十年了还要少报右派人数、压低右派比例。且不说到该年1月是否已远越过了700大关， 1月底以后北大可仍毫不停步地在划着右派，我和周围一些同学就是在那以后被戴的帽，虽然1958年1月即将被贬的校党委书记奉命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代表党承诺过“反右到此结束，今后一个不抓”。长袖善舞的“阳谋”家们一向出尔反尔。他们更不敢提及，那场暴戾的反右，直接和间接杀死了多少北大人。第一个贴出〈胡风绝不是反革命〉大字报的刘奇弟，和林昭同年级的物理系学生，戴帽后在1961年遭吊打冻饿而瘐毙狱中，是较早的遇害者之一吧。林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北大学子的代表，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北大人的骄傲。即使1957年以后，即使在“文革”期间，魑魅魍魉横行时林昭也没有不说话。钳制住知识份子的嘴巴，首先是青年学生的嘴巴，中国就只剩下万岁声了。嘴巴堵不住就处以弃市！ 

在长达八年的牢狱生活中，林昭进行了十分惨烈的抗争，用她那柔弱之躯猛烈地撞击着牢笼的黑暗，正义和邪恶间斗争的剧烈程度远非外人所能想像。仅举一例：林昭曾被二副手铐交叉背铐达半年之久！“从未为我减轻些，譬如暂时除去一副。天哪，天哪，这是真正的地狱，人间何世？”狱警叫嚣“我不制服你这黄毛丫头我们就不相信！”林昭在狱中“备遭摧折，屡被非刑；百般惨毒，濒绝者数！”但她的斗志却更形高昂。除了残留的林昭日记、信函外，感谢林昭的胞妹彭令范女士、同学张元勋先生，录下了林昭狱中抗争的点滴，使世人得窥一斑，或可推知全豹吧。诚如1978年5月4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撰写的社论所说：“他们采取了野蛮的蒙昧主义和暴力镇压手段来践踏科学与民主。……他们完全是一群野兽，把封建法西斯制度中的一切最黑暗最野蛮的暴力镇压手段，全部拿来对待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精华。”

林昭入狱前的书信和写作，以及在狱中墨写和血写的文字，尤其是用鲜血和发卡主要书写在撕开的白被单条上的数十万字的上书、进言、声明、论述、诗歌、散文等文稿，包括一百多篇的〈牢狱之花〉、〈提篮桥的黎明〉、〈思想日记〉等等，无不高歌着还我人权、还我自由。林昭以血作墨，手臂上满布了取血的切口，以记录下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斗争，付诸后人，为我民族。她的最后文稿是：〈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坐穿牢底血写数十万抗争文字，古今中外是否绝无仅有？如果那些文稿还存留于世，相当部分也仍被锁在了有关部门的铁柜之中。据说林昭的专案材料有一房间，其中的四大箱甚至讲要绝密封存五十年。现在人们虽只看到些残缺不全的劫后余物，那个“大写的人”也已巍然站立于前。激扬文字搏击专制，“不自由，毋宁死”的浩然正气诚力透纸背，高山仰止令人肃然起敬。

反右前林昭就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大校内刊物等处发表过不少诗作。在狱中她更书写了很多今体、古体的悲愤诗和明志诗，例如：“啊，大地／祖国的大地，／你的苦难，可有尽期？／在无声的夜里，／我听见你沉重的叹息。／你为什么这样衰弱，／为什么这样缺乏生机？／为什么你血泪成河？／为什么你常遭乱离？／难道说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竟永远不能在你上面升起？”对这些问题她回答和感叹道：“狐鼠纵横山岳老，脂膏滴沥稻粱贫。”、“劫里芳华不成春，秋风秋雨愁煞人！”、“忧乐苍生夙愿真，壮怀激烈照天陈。／吞毡谁复思侯汉，蹈海我终不帝秦。”、“祗应社稷公黎庶，哪许山河私帝王？／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林昭进一步高义明志“愁不能辍，愤不忍说／节不允改，志不可夺／书愤沥血，明志绝粒／此身似絮，此心似铁／自由无价，年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这些诗句虽不是引自林昭妹妹的文章，但它们是切合林昭的思想轨迹的：“枉言正道是沧桑”、“蹈海我终不帝秦”！自己虽已命如游丝却仍心宇浩茫思祖国悲人民，那气吞山河的爱国主义之激情，那摄魂夺魄的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之誓语，诗中的“帝王”能不害怕？人言燕赵多慷慨之士，弱女子林昭却以她的吴侬软语唱出了黄锺大吕。且听她另一首用血写的诗作“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揩吧！擦吧！洗吧！／这是血呢！／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以血明志，热爱祖国，忧怀苍生，悲愤交加呼天抢地，这境界当已高过关汉卿的“枉作天，难为地”之责问了吧。在万马齐喑的可悲时期发出如此铿锵之声的能有几人，真个是我以我血荐轩辕，为我中华文明！若把林昭比窦娥，义冲云霄的浩然之气岂窦娥血溅白绫之冤气可以比拟。

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当年和林昭同在中文系新闻专业，但低了二级）在评论他的充满理想主义的学姊时，称颂她是受难的殉道的圣女。确是，在林昭的血书中一方面沸腾着青春热血的激情反抗，同时也沉积了深邃透彻的理性思考。例如，林昭提出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整的自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林昭设问“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的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定要诉诸流血呢？”她的回答是“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不能以权力去建立”。于是，我们在顾准之外看到了另一位先驱者，戴着右派帽子的顾准比林昭晚6年被迫害致死。先驱者在身受空前的暴力摧残之时，却反对以暴易暴。为了全民族能获得完整的自由，林昭把自己的血献在了祭坛上，但是她不希望别人再流血。这具有何等崇高的人格力量和伟大的思想价值呵。或者用林昭自己的说法，“这是有一点宗教气质──怀抱一点基督精神”的，她把自己称作“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

我们这个国家昨天今天明天直至长远，需要壮士烈女，需要刺杀吴王僚的勇士专诸，需要起兵苏州带走八千子弟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需要击鼓抗金的梁红玉，需要抗击权奸“九千岁”的“五人墓”中的义士，需要奔走呼号反抗清王朝的顾炎武，更需要“大陆青春代自由战士”（林昭自称）的林昭。因为“以死抗争有时反能产生震撼灵魂的效果”（巴金语）。林昭清楚她面对的是残暴的镇压机器，她曾向探监的母亲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我一定会死在他们手中！”但她“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万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会被击碎的！”是的，顽石是能够被击碎的，君不见朱元璋、在苏州称王的张士诚、还有李自成、洪秀全，这些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顽石，不是或子孙或本人就轰然倒塌了么，因为他们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若尽是胆小谨慎明哲保身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倘遍布歌功颂德趋炎附势寡廉鲜耻吮痈舐痔沐猴而冠的奸佞小人，这个民族早就趴下了。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学校园里出现了全国第一批帮助党“除三害”的大字报，其中沈泽宜和张元勋合作的政治诗〈是时候了〉吹响了“五一九运动”的号角。在这之前，林昭是个热爱共产党的用功学生。她不像谭天荣、刘奇弟、张元勋那样尖锐，林昭和我们这些后划的右派分子都有一个认识过程，这也是个“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过程。开始时我们接触到那些从未听到过从未看到过的话语，震撼得灵魂出窍，阳光下竟还存在着如许阴影和丑恶，叫人不得不去思考。不过对刘奇弟的扬白幡以招魂等过激形式，当时我实难接受、甚为反感。很快地，周围一些朝夕相处的同学受到了相当粗暴的很不讲理的批斗，他们被说成了别有用心，这叫我们难以接受，就像林昭所说“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还没容我等缓过气来，那些同学就被说成了敌人，敌人可不是闹着玩的，怎不叫人发急，林昭的日记上出现了“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我们的日记上记的都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不像《雷锋日记》那样是写给别人看的。即使那些同学说错了话，年青人犯错误上帝也原谅的，为什么我们伟大的党对“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如此往死里整，世界之大就容他们不得？

在我们自己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前，我们的主要“问题”是为被划者争发言权，不赞成那种蛮横的、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的围攻群斗。毛主席不是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吗，不是讲毒草只有让它放出来才能锄除之以肥田、既教育本人又教育大家吗，为什么不让人家讲话？不是讲他老人家也有几个右派朋友吗，怎么我们一接触右派同学就是立场问题？《人民日报》6月10日社论〈工人说话了〉，工人当然可以说话，但我们学生也可以说话呀，而且老实讲一般工人说不出那样的话来，显由他人捉刀……。这些话很快就没法公开说了，只能写在日记上，或私下里发发牢骚。它们是否被告密，不得而知，反正整个反右运动是黑幕操作。

于是，我们就像林昭的要好同学张玲所言“不识水性却胆敢弄潮，立即陷于没顶”。此时，林昭给妹妹的信中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维系我的一切全垮了，比牛虻不信蒙泰里尼还惨……”。我没有在林昭妹妹的回忆文章中看到过这封信，我相信它是林昭的亲笔，即使为他人冒作，那也确切地表述了我当时的心情。我也产生过和林昭相似的自杀之心，是我那不识字的妈妈用她温暖的双手拉住了我，使我推迟了十年才付诸行动。戴帽以后，我这个须眉浊物甚为惭愧，远不如林昭那样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以命相拼了。也许毕竟我原是学生团总支书记，受党的“教育”多了些？骤然重击下，茫然失去了自我。铺天盖地，泰山压顶，时时处处人人都在声讨着右派的狼子野心，报纸广播大字报所有的媒体都在述说着右派得逞将临亡党亡国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可怕局面，我是否在客观上帮助了社会上的右派？无休无止的检举、揭发、批判、斗争，还有反省、检查、交代、认罪，我是否也确实错了？既然不死，总得给极度躁动的灵魂找个安顿。虽然我觉得即使是同学中的“极右分子”，他们的话也不无道理，我只得用“不了解情况”来糊弄自己。至于对我自己，始终觉得自己是共产党的基本群众，绝不可能反党。我怎么来欺骗自己呢？只得强按下良心的抗争，用组织性来压服自己。组织上把我划为右派，总是有它的道理的。于是我往下掘地三尺往上追溯三代（可怜我只能上挖一代，我早年丧父，父亲过世时是个不识字的工人，压根儿没见过祖父，升斗小民更不会写有什么家史，除了听说祖父是小学堂打锺人外不知道其他情况），可是挖来挖去我找不出自己反党的缘由哪，找不出不符合毛主席教导的行动啊，老天爷你帮我制造制造吧！不说了吧，这是写纪念林昭的文章。我只是想留给世人以林昭戴帽前后的另一戴帽人的心路历程，以作参照。长歌当哭，以祭林昭。

林昭是受难的圣女，刘奇弟等人的遭遇也十分惨烈。在遭看押前刘奇弟曾说过“我是遵照着我的良心和情感做事……什何勉强的分析都将是教条和生硬的”。也许是老天爷没有假刘奇弟以时日，也许是学物理的人稍欠文才，刘奇弟的遗作寥若晨星，叫人如何宣扬他。更主要的是否是，刘奇弟的同学也都是学物理者，也许是不会写、不敢写、甚至是不愿写、不肯写出什么来。陈平原先生在《老北大的故事》中说过大意如下的话，理、法二院对老北大可能意义更形重大，但是出尽风采的是文学院和文科师生。我无意贬抑林昭的高大形象，不过出于同一缘由进行了殊死斗争而走上不归路的北大右派学子尚有多人，他们同样值得凭吊。安息吧，我的苦难的右派兄弟姊妹。中国知识份子是否一向命蹇时乖？主体虽是工农，谁来宣传、鼓动、组织、领导工农？井岗山时期打过“AB团”，枪杀了大批自己人，连胡耀邦都虽未死也脱了一层皮，他自己说原是个“小胖子”身心交瘁就此被整成了“小瘦子”。延安时期更是主要针对青年知识份子发动了“抢救”运动，多达80％的投奔革命者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中记述说她和她老公杨述差一点儿就送了命。不幸的是，后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长的杨述，反右期曾是北大物理系的工作组组长，杨组长划定了多少北大右派？笔者则是杨组长亲笔划定的最后一个右派，黑名单上紧挨着我的下一同学，幸免于难没被戴上右派帽子，二十一年后戴上了院士帽子。杨述先生的手上是否沾有刘奇弟的血迹？作为过来人，他真的认为我们这些青年学生要反党？为虎作伥的杨先生自要负责。然而他又能负多大的责任？至少不是始作俑者。他只是那部机器的操作者之一，投人者不往里投人，自己将被投入。悲哉，中国知识份子。

我总认为，倘若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受到了遏制，就不可能肆无忌惮地在1958年推行大炼钢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也不会导致1959年以指定彭德怀、张闻天等党内功臣为反党分子起始的反右倾整肃，并加剧了1958年已经开始的饥荒。三年的全国大饥荒，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据李锐在其《庐山会议实录》（1995年1月河南人民出版社）第334页所提供的资料，当可推算出1958年起三年内中国的人口净减了五千三百万，即使不考虑那之前的高出生率，全国饿死了多少万人！饥荒尚未完全结束，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勉强检讨话音方落，又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被反复强调成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然后是“四清”、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着响起了以批“海瑞罢官”为领唱的一片批判声，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终致暴发了“无髪（法）无天”的十年“大革文化命”。这一切，难道不都是反右派运动的必然延续？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没有消停过。1957年以前的事情，也许可矫用巩固新政权之需来解释，不过思想领域的批判尚只限于高层知识份子，而且没有忘记第一个五年计划制订的经济建设。1957年，批判的武器终于蜕变为武器的批判，露出了峥嵘。意味深长的是，彭德怀元帅在1957年是坚决主张反右派的；1958年则由其主持斗出了以粟裕大将和另一位国防部副部长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并迫使刘伯承元帅挂印而去；一年后他自己竟也落到了十分悲惨的境地。这也从另一侧面证实了林昭的先验“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

其实在1957年之前，1955年的反胡风集团及其延伸“肃反”运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对特定人群作了“反右”式演习，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指鹿为马、无中生有等等十八般武艺都搬出来操练了一番，以备二年后使用。我们在北大也经历了“肃反”，但它没有伤及北大元气，毕竟这里不是作家协会或政府机构，学生们的年龄也够不上当“胡风分子”或“旧政府人员”。中国知识份子往往以山野之心度庙堂之腹，无能无奈而且轻信。1957年春，我们听到了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传达，毛泽东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新概念，强调了要坚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早在1956年4月已提出文艺上要百花齐放，学术上要百家争鸣）以及（中共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方针。它也是个助党整风的动员报告。于是引发了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虽然同在1957年2月已密令各级党委要密切注意知识份子的动向。4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说，鉴于执政党内某些人的表现，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法是和风细雨。于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各个部门竭尽全力要人“鸣放”。4月30日到5月中旬，毛泽东还亲自多次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号召他们对党和政府的缺点错误，大胆提出批评建议，以帮助党整风。于是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北大学子无不欢欣鼓舞，早就模糊了“肃反”情景，跃跃欲试着响应党的号召。谁知，距2月27日不到3个月的5月15日，毛泽东就下达了“发给党内阅读”的〈事情正在起变化〉，首现了中国式“右派”称呼，并说“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5月18日周扬即按此文布置了文艺界的反右。教育界更是在劫难逃，北大则首当其冲。陷阱已经挖好，虚“席”以待，就等着5月19日北大的傻小子们来跳了。林昭虽没有立即跳进去，但是阴森的“阳谋”仍在继续着，她在良心的躯使下终于跳了下去，并且送了命。

“引蛇出洞”后的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再发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刊出毛泽东起草的〈这是为什么〉，正式向全国发布了攻击右派的号令。至于6月19日公开发表的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通篇的主旨已和早先大相径庭，加进了判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出现了引蛇出洞、“阳谋”等等说法。7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公然声言反右派是搞了“阳谋”，“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这就是“反右”和包括“肃反”在内的1957年以前历次运动的不同之处，耍了“阳谋”！

据说北大当年有八千人员，不管是抓了699个右派也罢，是抓了1500个右派也好，都已超过了毛泽东原先规定的5％的右派比例。这些右派分子到“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伟大领袖殡天后的1979年都获得了平反。不是“摘帽”是“平反”，或曰“改正”，也即北大党组织承认当年搞错了，全错了。其实全国又何尝不是如此。但是死者已不能复生，逝去的青春也不再回来，还有风气的恶化，诚信的缺失，良心的扭曲，道德的沦丧，人心的崩溃，……，岂一纸改正书能够挽回。林昭这样的栋梁之材则被夺去了为国效力的生命。更为莫名的是，一个个右派分子虽说是抓错了，但是反右派运动仍是正确的！还有比这更荒唐更可怕的说法吗。可怕之处在于，倘若肉食者们再搞个什么运动，隔了多少年后继承人也是给苟活的受害者和冤死者家属一纸改正书，轻描淡写岂不又是什么事也没有了！八国联军、侵华日寇、反右派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不是伤害北大最烈的四大事件？可怜的北大。隐藏并篡改自己的历史，更是和最高学府的地位及作用极不相称，可悲的北大。文天祥称颂过秉笔直书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如今的北大呢？都即将进入21世纪了，用董狐那样的笔“实录”下百年校史，不见得一定会像成百上千年前的封建“史官”般送命吧。至少是不能造假。史实有道是薪火相传，永不熄灭，林昭不死！

“阳谋”践踏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底线。中国历朝历代讲究“君无戏言”，用国家的名义诱骗人民“引蛇出洞”实闻所未闻。朝野皆知，诚信乃社稷之本，夫子曰“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即使就经济言，长达21年后直到1978年，虽然该年还进口了21亿美元的粮、棉、油（占进口总额的五分之一），但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仍大体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人均棉、油占有量则低于1957年的水平。对1978年前的国民经济，中共中央讲是“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就社会整体说，1957年的阴霾飘荡至今没有逸散吧，君不见贪官酷吏遍宇内、社会道德大沦丧，马克思说“统治阶级思想是统治思想”，悲夫。民族悲剧一幕幕绵延，总未得清算。巴金预言“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陆定一临终前曾忏悔“我们的宣传部那许许多多年的工作，还不是整完了一个人再整一个人。”但他没有讲述对任一个人的整人经过或手法。记得1957年春，陆定一曾到北大开学生座谈会，号召我等要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五不怕”，以帮助党清除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除三害”（号召我们学生是帮助党“除三害”，而非帮助党“整风”）。后来得知，“五不怕”并非陆定一的创造，他只是鹦鹉学舌进行传达。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虽非织网者，也是下网者之一吧。“文革”伊始他自己也被罩进了罗网，身受其害，“十年浩劫”期结束，出狱后则垂垂老矣，终于说了些差强人意的话语。 

要说，一些右派分子显然存在着性格上的缺陷，也非人人品德高尚。至于改革开放以来，原先的右派帽兄们更是发生了分化，吃一堑长一智，有的人急于翻身，识时务者飞黄腾达了。例如，有人准备纪念一下反右三十周年，据说参加筹备座谈的二位先生予以了报告，导致方励之（北大物理系毕业生）等三人被再次开除出了共产党。后来，二位先生大大的升了官。长江截流日，有人在庐山顶上目睹了八辆小车夹一辆中巴载着“国家领导人”进行“视察”，好不威风。另一位则在1989年夏秋之交，第一个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在全国政坛上谴责了反革命暴乱。

去岁仲秋时节我和老伴再去祭扫了林昭的墓地。墓在苏州灵巌山南麓安息公墓老区最高层的左端，占地约二平方米。半米多高的墓碑正面刻着“林昭之墓”，背后节录了林昭遗诗“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林昭 一九六四年二月”。墓左侧的翠柏已经成荫，右侧为其父母合葬处，左后紧贴的香樟树长高到八九米了，四周皆浓绿遮天。墓后渐去渐高的灵巌山坡亦郁郁葱葱，间或染杂着点点鹅黄嫣红。如此清静幽雅之地，林昭在天之灵当会觉得还是故乡美吧，侬（吴语，即“你”）本洁来还洁去。中国佛教莲宗（即净土宗）十三祖印光法师、及其弟子“文革”期护法园寂的灵巌寺方丈妙真法师（1959年林昭曾在灵巌寺养病小住，期间和妙真方丈多有酣畅淋漓的交谈）之舍利均安卧于灵巌山间，林昭有高僧同行亦可稍解寂寞吧。荆妻奉上山花一束，心香一炷以祭奠墓中烈女子，余默立碑前对这位我们二家旧居相距不足百米的同乡兼北大同学能说些什么呢？于无声处听惊雷。斯时，雨丝飘忽，秋风肃杀，勾想起了另一位先烈就义前一刻写下的诗句“秋风秋雨愁煞人！”秋瑾和林昭，一居西子湖畔一宿灵巌山麓，得天地之灵气，升人间之正道，为山河壮色，替民族增彩，伟哉女中豪杰，“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1907年7月15日，33岁的鉴湖女侠被公开杀害于绍兴轩亭口。全国大哗，各式报刊包括外电，立即加以报导，继之以评论、唁文、挽联、通电、抗议、谴责、追究责任，秋瑾的年表、演讲、诗文、照片、墨迹等等也涌现了报端，接着出现了大量歌颂秋瑾的诗歌、小说、戏曲。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秋瑾遇难后不足百日，山阴县令自缢身亡；绍兴知府屡图调官而被各地抵制，只得改名换姓；浙江巡抚不久也抑郁而死。秋瑾就义后四年清王朝覆灭。林昭被秘密杀害后十三年，媒体才在长篇报导审判“四人帮”时举例而首次讲述了几句林昭事。当年评说秋瑾“自由为彼而生，彼为自由而死”，六十年后36岁的林昭也“彼为自由而死”了。秋瑾自是我们古老民族的伟大英雄。然而那时，清王朝已摇摇欲坠朝不保夕，国人皆曰可杀宫里的那个老太婆。林昭进行抗争时，个人迷信方兴未艾，金轮冉冉正在上升，当其时有几人的认识能有林昭那么深邃？更可贵的是又有几人能有那么坚定的斗争勇气？就这一意义上说，林昭当已超越了秋瑾吧。

扫墓途中遇一干部一工人，和林昭素昧平生却也来探谒其墓。听山间农妇绍介：晓得的，北京的大学生，作孽喏，年纪轻轻标标致致还没成家呢，冤死的；经常有人来上坟的，上星期还来了一批学生仔。是呵，民心不可欺，真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哲人康德讲“我不能说违心的话，但我可以不说话。”林昭没有说违心话也没有不说话，林昭没有不说话更没有说违心话，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这需要何等坚硬的骨头，何等坚定的信仰。1962年林昭曾保外就医八个月，在那样的高压气氛下她写信给陆平（“一二九”运动时的学生领袖，中共地下党员，1958年春接任北大党委书记，后兼为校长），林昭仍还在、竟还敢责问校方不是像老校长蔡元培那样去保释学生，而是把大批右派学生送去监督劳动；更可贵的是她仍高昂着头颅，以右派一员的身份坚决否定了反右运动，宣称“要以最后一息献给战斗”。旋被收监后林昭更形坚定地反对了现代造神运动，总说实话且不改口，坚持真理绝不妥协。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岂能容尔岂可容尔。林昭遭捕后5年才以“反革命”罪予以判决，是20年徒刑，再3年却被改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我猜想引用的是“文革”期新鲜出炉的《公安六条》中的“恶毒攻击”罪吧，从重从快。林昭在狱中被宣判执行时，喉部勒着绳子、嘴里塞进了锥形橡皮塞子，双重措施以防她张口进行“反革命宣传”，监狱当局胆小如鼠呵。没有开庭审理，枪杀现场除了刽子手外别无他人。家属事前不知道，后来也没有看到遗体。林昭遇害后，有关部门却上门向她母亲索要了五分钱子弹费！使林昭妈妈骤闻噩耗肝肠寸断猝然昏厥。要母亲掏钱购买枪杀自己子女的子弹，狠毒如斯，谁言中国人缺乏创造力。1960年林昭被捕后不足一月，其父深感绝望而自尽身亡，在他认为家中最进步最有才华者被毁后“我们家全完了”；1968年林昭遭难后，其母悲情难抑且遭逆子虐待，多时踯躅街头寻找爱女有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终致栽倒在公交站点抢救无效故去；林昭妹妹后来中年赴美，艰苦奋斗，现虽生活无虞，但孤身一人每每念及亲人故土，未免深陷忧郁悲切之中。呜呼，家破人亡。

我想起了另一女子张志新，虽然她和林昭有相同的悲壮终极，然而她的觉悟比林昭迟、遇害比林昭晚、认识比林昭浅、才华比林昭低。张的要害是反对所谓“四人帮”，但她缺乏像林昭那样透彻的民主和人权理念，以及被钉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血拯救世人的基督精神。我无意贬低张志新，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张志新被追认为烈士而林昭不能，就因为张是共产党员？这是共和国的烈士，不隶属于某个政党。我也想起了又一个遭杀害的女子刘胡兰，且不说“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烈士纪念碑高耸入云，下令和执行残杀刘胡兰的凶手早已伏法，下令和执行残杀张志新及林昭的凶手呢！？

林昭的大舅，曾任中共苏州独立支部书记，后于1927年在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任上遭国民党当局杀害。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少女时就追随兄长投身大革命，是苏州最早穿上军装的女子，抗战期间被中央政府任命为敌占区专员，因而坐过日本人和汪伪的监牢，后在“国大”代表任上帮助建立了中共地下电台并联络提供情报等等，对大部队过江颇有贡献，最后则担任了民盟苏州市委常委和苏州市政协委员。林昭的父亲彭国彦先生，耿介孤高一书生。在此家庭耳濡目染，林昭很早就追求革命，也被列入过黑名单，后来报考了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具短训班和工作队性质，实行“供给制”，因此林昭若还健在，将享受“离休”待遇），并激情满怀地参加了江南土改，1952年她在日记中说“在心里默念着我们伟大领袖──亲爱的父亲的名字，而写下我的誓言。”直到1957年那张大字报出现之前，林昭一直是个接受正面教育的热爱共产党的进步青年。后来的反差实在太大了。1964年林昭在狱中，就她所受的革命家教作诗〈家祭〉说“三十七年的血迹谁复记忆？／死者已矣，／后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泪。／舅舅啊！／甥女在红色牢狱里哭你！／在《国际歌》的旋律里，／我知道教我的是妈，／而教妈的是您”。不知迫害过林昭的衮衮诸公读此烈士后人的诗文时作何感想。

1982年4月，林昭遇难14年后，这位烈女子才得以魂游故里，在父母墓旁安了个衣冠冢，距抗金英雄韩世忠、梁红玉墓不远处。又过22年，2004年4月林昭方魂兮归来，骨灰入墓，总算是依偎到了母亲的怀抱。骨灰盒中还放有原置于衣冠冢里的林昭的一绺头发和生前用过的一方丝巾。林昭蒙难始自为张元勋等二同学的大字报〈是时候了〉受围攻而打抱不平，她抗争的是人人应有发言权。若干年前张元勋在张贴于网上的〈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中说，当年辩论时林昭对黑暗中的诘问者高声回答“我是林昭！怎么？你又是谁？竟是如此摆出一个审讯者的腔调！你记下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收集在《林昭，不再被遗忘》书里的同名文章中没有“三十六”三字。也没有下述的感慨）。张元勋在长文的末尾说“林昭在1957年北京大学的论战中用‘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自报家门，她遇难之时正是三十六岁，罹‘口舌之灾’，二者竟在她的名字的破解中不幸言中！”（三十六即双十八，十字一竖插入八字成为木，因此三十六也可解构为双木“林”。笔者无意采信推背图式的谶语。1957年那个夜晚，林昭是否就自己的名字说过三十六那个数目，已成张元勋的孤证。张先生在正式出版物中未列入这一部分，是否表明他原先没有想到“名字的破解”？）36岁的罹难者，36年后骨灰方入土为安，二个36了，笔者当否也引用张元勋网上长文的结语？“真可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信哉！如是我闻！阿弥陀佛！”

林昭的诗作已收入《北大风──北京大学学生刊物百年作品选》。选集中也有胡适、鲁迅、朱自清、刘半农、高长虹、沈从文、汪曾祺等大家的作品。安息吧，安息公墓里的林昭魂，人们不会忘记你。君不见，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浩浩荡荡前来向你致敬，跟随你不是“以暴力去建立，甚至不能以权力去建立”一个“真实而完整的自由”中华。

谢选骏指出：人说“柳萌：从林昭悲剧看中共这个嗜血集团的劣迹”。我看“林昭死于错爱”——她本来也和共产党热爱哼哼唧唧，谁知共产党喜新厌旧、翻脸不认人，还把她打入冷宫。据说这个作者柳萌也是如此错爱共产党团，结果当了右派。不亦悲乎。

柳萌（1935年6月－2017年6月26日），汉族，曾用名刘国璋、刘濛，笔名柳萌，天津宁河人。中国当代作家、编辑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可见柳萌后来依然恬不知耻地巴结共党，是个软骨头、变色龙，不像林昭烈士。但在中囶，烈士也是劣势，叛徒才是优势。

【92、民主与独裁都爱搞暗杀】

《关于加拿大指印度政府卷入谋杀案，目前我们所知的》（JIN YU YOUNG 2023年9月21日）报道：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萨里市，哈迪普·辛格·尼贾尔领导的锡克教寺庙。

周一，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提出了令人震惊的指控，称印度政府特工参与了今年6月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杀害这名锡克领袖的案件。

这些指控扩大了加印两国之间日益扩大的裂痕，在这两个本已充满疑虑的国家之间引发政治争端。

以下是我们所知道的：

哈迪普·辛格·尼贾尔是谁，出了什么事？

45岁的哈迪普·辛格·尼贾尔出生于印度北部的旁遮普邦。据印度媒体报道，他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移居加拿大，当时印度政府刚刚对锡克教分离主义运动进行了镇压。在那之前，他数次尝试前往加拿大但未能成功。

在加拿大，尼贾尔当过水管工，结了婚，并育有两个儿子。据加拿大移民部长马克·米勒在X（原Twitter）上发帖称，尼贾尔于2015年获得了加拿大公民身份。2020年，尼贾尔成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萨里市的锡克教寺庙古鲁那纳的负责人。

在2016年写给加拿大政府的公开信中，尼贾尔自称“锡克教民族主义者，相信并支持锡克教徒未来通过公投获得印占旁遮普邦的自决权和独立权”。在加拿大举行的一次支持把部分旁遮普邦变成一个名为卡利斯坦（Khalistan）的国家而举行的公投中，他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关键拉票人物。

2020年，在尼贾尔离开印度几十年后，印度政府宣布他为恐怖分子。指控他在印度策划了一起暴力袭击，并领导了一个名为“卡利斯坦猛虎武装”的恐怖组织。然而，在旁遮普邦，政客和记者声称，尽管对他提出了这样的指控，但许多当地人从未听说过他或他领导的运动。

6月，尼贾尔在他领导的锡克教寺庙附近遭枪杀。虽然加拿大皇家骑警的调查人员后来表示，他遭到了蒙面人的伏击，但他们并未透露这次袭击是否出于政治动机。

加方有何表态？

周一，加拿大总理告诉国会议员，“印度政府特工”卷入了尼贾尔在加拿大领土上遇害一事。

特鲁多表示，伏击的证据是基于加拿大政府收集的情报，他还说，本月在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他“毫不含糊地”直接向印度总理莫迪提到了这件事。

“任何外国政府参与在加拿大领土上杀害加拿大公民的行为，都是对我们主权不可接受的侵犯，”特鲁多周一表示。他还说，加拿大将向印度施压，要求对方配合就尼贾尔之死展开的调查。

加拿大外长梅拉妮·乔利还宣布驱逐了一名印度外交官，她称该外交官实为印度驻加拿大情报机构负责人。 

印方反应如何？

印度政府强烈否认了特鲁多的指控。据印度外交部称，莫迪“完全否认”。

在一份声明中，外交部还驳斥了“任何将印度政府与尼贾尔遇害联系起来的企图”，并称这些指控“荒谬”。

作为报复，印度驱逐了一名加拿大驻印高级外交官。

印度政府还对加拿大进行了回击，指责该国庇护“继续威胁印度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

印度长期以来一直声称加拿大窝藏锡克恐怖分子，并为卡利斯坦建国提供资金。过去，印度官员也曾指责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对于国内的分离主义运动听之任之。

周二上午，特鲁多驳斥了印度的否认。“我们不打算挑衅或升级，”在飞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之前，他在渥太华告诉媒体。“我们只是在陈述我们所了解的事实，我们希望与印度政府合作。”

谢选骏指出：印度虽然否认暗杀，但从他们反控加拿大来看，他们确实有理由进行了这次暗杀。印度算是一个“民主国家”，现在从它在另外一个民主国家进行暗杀活动来看，民主的印度像独裁的俄国一样爱搞暗杀。那么，民主与独裁为何都爱搞暗杀？因为权力都是邪恶的。既然“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那么“过把瘾就死”吧——这就是一切当权派的心声。

【93、尼安德特人与欧洲吸血鬼的起源】

《隐秘的关系：尼安德特人和欧洲早期现代人谈了多少场恋爱？》（2021/04/10 王一苇导读）报道：

欧洲的早期现代人类和尼安德特人的杂交可能很普遍。

摘要 

《自然》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展现了欧亚大陆早期现代人与已经灭绝的尼安德特人之间关系的一隅：

四万多年前，在欧亚大陆上生活过许多不同的古老人类种群，其中一些，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种群，曾经和尼安德特人有过亲密接触。保加利亚的早期人类种群最终在当地消失，而此后在当地再次出现的人类才是欧洲现代人类的起源。

四万多年前的一天，尼安德特人和人类祖先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相遇了。

接下来，是石斧相向？还是陷入电光火石的爱情？

近日，来自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等机构的一项研究发现，尼安德特人与早期现代人 “谈情说爱” 的频率，也许比之前想象得更加频繁。[1]

4月9日，《自然》发表了这篇题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初始阶段欧洲人类有较近尼安德特人血统》的论文。研究人员通过古DNA分析发现，欧洲东南部一个洞穴中出土的三个早期现代人的祖辈里都有尼安德特人，而且上推六、七代，就是他们的尼安德特人祖先。

尼安德特人大约在4万年前灭绝 [2]。他们生活在人类文明出现前的史前时代，和人类的祖先智人身高相仿，脑容量类似，也学会了使用工具，但很可能并没有智人那么聪明。

研究人员因此得出结论，欧洲的早期现代人类和尼安德特人的杂交可能很普遍。

“这次最重要的不是发现了交流，而是体现了普遍性。这个时期的人群有多个个体都发生了（交流），所以当时是非常频繁的事情。” 本次论文作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主任付巧妹说。

付巧妹团队在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尼安德特人与欧洲的早期现代人约4万年前发生过基因交流。当时，她分析了罗马尼亚一处早期现代人类化石的DNA数据，发现其基因组与尼安德特人基因组具有 6%~9% 的相似度，推测出其四到六代前的祖先中有尼安德特人。而由于这些现代人类生活在四万年前左右，可以推测尼安德特人和他们的祖先杂交的时间早于四万年前。[3]

本次研究，则将在保加利亚 Bacho Kiro 山洞中得到的一颗牙齿和多片骨头碎片中提取的欧洲早期现代人类DNA与尼安德特人DNA对比，发现该洞中的部分遗骸属于三个早期男性现代人类，且分别带有3.8%、3.0%和3.4%的尼安德特人DNA。这些比例远高于其他远古人类中1.9%的平均比例（上文提到的罗马尼亚化石除外）。这说明，尼安德特人在离这三个早期人类较近的家族树里。而三个人身上同时流着尼安德特人的血液，说明在多代以前，尼安德特人和早期现代人类这一族群的交往很密切。

科学家们一度认为，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没有基因交流，但近年研究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尼安德特人曾经在欧亚大陆上活动，从西欧到俄罗斯境内的阿尔泰山脉，都有他们生活的痕迹。而在他们灭绝前约七千年的时间里，现代人类也曾在这一区域活动。

但是，如何找到证据，证明这七千年间发生了什么？

早在2003年，研究形态学的学者根据出土自罗马尼亚的古人类化石形态，判断尼安德特人与早期现代人可能发生过杂交。[4]

2010年尼安德特人全部基因组测序完成后，多项针对古DNA研究表明，尼安德特人和早期人类及其他古老型人类有基因交流。[5]

这也意味着，在基因层面，尼安德特人并没有完全消失：通过和早期现代人类杂交，他们的独特基因留在了今天人类的DNA中。据一项2017年针对克罗地亚洞穴里尼安德特人的研究，现代人基因组中的尼安德特人基因比例为 1.8%~2.6%。[6]

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其中一些基因可能会让人对吸烟更上瘾，另一些让人更抗冻 [7]，还有一些则让人对疼痛更加敏感。[8]

不同地区的人携带尼安德特人基因的比例也不一样。过往研究发现，今天的东亚人携带尼安德特人基因的比例略高于欧亚大陆西部的人。

这次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在与另一些早期人类，如中国的田园洞人、罗马尼亚的Oase1人、比利时的GoyetQ116-1人和西伯利亚的Ust’Ishim人比较时，研究人员发现，保加利亚这个洞穴里发现的三个早期现代人基因相对更接近东亚、中亚和美洲人，而离西欧人较远。

研究人员在同一个保加利亚的洞穴里还发现了另外两块骨头碎片，它们的主人生活在约3万5千年前，而且与今天的欧洲人形态更为相似。

也就是说，这次研究勾勒了这样一幅图景：四万多年前，在欧亚大陆上生活过许多不同的古老人类种群，其中一些，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种群，曾经和尼安德特人有过亲密接触。保加利亚的早期人类种群最终在当地消失，而此后在当地再次出现的人类才是欧洲现代人类的起源。

谢选骏指出：人问“隐秘的关系：尼安德特人和欧洲早期现代人谈了多少场恋爱”？我看尼安德特人与欧洲吸血鬼的起源有关——因为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一带，正是欧洲吸血鬼的起源地。

【94、热爱色情网站的中国共产党】

《掩盖白纸革命 中国推特灌爆色情广告》（11/28/2022 法广）报道：

北京民众示威抗议清零政策。2022年11月27日照片……

中国周末多地发生民众示威，抗议清零政策。周日推特上持续数小时充斥大量成人色情的内容，研究人员今天表示，这是为了掩盖有关中国各地广泛疫情抗议活动的消息。

据英国独立报（The Independent）周一（28日）消息，周日推特上持续数小时充斥着大量成人色情的内容，专家表示，色情垃圾邮件和广告等攻击是为了阻止人们在网络上找到有关抗议清零封锁政策的最新消息。

在包括人口稠密的上海和北京在内的中国许多城市，抗议者周末涌上街头，举行前所未有的示威活动，这是自1989年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学生领导的民主运动以来，中国从未出现过类似的示威活动。

然而，周末在微博平台上寻找来自这些中国城市的Twitter用户，却被垃圾推文页面轰炸，而不是有关抗议活动的信息。该报道引述技术和审查分析师Mengyu Dong在推特上写道：“中国的推特上充斥着‘护送广告’，这可能会让中国用户更难获取有关大规模抗议活动的信息”。研究人员指出，一些在平台上休眠多年的帐户，在民众抗议活动后活跃起来，并开始发出大量推文。

海外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反宣传小组11月27日疲于应对来自中国大陆的色情垃圾讯息。《华盛顿邮报》11月27日报导，许多沉寂数月甚至多年的推特中文使用者帐户27日突然变得活跃，开始散播挟带伴游服务等成人内容并附注城市名称的垃圾讯息。

要求匿名的美国包商与中国议题专家说，“当我滑动推特讯息流（feed），约50%情色内容，50%抗议资讯”，但今天稍早的情况“全都是羶色腥”。

新疆乌鲁木齐的火灾惨剧触发了大陆多地爆发抗议活动，上海和北京等大都市的抗议者周末涌上街头，民众高喊“不要核酸，要自由、共产党下台”等口号。这是自1989年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学生领导的民主运动以来，中国从未出现过类似的示威活动。

然而，海外Twitter却被色情垃圾推文轰炸，而不是有关“白纸运动”的信息。

技术和审查分析师Mengyu Dong在推特上写道：“中文的推特上充斥着‘护送广告’，这可能会让中国用户更难获取有关大规模抗议活动的信息”。

研究人员指出，一些在平台上休眠多年的帐户，在民众抗议活动后活跃起来，并开始发出大量推文。

往后几小时内，只要搜寻这些城市的中文，就会看到许多无用资讯推文，而非抗议新冠肺炎清零政策并呼吁中国共产党领袖下台的讯息。

要求匿名以免因为泄露内部处理程序而遭究责的前推特员工表示，“这并非疑似与政府有关的帐号第一次使用这种手法，但中国网军以往会在伴游广告中点名攻击单一帐号或小团体。”

“白纸运动”蔓延到国际

针对中共当局严格防疫清零政策和限制自由的抗议活动，已蔓延到全球至少十几个城市，这是为了声援中国周末所出现罕见的反抗行为。

《路透社》统计，在欧洲、亚洲和北美城市，包括伦敦、巴黎、东京和悉尼，皆出现由移居国外的异议人士和学生所组织的小规模守夜和抗议活动。

统计显示，大部分抗议活动参加者在数十人左右，少数活动吸引超过100人。这些集会是国内外中国人团结起来表达愤怒的罕见事例。

巴黎示威活动的组织者之一、研究生蒋不（Chiang Seeta，“蒋不”为其推特上的名称）表示，昨天的抗议吸引大约200人参加。“这是我该做的。当我看到这么多中国公民和学生走上街头，我感觉他们承担的比我们多得多。”

蒋说：“我们现在从国外展现对他们的支持。”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矢板明夫28日晚间透过脸书表示，过去他在中国采访过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但从未见过像“白纸革命”这种大规模跨地区示威行动，尤其26日发生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抗争。

谢选骏指出：我说我的博客《谢选骏全集网络更新》（https://xiexuanjun.blogspot.com）在白纸运动期间每日访问阅读量为何不增反减，从数千变成了数百，减少了百分之八九十！原来是热爱色情网站的中国共产党推波助澜。

《推特打假难 机器人帐号淹没白纸运动发文》（2022-12-20 中央社）报道：

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稍早前爆发反封控的“白纸运动”期间，社交媒体推特是突破封锁、反映民众抗争的主要管道，却被大量色情推文反制并掩盖，全因自动发文的机器人帐号搞破坏。

纽时19日报道，纽时分析数千则推文和采访知情者，并参考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发布的报告，发现与垃圾色情贴文有关的自动发帖产生器于11月25日抗议活动开始前就出现于中文版推特。报道说，自动发帖的运作方式与用户在搜寻栏键入中国城市名有关，比如查找北京等发生抗争的地点，但就连搜寻没发生抗议活动的城市也会被色情贴文干扰。

白纸运动在中国境内蔓延期间，这些自动产生器发布的贴文并未对付与抗争有关的主题标签，而是锁定城市名等更广泛的词彙下手。

斯坦福大学发布的报告也指向同样结论。研究人员从推特查找30个中国城市而蒐得数百万则推文，经梳理发现，自动发帖的产生器于白纸运动爆发前就开始动作频频，甚至白纸运动落幕还是动不停。

推特执行长马斯克（Elon Musk）于白纸运动前一个月收购这家社交媒体并曾表示，遏止机器人帐号绝对是他的首要之务，但他入主后却裁员约半数，解散信任与安全委员会（Trust and Safety Council）。

2016年成立的信任与安全委员会是为解决推特上的仇恨言论和其他问题。

纽时报道，若干监督网络的团体曾暗示，发垃圾帖的机器人帐号幕后黑手就是中国政府；但纽时与斯坦福大学找不到支持这个质疑的具体证据。

报道表示，这些广告活动确实与中国政府的宣传运动有些相似之处，政府的宣传运动通常用自动程序发大量帖子，来压倒搜索结果中的真实帖子，但宣传运动通常使用政治性标签，并附和国家支持的信息。

谢选骏指出：中国共产党热爱色情网站，是追随了孔夫子的教导——“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中国共产党身体力行儒家精髓，是祸是福？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报道：

《论语》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原文：15.13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翻译：孔子说：“罢了罢了！我没见过喜欢美德如同喜欢美色一样的人。”

解读：控制人性弱点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可谓是人人皆知的名言。这句话中有两个相对举的词，“好德”与“好色”，好德是注重对个人修养的追求，而好色是对个人欲望的追求。好色的色并不局限于女色，可以作宽泛的理解，一切华美的东西都可以算在内，比如漂亮的服饰、富丽堂皇的住房等，这都可以归结为人性中的欲望。

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这个问题自古至今经过多少学者的争论，也未能形成统一的结论。我们在这里要探讨的不是人性的本质，而是提出一个大家都认同的观点，那就是人性中是有弱点的，这些弱点存在于每个人的人性之中，在不经意间就流露出来。比如贪婪，比如懒惰，比如懦弱，比如自私等。这些弱点如果不加以控制，显然不利于德行的修养。因此，修德的过程就变成了控制人性弱点的过程。

我们知道，品德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修养成的。一些人之所以品德好，受人尊敬，是因为他们善于控制人性中的那些弱点，不让其控制自己的身心，这样一来，他们表现出来的就只有那些好的方面。而品德不好、遭人厌弃的人，则对自己过于放纵，对人性中的弱点不加约束，任其像杂草一样疯长，很快，好的品性就被掩盖了。

知道了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就要时常注意控制人性中的弱点。古往今来，凡事以德行青史留名的人，无一不注重这一点。《韩非子》中收录了一则名为“子夏胜肥”的故事。子夏前去拜访曾参，曾参看到同门的师兄弟来了，很高兴，携着子夏的手上下打量着说：“记得以前你骨瘦如柴的，一段时间不见，怎么发起福来了？”子夏凑到曾参耳边，故作神秘地说：“最近我打了一场大胜仗，心情舒畅，浑身轻松，当然就发福啦！”曾参听得糊里糊涂，说：“你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哪会打什么仗啊？别开玩笑了，快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吧。”子夏看着曾参一脸不解的样子，笑着说道：“我在家里研读文献书籍，读到古代圣君贤王道德高尚，想起老师向我们传达的道义，觉得这些人、这些思想非常崇高，确实值得我终身追随；可是等到我出了门走在大街上，看见有钱人一掷千金、挥霍享乐，有权者颐指气使、威风八面，又觉得钱和权也很了不起，也非常想得到。高尚的道德和世俗的虚荣这两种念头在我脑海里相持不下，难分胜负，我每天都生活在这种尖锐的思想斗争中，饭也吃不下，当然就胖不起来了！”曾参听到这里，会心地笑了笑，问道：“那现在怎么胖起来了呢？”子夏高兴地说：“这你还看不出来吗？圣君贤王的高尚道德战胜了世俗欲望，我不再为这两种矛盾困扰，因而心情愉悦，毫无牵绊，自然而然地就胖起来啦！”子夏就是让好思想战胜了坏思想，控制了人性中贪慕虚荣的弱点，最终让自己变得高尚起来。

人性中的弱点有很多，如果不加以控制克服，就会让你走向道德高尚的反面，甚至滑向罪恶的深渊。比如好色与贪婪，人的欲望是没有尽头的，眼睛想看好看的，耳朵想听好听的，嘴巴想吃美味的，身体想享受安逸……这些如果不能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他就要想邪门歪道，坑蒙拐骗敢去做，以权谋私敢去做，这样的人最终都免不了锒铛入狱的下场。如果能够控制或消灭这些欲望，不对这些东西做过多的追求，一方面你自己的生活会变得轻松很多，另一方面别人也无法利用你的弱点行不道德之事。道德修养，说白了就是控制自己人性中的弱点，只有能做好这一点，才算把握了道德修养的正确方法。

网民嚎叫：

轶想天开游客11-07IP归属： 北京

据说这句话的来由是：卫国的南子出游，卫国人都赶来围观，孔子由此发表的感慨。好色，自然而然；好德，往往要付出努力才能为之。孔子感慨当时的人可以自然而然的好色，却不能自然而然的去好德，也是希望未来的“读者”能像好色一样去好德。

21楼E=mc游客07-10IP归属： 广东

仁德之人比美色之人更少啊. 我该去哪里找啊.

20楼YHLZ游客06-29IP归属： 浙江

这句大实话，并不说明德胜过色，或好德而去色。物质世界客观存在，人性追求各有千秋。解释很容易把德提得高过色，那不准确。

控诉游客11-22IP属地： 河南

回复 YHLZ ：知德者鲜矣！唯有德永恒

19楼凯佩尔游客06-17IP归属： 湖南

色，我认为泛指物质，好色，就是物质主义。

18楼礁游客05-28IP归属： 辽宁

好色是本能，好德须修炼，故深难。

谢选骏指出：孔子的“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显然也包括了他自己——何况热爱色情网站的中国共产党。其实早在几年前，当百卷本的《谢选骏全集》风靡网络时，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况，黑手们把这部史无前例的经典巨著的伟大光荣正确的链接，导向了生猛异常的色情网站，让不幸的读者们“大饱眼福”。一般正常人绝对无法想象，这是在中囶国内“严厉打击色情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主导的！结果呢？常人因此沦为了废垃。

【95、热爱艺术还是热爱艺术品及其价码】

《艺术大师与赝品的伪造者之间的战争》（红楼一角2016-11-21）报道：

艺术大师与赝品伪造者有时只是一步之差。近日，艺术史学家诺亚·查尼（Noah Charney）在其新书《伪造的艺术》（The Art of Forgery）中记录了艺术品伪造者如何瞒天过海，把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玩弄于鼓掌之间的案例。这其中也不乏有历史上的艺术大师，此书中，诺亚·查尼就揭示了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巨匠在成名前参与制作赝品的经历。

在米开朗基罗·博纳罗蒂（Michelangelo Buonarotti）成名前，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艺术市场上最具价值的雕塑是古罗马大理石雕。不少传记都记载，即使像米开朗基罗那样伟大的艺术家都可 能在当时卷进人为造假风波之中去亲手伪造古罗马大理石像。然而，这并没有对其声誉造成影响——事实上，把伪造的大理石雕像成功卖出反倒为其艺术生涯增光 ——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米开朗基罗精湛的艺术技巧和创作天赋已经比肩其古罗马前辈。

米开朗基罗的第一本传记由著名历史学家保罗·乔维奥（Paolo Giovio）撰写，书中写到“他极具天赋……但与其才华相比，（米开朗基罗）粗鲁野蛮的性格却导致其私生活给人难以置信的狭隘鄙陋之感。”据乔维奥记 载，1496年年仅21岁的米开朗基罗雕刻了大理石作品《睡着的厄洛斯》（Sleeping Eros），他将其打磨伪造使之看上去像古代真迹一样。这座雕塑以假乱真出售给了红衣主教拉菲尔·瑞阿里奥（Cardinal Raffaele Riario），罗马早期文物的收藏家（他本来应该很懂古罗马文物的真伪的）。

当瑞阿里奥后来发现自己买的是仿品时，他将雕塑退还给了当初卖给他的中间商巴尔达萨雷·德·米兰尼斯（Baldassarre del Milanese）。然而，就在瑞阿里奥买回这个作品并意识到自己被骗期间，米开朗基罗已经从那个21岁时不为人知的艺术家一跃成为罗马最炙手可热的新星了——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令他一举成名的佳作——那座伫立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中的大理石雕《哀悼基督》（Pietà）。因此，德·米兰尼斯也自然很乐于接 受从瑞阿里奥手中退回的米开朗基罗作品，并毫不费力地将它再次倒卖出去。而这一次，该雕像则光明正大的以米开朗基罗手迹的标签被出售。

不管被当作是一个恶作剧以彰显其作品和前辈们一样出色，还是出于某种具有犯罪意图的原因，米开朗基罗的造假似乎并没有触怒《睡着的厄洛斯》的最初买家。红 衣主教瑞阿里奥竟成为了米开朗基罗在罗马的第一个主顾，他于1496及1497年委托其另外雕刻了两件作品。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成功愚弄了那些自认是专家 的人并不总是令人恼火的事——它也可能使造假者得到专家的喜爱，成为一世大家。

瑞阿里奥买到了《睡着的厄洛斯》并误认为它是古罗马时期的大理石雕像。然而我们无法通过此事确定米开朗基罗创作该作品是的初衷，因为许多16世纪的传记众说纷纭，到底是米开朗基罗造假还是巴尔达萨雷·德·米兰尼斯欺骗性销售，这一问题始终没有统一的说法。

尽管米开朗基罗可能参与造假这一丑闻也许令人 惊讶，但《睡着的厄洛斯》并不是其唯一的伪造作品——事实上，出自米开朗基罗之手的仿品远不止这一件。著名传记作家乔治奥·瓦萨里（Giorgio Vasari）写到：“他也模仿古代大师的画作，用烟熏画纸、并将其染色，使其具有遥远的年代感。加之其以假乱真的绘画技术，人们很难区分真迹和赝品孰真 孰假。因而，他也经常自己把真迹保留下来，用亲手伪造的仿品替代原作归还。”

没有人知道还有哪些作品卷入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这场偷梁换柱的造假风波，但这个故事似乎能让我们深入走进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内心，有些时候，天才艺术家和罪犯只有一步之差。

花园小屋里的造假者

2007年11月16日，失意的当代艺术家肖恩·格林哈尔希（Shaun Greenhalgh，生于1961年）因艺术犯罪史上一起空前的造假案而被定罪。而因带头并协助销售肖恩伪造的赝品，他耄耋之年的双亲奥利芙（Olive）和乔治（George）也一同被定罪。据悉，这家人在17年间通过伪造120多件艺术品赚取了至少82.5万英镑，愚弄了包括佳士得、苏富 比和大英博物馆在内的诸多艺术机构及专家学者。伦敦警察署担心至少仍有100多件其仿制品散落在外被视作真迹。

大多数造假者都擅长专门伪造一个艺术家或某一 历史时期特定风格的艺术作品。格林哈尔希则擅于伪造古埃及时期的雕塑、18世纪的望远镜、19世纪的水彩画以及20世纪中期的芭芭拉·赫普沃斯（Barbara Hepworth）雕塑作品。格林哈尔希一家最终因为一个小疏漏而败露：在试图伪造一件古代亚述人的浮雕作品时，他们拼错了几个楔形文字单词。

肖恩·格林哈尔希在英国波尔顿的一个贫困区长大。虽然他没有受到过正规的艺术训练，但他身为技术制图老师的父亲乔治却很鼓励他，并希望他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成为专业画家。然而，在多次被画廊无情的拒绝之后，肖恩觉得没人认可他的艺术才能，从而对艺术界产生了怨念和抵触。

为了帮助肖恩报复艺术界——同时也补给他们微 薄的收入——格林哈尔希一家制定了一个计划：他们通过在文物源头上制造陷阱的方式帮助肖恩出售仿造艺术品。这家人从老式拍卖会上挑选出比较晦涩模糊的图 录，并选取了许多语义含糊的词语，如“古董花瓶，可能是罗马时期的”。而肖恩则根据这个描述伪造作品，对其人工老化从而使其与拍卖图录中已有的文物相匹 配。随后，专家会被他们眼前的仿造艺术品所吸引，并为这些眼前的伪作寻找古老的依据。

可靠的拍卖图录依据以及专家们对于发现新的文物资讯抱有的过度热情令他们轻易相信肖恩仿品的真实性。也正是因此，使得肖恩家的骗局屡试不爽。这场骗局的点睛之处在于肖恩那坐轮椅的父亲——乔治的表演 ——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可爱而有魅力的残疾人，他将仿造的赝品拿给专家们过目，声称该作品在他的家族中世代相传。

乔治从不说明该物品是什么，但他会给出藏品来源的暗示——这条线索会引导专家对过去的重要发现进行考察，最终找到物品的“真实”出处。在此期间，专家有足够的空间来得出各自的结论——他们被肖恩一家玩弄于股掌之中，还自欺欺人的为面前的作品寻找有确凿依据的出处。

因而，相比肖恩伪造艺术品的技术和才能，真正具有欺骗性的应属这一家人天衣无缝的欺诈陷阱。用肖恩自己的话来讲，他“只是在花园后的小屋里进行加工制作而已”。

肖恩·格林哈尔希及其家人的故事代表了另一类 造假者的例子：他们自己创作的作品都没有得到艺术界的认可，因而转过来通过造假来企图愚弄艺术界从而实施报复行径。正如伦敦警署的侦探警官伊恩·劳森（Ian Lawson）所言：“肖恩的行为起源于对艺术界的怨恨，造假并蒙蔽专家而得到认可也是为了证明他们能够做到。”

然而，与其他造假者不同，肖恩并不将其造假经历和牢狱生活当做噱头在出狱后大肆面对媒体引发关注，他在2011年刑满释放后拒绝任何采访，采取了回避媒体的态度。

对于那些被艺术界疏远的人们来讲，肖恩是一个平民英雄。谋取利益并不是这个家庭的伪造赝品的主要动机：肖恩一家一直过着相对贫穷的生活，除了正常工资外，他们很少动用非法手段谋取的收入。当被当时的 艺术品及古董部门主管弗农·拉普雷（Vernon Rapley）问及他们为何选择把那么多钱存在银行而自己却过得那么清苦时，肖恩坦率的说到，“在我的衣柜里已经有5双全新的袜子了，那我还想多要些什么 呢？”肖恩的故事再次向艺术界证明，在一系列精心构思的陷阱布置下，他的艺术技艺已成功地超越了那些业界行家的鉴赏力。

无论是精湛技艺的仿造者最终变成历史著名的一代大师，还是通过艺术品造假而走向牢狱的平民艺术爱好者，成功和失败仿佛总是一步之遥。《伪造的艺术》一书将讲述更多关于艺术品仿造的历史故事。

谢选骏指出：仿冒他人作品的人说他热爱艺术，其实他是热爱艺术品及其价格。世界上没有“伪造的艺术”，其实只有“伪造的艺术品”。

《近期艺术界最臭名昭著的9大赝品丑闻》报道：

藏家和博物馆最担心的是什么？莫过于他们珍藏的价值连城的作品被发现是赝品。不过，即便有着诸多的专家对这样的事情进行防范，市场上依然在不断出现顶着价值连城的帽子的仿品。

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市场，艺术史当中充满了这样高规格的欺诈案，比如充满传奇色彩的汉·凡·米格林（Han van Meegeren），这位疯狂的画家发明了一套让自己的作品看起来像是古典主义大师的方法，并在1930-1940年代期间将自己的仿作以维米尔的名义卖给了纳粹头子Hermann Goring。虽然现在的专家们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作品是有问题的，但是凡·米格林在当时受审时，不得不现场再画一幅维米尔“新作“，以证明自己并没有将那件无价的原作卖给了纳粹。

最近一段时间里，艺术圈经历了自凡·米格林以来最令人震惊的造假案。这次古典大师的造假案牵涉的范围还不得而知，但是苏富比已经向一位买家出价1000万美元回购2011年通过伦敦经纪人马克·怀斯（Mark Weiss）私洽销售的一件弗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肖像作品。詹姆斯·马丁（James Martin）位于自马萨诸塞州Williamstown的 Orion Analytical公司对这件作品进行了调查，在画布上发现了现代材料，证明了这是一件伪作。

还有其他一系列作品涉及到了案件当中，其中包括来自列支敦士登王子收藏的一幅老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作品。3月，法国警方在Caumont Centre d‘Art对其进行了扣押。一幅同样由怀斯售出的奥拉其奥·简提列斯基（Orazio Gentileschi）青金石绘画、以及一件帕米贾尼诺（Parmigianino）也涉嫌造假。据说，高达25%的古典大师油画都涉及到此案。

所有的油画似乎都来自于同一个人——一位不知名的藏家经纪人纪奥拉诺·鲁菲尼（Giulano Ruffini）。这些作品几乎没有什么证明文件，但是都宣称来自于法国的市政工程师安德雷·伯尔利（André Borie）。鲁菲尼坚持说自己从未说过这些油画是真品，是那些急着想发财的经纪人们一直在宣称这些是来自古典油画大师的原作。

艺术界很快就发生了骨牌效应，伦敦国家美术馆的真蒂莱斯基（Gentileschi）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帕米贾尼诺作品突然出现在了展厅。在经过法国研究与修复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and Restoration）鉴定之后，巴黎的罗浮宫称这件哈尔斯作品为“国家瑰宝“，并曾经一度发起过筹款活动来购买这件作品。

这一事实证明，长期以来作为鉴定古典油画的金科玉律的专家鉴定——他们不依赖科技手段，而是凭经验断定作品是否出自大师之手——不再可信。

也许最让人但是的是，无法统计有多少伪作依然在招摇过市，专家和公众们都在以对待原作的态度来欣赏他们。沃夫冈·贝尔特拉齐（Wolfgang Beltracchi）、马克·兰蒂斯（Mark Landis）这些当代造假大师的作品都已经渗入了众多的美术馆收藏。2014年，瑞士美术专业学院（Fine Art Expert Institute）推测，市场上流通的作品有一半是伪作——大家很快对这个数字进行了质疑，但是这依然让人不安。

在继续关注这个案件的同时，artnet新闻收集了近年来最为著名的一系列造假案件以供参考：

来自长岛的不知名艺术经纪人格拉菲拉·罗萨尔斯（Glafira Rosales）、她的男朋友、以及他的弟弟聘请了皇后区的中国艺术家钱培琛来制作抽象表现主义大师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罗伯特·马瑟维尔（Robert Motherwell）等人的作品。造假案件被曝光之后，诺德勒（Knoedler）画廊在2011年闭门歇业，但是依然坚持说自己相信罗萨尔斯的说法，这些作品是在没有记录的情况下由艺术家们直接卖给匿名藏家“X先生“的。

不管画廊是否参与了骗局（今年早些时候，诺德勒庭审引发的争议之一就是，在画廊主席安·弗里曼出庭作证之前案件就达成了和解），他们还是以8000万美元的天价卖出了一堆废物，并且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官司。

即便持有原作也不能掉以轻心。比如乌兹别克斯坦国家艺术博物馆（Uzbek State Art Museum）就发现，在过去的15年时间里，馆藏的作品被自己的雇员有系统的倒卖，其中至少有3人被定罪。

有25件欧洲艺术家的作品，其中包括文艺复兴大师洛伦佐·迪·克雷蒂（Lorenzo di Credi）、俄国现代艺术大师维克多·乌菲姆瑟夫（Victor Ufimtsev ）以及亚历山大·尼克拉维奇（Alexander Nikolaevich）都是被工作人员掉包。这些雇员们以极其便宜的价格将这些作品卖给了黑市。

2011年，爆出了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造假圈至今依然让大家心惊胆战。荷兰的贾科梅蒂造假者罗伯特·德里森（Robert Driessen）通过造假赚得了800万欧元，他在被发现之前，已经制作了成千上万的青铜伪作。2015年，他的案件再次登上了头条：当时的一个德国经纪人想把其中的一件伪作卖给一位卧底的探员。

造假案也没有放过土耳其安卡拉的国家艺术与雕塑博物馆（State Art and Sculpture Museum）。在2005-2009年间，博物馆的官员与罪犯联手，共盗取了馆藏的302件藏品。这次案件在2012年被曝光，当时博物馆发现有46件作品被赝品掉包。其他的30件藏品也引发了怀疑。因为一位匿名线人的线报，这个案件在2014年水落石出。

密歇根的经纪人埃里克·伊安·霍纳克·斯普奥茨（Eric Ian Hornak Spoutz）使用各种手段制作了假文件，售卖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琼·米切尔（Joan Mitchell）等诸多艺术家的多件仿品。因为所有的交易都是在eBay上完成的，所以斯普奥茨的罪名是网络欺诈。

他甚至还混入了史密森尼博物院（Smithsonian），这家机构有6件馆藏作品来自于斯普奥茨。

西班牙警方在2015年一月破获了一个涉及到胡安·米罗（Joan Miró）、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以及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作品的造假团伙。这个行动名为Operación Mirones （偷窥行动），耗时半年。官方在2014年7月首次注意到有赝品流入国内，但是没有大肆宣扬，而是选择密切监视，放长线钓大鱼。

调查发现，一个位于萨拉戈萨的艺术经纪人通过造假将这些伪作以数十万欧元的价格出售，在突击逮捕的时候，他们发现了9件伪作。

这个案件有点非同寻常，韩国艺术家李禹焕（Lee Ufan）在韩国艺术经纪人Hyeon 宣称13件作品涉嫌是伪作的时候，认定其出自自己的手笔。首尔警方在2月开始了调查，并说Hyeon 在6月被起诉以来，共有多达50件作品涉嫌是伪作。

不管如何，李禹焕对证据不以为然，称“艺术家可以一眼就认出自己的作品。“

6月，巴黎著名的Kraemer Gallery的古董经纪人劳伦特·克莱默（Laurent Kraemer）、以及椅子专家比尔·帕洛特（Bill Pallot）被逮捕，罪名是涉嫌以170万欧元向凡尔赛宫出售四张假冒古董靠背椅。这些被称为“国家珍宝“的椅子据说是路易斯·德拉诺伊思（Louis Delanois）1769年为凡尔赛宫的起居室制作的13张椅子的一部分，它们属于路易十五的最后一位情妇杜巴丽夫人（the countess du Barry）。

问题是，现在市场上流通的椅子超过了12张（第13张是为国王制作的特别大的版本，据说已经丢失）。克莱默画廊坚持说自己是无辜的，但是撤出了9月在巴黎举办的古董双年展（Biennale des Antiquaires）。

法国艺术家奥兰（Orlan）在美国流行歌手Lady Gaga的 2011年热门歌曲“生来如此“（Born This Way）MV发行之后对其起诉，告她侵权，但是最终输掉了官司。奥兰指出，MV与她在自己的脸上增加假颊骨的作品《Bumpload》（1989）、以及将斩首的头颅放在桌子上的作品《Woman With Head》（1996）有很多类似之处。在输掉了案值3170万美元的官司之后，奥兰被法庭宣判向这位歌手以及她的唱片公司支付2万欧元的赔款。

谢选骏指出：人说“近期艺术界最臭名昭著的9大赝品丑闻”——我看这些赝品的出现，是因为“热爱艺术”还是“热爱艺术品及其价码”这两股力量之间的博弈纠结。

《10件著名的假古董和买下它们的冤大头》（科学人 2016-02-26文/Maria Trimarchi）报道：

古董的鉴定也在于观察其细节。不管是在资产拍卖会上和古董店里瞎逛的菜鸟，还是配备了碳-14测试装备满腹经纶的专家，要辨别出假古董都不是件简单的事儿。本文总结了10件著名的伪造品和那些被假货坑了的冤大头不得不说的故事。首先，我们来看看亨利福特博物馆是怎么发现，“布鲁斯特椅”和“大布鲁斯特椅”之间不是仅有一字之差的。

第10名：布鲁斯特椅

“布鲁斯特椅”特指17世纪中期新英格兰制造的一种风格极为罕见的椅子，它得名于威廉·布鲁斯特，此人在历史上地位不凡，曾在美国第一份宪法《五月花号公约》上签名（见上图）。图片来源：Three Lions/Getty Images

1970年，位于密歇根州迪尔伯恩市的亨利福特博物馆购入了一把椅子。据说，这把椅子曾为威廉·布鲁斯特（William Brewster）所用，此人是1620年开拓出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一位先驱。

事实上，这把椅子并不是产自17世纪的古董。它诞生于1969年，是一位名叫阿尔芒·拉蒙塔涅（Armand LaMontagne）的艺术家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制造并做旧的。这把椅子被拉蒙塔涅戏称为“大布鲁斯特椅”，由新砍下来的橡木做成（这种木材干了之后会变弯），上面所用的木钉也跟17世纪的极为相似。不过，这把椅子的真正由来在一场口角之后遭到了怀疑——一位古董商人因质疑拉蒙塔涅的背景而怀疑起了椅子的真实性。

最后，拉蒙塔涅把假椅子送掉了，并在此后多年对这件事闭口不提。1975年，他听说亨利福特博物馆以为他做的这把椅子来自于新英格兰时代，为此花了9000美元将其买入。到了1977年时，这件事已然众人皆知——经X射线测试，亨利福特博物馆的布鲁斯特椅是个用现代工具做出的冒牌货。

亨利福特博物馆到现在都还展示着这把椅子——当然，是出于教育意义，而不是历史意义。

第9名：贝尔宁格教授的骗子石头

贝尔宁格信以为真的假化石。出自他于1767年发表的《Lithographiae Wirceburgensis》。

德国维尔兹堡大学贝尔宁格博士是一位医学教授，却对化石有着特殊的热爱。1725年，贝尔宁格博士碰到了或许是本世纪最牛的化石——3个年轻人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石头，并提出可以卖给贝尔宁格——每块石头上都刻着各式各样的图案，诸如动物、鸟类、昆虫、天文物体以及希伯来文字。贝尔宁格买下了这些石头。之后几个月，他又从这些小伙子们手上购入了许多被陆续挖掘出来的石头。1726年，贝尔宁格发表了一篇名为“Lithographiae Wirceburgensis”的文章，其中详尽地记录了他收集的204块石头，并提出了好几个关于它们来源的理论。

其实，这些化石的来源可没那么复杂，它们只是些伪化石而已，被人工雕琢后，作为恶作剧卖给了贝尔宁格。

第8名：希特勒的日记

最后一份假希特勒日记在2004年的一场拍卖会上被一位不知名人士以6500欧元的价格买下。

1983年4月，德国的新闻周报《Stern》的驻伦敦记者格尔德·海德曼（Gerd Heidermann）入手了一批阿道夫·希特勒的日记。据说，这些日记来自1932年-1945年间，在东德一场坠机事故的现场被发现，随后它们便被隐藏起来了。

《Stern》花了大约600万美元将这批日记买入，并打算跟伦敦的《星期天泰晤士报》联合发表。《泰晤士报》与《新闻周报》为了鉴定这些文件的真实性请来了一批专家。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认为它们是真的——至少笔迹是真实的。然而，当《Stern》把日记公开之后，其中的蹊跷也就越来越明显了。其实，这些笔记是在近几年伪造出来的，里面充满了各种历史性的错误，文本上的“历史痕迹”也不过是茶渍而已。而且，鉴定了该文件真实性的那位“历史学家”根本不认得德语。尽管这些日记的确来自德国，它们跟希特勒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这些日记是海德曼从一位名为康拉德·卡尧（Konrad Kajau）的艺术家（也是一位伪造家）手里买来的。

第7名：阿马纳公主

由于许多博物馆迷们都热衷于有关图坦卡蒙国王的文物，一座他家人的雕塑——如果是真的——能给任何博物馆带来巨大的客流。

2003年，经大英博物馆和佳士得拍卖行鉴定，古埃及图坦卡蒙国王之孙——阿马纳公主的雕像为真品，是3300多年前完成的。同年，伯顿博物馆买下了这座雕塑。展出不久后人们便发现它是赝品。公主的雕像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古董——她的出生地不是古埃及，而是英国大曼切斯特郡伯顿市。肖恩·格林哈尔（Shawn Greenalgh）在他父母的棚子里完成了这座雕塑，他与父母一起制作并贩卖假古董已经17年，并通过这个赚了不下100万美元。

格林哈尔因诈骗和洗钱获刑4年，他的父母也因串谋诈骗被判了缓刑。

阿马纳公主雕像现在归伦敦警察厅所有，曾在伯顿博物馆一次赝品展览上展出。

第6名：以马忤斯的耶稣与门徒

凡·米格伦伪造的古董名扬天下，荷兰的凡·布宁根博物馆在2010年曾专门展出这位赝品大师的作品。

荷兰画家汉·凡·米格伦（Han van Meegeren）以伪造约翰内斯·维米尔的画作而闻名。在他伪造的众多作品中，声名最为远扬——或者说最臭名昭著的，是《以马忤斯的耶稣与门徒》。

凡·米格伦本身是一位优秀的画家，即使在这些伪造的画作以“早期大师精选”的名义卖出去之后，他也从来没有否认过它们其实出自自己之手。他的作品《以马忤斯的耶稣与门徒》大约诞生于1936年，在1937年就通过了历史学家亚伯拉罕·布雷德休斯（Abraham Bredius）的鉴定测试——在为期两天的鉴定工作后，布雷德休斯确认这是一幅完好的维米尔真品。这件事曾在《柏林顿杂志》上登出。

跟当时许多凡·维米尔的仿制品一样，这幅《以马忤斯的耶稣与门徒》卖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价格。以现在的金钱换算一下，他当时通过伪造维米尔赚了大约3000万美元。这些假维米尔直到1945年才被发现。当时，纳粹党领袖赫尔曼·戈林买下了《通奸的女人》，当局顺藤摸瓜，抓到了凡·米格伦。不过，他被抓的理由非常有创意——不是因为造假，而是因为通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在证词中坦然承认了自己制造《以马忤斯的耶稣和门徒》以及其他假画的事实。

第5名：都灵裹尸布

图为于2013年3月30日在都灵大教堂被展出的都灵裹尸布。尽管裹尸布的真假到目前尚无定论，对于许多天主教徒来说，这件古董依然有着非凡的宗教意义。

都灵裹尸布是一块引起了长达数世纪争议的布。它对于天主教徒来说有着神圣的意义——据说，它在耶稣下葬的时候包裹过他的尸体，上面还留有他的面容。不过，除了虔诚的信仰之外，这个传说的真实性没有任何的客观依据。1988年，通过碳-14年代测定，这块布上的纤维来自于中世纪。这个结论向科学界证明了这块所谓的裹尸布是伪造的，它并不来自耶稣受难的时期。

然而，2005年，发表于《国际热化学学报》的新研究发现，裹尸布其实来自于1300年到3000年前。这个结果比之前1988年测定出的1260年-1390年早出许多。据说，这个错误被归因于1988年的碳测试只鉴定了布上的一小块布料，而不是整块裹尸布。

尽管裹尸布的真假之谜到现在都莫衷一是，哪怕在1988年的伪造风波之后，都灵大教堂仍然时不时会将其展出。2013年，都灵裹尸布曾在电视上露面，而它上一次被公共展出则是1973年的事情了。

第4名：圣母圣子与天使

2010年，伦敦国家美术馆发现他们收藏的一幅15世纪的油画是假的。

《圣母圣子与天使》曾被当作画家弗朗西斯科的早期作品，于1924年被伦敦国家美术馆购入。1954年，一幅几乎一模一样的画作出现在了伦敦的一个拍卖会上，以至于两幅画的真实性都受到了质疑。1988年，在拍卖会上的那幅画被验为真品后，伦敦国家美术馆开始仔细研究起自己收藏的这一幅。

后来，他们发现这幅画并非古董，它更有可能是来自19世纪的作品，而不是之前估出的1490年。归功于现代科学测试技术，相关专家发现了好几处纰漏，其中包括在文艺复兴时代尚未出现的一些颜料，以及颜料层下方用15世纪还没有的石墨铅笔勾勒出的轮廓。画上涂过树脂，而树脂的裂纹也是人为造成的，而这些都让这幅画看上去年代久远。

第3名：野生的印第安人

多梅内克误将一个孩子的鬼画符当做了美国土著的符号。

以马内利·多梅内克（Emmanuel Domenech）是一位在1846年去到了美洲的法国传道士。1848年，他成为了德州圣安东尼奥的天主教神父，其后在美国西南部以及墨西哥传教，直到于1850年回到法国。他出版了一些关于印第安土著文化以及讲述他在美国传奇经历的书，其中有一本叫做《美国图像记录暨红皮印第安人的象形文字研究》的书中，他解释了一批符号和简笔画的意义，这些符号是巴黎阿斯纳图书馆的一个馆员给他看的。

多梅内克认为，这份被他称为《野生印第安人》的资料在美国土著文化中意义非凡。然而，这些符号被公开之后，很快便有人指出，这不过是一个德国小孩随意画下的图案而已。

第2名：君士坦丁献土

尽管君士坦丁献土的文件是伪造的，这份“赠予”罗马教宗西尔维斯特一世的礼物却意义深远。它常常成为艺术品的主题，比如这副绘于意大利罗马四旬道堂里圣西佛斯小堂中的壁画。

君士坦丁献土（Donation of Constantine）据说是一份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书写的法令，要把西罗马一带的部分土地——也就是今天的北意大利——赠给教宗西尔维斯特一世，作为答谢教宗治好他麻风病以及把他转入基督教的礼物。

事实的真相跟所谓的馈赠相去甚远。这些于756年归教宗所有的土地很可能是通过教宗史蒂芬二世跟矮子丕平的交涉所得，无非是教会跟法兰克帝国之间的政治游戏而已。

1440年，君士坦丁献土被指为是伪造的。洛伦佐·瓦拉指出了文件中的几个客观错误，比如其中提到了几座当时并未建成的庙宇，以及君士坦丁其实从未患过麻风病的事实。天主教会承认了法令是伪造的，并于1929年将相关土地归还给了意大利。

第1名：盖提库洛斯

图为2011年4月18日正在参观加州马里布盖提别墅博物馆的游客，他们正在欣赏一座很可能是伪造的雕塑。

“库洛斯”特指年轻人的裸体雕像。这个直立的少年有两米高，双臂侧放，左脚向前，目光直直望向前方。位于美国加州马里布市的盖提博物馆（J。 Paul Getty Museum）于1980年看上了这座希腊库洛斯，据说花了近1200万美元将其购入，而这座雕像有可能是个赝品。

博物馆是在1985年买进此雕像的，卖主是一个来自巴塞尔的艺术品商人。在买入它之前，盖提博物馆花了两年时间做鉴定。它理应是希腊古风时期的作品，但问题在于，盖提库洛斯身上的一些特征让鉴定工作变得十分困难。学者、艺术商人和科学家都曾试图解释过这个谜。

科学上来说，这座雕像看起来确实像是出自元前6世纪末期的雕塑家之手。譬如，雕像所用的石头是来自萨索斯岛上古老的大理石，并且，雕琢的痕迹也跟古风时期所用的工具相符。然而，人们无法辨别石头表面的脱白云化（石头表面的老化方式）是否人为造成。其次，在当时选择用这种大理石作为材料也显得有些可疑。从风格上说，盖提库洛斯就显得有点奇怪了，它像是一个把不同时期的风格东拼西凑所做出的产物，而这个问题同样存在于另一座已经被鉴定为赝品的库洛斯身上。

在这座雕像的真假之迷被解开之前，盖提库洛斯的简介卡上特别说明道：这座雕像有可能来自公元530年，也有可能是1980年左右造出的赝品。

（编译自：How Stuff Work，10 Famous Fake Antiques and the Suckers Who Bought Them）

谢选骏指出：人说“10件著名的假古董和买下它们的冤大头”——这些冤大头，不是热爱艺术，而是热爱艺术品及其价码。如果真正热爱艺术，那就无所谓真假——假货也就是真货了。

【96、人工授精制造谷爱凌】

《美国华人妈妈，正在批量制造谷爱凌》（凤凰周刊 2023-07-17 凯斯）报道：

众所周知，中国的家长在教育子女这方面，向来突出一个“往死里卷”。这其中，又以北京海淀为最，被称为“卷王之王”。

就像网上之前流行的段子，问，孩子5岁，英语词汇量只有3000，是不是不太够？

答曰：在美国肯定是够了，在海淀肯定是不够。

培养孩子，就是海淀家长们共同的信仰。

在海淀，不抓孩子学习，出门跟别人都找不到共同语言。

殊不知，这一代在美国的华人家长，早就卷出了国门，从北京海淀，一路卷到了旧金山湾区。

震惊了美国人的虎妈“蔡美儿”，就是8岁时搬家到了湾区；我们熟知的“青蛙公主”谷爱凌，也是湾区成长出的青年才俊典型。

谷爱凌在访谈中盛赞自己的妈妈

湾区的华人宝宝打出生就开始卷，而这，也间接改变了该地区的产业结构。

来到现在湾区位于硅谷附近的南德安扎大道，你会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于北京的海淀黄庄。

在这条大街上，你能看到几乎所有品类的补习班：

刚开没多久的学而思硅谷分校，这两年深受老美追捧的“俄罗斯式数学教育机构”，专做K12培训的洞察教育（Insight Education），教钢琴和古筝的艺术中心……

跨过大洋，仍旧鸡娃

加州家长们鸡娃的方式，和国内家长并无二致：主打一个提前规划。

譬如说，当自家孩子的年龄还是负数时，他的父母就开始在旧金山湾区，给他申请最好的幼儿园了。

小孩降生还不到24个月，就被他踌躇满志的父母拉去上补习班。所以，如果你问一个湾区华人小孩，他的生活是怎样的，那他多半会告诉你：“周一学STEM，周二练钢琴，周三……”

湾区许多培训学校的牌匾直接就写着中文，还在外面用中文写“今年又有xx个孩子，获得了数学竞赛的一等奖”，精准击中主流客户的心。

而在一位移民妈妈所晒出的养娃账单里，我们发现，其中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开销，都被拿来上课后辅导班了。

毕竟，就算在美国，孩子上补习班的目的，也基本都是为了能在比赛中拿奖，能在申请学校时拿出一份写满了荣耀的个人简历。

然而，当这些“亮瞎人眼”的学生简历，被送到名牌大学的招生处后，却并没有收获心动的offer。

比如，有华人家长说，朋友的女儿上的是顶级私高，成绩特别拔尖，画技出类拔萃，在哈佛的物理实验室实过习，在欧洲游过学，还有很强力的推荐信……

但就是这样一个履历极其优秀的女孩，却根本就申不上最顶尖的学校。

问题，究竟出在哪呢？

风向变了

答案可能恰恰是因为现在的亚裔小孩，太优秀了。

比如说，洛厄尔高中是旧金山湾区亚裔最多的高中之一，同时也是最好的高中之一。

在这所学校，几乎每一个学生的简历拿出来，都能羡煞北美的鸡娃爸妈。

但美国顶尖藤校，却对洛厄尔这样的“北美衡水”越来越不感兴趣，因为在招生办看来：“亚裔孩子都很棒，但棒得千篇一律。”

作为私立的办学机构，美国的大学最看重的，是一个学生能给它们带来什么，是优秀的人脉资源？还是不可取代的经历？

换句话说，在美国想要申好学校，你不仅要优秀，还要“优秀得有特点”。

就比如，在芝加哥大学的官网上，你能找到去年6个优秀新生在上大学前的人生履历。

而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些履历，那便是“各有狠活儿”。

比如有个叫里斯·贝克的女孩，来自美国堪萨斯州，原本是一名撑杆跳好手，却在2019年确诊霍奇金淋巴瘤。在经历了50多次的化疗后，里斯战胜了病魔，自学了法语，并最终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垂青。

里斯·贝克

而其他那几个优秀新生，有的从小就喜欢修汽车，上大学前俨然已是一名成功的汽车销售；

有的就喜欢当记者，高二就给《纽约时报》写特稿；还有的，从小就是户外探险达人，一直热衷于环保事业……

当然，在许多人看来，上述的这些招生要求，不可避免地让升学沦为了一个“谁的人生故事好，谁就更有优势”的比赛，本质还是在否定亚裔群体的勤恳和努力。

但华人的适应力，向来强得吓人。在得知名校的招生倾向已然改变后，湾区的鸡娃爸妈，便立刻跟紧形势，改变了自己培养子女的方式。

而湾区鸡娃，也跟着进入了“2.0”时代。

湾区鸡娃进入“2.0”时代

既然常春藤大学的招生办喜欢听故事，那么湾区的华人家长就花钱给自己的娃，“砸”出一个好故事。

这里面最离谱的，据说是家长在硅谷直接成立VC，投资自家孩子“创立”的公司，之后找专门的团队做包装，结合时下流行的WEB3和数字加密货币，将孩子打造成一个少年科创新锐，以此来敲开名校的大门。

当然，孩子能不能受得了先放一边，这种“鸡”法的花销实在过大，并不是所有旧金山中产家庭都能玩得转。

于是，很多华人家长便退而求其次：先给孩子报范围尽可能广的辅导班，然后再选一项孩子最擅长的专项突破。

像在这两年，很多湾区鸡娃就都走上了“体育特长”这个赛道。因为在美国，体育好的孩子在升学时极度吃香。

同样的成绩申哈佛大学，普通学生的录取率仅为16%，而体育生的录取率却能高达83%。并且大部分的体育生都有奖学金可拿，平均一年1.8万美金。并且，体育这条路它真的管用，"It works"。谷爱凌就是明证。

去年北京冬奥会后，当其他人都在感叹谷爱凌的人生履历时，湾区的家长则在琢磨：如何让我家孩子成为下一个谷爱凌？

2018北加州华人冬季体育运动会开幕晚宴上的谷爱凌

于是，某机构去年在湾区开了专门针对孩子的滑雪培训班，1000美元一小时，刚推出就被家长们抢走了所有名额。

而更小的华人宝宝，则有体操课和“核心肌肉训练课”在等着他们。

难怪有家长感叹，说在国内，父母见面之后聊的是“你家孩子背了多少单词，会背多少古诗”，而到了北美，聊天则变成了“你家孩子学什么体育项目，在哪个场地”。

与此同时，湾区的家长们也发现，在重视体育的同时，文化课也是一点也不能放轻松。

因为在当下，鸡娃早已不是华人家长的专利。

比如，在美国的印度裔家庭也都是卷娃的好手。

吉坦贾莉·拉奥（Gitanjali Rao），印度裔，15岁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在暑假期间，很多印度裔家庭都会组织所谓的study date学习班，几家凑在一起集中学习到深夜。

而当华人家长还在纠结自家孩子的英语词汇量有没有上3000，印度那边的小孩则在这些年间，狂拿了27个全美“拼字比赛”的冠军：

像“psammophile（在沙质土壤中茁壮成长的有机体）”这样的冷僻词汇，大部分老美这辈子都没听过，14岁的印度男孩却能在瞬间拼出，实在是卷得吓人。

这个拼字大佬名叫Dev Shah

与此同时，有华人家长在网上说，身边的墨西哥家长，都在逼着自家还没上学的孩子学第二门外语。

而在刻板印象里从不在乎学业的非裔美国人群体，如今也开始“习惯于”因为成绩问题，而对自己的孩子发火。

于是乎，湾区的父母们意识到，纯粹在家长群里“抄作业”的鸡娃时代已经过去，要想“爬藤成功”，他们就必须要“完全地动员起来”，激发出自家孩子真正的特质。

所以湾区鸡娃这项活动，不仅卷孩子，同样也卷孩子的爸妈。

越卷越深

对于现在湾区的父母而言，养娃就好像打仗一样，拼的不只是爸爸的财力，还有妈妈的情报力。

作为家庭的“指挥官”，一个妈妈需要尽可能多地搜集信息：

不但要知道各大湾区私校的招生要求，还要了解这些私校的教育理念，和自己的教育模式是否匹配。

如果孩子不上私校，转去公立，那么湾区的家长就会发现，即便到了美国，他们也绕不开学区房，绕不开这一笔巨大的开销。

而养娃，不仅是一场消耗战，也是一场持久战。

当湾区的孩子们开始刷培训班，他们的家长便需要时刻陪同，有父母陪着孩子练小提琴，结果自己学通了乐理；还有的家长本身就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所以在面对育娃时便能做到游刃有余。甚至在爬藤成功后，鸡娃爸妈的战斗，都还没有结束。

微博博主@一杨ish 就曾发过一个湾区家长群的截图，在图片里，你能看到这些华人家长在互相庆贺，而庆贺的内容，则是他们早已在美国工作的儿女，今年谁又加薪了，谁又升职了。

“牛蛙”，是父母一辈子的骄傲

前些日子网上也传出来一个瓜，说湾区有两个华人家庭，就因为争论“谁家的孩子进的大学好”，而从争吵升级成了斗殴，最后致使三人重伤。

一开始只是卷自己的孩子，最终不可避免地把自己也卷了进去。

在踏上了异国的土地后，华人家长们才真切的意识到：曾经他们所听到的“欧美快乐教育”，只不过是一套被夸大的片面说词，唯有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才是升学这个游戏的真正本质。

在国外，在国内，都一样。

参考资料：

1.《你好未来人类：美国篇》

2.《再加把劲！》（Try Harder）

网民嚎叫：

cacu 发表评论于 2023-07-18 15:29:00

华人丑态

旁观者XWY 发表评论于 2023-07-18 14:24:00

要找哈佛白人精子吧。

湾区范儿 发表评论于 2023-07-18 11:08:43

这标题太奇怪，没人批量制造混血宝宝

hyperyan 发表评论于 2023-07-18 08:31:10

批量制造谷爱凌是不可能的，因为共产党那边只需要一两个谷爱凌典型即可，不需要那么多。好比只需要一两个王宝强来忽悠农民工，不可能给大批农民工机会。

cwang28 发表评论于 2023-07-18 08:19:25

父母们由极度羡慕别人的孩子后立马有了信心“我也有孩儿 也可能把自己的孩子整成类似的孩子。哈哈

Leah_lee 发表评论于 2023-07-18 07:15:30

中国很多人为了占据更多的生活资源绞尽脑汁，但却忘了享受很容易就能享受的资源，清风明月，山川江河。

elfie 发表评论于 2023-07-18 06:56:29

We really don't care. The colleges of best values are always close by. Since we live in NC, we'll not consider out-of-state colleges.

Mom and dad still need to live for decades after kids are out. So the less spending on college investments, the better.

grde 发表评论于 2023-07-18 05:50:44

再变也变不成当地人。就凭这种拼命就知道是第一代。

中航科工六院 发表评论于 2023-07-18 05:38:05

“弯曲清华爸妈-哈佛娃家长群”不要太牛逼，几个北大复旦父母装着清华进去后来说漏嘴了被秒踢出来，几个清华父母问了一句斯坦福也被秒踢

GP2X 发表评论于 2023-07-18 05:12:00

有几个华人妈妈能搞到她家那种资源？又是个"能力之外资本为零"替官富阶层洗地

Wafik 发表评论于 2023-07-18 04:44:16

想上疼校很簡單，一家三口改名字，把張王李趙都該成史密斯，披特森，溫斯頓啥的，問題就都解決了。面視時候給個全身陽光黑化，如果視頻面試，全家都TAN一下。卷一輩子不如黑自己一夏天。

henry008 发表评论于 2023-07-18 02:04:00

批量制造谷式充气娃娃。

一只熊 发表评论于 2023-07-17 23:31:00

ED/EA/REA这些，只要申请过一遍就都知道了。都是公开信息一查就有，知道也没什么大不了，不知道是应该的，家里没有申请大学的孩子的话就不会知道。拿这种东西糊弄人编瞎话装内行就实在无聊了。

size0 发表评论于 2023-07-17 23:29:44

容貌能卷出来？难道华人妈妈们要给孩子整容，断腿？身体素质，也不是说卷就能卷出来的。先天心脏差的，难道华人妈妈要给娃换心？也就是卷个分数而已。而分数不代表可以进入孩子喜欢的学校和专业，也不代表孩子在成人后能够在自己学习的领域有所建树。充其量就是收入上成为一个中产的概率高些而已。

xiaoyizhang 发表评论于 2023-07-17 23:22:00

打架还重伤，有人吃牢饭跑不了的。这些人可能小时候读书都很好，其实都是神经病。子女们如果继承了这种神经特质很不幸；如果自己正常但摊上不正常的爹妈，更加悲催

大号蚂蚁 发表评论于 2023-07-17 22:43:57

文学城谷的软文不要太多。可见左右逢源这条路也不好混。终究还是吃的中国老乡的土饭。

xyz18 发表评论于 2023-07-17 21:23:49

一群神经病！有本事自己爬藤，鸡娃算什么本事！

退齋 发表评论于 2023-07-17 21:14:05

希望谷怪灵

再接再厉

像赵小兰

邓文迪那样

在二奶或者三太的路上

越走越远

西温哥华 发表评论于 2023-07-17 21:09:25

美国大学：我们不想招一帮狗奴才。

体制内 发表评论于 2023-07-17 21:03:52

争来争去，都是打工仔，今年大厂解雇了十多万这种人，那管你哪间学校出来的

wang5zhao6 发表评论于 2023-07-17 21:02:42

一只熊 发表评论于 2023-07-17 20:09:40

那个大牛娃只有UM Ann Arbor的例子是编的。哈佛什么ED被拒，哈佛没有ED好吧？哈佛是REA学校。这个破例子我在好多地方看见过了。真LOW。

nowomannocry 发表评论于 2023-07-17 20:05:00

中印都是一个鸡8特色，为人类造福就是个营销概念，深入骨髓的意识是哪怕玉石俱焚也不能让你比我强。无论外面风和日丽还是岁月静好，每日最开心的就是把别人比下去。父母们就是一群缺爱的巨婴，穷尽一生为了得到那一点点虚幻的胜利感，不惜把孩子驯化的跟自己一样去天天穿皇帝的新衣。

谢选骏指出：不是人工杂授精，如何批量制造谷爱凌？

【97、死刑是爱的体现】

《美国首名将遭氮气处决者称，等待期宛如“酷刑”》（汤姆·贝特曼（Tom Bateman）BBC 阿拉巴马州霍尔曼惩教所2024年1月23日）报道：

肯尼思·尤金·史密斯因1988年谋杀案面临死刑。

肯尼斯·尤金·史密斯（Kenneth Eugene Smith）即将成为美国首名接受氮气窒息处决的人。他说，当他在死囚牢房度过最后的时光时，他一直因这种未经检验的程序而感到焦虑。

警告：本文包含对行刑方式的具体描述，可能会让部分读者感到不安。

当史密斯第一次面临死亡时，阿拉巴马州的处刑者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来杀死他。

他们将这名死囚绑在霍尔曼惩教所（Holman Correctional Facility）所谓“处决室”的轮床上，试图为他注射致命的混合化学物质。

但他们失败了。

史密斯的律师说，由于无法显露静脉，史密斯身上留下了许多切口。当午夜钟声敲响、州死刑令到期时，他们放弃了这一尝试。

那是2022年11月。阿拉巴马州将再次试图执行这种死刑。

这一次，该州批准了一项计划，即在史密斯的脸上绑上密闭面罩，强迫他吸入纯氮，这种惰性气体会让他的身体缺氧，从而窒息死亡。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上周表示，这种从未使用过的方法可能构成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处罚，呼吁停止行刑。

在联邦法院驳回史密斯律师的禁制令申请后，最终上诉裁决仍然悬而未决，而史密斯将于本周四（1月25日）被执行死刑。

史密斯被认定是1989年受雇谋杀一名牧师之妻伊丽莎白·塞内特（Elizabeth Sennett）的两名男子之一。塞内特在这起价值1000美元（786英镑）的买凶杀人案中被捅伤并殴打致死。

史密斯在霍尔曼惩教所的死囚牢房里度过了数十年。

史密斯是现代美国为数不多两次被执行死刑的人，也是首名面临氮气窒息处决的人。

他通过中间人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我的身体正在垮掉，体重一直在下降。”

阿拉巴马州禁止记者与死囚面对面会面。上周末，我们通过电话联系到了他，但他要求不要进行采访，因为他说自己已经严重不适。

“我一直感到恶心，恐慌症经常发作。这只是我每天所面对的一小部分。基本上就是折磨。”他写道。他呼吁阿拉巴马州“停止（处决），以免为时已晚”。

但该州坚称，氮气行刑会让人很快失去知觉，但未提供任何可信的证据。

医学专家和活动人士警告说，氮气行刑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意外，从剧烈抽搐到沦为植物人，甚至有可能导致面罩中的气体泄漏，殃及房间里的其他人，包括他的宗教顾问。

“我确信肯尼斯并不怕死，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我认为他害怕在这一过程中受到更多折磨。”他的精神顾问杰夫·胡德牧师（Jeff Hood）说。他已经签署了一份法律免责声明，该文件阐明了氮气泄漏的危险性。

“我会离他几英尺远，各种医学专家一再警告我，我这样做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如果软管有任何泄漏、面罩有任何泄漏，或他脸部周围的密封圈有任何泄漏，肯定会导致氮气泄漏到房间里。”胡德博士告诉BBC。

一名参与撰写了一份提交给联合国的调查报告的专家表示，这相当于一种无法容忍的危险程度。

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医学院麻醉学副教授乔尔·齐沃特（Joel Zivot）博士指责阿拉巴马州当局在“残忍”处决方面有着“可怕”的记录。

齐沃特博士告诉BBC：“我想我不得不得出结论，肯尼斯·史密斯一定是美国最坏的人，因为阿拉巴马州如此坚决地要杀死他，甚至不惜杀死其他人来杀死他。”

“想象一下，在行刑室，所有的见证人都在你要处决的人旁边，你让他们都签署免责声明，因为事实证明你找来的人枪法并不好，所以他们也有可能向你开枪。所以，这些都是我能想象到的用氮气可能发生的一些情况。”他说。

“我们对氮气的了解是，在一项对健康志愿者的早期研究中，几乎所有人在呼吸15到20秒时都会有全身性癫痫发作。”他说道。

在这种情况下，史密斯可能会失去知觉或出现一系列剧烈痉挛。

阿拉巴马州是美国人均死刑执行率最高的州之一，目前有165人被判死刑。

自2018年以来，该州已经发生了三次注射死刑失败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死刑犯得以幸存。这些失败引发了内部审查，而审查结果主要归咎于囚犯本身。

审查称，他们的律师为了挽救生命而采用“拖延战术”，在最后一刻向法院上诉，要求暂缓死刑，这给行刑人造成了“不必要的最后期限压力”。

处决史密斯的小组此次将获得更长的“时间段”，而不是需在午夜前完成死刑执行。

阿拉巴马州州长凯·艾维（Kay Ivey）有权停止司法处决，但她拒绝就专家警告和对该州的指控发表评论。总检察长办公室称，联合国的担忧“与史密斯的担忧一样毫无根据”。

它在一份声明中说，“审判庭审查了史密斯的质疑，听取了多位医学专家的意见，认定史密斯对氮气窒息的担忧是‘推测性’和‘假设性’的。”

声明还说：“我们打算在1月25日对他执行死刑。”

共和党州议员里德·英格拉姆（Reed Ingram）曾投票赞成授权使用氮气执行死刑，他拒绝接受联合国的批评。

“我不知道是否有辱人格，也不知道是否不人道，我认为我们正在进步。我认为这个过程可能比他对受害者所做的要好。”他告诉BBC。

“我们的州长是一名基督徒。她参与了对整件事的辩论，她认为这样做是有分寸的。我相信她的心情一定很沉重，但这就是法律。”他说。

BBC联系了塞内特的家人，他们表示在周四之前不会发表任何评论。

1996年，陪审团建议判处史密斯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但法官驳回了该提议，判处他死刑。在审判中，他承认受害者被杀时他在场，但表示他没有参与袭击。

谢选骏指出：等待死刑宛如酷刑，从速死刑才是爱的体现！所以应该恢复斩首或是绞刑这些比较可靠的解决方式，让死囚来个痛快的了断。

《马上执行死刑，数十狱警恳请密苏里州长赦免他》（华人生活网 2024-01-23）报道：

由于在狱中表现良好，密苏里州惩教署的数十名员工敦促州长帕森（Mike Parson）赦免一名定于4月处决的死刑犯。

据《堪萨斯城星报》周一报道，60名狱警和其他工作人员签署了一封致共和党州长帕森的信，要求避免处决51岁布莱恩·多尔西（Brian Dorsey）。

信中说，51岁的多尔西“从不惹事，从不让自己陷入任何麻烦，对我们和他的狱友都很尊重。”据称，他被安置在波托西惩教中心的“荣誉宿舍”，这是一个关押品行良好的囚犯的地方。

在信中，惩教署员工敦促将多尔西的刑期减为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他们写道：“我们是执法部门的一员，我们相信法律和秩序。总体而言，我们赞成使用死刑。但我们一致认为，死刑不是对布莱恩·多尔西的适当惩罚。”

2006年，多尔西在密苏里州中部城市New Bloomfield杀害了他的表妹和她的丈夫。他定于4月9日被处决，这将是密苏里州今年的第一次处决。

波托西监狱的前监狱长斯蒂尔（Troy Steele）在一份关于多尔西监狱表现的评论中写道，他是一名“模范囚犯”，被允许当理发师，曾为其他囚犯、狱警，甚至他自己理发。

对多尔西处以死刑也遭到了他的另一个表妹格豪泽（Jenni Gerhauser）的反对，她接受《堪萨斯城星报》采访时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牙还牙的国家。但我希望人们能理解这并不是那么非黑即白。”

在上个月提交的一份长达80页的请愿书中，多尔西的律师克兰（Megan Crane）写道，她的当事人在认罪前被拒绝提供有效的律师服务。她还表示，多尔西“在犯罪当晚患有药物诱导精神错乱，因此无法深思熟虑——这是死刑谋杀的必要意图。”

在布莱恩·多尔西的表妹和她的丈夫遇害的第二天，多尔西就失踪了。

这对夫妇是在密苏里州新布卢姆菲尔德（New Bloomfield）的家中被枪杀的，多西前一天晚上就在那里。有人认为多西可能是自杀，因为他当时已经在精神疾病和药物滥用中挣扎了大半辈子。

他曾两次试图自杀，而他的父母在当天的混乱中未能在多尔西的公寓找到他，他们认为也许这次他真的自杀了。

直到圣诞节当天晚上 11 点，多尔西才给母亲打了电话。他说他正准备自杀。多尔西一直坚称自己对妹妹夫妇的死没有记忆。

但在与母亲的另一次谈话后，他同意去自首。

案发两天后，多尔西告诉警方，他是就是警方要找到人。

多尔西如今在监狱里已经呆了17年，他的死刑执行日期是4月9日。多尔西在被判处死刑后的几年里，上诉一次又一次失败。现实情况是，他很可能会再次败诉。

密苏里州最高法院很少对像多尔西这样的请求给予准许。州长迈克-帕森（Mike Parson）给予他宽大处理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

网民嚎叫：

精灵宝钻 发表评论于 2024-01-24 01:57:35

如果让其中一个狱警去替死囚去死，估计没有一个愿意的，全是想白嫖的一帮人。

追求永生 发表评论于 2024-01-23 22:21:06

死刑是根据他犯的罪，不是根据他被判处死刑的表现。如果死刑判罚合适，就应该立即执行，这个案子竟然延迟了十几年，这不是法制和正义，而是纵容和邪恶，至少是滥好人是非不分。如果是请求宽恕，请他们对原来的死刑判罚申请重判，当然需要自己承担重判的一切费用，不能让本来就受害的大众承担他们假仁假义造成的额外成本。圣经上从来没有对故意杀人罪宽恕，而是对他们进行对等惩罚，这属于普遍恩典的范畴，为了维护正常的人类社会秩序，是造物主透过人类正常职能包括法律秩序和得到支持的道德规范对被造的保护，尤其是弱小的人类成员。没有这一条，人类早就自我毁灭了。这些所谓宽恕仁爱人士，连基本是非都不懂，就别用圣经和基督教的爱当借口了。

空城之主 发表评论于 2024-01-23 18:57:52

情谊可嘉，但是他们花了多少心力去恳请社会少杀几个无辜的人？

CTPCW 发表评论于 2024-01-23 18:20:42

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4-01-23 17:57:25

美国就是有这样一群蠢蛋才会导致那么多的恶性案件。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美国人总说什么他精神有问题，这不是废话吗？正常人有正常思维的时候，谁会杀人？

Gooddevil 发表评论于 2024-01-23 16:15:00

法律鼓励杀人

十块糍饭糕 发表评论于 2024-01-23 15:49:00

干什么抓活的

有门部关 发表评论于 2024-01-23 15:32:27

美国花太多精神同情罪犯，但却总是忘记同情受害者。

nyfan 发表评论于 2024-01-23 15:32:00

赦免他是对两个死者和他们家属的讽刺和亵渎！

一带一路 发表评论于 2024-01-23 15:10:00

杀了二个人应该马上处决的，让他苟活这么久还有理由赦免？问过被害者家属吗？

exception1 发表评论于 2024-01-23 14:51:06

各种博同情的请求，正能量的宽恕故事，被霉体无限放大。被害人家属请求正义和执行则被霉体封口。以前在local小台上见过这种请求，最多三秒一笔带过。万恶的霉体控制这一切。

弟兄 发表评论于 2024-01-23 14:36:34

美国州长其实就是总统，可以赦免死囚

谢选骏指出：死刑是爱的体现——这不仅关乎社会正义，更可以减少囚犯的痛苦，免得他她们在终身监禁中被罪恶不断折磨，或是在获得假释后继续杀人。但是狱警有些缺德，为了自己工作轻松，竟不惜恳请州长法外赦免。可见社会日益自私、越来越是乱七八糟。殊不知道，死刑是爱的体现，只有切实执行，才把大爱落在了实处。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反死刑运动：吸氮窒息死也不人道》（2018-3-16 尼古拉）报道：

法国反死刑非政府组织ECPM负责人表示，在执行死刑过程中，让死刑犯吸入氮气窒息的做法也属于不人道。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本周决定，从今往后在执行死刑判决过程中采用强迫犯人吸入氮气引发窒息死亡的方式。就此，总部位于巴黎近郊的非政府组织“一起反对死刑协会”总干事在接受本台法广RFI法语记者采访时表示：强迫犯人吸入氮气窒息死亡也是不人道。

这名负责人用法语说：“俄克拉荷马州并非首次想这么做。他们在几年前的2014年就曾率先尝试以注射方式执行死刑，使用三种不同药剂。导致死刑犯在一个多小时后才窒息。强迫吸入氮气导致窒息，按道理通常是迅速的，可以让心脏永远停顿。到目前为止，这种方式只是用于宰杀动物。”

反死刑非政府组织为何不安？

这名法国负责人解释说：“不安还是一样，也就是说，过早想要让美国人相信，最终是要让全世界人相信，存在一种结束生命的快捷方式。我们的不安还是如同以往，如同注射执行一样、如同电椅执行一样、如同毒气室一样，不存在结束生命的快捷方式。我今天就敢打赌，几个月后或几年后，就会发生失误，我们又要从零开始，又要重新寻找一种快捷方式结束生命。”

欧洲企业抵制死刑

本台法广法文报道指出，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几年前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时，遭遇缺货难题。因为，大多数欧洲制药企业拒绝为执行死刑提供药品。

谢选骏指出：欧洲社会普遍反对死刑，是因为“白人老了，杀不动了”，换一个角度看，就是“没有能力爱了”——这就是所谓的“文明病”。

《死刑：全球还有多少国家仍保留该刑罚，多少人被判死刑？》（BBC 2024年1月26日）报道：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截至2022年有55个国家仍施行死刑。

在美国，一名被判刑的谋杀犯即将成为该国首位使用氮气处决的人。在日本，一名男子因为一场酿成36人死亡的纵火攻击而被判处绞刑。

尽管许多国家已废除死刑，但在全球范围内，执行死刑次数却在上升。

还有多少国家有死刑？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最新数据，截至2022年有55个国家仍施行死刑，其中有9个国家仅用在极其严重的罪行，如多次谋杀或战争罪。

此外，有23个国家虽然还有死刑制度的，但已有10年未执行。

每年有多少死刑被执行？

国际特赦组织的数据是来自各国官方统计、媒体报导以及被判死刑的个人及其家庭代表提供的讯息统计而成。该组织认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行刑者，每年处决数千人。但由于中国不公开有关死刑使用的详细信息，因此无法提供可靠数字。

除中国外，国际特赦组织记录显示2022年一整年，全球共有883起死刑执行，这是自2017年以来最高的数字。然而这数字比1988年、1989年或2015年要低得多，当时有超过1500人在一年内被执行死刑。

该组织还指出，至少在2022年，在52个国家里，共有2016个死刑判决被宣告了。从全球来看，该组织认为至少在2022年底为止，当年有28282人被判处死刑。许多囚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度过数年，甚至是数十年的死囚生活。

哪些国家使用死刑最频繁？

在2022年，有20个国家执行了死刑，2021年有18个国家。除中国外，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包括伊朗、沙特阿拉伯、埃及和美国。

国际特赦组织表示，他们在2022年记录到伊朗至少发生了三起公开处决。报告还指出，伊朗至少处决五名犯罪时未满18岁的犯人。

不同国家执行死刑的数量有何变化？

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强调说，全球11个国家每年都在执行死刑，其中包括中国、埃及、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美国、越南和叶门。国际特赦组织还认为朝鲜（北韩）可能正在持续施行死刑，但无法独立验证此事。

沙乌地阿拉伯在2022年的执行死刑人数达到30年来的最高水平。

有五个国家在2022年宣告了死刑，它们分别是巴林、葛摩、老挝（寮国）、尼日尔和韩国，这些国家在此之前已经多年未使用死刑。尽管自2021年以来美国的死刑执行数量有所上升，但仍然远低于1999年的最高峰。

根据该组织的数据，在2022年，全球因毒品罪而被处决的人数为325人，其中包括：

伊朗：255人

沙特阿拉伯：57人

新加坡：11人

在2023年，新加坡处决了近20年来的第一名女性死刑犯: 萨里德维·贾曼（Saridewi Djaman）于2018年因贩运海洛因而被判有罪。

目前已有112个国家完全没有死刑，相较于1991年的48个国家，数量有所增加。在2022年，有6个国家全面或部分废除了死刑制度。其中，哈萨克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塞拉利昂和中非共和国完全废除了死刑。

赤道几内亚和赞比亚表示，死刑仅在最严重的罪行中使用。

在2023年4月，马来西亚议会投票决定取消对11项重大罪行（包括谋杀和恐怖主义）的强制死刑。加纳议会于2023年7月投票全面废除死刑。

此外，全球各国执行死刑的方式有所不同，沙特阿拉伯是唯一在2022年将斩首列为执行死刑方法的国家。其他方法包括绞刑、药物注射和枪决。

美国阿拉巴马州计划使用氮气对被定罪的谋杀犯肯尼斯·史密斯执行死刑。

据美国死刑资讯中心表示，将被以这种方法执行死刑的史密斯，将成为全球第一例。史密斯的律师将这种未经测试的方法称为一种“残忍且不正常”的惩罚。阿拉巴马州和其他两个美国州批准使用氮气，因为现在更难找到其他可以致命注射的常用药物了。相关药物短缺使得美国各地死刑执行率下降。

谢选骏指出：中囶的人口只有全球五分之一，但死刑却是其他国家总和的十倍！因为中囶现在是一个敌基督的国家，仇恨主导了死刑过程。这就是所谓的“过犹不及”、自掘坟墓了。

《美国阿拉巴马州首次使用氮气处决犯人，联合国机构批“不人道”》（2024-01-26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美国阿拉巴马州首次使用氮气死刑将一名被指控雇佣谋杀的犯人处决。联合国方面批评这种行刑方式残忍和不人道。据悉，这名被处决犯人的临终遗言是：“今晚，阿拉巴马州让人类倒退了一步。”

这名犯人名叫肯尼斯·史密斯，因在1988年的一起雇佣谋杀案中涉嫌参与谋杀被捕。2022年他被执行注射死刑，但因静脉注射失败幸存了下来，导致其死刑执行程序被重新审查。

尽管对氮气死刑是否人道各方专家仍然争论不休，阿拉巴马州还是决定对史密斯执行氮气死刑。

据现场目击者称，史密斯带着氮气面罩，在“行刑后几分钟”似乎还有意识，但在随后两分钟，他“在轮床上剧烈地摇晃和扭动”，并发出沉重的呼吸声，然后呼吸渐渐停止，执行官宣布史密斯窒息死亡，整个行刑时间大约进行了15分钟。

据报道，史密斯在被处死前表示：“今晚阿拉巴马州让人类倒退了一步。”

史密斯的律师曾上诉拒绝氮气死刑，称其极度残忍和不人道，但被驳回。他的精神顾问表示：“这是我见过的最可怕的事情。”

此前，联合国方面也对史密斯即将被使用氮气死刑表示“震惊”，担心氮气缺氧“会导致犯人的极度痛苦和羞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呼吁阿拉巴马州停止这种死刑方式，称其残忍、不人道，违反了美国在国际法中的承诺。

目前，氮气死刑在美国有三个州被允许，除了阿拉巴马州，还有俄克拉何马州和密西西比州。

白宫26日就此发表声明称，史密斯被氮气处决对政府来说是“令人不安的”。

谢选骏指出：这些州都是著名的“红州”，也就是共和党执政的地盘——充满了西部牛仔的“开拓精神侵略性”，好像还在十九世纪的“扩张阶段吃生番”，只是南部边境已经洞开，不得不被他人扩张进来了。

【98、政府的爱国主义与人民的民族主义】

一、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异同

关於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含意及其异同，有许多谈论和定义；而在我们看来，爱国主义经常是“政府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乃是“人民的爱国主义”。两者的共通之处，是作为政府与人民作为民族成员的基本感情；两者的不同之处，是政府与人民在政治动机方面的歧异和在政治利益方面的背道而驰。

就不同之处而言，有时情况是极具讽刺性的。最近的例子是西藏。中共在西藏推行“爱国主义教育”，结果却适得其反地激起了藏族居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因为中共的“爱国”，只是“爱中华人民共和国”，尤其是“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更精确地说，是“爱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和政府领导人”。否则便是“不爱国”。

远一点的例子是日本。日本在中国和东南亚发动“大东亚圣战”，用铁蹄推行军阀政权的“爱国主义”，结果却激起了亚洲各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思想。使得东洋的殖民美梦和西洋的殖民帝国一起完蛋，亚洲各国纷纷独立解放。

就共通之处而言，则可以从法国和更典型的德国，看近代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一目了然地此起彼伏。

法国大革命期间，由於憎恨各君主国的武装干涉，法国民间兴起了民族主义热情，大家勇跃参加义务兵，以人民的民族主义击溃欧洲列强满脑子忠君意识的联军。但拿破仑称帝後，这位科西嘉人通过煽动政府的爱国主义来推行法兰西帝国的扩张政策，结果劳民伤财，兵败滑铁卢。

再看德国。在拿破仑侵略下，德国民间开始兴起了民族主义，後来被德皇利用，成为普鲁士政府的爱国主义，连哲学家黑格尔也不能免俗。经过帝国政府导演的三次“统一战争”，到一次大战前夕各国政府煽动的“爱国主义”已经像野火一样燃遍了欧洲。一战战败，在凡尔赛不平等条约的刺激下，德国民间再次兴起了民族主义，结果在希特勒操纵下变成了第三帝国政府的爱国主义，把世界推向了二次大战的浩劫。

一般来说，人民的民族主义有其积极、健康的一面，它是被压迫民族要求自卫的自然反应；政府的爱国主义则是消极、变态的，它往往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达到运筹帷幄的操纵，对内镇压人民，对外侵略扩张。

二、中共政府的爱国主义之分析

回到当前的中国。中国共产党正在国内大张旗鼓地宣传政府的爱国主义，同时大举逮捕判决各民族人民中持不同政见的人士。

那么，共产党的爱国主义除了“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政府领导人”的含义外，有无人民的民族主义内容？应该说不多，甚至，更多的是其反面，即为了党的利益不惜镇压和出卖人民的民族主义。

从最近处看，中共违背人民的民族主义对钓鱼台列岛主权的强烈呼声，一再对日绥靖，甚至不惜逮捕判决国内抗议日本战时暴行、要求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民众。

从远处看，共产党一惯踩在人民的民族主义的肩膀上。共产党不仅在三十年以“土地革命”破坏国内和平，直接为日寇侵华提供了重要条件；而且在四十年代发动“国内革命战争”、分裂中国；五十年代发起“抗美援朝”为苏联老大哥火中取栗，牺牲了几百万志愿军将士的性命；六十年代以“支援世界革命”的名义，活活饿死几千万中国人民……直到把中华民族推向前年未有的危机。

中共的最大业绩是什么？经济改革？不。这不过是在重复国民党的老路，而且重复得极为拙劣。中共的最大业绩，是在中国建立了共产国际的仆从政府，把中国大陆人民都沦为史无前例的亡国奴。这就是中共“爱国主义”的实质。

三、中共政府的爱国主义之功能

深入观察可以得知：在卖国的“国际主义功劳簿”上，中国共产党的成绩，远远超过了签订“二十一条”的袁世凯，超过了勾引满鞑子入关的吴三桂，超过了万世唾骂的秦桧，超过了儿皇帝石敬瑭，……总而言之，大大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卖国贼。

为什么这样？

首先，中国历史上的卖国贼，其罪行都是出卖民族的“政治主权”；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也是当仁不让，比他们毫不逊色。早在二十年代，共产党就在江西制造了“中华苏维埃”的“红色割据”，企图把中国变成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从而犯下了分裂祖国的严重罪行。四十年代，共产党配合苏联的对日绥靖政策，消极抗日，积极内战。五十年代，共产党把中国正式沦为苏联的卫星国，还取了个苏联卫星国的专有称号“人民共和国”，更大规模地实践了分裂祖国、卖国求荣的理论。是中共的理论与实践，使得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至今处於分裂状态。国家民族遭受的屈辱、浩劫，莫此为甚。

更重要的方面，共产党还犯下了历史上一切卖国贼都未能犯下的罪行：

（１）他们诋毁中国文明，祀拜马恩列斯等等洋人；

（２）他们屠杀中国的脊梁，大量引进苏联的顾问；

（３）他们废弃中国自尊，把中国人贬作“第三世界”。

（４）他们使中国人不仅丧失了政治主权，还丧失了我们保持了数千年不坠、甚至在异族的铁蹄下没有失去过“文化主权”——丧权辱国，莫此为甚！

（５）共产党把这种亡国、亡天下、亡文化、亡自尊的丧权辱国，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为巩固这种卖国行径，直接屠杀了数百万中国人，并在精神迫害和肉体折磨中，“整”死数千万中国人——这样的卖国贼，不仅中国历史上没有，世界历史上也罕见！

（６）共产党把对中国民族精神有系统地摧残，叫做“思想改造”；把对中国社会有系统地破坏，叫做“社会主义”；把对中国文明有系统地破坏，叫做“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其卖国的成就，堪称史无前例。

这种“对文化主权的白白奉送”，比“对政治主权的廉价出卖”更为恶劣！

在共产党的思想催眠下短视的人看见物质主权，看不见精神主权；只看见政

治主权，看不见文化主权。结果，对“亡国”的理解还停留在三百年顾炎武的时代的“亡天下”的水平；其实，这已经大大落後於亭林先生。因为，满人虽是异族，却并未亡我文化主权；炎武看到民族危机，但并未感受文化危机。而生活於亡国、亡天下、亡文化、亡自尊等“四亡状态”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臣民们，却以保持表面的政治独立而为主权存在的全面证据，不亦陋乎！事实上，由於当代世界国际间的势力均衡特点，再小的国家都没有一个被剥夺了政治的主权……这哪里是因为共产党的功劳？！

一九六零年代的“中苏大论战”之後，中华人民共和国仿佛“恢复了政治的自主权”；但是，在与政治独立同样重要的思想独立方面、在与“政治主权”同样重要的“文化主权”方面，从那时直到今日，我们依然是亡国奴。四十多年了，我们依然臣服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偶像下，作为中华文化一穷二白的败家子。

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看，共产党把顾炎武时代的“亡天下”发展为“丧失文化主权”，是一大创造发明；明代遗民痛心疾首的，不仅是统治家族的更迭，更是统治民族的更替；我们痛心疾首的，不仅是政治主权的丧失，更是文化主权的背弃。有一位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说得好，“一九四九年以後，我们整整一代人，再也摆不脱一种遗民的心理。”要知道，他在政治上决不向往旧社会。是的，明代遗民的遭遇，和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的十二亿被征服者的命运相比之下，又算得了什么！前者只不过留条猪尾辫子罢了，後者却得没完没了地阉割大脑！前者只不过在军事、政治上被征服，後者还得在精神、生活方式上遭蹂躏。

四、中共政府的爱国主义之後患

共产党，是我们种族上的同类、文化上的异类：

而惟有种族与文化两方面的同类，才能成为一个民族（如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本为同族，因信仰不同而变为两族；印度与巴基斯坦的许多民族也是如此）！

一九四九年後，中国的处境恶化，沦为赤裸裸的“无产国家”。四十八年来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一步步贫困野蛮的历史；四十八年来的进步，就中国精神一步步走向刑场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一部灭亡中国的血泪史。

这个所谓的“人民共和国”，既不管人民的死活，也不顾共和的体面；不仅毫无文化，而且也无安全；不仅丧尽起码的内部安全，连自吹自擂的外部安全也是虚假的：

（１）由於集中营制度（“八亿人民八亿兵”）的实施，闭关销国，导致夜郎自大。宣传本来是用以欺骗敌人，现在用来愚弄人民；政府的爱国主义阉割了人民的民族主义。最後，连造谣成性的共产党自己都信了自编自导的鬼话，自己陶醉，晕晕乎乎。

（２）一九四二年，中国先後与日本、英美等列强签约，废除了列强在华不平等条约。事实上，这是中国人艰辛抗战的果实，并非共产党的功劳。五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中国的安全很大程度上，是靠“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中求生存”。而且，这一世界均势稍有动摇，中国极表面的“政治独立”就会跟着动摇。这期间，在异化为共产主义者的“政府的爱国主义者”们的手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的剪刀差越拉越大，国际压力大到足以毁灭中国的地步，只是由於别人觉得，经济与文化的侵略方式更为合算，中国才有了喘息的机会。但共产党并不珍惜这一机会，只管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拼命搞阶级斗争。

（３）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压迫着中国，是人民而不是共产党，在饱尝它的苦果。人民在为共产党的“爱国主义”付代价，还被迫竞相感叹着“好！好！好！”，好一个亡国奴！要是共大人什么时候发了怒，爱国主义的假面具就飞到九霄云外，阶级斗争的真相就暴露无遗！八年前，发生在北京街头的六四大屠杀，就是举世周知的事例，因为被强奸的民族主义也就是政府的爱国主义是永远不能拯救中国的。

（４）中国生存状态的低落，造成中国地势与世界水平的极大悬殊，任何危机都可能触发一次“大决堤”，洪水将一举淹没中国的低地！勉强构筑了几十年的“河堤”，岂能阻挡一个新的洪水时代的到来？

可悲的是，面对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被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等精神鸦片完全催眠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臣民，完全丧失了祖先的创造力。不仅拿不出成功的应付之道，连老祖宗的所有家底都输得精光，而且还被政府的爱国主义给弄糊涂了。好像中国真的强大了，真的不受外国欺负了。其实，这完全是幻觉。

五、人民的民族主义说……

尊奉异族的主子为政治领袖，是“亡国”甚至“亡天下”；如满鞑子政府就毫不犹豫地在中国人民面前自称“主子”。那么尊奉异族的主义为精神领袖，当然是比亡国亡天下更严重、更彻底的被征服者的厄运——共产党政府就以死刑相威胁，要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屈从於马列等外国主子的“主义”。精神上的死亡，乃是更根本的死亡。在人民的民族主义看来，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的亡国悲剧，是发生在西元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那声不祥的、狼嚎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吼叫中，中国五千年的文明，葬送了。

哭不出来的时候，是最难受的；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这亡国纪念日、这个黑暗时代的序幕被拉开的那一刹那起，中国人至今已有四十八年被剥夺了“哭的权利”！

又有哪一个国际人权组织曾经关心过中国人被剥夺了的哭的权利！哭，就是“反革命”；即，反对供奉外国的主义。在那些为中国民族的荣誉感而英勇牺牲的勇士们被处决的时候，他们的孤儿寡妇还得强颜欢笑，被迫歌颂中共政府的外国主子与外国主义！试问，天下曾有如此的奇耻大辱吗！试问，这种中共政府的爱国主义，不是民族意义上的卖国主义又是什么！

中国人，永远不要忘记亡国的痛史啊！

中国人，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

中国人，我们应该重新学会，我们祖先的骄傲！

中国人，我们应该恢复民族的记忆，再不要像白痴一样任人摆布！

人们常说，“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自甘於失败，不思振作。”正如精神一死，人就是行尸走肉了。政府的爱国主义，岂能帮助中国强大？最後不过是毁了中国，去证明那主义的错误。中国的积弱，是因为它还没有重新发现自己身上的人民的民族主义精神，并以此开辟民族救亡、祖国复兴的道路。

这道路，必先从精神入手——怎么套上的枷锁，就得怎么解下来。用暴力套在中国人头上的枷锁“四项基本原则”等卖国求荣的咒语，必须废除。

欲改变生活，必先改变思想。中国如要复兴，必先发动精神上的复国运动！

这当然需要动员人民的民族主义。只有当我们通过人民的民族主义，揭露了政府的爱国主义的虚伪性，从而实现了精神意义的民族自决，世界各国才会真正开始尊重中国。

【99、忠君不爱国，爱国不忠君】

《“忠君”与“爱国”是对等的吗？如何诠释“忠君爱国”？》（2019-12-29 首页）报道：

我们常说，“家国情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而“家国情怀”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和心怀天下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内乱纷纭、外敌入侵之际，就会有士大夫或英雄人物挺身而出，“铁肩担道义”，担负起对抗强暴、力挽狂澜的重任。

但有一个现象需要引起注意：古代的“忠君”与“爱国”常常混为一谈，可谓是一笔分不清的“糊涂账”。

例如《孟子》中说“圣人三日无君则惶惶然”，苏轼也曾评价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人杜甫虽然终身不得重用却“一饭未尝忘君”。

明代的“读书种子”方孝孺更是为了效忠建文帝，拒不为谋逆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不仅自己被凌迟处死，还连累亲友，被诛了十族（“九族”还要加上学生）。所以鲁迅先生认为他颇有些“迂”：谁当皇帝本就是他们朱家的家事，何必如此固执!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忠君”与“爱国”不分的现象呢？

首先，自然应该站在古人的角度历史地认识这种现象，毕竟我们无法要求古人具有现代意识；另外，当然也要认清这种观念的历史局限性，剔除糟粕，以服务于未来。

在中国封建社会，所谓的“国”就是“天下”，“天下”不是普通庶民的“天下”，而是皇帝的“天下”——皇帝的“家”，这是皇帝家族的整体利益。用希腊思想家亚里斯多德的话说，这叫“家族统治”模式。

《礼记》中说，中国历史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天下为公”阶段，二是“家天下”阶段；“天下为公”阶段已经过去，如尧舜禹或原始共产主义阶段；先秦以后的古代社会是“家天下”阶段。

儒家思想的全部命题始终围绕着如何治理“家天下”展开讨论。如君臣父子之道、忠君爱国之道、心性修养之道，等等。

中国社会的“家天下”从商周开始，直至清朝，即先秦两汉、唐宋元明清。

中国古代的“家天下”文化和儒家思想有关。

儒家最看重社会的整体利益即国家利益。儒家认为，个人是社会的一份子，有义务为国家和社会服务。这是儒家思想的精华。

但中国古代社会是封建君主制社会，国家的所有权力掌握在皇帝家族手里，所以国家、社会的利益首先是指皇帝家族的利益，而非普通庶民的利益（权利）。

从这个层面说，中国古代社会不同于西方古典文明的“国家”模式。

在希腊、罗马时代，国家是指由全体公民组成的集团，如雅典公民团体、罗马公民团体。这种公民团体集体参政、议政，共同商讨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雅典国家又叫民主制国家，罗马社会又叫罗马共和国。

希腊、罗马文明的“国家”概念和全体公民的利益有关，公民占全国总人口的一部分，其余人口或者是奴隶，或者是外国人。

希腊、罗马社会的奴隶或外国人不是公民，没有公民权，所以希腊、罗马的国家模式存在历史的局限性。

中国古代社会又叫封建社会或君主制社会，真正的“封建社会”不是秦汉以后的朝代，而是夏商周。

比如西周，周天子分封诸侯，周天子在上，诸侯在下;周天子负责统领天下，诸侯负责治理地方，这种等级秩序不能颠倒或混乱。天子和诸侯的关系既是亲戚，又是臣民，这叫尊尊和亲亲。

秦朝以后，中国进入郡县制社会。秦汉以后的郡县制不同于西周的分封制。分封制的诸侯权力很大，有独立封地，可以自主收税和任免官吏。

郡县制则不同，郡县制的地方长官由皇帝独立任免，地方长官没有封地，没有赋税权，只是依靠朝廷俸禄生活。

虽然秦汉后的郡县制不同于西周的分封制，但维持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基本一致，即儒家提倡的周礼，或叫君君臣臣之道。

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天下”是某一姓氏的天下，古代的“国”是某一家族的“国”，和普通庶民的权利没有直接关系。或者说，中国古代的“天下”、“国家”和“家族统治”实质上是一回事。

如西周的“国”是周代皇族的天下、秦朝的“国”是秦始皇的天下、汉朝的“国”是刘邦一家的天下、唐代的“国”是李渊或李世民一家的天下、清朝的“国”是爱新觉罗氏的天下，等等。

在这种社会形式中，天下、国家和皇族利益是一个概念，本质上没有区别。

所以儒家思想历来重视“孝”道，如君臣、父子、臣民。在儒家看来，君臣、父子、臣民的关系和父子的关系很相似；其中既包含等级，又包含情感，这叫“礼”和“仁”的统一。

中国古代地方官又叫父母官：地方官既是百姓的衣食父母，又是百姓的国家权威，两者同时兼备。

根据家族统治模式，儒家提出的口号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论处在哪个层次，治国安邦都是某一皇族的分内事，和庶民的权力无关。

中国古代百姓又叫草民、庶民或臣民，无论怎么称呼，臣民及其财产都是皇帝一家的权利，属于私有财产。换言之，普通臣民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孟子说，社会分为两大阶层：一是食人者，二是食于人者；食人者供养别人，食于人者被别人供养。

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话语说，这叫古代的阶级压迫；用现代社会学的话说，这叫社会分工。

从古代社会关系上说，国家的土地、财物以及庶民属于皇帝家族的私有财产——动产或不动产。这是“家天下”统治模式的基本含义。

从法律上说，国家权力掌握在皇帝家族手里，普通庶民没有独立权利，庶民和皇权的关系是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

中国古代有科举取士的办法，目的是从民间笼络人才，负责治理国家。

其实科举高中的人才本质上是为皇家服务，用现代的话说，叫高级打工仔。

但打工仔不是老板，充其量算是总经理，如果干得好可以升职加薪，如果干不好会被皇帝炒鱿鱼。即使像李斯、韩信、魏征、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高级官吏也是打工仔。

封建社会的各级官吏没有独立人格，他们的思想意识要服从于皇权，他们和皇权的关系依然是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

中国儒家思想可以解释这一点。儒家思想对皇家官吏的基本要求是“怨而不怒”。

所谓“怨”是指对皇帝的做法有看法或有意见，但前提是不能否定皇帝，否则就是大逆不道。

如古代的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都写过包含“埋怨”情绪的诗歌，像屈原的《离骚 》、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但他们从来没有否定皇权的思想。

“怒”就是否定皇权，是道德意义上的大逆不道，对于古代知识分子而言，这显然是一种奢侈。

至于什么样的人敢于对皇权发怒呢，就是像陈胜、吴广、张角、黄巢那样的农民义军了。《水浒传》中的李逵、鲁智深也属于这种类型的人。

中国古代“家国”不分的思想从晚清以后发生变化，即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理念。

孙中山的思想并非完全来自西方，而是和中国古代文化有关联。

如“礼记”早就提出“天下为公”的思想，只不过孔子认可西周那样的“家天下”社会，而非逝去的“尧舜禹”时期。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对方孝孺式的“愚忠”并不赞成的鲁迅，对他仍然是尊重甚至是痛惜的，这一点从他以方孝孺之“迂”来比他最喜爱的青年作家、“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这件事中可见一斑。

总之，家国情怀、爱国主义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对于这种传统我们应当发扬光大，只不过应当根据新时代的要求，除其糟粕，取其精华，这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要求。

网民嚎叫：

秦晖指出：中国人很不忠君，中国人唯独忠的就是权力，谁掌权我就忠于谁。所以，中国经常发生皇统中断的事，在西方就很少有这种事。很多到英国、法国去的中国人就说他们才是真正忠君——你忠于他，他也不会赏你；不忠于他，他也不会罚你，但人家就是忠。中国人从来不会忠于一个没有权力的君。

谢选骏指出：秦晖不懂此“中国人”非彼“中国人”也——先秦的中国人就像现代的欧洲人——“忠于个人而不是忠于权力”，因为他们还不是废垃。所以“中国人从来不会忠于一个没有权力的君”属于“一叶遮目”了——只见帝国时代的废垃，不见王国时代的人物。

《信力建： “忠君爱国”古今谈》（中国报道周刊）报道：

“忠君爱国”在中国算是一个流传千年的原命题，几乎就成为一个做臣下的必修课基本原则，奉之，则忠臣顺民；不从，则乱臣贼子。然而，这个命题有许多含混之处，值得说道说道。

首先值得厘清的是：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忠君”和“爱国”基本上就是一回事——因为忠君，所以要爱国；忠君就是爱国。所以会有这样的观念，也不奇怪，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皇帝既是国家元首政府老大，又是思想座标行为规范，还是文化代表国家象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既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又是“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藉是，忠君，就是爱国；爱国，必须忠君。所以，即使在在明知对方有错的情况下也表现自己的忠贞不二，岳飞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忍着剧痛让老母亲请人在背上刺字，把“忠君”与“报国”作为一生的精神统一体。他为了南宋王朝的稳定，为了收复北方的河山，奔驰在广袤的战场上，英勇杀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致使金兵闻风丧胆，所以才有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说法。公元1140年的五六月间，岳家军和金军进行了几次大战，结果使金军的十万人马死伤过半，为宋朝收复了蔡州、郑州、洛阳等地。其时，很多金军将领已经准备投降大宋王朝。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南宋朝廷却收回成命，命令岳飞“择日班师，不可轻进”，而且一天之内连下十二道金牌催逼撤军。在这种情形下，“忠君”和“爱国”的矛盾已经败露：要忠君，就得听从皇帝旨意，班师回朝。然而，这么做的结果，却是跟国家利益相违背（也就是跟“爱国”相违背），因为这样做会将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白白葬送，于国无利，于民也无利。然而，囿于中国传统“忠君爱国”为一体的糊涂观念，岳飞的唯一选择便是遵命会师。其结果，不仅收复的大好河山再度沦陷，岳飞本人也因“莫须有”的罪名冤死风波亭。岳飞之死，一般归罪于奸臣秦桧。然而，只要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会明白，秦桧只不过是宋高宗的一颗棋子，当然也有其本人的主观性格（他的确是想害死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但秦桧能真正做得了主吗？要知道，这个“下刀”的命令只有皇帝老儿才可以下的！他的死实际上是死于高宗皇帝的私心。宋高宗是一个既自私又懦弱的皇帝，他并不愿意岳飞打败金人，直捣黄龙——道理很简单，万一打败金人，直捣黄龙，那原先被金人俘虏的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就要回来，那他这个新立的皇帝就做不成了。因此他一边假装积极抗金，另一边又秘密派人与金人和议，而岳家军的节节胜利毫无疑问地严重威胁着他的利益，所以才会这么急急将岳飞召回——皇帝自己的利益，也并不一定和国家利益一致，很多时候倒是相反。

那么，在传统中国，当“忠君”和“爱国”发生矛盾，臣下不选择“忠君”，而选择“爱国”，结果又会怎样？结果不会比岳飞好——明朝的于谦就是例子。于谦，字廷益，号节庵，官至少保，世称于少保。明朝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杭州钱塘人。因参与平定汉王朱高煦谋反有功，得到明宣宗器重，担任明朝山西河南巡抚。明英宗时期，因得罪王振下狱，后释放，起为兵部侍郎。正统十三年（1448），于谦被召回京，任兵部左侍郎。第二年七月，瓦剌人也先大举进犯，王振挟持皇帝亲征。于谦和兵部尚书邝埜极力劝谏，但皇帝不听。邝埜跟随皇帝管理军队，留于谦主持兵部的工作。结果明英宗在土木堡被瓦剌人俘虏。消息传来，京师大为震惊，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郕王监国，命令群臣讨论作战和防守的方略。许多臣下建议应当迁都南京。于谦厉声说：“主张南迁的，该杀！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摇动，国家大计就完了。难道诸位忘了宋朝南渡的事吗（独不见宋南渡事乎）？”同时，他还与诸大臣商定拥郕王即位。稳定了局势，并且在瓦剌兵逼近京师时亲自督战，将其击退。从国家利益而言，于谦毫无疑问是功臣，是爱国者。可是，他这一举措损害了当时是敌方俘虏的英宗的利益，让他做不成皇帝了。所以，当明朝与也先议和，使得英宗归朝后并复辟成功后，爱国有功的于谦就只得在天顺元年因“谋逆”罪被杀。

忠君与爱国之间的矛盾古人也不是没有看到。战国时期，齐庄公到大臣崔抒的家里跟崔杼的太太通奸，崔杼不甘戴绿帽子，当场把齐庄公杀了。齐国宰相晏子在得知皇帝死后，马上在别人都不敢去的情况下，自己去崔家吊念国君。他的左右问他：你会为国君死难么？晏子的回答是：皇帝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为什么我要一个人为他死？左右又问他：那么，离开齐国逃走吗？晏子答：皇帝的死又不是我的罪，我为什么要逃？我为什么要出国？左右又问他：那么就回家吗？晏子答：皇帝死了，回到哪儿去呢？晏子真是中国第一流的大政治家，看他这三段答活，不死、不逃、也不想回家，说得又识大体、又有感情、又义正词严。当时他去吊国君，大家以为崔杼必定杀他，但是他仍然去吊、去哭，并且‘枕尸股而哭’，一点也不怕刺激手里拿刀的。他的理论是：做人君的，岂是高高在百姓之上的？而是主持社稷；做臣子的，岂是为领俸禄混饭吃的？而是维护社稷。所以人君死是为了社稷而死，做臣子的，就该和他一道死，所谓“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晏子认为：如果做人君的，死的原因不是为了社稷而是为了他自己，那么陪他死的，只合该是那些在他身边，跟他一起混一起谋私利、谋小集团利益的宠幸、私呢和亲信，才有份儿，堂堂大臣是不干的。也就是说，他将忠君和爱国分得很清：如果君主是为国家而死，那么，跟他一起死，就是爱国；反之，如果君主死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自己下半身快活，那自己就没必要跟他一起死。

我们可以看到，绝对的“忠君”产生绝对的独裁，相对的“忠君”产生相对的独裁，独裁政权和昏聩、不理性、腐败等腐朽落后现象是紧密相连的，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文革中的“三忠于”、“四无限”就是令世人刻骨铭心的教训。如果说在封建社会，“朕即国家”、“君权神授”、“君主永远伟大和正确”，宣扬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尚有情可原，那么今天还在大肆鼓吹“忠君爱国”就不能不说是别有用心了，人们不禁要问，今天“朕即国家”中“朕”的内涵是什么？似乎从来没有人给他以明确的定义。“忠君”和“爱国”是两个层面的意思，强拉硬拽把他们扯在一起既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也有思想逻辑上的错误。“忠君”是狭隘的对一个人或某些集团利益负责；而“爱国”在普遍意义上是为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服务。在过去一百多年，有许多有志之士，反君权、反独裁，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甚至牺牲了巨额财产和生命，象陈嘉庚、杨虎城、吉鸿昌、张志新等等，他们不迷信君权、拒绝独裁，却是爱国者的典范，深受中华民族人民的爱戴。所以说，“忠君”和“爱国”是两个不同的理论概念范畴，“忠君”的人未必热爱自己的人民，“爱国”更不一定要跟“忠君”扯上关系。

事实上，在今天，忠君和爱国都在面临考验。忠君自不必说，民主国家，君王早已不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至于爱国，美国政治家富兰克林有云“我没有祖国，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胡适也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谢选骏指出：作者看到了问题的之所在，但没有点破“忠君不爱国，爱国不忠君”的主题，甚为可惜。因为“忠君”就是忠于个人，直到忠于一个没有权力的君。“爱国”就是爱戴权力，直到爱戴一个没有正义的权力。

【100、专制的死结就在于——独裁者热爱自由】

《为何历史修正主义浪潮在全球高涨》（MAX FISHER 2022年1月7日）报道：

俄罗斯诺里尔斯克的一个古拉格旧址，这个劳改营在1935年至1957年间运行。

在俄罗斯，一个致力于纪念苏联时代暴行的组织面临政府命令的清算，因为克里姆林宫用一段经过美化的民族历史取代了这样的纪念。

在匈牙利，政府驱逐或接管了教育和文化机构，借此塑造排外性民族遗产，与其民族主义政治相契合。

在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公然利用教科书、电影、电视节目和社交媒体，书写了更适合党的需要的新版中国历史。

而在美国，特朗普及其盟友继续推动关于2020年大选的虚假复述，即民主党窃取了选票，而1月6日破坏拜登总统胜选认证程序的暴乱大体上是和平的，或是由特朗普的政敌所策划的。

2021年1月6日，一群暴徒在美国国会大厦内与执法人员对抗。

无论是学者更新他们的设想，还是活动人士重新记载，亦或是政客为了自身利益篡改集体记忆，历史都在不断被改写。

然而，无论是来自民主还是威权政府，这一波明目张胆的谬误或误导性的历史修正浪潮，都可能威胁到一种已经被削弱的意识，即关于这个世界的共同叙事。

学者们认为，这一趋势是对本世纪某些决定性力量的映射。极化社会乐于接受有身份确认效果的谎言。对中央机构或真相仲裁者的信心正在崩塌。民族主义不断高涨。专制独裁者愈发精明。民选领导人更倾向于反自由主义。

因此，这些领导人所推动的“那种历史修正主义，我们应该会看到更多，”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政治学者埃里卡·弗兰茨表示。

在某些地方，修正的目标是极其全面的：从对共同文化遗产的最基本理解开始，重新设计一个社会。为了强调这一过程的重要性，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重申了19世纪儒家学者的名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但通常情况下，这似乎更像是短期的修正：通过激发愤怒或自豪感，将民众团结在领袖的议程之下。

特朗普的竞选谎言应该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这些谎言分裂了美国人民对现实的共同认知，以强化特朗普盟友们的力量，将对未来大选机制的操纵行为正当化。如果让这种策略生效的全球趋势继续下去，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类似的情况。

上个月，俄罗斯青年军的成员在莫斯科附近的诺金斯克练习组装步枪、急救技能和格斗。

不断变化的世界

在推动这一趋势的过程中，有一系列变化可能尤为关键：那就是政府治理国家的倾向。

最近一篇学术论文总结了学者们愈发赞同的观点，即威权主义“正在发生转变”。

自十年前的“阿拉伯之春”和“颜色革命”起义以来，独裁者的重点策略已从直接武力镇压（虽然这仍时有发生），转变为更微妙的手段，如操纵信息或散布分裂，目的是防止异议，而不是压制异议。

其他改变还包括，光鲜浮夸而又与国家立场一致的媒体和社交网络机器人水军取代了吵闹的国有报纸，制造出一种错觉，即官方叙事并非来自最高层指示，而是自然而然出现的。

政治宣传更为复杂，目的在于说服而不是强迫，其通常的表现形式就是某种特定的历史改写。这不单是为了抹除污点官员或政府失策的痕迹，更是为了培养旨在团结公民的民族自豪感和集体愤懑情绪。

例如，克里姆林宫就一直在改写关于苏联的记忆，以及它如何继承了俄罗斯的伟大和腹背受敌的遗产，证明普京这样的强人领袖是必要的，并鼓动俄罗斯人满怀感恩地支持他。

这也体现在了一些更小的问题上。普京曾错误地坚称，北约承诺永远不向德国东部扩张，这是为了证明他最近对乌克兰的侵略是防御性和必要的。

民主国家同样在发生巨变，那里的领导人正在变得愈发狭隘和强硬。

社会分裂愈发严重，再加上民众对专家和机构的愈发不信任，往往最先让那样的领导人得以攫取更大的权力。

如果一位领导人愿意抛弃官方历史，再用他或她的支持者想听的话取而代之，这就可能成为其获得支持的一个来源。这也给了这些领导人另一个动力：去证明攫取权力是击退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必要手段。

比如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他将匈牙利的历史改写为纳粹和共产党的无辜受害者，是在他的爱国主义引领下，国家才终于获得安宁。通过这种手段，他提倡对移民的怀疑就是一场伟大民族斗争的延续——而这场斗争也需要他来打压对手、批评人士和独立机构。

唐纳德·J·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表示，他将推广新的“支持美国的”学校课程。

修正为何有效

研究发现，一切最有效的宣传往往都强调对某种群体身份的迎合，如种族或宗教。

有一个著名实验是这样的：人们进行了一次测验，被告知他们的分数，然后再要他们来评价测验的客观性。那些被告知成绩良好的人往往会说测验公正严格。那些被告知分数较低的人更有可能认为测验有偏见或是不准确。

历史修正主义利用了同样的冲动，它告诉人们，既定的历史是对他们身份的一种攻击，就像在测验中取得了很差的成绩，因此，这样的结果应该被否定。

“我们的年轻人将被教会热爱美国，”特朗普在2020年宣布成立委员会来“恢复我们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时表示。他说，他的目标是对抗“左翼的洗脑”。

另一个例子是，一项研究发现，被告知基督教正在受到攻击的美国基督徒往往更可能相信关于美国历史和政治的谎言。

“我们倾向于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正派的，我们的朋友和我们喜欢的亲人也都具备这些品质，我们所属的群体站在了冲突中正确的一边，”加州大学研究宣传战的学者安德鲁·T·利特尔曾这样写道。

当人们感觉这一信念受到挑战——哪怕是有头脑、受过良好教育、原本懂得分辨是非的人——他们通常会满怀感激地接受捍卫其信念的历史版本，以及任何愿意提倡这种历史的领导人。

譬如在印度，总理莫迪之所以能够得势，部分原因就在于他承诺将印度的多民族历史重塑成印度教为正统的历史。

中国陕西，身着长征风格军装的航天工作者。

选择忘记

对于机会主义的领导人来说，一个国家历史中的丑陋瞬间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份礼物。国民可能更愿意忘记那些令人不安的事实，最好是替换掉这些回忆，这为他们提供了强加自己的叙述的机会。

社交媒体可能助长了这一过程，虽然它最初被视为解放力量。社交媒体使人民能够绕过传统媒体，得到一个最能吸引他们情绪的来自大众的版本的真相。

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也促使人们越来越喜欢那些将一个国家描绘成正义和纯洁的故事。

波兰的民族主义政府于2018年通过立法，如果有人暗示波兰要为纳粹在其领土上的暴行承担责任，这样的行为将被定为犯罪。制定这条法律的目的不是压制记忆，而是保护民族英雄主义的完美无瑕的身份认同，与记忆是否准确几乎无关紧要。

社会两极分化进一步加深了这些需求。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他们的内部群体陷入了一场争夺种族或党派优势的斗争，他们越来越容易接受那些说他们应该并将会获胜的历史版本。

利特尔说，这些修订通常看起来不像是重写历史，更像是重新规划历史。

例如，荷兰的极右翼通过将荷兰历史重新定位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重大冲突而崛起。尽管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接受这种描述，但它一直是这些政党上升的一个因素。

即便是拥有制造事实的能力的中国执政党，也越来越重视诠释的问题——渲染其领导人牢不可破的英雄主义——以达到真正的效果。仅在2019年，彰显共产党历史的“红色”博物馆和纪念馆就吸引了14亿人次访问，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之一。

即使像乔治·奥威尔这样的20世纪作家发出过历史将被强行抹杀的警告，但更严重的威胁可能是，当得到选择时，人们自愿背弃历史。

谢选骏指出：上文愚蠢，不懂“任何权力都是篡改历史的修正主义”，包括“民主政权”。上文引用的英国共产党叛徒奥威尔更加愚蠢，因为他对特务头子斯大林的恐惧压倒了一切，竟然不知道“专制的死结就在于‘独裁者热爱自由’”！对了，正是因为独裁者斯大林热爱自由，所以她亲手毁灭了共产党专制。毛泽东也是一样热爱自由，所以发动文革为所欲为，结果自然是共产党的灭亡。从中国历史看，秦始皇也是热爱不受约束的自由，结果一手毁灭了自己的帝国……后来历朝历代的独裁者莫不如此。所以我说，专制的死结就在于——独裁者热爱自由！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而第一个陷落的地方，就是独裁者的心房！因为独裁者是人不是神，他要满足自己的七情六欲，因此独裁者追求自由的过程，就是帝国瓦解的过程！

【附录1、创造历史的往往湮灭于历史】

（一）

《探寻古文明源流：神性、观念、技术与社会——湮灭在历史深处的苏美尔人，最早的文明开创者》报道：

一、神秘的苏美尔人（Sumer）

苏美尔(Sumer）是最早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的城市文明，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南部地区，在铜石并用和早期青铜时代，与古埃及和印度河谷文明一起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 苏美尔人生活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谷地，他们种植多种谷物和饲养家畜，丰富的食物使他们过着定居的生活。

苏美尔人"Sumerian"是后来者对居住在南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早期居民的称呼。苏美尔人称自己为"sag-giga"，意思为"黑头人"。 圣经中的"Shinar"，埃及人所称的"Sngr" 和 赫梯人所说的 "Sanhar(a)"可能是对苏美尔人的不同称呼。

苏美尔语是一种粘着语，与今天现存的所有语言都没有直接联系，但一些语言学家称在苏美尔语中能检测到一种未知的底层语言，因为苏美尔的一些重要城市的名字并不是苏美尔语，这可能揭示了早期居民的复杂组成和影响。一些考古学家推测，早期讲苏美尔语的人群可能是一些农民，他们在完善了灌溉农业之后，从索不达米亚北部迁到南部。

考古学纪录显示从早期的乌拜德（Ubaid）时期(5300 - 4700 BC）开始苏美尔文明未间断的文化连续性。而乌拜德时期的陶器文化又可以追溯到北方的萨迈拉（Samarra）文化(c.5700-4900 bc C-14)， 萨迈拉文化沿底格里斯河中游和支流地区开展原始形式的灌溉农业。这种文化关联最直接的证据是阿维利高地（Tell Awayli (Oueilli，Oueili)）遗址，阿维利遗址在拉尔撒（Larsa）附近，由法国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掘，有8个遗址地层的前乌拜德时期陶器类似萨迈拉文化。根据这一理论，农耕民族从北部蔓延到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他们建立了一个以寺庙为中心的社会组织，能够动员劳动力和控制水利，这使他们能够在困难的环境中生存和繁荣。

最早的农夫从萨迈拉（Samarra）移居到埃里都（Eridu），并在哪里建造神庙和居所

苏美尔城邦文明形成于乌鲁克时期 (公元前四千年前)，到公元前4000纪晚期，苏美尔分为大约十多个独立的城邦国家，城邦间通过沟渠和界石划定界限。每个城市都围绕一个供奉特定保护神或女神的庙宇而建，城市被僧侣集团(ensi)或国王(lugal)统治，他们直接控制宗教仪式。 乌鲁克是苏美尔最大的城市之一，估计在顶峰时有5-8万人口，算上其他城市，估计苏美尔人的人口可能有80万到150万。估计当时的世界人口约2700万人。

大洪水之前的前王朝时期最早的五个城市：

1. Eridu (Tell Abu Shahrain)

2. Bad-tibira (probably Tell al-Madain)

3. Larsa (Tell as-Senkereh)

4. Sippar (Tell Abu Habbah)

5. Shuruppak (Tell Fara)

其它重要城市:

6. Uruk (Warka)

7. Kish (Tell Uheimir & Ingharra)

8. Ur (Tell al-Muqayyar)

9. Nippur (Afak)

10. Lagash (Tell al-Hiba)

11. Girsu (Tello or Telloh)

12. Umma (Tell Jokha)

13. Hamazi 1

14. Adab (Tell Bismaya)

15. Mari (Tell Hariri）2

16. Akshak 1

17. Akkad 1

18. Isin (Ishan al-Bahriyat)

小的城邦(由南到北):

1. Kuara (Tell al-Lahm)

2. Zabala (Tell Ibzeikh)

3. Kisurra (Tell Abu Hatab)

4. Marad (Tell Wannat es-Sadum)

5. Dilbat (Tell ed-Duleim)

6. Borsippa (Birs Nimrud)

7. Kutha (Tell Ibrahim)

8. Der (al-Badra)

9. Eshnunna (Tell Asmar)

10. Nagar (Tell Brak）2

从早期王朝时期（公元前2900年）开始，苏美尔人和北部讲闪米特语的阿卡德人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密切的文化共生关系，后者讲的是阿卡德语。苏美尔人对阿卡德人有广泛的影响，从词汇大量的借用，到句法和音韵等各个方面。苏美尔人在公元前2270年被阿卡德帝国征服，但苏美尔语继续作为一种宗教和祭祀语言存在。后来苏美尔人大约在公元前2100-2200年的乌尔第三王朝再次实现短暂复兴。之后随着其它闪族民族的入侵，苏美尔人逐渐衰落并融入到阿卡德人中。

苏美尔人的文明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文明之一，尽管没有埃及文明那样辉煌惊人的神庙建筑和墓葬文化遗存，但苏美尔人创造的文明深刻影响着后世的文化、技术、宗教、观念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有证据表明在公元前第四千年中期，在美索不达米亚最早（同时还有北高加索和中欧地区）出现了轮式车辆。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手稿是最古老的 (或仅次于埃及象形文字)已被破译的文字(一些更古老的铭文的地位，如贾湖刻符和 Tartaria 泥板还存有争议)。 苏美尔人是最早的天文学家之一，他们将恒星映射和想象成一系列的星座，其中许多在十二星座中流传下来。 他们也知道肉眼可见的五颗行星。

苏美尔人建立了最早的城邦。在楔形文字的发明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文字的使用超出了债务/支付凭证和清单的范围，第一次（2600 bc）用于信息和邮件传递、历史、传说、数学、天文记录和其他用途。随着写作的普及，正规的学校开始建立，通常由城邦的主庙负责。最后，苏美尔人迎来了集约化农业和灌溉系统。 小麦，大麦，绵羊，和牛，成为最早和成规模的培育作物和养殖动物。

苏美尔人创造和发展了算术，同时使用几种不同的数字系统，包括十进位和六十进位系统，这些都成为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的标准。他们可能已经发展出军事组织和战斗编队，具有步兵、骑兵和弓箭手之间的基本划分。他们开发了第一个已知的成文的法律和行政系统，完整的法院，监狱和政府文书记录。

二、苏美尔人的历史

苏美尔城邦国家走向强大始于乌拜德和乌鲁克时期，苏美尔人记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7世纪，之前的历史比较模糊。古典苏美尔时期随着公元前23世纪阿卡德帝国的兴起而终结。 随后在公元前21世纪的古田时期（Gutian period），出现了短暂的苏美尔复兴（Sumerian renaissance）。 继而在公元前20世纪随着阿莫利人（Amorite）的入侵而终止。阿莫利人建立的伊辛王朝（dynasty of Isin）持续统治到公元前1700年，此时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已经处于巴比伦人的统治之下。美索不达米亚在巴比伦统治下得到统一。而苏美尔人最终被融合进周围的阿卡德和其它闪族人之中。

乌拜德时期 Ubaid period: 6500-4100 BC (Pottery Neolithic to Chalcolithic)

乌鲁克时期 Uruk period: 4100-2900 BC (Late Chalcolithic to Early Bronze Age I)

Uruk XIV-V: 4100-3300 BC

Uruk IV period: 3300-3100 BC

Jemdet Nasr period (Uruk III): 3100-2900 BC

早王朝时期 Early Dynastic period (Early Bronze Age II-IV)

Early Dynastic I period: 2900-2800 BC

Early Dynastic II period: 2800-2600 BC (Gilgamesh)

Early Dynastic IIIa period: 2600-2500 BC

Early Dynastic IIIb period: c. 2500-2334 BC

阿卡德帝国 Akkadian Empire period: c. 2334-2218 BC (Sargon)

古田时期 Gutian period: c. 2218-2047 BC (Early Bronze Age IV)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 Ur III period: c. 2047-1940 BC

乌拜德时期（Ubaid period）

乌拜德时期（Ubaid period）的标志是一种的独特的有精致绘画的陶器，分布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地区。这个时期最早的定居点在南部的埃利都(Eridu)，公元前5300 年由一些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被命名为萨迈拉文化（Samarran culture）的农耕者所建立，目前还不完全确定这些人是否就是后来建立乌鲁克文化(Uruk culture)的苏美尔人，埃利都一直是重要的宗教中心，直到后来被附近更大规模的乌鲁克所超越。

萨迈拉碗（Samarra bowl），柏林佩加盟博物馆 Pergamonmuseum

乌鲁克时期（Uruk period）

乌拜德时期到乌鲁克时期的过渡从考古上的转换标志是从家庭式慢轮生产的彩绘陶器向规模制作的不带绘画的陶器过渡，这意味着人口和需求的大幅增长。

在乌鲁克（Uruk）时期(4100-2900 BC)，通过南美索不达米亚的河流和运河运送的大量货物交易促进了一些大规模城市定居点的出现，这些城市是以神庙为中心的分级社会结构，由中央统治者管理并有各种被雇用的专业劳动者。这个时期苏美尔人的城市中开始使用在山区抓获的奴隶。有很多早期文字和器物证据表明奴隶被当作工人。甚至一些乌鲁克文明所建立的殖民地也在从土耳其（Taurus Mountains）、地中海和中部伊朗出现。

乌鲁克时期的苏美尔人城市可能是由宗教头领所领导，并有一个包括男人和女人的年长者组成的议会所辅助。在这期间乌鲁克成为了世界上最都市化的城市，有超过5万个居民。乌鲁克时期的文明，被苏美尔人通过贸易和殖民地输送给周围的所有人，从而促进了他们自己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苏美尔人的城市不能通过军事力量维持遥远的殖民地。

古代的苏美尔王列表包括这个时期一些主要的城邦王朝。传说早期的几个国王是一次大洪水发生之前的统治者。这些早期的名字也许是传说或神化中的形象。包括 Alulim 和 Dumizid 等。

苏美尔时代和国王/

早王朝时期 Pre-dynastic kings: Alulim Dumuzid，the Shepherd En-men-dur-ana

基什第一王朝 1st Dynasty of Kish: Etana En-me-barage-si Aga of Kish

乌鲁克第一王朝 1st Dynasty of Uruk: Enmerkar Lugalbanda Gilgamesh

乌尔第一王朝 1st Dynasty of Ur: Meskalamdug Mesh-Ane-pada Puabi Mesilim of Kish

乌鲁克第二王朝 2nd Dynasty of Uruk: En-shag-kush-ana

拉嘎什第一王朝 1st Dynasty of Lagash: Ur-Nanshe Eannatum Entemena Urukagina

阿达布王朝 Dynasty of Adab: Lugal-Ane-mundu

基什第三王朝 3rd Dynasty of Kish: Kug-Bau

乌鲁克第三王朝 3rd Dynasty of Uruk: Lugal-zage-si

阿卡德王朝 Dynasty of Akkad: Sargon Tashlultum En-hedu-ana Man-ishtishu Naram-Sin of Akkad Shar-kali-sharri Dudu of Akkad Shu-Durul

拉嘎什第二王朝 2nd Dynasty of Lagash: Puzer-Mama Gudea

乌鲁克第五王朝 5th Dynasty of Uruk: Utu-hengal

乌尔第三王朝 3rd dynasty of Ur: Ur-Namma Shulgi Amar-Suena Shu-Suen Ibbi-Suen

早王朝时期（Early Dynastic Period）

早期王朝时代开始于公元前2900年，包括一些传说中的人物: Enmerkar，Lugalbanda和 Gilgamesh，Gilgamesh（吉尔伽美什）被认为是BC.2700年以前有历史记录之前的统治者。苏美尔文化的中心在南美索不达米亚，一些统治者已经开始扩张到周边地区，相邻的闪米特人部落接受了大量苏美尔人的文明。

苏美尔王年表中记录的最早国王是经由其它传说而得名的Etana，他是基什(kish)王朝的第13位王，最早被考古所证实的基什国王是Enmebaragesi ( 26th century BC)，他的名字也出现在吉尔伽美什史诗（Gilgamesh epic）中，本人可能也是一位乌鲁克国王。正如吉尔伽美什史诗所显示，这一时期战争显著增加。城市建设围墙，并增加了防卫的规模，不设防的村庄在南美索不达米亚消失了。这说明人口的增长和土地的扩张导致城邦间对资源的争夺和冲突。

拉加什第一王朝（1st Dynasty of Lagash）

秃鹰碑（Fragment of Eannatum's Stele of the Vultures） c. 2500-2270 BC

拉嘎什（Lagash）王朝，并没有出现在国王年表，但是被多个重要的纪念碑和一些考古法发现所证实。尽管是短命的，最早出现在历史中的国王是拉嘎什的Eannatum，他的统治几乎包括了所有苏美尔人地区，包括Kish，Uruk，Ur，和 Larsa，还迫使拉嘎什的敌人乌玛（Umma）进贡。他的领地扩展到埃兰（Elam）和波斯湾，他似乎使用强力维持统治，从被发现的秃鹰碑显示出他使用暴力对待敌人，他的王国在他死后很快消亡。

后来，乌玛的宗教领袖Lugal-Zage-Si推翻了拉嘎什王朝的统治，并征服了乌鲁克作为首都，他是最后一位苏美尔人的国王，直到闪族人的国王萨尔贡(Sargon of Akkad)到来。

阿卡德帝国（Akkadian Empire）

c. 2270-2083 BC (short chronology)

东部闪米特人的阿卡德语首次被证实是通过对基士（KIsh）的国王名字的解读（BC 2800）。从公元前2500年开始出现，阿卡德语在萨尔贡统治期间得到广泛使用(2270-2215 bc)，但官方语言仍然主要使用苏美尔语。阿卡德语和苏美尔语共存约1000年，直到公元前 1800，苏美尔语逐渐被阿卡德等闪族语所替代，苏美尔语主要是作为宗教和文学的语言而存在。

帝国创立者萨尔贡（Sargon of Akkad）的身世有多种说法，一说是园丁的儿子，一说是伊什塔尔神庙的女祭司的儿子。萨尔贡自称是女神的儿子，父亲不明。

阿卡德帝国（Akkadian Empire）是美索不达米亚的第一个闪族帝国，它影响了黎凡特和安纳托利亚地区，军事扩张曾达到迪勒蒙（Dilmun）和马干（Magan） (巴林和阿曼)。

古田时期（Gutian period）

c. 2083-2050 BC (short chronology)

拉嘎什第二王朝（2nd Dynasty of Lagash）

拉嘎什国王古德阿头像 Gudea of Lagash

c. 2093-2046 BC (short chronology)

随着阿卡德王国在古田人入侵中逐渐衰弱，另外一位苏美尔人的统治者古德阿(Gudea)，取得了王国的统治权，象之前的拉嘎什王朝一样，古德阿和他的后继者都大力促进艺术的发展并留下了大量的考古遗物。古德阿本人也留下了大量的雕像，雕像大多表现出虔诚的姿态。

乌尔第三王朝（Ur III period）

c. 2047-1940 BC (short chronology)

后来，在Ur-Nammu 和Shulgi统治下乌尔第三王朝(the 3rd dynasty of Ur)，疆域扩展到北部美索不达米亚，成为苏美尔人最后的兴盛，这个地区闪族人已经远远超过了苏美尔人，在后来建立巴比伦王国的阿摩利人(Amorites)的冲击影响下，苏美尔人的语言基本消失，只作为一种宗教语言在学校中得以保留。

衰落和传播

这一时期人口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向北方的转移。从生态学研究看，苏美尔土地的农业生产率由于盐度上升而受到损害。长期以来，该地区的土壤盐分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主要问题。排水不良的灌溉土壤，在高度蒸发的干旱气候中，导致土壤中溶解盐的积聚，最终严重地降低了农业产量。在阿卡德和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小麦被更耐盐的大麦取代，但这还远解决不了问题，在 2100 bc 至 1700 bc 期间，估计这一地区的人口下降了近3/5。这极大地削弱了区域内的力量平衡，削弱了苏美尔人的势力。此后，苏美尔语只是作为一种文学和礼仪语言，类似于在中世纪欧洲拉丁语所占据的地位。

三、苏美尔人的文化和成就

社会和家庭

人类学的证据表明，苏美尔之前的大多数社会，以及多数同时代文明都是相对平等的社会。早期的苏美尔社会也是非常平等的，之后随着早期王朝时期的兴起而开始发生变化。苏美尔文化是由男性主导和分层级的。在 lu-gal （"伟人" 或 "国王"）之下，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属于两个基本阶层之一: lu 或 "自由人" 和 "奴隶" (男性，arad，女性 geme)。

苏美尔神话暗示禁止婚前性行为。婚姻由新娘和新郎的父母安排，订婚通常是通过在粘土片上记录的约定完成。新郎给新娘的父亲送上订婚礼物这个婚姻就合法了。

经过修复的苏美尔坟墓中的妇女头饰和项链（大英博物馆）

在早期的苏美尔时期，原始的象形文字显示：

陶器非常丰富，花瓶、碗和盘子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特殊的罐子，蜂蜜，黄油，油和葡萄酒，这可能是由日期。一些花瓶有突出的支脚，也有平底，可以放置在方形或长方形的木框架中。 油罐子，等一些容器 被黏土密封。就象在早期的埃及。石头花瓶和盘子是仿制粘土的造型。

羽毛头饰被佩带。床，凳子和椅子的腿雕刻成牛蹄的样子。有火炉和火祭坛。

刀、钻、楔和看起来像锯子的仪器都是日常用具。而矛，弓，箭，匕首 (但不是剑)在战争中被使用。

泥板用于写作。匕首使用金属刀片和木柄，铜被锤成盘子，而项链或颈圈是金子制成的。

使用阴历记时。

关于苏美尔音乐有相当多的证据。人们演奏竖琴和长笛，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乌尔的竖琴。

语言和文字

苏美尔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大量用楔形文字书写的粘土片。苏美尔的文字虽然还不能证明是最古老的，仍被认为是人类发展的一个伟大里程碑，苏美尔人不仅书写历史记录，而且也创造了文学作品，包括史诗和故事，以及祈祷和法律文本。

苏美尔文字是从早期图形和象形文字逐步演进到表意文字，使用三角形或楔形的芦苇在潮湿的粘土上写字。有成百上千的苏美尔语文本幸存下来，包括个人和商业信函、收据、词汇表、法律、赞美诗、祈祷书、故事和日记。已找到完整的粘土泥板库。纪念碑文字和雕像上的刻文也非常普遍。许多文本通过多个拷贝中留存下来，因为它们在训练中被抄写员反复抄写。

早期泥板记录啤酒的分配，3100-3000 bc

苏美尔人的语言通常在语言学上被认为是孤立语言，它是一种黏着语，不属于任何已知语言的家庭，相比之下，阿卡德语属于亚非语系闪米特的分支。有许多试图将苏美尔语语其它语系相联系的尝试都没有成功。一些学者提出，可能存在一个底层或附加层的语言，主要用来表示地理特征和各种手工和农业活动，叫做原幼发拉底语或原底格里斯语，但这存在争议。

今天即使是专家理解苏美尔文字是有困难的，最困难的是最早期的文本，在许多情况下无法给出这种语言的完整语法结构，似乎是被用作知识的辅助记忆。

在公元前3000年开始，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之间形成文化共生关系，其中包括广泛的双语。阿卡德语和苏美尔语之间相互影响出现在的所有领域，包括大量的词汇借用，以及在句法、词法和语音的融合。这种相互影响使学者认为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苏美尔和阿卡德已经成为一个语言联盟。阿卡德语逐渐取代苏美尔语作为口语。大概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但苏美尔语继续作为一种神圣仪式、文学、科学语言在巴比伦和亚述使用，直到公元一世纪。

宗教

苏美尔人信仰神祗，将神性系于所有与他们有关的事情，面对死亡和神的愤怒等宇宙力量时表现出谦卑。

苏美尔宗教似乎建立在两个独立的创世神话之上。第一个创世神话（Hieroi gamoi）中看到创造是一系列神圣婚姻的结果，涉及对立双方的和解，被认为是男性和女性神祗的结合；众神持续影响着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的神话。 在后来的阿卡德人神话Enuma Elish中，淡水和盐水的联合被视为创造的开始；男性Abzu和女性Tiamat联盟的产物，Lahm和Lahmu表示"泥泞的"，这个称号给予了埃里都恩基神庙的守护者e Abzu。这些神话描述了泥泞的岛屿从幼发拉底河口的淡水和咸水汇合处出现的方式，在那里，河流沉积了它的泥沙。

第二个 创世神话讲述了 Anshar 和 Kishar的创造，Anshar 和 Kishar表示"天空支点" 和 "地球枢轴"，分别是Anu和Ki的父母。另一个重要的苏美尔神话是关于Ki（山的女神）和埃里都的恩基Enki（带来绿色和牧场的淡水神）。

在早期记录历史的黎明之后，中部美索不达米亚的尼普尔（Nippur）替代南部的埃里都（Eridu）成为主要的神庙城市，它的祭司们在其它城市行使政治统治。尼普尔在后来的苏美尔人时期一直保留了这一地位。

神祗

苏美尔人信仰拟人化的多神教，或者说信仰众多人形的神祗。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庇护人、寺庙和祭司国王。然而，这些不是独有的； 一个城市的神灵经常在别处被承认。苏美尔人是最早记录自己信仰的民族之一，也是后来的美索不达米亚神话、宗教和占星学的主要灵感源泉。

阿卡德语圆筒封印（大约 2300 bc 前后），描绘神Inanna，Utu，Enki，和 Isimud.

苏美尔人崇拜的神:

An 安，作为全职上帝等同于天堂；事实上，苏美尔语中An意味着天空和他的配偶Ki(意味着地球)。具有天地不可分的意味。

Enki 恩基，在Eridu，恩基是仁慈和智慧的上帝，在地球下的淡水深处的统治者，在苏美尔神话中被认为是人类的朋友和治疗师，给人类提供艺术和科学、工业和文明礼仪，第一本律法被认为是他的创作

Enlil，恩利尔，北风之神，在尼普尔（Nippur），Ninlil（南风之神）的丈夫。苏美尔诸神之王，他给人类魔法和咒语，善良或邪恶的精神必须服从。

Inanna，伊南娜，爱的女神(单身)，性，卖淫和战争女神，金星的神化，早晨(东部）和夜晚 (西部)之星。神庙(与An分享)在乌鲁克。受护佑的国王可能与祭司一起重新安排了伊南娜和Dumuzid的婚姻。

The sun-god Utu 和Sippar，太阳神Utu和Sippar，乌在南部Larsa，西帕尔在北部

The moon god Sin at Ur. 月亮神辛在乌尔。

早期苏美尔-阿卡德语万神殿

这些神灵形成了一个核心谱系， 此外还有数以百计的次要神祗。苏美尔神可以与不同的城市有联系，他们的宗教的重要性往往与这些城市政治力量的崛起和衰弱紧密相关。据说，神从粘土中创造了人类，目的是为他们服务。寺庙组织了灌溉农业所需的大量劳工项目。尽管他们可以通过支付银子来避免它，但公民对寺庙有劳动义务。

神庙和庙堂组织

苏美尔神庙都有一个单独名字，包括前院与一个中央池塘（净化）。神庙本身有中殿与沿两边的过道，过道的两侧是祭司的房间。在一端有祭坛和供奉牺牲的桌子。谷仓和仓库通常位于神庙附近。 在某个时期，苏美尔人开始把神庙建造在多层基座建筑之上，形成了塔庙的风格。

宇宙观

苏美尔人认为宇宙由一个圆顶所包围的扁平圆盘组成。苏美尔人死后，陷入阴暗的阴间（netherworld），以悲惨的存在形态鬼（Gidim）在其中度过永恒。

宇宙被划分成四处所:

北部是山居的 Subartu，他们周期性地被掠夺，包括奴隶、木材和其他原料。

西部是帐篷居住的 Martu，古老的闪米特人，是放牧羊群和山羊的游牧民族。

南方是 Dilmun 的土地，是一个贸易国，与死亡之地和创生之地有关。

东部是Elamites人，是苏美尔人经常打仗的对手。

他们所知的世界从地中海海岸线延伸到波斯湾和Meluhha (可能是印度河流域）和Magan (阿曼)，以其铜矿闻名。

殡葬

苏美尔人相信当人们死亡，他们将被限制在一个阴暗的世界-Ereshkigal，其领土由大门和各种怪物守卫，防止人们进入或离开。死者被埋葬在城墙外的墓地，尸体会由一座土丘覆盖，还会留有给怪兽的供奉和少量的食物。那些能负担得起的人寻求在 Dilmun 被埋葬。在乌尔的皇家墓地，人的殉葬被发现，女王Puabi 的仆人被一起殉葬。

农业和狩猎

苏美尔人开始农业生活方式可能早于公元前5000-4500 。该区域展示了一些核心农业技术，包括有组织的灌溉、大规模集约土地耕种、使用犁耕的单种作物，以及在官僚控制下使用农业专门劳动力。在这个组织中管理寺庙帐目的必要性导致了文字书写的发展(公元前 3500)。

来自乌尔 Ur 皇家墓地，使用贝壳和青金石制作，表现和平时期。

在早期的苏美尔乌鲁克时期，原始图像显示绵羊、山羊、牛和猪已经被驯化。他们用牛作为主要的驮畜，驴子或 马作为主要的运输动物，"羊毛衣服和毯子是由动物的毛发制成的。...旁边的房子是一个封闭的花园种植树木和其他植物；小麦和其他谷物在田里播种，而桔槔已经被用来灌溉。植物也种植在盆或花瓶。

每月向成人和儿童发放的大麦口粮的帐目，写于公元前2350年的 Urukagina 。

苏美尔人是最早懂得酿造啤酒的民族。丰富的谷物是早期酿造的关键原料。他们酿造了多种啤酒，包括小麦、大麦和混合谷物的啤酒。啤酒酿造对苏美尔人非常重要。这些在吉尔伽美什（gilgamesh）史诗中被引用，当恩奇都（Enkidu）被介绍这些食物和啤酒时: "喝啤酒，这是这个土地的风俗……。他喝了7壶啤酒！并变得豪爽并喜悦的歌唱！

苏美尔人实行类似于埃及使用的灌溉技术。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麦考密斯亚当斯说灌溉发展与城市化有关，有89%的人口在城市居住。

他们种植大麦，鹰嘴豆，扁豆，小麦，枣，洋葱，大蒜，生菜，韭菜和芥末。苏美尔人捕猎很多鱼，猎杀禽类和瞪羚。

苏美尔农业严重依赖灌溉。灌溉是通过使用桔槔，运河，渠道，堤坝，堰，和水库来完成的。底格里斯河频繁和猛烈的洪水，以及相对少一些的幼发拉底河，意味着运河需要频繁地修理和清除淤泥，并且勘测标志物和界石需要经常地被更换。政府要求人民在运河上劳动，而富人能够得到豁免。

正如从《苏美尔农业年历》中所知道的，在洪水泛滥季节之后，在春分和 Akitu（新年）节日之后，使用运河，农民会淹没他们的农田，然后排水。然后，他们使牛践踏地面杀死杂草。然后他们用锄头整理土地。干燥后，他们再用犁、耙等工具翻整土地三次，在播种前用鹤嘴锄粉碎土块。不幸的是，高蒸发率导致了土壤盐度的逐渐增加。到了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农民已经把小麦换成了更耐盐的大麦，作为他们的主要农作物。

苏美尔人的春收由三个人组成的收割团队完成，分别完成收割、整理和捆扎。农夫使用由牛驱动的脱粒车分离谷物穗头和秸杆，然后使用脱粒板脱粒五谷。然后他们扬净谷物。

建筑

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平原缺乏矿物质和树木。苏美尔人的建筑结构是由平凸型的泥砖建造，不使用砂浆或水泥粘合。泥砖建筑最终会逐渐风化，因此它们在同一地点周期性地摧毁、夷平和重建房屋。这种不断的重建逐渐提高了城市的高度，从而被提升到了周围的平原之上成为丘陵，现在被称为Tell，Tell在整个古代近东地区都有发现。

早期苏美尔 (比如乌鲁克）时代的原始象形图表明 "石头是稀缺的，但已经被切割成块和封印。砖是普遍的建筑材料，使用它修建城市、堡垒、寺庙和房子。城市提供带有人工基座的塔；房子也有一个塔状的外观。它提供了一个有铰链的门，可以使用一种钥匙打开；城门的规模更大，似乎有两重门。房子的基石砖具有神圣的意义，代表一些神圣的对象。

最令人印象深刻和著名的苏美尔建筑是塔庙，建在巨大的层叠的平台上。苏美尔封印也描绘了由芦苇建造的房屋，不像伊拉克南部的沼泽阿拉伯人建造的房子。苏美尔人也发明了拱形结构，他们能开发坚固的圆顶建筑。苏美尔寺庙和宫殿使用了很多先进的材料和技术，例如扶壁，壁龛、半圆柱和黏土钉子等。

乌尔的塔庙复原图， Great Ziggurat of Ur

这种塔台的建筑构造在其它地区有很多相类，中国筑高台的建筑传统，美洲金字塔的构造都和塔庙有某种结构上相似性。

数学

苏美尔人早在公元前4000年前就开发了一套复杂的计量学系统。这一先进的计量系统导致了算术、几何和代数的创建。从公元前2600年开始，苏美尔人就已经在粘土泥板上写乘法表，并处理几何习题和除法问题。巴比伦数字最早的痕迹也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BC. 2700 - 2300 出现了最早的算盘，以及六十进位数字系统的连续计算表格。苏美尔人也最先使用进位数字系统。还有证据表明，苏美尔人可能在天文计算中使用了一种滑尺。他们也最先计算出三角形的面积和立方体的体积。

经济和贸易

一个男性奴隶和一栋建筑的销售凭据，在Shuruppak 发现的苏美尔泥板，公元前2600年

来自安纳托利亚的黑曜石和来自阿富汗东北部的青金石，来自 Dilmun (现代巴林）的玻璃珠，和印有印度河谷文字的封印，都显示出一个以波斯湾为中心的非常广大的古代贸易网络。例如，乌尔城从许多地方进口货物。特别是各种类型的金属必须进口。

吉尔伽美什史诗提到美索不达米亚稀缺的木材等商品的远地贸易。特别是贵重的黎巴嫩雪松。Puabi 皇后墓中发现的树脂表明它是从遥远的莫桑比克交易而来。

苏美尔人使用奴隶，虽然他们不是经济的主要部分。女奴隶做织布工、手工、磨坊工和护工。

苏美尔陶工使用用雪松油颜料装饰陶器。陶工用弓钻来制造烧制陶器所需的火。苏美尔石匠和珠宝商知道并使用雪花石膏 (方解石)、象牙、铁、金、银、玛瑙和青金石。

货币和信用

大型机构以大麦和白银记账，通常有固定的利率。一般的债务、贷款和物价通常以其中一个计价。许多交易涉及债务。

商业信贷和农业消费贷款是主要的贷款类型。贸易信贷通常是由寺庙扩张，以资助贸易远征。利率被设置了在1/60 一个月，在公元前2000年前保持在那个水平上大约2000年。农业贷款通常是由于某一机构 (如寺庙）欠缴的义务而产生，在这种情况下，拖欠款被认为是借给债务人，使用大麦或其他庄稼计价，利率一般高于商业贷款，可能达到1/3 到1/2 贷款本金。

统治者定期签署"干净的石板"法令，取消所有的农业(但不是商业)债务，并允许奴仆返回自己的家园。统治者通常在他们统治的第一个丰年开始实施，也可以在军事冲突或农作物歉收的时候宣告。已知最早的法令是由Enmetena 和 Lagash的Urukagina在 2400-2350 bc发布。 哈德森说，这些法令的目的是防止债务上升到威胁战斗部队的程度，这些债务可能导致农民失去生存地或因无力偿还而变为奴仆。

军事

苏美尔早期战车，来自乌尔 2600 BC

苏美尔战斗编队，来自秃鹰碑的碎片（Stele of the Vultures）

苏美尔人城邦间2000 多年几乎不断的战争帮助苏美尔人的军事技术和工艺发展到了很高水平。最早记录战争细节的石碑-秃鹰碑，表现了公元前2525年Lagash 和Umma之间的战争。Lagash 的国王领导的苏美尔军队主要由步兵组成。步兵携带长矛，佩带铜盔，并携带长方形盾牌。士兵排列成方阵的形式，这需要训练和纪律；意味着苏美尔人可能具有职业军人。

苏美尔军队用手推车来驾驭石弩。这些早期的战车在战斗中的作用不如后来的设计，有些人认为，这些战车主要是作为运输，虽然船员携带战斧和长矛。苏美尔战车有四个或两个轮子，由两名乘员组成，使用四个石弩。该车是由一个编织篮和车轮组成，车轮是一个坚实的三件设计。

苏美尔城市由防御墙包围，城市之间从事围攻战争。

技术

苏美尔人使用的技术包括：车轮，楔形文字，算术和几何学，灌溉系统，苏美尔船，阴阳历日历，青铜，皮革，锯子，凿子，锤子，支撑架，钻头，钉子，别针，戒指，锄头，斧头，刀，长矛，箭头，剑，胶水，匕首，水壶，袋子，马具，盔甲，箭筒，战车，剑鞘，靴子，凉鞋，鱼叉和啤酒。

可以看到，人类文明的基本形态在苏美尔人的时代已经基本建立。

参考阅读：

zens：吉尔伽美什(Gilgamesh）-人类最早的史诗

（二）

乌鲁克时期

苏美尔城市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最重要的是Ur，Lagash，Nippur和Uruk。尽管所有居民都认为自己是苏美尔人，但没有任何政治单位，而是每个城市都自主管理自己。

在所有这些城市中，乌鲁克（Uruk）因其规模和年龄而脱颖而出。它是一个繁荣的商业中心，拥有40,000至80,000居民，并且受到将近10公里的隔离墙的保护。在鼎盛时期，大约公元前2800年，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在乌鲁克出现了一些人类历史的基本发明。一些历史学家断言轮子是在大约公元前3500年发明的。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便开始使用书写系统。

古代王朝时期

这个时期的开始以美索不达米亚该地区发生的环境变化为标志。河流的河道很集中，最大的河道增加了，而较小的河道却消失了。

研究表明，大约在公元前2900年有几次洪水或只有一场大洪水。这可能导致苏美尔文学中经常出现大洪水的主题。

河流河道的变化使得位于其边缘的城市发展壮大，并出现了新的定居点。最后，这些新城市的加强使乌鲁克失去了霸权。但是，乌鲁克文化在整个地区传播，并产生了苏美尔文明。

尽管影响力遍及所有城市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出现了政治统一。实际上，定居点之间的战争是普遍的，迫使他们建造大型防御墙。

有关各个城市国家的信息很少。通过使用文字，苏美尔人留下了一些让我们了解其历史的著作，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碑文将现实与神话融为一体。

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是皇家名单，其中出现了Sumer古代统治者的名字，尽管许多参考文献都具有神话色彩。

阿卡德统治

约2350 C.，阿卡德人萨贡大帝在下美索不达米亚以北的城市Ki夺取了政权。后来，他对苏美尔其他城市进行了征服，并击败了当时统治该地区的乌玛国王卢加尔扎西。

这是历史上第一个伟大帝国的开始，历时141年。阿卡德人，一个闪族人，建立了这个帝国，标志着苏美尔文化及其语言开始衰落。

约公元前2200年C.持续不断的起义以及古蒂斯和亚摩利人的入侵导致帝国瓦解。领土交由这两个人统治，这两个人统治了该地区的城邦。

苏美尔人以非常消极的方式描述了这些入侵。根据他们的编年史，入侵者是"野蛮人"或"山龙"。尽管如此，在某些地方，如拉加什（Lagash）市，还是发生了巨大的艺术繁荣。

苏美尔文艺复兴

在该地区发现的一块纪念碑讲述了乌鲁克国王乌图-亨加尔（Uru-hengal）如何打败古蒂统治者并将其驱逐出苏美尔。

这场胜利大约发生在公元前2100年。不会被君主利用，因为他被Ur的国王Ur-Nammu击败后不久。他设法使所谓的Ur第三王朝（也称为苏美尔文艺复兴）在该地区盛行。

从那时起出现的帝国至少与萨贡帝国一样广泛。他们的君主称自己为"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

Ur-Nammu的王位由舒尔基（Shulgi）继承，他与埃拉姆（Elam）和各种游牧部落抗衡。

这个帝国的最后一位国王是伊比辛，他不得不面对来自阿拉伯人民的亚摩利人的袭击。最后，在2003年，苏美尔人对该地区的统治结束了。在阿卡德文化被取代之后，巴比伦继承了苏美尔帝国的角色。

地理位置

苏美尔社会是按等级划分的。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位置发生了变化，但最终金字塔的顶部被国王占领，第二梯队的牧师，军事领导人和高级官员被占领。

这些权力集团的背后是未成年官员，商人和专门的工匠，其次是农民和其他工匠。金字塔的底部被奴隶占领。

行政演变

政治和宗教在苏美尔社会紧密相关。由于这个原因，在他们的文明开始之时，统治者的职位被王子牧师占据。这个大祭司叫 帕泰西，他认为自己是神性的代表。

当苏美尔城市开始扩大其统治范围时，政府开始变得更加复杂。这导致了权力结构的变化： 可悲的 他们只致力于宗教敬拜，军事力量变成了国王才拥有了政治权力。

如前所述，苏美尔被分为一系列城邦，每个城邦中都有一个国王。

独立城市州

公元前四千年末，Sumeria地区分为几个城市州。他们是独立的政治实体，通过渠道和地标划定其领土。他们之间的唯一联系是文化，因为他们共享信仰，写作体系和语言。这种情况将持续到阿卡德帝国成立为止。

城邦成为了重要的贸易中心。他们每个人都由一个 帕泰西或国王，并有一个专门献给特定神的庙宇。

当城市国家开始组成时，它们由帕泰西，由最高牧师兼军事司令员组成。第二步是其余的牧师和高级官员。

可怜人的财产包括灌溉渠，庙宇，堤防或筒仓的建设，以及对公民征税。

苏美尔的城市州具有城市圣殿的功能，因为人们认为神将这些城市建立为礼拜的中心。根据当时的信念，这些神下令祭司应该怎样做。

那些庙宇中，突出了zi蛇的神庙与政治权力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的财富由领导人控制，作为人与神之间的中介。

当这些城市国家发展起来时，它们之间在该地区至高无上的斗争一直在进行。因此，王位开始被军事领导人占领。

宗教

尽管苏美尔人是第一个留下信仰记录的人，但专家表示，很难提供有关其宗教信仰的数据。原因之一是每个城市国家都有自己的神灵，神话之间也存在差异。

苏美尔文化的宗教是多神论的，他们相信神参与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太阳到啤酒，几乎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神灵。

众神的存在

除了上述关于城市的神灵和神话之外，还必须补充的是，信仰随着时间而改变。

这个人是第一个写他们的神话和宗教的人。这些信仰后来影响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的不同信仰，甚至某些主题（例如大洪水）也可能影响一神教。

宗教和苏美尔诸神按照其信仰参与了生命和自然的各个方面。对于这些人，众神控制着过去和未来，并负责教导他们写作或获取食物。

每个苏美尔神都与一个不同的城市有关。这意味着神灵的重要性取决于他的城市在每时每刻所获得的力量。

天空之神安（Anu）等主要神灵之中。乌图，太阳神；南木，女神；还有爱与战争的女神伊娜（Inanna）。

神话

苏美尔人认为，人类是由神创造的，是由粘土服务的。当神灵发怒时，它们引起了地震或自然灾害，强化了人们受神的摆布的观念。

另一方面，这种文化的神话证实了地球漂浮在一个叫做南木的海中的圆盘中。鸟类，野猪，鱼类和其他典型的湿地动物物种都从那片海中涌现出来。

南木女神创造了地球和天空。通过分离这两个元素，安和基诞生了，他们有一个儿子叫恩利尔。后者是风，风暴和大气的神灵。

根据他们的信念，当某人死亡时，他们便堕入了黑社会，这是一个邪恶的地方，他们在悲惨的环境中度过了永恒。

这些人通过另一个神话解释了收获：这是神与女神交配的结果。

文化与传统

苏美尔人最突出的领域之一是建筑，尤其是在烧砖建筑中。

同样，他们也是伟大的数学家，被认为是代数，几何和算术领域的先驱。

他的另一个杰出贡献是创建了写作系统。这使他们成为第一位在黏土板上用书面文字记录神话的人。

建筑

苏美尔人在建造建筑物时必须面对一些限制。主要的原因是该地区缺乏原材料（树木和石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使用了该地区非常普遍的泥砖。

由于不使用任何种类的砂浆，建筑结构有时会恶化，因此苏美尔人不得不在同一地方重建它们。这种做法导致城市的水平上升，直到几个世纪以来，城市都位于包围它们的平原之上。

苏美尔文化中最著名的建筑类型是之字形，其顶部是一座阶梯式金字塔。这种类型的结构需要使用非常先进的技术，例如加固，壁柱或凹槽。同样，他们使用涂有烤砖的粘土钉，比在阳光下干燥的坚硬。

文学

苏美尔的文学集中在三个主要主题上：神话，赞美诗和哀叹。

这些主题的第一个，即神话，是针对苏美尔主要神灵的短篇小说：恩里尔，伊纳娜，恩基和尼努萨格等人。

赞美诗本身就是赞美神，城市，国王或庙宇的文字。最后，哀叹与灾难性事件有关，例如城市或庙宇的毁灭或神灵的遗弃。

根据专家的说法，其中一些故事可能具有历史背景。因此，它们可能基于战争，洪水或某些重要国王的成就，但总是以放大的方式出现。

苏美尔人的典型文学体裁是一类基于相反概念的对话诗。

传统

苏美尔碑曾提供有关这种文化传统的一些细节。就葬礼而言，众所周知，国王被埋葬了奢侈品，以便他们可以将它们带到另一个世界。除这些物品外，仆人还被埋葬在领袖的旁边。

另一方面，公民过去常常被埋在自己的房屋或墓地中，并伴随着他们的财产。

在婚姻领域，新娘和新郎的父母必须签署一项使家庭团结的合同。

纪念石碑

苏美尔人是第一个建造平坦浮雕的建筑，它们反映了一些宗教，政治或军事事件。

在这些石碑中，图像被组织成带状，类似于小插曲。在许多情况下，石碑的命运被固定在寺庙的墙壁上。

经济

苏美尔人中最重要的两个经济活动是农业和畜牧业。除此之外，钓鱼和牧场放牧也很突出。

农业和畜牧业

苏美尔人最种植的产品是大麦，小米，小麦，小扁豆，鹰嘴豆，枣，芥末，罂粟，洋葱和大蒜。

为了种植这些产品，苏美尔人被迫建造了一系列运河，堤防和蓄水池。这些基础设施必须经常维修，因为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洪水使它们受损。这些工作以及淤泥的开采都是由奴隶和下层公民来完成的。

洪水季节过后，运河开通了，农民们用水灌溉了他们的土地。他们很可能允许牛在地面上行走并杀死杂草。在那之后，他们用镐挖土，犁耕，耙开，然后用头移动了大地。

随着时间的流逝，该地区的高蒸发量导致盐度增加，农民不得不用小麦代替大麦，因为这种谷物对盐分的抵抗力更强。

收获是在秋季最干燥的季节进行的。该小组由两个收割机和一个打捆机组成，并使用了一种可以将谷物的头部与秸秆分开的联合收割机。

另一方面，他们以牛为主要动物，而驴则为运输动物。

发明与贡献

轮

尽管不可能具有所有的确定性，但许多专家断言，苏美尔人在3500 a左右发明了这种车轮。最初用于农业任务的本发明对于通信和商业的发展变得至关重要。

写作发展

苏美尔人所取得的另一大进步是写作。证据表明，至少在公元前3300年左右，他们是最早使用书写系统的人。 C.，大约在第一批埃及象形文字出现前75年。

苏美尔人使用的文字类型是楔形文字。这些符号是从仍热的黏土片雕刻而成的，干燥后会变硬。

写作是苏美尔文明的重要进步。多亏了她，他们才得以保留历史记录，解释自己的神话并反映法律。同样，它也被用来收集知识并将其传递给下一代。这将导致学校以及一般教育的出现。

药物

在尼普布尔发现的平板电脑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本医学手册。在该介质上记录了具有特定语言的化学式。在其中还出现了一些本来可以治愈的神奇公式。

苏美尔人在医疗实践中使用了各种植物，矿物和动物物质。那些用作利尿药和泻药的药物脱颖而出，尽管也已进行了某些类型的手术。

对于这个人来说，当恶魔被囚禁在体内并试图逃脱时，疾病就出现了。因此，药物治疗的目的是说服恶魔离开身体而不会造成伤害。

数学

苏美尔人开创的另一个领域是数学。因此，他们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创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计量系统。这使他们可以从事几何，代数和算术工作。

从2600 a。 C.，苏美尔人在他们的著作乘法表，几何练习和除法问题中留有余地。巴比伦编号也从这些日期开始。

另一方面，大约公元前2700开始使用基于其十六进制编号系统的算盘和数学表。

天文学

苏美尔人作为天文学家的技能使他们成为最早发展日心论的人。对他们来说，太阳系由五颗行星组成，这是他们用肉眼只能看见的唯一行星。

观察天空是他测量时间的方式。同样，他们非常精确地了解了月球和木星的位移。

战车

如上所述，苏美尔各个城市经常发生军事冲突。这使他们发展了重要的战士技能，并发明了增加其潜力的武器和工具。

这些发明之一是野驴拉的战车。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这些第一批手推车用于运输斧头和长矛。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在战斗中变得越来越实用。

啤酒

据信苏美尔人是第一个酿造和消费啤酒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万神殿包含一些与那杯酒有关的神灵。

参考文献

托雷拉尔巴，米格尔。苏美尔文明的起源。取自redhistoria.com

我的普遍历史。苏美尔人。从mihistoriauniversal.com获得

布，七月。苏美尔宗教。从uned.es获取

History.com编辑。苏美尔。取自history.com

马克，约书亚·苏美尔人。取自Ancient.eu

圣何塞州立大学经济系。苏美尔。取自sjsu.edu

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苏美尔。取自britannica.com

古代文明。苏美尔生活。

谢选骏指出：苏美尔人虽然没有留下可见的哲学，但是他们的文学对话却对希腊哲学如柏拉图等人的对话具有直接影响。可是，创造历史的，往往湮灭于历史；而追随历史的，倒能乘风破浪……这是因为，历史的记录往往是破碎的，幸存下来的，纯属偶然；而且得而复失的，更属凤毛麟角。

【附录2、文明不是战胜野蛮而是腐蚀野蛮】

《我国史上的数次野蛮战胜文明，最后一个对我国摧残尤为惨重》（2020-01-05 秦時月）报道：

事实上，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野蛮征服、屠戮文明的征服史。

从最古老的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一直到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不断被野蛮征服、毁灭、屠戮。

中国虽然从3500年前延续迄今，但是期间也有数次被野蛮征服，尤其是近代的满清取代大明，直接中国带入世界满族之列。

直到近现代欧洲文明诞生之后，文明对野蛮才拥有了压倒性优势。

第一次：永嘉之乱。西晋末年，晋朝历经"八王之乱"后元气大伤，胡人乘机入侵，匈奴灭亡西晋并建国。北方以匈奴、羯、羌、氐、鲜卑为主的五个少数民族建立起了大大小小数十个政权，史称"五胡乱华"，汉人政权退守长江以南建立东晋。华夏民族的发源地黄河中下游流域完全被少数

民族掌控。永嘉之乱为中国历史上巨大的风暴。在此以前，中国本部的空间，全以汉民族活动为中心。但自怀、愍二帝被掳北去，晋室南渡后，北方便成为胡族活动的大舞台。自匈奴刘氏兴起，五胡便展开连串的建国运动，彼此混战不休，令中原人民流离失所，死伤无数。加上战争阻碍生产，使开发近千年的中原沦为白骨蔽野之地。此亦为异族首次成功入主中原。

第二次：靖康之耻。靖康之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著名事件，发生于北宋宋钦宗靖康年间（1126~1127年）因而得名。女真人攻破北宋都城开封，赵构在杭州建立南宋，从此中原沦陷百余年，淮河以北皆属金国。靖康之耻导致了北宋的灭亡，深深刺痛汉人的内心，南宋大将岳飞在《满江红》中提到："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靖康耻无疑是汉民族历史上的一场大劫，也给当时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更是大宋这个王朝的百年国耻！而这场大劫所产生的根源更是后人必须深刻总结的重大教训，这个国耻宋王朝用了百年才终得洗雪，在此之间，南宋和金国之间的百年战争遍布关陕黄土、秦岭蜀山、河洛中原和江淮沿岸，远比沙漠中打转的宋夏战争更加激烈震撼！

第三次：崖山海战。1279年宋朝军队与蒙古军队在崖山进行的大规模海战，也是古代中国少见的大海战。崖山海战直接关系到南宋的存亡，因此也是宋元之间的决战。战争的最后元军以少胜多，宋军全军覆灭。南宋灭国时，陆秀夫背着少帝赵昺投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十万军民跳海殉国。此次战役之后，赵宋皇朝的陨落，同时也意味着南宋残余势力的彻底灭亡，蒙元最终统一整个中国。中国第一次整体被北方游牧民族所征服。南宋的灭亡标志着中国古典时代的终结，部分人认为这场海战标志着古典意义华夏文明的衰败与陨落，有"崖山之后无中华"这一说法。崖山海战使得一脉相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由此产生断层，其影响深远延续至今。之后明清的文明形态跟之前大不相同。宋朝的灭亡让中国从农业帝国向商业社会转型的一次尝试化为泡影。正是因为宋朝尝试放弃集权农业帝国的形态，所以才会在军事上持续弱势。在冷兵器时代的东亚季风区，集权农业帝国或许是文明延续的最优选择。

第四次：清灭明。满人曾经生活在天气寒冷的西伯利亚地区，他们为了生存流窜到中国东北，当时的明庭接纳了他们。乘大明镇压流民作乱时起兵作乱。由于满人文化水平极其低下，统治方式简单粗暴，就是大屠杀，清军所到之处皆充斥着清军的暴行，试图用屠刀彻底征服这个古老的民族，赵州之屠、畿南之屠、潼关之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江阴八十一日、常熟之屠、四川大屠杀、金华之屠、南昌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汾州之屠、大同之屠、广州大屠杀、潮州之屠等暴行累累。清朝大屠杀是野蛮民族对先进文明的残酷破坏，其令人发指的野蛮行径必将受到全人类的唾弃。清军在中国各地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导致中国人口锐减，绝大部分有气节的汉人都被屠杀殆尽（使中国人口从明朝后期的五千多万多减至顺治十七年的一千九百万，净减十分之九以上），留下了少许亡命天涯的忠义之士和委曲求全的少部分百姓，还有卖祖求荣汉奸，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痛苦，亦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严重摧残了明朝中后期以经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萌芽，知道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20世纪依然采用腰斩、凌迟、诛连全族都恐怖政策诛杀先进的国人，曾经的中国迷马戛尔尼，留下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评语：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与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正在变成半野蛮人！

谢选骏指出：从历史上看，文明不是战胜野蛮而是腐蚀野蛮，也可以叫做"文明开化"——就像日本、德国、世界各国一百多年来所经历的过程。

《在今天的条件下野蛮是否可能战胜文明》（老高的博客 2014-01-20）报道：

小者看我们身边，诚信者吃亏，狡诈者获利，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大者看当今世界，不讲底线者动辄要挟，咄咄逼人，屡屡得手，恪守底线者自缚手脚，处境困蹙，被动不堪……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的野蛮战胜文明，会在今天重演吗？

老高按：野蛮战胜文明甚至毁灭文明，史不绝书。我们今天是否仍然面临这种风险？小者看我们身边，诚信者吃亏，狡诈者获利，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大者看当今世界，不讲底线者动辄要挟，咄咄逼人，屡屡得手，恪守底线者自缚手脚，处境困蹙，被动不堪。

眼看着鄙弃普世价值、坚持"特色道路"的力量急速膨胀，对于野蛮势力可能战胜文明势力这种梦魇成真，已是当今不少人真实的担忧。历史学家秦晖最近曾经在一次学术座谈会上，再次举了"昂纳克寓言"的例子（我几个月前曾经在我的一篇文章《执政者为何宣传"历史必然规律"？》中，介绍过他的分析）：

低人权国家由于其劳动力成本被强制压到最低，所以反而在国际竞争中具有优势，将高人权国家的同行排挤出市场。发达国家如果要保持竞争优势，就不得不向低人权国家看齐，也搞"血汗工厂"，压低劳动力成本，但这样做的结果岂不等于是被低人权国家给"和平演变"了？劣币就这样驱逐良币，或者说野蛮战胜文明的现象，就在世界范围上演，不仅是经济，而且还涉及政治、文化、社会……

野蛮战胜文明，会在当今世界重演吗？文明又凭借什么去对抗野蛮、战胜野蛮？阙光联的一篇文章《文明与野蛮的博弈》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列出了在这个世纪，在如今的条件下，野蛮不可能战胜文明的论据。他的论据、论证和结论是否有道理？这篇不算短的文章，值得我们耐心地读一读，仔细地想一想。

共识网近日发表了秦晖、施展、许章润等人的学术座谈纪录《世界改变中国，还是中国改变世界？——从"第三世界"到"第三个世界"》，对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反思，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话题和观点，令人深受启发。其中关于文明与野蛮的博弈问题，成为一个颇能引发大家关注和兴趣的焦点。秦晖先生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角表达了对野蛮战胜文明的担忧。在中外历史上，野蛮战胜文明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从古希腊斯巴达战胜雅典、马其顿征服希腊、蛮族消灭罗马帝国，到中国秦始皇灭六国、五胡乱中原、蒙古灭宋、满清灭明，等等，甚至二十世纪由俄国一声炮响引发的某类革命，都是野蛮战胜甚至消灭文明的例子，可谓劣币驱逐良币。而在现实世界中，此类现象也依然存在。秦晖举了一个"昂纳克寓言"为例，其实表达的是对所谓中国模式可能给文明世界带来的某种劣币驱逐良币效应的担忧。

应该说，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野蛮战胜文明的现象的确大量存在，但对其成因却需要具体分析。如果文明与野蛮的博弈发生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社会内部，那么我们应该追问的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制度、法律、道德伦理等是否公正、合理、健全、有效。如果博弈发生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发生在世界范围，那么就应该分析世界局势和时代环境。时代环境的变化，尤其是人类走向全球化的历史趋势，能够对文明与野蛮的博弈造成重大影响，使得这种博弈在当代世界与在古代世界会有某些重大区别。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问题，被这些座谈诸君忽略了，那就是文明本身的内在矛盾与危机往往是诱发其自身衰亡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其输给野蛮的内因。也就是说，文明之所以输给野蛮，还应该从文明自身的内在缺陷来寻找原因。

古代蛮族征服文明民族，最直接的原因是其军事上的骁勇善战。在冷兵器时代，直接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往往就是体力、人数、斗狠好勇，所以文明民族尤其中国式的农耕民族在军事上往往不是游牧民族的对手。秦国靠商鞅变法造就的那种凶狠好战的军国主义路线征服了其他六国，包括文明程度远高于秦的齐楚等大国。可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面对着更加强悍野蛮的北方匈奴，最终却也只好采取守势，修筑万里长城。而劳民伤财的长城工程又是导致秦朝灭亡的直接导火索。后世历代中央王朝对这些周边蛮族基本也是采取羁縻政策，而不是将其完全征服或彻底消灭。因为游牧民族没有固定的领土，在辽阔无边的茫茫原野上纵横驰骋，以古代的技术条件要将其完全消灭，或者完全征服而置于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难度极大，成本极高，要付出太大的代价，得不偿失，尤其是会导致中央王朝国力严重空虚，甚至引发天朝自身的内部矛盾和危机，可能还没将蛮族征服，中央王朝自己就要垮台，短命的秦朝、隋朝都是这样的例子。所以，蛮族在古代世界始终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随时可能给东西方各文明民族造成威胁，只要后者发生内部的危机、动荡，蛮族就很可能乘机入侵。

 

这种情况在近现代世界里显然发生了根本变化，近现代的战争，胜负主要取决于国力，而国力强弱一般是与国家的文明程度相关的。所以传统的游牧民族不再构成对文明民族的威胁，并且游牧民族自身也逐渐文明化，被构建成为民族国家，成为文明民族之一。在现代世界，野蛮力量是那些热衷于暴力与恐怖的极端主义势力，包括各种极权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纳粹式的法西斯国家和某些极权主义国家也会拥有强大的国力和战争力量，对文明世界构成严重威胁。但是与古代世界相比，情况至少有两个重大区别：

第一，现代野蛮力量（无论是纳粹法西斯、极权主义，还是形形色色的宗教极端主义）是建立在对内、对自己的国家和国民采取强制性的封闭和镇压的基础上的，只有靠这种暴力手段对国民实施洗脑，才能够建立和维护其存在，因此它一开始就注定是没有真正的、长久的生命力的。而古代的蛮族并不需要对自己的群体采取这种人为的强制洗脑，维系古代蛮族的族群生活的基本纽带是传统、习俗和宗教，这些是人们自觉接受而非暴力洗脑的，是"自发演进"的产物，自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在应对野蛮力量的挑战和威胁面前，现代世界各文明民族开始走向合作、联合，从而摆脱了古代各文明民族对付蛮族时孤立无援的状态，显示出文明世界强大的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各主要文明民族第一次实现了世界范围的大规模合作，共同对付法西斯野蛮力量威胁。

 

文明被野蛮打败、征服，原因并不是文明人珍爱生命、慈悲为怀，恪守底线、不忍将敌人赶尽杀绝，而野蛮人漠视生命、毫无底线、不怕死。第一，文明人珍惜生命，但绝不是无原则的贪生怕死、但求苟活，在同侵略者、强权者、暴力犯罪者、恐怖主义者作战中，文明人所表现出来的奋不顾身的精神，比比皆是，为此牺牲生命的英雄烈士古今中外都非常之多。第二，面对毫无底线的野蛮人，文明人以其人之道待其人是完全正当的，作为现代文明之主要表现的现代法治，也明确承认公民享有正当防卫权利和反抗暴政权利，而且这是自然的权利，不可剥夺。第三，其实也是最重要的，文明制服野蛮并不需要学着野蛮人那样漠视生命、践踏人类文明底线。以暴易暴不是制服和消灭野蛮的根本办法。要从根本上战胜和消灭野蛮，除了迫不得已实施必要的暴力、战争手段之外，还必须对野蛮力量赖以生长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条件进行根本的改造，铲除培育野蛮的不良社会土壤，实现社会的文明化。二战结束后，文明世界对原法西斯国家的民主化改造就是一个例子，英美盟国并没有对纳粹德国、日本实施纳粹式的报复、屠杀和惩罚，相反，在实施民主改造的基础上，却大力帮助德国（西德）、日本实现经济复兴。相比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等国对德国实施的惩罚政策激发了德国人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客观上倒是为纳粹的崛起埋下了祸根。

文明输给野蛮也不是因为文明人讲诚信，野蛮人毫无信用可言，于是文明人经常给野蛮人提供可乘之机。这种欺诈行为只能得逞一时而不可能永远得逞，文明并不意味着无原则的退让直至自取灭亡，对于毫无诚信的人，文明人也会采取措施予以惩罚、排斥，使其难以得逞。

文明输给野蛮，除了前述古代世界的技术条件限制之外，更加重要的原因其实在于文明民族自身的内在矛盾、危机使其逐步丧失内聚力、战斗力而输给蛮族。因此，在探讨历史上文明被野蛮打败、征服甚至消灭的原因时，我们应该更重视对文明民族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与缺陷的分析。例如秦国能够征服六国，原因并不只是因为秦人强悍好战，还因为六国自身不能进行良好的合作，相反却是相互之间勾心斗角、互不信任。楚国虽然文明程度很高，但其内政却昏昧无度，君臣猜忌，奸佞当道，上下离心，纲纪废弛，自然没有战斗力。后来那些败亡于蛮族的历朝历代，如西晋、宋朝、明朝等，甚至西方古代历史，包括古希腊、古罗马的灭亡，情形大抵亦如此。与其感叹这些文明民族在蛮族面前的软弱，不如追问这些文明民族其内部社会、政治文明本身存在着怎样的内在缺陷、矛盾、危机导致其丧失内聚力、活力和反应能力。

现当代世界出现的野蛮对文明的挑战、威胁，其实从根本上说，也是文明世界自身内部危机引发的。纳粹法西斯的出现、苏式极权主义的崛起、民族与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兴风作浪，等等，都不是古代蛮族那种完全外在于文明世界的外部野蛮力量，相反，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说是现代性危机的体现和产物。近代以来人类文明发展的总体趋向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文明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正面价值、正面成果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矛盾、深刻的危机。无论是纳粹，还是苏式极权主义，乃至于今天依然活跃于世界范围的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其缘起无不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矛盾有重要关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说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产物。所以，我们固然要强烈谴责和批判这些现代野蛮力量的种种暴行和罪孽，要坚决守卫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和底线，但是，对于这些野蛮力量如何产生、如何更好地防范，我们更应该追问的是文明世界本身的问题与缺陷，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自身的内在矛盾与危机。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复杂，非本文所能详述，现代性问题实际上已成为西方现当代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核心主题，西方知识界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和领域，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程度，来探索、剖析和回答现代性所遭遇的诸种问题。

 

这就是说，无论古代还是现当代，文明世界、文明社会从来都不是完美的理想国，不是处于纯净的文明状态，而是充满着种种缺陷、矛盾和危机的复杂社会。我们在思考文明何以被野蛮打败、征服的时候，潜意识中切不可有一种文明的自负心态。进而言之，现实中的文明社会本身，也不同程度地包含着种种反文明的野蛮性因素在内，文明自身就内在地存在着走向野蛮化蜕变的潜在危机。

以中国古代文明而言，虽然中央王朝的文明程度远高于周边游牧民族，但是中央王朝实行的专制政治本身，体现的那种权力至上、公权私有、成王败寇的政治逻辑，以及由此导致的许多暴政、腐败等现象，何尝又不是一种野蛮文化！古代社会生活那种湮灭人的个性、蔑弃科学理性等特征，其实也是野蛮性而非文明性。中国古人对于文明的这种内在问题和缺陷是有清醒反思的，从先秦时代的庄子，到魏晋玄学、唐宋佛学、明清非主流的思想家，甚至曹雪芹的《红楼梦》，都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表达了对文明社会内在矛盾的反思。庄子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仁义道德之类文明秩序的虚伪性。当文明社会的伦理规范与政治秩序变成主要是用于维护某种现实权力关系的工具的时候，它实际上就偏离了甚至是背离了彰显人的尊严这个最根本的文明价值本身，文明也因此而变成一种虚伪，甚至是一种变相的野蛮。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本身也同样暴露出强烈的野蛮性特征，对利润的无止境追逐，对工具理性的盲目推崇，世俗价值对超越性的贬低和排斥，由此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政治矛盾、阶级及族群斗争、经济危机、精神文化危机、环境危机等等。如果我们把野蛮比作疾病，那么古代文明民族是由于自身肌体内部的某些疾病、慢性病导致免疫力下降，最后被外部的病毒、病菌入侵感染，而导致肌体死亡。而现代文明世界则是自身肌体内部严重的失调导致内部发生病变甚至是癌变，从而遭遇生命危险。对于现代文明而言，纯粹外部的病菌病毒（古代那样的蛮族）已经不可能会危机文明肌体的健康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无远弗届的强大的对外扩张运动，使得这种完全游离于文明肌体之外的纯粹外部的病菌病毒甚至都难以存在了。所以，能够给文明肌体的健康乃至生命带来巨大威胁的，恰恰就是、也只能是这个文明肌体自己内部的病变。

 

在文明与野蛮的博弈中，文明社会的竞争力从根本上说，是来自人性向善的天然本能趋向，文明价值所体现着的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的尊严的维护、对理性的生活方式的追求等，是合乎人性的天然本能的，因而人们会发自本能地去竭力卫护文明。也正因此，从长远趋势来看，文明战胜野蛮是必然的。历史上那些蛮族在军事上征服了文明民族之后，往往在文化上逐步被被征服者征服，自身也走向文明化，而如果不能完成这样的文明化转型，则最终必然不能保持其军事胜利的成果，而走向衰亡。蒙元和满清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文明战胜野蛮，从根本上靠的不是强制力而是人性、人心，战争之类暴力手段只是应急之需，虽不可轻言放弃，但无论如何都不是根本。

 

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也就是文明价值真正得到体现的社会，是不会轻易被野蛮征服的，即使由于军事和技术的原因暂时被野蛮力量征服，各种形式的反抗与抵抗也将持续不断地冲击野蛮力量的统治，并且野蛮力量的原始落后治理方式也必然会导致各种严重的社会矛盾与政治、经济危机，最后必然使野蛮力量走向削弱，或者是野蛮的征服者被推翻，或者是野蛮力量自身实现文明化转型。尤其在现代世界，各文明民族在反抗野蛮势力威胁面前正在逐步走向合作与联合，因此，相比于古代世界，纯粹外部的野蛮力量对现代文明世界的威胁实际上是大大降低了。

 

野蛮战胜文明只需要暴力行动的成功即可，而文明战胜野蛮，却经常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因为文明相对于野蛮的优势，或者说文明的内在力量，有时候并不是很快能显现出来的，尤其当文明社会出现危机，或者文明处在转型过程之中因而不成熟的时候，文明就似乎变得比较软弱，而不似野蛮那样强悍而富有战斗力。只有当文明转型成功，当文明变得成熟，当文明能够很好地解决自身的内部矛盾和危机的时候，文明的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文明才会显示出巨大的力量。这不仅仅是一种道义的力量、精神的感召力，同时也是强大的物质力量。在文明的这种成熟的力量面前，野蛮不仅在道义上、精神上丧失人性的力量，而且在物质力量上同样暴露出其极端的贫穷落后与匮乏。可见，只要文明能够成功实现转型、成功解决自身内在问题和危机，那么它就不会轻易被野蛮征服。野蛮的力量再怎么貌似强悍，终究都是短暂的，是不可持续的；而文明的力量即使一时貌似柔弱，终究也是长久的、可持续的。

在现代社会，野蛮力量之所以能够颠覆文明，最主要的原因首先都在于文明社会自身的内在缺陷或不成熟。如果文明社会的种种内在矛盾、问题长期得不到很好解决以至于造成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精神等方面的危机，那么，文明价值就很可能被湮灭而得不到实现，人们甚至会对文明丧失信心、信仰和希望，不愿为守护文明而努力，从而为野蛮力量的崛起和进攻造成极大便利。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文明转型时代，即正处于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阶段的社会，难免面临着许多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矛盾和经济发展问题，社会内部也远未形成对于现代文明价值的强大共识，所以一旦治国者出现失误，社会矛盾激化，就很容易滋生各种极端主义的情绪、思潮和势力，为野蛮力量的产生和攻击创造有利条件。存在着内部危机的文明社会，以及转型中的不成熟的文明社会，在野蛮力量的威胁和进攻面前，往往缺乏强大的战斗力，有时候甚至表现得不堪一击。

无论是克服自身危机、解决内部矛盾和问题，还是实现文明的转型与成熟，都需要一定的过程，尤其需要和平安宁的外部环境，所以这里最关键的其实是如何保障文明在解决自身问题和实现转型的过程中的安全，避免由于野蛮的进攻而招致文明的灭亡。这种情形之中的文明社会不仅需要树立信心，坚定对文明价值的认同，尽早形成对于文明价值的基本共识，拒绝野蛮的诱惑；同时更需要在应对野蛮的挑战时注重长远成效，不可因眼前之急而冒失卷入与野蛮的暴力相搏之中以至贻误文明的自我革新与转型之机。在文明尚未解决自身的问题与危机、或者尚未完成转型的情况下，以暴力同野蛮拼搏根本无法展现文明的力量，以己之弱项同野蛮之强项相争，势必难以取胜。当然，脆弱之中的文明能否为自己争取到这种安全的环境，也取决于其他许多条件，并非完全都是文明社会自己所能决定的。如果文明社会不能够清醒认识自身问题并积极加以改进，以恢复或增强人们卫护文明的信心；如果世界各文明民族不能清醒意识到野蛮力量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敌人，而采取"莫管闲事"的庸人心态，文明民族之间不能进行有效的合作和相互支援以共同抗击野蛮；如果文明社会的治国者不会采取必要的策略，避免与野蛮力量做简单的角力，相反却将主要力量放在这种强力角逐上，等于是以自己的弱项同野蛮力量的强项进行竞争，那么文明被野蛮击败的悲剧后果就难以避免了。国共内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当年国民党被称为"弱势独裁"，蒋介石被认为"民主无量，独裁无胆"。显然，弱势独裁、民主无量比起民主有量当然是落后，但比强势独裁和极权却更接近文明；独裁无胆比独裁有胆也更显文明。国民党的真正悲剧就在这里：它既没能真正实现民主宪政，把国家带入现代文明之中，甚至无力解决一系列严重的政治腐败、经济困顿等问题，从而无力做到使国家具备对于种种反文明的极端主义力量的强大免疫力。同时，它又根本学不会共产党那种高度极权的军国主义组织和治理模式以及毫无底线的斗争策略，所以在同共产党的军事角力中自然没有战斗力。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当局却又幻想以军事手段来解决共产党问题，而不愿以妥协换取时间来解决自身问题、促进国家的文明进步，这就等于是以自己的弱项同共产党的强项来竞争，加上不利的外部国际环境，其最终的失败就不可避免。

 

野蛮战胜文明只有一途，那就是暴力。在和平的状态下，或者说排除了暴力，野蛮是永远不可能征服文明的。而文明征服野蛮却不是依靠暴力，而是依靠人性的本能倾向，依靠民心。因此，只要排斥了一切暴力和强制，只要确保各群体之间、各民族之间在和平的、自由的状态下交往，那么，野蛮绝无可能战胜文明。虽然很多野蛮力量在依靠暴力征服了文明之后也虚伪地声称自己是顺应民心，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但实际上其所谓"民心"无不是完全靠暴力强制手段制造出来的，根本不是真实的民心。真实的民心只有在和平的、不受强制的、自由开放的状态中才能体现出来。

秦晖先生的"昂纳克寓言"，表达的就是对当代全球化背景下野蛮战胜文明的一种担忧。昂纳克寓言实际说的就是低人权国家由于其劳动力成本被强制压到最低，所以在国际竞争中具有优势，将高人权国家的同行排挤出市场。发达国家如果要保持竞争优势，就不得不向低人权国家看齐，也搞血汗工厂，但这样做的结果就无异于是被低人权国家给"和平演变"了。于是，劣币驱逐良币或者说野蛮战胜文明的现象就会在世界范围上演。这个寓言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频频遭遇贸易摩擦和人权争端的原因所在。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关注中国人权问题，并不完全出于道义激情或是对中国人的关心，同时更是出于对其自身商业利益的考量。这在无意中恰恰验证了马克思的名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西方的劳动者要想维护自身的权利不受资本的侵害，就必须同时维护中国之类落后国家的劳动者的同等权利，否则，在全球化的时代，落后国家劳动者权利受害的最终后果也会损害发达国家的劳动者的权利。

然而，野蛮真的可以不需要通过战争之类暴力手段而仅仅通过国际经济贸易的途径不战而胜征服文明吗？理论上的分析以及现实的情形都表明，昂纳克寓言最终不过是杞人忧天，低人权国家的这种所谓竞争"优势"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根本不可能使这种国家能够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真正取得优势地位，主导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与方向，更不可能真的实现对发达文明国家的"和平演变"，最终的结局依然是这种低人权国家自身的经济社会陷入严重危机。在与低人权国家的经济竞争中，发达国家的经济虽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牵连，但绝不会出现严重危机，更不可能被"和平演变"、被野蛮战胜而不得不向低人权标准看齐。

 

第一，正如任何一种奴役经济（即依靠强制奴役劳动为主的经济，如奴隶制经济、监狱或集中营经济、毛时代的经济）都不可能真正带来长久持续的繁荣一样，建立在剥夺劳动者权益基础上的经济也注定是不会真正繁荣的。低人权国家的经济发展是畸形的，不可持续的，其表面的繁荣只是虚火，绝不表明这个国家真正的富裕与强大。由于劳动者以及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受到专制权力的压制甚至剥夺，社会财富分布严重失衡，巨大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国民并未从经济发展中分享到相应的份额。因此，这个国家必然会出现内需严重不足、国内市场萎缩的情况，经济发展缺乏后劲，是不可持续的，只能依赖政府投资和出口拉动。依赖政府投资、公款消费来维持经济发展，无异于饮鸩止渴；依赖出口来保持发展也同样是充满风险的。

第二，低人权国家的经济不可能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因为低人权的状况必然使劳动者的素质难以提高，无法造就高素质的劳动力人口。强制维持的低廉劳动力成本也使得企业缺乏科技创新的内在动力。而且低人权国家对自由的思想市场的压制和禁锢必然严重损害整个社会的创造力。这种国家很难造就和留住高端人才，国内高端人才纷纷流向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个国家的某些国内一流大学实际上是为发达国家培养人才、培养高级白领。由于这种状况，在国际市场分工中，低人权国家注定了只能在低端产业依靠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保持一定的市场份额，而很难、甚至不可能在高科技、创新性领域具备任何竞争力。所以昂纳克寓言只能对发达国家的低端产业、低素质劳动力造成冲击，最极端的结局不过就是将发达国家的低端产业给淘汰掉，或者这类产业转移到低人权国家去，而根本不可能撼动发达国家在高端产业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最终的竞争结果就是在低人权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一种新的国际分工，即前者完全成为全世界低端产业、低端产品的生产国，后者则汇聚和垄断全世界最高端的产业、最先进的高新科技、最发达的高智力行业尤其是精神文化行业。从长远看，前者将吸纳和汇聚全世界的低素质劳动力（近年来大量黑人、南亚东南亚劳动力开始进入中国），后者则汇聚全世界的高端人才。前者只能做世界经济发展的手足，后者则成为指挥手足如何运动的大脑和驱动手足运动的心脏。前者不仅牺牲劳动者的权益，还牺牲国民的福利，牺牲资源、环境、国民健康，为后者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物美价廉的低级产品，从中赚取微薄的利润；后者仅凭在高端产业的优势地位，就可以尽情享受前者提供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同时由于本国不再生产那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低端产品，不再发展有害劳动者身心健康的高强度劳动的产业，就可以保有蓝天白云、洁净的空气洁净的水，享受健康和悠闲。最后，前者成为低人权、低福利而且环境不宜人居的地方，后者则成为人人向往的乐土。

一方面是本国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包含着巨大的结构性危机，另一方面是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永远居于低端地位，没有竞争力，这样的低人权国家谈何能耐去"和平演变"发达国家！在现实中我们已经看到，低人权国家不仅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占据低端位置，而且在政治上、文化上，也同样得不到国际社会普遍的尊重。国际社会对这种国家的看法，或是视之为浅薄的暴发户，如同我们过去嘲笑某些个体户"穷得只剩下钱"，因而是满脸的不屑；或是视之为一种新的威胁，所谓"中国威胁论"，当然，威胁论不管出于何种动机，客观上都是过于"抬举"这种低人权国家的实力，不禁让这种国家的国民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最要命的是，低人权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始终缺乏道义力量，只能依靠烧钱摆谱来自我炫耀，靠金钱来结交酒肉朋友，因而很难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好感和信任。在其血汗产品走向世界遍布全球各个角落的同时，其在国际上的朋友却越来越少，对其国民入境的免签国之少，与其产品在世界上的份额简直成反比。在以牺牲本国资源、环境和民众福祉、健康为代价为发达国家提供物美价廉产品的同时，却不断地遭受后者的百般指责甚至刁难，包括贸易摩擦、知识产权纠纷甚至人权问题发难等等。当然，这些纠纷未必都是发达国家有理，后者对前者的指责与刁难也的确有诸多"得了便宜还卖乖"之嫌，但这种局面的出现却正表明，所谓的"低人权竞争优势"根本就是一种自慰，一种国际性的卖春而已，就如同出卖了青春和肉体还被买家看不起一样。

一句话：只要不诉诸强制和暴力，通过正常的交流交往和竞争，野蛮绝无可能战胜文明。

谢选骏指出：上文所说的"通过正常的交流交往和竞争"其实不是"战胜野蛮"，而是"腐蚀野蛮"。因为人类的基本行为模式的第一条，就是诉诸强制和暴力，这和动物没有区别——这在幼儿园和小学里，就体现得清清楚楚了。而所谓的文明，也是要通过强制和暴力，才能抑制野蛮的——这就是莫洛博士建立的岛屿农场、人们天天进出的幼儿园和大中小校园。

《文明为何会被野蛮打脸》（2015年11月20日 新华每日电讯）报道：

在寒冷的冬天，思考一个并不温暖的话题：为什么文明会在野蛮面前步步败退？

一、

公元784年夏天，蔡州，几个野蛮的叛军士兵，勒死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噩耗传来，一个名叫怀素的僧人哀恸不已，挥笔写下："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

这位被勒死的老人，就是一代书法大师颜真卿，时年76岁。后人说，"学书当学颜"，其实，更值得强调的是，"做人当学颜"，他是中国历史上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范。

这位大书法家，做官口碑极好，正大光明，磊磊落落，为唐朝一代名臣。历史评价其人"忠义强直，至死不变"，在被杀害之前，颜真卿已经遭遇多次死亡威胁：他被叛军将领执刀威胁，所居囚室内被挖大坑要将他活埋，叛军还架起木柴浇上油要活活烧死他……他浑然不惧，正气浩然。他最后的书法作品，是给自己撰写的墓志、祭文。

颜真卿生逢唐朝由盛至衰之时，先是"安史之乱"，后是藩镇割据，他四处奔走、抗击叛军长达28年，虽屡遭佞臣诬陷，仍奋斗不止。颜氏家族，三十多人被杀，他的堂兄颜杲卿死得更惨：被俘后坚决不降，当面痛斥安禄山，后者非常愤怒，命人绑颜杲卿于桥柱上，肢解并吃他的肉，颜杲卿骂不绝口，叛贼钩断了他的舌头，说："看你还能骂吗？"颜杲卿在含糊不清的骂声中死去。

今天读颜杲卿颜真卿兄弟的故事，黯然神伤。唐朝，一个伟大的时代，辉煌壮丽，群星璀璨，诗歌有李白杜甫白居易，书法有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绘画有阎立本吴道子韩干……中华文明至此攀上一个巅峰。但笔走龙蛇之手，却要沾满乱世的污血；无双的才华、高贵的灵魂，却被野蛮轻易扼杀。

这样的悲剧场景，在人类文明史上，并不罕见。譬如，绝对担得上"伟大"二字的阿基米德，城破时正在研究几何图形，当罗马士兵闯进门来，沉浸在科学思考中的阿基米德提醒侵略者不要踩坏他画的图，还有一说，请求侵略者待他运算完再下杀手，但后者立即用剑刺穿了老人的身体。

文明是向善的，而野蛮却只追求恶。在野蛮面前，文明往往如此脆弱。当金兵铁骑兵临城下时，汴梁，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一座通过《清明上河图》让后世窥其盛况的名城，面对一个落后的渔猎民族，却毫无抵抗能力，只能任其掳掠。史书中记载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金兵扎营城外，索要无度，有一天要的居然是元宵节的灯饰。然后，正月十四，以前灯火辉煌的汴梁一派死寂，城外金兵营寨却张灯结彩，庆祝元宵，金兵命令开封全体百姓上城墙"观灯"。可以想象，观灯者两股战战、满心恐慌的模样。

宋朝文化空前进步，各个领域硕果累累，享誉千古，对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明人宋濂谓："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然而一个来自遥远北方、尚未开化的游牧民族，轻易就给了大宋终极的侮辱。锦绣江山，衣冠文物，沦落不堪，最不堪的，还是人的命运，史载：宋朝实在无法支付金兵的巨额金银索求，于是双方折算出了一个以女性折抵金银的公式：王妃、帝姬每人折合金子一千锭；宗姬、宗妇每人折五百锭；族姬、族妇二百锭；贵戚女折金一百锭……那些精擅书画、迷恋词曲的贵族女性，还来不及在一个婉约缠绵的梦中醒来，就零落成泥碾作尘，成了蛮族的性奴。

文明在野蛮面前的不堪一击，让很多人愤懑、迷惑与绝望。1942年2月22日，著名的犹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与妻子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近郊的佩特罗波利斯小镇寓所内，双双服毒自杀。时值法西斯最猖獗的岁月，茨威格曾经历过的那个昨日的世界不见了，他曾经熟悉的那个光荣时代结束了，他曾经在心中选择作为自己故乡的欧洲，也在同室操戈的战争中第二次自取灭亡地把自己撕裂得支离破碎以后消失了。而今，留他只身一人，被疯狂的时代马车抛在后面，"成了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败和野蛮在时代的编年史上取得最大胜利的见证人"。

他不甘心见证文明的失败，他在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没能穿过黎明前最浓重的黑暗，他没能见到文明对野蛮的胜利。

二、

美剧《权力的游戏》已经播完第五季，留下特别的悬念：勾心斗角仍在继续，各种意外层出不穷，最富人文情怀也最能给人们带来希望的守夜人总司令琼恩·雪诺，正计划与宿敌野人建立起联盟，共同抵御可怕的异鬼，却被手下兄弟们一人一刀杀死。他倒在雪地之上，大氅暗黑，大地雪白，鲜血殷红。

如果放在人类文明与野蛮的博弈视角下来看这部电视剧，《权力的游戏》提供了最好的隐喻，它不仅展示了权力争夺之间赤裸裸的残酷，更提示了人类悲哀的宿命：文明输给野蛮，更多原因在于文明自身的内在缺陷。野蛮很可怕，但导致对文明致命一击的，往往是文明自身缺陷引发的衰亡。

试想想，汉、唐、明，哪一个朝代开始，不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他们面对文化落后但骁勇善战的北方游牧民族，并未一味退让，颇多万里远征、漠北驱敌的壮举，即便是文弱的宋朝，缔造者赵匡胤也是马上得天下，以神勇著称。

事实上，宋朝的军事科技成就，达到了冷兵器时代的巅峰:步兵拥有射程达360米到400米的世界上射程最远的单兵武器神臂弩；骑兵拥有射程近200米的大型复合弓；炮兵则拥有冷兵器时代射程最远、威力最大的重型三弓床、车弩炮，据《武经总要》记载，其射程达惊人的1600米，这是火炮出现前人类直射武器所能达到的极限，同一时期，欧洲最先进的大型希腊弩炮的极限射程，只有400米。用今天的话来说，车弩炮堪称今天的重炮，而其发射的长近2米的重型箭镞其实就相当于穿甲弹。但车弩炮神臂弩一类，还算不上宋军最可怕的神器，他们还掌握并熟练运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神器——火药武器，配合单兵弓弩或重炮的各种大、小火药箭、火蒺藜……宋军还研制出了第一种管状火器:突火枪；第一种火焰喷射器：猛火油柜；第一种开花炸弹:震天雷……这些火药武器并未只停留在实验室，两宋诸战皆有使用。

但掌握了如此多"神器"的宋朝，为什么仍然避免不了靖康之耻、崖山之亡呢？

宋朝重文轻武，气质偏柔弱，但这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什么？且看一个历史细节：宋徽宗重用佞臣，一大爱好是听宰相李邦彦讲黄段子，李邦彦模样俊秀，在民间长大，熟习猥鄙之事，对答敏捷。他讲黄段子，应该是一边讲一边辅以肢体动作的。有一次玩过火了，他把衣服全部脱光，露出斑斓的文身，现场做淫秽表演。徽宗大怒，拿起一根棍子满场追打。李邦彦顺着柱子攀到梁上，用娇滴滴的声音求饶，逗得徽宗笑弯了腰，命宦官传圣旨："可以下来了，没事儿了！"皇后碰巧经过，暗自摇头叹息:"宰相就这样，国家能治理好吗？"

是的，宰相这样，皇帝这样，这个国家能好吗？靖康年间，金兵大举来犯，李邦彦是坚决的不抵抗派，坚决主张割地求和，一个霹雳炮手在城墙上冲金兵发炮后，竟被李邦彦枭首处死。结果再无人守城。文明，就这么轻易溃败了。

有着辉煌开端的汉、唐、明，都因为自身缺陷，无一例外走向了衰弱失控——有制度的缺陷，有文化的缺陷，更有人的缺陷。人是文明的核心，所有机密的掌握者。人身上的缺陷，诸如嫉妒、贪婪、偏见、傲慢……一切恶的因子，只要有机缘，就会开出恶之花。

颜真卿之死，就是源于宰相卢杞。此人狭隘、善妒，只想把比自己有才华的同僚，一律排挤出去，确保自己相位稳定。所以，当藩将李希烈威胁洛阳意欲反叛时，卢杞居然奏请皇帝让年近八旬的颜真卿去劝谕李希烈归降。在卢杞看来，颜真卿是四朝元老，才华、能力与品德、口碑均在他之上，他一定要让颜真卿去死，感谢叛军提供了这个机会。

令人欷歔的是，颜、卢两家本是世交，颜真卿对卢杞还有恩，史载，卢杞"恶太子太师颜真卿，为当代名臣，不肯附己，欲出之。真卿谓曰：'先中丞传首平原，真卿以舌舔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耶？'杞矍然起拜而恨愈切骨。"意思是说：颜真卿有一次被逼无奈，就说了一件往事：卢杞的父亲卢奕当初被安禄山杀害，叛将段子光携首级在河北诸郡示众，以震慑人心。后来颜真卿把段子光捉住杀掉，并取出卢奕等人的首级，以蒲草为替身，入棺埋葬。其时，卢奕脸上尚有血污，颜真卿没有随便擦去，而是恭敬地用舌头舔去。如今故人之子咄咄逼人，颜真卿无奈至极："我对你父亲这般好，你何必如此不容我呢？"

即使放在今天，"以舌舔面血"，这也是令人感动不已的仁义之举，但在人性之恶面前，所有的美德都如浮云，所有他自认为会阻碍一己之私利的行为，都必须被清除。所以，卢杞"矍然起拜而恨愈切骨"，这种人的逻辑是：野蛮时代，甭跟我讲什么文明!

三、

在茨威格自杀之前375年的1567年，葡萄牙殖民者建立了里约城。同其他新大陆的城市一样，里约城也是在原住民印第安人的尸骨之上建成的。

在欧洲的殖民者到达美洲的最初五十年中，被屠杀的印第安人人数达一千二百万以上。这些殖民者凶残、冷酷、贪婪，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是：殖民者皮萨罗将好客的印加帝国皇帝关进一座屋子，告诉臣民：如果要救你们的皇帝，就得用黄金把这间屋子填满。这间屋子长七米、宽五米、高三米，体积约一百立方米。五个月后，印加人运来的黄金把屋子填满了，他们期盼皇帝获得自由。但他们错了，获得巨大财富的殖民者，直接把印加王绞死了，临刑前还逼他改信了基督教，说是这样可以免除下地狱受苦。

在人类历史上，文明与野蛮的博弈中，这是另一种现象：所谓的文明，比所谓的野蛮，更野蛮。

1861年，法国文豪雨果写就《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怒斥了"文明的野蛮"："有一天，两个强盗进入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看来，胜利女神可能是个窃贼。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由两个战胜者分担……两个胜利者，一个塞满了口袋，这是看得见的，另一个装满了箱箧；他们手挽手，笑嘻嘻地回到了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故事……"

这封信的精华在于这么一句："我们欧洲人，我们是文明人，中国人对我们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当然，当时的清朝，以泱泱天朝上国自居，自认为自己才是"文明"的，英法联军烧不烧圆明园，都是野蛮的"夷"。

无论中外，这种自命为"文明"者，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自负，睥睨野蛮。中国自古信奉"和合"文化，无论是真正地占据世界文明的高地，还是虚幻地意淫自己为天下之主，骄傲之外，倒也满足并追求"四夷宾服，万国来朝"。但有些过于自负的文明，往往走向极度的自私自利，视为野蛮者，就得不到文明的同等待遇，甚至不被视为"人"。史载：大航海时代，达·伽马在印度洋掳掠了一艘非洲摩尔人的商船，抢劫了财物后，他下令放火烧船，船长苦苦哀求："我们是举手投降的，并没有丝毫反抗，请你凭着人类的良心看着办吧！"

但达·伽马又怎么会把摩尔人看作"人"？他坐在自己的船舱里，通过舷舱欣赏大火吞噬商船的景象，看着妇女紧紧地搂住儿童，用最动听的语言哀求饶命，最后下令开炮轰击，把熊熊燃烧的船沉入海底。他没有任何愧疚，因为"人类的良心"，只作用于同一个等级的"文明"。

这就是答案：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人，为什么会制造奥斯维辛；衣冠楚楚的绅士，转眼能变成残酷无情的刽子手……这就是所谓"文明"对所谓"野蛮"所干的事情!

有话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换句话说，野蛮不可怕，就怕野蛮加了文明的包装。就像一个笑话：记者采访一个从哈佛大学深造结束即将回国的食人族酋长："你回去还吃人肉吗？"酋长说："当然吃啊！"记者大惊："那你上哈佛不是白上了吗？"酋长不满意了："谁说白上了？我现在会用刀叉吃人肉了……"

历史不是笑话。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在他所著的《日本帝国衰亡史》中，这么叙述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为什么要对一个被日本人认为是自己文化发祥地的国家(他们的罗马和希腊)施以如此惨绝人寰的野蛮暴行？任何一国军队的军人在外国的国土上失去控制后做出他们在国内绝不敢犯的野蛮行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无法说明日军暴行的规模和严重的程度。这些暴行只能是在某些比较激进的军官的唆使下干出来的。这些军官认为必须教训中国人……"

日本人总是热衷于把侵华归结于"教训中国"，在他们眼中，日本是文明先进的，中国是野蛮落后的，这种"教训"并不需要文明层面上的交流，低等民族只需要用恐惧来征服。他们甚至带着道德优越感来进行这种武力征服，他们认为征服中国之后，中国人才会听日本人的话，进而接受高素质民族的改造。

文明不是绝对的，更不是纯净的，文明之中，夹杂着野蛮，甚至可能在某些特定时期，文明被自身中爆发的野蛮所吞噬。即使在今天，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瞬间也可能摇身一变为斯文败类，暴露其最野蛮的一面，更遑论一般人了。文明之中的野蛮，就像一个再健康不过的人，体内也都有原癌基因，如何抑制其不恶化为癌细胞、恶性肿瘤，是医学上至今未解的一大难题。

如何抑制内心的野蛮冲动？如何抑制、剔除文明中的野蛮基因？这是当前一个更大更无解的难题。

四、

在寒冷的冬天，应该写一些温暖的文字。

我们相信，人类社会会不断摒除野蛮，走向文明，因为绝大多数人向往文明，文明意味着尊重生命、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建立一种理性的科学的生活方式，让绝大多数人都有安全感，而野蛮轻视人的生命、尊严、理性的价值，妄图用恐惧让多数人变为奴隶。人类历史正是因为人类对文明的追求与保护而顽强延续到今天的，文明战胜野蛮，是必然的。

但我们必须看到，对文明而言，野蛮如附骨之疽，即使在高度文明的躯体内，也隐含着种种反文明的野蛮因素，存在着恶化的风险。在今天，我们身边有许多现代的野蛮人、文明的野蛮人，他们甚至高智商、能力超群、技艺娴熟，他们有高度文明的外表，还有一颗没有跟着进化的野蛮之心。

或许，直至遥远的未来人类文明终结，也不可能消除野蛮，人类能做的，就是保持文明对野蛮的绝对优势，保持对文明内部野蛮因子的有效遏制。

还有人乐观地说，古代野蛮的游牧民族征服文明民族之后，往往在文化上被文明民族征服，最终实现同化，走向文明。

是的，历史确实如此，但那是历史，我们都活在当下，我们要努力不重复陷入那样的历史，被野蛮打脸、唾面、蹂躏，徒劳地寄希望于时间与来世。那是历史告诉我们的痛，一下一下，告诉我们，痛，剧痛，极痛，我们不能再被野蛮——外部的与自身的野蛮——征服。（关山远）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不被野蛮征服，就无法"开国"了——任何国家的建立，都不是文明战胜野蛮，而是更野蛮的战胜了不那么野蛮的；任何国家的灭亡，都是由于过度文明而导致的腐化堕落。

《胡平：文明如何战胜野蛮》（2021-09-11 自由亚洲）报道：

在911恐怖袭击事件20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世界未必比当时更安全。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9月9日说，20年前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的基地组织可能会在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试图卷土重来。他强调，美国准备好应对基地组织可能构成的威胁。

有报道称，阿富汗塔利班新政府的就职典礼定于9月11日举行，受邀参加仪式的国家有中国、俄国、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朗和卡塔尔。塔利班就职典礼偏偏选在911，这无异于向全世界宣示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西方式民主在阿富汗的失败，以及国际社会反恐之战的不成功。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文章《如何走出"文明坟场"？》。秦晖说，正如阿富汗裔作家安萨里指出的："介入阿富汗事态的大国势力似乎总会一败涂地。这里地形复杂、X民善战，这对征服者而言确实是特殊的挑战。如此想法看似智慧超然，实则大错特错。历史上，阿富汗沦于外敌铁蹄之下的情况实在不知凡几。""如果阿拉伯人没有征服并长期统治阿富汗，今天这里几乎全民信奉的伊斯兰教，包括塔利班的'埃米尔'又从何而来？"

秦晖写到："完成征服后的外部势力，其实后来都难免两个选择之一：要么撇开本地人，征服者直接'弱肉强食'，以主人姿态来治土临民，通过暴力镇压以克服土著的分散自主乃至离心割据状态，甚至实行种族清洗和文化灭绝（如雅利安征服后，印度河流域古文明连同其土著都不复存在；波斯征服后，雅利安-印度语支居民也不复存在；蒙古征服后，"把阿富汗化为一片鬼域"；以及穆斯林征服后，佛教文化惨遭灭绝——今天塔利班炸毁大佛，只不过是其"扫尾"工作而已）。要么，如果想保持文明而心慈手软，那无论是直接治理还是扶持本地代理人治理，大概率的结果都是难以支付极端高昂的治理成本，最后不得不退出"。

因此，秦晖总结道："阿富汗与其说是'帝国坟场'，'民主坟场'，不如说是文明的坟场。这次美国的失败与其说是美国失败，民主失败，毋宁说是文明的失败。"

中共对美国相关阿富汗的政策提出批评。中共外长王毅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用强权及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只会使问题越来越多。

中共这一批评根本站不住脚。因为在当年，美国是因为反恐才对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的。当时的塔利班支持恐怖主义，为发动911恐怖攻击的基地组织提供庇护所，美国为了反恐才对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在当时，连中国政府也表示支持。美军打垮了塔利班政府后，阿富汗势必面临制度重建，美国拒绝像老的殖民主义者那样自己充当阿富汗的统治者，于是帮助阿富汗人民建立起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确实犯有错误。但美国在阿富汗遭遇挫折，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美国不想照搬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做法，用强权及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而造成的。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阿富汗局势已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尊重阿富汗人民的意愿和选择。"但是当前阿富汗的局势，绝非阿富汗人民的选择。这一点不容混淆。

20年前，911事件发生后，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文明与野蛮之战》。其中写道："有人说，911恐怖袭击是一大创新，它改变了人类对战争的概念。不对。911恐怖袭击不是创新是复古，是倒退到野蛮时代。在野蛮时代，各部落、各国家之间打仗就都不讲规则，不分军人与平民，不分战时与平时，无所不用其极。在那时，饱受欺凌、走投无路的弱者要是用911式的恐怖袭击手段打击强者，只会迎来滔天大祸，被屠城屠族，灭国灭种。古代的情报更不灵，遭受恐怖袭击的一方更难以准确地找出谁是袭击者，怎么办？很好办，把有嫌疑的人员或族群统统灭掉就是。在古代历史上，被灭绝的部落、村镇、城市、族群、国家，难道还少了吗？"所以我要说：恐怖主义，包括911这种超级恐怖主义都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用文明的方式战胜恐怖主义倒是人类的新问题。

美国这场反恐之战之所以打得很艰苦，就因为美国要讲文明，讲规则，投鼠忌器，既要尽最大可能避免误伤无辜，同时又不能因为反恐而把自己变成警察国家。这就给恐怖主义留下了某种空隙和机会，无法彻底根绝，一劳永逸。

恐怖主义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顽疾。它很难根治，不过其危害终究也有限。恐怖主义之所以能对我们造成危害，不是因为它有多大的实力，而是因为它总是躲在暗处，采取偷袭的方式，并且针对没有武器、缺少防备的平民。这也就注定了恐怖主义不可能真正做大，因为它一旦冒出水面，就可能招来毁灭性打击。相比之下，极权主义才是自由的大敌，因为极权主义可能做大。

网上早就有人写道：本拉登说，最惹不起的是中国。是的，在奥威尔"1984"式的极权国家，恐怖袭击确实很难发生。但那不是中国打败了恐怖主义，而是恐怖主义已经打败了中国。中国政府自己就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事实证明，一般的恐怖主义不可能威胁人类的普世价值；真正能威胁普世价值的只有国家恐怖主义，即极权专制政权。我们必须对此保有清醒的判断。

谢选骏指出：文明的飞机大炮既然不能战胜野蛮，那么就改采银弹攻势腐蚀野蛮吧——这就是美国五十年来"对华政策"的核心。但是看来这也是不行的。这不过是中国历史上的"和亲"、"纳贡"的翻版，但是最终还是败于蛮族入侵。怎么办呢？无解。因为，文明不是战胜野蛮而是腐蚀野蛮——其结果野蛮人固然文明了，但文明人却野蛮了——看看美国今日的吸毒合法化，就略知一二了。

【附录3、瘟疫促进了学术发展】

《纽约州考成绩比疫情前好 数学进步较多》（记者张心纽约 2023-12-15）报道：

2023年纽约州考成绩统计数据发布，数学通过率提升较多。纽约州教育厅14日公布州考成绩统计数据，显示全州考生阅读和数学成绩通过率分别为48%和52%，以数学成绩进步最多，超过新冠疫情爆发前水平。

全州标准化考试(简称「州考」)包括阅读(English Language Arts，简称ELA)和数学两科，从三年级到八年级的公校生均需每年参与，所得成绩被联邦列为评量地区教育水平的指针，并从族裔、性别、年龄、英语学习生等分析，可供对教育单位问责。

今年的州考在4月举行，9月13日向考生发放个人成绩，但官方统计比往年10月公开延后，拖至14日才首次放出。纽约州数据系统分析显示，数学通过率提升到52%，比去年的41%进步不少，赶超疫情前2019年时的49%通过率；阅读通过率则变化不大，从去年的47%升到48%，但也高于疫情前的45%。

然而，由于今年的州考遵循「新世代教学标准」(Next Generation Learning Standards)，区别于往年的「共同内核标准」(Common Core)，采用新方法对数学考试的许多科目制定了新的定理准则，于是州教育厅不建议学生和家长，将今年的成绩直接和往年对比。

「我们没有给出直接的对比分析，因为2023年的春季州考是基于新的学习标准，从而使评分发生了大规模改革，所以无法与前几年的结果进行准确比较。」州教育厅发言人克卢基(Keshia Clukey)表示，希望家长不要过分解读最新的州考成绩。

但这一做法遭到教育专家的批评，监督组织「公共政策帝国中心」(Empire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教育政策分析师德沃托拉(Emily D'Vertola)指出，既然学生和家长无法从中获得洞见，那州考成绩对学生如何在未来努力缺乏科学指导。

她说，相比于往年都是秋季学期开学前公布成绩，今年在9月中才公开，令希望藉州考改良教学的老师和家长无所适从，建议州教育厅尽快推出根据新标准制定的精准分析报告。

谢选骏指出：看来瘟疫可以促进学术发展——我在武汉瘟疫流行的四年间，出版了《谢选骏全集360卷》，证明了这一点。

《疫论·隐喻丨感染、媒介与资本主义：从现代瘟疫到后现代僵尸》（文/Stephanie Boluk & Wylie Lenz 译/刘时雨 2020-07-01 思想市场）报道：

本文研究了与技术、媒介和经济密切相关的瘟疫和病毒感染文学表现形式的变化。本·琼森（Ben Jonson）的戏剧《炼金术士》（The Alchemist）和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小说《瘟疫年纪事》（A Journal of the Plage Year）围绕着伦敦瘟疫展开。在本研究中，伦敦是常数，城市支配着我们对文本的选择。以上两个文本探讨了近代早期重商主义让位给自由市场的焦虑。更晚近的两部电影《僵尸肖恩》（Shaun of the Dead）和《惊变28天》（28 Days Later），以虚构的伦敦爆发瘟疫为背景，显示了对经济空间转型的关注。只是在这两个文本中，新的病毒僵尸形象取代了更古老的瘟疫，但是发挥着相似的作用。《僵尸肖恩》（Shaun of the Dead）和《惊变28天》（28 Days Later）都是表达日益加速的全球资本主义病毒式本质的工具。通过采用跨历史的研究方法，本研究证实了媒体与瘟疫之间的关系：因为感染这一事实不仅产生了围绕瘟疫的修辞（surrounding rhetoric of plague），也产生了名副其实的修辞的瘟疫（veritable plague of rhetorics）。为了与近期的瘟疫学术相一致，这种方法通过把瘟疫作为一种在个体和政治体上被阅读的文本，以及把瘟疫的结构书写为其自身的镜像，伴随着一系列传染性的激增，来强调瘟疫与文本性之间的密切关系。

从希罗多德（Herodotus）开始，关于流行病感染的文字记载就已经发展成一种跨越时间与文化的共同话语和隐喻。正如埃拉娜·戈梅尔（Elana Gomel）所说："这种模式包括恐慌、社会经济结构的瓦解和绝望，一旦疾病开始流行，又会暂时恢复正常状态。"围绕着个体和政治体的瘟疫话语受到传染病本质的限制。然而，与此同时，这种模式并没有阻止瘟疫成为一个多义能指的功能。雷内·吉拉德（Rene Girard）的《文学与神话中的瘟疫》（The Plague in Literature and Myth 1974）描述了瘟疫文本之间存在着一种"神奇的一致性（strange uniformity）"，瘟疫"隐喻被赋予了强大生命力"。事实上，当我们谈到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流行病，或者是当代的疾病，如艾滋病、非典或H1N1等，作为隐喻的瘟疫已经变得比疾病本身更为普遍和盛行。自近代早期以来，有关生物感染焦虑的文本表达，同时也被作为对现代性和资本蔓延的焦虑，而这些焦虑在很大程度上是未被表达的。由技术创新推动的体裁和媒介变革，通常与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相关。被特里·哈波德（Terry Harpold）称为"升级之路的构想"（conceits of the upgrade path），回答了如何在特定环境中表达经济焦虑和网络恐惧。本文将通过比较四个传染病文本来探讨这个问题：两部早期的现代瘟疫叙事和两部后现代僵尸电影，都是以伦敦为背景，所以在我们的研究中，城市（伦敦）本身是一个常量。

《僵尸肖恩》

本·琼森（Ben Jonson）的戏剧《炼金术士》和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小说《瘟疫年纪事》围绕伦敦爆发的瘟疫展开。这部戏剧和小说讨论了重商主义让位给与自由市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的近代早期焦虑。《僵尸肖恩》（Shaun of the Dead）和《惊变28天》（28 Days Later）这两部电影虚构了在伦敦发生瘟疫，展示了人们对经济空间转型的关注。在两部电影文本中，病毒僵尸较新的修辞形象取代了古老的瘟疫形象，但发挥了相同的功能。由埃德加·赖特（Edgar Wright）执导的《僵尸肖恩》（2004年）和丹尼·博伊尔（Danny Boyle）执导的《惊变28天》（2002年），可以看做是表达全球资本主义病毒性质不断加速的工具。本文探讨传染病与资本主义是如何辩证地存在于这些文本中：传染病传播的范围可以衡量自由市场的成功；传播产生了一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这种融合产生了一种加速文化感染的手段，而文化感染又反过来导致资本主义危机。本文采用跨历史的研究方法，论证媒介与瘟疫之间的重要关系，即感染不仅带来瘟疫的修辞，也是一种名副其实的修辞瘟疫。文本的传播性与瘟疫的传播性密不可分。这一观点与最近的瘟疫学术研究（(Cooke,Gilman)）一致，强调瘟疫与文本之间的密切关系，将瘟疫视被个体和政治体阅读的文本，并将瘟疫写作结构视为本身的镜像。

瘟疫与戏剧

在伦敦剧院由于凶猛的黑死病关闭16个月后，《炼金术士》于1610年在舞台上首次上演。与许多伊丽莎白时代戏剧家不同，琼森（Jonson）专注于当前问题和并且善于讽刺当时的社会。然而在剧中，角色之间的对话并没有直接涉及瘟疫的感染。在戏剧中，《炼金术士》里的角色明确地讨论了瘟疫对戏剧的影响，当马蒙（Mammon）承诺说"在三个月内把瘟疫赶出英格兰"，萨利（Surly）回答说"我将/被缚，演员将歌颂你"。通过这种方式，《炼金术士》承认了其作为戏剧的地位以及剧院是一个充满景观的地方；舞台上演出的任何危险依然与观众的生活相隔离。

《炼金术士》

琼森（Jonson）将对瘟疫的叙述限制在喜剧范畴，所以避免听众将注意力集中在瘟疫的字面威胁上，从而偏离了瘟疫的比喻意义。正如谢丽尔·林恩·罗斯（Cheryl Lynn Ross）所观察到的那样，"大多数《炼金术士》的演员关心的是金钱利益而不是治愈瘟疫"。伦敦爆发的这场瘟疫，没有激起人们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只是为戏剧的发展提供了背景和剧情开展的动力。像伦敦的其他贵族阶级一样，在社会动荡的时期，洛夫维特（Lovewit）老爷逃离了伦敦，城中的房子由他的仆人杰里米（Jeremy）接管。该剧的批评者认为瘟疫是道德感染的隐喻，因为剧中所有角色都被贪婪感染了。伦敦的瘟疫不但没有引起人们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消减了人们对疾病的重视。该剧不仅讽刺了自私和虚伪的贪婪，而且为思考现代资本积累引发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转变提供了一个形象化的模式。

瘟疫的爆发，为那些通常不能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利益的社会成员提供了牟利的机会，产生了自由市场经济倡导者所承诺的社会均衡。吉拉德（Girard）认为，伴随瘟疫而来的主要危机是"未分化"危机——即"对特殊性的破坏"。瘟疫是一种社会"校平器"，感染不分阶级、种族或民族，突破了边界，摧毁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感知差异。在琼森（Jonson）的戏剧中，通过杰里米（Jeremy）展示的那些创业机构暗指对既得利益者的担忧和需要遏制的当代社会变革。

虽然杰里米（Jeremy）的行为对已有的秩序造成了冲击，但是他也只不过是一个被主人在危急情况下任命的仆人而已。而剧中的炼金术士——赛托（Subtle）却表现出更具挑衅性的行为，部分原因是，虽然他未能立即获得经济优势，并且在剧的结尾逃脱了，但是他仍然可以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继续努力。罗斯（Ross）指出，"当局认为'无主之人'——这个不断变化的经济新因素——是疾病的预兆和瘟疫本身。"名义上，赛托（Subtle）是一个来自伦敦之外的流氓，所以人们倾向于把他和新兴的工业无产阶级联系起来。他只是一个在瘟疫爆发的城市里的局外人。但是，他在剧中的行为是一个资产阶级企业家的行为。正如资本主义通过促进资产阶级的崛起来动摇非生产性贵族和绅士的地位一样，这场瘟疫也破坏了社会秩序。瘟疫破坏了物质和社会的界限，重组了经济关系的结构。

琼森（Jonson）剧中人物的处境隐含着资本主义的承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家认为，资本主义消除了非生产性绅士的非法生存，从而给每个人提供积累财富的机会，事实上，这种新的经济秩序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这个承诺是诱人的，甚至是骗人的。就拿马蒙（Mammon）来说，他是是赛托（Subtle）的一个客户，希望从瘟疫引起的动荡中获利。丽贝卡·托塔罗（Rebecca Totaro）说，他的话"对于瘟疫时期的观众来说，是一种积极且诱人的诱饵"。在一项将瘟疫治疗与资本积累融合的举措中，马蒙（Mammon）声称，他希望从赛托（Subtle）那里获得灵丹妙药（elixir），在获取财富的同时驱除瘟疫（尽管是在瘟疫爆发后，他才获得灵丹妙药）。马蒙（Mammon）吹嘘灵丹妙药（elixir）"是大自然的秘密，可以天然地抵抗一切侵扰，治愈一切原因引起的疾病"。他进一步承诺，在积累金钱到一定程度之后，他会表现出仁慈的行为，说"我将为我的人付出很多/甚至用防腐剂（preservative）服务整个城市"。"灵丹妙药（elixir）"既指治病药，也指将金属转化为黄金的炼金术药剂，"防腐剂（preservative）"在这里也有一个模棱两可的含义，因为它既可以指治愈（cure），也可以指金钱（money）。在这一点上，萨利（Surly），这个在戏剧中最具洞察力的角色打断了他的话，问马蒙（Mammon）是否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分发这种疗法，"就像建造水厂（waterwork）一样，用水（water）吗？"。萨利（Surly）用粗暴的讽刺寓言表达了对资本主义造福全社会的怀疑。

《炼金术士》是一部喜剧，以婚礼和社会秩序的恢复结尾；该剧向观众保证，财富将留在贵族阶层。虽然赛托（Subtle）证明了自己擅长资本积累，但他所获得的财富最终还是归于自己的主人洛维特（Lovewit）所有。但是，瘟疫带来的变化是无法逆转的。"洛维特（Lovewit）没有回到伦敦疫情前（或者说资本主义前）的状态，他不会把赛托（Subtle）的战利品归还给合法拥有者，而是他自己占有"（罗斯）。此外，当洛维特（Lovewit）有效地终结了杰米里（Jeremy）和赛托（Subtle）计划时，马蒙（Mammon）哀叹道："不是我，而是英联邦在寻找更美好的未来中失去了希望——资产阶级资本家的成败与国家的成败是一体的。"

瘟疫与小说

和琼森一样（Jonson），笛福（Defoe）也对瘟疫进行了书写。与《炼金术士》这部喜剧相反，笛福的《瘟疫年纪事》讲述了1665-1666年伦敦瘟疫爆发的黑暗故事。在《瘟疫年纪事》中，感染并没有潜伏在文本的边缘，而是占据了中心地位。瘟疫被用来思考资本主义扩散的效用。伴随着市场和贸易路线的扩展，资本的流通成为瘟疫传播的工具。同样，《瘟疫年纪事》的主人公亨利·笛福（Henry ·Defoe，以下简称H.F.）是一个依赖资本流通的商人，在瘟疫爆发期间成为瘟疫的象征。就像是戈梅尔（Gomel）说的那样，他在城市中流动，操纵着生者与死者之间的有限空间。无论是资本还是笛福（Defoe）的主人公，死亡都延伸到了印刷品和小说的新兴流派之中。在这里，沃尔特·昂格（Walter Ong）将写作理解为一种重生（re-animation）的行为，可以在新的语境中复活死物体，这种说法非常具有说服力。

笛福（Defoe）选择一位商人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并非巧合。和琼森（Jonson）一样，笛福（Defoe）关注社会劳动关系的变化，并且将这种主题向前推进一步。笛福小说的出版距离琼森戏剧的首次公演有一百年的时间，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是，中产阶级已经壮大。在《瘟疫年纪事》中，笛福（Defoe）创造了一个现实的资产阶级主人公H.F，他拥有自己的职业（马鞍匠）、一个商店和一个仆人。当瘟疫在伦敦爆发时，H.F.不能像贵族们那样关闭自己的商店并撤退到乡下。他留在伦敦的理由恰如其分地融合了当时经济和道德的要求（尽管笛福在结尾得出结论，逃离是避免瘟疫的唯一途径）。H.F.解释说，"经营生意和商店"的重要性战胜了"保护生命"的重要性。他认为"生意（business）"是在瘟疫期间公开活动的唯一充分理由。但是，此时作为中产阶级的H.F.感染瘟疫的风险必然会增加。从事资本主义企业工作，就是服从于生死条件；无法逃避灾难，商人必须在危机中从事经营活动。瘟疫首先通过贸易侵入伦敦，所以避免感染的唯一办法就是逃避贸易。

这种逃避是通过H.F.（实际上是笛福的）的原始浪漫主义怀旧来展现的，这种怀旧是对前资本主义的农村牧区经济及自我供给模式的怀念。尽管H.F.代表的是一个大城市的店主，但资本主义的蔓延和雇佣劳动制度的焦虑，形成了小说的潜台词。这本书最有趣的轶事——本身是一本小说的缩影，新兴的小说形式——颂扬了工人们利用自己的技能在城市和市场体系之外实现了自给自足而生存下来："他们不需要来自城镇的任何帮助或支持；整个国家都被感染了，但是他们却很好地生存着"。事实上，这部小说一开始就承认，感染是沿着贸易的途径传播并且在市场中加重的。

瘟疫和资本运动在市场贸易中以多种方式结合在一起，瘟疫语言和市场交换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同时出现。1722年，《瘟疫年纪事》中，H.F.用"金镑（sovereign）"或者"看不见的上帝之手"和"上帝之指"来形容瘟疫感染。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用"看不见的手"来形容自由市场。关于瘟疫的蔓延和自由市场的运作，一些人信奉确定论甚至宿命论：自然法则无处不在，人类必须遵守自然法则，任何违反自然法则的行为都会带来社会灾难。举一个形象的例子，比如追溯"代币（token）"这个词的用法。代币是瘟疫的标志："疾病标记（Tokens of Sickness）"，即在感染者的胸部和腹部周围出现的暗红色斑点。然而，"代币（token）"这个词也指钱（money），当H.F.谈到走过"洛斯伯里的代币宅院（Token-House-Yard in Lothbury）"时，意思是这个地方是"制造皇家代币的地方"。"那些他们称之为代币（token）的地方（spots），实际上是指黑绿色的斑点(spots)，或者像一个小银币（ silver Peny）一样宽的小圆点上的扭曲的肉"，H.F.将代币（token）的这两个意思结合起来。但是在《炼金术士》里，这种结合是倒置的，炼金术士用"灵丹妙药（elixir）"来表示治愈和金钱。实体货币（physical money ）被认为是肮脏的，而且可能被瘟疫污染（H.F.告诉店主在触摸硬币之前要把它泡在醋罐里），这些双关语反映了尽管瘟疫是一种社会校平器（leveler），但它仍然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在这两个文本中，有闲阶层（the leisure class）逃离了伦敦和瘟疫感染。财富确保健康，因为财富和旅游是逃避瘟疫的有效方式。相比之下，笛福（Defoe）小说里的贫穷阶级（the poorer classes），在逃避瘟疫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笛福通过印刷术将文本传达给观众，琼森则是通过表演。正如安东宁·阿尔托（Antonin Artaud）所说，"戏剧就像瘟疫一样，是一种谵语（delirium）并且是交际性的（communicative）"。与戏剧表演相比，笛福小说所选择的媒介（印刷品），既减轻又加剧了感染的威胁。一方面，书籍可以单人阅读，避免了文字感染。另一方面，戏剧局限于舞台，而书籍本身（以及其中包含的思想）却以一种象征性的感染力渗透到了家庭中。欧内斯特·吉尔曼（Ernest Gilman）观察到，这种象征性的感染伴随着瘟疫感染，因为有人认为"书籍本身可能就是一种传染源，'瘟疫'藏匿着瘟疫"。在《瘟疫年纪事》的开头，当H.F.描述新的瘟疫爆发时，将通过印刷媒体中新闻的传播（ spread of news）与瘟疫的传播（spread of the plague）混为一谈。在这么做的时候，他承认自己对印刷品有着矛盾的情绪："在以前，我们没有报纸传播谣言和新闻……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立刻传遍全国"。H.F.解释说，在报纸兴起之前，"这样的事情"只能通过"口头传播"，这个过程能让谣言逐渐消失。笛福开始写《瘟疫年纪事》时，模糊了生物性的瘟疫和以传播媒介为基础的瘟疫形式。过去，谣言通过瘴气理论（miasmic theory ）传播与瘟疫直接联系在一起；而对笛福来说，这种瘴气操作（miasmic operation）被修正为文本形式。

保拉·麦克道尔（Paula McDowell）追溯了《瘟疫年纪事》中的观点：笛福认为印刷的权威性大于口语传播。虽然这场争论不能归结为一种简单的印刷文化代替口语传播的媒体发展模式，但笛福不仅强调了印刷的相对价值，而且通过H.F.之口通过对小说（一种随着中产阶级崛起而出现的印刷形式）的合法性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尽管H.F.承认自己对所讲述故事的直接了解是有限的，但他认为这些故事对读者来说是有意义的，"无论我的叙述是否完全符合事实"，并断言作为小说的地位不会减损它价值。

沃尔特o昂格（Walter Ong）的《口语与识字》（Orality and literality）阐述了口语文化与写作文化之间的显著差别。昂格（Ong）指出"写作中最令人吃惊的悖论之一是它与死亡的密切联系"。昂格（Ong）提出了一个可以追溯这种关系的历史谱系，从"柏拉图指控写作是不人道的，是对人类记忆力的破坏"开始。他总结说："悖论基于文本已死的事实。文本从活生生的人类生活世界中消失，使视觉僵硬，确保了可能被无数活着的读者复活到无限语境的可能性"。因此，昂格（Ong）将写作的中心结构关系框定为对僵尸的运作。写作也许可以复活，但是它的顽固性——即写作无法改变主意、无法对周围环境做出反应——使它充满了死亡的气息。文本是一个无生命的物体，它在所谓的"生命世界（lifeworld）"中循环。写作的悖论地位在印刷技术出现和瘟疫破坏中长存。因此，恰当地说，于作为瘟疫证人的地位使他处于生死之间的边缘地位，H.F.成了印刷媒介的代言人。正如瘟疫和修辞可以相互污染一样，铭刻技术也可以将自己塑造成一种生产僵尸话语的僵尸。

作为瘟疫的僵尸

尽管笛福很害怕，但自17世纪末以来，瘟疫再也没有像1665年那样凶猛地在伦敦爆发。笛福的作品是瘟疫历史的终结。随着现代化的进程，生物性的疾病越来越容易得到控制，新的感染形式取代了瘟疫，成为表达焦虑的工具，正如吉拉德（ Girard）解释的那样：

瘟疫，作为一个文学主题，在越来越不受真正的细菌传染病威胁的今天依然存在。事实证明，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医学能够治愈疾病；疾病本身的越来越次要，主要是为了掩饰一种任何科学都无法克服的威胁。我们仍然面临着很大的威胁，把瘟疫在文学作品中的存在视作一种正常的惯例是错误的。

这种持续的、"更可怕的威胁"反过来又促进了20世纪虚构的、作为恐惧化身的传染病威胁的诞生。上个世纪以来，这种恐惧（fears）被以前一直无法解释的瘟疫拟人化（这种无法解释力是其隐喻丰富性的来源）。僵尸就这样起作用了。它作为一个标志形象，通过这个形象，人类在世界末日门槛上的幻想被永久地记录下来。这个数字符号成为一个代表当代社会真正病毒恐怖的元指。僵尸和瘟疫一样，是伟大的校平器（leveler），他们的传染模式依赖于一种相互渗透和连接的社会模式。

在电影中，当代僵尸和瘟疫的修辞从来没有远离过彼此。最基本的，一个得了瘟疫的人常常被描述为呻吟着的僵尸：得病者"身体弯曲，以畸形的姿势来缓解压力、减轻痛苦，腿张开，手臂抬起，头转向一侧，所有的不适都写在身体上供人们阅读"（Cooke，库克）。虽然该形象的历史根源可追溯到非洲黑人伏都文化（vodou culture）的僵尸，但瘟疫僵尸是20世纪的现象，是在现代科学未能解释瘟疫之谜时出现的一种新怪物。病毒僵尸的家谱始于乔治·罗梅罗（George Romero）的《活死人之夜》（1968年）。这部电影有效地把怪物从它的民间起源中解放出来，使它成为一种更可怕的力量，它不再是一个充当邪恶源泉的邪恶人物，而是一个有感染力的、自动的部落。僵尸成为了瘟疫的理想替代品：这种虚构的拟人化病毒的传染性传播比鼠疫本身更具隐喻性、可替代性和多义性。僵尸感染和鼠疫感染一样具有任意性、不可避免性和破坏性。

《活死人黎明》

在我们考察的早期现代作品中，瘟疫和资本主义辩证地存在：瘟疫的源头与贸易路线、公共市场和经济交流联系在一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资本主义交换而进口和分配的商品，导致资本主义毁灭性地从内部瓦解经济结构，尽管这种崩溃是暂时的。同样地，这些瘟疫作品描述了瘟疫的蔓延与资本主义的蔓延之间的关系，病毒僵尸充当了一个寓言化的资本形象。作为批判资本母体的僵尸，是学者们精心排练的一个论题，而罗梅罗（Romero）的《活死人黎明》（Dawn of the Dead）（1978年）明确阐述了对消费和当代生活的批判。僵尸是纯粹的欲望机器——它们完全是由过度欲望组成的生物。他们渴望肉，但他们的未死状态意味着他们不需要食物。罗梅罗（Romero）的电影首先体现了这种过度，在教学上当作消费的隐喻，因为僵尸唯一目的是满足一种没有任何生理需求的冲动。罗梅罗僵尸与伏都教僵尸是不同的实体，但这两种形式都强调了与异化（ alienation）的关系——伏都教僵尸主要集中在奴隶制问题上，梅罗梅电影里的僵尸则是一个矛盾的形象，既体现了资本主义自身的斗争，也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僵尸造成的威胁是一种被夸大的威胁，即瘟疫导致社会和经济机构解体的威胁。正如瘟疫有一个表达文化矛盾的多义修辞结构一样，僵尸也表达了对当代晚期资本主义的焦虑。资本主义的立场是，资本主义解决了自身所造成的问题：资本主义有自己的解决办法。而马克思主义的论点是，资本主义会终结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导致自身的消亡。这两个对立的经济史论，一个是静态的，一个是辩证的，体现在僵尸的末世论意蕴中。

自四十多前年，罗梅罗电影中这个通过咬或吸血进行复制的变形人物，僵尸在媒体上的传播已经变得和僵尸本身一样具有传染性。近几年来，僵尸作品在多种媒体上呈现爆炸式的增长，从生存者恐怖（《生化危机》the Resident Evil 《求生之路》Left 4 Dead 系列）到讽刺作品（《僵尸管家》Fido）再到对僵尸形象的心理探索（《活死人之地》Land of the Dead）等等，电影、连续剧、翻拍、致敬、模仿等剧增，几乎都是僵尸叙事结构的重复。僵尸的传染性本质体现在这一系列的、跨时空的电影制作结构中。随着这种扩散，僵尸的政治和象征意义也同样扩大到了一系列电影中，比如《奥托》（Otto）；电影《与死人在一起》（Up with Dead People）没有把僵尸作为元隐喻，而是把僵尸作为一个明确的、自我反省的探索作为隐喻。有人可能会说，僵尸电影的泛滥不只是因为僵尸形象流行，而且因为它的瘟疫书写形式本体论地位的迭代潜力。僵尸电影具备了詹妮弗·库克（Jennifer Cooke）所描述的瘟疫叙事的"幕式（episodemic）"结构。

戈梅尔（Gomel）认为瘟疫"由重复的逻辑控制。死亡之链由于越来越多相同环节的加入而延长"。虽然回过头来看，僵尸电影与瘟疫写作的谱系紧密结合，但我们依然可以用僵尸思想来改造瘟疫小说。戈梅尔将H.F.和其他虚构的人物描述为瘟疫的目击者，他们是：

悬于生与死，在墓穴徘徊的历史学家。在死亡的世界里，他们"仿佛置身于死者之中"，但他们也代表着剩余活着的人。跨越生与死的界限，他们失去了个性，成为了瘟疫肆虐社区的代言人。在这个社区，生存的可能性和瘟疫再次爆发的可能性都很小，但是依然存在。叙述者的集体声音代表了瘟疫持续的时间并且拒绝最终的了结。

H.F.在生者和死者中的边缘地位以及他瘟疫记录者的身份，使他丧失个性，从而成为一个典型的僵尸形象。此外，作为一个幸存者，他含蓄地隐含了续集的可能性，僵尸电影的幸存者暗示了还可以拍更多的僵尸类型的电影。活着的人表示"拒绝最终了结（"refusal of final closure）"，因为他们认为可能会再次爆发疫情。

模拟僵尸

《僵尸肖恩》和《惊变28天》这两部电影都以21世纪初的伦敦为背景，将僵尸感染的电影故事放在城市瘟疫史中来讲述，展示了伦敦人试图逃离僵尸大流行的情景，并超越了早期现代瘟疫文本的轨迹。此外，由于对英国文化不同的反应方式和展现媒介，如《炼金术士》和《瘟疫年纪事》一样，《僵尸肖恩》和《惊变28天》彼此之间产生了强有力的反差。《炼金术士》和《瘟疫年纪事》对比的是戏剧和印刷品中的瘟疫表现形式的差异，《僵尸肖恩》和《惊变28天》对比的是模拟电影和数字视频中僵尸形象的差异。

《僵尸肖恩》从一个电器销售员的视角看待僵尸暴乱，主角试图与不满的女友和解，与此同时也想在高度自动化的生活中找到目标。肖恩的生活非常规律，他工作，与室友埃德（Ed）玩电子游戏，在酒吧喝酒。在这部电影中，遗忘是关键的比喻。幽默和说教信息建立在人物对周围环境的关注之上，因此这部电影的影模象征性等价了人类和僵尸。这个论点通过肖恩在僵尸危机发生前后穿过城市的两个镜头对比在视觉上呈现。在危机爆发前的镜头中，喜剧的张力是存在的，因为观众希望僵尸随时出现。在危机爆发后的镜头中，肖恩没有注意到镇上的每个人都变成了僵尸。尽管僵尸电影通常会在活人和僵尸之间建立一个"我们（us）"和"他们(them)"的二分法,但是这是一种虚假的意识。（罗梅罗僵尸电影《活死人黎明》以一家购物中心为背景，电影中有一个特别学究气的镜头，当弗朗辛（Francine）和彼得（Peter）俯瞰僵尸横行的广场时，弗朗辛问彼得："他们到底是什么？"彼得回答说："他们是我们，仅此而已。"）这种死的人活着、活人几乎都死了的交叉关系，展示了后工业消费社会的危险。

僵尸叙事不仅援引了瘟疫写作的传统，而且通过围绕这些饱受折磨的卑微小人物的文化矛盾，表达了人们对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焦虑。《僵尸肖恩》两个对比镜头概括了当代危机的两个极端，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她的文章《灾难的想象》（The Imagination of Disaster）中概括到："我们的时代确实是一个极端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两个同样可怕但截然相反的威胁之下：永恒的平庸和不可思议的恐怖"。《僵尸肖恩》简洁地表达了这一观点。然而，尽管《僵尸肖恩》是一个关于世界末日的故事，却也以一个快乐的解决方案结束：军队在最后时刻突袭，营救了肖恩（Shaun）和利兹（Liz）（在他们的政党其他成员被杀后），找到了一个奇迹般的解救方法，拯救了伦敦，同时解决了低工资和社会疏远的问题。《僵尸肖恩》的结局是对世俗的讽刺性救赎。当剧中的角色在货运电梯上向上爬向安全的地方时，这部电影提升了这两个幸存者的认知：他们不再对自己平庸的生活感到不满，而是拥抱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僵尸是一个充满文化矛盾的象征。一方面，僵尸破坏了资本主义运作的条件——这一特点经常在电影中通过散落在街上的钱得到戏剧性的展示。另一方面，多义的僵尸为资本主义本身提供了一个象征，它可以被解读为作为"历史终结"的资本主义千年愿景的实现。僵尸末日可能标志着人类进步的终结，但未分化的僵尸的统治却是永恒的——并被无尽的欲望淤积而驱动。然而，与此同时，僵尸还体现了马克思的理念，即资本主义将通过引入一个新的无阶级社会，发动无产阶级革命，从内部毁灭自己。在《僵尸肖恩》的例子中，这场革命被打断，僵尸再次臣服于资本的利益。在"记住Z日"的新闻节目中，僵尸被称为"服务业的理想招募对象"，在屏幕上可以看到僵尸在停车场收集杂货车。僵尸做为免费劳力的蓄水池和耸人听闻的娱乐，被从社会威胁转变为"永动机"，不用消耗却能永远使用。作为奴隶劳工的僵尸致力于创造一个流线型和无摩擦的资本社会。这一姿态让人想起杰里米和赛托在《炼金术士》的结尾，把资本收益重新交给了"正确"的人。在这两部喜剧中，瘟疫都直接导致金融和现实的重建。

《僵尸肖恩》反映了试图超越世界末日题材的僵尸作品的兴起。当一个被僵尸灾难摧毁的反乌托邦式未来被彻底想象出来的时候，《僵尸肖恩》却在计划将恐怖驯化并融入日常生活。许多僵尸恐怖电影中"僵尸就是我们"的信息被带到当代中产阶级生活中。在影片的结尾，僵尸获得了一个介于宠物和奴隶之间的社会地位。正如伦敦某些经济部门在肆虐的瘟疫中坚持运作一样，《炼金术士》和《瘟疫年纪事》展示了个人适应了僵尸永远存在的生活状态。由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边界无法维持，像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写的那样，社会的状态正在转变，"例外变成了常态"。

数字僵尸

与《僵尸肖恩》中步履蹒跚的僵尸相比，《惊变28天》中的僵尸加速了。他们不再拖行；相反，被感染者的运动机能达到了人类极限。这些加速僵尸被病理化，它们有生物学上的起源，是因人类制造的病毒而感染。当一群动物权利活动家释放一只被"愤怒病毒"感染的猴子时，故事就开始了。该病毒传播给人类，并产生杀伤力。由于感染的速度很快（从几秒钟到几小时不等）以及受感染者的嗜血性，病毒立即在整个国家蔓延。英格兰作为一个岛屿的特点，成了唯一能防止感染变成世界性传染病的原因。这部电影讲述了因事故一个月来一直昏昏欲睡的主角吉姆（Jim），在醒来后看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伦敦。影片中的这一刻让人想起了H.F.对伦敦的描述。当吉姆到了一个满是僵尸的教堂时，他闻到一种可怕的气味。

僵尸形象的变化可以看作是对技术、审美和文化变迁的回应。正如《瘟疫年纪事》对印刷文化兴起（信息现在"立即传遍全国"）的自我反省一样，《惊变28天》作为数字电影的定位同样使它与之前的僵尸电影传统不同——人们可以把这个疯狂的、病毒式的、加速的僵尸称为"数字（digital）"僵尸。这种形象反映了对当代技术资本主义的焦虑。此外，与笛福认为的一样，口头传播和印刷文化是不能分离的，数字僵尸与更传统的模拟僵尸是共存的。可移动模式并不是简单地取代手绘或口头，正如数字并没有取代模拟一样，但我们所研究的这些作品的技术特征、媒体特征和一般特征之间存在着对话，这些故事与伦敦的地理空间有关。《惊变28天》是一部混合电影：有几个部分是用模拟格式录制的，但主要是用数字视频拍摄的。同时，这部电影的风格化程度很高，其特点是剪辑速度快，剪辑场面复杂。它假设观众能够流利地使用电影语言，适应中间帧的数量，从而推断动作的连续性。这种加速的可视化和时间压缩有助于在美学上重启僵尸形象。

《惊变28天》

在笛福的开场白中，人们对信息传播的焦虑与瘟疫传播交织在一起。《惊变28天》以类似的自我参照姿态开场：在进入实验室后，人们发现黑猩猩受到发条橙式暴力（ Clockwork Orange-style）新闻画面的冲击，这意味着暴力图像感染了动物，使它们产生了人类要毁灭自己的恐惧。回顾笛福小说第一页，开场场景将媒介特异性与疾病传播融合在一起。库克（Cooke）写道，《惊变28天》充当了他们声称要进行批评的屏幕暴力的提供者，这些举动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为内在的批评、愤世嫉俗的剥削或对近期和普遍媒介恐惧的否认。电影开头情节的不确定性状态，其中屏幕暴力被指为感染，与H.F.对新闻纸兴起的矛盾态度相似。电影和小说都探索了现实与虚构之间不稳定的、相互依存的边界。

《启示录》中的四骑士之一即象征着瘟疫，因此世界末日和千禧世代的焦虑早已经深深地内嵌在瘟疫话语曾经不可阻挡，难以理解的力量中。在僵尸电影中，围绕着整个资本社会更世俗、更经济的焦虑，已经渗透到了世界末日之中。与传统的僵尸电影相比，《惊变28天》有一个轻微的变化，感染仍然是致命的。在罗梅罗（Romero）之后的大部分僵尸电影，都展示了一个地球上只剩下僵尸的后世界末日时代（postapocalyptic era）。僵尸末日的幻想为基督教复活提供了唯物主义的倒置——僵尸只有身体没有灵魂，而不是只有灵魂没有身体。一旦最后一个人类在满是僵尸的世界中死去，世界末日的历史就终结了。僵尸实现了历史终结的梦想。戈梅尔（Gomel ）将世界末日的瘟疫身体描述为"受苦的身体，一个用圣痕、伤痕、伤口和伤处写成的文本"。僵尸体现了一个类似的世界末日的瘟疫形象。这种对永恒生命的唯物主义倒置与马克思对经济进步的叙述背道而驰。僵尸对无产阶级革命进行了一种歇斯底里的想象；他们是一个在后末日时代，蕴含二十世纪对乌合之众和暴民行为焦虑的无阶级社会的扭曲幻想。这种焦虑表现在《群体心理学》（Psychology of the Crowd）（1896）等作品中，古斯塔夫·勒本（Gustave Le Bon）写道，"由于其力量的破坏性，人群就像那些加速衰弱或溶解尸体的微生物。当一个文明的结构腐朽时，总是大众导致它垮台"。

对于那些在后世界末日景观中幸存的人，表现人们沉溺于消费的灾难叙事是一个常见的比喻——提供给末人（Last Man）的最后一个冰冷的安慰。在《炼金术士》中，杰里米（Jeremy）接管了主人的家；在《瘟疫年纪事》中，H.F.讲述了他拜访哥哥店铺时发生的故事：瘟疫爆发后，当地妇女劫掠了商店并且偷走帽子；在《僵尸肖恩》中，肖恩和他的朋友们躲在一家酒吧里；在《惊变28天》中，有一个有趣的镜头，电影里的人物洗劫了一家杂货店，开始尽可能多地囤积昂贵的苏格兰威士忌和食物。在离开商店的路上，弗兰克（Frank）把他的银行卡放在柜台上模仿付款，角落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万事达卡（Master Card）标志的颜色。弗兰克（Frank）留下了这张塑料片，万事达卡作为主人的地位受到了损害，它现在是无用的。像僵尸一样，剧中的角色在交易系统奔溃后，开始肆无忌惮地消费。这一幕反映了《活死人的黎明》中世界末日的疯狂消费，但是有一个显著的不同：罗梅罗的角色炫耀的是一沓现金。这种改变构成了电影用数字（信用卡 credit cards）更新模拟（纸币 paper money）的一种方式。事实上，信用卡把钱带入了一个完全虚拟的领域：通过发行信用卡，私人的营利机构，而不是国家财务部门，可以无中生有（create money from nothing）。

伦敦瘟疫的文化共鸣在《惊变28天》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它将僵尸体裁的超自然恐怖转化为生物恐怖。其结果不仅是结构上的相似，而且通过与这些作品的比较，特别是与笛福的作品比较，发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例如，《惊变28天》题目中的"28"不仅引用了月球周期和身体（特别是女性身体和生殖未来），而且还影射笛福在《瘟疫年纪事》中的28天检疫法（the twenty eight-day quarantine law ）。但是，在瘟疫和僵尸感染的修辞之间，最有趣的联系也许是感染导致了戏剧性人格的改变。笛福反复描述瘟疫是"犬瘟的肆虐（raging of the Distemper）"——尽管笛福本人持怀疑态度，但他强调（在医生和非专业人士中）普遍持有的观点是感染者充满了"感染他人的欲望"："每个人……被扣押……带着一种愤怒，一种对自己同类的憎恨，仿佛有一种恶意，在犬瘟和人性中扩散……就像他们说的疯狗。狗是最温柔的动物……但它会飞起来咬它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暴怒（Rage）"——法语中的狂犬病——一词被笛福的疯狗（ mad dog ）（他多次用来描述瘟疫受害者的形象）和《惊变28天》中的"暴怒病毒（Rage virus）"引用。《瘟疫年纪事》和《惊变28天》都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地方，那就是被迫去传播感染。正如吉拉德（Girard）所强调的，"瘟疫是某种暴力的透明隐喻，这种暴力就像瘟疫一样传播"。唯一的区别是程度上的差异：在《惊变28天》里，病毒以一种远远超出笛福（1772年）想象的速度"立即传遍全国"。

在这两部作品中，这种因失去理智而背叛社会，自身成为感染工具的行为都造成了灾难性的社会变化。笛福（Defoe）不仅展示了在那些被感染的人身上有一种"感染他人可能的或者邪恶的倾向性"，还展示了如何产生一种反冲。那些提供给试图逃离伦敦到乡下去的人慈善和仁慈，因为恐惧而大打折扣，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残暴行为。瘟疫使人们互相攻击，这场战斗不仅仅是与瘟疫作斗争。在《惊变28天》里，病毒被明确地用作人类暴力本性的隐喻。正如一名士兵在影片中所说的那样，"没有病毒，只有人们之间自相残杀。"类似的灾难叙事，尤其是在僵尸体裁中反复出现的比喻是：最大的敌人不是灾难，而是人。《瘟疫年纪事》和《惊变28天》都模糊了真实和虚构之间的边界：依靠现实主义（两者都与各自的历史背景有关）来传达一个令人警醒的故事。两者都是如何应对传染病灾难的指南。

媒介病毒

似乎有一个潜在的联系将瘟疫的修辞与修辞本身通过传染模式的概念捆绑在一起。就如我们在《炼金术士》和《瘟疫年纪事》看到的一样，媒体本身被视为信息载体和瘟疫本身。在口语文本中，谣言或有害言论可能会产生不道德瘟疫，但除此之外，它还与疾病本身的传播有关，因为当时流行的理论认为，鼠疫是通过呼吸空气中的瘴气传播的。写作也面临类似的焦虑，因为大量文字复制的象征意义可被视为瘟疫的字面来源。

虽然昂格（Ong）将他对媒体的讨论框定在活死人范围内，这主要与写作技术有关，但写作可以复活尸体的概念以及与生死的紧密关系可以扩展到其他媒体。安德烈·巴赞（Andre Bazin）在他的短文《摄影图像的本体论》（Ontology of the Photographic Image）中最简洁地表达了电影与死亡的关系，描述了艺术和电影如何被他称为的"木乃伊情结（mummy complex）"所推动发展。巴赞认为，电影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索引性的地位。电影是时间的指纹，是光线在感光胶片上留下的物理痕迹。这个特点区分了模拟电影与合成电影，以及最近的数字艺术。巴赞认为，这种机械过程的结果是电影能够给时间防腐（embalm time）。

媒介的病毒性及其与活死人话语的关系支配着我们的美学和认识论框架。然而，有人可能会说，在数字时代，尽管印刷文化仍然是我们主要的认知模式，但文本中"死亡（deadness）"的性质不再是数字文化本体论的一部分。电影理论家注意到，从模拟到数字的转变已经导致了索引性的丧失。如玛丽·安·多恩（Mary Ann Doane）所描述的数字媒体本体论条件一样，"数字表达与其存在（确实存在）的物质条件之间的关系是如此抽象，以至于几乎无法实现。数字流露出一种非物质性的幻想，与索引的指称性幻想形成对比"。当电影完全拥抱数字技术时，僵尸的展现形式也会有一个相应的变化。对于纯粹主义者来说，数字视频不再是电影。人们对《惊变28天》里的数字僵尸也展开了相似的争论。电影的索引性——多恩（Doane）称之为摄影图像与其原始参照物之间的"存在纽带（existential bond）"——产生了活死人的诡异形式。数字电影的本体论性质必然导致其缺乏索引性。有人可能会争论说，写作的本体论地位在数字语境中被完全重新定义，因为文本的固定性和稳定性在网络化和可编程媒体中不再是给定的。在损失索引性之后，《惊变28天》中的新数字僵尸摆脱了不死生物的身份，变成了生物工程的产物。病毒仍然是二十一世纪文化感染的最大恐怖之一，世界越来越受到全球化、社交网络和病毒媒体修辞的支配，而病毒是这个世界的产物。从千禧年的Y2K焦虑开始，技术末日的概念就不可避免地与生物感染模型搅和在一起。

本文选取四个文本做案例研究——《炼金术士》、《瘟疫年纪事》、《惊变28天》和《僵尸肖恩》——两个戏剧，两个警示故事，四个文本都有爆发传染病的情节。它们共同展示了瘟疫话语和传染在不同历史和一般情境中的不同方式。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差异，但依然具有共同的叙事轨迹，将我们正在研究的瘟疫作品联系在一起。从新兴工业资本主义导致的社会紧张到数字时代全球化的焦虑，瘟疫以及最近的僵尸，作为一种主能指，将经济、技术和美学话语相互联系了起来。

（本文原刊载于：The journal for early modern cultural studies Vol.10,No.2,2010，原题为：Infection,Media,and Capitalism:From Early Modern Plagues to Postmodern Zombies. 作者简介：Stephanie Boluk是佛罗里达大学的媒体学者和博士。她位于文化研究、视觉研究和数字人文学科的交汇处，喜欢将数字批评模式与传统文学解释学方法结合在一起。她的论文主要集中在叙事、美学、政治、经济和技术等领域，注重从历史瘟疫到计算机编程的各种文化文本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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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瘟疫让人与世隔绝，被迫专注于"最后的工作"——因为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这种急迫感加速了进度。例如在武汉瘟疫之前的2015年至2018年，我出版了《谢选骏全集》100卷左右，但在2020年到2023年期间，我则出版到了《谢选骏全集》265卷，2024年还将出版95卷——合计360卷。瘟疫确实促进了学术发展。

【附录4、资本主义并不存在】

《资本主义的失败》（ [美]理查德·波斯纳 著 沈明 译  内容源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报道：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经济萧条及其直接原因

第二章 银行业危机

第三章 经济萧条的深层原因

第四章 为什么经济萧条未被预测出来

第五章 政府的应对措施

第六章 福祸相倚？

第七章 关于资本主义和政府我们学到了什么

第八章 经济学职业界沉睡于危机发生时刻

第九章 责任分配

第十章 前方的路

第十一章 保守主义的未来

结论

深入阅读文献

索引

名家及媒体推荐

生动形象而又直言不讳、可读性强……波斯纳是一位极为敏锐犀利的智者。

――罗伯特·索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书评》

波斯纳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了这场金融危机的制度原因。对金融危机进行分析论述，法律人显然不应该缺席。当然，在本书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法学家的精辟论述，还有从"经济学"转向"政治经济学"的轮回。

――吴志攀（著名金融法学家 北京大学教授）

一本惊人的著作，用易于普通读者理解的话语阐释了银行体系和经济领域中发生的事件……［波斯纳的］批评格外令人振奋，因为它来自于通常敌视政府官僚扶助措施的右翼思想家。

――保罗·贝瑞特（《商业周刊》高级编辑），《华盛顿邮报》

……考虑读一本为挽救资本主义而批判其故障的新书。理查德·波斯纳法官的《资本主义的失败》是值得关注的。长期任教于芝加哥大学、以自由市场为根基的法律经济学运动元老波斯纳法官对资本主义提出了其本不太可能提出的批评。不过，作为四十多本书的作者、被引证最多的联邦上诉法官，他也是我们最具创造力、头脑清晰的思想家之一。

――戈登·克罗维茨（道琼斯公司执行副总裁），《华尔街日报》

令人吃惊的是，作为市场导向的法律经济学运动的元老，波斯纳竟然猛烈抨击了那种认为市场可以自我纠错的主张。还令人奇怪的是――如果这位法官是其他任何一位法官的话――一位联邦上诉法院法官（以及芝加哥大学法学讲师）竟然最先出版了关于这场金融危机的综合著作。波斯纳是……这个国家最博学而且思想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直到全书最后一页，没有一句懒惰的归纳、没有一句流行的陈词滥调能逃过波斯纳无情的剖析。《资本主义的失败》抛弃了所有的时髦行话，但也使读者在前进方向上感到迷惘。换句话说，这只是一个起点，但却是必不可少的起点。

――乔纳森·劳奇（《国家杂志》专栏作家）, 《纽约时报》

理查德·波斯纳是一个奇人……他倚重于政治和意识形态语境，为导致当下经济危机的系列事件提出了一种非常恰当的解释。

――约翰·凯（经济学家），《金融时报》

第一章 经济萧条及其直接原因

另一个不祥的预兆是，几乎所有关于经济势态的预测最终都被事实修正了：结果要比预测的糟糕，这不仅直接助长了悲观主义，而且还通过揭示金融专家对事态只有有限的把握，间接助长了悲观主义；如果他们并不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么就不太可能为遏制经济下滑提供较多的指引。

重要的并非是2008年最后三个月的物价下降，而是现有的物价下降是否会引起进一步的物价下降。如果是这样的话，其结果很可能是形成大规模的现金储蓄，而这将耗尽经济活力。只有针对通货紧缩的焦虑才能解释美联储为增加货币供给所做的非同寻常的努力。我们的金融危机殃及全世界这一事实是进一步的危险信号，因为这预示着对外贸易的缩减，而这种缩减将对经济起到破坏作用。另一个不祥之兆是，这是一场金融危机，而不是其他的什么经济震荡。金融危机之所以会抑制经济发展，是因为美联储用于推动经济走出衰退的通常手段就是增加货币供给，利息率因而下降，刺激贷款，鉴于绝大部分贷款都是用于支付的，或者用于消费支付或者用于生产支付，由此进而刺激了经济生产。但是，美联储是通过银行来实现增加货币供给的，如果银行的偿付能力出现问题，使其不愿贷款，则美联储扩大货币供给的努力就会受挫。

如金融理论家拉古拉姆·拉詹在2005年的一篇有预见性的文章中指出的，风险贷款或者其他风险投资的吸引力因大部分投资者对某一投资策略的好与坏的结果所做的不对称的反应而得以加强。几乎不存在什么激励因素促使银行和其他金融公司在确定承担风险的尺度时去为发生灾难的小概率担忧。根据定义，小概率事件很少发生，而且如果它终究会发生，那也不太可能是在最近的未来。在灾难确实发生之前，企业投资策略的风险――尽管这可能同时也是企业获得高额回报的原因――很可能不为大多数投资者所见，因此，看起来好像是企业以低风险赢得了高回报。投资回报对风险的比率越高，该投资就对厌恶风险的投资者越有吸引力，金融经理人的业绩因此就显得更好。这就是一个理由，它解释了为什么不能期待私营部门采取可能防止经济萧条发生的措施，以及，为什么防止经济萧条必然是政府的责任。即便金融产业比政府掌握了更多有关经济萧条发生可能性的信息，但是几乎不存在激励因素促使它分析该信息。

为了理解我所讨论的引发经济萧条的各种诱导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现在需要考虑有关借贷的一些基本问题，特别是借贷与消费和储蓄之间的关系。一个为了买东西而借钱的人是以牺牲未来消费为代价来提升现时的消费，因为他必须逐渐还清贷款。放贷的消费者，比如说把他的部分资金投入货币市场基金，是在减少他当下的消费，以求增加其未来的消费；他是在为将来储蓄。由于借贷提升了当前的经济活力，借贷活动的骤然萎缩自然就会降低经济活力并可能触发恶性循环，造成人员的高失业率和资本的高闲置率。这就是事前监管金融产业的主要正当理由所在。在某一事件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情况下，重点就由威慑转变为预防。金融产业的不幸事件就属于这种情况。正如我们当下的经历所例证的，这种不幸能够引发经济灾难。这一次，事前监管失败了。当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由廉价的信贷骤然推高之后又轰然跌落（终究必然如此，因为其升值并非因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所推动，而是基于最终被证明为错误的预期），集中于那些高风险资产的个人储蓄的市场价值也随之跳水。

此外，这场金融危机发生在一个糟到不能再糟的时间。它在总统竞选期间发生，在新老总统交班期间恶化。即将离任的总统似乎对经济问题不感兴趣而且缺乏知识，无法确立一个领导者的形象，反而是把任期的最后几个月用于频繁的国际旅行以及身后形象的美化，而此时的国内经济形势正每况愈下。经济官员和私营企业领导者同样对金融危机反应迟钝、应对不力，这损害了人们对于国家经济管理的信心。通常，除去食品、药品、日用品之外，其他商品和服务的全年零售总额的30%至50%都是在圣诞购物季节完成的，而这场危机恰恰在圣诞购物季节加速了。由已经缩减的安全储蓄（因为储蓄已被用于购买房屋、股票之类高风险资产）和重度借贷所支撑的购物潮已经风光不再，美国消费者大多只能购买耐用消费品。在这种情况下，当房地产泡沫以及随之而来的信贷泡沫破灭之后，他们就会很容易推迟其消费行为。耐用消费品比过去更加耐用，因而，买新弃旧的时间间隔就会比过去可能的时间更长，而且这也没有给生活造成多少不方便。此外，对很多美国人来说，购物含有消遣的因素，而消遣的口味可能会迅速发生变化。当前经济形势下的一个特别之处是奢侈品消费不再时髦了，很多即使在经济萧条中仍然买得起奢侈品的人也不再购买了。

既然储蓄是贷款的来源，那么个人储蓄利息率的下降何以能够与为了个人消费的过度借贷共生呢？为了应对始于2000年3月的网络股泡沫破灭所引发的经济衰退，美联储曾经通过控制货币供给来抑制利息率，以求促进消费和生产。美联储使利息率在低位徘徊了五年。而且全球资本剩余的出现也抑制了利息率水平。随着美国个人储蓄的减少，它作为借贷资金来源的份额也逐渐减少，留下的空缺由外国资本拥有者所填补，包括主权国家（政府）例如中国和中东主要产油国所提供的贷款资金，因此形成大量美元结余，急于投资。在整个2000年代早期，我们这里充斥着外国资本。我们长期的贸易逆差逐渐增大。不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来说，这都是一种危险的状态。

第二章 银行业危机

当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2008年9月第一次提出给予金融机构7000亿美元紧急贷款的时候，他认为困扰银行业的问题是资本流动性的缺乏，即难以将资产转化为现金，而非资不抵债。这是一个错误，一个深入金融危机核心的错误。

2000年代早期，随着利息率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未受监管的银行产业――因为"银行"实际上已经成为金融中介机构的同义词――开始走向集中，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集中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低利息率引起了信贷需求的暴涨。如我们所知，借贷会提高经济活力。而经济活力增强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房屋建设和购买活动的增多。房地产价格上涨了。传统上，房地产投资是非常依赖于借贷的，因为房地产本身是一种很好的附属担保物，所以，对于抵押贷款的需求就随着房价一起上涨。

在低利息率和房地产（及其他资产）价值上涨的情况下，银行业增加了其资金杠杆比率。低利息率刺激了借款需求的增长，与此同时，低利息率也使贷款者以借款的方式来满足上涨的借款需求比以增加净资产的方式来满足这一需求更划算。因此，其资金杠杆比率上涨了。

资金杠杆既有吸引力，又有危险。一个资金杠杆比率很高的贷款人，贷款给另一个资金杠杆比率很高的借款人，例如大量负债、低收入、无储蓄的第一次买房子的人，就是在召唤金融灾难。它本来就有一个风险很大的资本结构，却仍把资本用于发放风险极大的贷款，这对资本结构的风险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在房地产泡沫中，使银行资金杠杆变得更加危险的是，它们不但没有保有其贷出或借入的抵押贷款，反而抛售这些贷款并换取由这些被抛售贷款担保的证券。

资产的证券化所带来的地域多样性对缓和金融危机起到了一些作用，资产的证券化将风险极大的资产注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从而推动了金融危机的发生。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资产的证券化对经济危机的爆发实际上起到了多大的作用？风险贷款引发了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但却没有带来债务证券化的好处。如果银行在其账簿上保有次级和次优抵押贷款，而不是使这些贷款证券化或者从其他券商那里购买住房抵押贷款证券，那么它们今天的境况会好一些么？如果确实好一些的话，那也应主要归功于以下两点原因：一是证券化过程从投资者那里为美国房地产业吸纳额外资本的能力，投资者不愿自寻麻烦去实际拥有某人的抵押物；二是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使其所具有的风险难以评估。然而，如果低利息率和高信贷需求刺激了风险贷款，那么抵押贷款的形式可能就不是造成银行业崩溃的主要因素。

然而，风险分散有一个不利方面被忽视了：它把风险散布到了本来安全的市场领域。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交易遍及世界，把美国房地产泡沫造成的不动产抵押贷款风险传递给了外国银行和其他外国投资者，并因此促成了这场本应仅属于美国的经济萧条的全球化。

信用机构愿意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评级，这使得买家（他们认为！）可依据特定情境下的谨慎标准，去承担或大或小的风险。然而，他们也可以――事实上很多人也确实――购买一种保险――"信贷违约掉期"，抵御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和其他投资产品价格的下跌。信贷违约掉期曾被认为降低了贷款者的风险，它容许更大的资金杠杆比例，因此也能取得更高比例的回报，同时风险却没有明显增加。而且信贷违约掉期本身被证券化了，于是遍布世界的很多机构都成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保险人。此外，某些实体并没有想要投保的资产，而仅想投机于被信贷违约掉期保险的企业债务违约的可能性，信贷违约掉期证券化以后，就可能被这些实体买去。很快，信贷违约掉期的表面价值就攀升到了数以十万亿美元计的高度。这些信贷违约掉期及其发售者没有像保险公司那样受到监管，没有被要求保有准备金，已备其担保的债务发生违约时之需。事态的发展证明，在美国国际集团以其信贷违约掉期担保的债务大量违约的时候，其准备金数量不足以使其履行保险责任。

信用评级机构和信贷违约掉期的发售者很难确定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价值。投资者对个人抵押担保的风险只掌握有限的信息，而且，在大规模次级贷款领域，人们的经验尚不充足，对次级抵押贷款违约风险的评估没有任何把握；这样一来，风险评估就只能是根据模型而非经验做出的。信用评级机构，像保险公司一样，只能主要依凭过往的经验来评估风险，而他们对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如此有限的经验还是来自房价上涨的时期。包装并且出售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银行几乎没有动机去仔细评估为证券提供担保的抵押之风险，因为出售之后，违约风险就转移到了证券买受人那里。当然，潜在的买家有动机去评估该风险，但他们掌握的信息比卖家少。

由于银行业的资金杠杆比率很高，再加上它的资本构成中有大量价值难以评估的证券，因而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使银行资本缩水很多――但是难以量化，原因是价值评估的困难。银行不知道它们的资本净值缓冲垫已经变得多么微薄，因此也不知道在不触及破产风险的情况下还能贷出多少钱，因为，如我们所知，贷款者资本结构中的杠杆比率越高，其贷款风险也就越大。更加复杂之处在于，购买了信用违约掉期保险的那些银行还不知道自己面临的金融风险。

银行拥有的与抵押相关的资产和掉期保险的价值具有不确定性，再加上金额巨大的掉期保险责任，就使其贷款数额骤减――实际上，直到政府介入之前，是冻结了贷款。这就是"信贷紧缩"。信贷紧缩一方面造成了经济活力的迅速衰减，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活力的衰减和人们对经济活力在较近的未来时间里还会进一步衰减的预期――引发股市暴跌。它启动了我们目前身在其中的这个危险的经济漩涡。

一般来说，人们可以期待信贷紧缩的局面会得到自动矫正：虽然银行资本净值缓冲垫的萎缩造成了借贷资本的短缺，但这也会吸引新的资本进入银行业，并由此重建资本净值缓冲垫。但是，这一自动矫正过程能否实现取决于资本净值缓冲垫萎缩到什么程度，以及信贷紧缩是否已使经济受损如此严重，以致借贷需求已经下降。事实上，银行已经无法吸引到足够多的新的私人资本进入，来恢复其偿付能力了。

至少在美元失去其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地位之前（美元是被其发行国银行和外国银行均持有的货币，而且被用作国际贸易主要结算货币），联邦政府基于其税收、借贷或货币发行权，几乎拥有无限的资本，而且政府也没有盈利甚或抵消成本以求生存的压力。政府官员起初认为信贷紧缩是某种恐慌的结果――银行不敢向外贷款，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资本净值缓冲垫有多厚。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那么政府通过从银行那里购买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就能够驱散恐慌并使贷款解冻。政府只须将其购买的证券持有到价值变明朗的时候即可；然后就可以卖出，收回其支付的价款。这就是2008年10月初通过的第一个紧急财政援助法案背后的考虑。

一家公司的困境到底是由货币非流动性还是由资不抵债造成的？市场的验证方法就是看其"冻结"资产的价格随时间发生的变化。如果由于市场失灵，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低市场价格没有反映其真实的市场价值，那么，那些证券的价格现在应该已经上涨了。但它们的价格没有上涨。这表明，根本的问题是资不抵债。

在银行谨慎地恢复其先前较为宽松的贷款政策之前，必须先充实其资本净值缓冲垫，而且看起来银行把政府注入资本的大部分都用在这儿了。为什么说强迫银行发放贷款是错误的，这就是其原因。强迫贷款会使银行陷入资不抵债的深渊。实际上，出于安全的原因，银行有必要把政府紧急财政援助的款项用于充实其资本净值缓冲垫（而非发放贷款），而且要使资本净值缓冲垫的安全水平超过银行业危机之前的水平，因为贷款风险变得更大了。这不仅因为失业率在上涨，使针对个人发放的贷款风险更大了，还因为经济产量在下降。当一家公司的产量降低了，其收益就更少可能抵补其负债及其他固定成本，因而也就更少可能偿还其新获得的贷款。

第三章 深层原因

我已经提出，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高风险贷款和个人储蓄不足的并存。因此，当风险实际发生之后，造成了银行破产和人们对产品与服务的需求的下降，原因是信贷难以获得；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能将储蓄再分配给消费，这进而使需求的下降引发了就业率和经济产出的螺旋式下降。稍微深挖一下，我们便发现了房地产泡沫，泡沫的破灭引起了使银行面临破产危机的大量债务违约行为；发现了极低的利息率，驱使银行提高其资金杠杆比例；发现了复杂的金融工具，其风险大于人们的想象；还发现了针对金融服务监管的萎缩，这使高风险贷款不受控制。如果要防止将来再发生经济萧条，并使当前的经济从萧条中尽快复苏，那么上述这些现象就需要得到解释，而不仅仅停留在假说上。

引发经济萧条的深层原因之一可能是人性的错误――或许是一类由人类认知心理中的某些含混因素预置于人脑中的错误――或者性格缺陷，例如"贪婪"（不管它的含义是什么）。我对这样一种观点持怀疑态度：是易于避免的错误、理性的失败或者那些智商比我高的金融经理们的智力缺陷构成了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如果摧垮银行业的错误是很容易避免的，那么它们应该已经被避免了。

银行对自己行业的了解肯定和经济学家、金融撰稿人一样多。他们必然知道：他们的资本结构有很大的风险；未来并不总是会重复过去，因此，基于房地产和信贷市场的历史经验建立的违约风险模型可能是不可靠的；信用评级机构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因为它们从被评级的企业那里收钱；金融中介机构有其固有的不稳定因素，因为为了赢利，它通常必须从事短期借款和长期贷款。商业经营必须承担一个正的、尽管是小的破产风险。银行破产的浪潮会使经济陷入停滞，但任何单独一家银行都没有动机采取措施避免这样的结果发生。

如果我们要更好地理解聪明人的理性决策何以导致灾难，就有必要考察企业内部的利益冲突。银行既雇用风险管理师，又雇用交易师。但是这两种雇员的目标之间存在固有的冲突――交易师追求利润，而风险管理师追求安全――而且不能两全：如果利润更多的话，则安全性就会越小。与交易不同，风险管理在企业中一般不被视为利润中心，因为很难将利润归功于风险管理师，正如很难将利润归功于企业的会计师或者律师――他们实际上也是风险管理师――一样。因此，金融企业会趋向于重视其成功的交易师而非风险管理师的意见。

情感确实在商人和消费者行为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就像它在所有人类行为中起作用一样，但它不必然是甚至通常不是非理性的。它是一种精简形式的思维，就像直觉，而且它经常优于有意识的分析过程。很多用来说明金融行为不理性的例子都很浅薄，例如，很多人在市场波峰买入股票，在波谷卖出，可是他们本应该采取相反的做法。如果没有买家就不会有市场波峰，或者没有卖家的话就不会有波谷。没有人知道市场何时会到达波峰；在到达波峰之前，价格一直上涨，即使是在泡沫之中，由此认为价格还会持续上涨一段时间，就是一个合理的猜测。同样，也没有人知道股票价格何时会触及谷底，因而在一个下行的市场中，为避免因股市继续下跌造成更大损失的风险而亏本抛售股票，也可能是一种谨慎的行为。由于人们对风险承担有不同的预期和态度，在一个可能出现的较大的股票价格区间里，买卖股票都是有收益的。

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分界线即使存在也是不清晰的，这就是不应太重视经济行为的非理性维度的一个原因。此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要解释当前的经济萧条，并不需要非理性之假定，尽管需要采纳一些随机因素（偶然事件、"坏运气"）。我们就从泡沫或者毋宁说多重泡沫（房地产泡沫、信贷泡沫）开始说吧。资产价格泡沫听起来像是某种非理性的东西。如果供给和需求的基本面没有变化，某类资产的价格飞涨之后必然暴跌。实际上，如果某一重要创新的潜在效果是未知的，那么泡沫就可能是对这种不确定性的理性回应。在1920年代，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快速增长以及新型金融借贷业务的发展，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国家进入了一个长期的经济快速、可持续增长的时代。假定投资者是适度谨慎的――他们认为国家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开端，尽管事实上不是。而且，不确定性提高了人们对公司股票价值的预期，特别是新公司的股票。所以就这么一路涨上去――股价涨到追星赶月的高度。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1990年代，当时的信息技术革命被广泛赞颂为新时代的开端，同样也出现了股市泡沫。2000年代的房地产和信贷市场泡沫看起来就是对一个金融新时代的反映；这一所谓金融新时代是债务和全球剩余资本的广泛证券化的结果，而人们预期这些债务和剩余资本会使利息率总是在很低水平上徘徊――人们曾以为美联储已经发现了保持低利息率但又不会引发通货膨胀的方法。

在每一个时代中，泡沫都是作为对一个灿烂但却不确定的未来的一种合理赌博而兴起的；它会持续膨胀，甚至伴随着担忧它可能是泡沫的声音的开始出现（即，上涨的价格没有反映基本要素的变化）；然后，当市场意识到人们对新时代的预期又一次错了，泡沫就破灭了。要解释这些已发生的事情，并不需要在哪里安置一个非理性的概念。资金杠杆增加了风险，但也增加了预期收益，只要人们还认为晚近的泡沫没有超过限度――因为他们相信新型金融工具使风险最小化了――接受上述风险与收益的得失互换就不是非理性的。实际上，新型金融工具以及低利息率和低通货膨胀的奇异的共存，构成了表征新时代的关键性创新。

即使你知道那是泡沫，要退出也困难。假设一位银行经理人对其投资者说："我们大量投资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恐怕已处于房地产泡沫之上，由于我们担心泡沫很快会破灭，因此将要降低资金杠杆比率，或者把我们的资本更多投资于低风险资产，这意味着您的短期收益将会减少，但我们认为，就长期来说，您会有更好的收益，尽管我们不确信这一点，而且我们不知道您将为此等待多长时间。"只要其他银行还继续驾乘泡沫前行，这就是一桩很难做成的买卖。你的投资者，看到你的竞争者那里的投资者仍在继续大把赚钱，很可能会认为你只是在为自己的失职寻找借口。此外，投资者可以通过多样化的投资组合来降低风险，因此，他们拥有一些企业的股票这一事实，就不会使他们感到烦扰。

看起来可能令人感到奇怪的是，2006年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银行还在继续发放风险贷款。但是，由于利息率依然很低，贷款需求依然旺盛。那些承认其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不稳定性因此承认其资本净值缓冲垫薄弱的银行不得不削减贷款，其利润因此也会蒙受损失。这里也有"音乐椅"的问题。银行既发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又买卖这些证券，如果发行银行能够很快为证券找到买家，则交易就会把风险转移给买家。但崩溃发生得太快，很多发行银行还没来得及把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卖出去，就此因持有迅速贬值的资产而被套牢。所以，随房地产泡沫而来的是信贷泡沫，而且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一年以后，信贷泡沫也开始泄气。

如果管理层的薪酬很高而且不能降薪的话――繁荣时期的华尔街正是如此――那么，公司管理层依赖泡沫的同时又怀有最美好希望的趋向――或者，等价说法是，最大化短期利润的趋向――就会加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每待一天就会挣到很多钱，而且你知道，当泡沫破灭之时你不会有事，因为你已经从董事会那里谈下了一笔慷慨的离职金。有限责任也是一个因素；如果公司破产的话，不论是大量投资于自己公司的管理者还是其他股东，都不对公司的损失承担个人责任。

所以，在确定管理人员的薪酬时，董事会成员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而这并非金融产业中实际存在的、唯一的相关利益冲突。接受来自银行的大量竞选捐款的议员有动力去支持宽松的银行监管政策；否则的话，这部分捐款就要打折扣了。此外，由于会计人员是由接受他查账的企业付酬的，因此也不愿意通报其客户的违约风险。有理由认为会计人员在其账目审核文书中经常不披露这些风险，但有时候这些风险也确实被披露出来了。

管理者获得的薪酬越丰厚，他的离职酬金与他的公司可能面临的困境越是相脱离，95那么他使短期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也就越强――特别是在泡沫经济中，此时短期利润回报很高，但从长期来看，却是逐渐浮现的灾难。如果泡沫是房地产泡沫的话，那么他使短期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就更强。为了补偿抵押权人（或由该抵押贷款担保的证券的买受人）所承担的违约风险，高风险抵押贷款会有很高的利息率。但是由于风险会在整个贷款存续期间传播开去，开始的时候高利息率能够保障高额利润。只是到了后来，违约才会侵蚀利润。而且记住，在为证券提供担保的抵押贷款出现大量违约之前，证券发行人就已经预先收到了资产证券化的酬金。

资产证券化对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也起到了鼓励作用。不必再等上25或者30年才能收回不动产抵押贷款的全部本金和利息，将抵押贷款变换为证券，使银行提前获得了贷款的现值，增加了银行当下的利润，而该利润的一部分会以薪水、奖金、津贴或者股票的形式发放给银行管理者。银行总是可以出售抵押贷款的，不过，资产证券化使抵押贷款市场获得了更大的资本流动性。

问题的根源在于信用贬值而非商人或消费者行为的不理性。廉价的信用刺激了经济活动，引发资产价格上涨，包括不动产价格的上涨，而不动产是这个国家的资产基础的一个巨大的组成部分。为了利用这种价格上涨，潜在的买家更多地借款，贷款者更多地贷款，价格就被抬升到更高水平，而且，贷款人也更多地借款，由此才能更多地贷款。资金杠杆比率趋于上升，银行业的迅速膨胀带来了严峻考验。到了某一点，资产价格的上升势头变得难以为继，但没有人事先知道这个点在哪里。在人们感到那个价格高台将要触顶（随之而来的将是不可避免的崩盘）之前，对退出市场、放弃诱人的利润机会具有一种理性的厌恶。这一经济模式在不同国家里反复重演。

通常来说，事态发展的结果只是经济衰退。但是，安全储蓄的匮乏和银行业的高资金杠杆比率结合起来，就会使经济衰退恶化为经济萧条。当银行业收紧贷款时――这是过高的资金杠杆比率带来严重损失的结果――消费者就很难通过借款来维系其消费，个人消费支出的急剧萎缩会通过引发深度价格折扣使经济跌入通货紧缩。记住，价格下跌会鼓励人们储蓄现金，这一方面会直接压缩消费，另一方面还会通过压缩信贷来压缩消费，因为储蓄起来的钱没法用于贷款了。

利息率越低，人们投资于低风险证券所得收益也就越少，借款也就越廉价，由此造成借款和将借款投资于股票市场和泡沫化的房地产市场也就愈加廉价。但是，人们已经把自己置于随资产价格下跌而失败的过程中了。

我所描绘的这种泡沫经济中的风险行为，就个人来说，是理性的。但就集体来说，是非理性的。一个人在决定减少储蓄的时候，不会考虑他的决策对整体经济造成的微不足道的影响，但任何一位银行家在决定银行资本机构中的资金杠杆比率时都会考虑这种影响。一个人理性地忽视其经营与消费行为的间接影响，107正是政府在监管金融行为时有责任比仅仅防止欺诈、盗窃及其他侵害财产和契约权利行为――自由至上主义者认为这些就是政府职责的全部――做得更多的原因。如果没有比那更强有力的金融监管，守法的金融从业者和消费者的理性行为就可能促发经济灾难。

不仅竞争迫使商人成为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者，这暗示了，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只愿接受较小的破产风险；而且，我们也希望他们成为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者――这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在这个例子中，私德成为一种公害，因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人理性地忽视了他的行为与其竞争对手的行为结合起来以后可能摧垮整个经济的微小概率。类似地，当经济疲软的时候，人们削减消费增加储蓄是理性的行为。这是针对经济下滑的一种理性应对措施。但是，在这么做的同时，也使经济下滑的态势更加严重了。从总体的社会视角来看，我们希望人们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储蓄、经济状况差的时候消费，但是从个人的立场来看，108相反的做法才更加明智，除非某人恰好在经济状况差的时候干得好，而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干得差。在那些为了展示或者激励节俭美德而削减奢侈品消费的人中间，私德与公害之间的反差尤其引人瞩目。从私德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不错的姿态，但是如果有很多人都这么做的话，就会因极大地减少个人消费支出而造成加深经济萧条的结果。

总而言之，商人和消费者的理性最大化，全都在财产和契约权利的框架内以或多或少的聪明才智追求自利，可以为经济灾难铸就基础。没有必要把认知奇想、情感力量、性格缺陷引入到因果分析中来。这不仅对简化分析来说很重要，而且有助于避免政府去寻求改变商人和消费者心态与性格的努力――这很可能是徒劳的。

第四章 为什么经济萧条未被预测出来

对处于很多生活场景中的很多人来说，最好的预测方法就是假定未来，特别是晚近的未来，会类似于过去，特别是晚近的过去。我记得那时候预测明日天气的最佳方法就是假定它与今天类似。但是，像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这样的商业周期专家看起来不太可能把其预测的基础局限于天真的推理。这使他对日益迫近的经济崩溃的预兆的疏忽，以及政府内外的其他专家们的这种疏忽，显得极端令人费解。

我说过，在泡沫破灭之前，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正处于泡沫之中。但是，当房价自2000年起上涨超过60%并在2005年出现上涨减缓的迹象，普通媒体对房地产泡沫的诚挚讨论就开始了――如我们所知，金融类杂志对此问题的讨论始于更早的时间。2006年、2007年以及2008年的前六个月里，警钟变得更加响亮。但是当金融危机在2008年9月发展成熟并最终袭击了这个国家的时候，还是令政府、金融界、经济学界以及公众大为震惊，即使它已经孕育了三年之久。

我们可以从研究突然袭击的文献中获取一些教益，来帮助我们理解专家们对于警示信号的无视。比如说，罗伯塔·沃斯代特的书《珍珠港：警示与决策》。如沃斯代特所解释的，有很多迹象表明日本将于1941年袭击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的属地，例如富有石油的荷属东印度。针对美国驻夏威夷海军的袭击，会是日本在袭击荷属东印度、缅甸或马来亚时保护其海军东侧翼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策略。造成预警信息被忽略的部分因素包括：某些前见（先入为主的偏见），针对不确定的危险采取有效防卫措施的成本和困难，以及缺乏一种用以搜集、筛选、分析来自很多渊源的预警信息并把它提交给政府决策层的机制。要保护所有可能遭日本侵略袭击的目标，成本会极为高昂，而且势必会影响我们针对德国的战争准备，而后一战争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否认日本的威胁，是一种为避免面对防御日本侵略的巨大苦难而产生的心理诉求方法。

类似的原因造成了留意2008年金融危机预警信号的困难。尽管不少知名的商界领袖、经济学家和金融记者几年来一直在警告，我们的金融机构资金杠杆比率过高，但他们的警告对政府官员、股票市场或一般公众几乎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2008年9月，伯南克和保尔森――二人加起来，全权掌握着美国经济政策――让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了，他们当时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可能引发的一系列后果：世界范围的信贷冻结，以及股票价格跳水。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之前，人们甚至连经济衰退与否都不能确定；在它倒闭之后，就感到有可能出现一场经济萧条。然而在10月的时候，伯南克和保尔森仍旧坚持认为银行业的问题是流动性不足，而非资不抵债。直到11月下旬，美联储才推出一项应对经济萧条级别的贷款计划。如果2008年秋天的拯救努力在贝尔·斯登公司倒下的时候就做出的话，这场经济萧条的脚步可能在六个月之前就会被遏止。但是到了这时候，一场经济萧条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银行救助计划不可能在宣布那天就产生效果。开始适应严峻的经济紧缩之预期的厂商和消费者不会在经济救助计划宣布的那一刻就立刻转向；他们不知道救助计划何时能产生实效，也不知道其生效条件和后果是什么。他们现在仍然不知道。

为什么在时机还来得及的时候，警告和警示信号都被忽略了？即使不相信，至少也应该调查一下啊？前见起了作用。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人们感到受诱惑、实际上是不可抗拒地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立基于理论前见、世界观、意识形态。实际上，头脑保持白板状态是不理性的；那意味着抛弃有用的知识。但是，由以往经验所形塑的前见可能妨碍人们对新挑战的应对。如果政府官员，以及他们特别倚重的经济学家，那时候对市场恢复的信心少一些的话，他们可能就研究房地产和金融市场了，以寻求市场失灵的警示信号。但是大部分经济学家，以及共和党总统们愿意任命的那种官员，都特别信奉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教导人们，竞争的市场总体上具有自我矫正的能力。这些官员及其愿意咨询的经济学家们不愿把市场设想为一种可能在无法预测的情况下奇怪地突然发作的癫痫病人。

贝叶斯决策理论告诉我们，如果人们拥有的决策依据不足，先在的信念就会影响决策者对新情况的反应――而且应该如此，但条件是前见必须立足于现实。我已说过，前见中包含着知识。但是政治意识形态之外的前见也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塑造，例如脾性、个人和家庭的历史、重要的生活经验、宗教信仰、种族。这些因素在商人身上的作用有限，因为竞争会惩罚那些基于意识形态做出的商业决策。政治和学术也有竞争性，但这两个行当的从业者却不受底线的严苛规训。

另一个仅次于意识形态的、使人们的注意力从警告和警示信号上偏转的因素是下述事实：采取行动降低已被警示的风险的成本很高，更别说它可能在商界领袖及其政界同盟者中所激起的强烈反对了。如果美联储提高了利息率的话，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就会加速――这样的话，由于没有人能确定那就是泡沫，国会和政府就会因房价下跌、违约和变卖增多而受到责备。

我要强调的一点是，要防止一件坏事情发生，是很难得到赞扬的，而且实际上还很难避免遭到批评，除非此事发生的概率已为人们所知晓。如果不太可能发生的某件事确实没有发生（根据"不太可能"的定义，它通常不会发生），就没有人会关注它。但是人们会对为了防止无论如何都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付出的成本――不好的――印象深刻。

不被相信的祸事预言家更不受人待见的原因是人们通常无法采取行动回应其警告。如果被预言的灾难发生了，那些本可以针对警告采取预防措施但却没有采取的人就会因灾难的发生而受责难，哪怕他们对警告的克制是基于其掌握的信息所做出的正确决策。

而且，所有的警告基本上都是不成熟的，因为警告所指事件的发生日期趋于具有无法消除的不确定性。没有人能够预测出经济泡沫破灭的日期――即使诺瑞尔·若比尼也不能――实际上，连哪一周、哪一个月、哪一年也不能确定。此外，如果意外事件真实发生的概率是未知数，就不可能对防止该意外事件发生的预防措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成本收益分析。在确定为减小灾难事件发生概率所应投入的资金数额的时候，灾难的代价必须依据其发生概率打个折扣（乘以其发生概率）。没有人能计算出我们正在经历的这种金融危机的发生概率。

即使某些不利事件的发生概率是已知的而且并非很小，如果在该事件确实发生的情况下代价并非巨大，那么去阻止它也可能是不值得的。人们本应想到，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会造成一场以金融市场为中心的经济衰退，因为银行深度投资于高风险的房屋贷款。但是衰退并非灾难。经济萧条才是灾难，但是经济萧条可能又未必是房地产泡沫、高风险贷款和高风险储蓄造成的结果。这些条件确实会发出经济衰退的咒语，但是，要使经济衰退恶化成这个国家如今正在经历的经济萧条，可能还需要额外的条件，例如这样的事实：一场金融危机爆发于总统大选的高潮期，而且在新总统选出到就任的两个半月间隙中恶化。其他的偶然事件还有：一个即将卸任的国会和一位即将卸任的总统，他们似乎缺乏处理经济事务的兴趣或能力，更愿意回忆、规划退休生活、自我美化历史形象、去国外旅行，而不是指挥政府对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最大的一场经济危机的应对措施。此外还有一些偶然因素：政府官员针对危机所做的优柔寡断、仓促出台、含混不清的应对措施；汽车产业突然大面积倾颓；经济危机在圣诞购物季节里深化了。

如此之多的经济萧条相关因素随着经济下滑加速而会聚到一起的可能性一度是很小的。但是到了9月份，严重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已经大到足以促使政府付出代价高昂的努力去阻止风险化为现实。但是官员们仍旧优柔寡断。他们之所以优柔寡断，是因为他们对危机感到震惊而且没有应急方案来处理这一局面。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优柔寡断，代价格外高昂，原因是，这会导致经济陷入萧条的负向反馈：一旦需求下降、停业下岗、需求进一步下降、更多的停业下岗这样的恶性循环开始出现，它就会自我驱动；它无须外力的推动――无须经济再有进一步的震荡。

关于美国和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监管机构的人员所知甚少，学术经济学家、金融顾问、会计人员、保险精算师、信用评级机构人员、抵押贷款经纪人、房地产代理商、商业报刊撰稿人对此也所知甚少。金融界并没有像中央情报局那样的机构来收集分析信息――从分散的信息来源拼合情报。更准确地说，没有什么机构承担这项任务，尽管美联储、财政部，或者甚至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可能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大量此类信息都是专有的，因此被屏蔽在新闻界和学术界之外。投资银行、对冲基金、抵押贷款发行人及其他金融企业隐匿了可能有助于竞争对手的商业战略信息，而且尽量避免披露有关企业境况的不利信息。甚至就连监管机构都不太能获得关于金融体系的关键信息，因为他们的职权受到了一些限制。

有人可能会认为，如果企业不愿披露关于其战略、风险等方面的信息，投资者可能会做出最糟糕的假定，因此，竞争会迫使他们披露信息。但是，不应该从企业对其信息披露之谨慎中得出它在隐匿坏消息之推论；它可能仅仅是对其竞争对手隐藏起想法、策略、商业秘密。上述分析有助于解释这样一个令人迷惑的事实：尽管房地产泡沫自2005年就开始漏气，可政府直到2008年秋天才发现银行业处于可怕的财务危境。

第五章 政府的应对措施（1）

政府针对经济崩溃的应对措施已经走过了四个阶段，第五阶段的措施在本书写作之际正在走向国会。前三个阶段每个都是"紧急财政援助"；第四阶段（与紧急财政援助同时进行的）我称之为"容易钱"；而第五阶段，实施以后，将会是"刺激"。政府已经试过了一个小规模的、最终被证明无效的经济刺激计划；2008年初，国会通过了1680亿美元的减税方案。这个数额太小了，以至于无法对刺激消费产生显著作用。

紧急财政援助计划和"容易钱"开启了政府的救助行动。紧急财政援助的初衷是由政府买下银行的"不良"资产――就是那些以住房抵押贷款证券为代表的、因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变得价值不稳定的资产。在第二阶段的重复财政援助中，政府直接投资于大银行，恢复其偿债能力，并以此取得优先股。政府可能会尽量避免评估银行"不良"资产时出现这样的问题：通过以银行账簿上所显示的、被市场低标的价格提出收购要约；此外，如果价格并未被市场低估，则为银行提供保险而不是收购它们。我将暂时跳跃到政府回应经济萧条的第四阶段，因为第四阶段与第二阶段密切相关。2008年11月的最后一周，美联储宣布它将购买8000亿美元的私人债务。其目的，与原初的财政援助计划不同，不是通过消除银行业不透明资产价值的不确定性来恢复该行业的资本流动性；而是为了提高货币流通量，进而恢复借贷活动，避免个人消费支出萎缩和经济产出下降。第三阶段的重复性财政援助是2008年12月联邦政府给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公司提供的贷款，目的是防止或者至少推迟它们的破产。政府应对经济萧条第五阶段的措施是"刺激"计划。由民主党议员提出、如今已在众议院通过、等待参议院表决的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将授权联邦政府在超过两年时间里比原来预算多支出8190亿美元。这一经济刺激预算计划的三分之一被指定用于税收减免，其余部分分用两途：一是公共事业项目，如修路、减少碳排放；二是为促进失业保障、发放贫民食品券、联邦为医疗服务提供补贴及其他社会福利支出而做的转移支付，还有为弥补各州税收和借贷能力骤减所做的转移支付。

大部分保守主义者最偏好经济刺激计划中的减税措施，因为它不重新分配财富，而且也没有让政府干涉市场。大部分自由主义者偏好公共支出措施，因为它使政府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而且公共支出可以改善社会中处境最差者的福利状况。处境最差者具有不成比例的高失业率，但减税措施的主要受益者却是相对富裕的人――他们是缴税最多的人。尽管接受失业救助的人须为此缴纳所得税，但很多失业者的全部收入，包括失业救济金，还不到税收起征点。

联邦的减税措施无助于缓解各州的严峻财政问题。各州的税收急剧下降，但它们又不能发钞票，或者在不以高利息率借款的情况下搞赤字财政支出。如果联邦的税率降低了，那么各州就可以提高税率，而不至于增加其公民的净税负。但是，即使在经济萧条时期增税所面临的政治反对可以被摆平，这一调整也会是一个十分耗时的过程。如果不是花联邦政府的钱去改善基础设施建设，而是削减联邦税收、提高各州税收，然后再把各州增加的税收投入到许多本应由联邦资金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中，这会是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所有本该获得的东西都已经因经济危机而推迟了，就各州的计划来说，是相当严重的推迟，这些计划被各州的财政问题所阻断，如果联邦资金可以投入的话，这些计划尚可很快得以延续，否则的话就只能等待州议会通过立法来提高税收。

为促进经济从萧条中复苏所采纳的财政支出计划将永久耗尽财政预算之危险，在考虑到下述因素的情况下，就不那么严重了：公共设施项目（经济刺激计划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尤其是道路建设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尤其是那些由州政府或者市政当局规划或者开工，但却因经济萧条造成税收收入减少（且借款能力下降）而拖延的基础设施项目。联邦政府可以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直到经济萧条结束；到那时，各州就可以用自己的税收收入来继续这些工程，如果它们愿意的话。

当经济萧条结束时，政府也应该能够终止其昂贵的反萧条措施，从这一角度来说，公共设施建设措施是最好的方案，而非税收转移支付措施是最差的方案。税收的起伏是相当频繁的，但转移支付措施针对的是特定的群体，会创生出一些预期和权利感，从而使这些措施日后的终结在政治上遭遇巨大困难。

考虑到政治因素，有理由猜测，经济刺激计划中的很多项目的成本都会超过其收益――至少如果忽略这些项目为抗击经济萧条所带来的收益、而只是考虑它们为国家的交通系统、教育系统所带来的改进的话，就会是如此。这是一个关键的限定，尽管显然被经济刺激计划的很多反对者忽略了。

在赤字财政支出的盛宴结束之际，政府会背负更沉重的债务。这些债务可用更廉价的货币（通货膨胀）来偿还，或者通过提高税收并将税入增量分配给债务偿还。不过，政府是否可以走税收这条路，取决于它为抗击经济萧条借款的额度，进而取决于它为偿还债务需要将税收提高到何种程度。我们必须避免让未来的税负沉重到严重扭曲资源分配的程度――更别说窒息经济从萧条之中的复苏了。

如果赤字财政支出项目创造的额外公共需求在填补私人对产品与服务需求之不足后还有剩余，那么就肯定会出现通货膨胀。另一个危险是，当经济刺激计划终了，需求将会下降，我们会退回到经济刺激计划之前的状态。但如果经济刺激计划成功地提高了经济产出，就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总结出，一种最佳的抗击经济萧条的刺激计划应该符合什么样的标准。它应该瞄准这个国家里失业或其他闲置资源比例最高的行业或领域。它应该是短期内可实施的，无须为规划、签约等事项长时间拖延。它应该是可在经济萧条结束的时候终止的。除了为终结经济萧条做出贡献之外，它还应该具有社会净价值。我们这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符合这些条件吗？当然没有。那么它因此就像经济学家马丁·菲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所说的那样，是一个8000亿美元的错误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政治维度上审视这场经济萧条。通过激起人们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刚一上台的时候取得的非凡立法成就的回忆，这场经济危机为奥巴马总统在其执政之初实现其很多的立法议程提供了机会。但是要抓住这个机会，他必须把他的立法规划作为应对经济萧条的对策――经济刺激计划――提出来。他的立法规划的部分甚至全部内容都能对刺激经济生产和就业发挥出某种作用，尽管其作用要小于专门设计用以改善经济状况的立法。经济学家忽视了其双重目标，批评它没有向经济萧条发动激光式的攻击。在这样批评的时候，经济学家忽略了这一点。

这两种救济方案对应着解释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发生原因的两种理论：货币主义理论，认为美联储放任货币供给萎缩，造成通货紧缩；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尾随股市暴跌而来的私人对商品与服务需求急剧下降，以及由股市暴跌造成的银行破产、货币供给萎缩，是经济活动没落的结果而非原因，因为经济对资金的需求减少了。第三种解释理论，尽管与第二种类似，认为那场经济萧条是1920年代信贷泡沫的产物，而那时之所以会出现信贷泡沫，部分原因是新型消费者信贷的出现，例如分期付款买卖，以及从银行借款购买股票。

经济学家们不仅在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原因上存在分歧，而且对应对经济萧条（区别于仅仅属于经济衰退的情况）的最佳方案也没有一致意见――是以财政援助的方式为银行系统再融资，还是投放"容易钱"，抑或以公共投资（公共设施项目）的形式进行财政赤字消费，减税，转移支付？均没有定论。

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这两种经济萧条应对方案之间的政治张力在逐渐增加。二者都是向经济中注入货币，货币主义方案是通过美联储购买债务来实现，而凯恩斯主义方案是通过财政部借款并进行赤字消费来实现。前一种措施，尽管为保守主义者所偏好（这不仅因为他们偏好伯南克，一位保守主义经济学家，胜过民主党控制的国会，而这个国会与民主党总统一道决定赤字财政计划的规模与内容），却潜在地比后一种措施具有更多社会主义色彩。208美联储可以终止其对美国经济资产相当大一部分的持有。当美联储购买或者出售联邦政府债券，以求提高（当它购买的时候）或者降低（当它出售的时候）货币供给，实现将利息率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特别是不让它降得太低引发通货膨胀或者升得太高引发通货紧缩）之有限目的的时候，它并未干预特定的经济产业――当然，除了银行业。可当它购买或者出售私人债务的时候，就直接进入了私人市场。它在从监管银行信贷到直接提供信贷的过程中变成了这个国家最大的银行，而不再仅仅是银行借贷数额的监管者。

我有一种政治不正确的倾向，就是反对所有形式的针对抵押贷款的救济；因为那些救济措施执行起来会很复杂而且成本高昂，但对抗击经济萧条的真正贡献却很可能十分微薄。这一立场是我的一种更广泛关切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关切――将在随后章节详细阐述――就是，在经济萧条期，除了经济复苏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措施之外，任何监管措施上的创新尝试都是不合时宜的。

第六章 福祸相倚？

经济萧条的代价――产量减少，收入下降，政府浪费性支出，沉重的公共债务，未来的通货膨胀，消除通货膨胀所引发的经济衰退，财产犯罪（包括烧毁巨额保险财产的故意放火罪），还有精神焦虑――肯定超过了其好处，而且能够引发灾难性的政治后果。本章将会阐述，经济萧条除了害处之外，还能带来一些益处，尽管害处是主要的。

就从经济萧条对经济周期调整的益处说起吧！房地产泡沫不可能无限制地膨胀下去；资金杠杆比率也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下去。世界经济在没有萧条的状态下运行越久，当经济萧条最终不可避免地到来的时候，损失就越惨重。

经济萧条提高了企业利用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效能，因为它为减少经营停滞创造了动力和任务。人们可能会认为，一家在经济繁荣时期陷入经营停滞的企业会像在经济糟糕时期一样有动力走出低谷；停滞（未能实现利润最大化）是一种机会成本，它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与现金消费具有同样的动机效果。但企业是组织，组织会引发"代理成本"，而"代理成本"在好年景比在差年景更难控制。被代理人和代理人（例如雇主和雇员）经常在目标上有分歧，在代理人得以追求自己目标的程度上，他给被代理人施加了成本。因此，我在先前一章中曾讨论过的企业管理人员的过高薪酬问题，就是一个代理成本问题。

类似地，经济萧条还会引导州、市和联邦政府――它们都面临着税收收入剧减的局面――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它会加强那种值得追求的、让政府服务私有化的趋势，保守主义者担心经济萧条会造成相反的效果，即催生政府膨胀到超过经济繁荣所需要的程度。他们可能是对的――但是我尽量看到其光明的一面。而一个亮点就是汽车工人联合会在公共舆论法庭上所遭受的打击。汽车工人联合会被称为害死其宿主的寄生虫――或者换一个比喻，霸王工会大战汽车巨头，结果同归于尽。这是一个极为严厉的谴责。长时期以来，对抗性工会的衰微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对抗性工会相区别的，是那种专注于劳工和管理者一般福利的工会，例如提高劳动安全，保护工人不受上司的不适当对待。汽车工人联合会在底特律汽车工业走向衰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凸显了民主党一直以来对工会的偏好――在经济严峻时期――对经济所具有的潜在危险。民主党对工会的偏爱源自工会对民主党政客竞选所做的努力，也来自于对罗斯福"新政"的怀旧和其他形式的感伤自由主义。

即使经济萧条通过损害自由市场信念打开了政府更多干预经济并逐渐提高税收的大门，但这些并不必然是坏事情，尽管可能是，如我们刚刚看到的。很显然，最优数量的政府干预和最优数量的税收都不是零，二者到底应该多么小，是不清楚的。我已经指出，有一系列未获满足的社会需求，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满足。尽管原则上满足这些需求所需的大部分资金都可以通过削减政府浪费型项目获得，但政治上的某些现实考量限制了所能节约的资金的数量。

经济萧条加剧了失业，但也因此而提高了教育需求，因为经济萧条缩减了机会成本――放弃的收入是高等教育给学生带来的最大成本。教育对全社会都产生收益。受过教育的人比未受教育的人具有更高的生产力，但并不能以更高收入的形式收获其劳作所产出的全部产品。看起来，经济萧条或许还可能削减受教育的货币收益，进而削减其受教育的动机。但是，由于教育收益会终生增值，因此，经济萧条对正当学龄年纪的人的教育消费影响很小。

经济萧条是一种给人教益的经历。银行业当然从当下的金融危机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资金杠杆的风险，意在比传统手段更低成本地减小债务违约风险的复杂金融工具的副作用。公众也被上了一课：他们知道了投机于房地产价格的危险，以及将其剩余储蓄投资于高风险股市的危险。

不过，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教训很快会被遗忘。因此金融理论家路吉·锦格里斯的下述建议是很好的：任命一个高级特别委员会，不论是公共委员会还是私人委员会，像沃伦委员会或9/11事件委员会那样彻底调查过去十年间的经济管理状况，其顶点就是伯南克和保尔森2008年秋季为避免经济萧条所做的狂乱努力。我们有必要清楚地知道，他们对其所作所为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赖以行动的信息是什么，他们咨询了什么人，为什么要咨询这些人，其后果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都解决之后，才可能找到防止历史重演的办法。

这场经济萧条会减少受雇于金融企业的才智人士的数量。这可能是一件好事，原因在于劳动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异。从平均值上说，有些职业的人给他人带来的收益，大于他们自己获得的货币收入，教师、科学家、发明家就是这样的例子。高收入的娱乐界人士很可能也是如此，但金融高管却并非如此，他们每年收入数百万甚至有时候高达数亿美元。并不是说适当的信贷管理对于美国经济不重要；这极为重要，如这场经济萧条所展现给我们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哈佛大学的高能物理博士，还有其他一些具有出众数量分析技能的男人和女人们，去对冲基金公司工作――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去干了这行――就能比从事其他一些他们胜任但却收入相对较少的工作给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金融领域的萧条会把那些人中的一部分疏导到其他一些赚钱稍少、但对社会来说却更具生产力的工作岗位上。

这场经济萧条也打破了经济学职业界的迷梦。经济学界未能预测出这场经济萧条，而且就及时谏言、有效应对来说，他们也准备不足，这种局面会激发人们对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做出一些新思考。它甚至可能导致萧条经济学和被视为经济学中的一个独立领域的金融学的合并。银行业危机所引发的经济衰退会比其他类型的经济衰退更可能演变成为经济萧条，原因是支撑个人消费支出的信贷体系的坍塌所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铺平了通往经济萧条的道路。宏观经济学家是研究经济衰退和经济萧条的专家，金融理论家是研究金融系统运作的专家。对发现风暴云来说，后者速度更快。前者不仅在预测和理解经济萧条上失败了，而且在萧条发生之后还发现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如何才能使经济走上复苏之路，这两方面原因都使宏观经济学家受到了责难。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两个学科更密切的结合，或许能够在更早的时候对经济颓势做出更为果断的应对。

如果经济萧条，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导致个人储蓄率持续增长，那么其代价可能称得上物有所值。这场经济萧条的经历应该会引导人们生活更加节俭，这在经济萧条缓和之后，会促进投资资本的凝聚，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用再继续靠我们那些富有的大叔们――中国、日本、德国――过活了，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商品，以换回我们的通货。不过，就我们需要更高的个人储蓄率来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们之所以需要更高的个人储蓄率，是要适应人口的老龄化。人活的时间越长，就必然要把越大的消费比重转移到退休的岁月，所以他们就必须在年轻的时候储蓄更多的钱，除非他们把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负担推给子女或者纳税人。确实，随着寿命的延长，他们可以工作更长时间，但工作年限却很可能无法与寿命成比例地延长；而且即使能，他们在医疗服务上的支出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这样就会凸显出人们通过减少当下消费从而将消费支出转移到将来的必要性，因此就要在年轻的时候多存些钱。人们的储蓄越多，政府通过社会保障、老年保健医疗之类项目为个人消费提供资金的压力就越小。那些政府项目起到的作用应该是补充而不是取代个人储蓄。

即使是经济萧条，也拥有一抹亮色，尽管很淡。如我们所知，在经济萧条中一个人使资金增值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的钱放到保险柜里（或者就此而言放到床垫下面）――他不必自寻麻烦去搞什么货币市场基金。这是真正的节约成本，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米尔顿·弗里德曼主张美联储将货币扩张率设定在略低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平上，因此，通货才能以一种可预测的速度逐步收缩。预期贴现率很关键；其数值越高，现金就越可能被储蓄起来，通货紧缩就越可能引发其他经济病症。

第七章 关于资本主义和政府我们学到了什么（1）

资本主义将经受住这场经济萧条的考验，就像它经受住了1930年代那场经济大萧条的考验一样。它之所以能存在下去，是因为所有针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都名誉扫地了，而这一点在1930年代的时候尚不清晰。不过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但是，资本主义只能以一种折中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请想一想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对集体主义的激励。酝酿于经济萧条时代的罗斯福"新政"宣告了政府严厉监管经济的一段长时期的到来；今天也一样，不论是复活的经济监管还是迫在眉睫的政府规模扩张，都既有呼声又有现实。因此，政府是否对这场经济危机负有责任的问题就很重要。

就政府对这场经济萧条的爆发负有基本责任的观点，我已经表达了我的怀疑。就人们根据目前已知信息所能做出的判断来说（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限定），这场萧条是自由放任经济体制下经济活动正常运行的结果――更准确地说，它是一个与经济市场的正常运作相容的事件。整体上看，银行家和消费者在这段时间里一直都是以理性自利的方式行为，但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银行活动风险增高，房地产泡沫膨胀并且破灭，个人储蓄率降低，同时储蓄的风险增加。市场参与者犯了很多错误，但这是市场过程的常态。有什么时代不是这样的吗？经济生活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媒体在揭露金融人士的劣行、犯罪、蠢事以及似乎惊人的奢侈上获得了意外的成功。有时候他们甚至误解了自己谴责的对象。金融危机实际上是金融家们的决策――其中一些是错误的――造成的后果。但那些错误是系统性错误――是银行业的本性在低利息率和反监管潮流所塑造的环境中的产物，而不是坏蛋和傻瓜的滑稽行为的产物。

要因这场经济萧条而责难政府，会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问题。第一，假如没有政府对经济的监管，很可能也会出现一场经济萧条，因为即使美联储没有在2000年代早期放松货币政策，也会有足够多的海外资本进入，并将利息率保持在低水平上，除非美联储那时候对低利息率催生经济萧条的风险就相当警觉。而且请记住，除了低利息率之外，还有其他因素也对引发经济萧条的金融危机做出了"贡献"：抵押担保贷款的营销攻势，广泛存在的风险嗜好，高度竞争、很少监管的金融产业，以及债务证券化。

第二，在金融监管中，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界线模糊了。对于布什政府来讲，这一点尤为突出。伯南克和保尔森都不是政客，也不是职业公务员，尽管伯南克曾经在政府中工作过六年，保尔森先前是投资银行家，只有最后两年是在政府工作（他现在已经离开了）。他们二人的主要顾问都是（就保尔森来讲，过去是）投资银行家和学术经济学家，而不是美联储和财政部的职业雇员，尽管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就是蒂莫西·盖特纳，他在担任奥巴马政府财政部长之前，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甚至对于金融股票空头交易的临时禁令――这似乎反映了人们印象中政客对投机行为所持的那种无知的敌意――都受到了摩根·士丹利的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金融家的极力敦促。白宫、国会和懒惰的证券与交易委员会在布什政府末期反击经济萧条的措施制定上都是小角色。实际上，政府把挽救由华尔街造成的经济危机的权力又授予了华尔街。

第七章 关于资本主义和政府我们学到了什么（2）

我并不是批评将金融危机的处理委派给金融专家而非政客和官僚的做法。但这是一个进一步的证据，表明金融危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而非政府的失败。

政府在这场危机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是放任而非鼓励。政府数十年来对银行――以及更一般地说，信贷行业――疏于监管，放任私人行动者――银行家、抵押贷款经纪人、房地产销售商、房主等――做出理性自利的决策，引发了金融危机，政府却无力阻止其恶化成为经济萧条。政府的不作为催生了市场的一次深刻的失败。这种不作为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压力的结果（保持低利息率，保持繁荣的假象，赢得强大政治势力的好感，因为这势力――并非偶然地――是政治竞选的重要赞助者）。不过，它也是政府官员自满的结果，是天然地假定政府官员取得了预防经济萧条的有效工具的结果；在经济大萧条于1933年3月触底的75年之后，没有人预见到它还会重演――人们以为经济萧条已成为"历史"。政府的不作为还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一个结果，该意识形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克林顿政府，以及就此而言还可以追溯至1970年代的若干克林顿前任政府所持有，1970年代是金融产业反监管运动开始的年代。这种意识形态承诺被布什政府推到了一个新高度，并在证券与交易委员会未能觉察麦道夫诈骗的事件上典型地表现出来。

政府在监管上出现了重大失败，但这一事实也不应掩盖市场的失败。更准确地说，是不能掩盖――实际上它凸显了――政府更好地监管市场之必要性，以保障金融市场稳定性这一公共善品。政府并非完全是消极被动的。2000年代初期极低的利息率就是政府政策故意造成的结果，低利息率鼓励了银行提高其资金杠杆比率。但是机会的存在并不等于决定利用它。没什么东西强迫贷款人在利息率下降的时候提高其资金杠杆比率。企业也可以在借款增加的同时按比例增加其净资产，以此维系其资产负债比率不变。银行必须经过决策才能提高资金杠杆比率，不能允许它们把决策的责任转嫁给政府（"是放松监管使我这样做的"），也不能允许它们把责任转嫁给金融工具，例如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和信用违约掉期，这些工具看起来降低了资金杠杆比率的风险。那些金融工具是在私人部门发展起来的，受到私人部门的信赖，并对私人部门产生影响。

不管相关责任问题怎么解决，政府失败和市场失灵都毫无疑问是事实，对于重大政府失败的标准政治对策是监管和改组。后者经常比前者更具优先性。政府想要证明它在采取措施预防事件重演，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廉价、最显眼也是最具戏剧性的方式就是向世人展示它已经"收到了那讯息"，"正在做一些事情"以实现改组。但是，要在危机之中进行改组，以及类似地，在危机之中进行监管与监管机制重构，都肯定会引起混乱。推行上述两种措施的理由在于，改变金融监管制度结构的能力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衰微；总统的权力现在正处于巅峰，应该发挥作用，而且毫无疑问也会发挥作用。但是，如我将在第十章中论辩的，在对经济萧条的抗击中，政府官员们目前正困顿于此时此地必须化解的种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如何才能对金融中介机构施以最好的监管这个问题，让他们迅速给出一个明智的答案，那实在是太困难了，做不到。实际上，试图检修金融监管体制的努力可能会延长经济萧条，因为这会使政府官员从推动经济复苏的努力中分神，而且会使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所处的商业环境比现在更多不确定性。

第八章 经济学界昏睡于危机发生时刻

关于这场金融危机在事前预测上出现的失败，最让人不解的谜题之一就是那么多学术经济学家都缺乏先见之明。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是经济学中声望很高的领域，一流的宏观经济学家和金融理论家都是一些杰出人士。可是，尽管房地产泡沫从2005年起就开始泄气，并在2006年破灭，经济至迟从2007年底开始进入衰退，正在迫近的经济崩溃的警告在2008年春天隆隆作响，但却充耳不闻，没有多少经济学家，不管是学术界、政府还是商界的经济学家，及时地拉响警报，给政府和银行业以真正的冲击。

我并不认为经济学家预测错误的原因在于愚钝，而是因为经济学家们不相信这个国家可能滑入比另一场温和经济衰退――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周期性遭遇的事情――更糟糕的任何境地。还有其他很多一流的宏观经济学家，以及杰出的金融理论家，在风暴积聚和爆发的时间里只是沉默着；或许那就是谨慎的做法。即使现在，经济学职业界还是茫然于不确定性和优柔寡断，仿佛它对已然发生的事情感到难以置信。就如何应对这场经济萧条来说，经济学界的共识尚未出现。大部分经济学家似乎基本上不愿做出任何尝试性努力，将经济从困境中拯救出来。

并没有多少经济学家注意到（或至少谈到）企业管理者薪酬措施与高风险借贷之间的关系，或者意识到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其他附属抵押债务责任和信用违约掉期的风险，或者将个人储蓄的萎缩和在这种情况下贷款给经济造成的危险联系起来。似乎并没有多少经济学家注意到，银行产业的危机一旦爆发，就不是（或至少主要不是）缺乏流动性的危机，而是破产的危机。不仅警示信号一再被忽略，直到无可挽回，而且，当经济学职业界最终苏醒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不管是政府经济学家如伯南克，还是私人部门经济学家，都没有为处理这场经济萧条准备好应急方案。

一些媒体评论将经济学界令人不满意的表现归因于学术界过分依赖有关经济的抽象数学模型。但是，知名的宏观经济学家并不全是学术经济学家。而金融学教授们，他们主要供职于商学院而非经济系，其研究领域与有关经济衰退和经济萧条的宏观经济学有一部分重叠，并趋向于深深嵌入真实世界中的金融市场。他们不仅是书斋中的理论家；他们还是咨询师、投资人，有时候还是资金经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要么是在进大学教书之前，要么是在离开大学在外挂职期间，都为美联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非学术机构工作过。他们的学生一般都是先在商界工作几年才进入商学院读书的，因此会给他们带来商业实践中的最新知识。

金融学教授与金融产业之间的纠缠关系有一个阴暗面。如果他们对金融产业提出批评，并建议强化监管，他们就可能变成"害群之马"，并失去报酬丰厚的咨询业务。这种利益上的冲突可能会使一些经济学家故意放水。更重要的是，几乎没有哪位理论家会研读或者深挖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商业经济学家――咨询师、商业企业或贸易组织的雇员――强调经济预测，而且经常拥有特定行业的知识和数据，但很多人都受到其商业身份的拖累。你不能指望受雇于房地产公司或银行的经济学家会讨论房地产和信贷泡沫问题。

在这场经济萧条可归咎于格林斯潘、伯南克、萨默斯、鲁宾、保尔森、考克斯所犯错误的限度内，这些错误又可部分地归因于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商界领袖对反对政府积极干预经济运作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过度信奉。这里的要点只不过是，对金融产业过度放松监管是由主流经济学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承诺诱发的政府失败，主流经济学家们忽略了这样的可能性：金融市场之所以看起来是强健的，是因为监管措施防止了先前金融危机的发生。这场经济萧条是资本主义的一次失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某一种资本主义的失败（宽泛意义上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或者用一种流行的说法，是相对于"欧洲式"资本主义的"美国式"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最忠实信徒们的失败。

经济学界在预测并果断应对经济危机上的失败的根源在于，有关经济萧条的研究是经济学的一个相当不能让人满意的分支领域。这并不是因为经济学家们忽略了这个领域。有关经济萧条的经济学文献卷帙浩繁而且引人入胜。不过，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经济萧条特征的不连续性很难建模。

萧条经济学所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经济萧条在多数国家的历史上都是罕有事件，因此，要收集足够多的样本，以能得出可靠的、能够揭示经济萧条的原因、危害程度、后果以及对策的统计学结论，就需要对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即不同――经常是极为不同――制度、文化、政治、经济环境中发生的经济萧条的数据加以综合研究。在相互竞争的种种假说无法获得严格的经验检验的情况下，要在其中做出选择就会严重依赖前见。就关于经济萧条的假说来讲，有关前见可能进而又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样一来，就把我们又带回到了讨论开始的地方。左翼经济学家倾向于将经济萧条视为缺乏监管的资本主义的失败的证据，右翼经济学家则将经济萧条归咎于政府政策的误导，他们相信，如果没有那些政策，至多只会有周期性的温和经济衰退。

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所存在的意识形态分歧――这些分歧反映在彼此敌对的一些宏观经济思想学派中，如货币主义学派、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奥地利学派――阻断了共识，并使政客和公众彷徨于没有道路的荒野。在一个领域中存在若干相互对立的学派这一事实本身表明这个领域是柔弱的，不管其从业者是多么的出色。

对于经济萧条的原因与对策的经济学理解尚没有进展到可以使分析不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程度。在受到经济学家与他人共有的政治情感影响的经济论战中，双方都提出了一些好的论点及论据，但论战却无法通过经验性检验的方法加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由意识形态所塑造的前见将会给论战者造成迷惑性影响。此外，这场经济萧条，就像上一场经济萧条一样，可能会刺激经济学家进行一些新的思索，同时为经验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数据。

这一讨论或许有助于解开另一个谜题：为什么新闻界，包括金融媒体和一般媒体，对于迫近的经济危机比经济学家更警觉。不论新闻报道者具有与本·伯南克或者罗伯特·卢卡斯之类的人相关的何种智识局限，他们至少都没有受到来自于经济理论或经济史的前见的羁绊。而且他们比经济学家更加贴近现实，这可能使他们得以在消息抵达美联储和学术界之前，就在贴近地气的层面上感知到了房地产泡沫和高风险住房抵押贷款。

新闻界和学术界之间还有一个差异。新闻业，即使采纳了《经济学家》杂志那样的稳健风格，也是靠戏剧性报道，即靠冲突和惊恐、矛盾和突变才能繁荣。和房价上涨―相比，经济泡沫和银行破产是更加刺激的商业新闻。新闻记者对麻烦事的预兆充满警觉――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专家和官员们倾向于把记者当作危言耸听者而忽视其警告。

第九章 责任分配

我说过，这场经济萧条的根本责任在私人部门。由于我们时常遭遇经济衰退，要政府防止经济衰退的发生恐怕是不现实的；毫无疑问，我们至多只能期待政府防止某一些经济衰退的发生，并减轻另一些经济衰退的危害。不过，鉴于我们拥有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经历，以及那时候锻造的、预防经济萧条重演的工具，人们可能期待政府能阻止经济衰退恶化为经济萧条。人们希望，政府在2008年秋天采取的措施以及今年明年将要采取的措施能够阻止这场经济萧条陷入上一次萧条的那种深度。但是，已经和将要采取的措施的代价是高昂的。这些措施反映了一种日渐显露的信念：我们真的处于经济萧条之中了，尽管萧条这个词依然是一种禁忌。拯救措施会对经济造成长期的损害。而且，由我们的经济萧条所触发的这场全球经济萧条对于世界和平、对于美国的国际声誉与影响力都有一些不祥的意蕴。

所以，可将经济衰退归咎于市场，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经济衰退经常会恶化为经济萧条，在政府从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后果中学会预防办法之前，就常常是这样。但是这并没让政府脱得了干系。它未能采取及时而且融贯的措施阻止经济下滑。失败的种子早在始于1970年代的放松银行和信贷监管的运动中就埋下了。格林斯潘、鲁宾和萨默斯，克林顿时代美国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放任了蒸汽泡沫的蓄积，它逐渐把房地产业和银行业吹上了天。

不过，如果没有布什政府对于经济的不当管理，可能也不会出现经济萧条。不应该责备布什2004年再次任命格林斯潘为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那时候享有崇高的声望；只是后见之明才让我们看出，他的声望是名不副实的，而且在这一职位上呆过十七年之后，他已经因恋栈而不再受欢迎了。而伯南克看起来像是2006年接替格林斯潘的绝佳人选，而且那时候可能确实也是，尽管他继续犯下了严重错误。同年，保尔森担任财政部长之任命在当时是有道理的，尽管后来再看是错误的。

布什犯了一个错误，就是2002年12月解雇了他的主要经济顾问劳伦斯·林塞――原因主要是林塞的先见之明：与官方意见相反，他预测即将到来的伊拉克战争不会是廉价的（尽管他还大大低估了战争花费）。林塞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曾经任职于哈佛和美联储，他曾在1990年代警告过网络经济泡沫，而且很可能比布什政府中的任何其他高级官员都更早地发现极为危险的房地产泡沫，并建议采取遏制措施。林塞之后继任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中没有一个人是经济学家，也没有一个人在经济政策制定中发挥出了可见的作用。伯南克曾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直到2006年他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为止，接替他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是爱德华·拉泽尔，他尽管是一位不错的经济学家，但却是一位劳动力经济学家，而不是宏观经济学家或者金融经济学家。布什的白宫官员不是为了应对经济萧条而选任的。这种状况现在要改变了。劳伦斯·萨默斯是一位宏观经济学家，而拉泽尔的继任者克里斯蒂娜·罗默是一位萧条经济学专家。

布什政府经济管理中的另一个错误是赤字财政预算，致使国债规模大幅增加。到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国债数额已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只有使经济受到严重挤压，才能负担得了刺激经济复苏的努力所要求的巨额财政支出，同时不至于使美国经济遭受长期严重损害。赤字财政预算还有另一重意义。它提高了我们对外国资本的需求――为赤字预算筹措资金。因此它就鼓励了中国、日本、德国之类出口导向型国家的贸易政策，这些国家愿意以它们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换取美元，并将这些美元投资在这里，这种活动通过降低利息率为我们（以及他们自己）铺平了通往经济萧条的道路。

经济学职业界在基本政策问题上的分歧将经济政策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了政治偏好。于是，就让教条主义的自由市场、亲商业、反监管的意识形态控制了布什政府的经济思考，直到经济萧条临头，监管措施才开始执行（或者没有执行），由此意识形态才退隐。

商业需要有合理稳定程度的政治环境。由于紧急财政援助计划完全是针对特定目的的，所以银行不知道该站在哪里。不确定性会使针对银行的私人再投资成为不可能。指责财政援助计划的运作缺乏"透明度"和"责任心"（这个问题或许现在将要变化了）的呼声是正确的。但有一个更简单也更重要的问题是，银行根本不知道它们将会面临什么，这进一步强化了银行合乎常理的不愿放贷的态度（因为资本不足），以及它们在吸引私人资本上的无力。监管改革的前景只能进一步加深银行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加重其瘫痪程度。

如果政府制定出了融贯的经济萧条应对计划，那么在对策上所存在的政治化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保守主义者尤其不满经济刺激计划，而自由主义者则尤其不满财政援助计划――就会减少。于是就可能出现由专业人士制定的非政治性的计划，进而责任就会被转移到政客们那里：他们就要为实现其可能被曝光的赤裸裸的政治目的而向专业人士发起挑战。

格林斯潘和伯南克这两任美联储主席的领导必须被视为这场金融危机及随后陷入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格林斯潘的巨大声望给了他很大的自由度，可他却没有利用它来通过提高利息率抑制房地产泡沫、通过更果断地行使美联储对商业银行的控制权来抑制高风险贷款。他以为他能够通过等待泡沫形成并破灭、然后再降低利息率来收拾残局的方式避免政治论争。他是自己过去之成功的囚徒。

一个进一步的问题是，自1970年代"滞涨"以来，研究商业周期的宏观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将利息率保持在一个较高但又不会高到引发经济衰退的水平来防止通货膨胀。格林斯潘似乎在2000年代早期就已校正了这一周期――利息率保持在低水平，通货膨胀率虽然确实上涨了，但却仍然处于可容忍的限度内。如果看起来我们既可以保有较低的利息率又不会出现不可接受的通货膨胀，对于经济衰退的担忧就消退了，因为低利息率刺激了经济活力因此降低了经济衰退的危险。只是在低利息率引发通货膨胀的时候，经济衰退的威胁才会出现，因为美联储将有动机提升利息率以消除通货膨胀；这就是1980―1982年严重经济衰退的原因。低利息率可能引发信贷盛宴，信贷盛宴又进而可能引发经济衰退甚至经济萧条――这一事实处于政策的雷达屏幕之外，之所以如此，其部分原因在于，廉价信贷和放松金融监管二者之间的相互增进效应被人们忽略了。

有一些读者可能会认为，我对美联储和经济学职业界太过挑剔，同时又对金融界人士太过宽容――这看起来可能与我的下述主张相矛盾，即认为这场经济萧条是资本主义的一次失败。但是，尽管金融业人士对这场经济萧条负有主要责任，我却不认为可以为此而责难他们――意指道德谴责――就像人们不能责难狮子吃掉斑马一样。资本主义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商人会冒那些能增进其经济利益的风险（大多数时候是在法律的限度内）；单个的商人因银行业的不稳定而担忧他的决策以及他的竞争者的决策可能会引发经济萧条，这不比一头狮子因担心狮子吃斑马的速度超过斑马繁殖的速度而放生一匹斑马更有意义。告诉银行不要发放风险贷款或者谴责购房者借了一笔他可能无力偿还的贷款，就好比告诉狮子和斑马在他们中间建一道篱笆一样。

新闻记者、政客，还有一些应该知识更多的人，像著名宏观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都参与到了一场控诉华尔街的盛会中。他们弄错了目标。建立预防由高风险贷款引发的经济崩溃的防护措施之责任应该属于政府。确实，政治，在与资本主义大致相同的意义上，也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政客凭借美元竞争选票。但是美联储，就像联邦法院一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尽管不完全――是与政治隔离的。

罗伯塔·卢卡斯，活着的最杰出的宏观经济学家，在2003年1月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演讲中说："宏观经济学在1940年代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对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智识回应。那时候这个词语指的是我们希望能用以预防287那种经济灾难再次发生的知识和技能。我这个演讲的主题是，原初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学已经取得了成功：它的中心问题即预防经济萧条实际上已经得到解决，而且事实上在几十年前就解决了。"我想，他今天不会再说这样的话了。

第十章 前方的路

紧急财政援助、"容易钱"、经济刺激计划、延期变卖抵押物、以及任何其他用来控制经济萧条延续时间和严重性的紧急措施都只是损失控制手段，而且是成本高昂的损失控制手段。针对经济萧条的救治措施虽然并不比疾病更糟糕，但也是相当坏。我们有必要从现在就开始思考降低再次发生经济萧条之可能性的方法；最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坚定地对突发事件应对方案加以系统地阐述和总结――美联储和财政部在此遭遇了悲剧性的失败。

就这场经济萧条来说，在预防工作上有三个重大失败：过度地放松监管，忽略警示信号，对个人储蓄率的下降及个人储蓄安全性的漫不经心。这些问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纠正的。

各种银行类企业经常可以通过形式上的微小改变来选择它所受管辖的监管机构。合并各种监管机构（就像德国和英国那样――财政部在2008年3月已经提出了部分合并的方案）将会提高政府有效监管金融市场、在金融危机早期就发现问题的能力。考虑到不同国家之间银行体系的相互依赖，设立一个国际金融监管权威机构可能也是必要的。

但是，现在却不是对金融产业进行改组或者重构监管的时候。反对改组的例证再显明不过了：经验告诉我们，重大的联邦机构改组（更不要说这是一个既包括本国也包括外国的金融中介机构监管的重组）需要经过数年时间才能定型，在这个成长的痛苦过程中，改组机构担负的职责所能发挥出的效能将会低于改组之前。这还没有考虑到下述事实：就当下的情况来说，要负责设计、管理机制改组那一小撮高级经济官员现在正为处理经济危局而忙碌不堪。

不管怎么说，我们原则上可以回到1960年代商业银行的监管架构。那时候，银行资本主要由零利息的活期存款和联邦证券组成，主要可以用于发放短期商业贷款。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像今天这样，允许其他金融中介机构经营银行产品的近似替代品，那么这种银行经营模式就无法存活下去。不过，这是否意味着，必须把货币市场基金、对冲基金和其他所有非银行的类银行企业都置于与商业银行同样的监管控制之下？比如说，应该要求它们保有准备金吗？给其资本的贷方提供零利息？如果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等这些企业的末日也就到了。如果回答是否定的，人们就不清楚对商业银行施加多少监管才是可行的。如果还有其他答案，那要找到它可得破费思量。

还有一个进一步的、非常严峻的复杂问题。据我所知，没有人清楚地知道我们放松了监管的金融产业――包括放任自流的银行、对冲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及其余所有的企业――的社会价值到底有多大。直到去年秋天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其利润是极其巨大的，但是毫无疑问，其中包含大量的经济租金。

在不能全面重构监管的情况下，一些零星的改革措施大概是可行并且有益的。不过我恐怕下面列举的都是一些琐细的方面。例如，政府或许应该停止谈论房屋所有权计划；要求企业，不论是公开上市的还是私人的企业，披露其高级管理人员的全部薪酬；要求金融企业管理人员的实质性份额的薪酬推后发放，并与企业的未来业绩挂钩；或许还应该考虑提高收入很高人群的边际收入所得税率，以抑制他们对冒险的嗜好。

关于我以上建议的这些值得现在加以考虑的措施，鉴于经济萧条仍在继续，唯一能说的就是，这些措施回避了在决策是否重构针对金融中介机构的监管时所涉及的一些重大而且棘手的问题。

不过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是，总统及其顾问们现在正忙于应对经济萧条以及一系列紧要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事务。由一个新的、统一的监管机构实施的新的金融监管体制将需要数年时间才能逐步形成。政府为应对经济萧条所推出的、已经或即将实施的六项或者八项措施，在目前来讲就足够了。让那些全面的、结构性的解决方案等到以后更平静的时日再出台吧。

第十一章 保守主义的未来

人们普遍认为，共和党在2008年11月总统大选中的失败标志着保守主义在美国的衰退。我们应该在共和党和保守主义之间做出区分。两党制下的政党构成了机会主义的联盟，其结果是缺乏意识形态上的同质性，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文化异质性国家里。很多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投票给某一政党是基于习惯、怀旧或家庭传统或给予与某一特定事件的关联――或甚至是因为自己喜欢或厌恶的人投票给了某一政党，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基于意识形态的投票者。在共和党内，可以把他们分为三个主要群体：（1） 信仰自由市场、低税收、小政府的人――经济保守主义者；（2） 信仰严刑峻法和强硬外交政策的人――我称他们为防卫保守主义者；以及（3） 社会（主要是宗教）保守主义者，他们敌视堕胎、同性恋婚姻、色情作品、枪支管制、政教严格分离。防卫和社会保守主义者在敌视非法移民这点上融合起来。经济和防卫保守主义者之间存在一定紧张关系，因为国家安全状态需要大政府进而需要高税收，而经济保守主义者和社会保守主义者也存在紧张关系，因为前者是自由至上主义者，后者是干涉主义者。

三个群体都受到近期一些事件的损害，而且正在因别人受到的抨击而彼此拉大距离。……共和党人声言自己是经济、国家安全以及这个国家的道德生活的可靠受托人，但上述伤创，再加上人们感觉布什政府缺乏管理能力，削弱了共和党人的那些主张。总统大选中两党在效率上差距强化了两党能力上差距的表现。在大选中，由于麦凯恩以及布什似乎无力理解经济危机，一些保守主义者转而支持了奥巴马。布什政府的一连串重大错误已经困扰了有思想的保守主义者，而那些错误在其对金融危机的优柔、飘摇的对策中达到顶点，布什政府没能预测到这场危机，但却以其松弛的监管政策哺育了它；在这种情况下，有思想的保守主义者震惊于共和党总统竞选活动表现出来的智识上的空虚、经济上的民粹主义以及它对堕胎、枪支问题的偏见。

共和党宣扬了其支持者的反智主义，将那些受过很好教育的、用完整句讲话的人嘲弄为"精英主义者"――这种态度根本不符合保守主义强大的智识传统。保守主义者宣称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自由主义的，因此保守主义者应该用他们的肚子而非大脑来思考――这是自毁的策略。这个国家所处的这场经济危机不可能在肚子里获得解决。

相当多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建构形成了一个宽阔的区间：从左翼的干涉主义者一直延伸到右翼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二者中不论走哪一个极端，都将是错误的，因为迄今为止哪一个都未被证明是正确的。干涉主义者倾向于低估市场的优点，而自由至上主义者则趋于夸大其优点。后一种趋向在当下关头更加危险。自由至上主义经济学家没有领会放松金融市场监管的危险，并低估了这场金融危机的风险和严重性。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前，政府放任资本主义自为的创伤去侵害经济，造成了第一场经济萧条，自由至上主义经济学家的影响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解决途径不在于戒绝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治因素。尽管原则上讲，致力于增进经济效率的政策会使每个人的境况都变得更好，只要从政策中受益最多的人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给收益最少或完全没有收益的人以补偿，然而，没有人能想象这样的转移支付会是可行的。社会中有一些冲突只能通过政治竞争加以解决。只有政治能够裁断并缓和具有不同价值观和利益的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冲突。但这并不是说，把社会治理交给一帮能干的技术专家，就是解决经济问题或者政府面临的其他问题的一个好办法。所有的时代里，杰出人物都曾把事情搞糟过。

针对经济危机的实用主义的、非政治的、非意识形态的解决方案的空间仍然可以扩大。人们已经听到了一个有希望的声音：奥巴马政府决定采纳货币主义的和赤字财政消费的药方来疗救经济萧条。由于没有人知道哪一种药方更好，而且由于经济局势极端严峻，谨慎的措施就是同时尝试两种方案而不去忧虑哪一种更自由主义哪一种更保守主义。

结语

我不是预言家。我不知道经济将在何时开始从萧条中复苏。不过，如果经济复苏从明天就开始的话，政府为加速经济复苏所花费的数万亿美元，以及银行业的重构，还有将引出无尽问题和不确定性的改革，都会在经济上笼罩数年之久，就像针对致命疾病的昂贵治疗措施会使病人变得虚弱不堪一样。

谢选骏指出：人说"资本主义的失败"——我看"资本主义并不存在"！那么，存在的是什么？我看是"自由民主制度之下所显露出来的人性贪婪"。

所以，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失败"，不如说是"人性的失败"、"以人为本的失败"——这就证明了，"原罪的的确确存在"！相形之下，"资本主义并不存在"。

【附录5、左派右派都是坏蛋】

网文《为什么中国的左派右派与外国左派右派是相反的？》（佚名）报道：

问题：

在中国左派保守复古右派激进自由；西方好像是相反的。为什么？

答案：

中国的政治倾向不能这么简单两分。主要的政治派别起码有三派。

中国目前在网上势力看起来最大的一派就是自由派，代表像南方报业这种，他们一般声称自己是『右派』，但其实他们的观点非常像西方的自由左派（liberalism），支持文化开放，政治自由和民主化。他们也同情弱势群体，并且认为弱势群体之所以过得不好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体制不合理造成的。所以在经济领域，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支持社会福利，并不是支持完全的自由市场的。而且他们不见得认为政府一定要小，反而可能会觉得政府有义务也应该有能力去『为善』。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他们的这两个观点跟传统的保守派有根本不同。这一派认为目前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不够『公平』，而解决公平的办法，他们认为主要是民主和自由。在对待外国的态度上，他们往往认为西方整体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非常正面的，西方对中国的批评，也主要是在帮助中国人民。国内大城市的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很多是这种观念，其中有不少其实自己家境也不错。但这派在年纪大的人群里面，其实支持率是很有限的，集中在大学老师，媒体人这些圈子里面，但即使在这些圈子，也未必是多数。不过自由派的支持人数数量目前在迅速扩大，特别是像微博这样的平台有很多自由左派的人在不断的宣传自己的观念，慢慢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还有一派群众基础其实更广大，可以称作是真正的保守派，他们一般也反对文革，对毛没有特别的好感，也不认为共产主义可行，认为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是最重要的，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既有强大的国家，人民生活也能改善。对于政治方面，他们一般也认为腐败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但不觉得民主化改革是必要的。在文化方面，他们也偏保守一些，也一般比较提倡传统文化。所以这一派整体上对目前的政治，尤其是12年以后的这个领导班子，其实还是比较认可的。这派一般不认为自己是左派，常常认为自己是中间派。但是自由左派其实有时叫他们『左派』。而在很典型的高速发展的经济体里，这种观念一般都被认为是典型右派，比如台湾的国民党，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韩国的大国家党（现在叫新国家党），都是这种观点。『实用主义』是他们的座右铭。这一派虽然认为目前中国发展的趋势不错，但一般也承认中国社会还存在很多问题。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归因是中国不够『富裕』，认为社会的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发展经济来解决。而他们又认为落后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迅速增长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干预和控制。体制内的人士基本上毫不意外的持这种观点。但其实体制外，小城市、农村大批出身普通家庭，通过高考获得比较体面的社会地位的年轻人，其实也持类似观点（而且他们常常也愿意优先考虑进入体制内工作）。小城市和农村的普通居民，很多也是如此。另外有一些人年轻时是自由派，但后来慢慢变成保守派了，韩寒其实就有这种转向。

在中国传统意义上（近几十年）的左派是所谓的『毛左』。这些人其实跟『自由派』一样，也觉得今天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不『公平』。但他们对如何解决公平的看法跟自由派可谓是截然相反，水火不容。他们往往认为在自由市场前提下的这种社会福利无非是富人对穷人的可怜的居高临下的施舍，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且这种看似公平的秩序如果产生了不平等的结果，只能说明秩序本身并不是根本上公平的。他们往往认为民主政治无非是有钱人和文化人玩弄的游戏，跟真正社会底层没什么关系。在文化领域，他们一般也比较保守，一方面是他们往往对文化层面的需求其实很有限，观念也比较保守，觉得很多现代文化都是小资阶层的无病呻吟。另外其实这一派很多从底层男性的角度去考虑，觉得性解放之类的东西，在他们眼里很多时候只是给富人提供了更多的不公平而已。这一派经常被称为保守，大概因为他们倡导很多东西是几十年前中国社会的东西，但是称毛左为保守派在今天还是很有问题的，因为中国社会的很多东西比如高考、文官体系、性别观念、婚庆习俗、成功学等等其实在过去的三十年之中在回归传统或保守，毛左的很多观念在今天的中国看来还是很激进的。这些人现在在网络上常常被各派批判，整体上被认为是一个非常蠢的群体。尽管其实国际上这一派近几十年来也有很多学者的创新，但是在全世界共产主义印证失败的今天，这些人的观点基本也没什么人听。自由派常常认为他们跟上面提的保守派是一派的，但是其实真正的毛左是很看不惯真正的保守派的（不然当年国共干嘛要分家打了几十年仗。。。）。这一派的支持者主要是老的大中工业城市里面体制内的五六十岁的男性，有社会下层的，也有中上层的。群众基础其实还是有一些的，但是也在萎缩。网上这几年代表这派的声音越来越少，有点水平的更是绝无仅有（前一阵子一个知乎上一个关于文革的问题有一个回答是很少见的有水平的毛左，现在那个问题估计因为涉及对『总设计师』的负面评价找不到了，还请看到的知友提醒我）。在未来的政治格局中，这派的份额也会有限。

还有一派是真正的自由派，或者说自由意志主义派（libertarianism），铅笔社这种，公众人物的代表比较接近的我目前只想得到罗辑思维的罗振宇。这一派基本认为自由加有效的秩序能解决几乎所有的经济、政治、文化问题，也最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是真正的『小政府』的支持者。而至于社会不平等，他们认为如果程序公平了，有社会不平等完全不是问题，甚至是必要且合理的。与『自由左派』相比，他们可以称得上是『自由右派』，对于他们来说，自由更重要的不是政治上的全民平等，更多的意味着让社会回归自然秩序，让市场来自发的调控社会的各个方面。这派人在网络上有一些声音，但在现实中国社会中，支持的人数几乎是非常少，可能有少数学生和一些互联网企业的人士是这种观念。虽然人数也在扩张，但是还是觉得在未来的中国政治格局中份额有限。

所谓『工业党』兼有保守派和毛左的特点，相比保守派关注人民最终生活水平，工业党则认为只有工业能力才是一个国家繁荣的根本，他们不会像很多毛左那样去反对78年以后的政治，因为他们本身并不反对资本主义，但他们相比普通保守派，一般会更认可毛时代的工业建设成就。代表人物如 @马前卒 。这一派也主要存在于网络上。

最后是所谓『带路党』，代表是豆瓣上一群号称『远古邪恶』的人。这帮人的很多观念跟保守派是有点像的。但是区别是他们可能认为所谓爱国是毫无意义的。对英美保守主义的崇拜让他们认为社会要更发达，最重要是抱紧美国大腿，甚至最好被美国殖民。所以，其实他们在对中国社会的强烈不满中，要求的恰恰也是激烈的社会变革，而这又跟英美保守主义的核心价值——保持社会稳定，不轻易改变本社会的传统制度，尊重民族传统价值，只做有限的缓慢改良是根本矛盾的。而此派既然连基本逻辑都不能自洽，影响也自然无法扩大。

其实真正的英美的保守主义右派在中国基本是不存在的。因为英美近几百年一直发展领先于世界或者至少是不落后，有相当一批民众是对现状一直非常满意的。对于他们来说，对传统的保守不是简单的对于本国文化的延续和传统道德和宗教上的坚持，而是更普遍意义上的对体制的维持现状——根本不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传统就是他们持续优秀的原因（在英美保守主义者看来如此，在英美的左派看来，英美的领先是因为不断的进步）。在他们看来，历史上的尽力维持现状造就了英美历史上的持续领先和英美人民持续的优裕的生活，而其他国家如法国、俄国、中国的变革似乎只带来灾难。而在中国，传统事实上就是落后的，发展了这么多年，直到今天，即便是最五毛的人，也承认中国有很多地方是不如西方发达国家的。所以即使是上面提到的保守派，也还是要求中国社会有巨大的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所有的派别都是进步主义的，都可以算某种意义上的左派。

再说说根本上为什么左右也是无法完全对应的。总体来说，世界各国的左派的立场总还是比较一致的，从19世纪至今，基本都是马克思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liberalism）的某种混合，从根本上，也都是认为社会公平是最重要的，比赚钱重要。而且真左派一般都是比较国际主义的，不管是当年的共产党人，还是今天的自由派都是如此。各国的左派思潮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有很多相互影响的。但右派在各国就有相当的区别，因为要保守的『传统』，在各国根本是不同的嘛！自由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移民社会来说，不是需要变革换来的，而是天然就一直如此。小政府在美国也是如此啊，本来13个殖民地是基本没有政府的，后来人民出于自我管理需要慢慢建立了政府。这跟中国以至很多欧洲国家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美国的保守派是自由主义者。但中国可是完全相反。但是换个角度，按能力高下决定是否能上大学找到好工作的所谓『才能统治』，在中国是最核心的儒家传统，没有一个保守派会去质疑。高考考的好坏跟科举一样，是一件牵扯道德感的事情，因为不努力或者不够聪明高考上了野鸡大学，中国人很多时候的第一反应是耻辱而不是遗憾。这在西方是几乎不存在的。在美国，是罗斯福和杜鲁门等进步主义左派在二十世纪中期推行了这种观念。在这之前，哈佛被富贵人家子弟垄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传统的美国社会，即使强调社会公平，也是说努力的人能够得到回报就是公平，而绝不是越聪明或者学习越好的人应该越成功，或者人们应该通过学习好来获得成功，因为教育在西方传统上是富人自己出钱对子弟的休养的培养（在孔子以前的中国也是），不是主要为了获得某种技能。所以，传统的不同造成右派的理念各不相同，而各国的左派为了反对右派，往往也会增加一些针对右派的元素，特别是在政府长期为右派独裁的国家，左派也常常会出现凡是右派支持的我们都要反对的状况。

再多说句题外话，就是其实共产主义专政无一例外的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左派或革命派对人民的吸引力一定要靠反面的右派、保守派的统治的存在来维系。所有左派执政的根基都是『我们的社会不够公平』。但如果一个国家只有左派一直在执政，那么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你左派执政了这么多年，搞了这么多社会改革，社会达到公平了吗？如果还不公平，那是不是你的执政效率太差了？如果公平了，那么你的存在还有意义吗？所以很多共产主义专政要不断的挖出内部敌人打倒来不断的为公平而战，但这个很儿戏，没什么说服力。但如果要持续的变革社会制度，只能带来持续的社会混乱。最后要维持统治各种左派都不可避免的要右转，放弃对公平的追求，而主要追求经济增长。因为右派的口号『在基本制度和文化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是可持续的，而且也相对容易出政绩，制度变革成功与否总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钱多赚了是明显的。对于先进国家或封闭国家来说，没有改善经济的压力，右派的口号甚至可以更简单，『我们就维持现状就好，因为这样可以维持我们的道德』。而统治阶层当然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去定义『道德』。所以在国际化程度低的古代，整体上社会制度的变革动力是很低的，右派很容易实现长期专政。各传统国家的统治阶层都推行的是很保守的价值观。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主流的意识形态不是两种，而是三种：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用左右两分法去装三种意识形态，自然会带来各种混乱。

首先说明三种意识形态的区别。

最根本的区别，来自于对自由和平等的认识。几乎在任何一种语言中，自由平等都是好词，特别是在我国，无论是官方提出的核心价值观，还是不同政见者提出的替代方案，无一例外，都会打包票表示：我能同时实现自由与平等。而只要稍有常识，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人的个体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强调自由，那么强者势必占据优势而带来不平等；如果强调平等，那么必须约束强者而带来不自由。

这样一来，就带来政治哲学上的一个核心问题：自由与平等何为最高价值？由这一问题出发，又会引申出其他一系列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国家权力的边界应该在哪里？换言之，即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问题。

单纯通过辩论，是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的，强调自由的人会认为，为结果公平而约束一部分人，实则更大的不平等；强调平等的人认为，不加限制的自由实则只有强者的自由而无弱者的自由可言，实则更大的不自由。为此，两路人马就算再撕千年也撕不出结果。

然而，当我们在谈论"自由"与"平等"时，实际上是有一个参照物的，那就是"现状"。我们谈论的实际上是"更自由"和"更平等"，无论哪种，都意味着要对现实社会做出改变。而有人是不希望改变的，他们站出来表示：现实社会的运行机制，乃是千百年来历史进程的结果，传统的价值并不是可以忽视的，而变革带来的未必就是好结果，反而需要全社会付出改革或是革命的代价，因此不如维持现状，按既定方针办。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三大派系：

1、自由主义：以自由为核心价值

2、社会主义：以平等为核心价值

3、保守主义：以传统为核心价值

简言之，就是自由主义者想把社会往更自由的方向引导，社会主义者想把社会往更平等的方向引导，而保守主义者则利用传统将上述两者往回拽。如上所述，这些问题并非简单的逻辑问题，可以依靠推理和辩论解决，而是价值观问题。但价值观的形成是与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相关的：假如一个人依靠开办企业或是特殊技能为生，那么他们自然希望一个更加自由的社会以发挥资本与才能的作用；假如一个人依靠自己的普通的日常劳动为生，那么自然希望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以保障基本生活；假如一个人依靠出租土地房产或在自有土地房产上从事个体经营为生，那么自然希望一个更加稳定的社会以使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得以延续。于是就产生了三大流派的社会基础：

1、自由主义：依靠资产阶级和高级技术人才（可视为无形资产持有者）等（动产）

2、社会主义：依靠雇佣劳动者等（无产）

3、保守主义：依靠地主、房东、自耕农等（不动产）

如果将这三种主义的核心价值推向极致，就会产生意识形态的极化：自由主义走向极致，就是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走向极致，就是共产主义；保守主义走向极致，就是极端民族主义。

以上三种主义的政党化，就构成了西方多党制的主基调，即各种名目的自由党、社会党和保守党。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民主"也是个好词，所以他们也会加上民主二字，例如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等，而保守党一般不直接使用保守民主党，但也有基督教民主联盟、天主教民主联盟等，保守党国际也称为国际民主联盟。

但实际政治运作中，需要选边站队，基本上只能站成两队：执政党和在野党，这样一来，在各国政治运作中，三大流派之间就像斗地主一样，分分合合，执政当地主，在野为农民，相爱相杀几百年。而背后的根源则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意识形态背后社会阶级基础消长有关。最典型的是英国，在两党制系统形成时，是保守的托利党与自由的辉格党两分，后发展为保守党与自由党，而社会主义的基本盘即普通工人则没有选举权，只能依靠自由党发挥有限影响。但伴随城市工人队伍扩大并通过推动19世纪历次议会改革，使选民中工人比例激增，到了20世纪工党便异军突起，取代自由党成为两大党之一，而自由主义者多数时候只能和保守主义合流。

这样一来，虽有三分，但斗争只存在于两大营垒之间，而阵营划分在不同国家是不同的。在欧洲，现在基本上就是保守主义大战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多数在保守主义一方参战，这样左右划分就是以社会主义一方为左，而以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一方为右。但在中国，当我们谈论现状时，既包括中国传统，也包括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传统，于是就形成了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合流，形成左派，而以自由主义为右派。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谈论"主义"时，都是以现状为参照物的，这样一来，同一个"主义"，在不同的国家也是有不同的内涵的，特别是对保守主义而言，需要维护的传统与现状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都是变动的，因此欧洲的保守主义和中国的保守主义也是截然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把一些旨在维护共产党统治的人士称为"保守派"。至于我国一些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人，实际上是"人家的保守主义"，也被称为"逆向种族主义"，不必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加以讨论。

当然，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经济上舍平等而逐自由，社会主义者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裂痕已很难填补，正在出现左（社）、右（自）和自干五（保）三足鼎立的趋势。

再补充几个独立的小点：

另外，上面有人提供的所谓左右划分的长图并不确切。对于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而言，政策只是实现核心价值的手段，因此是变动的。例如在全球化问题上，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后，保守主义者已经不再反对全球化，而是高喊着反对一切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极权主义、民主主义、威权主义的三分法是与上述三分法平行的。当我们谈论自由与平等时，是就政治价值而言的，当我们谈论民主与专制时，是就政治制度而言的，属于不同的分类体系，不可混同。一般来说，民主政治下产生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都较为温和，形成的左右之分也是中左和中右。而极权体制对于维护上述三种极化的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则必不可少。威权主义是极权与民主的中间体。 

中国的左右和世界的左右

一、近代欧美的左右

一些80后工业党出版了他们的题为《大目标》的书，封面上是老工业党，《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宋晓军的推荐。序言写得很直白，几代中国人的工业梦，农业文明对工业文明的渴望，身处梦幻般的高科技时代的新奇激动。这忽然让我想起小学课本，我们一直被教育两件事：继承先辈的革命理想；学好科学知识报效祖国。现在看来，似乎有人记起了前一件，有人记起了后一件。当然更普遍的，两者都已无人记起，也没理由被记起：先辈的革命理想大部分都已是或将是赤化罪行；祖国更不需要你来报效，你老老实实养活自己不给它惹事就很好。

有件事是这些年很多人都在奇怪的，全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这传统的左中右三派都是互相仇视的死敌。政局不稳时，泛左和泛右的游行队伍在街头碰面后大打出手是常事。执政者通常会拉偏架，袒护右派，但也不敢当真纵容右派，因为右派比左派更想砍下他们的脑袋。唯有在中国，共产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合流，成了一种奇特的"左派"，和"自由派"对立。夏日无聊，就来阐述下欧美的左右和中国的左右的各自形成。

类似古代中国的东方国度都是宫廷政治，谈不上左右。古希腊罗马有平民派和贵族派的百年冲突，但不同于近代世界的左右，类似美国早年北方资本家与南方种植园主之争，是国家里不同生活观念的两种贵族之争。封建贵族视体力劳动、经商都为下等奴隶的活，只从事喝酒打猎、向女性献殷勤、研习传统艺术、为了名誉互相决斗这几件体面事，当然还有战争。在任何生活中，封建贵族唯一关心的是不能玷辱自己的贵族身份。商业贵族却头脑活络，毫无身份门第成见，和下层民众结交，灵活掌握新时代的各种新事物。结局可想而知，头脑灵活的商业贵族必然取代迂腐死板、为了旧传统这不能做那不肯做的封建贵族。无论在希腊罗马还是美国，平民派（商业贵族）都大获全胜。（这几个国家内部争斗各有其复杂特色，使用封建贵族和商业贵族的称呼只是便于理解，并非当真如此简单。）

左右的称呼来自法国大革命中各派议员在议会中的习惯站位。通常以为左右的区别是左派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右派代表上层贵族的利益。左右的支持人群虽然常见于这两种人群中，但左右的争议实质却不在这些利益，而在激进与保守的生活观念的区别上。共产主义并不必然意味着激进。萨特1959年针对苏共和法共的情形说道，"今天参加共产党意味着参加一个实际上是保守的政党。"批判现政权也不意味着激进。今天的中国普世派以自由民主的口号推崇的是一套标准的中产阶级的保守生活秩序，崇拜美国、美化帝国主义的程度连西方最疯狂的右派听了都会觉得汗颜。代表普通民众更不意味着激进。普通民众大多是保守的，农民尤其保守。近代欧洲史上屠杀工人的军队都由农民为主要成分。

什么是真正的"左派"与"激进"？为了理想追求新的生活秩序，寻求新的人生意义，才是激进。马克思提出了他的新的世界大同理想，他是激进的。五四一代追求一个新的中国，他们是激进的。文革以及同时代的欧美的学生运动都是出于理想主义目的，也是激进的。而以个人、群体利益诉求为主的运动都是保守的。华尔街的游行者如果只是想从资本家手里多分点蛋糕，或者使自身有更多机会进华尔街当老板，就是保守的；如果希望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秩序，建设一个新的美国，就是激进的。有个爱尔兰作家嘲笑当年的爱尔兰工人对工资问题的兴趣太浓。确实，普通工人大多也和农民一样保守，只关心可见的自身吃喝问题。真正的激进只发生在知识分子中。知识分子跑人群中宣传，你们的问题不是资本家给你们的工资低，而是这种社会体系使你们成为机械成为奴隶成为一小批资本家维持自身腐朽生活的工具，你们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不是他们，要做的不是提高工资而是当主人建设一个新世界……民众中的"激进"就发生了。

工人在城市中接触到的新事物多，和农民相比头脑活跃，眼界开阔，容易接受新思想，所以当年的共产主义理论把希望寄托在工人身上。但世事变迁，到了六十年代的美国学生运动，这些工人已成为保守派的主力。他们的想法非常简单：我们想好好过日子，我们挣钱多艰难，我们的孩子根本上不起大学，你们这些有钱人家的臭学生却在这里闹事……这些来自工人家庭的军警对痛打游行学生的喜好正如当年的乡下农民对枪毙罢工工人的喜好：我们交那么多的税在维持这个国家，你们这些不会种田不信上帝的城里流氓却老是闹事，害我们交更多的税，把你们都毙了我们日子才能过好点……当时的美国知识分子认为，马克思主义以工人为主体的说法早已过时了，新的革命必须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但结局我想，只能证明，美国工人固然早已不是革命力量而是反动力量，美国青年知识分子也谈不上可靠，最后只蜕变成一些吸毒滥交的庸人。人类还没发展到能够接受新理想，短暂的以推翻某个政权、成立某个国家、采用某种制度为目的的外部革命是容易成功的，真正的想要在精神上解放人类自身的革命却只能是失败的。

什么是真正的"右派"和他们的"保守"？右派来源于我称之为封建贵族的各个国家传统的继承者。不能否认，随着时间过去，封建贵族中的大多数是一些生活糜烂的寄生虫。但是他们中的优秀者身上依然保留着祖辈的高贵气质：荣誉、忠诚、牺牲、保护弱者、尊重女性……这一切都是作为战胜者的商业贵族所缺乏的。商业贵族新兴时，也有着勤劳、节俭、诚实、质朴诸多美德，但随着时间过去，也蜕变成一种寄生阶级，为利益不择手段，毫无信义，生活糜烂，无视国家困局人民疾苦。这时候，残留的封建贵族中的优秀人物振臂一呼：这些民主代议制选出来的骗子小偷玷辱了我们的国家，把国家变成了私欲膨胀、人人为己、社会混乱、既无忠诚也无信义的罪恶国度；我们的祖先保护过你们，我们现在依然能保护你们；我们的祖先为国家牺牲过，我们现在依然愿意为国家牺牲；我们愿意为你们赶走这些骗子小偷，建立保证你们利益的公正国度……对民主政体下商业贵族的统治极度失望的人们自然会寄希望于他们。尤其是多年前还是封建贵族的属民，对他们有天然敬畏的人们，几乎不需要道理就会拥护他们。

无论是真左派的"激进"还是真右派的"保守"，想要克服的都是现代工业社会带来的各种病症：社会两极分化，富有者因富有而堕落，穷人因贫穷而犯罪，人民失去信仰茫然不知为何生活，各种群体、阶级争吵不休，吵来吵去又什么都解决不了，国家分崩离析。这就是从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上半期整个欧洲的情形。左派寄希望于未来的理想主义，右派想要恢复传统社会的美德。他们都痛恨当权的商业贵族，但彼此更加痛恨。右派认为左派毁坏传统信仰，煽动阶级对立，使人民对国家离心。左派认为右派是愚民主义，煽动民族仇恨，欺骗人民为资本家当炮灰。这两种不同方向的理想主义于是经常为了抗议当权者上街游行，在大街上一见之后又大打出手。

1940年夏天，法国在德国进攻下一触即溃，一战老英雄贝当元帅被投降派政客请出来组织投降政府。贝当得知消息后大骂，"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法国三十年的成果！"其实左派何尝不是同样见解，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在法国三十年的成果！而夹在中间的那些想维持民主主义的当权政客也有同样的委屈：这就是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些从不让我们安生的极端分子在法国三十年的成果！

二、中国的左右

现代西方左右之争可以归结为"祖国"和"人民"哪个更重要。右派要求一切为"祖国"让路，左派却认为"人民"利益最重要，"祖国"是欺骗。

而近代中国并无这种争端。中国革命中的几代革命者，从本质上说并无区别，都是在西方列强的环伺中图谋民族救亡。但各自寻求的力量不同。康梁立宪派想靠封建士大夫、军阀之类上层人物救国。国民党人想靠地主商人、个人主义英雄、青年知识分子之类中层人物救国。共产党人想靠最普遍的下层农民救国。民族救亡事业中是无所谓祖国和人民的冲突的。这好比美国内战中林肯对黑奴的意见，如果解放黑奴有助于美国统一，他就解放，如果不解放黑奴对美国统一更有利，他就不解放。黑奴的人权本身是个根本不值得考虑的问题。中国的革命者也是如此，什么对民族救亡有利就怎么做。共产党人选择了农民，不是因为农民的"人权"值得考虑，而是因为事实证明了只有农民的力量才能救中国。封建士大夫早已烂了。国民党人代表的中层人物后来也烂了，热衷于争权夺利、派系斗争，到共产党加入前，孙中山已无奈到只能靠对他个人宣誓效忠这种封建帮派仪式来保证党员对他的服从了。只有农民，虽然不识字，从来被人轻视，在共产党的组织下，却是最可靠的爱国者。

共产党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以民族救亡为目的团结在一起的，而不是为共产主义理论。那些中共领袖都看到国家破败，内是军阀、地主豪强，外是洋人欺压，国不像国，民不像民，所以要寻找同心同德的同志来救国；至于共产主义理论，对救国有用就采用，没用就懒得理会。苏共一直视中共为乡下农民的土共产主义。早期的中共中确实有信奉苏共理论的，王明就是典型。但这批人在长征后被中共早早清理出了决策层。王明派开口闭口共产主义，仿佛大家走到一起是为了某个虚无缥缈的工人阶级的祖国，而不是眼前的中国。这种外来的同民族救亡无关的共产主义自然遭到中共领袖层的极大厌恶。

（当然在严格意义上，苏共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构想中，应是德法英这三个技术最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联合革命成功，而后以这三国为基础组成的欧洲联邦逐步输出革命，实现世界大同。共产主义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而工人阶级和德法英强国才代表先进生产力。不能指望俄罗斯这种落后国家搞共产主义就像不能指望农民搞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眼中，苏共肯定也是俄罗斯乡巴佬的土共产主义。说起来这世界上从不曾有过标准的共产主义国家和标准的共产主义理论，有的只是各个国家自己理解的共产主义。）

但在建国后，中共这个以民族救亡为目的的联盟内部就开始出现分歧了。刘邓派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者，什么对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这种表面的富强有用就怎么做。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坦诚他从没读过《资本论》，对共产主义理论显然根本不感兴趣，一切都是以民族主义的实用为目的。而毛是共产主义者，首先想的是如何保证人民的国家。国家经济再发展，官员和民众分化，贫富分化，国家政权不属于人民，有什么用处？首先要解决政权性质问题，然后才能发展经济。这就是中共前三十年党内斗争的实质。共产主义派和民族主义派对国家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以文革为高潮的冲突。

在民族救亡的意义上，当代中国已完全实现了几代革命者的理想，内部虽有纠纷，但社会平安有序，人民生活在稳步提高，外部虽有争端，但也没有任何势力能威胁到我们的生存。为国牺牲的几代革命志士地下也都该瞑目了。我们做到了。

但在完成民族救亡的基础上，我们应看到两个问题。国民党人当年也立志民族复兴，也想要这样一个富强的中国，但他们为什么做不到？因为他们依靠的那批社会中层人物思想混杂，为个人利益纷争不休，最后人人图谋私利，上下一起腐败，救国理想成了笑话。而共产党人都是在艰难困苦中为理想走到一起，不是图私利之辈，党内腐败因素稍有抬头就进行清理，一直保证了队伍的纯洁。今天执政的民族主义派，和当年的国民党做法其实毫无区别，把商业社会中新发财的各种中层人物当国家主体，请进政协请进党，官员高高在上，腐败已是常态。之所以仍能富强，因为共产主义派执政的前三十年在工业、民心、干部队伍上都给他们打下了基础。试想下，49年时，也让民族主义派执政，也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各种党员觉得老子打的天下，老子拿点算什么，互相图谋私利、纷争不休，他们可不可能发展经济？不出十年恐怕就烂了。民族主义派在走国民党人的老路，而他们的目标、做法本也就是国民党人的目标、做法。

第二个问题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民族救亡只是第一步，必须有更远大的理想。共产主义派执政时为我们带来过理想。民族主义派谁能发财谁就是老大的富强没能提供任何理想，反而消灭了理想。老实说，中国再富强有欧美富强吗？你想要比富强那还不如换个国籍去做欧美人。这就是普遍民众的心态，也是产生民逗的土壤。

以上所述可以使我们明白，中共是一个以民族救亡民族复兴为目标的联盟，从来不是纯粹的西方共产主义理论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党派。所以共产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这些派别在中共内部都有，而他们为了民族救亡这个共同目的也长期都是团结而不是对立的。所以西方意义上的左右对立在中国长期以来都不存在，只有爱国者和卖国者、谋求民族利益者和图谋私利者的对立。建国前的左右对立是如此，当代中国的左右对立也是如此。

西方的民族主义右派，来源于对封建贵族的荣誉、忠诚这些美德的信仰。但是中国文化中根本不存在那样的封建贵族。为国家带来荣誉、忠诚、牺牲这些美德的恰恰是当年的共产党。所以中国民间兴起的民族主义派也推崇红色中国，成了"左派"。

至于未来，恐怕将会出现西方意义上的左右对立。中国的特殊左右建立在人民对民族救亡民族复兴理想的共同认同上。这个共同理想在这种经济政策中很快就会消失，祖国和人民不再是同义词，祖国的利益不再是人民的利益，于是有人喊祖国，有人喊人民，"祖国"和"人民"在街上大打出手。要知道早年的欧洲，祖国和人民也曾是同义词，为祖国就是为人民。直到大概巴黎公社前后，"祖国"和"人民"才分道扬镳。这大概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自然过程。中国的一切，其实都在走欧美的老路，是从前的欧美。再过些年，经济向现代欧美看齐，政治生态上也会向现代欧美看齐。

本文开头提到的工业党，是民族主义中迷信科技的一种。在这样一个时代，信仰是我们唯一剩下的东西。我们依托这些信仰来超越我们卑微的现实。有人选择了过去的红色信仰（当我是个儿童时他们教给了我红色理想，我从未发现比那更美好的东西，我成年后研习的任何学问都只能更使我理解儿童时的信仰），有人成为富国强兵的工业帝国主义者，有人信仰宗教，有人成为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即便是那些民逗精神病，也只是依靠对虚幻的欧美的信仰来获得存在感。当然更多的人只是普通的爱国主义者，对所有极端都不敢兴趣。我希望中国仍能靠普通的爱国主义平平安安地走下去。中国富强不富强并不重要，我们仍是怀有共同信仰的中国人最重要。

日本著名右翼人物石原慎太郎接受中国报纸采访时感叹，日本并没有右派，只是些黑社会。我也同样觉得，中国并没有左派，只有一些旧时代的偶像崇拜者。真正的左还是右，都意味着理想主义，只是不同方向的理想主义。但日本的那批右派根本谈不上理想，我们的左派也谈不上。 

请先理解政治光谱中的左右！

法国大革命前夕，国王路易十六为了征税，召开了被关闭了上百年的三级会议。国王端坐中间，左手边是底层人民的第三等级代表，右手边是贵族和教士的代表。第三等级代表要求分权给下层人民，实行普遍的民主（革命派），而贵族和教士则要求维护当时现有的权力格局（保守派，既得利益集团）。国王左手边的第三等级代表就是左派，右手边的贵族教士代表就是右派。这样，左右派就产生了。

后来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国王被砍了头，君主变成了民主，左派获得了大胜利，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掌握国家的权力。

再后来，比资产阶级更加要求分权的无产阶级也开始要求提高自身的利益和待遇，这就比左派的资产阶级更左了。当这些更左的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权时，相比自己没那么左的资产阶级就显得右了，因此，资本主义的左派，在社会主义眼中自然就是个保守的大右派。而本来就偏左的无产阶级，他们当中的左派，则会显得更加激进，要求消除一切差距，实行绝对的民主和平等。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像美国的民主党，就是左翼政党，而共和党，则是右翼政党。英国的保守党是右翼政党，工党则比较偏左一点点。

至于题主说的：在中国，左派保守、复古；右派激进、自由。

保守、复古是相对的，但凡保守或复古的人，总想恢复到过去的某个状态。中国的所谓左派，只是想坚守严格的社会主义，复到建国初的古；总不会是想保建国前的守，复帝制的古。而极端的左派就是实行绝对平均，绝对无差别的状态，比如巴黎公社、人民公社、红色高棉。

而右派所谓的激进、自由，只是想打破死板的绝对平均全民所有制对经济发展的钳制，因为公有制经济不容易激发人的个体活力，而改革开放前的经济活力已经是降到建国后的最低了。所以，提倡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就会被看作是激进的了。其实激进吗？一点也不激进。相比历史发展来说，真正激进的是左派，而不是右派，右派其实是在保守，是在复古。

附一张别人的图，不代表本人观点：

再次谢吴大美女邀请~ @吴略略 ，看到楼上们答了这么多还引经据典各种政治哲学。。。私以为觉得很没有必要，因为完全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列宁式政党的出现。

没错，列宁式政党的出现割裂了左和右，所以说题主的问题并不完全正确，确切的说应该是：在列宁式政党执政的共产主义国家，左和右都出现了分裂的情况。

 一方面，列宁式政党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实践常常高度分裂，书面一套而实践另一套，成为司空见惯的政治现象，这导致书面理论上的"左"，经常变成政治实践中的"右"。例如，正统的马克思共产主义，赞成全民普选权，这应该是左派主张；但列宁式政党却奉行精英主义的"先锋队"理论以及集权专制的"民主集中制"，无条件延长"无产阶级专政"，这显然是右派行径。同时，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要创建平等社会，这应该是"左"；但在列宁式共产主义国家，伴随政权建立而崛起的"新阶级"，却比任何历史时期的特权阶级都更为强大，这实际上是"右"。

 另一方面，列宁式政党以革命党自居。既然革命是"左"，反革命就是"右"，那么当权者及其相关利益者为"左"，而只要与当权者意见相背，就是"右"。这一点在我国的教课书里体现的特别明显，凡是和我党相悖的非党员人士，管你具体主张是啥，统统打成右派，比如著名的反右运动及其扩大化。而在党的内部，凡是比我（目前在中央的派系）右的，都是右倾主义分子，而比我左的，都是打了双引号的，犯了"左"倾错误。言外之意，左本身没错，我代表的是真左，而这些"左倾"分子所代表的是伪左。

因此，在中国的这种语境下，过于纠结左右的语义基本没有意义。相较而言，个人更推崇项小凯老师的观点：

当下的政治分野大致有两派，一派与现体制有密切利益相关性，基本拥护当前体制，反对进行根本变革，这一派可以称为"体制派"；而另一派与现体制没有密切利益联系，基本不赞成当前体制，支持进行根本变革，这一派可以称为"革新派"。如果按照国际惯用的政治谱系划分方法，"革新派"其实属于进步的左派，"体制派"实际上属于保守的右派。

以体制划线的理由，是因为体制利益相关性，在很大程度上约束和绑定了人们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人们通常是忽视，而不是夸大了这种相关性的影响和作用。笔者曾多次观察到，一个人的体制利益相关性的变化，如何导致了其政治立场的戏剧性转变。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屁股决定脑袋"。

就意识形态而言，当下体制派的核心主张，并不是表面上所声称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国家主义（statism），或者叫"政权主义"，即主张强大政府，强调国家民族利益，强调集体主义，强调个人对集体（实际上是政府）的服从，简言之，即"政权高于人权"。执政党及其成员、当下既得利益集团及其成员，都或多或少属于这一派。

发布于 2016-04-11 25 条评论 感谢 

左右都是一样的。比如共产主义在哪都是左

换句话说，自由与平等，二者本身是矛盾的。

相对来说，平等是左，自由是右；左代表更多穷人的利益，右更多的代表了富人的利益——相对来说

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觉得会认为中国和西方是相反的呢

因为，传统上，中国（TG的中国）是左，甚至极左；而西方传统上是右；因此，在中国，左是保守的，右的激进的；在西方，右是保守的，左是激进的。

我试着告诉你一个令人舒服的、自然的左右分野是怎样的，你就知道中国的左右分野多拧巴了。 

我脑子的左右分野是这样的，我觉得很舒服，欢迎指正：

左是墨，右是儒; 

左是女权，右是男权; 

左是逻辑学，右是修辞学; 

左是理性主义，右是经验主义;

左是阶级冲突视角;右是结构功能视角; 

左是群己权界、兼爱非攻、国际主义;右是差序格局、纲常伦理、民族主义。

左是"享受劳动成果的权利，自由发挥才能的权利";右是"贪婪是人类本性，'财产权'(定义模糊的)神圣不可侵犯"。

中国政治教科书，绝口不提修辞VS逻辑，理性VS经验，而是把两千六百年的哲学史定义为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把不讲逻辑的修辞学说成是主观唯心主义，让人感觉唯心主义者就是一群忽悠人的神棍，再给柏拉图到莱布尼茨的理性主义大师扣上一个客观唯心主义的大帽子。自己就可以打着唯物主义的左灯，行着经验主义的右路了。更有甚者，把唯物主义曲解为马克思所痛恨的商品拜物教，这也是我小时候痛恨马克思的原因。长大了以后才知道，我所痛恨的，恰恰是马克思所痛恨的。 

如果你对他的忽悠有半点质疑，他就会祭出"辩证"的大旗，下面咱就说说"辩证"。

辩证这个概念太奇葩了，他至少有三个含义——哲学上的辩证，教科书里的辩证，日常使用的辩证。

哲学上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领有其意。

教科书前半部分的形而上学和辩证法根本不是哲学概念，他更像是一个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概念。早期的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将社会视为一个静态、有机的整体，只关注其中零星的相关性，并且将相关性曲解为因果性;在理论适用上，也完全无视理想模型和现实的差距，代表人物有马尔萨斯和斯宾塞←这就是教科书中的形而上学。随着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只有最极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和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才会去相信这样的胡扯。马克思为了对抗这种学说，给出了阶级冲突视角，认为社会是动态的、矛盾的，而且恰恰是这中间的"矛盾"推动了社会的不断进步←这是教科书中的辩证法。

到了教科书后半部分，就开始扯淡了，这也是日常生活中"辩证"概念的源泉。改变发生在对"存在即合理"的误解，黑格尔分明说的是"存在的就是合乎理性的"，硬生生被曲解为了"存在的就是有道理的"。既然现有的已经都合理了，那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社会自然趋于和谐，市场自然趋于均衡。好像哪里不对啊！这不就是之前被冠以"形而上学"之名，拿出来批判的市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吗？

中国的政治教育就是这么的神奇，能够把一个概念，引向和他完全对立的一面，这或许就是《1984》中的双重思维。 

不同于西方左右谱系可以溯源至法国大革命时的议会坐席，现代中国政治讨论中常用的左右。

从一开始应当来自TG内部斗争路线的区分。

这一区分的依据，不同于法国最开始在"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取舍，而是依据对革命形势和革命战略的判断激进与否。

不幸的是，在TG话语体系下左右都是要反的。

但是后来在建国后尤其是大跃进之后的TG内部讨论中，反左的权重逐步下降。

一定程度上，"左"是可以接受的，而"右"是可以上纲上线的。

也造成了对"左"、"右"的价值判断，尤其是朝廷话语体系对这两者的宣传出现不同。

而1978之后，太宗玩起了"中特资"，以左派政党之名行右派政党之实。

进一步造成了"左"、"右"话语体系的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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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我们就叫这个：中国特色的政治谱系吧 

发布于 2014-10-19 24 条评论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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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概括那些让人头疼的政治词汇

由于这些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意义总在变，所以以下概念适用于当前我们的语境：

左右派

左派是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右派是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是政治观点上完全对立的两个派别。

左右倾

左右倾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都信奉社会主义，由于这个词只存在于共产党的特定历史时期，所以定义不是很明确，不妨做一个类比，他们分别不太精确地对应着美国社会当中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

激进主义

激进主义是指对现存组织、社会状态或运作方式怀有强烈的不满，从而产生否定的观念，并迫切寻求对现状从根本上进行剧烈的变革，在外国有法国大革命，在中国有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辛亥革命（就是一次要全变了的）。

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在关于人类本性的哲学问题上认为人性是有缺陷的，相信社会弊病只可减缓而难以根除。保守主义的核心观念是反对一切激进的革命和革新，主张节制政治，以妥协手段调和各种社会势力的利益冲突。保守主义视国家为一个有机体，局部不能离开整体而独立生存；地位和财产不平等是自然形成的，社会的领导权应属于素质优秀的贤人而非群众领袖。保守主义强调代表连续性和稳定性的法律和秩序，维护传统社会纽带诸如家庭、伦理、宗教等。在外国有英国光荣革命，在中国有洋务运动，唐代杨炎的改革，明代张居正的改革（就是一点一点的拱）。

姑且可以认为左倾右倾是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子集吧：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劲使大了就左了，该使劲的时候思想保守地怂了就右了。

左右翼

都属于资本主义阵营，都信奉广义上的自由主义但略有区别。

左翼，一般崇尚自由主义中的现代自由主义（也称社会自由主义）。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要求提高普通公民福利待遇，建立高福利社会。维护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环保动保者很多都是左翼），要求对富人多征税，支持政府干预经济。对外政策倾向对话合作。代表党派是美国民主党。

右翼，一般崇尚自由主义中的古典自由主义，自由保守主义，极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要求市场自己调节。由于右翼多为富裕阶层，反对对富人额外征税，反对高福利社会，推崇通过个人努力，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来获得成功。说白了就是支持丛林法则。在对外政策上比较激进，倾向通过武力方法解决问题。代表党派是美国共和党。

自由主义

求发展、相信人类善良本性、以及拥护个人自治权，此外亦主张放宽及免除专制政权对个人的控制。更广泛地，自由主义追求保护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以法律限制政府对权力的运用、保障自由贸易的观念、支持私人企业的市场经济、透明的政治体制以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

社会自由主义

社会自由主义者主张自由市场与福利主义并行，即在自由的市场竞争的前提下，政府进行适当的干预与监督。现代自由主义者主张的是对最低工资和标淮工作时间的立法、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失业与健康保险，为所有人改善并提供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等等。（政府管的多）

古典自由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哲学特别重视个人的主权，个人财产的所有权被视为个人自由最重要的部分，强调自由放任的政策。古典自由主义并不必然支持民主，这是因为尊重和保护个人财产权的法律，比民主里的多数决原则还要重要。

（其实古典自由主义就是原来美国人口中的自由主义，但罗斯福实行的新政在当时被贴上社会主义和左翼的标签，由于担心这些标签的负面影响，罗斯福于是改自称为自由主义者。自从那时开始，"自由主义"一词在美国变得模糊，所以特此区分为罗斯福的社会自由主义和原来放任不管的古典自由主义。所以，我们也能够深刻的理解，右翼信奉古典自由主义其源于他们一贯的自由保守主义）

新自由主义

这个名字的翻译是所有中国人误读的万恶之源

一会儿是左翼信奉新自由主义，一会儿是右翼信奉新自由主义，着实让人看不懂。

考证后发现，其实是两个英文都被翻译成了这个词，分别是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

其中New Liberalism即上面讲到过的左翼，民主党信奉的社会自由主义。

而Neoliberalism其实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复苏，所以被右翼，共和党所信奉。

以上所有内容大部分摘自维基百科，也有少数为自己总结，肯定有错误，望知乎各位大大指正。 

回答该问题很简单，我由以下两点展开即可：

1.中西方 左、右派定义相同；2.中西方 传统背景不同。

1. 定义相同：左派要平等，右派要自由。

几个回答最高票的几位已经阐明了左右派的来源，简单划分大致是：法国大革命后，议会的站队，国王的左边是平民阶级，他们要平等；右边是贵族阶级，他们要自由。所以，大家简单想象下，左派"平民"嘛，没啥特殊权力保障，就会支持平等，政府加大干预，认为推行平等应牺牲部分自由（牺牲贵族利益）；同理，右派"贵族"认为，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政府减少干预，倾向于更多保障自由（保护富人利益）。

有人认为极左要求绝对平等，如毛的共产主义，极右则是要求绝对自由，如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

2.传统不同：中国要平等（左），西要自由（右）。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历三大改造，人民公社化等等，中国逐步形成了传统"平等"（左）。英美为主的西方，英君主立宪、美联邦共和后，西方的传统历来是"自由"（右）先于平等。同时，社会主义（整体偏左）和资本主义（整体偏右）内部也是有左右之分的，这叫分歧微调，毕竟人具有多样性。

总结，道理很明了，左右派定义相同，只是中西方传统不同，导致大家产生了中西方左右派保守、激进的倒置问题。其实只要明确左派要平等，右派要自由，然后联系中西方传统来确认保守派和激进派即可。

在传统整体偏左的中国：左派就是保守守旧（例毛左），因为左派要传统，希望回到"平等"的年代；右派就是激进（可参考邓），因为右派要打破传统，先自由先发展。相反，对传统整体偏右的西方而言：右派保守守旧，因为他们希望保持自由传统；左派激进，因为他们要打破传统，争取平等。

例子就是，中国目前右派为主，大家要自由，基本都是改革开放受益者，只是平等渐渐重新受重视，左派也有影响力。而美国也很明显，简单来说，民主党奥巴马就是左派激进，加大政府干预，在自由前提下要兼顾平等，共和党是右派保守，希望减少政府干预，不对富人征高税收。

2016-11-11 评论 

因为分类法错误咯，还能有什么原因？最简单区分个体政治倾向的方法：

凡是把价值理念这类精神追求放在首位，并以此结交同类人群、构建社会组织的，都是左派；

凡是把血缘、地缘、利益这类实际区隔放在首位，并以此划分远近亲疏、构建认同的，都是右派；

从组织成员与组织结构看，多半左右派倾向的个体参杂其间，判断起来比较复杂，

但是可以从组织创建与扩张机制来区分：

凡用某种价值理念，来筛选吸引新成员，并限制成员谋取私利的组织，为左派组织；

凡基于血缘地缘利益，来筛选吸引新成员，并限制成员将利益无偿外赠的组织，为右派组织；

从定义能看出，并不排除左派组织中产生右派子组织，反之亦然，同样不排除左派组织背离创始目标，改变扩张机制，发生右倾化，反之亦然。

大多数组织都是左、右派混合型组织，但可以从哪一派主导组织行动，简单区分群体政治倾向：

左派靠理念跨界连横，右派靠利益近距合纵，理念丧失则左派垮，利源枯竭则右派散；

从社会动员角度看，左派能够动员的人，从数目和来源上，都远多于右派，扩散性强；

草根人群必然靠共同理念自组织建立左派组织，富贵人士多半靠利益联姻建立右派组织；

左派组织成形后，形成层级社会与官僚制度，必定产生利益与血缘内部联盟，渐渐右倾化，

如果坚持理念垄断，必然要削足适履搞思想入罪之肃反，成为极左；

右派组织成形后，要想用最低成本安抚动员其它族群，必须提出适当的理念、放松利益控制，

渐渐左倾化，如果坚持资源垄断，必然要净化血统搞出身入罪之纳粹，成为极右；

同一群体内，温和左派与温和右派有联盟可能，但极左与极右必然势成水火，

同型左派与左派、右派与右派，要么合并，要么火并，最后被纳入同一组织。

传统儒化中国人，大多数都是右派，宗族祠堂、同乡会、商会之类，就是典型的右派人建立的纯右翼组织，而各种儒家学派，有左倾成份；法家信徒与儒家信徒针锋相对，搞一天下，属于典型左派，墨家更属于极左，而杨朱属于极右，都曾经是天下显学，是法儒两家死对头；

一神教以统一信仰为根本，属于典型左派，传入后，信教中国人成为左派，但由于儒家传统影响，是掺杂右派的右倾左派，但改开后不同，儒家被摧毁，一神教教从草根开始发展，右派成份较少，也因此在日益右倾化的世俗社会中，横向发展统合右翼组织弃民的势头凶猛；

真共产主义，和一神教一样，是以理念连横的思想体系，属于典型左派；

中国特色化以后，也变成了掺杂右派的杂交左派，目前右派已经压倒左派成为主流；

欧洲圣母和ISIS，同属于左派，只是理念不同，相比推广理念，并不在意利益得失；

皇汉、少特等信仰者，属于典型的右派。 

2016-10-29 评论

提供一个角度。

就是中国没有强大的金权阶级。

右派爱讲所谓米国总统没有权力，权力在人民。"在人民"当然是可笑的，那在哪里？一些人谈着谈着就是，权力没有了，那在哪里？

台湾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民粹横行，而在欧美，真正的总统你根本就不知道姓名，低调的很。两个党都有一些传统的金主，这样反而是有共识的，所以碰见抗议或者冲撞总统府之类的代志，该开枪开枪，该棍棒棍棒，维持国家的稳定。

绝大多数人都是想让国家变好的，在这里，不分什么左右，只有"制度论"和"非制度论"。在制度论的前提下，马克思和哈耶克没有什么区别。"一切都是体制问题"，我们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白毛女诉说着"旧社会使人变成鬼，新社会使鬼变成人。"也可以幻想能和呆湾郎一样，追求百分之百的普选，然后解决问题。尽管两位思想家都知道，社会问题的解决是极其复杂的，如果生在一个时代，他们很可能成为朋友。

这种思维方式容易导致思维的简单化，对具体国情的漠视，整日空谈制度与"体制改革"，殊不知"人"才是根本问题，你设计的再好，也有空子，你口口声声某主义漠视人性，殊不知你也陷入此窠臼中。

至少在中国的环境中，我们发现"自由主义"和自由没有什么关系，它只是一种主义，它会以宗教的方式试图消灭杂音，有些人声称"我是自由主义者"，他们说"不，你是毛左。"应该封杀。尤其是掺杂其中的"原教旨主义者"，三十年前怒斥老婆坐沙发，带头批斗自己的导师，现在大曰特曰"我不原谅"，过去为参与炮制"两个凡是"，现在拍桌子"共同富裕是亡国之路"，有人解释是"可贵的醒悟"，也许是吧。 

2015-01-17 评论

约的过程中，总是有很烦人的问，王威，你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我怎么老是没看出来？

我去，我哪里有什么派啊，组织从来没找过我啊。无论是左派组织，右派组织。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从政治实然意义上来讲，没有任何派。

什么左派，右派，自由派，都是蒙人。

谁敢站出来说，公开说，我有组织资源，我有党员，你试试。

在这个巨大的国家，１３亿，确实可以人人讨论国家大事，但是，能自己组织起来吗？能用实际行动表达的政见吗？

如果不能，一切的政治派别的，谈论所谓的政见啊，都是自愚自乐。

所以，这个不存在任何意义的话题，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反复。

我们讨论政治，就当理解政治是什么，政治是群治之学。

我们讨论党派，就当知道什么是党，什么派。

以为几百万个人在一个社会问题下站队发生，就叫左派右派，这叫脑残。

所谓左派右派，一旦成立，必然产生政治话语权，必然能够左右国家政局，必然能够影响国计民生。

不客气说，微博、微信、知乎有那么多工业党高人，各种高瞻远瞩，建言献策，其实党是全当这些人都是不值一提的屁啊。

所以，每次总是有一些脑残在我的文章后面追问——

王威，你天天反对这个反对那个啊，你对国家又能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问题是——

任何再高妙的建议，没有组织资源去宣传、去实施，去争取啊。

所以，在中国，所谓的政治完全背离民权时代所应该具备的特征了。

民权时代，政治权利全民所有，所谓现代政治，乃是群治之学，乃是人民自我管理自我组织自我发展之学。

只有现代意义的民权社会的政治，才会衍生出所谓左派右派。

嘴上没有话语权，手上没有一丁一点的政治权利，你也给自己脑门贴一个标签，自诩本人是"左派"或"右派"，我觉得这些人应该去的地方是这里。

在我们这个国家，谁也别把自己太当回事了。

这么多年，任何一个人的意见都是屁。屁都不是。

你以为借助网络，可以汇集亿万人的力量吗？

只要愿意，随时可以给你断网喽。让你马上成为瞎子。

其实，大家在网上议论所谓的政见，一定要知道——我们都是在打嘴炮，都是在做脑力体操，都是在玩一个不产生任何现实意义的游戏。

这个游戏，之所以目前还能玩，是因为大家都没有勇气，已经丧失了节操，不敢走向真正的自我管理自我组织自我发展。

有勇气的人，据我所知，在几十年前乃至于二十年前都统统死光了。

剩下来活着的人，早吓跑胆了，一个民族的人格尊严早就如满人统治下汉人，全被彻底抹杀了。

所以，在中国，叫喊的很大声的那些人，其实国家一不耐烦了，，无论你有几百万或者几千万的粉丝，直接干掉。

然后，这样的人，被干掉了之后，大家会伤心吗？会反抗吗？会暴走吗？

绝对不会啊。

大家继续去关注新的冒头出来的所谓"左派分子"、"右派分子"。

但是，这种关注，没有任何意义。

比如我在微博也有四万粉，在知乎也有四万粉，被封号了，会改变什么吗？什么也改变不了。

会有人想念我吗？不会。嗯，也许有几个妹子会吧。

顶到天了，也就这样了。

最终，这些自己脸上贴金的"左派""右派"发现自己什么也改变不了。

所以，最终大家无论是左派和右派，都是玩海外代购，都去买各种土特产。

于是，所谓的政见，所谓左派右派，在中国就这样活生生的被玩成一门生意了。

所以，很多人，说，所谓的公知，就是嘴上都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

我觉得恰恰相反，只有在我们这个诡异的国家，本该是人人享有的政治权利无法充分表达，于是呢？

任何想玩政治的人，最终玩着玩着，就变成嘴上都是生意，心里藏着主义。

事实上，一个全民的政治意见都默默隐藏在心中，无法通过行动，无法扶持自己中意的政治代言人的国家，就像没有脑袋的巨人而已。

这种无头的巨人，再加上中国文明传承四千年的时间长度，你仔细去看，认真去看——

他走在无边的旷野之中，毫无目标和方向，他只能凭着所谓肉体的本能（也即你们所谓的闷声大发财）而行进着。

这画面是多么的苍凉而可怕啊。

所以在我们这个国家之中，很多人分不清自己是左派右派太正常了。

很多人所谓的激进的左派其实自己玩着玩着发现自己其实右派。

同样的，所谓的激进的右派其实自己玩着玩着发现的自己是左派。

所谓的左左右右，就我看来，都是毫无信仰的人。

真有信仰的人，自然会把自己的性命献给自己的派别，壮大自己的组织，开天辟地，成为先驱。

现在，一群爱惜自己生命的娘们，也自称是左派右派自由派，拉倒吧。所以，在这个国家，我一直在说话，但是从来就不是在讨论政治。

我玩的一种至为低级而原始的智力游戏而已。

根本不需要动脑子，也没有必要动脑子，因为没有必要动脑子，因为动脑子也没用。

在这个国家，我唯一能认真干的事情，就是写历史，也只能认真去写三四千年写谁也已经不在意的上古史。

写近现当代史，开玩笑！

我们伟大的祖国的近现当代史，哪里都是ｇ点，哪里都敏感，随便一摸，爱国青年立马集体高潮了。

连历史都不能正经谈，还天天有人厚着脸皮说——我的政治观点就是扯淡。

没错，我就是扯淡了。

但是，你以为你们雄文万卷，你的气宇轩扬的建言献策就不是扯淡了。

你们越是正经，这蛋扯的越荒唐，而你们自己可笑而不自知。

2016-10-05 评论 

中国的左派和右派 当然不止一种，而且分类非常清楚明白，为了让大家对中国的左派右派一目了然，我给大家绘制一张简明的中国政治图谱：一个一个说。

在说之前我想先强调一点，就是目前这个划分，并不是以个人认为自己是哪个派别来划分的，而是以每个人的所作所为来进行划分的。很多人本身就是法西斯的思想，但是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毛派或者是保守派，这明显与事实不符。所以我在介绍这些派别的时候，会介绍这个派别的成员的行事风格和个人习惯，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不正确，欢迎来讨论，下面开始。

保守专制的极端主义者，代表就是法西斯，还有极端穆斯林，极端的皇汉以及极端精日等等。他们严厉抵触民主思想，或者口头上认同民主思想，但是所作所为与民主相去甚远。他们对内残酷镇压革命运动，对外积极进行侵略行为，行事极端，思想反动，鼓吹血统论与极端民族主义，一切以自身利益为重。这群人在中国虽然不多，但是也不是没有。

中庸专制的家长制主义者，代表为偶像崇拜者，还有民族主义者以及专制制度的支持者。他们不认同民主思想。认为民众没有民主的思维，也没有民主的必要。他们认为一个家长制的制度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他们对政治的参与度并不高，但是有部分这样的成员喜欢议论政治。他们习惯于将人和事标签化，看问题比较刻板，但不算极端。在他们当中容易形成偶像崇拜的思想。他们尤其喜欢利用权威去达成他们想要的结果，这种人在中国是多是少，就不用我多说。

激进专制的暴动主义者，代表为毛左，以及输出革命的信徒。这些人认为国家出了问题，需要进行革命，推翻一切牛鬼蛇神。这些人往往以中国66~76年的思想与行动纲领为准则。希望推翻一切，打倒一切。但是在推翻一切打倒一切之后，他们的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建立新社会的方针和策略，或者他们的策略所导致的结果仍然不好，这让他们就陷入了反复打倒的怪圈当中。他们的思想往往具有鼓动性，但是缺乏建设性，在革命的时候他们往往冲锋在前，在革命完成之后，他们会迅速的变成社会建设的阻碍，因为他们是保守的，没有真正建立一个民主的发展的思维，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古代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状态。这群人在目前的中国依然不少。

保守开明的认同现状者，代表主要为保守派，以及对现状满足的人群。这些人并不认为国家出了问题，他们觉得国家发展的很好。目前所面对的问题只是国家在现阶段所必需面对的，外国在这个时期也会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们觉得国家继续发展下去，未来的前途一定很好。他们认同目前的统治，对国家以及政权的评价比较乐观，是政府的拥护者与支持者。他们的思想并不偏激，愿意接受新的事物，但是对于其他人所说的变革和挑战，他们认同的不多。这种人在中国很多。

中庸开明的发展主义者，代表主要为工业党，以及希望社会有更多变革的人群。这些人会觉得国家目前的成绩是大于问题的，但是国家的发展面临着挑战。国家需要解决这些挑战，必须对社会进行变革，他们并不完全赞同西方民主那一套，而是觉得国家有能力发展出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些人一般愿意接受新的思想，也愿意推动社会变革，不过他们对社会革命有一种天生的恐惧，他们不愿意社会出现大范围的民主革命。而是希望国家通过政策的调整走向他们所认同的道路。这种人在中国的数量不算太多，但也不少。

激进开明的无条件变革者，代表为带路党（戏称），以及对国家现状不满的人群。这群人觉得目前国家出了大问题，现在中国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随着中国阶级固化的越来越严重，他们的不满情绪也逐渐高涨，他们比较认同国外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希望中国能够迅速的达到那样的状态，为此他们愿意付出相当的代价，包括但不限于通过暴力革命来推翻政府建立社会新秩序，他们与暴动主义者不同的一点在于，他们虽然也愿意进行革命，但是他们有更明确的发展方向与建设路线。并且他们对于很多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这群人在中国不算多。

保守民主的民主主义者，准确的说是西方民主主义者，代表人物就是微博上的公知。这群人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认为西方的民主是最好的，中国可以实现西方民主。他们的思想接近西方保守主义的思想，很多行为也是共通的。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是西方的所谓左派，其实的他们的行动更接近于西方的右派。他们虽然经常鼓吹革命，但是他们本身是惧怕革命的。所以他们这群人并没有力量，只能自说自话。这群人在网上不少，但是在现实当中，所见不多。

中庸民主的自由主义者，代表为自由派。援引 @鱼非鱼 的说法。这一派基本认为自由加有效的秩序能解决几乎所有的经济、政治、文化问题，也最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是真正的『小政府』的支持者。而至于社会不平等，他们认为如果程序公平了，有社会不平等完全不是问题，甚至是必要且合理的。他们的思想当中虽然接近右派，但是整个的思想内核是中庸的，如果能够发展的更好，他们不介意自己转变为左派，这群人往往受过较高的教育，或者完整的民主启蒙。能够正确而清醒的看待政治问题。不过这些人在中国少之又少。

激进民主的无政府主义者，代表为极端白左，以及拥有极端白左思维的人、LGBT等。这群人的一个特点是一直享受在自由民主的环境之下（这种环境专制国家也能存在）。从来没有为自由民主付出过真正的代价，所以他们认为自由民主应该是全人类无偿享有的东西。他们支持更激进的思想，更激进的行为。对政府的很多政策抱有敌意。认为应该顺应他们的思想去形式。其实这群人本质与法西斯并无不同，只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而已。不过他们比法西斯强的一点在于，他们尊重人权，尊重法制。认可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与平等。所以在危害上比法西斯较小。这群人在中国同样很少。

以上只是我的一个简单的分类，其实如果细分下去，中国的派别又何止着九种。中国人太多，而且太复杂。有再多的思想我也不奇怪。

最后再强调一句，这些派别的划分与一个人的自身认知并不同。一定要对应言行去看待派别划分。不要对他人简单的归类。谢谢。 

我们之所以能指责自由派是右翼是因为我们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的。这是长期宣传口径留下的习惯。 

2014-12-13评论 

我的分类左右的方法是：

平等是自由的实现（左）

自由是平等的实现（右）

其理论越强烈的符合这个描述，就是极左（右）。

还有就是，政治哲学、经济学等领域要分开来看。 

2015-08-16评论 

网上的派系嘛，大概是这样：

这实际上是三维坐标，用类似三元物质相图的方式画在三角形里，点到三个极点距离的比例决定其立场。三个极点中「左」即前三十年、「右」是全盘西化、「故」则是古代中国的旧传统。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左派右派都是原罪的产物，都是基于利益的选择——在这种意义上，左派右派都是坏蛋，也都亏欠了神的荣耀。

（另起一页）

书名

硅基时代第二十一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21

性&爱

Characteristic&Love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

2024年8月第一版

August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21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