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315卷 基督教与中国的对话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a

 硅基时代第十五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15

基督教与中国的对话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a

2024年7月第一版

July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15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15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对文章的点评”，实际上是一种“作者之间的对话”，最后形成了一种类似于“网上的沙龙”的思想交际——这里一百三十多篇文章的点评，实际上是“有关基督教与中国问题的一百三十多篇对话”。《谢选骏全集》其余各卷的各种点评，其实也都是这样的对话。

Executive summary

“Comments on articles” are actually a kind of “dialogue between authors”, which eventually formed a kind of ideological communication similar to “online salon” - the comments on more than 130 articles here are actually “more than 130 dialogues on the issue of Christianity and China”. The various comments in the other volumes of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are actually such dialogues.

（另起一页）

【目录】

01、“父子圣灵”是基督的奥秘

02、“人人生而平等”不是基督教的概念

03、“伪福音书”读后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04、“无法解释的”事情就是“上帝的安排”

05、巴勒斯坦的敌基督末日猖獗

06、不恨上帝的犹太人就不是犹太人了

07、不要离开耶稣基督

08、代议制民主产生于基督教教区制度

09、地球是上帝的特殊恩典

10、敌基督要抹杀基督徒的权利

11、东正教——被征服者的呻吟

12、断亲现象是基督教中国的崭新基础

13、法国宗教改革失败加剧大革命残暴

14、反对独尊上帝，加剧社会混乱

15、非基督教国家不可能和平演变

16、废垃与暴政的循环——除非上帝怜悯

17、福音派基督徒为何力挺敌基督

18、感谢上帝就是祝福自己

19、黄俄学者的敌基督——梅毒文明

20、回教的「阿拉」不是上帝

21、基督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22、基督的奥秘战胜虚无

23、基督教的忍耐顺从并非奴隶道德而是基于对暴力政权或政府暴力的蔑视

24、基督教与民粹主义

25、基督教中国的花束花海

26、基督教中国风满楼宇

27、基督教中国可以拯救堕落的西方社会

28、基督教中国要克服两希主义、混合主义

29、极权主义也对抗不了上帝之手

30、奸商马斯克偷学基督教会的见证方法

31、教父时代对于中国的启迪

32、教会话语权并不等于基督的福音

33、教会简史为何到宗教改革截止

34、教权独立于政权，是思想自由的制度保障

35、接种疫苗就是企图对抗上帝的旨意？

36、老沙皇靠东正教侵略扩张，新沙皇靠马裂教侵略扩张

37、罗马帝国的衰亡史就是基督教会的兴盛史

38、罗马教权的实际创始人

39、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科学进步

40、欧洲君权的限制来自基督教的圣经传统

41、欧洲蛮族皈依基督教对于中国的启迪

42、偶像崇拜是无法克服的原罪

43、批判基督教是因为理解的差异

44、披着东正教外衣的共产党——普京

45、“七千人教会及其论坛”是一个小鬼

46、气象学家不懂上帝的作为

47、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为何失败

48、求上帝保守就要祷告听上帝话

49、儒释道社会传统和基督教社会传统的差异 

50、上帝不是名词

51、上帝不喜欢人们议论自己——故意不让凡人看透自己的奥秘

52、上帝的奥秘是不能定义的

53、上帝的审判与生物的灭绝

54、上帝会按照人类的逻辑来行事吗

55、时代主义的“基督教”，敌基督的阴谋昭然若揭

56、台湾教会里的另类杀妻

57、天主教会滥竽充数

58、外国天主教会在中国的恐怖故事

59、韦伯太空望远镜企图窥探上帝的秘密

60、物理学无须证明上帝的存在

61、西方文明背叛了基督教

62、向基督徒吐口水的下场就是“50年来最大的失误”

63、新冠疫苗打不过上帝

64、新教与旧教竞相世俗化的五百年

65、新千年只能属于耶稣基督

66、虚拟教会与电信诈骗

67、耶路撒冷重回基督的怀抱

68、以色列打不过上帝

69、印度佛教对于原始基督教真有影响吗

70、佛教对于基督教的影响无关宏旨

71、永生就是回归于上帝

72、犹太基督教是个什么鬼

73、宇观尺度之下的创造论

74、语言的诞生是上帝的恩典

75、《约翰福音》真是二元论吗

76、政治宽容对基督教的有利证据

77、只有上帝认识祂自己——职业“传道人”的悲哀

78、主的荣光充满天地而不仅充满教会

79、宗教改革比罗马教会更不人道

80、基督教中国之光

81、“基督的奥秘”否定了人类的理性、启示了实验的科学

82、奥密克戎——十字架的复仇

83、拔除十字架 洪水吞华夏

84、基督受难提醒我亏欠了主的荣耀

85、十字架是唯一的拯救——基督教医院遭到轰炸 

86、完美伴侶就是十字架的真理

87、耶稣基督是突破性技术的根源

88、早点迎接耶稣再来的末日审判

89、《新约》外的耶稣：证据是什么？

90、量子力学与耶稣复活

附录之一、国教与宗教

附录之二、只有人渣才会自称相信马克思主义

（另起一页）

【01、“父子圣灵”是基督的奥秘】

网文《三位一体》报道：

三位一体（拉丁语：Trinitas，又译为天主圣三），基督教神学术语，是基督宗教神YHWH（新教常汉译为上帝或耶和华，天主教常汉译为天主雅威）的神学理论，建立于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的《尼西亚信经》，是基督教三大宗派的基本信条。

三一论主张：圣父、圣子、圣神（天主教会译为圣神，东正教会和新教则译为圣灵）三个不同的位格为同一本体、同一本质、同一属性，是一位上帝，他们以同本体论来表达他们之间的关连：[1]

通俗地说，神是独一的，只有一位神；

圣父完全是神，圣子完全是神，圣灵完全是神；

子是父的化身和彰显，灵是父子的实际和实化。

《亚他那修信经》对三一论得到了比较公认的解释。《新约圣经》没有明确使用“三位一体”一词，三位一体的理论基础建基于一些圣经经文。[2]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浸）。”《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

其中包括在经文用“名”是单数，三位一体的支持者指圣父、圣子、圣灵乃共用上帝的名。一些经文被视为隐含三位一体的思想，而教父和护教士加以立论及宣讲。

历史上不断有一些基督教派及个别人士否定此教义。基督宗教的主流教会接纳三位一体为传统教义之一；反对方则支持“一位格论”[3]、“形态论”、“三位三体”等，否定三一论。

传统天主教会把圣神降临节后第一个主日定为天主圣三节，纪念天主圣父、圣子、圣神是三位一体。

历史

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敬拜基督和崇拜天父，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受浸），却没有使用“三位一体”的名词。第一、二世纪的教父（如伊纳爵[4]、游斯丁[5]等）运用三位一体的概念，但没有使用这个名称。最先使用“三位一体”一词的，是拉丁教父戴都良。他用“本体”（essence）来说明神性及神性所包括的一切，指圣父、圣子、圣灵同有相同本质，只是互相关系的不同。戴都良用拉丁文Trinitas，意为“三而一”。后来，这词一直被教会所采用。

戴都良是支持《从属论》，认为“父是全部的本质，子是部分的本质，因为子乃是从父演展出来。”戴都良是支持“子低于父”的观点。戴都良之所以被认为是重要的教父，因为他乃是第一个开始讨论本质与位格概念的人；后来在《尼西亚信经》制订时，所用的概念竟与他早一百多年所说的相符合。三世纪的教父俄利根、诺洼天、希波律图[6]、教宗狄约尼削[7]等人都持三位一体的原则。

从公元2至5世纪，基督教的教父们根据《圣经》，再结合古希腊和古罗马哲学的学说（包括新柏拉图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学说），建立出一套属于基督教的教父哲学（即早期的神学）。《教义史六、亚历山大的教父》指出：“在第二、第三世纪中，有人将古希腊哲学与福音的真理混合起来，形成了一派神学，即所谓亚历山大派的神学。”这时期的著名教父有俄利根，他是用“永远生出”来解说父与子关系的第一人。“俄利根说“圣言”（指圣子）有自己的位格，也与父同永，乃是由于圣父永恒的旨意而生。”俄利根提出的“与父同永”，使三位一体教义有了一个神学基础。虽然如此，俄利根仍认为“子是小于父的”。“俄利根不单是认为子在世时是次于圣父，就是在本质上看来也是次于圣父的。”总括来说，早期护教士和教父（包括亚流的亚流派）都是认为圣子（即子）与圣父（即父）不是平等的，圣子在某一方面小于圣父。

教父亚他那修与亚流及其支持者亚流派有一个主要分歧，“亚他那修觉得，若以基督为受造者，即否认相信他而得救并与上帝联合。”“会议中亚流派拒绝“永远生出”的概念，而亚他那修却坚称此点。亚流派说，圣子是从无中被创造出来的，而亚他那修则主张，他是从圣父的本质中而生出来的。亚流派主张，圣子与圣父并非是同质的，而亚他那修坚称，他是与父同质的。”之后亚他那修为了抵抗亚流派写成了亚他拿修信经。

公元325年在尼西亚会议中， 三位一体被宣告为正统， 亚流被谴责。

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召集的第一次基督教大公会议（后世称为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在公元325年召开。会议讨论的是“同质”和俄利根的“同永”这两个问题。会议最终采用了关键字词——“同质”（homoousios）[8]，公认耶稣和圣父是同一本质，是同等的，并通过了《尼西亚信经》[9]。反对的亚流派被判为异端。据该撒利亚主教优西比乌在会后记载，当时君士坦丁大帝主持会议“彷佛是上帝的使者”[10]，故《教义史》上指出：“会议的决定并没有止息争端，只是成为争端的开始。”没多久以后，不论君士坦丁大帝或者是多数东方教会的主教们，竟都拒绝尼西亚公会议采纳的《尼西亚信经》。[11]

在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中，只讨论了圣子和圣父同质的问题，圣灵（圣神）的正统性并未有在《尼西亚信经》提及。关于圣灵的地位，《天主教历史浅谈（上二十三）》指出：“凯撒勒雅的主教巴西略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思想作了一番神学思考，写了一部《论天主神圣》（Il trattato sullo Spirito Santo,374）的书，他在著作中指出，圣神与圣父和圣子是同性同等的。”[12]及至公元381年的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大公会议在重新修订《尼西亚信经》时上加上了圣灵的描述。

经过戴都良和亚他那修的多年发展，最后由奥古斯丁确立为教会的神学信仰。加上在大公会议中的确定，三位一体最终成为传统教义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宗教改革时期，新教改革家克尔文进一步说明三位一体的教义，故此这也是新教信仰的一部分。直到现代，传统基督宗教均恪守三位一体为传统的重要教义。

现按正统神学的观点，三位一体是有限的人类理性所无法理解的，例如在《系统神学》描述：“上帝三位一体的奥秘，非凡人的智慧能测；在人的有限经验上，没有类似的事，可作比拟；因此一切比拟的想法，都不能达成愿望。在中古时代，乃视为一个奥秘；在十八世纪，乃视为一种无意义和不合理的教义。即使到现在，三位一体论仍不能有一个圆满的解释。在人的经验和理解上，不能有一个完全恰当的比拟，更不能积极阐发其奥秘。”[13]

圣经根据

旧约

在《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文中，在希伯来文中，“神”（Elohim）一字乃复数，本来在希伯来文中，Eloah是单数，Elohim是复数。然而，圣经的作者用 Elohim，然后又指出祂乃独一无二的神。祂的名字指出祂乃独一无二的真神。“耶和华神”这名字在旧约圣经中出现不下300次，“耶和华”是单数的（He is），是独一的神的名字，但Elohim却是复数的。

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文中，神自称我们。

新约

《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文中，在此“奉……的名”，“名”字在原文是单数的，而“三位同享一名独一真神的名”（或译：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也清楚显示了“三一神”的真理。

神的独一性

《创世记》第一章1节：起初神创造天地。

《申命记》第六章4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撒迦利亚书》第14章9节：“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

《马可福音》第12章29节：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约翰福音》第五章44节：“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

《约翰福音》第17章3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罗马书》第16章27节：“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

《提摩太前书》一章17节：“但愿尊贵、荣耀归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犹大书》第一章24节：“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

《哥林多前书》第八章4b节：“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

《哥林多前书》第12章6节：“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

《雅各书》第二章19节：“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

圣灵是神的使者？

圣灵是神的灵，基督的灵，神出来一位保惠师。（圣灵的位格在此展现出来）

《诗篇》第104章30节：“你发出你的灵，它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这里的你指的是耶和华神[查证请求]，神发出圣灵万物便受造，说明圣灵参与了创造。

《约翰福音》第三章5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里说到圣灵使人重生，说明了圣灵是救主。

《使徒行传》第五章3节：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但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

第五章4节：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作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 我们可以看到（欺哄圣灵，就是欺哄神）。

《约翰福音》第14章16—17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乃是真理的圣灵”，注意是“一位”圣灵是位格的，圣经记载：他来了，提到“圣灵”用他。

《哥林多前书》第12章11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各人的。”

《诗篇》第139章的7—8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们无法逃避圣灵，这里讲到圣灵无所不在。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10—11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圣灵参透万事，连神最深奥的事也参透了，这里提到圣灵无所不知。

《约伯记》第33章4节：“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由于《约伯记》是诗歌体文句上下平行同义，全能者的气是指圣灵，圣灵有能力造就人。

耶稣是神？

耶稣的回答

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的29至38节中，

“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

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僭妄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 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僭妄的话’吗？

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

门徒的解释

《约翰福音》第一章1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里的“道”指的就是“子‘由神生的道’，他是在神创造万有之上的弥赛亚，就是基督。亦是指神的首生的约翰壹书‘太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也是启示录所提到的，神的七灯台和七灵及神的羔羊“我是初，我是终”的生命之主。他就是神所生造的独生子（首先原有之生命）。万物是借着他创造而有的。将来，神也要藉他儿子生命，创造更多的神之子生命来。所以，在《创世纪》中说“我们”是指圣父、圣子和圣灵……

《约翰福音》第10章30节：“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 耶稣与父是一。意思就是耶稣是从父（本质）而生而来的，身心灵完全合而为一（也就是神）。

《约翰一书》第五章20节：“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

《约翰福音》第一章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称主耶稣为“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在父怀里的神”）

《希伯来书》第一章8节：“论到子却说，‘神阿，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子就是指耶稣基督。本处清楚表明论到了，天父就是神，所以说：“神阿，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罗马书》第九章5节：保罗心灵也感动的说“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

《提摩太前书》第三章16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神在肉身显现的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歌罗西书》第一章15－16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爱子指的是耶稣，介绍耶稣是不能见的神之像，且是首生而首造万有之上，将耶稣与受造万物分别开来，后面进一步解释其实耶稣就是他父神藉他生命创造物的生命之主。……

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的经文

The Baptism of Christ（Piero della Francesca）

基督的洗礼

耶稣受神、圣灵祝福

《路加福音》第三章21—22节：“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彷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

下面是祷告和劝勉的话

《哥林多后书》第13章14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都与众教会同在的。

《犹大书》第20章21节：“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同等行（圣灵的感动、神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

《彼得前书》第一章2节：“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

反对声音

基督教

在基督宗教的教会成立初期，《圣经》所记载的历史没有记录耶稣和使徒讨论三位一体的问题。直至2－3世纪，有些古代教父开始用希腊哲学思想去论证上帝。自那时开始，上帝是三位一体的讨论便越趋炽热了。发展至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前，三位一体已发展为教内争论。其后君士坦丁大帝召开了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会议亦通过《尼西亚信经》列明“圣子与圣父同质”，并将亚流派判为异端。但大公会议以后，有关三位一体的争论持续了数十年。曾经有段时期，亚流派的势力反过来压倒亚他那修派的势力。两方势力仗赖罗马皇帝的支持互相抗衡，直至公元381年。 

公元380年2月27日，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正式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并在次年的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将《尼西亚信经》确立为“国家标准信仰”[14]。至此，三位一体的教义随之而被确立，反对势力再次被压制。反对三位一体教义的人被审判为异端，有的被直接处死或者死于火刑。这一斗争持续了多个世纪。直到中世纪，人们再用哲学和心理学去解释教义，三位一体完全确立[15]。

794年，查理曼在拉丁教会召集的法兰克福大公会议上宣布义子说为异端[16]。

现今不承认三位一体的基督教团体或基督教派系有基督弟兄会、基督科学教会、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Dawn Bible Students、基督堂教会、耶和华见证人、Living Church of God、Members Church of God International、Oneness Pentecostalism、Church of God（Seventh Day）、一位论派、United Church of God和The Shepherd's Chapel。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穆斯林坚决反对三位一体说法，穆斯林称耶稣为尔撒，认为尔撒是先知，是神所差遣的使者，但坚决反对尔撒是神的化身或具有神的位格，只承认尔撒是一位圣人，《可兰经》确认尔撒是童贞女麦尔彦（玛利亚）之子，但这神迹不代表他就是神，就像其他先知一样，是一个人类，但因为其有正义之美德而受天命，成为安拉的使者，来教化这些有经人，穆斯林也认为尔撒的位格，应按照《可兰经》来判断，《可兰经》说阿拉真主是唯一真神，不会有别的神，所谓的《新约圣经》参杂了太多基督徒的神话与传奇，已经不是单纯的天启之书了。这种说法颇类似于早期基督教学者提倡的义子说。

例如1、“妄言真主确是三位中的一位的人，确已不信道了。除独一的主宰外，绝无应受崇拜的。如果他们不停止妄言，那末，他们中不信道的人，必遭痛苦的刑罚。”——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古兰经‘筵席章’第73节[17]

例如2、“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他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古兰经‘忠诚章’第2、3节[17]

宗教改革时期前后

宗教改革运动前，反对三位一体之声音被武力压制，但反对声仍零星出现，其中包括12世纪活跃于法国的清洁派。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后，亦有提倡与三一论相对的一位神论的教派成立。波兰兄弟会在波兰兴起，极力反对三位一体[18]。一位论派随即遭到来自天主教会的反对，也为马丁·路德、克尔文、慈运理等宗教改革家所不容。1689年，英王威廉三世颁布宗教容忍法令（Toleration Act），但禁止任何人发表反对三位一体的言论[19]。很多人在天主教会、政府和新教势力的排挤和压迫下被迫流亡，被投入监狱或者被处以极刑。

反对三一论的人士有牛顿、威廉·惠斯顿（William Whiston）、伊曼纽·斯威登堡和塞尔维特等。其中西班牙神学家塞尔维特反对三一论，终被加尔文主持的日内瓦理事会予以逮捕和处死[20]。

近代社会

18世纪至20世纪初，反对三位一体论派已在欧美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早期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曾大力反对三位一体，但现在已改变初衷。

19世纪初后期圣徒运动产生的摩门教（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支持三位三体，为父、子、灵是分开独立的三个神灵，但和谐的工作。

除此之外，19世纪80年代“圣经研究者”（即现称耶和华见证人）的领导人查尔斯·泰兹·罗素公开支持一位论而否定三位一体的神学体系，并在美国和欧洲广泛传播。

基督教人士亦对此有商榷处，其中主复宗领袖李常受认为传统三位一体教义过分强调神格中的三个身位，易有三神论的倾向。他依据圣经而提出：在经纶上父、子、圣灵有别，但在素质上子就是父、主就是灵（另参圣经约翰福音10:30;14:9等,哥林多后书3:17等处），却被某些人误认是主张形态论而被部分基督教界指责，但后来美国基督教研究院认错，而发表了澄清的资讯[21]。

反对三位一体的声音亦有来自反基督教的人士、哲学家和其他宗教。

及至现在，反对三位一体论者和三位一体论者亦互相冲突，个别教派亦不支持三位一体论。而宗教改革后，“基督是否就是上帝”也存在争议。

关于神的复数

三位一体支持者常以《创世记》使用神的复数当作论点，而据威廉·史密斯在《圣经辞典》里说：“说‘Elo．him’显示上帝的本质有复位格，只是妄揣臆说，现今很少学者会赞同。‘Elo．him’不是指语法学家所说的‘复数威严’，就是指上帝力量的总和，即上帝施展的全部力量。”

《美国闪族语言与文学杂志》论到“Elo．him”说：“这个词几乎总是与单数的谓语动词连用，由单数的定语修饰。”、“‘Elo．him’该是强度复数，表示伟大、威严的意思。”

希伯来语语法中，这个名词的复数形式表示威严或卓越。因此《圣经》也用 “Elo．him” 和 “Elo．heh”，来指一些假神：《出埃及记》20:23：“你们不可作什么神像（Eloheh）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作金银的神像。”、《撒母耳记》上5:7：“亚实突人见这光景，就说：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elo．heh）大衮的身上。”

圣经还用“Elo．him” 来指人：《诗篇》82:6：“我曾说：你们是神（Elo．him），都是至高者的儿子。”事实明显表明，在希伯来语用复数形式的神一字，纯粹是希伯来语的语法关系，而与所谓的 “位格” 毫无关系。更与三位一体扯不上任何关系。

参考文献

 The Blessed Trinity. CATHOLIC ENCYCLOPEDIA. [2017-11-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1-23）.

 3認識真神（一）--三位一體. 教会实用数据库. [2017-11-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7-17）.

 一位论派，中国大百科

 St. Ignatius of Antioch to the Magnesians（Roberts-Donaldson translation）. www.earlychristianwritings.com. [2017-11-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8-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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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会议时期的教会（323-843年）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东正教会历史》，拉斯加普里兹伦的塞尔维亚主教区

 天主教歷史淺談（上二十二）. [2005-07-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5-11-21）.

 天主教歷史淺談（上二十三）. [2005-07-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5-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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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简史（九）- 历史年代表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教牧与教育小站，江茂松编译

 三位一体，美国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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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五章 苏西尼主义，神体一位论，现代主义，《历史的轨迹─二千年教会史》，1986年，[ISBN 957-587-011-5]

 容忍法，大英简明百科全书

 一位论派，中国大百科全书

 我们错了——重新评估倪柝声、李常受的“地方教会”运动。 

网文《尼西亚公会议》报道：

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或称第一尼西亚会议）是325年，君士坦丁大帝号召在拜占庭尼西亚（今土耳其布尔萨省伊兹尼克）召开的基督教大公会议。此会议乃基督教历史第一次的欧洲世界性主教会议，确立了一些影响深远的宗教法规和现今基督教会普遍接纳的传统教义。在基督教被国教化过程中，会议亦为关键之一。然而君士坦丁一世在会议之后却转向亚流派，对支持《尼西亚会议》结果的派系造成打压。

历史

第一次尼西亚会议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召集召开，按罗马元老院的形式组织大会的进行。君士坦丁一世身穿耀眼的金边紫袍进场，恭敬地坐在主教们后，作为会议的观察员。

凯撒利亚主教，也是知名的教会史家游社博在会议开始时，宣读会议祝辞。亚历山大宗主教亚历山大一世与西班牙的奥塞思先后主持了会议的讨论。罗马教宗亦委派两位教士出席会议。

会议主要是解决亚历山大港教会中，耶稣与天父关系理解上的分歧：耶稣当然与天父同质，不只类似。亚历山大教会内一方的主教认为耶稣与天父同质，另一方则认为耶稣与天父类似。君士坦丁一世在议期间，曾多次出席会议。最后，何西乌建议以凯撒利亚主教游社博所提出的《尼西亚信经》为基础，并采用了关键性字词——“圣子与圣父同质”。尼西亚会议的决议否定了耶稣次于天父的从属论观点（在估计的 250－318 所有参加者中，最后只有两人反对公会议的决定，坚定支持亚流派，这两人后来跟亚流一起被流放到伊利里亚）。信经在皇帝君士坦丁一世见证下确认通过，定为正统的教义标准，否定教义者被定为异端。会议同时制定了20条教会法规，扩大正统派主教的权力，并对罗马帝国全境教会具强制性约束力。

会议中，出席者在基督教逾越节（非现今之复活节）的日期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在春分后的、第一满月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为节庆，独立于《圣经》中的希伯来历。会议还授权亚历山大主教（推测可能是按亚历山大日历）每年向其他的主教宣布确切的日期。

出席者

君士坦丁一世于当时邀请了所有的1800名教会的主教（有1000位在东方，800位在西方），但最后只有250-320左右的人能与会。根据参加会议的游社博、亚他那修和尤斯坦修斯统计，人数是250人、318人和270人不等。根据后来希腊教会史学家苏格拉提塞士的纪录，人数超过300人，而另外四项纪录则是318人。

多数参与本次会议的是来自东方的主教，在其中有三位总主教。在与会者中，有曾受迫害的教父、一位是以前的隐士，有一位牧羊人主教，另外还有来自于国外的主教。在说拉丁语的西方省份中，有五位代表与会。与会者的旅行和膳食是免费的，但与会者不是单独旅程，每个都许可带两个教士和三个执事，所以与会总人数可能超过1500人。游社博提到有数不清的教士、执事或助理参与。

议题

有关亚流主义的问题

逾越节（复活节）的庆祝

米勒修斯分裂主义

圣父和圣子在目的与位格上同一

异端的洗礼

在理吉纽统治下的迫害中损失情况

后续及影响

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对基督教具有重大历史性意义，因这是第一次通过用基督徒代表集会形式取得共同意见，也是基督学（基督教神学的一个分支）发展的第一个起因。无论在教会及三位一体的教义发展方面，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对其后基督教发展影响长远重大。

通过皇帝的权力召集教会的主教们聚在一起，是主教代表首次聚在一起联合同意的基督教教义声明，也是首次由皇帝运用国家机器影响主教会议的方式。这就是所谓“君士坦丁转换”，即教会与政权连结在一起，这至今仍然引发许多辩论。美国生活科学网站将尼西亚会议评为改变人类历史十大事件之一，当中描述“由君士坦丁来召集和主持会议，标志着皇权对教会有了一定限度的控制。而《尼西亚信经》的产生，为后来的一些大会开创了制定信经和正典的先例，为教义的正统性和为整个基督教国家的合一提供了指导纲领。”

然而在短期内，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并未有完全解决当初召开的核心问题。《尼西亚信经》的反对者——亚流和米勒修斯，不久后就重新得到了几乎所失去的权力。在公元4世纪剩余的时间之中，亚流派继续传播并导致教会分裂。而几乎是立即地，尤士比尤斯运用其在法院的影响力，使君士坦丁偏向正统的尼西米会议主教。尤斯坦修斯在330年被流放，爱森那塞修斯虽继承了亚历山大主教位置，但在335年第一次泰耳会议后被免职。而亚流则回到了君士坦丁堡，重新被接纳入教会，不久便去世。君士坦丁一世也在次年驾崩，临终前受洗皈依亚流派。

文化参考

丹·布朗的知名小说《达芬奇密码》曾对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有负面评价。透过小说人物李伊·提宾爵士（Sir Leigh Teabing）与苏菲·纳佛（Sohpie Neveu）的关键对话，该小说声称：“直到那时，耶稣被他的跟随者认为是一个人的先知……一个伟大而有力量的人，但也就是一个人。他的‘神的儿子’的建立是由尼西亚公会议正式提议和表决的。”小说声称耶稣的神性是尼西亚公会议的表决结果，而是“相对来说，一个接近的投票结果。当中也提及君士坦丁一世召集和影响是次投票，以稳定其权力。

现实中，多数历史学家接受的观点是，君士坦丁一世的确召集了尼西亚会议来澄清有关耶稣的一些不同观点，但在大会中没有任何的投票表决。有的只是一些讨论来形成《尼西亚信经》，然后由几百名与会者签名，除了只有两人没有签以外，所有的人都签了名。而围绕该段历史所产生的争议却涌现在一些书籍、电视纪录片和教会声明等。而且尼西亚会议的二派皆是在耶稣为神之子的基础上进行辩论的，两派都并未质疑耶稣是神之子，今日有些书籍或影艺作品有误解。

谢选骏指出：尼西亚会议召开于耶稣纪元325年，早于《三位一体论》的作者奥勒留·奥古斯提奴斯（拉丁語：Aurelius Augustinus，354年11月13日—430年8月28日）的出生一个世代。奥古斯提奴斯这位罗马帝国末期北非的柏柏尔人，虽被天主教会封为“圣徒奥古斯丁”，但其实他的“三位一体论”并不是照着圣经来的，而是照着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颁布的《尼西亚信经》来的。

在某种程度上，奥古斯丁的《三位一体论》是对“父子圣灵”这个基督的奥秘（“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马太福音》28:19）——所进行的庸俗化！因为“父子圣灵”就是父子圣灵，多一则太多，少一则太少……是人所不可胡乱言说的。

难怪奥古斯丁《三位一体论》这本书的写法和说法，都很混乱，因为他还算个人，但却想讲清楚一个“人不可能讲清楚的神的奥秘”，自然只能无功而返了。甚至更严重的，他会误导其读者，从而造成重大的神学错误。因为从圣经的文本来看，“父子圣灵”确实是一位，而不是三位；至于“父子圣灵”的内涵，就像“耶和华神”的内涵一样，谁能解说得清楚呢？！那是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是无法理解的，为要显出人类的无知——这就是现代实验科学“试错”方法的起源了。

至于杜撰小说《达芬奇密码》的丹·布朗，我早说过了，那就是个忘八蛋。因为疍布朗它故意篡改历史，就像个唯利是图的浑蛋。

【02、“人人生而平等”不是基督教的概念】

《为什么“人人生而平等”——对不证自明的真理的一种证明》（胡平）报道：

“我们认为如下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人们若干不可剥夺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句话出自美国的《独立宣言》，该宣言由杰佛逊执笔，发布于1776年，如今早已流传天下，影响深远。

其实，这句话最早是英国的雷恩巴勒上校讲出来的。托马斯·雷恩巴勒（Thomas Rainborough，1610-1648）是英国革命期间海军司令官，平等派的领袖。早在1647年10月的普特尼辩论会上，雷恩巴勒就提出：“我们认为如下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人们若干不可剥夺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雷恩巴勒还说，在英国，穷人也应当享有和富人同样的权利，穷人也应当对政府有发言权。

“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据说是不证自明的。事实上，我们很多人也确实是在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就马上接受了它－－可见它果然是不证自明。然而要是有人问我们，为什么人人生而平等，恐怕很多人就陷入困惑，说不出所以然了。如此说来，“不证自明”的东西还是需要解释、需要证明的。

显然，所有的人绝不是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平等的。有的人生来就健康、富有、聪明、漂亮，而另一些人则生来就羸弱、贫苦、愚笨、丑陋。人类的个体差异太大了，太明显了。那么，当我们说人们是平等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当然不是说，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都属于同一物种，所以人人平等。这和基督教也无关。按照圣经，人（亚当和夏娃）是上帝造成的，所以人人平等。倘若是这样，我们干嘛不说一切老鼠都是平等的，一切山楂树都是平等的呢？既然老鼠或山楂树也都属于同一物种，也都是上帝造成的。如果有人宣称，一切老鼠都是平等的，我们一定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是说一切人都是平等的，那就蕴含着这样的意思，即，所有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对待。譬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对了，就让我们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说起。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思就是同样的法律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所有的人，无论是总统还是流浪汉，是富人还是穷人，是明星还是残疾人。西方神话里的正义女神（也叫司法女神）为什么蒙上双眼？这条蒙眼布就是“无知之幕”，就是让司法者无视当事人的面貌和身份，不论其地位高低贵贱，也不论其与自己亲疏远近，无差别地一视同仁。总统犯法，与平民同罪，否则就是违背了、破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可是小孩子犯法不同罪，精神病人犯法不同罪，我们又觉得很正常、很合理，不认为是违背了、破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就怪了：为什么我们在谈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条原则时，可以把小孩子和精神病人排除在外呢？难道小孩子和精神病人不算人？既然他们也是人，为什么又可以排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外？

这就触及到问题的核心了。我们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总统犯法与平民同罪，这表明我们认定：人人——无论是总统还是平民——都具有某种共同的特质。正是根据这种共同的特质，我们推出，法律应该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但是我们又同意，小孩子犯法或精神病人犯法不同罪，这就表明小孩子和精神病人缺乏这种特质。换言之，那个一般人都具有、而小孩子和精神病人所缺乏的东西，就是我们相信人人平等的依据。

为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条不适用于小孩子和精神病人？因为一般人——无论是总统还是平民——都有正常的心智，而小孩子的心智不成熟，精神病人的心智有严重缺陷。所谓心智，就是指自由意志和区分善恶的道德感。人人平等就是着眼于人的这个特质。这是人——也只有人——才具有的一种共同的特质。这种特质每个人都具有，除了人，其他生物和物件都不具有。我们说人人平等，一切人是平等的，就因为人有自由意志，有区分善恶的道德感。人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而不管外部环境，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并付诸实际；人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小孩子和精神病人则缺乏辨识能力和自控能力，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小孩子和精神病人依然是人，他们同样具有人的特质，只不过他们身上的这种特质处于不成熟的状态或者是受到损坏。随着小孩子的成长或精神病人的治疗，他们也就获得了正常的心智，从而获得了和一般人无异的地位。

在《独立宣言》问世之初，很多大力倡导人人平等的人，却把黑奴、乃至妇女排除在“人人”之外。通常我们批评他们虚伪、言行不一、自相矛盾。其实不尽然。因为有些人这么做，无非是把黑奴和妇女当成小孩子，认为在当下他们的心智还不成熟，还需要像对小孩子一样施以教化，从而使他们成为和自己平等的人。这种态度在实际上可能是错误的，但在理论上、逻辑上是成立的。这和那些对黑奴与妇女实行压榨的做法显然不是一回事。

什么叫人人平等？所有人在什么意义上是平等的？那首先就是在人的尊严上是平等的。为什么人人在尊严上是平等的，或者说，为什么人人生而平等？因为人生而拥有这样的特质，他有自由意志，有分辨善恶的道德感，人能够选择自己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种人所共有的特质使得人具有尊严，使得人们在尊严上平等。我们承认这种特质，尊重这种特质，也就是承认每个人的权利或曰人权。所谓天赋人权，就是说人权是人所固有的，就是说所有人都生而具有上述特质，因而应该拥有同样的尊严和同样的权利。人人平等也就是在人权上的平等。（2016-02-20 22:41）

东方DongFang_USA，twitter.com/HuPing1/status：“人人生而平等”原文是“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也就是指人是被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出来的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人人“受造平等”。“生而平等”和“受造平等”，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区别，但是对基督徒来说，这两个翻译的意思完全不同。对基督徒来说，人是上帝创造的，不只是父母生出来的。 

谢选骏：“人人生而平等”不是基督教的概念，而是一个错误的翻译。实际上，那“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指的是“被神同等创造”，而不是指“父母生的平等”。所以人有高低贵贱等社会区分，但都是同样一个物种。那为何不说老鼠或山楂树也和人同等呢？因为上帝造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并且往人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息！不懂得基督教的人也就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也就是失去这个“不证自明的真理”及其包含的救恩。换言之，拒绝基督教，就是拒绝了“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就是拒绝了“人人生而平等”。这样的人不被奴役，谁被奴役？这样的人要争取自由，可望而不可即也。所以希腊民主的异教徒没有自由，罗马共和的异教徒也没有自由。

【03、“伪福音书”读后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耶稣·基督的素食观》（《艾赛尼和平福音》节选 2003年1月8日）摘录：

亚兰文翻译：艾德蒙德·波尔多·切克里

导言

《艾赛尼和平福音》发现于死海古卷，现存于梵蒂冈图书馆和皇家哈布斯堡王朝图书馆，被认为是耶稣·基督的原始教义。书中包括有关戒食、素食及天使的许多内容。所有这些内容都在公元325年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之后被从基督教教义中改变或完全删除。该公会议由君士坦丁大帝召集，制定了强制性的统一信条（后经修订为《尼西亚信经》）。在此过程中，许多基督教原始的灵性精髓被修改或完全删除以服务于日渐式微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世俗计划。本文对于真诚追随耶稣·基督、想要回归天堂的人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正文

在一条溪流的河床旁，许多病人正在禁食，与神的天使一起祈祷已达七昼夜。他们得到了极大的奖赏，因为他们遵循耶稣的教导。七天过后，所有的痛苦都从他们身上消失了。当太阳从地平线升起时，他们看见耶稣从山上向他们走来，头上罩着初日的光芒。 

“和平与你们同在。” 

他们默默不语，只是俯在他的面前，触碰他的衣边，示意他们已经痊愈。 

“不要感激我，应该感激你们的地母，是她把她的医病天使遣来的。去吧，罪已消失，你们也许再也不会得病了。让医病天使成为你们的保护者吧。”

但他们回答他说：“无论我们去哪儿，夫子啊，您永恒生命的教导是什么？我们必须回避的罪恶是什么？怎样我们才永不再生病？”

耶稣回答说：“根据你们的信念。”他坐到他们中间说： 

“过去有人告诉他们，‘荣耀你的天父和地母，遵守他们的诫命，你在大地上的日子就可以长久。’之后给予了这条诫命：‘你们不可杀生，’因为是神把生命给予了一切，神已给予的，不要让人夺走。我真实地告诉你们，大地的一切生命都来自同一位母亲。因此，杀生的人，就是杀他的兄弟。地母将离开他，把她哺乳的乳房拔出。她的天使们将避开他，撒旦将进入他的身体。在他身体中，动物的肉将成为他自己的坟墓。

我实在地告诉你们，杀生的人杀了他自己。吃被杀动物的肉，是在吃死亡之躯。因为在他的血液中，它们的每一滴血都会变成毒药。它们的气味使他的呼吸臭不可闻；它们的肉在他的肉中沸腾；它们的骨头在他的骨头中变成白垩；它们的肠子在他的肠子中腐烂；它们的眼睛在他的眼睛中变成翳障；它们的耳朵在他的耳朵中流脓。它们的死亡会变成他的死亡。只有服务你们的天父，你们七年的债才能在七天中得到原谅。但是撒旦却不会原谅你们，你必须向他付出一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命偿命，以死偿死。’罪恶的报酬是死亡。不要杀生。不要吃你的无辜猎物的肉，免得你们成为撒旦的奴仆。因为那是痛苦之路，导致死亡。遵循神的意志，祂的天使们会在生命之途上服务你们。因此，服从神的教导：“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至於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它们作食物。世上一切会动的、活着的一切的奶是你们的食物，还有我给它们的青草。我把它们的奶给了你们。但使它们成长的肉和血，你们不能吃。流你们血的人，我必讨他的罪，因为你们的血中有你们的灵魂；凡杀动物的，杀人的，我必讨他的罪。因为我是主，是你的神，是强大、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全心、全意、全力爱主，你的神：这是首要的和最大的诫命。”第二条这样写道：“爱人如己。”没有哪个诫命比这些更重要。

听到这些话后，人们默默不语，只有一人嚷道：“夫子，如果我看到一头野兽在森林里撕咬我的兄弟，我该怎么做？我应该让我的兄弟死去，还是应该杀死那头野兽？如果这样，我是不是违反了诫命？”

耶稣回答说：“以前是这么对它们说的：‘地上所有的走兽，海里所有的游鱼，空中所有的飞禽都在你的控制之中。’我真实地告诉你们，地上所有动物，只有人是神按照祂的形象造的。因此走兽是为人造的，不是人为走兽造的。因此，如果你为了保护你兄弟的生命而杀死了野兽，你没有违法。我真实地告诉你们，人胜过走兽。但是如果走兽没有攻击行为而毫无原因地杀死走兽，或出于屠宰的贪欲，或为了它的肉，或为了它的皮，或为了它的牙，他就犯下了大罪，因为他自己变成了一头野兽。他的命运将和野兽一样。”

接着另一个人说：“以色列最伟大的人摩西允许我们的祖先吃干净动物的肉，只禁止吃不干净动物的肉。你为什么禁止我们吃所有动物的肉？哪个诫命来自神？摩西的，还是你的？”

耶稣回答说：“神通过摩西颁给你们的祖先十条诫命。你们的祖先说：‘这些诫命太严格了。’他们无法遵守。摩西看到后，怜悯他的人民，使他的人民不致灭绝。于是他给了他们十的十倍条诫命。脚如锡安山一样强壮的人，不需要拐杖；但羽翼颤抖的人，更加需要拐杖，这比没有的好。摩西对神说：‘我内心充满悲哀，因为我的人民要迷失了。因为他们没有知识，不能明白祢的诫命。他们象孩子一样，不能明白父亲的话。神啊，我给他们其它律法，虽然他们会受苦，但这样他们不会毁灭。如果他们不能与祢同在，神啊，但不要让他们反对祢；他们会维持下去，时机成熟时，他们就会接受祢的话，向他们展示祢的律法。’为了这个原因，摩西摔碎了两块写着十诫的石板，另外给了他们十的十倍条诫命，代替原来的诫命。而从这十的十倍条的诫命中，文士和法利赛人又制订了十的一百倍条诫命。他们给了你无法忍受的重担，而他们自己却不承担。诫命越接近神，我们需要的就越少；它们越远离神，我们需要的就越多。这就是为什么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律法数不胜数。人子的律法有七部，天使的有三部，而神的只有一部。

“因此，我只教导你们那些你们能够明白的律法，你们能够成为人，遵守人子的七部律法。然后，天父的未识天使会把他们的律法显示给你们，神的圣灵也许会突然降临于你们，引你们到他的律法。”

所有人都为他的智慧而感到惊诧，问他：“继续，夫子，把所有我们能接受的律法都教给我们。”

耶稣继续说：“神授诫给你们的祖先：‘你们不应杀生。’但是他们铁石心肠，还是杀生。于是，摩西希望，至少他们不应该杀人，他容忍他们屠宰动物。然而，你们祖先的心肠更加冷硬，人兽齐杀。但我确实说过：既勿杀人，亦勿杀兽，亦不要为了食物进你们的口而杀生。因为如果你们吃活的食物，你们也会加快成为同样的食物。如果你们屠杀你们的食物，死的食物也会杀死你们。因为生命来自生命，死亡总是导致死亡。因为一切杀死你们的食物的，也会杀死你们的身体。一切杀死你们身体的，也会杀死你们的灵魂。你们的身体就会变成你们的食物，你们的灵就会变成你们的意念。因此，不要吃烧死、冻死、淹死之物，因为被烧的、被冻的、腐烂的食物同样会使你们的身体被烧、被冻和腐烂。不要象愚蠢的农夫那样，用煮熟的、冷冻的和腐烂的种子在地里播种。秋天来到时，地里颗粒无收。他痛不欲生。要象另外一个农夫那样，在地里播下活的种子，地里结出活的麦穗，比他种下的种子多百倍。我真实地告诉你们，只凭借生命之火而活，不要用死亡之火准备你们的食物，它会杀死你们的食物，你们的身体和你们的灵魂。”

“夫子，生命之火在哪儿？”有人问。

“在你们的里面，在你们的血里，在你们的身体里。”

“死亡之火呢？”另外的人问。

“是在你们体外燃烧的火，比你们的血还要热。你们用那死亡之火在家中、在地里烧饭。我真实地告诉你们，它与毁灭你们食物和身体的火是同一种火，甚至象毁坏你们思想的怨恨之火一样，毁坏你们的灵。因为你们的身体正是你们所吃的，你们的灵正是你们所意念的。因此，不要吃比生命之火还要强的火所杀死的食物。因此，预备和食用所有树上的果，所有地里的草，所有动物的奶，这些都适合食用。因为所有这些都是由生命之火所养育和成熟的。所有都是我们地母的天使们的礼物。凡是死亡之火所烧出味道的都不要食用，因为那是撒旦所为。”

“因此始终吃来自神的桌子上的食物：树的果实，田地里的谷物和草，动物的奶，以及蜂蜜。一切这些之外的都来自撒旦，引至罪恶之路，直到生病、死亡。但你们从神的丰盛的桌子上吃的食物给予你们的身体以力量和年轻，你们永不会得病，因为玛土撒拉因食用了神的桌子上的食物而长寿。我真实地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如他一般生活，生命之神就会让你们象他那般长寿。

“我真实地告诉你们，生命之神比大地上任何富人都要富，他桌子上的食物比大地上所有富人餐桌上最丰富的食物还要丰富。因此，你们一生都应该在我们的地母的桌上吃饭，你们永不会缺少食物。当你们在她的桌上吃饭时，吃光全部，就象在地母桌子上发现的一样。不要煮，也不要把所有的东西混在一起，免得你们的肠胃成为冒气的沼泽。我真实地告诉你们，神讨厌看到这个。

“因此，小心不要让所有的讨厌之物污染了你们身体的庙宇。两三种食物足矣，你们可以经常在我们的地母桌上发现。不要想着把你周边的东西都狼吞虎咽掉。我真实地告诉你们，如果你把所有的食物都混着吃进肚子里，你们身体中的平静就会停止，无止境的战争就会在你的身体里开仗。如同分裂的家庭和王国攻击自己，毁灭自己。因为你们的神是和平之神，从不帮助分裂。不要违背自己而惹神愤怒，免得他把你们从他桌旁赶走，免得你们被迫去撒旦的桌子旁，那里罪恶之火，疾病之火和死亡之火将使你们的身体堕落。”

谢选骏指出：1999年的时候，我遭遇不幸。然后在书店里买了一本《失落的福音》，也就是所谓“伪福音书”，《艾赛尼和平福音》也是其中的一本。读后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后来我遭遇了更大的不幸，很快便终止了类似的阅读。

【04、“无法解释的”事情就是“上帝的安排”】

《儿童呼吸道疾病：无法解释的疾病大爆发在人类历史上常见吗》（扎利亚·高威特（Zaria Gorvett）BBC Future 2023年12月12日）报道：

今年入冬以来中国儿童群体的呼吸道疾病爆发，很多儿科病房人满为患。

1993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一个来自美国纳瓦霍族保留地的家庭将车停在新墨西哥州的一个服务站，然后拨打了911报警电话。

他们的儿子是一名19岁的马拉松运动员，突然呼吸困难。他被救护车送往当地医院后不治身亡。医生们一脸茫然——如此年轻健康的人怎么会突然死亡？

很快，人们发现这名马拉松运动员的死亡并非孤立事件。几天前，他的未婚妻也死于类似的呼吸道疾病，他操办了未婚妻的葬礼。

每次有关新的疾病爆发的报道登上头条时，往往伴随着各种猜测。地球上的病毒颗粒比宇宙中的恒星还要多，而我们体内的细菌细胞比哺乳动物细胞多10倍。

总体而言，我们的星球上估计有一万亿种微生物，但目前已知的只有1513种细菌、219种病毒、300种寄生虫、70种原虫和200种真菌会引起人类疾病。其余的都有待被发现。

神秘疾病爆发有多常见？

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欧文医学中心（Irving Medical Center）的流行病学教授斯蒂芬·莫尔斯（Stephen Morse）说：“很明显，有些疾病的爆发一直是个谜。”

在1993年那对纳瓦霍族夫妇的案件中，当地医疗调查员注意到，此前几个月中，其他人也出现了无法解释的症状。这些病例都发生在美国西南部四角落（Four Corners）的原住民社区。

随着更多病例出现，抓捕“罪犯”的竞赛开始了。直到两个月后，“汉坦病毒肺综合症”才被确认为祸首。这是一种由新型汉坦病毒引起的传染病，病原体通常感染啮齿类动物。

即使在今天，这样的延迟发现也是非常普遍的。莫尔斯说：“仍有许多感染属于未确诊的急性呼吸困难和类似情况，比如汉坦病毒肺综合征最初并没有被发现，但后来通过回溯被发现。”

许多疾病的爆发一开始都未被注意和报告。莫尔斯表示，最终可能是因某个专家对某种感染特别感兴趣，从而导致报告的增加。

“在其他地方，有一些疫情没有引起注意，因为没有技术设施，因为地处偏远地区，因为没有动力。”

众所周知，这种情况就发生在新冠肺炎（Covid-19）上。2019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收到中国武汉市发生聚集性肺炎病例的警报，但原因不明。

一个月内，中国当局与世界其他国家分享了该病毒的基因序列，从而正式确定了该病毒的身份。然而，一些研究表明，该病毒实际上早在2019年10月就开始在人类中传播。

一旦疫情爆发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下一步实际上就是找到其背后的病原体。

水平线

中国目前呼吸道疾病的病因是什么？

2023年11月13日，中国国家卫健委报告了该国呼吸道疾病发病率激增，尤其是在儿童中。随后出现了更多报道，描述了儿科病房人满为患，医院里挤满了生病的孩子，以及未确诊的聚集性肺炎等情况。

中国官员对世卫组织表示，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新的病原体，而是将原因归于呼吸道合胞病毒（RSV）和流感等冬季常规疾病的结合。印度等一些邻国对这是否是全部情况持谨慎态度，世卫组织仍在继续监测情况。

水平线

神秘的疾病是如何解决的？

在1993年的疫情中，研究人员使用聚合酶链式反应（PCR）确定了导致感染的病毒，这在当时是一项尖端技术。

利用已知汉坦病毒的特定DNA序列，科学家们成功地找到了这一组以前未被发现的汉坦病毒。

辛诺布尔病毒引起的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爆发，现在被指和厄尔尼诺现象有关，这一现象甚至导致降雨量上升，以及这种病毒的啮齿动物宿主数量增加。

“这确实是第一次应用分子检测来识别（感染的）病原体。”莫尔斯说。

如今，PCR已经成为鉴定病原体的标准方法，但它也存在缺陷。因为这项技术需要与你要寻找的病原体密切相关的序列，如果对疫情可能的起因都缺乏直觉，就很难得到答案。

在四角落疫情爆发期间，科学家们已经得知那些被感染者有其他汉坦病毒的抗体，因此他们使用了这种方法。

不过，寻找未知病原体的其它更先进方法正在出现，而且这些方法不需要特定信息。

最近开发的一种PCR方法意味着有可能在更广泛的分组中识别新的病原体。你不仅可以寻找已知病毒的近亲，还可以找到同一家族中的其他病毒。

另一种方法是下一代测序，它可以帮助科学家发现对科学界来说完全陌生的微生物。在一项对接受同一捐赠者器官后死亡的移植患者群的研究中，这项技术被用来发现一种新的沙粒病毒。

莫尔斯说：“在高收入国家或资源充足的许多实验室里，你可以查看样本并识别出看起来像病原体序列的序列，不管它们是病毒还是细菌……而不必事先知道里面有什么。”

某些疾病爆发的原因是否从未查明？

2010年，一种未知的出血性疾病开始在乌干达北部传播。莫尔斯说：“我个人记得这件事，因为我是Predict项目的联合主任。”

他说，当时该感染监测计划的研究人员到达当地取样时发生延误。但当他们采样后发现有些样本的黄热病病毒呈阳性。“因此，它基本上被归类为黄热病爆发，但也有感染者的样本呈阴性。因此它大概是黄热病，但我们不能肯定。”他说。

莫尔斯将此作为许多至今仍是未解之谜的疫情的例证。

因此，当一种神秘的疾病爆发成为全球头条新闻时，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家们可能已经能够很好地找出其背后的原因——但仅限于他们拥有资源的地区。

谢选骏指出：“无法解释的”事情就是“上帝的安排”——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能交给信仰了……人解决不如天解决，人造的不如天然的……因为“无法解释的”事情就是“上帝的安排”。

【05、巴勒斯坦的敌基督末日猖獗】

《以色列持续空袭加沙 中部社区几被夷为平地 教堂亦遭殃》（BBC 2023年10月15日）报道：

以色列对加沙（Gaza，加萨）持续的空袭已经摧毁了该地大部分的社区，哈马斯主导的加沙卫生部官员表示，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4300多人。他们还表示，被杀害的一半以上是妇女和儿童。

联合国表示，超过140万加沙居民已经流离失所，其中有超过50万人居住在联合国提供的147个避难所内。在周六（10月21日），第一批救援卡车进入了加沙。

以色列军方则称，这批救援物资仅供应给加沙南部，并持续要求加沙北部一带的所有居民撤离，并且迁移到该地区中心的瓦迪加沙（Wadi Gaza）以南。

然而，以色列的空袭也在加沙地区南部持续进行，有些人拒绝离开他们的家，称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

在哈马斯军事部门突袭以色列，杀害了1400多人，并将超过200人劫持到加沙后，以色列便切断了对加沙的燃料、电力和水的供应。

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办公室（OCHA）表示，以色列在加沙，“密集轰炸”持续进行，巴勒斯坦武装团体也持续对以色列人口集中地区进行“不分靶向的火箭攻击”。

联合国将加沙的情况描述为灾难性。但以色列军方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Daniel Hagari）表示该地的人道状况“受到控制”。

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加沙冲突的最新进展：

据法新社报道，哈马斯表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夜间空袭已造成至少55人死亡。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表示，随着以色列军队为预期的地面进攻做准备，对加沙地带的空袭将加强，几小时内有30多座房屋被毁。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Daniel Hagari）表示，这些袭击将有助于降低集结在边境地区的以色列军队面临的风险。他告诉加沙的巴勒斯坦平民，特别是居住在加沙城的巴勒斯坦平民，为了自身安全，继续向南迁移。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曾在周六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军方将“深化”和“增加”对加沙的打击。

以色列国防军稍早表示，他们袭击了约旦河西岸杰宁的一个“恐怖分子营地”，据称该营地的一座清真寺内有一个哈马斯小组。

据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机构称，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努尔沙姆斯难民营的行动中，有13人在约旦河西岸丧生，其中包括5名儿童。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周六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还表示，一名以色列士兵也被杀，“数十人受伤”。

第一批向人口稠密的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卡车于周六从埃及进入，运送巴勒斯坦人急需的食物、水和医疗用品，但不包括燃料。据一名BBC记者观看卡车进入加沙的报道，其中一辆卡车装载着棺材。

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表示，他反对强迫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的计划。塞西在开罗峰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巴勒斯坦人独立建国。

塞西在开罗主办的“和平峰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他的国家不会允许巴勒斯坦人通过拉法过境点进入埃及。

以色列表示，其在加沙军事行动的长期目标是切断与该领土的所有联系。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表示，一旦哈马斯被击败，以色列将结束“对加沙地带生命的责任”。

以色列最新一波的空袭在加沙中部摧毁了阿尔扎赫拉（al-Zahraa）社区，超过20多座楼宇在上周五的夜间被飞弹夷为平地。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图片和影片显示，浓烟在该社区上升，街道上满是倒塌的建筑。

当地居民告诉BBC，他们没预料到会受到轰炸，因为这个地区一直相对平静。他们说，当地时间上周四（10月19日）晚上20:30至21:00左右他们被告知撤离。

一位妇女在隔日向BBC说：“我们在街上狂奔。然后，以色列从晚上9点炸到了今天早上7点，没有停过。”

此次空袭使得成千上万的人无处可去。在上周五（10月20日），另一位居民告诉BBC，人们被困在家园的废墟下。他说：“救护车无法到达这里。人们在尖叫，但我们无法把他们拉出来。”

此外，在加沙北部，人道组织巴勒斯坦“红新月会”（Red Crescent）表示，以色列军队下令撤离耶路撒冷医院（Al-Quds hospital）。据红新月会表示，这家医院目前有400多名患者和12000名流离失所的平民。该组织呼吁“国际社会立即行动”。

医疗人道组织“以色列医生人权协会”则表示，他们已经向以色列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请愿书，并发出警讯称，耶路撒冷医院无法撤离伤患。

该组织表示：“在回应中，政府宣布暂时不会攻击这家医院”，他们又发出警讯称，在战斗中伤害平民，是违反国际法并损害了医疗救援。

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救助儿童组织警告说，在加沙“百万名儿童的生命岌岌可危”。他们呼吁从那里撤离生病和受伤的儿童，并警告称，由于医疗物资严重短缺和停电导致的死亡人数可能会飙升。

教堂遭受攻击

人们参加为在以色列袭击中丧生的巴勒斯坦人举行的葬礼。以色列空袭造成加沙城希腊东正教圣波菲里乌斯教堂遭破坏，并令多人死亡。

耶路撒冷东正教主教座对这次“袭击其教堂院区的以色列空袭”表示“最强烈谴责”。

以色列表示，正在调查10月19日一次针对哈马斯的空袭造成加沙一座教堂院区受损的事件。在加沙市的圣波尔菲里厄斯（Saint Porphyrius）教堂附近，有一栋建筑在袭击中部分倒塌。

哈马斯当局表示，该次空袭造成16人死亡，而以色列则表示他们已经得知有关伤亡的报告。

美国国会议员贾斯汀·阿马什（Justin Amash）说，他的几位在教堂院区避难的亲戚在该次以色列的空袭中丧生。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巴勒斯坦的基督徒社区承受了很多苦难。我们的家人非常伤心。”

根据上周五公开的照片，主教堂的建筑受到了些损坏，但院区内的一座相邻建筑物则倒塌了。BBC的核实部门所见的照片显示大量碎片散落在道路上。耶路撒冷东正教主教座对这次“袭击其教堂院区的以色列空袭”表示“最强烈谴责”。

希腊东正教圣波尔菲里厄斯教堂是加沙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教堂之一。其现有建筑结构可以追溯到12世纪。加沙约有1千名基督徒，其中多数人是希腊东正教徒。

哈马斯声称有多达500人在该地避难，尽管这一数字无法核实。

谢选骏指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显然被魔鬼控制住了——因为它们竟敢轰炸教堂！这不就是马裂猪意的所做所为吗？！巴勒斯坦的敌基督如此猖獗，说明它们的末日快要到了！

【06、不恨上帝的犹太人就不是犹太人了】

《特朗普：投民主党的犹太人"都讨厌其宗教和以色列的一切"》（天下事 2024-03-19）报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3月18日报道，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周一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任何投票给民主党的犹太人都讨厌他们的宗教，并且讨厌关于以色列的一切。这一言论再次唤起了一种反犹太主义论调，即犹太人对美国和以色列具有 “双重忠诚”。

在前白宫助手塞巴斯蒂安·戈尔卡主持的播客中，特朗普被问及，如何看待包括拜登和多数党领袖舒默参议员在内的民主党人，对以色列右翼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批评。

特朗普说，“实际上，我认为他们讨厌以色列，我不认为他们恨他（内塔尼亚胡），我认为他们恨以色列。民主党讨厌以色列。”

“任何投票给民主党的犹太人都讨厌他们的宗教。”特朗普说，“他们讨厌以色列的一切，他们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因为以色列将被毁灭。”

作为犹太人，舒默最近在参议院发表演讲，谈论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战争以及由此引发的加沙人道主义危机，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并呼吁举行新的选举。

特朗普说：“别忘了，当你看到那些巴勒斯坦人的游行时，连我都对游行中的人数感到惊讶。像舒默这样的人看到了这一点，对他来说这就是选票，我认为选票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他一直是亲以色列的，而现在却非常反以色列。”

舒默周一在X上回应特朗普的言论：“让以色列成为两党问题只会对以色列和美以关系造成损害。特朗普正在发表高度党派偏见和仇恨言论。”

拜登政府和总统竞选团队都对特朗普周一的言论做出了迅速回应。

白宫发言人安德鲁·贝茨表示，随着世界各地反犹太主义犯罪和仇恨行为的增加，领导人有义务认清仇恨的本质，并让美国人团结起来反对它。没有理由传播威胁同胞的有毒的、错误的刻板印象。

拜登竞选发言人詹姆斯·辛格也做出了回应，他表示，唯一应该感到羞耻的人是特朗普。特朗普公开贬低犹太裔美国人，他还认为阿道夫·希特勒“做了一些好事” 。

特朗普长期以来一直在猛烈抨击犹太裔美国人，说他们对他的支持不够。在第一次竞选总统期间，特朗普向共和党犹太联盟发表了一篇充满反犹太主义刻板印象的演讲。在2021年卸任后不久，他告诉记者，犹太裔美国人已经背弃了以色列。

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的调查显示，几十年来，犹太裔美国人一直是民主党和政治自由派的选民，他们对民主党的认同程度远远高于共和党 。虽然正统犹太人严重倾向于共和党，但其他教派的美国犹太人，包括改革派和保守派分支，都认同或倾向于民主党。

网民嚎叫：

西岸-影 发表评论于 2024-03-19 10:58:06

这确实并没有说错，距离事实不远。美国犹太人数量略超过以色列犹太人，是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人群体，其中一半人是无神论者，并不相信犹太教，仅仅是认同犹太文化。

这次加沙战争让世界第一次在镜头下看到了以色列大屠杀和极度排外的行为，除了几个西方国家政府还在支持以色列，绝大多数人和政府是反对以色列的，这其中包括了反对以色列继续存在的观点。

而美国和世界上犹太人中的原教旨犹太教信徒中一部分是反对以色列存在的群体，尤其是美国的（这批人传统上是共和党选民），这是很出乎很多不熟悉犹太教历史的人意料的，其实这是遵循犹太教的一个观点，认为上帝毁灭以色列是有原因的，以色列不应该复国。在如今纪念因为反对以色列而自焚的美国空军士兵Aaron Bushnell的集会中不难看到那种戴着大黑帽梳小辫的原教旨犹太人。川普这里提到的要求以色列人民推翻内坦亚湖政府的民主党多数党领袖舒默，本人就是犹太人，代表的是纽约犹太人区，其中很多是犹太教原教旨。人们过去同期和支持以色列，很大程度是因为犹太人在二战的历史，好莱坞没少宣传。但这次加沙战争中以色列国民中犹太人的公开的仇视巴勒斯坦人，不把巴勒斯坦人视为人类的观点，而且是很大比例，让世界开始重视和更加仔细观察以色列人的思维，认为与历史上的纳粹类似，国际法庭目前正在审理以色列是否犯下种族屠杀罪的起诉，在美国学术界已经很多观点认为以色列是在实行大屠杀和种族隔离政策，与历史上纳粹和南非类似，但不可能公开讨论，而是利用各种自媒体模式表现。在TikTok上，支持巴勒斯坦人的观点是支持以色列的观点的69倍，国会关于禁止TikTok的法案，背后始作俑者是美国和以色列犹太人集团，这不是秘密，TikTok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没有被犹太人和以色列控制的流行广泛的媒体。

以色列院外集团AIPEC控制了美国政治和政府，也包括媒体和舆论，这事情如今已经在美国被谈论，只不过主流媒体不得不沉默。这种控制不仅仅是因为政治捐款，也包括其他模式，其中敲诈威胁是最可能的，这种模式在圣经旧约中是作为犹太人的聪明才智而记录的（约瑟夫劝法老存粮的故事），在三个藤校校长的听证会事件中表现。

其实不难看到犹太教的价值观与世界上所有文化是差别很大的，尤其是对钱的认知。这种差别也与西方主流宗教的价值观很不同，比如对利息的看法，传统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认为借给人钱可以收利息，因此说犹太人发明了资本的概念是不过分的。

犹太人马克思写出揭露资本本质的资本论也就不奇怪。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犹太教在世界上几千年，总共也没有发展起多少人的结果，而从犹太教脱胎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却是以十亿计。犹太教本身也包括了排外的成分。这也是为什么在西方很容易产生反犹主义的原因，价值观不同。

在美国，有一个言论禁区就是批评以色列，也包括批评犹太人，这不是仅仅是政治正确概念导致的，更包括金钱对美国社会的作用。以色列政府也一贯对世界灌输犹太人特殊的思想。

美国原教旨基督徒因为一个亚利桑那有影响力的牧师的理论而支持以色列的存在，但他们反犹，他们是把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与犹太人分开看的，这批人中包括新纳粹分子，是川普的支持者，毕竟川普的法西斯理念与他们一致，尤其是在排外观点上。

原教旨基督徒是美国基督教的主流群体，在国会与以色列院外集团AIPEC合作，推行各种支持以色列的法案。尽管AIPEC很清楚美国原教旨基督徒集团支持以色列存在的目的是消灭所有犹太人。

这个议题多年前曾经在PBS有过专题。

这次加沙战争让以色列和犹太人再也难以继续吃二战犹太人被屠杀的人血馒头，以色列面临一个亡国灭种的危机。

顺带连累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犹太人，其实以色列稍微温和的人基本都已经离开了以色列，只剩下极端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使得以色列的行为更疯狂，也使得以色列在国际上更加孤立，最近在联合国谴责以色列的议案上的投票，世界上近乎两百个国家中，与以色列站在一起的只有美国和两个几百万人口的小国。

侃就侃一侃吧 发表评论于 2024-03-19 10:38:20

我真的是非常同意深空网友的说法，希望川普能够在做团结铁粉的拉力的同时，改变一点点说话的方式，吸引中间选民。尽量不要说容易被人利用的话。那些别有用心的媒体有多low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当然很难很难，那种断章取义和捕风捉影，完全不顾丝毫的脸面，令人无语。

fengqingyun 发表评论于 2024-03-19 09:59:26

这她妈的和你有追求任何异性的权力一样。人家不鸟你，你就硬来？非你有买任何商品的权力，没钱也不给你。非法移民跑到哪里都有权力，那罗兴亚人早就有自己的家了。人类社会就是这么现实。

fengqingyun 发表评论于 2024-03-19 09:53:28

如果美国批准入籍，你想离开，中国不让。那是侵犯了你的人权。美国不要你侵犯了你毛线的人权？

瑞士还不要你呢。你咋不跑去瑞士。

fengqingyun 发表评论于 2024-03-19 09:51:23

所以呢支持特朗普打击非法移民

fengqingyun 发表评论于 2024-03-19 09:49:39

农民工和非法移民完全不同

联合国人权宣言里面关于迁徙有两个规定

1人人可以在自己的国家自由迁徙

2人人可以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括本国，并返回任何国家，包括本国。

第二条里面只说你有离开的权力，没有规定你有进入任何国家的权力。

第二条法律启用的前提是目的国会接收你。

一个国家内部不存在这个问题

非法移民哪里和农民公一样了？

侃就侃一侃吧 发表评论于 2024-03-19 09:38:17

对于一个能产生出非法移民非法入境，和农民工进城是一回事的人，用不着怎么搭理他了。这种人就是典型的非那个就那个的人。而且十有八九是即那个，又那个。

fengqingyun 发表评论于 2024-03-19 09:31:27

南北战争后就是剥夺了脱离的自决权，为啥美国可以剥夺？

美国各个州当时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完全不同，也算不上一个民族。大家都是美洲人而已。

可美洲人多了。加拿大也说英语。

tz2000 发表评论于 2024-03-19 09:30:07

其实笼统的说一个种族怎样怎样就犯了左派的错误，犹太人确实是一个很分裂的民族，一方面是有宗教上很保守的分支，另一方面有一个很大的极左自由派分支，别忘了古有马克思今有索罗斯。

左派分支是白左的中坚力量，一样自恨，white guilt,精神分裂，一边支持穆斯林哈马斯，一边支持LGBT，才出现"LGBT for Palestine"这种搞笑的标语。川普的问题就是老是张大嘴说实话，哈哈，不太注意影响。

fengqingyun 发表评论于 2024-03-19 09:26:47

被压破者获得权力后很快会蜕变，然后会疯狂的反噬。

他们的信仰自由民族很多是想象出来的。

左派有些东西不能自洽，而且很严重。

比如乌克兰人有权力从俄罗斯分离，

是民族自决，那么德左，乌东的俄罗斯人是不是有权在乌克兰内部自决？

如果他们没有自决权，为啥乌克兰有？

说好的人人平等？

美国整天支持这个那个自决，为啥宪法把州自决权拿走了？

南北战争南方脱离联邦是根据一个法案的。

联邦宪法被各个州批准是有条件的。有的州就保留脱离的权力。

johnfilmmm 发表评论于 2024-03-19 09:24:28

私生活必须检点 你可以娶两个老婆 但不可以乱搞 乱搞的后果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后代 赌博的后果是丢老婆 吸毒邪教的后果是自己尤其精神病 如果三毒齐全是大罪 永世不得超生 现在金盆洗手 赌博包括很多有赌性的东西在内 很多正教属邪教 看符不符合当地法律 科学这个东西尤其小心 因为他不受法律约束 只有名门正派发自上帝的科学而且没有被人利用且符合当地法规才是正品 盗版科学是大罪 文化没关系

宗教只要一冲突害人或被害即属邪教 无论何种宗教 冲突永远属于魔鬼 不信任何宗教最危险因为此时你最容易被魔鬼挟持 没人帮你 以道德和精神的名义行各种丑事大罪

澳洲有点像小日本 别学 在澳洲绝对要洁身自好 要学学美国中国

中国的正道属官方 美国的正道属民间 澳洲日本是官方民间天下一般黑

fengqingyun 发表评论于 2024-03-19 09:20:56

王莽谦恭未篡时

那些弱小的势力，很值得同情，但是如果无序的掌权放任，只会变的更恐怖。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没有国教，信仰自由。

反而最有利于和平相处

fengqingyun 发表评论于 2024-03-19 09:17:56

信仰的自由，还有没有国教。本身就是美国的特色。

很多人说美国是什么清教徒创立如之何。

实际上信奉新的教清教徒来美国后很快忘记自己是怎么被天主教迫害得了。他们的仪式和对非清教徒的迫害开始变的严重。清教徒想建立只属于清教徒的州。越是被打压的势力掌权后越像它反抗的力量。清教徒如此，摩门教如此。

多读读书，小说也行。福尔摩斯侦探里面有一个讲犹他州摩门教的故事吧。他们开始乐于助人，但是最后逼着别人嫁女儿，为了索要财产，结果被女的恋人追杀的故事

fengqingyun 发表评论于 2024-03-19 09:09:27

东南亚信奉妈祖，台湾搞得和跳大神一样

那就能保佑渔民？

我觉得这只是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精神寄托。

信奉波塞冬就比妈祖牛逼？开化？未必，对于不信教的人都毫无意义。

whshw 发表评论于 2024-03-19 09:07:11

弟兄 发表评论于 2024-03-19 08:38:26華人也一樣，來自港台地區的開化一點，川粉大多是大陸人，特別是法人功，簡單地說就是還沒有開化

谢选骏指出：不恨上帝的犹太人就不是犹太人了，而是基督徒了。而这个川普及其家族，却不像基督徒，而像犹太人——他她们虽然也都知道，不恨上帝的犹太人就不是犹太人了，但是他她们却投靠了犹太教。因此她他们显然背叛了上帝。上帝如何原谅他她们呢？

【07、不要离开耶稣基督】

《你也会离开耶稣吗？》（Jim Britts 2019年08月30日）报道：

耶稣感受过所爱之人离他而去的痛苦。约翰福音6章66节说：“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

当时的情况是，耶稣刚刚向门徒们解释了他们所需要付出的巨大牺牲。在约翰福音6章60节，也就是几节之前，经文说：“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

基督教的真理在于，我们必须经历许多自己不理解但又非常艰难的事情。如果我们选择坚持，让神将他的力量与平安赋予我们，那他就会将我们带到困境的另一边。如果我们选择不再在神中坚持，那大错特错了，因为这是绝大多数人感到痛苦并选择 “不在和他同行”之处！

多少年来，自由派神学家们一直寻找让人容易相信的福音，他们把约翰福音6章60节这段话解释为耶稣教导的内容“让门徒难以理解。”然而，如果情况真这样，那耶稣会很乐意给门徒明白解释清，以免他们弃之不顾。耶稣对门徒说的很清楚了，他们也要面对耶稣自己将要面对的那些苦难。

我们进行了这么多年的青年事工期间，总会教导青年人朋友和玩伴的区别。玩伴会说这样的话：“嗨，哥们，去抽大麻，或者喝那种酒，这不会伤害你！”要么就是发生婚前性行为，你不会怀孕！开派对、参加派对，狂欢享乐，如果感觉好，就去做吧，别人也都这样！

但朋友却不一样。真正的朋友会说：“不，别做这些事。它们会伤害你，你会在车祸中丧生，要么你女朋友会怀孕。”真正的朋友坚持正确的事情，关心作为特定个体的你。

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15节中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耶稣从来不让任何门徒或别的任何人成为他的玩伴！我觉得这是许多人离开信仰的原因。对许多人来说，这可能会成为一个关键环节，让他们走出自己曾经践行基督教道路上为他们已经打开的大门!

耶稣在许多场合曾多次发出对假教师的警告。他解释说，假教师如盲人给盲人带路，两人都会落到沟里。末日也会有假“基督”出现，欺骗许多人，他们会看上去很让人信服，甚至属神教会的长老们也被欺骗。

我绝对相信，最狡猾而又让人信服的假教导之一已经在过去几十年中抬起了它丑陋的脑袋，以多种形式浮出水面，这教导就是耶稣要成为你的玩伴！这是给罪暗送秋波的假耶稣！这是让你肆意妄为、而你只需要求他对此祝福的假耶稣！这是在自己所提供的技俩并不奏效时让许多人堕落的假耶稣！

与这样的假耶稣人格结合，并不会在人生中任何危机产生其所捏造出来的奇迹。可靠的基督教教义中与活着的基督拥有真正合乎圣经关联，这会让人发出“神为何许可这样事情发生”的问题，这将其扭曲成了“耶稣伙计，在信靠你会祝福我‘并不由神所定’那些计划时失去了一切。你一定是个假神，所以我离开你”的场景。

带领某人进行一场为期32秒被称为救赎的祈祷，进行微小而快速皈依信仰，陪同他们走出教堂后排，与受过培训的咨询师会面，将教会的一叠阅读材料递交给他们，这样的效果很少能延续到他们走入停车场之后的。那些真把材料带回家然后阅读一遍的人回到教会后，他们接受的是更多“耶稣是你玩伴”教导和布道。

魔鬼何等想要创造一个虚假的归信，他只需要在属灵世界中动动手脚，让一个“玩伴似的”耶稣去回答祷告，看到这点会觉得很夸张吗？魔鬼足够聪明，它意识到在这条路的尽头，在一个“玩伴耶稣”没有出现的好试炼之后，魔鬼的受害者就会成为比起初时更加可靠的地狱信徒，这些人的感觉就是自己已经尝试过基督教了，但这不过是谎言！

当我们作为信徒的最终想到耶稣时不再把耶稣当成那种“玩伴”，他就会教导我们合乎圣经的基督教里那些艰深的内容了。你看，耶稣很明白地教导那些门徒们，正如约翰福音5、6章所记载那样，将他们作为信徒而要经历的艰难事情教导给他们。

哎，但愿今天那些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人别再推广、相信耶稣是自己玩伴的观念，愿能将耶稣视为真正的朋友，一个比兄弟更亲近的朋友。一个会在祷告中展露出如果我们在严厉的试炼中不断祷告那天父实际正做什么的朋友，他也是在今天问我们所有人 “你们也要去吗？”这问题的朋友。

愿我们能向彼得那样回应：“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诺兰·J·哈克尼斯牧师（Nolan J Harkness）是Nolan Harkness Evangelistic Min

谢选骏指出：仅从中国近代史而言，多少人年轻时革命、反传统；老来却反革命、走向复古主义。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时时告诫自己，不可再走回中国的传统；不可让已经打上基督印记的身体，再去拜偶像。即使在最低潮的时候，我也鼓励自己，不要背叛耶稣。我一生从来没有信过什么具体，好不容易信了耶稣是爱我们的主，就不要再离开这样的救恩了！有时候我也很纠结，怀疑神的存在是否像圣经上那样的记载。但感谢主，即使在这样的时刻，我也没有怀疑过耶稣的存在，我愿意相信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矛盾吗？不。因为耶稣不会欺骗我们。他流出的是自己的血。我在他面前充满了愧疚。

【08、代议制民主产生于基督教教区制度】

《13-14世纪欧洲代议制度的历史传统：代议因子的构成，都有哪些？》（2023-10-26 贵州）报道：

在13至14世纪的中世纪英国，一些制度陆续出现，以规范议会的召开时间和会议程序。然而，代议制的形成并非突然出现在中世纪英国的历史中。代议思想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占典时期至中古早期，各种会议和政府管理制度的出现，构成了代议思想形成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环境。这种思想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文化。古希腊文明在经历了“黑暗时代”后，从公元前800年左右开始复兴。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城邦政体逐渐从以君王为主导过渡到相对民主的贵族统治。

贵族势力的崛起伴随着王权的衰落，城邦的概念使人们形成了思想意识的统一，公民在城邦中具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最终形成了政治上的联合体。然而，在大多数城邦中，获得公民权的前提是必须是男性，并且需要拥有一定的土地。换句话说，只有土地持有者才有资格参与城邦内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决策。因此，在君主制被推翻后，政权首先落入土地拥有者的贵族阶层之手，尽管不同城邦的发展程度不同，有些城邦只是被少数贵族统治的“寡头政治”，而另一些则形成了相对民主的贵族共和制。

此外，除了贵族以外，一些自耕农也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一定的经济能力，因此他们能够投身战争，并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获得一席之地。相较于之前，民主的范围已经扩大，逐渐形成了一种原始民主的意识，为后来“政治权力来源于公民共同体”的代议思想奠定了历史文化基础。希腊的移民运动推动了殖民城邦的建立。这些城邦包括为了开拓金属运输商道而建立的马西利亚和伊特鲁里亚，也包括为了缓解粮食紧张而建立的粮食运输要塞——米利都和麦加拉，还有完全为了发展商业活动而建立的诸如诺克拉提斯等商贸城市。

总体而言，这些殖民城邦和商贸城市基本满足了希腊人经济发展的需求，使得各城邦之间的商贸活动更加密切，从而促进了经济的蓬勃发展。这种古希腊罗马文化对中世纪英国的代议制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世纪英国的代议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历史的传统和文化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中的代议思想为后来英国议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影响了政治权力的来源和分配。这种代议思想强调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公民共同体的支持和参与。因此，在中世纪英国，议会的召开和会议程序的规范化成为了必要的制度安排，以确保公民的参与和发言权。

这一制度的出现与古希腊罗马文化中的民主意识有关，代表着对公民权益的尊重和民主权力的追求。总之，中世纪英国代议制的形成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在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中的代议思想为后来英国议会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强调政治权力来源于公民共同体的支持和参与。这种思想的影响使得中世纪英国的议会制度规范化，确保了公民的参与和发言权。中世纪英国代议制的形成是历史文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对公民权益的尊重和民主权力的追求。古希腊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社会。

城邦的繁荣和发展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但也加大了贫富差距，导致社会矛盾的产生。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尤为明显，贫民对贵族的特权和奢华生活表示不满。然而，希腊城邦中也存在着一些具有代议性质的制度，这些制度为贫民提供了一定的参与权力的机会。在外部，斯巴达称霸于希腊世界，成为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实力最强的城邦。斯巴达联合其他城邦组成了伯罗奔尼撒联盟，通过共同召开“早期议会”来商议本地事务。这种形式体现了涉及众人之事需由众人决断的原则，虽然当时的民主仅仅是针对贵族、长老或富有的公民，但其中已经可以看到代议思想的萌芽。 

在内部，斯巴达采用贵族寡头制度，富有的公民可以加入由28位长老组成的议事会。虽然这种制度并不能涵盖所有公民，但可以从中看出斯巴达王有意识地试图通过改革来缓和城邦内公民之间的紧张关系。斯巴达王曾将美塞尼亚的土地平均分配给每个公民，并将斯巴达称为“平等人公社”，这是为了实现公民在土地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尽管这只是对美塞尼亚土地的平分，并没有涉及贵族在其他地方的土地，但这一举措显示出斯巴达王将民主的范围扩大至贫民是缓解城邦内紧张局势的有效方法之一。雅典是另一个重要的城邦，也经历了类似的矛盾和冲突。

为了缓解城邦内部的紧张关系，雅典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梭伦鼓励贫民参加公民大会，并通过设立民众法庭等机构，为贫穷的公民创造了参与公共事务和决策的机会。公民大会作为城邦内最高权力机关，在制定立法和宣战等重要决策时不仅征求富有公民或传统贵族的意见，也考虑到贫民的意见。这体现了公共权力的使用应以社会共同体的同意为基础的原则。通过对古希腊社会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城邦内外的制度和改革试图缓和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尽管这些努力还不够完善，但其中体现了公民参与和代议思想的萌芽。

古希腊的经验也为今天的社会提供了一些启示，即通过民主制度和改革来实现社会的平等和和谐是可行的。在克里斯提尼改革公民大会的过程中，他废除了由血缘部落组成的四个行政区域，并用十个相等数量的行政区域取而代之，以确保每个区域的公民数量基本一致。这样，五百人议事会由每个行政区抽签选出的50名代表组成。这种通过抽签选出代表的直接民主方式对中古晚期代议制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希波战争期间，贵族会议逐渐失去参政议政的权力，取而代之的是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民众法庭。从公元前457年开始，第三等级的公民也被赋予担任执政官的权力。

伯里克利在担任首席将军后，宣称“所有人在私人纠纷中的平等性”和“个人能力在担任公职中的重要性”。这意味着担任公职不应该被特定阶级所垄断。雅典在希波战争中的胜利证明了民主制度优于波斯帝国的专制制度，增强了城邦上下对民主的信心。然而，在古典时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最终失败的原因并不是斯巴达盟国的强大，而是雅典人内部的党争和不团结。例如，在公元前415年，雅典的将军亚西比德将原本计划攻打西西里岛叙拉古城邦的军事机密泄露给了斯巴达，导致雅典遭遇惨败。

事实上，在雅典内部，亚西比德被诬陷“亵渎神明”、叛国，他为了求得庇护而转投斯巴达，成为了一名政治投机者。为了迎合寡头派的心思，亚西比德甚至曲意逢迎，将他一直信奉的“民主制”在斯巴达的贵族面前称为“一种精神失常”以获得承认。这使得寡头派更加满意，并接纳了他。亚西比德的叛国行为从微观上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矛盾不仅仅是城邦联盟之间的内战，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修昔底德的“内部不团结”观点提供了一种解释，即亚西比德在雅典被诬陷的事件可能是受到城邦内部敌对势力的挑唆。

这表明了雅典内部存在着不同势力之间的斗争，他们试图利用亚西比德的错误来瓦解民主派的力量。通过对雅典民主制度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直接民主的实践和竞争力量之间的斗争如何塑造了这个城邦的历史。从废除血缘部落到代表制度的改革，再到内部党争的发展，雅典的民主制度在不断演变和调整中逐渐成熟起来。然而，它也面临着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挑战，这些挑战最终导致了它的失败。雅典的历史告诉我们，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和保护的理念和价值观。只有通过建立一个强大的公民意识和团结一致的社会，才能真正实现民主和平等。

在中世纪，教会内部的管理也体现出一定的民主原则，如教会会议。这种形式的民主管理对于贤人会议和封建法庭的出现起到了推动作用。在贤人会议中，贵族和高级教士共同参与决策，这种民主的参与形式也影响了封建法庭的组织。封建法庭是中世纪早期世俗政府的重要形式，它由领主和贵族共同组成，以审判和解决纠纷为主要任务。在封建法庭中，各方的意见都能够得到平等的听取和权衡，这也体现了一种民主的思想。同时，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也对民主思想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基督教强调个体的平等和尊严，倡导爱与和平，这些价值观对于民主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基督教的普及使得人们开始关注社会道德和公共利益，这也催生了对于政治参与和民主决策的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兴起，现代民主制度开始逐渐形成。在欧洲，英国是最早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之一。英国议会制度的出现标志着政治权力从君主转移到了议会和民众手中。英国议会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13世纪的大宪章运动，通过限制国王的权力，为贵族和公民争取了更多的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这一运动的成功为后来的议会制度奠定了基础。除了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也都在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了民主制度。

法国大革命将民主的理念推向了高潮，宣布了人权和公民自由的原则，确立了民主的政治制度。美国独立战争后，美国的建国者们以宪法为基础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为后来世界各国民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典范。总的来说，民主制度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产物，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从古希腊雅典的民主制度到中世纪的贤人会议和封建法庭，再到现代民主国家的出现，民主思想一直在不断发展和演变。民主制度的核心观点是政治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应该有平等的参与和决策权利。民主制度不仅保障了人民的自由权利，也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在当今世界，民主制度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识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了走向民主发展的道路。诺森伯利亚国王奥西维在664年的惠特比宗教会议上做出了对宗教事务的独特贡献，确立了罗马基督教会对不列颠基督教会的领导权。这一会议被详细收录于《英吉利教会史》的第三卷第二十五章中。在奥古斯丁赴不列颠传教之后，基督教在这片土地上不仅要与异教教派竞争，还要与“爱尔兰基督教派”进行角逐。这两个教派之间的竞争并非仅仅是在某些无足轻重的形式问题上意见相左，事实上，它涉及到基督教教义发展方向的重要问题。

比如，据比德所载，惠特比宗教会议讨论的事项涉及复活节日期、削发式以及其他一些教会内部的小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爱尔兰教派不看重罗马教廷的训令，而主张清修、与世隔绝般的、类似于“隐居”的教会生活。而罗马教派教士则自然是信奉罗马教皇的诫令，对“从属于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教士”的认同感十分强烈。惠特比宗教会议的召开，终止了这一争端。从这一点来看，在七国时代就已经有了“全体宗教大会”的雏形，即在教会内部在意见不一致时，召开由教会系统中不同教阶组成的集会，当然也可以叫做会议。

一般而言，教会会议由国王主持，意见相左的教会双方各抒己见，公开辩论。从议事程序来看，国王先进行一段开场白，宣布议题内容，协调各方陈述观点，确保他们在陈述时间上的公正性，由此掌控会议的整体进程，最后宣布集体通过的最终决议。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会议由国王主持，但是他的介入只是为了增强会议的权威性，或者说表明此次会议相较于其他集会或会议的特殊性。国王对最终决策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会议决策的最终结果是由双方陈述的质量所决定的。

根据比德所载，参加惠特比会议的成员包括诺森伯利亚的国王奥斯维以及王子阿尔奇弗里德，林迪斯凡主教科尔曼以及他的爱尔兰教派教士，西萨克逊主教阿吉尔伯特以及陪同他一同前来的神父，阿加塞和王子的老师威尔弗里德神父。总的来说，诺森伯利亚国王奥西维在惠特比宗教会议上确立了罗马基督教会对不列颠基督教会的领导权，这对于当时的基督教界意义重大。此次会议也是早期教会会议的一个范例，通过公开辩论和协商取得了最终的决策，展示了教会内部在意见不一致时的解决方式。这一会议的召开和结果，对于不列颠基督教的发展和统一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会议的两位主要发言人应该是科尔曼和阿吉尔伯特，但由于翻译工作的繁琐，阿吉尔伯特决定让他的门徒威尔弗里德神父代表他用英语陈述观点。在这次会议上，讨论的核心问题是罗马天主教派和爱尔兰教派对复活节日期的不同看法。根据参考文献的记载，罗马天主教派认为复活节日期应该在阴历十五至二十一之间，而爱尔兰教派坚持在阴历十四和二十之间守复活节日。这两个日期的差异导致了两个派别之间的争议和分歧。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关于复活节的日期选择。罗马天主教派坚持使用的是固定的日历系统，即阳历，而爱尔兰教派则采用的是相对较为灵活的阴历系统。

由于阳历与阴历之间的差异，这两个派别在选择复活节日期时产生了分歧。在会议上，科尔曼和阿吉尔伯特的发言代表了不同派别的观点。科尔曼代表罗马天主教派，强调了阳历作为确定日期的重要性，他认为阳历可以提供更为准确和稳定的日期选择。而阿吉尔伯特代表爱尔兰教派，强调了阴历的灵活性和与自然界的联系，他认为阴历可以更好地与自然界的变化相一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这个复活节日期的争议。参与会议的代表们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并试图通过辩论和讨论来达成共识。然而，由于两个派别的根本信仰和文化差异，会议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尽管会议并没有解决复活节日期的争议，但它为两个派别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打开了一扇窗户。通过这次会议，两个派别的代表们更加了解了对方的观点和信仰，并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总的来说，这次会议展示了不同派别之间在复活节日期选择上的分歧和争议。尽管没有达成共识，但会议为两个派别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奠定了基础，为未来的合作和协商提供了可能性。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复活节日期的选择，更在于促进了宗教间的理解和尊重，为不同信仰之间的和谐共处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谢选骏指出：上文虽由马裂思想主导，但也承认——“在中世纪，教会内部的管理也体现出一定的民主原则，如教会会议。这种形式的民主管理对于贤人会议和封建法庭的出现起到了推动作用。在贤人会议中，贵族和高级教士共同参与决策，这种民主的参与形式也影响了封建法庭的组织。封建法庭是中世纪早期世俗政府的重要形式，它由领主和贵族共同组成，以审判和解决纠纷为主要任务。在封建法庭中，各方的意见都能够得到平等的听取和权衡，这也体现了一种民主的思想。同时，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也对民主思想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基督教强调个体的平等和尊严，倡导爱与和平，这些价值观对于民主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然，由于无神论的反教主义的限制，他就很难进一步认识到“代议制民主产生于基督教教区制度”的事实了。

网文《代议民主》报道：

代议民主（英语：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又称间接民主（英语：indirect democracy），与直接民主相对立，是由公民以选举形式选出立法机关的成员（议员）来代表其在议会中行使权力（称为代议）、制定法律和管理公共事务的一类民主制度。简言之，就是人民通过其代表来进行统治，而不是直接进行统治。在此种政制之下，“主人”与“主事”相互分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重合性身份被分开。用约翰·密尔的话说：“人民应该是主人，但他们必须聘用比他们更能干的仆人。”

民主政治可以有许多种分类方式，没有任何一种分类法具有绝对性，英国政治学家戴维·赫尔德在专著《民主的模式》中将民主政治分成九种类型，分别是古典（城邦式）民主、共和主义民主、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主、竞争式精英民主、多元主义民主、法治民主、参与式民主及自主式（世界主义）民主等。而最常见的分类方式就是直接民主与代议民主，现代大部分国家均并非直接民主制。

代议民主制是现代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但是在实践中，形式上的控制机构和实际的控制机构不符，人民形式上拥有的权力与实际有限的权力不符，议员的承诺与实际表现也常常不相一致，甚至还有民主倒退的可能，因而饱受诟病。

代议起源

代议制起源于13世纪的英格兰，其标志是英格兰议会的形成。英国代议制是英国社会发展与新兴社会力量作用下应运而生的产物。最初，议会只讨论国王征收赋税问题，后范围扩大至立法问题。 在19世纪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过程，代议制度逐渐形成且发展和完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扩大选举权，代议制逐渐被西方社会全面采纳。

“代议”就其词义而言是“代表商议”、“代表议事”，即指某人代表某一特定的群体，同另一些代表其他群体的人，就彼此共同面临的问题（事务）进行商议、讨论，必要时共同做出决定，以便采取一致行动。 “代议政制”是指代议在国家的政治生活领域中具体运用后形成的一种国家政治制度。它的重要特征是代议与轮换，它包含了议员代表着民众行使国家或地区权力，议员是由有选举权的人民选举出来的，议员代表有一定的任期，议会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及通过会议行使权力这些内容。

代议国家

民主在20世纪末冷战结束后成为世界潮流，大部分国家都宣称自己是民主国家。所以，无论是民主或威权政体，都会依据其各自不同的需求，而建立一套专属的选举与代议制度；但由于国家属性的差异，上述之制度也将会有明显的区别。目前的世界包含各式各样的选举及选制，因此有关选举的角色或功能观点总有不同。贺罗拨和米勒（Hamop and Miller）就指出，关于竞争性选举的功能，有两种相对比的观点。传统的观点认为，选举是要求政治人物负责的机制，并且使政策得以反应民意。这强调选举的“由下至上”功能，包括政治的甄选、选出代议士、组成政府、影响政策，此为民主国家的选举。

另一方面，较为激进的选举观点，是由本杰明·金斯伯格这类自由意志主义者所发展出来，其指出选举是政府与政治精英对其选民施以控制的工具，使其人民变得更为沉静和顺从，也能挑出比较不会反对的方案，目的为方便其统治。这强调选举的“由上至下”功能，威权国家发展的经验，以及为了执政当局统治上的需要，威权政体同样也会有选举与代议制度的设计，不同于民主国家之“公平竞争”的选举特性。

谢选骏指出：上文虽然“自由主义”，但却是反教人士编写的，所以抹杀了基督教的存在，抹杀了“代议制民主产生于基督教教区制度”的事实。

【09、地球是上帝的特殊恩典】

《水缸实验：两个无法解释的现象，人类发现的自然定律不适用全宇宙》（2024-03-10 心中的麦田）报道：

至今，有两个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第一个是量子纠缠的超巨作用，第二个是电子双缝干涉延迟实验，这两个现象都是量子力学的内容，量子纠缠的差距作用说明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速度已经超光速，电子双缝干涉延迟实验说明观测结果由观测者决定，第一种现象似乎隐藏着一个比相对论更宏大的自然定律，第二种现象似乎提示人类发现的自然规律其实是人类自己意识决定。

我们来看以下图片，这是个没有装满水的玻璃水缸，我们假设目前能了解到的宇宙就像水缸里面的水部分，宇宙外就像没有水的部分，假设在A点发射一束光线，在B点也发射一束光线，我们会发现，这两束光速无论怎么观测速度相同，假设从C点发射一束光线达到上空无水的的部分，发现没有逃离水的时候，光的速度都是和A点B点相同，但是奇怪的是，当光线超出水的部分，速度远远超出原来的固定值，反之，如果从无水的部分做实验，也会发现超出空气部分的光速远远小于原来的固定值。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时住在水里的科学家无法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么量子超距作用、电子双缝干涉延迟实验和水缸实验有什么关系呢？根据相对论对时空的描述，自然由立体的三维加上时间一维形成四维时空，目前的最前沿的超玄理论、超膜理论认为时空已经达到十个维度或者十一个维度，那么这些维度没有明显的表现出来，是因为它们都没被挤压得很小。

假设我们人类认识的宇宙是水缸里有水的部分，那么，水就有十个维度或者十一个维度，那么水缸里空气部分是几个维度呢？这是无法研究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是类似于在水宇宙里还是在空气宇宙里，当两个处于纠缠态的粒子处于遥远的距离时，是不是就预示着，它们已经超出了现有的十个维度的时空或者十一个维度的时空，又或者这两个处于纠缠态的粒子相距很近，但是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速度远远超过光速范畴。

那么电子双缝干涉延迟实验又需要怎么解释呢？因为所有的物质都具有波粒二象性，就像磁场一样，南极和北极是同时存在的，当影响到其中一边，另外一边也会马上作出反应，在观测电子衍射时，没有仪器去干涉它波粒同时存在的属性，那么它一定是同时存在，当观测时，其仪器就已经干涉到其原本的属性，这样一来，表面上看好像是人观测导致，其实是测量的仪器导致，这样说来，我们根本无法观测到两种属性同时存在的可能，答案是肯定的，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假设宇宙由多维时空组成，那么我们能明显感受到的就是四维，其他的他们都卷缩起来了，那么处于纠缠态的两个粒子同时具有波粒属性，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不是两个分开的粒子，而其实已经是同一个粒子，只是他们的状态分开了，也就是他们自旋上和下的状态相隔了一定距离，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这难以理解。

能量是一份份的往外扩散，这一份份的就称为量子，那么两份量子处理纠缠态时就成了一份，就像他们有了头和尾的关系，把这两份量子分开，其实中间的它们也是连着的，就像上面讲到的，它们自旋为上和下，自旋是量子的本身属性，它并不是自转，处理纠缠态的粒子，自旋为上和下的状态不能分离，一旦分离，就不再具备纠缠态，就像把磁铁分开一样，无论你是从南极端分开还是北极端分开，它们始终都会有南极北极之分。

那么对于相距遥远的量子纠缠态，状态它们各在一边又如何做到互相作用的呢？是什么把他们关联起来的，处于纠缠的量子要把它们理解为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单独的两个粒子，当理解为一个整体时，就像上文所讲的水缸实验，水缸里有水和空气部分的区分，但是水缸是一个整体，没有水缸就不存在水和空气，但两者其中有一个变化时，另外一个也会有对应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会有能量或者信息的传递，它们只是状态发生改变而并不是承载着能量的传递。

所以研究自然规律时，不能单纯的分开来研究，而是既要单独也要联系着看，对量子纠缠的超巨作用和电子双缝干涉延迟实验产生的原理描述，这两个都隐藏着宇宙的整体并不是单纯的个体，而是由多体组成，如果研究其中个体的自然规律，那么一定在另外特性下的宇宙并不适用。

谢选骏指出：人说“水缸实验：两个无法解释的现象，人类发现的自然定律不适用全宇宙”——我看“地球是上帝的特殊恩典”，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只有马斯克那样丧心病狂的歹徒，才会忽悠傻瓜去投资“火星移民”的骗局。

【10、敌基督要抹杀基督徒的权利】

《以色列到底为何对独霸耶路撒冷如此执着？》（HK01 2021-05-17）报道：

近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爆发了2014年以来的最大冲突，哈马斯与以色列军方飞弹与空袭接连交互攻击，无辜平民死伤无日无之，终日活在惶恐之中，而以色列各地犹太与巴勒斯坦人爆发街头殴斗，以色列总统更警告有内战危机。

虽然冲突的直接原因似乎是以色列当局对斋戒月伊斯兰活动的限制，以至警方不顾”亵渎神明”之嫌而闯入伊斯兰第三圣所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攻击示威人群，可是此番腥风血雨的背景也与以色列在其违反国际法占据的东耶路撒冷的地权之争有关。

此前，以色列地区法院裁定一个东耶路撒冷小区的12个巴勒斯坦家庭必须搬离其住址，而上周初最高法院判案之期迫近，巴勒斯坦人示威抗议不断，有犹太民众则”未判先行”，在极右议员”阵前打气”之下先行占领该区部份巴人住屋，甚至疑似得到警方保护，为古城中原本已经战云密布的气氛”火上加油”。

虽然圣殿山周边冲突大爆之后，内塔尼亚胡当局向最高法院申请押后判决，不过人们都知道”迫迁”只是时间问题。内塔尼亚胡也毫不掩饰地称”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正如每个国家会在首都建设一样，我们也有权力在耶路撒冷建设。这是我们一直以来所进行的事业，并会坚持下去”。

这样的强制搬离事件其实一直陆续有发生，该国1970年就通过立法，保障在1948年第一次以阿战争前于东耶伦撒冷有地产的犹太人可重获土地，但成百上千万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却没这个权利，毫不意外，每次驱离令都会引发激烈的房屋保卫战。这一次，自斋戒月以来的种种零星冲突、警方暴力与被视为不公的执法，再加上以色列民族主义者5月11日游行庆祝1967年的六日战争”夺回”东耶路撒冷，高呼”阿拉伯人去死”等口号，原本早铺垫齐备的”干柴”就点起了”烈火”，一发不可收拾。

即使军备先进的以色列应付哈马斯的火箭攻击不在话下，然而低级的炮火攻击，加上街头种族冲突四起，已足够使连日走避防空洞的以色列人人心惶惶。何以以内塔尼亚胡为代表的以色列领袖，长久以来都不惜付出战火的代价，坚持独霸耶路撒冷，而不愿接受国际法的妥协，以换取可能的和平呢？

此中却有一个地理故事。

兵家必争之地

纵观如今以巴所在的这块土地，该地为三洲（亚非欧）两海（地中海及红海）交汇通衢之处，注定是兵家必争之地，也决定了这块土地屡经入侵、频频易手的命运。它同时又是古老的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稍后的希腊罗马文明和更晚些的阿拉伯文明所接触碰撞的中心地带，因此毫不意外地成为了各种文化、理念和信仰荟萃之地。

而耶路撒冷在此地中的关键地位又尤其突出。如今的以巴疆域大致可分为四个区域：西部近地中海的肥沃平原、中央山脉、东部约旦河谷以及南部沙漠。其中沿海平原是历史上来往商人和侵略者的必经之道、河谷易攻难守、沙漠不宜人居，便只剩中央山脉适合建立政治中心。中央山脉北部的撒玛利亚山区（Samaria Hill）地势相较舒缓宜人，高度鲜少超过900米，梯田密布。南部的犹地亚山脉（Judaean Hills）则更险峻些，平均高度达到900米，多峡谷大石，适合建起要塞。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地势图，可见西部沿海平原、中部中央山脉、东部河谷的分野。（Wiki Commons）

耶路撒冷正是坐落于犹地亚山脉的一个山头，且正好是其被群山包围，三面陡峭，溪水环绕。早在希伯来人到来之前，当地的耶布斯人（Jebusite）就已建起城墙，打造出了一个要塞。圣经《塞缪尔记下》中形容耶布斯人甚至吹嘘只要瞎子和瘸子就能守住此地。

然而，为何希伯来人，以至后来的犹太人会将此处当成永远属于他们的家园？

戴维王定都耶路撒冷都城时的还原图，可见被溪水和山谷环绕，易守难攻。（来源：Christian Life Ministry）

上帝的”应许之地”

其实，犹太人的祖先希伯来人本在阿拉伯半岛过游牧生活，后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入侵了这块算得上富饶的”迦南美地”（Canaan）。实际上，”希伯来”（Hebrew）字面上也有”渡（幼发拉底）河而来的人”之意。不过由于之后遇上饥荒，希伯来人迁移到尼罗河三角洲去放牧，但受到古埃及压迫，最后在公元前13世纪逃回迦南。

此时，骁勇好战的”海上民族”非利士人（Philistine）也想将这块地方据为己有，双方争斗良久，直到以色列真正意义上的开国君主戴维王在公元前10世纪击退非利士人、统一了12支部，才终于建起统一的希伯来国家，结束了这个民族多个世纪的流浪。

橘黄色区域为戴维王统一的疆界，（大英百科全书）

以犹太教视角出发的话，这意味着犹太先祖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即圣殿山）上准备为神祭献次子后，终于得到上帝承诺他的”应许之地”。而戴维王定都耶路撒冷的决定，也确立了这座城市对于犹太人的神圣地位。

在夺得包括摩利亚山在内的耶路撒冷一带后，戴维王将以色列人最珍视的”约柜”（传说中上帝与以色列签订的契约）运至此处，其继任者所罗门建造了第一圣殿，摩利亚山从此成为至圣的圣殿山，奠定了该地对犹太教的至高地位。其地位之高从《旧约》共提到耶路撒冷和锡安（即耶路撒冷的别称）逾800次就可看出。毫不意外，这座神圣之城也成了犹太人此后两千多年在外流散时的心之所向，而”锡安”也逐渐也演变为犹太复国主义的代名词。

复国主义运动的灯塔

不过，一个统一的希伯来王国只是昙花一现，由于该地地形较为狭长、地理复杂多样，不同地区民众的生活和耕作方式大为不同，对中央集权构成很大阻碍，更别说各方势力都对这一交通要道虎视眈眈。

在所罗门于公元前930年去世后，王国迅速分裂，后相继被来自东方的新亚述帝国、古巴比伦帝国和波斯帝国，以及从西方而来的马其顿王国和古罗马帝国等轮流入侵，期间犹太人一度被强制迁移囚禁、耶路撒冷两度被付之一炬，圣殿也只剩下一堵西墙可以凭吊。

尽管犹太人一直见缝插针试图重新建国，并在古罗马帝国期间二度起义反抗，但最后还是被大肆镇压，当局在135年甚至禁止犹太人进入耶路撒冷，更为抹除其影响力将犹太行省改名为巴勒斯坦（即非利士人之地），这使犹太人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民族，只能流散至世界各地。

他们有的前往东欧和北欧，成了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 Jews），在十字军东征和纳粹德国期间都遭到残忍迫害；有的前往伊比利亚半岛成了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 Jews），在15世纪因拒绝皈依天主教被驱逐出去；有的居于中东、中亚和高加索，成了米兹拉希犹太人（Mizrahi Jews，即东方犹太人）……而无论流落何地，歧视和排斥都如影随形，他们成了永恒的局外人。

犹太人流散分布图，红色箭头为公元前8世纪被亚述王国入侵之后流散方向，紫色箭头为前6世纪被古巴比伦入侵后的流散方向，黄色箭头为被古罗马帝国135年压制后的流散走向。（Wiki Commons）

本来，在17至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平等思潮下，犹太人在各国情况有所好转，因此彼时积极融入当地社会还是主流思想。但在19世纪欧洲各国寻求独立的民族主义浪潮中，犹太人有感于同胞在沙皇俄国遭遇系统性清洗的恶劣待遇，开始萌发出了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即”锡安复国主义”。

尽管犹太人早已散落各地，但犹太经典成为了他们共同的精神养料。本只用于祷告的希伯来语逐渐”起死回生”，经典中反复提到的耶路撒冷也从一个遥远而虚渺的圣地，变得具有现实感召力的灯塔。

“回归移民”（Alija）的浪潮从19世纪80年代起开始累积了声势。犹太人逐渐构建出”流散、迫害和回归”为主题的集体记忆，并以圣经故事中上帝”应许”给犹太人土地作为回归建国的最有力证据，而耶路撒冷圣殿山上那堵第二圣殿唯一残余的西墙，也成了象征犹太人离散和苦难的精神图腾。

但犹太复国运动也反过来引发欧洲多国质疑本国犹太人忠诚性，反犹主义越发猖獗，最后酿成了二战时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以血的代价坚定了犹太人建国以保存生机的信念。带着未能阻止大屠杀的歉意，联合国于1947年通过以巴分治决议，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终于有了对其敞开双臂的”祖国”。

圣城的现代战略意义

不过，战斗和冲突才远未结束，尽管以色列1948 年建国的国歌歌词唱道，”回到锡安和耶路撒冷的土地，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成为自由的民族”，但接踵而至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使约旦攫取了东耶路撒冷（即公元前10世纪的都城所在地，包括圣殿山和西墙），之前迁回此地的犹太人只好纷纷逃往西耶路撒冷，约旦更是禁止犹太人入内参观西墙。因此对犹太人而言，在未收复这座激励复国运动的圣城之前，建国大业不算完成。

不过同时，抛去宗教色彩的话，该城本身就具有军事要塞的战略意义，戴维王当年选择定都于此就有此考虑。在联合国最初的以巴分治方案中，以色列所分到的多为东方沿海平原和南方沙漠，巴勒斯坦则拥有制高点的中央山脉以及肥沃的约旦河谷，一旦巴勒斯坦则可以居高临下发射火箭，就可以轻易击中特拉维夫机场等重要资产，缺乏战略纵深、三面被穆斯林包围的以色列则很难建立防御体系。

联合国1947年分治的地图，巴勒斯坦占据了高处。（Wiki Commons）

因此以色列为了安全考虑，必须要向中央山脉推进，该国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从约旦手中拿下东耶路撒冷地区，不仅是为了夺回圣城或扩大生存空间，也是为了取得东耶路撒冷所处的制高点，从而更好地建立起防线，同时也占据了俯视约旦河谷、将巴勒斯坦人动态尽收眼底的要塞和情报中心。可以说，占据了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大大削弱了巴勒斯坦反攻能力，本打算以东耶路撒冷建都的巴勒斯坦也陷入无都可建的脆弱境地。

此后，以色列当局就迫不及待立法保障曾经定居于此的犹太人拿回地产的权利，这也是引发眼下此次动荡导火索的源头。以色列还在1980年通过《耶路撒冷法》，宣布”完整和统一的”耶路撒冷为首都，并致力于让其他国家承认这一点。自野心勃勃的右翼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位以来，他更是在包括耶路撒冷以内的约旦河西岸加快推行犹太人定居点，并说服美国等国将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逐渐蚕食了巴勒斯坦建国和反击的可能。

内塔尼亚胡正加速在约旦河西岸建造定居点，蚕食了巴勒斯坦建国的可能，图为2019年新建的犹太人定居点。（Peace Now）

尽管如今以色列已建起了完备的导弹防御系统、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力量也越发孱弱，但许多右翼人士认为这并不意味耶路撒冷的战略意义有所削弱。”耶路撒冷战略和安全协会”认为，在2002年于东耶路撒冷爆发的阿克萨人民起义中，正是因为以色列安全部队将该地区置于手中，才能有效推进维安活动。

遗憾的是，犹太人尽管深知作为少数民族离散在外的心酸，他们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就是构建于其漫长的流浪史和迫害史之上的，但这在帮助他们正当化、乃至神圣化重归”应许之地”和定都耶路撒冷的过程时，却也阻碍了他们与同样颠沛流离的巴勒斯坦人共情。当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自由的民族”，却让别的民族在他们的土地上付出二等公民的代价；他们在西墙为耶和华鞠一捧泪时，军警却肆意闯入阿克萨清真寺驱赶信徒。

以色列人或要担心，他们以两千年前的宗教故事成功作为了复国主义燃料，巴勒斯坦如今也在依靠每天的新仇旧恨，期望哪天能重新夺回同样属于他们圣城的耶路撒冷。

谢选骏指出：“HK01”是个敌基督的网站，它极力抹杀基督徒的权利——“以色列人或要担心，他们以两千年前的宗教故事成功作为了复国主义燃料，巴勒斯坦如今也在依靠每天的新仇旧恨，期望哪天能重新夺回同样属于他们圣城的耶路撒冷。”看看看，耶稣基督流血牺牲的圣地，竟然一字不提，好像耶路撒冷只是犹太教和古兰教的屠场，和基督徒没有一点关系！那么，敌基督为何要抹杀基督徒在圣地的权利？因为它们目前要在中国国内消灭基督教的势力、就要在圣地也抹杀基督徒的权利？

【11、东正教——被征服者的呻吟】

佚名网文《东正教》报道：

东正教，国际通称“正教会”（英语：Orthodox Church）或“东正教会”（英语：Eastern Orthodox Church），官名“正统大公教会”（英语：Orthodox Catholic Church），与天主教、新教并称为基督教三大流派，是基于正统派神学并强调自身正统性的宗徒继承教会。 [1-2]

东正教源自希腊文明的救世主信仰，因罗马帝国东部一脉相承的拜占庭帝国、俄罗斯帝国的国家宗教闻名。 [3] 公元1世纪，希腊裔基督徒的耶路撒冷、安条克、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港、罗马之五城联邦原型诞生。4世纪，君士坦丁堡成为罗马帝国的国家教会首都。 [4]

11世纪东西教会大分裂，形成东罗马正教会。15世纪，东罗马帝国因君士坦丁堡战役败亡。希腊正教会与俄罗斯正教会为首的东正教会体系确立。 [5] 截至2014年，全球东正教徒近四亿；包括普世牧首共融的二亿五千万不同宗派信徒。 [6] 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正教会多由俄罗斯正教会的莫斯科牧首治理，有信徒一亿六千万人，也是梵蒂冈后的基督徒第二大单一政治及文化族群。 [7]

形成背景

东正教，原意基督教的正统派，“东”是基督信仰诞生的地理方向，及东正教所代表的东方基督教与教会体系。 [9] “正统”在英语写作“orthodox”，源自希腊语的“orthódoksos）”，由“延续的”与“理念”两部分组成。[10] 在初代教会及宗徒继承问题上，意指“充分的”、“完全的”，且“没有遗漏的”。 [10] 属于基督教从来就有的一种意识形态。 [10]

东正教的实体通称正教会（东正教会），全称正统天主教会。象征1世纪到11世纪的基督教会及整体风格，融合了耶路撒冷、安条克、亚历山大港、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罗马五大原始的自治教会。随着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合法与国教化，君士坦丁堡成为帝国政教合一的“新罗马”首都教会，以及整个基督教的首都教会。罗马帝国衰落和解体后，依独立政权组建的独立教会概念诞生。

普世牧区

希腊正教会（Greek Orthodox Church），首座宗徒圣伯多禄与圣保禄统续，1世纪建立于安条克。使用希腊语及儒略历，包括罗马帝国官方的旧都首席教会罗马、新都首席教会拜占庭。前者类似于议会制国家的“总统”，拜占庭则是实际行政的“总理”。管辖权依帝国统治范围定，帝国解体后成为象征领袖。包括50%希腊人，主要分布在地中海东部。

宗徒圣安德肋[安德烈]统绪，新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及大公的宗主教，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管区（Ecumenical Patriarchate of Constantinople），下辖自治的芬兰、爱沙尼亚，独立的克里特岛、阿陀斯山、拔摩岛、推雅推喇及大不列颠岛、意大利及马耳他、亚美利加洲、澳大利亚、菲律宾、驻俄罗斯西欧枢机处。

宗徒圣玛尔古[马可]统绪，至圣至褔的教宗与巨城亚历山大港、利比亚、五城联邦、埃塞俄比亚、埃及全境与全阿非利加洲的宗主教、众神父之神父、众主教之主教、众牧者之牧者、第十三使徒的继承者及大公的审判者，亚历山大港希腊正教牧首管区。 [11]

宗徒圣伯多禄[彼得]统绪，安条克及全东方国家的宗主教，安条克希腊正教牧首管区，下辖独立的北美。 [12]

宗徒圣雅各伯[雅各]统绪，圣城耶路撒冷及全巴勒斯坦与叙利亚、阿拉伯、约旦河境外、加利利的迦南与圣地锡安的宗主教，耶路撒冷希腊正教牧首管区，下辖自治的西奈山。 [13]

宗徒圣伯多禄统绪，全西方人的宗主教。不在管区范围。 [14]

宗徒圣巴拿巴统绪，新查士丁尼城及全塞浦路斯的大主教，塞浦路斯教会管区，查士丁二世建立。

宗徒圣保禄[保罗]统绪，雅典及全希腊的大主教，希腊教会管区。 [15]

宗徒圣保禄统绪，地拉那及全阿尔巴尼亚的大主教，阿尔巴尼亚正教会管区。 [16]

宗徒圣安德肋统绪，布加勒斯特的大主教、温洛-瓦拉几亚的都主教及全罗马尼亚人的宗主教，罗马尼亚正教会管区，下辖独立的比萨拉比亚。 [17]

斯拉夫人正教会（Slavonic Orthodox Church），基于古罗斯国基辅罗斯及教会斯拉夫语发展而来。 [18]

宗徒圣安德鲁[安德肋]统绪，莫斯科及全俄罗斯的宗主教，莫斯科牧首管区，下辖自治的日本、中国，独立的乌克兰、摩尔多瓦、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东美洲及纽约、白俄罗斯。 [19]

宗徒圣萨夫[Saint Sava]统绪，佩奇的大主教、贝尔格莱德与卡尔洛夫奇的都主教、塞尔维亚人的宗主教，塞尔维亚正教会管区，下辖自治的奥赫里德。 [20]

宗徒圣安德鲁统绪，索菲亚的都主教及全保加利亚人的宗主教，保加利亚正教会管区

宗徒圣安德鲁及圣尼诺[Saint Nino]统绪，全格鲁吉亚人的至公宗主教、姆茨赫塔-第比利斯的大主教与阿布哈兹及匹斯达的都主教，格鲁吉亚正教会管区。

宗徒圣西里尔与美多德[Saints Cyril and Methodius]统绪，华沙及全波兰的都主教，波兰正教会管区。 [21]

宗徒圣西里尔与美多德统绪，布拉格[普雷绍夫]的大主教、全捷克及斯洛伐克的都主教，捷克斯洛伐克正教会管区。 [22]

泛东方派

东方国家的主要教会

亚述正教会（Assyrian OrthodoxChurch），萨珊帝国的国家教会。宗徒圣伯多禄统续。第三次大公会议借玛利亚“生神女”称号脱离罗马帝国及普世牧区。 [23]

东方至圣宗徒至公亚述教会[东亚述天主教]，简称东亚述教会。宗徒圣亚该以[Saint Aggai]统续，巴比伦人[东亚述]至公的宗主教，塞琉西及泰西封牧首管区，32.3万人。世基联成员。 [24]

古东方至圣宗徒至公亚述教会[古亚述天主教]，，10万人。1964年脱离亚述教会。 [25]

东方人派正教会。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国教化以后，在第四次大公会议借单性论脱离帝国对信仰影响的亚历山大牧区、安条克牧区为主体组成。参见“东方正统教会”。 [26]

亚美尼亚宗徒教会，亚美尼亚王国的国家教会，宗徒圣巴尔多禄茂与圣达陡统续，全亚美尼亚人至公管区。802万人。 [27] 1930年批准基利家圣座独立，128万人。

高加索阿尔巴尼亚正教会，高加索阿尔巴尼亚王国的国家教会。5世纪取得亚美尼亚正教独立认可。1828或1836年遭俄罗斯政府及教会灭教。

亚历山大港科普特正教牧首管区（Coptic Orthodox Patriarchate of Alexandria），宗徒圣玛尔谷统续。埃及科普特人1200万。 [28] 1959年和1996年，批准埃塞俄比亚正教会与厄立特里亚正教会独立自治，两者组成联合教会（Tewahedo Church），3895万与200万。 [29-30]

安条克与全东方叙利亚正教牧首管区（Syriac Orthodox Patriarchate of Antioch and All the East），宗徒圣伯多禄统续。143万人。下辖宗徒圣多默统续的印度正教会，200万。 [31]

自治派共融教会（Autonomous churches in communion），隶属于以上某个独立派共融教会（Autocephalous churches in communion）。独立派共融教会全部加入世基联。

非共融派教会（Churches not in communion），主要包括：马拉巴尔派、马尔多默派、凯尔特派、美洲安条克派。

非普世派

非普世牧首管区[Non-universally recognized churches]，因反对普世牧首、未获普世牧首认证，或被普世牧首开除教籍，不能共融的教会。关于承认梵蒂冈城国，去“正统”字号，但保持东正教文化特色的宗教，详见东仪天主教会。 [32]

旧历正教徒（Old Calendarists） ，强调遵守原版儒略历、抵制修正儒略历的教会统称。 [33]

旧礼正教徒（Old Believers），17世纪抗议尼康改革俄罗斯礼拜仪式的教会统称。 [34]

泛独立派教会（autocephalous churches），包括阿布哈兹正教会、白俄罗斯自治正教会、保加利亚替代会议、神圣正教会北美管区、马其顿正教会、黑山正教会、意大利正教会、真俄罗斯正教会、土耳其正教会、基辅牧首管区、乌克兰自治正教会、正典乌克兰自治正教会。 [35]

历史沿革

希腊教会

公元1世纪30年代，相传基督教的教祖耶稣[伊伊稣斯]钉死十字架，三天后复活、升天，于是留世的耶稣门徒在耶路撒冷组织起犹太教团体拿撒肋派。37年，始在安条克称基督徒。而十二使徒之一的圣安德鲁[安德烈]率先将福音传到小亚细亚及斯基泰人群体，又沿黑海去了伏尔加河，成为罗马尼亚人、俄罗斯人的主保圣人。

38年，安德鲁到拜占庭宣道，遭捕后在希腊的亚该亚遭“X形”十字架刑处死，是为“圣安德鲁十字”的来历；拜占庭的教会建制，圣斯塔辉接任主教职务。43年，安德鲁兄长及十二使徒之首的圣伯多禄[裴特若]与记述《马可福音》的随行翻译圣玛尔古[玛尔克]到亚历山大港宣道，非洲的教会建制。玛尔古成为首任主教。

45年，玛尔古与堂兄圣巴拿巴到塞浦路斯宣道，记述《保罗书信》的外邦人圣保禄[帕弗罗]与伯多禄到安条克宣道。伯多禄出任安条克首任主教。因为保禄与伯多禄采取尊重地方习俗和民族文化的适应策略，使得外邦人纷纷皈依，教会日益壮大，但与严格遵守律法的耶路撒冷犹太教团则分歧渐大。

48年或49年，安条克与耶路撒冷双方由长老的圣雅各伯主持律法争端，确定针对外邦人的四条戒律，而不必遵守割礼为首的犹太人习俗。耶路撒冷的教会建制，雅各伯被推选作首任主教。会议过后，各地纷纷依国家、民族、地区的习俗特点组建独立教会、自治教会、自主教会管区。正统的教会制度确立。

53年，伯多禄前往罗马帝国首都的罗马宣道，罗马教会建制，成为首任主教。圣额我笃[Saint Evodius]接任安条克主教。64年到67年期间，伯多禄与保禄在罗马殉道，成为正统教会的两名首席宗座使徒。70年，耶路撒冷圣殿损毁，犹太人散落到世界各地。基督徒的拜占庭、亚历山大、安条克、耶路撒冷、罗马五大主教管区形成，宣道重心则从东方转向西方的罗马。 [23]

正统教会

早期的基督徒使用儒略历和希腊语，教义依正统派神学为基本原则，主要分成尊重犹太教传统、面向犹太人、强调权威的希伯来派，尊重异教传统、面向外邦人、强调信仰的保罗派，尊重独立思考、面向知识分子、强调神秘主义的诺斯底派三个派系，保罗派占主流。后来部分与保罗派共融，余下的或发展成卡特里派、鲍格米勒派，或留在犹太教，或组成明教。

公元2世纪末，第14任罗马主教为各多[维克托一世]选用罗马帝国官方语言拉丁语为弥撒用语。而针对前任在154年与坡旅甲的复活节日期争议，则做出了不在星期日庆祝者开除教籍绝罚的强硬政策。这造成温和的东方星期日派支持者主教在内的全体主教争议。正统教会在文化与意识形态上，形成正统的希腊拜占庭教会与至公的罗马拉丁教会两派。

公元3世纪，随着基督徒在不同文化地区的发展壮大，正统教会内部的思想逐渐多元化，而针对谁是正统信仰、谁是异端信仰的判定，则进一步加剧。公元313年，西方正帝君士坦丁一世与东方正帝李锡尼颁布《米兰敕令》，基督徒这一在罗马帝国境内流传近300年的民间信仰全面合法化。后君士坦丁击败李锡尼统一帝国，成为唯一合法的罗马帝国皇帝。

325年，君士坦丁在尼西亚召开第一次大公会议，君士坦丁与科尔多瓦主教奥修[Hosius of Corduba]共同主议，东方议员245人、西方5人。亚历山大港主教亚他那修支持的三位一体及基督论确立，同教会人气司铎阿里乌支持者的阿里乌斯派耶稣非神主张被判异端。《亚他那修信经》颁布。基督徒从民间信仰进格宗教信仰团体，且第一次分裂。亚他那修则巩固了自身在亚历山大港的主教权威。

330年，君士坦丁从罗马迁都拜占庭，命名新罗马，是为君士坦丁堡。拜占庭主教进格新罗马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后成为普世牧首。依国家首都任命的大主教制度确立。337年，君士坦丁临终前在伊兹密尔接受临终涂油礼。至此，君士坦丁堡教会成为首都教会，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成为帝国御用主教，得以近距离为罗马皇帝、贵族及其他上流人士宣道。基督徒的宗教权利中心则重新回到东方。

君士坦丁死后，帝国再次分裂。355年，东罗马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流放罗马主教理伯略，拥立斐理斯二世，但遭到罗马市民的反抗。斐理斯被赶走，理伯略复位。东部帝国与西部教会的宗教权争端加剧。381年，狄奥多西一世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第二次大公会议，亚历山大港主教提摩太、安条克主教默理多、大主教那他略及其继任圣额我略·那西盎主议，150名东方议员参议。会后，帝国境内留存的阿里乌斯派则遭到举国迫害。正统的基督教义确立。 [36]

国家教会

正统基督徒自解决阿里乌斯派问题后，逐渐将矛头转向罗马帝国境内的多神教团体。391年，亚历山大港主教戴福禄征得狄奥多西一世同意，展开了针对古埃及各地宗教场所、神殿等异教财产的破坏运动。塞拉比斯神庙、亚历山大图书馆等文化遗产被信仰基督的暴徒们付之一炬。基督徒完成了从受迫害者，到施加迫害的转变。

393年，狄奥多西立基督教为国家宗教。随后犹太人在亚历山大港的犹太会堂遭到掠夺和破坏，但通过名媛希帕提娅的法律手腕，亚历山大港的暴力事件得到抑制。狄奥多西去世后，帝国形成西罗马帝国与东罗马的拜占庭帝国，再未合一，教会也在政治上进一步分化，进入东、西教会时期。而帝国与其他非罗马帝国领地，以及有意独立的地区，也因国教的关系貌合神离。

412年，亚历山大港新主教西里尔继任，采取了针对异教徒们更为强硬的迫害与破坏行动。414年，无视法律的基督徒们强制流放了犹太人。415年，希帕提娅被虐杀致死。亚历山大港完成基督化。431年，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在以弗所召开第三次大公会议，西里尔主议，罗马主教的代表迟到。

会上，西里尔代表亚历山大神学派，与普世牧首聂斯脱利的安条克神学派展开讨论。玛利亚的称呼问题成为焦点。聂斯脱利主张耶稣的神、人两个位格相互独立，因此玛利亚的“生神圣母”称呼不准确，而应称呼“基督圣母”。西里尔则主张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亚历山大港与君士坦丁堡的宗教话语权争夺进入白热化。

会前，聂斯脱利自觉必输，因此没有让支持者随行，而西里尔则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者。随后安条克主教若望选择支持聂斯脱利，弹劾西里尔一派。会议陷入僵持。但随着罗马主教高理定的使节赶到，且对若望一派施以绝罚，西里尔胜利。最终通过“生神圣母”称号。433年，亚历山大神学派恢复安条克神学派神学的名誉，若望与西里尔两边达成和解。

同世纪，聂斯脱利派的其中一支，来到萨珊帝国和波斯帝国所在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宣道，并得到东罗马拜占庭帝国敌人萨珊王朝历任皇帝的举国保护。是为亚述教会的形成，以及第二次分裂。后来亚述教会成为与明教、祆教并列的波斯三大宗教，并率先官方传入中国，以景教的基督教古译名在唐朝宣道。直到伊斯兰教兴起后式微。 [37]

新罗马教会

448年，君士坦丁堡的地方会议判定单性论为异端教义。449年，亚历山大港主教圣道高[Saint Dioscorus]劝服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在以弗所召开第四次大公会议，道高主议，130人参议。会上，主张耶稣神人融合的单性论教义合法化，得以与双性论共存。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梵为盎被处以流刑。后罗马主教利奥一世称之为以弗所的强盗会议，判处无效。

451年，东罗马皇帝玛尔先在迦克敦重新召开第四次大公会议，大主教亚那多留主议，370人左右参议。确定单性论为异端，道高的亚历山大港主教职务被罢免。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港、安条克、耶路撒冷五大牧首管区制度的前身确立。同时罗马主教利奥一世为首的23位主教，起草完成《迦克敦信经》。而亚历山大港主教兼任，原与普世牧首、教皇三权分立的大公裁判职务则自此形同虚设。

会后，拒绝与支持双方将亚历山大港分成继承道高主张的科普特正教会、希腊正教会亚历山大港牧首管区，安条克教会分为叙利亚正教会、希腊正教会安条克牧首管区。而继承十二使徒里圣巴尔多禄茂与圣达陡、最早国家教会的亚美尼亚宗徒教会，继承自圣多默的印度教会，以及后来埃塞俄比亚帝国的国家教会埃塞俄比亚正教会，也相继脱离普世牧首管区。

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四年后彻底毁灭，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继承者。而罗马教会逐渐在西罗马范围成为政治势力，单性论思想也仍在亚历山大港占据主流。550年，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收复罗马及亚平宁半岛。553年，查士丁尼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第五次大公会议，大主教奥提楚主议，商讨单性论与双性论共融，统一国内思想。但会后争议继续。

565年，查士丁尼死去。帝国逐步瓦解。680年到681年，皇帝君士坦丁四世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第六次大公会议，大主教额我略一世主议，基于叙利亚、埃及等保留单性论的领土被伊斯兰教势力侵略占领，决定放弃合议和收复，宣判单性论作异端思想。教会也迎来第三次分裂。同时，追加支持单性论，但死去的前罗马主教霍诺略异端罪，时任罗马主教利奥二世批准。

726年，罗马伊苏里亚王朝首任皇帝利奥三世基于偶像崇拜的嫌疑，下令禁止礼拜圣像。730年，圣像破坏运动开始，大主教日耳曼一世[Germanus I]因反对被罢免，自白者巴西尔、大马士革主教若望被捕。反对破坏运动的势力被镇压。741年，君士坦丁五世继任后，陆续处斩反对者。但民众长年养成的信仰习惯并未因皇帝的政策而废去。君民矛盾加剧。 [38]

拜占庭教会

752年，教皇国基于丕平献土成立。至此，罗马、亚历山大港、安条克、耶路撒冷全部脱离罗马帝国，成为自治教会。国家教会瓦解。78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六世继任，基于信徒、神职人员对圣像破坏运动的抵触情绪，找到母亲伊琳娜女皇商议废止禁令。787年，君士坦丁与伊琳娜在以弗所召开第七次大公会议，大主教泰腊修、罗马主教爱德盎一世的使节主议，毁坏圣像被判为异端思想。东部教会礼拜生活恢复正常。

公元9世纪，因三位一体的圣神是从父来，还是从父和子来的“和子说”争议，以及基督信仰传入保加利亚、基辅罗斯后的教会斯拉夫语礼拜是否合理等问题，东、西教会的分化继续加剧。820年，东正教会及东欧世俗社会历史上的伟人佛提乌出生。佛提乌任职帝国大学的哲学教授，他对外反对罗马的和子说，对内资助西里尔与美多德去斯拉夫人地区宣道、收集7世纪因战乱遗落各地的古希腊文献、拓展教会的势力范围。

851年，佛提乌担任帝国大法官。858年，皇帝米海尔三世废黜大主教依纳爵，改立非神职人员的平信徒佛提乌，遭到依纳爵所在修道会为主体的群体不满。依纳爵势力与罗马势力联合。867年，罗马主教尼阁老一世宣布废黜佛提乌。869年，皇帝巴西尔一世为改善与罗马的关系，而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召开第八次大公会议，罗马主教使节主议。会后，佛提乌被判处为异端。而经过此事，强调正统的东正教会与强调至公的天主教会两个宗教政治势力基本定型。

879年，皇帝巴西尔重新召开第八次大公会议，基于前次会议结束后希腊方面的异议，以及未能获得罗马方面在政治上的让步，决定恢复佛提乌的名誉与大主教位置，且得到罗马主教的特使批准。866年，巴西尔死去，佛提乌培育的利奥六世继任。最后佛提乌被利奥流放到亚美尼亚，死在那里。200年后，大主教米恰尔与罗马主教利奥九世关于习俗差异、弥撒是否使用的无酵饼圣体等西方教会差异发生争执。

1054年，利奥派遣枢机主教的亨拜作为使节访问君士坦丁堡。期间亨拜认为自己遭到怠慢，于是将绝罚书贴到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祭坛。米恰尔则对亨拜一行人还以同样的绝罚。是为“东西教会大分裂”。教义的纷争，也使得东、西方人民在文化、组织、政治环境上的敌对情绪日益加剧。但罗马新主教继任后，双方恢复了一般交流，继而商讨合一的问题。而历任罗马皇帝也因伊斯兰教势力侵入叙利亚、安纳托利亚造成的压力，寄希望于调停教会矛盾，以便得到西欧的援军支持。

1095年，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向罗马主教尼阁老二世请求援军，抵挡土耳其人的伊斯兰国家入侵，自此展开八次基督徒对穆斯林的圣战。是为十字军东征。但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伴随虐杀、掠夺、奸淫等罪行，以及对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座的另立，演变成为侵略战争。而历次东征，罗马教会还设立了无视耶路撒冷、各地正教会等已知势力的宗主教座与东仪天主教会。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也因此结下血仇。 [39]

斯拉夫教会

公元13世纪，伴随君士坦丁堡的失守，政府与教会迁都尼西亚，直到1261年收复君士坦丁堡后。是为尼西亚帝国时期。13世纪后半叶到15世纪前半叶，巴列奥略王朝历任罗马皇帝和前朝同样，倾向通过妥协来调和与罗马教会当局的关系，谋求西欧大规模的援军抵挡东方入侵者。但遭到民众、贵族、修道士、教会的举国反对。而在罗马主教召开的第17次大公会议上，也以东方代表1人的反对票，宣告和解失败。

针对罗马教会，帝国最高军事统帅卢卡斯·诺塔拉斯就曾发出“宁见苏丹的头巾，不见教皇三重冕”的世界名言。1453年5月29日，奉伊斯兰教为国家宗教的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宣告灭亡，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失去政治地位。国家教会的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港、安条克、耶路撒冷的五大牧首管区全部失守。教会政治重心向斯拉夫人地区转移。而苏丹的宗教宽容政策，则让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得以继续留存。

随着东罗马帝国的衰败，希腊正教会在近东地区的势力出现发展停滞和衰退，而得益于佛提乌、西里尔与美多德的斯拉夫正教会则日益兴旺。1489年，普世牧首批准俄罗斯正教会管区进格莫斯科牧首管区。俄正教也在莫斯科大公国、沙皇俄国、俄罗斯帝国兴盛的同时，以“第三罗马帝国”的国家教会和独立教会身份，逐渐取代希腊正教地位，成为整个东正教会内部话语权最大的一位。

宗教改革时期，大主教耶肋米亚二世陆续收到蒂宾根大学的新教路德会来信，提出路德教会与东正教会联合对抗天主教会的可能。1573年，展开正统派神学与路德派神学的交流。1581年，正教就《奥格斯堡告白》为首的信仰原则不可调和而结束。1582年到1593年，因罗马主教额我略八世颁布《额我略历》为公历的问题，耶肋米亚先后召开三次主教会议。会后，继续使用《儒略历》。东正教会顺利度过了宗教改革运动，而西部的天主教会则在西欧一分为二。

1666年，莫斯科主教尼康改革奉神礼，拒绝这一决定的老正教徒陆续改宗，来与国家教会对抗。帝国则先从赋税提高两倍作为处罚的政策，后改用拷问、处决在内的迫害政策。老信徒们陆续逃出俄罗斯。留下的则以自焚相抵抗。皇帝彼得一世即位后加大了镇压幅度，被老信徒们称作“敌基督”。而为推动国家的西欧近代化，莫斯科主教同样受到管制。教会财产被充归国有，神职人员则被要求有义务举报那些在告解时攻击国家的信徒，违者罚款。

18世纪，莫斯科主教阿德良死去，新主教停选，直到莫斯科牧首管区被废黜。皇帝效法英国和德国的宗教改革，设立宗教部门，任用无神论者或军人负责管理。受此影响，帝国的基督徒们在阿陀斯山开始了正教修道精神复兴运动，诞生了圣塞拉芬为首的修道者，并将历代圣人们的信仰事迹整理汇编写成《慕善集》一书。1762年，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颁布了针对老信徒派的缓和政策。1785年，还给市民自由告解的权利。而随着帝国经济重心从圣彼得堡迁往莫斯科，老信徒们也在工业、商业、慈善事业上发挥贡献。 [40]

普世教会

公元19世纪，正教牧首团收到罗马主教庇护九世来信，重启教会合一的问题。后罗马教会在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通过“教宗无谬论”，又重申“首座宗徒权”教义，加重了合一的困难。1895年，君士坦丁堡收到新罗马主教利奥十三世来信，正教牧首团重申立场。正教与罗马方面的交流成为常态，官方态度保持亲近，但基层群体由下而上的实际对立不变，波兰、乌克兰等地的教区争夺继续。

进入20世纪，伴随十月革命的兴起，俄罗斯第三罗马帝国彻底瓦解，莫斯科牧首恢复。而正教与新教圣公会则基于普世教会合一运动，以及“反对罗马首座权”的共同主张、“历史上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与英国汉诺威王朝的婚姻关系”等交流基础，商讨合一。但苏联及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相继成立后，谈判终结。正教的势力遭受重创，神职人员不能身穿祭服在室外进行礼拜活动、不能为下葬的死者祷告。直到苏联等国家解体后，恢复正常发展。

1961年，俄罗斯正教会作为东正教最大的教会，加入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1964年，大主教雅君高与罗马主教保禄六世在耶路撒冷见面。1965年，罗马教会基于大公精神召开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闭幕。同年10月11日，两人先后在罗马和伊斯坦布尔发布《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联合声明》，相互废除了900年前加给对方的绝罚。展开圣事和教义的共融讨论。而“首座宗徒权”、“和子说”，以及莫斯科主教和罗马主教交流进展，则成为根本的问题。

同世纪初，正教内部还颁布了与《额我略历》同步的《修正儒略历》。它使得东正教会内部分成希腊正教会为首的新历派，以及俄罗斯正教会为首的旧历派。完全拒绝者，则脱离普世牧首管区。同世纪末，正教对外与第四次大公会议分离的叙利亚正教会代表达成教义共识。宣布基督论的单性与双性问题不是“教义不同”而是“表述不同”，两者在根本信仰上可以共存。但在圣事的共融层面继续存异。埃及的科普特正教会也作为普世教会的一员活跃。

进入21世纪，东、西教会进入佛提乌事件后的蜜月期。2007年，东正教神学家与天主教神学家在教会共融问题上达成一定共识，承认罗马主教为东、西天主教会共同的第一主教。

神学理论

教义

东正教会的相信原则：

伊伊稣斯·合利斯托斯（耶稣基督）被钉死十字架，而后又从死者里复活；

耶稣留世宗徒所做的见证；

从宗徒传下来，且唯一真实正确的教会。

东正教会的信仰基础：

天主的启示，天启；

从古至今、连绵不断的天启信仰与教导，以及圣传与圣召，圣神（圣灵）透过圣传所传达的教导；

基督所宣讲的福音，是唯一叫人复活的福音。

东正教会的《圣传》本质：

记录教会形成以来，人们曾在生命中确实有过的体会；

表现在《圣经》、圣师的著述、大公会议的规定、祈祷书与圣像及圣歌在内的弥撒等各种场合；

《圣经》是圣传的基础，是宗徒留下的遗产，是完全正确的至公启示。 [41]

东正教会的信仰前提：

相信神确实存在，有神论；

相信神的慈爱，愿意接受神的召唤、将自身托付给神；

清楚信仰的根本意义，愿意与信仰同行，透过社会来实践和完成自身的信仰，起到照亮周围的模范作用；

一个人自身的信仰，首先与自身的自觉选择或努力意志无关。而全部来自神的预定。 [42-43]

教礼

奥迹，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教会机密部分。主要包括七件肉眼可见的事物，其中圣体被视作“教会的奥迹”，以及教会生活的中心。

慕道者的奥迹两件：

浸洗（Baptism），更新一个人内在灵魂生命的恩宠。

傅膏（Chrismation），坚固一个人内在灵魂成长的恩宠。

平信徒的奥迹五件：

圣体（Holy Communion），培养一个人内在灵魂的恩宠。

告解（Penance），治愈和赦免一个人内在灵魂的疾病、罪孽。

圣品（Holy Orders），透过神职人员训戒与奥迹，培育一个人内在的灵魂。

婚配（Marriage），结婚、生儿育女的圣别恩宠。

涂油（Unction），治愈灵魂疾病与身体疾病的恩宠。 [44]

教条

基于第二次大公会议颁布的《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第一次大公会议的《尼西亚信经》最终版本。罗马帝国国家信仰的正统教义。

天主是父、子、圣神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

父是独一的全能者，创造了天与地、已知与未知的万物。

子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世主、神的独生子，被父生于天地初开、万世以先。

子是来自光的光，来自真神的真神。不是受造物。

子与父是一体，万物经他创造。

子为了拯救世人，从天而降，由圣神感召于童贞女的玛利亚，从玛利亚取得肉身。

子为了世人，而在彼拉多的时代，钉上十字架，受尽苦难而死。三天后，应《圣经》的预言复活、升天、荣座父的右边。光荣显耀。

子会再来，审判所有死者与生者。而后子会永享国运。

圣神是天主，生命的创造者，从父发出，与父及子之名共享赞颂，应先知过往的预言。

教会是至一至圣至公的教会，从耶稣基督的宗徒那里传承下来。

洗礼是至一的洗礼，过往的罪因它而得到救赎。

可期的是死后的复活，以及来世的生命。

主佑常在（阿门，Amen） [45]。

分歧

东正教会内部与对外的主要分歧，以普世牧首为官方态度例：

提出者

重心观点

官方应对

结论

聂斯脱利（景教）

基督的神性、人性相互独立，生基督不等于生神。玛利亚是基督母

基督的神性、人性相互独立、但是一位。生基督等同生神，所以称玛利亚是生神女

教义存异，无法共融

东方人派正教会

基督的人性、神性共融在一起

基督拥有完全独立的人性、完全独立的神性

表述存异，教义共融

罗马天主教会（天主教）

圣神同时由父和子发出

圣神由父独立发出，而后经过子。

教义存异，无法共融

伯多禄拥有首座宗徒权，且无谬。罗马主教完全独享且继承两者

罗马、安条克都是自伯多禄的继承者。伯多禄的权威属于所有教会。罗马主教排在众主教的第一个，但不存在特权

组织存异，无法共融

马丁·路德（新教路德宗）

有信仰的就是好人，就能得救、上天堂。因信称义

信仰是成为好人的前提，成为好人需要好人的行为

无法共融

旧礼正教徒

使用旧礼

使用新礼

圣事存异，无法共融

旧历正教徒

使用原版儒略历

原版、修订版共存

无法共融

东罗马派正教会

拒绝普世牧首

普世牧首是精神领袖

组织存异，无法共融

组织架构

行政区划

教会（Church），或教堂（church）。基础的宗教团体。主要由主教、司铎、执事，以及平信徒四部分组成。

监督管区（教区，Diocese），复数的教会组成。主教管理。

教会行省（教省，Ecclesiastical province），都主教管理。复数且同一国家或地区的监督管区组成。

首席监督管区（Archdiocese），大主教管理。复数非同一国家的监督管区组成。

自立教会管区（self-ruled），单数或复数与某一特定监督、首席监督、教会行省领袖共融的宗教团体。

自治教会管区，复数或单数与某一特定自立教会领袖共融的宗教团体。

独立教会管区，复数或单数与某一特定自治教会领袖共融的宗教团体。

宗主教管区（Patriarchate），复数或单数与某一独立教会领袖共融且承认其宗主权的宗教团体。最高监督管区级别。“常任理事国”的概念。

总督管区（Exarchate），特殊的监督管区。自治教会同级。

大公宗主教管区（Ecumenical Patriarchate），复数与普世牧首共融的宗主教、总督，以及主教、都主教、大主教组成。“大公”意为全地球、全人类。希腊正教会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管区特有。“联合国秘书长”概念。

至公宗主教管区（Catholic Patriarchate），非普世牧首共融的亚美尼亚、亚述、科普特、叙利亚、罗马等其他宗教团体领袖势力。 [46]

行政人员

监督（英语：bishop），教区的基础领袖。

首都监督（都主教，英语：metropolitan），教省的首座主教。

总督（英语：exarch），宗长的使节或自治教会的首领。第四次大公会议成为正式职称，宗长的前身称号。原指罗马帝国的治外行政机构领袖，后成为独立教会内部的治外机构领袖。近代多称首席监督。

首席监督（大主教、总主教，英语：archbishop），总教区的首座主教。

宗长（牧首、宗主教、族长，英语：patriarch），单一宗派的首座主教。早期基督徒对所有主教的敬称，后逐渐成为几个主要主教的敬称，以至最重要的主教专属敬称。692年，第六次大公会议成为正式职称，新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获得旧首都罗马同等的教会地位，其次大都亚历山大港、其次安条克、其次耶路撒冷。是为早期的五大牧首。

大公宗长（普世牧首、大公宗主教，英语：Ecumenical Patriarch），君士坦丁堡牧首兼任。职权始于君士坦丁一世迁都拜占庭，拥有行政权，与罗马教皇的立宪权、大公裁判的司法权三权分立。

至公宗长（至公牧首、天主教宗长），非普世牧首共融的至公宗主教管区领袖称号。

神职人员

主教和祭司的神职权利一致。

祭司（司铎，英：Priest），转正的执事。负责教义的讲授、教礼的施行。尊称为神父。通常与牧人（牧师，英：Pastor）和父亲（神父，英：Father）两词混淆。

首席祭司（总司铎，英：archpriest），主教授予功勋祭司的荣誉称号。 [47]

俗家祭司，结婚生子、正常生活的祭司。对应修道祭司。

修道祭司（司铎僧，英：Hieromonk），完全奉献给神和信徒的祭司。

指导修道祭司（布道僧，英：Hegumen），选自修道祭司的修道院指导者。拥有晋升主教资格。

首席修道祭司（掌院，英：Archimandrite），选自修道祭司，管理重要的修道院、大规模的修道院，拥有晋升主教资格。 [47]

长老祭司（司铎长，英：protopresbyter），首席祭司里最德高望重者的荣誉称号。 [47]

基层人员

执事（助祭，英：Deacon），主教或司铎降福任命。负责辅助主教和司铎。

执事祭司（助祭长，英：Protodeacon），主教降福任命，精通弥撒流程、美声朗诵的执事，或长期义务工作的执事。

首席执事（总助祭，英：archdeacon），主教降福任命，功勋、年功积累最多的执事担当。

修道执事，拥有升修道祭司的资格。

俗家执事，祝圣在前婚否不限，可以升俗家祭司，祝圣在后则不可结婚。有意结婚者，需在祝圣前结婚。祝圣后离婚解除职务，祝圣后丧偶的不可再婚。近代以来，可以与同样丧偶的人再婚。完全义务工作的俗家执事也称“自给执事”，且存在守单身的俗家执事。

会众（堂务，英：congregation），非神职人员。主要包括：主教降福任命负责辅助执事的副执事（英：Subdeacon），负责弥撒勤杂的祭台侍者（英：Altar server），负责经文伴唱的咏唱侍者（英：Reader），圣歌合唱的教堂唱诗班（英：church choir）。 [48]

男执事，升任司铎、主教的前提。制定于初代教会的《圣徒规则》明确禁止主教、司铎命女性。

女执事，希腊正教会一直有任命女执事的传统。但限于非神职的副执事。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俄罗斯正教会基于“女执事废止前，起到过重要作用”的历史研究，讨论过任用女执事的问题。后因受到苏联的压制，改革议案搁置。

宗教影响

政治

正教在国际范围，与天主教、新教形成基督徒三大宗教政治群体。该教莫斯科牧首直辖的俄罗斯正教会，是世界最大主权国家及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二十国集团成员的俄罗斯联邦第一宗教团体。

法定该教东罗马派正教会成员为唯一官方国家宗教和政治面貌的主权国家有2个，包括希腊教会的希腊共和国、格鲁吉亚正教会的格鲁吉亚共和国。此外，芬兰共和国的芬兰正教会拥有第二官方地位，主要辅助芬兰福音教信义会。

历史上东罗马正教的希腊正教会，曾是古罗马文明及古希腊文明的后期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尼西亚帝国国教，俄罗斯正教会曾是斯拉夫文明的俄罗斯帝国国教，也是基辅大公国、保加利亚公国等公国的国教。

而东方人派正教会的亚美尼亚宗徒教会，曾是第一个基督教国家亚美尼亚王国的国教。埃塞俄比亚正教会曾是埃塞俄比亚帝国的国教。此外，亚历山大科普特正教会一直是伊斯兰国家范围最大基督徒团体。 [49]

民族

东正教的根基在地中海东部，随东罗马帝国兴盛，信徒主要在古希腊地区、东欧地区占主导地位。历史上曾多次遭遇政府的管制，且受到东方和西方的侵略，20世纪初又因红色铁幕而遭遇重创。信徒发展落后于新教、天主教。

该教带有民族主义色彩，政教分离但法定为官方民族宗教的国家有10个，包括保加利亚、塞浦路斯、芬兰、格鲁吉亚、希腊、马其顿、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亚。其他东方正统教会有2个，包括亚美尼亚、埃塞俄比亚。

信仰比例最高的是希腊（98%），其次摩尔多瓦（93%）、塞尔维亚（85%）、格鲁吉亚（84%）、罗马尼亚（82%）、白俄罗斯（80%）、塞浦路斯（78%）、俄罗斯（75%）、黑山（72%）、乌克兰（67%）、马其顿（65%）、保加利亚（65%）。 [50]

东罗马派正教会在波黑（31%）、阿尔巴尼亚（7%）、鲁塞尼亚（4%）、拉脱维亚（15%）、爱沙尼亚（16%），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24%）属主要宗派团体，也遍布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土耳其和阿塞拜疆。

世俗

2015年1月19日是格鲁吉亚国教东正教的洗礼节。此前许多家长争相安排自己的新生儿在这一天到格鲁吉亚最大的教堂接受格鲁吉亚东正教大主教的亲自施洗，以成为大主教的“教子”为荣。 [51]

宗教文化

信仰生活

东正教视教会为“圣耶稣基督的身体，圣三位一体真神的形象”。圣神则赋予教会根基。教会的中心是弥撒礼拜，礼拜的中心是耶稣的圣体血。拜占庭时代后，也通过礼拜耶稣与众使徒，来保留灵性。其中核心的圣体圣事，是通过食用耶稣身体与血液化成的面包与葡萄酒，借此表达对耶稣立下《新约》的感谢圣事。通过食用圣体血，信徒与救世主或天主其一天人合一。确认其人因救世主的集结，而成为新的神选民。

神选民的生活来自圣传（英：Holy Tradition），雅金·鲍威强调，圣传即是基督徒“因基督与圣三而生活，因基督与圣三而成长”。 [52] 圣传是连绵不断的，是教会在圣神的引导下，得以延续、成长、发展下去的原因。谢尔盖·鲍加高强调，“圣传恒久不变，从古至今从未减弱”，万物因在圣传里受造、诞生。

圣像艺术

一般来说，东正教派的神学和对于经卷的解释都是遵循基督教兴起初期所传下来的典范。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要继续和延续基督传给他最初使徒，以及使徒传给早期教会僧侣的神学和信仰。神学上的创新往往带来质疑；如果一个意见真的和最初的教会所教导的不同的话，那么这意见很可能被视为异端邪说。然而进一步的详细解说传统神学是可以被接受的。

然而当这个问题引致教会与政府发生摩擦时，东西方教会的关系就受到严重伤害。726年，皇帝利奥三世颁发反图像崇拜的命令，罗马主教因而指斥他，导致皇帝报复，撤消罗马对很多地方的管治权。罗马在失去了宝贵的土地的同时，另外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影响到罗马的地位，矛头因而重新指向东方教会，指出其倾向国王兼教宗制度。皇帝干涉很多宗教的问题

由于《旧约圣经》禁止崇拜偶像，因此正教信仰区域，遂发展出以圣画像来作为瞻仰耶稣、圣母、使徒的独特传统。圣像画，简称圣像，是指以平面画像的方式来表达神灵、圣者或神迹，为东正教的传统艺术品，但亦有人反对圣像崇拜，视之为等同于偶像崇拜。东罗马帝国时代，皇帝与正教会曾为了禁止圣像崇拜，而大肆迫害画师与信徒，许多圣像被毁，还有许多人因而被杀死或遭活活刺瞎双眼，然而最后终究不敌民间对圣像的强大支持力量，不得不让步妥协，因而再次肯定圣像传统的尊贵性。圣像画在正教会地区中被誉为“天堂的窗户”“天国之窗”，仿佛画可通往天堂，画里的圣人就个著窗户（画框）看着前来追敬（venerate）的信众；但这并不表示画本身被当成神明来膜拜。

建筑艺术

在拜占庭教堂里，内部的陈设和布置，通常有一屏风将至圣所与教堂中殿隔开。祭坛前方有一大门，两边各有一小门。门和屏风上绘有精致的圣经故事、人物、天使长等圣画像。圣像崇拜虽在圣像破坏运动中受到攻击，被定为异端，但几经反复，787年尼西亚公会议终于宣布废除圣像崇拜的法令为异端。这一决定被以后的东正教奉为信条。其教义基础是：由于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采取物质形象，他也能在画像中表现出来；圣像是一种象征性而非现实性的艺术，是用线条和色彩来表达教会的神学思想和表明上帝启示的重要形式，同时也展示了基督教奥秘的形象化的历史。东正教传入俄罗斯后，拜占庭教堂的建筑艺术对俄罗斯正教会产生了极大影响，圣索菲亚大堂成了俄罗斯正教教堂建筑的楷模。但在教堂内部的陈设方面，俄罗斯正教具有独特的风格。其典型的布置是：在祭坛处布置有许多圣画像，上绘东正教崇仰的圣人、圣徒等。

东正教在复活节前的斋期内不允许食用肉蛋类，在斋期之外不允许饮用和食用血和血制品。

东正教反对天主教会倡导的“所有神职人员均需独身”，其神职人员分为出家、在家两个系统。结婚的在家者可成为诵经士、副辅祭、辅祭、大辅祭、司祭、大司祭，出家修行者，可成为修士、修士辅祭、修士大辅祭、修士司祭、修士大司祭、主教、大主教、督主教（牧首派驻国外教区的代表）、都主教、牧首。

节日弥撒

节日繁多。其中以复活节最为重要（又称耶稣复活瞻礼），称为节中之节。据尼西亚会议规定，每年春分后第一次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为复活节，因正教沿用儒略历，故其复活节日期较天主教和新教所采用的格列历（即公历）推算至今约晚13天。1924年君士坦丁堡正教会和希腊正教系的大部分教会改用格列历；属俄罗斯正教系的多数教会包括中国东正教会仍沿用儒略历。除复活节外，还有“十二大节日”。其中3个大节，依复活节为推算标准，称为移动瞻礼，即棕树节，又称主进圣城瞻礼，在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天；耶稣升天瞻礼，在复活节后40天；圣三一瞻礼，在复活节后50天。其余9个为定期瞻礼，即圣母圣诞瞻礼（约9月20～21日，公历。下同）、荣举圣架瞻礼（约9月26～27日）、圣母献堂瞻礼（约12月3～4日）、耶稣圣诞瞻礼（约1月6～7日）、圣母行洁净瞻礼（约2月14～15日）、圣母领报瞻礼（约4月6～7日）、耶稣显荣瞻礼（约8月18～19日）、圣母升天瞻礼（即圣母安息节，约8月27～28日）。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许多节日和斋期。

标志象征

（1）十字架：源于拉丁文Crux，意为“叉子”。耶稣受难的刑具，由两根木料相交叉而成，形状近于汉字“十”，故汉译作“十字架”。天主教相信，耶稣为救赎人类，被钉十字架而死，故尊十字架为信仰的标记。教会以十字架为神圣的记号——圣号。信教人在行各种神功，如进堂、出堂、祈祷前后和饭前饭后、睡觉前起床后以及遇险、受诱惑时都要划十字。十字架在教会的各种场所、信徒家中以及在教会组织的标志、礼仪用品、圣书圣物上随处可见。十字架的式样很多，最常见的有竖长横短的拉丁字架及正十字形的希腊十字架。

（2）苦像：凡带有耶稣被钉雕像的十字架称为“苦像”。在苦像上端十字架竖木上有一个牌子，牌上有“INRI”四个字母，这是拉丁文Jesus Nazarenus RexIudeorum的缩写，意思是“纳匝肋人耶稣，犹太人的君王”。根据《若望福音》记载，耶稣被判钉十字架时，比拉多写了一个牌子，放在十字架上端。（若19：19）这在当时是耶稣的罪状牌，以后，教会认为这牌子上的话实际说明了耶稣的真正身份。教会举行弥撒时，在教堂“弥撒间”或祭台上，必须有苦像，以表明弥撒圣祭是耶稣加尔瓦略山十字架祭献的重演。在圣周五“主受难节”的礼仪中，教友们朝拜十字架时都要“亲苦像”；平常信友们也有“亲苦像”的热心习惯。

（3）圣号：除十架被称为“圣号”外，天主教的“圣号”还有两种，一种是“JHS”与一个“拉丁十字架”的组合，另一种是“X”与“P”的组合。在“JHS”中间加一个“拉丁十字架”：“JHS”是拉丁文“Jesus（耶稣）Hominum（人类的）Salvator（救主）”的缩写；十字架表示耶稣死于十字架上救赎了人类。在X上加P：它代表“基督”，是希腊文“基督”一词开头的两个字母，也可以译成Paxchristus，即“在基督内平安”。这两种“圣号”在教堂门上、礼仪服饰、经本及祝圣用的大面饼上都可以看到。

（4）A和Ω：希腊文字母首、末二字，念作“阿尔法”、“敖默加”，意为“元始”和“终末”。圣经《默示录》第一章8节：“我是‘阿尔法’和‘敖默加’，那今在、昔在及将来永在的全能者天主这样说。”因此，教会用A和Ω表示天主是万物的根源与归宿。

（5）鱼：在天主教的艺术中，经常用“鱼”代表基督。这个标志源于希腊文“鱼”一词是希腊文“耶稣、基督、天主、儿子、救世主”五个词的缩写，其中I代表耶稣、x代表基督、Θ代表天主、γ代表儿子、∑代表救世主。因而，从教会早期便以“鱼”象征基督。

（6）羔羊：圣经上提及“羔羊”的次数非常多。所谓羔羊是指不超过一年的小羊，其肉可食。（肋7：23）旧约中几时提到羔羊，常有两种意义：或是用来作为祭品，或是用来象征喜乐、驯服及无瑕等美德。作为祭品用的羔羊，至少应在出生八天后，（肋22：27）都应是公的，早晚各献一只，（出29：38—42）安息日则双倍；（户28：9等）其次在每月月朔、逾越节、初熟节、新年等，都应向上主奉献羔羊。羔羊是喜乐的象征，（智19：9）以民的象征。（耶51：40）良善的耶肋米亚先知、（耶11：19）受虐待的默西亚、（依53：7）得救的以民、（依40：11）皆比作羔羊。羔羊的驯服与豺狼的凶悍相对，（德13：21）但羔羊与豺狼的共处，却是默西亚时代太平幸福的象征。（依11：6）羔羊在新约中特别用于耶稣身上，他是“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若1：29）他甘心接受了苦难，为救赎人类。（宗8：32，伯前1：19）羔羊一词在《默示录》中用了28次之多，大多是指耶稣的得胜及完善无缺。所以，教会用羔羊象征基督及他的良善服从、牺牲奉献。

（7）鸽子：代表天主圣神。《路加福音》第3章21一22节记载耶稣受洗：“当他正在祈祷时，天开了，圣神借着形体，像鸽子一样降在他上面。”所以，教会常用鸽子表示天主圣神。圣经旧约《创世纪》记载洪水灭世后，诺厄从方舟中放出鸽子观测天候；鸽子衔着一枝青绿的橄榄枝回来，告诉诺厄全家大地已恢复了平静。因而，鸽子也象征和平与平安。

（8）耶稣圣心：耶稣圣心曾向圣女玛加利大显现，表达他对人类的爱。圣心上的火焰，表示耶稣圣心爱火炎炎，如同烈窑；圣心上的十字架，是耶稣爱世人的大凭据，他为爱人而受苦受难死于十字架上，舍了性命；茨冠围绕圣心，表示耶稣圣心为人类所受的苦辱与伤痛；圣心上的伤痕，即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一个兵士用长枪所刺，（若19：34）他为救赎人类而流尽了最后一滴宝血。耶稣圣心流露着对人类无限的恩爱，是人类救恩的泉源。

（9）麦穗与葡萄：代表圣体圣血。福音书记载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祝圣麦面饼和葡萄酒为他的圣体圣血，给门徒们吃、喝，并要求门徒们如此做，为纪念他。以后教会举行弥撒常以麦面饼和葡萄酒作为成圣体圣血的材料，因而用麦穗和葡萄来象征奉献、祭品和圣体圣事。

（10）饼与杯：代表圣体圣血及祭献。教会举行弥撒圣祭时，根据耶稣在最后晚餐中所做的，用麦面饼成圣体，用盛有葡萄酒的杯成圣血，这样，饼与杯便成了耶稣圣体圣血与感恩祭献的象征。

（11）圣母的标记：在许多教堂或圣母像前，常会看到一个记号，由拉丁文字母A和M组合而成，它是拉丁文“圣母经”第一句“AveMaria”的缩写，意思是“万福玛利亚”，教会以此作为圣母的标记。

（12）圣牌：是用金属、有机玻璃或其它工艺材料制成的徽章，上面有耶稣、圣母、圣人圣女的肖像或表示信仰的标志图案，经神父祝福后，称为“圣牌”。教友们将圣牌悬挂在颈项下，或佩戴在衣服上，以表示纪念、敬礼耶稣或圣者，并为信仰作证。

在华传播

东正教和其它基督教派别一样，亦来华宣教。据《旧唐书·拂菻传》记载“开元七年正月，其主遣吐火罗大首领献狮子、羚羊各二。不数月，又遣大德僧来朝贡。”拂菻是大秦的别名，大秦即拜占庭帝国。大德僧指的应该是传教士。如记载属实则说明当时的君士坦丁堡教会派遣传教士来华。只是这还不能证明东方教会在唐朝时已进入中国，此问题还有待学者深入研究、探讨。

东正教入华时间始于17世纪，1665年，以切尔尼柯夫斯基为首的沙俄武装人员侵占中国黑龙江左岸的雅克萨地区，竖木建堡。俄军随军修士、基廉斯克修道院长叶尔莫根在该地建基督复活教堂。1671年，他又在该地磨刀石山建立仁慈救世主修道院。

清军收复雅克萨后，一部分俄国战俘被押至北京，编在满洲镶黄旗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驻地在北京城东北角胡家圈胡同。为照顾战俘的信仰，康熙帝准许随军修士大司祭马克西木为战俘们举行宗教仪式，清政府将该胡同内一关帝庙，改建为东正教堂，取名“索菲亚教堂”。因堂内挂有圣·尼古拉圣像，故该堂又称为“尼古拉教堂”。1695年，该堂会得到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承认。1700年6月，沙皇彼得一世发出派遣俄罗斯东正教会驻北京传教士手谕。1715年得到康熙帝同意，俄国正教会正式派遣传教士团驻北京。次年，司祭伊拉利翁诺夫带领传教团抵达北京，进驻尼古拉堂。不久，建立北京东正教总会。1732年，传教士团又在东交民巷兴建“奉献节教堂”。

1715年到1858年期间，共有十三届俄罗斯传教士团进驻北京。其中1858年前的13届传教士团均由沙俄政府直接委派（从1807年起，沙俄外交部向每届传教士团委派监护官）。由于俄国东正教会始终无法摆脱皇权的控制，因而使福音事工受到很大拦阻，在近150年间，仅有200名教徒入教。部分神职人员甚至沦为“恺撒的附庸”，负责收集情报资料，充当沙俄政府的参谋，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

1858年以后，驻北京传教士团改由俄罗斯正教最高宗教会议派遣（共派遣五届传教士团来华）。其外交职能改由俄国派驻的外交公使办理。华东正教会摆脱了皇权的束缚，开始大规模在中国内地宣教，1900年前后，陆续在哈尔滨、沈阳、旅顺、上海、天津、青岛、新疆，以及河南省卫辉等地建立教堂。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据统计，在1917年前，属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机构，有教堂37座，神学院1所，男、女学校20所，气象台1座，图书馆、工厂等企事业机构46家，拥有教产150万卢布。受洗的中国籍居民逐年增加。教会还出版《中国福音报》。1864年修士大司祭古里·卡尔波夫翻译了《新遗诏圣经》（即《新约》）此后，东正教传教士卡法罗夫又将诗篇译成中文，称“圣咏经”。此为东正教唯一的《圣经》汉译工作。

俄国十月革命后，白俄人员大量流亡中国，教徒人数骤增。1922年，驻北京传教士团更名为中国东正教会北京总会，并断绝同苏俄控制下的莫斯科正教会的关系，归属流亡在塞尔维亚卡尔洛瓦茨的俄罗斯正教国外临时主教公会管辖（此会曾派两届传教士团来华），并相继在哈尔滨、上海、天津、新疆等地设立4个主教区。1923年东北各地有教堂38座，仅哈尔滨主教区就有信徒约30万人，几乎都是白俄流亡者。抗战爆发后，1938年在东北各地有教堂、修道院和祈祷所共67座，信徒急剧下降至2.5万人（其中哈尔滨市有1万人），神职人员为155人。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东正教会北京总会和哈尔滨主教区、新疆教区同设立在慕尼黑的俄罗斯正教临时主教公会断绝关系，归属莫斯科牧首区。但遭上海教区主教伊凡和天津教区奥西波夫反对。

1949年后，由于中、苏之间的特殊关系，在华东正教会并未受太大影响。直到1955年10月，莫斯科牧首区牧首阿历克谢一世、伊拉列昂大主教和尼古拉修士大司祭到上海召开中国东正教各教区主教和负责人会议，讨论中国东正教会自主问题。中国教区主教被邀请到中央人民政府宗教局会谈，他被告知：外国组织不能继续掌管中国教会事务，这项职权将由宗教局掌任，所有教士的任命和调动都要经宗教局核准，督主教区必须终止运作。遵牧首的命令，尼堪德尔于1956年2月离开哈尔滨。1956年4月，国务院任命修士大司祭瓦西里·姚（姚福安）为北京主教，也是事实上的中国正教会临时监管，维克多总主教被要求将北京教区的所有教务教产交给瓦西里主教。在宗教局对中国正教事务做出相关承诺后，同年3月，教会房产被无偿地转手给中国政府，而动产则被交给中华正教会中指定的华籍司祭，教会附属事业被苏联大使馆接收。

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所有的东正教会停止了一切活动。文革后，才逐步恢复。在21世纪，全中国仅有一万三千多名东正教徒，绝大部分为俄罗斯族，他们主要生活在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和北京等地。东正教至今仍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但官方默许“中国正教会”进行活动，包括哈尔滨、额尔古纳、乌鲁木齐和伊宁4个堂区。有13名来自北京、河北、黑龙江、内蒙古、上海和天津等地的中国东正教信徒正在俄罗斯的莫斯科神学院、斯列坚斯卡亚神学院和圣彼得堡神学院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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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人说——东正教会不是一个单一教会，它是由十三个自我管理的肢体组成的大家庭，根据其所在国家命名（如希腊东正教、俄国东正教）。他们对圣事、教义、礼拜和教会管理有统一认识，但是自行管理各自事务。

每个东正教会的领袖称为“宗主教”或“大主教”。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土耳其）的宗主教被认为是普世的——或全世界的——宗主教。他与罗马天主教教皇的地位对应。但不像教皇被称为VICARIUS FILIUS DEI（神子的代理人），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被称为PRIMUS INTER PARES（同等人中的第一位）。他享有殊荣，但没有权利干涉东正教的其它十二个教派。

东正教会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基督教会，试图通过未间断的使徒传统追溯其历史至最早的使徒们。东正教的思想家们争论罗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属灵状态，有些人认为他们是异端。像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一样，东正教信徒确信三一神，圣经是神的话，耶稣是神子，以及其它很多圣经教导。但是，在教义上，他们与罗马天主教比与新教基督教有更多共同之处。

可悲的是，因信得义的教义在东正教会的历史和神学中几乎不存在。他们强调theosis（照字面讲是“神圣化”），通过渐进的过程令基督徒变得越来越像基督。东正教传统没有理解“神圣化”是救恩进展的结果，而不是对救恩的要求。东正教的其它与圣经不同之处包括：

教会传统和圣经的平等权威

阻止个人解经脱离传统

玛丽亚的永恒贞操

为死者的祷告词

为婴儿洗礼不提及个人的责任和信心

死后接受救恩的可能

失去救恩的可能

尽管东正教认为他们在教会中占居一些重要位置，尽管也有很多东正教徒与耶稣基督有真正的救赎关系，但东正教会本身并没有明确传达可以与符合圣经的基督福音和谐一致的信息。神对改革派的“只读圣经、只凭信心、只有恩典、只靠基督”的呼召在东正教会中找不到，没有这个珍宝什么都不行。”

——我看俄国东正教像犹太人一样是魔鬼的子孙，早就背叛了上帝基督，投降蒙古人作恶多端。拜占庭稍好，但也仅仅多挺了几百年，沦为土耳其统治的僵尸。所以我说“东正教属于被征服者的呻吟”，一点也不比“同为被征服者的呻吟的儒释道”来得高明。

佚名网文《普世牧首》报道：

君士坦丁堡牧首、君士坦丁堡宗主教、新罗马主教，所辖教区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前身君士坦丁堡。

包括亚美尼亚正教的亚美尼亚人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宗主教（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for the Armenians in Turkey），和希腊正教的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Ecumenical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两个现存牧首。其中希腊正教牧首是东正教的普世牧首。

历史发展

当君士坦丁大帝于330年将拜占庭作为罗马帝国的新都城后，这个城市的主教很自然地成为了基督教会内部的第二号人物，其地位仅次于“老”罗马的主教，亦即教皇。在迁都后不久，主教被升格为大主教。

许多世纪以来教皇们反对君士坦丁堡主教获得这种地位，因为这将改变基督教会业已形成的等级制度。但是在381年，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宣布了如下信纲：“君士坦丁堡主教应享有与罗马主教同等的地位和荣誉，因为君士坦丁堡是新的罗马”。

教皇达马苏斯一世和格列高利一世拒绝承认这个信纲，这一举动极不寻常且受到了质疑和谴责——普世公会议是应该对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具有约束力的。尽管面临如此尖锐的反对，君士坦丁堡主教的地位却在拜占庭帝国各皇帝的恩遇下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451年的加尔西顿公会议上正式确立了君士坦丁堡牧首的辖区（包括小亚细亚和色雷斯），也确立了君士坦丁堡在各地教会中的地位仅次于罗马。教皇利奥一世拒绝接受这个教令，指责它非法并且和无效，因为这一决定是在教皇特使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

6世纪时，主教的官方名称是"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新罗马，及普世牧首"。

在中世纪，君士坦丁堡牧首们完全受制于拜占庭帝国的皇帝，这使得他们的地位最终变得无足轻重。历任皇帝经常干预教会事务，他们实际上可以任意废立牧首。许多皇帝甚至任命宦官担当牧首之位。

相比之下，罗马教皇却成为一支独立和不受世俗统治者控制的强大力量。在俄罗斯教会成为东正教世界最大的教会之后，东正教最重要的人物就是莫斯科牧首了。

在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陷落之后，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们一度控制了对君士坦丁堡牧首的任命。但是今天的土耳其政府仅仅要求牧首承认自己是一个土耳其公民，并且允许伊斯坦布尔市的东正教会自主召开教会会议来选举牧首。

现任君士坦丁堡牧首是巴托洛缪一世。他因为积极参与环境保护运动而被人们称为“绿色牧首”。

牧首地位

君士坦丁堡牧首在名义上的职位是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东正教的15个自主教会之一）的牧首，该牧首职位是东正教4个最早的牧首职位之一。作为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的领袖，他还拥有另一个头衔：“君士坦丁堡——第二罗马的大主教”。君士坦丁堡牧首与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不是一个人，后者是君士坦丁堡拉丁教会（天主教会）的领袖。

牧首驻地

历史上君士坦丁堡牧首的驻地主要有三个。最初的也是最正统的驻地是伊斯坦布尔的圣索非亚大教堂。1206年—1264年由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摧毁了拜占庭帝国在该地的统治，牧首驻地随帝国皇室一同迁至尼西亚。在拜占庭帝国复国后，牧首驻地又迁回圣索非亚大教堂。

1453年拜占庭被奥斯曼帝国征服，圣索非亚大教堂也被强行改为清真寺。从那时至今，君士坦丁堡牧首的驻地是位于法纳尔的圣乔治大教堂。

特殊权限

由于君士坦丁堡正教会对芬兰正教会和爱沙尼亚使徒派正教会（均为自治教会）有管辖权，君士坦丁堡牧首拥有按立这两个教会的大主教的权力。君士坦丁堡牧首仍然在名义上为全部东正教会的首领，并且拥有普世牧首称号。地位在名义上高于其他地区的牧首和卡拖利克斯（普世特使）。地位与教皇名义上相同，并且在基督教普世运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实权时期

古罗马时期

圣安德肋

2. 施塔克斯、士大古（38年-54年）

3. 阿尼西母（54年-68年）

4. 波利卡普一世、波利卡尔帕一世（69年-89年）

5. 普卢塔克、普鲁塔克（89年-105年）

6. Sedecion（105年-114年）

7. 戴奥吉尼斯、第欧根尼（114年-129年）

8. 埃留提利乌斯、爱留德莱（129年-136年） 菲利克斯（136年-141年）

9. 波利卡普二世、波利卡尔帕二世（141年-144年）

10. Athendodorus（144年-148年）

11. Euzois（148年-154年）

12. 劳伦斯（154年-166年）

13. 阿利皮乌斯、亚吕皮乌、阿利比乌斯、阿理培修（166年-169年）

14. 柏提那克斯、佩提纳克斯（169年-187年）

15. 奥林帕斯（187年-198年）

16. 马可一世、马尔谷一世、马尔库斯一世（198年-211年）

17. 腓拉底弗、斐拉铁弗（211年-217年）

18. Ciriacus一世（217年-230年）

19. Castinus（230年-237年）

20. 尤金一世、尤金纽斯一世（237年-242年）

21. 提图斯、提多、弟铎（242年-272年）

22. 陶米西（272年-284年）

23. 鲁菲努斯、鲁非诺一世（284年-293年）

24. 普洛布、普罗布斯或卜罗布斯（293年-306年）

25. 圣梅多法纳、梅特罗法内斯（306年-314年）

新罗马帝国

26. 亚历山大（314年-337年）

27. 保罗一世、保禄一世（337年-339年）

28. 优西比乌斯（尼科米底亚的）（339年-341年）

29. 保罗一世、保禄一世，复位（341年-342年）

30. 马其顿尼、马切多尼奥一世（342年-346年）

31. 保罗一世、保禄一世，复位（346年-351年）

32. 马其顿尼一世、马切多尼奥一世，复位（351年-360年）

33. 安提阿的优多克修斯（360年-370年）

34. 德谟菲卢斯（370年-379年）

35. 埃瓦格里乌斯（370年 or 379年）

36. 马克西穆斯、马克西姆斯（380年）

37. 额我略·纳齐盎（379年-381年）

38. Nectarius（381年-397年）

39. 金口约翰 克里索斯托（398年-404年）

40. 塔尔苏斯的Arsacius（404年-405年）

41. 阿提库斯（406年-425年）

42. 西西尼乌斯一世、西辛尼乌斯一世（426年-427年）

43. 、聂斯脱里 、聂斯托留、聂斯脱利（428年-431年）

44. 马克西米亚努斯（431年-434年）

45. 圣普罗克洛斯（434年-446年）

46. 圣弗拉维安（446年-449年）

47. 安纳托利乌斯、亚纳多留斯（449年-458年）

48. 圣金纳迪乌斯一世（君士坦丁堡的）（458年-471年）

49. 阿卡西乌斯（471年-488年）

50. Fravitta or Phrabitas（488年-489年）

51. Euphemius（489年-495年）

52. 马其顿尼二世（495年-511年）

53. 提摩太一世、弟茂德一世（511年-518年）

54. 约翰二世·卡帕多西亚（518年-520年）

55. 伊皮凡尼乌斯、埃皮法尼乌斯（520年-535年）

56. 安提姆斯一世、特拉布宗的安提姆（535年-536年）

57. 门纳斯（536年-552年）

58. 优迪基乌（552年-565年，577年-582年）

59. 约翰三世、约翰（学者）、安条克的约翰（565年-577年）

60. 约翰四世·Nesteutes（582年-595年）

61. 西里亚库斯（596年-606年）

62. 托马斯一世（607年-610年）

63. 塞尔吉乌斯一世（610年-638年）

64. 皮洛士一世（638年-641年）

65. 保罗二世、保禄二世（641年-653年）

66. 彼得（654年-666年）

67. 托马斯二世（667年-669年）

68. 约翰五世（669年-675年）

69. 君士坦丁一世（675年-677年）

70. 特奥多尔一世、杜多立一世、西奥多一世、狄奥多尔一世（677年-679年）

71. 乔治一世（679年-686年）

72. 保罗三世、保禄三世（687年-693年）

73. 卡利尼库斯一世（693年-705年）

74. 居鲁士（705年-711年）

75. 约翰六世（712年-715年）

76. 圣杰曼努斯一世（715年-730年）

77. 立德修、阿塔纳修斯、阿纳斯塔修斯（730年-754年）

78. 君士坦丁二世（754年-766年）

79. 尼塞塔斯（766年-780年）

80. 保罗四世、保禄四世（780年-784年）

81. 圣塔拉修斯、圣塔拉赛乌斯（784年-806年）

82. 圣尼斯福鲁斯一世（806年-815年）

83. Cassiteras的狄奥多图斯一世（815年-821年）

84. 安东尼一世（821年-836年）

85. 约翰七世·格拉玛提库斯（836年-843年）

86. 圣美多迪乌斯一世（843年-847年）

87. 依纳爵一世（847年- December 25 858年，867年- October 23 877年）

拜占庭帝国

88. 佛提乌、圣佛提乌、大佛提乌、佛西要、圣弗蒂乌斯、（December 25 858年-867年，877年-886年）

89. 史蒂芬一世（886年-893年）

90. 安东尼二世·Kauleas（893年-901年）

91. 尼古拉一世（901年-907年，912年-925年）

92.尤锡米乌斯一世、欧蒂米乌斯一世、丘天缪一世·Syncellus（907年-912年）

93. Amasea的史蒂芬二世（925年-928年）

94. 特里丰、特里芬（928年-931年）

95. 泰奥菲拉克塔斯、特奥菲拉克图斯、杜腓力（933年-956年）

96. 波利埃克塔斯、波利欧克图斯、布优德（956年-970年）

97. 巴西尔一世、巴西流一世·Skamandrenus（970年-974年）

98. 安东尼三世·斯托迪塔斯（974年-980年）

99. 尼古拉二世·Chrysoberges（984年-996年）

100. 西辛尼乌斯二世（996年-998年）

101. 塞尔吉乌斯二世（999年-1019年）

102. 尤斯塔修斯、欧斯塔蒂乌斯、邱德超（1019年-1025年）

103. Alexus I ·斯图狄乌斯、斯托迪塔斯（1025年-1043年）

104. 弥格尔·塞鲁来、迈克尔·色路拉里乌斯、迈克尔·瑟如拉留或米恰尔·色路拉里乌斯（1043年-1058年）

105. 君士坦丁三世（1059年-1063年）

106. 约翰八世（1064年-1075年）

107. 科斯马斯一世（1075年-1081年）

108. 尤斯塔修斯、欧斯塔蒂乌斯、邱德超·Garidas（1081年-1084年）

109. 尼古拉斯三世、尼古拉三世·格拉玛提库斯（1084年-1111年）

110. 约翰九世·阿加佩图斯（1111年-1134年）

111. 莱昂·Styppes（1134年-1143年）

112. 弥格尔二世、迈克尔二世、米恰尔二世·Kurkuas（1143年-1146年）

113. 科斯马斯二世·阿提库斯（1146年-1147年）

114. 尼古拉斯四世、尼古拉四世·穆札隆（1147年-1151年）

115. 狄奥多图斯二世（1151年-1153年）

116. Neophytus I（1153年）

117. 君士坦丁四世·Chliarenus（1154年-1156年）

118. 路加、路克、吕克·Chrysoberges（1156年-1169年）

119. Anchialus的弥格尔三世、迈克尔三世、米恰尔三世（1170年-1177年）

120. 卡里同、沙里顿（1177年-1178年）

121. 狄奥西亚一世、杜多思一世、狄奥多西一世·Borradiotes（1179年-1183年）

122. 巴西尔二世、巴西流二世·Carnaterus（1183年-1186年）

123. 尼塞塔斯二世·Muntanes（1186年-1189年）

124. 莱昂提乌斯·Theotokites（1189年-1190年）

125. 多西狄奥斯（1190年-1191年）

126. 乔治二世·Xiphilinus （1191年-1198年）

尼西亚帝国

127. 约翰十世·Camaterus（1198年-1206年）

128. 弥格尔四世、迈克尔四世、米恰尔四世·奥托里安 （1207年-1213年）

129. 特奥多尔二世、杜多立二世、西奥多二世 （1213年-1215年）

130. 马克西穆斯二世（1215年）

131. 曼努埃尔一世·Charitopoulos（1215年-1222年）

132. 杰曼努斯二世（1222年-1240年）

133. 美多迪乌斯二世（1240年）

134. 空位 1240年-1244年

135. 曼努埃尔二世（1244年-1255年）

136. 阿尔塞尼乌斯·奥托里安（1255年-1259年，1261年-1267年）

137. 尼斯福鲁斯二世（1260年-1261年）

138. 杰曼努斯三世（1267年）

139. 约瑟、约瑟夫·Galesiotes（1267年-1275年）

140. 约翰十一世·Bekkos（1275年-1282年）

141. 额我略二世、格列高利二世（塞浦路斯）（1283年-1289年）

142. 阿塔纳修斯一世、邓南兆一世（1289年-1293年，1303年-1309年）

143. 约翰十二世（1294年-1303年）

144. Nephon I（1310年-1314年）

145. 约翰十三世·Glykys （1315年-1320年）

146. Gerasimus I（1320年-1321年）

147. Jesaias（1323年-1334年）

148. 约翰十四世·Kalekas （1334年-1347年）

149. 伊西多尔一世（1347年-1350年）

150. 卡利斯图斯一世（1350年-1354年，1355年-1363年）

151. 菲洛修斯·科基诺斯（1354年-1355年，1364年-1376年）

152. 马卡里乌斯（1376年-1379年，1390年-1391年）

153. Neilus Kerameus（1379年-1388年）

154. 安东尼四世（1389年-1390年，1391年-1397年）

155. 卡利斯图斯二世·Xanothopoulos（1397年）

156. 马太一世（1397年-1410年）

157. 尤锡米乌斯二世、欧蒂米乌斯二世、丘天缪二世（1410年-1416年）

158. 约瑟夫二世1416年-1439年）

159. 梅特罗法内斯二世（1440年-1443年）

160. 额我略三世、格列高利三世·Mammas （1443年-1450年）

161. 邓南兆、阿塔纳修斯二世（1450年-1453年）

162. 金纳迪乌斯二世·斯科拉里奥斯（1453年-1456年，1458年，1462年-1463年，1464年）

163. 伊西多尔二世·Xanthopoulos（1456年-1457年）

164. 索福罗尼乌斯一世、索福隆尼乌斯一世、素方宁一世·Syropoulos（1463年-1464年）

165. 约阿撒弗一世（1464年，1464年-1466年）

166. 马尔库斯二世、马可二世、马尔谷二世·Xylokaraves（1466年）

167. 特拉布宗的西美昂一世（1466年，1471年-1474年，1481年-1486年）

168. 狄奥尼修斯一世（1466年-1471年，1489年-1491年）

169. 拉斐尔一世（1475年-1476年）

170. 马克西穆斯三世·Manasses（1476年-1481年）

171. Nephon II（1486年-1488年，1497年-1498年，1502年）

172. 马克西穆斯四世（1491年-1497年）

173. 约阿希姆一世、约雅敬一世（1498年-1502年，1504年）

174. 帕科米乌斯一世（1503年-1504年，1504年-1513年）

175. 狄奥莱普特斯一世（1513年-1522年）

176. 耶利米亚一世（1522年-1545年）

177. Joannicus I（1546年）

178. 狄奥尼修斯二世（1546年-1555年）

灭国以后

奥斯曼帝国

179. 约阿撒弗二世（1555年-1565年）

180. 梅特罗法内斯三世（1565年-1572年，1579年-1580年）

181. 耶利米亚二世·Tranos（1572年-1579年，1580年-1584年. 1587年-1595年）

182. 帕科米乌斯二世（1584年-1585年）

183. 狄奥莱普特斯二世（1585年-1586年）

184. 马太二世（1596年，1598年-1602年，1603年）

185. 加百列一世、加布里埃尔一世（1596年）

186. 狄奥凡一世、狄奥法内斯一世·Karykes（1597年）

187. 梅勒提奥斯·佩加斯、梅勒蒂乌斯一世·佩加斯（coadjutor）（1597年-1598年，1601年

188. Neophytus II（1602年-1603年，1607年-1612年）

189. 拉斐尔二世（1603年-1607年）

190. 提摩太二世、弟茂德二世（1612年-1620年）

191. 奚利尔一世，西里尔·卢卡里斯（1612年，1620年-1623年，1623年-1630年，1630年-1633年，1633年-1634年，1634年-1635年，1637年-1638年）

192. Amasea的格列高利四世、额我略四世（1623年）

193. 安提姆斯二世（1623年）

194. 奚利尔二世，西里尔二世·Kontares（1633年，1635年-1636年，1638年-1639年）

195. 邓南兆三世、阿塔纳修斯三世·Patelaros（1634年）

196. Neophytus III of Nicea（1636年-1637年）

197. 帕森尼奥斯一世、帕尔特纽斯一世（1639年-1644年）

198. 帕森尼奥斯二世、帕尔特纽斯二世（1644年-1646年，1648年-1651年）

199. Joannicus II（1646年-1648年，1651年-1652年，1653年-1654年，1655年-1656年））

200. 奚利尔三世，西里尔三世（1652年-1654年）

201. Paisius I（1652年-1653年，1654年-1655年）

202. 帕森尼奥斯三世、帕尔特纽斯三世（1656年-1657年）

203. 加百列二世、加布里埃尔二世（1657年）

204. 帕森尼奥斯四世、帕尔特纽斯四世（1657年-1662年，1665年-1667年，1671年，1675年-1676年，1684年，1685年）

205. 狄奥凡二世、狄奥法内斯二世（1659年）

206. 狄奥尼修斯三世（1662年-1665年）

207. 克雷芒（1667年）

208. 美多迪乌斯三世（1668年-1671年）

209. 狄奥尼修斯四世·Muselimes（the Muslim）（1671年-1673年，1676年-1679年，1682年-1684年，1686年，1687年，1693年-1694年）

210. Gerasimus II（1673年-1674年）

211. 邓南兆四世、阿塔纳修斯四世（1679年）

212. James（1679年-1682年，1685年-1686年，1687年-1688年）

213. 卡利尼库斯二世（1688年，1689年-1693年，1694年-1702年）

214. Neophytus IV（1688年）

215. 加百列三世、加布里埃尔三世（1702年-1707年）

216. Neophytus V（1707年）

217. 西普里安一世（1707年-1709年，1713年-1714年）

218. 邓南兆五世、阿塔纳修斯五世（1709年-1711年）

219. 奚利尔四世，西里尔四世（1711年-1713年）

220. 科斯马斯三世（1714年-1716年）

221. 耶利米亚三世（1716年-1726年. 1732年-1733年）

222. Paisius II（1726年-1732年，1740年-1743年，1744年-1748年）

223. Serapheim I（1733年-1734年）

224. Neophytus VI（1734年-1740年，1743年-1744年）

225. 奚利尔五世，西里尔五世（1748年-1751年，1752年-1757年）

226. 卡利尼库斯三世（1757年）

227. Serapheim II（1757年-1761年）

228. Joannicus III（1761年-1763年）

229. Samuel I Chatzeres （1763年-1768年，1773年-1774年）

230. 梅勒蒂乌斯二世（1769年-1769年）

231. 狄奥西亚二世、杜多思二世、狄奥多西二世（1769年-1773年）

232. 索福罗尼乌斯二世、索福隆尼乌斯二世、素方宁二世（1774年-1780年）

233. 加百列四世、加布里埃尔四世（1780年-1785年）

234. 普罗科匹厄斯一世、波罗科比乌斯一世、博高培一世（1785年-1789年）

235. Neophytus VII（1789年-1794年，1798年-1801年）

236. Gerasimus III（1794年-1797年）

237. 格列高利五世、额我略五世（1797年-1798年，1806年-1808年，1818年-1821年）

238. 卡利尼库斯四世（1801年-1806年. 1808年-1809年）

239. 耶利米亚四世（1809年-1813年）

240. 奚利尔六世，西里尔六世（1813年-1818年）

241. 尤金二世、尤金纽斯二世（1821年-1822年）

242. 安提姆斯三世（1822年-1824年）

243. Chrysanthus I（1824年-1826年）

244. Agathangelus I（1826年-1830年）

245. 君士坦提乌斯一世（1830年-1834年）

246. 君士坦提乌斯二世（1834年-1835年）

247. 格列高利六世、额我略六世（1835年-1840年，1867年-1871年）

248. 安提姆斯四世（1840年-1841年，1848年-1852年）

249. 安提姆斯五世（1841年-1842年）

250. 杰曼努斯四世（1842年-1845年，1852年-1853年）

251. 梅勒蒂乌斯三世（1845年）

252. 安提姆斯六世（1845年-1848年，1853年-1855年，1871年-1873年）

253. 奚利尔七世，西里尔七世（1855年-1860年）

254. 约阿希姆二世、约雅敬二世（1860年-1863年，1873年-1878年）

255. 索福罗尼乌斯三世、索福隆尼乌斯三世、素方宁三世（1863年-1866年）

256. 约阿希姆三世、约雅敬三世（1878年-1884年，1901年-1912年）

257. 约阿希姆四世、约雅敬四世（1884年-1887年）

258. 狄奥尼修斯五世（1887年-1891年）

259. Neophytus VIII（1891年-1894年）

260. 安提姆斯七世（1895年-1897年）

261. 君士坦丁五世（1897年-1901年）

262. 杰曼努斯五世（1913年-1918年）

263. 空位 1918年-1921年

土耳其共和国

264. 梅勒蒂乌斯四世·Metaxakis（1921年-1923年）

265. 格列高利七世、额我略七世（1923年-1924年）

266. 君士坦丁六世（1924年-1925年）

267. 巴西尔、巴西流三世（1925年-1929年）

268. 佛提乌二世、佛西要二世、圣弗蒂乌斯二世、虎啸士二世（1929年-1935年）

269. Benjamin I（1936年-1946年）

270. 马克西穆斯五世（1946年-1948年）

271. 阿忒纳哥拉一世（1948年-1972年）

272. 季米特里奥斯一世（1972年-1991年）

273. 巴尔多禄茂一世或巴萨罗缪一世（1991年起）

谢选骏指出：俄罗斯东正教会屈服于蒙古的异教统治，沦为“断裂了脊梁骨的癞皮狗”；拜占庭东正教会屈服于突厥的异教统治，也沦为“断裂了脊梁骨的癞皮狗”——所谓“宁见苏丹的头巾，不见教皇三重冕”的“世界名言”，活画出了这些叛徒的丑恶嘴脸。我想说的是，天主教会和西方世界纵然有一百个不是，但是他们毕竟没有屈服，从而保持了独立的发展。相比之下，中国的儒释道社会当然更像东欧的东正教社会而不像西欧的天主教社会。这也注定了，“现代化突破”为何发生在西欧一隅，而不是发生在广大的东方世界了。

【12、断亲现象是基督教中国的崭新基础】

《断亲现象越来越严重的背后：90后开始不再把家当“退路”了》（2021-11-27 网易第一心理）报道：

年关将至，但相比较以往完全没有年味，很多90后的年轻人压根没有回家探亲的打算，他们也从不牵挂家乡的亲戚。

如果不是有血缘关系，那些一年都见不了一次面的人，对他们来说和路人甲乙差不多。

这一现象被称为“断亲”，顾名思义就是随着时间变化亲戚之间断了来往。

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让我们感慨，而中国社会断亲现象越来越严重的背后，是90后开始不再把家当“退路”了，我们为什么不再眷恋曾经被当作疗伤港湾的“家”？这三大原因你根本想象不到。

一、不信任感

心理研究发现，我们会更信任那些经常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人。而生活、工作方式的改变使得亲戚朋友之间鲜少有相处的机会，我们不参与对方的生活，对对方没有深入的认识了解。

互不了解的两代人仅凭血缘关系，其实很难产生情感的连接。

双方对彼此都没有熟悉感，自然就会产生不信任，即便逢年过节聚在一起也会觉得消耗时间、消耗精力，没有意义的事情结果当然就是消亡。

二、没有利益维系

人是社会的产物，当社会运作模式转变，人际关系自然就会产生转变。

由于经济发展的差距，年轻人都聚居在经济发达的地方，工作生活和家乡通常不会产生太大联系，也就是说没有利益往来。

而人与人的关系若要长久，要么有极强的吸引和共情，要么有持久的利益往来，如果两项都没有，关系即便存在，也似有若无，不会激起实际生活的涟漪。

久而久之，便没有往来走向断裂。

三、心理创伤

相比较前两项原因，“断亲”如此普遍的最重要原因其实还是心理创伤，如果一个人和亲人之间有良好的亲密关系，他们能在对方需要的时候互相体谅理解，给予安慰，即便没有前两项条件，关系依旧可以维持，人毕竟是一种需要情感寄托的物种。

但不可否认中国传统的亲子模式存在大量弊端，很多父母对子女始终抱着“你是我生的，所以我对你有绝对操控权”的态度。

这种不尊重的模式，使得很多人对家并没有归属感和眷恋。逢年过节很多人宁愿窝在出租屋里煲剧，也不想回家面对父母亲戚。

很多年轻人一回家面对的就是父母的指责催婚，亲戚们的攀比，他们根本不在乎年轻人在外面究竟生活好不好？压力大不大？

年轻人在他们眼里只是一种谈资，和获得一定物质回报的摇钱树，这才是“断亲”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

人骨子里刻着权衡利弊，当一件事情不再能带给个体情感或物质的利益，个体便失去了去做这件事情的动力。

过去囿于道德的制衡，即便和亲戚们相处很痛苦，很多人也会忍着，但今天社会流动性的急剧增大，使得道德无法再约束个体的行为。当然就没有人愿意去维系这些鸡肋的感情。

且相比较前几代人，90后是自我意识觉醒的一代，强调“我”的重要性，不会为了场面好看而委屈自己。

如果你让我不舒服我就离你远点是很多人的行事风格。从这个角度看“断亲”未必是件坏事，使个体淘汰掉不舒服的关系，用心经营优质关系。

当人与人的需求无法互相满足，强行维系其实是一件很辛苦且不划算的事情。不如直接清除掉相处不和谐的人，把精力空出来去寻找真正契合的灵魂，提升人际关系的质量，而不是数量。

有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对当代青年来说家往往不是退路，当你身处低谷时，亲人反而是压力的来源，他们言辞刻薄、极尽伤害，却说是为了你好。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在经历人生低谷时，给他们信心、鼓励他们的都不是有血缘关系的家人，而最懂得彼此的那两三密友。

人们受教育程度的上升，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关系的质量不是由血缘决定的，而是性格、价值感、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的。

如果这些条件无法契合，继续保持往来就是给人生增加痛苦。

王尔德说：“自爱是人生浪漫的开端。”某种程度上说“断亲”是一种自爱，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时间有限、精力有限，如果把生命消耗在一些感受不好的事情上，不就没有时间去经历体验真正美好的事情了吗？所以断亲也没什么不好。

谢选骏指出：“家”不再是人的庇护所，这就是为基督教中国的兴起提供了崭新的基础。

《“断亲”现象为什么越来越普遍了？专家认为原因主要有两点》（2021-02-04）报道：

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物质水平逐渐增长，但是心和心之间的距离却越拉越远。这种现象有很多原因，也有实利主义观点的影响。那么人们是否应该在闲暇的时候多思考一下这种问题呢？

人们身边总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交圈子，有的人喜好交朋友，身边关系亲密者众多；有的人虽然比较内向，却也依然能有三五知己。

但是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当我们放眼身边的社交圈，并且深思我们与其之间存在的联系时，我们会发现，他们大多都是朋友以及同学，亲戚似乎比较少。

并且在所谓“九零后”一代的生活当中，这样的情况似乎愈发的明显了。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社会变迁

相比于现如今的科技日新月异、高楼大厦林立，几十年之前的社会生产力相对比较低一些，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不如今天。

大多数家庭都会居住在乡村、居住在镇子上，一般都是在平房或是村庄当中，联系比较密切。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在频繁地交流和走动当中，人们渐渐变得熟络了起来，交往也十分的自然。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寻求一个更好的发展机会而走出乡村，走进城市。寸土寸金的城市存在的居住方式是纵向的，大家不能拥有很广阔的空间，转而住进越来越高的大楼当中，想要见一面都是很不容易的。

渐渐地，邻里之间关系变得疏远，不再像之前那样亲密了，这也是难免的。

除了结交关系，维持一种关系也是需要付出一些代价的：想要与朋友亲近，需要多互动；想要与异性维持关系，需要多约会；想要与亲戚亲密，要多走动。

但是随着众多迁入城市当中的人事业愈发蓬勃，能够拿出来进行社会交往的时间与精力也越来越少，人们之间更多的只是象征性的做一些交流。

所以人们的社会关系基本都会建立在自己最需要、最常接触的一个圈子当中，放在今天，大多数人的圈子中便都是同事了。

所以即使有机会与自己的一些亲戚见面，聊天、互动时也会尴尬地发现：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话题，除了老生常谈的一些事情之外，似乎每次说的话也就那么几句，于是慢慢地，这种互动也减少了。

自我地位认知的改变

对于“九零后”这一代人而言，相信大多数都是在“独生子女政策”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到大面对生活的只有自己，没有兄弟姐妹为自己排忧解难，生活比较孤独。

所以在他们的内心当中，世界的主角其实就是自己，没有别的角色。即使是遇到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他们能够想到的亲人也就是父母了。

而之前的几代人以及之后的几代人却并没有这样的一种体验，他们往往都是家庭当中有多个子女的情况。所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受到彼此十分深刻的影响。

相信很多人会感同身受，尤其是对于那些独生子女的“九零后”而言，自己的父辈和叔叔伯伯之间应该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遇到大大小小的事总是会在一起进行商量，竭尽所能的去帮助对方。

但是在很多年轻人当中，这种互动已经不复存在，一个是没有互动的对象，再一个就是没有这种趋势和习惯。

很多年轻人本身的生活已经很忙碌了，面对压力很大的学业和工作，将时间腾出来给亲戚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所以在很多年轻人眼中，参加家庭的宴会其实无异于一种“负担”，自己能够腾出时间做别的事情是再好不过的了，为什么要去给自己寻找尴尬呢？

之前的老一辈人喜欢强调一点，那就是亲属关系往往只会存在于三代人之中，三代之后如果不再进行来往，那么关系就会慢慢地变淡了。

所以很多长辈会有意地培养下一代的这种意识。

之所以关系会疏远，其实就是因为彼此之间交往和接触变少了，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以及共同情感了。

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物质水平逐渐增长，但是心和心之间的距离却越拉越远。这种现象有很多原因，也有实利主义观点的影响。那么人们是否应该在闲暇的时候多思考一下这种问题呢？

答案是肯定的。

谢选骏指出：专家不懂，断亲就是断奶——小子长大了还不断奶，那就是个变态了。

【13、法国宗教改革失败加剧大革命残暴】

网文《圣巴托洛缪惨案：宗教战争背景下的残暴事件》报道：

圣巴托洛缪惨案是欧洲历史上最为残酷和悲惨的宗教事件之一，发生在16世纪的法国。当时，法国政治对立与宗教矛盾交织，历经多年战争，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升级，特别是在天主教教皇和新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影响下，宗教上的矛盾更加尖锐。

在这种背景下，1572年8月24日，法国国王查理九世决定镇压新教徒。当时天主教势力正在发起新一轮的打压运动，新教徒被卷进了政治和宗教争斗之中，形势异常紧张。就在这天晚上，政府决定把包括一些新教神父和追随者在内的数千人屠杀，这场屠杀一发不可收拾，最终造成了估计达数千人的死亡。之后，法国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各种不同程度的新教徒遭屠杀的事件，这一波宗教争斗与暴力事件最终引发了王室内部的政治危机。

在研究圣巴托洛缪惨案这一事件时，我们需要采用一些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和框架，从多个角度去深入分析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影响因素。

首先，研究方法应该基于历史学以及社会学的取证方法。我们需要从大量的文献资料、历史档案和考古发掘等证据中系统地收集、整理和分析相关的数据和观点，并且根据人类文明史上的发展背景，加深对事件过程的理解。同时，我们还应该运用组织、随机的采访和调查方法，考察本事件涉及到的相关的人和组织的态度与行为，从而对事件过程产生过的影响进行深入探究。

其次，我们需要采用合适的框架去理解和探讨这一历史事件。我建议采用社会、政治和文化多维度的框架，考察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把事件分析得更加细致入微。

整个专题研究应该按时序进行，从事件背景的描述，到事件的发生和过程的描绘，最后再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去考察事件对人类文明的意义和启示，必要时还应采用对比和通史的方法。通过这样的研究方法和框架的运用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圣巴托洛缪惨案，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学习历史、深刻认识人类文明发展的变迁。

谢选骏指出：人说“圣巴托洛缪惨案：宗教战争背景下的残暴事件”，我看类似的屠杀在二十世纪的俄国和中国，得到了同质的重演。

《一场血色婚礼，何以改变历史的走向？》（2023-04-18 理想国）报道：

1572年8月18日，巴黎圣母院，信仰天主教的玛格丽特·德·瓦卢瓦公主，和年轻的新教信徒、纳瓦尔国王亨利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他们分别是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的妹妹和堂弟，波旁枢机主教主持了祝福礼。婚礼仪式结束后，双方于西岱宫中举行了宴会，随后又举办了化妆舞会，然后是三天持续不断的庆典。

仅仅数天后，婚礼的座上宾，新教的精神领袖，海军上将科里尼遇刺，虽然侥幸未伤及要害，但形势急转直下，天主教和新教双方都如惊弓之鸟，巴黎的婚礼气氛烟消云散，变得风声鹤唳。

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罗缪日，巴托罗缪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传说他被暴徒剥皮而殉道。比这个传说更加残暴血腥的是，当天晚上，科里尼在他位于贝蒂西街的府邸中被杀，巴黎城中的新教徒惨遭屠戮，老弱妇孺无一幸免，空气中回荡着被割喉者的呻吟与火枪的硝烟味，一场蔓延数省，死亡数万人的屠杀就此拉开了序幕。

这场屠杀便是法国宗教战争史上最知名的惨案——圣巴托罗缪大屠杀。

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者对屠杀的发生众说纷纭，这场真实发生过的“血色婚礼”，在19世纪被大仲马写成小说《玛戈王后》，更是在日后被人们搬上大银幕。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莱特·茹阿纳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6世纪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一书中，重新讲述了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的故事。

在她看来，这血腥的一天改变了法国历史的走向：天主教在法国的命运彻底改变；新教徒不再认为法国会成为新教国家，开始形成身份认同；动乱杀戮之后人们对秩序的渴求使君主权威得到强化，绝对专制的大门开启；对宗教分裂及其导致的创伤的反思，同样使王权受到质疑，甚至为大革命埋下伏笔。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6世纪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

01.

短短几天时间，一场象征着宗教和解的婚礼就迅速演变成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大范围屠杀，从上层的贵族到底层的信众，巴黎的新教徒几乎被屠杀殆尽，而事件的主谋却隐于历史之中，至今没有定论。

当历史学家阿莱特·茹阿纳进入这个议题的时候，研究早已浩如烟海，主流看法包括三种：

1）认为这场屠杀是太后和国王合谋策划，他们以婚礼为骗局引诱新教贵族前往巴黎，之后实施对科里尼的刺杀，引发新教徒的愤怒，再以此为借口剿灭新教徒；

2）认为太后不满查理九世与新教的和解，嫉妒国王对科里尼的信任，便下令刺杀科里尼。然后，唯恐遭到报复的太后又对新教徒下达了屠杀令；

3）认为科里尼之死是西班牙国王与教皇策划的，以此引发新一轮的宗教冲突，借查理九世之手屠杀新教徒。法国国王与太后则被卷入这场悲剧，与新教徒们两败俱伤。

19世纪末法国画家爱德华·德巴-蓬桑以巴托罗缪大屠杀为主题创作的绘画，画中反映的是在圣巴托罗缪日清晨走出宫门的贵族，黑衣者即美第奇王太后。

与以往的结论都不同，阿莱特·茹阿纳认为，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是一场必然趋势中的偶然，是天主教和新教间持续紧张的关系引发的过激反应。无论是法国国王查理九世还是太后卡特琳娜·德·美第奇都并非阴谋的策划者。他们是在如惊弓之鸟的情况下下令处决新教贵族，再眼睁睁看着局势失去控制的。

阿莱特·茹阿纳搜集了几乎全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资料，并以无比详细——有时甚至详细过头——的描述厘清了前后经过，她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6世纪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成为了这一血腥事件的断层扫描，揭开了被细密红线包裹着的真相。

不过，在进入这一具体事件前，我们必须先了解法国宗教战争的前后经过。

02.

1517年，马丁·路德发起德意志宗教改革，随后，小半个欧洲便掀起了与天主教廷分庭抗礼的浪潮。不过，法国此时则因为拥有教会的主教任命权和财产课税权，而对宗教改革兴趣迟缓。直到16世纪中期，天主教仍在法国占据着绝对多数。

但新教的势力也在不断增强，从1563年加尔文在日内瓦创立加尔文派后，瑞士和德意志地区的新教活动愈发激烈。法国也难以避免受到波及，从城市中产阶级开始，上到贵族，下到底层，被称为“胡格诺”的新教徒此时已占法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到六分之一， 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也愈发紧张。

法国国王对待新教的态度也影响了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人文主义者弗朗索瓦一世对新教徒采取了宽容态度，但他的儿子亨利二世则因虔诚的天主教信仰对新教展开迫害。亨利二世死后，冲突并未平息，随着法国和西班牙之间战争的结束，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活动愈发积极，冲突也不断加剧。新教在占优势的地区大肆破坏圣像，毁坏圣物，天主教则展开猛烈报复。加上亨利二世的继任者弗朗索瓦二世在位短短五百余天便去世，宗教冲突也逐渐开始伴随权力斗争。

1562年，吉斯公爵对胡格诺展开了大屠杀，并要挟王室，撤销了对新教的宽容书。之后被称为孔代亲王的路易一世，则和海军上将科里尼率领新教徒展开反击。他们发动政变，使法国西部重镇拉罗谢尔皈依新教，迫使太后签订《隆朱莫条约》。但很快情形便再次急转，法国国王查理九世撕毁了条约，并计划捉拿路易一世和科里尼，路易一世在雅尔纳克战役被杀，科里尼也在蒙孔图尔战败。但天主教此时却因财政危机，不得不宣布停战。

1570年8月8日，国王查理九世签署了《圣日耳曼敕令》，为新教徒划定了四个设防安全区，允许其自派总督，并享受礼拜自由。科里尼也作为新教的领袖保留其海军上将职位，并且——起码在表面上——获得了查理九世的信任。

03.

这便是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之前的情形，新教和天主教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如今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局面下停战。此时的查理九世刚刚年满20岁，也希望能在自己的统治下实现天主教和新教的和平共处，巩固自身的国王权力。拉拢科里尼只是第一步，他还希望通过联姻，实现两派的永久和平，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信仰新教的纳瓦尔国王亨利之事便提上了日程。

这场天主教和新教的联姻，也符合太后卡特琳娜·德·美第奇的考量，她一直希望能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与自己的一个儿子结婚，进而与英国的结盟，以对抗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此时的英国早已改信国教，组织一场天主教与新教的婚礼，可以极大地消除英国女王在宗教上的疑虑。

通过上述一系列分析， 阿莱特·茹阿纳排除了婚礼是屠杀阴谋的看法，国王和太后的政治目的压倒了宗教统一的要求，巩固王权、以及与英国联姻，是比清除新教徒更重要的事。而在另一方面，科里尼也有助于帮助法国牵制菲利普二世，因为信仰新教的荷兰执政官威廉正在起兵，寻求从西班牙独立，科里尼是威廉的忠实支持者，也是对抗西班牙的重要力量。

那么这是否能说明刺杀科里尼是西班牙所指使的呢？书中再次用精彩的论述否定了这种看法。虽然除掉科里尼能够削弱荷兰的力量，但正是因为科里尼的存在，法国国王才不敢公开表示对荷兰的支持，因为那样会使科里尼的势力增强，威胁到法国国王自身。除掉科里尼，反而会使法国国王没有后顾之忧，将法国对荷兰的支持公开化，这对西班牙显然是不利的。

保留科里尼的力量，既不除掉他，又不使他增强势力，是对法国和西班牙都有利的局面。阿莱特·茹阿纳于是排除了法国国王、太后、以及西班牙国王谋杀科里尼，进而挑起大屠杀的动机。

但随之而来的疑问便是，谋杀科里尼的究竟是谁？谁有动机杀掉他呢？

作者给出的答案令人惊异： 或许根本没有某个幕后大人物谋划刺杀科里尼，一切都来源于天主教和新教徒们紧绷的神经和一触即发的过激行为。在纳瓦尔国王亨利与玛格丽特·德·瓦卢瓦公主的婚礼上破坏和平，刺杀海军上将科里尼，是根本无需大人物支持的。怒火中烧的巴黎天主教徒的愤慨，已足以刺激任何凶手采取行动。刺杀只可能导致一种结果：新教徒将对王室和天主教贵族怒火重燃，战事再起，异端将被永久根除，这正是天主教徒所希望的。

04.

事情果然朝着天主教徒们的设想展开，科里尼势力怒不可遏，发表了一系列过激言论，他们具有私人武装，又是异端宗教的领袖，此时又身处巴黎。新教贵族们很快便威胁到国王的安危，国王和身边众人惊慌失措，采取了“特别司法程序”，在最高法院批准前，对包括科里尼在内的新教贵族和领袖们下达了处决令。 一场未找到凶手的不成功刺杀，在短短一天后，就变成了来自国王的处决。

事态至此一发不可收拾，虽然查理九世的命令仅限于新教贵族，但天主教徒却将其理解为清除一切异端。这个误解为大屠杀提供了机会，他们迫不及待地投入战斗，在帽子的显眼处装饰布制或纸制的十字架，手臂上缠白色袖章，头顶白色头盔，开始了“净化行动”。

十字架象征着讨伐异端的十字军行动，白色则意味着为城市重新寻回纯洁。屠杀者会先剥下受害者的衣物，切断其与集体之间的关联，并斩断日常生活中与敌人间的邻里相处关系。这一“去个体化”手段免除了屠杀者的个人责任，净化了“我们”这一概念。被剥下衣物后，新教徒的尸体被当作不值得埋葬的废弃物抛入塞纳河，仅仅一个晚上，巴黎有三千名以上的新教徒被杀，河水被鲜血染成了红色，国王的羽毛商的妻子被人将长发束起，吊在圣母院桥的一个桥拱上三日之久。

这幅油画是根据玛戈王后的回忆录再现的场景，一名跟随亨利的子爵被国王查理的卫兵追杀而躲进王后的卧室，最终在王后的求情下保住了性命。

天主教和新教的和平共存不复存在，新一次宗教战争开始了。之后数月，法国全境又有数万名新教徒死于屠杀。虽然新教徒也在一些地方展开反击，但失去领导者以及人数的劣势使得他们收获惨败。之后，幸存的新教徒不得不在巨大的压力下改宗。10月27日，曾经的新教徒，婚礼的主角，纳瓦尔国王也在改宗天主教后与瓦卢瓦联姻，这标志着两派之间和平共存愿景的最终失败。

05.

比起对事件前因后果的分析，《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对之后的影响所作的分析可能更具启发性。经历了这场难以置信的惨剧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们冷静下来，发现自己对这一失常之举，既无法理解，又难以接受。他们必须重构自己的认知来摆脱内心巨大的矛盾。天主教徒认为这次的事件是神意的体现，他们视大屠杀为上帝的审判，是天主清除异端所降下的惩罚，甚至更有激进的天主教徒，觉得清除得还不够彻底，由此产生另一种极端的自责心理。

新教徒们所面临的自我怀疑则远甚于天主教徒，他们首先感到自己被上帝抛弃，甚至对自己的新教信仰产生怀疑。但之后，新教徒们将这场惨案理解为上帝的考验，他们引用摩西穿越红海的经历，视其为一场由死至生的过渡，大屠杀间接促进了新教认同的形成。

阿莱特·茹阿纳认为，大屠杀惨剧先是动摇了法国国王的权威，但接着又强化了绝对王权。这是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结果，无论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意识到，由臣民牵头发起的行动无法带来持久的宽容，只有依靠一个强有力，拥有内在超验性的政权，采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措施，才能使得稳定的局势得以实现。

多年的纷争使法国人渴求一个超越宗教争端的权力，渴求一个具有神性的，慈父般的国王。

1598年4月30日，亨利四世签署颁布《南特敕令》。敕令宣布新教徒们能够享有信仰自由，不受国家干扰，亦有权建造教堂、参与宗教事务、和天主教徒一样分享同等的政治权利。这份敕令成了基督教欧洲国家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的第一个范例，它结束了天主教和新教在法国近一百年的冲突，并使亨利四世终于实现了查理九世的愿景，成为一名法国的、而非天主教的君王。

因为是以圣巴托罗缪之日的惨剧为着眼点，阿莱特·茹阿纳将更多的篇幅停留在前后数天的细节上，但这不代表她的研究是静止的，她对具体数日里各方势力的分析，充分说明了大屠杀之后一系列变动的势能与走向。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犹如法国宗教战争的一支沙漏，之前的一切矛盾在此汇集，之后的一切结果，也由此展开。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发生时，一位呢绒商人在寄给同行的信中写道：“国王如其所愿，充分地表明了这个王国之中只有一个信仰、一部法律、一个上帝和一个国王。”

而在一系列的纷争最终尘埃落定后，法国人意识到，这个王国之中可以有两个信仰、两部法律和两个上帝，但终究只能有一个国王。

谢选骏指出：类似的悲剧现在依旧发生在非洲。现代化好像一个龙卷风，所经之地无不残破。

《法国宗教战争》报道：

法国宗教战争（法语：Guerres de religion）又名胡格诺战争，是发生在1562年至1598年间法兰西王国国内的内战和民众骚动事件，内战双方为忠于圣座的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派（属于加尔文主义）。战争进行了连续八次，对当时的法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据估计在当时三百万民众死于战乱及战争带来的饥荒和瘟疫，在宗教战争中仅次于造成八百万人丧生的三十年战争。

1560年的法国宗教比例（估计值）： 天主教（90%）  基督新教（10%）

命名与持续时间

这场战争除被称作“胡格诺战争”之外，在法国国内还被称作“八次战争”或“宗教战争”以及“三亨利之战”。

战争背景·新教传入及反应

“新教的教皇”——加尔文

1517年马丁路德揭起德意志宗教改革浪潮，1520年代传入法国时，当时的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因为受到他人文主义之姐姐——玛格丽特·德·那瓦尔的影响，对新教思想颇有好感，也很有兴趣，譬如伊拉斯谟斯主张教会应由国王管理的论点就符合他一贯的王权扩张论。但因为法兰西斯已经在1516年和教宗签约，获得法国（高卢）教会的主教任命权，以及对教会财产课税的权力，因此法王不须像北欧君主与德意志诸侯那样，借由改信新教来没收教会产业，是故法王改宗新教的经济动机甚乏，而法国贵族更对新教思想兴趣缺缺，因此法国对新教的态度，取决于君王当时的政治动机与外交策略。

譬如1532年，为了反击当时教宗与法王死敌——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的结盟，法兰西斯允许路德宗的新教徒在王宫卢浮宫外传教与布道，在国外则与反抗查理的德意志新教诸侯结盟。但在隔年1533年，因法王与教宗和好，就改用镇压的态度对待法国新教徒。甚至到了1534年10月中，因为新教徒在巴黎、奥尔良和昂布瓦斯等城市到处散发宣教传单，并张贴抨击弥撒的布告，甚至连王宫大门亦遭贴上，于是法兰西斯采取激烈动作——猛烈镇压，并在半年内火刑烧死了80个以上的新教徒；这场迫害的主导单位为巴黎大学神学院，设立的宗教裁判所审判粗糙，法王还建立书报检查制度、压制异端的言论出版。但法兰西斯很快就因为与新教邦国结盟而取消迫害，直到1544年他和查理五世最终缔结《克雷皮和约》之后，他才又重新迫害法国的新教徒。

路德宗在法国的影响力不强，但是自从1536年法国人加尔文移居日内瓦并以《预选说》创立加尔文宗之后，情势豹变，加尔文的思想大为盛行，被称为“复活的奥古斯丁”。日内瓦被称为“新教的罗马”，加尔文被誉为“新教的教皇”，加尔文积极地派出传教士，四处弘法，特别是他的母国法兰西，加尔文的各种教理问答，以其如椽大笔充分吸收信众，法国人开始兴起浪潮般的改宗运动，大多是城市的中产阶级与印刷工人、小商人及部分农民、下层教士（至16世纪中已有近十分之一的法国人皈依加尔文派），这些改宗加尔文派的人士被称为胡格诺（胡格诺又作于格诺，结盟之意），而庇护胡格诺派的几个中心地区，很多是贵族妇女的庄园城堡，如王姊玛格丽特·德·那瓦尔。

到1547年法王亨利二世即位之后，因亨利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在巴黎高等法院中特设了一个被称为“火焰法庭”的机构来审判新教徒。1555年又因为亲信洛林的枢机怂恿成功，亨利下诏各地的官员应对那些被教会判为异端的人进行惩罚，无须审查也不允许上诉。此命令因高等法院之抗议而拖到1559年方才正式实行，但很快就因亨利的死亡而使宗教迫害停顿下来。

1559年4月，随着《卡托-康布雷齐和约》的签署，法国与西班牙之间为争夺意大利半岛领地而进行的长期战争终于结束，大量操法语的加尔文派的传教士，因和平之故能从日内瓦来到法国传教；而西班牙的耶稣会教士也来到法国，积极煽动旧教信众去“讨伐异端”。于是自1559年开始，新教、旧教两大阵营在各自贵族、教士的领导下，敌对行动不断升级：旧教徒虐待控制区的胡格诺，胡格诺则在自己占优势的地方报复天主教会，他们冲进教堂、破坏圣像、烧毁圣物，把天主教堂改成新教教堂。虽然最高精神领袖加尔文在1561年告诫胡格诺：“应遵王法，不得越轨”，但是新旧两派的对抗越演越烈，加上欧洲宗教改革浪潮造成的新旧教日益仇视的国际情势影响，大规模的流血冲突终不可免。

1560年3月，新教徒发起的昂布瓦斯阴谋激化了法国新旧教的对立，不过在1560年中，摄政的王太后凯瑟琳·德·麦地奇任命宗教宽容的洛皮塔尔为掌玺大臣（相当于总理大臣），负责调和新旧教矛盾。他在三级会议上呼吁宗教宽容，颁布了宽容新教的各种诏书与法律：允许胡格诺的新教徒在城市外举行自己的宗教仪式、允许新教徒担任公职等等。但这些诏令执行时处处碰壁，使洛皮塔尔的努力付诸东流，特别是1561年开始国家权力被严重的架空，天主教三巨头——吉斯公爵、蒙莫朗西公爵和圣安德烈元帅组成强力同盟，不但架空王权，更在各自的势力范围疯狂镇压新教势力。

第一次宗教战争（1562年至1563年）

开始于1562年3月1日吉斯公爵弗朗索瓦·德·洛林对胡格诺派教徒在瓦西镇的大屠杀。吉斯家族的军队占领了巴黎，控制了王室，于是凯瑟琳王太后被迫和教宗、西班牙国王缔约，并撤销了宽容的诏书。胡格诺派遂在各省起事，并向新教阵营的英国、德意志诸侯求援；他们的两名统帅，一是孔代亲王路易一世，另一是海军大将科利尼，在奥尔良设立了指挥部。双方领袖之死以及孔代被俘，使双方都想言和。战争结束于1563年3月19日颁布的安布鲁瓦敕令，这保证了胡格诺派教徒的信仰自由，但宗教礼拜仪式只限在贵族家中及少数城镇中举行。

第二次宗教战争（1567年至1568年）

1567年–1568年：因胡格诺教徒对一次国际性天主教阴谋感到惊恐而突然爆发。他们劝说孔代和科利尼发动政变，这些新教徒计划劫持国王、逮捕洛林的枢机，围攻巴黎。于是孔代和科利尼率新教军在巴黎城外扎营，但他们在圣但尼战役与宫廷总管蒙莫朗西公爵打成平手（蒙莫朗西反而重伤死去）。新教军在获得一支德意志的新教军（由约翰·卡西米尔率领）增援后，转而围攻夏特尔。此时军事重镇——大城拉罗歇尔宣布皈依新教并汇集大批新教领导层（加上英国海军的支援），使王太后颇为惊慌，只得与新教徒谈判，于是第二次战争以1568年3月签订隆朱莫条约而告终，然而，这次和约仅成一次休战；是年9月，第三次战争又起。

概要

1567年9月：莫城突袭

1567年11月10日：圣但尼战役，蒙莫朗西公爵死于此役

1568年3月23日：隆朱莫条约

第三次宗教战争（1569年至1570年）

1568年至1570年：新教徒和西方的对抗，带来了第三次战争。1568年9月，查理九世宣布废止原来有关和解、安定的诏令；加尔文派的布道人员面临被逐出法兰西的处境，而且制订计划要捉拿孔代和科利尼，但他们带着家人成功逃亡，渡过卢瓦尔河之后将家人托付给拉罗歇尔的新教军（由那瓦尔女王胡安娜三世领导并居灵魂中心），再转身投入战场。1568年11月时，荷兰省督沉默者威廉领军进入法国，想支援同阵营的新教势力，但荷兰军饷不足，很快就接受法王的津贴而退出法国。孔代在1569年的雅尔纳克战役（Battle of Jarnac）中丧生，科利尼在同年8月的蒙孔图尔（Moncontour）之战中败北。但天主教方面因财政困难，未能巩固其战果，于是在1570年8月，两方签订《圣日耳曼和平敕令》，确定设立四个新教设防安全区（城堡）及自派总督、享礼拜自由等作为结束的标志。

概要

1568年8月：逮捕新教徒首脑孔代亲王路易一世·德·波旁和海军上将加斯帕尔·德·科利尼

1569年3月13日：雅尔纳克战役，孔代亲王战败被杀

1569年10月3日：蒙孔图尔战役

1570年8月8日：《圣日耳曼和平敕令》

圣巴托洛缪日大屠杀及余波（1572年至1573年）

第四次宗教战争（1572年至1573年）

1572年–1573年：后来科利尼重得国王宠信，但仍不为王太后所喜，而且成为吉斯集团的眼中钉。1572年他遭杀害，同时爆发骇人听闻的1572年8月24日的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第四次战争因此开始，双方的对立仇恨猛烈激化。1572年王室发动著名且规模空前的拉罗歇尔之围（王军出动三万人），由比隆男爵指挥天主教军、法国王位继承人安茹公爵亨利名义上领军，但久攻不下的撤围结局，让胡格诺势力重新振作，双方在1573年7月达成暂时和解的《布罗尼协定》。

概要

1572年至1573年的拉罗歇尔之围，主帅安茹公爵亨利初试啼声并建立其勇于上阵的名声（1623年完成）

1572年8月23日到8月23日夜间：圣巴托洛缪大屠杀。

1573年7月：《布罗尼调解协定》

1574年至1584年

第五次宗教战争（1574年至1576年）

1574年–1576年：开始于新教领袖孔代亲王亨利一世·德·波旁和纳瓦拉的亨利从宫廷的逃亡。最后签订了博略和约，给予了新教徒更多的宗教自由——胡格诺派在巴黎以外享有信教自由。

概要

1575年10月10日：多尔芒战役

1576年5月6日：《博略和约》

第六次宗教战争（1576年至1577年）

1576年–1577年：由吉斯家族领导的天主教神圣联盟的组成，标志第六次战争的开端，签订了普瓦捷敕令，以限制新教徒的宗教自由。

概要

1577年9月17日：《贝尔热拉克和约》

1577年10月8日：《普瓦捷敕令》。

第七次宗教战争（1579年至1580年）

1579年–1580年：以亨利三世解散神圣联盟开始。最后签订Fleix和约，约定新教徒对设防安全区有6年支配权。

概要

1579年2月28日：《Nérac敕令》

1580年11月26日：《Fleix和约》

第八次宗教战争（1585年至1598年）

三亨利之战（1587年至1589年）

在1588年街垒日受到巴黎人疯狂爱戴的吉斯公爵亨利

新教的盟友荷兰人反抗西班牙的统治成为当时新教和天主教对抗的重要转折点。当时天主教徒已经和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联盟。1588年街垒日后亨利三世不再拥有巴黎，他非常厌恶神圣同盟，为了破坏神圣同盟，他于1588年在布卢瓦暗杀了天主教徒的领袖第三代吉斯公爵吉斯的亨利和他的兄弟吉斯枢机，但亨利三世本人也在隔年被神圣同盟暗杀，刺客是个狂热的道明会修士。此时纳瓦拉的亨利成为了法国的国王——亨利四世，但神圣同盟在新任族长马耶那公爵的率领下，让波旁家族的红衣主教查理枢机还俗并登基，称法国国王“查理十世”，马耶那则自立为“摄政王”。

概要

1587年10月20日：库特拉战役

1588年5月12日：街垒日

1588年12月23日：吉斯的亨利遇刺

1589年8月2日：亨利三世遇刺

亨利四世“征服法兰西王国”（1589年至1593年）

1590年由巴黎的天主教市民发起的武装卫队，誓死抵抗新教国王亨利四世的包围

伊夫里之战是法国宗教战争中的一个重要战役；此役的胜利将信新教的亨利四世推上了王位，波旁王朝随即开始。

蓬沙拉战役，法军战胜了西班牙-萨伏伊的干预军

1589年时，承认亨利四世为法王的法国城市只有五个，于是亨利只得率领很少的天主教贵族与胡格诺全体，和拒绝承认新教国王的神圣同盟作战。虽然亨利四世多次于野战击败马耶那率领的神圣同盟军，但他无法攻下誓死抵抗新教徒的巴黎与各大城市（即使巴黎在围困中饿死了4~5万人），也无力阻挡西班牙军以救援法国天主教徒为名而任意进出法国领土（1590年至1591年他常被当代欧洲第一名将——法内塞率领的优质西班牙军逼退），战争自1590年呈现胶着的状态，而整体天主教的优势总是无法逆转。此外，人民对民不聊生的宗教战争日益厌倦，同时对外国势力（西班牙）的干涉感到愤怒，于是亨利开始思考改宗天主教的可能性。

1594年3月22日，改宗后的亨利四世在巴黎民众的欢迎下入城，身后跟着1500士兵。

1592年6月，“摄政王”马耶那应各方之要求召开了三级会议，试图解决长期的内战和王位虚悬不决的问题。在这次新教徒抵制而缺席的三级会议中，马耶那本来想操作会议而让自己的儿子登上王位，但天主教激进派和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却打算推选马耶那的侄儿——吉斯公爵夏尔当法王（并将腓力之女伊莎贝尔公主嫁给吉斯公爵），让马耶那无比失望而放任政略派的爱国主义滋长：当时政略派（天主教温和派）强力批判引进外国势力（西班牙）的行为是彻底卖国的卑劣行径，并获得多数议会代表的支持，于是会议转向亨利四世招手，希望亨利改信天主教来成为合法的国王。为了得到人民的拥护，亨利四世于1593年重新加入天主教，巴黎的大门由此而为他打开。据说亨利曾说：“巴黎值得一场弥撒”，让他在1594年3月22日受到巴黎群众的欢迎而入城；当晚，西班牙驻军不得不撤出巴黎。

趋于和平（1593年至1598年）

1593至1594年间，法国各地纷纷归附亨利四世。

1595年初，巴黎高等法院勒令耶稣会修士离开法国。

法西战争（1595年－1598年）西班牙的腓力二世遂在1595年和1598年挑起了战争；法王向仍在抗拒王权或处于西班牙占领下的地区发起进攻。同年6月5日，王军在丰坦弗朗赛斯战役中获得重大胜利并攻入弗朗什-孔泰。1596年1月马耶那正式降服；亨利四世以武力威胁或以优礼相待，向神圣联盟的其他首领软硬兼施，逼他们息兵求和；他更利用西班牙出现的经济危机，1597年先在亚眠围城战中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回了亚眠，又在1598年和西班牙签订Vervins和约，结束法西战事。

1598年3月，连抵抗至最后的神圣联盟贵族——布列塔尼总督梅尔克尔公爵也在大军进攻前向亨利投降。国王本来想对公爵铁腕惩处，但公爵将女儿许配给国王的私生子旺多姆公爵，使国王龙心大悦而宽纵了公爵，因为公爵之女是法国最富有的女继承人。

《南特敕令》（1598年）

之后亨利四世通过1598年的宗教宽容的南特敕令调解了宗教上的问题。敕令列明国内的胡格诺教徒能够享有自己的信仰自由，不受国家干扰，亦有权建造教堂及参与宗教事务。此外，他们也享有和其他公民一样的权利，亦可以和天主教徒一样分享同等的政治权利，可以担任各种官职，亦允许让这些教徒保有城堡及军队（总数为2.5万的常备军），以保卫自己并自理财政。然而，为了安抚天主教徒，亨利四世在签署这条敕令后，又宣布天主教为国教。

年表

1562年1月17日：“圣日尔曼敕令”颁布，常被称为“一月敕令”。

1562年3月1日：瓦西大屠杀

1562年3月–1563年3月：第一次战争，颁布昂布瓦斯敕令后结束。

1562年12月19日：德勒战役

1567年9月–1568年3月：第二次战争，签订隆瑞莫和约后结束。

1567年11月10日：圣但尼战役（1567年）

1568年–1570年：第三次战争，签订圣日尔曼莱昂和约后结束。

谢选骏指出：法国人翻云覆雨，在扼杀宗教改革的同时，法国国王背负着罪大恶极的历史。一是设计陷害消灭圣殿骑士团，二是勾结土耳其人进犯欧洲。这些倒行逆施都大大加剧了法国的两极分化，延迟了必要的社会改革，使得渐进被激进取代。从而使得大革命无法避免，并因宗教改革的失败而加剧大革命残暴。大革命既反贵族又反教权，双管齐下，血流成河，被人说成残暴无比，其实大革命包括拿破仑战争造成的伤亡，可能还不到两百年前法国宗教战争的规模——“三百万民众死于战乱及战争带来的饥荒和瘟疫”。因此也可以说，“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不过是法国宗教战争的尾巴。”毕竟，法国是一个日耳曼人和拉丁人的混合体，尤其在法国北部。

【14、反对独尊上帝，加剧社会混乱】

《什麼是巴拿巴福音？》（2005年1月6日 買黛琪著）报道：

每到陽曆年底，西方世界，甚至全世界都歡渡耶誕節。有些非基督教國家，也在這一個月互贈禮物開宴會，裝飾聖誕樹。甚至在某些回教國家，也互寄「敬賀佳節」等字樣的賀卡。這些人到底是在祝賀什麼呢？所有基督徒甚至一些非基督徒就會告訴你是在祝賀耶穌基督的生日。可是十二月廿五日真是基督的生日嗎？

在耶穌降生後一百年間，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關心他的出生日期。那時的基督徒所關心的是他的死亡日子。那時的教會甚至宣布，默念耶穌的生日，是一項罪惡，「好像他是一位法老王一樣。」

然而，有幾位叛教的神學家卻試圖確定耶穌的誕生曰，因而造成日期的混淆：元月一日、元月六日、三月廿五日、五月廿日等等。最後的一個日子比較為大眾所接受，因為路加福音曾講，當時受到佳音通告的牧羊人，正在夜間牧羊。那麼十二月廿五日這一天到底是從那兒來的呢？

那個時代，羅馬的多神教徒仍佔多數，他們每年十二月廿五日慶祝「所向無敵的太陽神」（Natalis Solis Invicti）的生日。這個節日發源于波斯，在西元前一世紀盛行于羅馬帝國。至西元二七四年，米特拉教（Mithraism）擁有廣大信徒，奧理安（Aurelian）皇帝乾脆宣布它為國教。

西元三二五年，在君士坦丁大帝所召開的尼西亞會議（Council of Nicaea）「按：尼西亞在小亞西亞西北」上正式規定耶誕節（Christmas，也就是Christ's Mass，意為基督之祭典）為國家慶典，日期與太陽神生日一樣，十二月廿五日。尼西亞曾議同時規定，復活節（Easter）為「春分（Vernal Equinox）後第一個滿月後之第一個星期日」。事實上這是撒克遜人行之數百年的一個節日，用來崇拜春季女神及其後裔伊斯特（Easter）的日子。在此以前數十年中，基督復活節是在星期五、星期六及星期日舉行。

也是在這個尼西亞會議上，羅馬人的「太陽日」（Sun-Day）被宣布為基督徒的安息日。太陽神的徵記「發光的十字」變成基督徒的徵記，所有太陽神生日的慶祝儀式都混入基督教的慶典中。

尼西亞會議，到底它的背景因素是什麼，為什麼會如此的使基督偶像化？

尼西亞會議是於西元三二五年在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主持下所召開，它的目的，是將當時基督徒兩大教派（唯一神教派Unitarians及三位一體教派Trinitarians）之領袖聚集一堂進行辯論，以求取得統一立場。同時它也想決定，當時盛行約二七○種（一說多達四千餘種）不同的聖經，到底那一種是正確的。

為什麼當時仍身為多神教徒的君士坦丁大帝，會如此支持基督教而且竟要將該教加以統一？此事值得研究，當時他的皇太子克利斯浦斯（Crispus）甚得人望，因為他不僅長得一表人才，而且英勇善戡。因而引起大帝之嫉妒。為了鞏固自己的威望，君士坦丁大帝不惜將其太子暗殺，並嫁罪於他的眾妻中的一個，因為她恨克利浦斯，常思以她自己的兒子繼承王位。君士坦丁將她拋在沸水中處死。可是事情的發展並未如其所料。被處死的皇后及克利斯浦斯二者的支特者卻結合起來思加報復。大帝走投無路，求救於羅馬邱比特（Jupiter）大廟的祭司，可是他們說，這兩宗謀殺罪，不足靠獻祭或祈禱所可赦免的。羅馬情勢愈來愈亂， 君士坦丁大帝決定遷都拜占庭，並更改該城之名為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沒有想到，他碰到幾位三位一體教會（也就是保羅教會）的傳教士，他們對他說，假如他能在他們的教堂中告解（penance）他的罪就可獲免。為了求得良心平安，他乃全力支恃基督教，雖然他仍保持多神教首領（Pontifex Maximus）之頭銜。教會一夜之閒突然壯大。無數人並不是出於純粹的信仰而皈依了基督教，於是基督教一變而成為一種群眾運動。然而大多數教徒包括君士坦丁大帝本人在內，對於兩大教派之間的爭執，所知無多。因權宜而入教的人自然選擇了較不嚴格的保羅教會。只有虔誠遵循耶穌道路人，才加入唯一神教派的使徒教會（Apostolic Church）。

這時，君士坦丁大帝決定，只有在羅馬，而不是在耶路撒冷，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統一教會，才能符合自己的利益。使徒教會拒絕接受羅馬主教的管轄。他們認為這是一個興耶穌教誨全然無干的一個外國君王的一項政治把戲。

於是反抗叛亂風起雲湧。鎮壓、和談都不能使唯一神教派就範。當時著名的領袖有北非柏柏人的多那圖斯（Donatus）、埃及南部的麥勒修斯（Meletius）、巴力士丁及埃及的阿萊亞斯教派（Arius）。直至今日阿萊亞斯教派已成為唯一神教派的同義字，而他的教義乃成唯一神教派的基礎。

君士坦丁大帝到軟硬兼施均無法使基督教統一，乃決定必須採取非常手段，以期一勞永逸，事實上主教間之爭論已經擴散到一般平民之間。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述：「君士坦丁堡每一角落、街道上、市場上，錢舖中，到處充滿了討論。你如問一商人，某件貨要多少錢，回答是一篇生產者及非生產者的論文，你如問今天麵包的價格，麵包店主人會告訴你『兒子低於父親』，你如問僕人洗澡水準備好沒有，他會回答你：『兒子從無有中升起。』天主教說：『只有出生者才偉大』，阿萊亞斯教徒則加一句：『但是生他的那一位才更偉大。』羅馬教會於是採取Catholic（天主教）一詞來表示其寬容性。紛擾了近三百年的爭論，至此一發不可收拾。

君士坦丁大帝將基督徒各主教召集一堂於尼西亞，因為自己身為異教徒，所以他說自己立場不偏不倚，除掉二大教派之領袖外，其他與會者多所知有限。三位一體教派最重要的代表是阿坦那修斯（Athanasius），在尼西亞會議開幕式中，君士坦丁大帝宣稱，他已經將近日所接各方請願書，悉加焚毀，再一次表示其公正無私之立場。於是辯論開始，不出所料，眾說紛紜，迄無定論。是時母后海倫娜（Helena），是一位詭詐的政客，她是支持三位一體教派的。而大帝的姐姐君士坦丁娜（Constantina）卻是阿萊亞斯的信徒，雙方勢均力敵，各主教這時受到私下通知大帝亟盼一個統一教會，如果雙方不能妥協，則他將不再支持基督教，暗示恢復對基督徒之迫害。兩大教派這時都需要皇帝的支持。因為對保羅教會而言，支持可以增加其勢力，對使徒教會而言，支持可以避免迫害。各主教終於同意各自稍作讓步。唯一神教派被勸誘採取消極立場，不反對大會之決議。君士坦丁大帝既然一心想統一基督教及多神教二教之教儀式，故而裁決：

羅馬人的太陽日作為基督教的安息日。 

十二月廿五日太陽神生日作為耶穌的生日。 

太陽神的徵記「發光的十字」作為基督教的徵記。 

太陽神生日所有慶典儀式一律併入基督教儀式中。 

最後，採用三位一體作為基督教教義的基礎，正式定名為「尼西亞信條」（Nicene Creed）。 

全體與會人員，當著大帝之面一一簽字，僅管許多人內心並不願意，正如其中一人所說：「靈魂並不因一點墨水而更糟」。然而尼西亞信條中有一款令大多數主教為之一驚：「凡是說：『他還不是什麼的時候就有了，而且他出生以前卻什麼都不是。他是從無中生有中生出來』的人，以及主張『上帝的兒子是三位一體中之一位本體，是創造出來的，是可以加以改變的』的人----這些人都是天主教會要加以咒逐的。」

凡想成為正統基督徒的人必須通過一個總考驗，這是一個革命性的改革，但是許多人並不喜愛這一套。對阿萊亞斯教派，插入這一段直接責難，使事態愈形嚴重。

大帝也知道，單靠投票而決定的信條並不足以服眾，於是他決定要搞一個神蹟來支持這次會議的成果。會議一開始時，現有的二七○種福音書（一說為四千種）都放在會議廳中央的一張大桌子上，要人民大眾研讀和上述信條相反的福音書將會造成極大困窘，所以他要決定那一些福音書才是真正的福音書。所採的方式如下：所有各式各樣的福音書，都移放在大桌下面，命令所有與會人員一律退出大廳，並將廳門加鎖關起來。所有的主教徹夜祈禱，請求上帝將真正的福音書放在桌上。第二天早晨，廳門打開後，阿坦那修斯教派的四本福音書整整齊齊地放在桌上，至於那一晚，大廳的鑰匙由誰保管，歷史上卻無記載。

剩下的福音書，悉數加以焚毀。自此以後，凡持有未經許可的福音書的人，均判死罪。結果在會議決議後的數年間，基督徒被殺害者數逾百萬人。尼西亞信條並沒有改變什麼，阿萊亞斯派與三位一體派間之衝突迄未稍止。有趣的是，經過了若干政治上的起伏，，阿萊亞斯終于獲得皇帝的喜愛而被任命為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但不久之後卻於公元三三六年遭毒斃。經過調查，阿坦那修斯係主謀而被判罪。君士坦丁大帝因阿萊亞斯之死大為感動，再經其姊姊之勸說，終於公元三三七年歸信了基督教，諷刺的是，大帝在位期間曾對唯一神教派迫害不遺餘力，卻於臨死前，信服了神性獨一。至於北非的唯一神教派，仍維持了上帝獨一信仰達二百年之久。以至伊斯蘭傳至該地區時，他們就皈依了伊斯蘭。

另一方面，天主教在歐洲卻茁壯成長。雖然不時有人重新發現唯一神教派，例如霍諾留斯教皇（Pope Honorius）成為死後被咒詛的唯一教皇。凡言論稍違天主教者不斷被囚禁被屠殺，但唯一神教派仍能繼續存在以迄於今。

是不是所有非天主教的聖經，全因此被毀去，毫無留存呢？似乎仍有若干人私藏了若干版本，至少梵蒂岡教皇私人圖書館中，藏有許多版本的聖經，秘不對外公開。我在約旦的時候，一位朋友的哥哥曾對我述了下面一則故事：有一天他在飛機上做完了一次禮拜後，旁邊一位修女問他是不是穆斯林，他回答是，修女說我也是穆斯林，他吃驚地問她言怎麼曾，她說她曾在梵蒂岡圖書館讀過某種秘密聖經，知道耶穌曾預言在他之後將會有另一位來自阿拉伯的先知，名叫阿赫默德，他將要證實以前所降的各種啟示。自此以後，她就自認是一位穆斯林。

這本「秘密的聖經」會不會就是一本巴拿巴福音呢？直到公元三二五年，亞力山大港各教堂都以巴拿巴福音為權威性福音。十六世紀初弗拉．馬利諾（Fra Marino）在教皇私人圖書室中發現了巴拿巴福音，這位僧侶對此書一向感到興趣，因為他曾讀過伊拉牛斯（lranaeus）的文章，文中常常引用該福音。於是他將這本福音偷運出來。這本意大利文的手抄本曾經歷多人手，最後傳到阿姆斯特丹城的一位隱名的大人物之手，他死後，此書傳到了普魯士國王的一位顧問克萊默（J. E. Cramer）稍後他將此書贈予薩伏伊歐琴親王（Prince Eugene de Savoie）。一七三八年這位親王將其全部藏書贈予維也納的Hofbibliothek圖書館，直到如今。

瑞格（Ragg）夫婦二人將此意大利文手抄本譯成英文，一九○七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可是書一上市，忽然全部神秘地失蹤。目前所知僅有二本倖存，一本在大英博物館，一本在華盛頓的國會圖書館。一位巴基斯坦人向國會圖書館購了一套顯微膠片。在巴基斯坦更新發行。現在這本書經由各國回教組織加以翻印以供宣教之用。

誰是巴拿巴？為什麼他的福音書如此重要？它與今日新約中馬太、馬可、路加、約翰四人福音有何不同？

以上四位作者都沒見過耶穌本人。巴拿巴卻是耶穌最重要門徒之一。他是一個利未人（Levite），最後的晚餐就是在他的姐姐家舉行的。他的姐姐就是約翰馬克（John Mark）的母親。耶穌釘在十字架上以後，各門徒繼續依照耶穌教誨實踐其信仰。可是那些不承認耶穌的猶太人開始和他們起了衝突。這些猶太人改編摩西的遺教以適合自己的目的及野心。並且聯合羅馬人對他們加以迫害，以保全自己的身家財產地位及特權。出生於大數（Tarsus）的保羅，就是其中的一員，他對耶穌的信徒積極加以迫害（這些信徒後來被稱為拿撒勒人Nazarenes），有一次他要去大馬士革想再找一些拿撒勒人加以囚禁，在半路上，他夢到耶穌向他顯身，從此他就一變而成耶穌的信徒。

他在大馬士革和耶穌的信徒生活在一起，並立刻傳教，稱基督是上帝的兒子，終於遭到迫害，離開大馬士革躲到阿拉伯沙漠中達三年之久，三年之中他好像規劃出一套自己對耶穌的看法，我們必須牢記，保羅從未見過耶穌本人。在山中躲藏三年之後，他到耶路撒冷找到耶穌的門徒們，想對他們說教。他自稱經由啟示曾接近耶穌。這位不久以前還是一個迫害他們的人，忽然之間卻變成他們之中的一員，無怪使徒們對他不予信任。他們拒絕了他，對他的說教更不置信，因為他的說教和他們親聆的耶穌教誨全然不同，他們認為他之入教值得懷疑。他的啟示並不可靠。雖然大家一致反對，然而巴拿巴卻成功地使大夥接納了他，因為巴拿巴對拿撒勒人似乎具有強力的影響與權威。

那時候，有幾位門徒因受迫害而逃往安提阿（Antioch）他們要求使徒派一位人去幫助他們對異教徒傳布耶穌的真理。安提阿乃當時羅馬帝國的第三大城市，是一個貿易及商業中心，以生活奢靡腐化著稱。有些人開始厭倦這種不道德的生活，很容易受到耶穌教義的吸引。

使徒們選派巴拿巴擔任此一任務，使他成為歷史上第一位佈道人員。他的努力獲得意外的成功。一年以後，他決定帶保羅同去，做為幫手，或許巴拿巴認為，具有狂熱性的保羅，過去既然能作一個徹底的迫害者，今後他的狂熱當可使他成為一個傑出的傳教師。大多數使徒對巴拿巴的看法都加反對，包活彼得在內。彼得相信，耶穌之來，是要復活降給猶太人的引導。所以只應向猶太人傳布教義。可是保羅正好相反，他相信真理應向世人傳布，而且他斷言，自耶穌去後，他曾收到補充的訓令，巴拿巴採取中間立場，他以為，傳教之內容應不踰越耶穌的訓誨，但是傳布對象可以不必限於猶太人，只要願意接受，就可向他傳教。

終於巴拿巴勝了，於是首途希臘。和他同行的有保羅及巴拿巴的外甥約翰馬可。他的成功是由於猶太人承認，耶穌是來肯定摩西的教律，但是對崇拜多紳的異教徒而言，這是-個完全新異的宗教。耶穌好像是他們所拜神祇中的一個。他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對他們而言多一個神並無不便。保羅道出他的信仰，宗教必須加以調整及妥協，使希臘人更容易接受它。他決定，摩西對於食物是否合法的規定，牲畜如何宰殺的規定，現在均應加以放棄，同時對於亞伯拉罕關於割禮的規定，決定加以廢棄。

 他們之間因此產生不和，終於發生爭吵，表面上的理由是保羅拒絕在今後傳教工作上，攜帶約翰馬可同行。於是巴拿巴帶著約翰馬可航行去其故鄉塞浦路斯。從此以後，新約上未再提巴拿巴，只知道他後來以身殉教。大家只記得他是一個堅持耶穌教誨，毫不妥協之人。

與此相反，保羅繼續對宗教做了愈來愈多的增改，他建議入教者應無條件服從他們的君主，不問其法律是否與上帝法律相合。他復主張摩西律法不再需要，並行事一反摩西所受之啟示。他甚至說，耶穌已死，他的教誨不再適用，而向他顯身的「基督」已帶給他新的法律，根據這一推論，他建立了自己的贖罪理論，這一理論獲得甚大成功，因為它說，任何人可以為所欲為，不必為自己的行為所產生的後果負責，只要每晚說一句：「我信基督。」

巴拿巴所傳布的是什麼呢？根據他的福音書，他所傳布的，或不如說耶穌所傳布的，多半與伊斯蘭教義相符。而與今日的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所傳，大相逕庭。最重要的一點，正如上文所提，他預言穆罕默德的來臨（求主賜他平安）。下面摘錄一些巴拿巴福音的內容：

耶穌是童貞女所生，非常神奇。第一節中敘述馬利亞之被告知此事，文句與古蘭有關章節非常相似：「從前有一位童貞女，名叫馬利亞，是猶太族大衛的後代。一天加百利天使奉上帝之命來看她。這位童貞女，生活很神聖，毫無瑕疵，謹守齋拜。有一天當她獨自一人時，加百利天使走入她的室內，他向她致敬說：「馬利亞，願主興妳同在。」

「童貞女見到天使出現非常驚恐，但天使安慰她說：『別怕，馬利亞，因為妳已邀得上帝恩寵，祂選妳作一位先知的母親，將派他到以色列人那兒，好讓他們真心奉行祂的法律。』童貞女答道：『我怎麼會生兒子呢？我一個男人也不識。』天使說：『馬利亞，上帝從無有中造化出人，也能不需男子，從你那兒造出一個人。因為上帝是無所不能的。』馬利亞答道：『我知道上帝無所不能，祂的意旨一定會實現。』天使說：『現在你就孕育一位先知吧，你要替他起名叫耶穌，你不可給他飲酒及強烈飲料，，不可給他吃不潔之肉類。因為這個孩子是神聖的，來自上帝的。』」 

第43節說，穆罕默德（願主賜他平安）將是以實馬利的後裔：

「……我實對你們說，每一位先知之降生只為了一個民族，這是表示上帝的仁慈，所以他們的話只對那個民族而說，傳達不到外面。可是上帝的使者則不然。當他來到時，上帝給他的就好像祂手中的封印。所以他帶來拯救和慈憫，給世界上信他教義的民族。

「他對不敬神的人帶來壓力。也要摧毀偶像，他要打敗撒旦，因為上帝曾如此應允亞伯拉罕：『瞧啊，在你的後裔中，我將賜福給萬國，你已經把偶像打碎，亞伯拉罕，你的子係也將如此。』

「雅谷答：『老師啊：告訴我們，這個允諾要應在誰呢？因為猶太人說，要應在以撒，而以實馬利人說，要應在以實馬利。』

「耶穌答：『大衛是誰的子孫？他的家系怎麼樣？』」

「雅谷答，『是以撒的一系，以撒生雅谷，雅谷生猶太，大衛是其後代。』」

「於是耶穌說：『上帝使者來的時候，他是屬於哪系？』

「門徒們說：『屬於大衛。』

「於是耶穌說：『你們在欺騙自己，因為聖靈感動大衛，稱他（上帝的使者）為主。他（大衛）說：「上帝對我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直到我使你的仇敵屈服在你的腳下。上帝將授你權杖，以統治你的仇敵。」假如上帝的使者，也就是你們所稱的救世主，是大衛的子孫，大衛怎能稱他為主呢？相信我，我實對你們說，這個允諾是應在以實馬利，而不是以撒。』」

耶穌接下去對猶太神學家精心調製的諾言，一舉澄清。他對他們說，以實馬利是長子，比以撒大七歲。 

第53節，耶穌一再否認自己是上帝的兒子：

「……說到這裏，耶穌用雙手擊臉，用頭擊地，然後抬起頭說：『誰在我的話中加上「我是上帝的兒子」的人，要遭殃了。』聽到此話，門徒們倒在地上如死人．．．」 

第54節對地獄的描述，也與聖訓的描寫相似：

「當這些（末日來臨前的）跡象過去以後，全世界變成黑暗，達四十年，只有永遠榮耀的上帝活著。過了這四十年，上帝使其使者復生，光耀如一千個太陽，他坐著不說話，好像魂不附體。上帝又復生了四個他所喜愛的天使，他們去尋上帝的使者，找到之後，分站在他的四周，守護著他。然後上帝又使所有天使復生，他們好像蜜蜂圍著上帝使者轉，上帝又使所有先知復生，由亞當領頭，依次親吻上帝使者之手，求他保護，上帝又使所有的選民復生，他們叫著：『穆罕默德啊：請記我們！』上帝使者被這些求憫的聲音喚醒，擔心他們的得救，思慮如何去做，上帝又使所有造化物復生，恢復原形，每人只有說話的能力…」 

第72節敘述使者的跡象（當耶穌告知眾門徒說他們之間有一人要背叛他，而他就要離開這世界，之後）

「眾門徒哭道：『老師啊：為什麼你要遺棄我們？我們情願死，也比被你遺棄好！』

「耶穌答道：『你們不要苦惱，也不要怕，因為造化你們的不是我，造化你們的是我們的造物主上帝，祂會保祐你們的。至於我，我到這個世界上來，為的是替上帝的使者準備道路，他要來拯救這個世界，可是你們要小心，不要受騙，因為會有許多假先知要來，他們要用我的話來污染我的福音。』

「安得烈說：『老師，告訴我們一些跡象，好讓我們認識他。』

「耶穌答道：『在你們有生之年他不會來。要在你們之後若干年才會來，那時我的福音將廢止，差不多止剩下卅個信徒。那時上帝會慈憫這個世界，派祂的使者來。

他的頭上有一朵白雲，告知世人他是上帝所挑選的，並昭告世界。他來時，掌有打擊不敬神者的大權，他要掃蕩全球的偶像，我很高興，因為靠了他，我們的上帝將光耀全球，而世人也將知道我說的都是實話，對於那些將我抬舉到人上之上的人，他將施以報復。我實對你們說，他童年睡覺峙，月亮會照顧他，長大後，他會將它握在手中，讓全世界小心（別）與他鬧翻，因為他將殺掉的拜偶像的人，要比上帝之僕摩西及約書亞所殺的更多。後者逢城就燒，無一倖免，雞犬不留：因為對付老傷口是要用火來治的。

「『他帶來的真理，要比所有先知帶來的總和更清晰，他將責斥所有誤用世界之人。我們祖先城市的高塔將互相慶賀，所有偶像都要倒在地下，供認我是和別人一樣的人。我實對你們說，上帝的使者將會到來。』」 

第115節說到人是上帝在地上的代位者。

「有人問我，是不是他帶了些什麼到此世界上來，所以他可以遊手好閑無所事事？當然不可能，因為他是赤裸裸而來，因此他所能找到的東西，並非他的所有。他只是一個分配人。」 

第136節很接近一段神聖的聖訓：

「……每一個人，不管是誰，都得下地獄……不過正直的人，只是為體驗恐懼，至於信上帝的人，一共有七十二個等級，凡有信仰而無善功的人，屬於最後二級……他們要在地獄居住七萬年……」然後上帝的使者會來為他們求情，帶他們到天堂去。 

關於禮拜，耶穌似乎和我們一樣，按時禮拜，他祈禱時的方式也與穆斯林一樣舉起雙手做祈禱。第95節說：

「於是耶穌舉起雙手說：『我們的主上帝，這就是我的信仰，我要帶著它接受您的裁判……」

「於是耶穌舉起雙手，為聖城，為上帝的子民而祈禱。每一個人都呼叫，『求您准成』，『阿門』。」

第133節說：

「耶穌答道：『禮拜的時間達到了，晚禱後，我會告訴你們比喻的意義。』」

第156節說：

「耶穌做完午禱，走出聖殿，碰到一個出娘胎就瞎了眼睛的人。」

第179節說：

「於是耶穌說：『讓我們向永受讚頌的我們的上帝下拜。』於是大家鞠了一百次，並伏地叩頭祈禱。」

第214節說：

「耶穌走出屋子，到花園中去禮拜。照他禮拜的習慣，要屈膝一百次，再伏地叩頭....」 

耶穌也與穆斯林一樣，做什麼事情都加上一句「如果主願意」。第153節說：

「萬物皆上帝所造化，所以沒有任何事物可以自稱他有何物。靈魂、感官、肉體、時間、財貨及榮譽，均屬上帝所有。假如一個人不依上帝意旨而持有這些，他就成了一個賊。同樣地，假如他不依上帝意旨而使用這些，他同樣是一個賊，所以，我對你們說，上帝明鑒，假如你們悠哉遊地說：『明天我會做這個，我會說那個，我會到那個地方去』而不說『如果上帝願意』，那你們就是賊！……」 

第219，220兩節談到所謂「復活」時說，耶穌並未死在十字架上，也是古蘭經上所提到的：

「在光輝圍繞中，耶穌來到聖母馬利亞居住的屋中，和她同住的有她的兩個姐妹，以及馬大及（或）抹大拉的馬利亞，還有拉撒路，本書著者，約翰、雅谷及彼得，當時，他們害怕得昏死在地上。耶穌將他母親及其他人從地上扶起來，說：『別怕，我是耶穌，別哭，我是活著，沒有死……」

「耶穌擁抱著他的母親答道：『相信我，母親，我實對你說，我根本未死，因為上帝要留我直到世界末日。」說到這裡，他求四位天使現身，來證明過去的事。

「四位天使於是現身，好像四個太陽，大家又怕得昏死在地上。」

……（巴拿巴問道：）「老師啊，上帝既然是仁慈的，為什麼祂如此折磨我們，使我們相信你已死了？你母親為你慟哭得快死了，而你，是上帝的聖者，上帝卻容你遭人誹謗，與強盜同時殺害在髑髏崗？

「耶穌答道：『相信我，巴拿巴，罪惡不管多小，上帝也要處以嚴罰。因為上帝怒恨罪惡、我的母親以及曾和我在一起的忠實門徒，都帶著一些世間的愛來愛我。公道的上帝就用現在這種悲傷來懲罰這種愛慕，以免在地獄再受懲罰。雖然我在世界上是清白的。可是有人叫我『上帝』和『上帝的兒子』，上帝為了不使我在審判日受魔鬼的嘲笑，乃使我在今世，藉猶大之死，讓世人嘲弄我，使眾人相信我是死在十字架上。而這個嘲弄要一直持續到上帝使者穆罕默德的來臨。他來以後，會向信上帝法律的人，揭發這一跪計。」 

最後，我想用巴拿巴的福音的最後一節，第222節來結束這一篇討論：

「耶穌去後，門徒們四散到以色列各地。世界各地，而為撒旦所憎恨的真理，卻和往常一樣，被謊言所困擾。因為有若干壞人，自稱門徒，宣講耶穌是死了又復活，有些人則宣講，現在還在宣講，說耶穌是上帝的兒子，包括受騙的保羅在內，可是我們，就像我盡量的寫出，同那些敬畏上帝的人宣講，在上審判的末日，他們會得救，阿門。」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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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The Gospel of Barnabas 

Jesus，A Prophet of Islam---By Muhammad 'Ata ur-Rahim，1986 

Extraordinary Origins of Everyday Thinks----By Charles Panati，1987 

谢选骏指出：上文反对独尊上帝，只能加剧社会混乱。

【15、非基督教国家不可能和平演变】

《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察网时评 薛岩）报道：

本文说明：现阶段关于“和平演变”的论述、说法可谓“众说纷纭”。经查阅国内外文献资料，整理编撰本文，分为三个部分：

一、杜勒斯推出“和平演变”战略的思想探源。

二、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的四个主要部分。

三、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的具体实施。

一、杜勒斯推出“和平演变”的思想探源

“和平演变”是指“以和平方式积极地逐渐改变共产党政权，直至完全消灭”。据初步考证，“和平演变”一词是毛主席于1959年11月对杜勒斯三篇讲话稿进行批注时首次提出，是对美国这个政治战略的高度概括。

“和平演变”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一个政治战略，由美国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于1949年--1959年期间提出、调整、形成并实施。

约翰·杜勒斯出生于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家庭，其外祖父和姑父曾任美国国务卿，其弟弟艾伦·杜勒斯是美国任职最长的中情局长，被称为“美国第一号间谍”。

约翰·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思想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基督教归正宗（长老会）的有神论信仰；二是遏制政策的失败教训；三是美国国内政治需要；四是苏联经验。

（一）宗教影响

杜勒斯家庭来自苏格兰，属基督教归正宗长老会教派。杜勒斯本人也是美国长老会终身长老，他于1953年就任国务卿时，辞去所有商业和社会职务，唯独没有卸任长老一职。作为终身长老，杜勒斯是有神论者，他曾于1952年12月在美国长老会大会讲话时说：“世界上的大冲突是基于对神权力信仰的精神力量和共产主义无神论及唯物主义的矛盾。我们面前的这个思想斗争涉及到我们所有的政策和我们所做的一切”。杜勒斯在1953年1月15日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作证时说：“在我看来，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不仅是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的威胁，而且是我们所谓的西方文明，甚至是任何以精神信仰为主的文明，面临过的最严峻的威胁。苏联共产主义在其哲学和物质论上是无神论的。它认为，人类只不过是一些高级动物，他们没有灵魂，没有精神，没有个人尊严的权利。 最好的世界是一个被良好管理的农场，将某些动物带出去放牧，将其饲养并带回来挤奶，并将农场作为 避难所。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最有利于人类物质福祉的社会形式。如果人们不相信人的精神性质，那这个哲学就可以成为有说服力的教义。如果你确实相信人的精神性质，那么这就是一个完全不能接受和完全不可调和的教义。我不知道是怎么运作的，但是苏联就是要把这些观点传播到世界各地，想把整个世界在这些观点上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可以永久和谐一致的世界。苏联共产主义与基督教、犹太教，以及任何 宗教之间是不可调和的冲突。”杜勒斯基于宗教立场的认识使其成为了著名的反共坚定分子，也是他“和平演变”思想的最重要基础。

（二）“遏制”政策失败教训

二战后，美国深感苏联及社会阵营的崛起势不可抵，为挽救资本主义世界的颓势，他们秘密策划，于1946年2月22日，由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发表了著名的“长电报”，正式明确提出实施，美国对苏联共产主义政权实行“遏制”政策的开始。但是，七年后，1953年1月15日，杜勒斯在听证会上说：“只要苏联共产主义统治着世界所有人口的三分之一，我们就永远不会有一个安全、和平、幸福的世界。并且他们正在试图将其统治延伸到许多其它地方。从我们的利益出发，那些被共产主义奴役的人们应该获得他们的自由的，因为如果他们成为暴力独裁政权的工具，他们就会成为一股对自由世界非常危险的力量。苏联共产主义已经从7年前控制的2亿人口扩大到今天的8亿人口，我们必须始终牢记要去解放那些被共产主义政权奴役的人民。现在解放并不意味解放战争，解放可以通过非战争的过程来实现。举一个不太理想的例子，就是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就从苏联共产主义统治下逃脱出来了。显然铁托本身就有许多独裁之处，但是这个例子说明瓦解这个代表了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共产主义整体结构是可行的。中国和莫斯科之间现在的联系是违背中国传统和希望的危险布局，我们当然不能容忍将中国4.5亿人口致于苏联暴力独裁的奴役之下。 因此，一个仅仅针对共产主义政权遏制的政策是一个不健全的政策，一个肯定会失败的政策，因为保守的防御性政策（指遏制政策）永远不会胜过积极的政策（指和平演变政策）。如果我们唯一的遏制政策是把我们停留在已有的地方，那么我们终将会被迫退出这些已有的地方。只有保持对自由的渴望，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我们才能结束共产主义统治世界的可怕危险，这种危险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如此可怕的牺牲和对未来如此巨大的恐惧。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做到，而且必须以不会引发一般性战争的方式来实现，或者以不会引发血腥暴力的方式来实现。采取遏制政策的消极失败主义态度，不是有利于我们自身利益的方式，也不符合我们自己的历史观念。”

杜勒斯出身于一个美国知名的外交世家，外祖父约翰·沃森·福斯特是美国第23任总统（1889年—1893年）本杰明·哈里森的国务卿，姑父罗伯特·兰辛是美国第28任总统（1913年—1921年）伍德罗·威尔逊的国务卿。大学毕业后进入纽约著名的克罗维尔律师事务所从事国际业务，30岁担任凡尔赛和会美国代表团法律顾问，参加一战战后赔款委员会工作，对德国战后恢复起到很大作用。1944年起担任美国共和党外交政策发言人。他是联合国宪章主要起草人之一，美国驻联大代表，旧金山和约主导人，国务卿顾问和参议员。杜勒斯丰富的外交履历和经验使他完全有资格对乔治·凯南遏制政策提出批评。

同样是在1953年1月15日的听证会上杜勒斯强调：

“我在1952年7月为总统大选起草的政纲中写道：7年来，现任政府已经浪费了二战结束时我们前所未有的权利和声望。这个时期，一共有15个国家的5亿非俄人口被吸收到苏联共产主义的权力领域，这给了苏联征服世界的信心。我们指责现在领导人失去了二战所获得的和平。如有远见卓识，朝鲜战争永远不会发生。我们的这些领导人，他们在怯懦的绥靖政策中摇摆不定。显然，苏联已经赢得了这场冷战的胜利。因为，二战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政治、经济和道德力量都是真空的，苏联共产主义以足够的活力来充满了这些真空。因此，苏联共产主义把自己控制的人口增加到了8亿，也就是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所以，大选中有人指控政府的“遏制”政策导致这个5亿人口被同化。”

从杜勒斯上述言论可以看出，自1946年乔治·凯南提出著名“遏制”政策（长电报）以来，美国采取的外交“不干涉、不进取” 防御主义政策带来的结果是共产主义阵营扩大了地盘，对美国产生了实质威胁。因此，杜勒斯提出了更为积极的“解放、改变和斗争”的进取政策。

（三）国内政治需要

1952年大选时，杜鲁门由于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不受欢迎导致放弃竞选连任，艾森豪威尔作为军人当选总统，一时间美国军方从朝鲜战争败绩中重新抬头，政治势力大增。

杜勒斯是外交出身而非军界，美国政治中，外交和军界从来是对手。为了抑制军方势力借助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的机会控制美国对外政策，杜勒斯提出非战争的“和平演变”政策，也是对付军方的需要。

（四）苏联经验

杜勒斯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表述，概括了苏共夺取政权的作法，他说“苏联共产主义从7年前控制的2亿人扩大到今天控制的8亿人，是以政治、心理和宣传方式完成的，并没有真正把红军作为一个侵略力量去使用。苏联可以做到的，我们也可以做到。”

杜勒斯推出“和平演变”思想的根本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其战斗力、生命力直接威胁到帝国主义世界生死存亡，美国为使资本主义世界能作最后挣扎，在国内政策上实行缓和劳资矛盾以对工人阶级让步，即美在经济上实行了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达到减缓国内劳资矛盾关系，为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恢复赢得时间；在国际上则提出和实施了对共产主义世界采用“和平演变”的战略。这既有复杂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更有杜勒斯本人的政治思想动机。

二、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的四个主要部分

60多年来，虽然“和平演变”也在演变，但至今仍然是美英等国西方国家对抗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政策。

回顾“和平演变”的历史，可以发现“和平演变”是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三个具体目标；三种实施方法；三个执行者；三种实现模式。

（一）“和平演变”的三个具体目标

毫无疑问，“和平演变”的最终目标是消灭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政权。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有三个具体目标：思想演变、制度演变和掌权人演变。

1、思想演变

思想演变就是首先让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在思想上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美国把意识形态上影响改变共产党人的思想作为改造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目标。大力推动这个意识形态演变的开端就是人道主义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斯大林逝世后。人道主义思潮先在匈牙利学术界开始，进而蔓延到东欧其他国家。后来被赫鲁晓夫高举提倡，促使了苏共最先是在思想意识形态中“去阶级斗争化”。人道主义之后是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福利主义、平权主义、和平主义、反独裁主义和宗教主义等。这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是西方国家最为看重和最为努力的地方，其作用在战略上也是明显的。其中一点努力实现的是，指挥指导共产党内部的这些代表、代理人物，在世界观上能自觉为西方服务，修改推翻共产党的历史，改变人们对共产党的领导人物、领袖人物的看法，否定共产党已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事实证明，苏共中央的领导人在思想演变上最先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以此迎合美国需要的战略目标，并在苏东国家得到全面成功。

2、制度演变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焦点是制度之争。和平演变有一个重要策略，就是一点一点地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先从经济制度入手，然后是社会管理制度，再然后是在法律制度上鼓吹司法独立，和在军事制度上宣扬军队国家化，最后是政治制度。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改革”。把演变隐藏在“改革”中，在慢慢渐变的演化过程中，每项制度变革都会逐步靠向一个轴心，这个轴心就是资本主义制度。

3、掌权人演变

掌权人演变，就是对掌握重要权力的人，用主动贴靠、拉拢的办法，去亲近接触他们，使他们在思想情感上接受西方价值观，感情上愿和西方的人士结交朋友，逐步使他们能在思想上接受西方价值观，能从思想上放松或放弃敌意，逐步实现从共产党人演变为资产阶级分子，直至成为西方国家在共产党内部的代言代理人。这是他们很重要和积极努力要实现的。两个演变方法：一个是让原来是共产党人的掌权人蜕变为资产阶级分子，另一个是让原本就是资产阶级分子的人篡夺掌权人的岗位。

只要能实现上述三个目标，或者之一，和平演变就有很大的成功可能。过去30年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个道理。

（二）“和平演变”的三种实施方法

“和平演变”的前提是非战争，非暴力。回顾过去60多年，可以发现实施“和平演变”的三个主要方法：舆论宣传、活动组织和拉拢官员。

1、舆论宣传

就是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国内外宣传方式，鼓吹资本主义优越性、宣传所谓普世价值、散布各种谣言、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共产主义理想等。从否定斯大林、匈牙利十月事件，到发展苏东境内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在境外出版攻击丑化苏共的文学作品《癌病房》、《古拉格群岛》等鼓吹和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再到雅克夫列夫“民主化、公开化、多元化”，还有“政治体制改革”，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和对西方人文主义、精英文化、生活方式的传播，无一不是“和平演变”舆论宣传的典型内容。

2、活动组织

就是由西方国家资助在社会主义国家兴办各类非政府组织，组织各类非政府活动。最著名的组织是波兰团结工会。

3、拉拢官员

就是利用政府官员及其亲属密友、亲近人士出访、培训、留学、交往和外交等机会，接近、熟识社会主义国家重要干部，与他们建立私人关系。长期接触，帮助解决一时遇到的“麻烦”困难，或予以一定资助，对他们施加思想上的影响，为他们提供一切方便，享受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形成利益输送。或是利用在外人员的缺陷或毛病，进行精神控制，威胁逼迫促使他们转变政治立场，自觉自愿地成为“和平演变”推动者。从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美英两国用此方法俘虏了人数众多的原苏东国家高级干部，对最后全面推翻原苏东共产党政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和平演变”的三个执行者

起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和平演变”是由美英等西方国家政府主导策动和推进的。具体执行者主要由美英等西方国家外交部门、情报部门和流亡国外反共人士、组织及国内反共人士、组织等三个执行者所构成。

西方国家外交、情报部门，就是美英等西方国家政府的外交和情报部门，制定专门政策计划和工作措施，编列专项工作经费，安排专门人员，总体策划、发动、调整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行动。同时支持、协调、资助在国外流亡的反共人士、组织以及在国内流动的反共人士、组织从事“和平演变”活动。最著名的机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处、美国之音、美国民主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

流亡反共人士和组织，就是那些从社会主义国家逃亡到西方国家居住生活的反共人士及其成立的组织。最著名的人士是萨哈罗夫，最著名的组织是美国乌克兰人协会。这些反共人士和组织把自己包装成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异见人士”和“民主人士”等，在西方国家政府外交、情报部门的丛恿、支持、资助下从事一系列针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和平演变”行动。

国内反共人士和组织，就是那些仍在社会主义国家居住生活的反共人士和组织，他们利用公开或隐蔽身份，采取公开或半公开以及地下方式，或接受西方国家政府的指令及资助或自主发起各种“和平演变”活动。

（四）“和平演变”的三种实现模式

很显然，“和平演变”已经实现部分成功。其中在原苏东国家取得的“成绩”是最值得汲取的教训。总体而言，“和平演变”有波兰、苏联和罗马尼亚三种实现模式。

1、波兰模式

就是通过发动基层群众，建立较具规模的群众组织，形成足以抗衡执政党的群众政治力量，最终推翻共产党政权。瓦文萨，一名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在英、法、德、美四国情报人员全面支持下，坚持多年领导几经波折的团结工会，以罢工、复工、再罢工、再复工的手段，把波兰经济、社会和秩序彻底搞乱，逼使雅鲁泽尔斯基交出政权，登上波兰总统宝座。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以夺权上位为目标的造反事例，无关任何民主自由，是美英扩大二战成果的战略部署，是“和平演变”最经典的“成功”案例。

2、苏联模式

就是通过思想演变、制度演变和掌权人演变三者合一，用了将近20年时间，以“和平”方式把世界最早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消灭。戈尔巴乔夫思想演变的根源是人道主义，制度演变的根源是所谓“政治多元化”，掌权人演变的根源是把美国长期秘密培养的关键人物雅科夫列夫推入到掌控苏共意识形态领导权位置上，并设法推动了对负责外交事务的谢瓦尔德纳泽和叶利钦等人的重用。苏联模式的核心是共产党高层内部分裂，自己主动放弃政权。

3、罗马尼亚模式

就是通过长期实施英国军情六处秘密策划的“帆船”计划（即将共产党高级干部的亲属、密友变为英国情报人员），把共产党政权核心岗位的掌权者演变为英美国情治机关的代理人，里应外合发动政变，推翻共产党政权。齐奥塞斯库执政后期，罗共中央政治局和军队高层的大部分领导人及其亲属都与美英情报部门建立了深层地紧密联系，获得了巨大利益，成为了英国情报部门在罗马尼亚高层的代理人（如：齐奥塞斯库的贴身卫士长）。当一小部分不明真相群众受谣言蛊惑进行一场规模有限的示威活动时，这些已叛变西方的掌权人立即与英国情报部门联手里应外合推翻了齐奥塞斯库政权。

综上所述，“和平演变”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每个部分又各有三个主要特征。这12个方面完整有机地推动“和平演变”的实施，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达到更迭苏东政权的目的。

三、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的具体实施

“和平演变”是最早于1949年由约翰·杜勒斯提出的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一种政策意图，1953年—1959年约翰·杜勒斯在担任两届美国国务卿期间，联合同期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弟弟艾伦·杜勒斯，一起将这个意图真正变为美国外交政策和行动纲领，并加以实施。

“和平演变”一词是毛主席于1959年对杜勒斯这个意图及政策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在美国政府内部并无直接使用“和平演变”（Peaceful Evolution）这个词汇。在日常行政运作中，美国政府和政客使用更多的是“和平策略”（Peaceful strategy）。1989年六四事件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对华工作中，开始使用“和平演变”一词。总体而言，虽然美英等西方国家并无以“和平演变”命名的政策和行动指引。但是，几十年来，他们把“和平演变”的实质工作具体落实到很多“以和平方式推翻共产党政权”的计划中，推动并实现了“和平演变”的目标。

（一）“和平演变”的政策制定

至少自1955年起，美国国务院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每年都会制定各自的专门针对共产党国家的政策说明。也会把这个政策意图结合到每年美国与共产党国家的双边外交政策中。

美国国务院每年底针对共产党国家的特别专门政策文件是以红色标签标注，所以也被称为“红标文件”（Red Label Documents）。这些“红标文件”主要是阐述共产党国家的政治情况、主要活动项目、经费预算和具体途径等。

美国中央情报局每年度制定专门针对共产党国家的行动计划，这些计划被简称为“D计划”。

可以说，美国国务院的“红标文件”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D计划”共同组成了美国政府每年度“和平演变”行动的工作方案。

英国是另一个一直坚持针对共产党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国家。每年英国军情六处都会编制一份专门针对共产党国家进行秘密行动的财务预算，上报英国下议院情报委员会特别批准。也会将工作方案上报英国首相。

（二）“和平演变”的具体实施

回顾60多年来“和平演变”发展过程，可以将“和平演变”的具体实施分为四大类：拉拢人员和建立组织；舆论宣传和造谣惑众；策划制造群体事件；资金支持。

1、拉拢人员和建立组织

1.1美英政府外交和情报机构人员直接接触共产党国家高层领导人及其亲属子女，以给予物质利益、安排生活帮助、提供工作留学便利和迎合兴趣爱好等方式与这些目标对象建立紧密私人关系;

1.2通过资助指导共产党国家在国内外的反共人士，利用人脉网络和交往机会，接触共产党国家高层领导人及其亲属子女，实施拉拢措施，建立紧密私人关系;

1.3直接和间接结识共产党国家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社团领导人、文体明星、媒体记者和社会热点事件人士等，为这些目标对象提供各类支持，建立紧密私人关系;

1.4为流亡国外的反共人士提供直接资助和指导，帮助他们在国外成立反共组织;

1.5为在国内的反共人士提供直接和间接资助和指导，帮助他们在国内建立各类非政府组织和地下组织;

1.6为流亡国外和在国内反共人士提供各种便利和支持，安排他们参加各类国际组织，推举他们担任国际组织重要职务，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2、舆论宣传和造谣惑众

2.1通过美国民主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布鲁金斯基金会和英国皇家国际战略研究所等半公开组织，在国内外举办各种会议、论坛和活动，有计划、有主题、有资助地宣传西方观点、批判共产党国家，洗脑共产党国家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和青年学生;

2.2有计划、有立场、有目的地资助国内外记者采访报道共产党国家内部事务，制造负面新闻;

2.3通过国际媒体和网络媒体发布各类虚假新闻，造谣污蔑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编造历史事件，杜撰社会负面热点。出版各类反共刊物和书籍;

2.4资助国际知名学者、文体明星和退休政客访问共产党国家，拜访并直接影响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主持和参加在共产党国家公开举办的学术研究、社会集会和文体活动，公开发表反共言论，会见反共人士，接受反共采访等;

2.5资助国内外反共人士在国内外媒体和网络上发表反共文章;

2.6资助国内外反共人士在国内外举办反共报刊、电视台、电台和网络媒体。

3、策划制造群体事件

直接组织和资助指导各类机构组织国内外反共人士策划制造各种反共群体事件。打击共产党形象，干扰社会稳定，传播反党言论，扩大国际影响。比如：静坐、绝食、自焚、示威、游行、罢工、堵车等等。

4、资金支持

可以说，绝大部分对各类“和平演变”行动的资金支持均来自美英等国政府，只有极极少数来自于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所谓通常报道中所说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资助都是政府的百手套，比如索罗斯基金、比尔盖茨、李察基尔等。

（三）“和平演变”的工作核心—演变共产党高级干部

“和平演变”的工作内容在过去60多年里有增有减，工作方式也不断变化。但是，“和平演变”的工作核心一直没有太大改变，就是一切围绕着共产党高级干部做工作。工作内容是：

一是为目标对象子女国外留学、国外工作提供资助、便利和生活照顾；

二是为目标对象家属出国旅行、国外居住、生活照顾提供全方位服务；

三是满足目标对象个人兴趣爱好和私生活要求；

四是向目标对象灌输资产阶级思想；

五是向目标对象提供金钱、住房、贵重物品等；

六是为目标对象的其他亲朋提供各种资助和便利等。

所有围绕共产党高级干部开展工作的核心目的就是与目标对象建立紧密私人关系，进而说服、争取、绑架和要挟目标对象自觉自愿成为“和平演变”行动的一员。艾伦·杜勒斯在1961年5月向肯尼迪汇报古巴猪湾事件失败原因时说：“事实证明，推翻古巴共产党的最有效和最人道的办法就是要争取古巴共产党大多数高层领导人成为美国民主的支持者，通过内部政变解放古巴人民。”

综上所述，“和平演变”是一项长期的有计划、有步骤、有措施的实际行动。它不但已经在原苏东等国家取得成功，而且仍然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共产党国家继续实施。

结语

毛主席高度概括的“和平演变”一词，充分表达和突出了美英这个反共战略的“渐变”阴谋。而“渐变”的核心是思想演变，通过一本书、一堂课、一次交流，日积月累地在思想上彻底俘虏了共产党高级干部和社会精英，这种对头脑漫浸式的侵害是最有力的毒化武器，是和平演变的成功法宝。

“渐变”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拉拢腐蚀共产党高级干部，先从亲属子女下手，直到高级干部本人。一次红酒品尝、一件小事帮忙、一次出访接待、一单交易促成等等小事一件件，最后串成一根铁链牢牢捆住这些放松警惕的高级干部，自觉自愿地成为了“和平演变”的推动者。

现在，“和平演变”已经被人们淡忘，偶有提出也会被讥讽为“阴谋论”。殊不知，美英等国的“和平演变”不但在升级换代，而且已在社会主义国家土壤上生根发芽。我们要保持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就必须清醒理智地反对“和平演变”，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否认“和平演变”存在的思想和言论。

谢选骏指出：杜勒斯和他的主子艾森豪威尔一样，都是胆小鬼，不敢和共产党对抗，所以用“和平演变”的拖延术，把挑战留给下一代。可笑的是，共产党却被唬住了，自乱阵脚地大搞“反和平演变”，结果闹出了文革、改革、六四屠杀等闹剧。

《解谜社会主义国家为何不能“和平演变”资本主义？》（2021-09-01 鹿野）报道：

偶然机会，笔者看到了《简述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一文。对文中的一些问题的叙述有不同的看法，在此就“和平演变”的一些相关问题简单谈谈个人意见。

一、西方的“和平演变”政策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演变

《简述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一文整体写得很不错，不过，其中存在的问题是过分高估了外因的影响力。事实上，“和平演变”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个是美国与西方国家的颠覆活动，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包括非执政的共产党人的自我演变。两相比较而言，自我演变的影响力远远高于西方的推动。例如，文中把和平演变分为波兰模式、苏联模式和罗马尼亚模式，然而实际上这三种模式主导的力量都是自我蜕变，而非西方的推动。关于苏联的情况，人们了解的已经很多了，这里仅仅谈一谈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情况：

波兰的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被称之为“波兰的戈尔巴乔夫”，早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他就赞扬戈尔巴乔夫“创造性的坚定不移的活动”，并宣称，波党正把自己的“社会主义革新路线……同戈尔巴乔夫为社会主义……大胆开辟的道路联系在一起”。戈尔巴乔夫和雅鲁泽尔斯基相互理解，相互影响。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雅鲁泽尔斯基在党内的地位进一步加强;波党内部强硬派遭到削弱，退居下风;自由派获得极大的鼓舞，影响上升。更有甚者，雅鲁泽尔斯基在很多政策方面都是走在戈尔巴乔夫前面的。1986年12月，其便提出了“社会主义多元化”，1987年12月又正式要求把“政治多元化”写入党的文件。1988年6月的时候，雅鲁泽尔斯基提出团结工会合法化和举行圆桌会议的主张。随后，其在1988年到1989年期间又撤销了大量主张对团结工会等反共势力持强硬的态度的波兰党内领导人的职务，为后来波兰统一工人党下台和改旗易帜为社会民主党铺平了道路。正如雅鲁泽尔斯基的好友拉科夫斯基强调的：

“团结工会到1986年初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如果要是没有雅鲁泽尔斯基和我的改革，波兰的旧制度是绝对不可能垮台的，但是正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建立了新秩序，结果就让我们很快成为了多余的人。”

罗马尼亚的情况也与波兰大同小异。早在齐奥塞斯库上台前夕，毛主席就一针见血的指出：“罗马尼亚这个党，在思想上和赫鲁晓夫相同的东西很多”，“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不讲是非”，如果不改正错误决不会有什么好下场。齐奥塞斯库上台后不但没有听毛主席的劝告改正错误，反而变本加厉。1979年，齐奥塞斯库在罗共十二大报告中，只提科学社会主义，而没有提马列主义。罗马尼亚成为继南斯拉夫之后第二个放弃“马列主义”提法的社会主义国家。1981年6月24日，齐奥塞斯库正式宣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已经不再适合罗马尼亚当前的社会历史现实”，“只会在人民群众中制造混乱”。1984年的罗共十三大上，齐奥塞斯库把“坚持党的领导”改为“党同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一起领导”，把指导思想由“科学社会主义”进一步改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并且删除了“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提法。其实，就连齐奥塞斯库这个“总统”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原来罗马尼亚的国家元首是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为了“党政分开”、“深化改革”、“与国际接轨”于1974年8月设立总统一职，开始实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颇具特色的总统制。相比之下，苏联是戈尔巴乔夫后期的1990年才“与国际接轨”实行总统制。

现在一些人总是强调东欧剧变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垮台，但实际上早在剧变之前的几十年里，社会主义就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政治不正确了。仅以文学艺术领域为例，波兰在哥穆尔卡时代和雅鲁泽尔斯基时代两次掀起“清算文学”高潮，清算的对象就是革命与社会主义。正因为这种情况，在波兰剧变以后语文教科书几乎没有做什么改动，因为瓦文萨等领导人强调“1956年后共产党执政时代的主旋律文学也都是反共的”。罗马尼亚的情况与此类似，1980年，在齐奥塞斯库亲自支持下，罗马尼亚作协副主席马林·普列达出版了小说《世上最亲爱的人》。小说把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称为“整个民族的悲剧”，把推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五十年代称为“苦难的十年”……因此，即使雅鲁泽尔斯基和齐奥塞斯库继续执政下去，彻底改旗易帜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自我演变”的情况呢？其实答案很简单，社会主义要求工农大众当家作主，所以是对于普通人有利而对于上层统治集团不利的，统治集团如果推行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牺牲。同样，和平演变的关键不在于西方，而在于执政的领导集团是否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像列宁、斯大林和波兰的贝鲁特等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的领导人执政的条件下，西方国家不管怎么搞“和平演变”，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成绩。而到了后来戈尔巴乔夫、雅鲁泽尔斯基和齐奥赛斯库这样的本身自己就不相信共产主义的领导人执政，即使西方国家不搞“和平演变”，他们也一样会搞自我演变。

二、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和平演变”资本主义

因此，一些公知整天嚷嚷的“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和平演变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却可以和平演变社会主义”这个与上文密切相关的问题也就很好解答了。实际上，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其国家变化都主要取决于内部而非外部。如果要是以国与国的关系作为主要出发点，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苏联也从来没有用武力输出过革命，历史上的苏联的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1979年在阿富汗这三次出兵都是在原有的亲苏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平定叛乱。至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与扩大更与苏联的武力没有任何关系。正如《简述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一文所引用的杜勒斯的讲话：

“苏联共产主义从7年前控制的2亿人扩大到今天控制的8亿人，是以政治、心理和宣传方式完成的，并没有真正把红军作为一个侵略力量去使用。”

但是，杜勒斯的讲话中也存在一个问题，即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并不是什么“苏联颠覆”结果，而是由于这些国家内部阶级矛盾发展的产物。诸如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因为国民党的极度腐朽，导致几十年里边出现了人口不增长的“奇迹”。这种情况导致中国的革命不可避免。只不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原则是要求统治者全心全意地为普通劳动者服务，所以让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统治者和平放弃其在劳动者头上的地位是不太可能的，即使不用武力推翻他们，也至少要掌握暴力基础，让他们感觉大势已去，才有可能接受和平改造。相反，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则是把有钱人和其圈养的公知精英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主张他们可以骑在工农劳动者的头上作威作福。所以如果要是社会主义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于领导干部和文化界的头面人物是有利的，他们完全可以利用既有的权力基础搞“和平演变”。

事实上，在苏联解体之前的各种调查中都表明，普通劳动者中主张坚持社会主义的占了80%以上，而领导干部当中则主张推翻社会主义的占了80%以上。文化界的情况与此类似，当时，苏联文学界分化为爱国派和自由派两大阵营，前者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苏联解体，后者则积极鼓吹全盘西化。当时，俄罗斯作协一共有4500多人。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作协一分为二，两大阵营各成立了一个作协。其中，参加自由派作协的作家占了700多人，约占16%，参加爱国派作协的作家占了3800多人，约占84%。但是，在苏联解体前夕两派的知名作家发表过关于当前局势的两封联名信，并在作协的领导干部当中征集签名。其中，在自由派作家的联名信上签名的领导干部和知名作家有300人，在爱国派作家的联名信上签名的领导干部和知名作家只有74人，即自由派公知在上层中占了80%。

同样的道理，共产党很容易和平演变成社会民主党，革命党很容易演变成议会党，反之则很困难。因为即使是在革命阵营内部，想要通过革命来分一杯羹，自己夺取人上人地位的是多数，一心为劳苦大众谋得解放的是少数，加上坚持革命是要冒着流血牺牲风险的。所以在统治者开出不破坏资本家和其圈养的公知精英们统治地位为条件让共产党加入选举游戏分一杯羹时，很大一部分共产党员就软化了。相反，已经参加过这种无聊透顶的富人选举游戏的共产党，却很少再愿意为劳苦大众解放作斗争，除非是环境恶化，资本家集团再度强行取缔它而“逼上梁山”。

像西方的第一大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战后初期，意共总书记帕尔米洛·陶里亚蒂提出要“以妥协的议会道路夺取政权”。1945年意共五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凡年满十八岁并接受意大利共产党的政治纲领的公民，不论财产多少，宗教信仰如何均可入党。毛主席在《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中对其严厉批评：“（意共）把资产阶级民主看成超阶级的民主，认为无产阶级依靠这种民主也能上升为‘领导阶级’，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实际恰恰是适应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需要”。果然，1979年，意共15大新党章删去了意共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先锋队的提法;1983年意共16大宣称十月革命的道路已经没有任何积极意义;1986年意共17大明确把自己定位于社会民主党;1989年意共18大正式取消民主集中制;最终1991年意共20大召开，以压倒多数通过了领导层“主流派”的提案：把意大利共产党改为左翼民主党，彻底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就这样，意大利共产党一步步地自我消灭了。

正因为如此，毛主席多次“感谢”蒋介石，强调要不是蒋介石过于残暴，不给共产党丝毫的活动空间，那么中国共产党很难坚定武装斗争的决心从而最终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比如说，如果要是抗战结束以后，蒋介石真正给了中国共产党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那么很难保证中国共产党不像意大利共产党一样出现一步一步地自我消灭式和平演变，即使是有一天通过这一道路执政了，也只不过是资本家和圈养的公知们多挂了一块牌子而已，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工农大众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

三、和平演变政策与乔治·凯南的“遏制”政策不是对立的

另一个问题是，该文把和平演变政策称之为“杜勒斯的和平演变”，强调是杜勒斯的个人特质，诸如宗教信仰的产物。并且把这一政策和乔治·凯南时期的“遏制”政策对立起来：

“杜勒斯基于宗教立场的认识使其成为了著名的反共坚定分子，也是他“和平演变”思想的最重要基础……自1946年乔治·凯南提出著名“遏制”政策（长电报）以来，美国采取的外交“不干涉、不进取” 防御主义政策带来的结果是共产主义阵营扩大了地盘，对美国产生了实质威胁。因此，杜勒斯提出了更为积极的“解放、改变和斗争”的进取政策。”

然而，这种说法是不太合适的。准确地说，中国最早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力图通过非战争手段把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资本主义这一政策概括为“和平演变”是杜勒斯时代，但是在乔治·凯南时代就已经提出了相关政策的基本内容，1947年初即在呈报给杜鲁门的报告《苏联行为的根源》中强调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是巩固的，但是一旦斯大林逝世，苏联很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就为美国提供了良好的时机：

“如果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到破坏的话，苏俄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最脆弱的和最可怜的国家。美国有能力大大加强苏联在执行政策时受到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采取他比近年表现出来的远为克制和谨慎的态度，并通过这种办法促进某种趋势，这种趋势最终必然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软化。”

从上面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乔治·凯南已经说出了杜勒斯上台后一系列和平演变政策的类似的内容。因此，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政策是一以贯之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矛盾所决定的，并不是取决于某个人的个人特质或宗教信仰。过度推崇杜勒斯的个人作用，把杜勒斯和乔治·凯南的观点对立起来是不合适的。

同样的道理，文中把“遏制”说成是和平演变相对立的政策也是不合适的，强调这一政策不够积极主动，主要是麦卡锡和杜勒斯等人出于党派斗争的攻击，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简述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一文中把“遏制政策”和“和平演变”对立起来的主要依据是杜勒斯1953年1月的一段讲话：

“苏联共产主义已经从7年前控制的2亿人口扩大到今天的8亿人口，我们必须始终牢记要去解放那些被共产主义政权奴役的人民。现在解放并不意味解放战争，解放可以通过非战争的过程来实现。举一个不太理想的例子，就是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就从苏联共产主义统治下逃脱出来了。显然铁托本身就有许多独裁之处，但是这个例子说明瓦解这个代表了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共产主义整体结构是可行的。中国和莫斯科之间现在的联系是违背中国传统和希望的危险布局，我们当然不能容忍将中国4.5亿人口置于苏联暴力独裁的奴役之下。因此，一个仅仅针对共产主义政权遏制的政策是一个不健全的政策，一个肯定会失败的政策，因为保守的防御性政策（指遏制政策）永远不会胜过积极的政策（指和平演变政策）。”

然而，把这种“积极的政策”概括为“和平演变”不合适的。其名称是“解放、改变和斗争”，简称为“解放”政策。主要内容包括使用和平和武力的一切手段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并且最终推翻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虽然说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对于杜鲁门和凯南有诸多的攻击，但是其政策实质继承性大于改变性。像在杜鲁门时代，美国积极镇压希腊的共产党武装，并且支持法国镇压越南的共产党，还操刀上阵出兵占领了整个朝鲜给轰炸中国东北，这怎么能说是一种消极的无所作为的政策呢？在杜勒斯上台以后，所谓“解放”政策不是也并没有推翻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相反的倒是近在咫尺的古巴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吗？就其具体采取的手法来看，也与杜鲁门时代没有什么区别，主要是以镇压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运动为主，同时坚持以武力和和平手段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一般在广义上把艾森豪威尔时代的“解放”政策直到里根时代的“战略防御计划”也视做“遏制”政策的不同阶段。

之所以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和平演变”更令人关注，主要是因为杜勒斯在1953年1月提出了“解放”政策之后不久，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同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苏联当局政策上面发生了很多变化，相应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从1954至1955年开始就更加注重和平演变的作用，特别是1956年苏共20大以后更是把这种手段放到了一系列反共政策中首屈一指的地位。也正是这种情况下，20世纪50年代末毛主席才作出了关于杜勒斯讲话的批示，正式提出了“和平演变”的提法。但是，这种更加注重和平演变的变化与其说是美国政策方针的变化，还不如说是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的自我演变的必然结果。

总之，和平演变政策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对立的必然产物，早在乔治·凯南时代就已经提出了其主要内容，只不过杜勒斯时代斯大林的去世使得这一问题更突出了而已，我们不宜过度推崇杜勒斯的个人影响。正如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壮大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产物而非苏联等国的渗透一样，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化变质不应该单纯归咎于西方国家的颠覆活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国家领导集团共产主义信仰丧失后的自我演变。领导者如果推行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牺牲，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能做得到。因此，我们固然不应该忽视西方国家的渗透，但是更应该更加重视自身的思想建设。正如那句老话：“打铁还要自身硬”。

谢选骏指出：上面两文都和杜勒斯一样无知，不懂“非基督教国家不可能和平演变”。所以欧美使用对付欧洲共产党的方法来对付亚洲共产党，只能泡汤。因为他们不懂——“非基督教国家不可能和平演变，只能通过武装起义、战争解决问题。不仅亚洲非洲如此，拉丁美洲也是一样——“亚非拉”的连词使用并非偶然，看看古巴就略知一二了！

【16、废垃与暴政的循环——除非上帝怜悯】

《对于中国人来说，真正的疫情其实才刚刚开始！》（假装是天堂 2022-12-13）报道：

行程卡，正式下线了。

12月13日零时起，行程卡宣布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让大家对新政策的调整再次增添了实感。

随着调整，身边出门的人开始变多，最明显就是朋友圈晒类似堂食等，看到这种逐渐回到过去的生活节奏，老徐起初是高兴的。

令人没想到的是，事情开始往不一样的方向发展。

老徐细心的发现，很多人以为调整政策就是病毒消失了，连坐地铁都有人不戴口罩了。甚至有网友反馈，有人核酸都阳了口罩也不戴。

他们这样搞，让老徐一度错愕的以为病毒消失了呢？但问题是，比起之前的防疫，其实现在才算是真正的“疫情”。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现在中招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疯狂囤药，抢药，以至于“我阳了”，都变成了一句流行语。伴着感染人数来的，是医疗资源的日益紧张。

湖北武汉，某医院发热门诊前排起长龙，队伍长到从诊室一直排到了停车场。

北京多家医院的发热门诊人满为患，有的人在外排队超过6小时。老徐之前写文的时候都预测，一定会有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只要熬过去我们就算是真正的“抗疫成功”了。但我没想到的是，居然演变成口罩都直接被抛弃了。

很多人觉得现在毒性弱了不怕了，觉得反正都要感染，不如就贪方便不戴口罩。

老徐在这想极力强调：这种想法，是错的！

口罩到底有多重要？

数据显示，在与阳性感染者接触时，双方不戴口罩的感染几率达到90%，几乎逃不掉。

若自己佩戴口罩，对方没戴，那被感染的几率有30%；

当双方均佩戴口罩，且保持1.8米以上距离，感染率几乎为0。

钟南山也表示，口罩能够至少减少60%的感染风险，足以见得口罩对阻隔新冠病毒感染的作用有多大。

最重要的是，不戴口罩，将会造成接下来防疫非常艰巨的一环。

一方面，短时间内将产生大量的感染者。

首先医疗上，14亿人同时感染是个非常恐怖的现状，没有一个国家的医疗资源能撑得起这个基数。

可能有人会说，我得了就在家，反正不吃药也能好。

这没错，但问题是架不住人性啊，若你有医生护士朋友，这阵子应该听他们吐槽不少，有的人一有点发烧头疼就直奔医院，搞得各地的120资源也完全不够用。

现在地方和官媒都不得不呼吁大家冷静，别动不动就去挤兑医疗，但也效果甚微。因为人性这玩意，真的不可控。

另一方面，三四线城市乃至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接下来还有一波冲击。

回老家的人都知道，一些村里的老人一般都没有戴口罩的意识，且当地疫情也少，甚至几乎没有。

但在政策放松之后，很多小地方陆续开始出现病例。

广东茂名，湛江那边的一些县城，最严重时也不过个位数，现在一天天听到有朋友说有新增，药店里根本买不上药。

四川达州，有网友爆料当地诊所到处都是排队看病的人。

这种现象，几乎像毛毛细雨遍布全国的县城，农村。

此外，由于他们获取信息落后，不少人还停留在得了病毒就会死的层面。

一旦中招出现症状，很多人就会涌去当地的卫生中心，但小地方医疗资源有限，少的只有一个驻点医生，每天最多也就能接待十来个病人。

这种挤兑，远比病毒更可怕。

如何避免呢？

很简单，能晚阳，就晚阳！

老徐呼吁，为了自己的身体也好，为了家人也罢，更甚，为了国家大局，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护。

这玩意是病毒，能不中就不中，即使中了也做好防护保护别人。

不是早阳早好，不感染才是最好。

而在公众场所戴好口罩，就是第一步，这里我呼吁，跟隔壁香港学习吧。

别以为香港已经放开，其实没有，甚至在某些方面他们比内地还严格。

此前他们就要求，若公共场所不戴口罩，符合规定却没打疫苗的都要被罚款5千港元，而商家如果助长这种风气，也要被罚。

今年中秋期间，香港警方派出了272张违反“口罩令”的罚单，还抓了5名餐饮处所的负责人。

还有违反强核酸算规定也要被罚款，据港媒报道，香港过去一个星期对违反强制核酸规定的人罚了总计近100万...

以内地的情况，我认为这种罚款是非常适合的，因为那些敢在公众场合破坏规则的人，往往对钱财也很重视。

既然如此，那就重罚。

老徐看到，像浙江、湖北、安徽、广东等有的城市都在号召全民出入公众场合要戴口罩。

但这种呼吁显然是不够的，中国人口基数太大，每个人的素质和自控力参差不齐，导致不道德，不自觉的人实在太多了。

有的肯定不在乎所谓的“呼吁”和义务，那我们干脆就用罚款来让他们老实遵守。

这个法子，香港测过了，可行，而国外，像德国柏林现在也依旧要求任何违反新冠防疫条例的人将支付1000至5000欧元的罚款。

这说明，大家都明白靠个人自觉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一定的措施来让更多破坏规则的人意识到：现在不是不防疫，而是真正让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

若你的思想是觉得感染病毒无所谓，也没啥，不会有人骂你怪你；但是如果你要破坏规则，让别人跟着一起感染。

那我们就该罚。

让不守规则的人被罚得肉疼，才能对得住那些自己勤勤恳恳防疫，想保护家人的普通民众。

公众场合戴不戴口罩，真的不是一件小事。

因为真正的疫情，才刚刚开始！

网民嚎叫：

KMT88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06:35:15

中国政府坚决不用美帝疫苗，这是政治原则问题，再说也没有余钱了，买了疫苗，给非洲兄弟的钱还怎么撒

一点小看法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18:35:15

这个时候就不能说风凉话，毕竟是生命和健康的事。中国要赶紧进口美国的疫苗，全民接种，尤其是中老年人。等自然免疫代价会很大。美国的疫情也是全民接种后开始反转的，现在已全面放开了。

Earth_Rover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16:45:54

墙国早就抗疫成功了，习主持的庆功会早就开过了！还骂别人不会抄清零的作业。啪啪打脸！

石库门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15:51:08

Lacedaemon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13:58:27

3年清零，中国牺牲自己为世界拉平了曲线，世界人民表示感谢和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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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自己？世界人民听不懂，世界稀罕你的曲线？世界憎恨你的放毒。三年清零，害了自己也连带害了世界，世界表示感谢？自作多情了吧。

咋啥名都被使用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15:08:48

支持作者的观点。新冠患者阳性应该自觉居家隔离，三天也行，具强传染性那几天避开人群。公共场所，超市公车等佩戴口罩，缓解集中感染，造成医疗挤兑。违规者，简单直接处理，罚款。

Lacedaemon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13:58:27

3年清零，中国牺牲自己为世界拉平了曲线，世界人民表示感谢和不理解。

wuyong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13:42:01

真的是一地鸡毛了，五味杂陈不知如何说起。真是挺可惜的，那么大的投入争取来的3年宝贵时间， 本应该去做应该做的事情——那就是压平曲线呀。天天在清零上耗劲，越发使得事情不可收拾了。有人说专家那里去了，感觉在清零这件事情上学术问题被政治问题取代了，变成了一个政府官员的升迁与否的仕途问题。这就是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应该承认呀！其结局就是成绩都是政府的，出了问题老百姓买单。

HEB2022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13:38:10

疫情三年，中国人民没有经济补贴，没有有效疫苗，被封控，被抑郁，被强制隔离，生意倒闭，坐吃山空，次生灾害不断。三年过去了，只剩下巨大的防疫鸿沟。感染更多更快更强，吃二茬苦，受二茬罪，而且面临巨大的病毒变异不确定性。CCP土匪式执政，责任人该受到最严厉的制裁。

一条小路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13:23:20

動態清零是最科學最精准的，現在才發現是偽科學無精准。

石库门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13:22:16

gbgdxc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13:00:13

这才是病毒回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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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是公平的。害了全世界，最终害自己。

gbgdxc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13:00:13

这才是病毒回娘家！

一带一路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12:58:00

不要说新冠就是秋冬季节感冒流行封闭空间戴个口罩比较好，保护自已也保护别人；这是文明的思维

石库门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12:43:32

相信吃屎最欣赏的流调取消了，一定很失落吧。半年多前曾经说流调就是变相监控，吃屎兄大发雷霆，说好好的流调怎么到你嘴里就变成监控了～～。白白折腾了三年，天天核酸，封控消杀，焊门堵街，强行方舱，健康码，行程码，场所码，抢菜抢药。。。这些吃屎兄和五毛们大加赞赏极力拥护的中国特色一夜间全不见了，有何感想？事实就是清零没有效果，特色完全失败。浪费了三年，还是走被自己骂得一文不值的共存之路。 自诩的“模范生”成为不折不扣的留级生。即使做留级生也不及格，看看眼前的一地鸡毛，抄作业也抄不像，搞得鸡飞狗跳，人仰马翻。这水平，吃屎兄，你怎么看？

roliepolieolie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12:35:40

本来是病毒发源地，第一个与病毒较量过关。但是中国按下暂停键，劳民伤财百业俱暗，到了别的国家都过关后，中国才进入考场，一道题不少从头做起。

旁观者XWY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12:29:00

关了三年，又回到原点。

Gadgets55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12:19:03

误导。不戴口罩，如果相隔两米的话，感染率也是接近0的。Keyword：距离

ali88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11:47:30

退齋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11:23:35

胡说！ 对于中国人来说，真正的疫情其实10年前从包子的时候就开始了，叫做庆丰疫！

++++++1

过去是苛政猛于虎。

如今是包帝猛于病毒。

ali88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11:45:50

“对于中国人来说，真正的疫情其实才刚刚开始!”

+++++++1

这是明摆着的，大家都知道，除了那个非要清零的一尊蠢货。到头来浪费了大量时间资源甚至生命，还得从头来过。

退齋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11:23:35

胡说！ 对于中国人来说，真正的疫情其实10年前从包子的时候就开始了，叫做庆丰疫！

天台坐客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11:22:09

3年后的今天，医生和老百姓得到了什么不同的支持和引导吗？医院和社会应对病患的方式有任何改善？你庞大的政府系统一天挂在嘴上的不差钱最高效全心全意为人民生命原来除了折腾人民就是撒手不管？还人类命运共同体。很玄幻很搞笑 ；）

groogle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10:46:00

包子 你开始你的表演

zeroLux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10:22:35

抗疫整整赢麻了三年，结果才开始

北卡山人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10:09:41

你们自己玩吧。世界早已没有了看着你们偷偷乐的闲情逸致

吃货2001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10:08:39

写了三年的一年级作业，现在想去抄别人，却发现人家作业是四年级的，要用钢笔圆规，你只有一支铅笔。

桃花潭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10:07:34

不是新冠也被传染了。

庄家汉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09:53:59

折腾了三年，就搞了个这。善良的国人只会说，国家管了我们三年，现在只能靠自己了。

这是个什么地方啊，那些专家学者院士们都在做什么啊。

unanimous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09:53:06

幸灾乐祸了别人倒霉三年，自己疫情刚开始？

InNorthTexas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09:51:59

精准弯道超车。

小米干饭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09:43:00

什么叫刚刚开始？疫情初期的的武汉封城是为了什么？全国的医务工作者驰援湖北是为了什么？

道霖沙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09:18:25

中国队踢上半场，美国队踢下半场，现在轮到中国队踢加时赛了！

大大叔 发表评论于 2022-12-13 09:18:11

国人有点儿毛病就去医院，能不挤兑吗

谢选骏指出：废垃不讲公德，说不戴口罩就不戴口罩，直到暴政强制清零。

《尸体烧不过来？北京官方:2小时送烧 就地火化 不得举…》（Newtalk 2022-12-14）报道：

事件回顾

北京十多家殡仪馆日夜运作 火化遗体须排期6天 墓地售罄

中共放宽防疫政策后，北京各地医院塞爆就诊患者。中国放宽防疫政策，其配套措施皆无法跟上。近日看到各地常备药品被扫荡一空，医院门诊爆满，现在连太平间、殡仪馆也开始无法负荷确诊离世者遗体。推特网红“方舟子”帐号今（14）日就 po 出北京卫健委在 12 日发出的文件，要求新冠死亡患者两小时联繫殡仪馆，不得举行任何告别仪式，需就地火化。

据“方舟子”推特贴文，该文件是由中国北京卫健委、民政局、公安局联合发布《新冠核酸阳性患者遗体处置工作指引》（简称《工作指引》）。

节录文件中的内容表示，在医疗机构内发生新冠阳性患者死亡时，由医疗机构开具死亡证明，并及时联繫殡仪馆，自患者死亡至联繫殡仪馆原则上在 2 小时内完成，不得超过 3 小时。

接著说，在本市（北京）死亡的新冠阳性患者应就近火化，不得採用埋葬或其它保存遗体方式，不得移运出本市。本市以外地区死亡的新冠阳性患者遗体不得进入本市，按照就近原则就地火化。

《工作指引》表示，患者死后，不得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利用遗体进行其它形式的丧葬活动。 少数民族新冠核酸阳性患者遗体，按照中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遗体必须就地火化。火化后骨灰可按照民族习俗进行安置。

后续说，在华外国人及港澳台人士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在境内死亡的，按照中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遗体必须就地火化。火化后的骨灰可按死者家属意愿运输出境。

而大量离世患者也使殡仪馆、火葬场负荷人力不来。网传照片流出，一名工作人员称，因殡仪馆员工陆续阳性，上班人员严重紧缺，又因北京市近期死亡率上升，现预定火化时间最少都在 5-7 天，遗体积存情况严重。

他说：“为保证本院基本服务，请大家不要再给我打电话，无空箱借用给大家。”下图附上一张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标志。

北京疫情严重，官方发布最新遗体处置规定。图：中国青年报

中国北京卫健委、民政局、公安局联合发布《新冠核酸阳性患者遗体处置工作指引》。 

网民嚎叫：

GuoLuke2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7:51:42

为什么江泽民就可以几十天不火化？

重鸟先飞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7:17:33

楼下的太小看圣上了，人家都能在全世界面前把先皇叉出会场，会怕几张白纸？怎知那才举了两天的白纸不是他给自己造的台阶？可惜了那些跟风的热血青年。。。。。圣上不愧是红二代，这阳谋的本事深得开国先帝的真传。

zzolddog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6:45:40

你们外面的人不是老说新冠是大号流感，现在又说死的人多，到处哪句话是真的？

LZ56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6:40:20

点点点点点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4:07:51

马上就要揪出湾湾疫苗的几个大毒虫了。1450准备好，要大洗地了

seator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5:51:54

reno2389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3:24:57

你们还好意思说这话？怎么能够做到科学点的计划？传染这么厉害的病毒同意你科学点的计划吗？新冠抗议，或者清零，或者放开，没有第三条路！没有科学点的计划这条路！

===================

去看看当初你们笑话死了100多万人的美国，疫情开放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指标和开放范围，连美国这么糟糕的国家都知道开放要做个计划，等着别人抄作业的强国被几张白纸吓得一夜之间就在全年最糟糕的季节彻底放开了。当然，包子只算政治帐，防疫清零是政治，不是科学

老李子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4:52:01

张姗姗要改做焚尸炉的生意了。

点点点点点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4:07:51

马上就要揪出中国疫苗的几个大毒虫了。五毛准备好，要大洗地了。

lostman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3:39:55

把五毛就地火化

gbgdxc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3:36:55

reno2389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3:24:57

你们还好意思说这话？怎么能够做到科学点的计划？传染这么厉害的病毒同意你科学点的计划吗？新冠抗议，或者清零，或者放开，没有第三条路！没有科学点的计划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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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科学点的计划这条路？

当年毛有亩产万斤，今有习病毒清零！这俩政策都是科学的计划的道路！你反对试试，立刻让你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gbgdxc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3:31:50

luren_1970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2:32:07不好了，又要硫超标了。当年武汉封城的时候就是这样，火葬场都有加班加点，24小时不停，还有外地的流动火葬车支援。最后政府公布数字就死了4000多人。好家伙这么多火葬场连轴转还要支援，才多少了4000多？反正不管你们信不信，我是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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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当初好歹承认武汉死了4000人。今天，北京病毒死亡人数仍然为零！病毒清零失败了，死亡人数清零登场了！习已经划了线，哪个城市地区死亡人数多，致使中国死亡人数超过美国，丢官法办！结果就是：他们的死都与武汉肺炎无关！

Sam大树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3:29:55

防传染吹成烧不过来，小编嘴太贱了

reno2389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3:24:57

嘉人2020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1:11:00

无论是清零还是放开，管理水平全都粗暴极了，国家就没有一个科学点的计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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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还好意思说这话？怎么能够做到科学点的计划？传染这么厉害的病毒同意你科学点的计划吗？新冠抗议，或者清零，或者放开，没有第三条路！没有科学点的计划这条路！

gbgdxc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3:19:56

longtuying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09:56:00

Armweak:你是在骂你自己下三滥，还是你父母祖宗下三滥，写中国字，说中国话，黄皮黑发，你是什么民族，难道你是印第安土著，？体貌特征倒是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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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写中国字，说中国话，正宗的中国人啊！不像你，写中国字，说中国话，就是不干人事，跟着西洋马列党胡泱泱！白披了一张人皮。

lumom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3:19:33

不是有的人是假死，2小时不够吧

gbgdxc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3:14:34

abraham007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09:26:42

我在这份文件里没看到死亡数字呀。台巴子的哪只眼睛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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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懂个锤子！一个星期前，习搞武汉病毒清零，以后，一定是病毒死亡人数清零！真实病毒死亡数据是国家最高机密，会让你知道？

HighEnd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2:53:37

以中國的人口規模和居住密度和奧密克戎的死亡率，完全開放後帶來的死亡肯定會比平時加幾倍，文中這種情況應該是真實的

luren_1970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2:32:07

不好了，又要硫超标了。当年武汉封城的时候就是这样，火葬场都有加班加点，24小时不停，还有外地的流动火葬车支援。最后政府公布数字就死了4000多人。好家伙这么多火葬场连轴转还要支援，才多少了4000多？反正不管你们信不信，我是不信！

偶偶地来一发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2:17:21

但是你说的无关本文的内容。

海川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1:30:42@偶偶地来一发 中国关于死亡一向有就地火花的规定，尤其是在城市里，连从医院运死者回老家都是不允许的。

老大粗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2:14:04

Huilianghu5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1:19:52

历史上瘟疫流行时就是封村，出逃者杀，死得差不多了就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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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各村干部民兵也一样，出逃者杀，饿死得差不多了就拆房。

US_Lion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2:05:56

中国人没病也装病。

炎黄2008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2:05:07

人类面对大瘟疫，长期封堵肯定不是解决办法。有了有效疫苗之后，加上每个人自身的免疫力，人类最终能够存活下来，靠的是“适合生存”这个最基本的生物延续原则。

cowboy62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2:03:08

所以说中国现在还是处在中世纪……

Huilianghu5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1:19:52

历史上瘟疫流行时就是封村，出逃者杀，死得差不多了就烧房。

HEB2022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1:49:56

这一切早就在CCP意料之中，所以迟迟不敢开放。光屁股小学生皇帝尝到早期封城的甜头，以为自己拿到了天之骄子的秘密，清零就能解决一切，坚决跟全世界科学界硬刚，死要面子活受罪不买进先进疫苗，割韭菜，用烂国产疫苗，最后骑虎难下。习患不除，中国人难逃继续受苦受难的命运。

Tulanian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1:31:02

嘿嘿，湾湾骗子狗粮轮子又神经错乱造谣嗨……？！

海川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1:30:42

@偶偶地来一发 中国关于死亡一向有就地火花的规定，尤其是在城市里，连从医院运死者回老家都是不允许的。

偶偶地来一发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1:28:07

问题是科学了就不民主没人权。计划生育科学吧？那时候多少科学家说人口要爆炸。结果呢？共产党被臭骂。所以不能靠科学。

嘉人2020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1:11:00无论是清零还是放开，管理水平全都粗暴极了，国家就没有一个科学点的计划吗

爱吃猫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1:27:35

作者全家都烧完了就歇歇吧。

过滤词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1:27:05

嘉人2020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1:11:00

无论是清零还是放开，管理水平全都粗暴极了，国家就没有一个科学点的计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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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治国，能做到这样已经不错了。

Huilianghu5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1:19:52

历史上瘟疫流行时就是封村，出逃者杀，死得差不多了就烧房。

嘉人2020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1:11:00

无论是清零还是放开，管理水平全都粗暴极了，国家就没有一个科学点的计划吗？

偶偶地来一发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0:59:40

看清楚，就地火化是新冠患者遗体。

海川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0:50:53

江泽民死了为何派专机运往北京火化再用专机运回上海，再用军舰撒骨灰，领导人带头破坏规矩。

Gooddevil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0:58:00

把方舟改成火化场不就行了

彼采荇兮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0:55:20

听你这意思，还是 1450 好赚啊，换个 新头壳，发点谣言，反正也没什么良心，直接从1450万，秒变211亿。

Aug 31，2022 — 行政院25日通過明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其中數位發展部編列高達211億元。

5mslj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0:18:56

最近这几年，五毛们都疲于奔命，五毛钱实在是不好赚，而且还付出了良心的代价。

tsingdao355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0:52:22

现在知道为什么清零了吧，清零三年，保你三年，结果被骂

海川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0:50:53

江泽民死了为何派专机运往北京火化再用专机运回上海，再用军舰撒骨灰，领导人带头破坏规矩。

tsingdao355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0:48:09

外国华人不知道中国现在没有土葬，必须火化

InNorthTexas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0:32:10

省得将来又得花十年刨祖坟，刨坟有理，革命无罪。

HighEnd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0:31:46

不是有移動焚化車嗎？直接開到家裡處理就完了

gd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0:22:27

用拆了方舱的材料盖些焚烧炉。

5mslj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0:18:56

最近这几年，五毛们都疲于奔命，五毛钱实在是不好赚，而且还付出了良心的代价。

小矛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0:11:00

共产党这几年的恶搞正好阻断的比较温和的奥密克戎取代原有毒株，再加上人民普遍缺少自身免疫力，情况才会变得这么糟糕。

cowboy62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10:07:02

除了中国和北朝鲜，世界上其它国家，甚至非洲贫穷国家的人们，也都打了mRNA 疫苗，这就是差别！

人心不平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09:26:08

这是真的，不是传言。北京家人，亲朋告知，也亲眼所见。医院和殡仪馆爆满。为什么会这样？别的国家也开放了呀。怎么回事？

Mililani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09:59:00

全世界都开放也没这样。大概是普及疫苗的质量问题。

Deepspace_01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09:57:56

longtuying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09:52:00

中国要崩溃了，共产党要倒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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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哈。中国永远在那里，不会崩溃。但共党肯定会倒台。历史规律。

longtuying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09:56:00

Armweak:你是在骂你自己下三滥，还是你父母祖宗下三滥，写中国字，说中国话，黄皮黑发，你是什么民族，难道你是印第安土著，？体貌特征倒是吻合

stone07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09:54:36

要求新冠死亡患者两小时联繫殡仪馆 - "新冠死亡患者" - 已经死了，怎么联系殡仪馆？

注册怎么这么难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09:48:22

这里的五毛最怕的就是这种消息，因为太难洗地。土共主子给它们的任务：死成啥都行，但千万不能承认是死于新冠

longtuying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09:48:00

一看是新头壳，呵呵

jinzhengping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09:45:31

这是中共国特色的丑笑话

bluemoon1962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09:45:09

污毛们，为了渲染情势，不够你们造势的话看看你爹娘，或者你家里还有谁可以推进去凑个数？一群丧尽天良的爬行类动物！

桑梓茉莉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09:42:00

造谣惑众呀！都是什么鬼东西呀！

roliepolieolie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09:38:45

武汉爆发时，尸体也是烧不过来，得请外地流动火化炉驰援武汉。但是疫情过后宣布武汉仅仅死了3000人，即使发骨灰盒时家属排队等几个小时。所以大可放心，这次过后，政府会宣布北京死了20人。其他的北京人都在家里偷着乐。

HALS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09:36:34

下面的”abraham007”：你知道Abraham 名字吗？不知道就不要叫这个名字，换一个。Stupid 五毛。

Armweak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09:30:02

土共能建大数据库，难道不能通报每省每市每县每天的染疫总数，每天增量，新冠死亡总数和每天死亡总数，等等？土共习惯黑箱作业，然后才有全民做假，谣言四起。土共如果象美国这样，公开所有数据，一切透明，有那么难吗？一个下三滥的民族！

老歌好听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09:27:12

从当初武汉就可以预料到，接下来会瞒报死亡数字，打压爆料者，最后宣布抗议成功，中共彪炳史册。

abraham007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09:26:42

我在这份文件里没看到死亡数字呀。台巴子的哪只眼睛看到了？

人心不平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09:26:08

这是真的，不是传言。北京家人，亲朋告知，也亲眼所见。医院和殡仪馆爆满。为什么会这样？别的国家也开放了呀。怎么回事？

整个浪儿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09:26:04

放开，开放？？？

游浪者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09:21:00

鸭嘴相信事实走几步

退齋 发表评论于 2022-12-14 09:15:54

必须优先9000多万行尸走肉的党员干部，把他们统统烧掉

谢选骏指出：暴政不讲公德，说放开就放开口罩都不戴，直到清零的也被清零。如果还是控制不了，那只有王朝末日，玉石俱焚了。这就是废垃与暴政的循环，再废垃与再暴政的循环——除非上帝怜悯，出现一个基督教中国！

【17、福音派基督徒为何力挺敌基督 】

《美国基督徒为何力挺以色列》（地球知识局 2018年10月29日 镁野）报道：

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自从以色列建国以来就几乎没有中断。

从现实利益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很容易得出美国是希望在中东扶持一个桥头堡的结论。但随着美国和中东其他国家关系的缓和，继续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就很难仅仅从利益的角度去解释了。

力捧的盟友 人道主义什么的先不管了

事实上，宗教和精神方面的考量，也是美国持续支持以色列的一个重要原因。远在美国大地上的犹太人乃至部分基督教徒，都在不断向政府和国会施压，要求对以色列施以援手。

这是怎么回事呢？

美国犹太人的同情心

1654年，来自巴西的23名犹太人在今天的美国纽约登陆，到20世纪初美国犹太人人口已高达500万。这是犹太人在美国落下的根，并且将在之后的历史中影响美国对以色列的国策。

1896年，奥地利犹太记者西奥多·赫茨尔提出“犹太复国主义”，要求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国家。这股思潮传播到美洲后，当地犹太人响应非常积极，当时“美国任何一座城镇，差不多都有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群体”。

早期复国主义者

看上去还挺悲催的

美国的犹太人群体主要有三个派别：正统派包括但不限于神秘主义的哈西德派，主张绝对服从圣经以及犹太律法；改革派则主张与时俱进，乐于接受现代生活；而中间道路的保守派依然信奉圣经、但主张在一定程度上适应现代生活。这其中保守派犹太人是二十世纪美国规模最大的犹太人群体。

在二十世纪早期，美国三大主流派别犹太人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尤其是改革派，对犹太建国其实没有什么兴趣。唯独保守派犹太人却始终如一地支持犹太人复国事业。

犹太人教派分布

改革派（35%）和无派别（30%）是最多的

保守派（18%）却是最强硬的

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际格局的风云变迁，使得许多原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美国犹太人改变想法。

当时的欧洲纳粹政权实施反犹屠杀，而美国并没有打开大门接纳从欧洲逃难的大批犹太同胞。这一点让美国的犹太教徒良心感到非常不安，一直试图弥补因不作为而给同族同胞带来的苦难。于是二战后的美国犹太人积极投身犹太复国主义活动，捐钱捐物。

1938年 犹太人在维也纳街上擦地

在欧洲真是混不下去了

比如他们就资助了现代以色列国防军的前身——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地下军事组织哈加纳。以色列建国后，原本并不积极的改革派犹太人也出钱出力，在每年的拉比中央大会都动员犹太人同胞为以色列慷慨解囊，为新生的犹太国家筹集发展资金。

在政治上，开始进入权力中央的犹太人也力图影响美国中东政策，努力促进美以关系发展，呼吁美国政府抵制威胁以色列安全和利益的行为，并督促美国政府满足以色列的军备要求。

然而关于犹太人的督促

总统先生似乎有自己的想法

基督徒最积极

犹太人对犹太建国运动的支持还在情理之中，更不为人所知的是美国基督教徒对以色列的力量和宗教影响。

以新教立国的美国，其中的福音派在20世纪成为主要组成部分。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号称组成了全美最大的亲以色列群体，对以色列的支持比犹太人更甚。比如2014年皮尤的一项民调显示，约82%的美国白人福音派基督徒认为，上帝把以色列给予犹太人，反观犹太人中只有40%认可这一神学观点。

福音派基督徒

福音派基督徒对以色列的支持始于神学目的，其继承前千禧年派的观点，将圣经《旧约》的创世纪和新约的启示录联系起来看，认为当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建立新以色列并重建圣殿之后，基督将再次降临人世，并在善恶的终极决战取胜后建立尘世王国，义人将得道升天。

在圣经旧约创世纪17:8中，上帝将迦南地赐予亚伯拉罕及其后人，并将护佑其免受敌人侵害。在福音派眼中，这被解读成上帝将以色列地给予犹太人，而且上帝将使诅咒犹太人的人受诅咒。这样的解读使得美国福音派基督徒把神学意义的上帝与犹太人立约，看作是在上帝在现实中支持现代以色列立国。而基督徒要成为义人，受到上帝的祝福要被基督带向升天，就必定要拥护以色列。

支持以色列

后来在美国甚至出现了所谓的“锡安主义基督徒”的个人和组织，向国会请愿，“将巴勒斯坦还给犹太人”。而近现代较为著名的锡安主义基督徒组织例如“基督徒为了以色列联合组织”（Christians United for Israel），其创始人和全国主席、主教约翰·黑吉John Hagee曾经表示，“支持以色列不单是个政治议题，还是圣经的要求。”

当然这种末世论的狂热主张过于极端，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合作也不单单靠神学理解来推动。基督教福音派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能成为主流，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被誉为新教教宗的葛培理的发扬光大。

新教教宗新教教宗葛培理指点江山

葛培理在1950年前后开始重视基督教内部的超宗派联合，以及和其他宗教开展友好关系并保持合作，以宣扬上帝的福音。而在天主教方面，教皇保罗六世在1965年发表宣言《我们的时代》，称犹太人是与上帝立约之人，必须相互理解和尊重，进行“兄弟般的对话”，标志着官方立场上天主教与犹太教的和解。而这一进步当然也传到了美国，并在美国愈加促成新教—犹太—天主教同盟的形成。

新的变化

美国信仰宗教的人口众多，其中新教福音派占据主流，其受到基督教价值观影响的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看法，通过选票转变为美国政客不能忽视的民意和舆论。美国社会的宗教因素因此对政治影响深远，如每回总统大选，候选人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对诸如堕胎等涉及基督教道德的敏感议题谨慎地发表看法，以免得罪了广大的宗教保守选民。

即使大嘴如特朗普，当被认为在2016大选中宗教性最弱时，依旧需要宗教人士的背书以争取选票。再比如同性婚姻等自由主义议题在西欧、北欧等国家高歌猛进的同时，宗教力量相对强大的美国，却在2015年才艰难完成同性婚姻全国合法化。

华盛顿市民庆祝同性婚姻合法化

而基于神学意义的对以色列的支持，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并不构成理由，却的确是美国宗教社会精神需求的一部分，也是保守基督徒对国策提出的主张。惮于宗教选民势力的总统候选人，不管其内心是否认同，采取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已经成为美国的政治正确之一。

而且很有趣的是，基督徒在对以色列外交态度的立场改变上，正在变得越来越激进。

身边的邻居哪一个没有历史宿怨？

由于以色列身处阿拉伯国家的重重包围中，随时会面临战争危险，而且随着以色列在几次中东战争中的出色表现，他们控制的领土范围也越来越大，激怒了更多邻国，让局势变得更加危急。在这种大背景下，民族主义和偏右翼的政策更容易受到犹太群众的欢迎，也就让以色列政坛自从沙龙以后逐渐走向了强硬的右翼路线。

世俗化和自由主义倾向越发强烈的美国犹太人此时开始厌恶起同胞的强硬表现，反而是福音派对以色列是越来越拥护了。福音派基督徒和右翼保守的以色列院外游说集团一起成为美国政治中支持以色列的坚定力量。

年轻的犹太学生

开始对以色列的同胞说不了

以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犹太人负责主攻精英沟通，譬如游说国会议员以求有利于以色列的草案在国会中通过，1995年的《耶路撒冷使馆法案》就是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负责起草、由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多尔提交国会讨论并通过。

数量庞大的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则负责草根说服，利用人海战术无孔不入地向美国民众、基层政府部门传达对以色列的支持。1998年克林顿曾希望以色列归还更多土地给巴勒斯坦以推动和平进程，但此举遭到美国福音派强烈抵制。福音派主教通过电邮、传真、信件和电话等动员全美20万福音派牧师，催促他们在讲道坛上影响信众支持以色列，众多草根亲犹小团体也在本地社区中举行集会表达对白宫政策的不满。

白宫前抗议活动屡见不鲜

1980年，以色列议会通过《耶路撒冷法》宣布耶路撒冷为首都，几乎所有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都抗议反对，以色列一时间陷入外交危机。然而战斗力爆棚的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却自发在以色列建立了“国际基督徒耶路撒冷大使馆”，力挺以色列。

1973年赎罪日战争爆发期间，与多位美国总统保持良好私人关系的福音派领导人葛培理，打电话给时任总统尼克松的办公室，“提醒尼克松先生，具有数量上绝对优势的美国福音派基督徒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

赎罪日战争中被摧毁的以色列坦克

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狄莱（Tom Delay） 本人是一名虔诚的福音派，同时又是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成员，他也曾经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福音派和犹太院外游说力量的联合）的力量足以在华盛顿引起政治地震。”

正是在这种浓烈的宗教道德观中，美国的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分工密切协作，让美国与以色列走得越来越近……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说明，“美国基督徒”非常复杂，并不都是“力挺以色列”的。

《福音派基督徒：美国境内支持以色列的支柱》（2021年5月13日）报道：

以色列在美国各州内都不缺朋友或盟友，而且它所得到的偏爱还跨越了美国的党派和意识形态鸿沟。而论对以色列提供的广泛支持，没有任何一个政治、种族或宗教团体能够超过福音派基督徒。

大多数福音派基督徒达成的共识是，向以色列提供无限及无条件的支持，同时无视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

当以色列政府打算将谢赫贾拉街区内的巴勒斯坦居民赶出家园，当以色列军队冲闯圣殿山并引发暴力冲突之后，福音派基督徒向以色列提供的这种支持便体现得淋漓尽致。

要理解大多数福音派基督徒（有调查估计这一群体在美国的人数超过了5000万）所秉持的这种想法，就必须了解犹太教对基督教的影响，因为这种影响导致二者从总体上形成了类似神圣结盟的共存状态，并在犹太复国主义和新教之间建立了更为特殊的关系。

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特征是原教旨主义倾向的主导地位，该运动相信，“犹太人必须返回其位于巴勒斯坦的应许之地，并在那里建立一个犹太实体，为基督耶稣的第二次降临并建立千年王国作好准备”。

美国基督教广播电视网（CBN）创始人、著名的福音派牧师帕特·罗伯逊曾表示，“美国的福音派基督徒支持以色列”，他进一步解释称，“因为我们相信先知摩西和其他先知的话语是来自上帝的启示。我们相信，在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具有神圣的目的和理由，并将为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带来恩泽”。

民意调查显示，基督教福音派在美国的支持者人数超过了5000万（阿纳多卢通讯社）

为以色列祷告

除了在各种保守的本地基督教广播上反复出现“为以色列祷告”的口号之外，在各种保守的基督教电视台上也出现了这样的标语或口号。

成立于1981年的“基督徒为了以色列联合组织”，拥有超过1000万成员，被认为是美国众多福音派组织中最大的一家，而这些组织的共同目标是捍卫以色列，并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为其提供支持。

该组织的工作重点是应对有关以色列的任何批评，无论是来自媒体、大学校园还是参众两院的议员。

在推特平台上，该组织的账户不断发布推文，要求加强美以联盟，并要求美国人为以色列祷告。

该组织发布的一条推文写道，“以色列城市已经遭到了超过700枚火箭弹的袭击，而这些袭击的目标是那些无辜的男女老幼。我们将始终支持我们的盟友，支持它继续为争取和平与安全的生存环境而战。”

该组织还公布了巴勒斯坦抵抗武装发射的火箭弹落入以色列城市的画面，并配文称，“最新消息：以色列中部遭到哈马斯大量火箭弹的袭击，哈马斯对特拉维夫遭受的130枚火箭弹袭击负有全部责任。上方视频摄自特拉维夫以南的霍隆地区。为以色列祷告吧！”

“基督徒为了以色列联合组织”的创始人约翰·哈基牧师，也因其提出的“哈基倡议”而著名，他的宗教教义通过全美的电视和广播电台反复播出，而这项倡议也提供了超过1亿美元的资金，以支持以色列境内的倡议与人道主义援助。

在这个犹太国家成立70周年之际，以色列向哈基牧师致以敬意，因为后者已成为自以色列建国以来最大的70名捐助者之一。美国前任驻以色列大使弗里德曼曾邀请他在2018年美国驻耶路撒冷大使馆的揭幕典礼上致辞。

在以色列开始对巴勒斯坦人发起攻击之后，哈基在推特上发布了捍卫以色列立场的推文——“将以色列视为一个二等国家，并迫使该犹太国家在自卫的情况下接受双重标准，这是国际层面上对反犹太主义的直接支持。”

这些福音派组织向华盛顿认证的记者提供各类新闻材料以用于其报告和计划中，同样，这些材料还会定期提交至参众两院535名议员的办公室，以对这些议员及其助理产生影响。

“支持以色列的支柱”

以色列前任驻美国大使罗恩·德默认为，福音派基督徒构成了“美国境内支持以色列的支柱”，与之相比，支持以色列的犹太人数量则要少得多，而且部分犹太人还对该犹太国家持最为严厉的批评态度。

德默建议以色列优先考虑福音派基督徒对该国“果断而热情”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超过了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支持。

德默在一场基督教组织集会上发表讲话称，“人们应当明白，在美国，支持以色列的骨干力量来自于福音派基督徒。当然，他们人数众多是产生这股强大力量的原因之一，而还有一个原因则在于他们对以色列的支持感性且坚决。”

德默曾在过去7年内担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并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亲密顾问的身份而著名。需要指出的是，德默的任期已于今年1月结束。

谢选骏指出：人问“福音派基督徒为何力挺敌基督”——我看这些“美国基督徒”，其实多为“福音派基督徒”，这些人被犹太宣传的“时代主义”洗了脑，已经成为敌基督的帮凶了！

【18、感谢上帝就是祝福自己】

《心理与健康：知足和感恩或许真能让人身心获益》（BBC主持人探寻原因 2021年6月28日）报道：

心存感恩的人也更满足和有幸福感。

新冠大流行给全球各地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许多人生活被彻底打乱，一些人感到气愤，烦躁、甚至抑郁；但也有些人想法似乎更积极，疫情让他们更懂得珍惜生命中的一切。

中文有"知足常乐"一说，英文里也有类似的表达"Count Your Blessings"，也就是对自己拥有的要知足、心存感恩的意思。

知足者才能常乐，这是老生常谈，但BBC 科学节目主持人迈克尔·莫斯利医生（Dr Michael Mosley）在他的播客《就一件事》（Just One Thing）中说，这里面是有其科学道理的。

收到朋友美好短信应该心存感激

莫斯利医生说，养成感恩习惯不但能让人感觉更好，还能重新调整大脑思路，并对身心产生深远影响。

比如，写下或想想一天中让你感恩的几件小事，不但会让你更快乐，还能帮助降血压和改善睡眠。

莫斯利说，表达感恩是积极心理学运动（也称正面或正向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 movement）的一部分。它是心理学的最新分类，主要兴起于1990年代末的美国。

因此，很多关于感恩对身心影响的研究来自美国就也不为奇怪了。

美国对200名学生的一项研究发现，让他们连续9周写出感恩清单后，他们的幸福感大大提高，身体疾患也减少了。同时，由于对生活感觉更好，他们也开始做更多的运动。

在另一项对各种疼痛病症患者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患者连续3周每天写下他们感恩的5件小事。和对照组比较，那些每天感恩的人说，疼痛感大大减少，睡眠也有改善。

可能最令人吃惊的一个发现是，在另一项有关培养感激之心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了志愿者大脑的改变：内侧前额叶皮质（medial prefrontal cortex）被更大程度地激活。大脑这一部分负责决策以及奖励。

学会感恩 感恩能让你知足常乐

那为什么经常感恩会有这样的积极影响呢？

莫斯利医生说，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研究都提供非常正面的结果。如果对自己的精神健康有任何担忧，还是应该去看医生。但如果总是在想不好的事情，那学会经常感恩可能会有所帮助。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研究人员富西雅·西罗瓦（Fuschia Sirois）博士研究了感恩、善待自己以及它们在健康和福祉中所发挥的作用。

西罗瓦说，有一些有效的方法让人们学会感恩，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就是想出当天3件让人感恩的事：这些往往是别人为你做的一些事情，叫做benefit-trigger gratitude（因为别人为你做的好事而让你感恩）；

感恩有时也可以更广义一些，比如早晨发现天气阳光明媚，你也可以对此心存感恩：感谢这个美好天气，能让你有机会享受室外美好时光。

西罗瓦博士还说，他们还研究了经常培养感恩心理后所养成的一种感恩心态（grateful mindset/dispositional gratefulness），它在心理学上也被称之为trait gratitude。

感恩可以不是具体一件事，也可以是广义上的，比如，美好天气。

西罗瓦博士所做的一些相关研究包括，养成感恩心态对慢性病人精神和生理健康的影响。

西罗瓦博士说，她的研究许多是关于感恩能否给饱受慢性病痛折磨的人带来益处。她说，如果有慢性疾病，可能会经历持续不断的紧张压力折磨，例如，疼痛、各种功能和活动受到限制等。

至于心存感激、或经常记下那些让人感恩的事对身心健康可能产生积极影响的原因，西罗瓦博士解释说，人们对此有不同理论和说法，而且取决于具体指的是什么影响。 以睡眠为例，一些研究显示，感恩心态让人心理更积极、正面，凡事总往好处想，而不总是对当天的事情忧心忡忡，从而干扰睡眠。

在减压方面，西罗瓦博士说，他们所做的一些研究表明，感恩心态可能通过类似的原理来帮人减压、减少消极心理，同时提升人们对自己以及世界的积极心态。

她说，每个人对此有不同的解读：有人把感恩看作是一种应对机制；也有人把它看作是调节情绪的手段。他们的研究表明，很难准确界定是一种机制的作用，很可能是几种因素和机制在起作用，为人们身心健康带来益处。

免疫系统

研究发现，有感恩心态的人也更容易有健康饮食。

莫斯利医生说，感恩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好处相对比较容易理解，但这能对身体的免疫系统带来什么影响呢？

西罗瓦博士说，有研究显示，心存感恩可以减少压力水平，看问题也更广面而不是狭隘、偏执，因为人在面临压力时会激活身体的战斗或是逃跑机制（fight or flight），这时看问题也更容易狭隘。

她说，如果压力水平降低了，会对压力反应的生物相关性（bio-correlates）产生积极影响，生物相关性压力反应之一是炎症，而炎症是导致一些列慢性疾病的重要风险因素。

西罗瓦博士的研究涵盖17项不同领域，涉及5千人，内容包括从良好睡眠、健康饮食、到经常运动、少喝含咖啡因饮料以及健康行为方式等等。结果发现，有感恩心态的人也更容易有健康的行为举止。

研究人员也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感到好奇：为什么有感恩心态的人更可能关注自己的健康？

为此，他们调查了这些人的“未来倾向”。例如，他们为自己未来着想的可能性有多大？是否更具有前瞻性？

一般来说，放眼未来的人也更可能关注自己的健康。研究人员怀疑这是否与感恩心态有关。虽然感恩是现在时，而关注未来则是将来时，但他们的确找到了之间的一些关联证据。

研究人员发现，有感恩心理的人更愿意为未来着想。

西罗瓦博士表示，这其实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当把它与其他一些相关研究结合到一起时就可以看出，表达感谢或心存感恩时，大脑会发生神经活动以及神经变化，大脑中负责这部分情感的区域会被激活，而这一区域与思考未来行动后果能力的部分同属一个区域，两者之间有相互重叠的部分。

莫斯利医生说，如果每天能写下几个让你感恩的小事，这会立即改变你的思维过程，让它从负面转向正面，从而改变你的情绪。从长远来看，甚至可以重新调整大脑的思路连线。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大概是无神论者，所以他们的感恩对象竟然没有包括上帝！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在我看来，感谢上帝是一切感恩的终极。不会感谢上帝的人，不能得到终极的恩典。因为感谢上帝就是祝福自己。这里面的道理，仔细想想懂的就懂，否则不懂的就不懂吧。

【19、黄俄学者的敌基督——梅毒文明】

百度“尼采的《敌基督者》，一度被视为疯狂之书，后来却被学者们肯定”（2021-06-11）报道：

大家好，我是人文者也。

著名哲学家尼采曾著有一本《敌基督者——对基督教的诅咒》，在写完这本书之后不久，他就发疯了，所以，这本书也因此格外引人注意。

起初，学者们都认为，尼采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精神已经不正常了，因为书中用词激烈，很多时候甚至称得上是在对基督教破口大骂。

阅读的时候，你能明显感到，尼采越说越愤怒，以至于整本书都仿佛是在统一的感情控制下，一口气完成的。

在这本书刚问世时，很多当时知名的欧洲学者，都对此给出了近乎一致的评价，认为尼采虽然在书中体现出了他高超的文字功底和言语攻击的能力，但是，漫无目的的辱骂并没有切中要害。

这已经是很委婉的说法了。

说得再直白点，就是当时的学者普遍认为，《敌基督者》并没有给学术界带来新内容。

虽然看得出来，尼采希望通过攻击基督教，达到重塑价值观，反击传统的目的，但是，他只不过是把之前自己和别人说过的内容进行了一下整理和对比而已，并没有创造出新的概念和理论。

不过，当进入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研究者们逐渐发现，尼采完成这本书时，精神很正常，而且，他在这本书里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不只是简单的发泄情绪。

尼采一生阅读量惊人，并且，十分擅长把阅读过的书籍转化成自己的思想元素，《敌基督者》中看似随意的，似乎是表达情绪的语句，都建立在多个领域的权威研究之上。

此外，《敌基督者》虽然只有一百多页文字，通篇却几乎把整部《圣经》中的核心内容，都归纳成一个主题，显露出尼采对其精深的了解。

从副标题上，也能看出尼采的想法并非疯癫，他使用了“对基督教的诅咒”。

谢选骏指出：以上就是“黄俄学者”的敌基督思想——他们把一个长着梅毒晚期大脑的德国疯子，誉为自己的楷模了。

豆瓣读书《尼采与吴增定》（晚祷 评论《敌基督者》讲稿 2012-08-31）报道：

大概是几年前的时候，我花费了数天的时间系统地看了看敌基督者一书。

读的是英文版，是网上流传的一个注释很少的很通俗的本子。敌基督者的细节我多半忘却了，尼采是如何说的、如何展开论证的，在几年后的我的头脑中，只留下模糊的影子。然而，当时的我是如何的不可自抑，一直到现在都还记得。书是我在上班的间隙看的，那是一些夏天的午后，周围都是同事们。我至今仍然记得自己悄悄流下不易觉察的泪水。

敌基督者是尼采晚期作品，尼采的晚期是非常特别的，敌基督者这部作品也是非常特别的。在一个偶然的时间，伴随着某种偶然的心绪，因为偶然的机缘凑巧，我与这本书发生了特别的关系。

这也使得我有了一些先入之见，其中有个我历来的偏见——庸人请勿无事自扰。尼采对读者是比较挑剔的，真正的读者是极少、极少、极少的几个人。我不敢说自己算是怎样的一种读者，但是既然吴增定非常诚实的在书中说了自己绝非那种命定的读者，那么我觉得最好不要错误地去打扰这个沉睡的幽灵。当被不相干的人惊扰起来，精致修辞和雅意深沉被粗暴的语调平平的庸俗讲演玩弄，我们又于心何忍！

通识演讲选择这个文本，我理解是先生的良苦用心，自有深意。可能是希望从尼采诸多著作中选择比较特别的一种，给大家提供一个特别的进入的门径。但我觉得通识的东西也不应该只是很平凡的东西。把大家的理解力想得很低，大家真的就理解得很低。把大家的理解力想得很高，不一定就会造成不适，只要方法适当，可能会有兼顾的效果。

如果是这样讲，呈现出来的面貌是截然不同的。最基本的一个意识是，这是极高的人写出的一个极高的文本。基督教，作为一个被最认真对待、被至高的心灵以极大的强度严谨的搏斗的东西，是一个引起大家深刻反应的丰富的东西。那么任何一个读敌基督者的读者，都必须至少有那种能力的影子，即对基督教最高的东西有精敏的理解和回应。怕什么呢？怜惜自己的理解力？尽最大的努力吧，最根本的、用尽所有心力的方式去理解基督教，在最高的地方去研究、把握、面对嘛。尼采的作品就是这么一个榜样，拒绝那种降低心智的教科书般的昏昏沉沉的叙述，拒绝在最平庸的地方浪费自己的力量。什么主题吸引你？那就去搏斗。有什么好怕的？

吴增定的书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样的反应的反面。他最出人意料的地方，就是把尼采的著作的修辞看成可有可无的，甚至妨害了理解的东西。按照他的指引，我们应该做的是略过修辞，不要让修辞的文采吸引住了，而是定睛看尼采的论证。不仅他自己这样干，他还强迫所有听讲人都记住，读尼采必须价值中立化的摒除一切情绪上的好坏，冷漠的寻求一些基本问题和思路。这样做的报酬，肯定不会是在真理的磨练中的挣扎和幸福，而是可能觉得尼采的思想还有一点点意思。接着，这种路数被推崇到极高处，有没有意思就是最终判定原则，其它的当屁藤。

更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吴增定表明，自己不参与尼采的思想。他拒绝现身书中，真吴增定不在这儿，谁在解说呢，是一个自称客观解释尼采的假吴增定。比较典型是51节的解释，尼采斩钉截铁的说基督教是病人的发自内心的仇恨反对健康人的健康本能。面对这样不容回旋的极端论点，任何一个真正的人都不免亲身参与的时刻，每个人都面对着自己的决断——用自己的生命去面对基督教和尼采的官司，必须带着情感和呼吸投入其中，给自己一个交代。可是，吴增定却逃了，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大家自个儿想想吧。这就是他的回答。

客观的吴增定不得不停止下来，因为他一旦带着一丝丝感觉和血肉参与一个真正的问题，他就无法保证自己还那么客观了，他惧怕的是这样一来他立即就变成了主观的吴增定，变成了真身。如同防止污秽上身一般，他机敏的跑了。我们还得猜，到底这位吴增定是看到尼采的这个说法兴奋盎然呢，还是勃然大怒，抑或是有那么一点意思呵呵。我们猜不出。读者在这样的连篇累牍的讲解后，被引导着掌握了好多的知识，尼采的诸多论据、论点。但是每一个拷问吴增定和每个读者自己是谁的机会都被扔掉了，大家都很轻松悠闲。

吴增定并未详细解释不带肉身的冷静读敌基督者的理由。这样我们就没有回答一个疑问，即带着肉身覆案文本一个字一个字读敌基督者难道并非是必不可少的？而我以为，这样的读法根本上会误解敌基督者主题，即真理信仰关系的本真情景。一个无意选择的人是不会面对真理信仰关系的。以为敌基督者一书乃意在批判那些所知很少，一味虔信的普通基督徒乃是搞错了对象。尼采骂群众骂得兴高采烈，唾沫星乱飞？尼采闲得这么无聊吗？需知尼采不久就快疯了，他的时间委实不多。尼采更不会是要寻找那种极少的读者形成同盟对群众的信仰咬牙切齿。如果尼采的读者必须和真理信仰的关系这个主题有着最密切的关系，那么读者不得不是极端切入事实的、精神与肉身与主题紧紧缠绕的那么一个人。那至少让你感到，尼采是为你在写，而不是感觉在看外国推理剧。

尼采曾经说过，你们无权进入我的花园。这话有一种特别的权柄。这表明事实是，随意的打扰一定妨碍到了那些很高的、很重要的，也许很脆弱的东西。它们经不起粗暴的误解和摧残。尼采的口气既非命令，也不是恳求。那是一种对善的爱，我们不能忍心看到真正的善受到伤害。本着这种精神，我们要说，尼采的一句话不仅仅在于那一句话，还在于那一句话是尼采说的，同样我们读尼采的一句话不在于我读了一句话，而在于是我在读这句话。

网民嚎叫：

海螺-Rob_F

海螺-Rob_F2012-10-12 14:30:11

基本赞同。读书，读者的心境很重要。进一步，该是“冷眼旁观”，还是“奋身搏斗”，这个抉择很关键。“进退自若”固然是最理想的（LZ也许排斥这种可能性），在未达到此状态前，选择后者，或“去跟随之”甘愿去体察原作者的痴狂，或“去驳斥之”成为作者敌人在阅读中投入战斗，这些都无疑比客观的存理性的事不管己的“站在一旁”剥肉拆骨，更贴近原作者。 读书的“投入”，指的就是读者的这种精神投入。//另，吹毛求疵的说一点，LZ评论说尼采是挑剔读者的——“尼采闲得这么无聊吗？需知尼采不久就快疯了，他的时间委实不多……”。我的疑问是，我们后人固然知道写《敌基督》的尼采快疯了，但他本人真清楚自己快疯了么？他写作时的精神状况和身体状态到底如何？真疯，假疯，还是半疯半醒？他为谁而写，还是根本不为谁而写？进一步，行文情绪是（类似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般）故意为之，还是疯癫前的征兆？——如此种种，细究之下都是疑问，都影响读者理解文本。

晚祷

晚祷（诗言志，歌咏言）2012-10-12 16:12:59

疯狂的生存性的妙味——我甚至不认为疯狂是突然降临的不幸，立即中断了思想家的本职工作。对某些人而言，无需面对生死的结局也许是一种至幸。这样的人太过特别。

我无法断定尼采晚年的心境，但他爆发般的十年以及本来就极为疯狂的1888年已经让人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了。晚年的尼采（或中年的尼采？）在思想上已然熟透。同期他的作品还包括作品与思想自传的看哪，这人。摘抄一段吧——

在这完美的一天，当所有一切都熟透了，葡萄变得深沉，不仅如此，一束阳光刚刚降临我的生命：我向后看，又向上瞧，从没见过如此多，如此好的东西一股脑出现在面前。今天我埋葬自己四十四年的光阴并非可有可无之事，这是我的权利——那曾经有过的都被拯救，至于不朽了。一切价值之重估，狄俄尼索斯之歌，还有回响着出现的偶像之黄昏——它们都是今年的礼物，就在上一个季节！我怎能不对我的整个生命感激不尽？就这样我对自己述说我的生命的故事。

除开风格上的兴趣，这里值得注意几个关键词：整个生命、埋葬、我的生命的故事。

人过鹿死寻僧去

人过鹿死寻僧去2018-04-12 15:12:13

我觉得读尼采的时候，如果不选择一种客观分析的态度（尤其作者还得给他人传授尼采时），极其容易被他的思想所拽进去，感染。对于一个很想保持自己原有生活的人来说，客观才是最好的选择。可能你喜爱完全浸入式的阅读，这样能够得到人生教益和更深刻的自己的理解，可是如此非常危险，像是拿自己的心理作赌注，赌你能够在承担这么沉重的思考下仍能安然自若。再者，做学术时学者尽力持客观、分析的方法探讨无可非议。最后感谢你的书评，很有启发，读书时的个体性很重要，也不能冷冰冰的把一个活生生的哲学家的思考化成论证，特别是对于尼采这样的哲学家。

躺着创造世界

躺着创造世界2019-02-10 01:13:56

面对尼采还要摆出一副置身事外的理客中学者姿态是要被尼采痛骂的。话说真的明白了尼采也不会再回头了。

谢选骏指出：黄俄追随它们的狗族偶像——尼采和马克思，都是“德国杂种”——尼采是与波兰的杂种，马克思是与犹太的杂种。杂种就是杂种，再也无法提纯了。

《为什么尼采非常痛恨和反对基督教？》（博文书苑若愚谈白 2020-01-13）报道：

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元素，自基督教彻底征服欧洲人以后，西方人思考问题就再也离不开上帝了。

在西方人眼里，上帝是仁慈和平等的代名词。《圣经》说：人人平等，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人和人之间应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这叫基督教的博爱主义。

在尼采生活的时代，基督教的势力仍然很大，虽然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冲击，但绝大多数西方人依然信仰上帝，信奉《圣经》启示的价值观：平等、谦卑、仁爱、节制。

但西方文化还有另一种力量也很强大，以希腊、罗马文明代表的强力意志和理性主义。

在思想和社会层面，希腊、罗马文明的强力意志和理性主义并不矛盾，而是处在互相制衡之中。

如希腊、罗马人既喜欢征战，又信奉法律；征战是强力意志的表现，法律是理性精神的表现。

翻看一下希腊、罗马史不难看出，希腊、罗马人都是喜欢打仗的民族。

如公元前5—前4世纪的希腊城邦经常彼此攻战，除了雅典和斯巴达曾签订过15年的和平协议之外（前445—前431），其他时期的希腊城邦（如伯罗伯尼撒、爱琴海周边、小亚细亚沿岸、西西里岛等）几乎总处于对抗状态。

这些希腊城邦有时互相结盟，有时互相攻击，这种对抗、敌对状态培养了欧洲文化的习性：不安于现状，富有进取精神和冒险意识。

欧洲文化传统非常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喜爱和平，不喜欢对抗或征战，所以儒家思想始终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地位。这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缺少侵略意识和冒险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创造性。

和希腊人的性格很相似，罗马人同样喜欢冒险和征战，喜欢武力对抗，最能代表罗马人性格的是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源于亚平宁半岛上的几座小山丘，经过几代罗马人的侵略和征战，罗马帝国终于产生，成为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

除了征战和开疆扩土外，欧洲文化的创新精神还表现在精神层面，如希腊人的民主、科学、数学、哲学、悲剧、体育竞技；罗马人的个体主义、怀疑主义，等等。

不同于中国文化崇拜圣人，欧洲人崇拜英雄；圣人是道德权威的标志，英雄是强力意志的符号，两者存在本质的不同。这一点上也反映出中西文化的差异。

除崇拜强力意志外，西方人还崇拜法律，如斯巴达的莱卡古、雅典的梭伦和伯里克利都是著名的立法者，是欧洲人崇拜的偶像。

如果说战争和创造性体现了西方文化的强力意志，法律则体现了西方文化的理性，两者加起来构成西方文明的核心（古典文明）。

和西方古典文明相比，基督教是外来户，起源于东方的巴勒斯坦地区。

从道德层面看，西方古典文明推崇强力意志，基督教道德提倡博爱和平等，两者包含对立和冲突，尼采哲学即产生于这一文化夹缝中。

尼采反对理性主义和基督教伦理，在尼采看来，理性主义的结果是制造权威与等级，基督教同样制造偶像，两者都压抑人的创造力，导致西方文明走向衰退。

尼采哲学的最大特色是反对偶像崇拜和权威崇拜，反对信仰普遍理性，比如18世纪的启蒙主义文化。

在尼采看来，所谓权威或偶像崇拜都是人心的幻象，目的是突出少数人的思想和意志，掩盖、扼杀其他人的思想和意识，这种现象叫“权力意志”。

尼采的理性批判启发了法国思想家福柯，福柯把尼采的“系谱学”方法发扬光大，提出了著名的“权力”政治学理论。

尼采的思想很有杀伤力，他不仅批判启蒙文化，还反对基督教，这是一种彻彻底底的怀疑主义。

在尼采看来，他的用心是良好的，目的是想告诉人们，世上没有绝对真理，也没有权威偶像，唯一真实的存在是权力意志——一种永恒的轮回，人类文明只不过是权力意志的外衣。

有人说，尼采不信神。这种说法很有道理，但尼采也不是不相信任何东西；恰恰相反，尼采相信人类自己，相信人类的创造力。

在尼采看来，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的创造力，在于通过创造力推动人类文化不断走向更新。这是尼采哲学的奥秘和精华，也是尼采和希腊、罗马人的心灵共鸣所在。

换言之，从文化传统意义上看，尼采不属于基督教， 不属于东方文化类型；尼采属于典型的希腊或罗马人，是西方古典文明精神的体现。

谢选骏指出：黄俄胡评“中国封建社会”，却不懂尼采是新教牧师的犬子，看穿了他的父亲干多了的鸡鸣狗盗之事，由衷感到厌恶——还有人们认为，儿子尼采患有梅毒，可能是从他的爹妈那里遗传的！

网文《梅毒不长眼，不论你是列宁同志，梵高、尼采大师，林肯总统，还是同治皇帝………》（2017-07-25）报道：

01、

1493年，当发现了新大陆的哥伦布，带着满满一舰队的丰富收获：黄金、白银、巧克力、红辣椒、花生、马铃薯、西红柿、玉米、甜椒等等，志得意满地回到葡萄牙里斯本时，他万万没有想到，有一种可怕又狡诈的恶魔，也依附于他的舰队和船员，一起到达了欧洲大陆。

并且，任何欧洲人对恶魔的到来都毫不知情。

谁都没有料到，恶魔的初次现身，居然是在战场上。

那是两年之后的1495年，查理八世正带着他庞大的法国军队远征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二世跟他儿子费迪南多二世只能接连败退，法国人很快就打下了那不勒斯王国。解禁的军人们开始在城中各种烧杀掠夺，将这座丰饶之城弄得乌烟瘴气。

然而很快，查理八世就发现士兵身上出现了一种怪病：四肢和躯干上长出模样丑陋的脓包，还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臭气，很快脓包又开始溃烂……更可怕的是，这种疫病在很多人身上都出现了，整个军营到处都是叫苦不迭，一片哀鸿遍野。

查理八世认定这是那不勒斯人传播而来的一种瘟疫，因此，称其为“那不勒斯病”。然而，这个锅那不勒斯人必然不肯背，因为人家原本健健康康，此役过后也有很多人染上了这种怪病。

因此，那不勒斯人认定这TM一定是法国人搞得鬼，这帮肮脏的基佬加变态狂……因此，他们将这种病称为“法国病”。

这种怪病迅速蔓延，任何人都不知道它因何而起，也不知道究竟该怎么治疗，法国军队很快军心涣散，查理八世只能狼狈逃出了那不勒斯。而他统领的那支雇佣军多国部队，也解散得大半，这些人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去到了英国、德国、荷兰、瑞士等地。

不幸的是，这可怕的病疫也跟着他们的身影，传到了这些国家……

02、

1495年秋天，怪病从法国传入了瑞士和德国，两年之内就跨越了英吉利海峡来到了英国和苏格兰，数年内，匈牙利、希腊、波兰、俄国整个欧洲到处都爆发了这种疾病。人们开始恐慌，他们想起了一百多年前，被那场横扫欧洲的黑死病所支配的恐怖……

然而和黑死病不太一样的是，这种新的病症并没有那么容易传染，但是症状却似乎更加可怕。患者生出的脓疱经常从脑袋一直蔓延到膝盖，大范围的溃烂甚至导致腐肉块从人身上直接脱落下来，一旦病发，几个月内患者就必死无疑。

在当时的艺术作品上，也清晰地展现出这种怪病的可怕。

意大利医师兼诗人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Girolamo Fracastoro）在一首田园诗中，第一次揭露了这种病症：诗歌中的男主角，牧羊人Syphilus不幸染上了这种病症，并传染给了他的同伴们。后来他们才知道，是因为得罪了太阳神阿波罗，才导致大神降怒于他们。在诗中，吉罗拉莫给这种病命名为De Contagionibus。

1498年，文艺复兴时代的木版画祖师爷阿尔布雷希特·丟勒（Albrecht Dürer）所创作的一副木版画中，一位北欧雇佣军的手臂和大腿上，都清晰可见遍布的脓包。

同时期的一副线描画作上，一位奄奄一息的病人赤裸地躺在床上，他身上的脓包和溃烂清晰可见。他身边的另一位病人也遭受着同样的病痛。

随着怪病的蔓延，欧洲各国都视其为恶魔，并且都认为是别的国家传染而来的，于是在命名方式上，他们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对邻国进行地图炮攻击：

在意大利，波兰和德国，人们都管它叫“法国病”，因为是在法国参加雇佣军的人带回来的。俄国说这是“波兰病”，因为它是从波兰传过来的。波兰人称之为“德国病”，因为是从德国传入波兰。而在丹麦，葡萄牙和非洲北部的一些地区，人们统称其为“西班牙病”……

从命名方式上，我们不但能看到欧洲人喜闻乐见的相互攻讦，更能看出这种疾病的传播方向。

比如，飞翔的荷兰人统统将这种怪病称为“西班牙病”，就是因为刚刚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荷兰人，大都是新教徒，他们认为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西班牙天主教徒，都是不道德、不洁的，是上帝惩罚他们才让他们染上这种怪病。

同理可知，信奉真主的土耳其人，把这种病称为“基督教病”……

03、

更可怕的事很快就发生了，这种不甘于被束缚于欧洲的疫病，搭上了另一位大航海王达·伽马的船，又传播到了印度，很快亚洲大陆上也开始流传开来。

南亚次大陆的三哥们好的不学，也学会了搞地图炮这一套，北部的穆斯林就说这是“印度教病”，印度教徒反唇相讥说是穆斯林传染过来的……最终有些人同意同仇敌忾，追根溯源之后统称其为“西欧病”。

原本是中性的一个病名，竟然成了不同群体互喷的贬义词，仿佛除了当代蛇精病之外也没谁了……之所以这种怪病也有同样的效果，大抵是因为人们发现它的传播，总是跟妓女以及与她们成日鬼混的水手脱不开关系。

1520年时，怪病绕了地球半圈，终于达到了传播的最后一站，亚欧大陆的尽头：中国和日本。（你要问为什么没有继续向东传过太平洋，我只能说你记性实在太烂了……）

在远东，日本人厚颜无耻地称之为“中国溃疡”，而满鞑子清朝人民发扬了内斗的本能，将其命名为“广东疮”，只因为它是由印度传入广东岭南一带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详细记载了此病的流行状况。

明代陈司成（真的不是陈思诚）所著的《霉疮秘录》（相当于一本那个年代的性病防治大全）中，也详细介绍了这种新出现的怪病：

“独见霉疮一症，往往外治无法，细观经书，古未言及，究其根源，始于舞会之未，起于岭南之地，致使蔓延通国，流祸甚广，一感其毒，酷烈匪常……入髓沦肌，流经走络，或攻脏腑，或寻孔窍……，始生下疳继而骨痛，眉发脱落，甚则目盲，耳闭，甚则传染妻孥，丧身绝良，移患于子女。”

后来，不知是谁良心发现，觉得老是这样黑广东人不好，鉴于此病患者病发后脓包溃烂后的皮肤伤口很像梅花，就将其称为——梅毒。

04、

是的，这种曾经席卷世界的恐怖怪病，就是曾经的街头电线杆牛皮癣上、如今的XX男科医院专治广告上喜闻乐见的梅毒。

梅毒，是一种细菌型的性感染疾病。它的病原体，是螺旋菌菌种梅毒螺旋体的一种亚种（Treponema pallidum）。英文的梅毒叫做Syphilis，就是那首诗里牧羊人的名字变体。

梅毒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的病发分为多个阶段（一般是三到四个），每个阶段的症状都不一样。而且，更可怕的是，在梅毒的早期，经常会伪装成其他病症的症状形态，因此威廉·奥斯勒爵士就称之为“可怕的伪装者”，还有很多当时的医生直言不讳地说梅毒是“病症中的骗子”。

比如，梅毒会伪装成痔疮。

某个小哥出去嗨皮了一圈，回家发现菊花长东西出来，到医院一看，哎呦不就是痔疮嘛，割割割，手起刀落小哥哀嚎着回家了，结果半个月之后，又长出来了……到了第二期其他症状出现了，才发现卧槽竟然是梅毒！！

更常见的伪装形态，是手足藓和湿疹，以及一些久治不愈的皮肤病。

著名哲学家伊拉斯谟斯也认为，梅毒可能是所有疾病中最危险的。首先，第一期的患者会在身上长满丑陋的瘤子、疙瘩甚至是角状的奇怪凸起，并且伴随高烧、脱发、头痛等怪异病状。

之后，神奇的事情来了，症状会逐渐自行消失，让人误以为已经病愈。然而这恶魔只是潜伏在人体内，预谋着下一次爆发。

再次爆发一般在三到十五年之后，这时候，梅毒会变成让人丧命的杀手，它会让人在极度痛苦中神经崩溃死去：先是全身各处长出橡胶质地的慢性梅毒瘤，随后令患者变成面目狰狞可怖的怪物。

巴黎的人类学博物馆里，就有一个患者的头部雕塑，看了让人后背发毛（慎翻）。

接下来大幅的溃烂、眼睛失明、鼻子甚至直接脱落下来。在西亚有人发掘出17世纪的一枚人造金属鼻子，就是供患有梅毒鼻子脱落之后佩戴用的。

到了后期，梅毒还会引发令人痛苦至极的骨质消融，患者死去后会被发现他们的头盖骨上，往往留下了一个或数个巨大的黑洞。

与身体上的痛苦相比，梅毒还会引发患者的精神错乱、失常乃至疯癫。这可能就是许多文豪、艺术家、哲学家患病之后，走向疯狂的原因吧……钱锺书就曾经在《围城》中深有体会地写道：

“梅毒在遗传上产生白痴、疯狂和残疾，但据说也能刺激天才。”

05、

根据1894年《美国医学协会期刊》上公布的哥伦布的患病状况来看，他在后来的航行中出现发烧、酸痛、关节肿胀以及神经系统过度紧绷等症状，再后来，他开始语无伦次，“几乎濒临发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行为，有时候相当精神错乱。”

后来发疯的他杀性大起，连续吊死了好几个看不顺眼的西班牙船员。

同样的疯狂也表现在尼采身上，一生未婚的他据说曾经在热那亚的一家妓院感染上了梅毒，此后尼采的人生就一直处于病痛和疯癫的状态，因此说出各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超人神论。

法国文豪莫泊桑年纪轻轻时，就因为过分钟情于嫖娼而染上了梅毒。或许正是因为他对于妓女有着如此大的痴迷，才能写出《羊脂球》这样深刻的作品。然而，梅毒也折磨了他一生。在和福楼拜的通信中，莫泊桑认为自己因为梅毒而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之中，再也不能动笔了。

到了梅毒发作的后期，莫泊桑甚至产生了苍蝇在啃食自己大脑的幻觉，他自杀了两次都未遂，最后只能在病魔的肆虐下，孤独地死于梅毒并发症。

讽刺的是，那个曾经还在信件中安慰莫泊桑的福楼拜，不久后也梅毒发作了（毕竟这货也是个喜欢玩风弄月的主儿啊）……当时正在驾驶马车的他，被一阵剧烈的神经痛震得滚在地上。后来他在文章中写道：

“啊！被灌肠又被放血，他们竟然用水蛭来治疗，还TM不能碰一滴酒，劳资已经是个死人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德高望重的总统林肯，居然也患有梅毒。不仅如此，他的老婆也有此病，只是不知道究竟是谁传给了谁……梅毒的影响之下，林肯毕生都有着严重的心理问题，深受抑郁症的困扰。

除了这些名人之外，还有一份长长的名单列表，据说他们都很有可能（其中一些已基本确认）患有梅毒。这份名单如下：

列宁、贝多芬、舒伯特、舒曼、波德莱尔、梵高、马奈、王尔德、凯伦·布里森、英王亨利八世、乔伊斯、伊凡雷帝、霍华德·休斯、同治皇帝……

虽然我们或许可以说，一半是天才，一半是疯子，但那些患梅毒病痛的人，才会真正了解它的可怕，何况是在当时那个没有真正治疗方法的时代。

06、

1496年，维罗纳的佐治亚·维卡罗（Giorgio Sommariva）医生发明出了水银疗法试图攻克梅毒。

在此之后的数百年里，水银成了对付梅毒的最佳方案。一般的方式，是用水银在患者的皮肤表面摩擦，甚至让他们服用水银制的药膏。再后来，一种水银熏蒸的方法也出现了，患者坐在一个封闭的箱子里，沐浴着水银的滚滚蒸汽……

不用想也知道，这种以毒攻毒的方式，往往给梅毒患者带来更大的痛苦。他们纷纷出现牙齿松动、牙龈溃疡等典型的汞中毒现象。

到了十七世纪时，一位英国医生兼草药学家尼古拉斯·库普勒（Nicholas Culpeper）推荐使用一些草药比如癒创树来治疗梅毒，其中包括一些来自于中国的中草药。

画家约翰内斯·施特拉丹乌斯就曾绘制了一副画作，名为《用癒创树治疗梅毒的准备工作》（Preparation and Use of Guayaco for Treating Syphilis）。作品当中，四名仆人在准备药汁，医生正在检视，而一位看起来很尊贵的病人正在饮用药汁。

直到1908年，德国免疫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在实验室开发出了一种有机砷药物，名为萨尔瓦桑（Salvarsan），治疗梅毒的效果比水银疗法好很多，他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后来，又有人发现高烧可以有效击退梅毒，因此创造出了一种丧心病狂的治疗方法：让患者先感染上疟疾，再靠疟疾发病的长时间发热来治疗梅毒，最后再用奎宁来治好疟疾……大概比起水银疗法的痛苦，这种折腾已经变成可接受的了……

直到二战之后，青霉素的发明才彻底终结了梅毒难以治愈的历史。然而哪怕在如今，任何一个人依然不会愿意患上这玩意儿……毕竟，梅毒不长眼……

谢选骏指出：文艺复兴尤其是地理大发现以后的“西方文明”，堪称“梅毒文明”！尼采的《敌基督》，就是梅毒文明的产物！

【20、回教的「阿拉」不是上帝】

《浅谈回教的「阿拉」》（黄光赐 SIM国际差会宣教士）报道：

要认识回教，就必须先认识回教的「阿拉」。在研究回教学的基督教学者中，对回教的「阿拉」是谁，看法两极。有的坚持回教的「阿拉」与圣经中的耶和华是同一位，以致不以异教、而以「异端」的眼光来看待回教。另一批学者却坚认这两位神完全扯不上关系，因此称回教为「异教」。

在宣教工场上，对回教的「阿拉」是谁这问题，持不同立场，便产生不同的宣教策略。同一工场上，不同立场不单影响策略的一致性，也引发当地教会间的磨擦，实为不幸。更严重的是，处身在回教徒当中的宣教士，甚少对回教有研究。对比之下，回教宣教士对基督教的研究、认识，令人钦佩又惭愧。

「阿拉」的名字

教会初期，福音积极向四方广传。蒙恩的信徒用他们的母语，向自己人传福音。在回教创始者穆罕默德出世前，读阿拉伯语的基督徒已采用「阿拉」来称呼圣经中的耶和华。後来的阿拉伯文圣经也同样用「阿拉」这名字。

阿拉伯语的「阿拉」（Allah）是一句话，而非单一名字。Allah＝al-el-hu 。Al 为冠词，el是神古老的同义词，即「威武全能者」之意。Hu 指单数。把「阿拉」与犹太名「以罗兴」（Elohim） 对比，Elohim可写为 Al-el-hum 。这两词的冠词、名词一样，分别是hum 指多数。

世间语言虽多，但要找一个名字可以完全代表圣经所启示的神，却办不到。读阿拉伯话的基督徒用单数的「阿拉」名字，强调神的独一性，以信心接纳「叁位一体」的真理。回教徒的「阿拉」却是绝对的单数，也因此绝对的否定了「叁位一体」的可能性。

「阿拉」的神性

回教徒最爱、也最感到骄傲的便是「阿拉九十九个最美丽的名字」。（注1）这九十九个名字，就是「阿拉」的神性。回教学者对这九十九个名字的名单及是否只限於九十九个名字有不同看法，但在回教世界中，越来越多成年回教徒，皆能轻易地背诵「阿拉」九十九个名字。很多地方的回教徒更采用一串为数叁十叁粒珠，一粒珠一个名字，念完叁遍珠，便把「阿拉」的九十九个神性背诵一遍。

在过去一千多年来，只有极少数的回教徒归信主基督，这与大多数成人回教徒皆能背诵「阿拉」九十九个名字有关吗？如果每个基督徒皆能轻易地读出五十或一百个我们所信的神的神性或名字，基督教的光景将会大大改观。

关心回教世界的读者，从「阿拉」九十九个名字中，你们看到什麽？对比回教的「阿拉」和圣经中的神，需要多少相同相近的神性来划上一个等号？

为了福音的缘故

回教与基督教因着种种的原因，已有足够不愉快的关系。福音使者的使命便是把福音广传。在回教徒中为主作光作盐，最基本的是能被回教徒接纳。在这种情况下，当回教徒说：「我们相信的是同一位神」，是个好现象。门一开，建立友谊的机会相对增加。在这大好机会中，如传福音者对回教有认识，理应多结果子。

事实是，经过几世纪的努力，这十亿的灵魂还在救恩的门外。为什麽？我相信原因有很多，但「回教逻辑」是致命因素。

回教逻辑

从回教逻辑看，基督教与回教同信一位神，即「阿拉」。这位神先後启示了旧约、新约及可兰经。新约取代了旧约，而可兰经取代了前者。旧约有其价值，但如新约提出了新的理念，新约的启示便补上了旧约的不足。同一道理，如果神赐下末後的启示，即可兰经，那可兰经不就成了最後的权威？

回教的阿拉是不讲诚信，不讲应许的；「阿拉」只讲「绝对权威」。回教世界普遍认定阿拉拥有绝对权威的神性。回教徒不欣赏讲应许、谈守约施慈爱的神，因为应许、守约限制了权威的绝对性。

在基回对话中，如果双方达成「阿拉与圣经启示的神是同一位」的协议，那麽就会落入「回教逻辑」的陷阱，成为待宰羔羊。因为回教徒据此认定他们「阿拉」的绝对性高过圣经中的神。

笔者在回教徒中生活已有十年之久，与回教徒朋友谈信仰的机会可遇也可求。令人不安的是，回教逻辑已成为他们信仰的部份。让我稍举几个例子，来思想由回教逻辑所产生的论点。所引用的可兰经章节全取之 Yusuf Ali 的译本。

逻辑前提：「基回同信一位神，而这位真神末後的启示如下：」

1. 不是「叁位一体」

「独一真神，而非叁位一体」（四171，五76）（注二）

（参 二163，六19，十六22，51）

2. 不是「父」

「没同伴」（六22~24，136~137，163）

「自足的」（六133）

「没有儿子」（二116，六100，十68，十九35，二十叁91）

3. 不是「子」

「没有儿子」

「没配偶，没女儿」（六100~101，十六57，叁十七149~157，五十叁16~19）

4. 没有「圣灵」

可兰经只八次提到有关灵或圣灵，没有一次是指圣经中所启示的「圣灵」。回教徒相信报佳音的天使长加百列便是圣灵，而叁位一体指父、子、玛利亚。他们相信耶稣应许赐圣灵（约十四16）乃预言穆罕默德（Ahmed）的来到。使徒行传第二章详细记载五旬节圣灵降临，是大部份回教徒不曾听过的。

5. 耶稣

「只是先知/使徒之一」（四171，五78）

「不是神」（五19，75）

「没上十字架」（四157）

「不是神的儿子」（九30）

「耶稣的门徒是回教徒」（五114）

「预言穆罕默德」「六十一6」

我们可以轻易再多举十个例子，请饶恕我只提以上五个。问题是，赞同大前提，却不接纳以上所举的例子，是很多人的困扰。这困扰无益於搞学术的回教学学者，对处身於前线的宣教士更是如此。为了走出困境，有人竟然冒更大危险而假设，「阿拉」与圣经中的神相同，问题是出自那位领受启示者。为什麽柯梅尼下令追杀卢诗迪？近百年来回教神学的趋向是：逐渐淡化「阿拉」而明显的神化穆氏，这是个重要且敏感的课题。

回教逻辑的结果是，回教徒宣教士的兴起，他们相信只有回教有最後的启示，所以要得到全世界，使世人皆成为回教徒。没有回教徒怀疑耶稣会再来，而他们相信耶稣再来的目的，与回教宣教士的使命一样。

结论

回教的「阿拉」是位有绝对权威，远离世人，按自己喜好作决定的神，给人有朝叁暮四之感。除了在反对圣经核心真理的教导外，不曾肯定的指示回教徒一条得救之路。

「阿拉」是回教世界的神学、文化、社会、政治、道德的中心。千年多来回教世界的情况，正面的反影出回教「阿拉」的真面目。

注

1 参考「阿拉九十九个名字」的资料。（阿拉英阿名字及出现在阿拉伯文可兰经之次数）

2 引用可兰经；四171即四章171节之意。但不同译本经节之差异有时多达五节，又因可兰经的诗意重，译者的领受可能很不同，所以在原文以外的译本，差异可大可小。

谢选骏指出：上文懂得“回教的「阿拉」不是上帝”的道理，但是却不懂回教是武力征服的结果，因此对其只能通过武力解放。对于回民来说，传教只是武力征服的巩固，绝非武力征服以前的工作！

【21、基督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网文《基督出现在人民面前》（绘画说明）报道：

亚历山大·伊凡诺夫绘画的描述和含义——基督出现在人民面前——

今天艺术家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伊万诺夫对人民的基督现象的照片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在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的大厅里，画布存放在那里，总有游客。当然，它不仅影响其巨大的尺寸。什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今天图片的圣经故事对于许多人来说几乎是未知的，但又近似熟悉。然而，每个人都发现她身边有些东西。

人性正处于十字路口……一个人可能有什么选择？现在，他们相信并且不相信，希望和怀疑的那一刻。这里有富人和穷人，年轻人和老年人，无辜和有罪，那些立即相信并仍然怀疑的人。震惊和那些和其他人。所有人都很激动……此时他们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如何不同地表达他们的感情！在右边是人们离开基督。这些是他未来的迫害者——法利赛人。他们的头被降低，他们的脸上有毫无掩饰的敌意，他们的眼睛降低了，嘴唇也闭上了。焦虑潜伏在这里，对过去的遗憾感到遗憾，不祥的意图在这里成熟。代表大罗马帝国，动力帝国的惊慌失措的骑士们会想到这些时刻吗？

那些已经在约旦神圣的水域受洗的人，他们真诚地悔改了自己的罪，希望得到他们的清洁，开始新的生活，充满了快乐的期待和希望。他们冲上前去，准备接受新的真理并跟随基督。在这群人中，一个脖子上系着绳子的奴隶的形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蹲在地上，抬起头，听着约翰的讲道，同时他准备好把条纹布料扔在他主人的娇柔，光滑的身上。脸上挂着哭泣的微笑或抽泣的笑声，喜悦或痛苦？只有主持人的手的表现力，他背对着观众，雄辩地敦促不要相信施洗约翰的讲道。

但他的预言词听起来多么热情无私！穿着粗糙的羊皮，而不是长发，留着胡子的男人，他长途跋涉和徘徊，疲惫不堪，坚定地握着他的手。他眼中精神和信念的力量是什么！他的脸多么高贵和富有表现力！他如此令人信服地谈论天国，不可能不理解他的话，更不可能相信它 ——更是如此！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蓝色chiton中一个怀疑的人的形象。回到深处，他想念追随先知的人。如果施洗约翰的手被灵感向上抬起，那么怀疑者的手就会隐藏在长袍的宽袖中。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沉迷是否值得？是否有可能完全相信暴力先知的奇怪话语？

清新的晨风驱散了云层，使海浪起泡，大声飞过蓝色的山脉，穿着深蓝色雨衣的褶皱，轻轻地触摸那个沿着山坡行走的人的金色头发，几乎没有碰到地球的脚。他并不着急，不看任何事情。他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平静的平静，走向人民，为这个世界带来和谐与美丽，和平与和谐。

谢选骏指出：我第一次看见《基督出现在人民面前》这幅画的时候，是在文革期间——在那美妙的瞬间，一片神秘的宁静包围了我，把我和周遭的一切都隔绝开来。基督出现在人民面前，也出现在我心里了。

网文《俄罗斯绘画艺术》报道：

俄罗斯的绘画有悠久的历史，不过，只有在基督教传入以后，由于拜占庭艺术的影响，俄国才开始有镶嵌画、壁画、圣象画、细密画等几种主要形式。安德列·鲁布廖夫（约1360一约1430）是俄罗斯最早的名画家。他在十四至十五世纪期间画的《三圣图》至今保存在莫斯科特烈恰柯夫画廊里。画的是宗教内容，但画家表现出的不是中世纪天使的体态，而是活生生的人。

十七世纪，俄罗斯绘画开始摆脱中世纪艺术的束缚，不再囿于宗教圣象题材，而致力于表现现实世界，力图如实地反映生活。十八世纪由于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肖像画备受重视，出现了忠实地描写人的个性特点的画家。德·格·列维茨基（1735——1822）是十八世纪下半叶的肖像名画家，他画的《杰米多夫肖像》能够在庄重的贵族生活场合表现出人物的个性特点。他的学生弗·卢·鲍罗维科夫斯基（1757——1825）则更进一步在日常生活的普通环境中描写人，捕捉人面部的自然表情，尤其善于以柔和的色调表现人闲逸的姿势、温雅的态度、安静而伤感的情绪。

十九世纪上半叶俄罗斯绘画艺术中现实主义逐渐取得主导地位，圣经神话题材逐步为世俗生活题材所代替。奥·阿·吉普林斯基（1782——1836）和瓦·安·特罗比宁（1776——1857）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肖像画家。他们摆脱古典主义的束缚，描绘出同代人的形象。两人画的普希金肖像都很著名。这一时期出现了俄罗斯风俗画的奠基人阿·加·魏涅齐安诺夫（1780——1847）。他是卖饼商人的儿子，儿时对工匠和农民生活的留心观察使他日后得以成为描绘农民劳动和农民生活的画家。他常以乡村生活为背景表现体魄健壮的农民的精神美，其名画有《春耕》、《夏收》、《打谷场》、《睡梦中的牧童》等。上半世纪官方学院派绘画的代表人物卡·帕·勃留洛夫（1799——1852）。他的名画《庞贝城的末日》以令人惊叹的色彩表现了毁于维苏威火山熔岩和灰烬的古代城市的悲剧，给出了可怕的惨祸到来时人们表现的复杂心理和感情。

由于解放运动的发展和文学运动的影响，表现人民觉醒、揭露农奴制腐败成了十九世纪上半世纪绘画的重要主题。阿·安·伊凡诺夫（1806——1858）是借用宗教题材表现人民精神觉醒的画家。他的巨幅油画《基督出现在人们的面前》，通过人们期待的基督形象，反映出俄罗斯需要一种新的力量来拯救的思想。画面上的基督和蔼可亲，浮雕感很强，给人以别开生面的感觉。以讽刺性画笔揭露农奴制溃疡的代表画家是帕·安·费多托夫（1815——1852）。他以油画《少校求婚》成名，被称为造型艺术中的果戈理，是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绘画的奠基人。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民主运动的高涨，对俄国绘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863年，一批有才华的美术学院高年级学生同只准画神话和圣经题材的学院传统相绝裂，退出美术学院，单独组织起来，研究现实主义绘画艺术，成立了彼得堡的“自由画家协会”，后来在1870年改组为“巡回展览派画家协会”。六十至八十年代俄国最著名的画家大多属于这一派。“巡回画派”画家提倡面对现实，主张艺术要有思想性，绘画艺术应该参加改造:现实生活的斗争。他们的绘画不但揭露和讽刺俄国统治阶级，表现城乡贫民的苦难生活，而且创造了一批为争取新生活而斗争的革命者形象。

伊·尼·克拉姆斯科伊（1837－1887）是肖像画家和艺术理论家，“巡回画派”的思想领袖，他创作了一个俄国作家、画家和社会活动家画像的画廊：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谢德林、希施金等。他善于描绘人的内心情感和复杂心境。他的名画《在荒野中的基督》、《列夫·托尔斯泰》等都以深沉的目光和真切的面部表情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心理状态，表现了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和道德义务感。

瓦·格·彼罗夫（1833－1882）是“巡回画派”中的一个多产画家。他的名画《复活节的农村宗教行列》和《警察局长来进行审判》分别嘲笑了僧侣、神父和警察。他的名画《送葬》描绘一个失去抚养者的家庭的悲剧，暗淡的色调，忧伤的人物表情真实地表现了死者家属凄惨而无出路的境遇。他的风俗画《猎人的休息》和《捕鱼》含蓄、幽默，体现了画家对大自然的热爱。他的肖像画《陀思妥耶夫斯基像》画出了作家的内心世界——苦闷的心情、神经质的手、凝聚的目光，显得十分逼真。彼罗夫的画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涅克拉索夫的诗和屠格涅夫的散文互相呼应，有着内在的联系。

伊·叶·列宾（1844－1930）是俄罗斯最著名的现实主义画家，“巡回画派”的旗帜。他在历史画、肖像画等许多绘画体裁中都有所创新，但他创作的中心内容还是各式各样的人民生活：人民的劳动和斗争以及为人民自由而斗争的革命者。列宾的成名作是《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油画揭示了沙皇俄国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表现出蕴藏在劳动人民内心的巨大力量。列宾以革命者生活为题材的名画有《拒绝忏悔》，《宣传者被捕》、《意外归来》等。《拒绝忏悔》画的是一位革命者面对死亡而毫无惧色，以拒绝仟悔向沙皇暴政提出抗议。《宣传者被捕》画的是下乡宣传的民粹派知识分子被捕的场面，在场的农民对事件采取的各不相同的态度。列宾正确地表现了民粹派革命者的无畏精神和孤立无援的处境。《意外归来》表现一位被流放的革命者刑满后突然归来引起全家惊愕的场面。画家揭露了沙皇政府对革命者的迫害，表达了对革命者的同情。列宾的创作构成俄国绘画史的整整一个阶段，享有世界声誉。

“巡回画派”中的历史画家是瓦·伊·苏里柯夫（1848——1916）。他的画多反映俄国历史性冲突为特点，以壮阅的群众场面见长。他的主要作品有《近卫军临刑前的早晨》、《女贵族莫洛佐娃》、《缅希柯夫在别留佐夫镇》、《斯切潘·拉辛》等。

十九世纪下半期还出现了俄罗斯的民族风景画派。主要画家有“巡回画派”成员希施金和列维坦。伊·伊·希施金（1832－1898）善于描绘俄罗斯森林及伏尔加河畔景色，画风写实细腻，名作有《森林远景》、《松林里的早晨》等。伊·伊·列维坦（1860－1900）描绘自然景色时用笔洗练，色采鲜明，对后来俄罗斯风景画发展有较大影响。作品有《小白桦树林》、《金色的秋天》等。《弗拉基米尔大道》是列维坦的一幅名画。画家通过描绘押送革命者通往西伯利亚流放地的必经道路，对沙皇专制制度发出了抗议。

十九世纪末，俄国工人运动蓬勃兴起，尼·阿·卡萨特金（1859——1930）是当时描绘工人题材的画家，其代表作品是《女矿工》。俄国十九世纪最后一个现实主义画家是瓦·亚·谢罗夫（1865——1911）。他以描绘妇女、儿童肖像画见长，代表作有《少女与桃》和《阳光下的少女》。

十九世纪下半叶俄国现实主义美术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绘画方面，但雕塑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最著名的雕塑家是马·马·安达柯夫斯基（1843——1902）。他的代表作有《裁缝》、《伊凡雷帝像》、《彼得大帝像》等。

谢选骏指出：俄罗斯绘画艺术是基督教哺育的，没有基督教就没有俄罗斯绘画艺术。但是由于屈从蒙古暴君，俄罗斯艺术也有黑暗面。

【22、基督的奥秘战胜虚无】

《印度的“虚无”概念　当今信息技术的源头》（马丽艾伦·沃德（Mariellen Ward）2018年9月3日）报道：

佛教和印度教将虚无作为其教义的一部分。

瓜里尔（Gwalior）是印度中部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在市中心的高岗上，一座公元8世纪建造的堡垒拔地而起，其规模在印度名列前茅，这就是中世纪风格的瓜里尔堡垒。目光穿过高耸的圆顶塔尖、繁复的雕刻、缤纷的壁画，你会发现一座公元9世纪的小寺庙，从那坚硬的岩石中雕琢而出。

查图胡杰寺（Chaturbhuj Temple）与印度其他古寺差不多，不过有一点，这里是数字"零"的起点。在寺庙墙壁上雕刻的铭文中，有一个清晰可见的数字——"270"。这座寺庙因此闻名，这是世上已发现的、最为古老的书写数字"零"。

数字零的发明是数学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环，奠定了微积分的基础，成就了物理学、工程学和许多现代技术。不过印度文明是如何创造出这项对现代印度，乃至现代世界都至关重要的发明呢？

在印度瓜里尔堡垒里的一座寺庙中，可以找到最古老的书写数字“零” 。

从虚无中来

我想起印度著名神话学家帕塔纳伊克（Devdutt Pattanaik）有一次作TED演讲，讲述了亚历山大大帝到访印度的故事。这位世界征服者显然遇到了他所谓的“修行者'，一个赤裸的智者，可能还是一名瑜伽行者，正坐在岩石上盯着天空。亚历山大大帝问他：“你在做什么？”

"我在感知虚无。你在做什么？" 修行者回应。

"我在征服世界。"亚历山大说。

他们都笑了，彼此觉得对方是荒废生命的傻瓜。

早在瓜里尔寺庙墙上铭刻那个最早的"零"之前，就有了这个故事。不过修行者对虚无的冥想也的确和这个数字的发明有关。与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不同，印度人早就在哲学上对虚无这个概念敞开思想。瑜伽等活动的发明也是为了激励冥想，并清空净化心灵。而且，佛教和印度教都将虚无这个概念作为其教义的一部分。

ZerOrigIndia基金会又称"零计划"，总部位于荷兰，其秘书长戈贝兹（Peter Gobets）博士研究了数字零的起源。他在一篇关于"零"的发明的文章中指出："数字零（梵语中读作'shunya'）可能起源于同时代的虚无哲学，又称Shunyata（一种让观感和思想从人的想法中解脱出来的佛教教义）"。

此外，印度这个国家很早以前就开始对复杂的数学着迷。早期的印度数学家沉迷于庞大的数字，当古希腊人只能计算到一万时，印度人已经达到数万亿。可以说两地对无穷大的概念完全不同。

印度天文学家和数学家阿耶波多（Aryabhata）出生于公元476年，婆罗门吉多（Brahmagupta）出生于公元598年，他们都被认为是最早正式描述现代小数位值系统的人，并最早提出零符号使用规则。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瓜里尔是第一个把零写作圆圈的地方，不过在一种称为巴赫沙利（Bhakshali）手稿的古老印度卷轴中，出现了一个占位符点标记。最近对其进行碳素测定年代，发现可追溯到公元三、四世纪。现在，这个符号被认为是最早有历史记录的零。

数学中的零（梵语中的"shunya"），可能源于清空心灵的佛教教义Shunyata。

牛津大学网站引用了本校数学教授杜索奥（Marcus du Sautoy）的一段话："零作为一个独立的数字，从巴赫沙利手稿中的占位符点标记演变而来，可谓是数学史上最伟大的突破之一。现在知道早在公元3世纪，印度数学家就已经埋下这个影响现代世界的伏笔。研究结果显示，几个世纪来印度次大陆的数学是如此充满活力。"

但同样有趣的是，为什么零没能在别的地方繁衍出来。一种理论认为，一些文化对虚无概念持负面看法。比如欧洲基督教早期曾有一段时间，宗教领袖禁用了零，因为他们觉得，上帝代表万物一切，那么代表虚无的符号一定属于魔鬼。

所以也许印度就是有一种能耐，产生关于零的相关创意，创造出冥想和数字零的印度精神智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相关的创意同样对现代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印度风格的硅谷

当你开车驶出印度班加罗尔（Bengaluru）的坎皮高达国际机场（Kempegowda International Airport），前往市中心，在大约37公里外就能看到一些大型标志，在印度农村显得有点突兀。这些标志宣告了现代印度的新神，一些处于数字革命尖端的公司。英特尔、谷歌、苹果、甲骨文、微软、Adobe、三星、亚马逊都在班加罗尔设有办事处，此外还有印度本土的大公司Infosys和Wipro。

整洁光亮的机场、全新闪耀的标志，为城市转型打起了第一盏信号灯。 在信息技术行业来到班加罗尔之前，这里被称为花园城市班加罗尔。现如今，成了印度硅谷班加罗尔。

上世纪70年代起，为了扩大卡纳塔克邦（Karnataka）的电子产业，班加罗尔一直是一个单一的工业园区、电子城，这也为今天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该市现在拥有相当多的信息技术园区，是该国近四成信息技术行业的所在地。据预测，到2020年，班加罗尔可能超过硅谷，成为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中心，拥有200万信息技术人才、600万间接工作岗位，和800亿美元的信息技术出口。

现代数字计算机的工作原理基于两种状态——"开"和"关"。"开"状态赋值为'1'，而"关"状态赋值为'0'，也就是零。

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董事兼科学和天文学历史学家卡克（Subhash Kak）教授说，"二进制数系统也是在印度发明的，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公元前二、三世纪，有一位叫平加拉（Pingala）的音乐学家发明了二进制，不过当时是用于韵律。"

拉巴克植物园（Lalbagh Botanical Gardens）是班加罗尔的文化地理中心，是"老班加罗尔"的象征，也是当地人首选的必看景点。植物园最初设计于1760年，后来经过改造，呈典型的维多利亚风格，园内有150种玫瑰，19世纪后期还仿造伦敦著名的水晶宫建造了一座玻璃馆。拉巴克是亚洲发展最快的城市中的瑰宝，也是对旧日迷醉的一段回忆，当时的班加罗尔是殖民时期英国公务员退休后最喜欢的地方。他们建造了配有大花园的古雅小屋，在温和的气候和清闲的小镇上，静静地消磨自己的退休时光。

然而，随着城市雄心勃勃地扩张，基础设施不足，老班加罗尔正在消失。从1991到2001年这10年间，班加罗尔的人口增长了38％，现在是全球排行第18位的人口大市，拥有1200万人口。各种信息技术园区不断发展，信息技术工作者不停涌入，基础设施始终跟不上步伐，因此毫无疑问，班加罗尔的交通是全印度最糟糕的。

印度大都市的标志就是混乱拥堵，而严重程度在班加罗尔达到了顶峰，在那里开车一小时，可能只能前进3公里。尽管如此，居民们仍然无畏地坚持下去，觉得住得离高科技公司越近越好，甚至直接住在里面。人们创业、设计软件、为世界提供信息技术产品和技术。很难想象有多少计算机芯片、二进制信息和程序来自班加罗尔，有多少电脑和设备在这里生产和使用。至于这里输入输出过多少二进制的零，更是无法想象。

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始于印度，始于虚无。

谢选骏指出：两进位制到底来自印度还是来自中国？

《数字“0”的演变史：这可能和印度还有佛教都有关系》（马库斯·杜·桑托伊（Marcus du Sautoy）BBC 2019年2月21日）报道：

印度数学家的很多发现，比西方早了多个世纪。

和中国一样，印度在很久以前就发现了十进制的好处。

早在公元三世纪，印度人就已经在使用十进制。

他们当时的数字系统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一样，数字所在的位置表示数位：个、十、百、千、万……如此类推。

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发展出十进制的，但是他们无疑对此进行了细化，使之更臻完美，为数字一到九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使用奠定了基础。

然后，他们还发明了一个新的数字：0。

零不再等于“没有”

在已知史料当中，数字“零”最早有明确记载的使用是在九世纪，但是它很可能在那之前几百年就已经被人类所使用。

在印度中央邦的瓜廖尔堡（Gwalior Fortress）一个小寺庙的墙上，就记录着这样一个奇怪的数字。

数学与皇帝嫔妃侍寝安排的关系

印度的“虚无”概念　当今信息技术的源头

这座印度城堡当中的一座寺庙，就是目前已知最早使用数字“0”的地方。

因为它是数字“零”的所在地，于是也就成为了数学迷的一个朝圣地。

令人惊讶的是，在印度人记下这个数字之前，它并不存在。

世界上最早的数字“0”，发现于印度寺庙的墙上。

在古埃及，在美索不达米亚，在古代中国，都存在着“零”这个概念，但当时都是以一个符号或者一个空白位置的形式存在。

真正将它变成一个有明确意义的数字的，是印度人。

是这一个概念性的飞跃，使人类数学发生了变革。

在“减”去计数用的石子之后，地上就会留下一个类似圆圈的印记。

自此之后，以非常高效的方式组出天文数字成为了可能。

印度人如何想到了“0”的概念？

我们永远都无法确定这一点，但是有可能，这个概念以及用以表示“零”的符号，最初是来源于在地上用石子算数的计算方式。

当石子被拿开，沙土上就会有一个石子留下了圆形印记，代表了一种从有到无的过程。

但是，这个数字的发明，还有可能存在着文化上的原因。

这个在佛教和印度教当中的神圣手印，在梵语当中就是代表虚无、开放和空间的意思。

关于“无”和“永恒”的概念，是古代印度人信仰体系当中的一部分。

在佛教和印度教的传播和教育当中，都信奉“无”的概念。

于是，一种热心信奉“无”之概念的文化，为“零”找到一个归宿，就不应该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

数字“0”的发明给数学带来了飞跃。

印度人甚至用梵语中一个用来表示哲学上“虚无”概念、读音为“shunya”的字，来表示这个新的数学概念。

从无到无穷

印度著名数学家婆多摩笈多（Brahmagupta）早在7世纪就展示过数字零的一些主要属性。

他的一些与零相关的基本规则，至今仍然在全世界的课堂上讲授。

1 + 0 = 1

1 - 0 = 1

1 x 0 = 0

不过，当婆多摩笈多用0去除1的时候，他就遭遇到了难题。

什么数字乘以0会等于1？

解答这个问题需要一个新的数学概念：无穷。

无穷的概念帮助解决了以0作分母的数学问题。

只有这样才能让零作分母具备任何合理性。

而这一个进步也是一个印度数学家的功劳——巴斯卡拉（Bhaskara）在12世纪设计了这个概念。

再进一步

如果你将一个水平切成两半，你就有两块水果。

如果你将它切成三块，就有三块水果。

一直切下去的话就会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小的块。

最终，你会得到无穷多的块数。

巴斯卡拉就由此推理出，1除以0就是无穷大。

最终，一切的除法都会达到无穷远。

不过，用0做的计算，还要比这更进一步。

如果我们接受3减去3等于0，那3减去4呢？

你似乎会什么都没有，但是印度人却意识到，那是一种新的“没有”：负数。

印度人之所以能够得出负数和零的概念，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将这些理解成是抽象的概念。

在印度人的信仰当中，数字是一个抽象概念。

数字不仅是用作计算和测量的工具，它们是有生命的，它们飘浮在宇宙中，不受制于摸得着的真实世界。

这样一种思路，带来了数学思想上的大爆炸。

X和Y

印度人对数学的抽象理解，为解决二次方程带来了新方法。

婆多摩笈多对于负数的理解让他看到，二次方程将永远有两种解决方法，其中一种可能是负数。

他进一步通过两个变量（X和Y）来解决方程式。

西方直到1657年才走出这一步——法国数学家皮埃尔·德·费马（Pierre de Fermat）提出了他的解答方法，但他不知道，他的印度同行在一千年前就已经找到了答案。

费马在1657年“解决”了二次方程的问题。

婆罗摩笈多还为了表达这种等式计算而开发了一套新的语言。

在实验如何表达他的计算方法时，他用两种颜色名称的字头来代表两个变量。

于是就有了我们一直沿用至今的X和Y。

另一个无穷的数字

印度数学家们还研究了三角函数，并得出新发现。

古代印度的天文学家通过三角函数计算出了地球、月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

我们都知道，是希腊人最先发展出了一套几何与代数之间互换的概念体系。

但是印度人将此往前推进了一步。

他们应用三角函数来研究他们周围的世界，包括航海和测量空间距离。例如，印度数学家测量了地球与月球、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

回味大航海时代 用旅行指南绘制世界地图

π是数学当中一个重要的概念。

印度数学家还解出了数学领域里其中一个最神秘的数字：圆周率（π）。

π就是一个圆形的周长与直径之间的比率。

这个数字在所有数学计算当中都会用到，在工程与建筑当中尤其有用，因为每一种涉及弧线的测量都会用到π。

在很多个世纪里，数学家都在探索π的准确值。

到了六世纪，印度数学家阿耶波多（Aryabhata）得出了一个非常准确的估算值：3.1416

他也用这个值测量了地球的周长，得出的数值是39968公里——与我们今天所知道的40075公里非常接近。

Pi准确值的计算方法，仍然被看作是由欧洲人取得的成就。

数学家马德哈瓦（Madhava）则发现，通过增加和减少分数，就可能确定Pi的精确值。

这是一个至今仍然在全世界很多大学里教授的公式，但人们往往认为它是在17世纪由德国数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发现的。

谢选骏指出：人说——数字“0”的演变史：这可能和印度还有佛教都有关系。我看印度提倡虚无和零，中国也有类似的发展；但是他们为何都发展不出现代科学呢？因为它们缺乏基督的奥秘，因此只能肯定虚无，却无法超越虚无。

【23、基督教的忍耐顺从并非奴隶道德而是基于对暴力政权或政府暴力的蔑视】

网文《如何评价基督教的忍耐顺从说？》（郑曦原 2004年10月24日）报道：

马太福音：5：38—48："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An eye for an eye，and a tooth for a tooth）'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Have love for your neighbour，and hate for him who is against you）'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Love your enemies，bless them that curse you，do good to them that hate you，and pray for them which despitefully use you，and persecute you）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甚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么。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甚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么。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在基督教刚刚产生和传播时，它只是一个影响很小的教派，当时的欧洲各种宗教和信念体系林立；那么为什么基督教能在其中脱颖而出，迅速成为最有影响的宗教乃至最终在思想上一统欧洲呢？而且，起码是在一千余年的中世纪，基督教在欧洲人心中的至高地位从未动摇，这又是为什么呢？

基督教在欧洲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它既有为人们提供精神慰籍的一面，也有奴化百姓的一面；它既是欧洲人互相认同的纽带，也是欧洲人互相征战和对外征战的旗帜；它既为人们的道德行为提供了意识基础，又阻碍了新道德的生长；它既援助救济了大量穷人，又迫害了大量异端份子；它既主张人人都是上帝的信徒，所以应该相亲相爱如兄弟，又支持奴隶制度，不主张隶农们反抗国王贵族。因此，对基督教任何单一化的肯定或否定、称颂或贬损，都是片面的。

在罗马帝国时代，乃至在欧洲中世纪，占人口80％以上的，是平民百姓。基督教能广泛流行，最重要的就是被这80％的人广泛接受。事实上，基督教从发端到盛行于罗马帝国，一直就是在被压迫的犹太人、然后是罗马帝国的奴隶以及下层百姓中流传。当然，后来国王、官僚、骑士、商人等等都接受了基督教。 

公元初，庞大的罗马帝国内部宗教林立，但就大者而言，就有正统的罗马国教，有犹太教；东方波斯的国教琐罗亚斯德教在罗马帝国的东部也有很大影响；古代希腊的宗教仍有流传；而且，基督教本身也有一些内部异端的不同派别。为什么最后基督教能脱颖而出，成为最盛行的宗教呢？基督教在开始时没有得到行政力量的帮助，相反，罗马帝国在她刚刚流行时对她进行了残酷镇压，然而她显示了极强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不可能来自其他地方，只能来自于她的教义所具有的精神力量。

物质生活悲惨，社会地位低下，人的各种欲望得不到满足，所有这些原本都是令人痛苦的；但在基督教的教诲下，这些反而具有了积极意义。按照基督教的教义，禁欲、苦行、对现世的漠视，是获得永恒幸福的唯一途径。 

这种拯救性宗教是先知预言式的，它向其信奉者保证：或者幸福在现世会降临到他们身上，或者他们一定会在来世享有这种幸福。而信徒们则由此获得很大的心理安慰，这种心理安慰通过宗教信仰的集体性和各种仪式，在信徒的心中得到加强。 

这样，基督教就给罗马帝国以及其后中世纪的欧洲贫苦大众，带来了尊严、生活的目标、公平感、永恒幸福。但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在现世所能得到的，她们只能在天国中才能获得。在现世中，人们则应该禁欲、忍耐、爱别人、勿抗恶，最好能做到别人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再送上去。所以耶稣从一开始就不主张反抗压迫者，他并不提倡改变现实，消除苦难，他认为受苦反而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在现世中受苦就可以到天堂上享福。 

因此，基督教在鼓励人们追求来世和天国中的拯救和幸福的同时，鼓励人们对现世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它鼓励人们接受现实，漠视现世，把注意力放在来世上，放在与上帝的沟通上，这在客观上有助于当时社会秩序与格局的稳定；这也正是为什么罗马帝国和中世纪各欧洲王朝的国王贵族们支持基督教的原因，基督教从而成为晚期的罗马帝国以及中世纪欧洲各国的国教。而且后来基督教会自己成了欧洲占有土地最多的封建主，压迫压榨着自己领地上的隶农们和奴隶们，于是，让那些被压迫被压榨的人们接受基督教，就更是符合教会僧侣阶层的现世利益。

《欧洲中世纪史》权威汤普逊说："教会集团灌输着‘驯服'的德行，为的要使那些不满意的和被压迫的仆役和奴隶阶层安心处于屈服的状态里。教会向中世纪欧洲的‘贱农'和奴隶阶层详细地讲述着天堂上的幸福和极乐生活，这构成了一个极好论点，来说服他们听天由命地在社会经济制度的压迫下劳动着。"他举例说："在十世纪中，维罗那主教拉特里那斯伪装神圣地劝告农奴和奴隶说，一切人们都是弟兄，同时劝告他们遵守那项使他们受着束缚的神命，说上帝慈悲地注定那些人要做奴隶，他看到，对他们来说自由是不相称的。"

曦原评论：基督教的忍耐顺从说以柔克刚，它既为那些无助而绝望的穷人们提供了一个灵魂叹息的角落，也为高高在上的统治阶级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准备了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器。这就为它在残酷无情的社会里存在下来，并发扬光大，开辟了道路。

评论人：无名   2006-04-10 21:43:10   　  

如你爱过他人，想为他做事;如果你满足了他的要求，使他永远快乐，他对你满意，不再逼迫你，请你告诉我你的办法，至今我没找到，除了紧守基督的原则！

评论人：陇东布衣   2005-05-04 11:29:15   　  

孔夫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我看同志们还是多一些对于自己文化的自信。3000年的历史，3000年的人文精神，孕育出我华夏文明今日的根深叶茂，传布四海。 

万不要没学成外道，倒把自己的祖宗给忘了。

评论人：俗人   2004-11-24 18:27:47   　  

世间种群各异，信仰有之，信仰无之，这倒并无高低之分。但对在无神论时代成长起来的吾辈来说，很难再有什么新的信仰。但无信仰之人虽灵魂轻松，但也常感迷茫。有人说，宗教是麻醉人的精神鸦片，宗教有时再与民族问题搅在一起更是添乱。昨晚的法国电影《暗流》因宗教的纷争造成不同信仰间的仇杀直看得我心寒，所以庆幸还是在门外的好。不过几位智者的讨论对俗务缠身的吾来讲还是颇受启发。 

评论人：匿名网友   2004-11-23 20:56:26   　  

评论人：saxon   2004-11-23 20:56:19   　  

统一的宗教信仰是为了大家有统一的道德体系，其实每个国家的立法都是以宗教为基础的。还有世界上最好的也是最稳定的国家形式就是统一民族的国家，那是因为有统一的信仰。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旧的信仰被推翻了，新的又没有建立，所以就产生了今日的混乱和道德沦丧。

评论人：forthelichking   2004-11-23 20:43:55   　  

中国人需要思想啊！而不是宗教信仰，至少不是现有的宗教信仰。 

中国那么多人完全可以创造自己的信仰，创造自己的思想来改变这个世界！

评论人：Cato   2004-11-23 20:31:37   　  

每每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快感。

在新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就如脱胎换骨一般，对回到这里的生活也感觉不是那么恐怖了。做好了准备要重新启动的时候，却又无缘无故的丧失了动力。无法改变这种客观环境，却又在这种环境中迷失了自己……

不管怎么说，谢谢，朋友。

评论人：tianye007   2004-11-23 20:31:19   　  

人应该谦虚，不能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就认为自己什么都是好的。中国人也正是缺乏这种谦虚的精神！基督教优秀文化的确影响了很多人！

评论人：raneo   2004-11-23 20:30:03   　  

中国人不缺信仰，缺的是精神。

评论人：kanishka   2004-11-23 20:28:49   　  

没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宗教信仰”是中国文明的一个很好的特性。 16世纪传教士初来，他们可没觉得不信教的中国素质低。

评论人：意无纸境   2004-11-23 20:27:24   　  

大家都知道，基督教的前身是犹太教，可以说，了解当今世界，了解西方文化的钥匙是打开《圣经》，而圣经内容的核心是承认上帝的存在，也即承认“神”的存在，尽管当前众多的神学家试图用证据来证明上帝的存在，神学与科学的冲突也是现今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现状，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科学并不能带给我们使我们的灵魂得以安宁的世界观，人生观，生命的意义等众多根本性的人文问题。而宗教信仰，或者说基督教和神学论却能让我们的心灵复归平静， 让我们变的谦卑，让人与人之间充满爱的关怀，因为我们都是上帝创造的，我们是兄弟姐妹！ 

当然在中国和印度，我们有佛教，但可以这么说，现今世界的佛教已经极大的变味了（前几天看中央台的‘面对面’节目，访问对象是少林寺的方丈，这位大师的回答简直不能让人满意，少林寺变成了旅游胜地，哪里还谈得上修行），因为佛教的博大精深，让人听起来如坠云里雾中，这是佛教没有影响到世界人文格局的一个根本原因吧，当然，可以说，佛经的内容要比《圣经》厉害的多，但是他没有《圣经》来的通俗易懂（以讲故事的文本形式出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的《史记》，因为记载了许多历史，有些预言的实现更能直接的吸引了老百姓对他的信仰和崇拜），一点拙见！

人：岸门口人   2004-11-19 10:18:35   　  

谢谢谢选骏先生的指点。近整理从纽约带回的影印材料，为《帝国的回忆》再版做准备，发现一篇1908年的文稿，叙述一位26岁的冒险家在华复制《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然而不远万里运回纽约的故事，十分有趣。拟在新版中加入。

最先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是"聂斯脱利派"，这是基督教的一个傍支，以公元5世纪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斯脱利命名.聂斯脱利因教义中"神性"与"人性"的论争，在公元413年的以弗所主教会议上被指控为异端，受到逐出教门、流放致死的惩罚。但是，后来的近东教会却支持聂斯脱利的教义，498年，近东教会正式决定与罗马教会断绝关系，接受聂斯脱利的信仰，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正式形成。此后，景教传教土以高度的宗教热情活跃在中亚地区，七世纪时这一派的信徒己经遍布我国古代所称的西域一带，唐代该派正式进入中国。

景教对基督神、人二性的信仰教理，在它入华与中国非神性现世文化碰撞交融时，即彰显了它神、人二性的张力特点。解读景教现存的汉语文献，清楚显示了“明明景教，言归我唐”的中国化与世俗化努力，同时也清楚表明其神性化教义要在华人世俗世界立足的两难困境。基督教与汉唐文化能否“同舟共济”，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疑难的问题。

评论人：angel   2004-11-13 21:33:53   　  

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哼,!其实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我们惟独能做的也只能是提升自己不要流落到社会的最下层，也希望自己在某一天能为中国做点有良心的事情/.

评论人：刘小枫   2004-11-13 21:33:18   　  

我的老朋友——博学的唐逸教授1991年路过巴塞尔，我们一起玩了两天。我带他坐木船渡过莱茵河，木船行到湍急的河中间时，他突然对我说：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不能共居一室，你要进来，我就得出去。我的逸兄当然是中国文化的心灵，而他知道，我的灵魂已经被基督教拐走了，我们两个的精神是绝对不相容的。我想，他非要等到木船行到河水最湍急的地方才说这话，大概就是想借此暗喻，我们之间的精神关系就像我们共同坐的这只木船—但我们是好朋友。

评论人：卡夫卡2046   2004-11-13 21:25:35   　  

十字架上的真是活的真、关怀个人的存在与非存在的真，对于这种真，需要个体从自身的存在和境遇出发去聆听和践行。

引自：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

评论人：岸门口人   2004-11-13 16:53:25   　  

有点像在香火缭绕的佛堂里面“谈对象”，可能是将严肃的命题香艳化了。

评论人：岸门口人   2004-11-13 16:51:02   　  

在火车站，我突然明白了成都粉子的一个秘密。

我发现，凡是从重庆方向往成都去的年轻女人，基本上都是粉子，有好几次，我差点认错了人。当时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外地人总认为成都的美女多。其实，成都自古以来就是移民城市，长期以来，在巴山蜀水之间、雪山高原下孕育的川妹子，她们中的很多优秀女人都爱往成都跑，尤其在计划经济时代，成都是重庆的省府，往成都移民的重庆女人大都比较漂亮，于是，发源于重庆的“粉子”这个词，也随着她们来到了成都。

转引自《成都粉子》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4-11/01/xinsimple_5621101010902113269162.jpg

注：此书受到成都人民炮轰。

科学与宗教的分家，是中世纪结束的标志。大概中世纪以前，科学还是被宗教把持的。 

科学与宗教的分家后，科学掌管了人类认识中‘可确知的'部分，用科学探索的办法加深认识，扩大认识。科学主张人们去多问‘为什么？'，鼓励人们去追求未知。那怕要被戴上‘怀疑一切'的不光彩的大帽子，她还是鼓励人们去问。 

人类认识中‘无法确知的部分'还是由非科学掌控着，这主要是宗教。一般来说，艺术，伦理等等不可精确认知和评价的领域也是也是宗教的世袭领地。宗教是靠‘信仰'来维系的。一般是不问为什么，除了教义条文外，也问不出为什么的。过度的‘信仰'，可能被称为‘迷信'。 

宗教领域广阔，它本不必要去妒忌科学。妒忌心，本来是许多的宗教教义不容的。因妒忌科学，而把本是宗教的东西拿来冒充科学，那就是‘伪科学'。宗教只要在自己的领域中散播信仰，宣传教义，甚至于修改更正教义，是不会有人要去挑衅她，指责她，更不会信口开河说她是‘伪科学'。其实，‘伪科学'更多地是出现在科学家内部。违背道德的一些‘科学家'，制造数据，提供假事实，靠抄袭制假，搞假结论来谋名图利，严重危害科学本身。那才最可耻。 

在中国的法律制度下，各种宗教都是‘堂堂正正'的学问。绝不能把合法宗教与伪科学等同。

评论人：不说你也知道我是谁   2004-11-12 15:28:43   　  

中国代码奖**新闻奖 全国最差程序员奖

评论人：Mandy Nero   2004-11-12 15:28:39   　  

a pretty kettle of fish!

mandynero.blogchina.com

评论人：孙隆基   2004-11-12 11:49:58

从世俗中获取"拯救"的方式，使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形而下"的民族。 

中国文化的现世取向，使人把生存的意向集中在世俗中，不像世界上其他的高级宗教那般，具有"超越"与"拯救"的因素，因此，说中国文化是一个"没有超越，也没有拯救"的文化，也不为过。

评论人：free668   2004-11-12 11:44:27   　  

关于“人人生来平等”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探索：拿“男女平等”来说事。一个婴儿在出生的时候知道“男女”不平等吗？如果他（她）知道，那么“人人生来不平等”就是真理。如果他（她）不知道，那“人人生来不平等”就是“谬误”。当然，这只是在“看得见”的范围内说事情，不过，我们如果想证明“人人生而平等”还需要在“看不见”的范围内得到结论。 

^_^

评论人：free668   2004-11-12 11:41:44   　  

呵呵！“神”似乎永远只想做人，而人却似乎永远想做“神”。 

评论人：银河直落   2004-11-12 11:40:06   　  

人性是不完美的，宗教补足了这种不完美。 

补足，也是部分补足。但已经很有效了。

评论人：岸门口人   2004-11-12 08:28:27   　  

这堂课勾引到举世闻名的“成都粉子”进来，而且还搭乘2046次快车向偶驰来，着实兴奋难当！

那一个川哥不爱成都？那一个川哥又不爱成都粉子呢？

大三时候，从西北边陲回到青山绿水的成都平原，那干涩的眼睛一下子变得明亮而湿润。特别在成都的公共汽车上，好象是在骡马市附近，听见两个成都粉子吵架，那久别的乡音碰撞我的心口，撞得我的魂魄都要翻飞起来。一种神秘的力量勾引我跳下车，加入街市上围观的人群。她俩你来我往，好不激烈，而我则如陶醉一般。

也可能因为偶神情有异，挤得又太靠前，两份粉子竟停了下来，一齐对着我吼：“看啥子看？！”

偶最大的观点，就是不同意在幸福而快乐的世俗生活与严肃和痛苦着的宗教生活中，划出一道虚伪的界限。到过敦煌就明白，洞窟中最打动人心、最有宗教精神的壁画，常常是最有烟火气、最有生活气息的东西。

如果我们把成都粉子都关在“门外”，那这种“足球”踢着还有什么劲儿呢？

评论人：匿名网友   2004-11-11 22:18:04   　  

哈哈

评论人：成都粉子2046   2004-11-11 22:17:28   　  

在倡讨无神论的时代，我们对宗教是陌生的，大学时除了读读三大宗教的普及物外，就只有对教堂做MASS的好奇和神往，以至于全寝室七个大一疯丫头在圣诞夜赶到教堂时吃了闭门羹（迷撒早做完了），害得姐七个差点没赶上返校的夜班车。同样也是出于好奇，一次闯进京城一天主教堂，本想混进去，看过究竟，被看门大爷“你什么圣名”的威攝下终未遂愿。

评论人：布布   2004-11-11 10:54:20   　  

基督教的胜利，其实是精神的胜利，精神的力量对个人和集体都是至关重要的。

所谓忍，其实在各大宗教中都有体现，这个忍，是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意思，你不忍，以实力永远无法和大势力抗争，但如果怀着信仰忍，就能取得精神上的胜利，精神上的胜利将逼迫对手反思和检讨，并赢得最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从而扭转形势，反败为胜。

忍与牺牲是一切信仰的基础，也是实现长远目标的必然，仿佛杯水结冰，以柔克刚，足以粉碎一切束缚。

耶酥如此，甘地如此，天下最终胜出者无不如此，正所谓仁者无敌。

评论人：岸门口人   2004-11-11 08:55:33   　  

西方社会，是一个以信仰为核心而组成的社会。也许，自由派不上教堂，不做礼拜，但他们从内心深处仍有“灵魂的呻吟”。

你是基督徒也好、佛教徒也好，或者穆斯林、印度教徒，总之，只要你有信仰，西方社会大体上还是可以包容的（目前对穆斯林打了些折扣）。但如果你公然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四周看你的眼神立即会“疑”光一闪，而戒备的藩篱也就悄然而立。

交一般的朋友或者尚可，但肯定不会“过心”了。

评论人：逍遥书君   2004-11-11 08:44:25   　  

球迷总会在场下喊着，传啊，射啊，哎呀，这么容易都进不了，那是因为他不是球员；做为一个门外的人，又怎么会知道门里面的人在作什么，在想什么呢？你分析的逻辑是在所谓政治，历史或者看似理性，而这一切却都因为你是门外之人，就如同球迷一般。你将很平常的一种行为模式为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呵呵，其实，他们会告诉你，不为什么，这是很正常的事啊。那是我所愿意做的啊，仅此而已。工具？呵呵。你怎么想的。

评论人：岸门口人   2004-11-08 21:16:03   　  

谢谢光临，祝你在荷兰安全、愉快！

评论人：konglq   2004-11-08 21:08:40   　  

我在荷兰上学，我很想明年选择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基督教研究硕士课程.希望能多多交流.

评论人：free668   2004-10-27 09:29:52   　  

赞！（并非恭维） 

什么是“思考”？这就是。 

什么是“宽容”？这就是。 

什么是“宗教性”？这就是。 

什么是“博爱”？这就是。 

^_^

评论人：岸门口人   2004-10-27 08:28:37   　  

没想到北大一个小段子（不过如此）居然引得“无数英雄竟折腰”，在下这里有谢了，谢谢各位大侠捧场。在下准备到此为止，鸣锣收兵。 

自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砸烂孔家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基本将13亿中国人的精神都“格式化”了一遍，但新的系统，不管是WINDOWS、UNIX或别的什么，都似乎没能装进去。除了GDP崇拜、“团结一致往钱看”，别的东西，包括一些政治口号或特定的政治符号，都如流沙一般。整个民族处于精神的漂流状态。 

如果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人口没有这么多，国力的增长没有这么强劲，对于别的国家、别的民族，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中国了。13亿无神论者（实际上，其中也已经有许多人信不同的宗教，简单估计约2亿人）在基督徒、佛教徒、印度教徒、rib神道和10亿穆斯林的包围之中，那么，中国向何处去，实际上也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重大问题。 

我们要理解我们的邻国、我们的对手、我们需要团结或斗争的对象，则需要理解他们的文化，特别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宗教课还是要上的。上宗教课，不意味着我们去信教，重要的在于文化的沟通与理解。在一个全体化的世界里，中国要做大国，要承担世界的责任，要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不能不面对他们。否则，我们的生意可以做过去，但西班牙的大火却不会熄灭。

评论人：蓝色的天空   2004-10-27 08:10:17   　  

建议不要看房龙，那是一种快餐式的东西，妨碍了一个人自己去寻求答案。

评论人：xiayuanli   2004-10-27 08:08:27   　  

我也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房龙曾说过宽容是件很奢侈的东西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买到

评论人：xiayuanli   2004-10-27 08:06:13   　  

无论无何，我不做评论，我只是想进一步了解他，请问楼主下堂课的时间和地点， 

无论他做何评价，我都会给他一个说话的权利。

评论人：raneo   2004-10-26 09:34:00   　  

宗教是一个社会的概念（我的哪个帖子里的插图里面有），应该说是，“人与人”的，因此我才强调“我自己的” 

耶稣想要拯救所有人不是吗？ 

但是佛祖说了：要想渡人，先要自渡 

“渡”这个字让我想起海洋，很美的感觉

评论人：free668   2004-10-26 08:51:32   　  

"虽然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说过：“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是“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而我一直没机会真切地体会那灵魂麻醉的飘然感。今天，终于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我触摸到了它夺人心魄的美。纤细的心似乎被某种神秘的感情揉搓着，想笑，又想哭，鼻子也感觉麻酥酥的。我想，世界上美的东西，不一定都是真理，但那妖艳的美，也确实迷得人心醉。 " 

把“马克思”改成“某位哲人”就棒了！必竟“马克思”这三个汉字在现代汉语里有更多的色彩。“政治”似乎是属于另一个领域的事情。

评论人：raneo   2004-10-26 08:50:17   　  

我想做一个不受洗礼的教徒，我信仰，但那是我自己的信仰；我寻找天堂之路，但那是我自己的天堂之路

评论人：raneo   2004-10-26 08:49:11   　  

我觉得宗教就像windows，科学就像unix 

windows给你带来了很多舒适与愉快，但这种舒适与愉快的代价就是你不能选择你的命运。

评论人：蓝色的天空   2004-10-26 08:45:06   　  

自从我的一个好友信了基督以后，就不理我了，她总是没空，忙于礼拜和聚会。一见到面，就说些“感谢主”“主什么”“主什么”之类的话。我觉得基督夺走了我的朋友。真的，我的好几个朋友都被基督夺走了，他们说些我听不懂的话。以前我们的热忱，那种异教徒般的热忱，被虔诚的热忱所代替，我写了一篇关于异教徒的爱情小文章，她还说不喜欢这样的内容。 

我觉得他们生活在另一个思想环境中，那个环境是属于他们圈子的，而不是我的。我的朋友们（起码5个）就这样和我疏远了。更可气的是，他们中有些人还出卖过我的这个朋友，最后，她居然和那些人成了好朋友，就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一种阴阳怪气的专横！ 

虽然我也爱基督，但是把他当作人来爱的，爱他和我梵高、爱斯巴达克斯和卡图没什么区别，我甚至爱米尔顿笔下的撒旦。但那些基督徒真让我受不了。

评论人：蓝田日暖   2004-10-25 23:47:11   　  

当一些人对现实无力挽回，对生活沮丧，对命运感到不公……的时候，但又不愿完全陷入绝望，这个时候基督教是他们的良好选择，它让他们活着有了新的定义，或则说是心理安慰，精神的宽慰……我不信教，尽管我很绝望.......

评论人：Bene Loretta   2004-10-25 23:46:04   　  

我爱基督，基督爱世人。 我已把我的生命和灵魂交给你了，Forgive all my sins in the past in Jesus name，make me a blessing to my beloved people.Amen

评论人：mel   2004-10-25 15:58:32   　  

前几日回复你的关于年龄人群，3-15,也正是因为你这里所说的原因-高中生课业过重.

深圳的动漫培训也刚刚起步，这个产业很不容易. 培养的是兴趣与爱好，说的是几年或几十年的事，中国不太有这种传统. 而且年青的父母（25-35）他们也没有这种兴趣.有时很难推动. 小学生课余托管有利于兴趣渗透. 到是看看你的方案.

评论人：cmfly   2004-10-25 15:58:28   　  

多谢!

气得我痘痘都爆破一颗了~~~~

评论人：岸门口人   2004-10-25 15:57:44   　  

morebps的观点很有意思！ 

中国革命，特别是大革命时期的托洛茨基分子，也包括时时将切 格瓦拉挂在嘴上的小资（在某种程度上，我也算半个），天生是具有革命热情的。旧中国的黑暗，让你没有办法不选择革命。 

就象《红色恋人》张国荣表现出的那种浪漫情调，我相信也是打动三十年代许多热血青年的东西。而革命常常与残酷相连接，罗伯斯皮尔综合症，好象是不能避免的热症。据说，张春桥最喜欢的一幅油画就是《马拉之死》，说rib是“菊花与刀”，而我们那种革命的悲情，也似乎是自我陶醉的一剂猛药。 

耶稣的忍耐顺从说，与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如果让中国的青年选择，跟毛泽东走的仍然是多数。三十年代如此，今天似乎也没有太大变化。影视节目不断冲击我们视觉感观的富贵灿烂，在今日格瓦拉们看来，仍然不过是“糞土”而已。虽然，正如河北李真的刑场箴言，许多肉身之躯到时候也经不起这种“糞土”的诱惑，但在根本的价值选择上，中国还是左派多。 

这也许是中国民主建设不能绕过的一个怪圈。我们的情感，是归于基督，还是继续陶醉在卢梭式的病态狂热中，本身就是今日许多中国人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评论人：huabaolu   2004-10-25 15:24:45   　  

忍耐是上帝的命令，学会不轻易发怒，宽恕他人，爱一切人，也爱自己的仇人。如果人们都能这样，就不会有争吵，斗殴，抢掠，厮杀，战争。世界不就太平了吗？

评论人：匿名网友   2004-10-25 15:23:31   　  

哼哼，还是自己的力量大，怎么样，还是自己给搞定了，伟大呀伟大呀我。小得意。

不过，哼哼，把大家吓着喽，大概看顺眼了，没感觉咋的，大伙将就看吧。

评论人：金泽东   2004-10-25 15:23:26   　  

根本不是“忍耐顺从”，实际意义相当于一次革命，结果，进入了上层。

评论人：free668   2004-10-25 15:22:10   　  

关于“人人生来平等”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探索：拿“男女平等”来说事。一个婴儿在出生的时候知道“男女”不平等吗？如果他（她）知道，那么“人人生来不平等”就是真理。如果他（她）不知道，那“人人生来不平等”就是“谬误”。当然，这只是在“看得见”的范围内说事情，不过，我们如果想证明“人人生而平等”还需要在“看不见”的范围内得到结论。 

^_^

评论人：morebps   2004-10-25 13:16:19   　  

卢梭思想中最令人激动的部分是悄悄地欺骗平民，根据卢梭的‘契约’‘把一切无条件地交给主政者’。卢梭的‘契约’中，‘主政者’不是条约的任何义务方。 

最令人激动的卢梭，成了法国革命的教父。可是，谁也没注意到正就是卢梭思想中欺骗平民‘把一切无条件地交给主政者’的教条，使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法国大革命，陷入了雅各宾专政和拿破伦皇帝的泥沼。 

卢梭弟子，罗伯斯皮尔和拿破伦，正就是使法国大革命滑入异端的主谋。后来的希魔盖世太保，也是卢梭的信徒。 

该注意，斯宾诺沙，洛克，边沁等等自由民主派与卢梭等民主派的差别。在理论上，这差别仅在‘细节’中。

评论人：岸门口人   2004-10-25 11:11:30   　  

从文化与法律制度学的观点而言，西方民主制度是以希腊文化和罗马法作为奠基石的。 

但是，从心灵的深处而言，“人人生来平等”，却更多地出自于基督教的精神。 

作为犹太人的耶稣本人，他对犹太教本身的扬弃与否定，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否定上帝只与犹太立约，否定上帝的爱只给予犹太人。 

耶稣特别强调并且大声疾呼的，就是上帝对每一个人，不管他来自什么民族、不管他来自什么地方、不管他具有什么样的肤色，上帝对他的爱是一样的。这实际上也成为卢梭思想中最令人激动的部分。

评论人：蓝色的天空   2004-10-25 11:10:13   　  

同意大部分见解。 

如果是我，我会抱着极度的理性去信仰宗教，信仰宗教就是把它当作真理来信仰，这和科学家相信科学的精神是一样的。 

“放弃傲慢与偏见的精神”确实是基督身上最可爱的东西之一。至于是不是民主制度的奠基石嘛，我认为古希腊的民主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奠基石。我觉得古希腊人的平等是建立在每个人都傲慢的基础上的。

评论人：cardinal   2004-10-25 09:43:34   　  

一个道士的名字

评论人：岸门口人   2004-10-25 09:42:09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耶稣本人并不愿意人们称他为基督。他所表现出的博爱与平等的精神，也就是放弃傲慢与偏见的精神，是尤其令人尊敬的。实际上，这也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一块奠基石。

评论人：曦原   2004-10-25 09:33:59   　  

上课的时候，如果没有神性的精神，则不能理解宗教；然而，如果在神性中迷失，则不能以理性的精神来客观地认识与研究宗教。

信仰是神圣而美丽的，而理性的精神却又是探求真理的路上所不能缺失的指针。

作为敢于牺牲、敢于抗争而且具有大智慧的一个社会改革家，耶稣本人的伟大，是不容怀疑的。

评论人：蓝色的天空   2004-10-25 09:28:43   　  

因为它们里面总有一种灵魂之美。

评论人：银河直落   2004-10-25 09:27:24   　  

我喜欢（我看到的）基督的理念，但我不知道耶稣是何许人（神）也。 

我或许倡导它的理念，但不倡导它的人。

评论人：蓝色的天空   2004-10-25 09:25:56   　  

我爱基督，我爱他的大无畏精神，勇敢坚定，他的话就像凿进石头里的钉子一样。他的一生不是以牺牲别人来为自己服务，而是为他人服务而没有怨言。他在十字架上说的“父啊，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不是一个圣人的话吗？ “父啊，你为什么抛弃我？”这不是一个人的话吗？“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Father，in your hand，I commend my spirit!”这是他最后的话语，难道不是一个英雄吗，他可以对上帝说这样的话，谁有这样的气魄呢？从中可以看到他和上帝的关系，几乎是平起平坐的，上帝不能拒绝他的话，甚至他的指责，因为他是最纯洁的牺牲。 

一个纯洁的牺牲让神灵自惭形秽。嗬嗬，我不是基督教徒，但我喜欢基督。不在乎上帝是否存在，基督存在，就已经很可爱了。

评论人：岸门口人   2004-10-25 09:23:17

以非宗教的心去理解宗教，本身就风马牛不相及。不过作为中国盛产的学者，能够去接近和了解西方文化的核心与本质，在东西方文化的对话方面，仍存有一定的价值。从误会到理解，中间有一段长长的路。

评论人：生存还是死亡   2004-10-24 19:52:55

真不明白，不是神学家，完全从世俗的眼光来看一种宗教的功利性，好像不太合适呀。难道基督是那么有心计的一个统治阶级的走狗？他应该是一个英雄才是，别忘了他可是给酷刑处死的。所有的宗教都要求对神顺从，但“爱你的邻人如兄弟”的话可不是所有的宗教都说得出的，好像只有三大宗教是这样教训的。不是神学家或神秘学家的认很难涉足宗教领域，他们只能成为历史学家或统计学家，我们中国不是盛产这两种学者吗？

谢选骏指出：人问“如何评价基督教的忍耐顺从说”？——我看“基督教的忍耐顺从”基于“对暴力政权或政府暴力的蔑视”。除此之外的忍耐顺从，岂不是沦为“奴隶道德”了吗？

【24、基督教与民粹主义】

《基督教新民粹主义的兴起》（2019年6月11日 ERASMUS）报道：

欧洲的世俗主义者担心基督教新民粹主义的兴起

启蒙运动的故乡出现黑暗预兆

大约 15 年前，当欧盟的机制被重新塑造成现在的形式时，最热门的争论之一是，如果有的话，上帝将扮演什么角色。梵蒂冈和一些以天主教国家为主的国家，如波兰，希望在欧盟的宪法条约中加入有神论的语言；而以法国为首的世俗阵营则表示反对。最终，条约序言中最接近精神层面的表述是，签署国 "从欧洲的文化、宗教和人文遗产中汲取灵感……"。

在另一个笨拙的折衷方案中，随后签订的《欧盟运作条约》第 17 条规定，欧盟机构有义务与教会和其他宗教团体以及哲学和非宗教组织开展 "公开、透明和定期 "的对话。在世俗方面，欧洲人文主义联合会是欧盟的主要对话者，该联合会由 20 多个国家的约 60 个小型机构组成。它与欧洲教会会议（主要是新教和东正教）和天主教主教团 COMECE 等组织的咨询作用相抗衡。这两个机构都在欧盟机构周围积极开展游说活动。

宗教派和世俗派仍在争论他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进入欧洲官僚机构的上层。最近几周，欧洲议会副主席之一、爱尔兰政治家麦吉尼斯（Mairead McGuinness）提出了加强立法机构与第 17 条合作伙伴交流的想法，这在斯特拉斯堡的茶杯里引起了轩然大波。与其每年只参加三次研讨会，不如邀请他们与参与议会事务规划的官员会面，使他们能够提出关切的问题。

麦克吉尼斯女士坚称，由调查记者西恩-诺里斯（Sian Norris）泄露的这些建议只是浮光掠影，宗教团体和世俗团体将平等地获得更多机会。但法国议会议员、世俗主义的坚定拥护者维吉妮-罗兹耶尔（Virginie Rozière）说，考虑任何加强教会作用的变革都是 "完全疯狂的"。

尽管双方争执不下，但"文化、宗教和人文主义遗产"这一华而不实的表述确实是实实在在的。无论是基督教民主党的中右翼，还是世俗主义色彩更浓的中左翼，大多数欧洲政治家以及他们的选民近年来都有许多共同的理想：相信普遍的选举权、言论自由、法治和正当程序，以及反对种族主义。在对欧洲过去的理解上，一些人会强调犹太教-基督教的传承，而另一些人则会强调启蒙运动所宣扬的反对教权的斗争。但没有人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重新推行基督教。毕竟，1945 年后基督教民主的出现标志着与基督教专制主义的最终决裂。

尽管如此，最近在冰岛参加欧洲人文主义联合会年会的代表们还是看到了地平线上令人担忧的征兆。联合会主席、意大利自由主义者朱利奥-埃尔科莱西（Giulio Ercolessi）列举了一系列对开明秩序的威胁。正如他所说人权、个人自由、法治、我们机构的世俗性质以及宪政民主的理念在世界和我们大陆都受到攻击……过去几十年来使我们的生活更健康、更容易的科学成就受到质疑……宗教原教旨主义阴谋[利用]宗教传统作为武器，在最恶劣的恐惧制造者手中挥舞，对付新来者……。

让埃尔科莱西先生和他的人文主义者同仁们感到不安的事态发展之一，是民粹主义和仇外右翼势力在欧洲的崛起，尽管其领导人通常并不十分虔诚，但他们却常常披着宗教或基督教归一主义的外衣。在匈牙利、意大利和奥地利，大致属于这种类型的政党已经占据了中心位置。在上个月的欧洲大选中，民族主义右翼在英国和法国取得了重大胜利。一般来说，这些政党并不公开反对自由民主或法治；但他们中的一些支持者并不那么尊重这些价值观。

欧洲最重要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欧洲投票后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不得不说："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正视过去的幽灵……我们必须告诉我们的年轻人历史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为什么我们支持民主，为什么我们反对不宽容，[以及]为什么我们对侵犯人权的行为绝不容忍"。

埃尔科莱西先生还关注着当前欧洲移民潮的一个不太明显的后果。鉴于许多新移民来自以伊斯兰教或其他保守宗教信仰为主的国家，他发现即使是欧洲中左翼也普遍担心移民潮可能会增加极端保守的移民小团体的数量，从而预示着欧洲大陆将出现 "新的蒙昧主义"。埃尔科莱西先生说，这种担忧在法国和荷兰的各政治派别中都很明显。因此，即使是进步的政治家也会出现反移民情绪。

埃尔科莱西先生认为，反击这一切的最好办法是展示一个重要但被忽视的事实：许多新移民来到欧洲并没有带来极端保守的宗教，而是逃离宗教。其中至少包括一些来自中东的人，他们因为是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无神论者或宗教少数派成员而面临迫害。

简而言之，来自贫穷且往往残酷的地方的新移民的涌入，以及这种涌入所带来的复杂的政治后果，是对欧洲"文化、宗教和人文主义遗产 "的挑战，正如条约起草者所描述的那样，既有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也有灵感的驱使。捍卫这一遗产需要许多不同形而上学信仰的人。

谢选骏指出：我已经说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犹太教-基督教”的说法是“敌基督的宣传”。正确的表达是“新旧约”。因为“犹太教”是个“后基督教的产物”，并非旧约时代的圣殿信仰。

《民粹主义给民主带来危险。它同样影响基督教的见证。》（ROBERT TRACY MCKENZIE|2021年10月29日）报道：

两极分化的叙事是如何腐蚀我们的心、重新定义我们的信仰的。

法国贵族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访问美国后得出的结论：“在基督徒中组织和建立民主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政治问题。”

过了将近两个世纪，美国的问题已经从建立民主演变为维持民主，但美国基督徒面临的根本挑战没有改变。作为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公民，我们被要求以基督的教导思考民主，正确回应民主，并忠实地生活在民主共和国中。这意味着，在其他事项外，要弄清楚如何看待目前改变美国左派和右派政治的民粹主义浪潮。

然而，在这样做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定义“民粹主义”。而事实证明，这比你想像的要复杂得多。乍一看，这个词似乎如此可塑，以至于毫无用处。民粹主义可以出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中。自 2016 年以来，美国最著名的两位民粹主义者是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和伯尼 · 桑德斯（Bernie Saunders）。想一想，什么样的现象能弥合这么大的鸿沟？

消耗一切的紧迫感

一旦我们把注意力从政策转移到战略，答案就会开始成形。统一民粹主义的是其一贯的修辞方式——它用来描绘政治问题、吸引选民和一旦执政就把行使权力合理化的独特方式。心理学研究表明，基于事实的政治论点在影响我们投票方面起著很小的作用。最有说服力的政治论点被包装成故事。这些故事帮助我们定位我们的生活，解释我们是谁，我们应该害怕什么，以及我们的希望在哪里。为了评估民粹主义，我们需要关注它所讲述的故事。

民粹主义故事的情节简单、不变、夸张：人生处于“普通人”和剥削他们的精英之间持续的斗争中。前者是高尚的、善良的、正义的；后者是腐败的、傲慢的和自私自利的。消除社会弊病和不公正的关键是帮助“人民”认清他们真正的敌人，并动员起来打败他们。

在这个基本范本中，可以插入广泛的具体细节，有点像民粹主义版的疯狂填字（Mad Libs）游戏。左派的民粹主义者经常把贪婪的华尔街金融家、“不劳而获的亿万富翁”、或无定形的“美国公司”作为剧情中的恶棍。那些右派的瞄准马克思主义知识份子、好莱坞自由主义者、或主流媒体的主播。

左派和右派的民粹主义者谴责“大科技公司”，以及在“政治机构”里与人民脱节的官员和官僚。值得注意的是，双方也倾向于拥护有魅力的英雄、坚强和“直言不讳的”领导人，这些人承诺要改变现状。

这个故事的方方面面囘应了美国政客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发出的典型呼吁。在美国人从19世纪早期就认识的民主制度中，寻求选票的人经常奉承人民的智慧，并将道德权威归咎于他们的喜好。他们谴责政治腐败，自称是“局外人”。他们声称是人民的拥护者，把选举说成是“我们对抗他们”，并警告说，如果对方获胜，普通民众的境况会更糟。这些言论不断地在民粹主义中囘应着。

民粹主义言论增加了恐惧、愤怒和耗竭精力的紧迫感。这些特征不是偶然的，它们是不可或缺的。民粹主义——无论是从左派还是从右派——如果没有它们就会枯萎。在不是它们自然出现的地方，它们必须被积极地鼓吹，因为共同的委屈和痛苦感给民粹主义带来独特的情绪激动。

在最理想的民主言论中，美国人的团结被描绘成是基于对《独立宣言》所阐列的原则的共同承诺。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与他们对抗”的政治斗争可能是混乱和有争议的，但它们是一种有原则性的斗争的一部分，为的是如何最好地活出共同的信条。但民粹主义强调说，我们的政治对手不仅仅是对手，他们是敌人。他们离我们的原则很远，他们憎恨我们热爱的东西，鄙视我们珍惜的东西。

这一假设陆续地将每一次全国选举变成一场世界末日般的摊牌，一场“93号航班”的紧急事件（借用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在2016年所写的那篇非常流行的文章中的描绘），我们必须冲进驾驶舱或是为尝试冲进去而牺牲。在这种心态下，失败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国家的终结，是不可逆转的丧失自由。

令人不安的倾向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民粹主义的故事？美国人拥抱它的程度如何影响美国的民主？美国基督徒拥抱它的程度如何影响福音信息的纯洁和教会的见证？

我们将依次处理每一个问题，但首先提出几个需要注意的事项：民粹主义言论有一些好处，至少有关其政治后果，我很容易想像出，为什么许多美国人——在党派分歧的双方——会觉得民粹主义言论鼓舞人心。此外，我不抨击被民粹主义信息吸引的选民的动机，也不质疑他们的诚意。我的目标不是责备，而是劝告。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思考。

让我们从美国的民主开始。《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寻求我们社区的和平与繁荣。而民粹主义故事是怎样教导美国人在政治方面如何思考和行动的呢？

从正面看，民粹主义言论往往能找出真正的社会弊病，并突出阻碍国家繁荣的关键障碍。它可以激励更多的公民关注公共领域，就这些问题进行自我教育，并追究当选代表的责任。这些都是民主健康的基本特征，没有这些特征，自治就只不过是一个徒有形式的言论。然而，基层激进主义的品质与其影响同样重要，民粹主义言论中有两种倾向尤其令我们感到震惊。

首先是它倾向于把对手妖魔化、非人性化。这些故事常说，反对民粹主义议程的政治精英是邪恶的种族主义偏执狂，或是有同样决心破坏我们自由的社会主义激进分子。同意他们观点的选民并不一定是恶毒的，但他们也不是“真正的美国”的公民。

由于民粹主义歌颂老百姓的智慧和美德，民粹主义逻辑规定那些反对该运动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人民的一部分。当民粹主义领导人援引“人民”时，他们真正想到的是那些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而其他人都是敌人。这种说法把政治世界分成两组，这并不是新鲜事，但它接着又坚持说，这两组中只有一组值得有发言权。在这个极端里，民粹主义的讯息与一个开放、多元化的社会从根本上就不相容。

第二个令人不安的趋势，是倾向于将选举失败的后果灾难化。这不仅放大了“我们对抗他们”的敌意，更大的危险是，这将逐渐削弱我们对法治的承诺，并增加我们对用威权来解决所面对的“存在威胁”的容忍度。如果我们所珍惜的一切真的岌岌可危，放弃宪法程序的理由不可避免地会获得更多的支持。

几年来，民意调查发现，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愿意接受一个政治制度，这个政治体系的特点是“一个不必为国会或选举操心的强有力的领导人”。就在今年夏天，公共宗教研究所（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的一项调查发现，15%的受访者（包括28%的共和党人）同意“真正的美国爱国者可能为了拯救我们的国家而不得不诉诸暴力”的说法。若非民粹主义信息的必然后果，这是什么？

总结，如果我们把民粹主义的故事吸收进入心里，我们很可能会对复杂的解决方案缺乏耐心，会减少与其他观点进行建设性接触，会降低与对方妥协的开放性，会减少真正多元化的空间，也会降低和平地接受选举失败的意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自己更倾向于不容忍，更接受威权主义。

就我们受到民粹主义承诺影响的程度而言，它对民主的长期威胁是可怕的。但它对教会及其见证的长期影响可能更糟。

恐惧加剧、希望错位

民粹主义故事公然地（虽然可能是无意的）削弱了基督教正统观念的两大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原罪的教义，即了解到我们进入世界时的身份，都是反对我们的合法统治者的天生反叛者。第二个支柱是 上帝的形象（imago Dei），这教义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赋予我们所有人平等的尊严。

用俄罗斯异议人士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话说，这些真理生动地提醒我们，“善与恶的分界线”从来不会整齐地根据政党或政治运动来划分。相反地，它“穿过每一个人的心”。

与此相反，民粹主义言论意味着，威胁我们的危险完全是从我们外面来的。邪恶是真实的，但它只住在我们的敌人里。实际上，“我们对抗他们”的民粹主义故事否认了我们身上的罪恶和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形象。在这个过程中，它教导我们，不用改变我们的心也能够解决最紧迫的问题。

两个世纪前，我国第一位民粹主义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为这种言论树立了模式。老山核桃木（Old Hickory，杰克逊的绰号——译注）向他的追随者保证，他们“廉洁不会腐化”，并且“以高尚的道德品格而闻名”，但那些反对他议程的同胞们是“肮脏的”、“邪恶的”、“懦弱的”、“污秽的”和“卑鄙的”。杰克逊还警告人民，他们的自由正处于危险中，他指控华盛顿官员收受贿赂，并暗示没有他，人民的前途是无望的。

最近，我们聆听了我国第二位民粹主义总统唐纳德·川普也表达了同样的主题。川普称赞他的追随者是“善良贤惠的人”，并谴责他的政治对手是“懦夫”、“人类败类”和“坏人”，说他们“憎恨我们的国家”。川普指责华盛顿的“叛徒”一心想摧毁美国，他嘲笑联邦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并呼应杰克逊的宣称，“只有我能解决它。”

把辱骂挪开后，两位总统的基本信息仍然是典型的民粹主义：一个天生伟大的人民正被在他们中间邪恶的敌人所背叛。政府机构不再值得信任。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跟随人民的拥护者，一个承诺拯救他们的强人。

如果一个政治家在每一次演讲中都坚持“上帝已经死了”，或“基督教是一个神话”，或“宗教信仰是弱者和弱智者的拐杖”，我们会存正义的愤怒站起来，谴责他。可是当一个公众人物宣称 我们 是善良的，他们 是邪恶的，而我们唯一的希望就在 他身上 时，我们为什么要欢呼呢？这种说法难道不是对基督教真理有同样的腐蚀性吗？它们不是同样和福音对立吗？

民粹主义有关即将来临的灾难——要奋斗不然就死亡——的叙述，我们也应该对它持怀疑态度：它是为今天“困扰这么多白人福音派人士的恐惧”量身定做的，以引起共鸣，并在政治上利用这恐惧。历史学家约翰·费亚（John Fea）在他写的文章里有说服力地说，当对人的恐惧掩盖了对上帝的盼望时，我们公开的见证会受到的影响。保守派基督徒对美国文化的迅速世俗化感到悲哀，这是可以理解的，民粹主义的信息往往导致恐惧加剧和希望错位。

每当一个政治家承诺说要帮助基督徒“夺回我们的国家”时， 我们都应该听到警钟在响。这种承诺蕴含着一个建议：以文化力量换取政治支持。这种交易的价格很高。民主党候选人基本上已经放弃了在任何基础上呼吁白人福音派的支援，但共和党政治家经常提出如此诱人的议案。

毫不意外，川普把交易条款定义得最明确。在2016年竞选初期接受基督教广播网（CBN）采访时，川普提出了一个主题，并后来反复强调。他哀叹道：“我们国家的基督徒没有得到适当的待遇。我想把权力还给教会，因为教会必须拥有更多的权力。”正如他在爱荷华州党团会议前对福音派听众说的，川普的总统任期将意味着 “基督教将拥有权力… 你会有很多的权力。你不需要其他人。”

基督教将拥有权力……你不需要其他人。说出这些话并相信这些话，是狂妄自大的高峰。听到这些话并相信这些话，是偶像崇拜的缩影。

如果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伤痛的哀歌，没错。我不是在遥远地暗示民粹主义 本质上 是民主的敌人，我也一刻都没有在想那些被民粹主义候选人所吸引的选民故意寻求民主的垮台。

但作为美国的历史学家，我深信两个真理：民主是脆弱的，我们过去许多最重要的发展都是无意的，而不是有预谋的。民粹主义资讯中有一种倾向，无论多么诱人，有可能微妙地腐蚀美国人对民主的承诺，从而削弱美国的民主。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以为我们正在努力维护民主时，其实是在破坏民主。

我也并不是在争辩说民粹主义言论 总是 与基督教真理相悖，更不是在说支援民粹主义言论的基督徒总是有罪。但我知道，没有辨别力的热枕不是美德（罗10:2）。民粹主义言论中有一些倾向，我们必须抗拒。民粹主义的故事常常误导我们有关我们是谁和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换句话说，民粹主义言论倾向于宣布一个虚假的福音，并宣布一个虚假的神。一个堕落的世界在倾听。危险是在于教会也在倾听。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该如何回应？民粹主义不可能很快消失。它显示了太多的吸引力。只要选民奖励他们，就会有超过足够多的竞选者愿意宣告民粹主义的信息，就是选民“痒痒的耳朵”乐于听到的：“我们是善良的，他们是邪恶的，我们的心不用改变，也能使社会所有的弊病得到补救。” 但是，即使民粹主义的信息持续存在，我们也可以决心不无条件地肯定它，我们也可以积极抵制，不允许它塑造我们的心与重新定义我们的信仰。

这需要我们至少做两件事。首先，我们必须振兴那些与民粹主义相矛盾的基督教基本真理。我们需要重新感受到原罪的份量，并每天提醒自己，正如它标记我们每个人一样，它也把印记留在每一个我们崇敬的政治机构、我们拥护的每一个政党、我们鼓掌欢迎的每一个现任者、我们投票支援的每一个候选人。

同样地，我们必须再次敬佩 上帝的形象 的奇迹，永远与鲁益师（C.S.Lewis）一起记住没有“区区凡人”，即使我们最苦涩的政治对手，也是上帝所爱，上帝奇妙地按祂的形象所创造，并为他们舍弃自己的独生子。

第二项任务，我们前面已经暗示了，就是我们必须开始更加严肃地对待政治言论。近年来，福音派的政治参与被一种世俗的实用主义所定义，这种实用主义强调目的过于途径。我们说：“行动胜于言语。如果候选人在重要问题上同意我们的看法，那不就够了吗？”正如一位著名的保守派专栏作家在2020年大选前夕建议的那样，评价候选人时只要“把声音关起来”就行了。

当然，当我们最喜欢的政治家从事“更衣室交谈”或妄称上帝的名时，基督徒应该皱眉头，但除了这些过犯外，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他们如何描绘议题，只要他们站在我们这边，并似乎很可能带出结果？

这是对言论力量的悲剧性误解，我们需要放弃它。我主要并不是建议我们要提高对公共广场庸俗和亵渎言词的敏感度，尽管这也许不是件坏事。而是建议，当我们的领导人在征求我们选票时所告诉我们的故事，我们要用《圣经》中的原则来审查。特洛伊木马式的修辞，充满了令人心动的假设，若疏忽了就会进入险境。即使候选人提倡我们珍视的政策，他们还是可能会用与我们宣告的福音对敌的叙述来描绘。

罗伯特·特蕾西·麦肯齐（Robert Tracy McKenzie）是一位历史学教授，在惠顿学院担任亚瑟·福尔摩斯（Arthur F. Holmes）信仰和学习的主席。这篇文章改编自他的著作《我们，堕落的人民：美国民主的创始人和未来》。

谢选骏指出：基督教要把福音传遍天涯海角，需要吸收民粹主义的能力，而不是被民粹主义所吸收，不是把自己变成了“解放神学”一类的异端邪说。

《<马太福音>的民粹主义特征》（Populist Features in the Gospel of Matthew 布鲁斯．沃辛顿（Bruce WORTHINGTON）；徐俊（XU Jun）《聖經文學研究》 13輯（2016/09）Pp. 91-106）报道：

摘要：作为一种古代政治现象，民粹主义首先出现在罗马帝国第二次三巨头统治时期，在雅典民主失败之后（例如，见盖乌斯．格拉古、盖乌斯．马略和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普尔喀时期）。现今，随着当代民粹主义运动（茶党、占领）受到的批判性关注不断增多，将及时的反思应用于圣经阐释工作可能是合适的。本论文通过采用欧内斯托·拉克劳的哲学思想，和他的杰出著作《论民粹主义的原因》（2005），来确定《马太福音》中四种重要的民粹主义元素：领袖的独特性、未实现的政治需求的等价链、部分将自身看成一个整体、国家围绕新的政治核心进行重构。 

谢选骏指出：上文用现代的民粹主义观点来解释古代的圣经文本，堪称解放神学的一个标本。由此可见，基督教与民粹主义的关系处理不好，就会落入魔鬼的陷阱。

【25、基督教中国的花束花海】

《事态开始失控 习已进退两难》（2023-10-31 颜纯鈎评论）报道：

颜纯鈎评论分析文章：李克强突然去世引发大陆社会的反响，事态还在进一步发展中。

在安徽合肥，第一个到李克强故居献花的，是一位年轻的母亲带著自己的孩子，母亲细心擦拭包裹花束的胶纸，孩子默默将花束摆放在墙角。这个平凡的母亲，如此言传身教，把一个普通国民的家国情怀，种在孩子的心里，看到这一幕，便觉得中国还有希望。

花束像海水一样包围了李克强故居，越来越多，堆成了一溜小山，有的人只好离远把花抛到花堆上。人们默默排队，秩序井然，到了近处献上花，三鞠躬后离开。

在李克强老家村子里一幢孤伶伶的农舍，花束也绕屋一圈。在河南郑州以及其他城市，花束或多或少，人群或聚或散，都是表达同样的哀思。河南郑州悼念的人群开始集结，製作了巨幅画像和标语，还有人领头喊口号。

目前口号只限于缅怀李克强，但凡人群聚会，其情绪起伏程度，总是与时间成正比，聚集越久，人数越多，口号会越激烈。北京交通要道路口，李克强灵车所过之处，满大路上的汽车汽笛长鸣，那又是另一种哀思的表达。

李克强任上饱受习近平排挤，国务院权力架空，有志难伸，令广大中国人为之抱屈。而习近平十年胡搅百业萧条，人民生活水平直线下降，治国无能，抓权有术，中国百姓为之不齿，相比之下，善恶立判，公道自在人心。

中国社会固然恶浊，人心固然败坏，但毕竟人性没有完全泯灭。人性尚在，到了最切身的是非判断关口，人性便浮现出来，人性决定是非褒贬。

海外评论质疑李克强之死是习近平下毒手，一开始我并不相信，因为平白无故搞死李克强，必然引起社会震荡，对习近平维持统治会造成更大压力。但后来一想，这只是我们正常人的想法，习近平非常人也，他是否会借李克强人头一用，向官心不稳的中共高干发出警告，即在位敢不服从，退休后也会用非常手段清算。

现在习近平最难办的是，不想事态扩大，又不能出动警察干预。不出手镇压，社会情绪具高度传染性，事态有可能蔓延，社会问题太多，民众趁机发泄，可能酿成大祸。但若干预，可能起反作用，激起更多民间的不满，那时将酿成更大的风潮。

最要命的还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社会经济本已凋蔽，失业减薪成风，人人一肚子无名火无处发泄，而政府偏偏手紧，没钱僱佣更多临时工维稳。等于一大堆乾柴，就等一粒火星，而李克强之死便是一粒从天而降的火星。

官方手上有权，但用权已力不从心，民间怨气衝天，但未找到出气口。官民两造之间力量对比此长彼消，随著时局的变化而变化。一个政权的衰败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而要经历过一段不断消耗的过程，中国社会像一个火药桶，在将爆未爆之间，李克强之死掉下一粒火星，可能爆，也可能不爆，可能小规模爆，而可能大规模爆，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当今经济情况不妙，明年还会更差，民间隐伏的反抗情绪，今年如此，明年会更加码。今日之现状，是往日所有冤孽的报应，今日民间的不满，是未来社会更大动乱的端倪。中国内政外交，都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未来历史的总清算，也要由习近平一人承担。

李克强之死会不会引爆社会危机，端视造就社会危机的全部因素是否足够，火候未到，李克强之死只是另一个激化民间情绪的出口，总清算还要等下一隻黑天鹅。目前看来，人民手上还有一点馀钱，日子还过得下去，最大问题是普遍看不到未来。人人都想改变现状，但找不到方向，而揭竿而起的勇气，尚未成气候。

一旦发生小规模社会动乱，中共便要动用武装镇压，中共政权的正当性和维稳的实力，都将进一步耗尽，而中国社会的崩溃，便可能在一波又一波的动乱中完成。中共权力基础逐日消耗，人民的反抗逐日升温，一个不很清晰的未来中国，已经出现在遥远的地平线上。

我们越来越有机会亲眼目睹这个改变中国命运的巨变，中国会死一次，然后再活一次，希望到最后，我们这几代人，能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中国的政治体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网民嚎叫： 

hh110 2023年10月31日 22:21

因此，不得不说，败登为了2024连任而在习党如此摇摇欲坠的关键时刻与习包子大肆勾兑，其本质不仅是在中国人民的伤口上撒盐，而且更是极其恶劣且不可饶恕的绥靖犯罪!

hh110 2023年10月31日 22:17

所以，小学生一下子聪明起来， 直接找世界第一大撒币的败登书记要钱去了，并且再次美名其曰"双赢"的建设性中美关系。而败登偏偏就答应了，因为败登在美国的民调早已全面下跌，即便依靠2024美国民主党的再次大选舞弊也完全不可能战胜川普总统，因此，它只能尽可能地答应习包子!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一个不很清晰的未来中国，已经出现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其实他并不懂得，在悼念的花束花海中，一个基督教中国已经出现了！例如，在以前悼念周恩来和胡耀邦的时候，出现的只是悼念死人的花圈，但是这次不同了，这次是可以用于活人互赠的花束及其所形成的花海——这是一个基督教中国已经出现的明显迹象。这是对于“拔除十字架”的魔鬼运动的反击——这也是“历史力学”的体现。

《上海万圣节：从“大白”到“鲁迅”，年轻人的自我放飞和表达》（BBC 2023-11-1）报道： 

从做核酸检测的“大白” ，到质问观众“哪里贵了”的网红“李佳琦”和《甄嬛传》里的安陵容……在万圣夜到来之际，中国上海的一条马路意外成为年轻人放飞和表达的舞台。

中国没有庆祝万圣节的传统，但在过去几天晚上，大批年轻人身穿“脑洞大开”的服饰在上海巨鹿路狂欢的照片和影片席卷了中国社交媒体。

据中国媒体报道，由于参与人数众多，当局不得不关闭周边的地铁站，并且部署大批警察到场。

此次万圣节的庆祝活动从上周末就逐渐开始。许多人打扮成中国传统的妖魔鬼怪或神话人物，如黑白无常和清朝僵尸。

除此之外，手拿“学医救不了中国人”纸牌的“鲁迅”、头发杂乱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还有走在维持秩序的警察队伍前的“蝙蝠侠”等也迅速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还有一些人天马行空地将自己的装束与当前政治，社会议题联系起来。有参与者头戴监控镜头模型，明显映射中国无处不在的监控系统； 有人将自己打扮成鼻青脸肿的程序员； 还有参与者身贴一张不断下跌的股票指数海报，手拿韭菜，后者是对“被压榨”投资散户的比喻。

据中国媒体报道，有一名女子疑因打扮过于“低俗”，而被警方带离现场。

目前尚不清楚此次活动是有人组织还是民众自发参与。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报道说，今年的万圣节在上海如此热闹可能因为这是四年来首个没有疫情限制措施的万圣节。

还有分析认为，上海在去年因疫情经历了两个月的严厉封锁，虽然限制措施早已解除，但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压抑的社会氛围仍推动一些年轻人寻求情绪的宣泄口。

这次活动也在中国社交媒体掀起争议。有人认为万圣节是“外来文化渗透”，指责这些年轻人“崇洋媚外”。

但很多辩护的声音认为，万圣节在中国已脱离了宗教内涵，年轻人只是将其用于狂欢和释放工作压力。

官媒评论员胡锡进将其形容为万圣节的“中国化”，他呼吁社会“多给年轻人一些无拘无束的空间”。

谢选骏指出：“万圣节”在共产党中国的出现，极不寻常——这是共产党不得不走向国际化的结果。因为拒绝国际化，就是拒绝共产党赖以吸氧救命的美元啊。

【26、基督教中国风满楼宇】

《墙内基督徒遭逼迫 陈文胜一案开庭情况公告》（2024-04-18 读者网）报道：

中国湖南衡阳市常年走街串巷传福音的基督徒陈文胜于2023年9月1日失去自由，目前已经七个半月了。

关注陈文胜弟兄的家人和朋友们平安，现将陈弟兄2024年4月18日的案件开庭的情况通报给大家。感谢大家的关爱和代求，请继续举手。

一. 旁听

我们在2024年4月18日早晨7点多抵达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门口，门口已经有警车，附近有四十位左右的黑衣“特警”，还有很多各部门工作人员，加起来估计有七八十人以上，阵势很大。后来整条街被以“演习”名义封锁，我们到了法院正门的被驱赶。虽然有推搡，驱逐，但是整体和平。

只有陈文胜弟兄的妻子、儿子、大哥和大嫂四位亲属进去了，二哥都没进去。陈弟兄86岁的母亲被社区限制在家。

法庭的旁听席只有十几位，除了他们四位，都被其他来路不明的人员占满。

衡阳市本地想旁听的家人也被有关部门联合劝阻，今天衡阳方面至少出动了上百人来应对这次开庭。

想旁听的弟兄姊妹没有机会旁听，但是都以和平喜乐的态度面对。

二. 庭审情况

根据几位家属回忆整理如下：

2.1 起诉书罪名

起诉书罪名应该是刑法第290条非法组织、资助非法聚集罪。

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是三年以下从重处罚。

2.2 指控事实

陈文胜弟兄因为传福音被行政拘留九次，一次拘留10天，八次拘留每次15天共120天，一共130天，屡教不改。

陈文胜弟兄多次组织群体或者个人传福音活动，如菜市场、十字路口、店铺、少数民族地区等。

影响了居民生活，扰乱了社会秩序。

指控的证据有证人证言，但是没有证人出庭。令人遗憾和心痛的是，有不懂法律的弟兄姊妹做了笔录，成为了指控陈弟兄的证据。

2.3 辩护律师

官方指定了一位法律援助律师，在法庭上基本上是陈弟兄自我辩护，律师没有任何补充和独立意见，尊重陈弟兄的自我辩护意见。

2.4 陈弟兄的态度

陈弟兄坚定自己的信仰，表明自己并没有组织，只是参与，并没有扰乱社会秩序，也没有资助。陈弟兄也表明了作为有信仰的人，他甘愿为信仰受苦，可以重判，但是作为公民，请法院公正审判。

陈弟兄非常喜乐平安，他对法庭上的工作人员都态度极为友好。

2.5 庭审时间

庭审在上午九点开始，十点半左右结束。

2.6 庭审结果

没有当庭宣判。陈弟兄说应该会上诉。

感谢上帝，谢谢大家的爱，请转发，请继续为陈弟兄代求。

陈文胜弟兄的家属和旁听弟兄姊妹

2024年4月18日13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

墙内基督徒遭逼迫 陈文胜弟兄一案开庭情况公告

湖南省衡阳市常年走街串巷传福音的基督徒陈文胜被控“组织、资助非法聚集罪”正式逮捕

对华援助网特约记者柠檬2023年10月27日报道：据悉，湖南衡阳常年走街串巷传福音的基督徒陈文胜已于2023年10月25日，被衡阳市公安局石鼓分局正式逮捕，罪名是涉嫌“组织、资助非法聚集罪”，羁押在湖南省衡阳市横东看守所。

陈文胜是湖南衡阳小群教会的基督徒，信主前他曾吸毒十几年，后在戒毒所听到福音成为基督徒，并成功戒毒。出戒毒所后他热心传福音，经常举着写有“荣耀救主”、“悔改信靠得救”的十字架，他跟教会其他基督徒效仿使徒走遍各城各乡、在衡阳和外地传福音，到过其他省市，也到过西藏、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甚至还出国到东南亚传福音。有一位国保曾告诉陈文胜：陈文胜外出传福音有一千多次，平均每个月4至5次。为此陈文胜曾多次被拘留，仅2021年一年就被拘留了六次。他的家人也因此受到被开除公职、不让上学等威胁。陈文胜曾表示自己已预备好了坐牢到监狱传福音。

从今年六月开始，有关部门开始约谈他身边的多位基督徒，用欺骗恐吓等手段让他们指证陈文胜。其中一对基督徒夫妻已当面指责陈文胜是“犹大”；警察还欺骗另一位基督徒，说陈文胜推卸责任，不承认自己组织大家上街传福音，而指控这位基督徒是组织者，他自己只是参与者；又有一位基督徒经不起警察上门恐吓，签名指证陈文胜。总之是通过离间的方式激动他人指控陈文胜。对此，陈文胜也在自媒体公开声明：“我在神面前郑重承诺，本人决不会在魔鬼爪牙面前出卖指证任何我所认识的肢体。求神赐家人们能靠主刚强智慧，不中魔鬼欺骗的诡计，因而无知做了犹大。”

陈文胜是在2023年8月29日欲乘坐从上海到韩国济州岛的航班，在上海机场被有关部门拦截后送回湖南衡阳的。湖南衡阳当地公安、国宝、统战部、社区等部门的负责人相继打电话给陈文胜，声称有关部门的领导要约见陈文胜，并为他买好了8月30日从上海飞北京，再从北京转长沙的机票。8月31日回到衡阳后，陈文胜在外出传福音时被警察带到派出所，并被处以拘留15天的行政处罚。行政拘留结束后，9月18日，衡阳市公安局石鼓分局以涉嫌“组织、资助非法聚集罪”将基督徒陈文胜刑事拘留，羁押在衡阳市衡东县看守所。陈文胜的妻子莫小菊在当天收到了刑事拘留通知书。

据陈文胜的好友李晓明律师透露，日前，当地政府为陈文胜指派了两位法律援助律师已在看守所会见了陈文胜。陈文胜拒绝官派律师，他请律师给家人带话，表示需要家人为他聘请一位主内律师。

谢选骏指出：这不仅是人权与法庭之间的斗争——这还是共产党中国和基督教中国之间斗争！

《习近平的不归路》（2024-04-18 颜纯钩）报道：

看短视频有时也能长见识。最近看到一个视频，拍的是马斯克星链飞船平安落地的现场。飞船从半空中缓缓降落，对准陆地上的起落架。飞船利用尾部出火的力度和方向，来校正准确的著陆位置。

起落架上有两个长臂，飞船上部有两条短臂，飞船一定要恰恰落在起落架两条长臂的中间。飞船降到准确位置后，起落架两个长臂慢慢收拢，正好托住船身上两条短臂，与此同时，飞船熄火，船就停定了。

全部复杂的过程都是电脑控制，不能出一点差错，否则就机毁人亡。

美国人在想的，都是如何征服大自然，攻克高科技难关，他们集思广益，他们的高科技便出大成就。相比来说，中国人都在想什么？习近平号召全党全国要学习他的狗屁思想，中国各级官员就狗屁颠颠去背习语录。中共不停搞政治运动，修各种恶法，各级党组织要花大量时间来开会学习。中共强调社会管控，维稳队伍就白天黑夜出动去抓人。

中国上下都在做“唔等使”的蠢事，美国人却在做有前瞻性、破天荒、改变人类命运的正事，究竟是东升西降，还是西升东降，只看做人做事的态度就明白了。

近日又看到一个视频，是经济学家温铁军在谈中国的债务问题。他有学生在县级市和乡镇挂职当官，县一级负债普遍都在几百亿至上千亿，镇一级负债也都在数十亿至上百亿。

基层政府唯有拿土地抵押给银行，向银行借钱还息，官员流水一样来去，债务就越积越重，地方政府以土地抵押借款还息，财困就转嫁到银行身上。这样的政府运作方式当然是不可持续的，但除此没有活路。基层官员没有时间去解决政府财政与民间难题，因为都在忙政治学习，忙镇压民间抗争。

交警城管在街上欺压百姓，已成日常现象。有交警拦住一个年轻女子，要没收她的电动自行车，女子不服，结果被七八个壮汉按倒在地上，女子大声呼叫，说有人抓她的胸部。有一个视频拍到政府强拆，民众反抗，有人驾车碾压拆迁的官方人员，旁观者大声叫好。

政府暴力压迫与剥削平民，百姓身受其苦，眼见其恶，对政府官员恨之入骨，官民的矛盾冲突遂无日无之，不断升级。

习近平正在做的事情，便是不断为自己挖坑。经济恶劣，应该舒解民困，减少民怨，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做更多不得人心的事，积累更多民间仇恨。某城交警几百辆摩托开进市区，准备大规模执法，没收来的电动自行车，黑压压堆积在旷地上，低价转卖去外国。那些骑车上下班、接送孩子、做快递送餐的小百姓，你叫他怎么活？他活不下去，他能让你活下去吗？

温铁军提到最新的社会问题，便是由南到北，中国民间正在被高利贷绑架，普通人借一万要还五千利息，而这笔利息，在取到借款时就要预先扣下。也即是说，你借一万，但到手的只有五千，另外五千已当作利息被提前扣除。

高利贷盛行，即是有相当多的人已经没有正常的借货渠道可以解困，唯有借高利贷来渡过一时危机。高利贷当然不是脱困的途径，但人被逼到绝境，唯有出此下策，出此下策，即是把绞索套到自己脖子上。

习近平现在走的是一条不归路，这条路便是不断糟塌中国经济，然后扩张维稳队伍。经济崩坏，百姓活不下去就要反抗，民间反抗政府就动用武警公安实行镇压，民间反抗规模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激烈，政府就动用更多军队武警，动用杀伤力更重的武器。官民对抗的暴力不断升级，最终耗尽政府资源，政权的崩溃，便从基层发生，然后向上蔓延。

有人提出一个问题，说中共的经济危机有没有机会演变成和平转型？所谓和平转型，当然指的是中国大陆以和平演变的方式，走向民主化，时至今日，这真是相当幼稚的一种期望。

要和平转型，能先立法公开官员财产吗？这一步已经无法走出去。能放开言论管制，让人民放心说话吗？这一步走出去，中共就先被十几亿国人的咒骂淹没。地方债务怎么解套，楼市爆煲如何修补？失业人口如何安置？千头万绪，给你做习近平，你也只能束手就缚。

习近平深知他走的是一条不归路，内外形势越来越恶劣，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他自己也躺平了，坐等历史的裁判。这个结局迟早来到，是习近平的宿命，中共的宿命，也是中国人的宿命。

网民嚎叫：

秋枫红叶 58分钟前

包总是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runqun 今天 00:36

习会狗急跳墙，打台湾以泄愤并转移人们视线。

谢选骏指出：人说“习近平的不归路”，我看习近平的不归路就是双重意义的的殉教者路——1、习近平的不归路是马列主义中囶的殉教者之路；2、习近平的不归路同时也开始了基督教中国的殉教者之路。基督教中国风满楼宇！

【27、基督教中国可以拯救堕落的西方社会】

《芬兰议员帕伊维·拉萨宁谴责西方社会仇恨基督教价值观》（By Ryan Foley，Contributor|2022年7月4日）报道：

芬兰议员帕伊维·拉萨宁（Pivi Rsnen）因表达对婚姻和性行为的传统基督教信仰而受到起诉，她认为，西方社会对基督教价值观的“严重仇恨”将导致许多基督徒为获得社会认可而进行自我审查。

在华盛顿特区过去这周举行的年度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上，这位在芬兰议会任职近三十年的前内政部长是发言的几位全球政治人物之一。

该活动旨在提高“国际宗教自由运动的公众意识和政治力量”。峰会由前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萨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领导，他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曾在国务院总部领导过类似活动。

拉萨宁此前因多次宣称她相信婚姻应该是在男人和女人之间进行而受到仇恨言论指控，指控在今年3月得到推翻。但她的法律斗争仍在继续，因为检方已将这一裁决上诉到上级法院。

她在周四参加以西半球宗教自由为主题的峰会小组讨论之前接受了《基督邮报》的采访。

当她面临可能的六年监禁时，这位62岁的政治家将她的起诉归因于芬兰成为一个“后基督教世界”，“基督教价值观实际上变成少数”。

她说：“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很难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作为一名路德教牧师的妻子和芬兰基督教民主党的前主席，拉萨宁认为基督教价值观在刑事法庭上成为“目标”，这是“打破美德和挑战基督教价值观”的一部分，这现在“在我们的社会上非常明显”。

在拉萨宁的案件中，她受到仇恨言论指控，是因为她18年前写的一本名为Male and Female He Created Them: Homosexual relationships challenge the Christian concept of humanity（暂译为“造男造女：同性恋关系挑战基督教的人性观念”）的书，以及2019年在推特上对芬兰路德教会宣传LGBT“自豪月”的做法提出异议。她因在广播节目中发表关于同性恋的言论而面临第三项指控。

福音派路德教会芬兰教区的主教尤哈纳·波霍拉（Juhana Pohjola）牧师因出版拉萨宁的书而被指控犯有仇恨言论。

拉萨宁坚持认为她对同性恋者没有恶意，并认为那些指责她发表仇恨言论的人是在沾染仇恨。

“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耶稣。但现在，我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对基督教价值观的严重仇恨，”拉萨宁说说。“如果你谈论性别问题——有两种性别或婚姻属于一男一女之间——就会在我们的社会中引起对你的仇恨。”

拉萨宁告诉《基督邮报》，她“从未想过”自己会因为表达对“关于婚姻和性的经典基督教教义”的支持而面临起诉。

“我的信仰和我的信念没有任何改变，因为这种仇恨，突然间我就像一个罪犯，”她说。

“世界已经改变了，”她总结说。“我认为我的信念没有改变，但芬兰发生了非常[迅速]的变化，我认为在其他西方国家、后基督教国家也是如此。”

拉萨宁将这种文化转变描述为“非常令人震惊”，她认为基督徒必须“清醒地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她的经历证明，基督徒公开表达他们的信仰“越来越困难”。

“我担心这导致了某种自我审查。如果你被贴上保守派基督徒的标签，就会妨碍你的事业或社会接受度，”她说。“所以，这类问题在芬兰社会非常具有话题性”。

尽管她“希望检察官会对无罪释放感到满意”，但她认为她的案件被移送到上级法院是一个机会，“可以获得一个先例，为芬兰和欧洲可能发生的更多类似案件提供更严厉的指导。”

她称赞赫尔辛基地区法院宣布她的仇恨犯罪指控不成立是“我的胜利”。不过，她说，“获得上诉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的可能胜利”是“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更大胜利”，因为它将为“其他案件提供法律指导”。

“我认为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我相信在他的指引下，这个过程继续下去有一定的意义，”她补充说。

拉萨宁说，这次指控和她在芬兰媒体的平台上提供了一个机会，“在公众面前高举圣经的价值观，见证耶稣”，并给人们“罪的问题的答案，耶稣已经为所有人而死，这是得救之路。”

尽管芬兰有一部”保障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宪法，但拉萨宁担心，“LGBT意识形态在芬兰社会的影响非常大，某种觉醒文化（woke culture）正在我们的社会中形成取消文化，它正在缩小这些自由。”

拉萨宁感叹道，“我们现在有某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她列举了芬兰议会和欧盟说服社交媒体公司审查“仇恨言论”的努力，作为这种意识形态出现的例子。

拉萨宁希望她在自由峰会上的发言能够“鼓励人们利用自己的权利，公开发表言论”。

“起初，当1月份的审判开始时，[检察官]说这不会是关于《圣经》，”拉萨宁回忆说。“她开始问关于《圣经》的问题，关于神学问题，她甚至引用了《旧约》中的一些经文，她想表明《圣经》中有很多仇恨言论。”

拉萨宁坚持认为，检察官将基督教“爱罪人，恨罪”的教义归类为“侮辱和诽谤”，因为“根据她的说法，你不能区分人的身份和他的行为，所以如果你谴责行为，你也会谴责人，认为他低人一等。”

她反驳了这种分析，将“爱罪人”和“恨罪”的想法归为“基督教的核心和圣经的信息”。

“如果否认这一点，如果否认这种言论和教导，那么基督教的核心也就死了，”她说。

谢选骏指出：芬兰是北欧魔鬼的殖民地，后来又受到俄国的殖民侵略，本来是一个值得同情的民族。然后，就是这样一只小虾，也在堕落的西方文明里扮演了一个先锋队的角色。

《欧洲福音联盟督促芬兰尊重议员的宗教自由权》（Anugrah Kumar，Christian Post Contributor| 2021年05月16日）报道：

欧洲福音联盟（The European Evangelical Alliance，简称EEA）致函芬兰政府，敦促其尊重议员的宗教自由，其中一名议员因分享她对婚姻和人类性行为的看法而面临六年监禁。

EEA秘书长托马斯·布赫（Thomas Bucher）在信中说，他“沮丧地”听到对芬兰国会议员、前内政部长帕伊维·拉萨宁（Pivi Rsnen）提出的指控，她因三项被控罪行而面临6年的监禁。

布赫写道：“警方被要求调查三起所谓的‘仇恨言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芬兰法律中的‘种族煽动’事件。”

“每一次，他们的结论都是没有任何先前案例可以用来做判例。警察还把她在2004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补充为她犯罪的证据，如果《圣经》观点本身被认定是在煽动，那么提供《圣经》也必须成为一种犯罪，”他坚持说。

拉萨宁被指控犯有仇恨言论，原因是她在2004年的一本小册子中公开发表了对婚姻和人类性行为的看法，在2018年的一档电视节目中发表的评论，以及在推特上针对她的教会领导层发表的评论。

检察官办公室上周告诉《今日基督徒》（Christian Today），拉萨宁关于婚姻和性行为的言论可以被描述为“歧视性的仇恨言论”，根据芬兰法律是“可惩罚的”。

芬兰国家检察院的律师阿努·曼蒂拉（Anu Mantila）被引述说：“我们强调，对拉萨宁女士的指控涉及仇恨言论，这是对同性恋者的侮辱、贬低和侵犯其尊严。”

她进一步说：“总检察长并没有因为拉萨宁女士对同性恋者之间婚姻的传统观点，也没有因为引用《圣经》或解释其文本而指控她。在芬兰，引用《圣经》文本本身并不构成犯罪。拉萨宁女士和其他人一样享有宗教自由。她有表达她的宗教意见和观点以及其他意见的自由。然而，这种自由并不能成为引起对同性恋者或任何其他少数群体不容忍、蔑视甚至仇恨的言论的理由”。

然而，布赫在信中写道：“在她受审的所有三项指控下，帕伊维·拉萨宁的行为并没有跨越（联合国）《拉巴特行动计划》的仇恨言论的界限。她的话的背景、内容和形式都没有问题。没有暗示仇恨行为发生的意图、可能性或紧迫性”。

这位代表全欧洲2300万福音派基督徒的联盟负责人补充说：“唯一可以说的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拉萨宁女士的言论具有影响力。但在内容、形式和背景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有影响力显然是没有问题的。”

布赫问道，公诉人是否“试图重新定义人权法？”

他强调说：“言论自由给了任何人分享自己意见的权利。言论自由权的存在是为了在法律上保护那些表达可能冒犯、震惊或干扰他人的观点的人”。

这位政治家是芬兰福音信义会（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of Finland，简称ECLF）的成员，也是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s）的前主席，自2019年6月以来一直在接受警方调查。

自1995年以来就担任议员的拉萨宁最近表示，她将“捍卫我告白自己信仰的权利，以便其他人不会被剥夺宗教和言论自由的权利”。

她说，她坚持“我的言论是合法的，它们不应该被审查”的观点。

“我不会从我的观点中退缩。我不会被吓到而隐藏我的信仰。”她说：“基督徒越是对有争议的主题保持沉默，言论自由的空间就越狭窄。”

总部设在奥地利的基督教法律团体ADF国际（ADF International）为作为医生并有5个孩子6个孙子孙女的拉萨宁代理她的案件。

“芬兰总检察长决定对拉萨宁博士提出这些指控，创造了一种恐惧的审查制度文化，”科尔曼继续说道。“令人警醒的是，这样的案件在整个欧洲变得非常普遍。如果像帕伊维·拉萨宁这样的公务员因为表达他们坚定的信仰而受到刑事指控，这对每个人自由发言的权利都产生了寒蝉效应。”

2019年，拉萨宁写了一条推特，质疑她的教会领导层赞助LGBT活动“骄傲2019”（Pride 2019），推文包含了一个有圣经经文的图片。结果，她被指控发表仇恨言论，并受到警方的审讯。

调查内容包括她在2018年一档电视节目中的评论，在这档节目中，主持人来到她家并在她家留宿。在节目中，他们讨论了宗教问题，包括拉萨宁的个人信仰。

在2019年的一次电台采访中，拉萨宁对节目中的讨论话题发表了评论，“耶稣会怎么看待同性恋者？”

谢选骏指出：堕落的西方社会，已经抛弃了“言论自由”的外衣，直接用马克思主义式的暴力镇压，来对付上帝的仆人基督教了！

《芬兰基督徒议员因发表与婚姻、性有关的言论面临6年刑期》（Anugrah Kumar，Christian Post Contributor|2021年5月3日）报道：

芬兰议会的一名基督徒议员因在社交媒体、电视和小册子中分享她对婚姻和性伦理的看法而被指控犯有包括“仇恨言论”在内的三项罪行，因而可能面临六年的监禁。

据总部设在奥地利的基督教法律团体ADF国际（ADF International）称，该国首席检察官已对芬兰国会议员和前内政部长帕伊维·拉萨宁（Pivi Rsnen）提出了三项刑事指控。

这位被指控的政治家是芬兰福音信义会（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of Finland，简称ECLF）的成员，也是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s）的前主席，她自2019年6月以来一直在接受警方调查，原因是她在2004年的一本小册子中公开发表了对婚姻和人类性行为的看法，在2018年的一档电视节目中发表的评论，以及在推特上针对她的教会领导层发表了评论。

该组织说，作为一名医生、五个孩子的母亲和六个孩子的祖母，针对拉萨宁的3项指控都让她各面临2年的监禁。

拉萨宁在发给为她代理的ADF国际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不能接受——表达我的宗教信仰就意味着要面对监禁。我不认为自己犯有威胁、诽谤或侮辱任何人的罪行。我的声明都是基于《圣经》中关于婚姻和性行为的教义。”

拉萨宁自1995年以来就担任议员，她说她将“捍卫我告白自己信仰的权利，以便其他人不会被剥夺宗教和言论自由的权利”。

她说，她坚持“我的言论是合法的，它们不应该被审查”的观点。

“我不会从我的观点中退缩。我不会被吓到而隐藏我的信仰。”她说：“基督徒越是对有争议的主题保持沉默，言论自由的空间就越狭窄。”

ADF国际执行董事保罗·科尔曼（Paul Coleman）补充说：“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基石之一”。

“芬兰总检察长决定对拉萨宁博士提出这些指控，创造了一种恐惧的审查制度文化，”科尔曼继续说道。“令人警醒的是，这样的案件在整个欧洲变得非常普遍。如果像帕伊维·拉萨宁这样的公务员因为表达他们坚定的信仰而受到刑事指控，这对每个人自由发言的权利都产生了寒蝉效应。”

2019年，拉萨宁写了一条推特，质疑她的教会领导层赞助LGBT活动“骄傲2019”（Pride 2019），推文包含了一个有圣经经文的图片。结果，她被指控发表仇恨言论，并受到警方的审讯。

关于这本小册子，ADF国际解释说，拉萨宁是在16年前写的这本小册子，概述了她自己的教会对人类性行为的官方教导。“尽管警方之前得出结论认为没有犯罪，但总检察长重新把这个文件拿出来给她定罪了，”ADF国际说。

调查内容包括她在2018年一档电视节目中的评论，在这档节目中，主持人来到她家并在她家留宿。在节目中，他们讨论了宗教问题，包括拉萨宁的个人信仰。

在2019年的一次电台采访中，拉萨宁对节目中的讨论话题发表了评论，“耶稣会怎么看待同性恋者？”

在2019年的推特上，她引用了《罗马书》1章24-27节，并贴出了一张《圣经》中这段话的图片。

这段话是这样说的“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

拉萨宁对这些指控她的争议并不陌生，此前她已经因捍卫传统基督教关于婚姻、安乐死和堕胎的观点而在芬兰被熟知。

正如福音聚焦（Evangelical Focus）早些时候指出的那样，拉萨宁的观点往往比ECLF领导层中的人更保守。

谢选骏指出：我的计划——有一天中国完成了基督教化，就可以组织“十字军西征”，向西征服回教世界，然后继续深入，征服堕落的西方社会，让欧洲得以重新基督教化！

【28、基督教中国要克服两希主义、混合主义】

佚名网文《两希文明》报道：

双希文明又称“两希文明”，代指：希腊——罗马文明（文化）、希伯来——基督教文明（文化），被称为欧洲文明的源头。

简介

双希文明，又称“两希文明”，代指：希腊——罗马文明（文化）、希伯来——基督教文明（文化），被称为欧洲文明的源头。

表现举例

1.希伯来文化的理想的人是信仰的人。就希腊文化来说，至少在它的两个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哲学表达中，理想的人是理性的人。

2.信仰的人是完整的具体的人。希伯来文化并不放眼普遍的人、抽象的人；它所看到的总是具体、特定、个体的人。另一方面，希腊人是历史上最早的一批思想家，他们发现了一般的、抽象的和没有时间性的本质、形式和理念。

3.对于希腊人，由此产生了作为只有哲学家才能踏上的通往智慧之路的超然性的理想。……希伯来文化强调的是献身性，是人充满热情地投入他终有一死的存在（既包括肉体也包括精神），以及他的子孙、家庭、部落和上帝。

4.对于犹太人来说，永生除了体现不可知和可怕的上帝以外，是一个相当可疑的概念。而对希腊人来说，永生则是人能够通过其智力可以随时达到的东西。

5.希腊人发明了逻辑。希腊人关于人是理性动物的定义，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就是人是逻辑的动物；按更本原的含义则是人是有语言的动物。……在希伯来人看来，智力的状态是最典型地反映在约伯的朋友们愚蠢而又狂妄的唠叨之中，他们的议论从未触及到问题的核心。生活的终极问题发生于语言所不能达到的深处，也就是信仰的最深处。

6.希腊人把美和善作为等同的东西或者至少是永远一致的东西来追求。事实上希腊人用一个单名“美的即善的东西”来表达美和善。阿诺德简洁地提及的希伯来人的罪孽感，是甚至人类存在的痛苦而又难以驾驭的一面，从而不能允许轻易地把善与美等同起来。

主要区别

西方文明的源头可以用两个希概括，现代西方文明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古典文明，一个是基督教文明，习惯将源头最小化为两个希，就是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古典文明首先是指古希腊文明，其次也包括之后的古罗马文明。其中，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开端与核心组成部分；希伯来文明系指统治西方精神世界千年之久的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是从希伯来文明或小一点说希伯来人的宗教犹太教脱胎而来，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其实还是犹太教的一小支派别的精神与组织领袖。

谢选骏指出：从天启的角度看，两希文明显然是一种混合主义的产物。

《西方文明的起点：两希文明浅析》（2017-04-30 哲学园）报道：

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也就是所谓的“两希文明”，通常的说法是：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理性、哲学的根源，而希伯来文明是西方文明宗教性的根源，二者在西方文明的历史中交相辉映，全方位地、长远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但是我们来看看两希文明的发展，它们影响后世的方式有许多完全不同的，也是有趣的内涵。

希腊人热爱智慧，“philo”是爱，“sophos”是智慧，连在一起“爱智慧”，就是“philosophy”——哲学。所以希腊是哲学的发源地，崇尚智慧，崇拜哲人，公元前三世纪，自幼受亚里士多德教化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整个小亚细亚，在全境狂热推广希腊文化，自此希腊文化在包括地中海沿岸及小亚细亚广大地区成为文化主流，史称希腊化时期。希腊成为影响最大的文化输出国，各希腊城邦衰微被外族统治，但文化却遍及各国各族，成为文明之源。

亚历山大帝国及希腊化时期

再来看希伯来文化，自亚述攻占以色列和巴比伦灭掉犹大国，犹太人就长期处于各强国统治之下，再无大卫王时期独立王国的辉煌，不单是人民被奴役，到了耶稣的年代，犹太地区的日常语言是亚兰文，而书写则采用流行的希腊文，希伯来文已经从日常生活中消失了。在希腊化时期，犹太人和犹太文化均处于绝对的弱势，在罗马治下，犹太人说亚兰文，书写用希腊文，圣经的《新约》绝大部分也是用希腊文写的。希伯来文明成为“两希”之一，并非是希伯来文化的传统内容或者思想成果影响到别国，而是因为一个希伯来人——耶稣基督。

谢选骏指出：上文把“耶稣基督”定义为“一个希伯来人”，显然违背了耶稣基督的自我宣告，所以是一种“敌基督的说法”。因为敌基督就是两希文明这个混合主义的操盘手。

《古希腊和古希伯来明明是两个文明，为何最后能融为一体》（2020-09-16 图灵解密）报道：

融合是指不同个体在碰撞之后认知感情等方面倾向为一体的过程。作为欧洲文明的两大来源的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呈现出矛盾冲突和互补的融合之势，两者能够彼此影响相互融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二者文化内质上有互补的部分，它们的融合顺应了人类精神的需求。本文将从两个角度来探索两希文明融合的历史原因，一是外部原因，即在两希文明碰撞的过程中促进融合的历史契机；二是内部原因，即两希文明本身在宗教、哲学、文化、伦理等层面所能够促进融合的内在契合点。

一、两希文明融合的历史契机

闻一多先生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指出，希伯来民族是“对近代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之一，与中国、印度、希腊"在差不多同时猛然抬头，迈开了大步"。希伯来这个多灾多难的小民族，其地理位置也注定了其的命运多舛，位于中东地区的中央，受到四面众多古文明大国如埃及、巴比伦、波斯以及希腊、罗马人等的折磨与侵略，同时又接受了这些文明古国的文化优点而加以消化、创造性地发展，自成系统，用优美的文字，较完整地保留下来。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古希腊文明起步较晚。公元前八世纪“荷马时代"才宣告终结，古希腊终于开始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公元前五世纪，它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远超于当时世界的其他国家，处于领先地位，甚至一些比它早二三千年进入奴隶社会的东方文明古国都落在他之后。那么除了政治、经济条件之外，古希腊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位置也为其文明的出现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希腊文明最早起源于爱琴海地区，位于欧亚非三洲交通之要冲，地理环境特色为少地多山，海岸曲折，海岸线漫长，岛屿星罗棋布，温和的地中海气候，为发达的航海业奠定了基础，便于与东方先进文明建立联系，丰富自己的文明。当远在西方的国家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时候，东方的两河流域、埃及、印度等地都已经有了自己先进的文明，建立了强大的国家。

随着东西方贸易的发展，战争也随之发生，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现象，地中海沿岸各族人民在一定程度上互相融合，促进了希腊人们汲取东方文化。希腊人从东方文化中汲取了拼音文字，吸取了埃及和巴比伦的天文学、数学和医学等自然知识，同时也学习了他们在农业、手工业和航海、铁器制造技术上先进的方面，也吸取了东方各种原始宗教观念中的很多东西，从而产生和丰富了自己的文化和观念。

在东方文化的影响下，希腊文明形成并涉及诸多领域，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史学、哲学、宗教、体育、艺术、科学、技术、婚姻、家庭、教育等，汇成希腊化文明，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文化大汇合。

二、两希文明融合的历史原因之一散居与渗透

散居是希腊化世界的特征。亚历山大东征后，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在整个近东建立了广大的散居地，而各民族通过散居进行种族和文化的交融也很普遍。犹太人的散居则更为突出。自摩西出埃及和巴比伦之囚以来，散居成为其民族的历史特性，在希腊化时代，以犹大王国为中心，犹太民族的散居更辐射至广阔、遥远的地区。早期的犹太人并不是一个从事贸易的商业民族，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与畜牧业，也有在军事或行政部门任职的。

当时亚历山大里亚作为希腊化文明的思想文化中心，人口总数达50万，其中1/5是犹太人，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犹太社区。在整个埃及犹太人数高达100万，他们和希腊人、埃及人、波斯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黑人混杂居住，而始终能保持本民族的同一性。希腊化的帝国制度和对多元文化的宽容，为犹太人在异教城市定居提供了有利的法律、政治和文化保障。

许多犹太人在希腊化城市中获得公民权，犹太教是完全合法的，犹太人因信奉犹太教而保留某些坚守宗教法律的权利。《圣经》的正典化是犹太散居区得以保持民族同一性的最重要的原因。通过圣经，犹太人作为一个与上帝签约并必须遵守其诫命的民族，保持了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和民族特性。

伴随犹太人的散居，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相遇，有所交融。当时一些希腊化的犹太人潜心研究希腊传统智慧和当时流行的希腊哲学。在旧约圣经的后期作品中，如《亚里斯提亚书信》《马加比传》《所罗门的智慧》等篇中，我们可以发现犹太作家已用希腊哲学为自己的宗教辩护，称希腊哲学家从摩西那里获得唯一上帝的一神观念;他们还吸收了柏拉图论主要美德和斯多亚学派关于世界理性、神圣智慧和自制节欲的思想。

另一方面，希腊人对希伯来文化也不断加深了解，要求犹太学者将圣书译成希腊文。亚历山大最早的重大成就是将《旧约圣经》译成希腊文，这不仅让希腊人得以理解希伯来文化的核心部分，而且使希腊人得以获悉旧约圣经的全貌。

三、两希文明融合的历史原因之二斗争与渗透

希伯来人原是闪族的一支，起初是逐水而居的游牧民，他们在三次大规模北征过程中，从人类文明吸收了很多文化，酿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希伯来文化。第一次北征中产生了古巴比伦文化；第二次北征中休养生息；第三次北征中，征服了许多贝都英人，经过百余年的斗争，进入迦南，并渐渐和当地人同化、融合，受到了迦南文化腓尼基文化、叙利亚文化、埃及文化以及巴比伦文化的影响，他们的文化系统都是希腊大系统的一部分。

希伯来人在迦南与复杂的民族、语言、文字、宗教、艺术和风俗习惯相互影响，相互斗争，又在斗争中融合，独特的希伯来文化因此被创造出来，并把人民通过语言创作的史诗、歌谣、神话、传说、谚语等成果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把自己民族的神教教规、斗争的历史等记录下来，并发明了他们独特的“先知文学"和“骑士文学”等。历史文献的整理、犹太教的成熟、波斯、希腊文化的新影响，使希伯来文化发生新的变化，产生了基督教文化，影响波及至全世界。

四、总结

基督教是在犹太教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所以这一时期犹太教的希伯来文化逐渐被希腊人理解和接受，为以后西方进一步接受希伯来文化，建立基督教文明，作了重要的准备。斐洛的学说将希腊哲学和犹太神学这两股思潮、两种文明的理论内核融合起来，标志着两大文明汇合的深化，对早期基督教的兴起及其新柏拉图主义的结合，有直接的影响。基督教的《圣经》是中世纪文学的精华，它不仅是宗教的宝典，同时又是史料、文学作品，也是伦理的准绳、审判的法律。其中的《新约全书》是正典，在宗教上占上风；但在文学审美价值上却以旧约全书》为更光辉的丰碑。通过《圣经》而发生的影响，通过基督教的承袭，两希文明深刻地渗透进西方文化之中。

参考文献

1、陈恒《失落的文明古希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姚介厚、李鶥程、杨深《西欧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谢选骏指出：既然“两希文明”是混合主义的产物，所以中国人学习圣经，就不能从两希文明的立场出发，而要从圣经的天启出发——尽量摆脱混合主义的影响，直接吸取上帝的光。只有克服了两希主义、混合主义，基督教中国才能顺理成章地成长。

【29、极权主义也对抗不了上帝之手】

《中国经济陷入“失去的十年”？》（2013/09/03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肖敏捷）报道：

前不久去了趟香港，就中日经济以及股市和一些基金经理交换了看法。在交谈中，几乎所有的朋友都会问到一个问题：中国经济会不会步日本的后尘陷入“失去的十年”？既然大家知道笔者是从日本来的，提及该问题自然不过。另外，最近拿日本经济说事儿似乎成为一种时尚，外资证券公司的经济分析师们纷纷发表报告，警示中国如果不能成功处理“影子银行”以及房地产泡沫等问题的话，“失去的十年”在所难免。笔者认为从各种角度来关心中国经济并提出一些建议是值得欢迎的，同时尽管被看作是反面教材，日本经济能够借此机会引起大家的关注也是一件好事。

但是，坦率地讲笔者很难赞同这个结论。首先日本经济是否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值得推敲。笔者以前在某研究所工作时，当时的上司亲口说他是第一个在日本的公开刊物中使用“失去的十年”这一说法的，每次在喝酒时我都会跟他开玩笑说应该申请专利。按照该老先生的定义，在1990年到2000年这十年期间，因为处理不良债权问题不当，导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大大低于同期其它发达国家的表现。但仅仅是因为坏账处理拖累了日本经济吗？在笔者看来很多日本人对80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仍然念念不忘才会有这种失落感。本来就不应该得到的何来失落？其实最新的一些实证研究揭示“失去的十年”可能是一个伪命题。

学学日本如何走下坡路

别太在乎“市场人士”说三道四

至于中国经济，在谈论是否会经历日本式“失去的十年”时，我们需要定位一下中国经济是否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经济？大家可以列举一些事例说明中国经济已经超过目前的日本经济，何止上世纪90年代？一位刚从上海回来的朋友告诉我在上海的公共场合免费使用WiFi的环境要比东京好10倍。但很遗憾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一最具代表性的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大概只相当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经济。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转型期，而70年代是日本经济的重大转折点，高增长之后的路如何走，其实70年代的日本经济对中国更具参考价值。

谈到70年代的日本经济，大多数日本人也只知道石油危机给日本经济带来沉重打击，日本经历了二战后第一次的负增长。但随着60年代经济高增长的结束，70年代可以说是日本探索如何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增长的“艰难的10年”， “经济大国的崩溃”等措辞经常出现于各种媒体。不光是日本经济，日本的社会问题也不断激化，国民对环境污染不断高涨的抗议行动导致日本政府不得不把环保问题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上。从社会现象来看，动辄磨洋工导致火车经常晚点的大国企铁路公司成为“人民公敌”，愤怒的乘客们追打列车员、打砸抢车站的大规模骚动时有发生，这种情景不光是在目前中国国内一些机场航班延误时才可以看到的。

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滑时，为了刺激景气，当时的日本政府开始动用财政大兴土木，最典型的就是田中角荣倡导的“列岛改造计划”，其结果与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目前大造“鬼城”同出一辙。为了维持经济秩序的稳定，日本政府开始加紧对经济活动的各种管制，最多时行政部门掌握的审批权多达1万多项。例如为了保护中小商店的经营，政府出台限制大超市等的扩张行为，连营业时间都严加限制。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原田泰先生用“1970年体制”来形容这段历史，他指出由于“国进民退”和限制民间经济活动的各种措施的出台，导致70年代的日本的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所以，也许70年代才是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

也许一些朋友对中国经济只相当于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经济这一说法表示难以理解，认为你是否太低估计中国经济经济的发展水平。相反，经过研究70年代日本经济这段历史之后笔者反而对中国经济的前景略舒一口气。因为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好“国进民退”以及大力放松对经济活动的各种管制，中国经济还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如果相当于90年代的日本经济的话，那我们的经济转型可能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谢选骏指出：日本人不愿意承认“失去的十年”，就像共产党不愿意承认“失去的三十年”（1949—1979年）。但是我看到，极权主义再是凶狠，也对抗不了上帝之手；就像歹徒再是猖狂，也对抗不了自然法则——这就是历史力学的原理。

【30、奸商马斯克偷学基督教会的见证方法】

《马斯克独创面试法：一个问题识破求职者谎言》（2024-06-23 评论）报道： 

虚构作品中的谎言可能是艺术表达的手段，但现实生活中的谎言却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甚至导致企业倒闭。尽管现有测谎仪和脑部扫描等多种测谎方法，特斯拉和SpaceX首席执行官却另辟蹊径，在招聘中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方法。在2017年迪拜世界政府峰会上，马斯克分享了这种简单而高效的测谎技巧，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

作为全球顶尖商业领袖，马斯克不仅创立了SpaceX，执掌特斯拉，还收购了推特（现更名为X）。在峰会上，当被问及如何挑选火星任务的候选人时，马斯克表示，虽然直觉很重要，但他还会通过特定问题来做出最终决定。他的标准开场白是：“请讲述你的人生经历，以及你做出的重要决定及其原因。”

在自我介绍环节之后，马斯克会抛出关键问题：“你遇到过哪些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他解释道，真正解决过问题的人能够清晰准确地描述解决过程和细节。相反，那些虚构经历的人可能只能泛泛而谈，很快就会露出马脚。马斯克认为，这个问题能有效识别说谎者。

马斯克的这种方法得到了科学研究的支持。《自然》杂志上的研究表明，诚实的人在叙述时会不自觉地流露出真实性。这是因为说谎需要更多的脑力活动，比说实话更费劲。因此，面试官应该关注候选人是否能够准确、流畅地描述事件经过，有无刻意编造的痕迹。

研究人员指出，说谎者需要不断地监控自己的言辞，以避免前后矛盾。如果面试官增加认知负担，说谎者很可能会因压力而露出破绽，而诚实的人则能从容应对。让候选人详细讲述工作经历，比如最近完成的一笔交易，就是增加认知负担的有效方法。

马斯克的问题之所以高明，还在于它能引导候选人提供详细的工作经历。《自然》杂志介绍的“不对称信息管理”测谎技术指出，陈述越详细，越容易判断其真伪。这正印证了马斯克方法的科学性。

通过这种方法，马斯克不仅能有效识别说谎者，还能深入了解候选人的问题解决能力和工作经验，可谓一石二鸟。这种面试方法不仅适用于高科技公司的招聘，对各行各业的人才选拔都具有借鉴意义。

谢选骏指出：人说“马斯克独创面试法：一个问题识破求职者谎言”——我看这是奸商马斯克在偷学基督教会的“讲见证”的方法。很多假基督徒就是在这个环节露出马脚的。

《“中国火箭厉害了，赶上2014年的马斯克了”》（2024-06-24 一苹新闻网）报道：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发布，6月23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完成可重复使用火箭10公里级垂直起降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对此，中国网友盛赞，太强了，已经追到“2014”年马斯克（Elon Musk）的程度了。

包括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在内，过去各国的火箭都采取“一次性”的设计，只能使用一次就废弃了。直到全球巨富马斯克旗下的SpaceX采取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发射系统（reusable launch system）横空出世，才让世人见到了另一种可能性。

原本中国航天认为马斯克的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发射系统是“邪路”、“歪路”，不过在SpaceX成功次数越来越高、发射能力越来越强，甚至成功发射史上最强的星舰（Starship）并成功著陆后，中国航天坐不住了。

对此，中国跟进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发布，6月23日完成可重复使用火箭10公里级垂直起降试验。

根据中国澎湃新闻报道，这次发射采用直径3.8米的火箭本体，配置3台70吨级的液氧甲烷发动机，以及全尺寸著陆缓冲系统。火箭在发射后，飞到12公里的高空，再以垂直降落的方式，成功达成垂直软著陆的目标。

中国网友对于这次试验成功，纷纷盛赞是一大跨越，厉害了我的国！不过，也有网友对比SpaceX的发射时间轨，发现这次中国航天的技术水准，约略相当于SpaceX在2014年的技术难度，呼吁其他网友冷静，还差马斯克挺远的。

中国航天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开启缓冲架软著陆成功（左图黄圈，翻摄微博/中国航天集团），网友对比后发现约略相当于“2014年”SpaceX的技术水准（右图，翻摄NASA）。

网民嚎叫：

糊涂不糊涂 2024年06月24日 09:10

为何有了党的领导，还要落后十年呢？

扯7扯8 2024年06月24日 08:56

马斯克有没有拿技术换市场一直是个问号？

吴敬中 2024年06月24日 08:23

油管上大把在自家后院弄的可回收火箭视频。可回收真的已经不算啥高科技了。

谢选骏指出：人问“为何有了党的领导，还要落后十年呢”？我看这是因为，共产党拔掉了十字架，无法学习基督教的方法了。而奸商马斯克则偷学基督教会的见证方法，得以巩固了自己的团队。

【31、教父时代对于中国的启迪】

《教父时代》（2015年1月29日笔记）报道：

初期教会（或使徒时代）、教父时期、十字军时期、宗教改革时期、启蒙运动时期及超宗派时期等六个阶段

教父（基督教历史）

本文介绍的是基督宗教早期历史中的教父。关于教父的其他意思，详见“教父”。

教父（英语：Church Fathers，或英语：Fathers of the church），又译为基督教早期教父（Early Church Fathers），早期基督教会历史上的宗教作家及宣教师的统称，他们的著作被认定具备权威，可以作为教会的教义指引与先例。在他们之中包括了许多著名的教会神学家、主教、与护教者，但是不一定是教会认定的圣人，有些教父甚至被教会判定为异端。

定义

教父（拉丁语：pater）的原义为父亲，或父老，早期基督教会以此头衔来称呼教会长老。研究教父们著作的学问，也因此被称为教父学（Patristics）。这些教父生活的年代，约介于新约时代末期，或使徒年代（Apostolic Age，约西元一世纪）末期，一直到451年的迦克墩公会议，或八世纪的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之间。

他们共同的主要特征有：

年代古远（Antiquitas Ecclesiae）

正统教义（Doctrina Orthodoxa）

圣洁生活（Sanctitas Vitae）

教会嘉许（Approbatio Ecclesiae）

历史及影响

教父们的著作大都对后世基督教教义和神学有很深远的影响，是研究基督教历史和神学思想史的重要依据。尤其在传统的基督教中，教父们的著作是教会信仰的基石，但其主张与现代的基督教教义仍有不能协调之处。教父们主张不协调的原因与教父的时代、文化和社会不同，因而对《圣经》和神学上的思想也随之不同。

教父们的著作在基督教教义和神学体系的发展中是历史的重要阶段。教父们为了使基督教信仰更具吸引力和知识更充实，便开始将《圣经》教训与古希腊哲学融合。在早期基督教（公元2-5世纪）时期的教父思想，由于是根据《圣经》和利用新柏拉图主义建立的，一般称为“教父哲学”。教父的神学思想在“圣经神学”与“经院神学”之间，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这个原因，此阶段的神学思想一般称为“教父神学”。

在早期教会，使徒以后以初代至二代的教会作家们被称为使徒教父。以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即公元325年）为界，分别称为“尼西亚前教父”和“尼西亚后教父”。

用拉丁文写作的教父被称为“拉丁教父”，而使用希腊文的被称为“希腊教父”。

著名教父

使徒教父

希腊教父

拉丁教父

教父列表

此等译名部分依中华信义神学院对古教父选集的译名，如有更普遍或历任教宗列表中有相对名称者则相应更改。

亚历山太的亚历山大

加帕多家的亚历山大

安波罗修

亚纳多留斯

安特鲁斯

亚弗拉哈特

亚基老

亚挪比乌

亚历山太的亚他那修

雅典那哥拉

奥古斯丁

巴拿巴书的作者

该撒利亚的巴西流

亚历山大的区利罗

该犹

教宗卡利克斯特二世

亚历山太的革利免

罗马的革利免

柯模典

居普良

耶路撒冷的区利罗

罗马的狄尼修

叙利亚的以法莲

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

教宗法比安

马赛的根拿丢

教宗额我略一世

拿先素斯的贵格利

女撒的贵格利

神行者额我略

波提亚的希拉流

希坡律陀

安提阿的依格那修

教宗依诺增爵一世

里昂的爱任纽

耶柔米

大马士革的约翰

圣金口若望（屈梭多模）

儒略·亚非利加努

殉道者游斯丁

拉克单丢

教宗良一世

梅笃丢斯

米努修·菲利克斯

伪教宗诺范

俄利根

旁非罗

帕皮亚

亚历山太的彼得

斐雷亚

教宗庇护四世

坡旅甲

朋田努

鲁非诺

尼斯福鲁斯·卡利克斯特·桑卓普洛斯

君士坦丁堡的苏格拉底

所左门努

他提安

特土良

狄奥多勒

亚历山太的提阿非罗

教宗乌尔巴诺一世

勒宁的文森

萨费林努斯

基督教头衔

基督教历史

基督教教父

第三章 希腊教父时代（100-300 AD）  

所谓的「教父」（Church Fathers）乃是初期教会的一些领袖，他们有些是思想家，有的是「护教者」，其中有多人也成为殉道者。这个时期，不仅是基督教的快速成长期，也是基督教「征服」罗马帝国的时期。其中又以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米兰诏谕」（公元313年），下令停止对基督教的迫害，为这个时期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基督教不断受到无情的逼迫。初期教父们的作品大多是用希腊文写的，因此称为「希腊教父时期」。但在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之后，基督教却摇身一变，成为受政府保护且拥有特权的宗教。而且在这个后期的教父作品，大多以拉丁文为主，因此被称为「拉丁教父时期」。

I. 时代背景

1. 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关系

（1）主后70 年以前： 

在基督教刚开始的时期，仍被视为犹太教中一个派别─「拿撒勒党」（徒 24:5），因此固然基督徒与主要的犹太教派系（如法利赛人与撒都该人）之间常有冲突，但在外人及罗马政府看来，基督教仍是犹太教中的一支（徒18:14-16），所以基督徒也享有犹太人不敬拜偶像的特权。

同时，基督徒在此阶段仍被容许在犹太会堂中聚会，甚至宣讲。保罗就常利用这个机会，宣扬基督的福音（徒13:14-43; 14:1; 17:1-4,10-14; 18:4; 19:8）。因此使徒时代的第一批信徒，大多来自于会堂的成员。而作为「外邦人使徒」的保罗，他固然因着犹太人的抗拒而转向外邦人（徒18:5-6; 28:25-29），但是他传福音的策略却一直是「先向犹太人，也向外邦人」。

（2）主后66-70年及130-132年的两次犹太战争之后

在主后66-70年及132年，先后发生过两次惨烈的犹太人反抗罗马统治的战争。犹太人不仅死伤惨重，而且大多数犹太人被逐出巴勒斯坦，从此浪迹天涯，远离家园。在战争之后，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关系也进入一个新的状况。

首先，由于文化及种族的认同问题，基督教开始与犹太教分道扬镳。犹太人指责犹太裔基督徒的懦弱，未曾积极支持犹太抗暴运动。基督徒却不愿意采取暴力行动，而选择置身事外。他们也将主后70年圣殿之毁灭，视为耶稣预言之应验。双方的裂痕日益加深，渐行渐远。

因此，到了第二世纪以后，犹太拉比已明令犹太会堂不再接纳基督徒在他们当中聚会。而且此时的教会，是以非犹太人的外邦人为主，信徒传福音的对象，也不再以犹太人为优先了。

2. 基督徒在罗马帝国中的地位

自主后64 年开始，罗马帝国就对基督徒由宽容转变为局部性的迫害。但是自第二世纪开始，就更由局部性的迫害，逐渐转为全面性的迫害。然而，虽然基督教遭受到血腥的迫害，教会仍快速地成长。

初期教会原以中下阶层人民为主，但是逐渐地，在罗马中上层人士中，同情或归信基督教的人数也日渐增加[1]。到第四世纪初，他们已成为教会的中坚份子[2]。他们绝不是像某些人所讥称的「人类中的渣滓」。相反地，他们大多洁身自爱，奉公守法，是帝国内的模范公民。

在这两百多年间，基督教成长极为迅速，但是分布并不平均。依据统计，在主后250年，罗马帝国人口中，只有2%左右是基督徒。但是到主后300 年时，安提阿城人口中，已有将近一半是基督徒[3]。在小亚细亚（土耳其半岛），基督徒也占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在罗马本土（意大利）及以西的高卢（今日的法国及德国），则基督徒较少，只有5%左右[4]。这是因为，相对而言，西方在这两百多年间，比东方战乱少，希腊罗马文化的根基也较牢固，基督教较不易渗入。

3. 罗马帝国的宗教及希腊哲学

（1）罗马帝国的宗教：

在当时，罗马帝国的社会正面临着越来越明显的道德崩溃的危机。因为罗马人原本朴实、勤勉的民族性，已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大，而变得奢侈、淫逸、自大。罗马帝国的原始宗教，是属于「精灵崇拜」（Animism）。但是在接触到希腊文化后，罗马人就将希腊众神吸收到与它们相似的罗马诸神中。然而这种希腊罗马宗教也只有少数罗马公民及自由人才会信奉，对大多数的奴隶阶层而言，反而是来自东方（中亚一带）和埃及的神秘宗教及占星术，最为流行[5]。这些宗教大多是功利主义式的「非道德性宗教」，无法提供高尚的道德准则。因此罗马帝国的道德不是靠宗教，而是靠哲学思想来维系。

（2）希腊哲学派别

在哲学方面，这时期更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当时罗马帝国境内流行的哲学思想，主要有新柏拉图派、以彼古罗派、斯多亚派及犬儒主义等几种。

A. 新柏拉图派（Neo-Platonism）的思想强调灵肉二元论，认为灵魂是善的，肉体是恶的。并且要认识神袛，必须依靠神秘经验。

B. 以彼古罗派（Epicureanism，或译为「伊璧鸠鲁派」）则是在公元前三百年左右创立的。其宇宙观与近代的物质主义者及科学主义者相似，基本上他们否定永生，肯定今生；追求实时行乐，以致于后来倾向于纵欲主义。

C. 斯多亚派（Stoicism）则强调理性与自我节制，其道德水平颇高，与基督教伦理有颇多相容之处。类似中国儒家的思想。

D. 犬儒主义（Cynicism）则主张以无欲为最高的德行，他们自甘过穷困的生活，是极端的禁欲主义者。

所以在罗马帝国之内，对于伦理道德的观念，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社会上所充斥的，往往是在道德上近乎真空的各种异教，或是道德败坏的纵欲派，要不就是严酷的禁欲派等。相对的，基督教却不分种族和阶级，强调平等、博爱、节制和谦卑等美德，因此基督教成了最有吸引力的新兴宗教。即便在压迫及威胁之下，基督教的发展仍然极为迅速。

II. 基督教所面对的挑战与问题

在这个时期，教会正面临内忧及外患。若不是神的恩典，教会是很难存活下来的，更谈不上成长了。教会外面所遭受到的，主要是政府无情的打压及迫害。但是同时，教会内部也有许多的异端兴起，造成信徒信仰上的混淆。

1. 外在的逼迫与攻击

教会之所以受到外人污蔑与攻击的理由，主要来自误解与毁谤。首先，许多民众因为信徒不拜偶像，而称他们为「无神论者」。对大多数多神论者或泛神论者的背景来看，基督徒敬拜一位无形无相的造物之主，是匪夷所思的。当然也有人认为基督徒是迷信的神秘宗教信徒。

其次，信徒彼此相爱的生活，也被毁谤为「淫乱与乱伦」。由于信徒彼此互称「弟兄姊妹」，甚至夫妻间也是如此，因此有人误以为他们真的是兄妹通婚。另外，信徒之间的「亲嘴问安」，也被误解为乱搞男女关系。还有，由于在圣餐时，主礼的人在拿起饼和杯时，会说：『这是主耶稣的身体，我们要以恭敬的心来吃；这是主耶稣的宝血，我们要以恭敬的心来喝这立约的血。』，因此他们谣传基督徒的圣餐是在「吃人肉」。诸如此类穿凿附会的谣言很多，因此许多基督教的「护教者」就为此提出答辩。

但是最严重的指控，则是基督徒对罗马政府的忠诚问题。由于基督徒拒绝向罗马皇帝的雕像敬拜，鲜少参加公众集会（因为这些集会往往有令基督徒难以苟同的暴力或色情行为），甚至还有些信徒拒绝当兵（事实上有些教会拒绝接纳高级军官和政府官吏的加入）。凡此种种，都给那些反对者很好的攻击把柄。因此，每当有天灾人祸，或是政治上有任何风吹草动，基督徒总是成为替罪羔羊，会遭到无情的逼迫。

2. 内有异端及极端兴起

另一方面，从第二世纪开始，基督教内部就开始出现许多在信仰上有偏差的「异端」，或在生活或作法上较偏激的「极端」团体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有下列四个：

（1）诺斯底派（Gnosticism）：他们受希腊哲学「灵肉二元论」的思想影响，强调所谓「隐藏的知识」（希腊文的「知识」一字即gnosis）或「奥秘」，并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主张肉体是败坏的，因此倾向于禁欲主义。他们在教会中引起的纷争最多，也是初期教会领袖们最主要辩驳的对象。诺斯底派的余毒今日仍然影响着基督教，特别是在那些特别强调属灵追求，及高举独到的「属灵亮光」的信徒中间。

（2）孟他努派（Montanism）：这是一个倾向禁欲的灵恩派，是由孟他努（Montanus）于主后172年在小亚细亚开始的。他们高举先知的恩赐（特别是女先知），并强调末世的信息。他们并非异端，但是也的确造成了教会的分裂。到第五世纪之后，他们才逐渐消失。孟他努派是历代灵恩运动及二十世纪「五旬节运动」的前驱，其功过得失也仍是争论不休的问题。

（3）马吉安派（Marcionism）：主后140年马吉安（Macion）在罗马，开始宣扬他自己的一套反犹太教的教义，吸引了不少跟随者。他深受诺斯底派的影响，认定物质世界本质上是邪恶的。他还主张耶稣是受造的「次级的神」。所以他及他的跟随者否定旧约的教训，将耶和华与耶稣对立起来，高举保罗的教训。因此马吉安所接受的新约圣经，就只有删减过的《路加福音》，和保罗的十封书信。其它的经卷都因有倾向犹太读者的嫌疑，被他摒弃了。马吉安派又禁止嫁娶，因此在活跃了数十年后，就逐渐式微了。

（4）摩尼教（Manichaeans）：这是由波斯人摩尼（Mani）于在主后第三世纪中开始建立的。他的教义接近诺斯底主义，又参杂了波斯祆教（拜火教）的色彩，强调光明与黑暗两个国度的争战。当他于主后276年被杀后，他的信徒大批地由米所波大米亚进入北非，影响很大。摩尼教是一种混合式宗教（Syncretism），与今日流行于伊朗及欧美的「巴哈教」（Ba’hai）极为神似。奥古斯丁本人在信主前，就曾经是个摩尼教徒。摩尼教在中亚、西域一带十分活跃，曾在唐朝时期与「景教」（就是基督教中的「涅斯多流派」）先后传入中国。当唐武宗在835年展开「灭佛运动」时，景教教士都被逐出中国，从此一蹶不振。摩尼教的教士却中途逃亡，因此在中国苟延残喘地留下来了。后来摩尼教又与佛教的一支「弥勒教」结合，产生了白莲教（今称「一贯道」或「天道」）。

III. 主要领导人物

1. 教会领袖：

这个时期的教会领袖，如安提阿的伊格那修（Ignatius）、示每拿的波旅甲（Polycarp）、爱任纽（Irenaeus）、亚历山大的革利免（Clement）、居普良（Cyprian）等人。他们有些是第一代使徒们的学生（例如波旅甲是使徒约翰的学生），而且大多先后为主殉道。他们除了牧养教会之外，通常也扮演护教者的角色。他们所留下的作品，帮助我们了解初期教会的光景。

2. 护教者（Apologists）： 

这个时期的教父，更主要的贡献，乃是将基督教神学思想，以希腊哲学的逻辑推理方式，将之系统化。特别值得注意的，乃是一些被称为「护教者」的人士，例如爱任纽、殉道者游斯丁（Justin）、特土良（Tertullian）、俄利根（Origen）、亚他那修（Athanasius）等人。他们都是饱学之士，也都有精深的希腊文化造诣。他们的心志乃是一方面要与反对基督教的人士为真理而辩，另一方面又要驳斥基督教内的异端份子。他们最主要的影响，乃是在基督教的教义方面。由于真理是愈辩愈明的，因此许多最重要的神学问题，诸如有关耶稣的神性、三位一体的观念等，都是在这段期间被确立下来的。

特土良是其中较为特殊的一位，他是这个时期少数用拉丁文写作的护教者之一。他的杰作是《护教辞》（Apology），和《反马吉安论》。但是他自己极端严谨的道德观，却使他晚年加入了孟他努派。

IV. 主要的成就

 在这基督教创立的头三百年之中，有三件影响深远的大事[6]，就是：

（1）确立了新约正典；

（2）确立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和

（3）建立教会组织。

1. 新约正典逐渐形成

新约「正典」（Canon）是指被众教会共同认可的新约圣经书目。自基督教开始传播以来，虽已有许多教会领袖（尤其是使徒们）的著作在教会中流传，但是其真伪和价值仍需鉴定。虽然新约正典是在希波会议（公元393年）和迦太基会议（公元397年）才追认确立的，但在此之前，教会及众信徒间的共识早已形成了。除了少数几卷书（如希伯来书、雅各布书、彼得后书等）因争议性较大，共识建立较慢外，大部分的书卷，在主后250年已经广受接纳了。这在视圣经为「神的启示」之基督教而言，确立圣经的权威性，是至关重要的事。

2. 基本教义逐渐确立

为了面对来自异端的挑战，教会必须把正确的信仰，清楚地表明出来。因此，异端的挑战，反而促成了基督教正统信仰观念的成形。《使徒信经》（Apostles' Creed）和《尼西亚信经》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到第四世纪被众教会所接纳而产生的。其实《使徒信经》并非使徒们亲自写的文献，而是后来的教会领袖们，综合了使徒们的教导，以精确的文字，勾勒出基督教信仰的纲要来，成为历代信徒的共同信念。

3. 教会结构逐渐定型

至于教会的组织，也是逐渐发展的。最初的教会组织是很松散的，各地方性的教会只有长老和执事两种职份。后来由于教会人数日增，其中一位长老便成为长老团的主席，称为「主教」（Bishop）。到了第四世纪，大城市的主教也再进一步成为整个区域的「区主教」。这些教会的大教区，往往是与罗马帝国的「省」平行的。这种层次分明、组织严密的教会结构，是受到罗马政治文化的启发。到了第五世纪中，当西罗马帝国灭亡时，这种教会的结构，也在取代地方政府来从事抚恤、关怀、教育民众等功能时，发挥过极大的作用。

V. 主要宣教策略

1. 以希腊哲学为桥梁，向知识分子传播基督福音。

这个时期的希腊教父们，如亚历山大的革利免及俄利根等人，对希腊哲学的态度是十分友善的，他们认为希腊哲学是基督教的「先驱」或「启蒙师父」[7]。这是他们采取「调适主义」的基础。所以，他们强调两者的相似之处。例如柏拉图的永恒概念、实体与表相的区分，都曾被俄利根借用来解说基督教的思想；而斯多亚派的道德观念，也被视为与基督教伦理相互辉映。亚历山大的革利免也认为，『神将哲学给予希腊人作为「启蒙师父」，以将他们引向基督，正如律法对希伯来人一样。因此哲学是一个预备阶段，铺了一条路，借着基督将人带到完全的地步。』[8]

许多流传至今的希腊教父作品，可以看出他们的苦心及技巧。例如殉道者游斯丁就曾说，神把「理性的种子」，洒在每个人的心中。因此不仅以色列的先知，各国的哲学家们，也都拥有神所赐的洞识（insights）。所以他将许多希腊哲学家，例如苏格拉底等人，与亚伯拉罕、摩西、伊莱贾并列。然而他也强调，这些哲学家们所得的启示仍是有限的，而且是不完整的。只有当那位「道成肉身」的基督来到，那完全的启示才真正呈现在我们面前。

2. 以爱心及美德的生活见证，吸引世人接受基督。

当时大部份基督徒都过着有规律而且勤勉的生活，并以金钱资助穷困的教会[9]。在道德方面，基督徒的道德生活大体上很好[10]。他们禁止堕胎、杀婴，而且收容许多弃婴，抚养他们长大。在家庭方面则儿女孝顺，夫妻互敬互信。甚至当时奉命捉捕基督徒的官员普林尼（Pliny），也向罗马皇帝报告说，基督徒实在可算是「模范公民」[11]。另一位异教徒格林（Galen）也曾如此形容基督徒：『他们如此不断地自律自制，他们如此强烈地渴望达到道德上最完美的境界，以至于他们几乎不亚于一个真正的哲学家。』[12]

因此，基督教在主后三百年之前，所以能遍传各地，主要必须归功于一般信徒的见证。他们的福音策略，类似今日所谓的「友谊式布道法」（Friendship Evangelism）。他们能够极为成功地将福音的种子，洒遍在他们所生活的小区中，而且结实累累。

但是为了确保信徒们的信仰是真诚的，初级教会有极其严格的「认信」（catechetical）过程。这过程相当于今天教会的「受洗班」，但是时间长得多。一般而言，通常由慕道至受洗，可能需要三年，有的甚至要六年。依据一份主后217年的文献显示，在认信过程中，教师不仅要传授信仰真理，而且要考核慕道者的生活见证，以及他们信主的动机[13]。而推荐他们归主的信徒，也需要证明这些慕道者能够而且愿意聆听真道。

这种严谨的认信过程，在教会正在大遭逼迫时，是绝对必要的。同时，这种严谨的程序，也比较能对信徒们有个有效的「质量管理」过程，免得滥竽充数，破坏基督徒美好的见证。这是初期教会能持久不衰，保持纯正信仰的秘诀。今天许多教会草率地大量吸收信徒的作法，是值得再思的。

3. 以殉道者的血，培育福音的种子。

自第二世纪开始，基督教受到越来越严酷的逼迫。分析其原因，则有好几方面的因素。第一，罗马帝国在经历将近两百年的太平盛世之后，开始遭遇到一连串的天灾人祸，基督教就成了替罪羔羊。罗马皇帝及官员认为，是因基督徒拒拜偶像，致遭天谴。当然这是推卸责任的话，但在无知的群众里，也的确发挥了转移注意力的效果。

第二，基督徒拒绝对罗马神祇献祭，也不肯在皇帝雕像前烧香，这在罗马人看来，是拒绝对罗马帝国效忠的表现。在内战外患频仍，民众忠诚度大为降低的时代，「对国家不忠」是极重的罪名。但是事实上，在基督教受尽逼迫的两百多年中，基督徒很少反抗。而犹太人在公元66、132及156年，就引发了至少三次反抗罗马的革命战争，每次都死亡枕籍。

第三，基督徒对世俗生活采取「隔离」的态度，教会领袖劝基督徒避免去竞技场观看残酷的决斗，或去戏院看猥亵的表演，特土良甚至要基督徒不要从军。凡此种种，都曾被指责为搞分裂的行动。

因此，有两百多年的时间，许多的基督徒被火烧死、被野兽撕裂、被斩首、被监禁或被鞭打，然而正如特土良所说的：『殉道者的血，好似一粒粒的种子。好像草被割下来时，它会像「春风吹又生」一般地，更加繁茂。』[14] 虽然有少数基督徒变节，但绝大多数的信徒都坚持到底。殉道者对信仰的忠贞，激励了许多信心动摇的信徒，并且在后来，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这些基督徒不屈不挠地忍受试炼，默默地加添人数，以言词对抗武力，以盼望对抗残暴，最后击败了这个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出戏。[15]

4. 以一般信徒，作为主要传福音的使者。

在第四世纪前，虽然那些学识渊博的「护教者」，在思想及信仰上贡献卓著，但是对福音广传居功最大的，仍是一般的信徒。大多数的慕道者，是透过他们的见证而信主的。而地方性教会的长老及执事，则负责牧养他们。

然而，第二世纪开始，也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巡回布道者」（itinerant evangelists）。这些巡回布道者，效法早期使徒们的榜样，将福音带到「未得之民」当中，建立教会，按立长老、执事，然后再奔前程。

可是这些巡回布道者大多是一般信徒，并非正式经由会众选举出来的，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感动及呼召。因此教会不会在经济上支持他们。然而他们立志过清苦的日子，随走随传。每到一处，当地的信徒及教会就接待他们（当时没有今日的旅店）。因此他们的脚踪遍及各地，成为非正式（未受差派）的「宣教士」。至于正式由教会差派的拓荒宣教士，是到第四世纪以后才有的。

当然，为了避免少数滥竽充数的巡回布道者，到处骗吃骗喝，在初期教会留下的文献中曾规定，所有的巡回布道者，教会只能接待一至二天。超过三天者，及向信徒索取金钱者，都将被视为「假先知」。[16]

5. 以信徒的家庭为主要聚会地点。

在教会屡遭逼迫时，信徒大多在家中聚会。直到第三世纪，才开始在少数地区有教堂建筑物。目前考古学发现的最早教堂，可能是在幼发拉底河上的一座建筑，大约是主后232年左右建成的。但是这乃是在罗马帝国版图之外的地区。在逼迫最严重时，许多罗马城内的教会，甚至是在地下洞穴中的。这是名符其实的「地下教会」。直到君士坦丁皇帝在313年发布宽容基督教的「米兰召谕」后，教堂建筑才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出现。

正因如此，早期的教会都是「家庭教会」。这是情势所逼，并非因为家庭教会一定是最好的教会模式。因此，今日的教会，要从早期家庭教会的优点中去学习，并且融会贯通，才能有效地运用在今天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切忌生吞活剥式地套用，否则将未见其利，但见其弊。

家庭教会每个聚会点人数不会太多，但是机动性很强，彼此的联系很密切，向心力也够。所以早期教会虽然没有后期那种组织严密的结构，但是却满有活力，信徒的参与感很深。在这样的光景中，教会欣欣向荣，逐渐征服了整个罗马帝国。

参注：

1 威尔杜兰（Will Durant）：《世界文明史：基督时代》，台北幼狮书店，1973，239页。

2 R. Grant，Early Christianity and Society. Harper & Row，1977，p.88.

3 同上，p.11.

4 《世界文明史：基督时代》，249页。

5 滕慕理：《新约综览》，香港宣道书局，1976年，67页。

6 祁伯尔：《历史的轨迹─二千年教会史》，李林静芝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86，22页。

7 David J. Bosch，Transforming Mission: Paradigm Shifts in Theology of Mission. Maryknoll，NY: Orbis，1991. P.193.

8 引述自Aylward Shorter，Toward A Theology Of Inculturation，Orbis，1994，p.139.

9 同上，239页。

10 同上，242页。

11 同上，243页。

12 同上，243页。

13 海天书楼：《基督教二千年史》，1997年，117页。

14 《世界文明史─基督时代》，319页。

15 同上，320页。

16 Michael Green，Evangelism in the Early Church，Eerdmans，1970，p.168.

第四章 拉丁教父时代（300-500 AD）  

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不但是基督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极为戏剧性的过程。依据历史家优西比乌（Eusebius）的记载[1]，在公元312年一场争夺王位的决战前夕，君士坦丁看见天空有十字架，并有文字写着：「靠这记号，就必得胜。」翌日，君士坦丁的军队，就拿着有基督记号的盾牌，高举有十字架与X和P两个字母（这是希腊文「基督」的头两个字母）的旗帜，与对手决一死战。结果君士坦丁的军队大获全胜。过了一年，君士坦丁就在米兰下了一道诏谕，宣布停止对基督徒的逼迫，并赋予基督徒在法律前与众人平等的地位。

同时也在此时，拉丁文已逐渐取代了希腊文，成为帝国内通行的主要语文。当时的「教父们」，也都是以拉丁文来写下他们的主要神学作品，因此这个时期称为「拉丁教父时期」。

I. 时代背景

1. 罗马帝国与基督教的关系

（1）自313年君士坦丁颁布「米兰诏谕」后，皇帝就由基督教的逼迫者转变为保护者了。

君士坦丁的行动究竟是出于宗教信仰或是一种圆滑的政治手腕？很多历史家认为是后者[2]。因为一方面，他的军队中以基督徒为主，支持基督教对鼓舞士气、团结人心有益。另一方面，基督徒的品格及对执政者的顺服，也有助于巩固君主专政的政权。何况这个新的宗教，或许还可以净化罗马的道德，并强化婚姻与家庭关系。

不管他的动机如何，他对基督教的支持，似乎是与日俱增的。他赋予主教在教区内有审判的权利，豁免教会的不动产税，圣职人员又可免除某些公民义务。他自己还捐赠给教会大笔金钱；在君士坦丁堡及耶路撒冷兴建宏伟的教堂；并定星期日为圣日，使百姓可以不作工，而去教堂作礼拜。这一切措施，都让当时的基督徒欢欣不已，向神感恩赞美。

但是君士坦丁并未将基督教列为「国教」。这是到七、八十年后，才逐渐演变的现象。然而，大多数的罗马皇帝，都以基督教的捍卫者自居，因此打击异端及异教徒绝不手软。教会领袖也往往请求皇帝将背叛为异端者，处以监禁或流放的惩戒。

（2）罗马皇帝介入基督教的内争越来越深、越来越多。

由于基督教内部的纷争，最后往往找皇帝仲裁，使得罗马皇帝的介入越来越深。首先发生冲突的是有关「多纳徒派」（Donatist）的纷争。「多纳徒派」是一个严谨自律的教派，强调圣洁及与世界分别的生活。他们请求皇帝废除一位曾在大逼迫中放弃信仰的人为主教。结果皇帝所授权的主教会议，却维持原议。后来这些「多纳徒派」的领袖说：『皇帝与教会有什么相干？』因此受到打压。

另外一个例子是有关「亚流派」（Arian）的异端问题。为了协调这个争议，君士坦丁在325年于尼西亚召亲自主持了第一次大公会议。在会议中一方面确定「亚流派」为异端，另一方面也制订了「尼西亚信经」，作为正统教义的宣告。但是君士坦丁却一直想包容「亚流派」，甚至将坚决反对「亚流派」的亚他那修予以放逐。这是教会与皇帝之间微妙关系的例子。

因此，君士坦丁与他之后的罗马皇帝们，一向认为自己不但是教会的保护者，也是教会争论最后的仲裁者。在东罗马帝国治下的东方教会（即后来的「东正教」），似乎默认了这个事实。然而以罗马教皇为首的西方教会，却一直用各种方式来抗拒这个观点，虽然最后往往有时还是只有屈服。但到了西罗马帝国于476年灭亡时，情势就完全改观了。

（3）罗马主教的地位日益高升，在第六世纪左右逐渐在西方独霸一方，最后形成「教皇」。

在初期教会时期，耶路撒冷及安提阿两个教会有独特的地位。然后随着信徒人数的增加及分散，埃及的亚历山大和罗马的教会的影响力，也逐渐提升。到了君士坦丁皇帝迁都君士坦丁堡之后，无形之中，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地位也更加重要了。所以在第五世纪初，基本上这五个教会的主教的地位应该是平起平坐的。虽然罗马主教屡次以「彼得继承人」自居，期望取得优越地位，但是却未被其它地区教会所接受。然而第五世纪后半情势的发展，却使罗马的主教逐渐成为独树一帜的「教皇」。

首先，当罗马皇帝无法保护罗马城时，却是罗马的主教利奥一世（Leo I，446-61）救了她。因为那些先后入侵西罗马帝国的蛮族，有许多原先已经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像东、西哥德人，在第四世纪初，就已经接受了基督教，且有了哥德文的圣经，只是他们是属于被列为异端的亚流派[3]。还有同属日耳曼族的汪达尔人及布根地人，也是亚流派的基督徒。因此这些蛮族对罗马的主教都还很尊重，才能略有节制，免得生灵涂炭。所以，教会在西罗马帝国烽烟四起、群龙无首的关键时刻，却仍然能屹立不动，成为乱世的中流砥柱。而罗马的主教的角色与地位，更是无可替代了。

另一方面，回教在第七世纪中崛起，迅速地席卷中东、小亚细亚及北非。因此五大教区失去了三个，仅剩君士坦丁教会可以与罗马教会分庭抗礼。因此自第八世纪开始，罗马的主教就被尊称为「教皇」（Pope），领导西方世界的教会。

2. 罗马帝国的政治情况

（1）北方及西方蛮族日益猖獗，迭次入侵。

然而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罗马帝国从第四世纪开始，已经日暮途穷了。在罗马帝国的外围有许多蛮族，其中最主要的是日耳曼裔的哥德人。公元376年，西哥德人因受匈奴人的压迫，而越过多瑙河入侵罗马帝国。这些哥德人虽然最后被逐出东罗马帝国，但是他们又联合了其它的日耳曼部族攻打帝国的西方。

在第五世纪开始，西罗马帝国就多次遭到蛮族的入侵，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下列几次：

410年 西哥德（Goth）国王阿拉利（Alaric）攻占罗马城

452年 匈奴王阿提拉（Attila）进攻意大利

455年 日耳曼人汪达尔族（Vandals）劫掠罗马十四天

476年 罗马军队的蛮族将领叛变，西罗马帝国灭亡

公元410年，阿拉利率领西哥德人攻占罗马城，六天六夜之久，蛮族洗劫了这个大城。对罗马帝国内的百姓而言，这是令人震惊的事。许多异教徒责怪基督徒背弃了罗马神明，致遭此劫。奥古斯丁为了回应异教徒的控诉，就写了他的不朽名著《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他强调地上的国度或教会，并不等同于上帝的国度，只有真信徒才是上帝之城的子民。

然而，西罗马帝国并没有因罗马的沦陷立刻灭亡，还苟延孱喘了六十多年之久。公元452年，匈奴王阿提拉入侵意大利，准备进攻罗马，后来因罗马教皇利奥一世的交涉才撤兵。公元455年，另一支日耳曼裔的汪达尔人继侵占西班牙和北非之后，渡过地中海进攻罗马。这次又是因着教皇利奥一世的求情，才使罗马在经过十四天的揉躏之后，还幸得保存。到了公元476年，罗马军队的蛮族将领叛变，自立为王，强迫罗马皇帝退位，西罗马帝国至此正式灭亡。但是东罗马帝国（或称「拜占庭帝国」）则还延续了一千年之久，直到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才沦陷于土耳其人手中。

（2）帝国国势日衰：人口锐减、道德败坏、阶级斗争、赋税烦重、战争频乃

罗马帝国为何衰亡？这是历史上的热门话题。吉朋（Edward Gibbon）在他的名著《罗马帝国兴衰史》中断言，是基督教毁了罗马帝国[4]。他说基督教不但对古典文化宣战，又使人们从积极的现实生活转变为消极地准备世界末日的来临。正当罗马帝国号召人去作战时，基督教却散布和平与不抵抗的观念，并鼓励人拒服兵役。因此，基督教的胜利，就是罗马帝国的灭亡。

上述这些评语，的确有部份属实。但是正如名历史家威尔杜兰的看法，基督教的成长，与其说是罗马帝国衰颓的「原因」，勿宁说是罗马帝国衰颓后所造成的「结果」[5]。因为在基督教开始传播之前，罗马帝国的宗教与道德已经瓦解，所以基督教才能快速地发展。公平地来说，基督教对罗马帝国伦理道德的重整，颇有裨益，但是并不能力挽狂澜。实际上，罗马帝国的灭亡，不是由于外力的摧毁，而是由于内部的腐蚀所造成的。

罗马帝国倾覆的基本原因，是在于她的人口锐减、道德风气败坏、阶级间的斗争、赋税繁重、战争频仍[6]。人口减少是因为中上阶级的节育、堕胎，加上瘟疫与战争，使帝国西部人口锐减。到第四世纪左右，大部份的罗马军队都是日耳曼人或其它外族的雇佣兵。罗马人原有的纯朴、刚健的性格，也在耀眼的财富中消失殆尽。同时，为了上层人士的奢侈享受，国民税负极重，民不聊生，阶级间的矛盾日增。加上内战频频，耗损极大。所以，罗马帝国的败亡，内部的因素才是主要原因。

3. 语言

到第四世纪开始，拉丁文以取代希腊文的地位，成为罗马帝国最通用的文字。这种情况延续了一千多年，直到十七世纪，所有欧洲各国的法律、外交、学术文件，都是用拉丁文。举例而言，所有牛顿的科学作品，都是用拉丁文写的。因为拉丁文是当时的唯一国际语言。

因此这个时期教父们的著作主要都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奥古斯丁和翻译拉丁文圣经的耶柔米。而且从四世纪中叶开始，西方教会中的崇拜，也都改用拉丁文来进行。可是以君士坦丁堡主教为主的东方教会，仍然保持以希腊文进行崇拜及著述。这语言上的差异，后来造成东西方教会的误解及裂痕，最终在1054年东西方教会完全决裂。

然而采用拉丁文的结果，也使西方教会中很少人再花心血去研究希腊文及希伯来文，即便是神职人员及圣经学者，也都完全依赖拉丁文圣经来教导会众。这种情形直到十三、十四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才开始改观。

II. 基督教所面对的挑战与问题

1. 异端的分争—亚流派（Arianism）：

这是在318年由亚历山大长老亚流所创的异端，影响极大。他主张只有圣父是真神，基督只是受造物，但是他比一切受造物为早。可是他坚持基督并不与神同等。亚流的思想在教会中流传甚广，争议性也很大。为此君士坦丁召开了第一个尼西亚大公会议，来专门处理此争端。

尼西亚会议的结果，判定亚流派为异端，并订立了「尼西亚信经」，明确提出「三位一体」的神学观，以对抗亚流主义。但是直到今天，亚流主义的异端仍然在基督教圈子中借尸还魂，最明显的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会」及「摩门教」。这两个异端都否定耶稣的神性，认为祂只是天使长，是受造之物。我们必须防止亚流主义的异端再现。

亚流本人虽被流放，但是他的影响力并未消失。相反地，特别在东方教会及亚美尼亚一带，亚流主义往往是主流派思想。同时罗马皇帝中，不乏亚流主义的支持者或同情者。因此亚流主义一直在罗马帝国中阴魂不散。而且到了第五世纪，许多在罗马帝国版图外围的蛮族，如西哥德人归信了亚流派的异端，以后更使大多数日耳曼人都成为亚流派的信徒。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这些亚流派的蛮族，却在罗马主教的感化下，渐渐转到正统的基督教信仰，亚流派的异端在欧洲才慢慢消失。

2. 异教的混杂（Syncretism）

对基督教的发展来说，君士坦丁的「米兰诏谕」是利弊互见的。由于作基督徒突然成为一种殊荣，而且有各种物质的、政治上的好处，因此成千上万的人涌进了教会。但是「量」的增长却同时带来「质」的降低[7]，教会领袖们开始有争权夺利的事情，信徒们也有世俗化的倾向。同时，因为大批的异教徒涌进教会，许多异教之风也带入了教会。

（1）节日和庆典

君士坦丁在归信基督教以前，极为崇拜太阳神。因此他在许多地方似乎将基督与太阳神视为一体。例如他在321年把每星期的第一天定为假日，称之为「崇敬太阳日」（星期日，Sunday）。大约在336年前后，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太阳神生日也被改为「圣诞节」[8]。同时，原来罗马人在十二月下旬庆祝农神节的习俗，如送礼、点蜡烛、花饰等，也都变成圣诞节的习俗之一了[9]。

（2）圣母及圣徒膜拜

譬如说受异教多神信仰的影响，教会在第四世纪末开始敬拜圣徒、殉道者和圣母马利亚[10]。崇敬马利亚可能脱胎于希腊与罗马神中的黛安娜（Diana）女神或亚底米（Artemis）女神。但也有人认为是出自被称为「伟大童女」及「上帝之母」的埃及女神伊西斯（Isis）。

而对圣徒及殉道者遗物（诸如骨头、头发、衣服碎片等）的迷信，也逐渐流行起来[11]。虽然教会从来没有教导信徒去敬拜圣徒，但是有些人却说这些圣徒有特殊地位，能听取信徒的祈祷，并把祈求直接呈给上帝，如同宫廷中的大臣一般。这种观念误导了许多信徒，甚至直到如今，仍有许多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信徒根深蒂固地持守此观念。

III. 主要领导人物

这段期间，最出名的教会领袖乃是亚他那修、耶柔米和奥古斯丁三位「拉丁教父」。有人说希腊教父使基督教比较神学化、形而上学化及神秘化；而拉丁教父则使得基督教较为伦理化、法律化和实用化[12]。

1. 亚他那修（Athanasius，300-373）：「三位一体论」的捍卫者

亚他那修是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参与者，及尼西亚信经的起草者。他为信仰的纯正而努力不懈，曾五次为坚持真理而被放逐。他大部分的著作都是以反亚流主义为目标，其中最著名的是《道成肉身》。

2. 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提出「原罪论」及「预定论」的神学家

奥古斯丁是基督教最重要的神学家之一，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家如马丁路德等人，都从他的思想得到启发。他出生于北非，在罗马信主，原为摩尼教徒。后来他被派到北非的希波担任主教。他最主要的作品是《忏悔录》及《上帝之城》。他为了辩驳伯拉纠主义（Pelagianism）的偏差，所提出的「原罪」及「预定论」的观念，是基督教最主要的教义之一。

但是他为了解决多纳徒派的争议，所提出有关「教会论」的教义，却引起争议[13]。他坚持有形的、有组织的教会，与救恩是密不可分的。他的观点呼应第三世纪的居普良（Cyprian）的名言：『教会之外，没有救恩』。这种观点迄今仍是天主教的基本观点，也是天主教宣教神学的立场。

3. 耶柔米（Jerome，345-420）：翻译拉丁文圣经

耶柔米晚年定居于伯利恒，过着隐居的修道生活，并同时向犹太拉比学习希伯来文。因此他几乎是西方教会唯一懂得希伯来文的人。他最伟大的贡献，乃是以二十三年的努力翻译了拉丁文圣经，称为「武加大译本」（Vulgate）。其中旧约部分，他没有采用希腊文的「七十士译本」，而是直接由希伯来文翻译过来。迄今，这个「武加大译本」仍是被天主教视为最具权威的拉丁文译本。

IV. 此时期主要的里程碑：「大公会议」

 在这期间，教会召开四次重要的国际性「大公会议」：尼西亚会议（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堡会议（公元381年）、以弗所会议（公元431年）和迦西墩会议（公元451年）。这些会议都是为了教会内的教义之争而开的，大会结束时所制订的「信经」，至今仍为希腊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和大部份的基督教（新教）所共同接受。直到这个时候，基督教内部的教义之争，才算大致平息。

1. 尼西亚会议（325）：

这是第一次的大公会议，而且是由君士坦丁亲自主持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处理亚流派的异端。会议最后通过「尼西亚信经」，确认基督具有神性，并且宣布亚流派为异端。这是第一份写成为文字的信经，有划时代的意义。

2. 君士坦丁堡会议（381）：

虽然尼西亚会议已经定亚流派为异端，但是争论并未平息。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第二次的大公会议。会议中除了再度确认「尼西亚信经」之外，更宣告了「圣灵具有神性」的信仰。至此基督教「三位一体」的基本教义才完全确立。而亚流派在罗马帝国版图内，在这次会议中才正式被清除。

3. 以弗所会议（431）：

这次大公会议，主要是要处理因教会派系权力斗争，而引发的涅斯多留派教义之争。涅斯多留（Nestorius）是安提阿学派的传道人，在看待基督的神人二性时，强调基督有完全的人性，这与亚历山大学派以寓意法解经，偏重基督的神性大异其趣。但是到了涅斯多留在428年被指派为君士坦丁堡主教时，就爆发了激烈的权力斗争。为了解决此争议，才召开了这次大公会议。在以弗所大公会议上，亚历山大主教以卑鄙手法将涅斯多留及支持他的叙利亚主教们，都列为异端，革除教籍。这次大公会议争议性很大，引起后患无穷。但是由于安提阿教区的主要势力在罗马帝国之东，及波斯帝国之内，因此涅斯多留派的影响力并未消失，只是迫使他们东移，大举迁入波斯帝国境内。但是他们日后却成为向亚洲传福音的主要力量。

4. 迦克墩（Chalcedon）会议（451）：

这次会议仍是要处理基督的神人二性问题。在这次会议中，通过了以罗马教皇利奥一世观点为主的「迦克墩信条」。这信条较平衡地地表达了正统的教义，肯定基督具有完全的人性，也具有完全的神性，但是只有一个「位格」。「尼西亚信经」和「迦克墩信条」成为基督教信仰的基本信条，为罗马天主教、希腊正教及大部分的基督教派所共同接受。甚至后来波斯教会（即涅斯多留派）也原则上接受此信条。但是涅斯多留本人及涅斯多留派并未被平反，所以教会也仍处于分裂状态。

V. 主要宣教途径

1. 透过教区发展乡村教会

（1）以城市教堂为中心，发展外围乡村教会。

直到第四世纪初，基督教才开始发展乡村教会。在此之前，教会主要集中在大都市。由于罗马皇帝对基督教采取优容的态度，大批信徒涌入教会，教会人数暴增。到了第四世纪中，整个罗马帝国的基督徒比例急速增加。因此乡村教会的建立，似乎是水到渠成，没有太大的阻力。以现代的名词来说，这可以说是一种「群体归主」（Mass Conversion）的运动。

然而也因为如此，信徒们的质量及对真理的理解程度，也大为降低。无论在都市或乡村，第五世纪之后，成年人的洗礼逐渐减少，而被婴儿洗礼取代了。因此，教会固然建立了，根基却不扎实。到了第七世纪中，当回教帝国席卷大半罗马帝国的版图时，大部分的教会也就像摧枯拉朽般消失无踪了。这是值得警惕的。

（2）以主教或圣职人员为主力，取代平信徒的巡回布道者。

也是在第四世纪开始，平信徒自发性的传福音工作也就渐渐停止了。因为教会合法化之后，以圣职人员为主的「圣品阶级」就逐渐形成了，教会的主要事奉都由圣职人原来承担，平信徒的参与越来越少。所以乡村教会的建立，多半是由于主教外出旅行布道的结果。而乡村的圣职人员都是由城市的主教们指派和控制。以城市为中心的教区制度也就慢慢成形了。

但是后来渐渐增多的「修道士」，却在某些程度上取代了早期的平信徒巡回布道者，成为向蛮荒地区宣教的主力。

（3）大型教堂在城市纷纷建起，教会并在乡村拥有土地。

当教区逐渐形成之后，城市中主教的权势也就越来越大，大型教堂也就纷纷建立起来。在第四世纪初期，有些教堂是接收异教的庙宇后改建的，但是后来君士坦丁捐献了许多宫殿给罗马教会，历代君王也斥资修建了不少宏伟的教堂，例如君士坦丁堡的圣索非亚（St. Sophia）大教堂，就是由东罗马帝国皇帝于537年建成的。当然大多数的教堂仍是由教会自己建造的，而且相当简朴。

同时，除了信徒的奉献之外，君王的捐赠及政府的补贴，也成为教会主要的财源。教会财源大量增加后，也开始在乡间购置土地，然后出租给农民耕种，俨然变成地主阶级了。这对后来教会的腐化，有推波助澜的效果。

2. 修道士团体逐渐兴起

（1）苦修的隐士（Hermit）取代殉道者，成为民间信徒景仰的对象。

到基督教被接纳为国教之后，为了抗拒世俗化的潮流，「修道主义」（Monasticism）开始兴起，而且很快地传到罗马帝国各地，尤其是东方。而这些自愿脱离尘世，立志过圣洁生活的修道士，便代替了早期的殉道者，成为信徒敬重、崇拜的对象。最早的修道士可能是埃及的安东尼，他在公元270年开始过「隐士」般离群索居的日子。后来逐渐有修道士群居的情形，这是后来修道院的滥觞。

早期的隐士多数是平信徒，大多是独居在沙漠或旷野中，偶尔会在一起领圣餐。大部分的时间是独自默想、读经及祷告。但是后来有些隐士们开始聚集在一起生活，逐渐形成修道士团体。

（2）有些修道士团体逐渐发展成修道院（Monastery）的型态。

团体的苦修主义是由帕科缪（Pachomius）在320年创立的[14]。他给后来的修道院建立了基本架构。但是对东方教会的修道主义贡献最大的乃是大巴西流（Basil the Great，330-79）。他曾修道多年，但是后来被任命为主教。他将教会与修道团体的关系连接起来，使修道院正式成为教会体制内的一部份。

西方教会的修道院开始较晚，但是也很快发展开来。但是东方修道院比较注重个人灵修，西方的修道院则更强调群体生活及组织。东方修道院相当依赖国家的支持，西方的修道院则相当独立，比较不受政府甚至教皇的节制。同时，西方修道院纪律严谨，生活圣洁，成为培养主教的温床。奥古斯丁及耶柔米都曾在年轻时参加过类似的修道团体。

（3）有些修道士团体兼有传福音的功能。

在高卢（今日的法国）建立修道院的都尔的马丁（Martin of Tours），是西方修道主义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所建立的修道院，不仅是修道士静修之处，间接地，也成为他们向大多数未信主之法国农村传福音的基地。

但是最著名的修道团体却是塞尔特人（Celts）所建立的修道院。由于第五世纪罗马帝国的战乱，许多杰出的圣经学者来到偏远的爱尔兰避难，因此建立了欧洲最好的修道院。这些在爱尔兰的修道院，培育出极多优秀的修道士。在第五世纪后，他们的脚踪遍及欧洲每一个角落，建立修道院，向未开化的蛮族传福音。所以他们在欧洲「基督化」的过程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另外帕提克（St. Patrick，389-461）的故事，也是极戏剧化的例子[15]。他曾在年幼时被俘虏到爱尔兰为奴，后来回到故乡英格兰。但是由于神的呼召，又回到爱尔兰担任主教，将基督教传至爱尔兰人当中。他极为看重布道工作，并且全力推动修道主义，培育出许多人才。

3.「异端份子」反而成为积极向罗马帝国之外宣教的主力

当罗马帝国境内的教会，正忙于处理教会内部的纷争，或在争权夺利，以致于无暇向外传福音的时候，却是两个所谓的「异端团体」，承当起向外传福音的责任。

（1）亚流派将基督教传给哥德人，后来传至欧洲各地。

由于亚流派在尼西亚会议中被定为异端，他们在罗马帝国境内的活动空间大为紧缩，因此他们大量外移，与帝国外围的蛮族有了接触。他们积极传福音的结果，大批的哥德人归主。主教乌斐拉（Ulfilas）更以拉丁字母，为哥德人创立文字，并为他们翻译了哥德文的圣经。后来当这些哥德人攻陷罗马城时，由于他们已经归主，才对罗马教皇利奥一世礼让三分，否则罗马更将生灵涂炭了。

因此，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其周围的蛮族大多数是亚流派的信徒，但是他们的文明则刚刚起步而已。亚流派的宣教成果，是令正统教会汗颜的。后来由于亚流派的热潮渐渐消退，而且在正统基督教的领袖们的努力之下，才使这些蛮族后来都改回正统信仰。

（2）涅斯多留派信徒将基督教传至波斯、中东、北非，锡兰、甚至中国。

涅斯多留派的信徒，是以安提阿教会为中心。自使徒时代以来，他们传福音的脚踪就遍及印度、中亚、波斯一带。当涅斯多留派在以弗所会议被不公正地定为异端时，他们以幼发拉底河东岸的伊得撒（Edessa）为中心，建立了新的基地。后来又进一步被迫迁往波斯，成立了波斯教会。

这些涅斯多留派的信徒，极有宣教的热诚，他们在亚洲的宣教成果斐然，足为后世学习。至于其细节，将另在第五章详述，在此就不赘言了。

参注：

1 祁伯尔：《历史的轨迹─二千年教会史》，李林静芝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86，28页。

2 威尔杜兰（Will Durant）：《世界文明史：基督时代》，台北幼狮书店，1973，324页。

3 《历史的轨迹》，61页。

4 Edward Gibbon，"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and Decline of the Roman Empire"，in Issues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Vol.1（edited by Leon Apt. Boston: Holbrook Press，1974），p.219-232. 原文系取自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Vol 2，p.1-2，54-70.

5 《世界文明史：基督时代》，340页。

6 同上，338－340页。

7 《历史的轨迹》，31页。

8 《基督教两千年史》，海天书楼，155页。

9 同上，141页。

10 同上。

11《历史的轨迹》，52－53页。

12《世界文明史─基督时代》，263页。

13 约翰·甘乃迪：《见证的火炬—二千年教会的属灵历史》，刘志雄译，1996。120-121页。

14《基督教两千年史》，214页。

15 同上，337页。

谢选骏指出：人说“教父时代”——我看中国社会如果能够进行彻底的基督教化，就会在其过程之中，涌现自己的教父——一个新的教父时代就会出现，以便就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做出符合基督教的解答——不是炒饭，而是答案！这就是“教父时代对于中国的启迪”。因为十分明显，西方教会已经没有能力解决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了。

【32、教会话语权并不等于基督的福音】

《誰擁有終極“話語權”？》2023-11-05报道：

詩107:1-7,33-37;書3:7-17;帖前2:9-13;太23:1-12

很多人可能听到过一个词：“话语权”。“话语权”这个词的中文，译自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The Power of Discourse”（pouvoir du discours）；他在1970年就职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时的演说《话语的秩序》中最初使用“话语的权力”一词。福柯认为“话语就是权力”，话语系统在构建无处不在的权力，主导人类社会发展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话语权”是个新词，但是，自从人类社会使用语言、通过话语传达信息、交流思想以来，“话语权”就一直存在；并且，因为话语是构建权力的重要基础，所以人们在争夺权力的时候，必定争夺话语权。话语权也就成了权力的象征。

在现代的信息社会中，拥有最大话语权的是传播媒体的控制者。媒体常常被称为除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的“第四权”，控制媒体的又被称为“无冕之王”。可以说，谁控制了传媒，谁就拥有了最大的话语权；就能对社会舆论的走向和社会发展的方向，产生无可估量的巨大影响。订阅量越大，收视率越高、点击数越多，影响力就越大。人们都希望媒体超越党派和不同利益集团，成为代表社会正义的声音；因此，控制传媒的人，应当恪守职业道德，努力真实、公正、客观报导和评论社会现状，才能具有较高的公信力；引导人们遵行仁爱、平等、和平等普世价值。

但是，最近若幹年，隨著網路和社交媒體發達，媒體的公信力卻越來越低。就美国来说，從2016美國總統大选起，輿論界、政壇上和範圍更廣的社會層面，開始流行一個詞：“假新聞”（Fake News）。有的總統參選人更是經常點名道姓，直指幾家最大的世界著名新聞機構，如纽约时报和CNN等，為假新聞的製造者。美國是黨派政治，隨著兩黨的對立和社會的分裂日益加深加剧，不同媒體蜕变为党派的宣传工具，“各爲其主”，爲了实现个人野心、谋取集团利益，而搶奪更大話語權，占據輿論制高點，導致“假新聞” 此起彼伏，甚至鋪天蓋地，叫人真偽難辨。

我們看到國際上也是如此。在2022年2月開始的烏俄戰爭，和剛剛歷時一個月（2023年10月）的巴以戰爭中，血腥交戰的雙方及其盟國和支持者，同樣搶奪話語權，互相指控對方造谣、说谎，製造假新聞。

如上所述，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话语权之争。即使小到家庭内部，都会“争夺话语权”。常常听到有人彼此询问：“你们夫妻在家，是谁声音大，是谁说了算？”本讲选读的福音，就涉及到耶稣时代的“话语权”。首先，我们看到，当时的犹太宗教领袖“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太23:2），摩西是以色列最早的、也是最大的先知，上帝藉着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摩西的位”，是指講解摩西律法，教導人們如何遵守之人的职务，具有代表律法的权威，表明他们拥有神圣的话语权。

但是，文士（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究竟配不配拥有如此神圣的话语权呢？耶稣对跟从他的人们和门徒说：“凡他們（文士和法利赛人）所吩咐你們的，你們都要謹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太23:2-3）。文士（經學教師）和法利賽人是猶太人中的精英。他們精通律法，嚴守教規，看起來道德高尚，是大多數猶太人眼中的典範，被人尊稱為老師（拉比，Rabbi，靈性導師）。

耶穌譴責經學教師和法利賽人，說他們作的只是表面文章，嘴上講得好聽，行為雖然行禮如儀，但卻完全離棄了“律法和先知”、即《聖經》內在的核心和根本精神。耶穌說，“愛上帝和愛人如已”是一切律法和先知的總綱。而他們卻沒有遵行“愛上帝”和“愛人如已”這兩條最大的誡命。像这样口是心非，外表光鲜漂亮，内里黑暗肮脏，假冒为善的伪君子，根本不配拥有宣讲上帝话语的权威和权力。

显然，现代社会中一些为了实现个人野心，或谋取集团私利而抢夺、窃据话语权的人，与文士和法利赛人如出一辙，是一丘之貉。在《马太福音》23章接下来的经节中，耶稣公开揭露了法利赛的罪恶，八次宣告他们“有祸了”（23:13-35），表明他們最终要为自己的一切邪恶行为承担罪责，这形同当众剥夺了他们的话语权。

耶穌在批評當時猶太宗教領袖的同时，也警誡想要跟隨他的門徒。耶穌對他們說：法利赛人喜欢人们尊称他们拉比，“但你們不要接受拉比的稱呼，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老師；你們都是弟兄。也不要稱呼地上的人為父，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太23:8-9）。

那麽，誰才擁有宣告真理的神聖話語權呢？耶穌接著説：“（你們）不要受師尊的稱呼，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師尊，就是基督”（23:10）。在这里，耶稣所宣告的是终极真理。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一位上帝，就是众人的父；只有一位师尊，就是拥有终极话语权的耶稣基督。正如耶稣所说：“天地都会废去，我的话绝不会废去”（24:35）。这是绝对的、永恒的话语权。

我们刚才说过，现代社会中为了个人或集团私利而抢夺、窃据话语权的人与当年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一路货色；但实际上他们比当年的犹太宗教领袖更为恶劣。文士和法利赛人口头还是宣讲上帝的道，因此耶稣对人们说，要謹守遵行文士和法利赛人所吩咐的。

但现代社会抢夺和窃据话语权的人不仅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而且常常满口谎言，宣扬仇恨，我们现在满世界听到的全都是仇恨，乃至无法化解的刻骨仇恨；有“彻底消灭”对手的呐喊，却没有爱的声音。我們真的是處在一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多偽善、虛情、假貨、欺骗、仇恨的時代，整个社会充满杂音、噪音，叫人无所适从。每个人都难免受到毒害和伤害。

在本讲选读的福音中，耶稣已经为我们指出了避免傷害的唯一方式，那就是不聽雜音，只聽上帝的聲音，只認一位老師，就是那拥有终极话语权的主耶穌基督。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是我们生活方式和行事为人的唯一准则，也是我们判断世间是非的唯一标准。耶稣基督是我们效法的唯一榜样。

既然只有耶稣基督一位拥有终极话语权，那么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有没有话语权呢？耶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赐给门徒一条大使命，对他们说：“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導他們遵守。看哪，我天天與你們同在，直到世代的終結”（马太福音28:19-20）。

藉着大使命，耶稣已经赐给我们话语权，去传扬他的话语，并教导万民遵行他所吩咐我们的一切。因此，我们拥有话语权，耶稣授权给我们传播他的福音。基督福音的核心，就是爱。“爱上帝，爱人如己，彼此相爱”。爱能战胜仇恨和一切邪恶，带给世界平安。

因此，在这个充满谎言、分裂、仇恨、暴力的世界，我们的使命是高举耶稣，高举圣经，用上帝的话语传讲爱与复和的福音，以上帝所赐的光明战胜黑暗，靠基督复活的生命战胜死亡。

谢选骏指出：上文写的很好，可惜人们无法做到，否则的话，就不会产生宗教战争、教派纷争、解经歧义、莫衷一是了。这是因为，人性已被撒旦败坏——

《罗马书第七章》：14我們原曉得律法是屬乎靈的，但我是屬乎肉體的，是已經賣給罪了。15因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願意的，我並不作；我所恨惡的，我倒去作。16若我所作的，是我所不願意的，我就應承律法是善的。17既是這樣，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裏頭的罪作的。18我也知道在我裏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19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20若我去作所不願意作的，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裏頭的罪作的。21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22因為按着我裏面的意思，我是喜歡神的律。23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24我真是苦阿，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25感謝神，靠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這樣看來，我以內心順服神的律；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

谢选骏指出：看来除了政党话语权、国家话语权、民族话语权、公司话语权……之外，还有教会话语权。但是教会话语权，也并不等于基督的福音。这是因为，世间教会乃是罪人的组织，也就不可避免带上了人的罪性。

【33、教会简史为何到宗教改革截止】

网文《教会极简史：从使徒时代到宗教改革》报道： 

本「极简史」是为了以最少的信息量，帮助大家快速了解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的来历，明白读经对教会信仰的影响。

1分钟版

教会是「神的家」，「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3:15）。从圣经的角度看，教会的历史是一部从高举和持守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变为高举和持守传统，最后又回归「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历史；也是读经变为不读经，最后又回归读经的历史；又是一部解释圣经的历史。

从对圣经的态度看：犹太教只接受旧约，高举塔木德；基督教接受旧约、新约，但只把次经作为属灵读物；天主教把次经作为信仰依据；东正教把次经作为教义参考。

从称义的角度看：犹太教认为「行为=称义」；基督教认为「信心=称义+行为」；而天主教和东正教认为「信心+行为=称义」。

3分钟版

基督的教会由主耶稣的使徒们于约主后31年建立，从犹太教（Judaism）出分别出来。初期教会持守圣经教训，经历300年罗马帝国和犹太教的周期性逼迫，教会遍及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主后313年教会在罗马帝国合法化，代价是放弃圣经原则，与政府和世俗妥协。主后380年罗马帝国境内的教会成为罗马国教，但随之而来的权力、财富和圣经之外的教导使教会日益腐化、纷争。

主后431年，东方亚述教会（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从罗马国教分离。

主后451年，东方正统教会（Oriental Orthodoxy）从罗马国教分离。

主后1054年，原罗马帝国境内的教会分裂为西方的罗马大公教会（天主教 Roman Catholic Church）和东方的希腊正教会（东正教 Orthodox Church）。

主后5世纪末，教会已经开始出现许多变质，但神在整个中世纪不断在教会内部播撒属灵复兴的种子。1517年，神兴起改教运动，把新教（Protestantism，又称基督教、更正教）从天主教会中分离出来，使教会回归圣经，恢复初期教会的单纯信仰形态。

90分钟版

犹太人被掳巴比伦回归以后，完成希伯来文旧约（主前15世纪-主前5世纪中叶）

大约主前15世纪，神在西奈山拣选以色列人成为「祭司的国度」。从主前15世纪的摩西五经，到主前5世纪的玛拉基书，圣灵用了大约一千年时间，默示不同的作者写成了旧约。从主前5世纪中叶到基督降生的四百多年，神不再默示圣经，而被掳回归的犹太人在这期间又增加了许多口传律法，逐渐形成了犹太教（Judaism）。

犹太教正式确定希伯来圣经正典（主后90年）

犹太教只接受旧约圣经，不相信主耶稣就是旧约中预言的弥赛亚基督，所以也不接受新约圣经。犹太教的旧约圣经是《塔纳赫 Tanakh》，被基督徒称为希伯来圣经，一共24卷，包括三部分：《妥拉 Torah》（依次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先知书 Navim》（依次是：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纪上下、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十二先知书）、《圣卷 Ketuvim》（依次是：诗篇、箴言、约伯记、雅歌、路得记、耶利米哀歌、传道书、以斯帖记、但以理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历代志上下）。

在主耶稣的时代，《塔纳赫》正典已经完成，并被犹太文士们翻译为希腊文的《七十士译本 Septuagint》和亚兰语意译本《他尔根 Targum》。以赛亚书七14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七十士译本》译成 「处女」，但希伯来原文也可以解释为「少女」。由于基督徒常常使用《七十士译本》去证明耶稣就是基督，所以犹太教领袖对《七十士译本》非常不满。主后90年，犹太教拉比们在以色列Jamnia举行会议，正式确立希伯来文《塔纳赫》为正典，拒绝《七十士译本》，要排除一切有利教会的书卷。

犹太教仅次于旧约圣经的经典是《塔木德 Talmud》，包括三部分：《密西拿 Mishnah》（即口传律法）、《革马拉 Gemara》（即口传律法注释）、《米德拉什 Midrash》（即旧约圣经注释，分为《哈拉哈 Halachah》和《哈加达 Haggadah》两部分）。

使徒时代，完成希腊文新约圣经（主后31-100年）

教会从主耶稣升天后的五旬节开始（约主后31年），耶路撒冷的教会有几万犹太人，他们都从犹太教出来，从小熟悉旧约圣经，并领受使徒们的口头教训。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当局拒绝承认耶稣就是旧约预言的弥赛亚基督，开始迫害教会。神藉着犹太基督徒四散逃亡，把福音传到了犹太、撒玛利亚、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罗马等地，大批外邦人信主。

罗马帝国最初对教会采取宽容政策，但由于基督徒拒绝敬拜罗马皇帝，主后64年罗马皇帝尼禄首次兴起逼迫，教会开始受到犹太教和罗马帝国的周期性迫害，一直到主后313年君士坦丁皇帝颁布米兰敕令才基本停止。逼迫反而使教会更蒙神保守，信仰更加纯净，教会很快遍及罗马帝国。当时希腊文是罗马帝国通行的文字，各地的基督徒都阅读《七十士译本》希腊文旧约圣经，并领受使徒们用希腊文书信方式传讲的主耶稣的教训，新约圣经的所有书卷都在这一时期写成。

上图：目前已发现最早的希腊文约翰福音蒲草纸抄本的残简，代号Rylands P52，包括约十八31-33，37- 38。根据字体的形状，抄写年代可能是主后90-125年。

教父时代，教会持守圣经信仰，按地域分为东方希腊语教会、西方拉丁语教会和波斯叙利亚语教会（主后100-313年）

使徒们陆续去世后，他们的外邦人门徒继续带领教会，教会领袖逐渐由犹太人变成外邦人，被称为教父、监督或主教。教会已遍及罗马帝国和波斯萨珊帝国，向东到达格鲁吉亚和阿富汗，信徒中的外邦人逐渐占多数，罗马帝国境内分为以弗所教会为首的小亚细亚东方希腊语教会和以罗马教会为首的西方拉丁语教会，波斯帝国境内有说叙利亚语的波斯教会。受逼迫的各地教会并没有机会集中商议，但因着圣灵的感动和印证，主后130年，四福音书及保罗书信已经被大部分教会不约而同地接纳为正典，之后大部分其他新约书卷也逐渐都被众教会接纳为正典。主后397年的迦太基会议归纳了众教会的共识，正式确认27卷新约正典。这期间，教会用使徒信经来总结他们的基本信条。

上图：目前已发现最早的希腊文新约蒲草纸抄本，代号Chester Beatty Papyrus II P46，包括大部分保罗书信和希伯来书。抄写年代可能是主后175-225年。

上图：历史上的第一个基督教国家亚美尼亚。主后301年，亚美尼亚国王梯里达底三世（Tiridates III of Armenia，主后250-330年）由被他关押了十三年的启蒙者格列高利（Gregory the Illuminator，主后257-331年）施洗，结束了长期对基督徒的迫害，并将亚美尼亚使徒教会（Armenian Apostolic Church）定为国教。

教会在罗马帝国合法化，却在圣经原则上妥协（主后313年）

主后311年，罗马帝国停止迫害基督徒。主后313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教会在罗马帝国获得合法地位。君士坦丁给了教会自由和许多好处，兴建宏伟的教堂，定星期天为圣日，圣职人员得到大量津贴，可以免于某些公民义务。甚至罗马军队也用十字架取代了老鹰的徽号，以战争来宣教。

但教会却为此付出了放弃圣经原则的代价。首先，皇帝开始干涉教会事务，教会与政府关密切，在此后一千多年里带出许多问题、纷争，以致流血。其次，由于基督徒之名可以带来许多属世的好处，变成在政治、军事、社会界获得升迁的捷径，成千上万的异教徒涌进了教会，成为挂名的信徒。教会逐渐与世俗妥协，接纳了许多异教思想和做法，比如把敬拜太阳神的节日改为圣诞节，把鬼节改成万圣节等等。异教的许多仪式和迷信都移花接木地出现在教会里，信徒们开始敬拜殉道者、圣徒和马利亚，迷信十字架碎片、圣图和殉道者的遗物，到处是基督和马利亚的画像，修道主义盛行，教会被世俗的潮流所吞噬。

教会在罗马帝国的合法化，也给波斯萨珊帝国境内的教会带来了更大的逼迫。君士坦丁皇帝以全世界基督徒的保护者自居，受到威胁的波斯帝国就把境内的基督徒当作罗马帝国的奸细镇压了40年之久。

主后337年君士坦丁去世，之后40多年里罗马帝国皇位频繁更替，因着皇帝的信仰倾向，教会有时被善待，有时也遭逼迫。

上图：第二和第四世纪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播。

第一、二次大公会议和亚流派的分离，亚流派向北方蛮族宣教，使西方教会在蛮族入侵时免遭灭亡（主后325-381年）

主后325年，在君士坦丁的主持下，罗马帝国境内众教会的代表300年来首次共聚一堂，在尼西亚召开第一次大公会议，讨论教会的信条。受希腊化思想影响的亚历山大长老亚流（又译阿里乌）认为基督是神与人之间的半神，部分东方教会也持亚流派观点。君士坦丁最初接受三位一体的观点，流放了亚流，晚年却接受了亚流派的观点，流放了主张三位一体的亚历山大主教亚那修斯。继任的罗马皇帝有的相信三位一体，有的相信亚流派观点。

主后341年，相信亚流派观点的东方君士坦丁堡教会差派乌尔菲拉回到故乡西哥特宣教近50年，发明了哥特文字，把圣经译为哥特文，带领日耳曼人信主。神使用异端向蛮族宣教，使西方教会在主后410年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时得以保全。

主后381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第二次大公会议上，修订《尼西亚信经》，承认圣灵的神性，确定三位一体为正统信仰。

罗马帝国政治中心东移，使西方罗马主教的影响力逐渐增加（主后330年）

主后292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将庞大的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半，由四帝共治。君士坦丁经内战恢复一统后，于主后330年在东方建立新都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政治中心东移。罗马失去了政治重要性后，罗马主教逐渐增加了在世俗和属灵事物上的影响力。

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信仰掺入许多不合圣经的内容（主后380年）

主后380年，罗马帝国颁布帖撒罗尼迦敕令，宣布三位一体的教会为正统，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以后，教区的划分与帝国的行政区域相同，主教设于主要城市，负责监督本教区。其中罗马、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安提阿和亚历山大五个主教具有领导地位。

国教化使教会依附于政权，与政治妥协和联合，开启了宗教迫害之门。主后384年，西班牙阿维勒主教被判为异端斩首，死后却得以平反，这是教会首次公开迫害信徒，之后教会对信徒、异端及异教徒的逼迫不绝于史。奥古斯丁根据路十四23「勉强人进来」，极力赞成逼迫的行为，助长了中世纪及改教时期的宗教迫害。

教会在罗马帝国的国教化，引起波斯帝国的猜疑，波斯王再次逼迫波斯教会，甚至引起两大帝国之间的关系紧张。

到第5世纪末，国教化的教会里出现以下不合圣经的教义和活动：为死人祷告；相信炼狱；四十天大斋期；认为圣餐是必须由祭司主持的献祭；圣品阶级及平信徒阶级分明；敬拜殉道者及圣徒，尤其是敬拜马利亚；烧香烛向圣徒致敬；崇拜殉道者及圣徒遗物；迷信遗物有奇异能力；在教会中设置图片、偶像、祭坛；圣职人员穿着华丽的法衣；崇拜仪式日趋繁复华丽；讲道越来越少；圣地朝拜；修道主义；世俗化；逼迫异端及异教徒。

罗马帝国分裂，西方教会使用拉丁文圣经，东方教会使用希腊文圣经（主后395年）

拉丁文是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而希腊文是帝国的最主要通用语言之一，尤其在帝国东部。而在西方的罗马城，希腊文也是教育用语和上流社会的语言。4世纪时希腊文在帝国西部逐渐失势，拉丁文占了上风。主后382年，罗马教会请圣经学者耶柔米把旧约和新约翻译成拉丁文，主后405年完成武加大（通俗）拉丁文译本，罗马教会改用拉丁文礼拜。

主后395年，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各自为政。西罗马帝国逐渐开始排斥说希腊文的人，东西罗马帝国在文化上逐渐分裂。教会也因此分成以君士坦丁教会为中心的东方希腊语教会、以罗马教会为中心的西方拉丁语教会，双方各自以希腊文与拉丁文研究信仰问题，逐渐忽略了双方的交流。

上图：8世纪的Codex Amiatinus是现存最早的完整武加大拉丁文译本手稿。上图是在旧约第5r页的以斯拉肖像。

上图：8世纪的Codex Amiatinus是现存最早的完整武加大拉丁文译本手稿。上图是在新约开始的庄严基督像（Maiestas Domini），周围环绕象征四福音的符号人、鹰、狮、牛。

波斯教会接受第一、二次大公会议的信经和准则（主后410-430年）

主后399年，罗马皇帝遣使请波斯王不要逼迫基督徒，波斯王允许波斯教会继续发展。波斯教会和罗马帝国以外的其他教会都未被邀请参加第一、二次大公公会，所以波斯教会分别在主后410年、420年和430年单独举行会议，讨论和罗马教会面临的同样的问题，接受了第一、二次大公公会的信经和准则。

第三次大公会议，波斯教会分离后向东方宣教，将福音传到中国（主后431年）

主后431年的以弗所大公会议上，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脱里反对把马利亚当作上帝之母来敬拜，被逐出教会和罗马帝国。许多被迫害的聂斯脱里支持者逃离罗马帝国，被罗马帝国的东方对手波斯帝国萨珊王朝收容，使波斯教会快速增长。主后498年，波斯教会正式脱离罗马帝国的教会，称为东方亚述教会（The Holy Apostolic Catholic 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其中包括大量亚述人信徒，也被称为东方教会、迦勒底教会。

由于罗马帝国迫害聂斯脱里派，所以波斯帝国就不再逼迫教会，反而善待教会，东方亚述教会以波斯为基地，迅速向西亚、中亚和东亚宣教，把圣经翻译为古叙利亚文、波斯文、阿拉伯文、格鲁吉亚文等当地语言，在9至14世纪的伊斯兰哈里发时代成为全世界宣教范围最广的教会。6世纪初传入北魏时期的洛阳，被称为大秦教或波斯经教，唐朝时被称为景教，其中四篇对主耶稣基督的叙利亚文赞美诗隐藏在道教经典《吕祖全书》之《救劫证道经咒》中存留至今。印度的东方亚述教会被称为圣多马教会。

聂里脱里晚年的著作于19世纪末在叙利亚被发现，证明他的基督论是正统的。1994年，天主教与东方亚述教会和解，接受其提出对于马利亚的称呼「基督之母 Mother of Christ」或「我们上帝救主基督之母 the Mother of Christ our God and Savior」。

上图：主后464年的别西大（Peshitta）叙利亚文译本手稿，这是波斯教会从主后2世纪开始使用的标准叙利亚语圣经译本。

西方教会将福音传到西欧，爱尔兰人基督化（主后432-462年）

主后432年，神兴起「爱尔兰使徒」帕特里克（Patrick）到罗马帝国之外的爱尔兰宣教，30年内使大多数爱尔兰人信主，建立了许多教会和修道院。这些修道院成为此后两百年里西方教会向欧洲宣教的主要基地。

罗马主教自称教宗（主后440年）

主后440年，罗马主教利奥一世提出教宗（Pope，即父亲）的理论，声称他是奉神委派为众监督的大主教，是全教会的主宰，拥有普世性教宗的特权。主后452年，利奥一世说服入侵的匈人首领阿提拉退兵，主后455年汪达尔人劫掠罗马城，利奥一世与其首领盖萨里克协商，将罗马城的伤害减到最小。因为这些功绩，他的教宗地位于主后455年获得西罗马皇帝的承认。

第四次大公会议，东方正统教会分离（主后451年）

主后451年的迦克墩大公会议巩固了罗马教宗的权威地位，但仍然宣布君士坦丁堡主教与罗马教宗地位相等。许多东方安提阿和亚历山大主教区的教会认为迦克墩会议的基督论将基督的神人二性过于分割，只承认前三次大公会议的教义，他们自称东方正统教会（Oriental Orthodoxy），包括今天的亚美尼亚宗徒教会（Armenian Apostolic Church）、叙利亚安提阿正统教会（Syriac Orthodox Church of Antioch ）、科普特亚历山大正统教会（Coptic Orthodox Church of Alexandria）、埃塞俄比亚正统台瓦西多教会（Ethiopian Orthodox Tewahedo Church）、印度玛兰卡正统叙利亚教会（Indian Malankara Orthodox Syrian Church）等等。他们把圣经译为亚美尼亚文、埃及科普特文等，以当地语言宣教。

上图：第4世纪，基督的教会可分为五个大的分支：东方亚述教会（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东方正统教会（Oriental Orthodoxy）、罗马大公教会（Roman Catholic Church）、凯尔特教会（Celtic Church）、阿里乌派教会（Arian Church，即亚流派）。

西罗马帝国灭亡，法兰克人基督化（主后476至590年）

主后376年，匈人从中亚侵入欧洲，日耳曼人中的哥特族被匈人驱赶，向西越过多瑙河侵入罗马帝国。主后410年西哥特人攻入罗马城，主后455年汪达尔人再次劫掠罗马城，日耳曼蛮族陆续攻陷了罗马帝国西部各省和北非。西罗马帝国亡于476年，但罗马教会不但没有灭亡，反而向早已接受亚流派信仰的日耳曼蛮族宣教，把他们改为三位一体的正统信仰。

主后496年，日耳曼蛮族中的法兰克人全部信主。法兰克王国后来成为西欧蛮族诸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其后代成为现代西欧的雏形。

格里高列一世使罗马教会政教合一，成为天主教（主后590年）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城在东哥特人的统治下。主后554年，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收复罗马城，但东罗马帝国日益衰落，主后568年，伦巴第人又入侵意大利北部。主后590年，格里高列一世担任罗马教宗。主后593年伦巴第人侵犯罗马城，东罗马帝国忙于和波斯对抗，无暇西顾。最终经格里高列一世的周旋，保住了罗马城，教宗的威信大增。主后595年，格里高列一世兼任罗马行政长官，对意大利中部、西西里、撒丁尼亚、科西嘉和北非某些地区进行政教合一的统治，把前西罗马帝国皇室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卡拉布利亚的地产收为教会资产，广建修道院，又允许修士从事各种商贸经济活动，使教会资产不断增长。格里高列一世同时与西欧最强盛的蛮族国家法兰克王国合作，大力向蛮族宣教。从此罗马教会的势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西方教会的领袖和独立的政治力量。相比于东罗马帝国的教会完全依附于皇帝，罗马教宗的任命只是形式上需要东罗马皇帝的批准。

格里高利一世宣称罗马主教之位来自使徒彼得一脉相传，故罗马主教应当成为普世教会之首，所以「教宗」的称号只能属于罗马主教，其他主教不得再称「教宗」，但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主教并不同意。历史学家把主后590年视为天主教的正式开始，也把教宗称为教皇，因为教宗的地位已经与皇帝的地位相当，中世纪教皇制的权威自此开始。当时罗马帝国的教会都被称为大公教会（Catholic Church），以罗马教宗为领袖的西方教会被称为罗马大公教会（Roman Catholic Church），中文译名天主教。

东罗马帝国希腊化，东西方教会渐行渐远（主后620年）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皇权统一归于东罗马皇帝，在东部省份又持续了1000年，直到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才宣告灭亡。罗马帝国本来是拉丁文化和希腊文化并存，但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方的拉丁民族与日耳曼人通婚，东方的希腊民族与斯拉夫人、亚美尼亚人通婚，东罗马帝国逐渐变成以希腊文化为基础。主后620年，东罗马帝国用希腊语代替拉丁语作为官方语言。阿拉伯帝国崛起后又发生穆斯林征服，东西方教会的交流逐渐减少，渐行渐远。

阿拉伯帝国崛起，扫除了罗马教宗的主要竞争对手，却保存了犹太人（主后610-732年）

从6世纪后半叶开始，由于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之间的连年战争，商人们改走更为安全的通过阿拉伯半岛的陆路，商业城市麦加因此繁荣起来。穆罕默德从主后610年开始在麦加传播伊斯兰教，20年内把阿拉伯半岛各部落统一成一个穆斯林国家。他的继承者哈里发们发动了对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的战争，主后638年占领耶路撒冷，主后651年灭亡波斯萨珊王朝，接着占领北非，甚至攻入西欧的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兰克王国，直到主后732年普瓦提埃战役后才停止进攻。迅速崛起的阿拉伯帝国成为东罗马帝国和西欧基督教世界的共同威胁，中东、北非、西亚和南亚都被伊斯兰化，当时基督教世界的三分之二被穆斯林占领。罗马主教的竞争对手安提阿、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和迦太基主教都不复存在，仅剩君士坦丁堡主教。

在穆斯林统治下的伊比利亚半岛，犹太人却享有充分的自由，在科学、哲学、文学、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一时期被称为「犹太文化黄金时代」。到12世纪，全世界90%的犹太人都住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直到1492年天主教国王收复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后，才被全部驱逐。

罗马教宗与法兰克人结盟，建立教宗国（主后751-756年）

主后751年，伦巴第人把东罗马帝国势力逐出意大利，罗马教宗转向法兰克人求救，与法兰克结盟。法兰克权臣「矮子丕平」在教宗支持下夺得王位，被教宗加冕为法兰克王，开启教宗立王废王的先例。作为回报，丕平进入意大利打败伦巴第人。

主后756年，法兰克王丕平把罗马献给罗马教宗，赋予教宗对罗马和周边地区的世俗管辖权，建立了教宗国（State of the Church），罗马成为教宗国的首都，罗马教宗从隶属于东罗马帝国的教会领袖变成一个独立的世俗君主。

天主教伪造文件加强教宗权势，摆脱东罗马（主后7世纪-867年）

7世纪出现「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Donation of Constantine），叙述君士坦丁大帝因罗马教宗的祷告而麻疯病得愈，决定迁都至君士坦丁堡，不让属世政府妨碍教宗的属灵政体，并将罗马城、意大利和整个西罗马帝国的主权都送给教宗及其继承人。这份文件成为教宗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在罗马教宗与法兰克王丕平的交易中影响很大。

主后797年，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六世被废，其母自立为罗马女皇。主后800年圣诞节，罗马教宗将丕平之子查理曼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目的是使罗马帝国的正统皇统从君士坦丁堡重新返回罗马城，从而摆脱东罗马皇帝。从此基督教世界出现两个并立的最高统治者，一个在君士坦丁堡，一个在罗马，互相指责对方僭越，宣布自己是唯一真正合法的基督教会的领袖。罗马教宗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之间也不断有纷争。

上图：描述主后800年罗马教宗利奥三世把法兰克王查理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14世纪法国壁画。查理穿着君王的紫色袍子。

主后847-852年出现「伊西多尔教令集」（Isidorian Decretals），宣称主教和教宗有权不受属世政府的辖管。该文件成为罗马教宗在六百年里与世俗政府争权的武器。

这两份文件使整个中世纪的西欧基督徒都深信罗马教宗的权威。但到1433年，Nicholas de Cusa指出「伊西多尔教令集」为赝品，1440年，Lorenzo Valla又证明「君士坦丁御赐教产喻」为赝品。今天，天主教学者和基督教学者都同意这两份文件是伪造的。

西欧基督化，天主教日耳曼化，信徒大都没有能力读经（主后9-14世纪）

虽然天主教并不完全，但神却不断兴起教会里忠心的仆人，持续不断地向日耳曼蛮族宣教，苏格兰人、英格兰人、德国人、荷兰人陆续归主。到查理曼大帝时代，西欧已经全部基督化，日耳曼信徒逐渐在西方教会占多数。教会的领袖从从说拉丁文的罗马人，逐渐变成了入侵的日耳曼人。日耳曼蛮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教会就将拉丁语、文学和文明传给了日耳曼人，拉丁语继续作为天主教的官方语言。

在中世纪初期，识字并不是日耳曼人日常生活的必要条件，只有教士或高级修士需要读书识字，英文Clerical既形容教士，也形容文职人员，「教士」就是「识字」的同义词。大部分西欧人都没有受过教育，连皇帝或贵族也多半是文盲，无法阅读拉丁文圣经。在没有印刷术的年代，手抄本圣经也非常昂贵。所以在宗教改革之前，中世纪的西欧普通基督徒大都无法阅读圣经，只能完全听信圣职人员对圣经与教义的解释。

相反，绝大多数居住在西欧的犹太人都能写能读，在金融业、行政和医生等行业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往往受到地方诸侯或贵族的庇护，天主教学者甚至会与犹太教拉比讨论圣经。在天主教尚未形成严密组织的中世纪初期，西欧的犹太人并未受到严苛的对待，由于他们未成为封建制度中的一部分，反而避开了许多基督徒不得不承受的奴役或战争的磨难。

天主教从一开始就重视灵意解经，1259年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进一步提出，每节圣经都有四重意义：字面的、灵意的、道德的、末世的。因此，天主教认为普通文盲信徒缺乏足够的词汇量来作精密复杂的思考，无法明白那些深奥的教义，只能背诵简单的祷文、十诫、信经等，必须由受过神学训练的圣职人员垄断圣经的阅读、解释和翻译，才能防止异端。天主教圣职人员成为西欧基督徒与神交通的唯一中介，中世纪更建立异教裁判所逼迫异端。

罗马教宗被政府控制，天主教陷入黑暗之中（885-1122年）

查理曼大帝死后，西欧遇到了新的异教徒蛮族入侵，东边有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北边有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西欧在混乱中兴起封建制度，不再有强大的中央政府，而是大小封建诸侯割据，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因为有土地，也成为诸侯。诸侯之间互相争战，谁控制罗马，谁就换一位教宗。从主后891年到955年，更换了不下20位教宗。主后1045年，罗马竟然同时出现3个彼此对立的教宗，12岁的孩子也当上了教宗，甚至出卖教宗职位。

主后910年，从克吕尼修道院开始革新运动，唤起属灵觉醒。1049年，赞同革新的德国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任命新的罗马教宗开始改革天主教。罗马教宗脱离了意大利诸侯的控制，但又陷入德皇的控制。经过历任教宗和徳皇之间多年的互相争斗，最终于1122年休战。

西方教会向斯堪的纳维亚人宣教，北欧基督化（主后823-1291年）

虽然西欧人抵挡不住维京人的烧杀抢掠，但维京人却抵挡不住福音的大能。虽然天主教有许多的黑暗和失败，但神仍然在教会中不断得着忠心的仆人，从主后823年开始持续不断地向斯堪的纳维亚蛮族宣教，直到1291年芬兰主教被按立，整个北欧都基督化了。

东方教会向斯拉夫人宣教，东欧基督化（主后861-988年）

与此同时，东方教会也没有停止宣教。主后861年，君士坦丁堡教会派出西里尔兄弟向东欧国家的祖先斯拉夫人宣教，他们为当地人创造了西里尔字母，把圣经翻译成斯拉夫文，直到主后988年俄罗斯基辅大公信主，整个东欧都基督化了。东罗马帝国沦陷后，东方教会在俄罗斯继续发扬光大。

东西方教会大分裂和东正教的形成（1054年）

1053年，由于东罗马帝国皇帝、罗马教宗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之间长期错综复杂的利益之争，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以圣经、教义和礼仪为由指责罗马教宗。1054年双方谈判失败，互相把对方逐出教会，史称东西教会大分裂。罗马帝国的大公教会（Catholic Church）从此分裂为罗马大公教会（天主教）和希腊正教会（东正教），东罗马帝国的教会以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为首，自称为正教会（Orthodox Church）或东正教会（Eastern Orthodox Church）。西方的教会则以罗马教宗为首，继续沿用大公教会的名称，被称为罗马大公教会（Roman Catholic Church）。

东西方教会分裂以后，双方继续有往来，直到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洗劫君士坦丁堡，双方之间才关上铁门。

上图：13世纪，基督的教会可分为四个大的分支：东方亚述教会（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东方正统教会（Oriental Orthodoxy）、罗马大公教会（天主教 Roman Catholic Church）、希腊正教会（东正教 Orthodox Church）。

十字军东征伤害了东方教会和犹太人，却使天主教的权势达到了顶峰（1096-1291年）

主后638年耶路撒冷被穆斯林占领后，基督徒可以继续生活并建造教堂。中世纪的西欧基督徒很少读圣经，却把圣地、圣徒及圣徒遗物当做崇拜的对象，到耶路撒冷朝圣，给穆斯林统治者提供财源。塞尔柱土耳其帝国崛起后，占领了东罗马帝国半壁江山，1073年占领耶路撒冷，他们伊斯兰信仰狂热，恶待朝圣者，激起西欧基督徒的众怒。

1095年，罗马教宗乌尔班二世响应东罗马帝国皇帝的求援，号召西欧基督徒前往东罗马帝国抵御塞尔柱土耳其人，从穆斯林手中拯救东部的基督徒、解放耶路撒冷和圣地，并应许所有参加圣战的人可以减少在炼狱中受苦的时间，圣战中丧生者可以得着永生。两百年内欧洲发起了8次十字军东征，参加者各有动机，良莠不齐，既收复了圣地、遏制了穆斯林，又劫掠了东罗马帝国、攻破了君士坦丁堡，更屠杀了许多穆斯林、犹太人和东方基督徒。

除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其他7次大部分是以失败告终，却改变了西欧政治版图，导致大量农奴成为自由民，加速了西欧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使天主教的权势达到了顶峰。西欧的国王和皇帝们若不屈服于教宗，教宗就革除其教籍，他下面的贵族就不再臣服，结果大部份君王都成为罗马教会的封侯。

十字军东征也带回了东罗马帝国、穆斯林国家的文明和财富，包括许多在东方保存的古典希腊及罗马著作。十字军东征带动了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变得富有的商人开始赞助画家和建筑家，建筑了许多宏伟的教堂，发展了西欧的绘画和建筑艺术，也兴起许多大学，教授神学与哲学混合的「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最终引发了西欧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强势的天主教开始迫害犹太人（1290-1394年）

十字军东征期间，犹太人被限制从事大多数经济活动，只被允许从事货币借贷和其他贸易行业。十字军东征以后，天主教的权势到达顶峰，西欧的封建制度崩溃，居住在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崛起，与居住在城市里的犹太人冲突增多。天主教圣职人员在基督受难剧中大肆宣扬犹太人杀害耶稣的情节，谴责高利贷，鼓动普通市民仇视或杀害犹太人。从1290年开始，犹太人陆续被驱逐出英格兰、法国、神圣罗马帝国，迁移到天主教控制较弱的荷兰、东正教国家波兰和穆斯林统治的西班牙、葡萄牙。14世纪中叶黑死病夺走了当时欧洲一半以上人口后，犹太人又被当做了替罪羊。 

罗马教宗权势盛极而衰 ，天主教大分裂（1294-1417年）

1294年，史上最傲慢的波尼法修八世担任罗马教宗，与法王发生冲突，革除了法王腓力的教籍。由于十字军东征使西欧的封建制度崩溃，可以与国王对抗的贵族或战死或衰微，民族意识增强，所以法国百姓反而团结起来支持法王，教宗「革除教籍」的武器不再有效。老迈的教宗被法王的士兵拳打脚踢以后，不久便去世。

1309-1376年，教宗宝座从罗马被迁到靠近法国的亚威农（Avignon），所有的教宗都是法国人，听命于法王约70年，在历史上被称为「教宗巴比伦被掳时期」。这时期的教宗过着奢靡腐败的生活，出卖主教职位及赎罪券，向信徒抽取重税。教宗失去了各国人民的尊重，许多人甚至称教宗为「敌基督」。1378年，意大利与法国断绝关系，双方各选出一位教宗，一位在罗马，一位在亚威农。1378-1417年被称为「大分裂」时期，两位教宗彼此咒诅，彼此开除对方教籍，教宗的尊严从此再也无法完全恢复。

神在天主教内部不断兴起忠心的仆人，要把教会带回圣经（1176-1517年）

中世纪天主教陷入黑暗和腐败以后，神在教会内部的做工并没有停止。越来越多的有能力阅读圣经的人痛感需要回归圣经，改变教会的腐败，出现了许多敬虔的信仰团体。有的团体在天主教内部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方济会（the Franciscans）和道明会（the Dominicans）。有的团体与天主教决裂，其中瓦勒度派存留至今。

1176年开始的瓦勒度派（The Waldenses）把大部份新约都背下来，到处传道，不信炼狱，也不接受为死人祷告和弥撒，相信在家中祷告和在教堂里祷告一样有效，主张普通信徒也可以讲道，圣职人员的言论并非完全无误等等。瓦勒度派在天主教的逼迫中存留下来，最后融入改教运动。

1346年欧洲爆发黑死病，5年内导致欧洲30-60%人口死亡，极大地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在黑死病期间，天主教所有的应对措施都失败了，圣职人员的死亡率甚至高于民众的死亡率，教宗自己都独自在房间里躲避黑死病。信徒们开始质疑罗马教宗并非是上帝的代言人，并尝试绕过圣职人员的中介，回到圣经，直接与神建立沟通，许多地方都开始用当地语言建立民族教会。

1376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神学家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开始批评圣职人员，认为政治与财富已经腐化了教会，教会必须回到使徒时代的贫穷与单纯。他宣称罗马教宗为「敌基督」，「只有圣经是信仰的根据，教会不是信仰的准则」。1384年威克里夫将圣经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使英国的普通信徒也能自己阅读圣经，明白神的旨意，不需要罗马教宗及圣职人员插手其中。但由于当时圣经只能靠手抄写，所以这部圣经的影响有限。跟从他的人后来被称为罗拉得派（Lollards），受到天主教的逼迫。

上图：第一本英文圣经手稿。威克里夫于1382到1384年间将拉丁文武加大圣经译成英文，从此英语世界的普通信徒有机会自己读圣经了。

波希米亚布拉格大学校长、神学家胡司（John Huss）接受威克里夫的主张，谴责圣职人员的腐败和赎罪券。他认为教会包括所有预定得救的人，但教会里的人不一定真正属于教会。他宣称普世教会唯独基督是头，罗马教宗和红衣主教不是教会组织的必要人物。瓦勒度派在波希米亚特别昌盛，胡司获得波希米亚民众和贵族们的支持。1415年，罗马教宗烧死胡司，并将威克里夫掘尸焚烧，组织十字军征伐跟从胡司的波希米亚，直到1436年才恢复和平。胡司创立的波西米亚弟兄会或弟兄合一会（Unitas Fratrum）被认为是第一个新教教会。

1350年，荷兰及德国兴起共同生活弟兄派（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强调通过教育带起全教会的改革。其中德国耳弗特（Erfurt）大学韦索的约翰于1445-1456年间批评赎罪券，教导「因信称义］、「惟独因信得救」的真理。49年后在耳弗特大学毕业的马丁路德说：「如果我曾读过韦索约翰的著作，则我的观点，看起来真像全部抄自他的著作。」

文艺复兴和东罗马帝国的灭亡，为宗教改革作好了预备（1291-1453年）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日耳曼蛮族占领西欧，西欧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几乎被践踏殆尽。主后476-1453年的一千年中世纪时期，古希腊罗马文化在东罗马帝国得以保存，西欧却笼罩在无知和野蛮的黑暗之中。十字军东征以后，西欧的封建制度瓦解，商业贸易发展，兴起许多城市，城市里的有钱人支持有闲的学者，逐渐复兴了十字军东征所带回的古希腊罗马异教文化和信仰。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早期人物都高举反对中世纪禁欲主义、寻求知识和自由的大旗，以不敬虔、不道德著称。这时期的罗马教宗们对异教文明的复兴比信仰更热衷，他们对信徒征收苛捐杂税，出钱支持学者、作家、画家及建筑师，满足自己对文学、艺术和奢华建筑的爱好，引起各国对教会与教宗制度的不满。罗马教会的腐败在文艺复兴期间到达了顶峰，教宗和主教们都热衷于发行各种赎罪券，以支付他们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浩大工程、奢华生活和职位买卖。

但文艺复兴传到阿尔卑斯山以北以后，北方的文艺复兴却转入宗教敬虔的目的。人们开始研究圣经的原文：希伯来文与希腊文。1450年，德国的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初期教会教父们的著作得以用便宜的印刷方式出版，这些资料给圣经的研读带来更多的亮光。文艺复兴期间对这些资料的学术研究，对改教运动领袖们有极重大的影响，使他们看清自己所处的教会已经与初期教会大相迳庭，教会各种传统的宗教仪文、习惯礼仪，都是初期教会的使徒和教父们所没有教导的。

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东罗马帝国灭亡，宏伟的圣苏菲亚教堂变成清真寺，教堂顶十字架被半月标志取代，整个欧洲基督教世界为之震惊。虽然奥斯曼帝国允许境内的东正教会继续存在，但关闭了东罗马帝国的高等学府，大批希腊语学者被迫流亡意大利及西欧，同时也将更多的古典希腊语手稿和古希腊语文学造诣带到了西欧，更带来了希腊文原文圣经。

上图：描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的15世纪壁画。

1455年，古腾堡出版了第一本用活字印刷的拉丁文圣经，成本比手抄本大大降低，不久圣经就成为最畅销的书。

上图：1455年，德国的古腾堡第一次用活字印刷术印行拉丁文圣经，极大地降低了圣经的成本。

1516年，荷兰的伊拉斯谟（Erasmus）出版了《新约圣经》的 Textus Receptus 希腊文原文印刷版，马丁路德研究了这个版本以后，才认识到圣经原文讲的是「因信称义」，而不是拉丁文武加大译本的「因信成义」。这对他触动极大，最终导致了1517年天主教世界的宗教改革。其他神学家也第一次有机会将拉丁文圣经与希腊文新约互作比较，发现武加大译本在部分新约经文上有严重的误译，从而动摇了建立在这些误译基础上的许多中世纪天主教的习俗和信念。此圣经后来被马丁路德译为德文，成为宗教改革时期新教世界的第一本圣经。

上图：荷兰伊拉斯谟于1516年出版的希腊文新约圣经（带拉丁文翻译）。

另一方面，虽然东罗马帝国灭亡了，但东正教会却保留下来。莫斯科公国取代了东罗马帝国成为新的东正教会中心，俄罗斯也成为最大的东正教国家。从那时至今，东正教在信仰、礼仪上基本上都没有太大变化。俄国沙皇自称是东罗马帝国的继后者，俄罗斯东正教也延续了罗马帝国政教合一的传统，国家元首兼任教会的最高领袖。今天东正教主要分布在俄罗斯、东欧、巴尔干半岛和西亚，由十五个「自主教会 Autocephaly churches」及下属的「自治教会 Autonomous churches」组成。每个「自主教会」在管理上彼此独立，但承认君士坦丁堡牧首为普世大牧首（Ecumenical Patriarch）。但东正教认为圣灵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所以不需要像天主教一样的教宗，普世大牧首只是东正教的大公会议主席和发言人，并无凌驾于其他牧首或自主教会之上的权威。

天主教收复伊比利亚半岛，把犹太人赶往荷兰和东欧（1492年）

天主教国王把穆斯林政权赶出伊比利亚半岛以后，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1497年葡萄牙驱逐犹太人，犹太人逃往天主教控制力度不足的荷兰和东正教国家波兰。16至17世纪，西欧各国的犹太人普遍严重受到迫害，被迫聚居在「隔都」之中。1764年，全世界约有62%的犹太人居住在波兰、立陶宛境内，到20世纪初，绝大多数犹太人都生活在俄国西部及相邻的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等国境内。

在西班牙国王驱逐犹太人的同时，也派哥伦布出发探险，结果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今天，世界上犹太人口最多的地方就是北美，神一直用各种方法奇妙地在保存以色列选民。

宗教改革时机成熟，神带领新教离开天主教，回归圣经（1517年至今）

自从主后380年教会国教化以后，一般人逐渐把教会看成是一个圣品人员的阶级组织，从驻堂神甫到主教，到红衣主教，再到教皇，层层相属。而天主教圣品阶级则进一步自认是神和人的中介，不但统治整个教会组织，也要替神统治整个世界。因此，圣品阶级假定自己有权更改或创立新的教义。于是产生了许多圣经中找不到的教导，这些教导只是根据所谓的「神圣传统」及罗马教宗所宣布的信条，包括化质说、赎罪券、教宗是使徒彼得直接继承人等等。

当时只有受过教育的少数神职人员能读懂教会使用的拉丁文圣经，普通信徒对圣经非常无知，对圣经的了解仅限于教会仪式中诵读的片段。马丁路德在20岁的时候还没有见过圣经，而门诺被任命为天主教神父两年以后才开熟悉圣经的某些经文，许多神职人员甚至不读圣经。

14、15世纪黑死病的蔓延和天主教大分裂，动摇了人们对天主教圣品阶级和罗马教宗的迷信，经院哲学也崩溃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研读初期教父耶柔米、居普良、俄利根、亚他那修、奥古斯丁的著作，才发现早期教父根本没有这些圣经之外的教导。而研究圣经原文的结果，更发现许多天主教所宣布的基要真理，竟然与圣经本身完全抵触。

于是许多人心中产生强烈的怀疑，不受天主教管辖的大学的学者们更是经常表达与天主教不同的看法。但这些异议都要冒相当大的危险，因为天主教有杀戮异议分子的权力和传统。直到1517年10月31日万圣节，由世俗贵族管理的德国威登堡大学的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发表了九十五条反对出售赎罪卷的理由。因着印刷术的发明，这九十五条以拉丁文写成的条文立刻被译成各种语言，四个星期内传遍全西欧，以致赎罪券的出售几乎停止。

当时西欧识字的人已经大大增加，圣经也大量印刷发行，占城市三分之一人口的的城市中产阶级都能阅读圣经，因此这一事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引爆了西欧的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传扬「因信得救」的福音。宗教改革遭到天主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的逼迫，但神再次奇妙地使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奥斯曼威胁成为宗教改革的外部助推器，最终确保马丁路德、加尔文、慈运理等改教领袖打破了天主教的信仰垄断局面，使教会回到使徒时代教会的单纯形态。信义宗、改革宗、浸礼宗、圣公会、循道宗等许多不接受天主教教义的教会出现了，他们被称为抗罗宗（Protestantism），又称为基督教、更正教。西欧、北欧、北美都成为新教国家，而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拉丁美洲则成为天主教国家。

没有某个新教教派或个人能垄断信仰，所有的教派都强调「唯独圣经」，即圣经是信仰唯一无误的准则。而天主教则相信除了圣经之外，教会的传统，即大公议会决的议或教宗发布的信条也是无误的。根据圣经，新教强调「因信称义」，救恩和永生都是神的恩典，天主教却认为人除信心外，亦必须加上善功才能得救；新教认为教会是信徒的集合，而天主教认为教会是「圣品人员的阶级组织」；新教强调「信徒皆祭司」，每个人都可以直接与神交通，而天主教传统认为只有圣职人员才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介。

天主教为了对抗新教，接受次经为旧约正典（1546年）

次经（Deuterocanonicals或Apocrypha）又称旁经，指在拉丁文武加大译本旧约中收录的七卷书（多比传、犹滴传、马加比一书、马加比二书、所罗门智训、便西拉智训、巴录书），以及以斯帖记的1卷补篇（以斯帖补篇），但以理书的3卷补篇（三童歌，苏撒拿记，比勒与大龙）。

这几卷书的正典地位一直有争议，原因是：1、希伯来旧约并没有这几卷书，而是希腊文《七十士译本》在后期加进去的；2、犹太教于主后90年裁定次经并非正典，新约时代的犹太史学家约瑟夫和哲学家斐罗也不承认次经为旧约正典；3、次经中没有一处自称是出于神的默示，相反，有几卷书含有地理、历史和教义上的错误；4、次经从来没有被主耶稣或新约圣经引述过。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早期教父们认为次经是圣经的一部分，以耶柔米为代表的早期教父们则认为次经在权威上不及希伯来文圣经，可以用来造就信徒，但不能作为信仰的依据。东正教承认次经为旧约正典，但不作为信仰依据，只作为教义参考。新教同意耶柔米的意见，把次经排除在旧约正典之外，不作为信仰的根据，但作为有益的属灵读物而尊重。

主后590年担任罗马教宗的格里高列一世已经宣布次经并非正典。但天主教与新教徒（Protestants）对抗的时候，为了辩护他们偏离圣经的错误教义，所以在1546年的天特会议上将次经纳入旧约正典，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教导为死人祷告（马加比二书12:44）、向圣徒祈祷（马加比二书15:14;巴录书3:4）、敬拜天使（多比传12:12）、炼狱（马加比二书12:42,46）等等。1564年教宗庇护四世宣布拉丁文武加大译本为天主教会法定圣经，次经为旧约正典，是天主教信仰的依据。

而伪经（Pseudepigrapha）则是一些从主前200年到主后200年犹太著作的通称，其中一些著作是冒亚当、以诺、摩西和以斯拉等人之名写的。新约犹大书曾引用伪经以诺书和摩西升天记，因为伪经也反应了一定的历史背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伪经中有许多真理上的谬误，从未被教会承认为正典，不是信仰的依据。

中文版圣经的选择

1907年，中文和合本（Chinese Union Version，CUV）新约圣经出版，1919年4月22日，和合本旧约圣经出版，从此成为华人教会的权威译本。和合本圣经忠于原文，旧约译自 Masoretic Text 马所拉希伯来文本，新约大部分译自当时最新的 Westcott and Hort 希腊文底本，少部分译自 Textus Receptus 底本。因此，和合本圣经并非译自英文，与英文圣经只有翻译风格的不同，并无权威性的区别。

上图是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前称大英圣书公会）、美国圣经公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前称大美国圣经会、美华圣经会）和苏格兰圣经公会（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前称苏格兰圣经会）发行的和合本圣经。

上图是和合本的主要译者及其中文助手，从左至右分别是：中国内地会及浸信会的鲍康宁（Frederick William Baller）、中文助手刘大成、美国公理会的富善（Chauncey Goodrich）、中文助手张洗心、美北长老会的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中文助手王宣忱、美国美以美会的鹿依士（Spencer Lewis）、中文助手李春蕃。不在照片上的译者还有英国伦敦会的文书田（George Sydney Owen）及其中文助手诚静怡、白汉理（Henry Blodget）、倪文思（John L. Nevius）、布蓝非（Thomas Bramfitt）、海格思（John Reside Hykes）、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安德文（Edwin E. Aiken）、林辅华（Charles W. Allan）、陈克拉克（Samuel R. Clarke）、林亨理（Henry M. Woods）、路崇德（James W. Lowrie）、瑞思义（William H. Rees），中文助手还有王治心、邹立文。

1988年，联合圣经公会出版了《新标点和合本》（CUVNP，1988年），主要修订主要包括：使用通用标点符号，按诗体排印原文为诗的经文，按现代用法区别使用第三人称代词，将现在通用的字代替某些不再使用的字，又修改部分人名译法，有的地名采现代译名。

其他常见的中文版本还包括：吕振中译本（1970年）、现代标点和合本（CUVMP，1989年）、现代中文译本（TCV，1997年）、当代圣经译本（TLB，1974年）、和合本修订版（RCUV，2010年）、新汉语译本（CCV，2010年）、中文标准译本（CSB，2011年）、新普及译本（CNLT，2012年）、环球新译本（CNV，2013年），当代译本（CCB，2016年）、NET中译本（CNET，2016年）等等，各有优劣长短，但都还不能取代和合本在华人教会中的权威地位。比如：

吕振中译本忠于原文，但缺乏文采。

现代中文译本、当代圣经译本、新普及译本都以意译为主，其中现代中文译本的罗8:3还影响了教义。

圣经新世界译本（NWT，耶和华见证人）在真理上存在严重问题。

英文版圣经的选择

许多人觉得和合本圣经比较难懂，英文版比较通俗。但实际上，一些「通俗」的英文版加了许多意译的成分，并没有完全忠实于原文。另有一些译本容易引起信仰上的误导，比如：

NRSV（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基于自由派信仰立场，当存在翻译选项时，选择了偏自由派的翻译，如：把创一2的「the Spirit of God 神的灵」译成「a wind from God 从神而来的风」。

NWT（New World Translation）基于耶和华见证人反对三位一体的信仰立场，把创一2的「the Spirit of God 神的灵」译成「God’s active force 神的行动能力」，把约一1的「the Word was God 道就是神」译成「the Word was a god 道是一个神」。

2011年版NIV（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使用了「性别包容」的语言，用children代替了sons，失去了有继承权的「后裔」的含义。

另外，对于「挽回祭 propitiation」（罗三25；来二17；约壹二2；四10）一词的翻译，也是检验英译本信仰立场的一个标志。

不同英译本的质量，还与其所根据的旧约希伯来文和新约希腊文底本有关。大部分英译本的旧约部分都是根据马所拉文本（Masoretic Text），2011版NIV还参考了死海古卷。而新约部分所根据的希腊文底本有三大类：

接受本（Textus Receptus，TR）：由16世纪初荷兰伊拉斯谟根据6个11世纪以后的晚期希腊文抄本整理而成的。当时资料有限，所以质量相对比较低，包括了一些抄经者的添加和解释。虽然这些添加和解释在神学上都没有问题，但在学术上不够严谨。如：根据上下文，许多「他」被替换成基督，「灵」被补充为「圣灵」；可十六9-20和约八1-11在许多古抄本中也不存在；KJV和NKJV中的约壹五7在晚期抄本中才出现。

批评本（Critical Text，CT）：是根据约5000个希腊文抄本整理而成的，包括2-5世纪的早期抄本，根据越短越古的原则进行选择，最接近神所默示的新约原本。

多数本（Majority Text，MT）：根据批评本的同样希腊文抄本，但根据越长越好的原则进行选择，因此接近晚期抄本，同样包括了一些抄经者的添加和解释。

值得推荐的英译文如下：

ESV（English Standard Version）出版于2001年，最后修订于2016年。该译本源于RSV，基本上是直译，在忠于原文的同时，还充分表现了圣经作者的风格变化，新约部分根据质量较高的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希腊文底本。

NASB（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出版于1971年，最后修订于1995年。该译本源于ASV，忠实于原文，新约部分根据质量较高的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希腊文底本。由于这个译本非常忠实于原文，所以有些用词可能比较深。

KJV（King James Version）出版于1611年，是最好的古英语译本。但有800多个词的意义已经有变化，新约部分根据质量较差的 Textus Receptus 希腊文底本。

NKJV（New King James Version）出版于1982年，是KJV的现代版，忠实于原文。新约部分根据质量较差的 Textus Receptus希腊文底本，但在Textus Receptus 与 Majority Text 有差异的地方都加了注释。

NIV（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出版于1984年，修订于2011年，非常通俗，融合了直译与意译，新约部分根据质量较高的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希腊文底本。但也正因为它的意译成分，并不适合作研经的根据；另外，2011年新版使用了「性别包容」的语言，对教义有影响。

谢选骏指出：为何“教会极简史”只能“从使徒时代到宗教改革”为止？因为宗教改革以后教会就分崩离析了，“教会极简史”就变成了“教会混乱史”，教会历史就变成了无法言说的混沌状态！于是相形之下，从使徒时代到宗教改革，那才是正经的教会历史。使徒时代确立了教会，宗教改革毁灭了教会，让教会变成了莫衷一是的大杂烩！

【34、教权独立于政权，是思想自由的制度保障】

《现代国家政教关系的一般理论》（宋尧玺 2013/8/19）报道:

一、政教关系的基本法律含义

“政教关系”（Church-State Relations）问题被认为是现代西方法学研究领域中最丰富的领域之一，一般是指现代国家（政府）与宗教团体（教会）的基本法律关系。这个问题一直是法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含义进行了界定。黑格尔曾经从国家与教会的联系中理解“政教关系”的含义：“宗教如果是真实的宗教，就不会对国家采取否定和论战的方向，而会承认国家并予以支持；此外它还具有独立的地位和表现。它的教化事业在于仪式和教义，为此他需要地产和财产，同样也需要为教会服务的人，因此就发生国家和教会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的规定是简单的。依据事物的本性，国家应全力支持和保护教会使其达成宗教目的，这在它乃是履行一种义务；又因为宗教是在人的内心深处保证国家完整统一的因素，所以国家更应要求它的所有公民都加入教会，因为其内容既然是与观念的深处相关，所以不是国家所能干预的。一个组织完善的国家，从而是个强国，在这方面可以表示更宽大些，对触及国家的一切细枝末节可以完全不问，甚至可以容忍那些根据宗教理由而竟不承认对国家负有直接义务的教会（当然这要看数量而定）；这是因为国家已把这些教会成员交给市民社会使其受规律的约束，国家自己就满足于他们用消极的办法（好比用交换或代替的办法）来完成对它的直接义务”。[1]《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从教会与国家的区分中理解“政教关系”的含义，认为：“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做是一种体制现象，然而，从根本性的观点出发，也可以将其看做是存在于人类之中精神或内心生活与社会或集体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2]。也有学者从宗教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出发，认为“所谓政教关系，一般指的是特定的政权与存在其治下的宗教之间的各种关系。它包括宗教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位置；特定的宗教信仰、宗教组织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位置；特定的宗教信仰、宗教组织在社会生活层面的影响力，以及政府对宗教事务的介入程度等方面。具体的表现涉及宗教团体的自主权的大小；宗教团体及宗教领导人影响政治和参与公共决策的程度等。”[3]；还有学者从政教关系包含的不同层次提出，“政教关系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政教关系主要包括三对不同层次上的关系，即“第一，意识形态层次上的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第二，权力主体层次上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第三，社会事务层次上的宗教社会团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狭义上的政教关系“主要指宗教团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更多的属于实践层次上的关系，但在立论上则要同深层次的关系即教会与国家关系相关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在本质上，要取决于教会与国家双方对教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解”[4]。

鉴于本文的论述重点，笔者认为应当从狭义上理解政教关系，即国家与宗教团体的关系在公共事务的实践方面所体现出的制度化形式。在现代，这种制度化的形式在宪法上被表达为不同的政教关系类型，即政教合一制、政教分离制和国教制。也有学者将政教关系划分为政教一体型的“神权政治”、政教依赖型的“神学政治”、政教主从型的“神辅政治”和政教分立型的“法制政治” 等四种类型[5]。这实际上是根据国家与宗教团体相互作用的形式进行的划分，与前述传统的称谓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因此，出于表述习惯和行文方便，本文仍然按照政教关系类型的传统称谓来进一步分析政教关系的法律含义。

首先是政教合一制。“政教合一制”是指“政权与教权（或神权）合而为一的一种政治制度。其首要特征为宗教领袖与政治领袖同为一人，教权和政权由一人执掌”[6]。在这种国家体制中，宗教的教义和法典就是国家法律。国家的公共事务，如教育、行政、司法必须接受教义和教法的管辖。目前实行这种体制的国家主要有沙特阿拉伯、伊朗等。例如伊朗虽然实行总统制共和制，但“总统并不是国家最高权威代表，什叶派最高宗教领袖‘法基赫’才是国家最高权威和共和国的领导者”[7]。因此，这种体制又被称为神权政治。

其次是政教分离制。“政教分离制”是指“禁止国家把某一特定宗教定为国教，国家与宗教之间应保持各自的生活准则与领域。国家通常干预国民的世俗生活领域，而信仰生活应由国民自主地安排。从本上讲，政教分离原则要求国家的宗教中立性或非宗教性，禁止‘宗教的政治化’与‘政治的宗教化’”[8]。在这种国家体制中，法律成为调节政教关系的重要方式，它在国家与宗教团体之间划定了一道明确的界限，使二者在体制上实现分离，各自管领自身的事务。即个人宗教信仰成为私人事务，国家公权力不得干涉，反过来，宗教团体也不得染指属于国家公共事务的行政、司法、公共教育领域。而且，政教分离原则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本身又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在法国，“政教关系”问题是与大革命反对“旧制度”的历史实践结合在一起的，大革命建立的现代国家实行了彻底的政教分离制度。这是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遗产。在德国，政教关系问题是与其宗教改革背景和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与教会实行分工合作的政教分离制度。在美国，政教分离的主题是国家如何在多元宗教格局中保持中立态度。在法律上，它是通过著名的“设立分句”和“自由实践分句”来实现的。

第三是国教制。“国教制”指“以某一宗教或教派为正统信仰，其政治、社会地位高于其他宗教或教派。国家领袖不是宗教领袖，但宗教领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特权地位。国家从各方面鼓励和支持享有特权地位的宗教，包括财政上的支持。宗教组织对政府的行政、司法、教育等方面的工作享有监督指导权”[9]。

我们可以看出，国教制与政教合一制的区别在于政治国家的领袖不再是宗教领袖；国教制与政教分离制的区别在于国家权力与宗教权威相互僭越，政教不分。目前实行这种体制的国家主要有阿联酋、丹麦、挪威等。例如阿联酋宪法第七条规定：“伊斯兰教是联邦的官方宗教，伊斯兰教教法是联邦法规的主要来源”；丹麦宪法第四条规定：“福音路德教是丹麦的国教，受国家支持”。[10]

二、现代国家政教关系的基本法理

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体制建立以来，现代国家普遍实行政教分离制度。这是现代国家与宗教关系的基本法律原则。这个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教分离”制度是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对西欧封建社会历史与政治制度的批判与反思。“政教分离”制度（separation of state and church）兴起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是作为现代国家主要宪政原则确立起来的。从历史上看，在古代，国家（城邦）与宗教之间并不存在政教相争[11]。从中世纪开始，基督教作为一个教会团体兴起以后[12]，“政教关系”领域诞生了一个重要问题，即“究竟是教会是国家之内的一个机构，还是国家是教会内的机构？”[13]，并由此在教会法学领域展开了长期的争议和激烈的讨论。这一问题的争论起先主要限于封建君主国家与教会在宗教事务的司法管辖权问题上的冲突与斗争。宗教组织（基督教教会）“宣布它不受世俗的控制，并宣布他对某些事务具有专属的司法管辖权和在另一些事务上具有并行的司法管辖权。世俗人士虽然通常受世俗法律的管辖，但在婚姻家庭关系、继承、宗教犯罪和以信仰为保证的契约关系方面以及许多其他事务上，也受基督教教会法和基督教教会法院的管辖。反过来，神职人员一般虽受教会法管辖，但关于某些类型的犯罪和某些类型的财产争议等，也要受世俗法律和世俗法院的管辖”[14]。由此，两种政治权威的存在实际上也形成相互间的制约，这对争执的双方共同认同一个法律至上的原则确立了基础，从而也影响着后来西方“政教关系”的基本传统。

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讨论的另一个涉及宗教问题的题材是“宗教不宽容”问题，其实也就是关于民族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历史的基督教教会传统发展为对人的思想自由与信仰自由进行极为严酷的思想禁锢。教会发展为垄断人民自由思想的教权组织，并作为社会领域的一种特权制度对人进行着精神生活领域的压迫。在法国大革命初期，天主教是法国的国教。教会和教士作为国家的第一等级享有司法、财产、税收等方面的特权，而特权作为“旧制度”的象征恰恰是第三等级所最不能忍受的方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托克维尔说，在法国，宗教之所以激起这样强烈仇恨，“并非因为它是一种宗教教义，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并非是因为教士们自命要治理来世的事务，而是因为他们是尘世的地主、领主、什一税征收者、行政官吏；并非因为教会不能在行将建立的新社会占有位置，而是因为在正被粉碎的旧社会中，它占据了最享有特权、最有势力的地位”[15]。这实际上是作为特权制度的教权与政权在反对人权方面的共谋。特权制度意味着反对平等，而平等作为人权却是人的普遍要求。专制制度意味着反对自由，而自由，尤其是信仰自由却是人追求精神独立的基本前提。这就引出了文艺复兴对“人”的发现。近代以来，教皇制开始衰落。主权国家理论的兴起使欧洲各国逐步建立了君主专制政体的公法架构，并按本国的历史和宗教传统推行宗教（教义和教会组织）改革，以适应民族—国家体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它们相继成立本国教会[16]，以削弱和排斥罗马教廷和教皇的统治，自主管理宗教事务。此后，启蒙运动的影响和民族—国家体制的建立使得政治领域和公共领域从宗教（教会）的监护中解放出来，迈向世俗化，教会渐渐沦为民族国家的一个社团组织。政治和宗教开始在建制上走向分离，政教分离原则作为现代宪政的基本原则在世界大部分国家得到普遍响应。人们已经认识到为了使宗教按照自己的逻辑健康发展，人们得享信仰自由，也为了国家能够顺利行使其公共管理职能，国家与教会的分离势必成为最优选择。其次，政教分离制度通过法律表达着国家与宗教团体之间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现代国家通过法律（主要是宪法）来规范国家与教会的关系。“政教分离”原则“是一个法律和政治的概念，不是如某些人误解的，是个哲学概念。他并不意味着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现实、上帝与世俗之间的二元论；它意味着两个历史性机构之间的分离，而不是精神辨证的两个方面的分离。……这两个机构，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曾有无数种联系与冲突，在实践上不能准确的将一个从另一个区别出来。分离主义，在其有限的法律与政治意识上，是一个限定的概念，倾向于尽可能防止国家干涉基督教的崇拜与信条，另一方面也防止教会在国家的内在结构标志着属于国家事务的方面与国家竞争。国家的主权绝不能妥协，因为教会享有的自由只是公共权利的自由，存在于国家法律的限度之内，而这是所有个人与所有联合体都同等享有的”[17]。也就是说，近代以来，教会作为主权国家中的一个社团法人组织并不担负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它作为法律上的一般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也不享有特权；同时，国家也不干预宗教团体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的正常宗教活动和团体的内部事务（教规、教义等）。对于国家与宗教团体的这种关系，美国总统杰佛逊曾在 1802 年答复浸礼派教徒有关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提问时有过一段著名的论述。他说：“宗教乃完全是个人与其所信仰的神二者关系的事，其信仰及其崇拜并不关乎他人，政府的立法权，只能及于行为，而不能及于意见，宪法之禁止立法机关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乃是要在国家与教会之间，建立一道分离的隔墙”[18]。这就是说，国家与宗教团体的这种分离关系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经由法律的控制来保持二者在实践中的合理界限。

实际上，这是法律作为现代国家的治理科学对“政教关系”作出的专门安排。也就是说，国家不干预市民社会领域中的私人精神事务，其中最重要的是信仰问题。美国宪法中的“分离隔墙”理论所要表达的就是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的原则。

第三，“政教分离”是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一个重要领域。市民社会指的是“社会中的一个部分，这部分社会具有自身的生命，与国家有明显区别，且大都具有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市民社会存在于家庭、家族与地域的界限之外，但并未达致国家。市民社会的观念有三个主要要素。其一是由一套经济的、宗教的、知识的、政治的自主性机构组成的，有别于家庭、家族、地域或国家的一部分社会。其二，这一部分社会在它自身与国家之间存在一系列特定关系以及一套独特的机构或制度，得以保障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并维持二者之间的有效联系。其三是一整套广泛传播的文明抑或市民的风范”[19]。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近代以来，市民社会观念的兴起要求将教会从国家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自治的社团组织，组织公民的信教活动并对抗国家公权力的干涉。在这个过程中，他获得了自身相对与国家自主性，有权决定自身的内部事务，在这个领域内，只要不违反法律，国家权力是不能够进入的。也正因如此，法律也成为了国家进入市民社会的唯一方式，市民社会并不排斥法治，市民社会需要法治的保障，教会要在公共领域中组织正常、有序的活动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而且它自身也不能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序良俗，这就必须依靠国家法律予以制度上的保障，在一点上，国家与市民社会又不是完全分离的，国家宪政与法治能够保障市民社会中的宗教活动健康、有序的发展。

第四，“政教分离”制度是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和各宗教间平等的必然要求。《世界人权宣言》（1948）第十八条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20]。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现代国家中，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是公民个人的私事，恩格斯也说:“实行宗教对国家来说仅仅是私人的事情”[21]。因此，国家公权力应当避免介入公民权领域，当然这不是没有限制的。它要求公民在行使权利的同时不能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我国已经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表示自己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仅只受法律所规定的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22]。除了这些限制的理由之外，国家不能干涉公民的私人信仰事务，必须实行政教分离。同时，政教分离也是为了保障各宗教间的平等地位，反对确立国教，倡导宗教宽容。以美国为例，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23]。这就是著名的“设立分句”和“自由实践分句”。“设立分句”的主要内涵是：“国会不能够制定旨在确立某种宗教、教派或教会相对于其他宗教、教派或教会的特殊地位的立法，也不得制定旨在确立宗教信仰相对于非宗教信仰的优越地位的立法；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强迫他人信仰宗教或表白其宗教信仰、信仰和实践某种宗教或加入某一教派或教会；政府在涉及宗教信仰的问题上应保持绝对的中立，不得与任何宗教发生任何关系”[24]。美国独特的移民历史和边疆经历导致了美国多元的宗教信仰格局，设立条款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这样一个法哲学难题：即如何通过法律使一个基督教文化占主流的国家同时保护宗教信仰上的少数人（如犹太教、伊斯兰教信众）的自由权利，又如何有效回应非主流宗教对于主流宗教构成的挑战。

鉴于此，美国并非是单纯强调排除教会对于政治领域的干预，而在于强调政府不得支持、偏袒或反对任何一个宗教或教派，必须在他们中间保持中立的原则，国家应当在宗教信仰多元化的情境中保持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的态度。“自由实践分句”的主要内涵是：“国会既不得制定旨在普遍限制宗教的自由实践的立法，也不得制定旨在限制某个特定宗教、教派或教会的自由实践的立法；宗教实践在法律范围内是自由的，不受政府及个人干预”。[25]这一条款“包括两个概念——信仰自由和行动自由，第一个是绝对的。但第二个，按事物的性质则不是绝对的，为了保护社会，行为仍然受到约束”[26]。也就是说，任何美国公民都有按照自己的意愿是否选择宗教信仰以及选择何种宗教信仰的绝对权利，政府不得通过法律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而对公民实行有差别的对待；但另一方面，基于宗教信仰所实施行为的权利却是相对的，它不得违反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共伦理道德，不能因宗教的事由而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否则政府可以基于国家安全事由对其管理或进行适当的、必要的限制。这样的法律安排既保证了公民的宗教自由实践，又保障了各宗教的地位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实际上，发端于西方的政教分离原则作为现代宪政的基本原则尽管已成为人类现代法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是尽善尽美的，有时甚至难于适应现代西方社会对于宗教的需求，特别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问题。汉娜&#8226;阿伦特就此指出：“对现代世俗化的讨论，通常都会忽略宗教禁令的丧失对于政治领域的重大意义，因为世俗领域的兴起，显而易见是以宗教为代价的。它是政教分离和政治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不可避免之结果。通过世俗化，教会丧失了诸多世俗产权，更为重要的是丧失了对世俗权力的看护。然而，事实上，政教分离将两条道路一刀斩断，与其说世俗从宗教中解放，倒不如说宗教从世俗需求和负担中解放出来也许更有道理。……自从世俗力量兴起，大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困难和困惑，就困扰着公共的、政治的领域。世俗化伴随着绝对主义的兴起，革命是在绝对主义衰弱之后，它的主要困惑就是到哪里去找一种绝对性来为法律和权力来提供权威。这一事实足以用来证明，政治与国家需要宗教禁令，较之宗教和教会需要君主的支持，甚至更为迫切。”[27]

因此，西方式的政教分离原则并不是普遍经验，政教分离制度在保持自身核心含义的基础上，在不同的国家由于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具有不同的实践形式，下面我们来讨论中国政教关系的基本理论。

三、中国政教关系的基本理论

中国政教关系的基本理论主要体现在国家的一系列宗教政策与法律规范中。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当代中国的宗教立法相对薄弱，因此在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的问题上要处理好党的宗教政策与宗教立法之间的关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指出：“对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本身就是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和政策的应有之义。但作为政府的行政行为，与贯彻和执行政策又有所区别。面对宗教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在对宗教事务实施的管理中，需要把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政策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要从过去主要运用政策手段，转变为政策手段与法律手段并行并重”。[28]这种政策手段与法律手段并行并重的情况是中国在宗教事务管理方面的独特之处，所以本文在谈到中国的国家与宗教团体的法律关系时将不可避免的引用较多的政策性条文，事实上，这些宗教政策在我国目前宗教事务管理的实践中确实发挥着类似于法律的重要作用，是我国现阶段政教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从自身的政治制度和国情出发，实行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教分离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政教分离制度本身的排斥，而是在坚持中国立场的同时持一种借鉴与包容的开放态度。我国政教分离制度的内涵主要体现在我国宪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之中。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宪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政教分离制度，但宪法条文所表达的涵义却是符合现代国家政教分离的基本法理的。因为一方面，“宗教信仰自由的实质，就是要使宗教信仰问题成为公民个人自由选择的问题，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29]。我国宪法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作为公民的一项私事来规定，它排斥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任何人非法侵入公民的私人信仰领域。另一方面，信教公民和宗教团体在公共领域内进行的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正常的宗教活动，国家依法予以规范和保护。所谓正常的宗教活动是指“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以及按宗教习惯在教徒自己家里进行的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如拜佛、诵经、烧香、礼拜、祈祷、讲经、讲道、弥撒、受洗、受戒、封斋、过宗教节日、终傅、追思等等，都由宗教组织和宗教信徒自理，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30]。同时，国家也禁止任何人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也就是说，“按照政教必须分离的原则，国家要求一切宗教都不得干预政治，干预政府事务，包括司法、教育、婚姻、计划生育等，都不得进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一切宗教必须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要加强对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使其自主的依法办好宗教”[31]。可见，国家实行政教分离制度并不等于放弃对宗教团体的依法管理，国家通过法律规范宗教团体的管理不是为了干涉甚至包办代替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而是为了使宗教团体能够代表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依法组织好正常的宗教活动，“自主的依法办好宗教”。此外，宪法还规定了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即所谓的“独立自主自办原则”。这是我国在宗教事务领域贯彻国家主权原则的体现，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一方面是为了抵制国外不法宗教势力对我国进行的宗教渗透，另一方面并不排斥中国宗教团体对外开展平等、友好交往，加强各宗教间的对话。实际上，中国政教关系的基本理论还包括宗教团体的法律地位、国家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宗教团体依法依章自治以及国家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重要方面，为了避免论述内容的重复与冗长，本文将在后面相关部分对其进行讨论。

注释:

[1]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年 6 月，第 273 页。

[2] [英]戴维·米勒 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中国问题研究所等组织翻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年 6 月，第 108 页．

[3]何其敏：《论宗教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载《世界宗教研究》[J]，2001 年第 4 期，第 12 页。

[4] 张训谋：《欧美政教关系研究》[M]．宗教文化出版社．北京．2002 年 3 月．第 3 页。

[5] 张践：《论政教关系的层次与类型》，载《宗教学研究》[J]，2007 年第 2 期，第 132 页．

[6] 王献军：《对“政教合一制”定义的再认识》，载《西藏研究》[J]，2002 年第 2 期，第 112页．

[7] 姜英梅：《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教关系》，载《西亚非洲》[J]，2005 年第 5 期，第 51页．

[8] 韩大元：《试论政教分离原则的宪法价值》，载《法学》[J]，2005 年第 10 期，第 3 页．

[9] 刘澎：《世界主要国家政教关系的模式比较》．载刘澎主编《国家·宗教·法律》[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 11 月．第 10—11 页．

[10] 《国外宗教法规汇编》[M]．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 3 月．第 1、38 页．

[11] [法]库朗热：《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M]．谭立铸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1 月．第 147、155 页．

[12] 基佐认为．“在 4 世纪末和 5 世纪初．基督教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个人的信仰．它已是一种机构．它是有组织的。它有它的政府．即一批准备去执行各种职务的不同等级的教士．它有财政收入．有独立行动的手段．有一个大社会团体所需要的集会点．即各省的、全国的和全教会的会议．还有就社会事务共同讨论的习惯。总之在这个时期．基督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也是一个教会团体。”（[法]基佐：《欧洲文明史——自罗马帝国衰败起到法国革命》[M]．程洪逵 沅芷 译．商务印书馆．北京．2005 年 9 月．第 34—35 页．

[13] [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M]．贺卫方 高鸿钧 张志铭 夏勇 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第 316 页．

[14] [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M]．贺卫方 高鸿钧 张志铭 夏勇 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第 11—12 页．

[15] [法]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棠 译．桂裕芳 张芝联 校．商务印书馆．1992年 8 月．第 46 页

[16]关于各国家教会的出现问题请参见：G·R·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M]．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第17—18 页．

[17] [意]圭多·德·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M]．杨军 译．张晓辉 校．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11 月．第 378 页．

[18] 荆知仁：《美国宪法与宪政》[M]．台湾三民书局．1984 年 8 月．第 349 页．

[19] 爱德华·希尔斯：《市民社会的美德》．李强译．载邓正来 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年 1 月．第33 页．

[20] 《世界人权宣言》，http://www.humanrights-china.org/cn/rqfg/gjwj/t20061017_163590.htm．中国人权网．2006-10-17．

[21]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6年版．第 331 页．

[22]《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http://www.humanrights-china.org/cn/rqfg/gjwj/t20061017_163602.htm．中国人权网．2006-10-17．

[23] 见《国外宗教法规汇编》[M]．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年 3 月．第 76 页．

[24] 张训谋：《欧美政教关系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2 年 3 月．第 206 页

[25] 张训谋：《欧美政教关系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2 年 3 月．第 206—207页．

[26] Cantwell V． Connecticut．[310 U．S．296（1940）]．转引自刘澎：《当代美国宗教》[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 11 月．第 252 页．

[27] [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M]．陈周旺 译．译林出版社．南京：2007 年 3 月．第145 页．

[28] 见叶小文为《宗教事务条例释义》一书所做的序言．载帅峰 李建 主编：《宗教事务条例释义》[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年 3 月．第 1 页．

[29]《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载《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C]，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 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 年 8 月，第 60 页．

[30]《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载《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C]．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 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 年 8 月．第 63 页．

[31] 江泽民：《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和宗教观》．载《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C］．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 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 年 8 月，第 184 页．

文章来源：本文节选自作者硕士论文：《国家与宗教团体的法律关系研究——以中国的宗教团体为视角》

谢选骏指出：上文从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去解读历史，因此只能看到“作为特权制度的教权与政权在反对人权方面的共谋”，却无法看到——教权独立于政权，才是思想自由的制度保障。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实现所谓的“政教分离”，也就是政权不能控制个人的思想。我注意到，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欧化，就是因为它具有亚洲国家独一无二的“教权独立于政权”——天皇独立于幕府，宗教独立于暴力，在不同的时空中，与西欧不谋而合，所以其西化的发展甚至超过了东正教国家。

【35、接种疫苗就是企图对抗上帝的旨意？】

网文《DW事实核查：是否有人因接种新冠疫苗而死亡？》报道：

新冠疫苗接种活动正在进行，个别死亡病例见诸各大报端。疫苗是否真会致命？德国之声审视了6个国家的死亡案例——发现了一个明确的结果。

根据目前的调查结果，疫苗与死亡没有因果关系

（德国之声中文网）随着新冠疫苗在全球范围内的逐步接种，许多人不禁要问：已经接种疫苗的人情况如何？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要问谁，因为在很多国家，接种过疫苗的人比例仍就较低。所以不少人在网上搜索答案，不免会看到下列文章标题：

"接种新冠疫苗后15人死亡"

"高龄女性接种新冠疫苗后死亡"

"疫苗试验志愿者在接种新冠疫苗后死亡"

这些报道中的案例引起了人们的质疑：难道新冠疫苗并非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疫苗是否安全？所有审批前的临床试验和上市后的对照数据都表明：欧盟批准的疫苗非常有效，而且只有很少且大多都不太严重的副作用。尽管如此，德国爱尔福特大学（Uni Erfurt）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56%的受访者希望接种疫苗，44%的受访者持怀疑态度。不少人在调查中表示，要观察已经接种疫苗人的反应后再决定是否要接种。关于死亡案例的报道不免让一些人感到不安。DW.COM

多名老人接种后死亡 挪威当局发安全提示

挪威卫生当局修改了疫苗接种安全提示，该国接种辉瑞/BioNTech疫苗后死亡的人数已上升至29人。在德国，同样有老人接种疫苗后死亡事件。

超三成法国人对新冠疫苗持拒绝态度

中国媒体批西方淡化辉瑞疫苗危险性

但是，对疫苗的质疑是否有道理呢？德国之声调查了6个国家的报告案例：德国、西班牙、美国、挪威、比利时和秘鲁。结果是：在所有的案例中，公共卫生官员发现，接种疫苗和死亡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 截至发稿，根据彭博社的全球疫苗追踪，全球范围内已经接种了超过1.3亿剂新冠疫苗，平均每天接种约500万剂。在上述6个国家，共施打了约5000万剂疫苗。其中是否有人因为接种疫苗而死亡？德国之声针对6个国家的报告进行了事实核查。

德国："接种新冠疫苗后死亡"？

到目前为止，德国还没有发现有人因接种新冠疫苗而死亡的案例。然而，以下这些数字仍旧值得仔细推敲一下：保罗·埃尔利希研究所（Paul-Ehrlich-Institut，简称PEI）收到了113名年龄在46岁至100岁之间的疫苗接种者的死亡报告（71名女性，38名男性，其中有4例没有说明性别）。PEI是负责疫苗批准和药品安全的联邦机构。PEI在一份报告中说，死者平均年龄为84岁，死亡发生在接种疫苗后1小时至19天之间，该报告研究了1月31日之前的病例。

在113人中，有20人死于新冠病毒（其中19人并未得到完全的疫苗保护，1人的情况不清楚），另有43人死于基础疾病或其他传染病。

PEI写道："在所有其他人中，部分人患有多种基础疾病（……），这大概是死亡的原因。"然而，PEI要求相关部门提供这些案件的进一步资料。有50个案例的死因不明。 PEI指出，接种疫苗后观察到的死亡人数实际上低于没有疫苗情况下的预期死亡人数。

PEI负责人克劳斯·齐丘特克（Klaus Cichutek）在1月中旬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死亡率并没有增加，所以也可以说这些死亡和疫苗没有关系。"他强调，到目前为止，德国使用的BioNTech/辉瑞和Moderna疫苗显示出"很高的安全性"。

目前检察院正在调查另一起科隆的包含3名死者的案件。科隆法医部主任马库斯·罗斯柴尔德（Markus Rothschild）强调，这3名老人在接种新冠疫苗后死亡；但这3人之前都患有相当严重的基础疾病。

据报道，西班牙一家养老院的死亡事件归咎于新冠病毒感染引起的并发症

西班牙："至少7人在接种辉瑞疫苗后死亡"？

西班牙媒体报道，该国一家养老院中有9人在接受第一剂BioNTech/辉瑞疫苗后死亡。该养老院的所有居民都患有基础疾病。

这家位于西班牙拉加尔特拉（Lagartera）、名为萨尔瓦多 （El Salvador）的养老院的院长介绍，接种疫苗5天后，养老院的居民出现了"头痛或偶尔腹泻等症状"。他表示，一名医生告诉他，这可能是疫苗的副作用。当地官方表示，所有9人的死亡都归咎于新冠病毒感染引起的并发症，这是疫苗接种活动期间有疫情爆发的结果。因为如果是在新冠病毒的潜伏期（5～6天）内接种疫苗，仍有可能发病。即使在接种疫苗后，也有可能被感染，因为根据罗伯特-科赫传染病研究所（RKI）的说法，疫苗通常在第一次接种后的十到十四天才会生效。俄罗斯和中国的官方媒体都对这家养老院的死亡案例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其中中国方面主要引用了俄罗斯官方媒体的报道。 尽管标题骇人听闻，但俄罗斯官方媒体的原文明确指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疫苗和死亡有关。"

文章还引用了一份事实调查报告称 ："从统计学角度而言，有些人在接种疫苗后，出于与身体对疫苗的反应无关的原因而生病或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其他转述这篇文章的报道中却没有提到这一要点。

美国：政府数据库显示"接种新冠疫苗后181人死亡"？

这则消息尤其在印度广为流传。这一说法是基于儿童健康保护组织（Children's Health Defense）的新闻稿，该组织由著名的反疫苗活动家小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领导。这名活动家最近因宣传反疫苗而受到关注，他甚至参加了德国的新冠否认者示威活动。

虽然这篇新闻稿的标题声称这些数据来自"政府数据库"，但实际上它们来自国家疫苗信息中心（NVIC）的网站，这是一个与美国政府毫无关系的非营利组织。著名的科学与健康记者迈克尔·斯佩克（Michael Specter）称该组织为 "美国最强大的反疫苗组织"。

仔细阅读便不难发现，这些数据的基础是有问题的。国家疫苗信息中心指出，这些数据来自美国政府的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VAERS）。但该系统特别指出："任何人都可以向VAERS提交报告，包括家长和患者"，"不能仅用VAERS报告来确定疫苗是否导致或引发了不良事件或疾病"。此外，VAERS鼓励疫苗提供者报告重大健康问题，"无论他们是否认为疫苗和问题有关"。此外，VAERS指出，其数据 "不能被用于说明疫苗是否存在相关问题，以及问题的严重性、频率或比例。"，"应结合其它科学信息进行解释"。

早在2015年，一项评估疫苗相关死亡事件报告的研究就强调，VAERS系统数据存在偏差，因为该系统 "接受任何提交的不良事件报告，却不评估其临床意义以及和疫苗接种的关系"。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也警告称，VAERS系统存在报告偏差和数据质量不一致的问题。

然而，国家疫苗信息中心也在自己的网站上征集类似VAERS报告的疫苗不良事件报告。该组织并没有说明这两个数据集在数据库中是合并还是分开保存的。无论如何，并没有证据证明，所谓的181人死亡案例和新冠疫苗接种有因果关系。

挪威："30名养老院居民接种新冠疫苗后死亡"？

挪威药品管理局Statens Legemiddelverk共调查了33起养老院居民接种疫苗后死亡的报告（截至2021年1月26日），并在调查之后的分析报告中写道："到目前为止，已经接种疫苗的养老院居民中有很多是非常虚弱或病危的病人。在挪威养老院或其他类似机构里，每天平均有45人死亡。因此，在接种疫苗后不久发生的死亡是可以预期的，但并不意味着与疫苗有因果关系。"

Norwegen Impfung gegen Coronavirus

在挪威，死亡案例与接种疫苗之间没有任何得到证明的关联

欧洲药品管理局的药物警戒风险评估委员会（PRAC）也对这些案件进行了调查，并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调查没有发现任何安全问题"，并补充道："（多种）基础疾病似乎是合理的死因。其中一些人，在接种疫苗之前已经开始了姑息治疗。"

英国医学会（ 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杂志的一篇文章在评估这些病例时引用了挪威药品管理局医疗主管斯坦纳·麦德森（Steinar Madsen）的话写道："这些死亡病例与疫苗之间没有确切的关联。" 不过，麦德森表示："常见的副作用对于身体较好、较年轻的患者而言并不危险，疫苗有这些常见的副作用也并非不寻常，但这些常见的副作用可能使老年人的基础疾病病情加剧。"他继续指出："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慌或担忧，因为这些都是非常罕见的事件，它们发生在非常虚弱和病情非常严重的病人身上。"

比利时："14人接种新冠疫苗后死亡"？

比利时联邦药品和健康产品机构（FAMHP）报告称，有14人在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不久后死亡。然而，因果关系并不成立。据《布鲁塞尔时报》报道，所有的死者都超过70岁，其中有5人超过90岁。相关部门没有公布关于死者的更多信息。

比利时联邦药品和健康产品机构向《布鲁塞尔时报》表示："报告的死亡病例没有共同的临床症状，这一点令人减轻忧虑。同样，这些死亡病例的前后时长各不相同。" 该机构补充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在死亡和新冠疫苗之间发现明确的因果关系。

这家机构每周都会发布有关疫苗副作用的研究报告。比利时目前在施打BioNTech/辉瑞和Moderna新冠疫苗。比利时当局没有说明，14名死者生前具体接种了哪种疫苗。

一名秘鲁志愿者在中国产新冠疫苗的临床试验中感染新冠病毒后死亡。解盲后发现，这名志愿者接受的是安慰剂，而不是疫苗

秘鲁："疫苗试验志愿者死于新冠肺炎"？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秘鲁志愿者在中国产新冠疫苗的临床试验中感染新冠病毒后死亡，执行试验的卡耶塔诺·埃雷迪亚大学（Cayetano Heredia University）不得不暂停当地的一项研究。

解盲后——也就是揭示哪些参与者接受了疫苗以及哪些参与者接受了安慰剂之后，发现死亡的受试者并没有接种疫苗，而是接受了安慰剂。该大学在一份声明中说："必须指出的是，参与者的死亡与疫苗无关，因为她接受了安慰剂。"

德国新冠政策错在哪儿？ 20.11.2021

新冠第四波疫情猛烈冲击德国，引发对当局抗疫政策不当的争论。问题是否在于政界未能充分听取科学界意见？联邦总统也参与了争论。

蔣終政@kevinhung2：

令人震驚的英國研究震驚了醫學界：60 歲及以下的接種疫苗的人死亡可能性是未接種疫苗的人的兩倍 twitter.com/Lsmj3721/statu…

《令人震惊的英国研究震惊医学界：60岁及以下接种疫苗的人死亡的可能性是未接种疫苗的人的两倍》（通过吉姆霍夫特 2021年11月21日上午 825 条评论）报道：

拉里·约翰逊早些时候对此进行了报道。它值得拥有自己的标题。

60岁以下接种疫苗的人的死亡率是同一年龄组未接种疫苗的人的两倍。

这应该是推动强制接种疫苗的丧钟。会吗？

棕色线代表每 100,000 人中 10-59 岁接种疫苗的人每周因各种原因死亡的人数。

蓝线代表同一年龄范围内每 100,000 人中因各种原因未接种疫苗的每周死亡人数。

我自己检查了基础数据集，这张图是正确的。60岁以下接种疫苗的人死亡的可能性是未接种疫苗的人的两倍。英国的总体死亡人数远高于正常水平。

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全球主义者要隐瞒辉瑞疫苗结果了。

吉姆·霍夫特（Jim Hoft）是美国顶级保守新闻媒体之一 The Gateway Pundit 的创始人和编辑。 Jim 于 2013 年被授予 Reed Irvine 媒体准确度奖，并且是 2016 年 5 月美国繁荣基金会颁发的 Breitbart 在线新闻卓越奖的骄傲获得者。

谢选骏指出：如果上面的报导得到证实，那么是否意味着——接种疫苗就是企图对抗上帝的旨意？

【36、老沙皇靠东正教侵略扩张，新沙皇靠马裂教侵略扩张】

《普京借彼得大帝解读战争，CNN：俄接近里程碑式胜利》（2022-06-10 上海举报）报道：

俄乌战争第106天，前线激战仍在进行。就在CNN认定“俄军在关键城市接近里程碑式胜利”之时，普京一段关于战争的新解读引发了欧美媒体关注。

综合俄新社、塔斯社等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参观了全俄展览中心的多媒体展览，参观了彼得大帝诞辰359周年展览，并会见了在技术和创新、农业和创意经济领域的年轻企业家和创业开发者。普京表示，在北方战争中彼得大帝收回了领土，这样的事情也落到了现在一代身上。

英国《卫报》、美国《纽约时报》随后都在标题强调，“普京将自己与彼得大帝相提并论”。就在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宣布对普京实施个人制裁。

普京参观彼得大帝展览

据报道，此次展览旨在纪念俄罗斯帝国首位皇帝彼得大帝（彼得一世）诞辰350周年，展览是根据彼得大帝确定的俄罗斯发展道路，在18个房间中设置了10个关键主题区，这些主题包括国家发展、外交、公民社会的创建、科学和教育改革、创新技术和新技能，以及文化和日常生活。

17世纪末，彼得一世开始在各领域推进西化改革，带领国家在“北方战争”中击败当时强大的瑞典，夺得波罗的海东岸土地，大大提高了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

普京早些时候赞扬了彼得大帝在建设俄罗斯国家中的作用，称彼得一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领袖”，是一位完全致力于为国家服务的爱国者。

普京认为，彼得一世在国家管理、经济、科学、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雄心勃勃的改革“有助于加强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权威，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在未来几个世纪中作为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的发展。”

普京参观展览

普京表示，在北方战争中彼得大帝收回了领土，这样的事情也落到了现在一代身上。

在与青年企业家会面时，普京说：“彼得大帝进行了21年的北方战争。与瑞典人作战，似乎他是在那里抢了领土。（但）他什么也没抢，他是收回了。”他补充说：“显然，收回的事情也落到了我们身上。”

不过据路透社9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高级顾问波多利亚克对此予以驳斥，称普京企图将盗窃土地合法化，“西方必须划出一条明确的红线，让克里姆林宫明白下一步血腥行动的代价……我们将艰难地解放我们的领土。”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青年企业家会面

2018年10月，俄罗斯总统签署了一项关于今年庆祝彼得一世诞辰350周年的法令。彼得一世是俄罗斯第一位皇帝，在他的统治下，俄罗斯建立了正规军和海军，建立了圣彼得堡市，该国被宣布为帝国并经历了重大改革。彼得一世率领俄罗斯军队参加亚速战役、大北方战争、普鲁特河战役和波斯战役。

据报道，庆祝活动期间，全俄各地将举办158项文化活动。各大博物馆将在节日期间欢迎游客的到来。

国家历史博物馆有一个专门介绍彼得大帝及其事迹的展览项目——《彼得大帝：欧洲之旅》，其中的350件展品与彼得大帝两次到访欧洲有关——1697-1698年的秘密出国旅行和1716-1717年的第二次旅行。正是这两次旅行在很大程度上为国家改革和转型确定了方向，扩大并加强了俄罗斯的政治和文化。

泽连斯基：对普京实施个人制裁

9日，泽连斯基签署命令，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据此做出决定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实施个人制裁。

制裁名单中还有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俄罗斯总理米哈伊尔·米舒斯京、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安德烈·别洛乌索夫、俄罗斯政府办公厅主任德米特里·格里戈连科。除此之外还有俄罗斯政府的所有副总理：马拉特·胡斯努林、德米特里·切尔内申科、尤里·鲍里索夫、维多利亚·阿布拉姆琴科、塔季扬娜·戈利科娃、尤里·特鲁特涅夫。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在制裁之列，此外，包括莫斯科国立大学在内的236所俄罗斯高校也受到制裁。

报道称，该命令自颁布之日起生效。制裁是无限期的，其中包括冻结资产、在禁止进出口活动方面限制贸易活动、防止资产从乌克兰撤出。

美媒：俄罗斯在主要城市接近里程碑式的胜利

9日，俄乌双方在顿巴斯地区的激战仍在进行。乌克兰方面说，俄军从顿巴斯多地发起进攻。

6月9日战场局势图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主要作战局副局长阿列克谢·格罗莫夫9日表示，俄军正在发动突袭行动，以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的北顿涅茨克，不过目前俄军行动未获成功。在顿涅茨克地区，俄军在红利曼方向准备对斯拉维扬斯克发动进攻；另外在巴赫穆特方向，俄军继续使用火炮以及多管火箭炮对乌军实施打击，俄军还试图发动突袭行动，但被乌军击退。

乌克兰防长列兹尼科夫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战局形势严峻，乌军每天有约100名士兵阵亡、500名士兵受伤，乌军急需各种重型武器装备。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日报道，俄罗斯在关键城市接近获得里程碑的胜利。报道称，乌克兰东部城市北顿涅茨克的争夺战仍在激烈进行，当地官员表示，俄罗斯现在控制了该主要城市的大部分地区。

谢选骏指出：普京显然不懂，老沙皇侵略扩张靠的是东正教，正如新沙皇侵略扩张靠的是马裂教，而现在普京的侵略扩张仅仅是为了他个人的终身制，显然无法持久的。再说的大一点，普京打的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招牌，这个招牌既无法团结东正教社会，也无法团结各国的流氓无产者，只能孤立俄罗斯自己，进而孤立马裂俄罗斯联邦，用他自己号召的民族主义毁灭了他自己。这就是他的终身制。

【37、罗马帝国的衰亡史就是基督教会的兴盛史】

佚名网文《羅馬帝國衰亡史》报道：

《羅馬帝國衰亡史》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是由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朋所著的關於羅馬帝國的歷史巨著，被認為是第一部「現代」歷史著作，共有六卷，分期出版。第一卷出版於1776年，第二、三卷出版於1781年，第四、五、六卷出版於1788年。全書涵蓋從98年到1590年的羅馬帝國的全部歷史。

簡介

當時考古學尚不發達，所有的歷史學家都是依賴於文獻，吉朋不採納第二手的文獻，基本依賴於同時代的文獻，並做了大量的考證工作，所以他這部作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根據現代的科學研究考證方法，吉朋的作品也有許多沒有非常確切依據的地方，但對當時的歷史學來說，吉朋的這部著作是一個飛躍。經過兩個世紀，雖然有沒有確切依據的地方，但幾乎無法找出有真正證實是錯誤的地方，現代的考古發現，有許多地方是當時不知道的，可以補充這部作品，但還沒有一個發現指出這部作品有錯誤的地方，有的地方吉朋由於沒有材料是假想的，但現代的發現往往證明當時吉朋的假想是正確的。

吉朋寫這部作品時不是用論文的形式，而是用文學的形式寫的，因此可讀性很強，雖然現在有許多新的發現和論文，但這部作品仍然被許多人喜歡閱讀，雖然他的語言有些古老。

這部作品之所以被稱為「現代」的歷史著作，是因為以前的歷史學家都是根據宗教的觀念描寫歷史，而這部著作是第一次根據政府、文化、社會等各方面來描寫歷史，對基督教的歷史描述也非常客觀，因此受到當時人們的許多非議。在第一卷第15章的末尾一段，他充分表現了他的諷刺和幽默，他對基督教歷史的懷疑態度，他是這麽寫的：

我們怎麽能原諒那些異教徒的哲學世界如此忽略全能的上帝呈現出的那麽多明顯的證據呢？不是對他們的理智，而是對他們的感覺。在基督和他使徒的時代，他們宣講的教義被無數的奇蹟所證實，跛足可以走路，盲人可以看見，病人被治好，死者可以復活，魔鬼可以被趕走，自然法則經常為教會服務。但是精明的希臘和羅馬人閉眼不看這些奇蹟，全力關注平常的生活和研究，沒有理會這個世界除了現實政府還有精神的領袖。在泰比利烏斯時代，整個地球，起碼是整個羅馬帝國的所有省份，有三個小時的時間被超自然的黑暗所籠罩。即使是這種應該刺激人們好奇和對神畏懼的事件，在這個科學和歷史的時代也沒有引起關注。這件事發生在小塞內加和老普林尼在世的時間，他們一定受到這件奇蹟的影響，或者是被以前記錄所影響，這兩位哲學家勤奮地記錄各種自然現象，地震、隕石、彗星、和日食，以及所有他們收集到的現象。但他們兩人都沒有提到這件從創世以來人們眼中最大的奇蹟。只有普林尼在他的其中一章中提到凱撒被謀殺時，太陽暗淡無光，而且肯定不是他那時代經歷過的，耶穌受難時，曾被絕大部分後來的詩人和歷史學家提到過的那次日食。

很明顯，吉朋想表達在聖經新約中提到的那次耶穌受難時發生的，「從正午到申時，大地全被籠罩在黑暗之中」。但當時他不敢直截了當地說，只能用隱喻諷刺的口吻，說明古代羅馬史中根本就沒有記錄。

1779年，吉朋又寫了一部《對羅馬帝國衰亡史第15章和16章一些段落的考證》以回答對他第一卷的一些非難。

這部書從奧古斯都立為皇帝，將羅馬共和國變為羅馬帝國寫起，直到東羅馬帝國滅亡以後，還寫了羅馬的政變，到教皇重新控制羅馬。延續近乎1500年，包括了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如何興起，以及羅馬帝國周邊國家對羅馬的影響，有波斯、阿拉伯、匈牙利 、保加利亞、俄羅斯、蒙古等國家的簡短歷史，甚至還提到了長城和漢武帝對匈奴的戰爭以及北匈奴的西遷，忽必烈的艦隊對日本不成功的入侵。整部著作氣勢恢弘，是一部堪稱巨著的作品。

著名學者何炳棣曾回憶1943年8月16日第六屆留美公費生考試，他寫下吉朋在本書中最著名的一句話：

“流行於羅馬帝國寰宇之內的各式各樣的宗教信仰和膜拜，一般人民看來都是同樣靈驗；明哲之士看來，同樣荒誕；統治階級看來，同樣有用。”

中文譯本

Gibbon，Edward（愛德華·吉朋），2003，羅馬帝國衰亡史， 蕭逢年譯。台北：志文出版社。ISBN 9575457455

Gibbon，Edward（愛德華·吉朋），2004，羅馬帝國衰亡史，席代岳譯。台北：聯經出版公司。ISBN 957-08-2771-8

Gibbon，Edward（愛德華·吉朋），1996，

羅馬帝國衰亡史，黃宜思、黃雨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ISBN 9787100019040

Gibbon，Edward（愛德華·吉朋），2008，羅馬帝國衰亡史（全譯本），席代岳譯。北京：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ISBN 978-7-80762-116-4

谢选骏指出：吉朋虽然自吹此书不採納第二手的文獻，基本依賴於同時代的文獻，並做了大量的考證工作——但是我认为，此书虽然文学性强，但是作为“历史叙事”却是不及格的。如果说司马迁的《史记》也有类似的毛病，那是因为在一个专制社会中涉及到了当代史，所以可以理解。而吉本则不同，他是在一个自由社会谈论古代史，所以具有无可推诿的个人责任。

佚名网文[《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时代背景]报道：

18世纪的欧洲经济和科学文化处于上升时期，社会的进步，使人们对时代发展充满自信。但是相对于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欧洲的政治和宗教却趋向保守。政治上专制王权制约自由，议会代表的主权同王权进行着斗争。在宗教上，国教打击异己，异教徒在政治、经济上得不到平等待遇。理性观念的觉醒，使人们反对政治宗教上的压迫，基督教的神学史观受到冲击，要求新的解释体系取而代之，启蒙运动应运而生。启蒙学者将理性视为衡量事物的标准，历史学家将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主义引入历史解释，理性主义成为西方史学的主导思想，理性主义史学在启蒙时代的西方史学中占据着支配地位。

爱德华·吉本是这一时期西方理性主义史学的重要代表。他自小生活在启蒙思潮浓厚的英国，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古典著作及欧洲启蒙思想家的经典作品，奠定了他学术成长的基础；游历法国、意大利、洛桑等处的经历，提供了他亲自与启蒙学者们对话与学习的机会；亲身参与英国政府的管理与训练民团，使他对政治制度的了解更加透彻；前后两次改变宗教信仰，使他对宗教教义产生了怀疑。所有这一切，最终促成了吉本理性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成就了他的《衰亡史》。

创作过程

1764年，吉本出游意大利，在古罗马的废墟旁萌生撰写罗马衰亡史的念头。吉本的著作态度是严谨的，在动笔之前考虑了文字风格。他不喜编年史的文字枯燥，也不喜演说词的词藻堆砌，采取了介乎二者之间的笔调。开始撰写时，十分拘谨，第一卷的头一章，改写了三遍，第二、三章也写了两遍，才勉强满意。

《罗马帝国衰亡史》后各章进展顺利，但写到第十五、十六章时，又反复修改了三次，从原来相当于一卷的分量，压缩成现存的规模。他后来回顾各卷的笔路时，认为第一卷虽竭尽心力但仍感粗糙，写第二、三卷时业已成熟，笔致流畅而协调。最后三卷虽更成熟，但因娴熟法文，信笔写来，夹杂进高卢方言。六卷的写成，前后共用了近二十年的时光。全书出齐的时刻正值吉本51岁的生辰。他感到欣慰：“二十个幸福的岁月因我修史的辛勤而富有生气，这一成就在人世上给我以名誉、地位和声望，舍此我是无从获得的。” 

谢选骏指出：显然，爱德华·吉本是个机会主义者，他把历史叙事当作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这种恶俗的态度致使其写作变成了一种哗众取宠的“行为艺术”。因为他要追随十八世纪英国主流社会“非基督教化”的文艺复兴潮流，所以他不得不抹杀了历史的真相——罗马帝国衰亡史就是基督教的兴盛史。为要达到这一抹杀的目的，就需要把“基督教的兴盛”叫做“中世纪的黑暗”了。

【38、罗马教权的实际创始人】

佚名网文《格里高利一世》报道：

格里高利一世（拉丁语：Gregorius I，英语： Gregory Ⅰ，约540～604），第64任罗马天主教教皇（590.9.3～604.3.12），中古世纪教宗。曾当过隐修士、590年被选为教皇，595年兼任罗马行政长官，对意大利中部、西西里、撒丁岛和科西嘉进行政教合一的统治。自称天主的众仆之仆。他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广建修道院，强制实施了宗教教规，又允许修士从事经济活动，扩大教会资产。极大地提高罗马教皇的地位而削弱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地位及职权，使得罗马教皇的地位与皇帝的地位相当。其神学思想主要遵循奥古斯丁的学说，但较少强调预定论。著有《伦理丛谈》、《司牧训话》等。

生平

贵族隐士

格里高利一世（Gregory I，540——604）540年出生于古罗马元老院贵族家庭。他的家族拥有巨大的财富，在罗马教会中也占据要津，他的曾祖父在483年被选为罗马主教，即菲利克斯三世.，他的父亲在晚年也进了教会，获得枢机助祭的神品。573年，他被当时统治意大利部分疆土的拜占廷帝国任命为罗马城执政官，但由于预见到意大利的教会将比世俗政权的权势更大，也由于受到隐修生活的吸引，在他任执政官一年后，便走上了弃官隐修之路。他把全部家产捐给教会，大建隐修院并自愿成为修士，还接济穷人，从而大大提高了他在教会中的声望。约586年，他在罗马担任自己创设的圣安德烈修道院院长，不久，就被教皇任命为罗马教区总辅祭，管理教会财务。伦巴人入侵时，也曾代表教皇贝拉吉二世出使君士坦丁堡，要求东方的军事援助，他的使命并没有达成，因为皇帝莫里斯一世正忙于和波斯周旋，无兼顾西方。格里高利出使君士坦丁堡期间，使他对政府的组织有了深切的认识，所以，后来能够从事教会行政的改革。他对君士坦丁堡产生了极度的反感，促使他日后采取脱离拜占庭而独立的政策。590年罗马发生大瘟疫，教皇贝拉吉二世不幸染病身亡，格里高利被推选担任教皇，他是第一个隐修士出身的教皇，法号格里高利一世。

罗马执政

格里高利一世上台时，罗马形势对他十分有利，基督教会已经拥有可观的政治、经济实力，教皇地位扶摇直上。西欧最强盛而又信仰基督教的法兰克王国认识到罗马教会是西欧基督教最大的中心，教皇在教会中最有权势，因而要想扩大势力就必须重视与教皇发展关系，于是常常请教皇协助整顿高卢教会。6世纪末，由于伦巴德人劫掠的威胁，意大利又深受自然灾害之苦，所以掌握神权的罗马主教倍受瞩目，意大利人将他视为天然的保护人。在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气氛中，格里高利一世迅速抓住时机以扩大教权。他经常举办大规模的救济事业，将千千万万的灾民，由死神手中挽回。他还常用大量金钱将俘虏由伦巴第族人手中赎回。并且认真叮嘱主教们将教堂的金属器皿拿去变价，变作赎回俘虏之用。在格里高利任教皇的第三年，即593年，常骚拢意大利的伦巴第人大规模进犯罗马，这时人心惶惶，秩序大乱，再想依靠趋于衰落的拜占廷帝国的武力来抵抗入侵已不现实，于是格里高利一世以罗马城主教的身份成为保卫城市的真正组织者。他一方面采取断然措施，独揽罗马城的军政大权，自称“总司令”， 另一方面他下令拆毁异教神庙，修建城垣，还用教会的钱财作为军费，招募和训练军队以抗击伦巴德人的进攻。另一方面，他背着拜占廷驻拉文那总督与伦巴德人谈判，为了保住罗马城，格里高利一世甚至鼓动过拉文那居民投降伦巴德王。终于签订30年和平条约，又以大量财物劝来犯者北归，还通过信奉基督教的伦巴德王后劝其丈夫改宗。格里高利一世运用各种策略，使罗马城免于沦陷，教皇的威信由此大增。趁着混乱的局势把前西罗马帝国皇室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卡拉布利亚的大地产收到自己手中，将管辖范围扩大到意大利中部、西西里、撒丁岛、科西嘉以及北非的某些地区。

格里高利一世还开办学校，培养人才；控制罗马的法庭、监狱；培植一批神职人员作为亲信；铸造货币，管理市场，整顿财政，严惩罗马城的渎职、贪污分子；创办慈善事业和广行善事。他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实行一系列的新措施，使罗马教会不仅成为罗马城的世俗统治者，而且成为在西欧的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

普世牧首

6世纪末，罗马主教已成为意大利的罗马以及中部诸省的世俗统治者，并已逐渐拥有中世纪教皇的职能，与基督教其他主教区的大主教在实际的权力和地位上已经大相径庭。君士坦丁堡牧首在拜占廷的中央集权国家中执行宗教的最高权力，但他完全依附于皇帝。与之相对照的是，罗马教皇形式上不受在前西罗马帝国领土上新建的各蛮族国家的直接管辖，但教皇上任还需拜占廷皇帝的批准，在一些方面还受拜占廷帝国节制。格里高利一世为摆脱拜占廷皇帝的控制而努力斗争，在同外国进行交涉时，他与皇帝派来的“钦差”周旋，设法避开来自拜占廷方面的干涉。格里高利一世支持百夫长福卡斯在拜占廷国内斗争中取得皇位，福卡斯为报答他对起义的支持，则承认罗马主教在基督教会内具有最高权力，尊教皇本人为“普世牧首”。格里高利一世与君士坦丁堡牧首争夺教会首脑权的斗争由此揭开序幕，他也不再屈从于拜占廷皇帝而敢于分庭抗礼，中世纪教皇制的权威开始显现。

教会产业

在基督教传播的过程中，格里高利一世特别倡导在西欧各地建立修道院，作为扩大罗马教会实力的据点。6世纪末的修道院与教堂不同，是俗人依附教会过苦修士生活的团体，直接归修道院院长领导，不受当地主教管辖。修道院内教士扩建庄园，有大量土地出租，农奴进行耕种，同时经营手工业和商业。格里高利一世原是本笃修会修士出身，与本笃修会关系密切，并按该修会的规章和模式加以推广。格里高利一世领导下的本笃修道院中的本笃思想是西欧新建修道院的基本思想，对修士、修女进行严格的说教和控制。本笃思想的传播和本笃修道院的巩固，加速了西欧修道院的发展。

理财措施

格里高利一世除了从“圣彼得遗产”中获得可观的收入以外，还用一部分收入购置更多的土地，使教会地产得以无休止地膨胀。他重视商贸活动，罗马教会的经办人从欧洲向埃及运去木材，向君士坦丁堡输送小麦，又把撒丁岛的生铁运往拜占廷帝国以制造武器，还在教会领地和修道院中制造葡萄酒并输往各地。教皇的理财措施多种多样，在他手下有一批称为“教会商人”的商业代理人，都是擅长贸易和远途贩运的能手。格里高利一世在位期间的各种经济措施都为7世纪以后罗马教会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基础。

扩大教权

格里高利早在未当上教皇之前，就重视在诸“蛮族”中的传教工作。在就任罗马主教后，他利用罗马城与拜占廷统治隔绝的局面，直接控制了拉文那、伊利里亚等地教会的事务，595年在亚尔勒地区又重建了教皇的代牧区。他同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签订了友好协定，罗马教会得到了法兰克的支持，也对王国一些教区中的弊端进行了改革。教皇特别重视在前罗马帝国境内所进行的传教活动，因为当时境内的大多数居民还没有信奉基督教，不仅城市里有很多“异教”信仰者，广大农村人口还普遍信仰着名目甚多的宗教。格里高利一世曾严责卡塔利亚里主教说：“由于你的疏忽，容许了那些属于你教会的农夫到今天还保留着异教信仰。……如果有这样顽固不化的农夫竟拒绝皈依主宰上帝，他必须负担着这样苛重的税款，用重税的处罚迫他赶快走上正路。”597年，教皇派遣40位修道士到英格兰诸国传教，使肯特、埃塞克斯、东盎格里亚的国王先后信奉了基督教，还逐渐向其他王国扩大传教。格里高利一世曾指示传教士们，在传教过程中应注意方式方法，“不要破坏异教神庙，而要对它洒圣水，在其中设坛，放上圣徒遗物，把基督教的仪式、节期同异教的献祭惯例结合起来，把蛮族的过去一笔抹掉是不可能的，要逐步、缓和地前进！”在扩大传教的过程中，格里高利一世还重视以武力作为后盾。他曾对非洲总督说过，为了扩大宗教据点，除了用和平方式之外，在传教难于进行的地方，也可以“发动几次战争”。据此，后来有些学者称他是“十字军”东征思想的最初提倡人。

在他生命的末刻辗转于病榻上，仍然关怀者教会的大小事情，他听说有一位主教正感受了风寒，他连忙把一件大毛氅派人送去！他在公元604年去逝，后世尊称他为“伟大的教皇”实在是当之无愧。

理论

神论

格里高利一世不仅是一个很有政治才干的教皇，而且是一位神学理论家。他根据圣·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认为，一切对人有用的知识，都已包括在《圣经》中了。任何人如遇疑难，都可以从《圣经》中求得解答。所以，解释《圣经》也就成了人类最大的学问。但怎样解释《圣经》呢？他很夸耀人抽象的“灵感”，认为“灵感”一来，即便自己原来不太懂，也会脱口而出。格里高利一世曾对法兰克的维昂主教发出指示，基督教会应反对世俗知识，这一点也成为中世纪教会长期的方针。格里高利一世还写了许多宗教著作流传于世，其中有三部著作在中世纪的欧洲可谓家喻户晓。一部是《伯约记解说》（或译《道德论》），这部书是对《圣经》的诠注，也是关心教会伦理道德的教科书。一部是《论神职人员的职责》，写的是关于主教、神父们的人品和职责指南，曾被译为希腊文、英文而流行各地。还有一部是《意大利父老生平神迹对话录》，在书中他把世界描绘成充满神迹、天使、魔鬼和炼狱等情景，并有好人享乐，罪人受苦之类的宗教故事。格里高利一世对奥古斯丁关于教会的论述又有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更多地结合了大众基督教的内容。他像奥古斯丁一样认为上帝已把拣选人规定好了，但又不那么过分强调“预定论”。他认为，人得救不仅要靠上帝的恩典，而且也要靠个人的“善功”。他强调个人的主要善功就是履行教会的圣事。比如受洗后犯了罪，就要靠忏悔来补赎，灵魂便可以得救。他详细阐述了善功在灵魂得救中的作用，对中世纪基督教徒的宗教生活起了很大的影响。他还表示“圣餐”非常重要，可以救助活人和死人。关于“炼狱”，他指出这是基督教信仰中不可缺少的内容。“炼狱”是指善人生前罪恶没有赎尽，死后灵魂升天之前暂时受罚的场所。他要求活着的人对在炼狱中亲人的灵魂抱有一种信念:“要相信在审判之前，有炼狱的火，炼尽某些轻微的罪。”可以说，“善功”和“炼狱”的教理是格里高利一世最为重要的宗教主张，是原罪和救赎思想的深化体现。

格里高利一世强调严格执行教士独身制以及教士、修士和信徒必须苦修和遵守“绝对服从”的誓120言，表示“即使当局的行为应受指责，而用暴力反对当局也是绝不容许的”。

舆论

与此同时，格里高利一世开始大造舆论，称罗马主教之位来自使徒彼得一脉相传。彼得受主命而负责照管所有教会，故罗马主教应当成为普世教会之首。从此，西方教权主义开始兴起，罗马教会当局逐渐演变为罗马教廷，格里高利一世正式宣布“教皇”的称号只能属于罗马主教，其他主教不得再称“教皇”。由此可见，格里高利一世实际上是中世纪第一位教皇。

音乐艺术

公元6世纪末，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一世为了统一教会仪式中的音乐，将教会礼仪歌曲、赞美歌等收集、整理成一本《唱经歌曲》（即“圣咏”），共收集整理了三千多首歌曲，它后来就被人们称做“格里高利圣咏”。格里高利圣咏只用人声，歌词采用拉丁文，不用器乐伴奏。格里高利圣咏没有和声和对位，旋律简单，不用变化音和装饰音，音域也很窄，一般不超过八度。虽然它的旋律没有明显的节奏重音，速度徐缓，但较好地配合了拉丁文歌词的抑扬顿挫。格里高利圣咏原来是没有记谱的，而是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来传播。后来，由于圣咏数目的增多而需要给演唱者提示不同旋律的轮廓，于是就逐渐产生了简单的记谱。格里高利圣咏追求一种肃穆、超脱的气氛，排斥人世的激情。格里高利圣咏在产生、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古希腊、希伯莱、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音乐，因此，它使我们了解了已失传的古代地中海地区的音乐文化。同音，格里高利圣咏也孕育了西方一千多年来的音乐艺术。

格里高利歌调

格里高利歌调的基本音阶有sol、la、do、re、mi这五音构成，为吟诵式颂歌，最初专用于男声演唱，其特点是单音无伴奏，不分拍子与小节，而依歌词字音的长短唱出节拍，节奏自由，没有和声。其歌词采用无韵散文形式，取自拉丁文的《诗篇》。在演唱中，独唱与合唱轮换进行的方式称为“应和”，而仅以合唱各半相轮换的方式则谓之“对答”。格列高利歌调根据教会的宗教仪式而分为两大类，以耶稣最后晚餐与受难为内容的乃“弥撒曲”，而当作赞美歌用于每日祷告的则为“祷告曲”。格列高利歌调在9世纪时已流行欧洲，12世纪前后在英、法等国被称为“平调”，译自拉丁文cantus planus，其名也用来泛指所有古代西方教会的颂调。

格里高利圣咏

格里高利圣咏作为欧洲封建社会初期的主体音乐，可以说是西方音乐文化中的第一朵花。它的发展与整个西方音乐史有密切的关系。在记谱法的研究、音乐理论、复音音乐的兴起与发展、音乐学校的成立等许多方面，都要提及格里高利圣咏，即使现代的调式音乐也是以格里高利圣咏的调式为基础。

格里高利圣咏中最富特征的旋律不仅长久地保存在中世纪作曲家的创作中，而且还保存在后来许多世纪的作曲家的创作中。我们在巴赫、莫扎特等人的作品中可以听到这些旋律，如莫扎特的《朱庇特交响曲》、李斯特的《死之舞》，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第5乐章、圣·桑的附有管风琴和钢琴的《 C小调第三交响曲》、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钢琴和管弦乐曲《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流传至今的许多乐曲，如小步舞曲、军队进行曲，以及奏鸣曲第一乐章 等，都是由格列高利圣咏扩展而成。而产生在基督教背景下的复音音乐就是由两个或更多互相独立的声部构成的音乐。这种音乐的产生，标志著西方音乐前进了一大步。复音音乐出现在中世纪基督教的背景之下，是由格列高利圣咏发展而成，其音乐家都是天主教会的僧侣。

格里高利一世的主教观

教宗使用“天主众仆之仆”名号的历史始于格里高利一世。传统观点认为，格里高利启用该名号，是为了与君士坦丁堡教会的“普世牧首”争夺教会首要权。受其影响，对“天主众仆之仆”的研究长期围绕这场名号之争展开。经考证，格里高利一世在就任教宗伊始就可能经常使用“天主众仆之仆”名号，早于“普世牧首”之争。“天主众仆之仆”名号是4—6世纪修道文化影响教会的产物。格里高利一世是修道士出身的教宗，采用该名号，是对其特有的“修士—主教/教宗”主教观的表达，与争夺教会首要权无关。格里高利一世对教会首要权的理解也与罗马教会传统的教会首要权理论不尽相同。随着中世纪教宗制的发展，“天主众仆之仆”成为体现教宗在大公教会中最高权威的专属名号，其内涵与格里高利一世笔下的“天主众仆之仆”业已分道。

“天主众仆之仆”（Servus servorum Dei）是教宗（papa）的一个常用名号。教宗完整的头衔是：“罗马主教、耶稣基督之代表、宗徒长之后继者、普世教会最高教长、意大利首席主教、罗马教省总主教及都主教，梵蒂冈国家元首，天主众仆之仆”。这个完整的名号仅出现在梵蒂冈出版的《宗座年鉴》，在实际使用时，教宗往往根据场合而有所取舍。与“元首”、“最高教长”等明确表明身份、地位与权威的名号相比，“天主众仆之仆”呈现的谦卑色彩，似乎显示它是一个自谦之号，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在现在的天主教会中，“天主众仆之仆”是教宗的专属称谓，仅用作教宗自称。其次，该名号是教宗诏书固定格式的组成部分。诏书（Bulla）是教宗发出的信函，是教会法最重要的来源。在诏书中，教宗名讳与“主教，天主众仆之仆”的字样以大于正文的字体出现在全文起始，有时还加以彩色勾绘，甚至独占一行，是教宗诏书醒目的标志性抬头。因此，“天主众仆之仆”这个貌似谦卑的名号，实质上也是教宗权威的象征。

“天主众仆之仆”名号的使用，常常会追溯到格里高利一世（Gregorius I， 590—604年在位）。现代历史研究中，格里高利一世被冠以“中世纪教宗制之父”的头衔，许多带有中世纪特点的教宗制度，都曾溯源到他，诸如：将教宗制打造成为一种现世的半君主制；有意识地将罗马教会的发展重点转向欧洲西部的诸蛮族王国；建立教廷管理机构；等等。然而，晚近研究已经不再支持这样的理论。事实上，格里高利一世虽然认为教宗地位高于其他主教，但并未主张教宗应当拥有诏令其他主教的权力。他以“天主众仆之仆”作为书信落款时，这个名号尚是主教的自称，并非教宗专用。然而，伴随着中世纪教宗制的发展，“天主众仆之仆”被等同于“所有教会之首”（caput omnium ecclesiarum），成为彰显教宗在整个教会中最高权威的符号，并被沿用至今。实际上，“天主众仆之仆”是格里高利在上任时的自冠；“所有教会之首”则是皇帝弗卡斯（Phocas，602—610年在位）为平息罗马与君士坦丁堡教会之间的“普世牧首”之争，而给予教宗博尼法斯三世（Bonifacius III，607年在位）的恩准。从相关研究来看，对于“天主众仆之仆”名号的研究大多以“普世牧首”之争为观察视域，这使得该名号成为探讨格里高利一世的主教观、教会首要权理论等重要思想的中心概念之一；与此同时，受观察视域的局限，围绕该名号展开的讨论，往往带有一定的先入之见，从而对客观认识格里高利一世的宗教思想及相关史事产生不利影响。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天主众仆之仆”名号的启用经纬进行考证，以期从源头上为相关研究理清脉络。

一、“名号之争”的历史建构

从叙史传统上看，史家们多将“天主众仆之仆”与“普世牧首”理解为一组对立的名号，认为格里高利一世启用“天主众仆之仆”的名号，是为了反击“普世牧首”对教宗首要地位的挑战。这种认识可以追溯到九世纪的罗马教会。受教宗约翰八世（872—882年在位）指派，执事约翰（Johannes Hymonides，876—882年间卒）撰写《圣徒大格里高利传》，将格里高利塑造为以打造“圣教会”为己任的“基督战士”（athleta Christi）。“天主众仆之仆”名号的启用经纬，是该书列举的一个例证：

针对君士坦丁堡主教约翰此前无礼地篡用傲慢的普世名号，他按照此前教宗们的惯例，下达最严厉的警告，予以批驳；他还开教宗之先河，十分谦卑地自称“天主众仆之仆”，写在书信的开头，且在此后的所有文书中，全部以此谦卑的方式书写。这一低调的教宗体例，为其后的罗马圣教会沿用，形成传统，保留至今。

尽管在《圣徒大格里高利传》之前，已经有数部格里高利一世的传记流布于世，但它们无一提及“天主众仆之仆”。执事约翰对该名号启用经纬的表述，不仅点明了其作为教宗自号的成例乃出于格里高利一世的“创作”，亦说明这一“创作”的背景或原因是罗马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的权力之争。

所谓“普世牧首”之争，是格里高利一世在任时期东西教会之间爆发的最大冲突，导火索是一桩异端仲裁案。查尔西顿教会的司铎约翰与伊萨利亚地区（Isauria）的部分修道士被君士坦丁堡教会判定为异端。他们上诉罗马教廷，控告君士坦丁堡教会在审讯中使用暴力，强迫涉案人员进行信仰告解。君士坦丁堡主教约翰四世（582—595年在位）认定此乃君士坦丁堡牧首辖区内部事务，拒绝教宗干预。593年，在双方书信交涉中，君士坦丁堡主教使用了“普世牧首”的名号。执事约翰所说的“下达最严厉的警告”则是595年6月格里高利向皇帝、皇后、君士坦丁堡主教、亚历山大主教与安条克主教发出一系列信函，指出“普世牧首”实为自诩“唯一主教”（solus episcopus），要求君士坦丁堡主教终止此名号的使用。其间，格里高利一世拒绝与约翰通讯，并一度中断罗马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团契。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直到格里高利去世之后的607年，才告一段落。

倘若如执事约翰所言，格里高利自称“天主众仆之仆”，是为针对“普世牧首”，那么这个名号的启用就成为教宗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约翰自称“普世牧首”，挑战罗马主教首要权；格里高利为维护教宗权威，同样通过自冠名号的方式予以还击。按照这个逻辑，“天主众仆之仆”名号的启用，是格里高利一世用来争夺整个大公教会最高权威的一种手段。

事实上，长久以来，教宗制的研究者倾向于接受上述逻辑。他们认为，格里高利以谦卑之名行夺权之实，因而在评述此段历史时，常语带嘲讽。例如：施梅芬尼指出，后世往往囿于格里高利的修道士出身，认为自称“天主众仆之仆”必然是出于谦卑的美德，实际上，他乘势制造出一个貌似谦卑的头衔，恰为表达自己作为教宗拥有的高高在上的地位。厄尔曼在《中世纪教宗制简史》中评论道：“天主众仆之仆”貌似谦恭，实则是以自己的“谦卑”反衬对手的“傲慢”，最终达到“抬高教宗地位”的目的。厄尔曼将格里高利塑造为“欧洲之父”，认为格里高利一世为摆脱拜占庭的束缚、实现教宗至高权威，刻意安排这场“普世牧首”之争，只为名正言顺地与君士坦丁堡主教约翰决裂。

需要注意的是，教宗制研究的一个核心主题是，教宗权威如何由早期的主教权限发展为中世纪盛期以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为代表的教宗至上的权力——这种权力既包括教宗国的统治权，也包括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最高管辖权（jurisdiction）。格里高利一世留下丰富的史料，其教宗任期又恰好属于古代向中世纪的转折时期，于是成为研究者容易追溯到的源头。在这种研究语境下，格里高利一世与君士坦丁堡主教的种种矛盾，以及此后他派人前往不列颠传教并与蛮族诸王国频繁通讯，被解释为教宗工作重点的战略转向：由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地中海转向西部诸蛮族王国。这个战略转向，被认为是中世纪教宗制发展的关键步骤。在探讨权力机制建设的话语框架下，格里高利一世启用“天主众仆之仆”名号，很容易被解读为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

与教宗制研究者不同，教会史家不仅否认“天主众仆之仆”名号的启用是政治斗争的手段，甚至认为“普世牧首”之争并非权力之争。达让和马库斯认为，“天主众仆之仆”与“普世牧首”体现了两种品质——谦卑与傲慢的对立，名号之争的本质是两种牧灵观与教会观的冲突。斯爵认为，君士坦丁堡主教自冠“普世牧首”的行为已涉及教会生活之根本，关系到如何界定属灵的生活与行为，而这对格里高利一世而言是根本性问题。“普世牧首”否定了“天主众仆之仆”对上述问题的设定。因此，斯爵将“普世牧首”之争定性为“文化战役”。

与教宗制研究者相比，教会史家的研究重点是两个名号代表的教会观的对立，对于他们而言，相关的历史背景则似乎无足轻重——马库斯甚至表示，选用“天主众仆之仆”名号的动机，是否确为针对君士坦丁堡主教，其实并不重要。但是，强调两个名号在观念上的对立，并不能消解“天主众仆之仆”被用作争权夺利手段的可能。倘若“天主众仆之仆”确为教宗对同僚的反制，那么世俗的逻辑通常难以推演出格里高利一世此举的“善意”。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教宗制研究者还是教会史研究者，他们均将考察的前提设定为“天主众仆之仆”与“普世牧首”是一组对立的概念，而他们的区别仅仅是这种对立关系所在的场域——现实政治或思想观念。那么，一个需要首先澄清的问题是，“普世牧首”之争是否对格里高利启用名号造成影响？在时间轴上，格里高利一世启用“天主众仆之仆”名号与“普世牧首”之争的发生，究竟孰先孰后？

二、“天主众仆之仆”名号的使用情况

按照执事约翰的记述，格里高利一世就任教宗之后不久，“普世牧首”之争爆发，于是他自称“天主众仆之仆”，并且在此后的“所有文书中，全部以此谦卑的方式书写”。对于这一记载，需要结合格里高利一世作品的存留状况及其流传历史来进行分析和考辨。

格里高利一世存世的作品共有七部：《书信录》收录了他任教宗十四年间的部分书信，共14卷850封；解经巨篇《约伯道德书》（Moralia in Iob）；解经残卷《雅歌释义》（Expositio in Canticum Canticorum），写给牧灵者的指导手册《牧灵规章》（Regula Pastoralis）；对话体的圣徒传《对话录》（Dialogues）以及两部解经布道集《福音书布道辞》（Homiliae in Evangelia）与《厄则克耳书布道辞》（Homiliae in Hiezechielem Prophetam）。“天主众仆之仆”这一名号从未在格里高利一世任何作品的正文中出现，它仅以名号的形式，置于信端。拉丁文书信的信端，相当于现代英文中信头（heading）与称呼（salutation）的结合。例如：《约伯道德书》的附函，信端为“致可敬且神圣的兄弟，同为主教的雷昂达，格里高利，天主众仆之仆”。信端既包含了写信人格里高利与收信人雷昂达的名字与身份，也完成了写信人对收信人的称呼。现存的格里高利一世的书信中，载有“天主众仆之仆”名号的书信共有18封，这些书信按照出处可分为两类。

一是作品附函。作品附函是书信中较为特殊的一种，内容主要是对相应作品的介绍。附函内容长短不一，但重要性并不亚于作品本身。无论古时手稿誊抄，还是现代文献编订，都将它们置于正文之前。格里高利一世的上述著述中，除《书信录》、《雅歌释义》与《对话录》之外，其他四部作品各有一篇附函。其中，《牧灵规章·附函》（591年1月）仅署名“格里高利”而未带任何表示职位的名号，其余3封——《福音书布道辞·附函》（593年中）、《约伯道德书·附函》（595年7月）与《厄则克耳书布道辞·附函》（601—602年）均署有“天主众仆之仆”名号。

二是日常书信。现存的格里高利一世书信逾850封，大多收录于《书信录》。然而，《书信录》却显示该名号的使用频率很低。现在通行的拉丁文点校本——诺伯格的编订本中，“天主众仆之仆”名号共出现15次，这与前述执事约翰“所有文书中，全部以此谦卑的方式书写”的记载似乎大相径庭。对此，米涅在编订《书信录》时（19世纪），曾在前言中加以解释，但其说法前后矛盾：一方面，米涅相信约翰的记载，推测信端在古代手稿誊抄中被省略；另一方面，他又怀疑约翰的记载出于后世篡改，因而判断格里高利一世启用名号是为反击君士坦丁堡主教的说法不可信。在诺伯格的编订本中，“天主众仆之仆”首次出现于《书信1.41》（591年4月）；第二次出现，已在“普世牧首”之争发生以后的《书信5.53》（595年7月）。因此，梅恩道夫提出，“天主众仆之仆”成为格里高利的惯用名号，在时间上远远晚于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两地教会的冲突。西埃齐安斯基在系统梳理教会史关于教会首要权问题的讨论与冲突后指出，在“普世牧首”之争爆发后，格里高利“越来越多地自称‘天主众仆之仆’，目的是让约翰自感羞愧”。

笔者认为，疏解《书信录》中“天主众仆之仆”使用频率与约翰记述之间的矛盾，需要充分考虑到《书信录》的成书历史及其收录书信的来源问题。

格里高利一世在教宗任期内发出的书信可能多达两万封，其在世时，每年都对书信进行拣选。经过甄选的书信按照任职年份分为14大卷，保存在拉特兰的教宗档案室，被称为拉特兰的书信母版（Registrum Lateranense），又称L集。但L集在9世纪下半叶损毁。现存的格里高利一世书信，绝大多数转抄自L集。诺伯格编订本所收信件的来源可分为两类。

其一，来源于8世纪末教宗档案室从L集中选抄而成的R、P、C三集，这三集收录的书信全部省略信端。

其二，R、P、C三集以外的书信。一是收录自比德《英吉利教会史》（Bertram Colgrave本）的7封书信，它们由伦敦教会的司铎抄录于罗马教廷，且抄录时间不晚于715年，可知这7封书信是直接抄写自L集。其中有5封（6.52、6.53、11.39、11.45、11.56）署有“天主众仆之仆”。需要注意的是，比德收录的7封书信全部见于R集，但R集中的信件已不见信端，比德收录的书信中6封仍保留了信端。二是收录自《西班牙教规集》（Collectio Canonum Hispana，即H集）的6封（1.41，5.53，9.228-230，附录1）。三是来自高卢地区的两部手稿集——沙尔特集（Collectio Carnotensis，8世纪）与伯尔尼集（Collectio Bernensis，约727年）——共同保有的2封书信（9.214，9.219）。四是罗马圣保罗教堂的碑文1篇（14.14）。五是转引自教宗格里高利九世（1227—1241年在位）1240年教令的1封（附录2）。R、P、C集以外的信件共计17封，其中15封署有“天主众仆之仆”名号。

综合分析作品附函和《书信录》的情况，我们可以获知如下信息：其一，现存书信中非R、P、C集来源的书信（含4封作品附函）共计21封，其中18封署有“天主众仆之仆”名号。其二，R、P、C集在抄录时略去了信端。这至少说明，目前《书信录》中“天主众仆之仆”名号的低出现率与执事约翰所谓“所有文书中，全部以此谦卑的方式书写”之间的矛盾未必不可解释。换言之，格里高利一世任内频繁使用该名号的可能性至少到目前为止是不能被完全推翻的。

尽管所获分析样本有限，我们仍然可以大致推断“天主众仆之仆”名号的启用与“普世牧首”之争的关系。上述署有名号的书信中，属于格里高利一世第一个任年（590年9月—591年8月）的书信共3封。其中，“附录2”写于590年底，是一封地产转让函，收信人是圣安德鲁修道院的院长及全体修道士；“附录1”写于591年3月16日，收信人是罗马教会的副执事彼得；“书信1.41”写于591年4月，收信人是格里高利的好友、西班牙主教雷昂达（Leander，约534—约601）。591年度保留下来的R、P、C集之外的书信，总计4封。其中，仅《牧灵规章·附函》一封未署此名号。由此可见，格里高利初任教宗之时就已启用“天主众仆之仆”的名号；而从收信人身份各异这一点来看，在启用之初，该名号的使用可能已属频繁，而此时距“普世牧首”之争爆发尚有近两年时间。可见，所谓在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两地教会交恶之后，格里高利一世越来越多地以“天主众仆之仆”自称的说法，并无史料依据。

三、“天主众仆之仆”名号的启用经纬

如上所述，“天主众仆之仆”名号的启用与“普世牧首”之争关系不大，然而根据我们对格里高利一世书信的考证，他在就任教宗之后，确有可能频繁地使用“天主众仆之仆”名号，那么这一举动是否含有某种深意？参读他同期写下的书信与作品，尤其是《牧首函》、《牧灵规章》和《约伯道德书》，不难发现，在上任伊始，格里高利一世对自己承担的职务有深入思考，但其关注点并非教宗在整个教会中的特殊地位，而是主教作为所在教会的统领，应当如何牧灵，以及修道与牧灵之间的关系。

“天主众仆之仆”并非格里高利原创，最早将其作为名号使用的，是希波的主教奥古斯丁（Augustinus， 354—430年）。奥古斯丁传世的书信很多，但这个名号一共只出现过两次，远称不上常用。最早以它为常用名号的，是北非主教富尔根蒂乌斯（Fulgentius，约467—532年）。现存他的所有书信，均以“基督众仆之仆”（Servorum Christi Famulus）自称。富尔根蒂乌斯出身贵族，年轻时曾担任地方税官（procurator），但在上任不久，放弃仕途和财产，出家修行，后进入教会成为主教。格里高利一世的经历与其极为相似。在学术研究中，类似富尔根蒂乌斯这样出身修道士，且在当上主教后仍坚持修道生活的人，被称为“修士—主教”。

“修士—主教”是4—6世纪罗马社会基督教化过程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在早期基督教会中，主教与修道士属于两种不同的群体。主教是宗徒的继承者，肩负传教的使命，承担施行洗礼与训导的职责。这种职责，要求他们生活在信众之中。早期修道传统则强调修行者需远离人群，免受尘世碍染。4—6世纪，基督教会在自身的文化重塑中，接纳并推崇修道文化，为“修士—主教”的出现提供了土壤。这种文化重塑，是4世纪基督教会社会身份急剧变化的产物。在313年皇帝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之前，基督教是一个受到帝国迫害的教派；君士坦丁皈依之后，基督教会获得帝国扶持；380年，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合法宗教。原本以殉道为光荣的教会文化，已经不再适合时代需要。但是殉道的事迹依旧鲜活地存在于基督徒的历史记忆中。新的状况要求基督教会在继承殉道士文化的基础上，打造符合其帝国宗教新身份的宗教文化。后殉道士时代的需要，让修道文化走出荒漠。4世纪开始，基督教由尊崇殉道士，逐渐转变为尊崇修道的圣人。伴随这种转变，享有圣洁之名的修道士得以进入教阶，担任要职。罗马帝国东西部先后涌现一批修道士出身的主教。5世纪下半叶的帝国东部，“修士—主教”更是成为常态。

“修士—主教”不仅将斋戒、节欲、守夜、诵经、祷告、默观等修道生活方式带入教会，这些修道活动也成为他们的权威基础。按照基督教传统，主教的权威由圣职所赋予。修道文化则以圣洁为尊。圣洁是“修士—主教”虔诚的标志，也是他们主教权威的一个重要基础。早期的“修士—主教”往往以圣洁著称。习惯自称“天主众仆之仆”的富尔根蒂乌斯和格里高利一世均属此例。他们都以虔诚闻名：他们在修道生活的感召下出家，执着于修道，成为主教是无奈之举。他们认为，因自己修道的属善生活，而获得信众拥立，所以他们要以推广修道生活为己任。他们走出修道院，放弃全心修道的生活而成为主教，承担牧灵的责任：这是他们作为“天主的仆人”，以牺牲自己的意志服从上主的意志，本身就是谦卑的示范。谦卑，是修道士进入教阶的逻辑，是他们虔诚的标志，也是他们在教会中的一个重要权威基础。名号“天主众仆之仆”高度概括了这个逻辑。

有学者认为，格里高利一世的“天主众仆之仆”传承自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以此名号传递出一种质朴的教会观，格里高利对名号的沿用代表了对这一教会观念的继承。实际上，奥古斯丁使用的名号形式较为复杂，是“主教，基督之仆，并在基督之中，他的众仆之仆”。格里高利的自称则十分简要，或者用“主教，天主众仆之仆”，或者仅仅使用“天主众仆之仆”。在形式上，格里高利的用法其实与富尔根蒂乌斯的自称更为接近。奥古斯丁的长自称与格里高利的短名号的最大区别是，前者在“主教”之后添加了“基督之仆”的字样。奥古斯丁以此强调，他虽然身为主教，是教会的统领，却与其他信众一样，都是基督的仆人。仆人以谦卑之心侍奉主人。主教与其他信徒一样，都需要奉行谦卑的美德，并且主教作为众仆的仆人，应当比普通信众更加力行谦卑。奥古斯丁的名号突出主教与普通信众作为基督徒的共同身份，传递的是等级制下的教会领导人对平等的认知。“众仆之仆”表达的谦卑主张，是奥古斯丁对等级制作出的一种平衡。格里高利的教会观念中并不需要此种平衡。主教的工作是牧灵，牧灵是“艺术中的艺术”（ars artium），只有经历刻苦修行且已经获得成就者，才有资格当主教。“修士—主教”出于悲悯之心，放弃令人心悦的默观生活，去引导信众过善的生活。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俯就”（condescensio）。在牧灵方面，“修士—主教”理当在教会中享有绝对权威。然而，这并不削弱“天主众仆之仆”对主教奉行谦卑的要求。相反，修道文化对圣洁的推崇，转化成为名号对谦卑的进一步强调。格里高利一世尊奉谦卑为最高道德，称其为“德之师、德之母”。谦卑成为人真正皈依基督的标志，是灵魂之师必备的根本品质。

格里高利与奥古斯丁在教会观念上的微妙差异，集中体现在“天主众仆之仆”的重要组成部分——“天主之仆”的语义变迁上。从奥古斯丁到格里高利一世的两百年间，是基督教世界由古代向中世纪的过渡期，是基督教会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天主之仆”是一个表示虔敬观念的语汇。教会自身的变化孕育了虔敬观念的改变，带来“天主之仆”涵义的变化。

奥古斯丁生活在4世纪下半叶至5世纪上半叶。这是一个多种宗教与哲学思想共存的时代。基督徒可以自主选择是否加入教会。“异教”的存在与“异端”的涌现，既令基督徒有危机感，也同时给他们提供了通过与上述二者对抗来证明并坚贞信仰的机会。在这种环境之下，信仰坚贞不动摇即为精英。普通基督徒与基督教精英的差距并不大。洛克对奥古斯丁“天主之仆”用法的考证，印证了这种状况。奥古斯丁文献中的“天主之仆”有三种指代对象：所有基督徒，基督教精英，修道士。洛克的考证还显示，奥古斯丁的后期文献中，“天主之仆”更多地用于指代基督教精英与修道士。

根据笔者对格里高利文献中“天主之仆”一词的考证，格里高利的“天主之仆”仅剩下两种指代对象：传教的圣人/“修士—主教”和修道士。第一种用法主要见于《约伯道德书》。此书以格里高利修道生活中的个人体验为基础，阐释如何成为真正的基督徒。这部讲经集的主人公——“天主之仆”约伯是基督徒理想的化身。“天主之仆”指代理想的基督徒——布道的圣人。这在《书信录》中体现为以“天主之仆”褒奖“修士—主教”，格里高利称赞他们是既服务教会又坚持修道的典范。“修士—主教”是在现实世界中布道的圣人。第二种用法在格里高利的作品中很常见，并且在指称修道士时，格里高利甚少使用“修道士”一词，多以“天主之仆”相称。比较格里高利笔下上述两种“天主之仆”，不难发现，“修士—主教”与虔诚的修道士，都需要过修道生活。按照格里高利的标准，他们都是以修道生活实现皈依的真正的基督徒。这种使用，符合格里高利时期的教会状况。此时，基督教被确立为唯一合法宗教已有两个世纪，人们自出生就接受洗礼，教会鱼龙混杂，教会与社会不再有明确区分，基督徒无法从教会之外获得参照。像格里高利这样的基督教精英，追求一种强调个人内心转变，且带有强烈宗教性与道德色彩的修道文化。“天主之仆”的语义变迁说明，修道文化对教会的渗透，早在奥古斯丁时期就已经开始；到格里高利时期，修道已经成为精英的身份象征。

当带有嘉许色彩的“天主之仆”成为修道者的专用称谓，“天主众仆之仆”的涵义也悄然改变。格里高利曾说：“我当是所有司铎之仆（cunctorum sacerdotum seruus），前提是他们需得活得有司铎的样子。”“天主众仆之仆”与“所有司铎之仆”异曲同工。按照这个逻辑，“天主众仆之仆”只有在面对真正皈依的基督徒之时，才需要秉持仆人的谦卑。换言之，教宗的谦卑是有前提的，即对方是真正的基督徒；反之，面对不够虔诚的人，他需要展现的不是谦卑而是权威。

在格里高利看来，权威与谦卑并非相互对立，谦卑与权威是主教职能的两个方面。教会圣职赋予主教权威，是主教管理教会的依据。这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恩德的差异。这种差异要求教会内部要有等级，有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分。格里高利完全接受教会等级观，认为主教位于教会权力机构顶端，施行管理与惩治。与此同时，因为平等是人的本质属性，这要求教会内部可以有分工的区别而无地位的高下，教会应是一个以多样性为基础的平等联合体。主教行使权威，拯救灵魂，是服侍上主；主教践行谦卑，示范谦卑，同样是服侍上主。由于二者在本质属性上一致，主教可以在上述两个系统之间实现随时切换。切换的关键，取决于信徒的善恶。对“天主之仆”，主教以平等心相待，与之谦卑共处；“对罪人之过”，主教则需“秉持正义之热忱，刚正不阿”，“在位者管制的是恶，而非兄弟”。格里高利要打造的是一个高度道德化的教会管理模式，完全模糊了教会与修道院的边界。主教与修道院院长一样，身兼道德楷模与授业恩师的双重职能，以言行感化并以律令教牧信众。在这种文化之下，主教对谦卑的践行，不仅是一种示范，实际上也要求信众谦卑地服从权威。

综上所述，探寻格里高利一世在就任教宗以后使用“天主众仆之仆”这一名号的内在含义，既需要结合基督教会发展的历史背景，特别是“修士—主教”现象为主教权威基础带来的变化，梳理这一概念的生成和发展史，也要充分考虑就任教宗前后，格里高利一世的教会和主教观。格里高利一世使用“天主众仆之仆”作为名号，实则展现了他对主教职务内涵的理解——正如他在《牧首函》中引用的保罗经句：“我们只是因为基督的缘故作了你们的奴仆”，这或许是对其“天主众仆之仆”观念的最佳备注。

四、格里高利一世的教会首要权理论

格里高利一世是罗马教会历史上第一位出身修道士的教宗，与此同时，他也将“天主众仆之仆”名号带入罗马教会。但是，如前所述，当时这个名号是主教的自称，即便格里高利一世升任教宗以后，这一称号也并未成为教宗专属名号。自中世纪至今，“天主众仆之仆”却被用作教宗的权威符号，表示教宗在教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的理解，不仅偏离了格里高利一世对“天主众仆之仆”名号的理解及使用意图，也有悖于他对教会首要权的界定。

中世纪的神学家与法学家在缔造教宗在基督教世界中的最高权威时，经常引用格里高利一世的文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必然是罗马主教首要权的捍卫者。事实上，在后世的教会首要权论争中，格里高利一世成为各种教派为自己辩护时“诉诸权威”的对象。这也反映了格里高利一世思想的复杂性。实际上，格里高利一世认为教会中存在首要权，但他所谓的首要权，既不同于东部教会认同的罗马主教首要地位，也不同于罗马教会主张的罗马主教首要权。

教会首要权的拉丁文“primatus”，本意是“首要”，以“primus”（第一、首先）为词根。这个词语代指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使用主体中，具有不同的内涵。关于“首要”，存在东西教会各自表述的现象。即使在罗马教会内部，从古代到中世纪，“首要”的涵义也呈现出明显的变化过程。中文常将它笼统地翻译为“首要/首席地位”或者“首要/首席权”，对“地位”与“权力”不加区分，不利于探讨早期教宗制的发展。事实上，罗马教会的教会首要权观念在教宗制形成之初经历过一个质的变化：由荣誉性的“首要地位”转变为主张治权的“首要权”。这个过程，在格里高利一世上任教宗之前就已经完成。

罗马主教首要地位，即罗马主教具有高于其他主教的地位与威望，在325年尼西亚公会议上就已经获得肯定。早期教会中奉行宗徒传承的原则，无论是罗马帝国西部的拉丁语教会，还是帝国东部的希腊语教会，都承认罗马主教在整个教会中具有首要地位。在当时，这种优越仅停留在精神层面。在法理上，罗马主教对其都主教辖区外的主教尚不具备约束力。罗马教会对首要权的主张与将首要权法理化的举动出现在4世纪后期至5世纪末。在此期间，罗马教会的地位受到不断提升的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威胁。一方面，罗马城在帝国中的地位日渐下降。4世纪下半叶，罗马城已经失去首都职能，甚少有皇帝踏足罗马，帝国西部的政治中心转移至拉文纳。另一方面，君士坦丁堡主教得到皇帝扶持。皇帝与东部教会坚持认为，罗马教会的首要地位，来自于罗马城作为罗马帝国旧都的特殊地位；基于教会权威与帝国行政权威相匹配的原则，“新罗马”——君士坦丁堡的教会当享有与其帝国都城相应的崇高地位。面对这种威胁，罗马教会发展了一系列理论，通过神学构建，将首要地位转化为教会内的最高权威。这种权威借助习惯法的力量，成为受到制度维护的治权。首要地位最终转变为首要权。

格里高利一世时期，罗马教会对首要权的主张主要体现为仲裁权，即当其他教会出现教义分歧并上诉至罗马时，教宗有权进行仲裁。这种仲裁权主张的理论依据是“三宗座论”。三宗座论最初于382年由达马苏一世针对381年君士坦丁堡公会议决议提出，451年经利奥一世批驳查尔西顿公会议第28条决议奠定法理基础。它的基本内容是：罗马、亚历山大与安条克三个教会皆为宗座，即传承自宗徒彼得的主教之座，他们在整个教会中分居第一、二、三的位置。据此，罗马主教——教宗，因其宗座最接近宗徒彼得而得以在整个教会中享有最高权威。教宗的仲裁权，曾经在5世纪得到皇帝和部分东部教会的支持，到格里高利一世时期，已经成为罗马教会中“古已有之”的传统。皇帝一度接受教宗享有高于其他主教的权威，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统治帝国的需要。5世纪时，包括罗马在内的帝国广大西部疆域遭到蛮族入侵，皇帝希望通过扶持教宗来笼络蛮族占领之下的西部教会。东部的一些神职人员，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罗马教会的仲裁，希望以此抗拒皇帝对教会的直接干预。部分不服上级教会或所在教会判罚的主教、教士与修道士也向罗马寻求援助。在此背景下，5世纪末，杰拉斯一世进一步扩大首要权的法理依据，不仅诉诸圣经与彼得权威，还依据保罗在罗马殉道的历史，将教宗界定为正统基督教教义的捍卫者。著名的“杰拉斯教令”强调罗马主教的权威高于其他所有主教，在此基础上颁布了教会典籍与禁书名册。

格里高利继承了部分罗马教会传统。他相信，罗马教会作为彼得之座，享有仲裁权，有权就教义问题受理其他教会提起的申诉并进行仲裁。《书信录》显示，格里高利一世在罗马教会直属辖区外，以受理地方上诉的方式数度行使首要权，对当地教会进行干预。作为普世牧首之争导火索的593年异端裁判案即属此类。涉案人员所在教会隶属君士坦丁堡牧首辖区。这些神职人员被君士坦丁堡教会裁定为异端，遂向罗马上诉。受理上诉，进行质询，这种行为本身足以说明格里高利对教宗享有首要权的坚持。在这一点上，他与前任教宗们立场一致。

但是，在首要权的法理依据与继承者问题上，格里高利明显背离罗马教会的传统。格里高利的教会首要权完全建立在彼得的特殊权威之上，并不涉及宗徒保罗。他指出，教会中有数位宗徒，但是，唯有彼得是宗徒之首，教会首要权只是对宗徒之首的继承。格里高利此说，是对传统坚持的教宗因传承自两位主要宗徒而享有独有的特殊权威提出修正，实际上削弱了罗马主教首要权的法理依据。

格里高利的另一个新主张则是“三一宗座论”。他提出，彼得权威不为罗马教会独享：

宗座之首的座席，是一个，却分在三地。这宗座由圣彼得亲自升起，他认定值得在此地静修并终其余生；这宗座为他本人所喜，故派弟子前往此地传福音；这宗座由他亲自加强，尽管后来离开，却已在此地主持了七年。

罗马、亚历山大与安条克三地的主教座席，实为一个宗座。罗马教会由彼得亲自建立；亚历山大深得彼得喜爱，因而他派遣弟子马可前往建立教会；安条克是彼得驻留七年之地，当地教会经由彼得确立。三地教会都因与彼得的因缘而得以建立，共享基于彼得作为宗座之首的权威。与“三宗座论”不同的是，格里高利认为，三种因缘，不分高下，不论次第。在此，格里高利以基督教三位一体的逻辑，将传统中位居第二、第三的亚历山大教会与安条克教会抬升到与罗马比肩的地位。这三个宗座，在建立的时间上有先后之分，但是相互之间却并非派生关系；它们都由圣彼得建立，在其后的教会中，通过彼得的继任者，由彼得亲自坐于宗座上。因而，三地教会完全同质。与罗马教会传统的“三宗座论”相比，格里高利的宗座认识可称为“三一宗座论”。

格里高利一世的上述首要权理论，是他在597年7月写给亚历山大主教欧罗基乌斯（Eulogius，580—608年在位）的书信中提出的。这是格里高利任期内唯一一次系统阐释教会首要权。596年7月，格利高里也曾表达过类似的共融的宗座观。他在给欧罗基乌斯的信中，提到罗马之座与亚历山大之座紧密相连，因为彼得与马可是师徒，藉由这二者的合一（unitas），两地教会实为一体。罗马主教与亚历山大主教不分彼此，罗马主教主持着亚历山大教会，亚历山大主教同样主持着罗马教会。598年7月，亚历山大主教向格里高利一世表示，“奉您之命”（sicut iussistis），不使用“普世牧首”；格里高利则回复，不可以使用“命令”这个词：“因为我知道我是谁，您是谁；在职位上，您是我弟兄；在德性上，您是我之父。”

格里高利提出首要权理论，以及数次表达三宗座共融的观点，均晚于“普世牧首”之争。它们都是罗马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对抗之下的产物。这样的主张，难免有博弈之术的嫌疑。然而，促使格里高利思考教会首要权，令他开始强调教会权威的宗座属性，恰恰正是“普世牧首”之争。在此之前，格里高利并不特别强调他的宗座权威。《书信录》中，将罗马教会与彼得作关联的案例不多，且往往是在赠送彼得圣物时，提到圣物的所有者彼得是宗徒之首。只有在针对传统上曾经是罗马教会的势力范围，但彼时已经摆脱或正在力图摆脱罗马影响的地区时，格里高利会动用“宗座”（sedes apostola）字样，甚至诉诸“圣彼得，宗徒之首”的权威。这种情况，在“普世牧首”之争发生之前，仅有两例，分别针对努米底亚教区（Numidia）与巴尔干地区的大查士丁尼亚教会（Prima Justiniana）。上述诉诸宗座权威的个案，均未涉及亚历山大与安条克两大宗座所辖教会。对于亚历山大与安条克两地牧首，格里高利始终礼敬有加。格里高利在“普世牧首”之争发生以前的行为，未见有违后来提出的教会首要权理论。因而格里高利的教会首要权理论可以自洽。

格利高里理解的教会首要权只是一种仲裁权。在实践上，它仅限于因教义争议而上诉至宗座的个案，在格里高利的教会观念中，主教是所在教会团体的权威，他们凭借自己的布道与示范引领他们管辖的信众，如同点亮夜空的群星。教会首要权是维护基督教会教义正确的一种纠正制度，并不以牺牲单个主教权威为代价。相对于当时已有的罗马教会传统，它削弱了对教宗权威的主张。不仅如此，格里高利关于教会首要权的理论，还向东部两大宗座让渡了原本为罗马主教独有的彼得权威。这种理论，或许是他应对强大皇权支持下的教会新贵的无奈之举。但是，它表达了教会最高权威“同僚间的平等与共享”（collegiate）。这种观念，与5世纪以来罗马教会内部一路攀升的罗马主教首要权的理论背道而驰，亦与607年教宗博尼法斯三世为罗马教会争取来的“所有教会之首”相去甚远。

余论：一个权威符号的形成

格里高利一世理解的“教宗”权威，与中世纪教会实际形成的教宗权威有着质的不同。他对自己的定位，并没有超过传统意义上的“罗马主教”。格里高利固然认同彼得之座的继承者在整个大公教会拥有高于其他主教的威望，并因此拥有仲裁教义争议的权力，但是他对罗马主教首要权的主张，明显弱于罗马教会传统。格里高利认为彼得之座的权威为罗马、亚历山大与安条克三地主教共有。不仅如此，格里高利一世主张的教会首要权不是行政权力，而是“本体性”（ontological）或者“圣事性”（sacramental）权威。在现实层面，它仅体现为宗座维护教义正统性的责任。

格里高利时期，“天主众仆之仆”是主教的代名词。格里高利将名号带入了罗马教会。后世将它理解为所有教会之首，作为格里高利对罗马主教首要权的主张。这既不符合他较为共融的教会观，也有悖于他选用名号的初衷。“天主众仆之仆”承载着“修士—主教（教宗）”的教会理想，传递了有别于罗马教会传统的主教观。同期的书信、著述与布道辞表明，格里高利有整肃罗马教会的意图。教宗试图重用“修士—主教”，将修道权威纳入教会体系，通过“修士—主教”的言传身教，以修道思想改造教会。格里高利确实重用过大批修道士，并因此遭到教会中许多人的反对。他去世之后，继任教宗萨比尼昂（604—606年在位）复辟传统，“以教士充实教会”。此后几十年中，教士与修道士两派在罗马教会交替掌权。与之相应，“天主众仆之仆”的使用时断时续。而教宗们将它固定为名号的做法，则要到9世纪才开始。

在格里高利过世后的两个世纪中，罗马教会选择将他遗忘。这位被后世冠以“伟大”的教宗，能够再次在罗马获得关注，得益于查理曼的教会改革。受邀主持改革的阿尔昆（Alcuin of York， 约732—804年）来自英格兰教会。面对法兰克人的质疑，他要以所谓正统的“格里高利圣咏”纠正法兰克教会的礼仪制度。8世纪末，查理曼的问询将格里高利重新拉回了罗马人的视线。现存格里高利书信的最主要来源，即省略了“天主众仆之仆”名号的三个抄本集，全部出自这个阶段教宗档案室的誊抄。

加洛林的君王将格里高利奉为圣徒与权威，这促成了9世纪教廷推动的格里高利圣徒崇拜。执事约翰编撰《圣徒大格里高利传》，将“天主众仆之仆”的启用错误地归因为“普世牧首”之争。这一历史重构，反映的是经历过圣像破坏运动与佛提乌分裂（The Photian Schism）之后的东西教会关系。843年，圣像破坏运动结束后，罗马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增强了沟通。但是，佛提乌分裂再次破坏两地教会的关系。这次分裂源于拜占庭皇帝罢免君士坦丁堡主教依纳爵（Ignatius，847—858、867—877年在位），代之以平信徒佛提乌（Photius，858—867、877—886年在位）。依纳爵向教宗求援。863年，教宗尼古拉一世绝罚佛提乌。867年佛提乌对尼古拉施以绝罚。两地教会交恶历时约20年。在双方持续论战中，东西教会的分歧与敌对尤为明显。《教宗列传》中的《尼古拉一世传》的续写部分与《哈德良二世传》对这段历史着墨甚多。戴维斯提出，《尼古拉一世传》续写者与《哈德良二世传》的编撰为同一人，可能正是受约翰八世委派，撰写《圣徒大格里高利传》的执事约翰。在此背景下，重现辉煌的“天主众仆之仆”，已经不再完全属于格里高利一世。此时的教宗们远离了深受修道文化影响的古代晚期的基督教世界，既失去了亚历山大与安条克两大宗座的精神参照，又绑缚着“圣彼得国”的世俗关切，“天主众仆之仆”名号被赋予了新的意涵。

谢选骏指出：格里高利一世是罗马教权的实际创始人，他奠定了西方基督教社会的方方面面，使之从西罗马帝国衰亡的废墟中振作了起来，揭示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史就是基督教会的兴盛史”这个历史的真相。可以说，格里高利一世来得正是时候，因为不久之后，阿拉伯人的狂潮就要袭来了——而罗马教权的确立，正好为此提前做出了准备。与此相比，拜占庭帝国统治之下的牧首，还是更多沿袭了罗马帝国的惯例，因此未能创造更多的奇迹。罗马教权的实际创始人，给中国基督教化也起到了一个可以参考的先例——中国教会不必听从罗马的使唤，就像罗马的基督教会不再听从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指挥。换言之，宗教的中心可以转移，从耶路撒冷到罗马再到拜占庭再到罗马……再到任何一个中国城市，但是圣灵始终如一。

【39、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科学进步】

《<自然>发文：中国大学生两大方面显著退步》（静嘉读书 2024-07-13）报道：

一项发布在《Nature》子刊《自然人类行为》杂志的一项研究引起广泛关注。

这项名为Supertest的测试由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莫斯科国立高等经济学院（HSE University Moscow）、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以及国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印度的合作大学共同发起。

在这项针对俄罗斯、中国、印度和美国工科学生学业表现的大规模研究中，研究人员首次跟踪统计了计算机科学和电子工程专业学生在物理、数学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等方面的进步，并比较4个国家的研究结果。

最后研究人员发现：中国学生在经过大学学习后，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学术技能水平均出现了下降。

01、大学四年中国学生能力全面下降

▍学术成绩

超过3万名本科生参与了这项研究。研究人员收集了来自四个国家的精英大学和大型大学的学生样本，每个国家的学生数量大致相等，该测试对学生们的技能发展进行了3次测量——进入大学时、第二年学习结束时和毕业时。

从研究数据来看，无论是在大学第一年入学时还是第二年末，中国学生的数学和物理成绩在中印俄三国中一直都处于最高水平。但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学生经过大学学习后，数学和物理成绩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出现了退步。

俄罗斯学生的数学和物理成绩低于中国学生，但数学成绩高于印度学生。经过两年的学习，俄罗斯和中国学生之间的差距缩小了，而印度学生在数学方面赶上了俄罗斯学生。

项目的研究员卡尔达诺娃表示：“不同国家的测试都是按照相同的规则进行的，并有经过专门培训的考官进行协助，所有学生都得到了同样的激励措施来参与测试。”

*淡蓝色：第一年入学时水平 *蓝色：第二学年末水平 *红色：技能增进

▍批判性思维能力

这项研究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发现与工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有关。

统计数据显示，在刚刚入学时，中国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与美国学生差距不大，明显高于印度和俄罗斯学生。

但在大学毕业时批判性思维能力显著下降，能力水平被俄罗斯学生反超，而美国学生则在毕业时批判性思维能力有了显著提高，在四国学生中“鹤立鸡群”。

项目研究人员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21世纪，技术变化很快，批判性思维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能力，学生仅仅对学科领域知识掌握牢固是不够的。

▍中国精英大学VS普通大学

更详细的数据还揭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中国精英大学和普通大学的学生能力发展都呈下降趋势。

以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统计来看，中国精英院校学生在入学时评分为1.612，普通大学学生评分为0.741，远高于印度和俄罗斯学生水平。

但在大学四年结束后，中国精英院校学生评分下降为了1.339，能力下降17%。普通大学学生评分更是直接下降为0.234，能力下降68%。

无论是精英大学还是普通大学，大学四年，学生能力都出现了明显下降，两者的区别仅是下降速度快慢而已。如果该项研究证明无误，这对于中国本科教育绝对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02、什么造成了这一可怕趋势？

前段时间，清华大学展出了学霸马冬晗的时间表，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依然保持着高度紧张的应试状态，每天只睡5个小时，其余17个小时基本都在学习。每门功课95分以上，连续三年成绩年级第一，荣获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被选为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

学霸的时间表惊艳了整个网络，但在一片勤奋和自律的赞叹声中，也有一些质疑：清华大学的优秀学生仅仅就是学习成绩好就可以了吗？这跟高中生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十几年过去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还在耳边振聋发聩，但真正的解决办法似乎还远没有到来。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国内名校大学缺乏一种“精英教育”……

哈佛大学以培养全球领袖而著称，让我们看看哈佛学生的时间表，以及哈佛优秀生的辉煌成就。我们会发现，未来精英领袖的成长需要大量的课外活动的滋养，只有专业知识，不去探索自我，不去了解社会，不去思考自己能为社会做些什么，这样的学生未来是无法承担社会精英领袖的重任的。

03、清华和哈佛学生的时间表比较

学习重要还是课外活动重要？

先来看马冬晗的时间表，马冬晗是清华大学精仪系的大三学生，她每天早上6点起床，吃完早饭并锻炼身体后，6：40开始就开始上课和学习，一直到凌晨1点睡觉。除了吃饭和一些杂事儿，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预习、复习各门功课，做作业，背英文单词和练习英语听力。

而下图时间表来自Business Insider,时间表的主人Yehong Zhu是哈佛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生。她的时间表同样忙碌和紧凑，但是内容显然要丰富得多，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学校课程、社团活动和社交生活等等。

作为哈佛学生，Yehong Zhu这学期共有四门课，平均每周上课和学习不超过30小时，她参加了五个社团，平时还有各种各样的朋友聚会……

和清华女生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功课学习上不同，哈佛女生在学习和课外活动上的时间分配差不多，甚至可能课外活动的时间更多。对比来看，清华学霸每天学习17个小时，哈佛女生每天学习5个小时。

哈佛女生为何如此重视课外活动？甚至将课外活动看得比学业更重要？

因为大学是为步入社会做准备的关键阶段。除了学好课堂知识，探索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思考自己未来的人生规划显然更加重要。尤其是像哈佛和清华这样的顶尖学府的精英学生，不仅要探索自己感兴趣和擅长的领域，树立自己的人生理想，还需要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改变世界的人。

忙碌的社课外活动让哈佛女生提前体验了社会，也给予了她丰富的自我探索的机会。她除了自己创业，还为两份杂志写稿，担任学生组织工作，跟各种优秀的人交往。在这个过程中，她更多地了解了社会，开拓了自己的眼界，也更多地了解了自己。她的个性、独立思考能力、创造力和领导力得到充分发展，她的生命成长方向也会渐渐清晰起来。

04、让我们来看看Business Insider从哈佛2016届和2017届学生中评出的12名优秀学生。

Alex Yang 生物工程专业

设计了3—D打印假肢的软件，极大地降低假肢安装的时间和成本，已用于柬埔寨。

Carolyn Pushaw 人类进化生物学专业

学习之余参加了美国海军陆战队训练，因表现出色，毕业后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的第二中尉。

Harriet Kariuki 政府管理专业

用自己的摄影公司赚取的全部利润为肯尼亚300多家小学提供学习用品。毕业后要回去继续建设肯尼亚。

Javier Aranzales 政府管理专业

是一名专业舞蹈演员，致力全球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贫困国家儿童青少年中推广艺术教育。

Jordan De Graaf 生物工程专业

领导团队对烧烤炉进行优化设计，使产品使用更简单易行，成功融资。

Joshuah mpbell 音乐，法语专业

歌手，演员和音乐家，在演艺事业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Kevin Li 经济学，钢琴专业

所经营的投资基金比华尔街上的一些基金更为成功。

Kira Headrick 机械工程专业

在美国宇航局（NASA）实习，是为美国空军完成飞行员培训的25名女性之一。

Laila Smith 社会研究，爵士乐专业

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和社会活动家。

Rivka Hyland 东方语言和文明专业

罗德学者，向全社会倡导关注遭受创伤和暴力影响的学生。

Sierra Katow 计算机科学专业

在戏剧表演和制作上有出色的成就。

Taji Hutchins 政府与种族，移民与权利专业

组织了哈佛大学模拟联合国拉丁美洲会议，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400名代表。

从这张表格中可以看到，哈佛优秀学生都是已经为学校和社会作出了贡献，并产生了社会影响力，他们的成就涵盖了艺术、政治、企业、金融和社会公益等等。

Alex Yang设计的3—D打印假肢的软件帮助了很多柬埔寨截肢患者，他设计的软件不仅让假肢制作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而且价格只要5美元。

Javier Aranzales在哈佛学习期间已经是一位专业舞蹈演员，Kira Headrick 是入选为美国空军飞行员的25名女性之一，Kevin Li担任了投资基金GlobalPlatinum Securities的首席执行官，投资收益每年都超过标准普尔500指数。

这些优秀学生对自己的未来目标是十分清晰的。

Harriet Kariuki现在北京大学攻读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硕士学位，重点研究中非关系，她最终会回到肯尼亚，她说要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

看完了令人惊叹的哈佛优秀生，再来看看最新的清华大学特等奖候选人名单，这是学校授予在校学生的最高荣誉。能够入围都是清华的优秀生，被网友称为“神仙打架”。

清华优秀生基本都是连续三年成绩年级第一，在各种一流期刊发表论文及在各种比赛中获奖，可以说都是非常优秀了。

虽然清华大学有很多社团和活动，学生并不缺乏探索和尝试的机会。但是，由于清华大学唯成绩论的评价体系，很多聪明优秀的学生为了迎合这样的标准，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专业学习上，没有去探索自己喜欢什么，缺乏对社会和人生更深刻的思考，他们的个性、创造力和领导力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也缺乏为社会作贡献的清晰的人生规划，甚至当他们面对现实的世界的时候，往往会不知所措，十分迷茫。这是让人十分遗憾的。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分析中国学生不受美国名校欢迎原因时说道：这些年看到这么多从国内培养出来的杰出高材生，他们在专业上这么突出，但思维方式那么僵化、偏执，社会交往能力又那么差，除了自己狭窄的专业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表达自己，让我非常痛心。

大学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哈佛大学的HarryR. Lewis 教授认为，大学教育的本质是帮助学生寻找自我，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使命，而不是培养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谢选骏指出：人说——“《自然》发文：中国大学生两大方面显著退步”——我看“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科学进步”，因为基督教揭示了人类理性的有限，科学发展只能通过“试错”来进行，而无法通过预定的理论成见来分析或推论……不论演绎和归纳，对于科学的发展，其实都是无能为力的。虽然在科学的具体发展过程中，某些神职人员利用教会组织，起了一些干扰阻碍甚至破坏作用，但总的来说，是瑕不掩瑜的。否则的话，如何解释“黑暗的欧洲中世纪”可以发展出近代科学呢？

【40、欧洲君权的限制来自基督教的圣经传统】

《查尔斯加冕仪式首公开！恐当众“露胸”？王室吓坏了》（中时新闻网 2023-01-31）报道：

英国王室即将在5月6日为国王查尔斯三世（King Charles III）举行加冕典礼，查尔斯力求成为“人民的国王”，据悉此次他的加冕典礼有可能首度对外公开最神圣的“涂圣油”仪式，也就是大主教将圣油涂抹在他的手、胸口及头上，不过这意味著查尔斯必须在大众面前“露胸”，让王室人员惊愕不已。

综合英国《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每日邮报》（Daily Mai）报导，英国君主加冕时，英格兰教会（Church of England）主教长坎特伯里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将圣油从圣油瓶倒入勺中，接著用手将圣油涂抹在新君主手上、心上及头上的仪式，堪称典礼中最神圣、庄严且最私密的仪式，过去从未在大众面前展示过。1953年已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加冕、被涂抹圣油时，王室人员在她的头上罩了一件金色布罩，以保护女王的隐私，当年涂抹圣油的画面也没有在电视上播出。

已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1953年的加冕典礼，女王涂抹圣油仪式出现在7:45，不过画面一下子带过。

不过《每日电讯报》报导，英国皇家刺绣学院（The Royal School of Needlework）正在制作另一件顶部为透明的新布罩，让查尔斯有不同选择，如果他决定使用新款透明布罩，届时摄影机将能拍摄涂圣油仪式，从未公开的神圣仪式也将首度呈现在世人面前。

据悉目前查尔斯尚未决定使用哪一件布罩。

值得注意的是，对外公开涂圣油仪式也为查尔斯当天穿著哪一件服饰进行加冕构成问题，女王当年加冕时换了好几套服装，在涂抹圣油时，她穿了一件低胸礼服。

报导指出查尔斯可以选择穿著传统的加冕礼服，也就是由天鹅绒、丝、锦缎、貂皮、以及满满刺绣制成的豪华长袍，他也可以穿著军装，或者两者同时穿戴在身上。

不过如果届时74岁的查尔斯选择穿著军装，他必须为了公开圣油仪式而“裸露胸部”，这让王室人员“惊慌失措”。最简单的选项就是他穿著英国皇家空军元帅（Marshal of the Royal Air Force）制服，因为制服内为衬衫，可轻易鬆开领带，王室人员最怕他穿皇家海军上将（Admiral of the Fleet）的双排扣制服，不过目前看来，查尔斯似乎最爱这套。

网民嚎叫：

弟兄 发表评论于 2023-01-31 18:01:03

尊重傳統的国家比較稳定

missC 发表评论于 2023-01-31 17:33:58

is there any value of this "news"?

cowwoman 发表评论于 2023-01-31 17:20:44

咋都长的那么丑

谢选骏指出：国王为何要让自己处于如此尴尬的境地？因为欧洲基督教的圣经传统之下，王权并非至高无上的，神权才是至高无上的。如果像科西嘉矮人拿破仑那样自己给自己加冕的，他的王位是坐不稳的。

《膏油的最初意义是接受神圣使命的印记，但随着西欧基督教义的发展，它标志着国王正式即位》（2022/05/19《王权剧场》陈秀凤）报道：

从《旧约圣经》以色列人的历史观看，膏油仪式作为权力的定位点，不仅奠基性地建构国王神命的尊严，同时也引入国王在其王国执行权力的法制确认。

法兰克国王祝圣典礼溯源

祝圣礼和《圣经》的涂油传统祝圣仪式虽然肇始于中世纪，实际上是西方人民长期经验的结果。在中世纪的意识形态中，祝圣礼诠释了人和上帝之间，一种奠基和象征的联系，它赋予国王职权某种真实的存在性。换言之，从宗教与制度层面，即是对统治权力合法性的公开确认。

国王祝圣礼的缘起，毫无疑问源自《圣经》的先例，可以回溯古代以色列历史时期，大祭司为国王涂油。这种将国王神圣化的膏油仪式，派生极其复杂的意涵，其中最关键者，在于紧密桥接宗教涂油的神圣观念和转移政权的政治概念。膏油圣礼赋予国王神圣特质，国王因此成为「神的基督」（Christus Domini）或「受上帝膏立者」（Oint du Seigneur），亦即上帝在世俗的代理人（Vicar du Seigneur）。

事实上，中世纪基督教王国是《圣经》王国的延伸，中世纪法兰西国王与以色列国王，存在一种类比关系。《旧约圣经》中的例证，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国王神圣不可侵犯的叙事。在〈撒母耳记〉中，描绘了扫罗如何被涂油，而成为领袖：

撒母耳拿了一瓶油膏，倒在扫罗头上，亲吻他，说：上帝以油膏涂抹你，立你作他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你将治理他的子民，救他们脱离所有的仇敌。以下就是上帝选立你作他子民之统治者的证据。注1

大卫和所罗门的祝圣膏油仪式与扫罗类似。在大卫的例子中，我们看到撒母耳拿出油膏，在众兄长面前，膏抹大卫。上帝的灵立刻支配大卫，从那天起跟他同在；注2以及「大卫对部下说：愿上帝阻止我做出任何伤害我主人的事；他是上帝所选立的君王！我绝不可伤害他；因为他是王，是上帝所选立的。」（注3）所罗门的情形，也相当类似。〈列王记〉所载：「撒督从安放约柜的圣幕里，带来一个盛满圣油的角来涂抹所罗门。于是他们吹号，人们都欢呼：所罗门王万岁。」（注4）

这些关乎以色列国王膏油的记载，除了显示早在中世纪之前，已经出现国王祝圣礼的雏形。以色列惯例的涂油仪式，是基督教膏油祝圣仪式的典范。这种膏油仪式在中世纪初期被引入西欧——西哥德王国和法兰克王国。

上述所提《聖經》的先例，更引起我們對於「基督」（Christus）和「塗油」（Unvit）這些詞語的注意，「神的基督」（Christus Domini）和「受上帝膏立者」（Oint duSeigneur），代表了權力的正當性來源。這個觀念，不僅存在於古代以色列人民的信念中，隨著基督教在歐洲傳播和發展，在往後的世紀裡，逐漸根植於當代人民的思維中，並且在政治領域顯現出來。在詞源學上，「基督」一詞具有宣告的特質，它賦予了「神選者」一種如「救世主」（Messie）的特殊神聖使命。受過膏油儀式者，即是上帝的服務者，以上帝的形象，在世俗界行使權力。

《舊約聖經》的記載，提供了此種神學概念的線索，例如撒母耳對他們說：「上帝向你們作見證，受膏油者今天也向你們作見證。」（註5）又如在戰鬥中，大衛王並未殺害掃羅王，只是象徵性地割下掃羅王的外衣下襬一塊布。（註6）這些例證，揭示一個受過膏油的國王，他受到神聖印記的保護，是何其深遠。而大衛得知掃羅王之死，說道：「你怎麼敢殺害上帝所膏立的王呢？那隨從就把那個亞瑪力人刺死。大衛對他說：『你罪有應得！你承認殺死上帝所膏立的王，無疑地替自己定了死罪。』」（註7）從《舊約聖經》的敘事中，顯示膏油對於個人具有特殊功用，賦予受膏者一種人們無法觸及的神聖尊嚴和特質。

正如前述，《聖經》首次提到塗油，是摩西從耶和華領受了命令，要把聖油塗在亞倫和他兒子的頭上，使他們分別為聖，立為大祭司和祭司。（註8）從燒瓶裡倒出來的聖油，塗在未來國王的頭上，賦予他的王權一個完全神聖的起源。正如上面引用的經文所載，撒母耳拿起一個油瓶，倒在掃羅的頭上，或是撒母耳吩咐掃羅前去神之丘（Guibha de Dieu），在那裡遇見從丘壇下來的先知，說「你要變作新人」。（註9）這種神聖性，在大衛接受塗油之後，也顯現出來（如下圖所示）。因此，經過祝聖儀式，一個常人成為神選者，足以承擔神聖的使命。

《舊約聖經》的膏油意義，在中世紀下半葉，皇帝康拉德二世（Conrad II，r.1024-1039）的祝聖禮也呈現出來。梅茨大主教阿里波（Aribo,Archbishop of Mainz，r. 1021-1031）對康拉德皇帝說：「今天上帝的恩典，將你轉變為新人，讓你成為其神性的一部分。」（註10）這些記載，都指向膏油儀式對於個別的人，具有超乎自然的意義，它賦予君王超越凡俗的核心特徵，以及神聖不為他人侵犯的尊嚴。

然而，我們必須留意的是，不論是掃羅或大衛的膏油儀式，與他們真正成為國王一事，並無直接的關連性。他們被尊為國王是較遲之後的事情，而且還經過另一個獨立於前次的儀式。如掃羅是在對亞捫人的勝利後，在上帝面前，莊嚴隆重地被立為國王；（註11）而大衛也在掃羅王去世後，才登上聖地希伯倫，經由猶大人民的支持，大衛接受膏油儀式，被承認為猶大的國王。（註12）

從《舊約聖經》以色列人的歷史觀看，膏油儀式作為權力的定位點，不僅奠基性地建構國王神命的尊嚴，同時也引入國王在其王國執行權力的法制確認。關於這一點，可以從猶大與以色列再度聯合時，大衛王以整個猶太民族的國王身分再度接受祝聖儀式，獲得印證。（註13）祝聖儀式確認權力的正當性，被應用到王位繼承問題上，也從大衛王時代開始。為了使其子所羅門繼承王位，大衛仍然在世之時，決定立刻讓所羅門接受膏油祝聖的儀式。在當時，這是顛覆常規的舉動，然而及至後世，預立繼承人選卻成為政權移轉的模式。（註14）

膏油的最初意義，是接受神聖使命的印記，但隨著西歐基督教義的發展，它標誌著國王正式即位。根據大衛的命令，獻祭者撒督和先知拿單為所羅門塗油，使他成為國王。（註15）撒督按照大衛所吩咐的，把油膏抹在所羅門的頭上，如同亞倫父子成為祭司的膏抹。（註16）國王被比作大祭司，但只有頭上膏油，而大祭司除了在頭上膏油，尚需在手上塗油。頭是精神的象徵，頭部膏油象徵擁有權柄和尊嚴。手是行事的象徵，手部膏油象徵祭司們擁有聖職服事的功能。

隨着所羅門的去世，以色列王國的繼承危機開始浮現。經過一段混亂時期，亞達莉雅（Athalie）見其子亞哈謝去世，就起來剿滅王室。當時約蘭王的女兒——亞哈謝之妹約示巴，將亞哈謝的兒子約阿施（Joas）從那被殺的王子中偷出來，並在耶和華的殿中，藏匿了六年，最後宣告為國王：「祭司耶何耶大領王子出來，給他戴上冠冕，將律法書交給他，膏他作王；眾人就拍掌說：國王萬歲！」（註17）這個事例，標誌著在祝聖塗油儀式上，首次出現戴冠。

追問「基督」這個詞語，可以觀察到，它通常用來表述油膏或塗油（Unvit）的事件。諸如此類的事物，帶有濃厚的象徵意義：當世俗國王接受了膏油儀式，同時也接受了基督的神聖特質，因此在神學觀點上，被冠上「基督」之名。對世俗與神聖的表現性對應，凱撒利亞主教優西比（Eusèbe de Césarée,265-339）曾加以解釋：

由於宗教的象徵性，古以色列人不僅以基督之名，尊崇受過膏油禮的大祭司，也尊崇那些受上帝啟示的國王和先知。他們接受膏油儀式，並表現如同上帝的形象。事實上，他們身上帶有王權的形象，同時也具有統治眾人，一種最崇高、唯一真實的基督和聖言（Verbe divin）之特性。（註18）

這種情形，出現在掃羅被立為王的時候，撒母耳對聚集的百姓說：「我在這裡。在耶和華和他的基督面前，為我作見證。」（註19）撒母耳總結說：「你們在我手裡沒有找著什麼，有耶和華和他的受膏者今日為證。他們說：願他為證。」（註20）即使是大衛，在戰爭時也不追擊掃羅，因為掃羅在他受膏之時，保留神選者的神聖印記。以至於當掃羅被殺害的時候，殺他的人出現在大衛面前，大衛說：「你為什麼膽敢出手，使永生的基督滅亡呢？」（註21）

受膏者獲得神性取決於膏油儀式，這種論述最初源自神學觀點，最終落實在政治實踐的領域。與聖油的直接接觸，國王就成為「受上帝恩典膏立的人」，或成為「基督」，接受上帝授予的神聖職務。因此，在人身的國王與神性的基督之間，膏油儀式成為當中的轉換樞紐。塗抹聖油的儀式，象徵了人、神之間的聯合與一致。聖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 of Hippo，c.354-430）對此觀點，予以回應：「這位在合一中得救的祭司，是在基督身體的形象裡受膏油的。事實上，基督的名字來自於聖油，也就是膏油儀式。」（註22）

藉著塗聖油儀式，古以色列國王是世俗的上帝代表。聖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討論掃羅政權的正當性時，也提到：「我們應當把這油膏當作極神祕的事物。用此油膏，他（指掃羅王）接受祝聖儀式；憑藉油膏，賦予他基督之名。」（註23）在《上帝之城》另一章節，他更深入詮釋：

難道他是對我們的宗教，完全陌生的人嗎？從四面八方發出的聲音，他能全然充耳不聞，以至於無視基督是由於祝聖和膏油而得稱呼的？以色列的諸王，被稱為基督，實因他們在祝聖中被聖油膏抹，被稱為基督。即使是大衛，也給掃羅起了基督這名稱；然而真正的基督，只有一位，所有前述的這些基督，只是祂的形象。（註24）

八世紀英格蘭編年史家貝德（Bède le Vénérable，c. 673-735）也帶有同樣的評論。他提到，「國王的膏油儀式，經由它，使得國王在其人身之中，帶有基督的神聖特質。」（註25）這種神學上的概念，成為中世紀歐洲君主政體意識形態的根基。經由這原初純屬宗教的儀式，轉化為新的「王權崇拜」（le culteroyal）。路易．布雷伊業（Louis Bréhier，c.1868-1951）在《漢斯大教堂立面的雕塑和祝聖禮的禮拜禱詞》指出，

這些雕塑，讓人憶起神聖膏油儀式所伴隨的話語，也將法蘭西國王的權威，置於大衛和所羅門共享的神聖保護中。這一切絕非巧合。據此，他們將自身權力與《舊約聖經》國王的權力，橋接聯繫，提升統治權的正統性。（註26）

經由上帝恩典（Grace divine）的印記，古以色列諸王和法蘭克君主，以「受上帝膏抹者」，構成他們的政權正當性，並以此來治理人民。中世紀法蘭克社會，延續了《舊約聖經》政權意識的典範，統治權正當性所援用的神學依據，也建立在祝聖膏油的不變傳統之中，這一點符合教會宣揚上帝權威的核心理念。透過羅馬教會和各地方教會的轉譯與傳揚，這種王權聖化的意識形態浸入西歐政治的實踐領域，從而模塑君權神授的政治思維。

註釋

[1] 有關於《聖經》的引言，在這一章採用中世紀的通俗版聖經Biblia SacraVulgatae《通俗版拉丁文聖經》和法文版的《聖經》，再翻譯為中文。Biblia Sacra Vulgatae，I er Livre Samuel，10，1: Tulit autem Samuel lenticulamolei et effudit super caput ejus et deosculatus est eum et ait: Ecce unxit teDominus super hereditatem suam in principem et liberabis populum suum demanibus inimicorum ejus，qui in circuitu ejus sunt. Et hoc tibi signum，quiaunxit te Deus in principem. Biblia Sacra Vulgatae（Venetiis: ex typographiaRemondiana，1757）.

[2] Biblia Sacra Vulgatae，Ier Livre Samuel，16，13: “Tulit ergo Samuel cornu oleiet unxit eum in medio fratrum ejus: et directus est Spiritus Domini a die iela inDavid et deinceps.”

[3] Biblia Sacra Vulgatae，Ier Livre Samuel，24，7: “Dixitque ad viros suos: Propitiusfit mihi Dominus，ne faciam hanc rem domino meo，Christo Domini，ut mittammanum meam in eum，quia Christus Domini est.” La Bible de Jérusalem，Ier,Samuel，24,7.

[4] Biblia Sacra Vulgatae，Ier Livre de Rois，1，39: “Sumpsitque Sadoc sacerdos cornuolei de tabernaculo et unxit Salomonem: et cecinerunt buccina et dixit omnispopulus: Vivat rex Salomon.”

[5] La Bible de Jérusalem，version franaise，Ier，Samuel，12，5.

[6] Biblia Sacra Vulgatae，Ier Livre Samuel，24，7.

[7] La Bible de Jérusalem，version franaise，II，Samuel，1,14-16.

[8] Exode，29，7，et Exode，30，30.

[9] La Bible de Jérusalem，version franaise，Ier，Samuel，10，6.

[10] Vita Chuonradi II. Imp. capitulaire. III. - De Consecratione Regis，MGH.，SS.，t,II，260.

[11] La Bible de Jérusalem，version franaise，I er，Samuel，11，15.

[12] La Bible de Jérusalem，version franaise，II，Samuel，2，4.

[13] La Bible de Jérusalem，version franaise，II，Samuel，5，3.

[14] 基於現實的需要，為了加強政權轉移之穩定，這種提前確立王位繼承人的措施，在中世紀時代為加洛林與卡佩諸王所仿效。

[15] La Bible de Jérusalem，version franaise，I er Livre de Rois，1，39

[16] La Bible de Jérusalem，version franaise，Exode，30，23-30.

[17] La Bible de Jérusalem，version franaise，II，Rois，11，12.

[18] Eusèbe de Césarée，Histoire Ecclésiastique，trans. Emile Grappin（Paris: Picard,1905），t. I，35.

[19] La Bible de Jérusalem，version franaise，I er，Samuel，12，3.

[20] La Bible de Jérusalem，version franaise，I er，Samuel，12，5.

[21] La Bible de Jérusalem，version franaise，II，Samuel，1，14.

[22] Cap. CIV，238，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Accurante，Series Latina，43,col. 341: “sicut，inquit，ungitur unitas sicut uncti sunt sacerdotes,” Augustinrépondit: “Verum dicis. Nam illud sacerdotium in figura corporis Christi habebat unctionem，quod unitatis compage fit salvum. Nam et ipse Christus a chrismateappellatur，id est，ab unctione.”

[23] Saint Augustin，La Cité de Dieu. Trans. émile Edmond Saisset（Paris:Charpentier，1855），Liv. XVII，ch. VI. t.III，p. 307.

[24] Saint Augustin，La Cité de Dieu，Liv. XVII，ch. 10 et 10. t. 3，p. 330.

[25] Beda Venerabilis，De Tabernaculo，De Templo，Quaestiones in Libros Regum,Lib. 2，cap. V et IX. St. Gallen，Stiftsbibliothek，Codex Sang，p. 266.

[26] 路易．布雷伊業，《漢斯大教堂立面的雕塑和祝聖禮的禮拜禱詞》：LouisBréhier，Les Sculptures de la Faade de la Cathédrale de Reims et les PrièresLiturgiques du Sacre（Paris: Laurens，1920），p. 157.

加冕禮是屬世的，洗禮是屬天的；此乃以物質形式對上帝權威的精神現實之宣告。——弗雷德里克·威廉·羅伯遜（1816-1853）

在早期現代的理性氛圍，王權被捲入祛魅的軌道，使人們或多或少忘記，君主制度在世界各處經歷數千年，王權統治在人類政治體制中，注定扮演一個不凡的角色。

王權是令人迷惑的議題，最高權力的行使涉及國王與臣民的互動秩序，它必須被編織到社會各階層形構的厚密網絡中。為了更精緻捕捉中世紀法蘭西王權的特性，本書以微觀的方式，透過儀式、物件、心態和人，闡明國王祝聖禮與王權的關聯性，使慶典的禮節儀軌、兼具物質性與非物質性的物件、人的在場、人的思維、集體心態和氣息，映現在我們眼目之中。讓中世紀法蘭西國王祝聖禮，成為自身故事的源泉、成為言說者，並為其內在的激情辯護。我們作為閱聽人，要聆聽國王祝聖禮的迴響，凝視它的形象，同時在現代思維中，與之共舞。

這種將國王神聖化的膏油儀式，派生極其複雜的意涵，其中最關鍵者，在於緊密橋接宗教塗油的神聖觀念和轉移政權的政治概念。

谢选骏指出：欧洲君权的限制来自基督教的圣经传统，所以，欧洲君权才无法像罗马君权那样没有限制，随心所欲地摧残社会。而上文只知“這種將國王神聖化的膏油儀式”，不知这是基督教的圣经传统对于王权的限制。如果没有这一限制，超出城邦范围的共和制和民主制，都是无法实现的。罗马帝国就是一个例子。

【41、欧洲蛮族皈依基督教对于中国的启迪】

《欧洲蛮族皈依基督教》（丛日云 2010年3月14日）报道：

大约在公元1世纪初叶，正值罗马帝国如日初升之际，在罗马的东方行省巴勒斯坦的大地上，一个名叫耶稣的犹太青年以一种救世主的口吻开始传播天国的福音：“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1]

耶稣的教导构成后来基督教教义的核心。它实际上是一种新的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原本是东方的，然而它却在罗马帝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最终几乎征服了除少数残存的“异教徒”之外的全体罗马人的心。[2]到帝国末期，罗马帝国已经是基督教的一统天下。其它各种世俗的理论体系和宗教学说都被基督教排挤出历史的舞台。在日尔曼人摧毁了西罗马帝国之后，基督教却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且，它还进一步在精神上征服了武力的征服者，使日尔曼各个蛮族王国相继皈依了基督教，并充当了他们的精神导师，驯化和教化这些未开化的蛮族各部落。因此，基督教就成了古典文明的母体和将其传输给中世纪西欧的重要桥梁。

借用著名史学家汤因比的术语，可以恰当地把基督教比喻为罗马文明死亡后所形成的精神之“蛹”。它在日尔曼人的文化土壤上，又孵化出新的文明——中世纪的“日尔曼—基督教”文明。它是近代西方文化的前身或直接来源。如果考虑到在整个中世纪上千年中，西欧人除少数生活于基督徒夹缝中的犹太人之外几乎都是基督教徒这个事实，基督教对西方政治传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所以，乔治·萨拜因将基督教的兴起正确地称为“西欧历史上最革命的事件。”[3]

基督教主要是一种救世之说而不是一种政治哲学。在《圣经》中，政治问题只是作为神学问题的边缘而附带谈到的。《旧约全书》主要叙及犹太人的政治史，神学家们从中引申出一些政治结论。而《新约全书》直接谈及政治的，不过就那么一些著名的段落。这些段落借助信徒们对《圣经》的信仰的力量，在中世纪起到了一句顶一万句的作用。然而，基督教教义对西方政治文化真正的意义，在于它引进了一整套全新的价值体系，受这种价值体系的影响，西欧人的政治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１．“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对政治的疏远

据《圣经》所载，面对死亡的耶稣平静地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4]这句话是所有基督徒面对国家和政治事务都会说出来的话。这反映了他们共同的政治心态，即与政治的疏远。

在城邦时代，尽管人们也相信灵魂不死，相信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城邦的政治生活。他们的全部忠诚指向城邦，整个的人和生活都属于城邦。公民道德使他们将城邦作为精神的支柱或寄托，正是通过优良的城邦生活，一个公民才能达到完美的道德境界和实现自己的本性。城邦解体之后，斯多葛派开始跳出国家的界限，从整个人类的角度来审视人的地位和人的生活，从而降低了国家在人生中的价值。基督教则把人的目光引向天国。耶稣传播的是天国即将来临的福音，由于天国即将来临，人们便应该对人生有新的态度，开始新的生活方式。“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5]早期基督徒的观念具有强烈的末世论的色彩，他们等待基督重返人间，等待末日审判和千年王国的到来。早期教会就是一个期待的团体。虽然这种期待一再落空，一再推迟，但这种期待的心理却根深蒂固。基督徒们把这个世俗的世界视为他们精神朝圣旅程中的一个短暂的寓所或客栈，甚至现实世界干脆就是一个涤罪所。他们忏悔、祈祷、行善，为了得到上帝的宽恕，使其灵魂得进天国。灵魂得救才是他们真正追求的目标。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自己只是这个世界的匆匆过客。

这种追求灵魂得救的超越主义价值观和对来世的信仰，无疑大大降低了国家和政治生活在人们价值体系中的地位。它也使基督徒产生了“上帝的选民”与“这个世界”之间鲜明的二元性的强烈感觉。

基督徒开始以一种冷漠、陌生与疏远的心态看待国家，他们不再有城邦公民那种对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感。他们只给予国家有限度的承认，有条件的肯定。他们绝不把无限的溢美之词给予国家，也不会把全部身心奉献于国家。他们虽然可以参与政治生活，但绝不把政治生活视为实现自己价值和本性的主要途径。早期基督徒不愿担任公职，甚至拒绝对国家尽最重要的一项义务，即服兵役。那些修女、修士们干脆远离人群社会，到深山或沙漠中过着孤独的苦修生活。他们的那种生活方式正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不是神就是兽”的生活，可它却是基督徒最标准的生活。

罗马帝国末期，基督教已经成为国教，与帝国融为一体。面对帝国日益深重的内忧外患，教会的领袖和智力精英没有忧患意识，不关心国家的命运，不能提出救国方案，反倒集中精力于基督神性与人性之类无尽无休的争论，同所谓“异端”进行残酷斗争。帝国的政治解体、经济衰退和军事失败，从没在他们的心目中激起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西罗马帝国就是在他们的不关心态度下被葬送的。

２．上帝的权威与人间的权威——基督徒的双重忠诚

自国家形成以后，它的最高权力机构便享有支配人类一切生活的最高权威。这种权威或源于人民集体的委托，如城邦时代，或基于人间权威与神的权威合一，如古代东方和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开始将神的权威与政府的权威分离，并将神的权威置于人间权威之上。

基督教是一神论，它的上帝是世界唯一的主人。在《圣经》中，上帝创造一切，是世界的绝对主宰。《旧约全书》中描述的犹太人的上帝是一个标准的专制帝王和专横的父家长的形象。他有绝对至上的权威和能力，支配着人间的事务。他赏善罚恶，甚至动辄将毁灭的命运带给人类。人不过是他脚下的尘土或匍匐于他脚下的可怜虫。在《新约全书》中，耶稣已变成慈爱、温和、甚至受难的形象，但他的权能没有变。他有真正至上的权柄来奖赏和惩罚人类，决定每一个人的命运。他被称为“万主之主，万王之王”。[6] 基督徒尤其是西方的基督徒普遍深重的负罪感无疑又强化了神对人的支配权力和人对神的依赖、敬畏与顺从。

与神的权威相比，人间的权威被降到次要的位置。在《旧约全书》中，当以色列人要求立一个王来统治他们时，耶和华只是勉强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把这个做法视为背离上帝的行为，是不要上帝做他们的王。[7]早期基督教有过数百年遭受罗马帝国政府迫害的惨痛经历，所以在基督徒当中滋生了对世俗政府的消极、否定甚至痛恨的情绪。在最早的一批基督教文献中，迫害基督教的政府被视为魔鬼的工具，罗马被比喻为饮圣徒血的巴比伦淫妇。[8]而早期基督教遭受罗马政府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不肯跪拜皇帝，不肯承认皇帝为神。当后来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甚至成为国教之后，他们对政府权力的态度有了转变，但在骨子里，他们对世俗政府仍保持着一定距离，并带着怀疑、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它。亚里士多德把城邦理解为“至善”的社会组织。柏拉图认为，他的理想国不仅是善的，还是美的，是一切事物中最美者，甚至就是美本身。[9]基督教与此不同，它虽然承认国家有维护社会秩序、执行社会正义、抑制罪恶的使命，但它的起源是恶的，它带着抹不掉的污点。近代自由主义的“国家是不可避免的祸害”的观念，在这里已经有了胚芽。

不过，基督教同时也明白无误地肯定了服从世俗统治者权力的义务。根据基督教的教义，君主本人虽然不是神而是人，但他掌握的世俗政府的权力却来自上帝，其性质是对人的罪恶本性的一种扼制和弥补。所以，服从世俗政权是每个基督徒的义务。对此，保罗有一段十分著名的话：“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作官的……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上帝的佣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10]彼得也教导徒众们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主，或是君主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11]

既要服从上帝至上的权威，又要服从现实的政府权力。当两者发生冲突时怎么办？《圣经》中耶稣的一句名言成为解决这一冲突的准则：“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12]这句话经过神学家们的阐述发挥，便成了基督教区分神的权威与世俗权威的依据。它在承认世俗权威的同时，也剥去了它的神圣性质，使其功能仅限于纯世俗的方面。由此，便形成了基督徒两重服从的义务和两种忠诚。一个指向上帝，这是无条件的，无保留的；一个指向世俗政权，这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当两种义务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服从神而不是服从人。基督徒诚然是恭顺的臣民，然而在他们内心深处，也筑起了坚强的抵御和拒斥世俗权威的堡垒。正如一位当代学者所形容的，基督徒对君王只跪一条腿，只有对上帝才跪两条腿。

３．上帝的选民——关于人的新观念

基督教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另一价值观念的变革，是关于人的新观念。著名基督教史学家Ｖ.沃尔克说：“基督徒认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人，是新的种族，是真正的以色列人。虽说他们也为罗马的国家及其统治者乞福，但他们认为自己不再是罗马公民，而是天国耶路撒冷的公民。”[13]由于基督徒自认为上帝的选民和天国的公民，他们对人的看法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看法就有可能跳出世俗社会观念的框子。在他们的观念中，人的得救纯粹与人的灵魂有关，与人的世俗地位及其它特征没有必然联系。根据保罗的说法，所谓基督徒就是“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14]基督徒由于信仰基督而形成一个亲如一家的整体，相互平等。保罗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于是，大家同根同体，息息相关，“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作肢体。”[15]

人类一体，人人平等的思想在斯多葛派那里已经出现，并在罗马帝国得到广泛传播。基督教以神学的形式继承了这一思想并使其产生了更强有力的影响。在耶稣的教导中，首要的是爱上帝，服从上帝，其次便是爱邻人，爱人如己。上帝是父亲而邻人是兄弟的思想在基督徒信仰中深深地扎下了根。靠着这个信念，基督教越出犹太民族的界限而在罗马帝国内广泛传播，无差别地接纳各个民族和各种社会地位的人，使他们结合成一个普世的大公教会。有证据表明，早期教会主要是由下层人民组成的。诚然，基督教并非一个社会改革运动，它反而安慰穷人和奴隶服从自己的命运，以顺从、忍耐为美德，但它毕竟使地位卑下的人在上帝面前获得了平等和尊严，作为他们在世俗生活中不幸与苦难的补偿。

那些教士们自认为属于“神品”，在精神价值上高于世俗的王公贵族。普通基督徒们相信，通过受洗入教，他们变成了蜕去旧的躯壳的新的人，成了不断趋向“造他的主的形象”的“新人”。[16]

这种信念培育了基督徒的自信与自尊。每个信徒在与上帝的直接联系中找到自己人生的支点，这减弱了他们对世俗社会组织的依赖。得救完全是个人的事，每个人单独直接面对上帝，孤立无依，别人无法代替他，他也无法推诿自己的责任。基督徒的这种境况也锻造了他们坚强的个性和独立性。这是近代个人主义的精神基础。

[1] 《圣经·马太福音》，第4章，第17节。

[2] 科学史学者乔治·萨顿曾谈到“东方智慧”影响西方的“三次大浪潮”，第一次来自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罗马时代），第二次来自以色列（基督教），第三次来自阿拉伯和波斯（中世纪）。（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24页。）这三次浪潮都有政治内容，其中以第二次浪潮对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最为重要。

[3] 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22页。

[4] 《圣经·约翰福音》，第18章，第36节。

[5] 《圣经·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7节。

[6] 《圣经·启示录》，第17章，第14节。

[7] 《圣经·撒母耳记》，第8章。

[8] 《圣经·启示录》，第17章。

[9]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页。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18—219页。

[10] 《圣经·罗马书》，第13章。

[11] 《圣经·彼得前书》，第2章，第13节。

[12] 《圣经·马太福音》，第21章，第21节。《圣经·马可福音》，第12章，第17节。

[13] V.沃尔克：《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47页。

[14]《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2节。

[15] 《圣经·罗马书》，第12章。《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2章。

[16] 《圣经·哥罗西书》，第3章，第10节。

谢选骏指出：人说“欧洲蛮族皈依基督教”；我看欧洲蛮族皈依基督教容易，中国废垃皈依基督教很难。但惟其难，所以重要！

【42、偶像崇拜是无法克服的原罪】

《基督教有关圣像的神学美学论争及对圣像制作的影响》（陈璐 2012-8-31《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2年第1期）报道：内容提要：公元3世纪到9世纪，西方教会和东方教会关于在基督教中使用图像的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在形象与原型的关系问题上，圣像反对者认为上帝是无形的、是不可描绘的，因此圣像制作要禁止。但圣像崇拜者则认为图像可以帮助目不识丁的大众来认识教义。在对圣像的制作与维护和对圣像的反对与破坏的斗争中，神学美学家们提出了诸如言语与图像、圣像的象征功能与教育功能、图像的真实性与虚假性、图像与原型、形象与精神的关系及美的本质等重要的美学问题，同时基督教视觉艺术也在关于该否使用图像的争论中得到不断发展。

一、基督教早期对偶像和圣像的反对

基督教产生初期，有关偶像的看法就存在很大的区别，反对偶像崇拜和支持塑造偶像两派产生争论。有一些教父是反对偶像崇拜的，德尔图良（Tertullian，155年-约230年）的有关反对偶像的思想在当时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德尔图良出生于北非的迦太基，是基督教著名的神学家、哲学家与护教家。他是西方教会在奥古斯丁之前最伟大的教父，被认为是希腊最后一位护教士和第一位拉丁教父。德尔图良在其著名的《论偶像崇拜》一文中，表达了反对偶像崇拜和形象的坚定立场。

由于德尔图良处在基督教尚未合法化与有待完善的时期，来自罗马帝国的政治压迫、异教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攻击与一般民众的误解都将基督徒推向了被告席，作为护教家的德尔图良曾在《护教篇》中希望通过自己的论述来说服罗马帝国各省的执政官，证明基督教的合法与纯洁，基督徒的善良与正义。而为了使基督徒的行为规范化，保持基督教的纯洁性，德尔图良专门作《论偶像崇拜》（大约写于公元211年）一文来论述偶像崇拜的罪恶实质与对偶像崇拜的强烈反感。他在《论偶像崇拜》中指出基督徒应该断绝与偶像崇拜的一切羁绊，认为偶像崇拜的罪恶本质是不给与上帝以其应得的尊崇，而是将这种尊崇给予他人或他物。他认为偶像崇拜首先是由偶像制造者引起来的，制造偶像者与崇拜偶像者都犯有罪过，那些为异教服务者，如星象术士、文学教师、格斗教练、巫师与香火商人等也都不例外。德尔图良根据《旧约》“十诫”中对形象的禁忌，谴责了绘画与雕刻等视觉艺术。德尔图良认为“即使没有偶像也会犯偶像崇拜的罪，如果有偶像，倒不在乎它是用什么材料以什么形式制成的；以免有人认为，只有制成人形的才算偶像。”[1]13在德尔图良看来，偶像崇拜的范围有广义的就作用而言和狭义的就名称而言的。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只要人们在自己的精神意念中冒犯了上帝就是偶像崇拜。欺骗、不义、杀人、空虚、邪念等所有罪恶中都有偶像崇拜，反过来在偶像崇拜中也有各种罪恶，因为所有的罪过都意味着与上帝对抗，凡是犯罪的都犯有偶像崇拜罪。他认为在制造形象的匠人出现之前，神庙和神殿中还空空洞洞的时候，在雕像和画像等有具体形状的造像尚未出现之时，无需借助偶像形象的偶像崇拜也时常会发生，这种情况下的偶像崇拜是根据其作用来说的，并非根据狭义的名称。而当神像和画像出现之后，被德尔图良称为人间灾祸的简陋行业便从偶像得名并发展起来。这种视觉造像即成为偶像崇拜的源头。关于偶像的形式，德尔图良则认为以任何方式生产偶像的工艺都被包含在其中，无论是由雕工刻的，还是画工画的，无论是以石头、石膏、青铜或其它材料制成的，无论是制成人形还是诸如金牛等非人的形象，都是偶像。而对各种偶像的侍奉和崇拜便是偶像崇拜。

德尔图良把制造偶像和崇拜偶像看得同样罪恶深重。由于制造形象是偶像崇拜活动的第一个行动，而为了根除偶像崇拜的对象，就得把禁止制作偶像作为第一个禁令。因此德尔图良认为偶像崇拜所有的罪名都毫无疑问的要加到每一个偶像制造者身上。那么一切制造形象的行为和形象本身，也就是在今天我们所说的艺术创作活动和艺术品，在德尔图良看来都是极其罪恶的并且没有存在的理由的。这些有关反对在基督教中用形象来传播的观点，肯定影响了早期基督教视觉艺术的创作，但是用绘画和雕塑来表现基督教教义的方式，还是在地下发展起来了。

在基督教合法化以后，一些神学美学家在基督教的背景下讨论了美和艺术的问题。例如，4世纪的拜占庭早期美学家大巴西尔给予了绘画以积极的评价，生活在4至5世纪的奥古斯丁表明了自己否定感性艺术的态度，6世纪的罗马教皇大格列高利肯定了图像的宗教释义作用，5世纪末至6世纪初的拜占庭美学家伪狄奥尼修斯的美学理论也给艺术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圣·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年）是西方中世纪早期著名的神学家、神学美学家和拉丁教父。他是基督教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西方基督教美学的创立者。他的美学思想在西方美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在关于美的本体、美的基本特质、美与艺术、艺术的使命等方面的这些问题上有其独特的看法，既超越了前辈学者，又对后世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艺术观因此也非常自然地影响了中世纪视觉艺术的发展。

他将重理性的古希腊罗马传统与重信仰的希伯来及基督教文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思想。

首先，他将上帝看成是美的本体。奥古斯丁等基督教思想家们认为上帝是美的本体、美的本源。在皈依基督教之后，他在《忏悔录》中表达了只有上帝才是美的本体的思想，认为一切物质世界感性的有限的美都来源于上帝。“天主是美善的，天主的美善远远超越受造之物。美善的天主创造美善的事物，天主包容、充塞着受造之物。”[2]118在他看来，上帝是至美、绝对美、无限美、万美之美，而物质世界中的一切世俗美只是相对美、有限美，是感性的、低级的。当感性事物能够体现由上帝赋予它们的和谐、秩序与整一时，它们方才能显出美。总之，上帝是造物主，万物是被造物，万物的美与上帝之美永远是主与从、派生与被派生的关系。他认为，上帝在其创造品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

其次，奥古斯丁的神学美学观还表现在对艺术的态度。奥古斯丁认为艺术的使命在于歌颂上帝与为教会服务，通过自然美和形式美来实现对上帝的歌颂，表现上帝的神性美。如诗歌和音乐等可以赞美创造万物的上帝，雕塑和绘画可以用来装饰教堂。奥古斯丁在早期受到古典精神的影响，偏爱音乐，赞美建筑，而认为绘画与雕塑的价值比较低，因为它们对可感现实的模仿并不完美，不是以数为依据，也不具备任何节奏。而当他皈依基督教之后，其宗教思想改变了他对艺术的看法，对艺术主要持否定的态度。古典戏剧、音乐、文学、绘画都是他指责的对象，这些文艺在他看来只是过眼烟云、鄙俗的取乐，只会把人们引入空虚无聊的深渊。他认为只有在《圣经》中才有自由的文学，而那些献身于世俗文艺的人只能是奴仆。

他对世俗艺术反感的主要原因是，首先，他认为艺术会亵渎神灵，损害上帝至善至美。古希腊罗马信奉多神教，众神是超人的化身，具有人的优点和弱点；而基督教是一神教，上帝是唯一的神，是没有任何缺点的完美的至高无上且令人敬畏的对象。但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就有很多对神不敬的地方，荷马史诗中对神的罪恶方面的描写是基督教教义决不能允许的。其次，他认为艺术助长人的情欲，伤风败俗，容易败坏人们的道德。他曾提到罗马喜剧家泰伦斯描写一位青年在看到朱庇特化身为金雨与阿尔戈斯的女儿达那厄交合的壁画后，便把朱庇特当作榜样也在私下里放纵风流。此外，他还认为艺术是虚假的。艺术作品之所以被看成是真实的，正是由于它的特殊的虚假性，它们只有在其余部分不真实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自身的真实。而艺术家要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就必须得是说谎者。“因此，只要它们拒绝承认自己的虚假性，那么它们永远都达不到它们想要或应该达到的目的。假如上述那位演员不愿充当假的赫克托耳，假的安德洛玛刻，假的赫丘利的话，他怎么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悲剧演员呢？或者说，一幅画中的马不是假的话，这幅画又怎么称得上是真正的绘画呢？……因此，要是某一事物成为真实的，另一些事物就得成为虚假的……”[3]55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借用与“理性”对话的形式，探讨了艺术中的真假问题。“理性”站在肯定艺术的虚假性这一边，而奥古斯丁在对话中表示并不认可这种虚假性。他认为“我们要坚持忠实于我们的本性，不应该像演员那样模仿别人的本性，使自己成为虚伪的人；不要像镜子的映像或米隆作的铜铸的假牛那样，成为别人的影子。相反，我们应该追求不是自相矛盾或‘两面派’的真实，即不是从这个角度看是真实的，换个角度看则是虚假的那种真实。[3]56奥古斯丁从神学美学的角度探讨艺术的真实和虚假的问题，有一定的美学理论价值。

此外，奥古斯丁的神学美学观也表现在对圣像的态度上。他在《斥伪造信件》与《信仰和视觉表现》中，表达了其对圣像问题的看法，认为圣像画在宗教教育与宣扬中没有多大积极作用。

奥古斯丁认为，世俗的人常常根据自己的理解在绘画中任意给予宗教以解释，一些有钱人则雇佣艺术家画一些缺乏根据的传说。用这样的宣传去推广信仰和教义，只会使教义变得不纯。奥古斯丁在《斥伪造信件》中表达了这样的担忧。他在《信仰和视觉表现》中则给予了理论上的阐释，认为信仰是一种思辨的产物，无须涉及形象。他的这些反对艺术的理论，被后来的反圣像者援为理论上的支持。

奥古斯丁在《斥伪造信件》中表达了自己对图像的否定态度。他在文中指责了伪造者冒充耶稣的语气写信给彼得和保罗的做法，而事实上，耶稣根本不可能在去世之前，保罗还未皈依为他的门徒之前，给彼得和保罗写信。奥古斯丁认为，伪造者之所以想到彼得和保罗，正是由于受了图像的误导。“我相信，他们之所以想到这两个人，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很多地方看到这两个圣徒在绘画中被表现为与耶稣一起。彼得和保罗是同一个日期殉教的。由于他们的殉教，还有别的原因，后来罗马追赠给圣彼得和圣保罗特别的荣誉，因此，人们误以为他们是同时期的人，这一误会源于人们不是从圣书资料中了解耶稣和他的圣徒们，却相信那些壁画。毫不奇怪，这些伪造信件的人是被画家领入了歧路。”[3]57由于这样的事实出现，奥古斯丁便不可能认为绘画有利于传播宗教信仰，而是会误导人们的认识与理解，只有文字性的圣书资料才是最为可靠的。

奥古斯丁在《信仰和视觉表现》中涉及了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区别，但又认为两者很难绝对分开。人们把自己曾经听到或读到但未见到的事物在脑子里把它们描绘成一定的样子是非常自然的。就像一个读过保罗的著作或听过有关保罗的文章的人，会很自然地在脑海里描绘出保罗的相貌。但奥古斯丁认为，形象终究是次要的，它并不是目的，只有信仰本身才是最终需要达到的。“我们的信仰不是集中于想象那些人物的形象，而是着重思考他们受上帝的恩惠所过的一生，研究圣经所记录的他们的言行举止，这些才是值得相信和寻求的东西，这些才是有益于信仰的。……尽管上帝的肉身形象因为各种不同的认为而被表现为不同的相貌，但上帝只有一个。我们对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灵魂的信念，不是因为我们心目中的圣像本身（该圣像可能与实际的耶稣相去甚远），而是根据耶稣的为人。”[3]58由此可见，奥古斯丁是非常反对用绘画来传播基督宗教的，他的观点很明确，圣经中的文字要高过圣像绘画，文字是可信的，圣像画则可能是虚假的。

二、支持圣像的神学美学观

在基督教艺术发展的早期，也有一些神学美学家不同于德尔图良和奥古斯丁，肯定绘画中的圣像对基督教的作用。给予绘画以积极评价的著名美学家中，大巴西尔是一个代表人物。拜占庭早期美学家大巴西尔（Basilius Magnus，约329-379年）生于小亚细亚的卡帕多奇亚，曾任该地区凯撒城的主教。大巴西尔的《创世布道说》中含有若干美学思想，他与他的弟弟尼斯的格列高利都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待绘画，后来圣像之争中的圣像支持者曾多次引用大巴西尔的观点。

大巴西尔认为先验的绝对美是最高的美，和柏拉图、普洛丁不同的是，他认为上帝即是绝对美。他对物质世界的美的态度是双重的，这表现在他一方面贬低感性美，因为感性美容易导致人们追求感官肉欲，伤风败俗；但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感性美，因为感性美是认识绝对美的途径之一，绝对美显现于感性美之中。由于早期拜占庭继承了古希腊的文化遗产，因此我们很容易在大巴西尔的美学思想中看到希腊罗马美学和东方基督教思想的结合。

大巴西尔最重视的艺术形式是绘画和音乐。尤其是他对于绘画的看法影响了中世纪后来一些神学家、美学家的思想。他认为，图像是文盲的书，一些文化水平低下看不懂《圣经》的基督徒可以通过描绘《圣经》故事的图像来理解《圣经》的内容。大巴西尔对于绘画的宗教图解功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文字叙述的内容也可以通过绘画的形式来表达。他甚至认为，绘画语言比文字还要丰富，能够更好地表现一些非概念的、隐秘的内容。此外，大巴西尔的弟弟尼斯的格列高利还强调了绘画的情感作用。

另一位拜占庭美学家伪狄奥尼修斯的美学理论也对基督教视觉艺术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伪狄奥尼修斯（Pseudo-Dionysius）被认为是5世纪末到6世纪初的叙利亚学者。伪狄奥尼修斯的著作有《论神名》、《神秘神学》、《天国等级》、《教会等级》、《信件十札》等，这些著作于6世纪在拜占庭与西欧流传开来。他的美学思想主要包括美的理论、光的理论和象征理论，这些思想对拜占庭艺术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论神名》一书中，伪狄奥尼修斯谈到了有关对美的看法。他把美分为绝对美和一般事物的美。绝对美是所有美的事物中创造美的原因，是美的现象的根源，它不生不灭，不增不减，自存自在，与自身同一，是永恒的。一般事物的美是由于分有了绝对美从而显现出美。关于对绝对美的看法，与柏拉图的“理式”和普洛丁的“太一”不同，伪狄奥尼修斯认为绝对美是上帝，美是有等级的，最高的美是先验的绝对美，其次是天体中万物的美，最低一级是物质世界的对象和现象的美。而对于绝对美的追求才是拜占庭美学家的目标，一切现象的美都是为在其中显现出绝对美。

“美”的范畴在希腊美学中占有尤为重要的地位，而“光”的范畴则在希伯来美学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拜占庭美学家在希伯来美学和菲洛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除“美”之外的“光”这一重要的审美范畴。由于上帝和光联在一起，“光”也是拜占庭的认识论和美学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大巴西尔等美学家对“光”的问题作出过一些论述，但对光的理论作出详尽阐述的是伪狄奥尼修斯。在中世纪，光的理论在拜占庭和西欧美学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甚至对整个中世纪艺术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伪狄奥尼修斯看来，光是一种本体论概念和认识论概念。他把光分为物质的光和精神的光。物质的光如阳光，精神的光则是肉眼看不到的，需要理智的心灵的眼睛才能见到。光联合人的精神与理智的力量，能从人的心灵中驱逐无知和谬误，使人通向真理。光的照耀能够使没有形式的事物获得形式，使丑变为美。即使是盲人也可以通过心灵的眼睛见到精神的光，因此，光具有高度的精神性。

伪狄奥尼修斯光的理论也对艺术产生过直接的影响。例如，在拜占庭的绘画中，画面往往被光所笼罩，程式化的画面上的光通常有三个层次：第一是金色的底色和圣像头上的光环，它们使画面充满非现实的神秘气氛。第二是对圣像和空白作特殊处理，造成圣像本身发光的错觉。第三是采用特殊的色调。

中世纪美学中的象征理论毫无疑问地影响了同时期艺术中的象征性。象征性是中世纪艺术的重要特点，它通过感性形象来象征神的精神性。例如牧羊人的形象象征基督，鸽子象征圣灵，叶子象征获救的灵魂，一般教堂都有的三座塔楼象征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等等。

菲洛、克莱门特都谈及过象征理论，而伪狄奥尼修斯则对它作了更为系统的阐述。象征除了具有宗教意义和认识论意义之外，还具有审美意义，而这审美意义是产生于伪狄奥尼修斯提出的象征目的之二律背反说。它是指，一方面，象征的目的是要通过有限的感性形象来揭示、彰显真理；另一方面，象征又要遮蔽和掩盖，将不配认识真理的人阻隔于真理之外。为了调和这样的矛盾，伪狄奥尼修斯提出了“不可模仿的模仿”和“不似之似”的原则。“不可模仿的模仿”是指一方面，人们通过感性形象来“模仿”精神性的美，来再现神的精神力量；而另一方，神作为原型是不可模仿的，感性形象要想达到与神的相似仍然相差甚远。于是在艺术表达中最好的办法是“不似之似”，即用不完全写实的描绘来表现精神性的美。而拜占庭绘画明显具有这样的特征。

与古希腊罗马艺术中逼真的模仿相比，伪狄奥尼修斯更提倡有所保留和有所处理的模仿，不似的描绘应该着重突出所要表现的对象，去掉那些与主题无关的世俗描绘和单纯为了显示艺术家技法的不必要的修饰，以免分散观者的注意力，与绘画的目的相违背。伪狄奥尼修斯认为观者应该关注的是所描绘形象的对立面，借助感性形象通往它所展示的精神世界，观者应该在感性的短暂的物质描绘面前，凝神默想，把自己的注意力引向原型来感受永恒和无限，实现精神的升华。不似的形象能够提升人的精神，使人们从感性形象趋向真和原型。这也是拜占廷美学的基本思想。

由于象征理论的影响，拜占庭绘画的总体特征是借用感性形象来象征精神世界，彰显精神世界的信息。拜占廷绘画描绘的是人像，表现的却是灵魂。拜占庭绘画中的人物并不是像现实中的那样圆润、灵活、姿态多样，而往往是正面的、静态的、形体被刻意拉长的、表情严肃，神态凝重得近乎呆滞，背景也是非自然写实的金黄色，画面是抽象的、非物质化的、高度精神化和程式化的，和现实拉开距离的，并少有艺术家的个性色彩。这样一些重要的绘画特征，也确实可以在拜占庭美学思想中找到其深刻、坚实、充分的理论依据。

在西方教会关于支持图像的表述中，最著名的当属来自西方罗马天主教教会的大格列高里教皇（Pope Gregory the Great，公元590-604在位），他充分肯定了图像对于基督教教义与其文化传统的图解性功能：

“教堂中使用图画，这样那些不识字的人至少可以通过看墙上的图画来读到他们不可能从书中得到的东西。一幅图画对于不识字的人来说，就好比是书本对于识字的人，它们都起着相同的作用，因为无知的人能够从图画中看到他们应该做什么；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能够在图画中阅读。从而，图画取代了文字，尤其是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因此，你本不应该破坏那些放置在教堂中的图画，它们原本不是为了让人来膜拜，而仅仅是为了教导那些无知者的心灵。”[4]10-11

格列高里用这样的观点回应了那些圣像破坏者，说明了图像并非偶像崇拜物，而是不识字的人们的书本，是视觉化的文章，正是视觉艺术图解并照亮了那些神圣的篇章。如果有人相信某些圣灵附身在艺术品中，那才是偶像崇拜。由于在中世纪，能够阅读的人只是少数，因此图像成为必需的教育方式是很自然的。教会除了希望用图像来使那些不识字的人也能读懂圣经之外，也希望通过视觉艺术来传播基督教的教义与信仰。教会看到了艺术既能愉悦人又能教育人的功能与传统，同时也意识到一些人会从图像中看到栖身于其中的圣灵。这具有奇妙作用的图像大量地出现在许多天主教国家。总而言之，罗马的天主教教会一直负责保护和创造大量的艺术作品，而这与格列高里对图像的支持与肯定是分不开的。

由此可见，在西方教会和东方教会中关于在基督教中使用图像的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见解。4到7世纪的基督教视觉艺术也在关于基督教该否使用图像的争论中发展着。社会政治背景和美学理论背景都会很自然地影响到基督教艺术的发展状况。在公元313年米兰敕令将基督教合法化和官方化后，基督教视觉艺术由地下转到地上，开始大规模兴建教堂并在其内部用壁画等来作为装饰。但那时的反对形象艺术的理论观念仍然还有很大的力量。4世纪的奥古斯丁就代表反对艺术一方的立场。尽管如此，4世纪的基督教艺术还是以一定规模在发展。因此艺术的发展与神学美学思想的发展并非绝对一致。6世纪罗马教皇大格列高里为图像的辩护无疑为视觉艺术在西方教会下的发展给予了官方的肯定与支持。

三、圣像破坏运动及对圣像的否定

自从基督教开始传播其教义的时候，圣像画就开始流传了。而对于圣像画存在的合理性，从一开始就有分歧和争论。尽管圣像一直受着反圣像者的阻挠，但圣像仍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在基督教世界生存与发展着。从4世纪开始，圣像画在拜占庭得到蓬勃的发展。圣像画是架上祭祀绘画，其主要形式有镶嵌画、木板蛋彩画等。“圣像”（Icon，来自于希腊语中的“eikon”）是肖像的意思，也是表达艺术家对实物或想象的真实异象的某种媒介。作为宗教肖像的圣像在东正教基督徒敬拜和教义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些在木制嵌板上画着圣人与圣经场景的圣像画常常被放在教堂中殿的中心和圣所前面的屏风上。到了5世纪末，圣像崇拜达到顶峰。8至9世纪，在拜占庭和西欧展开了不同程度的圣像破坏运动。

8至9世纪，拜占庭发起的圣像破坏运动所反映出的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有其政治经济方面的根源，也有其宗教神学与艺术文化方面的根源。在宗教方面，圣像反对者首先会反复地以圣经中上帝对形象的禁令和摩西十诫中第二条关于禁止偶像崇拜的告诫为论争的依据。拜占庭统治集团发起这场运动也为消除基督徒与其他宗教信徒之间的障碍，他们认为正是由于基督徒对圣像等宗教偶像的顶礼膜拜而造成了其他宗教信徒与基督徒之间的隔阂甚至对立，使得帝国境域内外的犹太教徒和穆斯林对帝国抱有宗教敌对情绪。此外，统治者也希望通过抵制圣像来净化信徒对原始基督教教义的信仰，从而加强思想控制。然而拜占庭的基督徒普遍崇拜圣像，于是726年，大地震等自然灾害与阿拉伯人入侵等都被视为是上帝对基督徒崇拜圣像违反上帝戒律的惩罚。拜占庭教俗统治集团中还有一部分人由于受到其东方省区神秘宗教艺术的影响而力图将古典艺术中崇尚自然形象的倾向排除于基督教艺术之外，以恢复基督教在艺术领域中的纯洁性。在圣像破坏运动中，圣像崇拜者与圣像反对者之间不同的观点也反映了拜占庭所具有的两种文化的冲突。圣像崇拜者代表的是重视视觉形象的希腊文化，而圣像反对者代表的是注重听觉、抽象思维的东方文化。圣像崇拜者包括下级僧侣和广大教徒。圣像反对者包括犹太教徒、穆斯林教徒、早期基督教文化中一直存在的唯灵论者、政治家、军人以及依附王宫的高级僧侣。圣像破坏运动以圣像崇拜者的胜利而告终。

然而，基督教内部由于对圣像的不同态度而引发的争论由来已久。圣像反对者认为崇拜圣像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而圣像支持者则认为圣像能帮助那些目不识丁的普通信徒理解基督教的信仰与教义。早在4世纪初，在西班牙举行的爱尔维拉基督教大会就曾明确规定，教堂内禁止设置让人们顶礼膜拜的绘画和图像。但在不久后，基督教被合法化与官方化，特别是在成为国教以后，这一规定被弃之不用，教堂内的圣像艺术与圣物装饰得到极大的发展，以至君士坦丁时代的历史学家尤西比乌斯（Eusibios）认为对基督、圣彼得与圣保罗之圣像的崇拜是基督教民族的习俗。反对圣像的行为一直不断地出现，但范围较小，仅限于个别教士。塞浦路斯的埃比发努思（Epiphanos）教士就曾愤怒地撕毁过教堂内饰有基督和圣徒圣像画的窗帘。在拜占庭帝国的安条克，反对圣像崇拜的民众向圣像投掷石块以发泄不满的情绪。公元7世纪后半期，圣像崇拜的风气继续增长，以至圣像的内容由对基督和教父的描绘扩展到对所有圣人和殉道者的描绘，圣像的形式也变得多样化，除了以往的绘画、镶嵌画之外，还有用象牙、木料、宝石和各种贵金属制作的艺术品。

圣像的功能是用以帮助人们理解或祈祷还是本身作为信徒的崇拜对象，两者的区别在6到7世纪已变得模糊不清。由于圣像比起早起基督教艺术中概念化的象征符号与说明教义的寓意更具有情绪上的感染力，圣像在整个拜占庭帝国中渐渐流行起来。公元692年的楚兰会议（Trullan Council，又称Quinisext Council，五六会议）正是认可了这种脱离象征主义的倾向，该会议规定“承认了世间之罪的我主基督、上帝之羔羊，在图像中应当以人形来加以表现，而非古代的羔羊形象。通过这个人像，我们领悟到上帝受辱之极致，并且得以记住他化成肉身后的一生、他的受难，以及他为拯救人类所作的牺牲。”[5]327楚兰会议中的第82条曾明确规定，基督教在最初几世纪中所用的旧约中的象征符号必须被对真实的直接描绘所取代。旧约中的象征形象由道成肉身变成了真实存在。当道成为肉身，并生活在我们中间，那么变得可见可描绘的形象必须被直接地描绘出来。由此一来，画家们重回到一种较为自然主义的风格。例如《圣母子在圣迪奥多尔与圣乔治之间登位》。类似这样一些直接描绘人形的图像无疑更容易把人们引向对圣像的崇拜。

以上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利奥三世皇帝于726年夏季颁布《禁止崇拜偶像法令》，从此展开了一场持续117年的圣像破坏运动。730年，利奥三世皇帝下令摧毁所有以人的形象表现基督、圣母玛利亚、圣徒或天使的图像。拜占庭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毁坏圣像运动对其历史和文化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在圣像破坏运动的百余年间，教会元气大伤，势力下降以至很难再与皇权对抗。这期间的宗教艺术也遭到严重的损害，直到这场运动结束后，图像的地位又重新得到了确立。

四、圣像之争的根源和《圣经》对形象的态度

除了社会运动和宗教会议对基督教视觉艺术有着较大的影响之外，神学美学也毫无疑问地影响了图像的发展。例如《圣经》对形象的态度、大马士革的约翰等一些著名的神学家对图像的看法以及加洛林王朝的《加洛林书》中的美学思想都提供了有关视觉图像的理论依据。

圣像之争的美学根源与《圣经》对形象的态度有紧密关系。《圣经》中对形象的讨论和态度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诸多美学家、神学家的思想以及艺术的发展。《旧约》中的摩西十诫表明了反对形象的态度，而《旧约·创世纪》中对上帝形象的暗示和《新约》中神的道成肉身的事实又给了人们支持形象的理论依据。因此，《圣经》里面对图像模棱两可的态度是造成后来有关图像论争的一个根源。

《圣经·旧约》是希伯来人对人类最早的贡献，也体现了希伯来的美学思想。与重视觉艺术和“美”的希腊美学不同，希伯来美学注重体现内心的冲突与活动，注重“听”，因此在希伯来文化中最重要的艺术是音乐和诗，言语的地位要高于形象。“美”的范畴在希腊美学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而在希伯来人那里，“光”才是美的理想。

在圣经的思想中，听觉的神圣意味要高于视觉。上帝之声可闻，其形却不可见。上帝一语造光，说“要有光”便有了光。在《创世纪》中，上帝用话语的形式创造世界：“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在水面上运行。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在此，话语有了相当高的地位。而形象则遭到明确的抵制。禁忌形象制作，是圣经中三令五申的一道戒律。希伯来人对视觉艺术的压抑和排斥非常清楚地体现在旧约思想中。除了建筑以外（《列王记下》记载的有关所罗门建耶和华神殿的事实），希伯来其它方面的视觉艺术都受到了压抑。尤其在《旧约·摩西五经》中多处谈到了有关形象禁忌的问题。

由于《旧约》中的上帝是一个无形的抽象实体，因此给无形的上帝造像是被禁止的。关于上帝无形，在《出埃及记》（3：20）中曾提到过，摩西请求上帝显示其形象，上帝的回答是他只显恩慈，而不显形象，说道：“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看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又如《列王记上》（19：11-12）记载，上帝遣天使召见先知以利亚到何烈山。在山上耶和华终究没有显示其形象，狂风和火中都不见他，而是让人的心智还来不及思索，便以排山倒海的气势退去了。

由于上帝是无形的，没有任何人见过上帝的样子，甚至摩西和以利亚也没见过，人们便没有了为他造像的依据。而禁止造像又是上帝自己的禁令，因此禁止造像的理由就更加充分了。在《旧约·摩西五经》中，《出埃及记》、《利未记》、《申命记》中都谈到了禁忌形象制作的问题，其中对偶像、圣像、天上地下的一切形象都作了禁忌。在《出埃及记》（20：23）中，耶和华称：“你们不可作什么神像，与我相配。”在《利未记》（26：1）中，上帝再次告诫人们不要作什么虚无的神像，更不可跪拜它们。

上帝是精神而非物质。不可为上帝造像，不可拜像，甚至也不可制造世界上的一切形象。在《出埃及记》（20：3-7）中上帝向人们作了更具体、全面、清楚的说明：“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在《申命记》（4：4-19）中，摩西再次重复了上帝关于形象禁忌的告诫：“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这是耶和华在何烈山于火中向人们示谕。而人们没有看到上帝的形象，只听到了他的声音。由此可见，听觉的神圣意味是在视觉之上的，语言的重要性也比形象强得多，这一点在《旧约》中已有非常充分的证实。

由此可见，圣像反对者很容易就能在《旧约》中找到有关上帝无形、形象禁忌的确凿根据，但《圣经》中对形象模棱两可的态度同时也给圣像支持者以某些理论依据。圣像支持者在《圣经》中主要依靠的根据是《旧约·创世纪》中上帝按自身形象造人的事实以及《新约》中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实现。此外，《圣经》中还有一些对形象的描写。《旧约》里一些关于圣像崇拜的段落与《新约》中耶稣将庙宇比作他生命象征的叙述等等都为圣像支持者提供了肯定形象制造的合理性的理论依据。

《圣经》中关于上帝的形象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上帝从未显现其形，上帝无形的事实是无需置疑的。但圣像支持者则坚持上帝有可诉诸视觉的形象——在《创世纪》中，上帝就暗示了他的形象正是人的形象。《创世纪》（1：27）中有这样的描述：“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纪》（9：6）中又有“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

圣像支持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除了证明上帝有形之外，还在《圣经》中找到了一些有关圣像崇拜的段落。例如，他们认为所罗门王的庙宇含有转义的表达和装饰。在《出埃及记》、《民数记》、《历代志》、《约书亚记》等章节中，有多处关于形象制造的描绘，其中曾提到多种圣物。

《旧约》中记载的关于帐幕和圣殿的建造便会使人认为犹太人对图像并未完全弃绝。在上帝传递给摩西的律法中就有专门关于帐幕建造的内容，其中提到要在施恩座的两头用金子做两个连接一块的基路伯：“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作一个基路伯，那头作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出埃及记》25：18-20）

在《列王记上》（7：13）“庙宇的布置”这一节对有关装饰、柱头、格子结构、图像装饰等作了一些描述。在《列王记上》（7：25）中也有对形象制造的叙述：“有十二只铜牛驮海，三只向北，三只向西，三只向南，三只向东；海在牛上……边如杯边，又如百合花……”（7：27，29）还有“他用铜制造十个盆座，每座长四肘，宽四肘，高三肘……心子上有狮子和牛，并基路伯。”这就表明了这些形象是允许被制造的，在敬拜活动中也承担着重要的功能。这样看来，《旧约》中对形象的禁令只是禁止那些供人们把被造物当作神来敬拜的偶像。

除了以上《旧约》中有关形象的描述之外，最有利于圣像支持者的理论依据是《新约》中神道成肉身的事实。在《新约》中，上帝之道化身为人，具有了人的形象。从狭义上讲，“道成肉身”就是指耶稣诞生，上帝所提及的逻各斯化身成为了耶稣基督的肉身。“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人类，上帝让自己的独生子降临人间，耶稣就是为了拯救人类而来到世间的救世主。这样一来，道成肉身的耶稣作为一个真实的人是有形象的、可以被描绘的，这便在基督教神学上为图像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一种最基本的依据。

关于基督教中形象的制造与使用，是应该发扬还是抑制，其存在是合法还是应被禁止，无人能给出一个确定唯一的答案。值得思考的是，在圣像问题上对《圣经》的不同解释，对图像的不同态度导致了宗教图像艺术发展的不同面貌。东正教严格遵守教义，在图像的制作上有一套程式化的模式。天主教是图像的赞成者，西方教会在教堂里使用的圣像崇拜和图像展示没有争议，图像被认为是分享了其原型，因而在天主教教堂中有着多姿多彩的雕像和画像。

五、有关圣像之争的美学探讨

在圣像破坏运动的两个阶段中，圣像崇拜者和圣像反对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在支持维护圣像的这一方，8世纪的大马士革的约翰和特奥多尔·斯图狄特是最为著名的两位神学家。拜占庭神学家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 Damascene，约675-753年）在其第一个阶段中站在维护圣像存在合法性的立场上表明了圣像崇拜者的观点。君士坦丁堡的斯图狄特修道院的特奥多尔·斯图狄特（Theodore Studites，759-828年）则在第二阶段中阐述了支持圣像的观点。

圣像崇拜者和圣像反对者站在水火不相容的立场上进行辩论，但他们的出发点和所希望达到的最终目的却一样，即真正理解和领悟基督教的神圣性内容，提升自己的灵魂，趋向神的永恒无限的完美世界。不同的是他们采取的手段：圣像反对者为了保持宗教的纯洁性和准确性，不允许视觉形象的图像对表达基督教教义的神圣性内容有半点歪曲、过分或不足，于是选择禁止视觉形象，坚持语言传播的权威性。而圣像崇拜者则认为图像可以使人们借助感性形象追随上帝和原型，因此充分肯定视觉形象的重要性与合理性。

圣像反对者并不是要反对一切图像，他们的目的不是要反对艺术。圣像反对者并不反对单纯为了美观的需要去装饰教堂，也不反对世俗绘画。总之，他们可以接受一切与基督教无关的艺术。例如那些对自然风光的描绘、纯粹装饰性的图案、具有生活气息的动植物、捕鱼打猎的场景等等。

圣像反对者所反对的是宣传基督教的艺术。他们反对对《圣经》故事的描绘，反对人神同形的圣像，即按人的形象来描绘基督的圣像画。象征理论在拜占庭绘画中占主导地位，在这种理论思想影响下的绘画具有高度程式化、精神性的特点，并不追求形象的酷似逼真。但在拜占庭早期，古希腊罗马艺术的模仿原则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时常会出现一些同时具有象征语言和模仿语言的绘画。而到了八九世纪，古希腊罗马艺术的模仿理论受到重视，圣像画中的人物刻画得更加写实逼真，加强了人神同形的倾向，容易使人们过于关注画面本身从而忽视画面描绘的原型与精神性内涵。而这正是圣像反对者所不能容忍的，他们认为这是对基督教教义的亵渎，于是发起对圣像的猛烈攻击。

圣像崇拜者与圣像反对者之间的争论十分激烈，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之外，论争双方在美学神学方面的分歧主要有两点：第一，形象和原型之间的关系。第二，言语和图像之间的关系。

形象和原型之间的关系，实质上也是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关系。感性形象是由物质材料组成的，而原型则是要靠心灵领会的精神性内涵。人们是否可以从形象上升到原型、从物质性上升到精神性这个问题引发了圣像崇拜者与圣像反对者之间的争论。圣像反对者给予物质性的感性形象的态度是否定的，认为绘画图像只会使观者耽于感性形象，甚至有时感性形象会歪曲原型和教义，使观者误入歧途。这时圣像崇拜者便会引用伪狄奥尼修斯的理论加以反驳。例如，著名神学家特奥多尔·斯图狄特就曾引用伪狄奥尼修斯的这一观点：“通过感性形象我们上升到精神观照。”[6]1220A圣像崇拜者已清楚地表明，人们要上升到精神世界，感性媒介是不可缺少的。

早在早期教父那里，就已经形成圣像崇拜者与圣像反对者两派，例如北非的德尔图良就坚决反对圣像崇拜，而来自小亚细亚的大巴西尔则肯定图像的宗教图解作用。后来的大马士革的约翰和特奥多尔·斯图狄特也极力支持圣像存在的合理性，并都在证明自己的观点时引用过大巴西尔的话。在形象与原型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圣像反对者认为人神同形的形象和原型在本质上是一样，由于原型是不可描绘的，因此圣像制造是要禁止的。但圣像崇拜者则接受了新柏拉图主义者和伪狄奥尼修斯的影响，认为形象的作用实质上是象征符号，形象是对原型的象征而不同于原型。图像对原型的模仿即使是镜子式的再现，图像也不同于原型。就像人一定不同于镜子中的镜像。

关于这一问题，大马士革的约翰曾写道：“形象是某物的类似物、例证和图像，显示某物中被描绘的东西。形象不是在一切方面完全类似于原型、即被描绘的对象，而只是一个为形象，另一个为被描绘的对象，它们的区别完全清楚，虽然两者都代表同一个对象。我举一个例子。人的图像虽然代表形体轮廓，不过它没有精神力量，因为它不是活的，不会思考，不会说话，不会感觉，四肢不会活动。儿子作为父亲的自然形象，仍和父亲有某种区别，因为他是儿子，而不是父亲。”[7]

特奥多尔·斯图狄特为了说明形象和原型之间的区别曾引用了大巴西尔的一段话：“以任何方式加工的图像，当它从原型转到物质上时，它就成为原型的类似物，借助艺术家的构思和手的技艺，它反映原型的形式。例如，画家、制作金或铜雕像的雕刻家拿来材料，观看原型，知觉所看到的对象的外貌，并把外貌凝定在物质中。”[8]此外，特奥多尔·斯图狄特还引用过大巴西尔举过的一个例子：如果有人在广场上看见皇帝的图像，称之为皇帝，而这并不等于说他承认两个皇帝。他称画板上的皇帝为皇帝，是以此确认对皇帝的尊敬，并未使原型丧失皇帝的称号，皇帝只有一个，而非两个。如果称图像中的皇帝为皇帝，那么成为这幅图像的原因的人就更是皇帝了。形象和原型使用同一个名字是因为两者是类似物，但在现实中在本质上它们是两个对象，不可转换，原型就是原型，图像就是图像。圣像崇拜者并不否认形象和原型不同，但他们认为形象可以引起观者对原型的尊崇。当基督徒怀着虔诚的心情来观看那些图像，他们更容易通向那神圣的精神世界。正如特奥多尔·斯图狄特所说：“显然，由于模仿，也就是由于图像，产生了极大的利益，通过这种模仿激起对原型积极的精神观照。”[6]1217D-1220A

言语和图像之间的关系是圣像崇拜者与圣像反对者之间另一个重要的分歧，而这实质上也是听觉和视觉的关系。言语属于听觉范畴，而图像属于视觉艺术。圣像反对者视听觉高于视觉，而圣像崇拜者认为在各种感官中最具优越性的是视觉。在古希腊罗马美学思想中，言语的地位高于图像，而圣像崇拜者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则认为图像要高于言语。大巴西尔和大格列高里都认为图像是文盲的书，图像是对言语本文的阐释，肯定了图像的宗教图解作用。圣像崇拜者接受了大巴西尔和大格列高里的看法，并经常在自己的理论中引用他们的观点。圣像崇拜者认为图像不仅可以阐释言语本文，还能够弥补言语的局限与不足。图像具有直观、形象的特征，以视觉形象的形式来体现上帝的真理更容易让观者接受，圣像崇拜者甚至认为视觉形象对真理的体现比言语表达得还要深刻。

此外，圣像崇拜者还接受了大巴西尔、尼斯的格列高利关于绘画的情感作用的看法，肯定了绘画的积极作用。在圣像崇拜者看来，当基督徒站在绘画面前，被所画的内容感动、震撼时，他们的心灵伤痛仿佛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过，他们的眼泪也可以将“原罪”清洗掉。例如，圣像崇拜者曾谈到，当人们来到处女埃芙菲米娅蒙难这幅画面前时，为画面中描绘的她的英勇无畏和少女羞涩所感动，还有画面中仿佛正从少女口中流出的一滴滴血激起了基督徒巨大的心灵伤痛与虔诚的热泪。那些看不懂文字的基督徒通过观看绘画，在这一刻也理解了绘画要表达的内容和含义，心灵被深深震撼，突然间也仿佛顿悟到了上帝的真理。

同时，在八九世纪的拜占庭得到发展的“想像”（phantasia）理论也和视觉形象有一定联系。圣像崇拜者认为，想像也是视觉形象，需要借助感性形象来思维。想像还是感性知觉能力的必要前提，是记忆的根源，判断与理性都要取决于想像。由于看到了感性形象对于想像的积极作用，特奥多尔·斯图狄特曾写道：“想像是心灵的五种力量之一；想像可以由某种圣像呈现出来，因为想像和圣像都包含图像。因此，类似于想像的圣像不是没有裨益的。”[6]1220BC

圣像崇拜者与圣像反对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各自都有充分详细的理论依据。然而事实上，图像的绝对禁止是不可能的，绝对忠于图像制造的初衷也不可能。在天主教和东正教那里都不缺乏图像；而有些民间百姓仍然会把圣像当作上帝，为感性形象所吸引，模糊了形象和原型的界限，不慎把对原型的崇拜转移到圣像上、或者圣像的画板材料及其他物品上。但图像使得广大目不识丁的民众获得了有关基督教教义方面的信息，同时也推动了中世纪视觉艺术的发展。

六、《加洛林书》中的折中美学思想

771年，查理大帝开始统治全部法兰克王国，在反复征战，疆域扩大后，其版图与西罗马帝国相差无几，查理帝国的延续不到一个世纪，但它在文化统一和宗教统一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查理曼靠武力夺得天下，建立了加洛林王朝。在8、9世纪的查理曼与加洛林王朝其他君主的统治下，前几个世纪学术沉寂的局面有了改观。查理曼受的文化教育极为有限，为了复兴古希腊罗马的艺术文化，查理曼聚集教会各式人才，请他们办校讲学，收徒授课，翻译整理古希腊罗马文献，从事哲学神学研究，极大推动了教堂建筑、绘画、雕塑等艺术的发展。

加洛林学术复兴时期的美学著作有阿尔琴的《修辞学》、《加洛林书》以及由阿尔琴的一名学生撰写的对贺拉斯《论诗艺》的评述。这一时期的美学思想最为充分的集中体现于《加洛林书》中。《加洛林书》是8世纪末按查理大帝的意愿编撰而成，被认为是由英国教士阿尔琴主编，包括阿尔琴本人在内的不同作者写作成集。《加洛林书》表达了一种对图像的折中立场，既批判圣像崇拜，又不主张毁坏图像。而拜占庭的圣像破坏运动也使得当时西欧对图像的态度重视起来。

历史上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圣像破坏运动：八至九世纪拜占庭发起的圣像破坏运动；在拜占庭圣像破坏运动的影响下，查理大帝为控制罗马教皇而发起的反圣像运动；16世纪，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787年，第七次宗教会议的召开使拜占庭圣像破坏运动告一段落，这次会议又恢复了圣像存在的合法性，但法兰克王国的加洛林王朝却反对这一决议，攻击圣像的作用，由此而作《加洛林书》。《加洛林书》中表达出来的反圣像的思想接受了圣·奥古斯丁的理论，认为绘画的虚假性与画家们的率意编造会损害宗教的神圣性，在宗教传播中会歪曲神学教义。

查理大帝执意编撰《加洛林书》是为查理曼本人不同意787年第七次大公会议通过的圣像崇拜决议。查理曼不同意这项决议主要有三点原因：其一，为报复拜占庭艾琳皇太后的傲慢行为；其二，对于第七次大公会议的决议，查理曼得到的是断章取义的解释，当时西方人没能够真正理解这次会议中崇拜圣像和崇拜上帝之间的差别；其三，查理曼抓住《旧约》中君权神授的思想，不乐意看到教会通过鼓吹圣像崇拜而表现出精神上的独立性。

《加洛林书》对圣像崇拜的抨击终归就是法兰克人对圣像画虚假性的指责。一是认为圣像画表现的是虚假的人，它终究是画，画中无生命的人无法替代真实的有生命的人；二是认为圣像画中有许多虚构、想象的成分，画家经常画一些圣经上没有的事物，从而背离圣经。

《加洛林书》中的思想认为圣像画是虚假的，其画中的人看上去是人，实际上却不是，它们只是艺术家的发明，是无生命的画像，而不是真理。“圣像不过是艺术家的虚构，并非真实……它们不过是些毫无意义、没有理性的偶像。”“真实的人与被画出来的人的主要区别，在于一个是真实的，另一个是假的，两者之间除了名字一样以外，毫无共同之处。一个真实的人，可以说是一个高级动物，有理智，讲道德，有知觉，能感觉到快乐与痛苦；不具备这些人的属性，只能被看作一个虚构的人。”[3]65

此外，《加洛林书》还认为圣像还受艺术家意志的左右，画一些圣经上没有的事物。画家们有时把发生过的事任意篡改，描绘一些没有发生过、也不会发生的事情。《加洛林书》认为“圣经中从没有堕落、不适宜、不纯洁和虚假的东西（除了圣经记录的那些恶人的言行之外）；而人们却可以从绘画中找到大量虚假、邪恶、愚蠢和不适宜的东西。熟练的画家几乎把所有事物，可能的或不可能的都画了出来……”[3]68《加洛林书》甚至还点名攻击了大马士革的约翰和东方教会的使者在一些问题上胡言乱语，不赞成约翰牧师“画家可以描绘圣经里所讲到的一切内容。”的这种观点，认为教义、经文、先知们的话应由作家用文字记录下来，而不是由画家用绘画表现出来。《加洛林书》认为“画家有一定的能力提醒人们记住一些曾经发生过的事物；然而，那些只能靠理智领会和语言传达的事物，则只能由作家通过文字的论述才能表达清楚。因此，说什么‘画家并没有违背圣经，他们可以描绘圣经里所讲到的一切内容’，实属荒谬之谈。”[3]69《加洛林书》中否定圣像的思想在此已经表达得相当清楚。

法兰克人与圣像反对者一样，认为上帝是精神的，而靠感官领会的艺术作品不可能具备神圣性。但不同的是，法兰克人并不打算毁坏绘画。他们虽然否认绘画本身具有神圣性，但却认为它们在基督教教义的传播中有着指导的实际用处，具有教诲的价值。他们并未接受拜占庭富于思辨的形而上学与它对绘画及其原型所作的论断，他们对艺术的态度更简单、更实际。《加洛林书》首先强调了绘画艺术的教育功能，认为绘画是未受教育者的文学。它还指出了视觉艺术具有历史的、解说的功能，认为图像可以使人们回想起历史事件、圣徒甚至上帝，使历史事件不被遗忘。此外，《加洛林书》还认为视觉艺术能够美化教堂，这就涉及了图像的审美功用。如瓦拉弗里德·斯特拉伯所认为的，美不应受到轻率的对待，不应以无所谓的态度任意践踏。总之，《卡洛林书》对图像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态度，认为绘画不应用于膜拜，而应用于长期保持对历史事件的记忆，用于美化教堂墙壁。

由于加洛林文艺复兴是要使古典主义文化得到复活、苏醒与重现，而查理曼统治的国度又具有日耳曼式的传统，因此加洛林时期的艺术游移于罗马与日耳曼两种风格之间，艺术理论则游移于古典主义与宗教倾向之间。当时的艺术一方面倾向于古典主义，一方面则倾向于当地传统的影响。古典主义在查理曼的统治下得到加强，但政治对艺术往古典主义方向的引导只获得了部分的成功，当地日耳曼的传统风格仍保持着一定的发展。理论家比艺术家更容易受到政治的影响，所以加洛林时期的古典主义观念更多地是被艺术理论与美学接受，而非艺术实践本身所接受。

加洛林王朝对于图像的态度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态度与立场在整个中世纪中一直具有权威性。卡洛林时期的美学不仅是中世纪宗教美学所采取的形式之一，并具有倾向于古典主义的特征，而且还认识到了纯属审美意义上的形式的价值以及艺术的自主性。加洛林时期的理论中允许艺术所具有的自主性也使得艺术拥有比拜占庭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不去严格限制风格的不同与变化，才使得后来的罗马式、哥特式艺术风格的出现成为可能。

值得一提的另一种现象是，在圣像破坏运动的过程中，由于毁坏的是宗教艺术，但又不是否定艺术本身，于是世俗艺术兴起了。在石灰水刷掉圣像的墙壁上换上了世俗绘画，内容主要以皇帝图像和花草动物等自然景物为主，多为表现重大战役、皇家生活、赛车竞技、狩猎和公众活动等。圣像破坏运动对教会文化的打击遏制了5世纪以后教会文化迅速发展的势头，也从此为世俗艺术的大力发展提供了机会，圣像破坏运动对艺术的影响，即给世俗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此后的基督教艺术和世俗艺术便在一个新的平台上共同发展。而东正教的圣像又被重新放进了教堂，其圣像的形式与风格在一定的标准内再没有太大改变，而是获得了一种较为稳定的发展。

西方基督教世界并未像拜占庭那样发起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毁坏圣像运动。利奥三世皇帝在公元730年颁布的有关圣像毁坏的敕令遭到了罗马教宗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拒绝。

当拜占庭正在为圣像破坏运动对宗教艺术的打击闹得大伤元气时，西方基督教世界却为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查理曼在9世纪对罗马技艺传统的复兴也使得西方的艺术不同于拜占庭的程式化、单一化的艺术风格，而是更生动和富于变化。

从总体上看，加洛林王朝的视觉艺术遵循了格列高里的教导，使图像具有说教和图解圣使了后来罗马式与哥特式艺术的产生。而东欧东正教的图像艺术则有严格的标准与高度程式化的模式，视觉艺术的风格一直没有多大的变化。在艺术方面，加洛林时期是古代世界的尾声。查理曼成功地将西方文明的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由莱茵河、卢瓦尔河与北海所围绕出的三角地带，这个西方文明中心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持续了六个世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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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米涅.特奥多尔·斯图狄特著作集[G]//凌继尧.西方美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4）：428.

谢选骏指出：人说“基督教有关圣像的神学美学论争及对圣像制作的影响”——我看偶像崇拜是人的原罪之一，所以列在十诫里予以禁止。但是，既然是原罪，就是无法克服的，只能予以克制；而克制的方式之一，就是宣告认罪。

【43、批判基督教是因为理解的差异】

《批判基督教一百三十三条 》（佚名 2008年12月12日）报道：  

1.约书可不可信？上帝是万能的，他的话记在约书中，除了他有意隐瞒的，每一句话都应是他意志的完全反映。如果约书仅是犹太人或基督徒对上帝话的回忆，而人是会犯错误的，那约书中上帝的话就不见得完全可信，而我们又如何确信哪一句呢？为了对上帝负责，最正确的态度，就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看待约书的所有内容。

2.宇宙天地末形成之前，黑暗笼罩着无边的空虚。如此正义、光明、慈爱的上帝在无穷无尽的过去，竟然生活在无一些一毫光明的无边的黑暗之中，与黑暗同体。让人怀疑这个上帝是否就是黑暗之神呢？

3.第二日上帝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隔开，”此后上帝造了空气。可是第一天上帝只造了光。那么水又从何而来呢？上帝之外一定还有能让他无法发觉和其他的神，这个神一定比上帝更要全能、全知，因为上帝没有发现他造了水。

4.第四日上帝造了星辰。大的那个管昼，小的那个管夜。这是错误的认识，这只是地球中的情况。造成错误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犹太人错误地记录了上帝的大功劳，那么一次犯错的犹太人，就可能犯更多的错，甚至他们把无神的世界理解成了有神的世界，也是有可能的。因此上帝的存在与否，实在可以怀疑。另一个错误的可能是上帝至多只造了地球而已。因为他就是这样告诉他的信徒的。

5.上帝说要有鱼在水中游，要在雀在天空飞，于是就有了鱼和鸟。但他没说要有船，要有飞机。那么刳木为舟的神农氏已胜过了上帝，造轮船的富尔敦胜过了上帝，莱特兄弟也胜过了上帝。美国的波音公司的总裁竟然有与上帝一样的大能，造出了飞行速度和质量胜过一切鸟的飞机，真是让人不得不佩服。理性的西方人都应向波间公司顶礼膜拜。

6.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了人。阿拉伯人在这一点上还是聪明的，他们意识到这一条的荒谬性，所以禁止信徒搞偶像崇拜。洪秀全说他的上帝爸爸是个白胡子老人家，根据原来在此。也难怪他要给上帝搞一个妻子，不然上帝搞谁呢？

7.上帝说他要造人，派人去管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地上爬行的一切昆虫。他又让亚当和夏娃负责修葺和管理伊甸园。原来上帝造人，只是为了找一个仆人或者奴隶。不过，信上帝的人不能管河里的鱼，也不能管空中除了鸟之外的一切东西。信主的人，吃海鲜大概是可以的，吃河鲜就是犯罪了。我们奉劝这些人，为了避免末世的审判，最好还是不要种也不要吃蔬菜，因为上帝没说让你来管。

8.上帝造了亚当之后，造夏娃之前，亚当感到孤独。这说明上帝虑事不周，他应当在造亚当的同时，就造出夏娃，那就圆满无缺了。

9.上帝从亚当身上取了一根肋骨，用这根肋骨造了妇人。凡是主张男女平等的人都应当反基督教，凡是女基督徒都应当服从男人，因为你本身就是男人的一部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人与上帝的差别只是上帝比人多了一根肋骨而已。

10.上帝在东方造了伊甸园，伊甸园中有一条叫希底结的可，从亚述的旁边渡过。由此可见上帝的世界也不大啊，东界至多到了伊拉克而已啊。我中华根本就不在上帝造的世界之中。

11.上帝在第一天造了光、第二天造了空气、第三天造了陆地和植物、第四天造了能照耀大发的光体、第五天造了水产品和空中鸟、第六天造了陆地动物和人。前面已经考证出黑暗不是上帝造的，这里又可以看出不发光的黑洞也不是上帝造的。还想请问一下，天使是什么时候造的？个人推测，天使那么重要，肯定是上帝造的，只是约书没有记清楚，由此想提醒虔诚的基督徒，要小心啊，约书没有完全反映上帝的旨意。

12.耶和华对居于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说：你们不能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你吃的目子必死。寄托了上帝美好希望的亚当夏娃既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也没有在吃苹果的当时就死掉。我们就不知道耶和华到底能管什么？只能说犹太人和基督徒违背耶和华的旨意不会有什么坏事发生的。

13.撒旦原是上帝的使者。请问按七日造世界的说法，上帝在哪一日造了撒旦呢？撒旦原是天使，后堕落.那请问上帝造撒旦天使是为了什么？上帝承认不承认撒旦是他造的？如承认，上帝就是造恶者;如不承认，那说明上帝无法阻止撒旦的产生，那他就不足以是超越万有的至高的神。

14.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之后，就眼亮心明，启蒙了。那他们被造时肯定是稀里糊涂的，他们是按耶和华的样式造出来的，那耶和华一定就有某些稀里糊涂的地方。耶和华造了西方人，又不想他们有智慧，这就是基督教中世纪愚民政策的最终根源。基督教从根子上来讲就是一个愚民教。

15.亚当和夏娃因吃了耶和华的苹果就犯下了必须世代补救的罪孽，即原罪。这应当是西方人最大的罪，是罪中之罪、罪上之罪。后来他因痛恨西方人犯罪而予以全部毁灭，只留下挪亚一家人。如此而言，上帝应觉得挪亚及其以后的人，没有原罪了。不然无法解释犯了小罪的人被灭，而犯有原罪的挪亚一家被留。

16.其实旧约创世纪可以看为犹太人对世界－人类的起源、发展的神话性解释，与我们小时候喜欢看的民间故事，属于同一类型.只可惜愚夫愚妇认识不到这一点。

17.约书中耶和华七日造万物，可以看做是犹太人对天地万物起源的解释、“男人与女人原来是一体的，后被分开，所以长大后都要离开父母，与对方结合，两人成为一体”，算是对两性及其关系起源的解释；人吃了智慧果之后，虽有智慧，脱离了自然界，但是却有了苦闷和不安，也就是对知识学问起源及其对人的两面影响的解释，与苏东坡“人生烦恼识字始”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蛇本来是有翅的人形生命，因诱惑了亚当、夏娃而被变为长虫，且被命苦为必有肚子行走、终身吃土、人的后裔要伤它的头，你要伤他的脚后跟，是对蛇的来历的解释。个人认为稍微学过一些文科知识、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头脑的人，都应当承认约书的民间故事来历和本质，都不应当是基督徒。

18.蛇本是有翅的人形生命，因诱惑夏娃吃了禁果而被罚为用肚子走路，钻洞吃土。首先要说明的是耶和华的命令没有被执行，蛇并不吃土。其次再一次看到耶和华真是个虑事不周的神，既然他痛恨蛇，命蛇的后代永受人脚后跟之苦，那他为什么不干脆让蛇绝种呢？如果说耶和华想让蛇永世受苦，那他为什么不让蛇到印度的十八层地狱中去呢？那种苦才难受呢。

19.撒旦原是人身长尾，长着翅膀，能在空中飞翔的美丽的形像。因诱惑亚当夏娃吃禁戒果而被耶和华罚为弯弯曲曲的长虫.如果撒旦只有一个的话，那它在创世之初已被变为了蛇，后世应当没有撒旦了啊。而西方人把伊甸园之后的坏事都归到撒旦的头上，其在是天大的冤枉.

20.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之后，开始在林中躲避耶和华，耶和华发出了痛切的呼唤:”亚在，你在哪里？人哪，你在哪里？”看来耶和华的确不是万能的，他要找亚当和夏娃，应当如孙悟空般，突然之间就冒出在两人眼前的，哪里用得了呼唤呢？连在一个小小的伊甸园中找人都找不到，还说自己是万能，真是不害臊.

21.夏娃受不了蛇的诱惑而吃禁果，又把禁果给了他的男人.上帝对这件事的处理意见是:让她受怀胎之苦，受生育之苦，恋慕男人而不是被男人恋慕，受男人管辖而不是被男人管辖.不知世上的女权主义者，看到这段话后，做何感想？我看应当删除约书中的这段话，不然基督教世界中就不要搞女权运动.或者你就不要说自己的基督徒.

22.耶和华对亚当的惩罚是:要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获得粮食;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全世界的农夫都应反对耶和华，原来是他让你受到如此之苦的.

23.耶和华对亚当的惩罚是:要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获得粮食;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亚当是西方的男人之祖，现在西方男人百分之百已不用这样打拼了，再一次证明耶和华不是万能的，他至多管到机械化劳动之前的时代.

24.耶和华对亚当的惩罚是:要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获得粮食;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马克思主义说宗教是统治工具而已，这一点倒是对的.真正信基督教的那些愚夫愚妇们，拼死拼活地劳动，而代行耶和华作威作福权能的教士却不遵照耶和华的劳动法规定.

25.亚当和夏娃长子叫该隐，从事农业；次子叫亚伯，从事牧业。这是犹太人对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记忆和神话性解释。

26.该隐和亚伯分别向耶和华献祭，耶和华高兴地接受了亚伯的，却对该隐的不屑一顾。嫉妒之心迷了该隐的心窍，他把亲兄弟骗到田野中杀掉了。这不就是“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的场景吗？或者耶和华一定认为亚伯该死，借该隐之手，杀掉亚伯。不然，凭他的万能，他一定阻止得了兄弟相屠的人间惨剧的发生。哪怕动一动他那根小小指头，让该隐杀人的动机—最初的嫉妒消失在风中啊。

27.耶和华所谓的创世工作做了七天就休息了，说明他会感觉到累；耶和华的花园需要亚当和夏娃去看管，说明他需要帮手；耶和华对亚当和夏娃违背他的命令偷吃禁果而感到悲痛，把这两个寄托了他希望的东西赶了出去，有点类似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吧；耶和华因大哥该隐杀掉弟弟亚伯而勃然大怒。这是什么神啊，那么情绪化。修行之差，较佛祖、太上老君不是一个档次。

28.耶和华所谓的创世工作做了七天就休息了，说明他会感觉到累；耶和华的花园需要亚当和夏娃去看管，说明他不能独立，需要帮手；耶和华对亚当和夏娃违背他的命令偷吃禁果而感到悲痛，把这两个寄托了他希望的东西赶了出去，有点类似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吧，一定程度上属于不智；耶和华因大哥该隐杀掉弟弟亚伯而勃然大怒。那么情绪化。修行之差，较佛祖、太上老君不是一个档次。耶和华因为人们作恶而非常后悔造了人，就将地上的生灵全部用大水毁掉，说明他没有预见性，当初造人时怎么没有想到人会不按他的意志发展呢？怎么不给人装上永循其道的基因呢？耶和华因人犯错而将人类毁掉，连带着走兽并昆虫、飞鸟都毁掉，人类的罪恶上帝强以责怪啊，可是动植物并没错啊，也被他毁掉，耶和华也太过于不分青红皂白了。耶和华用150天的大水将全部生灵毁得只剩下七对，我们只能说他太过于残暴了。

29.我们来看一看，基督徒的榜样、西方人的祖先都是什么样的人啊？一世祖亚当、夏娃违背了自己恩人耶和华的最大愿望，是谓不义吧；二世祖该隐杀了自己兄弟，弟兄相残是什么样的大罪？后世的基督徒就是视而不见！该隐的曾孙拉麦向他的妻子夸耀到：“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这是何等英雄的自白啊！这就是耶和华庇护的选民啊！耶和华就是这样的神啊！

30.亚当活了930岁、以诺在世365年、玛土撒拉活了969岁、拉麦活了777岁、挪亚活了950岁，请基督徒去问一下历史学家是如何看待这些老而不死的记录的？不就是把氏族、部落史幻化成人的寿命吗？翻翻中国古史、看看其它世界史，哪一个民族都是这样追忆自己的先民的。看不出耶和华的子民有什么独特之处，看不出耶和华有什么独到之处。

31.挪亚造方舟避难时正好600岁，他家里只有三个儿子和媳妇。请问犹太人是怎么繁衍的？600岁还没孙子？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只能说明这处记载不真实，约书的确不可信。

32.避洪水的方舟是用松香来粘合的，150天没有裂，太牢固了。以后我们造航空母舰时，就用优质松香，最好到伊拉克进口。核武器可能抵挡不了，导弹应当可以的。

33.方舟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三肘约当于今天一米，方舟长为100米、宽18米、高10米，不知如何装得下七对那么多物种？ 

34.耶和华大毁灭时没有毁灭水中的生物，看来是他管不了世界上的水产。

35.挪亚大洪水之后，耶和华与人和其它一切生灵立约，说：“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以后不再有洪水毁地了。”如何理解耶和华的话呢？是以后都不再毁灭生命？还是以后不再用洪水来毁灭生灵？约书最后一章《启示录》是耶和华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再通过耶稣的徒弟约翰留下来的告诉人类的世界末日的景象：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毁灭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天移位了、山岭、岛屿也在漂移；雹混着火与血从天而降，树木青草被毁去了三分之一；燃烧着的大山翻入大海；大星自天降到江河和一切水源上；日月星辰有三分之一被打暗；人们被毒虫螫五个月，却求死不得……由此看来，耶和华的原意是：以后不再用洪水来毁灭你们了，不过还可以用大火、大雪、大冰、大土、大木头来毁灭你们。

36.含看见了他的父亲挪亚喝醉酒赤身睡觉的样子，竟受到了他的父亲挪亚“你的子孙将永为奴隶”的诅咒。这是什么样的父亲啊？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看，应当谓为父不慈吧。

37.约书中说挪亚三子含是非洲人的祖先、雅弗是北方民族的祖先、闪是闪米特人的祖先。非洲人成为白人的奴隶，原来是有耶和华的神圣规定的。非洲兄弟们不应当信基督教呢啊。不然你们就应当心悦诚服地接受欧美人的奴役。

38.耶和华不允许人类具有他那样的智慧，就把可能接触到智慧果的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并用剑与火来看守智慧树；挪亚的子孙要造通天的巴比伦塔，耶和华不允许人们达到他的高度，就使造塔的人内斗，最终造不成。看来耶和华是个自大狂，而且还妒嫉心极强。

39.人们在造巴比伦塔时语言是统一的，是耶和华变乱了人类的语言的。由此可见欧洲人不应搞出世界语来，基督徒也不能学外语，因为违背了耶和华的意志。

40.挪亚的后代到汉谟拉比王（西元前1792—1750年在位）时还是“兄妹之间、叔侄之间”都可以结合的，这是什么民族啊？

41.按约书的记载，是汉谟拉比时的挪亚的后代亚伯兰首创犹太人的一神信仰。而当时埃及人和两河流域人已有一神信仰了，说明犹太人只不过是抄了这两个民族的而已。原来认为犹太教是爸爸教、基督教是儿子教、伊斯兰教是孙子教，现在看来犹太教也是儿子教。

42.挪亚的后代到汉谟拉比王（西元前1792—1750年在位）时还是“兄妹之间、叔侄之间”都可以结合的，这是什么民族啊？

43.基督徒自己推算一神教的创立者亚伯兰（亚伯拉罕）出生于前2161年，这是错误的。因为他的父亲已生活在汉谟拉比的统治之下了。时间被他们早推了四百年左右。

44.按约书的记载，是汉谟拉比时的挪亚的后代亚伯兰首创犹太人的一神信仰。而当时埃及人和两河流域人已有一神信仰了，说明犹太人只不过是抄了这两个民族的而已。原来认为犹太教是爸爸教、基督教是儿子教、伊斯兰教是孙子教，现在看来犹太教也是儿子教。

45.按约书记载，犹太人最早居住于两河流域，约在汉谟拉比之后，由亚伯兰首迁今以色列。在迁到后的一天，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后代犹太人为了坚定本族人、打消异族人争夺以色列之心而假托的耶和华的命令。

46.耶和华应许给亚伯兰的以色列，连亚伯兰都不要，他迁往埃及。他对其妻撒莱说：“埃及人会劫掠美貌女子为妻，而杀死她的男人。求你在外边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性命也因你而得保全。”撒莱果真被法老招进宫去了，亚伯兰因此而得宠，他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却增加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和仆婢。这是什么男人啊？这是什么约书啊？他为什么不乞求耶和华的保佑呢？

47.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所有地面，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这句话等于没说，到底是你亚伯兰眼睛能看到的巴掌大的地方，还是全世界？如果是巴掌大的那块地方，以色列人会反对；如果是全世界，基督徒都会反对，因为他们可能全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但不见得全是亚伯兰的后裔。

48.耶和华让亚伯兰及其后裔以割礼为双方立约的标记，难以理解耶和华的这个想法。割哪个地方不好呢？约书中还说二位天使化身男人，所多玛城的人要对他们胡为，约书是什么书啊，尽写些这样的东西。

49.耶和华毁灭所多玛城时，仅有亚伯兰的侄子罗得及罗得的两个女儿共三人得脱逃入山中。二个女儿以没有外人进山，为了不让父亲绝嗣为理由，与其父相配产子。请问她们的理由成立吗？这是什么父亲和女儿啊？

50.耶和华为了考验亚伯兰的忠诚，命令他将自己100岁时生下的唯一儿子焚烧掉，作为祭物献给自己，这是什么神啊，可怕啊。

51.以撒生了双胞胎儿子，大儿叫以扫，小儿叫雅各。按以色列人的传统大儿有继承权。雅各就抓住了以扫比较粗猛愚笨的特点，趁他口渴之机，以一碗红豆汤将大儿的名分骗到手，得到了继承权。后又利用父亲年老眼花，装扮成以扫骗父亲承认他的继承权。

52.雅各逃难到舅父拉班家，看中了表妹拉结，想娶其为妻。他的舅父以无偿劳动七年为代价同意。七年之后，舅父将愚笨的大表妹利亚冒充拉结黑灯瞎火之中李代桃僵。雅各又被迫无偿劳动七年，娶得了拉结。约书表扬雅各对爱情的忠贞，怎么不批评拉班的周抓皮作风呢？可见他们的善恶标准。

53.为了刺激美貌的妹妹拉结，利亚给她生下四个儿子分别取名为：“有儿子”、“（耶和华）听见”、“（三子）联合（起来对付小姨）”、“赞美（耶和华）”。拉结为了固宠，将自己的使女辟拉送给丈夫，生子取名为“伸冤”。利亚断经不能生育之后，辟拉又生子，拉结为他取名为“相争”。利亚也不是善茬，自己不能生了，就将使女悉帕送给丈夫，生子分别取名为“万幸”、“有福”。没想到已经断经的利亚还生了二个儿子，一个叫“价值”，一个叫“同住”，证明自己的生子的能力，生怕别人不知道这是他丈夫的功劳吧。生子竞赛还在继续，拉结最后生了一个叫“增添”。这就是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来历（还有一个叫便雅悯）。

54.示剑王不惜以命令全国放弃旧有信仰为代价去和雅各联姻。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约书中的“王”、“国”是指什么？不是后世的统治者的，也不是后世的国家，至多只是部落酋长而已。一个国王怎么会想到和一个只有十三个男子的部落联姻呢？

55.改姓了耶和华的示剑国的最后结局是什么呢？全国男子的阳皮被割掉了，与耶和华的约定下来了，可是耶和华并没有保护他们。相反，耶和华指使雅各的两个儿子趁示剑男人忍痛之机，冲进城中，将一切男人全部杀掉，把示剑人的财物、羊群、驴、青年女子和孩子全占为已有。通过这件事说明，耶和华并不相信割礼的意义。也进一步证明上条所考证的约书中的“国”，仅是部落而已。

56.雅各的大儿流便与父亲的小妻辟拉通奸。

57.雅各最喜欢17岁的儿子约瑟，约瑟也以此夸耀于兄弟。约瑟说他做了一个梦：兄弟在田间捆麦子，他的麦捆在中央，其它麦捆都向这捆麦子下跪。他的兄弟说：你是什么意思，难道要做我们的王吗？这一条也可以证明约书中的“王”，仅是首领的意思。

58.犯了众怒的约瑟最终得到的是兄弟们的报复。有的哥哥说：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野兽把他吃了。有的哥哥说：我们不能害他的性命，不可流他的血，把他丢在野地里就行了。有的哥哥说：流了他的血，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不如将他卖了，不可下手害他的，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血。如此兄弟相残，如此光明正大，如此一个比一个充满爱心啊。

59.亚伯兰之孙叫作耳，经常在外作恶，耶和华惩罚他，让在妻子他玛未生子前就死了。他玛改嫁耳的弟弟俄南，俄南不愿生子过继给耳，为他人做嫁衣，就不生子（其情景，这里都不好意思写），耶和华又以死来惩罚他。他玛想不管如何都应给亚伯兰家留后代，就扮成妓女去诱惑自己的公公犹大，生了一对双胞胎。犹大知道他玛的真实想法后，说：“他玛是义人”。这是什么思路啊，耶和华要以绝后来惩罚欺压邻人的人，却把公媳通奸称为正义？

60.犹大被卖到埃及后，因为给法老解梦成功，竟然做到了埃及的宰相，此后又把全族接到埃及享福，对兄弟算是以德报怨了。一直到这里，以色列人才做一件符合中国人观念的好事。

61.犹太人在埃及生活了400年，触怒了法老，法老罚全犹太人服苦役。耶和华为了拯救犹太人，赐给摩西神力，带领犹太人出埃及。这个故事也不可信，耶和华如果真是万能的，真的要救犹太人，直接让犹太人回到伊甸园就行了，没有必要通过摩西这个中介，也没有必要花费那么大的功力。

62.耶和华为了让埃及法老放行犹太人，通过摩西恐吓法老，他们都做了什么事呢？一是把全埃及全部的水都变成了血水，让埃及人没有水喝；二是让青蛙布满全埃及；三是让虱子布满埃及；四是让苍蝇布满全埃及；五是降下瘟疫，让全埃及的牲畜全部死绝；六是让炉灰降在全埃及人和牲畜的身上长疮（这里有问题，第五个灾难已让埃及的全部牲畜死光了，怎么还有牲畜呢？）；七是用冰雹打死所有埃及的生命（这里又有问题，全埃及的人都死光了，还会有谁阻碍犹太人出走呢？）八是降下蝗灾，毁掉全埃及的所有绿色（前面冰雹已经毁掉所有的东西了，请问蝗虫来毁什么呢？）九是降下三天黑暗；十是降下头生子之灾，耶和华亲自动手，新身走进埃及人的家庭，亲手杀掉全埃及人家里的长子，甚至头生牲畜。埃及法老被迫让步，同意犹太人出走。约书中的记载不可信，一是如此重大的变化，不见埃及方面的史实证明；二是如上述括号中所列，记载本身就充满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我们认为这里全是以色列人空想的反映，反映了犹太人和基督徒的歇斯底里的价值观。

63.耶和华解救犹太人的手段如何的无情啊！再一次证明耶和华只是犹太人的神，不可能是普世性的神。

64.摩西带领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路上，犹太人没有水喝，耶和华就变出水来，犹太人没有饭吃，耶和华就让风吹来鹌鹑给他们当饭吃.请问耶和华为什么不直接把犹太人送到巴勒斯坦呢？真的有大能，真的受犹太人，就不要让他们吃苦啊.

65.仔细看下约书，学过中国史的人就会发现，摩西与洪秀全的行动多么地相似啊！

66.18世纪初，英国的博林布鲁克派（BOLINGBROKE）讨论过耶稣根本就没有出生过的可能性。

67.1791睥出版的沃尔内（VOLNEY）的《帝国的灭亡》（RUINS OF EMPIRE）也认为耶稣是不可能存在的。

68.拿破仑1808年也德国学者维兰德（WIELAND0会晤时也怀疑基督历史的真实性。

69.1774年出版的德国东方语言教授HERMANN REIMARUS 的长达1400页的文稿认为耶稣不能被视为基督教的创始人，他只是犹太人世界末日论者之中一个杰出的人物。耶稣并没想到创建一个新宗教。

70.1796年德国哲学家及神学家HERDER指出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中的基督与约翰福音中的基督戴然不同。

71.1828年，德国学者HEINRICH PAULUS以1192页的论文对基督的神迹作了分析，认为只不过是自然的原因和自然的力量。

72.1835年德国的FERDINAND CHRISTIAN BAUR 认为保罗的书信，除加拉提亚书、哥林西前书、哥林西后书及罗马书以外，都没有真实性。

73.1840年，德国的BRUNO BAUER 认为耶稣就是一个神话人物，是2世纪整合犹太、希腊及罗马各神学的一个人格化的崇奉对象。

74.1835年，德国的DAVID SRTAUSS在《耶稣的生平》一书中指出四福音书中的超自然现象，应该列为神话。这部书开辟了德国思想界长达百年的圣经批判运动。

75.1863年，法国历史学家ERNEST RENAN 著《耶稣的生平》一书，对德国的基督批判运动进行了总结，基本否定耶稣和四福音书的真实性，震动全社会。

76.到19世纪末叶，法国的ABBE LOISY神父的法国学派，对基督存在的批判达到最高潮。以PIERSON、NABER、MAFFHAS为代表的荷兰党派进一步致力于否认耶稣丰在的史实。德国的ARTHUR DREWS将这一主张予以明确的说明。英国的W。B。SMITH和J。M。ROBERTSON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

77.西元93年犹太史学家JOSEPHUS著《犹太人的古代史》（ANRIPUITIES OF JEWES）中记载有对耶稣的赞语，史家公认是后人窜改的。

78.《犹太法典》（JELMUD）中提到“拿撒勒人耶稣”，因为成书年代很晚，是受基督教的影响，不能当历史的考据。

79.教会方面关于基督存在的证据，最初出现在圣保罗的快上，但是其中有些来源也不可靠。

80.西元150年以前，所有的基督教人士都未引用过《新约》。

81.四福音书中显然彼此之间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有很多可疑的历史记载，有很多和其他神话相似的记载。有很多显然为了应验《旧约》预言而安排的事迹。有也很多叙述，可能是为了后来的教义或教会的礼仪，而编造的一个依据。

82.罗马时期的叙利亚坦林兹（TAMMCZ）神的复活，仍在各城市中欢呼。又在接近的他的节日时，庆祝它的升天。在希腊，狄奥尼索斯神的苦难、死、复活，也举行同样的庆祝仪式。在吕底亚与弗里吉亚、意大利与非洲，到处都崇奉神母西比里及它的爱人阿提斯（ATTIS），人们哀悼阿提斯之死，将神往他的坟墓，第二天，人们则庆祝它的复活和大地的新生。祭司们叫道“神已经得救了，你们也会得救的”。对埃及女神伊希斯（ISIS）的崇奉则更为普遍，人们对她的丈夫奥西利斯（OSIRIS）的死和复活都知道。人们供奉她和她的圣子何露斯（HORUS）。对她的崇奉遍及罗马帝国境内，远至伦敦。拜火教崇奉密特拉神（MITHRAS），他是光明之神阿胡达马兹达（AHURA－MAZDA）的儿子，人们向他敬奉面包和酒，并分食。人死之后，都要接受密特拉的审判，洁净的灵魂会由阿胡拉马兹达亲自接引进入天堂。从西亚到苏格兰都有密特拉的教堂。后来天主教发现基督教与密特拉教的那么多相同的事，大为震骇。称他们全是自基督教中盗去的，否则就是魔鬼撒旦的安排。

83.英国的一个主教叫哈色，告诉我们从创世记到现在约六千年。另外一个英国学者推测从亚当到耶稣是8169年。在这之前，“上帝的灵运行在水上。”而“地是空洞荒凉，海洋上全是黑暗”。它原来就在大地上空和深渊上空的黑暗里运行，没有人可以交谈，该有多么寂寞，该有多么难过啊，只能亿万年沉溺于在空虚深渊上的无聊飘荡之中，亿万年地过着完全游手好闲的生活。

84.耶和华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请问他既然从来没见光，又怎么会知道光是好的呢？这个只要说要有光就有光的上帝，为甚么竟数十亿年、数百亿年、亿亿亿年在黑暗里运行而不说要光呢？！可以设想，这是多么令人难受的生活，在这个犹太人的上帝还没有勉强低声说出「要有光！」这三个字以前，永远忍受混乱状况和黑暗，像只瞎眼小猫一样在黑暗里到处乱碰，他的生活该有多么空虚无聊啊！

85.约书说太阳、月亮和众星是在创造世界第四天才造出来的。可见头三天地上的昼夜是在没有太阳、月亮和其它星星的情况下交替的！现在任何小学生都知道，昼夜交替的产生，是由于地球在绕着自己的地轴旋转和围绕太阳公转产生的。要是没有太阳的话，地球上既不会有光，也不会有昼夜交替。由此可见，约书上关于耶和华在太阳照耀地球以前彷佛创造了某种光，地球在第一日、第二日和第三日是用其它方法照耀的，而不是被以后日子里的太阳光照耀的神话，完全是那个半野蛮、半游牧民族中的愚昧无知的人的捏造的荒唐话。

86.耶和华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犹太神学者为了显示他们的上帝大到何等程度，卡巴拉里这样描绘耶和华的：他是位老者，有十亿七千卷发，他的身长足有五亿里，他的手指长一百二十万哩，他的手掌有二万四千零二哩。你们看，犹太教会的拉比们把他们的上帝头上的卷发和他的手指的长度计算得多么精确呀！至于他们怎样作出这种测量的，这是他们的秘密。

87.耶和华既然是按照自己的形像和样子造出人来的，那末他究竟像谁呢？像男人呢还是像女人呢？还是没有性别呢？是不是不男不女的阴阳人呢？还是雌雄同体呢？

88.耶和华把用土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亚当面前，看他怎样呼叫它们。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亚当便给一切牲畜、空中飞鸟和走兽都起了名字。我们知道由于物种灭绝的原因，当时的生物种类一定比现代的多好多倍。但是耶和华却能在一天之内，宣布特殊的动员令，把全世界的动物召集拢来，给它们举行洗礼。耶和华为自己的头生子亚当安排了的肯定是他认为不坏的消遣，可是亚当这第一个人多么可怜啊！他必须立刻给所有这些四脚的、长翅膀的、大鼻子的、有尾巴的动物想好名字，喋喋不休地说出来，还得按照种、类、变种、品种把它们区别开！要知道在每一个动植物的名字里，都包含着几百种特征，而这些特征都得由一个名字概括起来。这个生出来还不到五天的亚当，就居然这样有学问，好像已经读完了大学里的自然科学的课程！这个人在他一生中的几个小时以内做完了实际上是从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时代起，世界上千百个伟大科学家完成的工作。

89.亚当只是给地上的走兽和飞鸟举行洗礼，但是，是谁给森林里的水中的、地里的其余动物、昆虫命名的呢？给植物命名的又是谁呢？

90.在造夏娃之前，全能的耶和华要末是凭口讲，要末是用泥土来从事创造工作。他也是同时创造雌雄的。那么为甚么他不在造男人的同时造女人呢？为什么造女人时不用语言或泥土，却需要用男人的肋骨呢？

91.“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经日：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我们知道，耶和华此前的全部工作就在于口讲要有什么什么的！可是他却忽然疲倦了，给自己想出一个第七日，要整天休息！耶和华真是个大懒汉，他六天内什么也没做，第七天却休息起来了。甚至还安排了六天一次的轮休。

92.明清时期的传教士为了让中国百姓信教，或不惜充当与巫师类似的角色，为民家驱邪、攘灾、治病；或身着法衣圣带，口念祷文，手洒圣水，到路边田畴驱赶蝗群；或让尊贵的圣母屈身当送子娘娘兼助产婆……

93.清初的传教士们，千方百计地劝诱顺治帝皈依天主教，在其他方面多听从玛法（顺治尊称传教士汤若望为玛法，满语爷爷之意）劝导的顺治帝，独对此事坚决拒绝。传教士们又寄希望于把康熙帝改造为“第二个君士坦丁大帝”，得到的这样的训斥：“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万能的耶和华似乎也拿两位皇帝没有办法。

94.基督教传入古代中国史的大体情况是：635年阿罗本来华立教，845年武宗灭佛殃及基督教一并禁绝；基督教随蒙元一起进入中国，随蒙元一起灭亡；明万历皇帝之后基督教士以装和尚衣、献自鸣种等办法混进中国，雍正帝禁绝基督教。这种过程，只决定于中国与西方国力的对比，耶和华的神力在其中是没有作用的。不然，为什么他不能把唐太宗改造为第二个君士坦丁皇帝呢？中国皇帝容许禁止基督教都是“神道设教”的需要而已。可以相信，以后基督教在华势力不管如何发展，中国统治者不管如何用甚至信基督教，都出不了这四个字的限制。耶和华在中国归根到底只能是工具而已。

95.耶稣说：不要称呼自己的父亲为父。他带头称呼自己的生身母亲为“妇女”，而不叫她妈妈。这是什么儿子啊！

96.耶稣对他的徒弟依们说：你们如果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要作我的徒弟。这是什么师父啊！

97.耶稣徒弟的父亲死了，向他请假回家葬父。耶稣生气地说：死人才会想到埋人，你只能跟着我。师父竟然如此教徒弟！

98.看一看中国人颇有好感的传教士利玛窦的面目：他故意违背科学，在绘给中国的世界地上，让本初子午线通过中国，以迁就中国居世界之中的观念。传给中国的宇宙结构仍是中世纪的九重天说，对当时较为先进的日心地动说故意隐瞒不提。他不愿将先进的数学知识传给中国，在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时，始则要跳过数学部分先译天文历法内容，后又阻挠把全书译完，以致全书十五卷当时惟译得前六卷。

99.乾隆帝问传教士蒋友仁“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位在大学中教过哲学的又拥有为耶和华献身的高尚品德的人的高见是：当初天主在第五天创造鸟类和鱼类，鸡当然也算是鸟类。假如那天天主不创造母鸡，以后世界上也就不会有鸡蛋了，所以还是先有母鸡而后有鸡蛋的。这是无可怀疑的。

100.我们不妨看一看西人中某些思想者的言论：揆内说《论语》都是讨论善政、道德及美事的内容，“此集所载德行原理之言，胜过希腊七圣之语”。伏尔泰自称曾经认真地读了孔子的书，认为中国人用自身道德伦理来协调人间事物，比欧洲由“上帝”来支配要进步得多。他说：作为一个哲学家，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之事，就必须首先注视东方，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中国的基督徒啊，听听西方哲人的话啊。

101.看看传教士卡理·埃尔维斯的心照：一次我信步走到一个城门口，城墙上似乎永恒地写着：“洋人莫入”。可是我不顾一群在场中国人的惊诧，闯进了城门。鸦片战争大炮的隆隆声，在其耳畔简直成了激人心弦的乐章，他欣喜若狂地说：“现在是可以到中国城市的大街上，提高我们的嗓音大喊大叫的日子了！叫什么呢？“阿门，耶和华”啊。

102.鸦片战争后，传教士们对伟大的传教事业前景的结论是：取之以力，聚国兵于城下，书之约为专条，而中国莫敢谁何。他们要“在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设立光辉的十字架”，并以圣父圣子的名义起誓：一切传教士和差会，如果不占领中国这块土地，不在其18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的立足之地，那将是有罪的！可是我这里要提醒中国的基督徒这句话：忘记历史等于背叛。

103.美国新教教士丁韪良（WillinmAIexanderParsonsMartin）说：按照上帝的意志，首先应该使用武力。令这些高傲的亚洲人谦恭下来，然后才能用福音把他们抬高。也就是说，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就是耶和华的意志。耶和华也是殖民者。

104.鸦片战争之前，郭实腊对上海吴淞口清军的防务情况就提供过十分详细的调查记录，内容涉及炮台的结构，武器弹药的规格、质量，兵并素质及军队管理情况等各个方面。鸦片战争时，郭实腊参与了战争的全部过程，充任英侵略军陆军总司令的翻译、参谋和向导。在英军占领舟山后，他还曾被封为管理当地的“官员”。俄国东正教士团大司祭巴拉第·卡法罗夫提供了有关京津布防以及清政府动态的重要情报，英法联军指挥机关送据以作出进攻大沽炮台和天津的作战部署。英法联军中，丁韪良和另一个美国新教教士卫三畏（S．WellsWilliams）都参与过军务。卫三畏竟宣称：这四国的兵舰和公使汇集在中国京城，是我们对中国传教工作的一部分。看一看这些虔诚的耶和华的使者的面目吧。如耶和华真如中国基督徒说的那样是公义的，那他应当惩罚这些人；否则耶和华就是助纣为虐的邪神了，中国人怎么能信他呢？

105.我们再来看看口含耶和华和耶稣福音的传教士们做的事情吧：在《南京条约》的谈判中，郭实腊即以英国政府官方翻译的身分参与其事，极尽为虎作伥之能事，结果使英方取得了比原估计更多的特权和赔款。事后，因“功”被委任为香港英殖民当局的秘书。美国遣使胁迫清政府订立《望厦条约》的谈判中，伯驾联同稗治文和卫三畏一起担任专使顾盛的翻译兼秘书，不但为顾盛出谋划策，而且直接出面向清方代表进行讹诈。顾盛称赞说，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详细了解，使其成为“无法估价的顾问”。伯驾因“功”被委任为美国驻华公使的中文秘书，及至咸丰五年（1855年）时更升为公使，是美国政府在传教士中正式任命的第一位驻华外交官。中法《黄埔条约》的专使拉萼尼（TheodesedeLagrene）来华时，就有以葛必达（stanislasClavelin）为首的六名天主教士偕同。谈判期间，教士们一直予以密切配合。卫三畏为了将传教宽容条款塞进中美《天津条约》，在条约议定的前一夜通宵未眠，推敲计策。第二天一早便和丁韪良参加与清政府代表的谈判，结果如愿以偿。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中关于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就是由担任翻译的天主教士擅自加入的。俄《北京条约》的俄国政府代表伊格纳切夫（H．fi．I4tl’xrbe。）说：“由于修士大司祭固里·卡尔波夫对汉语、满语精通，不止一次地使我摆脱困难的处境。在天主的保佑和修士大司祭的建议下，才有可能同中国签订了北京条约，使俄国得到乌苏里一带的广大地域和很多中国特权。

106.天主教“所到之处，不择莠良，广收徒众，以多为能”，往往整家甚至整村地吸收入教，教徒之家繁衍的后代亦不断补充进来。再加以大量收揽或廉价购买穷人家的婴儿施洗。把这一条拿给任何一个基督徒看，都不能不承认这是对耶和华事业的不负责吧。

107.看看洪秀全闹的笑话啊：上帝独一至尊，基督是上帝太子，圣灵东王是上帝爱子，与太兄及朕同一老妈所生，在未有天地之先者，三位是父子一脉亲。

108.耶和华的长像是：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满口金须托在腹上，像貌最魁梧，身体最高大，坐装最严肃，衣袍最端正，两手覆在膝上。为极清之灵，无数目之算，无男女之分，无限无量，无方无向，无穷无尽，无初无终，无生无死，无时不有，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会题诗，题诗很快捷，脾性很好，气量很大。

109.再看：“上帝原来是老亲”，有妻室，有儿女东床，耶稣为其长子，洪秀全为其次子，冯云山、杨秀清、石达开也都是他的儿子，萧朝贵则是其女婿。耶稣的妻室即 “天嫂”。不过耶稣夫妇没有为上帝生下孙子，二太子洪秀全为了不让大太子耶稣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罪，就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耶稣为嗣子，让其兼祧两宗。真是笑煞人也。

110.看看信了耶和华的中国人做的好事：毁学宫，砸孔庙，查禁孔孟的妖书，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只谁中国人看一本书----约书。

111.看看洪秀全转述的耶和华和孔圣人的过招：这天，洪秀全被召至天庭，耶和华当面“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由孔丘教人之书多错”，连二太子洪秀全读之也被教坏了。于是，耶和华严厉地斥责孔丘。孔丘始则强辩，终则哑口无言。大太子耶稣也帮腔指斥孔子。孔丘见势不妙，使私自逃去。耶和华立即派遣洪秀全和天使一道去追拿，将其捆绑回来，十分生气，命天使鞭挞惩罚。孔丘跪着再三讨饶，哀求不已。耶和华乃念他功可补过，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准他下凡。并罚孔丘在伊甸园接受劳动改造，种菜终生去了。

112.耶和华和耶稣两父子的福音传布人在中国做了什么事呢？山东省有教士自称巡抚，要全省各级地方官服从教堂的指令。在川西，教会占有良田30万亩。到19世纪末仅天主教在中国的地产价值就达3700万法郎。

113.鸦片战争后十字架使者们长久以来一直怀着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上帝的荣光一定要在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即使到现在的传道士们，包括那些所谓本土化本色化运动后起而代之的中国基督福音宣布者，还是抱有这种目的，这就是我为什么极力反基督教的原因。这个世界只有耶和华是荣光的吗？我们同意在亚当、夏娃的后代面前，耶和华是荣光的。但我们是炎黄二帝的子孙啊，凭什么要接受耶和华的荣光呢？我们不想到欧洲到放倒十字架，但对于一心抱着废止龙的念头的基督教，怎么能不极力反对呢？现世的统治者们看一看，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是什么意思呢？

114.清末周汉的反洋教歌，还是有点意思的：天猪叫（天主教），容易认，只拜耶稣一个猪（主）。

115.清末的反洋教传单，更有意思：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七请飞镖黄三太，八请前朝冷如冰，九请华伦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兵。打倒洋教欺人鬼。

116.基督教入华后的一些译名，绝笑倒了人：在洪秀全的口里，耶和华是天父上主皇上帝，还是好听的，只是他帮这位天父娶了一位天妈；耶稣是天兄大太子，洪秀全自已是二太子，已经有点像东南西北海的龙王一家人了；圣灵被译成了圣神风，倒也可以无缝不入的，难怪能使童贞女无夫而孕；耶稣有妻室，尊称唤作天嫂；耶和华老人还有东床快婿。唐代的基督教教士的翻译更有有趣：“天尊”者，上帝耶和华也；“移鼠”者，会乾坤大挪移的小老鼠吧，竟是基督耶稣；“凉风”者，圣灵也，非是热风也；“末艳”者，圣母玛丽亚也，可能玛丽亚长得不是很漂亮吧；“迷诗所”、“迷诗诃”者，救世主弥赛亚也，给人的感觉是基督徒的救世主有些迷迷糊糊的味道。牟世法王是那个带领犹太人出埃及的摩西，瑜罕难法王是约翰，不知和金轮法王的盖世神功有没有得一比？

117.唐朝有一书叫《移鼠迷诗诃经》，其中有文如此：天尊使凉风向一童女，名曰末艳。凉风即入末艳腹内，依天尊教，当即末艳无男夫怀妊，末艳怀后产一男，名为移鼠。父是向凉风。此天尊在于天上，当产移鼠。初看我们有些迷糊，以为讲的是一只由长得不是很漂亮的小童女受凉而生的老鼠到处乱窜，最后在诗河里迷路的故事。细分析《移鼠迷诗诃经》竟是《旧新约全书》，故事竟是正儿八经我主耶稣伟大光荣的一生。诧异于唐代的基督徒的搞笑本事。

118.天使的数量：“神圣的”耶赂撒冷的大主教基里尔说：“请设想罗马各民族是多么众多；请设想现在存在的那些粗野的民族是多么众多，在一百年内他们又死了多少；请设想一千年内又埋葬了多少，请设想从亚当到现在该有多少人，可是同天使比较起来，他们还是很少的。天使是九十九头母绵羊，而人类只是一头母绵羊。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大地，在天空天体密集处只算是一个小点点，包围着它的天空区域既如此辽阔，那末那里的居民就更多了，而辽阔的天空是可以容纳它的无数居民（天使）的。” 　　

119.天使的等级：天使分为九级，这九级又分为三等，第一等是接近耶和华的，即帝位天使，司智天使和六翼天使。第二等是权力天使、统治天使和力量天使。第三等是天使、大天使和天使长。

120.天使的一个任务是传达耶和华的旨意。耶和华没有电话、没有网络，自然要有人替他传达命令。耶和华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旨意印成传单，从天上散发下来呢？可能是因为他那里没有印刷厂，天使又都是文盲，既不能写，又不识字，也不能印刷的原因吧。

121.天使的另一个任务是整夜整天地歌颂上帝的荣誉。那么多的天使一起发声，噪声一定极其可怕。想必耶和华早就给吵聋了，难怪根本听不见向他哀求的信徒们的声音。

122.全能的、全知的耶和华造了天使，目的是为他传命令，唱赞歌（看来耶和华也热衷于搞个人崇拜的）。而这些天使过了一个时期不知怎的忽然满怀骄傲，不再听从耶和华的使唤，于是耶和华把他们从天上扔下来，使他们变成魔鬼。看来仅是扔下来而已，并没有什么处罚啊。因为耶和华又把无论是活着的或是死了的人都交在他们手中，还给了魔鬼很大力量。有时候，魔鬼、撒旦甚至占耶和华的上风。这样的耶和华不是精神错乱吗？

123.天使是因什么罪恶而堕落的，有的神父说，是因为这些天使跟下界的女人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并引约书为证：耶和华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有的说妒嫉。那使他们具有妒嫉心的究竟是谁呢？有人说是骄傲。可是骄傲是从哪里来的呢？堕落的天使还要做多久的魔鬼呢？他们还能再一次地成为天使吗？教会的回答是：魔鬼已被判处永远服苦役，永远执行折磨人的职责。可是魔鬼应不把这些当成惩罚吧，谁都愿意随心所欲地行使压迫人的权力吧，谁也都会认为一天到晚为别人唱赞歌才是苦役吧。

124.约于西元110年，安提阿教会主教依格那丢，是教会“伟大”的维系者，也是对付异端的“伟大”辩护者，说：“凡不在基督教会里面的都不是基督徒；凡不以教会为母的都不能以神为父；教会以外没有救恩；教会是主教所组成的，主教在教会里，教会在主教里，凡不与主教同在的都不在教会里。”东正教徒、新教徒以及各个民族教会的教徒都不在基督教会里，在天主教徒心中，这些人都不是基督徒了。其它教派的人也认为天主教有问题，那么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耶和华父子的信徒呢？

125.如果耶和华的基督是万能的，对他们父子的理解就不应当三分；三教互不承认教义的正确性，如何让人信服耶和华父子的正确性呢？

126.西元312年10月27日罗马军阀君士坦丁和马克森狄开战前，君士坦丁看见太阳之上有十字架，第二天君士坦丁大胜，因此他信了耶和华。很多信徒以此证明耶和华父子的大能。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中国史上这些例子多得很。宋徽宗时，政府军与方腊义军战于江西，山头突现“江西第一名神”灵山李老真君的代号——白旗和巨鹰，王军大胜，难道李老真君的法力就不如耶和华父子吗？

127.因为教会在三百年前才自一个很小的团体开始，它的成员多半是人数既少又被轻视的的小民；教会所传的信息对许多人而言是愚拙的、绊人的道理，而四周反对的势力甚至当日的全世界。这许多不利的清况，加上三百年恐怖血腥的逼迫，任何人都会认为教会的成长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基督教于四世纪胜过异教而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基督徒认为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奇迹。叫基督教与ZG比一比，看看哪一个的神迹大些，基督教二千年才由几百个人发展为几亿人，而中ZG八十年时间就由五十个人发展为几亿人。看来MKS的神力大过了耶和华父子，基督徒不承认这一点，还要说什么神迹的话，就只能是毫无羞耻地吹牛。

128.罗马皇帝狄奥多西脾气暴躁，由于帖撒罗尼迦人暗杀了该地省长，狄奥多西一气之下，屠杀了城中数千百姓。教会的杰出领袖“拉丁教会之父”安波罗修不准皇帝领圣餐，除非他公开认罪并表示悔改。皇帝无奈，只有服从教会的惩戒，这件事的结果是皇帝与主教双方均获得众百姓的嘉赏。这是什么话？一口气杀了数千百姓，在基督教的眼中仅是“脾气暴躁”，只要认错和悔改就可以了！如此说来，清朝不用灭亡啊，因为摄政王载沣下过“罪已诏”啊！那国家也不要法律了，杀人犯只要到教堂中向神父认罪就可以了，最多登个广告，痛心疾首地称不再杀人就可以了啊。

129.“伟大的”奥古斯丁主张：天主教会是唯一的教会。他说：若非藉着天主教会的权柄，我就不会相信福音。请问如果已在天主身边的他如何看待东正教会和新教会呢？应都是异端吧。

130.叙利亚的西门，在柱顶上住了三十年，直到死时；他造了几根柱子，一根比一根长，他的最后一根柱子高六十尺，柱顶只有四尺平方，因此被称为「坐柱者西（SimonStylites）。从五世纪到十二世纪间，叙利亚一带有许多柱顶圣徒。这与佛教燃指供奉和儒生十年不窥园一样，只是信徒的个人选择，不能说明其所信之教有何特殊之处。

131.基督教与其它宗教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都有自己信仰的对象，都有自己特殊的教义，都有自己的教团组织，都有一些热衷于传教或仅从事自修的信徒，都做过善事，也做过恶事，都依靠过政治力量，都对政治力量责有烦言，都各自标榜，也都会被别人指出其中的错误，都依靠信徒的迷信，也都无法说服所有的人。

132.退一步讲，即使这个世界真有超越万有的全能全善全知今在昔在永在的主宰者、起源者、终裁者，也不可能是约书中提到的那对奇怪的父子。耶和华耶稣父子归根到底是一群野蛮、半野蛮的未全开化原始人和胆颤心惊至于孤独无告以至于发狂的被迫害者和弄权自利的神道设教者“创造”的产物。

133.传道士屈梭多模（Chrysostom），即“金口”的意思，是初期教会最有口才的讲道者，所以得此称号；是当时最伟大的传道人。被亚历山大主教提阿非罗（Theophilus）设下阴谋而被放逐，强逼他，光头赤足走在在烈日下的热沙上，最后终于死在半路。这就是所谓握持大爱的基督徒对自己人的行动。而“伟大”的奥古斯丁根据耶稣在路加福音的话，极力支持这种迫害行为，这就是自认为人类救世主的耶稣的所作所为啊。

古罗马十字架酷刑死亡的秘密 

英国科学家马修-马森和皮埃尔-米切尔最近公布的研究成果显示，基督时代的十字架刑罚并不仅仅只有受难图上那一种形式。科学家在以色列境内发现了一个同时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年轻人的坟墓，他们在精心研究后认为，罗马人可能有很多种复杂的十字架刑罚方式用来处死犯人。 

在基督受难图上，耶稣的腿是被钉在十字架的前面，但是科学家们在对新发现的埃赫纳男-本-哈科尔的坟墓进行研究时发现，哈科尔的腿是被钉在垂直树干的两侧，钉子从他的脚踝钉入，但是他的手上没有发现任何伤痕。研究称，用十字架处死犯人还有很多种形式，实际上十字架的形状可以发生改变，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圣安德鲁斯就是被钉死在X形的十字架上。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十字架死刑都需要用钉子，有的犯人只是被绑在十字架上活活的耗死。

基督受难的秘密一直是西方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不光是神学家热衷这个课题，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也非常感兴趣。研究发现，罗马时代十字架或圆柱死刑非常流行，但是在基督升天后的几个世纪，这种刑罚开始慢慢消失。掌握权力的人不再用处死“神的儿子”的方法来处死犯罪的人，绞刑和其它刑罚开始广泛使用。

现代人很难相象十字架刑罚的痛苦，因为从表面上看，如果只把一个绑在木桩上，并不是一种特别残酷的刑罚。在解剖学者和生理学者的帮助下，历史学家们曾出版过一些特别研究报告，向人们解释长时间绑在十字架上怎样致人死亡。一个被绑在十字架上的人可能会活活渴死，也可能因为窒息而死，因为一个手被绑着的人呼吸会非常困难。如果被钉在十字架上，可能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还有很多研究显示，会因为动脉阻塞而死。科学家们达成的共识是，十字架刑罚是一种处死人的异常残酷的方式，因为它是在几天的时间内把人慢慢折磨死。

十字架刑罚是罗马人的发明，它只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很短的时间，而且只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其它文明也有自己独特的处死犯人的方式。

谢选骏指出：人说“批判基督教一百三十三条”——我看这是因为“理解的差异”所致。这就像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一样，批判完了教会，自己不还是要组织教会吗？不还是具有教会的弱点吗？这是因为人的原罪无所不在。同“人的原罪无所不在”一样。人的理解差异也是无所不在的。“只要你张口了，就结舌犯错了！”

【44、披着东正教外衣的共产党——普京】

《北明非常识：苏共解体后的普京现象：普京全力复兴东正教》（自由亚洲 2021-11-30）报道：

2021年11月20日，普京签署总统令，并在克里姆林宫圣凯瑟琳大厅举行仪式，将俄罗斯联邦的最高国家奖章“圣安德鲁第一使徒勋章”（Order of St Andrew the Apostle the First-Called）授予全俄东正教现任首牧基里尔（Kirill），表彰他为促进俄罗斯精神和文化传统的发展作出的贡献。

1999年的最后一天，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突然宣布辞职。时任总理的普京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出任代总统。普京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并不情愿。但是七天之后，他就以总统身份做了一件非常情愿的事，那天是2000年1月7日，俄罗斯东正教圣诞节，他向俄国东正教会发出贺信，称赞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及现实中的独特作用。自由亚洲电台，北明非常识。我是北明。这一集我们看看普京治国方略的一个重要特色。

上帝的国策：东政教回归为国教

前苏联当局自戈尔巴乔夫开始，就为信仰的回归打开了绿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渗透其治国理念，而他的“道德立场”（戈尔巴乔夫语）和言论更与基督教信仰一拍即合，这导致信仰禁忌在苏联开始打破。叶利钦主政后，干脆下令东正教堂归宗，并开始对斯大林时期毁坏和教堂进行维修或重建，俄罗斯传统价值随着重新响起的教堂钟声开始复苏。然而将惨遭打压共产党无神论打压74年的东正教正式恢复名誉的，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自普京向俄国东正教会 发出圣诞节祝贺的第一封贺信，他逐步开始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恢复东正教在俄罗斯社会的实际地位：签署文件，从国家基金中拨款200万卢布修建克里姆林外围的几个大教堂（2005年，圣母升天大教堂丶圣三一大教堂群丶圣约翰教堂）；要求军中设立神职人员，并建立武装部队主教堂（the Main Cathedral of the Armed Forces）；与全俄东正教各教会主教进行商议，并决定给予中小学以自愿原则开设“俄罗斯宗教”课程的权利（2007年）；开放提供传播东正教的其他渠道，如与媒体和广播协议，设置相关的栏目。（王正泉：普京与东正教，《百年潮》2008年第8期）

目前俄罗斯东正教的复活节丶俄历圣诞节丶其他东正教节日，均被定为国家法定假日，而俄罗斯东正教复活节等重要庆典则以国家级别规格举行，由电视台实况转播。东正教在这个前共产党国家俄罗斯再度成为国教。

有意味的是，俄罗斯东正教没有干预政治，俄罗斯政治却伸手拽住了东正教：在共产主义信仰瓦解之后，历届总统选举都有东正教会的参与，总统就职仪式亦有正教首领到场见证，全俄正教大主教阿列克谢二世还曾当选为杜马议员。这意味着信仰得到尊重，神职人员地位提升，信众身份得到国家认可。

国务中的宗教事务： 执政20年，圣事600次

自出任俄罗斯总统，每年俄罗斯东正教重要的教会活动，普京都拨冗亲自参加，即便内地出访也不例外。这是苏联政权解体后，俄罗斯呈现给全球人类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也是普京不同于其他各大国领袖的行为方式。

在宗教现场活动中，普京经常并非旁观者或站台者，而是参与者。东正教仪式的严格与繁华在新教和天主教中独树一帜，普京对所有仪式和规矩谨遵不怠。2002年8月赤塔市祈祷仪式中，他按照东正教仪式向沙俄将军圣骨行圣礼；2003年7月高尔基市的索洛夫圣人成道百年纪念大典，他亲吻了这位圣者木乃伊面颊；2006年1月东正教圣诞节，酷寒五十多度，他前往东萨哈共和国雅库次克市大教堂，亲自点燃了的庆典的蜡烛并参加圣诞祷告丶聆听主教祝词；同年4月莫斯科耶稣救赎大教堂复活节庆典，他前去参加并聆听主教阿列克谢二世的布道；2007年4月东正教复活节，他出席祈祷仪式，亲吻复活节彩蛋 ……。（王正泉“普京与东正教”，《百年潮》2008年第8期）。

他还领导并参与的东正教建设活动：2015年3月（11日），他召开监事会丶董事会和社区委员会会议，商议出版《东正教百科全书》事宜；2017年5月（29日），参观巴黎的俄罗斯东正教精神文化中心，2017年5月31日，参观俄罗斯东正教旧式教会的罗戈日斯卡娅-扎斯塔瓦Rogozhskaya Zastava精神中心；2018年8月23日，他向第三届国际东正教青年论坛致意；2019年1月（31日）他出席纪念俄罗斯东正教地方议会成立十周年和牧首登基的聚会……。2021年5月（2日）他向莫斯科和全俄罗斯的基里尔（Kirill）牧首，也就是2009年2月1日就任的俄罗斯东正教的总主教，致以东正教复活节的问候……等等。（俄罗斯总统普京官方网站）

如果不分巨细，普京参与的东正教会活动可以罗列很长的单子。据北明依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官方网站的记录，进行的不完全统计，普京自2000年就任总统以来，截至到本年度（2021年）5月2日东正教复活节，他所参与的与东正教有关的各类活动包括贺信丶致意丶会面丶参观丶出席或参与全俄罗斯各地重要的宗教庆典丶祈祷丶纪念仪式等等，次数多达近600次，确切是596次。以普京当政前后20年为计，平均每年30次，每月1次。除了政教合一的国家，这是世界任何一国首脑都没有的记录。如果再加上他以个人身份参加的教堂活动，这个记录则要大幅增加。

弥合分裂的东正教：“它将在普京的传记中以大字标题出现”

普京对俄罗斯东正教有一项极为重大的贡献：他以精诚之力，弥合了俄国东正教八十年的分裂局面，使之恢复为一个整体。

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重大恶果之一就是，以其压倒性的存在分裂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十月革命成功之后，俄罗斯神职人员开始逃离本土，起初在白军控制的南部一个城市斯塔夫罗波尔（Stavropol）建立分离式教会，随着红军推进，教会辗转到欧洲，最终在美国纽约建立了总部。1927年，俄罗斯本土的莫斯科牧首，签署了效忠斯大林掌控下的无神论苏维埃政权的声明，此后，海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切断了与莫斯科的所有联系，世界最大的东正教会就此一分为二，互不承认。

苏联解体后，普京于2001年和2003年两度访美期间，拨冗拜会海外俄罗斯东正教会领导人拉夫尔（Metropolitan Lavr / Laurus），邀请他归国考察，并带去了俄罗斯本土东正教会领袖，莫斯科牧首阿列克谢二世（Patriarch Alexy II）的邀请信。2003年，莫斯科东正教会收回效忠苏维埃的宣言，承认这是一个“悲惨的妥协”，至此，普京的第二次美国走访产生效果，纽约与莫斯科两大教会中心恢复了中断的联系。

四年之后，2007年5月16日，纪念基督复活的日子，被斯大林炸毁后于1991年重建的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烛光辉映，钟声缭绕，肃穆庄严，俄罗斯海内外东正教会在那里举办了合并统一仪式。两位宗教领袖，莫斯科东正教会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和纽约俄罗斯俄海外东正教会领袖拉夫尔共同签署了恢复教规关系协议的“圣餐法案”（ the Act on Canonical Communion）。俄罗斯东正教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正教会自主教会，终于摆脱共产主义无神论环境下产生的分裂局面。

这是俄罗斯举足轻重的历史事件，其意义，从宗教角度看超出了宗教，从政治角度看超越了政治：“普京不仅是一个相当成功的管理者，而且是一个团结教会的人。……它将在普京的传记中以大字标题出现。”这是俄罗斯宗教社会学权威人士丶《俄罗斯日报》宗教杂志主编马克·斯密尔诺夫（Mark Smirnov）的相关评论。普京则认为，这是“划时代的事件”，是一个“真正的国家”所具有的“巨大道德意义”。（俄罗斯：东正教会历史性的统一水到渠成 Russia: Orthodox Churches Poised For Historic Reunification by CLAIRE BIGG，自由欧洲电台2007年5月16日）

国家最高奖章：锁定耶稣“第一使徒”

就在本集节目撰稿上机的11月20日晚间，俄罗斯传来消息：普京签署总统令，并在克里姆林宫圣凯瑟琳大厅举行仪式，将俄罗斯联邦的最高国家奖章——“圣安德鲁第一使徒勋章”（Order of St Andrew the Apostle the First-Called）授予全俄东正教现任首牧基里尔（Kirill）。表彰他在促进俄罗斯精神和文化传统的发展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

圣安德鲁（Saint Andrew，汉语又译做圣安德烈）是基督耶稣十二使徒之一，根据《圣经·约翰福音》，他生于加利利海边城镇，是耶稣的第一个使徒。希腊神学家奥利金（Origenes Adamantius）考证说，他传导的地区是小亚细亚沿黑海一代，因此他被神学界确认为是俄罗斯的守护圣人。俄罗斯联邦的这一最高勋章，始设于1698年沙皇俄国时期力主学习西方，力行改革的彼得大帝，以纪念耶稣这位第一个使徒和俄罗斯的守护圣者。该勋章只授予一个等级，只颁发给最杰出的平民和军人。此奖在苏共统治时期被废除，但在苏联解体七年后的1998年，此奖设立的第三百年，重新恢复。

俄罗斯联邦的最高国家奖章以基督耶稣使徒的名字命名，说明这个国家深厚的宗教信仰传统，普京签署总统令，把此奖颁发给当代东正教大主教，显示了普京的治国方略的重点所在是精神、文化与价值，不是物质、功利与实惠。

11月20日是俄罗斯东正教教皇的华诞日，普京选择在这一天颁奖，赋予了这一国家级别的活动以人情与爱的暖意。在结束这次节目之前，我为您呈上普京颁奖词的译文，从中您可以体会出本集节目的要旨：普京全力复兴东正教。

教皇陛下，请允许我在您75岁华诞之际向您致以诚挚的问候。

您选择了精神和道德服务的之路，您追寻它，带着尊严丶智慧和对我们人民与俄罗斯命运的责任的深刻理解。

显然，教会经历了顺利和艰难的时期，但目前，它的声音又获得了重要的意义；它正在受到重视和信任。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您个人努力和不懈的牧养工作的结果，是您真诚地关心将和平丶正义丶爱和相互理解的理想，注入人们的心中的结果。

在您的深思熟虑的精神指导下，教会正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实施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大型项目。

您卓有成效的牧养服务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国外，都赢得了最高的评价，并且在我们广大国家的数百万信徒中赢得了尊重。

我还想指出，您对促进我们人民的传统价值观，保护我们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做出了巨大贡献。

今天，在我们与新冠病毒疫情作斗争的时候，您发出的丶在威胁面前团结起来的呼吁，激励着俄罗斯东正教神职人员丶志愿者和所有践行帮助病患丶提供护理和精神支柱的仁慈使命的人们。

教皇陛下，我非常荣幸地赞颂您的功绩和为我们祖国的利益所做的工作，并授予您俄罗斯最高奖项——圣安德鲁第一使徒勋章，您是一位特别受人尊敬的教育家和基督教信仰的传教士。

再次祝贺你的生日。祝愿你身体健康，在你的崇高服务中取得成功。（俄罗斯总统普京官方网站）

人们忘记了问一个问题，如此亲身参与东正教活动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东正教徒吗？当我们注意到参加一些祭奠仪式的普京在胸前划十字的时候，同样的问题浮现出来：这个前克格勃职员竟是东正教徒吗？答案是：是的。而且婴儿时期就受洗了。自由亚洲，北明非常识。我是北明。这一集我们考察普京个人的信仰和他的价值观。

受洗与朝圣

普京出身寒门。1952年10月7日他呱呱坠地，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亡。二人在世交叉的时间只有150多天。斯大林死于苏联钢琴家尤金娜那张举世闻名的唱片下的时候，普京还在母亲的襁褓中咿呀蹬踹，普京是在后斯大林时代的阴影中成长的。

斯大林强行无神论，民间却暗地我行我素，普京的父亲是党支部书记，普京的母亲却和斯大林的母亲一样，笃信东正教。而普京本人和斯大林一样，幼年的影响来自母亲。母亲在普京出生不久，就背着党支部书记的父亲，跟同样笃信东正教的邻居大婶一起，把小普京带到教堂受了洗。

囿于大环境，普京一直回避自己的东正教徒身份。1990年柏林墙倒塌，东西柏林统一，在前东德为KGB效力的普京述职回到列宁格勒（圣彼得堡）。他退出克格勃，脱离苏共，后转入市政府部门供职。

1993年，普京刚好过了40岁，那年他作为代表团正式成员访问以色列。行前，母亲把四十年前为他洗礼的十字架给他戴上了，嘱咐他到以色列圣墓教堂取灵气。母亲一样，儿子不同：斯大林终生违背母亲意愿和教诲，拒绝成为神父；普京相反，他在以色列郑重地践行了母亲的嘱咐，戴上的十字架至今没有摘下来。

同年，普京再赴以色列，这一次是私人身份，并带领全家专程到耶路撒冷朝圣。

忏悔与读经

这位俄罗斯最高政治领袖，在私人领域奉行东正教徒的生活方式。定期到教堂做礼拜，谨遵正教各种圣礼圣事。

普京就任总统后，除了立即公开向东正教发出圣诞节贺信，还做了一件事，是私事，举世关注：聘请莫斯科修道院大司祭、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深受欢迎的作家蒂洪（ Tikhon，世俗名Georgiy Alexandrovich Shevkunov）做他的私人忏悔神甫，这位神甫也是传闻中普京的精神顾问（spiritual adviser）。

此事国际社广为认知，普京和蒂洪二人不置可否。对普京而言，这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事，与他人和公众社会无关。普京虽然是世界头号公众人物，他在私人事务上一贯低调，他不认为有必要将个人信仰生活中的细节做公开表述。蒂洪则在一次被问及他与普京的特别关系时回答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相信，但它们肯定不是我传播的。”（"Putin and the monk". FT Magazine. 25 January 2013）

事实上，早在九十年代末期，苏联解体七年之后的1998到1999年，普京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ederal Security Service）局长，那时，莫斯科修道院就是普京经常光顾的地方。（Putin’s Rumored Confessor Denies Contracting Coronavirus： ；“Putin's God Squad: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Russian Politics” BY PETER POMERANTSEV ON 9/10/12 AT News Week ）此外，普京经常携同蒂洪进行国际旅行，也是国际舆论有目共睹的事。

忏悔是东正教的重要圣事和圣礼，在俄罗斯文化中举足轻重，纵观俄罗斯文学史，几乎没有任何一部俄罗斯名着不涉及忏悔意识。从十七世纪开始，忏悔在俄罗斯就不仅是一种文学题材，不仅是人物自传的主要内容，甚至成为一种政治工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俄罗斯文化与宗教项目教授娜迪亚丝·基森科（Nadieszda Kizenko）前不久（2021年4月）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书，专门回顾和讨论忏悔圣事在俄罗斯历史和文化中的现象及意义，书名就是《有益于灵魂：俄罗斯帝国的忏悔史》。她认为俄国“法律法规、神学论文、艺术表现和过去的书面忏悔，以及当今的实践创新，都表明忏悔在现代俄罗斯宗教和政治文化中独特而持久的重要性。”忏悔作为东正教的一种圣礼，是每个东正教徒自我救赎的必修功课。而对普京这个现任总统和前克格勃职员，专门聘请私人忏悔神甫，不仅是为了谨遵正教圣礼，这一圣礼作为自我救赎的方式，对他具有特殊的精神与心理上意义。

普京虽然对此不事声张，但是在就任俄罗斯总统的当年，也是聘请私人忏悔神甫的当年，2000年的10月，他接受法国记者采访，回忆了自己的信仰来历并总结说，东正教给他带来内心平静的道德基础，他说：“我对我同俄罗斯东正教的关系感到骄傲。我认为，这是很大的荣幸，这把我同自己的人民和人民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这给我以某种内心平静的道德基础。”

即便日常生活，在苏联解体后百废待兴的繁忙公务中，普京常乘飞机旅行公干，他依然在飞机上放置了圣像等圣物，并放有一本《圣经》，飞行时间够长时，他在天上读《圣经》。（同上）

价值与信念——“没有东正教，就没有俄罗斯”

普京带领俄罗斯回归东正教，目的是重建这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道德准则。普京的核心思想是：苏共解体后的俄罗斯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良方，既不能回到列宁、斯大林时代，也不能照搬西方，而要接续自古以来俄罗斯传统价值。

他下面这些言论直击俄罗斯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重圆俄罗斯旧梦，开启了这个民族被马列主义十月革命所践踏和关闭的神圣之门。

进入千禧年的之前的最后一天，1999年12月30日，普京登上俄罗斯罪最高政治舞台，旋即像全俄罗斯发表题为《千年之交俄罗斯》的演讲，分析人类现代化趋势和国际大势以及俄罗斯面临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俄罗斯人的传统价值是俄罗斯社会团结的立足点，他强调要把“普遍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与传统的俄罗斯价值观有机的统一”是“俄罗斯的新观念。”“一个国家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极为重要的价值观，即我们的爱国主义，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宗教。”“不管什么人在我们国家掌权，都将利用东正教的基本原则”；“如果没有东正教的信仰与文化，俄罗斯或许无法成为一个国家。”

此后，他的基本价值理念日益清晰，我们顺着时间顺序大致浏览一下：

2000年1月7日，在给全俄东正教会发出的第一封贺信中，他强调东正教应成为“国家和全体人民的道德准则和精神支柱”，他称东正教“有助于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有助于国家精神道德的复苏”。

2002年2月，接受美国记者采访，他说：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没落之后，“任何东西也不可能像宗教那样在人的心灵中有效地代替一般人性的价值观”。

2005年1月6日，他向全俄罗斯东正教信众表示节日祝贺时说：东正教在俄国社会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东正教使俄国人保持了民族传统的历史，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复兴和强大中功不可没。

2007年普京针对俄罗斯东正教海内外两派教会的和解表示祝贺，他说：正教是俄国社会的重要支柱，协议的签署对重构俄罗斯人的道德和精神意义重大。

2008年1月7日，普京在圣诞节向俄东正教信徒表示祝贺时说：“这个节日让我们回归固有的精神价值观，它使我们百万人联合起来。这种价值观在俄罗斯历史上扮演了特别的角色，它根植于我们民族文化中。”

他强调：“在俄罗斯复兴的伟大事业中，东正教起着特殊的精神作用”；东正教“是国家和全体人民精神世界的核心”；“俄罗斯的文化首先是建立在东正教基础上的。俄罗斯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它拥有永远的价值——东正教传播下来的价值”。（以上转引自王正泉“普京与东正教”，《百年潮》2008年第8期）

2009年3月11日在国务院和总统与宗教组织合作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关于国家机关与宗教组织在年轻人的精神、道德和公民教育方面合作的讲话中，谈到苏联时期和1990年代形成的道德真空对年轻一代的负面影响时，他说：“宗教组织在维护我们年轻人的精神健康和道德价值观方面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社会道德的来源在于我们国家的宗教传统及其人道主义趋势。”

2013年7月23日，庆祝罗斯洗礼1025年，他发表讲话："罗斯的洗礼是一个伟大的事件，它确定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未来几个世纪的精神和文化发展。我们必须记住这种兄弟情谊，保护我们祖先的传统"。

2014年7月18日 在纪念拉多涅日的圣谢尔盖（St Sergius of Radonezh）诞辰700周年仪式上，他说：“不幸我们生活在困难时期。无论是在国际舞台上还是在我们的精神和道德生活中，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克服。但我们只有遵循拉多涅日的圣谢尔盖制定的理念，才能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牧首和我回顾了他今天早些时候的话，他对团结和爱的呼吁。他说，只有在团结和爱中我们才能找到救赎。”

2018年1月24日，他向参加第26届国际圣诞教育读物的与会者致意，强调道德价值和人类的未来：“道德价值观和人类的未来是论坛议程上的主要议题。我相信，它将为你们有意义的讨论定下调子，并确定关于与这个国家的教育发展和培养新兴一代有关的迫切问题的辩论的主要载体。这些是不变的精神和道德理想以及爱国主义和公共精神的传统，几个世纪以来将我们的国家团结起来，提供重要的指导，帮助国家在进步的道路上向前走"。

2018年4月8日，在祝贺东正教和所有俄罗斯人庆祝复活节时，普京说："复活节这个伟大的节日象征着生命、善和爱的胜利，具有巨大的道德意义。它唤起人们的信仰和希望，激励人们行善和帮助邻居。它将人们聚集在精神价值和理想的周围。这些春天的日子充满了欢乐，帮助我们抓住了我们长期以来的传统和习俗的重要性。”

2019年10月18日 普京在第23届世界俄罗斯人民理事会上，向莫斯科和全俄罗斯牧首基里尔、第23届世界俄罗斯人民理事会的与会者、组织者和嘉宾致以开幕问候：“文明目前正面临着最严重的人口挑战，许多国家正在经历一场真正的危机，基本的道德和家庭价值观的破坏性贬值，这些价值观在几个世纪和几千年来一直定义着社会的生活。我坚信，俄罗斯自信的前行，它的主权和国家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精神价值的保护和加强，以及对俄罗斯和我国其他民族的保护和增殖。……当然，我们还需要结合国家和公众的努力，并保持与俄罗斯东正教和俄罗斯其他传统宗教的合作"。

2021年1月7日，普京在圣诞节的向东正教徒和所有庆祝圣诞节的俄罗斯人致以问候，他说："这个美好的节日用爱和善意的光芒照亮了世界，给数百万人带来了欢乐和希望，并引导他们走向永恒的精神价值。……至关重要的是，俄罗斯东正教会以及其他基督教教派要不断关注社会的道德健康问题，关注加强家庭制度和培养年轻一代，并真诚地关心保持民族间和宗教间的对话"。

2021年10月21日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论坛会议上，针对全球化趋势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表示：“……我们面临的危机是观念上的，甚至与文明有关。……我坚信为真正的价值观而奋斗、以各种方式维护价值观是十分必要的。”“在现代脆弱的世界中，在道德、伦理和价值观领域的坚实支撑的重要性，正急剧增加。”（以上引自俄罗斯总统普京官方网站）

从俄罗斯的宗教传统中寻找现代俄罗斯社会道德的来源，普京执政20年的言论足以证明他的价值源自俄罗斯的东正教，直抵人的道德精神。

一部人类历史始终存在文明与野蛮、善良与邪恶的较量。这一较量在上个世纪最大限度表现为自由与奴役之战，也就是资本主义文明与共产主义野蛮之战。这种较量，在政治层面上是制度之争，也就是民主与专制之争，在更深的内在层面，则是价值与人心之争。假如一个民族没有超越物质与功利的信仰和价值观，任何瞄准文明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最终不会成功。即便是成功的民主制度，假若抽掉了相应的信仰基础，失去了价值体系的支撑，也脆弱危卵，经不起消费。普京抓住了基督教信仰及其提供的价值，是否意味着奠基了俄罗斯成为文明大国的基石？下次这个节目，我们进一步查看普京复兴东正教的思想资源及其重要意义。

谢选骏指出：普京是个披着东正教外衣的共产党。现在自由亚洲电台出面为他正名甚至漂白，不知何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两派分裂之前，就是依附于沙俄政权的，既没有天主教的独立性，也没有新教的反叛性，而且还是从蒙古人的卵翼之下苟且偷生出来的，和中国的儒释道等“入室盗”投靠蒙古人、满洲人，大同小异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从东正教社会钻出来的共产国际，可以纵横捭阖于现代中国，并把孙中山和国民党当作了下蛆的酱缸——因为中俄都是蒙古人混过血的“兄弟之邦”，所以现在的大陆光棍还特喜欢“俄罗斯新娘”。

【45、“七千人教会及其论坛”是一个小鬼】

《七千人教会论坛/张进/我爱阿朱阿紫/李勇/yzmqj1（2）其人其事》（作者：小草）报道：

七千人教会论坛，张进，我爱阿朱阿紫，李勇，yzmqj1，yzmqj2 其实都是一个人的不同网名，这人的真名是“张进”，他长期流窜在各基督教论坛，热衷于杜撰和散布华人基督教界里的阴谋论和各种谣言，对他自己的杜撰和猜测很自以为是，总以一付很能预见未来和洞察事情的真相自居，真怀疑他是幻想症病患。

他所搞的“七千人教会论坛”其实就他一个人，他长期游离在教会之外，却以他自己一人为“七千人教会"，可见其疯狂和荒唐！文后附有一篇他写的《我所参与的陈鹆使阴招攻击任不寐事件始未》的截图，从这文可见，其用语流里流气的，整一付地痞流氓和疯子的嘴脸，是个唯恐华人教会不乱的不良人士。

前天他还在我博客的评论里调侃上帝，如下：

被我斥责后，就开始反过来攻击我：

他认为真信主的就得和他同感一灵，所以，要是跟他不一样，那么他就可以认为不是基督徒。这无非是以他为基督徒的标准了，真是狂妄和疯狂！我也确实不认为跟他同感一灵，他认为我在演戏，我就让他尽管尽快去揭露我好了，看看我究竟是怎么演戏？演的是哪出戏？

下面是“大陆基督教论坛”版主对这个人的一段评论，转载来分享和供参考：

@远离那个所谓七千人"教会"，那是个挑起教会纷争的组织。

有那功夫去看圣经了，lol.

箴言六章:

16、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赠恶的共有七样，

17、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

18、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

19、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布散分争的人。

谢选骏指出：原来所谓的“七千人教会论坛”，只是一个小鬼。但是它上蹿下跳的，代表了谁呢？很可能是魔鬼。例如，“七千人教会论坛的博客”明明白白列在共产党中国的“新浪”网上妖言惑众——那么“七千人教会及其论坛”它能不是个小鬼吗？

【46、气象学家不懂上帝的作为】

《全球极端气候频发，科学家们懵了，罪魁祸首是它？》（林菁扬 2021-07-25）报道：

从德国洪水泛滥，到俄国远东地区火灾，再到北美高温和干旱，全球近期极端天气频频发生。谈及背后的罪魁祸首，科学家将目光投向高速气流。

从德国洪水泛滥，到俄国远东地区火灾，再到北美高温和干旱，全球近期极端天气频频发生，令科学界为之震惊。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气候学家表示，即便是在充分考虑全球变暖的情况下，这些事件的严重程度也已经“超出限度”。伦敦大学学院气候学教授Chris Rapley称“对这一切感到惊讶”，“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已经出现巨大变化”。

谈及背后的罪魁祸首，科学家将目光投向高速气流（Jet Stream）。

所谓高速气流是一种环绕地球流动的持续气流，对北半球天气有巨大影响。牛津大学物理气候科学讲师武陵斯（Tim Woollings）早前曾表示，“如果必须只选择一条信息对北半球天气做判断，那就要看高速气流及其发展方向。”

尤其是在夏季，高速气流减缓的同时波动性更大，导致多地产生热浪。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地球系统科学中心主任Michael Mann解释称，这是因为当高速气流变缓、变得不稳定时，高压系统和低压系统的数量会增加，并被卡在原地。这将导致无论是高温干旱（与高压系统有关）还是洪水（与低压系统有关），都变得更加持久。

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各地变暖分布不均加剧了这一情形。目前，北极地区升温速度约为世界其他地区的三倍，海冰减少意味着海洋正在吸收更多的太阳热量。而两极和热带之间的温差梯度变窄可能会削弱高速气流，使其流速变慢，摆动更为剧烈。

北美和俄罗斯北部地区近期的极端高温正是拜这一现象所赐。加拿大西部气温最高达到49摄氏度。被称为“冰城”的俄罗斯萨哈共和国首府雅库茨克野火频发，形成世界上最严重的空气污染事件之一，有害烟雾已超出警戒水平。

在德国和比利时，高速气流减缓加剧本月洪水泛滥，造成120多人死亡，并摧毁了城镇和村庄。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的研究员Fred Hattermann表示，中欧上空有一个低气压场，本该自西向东移动，但（由于温度梯度变小）它没有移动，持续地、持久地停留在那里。

Mann表示，当前气候学界的模型已不能准确再现高速气流的变化，“它们低估了气候变化对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程度”。

虽然全球气候变暖情况与几十年前气候模型预测的基本一致，但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加却超出了预测。

谢选骏指出：气象学家鼠目寸光却自以为得计，因为它们不懂上帝的作为。

《世界气象组织：今夏极端洪水、高温和火灾与气候变化不无关系》（2021年7月16日 气候变化与环境）报道：

世界气象组织今天表示，根据一个由顶尖气候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团队的快速归因分析，如果没有气候变化的影响，6月底美国和加拿大部分地区创纪录的热浪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由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气候变化使得热浪发生的可能性至少增加了150倍。 

暴雨引发的毁灭性洪水在西欧已造成上百人伤亡。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部分地区正在忍受持续的热浪，来自西伯利亚的烟羽（smoke plumes）已经影响了阿拉斯加国际日期变更线区域的空气质量。北美西部前所未有的高温引发了毁灭性的野火。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尽管研究显示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与美国西部和加拿大记录的前所未有的热浪事件之间存在明显联系，但整个北半球的天气模式显示了今年夏天不寻常的“行星波状模式”（planetary wavy patterns——行星波是大气环流的大规模扰动，围绕一个完整的经度圈连贯延伸），这给各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炎热、干旱、寒冷和潮湿。 

欧洲洪水 

西欧的一些地区已经接近饱和的土壤在7月14日和15日两天内获得了相当于往常两个月的降雨量。 

就人员伤亡而言，德国和比利时是欧洲遭受洪灾最严重的国家。当局报告称，至少有100人死亡，更多的人因被困或被洪水冲走而失踪。 

气象组织指出，德国上空出现了一个接近静止的低压天气系统，这一不稳定的斜压系统通常在有限的区域内缓慢移动，并导致强降雨。 

卢森堡、荷兰和瑞士以及法国东北部部分地区也受到严重影响。 

7月12日，洪水使伦敦的交通网络陷入瘫痪。 

热浪 

在欧洲西部和中部遭受致命洪水袭击的同时，北欧被持续的热浪所笼罩。 

根据芬兰气象研究所的数据，该国记录了有史以来最热的六月，而且热度已经延续到了七月。芬兰南部热浪持续了27天，这是自1961年以来芬兰最长的一股热浪。 

美国西部和加拿大也受到了热浪的侵袭，美国拉斯维加斯和犹他州并列出现了117华氏度（47.2摄氏度）的历史纪录。 

世界气象组织承认的世界最高温度记录是发生在2020年8月加州死亡谷的130华氏度读数。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在拉斯维加斯观察记录到的数据，加州死亡谷7月9日的气温达到了130华氏度（54.4摄氏度）。 

气候变化成因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气候变化增加了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许多单一事件已经被证明因全球变暖而变得更糟。 

随着大气变暖，其中含有更多的水分，这意味着暴风雨期间会下更多的雨，增加了洪水的风险。 

有大量证据表明，人类引起的全球变暖导致全球范围内强降水事件的频率、强度和数量增加。 

据评估，与工业化前相比，即使全球变暖被控制在1.5摄氏度的升幅，一些区域的气候也会发生变化，包括许多区域的极端温度出现暖化。 

谢选骏指出：气象学家们一筹莫展，只好干脆卸责，学习政客甩锅，亮出了一套不可知论的龟壳，也就不再冒充通晓一切的先知了。

【47、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为何失败】

《浙江省2013-2016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的失败：一个时空分析》（6/18/2018 杨凤岗）报道：

温州教区朱维方主教带领教区26位神父，前往温州市市政府请愿。图:亚洲新闻,2015年7月24日

原文The Failure of the Campaign to Demolish Church Crosses in Zhejiang Province，2013–2016: A Temporal and Spatial Analysis 发表于2018年5月 Review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5（1）:5-25. 

译者（佚名）

摘要：自2013年底开始，浙江省政府以美化环境的名义发起了强拆全省教堂十字架的运动。到2016年的4月，该运动悄然停止。这场运动之所以半途而终，主要是由于浙江基督徒坚持不懈的抵抗。本文通过对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的时间与空间分析，展示浙江省当局在这次运动中的多种失败，包括多次错过自定的拆除全省所有十字架的截止日期，各地在贯彻执行省政府命令中的力度差异，以及基督教会与党和政府沟通的桥梁机制遭到破坏。强拆十字架运动的失败是研究宗教与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实证案例，该案例预示着中国的政教关系或许正在趋近一个动态平衡的临界点。

2017年12月，当圣诞节的赞美诗歌回荡在杭州基督教崇一堂巨大的圣堂时，该堂的前主任牧师顾约瑟正走出了看守所。他被关押了将近一年，因为兼任浙江省基督教协会会长的顾约瑟牧师公开发表声明强烈反对强拆教堂十字架。像他这样在官方批准的省级基督教协会会长的位子上公开批评正在进行中的政治运动，这在共产党统治下是前所未有的。结果，浙江当局免除了他在教会和协会的职务，进而逮捕和起诉。与此同时，不顾基督徒强烈反对，强拆十字架运动被强力推进。然而，2016年4月，这场运动嘎然而止。一年后，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和指挥者夏宝龙被调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职位。2017年年底，顾约瑟牧师被释放。这一系列事件的发展表明浙江的这场强拆十字架运动停止了，尽管当局并未正式宣布这场运动的终结。

这场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campaign to demolish church crosses [DCC]）是以非宗教的理由压制基督教的一个政治试验，它包装在一场更大的美化环境的“三改一拆”行动（Three Rectifications，One demolition [TROD] operation）之中，即改造旧住宅区、旧厂区和城中村，并拆除违章建筑的行动。在2013年年初公布的“三改一拆”最初计划中，并没有提及宗教或宗教建筑。然而，到了2013年年底，这个行动把拆除教堂顶部的十字架纳入了它的目标。这种奇怪的纳入使得许多基督徒以及其他观察者感到困惑：为什么拆除正规教堂顶部的十字架会被当作是美化环境？许多教会拒绝执行，当政府试图强制拆除教堂顶部的十字架时，许多基督徒奋起反抗，以血肉之躯保卫他们的十字架。这场运动以及基督徒相应的抵抗从2013年底到2016年春持续了两年多。尽管一些信徒遭受了身体伤害，牢狱之苦和其他惩罚，他们顽强的抵抗最终迫使政府停止了这场运动。这场运动嘎然停止，既没有正式收尾，也没有像以往的运动那样庆祝终结。浙江在2017年初在杭州举办了一场“三改一拆”展览，而这次展览既没有突出对教堂十字架的拆除，也没有引起公众关注。

迄今为止，这场强拆十字架运动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对基督教大范围逼迫最严厉的一次，它带来了许多实质性的损害。全省有超过1500座教堂顶部的十字架被拆下，包括宏伟的三江教堂在内的一些教堂被完全拆毁（Hao and Liu 2018），党和政府与基督徒之间的关系破裂（Ying 2018）。另外，这次运动的负面影响也波及到成百上千万在浙江以及其他地方的基督徒（McLeister 2018）。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场运动并没有达到其预期目的，即拆除浙江境内所有教堂顶部的十字架，并借此驯服基督徒。最终，绝大多数的教堂保住了或者重立了教堂顶部的十字架。这次运动也激化了官方认可的教会领袖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许多受影响的基督徒领袖为了表达抗议，辞掉了他们在官方批准的教会及其团体（即“三自”）中的职位； 其中一些牧师也开始活跃于家庭教会中。家庭教会一直反对加入“三自”，早已成为中国宗教事务管理机构的老大难问题（Hunter and Chan 1993; Yang 2012; Vala 2017）。

这场强拆十字架运动的失败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它显示了党和政府威权主义的局限和信仰共同体群体抵抗的力量。中共统治之下曾发生过很多民众抗议，比如1989年的民主运动，法轮动的灵性运动，经济开发中抢占土地的抵抗运动，等等（Perry 2001; O’Brien 2008）。但是这些抗议最终都被强大的党和政府所镇压。这些大众群体的抗议运动大多是由生活实际需要和经济目标所驱动的，而这次基督徒对强拆十字架运动的抵抗则是一场有关象征符号的抗争，它也不同于法轮动这样的新兴本土宗教运动。基督教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在中国拥有合法地位，并且信徒众多。这些基督徒抵抗的直接动机是捍卫教堂顶部十字架这个神圣符号，而这个符号是在中国以及全世界都会激发无数基督徒团结而又愿意为此牺牲的一个神圣符号。在另一个层面上，对这场政治运动的抵抗也是一场争取宗教自由与法治的抗争：教会把政府告上法庭，要求中国当局实行法治，落实中国宪法与其他党和政府官方文件中所许诺的宗教自由的公民权利，这些都引起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

本文对以“三改一拆”为包装所进行的强拆十字架运动进行时间与空间的分析。我们首先呈现一个时间线以及对主要事件的分析，其中会指出一些重要文件，关键人物，和事件转折点。继而，我们根据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绘制出在浙江境内的基督教堂地图，用图像呈现近几十年基督教堂的空间分布及快速发展。最后，我们将绘制出在强拆十字架运动中受影响的教堂的分布地图。

通过这样一个时空分析，将看出浙江当局在这次运动中的多种失败。他们不仅多次错过所宣布的拆除所有教堂十字架的截止日期，而且他们也破坏了多年以来教会与政府之间精心建立的桥梁机制，并且造成基督徒与当前政权的疏离。 强拆十字架的失败表明，中国政教关系微妙且脆弱的平衡可能正在趋向一个临界点，到了这个临界点将可能会导致历经数年的严厉镇压和激烈冲突。当下中国的情形使人想起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发生的一些政教关系的巨大转换，首先是帝国范围内对教会的“大逼迫”（Great Persecution），到公元313年康斯坦丁皇帝颁布米兰赦令终结大逼迫，并给予了基督徒信仰自由的权利。

强拆十字架运动以及基督徒抵抗纪事

2013年2月正式发动的“三改一拆”行动是浙江全省范围内环境改造的一项三年行动。这场运动最初的文件完全没有提及宗教（ Zhejiang Government 2013）。然而，到了2013年的12月，非法的宗教建筑却已经成为“三改一拆”行动的主要目标之一。一些观察者把这样的事态发展归因于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那年10月份对温州的一次考察。当他看到新建的三江教堂顶部高大的红色十字架时，他表达了不满。这座教堂坐落在高速公路边的一个小山坡上，它那耀眼的十字架从数里以外就清晰可见。在浙江各地多次考察中他看到许多耸立在教堂之上的十字架，夏宝龙曾经发问：“这是十字架的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天下？” 这样一个诘问句式暴露了通过强拆十字架运动和其他行动背后的政治动机，就是压制基督教。在他这次温州考察之后，拆除教堂顶部十字架的运动被悄然纳入“三改一拆”行动之中。强拆运动背后掩藏的目的，尽管屡次被政府官员以及官媒所否认，却是明明写在浙江省政府2013年12月4日的一份内部文件里，题为“‘三改一拆’涉及宗教违法建筑处置工作实施方案”。这份秘密文件有一部分内容泄露在社交媒体圈中，并最后被刊登在《纽约时报》上， 其中毫无遮掩地陈述了这次运动的目的是规范“过多的宗教场所”以及“过热”的宗教活动，基督教堂及其活动和民间宗教的建筑首当其冲：“首要任务是重点拆除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线两侧宗教活动场所的十字架；分期分批把十字架从屋顶移到建筑立面上来”（Zhejiang Government 2013）。

遵照省政府下达的针对特定宗教建筑的指令，许多地方政府也相继制定出他们自己的落实方案。例如， 2013年12月8日，沙门镇在玉环县政府网站上公布了其实施方案（Shamen Government 2014）。 这一方案列出了7类面临拆除的建筑，第一类是未注册登记的“基督徒聚会点”（ 这是官方对家庭教会的称呼）的宗教场所。第二类针对合法注册登记的宗教场所中那些超过规定尺寸的建筑，包括使得教堂整体高度超过所规定范围的十字架。剩下的五类建筑中是关于民间宗教“小庙小庵”的。这七类列表没有提及佛教、道教、或伊斯兰教的场所，尽管其在浙江省内的数量也很大。

从2014年1月1日开始，许多基督教会陆续收到通知，被要求移除或是缩小其屋顶十字架的高度，相继而来的是拆迁队强拆的举措。2月27日，杭州市黄湖镇教堂顶部的十字架被强制拆除，成为首个被报道的强拆十字架事件。然而，不论拆迁队去哪个教堂拆十字架，总能遇到基督徒的抵抗，使得许多强拆行动未获成功。一个月后，浙江当局召开了一次全省电话会议，动员党政官员积极实施强拆十字架运动，要求在15天之内拆除所有的十字架。于是，强拆十字架运动迅速波及全省。为了显示他们在这个运动中的决心，政府拆毁了三江教堂。在抗争数周之后，这个宏伟的哥特式建筑在2014年4月28号被夷为平地。教堂倒塌的图片流传在世界各地的媒体中，而这一倒塌也象征着过去三十年左右所维系的政教相适应政策的破裂（Hao and Liu 2018）。

三江教堂被拆之际，浙江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基督教协会在浙江当局的压力之下，发表声明呼吁基督徒理解并支持“三改一拆”行动。然而，在温州地区的许多基督徒领袖却发表了批评强拆十字架的公开声明，甚至有一些宣称要退出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Ying 2018）。此外，在浙江辖区之外的江苏省，隶属于全国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中国基督教协会的南京金陵神学院的两位副院长，也发表声明，请求浙江当局在拆除十字架问题上要谨慎从事（Chen 2014; Wang 2014）。为了应对负面的公众舆论并且为这场运动提供合理化论证，《浙江日报》刊登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和社论，这些文章和社论受到北京以及浙江当局的赞赏或奖赏，这显示中国最高领导层对此运动的支持（e.g.，Zhejiang Daily 2014）。恰在此时，2014年5月6日，中央政府发布了首个“国家安全研究报告”，论及宗教对社会主义带来的威胁，对此表示担忧，并且要求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基督教对中国的渗透（Liu 2014）。

受到媒体的肯定以及中央高层的支持，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在2014年7月9日发出号召，声称要“将‘三改一拆’进行到底”，如同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那个口号的奇特回声（Zhejiang News 2014）。在许多场合，奋力抵抗的基督徒与拆迁队发生了肢体冲突，导致一些人受伤。有些基督徒也聚集在政府大院表达抗议。2014年7月末，平阳县的黄益梓牧师被指控“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而被拘捕（New York Times 2014b）。随后不久，有十几位律师从北京和上海赶到温州为受伤或拘留的基督徒辩护。面对这些基督徒和他们的律师的诉讼所带来的挑战，浙江当局迅即动员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人员，为“三改一拆”行动中拆除十字架运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提供更有力度的辩护。

然而，从基督徒而来的法律挑战变得越来越大。例如，平阳看守所最初不允许黄益梓牧师会见他的律师张凯。作为一名享誉国际的维权律师，张凯在平阳看守所门口静坐，手里举着一个牌子，上面书写着文字要求当局遵守法律、按着正当程序办事。这一事件被诸多国际媒体报道。迫于压力，平阳看守所勉强让步。不久之后，一张黄牧师身穿黄色囚服坐在铁窗后的照片在世界各地的社交媒体及报纸上广泛流传，与之相伴的是他那精神十足、定意捍卫十字架的誓言。为了摆脱张凯，当地政府给黄牧师的妻子施压，要求她解聘张凯律师，如果她愿意配合，官方答应会释放她的丈夫。然而，当地政府并没有履行他们这一承诺。数月之后，黄牧师的妻子重新聘请张凯为她丈夫做法庭辩护。2015年3月24日，黄牧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Zhang 2015）。媒体认为这是一个不公正的判决，但事实上这个判决结果已经代表被告方的胜利，因为这类案子一般刑期会长很多（参见后面提及的包国华牧师案）。因此，许多在平阳以及周边地区的基督徒纷纷寄望于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他们的权利，约有100所教会聘请张凯和其他律师作为他们的法律顾问。此外，张凯等律师在许多教会举行座谈会和讲座，帮助基督徒了解他们的合法权益，以及维护教会权益过程中可以使用的种种法律程序。这里的关键点在于拆除教堂顶部十字架这个行为缺少法律根据。尽管许多教会确实没有获得所有必要的审批，有些教堂也确实是超过了批准的尺寸，但是政府部门在处理这些教会教堂的过程中并没有遵守符合法律的行政程序。事实上，缺少审批手续通常是由于行政部门的不作为、拖延、以及政府官僚体系一系列繁琐的手续导致的延期 （Xiao 2017）。因此，根据现有的法律和法规，教会有权利提起行政申诉和行政诉讼，起诉相关政府部门破坏教会财产。面对逐渐增加的法律挑战，强拆十字架运动放慢了进度，甚至在2014年年底至2015年年初期间暂时停滞。

为了抗衡基督徒的抵抗及其律师的法律挑战，浙江当局于2015年5月5日匆忙公布了一个宗教建筑规范草案，征询公众意见（Zhejiang Provincial Ethnic and Religious Affairs Commission 2015）。这个规范规定基督教和天主教教堂不得在教堂顶部设立十字架。尽管他们可以在建筑物正立面摆放一个十字架，但是十字架的高度不得超过正立面高度的十分之一，而十字架的颜色也必须与教堂建筑立面及周围环境相协调。显然，这个法规是要为已在进行中的强拆十字架运动提供合理化根据，按照这个法规，绝大多数现有教堂都不符合其要求。杭州崇一堂的主任牧师兼浙江省基督教协会会长的顾约瑟牧师是浙江省内官方认可的教会组织里最受尊重的基督徒领袖之一，他公开批评了这个规范草案中一些不合理的规定（Hangzhou Chongyi Church 2015）。浙江内外来自基督徒领袖、学者以及其他观察者的批评意见和担忧也蜂拥而起，但是浙江当局依旧在2015年7月10日通过了这个草率制定的规定。到了8月中旬，一些接受了张凯法律咨询的温州教会提出申请，要求政府就这个新规定通过的过程及其法律依据公开信息。他们声称，根据现有正式的法律程序，如果政府在15天之内不提供相应的回复，他们将会起诉政府 。

在浙江境内的张力日渐紧张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于2015年5月25至27日高调考察了舟山和杭州（People’s Daily 2015）。听取了夏宝龙关于“三改一拆”和其他工作的报告之后，习近平表达了对现有工作的认可，并且鼓励他采取更加勇猛的措施。 之后，浙江省领导发起了新一轮的强拆十字架运动。

相应地，基督徒的抵抗也变得更加有力。2015年7月5日，浙江天主教爱国会和教务委员会对浙江民宗委发布了一个公开呼吁，要求其立即停止强拆十字架的“恶行”。这个呼吁声称，强拆十字架运动已经违反了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破坏了和谐社会，制造了仇恨，致使爱国会变成了党和政府与教会之间的一座“断桥”。7月10日，浙江基督教协会也公布了致浙江民宗委的一封公开信，指出以“三改一拆”为掩盖名义的强拆基督教十字架运动已经影响了超过1200个 教会，包括那些具备所有必要审批证件的教会；同时，强拆运动伤害了浙江省内超过两百多万基督徒的感情，致使基督教协会的桥梁作用失效（Zhejiang Christian Council 2015）。 此公开信也要求立刻停止强拆十字架的“谬行”。7月22日，一些在平阳县的基督教牧师发表公开呼吁，邀请国内外和海内外人士前来他们的教会见证强拆。7月24日，温州教区天主教主教带领教区的神父聚集在温州市政府大楼前举旗抗议。7月28日，温州天主教神父们发出一个呼吁所有中国公民及所有基督徒的公开信，题为“呐喊吧！不要再沉默了！”（Wenzhou Pastors 2015）。

基督徒发起的这些公开抵抗变得逐渐难以用常规的行政手段或法律手段来应对。因此，浙江当局采用了非正常手段。2015年8月25日，张凯律师和他的助理被抓捕，之后被秘密关押（一种专门针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刑罚）。在8月底9月初，超过12位基督徒牧师、长老和其他领袖被秘密关押。在那之后，强拆十字架运动强力推进，拆毁了更多的十字架（见图1）。不仅如此，在2016年年初，顾约瑟牧师被免职，继而被逮捕和起诉。2016年2月6日，金华市的包国华牧师与他的妻子邢文香（他们于2015年7月26日因反对强拆十字架被捕），分别被判处14年与12年有期徒刑（BBC Chinese 2016）。

图1：浙江全省在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中每月受到影响的教堂数

然而，由于浙江的试验在省内省外招致了太多负面的反应，该省的方式并没有被中央所采纳。2016年4月22至23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意在设立习近平领导之下宗教工作方向与方针的会议，并没有认可浙江的强拆十字架运动，而是另外四个省份处理宗教事务的方式被当作模范而受到赞许。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召开前的两个礼拜左右，强拆十字架运动悄然而止，没有任何结束的通告也没有任何完成的庆祝。约在一年之后，2017年4月27日，夏宝龙离开他在浙江的职位，被招到北京，安排了一个全国人大环境委员会的虚职。*

尽管中国当局并没有正式宣告强拆十字架运动的结束，它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以上重要事件的纪事显示了这个强拆运动错失了多次自己设定的截止日期。首先，2014年3月28日，在全省官员参加的电话会议中，夏宝龙要求在15天之内拆除所有十字架（Wanwei Blog 2014）。但由于三江教堂以及一些其他地区的强烈抵抗，这个目标并没有达到。其次，《纽约时报中文网》刊登的那份秘密文件，明确要求在2014年年底拆除所有教堂房顶的十字架。这一官方目标在沙门镇公布的实施计划中得以证实。然而，强拆十字架的运动一直延续到2015年及至2016年春。第三，在2015年8月，温州的基督徒声称见到一个要求地方政府在2015年9月底之前拆除所有十字架的通知。第四，在2016年3月，一个新的拆除十字架的目标设立，要求在2016年4月底之前全部完成。这个运动在2016年4月中旬停止时，不超过1700所教堂失去了他们屋顶的十字架。这一数量仅占浙江全省现有教堂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在下文中会做进一步解释。

基督教堂的空间分布与被拆的十字架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04年进行了一次经济普查，其中包括了作为经济单位的宗教组织。这一数据通过密歇根大学的中国数据中心向公众开放，其中收录了中国官方认可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五大宗教的宗教场所信息。 关于每一个宗教场所，统计局的数据收录了它的名称、地址、设立年份、联络信息、一些经济特征等，借此我们得以定量地描述并分析宗教场所的空间与时间分布模式。通过地址我们查找获得了每个宗教场所的地理坐标（经度和纬度）。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计算出每个县所拥有的宗教场所的数量，并且通过镇中心坐标点用ArcGIS软件自动生成估算的乡镇多边形。尽管乡镇界线不够精确，但足以让我们大致了解宗教场所在浙江省各乡镇的地理分布特征。

地图1显示1949年之前浙江省境内多数乡镇并没有基督教堂，到了1979年，也仅有一些教堂被建立。然而，在1979年至2004年期间，除了浙江的西南地区，全省范围内教堂的数量增长极为迅速。温州地区作为拥有教堂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区域脱颖而出。其他教堂数量相对集中的的地区包括台州和宁波的沿海乡镇，舟山的部分岛屿，金华地区的东阳县，以及杭州地区环绕千岛湖的西部乡镇。

地图1: 浙江省在1949到2004年间各乡基督教堂增长情况

根据访谈和其他不同渠道获取的信息，我们了解到很多教堂是在2004年之后建立的。其实，这期间有过一股兴建教堂的热潮，许多新建的教堂变得更高、更大、更宏伟。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新建教堂都把高大鲜红的罗马式十字架（一个较短的横条垂直镶嵌在一个较长的支架上）安置在屋顶。这些分布在天际线中显眼的红色十字架确实在浙江变得随处可见。关于为何他们选择把鲜红的十字架置于教堂的顶部，我们访问了许多的基督徒，最常见的回答是红色既象征着耶稣基督为救赎人而流的宝血，也意味着殉道者为信仰和传道所留的鲜血。

事实上，这种罗马式红色十字架在许多其他省份也变得随处可见。在一篇题为“十字架面对大喇叭：一个在国家权力下坚忍不拔的乡村教堂” （The Cross Faces the Loudspeakers: A Village Church Perseveres under State Power）的论文中，黄建波与杨凤岗（2005）描述了在西北甘肃省围绕着一个乡村教堂顶部十字架展开的对立冲突。在一个描绘华中地区上百所乡村教堂的照片展中，这一形状与颜色搭配的十字架也是最常见的（Center on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2010; Purdue University 2010）。

除了上述的神学象征之外，安静而又醒目伫立的十字架也象征着对压迫的无声反抗。官方的宗教政策与规定明确禁止在宗教场所之外宣教，而出版审查制度也遏制了对基督徒活动的媒体报道（MacInnis 1989; Yang 2012）。然而，中国基督徒通常具有强烈的宣教倾向（Vala 2017; Ma and Li 2018）。 因此，面对他们在社会公共领域四处受压、备受围堵的状态，树立在教堂顶部的红色十字架便成为他们在无神论政党统治下基督徒做见证的另类方式。实际上，夏宝龙那个“这是十字架的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天下？”的诘问句式，恰恰表明了他对十字架符号象征意义的认知而决然以此为打击对象。然而，这项政治试验并未解决问题，而是以失败告终。

我们相信，如果中国大陆停止对基督教的打压，高耸在教堂顶部又高又红的十字架不会像今天这样随处可见。事实上，在其他类似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华人社会里，例如在台湾和香港，或是海外华人中，许多基督教堂顶部并没有又高又红的十字架。换句话说，立在教堂顶部那种显眼的红色十字架是一个当今中国特有的现象。这些十字架被漆成红色，一个表征鲜血与热忱奉献的颜色。但是，红色也是中国共产党党旗，中国国旗，以及少先队员红领巾的颜色。红色在旗帜上象征着革命的热情，在十字架上则意味着为维护信仰而牺牲自我的决心。前者是主动出击型的，后者是防卫型的，但两者都表征了火热的委身。正是基督徒这种对信仰充满激情的委身对党和政府构成了一个真正的挑战，因为后者要求唯一的忠诚。

浙江当局至今没有公布受到强拆十字架运动影响的教会的信息；不过，我们幸运地收到了郑乐国牧师（一位在美国做传道人的温州人）整理的被拆十字架教堂的清单。通过社交媒体上提供的信息以及他在浙江基督徒中的广泛人脉网，郑确认了在强拆十字架运动中超过1200所受到影响的教堂。他告诉我们这个清单并不完整，因为对于在浙江的居民来说，通过社交媒体或是电话传播关于强拆十字架的信息变得越来越危险。事实上，一些人仅仅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了相关信息的帖子而被警方拘留。郑牧师在温州的家人也曾被警方问话，试图通过他的家人迫使他停止收集与公布关于强拆十字架的信息。仔细研究这份清单后，我们发现郑乐国整理的名录是目前能得到的最全面的清单。我们已经确认了大概四分之一受影响教会的地址，至于那些没有具体街道地址的教会，我们也能够把它们归并到县一级。地图2在2004年普查所知的教会数量上覆盖了这次受影响教会的数量。该图表明此次强拆十字架运动影响最明显的地区是杭州、金华、丽水、台州和温州。其余的地区几乎没有或是很少有十字架被拆除。

地图2: 浙江省各县2004年教堂数和2014-16年间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中受影响的教堂数

地图2上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受影响教会的数量与2004年数据显示的教会数量相关性不大。温州、台州东南部、丽水东北部、金华北部、以及杭州南部的县都拥有大量的教堂，且有许多十字架被拆除，但并不是全部拥有大量教堂的地区都受到此次运动的严重影响。根据2004年的普查数据，杭州西部的千岛湖地区、宁波南部、台州北部、绍兴南部、金华南部、以及湖州西部都汇集了许多教堂，但是少有十字架被拆除的消息。由此看来，强拆十字架运动并不是在所有地方同样进行的。通过访谈我们得知，一些地方官员出于基督徒家庭成员或是朋友的压力而不情愿拆除当地的十字架。相比于强制执行拆除令，许多地方官员更倾向于通过与当地教会协商来解决问题。比如，永嘉县政府在得知夏宝龙即将前往视察后，便首先与三江教堂的负责人协商关于如何避免冲突，后来也试图寻找避免完全拆毁教堂的替代方案（Hao and Liu 2018）。如果没有来自省里的严厉命令，也许三江教堂不会被彻底拆毁。在强拆十字架运动的早期，一些地方政府看上去只是采取了缓慢应付的行动。正如上文所述，在2014年3月28日的电话会议中，夏宝龙督促地方官员显示行动的决心和加速行动。只是迫于来自省委和政府的重重压力，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开始推进这场运动。与此同时，当局增加了对积极展开运动官员的奖励。例如，盛秋平在2014年4月28日三江教堂被拆时任永嘉县委书记。2014年6年，他就被提升为义乌市市长，继而在义乌地区强拆了大量的十字架。到了2015年12月，盛又一次被提升，成为了义乌市委书记。

结论

最近这些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一个主要关注问题。例如，前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时任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主任朱维群，曾公开指出宗教场所发展“过热”（Zhu 2013）。党和政府宗教事务管制部门一直以来试图抑制基督徒与基督教组织的发展。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一些野心勃勃的官员就会尝试通过某些政治试验来取悦中央高层、为他们排忧解难。浙江省把强拆十字架运动包装在“三改一拆”行动中，就可以被看作是这样一种试验。然而，这是一场严重低估了基督徒抵抗力的鲁莽运动。这种低估或许是因为众所周知浙江有很多基督徒商人，他们常常出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实际考量而表现出妥协倾向（Cao 2010）。在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中，许多基督徒商人确实表现了静默无声，因为他们受到查税或审查其他经济活动的威胁。然而，许多牧师和传道人没有对于经济损失的担忧，他们带头护卫教堂和十字架，这会对他们在信仰团体中的地位大有裨益 （Zhu 2017）。许多普通基督徒也挺身而出，在面对拆迁队的冲突中，用他们的躯体保卫十字架。

为了应对基督徒的抵抗和法律上的挑战，浙江当局匆忙出台了新规定，希望以此使得强拆运动显得合法而又合理，但是这样的举措如此荒谬，以至于不仅招致了浙江省内外著名基督徒领袖的众多批评，也引起了许多非基督徒学者、知识分子、甚至其他省份党政官员的批评。由于这种仓促的决定、不合理的规定，以及执行上的无能，这次失败的运动损害了浙江当局的形象。

如果将这次运动实际拆除十字架的数量与最初秘密文件中设立的目标相对照，显而易见，这次强拆十字架运动是失败的。更重要的是，这次运动伤害了官方认可的基督教组织。过去几十年里，党和政府曾刻意竭力地把这些官方协会描绘成信教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然而，这些协会的领导却表示此桥梁已经因为这次“荒谬”或“邪恶”的运动而断裂。在信徒中重建对这些协会的信心即便仍有可能，也已经变得相当困难。而且，在这个运动中对一些最著名的反对者所采取的非常规的惩罚手段也严重地破坏了党在制度建设上的努力。从这个角度看，放弃对顾约瑟牧师的无端指控，可以被看作是出于恢复民众对党和政府以及基督教协会信心的精心考虑。然而，金华的包国华和邢文香牧师仍在服刑，张凯律师等人还在“取保候审”。因此可以说，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尚未真正结束。

假如这次浙江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成功了，它就有可能推展到其他省份。鉴于它的失败记录，其他省份不太可能跟风。但从另一方面说，只要基督教仍旧被党和政府视为一个政治威胁，其他省份或地方官员就有可能为了获得奖励而以别的方式来压制基督教。

确实，近几年总体的政治气候使得打压基督教的运动增加了可能性。这种政治气候包括战斗的无神论和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些为当局的威权行政提供了一定的社会舆论基础。过去几年里，许多大学和中小学已经禁止学生庆祝圣诞节。2018年的2月，新的更加严厉的宗教事务条例已经生效。

我们的空间分析显示，虽然同样拥有大量的基督教堂，有些地区遭遇了十字架被大量拆除，而有些地区则基本上安然无恙。考虑到中国的政治环境，省委和政府下达拆除教堂屋顶十字架的命令，在不同地方执行力度很不一样。不是全省都步调一致地执行，地方官员中对待强拆令的配合程度各有不同，其中有些地方官员并不认可这次运动的目标。这个事实具有广泛的意义。即便更大的压迫成为全国性的政策，我们仍可预见，在不同省份和地区必将会有程度不同的贯彻执行。正如罗马帝国时期于公元303年至313年对基督徒的“大逼迫”的例子，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步调一致地贯彻执行这样一个严厉政策是不可能的。公元四世纪对基督徒的逼迫于公元313年由米兰赦令终结。如果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像过去四十年那样持续增长，那么，类似米兰赦令的转折时刻或许不再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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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作者杨凤岗是一名基督徒，也是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先锋。他是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也是该校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Center on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主任。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是研究中国宗教最有影响力的机构之一，定期举办会议和学术交流活动。

谢选骏指出：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终于失败了！那么，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为何失败呢？我认为，这是因为它得罪了上帝！上帝甚至愤怒降罚，2019年武汉瘟疫全球爆发！那么，为何不是爆发“浙江瘟疫”呢？我认为，这是上帝的奥秘。现在我们不懂，以后一定会懂的！

【48、求上帝保守就要祷告听上帝话】

《为什么8200万美国人不愿打疫苗》（2021-10-12 熊飞白 ）报道：

美国人卢塔丽现在正在病床上看着自己的生命走向尽头，原因是医院因为她与肾脏捐献者都不愿接种新冠疫苗，拒绝为她动手术。

卢塔丽是一个第五期肾功能衰竭患者，10个月前，她在一个查经活动中认识了Jamiee Fougner，这位教友愿意为她捐赠肾脏。

但科罗拉多大学医院却拒绝为卢塔丽进行移植手术，“如果您决定拒绝 COVID 疫苗接种，您将从肾脏移植名单中删除。”

理由是肾脏移植病人在术后身体非常虚弱，一旦感染病毒，死亡率极高。

目前卢塔丽陷入两难境地，要么违背宗教信仰，要么因此错过移植，导致生命危险。

熊叔不禁要问，为什么，这样一出人道主义悲剧会在美国上演？

作为生物科技全球最强的国家，美国药品疫苗研制上没有拉垮，但是，在打疫苗上，却有点滞后，作为最早拥有疫苗的国家，美国人打起疫苗来非常不积极。

搞了快一年， 34%的美国人还没有接种疫苗，其中有25%的人压根就没有接种的意思。对于将近3.3亿的美国人来说，25%就是近8200万人。

要知道，全世界多少国家的人还没有疫苗，多少发展程度低的国家嗷嗷待苗，为什么不少美国人偏偏不愿打疫苗呢？

01、为什么不打疫苗

在美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认为我有打的权利也有不打的权利，毕竟身体是属于自己的，这就是个人的自由。

截止到昨天，美国接种了一针疫苗的人口比例是65.3%，完全接种（两针）的比例是56.4%。（CDC数据）

接种一针比例在8月中旬突破60%之后，增速明显放缓，足足2个月时间，整体比例只提升了5%。

这说明一点，疫苗在美国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这种阻力让接种率如爬行般进展缓慢。

美国在8月14日达到60%接种率后，就进入缓慢增长阶段。

根据Yahoo! 每周新闻和YouGov联合发起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受访的1640名美国成年人中。

有64%的人表示他们已完全接种疫苗，而6%的人表示他们正在接种疫苗，5%的人表示他们计划接种疫苗。

然而，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表示犹豫。其中，15%的人表示他们不会接种疫苗，另外10% 的人表示他们“不确定”是否接种疫苗。

如果结合统计偏差，比如在受访人群中，完全接种比例高于实际比例，就意味着现实中有更多的人不愿或者不确定接种疫苗。

疫苗曾经被认为是抵挡新冠病毒最有效的武器，疫苗诞生，曾一度被认为是对抗疫情的重要里程碑。

但为什么总有些美国人，不愿接种疫苗呢？说起来，他们拒绝打疫苗的理由千奇百怪，总结起来主要有这么几种：宗教和哲学信仰、自由和个人主义、对风险的认知。

首先，美国仍然有不少人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在这批人中有许多觉得上帝可以保守自己。

比如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护士Cushman，她代表了很大一批人的看法，她认为：“我有宗教信仰。我相信创造者赋予我保护免疫系统的能力，如果我生病了，那是上帝的作为。我不会服用影响免疫系统的药物。”

你可以说她迂腐也好，迷信也罢，你只是不懂有宗教信仰者的精神世界，和他们的价值取向而已。

等待肾脏移植的卢塔丽也是其中之一，但这个群体被认为愚昧迷信，在美国被认为是落后人群。

对此，熊叔是理解的，就如有人笃信疫苗可以帮助他们防治肺炎一样。为什么有的人对病毒自身免疫力强一些呢？

第二种拒绝理由是对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担心。

美国的疫苗尚未完全获得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商业使用批准，目前的状态只是根据三期临床数据（主要是有效性）进行的紧急授权。

美国药物投放市场非常严格，一个新药想要搞清楚有效与副作用，进行十年八年的追踪都是正常的。

因此许多人对疫苗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对人体长期的影响不放心，从而拒绝打疫苗。

第三种主要理由是宁愿得一次，获得自然免疫。

一些以色列医护人员，以及一些美国人和加拿大人，表示更喜欢生理免疫，而不是通过疫苗接种获得免疫力。

他们认为COVID-19的严重性被夸大了（在年轻、身体健康人群中的影响），认为接种疫苗的风险大于感染风险。

而人们对于疫苗免疫的期望和现实的落差很大，事实证明依靠疫苗形成较高的防护率不会实现，目前完全打了疫苗之后的防护率在60-70%，且相隔几个月防护率会大幅降低。

民主党大佬奥巴马的盛大生日趴体，室内要戴口罩？不需要的。

第四种，是基于对政府和医疗组织的不信任。

政府和专家在不同时候对疫情翻云覆雨的看法，让人们对政府产生了不信任。比如疫情之初，民主党人包括佩洛西、纽约州州长科莫等人对疫情嗤之以鼻，表示不用戴口罩。

像白宫医学专家福奇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一开始对疫情漫不经心，认为不需要戴口罩，但后来就反口了。

美国还有不少人觉得卫生组织夸大疫情，用以对药厂输送利益，以及某些人为了达到政治利益夸大疫情。

另外一些公众人士对防疫口是心非，双重标准，最典型的是众院议长佩洛西，一方面坚持推行疫情封闭令，另一方面又破坏她大声疾呼的封禁令，偷偷找Tony哥做头发。

还有奥巴马他老人家60大寿，搞了一场400人的生日趴，民主党人说好的减少群聚人数，说好的戴口罩怎么都没了？

讽刺的是，生日趴所在地的感染人数在活动过后陡然增长了48例。

这种赤裸裸的虚伪引发了许多人的愤怒，原来那些口口声声为防疫牺牲的代价，只限于老百姓啊？

如此种种问题让政府和医疗组织的权威性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最后一种是基于个人选择和自由。

有不少美国人觉得接不接种疫苗是个人选择，“我会对不接种疫苗负责”，并且强烈反对强制性接种。

接种疫苗在美国是自愿的，但很多情况下，又带上了强迫意味。

比如乔拜登一直在敦促美国雇主向他们的员工发出最后通牒：接种疫苗或失业。一些企业、政府部门、医院等公共机构就对员工提出了接种要求。

要么接种、要么失业，大部分愿意接种，但仍然有少部分人头铁，宁愿失业也不接种。

反对接种疫苗的人们基于自由信念，已经引发了广泛的抗议，在美国几乎每天都有人上街抗议强制打疫苗。

在美国，不打疫苗的人被普遍认为是低收入人群，农民或者从事体力劳动者，一言以蔽之，就是劳动人民。

在人们的意识中，往往会认为，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更容易受到保守、愚昧思想的侵害，同时也更容易受到阴谋论的影响。

真的如偏见所认为的那样，低受教育人群更不愿意打疫苗吗？

对接种疫苗犹豫不决的风险因素包括“年龄较小、非亚洲种族（和）生活在 2020 年川普支持率较高的农村地区”等。

事实偏偏并非如此，一个对疫苗有着很大疑虑的人群是医护，2020 年底，只有36%的美国医护人员表示他们愿意在疫苗可用后立即接种，但有56%表示他们不确定并且会等待查看更多数据。

目前医护人员更多地被强制接种，因此在实际接种比例中并不能真实反映这一群体的意愿。

根据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匹兹堡大学的研究显示，受教育程度在疫苗接种中并没有成负相关。也就是说并非学历越高的人越愿意接种。

两者之间存在令人惊讶的U型相关性——在受教育程度最低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群中，最为犹豫不决。

在接受调查的人中，受过高中教育的人中有20.8%不愿意接种，而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反对的高达23.9%，是所有教育程度类别中比例最高的。

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不愿打疫苗比例。最爱打的是硕士，最拒绝的是博士和高中或以下。

在2021年的前五个月内，对接种疫苗的怀疑态度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群——高中或以下学历的人群。

现在不仅仅在美国，在世界很多地方，打不打疫苗都成为争议的话题，在法国，几乎每个周末都有人上街游行反对强制打疫苗；在澳大利亚、在新西兰，防疫也进入了新阶段。

02、COVID1984

熊叔一直以来非常关注新冠疫情，从2020年1月至今，疫情已经一年半有多了，它不但让全世界付出了巨大的人命代价，还破坏了许多国家的经济，改变着人类的生存规则。

去哪儿都得带着口罩，动不动要插喉检查一下核酸，一不留神就要封锁社会，无法上班、上学。

当疫苗问世之后，疫情似乎曙光初现，熊叔不否认，曾经也对疫苗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两针下去，从此远离病毒。

但是，愿望是好的，现实却没有那么乐观，病毒变种屡次出现，突破了现有疫苗构筑的防线，

疫苗虽然降低了感染率，也降低了重病率，但人们赋予它的主要作用没有实现——建立群体免疫。

新加坡人非常期待早日恢复正常。

拿疫苗接种程度最高，医疗水平发达的新加坡为例，他们的疫苗接种率已经超过80%，但过去七天仍然以平均感染3000+的数量递增。

感染人群有48.8%完全接种了疫苗，1613例病例在医院接受治疗，292例需要吸氧，41例在重症监护室（ICU）；28天内死亡病例中有约30%的人完全接种了疫苗。

这种情况让人们越来越产生怀疑，疫情并没有因为高疫苗覆盖率得到遏制，除了降低了一部分感染者死亡率之外，感染数还不停飙升。

事实证明企图以疫苗制造群体免疫墙的想法已经破产了，关于疫苗的争议只会越来越大。

最近一个躺平的国家是新西兰，新西兰在欧美发达国家中，是少有的持续采取全面封禁，清零策略的。

在经历了长达一年的抵抗之后，病毒溃围而入，从8月底开始，一直感染数维持在个位的新西兰，感染数上升到40（7天平均）。

新西兰街头

在最大城市奥克兰，虽然区域封锁达到了50天，但仍然有全国最多的感染病例。

该国总理阿登无奈地说，“随着疫情爆发和达美航空回归，清零变得非常困难。”

新西兰本来的想法是如果疫苗接种率达到90%就开封，只是想法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显然阿登总理食言而肥，她在去年利用严格的封锁和地理隔离来消除病毒，这个政策帮助她获得了历史性的选举胜利。

当时，左派媒体对她的赞美热烈奔放——

新西兰 39 岁的总理杰辛达·阿登（Jacinda Ardern）正在开辟自己的道路。她的领导风格是在危机诱使人们自谋生路的一种同理心。她的信息清晰、一致，并且以某种方式同时发人深省和舒缓。她的方法不仅仅是在情感层面上与她的员工产生共鸣。它也工作得非常好。

“她不兜售错误信息；她不推卸责任；她试图在因为她提供令人放心的笔记的同时满足每个人的期望。”

新西兰总理阿登知性、专业，冷静，这不就是先进人士心中的理想人选吗，如果不是白人就完美了。

不管多么复杂的从句，不管多么肉麻的吹嘘都拧巴不过病毒，当8月底病毒开始社区传播后，阿登使出最后一招启动4级防护，学校、办公室和所有企业都关闭了。

这位左翼工党领袖趁此机会大幅度扩张政府权力，但是，人们不是傻子，封锁清零或者疫苗都无法实现她许诺的效果。

封锁可以看成她的垂死挣扎，当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之后，这位总理受到了越来与多的压力，导致她的支持率下降。

无论逻辑上多么无法自洽，她总能找到理由，“很明显，长时间的严格限制并没有让我们病例清零。但没关系……清零很重要，因为我们没有接种疫苗。现在我们开始加紧打疫苗，所以我们可以改变做事方式。”

如今她只能用另一个可能是谎言的许诺——疫苗为躺平政策做解释，只是现在新西兰的接种率只有48%，离当初承诺解除封锁的90%还远得很。

澳大利亚人终于忍不住了。

新西兰的邻居澳大利亚，也已经到了“爆发内战”的边缘，该国为了执行封禁政策，启用了面部识别和地理定位，要求在各州之间旅行的公民向政府发送带有位置标签的自拍照，以证明他们已遵守隔离规定。

其他严厉限制包括宵禁、 隔离营，甚至限制人们往家里买酒的数量。

对于没完没了的封禁政策，澳大利亚在9月时发生了大规模示威，造成了几百人被捕。

对于人们日益增长的反对声音，新南威尔士州首席卫生官Kerry Chant博士在9月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了开创“世界新秩序”的前景。

这让人们很自然想起了，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

新南威尔士州州长格拉迪斯·贝雷吉克利安（Gladys Berejiklian）甚至对未接种疫苗的人发出威胁：“未接种疫苗的人的生活将无限期地非常艰难。”

澳洲示威者满刚的，直接跟骑警干上了，要他们变老实一点真不容易。

法国在强制疫苗推广方面也是不甘人后，法国明面上也是允许你自由选择打不打，但后面的措施也同样让人无语。

首先规定，公众场所，咖啡馆、饭馆、剧院之类的想要进入，必须出示接种疫苗证明，也叫疫苗护照。

法国人反对疫苗护照大有人在，游行示威无日不有，他们的看法很简单，就是这种变相强制接种侵犯自由。

欧美关于接种疫苗的争论，提高到了政治层面，在breitbart.com新闻网上，关于疫情的栏目变成了COVID1984，这其中的寓意不言自明。

马克龙嘴上说不强制接种，但推出疫苗护照变相强迫，把法国人惹毛了。

澳大利亚保守党议员委员会主席布雷迪爵士反对封锁措施，墨尔本看似无休止的封锁“证明了试图消除”病毒的危险，而不是认识到它已成为一种地方病。

“我们需要学会忍受它，采取明智的预防措施——但更长时间地封锁和关闭国际边界是行不通的，”

“我们已经看到澳大利亚实际上已经关闭了18个月的国际旅行，但我们还是被Delta病毒打败了。所以我认为需要找到一种方式来应对病毒。”

澳大利亚的反封锁人士更是澳大利亚作为监狱殖民地的历史，称其公民在冠状病毒危机期间“被关押在自己的国家”。

对于事实，许多人不愿承认失败，他们非常享受在疫情扩大权利，获得资源的快感中。

美国的先进性人士一直在压迫拜登总统下令要求所有企业迫使员工答疫苗。如今这种要求只是企业自己的选择，但先进性认识认为远远不够。

在这个问题上，拜登显得首鼠两端，7月份，有记者问白宫是否应该介入推广疫苗接种时，白宫明确表示，“那不是联邦政府的角色，这是机构、私营部门和其他机构应该扮演的角色。”

但到了九月，拜登的声调突然变得强硬了，谴责没有去接种疫苗的人，“我们一直很有耐心，但我们的耐心正在消退。你的拒绝让我们所有人都付出了代价。”

他还说，接种疫苗与否，与个人自由无关。

拜登还宣布，会指示美国劳工部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制定一项规则，迫使拥有100名员工以上的私营企业，强制接种疫苗或实施每周测试要求。

对于强制性的疫苗接种，也有另一半专家持反对态度。

西班牙公卫暨卫生行政协会（SESPAS）发言人冈萨雷斯反对疫苗护照，他批评西班牙政府忽视个人基本权利：政府从来都是这样，缺乏透明度，根本不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他表示，在其协会看来，出于法律原因，与疫苗护照有关的规定很有问题。冈萨雷斯说了大实话，最重要的是：至今还没有绝对的科学证据表明，已接种疫苗的人不能传播病毒。

只是这样的大实话，很少政府机构和卫生组织会说。

强迫打疫苗的意义在哪里？如果如他们之前所说的建立群体免疫墙，显然已经失败了。

所以事情已经发展成这样，压迫所有人接种疫苗——一种无法杜绝病毒传播的疫苗。其中隐含着帝国膨胀的公权力对公民个人选择权的侵害。

卢塔丽正在前往其他地方寻求手术的可能，但她坚持自己不会接种疫苗，即使面对死亡。

“我相信来世，不会生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中。”

网民哀嚎：

当局者迷 2021年10月13日 11:51

现在ICU里死的中共病毒患者，绝大多数都是没有打疫苗的。怎么感觉中共病毒虽然极端可恶，却也可以提高人类整体智商？“傻的像博士”这句话不要太正确！哥认识接触过的博士不少，其中傻的是不少，当然极其聪明的也很多。

镢头 2021年10月13日 04:58

“疫苗虽然降低了感染率，也降低了重病率，但人们赋予它的主要作用没有实现——建立群体免疫” 错了，恰恰相反，低了感染率，也降低了重病率，尤其是病重住院入住ICU率，就说明疫苗的作用和群体免疫的建立了。很多国家政府，新西兰，澳大利亚，中国也是，想把新冠病毒赶尽杀绝-所谓的清零政策，显然违背达尔文的进化论；适者生存！疫苗怀疑论者也好，宗教自由者也吧，只要他们能抗过病毒活下来传宗接代，其后代也有较大的可能可以抵抗病毒；反之抵抗不了的就死掉了也就无法把他们的易感基因传下去，也许几代，也许几十代下来，新冠病毒就如同现在的感冒，没人在意，更别提要检测啦，统计啦，每天多少例啦，烦死人了。

镢头 2021年10月13日 04:28

"如果我生病了，那是上帝的作为。我不会服用影响免疫系统的药物。”那为哈还要换肾呢？要换也得由上帝来操刀而不是医生嘛。

克佟 2021年10月12日 20:04

这个已成为社会和政治的问题会继续扩大。可以想象未来会有很多官司和赔偿。

无理 2021年10月12日 15:07

要么违背宗教信仰 - 这些人不知道疫苗就是上帝用来拯救他们的措施吗？可怜的人啊， 呵呵。

谢选骏指出：求上帝保守是应该做的。但是还要祷告并听上帝话。那什么是上帝的话呢？先看看武汉肺炎是如何传播的，就知道如何可以避免疫情扩大了。

武汉肺炎是通过“人传人”的模式共发展进行的，因此，病毒的存在不是关键，关键是和不该接触的人接触了，才会被传染！因此，阻止疫情的唯一办法是“隔离”，是“分别为圣”。

而隔离的唯一办法在圣经上早有启示了，那就是“不可搀杂”——

1、反对基因工程——

Lev 19:19 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搀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搀杂的料作衣服穿在身上。

Deu 22:11 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搀杂料作的衣服。

2、反对与人乱交——

Jos 23:7 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搀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事奉，叩拜。

Jos 23:8 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

Jos 23:9 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

3、反对混合主义

Psm 75:8 耶和华手里有杯。其中的酒起沫。杯内满了搀杂的酒。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必都喝这酒的渣滓，而且喝尽。

Psm 102:9 我吃过炉灰，如同吃饭。我所喝的与眼泪搀杂。Psm 102:10 这都因你的恼恨和忿怒。你把我拾起来，又把我摔下去。Psm 102:11 我的年日，如日影偏斜。我也如草枯干。Psm 102:12 惟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你可记念的名，也存到万代。

4、反对联邦国家

Dan 2:41 你既见像的脚和脚指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搀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

Dan 2:42 那脚指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

Dan 2:43 你既见铁与泥搀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搀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种族要隔离）

5、信徒和鬼徒要隔离——

Luk 13:1 正当那时，有人将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搀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

Luk 13:2 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

Luk 13:3 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Luk 13:4 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

Luk 13:5 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谢选骏指出：我认为上面的经文都在强调“不可搀杂”——当然这只是我的理解，我不敢说这就是圣经的本意，否则我就越权了。但是我想，“求上帝保守就要祷告听上帝话”，终究还是对的。

反对疫苗专制主义，维护基本个人权利，无可厚非——但不能因此危害他人的健康。因此，仅仅拒打疫苗是够的，还是要注意“不可搀杂”——否则，一边拒打疫苗，一边不戴口罩、胡乱蹭人、酒吧乱交、饭店狂吃、握手接吻、飞沫聚会、全球旅行、与民搀杂……这是在杀人！要不得病，岂可得乎。

【49、儒释道社会传统和基督教社会传统的差异 】

《哈佛批量开除本科生！揭开了美国大学“残酷真相”》（蓝橡树出国留学 2023-12-14）报道：

在对比国内外本科的时候大家应该常常会听到一句话叫，国内“严进宽出”而国外“宽进严出”。

虽然近年来随着中国学生竞争力的提升，国外本科的入学门槛越来越高，但是“严出”却一直都没变。

在美国，有近40%的本科学生都拿不到学位文凭，他们有大学学分，但没有学位。也就是说，这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在获得文凭之前辍学了。

一、留美中国学生被劝退屡见不鲜

学霸君曾接到过这样一个咨询：被开除的留学生是否还能重新申请留学。这位家长说在美留学的儿子在毕业之际表示已经找到了在硅谷的工作随后就和家中失联。家长多方联系，并亲自奔赴美国多次后才得知了真相。

原来儿子早在几年前，因为沉迷游戏绩点一直游荡在2.0左右，学校多次警告无果后直接开除了他。

被开除后他不敢跟家里坦白，借着学费和生活费的借口用家里的钱“黑”在美国荒废了两年时间。

很遗憾，学术不端再加上非法滞留，这名学生想再进入美国的高校已经很难了。而在国内社交媒体上随手搜索关键词的时候能发现类似情况其实不在少数。

大家可能觉得这是部分所谓“野鸡”学校的个别情况，进入到好学校的学生肯定不会这样，可事实却让人大跌眼镜。前文提到的咨询中家长说儿子一直很优秀，高中就读于当地重点高中并且是“清北苗子”，毕业后进入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CMU）就读。而根据美国厚仁教育《2023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的统计，从2021年3月到2023年3月，被劝退的学生中有超过7成学生来自全美排名前100的大学，其中来自排名前50学校的学生占到了一半以上。

图源自厚仁教育《2023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

而在这些被开除的学生中，90%以上都是因为学术表现差或者学术不诚信而被劝退。少量学生是因为行为不当或者不了解学校规范。

图源自厚仁教育《2023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

行为不当和不了解学校规范其实就是违反了美国当地的法律和学校校规，这种原则性的问题一旦触碰到，基本也没有什么可转圜空间了。

那么占到绝大比例的学术表现差和学术不诚信又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学术表现差是指没有达到学校要求的最低成绩标准，即每学期/每学年的GPA没要达到学校的正常要求。

因成绩不到学校要求而被通知开除，学术不诚信是指学生在日常作业、考试和论文撰写中使用不正当的手段。比如抄袭、作弊、代写、代考等行为。

那这仅仅是中国留学生的问题吗？当然不是。

二、哈佛五年来首次大批量开除学生

哈佛大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优秀学子竞争进入这所梦寐以求的名校。然而在哈佛大学，即使考上了也不意味着就可以安心毕业。

因为这里有一个严格的“学术审查”制度，如果成绩不达标，就可能面临被开除的风险。

前不久，哈佛大学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21-22学年，哈佛大学行政委员会（Ad Board）因为成绩不好而要求51名学生退学，这是近五年来的最高纪录。此外，还有149名学生被处以“学术缓刑”，4名学生被永久开除。

“学术审查”是哈佛大学行政委员会对所有“成绩不及格或者没有达到最低要求”的学生进行的一种评估过程。这个过程也有时候会应用于没有完成某些毕业要求的学生，就是前文所说的学术表现差。

三、那么，美国大学到底为什么会开除学生呢？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概念，那就是美国大学开除（Dismiss）和自愿退学（Withdraw）是两回事。开除是指学校主动终止与学生的合约关系，而自愿退学则是指学生主动申请退出学校。

一般来说，美国大学不会轻易做出开除或者劝退的决定，除非学生严重违反了学校的行为规范或者法律要求。

对于留学生来说，“开除”意味着将失去F1身份而无法继续留在美国，多年努力都将前功尽弃。而“自愿退学”则相对灵活一些，可以在一定时间内重新申请入读其他院校或者回到原来的院校。

而被美国大学开除最主要也是最常见的几个原因如下：

1、学术表现差

GPA过低：一般每所美国大学都有对学生GPA的最低要求。如果学生的GPA低于这个要求，一般来说学校会给出警告信或者留校察看的处分，提醒学生要提高自己的成绩。但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没有改善，就可能面临被开除的风险。

语言成绩不达标：一些国际学生申请美国大学时入读的是桥梁项目或者语言课程，这些项目都要求国际 学生语言课程过关之后才能继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没有达到语言课程成绩最低要求， 那么也可能会被开除。

2、学术诚信

美国的学术界非常重视学术诚信。基本上每所大学都有关于学术诚信的指南和条例。如果学生在考试、论文、实验等方面有作弊、抄袭、代写等违反了学术诚信的行为，那么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甚至被开除。

3、出勤率低

美国大学非常重视出勤率这一问题，一般每门课程都有出勤率的要求。如果学生翘课太多， 没有按时完成作业或者参加考试，那么就会影响自己的成绩和学分，也可能导致被开除。

4、行为不端

行为不端指学生的某些违反学校规定甚至是违反美国法律的行为，常见的有酒驾、打架斗殴、 虐待动物、盗刷他人信用卡、违规校外打工等等。这些行为不仅会损害自己的声誉，也会给学校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学校会对这些行为进行严肃处理，甚至开除。

四、如果收到开除通知，该怎么办？

如果不幸收到了学校开除的通知，那么一定要抓紧时间找到应对方案。一般来说，有以下几个解决方案：

1、写申诉信

向原来的学校撰写申诉信进行申诉。在信中说清楚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并解释自己的行为，努力争取相关机构的理解并把处分降级，最理想的情况是撤销处分。

2、紧急转学

如果学校对于开除处理非常强硬，没有一点回旋余地，那么学生的I-20将在极短时间内被终止，F1学生身份也面临失效。如果想继续留在美国读书，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紧急转学到一所新的学校维持自己的学生身份。

3、回国重头再来

如果以上两种方法都不可行，那么就只能选择回国了。回国并不意味着放弃留学梦想，而是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和专业知识，重新申请适合自己的院校和项目。

其实，避免被美国大学开除并不难，只要遵守美国大学的规章制度，踏踏实实上课，好好考试，不在学术上动歪脑筋就可以了。

总之，被美国大学开除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会给留学生的前途和心理带来巨大的打击。

因此，在留学期间，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学习和行为，避免出现任何可能导致被开除的情况。如果不幸遇到了被开除的问题，也不要慌张失措，及时找到最合适的解决方案。

网民嚎叫：

xidada 发表评论于 2023-12-14 21:40:00

哈佛烂校长作弊也必须被开除

xyz18 发表评论于 2023-12-14 20:30:59

就哈佛那个烂校长自己都造假出身，还好意思开除别人，赶紧滚下台让真正有能力的人当校长

谢选骏指出：人说“在对比国内外本科的时候大家应该常常会听到一句话叫，国内‘严进宽出’而国外‘宽进严出’”——我看这就是儒释道传统的社会和基督教传统的社会之间的差异。因为前者把进入大学看做一种功成名就，可以进入特权阶层一劳永逸；后者只把这看做一种不断进修的过程。

《跨国爱情骗局「杀猪盘」诈8000万 加州起诉3华裔》

（记者颜伶如 2023-12-14）报道：

司法部宣布破获一个杀猪盘集团，里面有三位华人，骗取款项高达8000万元。杀猪盘经常利用民众寂寞的心理诈骗金钱，许多受害者都是华人。

司法部14日宣布破获一起跨国「杀猪盘」（pig butchering）诈骗犯罪，在两波扫荡里共有四人落网并遭加州联邦检察官起诉，其中三人为华裔，累计诈骗金额达8000万元，起诉罪名包括密谋洗钱、藏匿洗钱、跨国洗钱等；这是联邦政府针对类似骗局展开最大规模的执法行动之一。

网恋一场空 积蓄骗光

联邦检察官指出，「杀猪盘」骗局通常锁定与外界疏离的寂寞人士下手，从误传短信或打错电话开始做为试探，逐渐取得受害者信赖，以友谊或爱情为饵，然后便掏空受害者毕生积蓄。被骗民众以为在网络上认识新朋友或找到恋爱对象，为了寄钱给对方做为投资之用，不惜拿出存款或申请贷款。

加州联邦检察官指出，同为加州居民的张露（Lu Zhang，音译）、沃克（Justin Walker）、乔瑟夫·王（Joseph Wong）与伊利诺州居民朱海龙（Hailong Zhu，音译）联手为不法所得洗钱。张露与沃克13日在洛杉矶联邦法院出庭。

国人被杀猪 年失数亿

司法部指出，「杀猪盘」诈骗让美国公民每年合计损失数亿元，受害者拿出巨款投入造假的虚拟货币或其他投资平台，以为有机会大赚一笔，诈骗份子拿到钱之后便关闭平台并且失联，有时候得手金额高达数百万元。

联邦检察官在起诉书指出，被告利用在加州注册登记的空壳公司，把诈骗所得转到分布于美国国内及海外地区的银行帐户；被告在多家银行开立户头，包括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等，指示受害者把钱转进这些户头，然后再把款项转进被告名下的美国国内银行帐户以及位于香港或巴哈马等地的银行帐户，并且转为泰达币（Tether）。

起诉书指出，36岁的张露来自加州阿罕布拉（Alhambra），31岁的沃克来自加州赛普拉斯（Cypress），32岁的乔瑟夫·王来自加州罗斯密（Rosemead）。40岁的朱海龙来自伊利诺州瑞柏市（Naperville）。

谢选骏指出：儒释道社会没有骑士精神只有爱情骗子，因为骑士精神是基督之爱延伸出来的。

《伤口上洒盐？ 科学家退休帐户遭诈骗掏空还得缴所得税》（记者颜伶如 2023-12-15）报道：

联邦调查局（FBI）统计，民众遭遇「技术支持诈骗」损失金额在2017年为1500万元，到了2022年增加至8亿多元。

华盛顿邮报报导，曾于柯林顿任内担任白宫科技顾问、在联邦政府服务40多年的科学家法兰西丝·夏普尔斯（Frances Sharples）遇到网络诈骗，退休帐户60多万元存款被掏空，由于国税局（IRS）认定提领款项属于应税收入，最后还缴了10万多元联邦税，感受如同在伤口洒盐。

73岁的夏普尔斯长年担任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主管，为联邦政府提供干细胞、新能源、生化武器研发等领域咨询。虽然具备严谨认真的专业背景，但她还是沦为跨国网络诈骗受害者，受骗必须为遭骗金额缴交所得税。税务专家说，以夏普尔斯的个案来看，被国税局追讨的税款上看六位数。

已退休国税局犯罪调查员古瑞拉（Ismael Guerra）查看夏普尔斯个案后说：「诈骗份子逍遥法外，政府得到税收，她则落得什么都没有。」

现任与前任执法机关官员指出，国际诈骗集团利用现代科技，结合电话行销（telemarketing）话术，精准掌握人性弱点，导致像像夏普尔斯一样并不是容易受骗上当的民众，每年数以千计变成受害者。

去年2月，夏普尔斯电脑突然卡住，跳出红字警示声称身份遭到盗窃，要打免付费电话给微软公司（Microsoft）才能保护个资安全。她依照指示拨打电话，一名欧洲口音人士告知，她的电脑与银行帐户都被黑客破解，必须立即行动。

报导指出，夏普尔斯碰到典型的「技术支持诈骗」（Tech Support Scams，TSS）。联邦调查局（FBI）统计，民众遭遇「技术支持诈骗」损失金额在2017年为1500万元，到了2022年增加至8亿多元。

夏普尔斯依照指示下载软件，诈骗份子因此得以控制她的电脑。后来她又被自称为商务部防止诈骗小组官员告知手机有问题，银行存款岌岌可危。然而，夏普尔斯当时不知道的是，就在她依照指示操作时，存款户头正被清空。

自称商务部官员的诈骗份子在电话中对夏普尔斯说，为了保护她的积蓄，已用她的名义在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币安（Binance）开立帐号，等待她把钱导入。夏普尔斯60多万元退休积蓄存款转入币安户头后发现问题，询问先前接洽官员则被挂电话。

报导指出，夏普尔斯最后为遭骗款项缴了10万多元的联邦所得税。对于这段惨痛经验，她流泪道：「我有博士学位，不是呆子。我不该上当的。」

谢选骏指出：这些美国人背叛了上帝基督，很多变成了佛教徒和穆斯林，所以才会上当受骗，因为耶稣为救世人而死，悉达多清静无为涅槃，穆罕默德打家劫舍造反——这就是基督教、佛教、回教的差异根源了。

【50、上帝不是名词】

对于上帝的怀疑，是因为语病——上帝不是名词，但人们历来都从名词的框架去理解上帝，其实与其说上帝是名词，不如说上帝更接近“动词”：“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

（一）

《希伯来圣经教室》（www.hebrew.idv.tw/spirit.pdf）说：“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灵”这个字是一个阴性单数名词，偶而有用作阳性，字根是“闻、嗅”的意思。“灵”在圣经中有很广泛的用法：.一、风，创三8：“天起了风。” 二、气息，创六17：“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三、灵：用于上帝，有时被翻译为“圣灵”：创六3：“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

可见，“灵”是一个“动的词”。

（二）

在中国思想中，“天下何思何虑”里的百虑，是受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里的那个“同归”、“一致”制约的。而“同归”就是上帝的安排、“一致”就是上帝的主权而百虑”——殊途同归、百虑一致，就是思想主权的运行轨迹。

（三）

如果我们把互联网看作一片水域……那么，思想的主权是如何在其中运作的呢？

【51、上帝不喜欢人们议论自己——故意不让凡人看透自己的奥秘】

《当上帝给耶稣两个家谱时，祂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何理清马太和路加两个家谱之间的许多差异。》（ANDREW WILSON|2021年1月20日）报道：

《圣经》中的难题就像减速垄一样：它们可能令人沮丧，它们或会危害不谨慎的人，但它们却有效地使我们慢下来，并使我们集中注意力。张力引发思考。明显的矛盾迫使我们更细密地与文本搏斗。当上帝默示它们时，祂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在研究福音书时，我们立刻遇到了问题，就是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耶稣的家谱存在着重大的差异。《马太福音》第一章列出了由亚伯拉罕起的42代；而《路加福音》第三章由亚当起有77代。在大卫和耶稣之间的几十个名字中，只有五个同时出现在两个名单上。更糟糕的是，耶稣有两个不同的祖父：雅各（太1:16）和希里（路3:23）。

理清差异的努力往往集中于《马太福音》一方，部分原因是他的家谱看起来更具神学动机——不少的间断，所提及的女性，以14为一组的三个群组等等。我们假设路加“只是在列出事实”，而马太以摆弄事实来表明观点。但这同时贬低了作为历史学家的马太的和作为神学家的路加。我认为路加的家谱有一个与马太一样有力的神学议程，甚至是更有力的。

想想他如何列出从亚当到基督的77代。这个数字指向安息日。它让我们想起了拉麦的77倍报应（创4:24）和耶稣的77次饶恕（太18:22）。它唤起了每七个七年守一次的禧年（利25:8–55）。耶稣在路加福音4:16-21中宣告祂履行禧年的应许，这一发展在两章之前已预示了，他们被召回鄕报名上册这事提醒我们禧年时各人要“归回自己的家”这诫命（利25:10）。

也值得注意的是，路加不是在耶稣生命的开始时介绍祂的家谱，而是在祂开始工作时，当时祂“大约三十岁”（3:23）。三十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数字。祭司在这年纪开始他们的工作（民4:3）；于这年纪，大卫成为君王（撒下5:4），以西结看到神的预言异象（结1:1）。通过在这个阶段插入祂的家谱，路加将耶稣的血统与作为先知、祭司和君王的工作连接在一起。通过追溯到亚当，而不仅仅是亚伯拉罕，他把耶稣描绘成各国的先知、各民的祭司以及全地的君王。

接着，是耶稣的祖父（们）的问题。自三世纪初以来，人们一直猜测约瑟有两个父亲，要么是因为他被合法收养，要么他是由遗孀与亡夫兄弟结合而生的孩子。（在这个犹太习俗中，如果一个男人没有孩子就死了，他的兄弟为了替他家族中留名，会娶那寡妇。）如果是这样，那么约瑟是希里又是雅各的儿子。对我来说，这听起来总像是极端的辩护。但后来我开始注意到《路加福音》第三章中，有不同地方论及遗孀与亡夫兄弟的婚姻或合法收养。

其中之一涉及希律和他的兄弟腓力（路3:1）。希律娶了腓力的妻子，激怒了敏锐的犹太人，并最终令施洗约输被斩首（可6:17）。因此，路加在叙述耶稣成年生活时，是先讲述了一个人在哥哥还活着的时候，进行了一段犯了奸淫的“遗孀与兄弟的婚姻”的故事。

另一个是与耶稣自己有关：“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路3:23）。在法律上，耶稣是约瑟的儿子，但约瑟并不是祂的生父。正如加百列向马利亚解释，耶稣将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和“神的儿子”（1:32，35）。

我们甚至在施洗约翰身上找到一个例子，他把自己与一个“我不配帮他解鞋带”的人（3:16），与耶稣做对比。解鞋带就是在男子解除遗孀与亡夫兄弟婚约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申25:9；得4:7）。也许，正如大贵格利所言，约翰不仅宣称自己在基督之下，而且不配取代祂成为以色列真正的丈夫。约翰是伴郎，而不是新郎（约3:29）。

在这个更广阔的范围中，希里和雅各的难题不是巧合，而是模式的一部分——一个假如我们不放慢至几乎停顿的速度就很可能被忽咯的。感谢上帝给我们减速垄。

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是伦敦国王教会的牧师，也是《圣灵与圣礼》（Zondervan出版）的作者。在推特上关注他@AJWTheology。翻译：季小玲，责任编辑：吴京宁。

谢选骏指出：我觉得根据圣经的记载，上帝虽然喜欢人们敬畏崇敬自己，却并不喜欢人们议论自己——《约伯记》记着，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幔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这也同样适用于神职人员。马太和路加两个家谱之间的许多差异，岂是神职人员可以明白的？

我猜测，那有可能是为了说明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圣子与“人子”之间关系的这一“基督的奥秘”——故意不让凡人看透上帝的奇迹——因为《新约·马可福音》这样记载——

4:11 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

And he said unto them，Unto you it is given to know the mystery of the kingdom of God: but unto them that are without，all these things are done in parables:

4:12 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

That seeing they may see，and not perceive; and hearing they may hear，and not understand; lest at any time they should be converted，and their sins should be forgiven them.

4:13 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

And he said unto them，Know ye not this parable? and how then will ye know all parables?

【52、上帝的奥秘是不能定义的】

《托马斯·阿奎那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哲学家 2020-09-05）报道：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33岁任巴黎大学教授，完成了中世纪最完整、最系统的神学哲学体系。

上帝存在的证明：

（1）从事物的运动或变化方面论证上帝存在。一个事物运动，一定是受其它事物的推动，否则便不能运动。一个事物不能既是推动者，又是被推动者。当一个事物运动的时候，就一定有一个另外的推动者，而那个推动者又必定有另一个推动者。这个推动者的系列不能是无穷的，因为这样就会没有第一推动者。这就等于取消了运动的原因。所以最后必然会有一个不受其它事物推动的第一推动者，即是上帝。

（2）从动力因角度论证上帝存在。在现实世界中可以发现存在着一个动力因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中找不到任何一件事物自身就是动力因。同样地，动力因也不能无限地向上追溯，因为，如果没有第一动力因，其后的一切原因也不复存在，没有了原因，结果也就取消了，现实世界也就不存在了。这显然不符合实际状况。因此，必然存在着最初的动力因，它是一切原因的最终因。这个最初的动力因即是上帝。

（3）从可能性和必然性论证上帝存在。自然界的事物都处于产生和消灭的过程之中，不可能长久的存在下去，最后总要消失。如果所有的事物都要消失，世界就不会有事物存在了。事物的产生一定依赖某种存在的东西，一切事物假如全部消失，也就无法产生新的事物。这显然是荒谬的，假如是这样的话，一切事物就都只是可能和偶然的，因而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必然的事物有两种，一种是其必然性由其它事物引起，另一种是由自身引起，它的必然性不仅不是来自其他事物，而且还赋予其他一切事物以必然性，这即是上帝。

（4）从事物中发现的真实性的等级论证上帝存在。宇宙中存在的事物在真实性和完美性上有高低之分，但没有一个是绝对真实和完善的，因此必定存在着一个最美好、最真实、最高贵、最伟大的东西，它是其他一切事物得以存在和具有某种完美性的原因，这种原因即是上帝。

（5）从世界的秩序或目的因论证上帝存在。即使是一个无知的人，甚至是生物，也都有自己的目的，他们的活动趋向于一个目标，以求达到最好的结果。这种有目的的活动不可能是偶然的，一定是有计划的。因此必定存在着一个有智慧的存在者，赋予一切事物以目的，使它们的活动趋向于它们的目标。这个存在着即是上帝。

谢选骏指出：阿奎那死的时候才40多岁（约1225年-1274年3月7日）——老了吗？我看是上帝可怜他，让他闭嘴。这也是要让世人知道，上帝的奥秘不是人所能定义的。

《托马斯·阿奎那：上帝存在的五路证明》（2021年9月13日 评论）报道：

安瑟尔谟直接从上帝的观念中推出上帝存在，这是一种先天的论证。而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安瑟尔谟的证明并不能使一个不信上帝的人被说服，因为这个证明方式把有待证明的结论当作了证明的前提，那些否认上帝存在的人绝不会承认上帝是一个完满的存在。

于是，托马斯·阿奎那提出了自己的“后天证明”，就是从人们的已知事实出发来推出其原因的“回溯式”证明方法。这套证明一共有五个，又被称为“圣托马斯五路证明”。

（1）既然世界上万物的运动均由其他物体推动，因而在一切事物之后必然有一个最终的存在者，它本身是不被推动的，但它却推动其他事物。就好比说，世界上有一个原始的动力，一个终极的动力，这个不动的推动者就是上帝。第一路证明，就是从经验的受动-推动系列推出上帝是存在的。

（2）既然世界上每一事物都有一个原因，那么往前回溯必然有一个第一原因，它既是自己的原因，又是万物存在的原因。这个第一原因就是上帝。这是从经验的因果系列推出上帝是存在的。

（3）既然世界上一切个别的存在物都是偶然的和可能的，它就必须以某种绝对必然的存在者作为最终的根据。这个必然的绝对存在者就是上帝。这是从偶然-必然系列推出上帝存在。

（4）既然世界上的事物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完善性，这种有缺陷的完善性必定以最完善的东西为判定标准。这些至善的存在者就是上帝。

（5）世界上生物的活动都指向一个目的，以求获得最好的结果。所以必定有一个智慧的存在者，为生物制定目的，并且使整个世界具有一种合目的性。这个智慧存在者就是上帝。

以上就是托马斯·阿奎那五个关于上帝存在的推论。前四个是宇宙论证明，第五个是目的论证明。细心的朋友也许会发现，这五路证明似乎有点熟悉。

托马斯·阿奎那援引和改造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运动与变化、原因与结果、潜能与现实以及自然目的的学说，他是从有限的、相对的事物出发，上升到无限的、绝对的存在物即上帝。但是在托马斯·阿奎那的证明中，仍然隐含着两条先验的原则：第一，无限回溯是不可能的；第二，回溯的逻辑终点必须是基督教的上帝。

这两条原则本身是无法证明的，只能诉诸信仰。说到底，托马斯·阿奎那的五路证明，仍然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之上的。

不过，托马斯·阿奎那提出这些证明的意义并不在于实际上证明了什么，而在于他坚持了从理性角度证明信仰内容的可能性。这代表了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精神特征就是寻求信仰和理性的和解。

托马斯·阿奎那所代表的这种和解精神，不同于基督教哲学中推崇神秘信仰、贬抑理性知识的奥古斯丁主义传统。它在无形中也开启了西方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先河，启蒙运动中对宗教信仰进行猛烈批判的理性精神，最初恰恰是在小心翼翼地对宗教信仰进行逻辑证明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的理性哲学与中世纪的神学有着密切的关联。

谢选骏指出：阿奎那自以为聪明，其实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最后跌入了自己挖下的陷阱里，走上了理性主义-怀疑主义-虚无主义的三连环绞索架。

《安瑟尔谟：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4）阿奎那如何批评如何证明？》（肯尼斯·埃纳尔·希玛 Kenneth Einar Himma著，元尚 草译 2021-08-09）报道：

C，阿奎那的批评

圣托马斯·阿奎那（1224-1274）认为虽然上帝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但他拒绝了可以从对上帝概念推论中得出上帝存在的论点。 阿奎那很合理地指出，“并不是每个听到‘上帝’这个词的人，都能理解它所表示意义，没有什么东西能比祂更伟大，因为有些人认为上帝是一个身体。” 这里的想法是，由于不同的人对上帝的概念不同，因此这种论点（如果有的话）只能用来说服那些以同样方式定义上帝概念的人。

这种批评的问题在于，可以在不定义上帝的情况下重新提出本体论的论点。 要看到这一点，只需删除前提1，然后将“上帝”的每个实体替换为“ A等于没有想到的更伟大的存在”。 然后得出的结论是，存在一个无法想象的更伟大的存在－－当然，这就很自然地将这个更伟大的存在命名为上帝了。

然而，阿奎那在本体论论证中还有第二个问题。在阿奎那看来，即使我们假设每个人对上帝的概念都是相同的，没有比上帝更伟大的存在了，“这并不意味着他理解这个词所代表的东西实际存在，而只是精神上的存在。”

对这段有点模棱两可的段落的一种自然解释是，阿奎那拒绝接受安瑟尔谟论证的前提2，理由是，虽然我们可以在头脑中预演“一个无法想象的更伟大的存在”，但我们不知道这一系列词的真正含义。在这个观点上，上帝不同于我们所知的任何其他现实；虽然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有限事物的概念，但无限大之存在的概念使有限的人类理解相形见绌。当然，我们可以试着把“一个比想象中更伟大的存在”与更熟悉的有限概念联系起来，但这些有限概念远远不是对上帝的充分描述，可以公平地说，它们无助于我们对上帝有一个详细的了解。

然而，这个论证的成功并不取决于我们对存在的概念有一个完全的理解，而在于把理解为没有比这个概念更伟大的东西可以被构想出来。例如，考虑到，尽管我们对自然数的概念没有完全的理解（无论这意味着什么），而我们都不能完全理解它的概念，但我们现在对它的理解就已经足够清楚了，不存在这样的数目。在安瑟尔谟看来，要想成功地提出这个论点，就不需要比这更全面地去理解一个最伟大存在的概念。如果这个概念是连贯的，那么即使对这个概念有一点理解也足以获得论证。

谢选骏指出：阿奎那《神学大全》想让那些缺乏认识能力的人获得认识，这是一种推广教育的努力；但这终究是徒劳的——正如大学生的增长反而毁灭了大学教育。后来他见过了神迹，忏悔自己所写的《神学大全》，而后才被召去了……因为上帝的奥秘是不能定义的。

【53、上帝的审判与生物的灭绝】

《中美科学家精确测定2亿多年前大灭绝时间》（2024-02-01 生命科学）报道：

中、美两国科研人员运用高精度同位素测年，最新测定了二叠纪末赤道等低纬度地区发生陆地生物大灭绝的时间。这一研究揭示了不同生态系统对环境恶化有不同的响应速度，有助于人们更准确地还原出生物大灭绝进程。

领导此项研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沈树忠介绍，发生在二叠纪末期的生物大灭绝是地质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大型灭绝事件，超过八成的海洋物种和约九成的陆地物种因此消失。此前科学界普遍认为，此次大灭绝发生在约2.52亿年前，但对于不同地区、不同生态系统的大灭绝进程，还缺乏更为细致的研究。

此次，研究团队通过十余年的野外采样和高精度同位素测年，首次精确测定了二叠纪末期低纬度地区陆地生物大灭绝发生的具体时间。此外，研究人员还将不同纬度陆地灭绝和海洋灭绝的时间进行了比对，体现出不同生态系统在大灭绝期间的特点。

最新的采样测年显示，在二叠纪末期，赤道等低纬度地区的陆地生物大灭绝开始于2.5188亿年前。低纬度地区的陆地生物大灭绝，至少比海洋生物大灭绝开始的时间晚约6万年，至少比高纬度地区的陆地生物大灭绝开始晚约43万年。

研究人员还根据全球古生物大数据库，对大灭绝前后不同纬度带的生物多样性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低纬度地区不仅生物灭绝发生得较晚，灭绝率也相对较低，这可能说明当时低纬度地区的陆地生态系统具有更高的环境抗压能力。

“以最新的测年结果为依据，我们可以更精确地还原出2亿多年前那场生命浩劫的发生过程。在二叠纪末期，陆地生物大灭绝最早开始于高纬度地区，逐渐推进到中纬度、低纬度地区。而海洋生态系统的崩溃则有独特的规律，总体来说发生得更为迅速。”沈树忠说。

相关研究成果1日发表在国际学术刊物《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上。

谢选骏指出：“上帝的审判”是宗教观念，“生物的灭绝”是科学观念——两者并不等同，但是两者之间并非毫无关系。至于那是什么关系，就见仁见智了。至少在我看来，圣经对于“世界末日”的描述，很像“小行星撞地球”。

【54、上帝会按照人类的逻辑来行事吗】

《上帝能造一块连祂自己也举不起来的石头吗？》（2021-05-30 文|潘惠 生命季刊微信专稿）报道： 

亲爱的朋友，

你告诉我说，你交了不少基督徒朋友，也常常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很为其中的温暖气氛感动。你又说，你真的想相信，但是你的理性，你的超常的逻辑思维能力却在告诉你：不能相信一位看不见的神。你要上帝通过你的理性、通过你的逻辑检验后，才能相信祂。

一方面，你被耶稣的大爱吸引，很想走进祂；另一方面，你又不甘心，你要用你自己的理性和逻辑驳倒上帝。

——上帝能制造出一块连祂自己也举不起来的石头吗？你问道。

我的答案是：上帝不“能”。

——哈哈，既然上帝有所不“能”，怎能说上帝“无所不能”呢？

如果像你所理解的那样，上帝的“无所不能”就是指上帝必须“能”做“一切”事情的话，那么上帝的确是“有所不能”的。

听了这个解释，你会暗自庆幸？因为，上帝竟然也有“不能”的时候！

是的，上帝的确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例如：

上帝是圣洁的上帝，祂不能犯罪；

上帝是真理的上帝，祂不能说谎；

上帝不能说方的是圆的，也不能说圆的是方的（上帝不能画一个方形的圆或圆形的方）——因为方和圆的规矩是祂定下的；

上帝不能让信耶稣的人下地狱，因为祂说过凡信耶稣的人有永生；

上帝也不能让不信耶稣的人上天堂，因为祂说过若非借着耶稣人就不能得救； 

上帝不能否定自己的神性，祂任何时候都不能说自己不是上帝； 

上帝不能否定人是有罪的，虽然祂可以叫罪人因信称义。

当一个人提出“有没有比无限大更大的东西”时，你会发现他提出了一个无意义的问题。

为什么无意义？因为从逻辑上讲不可能有任何东西会超越无限大。

同样，“上帝能制造出一块连祂自己也举不起来的石头吗”的问题和“有没有比无限大更大的东西”一样无意义。

上帝能造出任何石头，上帝也能举起祂所造的任何石头。但当上帝去造一块祂无法举起的石头时，祂就是自己和自己有了矛盾，祂就有悖于自己至真、至善、至美、至和谐的本性，因此祂就不再是上帝——而前面已经说过，在上帝的“不能”做的事情中，就包括了祂“不能”使自己“不是”上帝。

另外，基督教神学对上帝的“无所不能”的属性的描述，是十分重要的，也是有着特别的神学意义的，否则人若拿自己理解的“无所不能”套上帝，就会套出许多笑话。

上帝的无所不能的意思是：

上帝能够按照祂至真、至善、至美、至圣洁、至和谐的本性，并照着祂的旨意，做任何祂想做的事。神的全能也包括：祂“能”不做任何违背祂本性的事。

上帝的“能”是道德意义上的大能，上帝的“德”是借祂的大能而彰显的大德。所以《诗篇》第150篇说，我们“要因祂大能的作为赞美祂，按着祂极美的大德赞美祂”。上帝的无所不能，是祂的“大德”与“大能”的平衡运用。

因着上帝的大能，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来到世界，

因着上帝的大德，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救赎我们而被钉死；

因着上帝的大能，耶稣从死里复活，胜过了罪和死的权势；

因着上帝的大德，凡是愿意认罪悔改、归向耶稣的人，都能够因信得救、出死入生了。

亲爱的朋友，是上帝给了你理性和逻辑思维的能力，你若好好运用，这种理性和逻辑思维可以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真理。但是你若坚持要上帝通过你的理性和逻辑，就有些不合“理”了：被造者岂能使创造者通过自己的检验呢？就像一个蹒跚学步、牙牙学语的小孩子，刚刚得到了爸爸送给他的圣诞礼物，却对着爸爸说：你是我爸爸？拿出证明来，没有证明，我就不认你！——若真的有小孩子这样说，难道是“合理”吗？

朋友，省察自己的内心，在你坚持“理性和逻辑”的背后，其实是你自己的骄傲在作祟。谦卑下来，放下你的骄傲吧。一旦你放下自己的骄傲，你会看到无所不能的上帝，正以祂的大能和大德向你伸出祂拯救你的手。虽然你质疑祂、不认祂，祂仍然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为了救你而牺牲了祂自己的独生爱子。——这就是上帝的爱，是你的理性和逻辑没有办法理解的神圣的爱，是真真实实的爱！无数的人已经得到了这超越人的理解能力的爱，今天，上帝的爱也借着这篇微信临到了你，你愿意接受吗？愿上帝赐给你一颗柔软谦卑的心！

——爱你的人潘惠 来自中国大陆，现居美国。

亲爱的朋友：若您愿意接受耶稣为救主，或者是愿意更多地认识耶稣，请您回应这个信息、或者是联系向您转发这个信息的人，我们会有同工帮助您。

如果您已经是基督徒，请您把这些信息，转发给您的亲人和朋友。

福音真义

1.至真、至善、至美的全能的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万物之中唯有人是神按照祂自己的形像创造的。

2.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悖逆神，犯罪堕落了；罪因一人进入世界，世人都犯了罪；罪的结局就是死。人类开始过着悲惨的生活；并且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3.神爱我们，把祂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祂担当我们的罪，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工作；死后被埋葬，第三天，神使祂从死里复活；祂回到天上，还要再来，施行审判。

4.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我们认罪悔改，归信耶稣，接受祂作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便能与神和好，脱离罪和死，得享永生。

亲爱的朋友，今天，神的恩典借着这篇微信临到了你。神在寻找你，祂在敲叩你的心扉，祂白白地赐给你恩典。你失去的，只是罪和死的枷锁；得到的，却是一个充满平安喜乐的新生命！如果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信耶稣、接受祂的救恩，请你以心灵和诚实作这样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现在我知道你是独一真神，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悔改归信耶稣。求你赦免我的罪，接纳我这个罪人作你的儿女。我今天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你，求你引导我前面的道路，使我从今以后一生为你而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谢选骏指出：上文循循善诱、能说会道，但是却是用人的逻辑解释上帝、限制上帝，上文似乎在奉上帝的说话，但意图却是妄图绑架上帝——上文没有搞懂的是，“上帝会按照你们人类的逻辑来行事吗？”你们难道不知道，你们的一切都被罪恶污染了，包括你们的逻辑。上帝会按照人类的逻辑来行事吗？大概不能。

【55、时代主义的“基督教”，敌基督的阴谋昭然若揭】

佚名网文《时代论》报道：

时代论（英语：Dispensationalism），又称时代主义，是一种终末论、未来主义、释经学理论，相信神在《圣经》圣约中透过一系列的“时代（dispensations）”，或历史上的时期，以不同方式而完成给与人类的启示，属于千禧年前论的一种形式，活跃于许多保守派基督新教信徒和其他保守派基督徒团体中。“Dispensation”一词相信来自英王钦定版《圣经》英文译本的《以弗所书》第3章第2-4节[1]，不过亦有反对者认为此用法与其希腊文原文οκονομα在《圣经》中的意义不同。

作为一个系统，时代论于约翰·纳尔逊·达秘（1800年至1882年）的著作和弟兄运动中完整阐述，再透过《司可福串注圣经》等作品传播。时代论的神学由一个独特的末世观组成，所有的时代论者坚持千禧年前论，大部分坚持信徒灾前被提。时代论者认为以色列国家不同于教会，神还没有实现祂对以色列民族的应许。这些应许包括应许的土地，世界的未来将有千年王国、第三圣殿，在那里基督再临，由耶路撒冷[3]统治全世界一千年。在神学其他领域，时代论者坚持福音派和基要派光谱内的立场。

随著时代论的兴起，一些新教徒的时代论观点特别突出，认为《启示录》的内容并不是指过去事件（历史主义，如末世预言实现论对耶路撒冷在公元70年毁灭的观点），而是对未来的预测（未来主义）。依据不同的估计，时代论者在美国的人数就有500万——4000万左右。

概念

渐进的启示

历史-文法解释

以色列和教会之间的区别

时代

“时代论”之名，来自其将圣经历史理解成一系列相连"时代"的观念。其中“时代”的数量通常是三、四、七或八。“三时代”和“四时代”的方案通常被称为是minimalist，他们认为圣经历史中的重大突破是普遍的。“七时代”和“八时代”的方案通常和《圣经》中某些应许的宣告与成就有关。

四种基督教千禧年主义理论的对比：

1. 千禧年前论

2. 千禧年前论之时代论

3. 千禧年后论

4. 无千禧年论

著名时代论者

约翰·纳尔逊·达秘（1800–1882），英国神学家，普利茅斯弟兄会创立者，被称为“时代论之父”。

司可福（1843–1921），美国神学家，1909年出版的《司可福串注圣经》（Scofield Reference Bible）广为流行。

参考文献

 以弗所书 3:2-4（钦定版）. BibleGateway.com. [2007-11-30].

 Blaising，Craig A.; Bock，Darrell L. Progressive Dispensationalism. Wheaton，IL: BridgePoint. 1993. ISBN 1-56476-138-X.

 Ryrie，Charles Caldwell. Basic Theology. Wheaton，Ill: Victor Books. 1986: 508–9. ISBN 0-89693-814-X..

 Hasel，Gerhard，Crossroads in Prophetic Interpretation: Historicism versus Futurism（paper），Indianapolis，IN: World Ministers Council，July 3，1990.

 Lee，Francis Nigel，John's Revelation Unveiled，2000.

 Gullon，David Pio，Two Hundred Years From Lacunza: The Impact of His Eschatalogical Thought on Prophetic Studies and Modern Futurism，The First International Jerusalem Bible Conference，June 1998.

 A Case for Historic Premillennialism，edited by Craig L. Blomberg，Sung Wook Chung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p28，estimates 18-25 mill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Evangelicals and Israel : The Story of American Christian Zionism，By Stephen Spector Professor of English Stony Brook University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p188，estimates 5 million "hard core" dispensationali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illennialism，edited by Catherine Wessinger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p515，estimates as much as 40 million depending on criteria

谢选骏指出：美国流行的时代主义“基督教”，是犹太人策划的东西，蛀空美国社会来为犹太复国主义服务，敌基督的阴谋昭然若揭。

《特朗普抗疫表现失败的宗教因素：时代主义教会领袖的误导》（josh 2020-07-10）报道：

2020年1月21日，当美国出现第一例新冠病例以后，特朗普并没有给予高度重视，反而四处安慰民众、淡化疫情的严重性。但之后美国的感染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股市严重动荡，特朗普开始感到不安，3月13日，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然而由于抗疫举措来的太晚且缺乏效率，3月26日，美国疫情完全失控，成为全球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4月8日，特朗普表达了对疫情的恐慌，他告诉美国民众做好准备，因为接下来的日子会非常困难。但到了4月16日，他便宣布美国渡过了疫情高峰期，并且催促各州尽快复工复产。然而事与愿违，4月28日，美国确诊人数突破100万，到5月14日时已经突破140万。4月份的调查显示：65%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应对疫情的反应太迟缓。

特朗普为什么在这次抗疫行动中表现得如此轻浮、迟缓和失措？作为世界头号科技强国的总统、作为成功而精明的巨贾富商，特朗普比其他国家领导人有更多的人才、技术和资源来应对疫情，但他的表现为什么会如此令人失望？有人认为特朗普太在乎经济，不希望有关疫情的负面消息使股市受挫，也不原意看到抗疫举措妨碍经济和就业，他希望在选民中间维持一个有能力的形象。也有人认为特朗普对病毒的严重性缺乏危机意识，而他本人又过于盲目自信。然而，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容易被国人忽略，那就是在特朗普身边提供建议的、受时代主义影响的基督教会领袖。与奥巴马不同，特朗普特别喜欢跟基督教新教中某些宗派的教会领袖们“勾肩搭背”，这些教会领袖都深受时代主义神学的影响，他们认同和促进特朗普的执政理念和举措，而特朗普也愿意投桃报李，帮助他们实现宗教情怀和诉求。因此我们常常从媒体看到特朗普与宗教领袖一起祈祷、特朗普发表捍卫基督信仰的言论、特朗普用基督教的虔诚词汇发表讲话。

1、英国卫报网站认为福音派基督徒把特朗普看作实现自己需求的方式

2、特朗普在各教会领袖的祈祷下签署宣言

3、美国基督教电视媒体的著名评论员美国基督教电视媒体的著名评论员Pat Robertson调侃特朗普，如果他从叙利亚撤军，就会面临不再被上帝委任的危机

为了了解特朗普身边的这群教会领袖，读者需要了解两个基督教术语：时代主义、圣约主义。圣经是一本古老的书，要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圣经的信息并不容易，如果对圣经解释错误，就会导致基督徒有激进的信仰生活，也会用激进的态度对待世俗社会。在解释圣经方面，新教里面存在两个重要的派系，一个被称作时代主义（Dispensitionalism），另一个是圣约主义（Covenantalism）。

时代主义兴起于1840年代，当时来自欧洲的圣经教师达秘（JohnNelson Darby）在美国信徒中作了一系列教导，阐述了时代主义的神学立场。1909年，司可福（Scofield）发表了Scofield Reference Bible一书，既丰富了时代主义神学的内容，也促进了时代主义理念的传播。1970年代，Hal Lindesy发表The Late Great Planet Earth一书，使得时代主义神学在美国越发流行起来。之后一直到如今，时代主义在美国福音派教会、灵恩派教会以及一些浸信会里面大行其道，它们对圣经的奇幻解读也催生了一些以时代主义末世论为主题的小说和电影，比如在美国发行量超过7000万册的《末日迷踪》（Left Behind），并被拍成了电影。

时代主义者习惯于按照字面意思解释圣经的预言，与圣约主义者一样，他们都相信耶稣有一天会再来，但时代主义者深信，在耶稣再来以前，地球上会有7年大灾难（比如大瘟疫、大地震、大饥荒以及各类人祸），届时世人和悖道的教会将与“敌基督”（antichrist，圣经预言中一个恐怖的邪恶势力）联合起来对抗上帝，但一些敬虔的基督徒会秘密地被提到天上，免受或少受灾难（至于其他人的死活与痛苦，时代主义者不予考虑），等7年灾难以后耶稣要回来，在耶路撒冷做万王之王，祂会首先开启一个长达1000年的国度，到时候犹太民族就会享受旧约里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他们会恢复旧约里做上帝百姓的地位并且向上帝献祭。

时代主义深信当代以色列复国以及圣殿的重建预示着耶稣的再来，所以时代主义在政治上毫不犹豫地维护以色列在中东的地位。在时代主义者看来，罗马教皇、红色政权以及一些违反基督教价值的政治领袖，都可能成为未来的敌基督。时代主义比较轻视科学，并且擅长猜测未来的恐怖情形，比如时代主义者曾认为未来社会将会给每个人的手背或额头注射电子芯片，所有接受注射的人都会和敌基督一起下地狱。华人教会深受时代主义的影响，作为一个从小接受信仰的基督徒，笔者就是在这样怪诞的有关未来的幻想中成长起来的。时代主义的神学家和科学家普遍缺乏严谨的学术头脑，解经比较随意，也缺乏反思和批判的精神。

时代主义的教会具有反理性、反智识的特点，华人教会有基督徒认为：“大脑和心脏的距离，就是地狱和天堂的距离”，意思是说：头脑发达的人灵性会迟钝，信仰会出问题。这种反智的倾向，加剧了时代主义教会中迷信、从众、服从的思想，现代许多异端邪教皆有时代主义的渊源。

与时代主义不同，圣约主义具有历史的传承性，在解经方面注重历史和文法等多方面的因素，专注于研究，不擅长推广自己的思想。圣约主义者相信天国已经在地上发生，就是耶稣藉着圣灵在基督徒身上的作为；但天国尚未完全实现，要等耶稣再来以后才彻底实现。

圣约主义者认为启示录中一千年国度是象征如今的新约教会时代。圣约主义者没有所谓大灾难和灾前被提的假说，他们不愿意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有关未来的揣测中，而是脚踏实地地生活，与世界和睦相处，同呼吸共患难。他们强调基督教对社会道德的积极影响，也相信耶稣再来的时候将会更新世界。圣约主义者认为当代以色列只是一个普通的世俗国家，在中东事务中应该考虑到帮助和怜悯那些落后和贫弱的阿拉伯国家。

圣约主义者认为理性是上帝给人的恩赐，在学术方面非常严格，笔者发现时代主义的传道人有时候似乎听不懂圣约主义者的论述，可能是因为他们考虑问题过于严谨。一些受圣约主义影响的基督徒科学家也对物种进化持开放或接受的态度。圣约主义的学术特征导致文化水平不高的基督徒难以理解，所以中国教会受到圣约主义影响的人很少，一般来说，改革宗教会持圣约主义立场。

美国的军事外交很受时代主义影响，而特朗普应该是自美国历史以来最受时代主义误导的总统。但普通美国人却并不懂得自己是受了时代主义的误导，华人教会的改革宗牧师林慈信曾谈到：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美国的基督徒圈子里说不出宗教方面的原因，但美国的穆斯林却看得很明白，他们在报纸上谈到，这场战争是时代主义基督徒所支持和发动的。2019年3月，特朗普签署了一些文件承认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主权地位，文件称：该地区未来任何的和平协议，都必须是为了以色列保护自身的需求。这推翻了美国数十年的政策，之前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控制权一直不被国际认可。国务卿蓬皮奥（Mike Pompeo）认为这是上帝在用特朗普的手再一次拯救以色列脱离伊朗的威胁，之前蓬皮奥曾公开表示自己相信灾前被提，这正是时代主义的教义之一。当美国在以色列的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时候，时代主义的基督徒举行了庆祝活动，他们认为这是实现圣经预言的关键一步。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在宗教讲话中表示：上帝缔造了以色列国，他对这个国家的支持是深深植根于信仰的。他认为：特朗普是以色列国和犹太民族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朋友。与特朗普走得很近的牧师Robert Jefferess声称：使馆的迁移令人鼓舞，当你和以色列作对，就是在和以色列人的上帝作对。Jefferess是达拉斯第一浸信会的牧师，他毕业于达拉斯神学院，而达拉斯神学院则是时代主义神学的大本营。

对于瘟疫，时代主义者并不害怕，因为在他们看来，瘟疫或许会发展为大灾难，成为基督再来的前兆，而当世界处于一片苦海中的时候，基督徒则已经被提到天上了。笔者小的时候，也有时候会期待世界末日早日来临，巴不得天下大乱，巴不得世界早日毁灭，这就是我被洗脑以后的真实想法（希望读者引以为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在新冠面前不怕死，喊着闹着要开放教堂，要上街玩耍。就在3月份，当天主教因为疫情而宣布关停教堂时，Rober  Jefferess牧师宣布达拉斯第一浸信会的主日学和教会服务照常进行。另一位被传与特朗普走得也挺近的灵恩派的牧师Paula White则宣布4月份福音大会照常举行，她呼吁参会者不要害怕新冠病毒，因为“上帝的话语应许我们脱离这些事”。5月7日，她在白宫为美国的疫情祈祷并且认为特朗普能像圣经中的大卫一样恢复一切。

还有一位和特朗普走得很近的大学校长Jerry Falwell Jr. 在美国其他学校纷纷停课时声称自己不会仿效其他大学的做法，他认为疫情被夸大了而且怀疑病毒传播的背后有一些政治动机，后来他在电视上直言新冠病毒是生物武器。这些时代主义者在特朗普的耳边淡化了疫情的严重性，特朗普也曾一度驳回了应对疫情的强力举措，并认为那些批评他反应不力的人在对他搞恶作剧。

其实这些教会领袖对抗疫的消极影响早在2018年就有先例了：特朗普的宗教顾问Gloria Copeland 曾向大众表示：没有所谓的流感季节，因为耶稣已经帮我们打了流感疫苗，他帮我们承受了病痛。她还说：只要相信“我不会得流感”，就能保有健康，正在受流感之苦的人如果相信耶稣能治好他的病，流感就可以治愈。

美国人大多数不怎么爱读书，缺乏深度思考能力，容易轻信这些宗教人士的讲话，所以有人曾担心Gloria的言论会降低基督徒打流感疫苗的意愿，或错失治疗的机会。据说在中国国内也有一些教会在疫情初期曾经要偷偷到教堂聚会，结果被警察劝阻。一些传道人几乎每周都在讲世界末日有关的话题，谈论各种灾难，描绘未来的恐怖情形和见到耶稣时的喜悦，提醒信徒做好预备，等候耶稣再来，他们把信徒的情绪带到一种迫切等候的状态，产生“意识狭窄”现象，这时候便容易走极端，受煽动。特朗普本人也特别乐意从这些教会领袖寻求意见和支持。

3月23日，特朗普和副总统彭斯与数百位教会领袖开了电话会议，讨论了最新的医疗指导方针以减缓疫情，并希望他们能保持健康和制止传染，而参与会议的领袖们则对特朗普讲了一堆奉承话。24日，特朗普宣布将在复活节前重启经济，选择复活节重启经济显然是想要沾一沾信仰方面的喜气，赢得基督徒对其抗疫方案的支持。在3月份呼吁社会避免聚集时，教会曾被视为例外，这引起媒体诸多批评和不满。所以4月上旬的电话会议中，对于那些不愿意配合政府公布的社交距离指南的教会领袖们，特朗普对他们表示了敬意，并希望他们再耐心一点，他希望国家首先得到治愈，然后教会再开放线下服务。鉴于这些教会领袖的迷信言论和对特朗普抗疫策略的误导，美国一些媒体认为：特朗普身边的福音派建言者妨碍了对新冠病毒的反应；福音派支持者们对科学的否认妨碍了特朗普的抗疫行动。甚至有媒体认为：福音派教会领袖为美国铺好了通往新冠地狱之路。也有建议特朗普的：当教会催促总统把信仰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时候，总统应该抵制。

时代主义神学误导了特朗普和美国民众，间接导致了抗疫行动的迟缓和低效。那么，中国可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上个世纪初，美国宣教士来中国的时候，把时代主义也带了进来。中国教会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几乎是时代主义的天下，尤其是由倪柝声和李常受所开拓的地方教会（聚会处）和地方召会（呼喊派的“近亲”）更是时代主义的大本营，中国本土产生的基督教异端邪教几乎都是从他们的团体分出来的，他们比任何其他教会更喜欢宣讲末世论和盼望基督再来，倪柝声创作的诗歌《自伯大尼我们分手以后》更是以凄切的情感强逼耶稣早日再来（笔者曾经一度被这首诗歌误导），情感之激进和异常，恐怕正常的福音派基督徒是难以接受的。但其实目前中国大多数福音派教会都是时代主义的“子孙”，尽管他们不太讲末世论，但却默认时代主义的末世论。笔者在前面提到，时代主义神学源于美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在中东的利益，宣扬大灾难和灾前被提，藐视科学，妨碍国家应对灾害的措施。随着中国基督徒人口的增加、年轻化和知识化，基督教在中国的扩增和影响力是不可阻挡的。中国教会希望下一代人在社会中有正面的表现呢，还是陷入到末世狂想中，反科学、反理性、孤傲冷漠地面对世间疾苦？我们必须在时代主义和圣约主义之间，做一个选择。

谢选骏指出：科学否认不了信仰，信仰也否认不了科学——这是基于耶稣的天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而美国流行的时代主义“基督教”，其特征正是否认科学，妄图以自己的胡说代替科学常识，这和拒绝纳税的法利赛歹徒没有区别。尤其现在，时代主义基督教已经沦为犹太人利用的垃圾，敌基督的阴谋更是昭然若揭。

【56、台湾教会里的另类杀妻】

《未获退休保障 与妻子分居 周文伟无家可归沦游民》（星岛日报 2022-05-17）报道：

有关南加州尔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1死5伤枪击案的涉嫌枪手周文伟（David Wenwei Chou，音译，下同），16日有更多资料浮出水面。

据heavy.com报道，周文伟已经入籍成为公民，移民美国前住在台湾。警方16日说，周文伟因少年时在台湾不是很受欢迎，从而怨恨台湾人。警方称，从他的车里找到的字条显示，周文伟因台海关系紧张而仇视台湾人。这宗枪击案现在作为仇恨罪案处理。

当局还在收集周文伟的电子证据，包括从他的手机收集。当局说，那些证据已建立周针对台湾人的作案动机。但警方表示，不认为周文伟曾发表宣言或在社交媒体上贴出帖子，谈及他的作案动机。

周文伟有妻子及一个儿子，妻儿两人现均住在台湾。当局说，周文伟的妻子及儿子住在台湾，据说妻子已经与他分居。当局鉴定，周与他开枪滥杀的教堂没有任何关系。选择在这个教堂作案，只是因为距离他在拉斯维加斯住处最近的台湾人教会。

自称对周文伟十分熟悉的一名邻居告诉当地电视台，当他获悉涉嫌枪手是周文伟时不禁倒抽一口凉气。他发推文表示他的震惊，并称他在两个月前才见过周文伟，但自那以后他就消失了，音信全无。

这位邻居说，“我认为他正经历一些精神问题，情况确实糟糕。因为他是无家可归的游民，不知道到哪里去。”

周文伟的前邻居奥雷拉纳也估计，周可能已经变为游民。他告诉记者，周文伟在拉斯维加斯曾拥有一栋公寓楼，他自己也住在大楼内。几年前因被租客殴打，他头部及身体严重受伤几乎死去，自此生活全乱套。他的妻子后来卖掉那个房产并搬走。据报道，周文伟的妻子已经与他分居。

这位邻居说，周文伟最近几个月的心智能力似乎在衰退。他对政府没有为他的退休提供安慰而愤怒，并在所住的公寓内开枪。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但他被赶走。他还估计，周文伟可能已是无家可归的游民。有邻居推测，周可能住在他自己的车子里。

当局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周文伟曾在拉斯维加斯的多家公司担任保安。

他的保安执照授权他可以在内华达州携带武器。当局说，他作案使用的两把枪是合法购买。

谢选骏指出：这个凶手和这个教会毫无关系，既然如此他为何选择教会下手？这可能是一种移情作用——

《周文伟曾为儿学费住贮藏室 妻：心疼他为家人牺牲》（世界新闻网／综合2022-05-17）报道：

南加州橘郡拉古纳伍兹「尔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15日发生的一死五伤枪击案，枪手为来自拉斯维加斯的68岁台湾移民周文伟（David Wenwei Chou）。

本报2012年4月报导，周文伟在拉斯维加斯投资12间旧公寓，赚租金资助儿子学费，但却遇房客袭击重伤，险些没命。他的妻子李女士曾受访表示，很心疼先生为了让家人无后顾之忧努力争取增加收入机会。

周文伟赌城曾拥12房 遇房客攻击险没命

《收租被殴重伤周文伟返家》（原文刊登日期：2012年4月15日 记者冯鸣台／拉斯维加斯报导）报道：

夜晚收房租被恶房客打成重伤的华裔房东周文伟，已出院返家休养，拉斯维加慈济会员前往他出事的公寓帮忙清扫血迹和换门锁，让周文伟在自己的公寓内安心养伤。

周文伟的出租公寓在Cambridge街，位于会展中心后方，可以眺望永利度假中心（Wynn Las Vegas）。他为这八套三卧室的公寓取名叫「良心客栈」，偶尔有来参加会展的中国租客，短期住在他的公寓内。

周文伟的妻子已从佛罗里达州来照顾伤势严重的丈夫，她要周文伟放宽心，并且在慈济义工协助下，把周文伟从出事前居住的贮藏室内搬回公寓去。

站在自己窝居的贮藏室前，周文伟承认自己太大意，为了争取更多一间房租供念牙医系的儿子完成学业，而从三卧公寓搬出来住进原来存放杂物的贮藏室，暴露出自己财物不安全的弱点。

周文伟习惯收足了房租才一起存进银行，被打成重伤那晚，他的一个装房租的公事包内，还有6000余元刚收来的房租，这个公事包被警方找到，但袋内的钱全不见了，他的案子由房客因欠房租伤人，变成预谋伤人劫财案。

周文伟的妻子李女士表示，很心疼先生为了让家人无后顾之忧努力争取增加收入机会。周文伟表示住在贮藏室他并不觉得委屈，睡觉以外时间常在公寓花园内种果树，闻着满园玫瑰花香，他是繁华城市中的修行者。

住在出事公寓隔邻及楼下的三家房客，都对房东出事万分同情，他们去医院探望周文伟，见到周文伟回到公寓坐在玫瑰花园休养，纷纷上前问候并祝福他早日痊愈。

谢选骏指出：这个台湾的大陆省籍，十年前为老婆孩子卖命，十年后竟然遭到老婆孩子遗弃，沦为游民！于是就拿台湾教会出气——据此推断，他的老婆可能是个台湾省籍的，而且还和台湾教会有着某种关系。于是这出悲剧，上演了“台湾教会里的另类杀妻”。也就是说，他不忍心或说无法向家人下手，于是就拿毫不相干的人出气。至于说到他的政治动机，我看这么一个兢兢业业的调酒师，全心全意为家庭献身的人，他的“政治”大概是一种掩饰或自我抬高吧。

【57、天主教会滥竽充数】

《天主教会与性侵丑闻 你需要知道的那些事》（BBC 2019年3月13日）报道：

澳大利亚枢机主教乔治·佩尔近年来进入教廷权力核心层，成为教皇方济各的左膀右臂，曾掌管梵蒂冈的财政。

进入2019年，天主教会神职人员涉嫌性侵或包庇性侵的案件所牵连的人物越发位高权重了。

3月13日，澳大利亚法庭裁定，曾执掌梵蒂冈财政大权的澳大利亚枢机主教乔治 佩尔（George Pell）因多年前性侵唱诗班两名儿童罪名判刑6年。 这对多年来深陷性侵丑闻的天主教会来说，无疑是又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

此前的3月7日，法国天主教会最高级别神职人员——枢机主教菲利普·巴尔巴林（Philippe Barbarin）被裁定包庇掩盖教会中的性侵未成年人问题，被判刑半年缓期执行。

这两位枢机主教都表示对判决不服，将提出上诉，他们或许还有翻案的可能。但是今年2月，美国退休的枢机主教希尔多·麦卡利克（Theodore McCarrick ）因50多年前的性侵指称被削免了圣职，却是罗马天主教廷对世俗法庭判决的承认以及采取的行动。

揭开黑幕

实际上，天主教会神职人员性侵罪行的曝光，最早就是从美国开始的。

20世纪80年代，美国路易斯安娜州的调查记者杰森·贝利（Jason Berry）开始追踪一个名叫吉尔伯特·高斯（Gilbert Gaothe）神父的性侵真相。1992年，杰森·贝利出版的《请带领我们免于诱惑》一书，就是根据天主教会截止1980年代末期与提出民事诉讼的多名性侵受害者达成的庭外和解案例而写的。

2002年，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继续对天主教会神职人员性侵问题展开调查，报道了更多更广的性侵行为以及教会内部掩盖事实真相的情况。《环球报》的记者因为这项报道获得了代表新闻界最高荣誉的普利策奖。他们的系列报道还被改编成了获奖影片《聚焦》（Spotlight）。

美国记者自1980年代开始揭开的真相，至今仍在继续展开。

去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8个教区中的6个成为调查的对象。2018年12月，调查报告公布，震惊全世界。报告写道：“从教会自身档案中超过1000个儿童受害者被确认"。针对300多名涉嫌性侵的教士，这些儿童都有“确凿可信证据”。

美国路易斯安娜州的调查记者杰森·贝利（Jason Berry）1980年代揭发天主教会神职人员性侵和掩盖性侵黑幕。

这份长达1000多页的报告，追溯了过去70多年的案例，所列举的例子触目惊心。

在斯克兰登教区（Scranton），有教士强奸了一个女孩导致她怀孕后堕胎。这个教士的直接上司，即所属地区的主教，写信道：“这是你一生中的困难时刻，我很理解你的困扰。对你的悲伤我感同身受。”

然而，这封信并不是主教写给这个女孩的，而是写给这位教士的。

这份报告得出结论说，这些恋童癖之所以能够侵犯儿童是因为教会将这些受到指称的神职人员转移到其他教区，以掩盖他们的罪行，而且不向警方报告。

教会行动

天主教目前在全世界各地有12亿信众，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不断被揭发的神职人员性侵丑闻，对天主教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外界自然将注意力转向教会最高层。

在现任教皇方济各之前，退休的前任教皇本笃十六世曾经被批评包庇掩盖教会神职人员所犯的性侵罪行。对外界的批评，本笃十六世2013年曾在一封信中公开否认。

他承认教会性侵问题的可怕，但坚持认为神职人员并没有大于其他人的恋童癖倾向。

他写道：“我从来没有掩盖过这些事情。邪恶的力量在教会中深入到如此程度，是我们痛苦的根源。一方面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痛苦，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让这样的案件不再发生。根据社会学研究，神职人员犯下此类罪行的比例，并不比其他可比的职业更高。”

独身禁欲

长期以来有人认为：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的性侵问题，与教会规定的独身禁欲守贞（celibacy）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对此，天主教会内外都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否认这两者之间的必然关系。

2017年3月，教皇方济各在接受一家德国杂志采访时曾经表示，他对天主教会接纳已婚男性担任神职工作持开放的态度。实际上，天主教会的确也接受过从基督教皈依天主教的已婚男性，也接受过成家后的男性修道成为神父，不过这样的特殊情况并不多见。

圣彼得显神迹让寡妇提比萨复活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布兰卡契教堂（Cappella Brancacci）内的一幅15世纪的壁画，描绘圣彼得的生平事迹：让提比萨寡妇复活。

然而，天主教会要求神职人员独身禁欲，却也是人尽皆知的事实。有评论人士认为，如果天主教会果真开放对神职人员的独身禁欲要求，那应该是对早期基督教传统的回归而并非离经叛道。

在基督教历史最初的1000年当中，神职人员生儿育女并不少见。被罗马天主教尊为第一任教皇的圣彼得（Saint Peter），便是已婚之人。《圣经》新约几大福音书中多处有记载的一个传奇故事，是耶稣医治好他的岳母。

清规戒律下的天主教神职人员私生活，向来是外界关注和好奇的隐秘世界。

2016年，BBC曾经获得一些信件，揭示已故罗马天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一位名叫安娜-特雷莎·蒂米尼卡（Anna-Teresa Tymieniecka）的女哲学家保持了超过30年的私人关系。

教皇道歉

2013年3月教皇方济各当选后，他对神职人员性侵丑闻给教会带来的冲击应该完全了解。

2014年7月，他与分别来自爱尔兰、英国和德国的6名性侵受害者见面。在一次不公开的弥撒中，当着这6位受害者的面，他做出了道歉。

调查称澳洲7%天主教神职人员涉性侵儿童

现年82岁的教皇方济各，多次就天主教会人员性侵行为道歉。

根据梵蒂冈之后发布的消息，教皇方济各说：“在上帝和他的子民面前，我为神职人员对你们犯下的性侵罪行和罪孽表达我的悲痛。”

“我卑谦地请求你们的饶恕，我祈求你们也饶恕教会领导层。他们没有对性侵受害者以及家人的报告作出足够的回应。”

此后不久，教皇增加了8名新成员加入保护未成年人委员会，他们分别来自非洲、大洋洲、亚洲和南美。但这个委员会很快就受到辞职事件的冲击。委员会中仅有的两位曾受过性侵的成员，玛丽·柯林斯（Marie Collins）和彼得·桑德斯（Peter Sanders）提出辞职。

玛丽·柯林斯曾在13岁时被神父猥亵，她写出一封公开信表示，虽然教皇有意解决神职人员性侵问题，但是梵蒂冈的官僚作风却不断阻碍改革提议的进行。

这个委员会曾经建议，对于所有性侵受害者和幸存者的来信都应该做出回复，结果她却发现根本就没有人收到过任何回复。

她在信中写道：“我发现自己无法一边听着公开讲话中所谓教会深切关心那些受侵犯者的人生所受的苦难，一边在私底下眼睁睁看着梵蒂冈有人拒绝承认这些人曾经写过信。”

她在信的最后说：“这恰好反映出教会对整个性侵丑闻是如何处理的：在公开场合措辞精细，但是关起门来却是完全相反的做法。”

对此，教皇方济各决定打开大门：梵蒂冈今年2月21-24日召开了“保护教会未成年人”峰会。

BBC宗教事务编辑马丁·巴希尔（Martin Bashir）分析指出，这是教廷针对性侵问题采取的“史无前例”的行动。

“对现年82岁的教皇方济各来说，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这个问题更加紧迫和充满挑战。”

谢选骏指出：种种迹象显示，天主教会滥竽充数。因为信守独身，乃是一种特殊恩赐，不是人力可为。可惜天主教会势力膨胀之后，为了扩大生意，不惜滥竽充数，把些下流的俗人统统招进来混饭吃，结果不得不闹出种种丑剧。

《70年性侵超33万儿童！司法界无法彻查，法国天主教会称将卖房赔偿受害人》（2021-11-09 时代周报》报道：

魔鬼竟住在教堂里——

2015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聚焦》曾讲述了美国《波士顿环球报》曝光神父性侵儿童的真实事件，在1950年至2002年间，当地罗马天主教会有超过10000起神父性侵儿童的事件。

而在大西洋彼岸，一项由教会性虐待独立调查委员会（CIASE）最近公布的报告显示，法国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犯下了更为骇人听闻的罪行。

这份长达2500页调查报告显示，在1950年至2020年期间，至少有21.6万名儿童在法国受到了3000多名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性侵犯。该报告还强调，这一受害者数字仅仅是保守估计。基于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所的估计，与教会活动有关的受害者人数将上升到33万。

面对铁证，法国天主教会在一个月后终于承认教会对神职人员的性侵犯行为负有“机构责任”。《纽约时报》认为，这加速了法国天主教会的衰落。

法国天主教教会主席博福特在当地时间11月8日表示，教会将“通过出售法国主教会议和教区拥有的房地产”来赔偿受害者。

瞒了世界70年

“天主教会是除了家庭或熟人朋友圈外，性侵犯发生率最高的地方，”CIASE的报告发现，与公立学校或夏令营相比，儿童在教会环境中更容易受到虐待。

CIASE主席让·马克·索夫指出，法国天主教会内对未成年人的性侵犯占法国所有性侵犯案件的近4%，虽然超过一半的性侵事件都发生在1950年至1968年之间，但这种现象在今天仍然存在，而教会长期以来对受害者的态度都是“深切、残酷的冷漠”。

报告指出，70多年来，法国天主教会对待性侵案件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一种隐瞒、淡化甚至否认的态度，只有从2015年才开始逐渐承认。即便如此，许多地方性的教区和宗教机构也一直否认现象的存在”。

纸终究包不住火，虽然法国天主教会近年来转变了态度，声称自己采取了“重要行动”来制止性侵案件，但报告认为，这些措施仍然是被动且不充分的。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曝光丑闻的CIASE也正是由法国天主教会内部成立的。

2016年，法国里昂的一名天主教牧师被曝光在30年内性侵了数十名法国童子军，这一消息引发了公众的强烈抗议。法国天主教会在舆论重压之下，开始调查教会中恋童癖问题的普遍程度，最终于2018年成立了CIASE。不仅如此，连身在梵蒂冈的天主教教皇方济各都声援调查，并授权该组织访问教会此前不愿公开的机密档案。

为了尽量避免引起公愤与恐慌，CIASE的成员中并未包含犯罪学家和执法人员，而是由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精神病学家、宪法和教会法学家、神学家教授和历史学家组成。即便如此，他们在梳理了数以万计的教会内部文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是天主教会自己，对其可耻历史的记录也无法覆盖这一罪行的完整情况，儿童遭受性侵的现象要严峻得多”。

“国中之国”的衰落

事实上，如果在70年前，法国天主教会完全不必像今天这样靠出售房产来赔偿受害者，甚至根本不会承认性侵案件——就像他们曾经所做过的那样。

法国的天主教会一度强大到被视为是“国中之国”。早在公元5世纪，法国天主教会分支就被誉为“罗马天主教会的长女”。因为教会没有任何向公众公布收支的义务，长期以来没人知道教会有多富有。但从法国的宗座圣殿级天主教大教堂数量超过170座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罗马教廷所在的意大利，且修建教堂的工期动辄就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来看，教会的财力堪称富可敌国。

据《纽约时报》报道，天主教会在法国影响力自1960年代初开始加速，当时96%的法国人宣布他们已受洗成为天主教徒。但到2018年，只有32%但法国人被认定为天主教徒，而定期参加弥撒的人数甚至不到10%。

不仅如此，教会的财路也早早地被限制。不同于由政府税收支持的德国天主教会，根据法国1905年的一项基本法律，法国天主教区不得从国家获得任何补贴，法国政府仅承担当时存在的大部分古老教堂建筑的修缮费用。此后，法国教会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租金、信徒的捐款以及遗产。

尽管影响力和财力已经大大削弱，法国天主教会目前仍然拥有大约3000座建于1905年之后的教堂，以及近50000座其他建筑物，如长老会和社区中心。据天主教报纸《La Croix》在2011年报道，法国天主教会每年可支配价值7亿欧元的资产，每年从房产租金中就可以收取约2300万欧元的租金，而且资金还深刻介入房地产和银行。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2020年年底，法国天主教会曾公开“哭穷”，称损失了其正常年收入的40%左右，收入缺口高达9000万欧元。

因此，即便是教会影响力急剧衰落的今天，法国司法界也没法彻查法国天主教会神职人员所犯下的罪行。

既然法国天主教会有自行曝光丑闻的觉悟，为了避免社会出现广泛的信仰崩塌与秩序混乱，法国政府和司法机关最终决定，把调查的主动权交由教会自行处理。

据美联社报道，应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要求，法国天主教会大主教在会见法国内政部长达马宁后表示，保护儿童免受性虐待是当前法国天主教会的“绝对优先事项”。

目前，法国主教会议的120名成员正在讨论对受害者的经济补偿、改革神职人员培训制度、建立教会内部的监督机制，以及修改教义。

CIASE敦促法国天主教会，无论性侵儿童案件是否超出刑事诉讼时效，都应考虑对受害者进行尽可能的赔偿。其中，经济补偿是法国天主教会能够相对较快落实的，预计将在2022年支付第一笔赔偿金。

谢选骏指出：天主教会如何不再滥竽充数？精简机构、裁汰冗员，最好对神职人员进行定期测谎，或者干脆从无性之人里面挑选独身的神职人员。如果大家都用对待罪犯的态度，去对待神职人员，就可以降低神职人员的犯罪比例了。

【58、外国天主教会在中国的恐怖故事】

基督邮报《调查：法国天主教会70年来有近3200名恋童癖神职人员》（2021年10月4日）报道：

据一个为调查教会性虐待而成立的独立委员会的负责人说，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多达3200名恋童癖者在法国天主教会工作。

这个委员会由21人组成、由法国主教团（Bishops' Conference of France）资助，其委员会主席吉恩·马克·索韦（Jean-Marc Sauvé）周日就委员会的工作接受了CNN的采访。

在委员会周二按计划发布最终报告之前，索维估计，从1950 年代至今，有2900至3200名恋童癖神职人员在法国天主教会工作过。

“我们必须跨越历史、社会学、医学和精神病学的视角。我们不得不调用儿童保护、社会工作、虐待问题等领域的技能，同时也要发挥神学和法律的技能，”索韦解释说。

该委员会于2018年启动，委员会的成员没有报酬。索韦告诉法新社，报告专注于允许恋童癖者继续在天主教会工作的“体制”和“文化”机制。该报告将提出45项建议。

他补充说，该委员会由法律专业人士、历史学家、神学家、医生和社会学家组成。

据CNN报道，各教区和教堂的档案已提供给该委员会使用。索维表示，在过去的32个月里，为创建该报告做了大量工作。

“我们与受害者做了很多工作，我们没有把倾听所有受害者意见的任务委托给研究实验室。”他说：“当然，研究实验室做了一些听证会，但我们自己进行了大量的听证会。”

在过去的几年里，罗马天主教会处理了被揭露的涉及性虐待的神职人员和掩盖这些犯罪行为的管理层人士。

应对危机的措施包括颁布有关性虐待指控的更多透明度和问责制，并监督对虐待程度的调查。

2019年5月，教宗方济各发布了一封宗座手谕，要求神职人员报告虐待行为。先前的标准允许教会管理层在此事上自行决定。

新的指导方针也旨在为举报人和受害者提供更好的保护，是在教宗举行关于打击教会性虐待的峰会几个月后出台的。

法国天主教会（The French Catholic Church）的委员会是在教宗方济各规定了报告天主教会性虐待的新要求之前成立的。

在2019年2月由大约200名教会领袖参加的峰会上，方济各强调，教会必须与“这种困扰教会和人类的邪恶”作斗争。

方济各当时表示：“各位宗主教、枢机、大主教、主教及宗教首领和领袖，我想向你们寻求建言。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聆听圣灵，顺服在他的引导下，聆听那些寻求正义的小孩子们的哭声。”

“神圣的上帝的子民期待着我们，并期望我们所做的不是简单并想象得到的谴责，而是要采取具体和有效的措施。我们需要采取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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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原住民土地上的4座天主教堂遭“可疑”火灾烧毁

调研：近70%重生基督徒说其他宗教信仰也通往天堂

谢选骏指出：以前中国民间就流传很多外国天主教会在中国从事不法活动的恐怖故事……现在看来，并非都是空穴来风……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国天主教会地震：1950年来3千多恋童癖神父罪恶 成千上万受害者》（10/05/2021）报道：

方济各：恋童癖罪恶是法国天主教会的十字架。

一个揭露法国天主教会恋童癖犯罪的独立调查报告今天问世。法国天主教会今天也启动公共调查程序，在各地教堂设立接待站接受天主教信徒挺身揭露与控诉，并建立身心安抚心理陪同抚慰机制。面对成千上万教会神职人员恋童癖罪行造成的受害者多年的抗争与呼喊，法国天主教会终于打破沉默，承认罪行存在。法国天主教会许诺，将严惩罪恶与犯罪的神职人员。法国天主教，乃至梵蒂冈未来是否要向受害者正式道歉，引发关注。

据本台报道，经过两年半的工作，法国天主教会性虐待问题独立委员会于10月5日星期二公布其结论。其内容直到最后一刻仍然保密，但已经有一些数字被披露。这份报告揭露教会中的恋童癖，该报告也将揭示法国教会的性虐待程度。

教会性虐待问题独立委员会报告中的第一批数字令人震惊。自1950年以来，在法国，有2900至3000名恋童癖者、牧师或教徒藏匿并服务于天主教会。这一估计是通过收集6,500人的证词确定的。其中，有一半人认为自己是天主教机构内性虐待的受害者。

在进行这些调查的同时，该调查研究还通过对法国人口中具有代表性的30,000人进行的大规模调查来完成，以便在整个社会的虐待行为的更广泛背景下对教会内部的性虐待进行量化。

然而，调查委员会主席让-马克-索维指出，即将公布的数字很可能是一个低小范围下的结果，换句话说，只是冰山一角。因为那些被听到的受害者是在征集证人后自愿站出来的。问题是其中有多少人错过了调查。

据本台记者埃里克-塞南克（Eric Sénanque）报道说，梵蒂冈正在积极地关注索维领导的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上周五，教皇弗朗西斯方济各接待了最后一批访问罗马的法国主教，并与他们详细讨论了性犯罪的深刻危机。

据教皇对法国天主教人员说，"这是你们的十字架。"教皇告诉他们要意识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在这次会议上，法国主教团主席向教皇递交了一份摘要说明，其中概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然而他们当时并不了解报告的细节与严重性。

2019年2月，在梵蒂冈举行的恋童癖问题特别峰会上，教皇曾呼吁地方教会采取具体而有效的措施来应对这一教会祸害。因此，梵蒂冈特别期待索维委员会的建议。去年7月，教廷红衣主教国务秘书皮特罗-帕罗林在接受《十字架报》采访时，邀请梵蒂冈在报告披露后不要害怕真相。

据该报道，教皇本人可能会在周三的传统总听证会结束时对该报告发表评论。

《70年间性虐待33万儿童，法国天主教会首次清算》（10/05/2021）报道：

美联社10月5日消息，根据法国天主教教会性虐待问题独立委员会的一份重要报告，在过去的 70 年里，有约330000名儿童在法国天主教会内遭遇过性虐待，其中大约80%的受害者是男孩，当中遭受过神父和其他神职人员虐待的人数约为216000人。法国对此进行了首次重大清算。点击以下视频了解详情。

教会性虐待问题独立委员会主席让-马克-索维表示，“施害者包括大约3000名神父和其他参与教会的人，他们所犯下的虐待行为在天主教教会几十年来的系统掩盖当中一度被湮没”，并谴责教会在2000年初的态度，是“对受害者深切、残酷的冷漠”。

教会性虐待问题独立委员会指责教会系统性地掩盖了虐待行为，并敦促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同时敦促教会“承认其责任，谴责过失和沉默”，呼吁法国政府帮助赔偿受害者，特别是在那些因年代久远而无法通过法院起诉的受害者们。

对此，法国天主教主教会议负责人请求宽恕。会议主席埃里克-德穆兰-博福特说：“我们对报告的结论和受害者人数感到震惊”，“这让我们感到震惊，而人数之多，让我们感到痛苦”。

这份由独立委员会准备的报告长达2500页，该委员会研究了1950年代以来的教堂、法院、警察和新闻档案，同时听取了受害者和证人的意见，调查开始时，开通的一条热线一度接到了6500通来自受害者，或受害者亲朋的电话。目前，22起仍可追究的档案已提交给了检察官，另有40多起因年代久远而无法起诉，但嫌疑人仍然健在，因此相关指控已转交给教会专员。

谢选骏指出：这些性侵案件比起外国天主教会在中国留下的恐怖故事其实逊色多了——那些传说里，教堂竟然把收养的孤儿切割成为标本，堪比加拿大的原住民儿童的遭遇。

《法天主教會醜聞案報告：修女拿十字架性侵少女》（編譯中心綜合 2021-10-07）报道：

法國一個特別委員會5日發布報告，揭露33萬名孩童遭神父、修女與天主教學校及機構人員性侵害。根據報告，不只神父施暴，也有修女利用釘有耶穌像的十字架性侵少女或強迫少年跟她們發生性行為。

一份內容令人震驚的報告揭露法國天主教會神職人員性侵兒童的問題嚴重，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今天表示，他個人和教會對此事都感到羞恥。

法國行政科學學會主席索夫（Jean-Marc Sauvé）領導的特別委員會5日發布長達2500頁的報告，揭露33萬名孩童曾遭神父、修女與天主教學校及機構人員性侵。儘管80%受害者是10至13歲的少年，許多少女也同樣受到虐待。報告更指涉案者不只神父，還有修女拿釘有耶穌像的十字架（Crucifixes）性侵少女或強迫少年跟她們發生性行為。

調查法國天主教會兒童性侵案的獨立調查委員會發現，自1950年至2020年間，約有21萬6000名未成年人受神職人員性侵，如此「大規模的現象」一直被「沉默的面紗」刻意掩蓋。

教宗在梵蒂岡的每周公開接見活動中表示：「對於受害者所遭受的創傷，我想向他們表達我的悲傷與痛苦。」他說：「這也是我的羞恥，我們的羞恥，我為教會長期來沒能將他們當成關注重心感到羞恥。」

法國和全球各地天主教教會面臨一系列性虐指控和訴訟之際，委員會經過2年半的調查後，公開這份近2500頁的報告，內容引發外界憤怒。

教宗呼籲神職人員努力確保類似情況「不要再發生」，他支持法國神職人員面對「這項艱難但健康的考驗」，並要求法國天主教會「承擔責任，確保教會是所有人的安全歸屬」。

谢选骏指出：在意大利小说《十日谈》里，这些“和尚尼姑通奸”的犯罪事件叫做“把魔鬼打入地狱”。人们以为那都是人文主义者污蔑教会的笑料，最多也就是对个别的案例进行夸大渲染——没有想到，在法国这竟然是一种流行！

【59、韦伯太空望远镜企图窥探上帝的秘密】

《韦伯太空望远镜：如何看清135亿年前的宇宙“开天辟地”》（2021年11月27日 BBC）报道：

万众期待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The 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 ，JWST）将在12月18日发射升空，科学界对它可能发现的宇宙奥秘兴奋不已。

这一超级太空天文望远镜是设计用来更深入探索宇宙，将能大大提高人类对大爆炸后宇宙形成最早星系的了解和认知。

最乐观的期待是，韦伯太空望远镜将能探测到135亿年前宇宙最早形成时第一批星系发出的光亮。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Nasa's 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的天体物理学家安珀·尼科尔·斯特劳恩博士（Dr Amber Nicole Straughn）是本次韦伯望远镜工程的副总科学家。她说：“这样一个大规模、异想天开又雄心勃勃的望远镜最令人激动的前景正是这样一种理念：会出现一些我们都从没想过要问的问题。”

“对我来说，这个望远镜最令人兴奋期待的前景，就是人类将了解到的宇宙知识会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

那么，韦伯望远镜究竟如何探索太空？我们什么时候能够通过这个超级望远镜看到宇宙之初的最早星系？

像打开折纸

韦伯望远镜将使用的望远镜直径为6.5米，将是有史以来送入太空最大的。事实上，正因为它直径很大，所以在太空中打开需要两周时间，就像把做好的折纸一步步还原。

韦伯太空望远镜是美国、欧洲和加拿大航天部门的合资项目，总耗资100亿美元。 将由欧洲亚利安5号火箭从法属圭亚那发射进入太空。

火箭升空约30分钟后，韦伯太空望远镜将与火箭脱离。它要顺利按照原定计划运行，必须在至少344个关键时刻完成预先设定的动作。

韦伯望远镜要抵达距离地球150万公里的预设观测点，还需在太空中行驶30天。

什么时候投入使用？

据斯特劳恩博士介绍，韦伯望远镜完全投入使用让我们看到它拍摄的第一批图象，将需要六个月的时间。

“我们把望远镜送到太空后，它必须完成复杂的伸展打开程序。然后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让望远镜变冷，把镜子调好，然后才能把仪器逐个打开。”

“所以，我们要等到北半球的2022年夏天才能收到第一批图象。”

追随哈勃的脚步

哈勃太空望远镜（Hubble Space Telescope）于1990年4月发射，是一代有开创性的太空望远镜。

过去30年中， 哈勃太空望远镜为我们提供了最重要的宇宙图像，如著名的创生之柱（Pillar of Creations）和被称为哈勃超深空（Hubble Ultra Deep Field）的近万个星系的图像。

这些图像都加深了我们对大爆炸（Big Bang）以来宇宙变化的认识，甚至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思考方式。

创世之柱在可见光和近红外光中的不同。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哈勃太空望远镜显示出创世之柱在可见光和近红外光中显得多么不同。

韦伯望远镜的设计是为了超越哈勃看到宇宙的更深处。

尽管哈勃预计还将继续工作十年或二十年，但装备和设计更加精密先进的韦伯被认为是未来担当探索太空重任的继任者。

哈勃与韦伯的主要不同：

哈勃设计目的是收集可见光和紫外光，只有有限的红外光能力。韦伯望远镜收集红外光（IR）；

哈勃望远镜直径 2.4 米，韦伯望远镜直径 6.5 米，有更大的集光区，也就意谓着韦伯可以比哈勃看得更深更远更早；

哈勃在非常接近地球的轨道上运行，而韦伯将在150万公里之外。这是地球离月球距离的四倍。

欧洲航天局的安东内拉·诺塔博士（Dr. Antonella Nota） 说：“韦伯的能力是建立在哈勃31年辉煌历史基础之上。”

韦伯太空望远镜从发射到运行的14天图解

“哈勃虽然只是一个主镜直径2.4米的相对较小的望远镜，但它已经将可观测宇宙的视点一直纵深到距大爆炸几亿年前。”

“韦伯的敏感度增加了100倍，它的视点纵深度将进一步向前，将能够看到大爆炸后第一批星系的样子。”

韦伯望远镜将看到什么？

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说法，韦伯更长的波长将能够更接近时间的起点，并寻找未被人类观察到的第一批星系的样子。

韦伯望远镜还将能够观察目前正在形成恒星和行星系统的尘埃云内部。

斯特劳恩博士说，科学家们已经制定了韦伯望远镜第一年的观测计划，“并不局限在天体物理学的范围”。她说：“观测计划包括我们太阳系中的行星，也包括寻找135亿年前诞生的第一批星系， 就是从起点到现在时间和空间内的所有一切。”

寻找生命

这个由近万个星系构成的图像被称为哈勃超深空（the Hubble Ultra Deep Field），由哈勃太空望远镜在环绕地球400圈后积累影像数据而成。

因为韦伯能够穿透并看到行星大气中的分子，还可以帮助我们搜索其他行星上的生命迹象。

斯特劳恩博士说：“当然我们不能保证会找到生命的迹象。但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韦伯望远镜绝对是我们在银河系寻找宜居行星迈出的巨大一步。”她说：“这台望远镜的意义非常大，尤其是扩大了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加强了我们与周围其他事物的联系。”

“当我们抬头看星星时，当我们仰望夜空时，能感受到这种彼此联系。我们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独自存在的小生命。”

“实际上，我们人类是从数十亿年前一颗星球爆炸剩余的残存物中诞生的。”

“我们与宇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认为退后一步从更大的角度来看待生命，无论何时何地这都极为重要。”

谢选骏指出：韦伯太空望远镜如何看清135亿年前的宇宙“开天辟地”？韦伯太空望远镜这可是企图窥探上帝的秘密——那时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但是我想，韦伯太空望远镜的操纵者们，可能正在玩弄一个危险的把戏，如果……这没有得到上帝的允许……就企图窥探上帝的秘密……你们这些转瞬即逝的残存物，也配看清135亿年前的宇宙“开天辟地”？

【60、物理学无须证明上帝的存在】

《物理学如何证明上帝的存在》（莫妮卡·格雷迪（Monica Grady）开放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2021年4月26日）报道：

如果有上帝，他会遵守物理定律吗？

我现在是无神论者，但我仍然相信上帝存在。当我在一个研讨会听到下面这个首先由爱因斯坦提出的问题，我被它的深度深深打动：“如果上帝创造了整个宇宙和所有的物理定律，上帝是否遵循上帝创造的律法？或者上帝可以超越物理定律，比如超过光速旅行，从而能够同时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了解答案能帮助我们证明上帝是否存在，或者这就是科学经验主义和宗教信仰的交汇点，而且没有真正的答案？——大卫·弗罗斯特（David Frost）， 67岁，来自美国洛杉矶。

当我收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正因疫情被隔离，也立刻就被问题吸引住了。也难怪这个时机——灾难造成的艰难困苦，比如流行病，经常会让我们质疑上帝的存在：如果有一个仁慈的上帝，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灾难？上帝可能被物理定律“束缚”的想法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有趣问题。物理定律也支配着化学和生物，因此也决定医学的局限性。

如果上帝不能打破物理定律，他就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样强大。但如果他能，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宇宙中的物理定律被打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把它分解一下。首先，上帝能比光更快吗？我们就从表面上看这个问题吧。光大约以3×10的5次方公里/秒的速度传播，即每秒186,000英里（299,500公里）。我们在学校里学过，没有任何东西的速度可以超过光速。即使是《星际迷航》中的企业号星舰，当它的双锂晶体设置为最大时，它也不能达到光速。

但这是真的吗？几年前，一群物理学家假设一种粒子以高于光速的速度运动。幸运的是，它们被认为不可能真实存在。如果它们确实存在，它们的质量大到难以想象，空间和时间的结构将被扭曲——导致因果关系被破坏，这可能会让上帝头疼。

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观察到比光速更快的物体。这与上帝并不相关。它只是强化了这样一种认识：光确实传播得很快。

当你考虑光从一开始传播的距离时，事情就变得更有趣了。假设传统的宇宙大爆炸和光速3 × 10的5次方公里/秒，那么我们可以计算出，在宇宙存在的138亿年里，光大约走了1.3 × 10的23次方公里。更确切地说，这是可观测宇宙的存在。

宇宙膨胀的速度约为每Mpc 70公里/秒（1 Mpc = 1百万秒差距或约3000万公里），因此根据目前的估计，到宇宙边缘的距离为460亿光年。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的体积增大，光要经过更长的时间才能到达我们。

宇宙比我们所能看到的要多得多，但我们看到的最遥远的物体是一个星系GN-z11，它是由哈勃太空望远镜观测到的。这大约是1.2 × 10的23次方公里，也就是134亿光年，这意味着这个星系的光需要134亿年才能到达我们这里。但当光“出发”时，该星系距离我们的星系银河系只有大约30亿光年。

我们无法观察或看到大爆炸以来成长起来的整个宇宙，因为光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到达我们这里。一些人争辩说，我们因此不能确定物理定律是否会在其他宇宙区域被打破，也许它们只是局部的、偶然的定律。这将我们引向宇宙之外的事物。

多元宇宙

许多宇宙学家认为，可能有一个更大的宇宙存在，我们目前定义的宇宙可能只是其中一部分。一个多元宇宙，包括许多不同的小宇宙共存，但不相互作用。多元宇宙的观点得到了膨胀理论的支持——膨胀理论认为宇宙在10^-32秒之前就已经膨胀得非常厉害了。膨胀理论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因为它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周围的宇宙有着我们所看到的形状和结构。

但是，如果宇宙膨胀可以发生一次，为什么不能发生很多次呢？我们从实验中知道，量子涨落可以导致粒子对突然出现，但片刻之后就消失了。如果这种涨落可以产生粒子，为什么不能产生整个原子或宇宙呢？有人认为，在宇宙膨胀时期，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以相同的速率发生——膨胀中的量子涨落可能会产生气泡，然后爆炸形成宇宙。

但上帝是如何融入多元宇宙的呢？令宇宙学家头疼的一个事实是，我们的宇宙似乎经过了微调，适合生命的存在。在大爆炸中产生的基本粒子具有正确的属性，使氢和氘的形成成为可能——这些物质产生了第一代恒星。

这些恒星中核反应的物理定律产生了构成生命的物质——碳、氮和氧。为什么宇宙中所有的物理定律和参数恰好都能让恒星、行星和生命发展？

有些人认为这只是一个幸运的巧合。其他人说，我们不应该对神奇的物理定律感到惊讶——毕竟它们造就了我们，那么我们还会看到什么？一些有神论者认为，这表明存在一个创造这些有利条件的神。

但上帝并不是一个有效的科学解释。相反，多元宇宙理论解决了这个谜团，因为它允许不同的宇宙有不同的物理定律。所以，我们碰巧看到自己身处少数几个可以支持生命存在的宇宙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你无法反驳上帝可能创造了多元宇宙的观点。

这都是假设，对多元宇宙理论的最大批评之一是，因为我们的宇宙和其他宇宙之间似乎没有相互作用，那么多元宇宙的概念无法直接测试。

量子不可思议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上帝是否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以上的地方。我们在空间科学中使用的许多科学和技术都是基于反直觉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原子和粒子的微观世界是量子力学。

这个理论支持了所谓的量子纠缠：诡异的连接粒子。如果两个粒子纠缠在一起，当你操纵它的时候，你会自动操纵它的搭档，即使它们相距很远，而且两个粒子没有相互作用。也有关于纠缠的描述比我的更好——但这个足够简单，我可以理解。

想象一个粒子衰变成两个子粒子，a和b。子粒子的性质加起来必然等于原始粒子的性质——这就是守恒原理。例如，所有的粒子都有一种被称为“自旋”的量子特性——粗略地说，它们运动起来就像微小的指南针。如果原始粒子的自旋为零，那么两个子粒子中必然有一个自旋为正，另一个自旋为负，这意味着a和B都有50%的几率自旋为正或负。根据量子力学，在你真正测量它们之前，粒子被定义为处于不同状态的混合体。

A和B的性质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是纠缠在一起的，即使它们位于不同行星上的不同实验室。如果你测量它的旋转，你发现它是正向的，然后想象一个朋友在完全相同的时间测量自旋的B，为了维持物理原理，她必须证实B的自旋是反向的。

但这就是事情变得模糊的原因。就像亚粒子A，B有50:50的机会是正的，所以当A的自旋状态被测量为正的时候，B的自旋状态“变成”负的。换句话说，自旋状态的信息瞬间在两个亚粒子之间传递，这种量子信息的传递显然比光速要快。爱因斯坦将量子纠缠描述为“幽灵般的远距离行为”，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可以理解这种相当怪异的效应。

所以，至少有一种东西比光速还快：量子信息。这并不能证明或否定上帝，但它可以帮助我们从物理的角度来思考上帝——也许是一簇纠缠的粒子，来回传输量子信息。它们可以同时出现在许多地方？甚至在多元宇宙同时存在？

我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上帝让星系旋转，同时也让行星自转——把信息包从一个宇宙抛到另一个宇宙，以保持万物和谐。幸运的是，上帝可以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保持空间和时间结构的运动，所需要的只是一点信念。

这篇文章已经基本回答所提出的问题了吗？我不这么认为：如果你信上帝（就像我一样），那么上帝受物理定律约束的观点就是无稽之谈，因为上帝无所不能，甚至比光速还快。如果你不信上帝，那么这个问题同样是荒谬的，因为根本就没有上帝，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光传播得更快。也许这个问题真的是不可知论者的问题，他们不知道是否有上帝存在。

上帝会在旋转银河系的同时又让行星自转吗？

这确实是科学和宗教的不同之处。科学需要证明，宗教需要信心。科学家们不会试图证明或反驳上帝的存在，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一个实验可以探测上帝。如果你相信上帝，那么科学家对宇宙的研究成果就无关紧要了——因为宇宙万物都被认为与上帝一致。

我们对上帝、物理或其他任何事物的看法最终都取决于视角。但让我们以一段真正权威来源的引文作为结束。不，它不是圣经，也不是宇宙学教科书，而是来自特里·普拉切特（Terry Pratchett）的《死神》（Reaper Man）:

“光认为它的速度比任何东西都快，但它错了。无论光速有多快，黑暗总是先它一步到达，等待着光的到来。”

谢选骏指出：人问“物理学如何证明上帝的存在”——我看“物理学无须证明上帝的存在”。因为耶稣基督说过“凯撒的东西归凯撒，上帝的东西归上帝。”根据同样的道理，可以说“科学的东西归科学，上帝的东西归上帝。”难道不对吗？要不然，调整一下——“科学的东西归科学，信仰的东西归信仰。”从此，物理学可以歇菜了，无须证明上帝的存在了；只要继续进行其盲人摸象的活动，就可以继续得奖了。

【61、西方文明背叛了基督教】

《基督教不是來自西方文明，而是改造了西方文明》（2021-12-25 鞏大衛/何光滬）报道：

不少人以為基督教是來自西方的，是西方文明的產物。事實是基督教在西方文明之前幾千年就已經有記載（見舊約），相反的是近代西方文明的發展是完全孕育自基督信仰在西方國家的生根、發育和成長！例如當今我們談論的西方古典音樂、建築和文學作品都是源自於基督信仰在歐洲的繁榮。

除此外，今天西方文明裏閃耀的光輝都是源發於基督信仰改變了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行為和理念，而推動了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下面是中國著名的哲學家何光滬教授從他研究哲學和宗教的角度來看基督教與西方文明的關系：

著名學者何光滬教授受邀在深圳基督教兩會工商分會，開講《基督教與西方文明》。

何光滬教授從西方文明的崛起是靠“科學技術、政治經濟、還是宗教信仰”講起，談到古典文明與古代宗教的關系，再談西方文明與基督教的關系，講述了基督教信仰在西方文明崛起中所起的作用。

古羅馬時代的古典文明，在輝煌掩蓋下的是社會的糜爛，道德的淪喪、集團利益的爭奪，就像癌細胞結團爭奪營養，最後導致整個國家的腐敗。古典文明因此“患癌”死掉了，但是基督教的信仰讓它重生，成為領先世界的“西方文明”。

何光滬教授說，這種巨大轉變的原因在於，無數社會成員因為信仰基督教，導致個人的行為改變，最後導致社會的風尚改變。這是幾百年間天翻地覆的改造。這種改造的結果，最顯著的有以下5個方面：

基督教信仰改變了古典文明下蔑視人生命的態度

何教授指出，古典文明對人生命的態度是：個人無足輕重，集體就是壹切。個人，只有作為國家或城邦的組成部分才有價值。何光滬教授說：“現在看來，這是非常落後的思想，因為馬克思主義也說國家是工具，目的是為了使人過得更好。”

何教授還指出，基督教則認為，人的生命是神聖的。它教導信徒不許殺人，堅決反對殺嬰、棄嬰和墮胎。

基督教會還普遍開辦孤兒院、照顧老人、病人、殘疾人、垂死的人。這些實踐活動經歷了很長的時間，逐漸改變了整個社會對人的生命的態度。

基督教恢復了婚姻的尊嚴

何光滬教授指出，在古典文明下的性關系很混亂，婚姻毫無尊嚴。以名畫《宙斯與麗達》為例，講到宙斯變成壹只天鵝誘奸人間婦女的故事：“因為古希臘古羅馬的神話、宗教對人沒有道德要求；他們的神不講道德，嫉妒、憤怒、報復是家常便飯，甚至亂倫、通奸也很常見。”

但是，基督教以《創世紀》為根據，明確主張壹夫壹妻制。基督教要求妻子要服從丈夫，同時要求丈夫要愛妻子直到為她舍命的程度。非常關鍵的壹點是，婦女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因為在對待婦女方面，耶穌自己做了榜樣。

壹些社會學家認為，耶穌對婦女的態度具有革命性。因為全世界古代都是男女不平等的，從耶穌開始，才有了男女平等的明確觀念。再加上“壹夫壹妻”制的實行，婦女地位才逐步得到提高。

教會又主張婚姻具有神聖性，所以，就連反對基督教的英國歷史學家吉本也不得不說：“基督教恢復了婚姻的尊嚴。”

學校、醫院、慈善和社會服務開始產生

何光滬教授說：“在古典文明中，沒有‘醫院’、‘慈善’和社會服務。救治病人或傷員的情況，只會發生在戰場上，因為傷兵治好了可以再打仗。但基督教會最早開始募集善款，幫助有需要的人、興辦慈善機構。

古典文明中也沒有‘有教無類’的學校，當時的上層人，包括哲學家都認為，與勞動人民、下層人接觸，是恥辱、無聊、沒意義的。

幫助病人是軟弱的表現，更沒有平等教育的觀念。

與之相反，基督徒認為，幫助弱者是堅強，是做上帝喜歡的事情。學校也是從教會開始的，教會先是辦了學校，後來逐漸變成大學。”

基督教信仰轉變了對勞動和財產觀念的態度

何教授指出，在古典文明中，人們鄙視勞動。上層人士依靠奴隸的勞動而生活，但他們把奴隸視為財產。著名哲學家亞裏士多德有言：奴隸是會說話的工具。

但這種對輕看勞動的觀念，是被基督教改變過來的，開始把勞動看為寶貴。使徒保羅是做帳篷的工人，甚至耶穌本人，也是木匠的兒子。基督教對勞動的態度是：不是勞動為了生活，相反，生活是為了勞動。

關於自由和公正觀念的轉變

何光滬教授說：“在古典時代，人民沒有自由、社會缺乏公正，人們也沒有“權利”、“人權”之類觀念，統治者的意誌就是法律。但基督教提出了相反的觀點，論證了人的意誌是自由的。甚至亞當夏娃能違抗上帝，也是因為上帝給了他們自由。

何教授還指出，基督教神學家和法學家把法律分成3個層次：

人定的法律、

自然的法律

神的法律。

並指出，人定的法律不壹定是公平的，有良法、有惡法（例如種族歧視的法律）。但是，人定法應該符合更高的法律即“自然法”，自然法的特點，就是公平（例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任何人都壹樣）。所以“公平、正義”的觀念，應該成為指導人定法的原則。在自然法的上面是神法，神法是自然法的來源：“上帝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

最後，何光滬教授總結說：“總而言之，古典文明滅亡之後西方文明的重生，是因為基督教的改造作用。這個文明的靈魂或生命力來源於基督教。

現代文明需要反思，如果失魂落魄，就會喪失生機，前途不堪設想！”

谢选骏指出：“基督教不是來自西方文明，而是改造了西方文明”这一说法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的说法，把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错当了西方文明。西方文明不是古典文明，而是古典文明+基督教+蛮族入侵的混合产物——这是需要厘清的历史常识。所以，基督教不可能改造尚未产生的东西，也就是说，基督教只能是改造了古典文明，不可能改造了西方文明。在我看来，基督教参与创造了西方文明，而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推崇异教，它形成的西方文明是世俗价值的与科学实证的，事实上开始背叛了基督教。

【62、向基督徒吐口水的下场就是“50年来最大的失误”】

《50年來最大情報失誤 以色列籠罩失敗和羞辱》（联合新闻网 2023-10-08）报道：

巴勒斯坦哈玛斯组织7日突袭以色列，打得以色列措手不及，随着哈玛斯大量火箭弹的发射、不少以色列士兵被俘被杀、甚至一名以色列女兵遗体被扒光了衣服羞辱……等视频流出，都让以色列上下笼罩着羞辱、失败、震惊的气氛中。

以色列人数十年来已习惯了冲突，但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一天，更重要的是，这次袭击让它引以为傲的军事及情报部门惨遭滑铁卢。

以色列海军前司令马罗姆（Eliezer Marom）质疑，哈玛斯渗透让以色列措手不及，这是一个重大失败。以色列军队及安全部门对哈玛斯的突袭毫无防备，他说“所有以色列人都在问，国防军在哪里？警察在哪里？安全在哪里？”

英国广播公司（BBC）直指这可能是自1973年赎罪日战争以来，以色列最严重的情报失误。 BBC指出，一些巴勒斯坦枪手在以色列控制的社区街道大摇大摆、绑架和杀害平民的场景，是公然的羞辱，将给以色列产生最深刻的冲击波。

以色列“国土报”指责，“以色列受到了羞辱和失败，即使摧毁哈玛斯控制的加萨，也无法弥补1973年10月6日开始的赎罪日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安全失败”。

50年前赎罪日战争也是由突袭开始，也广泛认为是以色列史上最大的情报失败，埃及与叙利亚军队在突袭中击毙数千名以色列士兵，50年后的今天历史重演，也让以色列各个政治派别都想知道，军方与情报机关为何怎会如此。

以军在遇袭后展开还击行动，然而外界仍指是仓皇应战。

让以色列人震惊的是，以色列与加萨的边界本来就是最森严的边界之一，用高科技围栏围起来，由军事哨所把守。但从突袭后传出的视频显示，哈玛斯武装分子使用推土机推倒了隔离墙并越过边境，似乎没有遭到以军抵抗。

军方几个月来一直警告，内唐亚胡极右翼政府削减司法机构权力引发包括士兵的抗议，是在削弱以色列的自卫能力。前副参谋长、前国家安全顾问达扬（Uzi Dayan）认为，哈玛斯的攻击反映出以色列各级领导层的失败。

网民嚎叫：

2maomao 发表评论于 2023-10-08 08:55:48

这是以色列版“珍珠港事件”， 从现在开始以色列将无任何顾虑约束去搞死哈马斯。以前以色列轰炸之前还有个“敲门行动”，打电话通知巴勒基坦平民先撤出再轰炸，看来文明对牲畜是无效的，以后以色列可以放开手脚开干了。

XM25 发表评论于 2023-10-08 08:16:00

内堂亚胡滚蛋吧！

milkywayguy 发表评论于 2023-10-08 07:29:43

以色列应该使用战术核武器彻底摧毁哈马斯武装

谢选骏指出：不久之前，盘踞在圣地犹太人，向朝圣“十架苦路”的基督徒吐口水。我当时就觉得以色列要出大问题了！果不其然——其下场就是“50年来最大的失误”。这还算是“好”的。犹太人也没看看他们教育出来的共产党中国，乱拔十字架，拔出了一个武汉病毒横扫全球，重创了血汗工厂的所有关系网和供应链。

《哈马斯袭击震惊以色列，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约朗德·奈尔（Yolande Knell）BBC中东特派记者发自耶路撒冷2023年10月8日上午9点41分）报道：

距离由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发动突袭开始的“赎罪日战争”已经过去五十年。星期六（10月7日），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又再次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击。

这次袭击出乎意料，而且还发生在另一个犹太节日。

加沙（Gaza，加萨）地带的紧张局势最近有所升温，但一般而言，主要的观点都认为无论是在那里掌权的伊斯兰组织哈马斯，或是以色列都不希望事态升级。

但结果却是相反。

这次冲突揭露哈马斯一直在计划一个复杂而协调一致的攻击。星期六当地时间清晨开始，由大规模的火箭弹攻击启动了突袭，其中一些火箭甚至达到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等远处，之后是巴勒斯坦枪手通过海陆空进入了以色列南部。

他们对以色列城镇和军事据点进行了多个小时的围攻，造成许多人死亡，并掳走了数十名以色列平民和士兵，把他们作为人质拘留在加沙。

这个可怕的剧码在主流和社交媒体上现场直播。

数千名在靠近加沙的田地里参加过夜狂欢的以色列人，迅速发现自己遭到了攻击。画面显示参与音乐节的民众拼命狂奔求生。

在她的伴侣开车找到她后，吉利·约斯科维奇（Gili Yoskovich）告诉BBC她是如何在树丛中躲避全副武装的枪手的搜捕。“他们一棵树一棵树地搜寻，到处都在开枪。我看到人们在我周围死去。”

我告诉自己说，“好吧，我快死了，没关系......只要呼吸，闭上眼睛，因为到处都是子弹在我周围发射。它们非常非常接近我。”

《今日以色列报》引述了基布茨贝埃里（Kibbutz Be'eri）另一位居民艾拉（Ella）的话，她对父亲感到担忧，在火箭弹袭击的警报响起后，她的父亲已经进入了安全室。

艾拉说：“他写信给我说恐怖分子在避难所里，我在加沙内部的Telegram上看到了他的照片。我仍然听到枪声。”

许多以色列人对以色列安全部队没有更快地帮助他们表示震惊。与此同时，在哈马斯频道分享的视频显示，有以色列军事哨所和坦克里的士兵被俘虏或杀害。

加沙也传来了庆祝的画面，被抢走的以色列军车在街上行驶。

“我对哈马斯迄今为止所做的感到高兴，为了以色列在阿克萨清真寺（al-Aqsa）的行为复仇”，加沙的一名年轻人告诉BBC。他指的是近来犹太人在以色列吞并的东耶路撒冷的圣地旅游参观，当时正值犹太“赎罪日”。

阿克萨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的第三圣地，也是犹太人的最神圣之地，被称为圣殿山。

然而，这名男子在接到附近将遭到以色列军事攻击的警告后离开他的公寓，他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表示担忧。

“我们很担心，我家在2021年的战争中，当沙鲁克大厦被以色列击中时，我们的商店就关闭了，这次哈马斯采取的行动更大，所以以色列的反应会更大。”

以色列的空袭已经导致加沙的医院不堪重负，当地受到严重破坏。

加沙地带是一个小小的沿海飞地，大约有230万巴勒斯坦人居住在那里，它在2007年被哈马斯接管，也就是在它赢得议会选举一年后。当时，以色列和埃及收紧了对该地区的封锁。

该地区依然贫穷，失业率约为50%。

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爆发严重冲突之后，由埃及、卡塔尔（卡达）和联合国斡旋的间接谈判帮助获得了成千上万的许可证，让加沙人在以色列工作，并放宽其他限制，以换取相对的安宁。

上个月，当数百名巴勒斯坦人开始加入加沙地带安全围栏旁的抗议活动，以提醒人们五年前开始的大规模示威活动时，人们认为这是哈马斯放行的活动，旨在迫使以色列做出更多让步，并获得来自卡塔尔的金援。

现在看来，这些小规模的集会似乎是为了转移注意力。一些人猜测他们实际上是否是在渗透之前，对安全围栏进行了解。

透过这次最新的突击，哈马斯似乎热衷于再次提升其作为激进组织的名声——其纲领仍然致力于要摧毁以色列。

在这次进攻开始时，神秘的哈马斯武装指挥官穆罕默德·戴夫（Mohammed Deif）呼吁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加入行动，以“扫除（以色列的）占领”。

就目前来说，一大问题是，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或该地区其他地方的巴勒斯坦人是否会听从他的呼吁。

毫无疑问，以色列认为这场战争可能会在多个前线上爆发。最糟糕的情况是，它可能会吸引强大的黎巴嫩激进组织真主党（Hezbollah）的参与。

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已经下令大规模增派部队。除了对加沙进行猛烈空袭外，它还表示计划在那里进行地面行动。

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希望将捉拿的以色列士兵和平民，作人肉盾牌或交换筹码，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麻烦。

以色列军方已经下令大规模增援部队。除了对加沙强烈空袭外，它还表示计划在那里进行地面行动。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将军（Daniel Hagari）称：“我们目前正忙重新控制该地区，进行广泛打击，特别是关注加沙地带周围地区”，他说，“我们将对该地区进行非常严格和彻底的检视。”

尽管对该地带的全面检视可能还有一段时间，但毫无疑问，以色列的情报和安全机构将审视自己，为什么他们没有预见到这一行动的到来，以及为什么没有设法阻止其巨大后果。

谢选骏指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以色列要好好忏悔向基督徒吐口水的罪，否则下场就是“50年来最大的失败”！

《以巴爆发另一场大战 直接冲击乌克兰抗俄战争》（中时新闻网 2023-10-08）报道：

以色列7日遭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玛斯（Hamas）突袭，死伤惨重后，随即大举发动报复攻击，图为加萨遭以军空袭后，一栋建筑瞬间化为断垣残壁。

以军对加萨大举发动报复性攻击：

以巴冲突加剧　誓言将加萨夷为平地 @ChinaTimes就在俄乌战争持续，毫无结束迹象之际，中东却爆发了另一场大战，由于乌克兰和以色列都需要支援，或许会迫使美国如何就有限的军火做出棘手的决定。

据《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网7日报导，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玛斯（Hamas）周六早对以色列南部发动突袭，导致境内死伤惨重后，拜登政府承诺，将坚定提供支援。美国防长奥斯汀（Lloyd Austin）在声明中说，未来几天五角大厦将设法确保以色列得到自卫，还有保护平民免遭无差别暴力攻击和恐怖主义所需的东西。

好几十年来，再也没有其他国家像以色列般，从华府获得那么多军事援助。单是今年，以色列就可望获得美国总金额达38亿美元的安全援助。然而，由于俄罗斯2022年全面侵略乌克兰，美方将注意力和武器从中东转移。

以军报复空袭，加萨1大楼瞬间坍塌。

据《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1月报导，美国从以色列境内“鲜为人知的大批弹药库存”中提取砲弹，以供应乌克兰。此外，华府至今已从国内转交基辅超过200万枚举足轻重的155毫米砲弹，以协助击退俄军。

另一方面，五角大厦上个月说，计划2025年以前，每30天生产10万枚 155毫米砲弹，虽然这远比今年稍早的月产量仅14,000枚多，但乌军每天大概需要多达6,000枚砲弹，因此光这样做，可能还不足以供应乌克兰的防御所需。

据接受《泰晤士报》（The Times）採访的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说，这计划目的在于提供乌克兰约30万枚北约（NATO）标准弹药。而据CNN说，当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说，那是“美国人的事”，但如今他们可能不会再认为事不关己了。

据巴勒斯坦卫生部说，以色列已对加萨发动报复攻击，导致当地超过200人丧生、1,600人受伤。而据以色列《国土报》（Haaretz）说，在2014年的以巴战争中，以色列国防军对加萨起码发射了3.2万枚砲弹。

网民嚎叫：

XM25 发表评论于 2023-10-08 14:37:00

两场战争力量对比不一样。以色列空军是非常强大的。

bsmile 发表评论于 2023-10-08 14:28:29

第一感觉的确是乌克兰那边要出大问题。看以巴战争能够延续多久吧，如果几天的话应该还好，一个月的话乌克兰弹药要出问题了。

谢选骏指出：与其说这是俄国在中东开辟的第二战场，不如说是犹太人向基督徒吐口水的“蝴蝶效应”——多行不义必自毙。九年前，伊斯兰国猛杀基督徒，结果已经自取灭亡了——现在，吐口水的犹太人和穆斯林又互撕起来了！

【63、新冠疫苗打不过上帝】

《新冠疫苗：美国欲发100美金吸引接种　盘点世界各地“金钱的诱惑”》（2021年7月30日BBC）报道：

拜登说，有人因为没能打上疫苗，而无辜牺牲。

为应对新冠病例激增，接种率不理想的现状，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呼吁各州向新接种的公众发放100美元（646元人民币）。

拜登对美国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发布一项严格的疫苗要求，命令要求政府雇员出示疫苗接种证明，否则将被强制检测和强制要求佩戴口罩。

联邦政府工作人员是美国最大的劳动力队伍，约有200万人。拜登希望以此为榜样，鼓励其他国民跟随。

在华盛顿的BBC记者芭芭拉·普莱特·厄舍尔（Barbara Plett Usher）指出，美国目前有不少人不愿听信拜登的说法，而这些人主要来自右翼政治光谱。

BBC记者指出，拜登总统在多数时候不能迫使民众采取行动，但他有权对联邦雇员动手，影响力及于数以百万计公务员。

疫苗推广不平衡加变种病毒困境 IMF调整全球经济复苏预期

新冠变种病毒Delta 致疫情反弹 疫苗第三针加强剂起争议

BBC事实查核：拜登宣布美国将捐五亿辉瑞疫苗 但能否有效打击新冠疫情

美国“入局”挑战“疫苗外交” 全球疫苗供应赛进入下半场

拜登为何现在为疫苗接种者发钱？

根据官方数据，美国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口完整接种两针疫苗。 尽管有大量疫苗在手，可供民众免费接种，美国的新冠疫苗接种率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

白宫努力敦促那些犹豫不决的人接种疫苗，但遇到反疫苗情绪、虚假信息和政治分歧的障碍。

美国一些地方已开放对未成年青少年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拜登周四（7月29日）在白宫发表讲话时说，新措施是高度传染性的变异病毒Delta扩散的结果，而“未接种疫苗者（造成）的大流行”使情况变得更糟。

拜登说：“有人正在死亡，将会死亡，但他们不该死。”

拜登补充说，货币激励措施似乎对已接种疫苗的美国人不公平，但“如果我们能让更多人接种疫苗，我们都会受益”。

拜登说，联邦政府将“全额报销”为工人提供带薪休假以接种疫苗的中小型企业。虽然拒绝接种疫苗的政府工作人员不会被解雇，但白宫此举旨在为全国其他雇主树立榜样。

拜登要求政府雇员出示疫苗接种证明，否则将被强制检测和强制要求佩戴口罩。但公共卫生专家警告说，每周检测并不是阻止疫情爆发的有效方法。

这位民主党总统还谈到主要在保守派圈子里传播的理论，即接种疫苗不安全。他强调这些疫苗“没有任何政治性”，这些疫苗在共和党政府的领导下开发和授权，在他的领导下进一步分发。

上个月一项研究表明，超过99%的新冠死亡病例发生在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的最新数据，美国有近70%的成年人至少接种过一针疫苗。但美国全国各地的疫苗接种率不同。南部和西部地区现在正在经历新冠疫情爆发，其接种率要低得多。

这是因为与新冠病毒有关的死亡人数攀升至每周约2000人。美国的新增病例数量现在处于过去三个月的最高点，每天有大约6万人确诊。

本周初始，CDC建议在新冠病毒传播率较高地区的公众在室内佩戴口罩。

由于经济实力的差距，不同国家的疫苗接种进度相差悬殊。这也会影响全球克服疫情的进展。

美国吸引民众接种新冠疫苗活动不乏奇怪奖赏，例如赠送大麻烟。

除开美国政府，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商业机构和组织早已各显神通，纷纷推出诱因欲提高疫苗的接种率。

香港商界于6月开始陆续推出打针送楼、送车、送黄金、送信用卡免签帐额等诱因。截止7月29日晚8时的数据，香港约有310万人接种第一针疫苗，有约230万人接种第二针，完整接种率为34.7%。约一个月内接种率提高20%左右。

目前并无直接证据证明香港市民的接种意愿提升全部直接来自于商业奖励的提振。但香港商界的措施确实有一定作用。

今年5月泰国清迈地方官员报告每日接种需求从数百人升至数千人。这全靠推出“打针送牛”抽奖。当地推出2021年以内凡是接种疫苗的当地居民，每周都有机会获得一头牛的奖励。

美国的利诱措施包罗万有。有些让疫苗接种者参加100万美元奖金抽奖，有些请喝啤酒、吃馅饼，甚至赠送大麻。中国有些地方给打疫苗人士发鸡蛋、购物折扣券和各种商品。

塞尔维亚政府上月宣布，凡是接种疫苗，都能获发大约30美元现金；印度让群众自拍接种疫苗照片参加评奖，胜出者奖金约70美元。

澳大利亚医疗用品管理局（Therapeutic Goods Agency，TGA）授权该国医生、药剂师与工作场所奖励自愿接种疫苗的人。

谢选骏指出：拜登总统为何也搞大撒币？原来新冠疫苗失灵了——

《擋不住Delta 美研究：染疫者中74%已打完疫苗》（中央社華盛頓30日專電 2021-07-30）报道：

美國衛生當局今天公布一份最新研究發現，7月麻薩諸塞州發生多起群聚感染，469起個案中高達74%已打完疫苗，且體內病毒量與未接種疫苗者相當，再再顯示Delta變異株傳染力驚人。

台灣近日有入境旅客打完2劑疫苗仍確診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引發外界關注。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今天公布一份與麻州衛生局共同進行的研究發現，類似「突破性感染」並沒有預期罕見，發生機率其實頗高。

根據研究報告，麻州巴恩斯特伯郡（Barnstable）7月發生多起群聚感染事件，共有469例確診個案。專家完成133例病毒基因定序，其中90%感染的是最早在印度發現的Delta變異病毒株。

研究發現，確診病例中有346人已打完疫苗，比例高達74%，其餘不是沒打疫苗，就是尚未完成2劑接種或接種情況不明。在已打完疫苗個案中，有274人（79%）出現症狀，例如咳嗽、頭痛、喉嚨痛、肌肉疼痛或發燒。

美國公衛專家先前多指，絕大多數住院或重症病患未施打疫苗。但研究發現，入院治療的5名病患中，有4 人已打完疫苗，年齡介於20至70歲間，但其中2人有潛在疾病。截至目前尚未有死亡個案。

此外，專家檢視211例確診病例Ct值發現，已打完疫苗個案的Ct值中位數為22.77，與未接種疫苗者的21.54相去不遠，代表兩者傳染力相當。

在疫苗施打種類方面，根據研究報告，46%突破性感染個案是打輝瑞（Pfizer）／BNT疫苗，38%是打莫德納（Moderna）疫苗，16%接種的是嬌生集團（J&J）單劑型疫苗。

雖然研究結果令人憂心，但報告提醒，研究資料並不足以對疫苗效力做出結論，包括在對抗Delta變異株上；隨著疫苗覆蓋率增加，打完疫苗者所占確診數比例本來就可能提高。

但報告強調，從研究結果能得知Delta變異株具高傳染力，因此即便傳染率不是特別高或顯著的區域，也應考慮擴大防疫措施，包括在公共室內空間一律戴口罩。

美國目前疫苗接種率為57%，其中成人部分達69%，過去7天日均新增6萬6606例確診，疫情有再升溫趨勢。為對抗Delta變異株，CDC在27日建議民眾，即便已打完疫苗，在疫情熱區室內仍應戴上口罩。

谢选骏指出：新冠疫苗明明打不过病毒，拜登却说，“有人因为没能打上疫苗，而无辜牺牲。”这简直是其患有老年痴呆症的明显证据了。

《CDC：Delta病毒傳染力堪比水痘 恐引發重症 這場戰爭已轉變》（中央社紐約綜合 2021-07-30）报道：

CDC建議「高風險」地區的民眾，無論是否接種，在室內場所都應戴口罩。

「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今天報導，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的內部文件形容，Delta變異株的傳染力堪比水痘，並警告恐引發重症。

「華盛頓郵報」網站張貼的CDC報告中說，Delta變異株更容易突破疫苗保護，但也稱這種狀況十分罕見。

CDC在報告摘要中表示，Delta變異株具高傳染性，引發的症狀很可能比起其他變異株更加嚴重，且突破性感染（接種疫苗後感染病毒）的傳播力，可能和沒接種疫苗者相比差不多。

不過，CDC的數據顯示，對完成接種疫苗的人來說，疫苗在預防重症、住院與死亡方面，仍然高度有效。

這些結論，很可能會引發是否有必要再度實施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等措施的相關辯論。即使是在已經廣泛施打疫苗的國家以及已放寬封城限制地區。

CDC報告中建議，除了施打疫苗之外，民眾普遍需要戴口罩，以降低病毒傳播。

「紐約時報」同樣引述報告內容表示，這就是為何CDC本周政策大轉彎，呼籲打完疫苗的民眾，在疫情熱區室內仍應戴口罩。

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主任瓦倫斯基（Rochelle Walensky）告訴紐時，最新研究顯示，已接種疫苗仍感染Delta變異株的人，在鼻子與喉嚨仍帶有大量病毒。

瓦倫斯基也證實這份報告的真實性，她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我想民眾必須要理解，我們不是在喊狼來了，這真的很嚴重。這是已知傳染性最高的病毒之一，麻疹、水痘，還有這個（Delta變異株），都非常高。」

報告指出，Delta變異株比起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原始病毒株更具傳染力，也比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伊波拉病毒（Ebola）、一般感冒、季節流感，以及天花病毒的傳染力都要強。報告表示，Delta變異株的高傳染力堪比水痘。

不過報告也表示，Delta變異株的致命性大致與原始病毒株相同，而SARS和伊波拉等其他疾病，都有更高致死率。

文件指出，CDC下一步是要立刻「承認這場戰爭已經轉變」，提升大眾對突破性感染以及接種疫苗的人可大幅降低罹患重症風險等認識。

紐約時報指出，CDC可望在30日公布更多有關Delta 變異株的資料。

谢选骏指出：上述报告语无伦次，自相矛盾，可见美国政府面对病毒，已经陷入了高度混乱。新冠疫苗“打不过病毒”，为何变成了“打不过上帝”？因为在我看来，注射疫苗就是不思悔改的努力——这些人们企图通过注射疫苗而回到以前的罪恶生活之中去，而完全不顾那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世界各国现在流行的“GDP竞赛”，其实就是这种趋向死亡的游戏！

【64、新教与旧教竞相世俗化的五百年】

《迎向宗教改革五百年的反思》（郭鸿标/ 2016年12月5日）报道：

引言：二〇一七年是记念宗教改革五百年的重要日子，怀念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于一五一七年提出《九十五条条文》，引发后来一连串的教会改革行动。马丁路德是宗教改革的巨匠，他的神学博大精深，并且有深度的属灵体会。不过，提出与推动宗教改革的人，在路德以前及以后都有值得后世传颂的人物，例如约翰胡司（Jan Hus）、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慈运理（Ulrich Zwingli）及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还有重洗派（Anabaptist）。因此，记念宗教改革运动，应该不单局限在马丁路德身上。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历史

为什么宗教改革出现？因为教会生活与时代脱节，教会生活政治化和市场化。教会为了增加财政来源，误用赎罪券。不过在文艺复兴的潮流中，任何「黑箱作业」的作法也会受到质疑。当时对古典文字的学习，让人学习希伯来语及希腊语研究圣经。路德的寻根究底精神，令他敢于挑战教廷的权威。加上印刷术流行传播宗教改革思想，城市化与中产阶级出现，形成一股力量。国家主义令人反对罗马教廷干预个别国家内政。在各种条件互动底下，宗教改革成为一场运动。

马丁路德的属灵经历

路德于一五〇二年文学硕士毕业后，开始读法律。但是他在一场风暴中向圣者求救立志作修士。当时欧洲有黑死病，很多人四十岁便离开世界。路德追求得救的确据和内心的平安。路德获得栽培，一五〇九年获圣经硕士。一五一〇年与另一位修士代表修道院到罗马寻求修会会长支持改革。可惜他们看见的是神父生活败坏；他们改革教会的心更加强烈。一五一一年路德到威登堡修院工作，一五一二年任副院长，获神学博士，任圣经教授，一五一四年任威登堡教堂主任、奥古斯丁修会副区长。自一五一三年起，路德讲授诗篇（1513-1515），罗马书（1515-1516），加拉太书（1516-1517），希伯来书（1517-1518）。路德从圣经研究中发现神的义与人被称义的关系。一五一七年路德发表《论赎罪券的效能》，引起大家对赎罪券的讨论。一五一八年路德于海德堡奥古斯丁修会三年一次大会发表意见，称为《海德堡辩论》。一五一九年在莱比锡与埃克（Johann Eck）进行辩论，强调教宗与教会议会可以有错；只有圣经无错误。路德承认自己与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和约翰胡司（Jan Hus）接近，而这两位则被视为异端。一五二〇年罗马教廷宣判路德有罪，要他六十天内收回言论。路德没有放弃；相反写作其他作品：《论善功》、《论罗马教宗职权》、《致德意志基督徒贵族的公开信论基督徒社会改革》、《教会被掳巴比伦》、《基督徒的自由》。一五二一年罗马教廷宣布驱逐路德出教会，路德后期部份从略。

教会生活政治化和市场化与补赎制度被误用

一三〇九至一三七七年间七位教宗住在法国的亚威农（Avignon），大部份枢机主教都是法国人。一三七八年教宗返回罗马，法国教宗格哥利十世（Gregory X）去世后，意大利团队选出一位意大利教宗乌尔班六世（Urban VI），法国枢机主教团认为选举不合规格，不算有效，并选了一位法语背景的克来门特七世（Clement VII）。一三七九年克来门特七世返回法国的亚威农。因此，教会出现两个教宗，两批枢机主教，一个集团在意大利的罗马；一个集团在法国的亚威农。一四〇九年教会议会宣告设两个教宗是分裂教会的表现：罗马的格哥利十二世（Gregory X）和亚威农的本笃十三世（Benedict XIII）。教会议会决定另立新教宗亚历山大五世（Alexander V）。不过议会没有要求两位前教宗辞职，所以当时有三位教宗。

一四一五年罗马的格哥利十二世愿意辞职；但亚威农的本笃十三世拒绝辞职。一四一七年教会议会决定废除亚威农的本笃十三世；但他退到西班牙一个堡垒继续做教宗，又有他的枢机主教，直到一四二三年。一四一七年教会议会决定选马丁五世（Martin V）为教宗。当教宗以罗马为基地，边缘化法国人的时候，法国在经济上不会支持罗马的教廷。在这个背景底下，教廷需要金钱维修教堂。一四七五年上任的教宗利奥十世（Leo X）需要大量金钱兴建圣彼得大教堂和还有其他用途，便通过教廷印发赎罪券。

罗马天主教补赎（Penance）制度是信徒犯罪后要悔改（Contrition），向神父告解（Confession），得到神父宣赦后要有贡献（Contribution）。既然信徒得到神父宣赦后要有贡献，教廷又需要金钱，教廷可以发一张证明，表示他的罪得到赦免。这张证明就是「赎罪券」（Indulgence）。当时有圣职买卖的事，德国迈恩慈大主教亚尔伯特（Archbishop Albrecht of Mainz）用了大量金钱购买圣职，所以认同教会发赎罪券，增加收入。很多圣职人员没有足够的圣经及神学训练，只能做宗教礼仪。信徒中有很多迷信行为，既不明白圣经，又将基督教民间宗教化。

对路德的改革之路的反思

路德没有分裂教会之心，一五一七至一五二〇年路德为他的立场辩护。路德希望寻找真信仰，帮助人回归真神。路德问「得救的确据」是什么？路德问「罪人如何被称义」？不过，路德摇动了教廷的建制。一五二一年路德被驱逐出教，路德人身安全受威胁；但有诸侯保护支持。路德其他神学观点从略。迎接二〇一七年宗教改革五百年，我们可以问自己：我清楚自己得救吗？我清楚知道自己被神无条件接纳吗？我清楚「得救的确据」是什么吗？我清楚「罪人如何被称义」的福音吗？我渴慕神的道吗？我的事奉是为了证明自己；还是为了感谢神呢？

马丁路德于一五一七年十月卅一日在德国威登堡教堂门上贴上《九十五条》，反对教会贩卖赎罪券，误导人以为可以用钱买神的救恩。一五一七至一五二〇年间，路德出版三部著作：《九十五条》、《教会被掳于巴比伦》、《基督徒的自由》。一五二〇年路德被逐出教会，一五二一年神圣罗马大帝查理五世以皇帝的权力下令路德到沃木斯（Worms）国会受审，路德表明他的良心只是服从圣经的真理——不是教宗的权威，不是教会议会的权威；而是「唯独圣经」才是真理的基础。路德解释诗篇一一九篇的时候，提出：「祈祷，默想，属灵争战，造就一个神学家。」（Oratio，meditatio，tentatio，faciunt theologum.）

一五一八年路德在海德堡辩论（Heidelberg Disputation）提出「十架神学」观念，强调神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启示神的荣耀。神在人看来软弱失败的十字架刑具上，成就神奇妙的救恩。世人却高举人的理性，人的荣耀，大自然的荣耀来描述上帝。这就是当时天主教的「荣耀神学」；但是路德却从圣经发现「十架神学」的道理。

回顾十六世纪教会世俗化的危机与路德的回应，引发我们思想今天神仆人的责任。为什么十六世纪天主教要贩卖赎罪券呢？因为教会需要钱建大教堂，所以有人建议将信徒告诫认罪，得到神父宣赦后，自由奉献的方法规范化，让信徒购买赎罪券作一种凭据。有人甚至把赎罪券所赦免的范围，由今生不致死的罪扩展到死后在「炼狱」应受惩罚的罪都可以赦免。

路德与承继宗教改革精神的教会不同意「炼狱」的教导，十六世纪反对赎罪券的论点是，教会为了钱，不惜将赎罪券所赦免的范围不断扩大，完全忽略耶稣基督才是赦罪的主，他白白牺牲在十字架上。教会领导层的无知无能，把教会带到世俗化的路上，令信徒走入迷途。祈祷，默想，属灵争战，造就一个神学家；迎向二〇一七年宗教改革五百年的重要日子，我们需要按圣经真理检视教会的宣讲、教导、领导内容，让我们不至失去宗教改革的精神。

约翰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历史

十六世纪宗教背景是，当时法国有一千五百万至一千六百万人口，德语区有一千二百万人，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有一千万人、英国有三百万人。根据一五一六年博洛尼亚协约（Bologna Concordat），法王法兰西斯一世（Francis I）得到教宗利奥十世同意，有权提名及任命主教。天主教的法王法兰西斯一世支持德国宗教改革，目的是削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一五二四至一五二五年闵斯特（Münster）农民革命，一五二五年路德与人文主义者伊拉斯姆（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争论人的自由意志的问题。一五二九年路德与慈运理（1484-1531）争论圣餐的问题。

约翰加尔文（1509-1564）于一五一三年（十四岁），被送到巴黎，先在大学城（Collège de a Marche）受教育，受马图林科迪尔（Marthurin Cordier）影响，敬虔的焦点是「现代灵修」（devotio moderna）精神对耶稣基督的位格的重视和现代教育方法，即文艺复兴的「回到原典」（ad fontes）的方法，也是人文主义者伊拉斯姆重视的方法。后来加尔文在蒙太古学院（Collège Montaigu）读文科（Liberal Arts）。一五二八年加尔文父亲送加尔文到奥尔良读法律，一五二九年加尔文的文章还未有反罗马天主教言论。一五三〇年神学系老师反对皇家学院（Collège Royal）部份老师认为要按希伯来及希腊语圣经原文检定拉丁文武加大译本。一五三一年加尔文在书信里表达基督徒良心自由的意见。

一五三二年，加尔文在书信里表达政治领袖要有宽容美德的意见。一五三四年加尔文在《灵魂睡觉》（Psychopannychia）指出基督徒良心自由并不表示个人属灵经验可以超过教会对圣经的解释。一五三四年法国出现拘捕宗教异见份子，一五三五年一月加尔文离开法国到瑞士的巴塞尔。人文主义者伊拉斯姆（Erasmus）刚在巴塞尔。一五三六年加尔文在巴塞尔出版《基督教要义》（ Christianae Religionis institutio），目的是向法国皇帝说明法国巴黎的宗教改革与重洗派，与分裂教会或政治叛乱不同。

加尔文在神学上，寻找路德与慈运理之间的路线。 《基督教要义》的神学，主要是跟路德的。加尔文将《基督教要义》不断修改，拉丁文版1539，1543，1550，1553，1559。法语版1541，1545，1551，1560。一五三六年九月一日，加尔文开始在日内瓦的工作。日内瓦是独立市，在加尔文到达前已经与天主教脱离关系。日内瓦是难民之都，一五三六年有一万人口，一五三八年有一万二千人，一五六〇年有二万一千人。

弗朗索瓦兰伯特（Franois Lambert）与纪尧法野勒（Guillaume Farel）在日内瓦讲道，推动宗教改革。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岗位是圣经「宣讲者」（Rector，Reader）。一五三八至一五四一年加尔文离开日内瓦到斯特拉斯堡（Strassbourg）。一五四一年加尔文回日内瓦，进行教会与政府的改革。首先，加尔文从讲道开始。一五四二至一五四三年加尔文草拟日内瓦宪章。一五四八至一五五五年加尔文面对两大重要挑战：政治上的反对、预定论争论。一五五五至一五六四年加尔文修订《基督教要义》。

「上帝的主权」的信仰落实

基督徒承认「上帝的主权」，意思是承认上帝是个人生命的主、家庭婚姻的主、职场上的主、经济领域的主、政治领域的主、国家民族的主、世界历史的主、宇宙的主。若果我们在任何领域已经有另一位主，那就是「偶像」。如果我们口头称上帝为主；却在行动上有另一位主，那就是「虚伪」。基督徒承认「上帝的主权」，意思是愿意按照圣经的权威，审视自己对财富、婚姻、家庭、社会、经济、政治的价值观。不过，很多人都已经将自己一套价值观看为绝对，不愿意聆听，不愿意接纳不同意见。更严重的是要把异见灭声，要把看不过眼的人赶尽杀绝。

基督徒是人，也受社会风气影响。实际上，也有基督徒先入为主的在不同领域已经有他的「主」，然后在外面加上信仰的外衣，挂上「基督是主」的牌子，将从世界来的价值观等同上帝的旨意。迎向宗教改革五百年，求主帮助我们愿意在人生每一个领域承认「上帝的主权」，尊主为大。

谢选骏指出：人说“迎向宗教改革五百年的反思”——我看这个“反思”毫无反省悔过之意，完全没有意识到，宗教改革的主要成果，就是“新教与旧教竞相世俗化”——这个五百年，不仅分裂了西方教会，而且培养了一帮小教皇、土教皇，但在防止教会世俗化的方面，却可说是乏善可陈。

新教与旧教竞相世俗化的五百年（1517——2017年），还催生了邪恶的十月革命（1917年）——难怪人说，列宁就是俄国的马丁路德、俄国的穆罕默德！

【65、新千年只能属于耶稣基督】

《除资本主义别无选择？——评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陈喜贵 2003年1月11日）报道： 

西方纪元的千年之交常常被赋予人为的含义，似乎某种东西已经结束，而另一种东西必将开始。《中华读书报》日前刊出陈喜贵的书评《"别无选择"和"可能的选择"——评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说：正如脱离了运动变化的时间没有意义一样，脱离了历史事件的纪年也没有任何意义。所谓"历史已经终结"也不过是一种伪黑格尔式的命题。

人们不得不要问，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真的意味著千年之交的制度转换吗？一种历史尝试的失败真的意味著现存制度的彻底胜利吗？两极之中一极的消失真的意味著另一极的永恒吗？ 

今天，我们看到，在欢呼西方世界胜利的声浪尚未平息的同时，资本主义已经让人失望重重，欧洲的大量失业、美国工薪阶层的贫穷、财富的积累和贫穷的积累之间的巨大反差、"有者"之国与"无者"之国之间的鸿沟、失控的增长与环境的冲突、公然的种族歧视和性别偏见，令人惊愕不已。但是西方庞大的宣传机器却仍在铺天盖地或偷偷摸摸地在全球散布著"除资本主义之外，历史已别无选择"的言论。似乎要想走出目前的困境，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出路。正是决心打破这种神话，西方著名学者丹尼尔·辛格（Daniel Singer）在其著作《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曹荣湘、褚松燕、丁开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对"别无选择"展开了讨论，提出了一个大胆超越资本主义的视野。 

文章说，丹尼尔·辛格不是某位"前--"或"后--"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位颇受冷落、普普通通的社会主义者。但是，他的雄心在于帮助人们恢复曾经盛行而现在被放弃的信仰：可以凭借集体政治行动来重构社会，从而改变人类自身的命运，在"别无选择"之外探索一种"可能的选择"。 

在《谁的新千年》中，辛格首先探讨了"别无选择"论的起源。"别无选择"论调之所以盛行，是因为"曾经的选择"的失败，即作者所谓的"遗产"。他从布尔什维克革命开始，分析了苏联的历程，指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并不像它曾经被描述的那样引人入胜，相信经济进步会导致政权解放的乐观假设为什么没有成为现实。由此，辛格讨论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成就与不足，解释他那种自上而下的革命为什么会以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告终。毫无疑问，苏联的解体给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美国现在成为了惟一的超级大国，资本主义也失去了它潜在的敌人，而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葬礼"也并没有给社会民主主义带来新的生命力。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解除管制、放松国际金融监管，都大大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某些权力，降低了它们实行凯恩斯式管理的能力。经济危机的威胁使完全就业和福利国家的承诺成为泡影。所以，辛格在《谁的新千年》一书中指出，西欧左翼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重新创立一种根本的方案，要么投降了事。我们所面临的"遗产"就是资本主义之外的一种历史性尝试的失败，以及由此造成的恶劣影响--人们对左派社会革命的主张似乎已失去了信心，而"别无选择"论则大行其道。 

辛格试图从"变动的欧洲"中探讨新的希望之源。他的用意并不是苦苦思索欧元如何在美元面前坚挺，或者统一后的德国如何在欧洲一体化方面扮演关键的角色，而是希望找到真正的变革将来自何处。为此，辛格分析了俄罗斯、波兰和法国三个案例。他将俄罗斯和波兰的例子联系起来，表明在未来的几年内，光明很可能不是来自东方。而1995年的法国工人运动和群众游行则显示了西方反抗力量的潜力。在辛格看来，这场运动可能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转折点，是第一次反抗"别无选择"的革命运动。这显然是将希望寄托于西欧，在那里，工人阶级运动的意义在于面对命运的判决表明有所作为、进行反抗的态度，所以辛格说，"否定才是关键的第一步"。只有拒绝了他们的未来，我们才能为自己设计另一个未来。 

文章说，那么，另一个未来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辛格提出了自己对未来的设想。不过，这一部分与其说是提供答案，不如说是提出和列举问题。他认为，如果左翼运动、工人运动或说进步运动要想再次贴近现实，要想动员群众，哪怕不能帮他们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也要帮助他们成为自己生活的主角，就必须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可以看出，辛格首先关心的是工作在我们这个巨变的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他否定了"工作的终结"的说法，认为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幻想的终结"--那种认为现行体制能够为所有人提供稳定、公平和越来越多就业机会的幻想的终结。其次，辛格探讨了如何将现代劳动阶级联合起来，以及它是否能在这个全球化世界里扮演历史性的角色，还探讨了寻求平等的同时如何不牺牲自由等问题。在这些探讨当中，辛格始终抓住两个主题：第一，所有的解放斗争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不管每一次反抗运动多么重要，不管其独立性多么宝贵，潜在的整体总比其部分更加重要，只有依靠另一种能够彻底击败和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才能把它赶出历史舞台；第二，所有的斗争都是在现存社会中开始并促使我们超越其界限的，因此，辛格呼唤一种"现实主义的乌托邦"。 

需要指出的是，《谁的新千年》并不是一本宣布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社会主义新千年即将来临的宣告书。它并不是对胜利确定性的宣言，而只表明一种可能性--在所谓"别无选择"的命运面前寻求另一种选择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反抗的立场显然与马克思不无关系。正如辛格所说，"卡尔·马克思是批判阶级社会、资本家统治的伟大分析家；尽管他不是永恒的，但直至如今，他仍然是这颗星球上一抹耀眼的光辉。"马克思对许多未来的事情作出惊人的预测，但他不可能考虑到我们社会的许多特征。可见，辛格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态度和立场，他对资本主义作出了现代的批判，他在苏联的尝试失败之后探索新的方案。辛格相信过去群众运动所无条件接受的、作为一种模式的社会主义概念一去不复返了，同时，主张我们可以设想一种相当清晰的新的社会图景，召唤人民加入到不断反抗的政治行动之中来。 

总之，《谁的新千年》一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拒绝了当前流行的顺从式、随波逐流、不负责的种种说教，它尽力在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压力之间找到了一条出路，表明了一种在"别无选择"之处寻求另一种"可能的选择"的姿态。它无疑是广大读者值得一读的文本！

谢选骏指出：上文概属马魔附体的丧尸作文，根本不懂新的千年和老的千年一样，都是耶稣基督的纪年啊！除非共产党把“公元”也给改成共产党纪年，否则“谁的新千年”纯属多此一问，欲盖弥彰。

【66、虚拟教会与电信诈骗】

《为什么说在元宇宙里的教牧是“福音的网飞”》（Leonardo Blair，Christian Post Reporter 2022年06月1日）报道：

游戏VRChat通过赋予社群创造能力而提供无止境的虚拟社交组合。

路加福音14章15-25节耶稣讲述筵席的比喻里，当原先被邀请的客人拒绝了主人的盛情，预备好盛筵的家主被迫差遣仆人“到城里大街小巷”去找人，“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享受他的慷慨。

就像路加福音中主人的盛宴一样，美国许多传统用砖瓦建造教会提供的内容正在被社会和基督徒所拒绝。这一现实正迫使越来越多的教会关闭或缩减他们的项目，因为他们在持续的新冠大流行中努力填补他们的座位，而不信教之人的队伍继续膨胀。

2020年，当这一流行病进入第一年时，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基督教福音派民调公司巴纳集团（Barna Group）的总裁大卫·金纳曼（David Kinnaman）和洞察力总监（director of insights）马克·马特洛克（Mark Matlock）引用了先前的研究，强调大多数在教会中长大的年轻人在成为年轻成年人时要么离开他们的信仰，要么离开教会。

他们还警告说，除非采取措施抑制其影响，否则疫情将使这种信仰危机更加严重。

3月，巴纳的另一份报告显示，虽然根据定义，基督徒是接受并帮助传播福音的耶稣的门徒，但现在大多数人将他们的精神生活视为个人私事。许多重生的基督徒认为，他们不需要与他人分享他们的信仰，原因包括：“他们可以通过不同的宗教信仰进入天堂”，“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判断他人。”

上个月，《基督邮报》还报道了教会越来越多的听众份额如何迁移到元宇宙中的在线事工，社交媒体巨头脸书（Facebook）的代表谢冯·刘易斯（Che'von Lewis）称其为“社交技术的下一次进化和移动互联网的继承者。”

脸书的母公司Meta Platforms Inc正在大力投资元空间，刘易斯将其描述为“一组虚拟空间，你可以在其中与其他不在同一物理空间的人一起创造和探索。”

一些专家认为，目前在元宇宙中建立的教会将最终盖过大型教会的崇拜模式。

本月早些时候，近500人聚集在网上参加了元宇宙教会峰会（Metaverse Church Summit），会上有许多参与元宇宙事工的基督徒。其中一位是比尔·威伦布洛克（Bill Willenbrock），他是一位医院牧师，在VRChat上领导一个基督教团契已有三年之久。VRChat是一个不断增长的集合，包括25000多个虚拟现实世界，任何时候都有大约30000名用户在线。

对于希望进行低风险传教的基督徒来说，威伦布洛克已经在VRChat上用他化身形象接近了数千人，并找到了与他们谈论对上帝的信仰的方法，他说，在寻找传教机会方面，元宇宙就像订阅流媒体服务网飞（Netflix）一样。

“摆在我们面前的机会实在是令人吃惊。一般来说，VR聊天，元宇宙真的像传福音的网飞。”他说。

“如果你有30分钟，如果你有一个小时，你可以从你所在的任何地方进行传福音，这太令人兴奋了。在其他地区传福音可能需要耗费汽油和精力，收拾东西去某个地方，但你可以从你的电脑上做这些事，在你有一些额外时间的任何时候分享上帝的爱。这真是太了不起了，真的是革命性的。”这位医院的牧师告诉观众。

威伦布洛克用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做他的VR聊天事工，他认为在元宇宙，包括像VR聊天这样的地方传福音要比在现实世界传福音容易得多，原因有很多，比如在化身状态或自己的数字代表中见面。

“这使得分享福音的社会风险大大降低，”他说，“人们焦虑的是，如果他们准备不足怎么办，或者他们看起来像个傻瓜，或者他们看起来像个传教士，有所有这些焦虑会伴随着分享福音，而VRChat，元宇宙的福音传播减少了这些，在某些地方完全消除了这些状况。”威伦布洛克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如果你有一个布道团队，如果你试图学习如何分享福音，这将是一个理想的空间。这将是最佳的培训场所。你可以和真正的人交谈。听听他们的担忧，听听他们的反对意见，听听是什么让他们暂停相信基督。我真的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机会，甚至对更多的实体教会来说也是如此。”他解释说。

威伦布洛克说，基督教事工投资于元宇宙福音活动很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年轻的成年人，尤其是男性，已经迁移到这里了。

“这些人需要你。VRChat的人口统计数据与美国教会的人口统计数据正好相反，”这位元宇宙牧师说。

“现在，你的事工可能是一个例外，但美国的教会一般都是老年人，而且每年都在变老，而VRChat主要是年轻人。据传闻，17至26岁。就是这范围。”他继续说，热情地引用了诗篇中关于向下一代宣扬神的力量的内容。

“因此，如果你试图与下一代分享福音，他们就在这里。他们在VRChat里。”他说。

比尔·威伦布洛克（Bill Willenbrock）在元宇宙教会峰会（Metaverse Church Summit）上发言。

威伦布洛克说，VR聊天中的听众主要是年轻男性，他们从准备回答他们问题的基督徒那里“很兴奋地去听到关于基督的信息”。

“现在，当然，VRChat中也有年轻男性和女性，但尤其是年轻男性。我们问自己，‘他们在哪里？’他们就在VRChat里。”这位牧师说。

他把相对于其他社交媒体比如脸书，他把VRChat描绘成一个“人们通常都很友善，愿意接受谈话”的地方。

他说：“[在脸书上]可能会变得非常讨厌，但[在]虚拟现实中，你有这种分享空间的感觉，人们在分享空间时更加亲切，所以我认为这使得它成为分享福音的一个令人兴奋的地方。”人们可以从你的声音中听到善意、爱和关心，而有人会在单纯的文字中迷失。

患有广场恐惧症之人的避风港

威伦布洛克说，对传福音感兴趣的基督徒还应该知道的是，许多花时间在那里的年轻人都在与社交焦虑作斗争，也被称为广场恐惧症（agoraphobia）。

“VR聊天室里的人很多时候，这并不总是这样，但很多时候被社会所忽视。这些人，很多都有广场恐惧症。他们不喜欢到社区的地方去。他们甚至可能是闭门不出，不仅仅是由于医疗原因，而且是由于社会焦虑，这些人中的许多人他们被卡在岩石和硬地方之间。他们急切地想要社会交往和社区，但他们也发现这些事情非常令人焦虑。”威伦布洛克解释说。

他说，VRChat通过使用头像提供的匿名性，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找到爱和社区的地方。

“这些人他们也许被拒绝，因为他们是广场恐惧症患者。他们没有与人有很多互动，所以他们可能在情商谱系上比较低，可能有一些令人反感的个性特征，但这些人是基督所爱的人。这些是基督所拥抱的人。”他说。

“我想起了使徒保罗的这些话：‘弟兄们哪，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他说，“因此，我们有机会把上帝的爱带给那些可能没有其他机会听到基督的人。”

他认为，虚拟现实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比现实生活中更安全的地方来讨论宗教。

“人们渴望进行这些对话，因为我们在社会中被告知不要谈论，永远不要谈论政治或宗教。因此，宗教成为这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但它是非常个人化的，人们有自己的想法，而你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些想法，因为它是禁忌。”他提到。

威伦布洛克说，有很多次他在VRChat中开启了关于宗教的讨论，看着他的听众迅速从一个人增加到整个房间，“只是听着关于基督的对话，为什么我们应该相信基督。”

他说，他给人们提供了他的信仰的理由，有兴趣在VRChat做事工的人应该准备好做同样的事。

“教会还没有准备好。我认为很多人在为什么要相信耶稣方面得到的最好答案是你知道的，‘你应该相信’。他们的祖母就说：‘你应该相信’。”他指出，“我不是一个大护教家，但我确实认为VRChat中的人们正在要求一个理由。如果我们能给他们一个好的理由，说明他们为什么应该相信。我认为这是非常强大的，人们变得，他们开始侧耳倾听：‘哦，实际上有一个真正的理由来相信有爱，有目的，有快乐，有宇宙对所有破碎的解决方案。’这很鼓舞人心。”

为元宇宙传教做准备

如果一个人决定跳槽到元宇宙传教，威伦布洛克警告说，关键是要为自己的化身所发出的个人部分做好准备——也就是他们的声音。

“我认为我们的声音需要传达出爱和关怀……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赢得辩论或在争论中击败他们。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分享我们生活中最激动人心的事情。所以我认为爱护我们的声音，努力提醒自己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赢得辩论，而是为了分享上帝的爱，我认为这真的很重要。”他说。

基督徒也应该准备好倾听。

“我们总是想与人交谈，我们从不愿意倾听。我认为有一个现实是，如果我们真正关心和倾听其他人，人们就会真正关心和倾听我们，”威伦布洛克说。

另外，要准备好神学理论和对LGBT群体的立场问题，他补充说。

“我们应该准备好一开始就谈论的事情之一[是这个问题]如果你相信上帝，为什么坏事会发生在好人身上？神义论的问题，这将是VRChat的首要问题。”他说。

“我认为，人们如此压倒性地转向无宗教信仰类别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经历了悲剧和痛苦，”威伦布洛克说，“他们向上帝哭诉，然后说：‘上帝没有帮助我。我仍然在经历痛苦和悲剧。’”

谢选骏指出：元宇宙里的教牧可能是“福音的网飞”，但这个福音可能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是“另一种福音”——“另一种福音的网飞”实际上是一种电信诈骗。这些人以前通过售卖录像带、光碟来歪曲福音大发利市，以后更可能通过虚拟的元宇宙来从事诈骗活动——因为在那里，它们可以完全不受监督，就像在虚拟货币的世界里，受害人最后连找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在我看来，这就是虚拟教会比砖瓦教会更加危险的地方。当然我承认，实体教会也有危险，因为那也是骗子云集的地方，有的小偷专门去教会行窃，因为那里的人们大多老实憨厚，容易得手，从而成为理想的受害者。但是毕竟，实体教会还有一个房子和一堆信众，受害者至少可以前去申诉甚至索赔。但是虚拟教会就不同了，就像虚拟货币一样，可能说没就没了。虽然我对收费的教会向来心存怀疑，因为许多骗子假借植堂和传教的名义大肆敛财，以供自己和家人挥霍；但是毕竟，人家还有一个房子在那里，需要支付一些合理的账单。虚拟的教会就不同了，成本很低，人人可以……所以我主张，如果虚拟教会免费，才能避免电信诈骗的嫌疑。而且也因为免费，可以让虚拟教会比实体教会更为纯净——只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和玛门掺和混杂。

【67、耶路撒冷重回基督的怀抱】

《圣地耶路撒冷，50米长的哭墙竟然真的会流泪？》（2017-12-11 搜狐）报道：

耶路撒冷，亚伯拉罕系三大宗教的圣地，也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斗争的焦点。耶路撒冷拥有自己的圣书，《圣经》主宰了它的命运。

虽然三大宗教在耶路撒冷争的不可开交，其实他们可以算得上同一起源。三大宗教都起源于西亚闪米特人的原始宗教，闪米特人是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相传诺亚（就是造了方舟的那个诺亚）的儿子闪是其祖先，阿拉伯人、犹太人及叙利亚人都是闪米特人。他们都尊奉圣经《旧约》中的亚伯拉罕为信仰上的始祖。

耶路撒冷在《圣经·旧约》中被称作神赐的礼物，因此，它早已扎根于犹太人心中。耶稣在耶路撒冷受难复活，基督教也就在此生根发芽。它是全世界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朝圣的圣城，被公认是“离上帝最近的地方”。每年有无数信件如雪片一样从世界各地飞来，那是信徒希望与上帝通信。

“天国的邮局”有了，那么哭墙自然就是“天国的阶梯”。当地邮局会把人们写给上帝的信，塞进哭墙的缝隙里。

哭墙只不过就是一道50余米长，18余米高的墙，由500余块石头堆砌而成，墙体斑驳，杂草丛生，但它却是犹太人心中永远的痛。

说到哭墙，就不得不提耶路撒冷的历史。

三千年前（约公元前11世纪），大卫王统一了犹太各部落，成为了以色列王，都城就是耶路撒冷。公元前10世纪，他的儿子所罗门继位，开创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耗费七年时间打造了供奉“摩西十诫”和约柜的所罗门圣殿，历史上称为第一圣殿。宏伟壮丽的圣殿被誉为“上帝的居所”，可好景不长，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人占领了耶路撒冷，数万犹太人被俘，圣殿也付之一炬。

大卫王，就是米开朗琪罗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半个多世纪后，犹太人重返家园，在第一圣殿的旧址上重修圣殿，命名为“第二圣殿”。公元前40年，罗马帝国占领了耶路撒冷，希律王成了罗马帝国在耶路撒冷的代理王。数十万犹太人被杀，还有一部分被赶出了耶路撒冷，由此展开了犹太人两千年流散的血泪史。第二圣殿也随之被拆毁。

第二圣殿西面只留下了一堵墙，1967年的那场战争，以色列从约旦手里夺回耶路撒冷，西墙重回犹太人的怀抱。这段西墙被犹太人认为是距离圣殿最近的地方，也就是离上帝最近的地方。

以色列在西墙前开拓了一片广场供信徒祈祷，犹太人在这段墙前深情哭诉流亡之苦，西墙也就得名于“哭墙”。

哭墙广场戒备森严，内外都有荷枪实弹的军警守卫，游客可自由出入，前来祈祷的犹太人络绎不绝，面对哭墙表现也不尽相同。有的低声轻语，有的长跪哀思，有的将信笺塞进墙缝，还有正襟危坐，聆听上帝的教诲……

男性犹太人的衣着也有几种特点：

1、 头戴基帕。

“基帕”是犹太人最常见的一种装束，圆形的小帽子有多种花色，犹太人笃信上帝就在哭墙上方，用小帽子遮住头顶表示对上帝的敬畏。

2、 犹太教正统派：

相当于政府的“公务员”，他们的装束也更为传统：身穿黑色长款礼服，头戴黑色礼帽，两鬓的头发烫成细卷，蓄起胡须。

3、 头戴大毛帽子，这种帽子名为Shtreimel（什特莱牟），是哈瑞迪犹太教徒的打扮，已婚男子在安息日及节日时都要佩戴。

犹太人祈祷时所用的披肩名为Tallit（他里特），早上祷告时通常披在肩上，或者绕颈垂挂在胸前，或者从身后覆盖住头顶和肩背。

披肩下摆的角上还有流苏，名为Tzitzit。在圣经《旧约》中要求穗子必须能被看见，但在百年前还没有电，晚上看不见流苏，因此晚上祷告就不需要穿披肩了。

上千年历史的哭墙，却已不可能再重建圣殿，因为墙的另一侧归穆斯林所有。那里是穆斯林的圣地——金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

2002年7月，哭墙真的“哭”了——墙面上出现了异常的一道道水渍，持续几天也不消失。在犹太教的传说中，哭墙流泪是犹太救世主“弥赛亚”降临的预兆，哭墙之泪惊动了以色列文物局专门来此调查，结论却令人失望：石缝中的植物腐烂流水，形成了水渍。

在哭墙前， 教徒们一手持圣经，一手轻抚千年砖墙，倾诉、祈祷，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也许只有在这里，才能将自己的悲痛全部释放。每个人都可以放下心事，跟他们心中的上帝交谈。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哭墙的来历，是因为犹太人杀害了耶稣基督，因此受到了上帝的惩罚——

网文《哭墙》（佚名）报道：

哭墙又称西墙（Western Wall）、叹息之壁 ，是以色列耶路撒冷旧城古代犹太国第二圣殿护墙的一段，也是第二圣殿护墙的仅存遗址，长约50米，高约18米，由大石块筑成。

犹太教（Judaism）把该墙看作是第一圣地，教徒至该墙必须哀哭，以表示对圣殿的哀悼并期待其恢复。

千百年来，流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回到圣城耶路撒冷时，便会来到这面石墙前低声祷告，哭诉流亡之苦，所以被称为“哭墙”。

历史沿革

公元初年，欧洲人认为耶路撒冷是欧洲的尽头，而这面墙则是欧亚分界线。

公元前11世纪古以色列王大卫统一犹太各部族，建立了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以色列王国。公元前10世纪（约公元前965年）大卫儿子所罗门继承王位后，在首都锡安山上建造了首座犹太教圣殿所罗门圣殿，俗称“第一圣殿”，来此朝觐和献祭的教徒络绎不绝，从而形成古犹太人宗教和政治活动的中心。

公元前586年，第一圣殿不幸被入侵的巴比伦人摧毁。将大卫王之子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第一圣殿”付之一炬，四万多犹太人被虏，史称“巴比伦之囚”。

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流亡生活，犹太人陆续重返家园，后来又在第一圣殿旧址上建造第二圣殿。

公元70年，罗马极力镇压犹太教起义，提多将军烧毁圣殿，但遗留部分台基不拆毁，以向后世显示罗马军力的强大。数十万犹太人惨遭杀戮，绝大部分犹太人被驱逐出巴勒斯坦地区，耶路撒冷和圣殿几乎被夷为平地，该墙为同一时期希律王在第二圣殿断垣残壁的遗址上修建起的护墙。直至拜占庭帝国时期犹太人才可以在每年安息日时获得一次重归故里的机会，无数的犹太教信徒纷纷至此，面壁而泣，“哭墙”由此而名。

公元135年，罗马皇帝哈德良平定第二次犹太人起义，犹太人被迫远走他方，分散于万国之中。拜占庭时代，犹太人被容许每年一次于圣殿被毁周年日到西墙来，为国度复兴哭泣祷告，“哭墙”之名不胫而走。七世纪时，回教徒占据圣地，犹太人容许在圣殿入口附近祷告，位置在威尔逊拱以北，西墙隧道之内。十三世纪开始，犹太人迁到现今所见之处祷告，一直维持到本世纪。

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倭玛亚王朝占领巴勒斯坦，由于帝国内部对异教徒征收什一税，所以哭墙没有被刻意损坏，因此西墙历经千年历史，却仍然屹立着。

1096年至1099 年，诸多混杂着封建武装、虔诚信徒、教士、破产农民、老幼妇孺的庞大队伍，自欧洲逐步集结成伍，不断东进。在农民十字军之后，贵族武装在君士坦丁堡集结，跨过海峡、克尼西亚城，败罗姆苏丹基利什·阿尔斯兰于多利拉埃姆，行军小亚，分兵乞里齐亚，围攻安条克，历时8月攻占安条克，重挫突厥联军。此后，他们趁势南下，兵不血刃地通过了的黎波里，最终攻克耶路撒冷城，并在阿什克伦战役中重挫法蒂玛军队，捍卫胜果。在这场战争中，诸十字军国家陆续建立，以耶路撒冷王国为首，形成了所谓的拉丁东方。（阿尔伯特，耶路撒冷史） 

尽管该围墙为伊斯兰圣地西墙的一段，但犹太人仍然把它视为本民族信仰和团结的象征。今每逢犹太教安息日时，尚有人到哭墙去表示哀悼，还有许多信仰者将心愿或悼念之辞写于纸上塞进墙壁的缝隙里。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惨遭德国法西斯杀害的犹太人达600万之多。这些惨痛的历史遭遇，深深地印在犹太人的心灵之中，哭墙便更被犹太人视为信仰和团结的象征。直到如今，哭墙脚下经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他们或围着一张张方桌做宗教仪式，或端坐在一条条长凳上念诵经文，或面壁肃立默默祈祷，或长跪在地悲戚啜泣。逢宗教节日，祈祷者及游人更多。哭墙分为两部分，中间隔一栅栏，男女分开祈祷。入男部，须带上用纸做的小帽，否则被视为异教徒而不准入内。在做正式祈祷时，要准备好两个装着“圣书”语录的小羊皮袋子，一个戴在头上，另一个捆在手臂上，身上披一件特制的披肩。教徒们在祈祷时，面对哭墙，口中念念有词，全身前仰后合，虔诚之态令人肃然起敬。

1948—1967年间，哭墙落入约旦手中，不容许犹太人到哭墙祷告。哭墙无人哭达19年之久。1967年六日战争中，犹太人自约旦手中收得哭墙。犹太人涌到哭墙喜极而泣。哭墙常举行犹太人少年满13岁的成年礼，充满欢愉的气氛，所以改称作「欢乐之墙」。哭墙是以色列国魂的象征，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到东参观。也吸引无数基督徒到来祷告。

哭墙位于犹太人区。犹太人每月蜂拥到圣殿山西面的护土墙祷使之成为犹太教最神圣的露天会堂。墙身下方所见的巨大石头，是两千年前大希律王所加建，用以包围所罗门圣殿的台基，使第二圣殿的平台更显宽阔。近2000年来，西墙首次处于犹太人控制之下。以政府在西墙前辟出宽阔的广场，每逢阵亡将士纪念日、大屠杀纪念日、犹太新年、赎罪日等重要的国家或宗教节日，便在此举行纪念活动或宗教仪式。“哭墙”所在的破败街区后被拆除，成了一片宽阔的铺砌广场。虔诚的犹太教徒热切希望能重建这一圣殿。在圣殿地基附近近还建有一座犹太教堂和一座拉比学馆。 

1981年哭墙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

建筑结构

耶路撒冷犹太教圣迹哭墙又称西墙，亦有“叹息之壁”之称。英文称，Wailing Wall，Western Wall，希伯莱文：Hakotel。

哭墙高约20公尺、长50公尺，中间屏风相隔，哭墙由大石砌成，在哭墙的上方，是同样著名的伊斯兰教的两处圣地—岩石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1992年据考古学家透露，他们在“哭墙”发现5块巨型基石，这些石块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考古学家用声波探测法测定，其中最大一块巨石约长13.6米，宽4.6米，高3.5米，重达570吨，据说是世界上第3大人造巨石。

民俗文化

哭墙是犹太教圣殿两度修建、两度被毁的痕迹，是犹太民族2000年来流离失所的精神家园。也是犹太人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犹太人相信它的上方就是上帝，所以凡是来这里的人，无论是否为犹太人都一律戴小帽，因为他们认为，让脑袋直接对着上帝是不敬的。

在拥有3000年历史的这座古城，在著名的犹太人第二圣殿遗址哭墙下，祈祷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在祈祷的人群中，有手拿《圣经》、背着枪的女兵，也有胡子有一尺多长、专心虔诚的犹太老人。

祈祷时男女有别进入广场墙前，男士必须戴上传统帽子，如果没有帽子，入口处亦备有纸帽供应。许多徘徊不去的祈祷者，或以手抚摸着墙面，就如同抚摸着犹太人民千年的伤口；或低声背诵着经文缅怀着民族辉煌的历史；或将写着祈祷的纸条塞入墙壁石缝间，似乎那样就可以将心愿传递到上帝心里。历经千年的风雨和朝圣者的抚触，哭墙石头也泛泛发光，如泣如诉一般。

传说考证

耶路撒冷著名的“哭墙”“哭”了：这面巨大的石墙中间的一块巨石上异样地出现了一道水渍，经过几天风吹日晒依然如此，既不扩大、也不消失。这一现象令不少极端正统的犹太教人士激动不已，因为在犹太教传说中，哭墙流泪是犹太救世主弥赛亚降临的先兆。

如果把水渍形容为“哭墙之泪”的话，那么哭墙实际上流了三行泪，而不是先前所报道的一处。在哭墙前看到，先前的报道的那行“泪”位于哭墙中间靠左的位置，距离地面大约六七米的高度。水渍长方形，尽管湿漉漉的，却并没有水滴下来，水渍四周都是干的，一点水的痕迹也没有。由于水渍正好位于一块巨石正面，所以从地面看起来似乎水是从石头内部渗出来的，这也许是一些人觉得怪异的原因。另外两处水渍都位于石墙的缝隙处。水从缝隙里渗漏出来，润湿了下面的石头，一些墙缝的填料也被腐蚀掉了，所以看起来更像两只“流泪的眼睛”。

“哭墙之泪”被证明纯属自然现象

其实哭墙出现水渍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自然现象。这种现象在一年半前就出现过，当时查明，原因是哭墙另外一侧用于滴灌的水管发生渗漏，而渗漏的速度和蒸发的速度正好相抵，所以水渍能够长时间既不消失也不扩大。

以色列文物局会同有关地质和文物专家也对哭墙水渍现象进行了调查分析，最后专家们得出的意见也证实“哭墙之泪”其实并不神秘。以色列文物局在发布的调查结论中说，这一现象虽然不像一年半前那样，是由于渗水形成的，但也属自然现象，是由于一种长在石头中间的植物腐烂后引起的。

“哭墙之泪”虽然被证明纯属自然现象，但人们仍旧希望，总有一天，和平会降临这片土地。那时，人们将不再互相杀戮，而哭墙也会恢复它本来的称呼——西墙，到那时，哭墙将不再流泪。

据说，在所罗门圣殿被罗马人焚烧时，犹太人面对坍塌的大殿和残垣断壁，聚集在西墙下失声恸哭。期间，有人看见有六位天使也坐在一面残墙上哀声哭泣。天使的泪水渗入石缝﹐从而使圣殿废墟的残壁永远不倒﹐见证着这段苦难与悲剧。

重要事件

惊现支票

2012年12月19日，哭墙出现一个“奇迹”，一名男子在祈祷时发现一个信封装有507张支票，总金额竟高达5亿美元（约合31.2亿元人民币）。以色列媒体调侃称，总有人在“哭墙”祈求经济保障，他们的祷告终于有了答复。

很多犹太人会往“哭墙”的墙缝里塞写着自己心愿的纸条，但支票还是很少见的。被发现的507张支票来自世界各地，每张金额都在100万美元左右，上面有签名但没有写是开给谁的。当地的拉比认为，写支票的人可能想把他所有的财富都交给上帝。

警方正在调查这些支票的真伪。

扫除计划

2014年9月17日，耶路撒冷，管理哭墙的犹太拉比和工作人员正在清除游客们塞在哭墙石块缝隙之间的祈愿小纸条。这些纸条会依照犹太人的传统埋在附近的一座墓地里。各种信仰的人们将自己的心愿塞进石块的缝隙里，并相信上帝会让他们的愿望成真。 

旅游提示

哭墙为悼念故国或故人而修造的墙形纪念建筑物。其实世界上有两座哭墙，一座是位于中东耶路撒冷东区老城东部的哭墙；一座是位于美国华盛顿纪念碑与林肯纪念堂之间草地上的哭墙。耶路撒冷的哭墙不允许向正在祈祷的犹太人拍照。

男士进入哭墙，必须戴帽

祷告的地方分隔成男女两部分，男左女右。男士进入哭墙，必须戴帽，没有帽的旅客可于入口处自行取纸制圆形小帽戴上，在离开前交还。旅客可靠近墙身，摸著石头向神祷告，可用任何语言大声祷告，小声祷告或默祷，更可以用任何文字写祷文于纸条上塞进石缝中，代表祷告的认真迫切。犹太人祷告时不断摇头前，因为他们在祷告不断提神的名字，为免妄称神的名，乃呼一次名，点一次头。愈点愈多，变成惯例，乃恳切祷告的象征。祷告讲经时犹太人蒙上祷告的头巾，代表谦卑受教，额上及臂上缠住经文盒子，表示遵行申命记11章18节的经训：“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会在意中，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经文盒子虽细小，里面有大量用显微镜才能看清的手写经文。手工精细，因此非常昂贵，每个价钱由数千至一万港元不等，乃犹太父亲于成年礼给刚成年儿子的礼物。

成年礼时，犹太父亲联同家族男成员陪伴儿子将妥拉经卷由威尔逊拱内的经文柜取出，然后放在台面由儿子公开颂讲，显示他在宗教上成年，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类同基督教的洗礼或坚振礼。犹太母亲不能进入男性区域，但在围栏外高声震耳尖叫，表示高兴，犹太母亲在家中用神话教养孩童的责任已经告一段落。此后儿子会受教于会堂的拉比。他享有成人宗教权利的同时，也负起宗教上的神圣责任。犹太母亲在栏外抛掷糖果进男性区域，表示祝贺。有男孩在成人脚下忙碌地检糖果，并非贪吃，乃拾回给犹太母亲及女亲属再进行抛掷。

女性在哭墙不用蒙头

在女性区域，常见妇女涕泣交流地祷告。女性在哭墙不用蒙头，但在祷告后，她们一步一步退出祷告区域，退出时仍面向哭墙，表示恭敬。

哭墙看起来和一堵巨大的石墙无异。每天都可看见犹太人自动分成男女两拨，分别在哭墙的北南两段祈祷，他们常常手捧《圣经》，一边祈祷，一边点头（根据犹太教规，凡是念到圣人名字的时候必须点头），有的人更搬把椅子面对哭墙，一整天都沉浸在与上帝的对话中；至于闻名世界的、把写着心愿的纸条塞入哭墙墙缝的行为，倒不是犹太人的习俗，而是旅游者们的发明。

谢选骏指出：人说——公元70年，罗马极力镇压犹太教起义，提多将军烧毁圣殿，但遗留部分台基不拆毁，以向后世显示罗马军力的强大。数十万犹太人惨遭杀戮，绝大部分犹太人被驱逐出巴勒斯坦地区，耶路撒冷和圣殿几乎被夷为平地，该墙为同一时期希律王在第二圣殿断垣残壁的遗址上修建起的护墙。直至拜占庭帝国时期犹太人才可以在每年安息日时获得一次重归故里的机会，无数的犹太教信徒纷纷至此，面壁而泣，“哭墙”由此而名。

——我看第二圣殿被毁，就是耶稣基督被害的后果！犹太人若不认罪悔改、回到基督的怀抱，就无法得救，再哭也是没有用的。看看以下三段经文——

1、

耶稣说——

13:34    耶路撒冷阿，耶路撒冷阿，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

O Jerusalem，Jerusalem，which killest the prophets，and stonest them that are sent unto thee; how often would I have gathered thy children together，as a hen doth gather her brood under her wings，and ye would not!

13:35    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Behold，your house is left unto you desolate: and verily I say unto you，Ye shall not see me，until the time come when ye shall say，Blessed is he that cometh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2、

13:1    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

And as he went out of the temple，one of his disciples saith unto him，Master，see what manner of stones and what buildings are here!

13:2    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And Jesus answering said unto him，Seest thou these great buildings? there shall not be left one stone upon another，that shall not be thrown down.

3、

23:26    带耶稣去（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

And as they led him away，they laid hold upon one Simon，a Cyrenian，coming out of the country，and on him they laid the cross，that he might bear it after Jesus.

23:27    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痛哭。

And there followed him a great company of people，and of women，which also bewailed and lamented him.

23:28    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

But Jesus turning unto them said，Daughters of Jerusalem，weep not for me，but weep for yourselves，and for your children.

23:29    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会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

For，behold，the days are coming，in the which they shall say，Blessed are the barren，and the wombs that never bare，and the paps which never gave suck.

谢选骏指出： 什么时候耶路撒冷重回基督的怀抱，什么时候中东地区就有和平了。

【68、以色列打不过上帝】

《以色列警示：6个月前接种疫苗的人危险了》（2021-09-01 加国无忧）报道：

就在几个月前，以色列可是在接种COVID-19疫苗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曾一度全面压制住了疫情，将每日新增病例数降到了两位数，甚至有过接近0例。

然而，随着Delta变种病毒的迅速传播，以色列最近的每日新增病例数约为1.1万例，刷新了今年的最高水平。要知道，以色列的人口只有900多万。

根据以色列科学家的说法，该国出现的反转疫情，为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提供了教训：当进入第四波疫情时，要保持谨慎，不要放松警惕，避免以色列所犯的一些错误。

以色列Calit Health Services（CHS）的首席创新官Dr. Ran Balicer最近在接受《科学》杂志采访时说：“这对世界其他地区来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警告信号。”

“如果它可以发生在以色列，它就可能会发生在其他任何国家。”

之前，以色列在Our World in Data的疫苗接种排名中，在较长一段时间中位列第一，现在，它在每百万人每日新增病例的7日滚动平均数排名中，位列世界第一。说白了就是，以前接种速度世界第一，现在感染速度世界第一。

本周二（8月31日），以色列卫生部报告称，该国已经创下新的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的记录，接近1.1万例。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该国有716人因COVID019并发症住院，且病情严重，其中有159人使用呼吸机。

据泰晤士报报道，虽然以色列在5月份连续数周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但仅在8月份，就有550多人死于COVID-19，其中包括过去5天中死去的100多人。

以色列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放宽限制

以色列的新冠病毒专家Salman Zarka教授，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说：“我们在认为已经赢过COVID-19时，似乎犯了一些错误。现在，我们明白当时只是赢下了一场战斗，而战争还没有停止，我们必须继续推动所有人接种疫苗。”

与此同时，以色列卫生官员报告说，疫苗的效力似乎正在减弱，包括那些接种过两剂疫苗的人。数据显示，在入院的重症病例中，大约有60%的患者是接种过疫苗的，其中大部分都已超过60岁，或有潜在的健康问题。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萨克勒医学院内科和传染病临床副教授Dr. Eyal Leshem在接受CBC News采访时说：“许多公共卫生专业人员认为，以色列已经达到群体免疫。但是，Delta变种具有更高的传染率，加上疫苗效力下降，结果证明我们错了。”

5月份，以色列专家以为该国已经建立了群体免疫，每日病例数减少到两位数，死亡人数很少，政府便开始放松其公共卫生限制。各个行业和学校也恢复正常。

接着，到了6月初，以色列政府继续取消了商店和餐馆，以及室内和室外聚会的人数限制。而且，该国也不再需要疫苗接种证明才能进入各个场所。

然后，到了6月中旬，该国又取消了室内口罩要求。

以色列巴伊兰大学免疫疗法实验室负责人Cyrille Cohen说：“政府决定我们不再需要施加限制，我们将依靠疫苗的保护，但后来我们发现，这样无法阻止Delta变种。”

他说：“我们应该做的是保持一些限制，例如在室内戴口罩。”

随着以色列的疫情反弹，政府改变了方向，再次要求强制戴口罩，以及在进入室内公共场所时要求出示绿色通行证。

2 疫苗效力减弱

迄今为止，以色列已经有大约62%的人口完全接种了疫苗。安省COVID-19疫苗工作组成员、传染病医生Dr. Isaac Bogoch说，该国仍有大量未接种疫苗的人。

“你有100万人没有接种疫苗，加上传染性很强的Delta变种，加上放开限制，增加病毒传播机会。因此，你不用对新增病例的大幅增加感到惊讶。”

以色列传染病专家Dr. Leshem说，对加拿大来说，最具有警示意义的是，以色列观察到，与4月份接种疫苗的人相比，1月份接种疫苗的人的感染率更高。

“简而言之：随着时间的推移，疫苗对感染的保护正在减弱。”

他说，无论年龄大小或者免疫功能是否低下，在完全接种疫苗的人群中都观察到了这样的结果。

3 开打第三剂疫苗

Dr. Leshem继续说，这一情况以及严重感染病例的增加，会使医疗系统不堪重负，这也促使以色列成为第一个实施加强剂疫苗措施的国家。现在，该国正在向30岁及以上人群提供第三剂疫苗。

他说，到目前为止，加强剂疫苗措施的结果表明，第三剂可以有效预防感染和减少严重突破性感染和住院的数量。

“因此，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虽然病例数继续增加，但重症病例趋于稳定。最合理的解释是，第三剂疫苗使得老年人群更能免受严重感染、住院和死亡的威胁。”

根据以色列免疫专家Cohen的说法，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可以从以色列吸取的教训是，必须将重点放在风险最高的人群上。“随着感染人数的增加，你真的得确保这类人群获得最佳的保护。”

Cohen还说，在政策方面，政府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限制，例如限制聚会。以及要求在室内戴口罩，并对参加家庭聚会的弱势人群进行快速检测。

最后，Cohen对那些在6个月前就已经接种过疫苗的加拿大人说：“你很脆弱。你比3个月前更容易感染，尤其是在面对Delta变种时。”

网民哀嚎：  

wc73 2021年09月01日 20:27

上帝给人类送来了对抗病毒的礼物，可惜有些自称信主的却拒绝。犹太人还是离上帝近些。

相食 2021年09月01日 20:18

据说犹太人是非常聪明的，从猛打疫苗这件事上好像没看出来

谢选骏指出：亚伯拉罕的孽种雅各，声称他打败了上帝，因为号称以色列了。但是小到几乎看不见的武汉病毒，全副武装的以色列也不能打败——以色列又怎么可能打败上帝呢？但是，犹太人贼心不死，老想爬到上帝头上，结果呢，不断踏空，栽到地狱里了。

【69、印度佛教对于原始基督教真有影响吗】

《印度佛教对于原始基督教之影响》（朱谦之）报道：

一、

原始基督教史的研究，显然可以分三个时期。第一以吉本（E. Gibbon）所著《罗马帝国衰亡史》（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为代表，此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即在叙述原始基督教与犹太教之关系两章。第二以蒙孙（Theodor Mommson）所著《罗马史》（The History of Rome）为代表，此书才开始注意原始基督教与希腊的关系。第三以里利（Arthur Lillie）所著《原始基督教所受佛教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on Primitive Christianity）为代表。从此才知道原始基督教义，皆直接间接得自印度，而我在《文化哲学》中很重要的结论，也得到充实的证明了。 

《文化哲学》曾从文化类型的分析，认为印度是宗教文化的代表，中国是哲学文化的代表，西洋是科学文化的代表，而这三种文化实互相影响。专就西洋文化来说，西洋文化史之第一时期——宗教时期，是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西洋文化史之第二时期——哲学时期，即十八世纪：理性时代，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关于后者，我已著成专书——《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商务印书馆）——关于前者，就是我现在所提出的论题，要从客观的历史事实，来证明这个结论。 

所谓西洋的科学文化，实孕育自希腊的母胎，而西洋人的宗教，却是直接间接从世界大宗教发生地印度来的。为要证明这点，最好是引黑格尔（Hegel）的一段话。他在《宗教哲学》中推崇基督教，谓为登峰造极；但他也曾对他的学生说：“欧洲人的宗教——属于超越的部分，来自一个很远的渊源，从东方特别从叙利亚（Syria）；但是属于此地的目前的科学与艺术——凡使一切生活满足、使生活优美的——我们皆直接间接得自希腊”（Caird: Hegel. Chap. I.P.7贺麟译：黑格尔页七）这是不错的，不过黑格尔虽证明了欧洲人的宗教，出自东方，却还没有胆量来证明是出于他所认为停滞在“自然精神性”底原始阶段的印度，所以在理论上，还有让我们加以特别讲明的余地。 

印度佛教和基督教的关系问题，似乎讨论的人已经很多了。一九二二年哈斯（Hans Haas）所著《佛教与基督教之相互关系问题书目》（Bibliographie zur Frage nach d. Wechselbeziehungen zwischen Buddhismus und christentum，Leipzig），其中虽参杂以基督教以前东西交通之间接名料，但单就其所搜集的文献来看，只著者的人名，已达五百数十人之多。还有矢吹庆辉氏所著《西洋人の观たる印度》，也对于本文供给很多有力的资料。所以今日来讨论这个问题，并不是什么创见，只不过是我从文化哲学的观点，旧话重提罢了。 

这个问题的提出，最初应该感谢的，是叔本华（Schopen hauer）所著《意志与观念的世界》（Die Welt ale Wille und Vorrtellung）。他说：“所有基督教中的真实东西，均可断定为和婆罗门教、佛教一样，这好似从遥远的热带原野所吹来的花香，在新约全书中，竟可看出印度圣智的痕迹”。次之勒农（Renan）的《耶稣传》里面，也注意到敬虔派（Essenes）禁肉食、饮酒、女色，颇与婆罗门的行为相似，是否受了佛教的影响？因为在巴比伦，早已传布佛教，尤其Boudasp（即Bodhisattva菩萨），是很有名的智者，同时为拜星教（Sabism）的创立者，在耶稣时代，佛教的感化，早已到达巴勒士登（Palestine）了。又赛得尔（Rrdolf Seydel）从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九七年所著的几本书，很热心的讨论佛教对于基督教的影响，以为现存福音书元本的所谓诗的福音书，实受佛教传说的影响所以在传说之中，有很多竟和佛家相类似的部分。又里利（Arthur Lillie）一八八七年著《基督教国中之佛教》（Buddhism in Christendon）亦曾断言两教之历史的关系。又一八八七年顷，Dean Mansel，Hilgenfeld，Bohlen等人，均主张基督教以前，佛教传播于巴勒士登；其所经的路程，佛教怎样在巴勒士登发生影响，Lillie前著书之第七第八两章，有详细的叙述。Lillie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一八九三年所著《原始基督教所受佛教之影响》（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on Primitive chistianity），一九○○年《佛陀与佛教》（Buddha and Buddhism），一九○九年《印度之原始基督教》（India in Primitive christianty）等著作。前世纪末宗教学的创立者牟勒（Max Miiller）虽缺乏历史的根据，却已看出基督教所受印度思想的影响。还有达物（Dutt），以为佛教的那兰陀兰时代，这时基督教仅能免于北方蛮族的侵入，所以各种制度均受佛教的影响。印度为授者，西洋的宗教则不过受者罢了。 

二、

从传布上观察。原始基督教和佛教的关系，只要注意于在犹太的敬虔派（Essenes）和在亚历山大城的德尔巴多派（Therapente）这两派，和印度思想发生如何接触，因之由这两派，原始基督教和佛教发生了怎样关系，这在今日仍为不断争论的问题。固然在新约全书里面，似看不出轮回与遁世修行的思想，但在四福音书及经外圣书的“Logia”，与佛教经典实有许多相类似的说话和说话的方式。佛陀和基督的生活，两相比较，亦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当然最值我们注意的，就是路德提倡新教以前的基督教宗派上。依海涅（Heinrich Heine）在《德国宗教及哲学历史》第一章中所述，则在路德提倡新教以前，罗马天主教中有两大宗派，即摩尼教（Manicheans）和格诺西斯派（Gnostics），两派底思考方法浸透在基督教诸民族底全生活里，教义虽有不同，而均出自东方，尤其是印度。这就是说：“一方摩尼教徒从古代波斯底宗教获得这教理，这教理中阿尔莫兹Ormuzed——光——是和阿里曼Ahrimand——暗——敌对着的。他方……这格诺西斯的世界观，是古印度的东西，具有神底化身的，禁欲精神的自我内省的教理。这教理产生了禁欲的冥想的僧侣生活，这僧侣生活其实是基督教底观念之纯粹的精华”。（页二九——三○C. G. Leland　英译The Works of Heinrich Heine Vol. V.P.7-8 Gernany till the time of Luther）这是一点不错的，格诺西斯派如神智（Gnosis）、世界创造者（Demiurgus）等思想，实和印度思想相类似，巴得塞尼（Bardesanes西历一五五——二三三）是一位后期格诺西斯派的学者，曾著一本关于印度宗教的书，很明白地探究印度思想中之先天灵魂、业论等问题。西历一二○——一三○间，在亚历山大城的Carpocrates,Basilides,也曾提倡轮回说，这都是很明白受印度思想的影响。至于摩尼教的始祖摩尼（Mani）相传曾游历印度，摩尼教可以说是印度佛教与基督教的混合物，传入东方至七世纪顷，竟与佛教同化，这摩尼教在欧洲称为Bogomils，Albigenses,传布的时候，间接即是佛教思想的传播。由上事实，不是证明了原始基督教确曾受了印度佛教很大的影响吗？ 

三、

从教义上观察。轮回与隐遁的思想，实为印度佛教的思想，同时也成了原始基督教的思想，轮回与转生之说，其原始的形式，虽在世界各野蛮人中可以看出，但将这种思想体系化的，却只有印度。古代民族如埃及、叙利亚、小亚细亚、希腊、意大利，均未见有此思想发生。又关于隐遁生活，古代民族中，也只有印度认为是一种重要的宗教行为。在基督教寺院中从事禁欲生活的犹太人，以及欧洲人，从前均无此种习惯；只有埃及人的隐遁生活，是否为本地的产物，抑为外来思想的影响，这在 Moncrieff与Preuschen间，发生了相反的意见　，似乎很难决定。但是从埃及的古代宗教来看，却看不出隐遁或禁欲及冥想的宗教生活，其后受希腊文化影响的时代，才发见这里仪式；很明白地，这乃是受印度发生的东方宗教的余波。彼塔哥拉斯（Pythagoras）与柏拉图（Plato）的轮回思想，是希腊所自创，抑为印度产物，至今尚无说，但有许多学者，是主张从印度发生的。 

印度的轮回隐遁思想，以波斯、巴比伦，及埃及为媒介，而传入欧洲，形成了原始基督教义。原始基督教反对现世幸福即禁欲思想，还有主张“人类堕落”“上帝恩典”这些谦卑的教义，也正是印度宗教文化的特征，然而算不得西洋文化的特片。白璧德（Iroing Babbitt）《论欧亚两洲文化》，说得最为清楚： 

耶稣与其门徒诀别，告之曰：“即以我之安赐尔。”又曰：“凡劳苦负重者就我，我赐尔安。”释迦成佛所言宗教虔修，成功之情形与此正同。（白璧德与人文主义页一一四——一一五）耶稣使徒约翰之“道”，见于其所撰之约翰福音，耶稣解决此“道”之问题之方，厥为主张（或言明或默认）上帝之理知实隶属于上帝之意志之下。耶教之所以不失为亚洲之宗教者，正以此也。（同上页一二八） 

彼拉多曰：“真理何欤？”彼拉多之为此问，适见其为欧洲之人而已。（即欲以理智解决一切）耶稣于他处答之曰：“我即途也、真理也、生命也。”（见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此答则亚洲人之态度也。（同上页一二九） 

由上所述，可见基督教文化实不足以代表西洋文化，反之正足以代表西洋文化史之第一时期，即宗教时期所受于印度文化的影响，为绝无可疑的了。 

四、

从宗教的仪式上观察，原始基督教也有许多受印度佛教影响的。姉崎正治和爱德曼（Edmunde）合著《佛教及基督的福音》（The Buddhist and Christian Gospels）里，曾将佛教的开创者佛陀和基督对比，以为两圣人在修道中所受的诱惑，现身所显露的金光，水上步行，甚至于些少食物可以饱满众人等奇迹，佛陀和基督两传记，很多共通的事迹，这不能说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就基督教会来说，也和佛教寺院一样，应用蜡烛、香、念珠、钟等。又两教僧侣们，均须遵守童贞、剃鬚等习惯，这难道都是偶然相合，而没有直接的历史关系？要是有历史的关系的话，当然佛教在前，基督教在后，而基督教乃受佛教影响，是无可疑的了。 

五、

由上从传布上、教义上、宗教仪式上各方面观察的结果，很明了原始基督教和佛教的关系。现在试从历史方法论上着眼，应用文献、民俗、考古各方面的史料，再为补充研究一下。 

第一、从文献史料上观察。因为印度人历史的观念甚为缺乏，所以印度的文献史料，皆充满神话寓言，而对于东西交通史迹、国王年代先后，均不注意。例如纪元前三二六年（周显王四十三年）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王的东征，为印度人与希腊人文化交通之始，而印度文献中，竟无一言记载，寓言诗歌之中，亦绝无一字提及。但话虽如此，在亚历山大王东征的纪念地，即纪元前第三世纪（秦始皇初年）希腊人梯俄朶\都斯（Diodotus）所建的大夏国（Bactria即今之Amu Draya流域），却留下很重要的文献史料，证明了印度佛教西传的史迹。原来此大夏国，在尤梯代莫斯（Euthydemus）时代，尝征入印度，据印度人的记载，此印度的希腊王朝，共经八十二年，历八个君主，其中有弥兰王（Milinda，Menander　杂宝藏经称为难陀王），即位凡三十年。（西元前一四○——一一○年）弥兰王曾从高僧那先（Nagasena杂宝藏经称为那伽斯那），问杂佛教的教义；现存巴利文之“Milinda-Panha”（弥兰王问经）与东晋（三一七——四一九）失译之《那先比丘经》即为明证。此书于一八八九年经 T. W，Rhys Davids 英译为“The Questions of King Milinda”一书（见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Vol. XXXV）由此文献，可见希腊思想和印度思想之互相接触，而其结果，弥兰王乃改信佛教，这是一段佛教的光荣史迹。晋译原文如下： 

太子名弥兰，弥兰少小好喜经，学异道，悉知异道经法，难异道人无有能胜者。弥兰王父王寿终，弥兰即立为国王。王问左右边臣言，国中道人及人民，谁能与我共难经道者。……王即乘车，与五百骑共往，到寺中，王与野和罗相见。……时那先者，诸沙门师。常与诸沙门共出入，诸沙门皆使说经。那先时皆知诸经要，难能说十二部经。那先问王，言名车何所为车者，轴为车耶？王言轴不为车。那先言辋为车耶？王言辋不为车。那先言辐为车耶？王言辐不为车。那先言毂为车耶？王言毂不为车。那先言辕为车耶？王言辕不为车。那先言轭为车耶？王言轭不为车。那先言舆与车耶？王言舆不为车。那先言找为车耶？王言扛不为车。那先言盖为车耶？王言盖不为车。那先言合聚是诸材木著一面宁为车耶？王言合聚是诸村木著一面不为车也。那先言假令不合聚是诸村木宁为车耶？王言不合聚是诸材木不为车。那先言音声为车耶？王言音声不为车。那先言何所为车者？王便默言不语。那先言佛经说之如合聚是诸村木用为车，因得车人亦如是。合聚头面耳鼻口颈项肩臂骨肉手足肝腑心脾肾肠胃颜色声响喘息苦乐善恶，合聚名为人，王言善哉善哉。（参照The Question of King Milinda. Book II Chap.I.P.43-45） 

依Cunningham所著《古代印度地理》一书所说（引见Davids　英译本序言页　XI），这弥兰王之名，至今尚传布于佛教各国。可见此书虽不足为印度佛教对于原始基督教影响之直接证据，然而因此而印度佛教很早即传入希腊，《希腊人实为一切宗教的介绍人》（坂口昂：希腊文明之潮流页一九六），我们试研究一下东方印度的各种思想之盛行于希腊罗马，和犹太本国从亚历山大王侵入以至耶稣出现三世纪间，这时怎样为希腊罗马势力所支配，（同上页一九八——一九九）于是由希腊人之东方宗教的憧憬，（Kautsky 基督教之基础第三章页二○七——二○八曾述及许多希腊人曾专为研究那里所流行的各种哲学和宗教学说而东游印度的）流风传入犹太之巴勒士登，于是而原始的基督教便出现了。 

从考古学史料上观察。最重要的就是纪元前三世纪，以宣扬佛法著名的阿育王（Asoka）的碑铭了。阿育王为旃尼罗笈多（Chandragupta）之孙，孔雀王朝（Maurya Dynasty）第三世，（一译阿输迦王，以前佛典又译作无忧王，法显佛国记作阿育王）他即位于纪元前二七二或二七三年，卒于二三二年（秦始皇十五年），在位时保护佛教，尝召集佛教大会于华氏城（玄奘西域记作波吒厘子城）结集佛典。并派遣僧人至叙利亚、埃及、马其顿、锡兰、西藏、伊庇鲁斯（Epirus）、比奴阿（Binua）乃至印度全土，传布佛教。其布教范围，包括亚非欧三大陆。此事中国文献如大唐西域记，第十世纪时克什弥尔国诗人 Kshemendra所著“Bodhisatwavadena Kalpalata”中，均略有记载，而以此时代所遗留之法敕碑及纪念碑的建造等遗迹，为最值得我们注意。最近十余年间欧洲学者从Orissa，Mysone,五河地方（Punjab）、孟买海岸（Bomby Coast）及其他地方发见许多在摩崖、石柱所刻的法敕、纪念碑文，其价值之高，在碑文史上，可与Malta的碑文、Rosetta石，及 Behistun石等价值相比；即就石柱头的雕刻物言，亦为印度美术史上现存最古的遗物，甚可珍贵。尤其是这碑文第十三中，发见刻有邻邦诸国名、王名等，给我们研究印度佛教西传史以很好的资料。其原文及地名考释如下：（参照泥勒教授梵文原本阿输迦王石刻，民国二十二年云南教育厅编译处邓永龄译。页二六—— 二八，矢吹庆辉：西洋人の观たゐ印度页一六——一七） 

摩崖训十三（据萨钵尸迦刻石） 

……善见王愿尽人离障制心，平等自乐。王以法胜为最胜，故王于诸邻国，凡六百逾缮那之地，如臾那王安提乐阔，及此国西四王徒罗梅耶、安提喀尼、马迦、亚历山大，及南方鞠咺、盘咺、他墨媻尼，及其王国内；并臾那、廉波那、那钵之那比提及钵迦、比提尼迦、安达罗、补哩帝等处，王均说法事。彼等信从无违。彼处王固未尝遣使，而彼等已闻王勤说法，于是遵法遵法。王因此普胜而有喜乐，此胜盖因法胜故乐也。虽小果犹可乐。善见王甚至太果，希之他世，为此刊石。 

安提乐阔（Antiyoko即Antiochos Theos）领有叙利亚及西亚细亚之Yavana，即希腊王，在位纪元前二六一——二四六年）。 

徒罗梅那（Turamaya即Ptolemaios Philadephos）马其顿（Macedonia）王，在位纪元前二七八（或二七七）——二三九年。 

马迦（Maka即Magas）施勒尼（Cyrene）王，纪元前二五八年卒。 

亚历山大（Alikasudara即Alexander）伊庇鲁斯（Epirus）王，在位纪元前二七二——二五八年。 

五王之名外，尚有如鞠咀（Cola）、媻咀（Pandya）、他墨媻尼（Tamba-Panni）等诸王之地，及臾那（Yavana）、廉波那（Kamboja）、那比提（Nabhapamti）、钵迦（Bhoja）、比提尼迦（Pitinika）、安达罗（Andhra）、补哩那（Pulinda）等诸名。就中臾那一名，在南方所传佛教文献，所记派遣传道师事迹的诸国名中，作Yonakoloka（臾那世界），即Yona （Yovana为爱奥尼亚Ionia之转名）。此臾那世界，前人以为即史那世界，即是支那，为当时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一证。但据今人将“善见律毗婆娑” （Samanta Pasadika）的汉译本与巴利原本对照研究，知道臾那世界，不是中国，而为希腊人殖民地的大夏（Bactria），又传道于信度河边阿波兰多迦的臾那人法护（昙无德Yonaka Dhammarakhitta），也已证明是为希腊人。即在此派遣僧人中，很明白地是有希腊人的传道师的存在。由上考证，不是证明了在纪元前第三世纪，印度佛教已经传播四方，而间接给原始基督教以很大的影响吗？ 

还有在孟斐斯（Memphis）地方，发见的印度数字，证明了此处曾为印度人的殖民地。托雷密（Ptolemy）的墓石上面，雕刻着车轮、塔、三叉戟的记号。荷拉斯（Horus）的神像，在莲华上面，表现着印度的样式。凡此种种，均可见印度文化很早即已传播西方。而在纪元前五三八年，犹太人曾为巴比伦的俘虏，这也是很著名的事实。埃利俄特（Charles Eliot）在所著《印度教与佛教》（Hinduism and Buddhism. Vol.III）中对于西洋与印度之文化交通，曾有很详细的叙述。依他意思，若使印度文化可以影响巴比伦，则自亦可以影响犹太。而且当波斯王薛西斯（Xerxes）与希腊战争的时候，其军队中即有印度人，印度与基督教诞生地的直接间接的文化交通，这不但是考古学上的事实，而且科就是历史学上铁一般的事实了。

总结起来，由上所述文献、民俗、考古，各方面的史料，使我们越发相信印度佛教对于原始基督教的影响。从前罗马史家塔西佗（Tacitus）在所著《编年史》（Annals）第十五卷第四十四章，曾述及当时罗马人的见解，他们之逮捕基督教徒，“是藉口他们犯过痛恨人类之罪”（见Everymans Library274　英译本页四八六——四八七。“A number of Christians were convicted，not indeed，upon clear evidence of their havihg set the city on fire，but rather on account of their sullen hatred of the whole human race”），这痛恨人类的罪名，无疑就是原始基督教徒所受印度佛教影响的最大的证据了。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作于同澄江，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录正于广东石碑，（本文选自珠海学报第二集）  

编后：朱谦之（1899—1972），字情牵，福建省福州市人。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一生著述等身，据不完全统计，曾著有专著42部，译文2部，发表论文百余篇。朱先生由于外语娴熟，思想敏锐，基础扎实，使他对中外宗教、哲学都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擅长比较研究。本文是他在1940年时作于云南澄江，1947年录正于广东石牌，1949年5月发表于《珠海学报》第2集。本刊之所以将此文重新发表，是觉得过40余年后，有关佛教比较研究的进展仍然不尽人意，至今学者对这项研究尚未深入地开展，研究水平并没有超过这篇文章。本文在资料的占有方面有可取之处，文中所介绍的各种参考书，至今也是学者经常提到的，也是当时学术界经常阅读引用的。这篇文章初次发表后，朱先生曾经又做过补充，尤其是在资料方面有所增益，例如文中提到的普夫来得勒（Pflenderer Otto,1839—1908）除了著有《原始基督教》和《基督教的起源》二书外，还著有《从历史关系看原始基督教的著作与教义》（1878年，1906年英译本）。朱先生在文中提到的其本人著的《文化哲学》一书，系1935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9年上海书店收入《民国丛书》第一编，1990年9月商务印书馆再版。另一本《中国思想对欧洲文化之影响》首次发表于1940年7月商务印书馆本，1989年上海书店收入《民国丛书》第一编。1958年朱先生对此书重新修正，1962年商务印书馆排出印样本，但直到1985年6月才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这次重新发排，仅对个别错字或笔误做了订正，原文并没有改动。原文中有的名词与现今学术界通用的不大一样，例如Frazer,即今译为“弗雷泽”，著名的原始宗教学家，著有名著《金枝》。又如五河地方（Punjap），现今译为“旁遮普”，系印度一个有名的地方。但由于所用译名后面皆附有原文，因之读者阅读时可有所参考，并注意之。 

谢选骏指出：以上仅从“传布上、教义上、宗教仪式各方面观察的结果”，观察了“原始基督教和佛教的关系”；又“应用文献、民俗、考古各方面的史料”，“使我们越发相信印度佛教对于原始基督教的影响”。——但是我看这却没有解释，既然如此，为何两个宗教的灵魂如此不同？因为上述种种方面，恰恰属于宗教的“非本质方面”。而在崇拜的目标方面，我们知道，基督教和佛教是完全不同的——这才是“本质所在”！因此就其本质而言，印度佛教对于原始基督教，可以说是毫无影响的。姑且不论二者之间是否发生过历史性的接触，因而在表面上有过交流。

【70、佛教对于基督教的影响无关宏旨】

《佛教与基督教》（佚名）报道：

佛教与基督教同为世界上的主要宗教，释迦牟尼佛在耶稣约五百年之前诞生。而《希伯来圣经》在耶稣诞生前约1,500年前开始写，历经1,000多年写成。从孔雀王朝起，佛教开始向印度各地、中东以及中国传播。而基督教起源于犹太地区，从西元一世纪传往罗马帝国及地中海沿岸。公元前331年到前325年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至印度河，希腊人其后更在该地区成立了多个印度-希腊王国，不单将希腊文化带至印度，也令印度文化包括佛教传播至中东、埃及和希腊。公元前722年与586年以色列王国与犹大王国分别被亚述与巴比伦帝国毁灭，开始了犹太人流亡期，并开始将旧约圣经影响巴比伦、波斯等东亚地区。有学者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宗教系教授伊莱恩·柏高丝，透过分析早期基督教的伪经和佛教经文，推测两者有关联。在诺斯底教派的多马福音中[1] ，柏高丝认为“有部分和佛教相似，这些早期的经文很可能受到当时已经发展成熟的佛教传统影响。”[2] 另外，艾伯特·约瑟·艾德蒙斯认为约翰福音里含有一些佛教与道教的概念。[3] 其它学者亦曾比较路加福音和方广大庄严经里关于耶稣诞生和佛诞相似的描述。[4]

伪经多马福音成书之时（公元200年），有不少佛教的传教者居住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2] 历史学家认为公元4世纪时，天主教的修道院开始在埃及建立，而当地的修道院的结构和同时期的佛教寺院有相似之处。[4]

13世纪时，欧洲的旅行家如柏郎嘉宾及鲁不鲁乞在他们的旅行报告中描述了佛教的经文、戒律、寺院生活、宗教仪式和冥想修行的法门，和当时聂斯脱里派（即景教）极为相似。[5] 16世纪早期，天主教的传教士如圣方济·沙勿略亦曾提及东方的佛教。[5] 同时期的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在斯里兰卡禁制佛教，并没收了寺庙的财产，后来斯里兰卡的荷兰及英国统治者亦一样禁止佛教。[5] 但葡萄牙的历史学家地牙哥·康托发现原来天主教的圣约沙法就是印度的释迦牟尼佛，并向罗马教廷报告。[6]

18世纪欧洲的大学开始对梵文研究，引起更多人对佛经的兴趣。[5] 19世纪开始有西方人信佛教，20世纪初更开始有西方人在佛寺成为僧侣。[5] 在20世纪，基督教和佛教的教徒之间展开更多的交流，如天主教徒汤玛士·梅尔顿、韦恩·提士道、大卫·史坦度-拉斯特、修女凯伦·岩士唐[7] 以及佛教徒如佛使比丘、一行禅师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都致力寻找两个宗教的对话。[8] 他们都认为基督和佛陀的教诲并不一定冲突，而是可以互补和对照。[9][10][11] 世界文化历史学者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更认为基督教和佛教的接触会是这个世纪重要的事情。[12]

释迦佛教在未接触基督耶稣以前

在公元1世纪，健驮逻国（今巴基斯坦）的早期佛像风格。

在耶稣诞生以前，佛教在印度、锡兰、中亚广泛流传。[13] 佛教的部分清规，如非暴力、慈悲和守戒律等佛教理念与中东耶稣传的教义和圣经有相近之处，如爱神、爱人，守十诫。最主要也是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佛教的强调四谛、十二因缘、缘起性空，最终能涅槃解脱，与基督教的恩典、因信称义、惟一真神、罪与救赎不同等。

孔雀王朝和希腊的接触

前331年-前325年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至印度河，两地文化初次正面交锋。

据威尔·杜兰特在1930年代指出，孔雀王朝（约前321年-至约前187年）的阿育王曾遣僧侣到印度、斯里兰卡、叙利亚、埃及以至希腊传教，或许成为后来基督教的榜样。[14] 而据阿育王的史官记载，希腊其中一个君主菲拉度弗斯亦曾遣使至孔雀王朝[15]

释迦佛教的传播

孔雀王朝开始，佛经及佛寺已经传播至西北方的安息（亦称作帕提亚帝国，今伊朗地区）。[16]

孔雀王朝灭亡后，希腊和印度人在印度北部巴克特里亚成立了多个印度-希腊王国，包括大夏国（前250年－前125年）。这些中亚国家成为东西文化的熔炉，发展出独特的希腊式佛教和希腊式佛教艺术。不单将希腊文化带至印度，也可能将佛教传播至中东、埃及和希腊。同一时期佛教亦开始透过丝绸之路传入汉朝的中国。

基督与佛教的关联

公元前2世纪印度-希腊王国米南德一世的钱币。米南德一世依皈佛教成为阿罗汉，被记载于弥兰陀王问那先比丘经

米南德一世（前160年－前135年）的钱币，上面有法轮的符号。

有学者认为早期的波斯先知曾接触过佛教信仰，并预言耶稣降生，如神学家亚历山太的革利免称在公元前2世纪：

“有希腊的哲学家、埃及的预言家、亚述、高卢、凯尔特、巴克特里亚、北非各地不同宗教的人。来自波斯的先知在预言以色列将会有救主基督耶稣降生。印度的修行者也不少，而他们当中可以分为两类：沙门和婆罗门。

- 克莱曼特 "The Stromata，or Miscellanies" Book I，Chapter XV[21]”

亚历山大的革利免亦提到释迦牟尼：[4]

“印度的修行之中有相信释迦牟尼的，他们形容释迦牟尼为圣洁的尊者。

- Clement of Alexandria”——Stromata（Miscellanies），Book I，Chapter XV

公元3至4世纪，犹太教徒如希普利图斯和伊比凡尼奥斯 提及斯古底亚奴斯曾在约公元前50年去过印度，并带回来“两正道”，其弟子德勒本图斯更自称为“佛”，在犹太地区广为人知。而他们的教义很可能是摩尼教的先驱。[17]

“德勒本图斯继承了老师的财产和经文来到巴勒斯坦，改称自己为佛陀，在以色列广为人知，被谴责之后移居波斯。

- Cyril of Jerusalem，Sixth Catechetical Lecture Chapter 22-24 [18]”

希普利图斯，一个在罗马的希腊语基督徒，在235年提到了印度的僧侣：

“在印度人之中有婆罗门，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不吃肉食...他们称神就是光，但不是看得见的光、太阳或火焰，不是听得见的声音，而是真理（gnosis）的显露，将自然的奥秘传授给智者。 ”

公元3世纪亚述的诺斯底教派神学家巴·达伊臣亦曾和印度交换使节。[5]

巴兰与约沙法

主条目：贝尔拉姆与约瑟伐特

12世纪希腊的手稿：圣约沙法在传授福音

希腊有巴兰与约沙法（Barlaam and Josaphat）的传说，故事里约沙法本为王子，后来出家，随僧人巴兰修行。一般认为圣约沙法的传说其实是释迦牟尼的生平故事，经过阿拉伯文及格鲁吉亚文翻译而来。这传说常被认为是7世纪大马士革的圣约翰所书，但最早的纪录出于11世纪格鲁吉亚僧侣阿索斯的尤锡米乌斯的叙述。而约沙法这个名字（格鲁吉亚语：Iodasaph，亚拉伯语：Yūdhasaf 或 Būdhasaf）和梵文中菩萨（Bodhisattva）的读音接近。

圣巴兰与约沙法日在东正教廷是8月26日，在罗马天主教廷是11月27日。在中世纪时这传说也被翻译成希伯莱文。佛陀的故事成为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传说之一。[19]

佛教对多马福音书影响的可能性

法国6世纪石棺上的耶稣图案。现藏于卢浮宫

现时有两种学说，一种认为佛教受基督教影响，一种认为基督教受佛教影响。前者认为大乘佛教形成的时候刚好是基督教福音成书的年代，故推论当时的佛经受福音影响。后者则以巴利文的原始佛教经文和早期基督教经文比较，认为佛教的学说在耶稣诞生之前四百多年已经广泛流传，因此可能佛教的教义和寓言被吸收到基督教的圣经经文之中。

佛母亲摩耶夫人手抱婴儿佛陀，公元前2世纪。

伊莱恩·柏高丝在其著作诺斯底福音（1979年）以及信仰以外（2003年）指出多马福音及拿戈玛第经集的经文和佛经极相似。柏高丝认为假如把多马福音里的耶稣的名字换成释迦牟尼的话，经文的许多教诲几乎和佛经所说的一样。[20] 学者菲利普·珍琼士 [21] 及爱德华·公兹[22] 都持相似意见，认为印度人和诺斯底教派（又称多马基督徒）有接触。多马福音及拿戈玛第经集在1945年埃及被发现后，引起不少学者注意，因为多马福音比其它福音成书时间较晚，而和其它福音没有直接关联，可以视为历史参考。但大多数学者则认为诺斯底教派后来被其基督教视为异端，多马福音亦没有收录在新约之中，因为它和其它的四福音书内容和保罗书信神学观的多有冲突、且成书晚、故不被采信。

释迦牟尼的母亲摩耶夫人梦中怀孕，产下儿子释迦牟尼，前2-3世纪的浮雕

1816年佐治·史坦利·法伯在其著作偶像崇拜起源的历史证据（The Origin of Pagan Idolatry Ascertained from Historical Testimony）指出关于耶稣和释迦牟尼的描述极为相似，认为这可能不是偶然。[23]

比较宗教及东方研究学者马斯·梅勒在1883年在其著作印度：它告诉我们什么（India: What it Can Teach Us）指出“佛教和基督教有许多巧合地相似，是我们无法否认的。而佛教比基督教早至少四百多年存在。非常希望有人能够透过历史的证据证明佛教影响了早期基督教。我一生都在追寻这样的渠道，至今我仍没有找到。”

1897年，莱比锡大学的鲁道夫·舍伊道教授在著作“佛教传说与耶稣生平”（The Buddha Legend and the Life of Jesus）指出佛经与圣经有五十多处相似之处。在此之后，1918年耶鲁大学梵文及比较哲学教授爱德华·豪本勤甚至认为耶稣的生平、试练、神迹、寓言以至弟子都是来自佛教的传说。[24] 比较近期的研究有历史学家杰瑞·本德利 的著作“旧世界的文化交融”（1993年）[25]、意大利撒丁岛邓肯·麦德列（Duncan McDerret）的著作“圣经与佛教徒”（2001）、奕波星的著作“佛教总论：佛陀的构成、法句经与宗教哲学”（2004年）[26] 认为基督教受到佛教影响。

坎特伯利基督教大学宗教研究学者博哈特·舒瑞尔（Burkhard Scherer）的网页 Jesus is Buddha[27] 引用2007年佛教研究博士基斯·连特纳（Christian Lindtner）的研究比较了巴利文和梵文的佛经以及希腊文的圣经之间的相似性。有反对者认为相似的原因只是因为希腊文和梵文是同一语系的语言。

美国北卡罗莱那大学教堂山分校宗教研究教授汤玛士·杜域特（Thomas Tweed）在1879年-1907年间，以及艾伯特·舒怀萨1906年的著作都持反对意见，认为即使佛教对基督教有间接的影响，但说耶稣出自佛教传说如同比较孔子与耶稣则是没有根据、也无从证实的无稽之谈。[28]

特拉普提派与佛教的关系

亚历山大城的神学家斐洛在公元前10年记载，在公元前一百年左右在埃及开始有一个特拉普提派，但在斐洛的时代已经不清楚特拉普提派的起源。据早期基督教历史学者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约275年—339年）记载，斐洛是天主教修道院的最早的推行者。[29]

语言学家撒查利亚斯·芬地（Zacharias P. Thundy）认为特拉普提（Therapeutae）其实是巴利文上座部佛教（Theravada）的希腊文翻译。特拉普提派的寺院禁欲苦行的修行方式和佛教很相似，所以芬地认为他们其实就是阿育王派往西方的佛教使节，而他们直接影响了早期天主教的构成。[30] 但除了名字和修行方法的相似性，暂时并无考古证据支持这种说法。

艾尔玛·告鲁伯（Elmar R. Gruber）及宗教历史学家荷尔格·克尔斯顿（Holger Kersten）认为耶稣可能曾经像特拉普提派那样修行，因此学习了佛教教义。[31] 他们引用牛津的新约研究者巴纳特·史特拉特（Barnett Hillman Streeter）亦指耶稣的山上宝训和佛教教义有相似之处。[32]

苦行主义或禁欲（Asceticism）是早期天主教和佛教相似之处，而犹太教与基督教是不主张禁欲或苦行的，根据犹太百科全书：

“禁欲主义是源自一些认为人的欲望令生命痛苦，又或者人类有原罪的宗教。因此佛教和基督教都产生了禁欲修行的寺院制度。早期基督教（天主教）孟他努派及其它教派都认为禁食、禁止性欲及其它欲望是修行达致圣洁的方法。类似的想法在佛陀的教导中可以找得到。两个宗教都主张修道者应过着清贫和贞洁的独身生活，而透过禁食或守各种的戒律去减低控制肉体的欲望。

- The Jewish Encyclopedia [33]”

耶稣曾游历西藏或印度的可能与证据

耶稣在童年到成年讲道之间有许多年并没有任何记载，被人称为耶稣行成谜的岁月，有人甚至推测耶稣有机会到了印度或西藏。1887年一名俄罗斯的情报员尼古拉斯·诺多维奇曾去过印度北部拉达克的一个藏传佛教寺庙（Hemis Monastery），并声称在佛寺里看到关于圣伊萨事迹的手稿（Saint Issa，耶稣名字的阿拉伯译音）。他将之翻译为法文La vie inconnue de Jesus Christ并在1894年出版，该书随即被翻译为英文、德文、西班牙文及意大利文。

诺多维奇的说法受到质疑。德国的东方研究学者马克斯·缪勒和该佛寺通讯（1956年，指并无证据显示诺多维奇曾到过这间寺院，并向外界展示他得到佛寺主持的签名信否定。[34] 但亦有其它人，如印裔英国宗教学者（亦是一位喇嘛）阿希达南达于1887年亲身到访该寺庙，也声称自己看到同样的手稿，并将其经历及经文翻译为英文。[35]

然而，藏传佛教的起源为西元六世纪（唐朝文成公主时期），与耶稣在世时间（公元前4年－公元30年）差了六个世纪，此证据在时间历史上仍有矛盾。虽然这些说法众说纷纭，新纪元运动以此作为自己信仰的证据。[36]

佛教与部分基督教的相同与差异

据历史学者杰瑞·本德利称，即使未能确切证实两个宗教的关系，但是两教关于耶稣和佛陀出生、生平、教诲及死亡的形容都有相似之处。[37].但根据圣经记载，耶稣出生于客房马槽，木匠家，随即又成为难民逃难到埃及。与释迦牟尼出生、早年生活不同。

行政架构

佛教丛林制度和天主教修道制度有以下几点相似：

两者都遵从清贫简约和独身的敬虔生活[38]。

早期天主教大公会议教宗聚集去讨论教义，以厘清正典。当佛度灭，佛教集结聚集僧侣去会诵集结经书法典。

佛教在各地传教并建立寺院，而一些天主教修道院是在差不多同时同地建立起来，虽然一个主要在古印度，另一个主要在欧洲。

佛陀与基督

释迦牟尼和耶稣有以下几点类比：

诞生的传说：释迦牟尼的母亲摩耶夫人梦见白象从左侧进入身体，并有僧侣预言儿子将会是君王或伟大的佛陀（觉悟者），后来从右侧产下释迦牟尼。圣母玛利亚梦见天使[来源请求]，预言儿子会是地上的君王，童贞怀孕，后产下基督。[39] 圣母抱着耶稣的雕像有如佛母抱着释迦牟尼的雕像。

棕榈向玛利亚弯曲[来源请求]，正如无忧树向摩耶夫人弯曲一样。

关于耶稣初生时先知西面以及强光的描述几乎和释迦牟尼初生时一样。

犹大背叛耶稣，正如提婆达多背叛释迦牟尼。

耶稣和释迦牟尼都曾在水上行走。两人都曾行医治病人。[40][41]

耶稣收了十二门徒，死前门徒不认祂、背叛祂。释迦牟尼广收一千二百五十位弟子，常随游行。

耶稣死后第三日肉身复活，后升天。释迦牟尼于世寿八十圆寂。

文献残卷Archelaos of Carrha（前278年）亦提到释迦牟尼母亲童贞怀孕，然后产下释迦牟尼的传说。 [42]。

宗教符号

早期的耶稣鱼符号，有类似佛教法轮的符号，其余五个字是希腊字母ΙΧΘΥΣ（耶稣鱼），在现今土耳其的古希腊城市以弗所遗迹

早期基督教的Chi Rho符号，亦和法轮相似。西罗马帝国弗拉维乌斯·奥古斯都·霍诺留妻子玛利亚项链的吊坠（398年-407年）。现存于卢浮宫

早期基督教并不使用十字架符号，但常用耶稣鱼和凯乐（Chi Rho）符号，为躲避罗马丁兵，恰与佛教的法轮形状相似。这个符号是一个圆形，中间含有希腊字母XP，代表基督（Χριστ）。亦有人[谁？]认为这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创造，圆形代表太阳。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后，十字架才真正广泛使用作为基督教的符号，最初都是圆圈之中加上十字，到中世纪后来才逐渐纯以十字架出现。基督、圣母和各圣人的画像里头顶常有圆形的光环，这一点亦类似佛教的佛陀和菩萨的型像。

英国巴利文学者利斯·大卫斯相信特拉普提派和佛教相关：“看看西藏喇嘛剃头的僧侣、钟与念珠的运用、类似教宗和主教的多层等级、各种仪式和节日以及对贞洁的崇尚等等，和天主教是何等相似。”[43]

一般认为念珠是印度各宗教常用，后来透过伊斯兰教传到欧洲，但亦有人认为东方基督教一早已有用念珠祈祷，念珠有三十三颗，象征耶稣基督的岁数。现在天主教在念玫瑰经时亦有使用玫瑰念珠的习惯。[44]

合什行礼是印度各教常用的手势，既用以打招呼，也在祈祷时用。这是犹太教没有的，但在中世纪的艺术里却有天主教徒合什祈祷的画面。[45]

佛教学者查理斯·艾利奥特认为从天主教和佛教种种相似的礼仪习俗、独身生活、祷告念经和他们共用的符号如钟、念珠，很难相信两者是独立发展出来。[46]

早期基督教影响佛教的可能

有另一种看法是基督教影响佛教。有人认为孔雀王朝阿育王派佛教使者出使亚历山大城，未必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城，而是位于巴克特里亚高加索的亚历山大（今阿富汗地区），因为当地的印度-希腊王国正是大乘佛教开枝散叶的主要发源地。大乘佛教发展较晚，大约在前2世纪至7世纪左右，不少大乘佛教经典成书于前1世纪。故此亦有人认为有机会是基督教影响佛教。[47][48]然而反对者认为，基督教与犹太教是一神信仰与佛教有根本的差异，况且一世纪基督门徒传教路径是往西班牙、罗马方向，不是往印度方向。

各宗教观点的耶稣

佛教中的耶稣

由于佛经并没有提及耶稣，佛教徒对基督的看法不一。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曾说即使释迦牟尼也有前生，故认为耶稣也有前世，并且认为耶稣一生普渡他人，所以可以说是一位菩萨（觉悟的人）。他认为耶稣和释迦牟尼有很多共通点，从日常的修行方法以至经文里的寓言。[49]

14世纪日本的峨山韶硕禅师亦认为福音是得道的人写的。 [50]

犹太教中的基督

主条目：弥赛亚

根据希伯来人的信仰传统，被（其他人用油）膏立是一种特别宗教仪式，意思指被选立的人，例如：祭司、君王及先知是神所选定的。在某些场合下一些器具也被油膏抹，用以预备宗教仪式。受膏的重要性，是因为设立圣职（代表会众到神面前赎罪）的需要，而得以强调。例如：‘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利未记）。在希伯来圣经之中，被称为“弥赛亚”的多人不是神，无神性含义。犹太教与基督教在弥赛亚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有分歧）。

基督教中的基督

耶稣

圣经预言：弥赛亚（忧患之子）

谱系

圣家

马利亚——圣母

若瑟

血亲？——真正的家人

圣母领报、圣灵感孕

基督论：道成肉身

降生（伯利恒星）——圣诞日

受割礼——基督受割礼日/基督圣名日

初向外邦人显明——显现日

受洗（约旦河）——基督领洗日

受魔鬼试探（旷野）——四旬期

尽职

呼召十二使徒和门徒

山上宝训

行神迹

遭犹太人弃绝

山上显圣容——基督易容显光日

进入耶路撒冷——棕枝主日

诅咒无花果树

洁净圣殿

橄榄山讲论（橄榄山）

受膏抹

受难前夜

为门徒洗脚——濯足节

最后的晚餐——圣餐

应许：求父派遣圣灵

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汲沦谷）

半夜被捕

受难当天——耶稣受难节

受犹太公会审判（犹太公会）

受彼拉多审判（罗马长官）

受罗马士兵鞭刑及调戏（荆棘冠）

示众

游街——拜苦路

被钉死于十字架INRI（各各他山）

右盗

遗言

朗基努斯——命运之矛

被埋葬（圣墓）

复活后显现——复活节

升天（橄榄山顶）——耶稣升天节

派遣圣灵——五旬节

基督教历史

大使命：传福音（传播年表）

初期教会、宗徒传承

基督教派系（教派列表）

历史中的耶稣、耶稣的历史性（来源、福音书历史可靠性、耶稣神话论）

对耶稣的批评、耶稣的心理健康

自称为耶稣者、假先知、敌基督

再临：千年王国、最后的审判

查论编

耶稣

弥赛亚是旧约圣经中受膏者的意思，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只有三种职分才可以被膏立，分别是王，先知和祭司。不论在旧约或新约，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人能够兼备这三个身份，正因为耶稣是王（马太福音2章2节），是先知（约翰福音6章14节），也是祭司（希伯来书9章11节），所以祂就是真正的受膏者，也就是希腊文中基督的意思。

在《新约圣经》中，基督是指等候已久而来临的救世主。圣灵如鸽子般降下，且有声音被施洗约翰听见，见证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旧约所有　神的子民素来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耶稣多次给他的门徒证明自己就是基督，并且在他受审时三次声称他就是基督。而在《新约》中祂从死里复活、并且永远不会再死，也见证了祂就是在《旧约》中所指的受膏者：弥赛亚（基督）。

基督一词用来指代耶稣的神性，他是神（上帝）的独生子，是在耶稣复活、升天后的称呼，在《使徒行传》中开始使用，此前耶稣的门徒都称他为夫子或拉比，即为老师的意思。

圣母与观音

鬼子母膝上抱着婴儿，曾被人以为东方人相信圣母玛利亚。公元2至3世纪犍陀罗文物

汉学家马丁·柏尔玛则认为圣母玛利亚和观音相似，都是以慈祥的女性形象出现。佛教亦常常有观音抱着婴儿的塑像。[51]

在天主教盛行的国家如菲律宾，当地的华侨亦故意将观音和圣母玛利亚混淆。日本在锁国政策（1633年开始）禁止天主教传播，当时亦有传教士将圣母玛利亚假装成观音（玛利亚观音），直至19世纪中叶日本再次开放宗教自由才停止。

佛教中有关于夜叉鬼子母的传说，由于鬼子母抱着婴儿的形象，也曾被西方人误以为是圣母玛利亚。[52]

基督教在亚洲的传播

更多信息：景教和中国基督教

基督宗教的聂斯脱留派是于公元六世纪由黎凡特地区的叙利亚传入中国，在当时称为景教。景教在北魏的时代传入，在唐初时建立了不少大秦寺，在武则天时代受到佛僧道士攻击。唐武宗会昌毁佛时，逾万间佛寺被毁，景教也遭波及，于元朝时又一度兴盛。明朝取代元朝后，景教衰微，十六世纪欧洲天主教传教士至中国后，景教徒更是锐减。景教现存西安的景教大秦寺外型和佛塔相似，景教的经文在翻译过程中亦套用了不少佛教术语，如《四福音》的作者，均改以“法王”称呼：马太是明泰法王、路加是卢珈法王、马可是摩距辞法王、约翰唤成瑜翰法王；教堂叫作“寺”；大主教叫“大法王”；教士自然叫作“僧”。上帝的称呼则取叙利亚文“Alaha”音译，叫作“皇父阿罗诃”，亦有按照道教规则，以“天尊”称之。天主教耶稣会在明朝传入中国，当时的翻译亦直接借用了一些道教和佛教用语，如上帝本来是指中国民间信仰的昊天上帝（同“天”、“帝”等词，后世道教中演变为玉皇大帝），“圣母”也常常是女神的称号，可以指佛母、瑶池金母、天后妈祖、临水夫人、碧霞元君等。至清末以降，以天主教和新教为主的基督宗教各宗派才开始在中国大规模的发展。1949年中共建政后，包括基督宗教在内的所有宗教均遭到中国共产党大幅的打压。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基督宗教重新开始正常的崇拜与传播活动，自此基督徒数目增长显著。

在斯里兰卡，佛教在葡萄牙、荷兰及英国殖民力统治下受到基督教很大的影响。到了19世纪末，受到美国佛教徒亨利·斯太尔·奥尔科特的启发，以及在19世纪帕讷杜勒佛教僧人瞿那难陀和基督教牧师的辩论中，引发起民众的本土佛教复兴运动。

在韩国、香港、澳门、新加坡、台湾等地除了佛教与道教，亦有不少比例的基督信徒，而在一些佛教传统国家，如泰国和缅甸，基督信徒占很小的比例。

现代论战

参见：释圣严§宗教论战与著述

20世纪中叶，佛教与基督教发生过长时间的论战，佛教方面有煮云法师、印顺法师、圣严法师等参与，基督教方面有杜而未神父、吴恩溥等参与。

参见

佛教西传

佛教历史

希腊式佛教

基督教历史

景教

东方亚述教会

道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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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There was in Egypt one Scythianus，a Saracen by birth，having nothing in common either with Judaism or with Christianity. This man，who dwelt at Alexandria and imitated the life of Aristotle，composed four books，one called a Gospel which had not the acts of Christ，but the mere name only，and one other called the book of Chapters，and a third of Mysteries，and a fourth，which they circulate now，the Treasure. This man had a disciple，Terebinthus by name. But when Scythianus purposed to come into Judaea，and make havoc of the land，the Lord smote him with a deadly disease，and stayed the pestilence.

23. But Terebinthus，his disciple in this wicked error，inherited his money and books and heresy，and came to Palestine，and becoming known and condemned in Judaea he resolved to pass into Persia: but lest he should be recognised there also by his name he changed it and called himself Buddas. However，he found adversaries there also in the priests of Mithras: and being confuted in the discussion of many arguments and controversies，and at last hard pressed，he took refuge with a certain widow. Then having gone up on the housetop，and summoned the daemons of the air，whom the Manichees to this day invoke over their abominable ceremony of the fig，he was smitten of God，and cast down from the housetop，and expired: and so the second beast was cut off.

24. The books，however，which were the records of his impiety，remained; and both these and his money the widow inherited. And having neither kinsman nor any other friend，she determined to buy with the money a boy named Cubricus: him she adopted and educated as a son in the learning of the Persians，and thus sharpened an evil weapon against mankind. So Cubricus，the vile slave，grew up in the midst of philosophers，and on the death of the widow inherited both the books and the money. Then，lest the name of slavery might be a reproach，instead of Cubricus he called himself Manes，which in the language of the Persians signifies discourse. For as he thought himself something of a disputant，he surnamed himself Manes，as it were an excellent master of discourse. But though he contrived for himself an honourable title according to the language of the Persians，yet the providence of God caused him to become a self-accuser even against his will，that through thinking to honour himself in Persia，he might proclaim himself among the Greeks by name a maniac." Catholic Encyclopedia（Public Domain，quoted in [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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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is particularly disconcerting here is the disconnect between expectation and reality: We know from Chinese translations that large numbers of Mahayana sutras were being composed in the period between the beginning of the common era and the fifth century. But outside of texts，at least in India，at exactly the same period，very different — in fact seemingly older — ideas and aspirations appear to be motivating actual behavior，and old and established Hinayana groups appear to be the only ones that are patronized and supported.，Macmillan Encyclopedia of Buddhism，2004，page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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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Foucher p.271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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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人说“印度佛教对于原始基督教之影响”——我看印度佛教对于原始基督教之影响，只能限于表面枝节，而无关宏旨。这是因为，印度佛教属于无神论，类似儒家；而原始基督教却是上帝的虔诚信徒所组成的信仰集团，不可同日而语也。

【71、永生就是回归于上帝】

《愛者永生 救世福音》（谢松龄 2022-07-10）报道：

申30:9-14; 詩25:4-10; 西1:1-14; 路10:25-37

惟有上帝的愛，惟有超越種族、超越文化、超越個人感情的愛，能夠拯救這個充滿仇恨和血腥暴力的世界——

“永生”和“愛”是福音信息中出現頻率非常之高的詞語。今天福音記載的，就是耶穌論到永生和愛的關係。當時，“有一個律法師起來試探耶穌，說：‘老師！我該做甚麼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穌對他說：‘律法上寫的是甚麼？你是怎樣念的呢？’他回答說：‘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上帝，又要愛鄰如己。’耶穌對他說：‘你回答得正確，你這樣做就會得永生’”（路10:25-28）。

可見，真正做到“愛上帝”和“愛鄰如已”，就能得永生。這就是耶穌所定義的愛與永生的關係。我們先來看這兩個詞的意義。大家都知道“愛”這個字。中國的文字是有特定結構的。從中國最古、也是世界最古之一的字典《説文解字》可以知道，“愛”（正體）是合成字，裡面包含心和行（夊）；也就是說，真正的愛，既有愛的心思，也有愛的行為，愛的心思和行為合為一體，缺一不可。可是文字的改革，卻把愛字裡面的心簡化掉了；無心就不成其為愛，難怪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看到許許多多虛情假意的愛。此外，有人說自己有愛心，但卻沒有愛的行爲，也是虛假的愛。

那麼，什麼是“永生”？查考中國所有古代文獻，只有“永世”一詞，即世世代代之意（《書·微子之命》“永世無窮”），沒有永恆和永生。中國民間雖然有“長生不老”的說法，但和“永生”、“永恆的生命”完全不同。可以說，中文的“永生”這個詞，是在聖經的中文譯本中第一次出現的。

因此，“永生”一詞有著特定内涵，簡而言之，擁有永生上帝和耶穌基督生命的人，就有永生。正如使徒保羅在《羅馬書》中說的，永生是上帝通過耶穌基督給我們的恩賜；使我們靠著主的恩典，脫離罪惡的捆鎖，成爲上帝的僕人，結出成聖的果子，結局就是永生（6:22-23）。

耶穌說，“愛上帝”和“愛人如己”就能得永生；而“這兩條誡命是一切律法和先知書（也就是全部圣经）的總綱”（马太福音22:40）。中文譯本的“愛人如己” 在英文原文，是“愛鄰如己。”是說要愛我們的鄰舍，如同愛我們自己。那麽，正像那位猶太律法師問耶穌的，誰是我們的鄰舍呢？

在舊約聖經中，鄰舍這個詞是指和自己關係親近的人，尤其是指猶太本族的人；不是猶太人，就不是猶太人的鄰舍。所以，在舊約聖經中以色列人所說的愛鄰如已，是比較狹隘的愛，只是愛自己本族的猶太人。在今天的福音中，主耶穌重新解釋了“鄰舍”這個詞的涵義，把愛的範圍擴大到所有的人，甚至包括自己的仇敵。

耶穌講了一個故事，説明誰是我們應當去愛的鄰舍。有一個猶太人，在旅行的時候，遭到強盜的搶劫，被打得半死，丟在路邊。後來，一位猶太的祭司（相當於牧師）路過那裏，看見了就只當沒看見，從他身邊走過去了。又有一位利未人（利未人是猶太人的一個支派，世世代代管理會幕（聖殿）侍奉上帝），到那地方，也看見了那受傷的猶太商人，又只當沒看見，走過去了。這兩位猶太宗教人士，都懂得愛上帝、和愛鄰舍如同愛自己的律法，但是卻都沒有去理會那位被打傷的同族人。

後來，一位撒瑪利亞人經過這裏，看見受傷的猶太人，就動了憐憫的心，給他處理了傷口，而且救人救到底，把他帶到旅店去，並且付錢給店主，讓店主照應他。撒瑪利亞人與猶太人雖然有共同的祖先，但卻世代爲仇。猶太人非常歧視、甚至仇恨撒瑪利亞人，他們認爲撒瑪利亞人與當地人混雜，在血統上和宗教上都不純正。

但是，就是這樣一個被猶太人蔑視、甚至看作仇敵的人，卻出手搭救了兩位猶太宗教人士不願理會的猶太人。那兩位猶太宗教人士可能聖經背得比別人更好，猶太律法懂得比別人更多，但是，他們心裏沒有上帝的愛。反倒是這位被他們視爲異類的撒瑪利亞人心中有上帝的愛。後來，隨著福音的傳揚，“好撒瑪利亞人”成了愛的象徵。美國很多地方的醫院都以撒瑪利亞人（Samaritan）命名。

這也讓我想起一位紐約的“地鐵撒馬利亞人”。2007年1月2日在纽约百老彙地鐵站，一位20歲的電影學院白人學生，在等地鐵的時候，突然癲癇發作，倒在地鐵站的站台上；後來又摔下站台，掉到鐵軌上。這時候，一列地鐵正開過來。旁邊一位51歲的黑人建築工人看到情況緊急，立即跳下鐵軌，要把白人學生救上來。但是白人學生的癫痫還在發作，渾身不停抽搐。地鐵已經快到跟前了，那位黑人立刻把白人學生推到兩條鐵軌中間的排水溝，緊緊壓在他身上。兩節車廂從他們頭上掠過，刮掉了黑人頭上的帽子，但是他們全都毫髮無傷。

和福音故事中的撒瑪利亞人一樣，這位黑人工人表現出真正的愛，那就是超越種族、超越文化、超越個人感情的愛。就種族和文化來說，撒瑪利亞人是受猶太人歧視、仇恨的，黑人也曾經受白人的歧視和不公正的對待；就是現在，種族歧視仍然明裏暗裏地存在。但是撒瑪利亞人卻救了受傷的猶太人，在紐約地鐵，黑人工人救了白人學生。從個人感情上來說，那位撒瑪利亞人不一定喜歡那位遭到搶劫、滿身是血、快要死亡的猶太人；那位黑人建築工人也不一定喜歡那位正在癲癇發作的電影學院的白人學生；盡管他們不一定喜歡對方，但是，卻仍然憐憫他們，救助他們。因此，這位黑人被譽為“地鐵撒馬利亞人”。並被《時代週刊》列為2007年度世界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https://en.wikipedia.org/wiki/Wesley_Autrey）

心中有上帝的愛，就會去愛人、幫助人、救人的性命。心中沒有上帝的愛，就會像那兩位猶太宗教人士那樣，對別人的需要、別人的痛苦、甚至別人的生死，都視而不見、無動於衷。更有甚者，心中不僅沒有愛，反倒充滿恨，就會把人推進鐵軌，或使用其它暴力手段，置人于死地。

今天的福音故事表明，我們的鄰舍，就是那些應當憐恤、需要幫助的人。我們生活在一個多種族、多文化的環境中；我們每個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背景、認知和感情。但是，無論怎樣，我們都應該讓上帝的愛在我們心中，上帝的愛是完全的愛。上帝的愛要我們去愛鄰舍，愛需要幫助的人，愛那些不同種族、不同文化的人，愛那些我們在感情上不喜歡、在利益上有衝突的人，甚至愛和我們敵對的人。

在今天的福音中，那位律法師問耶穌：“我該作甚麼纔可以承受永生？”耶穌的回答是，愛上帝和愛鄰如已，就必得永生。今天的福音故事表明，一個像撒瑪利亞人那樣，去救助處於危難中的人，就已經在上帝的國度裏，走在永生的道路上了。（2022年7月10日修訂）

（本文所據聖經經文:路加福音10:25-37）

有一個律法師起來試探耶穌，說：「老師！我該做甚麼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穌對他說：「律法上寫的是甚麼？你是怎樣念的呢？」他回答說：「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上帝，又要愛鄰如己。」

耶穌對他說：「你回答得正確，你這樣做就會得永生。」那人要證明自己有理，就對耶穌說：「誰是我的鄰舍呢？」

耶穌回答：「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強盜手中。他們剝去他的衣裳，把他打個半死，丟下他走了。偶然有一個祭司從那條路下來，看見他就從另一邊過去了。又有一個利未人來到那裏，看見他，也照樣從另一邊過去了。可是，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路過那裏，看見他就動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包裹好了，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帶他到旅店裏去，照應他。第二天，他拿出兩個銀幣來，交給店主，說：『請你照應他，額外的費用，我回來時會還你。』你想，這三個人哪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那人的鄰舍呢？」他說：「是憐憫他的。」耶穌對他說：「你去，照樣做吧！」

谢选骏指出：为何“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上帝，又要愛鄰如己。”就会得到永生呢？在我看来，因为这是回归了上帝，所以，永生就是回归于上帝。更进一层，“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上帝，又要愛鄰如己。”——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还需要“爱你的仇敌”——“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這樣就可以做你們天父的兒子，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我看何以至此呢？难道因为当我爱我的仇敌的时候，我就解放了？我就不会受到伤害了？——我被害也就是得福了？我死亡就是永生了？我甚至不用死亡也可以获得永生了——因为这个星球只要有一只蚂蚁活着，我就活着了。因为我已经回归于上帝，看待所有的生命就像看待我自己？

【72、犹太基督教是个什么鬼】

《美國是基督教社會 美軍對AI道德標準較高？空軍將領言論惹議》（編譯田思怡 2023-07-22）报道：

華盛頓郵報報導，美國空軍中將摩爾（Richard G. Moore Jr.）20日表示，美國軍方對使用「人工智慧」（AI）的道德標準高於對手，因為美國是一個「猶太教-基督教社會」（Judeo-Christian society）。他的言論引起專家檢視，他們認為來自各個不同宗教和道德傳統的人，都能想辦法解決AI帶來的難題。

摩爾在「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一項活動上發表上述言論。他在被問到美國國防部對「自主戰爭」（autonomous warfare）的看法時表示，國防部最高階層一直在討論AI的道德問題，「不論你們的信仰為何，我們的社會是一個猶太教-基督教社會，我們有道德指南針，不是人人都有。有些人願意不擇手段達到目的」。

摩爾說，AI在未來戰爭中的角色要看「誰遵守戰爭規則、誰不遵守。有些社會的基礎與我們迥異」。他沒有點名特定國家。

美國官員表示，他們正在制定在戰爭中使用AI的守則。美國國防部在2020年採取一些使用AI的道德標準。

卡內基梅隆大學的倫理與運算科學教授倫敦（Alex John London）指出，AI引起的道德問題，包括在戰爭中，已在多個不同宗教和哲學傳統的社會普遍受到重視。他說，「有很多在道德方面的努力，不限於任何宗教，聚焦在重視人類福祉、人類自主、享有公平公正社會體系的重要性。對AI倫理的關切，不限於任何單一社會傳統」。

谢选骏指出：据我所知，世界上只有“基督教”，没有“犹太基督教”——

《新约·约翰福音》第 8 章：  　　

8:31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

Then said Jesus to those Jews which believed on him，If ye continue in my word，then are ye my disciples indeed;

8:32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And ye shall know the truth，and 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

8:33    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作过谁的奴仆。你怎吗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

They answered him，We be Abraham's seed，and were never in bondage to any man: how sayest thou，Ye shall be made free?

8:34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Jesus answered them，Verily，verily，I say unto you，Whosoever committeth sin is the servant of sin.

8:35    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And the servant abideth not in the house for ever: but the Son abideth ever.

8:36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If the Son therefore shall make you free，ye shall be free indeed.

8:37    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

I know that ye are Abraham's seed; but ye seek to kill me，because my word hath no place in you.

8:38    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

I speak that which I have seen with my Father: and ye do that which ye have seen with your father.

8:39    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They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im，Abraham is our father. Jesus saith unto them，If ye were Abraham's children，ye would do the works of Abraham.

8:40    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But now ye seek to kill me，a man that hath told you the truth，which I have heard of God: this did not Abraham.

8:41    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

Ye do the deeds of your father. Then said they to him，We be not born of fornication; we have one Father，even God.

8:42    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

Jesus said unto them，If God were your Father，ye would love me: for I proceeded forth and came from God; neither came I of myself，but he sent me.

8:43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

Why do ye not understand my speech? even because ye cannot hear my word.

8:44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里。因他心里没有真里，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Ye are of your father the devil，and the lusts of your father ye will do. He was a murderer from the beginning，and abode not in the truth，because there is no truth in him. When he speaketh a lie，he speaketh of his own: for he is a liar，and the father of it.

8:45    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

And because I tell you the truth，ye believe me not.

8:46    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

Which of you convinceth me of sin? And if I say the truth，why do ye not believe me?

8:47    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

He that is of God heareth God's words: ye therefore hear them not，because ye are not of God.

8:48    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

Then answered the Jews，and said unto him，Say we not well that thou art a Samaritan，and hast a devil?

8:49    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

Jesus answered，I have not a devil; but I honour my Father，and ye do dishonour me.

8:50    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

And I seek not mine own glory: there is one that seeketh and judgeth.

8:51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

Verily，verily，I say unto you，If a man keep my saying，he shall never see death.

8:52    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

Then said the Jews unto him，Now we know that thou hast a devil. Abraham is dead，and the prophets; and thou sayest，If a man keep my saying，he shall never taste of death.

8:53    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

Art thou greater than our father Abraham，which is dead? and the prophets are dead: whom makest thou thyself?

8:54    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

Jesus answered，If I honour myself，my honour is nothing: it is my Father that honoureth me; of whom ye say，that he is your God:

8:55    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

Yet ye have not known him; but I know him: and if I should say，I know him not，I shall be a liar like unto you: but I know him，and keep his saying.

8:56    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

Your father Abraham rejoiced to see my day: and he saw it，and was glad.

8:57    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能见过亚伯拉罕呢。

Then said the Jews unto him，Thou art not yet fifty years old，and hast thou seen Abraham?

8:58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Jesus said unto them，Verily，verily，I say unto you，Before Abraham was，I am.

8:59    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

Then took they up stones to cast at him: but Jesus hid himself，and went out of the temple，going through the midst of them，and so passed by.

谢选骏指出：将军不懂，教授也不懂——犹太人后来伙同罗马人杀害了耶稣基督，既然如此，那么“犹太基督教”是个什么鬼呢？犹太基督教是什么鬼？只有鬼知道。因为耶稣称呼“你们犹太人”为“魔鬼的子孙”。

【73、宇观尺度之下的创造论】

网文《宇观尺度》（佚名）报道：

宇观尺度释义：描述事物的尺度范围之一，从大到小为：宇观，宏观，介观，微观。

1、宇观

宇观是指包括星团、星系、星系团、超星系团、总星系以及遍布于宇宙空间的射线和引力场所构成的物质系统。1962年由中国天文学家戴文赛在《宇观的物质过程》一文中首次提出。60年代以来，现代观测宇宙学揭示了大尺度宇宙时空新的图像，使人们认识到宇宙规模的物质过程，具有高密、高温、高压、大质量、大尺度、大时标等不同于宏观规模的物质过程的特征，因此有必要引入“宇观”的概念。

对宇观的定义有不同看法。一种见解认为，宇观与宏观、微观概念的主要区别在于物质客体的量的差异，宇观是“表征宇宙规模的物质过程”的一个概念：另一种见解认为，宇观与宏观、微观概念的区别在于物质客体相互作用的性质和描述这种作用的理论的不同。宇观天体之间的作用力主要是万有引力，描述它的理论是广义相对论、星系动力学和宇宙电动力学。第三种见解主张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宇观、宏观，微观的本质特征作出概括，认为宇观是人们可以直接观测但不能以物质手段加以影响和变革的时空区域。

宏观（macroscopic），反义词微观。

宏观，哲学术语，与“微观”相对，宏观不涉及分子、原子、电子等内部结构或机制。肉眼能见到的物体均为宏观物体；宏观现象一般指宏观物体和隐藏在宏观的空间范围内的各种现象；宏观物体和宏观现象总称宏观世界。

在社会科学中，通常把从大的方面、整体方面去研究把握的科学，叫做宏观科学，这种研究方法，叫做宏观方法。通常把从小的方面、局部方面去研究把握的科学，叫做微观科学，这种研究方法，叫微观方法。 

3、介观

介观（mesoscopic），定义人Van Kampen，定义时间1981年，是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一种体系。处于介观的物体在尺寸上已是宏观的，因而具有宏观体系的特点；但是由于其中电子运动的相干性， 会出现一系列新的与量子力学相位相联系的干涉现象，这又与微观体系相似，故称“介观”。与此同时，很多科研项目已经探究到这个领域。介观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介观尺度在纳米和毫米之间。

介观体系一方面有微观属性，表现出量子力学的特征；一方面它的尺寸又几乎是宏观的。一般来说，宏观体系的特点是物理量具有自平均性：即可以把宏观物体看成是由许多的小块所组成，每一小块是统计独立的，整个宏观物体所表现出来的性质是各小块的平均值如果减小宏观物体的尺寸，只要还是足够大，测量的物理量，例如电导率，和系统的平均值的差别就很小。当体系的尺寸小到一定的程度，不难想象，由于量子力学的规律，宏观的平均性将消失。人们原以为这样的尺寸一般是原子的尺寸大小，或者说晶体中一个晶格的大小，最多不过几个晶格的尺寸大小。但是80年代的研究表明，这个尺度的大小在某些金属中可以达到微米的数量级，并且随着温度的下降还会增加，它已经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之外，属于宏观的尺寸大小。

因此，介观物理是一个介于宏观的经典物理和微观的量子物理之间的一个新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物体的尺寸具有宏观大小，但具有那些我们原来认为只能在微观世界中才能观察到的许多物理现象。因而介观物理涉及量子物理、统计物理和经典物理的一些基本问题。在理论上有许多方面有待深入研究。从应用的角度看，介观物理的研究一方面可以给出现有器件尺寸的减小的下限，这时候原来的理论分析方法如欧姆定律已经不再适用；另一方面，新发现的现象为制作新的量子器件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也许会成为下一代更小的集成电路的理论基础。

介观物理学是物理学中一个新的分支学科。指的是介乎于微观和宏观之间的尺度。介观物理学所研究的物质尺度和纳米科技的研究尺度有很大重合，所以这一领域的研究常被称为“介观物理和纳米科技”。

对于微观粒子，原则上可以对薛定谔方程进行严格地或近似地求解。对于宏观物质的研究，则应用统计力学的方法，考虑大量粒子的平均性质。处于介观尺度的材料，一方面含有大量粒子，因而对无法薛定谔方程的求解；另一方面，其粒子数又没有多到可以忽略统计涨落的程度。这种涨落称之为介观涨落，是介观材料的一个重要特征。

除了试验和技术上的重要应用外，介观尺度在理论上是探索量子混沌现象的重要场所。混沌现象是宏观经典力学中的普遍现象，但在量子世界中，还不能观测到低激发态量子系统的混沌现象。介观物理研究的物质处于量子体系的高激发态，其微观性质和对应的宏观力学性质有很大关联。对应的宏观力学系统行为不同的话（可积系统或是混沌系统），材料的微观性质也会不同。这使得介观物理成为研究量子混沌以及量子力学和经典力学过渡关系的重要领域。

介观物理的特征和介观物理的一些新的物理现象。

两种散射弱局域电性

我们都知道，在量子力学中，体系的状态由波函数来描写。波函数由振幅乘以一个相因子所组成，波函数与经典的波函数一样，满足叠加原理。波函数随时间的演化由薛定谔方程所描述。因面微观粒子有类似于波的一些现象：干涉、衍射等。

为什么通常的物理测量中，与相位相关的相位特征没有被观测到呢？这是因为通常的宏观系统由大量的微观粒子所组成，空间的尺度远大于粒子的德布罗意波长。因此，这些粒子的波函数之间就缺乏足够的相干性。于是，测量结果就是它们的平均值。例如，电子在原子内的运动满足玻尔的量子化规律，即电子的动量与电子绕核的旋转半径的乘积只能是的整数倍，或者说电子绕原子核一周时电子相位的改变只能是的整数倍。这就是原子的玻尔量子化现象。但是，考虑一个导线绕成的一个圆环中运动的电子，由于电子在导线中运动时受到各种散射，电子在比圆环尺寸小得多的尺度上就已经失去了相干性，当然也就观测不到类似于原子理论中玻尔的量子现象了。

当量子理论应用到固体中后，发展成了所谓的固体量子论。固体量子理论的一个历史性的成功就是正确地指出晶体的电阻是因为晶体中无规则分布的杂质所引起的。这些杂质可以是晶体中的掺杂和缺陷、固体中的晶格振动（称为声子）。虽然，对每一个电子的散射是波的散射，但是由于杂质的分布是无规则的，所以一般不考虑散射波之间的相干性，从而可以把电子当作有一定动量和位置的经典粒子来处理，描写晶体的电阻一般是用相空间中的玻尔兹曼方程。

在电子的输运过程中，把一个波矢为的电子散射为的粒子称为背向散射。背向散射在电子的输运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对于具有时间反演性的散射势而言，尽管各次散射是无规的，但是在波矢空间中，散射途径与的散射振幅却总是相干的。两个相干的波函数的叠加的绝对值的平方总是大于各自的绝对值的平方相加。因而这时如果不考虑电子的散射的相位的相干性就会导致与实验不一到的结果。因而这种背向散射将对传统的电导以及输运理论作出修正。维度越低，背向散射越重要。

研究导体中载流子波函数相位相干性，特别是上述涉及一对时间反演对称的无规行走的闭合路径的干涉对输运过程的影响，常称为弱局域化的研究。

弱局域化的研究，特别是弱局域化电性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弹性散射与非弹性散射的本质区别。如果载流子经过弹性散射，如杂质散射，尽管散射过程很复杂，但是散射击前后散射波的相位还有确切的关系。因而保存了原来的相位记忆，或者说弹性散射不破坏波函数的相干性。非弹性散射则不同，非弹性散射前后，能量改变，我们知道，能量是和相位（频率）相联系的，因而非弹性散射带来了波函数相位的无规变化，从而破坏了散射波的相干性。这样，载流子的非弹性散射的平均距离定义了一个有物理意义的尺度，称为相位相干长度。在文献上，把尺度相当于或小于相位相干长度的小尺寸体系称为介观体系。

普适电导涨落

80年代中期，实验发现小的金属样品，在低温下电导作为磁场的函数呈现非周期的涨落。列出几个有代表性的结果。其中，a和b分别为电导随磁场的变化的涨落，c为电导随栅压的涨落。在金属性介观样品中所观察到的这种涨落具有如下特征：

1）这是与时间无的非周期涨落，因而它们不是由于热噪声。

2）这种涨落是样品特有的，每一特定的样品有自身特有的涨落图样，而且，对于给定的样品，在保持宏观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涨落图样是可以重现的。因此，样品的涨落图样被称为样品的指纹。

3）电导涨落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浇落的大小是量级为的普适量。它与样品质的材料、尺寸、无序程度、电导平均值的大小无关。只要样品是介观大小的，并处于金属区。理论研究还表明，电导涨落的大小与样品形状及空间维数只有微弱的依赖关系。正是由电导涨落的这种间适性，所以才称之为普适电导涨落。

从物理上看，普适电导涨落来源于介观体系中的量子干涉效应。根据Laudauer理论，电导正比于总透射几率。从样品一边到另一边的透射几率是由许许多多的费曼路径的相应的几率幅之和。在金属区电子通过样品时经历多次与杂质散射，其费曼路径是无规行走的准经典的轨道。不同的费曼路径之间的相位差是不规则的，导到随机干涉效应，使电导呈现非周期性的不规则涨落。同时，电导涨落的大小是，这是明显不符合统计力学的规律的。

库仑阻塞

带电粒子，在电场的作用下定向运动，从而形成电流。在多体带电体系中，由于库仑作用，带电粒子处于两种电场中：一是形成定向运动的外电场，二是粒子之间的库仑相互作用。考虑分立的多体带电系统，这时形成电流是由于带电粒子的隧道效应，从分立的一部分到达分立的另一部分。理论预言，电流一定条件下会中断。这就是所谓的库仑阻塞。这是一种带电粒子的关联现象。只要电荷达到阈值理，库仑阻塞就会发生。考虑一个外结电源，只要电源能够提供足够的电荷，当经过一定的时间后，电荷会再次超过阈值，从而隧道又得以导通，接着又达到阈值，阻塞又发生，如此往复，就会产生所谓的直流音电子隧道振荡。从而可望获得对单电子的控制。

超晶格中的量子隧穿

隧穿现象是一种垂直于因品格异质结界面的电子输运过程，它是超品格中电子态研究的一个基本环节。在隧穿问题的研究中，人们最感兴趣的是双势垒谐振隧穿效应。所谓谐振隧穿是指当电子接连隧穿过两个靠得很近的势垒时，隧穿几率随入射电子能量的变化会出现致个极大值。对于具有对称双势垒结构，发生谐振时的电子最大隧穿几率等于1，即对称双势垒对某些能量的入射电于是完全透明的、发生谐振睡穿的物理机制来自于两个势垒之间的势阱内电子能量的量子化。当入射电子能量等于势阱中电子的量子化能级时，谐振现象发生。

谐振隧穿二极管中的电子输运

一个典型的谐振隧穿二级管是由两个极薄势垒和一个势阱构成的双势垒异质结构。在实际的器件中、入射电子的能量是固定的、它决定于发射区中电子的状态，量子阱中的量子能级也具有确定的值。为了使谐振隧穿发生，可在器件上加一电压，此时势垒上的电压降改变了量子阶中量子能级与发射区费米能级之间的相对高度、于是在器件的J一丫持性曲线上便可反映出谐振隧穿的存在。在器件上加一电压后便有隧穿电流产生．当电压正好使得入射电子的能量等于势阱中的量于能级时，谐振现象发生，隧穿电流出现极大值。如果外加电压进一步增大．对应于量于阱中能量更高的量子能级，有可能再次发生谐振隧穿，J—v曲线上会再次出现电流的峰值。这种典型的负微分电阻效应．是电子垂直于双势垒层作一维运动时所必然出现的结果。负微分电导现象向人们展示了谐振隧穿二极管在毫米波和亚毫米波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谐振隧穿三级管中的电子输运

如同普通晶体管一样，谐振隧穿三级管也是一种具有电流和电压放大作用和功率增益的高速逻辑器件，谐振隧穿NPN双极型三级管是一种典型的谐振隧穿器件．其中基区为P型掺杂，发射区和集电区为N型掺杂，基极和发射极间的电压用于调节发射区中电子能量与量子阱中量于能级之差．以控制从发射区穿过双势垒流向收集区的电流。由于谐振隧穿三级管是弹道型输运器件，即电子隧穿势垒的过程是弹道式的，运动电荷所具有的速度是电子的群速度．它比普通晶体管中电子的漂移速度要大得多．因而谐振瞪穿器件的响应时间也要小得多。这种器件的电流增益已超过了60。

另一种谐振隧穿器件是只有一种载流于的单极型谐振隧穿三级管。在这种结构中、基区处于双势垒区外侧，在基区与收集区之间有一个低势垒层，三个区域都是N型材料，这种器件在液氮温度下显示了很高的峰谷比和高额特性。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多重态三极瞥，采用这种结构可以发展多种逻辑线路，从而使得电子线路大为简化，即用少数几个器件就能代替较复杂的线路来完成某种功能，因而可以大大简化线路的复杂性，缩小电路尺寸，提高运算速度。在这种瞪穿器件中，对应于量子阱中的多个量子能级．在J—V待性曲线上将出现多个谐振峰。

超品格器件中的电子输运

超品格器件在结构上的最主要待征则是，在电流传播方向上具有由多个量子阱层和势垒层构成的周期性结构，隔开各阱层的势垒层很薄，具有较大的电子隧穿几率，电子在沿垂直超品格平面的方向连续穿过多个周期势垒运动。

在超品格中，电子在单个量子阱中形成一定的量子能级。超品格内相邻量子阱中的量于能级通过它们之间的薄势垒层有一较弱的耦合，因而每一量子能级扩展成一个能带。由于耦合很弱，形成的能带较窄，称作于能带。设电子的能量为Eb超。品格周期为d，于能带宽度为D。电场强度为E，平均漂移速度有极大值。当E进一步增大时，速度反而减小。即使有散射存在，在超品格的J—v曲线中，最初电流随电压的增加而增大，当电压使得电场达到阈值时，电压的进一步增加反而使电流减小。出现负的动态电阻。随着电压不断增大，还可能出现多个电流峰值和多个负阻区间。从理论上讲，如果完全不存在散射，电子的运动无沦在速度空间或动量空间都可能表现出振荡行为。这一现象称为布洛赫振荡，对应于布洛赫振荡的电子输运过程也是一种负微分电导现象。

在超品格器件中还存在著另一种负微分电导机制，即扩展态——局域态转变。它所描述的物理意义是，在沿着其周期方向足够强的外电场中，超品格在一个周期上的电位差将大于于能带宽度。此时相邻量子阱中的量子能级彼此错开。一个量子阱中量子能级的能量处于相邻量子阱的能隙中，电子在各量子阱中的量子能级变成高度为Eed的wannier—Stark阶梯。在这种情况下，相邻量子阱的量子能级状态之间的耦合很弱，电子波函数变得定域化了，电子隧穿过势垒的几率很小，因而超晶格的电导变得很小；当沿着超晶格方向所加的电场由小变大时。由于电子的状态由扩展态转变成定域态，使电导由大变小，即出现负的微分电导。

4、微观 （科学术语）

微观的英文是“micro”，原意是“小”。微观与“宏观”相对。粒子自然科学中一般指空间线度小于10-9米（即纳米以下）的物质系统。在社会科学或者广义的概念，微观是指从小的方面去观察。

1 自然科学解释

2 社会科学解释

自然科学解释

包括分子、原子、原子核、基本粒子及与之相应的场。基本粒子也有其内部结构。微观世界的各层次都具有波粒二象性，服从量子力学规律。

社会科学解释

在社会科学或者广义的概念，宏观是指从大的方面去观察，微观是指从小的方面去观察。有时候，我们还常常用到中观这个概念，即处于宏观与微观之间。

谢选骏指出：人说“宇观尺度”——我看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们可以想象的最多万年，“天子万年”的说法意味着，那时人们以为天地的寿命可能少于万年。至于地球的“真正年龄46亿年”，这是所谓的“宇观尺度”，是人们无法想象的；用以衡量天文运动。若用宇观尺度衡量生命运动，那就会形成创造论了。反之，如果用微观尺度衡量生命运动，那就会形成进化论了。

【74、语言的诞生是上帝的恩典】

《语言的诞生①：从一条响尾蛇开始》（2020-05-18  澎湃新闻）报道：

编者按：本书综合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考古学、进化论、生理学、认知科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尝试以全新的角度讲述语言起源的故事，将大大拓展语言学和古人类学的想象空间。

1920年左右，在得克萨斯州拉伯克市市郊，一条响尾蛇咬死了我的外曾外公。当时外曾外公邓根和家人一起穿过棉花地，从教堂往家走，就在他告诉孩子们要当心有蛇时，突然被蛇咬到大腿。他的女儿，我的外婆克拉拉·贝尔告诉我，外曾外公遭了三天罪，痛苦地跛着腿尖叫，最后在卧室里过世。

人们无须在事发现场就知道，这条蛇一定在袭击前“警告”过我的外曾外公，因为那是一条响尾蛇。但是，从后果来看，外曾外公邓根和响尾蛇之间的交流一定是失败了。外婆目睹那条蛇咬了她的父亲，她在我小时候经常说起这件事。她经常想起那条蛇“警告”她父亲的时刻，仿佛如果可以，那畜生就会使用真正的词语。然而，知道响尾蛇会交流的人往往会把摇尾巴和语言混为一谈，将它们拟人化，并加上人类自己的诠释，比如，人们会说响尾蛇会摇动角蛋白构成的环状空心尾巴末端，发出响亮的响环声，来“告诉‘有威胁的动物’远离它们”。尽管严格来说这种行为并不是语言，但蛇的响环声仍然携带了重要的信息。外曾外公因为未留意到那个信息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当然，响尾蛇并不是唯一会交流的动物。实际上，所有动物都会与其他动物交流，互相接收和传递信息，无论是与相同物种还是与其他物种。但是，后面我会解释一下，我们不应该给蛇的响环声贴上“语言”的标签。响尾蛇的信息传递非常有效，但仅用于特定目的。蛇不能告诉你它明天想做什么，或者它对天气有什么感觉。传递这样的信息需要语言——地球上迄今最先进的交流形式。

人类如何产生语言的故事几乎不为人知，充满了发明和发现，我通过这个故事得出的结论是以一长串和语言进化有关的科学为基础的，这些科学包括人类学、语言学、认知科学、古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神经科学和灵长类动物学。然而，跟所有科学家一样，我的解读是基于我的背景。就本书而言，我的背景是自己对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语言和文化进行的 40 年实地研究，尤其是对巴西亚马孙地区的采猎者进行的研究。我在自己关于心理学和文化学交叉领域的最新专著《心灵的暗物质：文化表达的无意识》（Dark Matter of the Mind: The Culturally Articulated Unconscious）中表明，我不承认语言是任何形式的本能，同时我也不承认语言是天生的。

早在 20 世纪初心理学家库尔特·戈尔德施泰因（Kurt Goldstein）的著作中，研究人员就提出，不存在只和语言有关的认知障碍。这似乎表明，语言来自个体，而不仅仅来自大脑特定的语言区域。而这反过来支持了这样一种说法，即语言不是一种相对较近的发展，它只有 5 万年到 10 万年的历史，且只为智人（Homo sapiens）所拥有。我的研究表明，语言起源于 100 多万年前的直立人，并且已经存在了 6 万代。

因此，这个故事的主角是直立人，也就是当时世界上出现过的最聪明的生物。直立人是语言、文化、人类迁徙和冒险的先驱。在直立人转变为智人的大约 75 万年前，直立人社群在海上可航行 200 英里远，在陆上则几乎走遍了整个世界。

直立人社群发明了象征符号和语言，这些发明如今似乎仍未过时。虽然从语法上而言，其语言与现代语言不同，但那也是人类语言。当然，随着世代的更迭，智人毫不意外地改进了直立人的发明， 但今天仍有许多语言使人想起人类最初所说的语言，而且它们并不逊于其他现代语言。

拉丁词 Homo 意为“人”。因此，任何人属（Homo）生物都属于人类。在拉丁语双名生物命名法中，属是广义的分类，其下的分类是种。因此，Homo erectus（直立人）表示这个物种（erectus 意为

“站立的”）是人属的一员。因此，“直立人”意为“站立的人”，这是人类的第一个物种。“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意为

“尼安德山谷的人”，因为其化石最早发现于德国的尼安德山谷。“智人”意为“智者”，而正如我们看到的，这错误地暗示现代人（我们都是智人）是唯一有智慧的人。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是最聪明的人，但我们并不是世上唯一聪明的人。

直立人也发明了人类认知的另一个支柱：文化。今天的人类，部分是由直立人的智慧、旅行、试错和力量锻造出来的。这值得一提，是因为太多的现代人未能反思早期人类对现代人类形成的重要性。

我对语言及其演变很有兴趣有个人原因。我小时候在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州的边界上长大，从那时起，我的一生都迷恋语言和文化。怎么可能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所有语言都至少有一些共性的语法特征，无论是表示事物的词，表示事件的词，还是用于排序和组织声音与词语的规约，或者是组织段落、故事和对话的规约。但是，语言之间的差异可能更大。然而，无论这些差异是否容易发现，它们总是存在的。今天，不存在通用的人类语言，无论在遥远的过去这样的语言是否存在。人类没有天生的语法思维模板。语言的相似之处并不源于语言的特殊基因，而是随文化和共同的信息处理解决方案形成的，并且拥有各自的演变轨迹。

但是每种语言都能满足人们的交流需求。当今世界，很多人本不应该花较多的时间在社交媒体上，但正是语言交流的需求促使人们这样做。有些人不管有多忙，都很难避免利用手头的电子设备加入一些“对话”，对自己平时不太了解也不太关心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无论是办公室闲聊，从电视中获取信息，还是与他人讨论剧本，自己阅读或写作小说，交谈和写作都让人类更紧密地融入社群。

因此，语言——而不是交流——是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的分界线。然而，如果不了解语言的起源和演变，就不可能理解语言。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就语言起源的时间和地点提出了各种看法。他们想知道人属众多物种中第一个拥有语言的物种是什么。他们还提出问题：在人类历史早期，语言听起来是什么样子？答案很简单。语言逐渐从一种文化中产生，这种文化是人们通过大脑相互交流而形成的。语言是为文化服务的。

《语言的诞生》以独特而丰富的方式讲述了语言这项人类发明的演变史—从我们物种的出现之日直至拥有 7000 多种语言的现在。这种复杂性和广度是我们物种创始的，后来演变成各地的变体，每一个新的语言社群都会调整语言以适应自己的文化。可以肯定的是， 人类所讲的第一种语言也受到人类神经生理学和人类发音器官的限制。所有语言都是逐渐形成的。语言不是从手势开始，不是从唱歌开始，也不是从模仿动物的声音开始，而是始于文化中产生的象征符号。人类对这些最初的象征符号进行了排序，并由此形成了更大的象征符号。同时，象征符号还伴随着手势和声音的音高（语调） 而调整。手势和语调既可以合作生效，也可以单独发挥作用，使话语中的某些象征符号—对听者来说最具有价值的符号——更容易引人注意，更容易让人察觉。这种象征符号、语序、手势和语调的系统是协同出现的，每个组成部分增加一些东西，都会使整体系统更复杂、更高效。这些元素以前都不是语言的组成部分，直到将近200 万年前，它们整体组合为语言——整体赋予了各部分意义。语言是由我们巨大而复杂的大脑在文化层面上发明和塑造的。大脑与文化相结合，解释了为什么只有人类能够说话。

有些作者已经将语言定义为“发明”，但又以“它并不是真正的发明。那是一个隐喻”对这个合理评价进行了限定。但是“发明” 这个词的使用并不是一个隐喻。它体现了它的意思—人类社会创造了象征符号、语法和语言，而这些东西以前并不存在。

什么是发明？发明是一种文化的创造。电灯不是爱迪生自己发明的，其工作需要建立在将近 200 年前富兰克林电力学成就的基础上。没有人发明任何东西。每个人都是一种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彼此的创造力、想法、早期尝试及其所在的知识世界的一部分。每一项发明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建立起来的，语言也不例外。

1991 年一个闷热的早晨，我们乘坐一架单引擎飞机，沿着巴西亚马孙热带雨林的基提亚（Kitiá）河飞行，距离最近的城镇有 200 英里。我给两个身材瘦削、饱经风霜的男人沙巴唐（Sabato）和毕都（Bidu）戴上了头戴式麦克风。通常这个时候，他们会手持 8 英尺 * 长的吹箭筒，背着装着毒飞镖的箭囊，前往丛林狩猎西貒、鹿、猴子和其他栖息于他们这片伊甸园上的动物。但是今天他们会进行一场谈话，还会不时受到录音设备和音量调节的干扰。

开始之前，我再一次向他们解释，我想要他们在交谈时既说其本族语巴纳瓦语（Banawá）又说葡萄牙语。“你们相互交谈，可以谈任何事，可以给对方讲讲故事，可以谈谈参观村庄的美国人和巴西人，或是任何你想谈的东西。”因为我急于探寻令语言学田野研究人员趋之若鹜的圣杯——自然对话（涉及多人互动的自发交流），所以我把他们哄到这里，许以一定的酬劳。我从自己过去的失败中发现， 记录自然对话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田野研究人员带着录音设备，影响了被试者对任务的感知，严重干扰了实验结果，因而往往只能得到一段既生硬又不自然的交流，没有哪个母语使用者会将其看作真实对话。（想象一下，有人让你和一个朋友坐在一起，帮你戴上头戴式麦克风，然后跟你说：“聊吧！”）

但今天，在测试录音质量时，我几乎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之情。

他们的谈话是这样开始的：

沙巴唐：毕都，毕都！今天聊聊吧。毕都：嗯。

沙巴唐：让我们用自己的语言聊吧。毕都：嗯。

沙巴唐：丹尼尔非常喜欢我们的语言。毕都：是的，我知道。

沙巴唐：我先讲。之后你可以讲讲关于那只美洲虎的故事。

毕都：好的。

沙巴唐：让我们回忆很久以前的那些事情吧。毕都：好的。我记得。

沙巴唐：很久以前，白人来了。很久以前，白人来到我们的村庄。

毕都：那些人我知道。

沙巴唐：他们找到了我们。我们将与他们一起干活。毕都：是的。那些人我知道。

一个小时内，他们的谈话自然而然地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

尽管我离家数千英里，实验过程中汗流浃背，还要时不时地驱赶黄蜂和吸血的蚊虫，但是沙巴唐和毕都的谈话结束之后，我又持续工作了 45 分钟，那时我几乎筋疲力尽了。我衷心地感谢他们为我提供这一语言财富。他们带着吹箭筒和毒飞镖，笑着离开，前去狩猎。我继续独自工作，转写（写下每一个语音上的细微差别）、翻译和分析录音内容。经过几天辛勤工作，我获得了可靠的数据。我把录音、笔记和剩下的大部分分析工作交给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她陪我一路到了亚马孙。

《语言的诞生②：人类在大约6万代以前就开始交谈了》（2020-05-19 澎湃新闻）报道：

这天结束时，我们研究小组——包括我和三名学生——享用了我向巴纳瓦人购买的豆子、米饭和西貒肉的晚餐。饭后我们围成一圈坐了下来，谈论丛林的炎热气候和各种各样的虫子，许多虫子我们之前从未见过。但我们主要谈的是毕都和沙巴唐的谈话录音，以及我们对他们的感激之情。这是对话中的对话，关于对话的对话。

眨眼间亚马孙丛林里就日落了。不一会儿，巴纳瓦人便按照他们的习俗前来拜访。我们四人泡了果汁和咖啡，并为他们开了一包甜饼干。我们首先迎接的是巴纳瓦女性。招待巴瓦纳女性的主要是女学生，因为巴瓦纳人实行严格的男女隔离，这一做法符合他们的文化。很快，巴纳瓦男性也可以坐下了，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咖啡、果味饮料和甜饼干。我们一边吃喝，一边与这些男性聊天，主要回答他们有关我们家庭和住房的问题。就像世界各地的人每天都做的那样，我们和巴纳瓦人通过对话建立关系和友谊。

这种自然对话对语言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它们以一种其他语言表现形式无法办到的方式展现了复杂而又完整的语言。对话是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也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彼此，主要是因为对话在意义和形式上可能是开放的。对话对于理解语言的本质也至关重要，因为它们“语义欠明”——说话点到为止，话外之意是交给听者自行领悟。语义欠明一直是语言的一个特征。

沙巴唐和毕都的对话就是一个语义欠明的例子，试看两人对话的第二行。沙巴唐对毕都说：“让我们用自己的语言聊吧。”如果从字面上理解，这句话很奇怪，因为他们已经在用自己的语言聊天了。事实上，这些人很难用葡萄牙语进行自然对话，因为他们对葡萄牙语的了解极其有限，主要用它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沙巴唐的话包含某些并未明说的意义。他说这样的话是为了间接地让我知道，他们不会用葡萄牙语进行交谈，因为他们知道我正在试图理解他们如何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交谈，并且他们想帮助我。这些话没有明说， 没有显现在对话中，但隐含在了上下文当中。

同样，在“让我们回忆很久以前的那些事情吧”这一行中，两人对于他们试图回忆的事情的大致范围是心里有数的。哪些事情会涌上心头呢？仪式？狩猎？与其他部族的关系？多久以前的事情？ 美国人来之前？巴西人来之前？一百代以前？毕都和沙巴唐（或者其他巴纳瓦人）都了解正在谈论的内容，但其他文化的人起初并不清楚。

会说巴纳瓦语的人仅剩80 个左右，沙巴唐和毕都就包括在其中。这种语言已经帮助科学界了解了很多关于人类语言、认知、亚马孙丛林和文化方面的知识。具体而言，他们教会了我们特别的声音结构和语法、飞镖和箭头上毒药的成分和制作过程，以及他们对于亚马孙动植物的分类以及与其他亚马孙人的语言联系。这些经验自然是通过分析不同社群的知识结构、价值观、语言学和社会组织等方面得出的。这些社群都像巴纳瓦人一样，花费了长达千年的时间掌握特定的生活方式。

任何人类社群，无论是巴纳瓦人、法国人、中国人还是博茨瓦纳人，都使用语言来建立社群成员和其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事实上，人类已经交谈了很长时间。地球上所有语言表现出的语义欠明、社会关联、语法限制、意义驱动的思想表达都能追溯到早期人类，追溯到直立人甚至更早。根据有关直立人文化的证据，例如它们的工具、房屋、村庄空间结构和前往地平线外想象之地的航海之旅，可以推断出人类在大约6 万代以前就开始交谈了——距今很可能超过 150 万年。现如今，在经过 100 多万年的练习之后，我们觉得人类在语言上应该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而且我们也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语言应该都发展了，能更好地适应我们的认知和感知限制、听觉范围、发音器官和大脑结构。然而语义欠明意味着在每一次谈话中，在每一篇小说的每一行中， 以及在每一篇演讲中的每一句话里都包含“空白点”—未明言的、假定的知识、价值观、角色和情感。我将这些未定内容称为“暗物质”。如果没有一套共享的内化价值观、社会结构、知识关系，语言永远不可能被完全理解。在这些共同的文化和心理因素中，语言会过滤所传达的信息，引导听者理解他人所说的话。人们使用语境和文化来理解语言。人们还使用手势和语调，以解释所传达信息的全部含义。

像所有人一样，从头开始构建语言的最初的人属物种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从来没有完全说出自己的想法。完全说出自己的想法有违语言的基本设计特点。同时，这些原始人也并非只是发出随机的声音或手势，而是会用它们相信别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交流。而且它们也认为听者可以“填补空白”，可以将所听到的话与它们的文化知识和对世界的认识结合起来理解。

这些原因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不能有效讨论人类语言的起源，除非将谈话视为需要理解的事物中最重要的部分。人类语言的每一个方面都有所进化，人类大脑和身体的组成部分也在进化，以参与对话和社交生活。当最初的人说出第一个单词或句子时，语言并没有真正诞生。它是在第一次对话时才诞生的，对话是语言的源头和目标。事实上，语言改变了生活。语言筑造了社会，表达了我们最崇高的期望和最卑鄙的想法，以及我们的情感和人生哲学。但是，所有语言最终都是为人类的互动交流服务的。语言的其他组成部分， 诸如语法和故事，相比于谈话而言是次要的。

这就引出了一个有关语言进化的有趣问题——最先开口说话的是什么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有太多的人类祖先被怀疑是最先开口说话的人了，比如来自南非、爪哇、北京、尼安德山谷和奥杜威峡谷（Olduvai Gorge）的众多人类祖先。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又提出有可能是另外几个人族（hominin）物种，这导致人类的进化拼图显得更加混乱。为了避免陷入一大堆不确定的答案之中，只有三种能够使用语言的人族物种需要讨论——直立人、尼安德特人和智人。

很少有语言学家认为直立人有语言。实际上，许多语言学家认为直立人没有语言。目前，关于人类从何时开始讲话，人们尚未达成共识；但在人类进化方面，人们对于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以及人类机体和认知能力演变的大致情况似乎有了一些共识。查尔斯·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一书中指出，非洲可能是人类的诞生地，因为非洲也是大多数猿类的所在地。他推断（已被证实）人类和猿类可能关系密切，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在关于早期人族［人族是指人属及其直系祖先，如阿法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的重大发现问世之前，达尔文就写下了这些先见之明。另一组亲戚是人科动物（hominids）。这个群体包括人类、红毛猩猩、大猩猩、黑猩猩、矮黑猩猩及其共同的祖先。人类进化故事中的角色包含了直立人的分支，直到现代人类。为了理解这些不同物种之间的关系及其是否会说话，我们必须了解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

《语言的诞生③：谜团之一的“语言鸿沟”仍未得到合理解释》（澎湃号2020-05-22）报道：

人类起源的部分争议在于人族有过多少个物种，但我们在研究人族的迁移对人类语言发展的意义之前，仍然有必要了解所有人族物种的潜在认知能力（基于脑容量的大小、制作的工具以及迁徙情况）。我们既可以关注生理层面，也可以关注文化层面，还可以同时关注二者，但一些最有趣的证据来自文化层面。

象征符号（将基本可以说是任意的形式与具体含义相关联，例如使用“狗”这个词的声音来指代犬类）是将人类推上语言之路的发明。因此，我们不仅要了解象征符号是如何出现的，还要了解它们如何被整个人类族群采纳，以及它们是如何被使用的。有个观点可以说是关于人类各个时代语言起源的最有影响力的解释，但我不认同。该观点认为，语言是因为大约 5 万年前到 10 万年前的单个基因突变而产生的。据推测，这种突变使智人拥有了构建复杂句子的能力。这一整套想法被称为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但仔细研究我们物种的生物学层面和文化演化方面的证据，可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假设，即语言起源的符号发展（sign progression）理论。这个术语的意思是，语言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从标引符号（index，代表与被描述物有直接联系的事物，比如动物的足迹）逐渐演变到图像符号（icon，又叫相似符号，代表与其外形相似的事物，例如人像），最后演变为象征符号（symbol，表示意义的规约方式，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任意的）。

最终，这些象征符号与其他象征符号会结合起来产生语法，简单的象征符号会构建成复杂的象征符号。这种符号发展最终会达到语言进化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手势及语调与语法及意义会结合形成完整的人类语言。这种整合可以传递和突显说话者要告诉听话者的信息。它体现了语言起源过程中至关重要却经常被忽略的一步。

语言演变是一个艰难的问题，所以最早尝试解决它的努力效果不算太好，这是可以预料到的。有一些理论没有依靠数据和相关知识，而是诉诸猜测。有一个普遍的看法是，所有语言都起源于希伯来语，因为人们相信这是上帝的语言。就像这个希伯来语是第一种语言的猜测一样，许多假设都被抛弃了，尽管其中一些假设包含不错的想法。然而，这些假设间接催生了如今人们对语言起源的理解。

但是所有这些早期努力都存在一个严重缺陷，即缺乏证据，诉诸大量的猜测，许多科学家对此非常恼火。因此 1866 年，巴黎语言学会宣布不再接受关于语言起源的论文。

好消息是现在禁令已经解除。相较于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研究工作，如今人们的研究不再全凭猜测，有时候还能以翔实的证据为基础，因而结论更有说服力。在 21 世纪，尽管困难重重，但科学家们还是设法将足够多的语言进化拼图的微小图板拼在了一起，对人类语言诞生的问题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尽管如此，正如许多人已经觉察到的，关于语言起源的最大谜团之一的“语言鸿沟”（language gap）仍未得到合理解释。人类与所有其他物种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语言鸿沟。动物王国的交流系统与人类语言不同。只有人类语言具有象征符号，只有人类语言是由多个部分组成的，其话语能够分解成更小的有意义的部分。例如故事能分解成段落，段落能分解成句子，句子能分解成短语，短语又能分解成词语。每个较小的单位都对其所属的较大单位的含义有所贡献。有人认为，这种语言鸿沟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人类是与其他动物不同的特殊生物。另一些人则声称人类语言的独特性是上帝设计的。

更有可能的是，这种鸿沟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是由文化激发的相应变化形成的。没错，人类语言确实与其他动物的交流系统存在显著不同，但跨过认知和文化层面上的“语言门槛”的那几步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小。有证据表明，人类独有的语言特征不是“蹿”出来的，人类的语言是经过人属和我们更早的祖先（可能是南方古猿）不断发展，才逐渐出现的。这一过程虽然缓慢，但确凿无疑。早期人属物种的这种缓慢进步最终导致人类的语言与其他动物的交流方式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进化鸿沟。最终，人属物种发展出了比其他所有生物都要优越的社会复杂性、文化以及生理构造和神经构造。

因此，人类的语言最开始并不起眼。作为早期人科动物的交流系统，它与其他许多动物的交流系统没有什么不同，但比响尾蛇的更有效。

如果仅剩的 80 名说巴纳瓦语的人突然死亡，而他们的遗骨直到10 万年后才被发现，会是什么情况呢？语言学家已经出版了关于巴纳瓦语的语法、字典和其他研究，我们就当这些事没发生过，试想一下，巴纳瓦人的物质文化会留下什么表明他们有语言能力和符号推理能力的证据呢？他们留下的语言证据大概还没有我们已知的尼安德特人或直立人的语言证据多。巴纳瓦人的艺术品（如项链、篮子图样和雕刻品）和工具（包括弓、箭矢、吹箭筒、飞镖、毒药和篮子）均可生物降解。因此，他们的物质文化过不了多久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所需的时间与最早的文化出现以来已经经过的 80 万年到 150 万年的时间相比要短得多。当然，从土壤使用情况来看， 我们可能会推断出他们有一定规模的村庄、小屋等等，但很难通过他们手工制品的残余物推断出他们拥有语言，这就和判断许多古代的采猎者团体有没有语言同样困难。我们知道，如今的亚马孙人已经拥有相当完善的语言和丰富的文化，因此我们必须谨慎，不要因为史前记录中缺乏关于语言或文化的证据就过早地断定古代人类缺乏这些重要的认知属性。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有证据可以表明最早的人属物种确实拥有文化并且能够说话。

解决人类语言起源的奥秘，首先要考察唯一幸存的具备语言能力的物种—智人，或者说作家汤姆·沃尔夫（Tom Wolfe）所谓的“说话的人”（Homo loquax）—的禀性和进化过程。有几个独特的观察角度标志着语言演变的道路。

首先，人类语言是在广泛的动物交流现象中产生的。交流不过是信息从一个实体转移到另一个实体（通常是有意的），无论是蚂蚁之间的信息传递、黑长尾猴的呼唤、狗尾巴的位置和摇动，还是伊索寓言，或者写书和读书。但语言不仅仅是信息传递。

关于语言演变的第二个视角来自对生物和文化观点的考察。大脑、发音器官、手和人体其他部分是如何与文化一起影响和促进语言进化的？许多关于语言进化的解释都集中在这些方面，不是关注生物方面的原因，就是关注文化方面的原因，而没有关注其他方面。

最后一个必要的视角可能会令人感到好奇。它是以语言学领域研究人员的视角看待语言进化的。这种视角引出了两个基本问题： 现如今各种人类语言有多相似，以及现代语言的多样性揭示了人类初始语言的哪些特点。人类首次发明语言是进化过程的里程碑。这些视角对于理解这一进化过程大有裨益。

还有其他问题需要回答。手势对人类语言是至关重要的吗？对，很重要。是否一定需要与现代人类相似的发音器官，才能有语言？ 并非如此。人类语言需要复杂的语法结构吗？不需要，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它们存在于很多现代语言当中。各个社群交流或使用语言交流的程度是否不同？很有可能。直立人有可能掌握了语言，但仍然不愿意开口说话。

（ [美]丹尼尔·L. 埃弗雷特（Daniel L.Everett））

谢选骏指出：无神论者说语言的诞生是“进化”的结果；神秘论者说语言的诞生是上帝的恩典——因为“‘语言鸿沟’仍未得到合理解释”。因为人类语言的精妙，不仅与其他物种信息系统构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而且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日常交流的需要。

【75、《约翰福音》真是二元论吗】

《<约翰福音>的二元论》（2008年10月25日cmts）报道：

绪论

1945年考古学家在埃及古墓内发现的文学著作中，发现诺斯底主义非常的尊崇约翰福音，甚至还著了约翰福音注释，更称之为真理的福音。那么是不是约翰福音和诺斯底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是什么原因能使这个以“二元论”为著称的诺斯底异端学说能对圣经中的正典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呢？有学者推论：约翰福音是受了诺斯底的影响，理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同样出现了很多和诺斯底主义及其他当时的二元论思想相同的用语。但约翰自己的神学观点是否真受了当时的二元论的影响呢？这不能不使我们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思索和探讨了。

历史中有许多不同的二元论，二元论简单的说就是将存在界减为两个古老，并互为对立的原则。也就是说，存在界的来源及其终极关系是二元论的最根本问题，存在界的终极关系包括绝对的“一”（ 神），也包括相对的受造界，这是“相对的二元论”。爱是使两者合一的力量。但随着撒但的：吃吧，你的眼睛要明亮了……人就抛弃了这力量，也就跟着从这原本就不相对的相对中被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那要他“得智慧”的那位，使原本就是一元的世界又出现了新的二元论，就是一个真神再加上一个假神……

二元论是一种普遍的思想，他弥漫于整个人类及历史，不仅是西方，也同样适合于中国式的东方思维模式。它奠定了中国儒、道两家的阴阳、造就了佛教及摩尼教的善恶、甚至也涵盖了一些气功运动在内。

二元论是首先从希腊的哲学思想中发展出来的。以伯拉图为代表的希腊二元论主张：宇宙分为两个世界，一个是可见的物质界，一个是不见的属灵的世界。两者是互为张力、相互对立的。物质是不完全的，是罪恶的；属灵的世界是完美的 、永恒不变的、是绝对的。物质靠感官认识；属灵的是靠理智认识。感官有限，只有理智才能产生并认识真理。、了解至善。

人分为身体和灵魂两部分，灵魂来自属灵的世界，却落入了物质的领域中，囚禁于身体的肉体和欲望的辖制之中。只有运用理智，其灵魂才能接触到永恒、神圣的世界。到人死后，灵魂就能够离开身体、获得救恩。这种希腊哲学的理念与物质的思维模式直接的影响了人类的历史，后经人不断的修改和混合，使这学说大行其道，几乎渗入到各派的哲学的思潮与异端中。

到了启蒙运动以后，欧洲逐渐出现的反基督教信仰的思潮中，黑格尔、尼采、共产主义、科学主义、存在主义等现代性思想的代表，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出了他们里面隐秘的二元论思想之传承。

在希腊哲学二元论的基础上，加上东方神秘注意，发展出来了一种思想学说，就叫做诺斯底主义。但是诺斯底主义内部的主张并不是完全统一的，而是很多种类似的知识主义的总称。在其内部就有很多个派别，如：幻影说派（dokeo）、克林妥派（cerinthus）、斯多雅派等

他们主张神是绝对的善，而物质是绝对的恶，人的身体当然也包含在物质的范围之内，那么绝对善的神是不可能创造出这绝对恶的物质世界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说宇宙当中的神向下发了一连串的发散，称作“爱安”（aeons），每一个爱安较上一个为低，到最后一个爱安仍能够有能力创造宇宙，这种学说据说在新约时期以前就已经存在，但是一直处在模糊状态，直到与基督教相遇，便说：哦，那个最低的爱安就是基督！基督不是神，最多也就是半个神，甚至是邪恶的！

一直到了主后2世纪这种学说才正式的成立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个本来有多神论倾向的思想，在受到基督教影响以后，就在承认一神论的前提之上提出了精神与物质、身体与灵魂的二元论，使一位至高无限的神被无限的抽象化、神秘化。类似一个伯拉图式的最高理念，那么这样的神就不可能与一个污秽的物质世界同在，更不用说神成为肉身了。因为物质世界是精神世界堕落的产物，如同美丽的鲜花也注定要渐渐的成为垃圾，人的生命也是如此的无药可救，唯一的转机就只能是靠“超凡脱俗的个人主义方式”去得到归回宇宙的秘密知识，也是因为他们过分的强调知识，所以也叫知识主义或灵智主义。

基于这种物质、灵魂的‘善’与‘恶’对立的基础，关于“道成肉身”基本有三种观点：

（1）幻影说主张：基督并没有真实的身体，只是一个幻影，好像看起来有身体。但如果这种主张成立，那么就不可能是在十字架上受苦及代罪，他的救赎也救没有什么意义了。

（2）克林妥派主张：基督并没有降生，也没有死亡，而是在耶稣这个人受洗的时候，称做基督的这个爱安降在他的身上，而在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离他而去。（克林妥派是因他们的领导人的名字而命名）。也就是说基督没有属于自己真实的身体。

（3）耶稣是神的发射体，虽由神而来，却没有神性。这就制造出基督非人、非神的属性。

他们主张物质的身体是邪恶的，人的灵魂是圣洁的，且是先存的（注1）。那么灵魂和肉体的结合就是一种惩罚，肉体成了灵魂的捆绑，如要脱离这捆绑就要获得如上所述的宇宙知识。当然，这样的学说注定要造成禁欲主义（注2）和享乐主义（注3）两种极端的结果。有一点要说的是，尽管诺斯底的教义有很多的宗派和分支，但是所有的诺斯底都共同的承认：所有的被造物都是邪恶的；而且什么时候人的灵魂和身体分开了，什么时候就得到了救恩。

在新约圣经中，有很多关于抵抗这种异端的经文，但是既然他们对约翰福音如此的敬重尤佳，那我们就借这位老使徒的观点与其做一些浅显的比较。

约翰福音的写作背景：约翰福音成书于主后85年间，当时诺斯底思想虽然还没有系统的成型，但是却已经弥漫于世了，约翰在希腊背景下的以弗所，写的时候就用他们的流行的词汇，来表达上帝的真理。

在约翰福音中，约翰用了很多较符类福音新鲜的词汇，比如：光与暗、灵与肉、今生和来世、上和下、等等，当然有他的含义。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是一位功力非常深厚的神学家，他曾经在施洗约翰门下受教，当耶稣出来事工时，因听了老师的见证而归到耶稣的门下（约1：36-40）。而且在跟随耶稣的三年时间里，是十二使徒中最常跟在耶稣身边的三位使徒之一（路9：28\太26：37），所以在他的约翰福音解经中可以看到，他是以整个旧约圣经作基础的，在约翰福音里面，会经常的发现相对于旧约的创世纪、诗篇、先知书等经卷的地方。就是因为是神学性非常深的书卷，所以如果只从字面上解释，就肯定会造成“另外的一个福音”出现。这些都直接的关系到福音正统的基础，如今还有中国教会的很多信徒在受这种字面解释的困惑，以致于不得明了。在约翰福音中最明显的就是约翰也用了当时流行的二元论，在很多的篇幅中他都是用这种简单的“公式”来表明福音真理的。

这也是为什么要用约翰福音中的二元论和诸多的二元论相比较的一个原因。这些异端二元论的发扬光大给基督教神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他们和圣经的真理向背而驰，但却高举敬神大旗，张扬于世迷惑人心。对付这些异端思想，我想也是约翰的初衷。

一．约翰二元论与诺斯底 二元论的比较

A.关于善与恶的比较（约1：1-4\14太初有道……）

A1.诺斯底的主张：

灵，是绝对的善，而物质是绝对的恶，那么救赎即圣洁的神也根本不会来到这个污秽的世界，即使来，也不会“道成肉身”。诺斯底称神为“道”，但那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与原则，并不是指具体的神，因为它们的神是智慧、能力、原则，不能具体的显出来

A2.约翰福音的主张：

约翰福音1：1便说：太初有道（logos），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道”是新旧约、希伯来人和希腊人都不陌生的词，道就是言语，是心思意念的表达，言语和思想是一致的，所以神的言语（道）就代表神的整体。（当然在希腊文里面他还有：1智慧和理智2公义3言语4渊源等含义）。约翰将这个“道”转借过来，明显的另有心思：不仅可以代表神的名字，又能表达这道与神本来就同等的地位，更致使诺斯底派的读者不得不思考，这个“道”另有更具体的含义。

“太初有道”指这位道是太初就有的，在还没有时间概念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在第一章的1、2两节中有4个动词“was”，是to,be的过去式，（中文译做有、是，但没有明显的翻出来）。即约翰实际上是说：太初一直有道，道一直与神同在，这道一直就是神，这道从太初就一直与神同在，指出道的永恒性，并不是后来才被造的，而是一开始就有了，他和神具有相同的永恒性。用耶稣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与父原为一”[约10: 3]。他就是“宇宙的中心”，是有位格的上帝。

而且这道并不是一部分的神或恶魔，因为他就是神的本身。不是神的发射体，也不是宇宙中蕴含的智慧和奥秘，更不是一股神秘的力量，而是具有创造及管理的能力和智慧的有位格的神自己。

第4节有更重要的表达：“生命在他里头”：他是生命的中心，是一切生命的源头。不仅是“污秽”的肉体的生命，就连那“圣洁的”属灵的生命也在他里头。

约1：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早在旧约时代，先知就早已经预言：救主要从大卫的子孙而出……（撒下7：12-13）明显没有丝毫的轻视肉身的意思。而且这预言已经实现在使徒约翰的见证中，创造的主自己成了肉身，这个身体就不会是一个幻影，定是一个有真实身体的肉身！因为他没有来显现一下就走了，而是“住”在了我们中间，长时间的与见证者同住，共同生活。从永恒进入到人类历史当中，用他恩典的真理，主动的向他的百姓启示他自己。这就说明这位神是可以让我们知道他的属性的和思想的，并不是如诺斯底所说的那个不可知的“神”。如果耶稣没有真实的肉身，那么他的救赎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只有人才能代替人的罪。

“充充满满”：诺斯底用来形容神性的总和。而基督却只有少许神性。但是约翰宣称：基督就是那由充充满满的那位，即有着神性总和的那位，因为他就是神自己。

关于“肉身污秽说”，圣经一贯主张：神所造的一切事物和生命，都是合宜美好的，包括肉体在内。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有自由的意志和理解能力，同时也是良善的。神对亚当夏娃之惩罚，并非是因他们吃食禁果的行动之故，而是因他们对此行动所作之决定。因此对罪的惩罚，也是针对整个的人而定。所以上帝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就是为了拯救罪人，包括人的身体，因为在圣经的观点中，有灵魂和身体的人才是完全的人。如果人的灵和身体是相对为敌的，那么神拯救的时候根本就不用考虑人的罪性，直接将灵“提走”就可以了。

圣经上提到“身体”时一般都是中性词，即与灵魂对应的（而非是对立的）。当然也有时是贬义的，比如论到肉体与情欲时，是指罪的权势对人类的支配力，罪的本性。就如贬义的提到金钱，也不是指钱财的本身，是指那接着钱财使人沦丧在贪婪中的罪的权势。身体本身并非罪恶，也不是罪的根源，或带着罪的倾向。即使是仍在罪中的人，圣经上依然承认他们带有上帝的形象。（注4）

综上表明，道，就是上帝、就是宇宙的中心、是全然圣洁的神。而不是半个神，更不是恶魔。他的圣洁与至善如经上所述 ：“他断不致行恶”（伯34：10）。他的圣洁，也可在要求他的百姓全然圣洁上显明出来。（利19:2）。所以神是善的，肉体也是善的，因为他称人是“甚好”！。

为了强调自己的见证是真的，约翰在首尾用了相互呼应的双重见证式的肯定语：“我们也见过”（1：14） “记载这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约21：24）。

B．关于“天上”和“地上”的比较（约6:33神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

B1.诺斯底的主张

诺斯底的另外一个代表斯多雅主张：神是在宇宙的中心或是在某一角落，而灵是创造时宇宙中的一种能力，且是如火一样有形质的，但在创造的时候，这种如火的能力因与物质结合而分散了，就成为了人。那么救赎就意味着将这些分散的火焰聚在一起，使其重回天上，而物质却留在地上。

B2.约翰福音的主张：

约翰清楚的表明，在耶稣的观念中，“天上”和“地上”（ 世界）是对立的两个词，因为他用“下来”来界定“世界”。很显然，这个“世界”不是指神所创造的宇宙或地球及其上所充满的，不仅是因为神说那是甚好，更是因为神的粮是赐生命给世界的，明显是指那需要生命的。但关键是谁才是那需要拯救的，是物质的世界吗？

“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5：12）。这就看出，“地上”或者“世界”也并不是指地球，是指与神的主权相对的那死的敌对势力。这也就同时证明了，“天上”不是指宇宙的中心或是某个角落，并不是地理上的，要么我们不是要上到星球上了吗？“天上”是指神的国，是神掌权的地方，是指圣灵的国度，是圣洁、至高者的统治区域，在马太福音中译作天国。

不过，虽然属世界的势力是与神的国度是对立的，但那只是暂时的，因为这敌对的势力降随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逐渐的被削弱。因为，虽然世界敌对神，但神主动的现出他的慈爱，差遣他的儿子为这个世界死了。正如保罗所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要因他的生得救了。（罗5：10）

也就是如耶稣所说：神使他的儿子耶稣成了这世界的“粮”，供世人来吃。但这个“吃”，也似乎成了犹太人的绊脚石，因为这使他们议论“这个人怎么将他的肉给我们吃呢？”（约6：52）很明显他们没有注意到耶稣所讲的一个平行句：“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6：51）与“信的人又永生”（6:47）。即，“吃”就是“信”。凡信的人就永远活着（就是永生），也就是’得生命’。

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的是：“赐生命给『世界』的”，并不是如诺斯底所说的，是拯救神自己的灵，当然，这是一个荒而又唐及至不可理喻的说法，因为他们的神只是一个有限的神，如果我们稍微的加以追究，就不难发现：如果一个神拯救从他出来的灵，还用大费周折的话，还能是神吗？如果是真神，他的大能不能成就这事吗？如果与物体结合了以后就不能够自救的一个能力，我们是否要怀疑他有创造能力呢？

诺斯底的这种主张，无形中就将“耶稣的升天”和“门徒的在地”，又摔成了两半，对立起来。但在看到事实以后我们只能对其发出哭笑不得的感慨，就是人间的宗教始终都不能脱离人那有限的辖制！

C.关于“灵魂”与“肉体”的比较（约6：63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处的……）

C1.诺斯底的主张：

灵是圣洁的，肉体就如同是灵魂的监狱，如果获得了宇宙当中的神秘知识，就能够脱离肉体的捆绑了，就进入到了永恒当中。

C2.约翰福音中的主张：

6:63这句话，可能成为了诺斯底的堡垒与基石，因为单从这一句上看，实在是与诺斯底的主张吻合，因为诺斯底一直在喊着肉体是灵魂的捆绑，唯由灵才是圣洁的。

只是，解经的原则是要看上文下理，那么就是说63节和整章乃至整卷书又有什么关系呢？第六章一直是在讲“粮”的问题，甚至五饼二鱼的神迹都是为了给这下面的教训做铺垫，难道就是要告诉人要做存天理，灭人欲的修炼？还是要去集体自杀？当然不是。

32－33节：“天上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是赐生命给世界的”。乍一看，好像是耶稣说吗那就是天上的真粮，但是耶稣下面又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吗那，还是死了（49节）。这个遗憾的结果否定了我们上面的假设，因为很明显，这吗那没有赐给人生命。那又是什么呢？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35节）就是说耶稣才是从天降下的生命的真粮。那怎么说呢，吗那难道不是粮吗？耶稣的话并不是对立的，也就是说一个真的，并不表示另一个就是假的。吗那也是粮，但耶稣才是吗那所预表的天上的粮。所以这里提到的是新约和旧约的关系。

同样63节亦然，在新约的亮光当中，我们知道什么人才是活人，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重生过的人！即认识了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的人。所以耶稣说：“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 指的是在祭坛上所要献上的祭牲的肉，而非指肉体，因为耶稣就是要成为为众民赎罪的祭物。吃这祭物就是指认识主耶稣的救赎计划（当然真认识的必然会接受）。也就是说：叫人活着的就是：认识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吃肉），而非是吃吗那。在比较当中，可以看到耶稣的观点看新旧约的关系是“圣灵的时代”和“肉体（律法）时代”。

从约4：24节，耶稣就已经表明真正的敬拜当中，“圣灵”和“真理”才是敬拜的真正的要素。而且圣灵和真理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因为敬拜若没有圣灵的光照就不能明白真理，若没有真理，那敬拜就是偶像崇拜。这里的“真理”并不是如希腊式的一种绝对地理念，而是相对于旧约的，指上帝的救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事实。

很明显，这里的灵不是指人的灵魂，而是指圣灵。所以，这句话的直接说法应该是：“叫人认识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也就是吃耶稣肉的），不是旧约的律法，乃是那将要来的真理的灵。因为唯有在圣灵的光照下人才能认识上帝这个道成肉身的历史事实，而得以存活。” 而不是指人的身体和灵魂。

当时在场的犹太人，不仅是只听了耶稣片面的讲道，更是因为没有蒙圣灵的光照，当然要觉得“这话甚难”。不是耶稣的羊，最终是要退去的（6：66）

后来保罗将这项真理做了总结：“若不被圣灵感动，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林前12:3）当然，这个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也不仅仅是在知道的层面上，更不仅仅是认识耶稣的外貌，而是要和这个到成肉身的事件建立实际的关系，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吃”他肉的关系了。即指：凭着信心接受，上帝对我们的罪所实施的恩典之救赎，才能得到永活的生命。这种接受的前提是要蒙圣灵的光照。

小结

关于诺斯底的异端思想还有很多似乎是和圣经的观点相似，比如说“认识论”，他和约翰福音所强调的就似乎一样：约翰一直在喊要认识（福音的真理），甚至约翰福音所采纳的神迹也是要使人认识的标记。而诺斯底也是在一直强调认识（一种神秘的知识），不过是要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认识所谓的得救的方法。

虽然没有一一的详细罗列诺斯底和圣经系统启示之间的矛盾，但也足能使我们看到这种轻看肉体、感官及物质界，只重视灵魂与理智的二元论思想，早已破坏了圣经的整全的教义，特别是关于对世界及人的看法。圣经说：宇宙使神所创造的，是美好的，世界和人虽然堕落了，但仍是神所爱，并实施救恩的对象，人的组成没有高低之分，身体和灵魂更是完美的结合，而终极的救恩也是全人的复活。

诺斯底的二元论造成了禁欲主义在教会盛行，身体感官的一切需求均属于污秽、耻和堕落。他们只注重来世，而轻视今世，只是一味的追求离开世界、逃避堕落、只与得救和来生有关的才是属灵的、圣洁的。这种主张使得基督徒修道和独身思想成风，对世界没有责任感 ，成了世界上的“另类”。却完全忽略了神教人留在世上做光和盐的责任。由此可见，这是个地道的异端思想，和圣经教导的真理完全的向背而驰，但是却举着真理的旗号，也难怪保罗要说：“有时撒旦也会装成光明的天使”了。

但关于二元论，在约翰福音中还有很多在字面上似乎相同的思想。

《第十七章 17 约翰的二元论》

两个世界 约翰的二元论，表面上看来，似乎和符类福音的二元论不同。 这是约翰的神学思想中最困难的难题。 符类福音中的二元论，基本上是横向二元论：是两个世代（现世与来世）之间的对比。 约翰福音的二元论，基本上是纵向二元论：是两个世界（上头的世界与下头的世界）之间的对比。 「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 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约八23）。 符类福音对比现世与来世，我们并从保罗的用法知道：「这世界」可以是来世二元论中「这个世代」的同义词。 但在约翰福音中，这世界几乎每一次都与上头的世界对比。 「这世界」是邪恶的，是魔鬼管辖的（约十六11）。 耶稣来作这世上的光（约十一9）。 耶稣作工的权柄，不是从「这世界」来的，乃是从上头的世界来的，是从神来的（约十八36）。 耶稣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就必须离开「这世界」（约十三1）。

当耶稣论到他从天上降下到地上，并且再上升到天上，也显明了同样的二元论。 「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约三13）。 耶稣从天上降下来，是要成就他从神领受的使命（约六38）。 他从天上降下来，作生命的粮。 人若吃这粮，就永远不死，

就有永生（约六33， 41， 50， 5l， 58）。 当耶稣完成他的使命，他必须升到天上他原来所在之处（约六62）。 耶稣复活以后，当马利亚要依附他，他叫她不要紧抓住他，因为他还没有升上去见他的父，他却要往门徒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 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约2017）。

黑暗与光明下头的世界是黑暗的领域，但上头的世界是光明的世界。 基督来，进入黑暗的领域，把光带来。 光明与黑暗被看为彼此相争的两个法则。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能胜过光（约一5，另译）。 耶稣自己是那光（约八12），他来了，好叫人不留在黑暗里，却要得着生命的光，使人能行在光中，就不至跌倒（约八12; 九5; 十一9; 十二35; 46）。 凡信从这光的，就成为光明之子（约十二36）。 可是，虽然光已经来到世间，世人却不爱光倒爱黑暗，并且拒绝来就光，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恶的。 凡「行真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的真实品性（约三19、20）。 约翰福音认为，最大的恶就是恨恶那光，就是不相信耶稣。

肉体与灵 约翰的二元论还有一项对比，就是肉体与灵，虽然用得不多。 肉体属于下头的领域; 灵属于上头的领域。 就像保罗的用法一样，肉体不是恶的，但肉体是下头领域的软弱与无能。 人类生命通常是「从肉体的意生的」（约一13，另译），即借人类天然繁殖而生的。 肉体不是罪恶，因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一14）。 肉体是人性、人类的同义词。 可是，肉体被限制在下头的领域，不能构到上头世界的生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约三6）; 人必须从上头而生。 耶稣进一步描述，从上头而生是从圣灵生。 人本身与靠自己都是软弱会死的; 惟有借着神之灵内在的工作，人才能明白或经历天上领域的恩典（约三12）。 永生是神之灵的赏赐; 按永恒看来，肉体是无用的。 肉体不能使人得到永远的生命（约六63）。

在耶稣论及崇拜的话中，有一不同的层次插入约翰的二元论。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四24）。 「用心灵拜」原文作「在灵里拜」，这句话不是指「在人的灵里拜」，不是对比「用外面形式与礼仪拜」; 这句话是指靠着神的灵而有的礼拜。 此处的对比并非上头世界与下头世界之间的对比，也不是以前时代的礼拜与在耶稣开启的新纪元的礼拜之间的对比。 此处的对比是在圣灵与真理里礼拜与在耶路撒冷或基利心山的礼拜之间的对比。 此处是末世取代了暂时的制度（像圣殿）。」 「圣灵把人提升高过属地、肉体的层面，并帮助人能正确地敬拜神。」 此处我们首次遇见纵向与横向汇合。 因为耶稣已经从天上来到世间，他已经设立万事万物的新制度。

KoSmos（世界）进行约翰神学的研究，重要的是要知道他如何使用「世界」（Kosmos）这个字。 该字有几种不同用法。 有时类似符类福音的用法，Kosmos（世界）这字，正如希腊哲学用语，可以指整个受造的宇宙（约十七5,24），也可以专指大地（约十一9; 十六21; 廿一25）。 大地往往是指人的居所，用在一些类似犹太用语的句子中：进到世界来（六14; 九39; 十一27; 十八37），在世界里（九5上），离开世界（十三1; 十六28下）。 虽然这些句子有些因为上下文的缘故而有神学意义，但这用语本身却是常用的犹太用语。 进到世界来就是诞生; 在世界里就是生存; 离开世界就是死亡。

没有半点迹象显示有「世界是恶的」概念。 「万有是藉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籍着他造的“。 约翰福音没有天体二元论的成份，也没有否定世界的成份。 受造的世界一直都是神的世界。

Kosmos（世界）借换喻不只可以指这世界，也可以指那些居住在这世界上的人类（十二19; 十八20; 七4; 十四22）。 查考上述这些经文可以知道：KOsmos（世界）不是特别用来指居住在地上所有的人，便只简单地泛指人类。 「世人都随从他去了」（约十二19）这句话意指耶稣得到许多人的回应。 「我（耶稣）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约十八20）这句话意指他是公开地传道。 约翰这个用法和希利尼的希腊文并七十士译本希腊文的用法相同，但古典希腊文则不常这样用。 该法也出现在符类福音，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和十八章七节。

Kosmos（世界）用来指人类，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以世界（人类 ）为神所爱和拯救对象的句子。 神爱世界（世人）（约三16），并且差他的儿子去拯救世界（世人）（约三17下; 十二47）。 耶稣是世界（世人）的救主（约四42）; 他来要除去世界（世人）的罪孽（约一29），并且赐生命给世界（约六33）。 就像前述第一组引用的经文，这些句子并没有特别强调普世性，只是简单地泛指人类是神的爱和拯救行动的对象。

Kosmos （世界）：与神为敌的人 讨论迄今，Kosmos（世界）的约翰用法类似符类福音的用法。 可是，约翰有一种Kosmos（世界）的独特用法，是符类福音所没有的。 人不只简单地被看为地上的居民并神爱与拯救行动的对象而已，人也被看为（与神对比之下）是罪恶的、叛逆的、并远离神的，是堕落的人。 Kosmos（世界，世人）的特性是邪恶（约七7），并且不认识神（约十七25），也不认识神所差来的基督（约一10）。 世界（世人）这样行不是因为世界（世人）有什么与生俱来的邪恶。 当约翰说：「Kosmos（世界）也是藉着他造的」（约一10），从上下文显示， Kosmos（世界）在此处是指人类，不是仅指宇宙或大地。 Kosmos（世界）之所以邪恶，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乃是因为世界转离其造物主，并且作了邪恶权势的奴隶。 世界远离神表现在世界对神所差来拯救世界之基督的憎恶（约七7; 十五18），奴役这世界，叫这世界背叛神的邪恶权势在约翰福音中曾三次被称为这世界的王（约十二31; 十四30; 十六11; 见约一五19）。 世界与耶稣的门徒针锋相对。 门徒从前属于世界，但神会把他们从世界中挑选出来，归给基督（约十七6）; 虽然他们要继续活在世界里（约十三1; 十七11,15）。 他们不再与世界共有一样的品格，因为他们属于耶稣基督，领受了他的道（约十七14）。 就如耶稣的目标是要按他父的旨意而活，不纯粹为人的目标而活，因而他虽然活在世上，却不属于这世界，他的门徒也可以这样说，他们已经改变了他们的喜爱，从单是人的目标转成神的目标，因此他们不属这世界（约十五19; 十七14）。 耶稣来了，已经实际上在人当中造成了划分区别，虽然他们仍然继续生活在一起。 神已经从世界当中拣选了人出来（约十五19），使他们可以以耶稣为核心，形成一个新的团契（约十七15）。 因为这世界恨恶耶稣，所以这世界也将恨恶跟随耶稣的人（约十五18; 十七14）。

门徒的反应不是要从世界退隐，乃是要活在世上，其动机不是爱世界，乃是爱神。 门徒要在世界负起使命，就是彻底继续耶稣的使命（约十七18）。 就如耶稣把自己委身于完成他父对世界的旨意，并且完成他救赎世人的计划，因此跟随他的人也照样不从人的层面去寻找他们的安全感和满足，乃是委身于神的救赎计划（约十七17 ； 19）。 他们要保守自己脱离这世界的恶者（约十七15），其方法是以神为他们爱的核心。

这种把人类区分为神的百姓与世界不是绝对的分割。 人可以借着听信耶稣的工作和信息而从世界移转到神的百姓（约十七6; 三16）。 因此门徒要继续耶稣在世界的传道事工，叫人可以认识福音而得拯救（约廿31），脱离这世界。 这世界不能接受圣灵（约十四17），不然世界早就不再是世界了; 但许多在世界的人将要接受耶稣门徒的见证（约十七21），并且要相信他，虽然未曾看见过他（约廿39）。

撒但 约翰幅音和符类福音一样，认为世界是在一邪恶超自然的权势掌握之中，这权势称为魔鬼（约八44;十三2）或撒但（约十三27）。 它被描述为「这世界的王」（约十二31; 十四30; 十六11）。 保罗也有类似的措辞。 符类福音称它为鬼「王」（archon）（太十二24）。 约翰没有提到它管辖众污鬼，但约翰和保罗一样，说「全 kos-mos（世界）受这archon（王）所管辖“。 它的目标是要拦阻神的工作。 当犹大正要出卖耶稣，撒但就入了他的心（约十三27）。 犹太人自称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并正因为这原因，他们是承受了亚伯拉罕恩典的应许。 耶稣回答说，他们憎恨他，便证明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实在是魔鬼的儿女，因为魔鬼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它心里没有真理（约八39及以下）。 耶稣来带给人真理（约一17）; 但魔鬼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虽然约翰福音不像符类福音那样叙述耶稣赶运污鬼，但在约翰福音，耶稣的工作显然也同样包括了超自然权势的争战。 撒但是这世界的王，它试图征服耶稣（约十四30），但它无能为力。 相反的，耶稣要得胜他的仇敌。 耶稣在十字架上胜过了撒但，以致撒但可以说是「被赶出去」（约十二31）。 换句话说，这个得胜可以描述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约十六11）。 约翰并不臆测撒但的来源或本质。 约翰只描述撒但为邪恶的超自然权势，是这世界的主，却被耶稣在他十字架上征服了。

许多现代学者不能接受超自然权势的观念，尤其是不能接受耶稣所说，犹太人是魔鬼的儿女。 「拿撒勒人耶稣居然说过这些话，这种记载简直匪夷所思。」 他们认为这些话不是耶稣的教训，乃是约翰福音作者一个激烈的反犹太人论调。 可是，我们必须承认，这句话与整个约翰福音的教训相符合。 「（犹太人）不能自称为神的儿女，因为他们的行为否定了这个身份。 犹太人对耶稣的态度，抗拒他从父启示给他们的真理，并且决定要杀死他，这些都相当符合他们的父魔鬼的性情，这魔鬼反叛神，因为神的国度是真理，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的。 它的本质是虚谎，而它的母语是谎言。 因它的嫉妒和凶恶，带给人类背逆和死亡。 它的儿女不能欢迎从独一真神来的启示，他们且被驱使图谋杀害圣子，就是父所差来，要带给世界人类光明与自由的基督。」

罪 hamartia（罪）在符类福音中用来指罪恶的行动，罪恶的彰显。 约翰福音较多强调罪的本质。 圣灵要定这世界的罪（单数，不是诸罪「复数」）（约十六 8）。 罪是一种本质，这本质在这例子中彰显在不信基督的事上。 每一位活在罪行中的人就是罪的奴仆，就是在罪的捆绑之下（约八34）。 「人的罪是服役于邪灵的权势，并因此完全与神隔离。」 除非人相信耶稣是基督，不然他们将要死在他们的罪中（约八24）。

罪是黑暗；而罪恶世界的特性是黑暗。 但神未曾遗弃这世界。 那光照在黑暗中，亦即说，神藉着道，用超自然启示的光穿透黑暗; 虽然黑暗很漆黑，但黑暗不能熄灭那光（约一5）。 耶稣也用类似的字句称他的传道事工。 耶稣告诉人，这光在他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他们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拒绝了这光，黑暗就吞噬了（Katalam-bano）他们。 那些拒绝这光的人，在黑暗中瞎眼跌倒，不知道往何处去。 只有借着相信这光，人才能成为光明之子（约十二35）。

罪是不信 不信基督是恨恶神的进一步彰显。 耶稣临在人中间，使他们对神的恨恶到了一个紧急关头，以致对神的恨恶变成清楚彰显为恨恶基督（约三19一21）。 人若决定不信基督，他就要死在他的罪中（约八24）。 约翰壹书五章十六节及以下的《至于死的罪》也许要

按约翰福音八章廿四节来了解。 也就是说，顽梗不信的罪其本身就判决了这人永远与神隔绝。 因为这个缘故，约翰福音非常强调相信（Pi-steuo eis「信入」）基督。 这句话在符类福音只出现过一次（太十八6）。 这句话却在约翰福音出现过卅四次，其中十一三次是耶稣说的，

廿一次是约翰的注释。不信是罪的精髓（约十六 9）。 除非人相信，不然他们要灭亡（约三16），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三36）。

死亡

约翰福音，除了认为是人生存在世上的一项事实外。 多讲死亡。 他极少臆测有关撒但、罪、或死亡的根源。 人若没有基督带来的生命，人类是在死亡的手中，人类要为此负责，因为人类犯了罪。 死亡是这世界的特色; 但生命已经从上头来到这世界里，叫一切的人可以脱离死亡，并且进入永远的生命（约五24）

末世二元论 讨论迄今，我们已经追溯约翰二元论的纵向面。 下头的世界是黑暗的领域，是撒但权势、罪与死亡的领域。 上头的世界是光明的世界，是圣灵和生命的世界。 光明与生命已经借着耶稣的传道事工，闯进黑暗，并且把人从黑暗、罪恶与死亡里解救出来，赐给他们圣灵的生命。

但是，这还不是约翰二元论的全貌。 因为约翰福音有纵向末世论与横向末世论之间的紧张状态。 约翰不只知道上头的世间闯进下头的世界、闯进历史。 布特曼认为，约翰的二元论其实是抉择二元论 （a dualism of decision），是诺斯底主义天体二元论转化而成的。 陶德则认为，约翰的二元论其实是柏拉图二元论，就是「这世界各物各事所拥有的实体都源自他们蕴含的永恒观念。」 因此，了解约翰有否救赎历史的概念，就更形重要了。

库尔曼认为，必须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约翰的神学。 虽然约翰有些用语的确在诺斯底主义的思想中出现过，并且虽然约翰也许真的故意使用这些用语向有诺斯底主义倾向的人阐释福音，可是我们不必再以为约翰的用语是源自诺斯底主义的思想。 这些用语也在巴勒斯坦的思想，就是库穆兰作品中有出现过。 同样重要的是，约翰把「道」的降临放在历史之中。 约翰福音固然没有像符类福音那样频繁使用旧约圣经来证明耶稣是旧约盼望的成全。 但约翰福音也多次引述旧约圣经的预言来证明这些预言已经在耶稣生平事件中成全了。 施洗约翰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约一23）。 耶稣洁净圣殿，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 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 约翰福音跟着便记载：「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约二13一17）约翰以耶稣对圣殿的主权为成就了诗篇六十九篇9节的预言。 约翰记载：耶稣开启了新的纪元，所有人都比旧时代的人更能直接认识神。 约翰福音跟着便记述：「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 」（约六45）表示耶稣成就了旧约先知的预言（可能是以赛亚书五四章十三节）。 约翰记述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他记载：「如经上所记的说：『锡安的民哪，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了』」（约十二12一16 ）约翰认为这是以色列王君临耶京，应验了诗篇一一八篇廿五节及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所预言的。 约翰福音也记载：以色列拒绝耶稣，「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阿，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 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引述了以赛亚书五三章一节及六章十节的话。 约翰也记载耶稣被卖是要应验诗篇四一篇十节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 （约十三18）。 约翰甚至认为，耶稣受死时发生的事，都一一应验了诗篇廿二篇十九节（约十九24），诗篇卅四篇廿节（约十九36），和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节（约十九37）。 可是，比明确引述旧约圣经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约翰福音的整个格调，并对旧约圣经的整个态度。 「约翰的写作方法大体说来，不是要从旧约圣经，这里一点或那里一点的，摘取一些经文来支撑那几项基督教教义和历史; 约翰乃是把新启示建基在全部旧约圣经所形成的背景或架构上。」 支持这个论据有一件事实：绝大部份约翰福音的整个历史背景是在耶路撒冷的犹人节期。

约翰非常了解，耶稣开启了新的纪元，实现了旧约时代的盼望。 这是他在开场白的主题。 律法本是藉着摩的传的; 恩典和真理（相等于旧约圣经的hesed（忠爱）和emeth（信实），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一17）。 约翰记载耶稣经常提到摩西（十一次），又和犹太人辩论有关谁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约八33—58），耶稣强调，他来是要赐人真自由，犹太人自以为他们在亚伯拉罕里面就已经有了这种真自由，其实并非如此（约八33,36）：他甚至声言：「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 既看见了，就快乐。」 （约八56）无论 

我们怎样注释这节圣经，这句话都肯定，耶稣已经实现了亚伯拉罕从应许而来的盼望。

约翰福音以耶稣为旧约弥赛亚盼望的实现，这可从下述事实得知; 约翰福音使用与符类福音相同的名号来称呼耶稣，如弥赛亚、以色列的王、人子、与神的儿子，虽然约翰福音使用时，多少有点不同。 耶稣向未自称为神的道，但这并不重要。 这是约翰自己对耶稣的独特见证。

无可置疑地，许多约翰福音叙述的事件都有象征意义，把耶稣的传道事工放在救赎历史的流里。 头一件神迹——在迦拿婚宴变水为酒 ——是个象征，是个记号（约二11）。 婚宴象征弥赛亚的日子（赛五四4--8; 六二4--5），并且婚宴和大筵席都出现在符类福音中，象征弥赛亚纪元（太八11; 廿二1--14; 路廿二16--18）。 启示录以婚宴描述弥赛亚的极致完成（启十九9）。 约翰福音的迦拿婚宴象征弥赛亚救恩的临在; 而酒象征弥赛亚筵席的欢乐（见可二19）; 那六口作为犹太人洁净之礼的石缸，象征旧约时代，这时代现今正要结束; 而马利亚的话：「他们没有酒了，」象征犹太人洁净礼的遗传徒有其表，就像马可福音七章一--廿四节所说的。

约翰故意把洁净圣殿写在他的福音书的最前面，就像路加把耶稣在拿撒勒遭弃写在耶稣传道事工的前头一样，这是另外一项征兆（约二23）。 约翰以此为耶稣表明他是圣殿的弥赛亚主。 这圣殿要被拆毁，并且被耶稣复活所表明的一切所取代（约二19--20）。 约翰福音四章廿--廿四节记载，耶稣公开声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圣殿礼拜，要被圣灵带领的敬拜取代。

真理（aletheia）和真（alethinos）是约翰常用的两个字。 约翰常常描述神在基督里的启示是真理、是真实的。 他的意思不只是错误、虚假的反面，也不只是天上恩典与地上事物的对比，乃是新世代的恩典和从前已逝世代的事物的对比。 「那真光」（约一9）固然与地上的黑暗对比，但这对比不是与外邦宗教的假光对比，乃是与在耶稣之前犹太人那些部份、不完全的光对比。 施冼约翰也算是个光（约五35），但耶稣却是完全的光。 「那真粮」（约六32）是那满足灵里饥饿的粮; 但这不是与日常食物、乃是与神借摩西赐下的吗哪对比，这吗哪只能够维持肉身的生命。 基督是「那真葡萄树」（约十五1），因为他赐下真生命的源头给常在他里面的人，与从前时代以色列这葡萄树里面的一份子成对比（耶二21; 结十五1一8; 诗八8一16）。

约翰福音常常出现「时候」的字和观念（约二 4;八20; 十二23，等等）。 这就进一步强调，约翰福音以耶稣为救恩历史的核心。 耶稣受苦、死亡、复活与升天的时候是神对待人的漫长历史的顶点。 「现在」（nun）这个字一再使用，也同样强调这点。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约四23; 五25）。 「现在」耶稣的使命要到最高峰，这将意味：得胜魔鬼和世界（约十三31）、他自己在死亡里的荣耀（约十七5）、并他的回到父那里（约十六5; 十七13）。 救赎历史的最高峰也是末世极致完成的预尝。 「在约翰福音的nun（现在）里，已经...... 显示约翰知道是在过渡时期，是在几乎完全投向实现里，就是末日、极致完成而借基督已'现在'临在了。 但约翰的'现在'（nun）...... 不是独一无二的。 这不过是初期基督教的普通观念的增强形式而已。」

约翰也展望将来。 虽然约翰并没有明显的教会论，但他预见耶稣门徒的传道事工。 他的使命是「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约十一52）。 这明显反映外邦人的传道事工。 他也曾说他是好牧人，他必须领「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来（约十16）。 这句话也同样反映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命。

约翰有实现的、未来的末世论成份（正如我们将要讨论到的）。虽然约翰福音的永生往往是「实现末世论」的现今的生命，但有时候是未来的和末世的（约三36; 五39）。 有一句话反映出末世二元论的两个世代。 纵或不用这特殊的用语（永生），也比符类福音平行的经文更清楚。 「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约十二25）。 生命是将来世代的生命，而这句话的「这世界上」，与符类福音的「这世代」同义。

我们结论说：「约翰的救恩观是纵向的，也是横向的。纵向表示神借耶稣介入的独一无二性; 横向方面建立了这项介入与救恩历史的关系。」 剩下来的问题是：这个与符类福音没有不一致的看法是否真正合符圣经的看法？ 抑或这看法是希伯来和希腊的救恩观的融合，

并实际上歪曲了福音？

希腊二元论

讨论约翰的的二元论，必须了解希腊二元论（包括诺斯底主义）的背景，也要了解新近发现的犹太二元论（就是库穆兰文献所代表）的背景。 正如前而说过，有些学者，布特曼是当中最杰出的，使用宗教历史（religions geschichte）的方法，认为诺斯底主义基本上不是希腊二元论与福言混合的结果，却是发源于主前的东方宗教混合运动的最后产物。 可是，除非发现主前犹太人或东方数据清楚反映这二元论，不然，下面结论比较安全：「诺斯底主义...... 其实只是根深蒂固的希腊思想倾向的演变发展结果。」

纵览各式各样的希腊文作家，像哲学家柏拉图，文学家蒲鲁塔克（Plutarch），并犹太人斐罗（Philo），便可以证明二元论是希腊哲学与宗教思想中根深蒂固的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犹太人斐罗承认旧约圣经是神的启示，他用不折不扣的哲学性二元论来注释旧约圣经。 这二元论认为，有两种存在的领域——现象界与真相（本体）界：易变、过渡、可见的世界与不可见、永恒的、神的领域。 最终实体只属于上头的世界。 人，像宇宙一样，是个二元体：身体与灵魂。 身体属于现象界，而灵魂属于真相（本体）界。 可见的世界，包括人的身体，本身并非邪恶，但却是灵魂的累赘和羁绊。 描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一句名言：Soma-sema，身体是灵魂的坟墓或牢房。 智就是那些能够主宰他身体的七情六欲、并让他的nous（心智）管辖他的较低欲望的人。 「得救」属于那些克制他们情欲的人; 而他们死时，灵魂要从他们属地、身体的捆绑中得释放，并且自由地享受有福的不朽。 得救是人借知识而获得的。 柏拉图教导说，人的理性能够了解世界与人本身存有的真相，并因此主宰身体。 斐罗也教导说，从属地捆绑中得释放是借着对神与世界的知识; 柏拉图用辩证推理来获得这项知识，但斐罗则以摩西律法的启示和预言代替。

最重要的诺斯底上义早期资料是黑尔梅文献，它反映出柏拉图主义和其他哲学的融合。 我们已经讨论过约翰福音与黑尔梅文集之间有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

神称为心智、光明、与生命。 第一篇论文Poimandres以无限光明（就是神）的异象开始。 与这原始光明遥遥相对的是一片混沌的黑暗之洋。 有一圣道（logos），神的儿子，从这光出来，分隔高等的元素与低等的元素。 天体是从低等元素，土与水所形成。 自然界的低等元素没有丝毫理性，都是纯粹物质。 人是按心智（nons）的样式受造。 心智是光明和生命。 但因迷恋受造之物，因而堕落并与非理性的自然界掺杂。 人有两面：由于他的身体，所以是会朽坏的; 但因他的本质存有，所以是不朽的。 拯救可以在死后获得，那时人一步一步脱去他感官性质的成份，并且借着获得灵智（gnosis），就可神化。 这学说认为，神的领域是光明，而低等领域是混沌的黑暗。

充份发展完成的诺斯底主义认为，物质本身是邪恶的，人要得救必须借接受灵智（gnosis），这灵智是那位从天降下，又升上天的救赎者所赐与的。

库穆兰二元论

库穆兰文献的二元论与希腊的二元论非常不同。 库穆兰文献的教规卷轴（ Scro11 of the Rule）（IQS）三章十三节至四章廿六节，是一般很好的范例，包含了库穆兰二元论各种基要成份。 宇宙中有两组灵，互相交战。 一组是真理的灵，一组是邪恶的灵。 灭命的天使从光明的泉源，流放出真理之灵的忿怒; 也从黑暗的泉源，流放出邪恶的云。 这两组灵各管辖人类一部份。 人类清楚划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光明与真理的众子，一个是邪恶的众子。 可是，这两组灵也在人的心中开辟战场。 犹太拉比的思想也有类似的观念。 每一个人里头都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善的倾向（ yetzer hatob），一种是恶的倾向（yetzer hara）。 当人（像库穆兰会员）决志严格遵行公义教师注释的律法书，真理的灵就在他身上掌权。 其他所有的人都受邪恶的灵管辖。 这争战并不限于在人的心内，也在全宇宙中，因为这争战要待末日大火时才结束。 当审判的日子，神要毁灭邪恶的灵，灭命的天使要流放神的忿怒在邪恶的灵及跟随这灵的人身上。 库穆兰文献的另外一卷战规卷轴（The Scro11 of the War Rule）详细描述这末日的战争（ IQM）。 约翰福音与上述教规卷轴一段有好些相同的措辞：真理的灵、圣灵、光明之子、永生、生命的光、在黑暗中行、神的忿怒、瞎眼、丰盛的恩典、神的作为。

与约翰比较

希腊二元论与犹太二元论对解释约翰二元论有什么用处？ 虽然布特曼的学术极具份量，但仍难以令人相信约翰受诺斯底主义二元论的影响。 相反的，约翰似乎反驳诺斯底主义那种二元论。 当约翰强调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一14），他有意反驳诺斯匠主义在属灵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放置深渊悬隔的观念。 再者，虽然约翰少讲末世论，但约翰的救赎论并非诺斯底主义老的那种灵魂逃脱世界和历史。 约翰的救赎论是在世界与历史之内与神活泼的相交，这种相交最终将在末日复活时臻于完全。 约翰福音与黑尔梅文集间类似之处的重要性，已随库穆兰二元论的发现而大大减低。 「库穆兰卷轴显示约翰福音的二元论与诺斯底主义无关，约翰二元论确是源自巴勒斯坦。」 耶利米亚跟看指出约翰二元论类似爱色尼派二元论，都是独一神论，伦理的，和末世论的，都期盼光明的得胜。

然而，约翰二元论与库穆兰二元论两者之间有显著的差异。 库穆兰二元论的争战是两组灵的争战，这两组灵都是神创造的; 但约翰二元论的争战，是世界和世界的王，与道成肉身之耶稣的争战。 虽然约翰著作与库穆兰文献显然在光明与黑暗，光明之子与邪恶（黑暗）之子这些用语上相似，但约翰并没有以此表达两组灵管辖两类人，他却以此表达：成肉身的道是光，所有的人都在黑暗中，但都受邀请来就光。 再者，光进入世界的黑暗中是一项实现末世论，与任何库穆兰神学完全不同。 并且，罪论也非常不同。 库穆兰认为，光明之子就是那些决志遵行公义的教师所注释的摩西律法，并且与世界（邪恶之子）隔离的人。 约翰认为，光明之子就是那些相信耶稣，并因而承受永生的人。 库穆兰认为，黑暗就是不遵从律法。 约翰认为，黑暗就是拒绝耶稣。 上述这些差异导致下列结论：库穆兰对约翰任何的影响，只在用语措辞的范围，不是在基本神学上。

库穆兰文献与约翰福音有一相似之处，对了解约翰二元论尤为重要。 库穆兰也有道德二元论（光明对黑暗），也有末世二元论（期盼光明最终末日的得胜）。 库穆兰卷轴和约翰福音一样很少使用两个世代的二元论措辞。 但库穆兰显然期盼审判的日子，神要审判黑暗的权势，恶人要在一场末日大战争中毁灭，那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有些学者认为库穆兰会员期盼身体复活; 有些库穆兰残卷似乎描述新耶路撒冷，显示库穆兰会员期待神创造一个新世界。

犹太启示文学作品显然融合纵向与横向二元论。以诺一书记载许多在天上神面前隐藏的隐秘事的启示；但这卷书最主要的是神鉴察的日子的末日极致完成。 以斯拉的启示录都提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城，这城向亚当和摩西启示，也提到乐园，将要在末日审判之后显现。

圣经也有同样的双重二元论。虽然符类福音的基本结构是末世二元论（末世神国已经借耶稣闯进历史的信息），但符类福音也反映出纵向二元论。 天上被认为是神的居所，是耶稣门徒力量的来源。 那些认识神国福乐，并为此受苦的人，在天上有大赏赐（太五12）。 耶稣劝人积攒财宝在天上（太六20）。 倘若那位富有的少年官愿意抛弃对地上事物的爱，跟随耶稣，他就必有财宝在天上（太十九21）。 最生动的描述是新约启示录，约翰看见天上的异象，见证神对历史救赎计划的大结局。 虽然他看见殉道者的灵魂在天上的祭坛底下（启六9及以下），末日极致完全却是不折不扣的天上耶路撒冷降临地上（启廿一2）。 圣经的基本结构是：天上有一位神，他在历史中寻访人，并将最后临到他们，要改变这堕落的世界，并要在蒙救赎的地上住在人当中。 这和希腊二元论完全不同，希腊二元论的救恩观，是灵魂逃脱历史，进入天上的世界。 约翰的二元论是符合圣经的，因为他宣告神在历史中借道成肉身的耶稣本人寻访世人; 而最终目标是死人复活、审判，并将来世代的生命。 约翰福音的着重点也许与符类福音不同，但其基本神学思想是一致的。 符类福音宣告，末世神国的救恩已经借耶稣本人及其传道事工闯进历史。 约翰福音宣告，借着耶稣本人及其传道事工，已经临在的救恩将有一末日极致的完成。

谢选骏指出：人说“《约翰福音》的二元论”，我看“《约翰福音》真是二元论的吗”？我看把福音归入于某论，这是一种矮化，犹如把上帝纳入了人的概念。但我知道，人自身倒是二元，例如“善恶”“美丑”“生死”“老少”“灵肉”……并集于一身；所以人看什么都是二元的了。

【76、政治宽容对基督教的有利证据】

《政治特权对基督教有害的证据》（NILAY SAIYA|2021年5月26日）报道：

我们对166个国家的分析表明，对基督教活力的最大威胁不是迫害、富裕、教育或多元化。而是国家的支持。

为什么基督教在一些国家增长，而在另一些国家却衰落？

在20世纪大部分的时间里，社会科学家运用所谓世俗化的论点来回答这个问题：科学、科技和教育将导致基督教在社会里的影响力下降。

最近，一些学者认为，原因其实是在于财富的累积。他们相信，日益繁荣使人们不必寻求更高的力量来供应他们的日常所需。换句话说，富裕与无神论有直接的联系。

在本月发表在《宗教社会学》（Sociology of Religion）杂志上的一篇经过同行评议的研究中，我与合著者对教育和富裕导致基督教衰落的论点提出了挑战。

根据我们对全球166个国家在2010年至2020年之间进行的抽样统计分析，我们发现决定基督教活力最重要的因素，是政府通过其法律和政策对基督教给予官方支持的程度。然而，这并非虔诚的信徒所预料的那样。

随着政府对基督教的支援增加，基督徒的人数显著减少 。即使考虑到其他可能推动基督教增长率的因素，如总体人口的趋势，这种关系仍然有效。

我们承认，我们的方法和资料集不能反映一个对基督徒非常重要的因素：圣灵的动工。然而，我们对现有数据的大量统计测试表明，国家赋予的基督教特权与基督教衰落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而不仅是相关而已。

我们的研究指出了基督教活力的三种不同的悖论：多元化的悖论、特权的悖论和迫害的悖论。

1.多元化的悖论

许多基督徒认为，基督教兴旺最佳的方式是将所有其他宗教拒之门外。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基督教最兴旺的国家，往往是在它必须与其他信仰平等竞争的地方。

也许对此最好的解释衍生自亚当·斯密最重要的作品《国家财富》。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认为，正如市场经济借着迫使企业争夺市场占有率来刺激企业之间的竞争、创新和活力一样，不受监管的宗教市场也会对信仰机构产生同样的影响。

正如铁磨铁一样，竞争磨练宗教。多元化的背景迫使基督徒为他们的信仰提出最好的论据，即使其他信仰传统也被迫这样做。这就要求基督徒深入了解自己的信仰，并在思想市场上捍卫自己。

我们的研究发现，随着一个国家对多元化的承诺增加，其基督教信徒的人数也随之增加。在基督徒增长最快的10个国家中，有7个国家对基督教提供的官方支援低或全无支援。矛盾的是，基督教在必须自食其力时做得最好。

基督教人口增长最快的十个国家

（粗体字代表官方对基督教的支持很少或者没有）

1）坦桑尼亚

2）马拉维

3）赞比亚

4）乌干达

5）卢旺达

6）马达加斯加

7）利比里亚

8）肯尼亚

9）刚果民主共和国

10）安哥拉

多元化的悖论呈现在基督教发展最快的两个世界区域：亚洲和非洲。

基督教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增长最强劲的是在亚洲，那里的信徒增长率是人口的两倍。当我们看到该地区只有一个基督教占多数的国家：菲律宾时，基督教在那里的爆炸性增长就更加不简单了。

我们如何解释这个悖论？与欧洲相反，基督教在亚洲国家一直没有得到国家的优惠待遇，这一现实导致了基督教惊人的增长率。基督教信仰在体制上没有依附于国家政权，对它实际上有益，助长了其成长和活力。

以韩国为例，经过一个世纪，韩国已经从一个缺乏基督教的国家，成为其最大的出口国之一。它目前是宣教士的第二大派遣国，仅次于美国。

这个例子很好地显明多元化的悖论。由于韩国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没有享受到国家政权的特殊优惠。事实上，韩国的基督教遭受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残酷迫害，在此期间，教堂被强行关闭，财产被没收。真的，在韩国历史中，教会一直在贫困、战争、独裁和国家危机中坚持下来。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韩国基督教呈现倍数增长，建造了数以万计的教堂，神学院每年培养了成千上万的毕业生。今天，全国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基督徒。

非洲是基督教蓬勃增长的另一个世界区域，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今天，非洲有近7亿基督徒，就人口而言，它是世界上最基督化的洲。事实上，上述10个从2010年至2020年基督徒人数增长最快的国家都位于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地区。

基督教在非洲取得进展，并不是因为它享有与国家的特权地位，而是因为它必须与其他信仰传统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竞争。在基督教显著增长的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坦桑尼亚，官方对基督教的支持程度达到全球的平均水准。在其余情况下（包括排名中等的肯尼亚和赞比亚），对基督教的支援率都低于——通常是远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准。

简言之，基督教在非洲和在亚洲一样，之所以兴旺，并不是 因为 它得到国家的支援，而是因为它 没有得到 支援。

2.特权的悖论

世界上基督教人数下降最快的10个国家中，有9个国家为基督教提供了中等或高度的官方支援。宗教之间的竞争激发了基督教的生命力，而国家对基督教的偏袒无意中抑制了它的生命力。

基督教人口减少最快的十个国家

（粗体字代表官方对基督教的支持为中等或者很高）

1）捷克共和国

2）保加利亚

3）拉脱维亚

4）爱沙尼亚

5）阿尔巴尼亚

6）摩尔多瓦

7）塞尔维亚

8）德国

9）立陶宛

10）匈牙利

当基督徒觉得受到来自少数宗教的威胁时，他们可能会期待国家在竞争中扶他们一把。这些优惠可能包括国家提供资金给宗教事工、赋予与国家机关联系的特权、以及免除一些对其他宗教团体的管制。然而，矛盾的是，根据我们的数据，国家以这种方式对基督教的优惠最终并没有对教会带来帮助。

当基督徒试图要得到国家的青睐以维持他们的特权时，他们会分心不专注于他们的使命，而花精神在凯撒的事情上，而不是在上帝的事情上。

是的，受青睐的教会可以利用其特权地位对社会其他部分施加影响；然而，这主要是通过仪式和象征——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而不是通过灵命的热枕。因此，国家支持的教会往往失去灵命的实质——就是那些活出信仰的人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导致信徒离开。

有趣的是，一些研究甚至表明，来自国家支持的教会的宣教士， 效率低于 与国家无关的教会差派的宣教士。

宗教学者早就注意到，世俗化的趋势最为强烈的地方是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欧洲，几个世纪以来，那里的教会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许多民意测验 都记录了 这一地区的信仰和参加宗教敬拜的水平都相对薄弱。

欧洲是世界上最世俗化的地区，也是最富有的地区，这导致许多人认为富裕和基督教衰落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我们的研究却认为，欧洲的世俗化主要源于国家对基督教的广泛支援。

例如，在英国，法律将英国教会确立为国家教会，将基督教确立为国教，给予其他宗教群体所没有的特权。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更正教国家也出现了基督教的衰落，那里的教会与国家关系一直以特权显著（包括过去的公共补贴）。例如，瑞典教会与国家政权间关系密切（两者已在2000年分离），瑞典国王担任教会最高领袖，并任命教会里的主教。

在天主教占多数的国家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模式。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和意大利对罗马天主教会给予大力支援，并在家庭法、宗教广播、税收政策和教育等领域积极歧视非天主教徒。虽然在欧洲许多地区，这些国家的天主教特权已经削弱，但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宗教竞争环境仍然不平衡，特别是在对新宗教的进入所设立的障碍这一方面。

在以东正教为主的国家，政治特权与基督教衰落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例如，俄罗斯向俄罗斯东正教提供了许多特权，如为圣地提供资金、与国家机构沟通、和自主处理自己的事务，同时向东正教的竞争对手施加了限制，包括拒绝发放签证给外国神职人员、驱逐宣教士出境、和拒绝给土地拥有权。像俄罗斯这样的东正教国家 最有可能 把教会和国家整合在一起。

结果，欧洲的教会不必担心在平等竞争的环境中与宗教对手竞争。因此，这些教会已经变得昏昏欲睡，因为他们依靠国家维持生计。

在基督教世界中，这些国家的教会出席率仍然是最低的，尽管绝大多数公民保留其官方教会的成员身份。欧洲教会承担的功能主要是在礼仪方面，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却很少发挥作用。华丽大教堂的设计是要欢迎数以百计的人，可是平日的主日崇拜只有寥寥可数的信徒参加。

简言之，欧洲基督教的衰落恰恰是因为有国家的支持。

3.迫害的悖论

在第二世纪，早期教会的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得出了惊人的结论：“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我们的研究令人惊异地发现，敌对基督教的歧视环境一般不会削弱基督教：在某些情况下，迫害甚至使教会坚强。

就像健康的宗教竞争，宗教迫害——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不允许基督徒踌躇满志。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宗教迫害给基督教极大的损害，例如在7世纪的北非、17世纪的日本、20世纪的阿尔巴尼亚和现代的伊拉克。然而，在许多其他歧视和迫害的景况下（除了种族灭绝暴力），教会出乎意料地——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繁荣昌盛。

在这些环境中，信徒将信仰视为力量的泉源，而这样的虔诚吸引了教外的人。

在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的基督徒生活在高度迫害的国家。即便如此，基督教继续表现出非凡的韧性，就像早期的教会在凯撒的剑下一样。

今天，基督教在某些穆斯林国家——如伊朗和阿富汗——迅速成长，而在那里这信仰受到高度的迫害。 “开放之门”（Open Doors）按着基督徒受逼迫的程度把世界上的国家排名，将伊朗 列为 第八名，其程度是“极端”迫害。在这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禁止从伊斯兰教皈依基督、监禁传教者，并逮捕那些参加地下家庭教会或印刷、分发基督教文献的人。

然而，尽管政府威胁、施压和胁迫基督徒，伊朗的教会在皈依方面已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教会之一。虽然很难确切地知道伊朗有多少基督徒，因为大多数人为了害怕受到迫害而不揭露他们的信仰，根据 调查数据，估计伊朗信徒可能多达100万。这信仰在伊朗惊人的增长，导致政府的决策者广泛地担心基督教威胁到这伊斯兰共和国的根基。

伊朗东部的邻国阿富汗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开放之门将该国列为迫害基督徒第二名的地方，仅次于朝鲜。与伊朗一样，在阿富汗，从伊斯兰教皈依基督是非法的，而这样做的人将面临监禁、暴力甚至死亡。基督徒不仅面对来自伊斯兰政府的迫害，也面对来自伊斯兰好战分子针对少数宗教的迫害。阿富汗基督教社区遭受了数十年战争的重创。

确切地知道在阿富汗的基督徒人数是不可能的。然而，现有的证据表明，基督教继续增长，因地下教会的存在而得到维持，尽管基督徒面临广泛和强烈的抑制。一些报告表示基督教甚至在阿富汗的精英和该国议会成员中蔓延开来。一个公开的例子：该国的第一夫人鲁拉·加尼（Rula Ghani）是来自黎巴嫩的马龙派基督徒。

在穆斯林世界之外，世界上最大的受迫害教会——中国教会——的经历反映了早期教会在凯撒剑下的经历，就是倍数的增长。

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头三十年里，教会遭受了严重的迫害，尤其是在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这场运动由毛泽东发起，旨在通过对包括宗教在内的敌人发动斗争来维护中国的共产主义。在此期间，数十万基督徒沦亡了，包括天主教徒和更正教徒。

然而，基督教进入地下坚持下去。值得注意的是，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更正教徒甚至有相当大的增长。宗教社会学家杨凤刚指出，自1950年以来，更正教增长了23倍。中国近15亿人口中，至少有5%的人信奉基督教。

杨先生预测，未来几年，这一比例将倍增，到2030年，中国的基督徒将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到2050年，中国可能有一半是基督徒。

随着中国共产党继续大规模镇压宗教团体，未来几年可能证明这些预测过于乐观。但是，中国的镇压不可能完全遏制基督教的增长。

简言之，政治特权的诱惑，而不是迫害的威胁，似乎是基督教信仰的更大障碍。

给基督教的功课

这些悖论对世界各地的基督教社区有重要的含义。

在欧洲，匈牙利、意大利、波兰、斯洛维尼亚、法国、奥地利、义大利、德国、荷兰和瑞士的政治家和政党呼吁深化基督教与其政府之间的关系。一些成功的政治家将自己定位为基督教的捍卫者，反对外来的伊斯兰信仰威胁他们国家的基督教。

很多时候，右派民粹主义政党已经证明有能力增加他们的选票比例，部分原因是他们在捍卫“基督教国家”。由于上述原因，我们预计，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基督教在世界这一地区将会进一步腐蚀和衰落。

大西洋彼岸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故事。美国的基督教，特别是福音派运动，今天正处于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十字路口。

虽然美国与欧洲不同，没有官方对宗教的国家支援，但这并不意味着基督教并没有与国家纠缠在一起。随着基督教与党派政治的日益交织，美国在宗教方面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衰落——这一趋势在一些学术研究中 得到了证实 。

过去30年来，美国不隶属任何宗教的人数急剧 增加 ，从1991年的6%增加到今天的23%，尽管在此期间，美国人口整体上经历了显著的成长。我们的论点表明，不隶属任何宗教人数的上升，部分归功于基督徒试图要得到国家政权的青睐（有时还得到了）。

保守派基督徒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参与政治，以对抗“基督教价值观”在社会中所受到的侵蚀和要“为上帝把美国 夺回来 ”。为此，他们卷入了党派政治。

然而，宗教和政治以这种方式交织在一起，使人厌恶 基督教，认为基督教信仰支持他们个人所不同意的某种政治。因此，政治化的基督教一方面能够吸引一个越来越狭窄的群体，另一方面它使自由派和温和派的人离开教会。

政治的分化表明，美国可能正沿着与欧洲相同的路线前进。对关心的基督徒来说，好消息是，如果我们的研究和分析是正确的，就有可能扭转世俗化的趋势。

这将要求宗教机构躲避特权的诱惑，也不要把宗教竞争视为威胁而拒之门外。这做法并不要求基督徒脱离公众生活或完全放弃政治：然而，它会强烈警告基督徒不要把任何政党、政治意识形态或国家等同于上帝的计划。

我们的研究表明，基督教社区恢复福音见证的最好方法是拒绝寻求政治特权，认识到这种追求是不符合耶稣的教导。借着这样做，他们在表明，他们把基督的承诺当真，就是任何权势都不能胜过祂的教会。拒绝特权将使信徒更加依赖圣灵来打开人的心接受福音。

尼莱·赛亚（Nilay Saiya）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政策和全球事务助理教授。他是《和平的武器：宗教自由如何打击恐怖主义》 （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年）的作者。

“直言不讳”（Speaking Out）是《今日基督教》的嘉宾意见专栏，（与社论不同）不一定代表出版社的意见。

研究方法：我们对基督教增长率的衡量来自Pew-Templeton的全球宗教未来项目（Religious Futures Project），而对国家支持或歧视基督教程度的衡量，则来自宗教和国家项目（Religion and State Project）。经济和人口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翻译者：元鹏 责任编辑：吴京宁

谢选骏指出：上述研究似乎合理，但却是是缺乏平衡的，其结果似乎是在呼吁对基督教进行共产党式的镇压——似乎这样才可以避免“政治特权对基督教有害”。但实际上呢？它所列举的是个基督教衰退最为严重的国家，全是不久之前的共产党国家——

基督教人口减少最快的十个国家：

1）捷克共和国

2）保加利亚

3）拉脱维亚

4）爱沙尼亚

5）阿尔巴尼亚

6）摩尔多瓦

7）塞尔维亚

8）德国

9）立陶宛

10）匈牙利

正是共产党迫害的历史原因，才是上述国家的颓败原因。所以在我看来，在搜索“政治特权对基督教有害的证据”的时候，一定要平衡，应该同时检视“政治宽容对基督教的有利证据”——否则就会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在我看来，基督教需要获得政治宽容和平等地位，否则就无法发展起来——例如在穆斯林社会就是如此。在我看来，中国需要基督教化——不是要所谓的政治特权，而是需要历史上儒教、道教、佛教所有的平等地位！

【77、只有上帝认识祂自己——职业“传道人”的悲哀】

《“只有上帝认识他自己”——读狄奥尼修斯与尼古拉-库萨笔记》（范学德 2002年7月16日）报道：    

1 对“不可言说者”之“说”

六百多年前出生于德国的N.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Cusanus 1401─1464）是个大人物，在哲学家的心目中，他是那个世纪中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是近代哲学真正的创始人；而在神学家那里，恰如当代著名基督教学者 H.奥特所认为的那样，他是“一个属于世界级的人物，基督教历史上最博学的大师之一”[注一]。

而这位大名鼎鼎的 N.库萨的尼古拉则认为：（托名的）狄奥尼修斯（又译为丢尼斯 Dionysius，生卒日期不详）是最伟大的神学家。陈佐人指出，库萨的尼古拉“代表了中世纪晚期以理性主义对否定神学式神秘主义的改造”[注二]，而其所谓的否定神学式神秘主义的主要代表就是狄奥尼修斯。

把库萨的尼古拉与狄奥尼修斯联系在一起的也正是否定神学及其神秘主义。在谢扶雅看来，神秘主义一语译得不太妥当，因此，他在翻译狄奥尼修斯著作的过程中，将其翻译为“冥契”，于是，“神秘神学”就成了“冥契神学”[注三]。而狄奥尼修斯的代表作之一〈神秘神学〉，就成了〈冥契神学〉。

所谓神学，在狄氏看来，就是述说那不可言说者——上帝。但在这种种不同的述说之中，却存在著两种显著不同但又相辅相成的传统：

“神学传统有双重方面：一方面是不可言说的和神秘的，另一方面是公开的与明显的。前者付诸于象征法，并以人入教为前提；后者是哲学式的，并援用证明法。（不过，不可表述者与能被说出者是结合在一起的。）一方使用说服并使人接受所断言者的真实性；另一方行动、并且借助无法教授的神秘而使灵魂稳定地面对上帝的临在”[注四]。

在狄氏的概念体系中，神秘一词的含义并非怪异，而是秘密的或隐藏的意思。在〈神秘神学〉中他指出，神学的两种传统实由两种不同的方法而来：即肯定的方法与否定的方法，前者是从最高的范畴开始而逐级下降，后者由最低的范畴开始而逐级上升：

“在先前的书中，我的论证从最崇高的范畴向最低下的范畴进发，在这下降的跑道上包容进越来越多的、随著下降的每个阶段而增加的观念。但是现在我的论证从在下者向超越者上升，它攀登得越高，语言便越力不从心；当它登顶之后，将会完全沉默，因为他将最终与那不可描状者合为一体。”对于后者，也就是说，“我们飞升得越高，我们的词语越局限于我们所能形成的观念；所以当我们进入到超出理智的黑暗之中时，我们将发现自己不仅词语不够用，而且实际上是无言与不知”。[注五]

走下降的路就是肯定神学，取上升的路就是否定神学。

如何通过否定神学的道路而与那不可言说者冥契合一呢？这要走一条抛弃的路：“抛弃诸官觉（即感觉）和理智活动，抛弃为官觉（即感觉）和理智所能认识的一起事物以及不存在或有存在的，以无知之路向著那超越存在和智力的他，与之合而为一。因为你若不断地弃绝你自己和万物，你必会清洁地脱去万物，离却一切的牵缠，因而必可被带领到神的幽暗——那超越存在的光辉。”[注六]

而这样的否定即是对否定神学的否定：因为上帝不具有理性或名字或知识；他非黑暗、非光明，亦非谬误，非真理，他超出了任何肯定与否定，“我们只能对次于他的事物作肯定与否定，但不可对他这么做，因为他作为万物完全的和独特的原因，超出所有的肯定；同时由于他高超地单纯和绝对的本性，他不受任何限制并超出所有的限制；他也超出一切否定之上。”[注七]虽然上帝通过成为一个人而把自己启示给我们。“但是他甚至在此启示之后仍是隐秘的……他在启示之中仍是隐秘的。因为这一耶稣的奥妙永远隐秘，非任何语词或心智可描述出。对它应说者一直不可说；对它应理解者一直不可知”。[注八]

上帝是隐秘的。

2。“上帝超越了任何概念”

在尼古拉-库萨的词汇中，隐秘的上帝与“那不可言说者”是一回事，说的都是不可说的上帝。他持守狄奥尼修斯的传统，强调“不可言说者是不能以任何方式被称道或者被达到的。绝对的名称，无论是存在、神性、善、真理、能力，还是任何一种别的东西，都根本不能用来称道那不可称道的上帝，它们只是以各种各样的理性方式表达出不可称道的上帝罢了”[注九]。但他却写了一本又一本的书（如〈论有学识的无知〉和〈论隐秘的上帝〉）来论说“那不可言说者”，这就使一个中国的读书人不能不想到老子〈道德经〉中那开头的话：“道可道非常道”。

大学读书时，中国哲学史的老师把这一句话断为“道，可道，非常道”。那“可道”的“道”，就是一个“说”字。老子的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可以述说（言说）的道，不是“常道”，“常道”是不可言说。幸好是不可言说的，所以，老子只说了五千言，而尼氏的这两部书，篇幅也都不大。

尼古拉-库萨所谓的言说之说，用笛卡尔的话来讲，就是“清楚，明白”。人是一个会说话的动物，他不能不说；他若说起来，又不能不使用名词、概念，遵循逻辑规则、力图把话说明白。而说到上帝，他希望的则是将上帝清楚、明白地把握住。但可惜的是“人的任何理性都不能把握上帝”[注十]，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你说了半天还是说不透。中文这个“透”字甚妙，透者，彻里彻外、彻头彻尾之谓也。

说，总是要使用名词概念，但“上帝超越了任何概念”[注十一]，他不能被任何概念所概括，也没有任何名称可以称道他，因此，他就是不可言说的了。尼氏以“那不可言说者”来说上帝，也算一说，说的是“否定神学”，是为了破除“肯定神学”的偏与执。肯定神学按照理性思维的规则，使用命题、推论和概念来述说上帝是什么，从而将上帝置于理性的、逻辑的规则下，这样它就否定了上帝是超越于任何理性和任何概念的。

尼氏并非要彻底否定“肯定神学”，他知道得很清楚，若没有“肯定神学”，也就没有神学了，甚至连〈圣经〉也不必读了，因为那里面就有许多肯定的命题和判断：如“神是爱”，如“神是光”，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等等。“既然上帝应在心灵和真理中崇拜，对上帝的崇拜就必然落脚于对上帝的教义确认；由于这个理由，每一种宗教的崇拜都必然是由肯定式的神学来发展的”[注十二]。

但肯定神学必须补之以否定神学，“否定式神学对于肯定式神学是这样地不可缺少，如果没有它，上帝就不是作为无限来崇拜，而是作为被造之物来受崇拜，这就是拜偶像了，或者是把只应当归于真理的东西归于一个形象”[注十三]。

诚然，“一切可以被言说的东西都不可能表现不可言说的。但是，每一种言说都在讲述著不可言说的东西。于是，那个一，即道的父亲或者创造者，也就是在每一种道说中所道出的、在每一种标示中所标出的一切”[注十四]。

“肯定神学”和“否定神学”是互补的，相辅相成，相反相济。

总之：“无论谁说什么，上帝都超越了一切肯定和否定，上帝是不可言说的；而每一个人关于上帝所说的，也无非就是一个谈论不可言说者的人在谈论时所使用的那种方式而已”[注十五]。

3。说圣名

无论否定神学如何强调不可说，但它对那不可言说者总要有所说。在〈神的名称〉一书中，狄奥尼修斯集中论述了上帝的圣名。他首先强调，人们不应当在圣经以及神圣地启示的信息之外再去寻找述说上帝的信息，而应当是让自己被提升到圣经的明亮光芒之中，他用充满诗意的语言说：“让我们在圣经之光的引导下，昂首远望，极目天穹，心中充满对神圣的敬畏；让我们汇聚于神圣的辉煌之中吧”。[注十六]

“在圣经中，上帝以及仁慈地教导我们：对上帝的理解与直接凝视是存在者无法做到的，因为他实际上超出了存在。许多圣经作者都会告诉你，上帝不仅是'不能看见的'和不可理解的，而且是'难寻难测的'，因为任何人都找不到踪迹以进入这无限者的隐秘的深处。然而另一方面，圣善亦非完全不能为万物所知晓。它自身充沛地放射出一道坚定而超越的光芒，按比例地启示各种存在，从而吸引神圣的心灵向上，进入所容许的对上帝的观照，分享神性，以及与上帝相像”[注十七]。

从圣名这个角度看不可言与可言的关系，那就是无名与有名之间的关系：上帝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从而也就是无名；但圣经又赋予上帝许多的名如生命、真理、上帝，等等，而这些名字都是恰当地从创造的总体中得出的。因之，狄奥尼修斯祈求上帝容许他以圣洁的方式赞颂那不可言说与无法命名的上帝的神圣之名。

狄氏探讨了神圣的统一与分别：就统一而论：“圣经所赞颂的，乃是整个的神圣本体─不管绝对的善把他规定和启示为何”，因此，“圣经中一切与上帝有关的名字在被称颂时都是针对整体、全部、充分和完全的神圣性而言的，并非只是说到他的任何一部分；它们全都是不可分割地、绝对地、毫无保留地，而且是整个地关于上帝之全体的”[注十八]。

但“有些名字是表达区分的，如圣父，圣子，圣灵的超越名称，以及相应活动便是如此。这里的名称不能相互交换，也不能共同使用”。[注十九]但是，“一切神圣的东西，甚至一切启示给我们的东西，无不只有通过它们所分有的一份而被认识。它们的真正本质，即它们最终在其根源与基础中之所是，乃是超出所有的理智，所有的存在，和所有的知识的”。[注二十]这集中表现在耶稣的生命中：“神学中最明白的思想是耶稣为我们而作的神圣的道成肉身，但它却不能被包容于词语之中，也不能为任何心灵所把握，甚至不能为最前列的天使之首所把握。对我们来说，他化身为人这事全然是神秘的……我们也不理解与耶稣的超自然本性有关的任何其他东西”。[注二一]

狄氏首先并且著力探讨了上帝的最重要的名字─“善”。至善产生万物，吸引万物，令万物转向它，并且，它被描述为心灵之光，因此，世上没有任何东西不分有一定程度的至美与至善。“一切存在均从至美至善者中产生，在其中存在，并向他回归。所有已存在的和正在生成的事物都是依靠至美至善者方拥有了存在。万物皆服从他、万物都为他所运动、万物都被他所维系”。[注二二]

上帝乃是预先存在者，他是“一切永恒、时间和各种存在的源泉与原因。万有皆分有他存在者无一堕离（谢扶雅译为：而他亦绝不离开凡百存在事物）。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总之，万物的存在皆在那预先存在者之中，被他知道和维系”。[注二三]

上帝既然超越一切，那么，人们如何能认识他呢？狄氏认为，我们不能从上帝的本性去认识他，因为上帝的本性是不可知的，超出了一切理性和直觉。但是，我们可以“从万物的安排中认识他，因为万物从某个意义上说都是从他当中投出的，其秩序具有上帝的范型的某种形象和相似之处。……所以，上帝可以在万物中被认识，然而又与万物都不同。他通过知识与不知而被认识。关于他有著概念、理智、理解、接触、感觉、意见、想象、名字以及许多其他东西。另一方面，他不能被理解，词语也无法包容他，名字也无法把握他。他不是存在物中的一员，也不能在它们的任何一个之中被认识。他是万物中的万物，又不是事物中的一个事物。他对所有的人从万物中都是可知的，他又不是任何人可以从任何一个事物中认识的。”[注二四]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就是承认，没有任何名字“能用来称呼那超出所有心智的理智的奥秘，那超越万物的超越的上帝。对于他，没有任何名字或表述。我们无法追随他进入他远远高于我们之上的、无法接近的居所，我们甚至不能用善这个名字称呼他”，我们宁愿通过否定而上升的道路，“使灵魂站出到一切与它自己的有限本质相关的东西之外。这条道路引导灵魂经历所有的神圣概念，这些概念本身被那远远地超出一切名字、一切理智、和一切知识的上帝所超越。在世界的最远边际之外，灵魂在我们能力所容许的最大范围中，被带入与上帝的合一之中。”[注二五]

3。只有上帝能认识他自己”

尼古拉-库萨把无知作为最大的学问来讨论，为此他首先界定了“绝对的极大”：“绝对的极大是一，又是一切；因为它是极大，一切事物均在它之中。并且，由于极小同时与它重合，它又在一切事物之中，因为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置于它的对立面。由于极大是绝对，它实际上是一切可能的存在物，它限制一切事物，但不受任何事物的限制”[注二六]。由于极大是“绝对的无限”，因而它也就无差异地是一切事物，因此它就不能像一个具体的事物那样，有一个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专名。在希伯来文的圣经中，JHVH这四个字母是读不出音的词，尼古拉-库萨对此的解释是：“上帝”这个词“是不可说，是专适用于他的，因为这个名字是由于他自身的本质而属于他的，并不涉及与被造之物的任何关系”，“神是一个不可说的和超越于我们理解力之上的名称。”[注二七]

人们给上帝的那些名称，是就它们被运用于被造之物时所具有的特殊涵义而转用于上帝的，一个词总是特殊的，它标志著一种差异，并暗示著它的对立面，如果人们称上帝为真理，“那么，它的对立面错误就进入思想中了；如果我们称他为美德，就暗示了邪恶；如果我们称他为实质，我们就遇到了偶性；其他等等也都如此。”因此，“一切确定名称都是不适合的。如果使用确定性的名称，那末，它们仅能在他与被造之物发生的关系中用于他；并且，这并不意味著他依赖被造之物而得到这些名称。”[注二八]

“在神学中对上帝所作出的一切确定名称都是拟人似的”[注二九]甚至包括那些最神圣的名称，而异教徒正是使用此种方法把他们在被造之物之中所看到的各种完善性的名称归于上帝。他们不明白，“上帝是不可言说的，因为上帝比言词所能表达的任何事物都无限地更大。这是如此地真实，我们如要接近上帝的真理，就必须通过消除法和使用否定命题才行。”[注三十]

在否定命题中，从无限完善性中排除了较大的不完善性的那些命题就更为真实，例如，否认上帝是石头就比否定上帝是生命更为真实。与之相反，在肯定式命题中，肯定上帝是生命就比肯定上帝是石头更为真实。

尼氏的结论可以概括为一个命题： “只有上帝能认识他自己”。[注三一]

从反面来说，这就是：“凡是我知道的都不是上帝，凡是我概括的都不与上帝相似，毋宁说上帝超越了这些东西”，因此，“只有知道自己无知的人，才可以被看作是有知识的人；只有知道自己离开真理就不能把握任何东西，既不能把握存在，也不能把握生命、不能把握领悟的人，才尊重真理”。[注三二]

认识自己的无知，这就是尼氏的有学识的无知。

4。寻觅上帝者之路

在尼古拉-库萨看来，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寻找上帝，在找到上帝后归依上帝，并在上帝之中获得安宁。问题是，人既然在感性的世界找不到上帝，通过理性也把握不了上帝，那末，人如何能寻找上帝呢？答案在Theos（上帝）这个名称中，当然，“Theos是上帝的名称，也仅仅是就上帝乃由人在这个世界所寻觅者而言的。上帝的寻觅者应当注意思考，在Theos这个名称中，包含著某种寻觅的途径。人们沿著这一途径找到上帝，接近上帝。” [注三三]

Theos源于希腊文theoro，即我在观看和我在奔跑。尼古拉-库萨建构了由感性事物（颜色）到感性本性（视觉），再到知性本性，理性本性这样一个上升的阶梯，来阐述我在观看。就视觉与颜色的关系而论，虽然视觉没有任何颜色，但它却是颜色世界的国王，并且，这个国王应该是最鲜亮、最完善的颜色可能达到的美的极致。人继续上升就发现，理性与知性事物的关系就像眼睛与颜色的关系一样，“在整个知性领域内都达不到理性。但是，当知性的世界或者整体要把理性描绘成自己的国王、上司和法官时，就会说理性是知性的界限和完善化的极致。但是，就连理性本性也不能否认在它之上还有一个国王。就像可见的本性承认高居于它们之上的国王就是一切可见的完善化的极致一样。理性的、直观真理的本性也断言它们的国王就是对一切事物的直观的一切完善化的极致，并称它为Theos”。[注三四]上帝自身就是直观或者静观。

人若沿著“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在所有的视觉、听觉、味觉、触觉、言说、感性、知性和理性之上找到上帝。但是，虽然那被发现的并不是这些东西中的任何一个，却在这一切之上，是众神之神，是一切国王的国王。”[注三五]

在感性事物的王国中被展开的东西，都以一种更完善的方式包容在感觉的王国中；而凡是属于感觉王国的东西，也都是一种更完善的方式包容在理性的王国中，而所有的这些王国中的一切都在上帝之中。“上帝自身就是Theos，即静观和奔跑；他观看一切事物，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奔跑过一切事物。一切事物都注视著他，就像注视著自己的国王。一切事物都按照他的指令运动和奔跑，而每一种朝向歇息的目标的奔跑都是朝向他的奔跑。因此，每一个事物都是 Theos， Theos 就是事物从中流溢而出的本原，是我们在其中运动的中心，是事物流回的目标。”[注三六]

上帝“就是那被造之物从中获得其所是、获得生命和运动的东西；我们的每一种认识都处在他的光照之下，以致不像是我们自己在认识，而毋宁说是上帝在我们里面认识的，当我们上升到要认识上帝时，由于上帝对我们来说是未知的，我们也无非是在上帝那进入到我们的精神之中的光里面运动，以致我们是在上帝的光照下接近上帝的。因此，如同存在取决于上帝一样，被认识也取决于上帝”。[注三七]

“通过上帝恩典的光之运动，我们被引向上帝。上帝不会以其他方式被把握，除非他启示自己。上帝愿意被寻觅，他也愿意赐光给寻觅者们以光；没有这光，寻觅者们就不能寻觅。”但是，“只有当人们怀著极大的希冀寻觅他时，人们才是在静观中，沿著把奔跑者引向运动的安宁的那个跑道去寻觅他。因为，唯有怀著极大的希冀来寻觅他，才是达到智慧的惟一正确的道路。”[注三八]而当你“踏上了这条路，那末它就是你的路，并且是你所认识的路。在这条路上，你将为它的风景秀丽以及沿途所能采集到的果实之丰富而感到喜悦。”[注三九]

可悲的是“那些骄傲自大的人，那些刚愎自用的人，那些自以为是智者的人，那些信赖自己天赋的人，那些自吹自擂绝对自己与最高存在相似的人，那些要求自己拥有对众神的认识的人都错了，因为，这些人堵死了自己通向智慧的道路”。[注四十]

另一条通向智慧的道路是静观“一切形式的类同性”：在一块矿石、一锭黄金，一粒谷种中，都潜在地包含了一切人工的有形形式，包含著圆、三角形、四边形以及几何学所命名的任何以致形体，包含著一切动物、植物的形式，包含著在世界上可能存在的一切形式的类同性。如此静观的人们不能不惊讶地发现，那能够现实地塑造出包含在全部潜能之中的一切事物的，那造出一切可能形式，从无造出有，使不存在的东西存在的上帝，拥有多么惊人的技艺。[注四一]

最后一条寻觅上帝的路“就在你自身之中，这就是摆脱一切限制”，也就是说，当你理解到上帝比你能理解到的还要更美好时，你就会舍弃一切受限制和限定的东西：从形体到感官，从知性到理性，“在自身找不到任何东西与上帝类同，于是你断定，上帝作为你的理性灵魂的原因、本原和生命之光，超越了这一切。”于是，你在你内心世界的一切之外仿佛找到了善的源泉，“从中为你流溢出你所拥有的一切时，你将会感到愉悦。你全神贯注于他，日复一日地越来越深入自己，抛弃一切外向的东西”。[注四二]

但是，一个人若没有信仰，他的理性就绝对不能升华，“是信仰使流浪者走上自己的道路的。因此，我们的灵魂在多大程度上信仰，其力量就能在多大程度上向上升华到理性的完善。”[注四三]

人通过对上帝的信仰而进入与上帝的父子关系中，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彼此不同地分有了这种父子关系”。而一旦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子，我们就将以另外一种方式是我们如今以这种方式所是的。就是说，“只要我们接受并且相信他的道，我们对上帝来说就是可教的。这样一来在我们身上也就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即能够达到导师水准，而这也就是与上帝的父子关系”。[注四四]

分有这种父子关系，需要以深刻的冥思超越一切的肯定和否定，感性、知性和理性，作为生命的儿子而转化生命。因此，“父子关系也就是摈除一切变异和区别，把一切融合为一，这种融合同时也就是一转化为一切。”一方面，“上帝就是一切存在著的事物在其中结合在一起的一，又是一转化为一切，以致一切都能是其所是；另一方面，在理性直观中，一切存在于其中的那个一和一存在于其中的一切这两个方面又吻合起来那，那么，当我们升华到在一中我们就是一切存在于其中的那个东西，而在一切中我们就是一这种程度时，我们就确实是与上帝类同了”。[注四五]

5。上帝在观看

寻觅者的观看实际上是在被观看之中的。因为上帝一直在注视著他。尼古拉-库萨以名画─蒙娜俪莎为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蒙娜俪莎的微笑很有特点，不论人从哪一个方面看她，她总是在注视著你。最令人惊奇的是，她怎么可能既看著所有的人，同时又看著每一个人？在尼氏看来，上帝之所以被称为 Theos（上帝），乃是因为他在注视著一切事物的同时又注视著每一个事物。

在这个比喻中，上帝就成了绝对的视觉，它摆脱了一切的限定性，并且在自身中包容了观看的的每一种方式和所有的方式，成为一切视觉的的最适当的尺度和最真实的样板。“所以，绝对的观看存在于每一种视觉之中，因为每一种限定的观看都是通过它而存在，没有它就不能存在”。[注四六]

人是在上帝的观看中存在的，意识到这一点的尼古拉-库萨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赞美：“主啊，你的存在并没有抛弃我的存在，因为你在什么程度与我同在，我也就什么程度上存在。由于你的观看就是你的存在，所以我存在，因为你在观看我。倘若你把自己的视线从我身上移开，则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存在”。[注四七]

这是从心中流露出的赞美：“主啊，你无论如何也不能使我理解，你会爱我之外的某个事物胜过爱我，因为你的目光不曾离开的只是我。”[注四八]这赞美成为作者与上帝的对话：“主啊，你的观看就是爱；就像你的目光如此专注地看著我，从未自我身上移开一样，你的爱也是如此”。[注四九]

“主啊，除了你充满爱意和甘饴慈爱地拥抱著我的那个怀抱外，还有什么是我的生命呢？我及其热爱我的生命，因为你就是我生命的甘饴”因为你一直在观看我直到我灵魂的最深处，而“你的观看不是别的，就是赋予生命，就是不停地培植对你最甜美的爱，通过这种对爱的培植来激发我产生对你的爱，通过这种激发养育我”，使我分享你的不朽，赐我天国的永恒的荣耀。[注五十]

上帝在一切之先，“你这隐秘的上帝，没有人能观看你，除非你使自己被人观看。观看你也无非就是你观看那观看你的人”[注五一]。而上帝是非常乐意把自己启示给所有寻觅他的人，因为他从来没有闭上自己的眼睛。由此，尼氏由赞美转为忏悔，他说，主啊，“倘若你没有以你那恩惠的眼睛注视著我，这只是我自己的错，因为，我由于转移注意力、集中精力于我所喜爱尤胜过你的其他东西而与你分离。即使如此，你也依然没有完全转移。相反，你的仁慈依然跟著我，看我是否在某个时刻远远返回到你那里，以便接受你的恩典”。[注五二]

主啊，无论我走向哪里，你都是我旅途的伴侣；无论我转向何方，你都与我同在；无论我神秘时候呼唤你，你都在我附近。这就是尼氏信仰经验的集中阐述。

6。“对立面的一致”

研究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学者都注意到了尼古拉-库萨提出了“对立面的一致”的这个重要思想，而这一思想与他的神学思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是在阐述上帝的面容（即上帝的存在和上帝的爱）时论述了这一思想的。

“人只能以人的方式作出判断，人在赋予你一种面容时，并不能在人的族类之外去寻找那种面容。因为人的判断不能超出自己限定的束缚”，因此，上帝的面容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其实，上帝的面容超越了关于面容的一切概念，无论谁打算观看上帝的面容，只要他还设有某种东西，就离上帝的面容很远。只有当人们超越一切面容，“进入某种玄奥隐秘的沉默之中，进入无知之中，人们才能认识上帝的面容。上帝的面容”“只能被看作是隐匿起来的。”[注五三]

但是，“谁有幸观看你（上帝）的面容，他就清楚明白地看到一切，没有任何东西对他来说是隐秘的。谁拥有你，他也就知道一切，拥有一切”。而人如果要拥有上帝，他就必须属于他自己，他要倾听上帝在他里面不停地发出的声音、上帝在他的理性中不间断地发出的光芒。尼氏对上帝说，“只要我不属于我自己，你就不属于我。你就这样要求我的自由；只要我不属于我自己，你就不会属于我。但由于你把这交付给我的自由，所以你就不是在要求我，而是在寄希望于我。你盼我自己作出选择来属于我自己。因此，主啊，这件事取决于我，而不是取决于你。你并不限制自己那最高阿斗善，而是极其慷慨地把它倾注在一切能接受它的人身上。这是因为，主

啊，你就是善。”[五四]

在上帝的恩典的感召之下，人自由地进入“那种对立面的一致，在不可能性迎面而立的地方寻觅真理。在这种不可能性之上，在任何哪怕最高的理性升华之上，当我达到了对任何理性认识而言都是未知的、任何理性都断言它与真理毫不相干的东西时，我的上帝，你就在那里，你就是绝对的必然性”。

因此，只有一条路可以接近上帝，“除了在不可能性拦住去路迎面而立的地方，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够观看你”。上帝所在的地方，“它为对立面的一致所环绕，这就是你所居住的天堂的围墙，最深刻的知性精神把守著它的大门。如果不战胜它，入口就不会启开。在对立面的一致这堵围墙的彼岸，我们可以观看你，在它的此岸却无论如何也不行。”[注五五]

在对立面的一致这堵围墙的彼岸看上帝，上帝“你就在那讲话、观看、品味、触摸、知性认识、理性认识都是一回事的地方，就在那观看与被观看、倾听与被倾听、品味与被品味、触摸与被触摸、讲话与倾听、创造与讲话都归于一致的地方。”[注五六]这同时亦是一切时间中的前后相继都在同一个现在中归于一致，是创造与被创造、潜能与现实、爱与被爱归于一致。但是，“我在天堂的园子中观看你，但却不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因为我每看到任何可见的东西。我所知道的仅仅是，我知道自己即不知道也永远不能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我不知道怎样称道你，因为我并不知道你是什么”。[注五七]

我也不知道如何用言语称道上帝，因为“那堵墙就是各种名称的任何一种表述方式的界限，我是在它的彼岸观看你的”；任何概念都不是上帝的概念，“因为任何概念都被限制在天堂的那堵围墙外”；任何类比、任何理性认识也都是如此，“你被一堵最高的围墙同这一切分离开来了，这堵围墙也把一切可以言说或者可以思想的东西同你分离开来了，因为你摆脱了一切可以归入任何一个概念的东西”。[注五八]

因此，上帝“你是不可接近、不可理解、不可称道、不可复现和不可见的。追求你的人必须超越一切界限、一切终端、一切有限的东西”。“理性如果想观看你，就必须成为无知的，就必须被置于幽冥之中。但是，我的上帝，这种理性和无知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不是有学识的无知吗？因此，上帝啊，你就是无限，只有那种其理性就是无知的人，即只有那种知道自己对你无知、知道因为你是无限所以不能把握你的人，才能接近你。理性地认识无限，也就是理解不可理解者”。[注五九]

“我越理解到，我的上帝，你是不可理解的，我就越接近你，因为我更加接近了我所追求的目的。无论我面临什么东西努力地去显示你是可理解的，我都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它会把我引向歧途。你在我的追求中闪闪发光，我的追求把我引向你，由于一切有限的和可理解的东西都会贬低你，我的追求不可能在这些东西中停息下来，因为它被引向你那里，而你是没有开端的开端，是没有终端的终端。我的追求被它所追求的永恒的开端引向没有终端的终端，即引向无限的终端”。[注六十]

上帝啊，这种伟大而又神圣的无知是为的理性最期望的食粮，而这宝藏就珍藏在我自己的田地中，你是我的追求永不终究的宝藏，这就是尼氏认识到上帝是对立面的一致、就是无限之后从内心深处发出的赞美。

7。耶稣：生命之道

尼古拉-库萨对上帝的追求和探索最后归向了耶稣，他要论述一个真理，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了上帝。

耶稣既是与上帝的统一又是人。上帝对世人启示他自身的最大奥秘就是：耶稣是一切事物的统一和中介。上帝，“人们只有在你的儿子身上，在那可领悟的中保身上才可以领悟作为父亲的你；领悟你也就是与你结合在一起。因此，只有通过你的儿子，即通过那统一的中介，人才能与你结合在一起”。[注六一]

在耶稣的身上，人子与上帝之子是不可分割的，耶稣被理解为上帝的本性与人的本性的完美结合、最高的统一。“人的本性与上帝的本性相结合的那种统一，只不过是在最高的程度上把人的本性引向上帝的本性，以致人的本性作为人的本性不可能再被在更高的程度上被吸引罢了”。尼氏于是赞美说，耶稣啊，“我看到你的人之本性就存在于上帝的本性之中，在你的人的本性中，我看到了我在神的本性中所看到的一切。但是我看到，那些在神的本性中就是神的真理自身的东西，在人的本性中却是以人的方式存在的。我在你耶稣身上看到以人方式存在的东西，是上帝的本性的类似者；但这种类似者却不需要中介就与原本结合在一起”。[注六二]

基于以上论说，尼氏认为，没有耶稣幸福就是不可能的。“耶稣你就是父亲的启示，父亲对于所有的人而言都是不可见的，唯有对于自己的儿子你以及对于在你之后通过你和你的启示配得上观看他的人而言才是可见的，……每一个幸福的精神都观看不可见的上帝，并且在耶稣你里面与不可接近的、不朽的上帝结合在一起。这样，在你里面，有限者就与无限者和不可见者结合在一起，不可理解者被以永恒的享受来把握，这种享受也就是最令人愉悦的，永不减弱的幸福。救助我吧，耶稣，救助我吧，让我能够毫无遮掩地观看你，我的灵魂也得到了拯救。”[注六三]

“我的耶稣，在你身上，我既看到被理性的光照耀的感性生命，也看到既是照耀的光又是被照耀的光的理性生命，也看到仅仅是照耀的光的神的生命。因为我在那种理性的光辉中看到了光的源泉，即上帝的道，它是照耀著一切理性的真理”。[注六四]

作为真理的化身的耶稣，他就是生命之道，一切渴望真理和生命的人都应当通过信仰与爱进入这生命之道：“一切理性都必须通过信仰使自己服从上帝的道，最专注地倾听最高的导师那内在的教诲，并且通过倾听主在其中所说的东西而得到完善…上帝的能力是根据信仰的程度来帮助人的。救世主耶稣啊，你教导渥两种东西，即信仰与爱。理性借助信仰接近道，借助爱与道结合在一起。它越是接近道，就越是在能力上得到加强。它越是爱道，就越是深深地植根于道的光中。”[注六五]

在全书的最后，尼氏向上帝再一次谦卑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愿：“我的上帝，我通过你的赐予把这整个可见的世界，每一部著作，以及一切可资用的精神当作辅助工具，以便在对你的认识方面继续完善。所有的一切都激励我转向你，一切著作所尽力的无非就是展现你，一切理性精神磨练自己，无非为的是寻觅你，并且就它们关于你所能认识的来显示你。你在这一切之上赐给我耶稣，即导师、道路、生命和真理，以至使我不会缺乏任何东西”，这一切都引导作者奔向耶稣。他祷告说：“主啊，由于被你拉上一把的人才能够抢先到达你那里，请拉我一把吧，把我拉到你那里，让我脱离这个世界，在荣耀生命的永恒中与绝对的上帝你结合在一起。阿们”。[注六六]

附注：

[注一]H.奥特 著，林克 赵勇 译〈不可言说的言说〉，三联书店 ，1964 （北京），页二。

[注二]引自（托名）狄奥尼修斯著 包利民译〈神秘神学〉，三联书店 ， 1998 （北京），页十一。

[注三]谢扶雅说：“'Mysticism'通常翻译为神秘主义，笔者在这里愿意改称'冥契'主义的缘故，是由于这派的行径要从透过沉默的'冥'思（ Contemplation）而进达于与本质的实体相'契'合而为一（Union）。照一般通俗的看法，这当然是很神秘的，然而领会此道的人，并不认此事为离奇怪诞，反觉得这种心境正是真实的美满人生。”见谢扶雅等译〈东方教父选集〉的“导论”（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第四卷），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2年三版，页二二

[注四]（托名）狄奥尼修斯著 包利民译〈神秘神学〉，三联书店 ， 1998 （北京），页二四七。

[注五]，同上，页一〇二。

[注六]，同三，页二二三。

[注七]，同四，页一〇四。

[注八]，同上，页二二六。

[注九]，尼古拉-库萨著，李秋零译 〈论隐秘的上帝〉，三联书店 ，1996（北京），页四九。

[注十]，[注十一]，页一四。

[注十二]，[注十三]， 尼古拉-库萨著，尹大贻 朱新民译 〈论有学识的无知〉，商务印书馆 ，1988年（北京），页五六。

[注十四]同[注九]，页四七至四八。

[注十五]同上，页五三。

[注十六]（托名）狄奥尼修斯著 包利民译〈神秘神学〉，三联书店 ， 1998 （北京），页二。

[注十七]同上，页三。

[注十八]同上，页十。

[注十九]同上，页十二。

[注二十]同上，页十五。

[注二一]同上，页十六至十七。

[注二二]同上，页三一。

[注二三]同上，页五二。

[注二四]同上，页六三。

[注二五]同上，页八五至八六。

[注二六] 尼古拉-库萨著，尹大贻 朱新民译 〈论有学识的无知〉，商务印书馆 ，1988年（北京），页五。

[注二七]同上，页四九至五十。

[注二八]同上，页五一至五二。

[注二九]同上，页五三。

[注三十]同上，页五六至五七。

[注三一]同上，页五八。

[注三二]尼古拉-库萨著，李秋零译 〈论隐秘的上帝〉，三联书店 ，1996（北京），页九至十。

[注三三]同上，页十四。

[注三四]同上，页十七。

[注三五]同上，页十八。

[注三六]同上，页二一。

[注三七]同上，页二四。

[注三八][注四十]同上，页二六。

[注三九]同上，页二八。

[注四一]同上，页三十。

[注四二]同上，页三二。

[注四三]同上，页三六。

[注四四]同上，页三七至三八。

[注四五]同上，页四五至四六。

[注四六]同上，页六三。

[注四七][注四八][注四九]同上，页六五。

[注五十]同上，页六六。

[注五一]同上，页六七。

[注五二]同上，页六九。

[注五三]同上，页七〇至七一。

[注五四]同上，页七四。

[注五五]同上，页八〇至八一。

[注五六]同上，页八二。

[注五七][注五八]同上，页八九。

[注五九]同上，页八九至九一。

[注六十]同上，页一百至一〇 一。

[注六一]同上，页一一〇 。

[注六二]同上，页一 一二至一一三 。

[注六三]同上，页一 一六。

[注六四]同上，页一二〇 。

[注六五]同上，页一二六至一二七。

[注六六]同上，页一二九至一三〇。

谢选骏指出：人说——“只有上帝认识祂自己”——读狄奥尼修斯与尼古拉-库萨笔记……我看——这是职业“传道人”的悲哀！所以“神秘神学”就翻译成了“冥契神学”，让人觉得后背发凉、敬而远之。只有上帝认识祂自己，但是职业“传道人”却不得不假装认识上帝，否则他们就会失去听众，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失去权力——从教皇、主教、神甫、牧师的宝座上跌落下来，化作青烟一缕……

【78、主的荣光充满天地而不仅充满教会】

《主的荣光充满全地！》（2020-11-29 联网）报道：

“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赛6：3）宇宙的主宰独一的真神！感谢你创造宇宙为科学家探索，给人类仰望；感谢你给人类发现和发明还能遨游太空！感谢你为人类提供探所器具登上月球。感谢你创造定律，使人类生活在你各样的定律中。虽然人类一直在探索，然而人的有限和你的无限根本无法匹配！是你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天父，宇宙各种法则有规律都是你大能的手来执掌和定规，并将持续运行。是你常用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感谢宇宙法则的缔造者和维持者。哈利路亚赞美天父！

恩典的主，你以《传道书》 3：11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告知我们。儿女们得享你创造的美好，每一天都享受你的喜乐中而感恩啊！主啊，我们曾经都是瞎眼瘸腿耳聋的，谢谢你的话给我们开了眼光，医治了我们的瘸腿耳聋，是你的恩典临到，你话的大能！让我们活在你里如此丰富。是你预选定准我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叫我们寻求揣摩而得你，我们知道你离我们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你。你从死里复活又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主啊，你给我们七根支柱，让我们能够作出相信你的决定。因着这样的相信盼望战胜死亡得着永生！

天父，你籍着《诗篇》121:1-2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感谢神恩待孩子，把我们从灰尘里抬举起来，从粪堆中提拔出来。使我们被你高举，得着恩典和赐福！主，你的帐幕住在人间，你爱我们让我们天天仰望，当我们向山举目的时候，你就笑脸来帮助我们！你应许敬畏你的人白日太阳必不伤；夜间月亮必不害。你不疲倦地看顾我们的生活和动作存留，我们走到哪里你都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是平安安全的！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望山而生畏！谢谢你带领我们走你的道一切稳妥！愿你顾念软弱的孩子，给向山举目的心志，仰望你的人你必加赐信心和力量！感谢主恩！

我们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敬畏在你的面前，得着人生最大的福分，使我们行走天路的时候满了能力和力量！主啊，虽然人世间满了荆棘、陷阱、山谷，然而你给我们走的是天路！愿你恩待我们走天路的时候专心仰望的心志！否则往下看就会看人看环境，跌进万丈深渊！怜悯恩典的主啊，愿你给我们举目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人的目光最容易看什么就像什么，你也知道儿女的软弱，如果我们一直看难处，到有一天也会变成难处。如果我们看主的话，我们就要像祂！主啊，这样的美事求你来帮助我们做成，在世界上越过一切障碍、望穿宇宙仰望我们的父神！

主啊，你来的日子势不可挡！因为你要成就的必然做成！你的荣光要充满全地！感谢主以创造将要做成的奇妙大工！然而你给我们这些被你拣选的人真正看见的就是：我们原是为永生而造！为教会被造！主啊，你是我们的头，教会是你的身体，我们是肢体，你奇妙创造为宏伟蓝图已经订好了站标，按你创造历史洪流滚滚向前！因为你的话是信实的！你以公义执掌一切！如同：《希伯来书》 4：13 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哈利路亚阿们！愿你恩待我们与你发生亲密的关系，亦须恪守其道，谨慎而恭顺地遵守。等你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羞愧！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选骏指出：主的荣光充满天地，高高在上和散那！

《真理論壇：榮光充滿的教會》（聖靈月刊第301期2002年10月）报道：

值此世風日下的時代，有時眼見教會也不能免俗地受到侵擾，好似白衣泛黃，令人感觸良多；想到聖靈語勉七教會的諍言，或責備或嘉許，總是警戒吾人不可離棄起初的愛心與信心，應當在真理的道路上，向著標竿邁進，免得遭致燈台被挪去的刑罰。

教會要得蒙喜悅，大有權柄，像使徒時代聖靈活潑動工，教會蓬勃發展，一直是我們最大的模範與追求目標，所以復興使徒時代的教會就是我們努力的方向。當時，「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裏，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那時，猶太、加利利、撒瑪利亞，各處的教會都得平安，被建立。」「於是眾教會信心愈發堅固，人數天天加增。」這種量與質並重，個人與教會齊長進的情況正是使徒教會的寫照。

使徒教會的榮耀與興旺，固然是聖靈做工，如雲柱火柱在前引領，但當時教會齊心努力，順服真理，遵行主訓，也是值得一書的。教會的任務不外是對內的牧養與對外的宣道，他們當時對此兩項要務有些什麼作為呢？

一、對外宣揚福音

1.人人勇敢傳揚

雖遭恐嚇，仍放膽講論神的道，雖被審被禁，仍心裏歡喜，自認配得。雖受逼走避，散居異鄉，卻像種子播撒，無遠弗屆，進而使埃提阿伯的太監受洗，使哥尼流獲得救恩，猶太、加利利、撒瑪利亞、腓尼基、居比路、安提阿，處處有教會，讓人明白，原來神不偏待人，各國中那敬畏主行義的人都為主所悅納（徒四31，五41，八4、38，十34-35）。

今天，傳福音的條件更加美好：逼迫少了，甚至完全沒有，工具便捷，效益宏大，經費寬裕，卻看到多人佇於岸邊，躲入山洞，不見行動，只聞聲響，高言大智，卻看風望雲。

2.生活信仰合一

官府出於政治理由百般脅迫，眾人卻都敬畏（徒二43「懼怕」原文）這些基督徒，他們的歡喜誠實，得眾民的喜愛，多方尊重（徒二43-47，五12-13），而被聖靈充滿的信徒，表現出豐盛的生命活力：面對官方詰難，毫不畏懼，不亢不卑，面對不實指控，不怨不尤，心胸寬敞，見撒瑪利亞等外邦異地有人信從福音，迅速差遣工人前往關懷、牧養，與之分享福音的好處，一掃往昔猶太人狹隘的種族觀念（八14-15，十一21-23）。

所謂聖靈充滿，就是要能讓聖靈為王，內住我們心中，叫我們肢體能順服聖靈而行，不體貼肉體軟弱（羅八7-11），所以藉著聖靈，是可以改變行為的，不要為自己的軟弱，找太多理由。願意跟從主而行，就不在黑暗裏走，主耶穌囑付我們要結出果子，以證實是祂的門徒，否則，不結果的樹，空佔地土，存留何用（約八12，十五8；路十三6-9）？信主已久，惡習不改，得不到旁人敬重、肯定，豈

能榮神益人，以行為見證。

3.唯獨高舉主名

主曾預言，當祂被舉起，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約十二32），果然教會興起、建立，信徒激增都在主被釘、升天之後，這非門徒恩賜夠大，而是真神救恩的計畫展開。故傳揚福音不必也不可另立主題，保羅傳福音時，不用高言大智，也可以不知別的，只知道耶穌及祂十字架的恩功（林前二1-2），因為耶穌正是福音的起頭，使徒彼得等誓死維護、見證、聖靈也為此作見證（徒五32）。

現在傳福音，仍當秉此原則傳揚，實在不必透過包裝、稀釋，以降低色彩，投人之所好，冀求青睞，不敢高舉主名，不談全備福音，不題嚴肅教義，讓他從氣氛、從活動、從感覺入門，只怕他入了門之後，終久仍著重浮面的外貌，沒有追求深入生命的靈修，與主的關係停滯在若即若離的階段。

二、對內造就信徒

1.建全基督身體

信徒、教會漸多，組織結構就愈趨繁複，如同身體上的肢體器官搭配運作，強健而發出活力，這是為了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照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使身體增長（弗四11-16），所以選出各種事工的人員、長老、執事等工人，全面推展聖工，使牧養工作沒有缺口。

今日教會事工，觸角的多元當然超過往昔，工人培訓的重要自不在話下，不論專職與否，若要服事主，就要背起十字架，隨伺在主身旁（約十二26）。工人素質的提昇，要緊的不在於學識、歷練等條件，而是追求聖潔（提後二21），忠心有見識（太二十四45；林前四1-2），有使命的自覺（賽六8），當我們認識了「主啊！是誰？」之後，就應該進而有「主啊！我當做什麼？」的立志（徒二十二8、10）。否則，將面臨本末倒置外強中乾的失望窘境。

2.教會重視禱告

為了等候所應許的聖靈降臨，至少有120名同靈恆切禱告；為了尋求主差派工人出外宣道，一個禱告的團契敬虔地禁食禱告；為了教會遭受逼迫，事工人員遭害，教會就切切禱告神（徒一14-15，十二5，十三1-3）。這些禱告的嘉範，塑造了使徒教會的形象，《使徒行傳》又被稱為聖靈行傳，因為顯而易見，一切聖工的推手，就是聖靈主導。第二次海外宣教時，計畫中的亞西亞、庇推尼之行不能如願遂行，就是明顯實例（十六6-8），所以教會在禱告中建立，聖工在禱告中見果效。

有人生動地描述，原子彈在廣島爆炸，死亡人數高達九萬二千人，希西家的禱告，使亞述軍隊一夜之間死了十八萬五千人（王下十九15、35），禱告的威力是大過原子彈。實則，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使人疾病得癒，使人罪惡得赦，使人迷途知返，更使惡鬼被逐，傳道之門大開……（雅五13-20；可九28-29；西四2-4）

3.帶領屬靈方向

神的教會不是以人、而是以基督為元首，任何一位工人都是階段性的器皿，絕不是無可取代的，彼得、約翰、雅各、保羅、巴拿巴等各在不同工作崗位上有稱職表現，無愧於驗中他的主。彼得個性堅毅，以體驗最深的信仰經歷在猶太社會中穩定持重；保羅學識淵博，以寬廣的視野心胸在外邦地區披荊斬棘。後人毋須替他們這些忠心屬靈的工人區分評比，因為他們皆具屬靈的特質，置個人死生、毀譽於度外，只求教會得到正確的領導（徒四13、14、19、20，二十23、24、31、32

），有屬靈的領導人，帶領的方向也才能在屬靈的道路上。

以傳道禱告為事的傳道人，聖靈充滿、智慧充足、名聲美好的長執，不求自己榮耀的事工人員，都是我們要助禱的對象。讓各人能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徒六3、4；彼前四10），檯面上的教會領導人，是信徒目光的焦點，一言一行影響信徒至鉅，若讓人跌倒，王的管教，有如烈火，因為多給誰就向誰多要是主的訓示（太十八6；路十二48；來十二29），不可不慎。

4.重視聖經教導

庇哩亞人之賢明，在於知道天天考查聖經，要曉得這道是與不是，認識真神，得著永生，途徑就是藉由查考聖經，因為聖經是神所默示（徒十七11；約五39；提後三16-17）。要能有一致的信仰，不虞被混淆的謬道所攪擾，就要教導信徒殷勤查考聖經，才能長大成人，滿有基督的身量，不致中了人的詭計，被異教之風搖動（弗四13-14），進而為真理打美仗。

全民讀經是一項永續性的工作，不是即興的運動，各教會規劃適當的進度讓全體信徒配合進行，總會也編訂了各種年齡階層的讀經輔助教材，作為個人讀經或聚會分享都是十分受用的，應該普及而深入地宣導，使神的話語成為我們腳前燈、路上光，歡喜快樂吃下祂的言語，充滿我們肚腹，享受甘甜如蜜的感覺（詩一一九105；耶十五16；結三3）。

結語

期待教會的復興，不是一種遙不可及的憧憬，也不是口號式的呼喊，使徒教會不是只有存於過去，「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真教會不應在無謂的內耗中，輕忽了神的託付，忘記背後，努力向前，求神祝福、帶領，榮光充滿在立起來的會幕中（出四十17、34）。

谢选骏指出：主的荣光充满天地而不仅充满教会——

《读经札记（90）：“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2020-11-08 联网）报道：

时间：2016年3月30日（星期三） 读经：《出埃及记》第40章 默想：“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出40：35）

帐幕所需的各样物件均已合格，“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介绍完竣工后的帐幕之后，摩西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起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起程，直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参出40：16－38）

才一竣工，就有“云彩遮盖会幕”，“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这个情景表示上帝降临帐幕，与以色列人同在。上帝以这个行动兑现了29章45节的应许：“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作他们的上帝。”赖建国指出：“‘云彩遮盖会幕’：好像摩西上西奈山的景况，说明西奈山的地位由会幕来取代。西奈山是暂时的圣所，会幕是可移动的圣所。”

教会，是新约时代的帐幕，是“上帝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参弗2：22），他要在这里降临，与我们同在。“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应当是所有教会都要追求的“硬指标”，无论教堂多么宏伟，无论人数多么庞大，倘若没有“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教会就不能算复兴！

祷告：全能的上帝，求你按着你丰盛的荣耀，藉着你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但愿你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参弗3：16-21）奉主名求。阿们。

谢选骏指出：主的荣光充满天地而不仅充满教会，所以应该走出教会与帐幕，甚至走出天地，直到整个宇宙，传播神的旨意。

【79、宗教改革比罗马教会更不人道】

斯蒂芬·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一书认为，“日内瓦学院既经建立，加尔文非但建成了新教的第一个文化中心，更建成个有似于他从前的学生罗耀拉所创耶稣会一样的团体——正是一样逻辑般严明的教规，一样钢铁般苛酷的意志。”

但是，《宗教改革史上的加尔文》一文却说，“1523年，加尔文14岁，赴巴黎蒙太居学院读书，在校时与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是校友。”

这两种说法，哪个更加接近历史真相呢？

《宗教改革史上的加尔文》（2021/12/23日 裴连山）报道： 

今天讲座的主题是“宗教改革史上的加尔文”，首先谈及加尔文的生平，这是一本他在世时候的书，是别人帮他画的一个画像，现在这个画像就在日内瓦宗教改革的圣彼得大教堂里面。加尔文出生于1509年，去世于1564年，享年55岁。这个是日内瓦宗教改革的纪念碑，是日内瓦市中心比较重要的纪念碑，纪念碑上有四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依次是：法雷尔（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引路人），加尔文，波萨（加尔文的继承人）和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加尔文的学生之一）。

一、加尔文对后世的贡献——“四个一”

1一个教派，就是改革宗传统教派。西方的长老会、改革宗、公理会都是加尔文背景的教派，今天有一个全球改革宗教会联盟（World Alliance of the Reformed Churches），原来的总部在日内瓦，后来因为房租太贵，就搬至德国汉诺威，并改名为世界改革宗教会团契。

2、一座城市——日内瓦。日内瓦本来是瑞士很小的一座山城，在加尔文到来之前大概只有五千人到一万人左右。后来发展到一万三千人。这座小城在加尔文时代接纳了六千多名因宗教迫害而来到日内瓦的难民，加尔文也塑造了这座城市的精神，使得这座城市成为一所英雄的城市。日内瓦人口约30万，是瑞士的第二大城市，仅次于苏黎世，但是坐落在日内瓦的有一百五十多所世界性的机构，包括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基督教的一些世界性的组织，这就使得日内瓦这座小城在全世界很有知名度。

3、一座大学指的是加尔文1559年创办的日内瓦学院，这是自使徒以来世界上最完备的基督教学校。

4、一本着作，就是加尔文的代表作《基督教要义》，这本书加尔文写了很多年。1536年是第一个版本，仅仅只有八章，是一本很小的书。到了1559年最后一个版本的时候，已经成为四大卷，将近两千页的巨著。其中，1539年是第二个版本，1545年是第三个版本。这本《基督教要义》是新教神学家必读的书目。加尔文称此书是“我们所发现的上帝在他的圣道中希望教导我们的东西的总汇”，如果找20本对世界有影响的书籍，那么就包括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

二、加尔文受到争议的地方

主要是他在教义上主张双重预定论，在教义上继承了保罗、奥古斯丁和马丁·路德，但是他把预定论说的更加清楚。有些东西说得清楚了反倒不太好，包括奥古斯丁和马丁·路德，他们认为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拣选了一些人，使他们永远蒙福。但加尔文的预定论补充了后半部分，认为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拣选了一部分人，使他们永远蒙福，也同时预定了另一部分人，让他们永远受咒诅，这叫双重预定。这就使得加尔文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人。

其次是加尔文在日内瓦搞神权政治，将严酷的道德规则强加给日内瓦，当时喜欢加尔文的人就会说，日内瓦是一座圣洁的城市；但是不喜欢加尔文的人，认为这是一座从来听不到笑声的城市，两百年后没有出现过一位艺术家和诗人。第三个受到争议的地方是，加尔文参与烧死异端学者赛维特斯（1511-1553），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发现人体血液循环理论的西班牙医生，同时也算是一位神学家。加尔文用火刑烧死他，后世的人都觉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第四个备受争议的是加尔文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时候加尔文被称为现代性的缔造者之一，有时候被称为资本主义之父。关于加尔文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一本书论述的比较多，就是二十世纪的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那本书上论到加尔文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三、加尔文到来之前的日内瓦

1387年的日内瓦宪法承认的三种权威：主教是城市的君主，伯爵拥有日内瓦的城堡，以及一群利伯维尔民。这是日内瓦城市的结构。市民和居民权力不一样。日内瓦城市共和国有三重权力机构：小议会（由日内瓦的一些市民和贵族组成）、两百人的议会（包括一些日内瓦的居民）和最大的全体市民大会，当时的日内瓦与弗莱堡和伯尔尼结成勉强的同盟。

四、在加尔文来到日内瓦之后，城市管理体系发生了改变。有小议会，二十五人组成，由日内瓦公民和中产阶级代表组成，其中包括四名执政管，每周聚集开会三次。六十人议会。两百人议会，有日内瓦居民组成，由小议会选出，同时也负责选举小议会。国民大会，由日内瓦二十岁以上的男性居民组成，每年选举四名任期一年的执政官，并负责审议小议会的提案。教会治理有教牧团，是由日内瓦以及辖区内教会的全体牧师组成，每个礼拜聚集一次，讨论教会事宜，加尔文担任召集人。教会法庭，由十二人组成，其中两名来自小议会，十名来自二百人议会，十名当中四名由六十人议会选出，教会法庭由加尔文领导，每周开一次会。

四、加尔文的生平

加尔文于1509年7月10日出生于法国皮卡迪省努瓦永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有弟兄四人，还有两个妹妹。父亲是律师，母亲是远近闻名的美女。1523年，加尔文14岁，赴巴黎蒙太居学院读书，在校时与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是校友。1528年，加尔文离开蒙太居学院，转到奥尔良的学校学习法律。加尔文在布尔日的时候遇到十二岁的贝扎，后来任日内瓦学院院长。

1531年5月26日，加尔文的父亲去世，留给了他够用一生的遗产，虽然不富裕，也足够日常生活开销。加尔文也想一生过一种学者的生活，读书著书，不参与实际的工作。1532年加尔文出版了对塞内卡《论仁慈》的注释，塞内卡曾是罗马尼罗皇帝的老师。1535年加尔文由于归信新教后受到迫害而搬至巴塞尔居住。1536年出版《基督教要义》的第一版。

1538年5月-1541年9月在施特拉斯堡学习，并担任法国难民牧师，边学习边牧会。1539年，加尔文和伊苔蕾特·范布兰结婚，有十年的婚姻生活。之后宗教改革的情势发生了变化，人们觉得要把加尔文重新请回来。但此时的加尔文并不愿意再回到日内瓦，在他的老师马丁·布塞的说服下回到了日内瓦。这次回去一直到加尔文离开世界，即从1541年9月13日到1564年5月2日，加尔文都在日内瓦。前十四年经历了艰难的奋斗，1555年之后的最后九年彻底战胜了对手，成为了日内瓦的主人。1559年加尔文获得了日内瓦公民的身份。

五、加尔文为日内瓦做了三件事

第一，为教会造就了一支训练有素的牧师队伍；第二，为家庭造就了能清楚说出信仰理由的受教育的人民，第三是为城市造就了一种英雄精神。这使日内瓦成为欧洲受迫害的新教徒的堡垒和避难所，大量牧师、出版商、律师以及公证员来到日内瓦。另外加尔文笔耕不辍，一生55年著有62本书，除《基督教要义》之外，还有除《启示录》外整套的圣经注释，成为他所处时代最好的圣经学者。

六、加尔文的神学

加尔文的神学是一种“实践科学”，两种主权和两个国度：他认为教会和世俗政权的权柄都是上帝设立的。属灵的权柄和属世的权柄两种权柄完全平等，一方不应该统治和高于另一方。

加尔文强调上帝的律法对基督徒生活和公共政治的指导和约束。其神学的中心是上帝的主权，同时也强调法律的积极价值。有学者评论加尔文和路德的不同在于，路德将法律自由化，加尔文是将自由法律化。在加尔文死了之后，他的学生总结加尔文神学的五大信条，即五条重要的教义，后来人们称其为“郁金香神学”，即：

1、完全的堕落 Total depravity、

2、无条件的拣选 Unconditional elect、

3、有限的救赎 imited redemption、

4、不可抗拒的恩典 Irresistible grace、

5、圣徒的坚韧 Perseverance of saints。

加尔文神学的中心是上帝的主权和预定论，对世界进行了肯定，称之为“上帝荣耀的剧场”。

七、加尔文主义信仰的重要告白

《瑞士第二信条》，1562

《海德堡要理问答》，1563

《比利时信条》，1566

《多特热赫特信条》，1619

《威斯敏斯特信条》，1646

改革宗的三大信条一般被认为是《比利时信条》，《多特热赫特信条》和《威斯敏斯特信条》，其中最有名的是《威斯敏斯特信条》。

八、加尔文的教会论

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新妇，这在圣经上也说过。

另外他继承了天主教的说法，认为教会是所有基督徒的母亲，上帝在基督里藉着福音生了我们。借着教会，上帝接近人，人也借着教会走向上帝。上帝召聚他的儿女，通过他自己所膏立的牧者和我们交通。在教会中，耶稣基督和福音被我们听到。教会还是基督徒的学校，我们在教会中学习教义、真理。教会之外没有福音、没有真理、没有基督、没有圣洁、没有赦罪、没有祝福。

加尔文将教会分为”无形教会“和”有形教会“这两个向度，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教会，无形教会是真正信奉耶稣基的人所组成的圣洁属灵的团契，有形教会是地上承认耶稣基督名的基督徒组织。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有形的教会是不完美的，都有瑕疵。但是不管是有形的教会还是无形的教会，都是真教会。有形的教会和无形的教会是加尔文神学的特色。他认为真教会的标志是圣道和圣礼，教会不是圣洁社会，但只要圣道被正确的宣讲，圣礼被正确的施行，教会就是真教会。同时他认为分裂教会和叛教是重大的罪。基督徒的自大偏见、自负和骄傲，离开教会团体是不义的。

教会的四重圣职：

牧师：宣讲圣道和施行圣礼，并执行教会纪律

教师：负责民众的基督教教育

长老：教会的治理、管理

执事：帮助穷人，从事社会服务，比如照看穷人的医院，都是由执事去做的。

基督徒的双重身份：属灵的和属世的双重国度

世俗政府和教会的权柄都是来自上帝，二者是互补的，是相互独立和对等的，需互相协调，相互配合。魔鬼从来没有停止将二者搅和在一起，将律法和福音混为一谈。属灵的政府把我们引向对上帝的爱，属世的政府则把我们引向对邻舍的服务。所以不可以将政治渗透到上帝的天堂王国，也不要让神学宣称它能统治尘世正国。

九、加尔文的政治观

政治秩序是神圣秩序的一部分，通过解释政治秩序的神圣基础来说明上帝对人的神圣看顾，以促进敬虔之心。对抗两类相互对立的偏激者带给政治秩序的威胁: 一方假借宗教的名义颠覆政治秩序，另一方拒绝让这种政治秩序服从于它的真正创造者。在这种意义下，国家具有双重职能，既对世俗社会持有义务，又对教会负有职责。

加尔文论世俗政府的三个部分：执行和保卫法律的官员、官员依靠统治的法律、在法律统治下并顺从官员的人民。政府是必要的恶，世俗政权是上帝为了堕落世界中的人类福祉而设立的。堕落的人对上帝、正义和善几乎一无所知，就必然要用强制作为社会生活的必要基础。所以必须强迫他们顺服权威，这是安定的社会和政治生活赖以建立的唯一基础。

法律方面，加尔文继承托马斯阿奎那，法律分为三类：神法、自然法、成文法；道德律（moral），礼仪律（ceromonial），司法律（民事律， judicial）。

法律和官员：法律是沉默的官长，官长是活着的法律。每个国家都可以自由的制定它认为有益的法律。但是这法律必须与永恒的爱的律法相一致。

加尔文认为贵族制是最好的政体。他说，我承认贵族整体或者贵族制与民主制结合在一起的体制，将远胜过其它政体。关于国家应该采取何种形式这一问题，加尔文在发表意见时非常审慎，不表示确定的意见。（特洛尔奇）

对于基督徒的反抗权利，加尔文认为，政府的权力是上帝设立的，这职分本身配得我们的尊荣和敬畏。抗拒执政掌权者就是抗拒神的命。我们应该顺服不公义的统治者，邪恶的统治者是上帝的审判。君王作恶时，自己废除了自己的权威。立法院的官员应该限制君王的专制，根据宪法为百姓的自由辩护。

胡格诺派对加尔文主义的发展。胡格诺派发展出一种政治色彩更强，神学色彩更淡的社会契约理论，进一步向着自然权利和主权在民”为核心的宪政主义发展。他认为君权源自人民，人民拥有反抗暴政的天赋权利。这一点发展成为了天赋人权的政治学理论。国王终其一生只是一名政府官员，如果他不能尽守职责，他就什么都不是，而人民永远有权利废黜他，人民始终是国家的所有者，而政府则受到明确的制约。我们看到从这个主权在神慢慢的向主权在民过度，神权过度到人权。

国王的第一和第二誓约：

第一誓约是指，国王和人民一起对上帝负有义务。国王如果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人民就可以揭竿而起来反对他。第二誓约是指，国王对人民负有义务。国王要保护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国王是由人民产生的统治者，而不是由统治者产生人民。胡格诺派政治主张人民主权应来自于大宪章、中世纪的公会议运动，而不是加尔文。加尔文主义发展到后来，认为世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人民的自由和安全。

上帝和国王，国王和人民之间是双重契约，而暴君是上帝和人民的敌人，人民主权，国王处于法律的统治之下，反对权力不受约束。加尔文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发展到权力有限、人民主权、天赋自由是反对暴政的基础。从圣约理论转向宪政。到了苏格兰的诺克斯，他认为人民反对暴政的正当权利，是上帝同人民的圣约直接赋予了人民反抗一切不尊崇上帝主权的权力的义务，牧师的职责是引导君主和民众完全顺服上帝的命令，同时认为公义的剑是上帝的，如果君王不运用，别的人就会拿起来。

北美殖民地的三个“宪章”——1662康涅狄克宪章、1663罗得岛宪章、1692马萨诸塞宪章。这三个宪章都是充满加尔文主义精神的宪章。

约翰·威瑟斯彭（John Witherspoon，1723-1794）是唯一参与《独立宣言》签署的牧师，他是美国总统詹姆斯.麦迪孙的老师，麦迪逊是美国宪法之父。加尔文主义影响了美国的立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加尔文是美国的国父，加尔文主义与英国和美国的民族特色紧密联结着，在相当限度内产生了民主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方式，在美国立宪共和政体中结出了人类自由的果实。

两种主权奠定了美国政教关系的基础，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六个政教关系原则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 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近代政教关系和权力制衡的思想是加尔文主义和自然法思想的结合，其合法性是建立在人民主权之上，而不是加尔文的上帝主权。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不得设立国教或官方信仰，也不得给任何宗派或宗教团体特殊地位。维护信仰中的良心自由，反对政府对信仰的审查和宗教迫害。政府可以以正当的方式与各种宗教组织交往，并给予资助，但不可以有任何的偏向。最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了良心自由、宗教实践自由、宗教多元主义、宗教平等、不设国教、政教分离的六大原则。这是加尔文主义对美国政治方面的影响。

十、加尔文主义对经济方面的影响

主要是两个人物，第一是作为宗教历史学派的神学家特洛尔其，他的《基督教社会思想史》涉及到加尔文主义对经济的影响。另外一个是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诠释了资本主义对经济方面的影响。世界是上帝荣耀的剧场，整个世界的存在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服务。被拣选的基督徒人生的主要目的是増加上帝的荣耀，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会感就:并根据他的诚命组织社会生活。基督徒在尘世的社会活动完全是为增加上帝的荣耀。

加尔文派基督徒对于预定论的焦虑：我是不是上帝的选民？如何确知自己处于蒙恩状态？在资本主义的英雄时代那些严酷的清教徒商人身上看到：在悔改的信仰中委身上帝就能蒙恩。对上帝的笃信不疑和一辈子的善行是蒙恩的一种标志。善行是内心蒙恩的外在记号。世俗活动变成了消除宗教性焦虑的途径。世俗活动驱散宗教中的疑虑，给人带来蒙恩的确定性。加尔文派凭借什么样的成果自己有能力辨认真正的信仰呢？答案是一种有助于增加上帝荣耀的基督徒行为被理解为被拣选蒙恩的确定性。

自助者天助——加尔文派自已创造了自己的救赎，创造了通过世俗成就对得救坚定不移地信念。通过对加尔文神学的改造，尘世事业的成功与勤俭持家的禁欲精神也就转化为基督徒蒙恩的标志，这种神学恰恰契合了早期资本主义思想。成为了清教徒创造社会财富的动力。

十一、加尔文圣洁社会的理想

和马丁路德不同，加尔文主义者认为，过分关注灵性生活是不必要的。他们对自己蒙召和被拣选具有确信，所以能够集中意志，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建造世界和社会。他们和上帝内在关系的不在于保存，而在于彰显。去向社会和世界服务，过一种持续的、透彻的而有建设性的劳动生活。

用弃绝和胜过世界的精神来改变世界的生活是一切人的责任。它的理想是在精神上弃绝世界的事物，虽然在世界里面，却要胜过世界，虽然主张一种苦行主义，但不过是世界生活的一种苦行主义。任何在被造物中寻找满足的企图，都含有神化被造物的意味。被造物本身不过是一种工具，绝不是上帝的目的。因此加尔文主义创立了一个世界内的遁世主义。所以加尔文主义者可以用实用和冷静的功利主义为达到来生目的的手段。

这既在他们政治思想中表现出来，又在经济领域中产生了积极勤勉的质量，但却不是为了财富。它产生了热心的社会组织，却不以物质为幸福的目的。它产生了不停歇的劳动，对感官生活不断地加以管束，但这努力全不是以勤劳产生的结果为最后的目的，这一伦理唯一的目的在于增加上帝的荣耀，建立圣活社会，并达到在拣选中的拯救目的，也就是说人在地上的努力是为了在天上的报偿。从经济和社会观点来看，这种职业观念提高了人对职业和工作的热忱，使之成为宗教的责任，使得世俗工作不仅是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而且还具有了在职业中行使信仰的自的。也就是路德的天职观。这样他们就将工作和理想融合在了一起。同时在世又不属世的思想又避免了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客观上促进了财富的累积。

谢选骏指出：依纳爵·罗耀拉（1491年10月23日—1556年7月31日，Ignacio de Loyola），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人。西班牙贵族。1540年在罗马教皇保罗三世的支持下创立耶稣会，并任总会长。制定“会规”，强调会士必须绝对服从会长。约翰·加尔文（Jean Calvin；1509年7月10日—1564年5月27日），法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神学家，新教的重要派别──改革宗（或称归正宗、加尔文派）创始人。对比这俩的生平来看，罗耀拉年长加尔文十八岁，足以做他的父亲了——罗耀拉不可能是加尔文的学生。而且除了残暴无情、不择手段之外，也看不出两人的共同之处。由此可见，斯蒂芬·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并不可信。

另外我是否可以认为——加尔文主导烧死学者塞尔维特（西班牙语：Miguel Servet，法语：Michel Servet，拉丁语：Michael Servetus，1511年9月29日—1553年10月27日）在先，罗马教廷主导烧死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年—1600年2月17日）于后（一六〇〇年二月十七日），看来宗教改革比罗马教会更不人道。换言之，宗教改革对于彻底毒化欧洲社会，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恶劣程度，堪比二十世纪的极权政治。

【80、基督教中国之光】

《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四年刑满但去向未明　因记录疫情社会状况入狱》（BBC 2024年5月14日）报道：

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在遭受了四年牢狱之灾后，周一（5月13日）应该获刑满释放，但朋友和支持者却无从知道她的下落。 张展此前因“寻衅滋事罪”被关押在上海一间监狱。

人在上海的沈艳秋是张展妈妈的朋友，她周一对BBC说，近日自己多次被约谈，被告知不要前去张展父母的住所。沈艳秋表示，约谈她的人员声称张展目前已经出狱。但她无法与张展家人取得联系，未能确认张展是否已经回家。

张展关注组发起人、目前人在英国的王剑虹称， 他们也无法联络到张展。

张展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曾担任律师，长期参与维权活动。2020年，新冠大流行最初在中国中部城市爆发期间，37岁的张展进入封城的武汉纪录市民的困境，发布了在当地医院、社区等多个地方拍摄的视频片段。当年年底，张展被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拘留，随后法院将其判囚四年。据报道，她在狱中多次绝食，体重曾降至不足40公斤。

张展是新冠疫情期间出现的公民记者之一。由于当局对媒体进行严格管控，疫情爆发后许多情况无法向外界公开。在这种情况下，涌现出一批公民记者，其中还包括前律师陈秋实、方斌等，进入“震中”武汉纪录当地情况——这两位公民记者也遭到当局拘捕，后来从公众视野消失。

2021年，张展获得由美国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设立的林昭自由奖，该组织称其“拍摄当时自己所看见的真实状况，向世界展示中国武汉在疫情爆发初期的真实图景”。她还获得无国界记者颁发的新闻自由勇气奖。

张展成首个武汉疫情中遭公开审判的公民记者，因“炒作疫情”被判四年。武汉公民记者方斌被关押三年出狱后辗转京鄂两地。

武汉疫情记录者张展：“我无法后退，因为这个国家不能后退”

“人身自由可能继续被约束”

一位张展的前辩护律师对BBC说，张展的健康状况“有所缓解，体重增加了一点”，但恢复到什么程度不太清楚，也不知道是否有其他疾病。这位律师今年春节后从张展家人口中得知此消息，因安全考虑希望匿名。

这位律师表示，张展出狱后将回到其上海父母家中居住，但“人身自由可能继续被约束”。

“当地很可能已经做好了预案和准备。”该律师说，张展的家人频繁受到警方约谈，被要求答应不与外界接触；社区人员也对她家进行摸底，可能对其住所进行监控。

“他们（张展家人）目前处在一种恐惧状态”。

美国著名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Jerome Cohen）教授对BBC说，“像张展一样接受过律师培训的记者非常罕见，不能失去他们“。他说，“本案的最终意义取决于张展获释后的处境”。

他说，“大多数获释的人权倡导者因继续遭受到非正式的压制而保持沉默。一些人得以最终离开中国，继续报道中国的人权状况，但他们只是例外。在囚人士与羁押他们的机构通常会就他们释放后的所为有个协议。”

“我很高兴张女士最终放弃了绝食抗议。她的未来有了40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人权状况很可能会有所改善，”孔杰荣教授说。

在张展刑满前几天，人在上海的沈艳秋询问张妈妈要不要陪她一起去接张展，收到回复说“我不一定能去”。沈艳秋目前已经无法与张展家人取得联系。

她对BBC说，她近日多次被约谈，被告知不要前去张展父母的住所。她目前出门受到跟踪。

“我现在是半被监控、半自由状态，”她说。

视频加注文字，“张展案”持续引发国际关注，英美欧盟吁中国当局放人

曾批评当局抗疫不当

2020年2月，张展前往当时的新冠疫情“震中”武汉，纪录并发布了多段视频片段。

根据她上传至YouTube上的一段视频中，病人们躺在武汉一家医院的走廊里，蓝色的氧气瓶清晰可见。在另一段视频中，她前往了据称是武汉殡仪馆的地方，记录了火葬场在夜晚轰鸣工作的场景。

张展还通过文字批评当局抗疫措施不当，认为没有顾及底层人民的权利，掩盖了情况的严重性。

“没有有效的治疗、医疗物资分配保障、透明的信息、人权的保护，政府现在的防疫措施就是极其错误的”，她曾在个人推特上写道。

2020年5月，张展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刑事拘留，被指控涉嫌“寻衅滋事罪”。一个月后，同一地区的检察院将其逮捕。

寻衅滋事罪常被中国官方用来打击维权的活动人士和异议人士而广受诟病，被称为“口袋罪”。

检察院在起诉书中称，张展在进入武汉后，多次通过微信、Twitter（现称X）、YouTube等网络媒介以文字、视频等方式“发布大量虚假信息”，并接受境外媒体“自由亚洲电台”、“大纪元”的采访。

张展关注组发起人王剑虹近日整理并回顾了张展曾发布的100多个视频、微信截屏等等，集结成册子，在张展刑满当天发布。

她对BBC说，张展是“一个想要低调做事的人，她不是一个活动人士，她是想了解情况，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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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多次绝食

在张展被正式拘捕三个多月后，她的律师才获准与她会面。 多次传出她狱中绝食的消息。

其辩护律师之一任全牛曾在社交媒体上称，“她瘦的已经‘脱相’了，几乎认不出来了。”

他称，虽然辩护人认为张展绝食生命垂危，向法院提出了“取保候审与延期审理”，但法院却拒绝了这一申请。

“张展关注组”称，张展在狱中绝食，体重骤降至不足 40 公斤，有时会被强行喂食。

2022年12月，张展的哥哥曾在推特上上传了张展为母亲写的一封信。信封上有她亲手画的花朵，希望母亲放心。她的哥哥写道：“失去自由的张展，经历难以想象的痛苦。 然而她的心中是100%的光明和美丽……“这条贴文目前已经删除。

张展曾在被捕前接受了一名独立纪录片制作人的专访，这位制作人在她的案件宣判后，将影片分享给BBC。

她在影片中表示，自己还曾因在中国大陆声援香港的“反逃犯条例”示威运动而遭到拘捕，在关押期间，她被强制进行精神病鉴定，她以绝食表示抗议。

“面对这样的事情我无法后退，因为这个国家不能后退”，张展在这段视频中说。

谢选骏指出：一百年前的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国民党以此展开了“联俄容共”的进程，三五年之后，北伐战争胜利结束。但是以此为契机，却展开了更加残酷的“两个中国的殊死斗争”——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我称之为“中囻”）；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我称之为“中囶”，1949年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中国的最高领导今天刚在北京人大会堂握手言欢，但丝毫不能改变一百年来中国一分为二的裂变格局。

一百年来的中国，残酷斗争、伏尸亿万，是因为根本精神的错乱，胡用胡人的唯物主义，竞相以“斗争”解决一切问题……直到我们自己跌落在万人坑里，临终的时刻仰望苍穹，才看见十字架闪耀的基督精神——那是自我牺牲的上帝之爱，不是害人斗争的马裂之恨。

这个最后的觉醒，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赐予中国的恩惠平安，这就是基督教中国的精神。

在张展身上，人们看到了这种穿透了政治仇恨、社会分裂的光——基督教中国之光。让我们追随这样的光，走出死亡的陷阱。

【81、“基督的奥秘”否定了人类的理性、启示了实验的科学】

《为什么科学家需要信神？》（ZT：2010-09-03）报道： 

1、科学家需要神

圣经不仅启示神的创造，更启示神创造的目的，尤其是他造人的目的。人是照著神的形像、按著神的样式被造的。神创造人的目的乃是要人有他的形像来彰显他，并有他的权柄来管理这地。要有神的形像和权柄，人需要接受神作人的生命。神也把人造成一个有他那样形像的器皿。这器皿在未接受神之前乃是虚空的。神也为人造了一个灵，放在人的深处，使人不但有接受神的渴望，更有接受神的能力。因为神是灵，敬拜他（包括接触、接受他）的必须用灵来拜他。

然而，人在接受神之前就先堕落了。人受了撒但的欺骗和引诱，把罪接受到人的里面，就被构成了罪人。在人堕落之后，神更启示他的爱，尤其是他对人类那超凡的爱。圣经说，神就是爱。神的爱在他的独生子为世人舍命流血的事上，彰显得完全尽致。“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使我们借著他得生并活著，在此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平息的祭物，在此就是爱了。”（约壹四9-10）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入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神爱世人，这里世人包括所有的人，中国人、美国人，穷人、富人，上至总统、下至百姓，既包括目不识丁的文盲，也包括有重大发现的科学家。科学家不比一般的世人罪多，也不比一般的世人罪少。

科学家可以成为彰显神的人，也可以成为危害人群和社会的不法之徒。看一看见诸于报端杂志的，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犯罪的事实。有人为了“证明”自己的“科学理论”而选择性地使用实验数据；有人为了多发表一篇文章而伪造实验数据；有人为了出人头地而弄虚作假。应该承认，科学家和一般人一样，需要神的救恩和神永远的生命。

John Suppe（1942－）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地理学教授。他曾经撰文说，“最根本的问题是，你是不是把圣经严肃地当成神的话？我的经历是，借著读圣经我十二年前接受救恩；借著继续认真地读圣经，圣经改变了我的生活”。他还说，“有些非基督徒科学家常常喜欢和基督徒争论进化论，这绝对大错特错。你知道，科学家们在他们生活里有一些要面临的问题：骄傲、自大、野心、嫉妒，这些正是耶稣基督所说，是他要来借著十字架的死解决的问题。科学领域里满了自我膨胀、互相倾轧的人，福音是为著每一个人，也同样是为著科学家们。进化论只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话题，如果科学家们寻求他们人生的意义，进化论里面一定找不到。”

科学家也是有罪的，因此需要基督的救恩。科学家在得著基督的生命之前，内心的深处也是虚空的。这个虚空只有神才能填满。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是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近代概率论的奠基者。国际单位制规定压强单位为“帕斯卡”，是纪念他率先提出了描述液体压强性质的“帕斯卡定律”；计算机领域一九七一年面世的 PASCAL 语言，是纪念他设计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架机械式计算装置。在他撰写的《思想录》里，帕斯卡讨论人生的苦难和对神的信，他留给世人一句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他也说，“在每个人深处，都有一个神塑造的空间，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填上。”

Subrahmanyan Chandrasekhar（1910－1995）是一位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一九八三年物理学诺贝尔奖得主。在他的传记里记载一次的访谈，他说，“事实上，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我失望的是，我追求（科学）所应得著的对人生满足和平安的希望，却很大程度上没有得著。”

Kameshwar C. Wali（传记作者）非常惊讶地说，“什么？我不明白。你是说，一心追求科学，了解自然，而且如此卓有成就，仍旧使您不满足？” Chandrasekhar 回答，“我并不真正有一种满足感，我所做的一切似乎没有什么。”

为了使讨论轻松一点，Kameshwar 说，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但是，Chandrasekhar 却并不容许如此，他接著说，“也许是这样。但是，别人有同样的感觉并不能改变我有这种感觉这个事实，也并不因此使得这个问题不再针对我自己。”Chandrasekhar最后说，“在我自己身上，我确实没有那种和谐的感觉。我年轻时候就一直希望能有的那种和谐感，我已经执著在科学领域里五十多年了，花在别的事情上的时间实在太少。”

无神的科学家因著不认识神，也不认识人生存的意义和目的，不但今生在世内心是虚空的，不和谐的，对将来的前途、人生命的终局也是虚空、失望甚至是绝望的。无神论者 William Provine 说，“我看不出生命有何终极的意义。朱利安¨L赫胥黎 （Julian Sorell Huxley，1887－1975）所梦想的进化论能够为伦理提供基础并赋予生命以意义，也仅仅是一个梦想。即使是在地球上的进化历程中，人类也微不足道。只有某一些人在十代以后还能被记住。对人类而言，不存在终极的意义我跟一位聪慧而美丽的女人结婚，育有两个好儿子，居住在一百五十英亩的农场。我在一所优秀的大学教书，有优良的学生和许多美妙的朋友。但是我终将死亡，并很快被遗忘。”

然而，对一个信神的科学家来说，人生命的终结却是满了盼望和期待。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 －1867）是电学的鼻祖，今天电容量的单位叫作“法拉第”简称作“法”，他经常传讲福音。法拉第临死的时候，有朋友问他，推测死后会发生什么，因为他擅长作科学上的推测，再用实验加以论证或否定。他回答说，“推测？朋友，我没有任何推测！我只有确切的答案。我感谢神，我这个快死的人不借推测而得安息。因为我确知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这事实上也是圣经中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临终前豪迈的宣告（提后一12）。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美国阿波罗八号的三位宇航员首次冲破地球的引力进入月球轨道，然后又冲破月球的引力回到地球，为登月铺平了道路。二十五日清晨，他们在太空中轮流朗诵圣经创世记一章一至十节。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十时五十六分，阿波罗十一号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的左脚踏上月球，实现了人类登月的梦想。他和另一位宇航员艾德林（Edwin E. Aldrin）在月球表面漫步两个多小时，艾德林在月球上通过卫星转播站向人类发出呼吁，“无论你在何处，请暂时停下来，向神表示感谢吧！”他们朗诵了圣经诗篇第八篇的诗句：“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然后将诗篇第八篇留在月球上。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一日，阿波罗十五号的宇航员施高特（David R. Scott）和欧文（James B. Irwin）第四度登月后，欧文向太空总署递交了辞呈，到各处传讲神的福音。他说，“当我们飞向月球时，最初还可以清晰地看到身后地球上的海洋、白云、和山脉，美丽极了。但四个小时后，地球却小得象篮球，不久又缩小成为棒球、乒乓球大小。这时我才突然发觉自己是这样快地离开地球，内心的感触真是无法形容神既然允许我安然返回地面，是要我与各位分享一件事情：神多么伟大，人多么渺小，他也充满了爱。我有独特的权利看见神奇妙的创造，因此神在我身上有特别的旨意，要我对男女老少传讲：神爱世上每一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2、信神的科学家

科学家需要神，也应该信神。不但圣经中神圣的启示、人真实的光景说明这点，许多优秀科学家信神的事实，以及他们人生的改变也见证这点。曾经有历史学家指出，“玻意耳、牛顿和其他英国皇家学会的是敬虔的人，是他们使得英国人认识了宇宙运行的规律，以及发现真理的科学方法。很显然，这些方法不会产生任何与圣经历史及信仰不一致的结论，因为牛顿活在这个信仰里，而且也在其中离世。”事实上，著名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中许多都信神。

Allan Sandage（1926－）是当代最伟大的观测宇宙学家，是类星体（Quasar）的发现者之一，曾被《纽约时报》称作宇宙学的“老先生”（Grand Old Man）。Sandage 原有犹太血统，五十岁的时候才成为基督徒。他说，“神的本性特征不会在任何科学发现里找到，人必须到圣经里才能找到。”当人问他，“一个人可以同时是一个科学家，又是一个基督徒吗？”，他说，“我就是一个。”他还说，“这个世界所有的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间的关联，都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不可能出于随机我确信，生命的存在、生命的秩序、各种有机体放在一起，实在是太精妙了。”

美国科学院曾经发行了一本小册子，想让读者确信，“科学对神是否存在持中立立场”。现任院长Bruce Alberts 说：“有许多非常杰出的科学院成员有著非常虔诚的宗教信仰。”事实正是如此，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有很多著名的科学家，包括多个学科的先驱，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特别是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以致于天文物理学家Robert Griffiths 风趣地说：“如果我们要找无神论者辩论，要到哲学系去才行，物理系派不上用场。”

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是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的发明人。当别人问他，为什么要作科学研究时，他回答说，他希望通过研究能够分享神创造世界时的快乐。他也曾说，“我单单只信耶稣基督的工作，在他里面有护庇和安慰。”

摩尔斯（Samuel Morse，1791－1872）发明了电报机和后来以他命名的摩尔斯电码。第一句向外传送的电报取自民数记二十三章二十三节，“神行了何等的事！”摩尔斯是位常将荣耀归主的基督徒。他将自己一生的工作描述为，“这是他的工作主啊！愿一切赞美都归于你的名，不要归于我们。”

摩利（Matthew Maury，1806－1873）是海洋学与水道学的开拓者。他极力提倡和主持兴建横跨大西洋的电缆工程，这是全球通讯的重大突破。摩利将自己伟大的成就归荣耀与神，并尊他为万有的主宰。他为在自己的研究中引用圣经而辩护。他曾如此写到，“我被科学界的人士责备因我引用圣经去证实自然地理学的学说。他们说，圣经不是为科学的用途而写的，因此在科学的事项上没有权柄。我不能苟同！圣经在它接触的每一件事情上都有无上的权柄。圣经是真实的，科学也是真实的；因此，如果我们真心地去领悟两者，便会发觉它们只会彼此证明对方的真实。”

焦耳（James Joule，1818－1889）在物理学有关机械运动与热能的研究使他闻名于世，因此人们将能量的单位叫作“焦耳”。他发现了焦耳定律，又是热力学这门新科学的创始人；他又用实验证明著名的热力学第一定律。焦耳看见自己的研究结果与圣经中的真理和谐一致。他和很多科学家都有相同的认识，因而采取行动拒绝达尔文的进化论。一八四六年，七百一十七位科学家在伦敦联署一份声明，题为“自然和物理科学门生的宣言”，文中确认他们深信圣经与科学彼此吻合。焦耳确信神是创造主，并且为自己定下优先的次序，他说，“在知道了和顺从了神的旨意之后，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去认识神的神性、智慧、能力和善良，这一切可从他的创造中看见。” 

George Stokes（1819－1903）是英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流体力学和测地学的先驱，曾受聘任剑桥大学卢卡斯数学教授（注：这是科学界荣誉最高的教授讲座，牛顿曾受聘此讲座，现任为理论物理学家霍金）。他写了一本《自然神学》，后来成了皇家学会的主席，常在科学家们的面前见证自己的信仰。

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确立了微生物学和细菌学这两门新科学。他亦发明了疫苗接种法、免疫法和加热灭菌法，这些方法拯救无数人的生命。他创立“生源论”定律。巴斯德看不出科学与基督信仰有任何矛盾之处。他深信“科学驱使人更亲近神”。身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惊叹于神创造的伟大，说，“每当我研究大自然更多，我便更被造物主那叹为观止的奇工所吸引。”

威廉汤姆生（William Thomson，封爵 Lord Kelvin，1826－1866）是英国热物理学家，他因确立了热力学并精确陈述热力学第一定律（由焦耳所提出）和第二定律而闻名于世。绝对温度的单位被称为“开尔文”（Kelvin，K），是纪念他发现绝对温度。开尔文说，“环绕我们四周，都有强烈证据显示有智慧和恩慈的设计无神论何等荒唐，我实在不能用言语去形容。”他看不出科学和圣经有任何抵触。他相信，“有关生命的来源，科学正面肯定创造的大能。”

理斯特（Joseph Lister，1827－1912）发明无菌外科手术，他宣告说，“我是位信徒，并深信基督信仰的一切基本信条。”他在给医学院毕业生讲话时说，“我们的职业令人骄傲，所要作的就是照顾不死之灵外面的肉身帐幕。我们的道路应当端正，所要引导我们的是自由的真理和无伪的爱心。诸位要追寻这样一个高贵圣别的呼召，愿神引领你们。”

麦克斯韦尔（James Clerk Maxwell，1831－1879）是电磁理论的鼻祖。他爱研读圣经，曾在笔记里写到，“大能的神啊，你按著自己的形像创造了人，又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好使他能寻求神的面，又派他管理神的造物，教导我们学习神手所造的工，让我们开拓大地为我们所用，也增强我们服事神的理由。当我们接受神所赐福的话语，我们可以相信那位从神所差来的，他使我们认识救恩并得著罪的赦免。以上所求，乃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想想看，神为所有愿意顺服他的义，愿意接受他在耶稣基督里永远生命的恩赐的人，所预定的是什么：模成神儿子的形像。”

汤普生（Joseph J. Thomson，1856－1940）是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物理学讲座教授，他因气体电传导性的研究，测出电子的电荷与质量的比值，获诺贝尔物理奖。至今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的门上仍旧用拉丁文刻著“敬畏主是智慧的开端”（箴九10）。近年新建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的门上仍旧刻著这样的话，只是换成了英文，先后有十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这里工作学习过。汤普生曾经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说，“科学上每一个进步都加深（我们的）感觉，神的工作实在伟大！”

奥地利量子物理学家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1887－1961）创立了波动力学，其著名的薛定谔方程式用来描述原子和分子中电子的行为，他是一九三三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他说，“我非常惊讶地发现，科学所绘出真实世界的图形非常不足，它提供大量事实性的资料，使我们的经验概括有序。但是科学却对那些真正靠近我们的心，真正和我们切身相关的事，默然无知。它不能感知快乐与忧郁，苦与甜，不知任何美与丑，善与恶，永远与短暂。有时候，科学试著来回答这些领域里的问题，但是答案常常过于幼稚，以至于我们无法拿它当真。” 

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1912－1977）是现代火箭技术的先驱。他曾领导研制了四级Jupiter火箭，把美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探索者一号送上天。他的团队促成Saturn五号火箭，把宇航员送上月球。布劳恩认识，科学永远不能满足魂的需要。他写到，“我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科学家不能领会，在宇宙的背后有一位超越理性的存在，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神学家会否认科学的进步。科学和宗教不是独立的，也不是对抗的，它们息息相关没有任何科学上的理由可以证明，在我们现代世界里，神不能保持同样一个地位，也就是在人类用望远镜和回旋加速器来研究神的造物之前，他即拥有的地位。”

Charles H. Townes（1915－）因为激光的发明获得一九六四年诺贝尔物理奖，他曾经作过麻省理工学院的院长。他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也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在他的自传《推波助澜》里，他说，“你可能会问我，神是从哪里参与这个过程（注：激光的发明），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如果你信神，就不存在哪里的问题，他无所不在对我来说，神不仅是个人的，也是无所不在的。他是能力的源泉，因著他，我大不相同。”Arthur Schawlow（1921－1999）因为对激光波谱研究的贡献，获得一九八一年诺贝尔物理奖，他是Charles H. Townes的同事和妹夫。他曾经说，“幸运的是，我们有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其中用可接受的人的语言，讲到很多关于神的事。”

William Phillips（1948－）因为运用激光冷却及捕捉原子的方法所做出的贡献，获得一九九七年诺贝尔物理奖。在宣布他获奖以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说，“神给了我们一个难以置信的迷人世界来居住其中，并且探索其奥秘。”Phillips 是个敬虔的基督徒，在教会中带领读经聚会。

Francis Collins 创立定位克隆的方法，发现了数种疾病的致病基因，如囊性纤维化、神经纤维瘤病、Huntington 氏病。他现任国家健康研究院人类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所领导的人类基因图谱的研究工作，被称作最伟大的生物学研究之一。在一次采访里，Collins说，“我称自己是个认真的基督徒，也就是相信基督死而复活的真实性，而且把它应用到日常生活里，不只是当作星期天早晨所谈论的话题而已。我接受这个信仰比很多人晚，二十七岁的时候才信主。那时候，我已经对遗传学感兴趣了，担心我对科学的兴趣会和我的信仰发生冲突但是，对我这样一个相信人格化神的人来说，对于这样能发现一些前人从不知道，只有神知道的奥秘的机会，是绝不应该放弃的。对于不信的人来说，我想，不会有这样的经历，因为这种机会不只带来科学上的欣喜，实际上也是一种（对神）的敬拜。”

在华人杰出科学家中，至少有两位基督徒。崔琦（Daniel C. Tsui，1939－），因分数量子霍尔效应获得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物理奖。邱成桐（Shing-Tung Yau，1949－）因在微分几何学上的贡献，一九八二年获得数学最高奖菲尔茨奖（Fields Award）。

原文：科学家与信神 http://thenewman.org/v2i1/h1vi.htm

谢选骏指出：人说——“科学家也是有罪的，因此需要基督的救恩。”——我看说得很好，但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于这个罪，就是人类的理性的局限，理解不了“处女生子”、“三位一体”、“百分之百的圣子与百分之百的人子”……这样的“基督的奥秘”。而我通过阅读科学史，看见了这一事实——上帝借着基督的奥秘，否定了人类的理性，从而迫使人们断念了科学的推论，开启了实验科学的大门。这就是我研究“现代科学为何起源于基督教社会”这一课题的心得体会和研究结论——“基督的奥秘”否定了人类的理性、启示了实验的科学。所谓的实验科学，就是人类的理性科学在千百年的走投无路之下，终于采取了“瞎猫碰上了死耗子”的方法，拒绝推理、不断试错，取得了一个个意外的突破。

【82、奥密克戎——十字架的复仇】

《奥密克戎打破“中国梦”》（CONNIE MEI PICKART

2022年6月13日）报道：

上海——3月下旬，上海政府向我们保证，不会因疫情封城。因为作为中国最大、最有活力的城市，上海太重要了。

经过两个月的强制居家隔离，上周，我和邻居们终于能够走出户外，再次感受阳光照在我们的脸上。街头出现了即兴派对。人们边跳舞边喝酒。但要忘掉奥密克戎给我们带来的磨难并不容易。

在上海混乱的封锁期间，我们被关在公寓里，不停做拭子取样，随时可能被穿着令人畏惧的白色防护服的防疫工作人员和警察带到可怕的隔离设施中。我们从没有封锁一下子进入了自疫情早期以来世界上最严格和最长的封锁之一。在应对背弃的承诺和创伤的过程中，有一件事似乎很清楚：在中国，有些东西已经失去。人们不仅失去了工作、收入或时间，也失去了为避免再次被封锁而离开的朋友，而且失去了我们对中国本身的共同信念。

多年来，在我们二三十岁的中国人当中，有这样一种感觉，即中国拥有今非昔比的力量、稳定和看似无限的可能性，让人心驰神往。我也曾经持有这样的信念。

我在中国出生和长大，但和我的许多同龄人一样，15年前离开中国去追求美国梦。我在美国读了研究生，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并试图在那里安定下来。但这个梦却无法实现。我仍然是个外国人。人们会问我诸如“中国人说什么语言”之类的问题。

我为一些中国学生提供大学申请建议，在他们身上找到了安慰。他们比我年轻10岁，充满活力、大胆敢言，充满了随着中国经济进步而不断增强的民族信心。生活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正在迅速增长。过去几十年的混乱和落后使中国人民对西方产生了自卑感。在这个新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现在正在追求中国梦，我的大多数学生都选择了回国。机会之地已经东移。

在美国呆了八年后，我和丈夫搬到了上海。和我离开时相比，中国像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我转向自由写作——用英文写作，因为我想为世界记录中国的进步。

甚至新冠也被塑造为中国的成功故事。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在与大流行作斗争的时候，中国通过强势的应对措施基本确保了其庞大人口的安全。政府明确表示，这象征着中国的实力和制度的优越性。当时这一点难以反驳。

奥密克戎打破了这个神话。这一变种具有高度传染性，如果接种了疫苗，症状往往不太严重，而实施同样的零容忍政策则弊大于利。随着上海的封锁，我们中的许多人有生以来第一次面临食物耗尽的可能，直到当局采取了紧急供应措施。当局带走了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居民——尽管绝大多数人没有症状，使家庭分离，用消毒剂喷洒公寓，围捕或杀死宠物。

那些需要治疗其他疾病的人得不到治疗，网上出现了一项集体努力，记录封锁期间因其他原因——疾病、年老或疑似自杀——而逝去的生命。进入名单的人有200多个。与此同时，国家控制的媒体模仿习近平的号召“以民生为重”，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残忍的笑话。

其他数十个城市也被完全或部分封锁。即将重新开放的暗示一再唤起希望，然后又暗淡。

上海人愤怒了。他们敲打锅碗瓢盆以示抗议，并高呼要求发放食品，要求出门。一些人与警察和卫生工作者发生冲突。许多人打电话谴责或恳求社区官员，这些电话录音被收集制作成一个令人心碎的视频《四月之声》，被人们广为传播。中国的审查员删除了这份充满人性的记录，结果人们仍然不断地转发。

这些声音都是普通话，带有全国各地的口音，他们是来上海生活和工作的人。这种口音通常是中国城乡和社会地位差异的标识。但是封锁让沮丧的我们团结起来。我们感到被遗弃，于是在社交媒体聊天组中聚集起来，分享信息或集中力量订购大量物资。我住在一个有6000多名居民的小区里，在过去，大家擦肩而过，一言不发。没有政府可以依靠，我们就互相依靠。

在宣传的灌输下——在一个所有举措都正确的政府领导下，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学会了与生活中不那么吸引人的方面妥协：审查制度、越来越多的监控和经济放缓，后者令越来越多刚开始找工作的人感到不安。但封锁放大了这些问题。由于新冠病毒追踪措施，监控越来越深入人们的生活，经济瘫痪了两个月——有多少企业无法恢复？这加剧了对就业的担忧。

全市封锁结束了，但我们走出困境了吗？共产党今年将召开一次敏感的会议，预计习近平将在会上扩大对权力的控制。控制新冠对于确保一切按计划进行至关重要。它被描述为一场必须赢得的战争。上海的一些社区已经被迫重新封锁。

信仰受损的年轻一代可能会走上异议之路，就像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那样。这在今天的中国不太可能。党的控制是绝对的；封锁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努力忘记并继续生活会更容易。许多人只得用脚投票。有些人已经逃到国外，有些人正在加快出国留学计划，或者依靠在国外的亲戚朋友脱身。令人惊讶的是，机会之地如此之快地就陷入类似文化大革命的黑暗时期，当时毛泽东将激进的政治和他的议程置于人民之上，使中国陷入混乱。

这种倒退感会继续把一些人赶走。绝大多数留下来的人可能会觉得，很难继续毫不怀疑地支持这样的政府，当政府把人们从家里带走的时候，也夺走了他们对中国正在大步向前的信念。

Connie Mei Pickart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居住在上海。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奥密克戎——十字架的复仇”。因为奥密克戎的祖宗武汉病毒之所以能够席卷，就是因为中国大陆拔除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丧失了十字架宝血的庇护，病毒就会无孔不入了。就像上一次毛拔十字架，立即造成饥荒饿死了八千万人！从人本主义的观点看，这岂不就是“十字架的复仇”吗。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开始——直到基督教成为中国的国教获得同等地位之前，这样的“复仇”会连续不断……

【83、拔除十字架 洪水吞华夏】

《这届群众不爱捐款了：大量“恶意捐款”1分钱还骂两句》（木蹊说 2023-08-06）报道：

01、

中华慈善总会曾评出过很多慈善人物：

其中就有四川扛把子刘汉，扶贫协会副会长丁书苗，上海慈善家张荣坤……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进去了。

这就留给我们一个启发：这些坏人做慈善都那么努力，那好人该怎么办呢？

最近，各地洪涝频发，红十字会就颁布了筹款账户，说要为灾区筹措600万善款。

可几天过去了，才募集到130多万。

大量爱心人士竟然只给了1分钱，还要骂两句，简直就是恶意捐款嘛！

还有些群众，也是毫无大局观。

一些网友质疑：

我们无偿捐给黑哥们几千个亿，为啥自己受灾时，黑哥们不给我们捐款？

世道无常，黄钟毁弃。

要是刘汉这些人还在，说不定大手一挥，直接就给了。

可这些人却恶意要求红会打开仓库，而不是打开账户。

这届群众的眼睛，怎就如此雪亮？

02、

当前捐助爱心的主要矛盾，就是群众日渐雪亮的眼睛，和龃龉不前的爱心绑架能力不匹配。

灾难后，很多网红跑到灾区拍小视频：

“有爱心的就转”、“有良知的就转”、“有正义感的就转”。

前几年，这种手法堪称流量密码，但现在，家人们越来越不好忽悠了。

并且群众的智商也提升了很多，除了个别人说是美国的气象武器之外，大部分人还是正常的。

也没有多少人认为网上的批评者是在添乱了。

忙着捐款捐物的人，也知道避开红会一类的组织了。

这可能是一种进步。

当然，也有一种退步，就是往往发生灾害后，过去很多明星都是表态要捐款的。

档次差点的，也要祈个福。

然而这次，无论是捐款的，还是祈福的，人数都大大减少。

难道是被自己千篇一律的抒情搞麻木了吗？

也许吧。

这么多灾难过后，我们依然擅长于“抢救”，但似乎还不擅长预防灾难的发生。

前几天卢沟桥引桥（小清河桥）垮塌，桥上还有几辆车掉了下去。

800多年前的老卢沟桥没事，新建的桥却出问题了。

这是祈福能解决的吗？

危急时刻，有领导说公章被水泡丢失了，无法给救灾队伍开通关文牒。

还有站在干岸上大声疾呼，说要当好护城河。

秋风岂必关人事，自是衰翁感慨深。

真正地深情款款，不是在雨伞下高呼口号，不是公布捐款帐号煽情诉说，不是发布一些 “感人”事迹。

而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发钱。

发钱这个过程不要太多程序，就像许老板那样，回到老家，看到一个老乡就给一沓子钱，一切都在镜头的记录下完成。

拿外国借来的钱做慈善，把房子留给售楼小姐，把债务留给自己，怪不得许老板年年拿慈善奖。

03、

洪水之后，容易滋生瘟病。

有些地方为了防患于未然，坚持不懈地大兴方舱医院。

《第一财经》发布了一篇文章，说全国多地仍在为方舱医院招标，部分中标公司成立不到一年。

黑龙江的佳木斯，花4200万建方舱。

面对群众的质疑，有关人员如此回复：“国家给的钱，你就必须要求建这个东西，不建不行啊。”

省会哈尔滨，三期方舱项目招标完成，上面拨款13798.61万元，地方自筹5000万元。

其中有个500万的呼吸机仪器标，被一个叫河南先领的公司拿下了。

这家公司成立时间，是今年3月23日，据说办理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的日程，仅用了一天。

这种速度，不去救灾可惜了。

而在另一边，还有的地方在拆方舱。

比如海南儋州，这个闲置了许老板大量烂尾楼的地方，前两年花了2.1654亿建成3家方舱医院。

今年，又要花1340万招标拆医院。

同一时间，黑龙江花钱建方舱，海南花钱拆方舱。

山川异域，不共戴天。

洪水也好，瘟疫也好，要怪怪老天爷吧。

网民嚎叫：

珠峰哨卡 发表评论于 2023-08-07 08:46:00

过去有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现在可好，成了捐妳妹了……

徐州雪花大如习 发表评论于 2023-08-07 08:07:40

有收据是好事。问题是你交的钱最后落在了谁的手里你知道吗。说不定是被郭美人拿去买跑车了。在一个一党独裁没有第三方监督的国家，红十字会这种把钱给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的组织谁能相信？中国文化传统中弱势群体是被压榨没人同情的。所以中共的红十字会就是个无耻的利用大家的爱心来圈钱满足自己的欲望的腐朽机构。不给他捐钱，再痛骂几句是应该的。

忍不住要评论 发表评论于 2023-08-07 06:41:04

汶川地震我捐了两百刀给驻美大使馆，连收据或谢卡都没有。

重鸟先飞 发表评论于 2023-08-07 00:27:02

厉害国红十字会和全世界其他所有红十字会没有半毛钱关系，就用了人家名字，捐的钱去哪里了你我他都知道。

cooldudeheis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23:40:00

汶川我捐了钱，这次我捐个毛

945555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21:40:55

大家还是捐点吧，你们看看“相信是屎”都急成啥样啦。居然说这帖子是在攻击“捐赠的人”，哈哈哈哈哈。。。。八戒智商的确低下，连文章都看不懂就来洗地。帖子是替捐赠或曾经捐赠过的人或不敢捐赠的人攻击号召捐赠的红十字。艹TM的八戒！

willisliu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21:22:47

老百姓的善良与良知被透支了，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事实。

一点小看法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20:01:19

塔西佗。没人信了。

whopawhoYA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9:14:23

当年汶川大地震，加拿大捐了4亿人民币，要知道，加拿大与中国的贸易占比低于5%，现在怎么样，天天挨骂，好心被狗吃了

在路上！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8:40:13

cowboy62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8:22:46

职业伞兵五毛八戒，你也挣了不少个五毛了，你多捐点吧，呵呵……

鬼不灵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8:18:06

忘不了海外华人把口罩和防护服淘光，美国的护士穿着垃圾袋当隔离服应对疫情的惨况。

unanimous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7:51:35

时光的酒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7:22:17

中共病毒开始海外华人捐赠了那么多口罩，把美国的超市都搬光了！结果中共病毒传到美国，土共封锁口罩，连邮寄来美都不让！

一带一路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7:41:00

习包子带领一帮老寄生虫在北戴河正在大摆宴席吃喝玩乐小心吃完拉肚子拉死这帮老傢伙

时光的酒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7:22:17

以前大陆有灾，海外华人，包括台湾人，香港人都忙着捐钱，捐物。大家从来没有想得到什么回报。但是，兲朝做了什么？五桶台湾，镇压香港民主。海外华人回国特务嫌疑。中共病毒开始海外华人捐赠了那么多口罩，把美国的超市都搬光了！结果中共病毒传到美国，土共封锁口罩，连邮寄来美都不让！

diaowm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7:19:51

屁民自作多情了，裆有的是钱。邓朴方说：“中国有上万亿资产的不止我们一家，至少有17家，上千亿资产的至少有50家，多数是勤劳致富的，希望大家不要嫉妒，有本事可以自己挣嘛”……在民间，还流传着这么一件事，邓小平的幼子邓质方，有一次在澳门葡京赌场过一把瘾，一夜之间输掉1亿9千万人民币，何厚铧知道他可能赖帐，连续宴请3天不放他走，直到首钢动用5000万美金，把钱打入法国，然后转往澳门的户头后，邓质方才得以脱身回到北京。

Moon_cake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6:50:28

严刑拷打，拿枪顶着也不捐，中国有难，海外华人掏心掏肺，我们有难，他们落井下石，不公平。

man008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6:44:22

我捐两个救生圈外加一个冲浪板。

pandali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6:37:02

信用破产，破了个底朝天

unanimous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6:36:41

随风而来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5:41:05

海外华人都伤透了心，死100万也不会捐了。

我心飞扬373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6:33:58

同意楼下，海外华人的心已经真的寒透了！当时汶川地震我们也是狠狠地捐了款的，还有疫情初始时，结果呢？！这几年举国上下对海外华人的恶意，简直莫名其妙！！只能说目光短浅，素质低，格局小！！

西门雪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6:28:37

我邻居以前是中国某慈善机构负责人，仅仅十年时间就捞了2个亿，有一次一起喝酒透露，所有国内外捐款，只有0.01%到了受灾人手上。从那以后，我从不捐款！

roliepolieolie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6:25:00

九八年长江水灾华人如果不捐钱会有内疚感；今天厉害国水灾华人如果捐款会有罪恶感。

roliepolieolie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6:22:00

我还以为仅仅是海外华人不再捐了呢。敢情中国人更绝。

2maomao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6:02:57

汶川地震我们捐款，后来出了个红十字会郭美美的豪车。疫情初期我们再捐款买口罩，然后来了个“祖国建设你不在，万里投毒你最快”。更让海外华人无颜以对的是国外疫情最严重时国内一片幸灾乐祸的欢呼声，拉出的大红横幅“热烈祝贺美帝100万人死亡”：“祝小日本疫情长长久久”，还有那张来自中国政协管网上的图片“中国点火 vs 印度点火”……让所有海外华人蒙羞受辱。现在还谈什么捐款的话，我也只能捐一句加油了。

wumiao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5:56:07

说是还有捐了几十万个“曹泥马”的。呵呵。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5:46:37

当年纹川地震，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当年的香港人，包揽了一半捐款。海外华人也踊跃捐款，支援灾区。连一向不理中国的印度都支援中国500万美元的物资。新冠开始时，美国各大商店的口罩几乎一夜之间就卖光了。都被这里的华人买去支援中国抗灾。海外华人踊跃捐款，甚至小学生把他们的零花钱都贡献出来。那时的中国是世界一员，朋友遍天下。这几年中国又有灾了，可是香港的捐款在哪里？海外迄今我还没见到任何华人发起的捐款活动，为什么会这样？是谁让海外华人寒了心，是谁让香港人开始逃离祖国？一个垃圾的破坏力是惊人的。中国又回到了以前的封建王朝，中国还有前途吗？

随风而来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5:41:05

海外华人都伤透了心，死100万也不会捐了。

在路上！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5:37:59

我可以发个善心捐一毛。

鬼不灵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5:36:37

感觉天灾人祸发生时，救灾的责任在明星和外企而不是政府，明星不马上捐款的话就会被网暴，外企不捐款产品就会被抵制并被骂滚出中国。

石库门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5:36:03

五毛有用武之地了，拿了那么多的5毛，多少也捐些出去吧？八戒、长剑等等，行动起来！

吃素的狼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5:27:16

呵呵，港台海外也不捐廖，“千里投毒”的罪名，承受不起呢。

点点点点点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5:27:00

没有其它国家捐款，没有港澳台捐款，没有海外华人捐款，中国这个灾受得格外憋屈。

unanimous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5:16:24

中国政府有的是钱，不拿出来救灾，也被贪污了，不需要我们捐款。

落基山99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5:15:31

绝不再给贪官污吏捐钱了！

新雪落基山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4:59:00

亲自指挥，亲自捐款。版税不是花不完嘛

清如许1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4:53:43

赶紧武统台湾吧。留着那块小地界儿比着，显得俺们这块大地方太腌臜了。

XM25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4:29:00

我捐八个字加两个标点符号：不忘初心，战胜洪灾！

ljcn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4:12:59

被骗这么多次，还捐，就是智商问题了。当然啊，厉害国的人智商不高。

balsam_pear_k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4:09:38

民众只是这个体制的被执行者，而不是参与者。没人参与很正常。

分享_快乐66 发表评论于 2023-08-06 13:58:10

不经其苦，不劝其善！捐与不捐，自有其道理！

谢选骏指出：现代中国的灾难，是从共产党掌权开始的；现时中国的灾难，是从拔除十字架开始的——拔除十字架，新冠毒共家！拔除十字架，疗效全没啦！拔除十字架，卧倒齐刷刷！拔除十字架，洪水吞华夏！

【84、基督受难提醒我亏欠了主的荣耀】

《为何耶稣的受难日被称为“好的星期五”》（读者网 2023-04-07）报道：

问：我不理解人们为什么称耶稣受难日为“美好的星期五”（Good Friday），对我来说耶稣的死是一场悲剧，因为一个无辜的人失去了生命，那有什么好处呢？

答：在某种程度上，你说的很对。从人的角度来看，耶稣是无罪的，他不应该受死。你说耶稣的死是一场悲剧，这也没错，确实是这样。

为什么基督徒称耶稣死的那日为“美好的星期五”？因为那天耶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耶稣是谁，他为什么来到世上？耶稣不单单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也是有肉身的神，耶稣称“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约14:9）。

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解决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罪。耶稣是完美无罪的，但是在十字架上，他背负了我们的罪，他代替我们死去。我们本应该承受十字架的惩罚，但是神担当了我们的罪，为我们受死。因着他的死，我们得到神的饶恕，所有的罪被神洗净。

是的，耶稣的死确实是一场悲剧，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除去我们的罪，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打开通往天堂的门，唯有藉着耶稣的死。耶稣愿意这么做，因为他爱我们，他不希望我们永远与他隔绝，请敞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这样以来，耶稣受难日这就会成为你的“美好的星期五”。

Good Friday：God's Friday

对全世界的基督徒来说，Good Friday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受难的日子，各地教会都举行系列的纪念仪式，来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遭受的痛苦。受难日的命名也说明了这一天的含义。

然而在英文中，耶稣受难日称为“Good Friday”，直译出来是“好的星期五”或者“美好星期五”。耶稣被钉十字架让人感到残忍和痛苦，一些人似乎很难理解耶稣受难的日子究竟“Good”好在哪里呢？

英国驻华使馆曾经在官方微博发文解释了耶稣受难日英文名称Good Friday的由来和意义。

复活节到临的前一个星期五被称为Good Friday即耶稣受难日，来纪念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死。如此悲伤的一天，为什么要用“Good”一词呢？有人相信这是从“God”变化而来，意为“God's Friday”更贴切。也有人认为“Good”表示耶稣替世人承受苦难，这种拯救将带来好的馈赠。”

对于基督徒来说，Good Friday是相信上帝仍在掌权，虽然这一天耶稣基督被辱骂鞭打，最后被钉十字架并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却因为他的代赎和舍己，给人类带来了新的道路。三天后，上帝让他从死里复活，给信徒以盼望，称之为复活节。所以受难日和复活节，不仅代表基督的受难，更代表上帝的拯救，上帝仍在掌权，是上帝的恩典。

复活节的象徵物

复活彩蛋

蛋象征新生命，就如同耶稣复活一样，让相信他的人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

依据欧洲古老的传说，野兔是终日不闭眼的动物，它们能在夜间观看其他动物，因此他们就如同黑暗中一轮皎洁的明月。除此之外，复活节的计算是以春分月圆为基准，春天繁殖力强的野兔就如同复活节的一个象徵。这个习俗传到美国后，美国人更为复活兔取了另一个可爱的名称"邦妮兔"。

百合花象征神圣与纯洁，就如同耶稣基督的圣洁。

谢选骏指出：基督受难提醒我亏欠了主的荣耀，因为圣经说——“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舍有古卷作掰开）。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

【85、十字架是唯一的拯救——基督教医院遭到轰炸 】

《以巴冲突：加沙医院爆炸数百人丧生，以色列与哈马斯互相指责》（2023年10月18日早上8点01分 BBC）报道：

以巴冲突战火持续，有卫生官员表示，加沙市一家人员密集的医院发生爆炸，被指有多达500人遇难——包括患者和躲在院内认为医院安全的人们。

一位医生谴责说，阿赫利阿拉伯医院（Al-Ahli Arab Hospital）发生的事件是一场“屠杀”，另一位医生则形容事件现场是一片完全毁灭的景象。

巴勒斯坦官员指爆炸由以色列的空袭所致。

以色列军方则指这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火箭炮发射失败的结果，有关说法却被该武装组织否认。

加沙医院遇袭死伤惨重 以色列哈玛斯各执一词

事件令各方致力解决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的努力面临威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原定于周三与美国总统拜登及巴勒斯坦、埃及领导人进行峰会，现已取消。

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仍将按计划在周三抵达以色列访问，以显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和“对其安全的坚定承诺”，但医院爆炸事件令他此次访问的背景不容乐观。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表示以巴冲突正演变成“史诗般的苦难”，呼吁双方立即实施人道主义停火。

医院爆炸令拜登的以色列访问行程加倍困难。

另一方面，以色列的空袭在周三仍然持续——军方在周三上午声称攻击了“加沙地带数十个军事目标”。

巴勒斯坦主要武装组织哈马斯于10月7日向以色列发动前所未有的袭击，导致1300人丧生。作为回应，以色列的战机和炮火此后一直持续轰炸加沙。

有报道指，已有3000人在加沙的袭击中丧生。

以色列在周三仍然重申其“疏散令”，警告在加沙城的民众撤至南部。

以色列国防军（IDF）在一条社交媒体帖文中呼吁加沙居民“向南疏散以保护安全。

以军计划向哈马斯发动地面进攻，目前数十万巴勒斯坦人已经离开加沙北部。

手术室天花塌下

周二晚间从阿赫利阿拉伯医院传出的照片显示，现场一片混乱，带着血迹和身体残缺的伤员在黑暗中被担架紧急抬走。在瓦砾遍布的街道上可以看到尸体和残破的车辆。

其中一段视频似乎显示，该区域被飞弹击中后发生爆炸的情景。

曾协助治疗伤员的无国界医生组织整形外科医生加桑·阿布-西塔（Dr Ghassan Abu-Sittah）说：“我们正在医院里进行手术，然后发生了强烈的爆炸，手术室的天花塌了下来。这是一场屠杀。”

另一名医生告诉BBC说，医院80%的运作已经停止，而且他估计已有1000人死亡或受伤。

阿赫利阿拉伯医院完全由圣公会资助，圣公会指医院独立于加沙的任何政治派别。

耶路撒冷圣乔治学院院长、圣公会在圣城的高层人员之一理查德·斯维尔牧师（Canon Richard Sewel）表示，对于发生了什么，目前很难得到可靠的信息，但是他可以确认医院受到袭击，并有“可怕数量”的人已丧生。

他告诉BBC，上周末期间，约有6000名流离失所的人在医院的庭院里避难。

他说，该医院先是遭到以色列的一次空袭，造成损坏和四人受伤。此后，有5000人离开了庭院，剩下大约1000人，其中很多是需要接送的病残人士或老年人。

斯维尔牧师表示，周一的爆炸发生时，约有600名病人及工作人员在医院里，但是他相信大多数死者是在医院外面被击中身亡的。

“这类袭击无论是意外还是故意，都没有正当的理由，”他说：“这绝对是一场正在上演的恐怖表演。”

英籍巴勒斯坦裔民事工程顾问兼大学教授扎赫尔·库哈伊尔（Zaher Kuhail）在事发时就身在附近，他告诉BBC说，他目睹的情况“超乎想象”。

“我看到两枚火箭炮从一架F-16或F-35（战斗机）上发射下来，冷酷地炸死了这些人，毫不留情，”他说。

他还说，很多人被爆炸引起的火灾烧死，而急救人员没有可用于救他们的所需设备。

加沙的卫生部表示，有500人丧生，还有数百人被困在瓦砾之下。

哈马斯形容这是一场“可怕的大屠杀”，并归咎于以色列空袭。

互相指责

在由哈马斯占领的加沙，当局称有至少500人在爆炸事件中丧生。哈马斯指控以色列空袭医院，并称其为“战争罪行”。

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的发言人指责以色列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并宣布哀悼三天。

愤怒情绪也蔓延至约旦河西岸的街头，数以百计抗议者上街投掷石块并高喊反对阿巴斯的口号，指责他无法保护他们。抗议者与巴勒斯坦当局的安全部队发生冲突，后者发射催泪气体。

以色列正式向哈马斯宣战 以巴冲突为何突然升级

哈马斯及控制黎巴嫩南部的武装组织“真主党”（Hezbollah）均表示，美国与以色列对医院爆炸负有责任。

以色列国防军（IDF）最初的回应是强调他们没有瞄准医院，同时敦促对“未经证实的说法”保持谨慎。

稍后，首席发言人、海军少将丹尼尔·哈加里（Rear Admiral Daniel Hagari）在一段视频声明中表示：“在对行动和情报系统作进一步复核及交叉查证之后，明确以色列国防军没有轰炸加沙的医院。”

“医院被击中，是由恐怖组织伊斯兰圣战的一次火箭炮发射失败所导致，”他说。

他表示，战争开始以来，向以色列无差别发射的数以千计火箭炮中，有450枚落在了加沙境内，危及平民的安全。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否认他们的火箭炮与事件有任何关联，声称在事发时他们并未在加沙城附近进行任何活动。

国际组织呼吁

身在北京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讲话，呼吁“即时人道停火”。

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在场。古特雷斯在他的演讲结束时表示，感到有必要谈论中东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呼吁即时人道主义停火……以减轻我们正在目睹的史诗级人道灾难，”他说。

“太多的生命和整个地区的命运都悬于一线。”

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表示，对有关报道感到震惊。

“医院应该是人类生命的庇护所，而不应是死亡和破坏的现场。任何病人都不应该在病床上被杀死，任何医生都不应该在救治他人时丧生，”该机构的一份声明说。

“医院必须受到国际人道法规的保护。”

世界卫生组织（WHO）也呼吁立即对平民和医疗系统进行保护，并敦促以色列军方撤销他们在计划进行重大地面进攻前对加沙北部20家医院下达的疏散令。

“鉴于当前局势不安全，众多病人状态危急，而且缺乏救护车、医疗人员、卫生系统床位和流离失所者的替代住所，撤离命令一直无法执行。”

*部分信息来自BBC记者大卫·格里顿（David Gritten）的报道

谢选骏指出：十字架是唯一的拯救——但是魔鬼却让交战的双方专挑基督教医院进行轰炸！正因为十字架是唯一的拯救，所以以色列和穆斯林都拒绝了十字架，就像共产党和穆斯林在中国的战争一样，双方都拒绝唯一的拯救。

【86、完美伴侶就是十字架的真理】

《還在等完美伴侶？哈佛研究：最加分的關係，往往不是另一半》（林士蕙 2023-08-19）报道：

根據哈佛長達80年研究指出，最能讓人有幸福感、能加分的人際關係，往往不是另一半親密伴侶。

七夕就在下週二，不過本週末已有不少情侶趁假日大肆慶祝。若你還是單身，是否在這種氛圍下格外焦慮，完美的伴侶哪裡找？其實，根據哈佛長達80年研究指出，最能讓人有幸福感、能加分的人際關係，往往不是另一半親密伴侶。 

七夕將近，本週末許多情侶早已忙著慶祝，約會吃大餐與看煙火的都有。但同時間，也有不少單身族群默默焦慮，到底何時才能尋覓到完美的另一半？然而，根據哈佛成人發展學院費時超過80年調查，2023年發表的最新研究指出，最能讓人有幸福感、能加分的人際關係，竟然常常不是你的另一半。

怎麼說？這個調查的主持人，哈佛成人發展學院院長瓦爾丁格（Robert J. Waldinger）指出，這個調查堪稱是史上最漫長的人際關係研究，從1938年就開始追蹤一群研究對象，從他們的青春期一路觀察到老年，隨後還追蹤他們養育的下一代。因此，從中歸納出的幸福人際關係秘密，遠比愛情偶像劇中所詮釋的更加深刻。

瓦爾丁格說，大約30年前，他們研究團隊開始發現，一個夠好夠溫暖的人際關係連結，加分效果遠比許多人想像得還大。除了能讓人覺得自己的人生過得充實外，甚至可以提升身心健康與抗老。

比如說，調查顯示，擁有幸福關係的人，比較不會得到糖尿病與心臟疾病；即便生病，治癒的速度也比較快。此外也較難得到憂鬱症。為何會如此？原來這些疾病的發生都與「壓力」有不小關係。然而，幸福的人際關係，等同是良好的「壓力調節器」，能幫助人們度過難關，保住身心健康。

相反地，總是在人群中被孤立的人，由於沒有這種可當「壓力調節器」的溫暖關係，身心會長期在所謂「戰或逃？」的行為慣性模式，因此會長期讓壓力賀爾蒙遊走，產生慢性發炎狀態，容易引發各類健康問題。

但是，這些能加分的美好關係，一定得從婚姻或家庭裡尋找嗎？終生單身或離婚、喪偶的人就無法擁有？答案絕非如此。瓦爾丁格表示，根據他們的調查，每個人生活上或淺或深的關係，都有可能成為為你帶來幸福的天使。不論是朋友、親戚、兄弟姊妹或同事，甚至每天去的咖啡店裡，那位總是親切招待你的店員都行。

最能增添幸福感的關係，這兩點判別，並非親密伴侶才行

他提出兩個關鍵判別要素：

1. 這個人不一定需要在你人生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另一半或老闆，而是他在關鍵時刻是否能挺你到底？ 

2. 好的關係，應該要讓你能開心做自己，而不是反得隱藏真實的自我。

換句話說，如果你面對親密伴侶或家人，總是只能努力逢迎、不能顯露自己真實情感，就不是最能加分的美好關係。可是，即便只是偶而遇到的陌生人，若能真誠關懷你，也可能改變你一整天的身心狀態。

哈佛研究團隊，為了證明此言不虛，還曾做了一項實驗：某天，他們指派一個特殊任務，給一群即將坐上地鐵的人：希望他們隨意地去和車廂裡任一個陌生人說話。此外，研究團隊指派另一群人做實驗的對照組，只需要做自己平常搭地鐵會做的事情。例如：獨自滑手機或聽音樂等。

結果實驗揭曉，這群一開始被逼著去跟陌生人交談的人，本來覺得不太自在，誰知道在任務結束時，竟然比只在那滑手機的對照組更快樂！原來，即便只是跟陌生人交談，都能得到更多幸福感。

瓦爾丁格因此特別在T.E.D平台上公開發表此研究呼籲：就算你終生單身，或覺得自己害羞內向不愛交友，也別怕，能讓自己人生實質上加分的關係並不難尋，也不需要當個社交花蝴蝶，只要兩三個真心挺你的朋友就可以。

哈佛成人發展學院院長瓦爾丁格在T.E.D.上接受訪談影片。

長期建立美好人際的能耐，請當原子習慣培養起來

但是，他也強調，長期建立有幸福感的人際連結，就像談戀愛或者健身需要練習，不過只要養成習慣並不難。例如，每個週六，固定約一個許久沒見面的朋友喝咖啡；或去健身房時和每次都會遇到的人打招呼；又或者在周間跟一陣子沒好好聊天的同事約吃飯也行。

瓦爾丁格並指出，他們的研究中，有追蹤到有人一輩子寂寞不開心，直到60多歲，才找到夠好的支持團體，還是在健身房！最終過得很快樂。因此，要尋找好的人際連結永不嫌晚，也可能在你沒想到的地方出現。

從這看來，若你七夕仍單身，與其怨嘆，不如跟自己最好的朋友、親人一起過。誰說愛情最重要呢？真的沒有朋友在身邊，不妨就此展開結交新友誼的第一步。也許這才是活得長壽又幸福健康的最佳解方。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是个无神论者，所以不懂“完美伴侶”不在碳基生物，因为碳基生物都不稳定。完美伴侣，只能是十字架的真理，就是保罗所逼迫的耶稣基督——“祂是爱我，为我舍己。”

【87、耶稣基督是突破性技术的根源】

《为什么突破性的技术总是最先发生在西方？》（知乎问答 2023-06-06）报道：

CDT编者按：有知乎网友发起提问“为什么突破性的技术总是最先发生在西方？”评论区不少用户发表了内涵评论。

问：为什么突破性的技术总是最先发生在西方？

近的如 chatgpt，远的如 iPhone 、移动互联网技术，就连华为的5G技术突破也并非发生在中国大陆本土。这些革命性技术为什么总是最先发生在西方呢？

以下为CDT摘自知乎网友的评论：

XXXXCT：举全国之力种苹果树，都在树下候着，一定能把万有引力定律发现出来。别笑，咱们很多时候做事，很多人的逻辑就是这样。 // 龙眼：旁边的孟德尔观察苹果树，提出了遗传定律。被领导一巴掌删飞，不务正业，这是报过的课题吗？ // 

小小草儿：哈哈，苹果树苗只能从我这买。 // 汤姆猫喵喵喵：不，还是发个文，要求牛马们必须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才能评上副高，再打上一套非升即走的组合拳，坚决打赢牛顿三大定律攻坚战！

绝处逢生2：不适合科学家生存呗，例如霍金也得起来敬酒，霍金会敬酒的话就发明不了新科技了。

ChrisLex工业设计：不懂人情世故，都不算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不是法外之地。

苏落佩：赵德馨教授是我国经济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从事中国经济研究史近60年，著作颇丰。老先生的一百多篇论文被中国知网收录传播，不仅没拿到稿费，自己下载自己的文章还需要付费，这到哪说理去！老先生很气愤：“为什么我创作的知识成果得不到尊重？”于是就有了我们后面看到的，他把知网运营方告了，经过一年多的维权，终于胜诉，获的70多万赔偿。100多篇论文，70多万，每篇也就7000左右，这是行业泰斗级人物著作的价格，不仅没周公子、鲶鱼的一顿饭贵，还要漫长的诉讼才能拿到。另据报道，2015年知网产值和净资产就都超过10亿，2018年因为侵权首次被判赔1万！技术突破的成果得不到保障，谁还有动力去搞原创的东西。

小庄：看大明王朝1566这部电视剧的弹幕不就一清二楚了吗，什么在里面活不过一集之类的，热衷于权谋诡计，连颁布个行政条文都像猜迷题，谈个鸡毛创新，还是好好的继续摸石头过河吧。

David：投资圈有一个默认原则：要投的项目在西方有没有成功案例，有就考虑投；没有就拜拜。Google到Baidu，Uber到滴滴，ICQ到腾讯QQ，Twitter到微博，Tesla到蔚来小鹏等。

食莵之鹰：在西方质疑权威，提出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思维，而在东方管这叫大逆不道以下犯上危害稳定，故而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鲁迅语），连搬个桌都不能，又何谈技术创新？

匿名用户：说句zz不正确的话，强调个体自由追求个性鼓励多样性的文化才是人类之光，会经常在各个出其不意的方向爆出新科技。他们不会过多地内耗在人情世故上，你看他们大都眼睛清澈，轻松自然得多，即使zz人物也是直言快语。不是他们不会玩心机，是他们大多时候不需要太玩心机。

踏莎行：突破就会改变，年迈的大一统王朝最怕的就是改变。

知乎用户：拿来主义多好，微创新挺好，自己搞科技研发太累人。多少单位活生生把有才能的人通过压榨，低薪资，低待遇，裙带关系大于一切，这些人才大多被赶走了，咱们自己看不上的人才，还能怪西方？

三亩疆-董太余：忍不住要提供一些强有力的证据来反驳。其实，很多突破性技术不单最先发生在神州大地上，而且世界其他国家倾尽全力也完全无法学到。只是题主没有足够重视这些突破性技术而已。不信，你看下图。图中，“科研人员”正在非常专注认真的搞技术攻关，研究一种叫做“鎼矶钯锗藤”的DUV（Deep Ultraviolet）光刻机技术。图中的科研人员在工作过程中，着一身的PPE（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工作服、护目镜等），非常专业。而且他们非常无私，这些PPE都是以非常低廉的价格通过公开透明的竞标采购的，绝不乱花纳税人的一分钱。绝不会出现4500块一套工作服的荒谬情况。科研人员正非常专注的操纵着光刻机，发出一道令人着迷的深紫外光源，对晶圆进行蚀刻。然后又异常精准的将Celtuce，Cauliflower，Broccoli，Cucumber等离子注入晶圆，完美的定义了硅晶圆上的几何图案。这些“科研人员”对于"精准”的把控和严谨态度，即使让工业强国日本，德国，美国，荷兰的工匠们也感到汗顏，自叹弗如，跪倒在他们面前，三跪九叩，一拜再拜。

再看上图，一众科研人员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波长更短，技术更加先进的10纳米及以下的EUV（Extreme Ultraviolet，极紫外光刻）光刻机技术的攻关。这项技术的代号是“氙德弹藤”，属于绝密，一般人根本不知道其存在。图中的科研人员正在开发一种新型的“光束矫正器”。很多人都知道，光刻决定了半导体的精度。得到高的光刻分辨率，必须保证光源频率稳定，能量均匀，平行度高，有了光束矫正器，就可以帮助实现目的。图中的科研人员刻苦攻关，无私奉献，践行996模式，提出“ 比待遇越比心胸越窄，讲奉献越讲境界越高”的口号，终于发明了这种新的光束矫正器。简言之，他们利用“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脂”将一种叫做“H-TWO-O”的分子束缚起来，构成矫正器。紫外光束通过这些层层“串联”的矫正器以后， 反复修正，就变得非常稳定、平行，能量均匀。为了保证实验的严谨、可靠，实验现场有一名“老院士”模样的科研人员，正双手插兜，反复巡视，紧盯年轻科研人员的操作，以防发生错误。另有一名“大师兄”模样的科研人员，威严的站在实验室大门处，注视着实验室的一切。在实验室左侧墙边，还有三名资格较老的科研人员，热烈的讨论着下一步实验的原理、步骤和注意事项。他们可太忙了，丝毫也没有浪费纳税人的科研经费。这些科学技术人才，大国工匠们，即使到了欧洲、北美、日本的科学院，以他们对科研工作的极度严谨，求真，无私奉献，也得轻松斩获院士头衔。否则他们的人民绝不答应。这些科研人员的技术突破，将令光刻机巨头ASML也感到惊讶和颤抖。你要是不信，以下还有更多强有力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让你感到“厉害”，让你时刻意识到，这就是一种自信。

上图：精度必须达到1 纳米。

有这些如此务实的科学家在神州大地无私奉献，科学的春天已经来了。

网民嚎叫：

zzbb-bzbz 发表评论于 2023-06-07 12:03:53

动机问题，对美国来说，科技是杀人技

长剑倚天 发表评论于 2023-06-07 06:29:11 

恕我直言，这里的网友，知识层次比较低，研究生以上的都应该学过这门课—发明创造力的形成和发展！……北美，绝不会让一个研究生去老人院倒马桶。你真的没有资格评判这里人的知识层次。事实上就算是国内的大学生素质，特别是扩招以后的素质整体不咋样。这是大家的共识。

西岸-影 发表评论于 2023-06-07 08:56:14

这是文化差异导致的，并不是没有解释。这事情上其实有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也就是哲学基本问题，即这种技术发展对人类是否有意义？人类文明发展到终极必然毁灭人类，这个概念没人否认，因此，中国文化这种天人合一，通过降低竞争从而降低消耗，实现可循环的模式，与西方文化刺激竞争，在科技发展的同时让地球承担不起的模式，是人类的一个选择。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言论都不懂得，“耶稣基督是突破性技术的根源”——耶稣说“凯撒的东西归凯撒，上帝的东西归上帝。”这就确保了各种事物的独立自由，技术和科学因此得以不受干扰地发展了起来。中国缺乏基督教化，因此官府可以肆无忌惮地害人，科学技术人员的性命和财产难保，技术资料更加失传，遑论发展、突破、升级。所以我说，耶稣基督是突破性技术的根源，中国要想创造文明，基督教化需要先行。

【89、《新约》外的耶稣：证据是什么？】

（《Jesus Under Fire》，M.J. Wiljins &amp； J.P. Moreland，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Grand Rapids，1995）

第八章 《新约》外的耶稣：证据是什么？

原著：Edwin M. Yamauchi 翻译：赵刚 2003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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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in M. Yamauchi，布兰代斯（Brandeis）大学博士，是在俄亥俄州牛津城的迈阿密大学的历史教授。他的其它几本考古学著作包括：

《波斯与圣经》（Persia and the Bible），《人，方法，和圣经考古学的材料》（Men，Methods，and Materials in Biblical Archaeology）， 《石头与古卷》（The Stones and the Scriptures）， 和《在西小亚细亚的新约城市的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the New Testment Cities in Western Asia Mi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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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我在我任教的大学里时常被学生问到，除了《新约》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古代资料[1] 提到耶稣的。在关于西方文明的课上我会讨论这些材料，但是我会指出尽管这些内容会对一些与耶稣相关的事实提供正面的支持，他们相对于福音提供的信息来说，还是要粗糙一些。在这一章里我要评估在《新约》以外关于耶稣的古代资料的历史价值，并讨论基于这些材料作出的一些关于耶稣的奇谈怪论。

只有少数作者，比如Arthur Drews，会走得太远以至于否认耶稣的存在[2]。

Craig Evans 评论说，关于耶稣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信仰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捡起来后，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 官方’观点。[3] 另一方面，有不少人声称找到一些关于耶稣的参考材料，但是任何其他人都无法证实。时常还有学者从《新约》以外的资料中提出一些关于耶稣的‘真实’面貌的奇怪解释。下面让我讨论其中的一些犹太人的，罗马人的，和基督徒的材料。

犹太人的材料

死海古卷

几乎所有人都听说过死海古卷，这是一些藏在昆兰（Qumran）附近的岩洞里的手抄本，最初被 Bedouin 于 1947 年发现。这些令人激动的文件写于约公元前150年到公元后 68 年，当罗马人摧毁了昆兰的居民点的时候。尽管还有争论，大多数学者认为写下和抄写了这些皮卷的是爱色尼人（Essenes），一群比法利赛人（Pharisees）更严谨的人。

我对古卷的研究是当我还在布兰代斯大学读研究生时，由最著名的权威之一，希伯来大学的 Shemaryahu Talmon 教授，介绍我进入的。古卷关于旧约文本，关于新旧约间犹太教的发展，以及关于耶稣的犹太背景[4] 的线索，不断地激发着我的兴趣。可惜的是，有的学者，在古卷对于我们了解耶稣的重要性上，作出了奇怪的结论。

Dupont-Sommer

最早的一些结论出现于 1950 年代第一股对古卷的热潮中。Andre Dupont-Sommer 是第一个提出昆兰社区应该是爱色尼人的人。在他 1952 年的书《死海古卷》（The Dead Sea Scrolls）[5]中，Dupont-Sommer，一个前天主教牧师和不可知论者，声称那个公义教师（The Teacher of Righteousness），昆兰社区重要的早期领袖，是耶稣绝妙的原型，因为他也被拷问，处死，并复现[6]。

这最后一个结论基于他那对在 Habbakuk Commentary 2.15 中的动词 hophia'出现（appeared）的怪诞的翻译上。在他 1962 年的翻译中 Dupont-Sommer 承认了那个动词可以被译为出现而不带超自然的含义[7]， 但仍坚持动词的主语是公义教师。但是别的学者（比如，T. H. Gaster[8] 和 G. Vermes[9] ）认为动词的主语应该是巫师（The Wicked Priest），因而消除了 Dupont-Sommer 关于耶稣原型的公义教师殉道者的超自然显现的解释的根据。

Wilson

正是随笔作家 Edmund Wilson （死于 1972 年）出版于  1955 年的畅销书《从死海来的古卷》（The Scrolls from the Dead Seas）[10]引起了对古卷的广泛关注。通过对古卷的广泛宣传 Wilson 觉得他揭发了基督教起源的神话[11]。

他建议认为耶稣也许曾和爱色尼人渡过一些童年时光，并暗示新约学者在回避对古卷的研究。Wilson 把他的大众化建立在 Dupont-Sommer 和 John Marco Allegro 的理论之上。

Allegro

John Marco Allegro（死于 1988 年）是一个有权在第一个被授权出版死海古卷的国际学术委员会中任职的英国学者。他最初为在卫理公会（Methodist ）中的服事曾学习过希伯来语，不过他很快就放弃了信仰的一切伪装，并在若干书中竭尽

全力地试图推翻基督教。根据他对 Nahum Commentary 的解释，Allegro 断定公义教师被钉了十字架，尽管原文根本没这么说。Allegro 进而下结论说，古卷证

明耶稣的福音故事是编造的，基于早些时候公义教师的样本。

1966 年八月在《哈泼杂志》（Harper's Magazine）的文章[12] 中，Allegro宣称他知道了新约名字的隐含意思。他称耶稣这个名字是爱色尼的意思，彼得的名字是一个爱色尼头衔[13] 。在 1970 年 Allegro 离开了曼彻斯特大学，并出版了最怪谬的一本书，《神圣的蘑菇和十字架》（The Sacred Mushroom and the Cross）[14] 。他甚至分辨出耶稣的名字意味着精液，救赎者，而彼得意思是蘑菇，从而揭示出基督教最初原来是以一种能致幻的蘑菇为中心的变化了的生殖崇拜！

Thiering

如果在回顾 Allegro 的结论时我们忍不住要怀疑是不是在听受致幻药物影响的人的胡言乱语的话，则现在另一个学者，Barbara Thiering，的提案，可以使我

们想到一副爱丽斯漫游奇境记的场景。在澳洲的悉尼大学任教的 Thiering 最近出

版了一本被公众炒得很热的书，《耶稣和死海古卷之迷》（Jesus and the Riddle of the Dead Sea Scrolls）[16]。她也在电视节目上露面。在她早期的作品中，Thiering 得出结论说，昆兰文献和新约源于同一个社会的不同分支，因此新约应当作编码的注释来读。基于此，她进而开发了一套绞尽脑汁的程序来重新解释古卷和新约。根据 Thiering，耶稣不是生在伯利恒（Bethlehem），而是南昆兰高原。

东方博士是散居的爱色尼人[17]。地方也不是原来以为的地方：加利利（Galilee）海实际上是死海，迦百农（Capernaum）是一个叫 Mazin 的地方，而耶路撒冷就是昆兰。

她确信同一个人在福音书和约瑟夫（Josephus）的记载中可以有不同的名字。

比方说，魔术师西门（Simon，见〖徒8〗）也是穷人拉撒路（Lazarus，见〖路16:19-31〗）＝马利亚的兄弟拉撒路，而马大（Martha ）＝热心的西门＝麻疯病患者西门。耶稣使拉撒路复活，也就是他把魔术师西门从昆兰的第四号岩洞放了出来。

耶稣和魔术师西门以及犹大在昆兰一同被钉十字架。而当耶稣饮了一种可以使他失去知觉的蛇毒，从十字架的酷刑中恢复过来以后，先后娶了从良的妓女马利亚和菲利比（Philippi，马其顿的古都－－译注）的 Lydia！尽管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描绘连一丝证据都没有，她这愤怒的电影剧本引起了传媒广泛的注意。

Eisenman 和 Wise

在加利弗尼亚州长滩城（Long Beach）的加州州立（California State）大学分校的 Robert H. Eisenman 对死海古卷提供了一套稍微严谨一点，但仍很偏颇的解释。在一次对耶路撒冷的访问中，Eisenman 意识到，耶稣的弟弟雅各（James）的真象被基督教集体地编篡了，正象他自己的犹太出生一直被他的亲戚掩盖一样。

在 1986 年的一个简短的研究中，Eisenman 认出了昆兰的公义教师就是雅各[18]。他声称保罗是怨恨自己的犹太人的原型。

被正式委员会拒绝接触古卷的 Eisenman 最近在得到和出版一套古卷全卷的相片的活动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之后他和芝加哥大学的学者 Michael Wise 合作出版了迄今为止还没有公开过的岩洞IV[19]中古卷的翻译。在 1991 年 11 月的发行中， Eisenman 要求对昆兰所谓的被刺穿的弥赛亚内容给予重视，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这有五行希伯来文的残片（4Q285）是战争卷（War Scroll ）的一部分。 Eisenman 和 Wise 强调这个内容第一次揭示了一个和基督教中被钉十字架的基督的概念类似的被刺穿的弥赛亚。

古希伯来文模糊性的情形之一是他们都只用辅音书写的事实；这意味着学者们必须补上元音。Eisenman 和 Wise 的解释基于他们对关键动词 WHMTM 的还原。他们认为应是 w'hamitu －－他们将要杀会众王子（the Prince of Congregation），即，弥赛亚。 Eisenman 觉得，他早先的关于古卷是由受基督教影响的犹太人写的的观点，现在被证实了。在 M. Baigent 和 R. Leigh[20] 做大肆渲染的一本书中，他们比 Eisenman 更进了一步，宣称古卷出版的拖延是梵蒂冈的一个阴谋（因为许多原始的死海古卷学者是天主教徒）[21]。

Eisenman 和 Wise 的翻译从其它学者那里招致了大量的反对。比方说，G. Vermes 和他在牛津的同行们一致认为这个关键动词应还原为 w'hemito，意思是，会众王子 *将要杀他* －－极可能是一个邪恶的王[22]。尽管两种还原法都是可能的，整个战争卷的上下文是在讲一个得胜而不是受难的弥赛亚。

O'Callaghan

1972 年一位著名的西班亚蒲纸古文字专家，Jose O'Callaghan 掀起了一场不小的波澜。他鉴定昆兰岩洞 VII 的一些希腊文残片为所发现的新约抄本中最早的新约抄本，包括马可福音的一部分，并鉴定此为公元后 50 年所作。我必须承认我最初也是对这个发现叫好的学者之一。不过，在其它学者更仔细的研究之后，认为抄卷太小，并且 O'callaghan 的理论需要做太多的重建工作，以至最后变得没有说服力了[23]。最近一个德国学者，C. P. Thiede，又开始鼓吹 O'callaghan 的鉴定[24]，不过大多数学者持怀疑态度[25]。

小结

一般地说，尽管死海古卷肯定没有提到耶稣或他的任何一个门徒，但是对他所处时代的某一地区的犹太人提供了无可估量的新信息。在古卷文中看到的争战（即善与恶的强烈冲突〕帮助我们认识到约翰福音不是，象有的学者曾认为的那样，一本远离耶稣及巴勒斯坦的希腊文件，而是象 James H. Chalesworth 总结的那样，也许是最犹太化的福音正典[26]。他注意到耶稣和公义教师之间既有突出的相似也有显著的不同[27]。

死海古卷没有提供清楚的证据表明要重新勾画新约中耶稣的形象，也没有对一些声称是基于古卷而作出的怪谬论断提供正面的支持。古卷所给我们的是对耶稣生活和事奉过的世界的一个更深的理解。

约瑟夫（Josephus）

耶稣最重要的证据是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他用希腊文写了四部著作：一部自传《一生》（Life），一部在反闪族（anti－Semite）的辩论中为犹太教辩护的《Contra Celsum》，一部反抗罗马的革命的生动目击记《犹太战争》（The Jewish War），以及一部从亚当直到他当时那个时代的犹太历史《古迹》（Antiquities）[28]。在把 Jotapata 的城堡献降给了罗马将军  Vespasian 以后，他成了罗马人的辩护者，并公开指责导致叛乱的犹太人。

约瑟夫（《古》18：116－19）有一段关于施洗约翰被希律安提帕（Herod Antipas ）抓监并处死的重要记载。没有学者对这一段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尽管约瑟夫和福音书（马太14：1－12；马可6：14－29；路加9：7-9）的记载有些不同。

不过，这些差别很容易解释[29]。

根据福音书，耶稣有兄弟姊妹（马太13：55；马可 3：21）[30]，其中最著名的是雅各[31]。雅各显然由于基督复活后的显现信了主（林前15：7；参考约翰 7：5），并在公元 50 年左右（徒15：19-23）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约瑟夫（《古》20：200）描述了大祭司（the high priest）Ananus 如何利用罗马政府官员 Festus 在公元 62 年死的事，组织了一次暴乱来陷害雅各。约瑟夫在提到雅各的时候，称他为那被称作基督的耶稣的兄弟。很少有学者对这一段的真实性提出疑问[32]。 

约瑟夫最著名的一段是所谓Testimonium Flavianum（《古》18：63-64）中关于耶稣的记载：

这时候生活着耶稣，一个贤哲人（wise man），如果一定要称他为一个人的话。因为他是一个取得了惊人业绩的人，也是乐意接受真理的人的老师。他赢得了许多犹太人和希腊人。他是基督。当彼拉多（Pilate）听了我们当中地位最高的人对他的指控之后，判决钉他十字架时，那些一开始就爱他的并没有放弃对他的感情。第三天他以复活的样子出现在他们面前，因为神的先知曾预言过这和其它许多关于他的不平常的事。并且一群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叫作基督徒的人，直到今天还有。

关于这一段的学术意见可以分为三类：（1）认为这段完全真实；（2）完全不接受

这一段[33]；（3）认为这段基本属实，但有基督徒的插入。最近的学术界倾向于最后一种意见[34]。

这一段被伟大的教会史家 Eusebius （第四世纪）在他的三部著作中提到。

Origen （三世纪）的证据也很关键。他显然熟悉约瑟夫关于雅各的记载，但对Testimonium Flavianum 不如 Eusebius 那样熟悉，因为他写到，奇怪的是虽然他〔约瑟夫〕不承认我们的耶稣是基督，他给雅各的记载却没有一点不公正。在其它地方 Origen 提到约瑟夫时说他不相信耶稣是基督。[35]

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这段记载中有几句话是如此明显的基督化味道，以至于一个象约瑟夫那样的犹太人不可能这么写：

1. 如果一定要称他为一个人的话暗示耶稣不仅仅是个人。

2. 他是基督。约瑟夫在别的地方很少提到弥赛亚的盼望，因为他想低调处理这些信仰。

3. 第三天他以复活的样子出现在他们面前。这看起来好象是基督复活毫不含糊的见证[36]。

另一方面，大部分记载 *不是* 典型的基督徒语气：

1. 耶稣被称作一个贤哲人。尽管这句话是褒义，但基督徒不会只用到这种语气为止。

2. 因为他是一个取得了惊人业绩的人。并不是只有基督徒才能得出这个结论。

3. 他赢得了许多犹太人和希腊人只是一个观察结果。

4. 那些一开始就爱他的人并没有放弃对他的感情，与约瑟夫的个人风格一致。

5. 并且一群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叫作基督徒的人，直到今天还有。大多数学者都同意 phylon 群（tribe）不是典型的基督徒用法。

犹太人学者 Paul Winter 结论说：

尽管约瑟夫显然不称耶稣为弥赛亚，也不断定他在第三天的复活是被神的先知预言了的，一个经过深入研究他的记载获得的印象是，他对耶稣不是完全没有同情的[37]。

1971 年以色列学者 S. Pines 发表了一篇关于第十世纪叙利亚 Hirapolis 的 Melkite 主教 Agapius 的约瑟夫阿拉伯文版本的专论。比较阿拉伯文和希腊文的两个版本，可以发现这些差别：（1）Agapius 的约瑟夫版本采用了耶稣是纯粹的一个人的前提。（2）相对于耶稣的神迹来说，他的内容更着重于耶稣好的行为和道德。（3）三天后的出现被提为是一个报告（report）。（4）一个有否定意味的词，也许加在了句子他是弥赛亚前。所有这些差别使 Pines 感到也许阿拉伯文版本更接近约瑟夫原始，未被篡改过的内容[38]。

综上所述，约瑟夫知道耶稣是雅各，这个殉道的耶路撒冷教会领袖的哥哥，也承认他是一个建立了有广泛和持久的追随者群体的贤达的老师，尽管他在一些犹太领袖的煽动下被彼拉多钉了十字架。

犹太法典

在犹太法典（c. A.D. 400－500）这部重要的犹太拉比（Rabbis，夫子，教师的意思－－译注）的文集中，有不少反对耶稣的有争议的记载[39]。在《巴比伦法典》（Babylonian Talmud）Sanhedrin 107b 中我们读到：

一天，他（拉比约书亚（Joshua））正在诵读恭听篇（Shema）（申6:4）时，耶稣来到他面前。他想接待他，给他打个招呼。他（耶稣）以为是要驱逐他，就走开举起一块砖来敬拜．．．一个主管（Master）说，拿撒勒人耶稣变魔术，迷惑以色列人。

在《巴比伦法典》 Sanhedrin 43a 中我们读到：

有教导说：在逾越节的黄昏耶稣（拿撒勒人）被吊死了。因为行刑前四十天有信使来，并宣布说，他将要被用石头打死，因为他使用巫术，并引诱以色列人叛教。若任何人能说任何一点他的好话，让他上前来为他求情吧。

就象在这些记载中显示出的一样，《法典》没有否认耶稣的神迹，但把他们当作魔术[40]。在有些材料中耶稣被认为是约公元前 100 年发展起来，并以魔术著称的拉比 Joshua Ben Parahya 的学生[41]。

《法典》也有一些 Ben Pandera[42] 的故事。据此，耶稣是罗马商人 Pandera 的儿子，他和约瑟淫乱的妻子马利亚在她月经的时候生了一个小孩[43]。这些毁谤到中世纪扩大成了臭名昭著的反基督传统中的一部作品，叫作《托利多的耶稣》（Toledoth Jeshu）[44]。这包括一些充满幻想的故事，诸如耶稣和犹大在空中交战，耶稣在石磨上穿过加利利海，以及在卷心菜的柄上吊死耶稣。尽管《托利多》出现得较晚，而且象神话传说一样，他的一些根源仍可以追溯到早期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仇视上[45]。

由于所有这些参考资料都是有争议，不确定的，并且出现得较晚，他们的价值被 G. H. Twelftree 评估为消极的：因此拉比文献对历史学家在历史上的耶稣的研究中几乎没有价值．．．[46]另一方面，M. Wilcox 相信尽管他们的敌意，这些内容仍然可以提供一些确定的证据：

犹太传统文献，尽管提到耶稣的次数相当稀少（而且引用时必须要随时小心），仍然支持福音书所说的他是一个治病和行神迹的人，虽然他们把这些行为看作巫术。另外，它也证实了他是一个教师，有门徒（五个！），并且至少在拉比早些的时候，不是所有的聪明人都已经最后决定了定他是一个异端或骗子[47]。

罗马人的材料

当我开始一门罗马历史的课程时，我通常会指出一世纪罗马帝国两个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是泰西塔斯（Tacitus）和斯维都尼亚（Suetonius）。两者都是在公元二世纪初写的。两者都有很重要的基督教参考材料，就象小蒲林尼（Pliny the Younger）的记载一样[48]。如果有人要问为什么没有更多谈到耶稣的罗马资料，我们必须看到，关于台比留（Tiberius）王朝只有四个资料来源：斯维都尼亚，泰西塔斯，Velleius Paterculus（同时代），和 Dio Cassius（c. A.D. 230）[49]。

耶稣生于奥古斯都（Augustus）大帝（27 B.C.-A.D. 14）时期，也许在 4 B.C. 以前，大希律（Herod the Great）死的时候[50]。尽管《路加福音》 在 2 章 2 节提到奥古斯都人口普察的事和罗马记载吻合，但对叙利亚政府官Quirinius 的有关记载却有些麻烦[51]。

在台比留王朝（A.D. 14-37）时期，耶稣被罗马官员彭提亚·彼拉多（Pontius Pilate）[52]（A.D. 26-36）钉十字架，时年 30，或更可能，33 岁[53]。有可能是彼拉多把记录送给台比留的[54]。 Justin Martyr 在他的《首辩》（First Apology）中（35，48 章）提到审判耶稣的文件。大约在 A.D. 200 年，迦太基的 Tertullian 在他的《护教学》（Apologeticus）中（5，21 章），谈到彼拉多给台比留的一封邮递快件。被保存下来的所谓的《彼拉多事迹》（Acts of Pilate），可惜很清楚不具有历史价值。F. Scheidweiler 曾争论说，也许 Justin Martyr（二世纪中叶）就已经知道这些东西了[55]。

斯维都尼亚（Suetonius，c. A.D. 70－c. 160）

在克劳第阿斯（Claudius，A.D. 54-68）大帝的生活期间，斯维都尼亚有一段令人困惑的关于罗马犹太社区的骚乱的记载：由于在 Chrestus 鼓动下的犹太人不停地制造麻烦，他把他们从罗马赶了出去。Chrestus也许是Christus的误拼[56]。斯维都尼亚记载的一个问题是，看起来Chrestus好象是出现在罗马的一个人。大多数学者都估计斯维都尼亚把他的资料理解错了[57]。多数学者推测犹太社区的骚乱是由犹太－基督徒使团的传福音引起的[58]。驱逐的日期有两种可能，或是 41 年，或是 49 年，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后者[59]。这次驱逐犹太人的事件毫无疑问与《使徒行传》18 章 2 节中提到的亚居拉（Aquila）和百基拉（Priscilla ）的离开罗马相关。保罗 A.D. 50 年在哥林多（Corinth）遇到的就是这两人[60]。

不过，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斯维都尼亚提到的Chrestus只是一个取普通名字的犹太煽动家，而跟基督教没有关系的说法[61]。还有的认为亚居拉和百基拉只不过是犹太人，只是在遇到保罗以后才成为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反对 49 年的 Chrestus 事件与基督徒有关的论点是，大约 60 年保罗在罗马被关在监狱里时，来看他的犹太领袖表现出不知道基督徒运动的样子（徒 28：21－22）[62]。

塔西泰斯（Tacitus，c. A.D. 55－c. 117）正是塔西泰斯在他写于 115 年的一段著名记载中，清楚地说明了尼禄（Nero）为转移 A.D. 64 年大火对他的怀疑，迫害基督徒为替罪羊的事：但是所有人的徒劳，所有皇帝丰富的恩典，和神的宽容并不能使人放弃这不好的想法，即大火是一项命令的结果。因此，为了销毁报告，尼禄采取强硬手段加罪，并施最严酷的拷刑于一班因他们可憎的行为，被大众称为基督徒的，可恨的人。这个基督，这群人名字的由来，在台比留时期我们的总督之一，彭提亚·彼拉多的手中受到了极大的惩罚。从那时起，一个最讨厌的迷信活动暂时停止了一下，又开始不仅在罪恶的发源地犹太地，甚至在罗马发展起来，使得罗马成了世界上一切藏在阴暗处的，可羞耻的人的中心，并且变得流行起来。于是，先逮捕了所有被认为有罪的：

然后根据他们的消息，又一大批人被定了罪，人数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与其说是为了惩罚城市的纵火犯，还不如说仇恨人类好些[64]。

应注意的是，塔西泰斯尽管对基督徒的憎恨甚至比对犹太人的还多，他还是知道基督徒是以在台比留王朝时期被彭提亚·彼拉多钉了十字架（受到了极大的惩罚）的基督命名的。他也知道这个运动，在暂时由于耶稣的死中断了一下之后，从犹太扩展到了罗马，在这里一大批人承认他们的信仰，并且宁愿为此而死，

也不撤回他们的信仰。

小蒲林尼（Pliny the Younger，A.D. 61 或 62－c. 113）

小蒲林尼是著名的博物学家，死于 A. D. 79 维苏威（Vesuvius）火山喷发那

年的老蒲林尼的儿子[65]。他在第二世纪早叶成了土耳其西北部陴斯尼亚

（Bithynia）的政府官。在一封写于 111 年给图雷真（Trajan）大帝（A.D. 98－

117）的信中，他谈到了基督教运动的萌芽：

我从来没有在对基督徒的审讯中出席过。因此，我既不知道通常加给他们的惩罚是不是合适，也不知道调查的依据，或压力应该加多大……我曾问过他们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他们承认，我会再重复这个问题第二第三次，并警告若是的话会有惩罚。如果他们坚持，我就命令把他们拉出去处死；因为，不管他们承认的态度如何，我都坚信他们的顽固和不可动摇的倔强不能不受到惩罚．．．他们还宣称他们所有的罪行和过犯不超过如此：他们固定地在某一天黎明前聚会，互相唱诗赞美基督，好象是对一位神一样[66]，并且发誓约束自己，不是为了任何犯罪目的，而是为了远离偷盗，抢劫，和淫乱．．．拷问两个他们称作执事的女奴更使我决定找出真相的必要性。但是除了实行得太长的退化了的崇拜仪式以外，我没有发现别的[67]。

这些重要的罗马资料确定了几件与新约相当独立的事实：基督在台比留王朝时期被彼拉多钉了十字架，尽管他这不光彩的死，他的跟随者们仍把他象神一样来敬拜，到 60 年代（也许甚至 50 年代）他们在罗马的人数变得极多，以至到一世纪末传遍了小亚细亚西北的城市和乡村（包括自由人和奴隶）。

新约外的基督徒材料

到此我对新约外关于耶稣的古代资料的考察集中在非基督材料，其中一些支持新约记载的基本事实。下面我转向《圣经》外的基督徒内容，这些曾一度成为扭曲了的耶稣形象的来源。

Agrapha字 Agrapha（字面上的意思是未写下来的）是指福音正典（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上找不到的耶稣的言论[68]。伪福音书和教父都有在福音正典中没有记载的耶稣的言论和事情[69]。

1896 年 B. P. Grenfell 和 A. S. Hunt 在埃及的 Oxyrhynchus 找到一片蒲纸，上面有八句以前不知道的耶稣的话[70]。这些被称作 Oxy P1 的残片，被鉴定为是公元二世纪之物。1904 年第二片记着耶稣五句话的蒲纸（c. 250 ）也被出版了。只是过了很久，在发现了埃及古语的托马斯福音书（Coptic Gospel of Thomas）以后，学者们才意识到所有这些都是同一部福音书的希腊残片[71]。这本福音书包括 114 句耶稣的话，是用古埃及语写于约 400 年的一打 codices（即，书）中约五十多篇文章中最著名的一篇[72]。

托马斯福音的时间和价值有很激烈的争论。 Craig Blomberg 在第一章《我们从哪儿开始研究耶稣？》（Where Do We Begin Studying Jesus）中更详细地讨论了这些问题。但我在这里提出一些要考虑的重要之点。很多学者相信原版希腊文的托马斯福音写于约 140 年叙利亚的 Edessa[73]。对于这本福音的态度分歧很大。很多人相信这本书具有第二手材料的特征，因为大部分材料看起来源于正典福音书[74]。另一方面，有很重要的一群学者，特别是受哈佛的 Helmut Koester 和Claremont 的 James Robinson 的影响[75]，认为《托马斯》和正典福音书是一样早，也是独立的[76]。耶稣神学院甚至把它称作第五本福音书。但是通过对他们的分析，这种分析对正典福音的权威性也持极大的怀疑态度，的进一步考察，我们发现神学院的伙计们对《托马斯》的经文持同样的怀疑态度。他们只考虑了三句正典福音书上没有的值得考虑的经文。

《托马斯》42：耶稣说，作个过客，他们标度其真实性为灰色（耶稣没明确这么说，但其中的意思和他的很接近）[77]。

《托马斯》97，耶稣说，（天父）的道理好象一个妇人带了一满（罐）的面粉。当她行（一段）长路时，罐子破了，面粉一路漏在身后。她却不知道；她一点问题都没有察觉。当她到家后，把罐子放下来，才发觉已经空了。

[78]。神学院的人标度其为淡红（耶稣也许说过类似的话）。

《托马斯》98，天父的道理好象一个人想要去杀一个强捍的人。还在家里的时候，他先拔出剑来刺向墙壁，要看看是不是力气足够大。然后他杀掉了那个壮汉。这也被标为淡红。普通读者会困惑，为什么这些学者只挑这些句子而不是别的；他们最终的判断是非常主观的。

Alfred Resch（1889）完成的对 agrapha 最早的研究收集了 361 条这样的言论。其中 J. H. Ropes（1896）认为只有 14 条是有价值的，另外 13 条有可能有价值。最近对 agrapha 最重要的研究是 Joachim Jeremias 作出的，《耶稣未知的言论》（Unknown Sayings of Jesus）[79]。他选了 18 句（包括帖前 4: 15ff.）[80]他认为有可能真实的话。更严格的评估由 O. Hofius 提供，他认为只有五句 agrapha 是有可能真实而四句是大概真实的[81]。有可能真实的 agrapha 包括：

Oxyrhynchus 蒲纸 840：你们瞎眼的有祸了！你们用泼出来的水洗你们，这水猪狗日夜泡在其中，你们却用它洗刷和清洁你们外面的皮肤，这水妓女和淫荡的女子也用来膏，洗，和擦她们自己，好打扮漂亮以勾引男人，但是她们内心却充满了蝎子一样的毒，和〔各样的罪〕恶。但是我和〔我的门徒〕，你们说没有〔洁净的，已经〕在〔清洁的〕活水中〔洗〕过了，这水来自〔天上的父〕。

叙利亚的《Liber Graduum》：就象你被发现那样，你要被带走。

《托马斯福音》 8：天国好象一个聪明的渔夫撒网在海里；他收起网来，里面满了小鱼，其中他发现一条（又）大（又）好的；聪明的渔夫就把所有小鱼都扔回了海里；他不后悔选了大鱼。

亚历山大港的克里门（Clement），Origen，和 Eusebius:求大的，神要把小的也附带加给你了。

很多教父：是合法的兑换钱币者。

四句大概真实的 agrapha 是：

1.  Codex Beza 在路加 6：5：同一天他看见一个人在安息日做工。他就对他说：朋友，如果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就是有福的。若你不知道，你就是受诅咒的，也犯了律法。

2. 《托马斯福音》82：谁靠近我就是靠近火；谁远离我就是远离天国。

3.  给希伯来的福音：永远不要高兴，除了当你用爱看你弟兄的时候。

4.  Oxyrhynchus 蒲纸 1224:〔今天〕离你很远〔的〕，明天要〔靠近你〕。

Hofius 同意 Jeremias 早些时候的研究结果，认为很少有 agrapha 能和福音正典置于同一个层次。绝大多数 agrapha 基于福音材料。Hofius 下结论道，这些明显与已存的正统基督语录〔即，主耶稣说过的话〕的紧密联系，依我看来，绝对使人怀疑是由于早期教会的，总的来说，自由和没有禁制，产生了如此地上耶稣说的话。[82]这是对有些学者的一个直接反驳，比如说那些在耶稣神学院的，他们相信，很多，如果不是全部，福音书上耶稣的话，都是教会自由发明出来的。

伪福音书

Irenaeus，法国里昂的主教（c. 180），只承认四本福音正典[83]。他提到数不清的自编〔即，异端〕的伪书日集月累，就迷惑了无知的头脑。Origen（三世纪）注意到，教会只有四本福音书，异端则有多得多的福音书。

在差不多五十多本伪福音书中，许多只知道一个名字，或零星一点教父的引文和提及[84]。大部分伪福音书可归为两类：（1）传说，或（2）异端。前一种包括所谓的婴孩福音，其中讲了孩童耶稣的奇妙神迹，对童女马利亚的传说背景也很重要[85]。最早的婴孩福音，Protevangelium of James （二世纪）描述耶稣生在一个山洞里，一个在 Justin Martyr 中也被陈述了的传统。

很多 Nag Hammadi 的内容显示出一个幻影式的基督，这对诺斯主义（Gnostics）来说是很熟悉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接受神的儿子是一个真正的人，而只是看起来如此，因而不会真正受难[86] 。例如，在 Nag Hammadi 的两篇东西，《大塞特的第二论（道）》（The Second Treatise（Logos）of the Great Seth）和《彼得的启示录》（Apocalypse of Peter ）中，描写了救主嘲笑站在旁边人的愚蠢，因为这些人错误地相信他们把他钉了十字架，而实际上十字架上的只是一个替代品[87]。

直到最近伪福音书的写作日期才被鉴定为二世纪或更晚，因而被认为对重现耶稣的话和思想几乎没有一点价值。 1959 年《托马斯福音》的翻译重新激起了对这些东西的兴趣。在哈佛的 Helmut Koester 的影响下，一些学者作了彻底地修改：

（1）一方面，对正典福音书价值的贬低，（2）另一方面，对伪福音书认为至少需要同等程度的重估[88]。这影响了象 John Dominic Crossan 一样的学者去考虑那些被他定为 A.D. 30-60 年的资料，诸如《托马斯福音》，《Egerton 福音》，《希伯来福音》，以及《彼得福音》[89]。

Koester 相信保存在一卷被鉴定为 c. 200 年的蒲纸上的《 Egerton（未知）福音》给《约翰福音》提供了一些素材[91]。不过 D. F. Wright 指出，仔细研究Koester 对这未知福音（Pap. Egerton 2）的结论，可以发现有很严重的漏洞[92]。

Eusebius 报告说，Serapion，这个大约 200 年安提阿城（ Antioch，小亚细亚古城，遗址在今土耳其境内－－译注）的主教，反对使用《彼得福音》，因为其对基督的幻影式看法。这部福音书保存在一张第八世纪的羊皮纸上，被 Akhmim 在1886 年发现于埃及北部[93]。此书也许成书于二世纪上半叶的叙利亚。书中完全解脱了彼拉多的干系，并描述耶稣和两个天使从坟墓中出来，这两个（天使）的头顶到了天，但是那用手牵着他们的，头超过了天。[94]

我们只有《希伯来福音》的间接引文，也许写于二世纪早期的埃及。这本也许用阿拉姆语（Aramaic）写成的福音书为犹太基督徒所用[95]。一句被 Origen 和 Jerome 同时引用过的耶稣的话是，但是现在我的母亲圣灵用我的一根头发带我下到 Tabor 大山。「灵」（spirit）这个字在闪语中，ruba，是阴性的。

1958 年哥伦比亚大学的 Morton Smith 教授在耶路撒冷东南的 Mar saba 修道院发现了一篇十八世纪的希腊文手稿，据称是著名的教父，亚历山大港的克里门（160-215）的一封信。经过一个对大多数学者都有说服力的研究工作，Smith 证实了信的真实性[96]。

在信中克里门严责诺斯底主义 Carpocratians 的道德败坏[97]。他提到他们保存有一份《隐密马可》（Secret Mark），据称是马可写的他正典福音的附本。

克里门从这份东西里摘录了两段，较长的一段类似拉撒路复活的故事（约 11 ），较短的一段是关于在耶利哥（Jericho）与年轻刚入教的家庭相遇的事。

F. F. Bruce 分析这份文件为一件充满了内在的矛盾和困惑……一件彻头彻尾的编造品，与马可讲故事的风格相当不同的大杂烩[98]。不过 Smith 他自己倒相信《隐密马可》，尽管不是马可写的，成书于约 95 年，之后为正典马可福音所用。Helmut Koester，尽管有一些细节上的不同，也接受类似的说法[99]。总的来说，那些对第一世纪的福音书是如此怀疑的学者，能在三段十八世纪的手稿上建立起涉及如此之远的理论，实在是一件很令人吃惊的事[100]！

Morton Smith，这个前圣公会（Episcopalian）牧师，在他手稿的发现的基础上，继续揭露福音书和耶稣的真象，写下了两本书：《福音书的秘密》（The Secret of Gospel）[101]和《魔术师耶稣》（Jesus the Magician）[102]。在前一本书中 Smith 解释耶稣和一个赤裸的青年相遇为早期跟同性恋相关的浸礼[103]。

在后一本书中，Smith 一面严历指责《犹太法典》和 Celsus ，一面又描述耶稣为一个魔术师和魔法仪式的执行者[104]。

结论

我们已经看到即使头脑健全的学者，有时是如此不负责任地处理新约以外的材料，以根据他们的偏见随意歪曲新约中耶稣的形象。这些学者（例如，Dupont－Sommer，Wilson，Allegro，Thiering，Eisenman，Smith）的理论可以一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却不能被严肃地对待。更有价值一些，但仍然没有说服力的，是一些重要学者，诸如 Koester 和 Crossan 等，完全为了重塑耶稣的目的而用伪福音书取代正典福音书的企图。

即使我们没有新约或基督徒作品，我们也可以从诸如约瑟夫，《犹太法典》，泰西塔斯，以及小蒲林尼的记载中得出如下结论：（1）耶稣是一个犹太教师；（2）很多人相信他治病和赶鬼；（3）犹太领袖反对他；（4）在台比留时期他被彭提亚·彼拉多钉了十字架；（5）尽管他不光彩的死，那些相信他还活着的跟随者们扩散出了巴勒斯坦，以至于到 A.D. 64 年他们在罗马的人数众多；（6）到第二世纪初，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各种各样的人－－男和女，自由人和奴隶－－都把他当上帝来崇拜[105]。

不管一些现代学者如何声称，圣经外的证据不会因为他们的无知而支持他们对耶稣诡异的描绘，虽然这些说法曾吸引了媒体广泛的关注。同这些怪僻和昙花一现的论调想反，当考虑到所有的证据，包括新约外的古代资料所提供的，传统耶稣的形象仍然是最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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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John P. Meier，"The Testimonium: Evidence for Jesus Outside the Bible"，在 Bible Review; 7（June 1991）:20 中写道，若干年来，当编辑和记者们邀请我写一些关于历史上的耶稣时，他们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你真的能证明他的存在吗？

  2. A. Drews，Die Christusmythe;，3rd ed.（1909; reprint，Jena: Diedrichs，1924）; English trans.，The Christ <B style="COLOR: black; BACKGROUND-COLOR: #a0ffff">Myth</B>;（London: Unwin，1910）. 其它怀疑论者包括：P. -L. Couchoud，The Creation of Christ;，trans. C. B. Bonner（London: Watts，1939）; G. A. Wells，Did Jesus Exist;（Buffalo: Prometheus，1975）; R. Augstein，Jesus Son of Man;，trans. H. Young（New York: Urizen，1977）.

  3. Craig A. Evans，"Life-of-Jesus Research and the Eclipse of Mythology"，TS 54（1993）: 7，n. 22.

  4. G. Vermes，The Dead Sea Scrolls: Qumran in Perspective;（Philadelphia: Fortress，1981）; N. Fujita，A Crack in the Jar;（Mahwah，N.J.: Paulist,1986）; J. A. Fitzmyer，Responses to 101Questions on the Dead Sea Scrolls;（New York: Paulist，1992）; H. Shanks，ed.，Understanding the Dead Sea Scrolls;（New York: Random House，1992）; Edward M. Cook，Solving the Mysteries of the Dead Sea Scrolls;（Grand Rapids: Zondervan，1994）.

  5. A. Dupont-Sommer，The Dead Sea Scrolls;（New York: Macmillan,1952）.

  6. 同上，99：在每一个促使或诱惑我们联想到借用的相似之处，这就是基督教的一部分。

  7. A. Dupnot-Sommer，The Essene Writings from Qumran;（Cleveland: World，1962）.

  8. T. Gaster，The Dead Sea Scriptures;，3rd ed.（Garden City，N.Y.:Doubleday，1976），324.

  9. G. Vermes，The Dead Sea Scrolls in English;，3d ed.（Baltimore:Penguin，1987），288-89.

 10. E. Wilson，The Scrolls from the Dead Sea;（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

 11. E. Wilson，Isreal and the Dead Sea Scrolls;（New York: Farrar,Straus &amp; Giroux，1978），386.

 12. J. M. Allegro，"The Untold Story of the Dead Sea Scrolls"，Harper's Magzine; 232（August 1966）:46-64.

 13. For a response see，P. W. Skehan，"Capriccio Allegro or How Not to Learn in Ten Years"，Christian Centry;（5 October 1966）:1201-13.

 14. J. M. Allegro，The Sacred Mushroom and the Cross;（Garden City，N.Y.: Doubleday，1970）.

 15. 在十五个英国最著名的基督教和犹太教学者给 London Times;（25 May，1970），9，的一封信中指责 Allegro 的工作是一篇幻想而不是哲学的散文。

 16. B. Thierling，Jesus and the Riddle of the Dead Sea Scrolls;（San Francisco: Harper &amp; Row，1992）. 据说出版商化了 $30,000 来宣传这本荒诞的书。

 17. 这个 Magi 有可能是巴比伦星象学家。参见拙作 Persia and the Bible;（Grand Rapids: Baker，1990），ch. 13.

 18. R. H. Eisenman，James the Just in the Habakkuk Pesher;（Leiden:Brill，1986）.

 19. R. Eisenman and M. Wise，The Dead Sea Scrolls Uncovered;（Rockport，Mass: Element，1992）.

 20. M. Baigent and R. Leigh，The Dead Sea Scrolls Deception;（NewYork: Summit，1992）.

 21. 参见 Hershel Shanks 在 BAR 17:6（1991）:66-71 中对他们托词的有效反驳。

 22. G. Vermes，"The Oxford Forum for Qumran Research Seminar on the Rule of War from Cave 4（4Q285）"，JJS; 43（1992）:85-90. 另见 M. Bockmuehl，"A 'Slain Messiah' in 4Q Serekh Milhamah（4Q286）" TynBul;43（1992）:155-69; M. G. Abegg，Jr.，"Messianic Hope and 4Q285: A Reassessment"，JBL; 113（1994）: 81-91.

 23. 参见拙作"Qumran New Testament Fragments"，in The InternationalDictionary of Biblical Archaeology;，ed. E. M. Blaiklock and R.K. Harrison（Grand Rapids: Zondervan，1983），379-81. 

 24. C. P. Thiede，The Earliest Gospel Manuscripts? The Wumran Fragment 7Q5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New Testament Studies;（London: Paternoster，1992）.

 25. See D. B. Wallace，"7Q5: The Earlist NT papyrus?" WTJ; 56（1994）: 173-80.

 26. J. H. Charlesworth，ed.，John and the Dead Sea Scrolls;（New York: Crossroad，1990），xv.

 27. J. H. Charlesworth，Jesus and the Dead Sea Scrolls;（New York:Doubleday，1993），35-37.

 28. 参见拙作 "Josephus and the Scriptures",Fides et Historia; 13（1980）: 42-63. See also: T. Rajak，Josephus: The Historian andHis Society;（Philadelphia: Fortress，1984）; L. H. Feldman and G.Hata，eds.，Josephus，Judaism and Christianity;（Detroit: Wayne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 S. Mason，Josephus and the New Testament;（Peabody，Mass.: Hendrickson，1992）; C. L. Rogers，Jr.,The Topical Josephus;（Grand Rapids: Zondervan，1992）.

 29. L. H. Feldman，"Josephus"，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ed. D.N. Freedman（Nashville: Abingdon，1992），3:990. See C. H. H. Scobie，John the Baptist;（Philadephia: Fortress，1964），18; H. Hoehner，Herod Antipa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131-36.

 30. 参见 J. J. Gunther，"The Family of Jesus"，EvQ; 46（1974）:25-41.天主教官方的论点是认为圣母马利亚没有别的孩子，而耶稣别的‘兄弟’或者是由于约瑟先前婚姻（参见 Protevangelium of James）而生的同父异母的兄弟，或者是堂兄弟（Jerome）。最近的官方教义问答则称他们是另一个马利亚的儿子（参见 Cath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Liguori:Liguori Publications，1994]，126）。

 31. R. B. Ward，"James of Jerusalem in the First Two Centuries",ANRW; 2，no. 26.1（1992）: 779-812.

 32. 参见本书中 Craig A. Evans 对这段文字和约瑟夫更详细的文章。

 33. J. N. Birdsall 是最近少数几个基于相当苛刻的语言学假设而拒绝这段文字的学者之一，"The Continuing Enigma of Josephus's Testimony About Jesus"，BJRL; 67（1985）: 608-22.

 34. Meier，"Testimonium"，22. See also J. P. Meier，"Jesus in Josephus: A Modest Proposal"，CBQ; 52（1990）: 76-103; idem，A Marginal Jew: Rethinking the Historical Jesus;（New York:Doubleday，1991），ch. 3. 关于这段文字的详尽的参考文献，参见 W. Bauer，"The Alleged Testimony of Josephus"，in New Testament Apocrypha;，ed. E. Hennecke and W. Schneemelcher（Philadelphia: Fortress，1963），1:436-37; P. Winter，"Josephus on Jesus and James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ed. G. Vermes and F. Millar（Edinburgh: Clark，1973），1:428-41; L. H. Feldman，Josephus and Modern Scholarship: 1937-1980;（Berlin: de Gruyter，1984），679-703.

 35. 最初对 Origen 的引文是在他 Commentary on Matthew; 文中对马太十章十七节的一段评论；第二次是出自 Contra Celsum; 1.47.

 36. 一个接受耶稣的复活的事实却不接受他就是弥赛亚的犹太学者是 P. Lapide，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A Jewish Perspective;（Minneapolis: Augsburg，1983）.

 37. P. Winter，"Josephus on Jesus"，JHS; 1（1968）: 301. 另一个犹太学者，G. Vermes（"The Jesus Notice of Josephus Reexamined"，JJS; 38[1987]: 10），相似地下结论道：所有这些似乎都暗示约瑟夫故意地选择词句来表达一个不同情的中立立场。另参见 L. H. Feldman，"The Testimonium Flavianum;: The State of the Question"，Christological Perspectives II;，ed. R. Berkey and S. Edwards（New York: Pilgrim，1982），ch. 14.

 38. S. Pines，An Arabic Version of the Testimonium Flavianum and Its Implications;（Jerusalem: Israel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1971）. 另一方面，一本被确定年代为公元七到十一世纪的斯拉夫或古俄文约瑟夫版本，被认为是对约瑟夫的相当不准确的证据。此书被犹太学者 R. Eisler 用来把耶稣描述成为一个政治革命者。参见 F. F. Bruce，Jesus &amp; Christian Origins Outside the New Testament;（Grand Rapids: Eerdmans，1974），ch. 3.

 39. 参见 H. L. Strack and G. Stemberger，Introduction to the Talmud and Midrash;，翻译 M. Bockmuehl，（Minneapolis: Fortress，1992）.见 Bruce，Jesus &amp; Christian Origins;，ch. 4; J. Klausner，Jesus of Nazareth;（Boston: Beacon，1925），18-47.

 40. 根据 Origen，反基督教评论家 Celsus 在二世纪末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正是通过使用魔术他才能够表演看起来好象真的一样的神迹（Contra Celsum; 1.6）; H. Chadwick，Origen，Contra Celsu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10.

 41. Joshua ben Perahya 突出出现于公元六世纪的犹太阿拉姆语魔球文献。参见拙作 "Aramaic Magic Bowls"，JAOS; 85（1965）: 511-23.

 42. 这个名字在希腊文〖parthenos〗也许是一个戏称Virgin。Origen 也记载了 Celsus 一个类似的攻击：然而，让我们回到犹太人嘴中的词，他们描述耶稣的母亲被与她订婚的木匠休掉，因为她被指控犯奸淫并和一个叫Panthera 的士兵生了一个孩子。Contra Celsum; 1.32; Chadwick，Origen;，31; 参见 R. J. Hoffmann，Celsus on the True Doctrin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57.

 43. Klausner，Jesus of Nazareth;，18-47.

 44. 同上，47-54. 最早对《托利多》的记载见于 826 里昂的大主教；学者们相信《托利多》成书于约五至六世纪。

 45. E. Bammel，"Christian Origins in Jewish Tradition"，NTS; 13（1967）: 317-35.

 46. G. H. Twelftree，"Jesus in Jewish Tradition"，Gospel Perspectives V;，ed. D. Wenham（Sheffield: JSOT，1985），324.

 47. M. Wilcox，"Jesus in the Light of His Jewish Environment"，ANRW; 2，no. 25.1（1982）: 133.

 48. 参见 J. E. A. Crake，"Early Christians and Roman Law"，Phoenix;9（1965）:61-70; T. D. barnes，"Legislation Against the Christians",JRS; 58（1968）: 34-43; L. Herrmann，Chrestos;（Bruxelles:Latomus，1970）; P. Winter，"Tacitus and Pliny on Christianity",Klio; 52（1970）: 497-502; D. L. Stocjton，"Christianos ad Leonem"，The Ancient Historians and His Materials;，ed. B.Levick（Farnborough: Gregg Intl.，1975），ch. 14. 对这些材料的详细参考文献由 M. Stern 提供，Greek lartin Authors on Jews and Judaism II: From Tacitus to Simplicius;（Jerusalem: The Isreal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1980）.

 49. 参见 M. L. W. laistner，The Greater Roman Historia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 通过对台比留的记载和对耶稣的记载的比较，著名的罗马历史学家，A. N. Sherwin-White，在 Roman Society and Roman Law in the New testament;（Oxford: Clarendon，1965），187，中称：因此，尽管希腊罗马的历史学家越来越有信心，二十世纪对福音记载的研究，从一点也不缺乏的材料中出发，却在形式批判（form-criticism）的发展中作了一个令人沮丧的转折……认为历史上的基督无可查考，他布道的历史也是无法记载的，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犹太学者 Joseph Klausner，在 From Jesus to Paul;（Boston: Beacon，1961），260，中说：如果我们对，比方说，亚历山大大帝或朱留斯·凯撒的历史，有象福音书那样的原始材料的话，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有丝毫怀疑。

 50. 我们现在用的纪元系统，B.C.＝Before Christ（基督以前）以及 A.D.＝Anno Domini（主之年），是由一个修道士发明的。但他把奥古斯都的朝代计算错了。参见 J. Finegan，Handbook of Biblical Chronolog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4）; H. Hoehner，Chronological Aspects of the Life of Christ;（Grand Rapids: Zondervan，1977）; J. Vardaman and E. Yamauchi，eds.，Chronos，Kairos，Christos;（Wintona lake，Ind.: Eisenbrauns，1989）; C. J. Humphreys，"The Star of Bethlehem，a Comet in 5 B.C. and the Date of Christ's Brith"，TynBul; 43（1992）: 31-56.

 51. 参见 J. M. lawrence，"Publius Sulpicius Quirinius and the SyrianCensus"，Restoration Quarterly; 34（1992）: 193-205.

 52. 彭提亚·彼拉多在约瑟夫和 Philo 的记载中都有描述。他们对彼拉多顽固性格的描绘与福音书中一个易于屈从于犹太暴徒的压力的优柔寡断的统治者形象似乎矛盾，有时引起迷惑。参见 E. Yamauchi，"Historical Notes on the Trial and Crucifixion of Jesus Christ"，CT; 15（9 April 1971）: 6-11. 一些学者，比如 P. Maier 在 "Sejanus，Pilate，and the Date of the Crucifixion"，Church History; 37（1968）: 1-11，曾指出彼拉多行为模式的改变可能归因于他靠山 Sejanus 公元 31 年的死。B. C. McGing，在 "Pontius Pilate and the Sources"，CBQ; 53（1991）: 416-38，中则称这些材料之间并不矛盾。

 53. C. J. Humphreys and G. Waddington，"The Jewish Calendar，a LunarEclipse，and the Date of Christ's Crucifixion"，TynBul; 43（1992）: 331-51.

 54. M. Sordi 在 The Christians and the Roman Empire;（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6），16，中怀疑彼拉多肯定给台比留送过关于基督教的兴起，而不是关于耶稣的死讯，的报告。

 55. F. Scheidweiler，"The Gospel of Nicodemus，Acts of Pilate and Christ's Descent into Hell"，in New testament Apocrypha;，ed.E. Hennecke and W. Schneemelcher，1:444-45.

 56. Vita Claudius; 25.4. 参见 L. H. Feldman，Jew &amp; Gentile in theAncient World;（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304;Stern，Greek and latin Authors;，2:116.

 57. 对斯维都尼亚的记载依字面上的解释是一个新观点的基础。这个观点认为耶稣在罗马复现；参见 R. Graves and J. Podro，Jesus in Rome: A Historical Conjecture;（London: Cassell，1957）.

 58. Stern，Greek and Latin Authors;，2:116; A. Momigliano，Claudius: The Emperor and His Acheievement;（Cambridge: Heffer，1961），33; E. M. Smallwood，The Jews Under Roman Rule from Pompey to Diocletian;（Leiden: Brill，1981），211; M. harris，"References to Jesus in Early Classical Authors"，in GospelPerspectives V;，354-55; B. Levick，Claudiu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121.

 59. F. J. Foakes Jackson and K. Lake，The Beginnings of Christianity: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1932; reprint，Grand Rapids: Baker，1966），121.

 60. F. F. Bruce，"Christianity under Claudius"，BJRL; 44（1961）: 316-17; C. J. Hemer，The Book of Acts in the Setting of Hellenistic history;（Tübingen: Mohr，1989），167-68.

 61. W. H. C. Frend，Martyrdom and Persecution in the Early Church;（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67），122; B. W. Winter,"The Imperial Cult"，and A. D. Clarke，"Rome and Italy"，The Book of Acts in Its Graeco-Roman Setting;，ed. D. W. J. Gill and C. Gempf（Grand Rapids: Eerdmans，1994），99 and 469-71.

 62. S. Benko，"The Edict of Claudius of A.D. 49 and the Instigator Chrestus"，TZ; 25（1969）: 406-18; idem，"pagan Criticism of Christianity During the First Two Centuries A.D."，ANRW; 2，no. 23.2（1980）: 1058-62. 另见 D. Slingerland，"Chrestus:Christus?" in New Perspectives on Ancient Judaism;，vol. 4，ed.J. Neusner et al.（Lanham，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9），ch. 10.

 63. M. T. Griffin，Nero，the End of a Dynasty;（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126-33.

 64. Tacitus，Annals; 15.44.

 65. 参见 R. L. Wilken，The Christian as the Romans Saw The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chs. 1-2.; F. G. Downing,"Pliny's Prosecution of Christians: Revelation and 1 Peter",JSNT; 34（1988）: 105-23.

 66. 短语 [quasi deo] 被 Harris 在 "References to Jesus"，347，中解释为强调耶稣和其它知道的神的区别。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在于不象其它被崇拜的神，基督是一个曾经在地上生活过的人。

 67. Pliny the Younger，Letters;，10.96.

 68. 参见拙作 "Agrapha" in ISBE;，ed. G. W. Bromiley（Grand Rapids:Eerdmans，1979），1:69-71.

 69. 一本重要的关于各种 agrapha 的集子，包括原文的引用和翻译，并按各类，诸如寓言，先知和启示，智慧箴言，等等分类排列，是W. Stroker，编辑的 Extracanonical Sayings of Jesus;（Atlanta: Scholars，1989）.

 70. 参见拙作 "Logia" in ISBE;，ed. G. W. Bromiley（Grand Rapids:Eerdmans，1986），3:152-54.

 71. J. A. Fitzmyer，"The Oxyrhynchus Logoi of Jesus and the Coptic Gospel According to Thomas"，TS; 20（1959）:505-60; 此文重印于他的Essays on the Semitic Background of the New Testament;（Missoula，Mont.: Scholars，1974），ch. 15.

 72. 这个秘密储藏所是 1945 年在上埃及（Upper <B style="COLOR: black; BACKGROUND-COLOR: #ffff66">Egypt</B>）的 Nag Hammadi 发现的。参见 J. M. Robinson，"The Discovery of the Nag Hammadi Codices"，BA; 42（1979）: 206-24. 所有这些内容，包括《托马斯福音》，在 J. M. Robinson 编辑的 The Nag Hammadi Library;，3d ed.（San Francisco: HarperSan Francisco，1990）中都翻译成了英语。参见拙作"The Nag Hammadi Library"，Journal of Library History; 22（1987）: 425-41.

 73. 参见 E. Yamauchi，Pre-Christian Gnosticism;，2d ed.（Grand Rapids: Baker，1983），89-91，211-13. M. J. Desjardins 在 "Where Was the Gospel of Thomas Written?" Toronto Journal of Theology; 8（1992）: 121-33，中提出它写于安提阿城（Antioch）。

 74. K. Snodgrass，"The Gospel of Thomas: A Secondary Gospel"，The Second Century; 7（1989-90）: 38. 这对记载于其它 Nag Hammadi 论文中的言论也成立 －－ 这是 C. Tuckett 在 Nag Hammadi and the Gospel Tradition;（Edinburgh: Clark，1986）中的结论。

 75. 特别参看 J. M. Robinson and H. Koester，Trajectories Through Early Christianity;（Philadelphia: Fortress，1971）.

 76. 对 H. Koester 观点的反驳，参看 C. M. Tuckett，"Q and Thomas，Evidence of a Primitive 'Wisdom Gospel'?" Ephemerides Theologicae Lovanienses; 67（1991）: 346-60.

 77. R. W. Funk，R. W. Hoover，and the Jesus Seminar，The Five Gospel: What Did Jesus Really Say;（New York: Macmillan，1993）,496.

 78. 同上，523-24。括弧中的说明用于帮助翻译。

 79. J. Jeremias，Unknown Sayings of Jesus;，2d ed.（1957; reprint,London: SPCK，1964）.

 80. Jeremias 从帖前 4:15 中的片语主的话得出了这个结论。其它学者不这解释为 agraphon，而解释为通过先知给教会的启示。参见 Robert L. Thomas，"1 Thessalonians"，in F. Gaebelein，ed.，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vol. 11（Grand Rapids: Zondervan，1978），276-77.

 81. O. Hofius，"Unknown Saying of Jesus"，in The Gospel and the Gospels;，ed. P. Stuhlmacher（Grand Rapids: Eerdmans，1991），336-60. 方括号里的字是填补残缺文字使意思完整。

 82. 同上 359.

 83. 参见 B. M. Metzger，The Canon of the New Testament;（Oxford:Clarendon，1987），154-55; 参见 W. R. Farmer and D. M. Farkasfalvy,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Canon;（New York: Paulist，1983），47.

 84. 参见拙作 "Apocryphal Gospels" in ISBE;，1:181-88.

 85. 标准版本是 E. Hennecke 和 W. Schneemelcher 的两卷著作 New Testament Apocrypha;，trans. R. McL. Wilson（Philadelphia: Westminster，1965）.

 86. 参见拙作 "The Crucifixion and Docetic Christology"，CTQ; 46（1982）: 1-20. 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死的想法被穆罕默德（Muhammad）纳入了可兰经（Qur'an）（4:156-57）。

 87. 因而有了 John Dart 的书名 The Laughing Savior;（New York: Harper &amp; Row，1976）.

 88. H. Koester，"Apocryphal and Canonical Gospels"，HTR; 73（1980）:105-30. 这种观点也被他以前的学生，诸如 Ron Cameron 发展了， The Other Gospels: Non-Canonical Gospel Texts;（Philadelphia: Westminster，1982）.

 89. J. D. Crossan，The Historical Jesus: The Life of a Mediterranean Jewish Peasant;（San Francisco: HarperSanFrancisco，1991）.

 90. H. Koester，Ancient Christian Gospels;（Philadelphia: Trinity Press，1990），206-16.

 91. H. Koester，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II: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Early Christianity;（Philadelphia: Fortress，1981）,222.

 92. D. F. Wright，"Apocryphal Gospels: The 'Unknown Gospel'（Pap.Egerton 2）and the Gospel of Peter"，Gospel Perspective; V,207-32; 另参见他的 "Papyrus Egerton 2（the Unknown Gospel Gospel;）--Part of the Gospel of Peter;" The Second Century; 5（1985-85）: 129-50. See J. Jeremias，"An Unknown Gospel with Johannine Elements"，in New Testament Apocrypha;，1:95; Metzger，The Canon of the New Testament;，167-69.

 93. Bruce，Jesus &amp; Christian Origins;，88-93; Hennecke and Schneemelcher，New Testament Apocrypha;，1:179-87.

 94. 对 Koester 对于这部福音书的正面评价的一个反驳，参见 D. F. Wright 被引用于 n.90 的文章。John Dominic Crossan 在 The Cross That Spoke: The Origins of the Passion Narrative;（San Francisco: Harper &amp; Row，1988）中曾从《彼得福音》中提炼出了一个所谓的十字架福音。对这个偏激提法的批评，参见 R. E. Brown 在他 The Death of the Messiah;（New York: Doubleday，1994），2:1317-49 中的附录1，"The Gospel of Peter--A Noncanonical Passion Narrative"。另可参看 A. Kirk 的批驳 "Examining Properties: Another Look at the Gospel of Peter;'s Relationship to the New Testament Gospels"，NTS; 40（1994）: 572-95. 95. Bruce，Jesus and Christian Origins;，99-105; Metzger，TheCanon of the New Testament;，169-70; P. Vielhauer，"Jewish-Christian Gospels"，in New Testament Apocrypha;，1:117-65.

 96. M. Smith，Clement of Alexandria and a Secret of Mark;（Cambridge: 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73）; 另参见他的 "Clement of Alexandria and Secret Mark: The Score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Decade"，HTR; 75（1982）: 449-6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怀疑论者之一是哈佛大学的 A. D. Nock，而 Smith 这本书就是献给他的。关于这个教父的著名权威 E. Osborn 在他的 "Clement of Alexandria: A Review of Research，1957-1982"，The Second Century; 3（1983）: 222-23，中认为这封信是一个虔诚的伪造。

 97. 参见拙作 Gnostic Ethics and Mandaean Origins;（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对诺斯底主义者的放荡和禁欲的评论。

 98. F. F. Bruce，The "Secret" Gospel of Mark;（London: Athlone，1974），12.

 99. Koester，Ancient Christian Gospels;，273-303. Cf. also John D.Crossan，Four Other Gospels;（Minneapolis: Winston，1985）; H.-M. Schenke，"The Mystery of the Gospel of Mark"，The Second Century; 4（1984）: 65-82.

100. 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清楚陈述，参见 C. B. Smith II，"Mark the Evangelist and His Relationship to Alexandrian Christianity in Biblical，Historical，and Traditional Literature"（master's thesis，Miami University，1992）. 对这些论调的一个技术性综述，参见 F. Neirynck，"The Apocryphal Gospels and the Gospel of Mark"，;The New Testament in Early Christianity，ed. J. -M. Sevrin（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1989），123-75.

101. M. Smith，The Secret Gospel;（New York: Harper &amp; Row，1973）.

102. M. Smith，Jesus the Magician;（San Francisco: Harper &amp; Row，1978）.

103. Smith，The Secret Gospel;，114. See my review，"A Secret Gospel of Jesus as 'Magus'" Christian Scholar's Review; 4（1975）: 238-51.

104. 对这些论点的综述，参见拙作 "Magic or Miracle Demons，Diseases and Exorcisms"，in Gospel Perspectives VI: The Miracles of Jesus;，ed. D. Wenham and C. Blomberg，（Sheffield: JSOT，1986），89-183.

105. 我们对耶稣有比对别的宗教创立者更好的历史文献。尽管左罗阿斯托（Zoroaster，约 1000 B.C.）的《Gathas》被相信为是原著，大部分拜火教（古波斯宗教，信仰善良与光明和罪恶与黑暗互相对立－－译注）的经卷是公元三世纪后才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来。最流行的印度拜火教对左罗阿斯托的传记写于A. D. 1278年。佛陀（公元前六世纪）的经卷直到基督时代才写成书面形式，而左罗阿斯托最早的传记写于公元一世纪。尽管我们在可兰经里有确定的穆罕默德（A.D. 570-632）语录，这个先知的第一部传记直到767年才出现，这已经是他死后一个多世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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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对照

ABRL Anchor Bible Reference Library

AJT American Journal of Theology

ANRW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omischen Welt

BAR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BETL Bibliotheca ephemeridum theologicarum lovaniensium

BA Biblical Archaeologist

BJRL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BBR Bulletin of Biblical Research

BR Bible Review

CBQ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

CTQ Concordia Theological Quarterly

CT Christianity Today

EvQ Evangelical Quarterly

HTKNT Herders Theologischer Kommentar zum neuen Testament

HTR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ISB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JBL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JETS 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JHS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

JJS 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

JAO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JRH Journal of Roman History

JRS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JSNT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New Testament

JSNTMS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New Testament Monograph Series

JSOT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LCL Loeb Classical Library

NICNT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NovT Novum Testamentum

NTS New Testament Studies

NTTS New Testament Tools and Studies

SBT Studies in Biblical Theology

SJT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TrinJ Trinity Journal

TS Theological Studies

TynBul Tyndale Bulletin

TZ Theologische Zeitschrift

WTJ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谢选骏指出：人问“《新约》外的耶稣：证据是什么？”——我看提这问题的人似乎不懂，“人子”是神对人谈话的时候所用的称呼，不是人对人的称呼。所以，一切从“《新约》外”寻找耶稣的努力，注定是徒劳无益的。神学是无法用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的。

【90、量子力学与耶稣复活】

《在宇宙中重生：量子置乱可能使人死而复活》（说说那些图事2021-01-20）报道：

你相信生物的死亡是为了重获新生吗？是的，微生物和某些昆虫可以被冷冻，之后再恢复。撇开低温技术不谈，人类确实能够在短时间内存活，但实际上却表现为“死亡”状态。以上这些都是“恢复生机”（revival）的例子。某些生命体的生命机能减缓或停止到近乎到零后，又重新焕活。

然而，复活（resurrection）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一个生命体的复活，既非复生（reanimated）也非再生（revived）。而是指已确定性死亡，腐烂或分解，然后重新组合并重获新生。

希腊语中用“anastasis”一词代表“复活”这一概念，而《圣经·新约》作者在提到耶稣复活时也非常谨慎地使用了这个词语（resurrection）。诚然，在约翰福音（11:25-26）中，耶稣在复活拉撒路前曾说，他是“anastasis”，就是复活。

《新约》作者对复活（以及拉撒路复活）的描述非常谨慎，以确保读者们明白，这个人确实“像顶死的门钉一样确凿不移地死了”（正如狄更斯在《圣诞颂歌》中对马利的描写）。从拉撒路死尸的气味，到耶稣肋旁被刺的伤口，再到小心翼翼地取下他的裹尸布，尽管它们只是浸透香油的布条，这一系列清晰的描述都表明，他们不可能重新活过来。

从神学角度而言，“anastasis”对基督徒非常重要，因为“复活”是神基督所作应许的一部分，每个人都能获得新的身体，这不只是以某种精神形式而存续，也不只是为了重获新生，而是在新的创造中重建。这也是当时被称为法利赛人的犹太人们一个共同的信念；法利赛人经常出现在《圣经》中，他们常与基督争论。

复活是唯一真正的不朽，因为虽然恢复生机（revival）可以延长寿命，但却不可能阻止身体在某天遭到毁灭。所有医学上的突破也都是为了延年益寿或救死扶伤，但从来没有一种药物能够真正复活任何活物。当然，克隆技术（从零开始一个分子接一个地重建），也望尘莫及。

复活可能是将个体思想“下载”并“备份”到计算机中。在思想完好无损的情况下，身体可以从DNA中再生，也可以直接提供人造的新身体。这种方法假设了下载或备份思想切实可行，而且这实际上是个体生命的延续，并非仅仅是一种复制，或是某种生命的毁灭和另一生命的开始。

另一种方法也许更为有趣，那就是未来可能通过量子置乱实现隐形传态。最近，通过量子置乱传输信息的实验表明，量子比特可以被完全置乱，然后在之后的某个时间重建，从而有效地传送原始比特。这便是量子隐形传态的一种形式，一个粒子到另一个粒子状态的传输伴随着对原始状态的破坏；而如果重建发生在破坏之后的某个时间，就像置乱一样，那这便也是一种复活的形式。

但这一观点也带来了哲学悖论。如果有人从各个方面都复制了我，那么这个复制品就不是我了，因为我会继续生活做我自己。另一方面，如果我被毁灭以后，一个与我完全相同的复制品诞生了，我会是这个新的人吗？

然而，假设我只是死了，那我本身包括思想都会发生混乱而融入环境？我所有的思想、记忆，自我意识，都会潜在地，随着构成我个体的量子比特，扩散到宇宙中，与构成地球和周边一切的原子发生置乱。

本质上这些原子可以存储我的信息，就像计算机一样，但却没有任何技术可言，因为这只是宇宙运行的方式。根据 量子力学，信息永远不会丢失，其中包括构成一个人的信息。

量子置乱表明，虽然信息似乎消失了，但其实它仍然存在，只是扩散开来而已。这类似于当你说话时，你所说的信息通过空气分子的混乱传递；耳朵或麦克风可以捕捉声音，提取出信息，然后大脑或计算机可以根据声音重建信息。

因此，一个曾经连贯的思想（理论上也包括身体）可以在未来某个时间通过置乱重新出现，就像它已经被传送了一样。而它所需要的只是重建它的正确条件，对此，考虑到宇宙首先应该包含创建你的正确条件，似乎总有一天，会有能够重建你的合适条件。

但这种重建不是随机的，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从死到生的隐形传态，依靠量子置乱这一新兴现象而实现。也就是说，在你出生之前和你死后，你本人和你的信息都会永远存在于宇宙中。你就像一个回声，在寻找合适的倾听者来理解你。

那么对于这一构想，人们有何反对意见呢？

首先是前面提到的悖论。如果你死了，你的信息被编码到宇宙中，有一天通过量子置乱传送到某个新的地方，那他是真的你，还是某个与你一模一样但却不是你的复制品？

实际上这取决于人类思想的构成。如果这是罗杰·彭罗斯 （Roger Penrose）所说的大脑的某种形式的量子纠缠，那么这就意味着构建一个你的精确副本需要量子隐形传送大脑的纠缠状态。

然而，“不可克隆定理”证明了这点是不可能的。我们无法确定是否能创建一个精确的副本。这一定理在1982年被数学证明，量子力学不允许复制量子态，其中就包括人。它们可以被传送，但却永远不可能被复制。

另一反对意见质疑是否真的会发生置乱。在宇宙历史上，这从未发生过。虽然有人声称自己是转世而来，但并没什么有力证据。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破译。你是由大量的信息所组成，要解读所有这些信息，就需要量子物质的正确配置来接收到你的信息。

那在这之前宇宙可能会遭受某种热寂吗？

宇宙将如何终结还不得而知。可能是新的宇宙从 黑洞 或其它现象中产生，也有可能是宇宙实际上会自行坍塌。我们对宇宙的研究还不够，无法确切地说会发生什么。我们所知的是，尚未有证据表明量子信息在无限长的时间内是不守恒的，在这段时间内，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此外，由于复活是量子的隐形传态，而非随机机会，因此也没有理由相信这需要大量的时间，而是只需正确的条件。

这是整个人还是仅仅部分性的重建？

这比其它问题更严重。因为，虽然你的意识心智可能会被重建，但你所有的记忆和知识可能无法与你一起进行置乱和隐形传态。这就意味着你出生的时候不知道从何而来，对过去也一无所知。这种形式的轮回将是生命的延续，但你已成为另一个人。你会过一种全新且不同的生活。

就比如老年痴呆症，人们会失去记忆，甚至会忘记他们所爱的人和他们自己。也许这些信息，虽然没有因为量子力学而遗失于宇宙，但可能也无法如我们期望的那样，再次凝聚到复活的人身上。

虽然复活似乎有可能发生，但尚不清楚它将采取何种形式。构成我们身份、关系、记忆和自我意识的这些部分实际上不是我们，而是像任何附属物一样与我们相分割。我们认为它们即是我们，但其实它们可以被割断。

这又取决于隐形传态的接收器是什么。一种能够解读一个完整的人，包括他们的记忆的隐形传态形式，可能由某些高级生物创造。但我们可能不希望如此，，我们真的希望复活出现在的自己吗？

置乱理论似乎为复活提供了一种切实的方法，它涉及到量子信息的分解、散射和重建，这些量子信息可以假设性地构成一个人。虽然技术可能还无法实现，但也许宇宙自身可以。

谢选骏指出：从常识的角度看，复活是不可能的；但是从量子力学的角度看，复活是可能的；而从奇迹的角度看，复活是必然的。

《量子力学有没有可能证明神的存在？》（憨笑先生）报道：

答案是不可能。

1、

这个世界上，有人相信上帝，有人不相信。

相信的人企图说服不相信的人，或者疑惑重重的人希望相信却总觉疑惑，于是就企图证明神的存在给不相信的人或自己看。

2、

新约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复活之后，向门徒们显现。

他的门徒之一多马却不信，他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

耶稣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

之后耶稣对多马说了一句意味意长的话：“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我想耶稣这句话不单单是对多马说的，也是对所有看到这句话的人说的。

3、

两千年来，我们这些多马的后人，还在孜孜以求如何把手探入神的钉痕。

却忘记了耶稣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4、

对于基督信徒而言，诚然如圣经所记载的，是上帝创造了人类，那么被造物怎么能证明造物呢？

这样的想法，跟一张桌子想证明木匠的存在，一个木偶要证明雕刻师的存在，不是一样的荒谬吗？

5、

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上帝。

在圣经里，上帝的名字“耶和华”，其实不是一个真的名字，“耶和华”直译成中文的意思是“我是……”。

当上帝说“我是耶和华”时，祂是在说“我是我是”。

这就是说，祂是万有，本来就超乎所有，涵盖一切，即使穷尽人类的想象，也无法论尽祂的丰富。

人类通过理性、科学来证明神的存在，就如同造了一个盒子把空气关起来，用一只水桶来量海水，怎么可能？

6、

而对于科学信徒而言，当你认定上帝不存在时，实际上已经违背了最基本的理性原则。

最基本的理性原则是，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类所研究的科学自然也是有限的。

既然是有限，就只好承认与无限的距离有无限远。

套用前面的比喻，人类通过理性、科学来证明神的不存在，就如同在一个盒子里说盒子之外不存在空气，在一个水桶里的金鱼说哪里有什么大海，一样幼稚可笑。

7、

如果你是理性的人类，那么你就不得不承认信仰与科学有着明确的分野。

理性最基本的功用，是承认理性的有限性。

倘若连这一点都不能承认，那就是非理性的疯子了，就不必自称相信科学了。

同样，如果基督徒企图用科学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也就难怪被蔑称为“神棍”了。

8、

不管你信有上帝还是不信有上帝，你都不得不承认，我们自己是无知的。

不管你拥有多么了不得的智慧，这个智慧放在无限面前都几近于无。

9、

耶稣在2000多年前的第一次向人类开口讲道时，第一句话说的就是：“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

这里的贫穷指的不是物质上的贫穷，而是头脑的贫穷。即无知。

如果把你的脑袋比喻成一个杯子，只有在你明白它的空洞时，你才可能有装进去智慧的前提。

而如果里面装满了偏见，智慧也就与你无份了。（编辑于 2017-11-28）

谢选骏指出：量子力学即使无法证明耶稣复活，却能拆穿了人类的无知。宇宙之大，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碳基生物知道了这一点，就算有福了。

【附录之一、国教与宗教】

《国教》（百度百科）报道：

由国家确立高于其它宗教的宗教——

国教（State Religion）：全称国家宗教。指的是由国家确立的在本国具有高于其它宗教地位的宗教。国教往往负担着通过宗教宣扬国家思想的任务。国家宗教是实行国教制度的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得到国家的支持和保护，并为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生活的秩序服务。

在古代和中世纪，许多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国家都有强制性的官方宗教。在现代仍然有实行国教制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国教的地位一般不能由某个党派予以变更或否定，其教义、教规和礼拜仪式也不得随意更改。宗教在实行国教制的国家与实行政教合一或没有国教的国家均有所不同。

在政教合一国家中，宗教的地位至高无上，国家元首和宗教领袖同为一人。例如今日之梵蒂冈（罗马教廷）和沙特阿拉伯、伊朗等。在没有国教的国家中，往往存在多种宗教，法律规定各种宗教的地位是平等的，宗教信仰自由。例如今日之中国、美国等。而在实行国教制的国家，国家政权具有独立性，不受国教的支配或约束，但是又需要依靠国教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和权威。同时，国教不具有凌驾于国家政权之上的权力，但是又通过满足国家政权的需要来获得优于国内其他宗教的生存、发展条件和特殊的地位。例如今日佛教之在泰国、锡金，圣公会之在英国，天主教之在意大利、西班牙，犹太教之在以色列，等等。

基本概念

国教是国家的政治价值所在。在通常情况下，有国家就有国家宗教。所谓国家宗教，是以特定的政治理念或政治信仰为核心，以特定的政治典礼为表现形式，以全体国民为教团成员，以国家行政组织为宗教组织，以国家道德为宗教道德，以特定的历史文献为经典的文化形态。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过程看，国家宗教非但无害，反而有益而且必要。没有政治信仰，政治伦理和政治秩序将失去终极价值的支持，因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国家宗教是实行国教制度的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得到国家的支持和保护，并为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生活的秩序服务。

国家信仰

对于追求理性的人类来说，任何存在于世间的事物都应该得到解释，都应该归属于终极存在。没有终极存在，具体事物也就失去了终极合理性或终极意义。国家是一种历史现象，既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又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演进。无论人们是为国家的存在而引吭高歌，还是对国家的存在深恶痛绝，都不会改变国家的性质，更不会改变国家的存在。从主流看，国家具有积极的政治功能。这一功能在于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化解冲突，维护秩序，为社会整体服务。国家这一功能的削弱和丧失，也就意味着特定国家的沦落甚至覆亡。国家的存在本身就表明社会中存在冲突，要把冲突控制在一定程度内，就需要社会各阶层的整合。整合方式有二：一是物质关系的整合，一是精神关系的整合。就精神整合而言，它是政治价值的社会认同过程。 

政治信息

政治价值认同是一种思想运动，最终结果是形成政治信念。当一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成员认为某种社会行为是对的，某种社会行为是错的，表明该社会已然有了特定的政治道德观，而政治道德又依赖于终极政治价值观的支持。政治价值观反映了对特定政治状况和政治结构的认同。人们形成一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观通常不是独立思考之后的结果，更多地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影响，对于社会下层民众来说尤其如此。在一个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政治价值观不完全相同，但在基本的社会道德准则方面却大体一致。如同人不能不吃饭、不能不睡眠一样，缺乏特定的政治价值观，一个人就难以容身于特定的政治和社会。政治价值观是一种“思想锁定”，它要求并限制人们依照一定的规则去做，却不要求人们进一步思考，为什么这样做。政治价值观是政治信念或政治信仰，而信仰是无条件的认同。

内涵定义

从某种角度看，信仰是一种宗教精神，而不是理性精神。理性面前无“定论”，而信仰的本质属性是“预设定论”。思想的僵化既是社会稳定的功臣，也是社会迟滞不前的罪魁祸首。任何一种政治价值观都是人为设定的，是一种政治选择。当它被社会中大多数成员认同并固化之后，便被视为“理性”。这种“理性”却不容讨论，在理论上是“盲点”，被确定为“纲常”和“基本原则”。这显然是逻辑上的悖论。历史的经验表明，在前一个历史时代中被奉为“理性”的信念，在后一个历史时代又往往被视为“非理”和愚昧，被拒斥和否定。人类政治精神的演进就是这种不断的自我否定过程，从粗陋走向精致。人类对政治文明的敏锐洞察力就在这一精致过程中钝化了。事实表明，生活在特定政治环境下的绝大多数人的思想都有局限性。这是一种“井蛙效应”。当蛙从原来所处的井中超越出来的时候，它才会蓦然发现，原来的井实际上是它认识世界的牢笼。宗教精神正是思想的牢笼。当我们作出这种认识判断的时候，并不表明我们对国家信仰持消极态度，更无意否定国家信仰的积极功能和意义。我们所要表明的是，国家信仰或政治信念是一柄双刃剑，而政治引导者的责任就在于认识政治信仰的双重功能，将政治引向日益昌明的通衢大道。

政治地位

国家宗教是实行国教制度的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得到国家的支持和保护，并为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生活的秩序服务。在古代和中世纪，许多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国家都有强制性的官方宗教。在现代仍然有实行国教制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国教的地位一般不能由某个党派予以变更或否定，其教义、教规和礼拜仪式也不得随意更改。宗教在实行国教制的国家与实行政教合一或没有国教的国家均有所不同。

政府依存

在政教合一国家中，宗教的地位至高无上，国家元首和宗教领袖同为一人，国教可以对国家的政治和政策有很大影响力，有的国家内的人民更强制成为国教之信徒。但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后以至近代，国家多实行政教分离政策，国教不能再支配国家的政策和人民的生活。在宗教自由的思潮和世界人权宣言的推动下，人们大多可根据自己的判决选择宗教。而在实行国教制的国家，国家政权具有独立性，不受国教的支配或约束，但是又需要依靠国教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和权威。同时，国教不具有凌驾于国家政权之上的权力，但是又通过满足国家政权的需要来获得优于国内其他宗教的生存、发展条件和特殊的地位。在没有国教的国家中，往往存在多种宗教，法律规定各种宗教的地位是平等的，宗教信仰自由。

权力运作

国家信仰的形成既是一个自然的社会化过程，也是一个权力运作的政治化过程。中国古代国家形态几经变迁，在每一次国家形态的转型期都发生过新旧政治信念的冲突，旧的国家信仰体系和政治信念被淘汰是必然结局。这并不是说政治工具——政府及其权力不发挥作用，而是说随着政府性质的转变，旧的国家信仰失去了其存在的根基。任何政府都在利用一切手段尽可能宣扬自己的政治价值观。毫无疑问，政府是贯彻特定的国家观念的工具。然而政府本身需要权威，一个没有权威的政府形同虚设。

权威的获得通常依赖两种手段：一种手段是运用暴力，强制社会成员遵守既定的社会秩序；另一种手段是使政府本身偶像化、神圣化。实践表明，单独运用其中的一种手段特别是仅仅运用暴力手段并不成功，它往往导致作为政治工具的政府本身的毁灭。在历史上大多数情况下，是二者并用。如此一来，作为传布国家政治信念工具的政府或统治者首先被信念化、神圣化，成了政治信仰体系的中枢。于是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中有关部族领袖的神话和帝王神话是那样斑斓多姿，累累不穷。

典礼仪式

历史传承

政治信念和政治神话是抽象的，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它需要以一定的直观的形式表现出来，变成形象化的可视的语言。只有这样，信仰才能固化在人们心中，并进一步贯彻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具体实践中。我们看到，宗教的演进过程就是信仰的不断抽象化过程，也就是对偶象崇拜和礼仪形式逐渐扬弃的过程。

然而在中国古代，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宗教，无论是国家宗教还是民间宗教，能完全摆脱偶像崇拜或典礼仪式。宗教仪式本身是一个历史范畴，宗教信仰的“外化”程度与人们抽象思维的能力成反比。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朝实行的是周祭制度；而在中古时代，无论是封禅还是郊祀，政治祭祀在频率上和规模上都大为逊色。即使在现代政治中，国教典礼仪式依然存在。 

祭奠礼仪

罗伯特·贝拉（Robert Ballah）在《美国的公民宗教》中提出，在美国社会中有一种存在于教会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之中，同时又超然于各个教会之上的为政治服务的宗教，他把这种宗教称之为“公民宗教”。沃纳尔（W. Lloyd Warner）对美国的国殇节神圣典礼作了专门研究，认为“国殇节是对死者的崇拜，但又不仅仅是对死者的崇拜，因为经过或认同于基督教会对上帝的礼拜而象征性地对为国捐躯者的祭奠，这些为国捐躯者的死亡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象征，它组织、引导并不断地呼唤出社区和整个国家的集体理想”。因而，国觞节礼仪是典型的公民宗教仪式。

杰克·顾迪（Jack Goody）对典礼仪式素有研究，他把典礼仪式分为三类：巫术的，宗教的，世俗的。他认为“宗教典礼……是唯一的关涉神秘信仰或上帝，即超自然存在的”。韦斯勒（H. J. Wechsler）补充道：“典礼是一种象征性的陈述形式。”说得更明确些，宗教典礼是宗教信念和宗教精神的外化，是宗教精神的模式化和行为化。其重要意义在于，它使宗教精神得以强化和宣泄，使信仰变成了看得见的行为，并使宗教角色不断得以表达和确认。

政治典礼

人们往往有一种误解，认为政治礼仪或国教典礼无足轻重，甚至荒唐无稽。从国家宗教研究的立场看，实际情形刚好相反，政治典礼对国教信仰的维护至关紧要，有形的信仰与无形的信仰互为表里，不可或阙。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政治信仰表达方式，在抛弃旧的信仰表达方式之后，有必要建立新的信仰表达方式。国教典礼仪式的真空或缺失同国家信仰的缺失一样，后果是严重的和灾难性的，它会造成政治价值的流失，并有可能导致特定政治秩序的衰亡。从表面上看，这样的主张与所谓“政教分离”的时代精神相悖，但历史已然表明，“政教分离”的根本要求在于，在一个民间宗教多元化的国度中，政府应该与某一种民间宗教或某一个宗教教派分离，而不是政治与政治信仰分离，也不是政治与为国家信仰服务的典礼仪式分离。这一点对我们认识国家宗教十分重要。

伦理秩序

道德追求

政治信仰的意义是为政治伦理或政治道德确立一个理论支点，为政治道德找到最终的依据。因而从实际上说，国家宗教追求的目标不是终极价值本身，而是植根于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道德观念体系和政治秩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国度中，政治道德千差万别，并且往往相互冲突，但它们有一个根本相同的特点，即与现实的政治秩序紧密结合在一起。国家道德或政治道德是一定政治状况的反映，它表明了一种需要，一种维持秩序的需要。如果说法律反映了这一需要的行为强制，那么，国家道德反映了这一需要的精神专制。法律限制人们的行为，而道德束缚人们的心灵，心灵束缚比法律限制更彻底、更深刻。政治道德反映了政治关系，并为政治关系服务。

教派差异

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政治道德或政治伦理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在中国上古时代，它反映为维系部族之间关系的“天命”和维系部族内部等级关系的“礼”。秦汉以后，血缘国家解体，地缘国家形成，政治伦理也就演变成以三纲、六纪、五常为内容的新体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现代人看来这样的说教不仅可恶，而且可笑。然而，董仲舒把三纲说成是上天的意志，朱熹更把这说成是天理。在尊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训条下，现实政治秩序变得神圣不可触犯，违背国家道德就是邪恶，甚至是大逆不道。

这种联系与区别在儒教道德观与佛教、道教道德观的比较中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来。作为中国中世纪的国家宗教，儒教强调的是政治纲常原则，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有道伐无道”等等，总之一句话，正像韦伯（Max Weber）反复强调的那样，儒教是“入世”的宗教。与儒教大相异趣，道教关注祛病健身和修炼成仙，佛教追求精神不死和涅盘境界。然而在基本的道德诫条方面，儒教与佛、道二教却有很大的相似性，儒教固有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准则被注入到道教和佛教道德准则中去，不杀生、不淫欲成了道教和佛教对儒教道德的进一步运用。 

国教道德是民间宗教道德向政治领域的延伸。用这一观点透视近代美国社会，可以从中发现许多相似性。哈切森（R. G. Hutcheson）指出，在美国历史上的宗教与公共道德关系上，“一方面人们所关心的是在这个具有多种宗教的社会中如何为所有的人提供充分的良知自由和同等的保护，但另一方面人们又关心如何形成一种民族的文化。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社会道德的支柱所在是宗教。正是这种关心导致这么多的人坚持要确立某种官方宗教”。他认为，这种官方宗教可能是“一种多信仰的国教”，因为在这里“显然没有一种单独的宗教能获得大多数的支持，而这种支持正是国教的必要条件”。与中国传统的儒教类似，美国的官方宗教也是隐性的，但却是存在的。它所具有的“公共道德”的基础，正是以基督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为主干的民间宗教道德体系。

信仰体系

古典形态

中国古代国家宗教作为一种隐性的宗教，它在以往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和研究，乃在于它没有像民间宗教一样的教团组织和教会机构，以至于人们忽略了在民间宗教之外还存在所谓的“国家宗教”。正是由于这一历史原因，对国家宗教概念的运用可能会导致可怕的误解。在历史上民间宗教一元化的国家中，民间宗教通常与国家宗教合而为一，在信仰体系、宗教道德、宗教典礼、宗教组织、宗教领袖、宗教教义诸方面二者是混合的。缘于此故，人们用“国家宗教”来表述这种一体化的宗教。但是，从国家宗教研究的立场看，纯粹的“政教合一”是一种逻辑上的古典形态，它与我们所说的国家宗教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这就犹如起初是一条大河，但在后来的流程中分成两条支流一样，我们既可以说支流之一与未分流前的大河有相同性，又应该注意到支流之一并不完全等同于未分流前的大河。 

政治属性

国家宗教是对具有政治属性、为政治秩序服务的宗教的规定和命名，是一种对属性的逻辑判断。当国家宗教与民间宗教走向二途以后，民间宗教从古典的一体化宗教中蜕变出来，建立起了自己的教团组织机构。但国家宗教的组织机构在哪里？其实，国教组织正是国家的行政组织，国教机构正是国家行政机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国家组织作为国教组织、国家行政机构作为国教机构的真相，恰恰是由中国古代最不具有国教信仰特征的秦王朝赤裸裸地揭示出来的。秦朝丞相李斯声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如果把这话移植到汉代，当然是“以儒为教，以吏为师”。执掌国教布道职能的不是民间僧侣，而是政府的经学博士和士大夫，他们布道的对象正是治下的民众。因而实际上，国家行政组织充当着国教组织，各级官员兼任着国教牧师或政治牧师的角色。

普世价值

如果说在国家宗教与民间宗教一体化时期二者是平分秋色的话，国家宗教与民间宗教分离后，惟有国家宗教组织具有普世性，是全体国民的组织，而无论它的国民分属哪一种民间宗教。在民间宗教组织最初兴起的过程中，它们也试图建立一种普世性的组织，如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但“国不堪贰”，国中之国或权外之权显然不能被官方接受。其结果众所周知，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后来均遭覆灭的厄运。在汉代以后的中国，严格意义上的民间宗教组织规模很小，政府通常规定某一个州、县大致固定的职业僧侣名额，以度牒作为合法僧侣的身份证件。作为臣民，可以自由选择某一种民间宗教信仰，但通常不被允许与某一民间宗教结成过于紧密的组织联系。也就是说，他们只能是一般化的信徒，而不得随意成为职业僧侣。一旦这一原则受到破坏，便预示着破坏这一原则的民间宗教的灾难来临。“三武一宗法难”的根源之一，正在于民间宗教组织的扩张危害了国教组织的独占性原则。

组织结构

综述

国教组织一旦得到确认，国教作为教团组织所由构成的成员身份也就暴露出来。同民间宗教一样，国家宗教也有自己的教主、教皇、教士和教徒。教主是特定宗教真实或虚拟的创立者。国教的教主未必是国家宗教的真正创立者，但他必定是国教精神的主张者或国教精神依托的对象。实际上，国教的教主自己未必与特定的国家宗教直接有关，甚至他自己可能根本就未料到死后会成为后来国教精神的创立者和神启者、国教经典的制作者、政治道德的立法者。在传统中国，自汉代至清朝，国教的主要教主是孔子。在汉代的政治神话中，孔子生不寻常，端门受命，制作六经，为汉家制度等等。一句话，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领袖，是民族文化的象征。国教教主追求一个理想国，这个理想国同民间宗教的追求相比是“入世”的，但对政治现实来说却是“出世”的，它追求的境界乃在虚拟的、从未真正存在的历史幻境当中。由于国家状况和政治历史的不稳定性，国教教主也呈现出动态的场面。当民间宗教之一被人们企图抬上政治舞台的时候，也会产生国教教主的多元化。国教教主的多元化虽可带来国教精神和教义的丰富多彩，但不同国教教义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又会削弱教义的稳定性和权威性，给政治增加难以预料的变数。于是，教义的整合变得必要，变得更具宽容性，从而形成新的国教教义或面目虽旧而精神开新的国教教主。

教皇

教皇是宗教组织内的最高统治者，既是最高主祭人，也是教义的裁定者。国教的教皇就是国家的最高元首。帝王作为君主时代国教的教皇，其地位和身份通常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是所谓的“天子”。当代一些学者对帝王最终裁决政治理论问题感到困惑不解，总是试图把政治实践与政治理论这二者的决断权剥离。从理性上说，国家元首未必是理论家，理论应该经过学术争鸣后自然生成。但在政治实践中，政治理论的本质在于它是国教的教义，而对教义具有裁断权和实施权的只有教皇。从这一立场看，国家元首决断政治理论问题（无论是真正的还是形式上的）是一种必然要求。在中国，皇帝裁断教典教义是通例，从《石渠议奏》、《白虎议奏》到所谓“御纂”，史不绝书。与此同时，国教教皇作为政治大祭司，是国家重大典礼仪式的主角。在北京，环绕在皇宫周围的各种各样的神坛——天坛、地坛、日月坛、先农坛等等，都是为皇帝准备的大显身手的场所，其他任何人不得染指。皇帝即位祭祖祭天，是为了表明受命于天，是承天继祖，只有这样皇帝作为大祭司才有政治合理性。在中国，教皇角色的继承从来就不是根据能力，而是根据血统，在通常情况下有血统就有合理性。朝代的更迭使血统发生断裂，为了找到统治合理性，于是人们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帝王诞生神话和受命神话。学界已经普遍注意到帝王神圣这种文化现象，但其实质在于教皇神圣，教皇不但被看作是现实政治和国家的管理者，而且是带领着臣民走向理想国的精神领袖。不惟中国古代如此，已有学者指出，美国总统就是美国“公民宗教”的大祭司。哈切森认为：“总统在历史上一直起着宗教信仰统一的象征性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讲，总统创立和维系着公民宗教。除了那些立国的基本文献外，公民宗教在美国历史上形于言表的……几乎全部出自总统的公开言论。”扎多罗日纽克也注意到，“在美国，国民宗教（案：即公民宗教）不与《美国教会年鉴》列出的教义进行竞争，它更高居于这些教义之上，它使所有的信徒甚至非信徒确信，应崇拜最高存在——美国的庇佑者”。“艾森豪威尔一般被认为是最有名望的国民宗教的‘最高祭司’”。

教士

教士是教皇的属吏和传道者，又称为牧师。对于国教教皇来说，臣民通常不具备健全的人格，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牲畜，所以教皇要“牧民”、“畜民”。牧师正是作为教皇的助手出现的。在中世纪王朝，通常设置专职的政治牧师——经学博士，他们以读经、解经、传经为业，教授生徒，为国家培养后备官吏和政治牧师。他们是解经的专家，但并非解经的权威，因为最高的权威是教皇。他们的职业也不固定，随时可能由博士而为公卿大臣，因为公卿大臣身上同样承负着宣传国教道德的使命。在国家宗教中，除了数额有限的经学博士之外，各级官吏是兼职的国教牧师或政治牧师，他们承担着帮助教皇驯化国民的任务。“以吏为师”也好，“为民作主”也好，其义相同。这样一来，在官吏身上具有两种属性和要求：一方面，他们应该成为按国教教义处世的楷模，严格按教义教规办事；另一方面，他们应该具有一定的能力，以便治国治民。这就是传统上所说的德、才兼备。从一般情形看，德比才具有优先的地位和重要性，无能的庸官可以被容忍，而违背教义的能官决不会被宽宥。在汉代，具有普遍意义的选官制度是察举，察举的主要内容是孝、廉。汉代号称以孝治天下，孝成了儒教的根本道德。为了博取功名邀誉天下，汉代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孝子。有了杰出的孝行就可能当官，而能力成了次等的要求，这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身教重于言教”，官吏的政治牧师功能于此尽显。唐代科举制度实施以后，似乎找到了一条德才兼备两全其美的道路，但仔细考察科举考试的内容，仍旧以国教道德为核心，以经为范本。在生活中人们普遍注意到一种现象，一个普通的士人一旦戴上乌纱帽之后，人格面孔马上就变，变得官腔官调。福柯说，你以为自己在说话，其实是话在说你。这话用在政治牧师身上更合适。一个合格的政治牧师，至少应该是满嘴仁义道德的人，如能身体厉行诚然更善。于此我们不难理解，官场上屡见不鲜的言行不一、阳奉阴违，不过是教士人格与本性人格分裂的结果。

教徒

教徒（教民）是宗教的信众和布道的对象，是国教教义的接受者。如果说民间宗教信徒有信教与不信教自由的话，国教信徒的境遇便不那么自由了。从理论上说，一个国家内的全部臣民都应该是国教的信徒，执行国教教皇的命令，接受教士的训导，向教主顶礼膜拜。在民间宗教与国家宗教一体化的国家中，执行国家首脑的指令就是照精神领袖的旨意办事，国家道德就是宗教道德。在民间宗教多元化且势均力敌的国家中，民间宗教信徒的身份形形色色，比如有佛教徒、道教徒、伊斯兰教徒等等，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成为国教信徒，因为从理论上说国教徒身份能够包容民间宗教信徒的身份，二者并不矛盾。从信仰的内容看，民间宗教信仰的对象是生命的主宰，而国教信仰的对象是政治的主宰，二者可以为二，也可以为一，通常并不矛盾。国家宗教强调世俗道德，一个不信奉民间宗教的人，却不得不信奉国教道德。民间宗教的异教徒之间潜在着敌意，而国家宗教的异教徒之间同样潜在着不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古训是政教一体化情形下的国教心态；自恃肩负传布民主和自由使命，以拯救其他民族于水火而自居，则是国教教徒心态的现代翻版。

各国国教

全世界以宪法或其他法律规定基督教为国教的有英国、挪威、丹麦、芬兰等国家。

规定天主教为国教的有梵蒂冈。

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有伊拉克、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等等多数中东阿拉伯国家及亚洲的马来西亚。

规定佛教为国教的有泰国、柬埔寨等国家。

政教合一，强制人民信奉国教（伊斯兰教）的有伊朗。

另外，虽强调宗教自由，但美国与西方许多国家，仍在某些制度设计（如1954年美国国会加入的“one nation，under God”的总统誓词）上，独厚特定宗教，在某程度上也可视为一种隐性的国教表征。“封建中国的‘国教’无疑是儒教”，而所谓儒教“是由统治阶级或执政当局定为国家的全民性信仰的宗教，它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有学者提出“宗法性传统宗教”概念，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种大的宗教一直作为正宗信仰而被社会上下普遍接受，并绵延数千年而不绝，这种宗教“就是宗教性传统宗教”，“宗法性传统宗教过分地依赖于国家政权和各阶层的族权，自身在组织上没有任何独立性，也没有教徒与非教徒的界限”。进而，宗法性传统宗教又被指认为“正统国家宗教”：“宗法性传统宗教是中国夏、商、周三代创立、至明清绵延不绝的正统国家宗教。它有一套完整的宗教理论和礼仪体系。”认为“儒教没有在政权组织之外建立自己的组织，政权组织同时也就是儒教的宗教组织”，并把儒教的形成确定在汉武帝时期。明确地说：中国“历代王朝都以儒教为国教，孔子为教主。”

而有些人认为这种说法欠妥。说法是：上述对于中国历史上国教的说法没有历史根据。中国历史上存在明确将某种宗教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为国教的记载。如唐朝和宋朝就将道教确立为国教；元朝将喇嘛教确立为国教。

谢选骏指出：百科缺乏常识，因为它说“国教”是“由国家确立高于其它宗教的宗教”——它哪里懂得，“国教”就是“国家教化”，“宗教”就是“宗派教化”；国教与宗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当然，国教与宗教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但是，宗教转化为国教之后就不再是宗教了。而百度百科却胡说“由国家确立高于其它宗教的宗教”——这就好像是说，“人类是由畜生进化而来的有别于其它畜生的畜生”。

《宗教》（Religion 社会特殊意识形态）报道：

属于社会特殊意识形态。“宗教”二字连用在汉语言系统中古已有之。早在宋代，“宗教”一词已经成为固定词组，意指佛教内部不同宗派及其教法。儒教、道教后来也使用这个词汇，同样用来指称其内部不同宗派、教法。但在古汉语语境中，这一词汇仍主要用以区分佛教内部教派。19世纪中后期，时人引用日本译法，将英语中的religion一词译作“宗教”， 泛指人类社会中一切宗教现象，现代意义上的“宗教”一词自此正式进入汉语言体系，成为习语，沿用至今。

宗与教

华严五教章卷一有“分教开宗”之说，即将宗教二字分开解释，一般以宗为主观的、个人的主义信念；教则有客观教说之意。又一宗之教旨，亦称宗教。此外，或以宗为无言之教，以教为有言之宗；或以宗为宗门，教为教门。

即谓宗门指教外别传之禅门，以禅乃离言教，采以心传心之方式传宗；教门指依大小乘之经论等言教而立之教宗，如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等均属之，相对于禅家而言，称之为教家。又有以宗为法相宗所说之八宗、华严宗所说之十宗；以教指天台所言之四教或八教、华严所判立之五教等；另有以教指三藏十二分教之一切经教，故知宗教一词可说涵盖佛教全体之意。

“宗教”二字的连用，最早出现于一些汉译佛典中，学术界通常认为该词有“以宗为主，以教为辅，以教阐宗”；“有所本而以为教也”；“佛教以佛陀所说为教，佛弟子所说为宗，宗为教的分派，合称宗教”等含义，并在后期发展中成为儒释道三教传统的代称。而与“宗教”概念相对应的“religion”，也经历了概念的演变史。从词源上讲，欧洲理论界一般认为“religion”一词源于拉丁词“religo”，最初指古罗马人对未知事物的敬畏和对罗马城邦诸神的崇拜。“religion”概念确立于中世纪，指基督教（天主教）的道德德性，这也是现代“religion”概念的直接来源。在近代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时，“religion”的中文翻译有教、神教、神学等，传教士多用“钦崇”指代“religion”。现代的“religion”概念被日本人译为汉文的“宗教”一词。学界大多同意日文“宗教”一词是1869年日德签署条约时，为了翻译 “exercise of religion”一句而创制的。直到1874年，日本学界才广泛接受“宗教”一词，此后不久成为“religion”的标准日译，并于19世纪末传入中国。

自西方学术思想东传之后，一般皆以佛教所习用之“宗教”一词作为英、德、法等西语religion之译语。religion系由拉丁语religio而来，其语源有各种异说。或认为由ligare（结）之动词而来，含有神与人结合之意；或由legare（整理）之动词变化而来，表示严肃及仪礼之意。

religio一语，最原始之意义是指对超自然事物之畏怖、不安等感情而言，其后则有成为感情对象的超自然之事物，及成为感情外在表现的仪礼之意，由之更进而指团体性与组织性之信仰、教义、仪礼之体系。亦即人类对具有超人威力之神秘力量或现象赋予意义，视之为绝对理想之主体，并生起畏怖、神圣、信赖、归依、尊崇之念，进而实行祭祀、祈祷、礼拜等之仪礼，将戒律、信条等列为日常生活之规范，以期安心立命及向上发展完美之人格。

宗教之成立，其种类甚多，型态亦有种种不同，有现存者，亦有已衰微乃至不存者。其型态可大别为个人心理之宗教与集团社会之宗教。个人心理之宗教，指个人独自之宗教信念与体验，而不论其是否参与特定之宗教组织，或具有何种特定之信仰型态。若经由个人之虔诚信仰、深切体验，而积极向他人弘传，集合具有相同信仰之人群，即成为宗教团体，产生新兴宗教，主倡者称为此宗之开祖。若致力于对固有宗教之改革运动，则称改革者。

分类

集团社会之宗教，若由宗教发达史分类，可概分为原始宗教、国民宗教、世界宗教等。

（一）原始宗教，又称部族宗教，太古时代之宗教及未开化社会之宗教，如自然崇拜、精灵崇拜、图腾崇拜、巫觋教等。

（二）国民宗教，又称民族宗教，指行于部族、民族、国家等一定地域内之宗教，如日本之神社神道、印度之印度教、以色列之犹太教等。多与所处地域之社会风俗、习惯、制度等有密切之关系，而未必有宗教开祖或依据之经典，如日本神道，并无特定之教，而系以原始宗教为基础，根据国家组织而发展。

（三）世界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此类型宗教多随个人之自由意志接受信仰，而顺从组织内之信条、仪礼、戒律等。通常多由特定之开祖所创倡，并以开祖之行迹及教说为中心，形成该教之教理与经典。教团之成立，多站在超越民族、国家等立场而创立，故其教法系以人类全体为中心，具有世界性与普遍性之性格。惟世界性之宗教虽以全体人类为中心，然实际上常以救济个人为基础，故具有探索心灵内面与侧重个人实践修行之特性。

依信仰对象之不同，可将宗教概分为三类：

（一）多神教（polytheism），即崇拜多种神灵，多系自然形成之信仰，存在于原始未开化之时代。随同人智之发达，渐对自然神赋予意义、理想，次第成为高级神，而祖先崇拜、英雄崇拜等，在进化之社会中亦并行不悖。或有由一神教发展为多神教者，即对具有种种最高神性格之一神，将其性格分别独立，成为最高神之权化分身，而个别崇拜之。

（二）一神教（monotheism），由崇拜自然之多神教，演进为崇拜具有诸神之德的一神。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均为典型的一神教信仰。另如印度教中，虽有多神信仰之性格，然于众神之中，独尊一优于其他诸神者为最高神，乃诸神之代表，具有绝对之权威，此称单一神教（hemotheism），如湿婆派以湿婆为最高唯一之神，毗湿奴派以毗湿奴为唯一神。一神教亦可称交替神教（kathenotheism），如梵天、毗湿奴、湿婆等三位神祇，在不同宗派中有不同之地位，以湿婆为例，在湿婆派中为最高神，梵天与毗湿奴居次要而从属于湿婆。

（三）泛神教（pantheism），又称万有神教。上记之多神教、一神教等，以实际信奉而属实践性之宗教，泛神论与之相较，其性质偏重于阐释哲学理论之理论宗教，以为宇宙现象之内部，有支配现象界之原理法则，而将此原理法则神格化，认为此“道理神”遍满于宇宙现象。印度奥义书中之梵（梵Brahman）即属道理神，梵存在于“个人我”（梵a^tman）中，此乃最高理想“梵我一如”之基础。此外，十七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Spinoza，Benedict，1632～1677）之哲学所说之神亦属道理神。

文明国家多经过立法确认信仰之自由，合法之宗教不受压迫、排斥，亦有少数国家以特定之宗教为国教，又国家所认可之宗教团体得称宗教，未得认可者通常称为邪教。

宗教在人类生活中具有多种功能：

（一）宗教之原始功能，在灭除苦恼不安，获得希望与安心，主要系感情方面之功用。

（二）在善恶意志方面，宗教力量有助于匡正世道人心，确立伦理道德，乃至于发动社会反省、调整舆论风潮等积极之价值。

（三）与“科学”之关系，科学与宗教之间界限分明、不能互相取代，存在牢固的依存性。很多科学家在科学研究和实践中，从宗教中获得启迪，从而推动科学研究和实践的发展。

儒教

儒教又称“孔教”“圣教”。先秦被称为道教，以“儒家思想”为最高信仰。后为和崇尚黄老列庄等道家思想的道教区分，从南北朝开始叫做儒教又被称作圣教，跟佛教、道教并称为三教。“儒教是华夏土生土长的宗教”，儒教是礼乐文明的代表，上古宗教的直接继承者。

“儒教是华夏特有的传统宗教，历代王朝都以儒教为国教，孔子为教主（这是孔子生前没有料到的，正如老子被道教奉为教主没有被老子料到一样）。……儒教利用政教结合的优势得以成为国教，儒教的神权与皇权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儒教又称孔教、圣教。“儒教”一词首先出现于《史记》，其《游侠列传》道：“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到了汉朝末年，儒者蔡邕就正式使用作为名词的儒教：“太尉公承夙绪，世笃儒教，以《欧阳尚书》、《京氏易》诲受四方。学者自远而至，盖逾三千。”

魏晋时代，“儒教”这个概念逐渐流行开来。隋唐以后，就成为指称由古代圣帝明王开创和不断改进的、由孔子加以综合创新的、在汉代被国家立为国教的宗教。“儒教近而易见，故宗之者众焉。道意远而难识，故达之者寡焉。道者，万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来，儒教也。”

孔子以后不久，战国时代早期的思想家墨翟曾称儒教为“道教”，因为儒者们奉行着“道”。汉代末年，一部中国佛教著作《牟子理惑论》中，也称孔子的教为“道”教。直到晋代，皇帝在征召儒者到朝廷服务的诏书中，仍然称儒教为“道”教。古代中国人把儒教又叫做“圣教”。“礼有等差，君臣不杂，爰自近代，圣教渐亏”。

是以孔子为先师，圣人神道设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倡导王道德治、尊王攘夷和上下秩序的国教。儒教以十三经为经典，以古代官僚机构为组织，以天坛、宗庙、孔子庙、泰山为祭祀场所，以郊祀、祀祖、祭社稷、雩祀、释奠礼、五祀为祭祀仪式。民国初年以来康有为的孔教运动倡导儒教和国家官僚组织分离，按基督教模式允许人人祭天，允许人人祭孔，因为“自共和以来，教化衰息，纪纲扫荡，道挨凌夷，法守集坏，礼俗变易，盖自羲轩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化，一旦而尽，人心风俗之害，五千年未有斯极”。

革命人士主张不再尊儒，而康有为、陈焕章等人成立孔教会，呼吁将孔教定为“国教”，并得到大总统袁世凯的支持。儒家与儒教有本质区别，儒教不能代表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派，它只是以神道设教。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五千年未曾中断，儒教思想与儒家学说在数千年的演变和发展中也未曾中断。

由于在东汉形成了“儒教国家”，“儒教的国教化”得以完成。“儒教国家”形成的指标应包括四点：1．作为正统思想的儒教体制的形成；2．儒教一尊体制的确立；3．儒教渗透到中央及地方官僚阶层并为他们所接受；4．儒教统治的形成。在这四个指标中，第一个和第四个指标是在章帝时期举行的白虎观会议上确立的；第二和第三个指标，则是在东汉初期就已经确立的。

换言之，东汉时期“儒教国家”的形成可以从章帝时期的白虎观会议上找到答案。“儒教国家”通过重新解释其所依据的经义来适应时代的变化，皇帝由儒教得到其支配正统性，并利用具有儒教教养的文人官僚和与他们同样出身的在地势力来进行统治，这种传统中国固有的国家支配体制，一直延续至佛教、道教隆盛之后。东汉“儒教国家”的支配体制与儒教的关系，是传统中国国家支配的理念基础。

佛教

佛典上总讲：中国有大乘根器，是佛法归处。佛教是中国现有五大宗教中历史比较悠久，影响也比较大的一个宗教。在中国有2000余年的历史。佛教最早传入中国大约是西汉时期，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佛教适应时代变化，从清净修行、处世无诤的传统形态转变为“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战时佛教形态。佛教在中国社会有着悠久的传统和深厚的基础，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宗教是佛教。

从晚清开始，试图改变中国面貌的知识分子就不断地从佛教汲取思想养料。佛教最终成为中国本土最为典型的“宗教”样本的原因，主要还是由中国宗教、社会的现实状况决定的：首先，佛教是制度化宗教，具有相对完整的教主、教义、信徒系统、信仰行为及其组成方式。其次，佛教哲学的精深思辨及其包含的丰富的理性内容使之与民间宗教式的非理性“迷信”区别开来。第三，佛教的本土化特征天然地表现出一种反西方的对抗姿态。

佛教自创立以来，就在古印度广泛传播，总的说来，佛教在印度的发展主要分为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分别是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密宗佛教时期。

佛教自创立以来，就在古印度广泛传播。与婆罗门教的教义相比，释迦牟尼的说法不立文字，简单易懂，且他一向主张众生平等，对于女性和奴隶也一视同仁，因此，佛教受到了社会底层百姓的欢迎。另外，由于许多僧院接近城市，一些商人和贵族与佛教多有接触，虽他们不能成为全职的僧人，但他们对佛教也有所扶植，甚至于一些王国的君王也成为了佛教的信徒。

北传佛教，又称北方佛教，它是指由西北印度途经中亚地区往东传入中国、朝鲜、日本等地的佛教，包括由尼泊尔传人西藏、蒙古地区的佛教。由于这类佛教是由印度向北传播，所以被称为北传佛教。从教义而言，北传佛教多以大乘佛教为主，流行梵文及汉藏文经典。

南传佛教，又称南方佛教，是指从印度传往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及我国云南省的佛教。由于它是从印度往南传播，所以被称为南传佛教。从教义而言，南传佛教主要为上座部佛教，流行巴利文经典。

藏传佛教，又名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教，是指我国西藏、内蒙古等地区流行的佛教宗派。

佛教主张“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与其他宗教相较，佛教之教义哲学与实践法门所呈现者较符合合理性之要求，而最足以显示出佛教的宗教意义之合理性者为“法”（梵dharma，巴dhamma），包括三大要素：

（一）因（梵hetu，巴同），符合因果或缘起关系之合理性。

（二）德（梵gun!a，巴同），符合正见善恶之伦理性。

（三）教（梵s/a^sana，巴sa^sana），符合信仰上自利利他之宗教性。如此可谓涵盖人类生命知（因）、情（德）、意（教）等三大方面。而就整体言之，佛教乃广义之人间学，以完成人格、觉悟成佛为理想，故欲成为完人者，必须提升其知、情、意三大层面至最高理想；八正道、六波罗蜜等佛教修行项目，即为达成此最高理想之根本途径。

基督教

基督教是对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各教派统称，亦称基督宗教。公元1世纪，发源于罗马的巴勒斯坦省（今日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地区）。它建立的根基是耶稣基督的诞生、传道、死亡与复活。基督教主要包括：天主教、正教、新教三大教派和其他一些较小教派。在中国，因为历史翻译的原因，通常把新教称为基督教，为了说明“基督教”的确切概念，本词条称“新教”为“基督新教”，而不是惯称的“基督教”。

基督教信仰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以圣经为蓝本，核心思想是福音，即上帝耶稣基督的救恩，充分彰显了上帝对全人类和整个宇宙舍己无私的大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三大宗教。但是，基督教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影响方面，都堪称世界第一大宗教。基督教在人类发展史上一直有着极为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和深远影响。至今主要发达国家，除了日本，都是基督教文化主导的国家。尤其在欧洲、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的广泛地区，无论是政治、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和艺术，基督教塑造了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中国也是20世纪除了南美、非洲、亚洲的韩国等地，基督徒人数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基督教现有下列宗派：

天主教

1．隐修院修会

从隐修休会发展而来，后逐渐发展到有组织的集体隐修，遵守统一的规章制度的基督教教会。主要包括本笃会、苦修会、克吕尼修会、西多会、加尔都西会等。

本笃会：529年，本笃（一译尼狄克）在意大利中部卡西诺山建造了第一座本笃会修院。主要规定包括“发三愿”和咏唱“大日课”。该会规成为天主教修会制度的范本。

克吕尼修会：本笃会的一个分支，又称“重整本笃会”。该修会要求恢复本笃修道团严格的规矩，培育个人属灵的生活。史称“克吕尼修院改革运动”。

2．托钵修会

亦称“乞食修会”，始于13世纪。规定不置恒产，会士以托钵乞食为生。开始时，仅包括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加尔默罗会、奥斯定会，15世纪后，续有增加。

方济各会：又译法兰西斯派、小兄弟会。该会会规要求会士必须效忠教皇，并提倡过清贫生活，衣麻跣足，托钵行乞。会士间彼此互称“小兄弟”。

多明我会：又译多米尼克派、布道兄弟会。该会以布道为宗旨，着重劝化异教徒和排斥异端，主要在城市的中上阶层传教。

3．耶稣会

该会反对宗教改革运动，仿效军队编成半军事性的组织，纪律森严，机构严密。正式会士需发四愿，并对会士进行长期的灵性训练和知识培养，也鼓励信徒为保卫天主教的利益进入世界。

（东）正教

1．君士坦丁正教会

最古老的自主正教会之一。4世纪在君士坦丁堡主教区基础上形成。7世纪开始在正教中起领导作用，使正教传入东欧和东南欧各国。后因奥斯曼土耳其的侵入，逐渐失势，仅保留有普世牧首的荣誉首席地位。

2．亚历山大里亚正教会

最古老的自主正教会之一，因埃及北部名城亚历山大而得名。现牧首尊称“亚历山大里亚和全非牧首”，府邸在亚历山大。

3．安提阿正教会

最古老的自主正教会之一。因叙利亚古都安提阿而得名。现牧首尊称安提阿和全东方牧首，是由圣主教公会和组成全体大会的平信徒代表秘密选出，府邸在大马士革。

4．耶路撒冷正教会

最古老的自主正教会之一。因基督教诞生地耶路撒冷圣城而得名。其教会被称为所有教会之母。其职能之一是保护巴勒斯坦圣地。现牧首尊称为“耶路撒冷圣城和全巴勒斯坦牧首”。

5．希腊正教会

亦称“埃拉多斯正教会”。为希腊国教。源于1世纪下半叶保罗的传教活动，4世纪起受君士坦丁堡管辖，19世纪中叶，君士坦丁堡教会教会承认其自主地位。大主教府邸设在雅典。当今世界主要的宗教有：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包括逊尼派、什叶派）、道教、佛教、印度教、犹太教、神道教等。 

6．俄罗斯正教会

俄罗斯最大的正教组织。11世纪成立，原属君士坦丁堡牧首管辖，16世纪宣布自主。自主后的教会进行了改革，统一了礼仪，修订了俄译本《圣经》，后又取消牧首制改为主教公会制。1943年牧首制恢复。现为正教中最大的自主教会。 

（基督）新教

1．路德宗

亦称“信义宗”。因以马丁·路德的宗教学说为依据的各派思想的统称。，强调“因信称义”，认为人的得救在于信仰上帝，强调《圣经》的权威高于教会的权威，主张建立不受罗马教廷管辖的民族教会，采用民族语言和礼仪的形式。

2．加尔文宗

亦称“归正宗”、“长老宗”。因以加尔文的宗教学说为依据的各派思想的统称。主张《圣经》是信仰的根据和权威，强调因信称义，宣扬上帝预定，并在教会建立长老制。 

3．安立甘宗

即“圣公会”。16世纪30年代，从罗马教会中独立出来，但在教义、礼仪、组织制度等方面则保留了天主教会的大部分传统。同时也具有新教的基本信仰如坚持《圣经》为教义的最高权威等。

4．公理宗

采用公理制形式。公理会的多数教派采用正统加尔文派的观点，强调信仰自由、个人与上帝的圣约。主张各教堂独立自主，由教徒公众管理；教徒行政上没有各级总机构，只有团契联谊组织。

5．浸礼宗

17世纪初，浸礼宗从英国清教徒独立派中分离出来的一派。反对婴儿受洗，坚持成人施洗；主张全浸符合《圣经》原则，是合法的洗礼方式。

6．卫斯理宗

又称“循道宗”。其主要是以约翰·卫斯理的宗教思想为依据的各教会的统称。主要包括：卫理公会、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循道公会、圣道公会等。

7．灵恩派

灵恩派，即圣灵降临派。强调基督是上帝启示的中心，圣灵的位格是建立在与圣父圣子的关系之上，所以圣灵不只是圣灵本身，同时也是圣父的灵和圣子的灵。

8．福音派

亦称“新福音派”。强调耶稣基督福音、个人悔改得救、以圣经为唯一信仰基础的基督教新教教会及其信徒的通称。福音派是在中国影响较大的基督教派之一。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世界性的宗教之一，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中国旧称大食法、大食教、天方教、清真教、回回教、回教、回回教门等。截止到2009年底，世界人口约68亿人口中，穆斯林总人数是15.7亿，分布在204个国家和地区，占全世界的23%。

伊斯兰（al-Islam）系阿拉伯语音译，公元七世纪由麦加人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上首先兴起，原意为“顺从”、“和平”，又译作伊斯俩目，指顺从和信仰创造宇宙的独一无二的主宰安拉及其意志，以求得两世的和平与安宁。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统称为“穆斯林”（Muslim，意为“顺从者”与伊斯兰“Islam”是同一个词根）。7世纪初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由麦加的古莱什部族人穆罕默德（约570～632，阿拉伯文儆）所复兴。

公元七世纪至十七世纪，在伊斯兰的名义下，曾经建立了倭马亚王朝、阿拔斯、法蒂玛、印度德里苏丹国家、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封建王朝。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沧桑，这些盛极一时的封建王朝都已成了历史陈迹。但是作为世界性宗教的“伊斯兰”却始终没有陨落。起初，伊斯兰作为一个民族的宗教，接着作为一个封建帝国的精神源泉，然后又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和政治的力量，一种人们生活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发展着，乃至成为21世纪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一。

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伊斯兰教世界的国家遍布亚、非两个大洲，总体算来也有大约五十个。此外，在各大洲很多国家里都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民（穆斯林）。这些国家包括一些西方国家诸如英、美、俄、法、德等国家。

道教

道家虽然从战国时代即为诸子百家之一，但道家与道教截然不同。直到东汉末期才有道教产生，益州（今四川）的天师道奉老子为太上老君。 至南北朝时在佛教的影响下，道教宗教形式逐渐完善。援佛入道是道教不断丰富并提升自我的重要手段。佛教产生的时间比道教早得多，在传入中国时佛教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因此，道教产生后在很多方面都借鉴吸收了佛教。从东晋起，道教开始大幅度地融摄佛家之说。佛家的三界、五道、轮回、因果、天堂地狱、劫灾等说，或被原封不动搬进道经，或略加改造而成为道教的东西。道藏中文学性强的作品为数不多，且袭用佛经的痕迹明显。

道教是中国本土教派之一，以“道”为最高信仰。东汉末年出现大量道教组织，著名的有太平道、五斗米道。张道陵正式创立教团组织，道教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张陵正一盟威之道的直接渊源就是巴蜀氐羌民族的原始巫教——鬼道。鸦片战争以来，道教进一步衰败，在中国五大宗教中降为教团势力和政治影响最弱的一个。许多道士文化素质低下，宗教知识缺乏。20世纪中国知识人对道教的歧视，不能完全归结为明清以来士人传统的延续。对道教的批判乃是新文化人在更大范围内展开的社会和文化批判的一部分。关于道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最有名的断语大概要算鲁迅说的：“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在新文化人眼中，道教已成中国社会中“落后”因素的总代表。

道教为多神崇拜，道士是道教的神职人员，全国现有住观道士3万余人。宫观是道教徒活动的场所，全国现登记开放的宫观有2000余座。道教是发源于古代本土中国方术，它是一个崇拜诸多神明的多神教原生的宗教形式，主要宗旨是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 道教信仰在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仍很普遍，那里信徒众多、宫观林立。

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以神仙信仰为核心内容，以丹道法术为修炼途径，以长生不老、得道成仙为终极目标。古时由于人类对宇宙的未知探索，以及表达人渴望不灭解脱的追求，进而相信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使人对该一神秘产生敬畏及崇拜，从而引申出信仰认知及仪式活动体系，与民间神话一样，其也有自己的神话传说，彼此相互串联，本质是一种精神寄托和终极关怀。

学术界所说的道教，它是指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承袭了方仙道、黄老之学和民间天神信仰等大部分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逐步形成的以“道”作为最高信仰。主要是奉三清为教主，其中太上老君是元始天尊徒孙，追求修炼成为神仙的一种中国的宗教。道教内容包括：道家哲学；谶纬、巫祝、阴阳、神仙、卜筮等术数性部门；辟谷、服饵、调息、导引、房中术等医术性部门；民众伦理性部门。道教是以这些为基本内容，仿效佛教归纳而成的宗教。

宗教同宗

从上文，宗教之俗、教、宗之分别。

其实，宗教虽异，却同宗同源，都是信仰“宇宙本源”。

宇宙本源，既是……又是……

宗教对于其信徒来说，绝非是一堆教训和理论这么简单，不应简单的将其理解仅仅存在于人脑中的意识。

优点与缺点

优点

宗教有让宗教信仰者行动的能力，如果一个宗教宣传积极向上的思想，无疑能使宗教信仰者做出有利于社会的行为，它可以使人断恶修善，惩恶扬善。

缺点

与优点相反，如果一个宗教宣扬不利于社会和平稳定发展的思想，那么宗教信仰者对社会的危害是很大的。 排他性：任何一个宗教的教徒或多或少都具有排他性，例如佛教徒认为道教最高神祉不过是未出轮回的天道众生，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冲突不断；以及出现诸多不符合逻辑和夸张的说法，因果也是灵活多变的，也不可能控制人的情感与思维。

生灭过程

第一，宗教现象是一个历史范畴的课题，考古学证实，宗教不是与人类社会历史相伴而生的，其也就必然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社会现象。因此，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类不再需要宗教的作用和功能，宗教就会消失。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人类先民的图腾信仰，图腾对于人类先民组成的部落来讲，这是非常神圣的东西，成为遗迹了，只有艺术家和历史学家对图腾感兴趣。

第二，从民族发展角度来看，不是世界所有民族都有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也不都是让宗教信仰成为主流社会意识。比如中华文明就被认为是缺乏宗教基因的文明，宗教一直不占主流意识。实际上，在中国的帝王术上，宗教是手段不是目的，孔子就说过“神道设教”，意思是老百姓愿意信就信去，只要把握好限度就行了。

第三，从宗教发展历史来看，宗教总的趋势是两个方向：一个是方向是全世界政教分离原则，宗教脱离对人类社会的控制，其逐渐成为一种纯精神的东西；一个方向是世俗化，也就是宗教的某些东西变为习俗，可宗教的特征逐渐减弱。

第四，人的精神需求是变化的，人还是在不断发展的，从古猿到人是一个过程，即使发展到人这个阶段以后不会停止，而人的发展必然包括人的意识和精神的发展，而宗教一旦提出一个信仰目标就不能变了，一个不变的东西是不会永远满足发展着的人的精神生活的需要。

社会学总结，宗教在人类社会的存在是有条件的，也是一个阶段性的东西，这是毫无疑义的，而宗教消失的条件就是上述四个方面的发展和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表明随着时代迈进，科学精神及理性智慧的不断深化，宗教也一定会消失。

谢选骏指出：把Religion译作“宗教”，显然出自日本人的偏颇。因为按照中文原义，宗教系指佛教内部的不同宗派教义。在我看来，Religion译作“信仰”比较合适——信仰和科学相对，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世界观。在这种意义上，国家所推行的信仰，就是国教，即“国家教化”；宗派所推行的信仰才是“宗教”，即“宗派教化”。它们的共同点，就是“信仰”，例如《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也是属于这个范围——这就是“公民宗教”的基础。因此我认为，美国的“国教”就是这个“公民宗教”，而基督教不过是美国现行诸多的“宗教”之一，所以才有“宗教平等”、“政教分离”的说法。但是，美国的公民宗教与美国的司法实践结合在一起了，这就意味着美国国教与美国宗教之间并非平等关系；同样，美国国教与美国政治实际上是不可分离的。

【附录之二、只有人渣才会自称相信马克思主义】

《我从德国观察和考量马克思恩格斯》（彭小明2023年10月19日）报道：

中国的知识分子，身处国内的部分，一般都仍遵从马列毛的意识形态，即使内心完全否定马列毛一套，也不便公开表示对抗和反对；已经出国定居的部分，则多半用敬而远之的态度对待这类问题，除了像李泽厚等哲学名人（学术上转弯子绝非轻而易举），仍然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很多人都对马列毛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依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认真阅读，旁征博引，奉为圭臬，是比较罕见的。当然，我们同样尊重他的选择和认同。

我想介绍的是，德国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否被修改、删除过，现在的情况到底如何，以及近年来德国人民中涉及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德国人民对国际共运，工运和百年老党社会民主党的态度。

在国内我读过一些马列毛著作

文革时我高中毕业，读过一些马列毛著作。阅读时，我的状态不甚好。充满了自卑。因为文革时期家庭出身被看得非常重，所谓黑五类子女，到处都受压抑。读书时，心里想的也常常是所谓的改造世界观，跟自己的反动家庭划清界限。通读毛选四卷，后来又读完了第五卷，此外凡是我所能找到的所有毛选以外的毛主席指示、讲话和诗词（包括一些被误传为毛诗词的作品），我都要求自己阅读，诗词则要求背诵（已谱曲的学会哼唱）。文革期间甚至要求自己每看到一条新出现的毛语录，立刻就要能说出该语录出自第几卷，哪一篇文章。

我通读了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党史（布）简明教程》。因中学一直学习俄语，所以还尝试用俄文还原该书中人名地名的拼写。并按该书的辩证唯物主义提纲，重温学校中所讲授的哲学教条。我选读了斯大林全集中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内容（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附毛的学习笔记。我读过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论左派幼稚病》、《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我没有通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么厚本的巨著，中学和街道里不会有这样的藏书。我读得较多的是《共产党宣言》。生怕自己不能用先进的思想抵抗自己的世界观。也读过《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对科学的阐述，对基督教迷信的嘲弄，还是非常动人心魄的。有些艰深的内容，我也不免囫囵吞枣。其餘，中国科学院和高校编印的马恩关于美学和文学艺术的论述节录，能找到的我都找来读过。此外，还读过一些列宁推荐的普列汉诺夫著作、法国和德国的反基督教的科学著作。我和很多知青一样，读过《马克思青年时代》；还因为觉得恩格斯也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所以我特地远路借来《恩格斯传》仔细阅读，天真地希望自己也能脱胎换骨，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文革结束后，考上大学，文艺理论课又重温了有关的马列论述，国际共运和工运的历史知识也得到了系统的梳理。

拨乱反正，大哥的右派改正了，父亲的反革命平反了。我随着留学的人流来到了国外。改造世界观的压力没有了，孩子上学的宗教问题就出现了。德国从小学开始就有宗教课程。天主教和福音新教家庭的孩子，有传统的宗教课程。对移民中的穆斯林学童，逐渐开设了相关的伊斯兰教课程。中国人的孩子，Konfession宗教一栏填写什么呢？考虑再三，我填上了Konfuzianismus儒家文化。学校安排我的儿子在小学是旁听一点基督教课程，进中学则听哲学和美学讲座。我并不随意放弃我的无神论科学观，也不能随意地服从任何宗教意识形态。我皈依了民主和科学的普世价值。置身国外，我赢得了意识形态上的选择权，我和我的孩子再也不会有面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自卑和屈辱之憾。

德国人民对马克思的态度

到达德国的第一个星期，我就有机会瞻仰了特里尔市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当时东西两个德国还没有统一，西德的百姓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既没有崇拜，也没有鄙视。心态相当的平常。

自从八九六四以来，我曾担任留学生中文报纸《欧华导报》的编辑整整三十年。我翻译介绍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威利勃兰特的生平，尤其是在他当主席的任内，社会民主党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2005年著名的《明镜》周刊第36期刊登了该刊采访两位德国学者的对话《马克思主义的舛误和全球化的选择》。我将此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翻译了出来，介绍给中文读者，并加入了我的评论。（见附录）。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共中央主席习近平发表了纪念马克思诞辰的长篇讲话，中国方面还赠送了一尊马克思的造像，千里迢迢，送到马克思故乡城市特里尔，在德国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讨论，到底要不要接受这份礼物。一部分马屁华侨搞了一场迎神赛会式的欢迎仪式，大部分德国人民根本不屑一顾。

社会民主党虽然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是仍然尊重历史，承认马恩仍是创党时代的理论家和活动家，（跟中苏两党所贬斥的拉萨尔、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人并列）。我借此机会阅读了一些他们的文章，从中了解到一些我们在国内不了解的情况。在不同的观点当中，当今社会民主党的主流派认为伯恩施坦赢得了胜利。

我还发现了一本近年新出的关于马恩生活轶事和书信摘录的书《马恩的私房话》。经过德文编纂者的同意，我获得了翻译授权，并找到了出版资助。在翻译和注释的过程中，我接触了马恩全集的文本，不仅是德文版，还有俄文版，英文版和中文版，了解了其中的一些真相，（怎样收集、整理；存在一些毁损；学术性保护），看到读者们对这类问题的关心，我觉得应该把我所瞭解的情况告诉相关的读者。

此外，关于马克思的私生子问题的传闻，过去在苏联、东德和中国都一直被封锁，不准议论，不准揭露。到了本世纪初，中国官方的马列编译局出版了从最新英文版（作者是David Mclellan）翻译成中文的《马克思传》，不得不面对历史，承认了事实。据说翻译者王珍女士竟然为此而彻夜难眠。多年闪烁其词的丑闻，变成了铁板钉钉的史实。在无可否认的史实背后，马克思夫妇和恩格斯对于婚姻、爱情、女权、宗教、文化等等问题的态度，并不简单，马恩在爱情和婚姻中的命运也迥然不同。从这些微末的细节中，我们可以更确切地分析出他们真实的思想面貌，而不一定如党政宣传部门所描述的那样伟大而圣洁。

今天我们如何看待马克思

出国前我已暗暗有个心眼，就是希望到达国外以后，留心关注马克思主义在国外的地位和影响，而这是在国内的党政宣传监控下无法探索的。根据我的观察，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光辉形象是靠无产阶级阶级专政的力量树立起来的。此话怎讲？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都很少，《共产党宣言》是一本宣传小册子，所以出版稍多一点，其余的文章，散见于《新莱茵报》或《德意志意识形态》，没有太大的影响。到了列宁建立苏联政权以后，特别是斯大林经济上升阶段，政府可以拿出一大笔财政金额来从事宣传的时候，就开始支付数以万计的英镑购买马克思的手稿、遗物。二战胜利之后，苏联和东德一起，组织编辑和出版德、俄、英、中以及其他语文的马恩全集和大量的单行本，苏联不仅垄断了资料的信息来源，而且通过苏联和东德的出版机构（以及“国际书店”），垄断了市场价格，全面控制了马恩文献的出版和销售。

苏联倒台以后，中国的马列编译局成为马列出版机构的重镇，继续承担相关的出版和解释的事务，德文版的业务在东德共产党崩溃以后，一度限于停顿，辗转被所谓马列著作国际基金会接纳才得以延续。估计这个基金会也是得到中国当局的资助的。可以预料，如果中共的一党专政也走向末路，马列主义毛思想之类的宣传也将无以为继，风光不再。

根据长期参与马恩全集编辑工作的东德专家罗尔夫黑克尔先生的说法，党政领导按自己的需要干预马恩著作出版的事情是存在的，以斯大林时代最为严重。苏共二十大以后，这类现象受到了强烈的批评，并要求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我相信，德国学者的严谨性格是举世闻名的。经过反斯大林化的洗礼之后，马恩著作出版过程中明显的删节和改窜已不太可能。精通中德英俄多种外文的朱光潜教授曾经质疑马列著作翻译上是否准确。翻译不可能绝对准确，在理解和遣词上总会因人而异，但是毕竟跟故意的删节和改窜不可同日而语。何况很多信件和手稿都留下了复印件，可供查证。上述的删改应该是发生在（俄文版）1956年以前。世界进入网路文明以来，马恩全集也已列入网站。德文、英文、俄文、中文以及其他多种文本，已经出版的都已上网。德文的第二版代号MEGA2是最具权威的研究版。知道某著作的篇名或信函的日期，就能查到。全集中文版五十卷，俄文版六十卷。

遇罗克曾经引用过马克思的词句

遇罗克在文革时期批判反动的血统论，曾经引用过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语录。那是在中国当时极度专制没有任何其他思想资源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他也突破了中共狭隘的“家庭出身决定论”，提出了“社会教育远大于家庭影响”的重要观点。我们不妨大胆地设想，如果遇罗克当时躲过了杀身之祸，并且有机会走出国门，定居海外的话，他的思想必定不会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定能使用更加广泛的思想武器。

德国城镇多有卡尔马克思大街。把历史人名移作街名，在德国不像中国那样严格。只要历史上算个人物，就有可能入选。只要不是希特勒那样恶贯满盈的恶魔就行。例如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皇家宗室的姓氏是霍伦佐勒，虽是皇家人物，却无甚功德，德国许多城市竟都有霍伦佐勒大街。在中国就不大会有爱新觉罗大街。上得了德国街名的人物，并不一定有什么了不起的英雄业绩。

每隔若干年就会有人想到马克思

每隔若干年，就有人会想到马克思，讲述他的故事。大概是因为他身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却又标榜关心底层人民，为劳苦阶层呐喊，所以社会舆论会时常想起他。但是他的名声还是依靠他鼓吹的暴力革命和暴力专政维持住的。这种暴力政权曾经在20世纪中叶席卷了人类的一半，被暴力政权所杀害的人民数以亿计。马克思留给世界的印象，包括他所描绘的用暴力建立的乌托邦共产主义，以及他的经济学剩余价值理论。可惜在德国没有任何大学承认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性。

1971年，中国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两报一刊社论强调说，列宁早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要害是无产阶级专政，抽掉了这个要害就是修正主义。毛泽东则杀气腾腾地强调列宁和斯大林是“两把刀子”。今天的世界上，坚持赞扬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已经很少，例如印度丛林里的毛派游击队；其余的马克思研究者几乎都不再赞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而拉扯到异化之类的话题，2018年的德国电视片《马克思，德国的预言家》找出了一段马克思的名言，竟是保护地球环境的论断：“我们不是地球的所有者，而仅仅是享用者，我们应该将它维护得更好地传承给子孙后代。”我们从这类转变中，也可以看出暴力理论的不得人心。环保也未必是马克思著作的主旨。现在国内的宣传说马克思仍然在西方社会受到尊崇，还有人仍在继续研究，其实都是不值一提的活动，因为这类活动都与马恩所提倡的革命暴力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要害无关。

把恩格斯跟马克思比较

离开了以马列毛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中国，我们可以从容地走出迷信和崇拜，但是我们也并不需要把马恩简单地斥之为一无是处的魔鬼混蛋。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对马恩两人，我比较更倾向恩格斯一些。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并没有包含资本主义市场上的竞争机制、投资风险、技术更新等诸多因素，（我是经济学门外汉，仅说一点个人想法）；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都是可以独立成篇的文化人类学著作。《反杜林论》对教会迷信的嘲讽非常诙谐而有力。他对友情的笃重，矢志不渝；不仅资助了马克思的家庭，包括他们夫妇和子女，还有女仆和她与马克思的那个私生子。他又资助了他的妻子伯恩斯的家庭，乃至培养她的外甥女到德国上贵族中学。恩格斯没有上过大学，却掌握了德英法以及爱尔兰和东欧的多种语言，他的评论涉及军事、经济、文学、哲学等诸多领域；而且有些论述比马克思更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比如在文艺学和美学方面，恩格斯的悲剧理论和对现实主义的定义就具有前无古人的历史坐标性意义：

论悲剧：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摘自 《致拉萨尔的信》

论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的真实以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摘自 《致玛 哈克纳斯的信》

无独有偶，2020年德国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时拍摄的电视纪录片竟然取名为《被低估了的人》。恩格斯的思想能力未必逊色于马克思。

预言家的预言

马克思并没有像国内宣传的那样，至今“仍然是对的”（习近平语），相反马恩的预言很少能找到验证。2018年德国国家电视台ZDF拍摄的电视片《马克思：德国的预言家》的开场白是这样的：“在经济学领域里，自从19世纪末发现边际效用经济学以来，马克思实际上仅只与科学史有关而已。作为一名哲学家，马克思与黑格尔主义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自从这个方向被克服以后，他也已属于过往陈词。卡尔·马克思的世界意义仅在于这样一种状况，即那些在残酷性上绝不逊色于法西斯主义的独裁政权们都懂得，如何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构建一套一本正经的意识形态。”独裁者们就是苏联东欧中朝越古柬等政权，标题所说的预言家，纯属讽刺和调侃罢了。

我有一个体会，就是要用平常心对待马克思恩格斯。我们离开了独尊马列毛的中国，来到了读书和思想都充分自由的民主国家。我们的年龄也从懵懂的学生少年变成了涉世已深的中老年。马、恩的言论，不过是一两百年前两位欧洲读书人的看法而已，不乏真知灼见，也难免无端妄言。国内的马列专家们也不敢直接把马、恩的言论付诸实施：《马恩全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页就是马克思声讨书刊检查制的檄文。国内宣传部门，那个敢来当真？中宣部心里明白，国内只要有当年国民党那样有限的言论出版自由，中共的统治就很难维持下去。国内如此，我们置身海外，更应该保留我们冷静的自我，认真读书，也不唯马、恩是从。

马、恩的言论多有不能自洽的言论。我们知道恩格斯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 （《共产主义原理》第十九条），而且马、恩都强调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致魏德曼的信》）……注意，恩格斯的论述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國、法国、德国……”，这种19世纪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口吻跃然纸上。俄国还可能被提及，亚非拉根本被忽略不计。既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文明国家的无产者包不包含在内？要不要一起革命？恩格斯起草这份文件时才二十六七岁，同时参与商议的“正义者同盟”的同道们，大概也是仿佛年纪，思想水平亦大致相若，所以无需多所指责，但也应该看清这类言论中存在的局限性。再者，“同时发生革命”？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是很难按照人们预想的计划安排的。每次革命都是某个特定范围内政治、经济、社会矛盾集中到无法解决时的总爆发。各国有可能相约同时举事吗？一国之内都行之不易，多国联手更比想象难多了。

忽然间，巴黎公社的工人起义在1871年发出了革命的怒吼。可是这不对呀！一来，没有跟英美大工业国家同时革命。再则，1871年的德国工业化还不够发达，至少要到恩格斯晚年的九十年代才成为第一流的工业国，应该等待德国的工业化发育达标（并具备充分的政治司法制度和相当的物质生活条件）才可以考虑。（列宁是突破了马、恩的理论，错误地在一国之内建成了苏维埃政权，因为“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1894）。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发表过批评，认为公社委员会应该及时进攻凡尔赛，并劫持法兰西银行的财产，这样做比“扣押一万名人质”更为有效。所幸公社来不及听取意见便流血失败了。如果真的如马、恩所建议那样（进攻凡尔赛，劫持银行），公社胜利了，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巴黎公社新政权，那怎样跟英美同时革命呢？又如何等待德国迎头赶上呢？而且，直到二十世纪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都在努力跨越工业化的门槛，更别提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有多大了。等待也不要紧，等一千年，进入理想世界也值呀。但是这些发展各不相同的国家如何相互等待，呼应往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景象，我觉得有点滑稽。

马克思曾经特别指出过，科隆（德国西部工商业重镇，我在德国买下的住房就离科隆市附近30公里）、伦敦和巴黎三角可以跳过无产阶级专政，进入共产主义。1920年列宁曾在《青年团的任务》里预言说“今天15岁的少年再过十年二十年就可以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现在，离开列宁的预言已经一百年过去了，离开《共产党宣言》的预言一百七十多年过去了。世界没有出现共产主义社会，反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原始意义上的工业无产阶级，即产业工人的人数正在减少，社会越来越需要更多的科技专业人员。当我离开中国，刚刚踏入德国社会的时候，也到当地的工厂里打工挣生活费。据我观察，这里的工人无论言语思想素质，都没有马克思所描述的那么高。技术含量越低的岗位，工人的言语思想水平越一般。德国社会已经变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最富裕的和最穷困需要救济的阶层都很小，中间阶层则越来越大，中产知识分子有文化有教养，也比较有担当，关注国家事务，影响社会舆论。马克思从未做工务农，除了当过一两年编辑（《新莱茵报》和《德法年鉴》）以外，没有在企业或机关上过一天班，几乎没接触过真正的工人。到他家里来做客的往往是共运或工运的骨干，是工人队伍中的精英人物。他把工人队伍可笑地理想化了。

暴力理论和虚幻梦想

近期我又读了恩格斯《马克思“1848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导言》。有人说这是恩格斯的一篇政治遗嘱，发表这篇文章以后不久，1895年他就去世了。有人认为恩格斯在此文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有所醒悟，提出了一些看法，例如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斗争的方式应该改变，枪炮等热兵器已经更加精良，面对政府军的街垒巷战已经没有胜算，普选权是可以使用的工具，还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等等。文章发表后发生了原文是否被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删改的争议，经过马恩文献搜集整理专家梁赞诺夫的考证，现在已经不难读到恩格斯的原文。不过梁赞诺夫本人却被斯大林在肃反中杀害了。伯恩斯坦和考茨基都是第二国际的著名人物，也是曾经深得恩格斯信任的门生，伯恩斯坦更是恩格斯生前指定的遗嘱执行人。他们都痛感马、恩的暴力理论已经不能为现代社会所接受，于是勇敢地提出了修正意见。伯恩斯坦提倡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更是典型的学者，他跟列宁针锋相对，预言苏维埃政权没有民主，也必然寿命不长，早晚会变成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他的预言不幸而言中。他倾心于普选权，多党制议会民主，一生期待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伯恩斯坦有一句话，意思是说，“终极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我在国内时，觉得不好理解。来到德国，阅读了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才明白过来：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人员认为工人运动不需要虚无缥缈的共产理想。马克思的那一套理论反而让工人群众经常询问，何时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到底是什么情况。踏踏实实的通过议会抗争，取得实实在在的工人阶级的权益，才是现实的成就。民主社会既不要血腥的暴力，也不要虚妄的幻想。联邦德国七十多年来，实现了全民医保，包括失业保险和老年护理，《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原理》所描述的无产者生活无保障的情况早就没有了。任何政党都不能再以这些内容做自己的理念和信条。

联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多年来是社会党国际的标杆，战后由勃兰特领导改组，1959年公开放弃马克思主义教条，赢得广泛的社会（青年）认同，十年之内赢得大选，勃兰特出任总理，又一跪成名，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社民党也是德国第一大党，战后执政时间仅次于基督教民主联盟。

历史的真实

恩格斯的晚期文章并没有放弃他和马克思的暴力思想，只是想到议会普选也可以是一种活动手段而已。在1891年他还在埋怨20年前巴黎公社竟没有去打劫法兰西银行，如果占领了银行，比绑架一万名人质更加有效。马恩的这类言行都是恐怖暴力式的，而且至死都没有悔过和道歉。马克思死后，恩格斯承认工人运动应该参与议会活动，可是他已经年迈力衰，没有任何相关的实践和理论贡献。相比之下，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摒弃暴力主张，顶着俾斯麦等反动政府的残酷打压，运用智慧和才能，积极展开议会抗争，不断地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社会各界的同情，赢得了多项权力，保护女工，废除童工制度，保障工人安全和健康，中下层人民的子弟同等享受高等教育，乃至推动同性恋合法化，为国际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社会民主党对于他们的党史采取非常宽容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他们的创始人和理论家，拉萨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也是党的理论家和活动家，都是党所尊崇和纪念的先驱。同时也不否认，每位先驱人物也都有理论缺陷或人格瑕疵。第三国际的苏共和苏共扶植的中共则废黜百家，独尊马列。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虚无主义。反而是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比较实事求是，能够历史地冷静地尊重历史。

我在青年时代读过一点马恩的著作，老年岁月再次涉猎，完全是平心静气的思考和判断。我觉得马、恩的思想，剩余价值，理想社会、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无产者大联合、暴力革命、经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共产主义……，逻辑并不缜密，预言多无验证；带给各国人民的灾难，则远远大于他们的一点点学术贡献。而且正因为他们披着科学和理想的外衣，更加迷惑了众多青年和知识分子，掩盖了恐怖主义暴力本质，导致了二十世纪数以亿计的人民生灵涂炭。我的概括是这样的，当今的西方知识界谈马克思，多是不着边际（脱离了该理论的暴力主旨）的概念游戏，当今国内对马克思的吹捧，都是为领导人脸上贴金，玩拍马游戏。马克思主义已是一具尸居馀气的僵尸。

马恩只是因为列宁主义的暴力政权而享受了近百年的虚荣，一旦这类专制的保证覆灭以后，他们的面貌就将失去过度耀眼的浮光，泯然沉入历史的长河之中。

马恩粗鲁的言行

2017年，德国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私房话》。现在我已经将它翻译成中文，即将在柏林出版。

这本书告诉人们一个信息，展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跟长期宣传完全相反的另一种形象。脏话连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连篇的脏话，侮辱性词语，全都摘自他们两人的信件和文章，不仅有日期有出处，有的甚至连手稿原件都能找到。

在中国，从小学启蒙就展开共产主义教育，马恩是广受尊崇的集体偶像。在我们的心目中，曾经那么崇高、伟大，脱俗超凡。可是这类信件却反映现实中的马克思分明是一个“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的纨绔少爷，挥霍无度，父母被逼得苦不堪言，走投无路。

马克思对父母的态度和口吻都令任何一个有道德良心的人感到不安。对于恩格斯的家庭，他甚至公然写道：我起草了一个步骤周密的计划，去打劫你们家那老东西的钱财，因为我们已经穷得身无分文了。

书信往还之间，马恩两人对于工农劳动人民，口没遮拦，粗言谩骂，1852年马克思在一封信中写道：

比这一帮工人更加地道的蠢驴恐怕是不存在的。

1845年恩格斯在《德国状况》这本书中描写农民是：

“地球上最愚蠢的人类阶级，一个摆脱不了封建偏见，聚众盲动，时刻准备着宁死也不肯拒绝臣服的阶级，那个就像他们的父辈和祖辈在过去那样，称呼他们的主人为老爷，从内心俯首称臣，甘愿被蹂躏、被鞭打的阶级。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把李卜克内希称作“这畜生”：……这畜生竟相信未来的“民主国家”！明里暗里，心里想的，一会儿是君主立宪的英国，一会儿是资产阶级的合众国，一会儿又是可怜巴巴的瑞士。关于革命的政策，“它”一无所知。（这里的“它”不是“他”，说的是前面的“这畜生”。——译者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竟有如此的恶劣行迹，还有惊人的污言秽语。不仅让普通读者瞠目结舌，而且共产党领导集团也觉得尴尬。书中提到梁赞诺夫被处死，原因也在这里。此人是一位俄羅斯学者，曾受列宁的委托，在欧洲民间广泛搜集马恩两人的著述和信件等遗稿。后来他被任命为苏联马克斯恩格斯研究院院长。在莫斯科，他组织青年知识分子举行马恩书信的朗诵会，让青年们瞭解马恩的生活经历和轶闻趣事。他搜集资料时，甚至跟著名的女革命家克拉拉·蔡特金在书信中谈到了马克思私生子的事情。蔡特金认为马克思的私生子确有其事。虽然这些仅仅是小范围的事情，却仍然惊动了斯大林。斯大林下令杀了梁赞诺夫，还命令说：“愚蠢的东西！把材料收好了，藏起来！”伟人们的生活细节怎么可以让普通群众一目了然呢？导师怎么会有婚外性行为呢？那还有什么敬畏感呢？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人民必须有足够的敬畏感。

共产党掩盖马恩的不雅言行

偶像们的生活细节不希望让人知道，更何况他们的恶言丑行，就更要竭力掩盖了。

在马恩生活的年代（马1818-1883；恩1820-1895），他们的著作出版并不多，发行量也不大。P8局限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法兰西内战》等单行本。直到 1913年才出版了马恩的一些通信。马恩遗稿书信，多集中在德国和荷兰的社会民主党人手中。到了1917年俄羅斯十月政变以后，在列宁领导下的俄苏时期，才有了官方较大规模出版马恩著作的可能。1930年代，根据马克思晚辈亲属回忆，苏联当局支付高价收买了已知的马恩遗稿和书信，掌握了几乎所有的马恩材料。战后的苏联和东德开始全面整理马恩的著作。双方共同编辑，东德出版德文版，苏联出版俄文版，其它多种语文，包括中文版，则都根据俄文版进一步翻译而成。

马恩全集中也有掩盖马恩不雅言辞的现象。例如1862年8月8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件中。原文为：

Falls wir nicht die Kunst erfinden，Gold zu scheien，wird schwerlich etwas andres übrigbleiben，als da Du auf die eine oder die andre Weise etwas aus Deinen Verwandten herausschlgst. （有信件手稿原件为证）

中文译文应为：如果我们发明不出屙出金屎的技巧的话，那么，除了你用这样或是那样的办法，从你的亲戚那里讹出一点钱来，就很难有别的出路了。（对应词句是黑体字）。

俄文版中就把“屙出金屎”的脏话删去了。и если мы не придумаем способа делать деньги，то у тебя вряд ли останется другой выход，кроме как попытаться тем или иным путем добыть не-много денег у своих родных.

接着我们再查中文版，发现中文版也没有“屙出金屎”的脏话。这是根据已删节的俄文版翻译的。中文成了：如果我们想不出弄钱的办法，那你除了找一个门道试试从亲戚那里弄几个钱以外，也未必有其他出路了。

1956年非斯大林化以后，情况有所改善。

多年来，苏联几乎垄断了马恩的所有的文稿和材料，关于他们的信件和个人信息，多半都在1960年代以后才陆续出版。在这些出版物问世之前，马恩被塑造成了神圣、高洁、睿智、道德的神化人物。现在，苏联崩溃，柏林墙坍塌了。马恩的传记、手迹和相关的研究材料也越来越多，德国学术界也有足够严谨的学风；企图掩盖和洗白马恩真实面目的做法已经越来越困难。真实的情况已经多方面展现在人类的面前，人们可以冷静地反思马列主义了。

马克思的爱情诗歌及其文革趣闻

P12 1950年代是中苏两国掩盖马恩劣迹，神化革命导师偶像最厉害的时期。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女作者是谢列布里雅柯娃。

该书最令青少年读者瞩目的内容是爱情话题。文革肆虐的时期，人性和爱情成为社会的禁区。可是这本记述革命导师生涯故事的书却花费大量笔墨，描写了青年马克思与他的未婚妻恋爱的情节。书中没有如实地披露马克思挥霍无度、浪荡不羁的表现，却着重叙述了他对未婚妻狂热痴迷的追求。

燕妮，即使天地翻覆迷茫，

你比天空晴朗，比太阳明亮。

即使天下人把我淋漓诅咒，

只要你属于我，我都能忍受。

思念比天上宫殿还高，

比永恒的天地更久长，

比理想国还更美妙，

忧心似海，深胜海洋。

思念无穷无尽永无止境，

象上帝亲自塑造的一样，

你留给我的形象，

我永远无限向往。

你就是思念的化身，

思念两字犹未能表达深情，

可以说它象一团火，

永远不断燃烧我激荡的心。

在特里尔这座德国古老的小城，燕妮是名门闺秀，而且据传是艳冠群芳的花魁，马克思则自视风流才子，穷追不舍。马克思的家庭并非豪门巨富，父亲只是一名普通律师。马克思的过度挥霍，早已让他的父母不堪负担，叫苦不迭。唯一能能够扬长避短的是，他发挥写作之才，用浪漫缱绻的诗句，去赢取燕妮的芳心，击败小城内外的其他追求者。年轻人在热恋中自然是热情奔放，笔底生花。他不仅写了许多首副题皆是《致燕妮》的抒情诗，而且又千方百计地搜集欧洲各民族的爱情民歌。他把自己的情诗和多民族的爱情诗篇精心抄录，装订成册，编为《爱之书》一集和二集，然后又编了一册《歌之书》，奉献给比他年长四岁的燕妮。马克思果然马到成功，赢得了他的倾城之恋。燕妮答应跟他约定，等他完成学业后如约成婚。

爱情的表白，情感炽热，真诚而奔放，内涵单一，欠缺深沉，未必是什么传世的精品。他只有一首诗《狂歌》，曾在他们“青年黑格尔”派自办的学术刊物上刊登过。马克思的爱情诗歌，赢得了燕妮的芳心，却并未在德国的诗坛上发表，也谈不上艺术上的突破。不过是青年人在热恋中常见的青春表白而已。《马克思的青年时代》选录了一部分马克思的爱情诗歌，该书中文版出版于1959年。接下来的中国六十年代是一个文化枯寂的洪荒年代。马克思的爱情诗篇无意中变成了那个灰暗时代之中，唯一侥幸出版的爱情文字。文革浩劫1966-1976 中，下乡知青广泛地暗中传看许多文艺书籍，也包含这本《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正值青春期中的下乡知青，惊艳马克思的情诗和浪漫故事，忍不住传抄这些来自欧洲的真实的情诗，以慰饥渴。文革时期爱情和人性话题都是绝对的思想禁区。凡是涉及爱情和人性的书籍，一概都是“毒草”，并被污蔑为黄色书籍。工宣队和专案组最喜欢查抄黄色书籍，却不料这类爱情诗歌的案子，竟查到了《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好比大水冲了龙王庙，看到作者竟是马克思，只好张口结舌，不了了之。这也算是文革中小小的趣闻吧。这些都是马克思和党政宣传所始料未及的。

马克思的品行和学习成绩

据马克思故居博物馆介绍，马克思所在中学的校长维腾巴赫很欣赏他文章的思路丰富，高谈阔论。 马克思中学毕业的作文《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也是这样。从宗教到人类社会，从人类幸福到自身完美。“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十七岁的年轻人敢说敢写，得到校长鼓励，还属正常。但是反观马克思的一生，他从未从事过工农兵的普通劳动，作为知识分子，编辑《新莱茵报》，编写《德法年鉴》，都仅维持一年左右。就连申请一个海关小职员的申请也因字迹潦草被拒绝。马克思脱离人群，缺乏起码的生存能力也是显而易见的。

即使在学生时代，他也不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他的中学毕业作文只是全班第五（马恩全集该论文注释），他的高中文凭平均分数为2.4。仅属中上，在32名同学中排名第八。2021年卸任的德国女总理默克尔的高中文凭成绩为1.0，也就是全优。（德国学生凭此成绩申请大学，1分最优，分数越高越差。）波恩大学博物馆陈列的《强迫离校证明》和《学生记录》，说他“制造喧哗和夜间醉酒”遭禁闭，还因“携带军刀而被调查”。他的博士学位是在耶拿大学获取的。

马克思对燕妮的忠贞并不像他在诗中所写的那样地久天长。后来不仅有了婚外情，而且还闹出了私生子的丑闻。私生子的母亲，就是他们家里年轻的女仆，莲馨。

莲馨私生子的确认

马克思私生子消息的发现者（1962年）是荷兰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档案学者布鲁门伯格。这个研究所本身就是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创建的研究机关。直到1979年才归属荷兰皇家科学院。新版《马克思传》接受了这个私生子的说法，正式写入了传记。传记的作者、美國普利策奖获得者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 也是当今的左派教授和作风严谨的学者，他绝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近年来一直称赞中国的意识形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中译本也没有删除相应的私生子内容。因为所有的证据已经确凿无疑。那些所谓反八卦的辩护者，出发点恰恰是变态的八卦思维。

1850年秋天，马克思夫妇想去荷兰的亲戚那里借钱。这个亲戚在马克思的父亲去世后帮助马克思的母亲管理遗产， 马克思想预支一点钱，以后继承遗产时偿还，却遭到了拒绝。出面去借钱的不是马克思，而是燕妮。正是在这次燕妮外出的期间，马克思却跟女佣莲馨卿卿我我，暗通款曲，越过了婚姻家庭的界限。九个月后莲馨分娩产下一名男婴，就是马克思与莲馨的私生子。现在可以查到的出生证上，父亲及其职业栏目空缺，婴儿的姓名是Henry Friedrich Demuth昵称弗雷迪，也就是恩格斯名字的变体。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意外的丑闻仍由恩格斯出面解决，他对朋友圈宣称这个孩子是他的儿子，还帮这个孩子找了一个寄养的家庭，倫敦的工人Lewis夫妇，由恩格斯出钱资助。恩格斯的这次援手，不仅挽救了马克思同燕妮的婚姻，也挽救了马克思在社会上的声誉。毕竟，一位向来义正词严的革命导师，忽然有了婚外私生子，对革命运动的形象打击太大了。

1900年左右，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中很多人都知道了马克思的婚外出轨绯闻。真正披露真相的是1962年。学者布鲁门伯格在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研究所的原始档案中找到了一封1898年9月2日，由露易丝·弗雷伯格写的一封信。她是社会主义理论家考茨基的前妻，曾是恩格斯晚年的管家，也是莲馨的朋友。（写此信时，燕妮、马、恩和莲馨都已去世）。信中说，恩格斯在死前的数日吐露了真相。弗雷迪是马克思的儿子。马克思的小女儿艾莉诺不肯相信。恩格斯临终前夕已经口不能言，仍在石板上写下了“弗雷迪是马克思的儿子”的字句，以进一步向马克思的小女儿艾莉诺证实无误。恩格斯要求人们在万一他被人指责对待男孩弗雷迪不公平时，才能释出这一信息。他不希望自己的名誉继续遭受诋毁；尤其是当年掩盖了真相，现在已经不再能对任何人有任何好处。而他当时的忍辱含垢则帮助马克思避免了家庭危机。燕妮是富贵名门威斯特法伦家族的大家闺秀，不顾家人的反对，拒绝众多富户青年追求者，选择下嫁马克思，并为了革命运动经历流亡颠沛和穷愁拮据，却矢志不渝；马克思的出轨和莲馨的怀孕生子给予燕妮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她坚决不能容忍留下这个男孩，也不准马克思关注他。

男婴弗雷迪完全不像纯日耳曼血统的恩格斯（白肤金发），却有一张犹太人的脸和一头茂密的黑发，酷似马克思。（女儿们常称马克思是摩尔人，因肤色较黑）

国际女权主义之母克拉拉·蔡特金曾经说过: “弗雷迪太像马克思了！” 燕妮一生没有什么著作，1865年她留下了唯一一篇自己写下的自传。其中有一段写道：“1851年初夏，发生了一件我不想在这里详述的事情，虽然它增加了我和其他人的烦恼。”孩子的生日6月23日正是初夏。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信件也披露出非常明确的信息。1851年3月31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件中写道：“……更具灾难性的是另有一件秘密，我将简要告诉你。但是我现在被打断了正被叫到我妻子的病床前。因此，你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的这件事我将留待下次再谈。”两天后，在另一信中马克思再次提及“我现在不告诉你该秘密的详情，因为既然无论以何代价，我都将在四月底拜访你，我必须离开这里八天。”不难想象，三四月份，莲馨怀孕已满半年，身体必已显形，无法隐瞒下去。三个人不得不摊牌说明原委。所谓“秘密”，应该就是怀孕的事。所谓“灾难性”意味着燕妮的愤怒冤恨和痛哭痛骂。自知理亏的马克思不得不经常到燕妮的病床前听候发落。马克思需要让恩格斯出面承担父亲的名义，信中又难以落笔，所以他决定到曼彻斯特去跟恩格斯面谈。后来恩格斯承担了名义，从此掩人耳目，瞒过舆论竟愈百年。所谓“你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的说法，有人怀疑恩格斯与莲馨也可能存在暧昧关系，但是并没有进一步的证据。1850年秋，马克思跟莲馨发生苟合的时候，马克思32岁，莲馨29岁，双方都是精血旺盛，烈火干柴，如狼似虎，（而此时燕妮36岁）。

不幸的私生子弗雷迪

弗雷迪这个不幸的孩子，他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走进了一个错误家庭。从1845年到1863年左右，马克思夫妇经历了祸不单行的噩梦岁月： 我们不妨看看，马、燕这几年的困境：

1845年 马克思被通缉，被驱赶从科隆到巴黎，（莲馨被岳母打发来照料）

1846-48年 流亡到布鲁塞尔，

1849年 流亡到倫敦

1850.4 没有稳定收入，租房太小， 因欠房租被扫地出门，警察到场，多人围观，

1850 秋，燕妮虽又怀孕，仍去荷兰向亲戚借款，被拒绝。燕妮在外期间，马克思与莲馨发生性关系。燕妮从荷兰回家，一个多月次子（一岁）病死。马、燕，莲馨三个大人和三个子女（6岁5岁和2岁）才两间房。

1851.3 燕妮怀孕六个月时，莲馨的身孕已十分显形。无法隐瞒。本来此时正是燕妮需要莲馨照顾的时候。

1851.5，燕妮分娩，生下了苦命的弗兰西丝卡，这个女娃生时没有小摇篮，一岁时死时没有小棺材。燕妮还没有满月……

1851.6 莲馨也临盆产下了男婴弗雷迪。手忙脚乱，沸反盈天。燕妮无法容忍这个男孩要送走他，是势所必然。弗雷迪的命运已注定了。（当时燕妮还有个男孩埃德加尔，快五岁，不幸1855年病死病死。从此他们没有男孩。）

1851年春，莲馨怀孕暴露之时，在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并准备跟他面谈的前夕，燕妮必定逼问莲馨，到底胎儿的父亲是谁。这不仅是承担名义的问题，更是一个现实的迫切问题，马克思的家庭太困难了，两间房，一个产妇和婴儿 ，已经难以负担，（仅仅隔了一个月）再加一个产妇和婴儿，没有一位家庭主妇能够忍受。这个私生子之父必须出面出钱（产妇和婴儿用费），另租房子安排母子，另请一名保姆来代替莲馨照料燕妮夫妇及其多个幼童。逼问的结果是，燕妮必须咽下所有的苦果，还不能哭闹声张。心灵的打击比清苦拮据更加沉重。

妥协的结果是，让恩格斯承认自己是孩子的父亲。马克思的小女儿艾琳诺成年后，一直都在信件和言辞中，只因弗雷迪的生活不好，而指责恩格斯待他不公。马克思不敢关注这个男孩，他太关注，必定会惹得燕妮把事情闹大。弗雷迪在工人家庭长大。后来成了机械工匠师傅，也曾是英国工党在当地的创始党员。1929年去世时，依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马克思。

如果弗雷迪不是马克思的儿子，如果跟莲馨相好的男人不是马克思，或者是菜市场的小摊贩，或者是面包店的小伙计，那纠纷就只是承认关系，承担经济责任和支付金钱的问题；犯得着燕妮“和其他人增加了许多烦恼”？犯得着马克思称之为“灾难性秘密”吗？犯得着让他赶往曼彻斯特央求恩格斯来顶替吗？犯得着告诉自家的三个女儿说“弗雷迪是恩格斯叔叔的儿子”吗？

德国舆论对私生子的看法

我们来看一看，德国的舆论界怎样看待马克思私生子的问题。德国共产党的创党女革命家卡拉拉·蔡特金就坚持认为：“我瞭解莲馨的男孩就是马克思的儿子，这是一个任何人，包括考茨基等党的领导人无法辩驳的事实。当然考茨基希望这个意外的发现不要公之于众，以免敌对势力向我们泼污。”

东德时期1949-1989 “马克思私生子”的问题多年都是东德共产党党政当局的烫手山芋。直到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著名的马列专家、马列研究院副院长格姆柯夫Heinrich Gemkow也自我批评式地承认，马克思应该是莲馨孩子的父亲（德国OXI杂志2018 1 23）。联邦德国则在1960年代就公开讨论了这个问题。著名的明镜周刊不仅嘲弄了马克思的预言并没有实现，而且也跟踪报导了记者关于私生子的后续调查。日本记者都月中七（明镜52/1967）发现了弗雷迪1910年的踪迹，英国记者David Heisler（明镜44/1972）则找到了弗雷迪的后裔，文章题为《无爱的孩子》。

更为重要的是德国国家电视台ZDF在2018年制作了一部剧情记录片《莲馨·德穆特和卡尔·马克思》。这种记录片既有讲解和图文，又有专业演员扮演人物和史实。影片的主角不再是马克思，而竟是莲馨。片长88分钟。是涉及马克思的电视片中最长的。史学界和传记作者们发现，莲馨这个女人，在马克思夫妇的家庭里，实在太重要了。她跟燕妮原是主仆，后来成为闺蜜，然后又成为陪嫁丫环被送往马克思家中，成为保姆和管家，包揽烹调、账目和杂务，（外部环境由德语变为法语，后来变为英语），青年时期成了马克思的情妇，并生下男孩弗雷迪；燕妮病故后，帮助马克思小女儿整理文稿，马克思病故后，打理恩格斯的家政，并帮助恩格斯整理文稿，处理信件，把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马恩两家。莲馨在马恩两人的生活历史中留下了不可忽略的痕迹。影片专门介绍这位勤劳一生的睿智妇女。

史学家发掘出来很多真实的史料，尤其是莲馨的故乡城市，萨尔州的圣温德尔市，近年来更加掀起了莲馨热。地方志里发现了莲馨家村落的记载，历史档案馆中也找到了莲馨的出生户籍、教堂受洗、小学入学和经常缺课的记录。在小城里的莲馨·德穆特故居附近，还塑造了一座真人一般大小的铜像。铜像的特征竟然偏偏就是她怀孕期间身怀六甲的形象，提醒人们不要忘了，她既是女佣，又是家庭成员，还兼革命运动的秘书，更是情妇和孕妇的社会角色。

铜像除了大腹便便以外，她还凝神端详着手上的一帧照片，照片上正是她的男主人和情夫马克思。

影片有一个桥段则讲述了莲馨与马克思发生了性接触和孩子降生，以及燕妮不能容忍弗雷迪，让恩格斯把孩子送走的情况。

莲馨矛盾的人生

莲馨是一位非凡的女性。她的父亲是村里贫穷的面包房工人。莲馨是七个孩子当中的第五个。五岁上父亲就去世了。从小就尝尽了艰辛。她曾经上过小学，可是家里太穷，经常缺课，但是毕竟不再是文盲。十岁的时候，她不得不一再辍学，后来不再上学，到特里尔城里去做帮佣。可怜她自己还是孩子，就要张罗主人家老少的饮食住宿，打扫卫生……工作负担超过了一个小女孩的体能。到了十六岁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威斯特法伦男爵太太将她带回了自己的家，从此她就成了威斯特法伦家中燕妮小姐的贴身丫鬟。威斯特法伦太太极有教养，更有善心，燕妮和家人都很善待莲馨。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莲馨练习了阅读拼写，学会了下棋；燕妮比她大六岁，虽为主仆，她俩却形同闺中蜜友。1843年马克思跟燕妮结婚，莲馨并没有立刻相随陪嫁。燕妮原是闺阁小姐，生下孩子之后，立刻手忙脚乱，婴儿一旦生病，更加束手无策。马克思当时正面临通缉，不得不移居巴黎、布鲁塞尔，燕妮的母亲来信说，我把莲馨打发过来给你，这将是我给你的最好馈赠。从此不论马克思燕妮夫妇迁居到哪里，环境有多么险恶，莲馨都不离不弃，悉心照料。马克思流亡倫敦的初期最艰苦的十几年，入不敷出，贫病交迫，燕妮分娩七次，只活下来三个女儿。因为入不敷出，时时都需要莲馨精打细算，才能勉强维持。周末和假日，革命党的朋友们常来聚会，一同去郊外野餐，都是莲馨准备食品和饮料，既节省开支，又让大家兴高采烈，尽兴而归。大人小孩都叫她莲馨或者尼姆。马克思需要休闲的时候，她还能跟马克思对弈国际象棋。她的棋艺并非一般，有时候还能棋高一着，战而胜之。燕妮去世以后，本来燕妮整理马克思文稿和书信的事情交给了三女儿艾琳诺。其实，莲馨也参与其中。马克思病故以后，莲馨就搬到恩格斯的家里，帮助恩格斯打理家务。实际上也帮助恩格斯整理信件和文稿，特别是《资本论》（卷二）的残稿。她比一般的女佣更多能，实际参与了秘书工作。1890年莲馨因癌症去世。作为马克思家庭的成员，她也被安葬在马克思一家的墓穴旁边。她的本名“海伦娜 德穆特”被刻上了马克思的墓碑。

德国报刊曾经发出质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断言：“人剥削人和资本主义的出现，开始于家庭，开始于对妇女的压迫。”在对待莲馨的问题上，马克思做得怎样呢？

莲馨从一开始就带来了原来的主仆关系。燕妮和她既是主仆，又是少女时代的闺蜜，十分亲近。可是这个男孩降生了。两人之间增加了另一层妻妾同侍一夫的关系。从人权平等的角度来说，莲馨也是人，也是女人，也有爱情，也有母爱，更有亲情。不仅应该获得雇佣劳动的工资，也应该享有恋爱婚姻生养抚育的权利。马克思和燕妮为她着想过吗？给过她追求幸福的权利吗？她的活动范围极受限制，除了在市场匆匆购物之外，几乎都是在马克思的租屋里，做饭、洗衣、清扫，照料年幼的孩子。整天接触的唯一男性就是主人马克思，他的个性、缺点无不在她面前一一暴露。双方的年龄也相仿佛（32/29）。 发生性行为也是两情相悦所致。但是莲馨却忍受了极大的牺牲。不仅孩子不能由自己带大，而且在孩子来探望母亲时也只能在厨房逗留。莲馨和弗雷迪的故事完全跟美國黑人女奴及其与主人共同生下的孩子一样。她甚至不仅不能说出亲生的父亲，而且至死也没有听到三年后恩格斯临终前的真情吐露。马克思的三个女儿都进入私立学校，接受了中产阶级的上流教育，学会英法德意等多种语言，会弹钢琴；弗雷迪却在工人区里长大，成长为机械工匠而已。莲馨守口如瓶，弗雷迪至死都不知道父亲是怎么回事。恩格斯在莲馨葬礼上肯定了她对马克思家庭的贡献，除了在马克思夫妇墓旁安葬以外，莲馨几乎没有享受到任何社会平等的权利。马克思对全世界的劳动人民表达了深沉的关切，可是在私情发生之外，太少关注这位身边近在咫尺的普通女性劳动者，包括她的爱情和权利。

燕妮和莲馨的姓名音译辩证

长期以来，马克思夫人的名字Jenny，都被译成燕妮。可是从近年来多部德国电视台拍摄的电视纪录片来看，所有的德文解说词和传记作者都读作杰妮。估计因为马克思夫妇后半生长期定居英国，对外交际主要是英语环境，所以大多数称谓都受英语影响，读作杰妮，实乃入乡随俗。但是按照德文的发音规则，Jenny发音为燕妮是正确的。所以本文仍沿用燕妮这个译名。另一个译名是马克思家庭的女仆Lenchen，多年来一直被译为琳蘅。无论是英语还是德语，都不应该如此发音，还加上草头偏旁予以美化，错上加错。经过仔细聆听，无论以她为传主的传记电视纪录片的发音，还是按德语发音规则，都是“莲馨” 更接近原始发音。她的本名是海伦娜，莲馨是海伦娜音转的爱称，德文中颇常见，不应一误再误。

这里特别予以纠正。

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的朋友，总是让马克思站在聚光灯下，而自己则退居背景之中。其实恩格斯也是当时的一个多彩的历史人物。他因为父亲的阻拦，没有上过大学，可是他的知识丰富，涉及历史、哲学、军事和社会人类学，通晓12种语言；当年《美國先驱论坛报》向马克思约稿，马克思英文能说能读，写起来还是吃力，前面的几十篇都是由恩格斯撰写，署名马克思，赚取的稿费直接寄给马克思。恩格斯周游列国，曾经做过学徒当过兵，阅历比马克思更加丰富，他虽然热爱诗歌，科学，厌恶父亲强制他从事的商业贸易，但是他依然很快就适应了商场应酬，长袖善舞，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既满足了家族的希望，又资助了马克思。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痛斥过“资产阶级的婚姻关系在含情脉脉的面纱之下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他还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中断言，反而是在完全赤贫的劳动男女中才会存在真正的爱情。他不愿意落入金钱关系的俗套，于是就在工人群体里寻找女友。玛丽·彭斯（1821-1863）是来自曼彻斯特贫民窟的爱尔兰女工。爱尔兰是英国人看不起的民族（类似于国内的某些地域歧视），工人更是穷苦的底层阶级。1843年恩格斯去曼彻斯特本公司厂家参观新机器，厂里培训了最聪明的女工们做操作演示。玛丽的美丽优雅和机智应答，打动了年轻的恩格斯。可惜玛丽没有教育背景，不会读书，不会写字。但是也正是她引领恩格斯走进了工人阶级的贫民区，出入工人住宅，拜访工人酒馆，一起喝酒，一起谈心。亲身的的经历和直接的田野调查，促成恩格斯写出了他最早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考察和写作增进了他们的爱情，他们俩没有官方的结婚手续，却共同生活了二十年。比玛丽小六岁的妹妹莉迪亚·彭斯曾作为管家住在一起，姐姐去世后，她接替了姐姐。他们又共同生活了十五年。阶级差异极大的婚姻在历史上被长期传为佳话。异乎寻常的婚恋经历，并不能得到当时的流俗所容忍。彭斯姐妹出入恩格斯的豪华住宅，不仅引起外人侧目，就连马克思的夫人燕妮也对恩格斯陪伴彭斯出入公众场合，向他人介绍这是他的夫人时，感到十分意外，几乎大惊失色。

此外，1878年莉迪亚病重时，已近弥留之际，她竟提出要按照天主教的仪式与恩格斯办理结婚。从这番“至死不渝”的“请求”来看，恩格斯与彭斯姐妹的同居生活并不像是美满理想的神仙眷侣：双方实际面对着贫富和文化的巨大悬殊。恩格斯家财万贯，身为厂商的少东家，彭斯家庭的衣食住行都由恩格斯支付； 恩格斯学富五车，通晓多种外文，彭斯两姊妹目不识丁，据说她们奉献的是恩格斯无比珍视的“无产阶级感情”，“比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小姐的细腻和小聪明”更为可贵。

恩格斯这样的赞誉可信吗？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革命家，是坚决的无神论者，在《反杜林论》中揭露宗教的本质，支持妇女解放，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宣誓，要跟传统的所有制和传统的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他不跟家里安排的资产阶级小姐成婚，在女工中寻找终身伴侣，不上教堂，不进官府办理正式婚姻手续，都是在实践他的理念。

可是莉迪亚临终提出了什么请求？按照天主教的礼节，在病榻前跟恩格斯完成婚礼，以赢得“恩格斯夫人”的名分。恩格斯答应了。牧师进门，行礼如仪，几个小时以后，莉迪亚去世。恩格斯说莉迪亚具有最纯正的无产阶级血统。莉迪亚跟恩格斯同居十五年，之前与姐姐玛丽一起三个人共处超过二十年，到头来竟对恩格斯提出这样打脸的要求，对恩格斯的毕生理念也太不给面子了！墓碑上刻着鲜明的十字架，写明莉迪亚——恩格斯之妻 wife of F. Engels。

恩格斯，革命的理论导师，几十年的共同生活，竟然连一个身边人的传统社会观念都无法扭转，侈谈什么改造世界！空谈什么阶级感情！简直形同讽刺。在政治方面，莉迪亚作为爱尔兰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又是恩格斯的爱人，却完全不具备共产党人的觉悟。恩格斯不仅资助了马克思一家，而且也资助了彭斯姐妹乃至他们的家人，甚至还包括姐妹俩的外甥女，（上德国女子学校、做生意）。莉迪亚临终请求的悲剧性似乎也冷酷地告诉我们，马、恩的思想，如果没有暴力相伴随，并没有强大的精神效应。或许还有更悲剧性的揣测，恩格斯跟莉迪亚的关系，只是一种泄欲对象的关系，根本就谈不上深入的思想情感交流，于是临终只剩下一个虚妄的名份要求。恩格斯或许根本就没有将身边人感化成一位女性共产主义战士的目的。同床异梦，是什么爱情？

我们少年时代读过回忆录《我的一家》（陶承口述，何家栋记录），知道一点中共地下党员把一名文盲女性培养成中共革命妇女的革命故事。陶承跟莉迪亚比起来，多少还有些思想上的进步。无独有偶，通过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日记诉讼案，人们看到了另一类中共妇女高干的形象。文化背景极低、满嘴脏话的老革命张玉珍，作为李锐的续弦夫人，服从中央组织部的指示，不仅辱骂打击李锐的女儿李南央，而且在2021年提起国际诉讼，妄想将已经捐献给美國胡佛研究所的《李锐日记》索回中国，以捂住其中透露的历史真相。张玉珍堪称是中共妇女高干中的老战狼。与其会变得如此穷凶极恶，还不如让恩格斯夫人安于自己名正言顺的名份，倒也罢了。

恩格斯风流生活的另一面

恩格斯的婚恋生活别具一格，引起各界的注意。1847年3月9日恩格斯住在巴黎时，给流亡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写过一封信。他召唤马克思也应到巴黎去一起狂欢。他的原话是这样的：“如果我有五千法郎的年金，我就只是埋头工作，并且和女人们消遣，一直到我生命完结。如果没有法国女人，根本就不值得活着。但是，只要还有浪漫女郎，那就得啦！”这里的消遣也就是厮混；浪漫女郎（是中国官方的谨慎译法），恩格斯写的是法文grisette。原指缝帽女工或轻佻少女，英国卫报周刊直译为妓女。从这里可以推知，恩格斯也曾有花天酒地的经历，而且招引马克思到巴黎去一起厮混。恩格斯，一个德国大厂家老板的小开，来到了欧洲最灯红酒绿的巴黎，“入乡随俗”一番，并不令人奇怪。不过，请记住前后的日期。刚好是在两年前，他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刚刚出版，描写了工人区的破败和脏乱，妇女蓬首垢面，儿童失学无助的景象。这封信件的几个月后，恩格斯和马克思发表了《共产党宣言》（1848），痛斥资产阶级的金钱关系。

实际上为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义愤填膺，为自己的纵情酒色缱绻陶醉，都是他真实的思想。以这一封白纸黑字的恩格斯信件作为证据，研究者认为他除了包养彭斯姐妹，另有相好做性伴侣——其中包括法国的浪漫女郎在内，也成为可能的合理推断。

平心而论，恩格斯不断应酬工商庶务，难免声色犬马，出入茶楼酒肆，沾染江湖习气多少也还是在情理之中，不足为怪；而马克思学生出身，博士加冕，竟也口不择言，笔底污浊，就实在有点超乎想象了。

我们每个中国人几乎都接触过一些马列主义的“宏伟”言词。世界的进步并没有按照马恩的预言发展，资本主义也没有崩溃瓦解，反而帮助中国的经济实现了繁荣。以上内容，展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私房言语和他们的家庭生活情况。大家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认识和看清他们的真实面貌，并且冷静地思考，这些所谓的革命导师绝不是神，而是人。以此增强对一切个人崇拜的免疫力。运用我们的独立思考，推翻一切个人迷信的偶像和伪科学！

以上引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信件和文章，都是可以核查的。马恩全集的德文版、俄文版、英文版和中文版都已经数字化上网，只要在马恩全集网下输入“谁，年月日，致谁信”或（马、恩）文章名（必须要准确）就可以找到。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六九九期（cm1123a）

谢选骏指出：李泽厚是个“人渣”，所以他自称马克思主义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样一来，和万恶的马克思相比，他的斑斑劣迹就不算一回事了。所以看来看去，只有人渣才会自称相信马克思主义。至于上文的作者独宠恩格斯，何以哉？因为当今中囶，是恩格斯主义——共产党员自己当资本家——当道了。

《彭小明：德国学者为马克思画上句号》（2018年05月17日 舟巷）报道：

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市有座马克思的故居博物馆。每年都有许多中国人到那里去参观。该馆的留言簿是厚厚的一大本，里面中文很多。因为中国人最熟悉的德国人名字莫过于马克思（另一个应是希特勒）。留言中也常常两极对立，改革开放不久得以出国的老干部膜拜、赞颂不已，称他是革命导师，理论鼻祖；而终于脱离党政监控来到自由世界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则骂他是旷古恶魔，是民族灾难的象徵。因为题词者太多，数月更换新本。我曾向该馆提出阅读整理的书面请求，被管理委员会以保密为由拒绝。此外德国西部已没有马克思的纪念像，祇有东柏林还有两处马恩铜像，作为国家保护文物，不准暴力摧毁。列宁铜像则已全部铲除。

在全球化的浪潮波涛汹涌之间，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批判又重新热闹起来。2005年8月德国《明镜》周刊搞了一次民意调查，被访者中竟有六成六的东德人，还有五成六的西德人表示：“尽管有斯大林、毛泽东和东德的恶例，社会主义仍不失为一种好的理想，祇是被糟糕地误导了而已。”接着，《明镜》又主持了一场学者对谈，专谈马克思。两位学者中，希克尔Rudolf Hickel 教授，63岁，是不来梅劳工和经济研究所所长，从七十年代开始教学马克思学说。他是德国选择经济协作团的创始人之一。但是他自我标榜为凯恩斯主义者。诺尔特Paul Nolte 教授，42岁，保守主义改革派，历史学家，是《改革的世代》一书的作者。曾在不来梅私立国际大学执教，现在又到柏林自由大学执教，幷将马克思著作列入教学计划。

一般的通例都是这样的，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知识分子提起马克思都深恶痛绝，不屑一顾，倒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还比较冷静客观，臧否自如。德国知识界大致也是这样。希克尔大致认为马克思是个天才作者。马克思站立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精神历史上与弗洛伊德和尼采齐名，再加上达尔文，是一场雄奇英武的四重唱！

马克思是一个怀抱他的思想的浪漫家，按照这种思想，人们就应该清晨去打猎，午后去捕鱼，而间歇之间则清谈哲理。希克尔承认他是在68年的欧洲青年运动中拼命啃读马克思著作，嗣后又大而化之地讲授了马克思学说。甚至就是他在不来梅大学把马克思学说辟成为必修课。不来梅大学成为马克思研究重镇的形象也是由此形成的。但是他们很注意决不容许教条主义。与马克思学说的教学齐头幷进的是凯恩斯，亚当斯密，哈耶克等名家。绝没有独尊“马”术之嫌。他们把马克思的著作做了系列化的分类，希克尔还专门对《资本论》进行了评说。他说：毕竟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在一个西德的偏僻省份（指不莱梅州）弄出一个价廉又易读的马克思主义平装本来（指庸俗化），实在是太容易了。

诺尔特的马克思是另一个马克思。他属于那种没有把三大本《资本论》像其它马克思作品那样一本正经精读，仅仅是偶尔翻翻，再参考一些介绍评述之类的人。他第一次接触马克思，是在1980年代，在中学里，那时马克思的东西有点像今天的纳粹的东西，所有的专业，地理，历史，哲学，德语和宗教都谈到马克思。诺尔特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规律，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感到兴趣。觉得马克思作为一个社会理论家，描绘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前景，而且还设想了这个社会的制度如何运作。这些曾经都很令他神往，现在也令他神往。对他来说，马克思一直是一个写作和思考都十分明快，而又好走极端的人。

诺尔特是相当彻底地从左派出发的。后来进了大学，当然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很自然。因为其它的影响出现了。例如，马科斯韦伯。还有其他的思想家。他从一开始，在读马克思早期作品的时候就对马克思有所保留，觉得他既不阴森恐怖，也不易令人亲近。马克思的思想和作品的类型，比如他跟人家论辩的文章，总令人感到对人的不尊重，是把意见不同的人放在蔑视的基础之上的。诺尔特认为马克思是一个跟社会格格不入，又怕被社会抛弃，于是就拼命努力的人。希克尔完全赞同这一点。马克思在把论敌痛斥为密探，“卧底”的时候，言语十分尖刻，饱含嘲讽。同时希克尔又认为因为马克思本人正是一个绝对处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局外人，一个狂怒的论说者。他不得不对抗资产阶级理论家群体。所以才会有如此表现。

希克尔十分可贵地表示：“如果我们今天谈论马克思，就必须首先将他的形象跟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故意捏造的马克思圣像划清界限。否则就不仅把圣像光环，也把许多罪恶都推到马克思头上去了。马克思自己说过：我不愿意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他还说过，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把他的追求表达为实现自由王国，工人阶级摆脱枷锁。马克思非常严峻地描写了资本主义的衰亡。这是一项很大的成绩。

希克尔谈到马克思提倡消除社会歧视，让不同社会阶层的儿童都能接受相同的教育。就是要减少人的非自主性。诺尔特认为这正是马克思想法的危险性，马克思总是让那个巨大的可恶的资本主义作为罪魁祸首而出现。其实，其它的社会原因也要对此承担责任。诺尔特对马克思的批评是，凡是涉及权利，涉及自由，除了嘲讽之外，什么都没有。他对自由根本没有概念。这是马克思灾难性的缺陷。

明镜记者提醒说，在共产党宣言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所有人的自由祇有跟个人自由一起才能存在，反之亦然。诺尔特坚持说，虽然如此，但是马克思从来也没有做到这一点。没有从中推出理论，也没有从中推出模式。希克尔则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始终是对资本主义最好的解剖，但是幷没有设计出一个细致入微的社会主义模式来。所以今天不可以停留在马克思那里。至于这一次人们又要回归社会主义，对不对呢？希克尔认为这作为走向新自由主义的一种选择的话，是对的。资本主义的现实证实了马克思说的话，人的各种非自主性仍在不断的增加。人仍然不自由。被工业大企业强权所左右。

诺尔特说，马克思给我们遗留下来的遗产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还应该说一说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建议。这个专政取消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也取消民主，取消市场经济，马克思还说：无产阶级革命即将来临。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只是一个论辩的措辞，还是一个隐喻？不，它的后面还有很多含义：一个真正的专政的设想，一个要把统治关系颠倒过来的特定阶级攫取权力的设想。它已经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统治，征服幷且最终从肉体上的消灭。这些虽然不是马克思本人说的话，可是这些结果幷非偶然地来自马克思。是他开启了大门。无产阶级专政是对自由权利的灾难性的颠覆。

希克尔则替马克思开脱，他认为这类谴责多如牛毛，常常把马克思一棍子打死。毕竟 ”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反抗资本专政的一声呐喊。明镜的记者询问道：我们今天还能跟马克思学习些什么？诺尔特认为，祇有阶级分析。现在社会重新又跟阶级构成的现象有关，跟一个日益分裂的社会有关。但是这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今天的阶级关系是另一回事。大概就是社会的等级。社会分配的机会是不平等的，而且制造了人们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能够摆脱的社会处境，个人力量常常是无力的。

希克尔补充说，德国社会百分之十的成员支配着超过百分之四十七的财富。人们感到一种无序的资本主义压迫着无自主性的人。政治家现在不去跟失业抗争，却还要把经济危机的受害人逐步制造成罪犯。诺尔特认为，资本主义历来一直都是具有活力的，而且自然地自我变更着。而德国政治家没有掌握好调控。马克思的教条幷不能解决这类问题。工薪劳动者处于非自主性的无权地位。大企业的强权决定了提供什么工作机会，什么工作条件。祇有政治调控才能削弱这类反民主的不规则性。偏偏马克思与之风马牛不相及。在马克思的时代萌芽了一种集体的组织原则，后来在19和20世纪走向高潮，人们从这个原则中组成跨地区的大型组织来认同自己的身份，现在这种原则已经走向结束。现在的人们已经不再这样组织起来。比如工会，今天已经好像是乡巴佬式的明日黄花。

明镜记者问道：“马克思主义今天到底是什么？是信仰，是学说，抑或是一种方法？”诺尔特明确地回答说：是一套已经属于过去的历史的东西。它曾经很卓越，但是毕竟已属于历史。过去它曾改变了世界。它促成了一场智能的和政治的运动。一种共生状态也是有点独一无二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工人运动是不可想像的，工人运动没有马克思主义也是不可想像的。现在两者都已经风光不再。希克尔提醒说，马克思主义倒是部分地在企业经济中赢得了意义。一些经理进修班又搞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它促使人们去思考新的选择。德国已经完全陷入了选择的迷惘。

诺尔特感慨地说，我们需要一个人，能在21世纪初叶开启一种智力上类似马克思这样的动人心魄的方法。意思是说，所有的理论和方法都成为过去，希望有一个马克思式的天才人物来开创新时代的新方法。希克尔建议合作进行尝试。而诺尔特开玩笑说，您不妨可以当马克思，但是我扮演不了恩格斯。

明镜记者直入本题地问道：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建设一个社会的尝试已经失败了。是他的理论错了呢，还是他的理论被滥用了呢？希克尔说，马克思幷没有帮助过什么人，直接进行社会建设，却用一句“无产阶级专政”的鼓动性说词为滥用他的理论提供了模式。他的意思是说，理论本身没有细致入微的社会设计，又为滥用提供了模式。诺尔特说，另一方面，各种强大的滥用马克思理论的体制，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出现在不发达社会的土地上，也决不是偶然的。马克思曾经特别描写过的科隆、巴黎、伦敦三角中的社会，已经预先具备了不必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充分自由潜能。

明镜记者又问：今天一个超然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仍然是可以想像的吗？

希克尔回忆，50年代还存在过像模像样的制度竞争。那个经济上幷不强大的东德曾经足够让西德这一方感觉到芒刺在背而谨慎选择。当时西德为什么朝社会市场经济方向发展，也有与东德社会主义竞争的背景原因。当然现在这一点又成了问题，作为一种选择的资本主义完整形态今天又找不出模式来了。希克尔把立场重新拉回到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抑制的立场上来。至于更加准确地谈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则他也说不上来。诺尔特认为，现在人们可能更加明确而又经常地说，根本就不会有这种超越！关于第三条道路问题，诺尔特说：到底什么是第三条道路？存在的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处心积虑地把社会市场经济规范到跟资本主义原则上有所区别的概念上去。他表示否定：“我们追求的是接受制约的国家调控，但是幷不是资本主义以外的东西”。

希克尔的观点代表了德国多数人的想法。全面私有化，去除调控，一切都托付于市场，摆脱了制约的资本主义将是一种非人性的冷若冰霜的状态，它祇会导致社会的危机。他坚持，跟无制约的资本主义相比，社会市场经济始终显示了优越性。

明镜记者打破沙锅问到底：请问，到底卡尔马克思错在哪里呢？两位学者的答案侧重不同。希克尔说：

“马克思本质上的错误在于历史决定论。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会按规律地发展；这一规律是通过利润率的下降来描写的；这一制度长期发展会走向崩溃。这一立论本身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因为资本主义不断地应付它的危机而找到新的存在形式。这一资本主义的所谓必然发展趋势导致马克思低估了政治形态的必要性。这里的政治形态，按我的理解，说的是社会必要的选举、立法、司法、咨询、新闻、教会和民间社团等等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发生对资本主义的状况进行调控和更新。马克思低估了这一切，寄希望于打碎国家机器，开展暴力革命，然后建立革命专政。诺尔特则认为：马克思根本上低估了自由民主的本质。他以他的无知站在自由民主的对立面。宽容，自由权利，议会制等等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没有地位得到承认的。于是也就有了灾难性的结果。”

最后，希克尔还为马克思辩解了一句。他说如果马克思要破解一个制度的密码，而在这个制度中的宽容和自由权利都已遭资本主义的强权肆意蹂躏的时候，人们不可以从中得出结论说，是他拒绝了这些概念。今天把马克思说成是反民主的傻瓜，也是不公平的。以上对话内容译自德国《明镜》周刊 2005年36期。读了德国学者的谈话，我们不由得感慨万端。马克思的卓越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个观点八十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就已经精闢地指出了。他在《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一讲中说： “马克思祇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学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学家”。他诊断出了资本主义的病症，却没有找到怎样维持一个国家的健康的方法。

马克思没有设计出具体入微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经历的社会主义社会绝对不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被灌输的马克思的圣人形象也不是真实的马克思形象。包括他对爱情和非婚生孩子的不负责任态度，是长期秘而不宣的重大机密。

其实，马克思这些个人隐私幷不能遮掩他天才思想的光辉。躲躲闪闪反而暴露了政宣部门的阴暗心理。我们所学习的马克思，是党政垄断了一切解释教条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完全失败了。苏美、两德、朝韩、大陆台湾的对比，一目了然。中国改革后的新发展跟社会主义毫不相干。无产阶级专政的样板 “古拉格”和“劳改”跟纳粹的集中营一起成为二十世纪的历史名词，钉上了耻辱柱。他说科隆伦敦巴黎三角地区可以免走专政之路，究竟是什么含义？难道他觉得最有专制传统的地区如中朝越等东方国家一定要重复固有的专制，才能获得解放吗？

马克思注意到资本主义之下人们没有自主性、没有自由，然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集团掌控了一切财经资源和一切镇压手段之后，人民岂不更加丧失了一切的自主性？从思想的监控到肉体的消灭，经过国内反右、文革及其它政治运动的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各自记忆中的恐怖情景。对于苏联、中国、朝鲜、柬埔寨数以千百万的牺牲者，马克思作为无产阶 级 专政理论概念的始作俑者，到底要承担多少责任。是一个颇难回答的问题。至少二十世纪一大半毁灭人类的罪行跟他的学说脱不了干系。而且无产阶级专政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比纳粹专政更多，黑暗时期也比纳粹更长。

德国平毁了所有的列宁和斯大林的铜像，保留了一两处马克思（恩格斯）铜像作为历史文物。或许这一行为本身就说明了对恐怖理论的始作俑者与签署死亡命令者的区别对待。我们幷没有忽视马克思关于自由的论述。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天才思想，已经被沿用成了人权民主运动的国际主义原则，（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原话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根据这个原则，民主国家的人民必须关心专制国家人民的人权民主，西德人民要为东德人民的民主人权奔走呼号，台湾人民要为同文同种的大陆人民的民主人权奔走呼号！

我们更没有说马克思是反民主的傻瓜。相反民间的知识分子曾经在严酷的监控之下找到了马克思著作中关于反对书刊检查制度，提倡言论自由的论述。把它们摘引出来，嘲弄党政宣传官僚的颟顸和横暴。甚至马克思给他的恋人燕妮所写的情诗，在文革扫荡一切爱情和温情的时代，成为下乡知识青年自我辩解和排遣的藉口和避风港。他那严肃冷峻的专政理念和他那情意缠绵的艶丽情诗竟然在他身后形成了如此惨烈的对峙，里面包含多少马克思本人也始料未及的悲剧意味，令每一个曾经学习和崇拜过马克思的中国人痛恻心扉。“马克思主义已经属于历史”。德国学者为马克思画上了句号。跟它共生的工人运动已经不再轰轰烈烈，成为明日黄花。德国工会过去一百多年跟社会民主党保持着紧密的关系，施罗德的第三条道路使双方的关系彻底冷淡渐行渐远。

马克思主义仍是大学讲堂的一门功课，是历史不可抹煞的一环，但再也不是匡时济世的万应灵丹。在经理学习班中聊备一说，也超越不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德国学者坚持社会市场经济，在前提上已是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否定。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早已有气无力。今天的世界上除了伊斯兰教极权国家，几乎没有官方意识形态了。中国大学生最不爱听的课程是马列主义原理，出版社最怕接受的书稿也是马列思想阐述。现执政党失去了信仰的维系，仅仅依靠利益的纽带，一旦经济崩溃，苏联式的政权倒台岂能不是势如雪崩？

2005年7月英国BBC的一次听众问卷，“谁是你最敬仰的哲学家？”马克思独占鳌头，达到百分之27点93，远远超过休谟等其他哲学家。国内的一些人为此沾沾自喜，认为马克思在西方世界风头仍健。我想起基辛格曾对周恩来讲过的一件事情。他说美国一般百姓，你问他国务院（美国外交当局）在什么地方，十有八九不知道，可是你问他税务局在什么地方，他立刻会详细地告诉你。小老百姓比较容易认识切身有关的人和事。

马克思被人关注是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哲学家，更是一个关注底层劳动阶级的经济学家。他的口号有明确的关注弱势团体小民百姓的倾向，所以马克思比任何其他学理艰深的哲学家更容易家喻户晓。因而百年之后依然被人们铭记在心。说得难听一点，如果在普通群众中调查作家的排行榜，严肃的、思想深邃的作家肯定名排名靠后，武侠，乃至色情小说家的排名往往大大超前。德国的类似问卷是由一家有明显色情倾向的通俗小报图片报和电视二台联合举办的。马克思荣获“德国最伟大的人物”称号。依靠这样不起眼的民意调查结果来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自我解嘲，刚好从反面衬托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穷途末路。

新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早已人去楼空。德国绿党魁首、联邦外长菲舍在大选中失利，退出政坛之际，他决定让在法兰克福经营了25年的“卡尔马克思”古旧书店关门大吉。迅速处理所有的马恩典籍，店面作价让给一家麵包连锁店。柏林街头当然还有个别咖啡馆内装饰着马克思的画像或雕塑，可是那份怀旧的意义，又能比北京街头的“上海酒楼”上张挂的月份牌上海少妇图深刻几分呢？（月份牌上海少妇图是上世纪2、30年代的风俗画）。

谢选骏指出：人说“我曾向该馆提出阅读整理的书面请求，被管理委员会以保密为由拒绝。”人又说“2005年8月德国《明镜》周刊搞了一次民意调查，被访者中竟有六成六的东德人，还有五成六的西德人表示：‘尽管有斯大林、毛泽东和东德的恶例，社会主义仍不失为一种好的理想，祇是被糟糕地误导了而已。’”——我看据此可说，德意志民族就是一个魔鬼主导的畜群，无可救药了；那里发生种族灭绝一点也不奇怪，不发生反倒是奇怪的。从德国继续保存马恩死相的劣迹来看，那个阴暗的魔鬼之地再次发生种族灭绝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因为，只有人渣才会自称相信马克思主义。

（另起一页）

书名

硅基时代第十五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15

基督教与中国的对话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a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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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第一版

July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15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15